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发展:浅析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论意义 【摘 要】在我们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立场、观点体现出来的世界观的含义已有充分的关注，但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方法论的意蕴，尚缺乏足够的重视。而直接导致了当前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普遍存在的只注重理论知识的灌输、只注重基本结论的传授与考核等弊端的出现。这一弊端的存在大大削弱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影响力。为此，我们在这里探讨一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等问题。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哲学理论 思想政治教育 方法 一、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应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 我们认为，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学说视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内在统一，这构成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方法论意蕴的理论出发点。要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有一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就是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即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这个说法固然正确，但却未免简单化。因为它容易使人产生这样一个看法：似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学说涉及两个平行不一的领域，即作为客观现实世界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存在规律和作为人类主体认识和改造现实世界的思维规律。其实，这两者是一致和同一的。作为主观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客观辩证法的正确反映，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作为世界观的含义。而这一主观辩证法作为一种辩证思维的方法，在社会实践中被用以认识、规范和改造世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又具有了方法的意蕴。 据此，我们可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方法论意蕴作如下一个界定：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方法论意蕴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学说在正确揭示客观现实世界规律的基础上，又把这种认识作为主体的一种思维工具，反过来规范和改造客观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过程。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方法论意蕴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观点和学说转化为人们认识问题、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思维方法的过程。 二、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转化为方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方法论意蕴，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具体是通过如下三个途径体现出来的： 其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范畴所体现的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学说体系中，范畴是对客观现实世界的正确摹写和反映，但它一经形成便又转过来规范现实。而这个规范现实的过程也就是范畴转化为方法的过程。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物质范畴，如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曾论及的那样，作为一种方法，就是使当时许多的自然科学家从“原子非物质化”的迷误与困惑中解脱出来。因此，范畴的方法论智能是以范畴在本质上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对象的属性作为基础的。没有对客观事物本质属性的正确摹写和反映，就没有范畴的方法论意蕴。这也算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要求。 其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命题所体现的方法。与范畴的方法论意蕴相同，所谓命题转化为方法，其真实的含义也是指反映现实和规范现实的相统一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命题，其中尤其是那些重要的通常被称之为理论原则的命题，无疑都是对客观现实世界存在之规律的正确反映。只是基于这一正确反映的基础上，我们才能以此来规范客观现实世界，从而指导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这也就是理论转化为方法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命题转化为方法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值得特别加以研究，这就是，能否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所有理论命题均能有效地转化为方法。显然，对这个问题的探讨直接涉及我们现在能否和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根本问题，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其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所体现的方法。根据列宁对《资本论》方法的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普遍一般方法还具体包括如下一些方法：一是个别和一般相结合的方法；二是归纳和演绎相结合的方法；三是分析和综合相结合的方法；四是逻辑的和历史的相结合的方法。当然，这些方法就其实质而言都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具体展开和运用。 三、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之方法论意蕴的意义 在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发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意蕴，探讨理论如何转化为方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我们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从本质上讲是人类改造主观世界的一种实践活动。一些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理论作为永恒不变的真理而到处生搬硬套，而实用主义者则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片言只语为我所用，以此去任意的图解现实。在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存在的往往只注重知识的传授、结论的灌输，而忽视发掘其中所蕴含的方法论意义。 由此可见，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所具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的角度进行传授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学说绝不只是马克思、恩格斯个人天才思想营建的产物，这个学说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认识工具。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说既是我们认识和把握世界的科学世界观，更是我们探索和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科学方法论。也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对青年学生人格塑造和精神素质的总体提高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发展: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的研究综述 摘 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问题的探讨不断深入，也产生了一些不同的观点。总结相关研究，大体可以分为总体研究和专题研究；总体研究中，又可以分为综合来源说与直接、间接来源说两种。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综述 本综述较为全面地综合了1985年至今所发表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的著作、学位论文及期刊等多方面文献资料，从横向、纵向多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进行了归纳整理和评价分析，以期对该问题的研究有所帮助。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的总体研究 （一）综合来源说 北京大学黄楠森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进行了细致的综合梳理，提出了综合来源说[1]。他认为在18世纪到19世纪初期，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都取得了许多新的突破，出现了从不同方面反映现实社会矛盾的新学说，其中主要有：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复辟时代法国历史理论和德国古典哲学，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提供了思想材料和理论来源。其中古典经济学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源，而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也具有重大的影响，给马克思、恩格斯创立新的世界观以启迪。 南开大学姚顺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从创立到第二国际》中也提出综合来源说观点[2]，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的历史文化环境是基于空想社会主义、英法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法国王朝复辟时期历史学的提出，但是有所不同的是，姚顺良更强调古典政治学和法学的重要意义，而将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作为社会历史条件阐述。这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二）直接来源与间接来源说 依据安徽师范大学於燕飞在《才智》中发表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3]以及吉林省高校工作委员会弓克在吉林大学学报中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新探》[4]等文献可得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也可归纳为直接来源与间接来源。直接来源包括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间接理论来源包括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历史观、19世纪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历史观、英法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复辟时期法国历史学观点等。其中，直接理论来源是作为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先导而出现的哲学思潮，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正当古典经济学家试图把资本主义制度当作永恒的自然形式来论证的时候，19世纪初的空想社会主义作为间接理论来源对其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而二者共同提出而未解决的问题，则为马克思、恩格斯新世界观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综合来源说全面地梳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但是没有区分主次；直接来源与间接来源说弥补了这个不足，但是对于直接来源与间接来源的具体划分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探讨。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的专题研究 经过整理相关文献资料可以看出，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研究，不同领域的学者往往从不同立场和角度进行探究，以期对该问题阐发独到的见解。这其中就包括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研究者在某些特殊问题上存在的一些争议和分歧。 （一）关于经典三大来源 许兴全在《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自由精神的继承和发展》[5]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地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为其哲学体系的构建提供了稳固的根基，但在当今学术界看来，这个传统的观点忽略了精神价值理念，从价值视角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继承德国古典哲学的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同时，还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中独具特色的自由传统和自由精神。 冯超英在《对科学社会主义来源的再认识》[6]中也说，纵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以上论述，尽管三大空想家的某些主张和观点具有一定理论价值，但是就其思想内核而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则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批判中就蕴含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萌芽，这些观点构成科学社会主义核心内容，但在三大空想家的思想精神中却找不到理论支撑，因此，过分强调三大空想家对科学社会主义形成的影响，缺乏充足的理论论证；更没有理由把科学社会主义的来源完全归囿于社会主义空想学说。 （二）关于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来源 赵明义、方雷在《科学社会主义：不断发展和创新的理论》[7]中提出了自己关于社会主义的构想，对未来社会主义的发展给予了科学的论证，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 冯超英也在《对科学社会主义来源的再认识》中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即科学社会主义的来源问题，学术界对此有过深入的探索和广泛的争论。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主要来源于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来源于以巴贝夫和布朗基为代表的法国空想共产主义学说。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思想来源 林锡奇在《马克思历史观的理论来源探索》[8]中提出，国外学界按现代西方哲学的说法，或者把马克思历史观归结为黑格尔历史观的简单扩展，或者把它归结为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历史观的直接延伸。而目前在我国哲学界，除现行哲学教科书有一种笼统含糊的说法外，即认为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以及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的直接理论基础。还有这样一些说法：或者把马克思历史观理论来源的各类思想资料不分主次地并列看待，或者把费尔巴哈哲学排斥在马克思历史观的理论来源之外，或者把法国复辟时期史学家的历史观作为马克思历史观最直接的理论来源等等。 三、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的研究趋势 在综合分析整理目前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理论来源的基础上，笔者认为： 第一，从宏观整体的角度看，自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大多数学者从事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的总体研究，研究趋势突破了三大来源说，且综合来源说趋于稳定，基本认同五大理论来源，即德国古典哲学、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历史观、19世纪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历史观、英法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复辟时期法国历史学观，五大理论体系均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且由于在具体理论来源上的差异而更显丰富。 第二，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研究的趋势来看，作为总体研究中的综合来源说在学术发展的过程中不断细化，在国内学界提出直接来源说与间接来源说，并且在不同领域逐渐得到认同和推广，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认为，将综合来源划分为直接与间接来源进行探讨可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的研究更具方向性。从新的角度出发去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也可以拓宽研究视野，取得更大的突破。 第三，随着时代精神的发展和研究的不断深入，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也有了更为全面和深刻的认识。21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更加关注对于马克思哲学理论来源的专题研究，针对性与学术性更强，观点更为新颖，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探索，其研究日趋深入，使对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及历史观思想的解读更上一个台阶，为我国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的开展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意义角度讲，这种专题性研究突破了三大来源学说，使我们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和理论视域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加客观全面地审视、梳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随着马克思主义文献学以及相关交叉学科（如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法学等）研究的深入，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的研究也会愈加全面和深入。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课程改革之我见 摘 要：传统的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课程教学存在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会对教学效果产生极大影响，为了进一步改善原有的教学模式，文章提出相关改革建议，从而提高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课程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教育教学；课程改革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课程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1.教学内容缺乏创新 现如今，我国高校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实践教学当中，所采用的教材虽然有很多的版本，但是，其内容让还依然延续了传统教材中的“概念+原理”这一主要模式。在课堂所用的教材当中，主要内容集中在辩证法以及唯物论等方面，其内容并没有与时俱进，而且在教学内容上主要是围绕前人所研究的重要内容进行思考，以及对生存的状态和环境进一步探讨，这导致教学内容相对保守，会对学生今后的哲学思维以及拓展思维产生不良影响。 2.教学方法过于陈旧和保守 目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教学方面主要采用实践教学法以及拓展教学法等具有创新性的教学方法。但是，这种教学方法范围太小，而且所取得的实践教学成果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除此之外，在教育教学当中，大部分的教师依然沿用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方法和“强迫式”教学方法，缺少对学生创造性思维以及哲学思维的培养和引导。在这种传统而又保守的教育教学影响之下，学生很难对哲学知识产生兴趣，进而严重影响学生的学习效果。 3.学科考核设计缺乏合理性 第一，在内容的考核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依旧以试卷的方式进行考核，其主要内容依然集中在考查学生是否能够更好地掌握理论知识。而且这些考试试题往往都是从教材中筛选，并没有为学生留下自由发挥的空间。由于这些考试内容主要来源于教材，因此这种考核方式仍旧是“死记硬背”的状态。 第二，理论考核方式具有相对单一性特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考试主要以单选、多选、填空、分析等形式出现，其试题答案往往排斥多解，不允许异向思维的存在。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课程改革的主要方法 1.加强对教学内容的创新 第一，教学内容要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一定要与社会热点相结合，丰富教学内容，并且要充分联系社会现实生活，在整个教学过程当中，对学生所关注的一些热门话题进行了解，进而将这些内容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有效结合，对这些教W内容进行丰富，激起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学习的欲望。 第二，灵活运用教材。现如今，教材内容主要集中在理论概念及其相关原理上，而教师在进行教育教学的过程中应当尽量增加一些案例分析，通过一些实际例子来引起学生的思考，进而提高教学能力，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理解。 2.对教学方式和方法进行优化 讲学的方式和方法的运用对整个教学效果而言十分重要，运用多样的教学方式不仅能够进一步提升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学习兴趣，还能够进一步增强学生对这些知识的理解和接受能力，如何进一步地优化教学的方法，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两点进行阐述。 第一，有效融入数字媒体技术，数字媒体能够促使传统黑板教学转换成现代化的屏幕教学方式，能够在声音以及图像上对一些事物进行更好的呈现，这是传统教学难以相比的重要优点，因此，有效运用数字媒体的教学资源，采用声像的方式能够更好地增强课程教学的活力。 第二，不断增强和开拓教学的优势，在教育教学当中要努力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对学生的哲学思维进行拓展，通过引导式、提问式的方法，使学生对哲学知识进行主动探索，自主进行学习和钻研。 3.进一步优化学科考核方式 对考核内容进行丰富，在教学当中充分融入自由发挥的相关题目，启发学生运用所学习知识进行解决实际问题。对考核方式进行转变，融入课题论文、课堂表现进行考核，通过一定的比例对学生的综合能力进行评分、考核，从而促进学生全方位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 摘要： 随着我国经济地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增高，人们的越来越喜欢研究一些哲学范畴的内容，特别是现在各个高校的课程中也越来越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教学，学习人数直线上升，因为它具体的指出了实践的重要性，所以作为高校教师就更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进行深入的了解。近些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研究与讨论也进行了许多必要的改革，将以往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必要的解决，这对我国未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浅议；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 一、前言 在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大众的综合素质已经成为我国发展的重要支柱，不断研究与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可以使得大众更加务实，更注重实际，这对中国现在的高校学生是十分必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健康安全发展现已成为重中之重了，本文经通过介绍何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分析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现状以及存在地问题,让读者初步了解何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基本概况 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一定是不陌生的，因为他是公认的科学的，正确的一个理论，我国一直追求实践出真知，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就是将实践通过更为科学的方式更好的展示出来，有助于我们了解事情的本质。并且现在高校中基本都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作为一种课程进行讲授，并且基本上所有的高校都设有马克思主义学院，方便我们各个高校不断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不断将正确的观念传输给将来的社会建设人才们，因为现在各个高校的学生将来会成为社会主义的接班人，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相当重要的，并且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与我国是相符的。但是在世界范围内比较，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研究并不能算是世界一流的，有不小的差距。现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一种大热的趋势，并且全国各地高校都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讲授划为重点。不过因为我国现有的某些受限因素，并且我国地域辽阔，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策略也略有不同，现在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发展还有着很多问题，当务之急我们应该尽快的解决现有问题，不断完善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体系，进而为我国的综合发展提供大力的支持。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基本现状 1、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必要性 我国提出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对我国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国家在思想觉悟上占得先机，就是在世界的经济大战中占得先机，有利于发展，获取更多的利益。并且现在高校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教学是现在当代学生对其了解的主要来源，所以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得到保障，可以更为妥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提高我国的学生的思想觉悟。但是不能否认的是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已经初具规模了，在高校进行讲授时，不断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与实际生活做结合，不断提高同学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积极性，令同学们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科学性，以及实践的重要性，实践方法的重要性。综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不断发展对我国高校教育的发展是百利而无一害的，是对人们不断将理论付诸于实践，实践变为一种方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符合我国国情，符合现如今形势的一项正确举措，我们必须对这件事情提起相当大的重视，也希望过国家相关部门大力支持以及相关的政策支持，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能安全、稳定、快速的发展。 2、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中遇到的问题以及相应的措施 我们已经清楚了不断研究以及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相当重要的，但是就目前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发展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并且现如今的应用还是有很多的问题的，下面我们就来讨论一下。第一点，就是我国的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人才并不够多，并且高校中熟练掌握的程度不够。虽然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人才有很多，但是能真正融会贯通，真正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与实际结合在一起的教育人才并不多，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使用或发展时并不能快速有效，上课方式比较死板，比较单一，不够新鲜，浪费人力物力，得不偿失。所以我国应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人才的培养，加大投入教育资金，发展潜在的人才，将教学与实践结合在一起，融会贯通，培养一线的教学人才，增加后备人才的储量。不仅仅可以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在教学中的问题，还可以加强学生毕业后的就业竞争力，人才更为多样化，毕竟在全球化的今天，现在国家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第二点就是现如今的各个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发展不均衡，像是经济基础较为雄厚以及发展速度比较快的地区，相关科研人员吸收新鲜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相关知识的速度会比经济发展较为缓慢的地区快，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展也会快不少，长久以往下去，地区间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大。不利于中小城镇的发展。解决这个问题也需要国家的大力扶持，加强城镇协调发展。第三点就是现在新时期下出现了许多在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工作建设上较为浮夸的问题，工作中有弄虚作假的问题存在，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建设工作是一个需要脚踏实地，能吃苦，付出很多的工作，所以我们一定要加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工作建设的工作态度。 四、结语 我国也应尽快提出加快提出行之有效的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措施,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利用率，使用率，为我国实践理论科学和谐发展提供服务，进而加快我国经济的更为快速、安全、稳定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发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近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的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进一步发展的阻碍。 作者:苏新宇 单位:长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发展:浅析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论意义 一、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应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 我们认为，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学说视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内在统一，这构成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方法论意蕴的理论出发点。要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有一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就是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即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这个说法固然正确，但却未免简单化。因为它容易使人产生这样一个看法：似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学说涉及两个平行不一的领域，即作为客观现实世界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存在规律和作为人类主体认识和改造现实世界的思维规律。其实，这两者是一致和同一的。作为主观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客观辩证法的正确反映，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作为世界观的含义。而这一主观辩证法作为一种辩证思维的方法，在社会实践中被用以认识、规范和改造世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又具有了方法的意蕴。 据此，我们可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方法论意蕴作如下一个界定：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方法论意蕴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学说在正确揭示客观现实世界规律的基础上，又把这种认识作为主体的一种思维工具，反过来规范和改造客观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过程。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方法论意蕴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观点和学说转化为人们认识问题、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思维方法的过程。 二、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转化为方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方法论意蕴，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具体是通过如下三个途径体现出来的： 其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范畴所体现的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学说体系中，范畴是对客观现实世界的正确摹写和反映，但它一经形成便又转过来规范现实。而这个规范现实的过程也就是范畴转化为方法的过程。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物质范畴，如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曾论及的那样，作为一种方法，就是使当时许多的自然科学家从“原子非物质化”的迷误与困惑中解脱出来。因此，范畴的方法论智能是以范畴在本质上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对象的属性作为基础的。没有对客观事物本质属性的正确摹写和反映，就没有范畴的方法论意蕴。这也算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要求。 其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命题所体现的方法。与范畴的方法论意蕴相同，所谓命题转化为方法，其真实的含义也是指反映现实和规范现实的相统一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命题，其中尤其是那些重要的通常被称之为理论原则的命题，无疑都是对客观现实世界存在之规律的正确反映。只是基于这一正确反映的基础上，我们才能以此来规范客观现实世界，从而指导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这也就是理论转化为方法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命题转化为方法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值得特别加以研究，这就是，能否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所有理论命题均能有效地转化为方法。显然，对这个问题的探讨直接涉及我们现在能否和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根本问题，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其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所体现的方法。根据列宁对《资本论》方法的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普遍一般方法还具体包括如下一些方法：一是个别和一般相结合的方法；二是归纳和演绎相结合的方法；三是分析和综合相结合的方法；四是逻辑的和历史的相结合的方法。当然，这些方法就其实质而言都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具体展开和运用。 三、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之方法论意蕴的意义 在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发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意蕴，探讨理论如何转化为方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我们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从本质上讲是人类改造主观世界的一种实践活动。一些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理论作为永恒不变的真理而到处生搬硬套，而实用主义者则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片言只语为我所用，以此去任意的图解现实。在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存在的往往只注重知识的传授、结论的灌输，而忽视发掘其中所蕴含的方法论意义。 由此可见，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所具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的角度进行传授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学说绝不只是马克思、恩格斯个人天才思想营建的产物，这个学说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认识工具。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说既是我们认识和把握世界的科学世界观，更是我们探索和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科学方法论。也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对青年学生人格塑造和精神素质的总体提高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过程和形态:浅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特色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　民族特色　传统文化 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要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民族特点相结合，要坚持立足中国国情，要注意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养分。 总书记鲜明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之所以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个重要论断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要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民族特点相结合，要坚持立足中国国情，要注意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养分。 一、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民族特点相结合 民族特点是指_个民族的民族特征和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生活方式、宗教信仰以及社会生活等方面的与其他民族的不同点。它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生活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发生变化。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世界性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是对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和趋势的科学把握。但是，马克思主义要付诸实践则只有同各个民族、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是可能的。在这种结合中，普遍的真理被具体化，具体的实践经验和民族文化优秀成果被概括和提升，融合为一种体现着普遍和特殊相结合的理论成果，并成为该民族、国家和地区的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打上民族性的烙印。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欧洲，马克思和恩格斯面对的是欧洲资本主义的社会思想文化关系和发展进程，回答的是当时的经济、社会、历史发展和阶级斗争提出的重大问题，制定的是当时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战略和策略。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必然是带有历史特点的，同时又是具有民族形式的。当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其他民族、国家和地区的时候，就有一个同当时历史条件、发展过程和民族特点相适应的问题，即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要与民族特点相结合。 马克思和恩格斯历来强调，脱离各个国家的历史条件和发展进程来谈论他们的理论，没有任何理论意义和实际价值。各国的工人政党要胜利地领导本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都必须从自己国家的历史条件出发，制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民族特点相结合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z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变化，《宣言》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同时他们明确强调，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这段重要论述，确立了两个基本原则：其一，不管情况发生多大变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完全正确的，必须永远坚持，决不能背离和丢弃。其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革命实践的产物，坚持和运用这些基本原理，必须以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必须与民族特点相结合。列宁认为：“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共产党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时，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消灭民族差别，而是要求把这些原则在某些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针对这些差别正确地加以运用。 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坚持立足中国国情 同志鲜明指出：“我们必须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继续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也都是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确定党带领人民推进事业发展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战略策略，为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提供科学指导，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这一重要论断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密切关联的重大问题，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要坚持立足中国国情。 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就肩负着如何使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国情，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历史任务。这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既要全面、系统地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又要结合中国国情加以灵活运用，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与理论。早在1938年10月，就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运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悱这一科学的认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挥指导作用的关键前提，成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并初步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重要保证。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邓小平没有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的词句和个别结论，而是紧紧抓住“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精髓，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出发，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考察了世纪之交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科技信息化的新形势，依据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以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这是在新形势下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和社会建设理论同中国国情有机结合的光辉典范。 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注意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养分 总书记鲜明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的结合，而且包括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结合。任何理论只有与实践相结合才能正确指导实践，而任何理论只有与文化相结合才能深入人心。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就必须充分考虑中国传统文化，使之体现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注意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和养分，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质、思维模式、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结合起来，使之与中国文化融为一体，创造出体现时代要求又具民族特色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原则。在批判继承中国传统化、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做到以下几点。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实行指导思想上的一元化。第二，对中国传统文化要采取科学的态度，即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第三，坚持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不同学术观点的交流和碰撞。 很早就意识到，来自国外的思想理论要在中国发挥作用，必须与中国本土的文化传统结合起来。他明确指出，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坚持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用生动活泼的民族语言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形成了许多富有新意、为人们喜闻乐见的概念和思想。邓小平理论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批判继承的结果。 邓小平理论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蕴涵着丰富的传统文化精髓，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哲学智慧。邓小平理论中的富民强国方略，巧妙处理复杂矛盾、统筹把握全局形势的斗争艺术及其伟大的凝聚力感召力，无不深刻体现了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关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又批判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如“发展变化”、“民本”和“自强不息”等重要观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成果。科学发展观是在总结中国现代化建设经验、顺应时代潮流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也是在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科学发展观所强调的以人为本、统筹协调、与时俱进、社会和谐等重要理念，都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之中，汲取了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养分。 综上所述，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根本指导思想，老祖宗不能丢，丢了就会丧失根本。同时，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民族特点相结合，要坚持立足中国国情，要注意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养分，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过程和形态:浅谈现代性视野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意义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思想文化　现代性　创新 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是中国社会发展对现代性诉求的必然反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就是最高意义上的现代性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双重文化意义，既要实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具体化，又代表了中国文化现代性的方向。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蕴涵着建构新的现代性的价值诉求。马克思在中国迅速传播并中国化是中国近代历史对外来先进文化的必然选择，是中国思想文化的逻辑发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积极的双重文化意蕴．是马克思主义在走向民族化的过程中与中国现代文化有机结合的产物。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东西方文化转换提供了中介，使马克思主义这一产生于西方文化背景中的理论融入了东方文化的精神智慧，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化、通俗化、民族化的道路。”在我国改革开放走过三十年并取得辉煌成就的今天，回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路径和现实境遇，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具有积极的思想文化意蕴。 一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代表了中国文化现代性的前进方向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明确指出，《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但同时他们又强调：“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与时俱进的“时”表现在以下层面：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实现理论的自我超越，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反映时代的主题，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因地制宜，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国家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实现本土化或民族化；根据条件变化阐释、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发挥其改造世界的功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表明，理论上的成熟是一个政党成熟的标志；要保持政党的先进性必须保持思想理论的活水源头。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奥妙，就在于它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160年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实质就是与时俱进、不断完善的创新史。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这几大理论成果又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 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这几大理论成果探索和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中国革命走什么样的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 当今时代政治多极化与经济全球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知识经济和信息革命扑面而来，文化多元思想融会方兴未艾，如何从理论上认识我国社会生活中出现的社会经济成分的多样化、利益主体的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就业岗位和就业形式的多样化，现实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迫切需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事业推向前进。 一切价值都体现文化的价值，都是以文化形式存在着的价值。从历史进程看，近代中国面临政治、社会、文化的多重危机，各种主义、思想流派先后粉墨登场。从林则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到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认识；从“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的呼号到孙中山“革命主义未行，革命目的未达，仅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的喟叹。无论是洪秀全的农业空想社会主义，还是康有为的大同乌托邦，严复的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都不可能救中国。但是各种主张纷呈沓至，各种学说斑斓多姿，造成文化上的无序而多元的状态，从而使中国现代政治文化呼唤着一种能与传统文化相融合，能够拯救中华文明于水火之中的新思想、新理论。马克思主义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因而能够超越其欧洲文化的地域性和民族特征，它不仅能够成为世界各民族继承、吸收和容纳的一笔优秀文化遗产，而且可以成为各民族用来改造自身社会和文化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武器。以十月革命为契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犹如春风化雨，迅速而广泛地传播开来，被接受、被认同，进而成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 因此，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是中国社会发展对现代性诉求的必然，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蕴含着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普遍与特殊、继承与创新的现代性主题。一个政党公开的旗帜至关紧要。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历来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根本问题。曾形象地指出：“主义譬如一面旗帜，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党的旗帜，就是党所确立的指导思想。它关系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关系到党的威望和形象，关系到党的事业的成败得失。树立了正确的旗帜，就有了强大的精神支柱，党才有坚强的战斗力，民族才有强大的凝聚力。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是一次彻底的民族精神的自我塑造，体现了中国人更理性、更自觉的主体性文化选择，基本上完成了由“物”的层面至“心物”层面、再到“心”的层面的过程，使五四以后的文化探索和文化追求获得了现代性视野。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融合所积淀、内化形成的文化形态具有一种独特的思想特质，代表一种崭新的文化气象，代表了文化现代性的正确方向。 二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实现了从西方到东方、传统到现代的文化转型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以“君权”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如何实现从传统到现代、从西方到中国的现代转换，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诉求和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文化主体和客体相互重构整合、文化创新的过程。其实质是利用西方现代性文明成果对中国民族文化传统的汲取、借鉴与创造性转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意蕴体现在它既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过程，又是中国民族文化现代化的飞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对中国社会和民族文化来说，是得到改造和走向进步的过程，是中国民族文化自我更新、推陈出新的过程：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则是寻找新的生长点和再创造的过程，是对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批判地对待中西文化，对传统文化进行根本改造，汲取其民主性精华，并作为自己的思想来源，传统文化的许多优秀成分被加以提炼、改造、弘扬，从而成为民族新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们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和以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方针，总结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兼收并蓄，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为我国新时期的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这种文化不仅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合理内核”，而且具有中华民族的风格和文化形式，符合中国老百姓的思维方式、接受能力、审美取向；这种文化具有大众化品格，否定了中国传统的文化等级制和贵族垄断制，打破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藩篱，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民族文化现代性的双重转型。 马克思曾强调，理论的应用一切以时间地点情况为转移，必须考虑各国的制度、风俗、文化传统。马克思曾说：“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恩格斯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正如刘少奇所说，“要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只有这样才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为广大中国人民所接受，才能建立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继续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 如何把文化现代性与民族文化资源创新联系起来，关系到社会发展的制度选择和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基本原理转化为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理论形态，实现马克思主义世界化和民族化的统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能够实现，在于中国有适合它生长、发育的丰厚文化土壤。换言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的许多优秀成分具有契合性。中国文化的实用理性和求真品格、大同思想、均平理想和小康追求，中国农民战争和反侵略传统等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的基础前提。 中国民族心理结构、致思方式和价值范畴虽与马克思主义有本质内涵的差异，但由于扬弃了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和英美的经验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体现了“实践的唯物论”的特质，两者有内在的精神联系，这些文化心理积淀无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心理图景。中国共产党人借鉴了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民本”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的传播途径方面包含了表达方式的民族化、传播方式的民族化、理论形态的民族化几个层面。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批判继承表现于思想内容、历史资料和表达方式诸方面。 第一，批判地继承中国历史上优秀文化传统，对传统文化中的许多命题和范畴给以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如同志在论著中，对于中国哲学史上关于知与行的论争，关于两种发展观的对立和斗争，关于历史观上的道德与功利、动机与效果的争论，都作了科学的批判和总结。再比如，实事求是与思想路线、大同理想与最高纲领、尚贤思想与干部路线、民本思想与群众路线、崇德精神与党员修养、群体意识与集体主义、中庸思想与反“左”防右、和合文化与和谐社会、小康之治与小康社会等均是老命题、新创造。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理念是对我国古代民本思想和孙中山“民生史观”的继承和超越。 第二，对中国文化典籍中的某些言简意赅的词句和丰富的思想资料(名言、成语、典故)加以引申、发挥或改造，以表述马克思主义的某些重要的原理、原则，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内容。 第三，在语言风格上，的文章，通俗、明快、易懂，具有鲜明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在章法结构和表达手法上，的文章借鉴了中国古代文风的优良传统，开创了论说文的新格局。邓小平著作语言精炼集中，具体贴切，概括而不抽象，扼要而不晦涩，字字珠玑。当我们用“摸着石头过河”、“杀出一条血路”、“发展是硬道理”、“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台阶式递进”、“波浪式前进”、“先富带后富”、“求同存异”、“三个面向”以及“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两个大局”、“两个市场”、“五个统筹”等等概括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时，简明易懂，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战斗力、感染力、凝聚力彰显功效。 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是中国思想文化的一次思想革命。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风范揭示了马克思主义自身的辩证性，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获得了现代性视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过程和形态: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各个理论成果之间既一脉相乘又与时俱进的关系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思想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　科学发展观　关系 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历史过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这个过程中的理论成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间既是一脉相承的，又是与时俱进的，是一个统一的科学思想体系。前者为后者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后者是在继承前者基本原理基础上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它们辨证统一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开拓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虽然形成于不同历史时期，面对着不同的历史任务，但在基本精神上都是一致的，都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是它们的基本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各个理论成果之间既是一脉相承又是与时俱进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 体实际相结合，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更进一步地和中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民族化和具体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的问题，他使中国丰富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可以说，他同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国的优秀文化相结合而孕育出了具有中国特性、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包括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整个历史过程，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日益结合的过程。 在二十世纪初，世界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战争与革命”是当时的时代主题。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蓬勃兴起，民族解放运动此起彼伏。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处于幅员广阔、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经济文化落后，特别是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新生的中国共产党是在这样的时代条件和独特国情下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正确回答“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时代课题。党在建立初期，还不善于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也导致了革命出现了一些弯路。直至遵义会议过后，党的理论和实践逐步走上了正确的轨道。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以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创新马克思主义，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思想，第一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更确立了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在思想的指引下，很快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党在新的实践中形成的一系列新经验、新观点、新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思想。 认识和探索中国民主革命的道路历经千难万险，认识和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同样也是关山重重，历经曲折。1956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初步建立起来，全党又面临“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全新的时代课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明确指出：首先是思想解放，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解决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在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这篇讲话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的宣言书。经过党的十二大、党的十三大，1992年春天，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科学地总结了三中全会以来十多年的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经验和伟大实践，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新的时代条件下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南方谈话”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时代提出的新课题的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开拓，不断总结，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面临“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一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新的问题时，深刻地洞察这一时代的基本特征，着眼于新的实践，深入总结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地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一新世纪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新的问“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题，再一次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改革具体实际相结合，再一次实践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实质。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紧密的结合新世纪新阶段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这一新的概念，这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发展。科学发展观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传的科学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各个理论成果，其精髓都是实事求是，因为正是把握和运用了实事求是这一思想，才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创立和发展，他又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各个理论成果基本内容的各个方面。坚持实事求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问题上，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并不断的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四大理论成果，是几代中央领导和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他们虽然形成于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面对着不同的历史任务，但都贯穿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都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都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都坚持了实事求是这一基本的原则，而且不断和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的实际相结合，理论上不断创新，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一个统一的科学思想体系。 世界在变化，时代在前进，形势在发展，实践在深化，马克思主义必将随之不断丰富和发展，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永恒主题。如何始终保持理论创新活力，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向前发展，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我们要始终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坚持一切从发展变化着的实际出发。要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和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事业为中心，站在时代前列和实践前沿，深入研究和把握国内外形势的重大变化，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发生的重大变化，我国工人阶级和党员干部队伍发生的重大变化，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认识，与时俱进，不断正确回答时代课题，努力开拓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过程和形态:试论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 论文摘要：在中国共产党内，最早举起反对本本主义的大旗，最早发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号召，奠定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最早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崭新命题，明确揭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进行卓越的理论创作，最优秀地集中全党的集体智慧，创立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 论文关键词：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首先完成于。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第一个理论成果，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理论体系就是理论的内在的有机联系、系统组合。作为一个理论体系，它应该包含三个方面的要素：一是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思想基础；二是有明确的理论主题作为研究对象；三是多方面展开和系统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在这三个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 一、在中国共产党内，最早举起反对本本主义的大旗。最早发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号召。奠定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 理论是对客观实际的抽象，是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理论在其形成的过程中必然有一个这种认识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其思想基础。这是一个理论体系形成的前提。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旗帜鲜明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并毫不犹豫地高举这面旗帜投身到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之中。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运动中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就开始了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探索，就踏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征程。但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上还显得年轻幼稚，总体上，他们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意义，忽视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更不注重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 中国共产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出现了两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一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这两种态度不是并行不悖，而是经常发生激烈的碰撞。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与教条主义态度斗争并最终取得主导地位的过程，就是一个解决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就是一个逐步奠定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是伟大旗手。 中国共产党内曾连续出现一次右倾和三次“左”倾错误，尽管这些错误的理论形态和实践表现有所不同，但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则有惊人的相似，即教条主义。尽管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强调，他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不是教义，而是方法。但是，这种教条主义的态度却在党内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直到遵义会议。正确的思想是在与错误的思想对立和斗争中产生的，当然，正确的思想战胜错误的思想不是一帆风顺、一蹴而就的。这种教条主义的态度在实践中导致中国革命接连遭受挫折，这些挫折使得中国共产党内另一部分人在思考：究竟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并在实践中逐渐树起反对教条主义、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态度，这就是以为代表的科学态度。 大革命失败后，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思想，强调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同时又没有机械地坚持走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而是在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他的代表中国革命正确方向的井冈山道路遭到了“左”倾教条主义的不屑，以至打击和排挤。他们指责不懂马克思主义，是“狭隘的经验论”、“农民意识”，宣称“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等。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在实践中坚持自己的正确态度，另一方面，在思想理论上反击错误的态度、阐述正确的态度。1930年5月，为了反对教条主义，写下了著名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他尖锐地批评：“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在这种心理。不谓共产党内讨论问题，也还开口闭口‘拿本本来’。”他认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是对的。”他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这些论断在当时确实震耳发聩，这是党内最早对教条主义的公开挑战和反击。 由于当时教条主义还在党中央占据统治地位，的呼声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普遍觉醒。随后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又一次占据党中央统治地位，这次把中国革命弄到了崩溃的边缘，这就更加坚定了与教条主义斗争的决心和信心。 遵义会议是两种态度发展趋势的转折点。遵义会议“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这也就意味着实事求是态度取得了斗争教条主义态度的第一次胜利，当然这两种态度问题的本身即思想问题此时还没有得到解决，这种思想斗争还在继续，不过却呈现不同的发展趋势。抗战全面爆发后，王明教条主义的表现形式由“左”倾转为右倾，并和的正确路线相对抗，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 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第一次正式向全党发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号召。他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征，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运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基本上克服了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进一步确定了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统一了全党的步调，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是针对教条主义的，但六届六中全会没有正面批判教条主义。不过，通过这次会议，彻底解决两种态度问题的条件已基本具备，之后的便开始了对教条主义发起总攻。 在中，和中共中央号召全党开展学习竞赛运动，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论和党的历史，注重调查研究，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有利条件。连续发表讲演系统地批判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从1943年10月起，全党重新学习党的历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对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错误进行了彻底的清算。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决议》的通过和七大的胜利召开，全党空前统一到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思想上来。这标志着实事求是态度最终赢得了对教条主义态度的彻底胜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观念最终得以深入人心。 二、最早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崭新命题，明确揭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 理论从其来源来说，产生于实践；从其用途来说，指导人们解决实践中的问题。这个被解决的问题就是理论研究的对象，因此，任何理论都有其研究对象。当众多的理论都围绕着一个中心，指向一个目标，这些理论就构成一个理论体系，这个中心问题就是这个理论体系所要研究的理论主题。 理论主题，是一个理论所要回答的中心问题．是贯穿一个理论始终的一条主线，可以说涉及这一理论的主要观点都是围绕着其主题展开的。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一个理论之所以有别于另一理论，重要一点，就是理论主题不同。思想的理论主题是“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由新民主主义转为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的理论主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主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可见，理论主题是一个理论最主要的特征，但理论主题的提出不是轻而易举的。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客观上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同时也开始了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主题的探索，尽管在当时还不能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随着革命斗争的不断深入，党自身及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不断壮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越来越激烈。谁是敌人?谁是朋友?革命应当由谁来领导?这些关系革命成败的问题尖锐地提到全党面前。为了解决实际斗争中提出的问题，1925年前后，党内出现了理论探索的高潮。陈独秀、、、邓中夏、恽代英、瞿秋白等纷纷发表文章，阐述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主要是：革命的性质和前途问题，资产阶级和农民问题，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武装斗争问题等。是他们当中的佼佼者，他撰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革命与农民问题》、《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探索的成果。这些思想实际上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但是，当时无论是还是其他领导人还不能用“新民主主义”这样的命题集中提炼出这些基本思想。不过，这些探索，“虽然还有不确切、不完备之处，彼此间的认识也不尽一致，然而，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宝贵成果，对于后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具有重大的首创意义。” 在这些探索中，他们已经涉及到中国民主革命的特殊性问题，当时颇有代表性的“二次革命论”和之后的“一次革命论”，都是对中国民主革命实际问题的理论回答，都可以看作是对理论主题揭示的努力与尝试，但是在实践中都没有解决中国革命出路问题。“二次革命论”和“一次革命论”错误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一个是右倾，一个是“左”倾，但两者错误的实质又是相同的：都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具体论述，只不过一个是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一个是依据列宁的论述而已。中国革命到底是什么样的革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分步进行不行，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也不行。中国共产党人到底应该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中国革命?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走不通，按照列宁的论述也走不通。这些中国革命实践中的理论问题，困惑着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召唤着有为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为之求索，呼唤着理论联系实际的真正理论家走上历史舞台。 1940年前后，相继完成了两篇影响深远的论著：《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第一次创造性提出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概念：“新民主主义革命”，并着重论述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指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的全部革命任务，就是完成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着重论述了如何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走向社会主义。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畴，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提出“两步走”的革命战略，解决了如何从第一步到第二步的问题，即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和国家，以此作为连接两个革命的中间站，创造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并全面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这两篇文章不仅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理论，而且第一次清晰地揭示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由新民主主义转为社会主义。这个理论主题的揭示，解决了长期以来中国革命陷入两难选择的历史难题，即既要搞民主革命，又要坚持无产阶级领导，从理论上率先跳出了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民主革命论述的教条主义认识。这个理论主题的揭示，一方面是对此前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革命理论探索成果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另一方面，它把这些探索成果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指明了今后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革命的方向。正如《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所说：“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重大理论问题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使全党对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内容、领导权和发展前途有了一个明确而完整的认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成为引导中国人民自觉地在复杂环境中不断前进的旗帜，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起难以估量的重大指导作用。”这个理论主题的揭示加速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建立。 三、进行卓越的理论创作。最优秀地集中全党的集体智慧。多方面展开系统论证。创立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 科学理论是正确的、系统的反映客观规律的理论形态。一个理论如果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就只能是一个不完整的理论，而不可能成为科学。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理论上成熟的标志，是正确反映客观规律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科学理论，得到了多方面的展开和系统论证，它有着一个自己的独立的科学体系。 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但它不是集体智慧的简单相加，而是一个有机联系的严谨的科学体系。“集体智慧”是思想的来源，“结晶”是对“集体智慧”进行创造性的理论概括，使之成为有机联系的严谨的科学体系。是这个科学体系的最杰出的创造者，著作是这个体系的集中体现。 思想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同各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但思想作为一个科学体系的成熟，则是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 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面对的主客观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奠基陕北后，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我们党已经有了比较稳固的抗日根据地和比较安定的政治环境，大量翻译出版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再加上共产国际七大后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的改变，这些都为全党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认识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向全党提出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任务，掀起了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热潮。特别是以为核心的一大批党的领导人，先后集中在延安，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以社会调查作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中心环节，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的独创性经验，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在这方面，作出最伟大、最杰出的贡献，写下了大量的理论著作，从而大大地发展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过去那些不够系统、不够完整的思想观点，构成了思想科学体系的主体。 这个理论体系的形成，首先表现为思想的核心部分——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成熟。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在明确揭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的同时，全面地回答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纲领、前途和转变等一系列根本问题，各个部分之间成为有机联系的整体，从而使新民主主义理论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这个理论体系的形成，同时表现为思想其它组成部分的成熟。这个时期，写出了大量的理论著作，使“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更加完整，统一战线理论更加丰富，武装斗争理论有了新的发展，党的建设理论更加完备，哲学思想形成体系。这样，思想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在期间，党的其他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在学习研究思想的过程中，开始对这个理论体系进行概括，如张如心、、肖三等。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把思想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归纳为九个问题，这是在党的历史文献中第一次比较完整、系统的对思想理论体系的概括。在经过解放战争和建国以后的进一步发展以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又一次把思想的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归纳为六个方面和三个灵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迄今为止对思想的内容和体系所作的比较全面、完整、系统的分析概括。思想的理论体系之所以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因为“它是中国的东西，又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它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恩格斯曾这样说过：“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理论用他的名字来命名是公正的。”同样，我们也可以说，没有，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用的名字来命名是公正的。 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思想仍然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和民族的精神支柱，著作仍然是我们必须经常学习的宝贵财富。“这不但因为历史不能割断，如果不了解过去，就会妨碍我们对当前问题的了解；而且因为这些著作中包含的许多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是有普遍意义的，现在和今后对我们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总之，由于以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贡献，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得以形成。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思想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这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理论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过程和形态:试论建设和谐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 (论文关健词)马克思主义美学　中国传统美学　和谐文化建构 (论文摘要〕本文在分别整理了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传统美学的基本要素的基拙上，找出二者之间内在贯通的接桦点，然后站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高度上，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本文所指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主要是指马克思在其相关著述中，对人的基本生存境遇及其趋势进行整体性批判与反思的学说。当代中国审美意识形态的主导与核心，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其“中国化”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与包括中国哲学和美学在内的传统文化相融合的文化创新过程。中国文化创新与发展的历史表明，一种外来文化要真正化为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血脉，成为其内在组成部分，必须有一个长期的站在本民族立场上，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相互涵化、吸收与创新的过程，这是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创新的必由之途，也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必由之途。而要跨上这一不可规避的途径，首先必须找到马克思主义美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接桦之处。 一、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主要框架和线索 马克思认为，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一个随着生产力的逐渐发展不断创造出新的需求与价值，使这一活动的“内在尺度”在把握、整合与超越“任何一个种的尺度”的历史过程中，愈来愈具有“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而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价值尺度，就是一个不断地向“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为旨归的“真正的自由王国”迈进的历史过程;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人类社会的生产目的是一个不断摆脱和超越传统农业社会的神圣性，现代工业文明的交换价值等等外在尺度的束缚，逐渐向人本身回归和提升的自然历史过程。其间有三个主要相关美学的论点: (1)“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人自身在改造自然界的实践基础上也不断得到改造，“全部所谓世界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的诞生，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人的社会生产实践活动是一个“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人不仅能在精神上反思自身，而且能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因此，生产实践过程不仅仅是一个将自身内在尺度运用到实践对象之上，使之符合自身需求的过程，而且也是一个“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的过程，亦即各种不同因素和谐共存的社会实践过程，其间自然界的存在与发展和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是互为表里的互为前提的一个有机整体。这就是“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含义。 (2)美是一种人以自身的“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的生存方式。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曾经对“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及其与“自由”的关系作过论述。他认为“自由王国”以“必然王国”为基础，后者属于人类的社会物质生产领域，“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会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而在“必然王国”的“彼岸”，“自由王国”则以“人类能力的发展”为“目的本身”，这是一个以人自身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为目的的领域，人自身“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这一“类特性”在其中获得淋漓尽致的体现。马克思认为，作为一个整体的活动过程，人自身在社会实践过程中，不仅在物质和生理层面肯定自身的存在，而且在理论和思维层面反思自身的存在，“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图。在马克思看来，艺术和美学既是把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又是人类用以直观自身天性发展的一种特殊的角度和能力。 (3)“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作为一种人类生存活动的方式，审美代表了人类文明发展链条中的一个个不可或缺的基本人性和精神自觉的历史环节，感受音乐美的耳朵、感受形式美的眼睛，亦即“那些能够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的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同时，所谓的审美能力，是人类实践过程的产物:“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性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在马克思看来，美和艺术是人类衡量自身文明程度的基本尺度。 二、强调人与自身的生存环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的中国传统美学 在《尚书·洪范》篇中，“五行”(水、火、木、金、土)是当时人认为构成世界万物的“始基”，且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爱稼墙。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墙作甘”，因而是五种与人自身的生存息息相关的基本元素。站在人类生产和生活需求层面上描述原初物质与人内在关联的基本属性，说明中国文明的“轴心时代”，人们理解其自身与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其视野集中在二者之间的和谐并存而非主客二分这一焦点之上。马克思在《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文中指出，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一开始只能是在满足自身需要的活动中建立起来的生存关系，人们首先在其头脑中“铭记”的，不是自然物的某种抽象的“理论”属性，而是对相对于人自身生存的能够“满足需要”的属性，“他们赋予物以有用的性质，好像这种有用性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尚书·洪范》中的五种味觉，就是一种先于理论认识的关于事物能够满足生存需要的属性的原初意识。其中关键在于，世界的属性是一种在满足自身需要过程中显露出来的“有用性”，这种有用性的把握，不在于理论的分析，而在于味觉的品尝。这是一种站在人与生存环境之间和谐统一立场上，以身度物地体味事物性质的哲学基本立场，是包括美学在内的传统文化的基本出发点。《国语·郑语》记载了西周末年的史伯论“和”与“同”范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乃尽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这种强调生命自身的生存意义在于多样性要素之间的相互容忍、并存和融合的传统生存智慧，在中国传统美学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化为一种人与自然在矛盾中和谐共存不相分离的天人关系视野:“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自然与人都来自共同的本体，遵循着共同的发展道路，因而“致中和”是万事万物各得其所、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理想境界。魏晋以降的山水情趣就是以此为基础生发出来的。南朝宗炳追求一种“圣人以神法道，而贤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的“仁智之乐”，刘腮则强调“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的意境，认为人与自然之间是一种“情往似赠，兴来如答”的平等的情感交往关系;而辛弃疾则吟诵道:“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看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宗白华先生从中国美学的“散点透视”和西方美学的“定点透视”这样两种不同的民族审美价值取向的区别角度人手，强调前者是一种站在人与生存环境之间和谐统一立场上，以身度物地体味事物性质的哲学基本立场，这是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学的基本出发点。 三、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过程中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 “和谐”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与中国传统美学的接桦点。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试图以消除事物自身内部对立面来解决现实矛盾的形而上学方法时指出，“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这里的“辩证运动”就是指事物中的各个方面、各个要素之间的“共存、斗争和融合”，是宇宙间新陈代谢一般过程的基本方式。这恰恰与中国美学中“以他平他谓之和”的“和实生物”的思想相吻合，中国人以和为贵、以和为善、以和为美的和谐文化，其理论基础、哲学根据就是“和而不同”或“不同而和”，即包含着“不同”、差异、矛盾在内的多样性的统一。在当前，这种统一的社会基础，就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公报所说的“和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一命题，它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所有成员的根本利益，故而能够将当前中国社会中的各种相互矛盾的要素凝聚成一个和而不同的有机整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强调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在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的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相关和谐的思想资源结合在一起而产生出来的崭新理论。 中国文化“轴心时代”的建构过程，较多保留了以身度物地体味世界的“生命一体化”原初意识要素，在思维方式上能够比较自觉地抵制对象化的看待世界的本质论分析方法，从而一开始就与西方自古希腊时期已经成形、在近代认识论美学中成为基本框架的理性本质论的思维方式相区别，走的是一条与西方美学迥然不同的具有明显生存论特征的审美之途。现代中国美学基本按照西方美学的思路构建自身的理论框架。在这种“照着(西方)讲”的逻辑中，自身固有的问题意识和思路贝组被遮蔽掉了。这种遮蔽使得当代中国美学一直跳不出在模仿西方中试图超越西方的逻辑怪圈。个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仍然对于自身传统中的生存论资源理解不够，对其价值领会不深。在中国传统美学的致思之途中，审美主体是与其周围的生存环境内在关联的原始的交互主体。它不同于海德格尔存在论美学中的“此在”，因为作为“主体”，后者经过了西方哲学传统、尤其是近代欧洲哲学中“本我中心主义”和“理性中心主义”的严格的自我反思。与之相比较，中国古代美学中的审美主体，作为一种保留了更多的“生命一体化”的原初意识内涵的“源主体”，它与西方现代哲学意义上的“互主体”的区别，在于其原始的平等观保留了更多的“让对方生存我才能生存”的生存论智慧，而这，正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得以建构的最基本的传统资源。扬弃当代美学传统中根深蒂固的“本质论美学”、“斗争论美学”、“生产论美学”的工具属性及其狭隘眼界，切实将人本身亦即人的历史的现实的整体的生存状态作为美学的基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就必须在回归“源主体”中进行资源梳理，发掘其中固有的“和谐化辩证法”属性，使其在美学转型中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 当今经济全球化的主流价值及其生活方式，是一种以“高消费、高污染、高能耗”为基础的高福利生活方式。这是“西方现代性”的必然逻辑，是一种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异化关系的发展模式，这种生活方式和发展路径不可能成为全球现代化的引领方式，更不可能为已有十三亿人口的中国现代化道路所遵循。作为一个一百多年来一直处于西方文化威胁之中的以农业和农民为主体的人口大国，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只能走“低消费、低污染、低能耗”的独立自主的中国特色道路。这是一条以人为本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在马克思主义美学视野里，人与其生存环境本来就是“天然统一”的，在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的基础上充分满足人自身的物质需求，以消除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关系，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领域全面实现人的生存尊严，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核心理念。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的提出，则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里程碑。这一思想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在于，作为中华民族现代化历程的必由之途，中国的现代化不是以消耗不可再生资源、污染环境和扩大社会的贫富惫殊的程度来片面地增加社会财富总量的过程，而是通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己内心世界的和谐相处以及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极大丰富来证明人自身的生存的薄严。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为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这一契机就是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公报强调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方面，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充满活力的社会，也是团结和睦的社会，必须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巩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巩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大团结”。作为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重要阶段，实现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资源、传统美学思想资源和其他文明相关资源之间的相互涵化和补充，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性美学思想体系，以引导中国人在现代化道路上以自己特有的框架和眼光，深刻反思和领悟在经济全球化境遇中所领悟的生存意义和价值，以激发民族精神生产的活力，提升民族精神文明的程度，建立起具有民族文化底蕴、得以与当今世界各种文明对话的社会主义审美意识形态。

教育哲学论文:法国中学的哲学教育 在法国，哲学是高中生的必修课和会考的第一门科目，但法国中学哲学教育的目的并非为了造就哲学家，也不是为了让法国人掌握哲学，而是为了培养公民。 ■法国年轻人的成年礼 很多年前，在一堂法语作文课上，听外教谈起她在巴黎高师预备班上的哲学作文训练。她列举的几道作文题中，我还记得一道。这道题让我印象深刻，是因为它只有两个法语词“moi，je……”这两个字的意思都是“我”，后者是主语，前者是强调后者的同位语。“我，我……”，我当时心里直嘀咕，要求刚刚中学毕业不久的年轻人用4个小时对“我”做一番哲学发挥，大概只有这个产生过“我思故我在”的哲学思想的民族才能想得出来。 这种哲学训练，针对的并非是能够进入高师预备班的中学毕业生精英。2011年前，它是所有普通高中（分为人文科、经济社会课与科学科）和技术高中（以协助学生升学为目的）的高三学生必修课，而从2011年开始，法国教育部规定从高中一年级就开始哲学教育。并且，哲学是中学毕业会考的第一门科目，所有高中的学生，只有通过这一会考，才能毕业并有资格进入大学。用一个法国记者半开玩笑的话来说，哲学会考似乎成了法国年轻人的成年礼。把哲学作为高中生的必修课和会考科目，这是法国中学教育的独特之处。欧洲另外两个伟大的哲学民族——英国和德国，并未如此推崇中学哲学教育。在德国，哲学课只是中学生的选修课；在英国，哲学课则更多的是比较宗教课或逻辑课。在欧洲，除了法国之外，只有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把哲学列为高中生的必修课。法国按照哲学概念和主题来组织哲学课，训练学生对关乎人生、社会、政治的一些根本问题，进行初步的哲学思考。 这些问题在最伟大的哲学家们那里，都是争论不休的话题，为什么法国要求其国民在年轻时就开始加以思考？事实上，在法国，中学哲学教育的目的并非为了造就哲学家，也不是为了让法国人掌握哲学，而是为了培养公民。这解释了为什么经济社会科、理科乃至技术科的中学生都被要求学习哲学。中学哲学教育的本质乃是公民教育，因为哲学被认为有助于塑造具有自由精神、批判意识和政治责任的“开明公民”。 ■学习哲学是公民的权利 通过教育塑造公民的理念，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而在法国大革命期间，革命者试图建立新的教育体系，来锻造新法国所需要的理性国民。拉卡纳尔在大革命前是天主教修会的哲学老师，他在1793年进入国民公会后，积极参与国民教育改革。他认为，自由思考和发展批判理性的权利属于每个公民。显然，哲学对于培养自由思考和批判理性至关重要。因此，从大革命教育哲学的逻辑来看，学习哲学是共和国公民的权利。 哲学教育并没有能够在混乱动荡的大革命中得到实践，倒是被终结了大革命的拿破仑纳入到法国公共教育系统中。而此时的哲学对于拿破仑而言，只是对国家教育的工具罢了。 中学哲学教育并未随拿破仑垮台而终结，而是得以不断发展。在保守的自由主义七月王朝期间，1840年担任公共教育部长的哲学家库赞强化了哲学教育在中学的地位，并引入作文的形式来培养中学生的哲学思考和表达。 在第三共和国时期，共和国和天主教会的斗争最终以确立政教分离原则告一段落，共和国因此在政治和教育上取得了完整的支配权。反教权和反旧制度的共和国致力于通过初级和中等教育向国民灌输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和精神，中学哲学教育被认为是通过思考学习自由的重要途径，是共和国通过学校展开的公民教育的顶峰和完成。因此，哲学学习不仅仅是公民的权利，也成为他们的义务。 在现代社会获得充分权利和尊严的个体，是否有能力运用自己的自由？这需要他们对人生和社会的一些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具有思考能力。哲学教育有意识地引导即将成年的少男少女们关注哲学问题，因此“自由是否意味着不遇到障碍”、“欲求不可能的事物是否很荒谬”这样的问题出现在会考当中，并不令人意外。 同时，共和国要良好运作，公民能够在自由中理解和承担自己的社会和政治责任并且相互尊重与合作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哲学教育也常常围绕一些对于政治和公共生活而言不可或缺的问题展开，如国家的权威、工作的价值、个人的权利和义务等等。 ■哲学教育也常常遭遇失败 当然，哲学教育和其他学科的教育一样，也常常遭遇失败，并且失败的比率可能更高。我有一个法国朋友，他以一篇关于卢梭的论文获得哲学博士，之后一直在一所高中教哲学。有一次他给我看学生的考卷，试题是对帕斯卡的一段话进行分析。他对某些学生非常不满，批评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也不爱读书。他给我看了两份考卷，几乎是空白，只能得一两分（满分是20分）。事实上，哲学会考的平均分也就在10分左右。 哲学教育的目的首先是让学生认识到，人类的一些根本问题和他们也是密切相关的。这种启迪和发现会影响他们一生，并非因为他们会成为哲学家或学者，而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人生和职业的意义，取决于他们是否能对这些问题给出让自己满意的答案，而他们也应当以自己的人生和职业，去理解这些问题并探求其答案。 更为重要的是，中学哲学教育是对政治生活的准备。十七八岁的中学生，在哲学课上就正义、自由、平等、国家、工作等问题所学到的知识和进行的思考，事实上是对他们成为公民的预备。差不多同时，他们获得选举权，在法律上成为完整的公民，将在生活中切身理解公民的政治和道德职责。人们只能在自由的运用中学习掌握自由，公民教育只能在政治生活中完成。年轻的法国人能够在政治参与中检验和理解哲学教育传授给他们的公民之道。 近二十年来，某些东欧、拉美国家也纷纷在中学中开展哲学教育，帮助年轻人通过自由思考来理解自由的价值。哲学教育成为民主化的重要内涵。哲学与民主的有益关联，取决于哲学的执著和民主的热忱能否在政治中化身为健全的公共精神和公民德性。只有那样，我们才能分享1995年巴黎哲学宣言所表达的信念：“哲学思考在教学和文化生活中的发展，通过发挥公民的判断力——一切民主的基本要素——积极地推动了对公民的塑造。” ■2012年法国高中毕业会考哲学试题 2012年6月18日星期一上午8时，全法国334464名报考普通类高中毕业会考的学生开始第一门科目——哲学的考试。每位考生可在3个题目中任选一题，考试时间为4个小时。 人文科考生试题 题目1：通过工作我们获得什么？ 题目2：所有信仰都违背理性吗？ 题目3：解释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的一个节选段落。 科学科（理科）考生试题 题目1：我们是否有责任寻求真理？ 题目2：没有国家我们是否会更加自由？ 题目3：解释卢梭《爱弥尔》的一个节选段落。 经济社会科考生试题 题目1：存在着自然欲望吗？ 题目2：工作，是否仅仅是为了有用？ 题目3：解释乔治·柏克莱《论消极服从》的一个节选段落。 教育哲学论文:关于素质教育思想的哲学思考 摘　要: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对中国教育的科学总结,也是指导今后教育实践的保证。要全面实施素质教育首先必须深入研究、深刻理解、全面贯彻,要在实践中把握好素质教育的客观性,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把握好素质教育的整体性,它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把握好素质教育的实践性,在科学世界观指导下,敢于探索、勇于实践。 关键词:哲学思考;思想;素质教育;客观性 建国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峰回路转,在曲折中前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国情结合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高度,作出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提出了“科技兴国”、“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基本国策。素质教育是对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指导今后教育实践的政治思想保证。它的提出,对中国的教育改革命运和前途有长远的决策性意义,我们必须认真研究、深刻理解、切实贯彻、全面实施。 一、素质教育的客观性 客观性原则是辩证唯物主义最基本的原则,坚持客观性原则,就要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客观性与必然性、现实性与可能性,内容与形式等诸多方面的统一,而且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要正确地反映客观实际并非易事。素质教育的形成,正是经过反复实践、反复认识的结果,它表明我们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认识的深化。 素质教育的客观性在于它充分体现了我国的国情,邓小平同志再三强调研究国情,把国情作为我们办事情的出发点。研究国情的实质是解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如果不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对社会主义教育的指导就必然脱离实际,也就是违背客观性原则。我们过去教育经历了许多曲折,很重要一条教训就是脱离国情。建国以来,我们党和国家在探索怎样根据中国国情来发展教育,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后来由于经验不足,也由于国情和经济发展规律认识有偏差,参与了应试教育的作用,曾多次出现急于求成的情况,影响了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顺利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确立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教育对提高民族素质的重要作用,高度重视素质教育。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地指出;“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教育和质量。”邓小平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把提高民族素质作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和改革的根本目标和任务。 1985年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在整个教育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必须牢牢记住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同志在党的十四大和1994年全教会上进一步强调,要“把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素质的轨道上来”。这一论述,对于我们理解素质教育的客观性及其指示作用是十分重要的。 党和国家的素质教育来自于对国情的深入了解和对历史经验的总结。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更好地全面贯彻实施素质教育呢? 我国的教育,是在旧中国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例,科技教育文化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发展壮大的,只有对国情的深刻理解,我们才能真正懂得素质教育的正确性,并自觉地为之奋斗,才谈得上理论联系实际,谈得上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 关于素质教育问题,不是哪一个人心血来潮想出来的,也不是自上而下传下来的,它是在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广大教育工作者对教育进行不断探索形成的共识。它始于80年代后期, 90年代初期,它是各国教育的共同趋势,是这个特定时代赋予教育的历史使命。 总之,认识素质教育的客观性,要十分重视对国情、省情、县情的研究,要反对本本主义和一切主观主义的东西,学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学会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完成,使我们在实施素质教育过程中更富于自觉性和创造精神。 二、素质教育的整体性 万物都是作为系统而存在,作为过程而发展的,普遍联系和辩证发展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任何的诸要素都是互相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它们的有机统一形成事物的整体。如何用联系的、全面的、发展的观点来认识素质教育,也是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所必须的。 素质教育是通过科学的、抽象的理论形式来反映我国教育实际的,从形式上看他是主观的,从内容看是客观的,是客观内容与主观形式的统一。素质教育是一个非常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它由许多子系统组成,包括社会各界的普遍理论与大力支持。不了解其中各子系统的联系和关系,就不能把握其整体,不能从整体上把握事物,就不能认识其本质和规律性。 如何把握素质教育的整体性,及其内部诸方面的有机统一,这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我们不可能一下完成这个任务,但必须努力去研究他、实践他,以期取得一定成效,有助于素质教育协调而健康地向前发展。下面试从三个方面略加分析。 从素质教育的具体内容看,我们习惯把素质教育称为面向全体、全面提高、主动发展,它简明而形象地指出了素质教育的本质所在。以其具体内容而论,它涉及到更多的方面和关系,要充分认识其整体性,必须做全面考察。素质教育是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提出来的,它是在经济文化不发达的13亿人口中实行的。它要达到的目标是: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它要依据《教育法》规定的国家教育方针,着眼于受教育者及社会长远发展和需求,为学生学会做人、学会求知、学会合作、学会纪律、学会审美,为他们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奠定基础。 实施素质教育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关键是转变教育思想。教育思想集中表现在办什么样的教育,怎样办教育和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等根本问题上。由于思想是人们行动的先导,所以,有什么样的教育思想就会有什么样的教育行为、教育实践。素质教育作为一种先进的教育思想与“应试教育”的教育思想有质的不同。 可见,素质教育是由前提、保证、目标,以及实现这个目标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手段、措施等构成整体。其中有几个具体问题需要澄清。 一是搞素质教育还要不要考试了? 邓小平同志说“考试是检查学习情况和学习效果的一种重要方法,如同检查产品质量是保证工厂生产水平的必要制度一样。”因此,考试是一种教育评估手段,不同点是素质教育把考试作为推动全面提高学生素质的手段,所以素质教育不是要考试而要对考试进行改革,有效地利用考试这个手段。只要学校存在,考试就永远不会完结。 二是搞素质教育不是就要多搞活动? 本来,学科课程和活动课程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渠道,二者都应抓好,但课堂教学是主渠道,所以素质教育绝不等于活动教育。 三是是不是条件差的学校就不搞素质教育了? 素质教育是各级各类学校必须遵循的办学指导思想,所以无论条件如何,都应该搞素质教育。 四是打牢基础与升学选拔是什么关系? 应该明确,推行素质教育不是不要升学率,而是要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只要全体学生整体素质全面提高了,拔尖人才自然会脱颖而出。 三、素质教育的实践性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是彻底的唯物主义一元论,他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了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列宁曾经指出:“实践主义(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也指出,马克思主义科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他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他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 社会生活本性是实践的。人们正是通过社会实践认识社会的本质及其规律,并依据社会的规律去改造社会,使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使主体客观化。素质教育是在教育实践中取得的科学认识,为我们提供了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迎接21世纪挑战,培养跨世纪人才的理论武器和战略举措。 然而,它毕竟是精神的东西,理论只有掌握群众才能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素质教育的实践性,也内在地蕴涵在素质教育的内容中,由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是我国教育发展与改革的根本目标和紧迫任务,党和国家把素质作为关系到面向21世纪中华民族历史命运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全局问题提到了我们面前,所以说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刻不容缓。 遵循实践性原则,我们在实施教育进程中,还要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在实践中深化对素质教育的认识,丰富和发展素质教育“三个要求”的内容。 遵循教育的实践性原则,我们要注意在实施过程中坚持科学理论性和革命性的统一,理论性是实践的前提,素质教育是符合我国教育实践的科学真理,在实施中要遵循以下原则。 一是目标指导的原则,因为目标制约着教师的教育教学活动,学生的学习活动,教育媒体的选择和教育评价。二是整体优化原则,要从素质教育这个系统的整体出发,努力探求各要素功能的优化组合,实现整体系统的功能大于各要素功能之和。 三是因材施教原则,教师要从学生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的放矢地进行素质教育。 四是内启动原则,在素质教育过程中,要注意启动学生的内因,点起他们内在因素,使其主动接受外因的积极影响,并转化生成为自己的“营养”,成为进步的内在动力。这是“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这一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在素质教育过程中的有效运用。 五是群体合作原则。在“教育社会化”的大教育观念指引下,充分发挥学校的主导作用,家庭教育的基础功能和社区教育的依托功能,构筑教育社会化体制,以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和谐发展,促进学校各方面工作整体优化,全面提高教育质量。 素质教育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人们要真正把握他、驾驭他,是很不容易的。有时会产生顾此失彼,当强调这一方面又可能忽视别一方面,抓住主要矛盾又放松了次要矛盾,注意了特殊性又忽视了普遍性,或是相反。这就要求我们始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的标准,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发扬成绩,克服缺点,增加素质教育的科学预见性,在全面实施素质教育进程中实现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 坚持素质教育的实践性,就是要在科学世界观指导下敢于探索、勇于实践、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因循守旧,具体行为是错误的,脱离实际,为所欲为是不可取的。实施素质教育是我国教育领域及教育方向、教育思想、教育政策、教育内容和方法诸方面的重大变革,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在社会转型中的自我完善。实践表明只要我们对素质教育的客观性、整体性和实践性正确把握就能在实施中由不自觉到比较自觉,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全面实施素质教育,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以十七大和第三次全教会、同志谈话精神为指导,抓住机遇,乘势而上,我们的伟大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教育哲学论文:转变哲学教育观 摘 要：由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在目的方面的认识不清，错误地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就是让学生学好理论知识，掌握好理论原理，能应付考试就可以了，以至使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模式下，受教育者仅仅被培养为恪守理论教条的保守主义者而不能适应新时期建设实践对于人才培养的要求。本文拟就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目的错位的现状、原因以及改进措施作一分析论述，以求深化对于当前乃至今后哲学教育观念的转变及其教育目的的认识。 关键词：哲学教育观念；教育模式；思维方式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目的 一直以来，理论界都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目的概括为：培养牢固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目的本身强调的是阶级性、知识性与规范性（或称齐一性），在此种教育理念的指导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成为了信念教育、“知识”教育与模式化教育的复合体，受教育者被培养为有理想、识“规律”、守纪律的人。而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深入发展，关于新时期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问题逐渐引起教育界的普遍关注。究竟什么样素质的人才能够真正担当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目前的普遍共识是，旧有的“人才”类型已不能适应新时期实践发展的需要，而具备务实精神、探索精神与创新精神的复合型人才才能引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创造出新的成就。因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作为人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领路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转变问题便成为广大哲学教育工作者不容回避的重要课题之一。 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目的的认识深化与转变 教育目的作为整个教育过程的起始环节，它决定着教育的具体实施过程及其结果。正所谓“一个好的起点等于成功的一半”，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整体转变而言，深化对于教育目的的认识，并成功实现其转型便处于决定性地位。而笔者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目的的认识深化与转变应着重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 转变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对于“知识者”的培养诉求，而引导学生按照哲学的本性，像“爱智者”那样去思考问题。在应试教育信条和工具理性主义的支配下，传统的哲学教育被简单地视作知识教育，其哲学教育区别于其他文化知识教育的独特性被抹杀了。受教育者成为一种被剥夺了思想权力和想象权力的“不在场者”，他们学到的只是呆板僵化的公式体系，而不是充满思辩富含想象的哲学思维，只是因循守旧的教条主义，而不是激情四溢的创新精神。在这样的哲学教育模式下，哲学变成了非哲学而受到学生的厌恶与排斥。实际上，就哲学的词源意义看，哲学是“爱智之学”，它来源于古希腊语philosophia，由philo(爱)和sophia（智慧）组合而成，意思是“爱智慧”。很显然，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哲学教育都应当是着重培养和激励学生的“爱智”旨趣，训练他们的哲学运思能力，引导他们以极大的好奇心与致极性思维去探索世界的多彩面貌与人生的本真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哲学体系的一个分支学科，不但继承而且发扬了哲学的“爱智”本性，其教育当然应该遵循哲学教育本来的理路，从而引导学生成为“爱智者”。 2 转变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对于单纯“理论者”的培养目标，而引导学生理论联系实际，从实际出发积极地研究新事物、发现新问题、引出新结论，从而像“实践者”、“创造者”那样去思考问题。在传统的哲学教育中，哲学被定性为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或世界观的理论体系。而世界观的问题又被界定为“不是仅仅关于世界的某一个方面或某一个局部的问题，而是有关整个世界，有关世界的一切事物的最普遍的问题”。按照这样的理解，哲学的任务就是基金项目：本论文为“四川省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研究项目 ‘阶段性成果’”；基金项目编号为：川教函2006（486） 要对整个世界的构成及其发展图景作出完整的毫无遗漏的理论陈述，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哲学体系的一个分支，也顺理成章地被诠释为描绘世界总体图景的、包罗万象的绝对真理体系。如此一来，受教育者就只需要做到将现成的理论公式体系烂熟于胸，便可成为无所不能的“全才”、“通才”，接下来的任务便是用理论公式框范现实世界，让实践的进程去牵就理论公式，而不能越雷池一步。似乎这样就可以让世界按照它的“客观规律”体系自然而然地达于理想境界（即共产主义社会）。然而，实际的情况是，现实永远不会屈从于理论，相反理论无论怎样标谤“绝对”、“万能”，在现实的问题面前，它都显得如此的苍白、无力而只能屈从于实践。以旧哲学的思维方式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造成上述问题的根源。其实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现代形态的唯物主义，作为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它拒绝任何对于终极真理的描述，它的真理是衍生于实践又反过来作用于实践并接受实践检验的相对真理，马克思本人十分清醒地认识到，任何“终极真理”都起源于狂妄无知、玄想臆断，其归宿必然是僵化守旧、停滞不前，这对于有效地改造现实世界而言毫无益处。因此马克思主张从现实实践出发去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并进而寻求解决问题的现实途径。这正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需要大力弘扬的致思方式。在这样的教育方式下，受教育者不应再是那种恪守僵化理论教条的保守主义者，而应是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创新的“实践者”、“创造者”。 3 改变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只注重知性教育的片面性，以实现知性与德性统一、科学与人文并重的当代哲学教育目标。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既包含着丰富的科学精神，同时也极力倾注了革命导师对人的关怀。可当前的哲学教育往往只关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证性质及其逻辑推理的严密性，而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文意蕴。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人的现实行动不是要去实现某个人之外的客观目的，而是要通过行动去实现人的主观目的，亦即行动是为了人的行动，因此其哲学也是为了人的哲学。革命导师的文本语言从头到尾都透露着对人们（尤其是无产阶级）现实生活境遇的忧思，而其倾毕生精力追求的理想境界也正是一个人人平等、自由、和谐、富足的社会，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知性原则只是作为工具而为德性弘扬服务的。既然如此，那么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就应该让学生既学到革命导师在理论建构中所体现出来的实证态度与科学精神，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还要让学生时时从革命导师关注人的生存境遇的德性素养中受到熏陶，从而在实际教学中实现知性与德性的融合。 二 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目的错位的原因分析 1 从社会历史背景看，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实践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赖以生长的现实土壤。作为指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理论武器，它不可避免地倾向于以绝对真理化身的形象以掌握群众，这样它对于无产阶级的团结和统一性的形成，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路线、方针、政策的统一性和合理性论证，才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这在无形中也促成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客体化、教条化以及公式化的解读。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便成了描绘世界整体图景的绝对真理体系，任何异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理论、观点及想法都被斥为“异类”，而如此一来人们积极开动脑筋以探导世界本原及生命价值的活动就受到严重的束缚，哲学之思便让位于政治教化。 2 从理论赖以建构的思维方式看，用旧哲学的抽象本体论的思维去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造成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化、公式化的重要理论根源。旧哲学幻想一劳永逸地把握世界，因而本体论成为旧哲学的核心。但这种“本体论”的思维不但使哲学处于乌托邦式的幻想之中，总想描绘出世界的终极图景，而且使哲学远远脱离生活现实，成为只有用最高的哲学直观才能领悟的彼岸存在。这就造成了哲学处于生活世界之外，它的功能只是解释世界。如果坚持这种“本体论”的思维，势必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凝固化和教条化，成为一种脱离实际的僵化模式，在这样的僵化知识体系的教育下是不可能造就出面向实践，积极改造现实世界的真正主体的，它所造就的只能是僵化思想的忠顺奴仆。 3 从目的错位的现实根源看，当代工业文明与市场经济模式的联姻共同造成了科学知识对教育世界的宰制以及人文教育的失落。自然科学知识的突飞猛进式的发展催生了当达的工业文明，在利益价值日益凸现的今天，科学技术的实用价值备受关注，工具理性、技术理性在当前的教育中居于主宰地位，而德性教育、人文教育则当作教育体系的旁支末节而被弃之一角，这直接导致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对于德性教育的漠视，加之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中机械地认为道德素养和人文精神是归属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范畴，因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畴体系中是处于被决定的位置，自然可以不予重视。在这样的教育理念基础上培养的人显然只能是马克思文本中所描述的“单向度”的人，而非全面发展的人。 三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目的错位的纠正措施 1 改变哲学教学方式，使其真正适应哲学学科的特点而成为一种激发理论兴趣、启迪哲学智慧、交流思想观念、碰撞内在心灵、师生之间双向互动的积极过程。在本来的意义上，哲学教育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对话，二是教化。这两个特点都应当在哲学教学中得到充分的重视和应用。对话是心灵沟通的管道，是人类智慧的积极碰撞，也是哲学教学的最重要手段。只在通过对话，师生之间、同学之间才能相互了解和理解，才有可能在交互作用中共同地去追导智慧和提升智慧。而教化亦不单纯是单向的知识灌输，它不仅要求同学们学理论、长知识，更要求他们到社会实践中去生活、去感受、去体验、去践行、去创造，还要引导学生学会自我反省和人格修炼，去沉思，去领悟，在对话与理解中改造外部世界，改造自我，增长智慧，获得大智慧。正是在这样的环境和过程中，教师才有可能在与同学的双向互动关系中不断加深对于哲学的理解，从而提升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质量与水平。 2 改变传统哲学思维方式，从实践出发以真正科学的态度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前文提到，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是以旧哲学的“本体论”思维方式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诠释。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被解读为描绘世界总体图景的绝对真理体系。而这样的哲学是源于对某种超越实践经验和科学知识的普遍原理的先验认定，因此是不具有科学实证性的思辩玄思。相反，以实践为基点来诠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则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了如同实证科学一样立足于科学所揭示的现实联系基础上的理论”。不仅如此，实践的思维方式还时刻提醒我们，理论要始终面向现实，使理论成为实践的一个环节，成为现实本身的构成要素，而不是对世界的外在说明。由于实践是具体的、历史的、有限的感性活动，那么参与实践的理论也是有限的、可错的和探索性的，因此这样的理论就必然要求重视与凸显受教育者在具体实践过程中的探索精神与创造精神，这样的理论对于当前历史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才有着重大的实践意义。 3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重视培养受教育者的人文精神，实现知性教育和德性教育的统一。前文提到，在利益价值日益凸现的今天，培养实用化的人才成为教育培养的第一目标，而体现人文精神的德性教育却不予重视。这显然不符合马克思对于人的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的价值取向。因此我们的哲学教育应该注重“为学”教育与“为人”教育的有机融合，在塑造知性主体的同时重视德性主体的塑造，使主体知性能力的提升从属于人的整体完善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需要。在对学生进行知性授业教育的同时，还要充分发挥教育的传道功能，积极地对学生进行德性教育、理想教育，使他们树立正解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不仅要对学生进行“何以为生”的知识教育，而且要对其进行“为何而生”的人生理想教育，使之将“为学”与“为人”有机地结合起来。 总而言之，作为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工作者，我们不仅应该以科学务实的精神去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去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还必须积极地以一个探索者、研究者、存疑者的角色去引导学生真正地依照哲学的本性去思考相关哲学问题，并相应提升学生的理论素养和道德素质，使学生真正成为全面自由发展的人。 教育哲学论文:由数学史案例渗透数学哲学、教育思想的研究 数学知识呈现静态的和绝对可靠的特性,同一性原理体现事物只意味着它自己,它是逻辑学或精确科学的核心思想,它与进化的观点有明显矛盾。p=p,这里没有论证或历史考查,不涉及到心理学或哲学上的考虑,数学在这里是不变和绝对的,社会学和社会文化的历史很少顾及它们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数学家们的多次宣称,数学没有值得人们知道的历史。 1 数学哲学指导的数学史 有人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数学史是一种教条和闲谈,这种教条排除了可供选择的数学观点和立场,而把闲谈归类为脱离记录的私人沉思。若用这种方式理解数学,只能把它看成是一种终结的理论和完成的工作,这只能作为独特的现实呈现形式,与人类情感活动没有任何关系。此种观点是错误的,比如对没有解决问题的思考等,那些重大的数学问题和它们的研究过程在数学史中占最大的部分,虽然它对于学生创造力的激励和真理精神的追求几乎没有帮助,但这种数学的历史观点对创造力和追求真理的精神是很重要的。 因为连续性与绝对严密之后的一种错觉在有关的实践方面没有被人们很好的理解,所以这种研究的主题被逐渐放弃了。连续性是理想状态,不具有自然统一性,对于变化的构想都要有建设性的努力才可达到,并且要有认识论的观点做支撑,这样给人们带来一种警示。对数学教条主义与实证主义的消极作用是历史的考虑,试图把历史用作揭穿假设的手段,在这种假设下,合逻辑的数学的发展成为错觉,有的时候还会步入抽象的意识形态领域。 valery说:“一个人有直接从活动方式中思考和联合的习惯,有只在眼前手段受限的情况下想象一个工作的习惯和从不着手处理来自一个与手段毫无关系的主题或想象的效果的工作的习惯。”所以只采取指出“人类”关心或感兴趣的数学问题,还说明不了历史的方法是正确的。而且要塑造对数学史极广泛的社会文化方法的范畴,使之对身边的数学问题和认知问题适用。 拉卡托斯说:“缺乏哲学指导的数学史,是盲目的,而背弃数学史里最有趣的现象的数学哲学,也是无知的。”然而我们和拉卡托斯的观点不同,不能确信特殊的数学哲学是从历史里证明是无误的或存在历史进程的完整的理性重建。 如今有很多论战是关于提及数学客体的时单词“real”的用法,这些论战没有在历史研究中得到解决,甚至于不可能成为这些研究的方向。它的目的首先是描述和分析,而不是替哲学辩护。不同于教育家、哲学家、历史学家那样不可能集精力于辩护。“现实”就赋予文化意义上的负载,并且比重要信息或物体的集合一定要多。实证主义者对数学产生怀疑,是因为数学所研究的客体都不具备实质性的东西。 2 数学在认识论的转变中得以发展 在研究数学意义发展和物质存在的问题时,我们确信这是需要并能解决的课题。为了解决这类课题,让学生体验概括和抽象的过程,而不是直接面对抽象的过程。 在19世纪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数学和它的物体也出现了一些关于它的新理论、新思想的变化。根据欧几里得公理化体系转化而成的集合论和形式公理学,它们的发展使数学变得越加抽象并且缺泛必要的解析。来自大范围远距离交流的必要性和抽象的纯数学的发展,这个历史事实显得非常古怪,它的符号形式既促进同时也阻碍了学习与交流,所以它遭到很大的讽刺。学生对此学习感到困难,尤其对我们的教育实践极为重要的概念解释更加困难,而现代数学没能在这个意义上对所需的任何事物提供完整的解释,它们不是特别的假设与抽象,就是特别的技术与机械。所以不能把数学作为一个主题在校园里进行有实效的组织和追求。数学学习也要与其他学科相似,一定要对明晰根本性问题的广泛探究有帮助。 所以可以得出,由欧几里得公理化体系来讲,对其有意义的语句和可以理解的概念进行逻辑还原、组织与分析,好像留给我们思考的没有复原的基本工具,但这并不能说明我们都想回到过去的风格,而欧几里得数学方法的目的在于把一切事物都化简成基本数学。但不可否认的是现代数学在方法论和认识论上是被划分开来的。 关于数学和数学对象本质的本体论在认识论转变的基础上得以巩固和发展。若我们想要把数学史用于教育来促进人的发展时,正确理解这些转变是很有必要的,下面用实例说明从机械论证到关系思维和从直接的方法到间接的方法这个认识论的转变过程。 3 利用数学看待和分析世界 在19世纪到20世纪数学在希尔伯特和皮亚诺的公理系统下出现了深刻的大变革,并已成数学史上最感兴趣的事情。数学在19世纪被看作是陈述必要结论的科学,据此数学可以完全不受存在主义的影响,可以说这是一个假说或是一种推理。在之前的公理系统就是不需要证明的,19世纪以后数学大厦的地基就变成了纯粹的臆测,只用他们可能的推论加以证明,数学涉及事物的理想状态,它具有系统化和分析思想的方法,同时也是自我反思过程,数学在一定意义上讲也是元知识,但是皮尔斯与多数数学家和哲学家不同,连他本人都在否认数学的完全解析理想,他把数学看成在动态现实之中建立客体的可能性。 公理化体系所带来的态度看作是一种运动,需要“具体对象”为它起作用,数学中还是存在一些事实和事物得不到正确的解释,这和莱布尼兹的充足理由律相悖。所以对解析态度不应过分夸大,如果夸大就象人能够预知他的所有结果。正确的观点是数学可以看作是推理形式和操作形式之间的一种递归和互动。 操作思维和操作思维所带来的观点认同从古代数学到笛卡尔观点这种转变是可能的,这其中不可缺的补充部分,被称为关系思维,莱布尼兹确信真理是可以证明的,认同关系和和理论,但笛卡尔认为真理与证明是没有关系的,更偏重于问题解决。19世纪初数学从一种语言转型成为结构科学时,数学很有优势,图示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成为思考的东西。 数学中的数字是在17世纪时变成一种语言,算术是在19世纪成为一种程序化,而且它是在代数观点下结构视图产生之后才形成的。所以数学的争论在19世纪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趋向、不同声音,每一种趋向都只强调两种基本的认知操作中一个,即对相似性和关系的研究。算术化程序试图根据具体化的实物和自然数来定义所有的数学概念,利用还原主义的方法来处理基本问题。例如复数对柯西来讲没有意义,只是成对的实数而已。相反正如一些数学家们所预期的那样,公理运动是想利用综合性的从上到下办法,通过推广公理的相关结构及原则,达到扩大它的理论的应用性并以此来解决数学的基本问题。 解析和综合两种观点基本组成了数学活动的实质,数学活动体现在一般化和具体化之间的递归活动,数学体现的是事物本质的抽象反映,一种思考是另一种思考的对象就是“本质的抽象”,这就是非常基本的现代数学思维方式。瑟斯顿从心理学角度称之为压缩,使人惊奇的是,数学是可压缩的,你可能费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和精力,分步的尝试从几种方法中找到一些结果,如果你一旦真正完全的理解它的结果,之后再从心理角度你去整体衡量它,马上就会发现有惊人的心理压缩。这样,数学就是一种创造或者成果的体现,并且不能独立于它在本质上的抽象上的发展,这样看来数学依赖来自行动的抽象更为恰当。但抽象一定与明确内省相反的过程不可分离,由此把之前的明确与分离形成一种主体感觉、思考、行为的特定方式。 现代数学已经具备了“关系思维”的特点,关系思维倾向于看待知识与现实等同,这是最大的障碍,与之相反,科学与数学,教会我们怎样看待现实世界,如何进行分析世界,数学史启发我们的是真理和人文精神,但它不是绝对的数学真理。 4 数学的分析和综合的交互作用 围绕公理方法展开的讨论,突出的显示了数学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的转变。到19世纪中叶,提出数学是否应该具有类似力学或几何学那样真正的价值,数学是否应该具有算术那样有自身心理结构,将数学进行了最大程度的划分。代数学被视为是几何或力学结构的代数化,当人们逐渐认识到代数学对几何学的作用,它不是对对象的刻画时,这些差异就逐渐的没有了。关注的焦点发生了转移,转向认知和知识的内在动力上来。数学家们开始更加深刻的反思,反思他们自身的结构和活动,而不是对外部世界的反思。 单一的运算x+1衍生出自然数的加法与乘法,格拉斯曼运用这个定义证明了算术运算其它的所有重要性质,如交换律、结合律等。格拉斯曼公理包括了归纳法,但是在它那个年代却受到了猛烈的批评。holder相信涉及递归运算的那些讲述都不是公理,因为算术是先验的。若有人认为这些公式是算术公理,则他就会把相似的公理用于数论和分析中无数的概念,如此话算术公理的数量就会大增。这陈述不够明确,因为格拉斯曼没有处理困难的部分,会指责他的处理是不完整的,只给出讨论中的一些规则,就目前情况来看,这样说法比较合理, holder还未真正的领会数学公理系统,也就是数学公理系统是建立在假设基础上的,用数学推论来评估的,并不能完全表示直觉给出的基本现实。 5 如何正确理解数学内部的对立统一 19世纪初出现积分理论从柯西到勒贝格的转换,它用实证更多涉及算术近似法及不等式语言。 利用展示函数概念柯西在一定意义上做完了笛卡尔把几何向算术的压缩过程,他把几何简化成直线,当然就受到格拉斯曼等人的强烈批评,因为他们认为数学理论应该描述与某一主题区的关系。人们都认同通过连续函数概念的介入,由此数学能真正变得很适用,应该能够生成各种各样的直接的真理,对数学问题进行构思,使其与现实有直接关系,这种实证态度和公理运动态度是完全不一样,函数与连续的概念是同时发展的,连续性是函数的基本特征。柯西将数学转变成了外延理论,必须把连续函数设想成具体表述的等价类,而不能认为它的一些表述提供等价关系的外延公理等同,只能这样来理解函数连续的性质,但不能成为表示函数形式的性质。 狄利克莱和柯西认为,函数必须被看成是解析表达式,而解析表达式是建立于外延公理的基础之上。勒贝格利用假设解析表达式都成立,继而极大的推广了函数的概念,然后又从连续函数发展到可测函数,并且在实际检验的基础上,这个可测函数能包涵数学分析内能找到的所有函数,20世纪初函数概念的发展映射了数学分析的进展。 从柯西以来,可以依据函数的某一性质或推理来理解函数,而没有必要明确表述函数就能选出函数集,这是能够做到的。如柯西证明了具有这个性质:f(x+y)=f(x)+f(y)是连续函数,它没有给出函数f(x)=ax,柯西建立了对数学概念的一种全新的理解,据此数学概念可以依据它得出某一结论来给出定义,把概念理解成具有某种行动计划的操作性,这与过去的思维方式完全不同,柯西是一位真正的现代数学家。 黎曼对积分充满兴趣,继柯西之后开始研究,与柯西研究的方式不同的是他从必要条件入手,黎曼给出了闭区间上可积的有界函数的定义,黎曼由此对连续性与可积性进行了区分,并且定义出非常重要的可积函数的概念,这个概念被人们看成“完全任意”函数中最大的子集,“完全任意”的函数从19世纪中叶以来,始终在连续函数的定义中处于尤为重要地位。黎曼将可积函数的概念进行了极大的推广,未来进一步概括可积函数的概念就是一定会发生的,黎曼对计算积分值的传统程序的做法是认同的。 勒贝格的做法是分割函数的值域,显然测量和可测性概念都可以定义积分概念,勒贝格的做法不仅仅将可测集和测度集的概念放在了中心位置,还步步加强了实证分析与公理化定义的方法论,托马斯·霍金斯给了他很高的评价,就是勒贝格建立了首个通用的积分理论,各种数学范例、定义、定理在勒贝格研究以前早已经存在着,可是它们缺少在正确理论指导下的完整性及连贯性。 作为微积分理论,从柯西就开始对连续性进行研究,距离概念成为邻近测量的适用性是连续性的定义与定理的唯一条件,由此建立了度量空间的抽象的概念,这个开放性的概念被定义成线的开区间概念,对集合x,不同度量标准决定同一连续函数,仅当x中的一个子集对一个度量标准开放,并且对另一度量标准个也开放。描述连续函数特征的工作就是选择一个拓扑结构,等同于选择一类开放集合,空间拓扑是它结构中的一个特殊性,并且非常适合成为公理化与集合论条件的特征,若没有康托尔创建的集合论,一定没有抽象测度理论与拓扑学理论。 拓扑表征对理解勒贝格的广泛的可测集、类集、可测函数都具有帮助作用,也有助于弄明白在纯数学中发生的事情,由拓扑学的概念可以简化一般形式的辩证与推理,它描述了数学探究和现实重构的特征。 那些给我们的感觉很抽象的数学思想,若只从历史的观点去研究,就变得很容易理解,过程到结构的转换还是相当有好处的,数学史作为描述成长与发展的历程,而数学哲学涉及到更多辩护的问题,这两个在教育情境中都具有了重要的地位。 一方面,历史的角度使我们对数学内部类似的对立统一有很多的理解,一是数学成为把人类的智慧释放出来的一种力量,它已起到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纯数学的发生发展时常因为正式的严格证明而出现,这些证明是公理化的数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学为操作假说工作,但不能成为客观题材的说明。从柯西以来,对算术与积分论各自的发展描述都不尽相同,但它们都的指出,公理集合论是可用于数学和数理化最好的构架。 我想还是有许多人会觉得数学还是很陌生,那些建立于19世纪的集合和代数公理,可以被看成是集论思维的工具,而且是一个有力的工具,正是这个矛盾才使得数学史的研究更有意义、更有启迪作用。 教育哲学论文:关于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思考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本应该对于提高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个人修养,推动人的全面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并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面临困境。因此,反思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如何走出的困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的误区 长期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存在着诸多的误区。这些误区正是当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遭遇尴尬的真正原因所在。 1.1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政治化 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政治意识形态化的倾向严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也就成了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混淆,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变为思想灌输和时政教育为目标。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就变为政治说教和政策宣传的工具。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过程中,教师无形中把哲学教学的任务完全等同于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政治化、绝对化、神圣化。哲学的功能侧重于“政治教育”,哲学成为“政治”的代名词。由于哲学的政治属性过于浓重,缺乏探索与创新的精神,忽视对现实的反思和批判功能。而这些弊端正是学生们排斥、厌恶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的根本原因。 1.2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知识化 长期以来,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比较重视,而对方法论教育相当忽略,将世界观等同于方法论,甚至以世界观取代了方法论。这使学生对马克思主意哲学方法论思想都不甚了解,更谈不上自觉应用,以至于他们学无所用、学无所得。我们不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知识。但是,仅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知识,甚至是一种死记硬背的认识,这就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化,同时也势必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庸俗化、简单化了。 1.3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教条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是反教条的。前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因为没有贯彻这一思想,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化,僵化、凝固化,只是作为僵化的教条和公式被运用,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越来越成为“一成不变”的真理和照搬照用的公式。而我国在很长时间内照搬照抄苏联教科书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是照本宣科的原理教学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教条主义的体系,陈旧的思维方式,使原本极具灵活性的理论变得刻板、教条,成为照搬照用的公式。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丧失灵活性、针对性,导致学生在实践中很少能做到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原理”所提供的一系列公式教条。 1.4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形式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的另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和哲学教学脱离时代、脱离生活、脱离现实、脱离学生思想实际。现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很少吸收当今重大理论研究成果,吸收其他学科知识、吸收时代精神的精华,成为形式主义的教育。而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走入困境的重要原因。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过程中,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学科体系的完整和知识的系统传授,却忽视了这些内容对学生的意义。一个明显问题是老师照本宣科,一厢情愿,而不考虑学生的实际理解方式和思想状况,造成预期教学目的与实际学习效果之间的严重脱节。 2 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出路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必须改革,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出路在于实现三个转变。 2.1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由重政治教育到重哲学教育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不能完全等同于政治教育。我们不能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有阶级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为政治服务,这是无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要引导我们树立唯物论辩证法的立场去认识分析问题,当然有思想教育功能,但马克思主义哲学服务于现实政治的方式应该是有一定间接性的、隐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政治,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不能仅仅归结为思想教育功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最为重要的功能是通过学习,潜移默化地影响、改造学生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在于它的批判性的思维。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本质上,是培养学生的一种理论思维,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和怀疑精神,通过批判获得真理,获得知识的能力。 2.2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由重世界观教育到重方法论教育 世界观不等同于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这就要求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必须传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恩格斯曾经明确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应把传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有机相结合,教给学生思考的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乃至做人的方法。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应有之义,也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根本目的。 2.3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由重知识教育到重智慧教育 知识不等于智慧。哲学是追求智慧的学问,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哲学虽然理论本性不同,但也是追求智慧之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虽然也有知识教育的功能,但它更应该发挥启发智慧的功能。倪志安教授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重要使命在于:起到一种真正的蒙智、纠智和惠智的作用,让受教育者得到思考能力和人格素养的培养”。[2]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必须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本性和精神实质,不能止步于知识的积累,而应该着重于智慧的启迪,思想启蒙,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价值所在。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要突破困境,承担使命就必须实现由重政治教育到重哲学教育、由重世界观教育到重方法论教育、由重知识教育到重智慧教育的转变。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才能培养出更多全面发展的人才。 教育哲学论文:影响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质量因素研究 一、显性因素 （一）教材以及考试模式 教学内容重复，缺乏现实性和针对性，教材内容陈旧，不够引人入胜，这些都是马哲众所周知的问题。虽然现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材版本众多，但基本上还是沿袭了传统教科书的模式，也就是由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唯物史观几个部分组合而成。它不但无法容纳随着历史前进和实践发展必须加以补充的内容，而且在表达已有基本内容的内在逻辑关系方面也存在缺陷，无法真正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实践为核心的精神实质，缺乏对当代人类生存状态和前途命运的关切与思考。 同时，当前大多数高校考查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的效果仍然采取课堂考试的形式，教师讲什么，考试就考什么，似乎在考学生的记忆力。这种片面化的文本考试模式，排斥一题多解，拒绝异质思维，限制人的创造力，无法检验学生的内在素质和实践能力，也无法体现学生的个性和创造性，结果往往造成高分低能。 （二）教法 教学方法单一，脱离学生实际。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大部分采取“教师讲、学生听”的单向传授式教学，这种方法重视理论、强调灌输，以教室、课堂、书本为中心，把哲学抽象成僵化的公式和枯燥的概念，然后再引用一些具体的事例或案例加以证明。这种过于重视理论阐释，而忽视学生实际情况的教学方法，使学生成为被动接受现成理论的机器，难以引起学生心灵的共鸣，导致许多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缺乏兴趣。 有些不喜欢马哲的同学说：“强迫使我对马哲课没兴趣！”通常我们上这种课的时候都是一边听课一边在下面做别的事。对它说不上喜欢，主要是这种课通常听起来比较枯燥、乏味。听了后也感觉没有多大收获，而且它离现实又很遥远，无法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和学习中的实际问题；另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很多人都有这种盲从心理吧，上马哲课的时候容易受周围同学的“感染”。如果大家都经常逃课或者在课堂上做其他的事，那么自己会感到有点心理不平衡，也会那样去做。一次，两次，时间长了，也就感觉不到马哲有什么意思了。有些同学并不排斥马克思主义，但课堂上的学习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强迫的意味。现在这样的学习不是学生主动去学的，而是带有很大的灌输意味，学生一开始就会对这门课带有一定的逆反或者反叛的心理。即使明明知道这东西是好的、是很有价值的，但就是因为你强制我学，所以我就不喜欢学、不愿意学。归根到底，这是导向性的问题，也是教育方法上的问题。 （三）教学制度 现在各大学都挂上了“素质教育”的招牌，“教育有层次，素质也有层次”遂成为一种时尚的观念，素质教育轰轰烈烈登上了高等教育的舞台。但实际结果又如何呢？熊丙奇先生在《大学有问题》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大学，只不过是挂上了素质教育的幌子，是新瓶装旧酒的纯粹形式主义，实际上搞的仍是应试教育那一套。 本人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中科院院士杨叔子教授的观点非常具有代表性。他认为大学有三件事：第一，学会如何做人——这是最根本的；第二，学会如何思维———这是关键；第三才是学会掌握必要的高层次的知识和运用知识的能力。古人也曾说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可见大学的核心不在教会学生知识，而在教会学生做人。而我们的大学在发展中却偏离了这一教育思路。 正如杨叔子教授所指出的：高等教育的时弊根于轻视人文素质。学校视办学如办厂，为了扩大生源提高效益，校方绞尽脑汁向学生灌输各种“有用”的知识，逼迫学生今天考这个证，明天考那个证，重教学生做事，轻教学生做人，表面上大谈素质教育，实际上却普遍表现出对人文素质教育的轻视，表现出急功近利的功利主义思想。过于注重死知识的传授，本末倒置，必然导致大学生精于商品荒于人品、精于电脑荒于人脑，必然导致整个高等教育缺乏生机与活力。 在这种大气候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必然沦为形式，不仅学生反感，就连一些教师也对此嗤之以鼻。为什么呢？就因为哲学作为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恰恰是人文知识的核心，哲学教育在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中，居于基础性地位。在高等教育为“立竿见影”的功利主义思想所笼罩的情况下，试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改革怎能取得较大进展呢？ 二、隐性因素 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从没有中断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而且一直都有反思改革，但为什么我们的教育效果还是达不到我们的教育目的呢？当然，这与受教育者和社会环境有关，但是除此以外，还应该存在其他一些不容易被人发现的隐性因素。 （一）教学理念存在偏差 在目前的哲学教育理念中，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化”的倾向比较普遍，教师在教学中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几条原理和结论。这种教育理念侧重解决学生认知层面的知识传承问题，却无法解决学生将理论知识内化为信念并付诸实践的根本问题。同时，它使我们在教学中无意识地把哲学原理变成了教条，使原来充满智慧、灵性、能启迪思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一堆枯燥无味、晦涩抽象的知识。同时，他们当中还有一些人认为马哲是万金油，而马哲教育只是照本宣科。我们有的教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常常习惯于用传统的旧观念和旧理论去解释、回答已经发展变化的新现实，即使联系不上，也硬要牵强附会的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去寻找答案，这必然会让人们质疑：要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没有什么原则，要么就是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这种教育必然使群众失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信任。 （二）教育者的态度 从教育者的角度看，在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普遍地存在着各种错误倾向的干扰，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它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威信，降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效果。本人认为，教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态度是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质量和效果的主要原因。根据调查，教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普遍有三种态度： 一种态度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圣经看待。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左”的认识。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化，照抄照搬，结果是理论严重脱离实际，不能回答和解决现实的问题。由于照抄照搬的理论无法正确解释和回答客观现实问题，因而也就不能说服学生。时间一长，学生就失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信任。 第二种态度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作用。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右”的认识。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产生于一百多年前，是机器大工业的产物，回答不了今天的现实问题，它已经过时了，应该用新的理论来取而代之。甚至有的教师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已演变为新宗教，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灌输教育是一种愚民政策，窒息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生机。 第三种态度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来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坚持不是固守，也不是抛弃。它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时俱进的品质和基本原则是相对稳定的，不论形势发生什么变化，只要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都应该坚定不移地坚持，不能动摇。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理论则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不断充实和丰富，它本身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正如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就会归于失败。” （三）没有对马哲教育形成正确的认识 许多人把哲学教育简单化，把其知识、方法的传授当作是“ 政治理论”的灌输。本来是“ 哲学上的说理”却变成“ 政治上的说教” 。应当承认，不存在脱离政治的哲学，但哲学有政治无法替代的作用，二者不能简单等同。政治是瞬息万变的，经常表现为一系列原则、政策和策略，而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物史观、无产阶级价值观和辩证唯物主义真理观的有机统一。它以稳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透过瞬息万变、复杂迷离的现象，把握规律，认清政治形势。哲学不是既定不变的知识和简单现成的结论，它为人们提供解决理想、信念和价值观等问题以及评价真善美的正确标准。它重视的是引导学生思维，激发其学习的积极性，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而不是结论。把哲学简单等同政治，势必导致学生学习过程中的死记硬背，缺乏思维的训练、理性的思考，激发不出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而哲学理论教育和宣传教育有着明显的区别，宣传教育完全是为当下的政治服务。而理论教育要一分为二，客观冷静是它的理性所在。它的变化服从于实践，它只忠于实践，并对发展着的现实社会作出理性的回答。但是，由于一些眼前的阶段性工作和政治目标的需要，哲学理论教育往往失去它的客观理性，而是围绕着政治目标不断地注释，不断地演绎。只顾一时的宣传教育效果，忘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本质，其结果是自己损害了自己的形象。过去多年来曾经把哲学当作具体政策的辩护工具，弄成政策图解，搞得极其简单化、绝对化、庸俗化，以至于造成全民学哲学而又全国主观主义大泛滥的荒谬局面，这段惨痛历史要引为子孙万代的教训，再也不能重演了。 （四）在教学方法运用中，认为举例就是论证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过程中，必须坚持进行哲学论证，而不是简单地宣布这样那样的哲学原理。只有通过哲学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才会充分发挥出来。 中国的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家曾经说过：“凡哲学都要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既然高于其他哲学，就更必须有严密的论证。它的立场、观点、方法与其说是体现在它的结论中，还不如说体现在得出结论的论证过程中。只有通过论证才能使我们的教学对象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只是把结论当作如此的东西来宣布，就等于没有讲哲学。” 可我们有些教师以为举例就是论证，这种认识是片面的。“只用举例为证的方法来论证某一条原理，严格说来这是不行的。何况有时候甚至连例子也举得不合适，同原理联系不起来，这就更不行。”我们要通过教学加强哲学的论证力量，不断地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哲学不能只是用来宣布现成结论的，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成这样的学科，那自然在课堂上留不住学生，反而招致学生的反感和厌恶。 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地包含着彻底的批判精神和实践精神。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教学活动，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严密的逻辑论证力量，凸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无穷魅力。只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和思想作深入细致地科学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才会给学生带来思想的收获、灵魂上的震撼和行为上的引导。 教育哲学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瓶颈”与改革 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自建国以来便一直处于显学的地位，各种研究解读著作真可谓汗牛充栋、蔚为大观。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作为当今根本的素质教育亦是开展得如火如荼，这不仅仅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是大学生的一门必修课，更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是对大学生进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历史观培养的最重要方式。加强和改革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以使之更好地体现时代的气息，更加有效地培养和训练人的思维能力，提高人们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人的思维活动的独创性，激发人们的创造欲望，是一项至关重要且亟待解决的课题。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改革的前提与基础 其实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改革并不是一个新课题，迄今为止已有相当多的学者和教育工作者对此开展了深刻且非常有益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需要我们注意的是，无论哪一种教学改革的成功都必定是与其所属科目的本质特性相契合的，忽视课程本身的特点而一味追求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手段、课程设置等等方面的改革，无异于舍本逐末、事倍功半。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改革与创新必须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特质为前提与基础，在顺应这些特质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进行真实有效的教学改革。关于这一点，孙正聿先生曾作出过相当精辟的概括。他认为，哲学是“向上的兼容性”、“时代的容涵性”和“逻辑的展开性”的统一。首先，“向上的兼容性”，是人类认识史的积淀、结晶和升华，是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这就是说，哲学是历史性的思想，哲学史则是思想性的历史，哲学与哲学史是密不可分的，离开“思维的历史和成就”，哲学就会失去它的丰富的理论内容，就会失去它的至为重要的“历史感”。其次，“时代的容涵性”，是指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理论的力量，在于它以理论的方式去把握现实，使人们超越感觉的杂多性、表象的流变性、情感的狭隘性和意愿的主观性，达到对现实的全面反映、深层透视、理性解释、批判性反思和理想性引导。再次，“逻辑的展开性”，表现为哲学范畴的逻辑体系。用列宁的话说，概念、范畴是人类认识的“阶梯”和“支撑点”。哲学理论的深厚的历史感和强烈的现实感，都只能是实现在它的逻辑化的概念展开过程之中。从一定意义上说，哲学理论的力量，就在于这是一种理论的逻辑力量、说服力量、征服力量。当然，这段话是针对一切哲学而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除了体现出上述一般特点外，更“熔铸着人类的理想、信念、情操和教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则熔铸着它的创始人及其后继者的崇高理想、坚定信念、高尚情操和深厚教养，因而具有一种气势恢宏、博大精深、睿智通达的理论境界，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最能”以理服人“的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因此，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要充分体现、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特质，这是取得教学改革攻坚战之胜利的根本前提与基础。 二、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的“瓶颈” (一)批判与前导性的丧失 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来不是一套为现实做注脚的“辩护士”理论，而是指引人们超越现实、奔向共产主义“自由王国”的灯塔。但现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仍未彻底摆脱为政治服务、给政治决策寻找理论依据的角色，现在我们很难再看到哲学独特的滋养主体、反思现实的批判功能，无处寻觅它对于现实社会发展所提供的前导性理念，哲学日益成为“描红”现实的静态话语系统。上述束缚投射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的教学中，便是本为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人文教育被活生生“抽空”为纯时政性的苍白的政治道德说教，这样的教育根本无法内化为学生的品德素养，学生也无法从中获得科学实证与人文思辨的素质训练。由此看来，相当多的学生对本门课程表现出厌恶与冷漠也不足为奇了。 (二)“人”的隐遁 纵观马克思伟大一生的研究历程，无论是早期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还是晚年的人类学笔记，“人”都是马克思所关注的对象，人的自由解放与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一切思想的出发点与归宿。即使在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与流通等问题为主要内容的《资本论》中，我们也同样可以发现马克思对人的问题的研究与探索。同样，在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论断里，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马克思对人之彻底解放的美好未来的殷切期盼。然而遗憾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过程中，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的教学中，我们过分关注了物质世界及其发展，强调物质是世界万物的基石的论断(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认识是对物质存在的反应，社会历史是受物质生产方式支配的)。虽然这样的哲学体系也讲“人”，但这里的“人”只是物质运动的一个环节，整个人类历史也只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而已，缺少对人及其能动性的基本关注，其中的“人”已被剥离为空空如也的符号，沦为表现历史自身发展的工具。应该说，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仍浸染着浓重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色彩，甚至让我们看到了黑格尔的“理性的狡计”的身影。它没有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这些弊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上便表现为教材中映入学生眼帘的是满纸冰冷的逻辑与铁一般的法则，人的主体性、灵动性悄然隐遁，面对这种“见物不见人”的教学，学生很难适应，更无从应用。 (三)教材的陈旧 我国目前所使用的教材内容主要取自前苏联的教材，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了。虽然其间多次改动，但主体框架与主要观点并无多大变易。例如，四大板块结构即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唯物史观——的格局仍未完全突破。另外，大部分的教材不是个人的研究成果而是集体劳动的结晶，这使它更像是材料与观点的集合，而很难显现出个性与独创性。对此，一些学者认为：“前苏联教科书的哲学体系可以说只是部分地阐述了某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知识和原理(较多在唯物史观方面)，总体上并未反映马克思哲学的全貌和特征；即使在当时也不能说代表了它的最高水平。其中不少内容是属于‘前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以前达到并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做了思想准备)的理论成果或形态。”近年来，不少具有创新价值的教材新鲜…炉，其中吸收了一些新内容，但有些内容目前仍是有争议的，如以实践唯物主义取代实践观的提法。这样陈旧的教材远远无法满足时展的要求，教材呈现的理论与现实热点问题相距太远，大学生真正感兴趣的和平与发展的问题、人权问题、全球化问题、科技应用所产生的伦理道德的冲击问题等等，并未纳入到教学体系中来。试想，这样一套远离现实、束之高阁的理论如何能塑造身处瞬息万变的时代潮头的大学生以健全的人格?如何能培养他们宝贵的独创欲望与卓越的创新思维呢? 三、在教学理念上，要大力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人性光辉与批判前导的维度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要重视对人的关怀 如上所述，人的问题始终是马克思所关注的领域，从中我们应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在关注人的生活世界过程中建立和确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是人的生活世界，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应回归人的生活世界”。同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一定要对人的存在、人的解放、人的发展、人的自由、人的权利、人的价值、人的个性和人的主体性等问题给予充分的重视，实现哲学主题由“物质整体的世界”向“人的世界”的重大转变。将之称为“重大的转变”是毫不为过的，因为它涉及到的绝不仅仅是研究的主题，其中更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从理论上讲，对“人的世界”的重新关注，必然高扬了人的主体性维度，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地位。这里的“人”已不是从前那个隶属于整体、依附于社会的工具，而是活生生的现实的人，是以实践作为其存在方式的创造自身历史与未来的充满自主力量的人。人的光辉的复现，同时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本体论由“物质”向“生成”的推移。所有这些转变，无疑能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理念由僵化迟滞的困境中解放出来，使其恢复从前的生机与活力。另外，从现实的层面上看，研究主题的转变，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教学从单一政治或经济功能定位的观念转变到确立引导大学生形成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培养健康、高尚人格相结合的观念上来，使其从单纯灌输意识形态的观念转变到“以人为本”的观念上来，也使其从单一的教学为本的观念转变到确立“教学”相关、“教研”共进的观念上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要给予学生的不仅是知识与智慧，更有健全豁达的人生观。这样的哲学才是“智慧之学”、“为人之学”，这样的哲学教育才是“育心之作”、“树人之作”。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要凸显“批判与前导”的维度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这里的革命性所指的不单是对资产阶级的批判，也包含着对于我国现实社会的反思与超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应该与现实保持适当的距离，以理性的眼光来审视现实，不断地超越现实，不能仅局限于对现实的注解论证。一味用庸俗的实用观点和狭隘的政治观点来看待哲学的后果是严重的。长期偏重物质文明建设、令精神文明建设流于表面化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低效率。批判功能的重现，可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焕发新的生机，彻底摆脱本本主义的僵化教条。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要努力呈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导性，积极主动地为现实社会发展提供有效的导向性理念，在宏观标向上指引现实社会的发展。这一新的转向可以消除哲学把握现实社会发展脉搏的滞后性，改变其长久以来的“注脚”形象。转而走在了浩浩历史之江水的潮头，如灯塔般照亮我们前方的征程。这样的哲学教育充满了青春的脉动，学生们又怎会不欣然接受呢? 四、在教材体系上，要实现各部分内容的创造性重组 众所周知，我国现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之体系划分为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唯物史观四大部分，内容相对独立，相互之间的联系未被充分挖掘，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改革的任务之一便是要重建这四大板块的内在联系，使之融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例如，实践这一范畴在马克思那里绝不仅是指与认识相对的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更是人的存在方式，是人类把握自然界的手段。实践是贯穿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范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近年来，不少教材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在物质观这一章的后面加入了实践观的内容，但这里仍然存在本体论意义上的物质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又如，唯物史观不仅仅是一个隶属于自然辩证法之一部分的自然历史过程，更是人创造历史、解放自身、描绘美好未来的过程。它是浸染着辩证法的、彰显着认识论光辉的开放性进程。再如辩证法，它不只体现为客观物质世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等领域的运动规律，更表现为以实践为基础的主体与客体交互作用的辩证运动，这样的思想愈发明晰地揭示出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关系。只有深入探索上述闪光点，才能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体系熔铸成一个有机的系统。 为了使上述设想得以实现，同时也考虑剑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知识体系也应随之进行分解和重新的排列组合，形成“树状”的知识结构体系。这种“树状”知识结构由“根知识”、“主干知识”和“枝知识”三部分构成。在学习中，学生通过对每一章的深入研究，首先找到贯穿于这一章中的基本原理作为知识“主干”，将构成这一基本原理的主要概念与范畴看作这一章的“根”，将每章中的其余知识视为本章的树状知识结构的“枝”，“枝”的意义取决于其依附的主干知识与根知识。主干知识遍布本章，而根知识则像一根红线贯穿于每一章的知识体系中。“改革后的哲学原理教学新体系，既具有深厚的历史感，又具有强烈的现实感；既具有深刻的理论性，又具有强烈的实践性；既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又具有丰富的知识性；既体现出理论的魅力，又具有时代的感染力”。 五、采用史、论、著、比、实有机结合的方式丰富、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体系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过分注重了原理的阐发，致使哲学教材沦为现成的结论、枯燥的条文与苍白的说教，失去了其原有的功能与作用。因此，我们必须要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与丰富性。具体来讲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史生论 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对于哲学原理的编排基本上是共时性的，学生接受到的永远只是科学且同定的结论，冰冷又干巴巴的条文。至于这些结论是如何获得的，在这样的真理产生之前，理论创建者进行了怎样深邃而艰苦的思索，这中间又与自身的哪些旧痕迹进行了彻底地清算，即马克思的伟大思想如何从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巢窠中涅磐重生的等等，我们无从得知，似乎真理对于个人来说是早已给定的，只需尽力接受就万事大吉了。正是这样的做法令教材变得枯燥乏味，学生读来亦是味如嚼蜡，难免产生厌恶、恐惧的心理。因此，在教材中引入历时性维度势在必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相当长时期的蜕变而逐步生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历史正是对这一生成的科学描绘。对于学生而言，只有充分了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流变历程，才能更深刻、更全面地把握原理的真谛。例如“人的本质”一节，为了使学生更好地理解“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应当引入马克思早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的观点，使学生在马克思关于人本质理论的嬗变中更精准、更全面地理解最终的结论。 (二)凭著丰论 从根本上讲，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中的内容是对马克思主义原典著作的科学归纳与概括，体现了原著的精华所在。然而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其一，教材不是原著，它始终只是中介，不是本原，它不能代替原著的学习；其二，由某一个体或群体所编撰的教材在全国或一定范围内普遍使用，只会使哲学教学变得单一、枯燥”。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一轮又一轮的归纳、概括、抽取极易导致对原著理解的简单教条乃至偏移曲解。前者割裂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后者则无法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本质。如对于“生产力”这一范畴的理解，马克思本人眼中的生产力内涵是极其丰富的，包括物质生产力、精神生产力、自然生产力等多个方面，但在传统教科书中，生产力却被曲解为人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的能力。因而新教材中应加强原著与原理的结合，实现以原理带原著，以原著丰原理的崭新格局。这样师生才能共同面对伟大哲学家的思想，感受伟人思想的真实脉动。 (三)借比彰论 这里的“比”有“比较”的意思，同时亦包括“借鉴”的含义，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应充分对比、借鉴中外优秀的思想成果，通过“扬弃”来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 首先我们从中国传统文化上来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源于中国的，它能够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扎根、生长并结出丰硕的果实，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在许多方面的相似性。历经几千年的锤炼而形成的中困传统义化的威力是巨大的。它曾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在今天既是“活的规范”(延续着的传统)，又是正在生成着的传统。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联，促进两者的有机结合，是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影响的重要手段。例如，中国文化强调“天、地、君、亲、师”，我们可以将之改为“天、地、国、亲、师”，这里改原来的“君”为现在的“国”很重要，“君”是一个具体的君主、政府，“君师合一”亦即政教合一，这容易产生极权，不利于民主的发展，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如将其变为“国”字，则既保证了中国传统价值的有效延续性，又实现了与马克思主义的集体观的结合。这里的“国”字既非政府，也非政体，而是“家团”，是country而非state。中国人经常用“家园”指乡土。“亲”不仅仅指父母，可以扩而广之。“师”也不只是指老师，还包括朋友等。再如，中国儒士所强调的“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以及“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同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等，这些洋溢着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的儒家传统在精神意蕴上，是与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相一致的，应该实现二者的融合，以孕育和生发出新的中华民族精神来，这也是新的工业民族精神之所在。如果我们哲学教科书能够吸纳进这些东西，则哲学教学将会别开洞天，肯定会激发出学生的极大兴趣来。 其次我们再来关注国外、尤其是西方现代哲学。一直以来，教材对于西方现代哲学的态度总的来说是排斥的，要么闭口不谈，要么简单冠之以唯心主义、旧唯物主义或不可知论之类的大帽子，不屑一顾。这样的态度不是平等，而是俯视，甚至是敌视。然而细细想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性绝不是在温室中、在与致病因素隔绝的无菌室中产生与保持的。相反，它是在各种思潮的冲击、辩论、打磨中显露其金子般的光辉的。打开窗子，让新鲜的阳光进来，屋内的花朵才能焕发出生机与活力。况且，西方现代哲学的思想也并非都是谬误，其中确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这样做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放弃自己的原则和信念，而是旨在避免绝对化，能够对其他流派、思潮采取更为宽容、开放的姿态。这不仅仅是必要性的问题，同时也存在着可能性的维度。“如果说19世纪和20世纪是各种对抗和冲突激化的世纪，那么由于冷战的结束和人类面临的各种共同挑战，21世纪将会是和平竞争和对话协商为基调的世纪。对抗和冲突不会很快消失，在一定范围内还会加剧，但问题的解决最终只能靠对话和协商。在此背景下，哲学领域以往那种势不两立的对抗也必将有所缓解，协商式的争论会使人们更多的接受。事实上，西方学术界已开始出现这种倾向。有一些哲学家不仅在试图超越西方哲学中各种流派和思潮的对立，也试图在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之间寻找其共同点”。有了这样好的契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更应解除束缚，在与西方现代哲学的平等对话中展现其特有的优越性与先进性。 (四)依实话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应与现实社会的热点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借此来充分发挥其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固有的内在维度，同时也是时展的客观要求。 从哲学的性质上看，它总是以普遍、抽象的方式来把握具体特殊、表现思想的，似乎与现实没有什么关联，实则相反。纵观整个哲学史，没有一位哲学家的哲学是完全抛弃现实的，时代问题始终是他们关注的对象，只不过他们采取了比较隐晦的方式将火热的激情与深邃的思想包裹了起来罢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更是倍加关注，因为它就是在不断回应时代的过程中产生、发展和壮大的。“马克思把自己的哲学理论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就是要使之保持开放性、批判性，既要对历史开放和批判，也要对现实开放批判，在对历史和现实的开放和批判的交融中，实现对它们的超越。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不仅仅是对旧哲学传统的继承和批判，而且也包含着对其所处时代现实问题的深刻思考。这种哲学精神也是我们应该继承的”。目前，“我们的社会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时期，社会转型时期的制度问题、制度伦理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无中心价值的价值多元、无序状态问题，还有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应对现代社会、为现代化提供支持的问题，也就是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等都应关注。从国际方面看，经济的全球化问题，以及由此提出的全球伦理或普适伦理问题，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应秉持的原则的伦理前提问题、人权问题等等，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关注的，也是我们哲学教学所不可回避的问题”。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必须抛弃“原理加例子”式的假化的教材体系，真正将现实生活引入到哲学之中，这样的哲学教育才更能体现其开放性、批判性和超越性，才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使马克思哲学教育彻底摆脱目前的尴尬境况。这既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重要任务，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发展方向。 从当今世界发展潮流来看，时代特征比从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突出的表现便是上面提到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推动下全球化趋势的加速。“全球化以普遍消除资本的区域性为特征，正是使资本重新组合。‘流动空间’正取代‘地域空间’，换句话说，地域正被网络取代，而网络不再对应于某一具体地域，而是被纳入世界市场内，不受任何国家的政治限制。政治空间和经济空间在历史上第一次不再联系在一起”。全球化已经深入到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在这里，我们很明显地看到了科技革命和以社会改革为中心的当代社会实践的紧密结合所带来的巨大成果。然而如果我们向纵深处挖掘，会看到其中所蕴含的重要的哲学课题：“一是知识增长、科学发展与技术革命中的哲学问题；二是人的自由解放运动所提出的哲学问题；三是认识论与方法论的问题。前两个问题反映了当前举世瞩目的科技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两大潮流，在深层上，乃是社会进步同一过程中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反映着人类在处理同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时，既改造外部世界，又改造和发展自身。而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的突出，则反映着人类在自觉地认识和改造世界中对自身的对象性活动及其方式的自觉地反思”。忽视了对这些哲学问题的研究与探索，势必会影响社会的长远、稳定、全面的发展。而这样的任务就需要也只能依靠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来完成。正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与现实生活的紧密结合，才深化了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及形式的深刻理解和灵活运用，才切实贯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成为“时代的精华”。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四个方面的结合之间绝非是孤立的，而是体现出鲜明的整体化倾向。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发展必然与代表马克思某一阶段思想内涵的著作相关联，也必然会涵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热点问题，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发展的重要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著作总是在与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在对现实社会凸现出的各种问题的深刻剖析中诞生的，这些经典著作的真理性、时代性绝不会因时光的流逝而黯淡，如此等等。一言以蔽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材体系不仅要在形式上形成树状的知识结构，还要在内容上形成史、论、著、比、实交相辉映的全新格局。 综上所述，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形成由来已久，欲彻底根治其弊症也绝非一日之功。但只要我们不断提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教学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立足于长远的教育理念，站在民族进步、国家兴旺发达的高度，以竭力造就创新人才的哲学精神为目标不断加快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改革，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的针对性、时代性和实践性，坚决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理念、教材体系的改革，就一定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实现质的飞跃，培养出更多的德才兼备的创新型人才。 教育哲学论文:浅谈中学化学教学中的哲学教育 本文对化学中体现的哲学原理作了简要介绍，并与其他学科作了类比，力图在化学教学中对学生进行哲学教育，以培养他们的哲学品质，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 在这个充满竞争和功利性的紧张时代，我认为作为一名化学教师，应当充分利用化学课堂对学生进行哲学的教育，让学生意识到化学与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将对他们的成长大有裨益。 一、现象与本质的教育 1.现象与本质的含义。 本质是事物的性质及此事物与他事物的内部联系，是由事物的内部矛盾构成的。本质是事物的内在的、比较深刻、比较稳定的方面，它不能被人的感官直接感知。任何事物内部都有其本身的特殊矛盾，这就构成了一事物区别与其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现象是事物的本质的外部表现，是事物的外在的、表面的、多变的方面，它能被人的感官所直接感知。 2.例析培养学生的透过现象认识本质的哲学思维。 （1）元素周期表的发现：这也是一个透过事物的现象认识本质的过程，只是在这个特殊的过程中，应用了黑格尔的量变到质变的规律。门捷列夫透过六十三种元素的杂乱无章的表面现象，发现了原子量的变化引起元素性质变化的本质。这是透过事物看到本质的一个典型例子。 （2）将二氧化硫分别通入红色的品红溶液和紫色的高锰酸钾溶液后，均能使其褪色，二氧化硫是否均表现了漂白性？ 通过这些实验，让学生学会用现象和本质的哲学观点周密、严谨地看问题，做实验时，要认真观察现象，并认真思考，通过实验现象认识实验本质；学知识时，也要透过事物的现象看到并抓住事物的本质。理解了知识的本质，才是真正的掌握知识的内涵。 （3）事物的现象和本质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物质的本质不同，所表现出来的现象也就不同。在中学化学教学中，石墨和金刚石都是由碳元素组成的单质，但是其性质却相差甚远。这是为什么呢？在金刚石的晶体里，每个碳原子都被相邻的4个碳原子包围，处于4个碳原子的中心，以共价键和4个碳原子结合，成为正四面体结构，这些正四面体结构向空间发展，非常牢固，因而金刚石熔点沸点都较高，并难溶于溶剂。 石墨的晶体则是层状结构，层与层之间以范德华力相结合，因此片层之间容易滑动，石墨质软。但是由于同一层上的碳原子间以较强的共价键结合，所以石墨的熔点很高。 二、量变引起质变的教育 一位伟人说过：“化学可以被认为研究物体由于量的构成的变化而发生的质变的科学。”一切自然科学的发展都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事物总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而客观事物的变化总是只有质和量的变化，质和量的发展变化必然会呈现为量变和质变的两种状态。因此，让学生充分理解和掌握量变到质变的普遍规律的哲学思想非常重要。 1.量变与质变。 量变是事物一种细小的、不显著的数量上的增减和事物各个组成部分在空间排列次序上的变化，不是事物根本性质的变化。在化学中，物质浓度的变化，分子量、原子数目、化合价、键能、温度压强等物理量上的变化，以及物质排列次序、排列方式空间取向、晶体类型等的变化，反应过程的程度改变等都属量变的范畴。 质变是指事物由一种质态向另一种质态的飞跃，是事物根本性质的变化。例如物质的变化、同分异构体的相互转化、分子组成和反应性能的改变等。 2.化学中的实例。 量的变化引起质变的例子很多，如浓度、温度不同引起的质变以及元素周期表体现的规律等。 （1）浓度变化引起质变：稀硫酸具有酸的一切通性，但当改变硫酸的浓度时，随着硫酸浓度的改变，引起了性质的变化。浓硫酸具有强烈的吸水性、脱水性和氧化性。而这些正是稀硫酸所没有的。 在一个烧杯中放入恰好能反应的1l20mol?l-1的浓硫酸和20mol铜，反应也不能进行彻底。因为在整个反应过程中，随着反应的进行，硫酸的浓度逐渐降低，“浓度”这种量的改变引起了质变，浓硫酸变成了稀硫酸，稀硫酸不能与铜反应，所以反应不能进行彻底，所以得到的产物cuso4应该是少于20mol，而不可能是20mol。 三、内因和外因的教育 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在中学化学教学中，化学反应比比皆是，参加化学反应的各种物质本身的性质就是内因，也就是通常我们化学上所说的物质的结构。影响矛盾双方转化的条件，就是化学反应所需的条件，即外因。例如，在研究化学反应速率时，主要研究了外因对反应的影响：双氧水在一般情况下不能放出氧气，但只要我们用二氧化锰做催化剂，就可以制取氧气了。这是因为二氧化锰是催化剂，加快了化学反应进行。也研究了内因对反应的影响：铜在常温下不与稀硫酸反应，而铁可以，这是内因（物质本身的性质）不同造成的。 四、看事物一分为二的观点教育 科技虽然方便了人们的生活，但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当今的大气、水、土壤等污染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这就说明了科技的两面性——对人类有利和不利的方面。教师不妨带领同学们实地考察、询问群众，了解环境污染带来的危害。 五、进行辨证唯物主义教育可采取的方法和途径 1.运用演示、实验、各种现代化教学手段，生动、形象、具体地进行教育。通过实验，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使学生以形态的模式认识事物的本质。 2.多做研究性课题，如学习环境污染这一章节时，把学生分成几个小组，让学生自己去查阅资料，考察，分析，研究，最后得出结论。通过这样一个活动，可以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观点，也可以培养学生量变到质变的观点，培养学生透过现象认识本质的能力。不仅仅让学生学到了知识，培养了学生的辨证唯物主义思想，还让学生学会了怎样去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教育哲学论文:西方教育哲学如何讲述之史学视角 在西方汗牛充栋的教育理论文献中以“教育哲学”的各种形式的文本不胜枚举。这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什么是教育哲学”的一种应答。逻辑上可把“什么是教育哲学”的问题换为“教育哲学是如何讲述”的问题。本文通过对西方教育哲学的分析，从中反省教育哲学可能具有的真正形式。 一、教育哲学的讲述何以可能 但首先是，教育哲学的讲述何以可能?换言之，教育哲学究竟应该讲述什么?只有明确教育哲学讲述的对象，教育哲学的讲述才具有可能。王坤庆教授认为教育哲学之所以在教育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不被其他学科所取代，关键就在于其学科研究对象的不可替代，教育哲学是研究教育价值的学科；在金生?教授那里，教育哲学的存在是为教育的应然性问题做一个哲学辩护，教育哲学是讲述教育的应然性问题。还有论者认为教育哲学讲述的是教育的存在之谜，追问教育之真。关于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人们回答各异其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对教育哲学何以可能的种种观点的穷尽归纳，而在于我们需要明白不同的意见和观点，它们生成的概念框架是什么。 概念框架是人们在思想中构筑经验世界并对思维中的概念进行整理的方式。在不同的概念框架中人们形成的经验世界的图景也是不一致的。教育哲学构筑的是教育世界的图景，不过，这种构筑，不是常识的，也不是科学的，而是哲学的。教育哲学对教育世界图景的构筑，是在哲学的概念框架中来进行的。区别于常识的、科学的概念框架，哲学有自己所特有的概念框架，这使得教育哲学不同于教育科学。但是甚至在哲学系统内部，哲学也有自己彼此不同的概念框架。正如西梅尔(simmel)所说，“哲学就是哲学本身首要的问题”。譬如西方古典哲学和实证哲学，虽然同为哲学，但是它们分别是在思辩的和实证的概念框架中来营建各自的哲学体系的。因此，教育哲学的讲述必然也要受到哲学系统内不同概念框架选择的制约。在不同的概念框架中会形成不同的关于教育哲学的“世界图景”。因此教育哲学的讲述离不开对哲学的反思，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离不开对哲学可能问题的思考。 同时，教育哲学的构建也离不开对教育世界着眼点的选择。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与教育世界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换言之，教育哲学讲述者所面对的经验世界的广度和深度在一定意义上也就决定了教育哲学的可能。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谈到，“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这就意味着人们只有在对世界作出经验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关于这一世界的认识。因此教育哲学讲述者讲述的世界只能是经验的可以感知的世界，是关于教育的感性活动。而由于人们对教育世界存在着不同的经验程度和经验范围，那么不同的教育哲学讲述者所面对的教育世界也就存在差别，人们关于教育的概念理解也就存在着分歧。这在一定程度上就也就为教育哲学讲述的对象的选择提供了差异。譬如如果我们把教育理解为家庭教育，那么在此概念框架中形成的家庭教育哲学肯定就有别于学校教育哲学。 因此，教育哲学讲述的种种分歧，是在于人们关于哲学和教育的概念框架选择的不同。在不同的哲学和教育的概念框架中，生成的教育哲学也就存在着差异。面对诸多的概念框架，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也就成为未决之问。但是，这种未决之问，恰恰是教育哲学有望成为可能的前提。无论对教育问题的理性思辩，还是对教育本体的存在反思，抑或对教育价值的执着追求，教育哲学都是教育和哲学的联姻。“教育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全部可能与必要都建立在对‘哲学’与‘教育’的关系认识上”。对教育哲学讲述何以可能的追问，应该上溯到关于哲学和教育何以可能的思考。 哲学和教育的可能，规定着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哲学和教育的可能只能是教育哲学前提而不是教育哲学本身，这就决定了教育哲学既不是哲学也不是教育学。对哲学和教育的可能的思考，可以由哲学史和教育史来回答。哲学史和教育史揭示的教育的可能也就决定了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但由于最终以文本形式呈现的哲学史和教育史，揭示的也不一定就是哲学和教育的本来的面貌，因此这也就决定了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不一定就是教育哲学应该有的面貌，而只能是教育哲学可能有的或正有的面貌。“在某种意义上，象教育哲学的这样东西是没有的，只有能用不同方法加以分类的各派教育哲学。”也因此下文对教育哲学讲述的种种可能的理解只能具有启发的意义，而不能作为结论的标准。 二、哲学史的回答：西方教育哲学讲述的几种可能 从西方哲学史来看，哲学的发生、发展经历了一个有规律的演绎过程，不同的时代实践派生出不同的时代哲学。以人类历史实践为线索，梳理哲学发展的脉络，可以揭示出哲学所呈现出的种种可能，进而可以把握教育哲学的讲述所具有的几种可能。 当人类还处在自然联系占优势的时代，由于人们尚远远不能破解处于优势的自然之谜，因此就难免给自然之谜以形而上学的解释，这种形而上学，也就构成了人类对自然的本体追问，对普遍规律抑或绝对理念、普遍精神的追寻。这也就是传统的形而上学式的哲学。但是近代以降，自然科学的狂飚之势，尤其是实验自然科学的发展，使得实证精神风靡一时。传统哲学对本体的追问开始转向了对本体认识可能的反思。哲学从本体论必然转向了认识论。认识论的进一步发展，导致分析哲学破土而出，哲学在近现代再次出现了重大的转折。有西方学者对哲学发展呈现出的这种形式作出了精辟的论断：“首先，哲学家们思考这个世界，接着，他们反思认识这个世界的方式，最后，他们转向注意表达这种认识的媒介。这似乎就是哲学从形而上学，经过认识论，再到语言哲学的自然进程。” 分析哲学的诞生，并没有终止哲学的自然进程。20世纪由于西方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科技理性不断扩张边界，人文世界日益受到挤压。克服人的异化、恢复人的主体性的呼声此起彼伏。对人的关注、对主体存在意义的挖掘成为西方哲学讲述的主流。哲学也进入了对既往的和现存的一切进行了批判和清思的阶段，哲学的发展开始呈现出多元的面貌，哲学的讲述表现出了多种的可能。哲学史呈现出的哲学讲述的种种可能，也必然给不同历史时代中教育哲学的讲述提供了种种可能。 (一)本体探求式的教育哲学 传统哲学执着于对形而上学的本体追求，这就给教育哲学的讲述提供了一种可能(如果存在被讲述着的教育哲学的话)，那就是以思辩的方式追问教育的本体。但是“在把哲学解释为关于”普遍规律“的学说时……其结果往往把哲学理论混同为其他的实证的知识。”哲学成为“科学的科学”。既然哲学是作为“科学的科学”，那么在传统形而上学哲学占据主流的时代，教育哲学对教育本体追求的可能形式也就是对教育实证知识的揭示。而由于当时教育哲学还没有从教育学中分化，故而教育哲学对教育本体也即对教育实证知识的追求是通过教育学来体现的。在这个意义上。有人将“近代教育科学化运动”之前的教育学通称为“哲学的教育学”也就情有可原。因为在传统的形而上学哲学时代，教育学对教育实证知识的追求必须有赖于哲学关于永恒存在，尤其是关于人性学说的支撑。显然通过这种思辩的途径获得的关于教育的实证知识也就只能是思辩的，教育学所呈现的范式也只能是思辩的，进而是规范性，而不是描述性的。所以，在哲学就是“科学的科学”的概念框架下，传统的教育学与其说是“哲学的教育学”，毋宁说是教育哲学的一种怪胎。人们建立教育学的初衷是对教育进行描述，但结果却走向了规范，教育学大厦本应是立足于经验，但结果却奠基于思辩。在此逻辑下，罗森克兰茨的《教育学的体系》既被看作是教育学，又被看作是教育哲学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如此，教育哲学对教育本体探求的初衷，却对后来的教育哲学的讲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国教育哲学界一度对教育本质的深刻挖掘就是这种范式的实践。 (二)价值规范式的教育哲学 传统的形而上学哲学经过认识论的转化，为哲学本身的发展提供了种种可能。哲学家从过去致力于对终极存在的追问转向了对现象世界、经验世界的探究。而伴随着形而上学的被拒斥，传统的哲学教育学也走向了终结。教育学毅然迈向了科学化进程。显然教育哲学已经不能依附于教育学而存在了。在哲学认识论转化的背景下，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也就不再是对形而上学的本体追求，传统的哲学教育学，“一方面它借用了自然科学方法，以追求科学化、量化为目标，朝向建立教育科学体系；另一方面，它保留了哲学方法论基础，将教育学中具有价值和观念属性的内容纳入哲学范畴，朝向形成教育哲学体系。”哲学的认识论转向为教育哲学的可能提供了方向，在哲学拒斥“自在之物”的背景下，教育哲学也不再关注教育的本体，从而也不再关注教育实然，这些都交给了教育学去解决。教育哲学研究者所做的就是从各自的哲学观点中演绎出教育价值、教育目的，并试图根据这些价值、目的为教育实践提供指导。在这种意义上教育哲学是一种规范性的哲学，同时也有可能成为一种实践哲学。但是教育哲学讲述呈现的这种可能，反而给自身的可能带来了疑问，“教育倒反像仅是附在哲学骨骼上的皮肉一样，只用来阐明哲学的原则”。哲学演绎式的教育哲学如同哲学式的教育学一样，面临着成学的可能性的问题，然而也正是这种演绎式的教育哲学，极大程度地丰富了人类的教育思想，促进了世界各国教育的发展。譬如处在这一时期的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正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 (三)语言分析式的教育哲学 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虽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肯定，但是，他的教育哲学范式却并没有在学界得到一致的赞成。而当分析哲学的问世，教育哲学的合法性才得到了充分肯定。“在西方哲学不断发展的背景中，教育哲学真正开始成为一个有清晰界限的研究领域，以其强有力的分析方法著称于世。”分析哲学改变了在此之前的哲学言说方式，哲学被打上了科学化的烙印，分析哲学家试图通过语言的分析来为哲学问题的解决提供确定性。这也就为教育哲学摆脱以往对哲学的依附性提供了突破口，教育哲学开始真正关注自身，并能够为自身的科学性提供保证。显然教育哲学的这种可能性得到的认可归根结底还是哲学的可能性得到了默认。分析教育哲学依靠分析这一批判的武器真正展开了对教育理论的批判和清思。遗憾的是，分析哲学为教育哲学的可能提供了肯定的同时，也为其否定埋下了伏笔。分析教育哲学在文本分析的概念框架下，日益进入了逻辑的游戏，日益脱离了现实的教育问题，即便他们也试图对教育实践提供帮助，但是分析的方法限制了其作用的发挥。而且在另一种意义上，分析哲学的合法性本身也值得反思，分析只能是哲学的方法，而不能或至少不能代替哲学本身。所以当分析哲学走向式微的时候，分析教育哲学也就好景不长了。教育哲学的讲述再度成为一个问题。 (四)人文求索式的教育哲学 现代西方哲学在非理性主义思潮的演绎下，哲学的发展越来越关注人的存在。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生命哲学的发轫，为后继哲学对人存在意义的观照更提供了可能。分析哲学之后，语言已经被哲学演绎成“存在的家园”，通过对语言、文本的分析来找寻人的存在的意义，成为哲学不可回避的主题。哲学主题的切换给分析教育哲学的讲述也带来了挑战，以分析的方式展开对教育文本的反思、理解、体察，并从中感悟教育的意义，使得教育摆脱顽固理性的干扰，让教育对象走出对象性的存在，成为教育哲学时髦的主题。这种教育哲学在要素主义、永恒主义、存在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的哲学中都不乏存在，无论这些教育哲学所选择的教育着眼点是什么，它们字里行间都始终关注人的时间性存在，处处激荡着人文的气息，文化的关怀。然而，教育哲学的这种讲述方式依然没有摆脱自身对其上位哲学演绎的窠臼，同时，由于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哲学基于其方法论，在叙事方式上提倡“小叙事”而反对“元叙事”和“宏伟叙事”，这也就导致教育哲学研究者的视野不再是笼统的关注整个教育过程，而偏重于对微观的教学事件、课程开发、教育政策等进行哲学的审视。所以，尽管西方教育哲学的讲述在当代获得了全新的演绎，但是，西方教育哲学反而呈现出更多的可能，教育哲学的规范性反而再次迷失了。正如彼得斯在上个世纪80年代谈到英国教育哲学的发展时说道：“我希望看到的是更加强调社会价值和人性的‘伦敦学派’的发展。但是，也许会有一种‘范式转变’，有某种新的东西出现，但是我却不知道新的东西会是什么。” 三、教育史的回答：西方教育哲学讲述的几种可能 教育哲学的讲述离不开教育本身。语言是存在的显现。只有人类教育活动的存在，教育哲学才有讲述的可能。教育史是教育存在的逻辑显现，很大程度上教育史中关于教育经验世界的描述，既是教育哲学讲述的消极界限(教育世界在语言之外是存在着的无)，同时也是教育哲学讲述的积极界限(教育世界在语言中对人生成为无限的有)。因此教育史关于教育的讲述也为教育哲学的讲述提供了种种可能。 这里我们不准备考察教育的起源或史前教育，起源问题本身就带有形而上学式的追问。这一问题的回答在某种意义上需要一定的哲学世界观作为前提，因而本质上也就成为哲学需要回答的问题，尽管很多人把它纳入到教育哲学体系中来。我们关注的是教育史以描述的方式对教育历史形态的揭示。只有在这种描述性的概念框架中，教育史中的教育才能将教育哲学讲述的消极界限和积极界限融为一体。 我们知道，以文艺复兴为分期，教育史对教育的前后讲述，可谓大相径庭。文艺复兴之前，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人们对教育的理解，还不是一种比较严格意义上的，即作为学校教育的理解。因为当时学校作为一种教育机构，尚为数不多，教育特权往往都还掌握在教权或皇权的手中，教育整体上还远未世俗化(偶尔也有例外，譬如拜占廷时期的教育)，同时，这些教育在形式上也还停留在个别施教上，教育内容比较简单，教育方法也比较浅显，教育目标也还只是一种道德向善的追求。显然，面对这样的教育经验世界，“如何教育”乃至“什么是教育”的问题并不能够充分引起人们的关注，这也就必然决定着教育哲学讲述的必要性本身还有待思考。“自然，在漫长的岁月里，毕竟积累了许多经验，经历代有识之士的整理，形成了大量教育文献；惟这类经验总结，主要属于教材研究、治学经验、道德修养的规范及程序、教师风范之类。与其说是‘教育’的经验，毋宁说是‘学’的经验。”故而当时的教育现状限定了教育哲学讲述可能。因此，当我们有人把古代柏拉图的《理想国》作为教育哲学时，不免牵强附会，虽然其间不乏关于教育的许多讲解，但毋宁说它是一部政治学更为妥当。 到了近代，西方历史经过了中世纪痛苦煎熬的同时，也给人类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其中之一就是延续至今的大学。中世纪之后，“因为有了大学，所以一般教育，即使还很坏，却普及多了。”教育逐渐走向了世俗化。在这种世俗化的过程中，伴随教育规模的扩大，教育问题也逐渐增多。于是对教育问题的思考也逐渐增长。但这种思考出自教育实践的需要，还主要集中在“如何教育”的问题上。因此，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必然离不开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规范性也因此成为这一时期教育理论讲述的主要表征。同时，过去家庭式的、个别施教的教育逐渐被学校教育、规模施教所取代，这就决定这一时期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难免也逐渐从家庭教育、个别施教逐渐转移到学校教育、规模教育上来。再者，中世纪以来，高等教育从上往下延伸，中等教育、初等教育逐步发展，人们对初等教育，尤其是“对儿童教育的关注，自17世纪中叶夸美纽斯逝世以来，就已明确地提到历史的日程上来了。”所以，这自然也使得这一时期教育理论的讲述主要把视野限制在儿童教育上，教育哲学的讲述也难脱其咎。洛克、卢梭、赫尔巴特等人的关于教育问题的讲述也正是在这种逻辑中进行的，而这一时期教育理论研究者对儿童教育、学校教育问题的关注，甚至影响了整个19世纪乃至20世纪一般教育理论的发展。但无论如何，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就给教育哲学讲述的内容和方式提供了一种选择。 教育史的讲述充满着很多值得深究的地方。在时代的进程中，从18世纪开始，教育普及化的要求越来越高，初等教育有所发展。到了19世纪，西方师范教育开始成为一种普遍的要求。于是人们据此认为，“教育学之所以产生，实师资专业训练使然，而师资训练的需求，取决于教育事业的普及状况。”遂教育哲学的可能也就孕育于此。因此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教育学(包括教育哲学)的讲述都以初等教育的理论形式问世，而与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价值无涉。但是，这些教育理论却是在高等教育机构中产生的。德国也正是由于高等教育的繁荣，才能成为普通教育学的故乡。缘何当时教育理论不对高等教育进行必要的讲述呢?事实上，当时德国的洪堡理念已经颇具高等教育哲学的意蕴，而红衣主教牛曼的《大学的理想》也已经于1852年问世，可以说我们今天所谈及的高等教育哲学框架在那个时代也已经成型了。然而，直到20世纪，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中，依然将教育主要定位在对儿童的教育以及学校教育上来。难怪教育哲学家费茵伯格(feinberg，w．)指出，认为教育哲学的合法性基础在于“一般哲学基础”和“专业培训”的观念是不够正确的。而罗森科兰茨的《教育学的体系》由于其广阔的教育视野(该著作教育视野非常广阔，它分为三编，第一编是教育的一般观点，第二编是关于教育的要素：体育、智育、意育；第三编是关于世界教育的特殊系统：家庭生活、学校社会、公民生活、职业生活、宗教生活)，后来被美国学者翻译并专门以《教育哲学》命名之，今天看来或许对教育哲学的规范性问题思考更具有启迪意义。 而当人类迈入20世纪，教育一改以往的从高等教育向初等教育下延式的发展路线，开始步入由初等教育向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上升式的发展轨道。高等教育逐渐从社会边缘进入社会中心。于是人们关于高等教育的哲学思考也变得紧迫起来，高等教育哲学也走进了教育哲学的视野中。在这种情形下，教育哲学的讲述已经不能也不可能仅仅局限在普通教育阶段了。同时，当代教育也逐渐走出了围墙，走出了专业培训，从有限的空间进入了无限的时间。当代教育出现了三种新的现象：教育先行、教育预见、社会拒绝使用学校的毕业生。教育经验世界的日益丰富性，给教育哲学的讲述也增添了丰富性。当1921年，德国教育学家j.r.克里茨玛尔(j.r.kretzschmar)在《哲学教育学的终结》中，宣判哲学教育学的死亡时，相反，人们从哲学层面对教育经验世界的思考却越来越多，教育哲学已经不局限在学校教育、儿童教育等问题上了。而时至今日，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终身教育、网络教育、普通教育、高等教育……丰富的教育经验世界都可能会进入教育哲学讲述的视野。也因此，教育哲学的规范性越来越成为疑问。 四、结语 过去的已成为历史，但历史并没有完全过去。西方哲学史和教育史揭示的西方教育哲学讲述所呈现的种种可能，也启迪着我们今天教育哲学的讲述。既然西方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性源于哲学史和教育史，而哲学理论在不断演绎，教育世界也在日益丰富，因此教育哲学的讲述方式、讲述内容必然也在不断地生成。所以，教育哲学范式的探讨，如果脱离丰富的教育实践，脱离可能的哲学语境，这种努力必然是徒劳无益，而那种试图给教育哲学提供单一模式或唯一范式的理念，无非是一种话语霸权，更是有悖历史本身的逻辑。 然而，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教育哲学范式化，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教育哲学研究也能够呈现出范式特色，譬如分析教育哲学。同时西方哲学史和教育史也表明，教育哲学范式化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根植于时代的哲学，也根植于时代的教育。如果存在唯一的教育哲学范式，那也只能是在时代实践的广阔境遇中选择哲学，运用哲学的知识和智慧来审视教育、反思教育、批判教育，从而改造和创新教育。教育哲学的讲述真正能够得到认可的过程，也正是教育哲学在时代的教育实践中得到证明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也恰恰是教育哲学范式化的过程。或许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轻易地穿过历史时空，梳理出西方教育哲学讲述的种种可能，也不过是因为我们沿着历史实践的车轮碾过的痕迹，重温一次教育哲学的文本罢了。 教育哲学论文:融入科技哲学的高职通识教育初探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推进素质教育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是贯彻教育方针的时代要求，核心是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重大问题，重点是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高等教育要重视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科研能力和创业精神，普遍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和科学素质”。高职院校在培养应用型技术人才的同时，也担负着提高学生人文素质的使命。因此，对于高职院校来说，努力探索和构建学生科技素质培养体系，对于培养创新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通识教育视阈下 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 “通识教育”的要素包括：第一，教育目的是培养自由、高尚的人，这一目的特点表现为明显的非功利性；第二，其教育对象是少数“社会精英”，只有“社会精英”，才能有闲暇超然物外，终日沉溺于非功利的活动中；第三，注重培养人的智能，教育内容全面、广泛。只有培养人的智能，才能使人成为自由且高尚的人。 高等职业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为未来所从事的技术型职业做准备。同时，要开阔他们的视野，培养他们广泛的兴趣。知识经济时代需要的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同时具备的融合型人才。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是素质教育的核心内容，也是高职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必然趋势。高等职业教育肩负着对学生进行应用技能和高素质培养的双重重任，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造就技术与文化兼备、赋有科学精神与人文素养、既会工作，又会生活的全面发展的人。因此，我们必须看到当前高职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的现状与问题，加强对高职学生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培养。提高高职学生的综合素质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当前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主要方向。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内涵十分丰富。“科学精神”是指在长期科学活动中形成的一种观念、意识和态度。“科学精神”体现在科学知识、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中。“人文精神”是指以人为本、高扬人性大旗、揭示人的生存意义、体现人的尊严和价值、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文化精神。“科学精神”的性质与特征，有人认为是人类认识自然、适应自然和变革自然活动的理想追求、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的集中表征，是人类认识自然活动及其认知成果的升华。其要点可概括为：科学精神的首要要求即客观、求实精神；科学怀疑精神即追求真理、不盲从潮流、不迷信权威；不断求知的精神；创新的精神；继承的精神。所谓“人文精神”，孟建伟认为应当是整个人类文化所体现的最根本的精神，或者说是整个人类文化生活的内在灵魂。它以追求真善美等崇高的价值理想为核心，以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为终极目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作为人类精神的两种极端存在方式，对人类文化的创造所起的作用各异。“科学精神”是人类进行科学探索的不竭动力，在科学精神的指引下，科学技术取得持续进步。同时，若无人文精神的激励，不可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通识教育维度的高职 科技哲学教育的合理性 科学技术哲学课程包括四部分：自然观、科学观与科学方法论、技术观与技术方法论、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技术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象是自然界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以及科学技术在社会中的作用。通识教育维度下，在高职教育中施行科技哲学教育，解释科技哲学中的科学理论、科学观念，如科学理论与技术理论的结构、科学知识与技术知识的本质、科学范式与技术范式的区别等。通过课程使高职学生树立正确的科学技术哲学观，正确认识高职思想教育与科技哲学之间的辩证关系。科学技术哲学课程是培养高职学生辩证思维方法，提高高职学生科学素养的主要课程，关系到高职学生的理想信念和精神支柱。其课程性质决定其人文主义思维方式与情怀。科技哲学课程的定位为：对科技发展进行哲学的反思，亦即对自然科学的发展进行人文主义的解读与反省。 高职院校开展的职业教育基本上是属于技术性教育和进入职业的适应性教育，还没有哪所高职院校设置了与科学技术发展相关的哲学课程。这就大大限制了高职院校学生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在我国，高职教育起步相对较晚，办学经验尚需积累。当前，高职教育存在两种不利倾向：一是教育目的的功利化，二是教育目的的工具化。教育目的的功利化，表现在教育者一方，就是将主要力量集中在专业教育和应用开发研究上；在课程结构方面，知识性课程比例偏大，方法类、思维类课程比例相对较小，其结果是职业教育近于专业训练。表现在受教育者方面，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催生了文凭热、证书热、考研热等，社会现实促使高职教育的功利性增强。金耀基认为，今日之大学最流行的形象不是“象牙塔”而是“服务站”。由于社会需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不知不觉中大学日趋社会化、政治化和市场化。大学如斯，高职则更甚之。教育目的的工具化，使人越来越专业化、技术化，人成为科学技术或工业发展的手段和工具。教育目的的功利化和工具化所导致的结果必然违背教育的初衷，表现为只突出做事的教育，忽略了对人的全面教育，培养的人才素质得不到全面发展。在急功近利思想和浮躁情绪的外部环境作用下，大学生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缺失现象比较严重。《高等教育法》总则第五条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同时，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反思也需要纳入人才培养体系中来，特别是对于高职院校来说，如何使学生全面发展，成为21世纪的科技创新人才，是高职教育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鉴于此，科学技术哲学应成为高职通识教育中的一项主要内容，在高职院校中开展科技哲学教育，让高职学生对科学技术的功能进行哲学反思是必要的。 在高职院校培养体系中，融科技哲学于通识教育中，促进高职学生对科学技术这把“双刃剑”有正确的认识，完成自然和人性道德的完美统一。加强科学技术哲学教育对于高职院校通识教育有着重要的意义，具体有： 增强高职学生对科学技术的全面认识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促进了人类的进步和文明，改变了世界面貌，科学技术创新已成为当今社会的主题。但创新不仅仅指科学技术创新，更重要的是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和深层次理解。通过科技哲学教育，可培养高职院校学生对科学技术发展的系统思想。同时，让学生认识到对科学技术的不合理利用会带来负面效应，科学技术有“双刃剑”的性质。对科学技术若没有全面认识，只看到和利用其功利性一面，而无视科技对人类和社会的负效应，将会给人类和社会带来灾难。 培养高职院校学生的科学素养，弘扬科学精神 在教育过程中，选择正确的教育方式促使学生辩证地认识、感受科学技术内含的人文精神，全面认识科学技术的能动性、主动性和科学理性。从某些方面说，科学精神是人文精神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孟建伟认为，科学像人类其他各项创造性活动一样，充满着生机和最高尚、最纯洁的生命力，科学在追求知识和真理的同时也在追求着人类自身的进步和发展，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在创造着精神文明，它给人类以崇高的理想的精神，永远激励着人们超越自我、追求更高的人生境界。因此，作为整个人类文化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科学活动，它所体现的精神本身就是一种人文精神。 促进高职学生对科学与技术的统一性有充分认识 “科学”、“技术”是两个不同概念。对高职院校的学生而言，区分两个概念之间的不同是十分重要的。目前，科学和技术的普适性、可检验性和统一性为人们普遍认同。特别是科学技术发展至今，任何一种商品都是科学与技术的高度复合体、统一体。通过科学技术哲学教育，高职院校学生对科学进行理性认识。学生在高职院校得到的不仅仅只是技术的掌握和提高，理论知识更有助于认识科学技术发展的历程和规律。因此，正确引导、认识科学与技术的统一性及其辩证关系，对于培养高职学生的科学与人文素质是必要的。 强调科学技术哲学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指导意义 无论是科学技术工作者或者是人文社会工作者，在从事社会实践活动时，必须既具有科学精神，又具有人文精神。唯有如此，才能做到在处理科学技术问题时既遵循科学精神，又顾及其人文社会后果。 建构科学人文的高职通识教育桥梁 素质教育是21世纪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战略方针。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是素质教育的核心内容，也是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必须看到当前高职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的现状与问题。推进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有机融合的主要途径，一是改革人才培养目标和学科专业结构及课程体系，二是培育高职学生正确的科学技术哲学观。 科学技术哲学课程的开设具有广泛的意义和沟通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双重功能。面对高职院校的实际，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坚持与时俱进，加强师资队伍培养，改革教学方法，积极探讨在高职院校开展科技哲学教育，弥补当前高职学生综合素质的缺失，促进科学教育人文化，把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文化、哲学观念，而非单纯的技术传授给学生，使他们不仅掌握科学技术本身，而且还了解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懂得如何合理地运用科学技术，使之造福于人类。 在我国研究生培养体制中，“科技哲学”类课程是指针对理、工、农、医类研究生开设的政治理论公共课。目的是通过对科学技术哲学这门课程的系统学习，使培养出来的理工科研究生对科学技术的功能有全面正确的认识，在正确的科学技术哲学观指导下运用科学技术于实践。高职院校的专业或学科设置以工程、技术应用类为主，与普通高校的理、工、农、医类有相类之处。笔者认为，高职院校并不能因为其学位层次较低就视科学技术哲学教育为可有可无；反之，对于毕业以后直接从事工程技术类工作的高级应用型技术人才开展科学伦理、技术伦理教育，让他们具备工程良心，对科学技术的“双刃剑”性质有全面认识是十分必要的。由于高职学生培养的特点是在校学习时间相对较短、理论与实践并行，所以，在高职院校开展科学技术哲学教育还是个崭新的课题。笔者认为，在高职院校中开展科技哲学教育不能像大学那样系统，可按以下步骤： 第一步：通过问卷方式选取部分对象对高职院校学生的科技哲学观进行调研，考察学生对科学技术的基本认识、对科学素质课程的教学需求，包括教学内容、教学形式、考核方式等。根据问卷调研报告设定选题目标。 第二步：以开设选修课程《科学与人文素养》或专题讲座的形式，在高职教学中融入科技哲学的通识教育内容，为高职学生建构通识教育桥梁。选修课程《科学与人文素养》或专题讲座的内容力求体现当前最新科学技术实践的最新经验，科技的最新进展，让高职学生学习了解科学技术哲学是体现现代科学的理性文化，是人类理性发展到科学时代的产物。 结语 科学技术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自觉地继承了欧洲文艺复兴以来，高扬人的价值与科学价值的人文主义传统，具有浓厚的理性精神，它关联着人类的现实关怀。高职通识教育视阈下的科学技术哲学教育，无论是以科学技术哲学所特有的科学自然观和方法论清除形形色色神秘主义与现代迷信，还是对于培养具有科学与人文素养的应用型技术人才来说，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教育哲学论文:浅析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论意义 一、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应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 我们认为，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学说视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内在统一，这构成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方法论意蕴的理论出发点。要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有一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就是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即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这个说法固然正确，但却未免简单化。因为它容易使人产生这样一个看法：似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学说涉及两个平行不一的领域，即作为客观现实世界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存在规律和作为人类主体认识和改造现实世界的思维规律。其实，这两者是一致和同一的。作为主观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客观辩证法的正确反映，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作为世界观的含义。而这一主观辩证法作为一种辩证思维的方法，在社会实践中被用以认识、规范和改造世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又具有了方法的意蕴。 据此，我们可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方法论意蕴作如下一个界定：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方法论意蕴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学说在正确揭示客观现实世界规律的基础上，又把这种认识作为主体的一种思维工具，反过来规范和改造客观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过程。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方法论意蕴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观点和学说转化为人们认识问题、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思维方法的过程。 二、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转化为方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方法论意蕴，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具体是通过如下三个途径体现出来的： 其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范畴所体现的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学说体系中，范畴是对客观现实世界的正确摹写和反映，但它一经形成便又转过来规范现实。而这个规范现实的过程也就是范畴转化为方法的过程。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物质范畴，如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曾论及的那样，作为一种方法，就是使当时许多的自然科学家从“原子非物质化”的迷误与困惑中解脱出来。因此，范畴的方法论智能是以范畴在本质上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对象的属性作为基础的。没有对客观事物本质属性的正确摹写和反映，就没有范畴的方法论意蕴。这也算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要求。 其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命题所体现的方法。与范畴的方法论意蕴相同，所谓命题转化为方法，其真实的含义也是指反映现实和规范现实的相统一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命题，其中尤其是那些重要的通常被称之为理论原则的命题，无疑都是对客观现实世界存在之规律的正确反映。只是基于这一正确反映的基础上，我们才能以此来规范客观现实世界，从而指导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这也就是理论转化为方法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命题转化为方法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值得特别加以研究，这就是，能否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所有理论命题均能有效地转化为方法。显然，对这个问题的探讨直接涉及我们现在能否和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根本问题，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其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所体现的方法。根据列宁对《资本论》方法的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普遍一般方法还具体包括如下一些方法：一是个别和一般相结合的方法；二是归纳和演绎相结合的方法；三是分析和综合相结合的方法；四是逻辑的和历史的相结合的方法。当然，这些方法就其实质而言都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具体展开和运用。 三、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之方法论意蕴的意义 在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发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意蕴，探讨理论如何转化为方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我们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从本质上讲是人类改造主观世界的一种实践活动。一些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理论作为永恒不变的真理而到处生搬硬套，而实用主义者则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片言只语为我所用，以此去任意的图解现实。在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存在的往往只注重知识的传授、结论的灌输，而忽视发掘其中所蕴含的方法论意义。 由此可见，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所具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的角度进行传授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学说绝不只是马克思、恩格斯个人天才思想营建的产物，这个学说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认识工具。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说既是我们认识和把握世界的科学世界观，更是我们探索和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科学方法论。也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对青年学生人格塑造和精神素质的总体提高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教育哲学论文:西方高等教育哲学观的反思与批判 高等教育是为了什么而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是一种高等教育的价值取向问题,也是一个哲学问题。布鲁贝克认为：“在20世纪，大学确立它的地位的主要途径有两种，即存在着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一种哲学主要是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哲学则以政治论为基础。”①他强调高深学问是高等教育共同的逻辑起点，认识论哲学认为高深知识本身就是目的，政治论哲学认为高深知识是作为手段而不是目的。显然,他的哲学思想闪烁着智慧的光辉,但是他的高等教育哲学思想也存在着某些局限性。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指出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观的三个局限性，并且认为认识论和政治论的哲学并不是在美国的高等学校中交替着占据统治地位，人本论也是高等教育合法性存在和发展的哲学，多元哲学观的冲突和并存才是高等教育多元化发展的基础，期望整合或者融合多元哲学观以实现高等教育整体功能是不现实的。 一、高等教育认识论与政治论哲学观关系上认识的局限性 西方现代高等教育发轫于欧洲中世纪大学。欧洲中世纪大学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经济发展、城市生活及贸易复兴的欧洲中世纪社会需要大量受过训练的管理者、律师、文书、医生和牧师，正是欧洲中世纪社会对于人才的需要才促进了中世纪大学的兴起和发展。最早的博洛尼亚大学(1150年)是为了满足意大利北部城市对罗马法学者的大量需求而逐渐形成的。巴黎大学(约1200年)则是神学的讲坛，是为了满足对神职人员的需要而逐渐形成的。神职人员掌握着政治和法律的权力，获得了知识教育的垄断地位，因而成为一名神职人员也就成为许多人的梦想。②萨莱诺大学(1231年)则是为了培养医生而逐步形成的。从最早形成的几所大学的原因来看，无一例外都是为了适应社会对于专门人才的需要。高等教育为社会服务的价值取向是从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形成过程中确立的。也可以说，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形成是以政治论哲学为主导的。 布鲁贝克认为，在美国建国初期，高等教育据以存在的合法依据主要是政治性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继承了德国大学的思想之后，高等教育开始主要以认识论哲学作为合法存在的依据。19世纪工业革命之前，高等教育的主要职能一直是保存、传授和发展高深学问，工业革命的力量催生了“威斯康星思想”，高等教育又担负起为公众服务的职能。认识论和政治论的哲学交替在美国的高等学校中占据统治地位。③诚然，洪堡时代德国大学改革运动所确立的思想对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实践有着重要的影响，美国大学开始注重高深科学的研究，既给教师提供充分的教学科研自由，也允许学生享有充分的学习自由，这促进了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科学研究职能在大学的确立无疑是洪堡时期大学改革运动取得的最卓越成果和最明显特征，并在美国大学得到了发展。但是，洪堡时代德国大学改革运动的真正意义是于在消除长期以来大学不断衰退的现象，让大学培养的人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不再是传统大学所培养的腐朽无用之人。正因为柏林大学以服务于国家需要为宗旨，才适应了时代的需求而得到发展。在这个时期，大学完成了其世俗化的过程。④洪堡认为：“总的来说，国家决不应指望大学同政府的眼前利益直接地联系起来；却应相信大学若能完成它们的真正使命，则不仅能为政府眼前的任务服务，还会使大学在学术上不断地提高，从而不断地开创更广阔的事业基地，并且使人力物力得以发挥更大的功用，其成效是远非政府近前布置所能意料的。”⑤洪堡的大学改革思想着眼的不是国家和政府的眼前利益，而是国家和政府的长远利益。显然，在哲学基础上，这是一种长远的政治观,不能简单地认为洪堡的大学改革思想是一种认识论的哲学思想。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继承了洪堡大学的精神，重视科学研究，重视高深学问，但高等教育最终还是为了国家的需要，仍然是以政治论而不仅仅是以认识论哲学作为其合法存在的依据。大学要长远地为国家和政府利益服务，就必须重视科学研究，就必然要摒弃经院哲学的教学，让教师和学生享有充分的教学研究和学习的自由。在19-20世纪，认识论和政治论的哲学并不是在美国的高等学校中交替着占据统治地位。“威斯康星思想”强化了高等教育的政治功能，但并没有产生新的功能。这可能正是布鲁贝克高等教育政治论和认识论哲学观关系上所存在的局限性。 二、人本论：高等教育存在和发展的另一个哲学观 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观不仅在政治论和认识论关系上存在着认识的局限性，而且在高等教育哲学观的内容上也存在着局限性，即高等教育哲学观不仅存在着政治论和认识论两种思想，同时还存在着人本论的思想。 在评述高等教育各种哲学观点时，布鲁贝克始终坚持以“高深学问”作为其逻辑起点。他认为：“高等学校有三项主要职能：传播高深学问，扩大学问领域，运用其成果为公众服务。”⑥认识论哲学是他反复强调并予以肯定的。他说：“高等教育与中等、初等教育的主要差别在于教材的不同：高等教育研究高深的学问。……这种程度在教育体系的上层如此突出，以致使它成为一种不同的性质。教育阶梯的顶层所关注的是深奥的学问。”⑦显然，布鲁贝克试图指出，由于初等和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有着不同的特殊问题，所以“从普通教育哲学中寻找线索是极为自然的，但是，要采用这种方法却是困难的”。⑧因而，高等教育的哲学观应基于高深学问。由高等教育的特征性出发是否能够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高等教育哲学思想呢？仅因为教材的不同，高等教育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吗？高等教育存在和发展是基于高深学问还是基于“人”？对此20世纪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有着不同的认识。 存在主义是20世纪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思潮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个流派。存在主义高等教育哲学关注人的存在、人的价值、人的尊严，注重现实人生。存在主义教育观强调教育要以人为本，以关注人的存在为逻辑起点；强调人的自我实现，强调学生在教育的帮助引导下自由、有选择、负责任地成为自由的人，以实现自我。其代表人物有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波尔诺夫、尼采、萨特等。雅斯贝尔斯认为，个人的存在是一切存在的出发点。他说：“所谓教育，不过是人对人的主体间灵肉的交流活动，包括知识内容的传授、生命内涵的领悟、意志行为的规范，并通过文化传递功能，将文化遗产教给下一代，使他们自由地生成，并启迪其自由天性。”⑨西方高等教育有着悠久的自由教育（博雅教育）传统，不少西方高等教育思想家，也精辟地阐发过大学教育的人文理念。[10] 教育作为培养人的活动，它既是人的生命存在的一种方式，又服务于人的生命存在。换言之，教育的根本实质是保持和促进人的生命存在，生命存在既是教育的出发点又是教育的归属，因此，教育以人的生命存在为核心。教育的本体是人的生命存在。[11]高等教育作为教育的一种类型，是从教育的不断发展过程中分离出来的，中西方早期的教育并无初等、中等、高等教育之分，教育的目的也包括了高等教育的目的，高等教育也是为了人生命的存在，这种生命存在表现为人的自由、自在、自为的和谐发展。这是人本主义哲学的主要思想, 这种思想也深刻地影响了高等教育的存在和发展。 高等教育为何存在和发展，是高等教育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高等教育存在的合理性问题，是高等教育存在的“根”是什么的问题，更是高等教育本体论关注的问题。有学者指出：“本体论是探究存在的现实终极性；表面上似乎看不出与教育目的、课程设置和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有什么联系，但本体论却是各派认识论和价值论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并以两者为中介，对教育的系列基本理论和方法产生着十分深刻的影响。”[12]高等教育本体论探究高等教育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是一种哲学形式的表达。它关注人的存在、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因而注重实现人生的人本论哲学是高等教育哲学的另一种重要形式。 高等教育哲学的人本论思想并没有因为政治论或认识论的彰显而湮灭。它作为一种重要的高等教育哲学观仍然深刻地影响到西方高等教育的实践。从亚里士多德的自由人的教育，到纽曼的自由教育观，再到《耶鲁报告》的自由教育思想，都闪耀着人本论的光辉。从美国20世纪20～30年代、40～60年代、60年代未到80年中后期这三次通识教育运动来看，人本论思想对于西方高等教育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在美国，“大学本科的教育则始终相信应该以培养具有广阔的文化意识与修养的人才为鹄的”。[13]尽管通识教育与自由教育存在着不同之处，通识教育的发展更加起伏曲折，但是通识教育已经成为美国大学本科教育的重要内容，是20世纪美国本科教育改革的主题。[14]因此，忽视人本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对于西方高等教育的影响和作用是有很大局限的性。 三、冲突与共存：多元化高等教育哲学观的必然性 布鲁贝克认为：“今天，我们的高等教育哲学流派已经太多了。面对相互矛盾的现实，每个作者都阐述各自的哲学理论，而且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哲学已经妥善地将高等教育的各种主张融合到一种连续统一的政策中。现在，我们缺乏的是把高等教育哲学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15]我国也有论者认为，高等教育的政治论和认识论哲学在实践中的冲突是必然的，但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科技以及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两种哲学观在实践中有渐趋融合之势。[16]在高等教育领域，多种高等教育哲学观不可避免地会相互冲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可能会眼前交替地发挥某种主导作用，但是否能够对多元化的高等教育哲学进行整体处理，或者不同的高等教育的哲学观是否能够融合，这确实值得斟酌。笔者认为，冲突与共存正是多元化高等教育哲学观的基本特点。 西方高等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关于大学的理念、理想、使命之争就一直伴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纽曼的《大学的理想》，加塞特的《大学的使命》，克拉克·科尔的《大学的功用》，托斯泰恩·维布伦的《美国的高等教育》，罗伯特·赫钦斯的《美国高等教育》，卡尔·雅斯贝尔斯（又译贾斯珀斯、贾斯珀）的《大学的观念》，罗伯特·沃尔夫的《大学的理想》，弗莱克斯纳的《现代大学》，赫斯顿·史密斯的《高等教育的目的》等等，许多教育家都分别提出了各自不同或相反的高等教育哲学观。这说明，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种整体的哲学观可以统摄所有高等教育哲学思想，也没有形成一种融合后的新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反而表现出多元高等教育哲学观共存的态势。 高等教育产生近千年来，总是处于不断发展和变革之中。20世纪，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更加迅猛，各种高等教育哲学观和流派都试图解释高等教育在存在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但高等教育是一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实践活动，与政府、社会、经济、科技、文化及人的发展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这些因素不可避免地要从多个角度对高等教育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和影响。在多元化的社会中，自然会产生代表各方利益的高等教育哲学观来表达自己的意愿，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可以融合一切的高等教育哲学观来解释这种复杂现象。正是由于高等教育的多种需要才会产生多元的高等教育哲学观，不同的高等教育哲学观也对高等教育的不同需求作出不同的回应，共同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多元化。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适应了国家的需要，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适应了大学追求高深学问的需要，人本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则重视人的自由发展的需要。尽管多元的哲学观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但不同的哲学观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或者在冲突中进行融合，共存是高等教育哲学多元化的必然结果。 克拉克·科尔认为，多元化巨型大学是一座充满无穷变化的城市，与纽曼时代的“村庄”和弗莱克斯纳的“城镇”不同，大学的功用几乎无所不包，任何一种高等教育的哲学观都无法全面解释这种多元化巨型大学的功用。同样，用认识论的观点来解释社区学院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或者用政治论的观点来解释研究型大学的科学研究功能显然都是不合适的。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其存在和发展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具有从业能力的劳动者，是为了经济建设的需要，显然不是为了追求高深学问，人的自由和谐发展的目标也很难实现。在综合性大学中，则可能存在着人本论、政治论、认识论等多种哲学观的影响，这些多种哲学观可以共同促进大学多种功能的实现。高等教育是为了国家或社会利益、为了高深学问本身，还是为了人的全面和谐发展，这些目标并不能够整体地融合起来,也不必要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在高等教育系统中，高等教育哲学观多元共存，更加有利于高等教育的发展。 教育哲学论文:教育哲学是实践哲学：教育价值的角度 一、教育哲学是关乎教育价值的学?? 古代的一些思想家根据各自的哲学思想阐述了教育是什么，从何而来，有什么作用，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教育哲学，拓宽了教育本身所局限的视野。在国外，“教育哲学”一词的使用最早来源于1832年美国纽约市立大学，该学校为培养公立学校教师专门开设了教育哲学讲座。80年代之前。美国教育哲学的任务是寻求教育的普遍性真理。中国教育界真正开始研究和讲授教育哲学是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是在借鉴美国教育哲学研究的基础上，以教育课程建设为出发点开展教育哲学研究。80年代之后，教育哲学的责任趋向教育的微观领域，致力于具体教育情境下教育??题的个别化阐释，通常被认为是正确理解和评判教育的有效工具。在学科功用上，教育哲学以一定的哲学观点和方法研究教育本身难以解决的基本??题，通过对教育整体性的把握给予教育事业一个正当的价值尺度。进入90年代，中国的教育哲学的研究思路从建立教育哲学学科知识体系转向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的研究，“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哲学学科体系，就不能不研究中国传统的教育哲学思想。”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完备的哲学原理，有着丰富的教育精神和教育智慧。教育哲学研究的角度一类是从哲学的体系出发来论述教育??题和教育实践，突出哲学基本原理视野当中宏观教育的本质：另一类是从教育的基本??题出发来做哲学分析，澄清教育当中相关概念的含义，突显微观教育领域的本色。整个前进的道路上，教育哲学与时代同步，但始终没有脱离对教育价值的深情关怀。 共同体以具有卓越品质的好公民来要求个体，个体不断获得关于生活的经验和知识，使灵魂得到无暇的教化。说教育单单是教化会给生活带来无法消解的隐痛。人极想从教育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上升到某种教育立场，在那里看到至善的灯塔，转化为拥有它的渴望，这才是教育的宝贵之处。教育的??题出在教育实践的价值虚无，以至于整个教育没有鲜明的方向，因此教育的根本??题归根结底是教育价值的??题，美好灵魂的生成需要经过价值的熏陶和感染。教育哲学审慎的赋予教育可能的价值，这种价值成为“自然好人”的必需，进而唤醒人类内在沉睡的潜力，促使一种寻求共同体永恒价值力量的爆发以确保共同体稳固的根基。诚然教育哲学根植于共同体的教育思想，思考整体的教育秩序。描绘出灵魂耕耘、德性自然培育的公民品质提升的图景。如果没有教育价值的教育是无意义的教育，显然教育哲学帮助教育搭建教育价值技巧的体系。 二、实践哲学本然诉求价值关怀 实践意指着人类理性生活的全部的现实以及进入现实之中，它是一种实在的生活范式，并且是由一种价值导引的生活。实践哲学的意蕴指向人类全部的现实性实践生活，人们在实践中认识自己并改造着客观现实。一方面，人的生活是避恶向善的实践，更是追求价值应然的个性解放事业。实践哲学从价值的角度思考行为的正当、善和一些原则性??题，人们应该做什么？怎么去做？追求的价值又是怎样的？另一方面。人类文明的进步离不开实践的催化和付诸行动。实践哲学规定了人们善的实践活动的奋斗历程和获取有关善的实践性知识，并以此参与到实践当中，在实践中感悟实践本身的智慧，主动积极地尝试一切可能的生活实践。从一定意义上说，实践哲学是人意识观念中的生活走向可能性实践的哲学阐释，它统合有关生活实践的普遍性知识：实践哲学更是人们走向有意义生活的哲学努力，它赋予人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和追求美好生活的热情。 实践哲学具有求真求善的实践品质，在具体的、变动的生活实践过程中实现自己，人们只能在探索生活价值的道路上把握它。实践哲学的实践品质表现为理性力量的导引，从而审思价值判断的合理性并以此走向真实的生活。如果孤立视实践哲学为确定、统一的规则，自然会破坏价值的本性，实践者也会因此走上机械的实践。外在的实践哲学表现为一种自由、开放、创造的实践境界，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发挥着价值干预的张力，使实践主体和社会主体的图景融入一体。在此意义上，实践首先是有目的的价值选择，给行动以明确的方向和原则，继而采取自由意志的行动。实践哲学把人置于一个以价值为内核的实践链中，统一人特有的存在价值与实践价值。实践哲学承载着人们实践行为趋向生活至善的活动模式，对人们的实践行为的价值作出考察，以此关乎人类的生活。 三、教育价值：教育哲学与实践哲学共通的桥梁 哲学意义上的价值指主客体之间需要与满足的一种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教育价值就是教育实践中主体人的需要与作为客体的教育活动之间的一种特定的关系。对这种关系范畴观念的认识就是人们的教育价值观，足以解释教育的正当性和人们为什么追求良好的教育。教育价值观同样是可变的，不存在没有教育价值的教育，也不存在永恒教育价值的教育。从另一层面出发，我们可以找到教育的终极价值，那就是使人过上良善的公共生活。教育价值强烈地诉求个体在幸福的教育场域中不断获得长足的完善和发展。康德说过，教育隐含着人性完善的重大秘密，正是通过教育带来了人类全部的善。追求善也是个体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并使个体能够体验到生活的快乐。 （一）教育哲学开启人们对自然好的教育实践的共识 1 教育哲学统合教育认识与教育价值 人们在教育过程中加强自我认识、自我塑造、自我完善，主体性得到高度发挥。精神世界得到充分洗礼。教育当下的生活是事实，可以由经验来验证对于人们的必要和必须，而教育实践中关于善与恶、好与坏、正义与非正义的价值知识，不能用经验来取得证明。教育价值反映的是教育对人的有用性，是教育对人的主体效益。教育哲学的言说和阐释其实是对教育这种事物的意义评价，也就是说。教育与人的需要产生必然的联系。评价这种关系生成的效益的标准是人们所从事的教育实践。教育实践的深层??题是教育实践的根本性??题。蕴含着教育价值追求的动机。因而教育哲学一方面统全教育认识，另一方面致力于教育价值的筹划，教育认识与教育价值在教育实践的基础上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提高人们的教育自觉性和主体地位，赢得人们对灵魂教育的共识和激情。 2 教育实践追寻价值判断的合理性源于教育哲学 对于教育哲学来说，教育价值的判断、选择和寻求是凸显个人主体性的过程。教育哲学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一种探询教育价值应然的学术，它通过心灵的启发而达到受教育者追求美好生活的应然愿望，培养个体成为有独立人格并有承担社会责任的时代精神。在研究对象上，教育哲学是研究教育价值的，不仅关注当下人类教育生活的整体性状况，唤醒失落的教育公共精神，还对理想中的教育做出了期待和指示。从教育的普适性价值来看，教育哲学是运用一般哲学原理去探讨教育基本??题或将教育基本??题上升到哲学的高度进行分析的一门理论学科：从根本上来说，教育哲学是研究教育领域中的“价值”??题的一门学科。因此，教育价值需要教育哲学实践化，教育哲学本应该有一颗使个体走向善的虔诚之心。 教育作为向善实践活动的价值在于培养真正意义上的人。向善的教育同时兼有灵魂的善和外在的善。教育实践的培育在本质上是指不断地个体体验。关注人教育生活的意义是教育一如既往的追求，这绝不是不可能的教育理想。教育实践不能认为教育理想是遥不可及的乌托邦，否则人不会在教育中获得本来应该获得的价值和意义。可以说教育哲学实践性乏力主要表现在教育价值的虚无。教育生活中，从表象看存在着教育价值。有规划个体社会化的统一标准。事实上，教育实然中淡化了教育本来所蕴含的鲜活生活本质的体验，虚构了一个枯燥的脱离教育实践的生活空间。教育哲学的核心内容是对教育价值的理解和实践达成，其内涵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教育哲学对教育现实性的尊重和反思，二是对教育价值走向可能性的挖掘和激励。基于教育价值视域里人的充分发展，教育哲学需要担负起搭建教育价值的逻辑框架，客观上决定了教育哲学走向实践的必然性。 3 教育哲学为教育价值达成的可能性提供内在驱动力 价值在实践中极大丰富，实践在价值中极大活跃是教育一味的奢望。教育哲学追求有关好教育的真理，热忱的探索实现教育价值的路径，这是教育哲学的使命也是教育的历史使命。更重要的是人类美好的教育生活急需切切实实地规引，首要的任务不在于忠实地墨守教育的诺言，而在阐释教育的价值和意义，并将成熟的教育价值情趣融入教育实践的预设、行动和反思性操作之中。因此教育哲学与教育生活之间存在着一种纯粹的天然的联系。教育哲学要走向教育生活，必须与生活展开对话，洽谈美好生活的由来、特质和技术路线。教育哲学如果避开教育价值的言说，只能加深教育的价值性危机。教育生活也不应该放弃对其本质性??题的理解和追思。为什么非要过当下的生活？意愿的选择还是被迫的接受？教育一旦陷入价值迷失的洞穴里，何谈人性的完善，何谈人有意义生活的生成。教育事业必须缔造有意义的生活方式，让人们不断地理解教育意义新的历史表达。教育哲学不从教育价值的维度思索教育存在的理由，不对教育生活中的善执著地求索，教育永远不会拥有最高准则，相反会成为一个让人熟视无睹的静态概念。在此意义上，教育哲学无疑是教育生活最优秀的设计师。 （二）向善教育实践化的基础 1 好教育需要合理的价值判断 教育是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对生活的价值和意义只有在行动中才能体现出来，教育不是人们常态观念下所指向的纯粹性学习。这就意味着教育不是随心所欲，人人喜好，它必须有实现远大理想的规范。教育目的体现在通过教化的方式建立共同体关于良善的生活，即教育的实践性需要一种思想的导向。教育的魅力倾向于对什么是好的教育的不断追??、达成，因而教育不是随随便便，人云亦云。其次，教育是个动态的概念，因动而活，因活而美。动态性是一种超教育的自然状态，它充分地实现着教育的公共利益。如果始终把主体性的必要性放在首位，教育的生存危机就会越大，因为个体的教育需求千差万别，没有好的价值判断和导向。就没有良善的教育，更没有智慧的教育。 个体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必须选择教育合理的价值判断。可以说教育困境的真正源头是价值的迷失甚至是虚无，这对于教育的主体或者客体来说，都是莫大的教育伤害。传统的教育曾经信奉“不打不成材”的格言，实质上??题出在教育者对教育本质的理解，认为教育就是无条件的知识灌输。教育的根本目的不是规训，而是不加任何雕饰的教化，它使共同体中的人们在崇高理想生活的呼唤下通过实践完成德性向善的自然转变。正如柏拉图所言，理想的城邦在现实中是找不到的，但那些希望看到它的人却可以在内心中见证并且分享它的存在。因此教育是一项神圣的事业。当教育过程中诸因素不断地出现矛盾和对抗时，随之而来的是教育生活场域的突变，教育不再是向善的事业，“利益”的不平衡留给教育者的印象是教育的可怕。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只有做出价值选择才能实现教育的价值。杜威认为教育是民主的教育，有民主教育的前提是民主的教育哲学。毋庸置疑，民主的教育哲学规划好了良好教育的路径。并在对教育价值不断地辩护过程中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实践哲学。进一步说，良好的教育都在实践中孕育和发展，好的教育在于教育哲学的实践化路径。教育既然是一种社会化过程，学校便是社会生活的一个小小的舞台，也是社会组织的一种形式。学校教育是学生走向社会的实践平台，学校教育关怀学生的人生价值的实现途径，思索学生公民化教育实践带给整个社会的贡献。教育哲学的目的就是“找出教育真正的意义”，探究教育理想的内容、形式和哲学体系，建构关于教育自然性命题的知识。教育哲学是教育的意见向教育真理攀爬的阶梯，有着对当下教育现实“不满”的勇气，它不会淡然得迎合教育现实的不合理性，这也是教育哲学具有实践特质的动力。但是教育哲学绝非仅仅停留在口头对教育的合理性及教育真理的理论捍卫。而是在行动中见证教育丰盈的意义之根：教育哲学畅想着教育未来的美好生活，它以宽大的胸怀和积极地态度付诸于教育行动和教育实践。并不断地期待着崭新的教育可能性愿景。 2 教育哲学走向实践化 教育在社会生活和实践中遇到了许多困难，教育哲学??题自然而然地产生了。特别是当教育过程中出现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对峙越来越明显而无法消解时，教育也一时无法取得巨大的超越和长足的发展。因此当教育原地不动地膜拜自身弱点的时候。就没有审视自身局限的意识。然而重要的是教育的利益和矛盾需要不断的消解或者弱化，从应然角度说要求某种价值来调适和平衡，促使教育不断地丰富自己的幸福场域。在这里，教育的应然不是悬而未决的可能性，教育理应在应然的感召下超越实然，在实然的现实中追求应然的可能，教育哲学的任务就在于此，而且教育哲学必须担当起这个责任。教育哲学更不是教育的宏大哲学叙事。而是实实在在地躬耕于教育事业，切切实实地解决时代变迁背景下教育的点点滴滴和是是非非，它有关爱教育成长和进步的奉献精神。 没有教育哲学的恩泽，教育不会树立起自己的信念，也不会轻而易举的找到自己回家的路。因此，教育哲学和教育之间的密切联系立刻得以显现，而且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继而教育哲学站在教育价值规划的图景上，在教育实践中践行其思想性指导，给予教育一个开阔的视野。教育事业只有单纯的理论性知识是苍白无力的徘徊，只有纯粹的实践性知识是盲目的前进。教育哲学如果一味地走从理论到理论的路线，在假设演绎中往返，它永远承担不起教育理论研究的任务，更不会达到教育的实践化。在这点上，教育哲学是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因此，教育哲学要坚决避开两种倾向：一是基于教育哲学的思辩性而忽视对实践的影响。二是基于教育哲学的目的性而忽视对教育实践操作性模式的理论探究和整合。真正能够引导教化人的精神世界的教育哲学，能够恰如其分地把教育的实然状态和应然状态紧密统一起来，整合到相得益彰的生态化境界。 （三）教育实践导向的本源 教育是关于人的教化实践，而哲学是一种思想意识形态。教育虽有了自身价值的构建，但怎样实践的??题也是急需要解决的重要??题。现代教育对人们精神文化培养的忽视，让人片面的发展，让人的心灵空洞贫乏。教育哲学关乎人生命的充盈性，它不仅在乎人的现实状态，更立足于人的未来状态，形成对教育价值的提前预设，这也是教育哲学回归最重要的地方。人们常常把教育看作是手段，甚至是对教育的麻木。没有一点情感渗透的教育曲化了人们对教育的憧憬和钟爱。事实上，教育实践活动需要理论来支撑，但当教育实践本身的理论不能很好的指导教育实践时，教育哲学的历史使命应然而生：对于教育活动的必要性通过对教育理论的影响而间接地表现出来，促使教育不断做到反思与自我调试，实现教育最美好的愿景，这就是教育哲学的理想引导功能。反思从严格意义上去说，是指深深地思索，思索什么是真正的教育，思索关于自然纯朴的教育，更是对教育合理性的谋划；反思并不单单是形成共识性的教育话语，达成教育思想，追求教育真理，而是思索哪种教育更有利于人们的生活和实践。这就决定了教育哲学对教育生活的实践品质。教育哲学的实践品质就是教育哲学所拥有对教育的崇高理想与教育当下现实生活实践的高度统一。教育哲学立足于教育生活的当下和未来，整合出合理的教育理论，并不断地作以宏观上的反思与批判。微观上的修正与融合，使人类在教育中获得有关至善的技术和实践性知识。 任何教育实践活动都是有意识的人类行为，实践者往往会依据一定的图式规划来认识自己的教育经验。教育实践的反思是教育理论不断形而上的创新。不是仅仅对教育实践本身的修正与超越。教育实践活动在本质是要超越教育主客体对感觉经验的某种设定。教育哲学积极建构教育实践的因素并成为达成理想教育经验共识的手段。在这里，教育实践的和谐状态是实现理想教育的本质基础。换句话说，人在教育实践活动中获得最大程度上的教育意义是由实践活动内在的和谐度决定的，教育实践的诸要素要努力达成实践生产与实践环境的统一。如前所述，教育实践活动是正当性和合理性的统一，是现实和理想的统一。因此当教育实践在某个阶段出现个别因素的对抗状态时，教育哲学会进行合理的调节、融通教育实践的层次结构。教育哲学的这种角色源于教育生活的实际需要，要想整合各种相互冲突的教育利益，确实需要这种行为。在此意义上，当教育哲学试图澄清教育困惑，解决教育生活中的难题时，其角色越发明显。教育哲学理论向教育实践行为的转化过程中，第一次转化是前提，必须首先转变教育观念；而第二次转化是关键，只有落实到行动中才真正有意义。人们期望实现所畅想的教育过程，容易使教育走上不涉及善恶美丑等价值的价值中立的过程，教育就是人的心灵趋向美的教化过程，没有价值判断和选择的教育实践是一件可怕的事情。自由主义教育思潮对传统教育价值的颠覆既没有为教育提供一个可行的方案，也没有为正当教育价值的确立提供一条可能的路径。 教育哲学是一门实践哲学，它给教育者提供反思的机会，批判的对当下盛行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作出合理的辩护，以提高反思的实践意义和有效性。这种反思是修正性反思，正当性反思，更是自觉性的反思。比如说，教育常常认为道德教育是理论的教育，让学生能够背出道德规范就算完成了教育。其实，通过教育哲学的分析，我们发现道德教育必须在实践中践行，它是实践智慧的教育。道德教育必须在实践中才能发挥作用，必须贯穿于教育的全过程，也就是说道德教育的实效性在与生活的紧密联系中才能自然而然的发挥出来。否则，学生就会对道德教育失去兴趣。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疑??：“哪一种生活最值得过？”显然他在思索当下生活的价值，并通过反思来确定美好生活的根基。美好的教育生活离不开教育实践，教育是善的实践活动。当不断追??教育能给我们什么、我们在教育中应该做什么时，可以看出教育是一项反思性很强的实践活动。教育哲学提供了回答这些??题的理论源泉。但是，教育哲学不能因追求指导教育实践而失去对理论思考的个性特征。教育的无序来源于教育目的的庸俗杂乱和教育实践的若影若现，扑朔迷离的实践镜像使教育的生存和发展不知去向，教育理论和实践有了共同的教育信仰避免了教育因文本的差异性而带来的诸多疑惑甚至是教育的灾难。教育内在和外在的和谐需要教育哲学。 教育哲学使教育不仅活在当下，而且瞩望未来；它扎根于教育现实世界，不断汲取教育生活的营养，在教育实践中探寻着有关教育培养人类美好品质的哲理。 四、结语 康德认为。实践哲学是整个批判哲学的核心。可见，作为教育哲学同样把教育指向了实践，开启了实践性的教育走向智慧之门。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类的实践活动都是以某种善为目的的，实践的核心要义是善的活动，是否称之为人类活动，一看有无目的性，二看是否践行善的终极目的。当然目的的具体内容千差万别，目的存在于实践本身也可以栖身于实践之外。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教育的实践性存在的伟大秘密在于人类有着天生追求完美事物的意识和行动的欲望。不管怎样，实践活动中人的根本性目的是最宝贵的，体现着无条件的善的终极意义。另外，教育的理性品质只能趋向于善，而无法在有限的时空范围之内获得终极的善，这是因为人的存在规定性中有着恶的必然倾向和向善的必然欲望。教育因人性向善而有不可替代的功用，教育让人成为丰富多彩生活的享有者。因此，教育哲学是让教育生命涌动的动力。 教育哲学是对教育??题的哲学思考，用哲学的方法和语言来研究教育??题，包括教育的本质、目的、学习的历程、知识的架构、人类的课题、权威的??题、教育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教育的方针等等。人们的素养和文化的传承、演变大多取决于教育。而教育孩子及公民存在着很大挑战，因为教育的过程是复杂的。其次，教育以人的生活作为生存基础，没有人的生活何谈教育的存在？教育是在美好未来的召唤下，不得不存在和发展于当下。不得不在所从事具体实践活动的现实中找到自己的归宿，教育哲学只有依托于现实教育的健康发展，理想中的人才能脱颖而出即教育的理想才能如愿以偿。理想中的教育应该具有人的精神世界在不断成长过程中所张扬的那种诗情画意的感染力。人因教育而拥有了让生命无时无刻涌动多姿多彩的哲学旨趣。可见，教育哲学立足于生活实践又不断超越教育现实，通过规范引导教育生活的本质基础提升教育哲学的实践品性，是人在教育实践中追求精神家园的丝丝甘泉。 教育哲学论文:关于当代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哲学思考 摘要：当代高等教育价值取向基本现状值得关注，尤其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高等教育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失调，致使高等教育在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的价值取向不断出现矛盾冲突。通过分析这两方面矛盾冲突产生的原因，并从以人为本的哲学角度出发，思考对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整合对策。 关键词：高等教育　矛盾冲突　价值取向　以人为本 高等教育主要从事高深学问的应用、创新和传播，在现代社会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当人类进入知识经济社会以后，高等教育将由社会经济的边缘进入到社会经济的中心，国家、社会、个人对高等教育提出的要求也越来越多。这就意味着高等教育价值主体的多元化，并导致在高等教育价值的取向上不断涌现出矛盾冲突。因此，思考高等教育价值取向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一、当代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基本现状 所谓高等教育价值取向，是指高等教育主体对高等教育的价值判断，以及在其基础上根据自身需求来进行教育选择所表现出来的一种价值倾向性。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价值取向呈现出阶段性特征，主要是因为高等教育要根据不同主体的要求来调整其价值取向，从而产生了矛盾与冲突。目前，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矛盾冲突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高等教育社会价值取向和个人价值取向在不断地交替演变中前行。高等教育的社会价值主要体现在通过教育使人才的培养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符合国家、社会的要求，促进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和进步。高等教育的个人价值，主要体现在教育事业的发展过程中越来越重视人、尊重个人的价值和主体性，通过教育满足自己的各种需要，实现个人的自身价值。以社会价值为取向的高等教育，强调高等教育要满足国家和社会的需要，人和教育被作为实现社会的政治、经济的直接工具，忽视个人价值和人文精神的培养。以个人价值为取向的高等教育，个人为了获得利益把社会、教育当成利用工具，而对全面素质发展、创新能力的培养以及社会的整体利益视而不见。高等教育的社会价值取向和个人价值取向，两者看似矛盾但并非截然对立，因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人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社会的文明进步又终究是由社会主体的人来不断地建设和发展的。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的权衡与选择，是随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有所变化与侧重的，不应该片面强调一方面而否定另一个方面，看不到两者的辩证统一。 2.科学价值与人文价值。在20世纪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科学价值与人文价值的矛盾冲突，表现在通过何种教育价值取向来满足利益的需求。高等教育的科学价值主要体现在推崇理性至上，追求真理，它注重研究物质世界，注重获取对人类生存、发展、享受的工具的合理性。高等教育的人文价值主要体现在强调人的价值和需要，关注“生活世界”存在的基本意义，它重视对人类处境的终极关怀，注重获取人类生存、发展、享受的工具的及价值的合理性。在国家和社会主要致力于经济发展的时代，人越来越被看作为单纯的劳动者和消费者，生产和消费利益的最大化成为最高的价值追求目标。正是在这种急功近利思想的驱使下，忽视了对科学素养和人文精神的价值追求，致使人类的生存环境、道德信仰、价值理念等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科学价值与人文价值作为当代高等教育的两个重要价值取向，推进二者的融合，既符合科学发展的规律，又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它无疑将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当代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矛盾冲突的原因分析 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嬗变在客观上推动着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进程，体现了高等教育的时代性与进步性。同时，也涌现出了矛盾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等教育的最终目标，即促进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实现。分析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矛盾冲突产生的原因，主要受以下两方面因素的影响： 1.现代性价值危机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人类社会的现代转型不仅使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使人们的道德信仰和价值理念也出现了重大改变，引发社会生产关系的异化和人自身的物化。现代人在追逐和获得物质财富的同时，又被物质财富所物化，迷失了人生的价值方向，人类正经历着现代性价值危机，这就产生了物质主义、科学主义、虚无主义等现代病症。人类似乎摆脱了社会的约束力，享有了充分的自由，实际上，人类是面临着自然、社会及人类自身等方面所带来的新危机。在这种现代性境遇下，就已经预示着高等教育出现了现代性价值危机问题。因为高等教育已经以现代化为目标导向，对学生进行无原则的知识灌输，以形而下的技术塞满头脑，忽略了人的完整的精神生活，对知识和技术的重视遮蔽了教育的主动性，沦为政治和经济的工具。因此说，高等教育的现代性价值危机是其价值取向产生 矛盾冲突的一方面原因。 　2.价值主体的多元化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作为哲学范畴，价值是主体与客体之间客观存在的特定关系，这种关系的突出特征是具有人的主体性。“所谓价值主体性是指价值本身的特点直接与人、主体的本性和特点相联系，直接表现和反映人的目的、需要、能力。价值是以主体为尺度的，是依主体不同而不同、依主体的变化而变化的”。②高等教育价值取向是与特定主体相联系的，具有明显的主体差异性，这种主体差异与高等教育形成不同的价值关系，出现价值主体多元化的格局。尤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主体的多元化将会与社会现实发生诸多矛盾和冲突。从形式上看，高等教育价值取向是价值主体的自主选择，但它不是纯粹主观的，因为价值主体的价值需要总是受到一定社会和历史条件的制约。价值主体只能在社会历史所提供的条件下考虑并提出自己对高等教育的价值需求。因此，高等教育价值主体的多元化出现也是不可避免的现象，这就需要在多元化中协调和明确价值主体的共同目标，对价值取向进行整合思考。 三、整合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哲学思考 高等教育的最终目标是促进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如果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矛盾冲突不加以自觉协调，将会导致高等教育对人的培养趋于片面化，与其终极目标有所背离。因此，针对高等教育的现代性危机和价值主体的多元化问题，迫切需要从价值主体角度出发来整合高等教育价值取向，树立以人为本的高等教育价值取向，从而解决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矛盾冲突。 1.以人为本——整合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立足于社会中感性现实的人的实践，致力于人的全面本质和自由的实现，将“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和“自由人的联合体”作为人与社会的终极价值目标，这也是人类为之奋斗的最崇高的理想。在这一崇高目标理想指导下，高等教育应当树立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人也是社会存在物，同时，人有理性、有意识，具有精神属性。因此，“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是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精神属性的辩证统一”③。具体说来，以人为本的高等教育价值观就是促使“个体”的人的解放、发展和完善，在个性得到充分发展的基础上使个体社会化，成为社会所要求的尽可能完善的人，以便实现人的自身价值和人的社会价值。所以，高等教育更要以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己任，将人从自然状态中提升出来，将个人的全面发展同个性发展、科学精神同人文精神的培养统一起来，塑造成一个充满主体意识和智慧力量的人，使之能够在复杂、多元、多变的社会环境中正确地进行知识选择和创新，能够不断地传承人类社会文化和文明。 2.以人为本——整合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理念创新。随着知识经济社会的到来，高等教育价值主体及其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导致高校的管理和教育理念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但是从价值追求的角度看，我国高等教育过多的立足于国家的发展目标，从而忽视了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理念。“‘教育不仅是为了给经济界提供了人才’，‘教育的首要作用之一是使人类有能力掌握自身的发展’，教育‘旨在促进人的发展’” ④。由此可见，促进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高等教育理念，精确地表达了高等教育的核心使命及其理想追求。在不同的时代或阶段，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有它的时代特征和目标。现阶段，高等教育理念创新的目标应当是，在以人为本的高等教育价值观指导下，深化教育改革并适应新世纪的政治、经济、科技、综合国力、意识形态领域的严峻挑战，坚持以科学、人文、创新融合为一体的高等教育价值观，努力把当代大学生培养成具有全面素质的一代新人，从而实现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3.以人为本——整合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时代精神。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基础。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高等教育肩负着培养高素质人才、弘扬先进文化、塑造科学精神、增强创新能力等方面的使命。因此，以人为本的高等教育价值取向是时代精神的体现与要求。以人为本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以时代的精神培育人的主体意识和创新能力，并以积极的态度对待人生和社会。面对现代化中物质主义、科学主义、虚无主义及功利主义等价值危机，面对各种全球性问题的日益显现，迫切需要高等教育在促进人类自身发展的同时，更要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这就要求坚持以人为本的高等教育价值取向，不仅要使人的个性得到充分发展，还要使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能够形成人与自然、社会和谐相处的美好局面。

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及其解决路径分析: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的生态批判 [摘 要]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批判理论中，对资本主义工业的生态批判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马克思从描述资本主义生态环境污染的表现、类型、状况和危害，到剖析资本家的本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再到批判资本主义工业之后的未来社会的建构，分别由浅入深地对资本主义工业开展了现象批判、本质批判直至生态批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的生态批判理论，对于我国预防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危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工业化道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资本主义工业；生态批判 当我们曾经为之顶礼膜拜的工业文明的负面效应不断显现之时，人们开始冷静头脑、深入反思，法兰克福学派、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派别都从不同角度开始了对工业文明的重新审视。然而，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工业弊端初露端倪时，就已经开始了他极具预见性的系统思索，为人类文明的生态转向提供了最初的理论支撑，本文将就这一问题进一步研究，阐发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生态批判理论的主要内容及其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生态批判的历史背景 马克思思想博大精深，一百多年后的今天，马克思主义仍在哲学、政治经济乃至生态等诸多领域发挥着重要指导作用，在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今天，马克思思想中的生态论断越来越显示出重要的价值。然而，马克思生态思想并不是凭空产生的，是和他生活的历史年代息息相关的，是发轫于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同时，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得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的生态批判比其他理论更彻底、更深刻。笔者认为，马克思当时所处的年代与社会发生的三个本质性变化，即工业革命、社会结构、世界市场，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重要转向，同时也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产生具有根本性的影响。 （一）工业革命的兴起 从15世纪开始，西方在人类由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的重大转型中走在了世界的前面，其主要标志就是蒸汽机时代的来临。1769年，瓦特制造出了第一台蒸汽机，从这以后，人类的工业化进程可以说是日新月异、突飞猛进。而正是这一路高歌的工业文明，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另一层面的重大变革，这一变革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人与自然的对立。人与自然对立观念的实质是人与自然的冲突对抗，直接表现是人类征服自然、压榨自然、盘剥自然行为的加剧。英伦三岛上首先爆发、继而遍布全欧洲的工业革命，既宣告了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同时又开启了另一个新的时代。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康德的“人的理性为自然界立法”等豪言壮语都催生着人类应该成为世界的主人的意识。在科技高奏凯歌时，人类从自然界攫取了大量资源，尝到了无数甜果，在控制自然的喧嚣中人类坚定了自己是大自然君主的信念，人与自然分离的天人对立观念也随之加深，导致了人类更大规模地征服自然、掠夺自然，生态问题日益严重。十九世纪初，资本主义工业化萌芽已经在悄悄生长，这一阶段，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不断扩大蒸汽动力的规模与效益，消耗了大量的煤炭，在滚滚黑烟中，西方主要国家先后开始了近代大工业生产体系的运行，这种生产方式产生了大量的工业废气、废渣、废液，当生产与生活垃圾堆积到一定程度之时，大自然终于毫不留情地给人类实施了报复，造成了惨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居于工业革命给人类带来的思想观念和生存环境的变化中，马克思很早就开始关注资本主义工业化导致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在最早体现马克思生态思想的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敏锐地看到了问题实质，鲜明地直接把文章焦点对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他说：“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①既然人具有能动性，那么人与自然之间必然会发生交流与影响，也就是说人与自然有着互动性，是一种交互关系。因此，由人与人组成的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②马克思在这里第一次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进行了研究，奠定了他后来生态批判最初的理论基础。 （二）社会结构的变化 如果说工业革命更多地是让马克思认识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由于环境污染所带来的人与自然关系思考的话，那么，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形成的社会新型结构，则使马克思从人与人的关系的层面，深入反思了资本主义工业带来的生态危机。马克思给出了精辟的论断：“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①马克思独具慧眼地看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的社会结构变化，并给出了当时社会结构的最大特点，即对立阶级简化，矛盾加剧。我们看各个历史时代，每一个时代都会有那个时代特有的社会结构。古罗马的社会结构包括贵族、骑士、平民、奴隶；中世纪的社会结构包括封建主、教士、属臣、师傅、雇工、农奴等等。而在资本主义社会，虽然社会结构仍然复杂，但却被马克思统统归入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大阶级，这意味着阶级之间的冲突趋于单一，涉及广泛。单一指的是只剩下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广泛指的是除了压迫与被压迫的范畴之外，已经没有其他形式的社会存在了。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之下，马克思看到了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和压迫。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在资本主义异化劳动条件下，一切都变得异化起来，“一方面所发生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资料的精致化，在另一方面产生着需要的牲畜般的野蛮化和最彻底的、粗糙的、抽象的简单化，或者毋宁说这种精致化只是再生产相反意义上的自身。甚至对新鲜空气的需要在工人那里也不再成其为需要了。”②工人们的劳动完全背离自己，付出劳动却得不到收获，他们生活的环境“光、空气等等，甚至动物的最简单的爱清洁习性，都不再成为人的需要了。肮脏，人的这种腐化堕落，文明的阴沟，成了工人的生活要素。完全违反自然的荒芜，日益腐败的自然界，成了他的生活要素。他的任何一种感觉不仅不再以人的方式存在，而且不再以非人的方式因而甚至不再以动物的方式存在。”③就这样，马克思从人与人关系异化的层面，把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环境恶化的事实全部浓缩于无产阶级的生活工作环境中并揭示出来。 （三）世界市场的形成 1840年以后在欧洲迅速延伸的铁路，让过去的主要交通工具马车望尘莫及，火车的出现也使得交通显著扩大了规模，加快了速度。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提出了“世界市场”这一概念。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他所看到的就是世界市场形成过程中的欧洲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④他在《资本论》中进一步论述：“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的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⑤马克思的以上论述可谓一针见血。马克思所处年代之后的社会形态仍然符合马克思关于世界市场的论述，只不过规模更大、范围更广。先是帝国主义列强围绕着殖民地划分市场的争夺，挑起了两次世界大战。今天，世界市场的主要特征已经不仅仅是对外贸易，而是工厂的国外转移、资本的国际流动、金融市场的国际化等，超越了国家框架的资本主义的全球性展开。这种世界市场对于生态领域来讲，就是污染由富国向穷国的转移。马克思当年所说的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与压迫，已经通过世界市场的形成，演变深化为资本主义富国对第三世界穷国的生态剥削与压迫，资本主义对污染从来都不是寻求“问题的解决”，而只是会绞尽脑汁实现“问题的转移”，①可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的生态批判具有了更加深远的意义。 二、马克思从生态维度对资本主义工业的批判 众所周知，在诸多社会理论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最能有效解析资本主义社会深层矛盾和主要弊病的思想武器，该理论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诸多领域都有极其深刻的批判。今天，马克思的生态批判理论也随着世界生态危机的加重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可以说，马克思的生态批判理论是他的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一个逻辑延伸，是从揭示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到揭示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的理论延展。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的整体批判，这一理论的不同侧面虽有所侧重，但都直面病态的资本主义社会，最后殊途同归，就是要以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实现全人类的解放。 （一）现象批判：对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方式的反思 资本主义工业的生产方式就是追逐利益的最大化，这种方式直接导致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使得工人的生活与工作状况惨乱不堪，使得整个社会也深陷生态危机。 1.直击工人生活状况。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方式使人类对自然资源过度地开发利用，并且资本家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生产成本，无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废渣、废液对工人生活环境的污染。在空气污染中，煤烟当属罪魁祸首。恩格斯提到:“曼彻斯特周围的城市是一些纯粹的工业城市……到处都弥漫着煤烟。”②在曼彻斯特的工人聚居区“总是把一切工厂的煤烟都吹到这方面来。光让工人去吸这些煤烟!”“这里的空气由于成打的工业烟囱冒着黑烟，本来就够污浊沉闷的了……在这种难以想象的肮脏恶臭的环境中，在这种似乎是被故意毒化的空气中，在这种条件下生活的人们，的确不能不降到人类的最低阶段。”“在大城市的中心，在四周全是建筑物、新鲜空气全被隔绝了的街道上和大杂院里……一切腐烂的肉皮菜帮之类的东西都散发着对健康绝对有害的臭气，而这些臭气又不能自由地散出去，势必要把空气搞坏。”③大工业城市把污染直接引向了人类生命的源头――水。“蒸汽机的第一需要和大工业中差不多一切生产部门的主要需要，都是比较纯洁的水。但是工厂城市把一切水都变成臭气冲天的污水。”④“在伦敦，450万人的粪便，就没有什么好处理的方法，只好花很多钱来污染泰晤士河。”⑤此外，就像今天一样，富人区的垃圾堆也总是高高地垒起在贫民窟里，当时马克思早已看到，“位于城市中最糟的区域里的工人住宅，和这个阶级的一般生活条件结合起来，就成了百病丛生的根源。”① 2.直击工人工作环境。工人在资本家压榨下，一天中绝大多数时间是在不停地劳动，因而身处的工作环境的污染给工人的危害更直接、更严重。关于磨工：“由于在磨刀叉时有大量灰尘状的、极细微的、有尖锐棱角的金属屑飞出来，弥漫在空气中，从而不可避免地要吸到肺里去。干磨工平均很难活到三十五岁，湿磨工也很少能活到四十岁”，②“谁要是当了磨工，谁就逐渐成为完全绝望的人，仿佛已经把灵魂卖给魔鬼了。”③关于陶器工：“最有害的工作是把成品浸到一种含有大量的铅而且常常含有许多砷的液体里，并且要把刚刚在这种液体里浸过的制品用手拿出来……有害的东西就非常容易浸入身体。结果引起剧烈的腹痛和严重的肠胃病、经常的便秘、疝气痛、肺结核、羊癜疯和四肢麻痹等。”④关于玻璃工：“工房里的温度高，这一切就引起了孩子们的全身衰弱和疾病、发育不良、特别是眼病、胃病、支气管炎和风湿病。”⑤关于采矿工：“由于空气里充满了尘土、碳酸气和矿坑瓦斯，产生了许多痛苦而危险的肺部疾病，特别是哮喘病……黑痰病，它是由细微的煤屑侵入肺的各个部分所引起的，这种病的征候是全身衰弱、头痛、呼吸困难、吐黑色的浓痰。”⑥关于纺织工：“即使是真正的工厂也缺乏保障工人安全、舒适和健康的一切措施。很大一部分关于产业大军伤亡人数的战报（见工厂年度报告）就是从这里来的。同样，厂房拥挤，通风很差，等等。”⑦ 3.直击社会“工业黑化”。由于英国的大城市最早进入工业生产体系，因而这些城市也是环境污染最早、最严重的地区，环境污染的同时也引发了生态系统的严重破坏，“工业黑化”这一概念也因此在这里首先被提出。早在19世纪初，英国曼彻斯特第一次发现了一种黑色飞蛾，而在以前，这种飞蛾只有浅色型个体。但从那时起，直到今天，黑色型频率稳定上升，以致于出现在所有工业地区，而且这些地区黑色型都很常见，频率高达95%以上。伴随着“工业黑化”现象的则是各种“环境公害”事件。“据相关资料统计，1846年,英国伦敦的耗煤量就比同年德国的煤产量（320万吨）还要多。”⑧仅此一项,我们就可以知晓当年伦敦的工业污染严重到何等程度,这也决定了伦敦必然在以后的1873年、1880年和1892年屡次发生令世人震惊的煤烟污染的“环境公害”事件。恩格斯多次到“工业黑化”首发城市曼彻斯特及周边考察，他提到:“曼彻斯特周围的城市是一些纯粹的工业城市……到处都弥漫着煤烟。”① 在曼彻斯特的工人聚居区“总是把一切工厂的煤烟都吹到这方面来。光让工人去吸这些煤烟！”②在曼彻斯特附近的波尔顿，艾尔克河“像一切流经工业城市的河流一样，流入城市的时候是清澈见底的，而在城市的另一端流出的时候却又黑又臭，被各色各样的脏东西弄得污浊不堪了。”③ （二）本质批判：对资本主义环境恶化根源的揭示 马克思恩格斯在揭示了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人们生活状况、工人生产环境和社会生态恶化等种种事实后，又对导致这种社会现象的本质进行了剖析。 1.诘问人类思想认识。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由于资产阶级革命以来科学技术的空前发展和人们对于自然界认识能力的不足，导致人们没有真正看清人类在大自然中所处的位置，更准确地说是没有充分认清人与自然的关系。西方国家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自然科学的兴起，唤起了人们对于改善生活条件的欲望。这一时期，“技术至上”的口号响彻整个世界，随着人们对自然探索的不断深入，人们越来越相信人是万物之灵，凭借科学技术可以统治世界。这种对自然界没有丝毫敬畏的心理，终于支撑着人们把地球宰制得千疮百孔，把大自然盘剥得支离破碎。实际上，每一次人类以地球的主人自居对大自然肆意掠夺后，总是伴随着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马克思恩格斯曾明确地告诫人类：“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能带来灾难。”④人们在实践过程中，“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⑤ 2.挖掘资产阶级本质。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解放全世界无产者伟大的理论武器，就在于马克思站在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上看到了资产阶级的丑陋本性。资本主义工业能以其自身的运行方式，在创造大量财富的同时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归根结底就源自于资产阶级的本质。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由于资产阶级唯利是图和极端贪娈的本性决定，导致资本家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只会把自身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且除此无他，工人阶级是死是活根本不在考虑之内，只要工厂创造了丰厚的经济效益，哪怕背后的代价是无数工人的尸体。他们只在乎眼前的高额利润，而这是他们进行工业生产的惟一动力。而且，为了降低生产过程中的投入成本，以最大程度地追求收益，资本家极尽所能地压榨剥削工人，从生产生活环境、到饮食、工资，无所不用其极，把工人们能干活的各种需要压到最低标准才是他们绞尽脑汁所想。正如马克思所说，“支配着生产和交换的一个一个的资本家所能关心的，只是他们的行为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出售时要获得利润，成了惟一动力。”⑥“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① 3.探析社会生产方式。笔者认为，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生产方式有两种基本属性：一是资本属性，二是工业属性。资本属性体现在资本家对获取资本的极度贪娈上，只要能扩大生产、聚集财富，劳动者和自然资源都可以无限牺牲。工业属性体现在工业化生产的极大“反自然性”。②一方面，从资本属性上来分析，实际上资本属性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为了资本的无穷积累，资本家丧失良知，剥削工人，无产阶级为了生存，只好牺牲劳动，受尽压迫。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按照它的矛盾的、对立的性质，还把浪费工人的生命和健康、压低工人的生存条件本身，看作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从而看作提高利润率的手段。”③因而，从实现人与人的和谐的角度来讲，必须追求公平正义，自由民主，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另一方面，从工业属性上来分析，实际上工业属性体现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工业生产无论能给人类带来多大益处、享受到多少文明成果，究其根本，这种生产是建立在消耗自然资源的基础上的，我们现在所说的GDP之所以能够增长，无一不是以消耗地球上有限的自然资源为代价。而既然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工业生产又是马不停蹄的，这样两者之间就形成一个永不调和的矛盾。因而，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本质是反自然的，后果只能是把地球有限的自然资源消耗殆尽，自寻灭亡。我们看，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两种属性上来剖析，资本属性上体现出了人与人的背离，工业属性上体现出了人与自然的背离，因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既是反人类的，又是反自然的，它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之一。马克思从揭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弊病入手，找到了生态危机的病根，要根治这种社会病症，就必须改变资本主义制度。 （三）生态批判：对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的超越 实际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的生态批判就是建立在现象和本质两方面批判的基础之上的，所谓“不破不立”，以上两个层面的深刻批判相当于对资本主义工业的“破”，而在这一部分，要重点探讨生态批判“立”的一面。 1.理论内核：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任何一种社会批判理论都有一个不变的内核贯穿始终，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生态批判理论的内核就是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谈到批判的生态维度，也就进入了生态学领域，这一领域有两个概念是贯穿始终、不可避开的，就是人与自然。马克思对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论断就构成了他对资本主义工业生态批判的理论内核。马克思的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理论实际上是强调人创造环境，环境也创造人，二者是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人是主体，有其主观能动性，但这个主体是属于大自然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主体本身就是大自然不断进化的结果之一，没有自然这个客体，就不会产生人这个主体，而一旦人这个主体产生后，必然会依照人有其能动性这一本质对自然进行改造。“人需要以自然为其劳动的对象，并从自然界获取生活资料，这种人的对外活动，对马克思来说就是一种生产劳动。”④人与自然的关系，正是借由劳动来联系的。而主体人通过劳动与自然发生联系之后，自然就人化了。人与自然任何形式的沟通互动，都是自然与其本身的联系。马克思把人与自然看成一个统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开发自然是人的需要，过度开发就会遭到自然的报复。这种一而二、二而一的辩证关系构成了马克思生态批判的核心内容。 2.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生态论证。马克思以一个斗士的身份，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诸多领域的批判，得出资本主义必然走向毁灭的结论，这是我们都十分熟悉的。然而，这背后还隐藏着另一维度的资本主义灭亡论证，即生态论证。资本主义社会实行生产资料私有制，也就是说生产资料都被资产阶级控制和拥有着，这是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资本，而无产阶级只能为资产阶级提供劳动，并承受着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方式所带来的环境恶化与垃圾污染。对此，马克思论述道:“自由劳动者有双重意义:他们既不像奴隶、农奴等等那样，直接属于生产资料之列，也不像自耕农等等那样，有生产资料属于他们，相反地，他们脱离生产资料而自由了，同生产资料分离了，失去了生产资料。……资本关系以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为前提。资本主义生产一旦站稳脚跟，它就不仅保持这种分离，而且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这种分离。因此，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因此，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①我们可以看出，资产阶级剥削得以实现靠的就是让工人和生产资料相分离。马克思论证的工人阶级要进行斗争，消灭私有制，实现公有制，用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而这种论证之下隐藏的另一层面的生态论证可以理解为，工人阶级进行斗争，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回生产资料，获得发展权利。这种生态论证在今天更具有现实意义，它时刻警示我们，不但要实现政治经济的解放，更要实现自然解放和生态解放。 3.生态批判之后的社会建构。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工业进行生态批判后，给出了他有力的构想，这些构想成为生态文明的理论先声。首先，通过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减少工业废物。马克思认为，只要工业生产得以继续存在和发展，工业废物就不可能绝迹，而生产废物特别是工业废物又是环境污染的一个主要原因。这样我们可知，减少污染的方法既可通过减少工业废物，也可通过再利用工业废物来实现。关于减少工业废物，马克思说:“废料的减少，部分地要取决于所使用的机器的质量。……在生产过程中究竟有多大一部分原料变为废料，这要取决于所使用的机器和工具的质量。最后，还要取决于原料本身的质量。而原料的质量又部分地取决于生产原料的采掘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即本来意义上的文明的进步），部分地取决于原料在进入制造厂以前所经历的过程的发达程度。”②关于利用工业废物，马克思认为，随着科学特别是化学科学和化工技术的发展，人们可以发现工业废物的有用性质或属性，并在生产的各个部门加以利用，把本来毫无价值的废料制成有多种用途的产品。马克思提到的对“排泄物”的深度开发和综合利用，以及基于此而产生的各个工业生产部门的合理配置和协调发展的问题，在今天看来尤为重要。其次，各类工厂应尽可能合理地分布，实现城市和农村的高度融合，通过合理布局来减少工业污染的密度，这样就可以减轻环境承受污染的重负，在一定程度上仍可依靠生态系统自身的自我净化能力和生态修复能力，达到缓解生态环境受到的压力。最后，消除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当时大工业中的蒸汽技术是社会生产的核心技术，这种技术只是一个客观存在，真正使其导致大规模污染环境的是资本主义对它的使用方式。因此，“要消灭这个不断重新产生的现代工业的矛盾，只有消灭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才有可能。只有按照统一的总计划协调地安排自己的生产力的那种社会，才能允许工业按照最适合于它自己的发展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保持或发展的原则分布于全国。”①以上皆为马克思针对生态问题所预设的解决措施。我们看到措施当中包括了认识上的转变和科技水平的提高应用，这些实际上都属于技术层面的解决措施，而真正解决问题必须刨根问底，找到根源。在马克思看来，必须铲除资本主义制度，赋予工业生产以社会主义性质，实现健康的、无愧于人本性的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着眼于长远利益，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前提下追求社会生产的发展。 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生态批判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透过工业生产带来的环境恶化对资本主义工业进行的生态批判，对于我们今天如何尽量避免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态危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进而逐步实现向生态文明的转型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丰富发展 沿着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脉络寻觅，我们可知马克思在敏锐地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人与自然不可化解的矛盾后，仍然将批判理论的重点放在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问题上，这是因为在马克思那个年代，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比当今有限得多，工业化生产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也没有今天严重。时间推移到今天，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精神和批判方法，抓住了马克思在工业化初期对人与自然对立关系的关注，开始了对资本主义社会更具有时代意义的生态批判，这些内容构成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生态批判的理论延续。反观之，相对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批判，由于马克思的批判理论中具有深厚的政治经济成份的现实基础，因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的生态批判拥有更强大的生命力与现实借鉴意义。可以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的生态批判是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扩充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新的维度与视角。 （二）人类社会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的理论先声 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落后的文明形态总是不断地被先进的文明形态所取代。当人类迎来勃勃生机的工业文明之时，人们陶醉于工业文明的巨大成果之中，只看到了工厂林立，却很少有人注意到浓浓黑烟。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工业刚刚兴起，甚至还没有称其为一种文明之际，就已经看到了光辉之后的黑暗，并用他深邃的理论分析为我们新一轮的文明转型――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指明了方向。马克思关于工业文明早期的生态呐喊，为今天人类向生态文明转型提供了最初的理论支撑。现在，我们看到了学界越来越多的对马克思思想的生态关注，生态批判理论如雨后春笋一般在世界各地出现，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当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给地球带来巨大的生态灾难之后，开始大力呼吁重视、解决生态问题。与此同时，还置全人类的长远利益于不顾，置发展中国家、落后国家人民利益于不顾，向这些国家大量倾销具有污染性的废料，将高耗能与高污染的废弃工业出口给这些国家，转移生态问题，加剧了全球的环境恶化。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生态问题已经蔓延到全球，危及全世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批判中呼吁的人类文明转型已经迫在眉睫。 （三）中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理论指导 我国的工业化进程起步较晚，今天，我们不得不遗憾地说，我们正在走着当年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路，而且距离他们还有很远。可是，我们绝没有必要步其后尘，连生态危机、环境恶化也要重蹈覆辙。在这方面，马克思的生态批判理论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完全有可能实现“弯道超越”，在避免生态危机的同时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工业化道路。首先，要深刻理解马克思的科学观，“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①、“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甚至科学……也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体系的体现者”②等等，我们应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大力研发新能源技术。其次，马克思提出了著名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断裂的事实造成了城乡的对立，工业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发展起来了，农村土壤的肥力变成了工厂的产品，农民变成了工厂的劳动力，而城市中的含有有机肥料的垃圾，农村又利用不上，工业废料又加重城乡污染。从我们国家来看，应多筹划以城市发展带动农村发展，以农村发展促进城市发展，合理调整城乡建设布局，理顺城乡关系，使之相互依存，共同发展。再次，马克思阐述的异化劳动，在工业文明时期导致了工业异化，这种工业异化对劳动异化进行放大，形成了现代人类社会的一种新的侵略方式――生态侵略。我们一方面要仔细研究这种现象，进行反生态殖民主义的抗争；另一方面，要注意这种趋势在本国的变相存在，比如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富人把垃圾屯积在穷人区，富裕地区把城市污染转移给穷困地区等等。 总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的生态批判理论是一座亟待开发的“富矿”，其内蕴的理论特质和现实意义对当下中国的发展极具启示意义。 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及其解决路径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生态环境危机的内在文化价值观根源 摘 要:如果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关注多集中于它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批判理论上,就往往会忽视它对资本主义文化价值观的整体性批判。以生态马克思主义为视角,从自由主义文化传统、利己主义价值观以及消费主义价值观三个方面阐释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内在文化价值观根源,可得出当代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克服生态环境危机的逻辑推论。 关键词:生态环境危机;文化价值观;反生态性 生态危机在今天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各国都极力解决的现实性难题,寻求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的途径已经是时下理论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发展,把理论关注的焦点聚集在生态环境问题上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由此应运而生。它把理论矛头直指当今人类发展面临的严峻的生态危机,并以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全方位批判而名声鹊起。生态马克思主义在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的反生态性进行批判时,也意识到了支撑这种制度的文化因素。 我们考察生态马克思主义从社会文化价值观维度批判资本主义反生态性,可以弥补以往人们总是注重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维度批判消费主义的不足,而显现其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的重要性。 一、自由主义文化传统中的自然观 自由主义是西方资本主义一贯坚持的文化传统,它既是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也是西方利己主义价值观的典型。马克思批判自由主义时说道:自由主义的“任何一种所谓的人权不过是没有超出利己的人,没有超出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即没有超出作为退居于自身,退居于自己的私人利益和自己的私人任意,与共同体分割开来的个体的人”[1]。自由主义把人的全部生活限定于脱离国家整体主义结构的原子式个体,从政治上的个人权利到文化价值观上的自私自利成为自由主义追捧的个人全部生活的意义。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从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开始,人们的精神贫困化就开始了。人们全部的精神生活和价值追求被单一化为建立在金钱之上的物质满足,资本主义的文化精神在启蒙理性运动以来就成为追求个人自由的理想的代名词。“自由”被描述成一种人的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是独立个人在社会经济、政治和精神文化生活领域的基本权利。这样,从资本主义社会建立之初,启蒙运动宣扬的自由、平等精神就被视为这种新社会的基本内容并一直贯穿其发展的一切阶段直到今天,并形成自由主义文化传统的历史发展轨迹。 二元对立思维方式被自由主义政治意识形态所倡导,人与自然便被逻辑地放在了对立的境地。西方自近代以来,尤其是自资产阶级革命以来,“人”是指独立、自由和平等的个人,与社会整体或国家相分离、相对立的个人。虽然这种意识形态中的最强音承认“人是目的”(康德)、“个人拥有权利”(诺齐克),为人们争取政治平等、反对政治压迫和奴役确立理论依据,具有反封建、反神学的价值,推动了人在自身社会环境(人与人的关系或生产关系)中相当程度的历史性解放,起到了历史性的较大进步作用。然而,如前所述,“人是目的”在资本主义逻辑演绎中仍然异化成手段,“平等”徒有躯壳,而“自由”则更只是资本家剥削劳工的自由。同时,正是在“人是目的”这一凝聚着西方思想史两千年发展成果的命题背后,隐含着其它一切(显然也包括自然)皆为手段的意蕴(或至少是片面理解或误读)。在个人“有追求自身幸福的权利”的旗帜下,在资本追求利润的推动下,人开始了对自然前所未有的征服。人在自身社会环境中获得解放的巨大力量转化成了征服自然过程中的巨大动力,并且走过了头,衍生出一种巨大的对自然生态的破坏力。这样,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的矛盾还未解决,人与自然生态的矛盾却又随之凸显。所以,从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那一刻起,当追求自由的理性演变成追求自由主义的过程,就注定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二元对立,也就意味着这种思维方式为人对自然进行控制和掠夺提供了合法性的理论依据。 由此,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进而指出,自由主义在人与自然关系上不仅造成认识论上人与自然的二元分离,而且在个人追求自由、平等的同时,掠夺性地对待自然,这实际上是一种人与自然不平衡关系的开始。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恰恰是这样一种资本主义特有的自由观决定了其社会意识是一种个人主义。在他们看来,启蒙理性赋予个体主体性地位的确立,同时,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推向了一种主客二分的二元对立思维境地,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导致“世界的祛魅”。人们对自然的敬畏感、审美感退隐,自然成为完全世俗的、单纯的有用物。这样,自然失去了所有使人类精神可以感受到亲情的任何特性和要遵循的任何规范,被抽象为空洞的实在。当然,现代科学的祛魅法则在一定范围与程度上是适用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一法则具有无限的普适性,而现代性中对它的过分夸大则导致了“形而上学的还原论”。还原论的认识方法将一切认识对象还原为事物最小的单位――基本粒子,而在这种基本粒子中排斥了精神的位置。这样一种机械主义的自然观和认识方法认为自然界是毫无感觉的外在存在,这也就是二元论哲学所强调的主客体二分法。“这种哲学为现代性肆意统治和掠夺自然的欲望提供了意识形态的理由,而控制、支配、统治、征服自然的欲望正是现代精神的中心特征之一。”[2]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莱斯分析了资本主义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存在着三种内在矛盾性:一是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建立在“自然”和“社会”相互分离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之上,这种观点把社会作为唯一有意义的能够发展的领域,而自然只不过是社会必不可少的支撑结构。但是,随着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人的活动已经成为自然进化过程中的构成部分。二是控制自然的“实质基础是连接科学研究、技术发明和大规模的工业生产机构,它们威胁着现代社会一切其他的机构”[3]5,但人类目前在解决这两方面问题时却无能为力。三是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这是莱斯的又一个重要观点。莱斯认为,控制自然的观念不仅造成了对自然的奴役,而且带来了对人的奴役。他认为:“自然本身不是控制的对象,控制的各种不同含义适合于对自然的各种不同观点。如果这个命题是正确的,那么反过来也是正确的,即控制自然不是科学本身的事业而是一项广泛的社会任务。”“在由‘征服’自然的观念培养起来的虚幻的希望中隐藏着现时代最致命的历史动力之一:控制自然和控制人的不可分割的联系。”[3]6它意味着通过科学技术对自然进行控制的同时也加强了对人类自身的控制,反过来而言,科学技术对自然的控制是为了加强对人的控制。在莱斯看来,控制自然的观念最为重要的问题是,人的那些最关键的需要已经被社会持续不断的控制所扭曲,并在这个消费主义时代愈发尖锐。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将整个自然作为满足人类无法满足的欲望的材料加以占有和利用,然后通过各种形式强制人们进行消费,从而使人类失去自由,并完全否定人类从外部自然的强制力量中获得解放的努力,最终导致人类和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的自我毁灭,而这恰恰是当代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动力。 莱斯进一步指出,至关重要的不在于“生产机构无限地扩张成了它的信条”,而在于“评价它的成果对于人的价值的一切合理标准遭到破坏”[3]49。因此,莱斯得出结论:自由主义把个体自由建立在日益加深的自然控制的后果之上,因而在这种虚假的意识控制下,资本主义为了公共消费而作出的任何控制自然的行为都得到了人们奋力的坚持。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奥康纳从文化与自然的关系入手,列举大量事实分析资本主义破坏了文化与自然之间原本统一的关系,以此证明在资本主义财富的扩张中对自由放任的生产方式的追捧导致的破坏性后果。他说:在资本主义之前,“文化与自然之间的统一性――文化价值、技术水平、劳动方式以及‘第一自然’之间或多或少都是能够很好地统一起来的――自从第一条铁路在这一地区建造起来,自从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化的甜菜蔗糖和石灰生产业在这一地区出现,自从高度资本主义化的甜菜蔗糖业被移入帕加罗山谷地区,自从‘旅游业的巨子们’把自然界舒适宜人的故事加以理性化,自从蒙特利湾地区著名的沙丁鱼加工业被提升到机械化的水平上,自从这一地区与整个国家和整个世界的经济命脉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句话,自从资本主义化的财富取代原来的社区性和自主性的财富的时候起,上述的这种统一性就开始瓦解了”[4]。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文化成了“人力资本”和“社区资本”,生态环境成了“自然资本”,人们的自由的表现就依赖于掌控资本的程度和扩张资本的速度上。 因此,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形成、人类理性支配地位的获得意味着人同自然关系的分离和对立,大量打着“自由”旗号的“功利主义残忍行为”正在破坏和威胁着生物种群。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对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来说,整个星球面对的最大威胁的生物圈文化的扩张已显得十分脆弱,因为这种文化已经构成了对地球基本生化循环的威胁”[5]。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每一种衰落的文明无不打上“统一和标准化的趋势”以及“差异性和多样性丧失”的烙印,如果资本主义社会仍然以这种自由放任的方式对待自然,并受狭隘的、掠夺式的道德支配,那么,生态破坏危及人类生存时刻的到来只是个时间问题。所以,为了避免这种局面的出现,就必须破除自由主义的文化传统。 二、利己主义的价值观 美国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曾经这样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自由主义“在经济上采取放任主义的形式而在一切其他社会的和政治的事务中采取了个人主义的形式”[6]。他的这个观点实际上指出了自由主义的实质就是个人主义,而个人主义进一步推演到社会生活方式的选择上,就表现为一种利己主义的价值观。 回顾美国的发展史,在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中,清教徒式勤俭节约的世俗禁欲主义――马克斯•韦伯称为“新教伦理”的精神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但是,“自从禁欲主义着手塑造尘世并树立起它的尘世的理想起,物质产品对人类的生存就开始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控制力量,这力量不断增长,且不屈不挠”。“今天,大获全胜的资本主主义,依赖于机器的基础,已不再需要这种精神的支持了”[7]。反之,资本主义文化精神被另一个极端的贪婪攫取的功利主义所替代。丹尼尔•贝尔就此指出,韦伯所讲的资本主义精神在其萌生的阶段就已经带有这种潜伏的“病灶”,“禁欲苦行的宗教冲动力造就了资产者精打细算、兢兢业业的经营风范,贪婪攫取的经济冲动力则养成了他们挺进边疆、征服自然的冒险精神和勃勃雄心”[8]。这种精神反映在文化领域,就是热衷于个性自由和自我表现的满足。由此,个性自由和自我表现的满足一跃成为西方资本主义从工业社会过渡到后工业社会人们表现自由主义精神的主要方式。 如何追求个性自由和自我表现的满足?一方面,人们通过机器和技术提高对自然的控制能力;另一方面,人们从利己主义原则出发,寻求各种各样表现自我和实现自我的需要与满足。这样,整个社会的功利主义趋向、个人利己主义的本性在资本增值的无限发展中得到淋漓尽致的释放。于是,我们就不难理解利己主义的价值原则一直以来是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原则的真正缘由。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从韦伯和贝尔那里得到了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反生态的论据。他们认为,整个社会的利己主义将导致人对自然的掠夺和人对人的剥削的加速;同时,在资本的怂恿下,个人在社会生活中自然地就把利己主义的享乐生活方式变成了一种异化消费的消费主义,商品拜物教的虚假意识就此形成。对此,佩珀指出,“虚假意识是异化的核心”,在资本主义社会,“虚假意识在商品拜物教中比其他任何地方更容易发展,其中人类劳动的产品转化为商品:看起来非人性化的东西,其重要性不是来自工匠技艺或社会有用性,而主要来自交换价值。商品被具体化了。它们的真正价值(它们所体现的劳动)作为‘交换价值’被疏远(异化)和物化”,“同样地,他们借以产生的生产关系被隐藏了起来。它们的存在与否看上去好像是一种供应满足需求的直接经济‘规律’运作的功能――而在现实中,大量需求事实上是资产阶级通过广告和营销被创造出来的,就像‘新需求、新需要’一样――通过对其他人的劳动的占有满足资本积累的主要目的”[9]。 生态马克思主义高兹在批判资本主义经济理性时也指出,经济理性本身就是一种功利主义。资本主义在经济理性的控制下,为了追求效率和利润的最大化,必然会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视为简单的金钱和利益关系,由此进一步把人与自然的关系也视为一种工具关系,对生产与利润的无限追求最终必然会导致生态危机。因此,在高兹看来,只有让创造性、快乐、美感和游戏战胜劳动中各种效率、谋利的价值选择,才能出现“一个可能的其他社会远景”。可见,高兹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功利主义价值观视为是内在反生态的,这是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的、内在于其中的反生态的根源。 三、消费主义的价值观 哈贝马斯在关于资本主义合法性问题的分析中看到了在国家干预下的有组织的社会生活中资本主义危机正在由经济领域转移到社会、政治、文化领域,由此推导出当代资本主义消费观蕴含着反生态的价值取向。哈贝马斯指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文化制度所提供的最主要的动力是由公民的利己主义和职业家庭的利己主义综合而成的。”[10]66在他看来,从投入和产出两个方面来看,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系统从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那里获得投入,具体表现为可以购买的能够满足集体需要的商品和服务,法律行为和管理行为,公共和社会保障等。其他两个系统的产出危机同时也就是社会文化系统的产出失调,并转化为合法性的丧失。前面所说的各种危机倾向只有通过社会文化系统才能爆发出来。原因在于,一个社会的社会整合依赖于这一系统的产出:直接依赖的是社会文化系统以合法化形式给政治系统提供动机,间接依赖的是社会文化系统向教育和就业系统输送劳动动机”[10]66。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抛弃了传统的合法性根据,但又没有形成一种能为自己提供合法性辩护的意识形态,文化或意识形态严重透支。政治系统的合法性危机正是根源于僵化的社会文化系统不能随时用来满足行政系统要求所产生的动因危机,即:“对于维持生存非常重要的传统遭到腐蚀,普遍主义的价值系统超载。”[10]68这就意味着,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思想文化系统已不能为晚期资本主义的统治提供思想文化方面的支持,经济与政治系统已丧失了合法性存在的必要条件。因此,哈贝马斯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市民社会如同其所包含的公共领域一样,也遭到了破坏,国家权力渗透于市民社会的公共文化生活之中,同时,公共文化生活也不断地商业化,出现了“文化的贫困”,导致人的精神生活的异化,规范同一性共识难以达成,进而由于普遍利益受到压制而导致了国家政治系统的合法性危机。 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看来,正是由于后工业社会资本主义政治合法性建立在不断满足人们的需要(主要是由资本家制造出来的虚假需要)的基础上,因此,“鼓励所有的人把消费活动置于他们日常关注的中心位置,同时在每一个已获得消费水平上加强不满足的体验”成为资本家赢得更多利润和政治家维持其政治合法性的必然选择。商品拜物教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更为突出。 生态马克思主义批判了现在工业社会把满足等同于无止境的物质消费的消费主义文化生活方式。马克思曾经指出:“因为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也就是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后者是生产的前提。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把它作为内心的图像、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提出来。消费创造出还是在主观上的生产对象。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11]通过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资本家就赚取了更多的剩余价值,实现了资本不断增值的目的。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拜物教从一开始就成为资本家赢利的工具。后马克思主义者鲍德里亚对这种情形也进行过尖锐的批判。在鲍德里亚看来,消费社会的兴起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代的结束,它是一种与新型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特定的社会化模式;在消费社会,消费取代了生产的角色,生产是为了消费。这是对马克思时代生产决定论的“颠覆”。一些“关于开支、享乐、非计算(‘请现在购买,以后再付款’)的主题取代了那些关于储蓄、劳动、遗产的‘清教徒’的主题”[12]。 消费主义在消费社会中流行起来,这与其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不如说是一种人生价值观的选择,它选择了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人生。今天,消费主义在文化领域的泛滥使得早期商品拜物教的形式发生变化,形成新的物的二重维度,即在消费社会,物质消费不仅包括“功能性维度”的消费,而且包括“符号性维度”的消费。物不仅具有原来的物质性(也可以称之为“功能性”)作用,而且具有意义性(也可以称之为“符号性”)作用。在消费主义者那里,物的符号性意义维度已经完全超越了其原本的功能性作用,导致异化消费的流行。在日常生活中,物的符号化意义的凸显必然导致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致在当今整个由消费主义控制下的社会无论物质产品还是精神文化产品都必然采取符合符号化审美意义的形式才能得以展现自己的存在。这样,从物到符号的商品拜物教形式的变化标志着消费社会的来临。 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这种符号化的结果使得消费越来越抽象化、虚拟化。20世纪尤其是80年代以来,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为了刺激消费而鼓励实施自由的经济政策给国际化股票以及债券市场的发展创造了轻松的银根松弛的环境,这种环境促成了消费社会“不消费就衰退”的道德逻辑和及时行乐的人生价值观。按照这样的逻辑,资本家和消费者好像站在了一起,一方为了赚钱,另一方为了享乐,他们都需要过度消费资源。正是这样,在发达工业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通过符号化消费的控制进而牢牢地控制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人们盲目满足符号化了的虚假需要的消费过程被视为缓解现实生活中所受压抑的人性的手段,把满足虚假需要的消费过程错当作个人自由的实现,最终把符号化了的物质主义的消费与精神满足、人生幸福等同起来,用消费在数量上的多少作为衡量自己幸福的尺度,其结果是造成这种需要超出自然界承受能力的限度。在阿格尔看来,由于地球的生态系统有其自身的生态限度,因而它根本就不可能支撑人们对需要无限增长的追求,这就会导致人们无限获得商品消费以满足需要的期望破灭。阿格尔说这就是“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它要求人们应该重新思考自己的消费观和幸福观,认识到“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而不是消费活动”[13];消费只是达到幸福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只有把人们从消费等于幸福和自由的价值观念中解放出来,把劳动看作幸福和自由的源泉,树立劳动、闲暇一元论,才能真正摆脱功利主义对待自然的做法。 从今天资本主义的发展来看,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支持资本主义经济复苏和维护政治稳定依然脱离不开其高消费的生活方式,这是资本主义国家标榜自己富裕和制度优越的必然选择。生态马克思主义恰恰紧紧抓住了对资本主义异化消费的批判,它批判的不仅仅是这种生活方式的反生态性,而且指出蕴含在消费主义背后的功利主义、利己主义文化观念的反生态本性,暴露出资本主义社会文化价值观的深层危机。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关键所在! 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及其解决路径分析:论西方资本主义的生态文明与发展中国家环境恶化的关系 [内容提要]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实现物质文明的同时，逐步实现了生态文明。西方资本主义的生态文明带有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原罪”，它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代价。它们掠夺发展中国家的物质资源。换取自身的生态平衡和经济发展；它们向发展中国家倾倒废弃物，换取自身的生活质量和优美的自然环境：它们推行生态殖民主义，使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恶化、资源匮乏，以此换取自身的物质丰裕和愉悦生活。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在现代文明发展中尚难克服的制度性矛盾。 [关键词]西方国家　生态文明　发展中国家　环境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实现物质文明的同时，逐步实现了生态文明，西方民众的生活质量大幅度提高。然而，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带有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原罪”。它是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代价的。它们拥有了优美的自然环境，却使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它们拥有了健康和生活质量，却牺牲了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健康和生活质量；它们在国内开始追求经济可持续发展，却在国外大肆掠夺物质资源。西方资本主义的生态文明是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为代价的。 一、西方资本主义掠夺发展中国家物质资源，换取自身的生态平衡 西方资本主义各国以剩余价值规律为其基本经济规律，以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为驱动力。在此情形下，这个社会必然要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不断开发新的产品，不断扩大消费市场，不断追求更高的利润。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主义社会也必然要消耗极大的物质资源，这给生态环境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极大的压力，与生态文明的诉求形成明显的矛盾。 然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者们“幸运”地找到了既可不断消耗大量物质资源、又可保护本国生态环境，既可追求生态文明、又不愁物质满足的办法。他们利用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靠消耗发展中国家的物质资源助推本国经济发展，进而解决了本国经济发展与保护生态环境的矛盾；靠“巧取”发展中国家的物质资源，支持西方民众的物质满足，进而为他们追求生活质量和“时尚”的生态文明奠定了物质基础。这样做的结果是将生态环境的破坏、自然资源的枯竭和生活质量的下降留给发展中国家，而换来的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对生态文明毫无后顾之忧的追求。正如美国学者威廉・格雷德所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靠疯狂掠夺资源的‘错误’使欧美国家富裕起来，‘文明’起来。” 首先，西方发达国家利用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凭借自身拥有的先进科学技术，优先开发、大肆购进发展中国家的矿产资源，而保护本国的矿产资源。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性质所决定，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为维持其经济的繁荣就要不断进行经济扩张，所需矿物的消耗量也不断上升，这使它们加大了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掠夺”。有数据显示，美国、欧盟、日本对发展中国家拥有的13种重要原材料的平均依赖程度分别为60％、90％和92％。1988年，发达国家进口的矿物燃料和有关材料54％来自发展中国家，其中美国和日本的比率分别为67％和85％。美国80年代主要工业原料进口对穷国的依赖程度超过70％的达10种：锶100％，锡97.3％，钶91.7％，石墨88，6％，铬83，9％，锑83.9％，铝土矿82％，石油85.3％，锰76.7％，钨70.7％。进入20世纪90年代，美国对别国的“生态掠夺”有增无减，其重要的稀有矿产几乎全靠进口(见表1)，而本国矿产资源却被严格保护起来。通过消耗发展中国家的矿产资源来奠定本国的物质基础，维持本国的经济繁荣，这是西方国家“发达”起来的基本条件。 其次，西方发达国家利用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大肆购进发展中国家的木材、谷物等初级产品，以此维护本国的植被和土地的肥沃。1989年，欧共体、日本和北美共进口了价值为1360亿美元的“初级产品”。其中，日本70％的谷物、小麦和大麦，95％的大豆，50％以上的木材都需要进口。其绝大多数都来自拉美正在迅速消失的热带雨林。荷兰从发展中国家进口了三倍于它的土地面积的农产品。以发展中国家的土地肥力递减和植被不断被破坏为代价，实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物质满足。 如果说发达国家大量进口谷物对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的破坏力还不是十分严重的话，那么，木材的进口则严重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据统计，发展中国家每年采伐1370万公顷森林，发展中国家每年消失极其珍贵的1290万公顷热带林。虽然毁林行为发生在发展中国家，但一半以上的木材和近乎3／4的纸张都被运往工业化国家。日本森林覆盖率为70％，被誉为世界上的“绿色王国”。但自1962年以来，日本就不曾砍过一棵树，所需木材全部从国外进口。20世纪90年代，日本木材消耗量占世界第六位，是热带木材最大的购买国。据日本农林水产省林野厅2003年统计，日本全年一次性筷子消耗量约为25亿双，人均200双左右，但日本国内一次性筷子的产量仅占3％左右，其余97％依靠进口，仅从中国进口的就占96％，而中国的森林覆盖率只有18％。 再次，西方发达国家利用手中的技术和金钱，大量购买发展中国家的稀有野生植物，以满足其优裕的物质享受。在自然界中，有许多颇有经济价值的、稀有珍贵的野生植物。这些植物一旦被开采，便会造成对自然植被的严重破坏。科技十分发达的西方国家深知其中利害。因此，它们不许人们开采本国的稀有植物，却利用其技术优势和金钱诱惑，大量开采发展中国家的稀有植物。中国云南生长一种植物――红豆衫，从中可提取贵重的抗癌物质――紫杉醇。美国研制成功紫杉醇针剂后，严禁任何人开采美国的红豆衫，却将目光锁定在中国。受利益驱使，日本、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的商人也想尽各种办法，低价、大量收购中国的红豆衫。中国红豆衫的过量开采，满足了美国对抗癌药物的需求，却给我国红豆衫资源造成毁灭性的破坏。美国还从马达加斯加热带雨林中发现一种名叫“长春花”的植物是治疗儿童白血病的特效药――长春碱和长春新碱的主要原料。于是，这种植物被大量开采，源源不断地成为美国的制药原料，而马达加斯加的热带雨林则为美国医药行业的繁荣作出了牺牲。据统计，西方发达国家的制药工业每年从发展中国家的植物资源中获利300亿美元，但发展中国家的植物资源则遭到过度采伐，自然植被遭到日益严重的破坏。 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掠夺”产生了两个截然相反的结果。 其一，西方发达国家依靠发展中国家源源不断的、极其廉价的自然资源，获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使这些国家顺利进入“丰裕社会”。同时，依靠发展中国家源源不断的自然资源，也实现了对本国自然资源的保护。连年大量进口木材的日本，国内森林覆盖率高达70％；连年大量进口石 油的美国，国内石油储量极其丰富，只是不予开采；淡水资源十分丰富的德国，每年竟有50％的用水是进口的。西方发达国家靠对穷国的“生态掠夺”换来了本国的“生态文明”，靠牺牲穷国的资源换来了自身的生活质量。 其二，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的低价掠夺，使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急剧减少，可持续发展能力严重降低，人们的生存环境严重恶化。据统计，非洲开采的钻石、黄金、铀等矿产比例分别为世界总产量的98％、46％和21％。二战后，南非、津巴布韦成了黄金生产国，扎伊尔成了金刚石生产国，赞比亚成了铜的生产国。这些矿产资源的出口占到国家出口总值的90％以上，主要提供给发达国家消费。经过半个世纪的过量开采，这些非洲国家资源日益匮乏，几近枯竭。更为不幸的是，半个世纪以来，这些国家主要在为发达国家开采自然资源，几乎没有发展现代工业体系。在资源日益匮乏、几近枯竭的今天，这些非洲国家如何发展，如何走向现代文明，实在令人堪忧。在生态环境惨遭破坏的地区，不要说可持续发展，甚至人们的生存都成了问题。 二、西方资本主义向发展中国家倾倒废弃物，换取自身的良好环境 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必然产生大量的废弃物。废弃物的增多与倾倒会污染空气，污染水源，污染耕地和牧场，污染整个人居环境，从而影响人们的健康和生活质量。当今世界，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生产能力最为强大，其所产生的各种工业垃圾或废弃物最多。据联合国环境署统计，工业发达国家生产的有害废弃物占全球产量的95％。与日俱增的工业垃圾给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态环境、民众的生活质量和人的健康带来了很大的冲击，致使西方社会陷入两难境地：要经济的发达和优裕的生活，就要有强大的现代工业和现代经济的发展，这就免不了要产生工业垃圾；要良好的人居环境和较高的生活质量，就要解决工业垃圾问题，而这极有可能影响经济的发展。面对两难，西方发达国家主要采取了两种解决办法：一是发展循环经济，减少废弃物的产生。然而在现有条件下，这对于解决强大的现代工业所产生的大量废弃物来说，作用十分有限。另一种办法就是将大量的工业垃圾或废弃物倾倒到发展中国家。在西方发达国家看来，这是解决两难问题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此种处理工业垃圾的方式既保证了本国的经济发展，又保证了环境、健康和生活质量。可悲的是，发展中国家成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垃圾场”，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成了西方民众追求健康和生活质量的牺牲品。对此，前世界自然保护同盟主席、圭亚那前外长拉夫尔爵士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富国给地球带来的污染远远超过其他所有国家，他们对清除工业化过程产生的污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西方发达国家主要运用两种方式将生态垃圾倾倒到发展中国家。 其一，将工业垃圾直接出口到发展中国家。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财富和权力、用“蝇头小利”的利诱和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中的“权力”高压，使发展中国家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垃圾倾卸场。一般情况下，发达国家处理一吨有害废物的平均费用约为2000美元，而将工业废弃物扔到穷国，每吨只需支付40－100美元不等的价格，于是，穷国成了发达国家“处理”有害废弃物的最佳场所。对穷国而言，因为有“可观”的收入，再加上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压迫”，它们只能十分无奈地“同意”充当发达国家的废弃物堆放场。据统计，自1986年至20世纪90年代末，发达国家已向发展中国家输送了1.63亿吨有害垃圾。美国每年要向境外倾倒200万吨左右的有毒废料，主要倾倒到发展中国家。除美国外，欧盟每年向亚非拉68个国家出口有毒垃圾。2006年，荷兰一家公司向科特迪瓦倾倒垃圾500吨，不经任何处理就堆放到18处废物场中，造成17人死亡，数十人病情严重。据埃及《金字塔报》估计，近几十年来，发达国家每年约有8000万吨毒垃圾被出口到第三世界国家。仅日本一国在2006年就向印度尼西亚出口毒垃圾3100万吨。 西方发达国家还将80％的电子垃圾出口到了亚洲。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统计，从1997年到2004年，有超过3.15亿台电脑报废，而在美国西部地区回收的“电子垃圾”中，有50％到80％被运到了亚洲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享受了现代科技成果，却由发展中国家承担环境污染的恶果。在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倾倒生态垃圾的过程中，中国也未能幸免。据统计，发达国家进入我国境内的废物1990年为99万吨，1993年为828，5万吨，1997年为1078万吨。从1997年到2005年，仅英国运往中国的垃圾数量就增长了8倍，2005年该国向中国运送的垃圾达到190万吨。 实际上，西方国家的统治者们坚持的是双重价值标准。在国内倡导生态文明的价值观，而对待发展中国家，则坚持生态殖民主义和反生态主义的价值观。由此可以认定，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内的“生态文明”图景中已明显打上了对发展中国家实施“反文明”行径的底色。对此，美国学者威廉・格雷德公正地指出：“当美国公司仍自由地把来自它自己国家的有毒废物倒进贫困国家的领土时，美国人却在责备贫困国家破坏自然，这种做法是十分伪善的。如果要改造这个世界，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必须先整理好自己混乱的内务。”。 其二，西方发达国家将破坏生态和污染环境的项目从本国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各国每年产生的有害废弃物的数量是惊人的。虽然有发展中国家做“垃圾场”，但这只能解决固体废弃物问题，废水和废气是无法向别国“出口”的。为了彻底解决有害废弃物(尤其是废水、废气)问题，西方发达国家还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实施战略性的国际转移，转移的目的地就是发展中国家。 近几十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借助经济全球化及国际资本全球流动的有利时机，利用发展中国家急于发展的心理和环境保护标准的不完善，打着对外援助的旗号，通过直接投资的方式，将大量的高污染产业(如塑料、橡胶、造纸等)，在本国被禁止、严重危害生态环境和人民健康的产业、产品、工艺和设备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在这里建立生产企业或生产基地。西方发达国家的此种做法收到了一石二鸟的“理想”效果：既在发展中国家赚取了巨额利润，又把难以治理的工业废水、废气及废物留在了发展中国家。据统计，为了避免本国受到环境污染，日本已将60％以上的高污染产业转移到东南亚和拉美国家，美国也将39％以上的高污染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在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化工部门中的外国直接投资额所占的比重居各部门之首；在马来西亚，跨国公司占农药零售额的75％；在菲律宾的258家跨国公司中，60％涉及污染密集型产业。在日本“最肮脏”生产部门的国外投资中，2／3－3／4是在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在将“肮脏”生产部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过程中，中国也是受害者。据《中国 经济时报》报道，1991年外商在中国设立生产企业11515家，其中污染密集产业达到3353家，占企业总数的29.12％。污染密集产业在引进外资中所占比例为34％。 21世纪以来，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产业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又出现“去工业化”趋势。他们为了更好地维护本国的人居环境，开始将工业生产部门逐次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样，就可以将现代工业产生的污染和生态垃圾问题全部甩给发展中国家，而发达国家则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信息产业、技术研发产业。 西方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以及将“肮脏”的生产部门投到发展中国家，给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带来几乎是不可逆转的损害。许多国家空气质量严重恶化，水污染严重，土地肥力锐减。有的地区传染病横行，有的地区民众饮用水常年达不到卫生标准，有的地区因空气质量影响，癌病高发。在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地区，几乎不适合人居。美国的联合碳化公司将高污染的化肥厂设在印度的波霸罗。1984年12月3日，该公司设在印度波霸罗的化肥厂发生甲基异氰酸脂毒气泄露，造成2000多人直接死亡，10万人致残，当地环境被严重污染。欧洲国家将各种危险的农药、医药及有害制品放在发展中国家制造和销售，其中一家石棉公司在印度投资办厂，使7000工人中60％的人身体受到伤害。 西方发达国家的这些“反生态主义”的做法表面上是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实质上是损害了全人类的生态环境，严重恶化了人类可持续生存的环境。 三、西方资本主义以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换取自身的愉悦生活 西方发达国家的现念是追求人的健康、生活质量、生态文明和人的自我实现。然而，与上述理念形成悖论的是：主导当今世界发展的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并不是健康、生活质量、生态文明，而是贫困、疾病和生存环境的严重恶化。形成这种悖论的原因很容易理解。 其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让国内民众过上优裕的生活，利用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购进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时压低价格，出口本国的高附加值产品时抬高价格，通过这种不平等交换盘剥发展中国家，以发展中国家众多民众陷于贫困为代价，保证了西方民众的优裕生活。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将生态垃圾及有害废弃物倾卸到发展中国家，将高污染的生产部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使发展中国家的资源逐步枯竭，环境日益恶化，可持续发展能力进一步降低。西方国家以发展中国家逐步降低可持续发展能力为代价，保证了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对此，世界自然保护同盟作了正确的分析：“大多数人，主要但也不完全是生活在低收入国家，他们生活水平从凄惨到无法忍受，使用的地球资源远远少于按计算所应得到的那部分，并在许多情况下，他们患有贫困病。”与此相反，“少数人，大多数但也不完全在高收入国家，享受着很高的生活标准，消费与其应占有的能源、食品、水、矿产和其他资源分量不成比例的那部分，并且染上富裕病(主要与过量消费有关)。”虽然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的贫穷原因复杂，但西方发达国家的“巧妙”盘剥肯定是其贫穷的重要原因。 其二，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让国内民众有一个良好的人居环境，把自身产生的生态垃圾和有害废弃物倾卸到发展中国家，以发展中国家的人居环境恶化为代价换来了西方民众良好的人居环境，以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破坏为代价，换取了西方社会的生态文明。在占人类1／4人口的西方民众享受愉悦生活的背后，是发展中国家承载着发达国家的垃圾和工业废弃物，承载着西方高污染企业的产业转移，支付着西方发达国家快速发展而导致的生态环境恶化的成本，进而使发展中国家民众陷入贫困，人的健康和生活质量状况下降。 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披露，一半的非洲人生活极端贫困，1／3的人处于饥饿状态。1999年，撒哈拉以南非洲每日生活费为1美元的人口比例为49％。这些与十年前一样，几乎没有发展。联合国计划开发署负责人布朗的话引人深思。他说：“在欧洲国家，一头牛每天的生活标准是3美元，但与此同时，却有40％的非洲人日均生活费不足1美元。在富裕的发达国家，恩格尔系数大多为10％－19％，而贫困的发展中国家大多为50％－59％，有些贫困地区恩格尔系数甚至高达80％－90％。”更为严重的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众多民众长期挨饿，几乎难以生存。2008年，东非至少有1400万人处于饥饿和营养不良状态。厄立特里亚人口营养不足率高达72％，海地46％的人营养不足。全球有22个国家处于长期高水平的饥饿状态(30％以上的人口食物不足)。这些国家均是发展中国家。 追求人的健康、生活质量和丰富多彩的人生是美好的、与人类文明与进步同步的议题。照理说，坚持“文明”价值观的西方发达国家不仅应注重本国民众的健康和生活质量，也应该关注全人类的健康和生活质量，这才是现代文明的表现。然而，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的统治者和主流社会，难以摆脱资本主义制度的“窠臼”。他们在国内高调关注人的健康和生活质量，追求丰富多彩的人生，而对待发展中国家的民众，则“巧妙”盘剥。他们过度开发、消耗发展中国家的物质资源，将源源不断的垃圾倾倒到发展中国家，实际上就是拿发展中国家民众的健康和生活质量作“牺牲”。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在现代文明发展中所面临的结构性冲突，也是它尚难克服的制度性矛盾。 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及其解决路径分析:资本主义与近代以来的全球生态环境 [摘要]生态环境问题虽然古已有之，但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则是在近代以后开始产生，并逐渐显现的。世界性的经济体系需要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这对全球生态环境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但要害在于这一体系的资本主义性质，为资本积累而进行的生产把追求利润放在至高的地位，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不断扩大生产和提高生产力也就意味着消耗更多的资源，造成更严重的污染。资本无限积累的趋势必然具有不顾一切地去消耗地球资源的冲动。而且不惜污染环境。过去五个世纪的世界历史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都证明，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是近代以来全球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资本主义　资本积累　全球生态环境　世界历史 除了自然界本身的运动所引起的气候变化(如历史上的小冰期)及其对全球生态环境产生影响以外，由于人类的活动而造成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是在近代以后逐渐产生的。这是一个随着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不断扩张而变得愈加明显和严重的问题。15、16世纪以后，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人类的许多活动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和意义，有一些活动尽管发生在局部地方，但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却是全球性的；另一些活动发生在这一时代的初期，虽然在当时还没有对全球生态环境产生明显的影响，但长期的、累进的过程却给全球的生态环境带来严重的后果。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的主要根源在于资本主义。从历史和现实来看，资本的扩张最终都要通过侵害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世界来实现，资本无限扩张的本性包含了不断破坏生态环境的倾向，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全球生态环境出现不断恶化的趋势。 一、生态环境问题：从地方性到全球性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有关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的问题，古已有之。人类长期分散地生活于一定的地域。为了生存和发展，人类利用或改造自然。同时，人口不断繁衍，又加大了资源和环境的压力。有人类活动的地方就会产生生态环境问题。历史学家庞廷说：“农业的采用，以及随之而来的两种后果――定居社会和逐渐增长的人口，对于环境施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可见，环境问题几乎是一个与史俱来的问题。而人们对生态环境的关注也是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 不过，在近代以前漫长的历史阶段，所谓生态环境问题基本上是地方性而非全球性的问题。当时，全球联系还未建立；世界市场还没有形成；没有因为大生产而引起的严重的大气污染；没有大量排放的有毒、有害物质；也没有核爆炸、核污染的威胁；等等。那时的生态问题主要由人口繁衍对土地造成压力所引起。为了解决吃饭问题，人们开垦山地、林地、荒地、滩涂，造成自然环境的改变或破坏，并导致水土流失、洪水泛滥等。但这些问题的影响一直局限在局部，比如砍伐森林，近代以前世界上几乎每个地方都出现了随人口增长而砍伐森林和开垦土地的情况，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及其后果从未影响到全球。 中世纪欧洲人对森林的砍伐就是这样一个史例。在中世纪早期和盛期的欧洲大部分地区，主要的生态系统属于温带森林。农业的发展导致部分天然林被砍伐。但欧洲的生态系统在很长时间里并没有遭到太大的破坏，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0世纪。从10世纪开始，欧洲的人口开始迅速增长。到14世纪中叶的黑死病到来之前，从意大利开始一直到欧洲的中部和北部，人口增长了三倍。随着人口的增长，欧洲发生了大规模的垦荒运动，森林和沼泽地都被清理出来用作耕地，这导致欧洲的森林资源大为减少。“森林起初覆盖着西欧和中欧面积的95％左右，而到了中世纪大移居时期结束时，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20％左右”。结果，人们的生活环境也变得较为恶劣。在西欧，新的居民定居点已经出现在土壤比较贫瘠的地区；在东欧，开荒的移民一直把前沿推进到斯拉夫人生活的区域。欧洲的经历表明，人口的增长的确对资源和环境造成了压力，并且最终破坏了原有以温带森林为主的生态系统。但是，迄今为止，历史学家并没有发现可以表明这一经历对全球生态系统产生灾难性影响的证据。也就是说，这个持续了几个世纪的生态破坏过程所造成的消极后果，仅限于欧洲。 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增长对环境的影响一如欧洲。森林面积的减少是人口增长的一个后果。以明、清的人口迁徙与环境变化的关系为例，可以说明前因后果。由于人口增长，明、清时期，我国出现较大规模的移民运动，“江西填湖广”和“湖广填四川”之说，表明了当时的人口流向。移民大量涌入，耕地便不断地从平地向低山、中山、高山地带拓展。结果，林地面积逐渐后退、减少，原本是豺狼虎豹出没之地，到后来演变为“山尽开垦，物无所藏”的境地，原始生态遭到破坏。学者高寿仙认为，明代是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呈现日趋恶化态势中的“快速恶化期”，人力因素的影响要大于自然因素，致使“不少地区的环境急剧恶化，抗灾能力急剧下降”。从目前的有关研究来看，明代是一个灾异频发的朝代。而且各地都普遍出现旱涝灾害。但从灾害的发生范围来看，这些灾害多为区域性或流域性的。清代生态环境的破坏比明代更严重，学者张研称清代的自然“渐失丰饶”，旧的生态体系在17－19世纪结束。它的后果一如明代，其最为严重的后果在于对“中国社会兴衰、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 以上两个发生在欧洲和中国的生态环境遭到比较严重破坏的事例表明，生态环境问题的确随着人口的增长和人类活动的扩大而变得更加严重。但是，近代以前，这主要是地方性、区域性的问题。由于人口增长所引起的对资源需求的增加，进而导致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从来没有演变成全球性的问题。 近代以后，情形就不同了。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随着资本主义向全世界的不断扩张而悄然来临，并越来越严重。不过，这并不是一个从以前的地方性、区域性的问题简单地扩大到全球的问题，而是一个在破坏的方式、内容、程度和后果，并且归根到底在性质上不同于以前的新问题。 仍以毁林来说。同样是欧洲人砍伐森林。后果却是全球性的。 一是欧洲人到世界各地去砍伐森林。一个明显的事实是，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欧洲商人和殖民者开始踏上全球所有的土地，并着手掠夺世界各地的林木资源。在美洲、东南亚和印度，到处都出现大片的原始森林被西方殖民者砍伐的情况，比较突出的事例是砍伐巴西的原始森林。在欧洲殖民者到来后的头一个世纪，殖民者最感兴趣的是巴西的红木，这种可以用来制作红色染料的木头生长在热带丛林里，要想把它们砍倒并运出森林很不容易，殖民者便雇佣土著，砍伐树木、清出空地，以便伐木者进入密林深处和运出红木。在头一百年里，大西洋森林里有6000平方公里的森林因红木贸易而消失。东南亚的森林也遭遇到类似的破坏。19世纪，英国征服了缅甸。缅甸尚未被开发的森林对英国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在首先被征服的德林达依省，那里的柚木森林在不到20年的时间被砍伐殆尽。低地缅甸在1852年成为英国的附属地，使得伊洛瓦底三角洲的大片森林遭到被砍伐的命运，欧洲又是这些木材的市场。到20世纪末，那里共有约1000万英亩的森林被毁。 二是砍伐森林的主要目的是牟利。如果说，以前的毁林主要是为了开垦土地，解决人们的吃饭问题；那么，近代以后西方人在世界各地到处伐木，主要目的则是为了牟取利益。木材成为一种商品，伐木成为一种工作，殖民者将砍倒的树木运出林区，卖到远方的市场而赚取利润，如上述对巴西红木、缅甸柚木的采伐；或者是为了在通过毁林而开垦的土地上种植别的植物，生产更有利可图的商品。例如，当橡胶成为19世纪欧美工业化国家的重要商品时，英国人和荷兰人就开始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清除茂密的森林，建立橡胶种植园。 三是用现代化的手段大规模地砍伐。由于市场对木材需求的扩大而大规模采伐森林，引起全球森林资源急剧减少。自18、19世纪起，随着欧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广泛发展，对木材的需求量大增，成片的原始森林成为西方人大肆砍伐的对象。如巴西的大西洋森林虽然很早就开始遭殖民者的侵蚀。但早期的殖民掠夺并未对它造成根本性的破坏。到1822年巴西独立时，大西洋森林还只消失了一部分。但是，大西洋森林的消失速度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而加快，铁路建设一方面使用大量的枕木，同时也使火车这种现代的运输工具可以自由地进出大森林。从此，木材被源源不断地运送到世界各地，直到森林面积越来越小。如今，大西洋森林最多只剩下8％。南美热带雨林的生态意义是众所周知的，它的面积急剧缩小，物种大量消失，生物多样性遭破坏，很多美景成为人类的记忆。 从西方人在世界范围砍伐森林，到砍伐的目的、规模、速度、方式，以及所造成的后果等方面来看，近代以来因为商品生产的需要而对森林生态的破坏与以前主要为解决吃饭问题而毁林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如果我们承认森林构成全球生态系统的重要部分，对于调节全球的气候、净化空气、涵养地表水分、防止水土流失等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且认为地球上到处消失的大片森林，尤其是像巴西的热带雨林那样的原始森林的大面积减缩，已经对全球的生态环境产生了严重的后果，那么，我们应当注意到，这个后果是由西方殖民者进人世界各地进行长达几个世纪的大规模砍伐森林所造成的。所以，就森林消减这一事例来说，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是从近代以后逐渐产生，并变得越来越严重的。没有这样一个历史的维度。我们就看不到这一问题与历史上早已有之的地方性、区域性的生态环境问题的区别，也不能很好地理解当代全球性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源之所在。 事实上，近代以来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不仅仅表现在森林减少这一个方面。在这个历史阶段，尤其是工业革命以后，对全球生态环境起消极和破坏作用的活动还出现了新的内容和形式，后果也更加严重。一些经济活动在大量消耗资源的同时，又严重地污染环境。比如18世纪下半叶以来，煤炭和石油作为大工业的能源先后被大规模地开采和消费，不仅过快地消耗了不可再生的矿物燃料，而且造成了大气污染；化学工业是19世纪新兴的工业，随着这一工业的出现和发展，有毒物质被大量排放和散布到全球各地，使水体和土壤受到永久性的毒害，对人类的危害不论是显现的还是潜在的都无法估量；在20世纪，核技术的发明和应用，更使人类生活在全球毁灭的恐慌和阴影之中。 如此这般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近代以前的人类从未遭遇过。 二、世界经济体系与全球生态环境 近代以前不存在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因为没有一种力量或一个因素可以使其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只是到了近代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世界联系建立起来，世界市场形成。这个经济体系从15、16世纪起一直发展至今，被人们称为“现代世界体系”。随着这一具有世界意义的经济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就逐渐出现了。尽管在这一经济体系的历史早期，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还不突出，但后来出现的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的趋势，其源头仍可追溯到这一经济体系形成期的殖民和贸易活动。到工业化以后，这一经济体系对世界资源环境的影响更为明显了。 这个经济体系由资本主义驱动，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世界性的特征。 资本主义起源于地中海周围的地区，绝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在15世纪前后，这个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结合处的区域就是当时的国际贸易、长途贸易的中心，具有世界性的特征。地理大发现、新航路开辟以后，全球联系建立起来，世界市场逐渐形成，资本主义经济的中心便适时转移到以北海和波罗的海为中心的西北欧地区。在那里。经济活动具有更加明显的全球特征。工业革命以后，这个经济体系的世界性具有了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化的世界市场，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就是当今的“全球化”现象，也十分典型地反映了资本在世界范围的扩张趋势。历史地看，所谓全球化只不过是由于资本的力量所驱使的、从15、16世纪以来就处在不断加强过程中的世界性联系发展到当前的一个状态。 根据15、16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进程，我们不难发现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它在全世界的渗透和扩张之间的紧密关系。开创全球联系的主角是资产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是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他们还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当前我们所处的全球化时代与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所生活的时代是一脉相承的，如果那个时代的资产者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到处奔走、到处创业、到处落户，那么，全球化时代的资产者及其人们只不过是借助了比他们的先辈们更加高效、快捷的交通和联络方式。更加方便地奔走于全球各地而已。他们与他们19世纪的前辈有共同的志向，就是通过资本在全世界流动，实现最大的资本增殖。 所以，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资本在全球的扩张史。资本主义经济的世界性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它越是发展，就越是需要把整个世界作为它的活动场所，资本扩张的天性驱使它出现在全球任何一个有利可图的地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全球联系形成并越来越紧密的动力来源。 世界性的经济体系决定了资产者们要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 在这一经济体系的早期阶段，换言之，在16、17世纪，在这一体系的核心地区，生产力还处在手工生产阶段。在世界上“配置”资源的能力还有限，当时的欧洲人甚至还拿不出足够的、可以吸引人的产品与亚洲国家进行正常的贸易交往。所谓“核心地区”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物资需求主要限于在当时被称为“奢侈品”的丝绸、香料等物品，而大宗商品也不过是粮食、木材。所以，从生产和贸易的角度来看，这一经济体系在当时能调动的全球资源的数量和种类还不大、不多，这种情形下的资源配置似乎还不足以对全球生态环境产生明显的影响。 不过，破坏性的趋向从一开始就已经显现。当时的一些经济活动已经表现出了在世界范围内掠夺资源的特征。从长期看，这种掠夺性的经营方式意味着生态灾难，本文前已提到的森林砍伐就属于这种情形。关于狩猎和毛皮贸易是又一个事例。狩猎是自古以来到处都存在的活动，而毛皮贸易也一直是市场 上的一项重要交易。但是，以往以生计为主的狩猎活动和毛皮交易市场的地方属性，对生态的影响并不明显，这种狩猎活动和毛皮交易或许可以称之为处在“可持续发展”状态。但是，近代以后，古老的狩猎活动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欧洲人和亚洲人对兽皮、毛皮和象牙的需求(常常取决于消费者的狂热)给狩猎产品赋予了前殖民时代没有的新的经济价值”，而对野生动物制品的渴望驱使被称为“国际经济先驱”的商人和资本家们深入内陆，开拓边疆，对毛皮的追逐成为欧洲人在北美大陆四处扩张的内在驱动力之一。为了组织大规模的毛皮贸易，殖民者建立了多家毛皮公司，而当地的狩猎者也被纳入殖民者的毛皮贸易网络之中。近代世界经济中的这项贸易具有典型的掠夺性，商人和捕猎者们在一个地方尽量捕猎，直到在经济上无利可图为止，然后换一个地方。当19世纪的狩猎者开始使用对动物更有杀伤力的武器装备以后，狩猎和毛皮贸易对野生动物的掠夺性就充分地暴露出来了。猎人和商人们所考虑的是“最大数量的眼前收获，根本不去考虑怎样保存资源”。商业性的狩猎很快使相关的动物处于灭绝或濒危的境地。 当然，我们不能根据这个经济体系早期出现的一些活动就认定当时全球的生态环境已经遭到破坏。事实上，在16、17世纪，全世界到处都生长着茂密的森林：与毛皮贸易有关、后来被大肆捕杀、甚至灭绝的紫貂、黑狐、海狸、海豹等动物，那时也未遭到灭顶之灾。但是，如果我们从这种掠夺性的贸易活动从开始到结束的全过程去看，那么，早期的商人和殖民者，即后来的“资产阶级”的先驱。他们所从事的这些活动就是导致后来全球资源遭到大肆掠夺、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整个过程的开端。 到18、19世纪，随着工业化大生产的兴起，资源“配置”完全就是全球性的了。工业化意味着生产力的大发展和生产规模的扩张，“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 生产力大发展和生产规模的扩张对全球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全球资源的需求增加了。新的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作为世界经济体系的核心地区，英国调动了全世界的资源。19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1835－1882年)有一段话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北美和俄罗斯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田；芝加哥和敖德萨是我们的谷仓：加拿大和波罗的海地区是我们的森林；澳大利亚相当于我们的牧场，而我们的牛群在南美：……中国人为我们种植茶叶，而我们的咖啡、糖和香料种植园全在印度。西班牙和法国是我们的葡萄园，地中海是我们的果园”。二是环境污染前所未见。工业革命期间，煤炭成为大工业最主要的能源，生产量猛增。1800年、英国的煤炭产量达到一年1500万吨左右。而在1560年，英国的煤炭产量才22.7万吨。这240年间，英国的煤炭生产量增加了66倍。以英国煤炭生产量急剧扩大的趋势，可知工业生产大发展对能源的巨大需求。 煤炭资源的大量消耗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以往的历史研究及相关的论著多将煤炭的大量生产和消耗视为一种衡量工业生产规模的指标，从积极的意义上进行叙述，而少从环境污染方面给予足够的考量。今天，当我们意识到世界上到处在大量排放二氧化碳造成气温上升，破坏了全球生态时，我们首先应该想到祸害源自于人类大量消费了从地下开采的煤炭、石油这些化石燃料。有人指出，“开始于18世纪后期的集中的工业化阶段，就其将污染因子释放到大气中的规模、浓度和种类来说，可算是一场革命”。这的确不是危言耸听，伦敦以“雾都”闻名，空气中飘浮的大量煤烟造成令人恐怖的雾气是常有的事，并常常致人于死地。直到1952年12月，伦敦还发生了历史上最恶性的烟雾事件，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造成4000多人死亡，而“家庭取暖、工厂和发电厂等燃烧煤炭时产生的二氧化硫和烟尘是导致这一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伦敦的煤烟污染不是孤例，所有在19世纪欧美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崛起的工业城市都逃不过被污染的厄运，“从欧洲大陆的鲁尔和林堡地区，到英国中部的黑县和匹兹堡附近的莫那加艾拉(Monongahela)山谷，这里有1.4万个烟筒群向大气中释放烟雾”。 化学物品的污染危害更大。化学物质对人类的毒害早就发生过，比如水银这种剧毒的物质常常是矿石冶炼所不可缺少的，所有的采矿区都会发生有毒污染。但是，在工业革命时期，化学工业竟作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发展起来，新的化学品的生产和化学污染物质的排放都大大增加了。从工厂排出的有毒化学废料，使河里的生物灭绝，并危害人类健康。化学品之所以最难容忍，在于这种物品即使少量释放，也常常是难以消除的，并且会对人类和自然生态系统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以上情况说明，全球性的资源消耗和生态环境破坏是在世界性的经济体系形成以后逐渐出现，并变得越来越严重的。世界市场似乎为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准备了条件，工业革命在大规模地消耗资源的同时，也使环境的污染规模化了。 但是，经济活动的世界性难道必然要破坏全球的生态环境吗?世界各地互通有无式的贸易往来，以及在工业革命时代因生产力的革命性变革所带来的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结果，本来可以造福于人类，与全球生态环境的破坏没有内在的逻辑关系，但它们之间竟然发生了事实上的联系。这不是偶然的巧合，问题出在这一世界经济体系的资本主义性质上。全球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一世界经济体系的资本主义性质。 三、资本积累趋势的生态环境后果 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理论有助于我们认识资本无限积累趋势所隐含的生态环境后果。 资本是资本家用来生产或经营以求牟取利润的生产资料和货币。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资本由两个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不变资本，即该部门在生产上使用的全部生产资料的价值，包括机器、工具、建筑物、原料、辅助材料、半成品等等。这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并不改变自己的价值量，因此，它被称为不变资本。另一部分资本是指变为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它在生产过程中改变自己的价值。它再生产自身的等价物和一个超过这个等价物而形成的余额，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本身是可以变化的，可大可小。这部分资本因而被称为可变资本。资本家把他所购买的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结合在一起，就开始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 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获得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并使资本增殖；途径是尽可能地利用被雇佣者的劳动力。资本家尽量榨取雇佣劳动剩余价值的方式主要有二，一是延长劳动时间，以及在一定的工作时间内增强劳动者的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的做法在资本主义早期及19世纪的欧美国家都普遍采用过。 欧美工人阶级在历史上为争取10小时、8小时工作日而进行的斗争，表现了雇佣工人对资本家的这一剥削方式的反抗。现在，这种剥削方式在欧美国家已很少见，但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还比较常见。增强劳动强度的做法是资本家在规定的工作时间里对雇佣劳动者的体能和智能的充分利用，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从而生产出更多的剩余价值。二是提高劳动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力来使商品便宜，并通过商品便宜来使工人本身便宜，是资本的内在的冲动和经常的趋势。”这主要表现为革新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通过发展劳动生产力来节约劳动，目的绝不是为了缩短工作日。它的目的只是为了缩短生产一定量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工人在他的劳动的生产力提高时，一小时内例如会生产出等于过去10倍的商品，从而每件商品需要的劳动时间只是过去的1／10。这绝对不能阻止他仍旧劳动12小时，并且在12小时内生产1200件商品，而不是以前的120件商品。” 我们以前对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的这两种方式的了解，主要是为了认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对人的残酷剥削，而关于对人的残酷剥削又是如何引起对物的大肆消耗、进而对生态环境所产生的破坏性影响，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其实，上述两种剥削方式都包含着消耗越来越多的物质资料的趋势。比如提高劳动强度，“生产上利用的自然物质，如土地、海洋、矿山、森林等等，不是资本的价值要素。只要提高原有劳动力的紧张程度，不增加预付货币资本，就可以从外延方面或内含方面，加强对这种自然物质的利用。”提高劳动生产力也有同样的结果，过去一个工人用手工工具只能加工比较少量的原料，现在，同一个工人用一台机器就能加工一百倍的原料。“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较高的资本构成，会使数量越来越小的劳动，推动数量越来越大的生产资料。” 工厂制度下的大生产是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大规模消耗资源的集中体现。马克思说，“一旦工厂制度达到一定的广度和一定的成熟程度，特别是一旦它自己的技术基础即机器本身也用机器来生产，一旦煤和铁的采掘、金属加工以及交通运输业都发生革命。总之，一旦与大工业相适应的一般生产条件形成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就获得一种弹力，一种突然地跳跃式地扩展的能力，只有原料和销售市场才是它的限制。”“只有原料和销售市场才是它的限制”一句，如果我们从全球生态环境的角度去理解，大概包含两个意思：一是资本主义经济必将使它的活动空间最大化，创造一个原料来源和产品销售广及世界的市场；二是世界范围内的资源利用最大化，乃至将可用的资源消耗殆尽。的确，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生产率也是和自然条件联系在一起的，这些自然条件所能提供的东西往往随着由社会条件决定的生产率的提高而相应地减少。因此，在这些不同的部门中就发生了相反的运动，有的进步了。有的倒退了。例如，我们只要想一想决定大部分原料数量的季节的影响，森林、煤矿、铁矿的枯竭等等，就明白了。” 除了扩大生产规模，资本主义生产逐渐发展了对外投资的形式，将资本直接投向世界上任何一个可以给资本家带来预期收益的地方，这种形式是19世纪后半期开始的。那时，资本积累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资本的扩张出现了输出资本这样一种新的形式，我们习惯上将这一时期的资本主义称为垄断资本主义。资本流向全球，方便了资本主义生产对全球资源的利用和消耗。马克思在19世纪中叶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他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讲到英国要在印度建铁路网的事情时说，以前，英国的各个统治阶级对印度的发展几乎没什么兴趣。后来，工业巨头们发现，使印度变成一个生产国对他们有很大的好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正打算在印度布下一个铁路网。铁路建设就是一个资本输出量很大的项目。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英国人在印度境内铺设铁路，到1910年。印度就已经拥有世界上第四大铁路网，铁轨的总长度占亚洲的85％。铁路建设对印度经济社会的发展虽然有促进作用，但修建铁路的目的是为殖民掠夺服务，所以，对印度生态资源的破坏就不可避免。比如对森林资源的破坏，修筑铁路对枕木的需求量猛增，木材的价格也随之攀升。伐木的步子因而加快，并深入到内陆山区。到19世纪70年代，光是为了提供枕木，每年就得砍掉50万棵大树。 从19世纪后期出现垄断资本主义，到今天的全球化，西方国家输出资本的量在不断扩大。在新自由主义的旗帜下，资本流动也更加方便和自由。全球化是19世纪晚期以来开始出现的资本扩张过程发展到当代的新形态，它的核心内容就是资本的运动。不过，今天的跨国资本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向全球更广大的地区进行更加深入的扩张。随着跨国资本的广泛流动，对生态的破坏和环境的污染也达到了更加严重的程度，全球化与当今发展中国家面临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并存，不是偶然的巧合。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资本全球扩张所造成的问题。 剩余价值生产的不断扩大、资本积累或生产规模的扩大、资本在全球的流动，从资本家个人来说，这一切当然是资本家发家致富的手段。是为了满足资本家个人的目的和需要。不过，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层面上看，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对于任何单个的资本家来说，不断扩大剩余价值生产和资本积累等，到后来都成为一种必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竞争迫使资本家不断扩大自己的资本来维持自己的资本，而他扩大资本只能靠累进的积累。” 是的，资本必须积累，否则，资本家就无法在社会中竞争；生产和市场占有率必须扩大，否则，他就不能在竞争中取胜。在这里，资本家的资本的不断增大，成为保存他的资本的条件。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特征。“一定程度的资本积累表现为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条件，而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又反过来引起资本的加速积累。因此，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随着资本积累而发展，资本积累又随着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发展。” 可见，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下，一方面，作为个体的资本家，他自身有绝对的致富欲，是一个“价值追逐狂”，对剩余劳动就有“狼一般的贪欲”；另一方面，资本家的这种贪欲并不完全以他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竞争是一个生死攸关、并且需要长期进行下去的事情，资本家不能以取得一次利润为满足，而必须无休止地去谋取利润；资本必须不断地和尽可能地增殖，在竞争中壮大。 因此，资本的运动是没有限度的。 在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制下，生态环境问题的要害并不在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所引起的对资源必要的消耗。如果这种消耗的结果是使人们享受到更丰富的产品，有助于提高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那么，这种消耗应该既必要，又合乎理性。但是，当无休止的谋取利润和无限的资本积累成为经济活动至高无上的目标，而越来越发展的生产能力也服务于这一目标时，那么，资本无限积累的趋势就必然具有不顾一切地去消耗地球资源的冲动，而且还不惜污染环境。 四、资本扩张的脚步与被践踏的生态环境 我们已经从理论上阐述了资本积累趋势对生态环境的危害，下文将结合实际，叙述资本扩张的脚步 踩踏脆弱的生态环境的途径和方式。 首先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对生态环境的公共性的侵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资产的所有者和经营者总是力图将一切物质形态，包括土地、森林、水等据为己有，以谋取私人利益。马克思曾说过，“凡是自然力能被垄断并保证使用它的产业家得到超额利润的地方(不论是瀑布，是富饶的矿山，是盛产鱼类的水域，还是位置有利的建筑地段)，那些因对一部分土地享有权利而成为这种自然物所有者的人，就会以地租形式。从执行职能的资本那里把这种超额利润夺走”。在他们看来，只要这些自然物质可以用于创造利润，那么，它们最终都不过是能在市场上进行交易的商品，或者是可以用来生产商品的手段。例如，森林在他们的眼里只不过是长在地里的大量木材而已，当他们获得对土地和森林等自然物的所有权以后，他们所考虑的就是如何尽快把成才的树木砍倒，作为商品在市场出售、变现。但是，从生态环境的角度看，森林还具有涵养水源、吸纳二氧化碳和产生清新的空气、保存生物多样性等环保作用，它的存在有益于所有人的生活，是具有典型的公益性的生态自然资源。可是，森林的公益性不是木材的所有者最关注的事情，把森林视为生产资料的人主要关心的是如何将木材生产的利润最大化。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下，公共的生态环境往往经不住资本扩张的脚步的践踏。 诚然，资本的所有者和经营者作为一般的人，也懂得良好的生态环境对于保证必要的生活品质的意义。但是，资本积累的最高追求决定了执行资本职能的人们对公共利益的态度。对他们来说，降低生产成本和赢利是第一位的，而公共的和社会的利益总是被放在次要的、从属的地位。比如美国伊利诺伊州电力公司按规定必须减少污染物排放。起初，公司计划建造一个耗资3.5亿美元的洗涤塔，用以消除二氧化硫。但到20世纪90年代，由于政策允许企业买卖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公司发现购买污染许可比建造洗涤塔合算，(通过购买排污额度，公司不仅可以继续燃烧高硫煤，而且在20年的时间里还可以节约2.5亿美元的开支。结果，该公司决定废弃洗涤塔，转而购买排污许可证。购买排污许可证在某种程度上使企业污染环境的行为合法化了。这一事例表明，企业即使被迫承担环保责任，也总是将减少成本、扩大利润和积累资本放在第一位。私有制与公益性的关系由此可见。 其次，投资行为的短期性不利于生态环境的长期性保护。市场经济讲求效率，而市场行情则变化多端，风险不可把握。资本主义的理性要求投资者和经营者在最短的时限内取得投资的回报。在多数情况下。投资者或经营者必须在自己认为有把握的时间内尽快收回某一项目的投资并实现赢利。 而生态环境的保护是一项长期的事业。投资行为的短期性对生态环境的危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加快资源消耗的节奏而较少考虑长远的保护，比如过度掠取海洋渔业资源、动植物资源，对不可再生的矿物资源的大肆开采或浪费性开采，等等。在不加约束的情况下，投资行为的短期性往往导致竭泽而渔。二是在资本无限积累的总趋势下，一些短期的投资行为所造成的污染，经过不断的累积，从长远看对生态环境产生危害。比如大量使用化肥对土壤的影响。在1950年，全世界的化肥使用量为1400万吨；到2000年，这一数字攀升至1.41亿吨。由于年复一年地使用化肥，在一些国家，化肥的使用量开始接近植物吸收营养物质的生理极限，再增加化肥的使用量对于提高产量已无意义。同时，过度使用化肥，使营养物质流入河流和海洋，使藻类迅速繁殖，水中缺氧并导致水中的生物死亡。 真正意义上的生态环境保护不仅仅着眼于当前，更是为了子孙后代，这与资本追求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取得回报的要求是不相符合的。当然，并非所有的投资都只看重眼前利益，有的投资也追求长远利益，甚至还产生生态效益，比如造林。不过，这种兼有经济效益和长远的生态效益的投资确实只占少数，而且，投资者也是在估算到有确切的回报以后，才会做这样的投资。 第三，资本全球流动，污染全球化。这是资本谋求利润并逃避责任追究的一个结果。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的工业化时期。欧美国家的环境污染一如当今正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的情形。当欧美国家的环保标准提高以后，那些污染严重的行业和企业就无法继续在当地生存下去。于是，有人就鼓吹污染转移。1992年2月8日，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以《让他们吃下污染》为题，发表了当时的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的一份备忘录中的部分内容，萨默斯认为，世界银行应该鼓励更多的污染企业迁往欠发达国家。他主张向低收入国家倾倒大量有毒废料，完全不讲道德而只讲经济逻辑。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福斯特指出。萨默斯的观点“反映了资本积累的逻辑”，他的作用是“为世界资本的积累创造适合条件”。 事实上，借着全球化的潮流，许多原先存在于西方国家的污染企业都已搬迁至发展中国家。这一行为给发展中国家造成的环境问题，我们已深有感受，这里不再赘述。但是，我们还得指出，随着资本的全球化，污染也就不可避免地全球化了。 第四，鼓动和诱导消费，浪费性地消耗资源，并产生大量废弃物和污染物。资本主义破坏生态环境最遭人批评的事例莫过于“消费社会”(或“消费主义”)了。的确，资本主义的积累趋势对全球生态环境的破坏在消费社会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消费社会”并不只是就消费而言，消费是消费社会的突出现象，但这个现象的直接来源却是生产。马克思认为，消费是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创造出生产的动力。消费把需要再生产出来。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下，消费是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消费与生产的关系不可分割，通过扩大消费、加快消费的节奏或增加消费品的种类，进而维护和推动生产。 消费社会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到一定水平以后所出现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我们现在身处消费社会，但消费社会的源头在19世纪晚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和扩张，尤其是19和20世纪之交的科学管理与“福特主义”被广泛接受以后，产品大量地生产出来，丰富的商品需要有人去消费。否则，生产能力过剩，生产难以为继。与此同时，生产者和经营者又积极开发新产品或力图将以前由少数人享用的奢侈品推向大众。在这种情况下，建构新的市场，把大众“培养”成为消费者，就成了极为必要的事情。于是，企业主和商人便借助于经过巧妙安排和设计的广告和电影、电视等媒体。煽动和刺激人们的物欲，并用“时尚”来诱导人们的消费观念，鼓动人们追求时尚，不断将“时尚”大众化，以扩大时尚用品市场。丰裕社会的人们就这样被引导或诱导着去消费他们原本可能不需要或不想要的商品，即去消费在生活必需品以外的其他商品。所以，在消费社会，人们的消费欲望是被引诱出来的，消费需求也是被资产者们创造出来的，为资本积累服务。 从保护生态环境的角度来说，消费社会其实就是一个浪费社会。消费社会的消费是炫耀性的消费，是消费者有意炫耀自己的消费行为，是展示个人经济实力从而确定社会地位的一种手段，所消费的商品已经超越了一般的生活需要。尽管高档的用品和奢侈品的消费从来就有，但这种消费一直限于社会中 的小部分人群。而在消费社会，很大一部分民众出于炫耀的目的而追求奢华商品的消费，非生活必需品竟然变成日常生活用品。因为炫耀性消费而造成的不必要的资源耗费，正是资本积累的一个结果。 加快消费的节奏是消费社会中与炫耀性消费相关的另一种浪费性消费。在原本意义上，商品的耐用性是确定商品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大件的、价值较高的商品通常具有耐用性。耐用性与节约相关，商品的耐用性越强，浪费就越少。所以，“在一定的范围内，商品的耐用性应当最大化，从而使资源消耗最小化”。但是，在消费社会，商品的耐用性妨碍消费的节奏，加快产品更新换代才符合经济增长的要求。因此，有意规定商品的使用寿命和有计划地推出商品的新款式成为促进消费的重要方式。结果，前者使商品在规定的时间后成为废物；后者则不断使新款变旧款，从而使旧款折价而弃用。比如不断推出新的汽车型号的做法，一方面自然而然地降低了先前汽车的价值，加快老款车的淘汰进程；另一方面，推出新型号意在挑起新的购买欲望，以便卖出更多的汽车。在加快产品更新换代的过程中，更多的资源被消耗。更多的物品遭废弃。资本加速积累的步伐以经济增长的名义把生态环境踩在脚下。 最后，信贷消费把消费社会中的挥霍性消费推到极致。消费需要消费者具备一定的能力，即需要有足够的财力。消费信贷不仅为一般性的消费提供支持，也为消费者炫耀性的消费融资。美国是一个典型的借钱消费的国家，信贷消费不仅有文化传统，而且也是美国人引以自豪的生活方式。在过去的一二十年里，美国人的信贷消费几乎达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在1979年，美国的家庭债务达到个人收入的66.8％；1998年，这个比例上升至98％；到20世纪末，这个数字更是升至102％。这种疯狂的贷款消费最终导致今天的金融危机实在是不足为怪。同时，它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同样不可小视，因为这种生活方式等于透支了地球资源，也提前污染了生活环境。 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为消费社会的形成创造物质基础，而日益增长的消费的诱惑又驱动着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互为条件、互相促进，资本在此基础上又形成新一轮的循环和积累。而真正的受害者是脆弱的地球生态环境。 结束语 把人类当前面临的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放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段上进行观察，我们发现，这是一个经过了长期累积、在工业化以后日趋严重、到全球化时代已无法回避的问题。在近代以来的每个历史阶段，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都与资本主义有关。当然，对生态环境不利的因素还有很多，比如20世纪世界人口的爆炸性增长，甚至曾经发生过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对生态环境造成过严重的破坏。但是。放在全球生态环境的意义上来衡量，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才是真正具有世界性的经济体系，同时，它也是最强大的资源消耗机器和最主要的污染源。 讨论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当然需要全球眼光。有些具体的生态环境问题看上去只发生于局部地区，实际上却是世界经济体系运转所致。甚至当今处在后工业化时代的西方国家拥有碧水蓝天、森林茂密的优良环境，很大程度上也是以仍处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知道了要用10亿件衬衣才能换回一架波音飞机的故事，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的资源消耗那么多、环境质量那么差，而美国只要卖掉一架飞机就可以让每个美国人穿上几件质地优良的衬衣，用很少的资源付出换得良好的生态环境。所以，越是全球化时代，我们越是需要用全球的视角、在世界经济整体的范围内看待一地的环境为什么污染或另一地的环境为什么优良。 资本主义为积累而生产，必然使生态环境遭殃。资本具有无限积累的趋势，最终要与有限的地球物质资源，以及与地球对废物和污染物有限的吸纳能力产生矛盾。就此而言，资本主义不可能像以前那样长久地发展下去。

新媒体传播特征简析:新媒体传播中受众的新特征 摘要：在新媒体的发展下受众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本文探讨了受众由信息的“消费者”变为“生产者”，由被动、消极的接收终端变为更具自主性、参与性和选择性的接收者，由信息反馈的延迟者转变为自主反馈的及时者的新特征，并从技术力量的推动和受众心理变化方面探讨了受众地位变革产生的原因。 关键词：受众地位新媒体变革 人类任何一次较大的新技术变革，都会给媒介的内外环境及各种要素带来重新的定位与整合。以“数字媒体”为核心以网络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的推广和运用，使受众在大众传播中的地位迅速变革。被新技术武装起来的受众能够成为信息的生产者，并能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不仅在博客等“自媒体”上留下了普通公众自主创制的痕迹，而且在传统的大众媒体上，他们的声音也占据了越来越多的版面和时段。受众的角色转换使其在新闻传播活动中处于更加重要的地位，并呈现出许多新的特征： （一）受众从传播的终端步入了传播的全程 1．受众利用新媒体参与新闻报道 新媒体传播中的受众不再仅仅是接收新闻的终端，也可能是新闻信息的者，任何个人或组织都可通过网页、BBS、新闻讨论组、电子邮件、网络视频等多种渠道在网络上新闻或信息。正如美国传播学者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所说：“在网络上，每个人都可以是一个没有执照的电视台”。 从9・11到南亚海啸，都有正在现场的人用手机等设备留下的珍贵镜头，并第一时间将“正在发生的历史”通过短信、彩信、网络等载体发送出去，更多的普通受众开始参与原本由传统媒体“一手掌握”的新闻报道制作过程，改变着新闻的定义和传媒的生态。 2．影响新闻媒体的议程设置 在传统媒体的环境下，公民议论的话题由大众传媒独家提供，而在新媒体传播模式下，受众不再是信息传递的终端，他们可以利用互联网等方式进行广泛的信息交流，网络社区、在线闲谈（IRC）、网上聊天室等都为受众提供了良好的信息交流场地。一些活跃的网民会将自己对事件的了解、看法以帖子或者博客的形式到网络上供大家浏览、分享、探讨。在新媒体传播环境下，大众传媒不再拥有对议程设置功能的垄断权。 3．受众自主选择接收内容 由于大众传播的单向性，接收者的选择范围十分有限，除了选择看与不看，听与不听之外，对于看什么、听什么、什么时间看的选择余地很小。新媒体的出现给予了受众传播主导权，信息点播、内容定制在新技术传播时代成为现实。信息接受的终端朝向多媒体、可移动、便携的方向发展，不同的媒介样式可以兼容互通。随着新媒体的急速发展，受众在传播内容的选择上具有更大的自主性。虽然仍然作为信息接收者，但他们的接收活动已经由强制、被动和消极转变为自愿、主动和积极，由盲从转变为有选择地接受。 （二）受众由信息反馈的延迟者转变为自主反馈的及时者 相比传统媒体中受众较少参与和无法参与反馈不同的是，新媒体传播可以实现传者与受者之间真正的双向交流，反馈可与传者同步进行。近几年各大传统媒体开始利用新媒体、新技术创建面向普通公民的反馈平台，让受众可以对新闻内容进行补充、评论或质疑，使新闻内容得以扩展和深入，也助于为后续的新闻报道提供借鉴。 例如“光明网”、“网易新闻”、“新华网”等网页的新闻信息的最下方都提供读者的“留言区”，这种双向互动传播，拓展了新闻报道与受众反馈的渠道，使观点的表达和信息传播能以双向互动的方式进行，令新媒体展现出独特的传播效力。 （三）“传者为中心”转向“受众需求为中心” 在新媒体环境下，受众对报道内容是否有兴趣，对报道的评价如何，是衡量报道策划成功与否的一项重要的决定性因素。为了满足受众参与的需求，很多报纸已经开始接收读者报料新闻、或者开辟意见专栏、专版，以供读者发表意见和评论；广播利用便利的技术条件使得热线电话、手机短信、播客成为许多电台的重要栏目素材来源；电视节目中播报观众来信、短信，采用观众拍摄的DV等视频，或直接邀请公众参与节目。而对于新媒体来说，受众参与需求的满足更是拥有了技术上的便利。BBS、博客已成为受众发表观点、反映意见、提供信息、进行讨论的平台。 由此可见，在信息传播中，受众由信息的接收者和“消费者”变为信息的者和“生产者”；在信息接收中，受众由强制、被动、消极的接收终端变为更具自主性、参与性和选择性的接收者；在信息循环中，受众由信息反馈的延迟者转变为自主反馈的及时者；在传播观念上，已由“传者为中心”转为“受众需求为中心”。受众地位这种变革与技术力量的推动和受众心理及需求的变化密切相关： （一）新媒体传播的出现是受众地位变革的根本原因 1．现代科技实现即时信息交流 在受众地位变革的过程中，数字化的新媒体发挥了根本性的作用。它的出现使原本利用模拟技术传播的传统媒体，搭上了数字化的快车；广播电视的数字化，扩展了传媒的空间，提高了传播的质量，真正的“窄播”成为现实；移动通信的加入，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和休闲娱乐的方式，时空的限制已经不再是不可逾越的鸿沟。1许多电视节目已开始利用视讯电话、卫星连线、互联网络等技术手段实现远距离以至跨国境的双向参与，相互交流。 2．新媒体催生了“网络公共话语空间” 相较于传统媒体而言，互联网的环境相对自由，在一系列突发事件中，当传统媒体保持沉默时，网络站在了舆论监督的前沿。目前，中国的一些新闻媒体和政府网络中的论坛，如人民网的“强国论坛”、新华网的“发展论坛”、新浪网的“时事论坛”、外交部网站的“外交交论坛”等已经成为政府与公众进行日常直接沟通的重要桥梁，为公众参与政治生活提供了话语平台和条件支持。 （二）受众对传统媒介传播模式存在逆反心理 由于时代和认识的局限，在“传者”的视野中受众是静止和完全被动的，是一个个分散的互不联系的个体，只要传者不断发出信息，就一定能达到预期目的。魔弹论、议程设置理论正是在这种理念背景下陆续问世并统治了相当一段时间。即使是传播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新闻传播仍有相当一部分是将集团意识、党政意识、政府意识传播出去，具有强烈的阶级性、集团性和功利性。媒体掌控着信息资源和传播渠道，按照自己的要求确定传播内容，以强制半强制的方式向受众灌输信息和观点，忽视受众的真正需求。2 随着社会和媒体的进步，受众需求越来越呈现多样化，现有的传播媒介、传播内容与传播方式已不能完全满足受众的需求，并有可能使他们产生逆反心理。 新媒体时代中大众传播更加自由开放，受众的自主意识也开始觉醒，开始对传播内容有自己的价值判断。网络论坛、博客、网络社区、手机短信等等都为受众搭建了开阔的意见和言论平台，受众开始参与到信息的反馈与多向交流中来，人们在运用网络的过程中渐渐培养自由选择、不受支配的受众心理，在这一过程中受众开始由被动走向主动。 新媒体传播特征简析:新媒体的重要特征及对科技知识传播的影响 摘要：在新技术支撑体系下，以电视、电脑、网络和手机等为主要传播手段的新媒体，以其强大的冲击力在当今传媒领域迅速占据了大半江山。如何正确认识新媒体的特征，深入了解其对科技知识传播的影响，打造一个具有时代特征的科学知识传播平台。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解决的课题。 关键词：新媒体特征影响传播 近年来，新媒体的发展势头迅猛，不仅极大的丰富了传媒形态，改变了传媒格局，还对全球尤其是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全方位的深刻影响。新媒体是以新的技术支撑体系下，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移动通信技术，以电视、电脑和手机为主要输出终端，向用户提供视频、音频、语言数据服务、连线游戏、远程教育等集成信息和娱乐服务的所有新的传播手段或传播形式。新媒体在国外媒体报道中排在传统媒体报刊、广播、电视媒体之后被称之为第四媒体。还有学者把新媒体定义为“互动式数字化复合媒体”。 一、新媒体的主要特征 要正确认识新媒体的本质特征，必须从新媒体自身看新媒体和从新旧媒体对比之中考察新媒体结合起来，才能提炼并高度概括出新媒体的主要特征。综合地看，新媒体的主要特征是：融合与即时性；交互与个性；分众与延展性等。 1、融合与即时性 相对于旧媒体，新媒体的第一个特点是它的融合性。消解了传统媒体各形态(电视、广播、报纸、通信)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社群之间、产业之间、信息发送者与接收者之间的边界。新媒体改变了以往某类传统媒体只能提供某种单一形态信息的特点，它将各种信息形态、各种传输渠道、各种接受终端整合在一起，将所有的信息站点与不同媒介的用户互联，保证用户可以在任何地方、通过任何终端进人新媒体网络，得到直接或间接的服务。 受众在传统媒体上看不到，或者看不全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们从报纸上看到的，从广播里听到的，从电视里见到的，往往都是过时了并且是经过过滤了的消息。基于数字化的新媒体则打破了传播的时空阻隔。卫星直播电视能把发生在世界各地的重大事件同步呈现在受众面前，手机拍摄的照片瞬间可以转发出去，互联网门户网站的新闻，总是处于不断滚动播出和随时更新状态，即时性使新媒体把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的权力牢牢抓在手中。 2、交互与个性 新媒体既拥有人际媒体和大众媒体的优点。完全个性化的信息可以同时送达几乎无数的人。每个参与者，不论是出版者、传播者、还是消费者，对内容拥有对等的和相互的控制。又免除了人际媒体和大众媒体的缺点。当传播者想向每个接受者个性化地交流独特的信息时，不再受一次只能针对一人的限制。当传播者想向大众同时交流时，不再不能针对每个接受者提供个性化内容。换而言之，新媒体其重心开始由数据(信息)向人转变。微博就是迄今为止最具革命意义的个人媒体。 新媒体与传统媒体最大的区别，在于传播状态的改变。由一点对多点变为多点对多点。新媒体通过短信、即时通讯、电子邮件、公共论坛和个人网页等手段，给受众提供了一个双向交流平台。在参与性较强的lPTY节目里，受众的反馈意见甚至能改变节目的后续发展。受众在与媒体交流的同时，还可以与其他的受众交流。受众不仅是信息的接受者，同时也是信息的传播者，新媒体最大的冲击是，它会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进而影响到人类的思维习惯。 3、延展与分众性 互联网站上的各种链接，是新媒体具有延展性的最直观的体现。新媒体上任何一条信息都不是孤立的，后面都对应着一个立体的、巨型的相关信息库。点击一个链接，就等于打开了一个信息库。延展性还表现在可以随时对信息进行修改、增补，并及时转发出去。 新媒体传播具有分众效应。根据受众使用哪种终端，就能将受众从大众中区别出来。根据受众消费哪一类新媒体内容，可进一步从受众中划分出小众来。这就是说，新媒体本身就是分众媒体，通过其掌握的用户数据库，新媒体还能以量化的方式对目标受众进行多层次的分众处理，并将信息精准地送达给他们。这一特征，更加适应受众需求的多样化和受众市场的细分化。 二、新媒体对科技知识传播的有利影响 新媒体大多数是指网络、手机等相对于报纸、广播、电视之类的“旧媒体”而言的新兴传播工具，新媒体以其强大的冲击力在当今传媒领域迅速占领了大半江山。新媒体的崛起与发展也给科学知识的传播留下了更广泛深入的研究课题。 1.有利于传播形式与内容的多样性。 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复合型组合，决定了对科技知识传播形式与传播内容的多样性。例如，互联网与电视节目的组合，形成以网络电视或者网络视频的传播形式，人们只要通过一种工具就能便捷的收看到想看的电视节目，还可以无限次点击、随时随地不受限制的接收想获取的科学知识。又如，手机短信与科技类报纸的组合，用户既可以实时浏览到当期的报纸，也可以看到所有往期的报纸内容及该报的近期活动。同时，读者还可以对报纸上的单篇文章进行留言及提问，实现报纸与读者的互动。 2.有利于信息搜索与查询的广泛性。 新媒体快速的连接功能是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天然优势。人们若想查询某个有关科学方面的问题，只要在互联网的相关网站上输入需要查询的关键字眼，相关资料的和信息便以海量的信息标题呈现在读者眼前，同时还可以享受由链接功能带来的更多的科技信息。人们在网上查询阅读的过程中，经过这种无限制的信息链接，科学知识便因此得到了扩充。只要读者感兴趣，任何科技信息和知识都可以通过网络搜索获得，新媒体这种便捷的传播特性省去了为了解决某个科学问题而要跑图书馆、一本接一本地翻阅资料的繁琐。 3.有利于掌握科学与知识的现实性 无处不在的新媒体传播工具扮演着科技传播的使者，诸如公交车上的移动电视，人们掌中的手机电视，家中的互联网络等先进的新媒体工具，在传播科学知识时，都利用了图像、画面、声音等多媒体化的数字化传播形式，使科学知识的传播不再局限于单调的文字信息，而是丰富成立体的、生动活泼的真实再现，极大地激发读者获取科学知识地欲望。生动多彩的多媒体传播特性满足了人们获取科学知识的愿望。新媒体传播手段解决了人们在忙碌的生活工作中难以花时间静下心来仔细阅读科学读物的难题。使人们了解掌握科学知识成为现实。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媒体形态和传播环境的日新月异，新媒体技术对科学知识的传播起着越来强大的推动作用。新媒体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然而，新媒体的重要使命，便是要通过多方努力使传播的功效朝着非负面的方向发展。所以，新媒体更应传承传统媒体作为受众“把关人”的角色，在过滤信息的环节，去伪存真，从源头上提高科学传播的真实性、可靠性，让真正属于科学知识范畴内的有用信息广为传播，造福社会。努力打造一个更先进、更开放、更具有时代特征的科学知识传播平台。 新媒体传播特征简析:新媒体的“后现代”特征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困境 摘 要： 作为对传统媒体的继承与超越，新媒体传播呈现出诸多“后现代主义”特征。新媒体“自媒体化”、“去中心化”和对“主体间性”的强调使传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面临困境。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应充分发挥自身能动性，利用好新媒体个性化、亲民化、互动性强等特点，在不断更新的文化潮流中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性地位。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后现代主义；新媒体 在媒体形态上，新媒体是对传统媒体的继承与超越，包括网络和手机两大部分。在1998 年5月联合国新闻委员会召开的年会上，第一次将网络媒体视为继报刊、广播、电视等三大传统媒体之后的第四种主要的大众传播媒体。近几年来，手机媒体的发展极为迅速，成为了继网络媒体之后的“第五媒体”。 何谓新媒体 当下我们日常用语中所指的“媒体”其实指信息载体的输出终端。传统媒体主要包括：报刊、广播、电视三大类。所谓“新媒体”是指在数字技术的支撑体系下出现的媒体形态，如移动电视、互联网络、触摸媒体等。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互联网实验室”对新媒体的定义是：“新媒体是基于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数字广播等技术，通过互联网、无线通信网、数字广播电视网和卫星等渠道，以电脑、电视、新PDA、MP4等设备为终端的媒体。”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我们可以如此理解新媒体：首先，新媒体是一个时间概念，即刚刚出现并即将走向成熟的媒体新形态；其次，新媒体是一个空间概念，它既包含了以往纸质媒体和电子媒体所具有的特征，同时又具有传统媒体所不具备的“裂变式传播”能力；最后，新媒体是一个发展的概念，我们不能机械地定义新媒体，随着信息技术的日益发展，新媒体的内容也将更为广泛。 “后现代主义”新媒体传播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遭遇挑战 虽然被称为一种“主义”，但“后现代”的明确内涵为何却至今没有定论。或者说，它的批判和颠覆精神注定了它反对以各种约定成俗的形式，来界定或者规范其内涵。大致来说，后现代主义有以下几大特征：首先，否认整体性和同一性，提倡碎片化与相对性；其次，对现代性的精神内核进行“消解”，反理性，崇尚人文精神；再次，消解主体性，推崇自主性和主体间性；最后，反对中心与真理，强调差异性、多样性和不确定性。新媒体充满了对传统媒体的继承与超越，新媒体传播因此也显现出典型“后现代主义”特征。但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主要阵地依旧是传统媒体，也正是因为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后现代”式的超越和颠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本身也正面临着挑战。 1.“自媒体化”——动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媒体主导权 后现代主义的特征之一就是力图突破权威和同一性的束缚，使事物呈现“碎片化”的状态。在新媒体传播角度，这种对相对性的崇尚主要体现在对媒介信息传播主导权的瓦解上。这种瓦解以新媒体使用者的“自媒体化”为表征。在传统媒介的“独白式”传播过程中，传播的主体和客体具有鲜明的角色划分。新媒体的出现使传播的主客体出现了新变化，即传播主体由单一的讲述者、灌输者向讲述与被讲述、灌输与被灌输二元角色转变；传播客体在第一次传播过程中扮演了倾听者的同时，有可能马上转变为第二次传播的传播主体。这样，新媒体完成了对传播权“碎片化”分解。 “自媒体化”虽然满足了传播者个人强烈的信息传播欲求，却在无形中动摇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媒体主导权。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都以传统媒体为渠道，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信息量的不对称很容易使虚假信息、伪造信息、恶意煽动信息未经证实就在大众中传播。这一方面影响了传统媒体的公信力，另一方面削弱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效果。 首先，“自媒体化”使大众掌握了信息传播主动权，那些大众最关心最敏感的事件经新媒体传播后都会将影响放大到极致。近几年，新媒体频频曝出政府官员的负面新闻，如贵州习水官员嫖宿幼女案等一系列公职人员违法渎职行为的揭露，一次次触动公众的敏感神经。大众因为对某些政府官员不法行为的不满从而形成对马克思主义不信任的成见。 其次，当新媒体把传统媒体垄断的话语权重新夺回到人们手中时，人们也许无法保证自身信息传播的客观性与真实性。所谓“乱花渐欲迷人眼”，新媒体信息渠道因为“自媒体化”而变得多元，但传播者个人的媒介素养又参差不齐，造成了新媒体信息总量严重饱和而信息的准确性却无从考证。例如今年3月网络上热议的“北京育英中学高二女生沈禾被副校长强奸裸身跳楼身亡”事件，经过死者同学联名证实后被认定为虚假信息。 2.对“星腥性”的热衷——挑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是我国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对整个社会风尚的引领具有不可撼动的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目的之一，就是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社会伦理体系中的指导作用，引导大众接收积极健康、乐观向上的信息。反观新媒体，由于技术手段的日新月异，“控制难、监督难、管理难”几乎成了新媒体的代名词。由于传统媒体缺少“交互性”，人们被压抑的主体选择需求在新媒体平台上得到极大释放。久而久之，无组织、无纪律的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重新在新媒体环境下滋长，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而新媒体平台上大众对星闻八卦、血腥暴力、黄色淫秽信息的过度关注和大众对“恶搞”的热衷，都撼动了传统媒体所极力提倡的社会主义伦理，同时危害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可以说，新媒体传播对“星腥性”与“恶搞”的热衷，是对中国当代社会伦理价值的蓄意颠覆。它不仅消解着我国传统的价值标准，同时对我国的社会伦理进行了后现代的解构。但是，这种解构的过程本身也伴随着风险，首先就是对社会犯罪的诱发。2008年，有新媒体研究者曾进行过新媒体传播引发犯罪的社会调查，他们在对500名犯罪人员进行的调查中看到：由媒体信息传播引发犯罪行为的前三位是手机、电脑和电视，分别占25%、21%和20%。据统计，仅在2008年我国的色情网站至少有上千个。除此之外，明星八卦、名流隐私、血腥暴力等新闻充斥着网络，“虐猫”、“B哥日记”等变态低俗的视频疯传网络。这一方面反映了网站建设者利用不良信息拨人眼球来赚取点击率的逐利心理，另一方面反映了大众道德标准的日渐低下。 3.“交互性”与“主体间性”——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去精英化” 后现代主义强调“主体间性”，看重主体与主体间的交往。而新媒体传播正是“主体间性”在传播领域的鲜明代表。这种对“主体间性”的看重体现在新媒体传播的交互性上。网络尤其是Web2.0应用技术的出现，使传统媒介难以实现的传播主客体之间即时的交流和互动成为可能，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双向传播形式——“交互式”传播。博客（Blog）、微博客、社交网络（SNS）、维客写作（WIKI）等在网络上颇具影响力的应用，都体现着Web2.0时代网络传播的交互性。在网络环境下，人们不仅可以获取事件的具体信息，还可以通过转载和评论参与事件的整个传播过程，人与人之间的即时交流和信息传播可以同步进行。 但是，这种传播的交互性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带来了新问题，那就是如何激起大众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如何让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新媒体平台得到更迅速有效的传播。新媒体平台是大众交流的窗口，只有马克思主义传播“去精英化”才能够实现新媒体环境下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大众化”。 首先，“去精英化”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受众范围要大幅扩展。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及其相关原理的受众都以学生、学者和政府人员等特殊群体为主，使用的术语和抽象词汇较多，很难被一般大众所接受。其次，“去精英化”意味着传播方式的“多样化”和“平民化”。网络是一种更为平民化、娱乐化的传播媒介，网民不再满足于枯燥的“灌输式”传播，渴望接受更为生动、新颖的传播形式。虽然“去精英化”是利用新媒体平台进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必然选择，但实现它却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我国传统的教育方式、教育形式的改革要经历多次实践，而改革也是对传统的一种考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去精英化”其实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发展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传播者自身媒介素养的提升过程。 4.“去中心”“非本质”——对传统媒体“议程设置”的消解 1972年，麦克姆斯提出了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媒介能够通过供给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哪些事实和意见及他们谈论的先后顺序。这种理论的提出，以媒介信息传播权的垄断为前提。社会主义国家的媒体虽然是为人民服务的，但也具有“议程设置”功能。政府通过主流媒体渠道消息，调节信息的曝光频率，使信息传播的热点与政府的行政意见保持一致，有利于党和政府发挥在文化方面的先进性作用。 具体来说，在两会召开期间，政府以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都会提出一些社会热点问题，以供分析、讨论，并寻求最后的解决。而媒体记者首先从会上获悉这些议题内容，然后结合实际的问题及相关案例，迅速采访并制作成新闻，面向公众出去，继而获得公众反馈，以形成舆论力量，促使问题解决，推动社会发展。 但是，新媒体传播是否遵循这样的路径呢？答案是否定的。其实，早在新媒体成形之初，它就开始了“去中心”的进程。“去中心”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新媒体信息“把关人”的隐藏直至消失。把关人是传播内容的重要调控者，被认为是传播的“中心”。新媒体使受众的主动性得到提升，消解了传统媒体的“权威中心”。但新媒体平台上进行的信息传播门槛极低，任何人几乎都能在任何时候信息，影响了其真实性与公信力。 新媒体除了呈现“去中心”趋势，还呈现“非本质”倾向。最直观的一个表现就是大众对传统媒体信息的不信任感加强。这一方面来自于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在信息量上的极端不对称，另一方面来自于民众长期以来形成的“媒体声音=政府声音”的成见。这种“非本质”倾向的核心内容是“真相不只有一个”，当政府声音呈现“一边倒”时，人们会在头脑中自动闪现出信息被政府控制的成见，进而转向新媒体寻求事件的最新进展，甚至更愿意相信新媒体提供的信息。新媒体的“非本质”倾向为“恶意势力”、“分裂势力”和“敌对势力”打开的信息缺口。在今年的政协会议上，张倩红委员针对现在中国青年存在的问题，呼吁国家要谨防西方社会以新媒体为载体，推进所谓的“民主化进程”。她指出：在2011年，无论是从中东国家的政权更替到英国的社会骚乱，参与的人员大部分是属于青年人群。某些国外媒体、国内不法势力、一些不谙世事的“愤青”也在新媒体上极力煽动不良情绪。新媒体对多元化、不确定性的推崇，有可能对大众造成误导，同时也对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造成了威胁。 虽然新媒体传播呈现出诸多“后现代主义”特征，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仍然需要充分发挥自身能动性，利用好新媒体平台，以积极的态度迎接新媒体带来的各种挑战。只有迎难而上，抓住新媒体时代提供的“黄金机遇”，才能更好地提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效率，扩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受众，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最终目的。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 新媒体传播特征简析:新媒体“碎片化”特征对品牌传播影响研究 摘 要：品牌即传播的产物。品牌传播不仅属于营销管理范畴，更应该定位在传播领域上。在新媒体大行其道的今天，“碎片化”的本质特征正在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碎片传播的应运而生，给传媒领域注入新的活力，同时，又赋予了品牌传播新的特点。本文通过分析当今新媒体环境，提出新媒体的本质特征即“碎片化”，并赋予了在“碎片化”时代下品牌传播的新特点，最后引出了新媒体对品牌传播的影响。 关键词：新媒体 碎片化 品牌传播 在当今的营销界，大众媒体的价值逐渐被小众化的新媒体稀释，这已经是不再具有争议的话题，小众化的新媒体如雨后春笋般地兴起，不论是在传媒界还是在营销界都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当前的发展趋势表明，新媒体拥有比传统媒体更具人性化、交互化和责任感的特点。随着科技的进步，昔日里对大多数人来说显得陌生的网络、博客等新媒体形态，如今也成为了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新媒体的本质特征：碎片化 1.新媒体的理论内涵 新媒体是相对“传统媒体”而言的，是一个内外不断演变的概念。是一些新的传播模式和形态在数字化技术的大背景下，通过信息传播媒体进行的广泛应用。在互动百科中，不同学者对新媒体有着不同的定义。美国《连线》杂志对新媒体的定义：“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熊澄宇教授：“在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基础之上出现和影响的媒体形态”。分众传媒CEO江南春：“分众就是区分受众，分众传媒就是要面对一个特定的受众族群，而这个族群能够被清晰地描述和定义，这个族群恰好是某些商品或品牌的领先消费群或重度消费群。”新媒体是在新的技术支撑下出现的媒体形态，相较于传统媒体，例如广播、影视、报刊、出版而言，当今社会新媒体称之为“第五媒体”。 现代大众追求“个性定制”，当传统的大众媒体不能再满足当今受众的如此需求时，新媒体的出现无疑成为了时代的宠儿。此时，新媒体的价值在于，在数字背景下人与人的交流，这种交流不再是传统媒体中的单向交流，而变成了一种多向流动，不仅在媒体和受众之间相互流通，而受众与受众中间也能建立起沟通的渠道。甚至在这个过程中会产生新的信息。 2.新媒体的本质特征：碎片化 “碎片化”是在后现代时期提出的，原意为破碎、不完整之意。在当时上世纪80年代时指的是“后现代文化视野中真实的实在转化为各种影像；时间碎化为一系列永恒的当下片断”。本质上，其具有碎片化的特征，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新媒体受众的碎片化 传统意义上的大众传媒覆盖率优势在人们生活中越来越薄弱，正是因为如今人们不再追求“人云亦云”，而是追求“个性定制”。为了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因此出现了大量的小众媒体。正是由于受众不再集中于一个大方向，企业营销的能力也被大大稀释，移动电视、短信、数字电影、博客等新媒体的不断涌现，就能从不同方向满足小众人的个性需求。 （2）新媒体信息的碎片化 碎片化传播在内容上的主要特征就是信息的碎片化。新媒体的传播内容不再像传统的传播媒体那么篇幅完整，它主要以零零碎碎的信息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再由用户进行重新整合，甚至产生新的信息。 二、新媒体环境下的品牌传播 “品牌”（Brand）一词起源于古挪威语“brandr”，意为“打上烙印”，因此品牌在初期是作为区分事物的记号，随着社会的发展，品牌的定义也随之越加丰富起来。Philip Kotler认为，“一个品牌往往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符号标志”。消费者是“品牌”的感受者和评价者，而企业是“品牌”的拥有者和经营者，是什么将二者建立有机的结合，本文赞同余明阳教授的品牌传播观点，认为是传播媒介。他认为，品牌传播应当与传播学紧密结合，“传播”是品牌经营和品牌战略的关键性因素。因此，媒体的发展对品牌传播有着极大的影响。 新媒体的出现犹如注入了新鲜血液一般滋润着品牌的传播，它不像传统媒体的单一死板，而是活灵活现的将品牌展示在受众面前，使品牌更易被人们接受。在新媒体环境下，品牌传播在不同方面都有了新的特点。 1.信息的难聚合性 在品牌传播中，信息的聚合性是指信息是通过品牌的静态特征所集合起来的。这里信息不仅通过品牌六个层面即属性、利益、价值、文化、个性和使用者进行聚合，更加应该注重从品牌深层次的因素中聚合丰富的信息。但是在新媒体碎片化环境下，品牌传播的方向是多方面的，传播出来的信息也停留在表面层次，且在海量的信息中品牌传播出来的内容大多为零散形式，用户很难花心思将有效的信息聚合在一起。因此，笔者认为，在新媒体环境下，品牌传播出现信息难聚合性。 2.打破传统媒体品牌传播壁垒 传统的媒体传播受到区域的严格限制，即只能通过特定的渠道传播指定的内容。不仅从时空、地域上受限，连内容也要被指定发出主流之声。新媒体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冲击了传统媒体原有的区域限制，既可打破时空的限制，又保证了信息传播的自由。更重要的是，互联网等新媒体打破了品牌信息传播的排他性和局限性，是品牌传播的渠道畅通无阻。只要有互联网的地方，人们就可以自由分享、下载信息，国界已不再是限制信息的因素。这也迎合了“全球化”的大背景，人们实现了地球村的梦想。 3.品牌传播更依赖于互联网 美国学者卡斯泰尔在他的《认同的力量》里指出，网络通过改变生活，改变空间和时间等物质基础，构建一个流动的空间和无限的时间。这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正渗透全球，遍及世界。互联网就像是一个极大的平台，包容着各种元素。 三、“碎片化”对品牌传播带来的影响 “碎片化”的传播魅力在于准确把握了消费者的心理，它并不一次性强加于消费者大量的信息，而是将这些信息化整为零，利用的点滴的信息渗透进人们的生活中，让人们快速接受传播的信息，甚至无法躲避地接受了某个品牌。“碎片化”对品牌传播的正面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 1.媒体的“碎片化”使品牌接受方式多样 新媒体环境下，信息的传播方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从品牌传播的内容上看，传统媒体传播信息较为单一，主要以报纸、广播、电视这些主流媒体传播品牌主所提供的信息，而新媒体则不同，它兼容了输出声音的广播、传递文字的报纸以及承载声音和图像的影视为一体的传统媒体表现形式，使人们接受信息越来越立体化、多样化。受众既可以通过电视、报纸这种传统方式了解品牌，又可以通过互联网这种承载品牌信息的新型媒体对品牌进行了解，这种打破了区域限制的新形式更利于品牌的接受和传播。 2.互动性成为品牌传播的关键 新媒体的互动性是指，人们在运用新媒体交流信息的过程当中，能得到及时准确的反馈。此时的信息交流已经不再是单向的，而是多向的传播，而“受众”也变成了“参众”。参众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有选择的交流信息，真正实现了交互式的信息传播。品牌的传播关键在于，当媒体出现了互动的特征，怎么样将品牌的单向设计转化为品牌的设计和消费者参与的共同合作。 但是，新媒体的这种碎片化本质对品牌传播而言并不那么完美，它就像一把双刃剑，对品牌的传播也有着不利的影响。 首先，“碎片化”传播信息容量庞大且琐碎，品牌传播效果大打折扣。据统计，在我国，平均一半以上的消费者每天都能接触到三种及以上的媒体，它们可以是广播、电视、网络等，这些媒体每天传递给每个消费者的营销信息可能是500条，约有100500个词汇，这就意味着每个人每天都能接受相当于笔记本型计算机五分之一容量的信息。在如此庞大的信息下，能吸引消费者注意的信息少之又少，能真正用做传播品牌的信息也是个模糊的概念。媒介专家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院长黄升民认为：“一个媒体其自身的商业价值要看受众价值以及受众与媒体的接触深度，应该从受众的数量、受众的质量、接触媒体的频次、接触的时长和受众的稳定性5个指标进行考核。” 从这五个方面来看，新媒体的受众往往具有小众特点且质量较高，但是他们具有不稳定性，因此无法准确测算他们接触媒体的时长和频次，在多个琐碎的品牌信息堆砌下，消费者可能无法形成心中的品牌形象，甚至这些信息很快被遗忘。因此，品牌传播的效果将大打折扣。 其次，“碎片化”传播信息较多短小，无法传播品牌真正内涵。由于新媒体信息碎片化的本质特征，使得传播信息所承载的深层含义较少，通常为一些简单明了、肤浅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影响品牌内涵的传播。大量的短小信息铺天盖地的袭来，只能使消费者不停地接受而无暇思考，阻碍了受众对信息思考的逻辑性和连贯性，这样就很难形成品牌联想，品牌深层次的含义也无法有效传达给消费者。消费者只能了解到品牌外部的相关内容，却无法感受品牌背后深厚的文化，因此很难建立有效的品牌传播。 四、结论与展望 现代社会的传播格局已经发生变化，新媒体的崛起，使传播趋于“碎片化”的态势，传统媒体不论在传媒界还是营销界的地位已大不如前，新媒体便承担起了品牌传播的重要任务。从本文的讨论中我们发现，新媒体赋予了品牌传播新的特点，而在“碎片化”的环境下，对品牌传播的影响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因此，如何避免消极影响利用积极优势进行品牌传播是今后品牌主应该研究的重点。同时新媒体也要不断发掘自身传播价值，提供个性化的传播方案，使品牌传播更加有效。 新媒体传播特征简析:营销性微电影在新媒体视域下的传播特征探析 【文章摘要】 随着新媒体的不断发展与社会科技的不断进步，微电影慢慢的发展，而且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变成了当今社会上文化与信息传播的新载体。微电影作为一种新生事物，既有着自身存在的发展困境，同时又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本文结合网络营销形式，通过对微电影的概念与产生原因进行探析，分析微电影的传播特征与在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探讨适合微电影的发展道路与前景，以期为广大媒体与影视工作者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关键词】 微电影；新媒体；传播；营销 1 微电影与营销性微电影的概念探析 微电影产生以后到今天，社会各界都没有给出微电影概念的标准概念，存在着许多观点与讨论。有人说比电影短、比广告片长的视频，就是微电影，根据这一方向来讲，微电影可以说是起源于以前一些网友们自行拍摄并上传到网上的视频。但是从影视制作的专业角度来看，微电影，就是指微型电影，又可以叫做微影，主要是利用诸多新媒体平台来进行播放，尤其是适合在室外或是临时休息等不适和观看电视电脑的时候所观看的、具有完整的制作系统以及策划短时放映，短时制作周期，以及小规模投资的视频透过了这一对微电影含义的探析并结合网络营销不断发展的新形势，我们可以把营销性微电影的含义定义成通过微视频这一影像表达方式，来吸引广大的视频受众，促进广大广告主们与受众之间形成一个良好的、稳定的情感纽带，以此来提升品牌美誉度的一种新型营销传播策略。 营销性微电影产生的主要原因有三。其一，从微电影的起源上来讲，广告主们主要是因为目前市场规模不断的在增长，正在急切的需要继续扩大广告的平台，以及其他各大视频的网站。其二，广大受众们对于视频的认识方法有所变化，不同于以往的电影院与电视，而是逐渐向互联网与手机等方面靠拢，一点点倾向于观看短视频。其三，时代的社会与文化背景已经发生了变化，多种文化因素对传统文化造成了威胁。与传统电视广告还有别的多样形式的广告相对比来说，微电影广告有着不可替代的多种优点。因此，微电影得以不断地发展，营销性微电影也得以产生。 2 新媒体视域下微电影的传播特征 在新媒体时代，许多传播模式在不部分时间不能在网络环境下进行活动，但是营销性微电影的主要传播途径是，以一些视频网站以及其他网络网站为平台，在这两种传播媒介当中，尤其是社交网络的性质，决定营销性微电影不同于其他视频的传播特征，并且凭借着微电影与新媒体的有力对接，营销性微电影势必会迎来更猛烈的发展趋势。 2.1 传播主体较为广泛 我们可以把营销性微电影分成以下两类。其一，就是大牌导演与大牌明星梦，所谓大投资大制作的广告类型微电影；其二，就是主要由草根明星原创的非商业性的微电影，例如《红领巾》。广告商、职业传播机构可以传播微电影，广大网民们可以进行评论、转发，他们也是营销性微电影的传播人群。作为一种新的传播策略，营销性微电影可以让几乎是所有的网民都有了成为电影受众的可能性，在以前，电影创作对于广大普通百姓来说是不敢想象的，但是现在电影创作从此不是电影工作者们的专利，我们每以个人都可以参与到电影制作的大队伍中，将自己眼中所观察到的美丽世界通过微电影的形式进行展现。 2.2 传播方式较为开放 营销性微电影的主要传播策略可以说是非常的广。将营销性微电影与传统电影形式进行比较，其主要原因是，在封闭的情景里完成拍摄，但是它又开辟了许多其他路径，能够在网络、贴吧、广告、音乐、甚至是一些大型的游戏平台探索出来了新的思路。营销性微电影主要以新媒体作为传播媒介，它具有延展、融合和即时的新特征。现在来看，营销性微电影成为了一种新的营销策略，目前正迅速的随着网络、手机等新媒体普及快速的发展着。 2.3 传播渠道较为多样 微电影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它的传播渠道非常的多样化。能够顺应受众们“碎片化”的时间，所以可以说微文化的出现使得文化信息有了更多的传播方式。尤其是在我国，土豆、优酷等视频网站是视频的上传与播放最多的平台，在良好网络技术支持下，这些网络能够使得互联网用户互联网上进行浏览视频资料、分享其他的视频。如此一来，这些视频网站成为了微电影广告的网络主要存在场所。广大用户们通过网络，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评论，包括顶、踩等，还可以进行播放、收藏以及转发等，广大的观众们也可以通过这些方式进行网上互动。 3 新媒体视域下微电影的困境与前景 在营销性微电影不断发展的同时，我们同时可以看到，在所有的这些作品当中，只有非常少的一些视频能够得到广泛的传播，取得很好的营销成绩，但是除此之外，剩余的其他作品并没有那么好运。如此一来，大量的投资成本并没有得到回报，造成了营销成绩不好，而且造成了许多的困境。 其一，内容缺乏创新性与艺术性。内容是营销性微电影发展的根本，要想取得“广而告之”的效果，营销性微电影就要在内容上有所创新从而做到吸引观众。其二，投放平台有待改善。目前微电影广告主要是在网络上进行投放，播放的平台目前来看大多数是各大视频网站，并且还要通过社交网络进行传播。其三，没有良好的监管政策。目前市场上的微电影广告五花八门，包括一些大尺度内容也会出现。政策监管的不足，最终影响到了广告行业的正常发展。 营销性微电影的发展有着无限的商业价值与发展前景，但想要呈良好的态势发展，其关键是如何挖掘与把握营销性微电影的价值。虽然目前营销性微电影正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但更要不断地迎合时代的发展要求，也只有这样，营销性微电影才能够为新媒体时代带来新鲜的活力，也才会走得更长远。

资本主义文化管理论文: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文化管理政策及其启示 [摘要]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文化管理政策经过战后长时期的变革与调整，已日趋成熟和完善。具体可概括为：由政府控制并资助导向性、公益型的文化事业和部门；按照法律规范和市场要求管理应用性、实用型的文化事业、组织和产品；通过法律和税收管理世俗性、商业性的文化组织和产品。总结其文化管理政策，可以得出一些对我们有借鉴意义的启示：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完善文化管理政策，保证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充分运用法律手段，综合运用多种方式加强文化管理；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提高政府文化管理的科学化水平；发挥政府和社会组织两方面的积极性，扩大文化发展和管理的参与主体。 [关键词]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文化管理政策，启示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学习借鉴一切有利于加强我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有益经验，一切有利于丰富我国人民文化生活的积极成果，一切有利于发展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经营管理理念和机制”。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在文化发展、意识形态控制和文化管理方面的一些做法，特别是其文化管理政策经过战后长时期的变革与调整，已日趋成熟和完善。 （一）由政府控制并资助导向性、公益型的文化事业和部门。这一类文化事业和部门代表着国家的利益和意志，反映着政府倡导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导引着文化发展的方向，西方各国政府都予以普遍重视。例如对宣传国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部门，包括影响较大的电台、电视台、报纸、杂志等，国家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方式进行控制。如美国之音、自由欧洲、自由亚洲等电台，就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的，政府通过对这些部门的资助和控制，反映政府倡导的价值观念，控制意识形态。对公益型的文化事业如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以及代表国家文化水准的高雅文化、传统民族文化，包括交响乐、芭蕾舞、古典歌剧等，国家都重点扶持。当然，这一类型的文化事业、组织及产品，不排除他们可根据市场需要，组织一些适令性活动并获取盈利的可能，但从根本上讲，国家的控制与扶持是其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其具体的方式除了国家褒扬、给予相应的社会声望与地位外，还在经济等政策上实行优惠。一是政府直接进行文化投资。在西方，无论哪个政党上台，都不因为政府的更迭导致对重点文化投入政策的改变。政府一般都有一笔庞大开支，用于文化投入。例如，美国用于公益性公共图书馆的投资就主要由政府拨款，其中地方政府投资占拨款的78％，其余主要由州政府和联邦政府提供，且逐年增加，即使受经济下滑影响，政府投入也未明显减少。如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和此前一年的政府投入，都比前一年增加了3．7％和5．5％。其他像博物馆、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纪念馆等，从建筑到维修、管理大都由政府提供资金。二是通过税收予以照顾。一般来说，凡属非盈利性的文化事业和组织等，西方国家都以低税或减免税予以扶持。如美国对营利性出版单位没有特殊优惠政策，完全据其利润多少征收企业所得税，但对非营利性出版机构，联邦政府不仅不征税，还给予某些资助。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便推出了著名的“501（C）（3）”条款，对非营利性艺术团体与机构、艺术产业捐助者实行销售税和财产税的减免优惠，美国联邦税务局《免税组织指南》作为免税规范，还具体规定了享受免税的文艺团体、组织必须以服务美国社会为目的，是非营利性的；英国历届政府从未对图书、期刊、报纸征收过任何增值税，图书与其他出版物始终处于零税状态；法国对公益性文化娱乐活动实行免税，对新创作的戏目以及新编的古典作品，在演出140场之内，税收减免70％，对高雅音乐会以及赴国外的艺术演出也给予减税优惠，而对经营色情内容的演出活动则征收70％的高税。意大利专门设有对文化团体、组织的五项优惠贷款和减税政策；阿根廷对民族高雅文化团体予以减免税，但对营利性文艺团体实施高额税收，其中摇滚乐团被征税额最高。三是鼓励社会组织、人士对文艺事业予以资助。主要是政府鼓励社会团体、企业、个人向社会导向性、非盈利性文化团体捐款或资助，一些国家规定凡进行这种捐助的组织和个人，可减免总额不少于50％的税金。如美国法律有明确的税惠政策鼓励向艺术事业捐赠，凡向非营利性文化机构捐赠，可减少纳税额。一般每向非营利性机构捐赠1美元，每1美元收入便可减少28美分～40美分的税。也就是说，美国财政部每减少一美元的税收收入，私营部门的非营利机构便得到90美分至1．4美元的捐赠。由此推进了有影响的组织和个人向文化单位的资助，特别是一些具有重要影响的人士的带头捐助，往往具有示范性的作用。例如，英国在上世纪90年代皇家歌剧院扩建时，查尔斯王子带头捐款1000万英镑，社会其他各界也纷纷解囊；而美国的比尔‘盖茨一人1994年以来就向公共图书馆捐了1．5亿美元，用于网络设施建设。 （二）按照法律规范和市场要求管理应用性、实用型的文化事业、组织和产品。这一类型的文化事业，大都与社会的一般文化生活以及公民一般的文化需求直接相关。例如大学中的一些基础、应用性学科，社会科学中诸如心理学、社会学、行为科学等应用性学科，文艺领域内的消闲作品、通俗歌曲、流行音乐，电影、电视、广播电台中的消闲性节目等。对于这一类文化事业、组织及产品，政府大都不直接干预，其发展一是不得违反法律，在法律规范内调整，二是在市场竞争中，按市场要求发展。西方国家多以“法制社会”自称，在文化管理上也突出依法管理。这种依法管理的政策，具体表现为：一是文化管理原则法律化、制度化。例如对文化事业、单位、团体的分类，都以规范方式加以原则确定。美国有关法律明确把文化事业区分为盈利与非盈利两种。英国则把高雅艺术、公益性文化团体同其他艺术团体区分开（英国将这类团体归为慈善机构，指其不被征税，靠赞助经营），这样做的原因就是在文化管理中有明确的法律原则规范可循。二是文化管理方式法律化、制度化。文化管理应当如何进行，法律都做出了具体的规定，从税收、政府投入或资助，以及社会团体个人的赞助、捐赠等，都从赞助什么，怎么赞助，捐款数额，以及捐助之后可享受多大程度减免所得税等，有法律的明确规范，由此使文化管理具有可操作性。三是保证法律在文化管理中切实发挥作用。西方国家无论是政府，还是其他组织，对于文化事业的管理都要依法办事，而大多数的具体管理，又多由法律组织出面，政府不直接插手。 （三）通过法律和税收管理世俗性、商业性的文化组织和产品。这一类型的文化组织及产品，主要以盈利为目的，例如不同时期的畅销书、走红杂志、影像作品，以及宣泄性、病态性文化流派和作品、走红歌星等。对这种利润大，在社会中有一定市场，其持续时间又难以把握的文化组织及其产品，政府主要依靠法律手段和税收政策进行管理。其方式：一是以重税管理高利润文化产品。国家通过相应的税法、演出法等，通过收缴高额税赋进行管理，盈利越多，税赋也越重。西方多数国家的走红歌星，一般要将其演出收入的50％以上用于纳税。美国包括艺人、明星在内的高收入者每年上交的个人所得税占全部个人税收总额的60％以上。著名武打影星成龙就表示“我希望少去美国拍戏，那边的税重，收100万要交50万。”这种情况在经济危机时尤其明显，今年5月上任的法国总统奥朗德在竞选时就声明，要对年收入逾100万欧元者征收最高达75％的所得税。二是以法律限定特殊性文化产品。对一些宣泄性、刺激性的文化产品，政府主要依靠相应的立法加以管理，如西方国家对主要的电台、电视台，限定在夜间22点之前不得播放刺激性、凶杀性和渲染暴力的节目。在这样的政策下，对于一些激进的文化组织和团体，只要其行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没有对社会造成较为严重的消极影响和动荡，一般政府也不加以干预。 此外，西方国家的文化管理政策还有包括注重发挥非政府社会组织作用，综合运用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进行管理，文化管理政策根据社会发展情况不断调整，以及按照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促进社会文化组织及产品的兴起和发展等。如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社会心理学、心理咨询、行为科学等在20世纪60年代得到很大发展，相当程度上都与国家根据社会需求在政策上引导、促进密切相关。 总结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管理政策，可以得出一些对我们有借鉴意义的启示： 首先，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完善文化管理政策，保证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西方国家文化管理政策贯穿始终的主线，就是服从、服务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这一点，不仅反映在国内的文化管理当中，而且突出地体现于对外文化传输的管理上。比如美国的外交部门有一套向海外推广美国文化项目的政策措施，国务院除直接管理像“富布赖特交换计划”和“文化大使”等项目外，还经常派各种形式的文化团体、演艺人员到海外演出，并给予经济赞助。所有这些项目和演出的主旨，虽然常常在西方被披上了跨地域、超政治的外衣，本质上都宣扬的是自由、民主、人权等美国价值。可以说，文化管理传输主流价值，是一个国家实施文化管理的基本出发点。正因为如此，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在确定文化改革发展的重大举措时，第一位的任务就是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清醒认识文化管理承担着的社会功能，努力在促进文化产品生产、文化生活服务和文化需求满足的过程中，坚守自己的价值观念。 其次，充分运用法律手段，综合运用多种方式加强文化管理。当代资本主义在文化管理中，注重依法治理，国家和政府都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文化管理法规，大至社会的教育、科技、新闻、出版、广播、舆论，小至演员、作者、文化单位工作人员的权利、应遵守的原则、相应的义务，以及惩罚要求等，都有明确的规定。在这样的情形下，国家和社会对文化的管理，一般以颁行的法律为尺度，有了这样的规定和约束，文化事业发展中诸如学校教育如何办，新闻出版如何发展等，就既表现的“自由”，又不违背国家的意志和社会的发展导向。文化演出团体的演出、收入，文化组织、产品的活动、生产、销售等等，都依据法律的规范，文化管理事实上就成为法律本身的一部分。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综合运用包括经济、行政等在内的多种手段进行的管理，其中特别是通过市场的手段，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以经济、税收上的倾斜、奖惩等方式调节文化事业的发展，收到了明显成效。而从我国文化管理的实际情况看，无论在相关的法制建设上，还是包括文化组织、税收、基金在内的市场管理上，都有非常大的发展完善的空间，需要逐步改进。 再次，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提高政府文化管理的科学化水平。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文化管理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政府直接性管理的比重大为减少，国家和政府对于文化市场的管理，主要不在于行政上允许或不允许，而在于法律上是否限制，经济上使其增加或减少成本。国家对其认可、褒扬的文化组织、事业和产品，鼓励和促进其发展，反之，对于社会不鼓励的文化产品，就相应地增加其成本，由此在行政干预很少的情形下在总体上把握了文化发展的大方向。同时，对必要的政府管理，西方国家也采用了隐性的和引导性方式。比如美国政府负责文化艺术事务的国家艺术基金组织，每年约有1亿美元左右的预算资助文化事业，这笔资金占不到美国文化事业所需经费的百分之一，其作用本来十分有限。但这一基金采取配套拨款方式，接受政府拨款的文化组织，必须从政府以外的渠道争取7至8倍于拨款的配套资金或捐款，政府拨款才能到位。由此而来，接受拨款的组织既由于政府拨款提高了知名度，也因拨款带来的社会影响扩大了筹款来源，反过来促进了自己的发展。类似的管理方式，在西方国家比较普遍，它促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加强文化管理，完善管理政策，必须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变无所不管为有的放矢，由直接干预到间接引导，逐步提高政府文化管理的科学化水平。 最后，发挥政府和社会组织两方面的积极性，扩大文化发展和管理的参与主体。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的管理是一种多层面、多途径、多组织的管理网络，这一网络中直接的政府行为以及与此相关联的直接的行政手段由于一般较少使用，因而表现出了较为宽松、自由的外在形式，也很容易使人们感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发展是一种“无为而治”。但是，深入分析就可发现，西方国家在文化管理中除却有意识地减少直接的政府行为外，保证文化得到管理的重要方式，是发挥多种多样非政府社会组织的作用，使文化管理在表现为多元化、多途径、多层面管理状况的同时，替代了公开的国家介入，隐藏了内含着的国家意识。如西方国家文化发展中的各种行业协会、基金会等组织，无论在捐助文化事业发展上，还是在按照法律进行行业自律方面，都发挥着突出的作用。这种“无为而治”式的管理，实际上使资本主义国家的意志、社会所倡导的主流意识形态都在文化管理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类似的情形还有多种表现方式，比如近年来，西方国家文化发展也受经济危机影响出现程度不同的经费困难，社会捐赠有所减少。针对这样的问题，它们更多地注重发挥非政府组织、民间团体的作用。如美国、法国等国家就通过社会组织的工作，动员义工以义务劳动等办法弥补文化事业经费的不足，事实上等于新增了捐赠。美国和法国等国家拥有数十万人计的全职义工，他们的义务劳动相当于大笔的捐赠，不仅促进了文化发展，还在劳动过程中增强了对文化、价值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应当说，这些做法启示我们，政府在文化管理中承担有难以替代的作用，但更好地发挥政府以外的社会组织、行业协会及社会团体的作用，就能调动政府和社会组织两方面的积极性，在扩大参与主体的过程中，为文化发展和文化管理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 资本主义文化管理论文:论我国摆脱资本主义文化危害的可能性与困境 摘要：马克思论述了资本主义文化的本质和对东方社会的危害，它对经济无休止的增长，唤起了人民难以遏制也难以满足的持续提高的期望将引发重大社会问题。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引入市场经济体制，在享受成果的同时，也深受其资本主义文化所带来的一系列不良影响。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我国具备摆脱资本主义文化危害的可能性条件。但也存在逻辑与历史、理论与实践相悖论的诸多困境。 关键词：资本主义文化：社会主义：困境 资本主义文化的本质即其倡导的对经济无休止增长的需要把全球所有的民族一国家与一切事物都纳入资本扩张的逻辑，如巨大的“漩涡”将整个世界卷入其中，难以自拔，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中国也深陷其中。中国能否摆脱资本主义文化带来的危害?其困境与出路在哪里?这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文化对东方社会的危害的经典论述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文化对东方社会的危害曾有过经典的论述。1848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三个从属于”论断：“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以此来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推进生产方式的全球性，同时也折射出落后生产力地区从属于生产力先进地区的被动与无奈。“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了一个世界。”这里应该注意的是：“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是说资产阶级推广的只是一种资本主义文化即倡导对资本利润的无限追求，对经济无休止增长的追求，并不是推行先进的生产力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马克思在《马·柯瓦列夫斯基一书摘要》中就论述了资本主义文化对印度的危害。英国殖民主义者在按照他们的方式改造印度的公社土地占有制，使其私有化时，并没有使印度的农业采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是导致了奢侈之风，形成了高利贷的发展。“印度人由于接触欧洲文化。奢侈之风便发展了起来。他们往往耗费自己收入的一半，来举办婚礼等等，他们为此举债，付出高利贷的利息，”马克思在此处批注。指出在一切实行非资本主义生产并以农业为主的国家里，都可以看到高利贷的发展，以此说明资本主义的入侵。植入资本主义“奢侈之风”文化特色，并没有带来经济的进步，反而造成了经济的衰落。正如文中所揭示的一样，资本主义入侵者是造成这种衰落的主要的罪人。“英属印度的官员们，以及以他们为依据的国际法学家亨·梅恩爵士之流，都把旁遮普公社所有制的衰落仅仅说成是经济进步的结果(尽管英国人钟爱古老的形式)，实际上英国人自己却是造成这种衰落的主要的(主动的)罪人，——这种衰落又使他们自己受到威胁。”这种趋势如今更是遍布全球。20世纪初，为了缓解经济危机频繁爆发的“噩梦”，资本主义必须刺激经济的增展以此进行自我调适，因此鼓励人们不断消费成为资本主义文化的推动力。因为，在资本主义后期，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具有更多地稳定性，更难改变，但在文化领域，幻想领域几乎无所限制。因此，就要改变人们的购买习惯，必须把奢侈品转变为必需品。资产阶级的文化、价值观、态度与期望转变成商品，鼓励支出和炫耀消费的价值体系。繁荣的广告激起了人们产生一种担心自己的东西不是最新潮的焦虑感，以及对不断更新的和新潮的东西的一种无休止的占有感。消费信贷(诸如赊购、分期付款、信用卡)更是刺激了这种消费的膨胀和经济的泡沫性。这种经济简化主义，为我们创造了越来越多的货币财富，也创造了远远超出合理需要的消费预期。资本主义文化把全球所有的民族一国家与一切事物都纳入资本扩张的逻辑，如巨大的“漩涡”将整个世界卷入其中，难以自拔，并带来自然资本、政治资本及社会资本的枯竭，它唤起了人民难以遏制也难以满足的持续提高的期望将引发环境污染、贫穷饥饿、恐怖事件等重大社会问题。它似乎验证了当代日益恶化的各种全球问题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文化模式和生产方式。 二、我国摆脱资本主义文化危害的可能性和条件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引入市场经济体制，在享受成果的同时，也深受其资本主义文化所带来的一系列不良影响。如何避免资本主义文化带来的弊端和危害，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摆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亟需解决的迫切问题。如果我们要跳出资本主义文化的“漩涡”，就必须改变把经济增长作为唯一优先考虑重点的现状，我们为恢复自然、政治和社会资本的储蓄所作的任何努力，都需要对资本主义文化进行重大的变革，需要对经济进行某种抑制。从理论上讲，我们具备跳出资本主义文化“漩涡”的可能性和条件。 1.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是跳出资本主义文化“漩涡”的社会根基 我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具有资本主义社会无法比拟的优越性。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大的特征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其生产的目的是“共同富裕”，这是优越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按资分配和以公权力谋取私利分配方式”占主导地位，并以“金钱或是资本”等作为基本价值取向的资本主义文化的。我们不仅能实现比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大交换、大消费”的更高效率，而且还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更重要的是能突破资本主义无法实现的“社会公平”。 2.我国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体系和先进文化是跳出资本主义文化“漩涡”的文化前提 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体系和先进文化。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先进理论体系和文化，是人类社会实现共产主义的行动指南，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先进文化。1920年，列宁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决议草案中指出，“现代历史的全部经验，特别是《共产党宣言》发表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都无可争辩地表明，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才正确地反映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利益、观点和文化。”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先进文化，赢得了世界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资本主义文化管理论文:从《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介入中国现代社会的文化信仰危机 摘 要：《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追溯了资本主义文化的发展进程，并剖析了资本主义文化如何与经济和政治中的轴心原则、结构发生不可避免的矛盾。丹尼尔?贝尔通过探查当代西方社会结构、政治模式和文化思想领域，提出资本主义文化存在着危机。“文化领域是意义的领域”，它通过宗教、文艺、价值观念等象征性的表现方式，给人类生存提供一种超越性的信仰，成为将整个社会凝聚起来的道德纽带,但是资本主义致使道社会道德纽带断裂、信仰迷失，因而资本主义文化产生危机。同时，现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与书中所说的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情况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也体现为信仰的危机。 关键词：《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文化信仰危机 一、大众传媒诱导下的大众文化的信仰危机 大众传媒导致大大众文化的出现，引起人们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革。丹尼尔・贝尔指出，“电影有多方面的功能――它是窥探世界的窗口，又是一组白日梦、幻想、打算、逃避现实和无所不能的示范――具有巨大的感情力量”；广告突出了商品的迷人魅力，是“新生活方式展现新价值观的预告”，在这方面，“广告所起的作用不只是单纯地刺激需要，它更为微妙的任务在于改变人们的习俗”《时代》周刊和《读者文摘》“这两家杂志均作为价值观变革的杠杆深入地影响了20世纪中叶的美国生活方式。” 从这儿，不由得让我联想到之前我在天涯上看到一个名为《一个记者的忏悔：2年时间我闭门造车“采写”了80多篇“假新闻”！》的帖子。发贴者曾在武警部队消防中队当了5年文书，退伍后便去广东打工，渐渐接触到了新闻行业，便一心想成为一名新闻记者。由于学历不高又是非专业出身，新闻单位对他常是拒之门外的态度。于是为了圆自己的记者梦，他选择了向报社投稿的方式。一次，他杜撰了一篇新闻稿件，投出去后竟然被媒体采用，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不到2年时间，他竟然闭门造车，在北京、广东、湖北等主流媒体上“采写”了80多篇“新闻”，有不少还被中央级大报采用和转载，还曾被省级媒体评为优秀通讯员。最后，凭着这些战绩，他终于得偿所愿的被一家报社驻广东记者站录用为正式记者，后来，他改行做了人力资源和企业培训讲师。再者，2010年红透中国大江南北的“宝马女”马诺、“艳照女”闫凤娇等人，《非诚勿扰》《为爱向前冲》等“相亲类红物”就是最好的论据。他们在快乐的谩骂声中迅速占领了电视节目收视率的宝座；他们幸福的受到了观众们爱恨交织的追捧；他们一夜间窜升为网络、报刊、杂志等媒介的焦点话题。 二、信仰危机对精英文化教育的影响 大众文化在中国是改革开放后人们因信仰的变裂、流失而引起的一种文化现象，不言而喻，它的成长也是伴随着对传统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否定这一过程而衍生壮大的。那么，信仰危机所导致的大众文化必定消解以权威主义为集中体现的精英文化，也必然反叛以追求文化超越性、形而上学性、在信仰上集中体现审美价值和人文价值的精英文化。所有这些消解和反叛行为都因大众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文化征服和文化霸权意义而具有可能性和可行性。面对当今社会的文化消费心态和消费模式，大众文化毫无疑问的有充足的理由让精英文化无路可走，不仅仅是因为大众文化自身的文化特质，更重要的是它不仅仅只是媚俗和娱乐，就其自身来说也存在着精英文化内核的东西，大众文化的创作者本身也接受了精英文化一定的思想指导、学术喂养与智力支持等等，这就使得大众文化在满足了文化受众娱乐刺激的消费心理之后，总能找到那么一点点具有文化内涵的东西供回味，做到了理想与现实、通俗与高雅之间的相互依存与衬托、相辅相成与转化。 当郭敬明的“四维”系列作品牵动了万千大众的视线同时，当易中天先生借品评三国，一跃成为“文化超男”拥有数多“易粉”、“乙醚”时，与他们的热闹相比，大学校园里的学术讲座就门可罗雀。从那年《无极》、《夜宴》等被相继“恶搞”之后，一个全民解构、万民狂欢的网络时代到来了；一个大众文化成为主流，舆论捧杀的年代也来临了。甚至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赵丽华曾说:“我被恶搞，这是诗歌走向大众的表现。”可悲的是，按此逻辑大众的路线愈奏愈火。如今，神圣的大学讲台也被“恶搞”，精英教育开始走向大众文化的领域。教育消费观念的苏醒和自我意识的觉醒已然指向讲台。如今，实用的价值追求和浮躁的大众文化已经很难让人保持一颗平静的心态来做理想化的学术追求。昔日被顶礼膜拜的“大师神像”被一一敲碎，往日的高校精英也成为了被抛向社会的“谋生者”。 精英文化开始迷失在大众文化疯狂的文化征服和文化霸权意义之下了。大众文化已经充分的诠释了喧哗的定义，我们需要在这喧哗里制造一方净土，让精英教育能在浮躁之后静心思考。高校讲台不是舞台，精英文化教育拒绝尾随偶像的无脑者。信仰危机为“英雄”制造崇拜者和追随者，精英文化教育应造就英雄和生活的强者。仰危机对精英文化教育的影响，已经让高校丧失了宝贵的东西，决不能再让精英教育的硕果成为媚俗的牺牲品。 资本主义文化管理论文:当代资本主义生态环境危机的内在文化价值观根源 摘 要:如果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关注多集中于它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批判理论上,就往往会忽视它对资本主义文化价值观的整体性批判。以生态马克思主义为视角,从自由主义文化传统、利己主义价值观以及消费主义价值观三个方面阐释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内在文化价值观根源,可得出当代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克服生态环境危机的逻辑推论。 关键词:生态环境危机;文化价值观;反生态性 生态危机在今天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各国都极力解决的现实性难题,寻求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的途径已经是时下理论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发展,把理论关注的焦点聚集在生态环境问题上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由此应运而生。它把理论矛头直指当今人类发展面临的严峻的生态危机,并以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全方位批判而名声鹊起。生态马克思主义在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的反生态性进行批判时,也意识到了支撑这种制度的文化因素。 我们考察生态马克思主义从社会文化价值观维度批判资本主义反生态性,可以弥补以往人们总是注重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维度批判消费主义的不足,而显现其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的重要性。 一、自由主义文化传统中的自然观 自由主义是西方资本主义一贯坚持的文化传统,它既是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也是西方利己主义价值观的典型。马克思批判自由主义时说道:自由主义的“任何一种所谓的人权不过是没有超出利己的人,没有超出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即没有超出作为退居于自身,退居于自己的私人利益和自己的私人任意,与共同体分割开来的个体的人”[1]。自由主义把人的全部生活限定于脱离国家整体主义结构的原子式个体,从政治上的个人权利到文化价值观上的自私自利成为自由主义追捧的个人全部生活的意义。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从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开始,人们的精神贫困化就开始了。人们全部的精神生活和价值追求被单一化为建立在金钱之上的物质满足,资本主义的文化精神在启蒙理性运动以来就成为追求个人自由的理想的代名词。“自由”被描述成一种人的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是独立个人在社会经济、政治和精神文化生活领域的基本权利。这样,从资本主义社会建立之初,启蒙运动宣扬的自由、平等精神就被视为这种新社会的基本内容并一直贯穿其发展的一切阶段直到今天,并形成自由主义文化传统的历史发展轨迹。 二元对立思维方式被自由主义政治意识形态所倡导,人与自然便被逻辑地放在了对立的境地。西方自近代以来,尤其是自资产阶级革命以来,“人”是指独立、自由和平等的个人,与社会整体或国家相分离、相对立的个人。虽然这种意识形态中的最强音承认“人是目的”(康德)、“个人拥有权利”(诺齐克),为人们争取政治平等、反对政治压迫和奴役确立理论依据,具有反封建、反神学的价值,推动了人在自身社会环境(人与人的关系或生产关系)中相当程度的历史性解放,起到了历史性的较大进步作用。然而,如前所述,“人是目的”在资本主义逻辑演绎中仍然异化成手段,“平等”徒有躯壳,而“自由”则更只是资本家剥削劳工的自由。同时,正是在“人是目的”这一凝聚着西方思想史两千年发展成果的命题背后,隐含着其它一切(显然也包括自然)皆为手段的意蕴(或至少是片面理解或误读)。在个人“有追求自身幸福的权利”的旗帜下,在资本追求利润的推动下,人开始了对自然前所未有的征服。人在自身社会环境中获得解放的巨大力量转化成了征服自然过程中的巨大动力,并且走过了头,衍生出一种巨大的对自然生态的破坏力。这样,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的矛盾还未解决,人与自然生态的矛盾却又随之凸显。所以,从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那一刻起,当追求自由的理性演变成追求自由主义的过程,就注定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二元对立,也就意味着这种思维方式为人对自然进行控制和掠夺提供了合法性的理论依据。 由此,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进而指出,自由主义在人与自然关系上不仅造成认识论上人与自然的二元分离,而且在个人追求自由、平等的同时,掠夺性地对待自然,这实际上是一种人与自然不平衡关系的开始。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恰恰是这样一种资本主义特有的自由观决定了其社会意识是一种个人主义。在他们看来,启蒙理性赋予个体主体性地位的确立,同时,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推向了一种主客二分的二元对立思维境地,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导致“世界的祛魅”。人们对自然的敬畏感、审美感退隐,自然成为完全世俗的、单纯的有用物。这样,自然失去了所有使人类精神可以感受到亲情的任何特性和要遵循的任何规范,被抽象为空洞的实在。当然,现代科学的祛魅法则在一定范围与程度上是适用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一法则具有无限的普适性,而现代性中对它的过分夸大则导致了“形而上学的还原论”。还原论的认识方法将一切认识对象还原为事物最小的单位――基本粒子,而在这种基本粒子中排斥了精神的位置。这样一种机械主义的自然观和认识方法认为自然界是毫无感觉的外在存在,这也就是二元论哲学所强调的主客体二分法。“这种哲学为现代性肆意统治和掠夺自然的欲望提供了意识形态的理由,而控制、支配、统治、征服自然的欲望正是现代精神的中心特征之一。”[2]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莱斯分析了资本主义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存在着三种内在矛盾性:一是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建立在“自然”和“社会”相互分离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之上,这种观点把社会作为唯一有意义的能够发展的领域,而自然只不过是社会必不可少的支撑结构。但是,随着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人的活动已经成为自然进化过程中的构成部分。二是控制自然的“实质基础是连接科学研究、技术发明和大规模的工业生产机构,它们威胁着现代社会一切其他的机构”[3]5,但人类目前在解决这两方面问题时却无能为力。三是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这是莱斯的又一个重要观点。莱斯认为,控制自然的观念不仅造成了对自然的奴役,而且带来了对人的奴役。他认为:“自然本身不是控制的对象,控制的各种不同含义适合于对自然的各种不同观点。如果这个命题是正确的,那么反过来也是正确的,即控制自然不是科学本身的事业而是一项广泛的社会任务。”“在由‘征服’自然的观念培养起来的虚幻的希望中隐藏着现时代最致命的历史动力之一:控制自然和控制人的不可分割的联系。”[3]6它意味着通过科学技术对自然进行控制的同时也加强了对人类自身的控制,反过来而言,科学技术对自然的控制是为了加强对人的控制。在莱斯看来,控制自然的观念最为重要的问题是,人的那些最关键的需要已经被社会持续不断的控制所扭曲,并在这个消费主义时代愈发尖锐。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将整个自然作为满足人类无法满足的欲望的材料加以占有和利用,然后通过各种形式强制人们进行消费,从而使人类失去自由,并完全否定人类从外部自然的强制力量中获得解放的努力,最终导致人类和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的自我毁灭,而这恰恰是当代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动力。 莱斯进一步指出,至关重要的不在于“生产机构无限地扩张成了它的信条”,而在于“评价它的成果对于人的价值的一切合理标准遭到破坏”[3]49。因此,莱斯得出结论:自由主义把个体自由建立在日益加深的自然控制的后果之上,因而在这种虚假的意识控制下,资本主义为了公共消费而作出的任何控制自然的行为都得到了人们奋力的坚持。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奥康纳从文化与自然的关系入手,列举大量事实分析资本主义破坏了文化与自然之间原本统一的关系,以此证明在资本主义财富的扩张中对自由放任的生产方式的追捧导致的破坏性后果。他说:在资本主义之前,“文化与自然之间的统一性――文化价值、技术水平、劳动方式以及‘第一自然’之间或多或少都是能够很好地统一起来的――自从第一条铁路在这一地区建造起来,自从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化的甜菜蔗糖和石灰生产业在这一地区出现,自从高度资本主义化的甜菜蔗糖业被移入帕加罗山谷地区,自从‘旅游业的巨子们’把自然界舒适宜人的故事加以理性化,自从蒙特利湾地区著名的沙丁鱼加工业被提升到机械化的水平上,自从这一地区与整个国家和整个世界的经济命脉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句话,自从资本主义化的财富取代原来的社区性和自主性的财富的时候起,上述的这种统一性就开始瓦解了”[4]。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文化成了“人力资本”和“社区资本”,生态环境成了“自然资本”,人们的自由的表现就依赖于掌控资本的程度和扩张资本的速度上。 因此,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形成、人类理性支配地位的获得意味着人同自然关系的分离和对立,大量打着“自由”旗号的“功利主义残忍行为”正在破坏和威胁着生物种群。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对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来说,整个星球面对的最大威胁的生物圈文化的扩张已显得十分脆弱,因为这种文化已经构成了对地球基本生化循环的威胁”[5]。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每一种衰落的文明无不打上“统一和标准化的趋势”以及“差异性和多样性丧失”的烙印,如果资本主义社会仍然以这种自由放任的方式对待自然,并受狭隘的、掠夺式的道德支配,那么,生态破坏危及人类生存时刻的到来只是个时间问题。所以,为了避免这种局面的出现,就必须破除自由主义的文化传统。 二、利己主义的价值观 美国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曾经这样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自由主义“在经济上采取放任主义的形式而在一切其他社会的和政治的事务中采取了个人主义的形式”[6]。他的这个观点实际上指出了自由主义的实质就是个人主义,而个人主义进一步推演到社会生活方式的选择上,就表现为一种利己主义的价值观。 回顾美国的发展史,在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中,清教徒式勤俭节约的世俗禁欲主义――马克斯•韦伯称为“新教伦理”的精神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但是,“自从禁欲主义着手塑造尘世并树立起它的尘世的理想起,物质产品对人类的生存就开始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控制力量,这力量不断增长,且不屈不挠”。“今天,大获全胜的资本主主义,依赖于机器的基础,已不再需要这种精神的支持了”[7]。反之,资本主义文化精神被另一个极端的贪婪攫取的功利主义所替代。丹尼尔•贝尔就此指出,韦伯所讲的资本主义精神在其萌生的阶段就已经带有这种潜伏的“病灶”,“禁欲苦行的宗教冲动力造就了资产者精打细算、兢兢业业的经营风范,贪婪攫取的经济冲动力则养成了他们挺进边疆、征服自然的冒险精神和勃勃雄心”[8]。这种精神反映在文化领域,就是热衷于个性自由和自我表现的满足。由此,个性自由和自我表现的满足一跃成为西方资本主义从工业社会过渡到后工业社会人们表现自由主义精神的主要方式。 如何追求个性自由和自我表现的满足?一方面,人们通过机器和技术提高对自然的控制能力;另一方面,人们从利己主义原则出发,寻求各种各样表现自我和实现自我的需要与满足。这样,整个社会的功利主义趋向、个人利己主义的本性在资本增值的无限发展中得到淋漓尽致的释放。于是,我们就不难理解利己主义的价值原则一直以来是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原则的真正缘由。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从韦伯和贝尔那里得到了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反生态的论据。他们认为,整个社会的利己主义将导致人对自然的掠夺和人对人的剥削的加速;同时,在资本的怂恿下,个人在社会生活中自然地就把利己主义的享乐生活方式变成了一种异化消费的消费主义,商品拜物教的虚假意识就此形成。对此,佩珀指出,“虚假意识是异化的核心”,在资本主义社会,“虚假意识在商品拜物教中比其他任何地方更容易发展,其中人类劳动的产品转化为商品:看起来非人性化的东西,其重要性不是来自工匠技艺或社会有用性,而主要来自交换价值。商品被具体化了。它们的真正价值(它们所体现的劳动)作为‘交换价值’被疏远(异化)和物化”,“同样地,他们借以产生的生产关系被隐藏了起来。它们的存在与否看上去好像是一种供应满足需求的直接经济‘规律’运作的功能――而在现实中,大量需求事实上是资产阶级通过广告和营销被创造出来的,就像‘新需求、新需要’一样――通过对其他人的劳动的占有满足资本积累的主要目的”[9]。 生态马克思主义高兹在批判资本主义经济理性时也指出,经济理性本身就是一种功利主义。资本主义在经济理性的控制下,为了追求效率和利润的最大化,必然会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视为简单的金钱和利益关系,由此进一步把人与自然的关系也视为一种工具关系,对生产与利润的无限追求最终必然会导致生态危机。因此,在高兹看来,只有让创造性、快乐、美感和游戏战胜劳动中各种效率、谋利的价值选择,才能出现“一个可能的其他社会远景”。可见,高兹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功利主义价值观视为是内在反生态的,这是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的、内在于其中的反生态的根源。 三、消费主义的价值观 哈贝马斯在关于资本主义合法性问题的分析中看到了在国家干预下的有组织的社会生活中资本主义危机正在由经济领域转移到社会、政治、文化领域,由此推导出当代资本主义消费观蕴含着反生态的价值取向。哈贝马斯指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文化制度所提供的最主要的动力是由公民的利己主义和职业家庭的利己主义综合而成的。”[10]66在他看来,从投入和产出两个方面来看,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系统从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那里获得投入,具体表现为可以购买的能够满足集体需要的商品和服务,法律行为和管理行为,公共和社会保障等。其他两个系统的产出危机同时也就是社会文化系统的产出失调,并转化为合法性的丧失。前面所说的各种危机倾向只有通过社会文化系统才能爆发出来。原因在于,一个社会的社会整合依赖于这一系统的产出:直接依赖的是社会文化系统以合法化形式给政治系统提供动机,间接依赖的是社会文化系统向教育和就业系统输送劳动动机”[10]66。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抛弃了传统的合法性根据,但又没有形成一种能为自己提供合法性辩护的意识形态,文化或意识形态严重透支。政治系统的合法性危机正是根源于僵化的社会文化系统不能随时用来满足行政系统要求所产生的动因危机,即:“对于维持生存非常重要的传统遭到腐蚀,普遍主义的价值系统超载。”[10]68这就意味着,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思想文化系统已不能为晚期资本主义的统治提供思想文化方面的支持,经济与政治系统已丧失了合法性存在的必要条件。因此,哈贝马斯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市民社会如同其所包含的公共领域一样,也遭到了破坏,国家权力渗透于市民社会的公共文化生活之中,同时,公共文化生活也不断地商业化,出现了“文化的贫困”,导致人的精神生活的异化,规范同一性共识难以达成,进而由于普遍利益受到压制而导致了国家政治系统的合法性危机。 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看来,正是由于后工业社会资本主义政治合法性建立在不断满足人们的需要(主要是由资本家制造出来的虚假需要)的基础上,因此,“鼓励所有的人把消费活动置于他们日常关注的中心位置,同时在每一个已获得消费水平上加强不满足的体验”成为资本家赢得更多利润和政治家维持其政治合法性的必然选择。商品拜物教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更为突出。 生态马克思主义批判了现在工业社会把满足等同于无止境的物质消费的消费主义文化生活方式。马克思曾经指出:“因为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也就是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后者是生产的前提。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把它作为内心的图像、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提出来。消费创造出还是在主观上的生产对象。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11]通过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资本家就赚取了更多的剩余价值,实现了资本不断增值的目的。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拜物教从一开始就成为资本家赢利的工具。后马克思主义者鲍德里亚对这种情形也进行过尖锐的批判。在鲍德里亚看来,消费社会的兴起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代的结束,它是一种与新型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特定的社会化模式;在消费社会,消费取代了生产的角色,生产是为了消费。这是对马克思时代生产决定论的“颠覆”。一些“关于开支、享乐、非计算(‘请现在购买,以后再付款’)的主题取代了那些关于储蓄、劳动、遗产的‘清教徒’的主题”[12]。 消费主义在消费社会中流行起来,这与其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不如说是一种人生价值观的选择,它选择了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人生。今天,消费主义在文化领域的泛滥使得早期商品拜物教的形式发生变化,形成新的物的二重维度,即在消费社会,物质消费不仅包括“功能性维度”的消费,而且包括“符号性维度”的消费。物不仅具有原来的物质性(也可以称之为“功能性”)作用,而且具有意义性(也可以称之为“符号性”)作用。在消费主义者那里,物的符号性意义维度已经完全超越了其原本的功能性作用,导致异化消费的流行。在日常生活中,物的符号化意义的凸显必然导致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致在当今整个由消费主义控制下的社会无论物质产品还是精神文化产品都必然采取符合符号化审美意义的形式才能得以展现自己的存在。这样,从物到符号的商品拜物教形式的变化标志着消费社会的来临。 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这种符号化的结果使得消费越来越抽象化、虚拟化。20世纪尤其是80年代以来,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为了刺激消费而鼓励实施自由的经济政策给国际化股票以及债券市场的发展创造了轻松的银根松弛的环境,这种环境促成了消费社会“不消费就衰退”的道德逻辑和及时行乐的人生价值观。按照这样的逻辑,资本家和消费者好像站在了一起,一方为了赚钱,另一方为了享乐,他们都需要过度消费资源。正是这样,在发达工业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通过符号化消费的控制进而牢牢地控制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人们盲目满足符号化了的虚假需要的消费过程被视为缓解现实生活中所受压抑的人性的手段,把满足虚假需要的消费过程错当作个人自由的实现,最终把符号化了的物质主义的消费与精神满足、人生幸福等同起来,用消费在数量上的多少作为衡量自己幸福的尺度,其结果是造成这种需要超出自然界承受能力的限度。在阿格尔看来,由于地球的生态系统有其自身的生态限度,因而它根本就不可能支撑人们对需要无限增长的追求,这就会导致人们无限获得商品消费以满足需要的期望破灭。阿格尔说这就是“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它要求人们应该重新思考自己的消费观和幸福观,认识到“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而不是消费活动”[13];消费只是达到幸福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只有把人们从消费等于幸福和自由的价值观念中解放出来,把劳动看作幸福和自由的源泉,树立劳动、闲暇一元论,才能真正摆脱功利主义对待自然的做法。 从今天资本主义的发展来看,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支持资本主义经济复苏和维护政治稳定依然脱离不开其高消费的生活方式,这是资本主义国家标榜自己富裕和制度优越的必然选择。生态马克思主义恰恰紧紧抓住了对资本主义异化消费的批判,它批判的不仅仅是这种生活方式的反生态性,而且指出蕴含在消费主义背后的功利主义、利己主义文化观念的反生态本性,暴露出资本主义社会文化价值观的深层危机。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关键所在!

西方经济学论文:浅谈 西方经济学 考试内容与考试方法的思考 论文关键词：考试内容　考试方法　改革 论文摘要;作为经管类专业基础课的《西方经济学》在考核时，往往侧重于对学生记忆力、对教材内容、对学生试卷成绩的考核。在对其考核内容和方法进行改革时，应注重考核学生对知识的运用和创新能力及实践能力，通过多样的考核手段和统一的考核标准，全面考查学生的整体素质。 考试是教学过程的重要环节，也是测量和监控教学活动效果的重要工具。它通过对学生知识、技能、能力和素质水平等方面的测量，甄别和评价教学效果。考试的内容和考试方法的选择将影响学生学习方式、行为方式，最终影响培养人才的能力结构综合素质。因此考试必须基于人才培养目标的需要，服从于教学目标的实现。对经管类本科学生而言，《西方经济学》通常包含微观部分和宏观部分，分两学期授课，属于经管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以下将结合黄河科技学院自身做法，对《西方经济学》的考试内容和考试方法进行探讨。 一、常用的考试方法和考试内容 1、闭卷考试 闭卷考试是我国高校大部分课程主要采用的考试方法，也是《西方经济学》课程最常用的考试方法。它着重检验学生记忆知识的数量和理解知识的程度，侧重于考察学生的知识掌握程度，注重知识的再现水平而忽视了学生应用知识能力的考查，具有命题简单、阅卷准确方便、易于组织考试等优点。 2、开卷考试 开卷考试是允许学生带与该课程相关的资料进入考场，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试卷的考试形式。开卷考试不要求学生死记硬背，考试内容多为理论联系实际的开放性试题，这种考试方式主要考查学生应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考查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应用能力。 3、闭卷考试与开卷考试相结合考试方式 闭卷考试的内容与开卷考试的内容各占一定比例。考试时先做开卷考试，然后收开卷部分答案，再做闭卷部分试题。闭卷部分侧重考查学生对基本知识的掌握情况，开卷部分侧重考查学生利用基本理论分析问题的能力。 4、撰写小论文 这种考试形式要求学生写出一篇学科论文，题目既可自拟也可由教师出题，教师根据学生书写的论文质量评定成绩。有时在学生完成论文之后，还可以组织学生进行答辩。书写论文不仅要求学生理解掌握书本上的知识，还要求学生利用网络、图书馆等资源查阅大量资料，对知识进行理解吸收，并加以分析、综合，所以这种考试方法不仅是对知识的综合考查，也是促进学生增强分析能力、表达能力的～种有效手段。 5、实验操作考试、技能操作考试 这种考试形式要求学生进行实际操作或技能操作，其考查的重点是学生实际动手能力，包括在实验过程中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西方经济学》课穗现行考试体系中存在的问题 1、重记忆，轻运用 从我校该课程的考试内容看，主要侧重于考核学生对基本概念、基本理论的掌握程度和理解程度，题型上多为名词解释、判断、选择、简答、计算和论述。前5种题型应该是检验学生对概念掌握的准确程度和综合应用能力的，但经常所命题目在课本上能找到现成答案，学生只要背下来即可。而论述题重点体现的是学生运用知识分析问题的能力，但在实际命题中所占分值也不高，最高只有10％。因此，从整体上看。对学生运用这些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分析和解决现实中问题的能力缺乏有效的考核。而实质上，我校采取的这种考试模式，考查的是学生的记忆能力，谁的记忆力好，谁的成绩就好，使学生形成了考前背一背就能顺利通过考试的习惯，很难将学生学习的优劣真正的区分开来。 2、重教材，轻就业 尽管《西方经济学》课程是经管类专业考研的必考科目，但结合我校实际情况来看，考研率和录取率比较低，更多的学生在毕业后走向工作岗位。因此，在考试内容上，应该注重与人才培养目标、就业岗位相联系。但从我校该课程的考试内容上看，主要侧重于对教材内容的考核，尚缺少对技能和能力的考核。目前我校《西方经济学》课程在开设时设置6个学时的实践课时，但这种实践并不能体现于就业方向的联系。在就业日益困难的今天，若所学内容和考试内容若仍局限于教材和课堂教学中教师讲授内容，就会与人才培养目标、就业岗位相脱节，影响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如何将该课程与学生今后的就业联系起来，仍然需要进行深入探讨。 3、重卷面成绩考核，轻素质考核 在我校，该课程的考核主要通过闭卷考试，以成绩来衡量优劣。卷面成绩一般占学期总成绩的70％；平时成绩占学期总成绩的30％。卷面成绩主要依据期末考试成绩，平时成绩主要通过平时作业来衡量。这种相对单一的考核形式使得学生不注重平时学习，依靠考前背一背，作业抄一抄来获得成绩，考试的导学、促教功能难以发挥，学生上不上课与期末考试学业评价的关系不大，导致学生缺课、逃课，甚至忽略学习的规律，造成知识的掌握不牢，基础不稳，也难以全角度、全方位地考核学生的知识、技能和能力。 4，重结果，轻过程管理 在我校，由于《西方经济学》课程是经管类专业的必修课，涉及到多个专业，通常是多名教师共同承担教学任务，使得在过程管理中存在着对学生考核标准不一致的问题。不仅是平时成绩的考核项目、评分标准不一致，在卷面成绩和平时成绩所占比例也出现不一致。这种过程管理的不一致，使得很难真正公平的考核学生。 三、《西方经济学》考试内容与考试方法改革 1、由注重理论考核向注重知识的运用和创新考核转变 《西方经济学》的考试不应该仅仅是对书上某些问题的照抄或者照搬，也不仅仅是对学生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的掌握情况的考核，而是要在考核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的基础上，考查学生对当前相关经济现象或者经济热点的分析能力，体现出学生对知识的运用能力和创新能力。在出考题时，要把握以下原则：一是适用性的原则。考试的内容要贴近学生学习的实际，符合培养运用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基本要求；二是可操作性的原则。无论在考试的内容上或手段方法上，都应既有科学性，又简便易行，便于操作，以反映和掌握学生的真实能力和水平为目的。 2、由注重知识考核向注重实践能力考核转变 尽管《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较强的基础课程，但在注重知识考核的同时，应该注重对学生实践能力的考核。实践的形式可以是多样的：(1)做社会调查，形成调查报告。调查的内容选择应满足以下要求：能引起学生的兴趣；是书本知识的拓展；能锻炼学生。(2)组织课堂讨论。就书上某个知识点或者经济现象进行讨论，既锻炼了学生的口头表达和语言组织能力，又体现了学生对问题的分析能力。在具体操作时，可以采用事前准备或者即兴发挥两种方式。事前准备给学生较长的准备时间，主要考察学生利用查询到的信息全面分析问题的能力，即兴发挥则侧重考察学生自身学识素质、语言组织及逻辑分析能力。(3)撰写小论文。可以采用自由选题或者指定选题的形式，借助于资料的查阅，通过自我的理解、吸收和分析，形成一篇小论文。通过采取多种形式的实践，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体现出对学生实践能力的考核。 3、由相对单一的考试向多元化考试形式转变 《西方经济学》课程的考核在期末采取闭卷考试的同时，要尽量丰富平时成绩的考核形式。对平时成绩的评定除了将作业作为一个考核项目外，还可将出勤、课堂讨论、撰写小论文、平时测试、调查报告等作为考核项目。此外，提高平时成绩在总评成绩中的比例，不以一次考试的优劣来评判学生，将对学生的考核在一个过程管理中体现出来，全面反映学生的整体素质。 4、考核标准由相对随意向统一性考核转变 对学科性质和地位基本相同的《西方经济学》的考核，应该采用统一的考核标准。(1)统一命题。打破谁上课谁命题、同门课程不同专业各自命题。(2)统一平时成绩的考核标准。组织该课程的所有任课教师进行讨论，确定平时成绩的考核项目、评分标准。(3)统一卷面成绩和平时成绩的分值比例。任课教师共同确定两者之间的适当比例。(4)集体阅卷。保证阅卷过程中的公开性和公平性。 作为经管类专业基础课的《西方经济学》，如何能够真正的实现对其考试内容和方法的改革，需要在教学过程中进行不断的实践和探索。 西方经济学论文:浅谈在大学西方经济学课程中渗透环境教育的重要性分析 [论文关键词]西方经济学　环境教育　必要性 [论文摘 要]西方经济学作为大学经济学及相关专业的主要必修课程之一，始终博得人们的广泛关注。但随着人口数量膨胀与资源稀缺之间地矛盾锐化，其所蕴含的传统经济学理念无法跟上时展，更无法对现在盛行的循环经济体系给出合理解释，呈现出一种与生态文明渐行渐远的趋势。而环境教育的多学科渗透特性可以弥补传统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弊端。因此，在大学西方经济学课堂中渗透环境教育是十分必要。本文在阐述目前大学西方经济学概况的基础上，指出在大学西方经济学课堂中渗透环境教育的必要性，并给出几点建议。 一、西方经济学概述 西方经济学被西方国家誉为“社会科学的皇后”，其受重视程度可见一斑。我国各高校的经济学专业一直将此课程设置为专业必修课，管理类专业也纷纷将其视为专业基础课。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无论从实践还是理论研究的角度，此门课程受重视程度都逐步提高，有越来越多的专业开设了本门课程。 对于西方经济学的介绍，国内出版过多种图书。在大讲意识形态的年代里，介绍西方经济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批判，因此在介绍时，一般是为树立批判的靶子，甚至断章取义，改革开放之初，虽然我们开始强调有批判地借鉴西方经济学，但由于从主导思想上否定市场经济，所以对可供借鉴部分的分析很不充分。80年代中后期，随着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忽视国情、盲目照搬西方经济学的倾向又有所抬头，一些在西方国家也存在很大争论的理论和主张，诸如凯恩斯主义的用高消费和高投资及温和的通货膨胀刺激经济发展的主张等，被不加具体分析地应用到中国经济的研究和实践之中，造成了认识上的混乱，并给实际的经济运行带来许多消极影响。 我国大学现行的西方经济学课程使用的课本极其多样化，但均由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两大部分组成。目前我国大学广泛使用的西方经济学课程经过以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为代表的“家计管理学”以及早期重商主义者安·德·蒙克来田、亚当·斯密主张的“政治经济学”逐步演变而成。西方经济学的诞生是以19世纪微观经济学从经济学的阵营中独立出来为标志，并由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一书中综合宏观和微观经济学，最初形成西方经济学的完整体系。此后西方经济学学术成果辈出，并对整个世界经济格局起到不可忽视的影响。 二、在西方经济学课程中渗透环境教育的必要性 在环境问题日益恶化的今天，如不符合自然发展规律，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就会日陷浅滩。为此，在大学西方经济学课程中渗透环境教育是十分必要的，具体表现在： （一）弥补课程自身缺陷 西方经济学课程的自身缺陷，总的来说就是传统经济学理念的缺陷。从经济理论来看，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只有进入市场体系的资源才是真正的经济资源，才具有经济分析意义。那些市场上难以计量的东西，如环境服务、自然资源、生态功能等即使很重要，但由于无法通过价格机制进行配置，就无法进行经济分析，也就当然被排除在经济理论考察范围之外了。这种观念从斯密、李嘉图开始一直延续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之中。在研究现代经济增长的许多有影响的经济学家的观点中，他们无不忽视资源与环境的地位和作用。他们只是根据报酬递减现象进行表面化的经济分析，只注重对资源与环境可以纳入市场核算的经济价值部分分析，从未深究报酬递减的原因是什么。事实上，对土地等自然资源要素的过度使用超过环境承载力，导致边际报酬递减现象。[1]而自然力服务并非是通过狭隘的经济核算就可以完全计量的。很显然，在西方经济学狭隘地崇尚市场机制的视野内是无法看到自然资源与环境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的。为此西方学者埃尔斯曾经形象地比喻道：“看不见的手，没有绿拇指”。[2]因此在西方经济学课程中渗透环境教育，能有效促进新时期课程发展。 （二）促进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是“指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要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的发展。[3]如果人们的过度生产、消费超出环境承载力，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遭到破坏，就会威胁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不经济”。为此，西方经济学的覆盖范围应从原有的人与人扩大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利益平衡，也就是偏重于循环经济、稳态经济研究。循环经济是指物质、资源的循环利用，以达到节约资源成本目的。稳态经济是循环经济发展的完美境界，指物质、能量能够得到无浪费的充分再利用。 在21世纪，这个提倡生态文明、发展循环经济的时代背景下，应将环境教育融入到西方经济学课堂中，使学生懂得人类如果过度破坏、利用环境，就会造成人类发展的不可持续。 三、在西方经济学中渗透环境教育的建议 西方经济学课程分为微观、宏观两大部分，其中微观经济学中主要讲授关于供给与需求、消费者行为、生产、成本、生产要素定价等理论问题。宏观经济学则主要介绍国民收入核算、国内生产总值、宏观经济政策、经济增长等理论问题。那么如何在这些复杂的经济问题中渗透环境教育，使新型的西方经济学可以弥补对于解释循环经济、自然环境与资源稀缺性等方面的缺陷？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从微观经济学层面渗透 微观经济学主要研究单独个体之间的经济关系，研究内容主要分为两个层面： 1．企业层面，西方经济学主要介绍供给需求、生产、成本等内容。教育者可以以一个企业为例，将循环经济的清洁生产观介绍给学生。比如丹麦的瓦伦堡工业园区的建设：这个工业园区的主体企业是电厂、炼油厂、制药厂和石膏板厂，以这四个企业为核心，通过贸易方式利用对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和副产品，作为自己生产中的原料，不仅减少了废物产生量和处理的费用，还产生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形成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良好循环。通过对瓦伦堡工业园区的建设以及一系列具体数据的换算，学生可以轻易的得出哪种生产模式更节省成本、更环保。从而让他们受到很好的环境教育。 2．个人消费层面，传统的西方经济学所介绍的消费者行为强调“拼命生产、拼命消费”的理念。而通过渗透环境教育，我们则要求学生理解适度消费、层次消费理念。从而使学生建立起一种新的消费观念，这种消费观念应该是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绿色消费观。 （二）从宏观经济学层面渗透 宏观经济学研究整体经济学现象，主要包括gdp、经济政策两方面内容。 1．关于对待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了解应更上一个层次。不能凭借传统的思路，一味的追求gdp的盲目增长。在传授与其相关的经济学理论的同时，引用绿色国内生产总值ggdp概念，使学生在接受传统经济理念教育的同时可以认识到它的非决定性。 2．关于宏观政策方面，可以联系下新制度经济学的内容，让学生们在了解传统的经济政策同时，也能了解些关于政府改善生态环境，坚持循环经济的决心与方针政策。 西方经济学论文:简析西方经济学素质教学改革 【论文摘要】素质教育是指依据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以全面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根本目的，以尊重学生主体性和主动精神，注重开发人的智慧潜能，注重形成人的健全个性为根本特征的教育。实施素质教育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需要，它体现了教育的性质、宗旨与任务。提倡素质教育，有利于遏制目前教育中存在着的“应试教育”的倾向，有助于把全面发展教育落到实处，从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和面向未来的要求看，素质教育势在必行。本文从西方经济学教学工作上方法与手段的创新入手，以转变教学角色、教学观念、教学模式、重视课堂讨论和案例教学法为切入点，论述了素质教育的重要性和实施办法。 【论文关键词】素质教育；西方经济学；大学生；改革；实践 素质教育作为一种全新的教育改革思路和方向，已经越来越多地为人们所接受和认同，正在逐渐影响渗透到教育领域的各个方面和各项活动中，缓慢然而深刻地改变着固有的一切观念、体制和行为，中国的教育正孕育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如果只在家里闭门造车，而不下去接触实践，就不可能有如今的素质教育思想不断丰富和发展。根据素质教育的要求，为使素质教育进人主阵地，如何以全新的视野、从新的角度、在新的经济学背景下更好地运用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政策与操作实务来加强对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如何把“两全”落实到每个教学岗位，使课堂教学成为实施素质教育的主渠道，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一、提高大学生素质教育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罗诞铖老师说，现在的大学生由于从小学到高中的“被安排”与“被考试”，绝大部分学生已将考试作为奋斗目标，将“被安排”作为常态，失去了独立发展思想的能力与意识。到了大学，突然面对一个相对“不被安排”和“不被考试”的环境，对生命与人生的追问被迫来到眼前。很多大学生迷惘了！面对这样的问题，在授课的准则就是让学生自己提出问题，自觉学习。学生学会自觉地学习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教师的教不能代替学生的学，应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学生如果没有学习兴趣，就谈不上学到知识，更谈不上创新。 另一方面我还发现当前部分大学生对认知思想道德理论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排斥心理。其原因：一是由于社会浮躁情绪和功利化趋势的影响，导致大学生不愿意静下心来学习思想道德理论，探索理论真谛，而只热衷于对浅层次的“技巧性”知识的掌握，存在着“理论无用论”的倾向；二是社会舆论对思想道德理论教育不加区分的一些负面评价，把思想道德理论教育等同于脱离实际、等同于“假大空”、等同于枯燥的说教，这种先入为主的评价，导致了部分学生对思想道德理论的逆反心理。 二、为了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在西方经济学教学工作上方法与手段的创新 《西方经济学》课程从其结构体系可分为三大部分：即理论知识、管理和实践。理论部分主要有：供求价格理论、消费者和生产者理论、市场理论、分配理论、国民收入决定理论、ad—as曲线和国际收支理论等。管理部分主要有：市场失灵管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失业和通货膨胀治理等。实践部分主要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业务、资本证券业务、金融衍生业务、外汇业务以及国际结算等。这种结构体系要求有不同的教学方法与手段完成教学内容，从而较好地实现教学目的。 1.转变教学角色。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课堂的主人。大学生思维活跃，个性张显，渴望表现自我，展示自我，更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可，这就要求我们教师要破除师道尊严，努力创设一种民主、和谐、宽松的教学氛围，把课堂的主发言权归还给学生，为学生搭建一座展示自我的舞台，让学生大胆发言、踊跃发言，勇于提出不同的见解与主张，让他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尽量做一位忠实的听众，尊重学生，相信学生，不惟我独尊，允许不同见解的存在，更要欢迎独到见解的出现。当然我也要发表个人的见解评论，不要强人所难，要以理服人，与学生平等对话，共同探讨，努力与学生达成共识。当问题较难时我还采用定向点拨、转换点拨、启发思维、联系迁移、挑战诱导等方法，力求实现由“教师”向“导师”转化。只有这样学生才会有一个发展的空间，用他们自己的理解，自己的审美观，自己的表达方式去掌握知识。 2.转变教学观念。面对第四版的新教材，需要在备课上花不少时间，充分掘展教材资源。因此我觉得教师必须学会解放自己，不要再把主要精力放在让学生对某一点知识的逐一过关上，学习的过程不仅仅是直接接受书本知识，纯粹被动的接受、记忆的过程，这种学习窒息人的思维和智力，摧残人的学习兴趣和热情。教师注重的应该是学生学习方法的培养，学习过程的探究，充分用好课堂50分钟。知识在成倍增长，现在即使背了不少知识，日后不一定就会用到，但教会学生的学习方法却能让他们终生受益。有这么一则故事：一位仙人会点石成金，他遇到一位牧童，要送一些礼物给牧童，随手点了几块石头变成了金子送给牧童。牧童不肯要，仙人问他想要什么，牧童想了想说：“我想要你的那根手指。”这个牧童很聪明，他知道金子很快就会花完，如果拥有了仙人的手指那财富就会无穷尽。作为升达的一名教师，我不会吝啬于给学生那根”手指”。 3.转变教学模式。教学不仅是知识的再现，而且是时代精神的生动展现，是人类智慧与创造力的结晶。科学的教学方式绝不能仅限于科学知识的传播与灌输，更重要的是让学生了解科学知识演变发展的历史过程，把握科学知识的时代内涵，领略科学探索者的人格魅力，从而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启迪学生的科学创造性。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构建充满生命力的课堂教学运行体系，新课标下的化学课堂教学主要体现这样的教学模式——⑴创设问题情境：上课时尽可能给学生提供一个熟悉的情境，这样学生就不会觉得陌生，学习积极性也会大增。例如联系2010年中国实际gdp和人均gdp的具体数值是学生更好的理解国内生产总值；⑵安排活动探究：教材中有不少很有价值的活动与探究栏目，我们可以选择性的开展探究活动，让学生亲身体验体知识的生成过程，既启迪思维，又加深记忆，当然不能为了探究而探究，盲目探究，也不能因为探究耗时就不探究，有时过程比结果更重要。例如可以在学生学习了简单的国民收入核算以后去探究均衡国民收入的产生及意义。 4.重视课堂讨论。上课是整个教学活动的中心环节，要提高教学质量就必须上好课。课堂讨论作为课程的一部分，对提高教学质量也是很重要的。自如驾驭课堂讨论课的教学进程，需要较高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能力。教师在课堂讨论课的教学中，必须满足一般课堂教学的基本要求：即目的明确、内容正确、方法恰当、结构紧凑。 5.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课堂教学方法。在每一章的教学中.寻找结合教学内容的真实事件进行分析解释，并引导学生思考和讨论，训练学生分析和解释问题的能力。案例教学是西方经济学教学的一个十分有效的工具经典的“大炮与面包”等案例已深入人心。案例教学能把生活中一些活生生的事实摆在学生面前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加深对经济理论的理解。但是，仅仅分析那些西方经典案例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把西方经济学与中国本土经济相融合，适当地引进一些现实中的案例以及贴近现实生活的经济现象进行分析解释，这是因为学习西方经济学的最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学会运用所学的原理来分析解释实际生活中的经济现象，并帮助解决现实中的经济问题或者提出一些前瞻性的政策建议。 素质教育观念已深人人心，并从感性上升到理性；素质教育实践已从宏观走向微观，深人到课堂教学领域等诸方面。教学改革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有许多课题需要研究。我们正处在一个知识经济已见端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时代，对劳动者的素质有了新的要求。西方经济学作为高校一门重要的课程，更需要加大改革力度，既要突出其基础理论的地位，又要避免其内容越来越宠杂的倾向。要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学生主动学习和独立思考、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了解基本理论对现实的指导意义，这应是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的努力方向与目标。这就对教育工作者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不断务实，探索。既不能脱离实践，也不能离开理论的指导。这样，才能真正实现《面向21世纪振兴教育行动计划》。 西方经济学论文: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兼评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定义 【内容提要】 政治 经济 学 涉及的对象是物质生产。在马克思已经严格区分了物质生产一般和物质生产所采取的特殊 社会 形式的今天，重新混淆二者，把生产关系淹没在生产力合理组织中，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今天应主要放在生产一般和社会 市场 经济一般上，那在理论上就是一种倒退了。要讲“选择”，必须包括两个方面的选择，即资源在不同人们之间的分配和资源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配置，二者缺一不可。 【关 键 词】物质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选择 【 正 文 】 在我国建设有，认为 政治 经济 学 的研究对象今天应主要放在生产一般和 社会 市场 经济一般上，那在理论上就是一种倒退了。马克思把社会生产关系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开辟了揭示人类 历史 发展规律的新天地，使人们有可能自觉地按照客观规律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有在与生产力的紧密联系中对社会生产关系的深刻研究，才能揭示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和它的经济运动规律，这当然有助于人类自觉地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如果更多的人掌握了这一科学思想，必将大大加快社会的进步，使全人类受益。恩格斯曾说过，马克思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人类历史因他的存在而缩短了。这一评价得到历史的印证，也得到了全世界无偏见的学术界的认可。在本世纪末的1999年，英国广播公司（bbc）于9月举行了一次网上选举“千年”最伟大思想家的投票活动，马克思列在爱因斯坦、牛顿、达尔文等之前，高居榜首，被选为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 三、资产阶级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由英国资产阶级古典学派的杰出代表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奠定基础的。他们把政治经济学看作是研究如何增进国民财富和发展 资本主义 生产力的。凡是影响和破坏国民财富增长和生产发展的，他们都反对，凡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力增长的，他们都勇敢地加以维护。他们确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最能推动财富增长的。 由于他们生活的时期还属于阶级斗争尚不发展的时期，这时还允许这些资产阶级的代表无顾忌地科学地涉及资本主义社会各方面经济关系并进行客观研究。他们创立了劳动价值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出各个阶级之间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马克思指出：“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6页。） 随后一个时期，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夺得统治地位，阶级斗争也采取日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具有威胁的性质。这时要求资产阶级客观地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运动和发展已不可能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就敲响了。问题已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一直发展到只偏重于在不危及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探索如何促进物质生产的发展、效率的提高以获得最大的利润。 这样，政治经济学从斯密、李嘉图以来向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着，一是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批判地继承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古典学派的科学方面，即劳动价值理论和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的内部结构的深入研究，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指出了它的发展趋势和历史局限性。二是由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开始，经过马歇尔、凯恩斯到当代的萨缪尔森，是研究财富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和现代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穆勒1848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是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走向庸俗化和教科书化的时期的标志。因为这个时期资产阶级与工人队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资本主义经济虽尚未爆发重大危机，但社会问题已相当严重，批判资本主义弊病的空想 社会主义 思想也相当流行了。穆勒为维护资本主义的利益，企图把这两种对立的利益加以调和。 穆勒首次按照生产、分配、交换这样的顺序安排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它的根本缺陷就在于把斯密和李嘉图开创的研究社会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转为研究物质生产一般，把生产关系撇开了，把生产看作是决定于一般的自然规律，与社会形式无关。他把生产与分配割裂开来，认为生产决定于一般自然规律，与社会经济关系无关，分配不是由生产决定的，而是由社会 法律 和习惯决定的。从穆勒开始的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一直支配着以后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当代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合著的《经济学》（第12版）中对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是这样表述的：“经济学是研究人和社会如何进行选择，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资源以便生产各种商品，并在现在或将来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以供消费之用。”这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主流派的具有代表性的教科书的观点。从他们对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规定来看，与19世纪的约翰·穆勒的表述基本是一致的，从内容上看，基本上属于生产一般或市场经济一般，都是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殊性隐蔽起来。 我们看一看西方经济学所规定的研究对象“如何选择”问题。这种说法的缺陷的根本方面，仍然在于它只局限于属于物质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的如何选择上，而回避了资源在人们之间分配的“选择”，即生产资料的归属问题；而这个方面同样是物质生产得以发生的根本前提，没有这个方面，物质生产就像一只缺腿的蚂蚱，是跳不起来的。没有生产要素在人们之间一定的分配这个前提，资源在各类生产间的配置是不能实现的，也就不会有物质生产。 例如，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他的《经济学》中提出的选择：“为什么曾经被用来种庄稼的土地又用来造工厂？为什么在仅仅几十年间，用来造马车的资源又用来生产汽车？为什么自动机床代替了铁匠？”（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上，11页，北京， 在 资本主义 社会 里，一切关系都表现为一种商品关系，一切联系都借助 市场 联系起来。 社会生产关系还表现在再生产过程中的各个环节中，有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消费关系等。社会生产关系还包括生产部门、商业部门、 金融 部门、 农业 部门等等之间的关系。社会生产关系的所有这些方面的总体形成生产关系的总和，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 经济 结构，即有 法律 的和 政治 的上层 建筑 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社会生产关系既然在生产和社会发展中有着这样重要的地位，因此，今天的政治 经济学 仍然应当遵循《资本论》指出的研究方向。这不仅对深入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一切事物是必要的，对我国建设有 西方经济学论文: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对比分析 【摘要】：我们从劳动、自然、资本生产三要素之间通约的角度，沿着经济思想史的脉络，将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价值理论进行比较，分析两大经济学范式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排除自然对价值体系的影响，集中分析了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我们认为不同程度的复杂劳动是劳动的一般形态，复杂劳动之间的通约系数应该考虑它在再生产中的地位，按照它在下一生产周期生产的产量来进行近似折算。人力资本和复杂劳动之间有互相通融的地方，它们都含有时间和技术的因素。衡量价值的量纲应是时间与技术的复合单位。在技术变化的条件下，不能单纯用劳动时间计量价值。 【关键词】：劳动价值论；价值尺度；资本；时间；技术 一、自然之物与劳动、资本的通约——寻找不变的价值尺度 分工和交换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起点，是经济学最基础的分析层面。马克思经济学和以正统自居的新古典经济学都是从这里着手开始经济理论体系的搭建。两者都遇到了同样的技术性间题:为使交换成为现实，必须构造出相互交换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体系。除去两者所被赋予的不同意识形态，其实他们是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对同一问题的回答。其根本的区别在于，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决定财富的生产要素是土地、劳动、资本的三位一体;马克思经济学认为资本从逻辑上讲只能是自然和劳动的产物，所以在这些要素中，只有土地和劳动才是有关财富形成的终极要素。 认为价值是由土地和劳动共同创造的第一人是配第。配第在考虑价值量的决定时企图把土地和劳动通约，他用土地的面积、自然年生产力和劳动者的谷物工资及劳动时间来进行劳动和土地之间的换算。川但是他受到了重农学派的影响，没有解释作为土地之外的自然之物与劳动之间的通约。为克服这一间题，斯拉法也作了解答。假定商品是用商品生产出来的，即a商品的价格由生产a的劳动以及为生产a所耗用的b,c,d……z商品来决定，这样就得到一个方程;同理b商品的价格又由生产b的劳动以及为生产b所耗用的a,c,d……z商品来决定。依次推理，c,d……z商品都可以作出如上分解，从而构成一个庞大的物质生产的投人一产出方程组。加上劳动变量，消去一元，求解该方程，就得到了一种相对价格体系，川也就是李嘉图苦苦追求的“不变的价值尺度”。这个理论完美地实现了劳动与物质的通约。斯拉法通过“标准生产体系”，用数学证明了利润与工资分割经济剩余的比例不会对价格体系产生影响。也就是说，通约后的价格体系可以换算成以劳动时间计量的单位，并且不再受资本构成的干扰。这就提高了劳动价值理论的纯洁度，解决了李嘉图面临的难题。但是斯拉法的生产体系是线性的，意味着这种价格体系只是在固定不变的技术条件下才能够成立。在一个动态的技术可以变化的社会里，价值尺度将会受到影响。 斯密面对这一难题，干脆抛弃了自然之物。而马克思非常重视自然之物与价值之间的关系。他批驳了财富是由人类劳动唯一生产出来的观点，认为自然之物构成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马克思通过定义明确区分了财富与价值，排除了自然之物的原始价格对劳动形成的价值量的影响。但是这样就产生了一些问题，财富归根到底都可以分解为自然与劳动，而不可能分解为单一的劳动。那么这个“终极之物”是如何定价的呢? 人类社会之初，假设自然资源是充沛并可自由支取的，如阳光与空气，必定没有价值和价格，因为它们不是交换的对象。一旦出现了稀缺，就会有先占权或暴力创制的种种产权。马克思写道:“只有一个人事先就以所有者的身份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看作隶属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这些产权的取得，显然是来自于先于生产和交换的非生产的制度因素，它赋予自然资源以垄断价格，使“不具价格的东西也获得了价格”。简化掉开采成本的影响，它是权力对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再分配，它的量的决定是权力斗争的结果，即维持资源产权的资本化费用参与剩余价值分配从而获得地租的过程。所以诺思称赞马克思所强调的所有权在经济组织中的重要作用是重大贡献。 自然资源的资本定价理论是由当代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索罗较早提出的。他试图深究三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他把资源视为资本，扣除开采成本和供求的影响后，当预期的资源市场价格上涨幅度高于利率时，业主就倾向于较早开采，反之亦然。这样根据利润最大化的假设所达到的均衡，按照现实的开采量和利率，就可以倒求出现存资源的价值，完成自然资源与资本的通约。然而资源存量的勘察开采和转换替代取决于不确定的技术条件。一般来说，资源存量是未知量，而存量的多寡将直接影响价格体系和对未来价格的预期，使得情况更加错综复杂。 用现金流资本化的方法把资源与资本通约存在同样的问题，不仅要假设利率不变，还必须假定现金流是永续和稳定的。自然资源所带来的垄断利润和租金在长期中不可能保持稳定。不确定的技术和自然资源存量的变化将对现金流产生直接的影响。 两大经济学范式都试图把自然之物通约掉，使用的方法不同，是为了服务于不同的目的。新古典经济学把一切能够带来稳定的现金流的东西统统资本化，是为了论证给这种现金流带来保障的制度的合理性;而马克思要揭示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断增殖的社会过程中的矛盾，所以必须把规模报酬递增内生化。报酬递增的规律只有在价值的世界里才能找到，自然世界受物质和能量守恒原理制约，不可能产生报酬递增，所以马克思要抽象掉使用价值对价值的影响。无论如何，把自然之物通约掉，可以使我们集中讨论劳动和资本这个更为核心的问题。 二、不同劳动之间的通约—实践尺度与理论尺度的背离 劳动价值论必须解决不同种类的具体劳动之间的计量及可加性的通约问题。马克思用劳动时间来计量同质的抽象劳动，但对不同的具体劳动之间的换算通约却没有过多涉及。 马克思排除了劳动者的察赋差异，认为人类抽象的劳动是同质的。斯密也是这样。他认为:“人们天赋资质的差异实际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人们到了壮年，分别选择不同的职业，好象是由于不同的天资，但在多数场合，天资的差异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然而在现实中，“由于总体工人的各种职能有的比较简单，有的比较复杂，有的比较低级，有的比较高级，因此他们的器官，即各个劳动力需要极不同的教育程度，从而具有不同的价值。因此工厂手工业发展了劳动力的等级制度。与此相适应的是工资制度”。 马克思用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换算来说明不同等级的具体劳动之间的通约，“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起了自乘的劳动的作用，或者说，在同样的时间内，它所创造的价值比同种社会平均劳动要多”。至于这种换算所必须的自乘系数又是什么决定的，马克思认为，“各种劳动化为当作它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但是马克思没有详细论证这种“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从而留下了广阔的探讨空间。 庞巴维克对此进行质疑:“依照什么比例复杂劳动产品的价值可以转化为简单劳动，这是不确定的，不可能预先根据复杂劳动所固有的任何性质加以确定。它只是实际交换关系所决定的实际结果。”这个批评可以说是切中要害。要把现实中不断生成变化的“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在理论上用简单倍乘系数固定地表达出来，无疑是极其困难的。对此，希法亭辩护说，庞巴维克把揭示价值规律的“固有性质”的“理论尺度”同作为“实际结果”的“实践尺度”混同起来了。在希法亭看来，理论尺度似乎没有必要和实践尺度相吻合。希法亭为马克思的辩护，如同麦克库洛赫为李嘉图的辩护，并没有为劳动价值理论增添有分量的理论价值。这种价值尺度的两分法实际上等于承认了两种尺度之间的背离。要想取得理论上的进步，我们必须找到新的理论尺度，使之与实践尺度相符合。 对于不同劳动之间的通约，新古典经济学用供求理论来解释，认为劳动力等级和工资体系，都是在劳动力市场上讨价还价的均衡的结果。但是结构上的均衡无法解释总体上的非均衡—失业。虽然凯恩斯极力反对劳动价值论，他却站在西方经济学立场上第一个从总量的角度上思考劳动就业量的决定的问题，用失业的现实反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力的供求理论，从而与马克思有了相通的地方。 凯恩斯写道:“所以在讨论就业理论时，我只想用两种数量即币值量及就业量。前者是绝对齐次性，后者可变为齐次性。因为只要各种劳工以及助理员之间之相对报酬相当稳定，则为计算就业量起见，我们可以取一小时普通劳工就业为单位，而一小时特种劳工之就业，则依其报酬之大小加权。在凯恩斯看来，构成总量的不同劳动之间是可以通约的，这个通约有两层含义:一是用具有代表性的“普通劳工”的劳动时间来作为劳动就业的基本计量单位;二是利用市场上形成的报酬体系作为加权来换算不同种类的劳动。以“新剑桥左派”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发展了凯恩斯的第一层含义，认为“工资率决定物价水平”，市场上的讨价还价只是使得工资率围绕一个基准上下波动，而工资率的决定力量只能在“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中寻找，从而把目光转向习俗、历史、法律等长期社会因素，以及劳资双方阶级力量的对比。他们不自觉地涉及了价值的“绝对尺度”，猛烈抨击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虽然他们并不赞成劳动价值论，但是沿着这些观点可以找到两大经济学范式之间关于价值理论的融通的线索。 而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囿于市场理念和均衡思想，把目光集中在第二层含义上，就连以研究劳动价值论著称的米克也写道:“(各种不同的劳动)在理论上必须换算，在实际上换算不是根据准确的尺度，而是根据在市场上的讨价还价。米克认识到了不同劳动之间通约的理论困难，却又试图用理论和实践两种尺度进行调和。这个做法不过是对希法亭的回应。 三、劳动与资本的通约—价值尺度的两维刻度 资本与劳动是两大经济学范式的基本概念，而越是基本的概念越是深奥复杂。资本在不同语义里歧义颇多，没有统一的解释。本文认为，资本定义要满足下列条件:第一，完全抽象掉具体物质的内容，我们已讨论过对“终极之物”的通约问题。第二，包含有时间因素，否则就无法解释利息的时间性质。第三，包含有生产力的技术性因素。这是资本的传统语义里的基本内容。 最传统的观点就是认为资本是实物资本，是机器设备、原材料、生产工具或是过去积累的物化的劳动。这显然不满足上述条件一。认为资本是生产条件和环境的总和等观点，虽侧重历史的演化，但是内涵过于宽泛，无法做时间上的分析，不能说明利息的产生，不满足条件二。西尼耳的“节欲论”是纯心理的概念，节欲一年与一个月显然是不一样的，它包含了时间因素，并且排除了物质因素。但是单纯的“节欲”什么也创造不出来，储蓄不能够自动地转化为投资。所以，他的观点不满足条件三。庞巴维克的“迁回生产”是最接近满意程度的资本概念。他的迁回生产过程又是和时差利息论密切相关，迁回生产在经历一个较长的时间后能够带来更大的生产力，所以满足上述三个条件。按照他的定义，资本是一种迁回的生产手段，所有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可以按照等级排序，处于迁回生产顶端的是高级资本。 虽然庞巴维克极力反对劳动价值理论，但是“迁回生产”与马克思的资本定义也有相通的地方。马克思认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是“处于运动过程中的价值，从自身出发并以加大的量回到自身”。资本在形式上表现为可变与不变资本，其实质功能却是通过不断的再生产的循环来实现自身不断增殖的终极目的。马克思和庞巴维克都继承了欧陆哲学的思维传统，在资本定义中彻底排除了实物概念，重视时间和技术的因素，强调再生产循环的社会过程，认为资本是流量而不是存量，是面向未来的不确定的更大产量或价值，而不是对已知的过去的盘点。 于是，迁回生产和复杂劳动也就有了融通的地方。劳动过程不是简单的物质能量的转换，最鳖脚的建筑师也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人类使用实物资本的生产过程是有意识的能动的复杂劳动，也是迁回生产的开始。复杂劳动与经验、技能、知识、资本等因素密切相关。掌握的知识越多，操纵的资本越高级，劳动的复杂程度越高。斯密最早对此有所认识，他把“社会上一切人民学到的有用才能”也算做与实物等同的资本;而舒而茨发展的人力资本理论更加贴近了复杂劳动的概念。它们的形成都需要“教育培训”和经验积累;其目的都是为了递增的报酬或增殖的剩余价值。 随着时间推移和社会进步，生产过程越来越“迁回”，社会的人力资本存量越来越大，“整体工人”的劳动程度也越来越趋于复杂，社会生产力也越来越大。马克思认为在劳动中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是紧密结合的，“自然物本身就成为他的活动器官……延长了他的自然的肢体”。这种延长了的肢体，或者说，由人类所掌握的经验、技能和知识外在地转化的能够操纵的实物资本，就成为社会平均的复杂劳动程度的标志。不仅如此，个别劳动越是复杂，所能够操纵的实物资本也越高级。这里的操纵不是直接的操作，它指的是复杂程度较高的劳动处于迁回生产过程中的较高地位，掌控着所有下游的低级实物资本，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它在再生产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一方面生产出更多的产量和使用价值，另一方面还担负着进一步技术创新的任务，使得迁回生产的链条继续延伸。因此，复杂劳动通约为简单劳动，应该按照它们在迁回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地位进行系数折算。 至于系数折算的具体方法，本文只能作出粗浅的尝试。如果按照复杂劳动所掌控的实物资本量进行折算，存在着上文讨论过的实物资本的加总悖论，使得这个方法并不可行。我们可以尝试按照复杂劳动在下一个生产周期所带来的产量和使用价值进行折算。产量和使用价值可以用货币量加总，同时在技术上也可以预期。通过技术上的统计，就能为实际折算提供现实资料。当然这只是近似地换算，是价值决定因素中的实践尺度。这并不意味着使用价值量决定价值量，归根到底，这个系数是在迁回生产的过程中复杂劳动的特性所决定的。诚然，产量和使用价值并不是再生产的唯一目标，理论尺度与实践尺度仍然有偏离;但是通过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价值实践尺度，比在市场中形成的尺度较少地受到偶然因素的干扰，能够最大程度地接近理论尺度。 有人用复杂劳动所耗费的时间和培训、教育等费用为基数来进行系数折算。这些时间和物质耗费是一种沉没成本，只能说明过去而不能面向未来。只有通过对复杂劳动在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的衡量，才能够揭示动态的“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因为人类的学习、技术的进步是加速度的变迁过程，复杂劳动的折算不仅仅是简单的倍乘，而是非线性累积的指数乘积。也只有在扩大再生产的循环中，依据未来的产量和使用价值，才能够反映这种系数的指数特征。 复杂劳动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在劳动价值论中占据关键地位。在迁回的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不同等级的复杂劳动，是劳动的一般形态，反映了资本(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相结合的特性和劳动对资本(生产资料)的利用程度，是劳动与资本通约的桥梁。所以，价值量是对复杂劳动的计量。对于同等程度的复杂劳动，可以用劳动时间计量;对于不同程度的复杂劳动，必须先折算它们的换算系数。从以上论述可知，这个系数必然也包含了技术的因素。所以说，时间与技术是价值尺度的两维刻度。 四、通约的量纲——一种新的理论尺度 由此可见，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通约矛盾不能依靠单纯的时间标准来解决。如果以劳动时间为单位，则人寿期百年，所有人创造的价值就大致等同，这与现实显然不一致。马克思认为价值量是由劳动时间决定，并且不受技术变动的影响，但是这样就不能进行不同复杂程度的劳动之间的通约。如果要进行不同复杂程度的劳动之间的通约，就要折算它们之间的技术含量，承认技术对价值的影响。为了解决这个两难问题，利用综合时间和技术的复合单位来定义价值是惟一的出路。正如牛顿在自然哲学里对质量的定义表述为每单位加速度的力，价值的量纲应该表述为时间与技术的复合单位。 让我们再次回顾一下庞巴维克的话:“马克思从古代的亚里士多德那里发现了一种思想，即没有等同性就不能交换，没有可通约性就不能等同..…在交换的场合，事情是以商品所有权的变化为结束。这宁可表明存在某种导致变化的不均等和优势。当某些复合体彼此密切接触时，就会产生某种新的化学组合..…事实上，在现代政治经济学家看来，古代经院学者关于被交换商品中存在某种等同的理论是不能成立的。庞巴维克的原义是批评马克思逻辑“三大步”的第一步，即相互交换的商品中包含有等量的质。他的意思是说，商品的交换，就像是能量的流转，总是由“不均等和优势”肇始，并且终结于这种“不均等和优势”的消洱。这个说法是有启发的。不同的分工造成了不同的技术和察赋差异，从而具有了李嘉图式的“相对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不仅可以解释国际贸易，同样可以解释国内的一般性的商品交换。价值的流通，正是基于这种相对优势，从而使得买卖双方有利可图。 这样，价值的复合单位在现实生活中就能够找到根据。在交换中，出于对相对优势的衡量和比较，人们一方面需要计算由劳动时间来计量的实际成本，另一方面也需要对相互之间的生产技术条件和机会成本进行估算对比。马克思写道:“不同部门的生产力水平不能直接比较。我们不能因为生产一盎司金与生产一吨铁需要同量劳动时间，就说金的生产力低于铁。可见，时间与技术因素必须综合地考虑在一起才能在交换中进行相对优势的比较。当金与铁交换时，生产铁的工人会计算在自己现有掌握的技术下生产一盎司金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同样生产金的工人也会计算由自己来生产一吨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当各自都估算出自己的比较优势时，交换就发生了。估算中依据的时间和技术，就产生了新的“价值的理论尺度”。 新的“价值的理论尺度”会受到各种偶然因素的影响，比如供求的数量、讨价还价的势力等等。但是它的决定性的因素，是能够保证再生产的顺利进行。所以恩格斯说:“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价值首先是用来解决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的问题，即这种物的效用是否能抵偿生产费用的问题。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之后，才谈得上运用价值来进行交换的问题。而生产费用，在不同的技术条件下显然是不同的。只有把劳动时间和技术条件结合考虑，才能判断出一宗交换“值不值得”，判断出该商品的价值能否保证它的再生产。 马克思定义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构造一种标准的社会平均技术条件。对于生产同一种商品的不同生产者来说，这是合理的，而对于资本构成不同的众多品种商品的生产者来说，就不太现实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斯拉法的“标准生产体系”一样，排除了技术变动的可能性，不能够反映动态的社会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新的“价值的理论尺度”也需要综合考虑时间和技术。 时间不仅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是哲学家思考的对象。伯格森区分了“真正的时间”和“科学的时间”，认为人类生命延绵的真正时间是不可衡量的。至少，这句话启示了单纯用钟表的劳动时间来衡量价值的困难性和复杂性。过去一小时的劳动与现在一小时的劳动即使在生理上是无差别的，在社会意义上也会有极大的差别。时间并不是均衡的流程，因为社会进步和技术发展总是加速度的。如果说价值量是单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那么这个时间是过去生产该商品的时间还是现在再生产同种商品的时间呢?可见，时间和技术关系的理解是本文的关键所在。等量劳动时间创造等量价值，是在不变的技术条件下起作用的规律。当社会呈现整体的技术进步，或者个别劳动中所包含的技术因素起了变化，价值的衡量就要考虑重新计算。 从两大经济学范式相互通融的角度来理解价值理论，不仅解决了复杂劳动的通约问题，而且长期困扰劳动价值论的其他难题也都迎刃而解。同时，可以更为清楚地看到两大范式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它们各自坚持了价值尺度的时间维度和技术维度，“新的理论尺度”为它们的通融搭建了桥梁。 西方经济学论文: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利益和谐思想的比较 摘要：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都围绕经济利益这一核心问题构筑了相应的理论体系，虽然它们对利益冲突的性质、根源及化解途径的认识不同，甚至是相互对立的，但都认为利益关系是社会的本质关系，经济利益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利益关系；利益和谐 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从不同的视角、沿不同的路径对利益和谐问题进行了研究，虽然二者的利益理论有着本质区别，但在它们的理论体系中影响利益关系的基本因子却相同。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劳资利益冲突出发。反向阐述了利益和谐思想的重要性 马克思认为，利益是人类活动的基本动力，“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人类历史的研究前提是“一些现实的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可见，马克思所讲的利益首先是指人们的经济利益。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前提，而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就是满足人们的经济利益需要。因此，经济利益需要贯穿人类社会始终，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前提和动力因素。“社会的每次行动，都是从直接的物质动因产生的”。“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 (一)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基本利益冲突。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为起点，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利益冲突进行了深入剖析。马克思认为，利益的社会本质和社会基础是生产关系，经济利益是生产关系的具体表现，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决定其经济利益冲突的形式和特点。 资本主义的直接生产过程就是劳动过程，也是价值形成和价值增值过程。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是通过资本家雇佣工人的方式实现的，其前提是劳动力成为商品。与一般商品相比，劳动力商品的价值体现了一种特别的、甚至更为重要的经济关系，即体现了资本和雇佣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的相对地位及由此决定的新价值的分配关系。 工人作为雇佣劳动者所得到的工资，仅仅是其劳动力的价格，在其劳动力的使用过程中即在劳动过程中，工人创造的价值远远超过其所获得的工资。资本家进行生产的目的是为获取剩余价值。因此，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可见，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决定的分配关系，决定了工资与利润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天然具有相互对抗的性质。因此，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是资本主义社会利益关系的主旋律。 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剩余价值规律的作用，资本家必然不断进行资本积累，扩大再生产。资本积累不仅使资本在数量上增大，而且使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出现机器排挤工人的现象，加剧了劳资冲突。一方面，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在资本总额中，不变资本日益增多，可变资本相对减少，工资在新增价值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小，而资本家的利润所占份额却越来越大。另一方面，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也相应减少，造成劳动供给相对过剩，使产业后备军规模越来越大，并对在业工人构成极大压力。这种竞争力量的存在，进一步增强了资本对劳动的控制，“减弱工人对削减工资、延长工作时间和重构生产过程的反抗。”使在岗工人的待遇更低、劳动条件更差，加剧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资本积累导致资本主义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贫困在无产阶级一极积累，而财富在资产阶级一极积累，资本主义的分配关系是对抗性基础上的分配关系。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没有削弱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关系，而且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关系，使雇佣劳动者的处境更加恶化。 (二)分析了劳资利益冲突对资本主义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马克思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基本利益冲突及其对劳资双方的影响，还进一步分析了劳资利益冲突对资本主义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所决定的对抗性的分配关系，导致了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矛盾，即生产能力的无限扩张与有限的市场购买力之间的矛盾。一方面，资本在获取最大剩余价值的动机驱使下，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导致生产能力不断扩张，总供给持续增加。另一方面，工资收入在社会新增价值中所占比重越来越低，劳动者购买力受到严重制约，导致总需求不足。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主体是雇佣工人，工资总额是社会总消费能力的决定性因素。但这种“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生产力，也小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同时，随着技术进步，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工资相对于利润在新增价值中所占份额不断下降，又进一步抑制消费的增长，使供求之间的缺口日益增大，产品过剩问题越来越突出，并最终导致以产品相对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危机的爆发。 马克思对利益和谐问题有独到的深刻见解。马克思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协调来分析利益和谐的。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是决定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规律，在这一规律的作用下，人类社会经历了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变迁，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虽然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发展，但并未改变社会经济利益关系的对抗性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替代，不过是以资本家对劳动的剥削替代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不仅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相反，还加剧了这一矛盾。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然会被更适合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取代，社会主义公有制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替代，将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消除经济利益的对抗性质，实现社会成员之间的经济利益和谐状态，并以此为基础，最终进入到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纵观马克思的观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推动了社会形态的变迁，其中，社会不同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的经济利益关系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集中体现，同其他经济利益相互对抗的社会形态一样，资本主义社会必将被社会主义社会取代，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和发展规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匹配、协调是经济利益和谐的前提，实现经济利益和谐并不是人类的最终目的，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才是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也是社会和谐与否的检验标准。 二、西方经济学的利益和谐思想 西方经济学的利益和谐思想主要有两种观点，即自然和谐的思想和人为和谐的思想。 (一)自然和谐的思想。和谐其实就是重农主义语汇中的“自然秩序”。按魁奈的说法，社会秩序区分为自然秩序和人为秩序。自然秩序是一种“自然法”，它是客观的、永恒的。而人为秩序则是一种“人定法”，具体表现为政府的制度、规章、法令。人为秩序必须符合自然秩序。如果人们认识到自然秩序并按它来安排人为秩序，社会就处于健康状态，人类就幸福。否则，社会就处于病态。他还认为，只有在自由制度下，个人的利益和社会的公共利益才能达到一致，这就是自然秩序的精髓。 亚当·斯密是在自然秩序和谐的基础上用天然一致的信条来解释效用原理，认为个人的自我利益是人类的本性。斯密在其经济学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阐释了“经济人”、“看不见的手”和“自然秩序”的思想。他说：“各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他进一步指出“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在斯密看来，“经济人”对经济物质利益的不断追求是人们经济行为和经济活动的动机，是促进生产发展的原动力。同时，为防止“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时妨碍社会和公众利益，斯密主张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建立一种“自然秩序”，即完全竞争的经济模式。他认为竞争保证利己的追求将改善社会的经济福利，而垄断则代表了不受控制的自我利益和经济福利的最终损害。自我利益不仅推动了畜牧业向农业的转化，而且推动了城市商业社会的发展。 与斯密不同，弗雷德里克·巴斯夏的利益自然和谐是一种乐观主义劳资利益调和论。在其《和谐经济论》一书中，巴斯夏力图引导人们去认识一切正当的利益彼此和谐这个真理。交换是巴斯夏“经济和谐”的出发点。按照巴斯夏的观点，人们在交换中，“能够互相帮助、互相替代对方工作，提供相互的服务。”他还进一步把劳动和资本的交换看做两种“服务”交换的表现。资本家的“服务”是供给工人以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而工人的“服务”是替资本家生产。工资和利润就是这两种“服务”的报酬。在经济自由的前提下，这两种“服务”的交换也必然是等价的。这样，劳资关系也是互相提供“服务”的关系，是绝对和谐的关系。可见，巴斯夏所说的和谐是阶级关系的和谐，其目的在于从正面论证资本主义社会是最好的，是要永存的，因为它是自然的、和谐的社会秩序。 马歇尔的经济利益和谐思想体现在他的均衡价格论和收入分配论中。换句话说，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和分配论本身就是一个自成体系的经济和谐论。马歇尔认为，价格是由市场上供给和需求双方力量相互冲击和制约所决定的，当市场供求力量势均力敌时，就形成了均衡价格。均衡是指经济的稳定状态，此时，所有的“经济人”都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因此，资本主义经济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各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是和谐的，大家相互之间绝无什么对立的矛盾。在均衡价格理论的基础上，马歇尔建立了他的收入分配理论。马歇尔认为，所谓收入分配就是把国民收入在各种生产要素之间进行分割，分配问题实质是生产要素的价格决定问题。马歇尔将均衡价格理论运用于生产要素的价格决定，即生产要素的价格取决于要素的供给和需求，当生产要素市场达到供求均衡时，各要素所有者获得相应报酬。既然如此，要素供给者和需求者也必定实现了各自的目标，从而达到了经济利益的和谐。他还把这种观点运用到国际经济关系中去，认为只要自由往来，穷国和富国都可从国际贸易中得到各自的利益。 (二)人为和谐的思想。边沁是英国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是功利主义的代表。边沁基本上承认个人是利己的，但他否认利己主义的任何自然的和谐，他用利益的人为一致解释效用，认为集体的利益是个体利益的加总。他所提出的功利主义包括两个原则：一是功利原则或幸福最大化原则，即追求幸福是人的天性，但社会利益只能以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道德准则和立法依据。因此，增加幸福的行为应肯定，减少幸福的行为应否定。二是自我选择原则或自我偏好原则。每个人是否幸福只有他自己最清楚，所以他是自身是否幸福的最好判断者。每个有理性的人都有为自己谋求最大幸福的倾向，主张一切合乎个人利益或兴趣的东西都能增进个人福利的总量即社会福利，所以政府应根据功利原则最低限度地行使权力，即只限于保护自由和财产安全，除此之外不作任何干涉，经济上应实行自由放任政策。但这并不意味着边沁认为经济利益是天然和谐的。相反，他否认利己主义的任何自然和谐。他认为犯罪为利己行为违反公共利益提供了例证，存在犯罪的事实证明不能做到自然和谐。哈耶克将这种功利主义称为看重实效的功利主义，因为他们主张：对每一个行为，都应在充分了解其可见后果的情况下加以判断。这等于宣布，人类在充分掌握了一切相关事实之后，能够建立起一种把一切细节都安排得当的理想的社会制度。 凯恩斯由于市场无法自发实现充分就业而必须依赖政府干预的思想，颠覆了古典经济学的统治地位，使国家干预论取代了经济自由的思想而居于主流地位。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显著弊端是不能提供充分就业。失业的存在以及收入的不公正分配本身就意味着利益的失谐。失业以及收入分配不公是市场机制本身无法克服的缺陷，也就是说，利益的天然和谐是无法实现的，必须通过政府干预给予解决。凯恩斯建立了国民收入均衡决定模型，分析了失业产生的原因，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此外，他还分析了收入分配不均的影响，指出收入分配不均会降低消费倾向。因为富裕的人只把收入的一小部分用于消费，而把大部分储蓄起来；贫困的人会把新增收入的大部分用于消费。因此，他主张用累进税和遗产税来缩小分配不均的幅度，这样便能提高消费倾向，扩大有效需求，提高就业水平。 制度主义者认为，从当代和前辈经济学家们的理论中推论出来的并不是利益的和谐，而是利益的巨大差别。他们认为，人生来就是集体的与合作的人，是有着共同利益的群体。但在群体间也存在着利益冲突，就像大企业对小企业、消费者对生产者、农民对城市居民、雇主对工人、进口商对国内生产者、商品制造者对货币贷放者之间那样。一个有代表性的和公平的政府必须为共同的利益进行调解。 三、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利益和谐理论的比较及启示 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发，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利益关系的对抗性质，并指出这种相互对抗的利益冲突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形式。马克思认为，在一切社会中，资源尤其是物质资源，都是归一定的人、社会集团或阶级所占有。这种占有就形成了人们之间不同的物质利益关系。资本主义所有制本质是一种私有制，生产资料归资本家所有，由此决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以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以剥削雇佣劳动为特征、以获取剩余价值为目的所形成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相互对抗的经济利益关系。生产关系的这一特点决定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劳动对资本的隶属性质和从属地位，决定劳动成果归资本家所有、雇佣劳动者仅能得到补偿其劳动力价值的工资这种收入分配格局。这样，生产力发展和财富增长只能使少部分人而不是大多数人受益，其结果是失业和贫困在无产阶级一极积累，而财富在资产阶级一极积累。技术的进步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不仅不会改变这种利益关系的对抗性质，反而会加剧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从而加剧资本主义的利益冲突及其基本矛盾。因此，只有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消除这种利益对抗，实现经济利益和谐。 与马克思的观点相反，西方经济学认为，经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本质上虽有矛盾和冲突，但这种矛盾和冲突是可协调的。西方经济学从资源配置的角度展开对利益的分析，认为资源的有效配置状态就是利益和谐状态，因为此时，不仅所有的经济人都实现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社会也实现了整体福利的最大化，整个社会的利益状态是和谐的。这种状态在私有产权、法治、民主等前提下，通过竞争性市场可以达成。即便由于某些原因，如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等问题，限制了市场的竞争性，加剧了经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也可通过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改善市场状况，化解经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利益关系是非对抗的，经济人之间可以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实现“共赢”。 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从不同的视角、沿不同的路径对利益问题进行研究，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最根本的分歧在于对资本主义利益关系本质和利益冲突性质的判断。虽然二者的利益理论有本质区别，但在他们的理论体系中影响利益关系的基本因子却是相同的。关注这些基本要素及其影响，对化解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的利益冲突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利益和谐理论的比较分析，可给我们以下启示： (一)利益关系是人类社会的本质关系。无论是马克思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认为经济活动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基础，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是为实现自身的经济利益，人们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所形成的所有关系，都反映了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因此，利益关系是人类社会的本质关系。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差异导致利益矛盾和冲突的产生，并推动了制度变革，所以说，利益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人类社会的变迁正是这一矛盾运动的结果。基于此，构建和谐社会首先必须协调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经济利益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和前提，没有利益和谐，就不可能有社会和谐。因此，和谐社会的本质是利益和谐，认清这一点，对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转型，其实质是利益关系的调整和分配，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利益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一系列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必须调节利益关系，以利益冲突向利益和谐的转化统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二)产权制度是决定利益关系的核心制度。产权制度是制度集合体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制度。产权是一系列用来在共同体中确定每个人相对于稀缺资源使用时的地位的经济和社会关系。产权的界定和分配会影响到经济主体的经济决策和经济活动的结果。因此，产权制度决定了社会利益关系的格局和特点。西方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的私有产权制度能使财产在运用过程中的责任和收益相一致，并激励财产所有者积极地去发现并满足他人的需要，财产所有者按其私利行事，却造成了有益于他人的后果，由利己而实现利他，最终实现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和谐。但马克思则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相互对抗的利益关系的形成，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正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不改变这种所有制关系，则无法实现利益和谐。在经济运行中，产权是交易的前提，无论是物品的交换还是劳务的交换，表面上看是物品在物质上的转让和移动，但实质是权力的转让。因此，交易的实质是产权的交易。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核心内容之一就是产权制度改革，只有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相适应的产权制度，才能通过市场有效调节社会成员的利益关系，实现经济利益的和谐。 (三)收入分配制度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收入分配不仅影响微观主体的经济利益，而且还影响到宏观经济的运行。马克思认为，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收入分配是不公正的，它不仅导致无产阶级的贫困，加剧了社会利益冲突，而且还进一步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需求不足，加剧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使资本主义社会爆发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西方经济学家也十分重视对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凯恩斯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收入分配状况，认为其显著的弊端之一就是财富和收入分配的无原则和不公正。琼·罗宾逊夫人更进一步指出，在资本主义经济增长过程中，工资和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将朝着不利于工人的方向变动，这种收入分配不公还导致社会的有效需求不足，使经济陷入衰退。因此，她主张借助于政府或第三部门的力量，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实现经济利益的和谐。在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伴随着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迅速扩大。社会收入差距的急剧扩大，不仅加剧了利益矛盾和社会冲突，也造成我国长期以来的内需不足，使经济增长不得不依赖投资和出口。要扭转不合理的经济增长结构，使消费需求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量，必须改变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增加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例，并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四)制度对调节利益关系具有重要作用。马克思指出：“利益就其本性来说是盲目的、无止境的、片面的，一句话，它具有不法的本能”。因此，需要制度来对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加以确认和保障。现行制度在本质上不过是人们基于对生产资料不同占有关系上所体现的经济利益关系的结合，是构筑在既得利益关系基础上的包含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思想意识形态等内容的上层建筑。它既要适应现实的利益关系，同时也会对这种关系产生影响。由于利益诉求的多元化和利益差异，必然导致利益冲突。因此，制度的选择实际上是各种利益集团相互冲突和相互妥协的利益博弈过程。在社会变革时代，随着利益关系的调整，整个上层建筑也将发生相应变革，以适应新的利益格局。经济转型：是一个制度变迁过程，其实质是利益的调整和分配。而“制度是人类设计出来调节人类利益关系的一些约束条件。”其根本作用在于保障、维护及协调利益关系。因此，经济利益由冲突走向和谐的关键在于制度建设。 (五)强调机会和权利平等。从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论述可看出，二者都十分重视机会和权利的公平分配。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的悲惨境地源于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权利、地位极不平等：资本家由于占有生产资料，在生产中处于主导地位，工人阶级除自身劳动力外，一无所有，其劳动隶属于资本家。这种权利、地位的不平等，使工人不得不接受资本家的剥削。只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不变，工人阶级的境况就不会有根本改善。西方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公平竞争的经济。机会和权利平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只有在每一个经济主体都能够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的前提下，资源才能实现最优配置。其实，机会、权利均等不仅是市场机制的基本要求，也是社会公平和正义的重要体现。我国经济转型时期所出现的利益冲突，很大程度上是由权利和机会分配不均等造成的。可以说，人们对自身利益状况的不满，不仅表现为对结果的不满，更重要的是对机会、权利分配不公的不满。因此，要化解利益冲突，首先必须做到“穷人能与富人、权贵共享权力和规则”，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具有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和获取收入的权利、机会。 西方经济学论文: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方法论比较研究 摘要：马克思经济学侧重制度分析，通过考察人与人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的关系来解释经济问题。西方经济学侧重于从现象层面进行经济分析，运用个量和总量研究法、均衡分析法、静态和动态研究法、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法、数理模型分析法、制度分析法等来研究资源配置问题。通过对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比较研究，对推动我国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方法论；马克思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比较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突破都离不开方法论的变革，深入了解不同经济学体系的方法论是把握好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关键。本文对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进行比较，对我国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一、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方法论基础的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是制度分析，通过考察人与人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的关系来解释经济的本质问题。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经济学与其它经济学流派相区别的根本标志。在马克思经济学中，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注重对经济制度、经济权力及其历史变迁的研究，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解释社会经济制度变迁，在历史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分析个体的经济行为；把复杂的社会现象归结为经济关系，依据经济关系来理解政治、法律制度和伦理规范，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确定生产关系及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把生产关系的变化归结为生产力的发展变化，从生产力水平出发，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通过社会实践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合规律与合目的的统一。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基础反映了马克思经济学的本质和精髓，并使马克思经济学作为一个整体、一种范式与其它的经济学流派区别开来。马克思经济学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意义不仅在于其理论，而且在于其方法。 当代西方经济学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视为一般和永恒的范畴，从总体上看，其哲学基础是历史唯心主义的人性论，并以个人主义作为其研究的出发点。在这一哲学基础上，西方经济学家运用个量和总量研究法、均衡分析法、静态和动态研究法、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法、数理模型分析法、制度分析法等，并在一定的制度背景下研究资源配置问题。可见，当代西方经济学从其唯心主义世界观基础出发，侧重经济运行分析，研究资源配置及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这些具体的研究方法在马克思经济学中也有类似的体现，虽然马克思并没有从这个角度进行论述，也没有使用过相同的名词。 二、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比较 (一)总量研究方法和个量研究方法的比较与评析。个量研究主要以单个经济主体的活动为研究对象，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研究个体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活动，其特点是把一些复杂的外在因素排除掉，突出个体经济主体的现状和特征。这种研究方法在实践中主要分析单个企业中要素的投入量、产出量、成本和利润的决定及单个企业有限资源的配置、单个居民户的收入合理使用，以及由此引起的单个市场中商品供求的决定、个别市场的均衡等问题。这种研究方法往往将某一个体的具体情况和局部特征表现得非常清楚，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一是难以注意到宏观经济对个量关系或个体经济行为的影响；二是研究结果常常是有条件的，因为这种方法是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排除一些外部经济因素来研究个体经济问题，但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一些外部因素却常常是事物发展的重要条件，有时还可能会成为影响经济运行的主要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研究方法的运用是有条件的，而且研究结果往往与现实不符。 总量研究方法把制度因素及其变动的原因及后果和个量都看成是不变或已知的前提下，以经济发展的总体或总量为研究主体，研究宏观经济总量及其相互关系。如，在研究消费时，只着眼于社会总消费与总收入、总投资、总储蓄的相互关系，对个体的消费行为及其变动则不予关注。这种研究方法由于抓住经济运动的总体状况及总体结构，因而其研究结果对把握国民经济全局具有重要作用。但这种研究方法也有局限性：主要是往往忽视个量对总量的影响。 作为分析经济的具体方法，不论是总量研究方法，还是个量研究方法都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由于个量与总量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加和关系，有些经济现象从总体和个体不同的视角来研究，其结果会有所不同。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就运用了总量与个量研究方法。关于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马克思有时以个别资本为研究对象，有时以社会总资本为研究对象。在对魁奈的《经济表》中运用的总体的研究方法，曾给予很高评价。他说：“魁奈的《经济表》用几根粗线条表明，国民生产的具有一定价值的年产品怎样通过流通进行分配，……无数单个的流动行为，从一开始就被概括为它们的具有社会特征的大量运动，——几个巨大的、职能上确定的、经济的社会阶级之间的流通。”但由于魁奈“有限的资产阶级的眼界”，使他对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进行错误的划分，因此，他虽然天才地应用了总量分析的方法，却不能得出完全科学的结论。从马克思对个量和总量研究方法的运用中，不难发现：第一，马克思的总量分析总是以个量分析为前提，因而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宏观分析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贯性。而二战后以凯恩斯主张的以总量分析方法建构的宏观经济理论中，却缺乏必要的微观基础。这也是近些年来西方经济学理论界为之修漏补缺的重要原因。第二，马克思是在对资本主义现实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作了科学分析的基础上运用个量或总量的研究方法。而西方主流经济学者在运用这些方法时则往往忽视甚至抹煞了现实的阶级关系。 (二)均衡研究方法的比较与评析。均衡分析方法是研究各种经济变量如何趋于平衡的方法。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曾借用机械力学中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研究方法来说明经济均衡。因此，均衡研究方法主要研究各种经济力量达到均衡所需要的条件和均衡实现稳定的条件。虽然，由于影响均衡的条件经常变动，以致难以达到均衡，但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时，研究各种力量的均衡方向，仍然极为有用。均衡分析方法通常有两种：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局部均衡分析是将经济事件分为若干部分，集中考察其中的某一部分，而对其他部分存而不论。一般均衡分析法则侧重用各种经济因素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来分析整个经济体系的均衡，重视不同市场中各种商品和资源的产量和价格的相互关系。如果资源供给状况、消费者偏好、技术函数已知，一般均衡理论便能从数学上证明通过资源和商品价格的自行调节以达到彼此相互适应的水平即均衡状态。 均衡分析法侧重经济数量关系的研究，在正确的思想和理论指导下，其科学性不容怀疑。但当代西方经济学家在运用这一研究方法时都往往忽视量的平衡背后质的关系，甚至用量的平衡取代质的同一性，这往往会掩盖事物发展的本来面貌。如，马歇尔通过市场供求关系的研究，确立了供求相等时的价格为均衡价格，并以此代替价值关系。但他从来不回答为什么供求相等时的价格恰好处在这一水平，而不会处于其他水平。因此，这种分析方法缺乏对价值实体的分析。从均衡方法的具体运用来说，决不能用函数关系代替因果关系的分析。函数分析是量的关系的研究，而因果关系的分析是质的关系的研究，因此，不能用量的分析代替因果关系的研究。波兰经济学家兰格在《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将经济规律和一切规律分为三类，即因果律、同时律(或结构律)和函数关系律，并指出：“最基本的是因果经济律，因为其他两类经济规律都可以转化为因果律”。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中，也完整系统地运用了均衡分析法，在分析供求时马克思不仅分析了竞争如何使供求趋于一致，同时也着力分析在供求一致时的价值决定问题，这实际上是分析价值实体问题，因此，马克思能科学地揭示价值是价格变动的内在根据。马克思对社会再生产的研究实际上也是均衡分析，他深入地研究了社会再生产平衡发展的实现比例或均衡条件，但并不说明资本主义经济是均衡的，而是说明资本主义经济难以达到均衡，并且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均衡是如何形成的及其深刻的社会原因。 (三)静态和动态研究方法的比较与评析。静态研究方法是抽象掉了时间因素和变化过程而静止地分析问题的方法，主要为了说明什么是均衡状态和达到均衡状态需要的条件，而不管达到均衡的过程和取得均衡所需要的时间。当已知条件发生变化后，均衡会由一种状态转化到另一种状态。如果只着眼于前后两个均衡状态的比较，而不考虑从一个均衡点到另一均衡点的移动过程和经济变化中的时间延滞，则被称为静态的研究方法。动态分析方法是对经济体系变化运动的数量进行研究，通过引进时间的因素来分析经济事件从前到后的变化和调整过程。汉森在《凯恩斯学说指南》中引用拉格纳·佛里舒的话说“不但考虑在某一时点的系列数值并研究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而且要考虑在不同时点某些变数的大小，同时我们引用某些足以在同时属于不同时刻的其中数值的公式，这是动态学说的重要特点。只有通过这种学说，我们才能解释一种情况怎样从前面的情况中产生出来。”希克斯在《价值与资本》中指出：“我把那些我们并不计较日期的经济理论称之为静态经济学；而把那些对每一个数量都必须注上日期的理论称之为动态经济学。” 由此可以看出，用是否考虑经济数量在时间上的变化来区分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如何将根据有无时间的变化与有无增长来区分的动态和静态分析统一起来?阿克利在《宏观经济学》中指出：“静态分析，不论简单的或比较的，都只集中在均衡位置上面。它既不涉及达到一个均衡位置所需要的时间，也不涉及各个变量向均衡状态所经过的路线。这是一件关系动态分析的事。”“如果均衡是在时间推移中没有变动的一种状态，那么只要均衡保持着，一种关系的时间维度就可以略而不论。”按阿克利的意思，尽管均衡是在时间中变动的，但量上没有变动，可按静态来处理。瑞典学派的林达尔在《货币与资本》中认为：“没有经济事物不是在时间中进行的，如果要具体考察动态与静态，我们就可以给出一个一般方程，然后又将具体的经济量值带入方程中，如果在量上不变动，这就是一种特殊的静态。如果有量上的变动，就称为特殊的动态。” 西方经济学的静态与动态分析法各有所长。静态分析可有效说明均衡的条件，而动态分析可观察到经济变化的过程。马克思认为物质总是在一定的时间与空间中运动的，运动是普遍的，静止是相对的，静止不过是运动的一种特例，并且认为静止是事物存在的必要条件，否则任何事物都不具有质的稳定性。但决不允许用静止掩盖和替代事物运动变化的绝对性。质量互变规律告诉我们必须在质量互变中研究动态与静止。因此，西方经济学中的静态与动态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的运动与静止是不同的，前者主要局限在数量关系上。 (四)实证分析法与规范分析法的比较与评析。实证分析简言之就是分析经济问题“是什么”的研究方法．。侧重研究经济体系如何运行，分析经济活动的过程、后果及向什么方向发展，而不考虑运行的结果是否可取。实证分析法在一定的假定及考虑有关经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前提下，描述、解释或说明已观察到的事实，对有关现象将会出现的情况做出预测。客观事实是检验由实证分析法得出结论的标准。樊刚指出实证研究作为一种经济研究方法的基本特征是：“从经济现象的分析、归纳中，概括出一些基本的理论前提假设作为逻辑分析的起点，然后在这些基于现实得出的假设基础上进行逻辑演绎，推导出一系列结论，并逐步放松一些假设，使理论结论更加接近具体事实。”规范分析法是研究经济运行“应该是什么”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主要依据一定的价值判断和社会目标，来探讨达到这种价值判断和社会目标的步骤。 现代西方经济学认为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具体的经济分析都不可能离开人的行为。在实证分析法中，关于人的行为的社会认识是其分析的基础，完全的客观主义是不存在的。从经济理论发展的历史来看，“除少数经济学家主张经济学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纯实证分析以外，基本一致认为经济学既是实证的科学，又是规范的科学，因为提出什么问题来进行研究，采用什么方法来研究，突出强调那些因素，实际上涉及到个人的价值判断问题”。 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还没有实证分析这个方法论术语，在一些学者看来，马克思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强调的只是规范分析。其实，马克思主张的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分析方法，就是规范与实证有机结合的方法。马克思的历史分析方法可以说就是一种实证分析方法，是“动态实证”。马克思十分重视对事实的分析。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中他说：“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考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我要在本书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马克思很重视实证分析，如，马克思对分工、生产、交换、市场、利润、利息等范畴的考察和研究都是实证分析，他的经济研究实践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五)数理模型分析方法的比较与评析。数理模型分析方法可使对经济过程和经济现象研究的表述更简洁清晰，推理更直观、方便和精确，使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更加条理化、逻辑化和明了化。与英国的斯密、李嘉图，法国的魁奈、西斯蒙第及德国的李斯特等同时代的经济学家相比，马克思是当时经济学大师中运用定量分析最多和最好的。《资本论》在数学方法上，除运用简单的加减乘除之外，还有比例关系、函数关系、不等式及众多的统计图表。保尔·拉法格在《忆马克思》一文中提到马克思对数学分析的评价，马克思认为：“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完善的地步。”恩格斯认为：“单靠数学演绎就确定一个论断为真理的事，这种情况几乎从来没有，或只是在非常简单的运算中才有。”而且列宁也指出：“数学公式本身什么也不能说明，它只能在过程的各个要素从理论上解释清楚以后对过程绘图说明”。可见，马克思经济学对数学的运用，只是把数学当成一种工具。而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把数学当成一种目的，以数学化的程度来评价经济学达到的水平。 (六)制度分析方法的比较与评析。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家们就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在制度不变的前提下研究经济问题。在一定情况下，这种假定有利于经济学家对经济问题做深入分析。但在许多情况下，经济行为远比传统经济理论中的经济人假设复杂得多。因此，制度经济学家创立了将制度作为变量，用正统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分析制度的构成和运用，采取结构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和社会文化分析法来研究经济问题，揭示制度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并发现这些制度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经济学方法论。总体来看，制度分析方法的特征主要有：第一，动态化特征。即用进化或演进的眼光看待经济世界，这是制度分析方法的一个突出特征。制度分析方法特别看重制度的演进，而且认为促进制度演进的真正动因是技术的变化或技术的能动性，同时还认为技术变化和经济政策之间存在互动关系。因此，必须在制度演化的动态过程中去寻找问题形成的原因。第二，“非纯粹经济分析”的特征。制度分析方法始终坚持一种信念：社会经济是一个整体，经济系统中一切事物之间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而且任何事物都是其他事物的原因。所以在研究经济问题时既考虑“经济因素”，又考虑“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并把法律、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等非经济因素纳入经济研究的内生变量中。第三，方法论的集体主义特征。从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历史来看，经济学对人类行为的分析有两种途径：一是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二是方法论的集体主义。正统经济学是以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为基础，而制度经济学则带有强烈的方法论集体主义色彩，他们认为对制度这一集体行动的考察和描述才能最好地理解个人的经济行为。第四，具体化特征。制度经济学家使用正统经济理论去分析制度的构成及运行，并发现这些制度在经济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因而在研究方法上带有具体化的特点，侧重研究微观经济制度，并更多地从现象上和形式上进行分析，较少进行内在矛盾的分析和考察。其理论核心总是围绕制度的内涵和构成、制度变迁和创新、产权制度和国家理论这些具体的制度范畴。 制度分析方法不是西方制度经济学家的独创，其实马克思就是一个制度经济学家，他的生产关系分析实质就是制度分析，与西方制度经济学家不同的是，马克思是从本质上来进行制度分析的，西方经济学家则是从现象上进行分析。由于西方经济学的制度分析方法注重从现象和形式上进行制度分析，因而具有客观实用性，所以它针对当代外部性经济问题的解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被广泛运用于经济理论的研究中。 三、结论 (一)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具有不同的经济学方法论。马克思经济学是制度分析，侧重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通过人与人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关系的考察来解释经济的本质问题。西方经济学侧重于经济运行分析，研究资源配置、研究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经济学是人们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创造性活动中，进行观察和感悟事物所形成的理性结论。 (二)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具有不同的方法论基础。西方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历史唯心主义的人性论，并以个人主义作为研究的出发点。马克思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相区别的标志，它反映了马克思经济学的本质和精髓。 (三)借鉴当代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实现马克思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和发展。西方经济学在其漫长的发展经历中，实现了研究方法的不断革新，这是我们在创新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过程中可以借鉴的。如，数学方法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运用，确实使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某些研究变得更加精确。从当前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情况来看，数理方式已被引用到一些经济学的研究中，这标志着中国经济学的进步和方法论的创新。但在应用中，既要克服以往忽视运用数学的缺陷，适当增添经济数量的成份，又要防止走西方过度数学化的另一个极端，防止数学方法的滥用，把科学的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又如，我国目前正处在经济体制的转型时期，一些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规则和制度不健全，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出现大量的问题。这些问题完全靠传统经济理论所提供的办法难以解决，因而制度分析方法对研究转型时期的经济问题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西方经济学论文: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差异性和互补性研究 摘要：马克思经济学的生命力在于其从现象到本质的研究路线及对不合理的现实进行剖析和改造。但局限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它的分析主要停留在有关社会制度的宏观层面，缺乏对微观制度的具体分析，这也正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所面临的困境。在微观行为机理及影响因素实证方面，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有很大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的发展需要契合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具体微观问题的工具、模型及理论。将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表达工具和检验手段结合起来，就可形成更全面的分析体系。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路线；契合 以马克思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和以新古典学派为代表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原本是统一的，有共同源头，其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主要研究稀缺性资源的配置问题。二是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关注社会关系中人的互动行为。因此，探讨马克思经济学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的差异性和互补性，通过相互之间的沟通来促进两者发展，并最终使经济学成为一门更为完善、成熟的学科，就显得非常重要。本文就两者的契合性作以探究，尤其是探究如何契合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思维、理论来发展马克思经济学。 一、马克思经济学的生命力及当前的困境 马克思经济学的根本特征在于：它认为基于力量博弈而形成的均衡世界并不是合理的，而是偏离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合理要求，从而出现一种异化状态。因此，马克思经济学不仅要认识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基于这种目的，马克思经济学在研究具体的社会经济问题时遵循从现象到本质的基本路线：首先，透过现象去探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其次，分析事物的现状表现。再次，剖析现状的成因及其偏离本质之处。最后，分析异化现状下的种种行为及其造成的危害并寻找纠正事物异化的途径。 马克思经济学在如下几方面比西方主流经济学深刻得多。一是在研究的根本目的上。马克思经济学是人本主义的，关注整体社会和弱势群体的福利提高。因此，不仅关注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及相应的物质资源的创造问题，而且还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相应的社会资源的创造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则是物质主义的，在既定社会制度的情况下仅仅关心资源的配置问题。二是在研究的基本领域上。马克思经济学认识到整个社会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因而关心公共领域的制度安排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则从孤立的个体主义出发，探究私人领域中的发财致富问题。三是在理想状态的选择上。马克思经济学认识到经济现象从属于社会系统，因而努力探究事物的本质，并把这一本质视为未来所要回归的基本方向或理想状态；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想状态则是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而这种假设往往不现实或根本不能实现。四是在基本立场上。正因为认识到现状与本质之间的差异，因而马克思经济学基本上是批判性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则热衷于通过供求分析来解释现状，并在伦理实证主义的支配下为现状辩护。 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所赋予的使命的原因，马克思的研究主要停留在有关社会制度的宏观层面，是对社会发展总体趋势的分析，缺乏对微观制度的具体分析。因此，在资本主义基本制度被推翻后，马克思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国家中具体微观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就显得力不从心，这也正是马克思经济学目前所面临的根本困境所在。 二、马克思经济学在微观理论基础上的不足 正因为马克思关注的是社会制度问题，导致其理论在某种程度上缺乏微观基础的支撑。如，尽管马克思经济学从劳动投入角度探索商品生产，并从协作角度梳理了分工的深化和组织的嬗变，但它并没有具体探究微观组织中的劳动配置问题，也没有具体考察组织内部的协调机制及其影响因素。再如，尽管马克思经济学从权力结构的角度研究社会利益的对抗和冲突，但它分析的基本单位是阶级，把具有相同阶级地位的视为一个整体而采取共同行动，并由此深入探究了阶级利益的对立及由此产生的阶级斗争。因此，其研究的是整体主义，而并没有进一步分析阶级成员的行为心理，从而对集体行动的判断似乎缺乏微观的个体基础。 尽管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对事物的本质展开深刻的分析，其经济学结论之间存在较为严密的逻辑一致性，但不可否认，其基本理论也是建立在特定的引导假定上，这种引导假定并不一定就反映事物的真正本质，一旦某些微观假设出问题，那么，整个理论的可信性也就会受到质疑，其应用于实践也会带来深重的危害。如，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是建立在同质劳动的基础上，而同质劳动显然已越来越不符合社会的发展现实。再如，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也是建立在劳动市场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但这显然不符合现实。然而，迄今为止，人们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其总体性质方面，而很少对其微观理论基础进行审视。因此，马克思经济学往往缺乏更为微观的具体分析，马克思经济学要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并构成一个更为完美的理论逻辑，就必须注重微观方面的探究。 三、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契合 要进一步为马克思经济学提供微观分析的基础，就需要契合两方面的知识和理论：一是其他社会学科近年来的发展，包括心理学的新近发展、道德哲学的新近发展，等等。二是西方主流经济学近年来的发展，包括不完全信息下的人类行为、互动行为的博弈基础，等等。其实，不仅马克思经济学缺乏对微观行为的探讨，即使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也存在微观和宏观之间的脱节：以理性选择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集中于微观方面，而以心理学定律为基础的凯恩斯经济学则关注宏观方面。当然，后来由于新凯恩斯经济学在不完全信息的基础上重新借鉴新古典的理性选择理论，从而为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奠定微观基础。同样，也正是基于这种契合，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行为机理也逐渐为其他的宏观社会现象提供有益的分析基础。显然，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也是经济思想长河中各有侧重的两个主要支流，它们也理应汇合在一起。只有两者相结合，才能更好地理解事物的发生、发展和进一步演化的规律。特别是，尽管目前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门学科存在很大分歧，但两者在本质上是相辅相成的，共同构成经济学理论体系。 纵观经济学发展史，可得出如下几点结论：一是经济学本质上是统一的。当前割裂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大范式的研究内容各有偏重但更具互补性：政治经济学主要关注人与人关系的层面，西方经济学侧重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层面。二是研究内容的不同导致两者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很大差异：西方经济学偏重于抽象演绎、个体主义、形式理性及均衡的分析，而政治经济学则强调历史归纳、整体主义、实质理性及演化的分析。三是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政治”是“社会关系”的含义，它研究社会关系中人的行为，把经济学视为社会科学的研究范畴，并注重事物本质和事物之间作用的内在因果机理。四是西方经济学从功能主义出发，有助于揭示事物之间的功能联系及分析均衡状态，基于自然主义取向而偏重研究抽象人的行为，这导致其逐渐走向数理模型化道路，而这种模型化道路并不适合于探索事物之间内在因果机理和本质的政治经济学。五是基于内容和方法的差异。两者在分析的前提假设上也存在某些不同：西方经济学讨论的抽象经济人是同质的，而政治经济学探索的社会人是异质的。六是尽管方法论存在差异，但这些方法也都是兼容的。如，历史归纳和抽象演绎、演化和均衡等仅仅是经济学研究的不同视角，因而两大经济学范式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可以得到很好的契合，从而促使经济学的发展。 尽管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有一个共同源头，但自古典经济学以后，这两方面内容却越来越分裂了，并形成两个越来越对立的学科。一方面，自从边际革命开始，西方主流经济学逐渐抛弃了对制度反思和改进的思路而将其研究对象逐步限定在物质财富上，从而演变为研究稀缺资源如何配置的学问。后来，经过几代人为建立“纯”经济学而不断地借鉴数学工具，西方主流经济学终于发展出了在表达上越来越精确的微观技术，但却因抛弃了伦理学内容而越来越与现实相脱节。另一方面，基于马克思经济学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内容抽象化、永恒化而主张历史地分析经济活动中人的行为及其动机，逐渐形成了以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从而缺少对微观行为的研究。因此，西方经济学会越来越倾向抽象而孤立的形式主义分析，而政治经济学则更倾向于结合其他社会科学进行历史和现实的分析。显然，从两者的基本特质上讲，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更为生动和多样，也更具启发性，从而具有更重要的发展意义。 重新审视两者的互补关系，甚至将两者纳入统一分析框架，这已越来越成为明智经济学家的共识。而且，纵观经济思想发展史，经济学理论的每一次重大发展都产生于一次意义重大的折衷。显然，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能对当前存在的两大经济学范式作全面而系统的梳理：首先，要对两个基本范式进行比较就必须梳理经济学的发展轨迹，必须探究经济学的本质。一方面，要对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之争作以辨析，另一方面，对两种范式分歧的原因进行挖掘。其次，对两个基本范式的研究内容和方法进行比较：在内容上，主要考察边际革命引起的争论及变革时的社会背景；在方法上，主要探究历史归纳和抽象演绎、原子主义和整体主义、同质性均衡和异质性演化的差异和形成背景。再次，为探究两个基本范式的互补性，还须对各自的演化轨迹及所面临的危机进行剖析，挖掘内容和方法上的共通性。具体说，这些工作主要包括：探究和梳理经济学这门学科的研究目的、内容及其演化；分析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兴衰历程；梳理政治经济学的特点、发生、发展及趋势；从研究内容出发比较两大经济学范式的方法论；剖析主流经济学基于个体主义和抽象演绎基础上均衡分析方法的形成及其功能分析的内在缺陷；探索政治经济学基于因果关系所形成的方法论特色；思考两种范式之间沟通和互补的内在机理及构建统一经济学的可行性。事实上，只有对两大基本范式的特点及其形成渊源作系统的比较分析，在揭示其差异性的同时又对内在的共通性进行剖析，才可以真正勾勒出构建统一经济学的基本思路。 根据理论研究所包含的四个层次：方法论层次、理论构建层次、思维表达层次、理论检验层次，可将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基本理论观点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表达工具和检验手段结合起来，形成“马经为体，西经为用”的分析体系：一方面，马克思经济学从根本上是要揭示事物的本质，这是对经济学长期发展的探索。另一方面，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则偏重于具体的分析工具和手段，并热衷于对短期内的现状分析。当然，对本质的探讨需要非常广泛的知识，特别是梳理和继承前人的认知和观点，需要对各方面知识进行契合，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他人的理论和观点抱有宽容的态度，并积极进行沟通和交流，而不是像当前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截然割裂，相互漠视和轻视。 西方经济学论文: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产权理论比较研究 摘要：马克思经济学产权理论和西方经济学产权理论是两大不同的理论体系。把两种理论体系进行系统比较，有助于在我国的产权改革过程中坚持马克思的产权理论，并借鉴西方经济学产权理论中的有益之处。 关键词：产权理论；马克思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比较 目前，学术界存在两种主要的产权理论体系：一种是马克思的产权理论，另一种是以科斯为首的西方经济学产权理论。对马克思的产权理论，有的学者抱有一定的偏见和误解，无视马克思在产权理论方面取得的成就，否认或贬低马克思产权理论。而对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则采取盲目崇拜的态度，认为只要实行了新自由主义的产权理论就能彻底解决我国国有企业的问题。其实，早在100多年前，马克思就有了科学、系统的产权理论。著名西方学者s·佩乔维奇在他的《马克思、产权学派和社会演变过程》一文中，高度评价了马克思及其产权理论，认为“马克思是第一位有产权理论的社会科学家”。对马克思产权理论所取得的成就，熊彼特也赞扬“是以穿透崎岖、不规则的表层，并以深入历史事物的宏伟逻辑的眼光来领会的”。对上述两种理论体系进行系统的比较，有助于把握两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摒弃错误思想的干扰，坚持正确的理论指导，进一步推进我国的产权改革。 一、关于产权的研究目的比较 马克思的产权理论是以剖析资本主义制度为目的，它通过由抽象到具体的逻辑手段，揭示资本主义产权制度的本来面目及资本主义制度下产权的本质，说明资本主义产权关系的虚伪性和不合理性，进而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得出其必然灭亡和必然被社会主义产权制度所取代的科学结论。在马克思看来，所有权无非是建立在物的基础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私有制反映资本主义制度下一部分人无偿占有另一部分人劳动的剥削实质。这种不合理的产权关系或所有制有违社会公平，激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灭亡和新的生产方式的产生。 西方产权理论的目的和任务是要表明产权的内容如何以特定的和可预期的方式来影响资源的配置和使用。西方产权理论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它从交易费用出发，依据交易费用的高低来安排和调整产权关系和产权制度，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美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西方产权经济学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贡献”在于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给予新的理论解释和辩护，试图证明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合乎理性，而公有制则是非理性的。 二、关于产权的研究方法比较 马克思产权理论的方法论是科学抽象法、逻辑与历史一致法、有机整体方法论。马克思的研究方法为产权理论研究提供了科学的哲学背景，使产权理论形成了系统、整体、动态的理论体系。马克思认为，社会不是个人的简单加总，社会整体决定了个人的属性，思维的出发点不应是抽象的个人，而是现实的处于社会联系中的个人，人是处在社会整体联系中的，是多种规定性的有机统一。按这种系统、整体、动态的方法，一定社会的所有制形式和产权结构不是个人之间自由交易和自由契约的结果，而是社会结构的整体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产物，不是理性的个人自由选择导致了产权制度的变迁。相反，是社会结构和产权制度的变迁决定个人的行为方式和选择空间。因此，产权制度首先不是个人之间的一种交易关系，而是不同阶级或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一种生产关系。 现代西方产权理论采取的是个体主义的方法。西方产权经济学家认为，产权关系首先是个人对财产的一种排他性的占有关系，这种占有关系在给经济主体带来利益的同时，也产生交易成本；产权制度的形成和变迁是个人在交易成本约束下追求利益最大化而进行自发交易的产物。可见，西方产权理论对产权问题的分析完全是建立在以成本——收益分析为核心的新古典经济学理性经济人范式之上。这种把社会的、历史的人抽象成无差别的、理性人的分析方法显然是主观臆造和错误的。 三、关于产权的研究层面比较 马克思所说的产权主要是指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他把生产资料从一般产品和资源中分离出来，当作社会经济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决定性因素。马克思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宏观层面分析了所有制和财产关系。马克思对产权理论分析的焦点是放在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成因和发展趋势上。因此，他没有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根本制度不变的前提下有关产权及其产权制度的调整这类问题上。总的来说，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侧重于历史规律、经济制度等宏观整体层面的分析，当然不可否认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也有微观层面的分析。需要强调的是微观层面的产权分析只是马克思所有制整体分析范式中的一个环节，不是分析的重点。 西方产权经济学所研究的作为交易关系的产权制度是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既定前提和背景的。现代西方产权理论从市场经济运行的具体机制、经济个体的交易行为和契约关系、法权关系、成本收益关系等方面来分析产权关系。因此，现代西方产权理论无论在内容还是在方法论上都具体化、定量化和微观化。也就是说，西方产权理论主要是从微观层面来分析产权关系，是一种微观个体的分析范式。如，科斯在其《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所讨论的产权问题就是围绕产权的法律界定及其产生的成本收益关系而具体展开的。诺思也认为，产权是个人对他们所拥有的劳动、物品和服务的占有权利，占有是法律规则、组织方式、实施及行为规范的函数。 四、关于产权起源的比较 马克思对产权的起源主要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阐述的。他认为，公有产权的产生是由原始共同体所处的自然条件决定的。在恶劣的原始自然条件下，如果人们不建立公有的产权安排，不进行广泛的协作和分工，人类就难以抵御自然条件的侵袭而无法生存下去，公有产权关系是人类早期得以存在的基本条件。因此，公有产权的产生是自然的，其动力来源于人类生存的需要。私有产权是在公有产权的基础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家庭的演变而产生的。生产资料的私有化是在强制的前提下逐步取代原始公有产权关系的。“私有财产的统治一般是从土地占有开始的，土地占有是私有财产的基础”，“产是私有财产的第一个形式”。可见，私有产权是在自然形成的公有产权的基础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家庭制度的演变而逐步产生的。私有产权不是永恒的，它必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最终被消灭。 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主要是从资源稀缺和人口压力等外部条件人手研究产权起源的。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产权就是指私有产权，产权的起源也就是私有产权的起源。产权是在产权主体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经济活动中自然演变产生的。西方产权理论认为人类迄今为止只经历了一种产权形态，即起源于中世纪晚期的私有产权。在他们看来，欧洲封建庄园制度不存在产权关系，原因在于那时的财产占有方式是通过掠夺和强制实现的，而不是通过经济力的作用自发形成的。诺思认为，欧洲中世纪时代在封建公约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私有产权是资本主义兴起的直接根源，是推动西方世界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中世纪前，以封建公约为基础的资源共同占有和利用的封建社会始终处于一种无产权状况。 五、关于产权绩效的比较 马克思对产权绩效的评价主要以生产力为基础。认为“不同所有制或产权结构的合理性只能到社会历史运动的规律，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去找寻”。马克思强调所有制既可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也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如果财产关系和利益关系合理，这种合理的经济制度必将促进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反之，则会阻碍生产力的进步。因此，应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要求。同时，马克思分析了历史上各种产权制度的绩效。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所有制对奴隶制和封建制来说是一个巨大进步，它消除了劳动力的非经济的人身依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但资本主义的产权关系所推动的生产效率的提高是有限的，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这种产权关系最终会阻碍和破坏生产力的发展，被新的产权制度所取代。 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由于从抽象人性论出发，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合乎理性，私有产权能引导人们实现将外部性内部化的激励，是最优的、最具效率的。公有产权的不明晰必然导致公有产权的滥用，使资源配置达不到最优状态。因为判定一种产权结构是否有效率，关键看它能否为它支配下的人们提供比外部性更大的内在刺激。在公有产权下，由于共同体的每个成员都有权分享共同体所具有的权利，人们在公有产权条件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结果是公共财产的低效率。 六、关于产权结构的比较 马克思认为广义所有权或产权是由终极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等构成的权利束，其内在结构可有多种组合。如，共有产权、国有产权、集体产权、合作产权、个体私有产权等。由于马克思研究的目的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分析所有权的不同形态、所有权的本质及其变迁规律，所以其更重视对所有权的分析，突出对终极所有权的研究。当然，马克思也对股份公司的“两权”分离作了一些原则性的说明，而对其分离的条件、具体的产权结构以及资本所有者如何对经营者进行控制等问题尚未进行详细描述。 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在具体的产权结构方面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阿尔钦和德姆塞茨在科斯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团队生产理论，认为企业的本质特征在于一个拥有中心剩余索取权的“中心签约人”。由于企业中存在专用性资产，容易遭受“套牢”或“敲竹杠”的机会主义行为的侵害，所以企业所有者就应是那些对企业专用性资产进行投资并享有剩余索取权的人。哈特等人认为“剩余索取权”并非是一个完备的概念，企业所有权的真正含义应是“剩余控制权”。在合约不完全时，没有在合约中详细规定的那些权力即剩余控制权，应归资产所有者所有，他们因此发展了一个“不完全合约”理论或gmh理论。就企业的产权结构问题，目前多数主流经济学家认为，非人力资本与人力资本相比其专用性更强，更容易受到侵害，非人力资本所有者获取剩余收入，承担着企业的经营风险，因而应成为企业的所有者，“资本雇佣劳动”具有天然的合理性。 七、关于产权变迁的比较 马克思把所有制的产生、发展和变迁放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去考察，即放到历史发展规律中去考察，认为产权制度和产权形态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在马克思看来，一定社会的所有制形式或产权结构不是个人之间自由交易和自由契约的结果，而是社会结构的整体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结果。生产力是既定的物质前提，人们不能自由选择，所以也就不能自由选择由生产力决定的所有制结构及其法律表现——产权结构。马克思还尖锐地批判道：“要想把所有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范畴、一种抽象和永恒的观念来定义，这只能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 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是建立在抽象人性论和个人主义方法论基础上。西方产权学派尽管有时并不否定私有产权是由公有产权转化过来的，但经常把产权等同于私有产权，并认为交易成本相对较低的私有产权只能被精细化和多样化，而不可能被完全取代。诺思认为产权是个体对他们所拥有的劳动、物品和服务占有的权利，私有产权是独步单方，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因素，是唯一可靠的途径。这样，在西方产权学家的头脑中，私有产权就变成一个永恒的经济范畴。他们把产权视为源自超历史的人的自利本性，是具有独立财产权的理性的个人为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而建立的契约关系，而特定契约关系的形成是比较不同契约安排的交易成本的结果。产权是一种人为的制度安排，法律创造了产权，人创造了法律。所以产权本身不是在历史中生成和变迁的，而是脱离生产状况、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的。西方产权理论认为产权制度是人类的一种创造，当制度变革带来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行为主体便会推动制度变迁。因此，资本主义的财产制度不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而是历史发展的起点；不是生产发展的结果，而是生产发展的前提；不是客观经济条件生成的，而是人的自然本性规定的。 八、结束语 综上所述，可看出，马克思的产权理论和西方经济学产权理论是两个不同的产权理论体系。由于两大产权理论体系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阶级立场不同，所以研究的目的、方法、内容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总的来说，马克思产权理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运用科学方法，揭示了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本质和运动规律，在理论深度、体系和逻辑上更具优势和说服力。而西方产权理论由于方法论、研究立场等局限性，得出的结论则相对肤浅，具有片面性，不能够把握问题的本质。因此，在我国产权改革的指导思想上，应以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为指导，不能含糊和动摇。同时，也应看到，马克思的产权理论毕竟是一百多年前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理论，还没有涉及如何处理社会主义时期特别是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企业在经济运行中的各种产权关系问题。因此，应积极借鉴西方产权理论的合理之处，用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来指导我国的产权改革实践。 西方经济学论文:论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位置和功能 摘要：准确定位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位置和功能，需要把握好以下问题：要正确看待西方经济学，分清西方经济学和当年马克思批判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关系，鼓励对西方经济学进行创新性研究，有分析地加以利用；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在教学和研究中的指导作用，理解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涵，采取与时俱进的态度来创新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针对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社会各阶层之间利益关系的矛盾，来创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深刻认识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互补性。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马克思 近两年来，我国报刊上讨论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位置、功能的文章很多，其中有多种不同的看法，有些甚至是完全对立的。分析这些不同看法产生的根源，主要在于我们正处于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一方面社会基础在变，而且变得相当快。另一方面，虽然上层建筑相应地也在变，但变的速度比较慢。因此，就出现了差距和矛盾，自然就形成各种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准确定位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位置和功能，需要我们把握好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怎样看待西方经济学 (一)现在大家讲的西方经济学和当年马克思批判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虽然有继承关系，但内容却发生了很多变化。过去，我们认为西方经济学只是为资产阶级私有制辩护的庸俗经济学。然而，在西方经济学里却很少涉及这方面的内容。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在西方经济学者看来是毋须讨论的既定前提，尽管这种观点存在着问题，但在他们现在的书中所研究的重点早已不是这个问题了。西方经济学现在也讲“制度”，但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生产关系总和制度，而是选择资源配置方式的机制体系，即西方经济学认为的最有效的经济资源市场配置机制。这里讲的制度已具有了另外一种涵义。20世纪以来，在西方国家也出现了新制度经济学，其侧重用交易费用的观点分析问题，这种分析方法可以作为政治经济学中生产关系研究的一个补充。 (二)应鼓励对西方经济学进行创新性研究并有分析地加以利用。田国强在2005年《经济研究》第2期发表文章指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有作用(事实上，二战后西方国家领导人都曾先后利用过西方经济思想，如货币主义、供应学派的思想等)。由于我们在改革经济体制方面已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所以我国也可有分析地利用西方经济学分析研究人类社会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方法。事实上，我国在很多方面(主要在经济政策和经济措施方面)已经有分析地加以利用了。如，按照西方经济学的划分方法，把经济问题分为微观和宏观两部分。在宏观方面，我们也在利用西方惯用的调控手段，尽管在调控的具体措施方面有所差别，但基本方法大体类似西方经济学的方法。另外，中国不少学者尤其是中青年学者，都喜欢用西方经济学的方法研究问题，说明西方经济学有吸引人的地方。如，有人就说西方经济学比较具体实用，不是脱离现实讲空道理。为此，我们应鼓励对西方经济学进行创新性研究，并敢于将研究的成果引入到教学中去。 (三)对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不宜采取片面的强制措施来扶一个压一个，而应兼收并蓄，为我所用。目前，西方经济学在我国传播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快，但应该承认西方经济学的吸引力越来越大，许多中青年似乎更热衷于西方经济学的方法体系。现在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中国真正懂得政治经济学又熟悉西方经济学的人太少，评论起来往往不是偏于这一方，就是偏于那一方，很少能做出全面中肯的科学评价，有时甚至还出现盲目跟风的现象。如，有人把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绝对对立起来加以批判，这显然有些过于偏执。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属于不同的思想体系，其中确有某些对立的成分，但由于它们研究资本主义是从不同侧面(前者是从资本主义资源配置，后者是从经济利益关系)研究的，从这个角度看，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因此，对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不宜采取片面的强制措施来扶一个压一个，那样做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其效果可能适得其反。正确的态度是认真抓好对这两门科学的研究，脚踏实地运用这两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去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只要它们包含有真理的成分，或部分是真理，就没有必要害怕它，而且要兼收并蓄，为我所用。 二、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在教学和研究中的指导作用 (一)首先要理解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涵。以前，在实践中究竟应怎样理解及如何贯彻马克思主义精神方面，存在一些认识上的偏差。因此，我们要从与时俱进的角度弄清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涵。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中，哲学是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在运用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社会经济问题时曾提出许多重要的理论观点，这些理论观点往往与当时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关，但现在仍然可指导我们的行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今天仍带有普遍指导意义，但需要用新的实践来丰富和发展它。否则，只是干巴巴地把原有几条结论当作一成不变的公式，很难真正解释和解决实际问题。如，在过去阶级矛盾尖锐的条件下，马克思很强调阶级斗争。然而，今天在对立阶级已基本消灭的情况下，如再强调阶级斗争为纲恐怕就脱离实际了。改革开放后，我们国家在体制和政策方面提出了许多新观点，但并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而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二)要弄清以下几个问题： 1．作为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一的政治经济学原本只包括资本主义部分(资本论)。传统观点认为，政治经济学包括两个部分，即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实际上，作为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一的政治经济学原本只包括资本主义部分(资本论)。列宁在论述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观点时指出，在马克思时代世界上还没有出现社会主义。既然在马克思的时代并不存在社会主义，当然也不可能撰写出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社会主义部分的政治经济学建立是在斯大林主持下由原苏联一批院士编写开始的。然而，由于它没有、事实也不可能科学地反映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必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主观臆想的结果。因此，此书出版的寿命不过十年左右。我国是从学习原苏联开始学习社会主义的，受原苏联教科书的影响非常深，从上个世纪50年代末中国才开始编写包括以中国经验为主的社会主义部分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完全摆脱原苏联教科书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虽然逐步对原苏联教科书影响的内容和框架有所突破，但很难说现在编写的教科书已是不折不扣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因此，现在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时，应把上述这两部分区分开看待。不能一说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它的社会主义部分就认定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 2．要采取与时俱进的态度创新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由于有马克思的原创著作存在，人们一般不会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产生歧义，但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了许多不同于当年马克思在英国生活时的那些情况和特点，阶级矛盾也并不像《资本论》中描写的那样尖锐，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出现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中描写的那样奄奄一息状态。马克思从当时的形势出发，考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终将引发社会革命的论述是科学的，同时他也察觉到资本主义发展到新阶段出现了调节和缓解矛盾的内在机制。然而，他来不及就这些新的机制进行深入研究。因此，原来有些结论就需要重新加以审视和研究了。为坚持马克思主义认真求实的研究精神，我们不应戴上先入为主的眼镜，而要认真地、也实事求是地揭示资本主义矛盾发展变化的新形式和新特点，并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找出它在将来必会被更高级的社会制度代替的历史趋势。要避免不顾客观事实，把马克思在那个时代得出的某个或某几个结论一成不变地生搬硬套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头上。 3．要针对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社会各阶层之间利益关系的矛盾，来创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著作很难说哪一本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有很多版本在不同程度上含有某些马克思主义因素或马克思主义科学成份，但作为成体系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来说，也不可能是完全符合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精神的。理由是直到今天为止世界上还没出现一个比较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至于西北欧一些被认为是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由于种种原因看法分歧很大，这里暂搁置不论)。理论是现实生活的本质反映，当现实生活本身还没发展到成熟或定型的条件下，又怎么可能出现一本反映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呢?可见，硬要拿出一本科学地反映成熟社会主义本质的著作来，这种要求未免有点过于超前。即使马克思生活在现在，恐怕也难于满足这种要求。客观存在决定人们思想意识，人们是无法改变这条规律的。现在有些人企图把西方经济学引进来，或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合并起来，先讲商品、货币、资本，再分别讲两种制度本身，这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引出新的矛盾。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同，试图把二者合成一体，自然会出现前后矛盾的问题。现在政治经济学课程不如西方经济学受学生欢迎有多种原因，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身不成熟是一个重要原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建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当前较为现实的办法是仍要遵循过去传统的理解，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仍然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虽然社会主义社会已基本消灭了敌对阶级，似乎已不再需要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了，但社会上的体脑差别、城乡及工农的差别却依然存在，行业之间的收入差别也存在。也就是说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的矛盾依然存在，这种差别不仅反映在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方面，而且更重要的是反映在它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上。对此如果认识清楚、处理得当就会给社会和谐发展提供可靠的物质基础。反之，如果认识和处理不当，则会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可见，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把着眼点放在这方面是大有可为的。 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教学中可以起互补作用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是可以互补的。利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互补性，对培养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人才意义重大。从一方面说，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生产关系，也就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利益关系。在社会主义时期，尤其在转型时期，人们的社会地位都处在快速变化中，人际之间的利益关系的变动迅速而且复杂。认真加以研究并妥善处理这些关系，对缓解矛盾、协调利益关系，对人们之间的和谐相处，共同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非常重要。然而，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协调生产关系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不是全部内容，经济发展的另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是在生产技术不断进步的基础上，推进生产技术创新与生产组织的升级。当前世界上居于主流地位的经济运行机制体系是市场经济体系，由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着眼点是探索社会经济关系的矛盾，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寻找理论基础，它可以揭示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大趋势。然而，它并不以研究如何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核心。在社会主义经济处于发展和转型期的中国，很难不研究优化资源配置问题。而这个问题恰恰是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和重点。可见，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已形成了“自然的分工”，这并不是偶然的和人为的撮合，而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原因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践中经过比较最终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即公认的有效的市场运行机制体系。西方国家二、三百年前就已实行了这种市场经济体制，他们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体系的研究自然也就有了较多的历史积累。他们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和经验比我们成熟。为了我们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的幸福生活，没有理由对西方经济学不重视。至于西方经济学在西方也确实有不同的评价和补充，但这不应成为我们对它采取排斥态度的理由。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中会不断出现新的矛盾和问题，已有的现代经济学理论不可避免地也会不断暴露出自身的不完善和局限性，社会上和学术界也就自然会出现一些批评性和补充性的意见，甚至形成不同的流派。这些都可以视为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科学发展的常态，不足为奇。上面列举了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可以互相补充的一些理由，并没有全面分析这两个学科的其他关系，包括互相矛盾的内容。只要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互补的看法能够成立，那么，在高校的经济学专业这两门课程的并列就是顺理成章的。为培养全面掌握经济学基本理论和方法的建设人才，我们不能采取封闭的态度，简单地扶持一个、排斥一个，而应把它们都放在各自恰当的位置上，都给予足够的重视。 西方经济学论文: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创新理论比较 摘要：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虽然对创新的内涵、条件与绩效的认识有重大不同，但都认为创新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制度创新是技术创新的基础性因素。对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创新理论进行比较，有助于在我国建设创新型社会中以马克思的创新理论为指导，借鉴西方经济学创新理论的合理之处，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创新研究范式。 关键词：创新理论；马克思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比较；借鉴 马克思经济学的创新理论和西方经济学的创新理论虽然在分析视野、分析方法、观察立场等方面有重大区别，但分析框架中的基本因子、作用机制又有相通与互补之处。因此，对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创新理论进行比较，归纳二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有助于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创新理论中的分析方法和研究成果，澄清和排除其中的错误观点，构建符合时代特点和中国国情的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进一步推进我国的创新型社会建设。 一、马克思经济学的创新理论 马克思经济学的创新理论主要是以唯物史观作为基本信念与价值观，以唯物辩证法为分析方法，以生产方式范畴为核心概念，提出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基本原理和具体结论。其方法论是科学抽象法，特别是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的统一。 (一)揭示了创新的内涵、主体、动力和条件 马克思把创新界定为，个别资本通过采用更好的工作方法、新发明、改良的机器、制造秘方等，以提高其生产力并得以在某一特殊生产部门内实现超额利润。创新是在通过专业化发展生产力的同时，把各生产力要素有机地组织成资本生产力并获得超额剩余价值的过程，其实质是采用新的生产方式，是劳动资料和劳动条件的革命。创新有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既定生产过程的技术合理化与一种技术向另外一种技术的转移、劳动节约型创新与资本节约型创新等区分。马克思认为，创新主体是多元的，包括工人、企业家(资本家)、职业创新者或科技人员、国家。由于采取历史分析方法，在论述分工、协作和机器时马克思指出，生产资料的集中及生产中的共同消费使工人的经验观察成为技术创新的原因；在企业主体与创新关系的论述中，马克思肯定了垄断厂商技术创新的必然性和小企业技术创新的灵活性；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科学因素被有意识和广泛地加以应用，职业创新者为探索科学的实际应用而互相竞争，发明和技术创新成为一种独立的职业；国家通过法律、法规、政策等对技术创新进行调节，以提高创新对市场和环境的适应性。 马克思认为，创新的内在压力和动力是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的内在动机；资本主义竞争是创新的外在压力，以新技术为手段的竞争是市场竞争的重要内容，进而使市场需求成为创新的外在牵引力；劳资对立的阶级关系则从生产关系和基本制度层面提供了创新的制度压力。马克思还从消费者与生产者的对立统一关系中，进一步说明创新的外在压力，认为消费既是社会再生产的目的，又是社会再生产的起点。因而消费同样既是创新的目的，也是其源泉。马克思从历史角度进行长期分析和宏观分析认为，对以机器使用为代表的创新而言，社会消费需求的变化、消费结构的升级、消费模式的演变有助于提升技术创新的层次，是推动创新的基本力量。因此，消费需求是创新的直接契机和社会条件。对创新所需要的条件，马克思强调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的制约与决定作用，而且关注国家创新政策和创新战略的重要作用。马克思分析了金融与信用制度对创新的支持作用，认为金融与信用制度促进股份公司形成，使技术创新的规模条件得以满足；金融机构对技术项目的筛选和风险管理，降低了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证券市场克服资本积聚的有限性，便于企业筹集长期资金，增强技术创新能力。 (二)论述了创新的过程 马克思经济学的创新理论以唯物史观与辩证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基本特征是把创新看作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这一过程表现为一个上升曲线的社会进步过程。创新的内容涉及科学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等方面，其中科技创新是创新的主要组成部分。科技积累为机器的发明、使用、改进提供前提和基础；反过来，直接生产上的科技应用又对科技具有决定和推动作用。创新不是随意发生的，而是具有明显的演进轨道特征或时间继起性。创新的演进以技术、知识、人才的积累为前提，创新的方向选择又具有环境适应性。 (三)分析了创新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影响 马克思对超额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进行分析，指出采用改良的生产方式的资本家比同行业的其余资本家占有更多的剩余劳动(超额剩余价值)，而且个别资本所做的就是全体资本在生产相对剩余价值时所做的。创新在客观上使商品更加符合市场需求。重大产品创新将带来分工和交换价值体系的内生性扩张，产品创新与新兴产业部门的建立，从质上扩大了劳动的社会分工体系，由此扩大了既有的交换价值体系，为资本创造价值提供了新的源泉；反过来，这种内生的市场创造与扩张又促进资本积累，使相应的资本与劳动游离出来，从而创造新的工艺过程或生产部门。马克思分析了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认为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都是重要的。创新的技术一旦适应环境，就会对旧技术产生革命性替代，甚至摧毁世界范围内以旧技术为基础的产业与就业结构。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社会中劳资对立的制度特点出发分析了节约劳动型创新对就业的影响，提出资本主义生产的普遍趋势是在所有生产部门中用机器代替人的劳动，创新导致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伴随着无产阶级的再生产与失业大军的持续存在。此外，马克思认为，技术创新会推动制度创新。 马克思主要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分析创新问题，这是一种长期的、历史的、动态的创新分析框架，有利于揭示创新的真正起源和历史过程。但他并没有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基本经济制度不变的前提下有关创新及创新制度的调整这类问题上，对短期的具体创新过程没有直接研究，也不可能运用现代分析技术对创新理论进行精细化处理和数理分析。 二、西方经济学的创新理论 西方经济学的创新理论以企业家创新理论、新增长理论、演进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等为代表，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分析方法和研究成果。 (一)对创新内涵、主体、动力和条件的分析 熊彼特从生产函数和均衡分析方法出发，把创新界定为生产要素的新组合或生产条件的新变化，认为创新包括产品创新、工艺创新、市场创新、要素创新、组织和管理创新等。创新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其实质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创新是企业家概念的行为内涵，企业家是创新职能的人格化。创新的发生是因为经济中存在某种潜在利益，企业家创新的目的是为获得这种潜在利益，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创新的主动力。熊彼特具体分析了创新的动力和阻力，指出由于在创新阶段前经济处于低水平的静态均衡或循环流转中，创新不可能经过无数次的小步骤产生，必然经过积聚力量、摸索经验的准备阶段。按照这种分析，作为一种变革的创新必然涉及利益的重新分配，在前一轮创新中的成功者本应利用其有利地位拓展创新，但由于既得利益往往阻止下一轮创新，结果患上“成功的失败”综合症。以柯茨纳为代表的新奥地利学派和以舒尔茨为代表的人力资本学派认为，创新主体可进一步拓展到家庭、农民、科技工作者甚至消费者等，创新是具有多样性的行为概念，功能不仅在于打破旧均衡，而且包括通过对付不确定性而恢复均衡。现代创新理论进一步识别出用户创新、制造商创新和供应商创新等类型，把创新区分为渐进创新和根本性创新；技术系统变革和技术经济范式变革；结构性创新、空缺创造式创新等方面。新制度经济学认为，虽然创新具有不确定性、高投入性和高风险性，但资本主义制度能提供承担风险与不确定性的有效制度安排。新古典经济学从外部性概念出发，认为技术创新活动存在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偏差，使个人创新的积极性大为降低，应通过制度安排使创新者的个人收益率、局部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和整体收益率，通过规范人们的行为空间，缩小模仿、搭便车行为的选择空间，为创新提供必要的社会秩序；通过降低创新过程的交易费用，巩固与扩大基于合作的创新基础。任何国家在进行技术创新时都离不开有效的产权制度，改进技术的持续努力只有通过建立一套能持续有效激励创新的产权制度才能实现。创新与创业精神是基于一定文化价值观体系(非正式制度)而形成的，是文化等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增长的中间变量。 (二)对创新过程和具体机制的说明 熊彼特认为，创新在相当程度上独立于发明之外，创新主要是一个内生的因素，取决于企业家的天赋、动机、才干，创新行为是以机会为中心的识别、探索、利用、决策、实施的过程。创新具有间断性，是一个由新组合取代旧组合的变化过程。创新可分为企业家间断创新与大企业持续创新。产业层面的变革常表现为突变式创新，主要通过引入新产品或新服务、开辟新市场而实现。而大企业往往具有竞争优势和市场地位，有条件按消费者的价值观念改进现有产品或服务，因而沿既定技术轨道进行渐进式创新。新增长理论认为，创新过程和具体机制突出表现为技术进步的内生化这一核心命题。新增长理论强调“干中学”、溢出效应、人力资本、收益递增等机制，对创新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阿罗把技术进步看做是资本积累以及“干中学”的副产品，罗默则强调企业r＆d投资的作用，宇泽弘文加入了人力资本因素，卢卡斯则提出以人力资本外部性为核心的增长模式。演化经济学认为，技术创新的路径依赖具有一贯性和累积性。技术诸变异体(不同发明和设计)、技术的不同发展方向和可能中存在类似生物物种间的竞争，与生存竞争类似的市场选择机制使新技术得以产生和实现。在这一过程中，技术演进会出现自我强化现象，使环境成为适合自身生存而不利于其他技术生存的生态场。首先出现的技术通常可凭借先动优势，利用规模经济效应降低成本；技术的普遍流行导致人们采取相同技术产生的网络外部性，加之技术在市场上越是流行，越会使人们相信它进一步流行的预期自我循环效应，最终形成自我增强的循环积累效应。以纳尔森为代表的演进经济学则认为，技术进步是一个非均衡过程，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路径依赖和调整时滞。创新是一种具有不确定性的个体现象，表现为一个“跳跃不定”的曲线，任一微小因素的变化都可能导致结果难以预测，形成所谓的“蝴蝶效应”。其中，渐进式创新主要基于以前技术的继承，通过现有技术的改进进行，是遗传意义上的创新(“涌现”)；突变式创新往往经过重大技术变革或根本性突破，是对以前技术的非线性继承(“突变”)。 (三)关于创新绩效的描述 熊彼特认为，创新的最初阶段不会有大量的创新竞争者，企业家在短期内可通过创新实现垄断，获得创新初期的垄断利润。但随着创新利润的不断增加，创新利润率会逐渐下降以致消失。经济增长是量变，经济发展是质变，创新就是经济发展。由于创新是经济内部自行发生变化的结果，技术创新的创造性破坏导致经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形成是与创新直接相关的。创新或新组合不是人们依据一般的概率原理所期望的那样，在时间上均匀分布的，而是“如果一旦出现，那就会成组或成群的不连续出现”，创新活动时而高涨，时而停滞甚至倒退，决定了经济发展具有非均匀性或周期性。在关于创新与制度变迁的关系这一问题上，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虽然都认为(私有产权)制度是重要的，但制度与制度创新被视为外生变量，没有考虑技术创新、经济增长对制度变迁的影响。演进经济学派强调，新的生产方式在向社会各部门扩散的过程中，会与社会制度框架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按照新制度经济学和演进经济学的分析，在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创新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是不同的。如，在企业成长阶段，技术创新形成的规模经济效应和成本优势促进企业规模扩大；在企业转型阶段，创新有助于扩大企业经营方向和规模调整的机会集，构成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此外，创新通过网络外部性、集体学习等机制形成行业层面的集聚效应和乘数效应。新制度经济学运用“成本——收益”和“供给——需求”框架，分析了技术创新对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影响。 西方经济学中的创新理论是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前提背景，主要从微观层面和短期视角，从创新的具体机制、不同经济主体的创新行为、成本收益关系等层面分析创新问题，因此在内容上、方法上都更具体化、微观化和定量化。但西方经济学强调创新是改进资源配置效益的根本手段，试图说明资本主义制度是能有效激励创新的，因而实际上为资本主义制度激励创新的动态调整能力给予新的理论解释和辩护。 三、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创新理论的比较及启示 由于时代背景、分析方法的不同，马克思经济学创新理论与西方经济学创新理论的内容、结论也不同。但这两类理论体系中影响创新的基本因子和机制有相通之处。因此，马克思的创新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的创新理论是既相互区别对立，又相互联系一致的关系。在对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创新理论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应继承和坚持马克思经济学创新理论的精髓，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创新理论中的分析方法和研究成果，构建符合时代特点和中国国情的发展中的马克思经济学创新理论，为创新型社会建设提供更好的理论指导。 (一)创新是协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一种基本手段和机制马克思经济学主要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分析创新问题，描绘了资本主义社会技术与制度变迁的浩大历史画面，其重点在于历史规律、经济制度等整体宏观层面的把握。虽然资本主义制度与生产力的发展根本上存在对抗性矛盾，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许可的范围内通过制度、技术与管理创新仍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西方经济学的创新理论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前提背景，主要从微观层面和短期视角，揭示创新的具体机制和不同经济主体的创新行为。在我国构建创新型社会的过程中，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之间并不存在对抗性冲突，但因进行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转型而出现的新矛盾和新冲突，必须通过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机制创新、管理创新、文化创新等途径，大胆借鉴和引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切实有效可行的创新机制，构建创新型社会来解决。 (二)创新对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马克思在从微观层面分析改良的生产方式对资本家获取超额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作用后，指出创新在客观上使所生产的商品更加符合市场需求。重大产品创新将导致新兴产业的建立，带来分工和交换价值体系的内生性扩张，从质上扩大劳动的社会分工体系和既有的交换价值体系。反过来，这种内生的市场创造与扩张又促进资本积累，使相应的资本与劳动游离出来，从而创造新的工艺过程或生产部门。马克思强调，创新的技术一旦适应环境，就会对旧技术产生革命性替代，甚至摧毁世界范围内以旧技术为基础的产业与就业结构。西方经济学的创新理论认为，企业家在短期内可通过创新获得垄断利润，进而通过规模经济效应和成本优势，促进企业规模扩大；新增长理论强调通过网络外部性、集体学习等机制形成行业层面的集聚效应和乘数效应；演进经济学则认为，经济增长是量变，经济发展是质变，创新就是经济发展。由于创新是经济内部自行发生变化的结果，技术创新的创造性破坏导致经济发展。创新活动时而高涨，时而停滞甚至倒退，决定了经济发展具有非均匀性或周期性。在我国经济转型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创新能力不足导致的经济增长质量不高是一个将在较长时期内存在的问题，必须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入手，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改善经济增长质量。 (三)制度激励，特刺是产权激励对创新的绩效具有重大影响 马克思强调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的制约与决定作用，分析了金融与信用制度对创新的支持作用，关注国家创新政策以至创新战略的作用。新制度经济学认为，虽然创新具有不确定性、高投入性和高风险性，但资本主义制度能提供承担风险与不确定性的有效制度安排，通过制度安排缩小模仿、搭便车行为的选择空间，巩固与扩大基于合作的创新基础，为创新提供必要的社会秩序。同时强调产权明晰是收益和成本界定的前提和基础，任何国家在进行技术创新时都离不开有效的产权制度，改进技术的持续努力只有通过建立一套能持续有效激励创新的产权制度才能实现。创新与创业精神是基于一定文化价值观体系而形成的。因此，构建创新型社会的关键因素在于制度和产权建设。 (四)将企业家精神作为创新的内在动力、创新过程内部的影响因子及创新的外在动力 熊彼特强调创新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其实质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功能在于打破旧的均衡。创新的主体主要是企业家。企业家创新的目的是为获得这种潜在利益，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创新的主动力。作为一种变革的创新必然涉及利益的重新分配，在前一轮创新中的成功者可能由于既得利益往往阻止下一轮创新，结果患上“成功的失败”综合症。现代创新理论则识别出创新的认知障碍、行动障碍、模式障碍，关注社会发展滞后、制度行为、企业家创新偏好的作用。马克思认为，创新涉及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等内容，创新主体是多元化的，创新类型是复杂多样的，创新的实质是采用新的生产方式，是劳动资料和劳动条件的革命。从历史角度对作为创新外在牵引力的市场需求进行长期分析和宏观分析，认为对以机器使用为代表的创新而言，社会消费需求的变化、消费结构的升级、消费模式的演变有助于提升技术创新的层次，是推动创新的基本力量。因此，构建创新型社会必须既大力激发企业家精神，又重视市场需求的外在牵引，同时不断克服创新过程的各种障碍和阻力。 (五)强调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存在对立统一关系 马克思把创新看作是一个表现为上升曲线的社会进步过程。技术创新推动制度创新，创新是把技术与组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迁联系在一起的中间变量。科技创新和科技积累为机器的发明、使用、改进提供前提和基础。创新的方向选择具有环境适应性。创新不是个人的偶然行为，社会整体决定了创新的属性；不是理性的个人自由选择导致了创新，而是社会结构和制度决定了人们创新的方式和选择空间。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虽然都认为(私有产权)制度是重要的，但制度与制度创新被视为外生变量，没有考虑技术创新、经济增长对制度变迁的影响。演进经济学派强调新生产方式在向社会各部门扩散的过程中，会与社会制度框架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出现所谓强制性制度变迁。新制度经济学则运用“成本——收益”和“供给——需求”框架，分析技术创新对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影响。因此，在构建创新型社会时，必须形成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互相促进自我增强的循环积累机制。 西方经济学论文:案例教学法在西方经济学中的应用 1案例教学法对于西方经济学的意义 案例教学法主要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以案例为基础，设置好教学情境，启发学生学习兴趣，开发学生能力，综合评估学生的一种教学方法。通过案例教学，对于西方经济学的意义如下： （1）激发学生的主动性。 西方经济学理论比较多，纯讲授理论学生理解效果比较差，也会影响学生接受效果。通过生活中的经济学案例，让学生捕捉生活中的案例，将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让学生思考生活，从而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挖掘学生内心学习的驱动力，从而高效学习。 （2）有效引导学生转化知识的能力。 西方经济学中的理论知识掌握后，理想目标就是学生能够综合运用西方经济学的知识有效地做出市场行为或经营决策，但是不少学生是书呆子，不能灵活运用知识，通过案例教学法，注重学生对于理论知识的运用能力。 （3）增强师生互动。 传统的理论教学注重的理论讲述，不可避免地变成教师的主场。通过案例教学，过程强调师生互动，学生理解案例、分析案例，主动消化案例中不懂的知识点，从而加深对于知识的理解，对于教师提出更难的问题，对于教师的要求也就更高了。 2案例教学法在西方经济学中的应用过程 （1）精选案例 西方经济学案例主要来自于西方世界。对于学生比较好理解的案例肯定是本土化的案例。案例类型主要有信息式、问题式、陈述式、决策式、实录式案例等。教师应该根据经济学中不同的知识点，预先确定好案例类型，同时在讲解经济学概念时，让学生自己先查找案例，然后组织学生讨论，选出最适合这个概念的案例，目标主要是加强学生对于概念的自我感知。 （2）案例呈现 案例呈现不是教师呈现，而是加强学生的参与。主要是激励学生分组竞赛，通过分组，选出组长和分配好成员，要求学生提前预习知识点，将精选的案例，制作成PPT，案例呈现部分包括，讲述者（讲述者的仪容仪表、表达流畅程度、知识传达）、PPT内容（案例简介+案例分析+案例启示）、PPT形式（制作颜色、图文）。 （3）分析与讨论案例 由组长引导，成立讨论小组，分析案例呈现中呈现的案例简介，引发学生对于案例的好奇心，进而引发学生的思考。分析案例时，注意学生的角色定位、讨论的氛围，教师在分析与讨论案例过程中，与传统教学不同的是，教师角色应该定位于引导与监督者，尽量让学生积极讨论，小组长代表小组发言。 （4）评价案例与知识开展 学生分析与讨论完案例，对于案例有一定结论陈述，教师此时才开始真正进入教学角色，将学生的案例进行评价，并开始进行知识点开展，教师结合自身学识并要讲解的知识讲述新案例。 （5）形成案例库 一学期完毕，要求每一组组长共同努力，将案例整理，形成电子案例库，让学生加强复习，巩固案例中所传授的知识点，并通过案例库让学生感知一学期来自己所做出的学习成果。 3案例教学法在西方经济学中应用策略 （1）案例教学的本土化 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案例的西化不可避免，从而难以让学生理解，因此很有必要将教学的案例本土化，这样能够案情清晰好理解，本土化的案例，透过现象理解本质，一方面化抽象为具体，另一方面也能加深学生对于市场经济规律的理解。 （2）案例开发渠道多样化 鼓励商学院教师自主开发高含金量的教学案例，教师通过市场调查，了解更多的经济现象，将经济现象与经济学原理结合；与多家企业合作，校企共同来锁定案例，比如说经济学中的市场行为，通过与企业合作，能够在实践中加深学生对于市场行为和决策的理解；与校外其他资源合作共同来开发西方经济学的本土化案例；在报纸、杂志、电视媒体上选取案例素材，让学生在实践中提取案例。 （3）增强案例趣味性 趣味性极强的案例能够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能够有效地促动师生互动。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通过查找中国古典文化中的典型的案例，增添趣味性，比如：古人吃饼，吃到第五个后悔迟了前四个，叫学生思考古人结论是否正确；通过俗语或成语故事，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经济学原理，主要体现在机会成本。生活中丑男配美女的经济学原理等。 （4）凸显案例实用性 经济学原理在现实生活中应用广泛，但是如果学生机械地记忆理论，那么学习西方经济学的作用就不明显。教师在运用案例教学法时，一定要凸显案例实用性，在讲解概念时先要引入生活场景，将生活案例加以分析，在经济学原理分析题中加入生活小常识。这样既能提升学生参与热情，同时也能激发学生热情，还能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4结语 总之，案例教学法对于西方经济学的教学有着非常积极的重要意义，既能改变师生角色，也能改变教学氛围，但是目前西方经济学案例的本土化还存在不少问题，未来西方经济学中案例教学法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未来还需要深入研究。 作者：汪支华 单位：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广播电视大学 西方经济学论文:科教融合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和应用性并重的学科，这就要求在课程教学过程中，老师不仅要引导学生系统学习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知识，还要努力提高学生运用经济学原理分析问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然而，在我国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过程中，教学与科研“两层皮”现象还相当突出，主要表现在教师的科研内容与教学内容严重脱节，导致教学过程中不能有效地将理论知识与现实经济问题联系起来，结果是老师照本宣科，学生疲于应付，这种情况严重阻碍了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因此，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有必要从“科教脱节”向“科教融合”转变，将教师的科研内容与教学内容尽可能地融合起来，并积极创造条件引导学生参与教师的科研工作，这样，不仅可以发挥教师的资源优势，提高教师专业化水平，推动学科的发展，还可以通过将科研经验和书本知识相结合，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教学质量和水平。 1“科教脱节”在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的表现 1．1教师资源方面 从教师资源上看，“科教脱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一些教师从事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学，但不从事关于西方经济学主要问题的研究。这些教师很难将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理解透彻，也不能及时了解西方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前沿动态，更谈不上将西方经济学理论与我国实际经济问题结合起来进行分析。例如，如果一个教师不去研究2008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欧洲主权国家债务危机形成的原因、特点、运行机理及其后果，就很难将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危机的理论讲深、讲透，并吸引学生探究性地学习相关知识。 2)一些从事西方经济学主要问题研究的老师，并不担任从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工作。这些教师虽然从事西方经济学主要问题研究，但由于是“专职科研人员”，目的是为了拿课题、发文章，对教学兴趣不大。教师的科研和课堂教学脱节，不仅导致教师资源的隐形浪费，降低了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违背了大学科研工作为人才培养服务的目的，从长期看，还会降低大多数教师对从事科研工作价值的认同感，认为科研就是为了评职称，职称评定后便懈怠下来，使教师的科研潜力得不到充分发挥。 1．2教学内容方面 从教学内容上看，“科教脱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教师讲授与自己科研内容不相关的知识。有些任教西方经济学的老师不从事西方经济学主要问题研究或只研究其中的一两个问题，却要负责将整个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从头讲到尾，结果对其中的许多知识缺乏自己的研究思考、积累和理解，只能照本宣科，单纯地向学生“灌输”西方经济学中的抽象理论，从而使得学生对西方经济学内容的学习产生一种枯燥乏味、学而无用的心态。 2)教师的授课内容与现实问题脱节。西方经济学课程内容本身理论性比较强，实际应用或案例较少，并且教材中的绝大部分案例是以国外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中的现象。如果教师不能指导学生运用相关理论来解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或者无法将理论与当前中国国情和国民经济发展联系起来，就会导致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会感觉理论与现实之间偏差太大，学习兴趣会大大降低。 3)教师的授课内容不能与时俱进。现在大多数西方经济学教材所纳入的内容还是上个世纪比较成熟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其主要解析的是上个世纪及以前的社会经济生活。进入新世纪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发展，社会经济生活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不仅影响了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还会影响到政府的宏观治理。可是，很多教师还是停留在上个世纪的书本上，对“互联网+”“创新2．0”“工业4．0”等知之甚少，不能根据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合理调整授课内容，降低了理论对现实的解释能力与实践价值。 1．3教学方法方面 从教学方法上看，“科教脱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教学方法手段单一。李光勤指出，当前我国高等院校在进行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时基本都采用“满堂灌”的教学方法和注入式的教学手段。这种教学方法手段，教师只注重基本概念、理论的讲解，很少引导学生去思考、去理性批判、去探索问题，教师只是简单地传递知识，而不能很好的引导学生进行启发性、探究性和开放性学习，不能教会学生怎样创造新知识。因此，注入式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很难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无法增强学生分析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的应用能力。 2)研究性教学方法缺失。曾祥炎认为，与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模式不同，研究性教学要求教师把“教学”与“研究”结合起来，在教学中注入研究的“元素”，鼓励学生主动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并在探究过程中能动地获取知识、发展技能、培养能力，是提升教学效果的重要途径。从中可以看出，研究性教学是实现“科教融合”的重要途径，研究性教学方法缺失，会导致教学过程中产生学生厌学、教师厌教的双重厌倦心理。 1．4考核方式方面 从考核方式上看，“科教脱节”主要体现在大多数教师选择单纯的闭卷方式进行课程考核。这种考试方式侧重于考核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往往忽视了学生实际运用经济学知识的能力。一方面，虽然在一些试卷中也会有少量理论联系实际的试题，但学生实际上很难将理论要点与现实问题准确、适当的相扣;另一方面，学生对闭卷考试标准答案的追求容易也使他们陷入“思维标准化”的困境，并带来一系列的消极后果，比如在学习中缺乏怀疑精神和理性批判精神，缺乏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严重影响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的提升等等。此种考核方式表面上是考查学生对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的熟悉程度，实质上却只考查了学生的知识记忆能力，并不能提高学生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等实际运用能力。这种单一的考核方式只适合那些不勤于思考而善于死记硬背的学生，相反，对那些勤于思考、具有探究创新兴趣的学生而言，不利于他们学习兴趣和积极性的培养。 2“科教融合”在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的实现路径 2．1教师资源的选择 教师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首先应该注重教师资源的合理配置，通过教师资源合理配置为“科教融合”打下基础。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1)强化教师教学的专业性。在西方经济学教师资源的选择上，应该根据教学内容的需要，安排从事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研究的老师担任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工作。 2)实施专题化或模块化教学。根据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大纲、教材内容将教学分为多个专题，分别由多位教师根据研究专长和兴趣各选一个专题，对全校所有西方经济学课程的学生循环授课，充分发挥每一个教师的科研优势，提高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 2．2教学内容的重构 西方经济学教学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针对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问题，有必要根据现实发展要求，进行知识重构。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1)设计多元化的教学案例。安排与现实密切相关的案例教学，既能打破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中教师为主导、学生被动接受知识的局面，又能启发学生进行独立思考，培养学生的经济思维。这对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学生对现实问题的分析和判断能力至关重要。 2)允许教师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扩展教学内容。教师把研究某一个问题的思想、方法和取得的新进展引入教学活动，既可以开阔学生视野，加深对某一理论的理解，同时也可以让他们感受到理论创新与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乐趣，甚至吸引他们参与教师的科研活动，使他们在研究中学习与成长，并养成独立思考的气质和批判精神。 2．3教学方法的创新 教学方式和方法的创新是激发学生探究经济学问题兴趣的重要手段。在“科教融合”导向下，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应重点引入研究性教学方法。研究性教学方法不仅能让教师把科研工作中的方法与心得通过教学传递给学生，诱发学生对科学研究的兴趣，而且还能让学生在教师的启发和引导下，充分表达、质疑、探究、讨论对某一问题的看法，将自己所学的理论知识用于分析和解决实际经济问题。当然，教师还可以将正在研究中遇到的问题拿到课堂上让学生参与讨论，既能培养学生的好奇心、敢于提问和挑战学术的精神，又能引发学生的思考，产生对新知识的求知欲望。 2．4考核方式的改革 采用科学合理的考核方式对学生的学习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在“科教融合”导向下，必须对西方经济学单纯的闭卷考核方式进行改革。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1)注重过程考核。增加学生平时成绩所占比例，采用闭卷、开卷、课程论文、课堂表现、平时作业、学生出勤等多种考核方式相结合。 2)注重能力考核。适当增加主观题所占比例，根据学生的答题思路或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答题的创新程度，判断学生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3)注重兴趣考核。对学生围绕特定理论或专题进行的资料搜集、文献整理、观点摘编、论文写作等活动予以肯定，并将其作为课程考核的重要补充方式，使学生在某些观点上有所研究，并产生学习甚至学术兴趣。 3结语 课程教学和科学研究是高等学校生存与发展的两项基本任务。然而，长期以来教学与科研处于脱节状态，不仅导致了教学资源的浪费，而且制约了课程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需要防止教学与科研“两层皮”现象，实施面向“科教融合”的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从优化师资配置、丰富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改革考核方式等多方面进行努力。 作者：曾祥炎 单位：湖南科技大学商学院 西方经济学论文:案例教学模式在西方经济学中的应用 一、探究式案例教学模式对西方经济学教学的重要性 （一）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 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极强的课程，是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理论概括，因此一方面它与我国现实国情存在差别，让学生很难在现实中找到相应的案例；另一方面随着理论难度的加深，需要学生具备较强的逻辑推理和分析能力，对理论的假设和相应的图表、数据统计和公式推理进行理解分析，这些都让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下降。例如，无差异曲线、预算线、等成本曲线、等产量曲线、拉弗曲线以及产品和货币市场均衡下的IS-LM曲线。而在西方经济学课程中引入探究式案例教学模式可以很容易的从案例中分析出经济学原理和概念，将抽象的经济学概念形象地展现给学生，一方面西方经济学案例涉及的是学生身边的经济问题和焦点问题，能吸引学生足够的兴趣主动思考；另一方面通过探究性的问题让学生不断地思考和探究，变被动接受为主动探究。例如，机会成本的概念很抽象，教材的解释是“稀缺性资源有很多种用途，当我们选择其中某一种用途时必须放弃其他用途而放弃的相应用途产生的最高收益”，可以结合让学生结合上大学产生的学费、生活费和高中毕业直接出去工作所得到的收益来谈论上大学的机会成本。或者谈论暑假放弃暑期打工的收益和家里的一日三餐，而出去旅行并产生费用的机会成本。 （二）培养学生的自主探究能力 自主探究是探究式案例教学所要达到的目的之一，教师通过一些好的案例，给学生提出一些引导性的探究问题，让学生对学习的内容进行运用，以小论文的形式或者课堂谈论的方式展开。例如教师在讲授供求理论的时候，就可以提供产品价格方面的案例，让学生分析城市中商品房价格居高不下，而电子产品价格却是在不断下降的原因，分组讨论后画出相应的供求曲线的变动情况，并在课后时间完成一篇探究小论文。另外教师在讲授资源的稀缺性和机会成本的时候，可以经济学家们最喜欢议论的“大炮和黄油”为案例，讨论分析大炮和黄油的机会成本，如何在这两者的资源配置找到均衡。自主探究还可以通过组织学生分组辩论的方式展开，让每个学生都参与，这可以培养学生的语言组织能力和应变思维。例如，教师在讲授价格与供求定理的时候，可以当下火车票调价问题让学生分组进行辩论，从经济学角度辩论火车票是否应该降价。 （三）培养学生的多向思维能力 对于相同的案例和问题，每个人都会有不一样的看法和处理方式———探究式案例教学就是要让学生在社会生活的案例中充当角色，置身于一定的情境下，引导学生利用经济学知识进行思考。通过这种参与案例分析的方式，培养他们的思维习惯和系统的思考方式，让他们能以大局的角度来分析，培养创新精神。由于案例本身是比较自由开放的，不再有什么标准的答案，这样学生能够畅所欲言，在教室的引导下进行的讨论就是各种思维方式的碰撞，这本质就是在于强调学生的多向思维。 二、探究式案例教学模式在西方经济学教学应用的方式 （一）探究式案例分析作为理论讲解的一种方式 教师在讲解经济学理论的时候，可以将所选取的合适案例穿插在理论中，比如可以以简单的案例作为引入，在案例的阅读中，进行经济学概念的解析，一方面加深概念的理解，将抽象的概念形象化，另一方面可以吸引学生的兴趣，故事性的分析远比纯粹的概念讲解有意思。利用案例帮助学生进行经济学理论的理解，让学生理解起来容易，学起来轻松。例如在讲解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时候，可以用吃饭的例子（刚开始吃满足感是最大，之后越吃越不想吃）来让学生自己感受这个规律；在讲解供求规律的时候，可以举季节性水果刚出现的时候供应不足，价格高，然后逐渐供应量增加，价格慢慢降低，这样的案例随手拈来，但却能起到很好的效果。让学生在案例分析中理解这些规律，然后再上升到理论层次，这样学生对经济学的原理理解就很容易，教学质量也就提高了。 （二）以辩论的形式进行探究式案例教学 教师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选择一些适当的热点问题作为案例，让学生阅读的同时，提出一些具有议论性的探究性问题让学生进行辩论。比如“，收入分配是要公平优先、兼顾效率，还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经济增长是要效益优先还是环境优先“”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这类案例都是可以让学生从正反两方进行辩论，而且可以能启发学生进行多方面的思考，促使学生查阅相应的资料，增强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实地调查探究的方式 探究式案例教学强调学生的分析问题能力，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可以让学生去实地考察，通过自己的调查分析来帮助理解经济学理论和解决实际问题。例如，在讲解价格歧视知识的时候，可以让学生去调查周边的人对价格歧视的认识，以及价格歧视的具体实施方式，并讨论分析这种价格歧视方式的对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福利情况。通过这种实地探究的方式提高了团队协作能力和观察分析的能力。 三、探究式案例教学模式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对探究式案例教学模式的认识错误 探究式案例教学已被越来越多的课程和教师所接受，但目前很多教师对探究式案例教学模式的认识存在错误，探究式案例教学有时候被认为是在教学中的举例方式，就是教师在讲完课之后进行列举案例、提问问题，让学生起来回答。这种举例提问方式太过单一，并不是探究式案例教学，没有脱离传统的教学方式。探究式案例教学应该是将案例作为理论教学的媒介，而非加深知识印象的工具。因此探究式案例教学并不是简单的举例提问，两者是有差别的。第一，探究式案例教学中，案例占据重要的地位，学生是案例探究的主体，教师作为案例探究的引导者，意欲引导学生进行案例探究讨论，各抒己见，或者将案例作为理论学习的一种方式。而举例提问仅仅是老师对个别同学的提问，基本不存在学生之间的互动，而且案例也仅仅是在教室上完课之后才用到，没有起到其该有的效果，教学质量也就无法提高。第二，探究式案例教学中，学生有独立的思考时间，而举例提问没有太多的思考时间。第三，探究式案例教学是让学生自主学习、思考，锻炼分析能力的一种方式，而不是像举例一样仅仅是对经济学概念的说明和理解，应该将理论和案例分析结合起来，才能有效的理解和运用所学的经济学知识。 （二）国内的西方经济学教材缺乏相应的案例 目前我国高校经管类专业的西方经济学大多用的是国内的教材，而国内教材以高鸿业主编的西方经济学为经典，其特征就是理论性特别的强，偏向于理论分析和逻辑推理，概念性质的知识点太多，而相应的案例却非常少，总之就是枯燥乏味，标准的教材模板。而国外的西方经济学的教材几乎每页都有案例，以案例分析分主，侧重通过案例解释经济学理论和原理、解决经济现象和问题，很多教材会在案例中附加一些形象的漫画，比如曼昆的《经济学原理》和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事实上这些教材畅销全世界也证明了案例丰富、通熟易懂的经济学教材不仅适用于经管专业，也适用于社会中初学者。但是国内的教材的案例基本来源于西方国家，与我国的社会经济背景相差甚远，在实际教学上很难推广。因此，国内的西方经济学课程使用国内教材，更需要教师加强探究式案例教学模式，用简单易懂的案例将抽象的经济学理论和原理形象化。 四、提高探究式案例教学模式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的应用 （一）选取案例要与中国国情相符合、和大学生相关 国外的西方经济学教材译本中的案例大都是国外的，与中国国情不符合，有些能适用我国大学生，但由于案例与学生不存在关联，没有切身体会，很难置身于案例的情境中，因而也就没办法达到探究式案例教学的目的。因此，教师在收集西方经济学案例的时候，应选取那些与当下经济热点相关的，和大学生生活联系比较紧密的案例，从而在案例探究的过程中能更好的结合当下的经济形势。例如2015年是大学毕业生就业最难的一年，就业一直是我国的热点问题，因此，在讲到供求理论和失业理论的时候就可以选择大学生就业难的案例，引导学生结合当下的经济形势，从供求和价格角度分析大学生就业难的宏微观原因，还可以让学生自己去人才市场实地探究更深层次的原因，比如劳动者的职业技能与雇主的需求存在不对称。另外，选取案例还应该和大学生相关，能够引起大学生的探究兴趣，也不用提出太难的问题，让学生不知道从何阐述观点。比如讲解价格歧视的知识点的时候，就可以用中国通讯市场价格的案例，探究通讯市场价格是否存在价格歧视这类和大学生息息相关的问题。能启发学生独立思考，有自己的观点，教师在顺势引导，就能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二）在案例探究过程中需要教师的适当引导 探究式案例教学模式就是要打破传统的“讲授-接受”模式，从而引导学生主动学习，让学生参与到教学过程中。因此，在探究式案例教学模式中，学生应该是教学的主体，而教师要做的是指引学生的思考和讨论，让学生积极参与讨论，让课堂真正属于学生。因此探究式案例教学模式中，学生应该贯穿始终，从针对案例分析进行查阅信息，独立思考，课堂中对案例进行探究，再到课后对案例进行总结，都应该让学生参与其中。如果出现有些班级在经济学案例讨论中气氛不够激烈，没有应有的讨论气氛，则教师应该在进行案例探究之前先活跃班级的气氛，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鼓励积极响应发言的学生，另外也要让学生认识到在西方经济学的课程学习中应该畅所欲言，有自己的思考。总之教师应该在探究式案例教学模式中保证学生的有效参与。 （三）建立探究式教学案例资料库，做好教学总结工作 在高校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学中，应该建立案例资料库，对于一开始案例资料库的建立和完善工作，应该让所有教师进行分工协作，选取符合一定标准的案例加入案例资料库中，这样按照相同的标准筛选的案例就有了通用性。经济学案例需要通熟易懂、诙谐实用，同时也符合中国国情。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西方经济学课程组全体教师的收集下，探究式教学案例资料库将会不断完善。另外在探究式案例教学结束后，教师应该做好教学总结工作，一方面让学生在课后撰写相应案例分析的心得，可以随所欲言，目的在于了解学生的想法，而非作业；另一方面教师也应该对本次案例探究的学生是否积极参与的情况进行一个总结，并对下次的教学工作如何促进学生的积极参与提出相应的想法。此外，可以通过QQ、微信群等网络工具与学生进行经济学方面的互动，这样教师就可以在课堂之余和学生进行交流，更好的归纳总结探究式案例教学。 作者：田江 单位：遵义师范学院 西方经济学论文: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比较 1马克思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以“社会人”为出发点，以劳动价值论为理论基础，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制度分析方法是马克思经济学所使用的基本方法之一，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从本质上可被看作是一种制度经济学理论。对制度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点，也是特点。他把制度看作一种内生变量，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分析框架，从“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逻辑主线阐述人类社会制度的历史变迁。在西方经济学看来，马克思忽略了非正式制度，其制度经济学的研究重点是经济制度等正式制度。事实上这是一种误解。他把非正式制度看作上层建筑范畴，讨论了它们与经济制度等正式制度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他没有对非正式制度下过定义，但其对经济伦理、意识形态等领域的研究涉及非正式制度的多项内容，在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体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1.1非正式制度的起源和本质 马克思认为，非正式制度先于正式制度产生，习俗等非正式制度起源于人类的诞生，道德等非正式制度形成较晚，它们都伴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作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人类在通过劳动能动的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产生了经常具有集体性质的非正式制度。早期的非正式制度主要是协调集体成员内部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如在原始社会，作为对自然的崇拜和探索，祭祀活动是一种制约、凝聚集体力量的行为。马克思还发现，虽然生产力的发展是非正式制度发展的前提条件，但非正式制度与生产力的发展并非总是同步的，非正式制度有时候会滞后或超前于生产力的发展。如处于奴隶制社会的古希腊的生产力水平远落后于现代资本主义，但其文化繁荣至今令人赞叹。马克思认为非正式制度的本质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层面的范畴。他看到了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对非正式制度的决定作用，同时也强调非正式制度的反作用，从根本上阐明了非正式制度变迁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例如，马克思把意识形态这一非正式制度看作是适应一定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观念的上层建筑”，超越的根本途径在于实践。他还认为道德是反映一定经济基础的社会意识形态和行为规范，调节着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之间在改造客观物质世界实践中的各种关系。 1.2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和经济发展 马克思把社会制度区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表现为生产关系并起决定作用的经济制度，第二层次是表现为上层建筑并起反作用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前者是正式制度，后者包含文化等非正式制度和法律、政治等正式制度。后者先于前者产生，但其立足于前者才能发展。二者互相影响，密不可分，共同作用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迁。当二者相融的时候，非正式制度对经济发展起到整合、凝聚、教育、规范等积极作用；否则，非正式制度将对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消极作用。 1.3非正式制度变迁 马克思的非正式制度变迁理论主要是为了辅助正式制度变迁理论，来阐释人类社会变迁的规律和演变走向。他认为非正式制度对制度变迁所起的作用不是根本性的，非正式制度变迁的承担者是具有社会属性的个体组成的阶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影响到处于不同利益群体的阶级当中，这种矛盾主要通过阶级斗争来解决，一般是革命式演变。人的全面发展是非正式制度变迁的最终目标。变迁的根本原因是以科技进步为核心要素的生产力的发展，直接原因是阶级矛盾。马克思制度变迁理论的主要目的，是寻求人类社会整体制度变化发展的规律，说明经济发展对制度变迁的作用以及制度变迁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 2西方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以“经济人”为出发点，以主观效用价值论等为理论基础，西方经济学主要采用以边际替代方法指导的假设-演绎-实证的静态分析方法，阐述非正式制度的基本原理。西方经济学非正式制度理论的研究涉及多个学派，限于篇幅，每个学派仅选择若干个代表人物的思想来介绍。在诺斯以前，已有多位经济学家的研究涉及非正式制度的一个或多个方面，但是它们一般被隐含在对制度的研究当中。 2.1古典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受亚里士多德和休谟等人伦理、美德、仁爱和同情等思想的影响，斯密多次提到非正式制度在国民财富创造中的重要作用，他将慎重、勤勉、节约、同情、良心和自爱等看作市场经济秩序不可缺乏的伦理道德基础，认为社会分工是非正式制度演化的结果。马尔萨斯认为人类应该由拥有相同点的习俗和政府来管理。穆勒阐述了习俗、惯例对市场竞争、产品分配和地租的重要影响。韦伯采用历史演绎的方法论，阐述习俗、历史、语言等非正式制度与体制等正式制度密不可分的关系，但其理论体系中的非正式制度主要是指宗教，认为宗教信仰的虔诚是人们在感性层面的理性选择，可以促进资本主义向前发展。 2.2新古典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该学派认为经济人是一种脱离现实观念的人，在偏好、制度等既定的前提下，把价格机制作为核心，采用边际替代法、成本收益比较法和均衡分析等方法论研究非正式制度。其中，马歇尔较早意识到社会文化、理想和宗教等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认为具有相同文化背景、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经济主体，彼此间信任程度较高，有利于实现高度合作，地区经济发展是区域社会力量和经济力量合作的结果。 2.3制度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2.3.1旧制度主义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基于对新古典经济学采用的静态均衡分析方法的批判，该学派主要采用进化论、实用主义哲学和历史主义等方法论，强调“历史演进”，重视资本主义体制内部不同经济集团的利益冲突，看到了技术变化引起的社会、心理、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的演变。作为社会心理学派的创始人，凡勃伦认为历史是进化或演进的，受到非经济因素制约的经济制度只是它所依存的文化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把制度理解为“流行的生活方式”、“广泛存在的社会习惯”等。他认为法律和经济制度等正式制度受到非正式制度的约束，思想和习惯等非正式制度是制度的核心，非正式制度演化成各种制度。非正式制度同正式制度一样，经历多个阶段动态的且不可预期结果的演进。非正式制度不是个体选择，而是历史演化的结果。源于对人类习惯和本性的考察，他认为经济变迁中以技术和利益集团对抗为主要原因的推动导致不总是向进步方向发展的制度变迁，改变了人类的思维习惯，思维习惯同时也反作用于经济变迁。作为社会法律学派的创始人，康芒斯认为制度起源于强迫的社会关系和自我意识。他首次区分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用法律这一正式制度的观点来阐释社会的各种经济关系。他认为社会组织由多种交易组成，包括冲突、依存和秩序三个方面的交易关系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各种利益冲突只能通过法律制度得到解决。虽然注重法律等正式制度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但是他对习俗等非正式制度的作用也有不少关注。他认为制度可以理解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指出传统、习俗和惰性等可能制约集体行动，并把美德和伦理等非正式制度看作制度的关键。他重点探讨了习俗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阐释了集体行动控制力的执行者问题，当执行者改变时，制度变迁随即发生。 2.3.2新制度主义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采用制度和技术二分的方法论，艾尔斯的工具价值理论强调人的主动性和创造力。他认为科学事实指引的人的行为是理性的，而由过去的态度和信仰指引的人的行为是非理性的，教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制度的消极影响。他认为制度的核心是伦理道德、思想习惯和文化传统等非正式制度。人性是人们遵循的非正式制度的产物，社会的发展离不开非正式制度。各种非正式制度经过演变，会形成固定的文化。这种固定的文化而非成本和收益分析理应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他提出技术进步和源于文化、习俗的制度是社会中存在的两套不同的价值体系，前者的影响更加深远。技术发展推动制度变迁，但其中的关键应该是形成一种把技术发展看作经济发展核心的新的思维方式。 2.3.3新制度经济学派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该学派的研究主要是基于经济人、有限理性、不完全信息和机会主义等假设，并以利润最大化、主观效用和博弈论等为理论基础。该学派的非正式制度变迁理论主要是辅助正式制度变迁理论，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构建一个立足经验史实的理论体系，把技术、市场规模、人口和产品等外生变量看作诱因，认为制度变迁是个体追求功利的结果，以此来解释经济绩效。科斯奠定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础，但诺斯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最多，他的研究主要是基于生产力技术分工经济活动方式交易（费用）产权（制度）结构（生产关系）的思路。非正式制度（或称非正式约束）的概念由诺斯在1981年首次提出，指人们在长期交往过程中无意识形成的行为规则，包含风俗习惯、意识形态、道德观念等。他认为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以及实施机制共同构成制度，非正式制度是制度产生和变迁的关键，人们的行为主要受非正式制度制约，非正式制度要和正式制度相容，才能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非正式制度变迁的主体是追求财富或效用最大化的个体，变迁的根本动力在于个人基于成本收益分析所追求的利益最大化。正式制度可以直接移植或快速变迁，而非正式制度由于具有长期性、渐进性、遗传性等特征，很难直接移植，其变迁一般是渐进式的，需要较长时间。因为作为过去和未来的连接，非正式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诺斯认为，非正式制度是路径依赖的主要来源。非正式制度本身以及在其影响下与现有制度依存的既得利益集团总是努力去维持现状，这是路径依赖的两个主要原因。诺斯和凡勃伦都认为有些非正式制度可以像遗产一样被继承或发展，这也可以从另外一个侧面解释非正式制度较难形成，但是一旦形成便较难变迁的原因。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诺斯非正式制度理论的特色之一在于以经验学习、信念、偏好等非正式制度为桥梁，探讨了认知科学和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力图分析人在面对不确定时进行选择并经常相信自己的行为的原因。 2.3.4比较制度分析学派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由于新古典分析框架的限制，诺斯意识到非正式制度的演进性质是制度变迁渐进性的主要原因，但是无法进一步深入研究。格雷夫引入博弈论思想，采用历史比较制度分析的方法论，对诺斯的研究进行了拓展，探讨了文化传统、路径依赖和制度绩效的交互关系，深入论证了非正式制度与制度变迁的关系。他指出文化传统、家族关系等非正式制度在社会发展演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博弈论视角，青木昌彦模糊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区分界限，侧重从非正式制度角度认为“制度是关于博弈如何进行的共有信念的一个自我维系系统。”他把制度阐释为参与人自发实施的在策略互动中选择的内生变量，认为参与人集体修正自身的信念，他们的决策反过来也会反作用于制度。他还从理论、实证及政策等层面，阐述了文化、信仰等非正式制度与法律等正式制度之间的关系，论证了制度在个人选择与经济运行中的作用。 3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非正式制度理论的比较及启示 两大理论体系不是对立的，也有一些相同或相似之处。比如说，二者都立足于现实，发现了非正式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研究目标都是为了找到更有效率的制度。当然，二者之间也有不少差异，下面将选取几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 3.1比较 3.1.1方法论的比较 马克思在剖析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采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历史-逻辑-实证的动态经济分析方法，主要是定性分析，认为非正式制度的产生与变迁及其经济功能的发挥，是一个动态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交互发生作用的过程，其中发挥核心作用的是技术进步，其理论体系具有相当的逻辑和深度。西方经济学是在假定现行资本主义制度合理的前提下，采用边际替代方法指导的假设-演绎-实证的静态分析方法，主要是定量分析，对某些表象的、阻碍经济运行的非正式制度进行修正，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下预先假设若干既定条件，通过逻辑演绎，不断修正得出的结论，以使其符合现实情况。这种分析方法难以从根本上揭示非正式制度变迁及其经济功能发挥的动态、辩证关系，使其理论体系具有根本性的不足。 3.1.2非正式制度的本质和起源 马克思和西方经济学都是以人为出发点，基于经济利益对非正式制度问题展开研究，但二者存在本质的区别。马克思把人看作社会关系的总和，强调对个人物质利益的科学规定与现实分析，认为个人利益的实现并非个人理性选择的结果，而是受其所处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制约。因此，马克思认为非正式制度起源于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其本质是适应一定生产力层次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层面的范畴。西方经济学脱离社会现实，把人界定为抽象的、单个的经济人，仅仅偏重个人对利益最大化的成本收益分析及积极追求，认为个人利益的实现是历史演化或个人理性选择的结果。因此，西方经济学认为非正式制度起源于人类的理性选择或历史的演化，其本质是追求自由和个人主义的规则或契约等。 3.1.3非正式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 基于劳动价值论，马克思认为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价值和剩余权均应归属于劳动者拥有；基于边际效用价值论，西方经济学认为资本、劳动力、土地和企业家等要素共同创造和分享价值，剩余权应归要素所有者或管理者拥有。两个理论体系反映了不同阶级的利益诉求和差别。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非正式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并把人的全面发展看作非正式制度变迁的终极目标，以此得出社会发展变迁的规律和走向。西方经济学把效率和交易费用作为核心概念，认为非正式制度变迁是个体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结果，显得比较肤浅。 3.2启示 3.2.1注重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相容 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密不可分，互相补充。非正式制度先于正式制度产生，是正式制度的基础，但它一般不能替代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非正式制度存在发展的重要保障，影响和制约着非正式制度的变迁路径和方向。经过变迁，有些非正式制度会转化为“诱致性变迁型”的正式制度，有些非正式制度会消失或继续演化。除了“诱致性变迁型”的正式制度，还有一类是人们有意识地直接设计的“强制性变迁型”的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相互制约，共同作用于社会中的个体行为和经济发展。当二者相容时，会约束、激励个体行为从而节约交易成本，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否则，将发挥消极作用，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在现实中，正式制度变革一般通过行政或法律等手段较快地强制实现，而非正式制度变革很难同步进行。当旧的非正式制度与新的正式制度并存时可能较难融合甚至互斥，有时候旧的非正式制度甚至会扭曲或抵消新的正式制度带来的收益。所以，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应注重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之间的关联性，在强制性的正式制度变革前构建缓冲机制，尽力避免二者不相容时带来的消极影响。 3.2.2积极推动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非正式制度的变迁 现实中，人并不总是单单追求利益，还追求在集体或国家中的认同与归属。在其中，非正式制度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有些非正式制度可以直接对经济发展起作用，但是更多时候它是通过人在对经济发展起作用。由于无形性、不确定性等特征，非正式制度很难直接移植，其变迁一般是非强制性的渐进式演变，需要一定的时间过程。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发展并非总是同步的，有时候会滞后或者超前于经济的发展。基于人的作用及非正式制度变迁的时滞和渐进式特点，一般来说，政府应该积极主动的进行引导，通过立法、教育和增加投资等途径，促使一定的制度环境和经济秩序的形成，提高社会成员的综合素质，推动非正式制度变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要求，提高经济绩效。反过来，生产力的发展也会进一步推动非正式制度的变迁。 3.2.3客观评价非正式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非正式制度广泛存在，对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它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而且，其经济功能的发挥一般要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并与已有的正式制度相容。因包含宗教、习俗、习惯等多个组成部分，它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是恒定的而是动态变化的，而且所起的作用也不总是积极的。如中国拥有丰富的非正式制度资源，历来重视伦理道德、习俗、信任等非正式制度，强调并引导个人对集体和国家利益的服从。直至今天，中国特色的非正式制度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凝聚力量、激励个体等积极作用。但是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和资源占有权力的差异等原因，政治或企业中的“裙带”关系、不当的农村宗亲观念对经济发展起着一定的消极作用。客观评价非正式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有利于挖掘非正式制度的内涵、潜力，注意引导并发挥其积极作用，避免或减少其消极作用。 3.2.4借鉴两大理论体系的科学之处，创新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由于理论基础、方法论等差异，马克思比西方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更具科学性和系统性。但是两大理论体系各有千秋。以非正式制度变迁理论为例，马克思侧重宏观动态层面，忽视了微观静态层面，导致其分析框架的现实操作性受到质疑。诺思的研究主要涉及短期经济规律，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马克思理论的不足。科学地评判、合理地借鉴西方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有助于创新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4结语 我们应基于现实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已有的正式制度，以马克思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来指导我国依法治国等相关实践活动。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深入，目前国家也强调科学、和谐、可持续等发展观，经济发展是根本和基础，但是应注重经济社会环境等协调可持续发展。集中国家资源，推动意识形态、信任、伦理道德等非正式制度的变迁与创新，构建完备有效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相容的制度体系和惩罚机制，节约交易成本，应该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作者：张美云 单位：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政治经济学教育思想的探讨 众所周知，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信息的创造、加工、传播与应用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源泉，集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三项基本功能于一身的大学将对我国今后的各项事业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为此，高校应培养大量有创新精神和能力的人才，以适应当前及未来新形势的需要已是当务之急。面对当前的新形势，本人根据多年从事政治经济教学的体会，总结了几点经验，但愿能对同行有所启发。 确立要培养学生能力的教学理念。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要围绕以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为中心这个宗旨，此种理念现已为大众所接受。但在实际的操作中，无论是在中、小学还是在大学，又因升学率高低的评价的客观存在，最终还是陷入了人人厌倦而又人人不得不去应对的应试教育中。先前人们还不认为大学有升学的压力，但现在大学分明在评价各个高校研究生的考取率，并作为这所大学教学水平高低的衡量标准之一。这就给我们的高校培养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带来一定的压力。基于学生要参加各种考试（包括考研），我们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中确曾把眼光只放在考试的需要上，为考概念而讲概念，为考原理而讲原理。这样做的结果，学生可以理解教师的煞费苦心，却提不起学习兴趣，更少去关注教材以外的经济现象。更让我们做教师感到迷惑的是反复讲解的许多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学生们仍是死活理解不了，考试自然是只有死记硬背了。经过与学生的广泛交流及自己的思考后，从而认识到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固然少不了要以教材中列举的经典为教学内容，要从经典中援引思想资源，但也不应忽略现实问题。不断发展的现实生活，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新问题，带着这些问题去重新审视经典，自然会使学生有新的感受、新的理解，获取新的思想资源。有些现实问题，只要善于发现，加以提炼，就会引发出学生学习、研究的话题，甚至会激发大学生们早一些走向学术领域。这样既有利于学生理解原有理论体系，又丰富了学生们的思想，提高了学习兴趣。反之，把教学内容仅局限于纯而又纯、玄而又玄的经典中，于学生、教师、社会，均无益处。因而教学中改革传统的经典阐释的教学观念，着重于培养学生的理解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应成为当前政治经济教学的基本理念。 选择能启发学生思维的教学模式。长期以来，我们的大学教学也常常是遵循一套固定的模式：先复习旧课，列出1、2、3几个概念或问题，然后是导入新课，板书要讲的章、节等内容，并在相当程度上很注意“板书”这一教学环节。多年的教学经验使我感到板书固然很重要，但也时常觉得普遍为大家所接受的条理清晰、重点难点突出的板书对大学生的思维能起到一定程度的启发思考作用的同时，往往更多的起到的是相反的抑制思考的作用。特别是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中，许多概念、原理还没等教师在黑板上写完，学生马上就会产生这样的意识：高中时学过了，谁不知道。其后的教学活动我们可以想象会是什么情景。因而，我认为在教学中教师要着重从现实经济生活中挖掘好的素材，引到课堂教学中来，通过介绍、分析、讲解，启发、调动、吸引学生思考，并在学生积极思考的过程中，把他们原来有所接触但实际并未掌握好的经典概念予以生动的解释。在这个前提下再板书必要的纲目，我觉得比为板书而板书更能引起学生的注意。 传统的教学以传播经典文化知识为主，教师是教学活动的绝对主体，学生往往是教学活动的受动者。教材安排什么，教师就讲什么；教师讲什么，学生就听什么；教师怎么讲，学生就怎么听。在这样的教育模式下，学生除了有高分未必有高能力之外。往往还会让学生觉得所学的东西玄而且空，一旦面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又总感到茫然、不知所措。殊不知，文化是多元交织的复合体，教材中所列经典只是丰富的文化知识中相对凝固了的部分，是对以往生活的总结与升华。而现实生活又是经典得以不断更新、充实、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并且现实问题又极有可能成为经典问题。我们的教学的确不应只在经典上“讨饭吃”，而是应该拓展视野，把现实也纳入对象范畴。 布置能引发学生学习、思考的作业题。学生的学习观念的先进、正确、合理与否，也应主要由现实生活来引导。教师及家长的说教、干预，远不如现实的说服力强。为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扩大学生学习的自主权，我在布置作业方面和学生取得了共识：一是看教材，因为教师在讲课的过程中，肯定会对教材内容的多寡进行增、删或顺序的前后进行调整等方面的处理，学生只有通过阅读教材才能更好地理解并把握主要精神；二是做相关内容的练习思考题，一定内容的练习题可以采取名词解释的形式，可以采取简答的形式，也可以采取辨析的形式来思考、回答，使学生在学习方面有更大的自由度；三是做最能引起学生兴趣的“摘抄”。我要求学生每周摘抄能说明一定问题的、可长可短的经济文章，若能予以简短评论则更好。本以为学生会认为既要去查找、又要去抄写的“摘抄”作业，学生会反感，没想到却成了最为学生所欢迎的作业。学生普遍认为，通过这种作业形式，他们开始关注经济生活、经济现象，他们学习经济理论、经济知识的兴趣也有了很大提高。并且，由于这种作业形式，他们必须阅读大量相关的报纸、杂志、书籍。结果学生们既感到教材里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必须搞懂，又感到再学习教材时也很容易理解了。通过“摘抄”作业，我认识到学生的兴趣不只限于打球、唱歌、下棋，关键在引导；学生思考问题的能力并不弱，关键在培养；学生学习积极性、主动性也很高，关键在调动。 提高教师自身综合素质。当今大学生，面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世界市场的形成，面对知识经济的到来，面对新事物不断产生，亲历了人们的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的巨大变化，社会的经济体制构成及其运作等经济形态的重大调整，世人的价值体系及市场观念、经营理念等生活的重大转折，难免会产生思想的冲突与困惑。而学生们的思想困惑则需要教师进行必要的解析、慰藉，提供积极的对策。这就要求我们的教师要认清形势，结合各种学习工具、手段、方法，不断学习新的经济理论，不断提高自己的人文素 养，不断探索适应改革开放的教学方法，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严谨的教学态度争取做学生的良师益友。从而引导学生积极探讨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这样既加深了他们对所学理论的理解，又提高了他们的审美情趣，进而引导他们加快知识积累的节奏 政治经济学论文:论新政治经济学的中国之“道” 在中国,大多数纠缠着我们的经济问题乃至社会问题,都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常识,不是新知。 不过,新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内涵很广,乃是指集体选择或公共选择,套用孙中山先生的话来说,“政治”就是“众人之事”。当代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集中于研究个体决策问题,例如顾客如何消费、劳动者如何找工作、厂商如何定价、如何确定产量等等。与此相对,研究在个体选择之上的公共选择或社会选择的学问,则被称为“新政治经济学”。 所谓“中国问题” 梁漱溟先生曾说,他毕生思考两个重大问题,即“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这两个问题纠缠在一起,在他长达95年的人生历程中挥之不去。所谓“中国问题”,大致而言,包含着如下几层含义:如何认识传统中国;如何分析当代中国;如何探讨中国的转型路径。 汪丁丁的这部讲义,同样是他多年对“中国问题”深沉思索的一个总结。从2005年起,作者就在北京大学开设“立宪经济学”讨论班,讲授布坎南的宪政经济学思想。到2007年,又改名为“新政治经济学”讨论班,主题年年更新,内容次次不同,有不少学生连续数年选修或旁听,变成这门课的“忠实听众”与“热心聊友”,并因此收获巨大。经过了八年的氤氲酝酿,如今这本厚重的讲义终于面世,对于有志思索求解中国问题的学人而言,无疑是件极大的幸事。 在书中,作者特别强调对“中国社会基本问题”的深入思考。所谓基本问题,就是“真实社会情境内发生并长期纠缠着多数中国人,且挥之而不能去的议题”(见该书第八讲附录)。很显然,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经历的种种困扰,例如医疗、教育、养老、住房、食品安全——都有逼人而来的压迫感。这些问题,无论是经济层面的还是社会层面的,并不是靠学习庄子的逍遥自在,或顿悟圣贤的天理良知就可以独自解决。 个体的善良与幸福,不可避免地依赖于普遍层面上的社会正义的实现。故而,作者反复强调,尽管表面上看千头万绪,但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正义”问题。而在经济学的语境中,正义与效率又有着不可分割的互动关系,因此,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在中国思考正义、效率与公共选择”。 我们很难用一两句简单的话概括整本书的论点,仅就笔者的阅读而言,这本书的思路是:新政治经济学的界定方式多种多样,但“效率+正义”是最为贴切的路径;在正义理论领域,我们固然应当关注那些普遍而永恒的伟大学说,但同样要研究可以落实到生活中的正义感;任何正义或效率的目标,都需要一个社会过程加以实现;为了达致正义,政治民主是必经之路,但民主并不能仅建立在私人利益的基础上,需要超越个人偏狭口味的公共理性作为支撑;东方的思想传统,并不缺乏支撑这种公共理性的实践智慧;于是,中国的转型问题,在文化层面上,需要“中西文化之有生命的融合”;在集体行动层面上,则需要“探寻可以达成共识的公共政策及其表达方式”。 此书并不是一部公共选择或社会选择的标准学院派教科书,而是带有特殊抉择的中国语境下的讲稿。 于是,我们在这本书里所能读到的,不仅仅是揭橥“正义是社会制度之首要美德”的罗尔斯,创立公共选择和宪政经济学的布坎南,主张“发展的目的是扩展每个人的自由”的阿马蒂亚·森,还包括了弗兰克·奈特、汉娜·阿伦特、钱穆、张君劢、余英时和梁漱溟等诸多思想巨擘,跨越从政治哲学到国学的诸多领域,还涉及脑科学与行为经济学。 总之,这是一个以“效率+正义”为核心的、宏大宽广而又相互关联的理论谱系,为了便于听课学生和读者理解其思路,作者亲自绘制了六张大型思维导图,蝇头细字,五色纷呈,极臻精美,理论概念之间的连结关系以箭头标示出来,颇方便学人理解内容,扩展思维。 返本开新 《新政治经济学讲义》的导言与各章写得都很长,铺垫得甚至有点考验读者的耐性。然而,如果我们考虑到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和求解正义问题的艰难,便应当承认“停下来思考”的重要。 这本书也许在当代同类着作中极为少见,既深入探讨与中国相关的政治经济问题,又能使人平心静气阅读。这也许与它的学术风格有关。和很多着名学人不同,汪丁丁不是一个锋芒毕露的辩论家,而是一个深刻复杂的思想者,其气质更接近哲学家。他喜欢把自己的思想过程用文字和语言呈现出来,不惮于表露思索过程中的徘徊与困惑。诚如法学家博登海默所说,“正义有一张普洛透斯的脸,变幻无常。”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则认为,所谓公平只是个人利益的伪装,“只存在于观察者的眼睛里”。大哲学家罗尔斯甚至用毕生精力来研究“作为公平的正义”问题。 作者显然认识到了这种艰难。在书中,他反复陈说求解基本问题的难度——复杂的涌现秩序一旦被逻辑地表达,其内在的新颖性就归于消失;基本问题,由于包含着一种以上相互冲突的有效思路,无法模式化地、一劳永逸地解决。作者的处理方式是:通过不断讨论和互动,以求脱离单一视角的束缚。 于是,我们在书中读到了大量机智有趣的师生讨论和对话,也看到了回归一般思想史的努力——这是在与古人对话。通过这些对话,读者也许不能得到处理钓鱼岛问题的妙法,整治暴力拆迁野蛮城管的奇方,改善收入分配的对策,却终究可以有若干更广泛的启发。一个深入思考现实问题的人,不仅仅要连接上中国问题的“地气”,接续上宏大深刻的思想传统,也许是更为重要的事。 我们也许可以说:新政治经济学的“新”,并不是“新潮”“新异”“新奇”的“新”,而是相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新”,是“返本开新”之新。 政治经济学论文:试析政治经济学问题研究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它来自于现实,同时又应该能解释和服务于现实。但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解释现实,现行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存在着不少令人困惑的地方。其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像其它任何理论一样都是不断发展的理论,马克思没有,也不可能提供解决一切问题的现成答案。列宁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只是总的指导原理”,“因此我们愿意在我们的报纸上登载有关的理论问题的文章,请全体同志来公开讨论争论之点”“鐾于此,笔者对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重要问题和观点谈点个人的认识。 1.价值理论:是坚持劳动价值一元论还是坚持以知识、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生产要素价值多元论? 马克思通过劳动价值理论揭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指出了“剥夺剥夺者”的合理性。于是,劳动价值一元论被政治经济学教材看作科学的不可动摇的价值理论,甚至把劳动价值一元论作为衡量其它价值理论是否科学的标准,彻底否定生产要素价值论。有人认为,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得出“两个必然”的理论依据,似乎否定了劳动价值论就否定了“两个必然”。那么,是不是有了劳动价值论才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才有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不是的。劳动价值论只是用于解释两大阶级对立、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原因的一种理论,没有劳动价值论,资本主义的发展仍然要遵照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所以,不必担心不坚持劳动价值一元论就会产生否认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合理性的情况。 其次,马克思是不是劳动价值一元论者?不是的。他除了认为劳动创造价值外,还认为管理、科学等也创造价值。马克思认为:“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是作为劳动的管理者和指挥者出现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资本家在生产过程本身中起着积极作用。这种与剥削相结合的劳动当然就与雇佣工人的劳动一样,是一种加入产品价值的劳动”。孰是说不仅工人的劳动创造价值,资本家、经理的管理也创造价值。马克思还认为,随着生产社会化不断提高,商品从直接生产者的直接产品,转化为“总体工人”的共同产品。在“总体工人”剩余价值生产中,“有的人多用手工作,有的人多用脑工作,有的人当经理、工程师、工艺师等等,有的人当监工,有的人当直接的体力劳动者”。进一步说明了不仅工人和资本家创造价值,知识、技术等也在创造价值。这是马克思清楚表明的观点。 第三,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是生产要素价值论者,但每个人所强调的重点不同。马克思则特别强调劳动,而把管理、科学技术等放在次要地位上,更把物的因素看作不创造价值的不变资本。但任何人却不能以此作为彻底否定劳动价值论的理由。上世纪8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一书中主张用知识价值论取代劳动价值论;法国的加罗迪也在《抉择》中强调技术在价值创造中的决定性作用,主张抛弃劳动价值论,这当然是不能接受的。但这些否定劳动价值论的现象也间接说明,在创造价值的各生产要素中,它们的地位和作用已发生了变化,劳动已不起决定作用,而让位于科学、技术等。特别是我们已承认的知识经济的出现,更说明了这种变化。在工业经济时代是以资本、劳动为核心和主体的生产要素创造价值。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则是以知识、科技等为核心和主体的生产要素创造价值。在落后国家人们的劳动小时比发达国家多得多的情况下,为什么创造价值的能力却比发达国家小得多呢?用人们所熟知的劳动价值论是解释不清的。同样,单用知识或科技价值来解释也是不行的。因此,用知识或科技价值论取代劳动价值论是不科学的,正确的做法是坚持以知识、科技为主体的生产要素价值论取代以资本、劳动为主体的生产要素价值论。 2.失业: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人口规律。还是市场经济共有的人口规律? 现有的教材普遍引用马克思的观点认为:失业(相对人口过剩)“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人口规律”。这样的观点显然与现实完全不符。我国不是也存在着大量失业人员吗?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是以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为例证,具有普遍性。马克思说:“但是,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的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因为“工业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侣此,首先下面这个结论应该是成立的,即马克思关于失业是资本主义特有人口规律的观点,应该理解为是市场经济的一般人口规律;其次,马克思不可能预测到现实的社会主义还存在市场经济;第三,由于我们现在才搞市场经济,失业现象相对于历史上的英国来说只能是“未来的景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因此,失业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人口规律,它是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的共有现象,与社会制度无关,资本主义存在,社会主义也存在。这种分析方法同样也适用于分析两极分化、经济危机等。 3.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还是市场经济的共有现象? 现有的教材认为,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规律表现为,在资产阶级这一极是财富的积累,涌现出掌握着巨大资本的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同时,在无产阶级这一极,则是失业和贫困的积累,是无产阶级的贫困化。也就是说贫富两极分化。这是不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我认为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大家都认为邓小平正确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这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其中“消除两极分化”本身意味着,邓小平承认在我们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之前,客观上存在着“两极分化”,否则也就用不着消除了。其实,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体现着市场经济必然产生“两极分化”的道理。客观的发展逻辑是:市场经济发展导致两极分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引起生产集中和生产的社会化,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两极分化和生产力发展相互促进,互为因果,发展到一定程度,共同富裕“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也可以说,“两极分化”是最终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的手段和条件,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 4.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有现象,还是市场经济共有的正常生理现象?是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还是积极作用大于消极影响? 现有的教材都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有现象。它根源于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这一基本矛盾表现为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生产的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并且认为,只要存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经济危机的爆发就不可避免。经济危机是资本主制度的不治之症。对经济危机的这种看法不符合实际。 首先,所谓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表现,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存在。从总体上说我国经济是社会化生产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这种市场经济的所有制基础是,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甚至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为主 体,个体、私营、外资经济与之并存的多种所有制结构,不存在一个独一无二的成熟的全民所有制,因而也不存在适合社会化生产的代表全体人民占有生产成果的按比例进行生产的利益主体,因此与生产社会化相对应的占有形式,也只能是多种形式。局部占有与私人占有同时并存。生产社会化与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矛盾的两方面的表现在我国同样也是存在的。这些矛盾不及时处理,激化到一定程度也会发生经济危机。总之,生产社会性与生产成果局部或私人占有的矛盾及其表现,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应该理解为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只要市场经济存在,这个矛盾及其表现就存在。因而也就存在着发生经济危机的现实性,与社会制度无关。不能把经济危机看作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特有的现象,更不能看作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它是市场经济扩大再生产、台阶式发展的重要环节。 其次,我们应彻底改变消极看待经济危机的观点。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条件”是商品生产。否定了商品生产,也就否定了“世界市场危机”。“论证不可能有危机的办法就是,忘记或者否定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前提——产品作为商品的存在”,“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形式”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或资本主义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或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准确点说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那么,经济危机实际上就是商品经济的伴侣,是市场经济的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是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的必然逻辑。因此,消灭了经济危机,也就等于消灭了市场经济本身。 经济危机对市场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它以暴力方式强制恢复市场经济已失去的平衡,使生产得以照常甚至更大规模的发展;促使生产和资本集中,促使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从而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实行计划生产,优化资源合理配置。当然经济危机也有消极作用,比如引起资本的破坏;工人失业增加,生活贫困等。但是,从历史发展来看积极作用大于消极作用,否认了这一点现代资本主义和现代市场经济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基础。不过既然有消极的影响,那么也就必须引起重视,目的只在于减轻“痛苦”,而不是消灭,也不可能消灭。经济危机带来的“痛苦”,是市场经济积极作用的副产品。就像人有很多正常的生理现象可能给你带来烦恼和不安一样,你不能消除它,消除了,你也就不正常了。总之,教科书必须从正常生理现象的角度来分析和揭示经济危机的问题。如果一味地否认或批判,那么一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出现了这种“生理现象”,人们将不知所措,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5.劳动力商品: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的现象,还是市场经济的共有现象? 现有的教材大都认为劳动力商品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马克思指出:劳动力成为商品有两个条件,一是劳动者有人身自由,能定期出卖劳动力;二是劳动者一无所有,没有生产资料,也没有生活资料。我国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人们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因此,有人认为现实的中国劳动力不是商品。我不同意这种观点。首先,我认为马克思讲的两个条件只适合自由资本主义。但谁也不会否认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的劳动力仍然是商品,那么它是否符合马克思讲的两个条件呢?不符合。尽管劳动者仍然有人身自由,不过雇佣形式发生了变化,二战后特别是五十年代后,美、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企业一改过去定期雇佣制为终身雇佣制。其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再也不是一无所有的劳动者,不仅工作日大大力缩短,而且更重要的是还拥有财产,拥有在我们看来还是一种理想的超过小康水平的生活条件。其实马克思关于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已不复存在。那么,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是什么?不能也不应该自由资本主义一种条件,垄断资本主义又是一种条件,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应该是相同的。实事求是地讲,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都是市场经济。劳动力始终是市场经济中一种重要的接受市场调节的可以流动的生产要素。只要有市场经济存在,不管工人雇佣形式是采取定期雇佣制还是终身雇佣制,也不管工人有无形式上的财产,他只要靠不断出卖劳动力来维持自己及家庭的生存和发展,劳动力就一定是商品。就是说,市场经济是工人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这种分析也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劳动力商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应有内容。有人认为承认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劳动力商品,就意味着否认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企图在否定劳动力商品的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马克思有一段话,很值得我们思考。马克思指出:只有劳动力是商品,“商品生产才普遍化,才成为普遍的生产形式,只有当雇佣劳动成为商品生产的基础时,商品生产才强加于整个社会,但也只有这时,它才发挥自己的全部潜力。说雇佣劳动的介入使商品生产变得不纯,那就等于说,商品生产要保持纯粹,它就不该发展”。马克思明确指出了劳动力成为商品和雇佣劳动的存在对发展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发达的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的决定意义。被马克思否认的市场经济我们现在还搞,作为市场经济组成部分的劳动力商品我们要加以否定,搞“纯粹”的市场经济,那就太幼稚可笑了,或者是自欺欺人。 政治经济学论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中的定位 试图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政治经济学的体系中定位，是我自己一直希望弄明白的一个问题。这里姑且作个尝试吧。 政治经济学作为理论经济学的统称，涵盖了经济学所有的理论分支。如果我们试图给经济学的发展绘制一副脉路图的话，我倾向于采取以下思路：（见图1-1 ） 无论从学说史的角度考察，还是从理论体系来考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是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在我绘制的脉路图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包括：马克思和列宁阶段的批判主义经济学和指导前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计划经济学。 在理论体系中，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时并列发展的还有西方的另外两个学派：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和李斯特的古典历史学派，前者在20世纪30年代分裂为以哈耶克为首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和以凯恩斯为首的（国家干预）福利经济学，这两个学派的关于长期关于国家干预和自由竞争的争论在60年代左右被萨缪尔森经过调节和整合而纳入新福利经济学的体系，号称“新古典综合派”，并以当代主流经济学自居。 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冷战降温，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开始进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改革，尤其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之后，经济改革和由计划向市场的转型对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市场和资本问题，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首先要回答的问题。 实践的发展要求理论的发展，以中国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众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开始围绕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问题展开了讨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计划经济学之后，获得一个理论发展的春天，逐渐形成了以研究社会主义改革和转型为主题的转型/过渡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论文:我国教育财政问题的政治经济学解释 我国教育财政存在一些长期未得到解决的问题，本文试图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对此做些解释。 一、政府教育投入不足的解释 政府教育投入充足不是指财政拨款提供的教育服务能完全满足居民的教育需求。这种充足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做到。政府教育投入是否充足可以从两个方面去判断：一是财政拨款能否基本保证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称的或政府自己制定的教育目标的实现，如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二是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或地区比较，财政支出的教育经费是否偏低。长期以来，我国法律规定应该免费的义务教育必须依靠收取学费（杂费）来维持，还有大量儿童因为交不起学费和书本费而失学。2003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NP的比重为3.28%，远远低于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的2000年财政性教育经费达到GNP4%的目标，也远远低于与我国具有可比性的印度2001年4.1%的水平。显然，我国政府的教育投入是不足的。 为什么我国政府教育投入长期不足？我国的公共财政决策机制不完善是根本原因。长期以来，我国财政经费的分配是政府主导的。虽然近年来人大代表开始关注财政资金的分配，但由于财政部门提交给人大代表的预算草案非常简略[1]，受信息、时间和其他因素的限制，人大不可能对预算草案做实质性的改变。财政预算的编制和调整事实上是由政府决定的。政府作为统治者，所做的一切都是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由政府的效用函数所决定。在我国政府的效用函数中，财政支出是成本，政治稳定、经济增长、官员们的经济租金、居民的满意度等为收益。政治稳定、经济增长是各级政府的优先事项，也是官员升迁的主要考核内容，关乎主政官员的仕途。另外，用于经济增长方面的支出能产生大量的经济租金，为官员们提供了很多寻租机会。教育支出虽然对社会经济发展有长期的促进作用，会增加居民的满意度，但短期内对于政治稳定、经济增长没有显著作用，所产生的经济租金也远远小于经济增长方面的支出。特别是，居民的满意度对地方政府官员的升迁没有很大影响，在地方政府的效用函数中作用很小。我国的教育财政责任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担，在政府主导的财政经费分配制度下，在地方主政官员为几年一任且主要由上级决定升迁的政治结构中，对地方政府而言，同等数量的财政支出，教育支出产生的效用大大低于政治稳定、经济增长等方面的支出。尽管增加教育投入能增进社会福利，但如林毅夫[2]所指出的，没有人可以保证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政府会有激励去履行那些增进制度安排供给的政策，以达到使作为整体的社会财富的最大化。因此，居民无法对财政资金分配施加影响，政府效用函数偏离社会福利函数，是政府教育支出不足的制度根源。正如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所指出的，虽然有些例外，缺乏有效的居民声音一般会导致分配到教育部门的资源不足，而且贫穷居民更难享用到这不足的教育资源[3]。 二、教育财政严重失衡的解释 教育财政严重失衡也是我国长期存在的问题。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学校之间、学生之间的教育财政资源差距之大世界少见。 地区差距的直接原因是地方为主、分级负责的教育财政体制。基础教育经费长期由县及以下政府和农民负担，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巨大差距引起的地方财政能力和农民收入差距，在缺乏比较有效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时，必然导致教育经费的巨大差异。 城乡差距属于地区差距，其直接原因一方面与地方负责的教育财政体制相关，因为农村教育的责任主要由县、乡负责，城市教育的责任主要由市、区负责，农村地区的县、乡与城市的市、区之间财力的巨大差异必然导致教育经费的差异。另一方面，我国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上对农村的歧视性政策，如不承担农村学校建设的责任，也是造成教育资源城乡差距的重要原因。 学校之间的差距包括不同地区学校之间的差距，也包括同一区域学校之间的差异。前者是上述地区差异、城乡差异的表现。同一区域学校之间的差异在城市表现突出，即同一个城市、甚至同一个城区，办学条件差异巨大的薄弱学校、一般学校、重点和示范学校并存。学校之间存在巨大差距的直接原因是政府长期实行的非均衡发展政策。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重点学校制度到目前的示范学校和一流大学建设，实际都是政府主动选择的。重点学校制度在早期对提升我国的教育水平、特别是教育质量起了积极作用，但在教育发展有了相当基础的今天，它所产生的教育不公平、特别是教育腐败的负面效果已经远远大于其积极作用。重点学校制度之所以今天还能延续，是因为它能给重点学校和政府官员带来很大利益，很大程度上是学校和政府官员寻租、设租的结果。 学生之间的差距既产生于上述几个方面，也产生于居民家庭财富和收入之间的巨大差异。我国居民财富和收入差距之大位居世界前列。富裕家庭子女可以上条件非常好的私立学校，可以通过支付大额择校费上公立重点学校或示范学校，甚至可以出国留学。同时，大量少年儿童由于支付不起学费、书本费和其他学校收费，又得不到必要的经济资助而失学。我国的义务教育法、教育法等法律明确规定政府要资助贫困学生就学，但立法后近20年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的贫困学生资助制度。直接原因是各级政府互相推诿，无人承担责任[4]。 我国教育财政的巨大差异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还是公共选择机制不完善。如果居民的意见能对政府的形成和官员的任用有决定性的影响，落后地区、农村地区、弱势人群的众多人口所产生的力量，将会改变我国的教育财政体制、改变对农村居民的歧视性政策、改变重点学校制度、改变对资助贫困学生的推诿状况，最重要的是将会大大改变政府的效用函数，教育资源的分配将是另外一种状况。 三、学校乱收费久禁不止的解释 虽然有人有不同观点，但笔者认为学校乱收费是事实。学校乱收费的事实可以从近几年居民价格投诉中教育收费年年位居前列可以得到佐证。目前几乎没有人能确切知道学校有多少收费项目，以及什么项目是合理收费什么项目是不合理收费，这从另一方面说明学校乱收费是事实。 学校乱收费问题在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突出。笔者见到的中央政府关于制止乱收费的文件是1991年原国家教育委员会的《关于坚决制止中小学乱收费的规定》。此后各级政府几乎年年发文制止学校乱收费，但13年过去了，学校乱收费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 对于学校乱收费有很多解释，如政府拨款不足、政府和其他有权部门的摊派、合理收费的界限不清、学校违反国家法规政策等等。政府拨款不足是学校乱收费的重要原因，对政府拨款不足我们已经做了解释。那么政府和其他有权部门的摊派、合理收费界限不清、以及学校违反国家法规政策等现象为什么能长期存在？笔者认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我国学校的治理结构存在缺陷。 学校治理结构是有法律或实际效力的学校利益相关人的权利与利益的分配和保障结构。学校的直接利益相关人主要有学生及家长、学校所在社区居民、教职工、校长、政府（理论上代表社会）或其他出资人、校友等，其中学生与家长、教职工、政府是学校最核心的利益相关者。我国目前还没有学校法，只是在义务教育法、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教师法等法律中有一些条款涉及到各利益相关人的权利和利益问题，没有系统的学校治理结构的规定。我国现行的公立学校本质上是政府建立的一个公共服务机构，虽然法律规定有些学校可以取得法人资格，但其经济责任，如学校债务最终是由政府承担的。在我国现行的学校治理结构中，校长（或书记，下同）是学校的最高决策者。校长由政府任免，校长代表政府管理学校，政府与校长构成典型的委托关系。这种委托关系加上学校依赖政府的财政资金，较好的维护了政府在学校的利益。校长在学校的运行中主要依靠教职工，在目前的薪酬制度下校长本人的收入与教职工收入直接相关，在校长的任免过程中，政府有时会征询教职工的意见，因此教职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校长的权力，校长的利益与教职工密切相关。校长为了自身的利益，必然会自觉维护教职工的利益。当然，在政府的利益与教职工的利益发生冲突时，校长会根据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进行权衡取舍。与政府和教职工不同，学生及家长的利益在学校的治理结构中没有保护机制。 学生及家长与公立学校的关系从本原意义上是纳税人与政府的关系，在法律和现实中是公共服务消费者与公共服务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在中小学阶段，作为公共服务消费者的学生及家长，在接受公立学校的教育服务时，只能到政府指定的学校去，没有选择余地，公立学校事实上是特定行政区域内生产公共教育服务的垄断者。虽然学生及家长可以选择到民办学校或区域外的公立学校就学，但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在公立学校的治理结构中，学生及家长对校长的任免、教职工的聘用和薪酬没有影响，在学校的决策中没有发言权。面对居于垄断地位且无法对其施加影响的学校，学生及家长的利益自然难以得到保障。 具体到学校收乱费久禁不止，最重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举办学校的政府实际不想禁止，二是决定学校收费的治理结构不当。教育法规定，学校要“遵照国家有关规定收取费用并公开收费项目”。学校乱收费，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学校收取了国家（政府）没有规定且学生及家长不愿意交纳的费用，二是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收费。其中第一方面的问题更为普遍和严重。 举办学校的政府实际上不想禁止乱收费，是因为该级政府没有为学校提供必要的资金，如果真要禁止乱收费，一些学校就无法维持正常的运转，这是政府不愿意看到的。因此学校乱收费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默认的。西安音乐学院向2004年录取的每一新生收取3万元的“捐款”，就是典型事例。西安音乐学院院长为收费辩解道：“现在一直要求学校扩招，但经费一点也不增加，你说这个学校应该怎么办？”，“除了教职员工的工资外，每年陕西省给西安音乐学院的经费是300万元。”该院的一位副院长指出，政府300万元的拨款只够半年的水电费。不算基建投入, 学院每年最少需要8000万元才能过日子[5]。中小学这种情况更为普遍。虽然中央政府年年发出制止学校乱收费的文件，地方政府也以发文件的形式执行中央政府的文件，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应付舆论和公众的一种姿态，属于格斯顿所分析的“象征性公共政策”[6]。即使上级政府采取行动查处学校乱收费，也往往由教育行政部门主导，而教育部门对学校乱收费承担领导责任，查学校乱收费相当于查自己，当然不愿意查，也不会有很大效果。 决定学校收费的治理结构不当，是指长期以来学校做出除国家规定以外的收费决策，或者提高国家规定的收费标准时，学生及家长没有知情权和决策权。教育法等有关法律对学校收取国家规定以外的费用如何决策没有明确的规定，现实中普遍由校长决策。在学生及家长对其没有制约能力的情况下，校长为了学校运转和教职工及个人的利益，自然倾向多收费。如果在学校的治理结构中安排学生及家长的权利保障机制，比如在学校（不是政府）做出涉及包括向学生收费等与学生利益相关的事项的决策时，必须征得学生或家长的同意，结果将会大大不同。学生及家长评估收费决策时，会比较收费的成本和利益，做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如果学生及家长觉得某些项目值得交费，将会同意学校收费。由学生及家长同意的收费，就不能看成是乱收费。这样，学校收费只有两类，一类是国家规定的收费，一类是学生及家长同意的收费，乱收费就在源头上得到了制止。因此，治理学校乱收费的治本之策是学校治理结构的改革。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公立学校改革中，通过学校治理结构的调整，建立家长有很大决策权的学校管理委员会（School Council）作为学校的最高决策机构，据此保护学生及家长的利益，已经取得了显著效果[7]。 总之，我国长期存在的一些教育财政问题不能仅仅从经济学或管理学角度去解释，用公共选择、政府和学校治理的政治经济学去分析可能会得到更好的理解和解释。 政治经济学论文:全球化的未来与中国的命运——人民币汇率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近来国际上以美国日本为代表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越来越高。中国境内甚至出现数百亿美元的游资意在趁机谋利。很多主管金融的中国政府官员感到空前的压力。虽然中国政府已经屡次明确表示在近期内人民币不会升值，这次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显示的中国经济面临的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却值得引起国人足够的重视。去年以来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显示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已经到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阶段。中国在未来的十年里将面临一系列的来自国际政治经济的挑战，其严重程度，特别是回应这些挑战的困难与复杂程度很可能会远远超过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面临的与国家安全保障有关的挑战。随着中国日益成为世界工厂和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目的地，中国经济与其它国家经济的利益冲突必将日益增加。在这个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里可以想象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在制定本国的汇率政策，金融，财政，贸易，竞争，甚至劳动政策时都会面临日益增长的国际压力。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已经与世界经济紧密相连，中国政府制定的经济政策对他国有重大影响。他国为了自身的利益必然会施加各种压力以影响中国的政策走向。由于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中国政府不可能指望靠强调主权就可以把这些压力打发走。从现在开始，中国必须开始将自己在未来十年里的国际金融政策做通盘的前瞻性考虑，必须搞清楚本国在人民币升值，浮动汇率与开放资本账户等根本性问题上的基本立场。 是结构性风险还是制度性风险？ 最近国内很多关于人民币升值的文章列举了升值对中国经济可能有的负面影响，但是大多数文章侧重结构性的影响，关注人民币升值对出口以及就业的影响以及人民币升值导致泡沫经济的可能性。本文则强调中国面临的更多的是制度性风险。结构的变化有时通过政策的逆转可以挽回，而制度变化的逆转将十分困难。从制度的角度来看，人民币的汇率政策直接影响如何界定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关系。我认为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远远不是人民币的一次性升值，而是一次性升值引起的在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政治经济的连锁反应。这种连锁反应十分有可能导致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账户。在以金融扩张为特征的现阶段全球化的条件下，浮动汇率加上开放资本账户将不仅使中国经济失去支撑其成长的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1]而且还要失去大量的外资。更为严重的是一个根本不适应浮动汇率与资本自由流动的国内经济体制将失去与国际金融风险之间的缓冲手段，全面地暴露在风险日益增加的现行国际经济环境中。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将受到弗来明—蒙代尔三维悖论的更大困扰。与日本模式相似的以重视协调轻视监控为特征的中国的经济管理模式在资本自由流动的国际金融环境中很难抵御泡沫经济的出现。在现有中国社会安全保障体系的条件下，泡沫经济的破灭很容易导致较大的政治动荡。因此在讨论人民币汇率的未来走向时，不应该头疼医头脚痛医脚地讨论是否升值，而是应该具有前瞻式地将关于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账户的立场一并考虑。等到升值以后外国人再打上门来要求中国采用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账户时，恐怕一切都为时太晚了。 全球化与国际金融秩序 中国在未来的十年里将面临一毓的来自国际政治经济的挑战。从制度的角度来看，一国货币的汇率反映的是该国经济制度与国际经济秩序的相互关系。 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中国经济随着改革与开放已经与国际市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要讨论人民币汇率的未来走向，我们必须认清现在的国际金融秩序与全球化的关系。国际经济秩序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以来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是支撑战后发达国家经济成长二十多年之久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的直接后果是发达国家的汇率由固定汇率转向浮动汇率。浮动汇率的采用又直接导致了发达国家主导的金融自由化。而金融自由化推动了战后经济全球化过程以生产与贸易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一阶段向以金融与财政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二阶段过渡。金融扩张又直接导致了金融危机的出现。简言之，目前的国际金融秩序是一个充满风险的秩序。 在时下关于全球化的讨论中，人们经常把经济的全球化看成是一个结构性过程，一个越来越多的生产要素，如资本，商品，技术，甚至劳动力，跨国流动的过程。论战双方更是倾向用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作为全球化程度主要的测量指标。从这个指标的变化来看，人类历史已经经历了两次全球化的大潮。第一波的全球化发生于1870-1913年。在这一波全球化的高峰期，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已经达到百分之十四。但是这个比率从1914年随着金本位的崩溃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开始下降。经历了1929-1933年期间的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在1953年到达谷底——百分之六，并从此开始重新上升，于1971年达到百分之九，并在九十年代中期达到百分之十五。[2]拒绝全球化论点的人们认为如今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并不比1913年的时候高出多少。而主张全球化论点的人们则强调，如今的这个比率已经比低谷期高出很多。 其实，全球化也是一个制度转型的过程，因为两次全球化大潮的涨落均伴随着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换言之，国际经济秩序的变化在二十世纪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的升降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到目前为止的两次全球化的大潮实际上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以十九世纪的英国霸权与二十世纪的美国霸权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更迭下由扩张走向停滞再到危机然后再周而复始的过程。[3]于1870-1913年期间发生的第一波的全球化是以英国霸权支持下的金本位以及各种双边及多边贸易关税协定为重要的制度性基础。当时的英格兰银行通过利率影响国内外黄金的流动。伦敦在世界金融市场上的主导地位以及国际上对英镑与其它货币之间通过黄金自由兑换的固定汇率的信心保证了国际金融秩序的稳定[4]与此同时，1860年英法之间签订的考登—雪佛来协定不仅导致了两国之间的互降关税，而且还促使法国与其他欧洲国家以及德国关税同盟签订关税协定。[5]在这样一种国际金融与贸易体制的支持下，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上升到百分之十四。金本位于1914年垮台。同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开始了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逆转。 1922年主要发达国家达成协议恢复金本位。英国于1925年回到金本位但于1931年退出。几个发达国家包括日本追随英国但很快以失败告终。在1931-1945年期间，世界上不存在管理国际金融的秩序。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赔偿，以及各强国采取的短识的贸易政策极大地破坏了国际贸易秩序，并导致保护主义的到处横行。各强国在“生命线理论”的旗帜下大肆争夺市场与原材料，由此产生的利益冲突直接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6]结果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降至百分之六。 鉴于沉痛的历史教训，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发达国家在第二次大战后建立了以布雷顿森林体制为基础的国际金融秩序和以关税贸易总协定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秩序。在布雷顿森林体制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国采用固定汇率。只有当一国国际收支发生严重失衡的时侯才能调整汇率。[7]在关税贸易总协定体制下，每一个会员国必须把在与任何其它国家谈判时做出的关于关税的承诺适用于所有会员国。这一贸易体制也不鼓励会员国撤销自己做出的承诺，因为当一国单方面增加关税时会受到其他会员国的报复。[8]以布雷顿森林体制为基础的国际金融秩序和以关税贸易总协定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秩序有力地支撑了以生产与贸易的扩张为代表的战后全球化的第一阶段。 七十年代初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始于布雷顿森林体制在所谓的特里芬悖论的作用下垮台。特里芬悖论以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特里芬（Robert Triffin）命名。他于六十年代初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布雷顿森林体制中隐藏着一个重要的内在矛盾。一方面，美元是支持整个国际金融体系的关键货币。美国的盟国在布雷顿森林体制与关税贸易总协定的支持下，借助于它们的货币与美元之间长期偏低的汇率，向美国大举出口它们的商品。另一方面，美国作为关键货币国必须维持世界各国对美元的信心，而无法通过调整汇率来减少它的日益增长的对外贸易逆差。美国作为关键货币国固然享有种种好处。由于美元是各国外汇储备、交易和政府干预汇率时的工具，它给于美国很大的政治与经济影响力。美国在制定其外交政策与管理本国经济时也不需要考虑国际收支的平衡。但是，如果美国以美元贬值为手段来增强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的话，它很快就会被其它国家的将自身货币进一步贬值所抵消。因此，特里芬预言除非各国找出其它途径来解决这个矛盾，否则布雷顿森林体制迟早会垮台。[9]由于日本坚决反对日元升值，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1年宣布停止美元与黄金的挂钩。同时使美元贬值并向进口商品征收百分之十的关税。由此开始了以政府间谈判来决定美元与德国马克以及日元汇率的史密斯索尼安体制。该体制只维持了短短的两年。从1973年开始，主要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均采用了浮动汇率。 当发达国家纷纷撤销对资本自由流动的限制后，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就进入以金融与财政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二阶段。在布雷顿森林体制下，国际货币市场的交易基本上是为国际贸易服务的。1973年国际外汇交易额与国际贸易额之比为二比一。当时全球每日外汇交易量（一个资本流动的重要指标）为一百亿到二百亿美元。金融自由化的直接后果是国际外汇交易不再以为国际贸易服务为主要目的，国际外汇贸易本身成为资本攫取巨额利润的重要途径。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国际外汇交易额与国际贸易额之比已经由1973年的二比一暴涨到七十比一。全球每日外汇交易量由1973年的一百亿到二百亿美元暴涨到1995年的一万二千六百亿。[10]英国政治经济学家苏珊·斯特林芝（Susan Strange ）称这种新型的国际金融秩序为“赌场资本主义”。在这种赌场资本主义经济中，金融资本可以通过跨国界的流动制造谋利的机会，以金融投机攫取巨额利润。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短短的二十年里国际金融市场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为此目的服务的金融衍生工具。 金融扩张与危机 从制度的角度来看，人民币的汇率政策直接影响如何界定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关系。当巨额资本受利润原则的驱使随着汇率或利率的变动在各国间流动时，赌场资本主义就不可避免地制造一系列的金融危机。 米尔斯·卡勒尔（Miles Kahler）曾经指出，实际上自从十九世纪以来资本流动一直在发展中的经济里先制造繁荣再把它们推向崩溃。这几乎是一条规律。[12]拉丁美洲于1979至1980年经历了南部锥体地区的危机，发展中国家于1982年经历了债务危机，墨西哥于1995年，亚洲国家于1997-1998年，俄国于1998年，巴西于1999年，以及阿根廷于2002年均爆发金融危机。[13]这种金融危机并不只限于发展中国家。危机不可避免的道理很简单。在资本可以跨国之间自由流动的条件下，金融资本可以利用地球上任何一国的汇率或利率的急剧变动来创造利润。当大量的资本同时涌向一国时，该国经济突然出现大量的需求，这就必然刺激供给的扩大。该国经济呈现一片繁荣的景象。同样的道理，当大量的资本同时从一国撤退时，该国经济的需求突然急剧减少，这就必然导致供给的萎缩。该国经济必然出现经济危机。虽然中国目前尚未开放资本账户，已经有数百亿美元的国际游资受人民币升值的预期的影响进入中国。国内的经济学家已经在发出经济过热的警告。不难想象如果中国实现全面的金融自由化在西方国家一致要求人民币升值时将有多少国际游资进入中国。 不要以为金融危机只在发展中国家出现。事实上，在以金融扩张为标志的战后全球化的第二阶段，发达国家也不能幸免。虽然发达国家的危机与发展中国家的危机表现形式不同，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赌场资本主义在世界经济的头号强国美国和第二号强国日本参与制造了现代经济史上最大的两个经济泡沫。 日本的泡沫经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已经出现两次。第一次是1972-1973年。第二次是八十年代后期。两次泡沫经济的出现有几点共同的特征。第一，在这两次泡沫中，日本企业都把庞大的资本用于股票市场上的金融投机。在1972年1月至11月之间，日本的企业，包括银行，生命保险公司，信托银行，在股票市场上投入了一万二千亿日元。这一年的1月，在东京股票交易所第一部上市的225家日本企业的平均投资回报率为百分之十五点四一。到了十二月，这个回报率窜升到百分之二十八点二八，远远高于同时期世界主要股票市场平均投资回报率的百分之十三至十五。在1985年，东京股票交易所的日平均交易量为四点一四亿股。到了1987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九点四六亿股。在1987年底，东京股票交易所的上市股票总值已达三百四十六兆日元，与日本同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同，比美国股票市场上市股票总值多百分之三十。第二，在两个泡沫中，日本企业都卷入疯狂的土地投机。在1973年，日本企业在房地产投机中花掉了九兆日元。大东京圈的住宅用土地价格在1973年上涨百分之三十三点三，在1974年又上涨百分之三十四点七。根据1972年5月发表的一项调查，在前一百名日本最高年收入者中间，有九十五人的收入来自房地产投机。在八十年代后期的泡沫中，土地投机也成为重要手段。到1987年底，岛国日本的全部土地价值已经高达一千六百七十三兆日元，为同期美国全部土地价值的二点九倍。[14]中国经济能够在他国经济遭遇困境时不倒，恰恰是因为有一个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保护。 美国的泡沫则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科技革命的形式出现。商业周刊的首席经济学家麦克尔·曼德尔（Michael Mandel）在其2000年1月美国股市崩盘前夜出版的即将到来的互联网萧条一书中指出，新的金融制度是任何一次产业或科技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历史上至今已有三次金融革新与技术革新相结合而催生了令人目眩的经济发展。19世纪下半叶的铁路的建设需要巨额的资金。当时美国经济每年的产出只有130亿美元左右。而美国铁路的总投资就高达100亿美元。为了向这样巨大的项目融资，在纽约诞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全国股票债券市场，第一批经营债券业务的银团和第一批现资银行。现代的金融市场从全美各地和欧洲各国筹集到铁路建设需要的巨额资金。二十世纪初汽车制造业的诞生与发展离不开另一次金融革命。在二十年代里美国生产了3100万辆汽车。而当时全美国只有3000万个家庭。美国汽车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借力于消费者信贷制度的诞生和普及。在1930年，美国不仅百分之六十到七十五的汽车，而且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家具，百分之七十五的洗衣机，百分之六十五的吸尘器，以及百分之七十五的收音机是以分期付款的形式售出的。九十年代后期的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革命与风险投资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过去，经济学家往往对风险投资不屑一顾。因为在1988年全美的风险投资只有50亿美元，而当年全美的研究开发投资总额高达1340亿美元。这种局面在九十年代为之——变。到了1999年美国的风险投资已高达480亿美元。而在2000年的第一季度，也就是美国股市的牛市即将结束时，风险投资已经达年平均900亿美元的水平。在2000年的第一季度，风险投资已经占美国研究开发经费总额的三分之一。[15]在历史上现代股票债券市场十分成功地为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如铁路，电力，供水，煤气，电话，以及其他大型产业融资。这些产业均有稳定的现金收入和可以用作抵押的实物资产。相反，银行与资本市场很难为从事技术革新的小公司融资，因为向这些完全没有过去经营纪录的创业公司融资的风险太大而它们成功的几率又太小。风险投资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为什么风险投资到了九十年代一显身手呢？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金融自由化的结果。 前边说过，浮动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金融投机的泛滥。在赌场资本主义的形态中，如何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获得最大的利润成为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则。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技术革命则为实践这个原则提供了绝好的机会。技术革命意味着相关的技术同时出现。 这些技术的商品化极大地改变人们的生活因而有着极为广阔的新市场。这种前景使得投资风险成为次要的考虑。同时，技术革命带来的股市牛市又使得风险投资不仅取得高回报而且可以比较容易地从它们的投资中脱身。技术革命与金融革命结合的结果是即使经济成长加速也使经济危机加深。这就是美国经济在九十年代为什么空前繁荣而在二十一世纪初经历了已达四年之久的经济困境。 全球化的未来与中国的命运 主张中国与国际经济秩序全面接轨的人们可能乐观地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金融领域采取浮动汇率与开放资本账户是中国早晚要走的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已经表明固定汇率的脆弱性。我们面临的首要任务是与国际接轨。一国的经济只有向国际市场全面开放并通过国际竞争的洗礼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况且，中国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里已经积累了很强的国际竞争力。人民币已经在数个周边国家成为事实上的硬通货。中国也已经建立起强大的外汇储备。随着中国向世界工厂的地位迈进，人民币的国际地位肯定要进一步上升，早晚要成为世界上的主要货币之一。为了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的金融大国之一，人民币应该尽早向浮动汇率的方向发展。中国也应该尽早开放资本账户。 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是全球化过程是完全可以逆转的。事实上，在讨论资本主义长程运动的文献中有两种周期理论对我们理解全球化的未来走向有重要的启示。一个是美国社会学家吉瓦尼·阿里奇关于霸权周期的理论。阿里奇指出，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经济在每个霸权支撑的国际经济秩序下均经历了资本积累的周期。在每个周期里，当经历了一次主要的生产与贸易的扩张后，过度积累的资本以及国与国之间对流动资本的竞争均导致金融与财政的扩张。而金融与财政的扩张迟早会导致一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全球规模的危机。在这种危机中，旧的霸权与它所支持的国际经济秩序垮台，新的霸权与它所支持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在资本主义史上，这种周期在荷兰霸权，英国霸权，以及战后的美国霸权下均出现过。[16]另一个是卡尔·普兰尼关于资本主义经济长程运动推动力的论述。受两个走向完全相反的力量推动。这两个力量一个是关于社会保护的努力，一个是关于释放市场力量的努力。十九世纪的释放市场力量的努力最后导致了1929-1931年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保护社会的努力则导致了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以及美国型新经济秩序（the New Deal）的兴起。[17]普兰尼的观点也可以用来分析战后资本主义的长程运动。从普兰尼的观点看来，七十年代初发生的变化具有更为深刻的意义。它代表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长程运动中由保护社会转向释放市场力量这一重要的转折。在这个新自由主义大旗下的保守主义革命中，各国政府纷纷实行自由化、私有化和缓和法规（deregulation）。这些政策导致了对发达国家的工资与就业的全球性挤压（slobal squeeze）。“[18]结果，经济不平等日益加剧，各社会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19]中国政府靠自己人为的政策为中国经济创造了一个有利的环境。 虽然这两种观点侧重点不同，但是他们正好构成了我们理解现阶段全球化过程对资本主义经济影响的互为表里的两个侧面。一方面，金融自由化使得资本可以跨国界地自由流动。 另一方面，由于这种流动成为可能，在利润原则的驱动下，发达国家的工资与就业必然面临着越来越大的下向压力。这两种趋势日益增强的相互作用必然带来世界经济结构的变动。而经济结构的变化又必然带来重大的政治后果。当然，有可能在全球化制造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之前发达国家的国内政治就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使全球化的过程缓和地逆转。例如，美国已经有几个州通过立法禁止公司把工作机会转移海外。但也可能人们仍然笃信全球化有一个光明的未来，一直到有一天全球化把我们推向一个危机的深渊，重复二十世纪前叶的历史。 我们无法断言目前发达国家面临的经济困境意味着国际经济秩序已经到了危机的前夜。但我们至少可以说在以金融扩张为特征的战后全球化的第二阶段中国际经济秩序中的不稳定性日益增加，导致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危机并出现全球化过程自身的逆转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在这种局面下如果开放资本账户与实行浮动汇率等于是将各国在1929-1933年大萧条后建立起来的防范危机的安全机制完全撤掉。如果有一天危机真的到来，中国将深受其害。 也许有人认为中国的国情特殊，1997年许多亚洲国家都遭遇了金融危机，只有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在过去的几年里，发达国家都遭遇了经济困境。中国不是也没事儿吗？中国经济能够在他国经济遭遇困境时不倒，恰恰是因为有一个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保护。在关于亚洲金融危机的讨论中，中国由于没有开放资本账户而幸免于难几乎是国际上的共识。由于人民币与美元之间基本固定的汇率，中国的出口在万马齐喑时表现优越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实际上，不仅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与全球化紧密相关，而且整个中国的近现代史都离不开全球化两次大潮的影响。在几个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关键时点，全球化的潮涨潮落都在很大的程度上左右了中国的走向。中国的近现代史有着明确的与他国历史经验的同时代性。始于十九世纪末终于二十世纪初的第一次全球化的大潮是在英国霸权的支撑下实现的。在那次全球化的大潮全面展开之前，霸权国英国的触角就已经通过两次鸦片战争伸到中国。1871-1913年期间的‘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在亚洲的表现形式是西方列强打上门来要求通商。包括中国日本在内的亚洲国家面临的艰巨任务是如何改造远远不能适应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国内制度以回应西方国家的挑战。日本成功地进行了明治维新并加入了帝国主义的阵营。 中国则在数次改革的尝试中失败并在几次反侵略战争中成为战败国并失去巨大的利益。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在1914年的逆转意味着赖以调整西方工业化国家之间经济利益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土崩瓦解。这导致西方列强之间争夺市场与原料的冲突日益加剧并以战争的形式来解决。 这种帝国主义性质的争夺直接导致了1919年的和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当第一次全球化的逆转将工业化国家一步步推向大萧条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美国新政式的自由主义成为人类社会回应资本主义制度性危机的三种不同形式。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仍然代表着这三种选择之一。法西斯主义随着二战的结束而成为历史。在战后的头二十年里，其他两种选择仍然在互相竞争。这两种不同的回应全球化逆转的制度性选择到了七十年代都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当资本主义国际经济秩序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开始出现问题时，社会主义国家也开始了脱计划经济的过程。中国在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在很大程度上是把握了全球化浪潮变化带来的机会。七十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标志着全球化由以生产与贸易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一阶段进入以金融与财政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二阶段。在全球化第二阶段中，发达国家先后实行了金融自由化。由金融自由化释放出来的流动资本是中国得以吸引外资的根本性前提。如果真的出现全球化的逆转，中国以今天与世界经济切合的程度不可能不受到重大影响。而在那天来临时，中国是否已经采用浮动汇率和开放了资本账户将对所受影响的程度有直接的决定性作用。 结论 在上次资本主义全球化逆转的过程中，发达国家开始在本国经济体制中建立各种风险防范机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和英国更是主导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固定汇率与限制资本自由流动大大的降低了金融风险。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开始，战后资本主义全球化开始进入第二阶段。金融自由化加速了资本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以各种形式的流动。这种流动固然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机遇。但是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浮动汇率与资本跨国自由流动极大地刺激了金融投机。而这种投机伴随着巨大的风险。中国到目前为止之所以能够避免金融危机并维持不断的经济成长，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所谓的“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存在。换言之，中国政府靠自己人为的政策为中国经济创造了一个有利的环境。 如果中国在这方面做出重大调整向发达国家的汇率政策看齐则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国际金融环境要发生重大的变化。中国必须准备承担与浮动汇率和限制资本流动相连的风险。（作者单位：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 政治经济学论文:全球视野下的国家与市场——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理论概述 摘　要: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新兴学科领域,它的研究焦点是全球范围内的国家与市场关系。本文以方法论为标准对西方主要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的归类与评介,评述了经验实证主义方法论的现实主义霸权稳定理论、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和世界体系论以及历史主义下的考克斯与斯特兰奇的理论的内容和特点。 关键词:国际政治经济学;经验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其研究的对象是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即政治社会关系对经济的影响,以及经济运行与发展对社会政治的影响。 经济活动不仅在国内具有政治意义,经济活动一旦跨越国界也就有了国际政治甚至是全球政治的意义。跨国的经济活动要受到其他主权国家的政治结构以及由这种政治结构产生的经济体制的影响,因为它影响到其他主权国家内社会力量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国际经济的运行和利益分配还影响国家间的实力对比和权力关系,这种实力对比对主权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权力位势产生重大影响,因为经济联系产生的权力关系限制了国家的自由性;反过来,国家间的权力关系也影响着世界经济运行体制和国际经济成果在国家间的分配(甚至包括国家内部的分配关系)。对这种国际间的政治经济现象的系统研究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IPE)研究的主要内容。如果更进一步的分析,世界经济对各国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国家关系层面,它对各民族内部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同时,民族国家原有的经济政治结构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会产生强烈的抵触、融化作用,或排斥其影响,或对其进行“扬长避短”。这实质是一种世界政治经济现象。因此,近来人们把国际政治经济学又称为“全球政治经济学”(GlobalPoliticalEconomy,GPE)①。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产生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上世纪60年代末起,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出现严重危机,国际货币危机频繁发生,世界经济出现停滞,保护主义再次在西方发达国家抬头;许多学者开始担忧,世界是否会再次出现类似20世纪30年代所发生的由于世界经济秩序混乱,各国为争夺市场,解决国内经济危机而出现的国际政治冲突。国际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再次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一些西方学者希望通过研究国际政治和经济的互动关系,研究国际经济的新变化,研究世界经济史中由于经济危机导致的政治冲突等诸方面问题,为国际制度建设与国际秩序的变革寻求政治上的答案。这些研究符合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原则,而且把研究的焦点放在了国际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上,是一种真正意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于这些20世纪后期兴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如果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划分,它们大体可以分两类:经验实证主义/还原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② 一、经验实证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经验实证主义在哲学中是指应用历史经验来证明假定与理论的正确性和精确性。在社会科学的任何领域内,假定与理论都需要从历史的经验中得到证明,都需要实证性的研究方法。然而,经验实证主义把历史的经验绝对化与教条化,并以此来推导和预测未来,把社会与历史的发展还原为一种旧的历史经验与经历。这种方法论下的理论往往带有一定宿命论和历史还原论的色彩。这种研究范式主要存在于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当中,但一些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运用这种方法。 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体现在这两种理论上:霸权稳定理论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这两种理论首先各自把国际政治的一些假定运用于国际经济所依赖的政治关系的研究,然后运用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如公共选择理论、公共商品理论、博弈论来说明国际经济运行规律,以及国际经济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自由制度主义和霸权稳定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强调通过制度的设计和维护,国家仍可以维持经济合作以及政治合作;霸权稳定理论强调国际权力结构是决定国际经济合作是否导致政治冲突的关键。但这两种理论共同特点是都带有强烈的经验实证主义。 1 现实主义的霸权稳定理论 霸权稳定论最初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首先提出的,后来经过吉尔平、斯蒂芬·克拉斯纳等人的扩充与修改。③其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一个开放和自由世界经济需要有一个居霸主或主宰地位的强国,霸权的衰落必然导致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削弱与瓦解。这种理论把国际政治的假定作为国际经济的政治背景的研究基础,认为国际经济处于一种冲突的国际政治的环境之中,在这种环境下,要建立和维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制,必须有一个信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霸权国存在。 霸权稳定论的作者的依据是现代经济学中的“公共/集体商品”理论。所谓“公共/集体商品”就是一种人人都可以消费的商品,而且一个消费时不影响其他潜在的消费者消费。但由于人人都可以消费这种商品而无需付费,这种商品往往供应不足,除非经济利益促使某个经济主体愿意为这种商品承担较大份额的费用,或者某个机构(如政府部门)迫使消费者为这种商品付费。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这个机构就是霸权国家。 霸权稳定论认为,开放自由的国际经济体制(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和稳定的国际货币体制)就是一种公共商品。用克拉斯纳的话来说,它是在“特定的问题领域内,经济行为体的期望所共同关注的那些原则、规章条例和决策程序”④。霸权国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和影响力建立这种国际经济体制,以确定各国的行为规范,防止欺诈和损人利己,分摊成本,抑制经济民族主义,从而达到限制冲突,维持秩序的目的。霸权国建立维持这种体制的力量在于具有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和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感召力。但是,霸权稳定论者相信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的扩散财富的功能,或者说是经济发展的后来者利用后发优势以更快的速度发展的功能,加之利用“公共商品”免费搭车的特点获得更快发展,从而改变了原来的国际权力分配的格局。霸权国的实力衰落使得霸权国不再愿意维护这种“公共商品”,出于国际政治的现实考虑(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假定)而采用经济民族主义的保护政策以保护自己的权力地位。因此,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受到削弱,直至最终瓦解。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的瓦解又导致各国间争夺财富的政治冲突,甚至战争。 霸权稳定论者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就是这种必然的霸权稳定与衰落的循环往复,不论技术水平的发展如何、核武器是否存在以及相互依存关系的强弱都不会改变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这种特点。因此,这种理论具有一种宿命论的成分。这种理论是建立在对19世纪以来英国霸权兴衰的经验基础上的,并且结合美国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历加以实证。不论是政治现实主义的各种假定,还是“公共商品”中的各种假定都充斥着经验实证主义的色彩。 2 自由制度主义理论 罗伯特·基欧汉是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首创者也是这一理论最有影响的学者。在1984年出版的《霸权之后》一书中,基欧汉首次较系统地阐述了自由制度主义的思想。基欧汉认为,国际制度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体制是一个处于国际权力关系与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中间变量或干预变量,它可以由霸权国建立,但是一旦建立它便可以形成自己独立的功能,即可以促进世界经济的有效运作,减少动荡,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防止市场失灵和欺诈,因为国际体制中的规范、规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的行为施加影响,另外,国际体制的存在可以使国家从中预见到自己的利益实现的可能性和其他国家行为的可能性。基欧汉强调,即使国家是一个自私的自我利益的追求者,在一个无政府的世界中,即使没有霸权的存在,由于国际体制的存在,它们也能进行合作。因为相比较一个没有国际体制的秩序而言,尽管国际体制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与缺陷,却仍能相对促进国家利益。⑤ 基欧汉在他的理论中没有排斥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假定,如无政府的国际结构、国家是国际主要行为体、理性行为体。但是,基欧汉同时对其中的国家利益与理性的假定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强调国家利益应是具体的,如财富的绝对增加,淡化了国家生存欲望的重要性,而更加强调相互依存对国家利益实现的作用;认为理性不应该是现实主义对利益的绝对追求,而是一种既定条件下的相对满足。他认为,如果一个国际体制下具有促进各国福利的功能(增加绝对收益),国家可以通过理性的比较选择合作。因为没有体制的世界经济可能充斥着更大的不确定、动荡和欺诈,建立新的体制可能成本过大等等不利因素。 基欧汉的这种理论后来又得到其他一些学者的支持与补充,如阿瑟·斯坦、查尔斯·利普森、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海伦·米尔纳、当肯·斯奈德等人。⑥ 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基本也是与现实主义的霸权理论的方法一致的,坚持了现实主义的主要假定基础上,强调的是固定不变的人性、不变的思维理性,所选取的历史资料也是历史时期的某个片段,如战后世界经济的一个领域或阶段,如货币领域和能源领域;并且把这种经验绝对化,作为预测未来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准绳,认为国际体制在人们的这种工具理性的学习与选择下仍然会继续延续与发展下去。因此,它同霸权稳定理论一样,在方法论仍是一种经验实证主义的。但在历史观上它却有某种进化主义色彩。但这种进化主义依以理性人的假设为基础,认为理性的人通过利弊比较(或者说工具性学习)可以创造和维持一种促进合作的国际体制,只要这种体制可以促进各国的福利(或安全),对所有人/国家都有利。这种进化主义带有一种功能主义的色彩,以结果来解释原因,仍然带有强烈的“后此谬误”(theposthocfallacy)的特征。⑦但这种进化主义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还原论,因为它的进化动因仍可以归结为一种不变的固定人性上。 3 世界体系论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是世界体系论最系统、最有影响的阐述者。他于1974年出版的《现代世界体系》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未来的灭亡》是其世界体系理论经典的代表作品。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认为,作为一种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16、17世纪自西北欧出现以来,逐步扩展到全球范围,在这一过程中一直呈现出一种周期性的发展模式,尽管出现过霸权国家兴衰(如荷兰、英国、美国)和经济中心地理变化(从原来只限西北欧转向了包括北美、日本在内的北半球),但其内在的本质没有发生变化,即这种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的生产分工体系(中心与外围)、均势的国家体系和意识形态是维持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 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就是一种整体上(世界性的)有效的分工方式。核心生产者提供工业品,它的优势在生产中以比较优势体现出来的低成本,外围生产者提供原材料,它的优势是强迫劳动的低成本。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中,多边的国际政治均势体系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上并构成支持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关系的基本政治结构。在世界经济的中心地区国家和准边缘国家以及准外围国家都在从世界经济中谋求积累。这就形成了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竞争。各类国家在世界经济中获取经济剩余取决于:国家的政治军事实力和在世界竞争市场有效竞争的能力。通过这种市场交换与政治强制,核心国家比边缘国家从世界经济中获取了更大的经济积累,并决定了各类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地位,即中心与依附的关系。另外,多边的均势体系使得无一核心国家能以一个世界帝国形式独占世界经济的剩余利润。因为中心国家之间(也包括各类国家之间)存在着为积累的争夺,它们力图通过各种政治经济的战略使自己成为利润最大化的地区,促进资本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流动,这既为技术的全球扩散提供了新的机会,也防止了某一国家在政治上控制世界经济,并从中获取垄断性的积累。这样,中心国家间的均势努力阻止了单一国家利用压倒优势的政治权威(世界帝国)来改变世界资本主义原有的生产和交换方式,这又维持和发展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沃勒斯坦看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还产生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不仅为不公正的资本主义辩护,而且塑造了这一体系内所有人的思维,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因此,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由于经济分工、政治统治和文化影响功能不断得到了维护与发展。⑧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尽管运用了历史唯物论来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但他的方法论中仍然存在着经验实证主义的成分。因为他把16、17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绝对化了,并且通过对历史的研究来否定资本主义内在变化的可能性。这使人在其理论中看到这样一种逻辑:16、17世纪建立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尽管其中存在着巨大的矛盾,但一直在自我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一体系内的社会主义运动无法撼动这一体系,反而客观上起加强这一体系的作用;资本主义体系最终的灭亡只有等到它发展到最成熟时,其内在矛盾积累到最大时,由于突然的危机被一种“历史的社会主义”取代。沃勒斯坦也谈历史的发展,但他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认识却是一种经验主义永恒论,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自16、17世纪以后的变化、发展都是一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初形态的还原,因而过分地关注维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因素。另外,沃勒斯坦对资本主义最终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分析具有宿命的色彩,缺乏对人在创造世界中的主体性的分析。 二、历史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历史主义方法论强调对事物、事件、现象的研究应根据其产生的历史条件,从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进行辩证地考查,历史的变化与发展不是一种还原式的历史循环,而是一种发展的进化论。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反对用抽象死板的公式或者固定不变的因素(如不变的人性和固定的社会结构)来研究社会事物与现象,强调历史发展的不可逆转性和继承性。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在分析社会时更多的是注重历时性的(di achronic)因素,而不是像经验实证主义那样专注于共时性(synchronic)的因素。这种方法论在本体论上强调人是社会本体的塑造者,人对社会本体的塑造是历史的具体的。这种理论一般对历史的发展怀有某种不可知论的成分。认为,历史是人的实践的具体产物,历史发展有趋势性,但历史发展的具体结果需要由后人的具体实践来创造,前人无法事先预见。在西方国际经济学中,罗伯特·考克斯(RobertW Cox)的理论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他的《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是这一方法论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与考克斯同一流派的还有斯蒂芬·基尔(StephenGill)和戴维·劳(DavidLaw),基尔与劳所写的《全球政治经济学》(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1988)也是这一方法论的著作。另外,英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SusanStrange)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具有一定程度的这种方法论特征。 1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主要建立在这样的论述上:不同的国际生产组织形式塑造了不同的社会生产关系,这种社会生产关系体现着一定的社会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不仅塑造了不同的国家形态、国家利益,也塑造了不同的世界秩序;但同时,也产生着经济、政治与社会矛盾,人通过反思这些矛盾,创造着新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 具体地说,考克斯提出影响人的行为三种力量是:物质能力、意识和制度;这三种力量构成的历史结构决定着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在某种历史结构下,“生产组织的变化产生了新的社会力量,它们反过来影响国家结构的变化;国家结构的整体性变化改变了世界秩序的矛盾;”特定的霸权世界秩序又可以影响国家的形态,国家形态的变化影响国内的生产组织的变化。⑨考克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法,认为生产组织形式是社会力量(阶级)产生的基础,也是其他一些人类活动的基础;生产产生的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着国家的社会基础;国家形式是由社会生产关系有机决定的,是社会生产关系形成的特定“历史集团”的产物;但国家的形态还受制于世界秩序。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后,国家的生产是与世界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国家的社会生产关系处于世界性的等级式社会生产关系之中,国家的形态也受世界秩序的影响。这样,国家的形态处于国内外社会生产关系的双重历史的、具体的建构之下。这样,国家的利益和对外行为就被历史具体地塑造了。这种塑造的基础仍是特定的生产组织方式。世界秩序根据考克斯的界定是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体系。霸权的世界秩序是霸权国(如历史上的英国与美国)把本国的生产组织形式推广到世界,得到世界的认同的产物,也是其他国家的生产组织形式(通过国家这个中介)效法与服从这种生产组织形式的状态。非霸权世界秩序是各大国为使自己的生产组织形式成为世界主要形式进行竞争的秩序(两战期间的世界秩序)。因此,世界秩序从根本上说,也是生产组织形式的产物,是生产组织形式产生的权力的产物。⑩ 这种世界政治经济的分析是实践本体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研究中的具体体现。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都是人实践的产物,不存在外在的给定性。物质力量、意识与制度是决定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历史框架,这三种因素都是在人实践过程中变化的。变化的动力来自于生产过程产生的矛盾。这种矛盾最终会导致生产、国家和世界秩序的变化。在考克斯看来,霸权秩序只是这种社会永恒发展下的暂时的社会平衡,它的社会交往模式和人类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不能被固定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来的平衡会逐步打破。各阶级会从矛盾与冲突中进行反思,创造出新制度(社会运行规则)。这又会导致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新变化。这种反思不是工具理性的思维,而是一种建立在批判基础上的创造性心智活动。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是一切社会变革的前提。通过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思想)来教育大众形成一种普遍主观共识是建构新的历史结构的基础。这里,考克斯继承了葛兰西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强调社会的变革不仅仅是经济矛盾下的产物,物质关系的变化并不能导致社会秩序的变化,只有对人的主观进行教化,改变人的主观,形成一种集体的共同意识,才可能促进社会的变革。但这种变革不是宿命性,存在着多种可能性。 这样,考克斯没有用一种抽象不变的人性和结构来解释世界政治经济关系,更重要的是他关注世界的变化以及变化的动因,关注历史在过去是如何变化,并通过分析历史是如何变化的来观察未来的变化。并且他对这种变化的分析不带宿命论和目的论的成份,而是强调历史变化的多种可能性,强调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方向在于人的主观努力。 2 斯特兰奇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英国学者斯特兰奇建立了一种结构性权力框架的模式对市场与国家互动关系进行分析。她指出:结构性权力决定着世界经济(生产、交换与分配)如何运行,而且在这种结构性权力下的世界经济内在地体现着某种政治———“财富、秩序、自由和正义”四种价值的分配和“风险与收益”的分配,从而在世界经济运行中“谁得到什么、如何得到”之类的政治问题有了结果。即权力结构决定着世界经济,经济体制中体现出政治。 斯特兰奇认为,决定经济体制的是权力,权力决定了各种国内和国际的经济体制中四大价值观的不同分配比例;权力决定市场运行和环境。但她强调,决定经济体制的价值分配与成本、收益、机会和风险的分配的权力是一种结构性权力。这种结构性权力构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结构的权力,是决定办事方法的权力,建构国家与国家、国家与人民、国家与企业关系框架的权力。结构性权力是通过对安全控制,对生产的控制,对信念的控制和对知识、信仰与思想的控制而获得。斯特兰奇把这四个文献产生出来的权力综合成决定国际经济的结构性权力。 从对结构性权力构成的四个基础的分析看,斯特兰奇强调这四种结构是相互依赖的,彼此互为基础(彼此并列,没有一个处于优先的地位),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才构成了结构性权力。 斯特兰奇的这种结构性权力分析框架充满着实践本体论的色彩。在斯特兰奇的理论中,正是掌握结构性权力的主体(人、阶级、或国家),把自己的利益诉求转化为一种制度安排,形成了一种经济体制,从而决定市场的成本、风险的分配,决定市场运作过程中各种价值的分配。因为结构性权力的主体可以通过强制的力量来维持稳定,可以通过控制生产的权力来决定生产的组织与分配,可以通过控制着信贷的创造与发放来抵制或促进经济的发展,可以通过思想与知识控制和传播加强强制力量,决定如何生产、生产什么,加强金融权力,诱导人们去认同现存的制度安排。因此,她眼中的国际政治经济安排是人实践的产物。 建立在实践本体论基础下的斯特兰奇理论有历史主义色彩。因为结构性权力主体历史、具体地塑造的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或者说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是由社会历史地、具体地建构,而不是可以还原的。但由于斯特兰奇没有深入探究四种结构之间内在的相互关系,尽管她也强调国际关系理论应该关注国际体系的变化,这导致她的理论没有对国际体系变化的动因进行深入的解释。虽然在后来斯特兰奇把国家、市场和技术视为结构性权力变化以及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变化的三个决定因素, 但同样也没有深入分析国家形态、市场和技术是怎样变化与发展的,以及什么是动因促使它们的变化与发展,而只是说明了这三个因素如何共同影响与决定安全结构、生产结构、金融结构与知识结构的变化。这一点使得斯特兰奇理论中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带有瑕疵。有人甚至把斯特兰奇的理论说成是“似乎假设了一种社会永恒运动,但没有找到向前推动的驱动力”的理论。 这一点上斯特兰奇的理论不如考克斯的理论具有彻底的历史主义性和实践本体的特点。 三、结　语 以上以方法论标准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理论进行了概述,但这里必须强调,经验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在上述西方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的著作中并不是完全排他的,有些学者如吉尔平和斯特兰奇强调他/她的理论是用一种折中的方法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或其中的一些问题。这说明,他们都认识到用某一种方法论来研究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关系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它们只能适用于各自不同的目的,都希望用两种方法论彼此互补与折中,来更深入地研究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关系。斯特兰奇就说,“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规范性、描述性的研究方法与思考性、分析性的研究方法之间,无所谓正确与谬误之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如同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研究一样,可以兼容这两种方法”。 的确,在吉尔平这样的现实主义霸权稳定理论中也能发现一些历史主义的影子,在考克斯和斯特兰奇的理论中也能找到经验实证的成分,只是他们的理论在整体上更典型地体现出经验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而已。 政治经济学论文:试析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关 键 词】帝国主义理论/马克思/特殊性和普遍性/国际经济问题 【 正 文】 一、帝国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观点吗? 国际政治经济学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而兴起，“这次更多的是关　心作为整体的世界经济的发展，而不完全是亚当·斯密当年的某个国家的经济进步。”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这次兴起，克服了国际政治学和国际经济学的分离倾向，也超越　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局限于一国之内的研究模式。这些研究见于理查德·库柏的《相互依　存的经济学》(1968)、金德尔伯格的《权力与政治：国际政治的经济学和国际经济的政　治学》(1970)、苏珊·斯特兰奇的《相互忽视的国际经济学和国际关系》(1970)等著作　中。在所有这些研究中，罗伯特·吉尔平是将国际经济学和国际政治学结合起来研究的　典型代表和集大成者。 凡是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者，都不能忽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20世纪60年代兴　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者也不例外，而且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国　际政治经济学上的普遍观点。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先生就是这样分析的。　他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存在重商主义(或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三种观点　。他对其中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阐述，主要见于《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1975)和《美国　权力和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政治经济学》(1981)中。 在《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中，吉尔平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观点做　了综合评述。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被三条不可抗拒的规律所支配，“第一　个规律，即不平衡规律，是对萨伊定律的一个否定。第二条是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条　规律。……这是一条资本集中(或积累)规律。”“资本主义的第三条规律是利润率下降　规律。”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只限于西欧，是一种封闭经济。然而1870-1914年，“　资本主义已逐渐变成一种活跃的技术性的向全球扩展的开放系统。”在尼·布哈林的《　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启发下，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作家列宁认为，“资本主义通过海外　帝国主义扩张，已逃避了其三条基本运动规律的制约。……资本主义国际经济的确在使　世界向前发展，但这种发展是不稳定的。每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也不一样，各个　国家的实力发展不均衡最终将导致帝国主义战争以及国际政治动乱。”作者提出了马克　思在这个问题上与列宁的分歧，“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资本主义衰落的原因　是经济性的；资本主义将由于经济因素而导致灭亡，因为无产阶级会不甘贫困而起来反　抗。马克思进而还指出了这出戏的主角是社会各阶级。但是，列宁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换成了一种政治的批判，实际上的主角已经变成了以经济发展为首要目标的竞争性的重　商主义民族国家。”吉尔平认为，“由于布尔什维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列宁关于资本主　义的帝国主义阶段理论尽管受到马克思主义其他继承人的不断挑战，终于成为国际政治　经济学中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理论。”据此，吉尔平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作为马克　思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般观点。 在《美国权力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中，吉尔平认为，“动力学　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变革理论。它强调了关于生　产方式变化以及其对既定阶级冲突的影响朝向不平衡发展的趋势。当这些趋势不能被容　纳时，社会政治体制便通过巨变而打破。战争与革命被作为经济过程的一个构成部分。　”“第二种观点——马克思主义者和重商主义者共同持有的——认为每一个相互依赖的　国际经济在本质上是一种帝国主义的或等级制的体系。这种帝国或垄断的权力组织商业　、货币和投资关系以促进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吉尔平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观点的评述可以概括为：国际关系过程中，经济因　素是国际关系的动力源泉，它决定政治发展；这种理论在马克思那里体现为，经济生活　中的各个阶级推动了社会变革的实现；这种理论在列宁那里体现为，国际关系中的各个　民族国家之间经济利益的斗争导致国际战争，这种战争又成为国内社会变革的导火索和　推动力。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都把国际关系看作一种“帝国主义的或者等级制的体　系”。 显然，吉尔平侧重强调“战争与革命”在经济过程中的作用，这与其对国际经济活动　的政治框架的强调是一致的。他是把马克思主义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资本主义大　发展的特定背景中理解，并且侧重分析短期内国际关系的演变及其决定因素，从而把帝　国主义理论这一特殊观点作为马克思主义一贯的和主要的观点。吉尔平认为，“随着资　本主义性质的演变及其他的历史发展，马克思主义也一直在发展着。”不幸的是，　吉尔平背离了自己的这句话。实际上，这种理解广泛存在于西文学者甚至马克思主义学　者中。我们不禁要问，帝国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观点吗? 二、帝国主义理论的特殊性和马克思观点的普遍性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认为，国际经济活动是国内利润率下降的结果，它具体表现为各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殖民地的斗争，这种斗争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内阶级斗　争的导火索，从而导致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也造成了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独立　运动。然而，帝国主义理论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特例，不可能有力地解释成为世界主　流的和平与发展趋势。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是对二十世纪初国际垄断资本及其代表发达国家政府国际行为进　行分析的结果。这个时期的资本及其政治表现具有特殊性。由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　衡规律(必须指出，在任何生产方式下都存在这个规律，而不仅仅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下。)引起了国际秩序的混乱，伴随着发达国家政府的世界扩张，资本开始进行全球　掠夺，这样就产生了列宁提到的帝国主义现象。当然，这并非排除了资本对帝国主义行　为的责任，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不会改变，但是却会受到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制约和促　进。在国际秩序相对稳定的时期，列宁所指出的帝国主义现象相对隐蔽和微弱，而且各　发达国家政府会在斗争中学会如何保护共同利益，这就是不要在帝国主义行为中共同灭　亡。因此就很难普遍发生列宁所谓的无产阶级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进行革命的现象　。而且，战后的福利国家实践更是破坏了列宁的假设。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是最具普遍意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现在所谓的“不要顽固　不化”，所谓的“进行不受原始理论束缚的创新”，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过时　了”等等观点，都是在否认回到马克思原始思想的必要性。与此相应，这些观点的鼓吹　者们根本不屑于去寻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始思想；根据这种忽视理论根源的作法，我　们称这些鼓吹者为者。可悲之处正在于此，这些者们一方面　根本不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原始思想为何物，另一方面却在极力否认回到马克思和恩格斯　原始思想去考察的必要性。正如查尔斯·巴罗奈(Charles A.Barone)指出的，“20世纪　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并没有充分接触马克思的著作。”无论是否马克思主义者，对于　自己根本没有理解的东西极力否认对其进行理解的必要性，这种作法是荒唐的。所以，　对马克思主义普遍意义的追寻迫使我们必须从马克思那里寻求起点。 吉尔平在谈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少论述国际经济问题时，列举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　》中的观点。显然，吉尔平没有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写成的《共产党宣言》，或者　读过但忽略了其中与此相关的内容，所以才导致他仅仅把恩格斯对德国统一市场形成原　因的分析作为他们对国际经济问题的看法。即便吉尔平后来提到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并　将其与马克思的理论相比较时，也仅仅是指出马克思观点中阶级力量被列宁观点中国家　力量代替的事实，并没有提到《共产党宣言》所表达的国际经济发展理论。马克思和恩　格斯生活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从西欧发展到西欧以外世界的过　渡阶段。历史时代这种过渡性质并没有阻碍马克思对未来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预测，　然而马克思兴趣的焦点限制了其对这个方面的深入探讨。《共产党宣言》的内容明显体　现了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该书中只是在论述资产阶级问题的时候略带了资本主义　全球扩张的趋势。这是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最早和较为详细的论述，虽然他在《资　本论》写作计划中提到了“国际经济”问题，但是由于他的兴趣焦点在工人阶级的地位　以及为改变这种地位而进行的斗争方面，加之由于身体健康原因，他对于国际经济问题　的论述就只能成为一个未实现的计划。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　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　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由于一　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　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顽强的仇外　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　；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　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此外，马克思还在《资本论》中写道，“问题本身并不　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　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　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这些观点与其《德意志意识形　态》中体现的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的唯物主　义观点是一致的，前者只不过是后者一般观点在国际范围内的体现。所以，我认为这里　的观点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经济问题的原始观点，这里的观点应该作为具有普遍　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经济问题观点。 今天看来，虽然不大可能出现考茨基所谓的超帝国主义，然而随着发达国家以及发展　中国家政府之间协调意识的增强和协调能力的提高，避免列宁提到的帝国主义战争以及　利用帝国主义战争进行的国内革命是可能的。欧洲联盟(EU)、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　等国际经济区域性经济政治合作组织的兴起证明了这一点。虽然这些组织内部也会出现　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也许今后仍会出现由于贸易保护主义而发生的国际经济争端以及　由此而来的国际政治争端，但目前国际经济自由化的趋势却是走着一条相反的路。 三、经济全球化中马克思观点的启发 经济全球化作为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已经得到大量关注和认可。经济全球化是　当代最重要的国际经济现象，对此同样存在经济自由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重商主义三　种观点，显然经济自由主义占上风。这不仅体现在学术研究领域，而且体现在发达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政府制定政策过程中。“进入90年代以后，国际投资领域中的政策自由化　进程进一步加快。从1991—1994年，在全球所发生的373个与国际直接投资有关的国家　法律与规定变化中，有368个即占98.7%的变化朝着更加自由化的方向发展。”[9]这种　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当今的国际经济秩序是由发达国家主宰的，国际经济在贸易、投　资和金融等方面的自由化是符合发达国家经济利益的。发达国家的学者为本国政策辩护　，这些经济理论通过发展中国家学者的学习和传播在发展中国家扎根成长。 这里一个颇为严肃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学者和政府对崇尚经济自由化的本文主流经　济学及其相应政策的盲目崇拜，可能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这在墨西哥1995年、阿根　廷2001年金融危机中已有前车之鉴。所以，根据本国利益研究国际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　而不盲从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 马克思关于国际经济问题的观点包括：价值的创造、分配和转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了价值的创造过程以及价值在工人、　企业家、资本家、地主等之间的分配过程；这种价值创造和分配都是在一种封闭经济中　进行的。至于国际范围的价值创造和转移，马克思没有来得及研究，二十世纪的A.伊曼　纽尔、安德烈·冈德·弗兰克、保罗·斯威齐和保罗·巴兰等深入研究了这个问题，结　论认为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确存在着价值从发展中国家转移到发达国家的情况，但这些　研究并没有否认发展中国家也从国际经济活动中获得一定利益。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问题，马克思的观点不再赘述。二十世纪出现了一种“进化论马克　思主义”，以拉克劳(E.laclau)、J.泰勒(John G.taylor)和P.雷(Pierre-Phlippe Ray　)等为代表，力图回复经典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进化论为　依据，认为“任何社会的发展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阶段”。应该说，这种分析的某些方　面是符合马克思原始思想的。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琼·罗宾逊认为，“马克思是最勇敢的预言家，他所预见的大部分　事情得到证实，但是他肯定没有料到，在《共产党宣言》发表125年以后，资本主义从　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繁荣，他也不曾料到社会主义革命会在最不发达的国家获得成功。”　[10]事实上，这些情况在今天看来正好印证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预言。尤其　是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带给人们的思考，在生产力没有充分发展以前，必须在一定范围　内借助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大力发展生产力，为新社会的出现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中　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尤其是通过加入WTO而进一步加入国际经济循环的举措，都体现了　借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生产力的思想。实际上，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这种观点　并没有否认经济自由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扩张的观点，而是根据技术决定论　肯定了这种观点。问题在于，马克思不认为这种状况是人类最完美的经济形式，而仅仅　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阶段；但是经济自由主义却认为这种经济状况是人类的最完美　的经济形式。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历史背景下，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马克思的国际经济问题的观　点：第一，全球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促进了资源优化配置。第二，在发展中国家和　发达国家之间发生了有利于后者的价值转移。第三，发展中国家通过技术、市场等途径　可以接受并改造发达国家的生产方式为己所用，从而推进本国现代化进程。 马克思继承了亚当·斯密的分工提高效率的理论，只是侧重于国内一般分析。在国际　经济理论方面，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要素禀赋理论，把分工理论推广到国际经济活动中　。二战以来，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的发展对世界经济的推动作用证明了这些论断的正　确性。 然而，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经济总量增加的促进作用，不能掩盖其对商品价值在国家之　间转移的推动作用。根据马克思创立的劳动价值理论，很容易推出西文跨国公司在发展　中国家投资生产的原因。这些在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以更高的价格出售　，其销售收入除了补偿劳动力价值以外，可以有更多的剩余价值。国际贸易中，发达国　家力图压低发展中国家农副产品和矿产品等初级产品的价格，而极力抬高本国工业制成　品的价格，以此盘剥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借以在国际市场上实现价值的重新分配和转　移。 如果说上述两点都是发达国家从国际经济活动中获利最大的话，那么经济全球化对发　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推动则使得发展中国家从中获得了长远利益，虽然也伴随着某种　社会痛苦。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的技术和需求，同时也带来了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促进了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但是，由于发达国家企业在国际金融　市场上的主导地位，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有时非常困难。尽管如此，发达国家　的学者和政府还是对此抱有一定担心，他们担心跨国公司把本国的先进科技扩散到发展　中国家，从而失运河相对于这些国家的技术优势。(Robert Gilpin，1975)同时，在这　些发展中国家内部，如何分配由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创造的更多的价　值，也成为一个问题。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原有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权力结构　的存在，价值分配有利于强者和富者，社会贫富悬殊日益严重，特权消费社会和广大贫　困阶层并存，或者是政权当局不能有效推进现代化，或者是出现严重的社会动乱。 琼·罗宾逊(J.Robinson)说：“世界情况在开始好转以前肯定还要恶化下去。”[11]　我们也可以说，世界情况在恶化下去的时候，就在酝酿着好转的动力。所以，在当代经　济全球化背景下理解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观点，必须抱着发展的眼光，与时俱进。 政治经济学论文: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兼评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定义 【内容提要】政治经济学涉及的对象是物质生产。在马克思已经严格区分了物质生产一般和物质生产所采取的特殊社会形式的今天，重新混淆二者，把生产关系淹没在生产力合理组织中，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今天应主要放在生产一般和社会市场经济一般上，那在理论上就是一种倒退了。要讲“选择”，必须包括两个方面的选择，即资源在不同人们之间的分配和资源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配置，二者缺一不可。 【关 键 词】物质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选择 【 正 文 】 在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实现这一目标，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发展社会生产力被提到了工作的首位，与此相联系的，掌握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对生产力发展起着关键性作用。 但发展生产力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也不是单纯的运行问题。因为物质生产包括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生产力和一般市场经济都只能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下发展和运行，离开一定的生产关系，物质生产就不会发生，生产力只有在适应它的性质的生产关系下才能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强调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提出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就是希望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推动经济的发展。 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阐述的许多重大经济理论，都属于社会生产关系的调整和改革方面的问题。譬如，国有经济、公有制经济和其他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和国有企业改革中涉及的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企业内部管理者、科学技术人员与直接生产者的关系，还有部门、行业之间，三种产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分配关系，等等，都是重要的生产关系。 显然，必须有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研究这些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以更自觉地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这门学科就是政治经济学。 一、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 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首先就在于它研究的对象是物质生产。但是在研究物质生产的内容和目的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就发生了分歧。马克思认为生产总是社会的生产，离开社会的单个人的生产是不可能存在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却把单个孤立的猎人和渔夫作为出发点，这是不符合真实的历史实际的，只能是一种虚构，是鲁滨逊一类的故事。 因此，说到生产，总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人类社会是经历了极不相同的发展阶段的，有奴隶社会生产、封建社会生产、资本主义生产。所以，我们所要研究的物质生产只能是某一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生产。不处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抽象的生产一般，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序言中写道：“我要在本书研究的， 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8、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这里明确表明他不是研究物质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而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规律。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特点恰恰是把生产看作是与历史无关的永恒的自然规律，混淆生产一般同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实际上他们是在生产一般的掩盖下，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乘机作为一般自然规律偷偷地塞进来，引导人们把资本主义看作是绝对合理的、永恒的。在这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界限。 二、政治经济学怎样研究物质生产 正确理解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必须对物质生产有正确的认识。物质生产必须包含两个方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力是指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者、劳动资料诸要素的总体，以及这些要素的结合方式，后者马克思把它称作生产方式或生产技术方式，这里包括劳动者之间的联合方式，对生产过程的组织和管理方式，以及科学和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在当前的发展阶段上，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它对生产的发展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生产力的扩大现在都是从 科学技术的创新开始的。生产力反映着人与自然的关系。 生产关系是指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它包括三个方面：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生产成果的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生产关系反映着人与人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3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讲物质生产必然包含着物质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两个方面。 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来看，生产力一般表现为起主要的决定作用，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发展，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同时，在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我们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时候，其深层的意思就是说没有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的变革，生产力已经不可能向前发展。这说明生产力的发展是丝毫也离不开生产关系的作用的。 在物质生产中，社会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和生产技术方式变革和发展的前提条件，没有新的生产关系的产生，也不会有新的生产方式的变革。例如，在15世纪到16世纪期间，出现了协作、工场手工业，以后发展为机器大工业等这些新生产技术方式，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新的生产方式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才能产生和发展。事情是很明显的，如果不扫除封建制度的障碍，不使广大农民摆脱对封建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不使广大小农和小手工业者破产，成为无产者，不把货币和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资产者手里，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大规模的社会化的劳动方式是建立不起来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只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当作一个统一体来把握，探索二者的相互推动关系，才能科学地揭示物质生产和整个经济的运动和发展规律。 马克思极为重视生产力特别是生产工具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把它看成是“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可是在讲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时，马克思反对把政治经济学变为研究物质生产一般的学问，他一再强调政治经济学不是技术学、工艺学，而是研究生产所采取的社会形式，即社会生产关系的科学。他对生产力、生产（技术）方式的研究，只限于在说明它怎样影响着生产关系的变化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对它发生怎样的影响时，才引入考察的范围。 马克思极端厌烦那些脱离特殊的社会形式而只对物质生产一般作抽象论述的庸俗经济学者们。马克思为此批判一位俄国经济学家说：“因为施托尔希不是历史地考察物质生产本身，他把物质生产当作一般的物质财富的生产来考察，而不是当作这种生产的一定的、历史地发展的和特殊的形式来考察，所以他就失去了理解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2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事情正是这样。如果不能在思维中把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生产技术方式区分开来，不能从物质生产中剥离出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就不能真正理解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包括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就不可能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当然更谈不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已经极严格地区分了物质生产一般和物质生产所采取的特殊社会形式的今天，重新混淆二者，把生产关系淹没在生产力合理组织中，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今天应主要放在生产一般和社会市场经济一般上，那在理论上就是一种倒退了。 马克思把社会生产关系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开辟了揭示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新天地，使人们有可能自觉地按照客观规律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有在与生产力的紧密联系中对社会生产关系的深刻研究，才能揭示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和它的经济运动规律，这当然有助于人类自觉地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如果更多的人掌握了这一科学思想，必将大大加快社会的进步，使全人类受益。恩格斯曾说过，马克思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人类历史因他的存在而缩短了。这一评价得到历史的印证，也得到了全世界无偏见的学术界的认可。在本世纪末的1999年，英国广播公司（BBC）于9月举行了一次网上选举“千年”最伟大思想家的投票活动，马克思列在爱因斯坦、牛顿、达尔文等之前，高居榜首，被选为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 三、资产阶级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由英国资产阶级古典学派的杰出代表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奠定基础的。他们把政治经济学看作是研究如何增进国民财富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凡是影响和破坏国民财富增长和生产发展的，他们都反对，凡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力增长的，他们都勇敢地加以维护。他们确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最能推动财富增长的。 由于他们生活的时期还属于阶级斗争尚不发展的时期，这时还允许这些资产阶级的代表无顾忌地科学地涉及资本主义社会各方面经济关系并进行客观研究。他们创立了劳动价值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出各个阶级之间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马克思指出：“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6页。） 随后一个时期，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夺得统治地位，阶级斗争也采取日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具有威胁的性质。这时要求资产阶级客观地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运动和发展已不可能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就敲响了。问题已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一直发展到只偏重于在不危及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探索如何促进物质生产的发展、效率的提高以获得最大的利润。 这样，政治经济学从斯密、李嘉图以来向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着，一是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批判地继承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古典学派的科学方面，即劳动价值理论和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的内部结构的深入研究，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指出了它的发展趋势和历史局限性。二是由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开始，经过马歇尔、凯恩斯到当代的萨缪尔森，是研究财富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和现代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穆勒1848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是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走向庸俗化和教科书化的时期的标志。因为这个时期资产阶级与工人队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资本主义经济虽尚未爆发重大危机，但社会问题已相当严重，批判资本主义弊病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也相当流行了。穆勒为维护资本主义的利益，企图把这两种对立的利益加以调和。 穆勒首次按照生产、分配、交换这样的顺序安排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它的根本缺陷就在于把斯密和李嘉图开创的研究社会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转为研究物质生产一般，把生产关系撇开了，把生产看作是决定于一般的自然规律，与社会形式无关。他把生产与分配割裂开来，认为生产决定于一般自然规律，与社会经济关系无关，分配不是由生产决定的，而是由社会法律和习惯决定的。从穆勒开始的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一直支配着以后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当代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合著的《经济学》（第12版）中对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是这样表述的：“经济学是研究人和社会如何进行选择，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资源以便生产各种商品，并在现在或将来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以供消费之用。”这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主流派的具有代表性的教科书的观点。从他们对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规定来看，与19世纪的约翰·穆勒的表述基本是一致的，从内容上看，基本上属于生产一般或市场经济一般，都是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殊性隐蔽起来。 我们看一看西方经济学所规定的研究对象“如何选择”问题。这种说法的缺陷的根本方面，仍然在于它只局限于属于物质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的如何选择上，而回避了资源在人们之间分配的“选择”，即生产资料的归属问题；而这个方面同样是物质生产得以发生的根本前提，没有这个方面，物质生产就像一只缺腿的蚂蚱，是跳不起来的。没有生产要素在人们之间一定的分配这个前提，资源在各类生产间的配置是不能实现的，也就不会有物质生产。 例如，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他的《经济学》中提出的选择：“为什么曾经被用来种庄稼的土地又用来造工厂？为什么在仅仅几十年间，用来造马车的资源又用来生产汽车？为什么自动机床代替了铁匠？”（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上，1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这些问题在作者看来只是一个成千上万个消费者、工人、发明家、管理人员和政府官员的决定是如何交织在一起决定着稀缺资源的使用，这里涉及的只是市场机制是如何实现这种选择的，政府在这种选择中又起哪些作用。这些都是属于市场经济一般的问题，重要的是作者完全回避分析这些“选择”在什么样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中才能够发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种庄稼的土地改变为在土地上建立起大规模生产的工厂，必须以这种资源在不同人们之间一定的分配为前提，即剥夺小生产者的一切生产资料，一边是少数人手中集中了大量的货币，一边是失去所有生产资料的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劳动者。而他们对此都讳莫如深。 因此，要讲“选择”，必须包括两个方面的选择，即资源在不同人们之间的分配和资源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配置，二者缺一不可。前者属于人们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或者称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后者属于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或市场经济一般运行规律。 从二者的关系来说，一般地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 决定资源配置的实现形式和运行方式。例如，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决定了生产的根本目的是追求平均利润和超额利润，这就决定了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资源配置就是通过价格围绕生产价格上下波动来实现的，以服从于资本主义生产根本目的的实现。正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造成了与小私有制商品经济不同的运行状态。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决定了它从事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欲望大大增强，同时社会化的大规模生产又使这种积累的加速增长成为可能。正是这种关系一方面使得生产无政府状态造成的破坏加剧，另一方面使得广大工人群众收入的增长受到严重遏制，从而造成国民经济不良的运行状态：失业、生产过剩危机、劳资对立、通货膨胀、贫富悬殊，等等。撇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研究，导致其不良运行状态的根本原因就难以得到科学说明，这样的经济学也就不可能提出根治这些弊病的良策。 四、明确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现实意义 社会生产关系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包括深层的、中间层次的和表层的关系。例如，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来说，剩余价值生产是深层的核心关系，利润和平均利润属于中间层次的关系，它是深层本质关系的外部表现，商品关系则是整个生产关系体系的表层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切关系都表现为一种商品关系，一切联系都借助市场联系起来。 社会生产关系还表现在再生产过程中的各个环节中，有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消费关系等。社会生产关系还包括生产部门、商业部门、金融部门、农业部门等等之间的关系。社会生产关系的所有这些方面的总体形成生产关系的总和，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社会生产关系既然在生产和社会发展中有着这样重要的地位，因此，今天的政治经济学仍然应当遵循《资本论》指出的研究方向。这不仅对深入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一切事物是必要的，对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也具有指导意义。把握住研究对象将会引导我们努力深入探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深层本质关系，揭示本质关系又是怎样地采取了外部表现形式，并和最表层的市场经济如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弄清这些关系，将使我们能够更自觉地依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互相推动的辩证关系，按照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不断调整人们之间的生产关系，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推动社会生产力更迅速地发展，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而奋斗。 一些人可能没有很好地研读《资本论》，从它出版的年代上来否定它的意义，说它是一百多年前写的著作，因而已经过时了。实际上这样说的人正是暴露了自己的无知。年代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因为《资本论》并不是要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现成答案。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反对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他们的理论，强调他们只是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斯密是18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他的《国富论》是在1776年发表的，但是他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仍然为今天的现代西方经济学主流派奉为圭臬，坚持它，完善它，新制度学派还在继续探讨它发挥作用的新领域。可见，问题并不在于年代，而在于是否是科学真理。简单地用这种“年代法”来否定《资本论》基本理论的指导作用，是在误导青年人，懂得科学的人是不会认可这种说法的。 有人说马克思只是抽象地研究生产关系，而忽视了资源配置问题，因而缺乏现实意义，这是极大的误解，认真读过马克思的著作的人是不会有这种看法的。资源在各种生产之间的配置是生产的要素，是它的前提和条件，把物质生产作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当然要重视资源配置。但是马克思把它看成一个普通常识，他曾说每一个小孩都知道，“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但与现代西方经济学不同的是，马克思紧密地结合资源配置这一物质内容揭示其得以实现的资本主义形式，而西方经济学却抛开它的资本主义形式，只把它作为自然规律和一般市场规律来研究，这等于阉割了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灵魂。这也就决定了现代西方经济学除了提出一些资本运行的理想模式和改善运行状态的方法及其对策外，在理论上不可能有新的建树。 政治经济学论文:席勒-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领袖 [内容提要]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领袖席勒，不仅是积极活动型的学者，而且是以学术成果影响传播实践的典范。其著作启发推动了国际社会对世界传播秩序的讨论和对新秩序的呼吁，其思想和见解影响了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传播政策和实践。响了世界各国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学者，也影响了传播政治学研究本身。 [关键词] 传播政治经济学 批判领袖 席勒 刚出版的《电视与新媒介》(Television New Media)2001年第1期是纪念著名的批判政治经济学家赫伯特·席勒的专辑，里面登载了16位活跃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回忆席勒的文章，包括赵月枝博士的文章。席勒于一年前的2000年1月29日去世，享年80岁。《纽约时报》刊登了讣告，这是主流报刊关于席勒的最长消息。 虽然传播政治经济学泰斗达拉斯·斯麦兹(Dallas W．Smythe)在学术理论的原创性方面更有建树，但相比之下，席勒及其著作似乎更加为世人所知。他的名著《大众传播与美帝国》(Mass Communications and American Empire，1969)在世界上反响甚大，特别是，这本著作极大地影响了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传播观点和政策。如果说，斯麦兹足以卓越的思想火花照亮了若干理论盲点的话，席勒则以厚重的判将这些思想发扬光大。 一、生平 席勒生于1919年11月5日，比斯迈兹年轻10多岁。席勒也像斯迈兹—样，受到美国和全球政治经济的影响，从而发展出他的政治思想和学术观点。 席勒出生于纽约丁人阶级家庭，他在大萧条中渡过了中学和大学时代。当时，他的父亲长期——长达10年之久——失业，家庭没有固定收入，生活相当贫困。不过，由于20世纪30年代高度政治化的气氛，纽约市向工人阶级家庭的子弟提供免费教育，使他得以进入纽约的城市大学。虽然席勒更喜欢文学一些，但山于生计的考虑，他选择了经济学，以便毕业后更容易找到工作。这种选择是大萧条的产物。大萧条使他产生了强烈的感受，即西方政治经济中必定有着根本性的错误。30年代罗斯福政府对美国经济的研究为学术界提供了宝详尽的政治经济学知识，各界专家对大萧条的种种政治经济分析所展示的具体、系统的证据，使席勒了解了美国企业的权力结构及其权力的具体实施。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席勒在军队服役，尔后加入了美国在德国的军政府。这一经历尤为重要。在德国，席勒见证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在极短的时间内经历的强迫性转型过程；也看到了西德经济的迅速复兴。而这种迅速复兴，正是东西德分裂和反共产主义的副产品。在美国军政府实施重建西德政治经济的所有这些活动中，席勒目睹了高超的政治技巧和最终的阶级意识，例如，西方盟军宁愿任用前纳粹人员，也不愿意左翼人士进入西德政府。 由于生计的压力，席勒边工作，边学习。为了维持家庭，他同时在两所学校任教，往返奔波。因此，席勒1960年才获得纽约大学的博士学位，此时他已经40出头。但与大学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和工作经验，发展了他独立思考的习惯和社会批评的能力。席勒所做博士论文的内容，是对战后美国援外活动进行的政治经济分析。此后他开始得到伊利诺伊大学不定期的客座教职。他对经济资源的研究兴趣使他开始注意广播频率作为自然资源的问题。虽然他一直在企业研究部工作，但他的研究也得到了斯麦兹所在的传播研究所和斯麦兹本人的注意。结果，当斯迈兹离开美国返回加拿大以后，席勒接替了斯麦兹传播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 1969年，席勒发表了《大众传播与美帝国》一书，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和来自学校内保守势力的极大压力。这本书最初山书找不到出版公司，是由一名印刷者按原始的手工方法制作的，类似复印本(后再版)。伊利诺伊大学的保守派不同意席勒书中批评美国的观点，更不同意席勒直言不讳地反对越南战争的政治立场和态度。但此书产生的知名度却使席勒获得了圣地亚哥加利福尼亚大学(Uni—veritv of California at San Diego，UCSD)的注意。当时，在美国风云激荡的六七十年代，一批激进的学生和年轻的教师强烈要求校方聘请一位能代表第三世界国家说话并且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教授。于是，1970年，席勒转到加州这所著名的学校。他在这里工作，直到去世。 但是，正如斯麦兹的命运一样，席勒也受到美国主流学术界的排挤。在UCSD，席勒代表的是非主流的观点，并一直是保守主义压制的牺牲品。他在UCSD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连续多年工资没有得到提高，还被剥夺了其他一些机会。他在校园中被视为异类。虽然席勒在激进的学生中呼声很高，被视为“同志”，但他在同事中却相当孤立，他独往独来。美国学术界没有公开的检查制度和来自官方的耳提面命，但学者受到的训练使他们了解什么样的课题是保险和易于获得经费的。他们也知道，什么样的学术网络更利于自己在社会中的生存和发展。席勒从未得到过任何像样的研究赞助或者学术经赞，他也从不申请。他说，他并非出于道德的因素排斥申请经费的做法；而只是因为自己的需求甚少——他不使用大量的计算机运算和处理程序，他只是独自写作。 他到处旅行，作各种讲演。他的旅赞是由邀请者提供的，而邀请者中几乎没有他的研究对象——大公司。他是一位出色的、有魅力的演讲者。 席勒从不害怕面对权力讲出真话，面对围攻他不妥协。他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因此，在身后，他甚至得到了“敌人”的敬佩。 二、著述 席勒一生发表了许多著作，界定美国大众传播媒介的种种政治经济特征，对世界范围批判思路的发展影响广泛。他的成名作是第一本书——《人众传播与美帝国}。此书揭露了一般传播研究忽略的重要事实：自从2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和军方便一直积极支持电子工业的巨头，使其获得利润丰厚的经济合同和有利的频率资源；国家与媒介在推动其本国资本进行全球经济扩张中也竭尽全力，从而揭示了大众媒介与美国政府、军事工业构成联合体，共同控制美国社会的传播实质。通过对传播这种独具慧眼的分析，国家便处于资本主义社会互相联系的结构中了。 席勒的著作始终将传播研究置于广阔的政治经济背景中。席勒的第二本书《思想管理者》(The Mind Managers，1973)首次大量采用尼尔森公司、《读者文摘》杂志和(国家地理》杂志关于公司合并和跨国化的文件资料，持续、系统地批判了“信息社会”的思想，因为这些著名的公司是信息文化产业的主要政治文化代表。其后，他的《传播与文化统治》(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Domination，1976)表述了他对文化帝国主义的见解，以及他对智利阿连德政府建立不同于传统资本主义管理方式的观察结果。这是“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代表作。席勒指出，几十年来，美国有意识地将它的“正确政治”标准强加给世界，采取的方法包括竭力推销“信息自由流通”的观点。 信息、传播、文化产业，是席勒学术研究坚持始终而不变的兴趣所在。他的第四本书——《谁知道呢：在财富500强时代的信息》(Who Knows：Information in the Age of the Fortune 500，1981)和第五本书——《信息和危机经济》(1nformation and Crisis Economy，1984)转向信息控制的问题。席勒检验了信息和传播系统对跨国资本总体活动的重要意义，解除了信息技术中立的神活。他指出，技术是社会构造的产物，既不是自治的，也不是中立的。跨国公司是信息产业的主要推动者，因为信息产业帮助跨国公司消灭了地理距离。特别是在《信息和危机经济》一书中，他提出，这种系统有助于克服发达资本主义的持续性积累危机，危及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和经济主权。在第六本《文化有限公司：公司接管公共表达》(Culture Inc；The Ccorpemte Takeover of Public Expression，1989)中，席勒从学术流派发展的趋势探讨厂文化产业的问题，并对当今社会“头脑的商业化和工业化”表示忧虑。席勒的第七本书是《信息的不平等：日益加深的美国社会危机》(Information Inequality：The Deepening Social Crisis in America，1991)。 此外，席勒与积极推动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芬兰政治批判学者诺顿斯特恩(Kaarle Nordenstreng)一道合作主编了《国家主权与国际传播》(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1979)。在这本书中，他们搜集了对建立世界传播新秩序大辩论的各种主要观点。在转向对信息经济的批判将近10年之后，1989年，席勒返回对国际传播转型的长期兴趣，又与另两名学者合作出版了《希望与白忙：美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49—1985》(Hope and Folly：The US and UNESCO，1949—1985)一书，该书记录了联合国救科文组织呼吁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寿终正寝。1993年，他与诺顿斯特恩再度合作，主编出版了《超越国家土权》(Beyond National Sovereignty)一书，探讨的仍然是跨国传播与国家主权之间的关系。 席勒的最后一本书名为《生活在头号国家：一位美帝同批评者的回忆》(1iving in the Number One Country：Reflections from a critic Of American Empire，2000)，是在他去世后出版的，这本书对他一生的思想作了总结。 席勒的后继者认为，总的说来，席勒的作品不具有很强的理论重载，而是充满经验信息的激情阐述。他专注于对传播结构和政策的分析，很少关注方法论的争论，也很少采用流行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他认为，最重要的是站在弱势群体一边，改变不公正的社会，而不是维护那种不平等的制度。因此，在谈到研究思路的选择时，他说，“如果一个人非常幸运，足以对自己分析和探索的领域作出选择，或者至少拥有小小的选择机动的话，那么，对我来说，就将试着做那种可以为改变世界作出贡献的中肯而切题的研究。”⑤ 三、活动 席勒是积极活动型的学者，并且是以学术成果影响传播实践的典范。除了他的著作被翻译为世界上各种主要的文字，并传遍全球之外，他还对各地、全美国和世界范围的官方和非政府组织机构发表他对文化和信息的见解。他的著作启发、推动了国际社会对世界传播秩序的讨论和对新秩序的呼吁，他的思想和见解影响了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传播政策和实践。 席勒在批判学者集中的国际大众传播研究会是领袖人物。他影响了世界各国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学者，也影响了传播政治经济研究本身。 席勒的教学影响了许多学生。他既是—位孜孜不倦的学者，也是一位宽容的教授。由于他自己在校园里长期处于不自由的环境，在课堂上他给予学生充分的思想和言论自由。一位已经成为著名政治经济学者的学生说，席勒是一位令人难忘的教授，他相貌英俊，活泼，不做作，极富吸引力。听他讲课，很少有人不被打动。⑦ 席勒总是与学生站在一道，而不是居于其上。他对后辈和学生充满了关心和爱护——他是少有的几乎每信必复，并且给年轻学生和陌生读者回复长信的著名学者。当一位上海学生给席勒写信，谈她在阅读(信息和危机经济》一书遇到问题时，席勒热情地回信解释。 席勒一生访问过许多国家，包括第三世界国家。月枝在其名为《赫伯特·席勒，美国的媒介和中国的民主》⑧的回忆文章中提到席勒对中国的兴趣，以及未能访问中国的遗憾。事实上，1998年前后，她曾告诉我，席勒非常愿意来中国访问，并与我探讨过能否促成对席勒的邀请。她说，席勒年纪已经很大了，身体也不太好，如果不赶快，可能就来不及了。此话不幸而言中，令人遗憾。月枝非常理解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和传播学者所处的环境，对他们在困难的条件下获得的成就表示钦佩。尽管如此，她也和席勒一样，对中国传播学者热烈拥抱主流美国传播研究方法和中国大众追随美国商业文化价值观的现状表示忧虑。但同时，她认为，中国学者积极采纳美国主流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有其拨乱反正的重要意义，是对以“”为代表的过分反美主义和完全忽略科学语汇的反弹。她也相信，传播政治经济学会成为中国独立思考的传播学人越来越重要的知识来源，席勒会在中国得到认识的。 席勒去世后，ucsD创建了一种“赫伯特·席勒纪念奖学金”，只授予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学生。最近得知，首位获得这个奖学金的是来自中国的学生。 席勒是一位有争议的理论家。他被贴上标签，染上吓人的色彩，成为许多主流学者回避的人物。人们对席勒有不少批评，有人批评他的左派立场，有人批评他的激进理论。除了攻击之外，有的批评是同情性的，有的批评不无道理。后来，作为美帝国的主要批评者，席勒在分析中也承认了全球资本主义的变化，包括美国优势地位的下降。但他指出，就文化影响而言，在世界上，到处都打有浓重的美国痕迹。前苏联的解体曾使席勒感到意外和震惊，但直到去世，席勒坚持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立场，初衷不改。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但是，正是通过知识分子，包括批判学者们对社会的深刻剖析，一点一滴地改变着社会的认识和思想。我认为，席勒们纵然不能完全改造这个世界，但他们的批判却开阔了知识辩论的领域，使人们的思想更关注弱势者的利益，并可能使社会朝更进步的方向稍稍移动了一点。 政治经济学论文:关于现阶段我国道德尺度差异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论文关健词:宗法礼教 价值瞬间性 主体性人格 论文摘要:转型经济国家的转型期间社会存在着巨大的不德定性，多元文化与多元制度安排的交织与冲突使社会道德与价值尺度显得异常复杂。法治、贵任意识的加强与“人情”、特权思想盛行相并存;集体主义合作精神与个人主义金钱意识相并存。道德观念的复杂性是由于我国现阶段存在三种不同尺度的道德模式之间相互矛盾与相互渗透的结果.本文试图运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在揭示三种道德尺度经济根源的同时，关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成员道德行为的历史性提升与道德警示。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应该选择怎样的道德尺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公民应该具备怎样的思想和道德标准，是关系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我国在转型期同时存在着对人身的依附、对物的依赖和对人的尊重三种道德尺度，并且三者之间相互交织表现得异常复杂，严重干扰着我国公民人格确立和社会价值判断。因此，对我国现阶段三种道德尺度的差异性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道德尺度一:所谓人身依附的道德尺度是指社会成员之间以其宗法联系和等级关系的家长式权威作为社会行为规范的道德标准。对人身的依附反映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人类最初对自然法则的认知与控制。它主要表现为尊从权威和重义轻利，这种道德现状和我国封建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国传统文化的注意力在对人的血亲等级、本末第次的关注中，大众追求一种重义轻利脱离事功的消极清淡。君主的需要和利益才是最高标准。以少数权威意志和利益作为社会成员交往行为的依据是与自然经济时期低下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相一致的道德标准，它是人类对自然界权威直接依赖的反映。 自然经济时期人类生产周期是由动植物的生长周期决定，人们从事生产的区域是由自然资源分布决定;男耕女织的社会分工是由人的自然生理现象决定。这种“天人合一”结构中，劳动者个体能力在强大自然力面前是极其渺小的，他们只能作为群体结构中的依附部分存在。等级权威和见利思义的道德尺度自然成为社会生产和社会交往行为的惟一尺度。 小生产的经济关系说明商品经济还未成为社会的主要经济形式，人们还不能以商品的价值手段组织社会生产和社会交往，这是人身依附道德观产生的经济根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标志着我国在组织社会生产和交往手段上的彻底变革，劳动者个体不再以尊从权威意志作为公众行为的标准，而是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经济交往的尺度。它意味着中国长期以来在组织社会生产和社会交往中主观性、随意性和盲目性的减少，客观性、科学性和明确性的加强。平等独立，开拓进取，以法代情的现代社会风尚也必将随之形成。但仍然有相当数量的社会成员对旧道德标准抱有情感上的依恋，主要由三方面原因造成的: 首先，人类血缘关系的诱惑。人情是人性中的重要内容，但是，人性中的人情内涵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进步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自然经济时期的人情内涵是以生命的血亲模式为核心、君臣关系、主仆关系和朋友关系都被限定在父母兄弟式的权威范围。“父母在上，兄长在先”原则是人情交往关系的永恒原则。以商品交换为代表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确立了劳动者个体独立的经济地位以及平等竞争的新型人情内涵，在上下级关系、朋友关系和家庭成员之间旧有的血亲模式被扬弃。独立平等和尊重他人劳动的主体人格构成现代文明的新型主体间关系。 但传统道德关系对于刚跨人市场经济不久的中国百姓来说仍然具有影响，它毕竟反映的是人类最初和最直接易懂的情感。应该警惕的是一些人将这种传统“人情”关系和金钱关系结合起来，津津乐道地去结成裙带关系或者建立称兄道弟式的关系网，它必将对社会法治建设和正常经济秩序产生极大的隐蔽式破坏作用。 其次，“人的原始丰富性”的诱惑。这是马克思对自然经济时期人的行为特点进行的概括。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决定人们对自然界的直接依赖，这种直接性使人们产生对自然界原本存在的日月星辰、草木鱼虫以及人的自然生命现象的崇拜和依恋，并且仿照自然物消极被动的非主体特点作为自己生产和生活的模式。节奏缓慢、保守平稳的田园诗般的追求成为这一时期人们生活的特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以人类创造的商品价值、价格、货币作为经济生活的内容。社会生产和交往中的社会自然性被社会的经济性所替代。人们创造商品的无限丰富性打破了对有限自然物模仿的“原始的丰富性”，为人类行为方式的发展提供更广阔的领域。大胆创新、讲究效益已成为现代人的行为特点。实际上，人的“原始丰富性”隐藏着一种缺乏竟争意识和进取精神的隋性，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活极不相容的。 最后，旧体制温情的诱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动摇了旧体制中少数人的主观意志在社会生产和交往中的权威地位，为劳动者独立与平等提供客观的经济基础。但是，“物的关系”即商品的经济关系取代自然经济中“人的关系”，更容易被误解为对人自身的关注被物的丰富性所替代，而留恋旧体制中有限的人的地位。“为什么人会依赖物呢?显然，仅仅是因为这种物是人们相互间的物化关系，是物化的交换价值，而交换价值无非是人们相互间生产活动的关系。”身依附关系被商品的物化关系所替代是人类生产方式进步的表现，它展示了劳动者个体通过自己创造的物完成了对血亲服从和等级统治的否定与超越，对人创造物的服从标志着人对自然物的独立与自由的获得。 道德尺度二:所谓对“物的依赖关系无非是与外表上独立的个人相对应的社会关系，也就是与这些个人相对而言的独立化的他们相互间的生产关系”。对物的依赖反映人类对社会经济规律的认识与操纵。物的依赖关系是交换经济时期人与人之间生产关系的客观反映，它是指市场经济中商品交换规律的关系。商品的经济独立性打破了血缘和等级关系的非经济约束，社会成员个性需求的实现必须以商品交换为前提。社会关系中这种对物的依赖是对人身依附的进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必然使我国劳动者个体的道德及价值尺度发生根本性变革: 第一，商品的价值尺度赋予社会成员独立平等的道德内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成员必须独立地完成社会及他人需要的劳动产品，才能从社会和他人那里换回自己的需要。人们凭借商品的权力建立起自立、自主、自为的主体地位，他们只有将自己的意志和愿望通过劳动编织进自己的产品，通过市场交换才能够得以实现。交换中任何非经济强权都无法替代商品生产者的意志。因此，强调个性独立，自尊自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赋予社会成员道德内涵的基本内容。 第二，商品的交换原则赋予社会成员尊重他人的道德意识。商品是为了交换而进行生产的劳动产品，这种生产的他人性决定每个具有自我意识和个人目的的社会成员必须为社会和他人特殊的个性需求服务。市场交换原则制约着每个社会成员必须尊重和关心他人特殊的个性需求。关心社会，尊重他人就等于关心和尊重自己。任何轻视社会和他人利益的行为最终都会使自己的利益受到伤害。这种经济关系会很快教会人们拒绝权威盲从以及放弃傲慢无礼，迅速建立主体间平等、尊重、互利的社会行为规范。 第三，商品竞争的天性赋予社会成员锐意进取的道德风貌。市场经济的内在机制促使每个社会成员尽可能发挥自己的技能水平，努力改进生产技术，降低劳动成本，使自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平均劳动时间，才能保证自己商品价值的实现，任何非经济的等级权威和“人情关系”都无法替代生产者在劳动过程中体力和脑力劳动的支出。市场竟争的无情迫使社会成员必须自我克服人性中的懒惰习性，只有保持积极进取的精神才能不断实现自身特殊的个性需要和目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彻底动摇了传统道德和计划经济时期长期养成的被动等待、求同保守行为的经济基础。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的是为了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它取代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单纯资本增值为目的的生产，这是两种制度的根本区别。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必须完成商品价值向货币形式转换后才具备现实的经济意义。当货币取代商品价值的权力后，人钱易位便拥有了异化的可能性空间，货币作为商品价值的等价物取代了人的主体地位，人变成了金钱的奴隶。拜金主义现象并不是交换经济的逻辑必然，它是由商品向货币转换中的两次矛盾冲突时人的盲目性造成的: 首先，拜金主义产生于货币对商品使用价值普遍替代的环节。货币的万能作用是商品生产者与他人交换劳动产品时，必须以货币作为商品价值的等价物，只有消除了一切自然形式的商品，才可能在流通中取得独立地位，才能克服物物交换的各种限定，使交换更加普遍和公正。“货币在一方面促使商品的价值脱离使用价值中使市场交换获得生命;另一方面，货币能够把任何特性和任何对象同其它任何即使与它相矛盾的特性和对象相交换。”货币这种将一切事物的性质进行普遍替代和混淆作用是人物易位、人钱易位等拜金主义产生的根源。货币的替代作用虽然能制造人的价值和货币形式分离的假象，但是，人的创造能力和商品的被创造属性不可能随着货币的替代而产生丝毫改变。人们完全可以通过理性自觉认清这种假象，在行为中克服盲目性。 其次，拜金主义产生于货币对商品价值普遍超越的环节。“货币代表商品价值是一种消极的转瞬即逝的形式”。当商品交换货币时，“商品的价值规定会在商品实现时消失;当货币交换商品时，它的价值作为占有商品的自然材料的单纯形式上的媒介注定要消失”。货币无论代表价值实体还是代表价值形式都具有瞬间性。但货币存在意义在于它必须立刻打破其瞬间性，才能在流通中既保存价值本身，又“通过和工人交换占有了劳动本身;劳动成了资本的一个要素”。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同时拥有了“增值”的可能。货币本身并不能创造物质财富，货币的增值来源于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单纯以追求资本增值为目的社会行为只能加剧商品经济内在矛盾的尖锐化，破坏市场经济的协调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建设就是要帮助人们自觉消除商品活动中人的盲目性，建立人的社会主体性人格。 道德尺度三:所谓对人的尊重为尺度的道德观是以消除商品交换过程中人的盲目性为前提，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相一致原则。对人的尊重反映人类对社会人的全面发展规律的理解与支配。建立以尊重物的创造者本身为基础的社会行为规范，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一，超越经济人限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经济人是亚当·斯密提出来的，它是指人具有天生的利己心，这一本性与市场中追求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相一致。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抽象的人性是不存在的，人性是由历史的具体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决定。人性中君子不苟言利的道德标准是自然经济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决定的，极端个人主义道德观则是市场经济交换关系中制度缺陷产生的，表现为一种消极被动的受经济法则制约的非主体性人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创造一种不仅能够控制和把握社会经济规律，同时要建立适合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人的规律的制度安排，消除交换经济中单纯经济制约时主体人的无奈。正如人类从来就没有满足被动接受自然规律制约，而是不断探索，创立自然科学为人类服务。自然科学打破了自然界对人的限定，社会人的科学就是要打破商品的经济法则对人的全面发展关系的限定，克服经济人在市场交换关系中的异化，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变成符合人类科学发展的有序的生产活动。 第二，缓解市场失灵破坏，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市场经济由于交换而产生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对立关系是市场经济发生风险与危机的根源。提高经济效益，协调市场关系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关键。在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交换中，国家宏观调节政策最终会被各种利益的对立关系所左右，巨型跨国公司由于资源争夺的对立关系所展开的国际竞争，最终是以社会巨大浪费为代价换取部分企业的有限利润。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由于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建立全新的个人、集体和国家三者之间的协调关系，为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的最佳配置提供可能性，为企业营造高起点的平等竞争环境和提供高效快速发展市场经济的客观机制。 第三，减轻人力资源浪费，促进经济低成本发展。资本主义在追求资本最大增值的市场动机驱使下必然发生人与金钱易位的现象。西方对人力资本的关注目的也仅仅是将人作为资本增值工具。商品和金钱对人所形成的压力破坏了人类对劳动能力提高的自觉性，而是将金钱的积累视为人生的目标和价值实现。人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受到压抑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最大浪费。因此，对人的尊重实际上是对创造物质财富的劳动者和劳动能力的尊重，人的劳动能力开发必然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走共同富裕道路提供前提条件。 面对我国现阶段多元道德尺度现状，我们必须弘扬社会主义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并且在政治思想工作和道德宣传中把握好对三种道德尺度的不同态度: 首先，消除宗法礼教关系的道德约束。迷恋“人情”关系，受制于等级特权、轻利重义是一种与现代化社会主义建设相违背的旧道德。以人的等级权威为核心建立起来的旧道德，由于受其自然经济的制约，人性的内涵的欠缺是有待完善和提高的。特别是其中等、靠、要的思想只能增添人的惰性。韩国政府所谓重建儒学，是想通过儒家的道德观整治腐败。对此，除了公众表示冷漠外，并没有起到医治韩国病的作用。封建传统道德中的消极因素和拜金主义的结合，人情和金钱交易，特权和金钱的腐败现象大量滋生势必造成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严重破坏。因此，要替惕对传统文化宜传中的误区，是当前理论宜传中值得注意的问题。 其次，扬弃以物的依赖为尺度的道德观。市场交换的经济形式说明人类生产和生活已经突破直接依靠自然界的有限恩赐获得满足的限定，开始享受自身不断创造的无限丰富的物的属性。这种生产力式极大地拓宽了人的社会内涵，为人类道德的不断丰富和完善提供现实可能性。但是，货币作为交换的必要手段，它无差别地同一切商品相交换的属性是产生用金钱代替一切的拜金主义根源。这种资产阶级道德观忽视人的能力提高和全面发展，为滑向腐化堕落的道德深渊提供通道。因此，我们应该坚决批判和抵制拜金主义和个人主义，在接受现代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立高度的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 最后树立对物的创造者人的尊重的道德标准。对人的尊重和对人身依附的两种道德观，虽然都体现对人的关心，但后者更多体现的是人类早期对人的有限自然性的迷恋，而前者则体现对具有丰富创造能力的劳动者的尊重，同时它也清算了人在创造物过程中人钱易位的现象，把人的劳动创造力的发展和完善作为人类行为的道德和价值准则。这种道德尺度弘扬的是对社会主体人的薄重，体现对官僚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抵制，弘扬的是集体主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体现的是对金钱至上和个人主义的批判。它鼓励全体社会成员在对自身能力充分而自由发展的同时，为社会多做贡献，这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社会成员应该具备的社会道德观。 政治经济学论文:创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第五次东盟与中国领导人会议确定了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目标。在全球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创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有其特殊的政治经济学含义。中国和东盟国家存在地缘上的亲和力和经济优势的互补，建立一种自由贸易区形式的区域分工协作机制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而这种协作机制的建立必将对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起到重大的作用。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与东盟的相对脆弱性 当今的世界经济在加速全球化的进程中，也在不断地走向区域化。欧盟（European Union）的一体化进程和欧洲单一货币区的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的成功运作都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成功例证。而作为当今世界三大制造业中心之一的东亚地区经济区域化的进程却比较缓慢，这与东亚地区经济的发展速度和潜力是不相称的，也使得东亚地区在与北美及欧盟的竞争中处于相对劣势。 成立于1967年的东盟（ASEAN）拥有10个成员国，是目前东亚地区最大的以政治、经济合作为主的区域集团。客观地讲，东盟的建立和存在促进了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也增大了东盟各成员国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权重。东盟作为东亚地区唯一的联系相对紧密的区域性组织，尽管成员国不少，但与北美和欧盟相比，不仅总量微不足道，其质量上的差距则更是相去甚远。东盟的差距集中体现为这个区域组织内生的脆弱性，或者说是一种先天不足。这种内生的脆弱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上存在巨大差异 在东盟的10个成员国中，既有新兴的工业化国家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又有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等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上存在巨大差异。2000年新加坡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7330美元，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而越、老、缅、柬四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不到400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差距约70倍，远远高于欧盟内部16倍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内部30倍的差距水平。东盟国家内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极大地限制了各成员国相互协调经济政策的余地，和欧盟相比，这是东盟的一大劣势。 2、经济、贸易结构的雷同化 地缘上的亲和力与经济优势的互补是区域经济实现整合的两大先决条件，其中区域内部成员国经济优势的非均质分布决定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贸易创造效应的大小，而东盟国家在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方面并不具备明显的互补性。东盟内部的新兴工业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是凭借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导向战略，到了20世纪80-90年代，又转换为以下游的电子信息产品出口为主，东盟国家在国内经济结构和出口产品结构上呈现出雷同化的特征。1999年，东盟、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内部出口贸易额及在其总出口额中的比重分别为819.29亿美元，占22.2％；5811.62亿美元，占54.6％；13763.14亿美元，占62.6％。从这两个角度来衡量，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相比，东盟都尚处在一个较低的发展阶段。这也就证明，经济和贸易结构的雷同化极大地限制了东盟内部各成员国贸易创造效应的发挥。 3、内部市场的狭小和对外部市场的依赖 东盟10国的总人口为5.3亿，1998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约为7370亿美元，经济总量和人均占有量都不大，基本上属于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内部市场潜力较小，对外部市场的依赖严重。20世纪70-80年代，东盟国家主要是为日本生产下游的电子产品，出口方面主要依赖日本市场；到了9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的衰退和美国新经济的兴起，东盟国家的出口又开始严重依赖美国的市场。内部市场的狭小限制了东盟未来的发展空间，而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则严重削弱了东盟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一旦主要的出口地区发生市场萎缩和剧烈价格波动，就会对集团内各成员国国内经济的稳定构成巨大威胁，增加了未来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 4、内部缺少核心的经济力量和协调机制 区域性经济组织并不需要明文规定组织内部的核心经济力量，但从欧盟和北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成功范例中可以看出，区域性经济集团内部在客观上需要有核心的经济力量。在北美范例中，毫无疑问，美国执自由贸易区之牛耳，1995年墨西哥发生严重的金融危机，正是因为美国的全力注资解救才使得金融危机没有波及其他的美洲国家。在欧盟的范例中，德国和法国是两个核心。区域内核心国家的职能在于承担区域组织的重大责任，起到协调成员国政策、稳定区域内部经济的职能。而东盟国家中则没有一个愿意而且有能力担当领导国家的责任，中坚力量的缺乏降低了东盟各成员国之间的凝聚力。在1997年的金融风暴中，东盟各国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竞相贬值本国货币而全然不顾整体的利益，结果造成危机在各个国家中迅速蔓延，损失惨重，东盟内部缺乏核心力量和共同应对机制的弊端暴露无遗。 二、东亚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动与创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必然性 1998年以后，东亚经济之所以能在短短两年的时间内复苏，得益于外部需求的高速拉动。美国在电子信息产品方面需求的强劲增加使东亚各国迅速摆脱了金融危机的困扰，但同时也产生了两个不利的因素：一是使东亚经济更加依赖于美国市场；二是亚洲经济危机中暴露出来的东盟国家产业结构单一化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纠正，劳动密集型产业科技投入不足、生产率低下的弊病并没有根除，美国新经济造成的强劲需求和亚洲经济的迅速复苏只是暂时地把东盟国家的深层次经济问题掩盖了起来。2000年下半年以来，美国的国内需求趋于疲软，经常项目逆差开始逐渐减少，其消极影响也开始波及到东盟国家。“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随着美国和全球经济陷入衰退，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格局也发生了变化。 1、美国经济的衰退及其东亚战略的调整 美国布什政府上台之初，把中国视为一个具有威胁的潜在对手，显示出了咄咄逼人的对华政策态势。而“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使中美两国重新找到了战略合作的平台，美国意识到中国是亚太地区和世界范围内一支重要的和平和稳定力量。基于这种认识，美国新政府在对华政策方面又回到了前几届政府的路径上去。美国历来就在东亚政治经济事务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东盟一些国家中有很强的影响力。因此，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就为中国在该区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提供了较大的空间。 2、日本经济的弱势及其局限性 日本经济在20世纪60年代后迅速崛起，并相应地带动了东亚其他经济体的经济发展。作为世界第二，亚洲第一的经济大国，日本本应当也希望能在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发挥核心的作用，但日本的这一愿望在实践上却不具备基本条件。首先从经济状况的基本面分析，日本在90年代初经济泡沫破灭之后，经济长期低迷，所以日本的经济总量虽然很大（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为4.4万亿美元，超过东盟10国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总和），但从整体上看却是弱势，日本没有能力吸纳东盟国家过剩的生产能力，更无法整合和带动整个东亚经济的发展。从经济政策上看，鉴于自身经济结构的特点，日本长期实施以邻为壑的政策，视东亚国家为自己的竞争对手，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日本非但没有对东盟国家提供帮助，反而大幅度贬值日元，加剧了恶性的竞争性货币贬值，加重了金融危机的程度，全然没有承担起与其经济大国地位相称的稳定地区经济的责任，受到东亚各国和世界舆论的批评。近几年伴随着国内经济的颓势，日本的贸易保护主义越发严重，不久前频频发生的中日两国贸易摩擦和日元再次大幅度贬值便是日本保护主义倾向抬头的明证。从政治上看，日本不但不能勇敢承认并深刻反省其战争罪行，反而不断歪曲和美化其侵略战争历史，国内政治右倾化的趋势明显，这使东亚国家加强了对日本的戒心，而且影响日本在地区事务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由于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难以改变现行制度安排，也就决定了日本难以摆脱经济、政治上的困境，从而也就很难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 3、东盟的窘境及对华战略的调整 东盟国家虽然在文化上和中国有着很深的渊源，但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东盟国家历史上一直对中国心存芥蒂，有些国家甚至长期执行反华的政策，他们担心中国的强大会在经济、军事上给他们造成威胁。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顶住了巨大的压力，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并给予遭受危机的东盟国家有力的金融援助，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承担了超强的国际责任和负担，受到了国际舆论的广泛赞誉，也赢得了东盟各国的信任，树立了中国以及人民币在东亚地区的威信。“9.11”事件发生后，政治上东盟国家意识到中国是维护东亚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力量，经济上东盟国家逐渐看清楚，中国绝不仅仅是他们的竞争对手，更多的还是一种合作共荣的伙伴，在新的世界经济秩序中，搭上“中国经济的快车”，能够走出经济衰退的阴影。在这种大的背景下，东盟各国出于自身的经济利益，纷纷调整战略，把发展与中国的经贸合作放在举足轻重的位置。 4、中国经济的强势及入世对东亚经济格局的影响 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一直保持强劲增长的势头，从1978年到2000年的23年间，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率达到9.6％（根据《2001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得出），堪称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又一奇迹。2001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达5098亿美元，在国际贸易中的位次上升到世界第六，2001年在全球经济衰退的阴影笼罩下，中国取得了7.3％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外汇储备达到2122亿美元。在亚洲，中国经济的强势和日本经济的低迷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同日本的岛国经济及“亚洲四小龙”的限制型经济相比，中国是一个大国经济，市场价格主要是内生决定的，经济发展更多的是依靠国内庞大的市场和不断成长的需求，这就更预示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将对东亚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从整个世界的角度来看，中国入世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地理大发现，世界“发现”了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亿美元的新市场，而且这个市场还是一个处在发展中的、增长速度最快的、未来潜力最大的“绩优市场”。因此，从东盟国家的角度看，成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促进中国东盟之间的贸易和投资，甚至建立共同市场，意味着东盟国家将获得中国相当的市场份额，在抢滩中国的进程中取得先机。从中国的角度看，作为一个贸易大国，中国没有参加任何一个双边或多边的自由贸易协定，一直置身于经济区域化、集团化的浪潮之外。由于没有一个区域性的贸易组织为依托，即使加入世贸组织这个多边的贸易体系，中国在处理与他国的贸易纠纷中也将处于不利的地位。因此无论是从进一步扩大开放，还是从融入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参与国际竞争的角度看，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进行区域内的分工合作，对中国也是非常有益和必要的。 三、“雁行模式”的破产及中国与东盟的经济互补性 1、“雁行模式”的破产要求东亚地区建立新的区域产业分工体系 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与小岛清等人提出的“雁行模式”一词曾经形象地描述了20世纪60-80年代东亚经济内部产业分工与转移的动态关系。该模式中，技术先进、资金雄厚的日本居于东亚经济发展的雁头地位，主要从事技术开发并进行产业转移：“亚洲四小龙”具有一定的资金技术积累，重点发展资本密集型工业，是东亚经济发展的雁身；作为雁尾的东盟具有廉价劳动力与丰富的自然资源的比较优势，主要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一般认为，该模式较好地解释了80年代以前东亚经济的巨大成功。但是90年代初以来，“雁行模式”受到了东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严重挑战。首先，该模式的理论基础是静态的比较优势，强调产业分工的固定化，势必不能满足东盟及曾经处在雁阵模式边缘的中国赶超日本等发达国家的需要；其次，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已经无力再担当雁头的角色，如何进一步把日本的比较劣势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在调整和转换日本经济结构的同时促进整个东亚经济结构的升级，是日本经济乃至整个东亚经济面临的大难题；最后，“雁行模式”的成功是东亚各国（包括日本）推行以美国市场为导向的出口导向战略的成功。随着冷战的结束，东亚的安全战略价值大大降低。2000年以来，美国的新经济周期开始从创新高频阶段向成本竞争阶段转换，经济增长开始减速，“雁行模式”成功的国际大环境不复存在。 90年代后期，东亚地区作为世界范围内的新兴制造业中心，产值已占全球制造业产值的1／3，与北美和欧洲并驾齐驱。“雁行模式”的破产及外部环境的变化使东亚各国和地区亟待建立一个区域内部的自我稳定发展机制来替代对美国市场的高度依赖，以便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特别是对于内部市场狭小的东盟而言，寻找稳定的、纵深的地区大市场更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在东亚地区建立一种新的区域分工协作机制，是东盟国家摆脱困境的必由之路。 2、中国与东盟贸易结构的互补性 前面曾经提过，经济优势（比较优势）越是不均衡分布，产业结构的雷同化程度越低，成员国之间开展贸易得到的好处就越多。20世纪的90年代，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额增加的速度非常快。东盟成为中国继日本、美国、欧盟、香港之后的第五大贸易伙伴，占中国对外商品贸易的份额由1991年的5.8％上升到2000年的8.3％；而中国也成为东盟的第六大贸易伙伴，东盟各国对中国的外贸依存度逐年上升。 中国和东盟国家在比较优势分布方面都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见长的，产业结构有一定的相似性，出口产品也具有较高的相关性。但如果对产品进行细分，仍然会发现产品的互补性。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专家组的统计表明，中国与东盟在贸易结构上具有明显的互补性，这也是双方进一步扩大贸易的重要基础。中国与东盟贸易的商品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具有明显互补性的商品，它们主要以资源禀赋的差异为基础，约占双方贸易额的一半。其中一部分是东盟具有优势的商品，这些商品反映了东盟多数国家森林、矿藏和热带作物等自然资源方面的比较优势，它们约占中国从东盟进口额的42％。另一部分是中国具有优势的商品，主要是金属及其制品、纺织品服装与鞋类、蔬菜及加工食品。车辆等，它们约占中国对东盟出口额的38％。第二类是互补不明显的商品，也占到双边贸易的一半。比如电子信息产品在双方出口产品结构中都占据相当的权重，从表面上看具有很强的竞争性。而在2000-2001年，中国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产生了对电子配件产品的巨大需求，中国从东盟进口的电子配件大幅增加，年增长率达到30％。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一是中国与东盟之间尚未建立一种密切的产业分工，目前双边贸易的基础还是一般性的资源互补，它仍将是今后中国与东盟发展贸易关系的基本因素。二是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双方高层次产业分工协作框架的确定，双边的贸易、投资会大幅度增长，从而有效拉动各自国内的经济增长。据专家组的估测，东盟国家对中国的出口可以增长14％，中国对东盟国家的出口可增长55％，双方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分别增长0.9和0.3个百分点；还有可能形成双方在某些战略产业方面的联合发展优势，最有希望的是信息产业、以天然植物药为基础的现代生物制药产业、金融服务业和旅游业等，这都将极大地提高中国和东盟的区域竞争力。三是由于经济结构某些方面的近似性，双方在合作的过程中也会伴随着激烈的竞争，但可以乐观地预测，随着双方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规模经济效应、竞争刺激效应和投资刺激效应将同时生效，最终有利于双方经济的有效整合。 四、结语 目前中国和东盟10国拥有17亿人口，2万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1.23万亿美元外贸额（2000年统计）。“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总体的经济和贸易规模还会进一步扩大，东亚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与欧洲和北美并驾齐驱，中国在未来东亚经济区域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将日益重要。 政治经济学论文:对政治经济学中若干问题的认识 摘要:生产方式、占有方式以及分配方式一直是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基本问题。根据马克思经济学说并结合现代经济学的新发展，可以认为:划分社会历史阶段的标志是社会生产方式，而不是所有制；资本的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并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地产生否定资本的因素。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将导致占有的社会化。社会占有取代私人占有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生产方式；所有制 如何解释人类社会现阶段的发展逻辑以及预见人类社会的未来，是马克思主义者、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本文试图以唯物史观为基本方法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西方经济学中的科学成分结合起来，重新概述政治经济学中的若干基本理论观点，从而使人们对现实和未来的认识更科学一些。 1．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形成了这个社会的独特的生产方式。一定的生产方式的运行就形成了相应的社会经济形态。因此，划分人类社会历史阶段的标志是社会的生产方式，而不是所有权在法律上的归属: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共产主义社会都是以生产方式的不同来区别的。 马克思以后的苏联范式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改变了生产关系就改变了生产方式，从而改变了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以为只要改变了生产资料所有权以及其它社会关系，就认为进入了社会主义，实现了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其实，只有社会生产过程才是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统一。从物质变换这一物质运动的角度考察生产过程得到生产方式的特征；从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角度考察生产过程就得到生产关系的表征。当然，由于生产总是人类社会的生产，因此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是无法割裂的，一定的生产关系从根本上来讲又由生产方式所决定。无法割裂并不意味着生产方式包含着生产关系。 2．资本的生产方式不是永恒的，在资本的生产方式发展的过程中不断产生出否定资本的因素，这些因素正是未来共产主义的生产力因素。共产主义生产力因素只可能从资本的生产方式中产生，不可能从封建的小农生产方式中产生。在当代资本的生产方式中，共产主义的生产力因素表现在: 1） 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人类生活的社会化程度也在提高，因而产生了对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需求。为满足这些需求，政府作为经济组织为社会生产并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政府生产公共物品和服务时所占有的生产资料虽然仍具有资本的形式，但不再具有资本的实质或性质。它们的存在不以剩余价值为目的。因此，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生产是对资本生产方式的否定。 2） 在资本的生产方式越发达的地方，资本的生产力水平越高，劳动相对于资本而言在生产中的作用就越大，尤其是高级的脑力劳动正逐步资本化。它们在生产过程中使资本物品(生产资料)处于从属的地位，传统的资本吸纳雇佣劳动的要素结合方式正在逐渐瓦解。当然，脑力劳动的资本化还只是少量的局部现象。当生产资料相对于人类劳动只是一种被支配的物质时，资本的生产方式也就消亡了。因此，脑力劳动资本化现象正是否定资本生产方式的共产主义生产力因素。 3） 信息作为要素进入生产过程也在否定着资本的主导地位。在资本的生产方式的早期阶段，信息仅仅是生产的外部环境。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各生产层次、各生产环节的相联结必须依赖于信息的传递和处理，而且随着信息收集和处理能力的革命性飞跃(计算机技术的运用)，物质资料的生产越来越表现为信息处理的结果。这就使得表现为资本的生产资料在生产中的作用降低，当生产力发展到社会生产完全由信息支配时，资本也就消亡了。可见信息收集和处理的能力本身就是共产主义生产力因素。中国加快发展市场经济与马克思所预见的人类发展方向是一致的。 3.所有制概念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指生产过程中人对物质资料的占有方式，这是所有制的物质内容；第二层含义是指占有方式所形成的法的关系。因此，所有制首先反映生产方式的特征，其次才反映生产关系的特征。脱离占有方式的所有权的归属形式的变化不能认为是所有制的改变。决定所有制的是占有方式，而决定占有方式的首要因素是被占有的对象的物质属性，而不是物的所有权的法律规定。马克思以后的苏联范式的政治经济学由于受斯大林的理论影响把所有制仅仅看作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归属形式，从而把所有制完全纳入生产关系范畴，由此导致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中一些重大谬误。 4.在资本的生产方式这一历史阶段中，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而导致了占有社会化程度的提高。生产社会化程度可由生产空间的维数来刻划，生产空间的维数越大其社会化程度越高。占有社会化程度也可由占有空间的维数来刻划。由于占有空间是生产空间在某一时刻的横截面，因此，生产空间是在占有空间的基础上增加一个时间维，从而生产空间仅比占有空间高一维，或者说占有空间仅比生产空间低一维。若生产空间是n维，则占有空间就是n-1维。当生产空间的维数n越来越大时，占有空间的维数n-1也越来越大，并且随着n越来越大时，生产空间和占有空间的特征差异将相对缩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早期阶段，生产社会化程度极大的低于当今工业社会中的生产社会化程度，占有方式的基本特征是资本的私人占有，生产空间和占有空间的维数都处于较低水平，这时占有空间与生产空间的特征差异尤其明显，并表现出尖锐的矛盾。这种矛盾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就是:“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在人们之间的生产关系上的表现就是“由资本形成的一般的社会权力和资本家个人对这些社会生产条件拥有的私人权力之间的矛盾”。马克思还推论这种矛盾“发展得越来越尖锐，并且包含着这种关系的解体，因为它同时包含着生产条件向一般的、共同的、社会的生产条件的转化。这种转化是由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发展和实现这种发展的方式所决定的”。即生产社会化将导致占有社会化，这一推论正被历史证明着。 5.社会占有取代私人占有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一方面，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占有方式从历史沿袭的私人占有(其组织形式主要是单人业主制和合伙制企业)逐渐发展出资本的社会占有形式——公司制企业。马克思当年就预见到了这一变化的趋势，他指出，股份公司是一种社会资本，是对私人资本的扬弃，是生产资料由私人占有向社会占有转变的过渡形式。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的一百年以来，股份公司已经成为资本生产方式中的基本组织形式。中共十五大提出对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正是遵循社会发展规律的结果。 另一方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工业化国家的政府作为经济组织进入生产过程，不仅在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生产上对生产资料进行直接的社会占有，而且对各种私人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运作进行规范——这些规范不光是政府制定的，更主要的还是国家组织中的立法机构制定的——使得这些资本的占有具有社会性或者更高程度的社会性。因此，当今工业化国家的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已经基本上或主要表现为社会占有的形式。当然，这种社会占有仍然处于私人财产的范畴内，但是，生产资料在法律上的私人所有权已经由于这些规范而逐渐模糊并逐渐脱离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活动，其作用已日益表现出减弱的趋势。 6．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对物的私人占有所形成的法的关系是财产权即所有权，而随着对物的占有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对物的社会占有所形成的关系就是现代产权。因此，现代产权关系与历史的所有权关系已有很大差异。从历史的所有权概念已不能推导出现代产权概念。西方经济学家对现代产权概念的定义也尚未统一，而是各自从不同角度去定义产权概念的。有的从信息不对称理论出发，有的从不完备合同理论出发，有的从外部不经济性出发，等等，都可以引出产权概念。但这些定义都只是对产权运作表象所进行的描述，尚未从本质上规范。因此，如果我们把产权概念定义为占有社会化的法的关系，前述各种不同的产权概念就都统一起来了。 政治经济学论文:试析波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论文关键词：霍克海默　文化批判　启蒙　批判功能 论文摘要：以往人们关注的是霍克海默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其实他所阐述的文化批判功能，才是其文化批判中最有价值的东西。西方文明启蒙的后果是用理性这种新的统治替代了昔日神的统治。霍克海默提出了新的启蒙就是文化批判的启蒙，即对启蒙的否定、否定再否定。这种新的否定物就是“文化工业”的出现。文化工业造就了一些失去反叛性与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认同的被奴役的异化者，要找回和发扬这种文化批判的反叛性，就要实现新的启蒙。霍克海默通过文化批判的反叛性揭示了文化批判的功能，即辩证的否定。 一、霍克海默论文明启蒙及其后果 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 1895- 1973年)的文化批判理论是对西方文明启蒙的反思和批判开始的。何谓启蒙?霍克海默开篇就说:“从进步思想最广泛的意义来看，历来启蒙的目的都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成为主人。启蒙就是使人们从恐惧、神话、宗教的统治和支配下摆脱出来，用理性代替迷信，用人性代替神性，从而确立人类对自然、社会、精神的支配权。但是，启蒙却由于其内在的自身逻辑而走向它的反面，蜕变成了一种新的迷信神话。启蒙、理性成为工具性理性，“神话变成了启蒙，自然界变成了单纯的客观实在。”“管理万物的精神与创造万物的神相似，都是自然界的主宰，与神相像的人具有支配定在的主权，是主人，具有指挥权。首先，启蒙推翻了中世纪宗教所追求的创造万物的神，人们以为从此可以从神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了，但是，前面驱逐了创造万物的神，紧随其后的是另一个神取而代之，这就是管理万物的神。这个神是人。人推翻了神，结果人自己变成了一个“与神相像的人”。人是这个世界的中心，他是这个世界的至高无上的又具有支配定在的所谓具有主权的主人。人性本应替代神性，从神的统治和支配下解放出来，成为具有独立个性、独立人格而不受那个至高无上的神所奴役。但是，结果却相反，人推翻了神以后，人并未从奴役下完全解放出来。人虽然不再受神的统治，但人在推翻神的过程中，自己把自己上升为统治这个社会最高的主宰万物的主人。这就构成了现代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它成为现代法西斯主义繁衍和孽生的根源。其次，在中世纪是神、信仰、盲从支配一切，启蒙唤醒了人们的主体意识，理性代替神的信仰与非理性的盲从。但是理性把神的信仰和非理性的盲从，从神坛上驱逐出神的殿堂以后，理性自己登上了神坛。理性铲除了人类的迷信，人们对理性推崇备至，理性自身成为人类新的迷信。理性就是一切，一切都要在理性的法庭前接受审判和裁定。理性倒退成工具性的理性，结果出现了一个工具性的与人相异的异化世界。理性统治取代了中世纪的神，而非理性的思潮对理性的这种统治的反抗，正如理性反对神性时那样，它恰好说明理性的统治已是一个使人无法忍受的像上帝一样的神。 文艺复兴以后，现代大工业发展起来了。它像魔术的咒符，把沉睡在中世纪的神自然唤醒，神奇地变成了人的财富—工厂林立，大都市从废墟中崛起，商品琳琅满目。但是，大工业发展并未给人们带来多大好处。这边财富堆积如山，那边却是饿俘遍地。工人制造了机器，机器反过来奴役工人。大都市一方面成了富人的天堂，另一方面却是穷人的地狱。商品、货币本来是人们生产出来用来交换的产品，但是，“自从自由交换结束以后，商品就失去了它的经济性质，而具有了偶像崇拜性质，这种偶像崇拜的性质一成不变地渗人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昔日，人们拜倒在偶像化了的神面前，现在却相反，人们却拜倒在商品货币的脚下，不仅商品已经失去了全部的经济特征，它只具有拜物教特征，而且拜物教的影响已扩大到了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启蒙的实质，就是要求从两种可能性中选择一种，并且不可避免地要选择对生产的统治权。这种选择并非真正的选择，它仍然是以一种对统治权的选择代替另一种统治权的选择，因此，选择本身就包含了新的统治权的产生。如人与自然，要么是自然统治人，要么是人统治自然。这就是说，一种旧的统治推翻了，一种新的统治取而代之，它不是人与自然的平等和谐，而是用一种新的统治去代替旧的统治。所以，“随着资产阶级商品经济的发展，神话中朦胧的地平线被推论出来的理性的阳光照亮了，在强烈的阳光照耀下，新野蛮状态的种子得到了发展壮大。启蒙理应带来自由、文明和进步，但是，恰好相反，启蒙是用“新的野蛮状态”代替旧的野蛮状态，并且在强烈的阳光照耀下，这种野蛮状态的神还在发展壮大。人性在这种状况下已经变成了非人性的状况，它正像《奥德赛》中奥德修斯和他的船员在海上偶遇海妖塞壬的故事。为了抗拒海妖塞壬那诱人的歌声，他自己不得不让人把自己捆在船的桅杆上。他既反对自己死亡，又反对自己幸福;既反对自己欲望增长，又反对拒绝本身的享受。这就等于启蒙越是给当代社会带来了财富、权力和知识的增长，它越是坚决拒绝去享受财富，去掌握权力、知识，等等。一切都因为启蒙而走向了倒退，由旧的极权走向新的极权，由旧的统治奴役变成新的统治奴役。启蒙就是事物走向自己的反面，就是自我摧残和自我毁灭，这就是启蒙的辩证法。 霍克海默深刻地揭露了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启蒙所带来的理性至上和科学技术统治的负面影响。现代工业技术所带来的异化、工具性，这是其消极因素。但是，近代资本主义与封建社会相比，启蒙的伟大意义则是不容否认的。启蒙最突出的划时代性的意义，就是为推翻封建神权统治制造了舆论准备。毫无疑问，启蒙具有解放思想、强化人们的主体意识的伟大意义。启蒙推翻了中世纪神权的统治，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障碍。启蒙思想家适应资产阶级利益的需要，针对宗教神权统治和封建社会的专制统治，提出了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要求。启蒙的负面影响的确存在，但这不是启蒙的罪过，而是以一定利益为基础的时代局限带来的。尽管时代进步了，而启蒙对那个时代所起的作用仍然不可否认。如果以现代人的标准为标准而完全否认历史，也就不会再有历史。历史不是虚无的，历史应是客观的事实。 二、霍克海默的文化批判 霍克海默把对启蒙的批判提升到可以解决一切经济、知识、政治、理性、宗教等间题的总机关，其意义不在于从旧的启蒙引出新的启蒙。他认为，旧的启蒙是文艺复兴文化的启蒙，新的启蒙就是对新的理性和技术统治的文化批判。因此，对启蒙的否定旨在从否定中生发出新的否定，这种新的否定物就是“文化工业”的出现。文化工业即是“欺骗群众的启蒙精神”。何谓“欺骗”?欺骗群众的启蒙精神有哪些?欺骗群众的启蒙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呢? (一)文化工业的“欺骗”。文化本来是人类历经数千年实践活动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从广义来看，可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文化在大多数情况下，应是狭义的，即指精神产品，指宣传、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卫生、体育、宗教、道德等。尤其是从人类使用文字、语言符号等开始，文化就是人类智慧和劳动痕迹的精神产品。文化与人类发展是同步的，人类从那里开始，文化也就从那里发端，人类在生产物质生活资料时也就生产了人类社会的文化。文化的产生与人类实践活动不可分离，但文化毕竟是人的文化。人类除了需要吃穿住这些生活资料之外，为什么还需要文化?这是因为人类的需要与动物的需要有着本质的区别。动物的需要是直接的、自然的，而人类的需要除了直接的自然需要之外，更为重要的是间接的、社会的需要。间接的需要除了以需要为根据提出要求之外，还有一种重要的尺度，那就是利益。因为它有利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因而才有需要;不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人们就会把这种需要逐渐从狭隘的需要中驱逐出去。比如原始社会的人食人会导致人类的自我残杀和毁灭，它是不人道的。人道主义作为一种文化就产生了。还有威胁人类正常生存等犯罪现象，首先最基本的就是非人道的，对犯罪惩罚无疑是人道的，它维护了人类正常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利益。所以，文化本质上应是根源于人类的需要和利益。既然如此，那么，同样是战争，为什么有的要受到法律的惩罚，有的却会受到赞扬呢?因为战争被分为正义的战争和非正义的战争。正义的战争要褒奖，非正义的战争引起人类生灵涂炭，是不人道的，它引起的后果应予以追究。但什么是非正义的，什么是正义的呢?在这里，它不只是一个文化概念，而且也是一个阶级概念，因为不同阶级对战争就有不同的标准。可见，阶级利益与文化相互关联。霍克海默看到了这一点，即认识到文化与阶级利益的一致性，因而把文化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联系起来。他认为，在现代科学技术统治下，文化成为一种工业。广播事业依赖于发电工业，电影事业依赖于银行，“电影、收音机，书报杂志等是一个系统”。“从宏观和微观上所表现出来的统一性，说明了人民所代表的文化的新模式:即普遍的东西与特殊的东西之间的虚假的一致性。在垄断下的所有的群众文化都是一致的，它们的结构都是由工厂生产出来的框架结构，这一点已开始明显地表现出来”。文化成为了一种像“工厂生产的框架结构”，因而，出现所谓“文化工业”。这种文化工业与“工厂生产的框架结构”同样成为了工业。“从利益方来看，人们是乐意把文化工业解释为工艺学的。千百万人参与了文化工业强制性的再生产过程，而这种再生产过程，又总是在无数的地方为满足相同的需要提供标准的产品。文化本应是艺术性，它的本质是创新。不同民族文化之所以能区别开来，就在于不同民族创造了属于自己民族的新文化。这种文化由于其特质只能模仿，无法等同。不同历史时期由于不同的科学技术水平而有不同的文化。比如印第安文化、巴比伦文化、华夏文化，等等。但是，文化工业制造的产品就不同了，最主要的是它不能创新，而是高度的“一致”，因为它把政治和经济结为一体。“技术上的合理性，就是统治上的合理性本身。它为了适应统治阶级的政治和经济的需要而产生，它充当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喉舌和传声筒。文化的合理就是为了统治上的合理性。统治者从其统治的目的出发，把文化模式变为统治的工具，为其统治上的合理性服务，为其政治、经济的利益服务。启蒙的文化工业发展到今天，不再是群众所需要的那种启蒙精神，而变成了欺骗群众的启蒙精神。 (二)文化工业改变了启蒙的本来意义，取消了文化的反叛精神。启蒙本来的意义是对中世纪封建专制和一切违反人道人性的宗教精神统治的反叛。因为，中世纪的文化就是神的文化、宗教的文化。在这种神的文化中，只有神的意志而缺乏人的自我意志，人的自由意志只有在神的关照下才是可能的。人的自主、自由、自觉的本性，人的独立个性，在神的统治下都成为了无关紧要的东西。启蒙的意义就在于它的反叛性。启蒙用人性反叛了神的意志，用资产阶级文化反叛神的文化，但这些只是一种虚假的反叛。因为由启蒙唤醒的文化工业，取消了文化的反叛性质。文化本应是对现实的反叛，从而使文化创新。但是，文化工业完全违背了文化的初衷，反而使人失去了自己的个性，使一个人等同于另一个人，最后每个人都成为一个模式的人。文化本应培养人们的创造能力，但文化工业却反其道而行之，成为了每个人个性的抑制者。文化应激发人们的想象和自发性，但现在却使人们的想象渐渐萎缩。文化工业用一些陈词滥调、固定的模式来消除人们的创新能力，用一些无聊的毫无意义的流行的作品来占用人们金子般的时间，致使社会上所有的人都接受了文化工业品的影响。“文化工业的每一个运动，都不可避免地把人们再现为整个社会所需要塑造出来的那种样子。机械工业生产出来的是物的产品，文化工业却不同，它生产的是人，塑造的也是人。文化工业生产出来的不是具有个性的人，而是为“整个社会所需要塑造出来的那种样子”的人。这种文化不再是反叛(批评或批判)现实的文化。工业文化成为失去反叛性质的模式文化。霍克海默对文化工业带来与启蒙本来意义相悖的结果进行深刻而尖锐的批判，这是正确的。因为，文化本来的意义是创新，而反叛(批判)则是创新的起点，反叛也是创新的动力。文化就是在反叛中不断创新和不断发展的。创新是文化的灵魂，反叛则是创新的杠杆和动力。没有反叛，创新就不会有动力。但是，反叛也并非代替一切，因为文化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即文化的继承性。只有继承才有发展，因此，如果把反叛看成高于一切的东西，就等于取消了文化的继承性，这也是十分错误的。 (三)文化工业的虚假性带来的后果是画饼充饥。文化工业利用电影、电视、广告、报纸等媒体，制造一些虚假信息，不断地向人们许诺、欺骗，把人们推向了虚假性的陷阱。例如消费，“文化工业通过不断地向消费者许愿来欺骗消费者。它不断地改变享乐的活动和装演，但这种许诺并没有得到实际的兑现，仅仅是让顾客画饼充饥而已。文化工业不断地向人们挥舞橄榄枝，用许愿、承诺来欺骗顾客，使顾客目不暇接、晕头转向，堕入云里雾里，但最后一无所获。在自由时代，文化工业揭露封建专制的落后、腐败、颓唐，鞭挞封建专制野蛮、扼杀人性、违反人道的行径，唤醒人民的反封建意识，吹响了向封建社会进攻的号角，动员社会可以动员的力量，从而使资产阶级在封建统治下争得一块又一块地盘，把封建神权从他们的宝座上拉了下来，动摇了封建神权统治的基础，然后又在上层建筑领域建立了资本主义政权。但是，现代“与自由时代不同，工业化的文化可以像民族文化一样，对资本主义发泄愤怒，但不能从根本上威胁资本主义制度。这就是工业化文化的全部实质。文化工业也在发牢骚，面对现实社会，抱怨倍增，对当代资本主义，奋笔疾书。但是，这些都是隔靴搔痒，不能触及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要害，不能从根本上威胁资本主义制度。在霍克海默看来，这就是“工业文化的实质”。这是因为文化工业这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愤怒”，仅仅只是表面的，它只触及资本主义的皮毛，而不会伤其筋骨。尤其是文化工业对资本主义发泄愤怒，与它对日常生活的态度相互矛盾。文化工业把日常生活与资本主义制度对立起来，它只诅咒资本主义制度，而把日常生活美化如天堂一般，这样一来，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诅咒变成了毫无意义的牢骚。这样，享乐是一切，一切在享乐中沉沦，一切在享乐中度过。文化工业就是这样造就了一些失去反叛性而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认同的被奴役的异化者。按霍克海默的意见，找回和发扬这种反叛性，就是实现新的启蒙的途径。 霍克海默关于文化工业反启蒙的性质，也就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弊病。霍克海默在批判文化时，实际上也是对文明的批判。霍克海默在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中，由于缺乏严格的界定，导致了在批判文化时也对整个文明的否认和批判，这就是霍克海默的失误。 三、文化批判功能及其启示 霍克海默文化批判理论究竟有什么积极意义?一般认为，那就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其实，这是片面的。在我看来，霍克海默对资本主义理性至上和科学技术统治的批判，仅仅是霍克海默批判理论的一个方面，而他所阐述的文化批判功能，才是他文化批判中最有价值的东西。霍克海默就是从文化批判功能开始，逐渐展开对资本主义文化工业批判的。在他看来，文化批判是走出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统治，走向新的文化建设的总机关和动力。当然，文化批判的功能再强大，也不可能摆脱文化工业在资本主义的统治。但是，文化批判对文化建设的作用，尤其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却是不容忽视的。 在霍克海默看来，文化批判的功能就是辩证的否定。法兰克福学派把否定辩证法看作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精神。在他们看来，事物不是肯定、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而是否定、否定再否定。在他们的理论中，否定是绝对的否定，因为有了肯定就没有否定。阿多尔诺说:“被否定的东西直到消失之时都是否定的。这是和黑格尔的彻底决裂。在霍克海默看来，文化批判功能就是否定、否定再否定。否定被当作是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可以拯救资本主义文化危机的总机关，这当然是片面的。文化批判的基本精神应是辩证的否定。从文化建设的过程来看，文化批判的作用就是肯定、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在这里，肯定本身就包含否定。任何文化在最初阶段，首先是以肯定的形式出现，这就是继承。但任何肯定都包含了否定，而否定就是扬弃。文化扬弃了自己的有限性而保留了其积极的合理方面，文化就进入了否定之否定，完成了一个周期，这就是发展和创新。文化建设就是通过文化批判，不断地从肯定、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螺旋式波浪式地上升和前进的。因此，没有文化批判，就没有辩证否定，就不会有文化的发展。但是，把否定看作是绝对的否定，这就抹杀了文化的继承性，必将导致文化的虚无主义。尽管如此，霍克海默所论述的文化批判功能对我国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文化批判的本质是创新。霍克海默认为，文化是对现实的反叛，文化的实质就是创新。霍克海默把文化批判同现实绝对对立，旨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仅此而已。其实，文化与现实既有同一性，又有非同一性。从同一性来看，任何优秀的文化都产生于现实，又服务现实;都产生于社会的日常生活，又服务于社会的日常生活，这是一致的。但文化与现实又有非同一性，因为文化具有相对稳定性。当现实生活向前发展时，文化甚至还徘徊在旧时代的基地上停滞不前。文化批判的实质就是创新，通过文化批判使旧文化从它的基地中走出来，创造一种适应新时代需要的新文化。因此，创新不是重复，也不是雷同。创新就是使文化的同一性走向非同一性。黑格尔在论述哲学史的批判功能时认为，哲学史的实质是“通过哲学史本身去证明哲学知识的无用”，哲学是在批判中发展的。他说:“一种新的哲学出现了。这哲学断言所有别的哲学都是毫无价值的。诚然，每一个哲学出现时，都自诩为:有了它，前此的一切哲学不仅是被驳倒了，而且它们的缺点也被补救了，正确的哲学最后被发现了。黑格尔是对的，哲学史是如此，文化更是如此。文化就是通过文化批判不断地发现和创新。没有文化批判，就没有文化前进和发展。古希腊的文化发展是这样，我国先秦文化发展也是这样，没有先秦诸子百家的文化批判，就没有先秦文化的繁荣。德国古典哲学更是如此，没有以马克思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文化批判，就不可能产生马克思主义。甚至可以说，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才出现了一批在当时并不起眼的，但在文化史上也有一席之地的思想家，如杜林、施特劳斯、鲍威尔、施蒂纳、费尔巴哈，等等。所以，没有文化批判，就不可能有文化创新和大师级的文化名人出现。文化的继承主要是指文化的同一性。继承如果没有批判，那就是重复和雷同。继承和繁荣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当前主要缺少的还是文化批评。时期，学术批判政治化，批判成了打倒一切的代名词。但是，现在却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那就是肯定太多，批评太少。即便是文化垃圾，也很少有人出来清扫。其实，批评和批判，决不是打倒一切，正当的文化批评和学术争论，是一种更为重要的研究。如康德在世界学术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就在于他对人类知识的研究和审视，尤其是对欧洲近代哲学唯理论和经验论的批判。他的主要著作都以批判命名，如《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可见，颂扬和批评，批判和继承，肯定和否定，是促进文化繁荣的两种动力。 (二)当前文化繁荣的主要推动力是文化批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文化批判功能愈益突现出来。由于市场经济是一柄双刃剑，因而，适应市场经济需要而产生的文化，必然也是双向的，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适应市场平等自由交换而产生的平等自由正义等观念，它是文化建设中正面的东西。但是，市场经济也对文化带来负面的影响，那就是功利化、媚俗化、平面化和边缘化等倾向的产生。因而，文化批判的作用愈益重要了。文化批判一方面应像园丁一样，细心呵护那些适应市场经济而产生的正面的文化观念，另一方面，文化批判要毫不留情地扫除那些污染环境的垃圾。霍克海默把文化工业的反面消极影响揭露出来了，对这些东西进行否定，当然是绝对必要的，但是，他由此在批判文化工业时却否认了一切文化，这就等于否认了文明。肯定文明不是不要文化批判，如果没有文化批判，那就分不清什么是金子，什么是沙子，什么是财宝，什么是垃圾，那就没有文明的发展。当前应对那些以文化的名义为幌子的伪气功、邪教和封建迷信等活动进行批判和打击。总之，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进程中，我们务必弘扬优秀文化，加强文化建设，而我国的文化建设能否健康发展，有待于有效的文化批判。 政治经济学论文:对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的思考与建议 摘要：政治经济学是财经类高校一门重要的基础理论课程。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政治经济学面临被边缘化的倾向。作为高校政治经济学教师对此深感忧虑。本文对政治经济学课程、教材、教法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作了分析。并从教学指导思想、编写一本体系合理内容精炼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政治经济学立足课堂教学等方面提出了提高教学质量的思考与建议。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 教学改革 建议 政治经济学是财经类高校一门重要的基础理论课程。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政治经济学面临被边缘化的倾向。作为高校政治经济学教师对此深感忧虑。本文是笔者在政治经济学教学实践中遇到问题提出的看法与观点，作为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的思考与建议。 一、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各种版本的政治经济学教程多达上百种。教材内容和体系改革的主要模式有：改良模式、嫁接模式、混合模式。目前我们使用的是由逄锦聚等主编的面向21世纪政治经济学教材（第四版），这一教材虽然经过了多次修改，但在内容和体系上依然有不妥之处。 1、目前使用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存在的问题。首先从教材的内容来看，本教材的内容共有21章。这本教材的编写具改良、嫁接、混合三种模式组合为一体。其内容的组合既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理论，也有现代西方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这些理论的大综合。这本教材至今已有四版。出版的时间分别是2002年、2003年、2007年和2010年。教材字数均在50多万字。教材的特点：内容广泛。从这一特点的积极效用看，它不失为一本或者说更适宜做为高校教师备课的参考用书和学生自学教材。但目前，这一教材的授课对象是普通高校全日制学生，其内容就显得庞杂，缺少应有的精练。另外，教材中以表格形式所采用的数据过于陈旧，比如教材第126页表8-1“美国制造业的剩余价值率（1929年-1985年）”、教材第173页表11-1“1977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重要经济部门的生产中国有企业所占的比重（%）”。这些数据不能反映这一经济现象的现实。这与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这样的命题不相适应。 其次从教材体系结构来看，第一篇是：“政治经济学一般理论”有七章；第二篇是：“资本主义经济”有6章；第三篇是：“社会主义经济”有8章。这种体系构架中，第一篇“政治经济学一般理论”，其内容主要由马克思《资本论》一部分理论，有列宁《帝国主义论》一部分理论和西方经济学一部分理论，还有编书者自选编辑的其它内容，共同合成。这种由合成的第一篇“政治经济学一般理论，” 使有些章与章之间缺少理论承上启下的内在必然性。例如第一篇“政治经济学一般理论”中的第一章第四节与导论中的研究对象的内容有重复。第五章“社会资本再生产和市场实现”向第六章“信用制度与虚拟资本”之间的过渡，难以看出两章理论之间内在的逻辑联系。第六章“信用制度与虚拟资本”向第七章“竞争与垄断”的过渡，以及第二篇“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第九章“资本主义分配”向第十章“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企业”这两章内容上的关联程度不紧密。这种前后秩序安排显得生硬。第十二章“经济全球化和资本主义国际经济关系”与第十三章“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和发展趋势”也属于这种问题。另外第二篇“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及其对经济的干预” 这一章内容与第一篇“政治经济学一般理论”中的第七章“竟争与垄断”有些内容具有重复性。以上是笔者认为教材体系安排上和内容编选上存在不够合理的方面。 总之，本教材在体系架构上的承上启下理论内在逻辑关系不紧密，在使用过程中感觉整个教材章与章的编排在理论上的衔接不自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教学效果。 2、社会上对政治经济学在现代经济学中地位的片面认识给政治经济学教学带来的不利影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的较长一段时间里，我国高校是做为政治经济学教材之用的。随我国着改革开放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已经不再作为教科书了。而以《资本论》为主线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现代经济学的地位，目前在经济学界有许多争议。其中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把《资本论》与前苏联有关计划经济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理论等同起来，认为它是一种只研究价值和计划经济,不研究财富和市场经济的传统经济学，而西方经济学则是专门研究财富和市场经济的现代经济学。由于我们中国现在主要需要研究市场经济中的财富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所以我们需要使用西方经济学的一种范式或话语体系，并发展这种现代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代和中国都无关，它的一套话语体系应该完全放弃不用。这种说法虽然不符合事实，也不利于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但这种观点有一定社会群体。这种意识在学生中有影响，从而产生一种倾向，认为以马克思《资本论》为标志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批判资本主义，是一种说教。百年后的今天这些理论基本过时，难以解释现实。这种倾向和思想给教与学增加了难度。 3、研究对象、层次和方法方面的原因。首先，当今世界，经济学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大对立的理论体系。这两大理论体系的研究对象和层次以及运用的主要方法都有着重大的差别。西方经济学侧重经济运行和对经济现象的表层描述和分析，运用的主要是边际分析、实证分析、定量分析、均衡分析以及主观心理因素等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偏重于对经济关系本质的分析，它研究物与物关系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研究经济问题的本质规定，揭示社会发展规律。运用的主要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方法或方法论上的区别，这与它们对待资本主义的不同态度有关。马克思研究经济学的目的在于寻找资本主义社会不合理现象背后的经济根源，而要证明这一点，在逻辑上就必须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只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是人类社会历史演进中的一个特殊的社会形态。而这样的逻辑只包含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观之中。马克思正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分析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规律，并得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具有历史性的结论。西方经济学家一直对资本主义抱有特殊的价值取向，即把资本主义看作是永恒的、理想的社会制度。在这种价值取向下，现代西方经济学主要研究资源配置问题并与之相关的市场机制。一些学者和学生认为西方经济学总结了市场经济的一些管理经验、甚至个别论点有其合理性并在一定程度与现实经济问题有着结合，有些理论有一定的实用性，西方经济学研究的这些表层的经济问题，容易被接受。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事物和经济现象的本质，研究物与物关系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需要高度的抽象思维能力， 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学生在学习中会有畏难情绪。 其次，政治经济学以上大课的教学形式影响师生学术思想的沟通和理论探讨的互动，使课堂难以有序的组织和管理，因而课堂教学主要采用灌输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教学效果。 4、教师原因。教师是教学的主导。教学内容筛选，教学方法的选择都取决于教师。在教学方法上，政治经济学教学一般从基本概念范畴出发，通过逻辑推理演绎出一套经济学原理，然后围绕这些概念和原理引用一些具体事例加以分析和证明。这种教学虽然能反映出教师的良好理论素养，但从另一方面证明，这种教学使教师把备课、教学精力用在了概念范畴的界定和逻辑推理上，追求理论体系的逻辑性、完整性，在课堂教学中就理论本身深入探讨和充分的理论联系实际显得有些欠缺。这种教学使教学效果打了折扣。 二、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学质量的建议 1、确立正确的教学指导思想。在教学中使学生真正明确学习政治经济学的意义，消除学生错误观念，帮助学生解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的不正确认识，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针对现实问题予以说明和解释实际，以理服人。 2、编写一本体系合理内容精炼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政治经济学教材体系架构存在的问题不是调整所能解决的，对已成型的体系框架在其范围内进行调整，我们做过这样的尝试，其结果不能令人满意。所以，在原有架构上的调整或变动难以取得好的教学效果。从长计议，教材需要重新编写。笔者认为，编写一本《政治经济学》教材，体系架构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一部分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概论，一部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这本教材的编写特点是把具有相对独立的不同理论分为不同的篇章，各个不同的理论相互之间基本不嫁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这部分主要按《资本论》体系编写，因此，理论不会有什么问题。“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概论”参考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现实编写。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这一部分以我国为主，编写我国改革开放前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这三部分后两部分比重要大一些。编写注意两点：一是，章与章之间的衔接有其内在的理论逻辑关系和必然性，框架体系合理。二是，写作内容贯彻少而精的原则。全书字数控制在35万字以内。 3、政治经济学立足课堂教学。坚持灌输原则，讲究灌输艺术。这里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抓住重点、剖析难点、解答疑点。第二，加强案例教学增强学生的感性认识和实践能力，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吸引力与实效性。第三，采取对比法教学，更新对比角度。例如，对同一个经济现象和经济范畴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不同的研究角度和层次，价格范畴，西方经济学根据供给和需求及各自的弹性，描述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价格界定为价值的货币表现，价格运动表现价值规律的作用，价格与价值既有量的背离，也有质的背离，这就从经济学原理上深刻阐明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化的东西虽然没有价值但却会有价格的现实，而西方经济学在这一问题上只看经济现象，却永远不会发现价格背后隐藏的深层次理论，更不无法懂得它们两者之间的关系；资源配置，西方经济学强调帕累托最优，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它界定为社会劳动在各个部门的分配，资源配置的效率标准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节约；对产业利润、商业利润、利息和地租等分配范畴，西方经济学把它看作要素报酬的形式，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看到了这是各要素的报酬形式，同时看到了这种报酬后面的源泉是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在不同要素所有权主体那里量的分割形式；凯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其理论体系的核心是有效需求原理，据此他得出了资本主义由于有效需求不足，使得资本主义不能实现充分就业，这一结论的正确性在于凯恩斯否定了传统经济学所认为的市场是万能的和能自动充分实现就业观点，但是资本主义经济之所以出现有效需求不足，从而不能实现充分就业，关键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以及由此产生的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而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完全回避了这个关键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找到了病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个理论体系有着重大的差异，他们都依据各自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的层次作经济分析，都有不同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既采取了对比法教学方法，又更新了对比角度。这种从经济现象和理论本身进行比较和对比，角度发生了变化，会引发学生思考和分析问题的兴趣。学生在这种对比中自然会有自己的看法和观点。第四，理论联系实际是教学的核心与精髓。政治经济学是理论性很强的一门课程，但这门课程理论联系实际的空间又非常广阔。经济学不能是黑板经济学，如果这样学生听着枯燥，打不起精神，甚至不愿意上这门课。理论联系实际则不然，用政治经济学理论说明当前国内外经济问题的热点焦点，从而使政治经济学面对经济发展的现实具有强有力的说服力和解释力，长此以往，一定能够提高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积极性和情趣。贯彻始终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便潜移默化为学生们的学习方法。从而提高了他们思考与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教师的传道、授业、解惑的作用自然发挥其中。第五，加强教师对政治经济学多媒体制作的研究，提高多媒体软件的制作水平。多媒体的课件制作，不是电子教案。多媒体的课件制作要有理论性和艺术性，适应教学内容的需要，还要有一定的背景资料。这是多媒体课件制作的必要因素。

一、关于工匠精神重要论述生成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 (一)关于工匠精神的重要论述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理论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其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石。马克思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2］。在马克思看来，劳动不仅创造了人类世界和社会历史，同时也创造了人本身，“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3］劳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展开，是人类确证自我价值和生命意义的重要方式。工匠精神内涵着执着专注、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价值追求，在劳动过程中将自己的目的、精力、情感、智慧、意志等全身心投入劳动过程中，把劳动视为自身生命的展现过程，通过劳动确证人的本质力量，实现自身解放、自我创造与精神享受相统一，摆脱资本主义社会大工业生产时代异化劳动对劳动者精神和肉体上的束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工匠精神生成的理论基础，新时代弘扬工匠精神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二)新时代弘扬工匠精神厚植于中华优秀传统工匠文化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国自古就有尊崇和弘扬工匠精神的优良传统，“道技合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贯穿于中国劳动人民创造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劳动实践中。不论是历史上的世界级工匠大师(鲁班、沈括、蔡伦等)，还是在历史上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物质文明成果(瓷器、丝绸、家具、庞大壮观的工程建造)，还是《庄子》中描写的庖丁解牛、老汉粘蝉等故事，都表明在中华民族的血脉中有着工匠精神的传统基因。在新时代弘扬工匠精神需要深入挖掘传统文化资源，对中华优秀传统工匠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富营养。 (三)新时代培育工匠精神是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的现实需要 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内容，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是建设制造强国的精神支柱。我国因强大的制造能力而享誉“世界工厂”称号，但总体而言，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仍处于中低端，在国际上真正叫得响的品牌不多。制造强国的建立，民族品牌的创立需要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支撑，而目前我国每年存在高达上千万的高级技工缺口，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要求。通过大力弘扬和培育工匠精神，培养大批掌握精湛技能和具有良好职业素养的技术技能人才，有助于产业的转型升级，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撑。 (四)培育工匠精神是新时代职业本科院校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的客观要求 高校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所“树”之“人”是要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具体而言，职业本科院校不同于学术研究型高校，其在人才培养目标上是培养适应未来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具有工匠精神的应用型、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工匠精神的内涵与立德树人的要求和目标相契合，当前，一大批普通本科院校坚持市场需求导向，向应用型转变，积极实施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改革，提高育人质量，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换言之，职业本科院校要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打破传统思维方式，不仅要注重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更要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道德情怀、创新精神、职业品质、品格毅力等，为学生步入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职业技能和职业素养。因此，职业本科院校在提升内涵建设的过程中，应将工匠精神培育融入人才培养的全过程，有机融入课程教学、实践教育、文化传承等各方面，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真正满足经济高质量发展对人才的迫切需求。 二、工匠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一致性 (一)国家层面:工匠精神体现为攻坚克难的创新精神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国家富强是实现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和前提。培育和弘扬工匠精神，对于发展实体经济、实现国家富强具有重要推动作用。第一，富强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首要目标。一方面，这是马克思主义生产理论的基本要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物质生产在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社会主义要显现出比资本主义的优越性，首要就是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创造出丰富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这是由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的。尽管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在发展中仍面临一系列严峻的矛盾和问题，最终还需要靠发展得以解决。实现经济上的富强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要求。第二，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是实现国家富强的重要途径。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史证明，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是一个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从全球范围看，经历了产业空心化所带来的经济衰退使各国认识到“回归实体”的重要性，近年来各国重塑制造业如德国“工业4．0”计划、英国“工业2050”等。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做强中国制造业是中国立足自身实际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顺应全球“再工业化”浪潮、应对未来风险挑战的战略选择。第三，工匠精神蕴含的创新精神是制造业发展的灵魂。工匠精神强调专注、坚持、执着甚至痴迷但并非因循守旧、墨守成规，相反，工匠精神是在传承原有技术基础上通过持之以恒、不断钻研、精益求精，对产品和技术存在的缺陷不断进行改良和革新，不断创造新工艺、新技术的过程。当前中国制造的产品质量和品质在国际竞争中不占优势，大力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促使企业增强质量意识，有助于做强做大制造业。 (二)社会层面:工匠精神体现为公正法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层面的价值追求 是“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其中，公正是人们孜孜不倦追求的一种价值理念，而法治是实现公正的有力保障。目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在市场上一些违背市场经济公平竞争不正当竞争行为频发，如在生产领域以次充好、假冒伪劣产品、粗制烂造产品不时出现，在销售环节虚假宣传、坑蒙拐骗现象时有发生。这些不公平现象违背了市场经济中以产品品质为核心竞争力的原则。在此背景下，不断完善市场领域法律制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打击不良竞争行为，让高品质产品有良好的市场前景，让注重产品品质、追求卓越的企业在市场上有更大发展空间。因此，工匠精神培育内在要求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 (三)公民层面:工匠精神体现为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对于公民来说，“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每个人必须恪守的道德规范和价值准则，也是传承和弘扬工匠精神的内在要求。第一，工匠精神内涵着一种家国情怀。劳动者吃苦耐劳、踏实肯干、不懈奋斗，通过劳动实践创造出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无不体现出一种乐于奉献、报效国家使命担当精神。综观央视《大国工匠》纪录片中的人物事迹，许多工匠在某一领域实现的技术突破都是在国外技术封锁境况下倒逼出来的，他们正是在强烈的爱国之情驱动下，持之以恒，攻坚克难，勇攀高峰，才取得了关键核心技术上的突破。第二，工匠精神是一种敬业精神。敬业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规范之一。敬业是建立在对职业高度认同的基础上，对职业工作怀有一种敬畏之心，不是把工作当作谋生的手段，而是作为安身立命之根本的一种境界。体现为一种全身心投入、认真负责的精神状态。劳动者在劳动实践中“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这种执着专一、一丝不苟、追求极致的精神，无疑不是勤奋踏实、认真负责、专注投入、尽职尽责敬业精神的体现。第三，工匠精神是一种诚信精神。诚信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条重要准则。工匠精神是一种以产品的质量为导向的价值观，从业者从原材料的选择、加工、整个生产流程、工艺设计、销售等环节都对消费者高度负责，追求生产出优质的产品和提供高品质的服务，这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价值理念的体现。第四，工匠精神是一种友善精神。在工匠精神的指引下，劳动者全身心的将自己的情感、目的、智慧、能力、思想等全身心投入到劳动过程中，充分体现劳动的自觉性、创造性和能动性，使劳动者获得精神升华和本质确证，体验劳动的意义和生命价值，实现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这种非功利性的精神有利于消解劳工矛盾，提升劳动者的精神价值，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 三、职业本科院校工匠精神培育的路径探索 (一)做好顶层设计，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体系 为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要求，职业院校应将工匠精神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一是在人才培养目标上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不仅培养学生精湛的技能，更要培养学生吃苦耐劳、脚踏实地、锲而不舍、执着专注、精益求精、勇于创新的精神，敬业奉献的责任意识和坚守底线的职业信念。二是在人才培养体系上，强化课程思政理念，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三全育人”体系。提高每位教师的育人意识和育人能力，根据不同专业人才培养特点和专业能力素质要求，深入挖掘每门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将工匠精神有机融入到知识教育、技能培养、社会实践、实习实训、日常管理等各个环节。 (二)提升文化涵养，营造培育“工匠精神”的重要氛围 树立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观。充分认识劳动的本原性价值，形成尊重劳动、崇尚劳动、尊重劳动者的价值信仰，改变“士尊贵、工卑贱”等封建职业等级观念，扭转漠视劳动的错误观念，改变对职业教育的刻板印象，鼓励更多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一是全社会要大力宣传职业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就业、学生成长成才的重要性，深入挖掘身边的“大国工匠”劳动模范事迹，在全社会形成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社会风尚。二是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校园文化活动。通过开展职业技能大赛、创新创业竞赛等活动，在校园中营造崇德尚技的校园文化氛围。组织“大国工匠”“技术能手”作专题讲座和成长经验分享，亲身感悟工匠精神的实质与魅力。三是将优秀企业文化中的“质量第一”“7S”管理①理念融入校园文化活动中，校企双方定期举办“企业家风采”、校企论坛等，加强校企双方文化的交流互动。 (三)搞好校企合作，筑牢践行“工匠精神”的重要平台 职业教育肩负着培养具有工匠精神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主要任务，其人才培养模式主要是现代企业学徒制。构建校企合作平台，实施深层次的产教融合工程，鼓励支持企业与职业院校深度合作，为培养“工匠”型人才提供实践平台。通过校企合作，为学生实习实训提供职场化的工作场域，使学生在实际职业活动、真实的生产环境、工作规范与职业标准中真切体验优秀企业文化，接受精益求精、爱岗敬业、乐业奉献的“工匠精神”的熏陶。通过校企共建，强化“双导师制”队伍建设，一方面，通过学校专业教师下企业挂职锻炼，提高教师的实践操作能力，同时将企业中的新技术、新工艺及时更新到教学内容中，实现科研育人过程和技术创新过程相统一;另一方面，邀请企业中有实践经验的专家、高技能人才等担任兼职教师，充实“双师型”教师队伍力量。通过产学研相结合的学徒培养模式，使学生在“做中学”“学中做”，不仅提高学生知行合一的实践能力，磨炼学生的意志，同时从情感态度价值观方面，使学生也能从企业师傅那里习得敬业奉献的责任意识、精益求精的职业态度、坚守底线的职业道德。 (四)潜移默化，让“工匠精神”融入生活、教育和职业素养 日常生活中蕴藏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以生活教育辐射工匠精神。一是职业本科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提高自身工作精细化水平，了解和把握学生的思想特点、成长困惑，尊重学生的差异性、多样化需求，对不同学生进行有的放矢的心理疏导和教育，提高学生的思想觉悟，引导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二是把工匠精神有机融入学生日常生活中，通过开展“7S”管理进公寓、进教室、进实训室活动，持之以恒，常抓不懈，严格要求和规范学生的作息、举止行为，在实习实训中培养学生“课前准备、课间整理、课后整顿”的职业习惯，强化学生行为习惯和职业素养养成。三是将工匠精神融入劳动教育中，通过开展劳动实践周活动、社会实践、志愿服务活动，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培育勤俭、奋斗的劳动精神，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培养学生吃苦耐劳的品质，磨炼学生的意志，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参考文献: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1．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88． 作者:吴秋雯

中国发展论文: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团结奋斗的旗帜 党的十七大在我党历史上第一次郑重地鲜明地完整地提出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并将其载入党章，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对此，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初，中国人民就一直在为寻找救国图强道路而不懈探索和奋斗，结果都失败了，证明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直到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才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新中国，开始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但是，由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缺乏深刻认识，导致一个时期内我国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曲折过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和科学分析我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既是我们党在新时期的理论主题，也是实践主题。新时期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的主题都是紧紧围绕和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过改革开放29年来的发展，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在世界近代以来一切后兴大国崛起的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它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的科学理论和选择的正确道路，是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社会和谐的根本保证。 第二，明确提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党的十七大的一个重要历史贡献。党的十七大把新时期29年来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相结合的全部伟大成果集中起来，把党经历的新考验、获得的新经验、引发的新觉醒集中起来，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并深刻揭示了其科学内涵。一是首次对改革开放新时期形成的正确道路进行了科学界定，明确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内涵，并强调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二是首次对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理论创新成果进行了科学整合，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强调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三是首次明确提出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强调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这“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体系”以及由二者共同构成的“一面旗帜”，鲜明地回答了党在新时期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和我们的发展道路、奋斗目标、共同理想及当代中国的社会制度问题，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成熟，体现了我们党政治路线的坚定性和一贯性，表明了我们党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坚定信心和决心。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这是新时期29年来客观的历史结论，也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最根本的是因为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指引下，社会主义的振兴与中华民族的振兴能够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中华民族必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再造辉煌，社会主义必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再造辉煌，而这一切，又将成为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积极因素和坚定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凝聚力、感召力，是当代中华儿女同心同德、共创伟业的共同理想和政治基础。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就能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最大限度地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发展热情和创造活力，万众一心，开拓奋进，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谱写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而努力奋斗。 中国发展论文: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旗帜 党的十七大在我党历史上第一次郑重地鲜明地完整地提出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并将其载入党章，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对此，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初，中国人民就一直在为寻找救国图强道路而不懈探索和奋斗，结果都失败了，证明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直到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才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新中国，开始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但是，由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缺乏深刻认识，导致一个时期内我国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曲折过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和科学分析我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既是我们党在新时期的理论主题，也是实践主题。新时期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的主题都是紧紧围绕和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过改革开放29年来的发展，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在世界近代以来一切后兴大国崛起的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它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的科学理论和选择的正确道路，是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社会和谐的根本保证。 第二，明确提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党的十七大的一个重要历史贡献。党的十七大把新时期29年来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相结合的全部伟大成果集中起来，把党经历的新考验、获得的新经验、引发的新觉醒集中起来，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并深刻揭示了其科学内涵。一是首次对改革开放新时期形成的正确道路进行了科学界定，明确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内涵，并强调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二是首次对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理论创新成果进行了科学整合，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强调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三是首次明确提出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强调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这“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体系”以及由二者共同构成的“一面旗帜”，鲜明地回答了党在新时期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和我们的发展道路、奋斗目标、共同理想及当代中国的社会制度问题，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成熟，体现了我们党政治路线的坚定性和一贯性，表明了我们党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坚定信心和决心。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这是新时期29年来客观的历史结论，也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最根本的是因为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指引下，社会主义的振兴与中华民族的振兴能够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中华民族必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再造辉煌，社会主义必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再造辉煌，而这一切，又将成为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积极因素和坚定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凝聚力、感召力，是当代中华儿女同心同德、共创伟业的共同理想和政治基础。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就能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最大限度地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发展热情和创造活力，万众一心，开拓奋进，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谱写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而努力奋斗。 中国发展论文:以科学发展开拓中国发展前景 适时地提出科学发展的新理念和新战略，体现了我们党在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认识上的进一步深化，更体现了我们党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战略部署的进一步调整和完善。 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一、坚持科学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改革开放近30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同时，发展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也开始显现。种种现实情况表明，我国的两大基本国情没有改变：一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二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改变。科学发展观，正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而提出来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党从“发展是硬道理”到“发展是第一要务”，再到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既反映了我党以发展为中心、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战略主题，更反映了我们党在抓住这个战略主题的基础上，遵循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顺应全球发展潮流，对发展之内涵的深刻认识和战略调整。 无论是“发展是硬道理”还是“发展是第一要务”，抑或“科学发展观”，都强调了发展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决定性意义，并始终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和理念。尤其是在我们经过了近30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在我们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我们党在继续注重发展的基础上，适时地提出科学发展的新理念和新战略，体现了我们党在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认识上的进一步深化，更体现了我们党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战略部署的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可以认为，认真贯彻科学发展观，推进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是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的必要举措和必由之路。 二、科学发展是全球发展走向给予我们的经验和启示 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是世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中国的发展始终是在世界发展的进程中展开的；另一方面也因为，世界的发展不断地为中国的发展提供经验和启示。就目前而言，人类对于发展的普遍共识是：所谓发展，其目标是使全体人民在经济、社会和公民权利的需要与欲望方面得到持续提高。 从本质上来说，发展是个历史范畴，是随着历史的进程而不断变化的。近代以来，人类对于发展的认识和实践大致经历了如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其核心概念是工业发展，这个阶段，人们对于发展的理解基本上是走向工业化、技术化以及城市化的过程，也就是强调经济增长的过程。第二阶段，其核心概念是社会变迁。当工业化、城市化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便提出了社会变迁的客观要求。于是，人们开始注重经济增长与整个社会变革的统一，注重经济结构、政治体制和文化法律变革的整体性增长过程。第三阶段，其核心概念为可持续发展。1972年，著名的战略研究机构“罗马俱乐部”推出了一本题为《增长的极限》的小册子，用大量的数据和模型表达了对“人口、粮食生产、工业化、污染和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的消耗以数学家称为指数增长的模式增长着”的忧虑。在这同时，联合国斯德哥尔摩会议通过《人类环境宣言》，提出要将发展看作是追求社会要素即政治、经济、文化、人的和谐平衡的过程，强调要注重人和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第四阶段，其核心概念是人的发展。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人们特别注意将发展看作是人的基本需求逐步得到满足、人的能力发展和人性自我实现的过程。1990年，联合国成立开发计划署，随即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发展问题，并制定了人类发展指数（HDI），用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人类发展的三个基本方面的平均成就。 中国是一个后发展国家，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历程和经验可以给我们提供重要的启示。随着全球化程度的提高以及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国家与国家之间在很多领域的发展可以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大大缩短时间距离。同样，一些发达国家发展的几个历史阶段及其所面临的问题，几乎毫无例外地在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重演着，只不过缩短了不同阶段的时间距离而已。因此，在经过了一个快速的发展阶段之后，适时地提出科学发展观，是世界发展走向给予我们的重要启迪。 三、科学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定性意义 在经过了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经济总量由此而得到了大幅度的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但是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我国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问题也逐步暴露，有些问题还相当严重。主要的问题，一是发展的不平衡，如地域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等等，均表现出发展的不平衡性。二是发展的不全面。所谓全面发展应该包括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的相对均衡和和谐统一。但是多少年来，我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方面的发展表现出了不均衡的特征。三是发展的低水平，主要表现在：无论是自然资源还是人力资源，其消耗与其产出之比例，与发达国家甚至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都有很大的差距。四是发展的社会效益不明显。从其根本出发点来说，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应该是带来社会的富庶和人民的安康，从而带来人民的政治认同感和社会凝聚性，带来人民普遍的满意度和幸福感。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蕴含着深远的理性思考，彰显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和问题意识。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在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义以及科学发展观在我国的实践中，发展始终处于基础性的地位。尽管我国的经济体量已经处于世界前列，但是人均水平还很低，人民普遍的小康生活水平还远远没有达到，因此，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始终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任务。同时，我们要解决因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也毫无疑问地需要经济发展和财富增长的物质条件。因此，要始终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将发展视为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同时，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之所在。在一个现实的社会中，因为人是主体，所以人是一切社会活动的出发点，也是一切社会行为的归宿点；因为人是主体，所以人是一切社会活动的参与者，也是一切社会行为的目的。由此观之，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正是在于人的发展，在于人的幸福感和满意度，在于人的健康、生命和自由和谐的社会生活。 根据以人为本的核心要义，科学发展观所体现的发展战略之基本要求，就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全面协调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领域方面的全面和协调，即不仅包括了经济的增长和发展，而且还包括了政治、文化、社会等所有领域的文明和进步，包括了发展与自然、与环境的协调和统一；二是地域方面的全面和协调，即不仅包括了沿海发达地区的发展，而且也包括了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不仅有城市的发展，而且要推进广大农村地区的发展，如此等等。 为实现上述基本要求，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其根本的方法在于推进五个方面的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通过推进这五个统筹，将有效地解决科学发展观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将有助于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从而也必将有助于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大目标的实现。 中国发展论文:生态文明向中国发展提出新要求 在中国大步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之路迈进之时，无论是产业结构、增长方式还是消费模式，无论是单位、企业还是个人，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正在成为共同要求。 “生态文明”凸显以人为本 十七大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这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谋福祉理念的重要体现。 “过去许多地方单纯将GDP增长等同于经济发展，将重化工业过度发展作为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唯一途径。这样的想法现在也不鲜见。”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日前表示，科学发展观绝不仅仅是单纯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践行科学发展观要义之一是推进建设生态文明。这充分体现了生态文明对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重要意义。 在国家林业局局长贾治邦看来，建设生态文明有另一层涵义－－“生态文明是指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建设有序的生态运行机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所取得的物质、精神、制度方面成果的总和。”贾治邦说，建设生态文明要着力建设和保护好森林、湿地、沙漠等生态系统，构建结构合理、功能协调的生态体系。 “生态文明是‘以人为本’思想的突出体现。”德国波鸿鲁尔大学东亚学院东亚政治研究所所长辜学武认为：“以经济为主轴的发展观现在又增加了两个翅膀，一个是‘社会和谐’翅膀，一个是‘生态文明’翅膀。这有助于避免市场经济发展的盲目性，把市场经济发展人文化，是很好的想法。” 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顾海良，则从文化角度对“生态文明”有独到看法－－生态文明不仅要从产业结构、经济增长方式、消费模式等经济学、社会学方面来思考，更要从人文关怀的视角来看。“生态文明不仅是长远的民生问题，更是一种文化观念体系。” “生态文明”之路虽艰必行 仅是今年，环境事件就频频出现——4月以来，太湖蓝藻持续暴发，贡湖饮用水源一度出现污染，巢湖、滇池、三峡库区支流等流域也不同程度地出现蓝藻水华；7月初，江苏沭阳饮用水源地遭受污染，城区供水被迫关闭，城区20万人口饮水用水受到影响…… 还有环境“慢性病”——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达174.3万平方公里，涉及全国30个省（区、市）的841个县（旗），近4亿人口的生存与发展受到威胁；北方地区水资源量明显减少，以黄河、淮河、海河和辽河地区最为显著，部分流域周期性水资源短缺加剧。正常年份全国缺水近400亿立方米…… 从2003年起，中国经济始终保持年均10％以上的增长速度。但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的现状尚未得到遏制。数据显示，去年中国GDP总量占世界总量的5.5％左右，但是为此消耗的标准煤、钢材和水泥，分别约占全世界消耗量的15％、30％和54％。上半年，全国除北京以外的其他地区都没有完成单位GDP能耗降低率的目标任务。 “这种增长格局，不仅使经济由偏快转为过热的危险进一步增大，而且使节能减排工作面临更大的压力。”发展改革委主任马凯不久前表示，经济快速增长消耗大量能源资源，一些地方过度开发、不计代价发展的恶果不断暴露，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已远远超过环境容量，环境污染正在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重要制约因素。 环境违法行为普遍存在，成为环保工作的一大挑战。环保总局对淮河、海河、黄河、长江及重点湖泊进行的专项检查情况表明，违法排污问题十分突出。在11个省区的126个工业园区中，有110个存在违规审批、越权审批、降低环评等级等环境违法问题；在75家城镇污水处理厂中，有38家存在运转不正常、处理不达标或停运的现象；在529家企业中，有234家企业存在环境违法行为。 “不计成本的快速发展，违背了正常的发展规律，破坏了生产力，就会遭受高污染等后果惩罚！”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主任费云良认为，科学发展观是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最新认识，只有靠科学发展，才能推动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生态文明”引领中国踏上绿色大道 洞庭湖区曾一度出现严重的造纸污染，局部水质因此一度下降到地表水劣五类标准。在实施污染整治和结构调整后，洞庭湖水质由五类、劣五类变成现在的三类，绝迹多年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江豚最近又重现洞庭湖。 洞庭湖治污效果初现，是各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一个缩影。 “十一五”规划已确定，到2010年单位国民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20％，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森林覆盖面达到20％等指标，要求通过五年的努力，改善重点地区和城市的环境质量，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基本遏制生态环境恶化趋势。 为此，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了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从生产、流通、消费、分配等各个环节提出了45条政策措施。各地也纷纷出台了一系列具体措施： 黑龙江制定了节能减排综合性目标方案，与各地市和主要用能单位签订节能减排目标责任书，制定松花江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内的项目建设时间表，并纳入各级领导干部目标考核体系。 老工业基地辽宁推进建设“生态省”，计划到2025年重点建设6大生态区。整体投资规划总额为2400多亿元，是辽宁重要的战略工程。今年起投资73亿元，先行实施为期3年的重点区域、重点行业污染整治行动。 贵州将“环境立省”战略放在五大发展战略首位，明确要求“树立保住绿水青山也是政绩的理念”。全省目前已有300多家黄磷、铁合金等高耗能、高污染企业被关闭。 农业大省山东最近实施了“两减三保”农业污染控制计划，即减少农药、减少化肥，保产量、保质量、保环境，并提出到2010年全省杜绝高毒、高残留农药使用，农业面源污染得到有效控制。 煤炭大省山西明确提出“不要污染的GDP，不要带血的煤”，打响了生态保卫战。上半年山西减排二氧化碳幅度位居全国第一。一批煤炭企业实现了煤电一体化，煤化工蓬勃发展，还涉足新材料和新能源领域。 人们有理由相信，建设生态文明，既是为中国人民谋福祉，也对维护全球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必将对中国和全球的生态文明建设产生积极而重大的作用。 中国发展论文:立法听证中国发展的内民主需求 近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将举行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立法听证会。在此之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还公布了物权法草案，在全国范围内征求意见。这些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的立法机关越来越重视民意在立法中的体现。 过去，我们常常把法律的多少作为衡量民主发展的标志，现在看来，这是很不全面的。法律制度如果不能反映民意，或者不是经过民主的程序产生的，那么法律制度越多，公民所受到的损害就越大。 举行立法听证，是一种充分听取公众意见，确保法律规范能够体现民意的做法。从一定意义上讲，立法听证就是一种扩大民主或者模拟民主的过程。听证会制度既体现在我国的《立法法》中，成为一种法律制度，同时，听证会制度又是对现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决策程序的完善和补充。所以，立法听证会制度既是一种立法制度，同时也是一种民主制度。从形式上来看，立法听证会需要听取来自各个阶层、不同地区陈述人的意见，需要对民意进行重新归纳和筛选。 民主法制建设面临着双重任务，一方面，我们必须通过各种方式大力发展民主，让各个阶层的代表都能够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凝聚共识，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普遍的意愿变为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只有这样，民主发展才不会误入歧途，法制建设才有了正当的途径。 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民主的发展绝对不能一蹴而就，如果目标明确，但路径的选择发生错误，也会带来事与愿违的后果。关于民主发展的路径选择，现在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不同观点的呈现，恰恰反映出了中国民主发展的现实性和未来中国法制建设的必要性。 民主与法制的发展必然会带来以下结果：第一，重要法律案讨论的过程将会越来越长，争论将会越来越激烈，有些法律案甚至不会获得通过。单从立法环节来看，这样的结果可能不尽如人意，但是，恰恰就是在争吵声中，中国的民主进程大大加快；第二，当公众意识到法律是一种最重要的利益分配制度的时候，他们会千方百计地寻找自己的代言人，并且希望这些代言人能够发挥作用，在法律的制定过程中充分满足自己的愿望，公民参政议政的热情将会不断高涨；第三，法律的制定由于广泛吸收了社会各阶层的意见，因而不再被少数精英分子尤其是法学精英所垄断，法律的民意基础将会大大提高，法律的执行成本和普及宣传的成本将会大大降低；第四，由于法律真正成为公民普遍意志的反映，执政者的权力受到了广泛约束，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的事件将会减少。 综上，立法听证会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国发展的内在民主需求，只要坚持人民主权原则，充分调动广大选民的积极性，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中国的民主政治改革将会取得越来越多的成绩，在民主改革的洪流下，中国的法制建设将会日渐完美。 中国发展论文:瑞典议员中国发展将给世界带来巨大影响 ——访瑞典国会议员安德斯·阿克森先生 中新社记者柴燕菲 “中国越来越快的发展，说明在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商机，这将给全世界带来巨大的影响。”瑞典国会议员安德斯·阿克森先生今天在浙江长兴县以北欧人直率的性格，高度评价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他表示，中国的发展，不仅有利于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将给世界各国和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带来巨大的商机。 安德斯·阿克森先生是来长兴参加第三届中国长三角与欧洲波罗的海地区合作发展论坛暨二00七中国·太湖明珠——长兴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时发出如此感慨的。他告诉记者，瑞典一直非常重视加强与中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瑞典与中国的经贸往来逐年增多。二00三年，中国成为了瑞典在亚洲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二00五年，两国的贸易额已达七百五十亿美元，并在逐年增长。 从自身的经历来说，安德斯·阿克森先生也看好瑞中两国交流与合作的前景。他告诉记者，这是他第三次来长兴参加合作发展论坛。从这几年与长兴的交往中，他欣喜地看到双方合作成效显著，经贸、科技、教育、文化交流合作不断，取得了双赢局面。“与长兴合作是一个非常好的尝试，瑞典今后将加强与中国各个省市的交流和合作。” 对于有人说“中国发展将造成欧洲一些国家失业率增高、经济发展滞缓”的论调，安德斯·阿克森议员表示坚决反对。他说，“全球化不是一个零和的局面，中国高的就业率和经济增长速度并不意味着其他国家低的增长速度。中国的商品让全世界的消费者都受益。事实证明，中国高速度的经济增长需要全世界范围内的人才、资金和资源。同时，中国中产阶级的日益壮大，需要更好的商品和服务。这给我们以及其他国家的公司提供了机会”。 资料显示，二00七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达百分之十一点五，已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的第三大经济体。美国《华尔街日报》称，中国今年将首次成为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最大的国家。 中国繁荣的经济和不断完善的基础设施，成为最吸引外国投资的国家。截至二00六年底，中国累计实际使用外资六千九百六十一亿美元，来华投资的国家和地区已超过一百八十个，世界五百强有四百家在华投资。 同时，中国也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截至二00六年底，中国对外投资达九百亿美元，全球排名十三位。中国企业已在一百六十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涉及诸多领域。而不久前刚成立的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将进一步推进中国的对外投资。 有专家估计，“十一五“期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额可能超过八百亿美元，将成为全球重要的对外投资母国。(完) 中国发展论文:中国发展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大国。本章通过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界的地位和中国发展对世界经济各方面发展着的贡献，指出中国发展对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影响作用。并且展望未来，预测中国未来10年至20年将会进入中高速发展阶段，但占全球比重仍将不断加大，对世界经济影响力加强。 关键词：中国发展　世界经济　影响性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开展，中国经济持续保持着长期稳定发展的经济势头，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持续上升。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速度减缓，其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明显减弱，给发展中国家经济崛起带来了新的机遇。近年来，我国经济实现了新的突破，国内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二，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日益明显。而随着新时期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为世界经济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必须要准确把握中国发展在世界经济中的贡献，面向国际化不断调整战略定位。 一、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界的地位 第一，我国已成为全球经济大国之一。根据数据显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2015年4月14日公布了2014年世界各国GDP排名，数据显示，2014年全球GDP总量77.3万亿美元，较上年增加3.3万亿美元，美国2014年GDP为17.149万亿美元，位居第一；中国GDP为10.380万亿美元，位居第二；第二，“MadeinChina”影响世界。在我国向全球经济大国前进的途中，制造业的崛起尤其突出。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3年，中国完成工业增加值21.07万亿元，占世界比重达20.8%，制造业净出口居世界第一位。我国俨然已成为世界第一的“制造大国”；第三，中国贸易总额占世界前列。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的出口国和世界第二的进口国，2013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首度超越美国，跃居榜首；第四，我国是投资大国。2015年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钟山16日在北京透露，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达1029亿美元，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同比增长14.1%，继续保持世界第三位。中国对外投资规模极大，为全球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中国作用”；第五，我国已跻身于金融大国行列。本国的钱币在世界的影响是提升国家金融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国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2015的境外人民币储量将会不断增加。 二、中国发展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 1.中国经济成为推进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我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我国国内GDP总值从2005年至2014年不断上升，呈稳定增长趋势。2011年至2014年我国对世界GDP增长的贡献率超过四分之一。而在过去的30多年间，我国的经济增长占全球经济增长量不断增加，由1980年～1990年的3.8%，到2000年～2010年的20.9%，以及近四年的四分之一。我们从数据分析中可以看出三点：第一，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的增长带动了全球的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复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第二，虽然近几年来我国经济增长有所回落，但是经济总量仍在不断上升；第三，中国三十年来的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上升，逐渐超过其他发达国家，成为世界第一。此外，我国在制造业、进出口贸易、金融业等方面发展也呈稳定增长趋势。作为制造大国，我国的制造业增长也成为全球制造业发展的主要力量。 2.中国发展促进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 二战以来，全球经济呈现“南北”格局，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占世界经济发展比重较重。到20世纪70年代左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发展的比重基本持平。此时发达国家的GDP是发展中国家GDP的三倍到四倍。20世纪末期，发达国家所占全球经济的比重上升至85%，发展中国家发展稍显滞后。但21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促使了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发展中国家占全球比重急速上升，据估计，到2015年年底，发展中国家GDP将占全球的50%。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近年来的迅猛发展也加速全球经济重心向东亚方向迁移。中国经济增长一直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世界资本和产业很明显的向中国偏移，这也是形成中国制造业的不断发展和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从整体上看，一方面，全球经济资本和产业的转移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增长反过来推动了全球经济重心的转移，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影响不断加大。 3.中国发展促进了全球的技术革新。 科学技术对全球的经济增长起着推进作用。中国的发展促进了全球的技术革新，提高了技术创新的效率。在过去的三十年间，中国一直依靠技术的模仿和追赶提高技术效率，但是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其他前沿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一直是科学技术的创新领导者，其创新产品层出不穷，且广泛应用于发展中国家。尤其中国对外贸易的扩大为发达国家扩散科技成果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增加其市场规模和收益。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化发展，中国吸引了大批的外来跨国公司。中国良好的基础设施和丰富的人才资源、健全的产业体系等都为发达国家和跨国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加速创新技术的产业化和市场化，提高了其经济收益和发展效率。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其在科技创新方面的投入也在加大。据报道，我国2014年，全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 D）经费支出13312亿元，比上年增长12.4%，占国内生产总值2.09%。除了加大资金投入，中国现今已成为国际专利申请大国，2014年中国企业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专利合作条约》（PCT）框架下共提交2.5539万件专利申请，较2013年增长18.7%，中国企业已成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专利申请大户。 4.中国发展对稳定全球经济有重要作用。 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有利于稳定全球价格水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在世界经济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虽然近年来人力成本略有提高，但是与过去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劳动力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加上其他的因素影响，使得中国的出口长期保持较低的价格。与其他国家出口价格涨幅较大对比，中国长期的低涨幅必然对控制全球通货膨胀有着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增长还能够减弱全球经济的波动。上世纪出现的金融危机使得全球发达国家经济遭受重创，但是中国经济仍然维持着自己的增长，对促进全球经济幅度、抑制全球经济波动、稳定全球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作用。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在全球经济的比重不断加大，这种稳定作用将会越来越明显。有研究针对不同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波动程度做了调查分析，研究表明在全球经济发展规模加大的十个国家中，中国的经济增长波动最小，说明了中国经济受全球经济的影响较小，对稳定全球经济有重要的作用。 三、中国未来的发展与世界经济 1.中国发展占全球比重将不断加大，对世界经济影响力加强。 预计在中国未来的10年至20年，中国在基础设施、能源原材料工业等领域的投资空间会减小；部分技术创新追赶的后发优势将减弱；人口老龄化加剧和剩余劳动力的供给不足将会导致人力成本的增加。未来的十年到二十年我国经济增长率有可能出现回落，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步伐将减缓，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中高速发展时期。同时，发达国家由于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仍然是制约发达国家经济恢复的重要因素，这一问题发达国家至今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全球经济也经进入发展相对缓慢时期。虽然中国增速将会减慢，但是仍然保持着相对全球更高的增速，中国未来的发展占全球经济比重将会不断极大，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将加强，未来有可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2.中国未来的定位。 不断发展是我国的核心利益，也是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战略定位的总体目标时全面提升我国的国际竞争实力，打造互惠共赢的国际环境，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同时为全球经济增长长期提供正能量。为此我国需要对未来定位做出适当调整：首先，中国未来的定位将从被动开放转向主动开放，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其次，中国将从贸易大国变成贸易强国，成为世界核心消费市场以及商品、技术等主要供给基地；再次，中国要从资本输入国转变为资本输出国，成为全球重要的资金提供国家。最后，中国要发挥大国优势，发挥一体化进程的主导者作用。 四、结语 十八大三中全会做出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总体部署。结合我国发展在世界经济的影响和当前局势来看，中国将来的发展战略必须准确把握我国开放型经济体系建设的根本方向，在全球化市场中合理配置我国战略资源，提高利用外资的综合优势和总体效益，构建互利共赢的国家合作体系，大力发挥我国在全球中的大国主导作用。 作者：肖毅 单位：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中国发展论文:马克思主义下的“中国发展道路” 中国发展道路固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起点是改革开放，但它的理论孕育和实质原则要追溯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清晰可辨的思想脉络表明，中国发展道路并非天才人物突兀的灵光乍现，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现实碰撞的结果。 一、马克思、恩格斯与中国发展道路的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教条主义，反对把他们的理论看作普世的原则和一般历史理论。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与具体实际相结合。1872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德文版序言中说道：“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某些地方本来可以作一些修改。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2481885年，恩格斯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中说：“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2]669面对落后的俄国，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居高临下地把他们的理论看作万灵妙药，而是要求深入了解俄国的实际，寻找革命的道路。俄国公社的原始土地公共所有制形式，究竟能不能跨越资本主义峡谷，对此，马克思、恩格斯以科学和诚实的态度没有给出确切答案，而是提出了跨越条件。在恩格斯看来，俄国公社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先决条件是西欧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以及与之俱来的以公共管理的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马克思、恩格斯的谨慎看法，表明他们从来没有迷信自己的理论，而是高度重视实际情况的千差万别，注重对实际的深层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反复强调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把他们的学说看作行动的指南，而不是不研究历史的借口。1890年，恩格斯在给保•恩斯特的信中说：“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2]688中国发展道路的根本原则就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这一原则显然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大量存在，从早期到晚期，从著作到书信，他们从各个方面论述和贯彻这一原则。就此而言，中国发展道路不过是真正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贯彻而已。也就是说，我们在改革开放以来真正坚持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从中国国情出发探索适合中国的道路，而不是教条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和词句。 二、列宁学说与中国发展道路的镜像 列宁学说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继承和发展。列宁没有教条地坚持马克思主义，而根据俄国的实际情况和自由资本主义走向帝国主义的形势变化，提出了一国胜利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缔造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根据十月革命时期的国情，列宁还提出了经济建设等方面的一系列具有创新意义的新理论。可以说，列宁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俄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列宁的理论探索和实践的成功鼓舞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为中国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精髓提供了榜样。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的主要任务在于如何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开创社会主义道路。列宁在不断的尝试中逐渐摸索到进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他说：“在国内战争的条件下，在资产阶级强迫我们采用残酷斗争的形式的条件下直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试验之后，到1921年春天情况已经很清楚：不是直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是要在许多经济领域退向国家资本主义；不是实行强攻，而是进行极其艰苦、困难和不愉快的长期围攻，伴以一连串的退却。”[3]603在复杂的现实面前，列宁从理想性的共产主义生产和分配退回具有现实可行性的经济活动方式，一定程度上接受商业和货币流通。他说：“1921年春天已经很清楚了：我们用‘强攻’办法即用最简单、迅速、直接的办法来实行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原则的尝试已告失败……在许多经济问题上，必须退到国家资本主义的阵地上去，从‘强攻’改为‘围攻’。”[3]602“现在我们处于必须再退一些的境地，不仅退回到国家资本主义上去，而且要退回到由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这条道路比我们预料的要长，但是只有经过这条道路我们才能恢复经济生活。必须恢复正常的经济关系体系，恢复小农经济，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来恢复和振兴大工业。”[3]605“我们现在正用‘新经济政策’来纠正我们的许多错误，我们正在学习怎样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大厦而不犯这些错误。”[3]569列宁认识到，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只能采取渐进的方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要借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发展俄国的生产力，为社会主义建设奠定物质基础。俄国的农民问题不同于西欧的问题。所以，列宁提出了“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3]771。他看到一些人只会讲些时髦的词句时，警告人们要学习、学习、再学习，强调培养能够做到理论联系实际的优秀人才，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建立名副其实的苏维埃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总之，列宁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且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人类社会发展理论、国家学说理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和发展理论等。列宁提出的国家资本主义问题、农民与国家的关系问题、合作社问题、国家机关建设和制度建设问题等，都对我国走怎样的发展道路具有借鉴意义。 三、、邓小平视域中的“中国发展道路” 、邓小平都非常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说：“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4]42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认为它们是臭的而不是香的马克思主义。在大革命时期，他根据特殊的国情，主张走出一条与俄国不同的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根据中国国情创造性地划分了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他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的思想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上的准备。邓小平理论是对思想的继承和创新。邓小平从我国生产力水平不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情出发，主张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他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5]261他还说：“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这是一件大事，表明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5]142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事业是书本上没有的社会实验，因而鼓励实践创新，鼓励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邓小平推动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探索中国发展道路的最大试验。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他突破僵化思维，把市场看作发展经济的方法和手段，而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他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5]36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邓小平开辟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道路。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探索，我国已经形成比较成熟的看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四、简要的结论 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其一，他们都重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论原则。它表现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列宁指出：“只有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才会单靠引证马克思关于另一历史时代的某一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7]162邓小平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8]143中国的现代化不能教条地跟在西方的后面亦步亦趋，而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这里的“实际”是具体的、客观的、具有内容的实际，而不是抽象的、主观臆想的、空洞的实际。一个惨痛的教训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一度背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在经济上实行“大锅饭”，在政治上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文化上发动“”，将革命时期的经验运用到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给中国造成了一定的灾难。其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因而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中国化和大众化是正在进行时，而不是现在完成时。理论思维是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期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和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正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不同时期的实际相结合最好的例证。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针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的历史时期，根据变化了的国情、世情和党情，党回答了怎样建设党、建设什么样的党的问题，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进入21世纪后，面临实现什么样的发展以及怎样发展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想；党的十八提出，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奋斗。其三，坚持中国发展道路要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有人受西方福利和民主的迷惑，以西方的标准为标准，认为西方的东西都是好的，所以对中国发展道路持批评态度。殊不知，西方的民主是一种形式上的民主，而不是实质上的民主。西方中心主义是对中国发展道路没有信心的表现。另外，对西方好的东西，放在完全不同的中国就不一定是好东西。所以，我们坚决反对简单移植西方现代化的说教。邓小平说：“第一我们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马克思主义；第二我们都根据自己的特点，自己国家的情况，走自己的路。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5]256总之，中国发展道路面临着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我们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发展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道路。唯有如此，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者：黄敏娇 张有奎 单位：厦门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国发展论文:中国发展与剪纸艺术论文 一、中国剪纸艺术发展现状 （1）中国剪纸的新时代 中国剪纸于2009年9月入选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四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一事件使得中国剪纸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从此，中国剪纸艺术将受到全世界人们的关注。同时，在全球化这样的背景下，在新旧事物交换更替的今天，中国剪纸也面临着严重的挑战。一方面，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地加快了文化交流，在这样的环境下剪纸艺术不断地从其他文化中获取精华，不断创新；而另一方面，剪纸艺术作为一种古老的艺术，在现代化的冲击下，一些村寨剪纸艺术面临着流变和濒危的处境。 （2）中国剪纸艺术的发展问题 通过对中国剪纸艺术现状进行分析，可知目前影响我国剪纸艺术发展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我国剪纸艺术的创造团队问题。中国剪纸艺术源于民间，那些优秀的艺术家们从自己生活中获得感悟而进行创造，他们的艺术是心灵的艺术，是发自内心的无人可代的一种艺术，也远远不能用金钱来衡量。而当今社会，这样的艺术家们是少之又少，他们的剪纸作品模仿痕迹过于严重，缺乏自己主观的感情色彩，作品不够生动，感情不够鲜明。 二、如何推动中国剪纸艺术的发展 1.提高对剪纸艺术的重视程度 全球化的今天，剪纸艺术在各种现代文化的冲击之下，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而人们对剪纸艺术的认识存在一些误区，对其发展的重视程度不够，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我国剪纸艺术的发展。此外，甚至连一些剪纸艺人也不能够正确认识剪纸这门艺术，他们仅仅把剪纸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对于一些剪纸技巧不进行外传，殊不知这种做法可能会导致一些技巧失传，带来剪纸界的重大损失。因此，人们必须提高对剪纸艺术的重视程度，相关工作者还应该制定一套完善的保护体制并成立专门的保护机构，对我国剪纸艺术进行保护，使其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 2.制定合理的发展对策 虽然我国剪纸艺术已经被列入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目前我国民间剪纸艺术仍面临着十分困难的处境，因此，制定相关的发展对策对我国剪纸艺术未来的发展进行指导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应该将“继承”与“发展”作为主要的指导思想，以保护剪纸艺术、发展剪纸艺术、提高剪纸艺术作为最终的目的来开展工作，进一步加强对剪纸艺术的保护力度。 3.打造品牌 挖掘各种人力资源，为开设剪纸艺术教育提供师资保证，实施三个整合，为剪纸艺术教育制定实施方向。这三个整合就是指剪纸艺术与学科整合，发挥教学主渠道作用，剪纸艺术与德育整合，开发德育新途径，剪纸艺术与生活教育整合，丰富生活体验。 三、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知道我国剪纸艺术的发展还面临着一些问题，为了使得我国剪纸艺术能够更好的发展和传承，作为中华儿女的我们，必须要采取行动，来保护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首先，正确认识剪纸艺术的现状，提高对剪纸的重视程度是前提；其次，将现代艺术元素融入剪纸艺术当中，并结合当今的民情、民俗进行创新与改革，稳中求异，才能实现中国民间剪纸艺术艺术性与实用性的有机结合，从而让这种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好地传承与发展下去。 作者：陈财 中国发展论文:中国发展证券交易论文 我国的证券交易，肇始于19世纪末。光绪年间，一些中国官吏打着“自强”、“求富”的旗号倡办“洋务”，建立股份公司，发行股票，招股集资。公司所发行的股票，明白规定股票持有者可以自由转让，而股票除有其原有的价值之外，尚可随着公司的盈利增加获取一定的“红利”，因而有卖者，也就有买者，于是市面上就出现了股票交易。最初这种交易形式是买卖双方自由议定的，后来集中到某一茶馆内交谈，并且出现了中介人。由于上海是当时公司、企业集中之地，因而上海的股票交易最多且具有典型性。民国以前，上海的股票交易主要集中在大新街（今湖北路）的茶楼里，每天早上就有一些股票持有者和一些有钱人，如茶商、丝商，洋行买办、皮货商等，集中在大新街的惠芳茶楼里谈股票生意，双方买卖的有轮船招商局、汉冶萍公司、三星织物公司、商务印书馆、南通大生纱厂、浙江铁路公司、江苏铁路公司、粤汉及川汉铁路公司等发行的股票。这种聚会，被称作“茶会”。也是中国人进行证券交易的最初形式。这时，上海已有外国人在租界内经营股票交易。早在1891年，英国人首先在四川路南京路口的中央商场内开设了“上海股份公所”，以买卖外国股票为主。1905年，该公所改组为“上海众业公所”，成为中国境内第一家以会员制形式组成的证券交易所，设定会员（经纪人）100席，其中外国人占87席，中国人占13席。该所除经营买卖外国公司的股票外，还经营外商在华公司的股票，如公和祥码头公司、会德丰拖驳公司、上海钢铁公司、上海电力公司、中国营业公司、中国垦殖公司（煤矿）等股票。 1918年春，几个日本商人也在租界内发起成立证券交易所，并由日本驻沪领事馆发给营业执照，取名“上海取引所”，资本100万日元，以经营棉花、棉纱期票及日本帝国公债为主。日本人为收买人心，特聘请上海工商界一些有名望的华人如王一亭、胡梅庵等为其董事，朱葆三为监察人，花纱业头面人物吴麟书、徐庆云为经纪人，还拉拢股票商业公会的几个会员当其股票部经纪人。该所开业后，所经营的纱布证券颇为兴旺，曾一度垄断了上海的花纱交易。 在1922年爆发的信交风潮中，该所又从中兴风作浪，扰乱市面，为中国人民所厌恶。以后业务日益清淡，于1929年宣告停业。在外国人设立股票公所的影响下，一些中国商人也在积极仿效。1907年，上海商人袁子壮、无锡丝商周舜卿等，在上海仿照日本证券交易所的形式，筹办上海（证券）交易所。由于清政府不予批准，加上上海工商界对于证券交易的底细尚不太了解，因而没有办成。真正由中国人自办的证券交易所，是在民国以后创立的。1913年9月，张謇就任北京政府农商总长后，积极提倡证券交易。这年底，张謇在北京召开全国工商会议，讨论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大事，证券交易是这次会议上的热门话题。会后，张謇组织力量，仿照欧美及日本的证券交易法令，制定了《交易所条例》8章35条，于1914年12月29日公布施行。1915年5月，又进一步公布了《证券交易所法施行细则》26条、《证券交易所法附属规则》13条。《证券交易所法》第一章“总则”中明确规定，“凡为便利买卖，平准市价，而设之国债票、股份票、公司债票及其他有价证券交易之市场，称为证券交易所”。交易所需“察经农商部核准设立”。在第二章中明确“证券交易以股份有限公司组织之”，“证券交易所限于其经纪人得参加买卖”。经纪人的条件是：“中华民国商人，年龄在二十五岁以上，关于证券买卖或与证券买卖类似之营业曾有经验者，由其证券交易所察经农商部核准注册，得为其证券交易所之经纪人”。第五章还规定了证券交易所之买卖，分为“现期及定期两种”。《证券交易所法》的公布，初步明确了证券交易所的性质、经营的范围及方法，为在中国境内设立证券交易所提供了法律依据。于是在国内第一次掀起了证券交易的热潮。 1914年以后，由于上海的股票交易越来越多，在茶馆茶会上参加股票交易的掮客也越来越多，遂有人提出成立“股票商业公会”的动议，以协调股票交易。经协商，上海股票商业公会在这年正式成立，地点在九江路禾兴坊的一座两开间小楼上，推举石路（今福建路）永和祥呢绒皮货店老板周韶笙为会长，并订有章程，规定每天上午集会，交易方式仍和茶会一样，由会员自行协议定价，尚无一定的标准时价，买卖的债券有政府发行的公债券，公司发行的股票和外国货币。股票公会从中收取5％的佣金。买卖的股票中有江苏和浙江铁路公司的股票，中国、交通、中国通商等银行股票、招商局、汉冶萍、中华书局、南通大生一厂及三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既济水电公司等股票。到1918年底，该会会员数已增加到40余家，这些会员大多是商人，原来是以经营纱布、皮货、杂货、生丝为主，由于经营股票交易后，所得的盈利大大超过原来经营的盈利，于是纷纷把商店改名为股票公司。在福建路九江路和汉口路一带，一时股票公司林立，形成了熙熙攘攘的华商股票市场。1916年，孙中山为筹集革命资金，采纳日本友人意见，联络上海商界要人虞洽卿、赵士林、朱执信、洪承祁、盛丕华等，筹组上海交易所，租赁四明银行楼上办公室作为办事处，挂出“通记”招牌，并着手对证券、棉花、棉纱、金银、布匹、食油、粮食七类商品的交易状况进行调查摸底。年底，以孙文、虞洽卿、戴传贤、张静江、盛丕华等9人联名，向北京农商部呈请立案。翌年2月，农商部批复准予备案。但其物品交易要“咨请江苏省县复查”。与此同时，李书平等也在上海发起成立证券交易所。后迫于张勋在北京搞复辟，孙中山赴广东发动护法斗争，政局发生变化，上海的证券交易所没有办起来。 1918年，在北京也掀起了证券交易热，由王璟芳、岳守堃、李景铭等人发起成立北京证券交易所，并得到北京政府的批准。这一行动，大大刺激了上海的工商界。这年4月，由上海商会会长虞洽卿、纱业公会会长闻兰亭、皮毛公会会长邹静斋、花业公所董事沈润挹、杂粮油饼公会会长张乐君，以及顾馨一、盛丕华等人出面，组建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定为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证券、花纱、金银三种。北京政府先批准其证券部，后批准其物品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成立后，由于有上海各行业公会为其后台，信誉较好，业务发展很快。初定资奉总额为500万元，分作10万股，每股50元，先收1/4，实收125万元。推选虞洽卿为董事长，理事会下设场务、会计、计算、总务四科。该交易所还耗银20万元，在四川路爱多亚路（今延安路）口长发客栈三层上设立交易所址，除设办公室、会议厅、经纪人事务所外，还设立三个交易市场和完备的娱乐设施。1920年7月1日正式开业，到场作贺的中外宾客达3000余人，所送礼品、联幛、贺电、贺信不计其数，蔚为壮观，轰动上海。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业后，生意兴隆，财源滚滚而来，在头46天的交易中，仅手续费一项收入达82000元，平均日收入1700余元；不出半年，盈利达500万元，超过了原定的资本总额，年终每人分到的红利，少则百元，多则千元至数千元。于是原有的股东竞相缴足股金，使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声誉鹊起，交易所自己发行的股票也顿时身价倍增，每股价由50元猛涨到100元，许多官僚和投机商人纷纷把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股票视作发财来源。抢购囤积，使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股票成为主要交易品。据说当时因购买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股票赚钱最多的是时任京沪、沪杭两铁路局长的孙天孙（又名孙鹤皋），他大批吃进廉价股票，并做多头买卖，等股票上涨一倍后，及时卖出，发了大财。孙天孙的投机成功，使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内部的人也眼红起来，于是由赵士林、张澹如等人暗中组织“多头公司”，在南京路上挂出“大庆银公司”招牌，对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股票进行套购和哄抬，以牟取暴利，曾把该所的股票一度哄抬到150元以上大关。他们还使用“反套利”的办法，把近期股票和远期股票间的差价拉大，吸引顾客买进近期，进行套利投机；待客户吃进相当数量后，又反过来抛出近期，吃进远期，做反套利活动。他们把套来的大量资金，再用于其它投机活动。这批投机商在股票交易中赚了大钱。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业不久，上海另一家证券交易所——华商证券交易所也在密锣紧鼓声中开业。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业后的兴旺发达景象，刺激着许多人。上海股票商业公会依仗人多力强，也在跃跃欲试开办证券交易所。他们首先撤除了暗中与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有所往来的周韶笙的会长职务，另推范季美等人进行筹备。1920年5月，定名为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正式在汉口路上挂牌亮相。 1921年1月正式开业。该所冠“华商”两字，表明区别于上海已经存在的两个洋商开设的证券交易所，另一意图是指责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内渗有日本人的投资，可见当时竞争激烈之一斑。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以上海股票商业公会的全体会员为发起人，初定资本额为25万元，分12500股，每股20元，先收1/4。初定经纪人40名，全部由会员担任。推举范季美为理事长。该所在经营方法上，采取“继续买卖”方式，上、下午各做两盘交易，既做现货，又做期货。开业后，由于已有股票商业公会多年积累下来的经营经验，驾轻就熟，交易兴旺发达，尤其在经营北京政府发行的“整理六厘”和”七年常厘”公债中，获得丰厚的利润。1921年4月，该所在《申报》上刊登增股广告，把资本扩允到100万元，分5万股，每股20元，所有的2万旧股，每股补缴7.5元，经纪人数也由40名增加到55名，并以30万元巨款在汉口路昼锦里买了房地产，兴建企业大楼。这年五、六月间又进行第二次增资，资本额扩大到300万元，分15万股，经纪人扩充到80名。华商证券交易所大量增资，目的是想仿效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办法，把自己发行的股票做多头买卖，哄抬起价，牟取暴利。经一番策划后，华商证券交易所每股价一度被哄抬到50元。但真正购买该所股票的人不多。大多为该所经纪人做空头。1921年底，该所经纪人吃进本所的股票竟达7万余股，几乎占总发行股的一半，致使该所流动资金枯竭，周转不灵。范季美在危急关头，接受了中易信托公司会计顾问徐永祚的建议，与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等价交换积存的本所股票3～5万股，由中易信托公司为中介人，股票由中易公司保管，并由中易公司承担两所流动资金的责任。事情进展很快，两家证券公司两厢情愿地交换了股票。不久，矛盾开始暴露。因两所发行的股票面额一为50元，一为20元，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发行的50元面额股票市价已涨到180元，而华商证券交易所发行的20元面额的股票仅值30元，前者可以1股换取其6股，显然对华商证券交易所不利。并且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已存有兼并华商证券交易所的意图，双方交保的中易信托公司的总经理，又是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理事兼总务科长。范季美觉得上了当，匆匆提出结束两家股票交换。事后华商证券交易所虽无直接经济损失，但苦于缺乏流动资金，业务一蹶不振。为挽回颓势，该所理事长一换再换，仍无起色，只得把所存股票以每股20元的原价卖给股东，以渡危机。1922年下半年后，该所在经营北京政府发行的“整理六厘”、“七年常期”、“六九公债”等方面赚了大钱，情况才有所好转。 事实上当时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也在走下坡路。1921年起，由于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国内银根偏紧，物价低落，产品难销，原来一度兴旺发达的股票交易也冷落了下来，股票指数下跌。尤其是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自己发行的股票，虽然每股价格被抬高至3倍以上，实际是靠自己大量吃进方能维持其身价。当金融市场银根偏紧后，许多股票持有者纷纷抛出，换取现金。1922年该所到了几乎无现金交割的地步，形成了第一次“股市风潮”。后来由张静江出面向孙中山求援，得到孙中山20万元的现金援助，再搭上一笔公债券，才勉强渡过了难关。从此，红极一时的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一蹶不振，开始走下坡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新颁布的《交易所法》中规定：“买卖有价证券或买卖同种物品之交易所，每一区域以设立一所为限”。因上海一地有同类的交易所多家，遂进行了归并。1929年10月，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三个部——花纱部归并于华商纱布交易所，金银部归并于金业交易所，证券部归并于华商证券交易所。华商证券交易所遂成为上海唯一的证券交易所。 民国初年上海掀起的一股证券交易热潮，是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公司、企业通过发行股票，集合了社会上的游资，使其转变为生产资本，对当时十分缺乏资本的中国民族工商业来说，起了十分有利的促进作用，政府也通过发行公债而得以解决财政危机。物品证券的交易，不但可以促使工厂企业扩大生产，也加速了商品流通，促使商品经济发展。证券交易所的兴办，通过各种有价证券的交易，更进一步起了融通社会资金和活跃市场的作用。但证券交易的发展是受控于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达程度，社会生产越发达，证券上市品种就越多，证券价格的涨落又是随着企业的经营状况和信誉而转移，证券持有者只有当发行该债券的企业盈利时才能获得利益，一且企业受损或是破产，债券持有者就有经济利益严重受损的可能。由于民国初年中国的近代工商业尚不发达，国内金融市场的融通资本不大，所以证券交易虽一时兴旺发达，其中很大成份是投机买卖造成的。当其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会趋于清淡、冷落。 作者:王贞虎 单位:秦皇岛市产权交易中心 中国发展论文:中国发展管理学论文 1研究的背景 管理学科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且没有一定的范畴，不存在国家和地区的区分，即没有所谓的美式或英式管理学，也不存在日式管理学，当然也就不存在中国式的管理学.但是，换一个角度，从管理哲学方面来看，确实存在中国式的管理学，只有适合自身发展情况的管理学，体现出本民族的特色，才可以发挥管理学的有效性[1].因此，各个地区、各个国家的管理哲学也存在一定的差别.中国式的管理学需要在中国管理哲学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人的心理行为和风俗传统，才能够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国管理学的研究将继续深入，并呈现出兴盛的景象.但整体上看，中国管理学尚未达到成熟的学科，国内也还没有一支从事中国管理学教学与研究的队伍，中国管理学在国内的管理学科中尚未占据一定的主流地位，其发展状况有待进一步加强.同时，中国管理学的发展也受到一定因素的影响.在发展的观点上，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方面是支持朝着本土文化的方向，以中国历史的相关管理学作为当代管理学研究的依据，不断探索发展管理学的规律，然后构建中国式的管理学理论.另一方面的观点是提倡中国与国际接轨，借鉴西方的管理学来发展中国管理学.中国的管理学，在教育与管理实践上，长期以来都是借鉴西方先进的管理学理论.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没有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没有认识到本土文化的重要性.柳传志在谈自己几十年的管理心得时说，中国不仅需要吸取西方先进的管理思想，又要结合中国企业的实际营业环境.随着管理学的进一步发展，有越来越多的院校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已经开始在管理学中纳入中国元素.但由于习惯性的教学方式，在实际执行中西方的管理教学模式仍然占据主要地位.可见，只有适合于中国的管理学教学模式才具有研究价值.而理论投入到实践中是需要结合环境的，中国市场正处于独特的发展环境，这为广大企业带来了更多商机以及挑战.尽管西方管理学思想在国外有成功的案例，但也绝不能说明其适合于中国市场.有研究者称，缺少了西方管理理论指导的中国管理学就无法打造出国际一流的企业；同时，中国企业在引进西方管理学的理论和方法时，如果不结合自身条件进行改造，也不会取得管理成效.因此，当前情势下，构建中西方结合的管理文化对于中国式管理体系就显得十分必要. 2提升管理学地位的关键 要想提升中国管理学的水平和地位，需要研究出一套具有原创价值以及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成果.当前，企业内部的管理经验仍不能上升到一定的科学理论的高度上；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基础数据和有针对性、专业性、影响力的观点和建议.具有一定地位的管理理论，只有在实践中得到有效的运用，经得起实践的考验，并能够很好地指导经济活动，才会拥有长久的生命力，获得被广泛认可的地位.除此基础研究以外，还要掌握好管理学的前沿理论，把握好具有实践意义的案例，再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原创性的研究，从而提高中国管理学的国际影响力.在传统的管理学中，通常只是列举多个实例，然后依照某个标准进行对比和分析，这样的研究方式难以得出原创性的成果.就近几年中国管理学研究的一些成果来看，主要还是对国际上先进的管理学理念进行磨合的结果，仅仅是在国外的基础上加入了一些中国的实践分析，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原创；也没有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以至于所提出的理论无法满足当前需要.当前，中国管理学的发展空间仍是巨大的.改革开放时期的管理实践取得了成功，在当前的一些主流管理学中，仍参照改革开放时期，但却不能完全照搬，应结合当前环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况且，直接套用现代管理学的理论难以解释中国在经济转轨和变迁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也有一些西方的管理学家开始对中国的经济与管理产生疑问，中国管理学逐渐受到国际的关注.近年来，管理学出现了东移的趋势，中国的管理学水平也有一定的提高，这对中国管理学的研究来说是一个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中国管理学家相对西方管理学家来说，比较熟悉中国的情况而更具有研究的优势；第二，中外学术交流日益频繁、活跃，同时，中国学者在当前现代经济学和管理学得到较快发展的情况下进行管理学的研究，可逐渐缩小与国外的差距，原创性的成果会越来越多. 3在方法论的指导下发展管理学 正确的方法论有助于发展中国管理学，有助于研究出更多的原创成果.中国管理学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吸取了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另一方面，中国管理学不应排斥西方管理学，两者可以相互独立而存在，且应为取长补短的关系.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中国管理学注重思想管理，以哲学思考为主要内容，缺少了实践操作的方面；相反的，西方管理学注重的是实用，缺乏方法论的指导.可见，两者应为互补的关系.中国管理学也并非单独为一体，而是融合了中西方的文化，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取西方的先进技术，从而形成一个具有开放性的管理学体系.中国管理学并不排斥西方的观点，而是非常注重中西方的文化融合，在中西方交流的过程中不断吸取精华，从而研究出自己的原创作品.可见，发展中国管理学需要本着扬弃的思想，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和理念批判地加以继承，同时对西方管理思想也是如此.中西方的管理思想具有共同点，如人本管理的思想，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在强调这一点.在西方的管理学中，实证主义在当前环境下仍具有一定的适应性，可作为发展中国管理学的重要指导思想.但是，仅仅通过批判地继承来发展中国管理学还远远不够.为了进一步发展中国管理学，不能依靠推翻固有思想，也不是在中国传统思想上做出补充和修改，直接套用西方的管理学思想更不能解决问题，最关键的还是在于对这两方面的创新、超越.这是具有一定难度的，但又势在必行，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中国管理学目前处在发展的初期阶段，没有得到国际管理学界的普遍认可，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管理学没有利用国际管理学由来已久形成的现代管理学来规范自身；另一方面还在于中国管理学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成果和理论，无法立足于市场.这主要表现在方法论上，仍然因循守旧，无法创新.因此，中国管理学要想获得国际管理学界的认可，就必须在研究的过程中解决更多的实际问题，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作品，比如独特的理论框架和实践案例.当然，这也是由中国的具体国情所决定的.我国传统的做法就是大量引进西方的管理学理论与方法，而随着环境的变化，当今的中国应结合自身的特点，将中西方的管理学方法论结合起来，注重研究过程的规范性和独创性，在统一、科学的学术氛围下开展研究. 4挖掘中西方管理学融合中的要点 在中西方管理学呈现出日渐融合、交流频繁的情况下，发展中国管理学的要点在于抓住当前的机遇，找到中西方管理学的突破点，促进中国管理学上升到一定的地位.西方管理学面临着瓶颈的问题，而中国管理学的研究水平日渐提高，这对中国管理学来说是一个良好的机遇.具体表现在，中国管理学研究者更为熟悉中国的情况，相对西方管理学家而言具有一定的优势；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2].一直以来，我国大型的国有企业都处于垄断地位，国外大型企业不断进入中国市场，使得竞争日益激烈，因此需要建立起符合当前市场环境的管理体系来指导企业的发展.而建立一个合理科学的管理体系，对中国企业来说则是一个重大难题，解决这个难题对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又有着直接的影响.当前中外学术交流不断扩大，且日渐频繁；中国研究者在管理学前沿理论的研究能力和理解、运用能力也在不断提高.这样的发展趋势有助于缩小与国外同行的差距，并获得国际上的认可.这要求中国管理学研究界引起更多的重视，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管理学的实际性问题，分析和掌握中国管理学的发展历史和趋势，总结出发展规律；对中国管理学的管理实践和创新做出全面的总结，从而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体系；并能够在国际上的管理学语境中顺畅地进行交流，实现跨情景的学术对话.最终形成既具国际性又不失中国特色的管理学成果.目前发展中国管理学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以西方管理学为参照的情况下在管理学知识体系的范畴内建立起具有中国人文特色的研究氛围.中国管理学的本质在于可以根据自身的发展条件来创造符合自身特点的管理方式，具有特定的意义.只有这样才可以研究出具有中国特色并能够立足于世界市场的管理学体系.根据这一特点，应注意的是，必须具备中国特色，立足中国国情，从中国经济的发展现状及其人文传统来研究管理学，强调的是目前中国的现实问题. 5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与其忙于管理学中国学派的重新构建，还不如认真思考当前我国企业管理实务中面临的实际性问题，找出针对性的解决措施，这才是发展中国管理学的正确方向[3].中国管理学面临的危机，需要管理学研究者们树立起危机意识，拿出积极的反应和思考，这就是所谓的问题意识.问题意识既包括对中国管理学问题的发现，又包含了对自身问题的反省.通过以上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管理学改革的根本动力在于中国企业改革的社会实践和管理创新，同时这也是中国管理学学派进行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源泉，中国管理学完全可以对社会实践做出总结，从而概括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理论，从而进一步指导实践，并获得广泛的认可.可见，管理与管理理论必须与特定环境相结合,与特定的人和事物相结合，才能发挥出真正的效用.因此中国文化与中国管理实践的特殊主义原则,是中国管理学学派得以确立的基础.离开了中国企业改革的伟大社会实践和管理的创新,中国管理学学派将无法产生实际性的功效. 作者:谭志勇 单位: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中国发展论文:中国发展生态农业论文 一、中国发展生态农业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人类农业发展经历了原始、传统和石化农业三个完整历史发展阶段［2］，现在正在从石化农业到生态农业转变。一般而言，石化农业被称为传统农业现代化，它主要以化肥、农药和动植物成长激素的高投入获得更高的产出为特征。石化农业在推动农业发展的同时，也破坏了农业生态环境，直接威胁了人类生存环境，影响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所以早在20世纪80年代，世界范围内人们开始反思传统农业现代化，认为石化农业把原以生态为基础的农业推向了歧途，积极寻找替代传统农业现代化的新的现代农业形式，生态农业因此受到各国的普遍重视。生态农业要求将化学化的农业转向主要依靠以生物技术和计算机信息等技术，在保护农业生态环境的原则下，减少化肥、农药、除草剂等的使用量，大力发展生物性肥料、生物性农兽药、生物性生长调节剂等生物制品，并采用3S技术进行精确施肥、施药和灌溉，生产出更多的优质高效农产品。美国土壤学家沃•艾博克(W．A1berhc)于1970年最早提出生态农业概念［3］。英国农学家沃•克•沃辛顿(M．K．Worhtington)于1981年将生态农业确且定义为“生态上能自我维持，低输入、经济上有生命力，在环境、伦理和审美方面可接受的小型农业”［4］。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学界又提出低投入持续农业等概念。1991年联合国粮食组织在《丹波宣言和行动纲领》中提出“持续农业发展”新概念。此后，墨西哥、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就持续农业的内涵与外延展开讨论，并在农业生产实际中积极探索持续农业发展模式。在中国，生态农业概念提出于20世纪80年代初，1980年，在银川召开的中国生态农业学会上，生态农业概念被首次使用，生态农业在实践中不断加以推广。1980年，叶谦吉认为，中国特色的生态农业就是从系统思想出发，按照生态学原理和生态经济学原理，运用现代科技成果和管理手段，以及传统农业的有效经验建立起来，以期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现代化农业发展模式［5］。1987年，马世骏等人认为，生态农业是农业生态工程的简称，应根据“整体、协调、循环、再生”的原理进行农业生态工程研究，它以社会、经济、生态三效益为指标，应用生态系统的整体、协调、循环、再生原理，结合系统工程方法设计的综合农业生态体系，在性质上属于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一个类型［6］。1991年厉以宁提出，生态农业是指依靠农业内部来维持土壤肥力，促使农业稳定持续发展的一种农业，它的优点在于导致生态的良性循环，使社会既能稳定地、持续地取得农产品，又能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使社会的生活质量提高［7］。1996年，钟晓青认为，生态农业是一种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现行模式，生态农业建设和农业现代化完全在生态经济发展的前提下统一起来，强调“可持续发展”是生态农业发展的必然结果［8］。在我国学术界对生态农业进行理论探索的同时，生态农业的实践也随之展开。2002年，农业部全面总结各地发展生态农业的经验，经过认真地调查研究，归纳提炼出了370种生态农业模式，后又经过数年的推广实践及科学论证，又从中最后推出十大典型生态农业模式，包括:北方“四位一体”型的生态农业模式;南方“猪—沼—果”型的生态农业模式;平原与准平原区的农林牧复合型生态农业模式;持续利用型的草地生态农业模式;混种与轮作型的生态农业模式;生态畜牧业养殖模式;生态渔业养殖模式;小流域综合治理型生态农业模式;工业化设施型生态农业模式;旅游观光型生态农业模式。总之，尽管学术界对生态农业概念的界定不一，生态农业模式多种多样，但人们对生态农业存在以下三点共识:一是强调综合利用农业资源，提高利用效率;二是强调保护农业资源和环境，注重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统一;三是强调将传统农业的优势与现代科技和管理相结合，突出现代科技在生态农业发展中的作用。笔者在接受三个共识的基础上，给生态农业的定义是:以生态经济学原理为指导，采用系统科学方法，继承传统农业的精华并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通过自然或人工设计的生态工程，实现效益最大化和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农业形式。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态农业的内涵将更加丰富，生态农业模式也将不断创新。生态农业是集农业科技化、信息化、标准化、机械化、产业化、水利化、合作化为一体的农业，囊括了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全部内涵，发展前景广阔。所以中国发展生态农业是建设现代农业的最佳选择，它代表中国农业的未来。 二、中国农业的现实决定了必须走发展生态农业之路 长期以来，由于不注重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牺牲农业生态环境，片面追求农业经济增长，造成了农业资源日益萎缩和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直接威胁了农村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国目前农业资源严重萎缩及保证粮食安全的迫切性，决定了必须走发展生态农业的现代化道路。 1．土地的数量与质量江河日下。截至2012年，全国耕地保有量为18.2476亿亩，人均不足1．43亩，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4。尽管国家采取最严格的土地管理政策，“占优补劣”、“硬占柔补”已经严重危害了耕地的质量，目前全国耕地土壤有机质含量仅为1.8%，比欧洲同类土壤低1.5～3个百分点。同时，每年沙化面积为2460平方公里，沙漠及沙化土地总面积达174.31万平方公里;水土流失面积36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1/3。 2．森林与草原锐减。据第六次全国森林详查，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只有20.3%，人均占有林地量仅为世界人均量的1/7，已基本无成熟林可采，造成森林覆盖率低，植被减少。我国现有可利用的草地面积约33.7亿亩，人均不足2.6亩，目前，草原退化面积达13亿亩，而且每年仍以2000多万亩的速度在退化。 3．水资源不足。中国是世界上13个贫水国之一，人均水资源占有量2200立方米，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4，正常年份全国缺水量接近400亿立方米，其中农业缺水300亿立方米。同时，水资源缺少地区的水资源开发利用过大，超过水资源和水环境的承载力。 4．农业环境污染严重。一是大气与水体污染。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三大酸雨区，酸雨区接近国土面积的30%。农村畜禽饲养业的废水、废气和废渣等污染排放已占到全国总排放的50%，2010年，农业源排放的化学需氧量约占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的43．7%、总氮和总磷排放量分别约占排放总量的57%和67%。2010年，县域污水处理率约为31%，水体污染严重。二是农地污染。全国1/10以上的耕地遭受污染，土壤呈现新老污染物并存、无机有机污染混合的局面。平均每公顷耕地使用农药15公斤，高出发达国家1倍，在土壤中的残留量高达50%～60%;每年化肥施用占世界总量的30%，化肥用量60年增加近百倍，用量是发达国家上限的2倍。三是白色污染。每年有约50万吨的地膜和塑料残留在土壤中，百余年不能降解。四是食源性污染。在农牧产品的生产和加工过程中使用大量的生长激素、催熟剂和添加剂，中国每年生产抗生素21万吨的9．7万吨用于畜牧养殖业，造成了农牧产品生长过程的污染，“有抗食品”已成为人体内的“隐形炸弹”，对人体健康构成了严重的危害。五是外来物种侵害严重。入侵中国的外来物种越来越多，有飞机草、互花米草、水葫芦等400多种，20世纪90年代，每10年左右才会发现1种生物入侵，可2005年以来，每年都会出现1～2个“新面孔”。 5．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提高农业资源的利用率。 尽管我国粮食已经连续十年丰收，但从长远看，粮食缺口仍然会扩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面临新的挑战。2013年粮食产量达1．2万亿斤，人均占有粮食860多斤，自给率约为88．4%，缺口约11．6%，缺口接近粮食生产大省黑龙江全年1300亿斤的产量。我国人口每年净增700多万，比青海省还多200万，预计到2020年，人口将达到14.5亿，对粮食的刚性需求不断增长，需求总量将超过6亿吨。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对精深加工的食品需求越来越大，转化为肉、蛋、奶、酒的粮食越来越多，目前我国每年仅生产白酒和啤酒消耗的粮食就有4000万吨。13．4亿人口这一国情决定了中国人的饭碗不能端在外国人手中。目前，全世界粮食贸易量仅为5000多亿斤，假如都被中国购买，也只能满足中国粮食需求的40%，解决不了中国的粮食需求。2012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农产品的第三大进口国和第四大出口国，其中美国出口粮食总量的15%销往中国，贸易逆差133亿美元，已经连续十多年逆差。粮食不只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我国除了18.36亿亩耕地外，还有60亿亩草原、43亿亩林地、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和内陆河湖。必须充分循环利用农业资源要素，生产出更多的畜产品、水产品、水果和蔬菜，减少国民对口粮的需求。这就要求我国的现代农业建设，要从中国的现实国情农情实际出发，通过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的现代生态农业，尤其是发展生态循环农业，以实现较高的资源转化率和维护良好的资源生态环境，这是实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2014年粮食生产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的最主要途径。 三、积极推进我国生态农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生态农业建设涉及观念、制度、政策、技术等方面，必须开展深入的调查研究，加强整体设计，积极推进我国生态农业发展。 1．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生态文明观念是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的思想基础。一是中央要明确做出加快生态农业建设的战略决定，明确指出生态农业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步骤和战略措施，明确把生态农业作为发展现代农业的主攻方向。二是加强全党的生态农业文明教育，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最重要，所以要在全党开展广泛的生态农业文明教育，要编写统一教材，在各级各类党干校和农业院校开设生态农业课，普及生态农业知识，用科学的生态农业知识武装广大干部，重点武装农业和农村干部，以提高全党和广大干部发展生态农业的思想自觉。教育全党和广大干部通过发展生态农业给子孙后代留下更多农业资源，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生态。三是利用各种新闻媒体开展广泛的生态农业文明宣传，使全社会，尤其是广大农民热爱生态农业，发展生态农业，进而形成全社会的生态农业文明意识。 2．制定生态农业发展战略与规划。认真研究西方国家的生态农业发展战略，发展完善已有的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并最大限度地借助现代科学技术创新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具体而言，一是在沿海地区和太湖、洞庭湖、三峡库区、滇池等高集约化地区，借助3S技术，科学施肥施药，减少用量，积极防治工业和农业面源污染，实施农业环境和农产品环境污染预警，保证农地和农产品免遭污染。二是在长江和黄河中上游地区，黄土高原区，西北、华北和东北风沙综合防治区等生态脆弱区，加大生态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开发适合这些地区生长的优质速生林木品种，大力开展植树造林，积极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充分利用这些地区独特的农业资源，生产各具地方特色的优质农林牧渔产品，重点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三是在东北、华北和长江中下游、成都平原农业区，防止农产品污染，提高农产品质量，尽可能多地生产绿色食品，积极推进黑龙江省两大平原现代化大农业示范区建设。把黑龙江省和豫东平原建成亚洲最大的生态农业区。四是重点推进各地区主导生态产品建设，笔者认为绿色食品和无公害农产品是粮食主产区生态农业发展的重点。发展生态农业，重在坚持“整体、协调、循环、再生”的原则，加速建立不同产业间的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利用体系，合理配置农业资源，农林牧渔结合，实现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3．制定完善发展生态农业的政策和法律规范。一是制定和完善财政和货币政策，支持生态农业的发展，扩大并提高对生态农业产品生产的补贴额度，扩大对生态农业产品生产的信贷支持，使农民在发展生态农业中受益。各级政府都要加强生态农业基础建设，主要包括农田水利、防灾减灾、气象服务、水土保持、防护林建设、生态环境治理的投入，改善生态农业的发展条件，减少生态农业的自然和市场风险，增强生态农业发展的后劲，尤其要加大对生态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的投入。二是将必要的行政手段与经济手段相结合，政府必须明确在发展生态农业中，支持做什么，不许做什么，奖励遵循者，处罚违规者。三是运用法律手段支持和保护生态农业建设。目前，我国初步形成了以《环境保护法》为核心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要以此为基础，加快制定《绿色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法》、《生态农业补贴条例》等保护生态农业发展的配套法律，尤其要加快制定规范农产品市场建设方面的法律，依法保护和调动广大农民发展生态农业的积极性。 4．调整农业内部结构。扩大生态农业在农业中的比重。一是调绿，大力发展非生态农业和生态农业中绿色食品生产，它是农业内部结构调整的重中之重，加速有机肥、有机农药和有机生物调节剂的研发与生产。二是调红，非生态农业区和生态农业区都必须大力发展畜牧业，内蒙古、宁夏、新疆、青海、西藏五大牧区必须率先转变畜牧业发展方式，以发展生态型畜牧业为主，严格按草原合理的承载力放牧，对严重沙化与退化的草原禁牧，对一般退化了的草原周期性休牧，加快恢复草原生态功能，各级政府要增加休牧补贴数额。三是调白，即大力发展微生物农业，微生物农业是典型的高科技生态农业，要积极开发新的菌种，做好白色产业的精深加工，搞好产业化经营。四是调蓝，大力发展海洋和陆地江河湖泽水产业，变非生态养殖为生态养殖，做大做强海洋生态农业，大力发展海洋菜园、海洋粮食和海洋牧业。五是调特，大力发展各具地方特色的生态农业产品。总之，在农业结构调整中要充分考虑农林牧渔业各业间相互依存关系，充分发挥各农作物在生态链条中的作用，建立各种各样高效优质生态农业模式。 5．加强生态农业示范基地建设。要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对生态农业基地建设的指导，在坚持标准的前提下，扩大生态农业示范基地面积，提高生态农产品质量。一是继续坚持已经开展的生态农业试点县建设。选取各方面条件相对较好的县市，采取整县推进的方法，边推进边总结成功经验，做到以点带面，直至推广到全国。二是依托“龙头企业+基地+农户”的生态农业产业化模式，鼓励支持龙头企业自建生态农业基地，鼓励支持企业加速实现已有非生态型农业基地向生态型农业基地转变，借助龙头企业带动农户实现生态化种植养殖，龙头企业与农户均享加工利润和销售利润，使自己有稳固的基地和农户群。三是加强生态农产品出口基地建设，更多依靠龙头企业拓展海外市场，不断扩大生态农产品出口数量，使其成为农产品出口的生力军，进而成为平衡国际贸易的一支重要力量，并依托其进一步拉动国内生态农业发展。 6．加强生态农业科技研究与推广。科技创新是生态农业发展之本，农业科技创新是突破资源与环境约束的客观要求。一是加快生态农业动植物新品种培育。农业科技创新的重点是种子，种子的科技含量占农业总科技含量的40%，尤其是要加快培育适宜粮食主产区生长的新品种，积极开展分子生物育种和天空育种，抢占世界种业科技创新的制高点。二是集中力量开展先进适用生态农业技术的研发与推广。主要包括耕地重金属污染防治技术，农田控磷减氮、畜禽清洁养殖和废弃物综合处理与利用等面源污染防治技术，循环农业和农业清洁生产技术，生物肥料和生物农药及生物调节剂等生物技术，节水节肥节药和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精准农业技术，农作物秸秆等废弃物的再生利用技术。三是加强生态农业科技人才培养。建议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吸引优秀学子报考农业院校，提高农业院校生源质量;国家免费培训基层生态农业科技人员、生态农业实用人才和新型农民，奖励优秀受训者。四是加快新型生态农业科技成果在基层推广。农业科技推广的重中之重是基层，加强基层站点设备等硬件和队伍建设，实现农业科技入户进田，畅通“最后一公里”。加速建立完善生态农业科技推广的利益驱动机制，实行基层农技推广人员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制，基本工资保底，绩效工资与推广的数量与质量挂钩;有效整合科技资源，建立农科教产学研推相互衔接的机制，强化“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9］的科研与推广评价导向机制;发展多元化的农业科技推广组织，农业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必须承担生态农业农技推广任务，国家要做出农业高等学校的教师将1/3的时间、科研院所将1/2的时间用在农业科技推广上的规定，在职称和利益分配上予以更多的激励。 7．加强与完善生态农业服务保障建设。一是建立健全生态农业技术标准体系。生态农业的发展离不开标准化，研究制定生态农业基地、生产资料、生产技术、产品质量标准体系;研究制定生态农业评价指标、管理认证方法、环境友好技术标准体系。二是加强生态农产品质量保障管理。严格执行生态农业技术标准，对农户和龙头企业实行产前、产中和产后全程质量监测，严惩生产过程不达标和质量不达标者。通过对生态农产品全面的质量管理，确保质量与安全，提高国际竞争力。三是加强生态农业教育培训。建立培训机构，加强对广大生态农业管理人员和农民的培训，传播生态农业科技知识，使其掌握各项标准和规程，继续实施“绿色证书工程”，提高农民经营管理水平。四是加强生态农业信息化建设。重点是加速县乡村信息服务站建设，努力实现农业信息进村入户，实现在广大农村的全覆盖。加强生态农业信息质量管理，确保生态农业信息的真实性。五是加强生态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加强对生态农产品，尤其是绿色和有机食品及标准的宣传，积极促销;实行生态农产品分级包装进入市场销售，优质优价;实行生态农产品(绿色和有机食品)专卖销售，实行销产连带追溯赔偿制度，以保护消费者利益，防假打假。六是加快建立健全气象、疫病防治、科技推广、信息等全方位的生态农业服务体系建设。各服务部门人事管理事业化，强化公益性。 总之，只要我们勇于探索，积极推进发展生态农业的对策措施，脚踏实地，真抓实干，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丰富生态农业发展模式，中国生态农业必将成为现代农业建设的一条亮丽风景线。 作者:赫修贵 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 中国发展论文:基于在中国发展的国际酒店管理论文 一、国际酒店管理集团的概况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入驻总过的国际酒店越来越多，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已有已经有超过35家酒店集团，并且其规模仍在不断地扩大、品牌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多，并且凭借自己先进的管理理念在不断地开拓大陆市场，这都是对国内本土品牌酒店的一大挑战。在中国，有将近350家酒店的是属于国际酒店管理集团，拥有的品牌数量达到了55个，国际酒店管理集团旗下的酒店多数都是高标准的酒店，随着经济年本土化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经济型的酒店。 二、限制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中国发展的因素分析 （一）扩张的方法有限 酒店产业就有较高的风险，其资金成本比较高，同时取得收益的周期比较长，尤其是现在很多的国际酒店集团都进行跨国投资的活动，每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情况不相同，很容易受到其影响，严重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血本无归的情况。很多国际酒店集团采用特许经营的方式来开拓市场，该种方法可以保证其有最基本的管理费的收入，如果一旦出现了什么变化，可以及时地撤出市场，这在当下是很重要的一种扩张方式。和特许经营相比，还有一种扩张方式也很受欢迎，即签订管理合同的方法，这也是一种比较保险的扩张方法。在当今的国际酒店集团当中，有将近一半的客房是通过上述这两种方式来经营的。这两种经营方式有自身的优点，但是当一个酒店在进入一国市场的时候，会受到这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市场运行机制等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对于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一般所采用的是特许经营的方式；如果该国市场更注重服务，则可以通过合同管理的方式。这里通过对洲际酒店的具体分析，阐述国际酒店集团扩张的局限性。洲际酒店从来没有采取特许经营的方式来扩张，这是什么原因呢？其从历史角度分析，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国内酒店的设施比较落后，而特许经营是为国内的酒店提供品牌、统一的标准，并不是实际掌控管理国内酒店；但是采用管理合同的方式则可以避免这一问题，管理合同是国际酒店集团直接对国内酒店进行服务上的管理工作，提高国内酒店的质量。随着近几年国内酒店硬件设施的不断完善，有部分酒店采取了特许经营的模式，但不可否认的是特许经营还是存在一些有待改进的地方，如对知识产权的立法不是特别完善，不利于品牌的发展。 （二）酒店的发展受到国情的影响 在我国一些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业主会对酒店的经营提出除了经济效益之外的其它要求，比如收取商业回扣、加强酒店管理的支出、酒店的采购等等，使得酒店的经营受到业主的极大干预。偏远地区的某些政府推行地区保护主义，其极大地抗拒国际酒店集团加入本地的市场，因此在很短的时间内，违法市场的自我调节，组织建立大规模的本土酒店来抵制国际酒店品牌，这也极大程度地对国际酒店集团构成了威胁。 （三）管理的花费太高 国际酒店毕竟是国际的品牌，其拥有很大的国际市场，因此其必须具有一流的管理水平。无论采取何种经营方式，其管理的花费一直以来都是比较高的，在总体营业收入的1/20都要用来交管理费，这使得国际酒店集团的收益越来越低，不利于其更好的发展。同时，高昂的管理费也为很多国内经济型酒店开辟了发展的空间，国内酒店管理的费用相对较低，同时其又有很大的国内市场，发展如鱼得水。 三、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品牌不断增多，规模日益扩大 尽管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中国的发展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制约，但是中国丰富的市场需求，还是吸引很多国际酒店品牌的加入。从宏观角度来说，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中国市场的扩张趋势可以用4个字来进行概括，即全面扩张。其无论是在地域上，还是在数量上都在成逐年增加的趋势，不仅东部沿海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可以看见国际酒店，中西部的一些地区也出现了国际酒店的品牌。从品牌的角度来看，数量在不断的增多，并且根据市场的不断发展，其自身也在不断做出调整。从微观的角度分析，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扩张的时候，主要遵循了以下三个原则：第一，入驻的品牌需要市场的发展、承受能力相一致；第二，项目酒店的硬件设备要满足即将入驻的品牌的要求；第三，在签订管理合同的时候，要遵循双方的合意，不能勉强。这体现了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扩张时，即不断增加自己的品牌，同时又考察市场的承受能力，做到理性的扩张，有利于其长远的发展。 （二）签订管理合同仍然是其最常见的扩张方法 第一，不断缩短合同约定的期限，加强竞争。我国本土的酒店管理公司不断兴起，企业在谋求国内市场，与此同时，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又急于开辟中国大陆的市场，因此就会产生激烈的竞争，双方同项目酒店签订的合同期限也在不断地缩短，造成了无序竞争。中外酒店管理集团的竞争，为业主留下了更大的选择空间。第二，管理业绩的衡量方式出现了变化。在衡量酒店管理业绩的时候，更加重视风险的共同承担。在管理的费用当中，增加了奖励的成分，并且其所占比例在不断增高。 结束语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中国迅猛发展，其开辟了大量的中国市场，自身先进的管理理念、设施条件都对国内的酒店产生的严重的威胁。面对如此情形，国内酒店要不断完善自身的管理方式、硬件设施，才可以与之相抗衡。 作者：张琳珏 单位：四川师范大学成都学院 中国发展论文: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对中国发展影响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首次提出了著名的“世界历史”概念，在《共产党宣言》中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理论，这一理论在马克思以后的创作中又有新的补充和发展。它是当今全球化理论的源头。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准确把握运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具有现实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对于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来说，更具有指导作用。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的“世界历史”概念 “世界历史”观念作为我们理解世界、描述世界的理论框架，最初源起于希腊时代斯多葛派有关世界主义的思想。近代“世界历史”观念，在发展和完善的理论方面，典型代表是德国思想家康德和黑格尔。其中黑格尔是近代世界历史理论的集大成者，他的世界历史观念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渊源颇深。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正是批判地继承黑格尔世界观念合理内核的思想结晶。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世界历史”概念有两层解释，一是:展示人类总体历史的发展进程，这是指历史学上的通称。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已经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1］ 这里的“世界历史”就是指人类的总体历史;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马克思用讽刺的语气批判青年黑格尔派说:“至于他们的全部论断，只不过是进一步来粉饰他们的一种奢望，以为他们用这样一些微不足道的说明作出了仿佛是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发现”。这里的“世界历史”一词，同样是指人类的总体历史。二是特指16世纪以来随着大工业发展和各个民族、国家的发展日益成为世界“一体化”的历史。马克思指出: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是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他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孤立状态”。［2］ 这层含义是马克思独创的。这是马克思从现实和哲学的角度出发的解释，他一方面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的功绩，另一方面针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从而对世界历史进行了特别的界定。随着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世界历史在今天已经是一个经验到的一个事实，但她却形成于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以其惊人的洞察力注意到了这一历史趋势。“随着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而不是狭隘地域性的存在，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3］一切国家、民族和个人都将从狭隘、孤立的历史走向世界历史，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经之路。 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对现代化内涵的深刻揭示 马克思的现代化思想极其丰富，主要集中蕴含在他的世界历史理论之中。首先，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揭示了世界各国现代化走向的必然性和自主性。马克思认为，16世纪以来人类社会所发生的急剧变革，源于现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出现。“它比以往一切生产方式都有助于解放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4］它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它开创了世界历史进程。因而，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同时就是“现代化”过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将现代化定位为一种世界性浪潮，在世界历史背景中，任何国家都难以逃脱发展大工业的必然，更无法回避发展工业生产力的要求。其次，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明确了现代化手段的一般规定性。马克思在世界历史理论中，指出了实现“历史转变”的重要推动力量是大工业、世界市场和世界交往。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对于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的重要启示在于，任何国家要实现现代化都离不开大力发展现代工业文明，以取代传统的农业文明;大力进行市场经济建设，以融入世界市场体系;充分利用世界整体资源，以全方位的开放式发展冲破传统的封闭式发展，进而实现文明的交流和互补。如果以现代的眼光来审视，其实质也就是对现代化的基本手段和途径的科学规定。第三，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凸现了现代化进程的整体性。这种整体性是指:它是社会生活的整体变革，是一种“社会革命”，其内容包括保证最多数人的最大民主、最多数人的最大自由，最有效的管理制度，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丰富的物质文化生活，高尚的道德情操，理想的自由人格。它不仅改变着物质生产的面貌，也改变着社会结构和人们的社会关系。 三、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启示 实现现代化，这是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在当今“世界历史”，“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社会主义中国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如何真正面向世界走向现代化呢? 第一，积极发展对外交往，实行对外开放。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所代替了。这正是对当代世界历史发展形势的正确描述。“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发展中国家只有自觉走进世界交往的行列，才能在开放的世界中，吸取人类的先进成果，早日跨入现代化的行列。 第二，建立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历史实践告诉我们，不搞市场经济，现代化就没有指望。邓小平同志正是从根据中国的国情出发，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胆量和勇气尖锐地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完全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5］十四大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充分说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实践上为中国的发展开辟了新天地，使中国能够通过市场走向世界，从而最充分地利用世界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逐步跨入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 第三，中国的现代化就是中国的世界化。全球化是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所面临的最重要的外部环境。在全球化条件下，既要体现世界历史的整体性，又必须发挥各民族的特色。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明确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5］正是基于我国的国情，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规划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三步走战略。 第四，积极发展生产力。我国虽然跨越了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但不能跨越生产的工业化、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自然历史过程。在世界历史的发展中，能否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工业化和生产的现代化是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根本所在。过去许多年来，我们忽略了生产力的发展，这不仅违背世界历史首先要作为生产力的世界化发展的现实趋势，而且也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要求。目前，中国现在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我国不仅要完成西方发达国家过去二百多年内完成的产业革命，而且还要迎接当代新科技革命带来的挑战。我国既要利用经济全球一体化这一有利契机，又要积极利用人类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大力发展生产力，立足于时代的高度，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走出一条加速我国生产力发展的新道路。所以，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的中国，步入高级的社会主义社会还有很长的一段发展道路要走，因而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提高生产力水平的问题，中国要尽最大努力发展自己的生产力水平达到并超过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这样，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才会被完全地发挥出来。 中国发展论文:民法精神对中国发展的重要性 民法，是每位公民接触最多的法律，也是我们最经常使用的法律。民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以主体的独立和意志自由为前提，以意思自治的财产权保护为核心，体现了民法精神的权利观念和权利本位特征，具体来讲包括契约自由观念、权利义务观念、主体意识三个方面。民法精神是指导民事主体之间民事行为准则的共同意识，而民法基本原则作为最抽象的民事行为准则，比具体的民事法律规范更能体现民法的内在精神。民法精神集中归结为民法的理性、民法的理念和民法的理想。基于人类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文化环境下的认识和价值判断标准不同，从而产生了具有不同内容的民法精神。在社会主义体制下，民法精神对促进国市场经济发展、精神文明建设、社会文化建设、和谐社会的构建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民法精神对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民法精神强调平等、诚信、秩序，这与市场经济的要求与发展规则高度契合，表现在对市场主体“平等”“自由”的崇尚，其实质也是对人的尊重。民法的基本原则，不仅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系统的思想基础与法律保障，也为政治民主和法治建设做了思想上的准备，它强调在经济行为中尊重当事人的自由选择，鼓励当事人按照自己的意愿、自己的想法最终形成合理的预期，这与市场经济的存在与发展规律不谋而合。可以说，这是市场经济形成和发展的基本法治条件，也是市场经济能够顺利实施的重要法律保障，同时，完善的民法制度可以推动现代社会所要求的人文精神以及人本主义在全社会的传承，从而推进中国全面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公平、和谐地发展。 二、民法精神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作用 精神文明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的重要目标与手段，而民法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最基本的社会行为规范，通过不断完善民法并加强其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可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进程。第一，民法基本精神集中体现了现代社会精神文明的基本道德要求，精神文明建设的重点是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而思想道德素质离不开法律的约束，在宣传法律的同时形成法律素质对民法精神的发展与传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第二，民法调整的内容是精神文明建设内容中的基本方面，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部门，可以说，民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是人生中所有社会关系的绝大部分，民法因此也成为法治原则与精神文明建设的最佳组合。总之，当代民法的精神集中反映了精神文明的基本要求，是精神文明中道德规范和其他社会行为准则的法律化。 三、民法精神对社会文化构建的重要作用 文化是社会存在与不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的范畴比较广泛，其中法律文化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民法文化是法律文化的基础文化，是民法精神构造的核心。法律文化属于意识形态，是有关法律的制度事实、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的总和，在根本上是一个国家或者社会占主导一种社会行为文化，法律文化具有持续性、稳定性与传统性，通过规范民众的行为，最终形成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形态，形成的一种能够满足自身社会能力需要的正确的行使方式。而民法文化以其对人类发展提供最理性的精神指引和为权利事实提供最有效的行为模式，成为人类社会整个法律文化构造中的基础。总之，不可否认，民法文化已经成为社会行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将会在法律文化的传承中使社会文化得到改变、发展和完善。 四、民法精神对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作用 第一，民法是我国调整社会关系领域最广、法条最多、法律概念最精准、逻辑性最强的法典，为和谐社会中的民事生活提供了系统详尽的法律规则。中国民法典既给民法主体的各种行为提出了规范性模式化的要求，也为司法机关提供了极大便利，可以说，公民在日常生活中的各项事情都可能会与民法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民法的存在与秩序，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指导与实践意义。第二，民法授予了主体广泛而又神圣的民事权利。民事权利不仅广泛多样，而且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特点。在这种情况下，民法精神将伴随着民法规范的广泛适用和普遍遵守，对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模式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最终在潜移默化之中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综上所述，为了更好地实现民法精神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重要作用，第一，在民事立法中我们应更加重视和加强“私法自治”，因为这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民事权利，是各种民事权利的基点和起点，可以使它与宪法中的公民基本权利对接，其体现的不仅仅是主体的自由，还有主体的自律。第二，“意思自治”将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要在法律规范中明确确认和体现意思自治的原则，并在民事立法文件中以明确具体的条文加以规定，而且要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而不断完善。第三，要重视全民私法精神的培育。私法精神的培育是一个系统的、长期的、复杂的工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除了相关制度保障以外，全民私法精神的培育也至关重要，因此，要加强全民私法精神的培育力度，弘扬民法精神，逐步推进民法制度的完善，进而培养民众的平等、自由、契约等思想观念，构建我国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民法体系。

经济学管理论文:经济学理论在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中的运用 在当前人才竞争激烈的社会大环境中，高校的竞争就是人力资源的竞争。激励人的创造力成为高校核心的发展力和竞争力。因此，针对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现存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探寻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的新方式，对深化高校体制改革，促进高校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尚未成熟，管理重“事”不重“人” 当前高校正处于人事制度改革的转型期，但传统体制下的人事管理观念仍存在影响。传统体制下的高校人事管理把人假设为“经济人”，更多的是看到人的自然属性，比如物质需求，而忽视了“人”的社会属性，如精神需求。人事部门多数管理人员都是非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出身，缺乏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专业知识，管理不规范，随机性大，偏重于事务性管理，在管理中往往忽视了人力资源管理中最本质的内容——尊重人、关心人、激励人和发展人，从而导致了人浮于事、机构臃肿、效能低下等种种弊端。 2.管理体制单一，激励机制无法真正满足教职员工的需求 高校内部考核的内容单一，普遍存在“走过场”现象，考核中的“优秀”指标分配常出现“轮流坐庄”现象，年终奖励中优秀员工和普通员工的奖金拉不开距离，分配不合理导致大家出现“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心理。评上优秀和未评上优秀的员工对激励的结果都不满意，激励机制无法发挥预想的效果。另一方面，高校人力资源管理重物质奖励，忽视精神激励。在实际工作中，有些管理者常常忽视了与教职员工的沟通，校领导沟通的层面仅停留于中层干部，而极少深入基层与教职员工进行交流，基层员工的真实需求没有被真正挖掘出来，因而激励制度也未能有的放矢地发挥作用。 3.人力资源未能得到充分有效的开发 教职工本身缺乏竞争和忧患意识，自主创新性不够。部分教职员工容易满足于现状，认为高校是“铁饭碗”， 缺乏竞争意识和危机感。工作热情不高，积极性主动性不强，有些教师因为感到自身价值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而选择跳槽，有些则从事第二职业或校外兼职等。高校教师这种“显性流失”和“隐形流失”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高校人力资源尚未得到充分有效的开发，另一方面也在削弱高校人才的核心竞争力。 二、运用经济学理论加强高校人力资源管理 1.“温水煮青蛙理论”——加强高校人员忧患意识和竞争意识 “温水煮青蛙”来源于美国康奈尔大学科学家做过的著名“青蛙实验”。科研人员将一只青蛙放在煮沸的大锅里，青蛙刚一进沸水，由于温度太高，青蛙本能地蹿出锅得以逃生。而将它放入一个装满凉水的锅里，再用小火慢慢加热，青蛙虽然可以感觉到外界温度的变化，却因惰性而没有立即往外跳，等到热度难忍时，它已失去逃生能力而被煮熟。“温水煮青蛙”道出了从量变到质变的原理，说明的是由于过分沉溺和满足于现状，缺乏危机感，对周围事物的变化毫无觉察，麻木不仁，失去戒备而招灾的道理。 当前中国高校正处于人事制度改革的变革时期，许多高校已开始了一场静悄悄的人事及分配制度革命：铁饭碗被打破、教师聘任制兴起、职员制在试点、分配档次被拉开等等。2003年，北大和中大率先引入竞争和淘汰机制进行人事制度改革，在平静的中国高校中掀起了轩然大波。由此可见，体制改革在不断地深化和推广，高校中“青蛙”型的人员如果继续固步自封，安于现状，势必会影响和阻碍高校人事制度改革的进程，终将被淘汰出局。要改变这种现状，首先必须更新观念，加强忧患意识的培养。忧患意识是一种清醒的预见意识和防范意识，是一种危机感、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增强忧患意识有助于广大教职工认清形势，更新思想观念，主动调整自己去适应改革的浪潮。第二，加强师资培训，包括岗前培训和在职培训和专业培训相结合。建立组织型的学习梯队，使各层级的教职工得到不同程度的提升，把学习当成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学习中营造竞争向上的氛围。特别对青年教职工加强职业生涯规划设计的培训，使年轻的教职工能找准定位，及时将个人的发展目标和学校的发展目标紧密结合，最终推动高校战略目标的实现。 2.“边际效应理论”——创新高校激励制度 边际效益理论又称效益递减理论，它是微观经济学的基本规律之一。它是指当其它要素投入的量保持不变时，如果一种投入的要素等量增加，在超过某一临界点后效益呈不断下降趋势。举例说，一个很饿的人吃到第一个包子的时候觉得很香，又能填饱肚子，但随着饥饿的程度降低，对吃包子的渴望值减少，当觉得饱的时候是边际效益点，如果继续吃包子，胃反而会因为太饱越来越不适（边际效益转为负）。 边际效应理论可以应用到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中制度创新方面。通过有效的激励制度来调动人的积极性是人力资源开发永恒的主题,也是提高高校办学质量和效益的关键环节。现在高校当中每年都有各种各样的考核和奖励制度，比如优秀员工、优秀教师，还有每年固定的岗位津贴考核，但每年都重复着相同的考核和奖励内容，容易导致教职工对奖励感到麻木，激励起不到预期的效果，甚至产生负作用。为了让激励机制能持续发挥效用，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和改革。首先，要遵循差别激励原则，一方面，高校中有不用类型的教职工，有专任教师、科研人员，还有行政人员等，他们因年龄、文化程度、工作性质、个人发展等方面不同而产生不同的需求，这就要求激励制度能针对不同类型的人，不同的情况施以不同的激励方法。同时在对高校中各类型人员的需求进行合理的调研的基础上制定出合理有效的激励方案。其次，激励的内容注重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相结合，将管理的手段、方法和教职工的实际需求有机结合，有针对性地给予激励。第三，激励要注意正激励和负激励相结合，有奖励也有惩罚，比如适度的淘汰机制与岗位竞聘、轮岗等相结合，在教职工中营造能上能下、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激发教职工创造性的工作，从而减少与阻碍激励机制的边际效应递减现象。 3.“示范带动效应”——不断树立新典范，营造竞争向上的文化氛围 示范带动效应是群体中推举某个人为榜样，周边的人纷纷效仿和学习，由此所产生的连动效应。良好的示范带动效应能使组织成员对良好价值观、工作风格、理念、规范等趋于一致并立志遵循，从而驱动组织成员自发自动地投入工作，并为组织创造价值。在当前处于改革与创新阶段的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中，应通过示范效应带动教职工倡导创新、敬业的核心价值观。首先，不断树立新典范。通过在各个岗位、各线条推选出标杆性人物，如优秀的学科带头人、科研骨干标兵、敬业爱岗的专任教师、勇于创新的行政人员等等，通过这些先进典型来激励和引导各个岗位的教职员工要追求先进，勇于创新。其次，高校要营造相互尊重、安定和谐工作环境，一个健康向上、相互促进的良好环境会对教职工的心理行为产生积极的影响。教职工们在尊重、理解和支持的环境中，能主动工作，自觉接受学校工作规范的约束，产生不断提高工作质量的精神动力。 经济学管理论文:人性假设 传统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的比较 摘 要：人性问题是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共同关注的问题。本文在概述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关于人性假设的不同观点基础上，比较分析了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与管理学在人性假设方面的区别。认为，传统经济学关于人性问题的研究更多地是作为研究经济问题的前提，新制度经济学则重新修正了传统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观点，对人性问题进行了更接近现实的研究，而管理学则由于其核心问题——对人的管理，因此，其对人性问题的研究本身就构成了管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人性假设；“经济人”；有限理性；机会主义 人，作为经济和社会活动的主体，由于其是宇宙中最复杂的存在，因此，人及人的本质问题自然成为各学科关注的话题，其中人性问题更是成为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正如有学者认为：“社会科学的所有理论都直接或间接地包含对人的行为的假定”[1]。英国哲学家休谟认为：“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2]。在所有直接或间接涉及到人性问题研究的学科中，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研究尤其引人注目，近20多年“迅猛发展”的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的研究也同样使人耳目一新。本文拟对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做一比较研究。 一、传统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 传统经济学一般指古典经济学和发展至今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包括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及与之有重要渊源关系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在传统经济学中，人都被假设为“经济人”，这就是著名的“经济人”假设。传统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有两个内涵：一是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即每个人都是自利的；二是人都是有理性的，都精于算计，“‘经济人’完全了解可用的手段和将要实现的目标，因此，能够在现在和未来作出使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合理选择”[2]。 “经济人”假设被视为传统经济学的最基本的假设，是传统经济学理论分析的基石。关于这一假设的产生和出现，经济学家几乎一致认为源自并归功于亚当•斯密，认为亚当•斯密作为18世纪自由贸易的倡导者，是在与重商主义的学术争论中，为了说明他的“看不见的手”理论而提出的。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把每一个人对自利的追求作为个人一切经济活动的根本推动力，一切商品交换都由每一个参与者的自利所推动；每一个人对其职业的选择——由此形成社会的自然分工——都是按照他认为最有利于自己的和最可行的方式来决定的；“看不见的手”所造成的资本与劳动在全社会范围内的流动即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也是由每一个人的自利所造成的，由此自发地形成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和谐秩序[3]。所谓“经济人”，按亚当•斯密的意思就是指每个人的行为都是理性的和追求自利的，每个人都按其理性行动，同时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实际上，尽管经济学家都认为“经济人”假设源自亚当•斯密，但亚当•斯密并没有直接提出“经济人”的概念，只不过在《国富论》关于“看不见的手”理论论述中包含了“经济人”的思想，因此亚当•斯密关于“经济人”的假设被认为是潜在的，且简单、抽象，而真正第一次系统地论述“经济人”内涵的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经过大卫•李嘉图等一系列古典经济学家的不断丰富，“经济人”的概念才最终成型。随着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发展，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也对“经济人”假设进行了继承和发展，马歇尔等新古典经济学家在肯定“经济人”假设对经济学学科建设必要性的基础上，力图克服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人”假设的不足和局限性，提出“经济人”是开明、正常和理性的，即“经济人”不是赤裸裸的极端自私的，是普通和正常的人，理性也不再是完全的工具性的理性，从而使“经济人”范畴明显“呈现出了逻辑合题的特征”，也就是做到了否定之否定，使“经济人”假设较以往贴近了与现实的距离，进而使“经济人”假设最终走向了丰富和成熟。 在传统经济学中，“经济人”除是“自利的”以外，还被认为是理性的，即理性是“经济人”的另一重要特征，因此，“经济人”假设也被称为“理性经济人”假设。而所谓理性，就是人都精于算计，每个人的行为都是理性的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有明确的认识。应该说，尽管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家关于理性的边界或极限存在不同观点，但总体上认为“经济人”都具有完全理性。比如亚当•斯密并没有明确提出理性的边界或极限问题，但后来的其他古典经济学家却认为“经济人”是完全理性的，有着无限的理性能力，以致于使“经济人”的理性假设呈现了片面化和极端化的倾向；而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则认为“经济人”的理性也只是“普通的、正常的理性”，不能抽象地谈论“经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或完全的，他认为“经济人”的理性既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或完全的，可见马歇尔的思想其实已经包含了有限理性的思想，只不过他并没有明确否定“经济人”的理性假设。 二、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 新制度经济学作为“用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制度”、“使经济学研究更贴近现实”的经济学，在近些年快速兴起并备受关注，其中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也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围绕制度的演进与变迁、制度在经济体系运行中的地位与作用及从“实际的人”出发来研究人是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假设研究的重要特征，基于这一出发点，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对人的行为特征作出了新的解释，并在此方面对新古典经济学做了修正和发展。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的假设主要有三方面内容： 1人既追求财富最大化，也追求非财富最大化 追求个人的物质利益，在传统经济学看来是“经济人”的特征之一，并认为“经济人”正是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才促进了社会公共利益，形成“公序良俗”，求利对于每个人而言都是一个既定的客观事实，人们的社会活动、人们的相互交往和交换，都主要地出自于每个人自利的追求。然而在许多情况下，人类行为远比传统经济学中的财富最大化的行为假设更为复杂，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非财富最大化动机也常常约束人们的行为，人的行为并不必然表现为对财富的追求，这就是所谓的人既追求财富最大化，也追求非财富最大化，即双重行为动机。当然，新制度经济学是从制度的变迁与演进角度来揭示人的这种双重行为动机的，认为人类历史上制度创新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人类这种双重动机均衡的结果，制度在塑造人类这种双重行为动机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新制度经济学所称的人追求财富最大化，就是人追求最大化的物质利益；所谓追求非财富最大化，在d?诺思等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就是诸如利他主义、意识形态和自愿负担约束等，也就是追求精神层面的利益。显然，新制度经济学的这一观点使对人的认识更全面也更复杂。 2人都是有限理性的 “人是理性的”是传统经济学人性假设范式之一，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推翻了传统经济学的这一范式，认为人是有限理性的（bounded rationality），用引入这一定理的新制度经济学家肯尼思•阿罗的话说就是人的行为“即是有意识地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其实，关于人理性的有限性与无限性，马歇尔在对古典经济学的修正与发展中已经或多或少地提出了，只不过没有完全否定古典经济学的理性假设，而正式提出人理性有限性的是赫伯特•西蒙。他认为人是“蓄意要有理性，只不过他们的这种愿望受到了限制”，他认为，由于人类大脑的生理局限，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作为经济决策者的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只能追求最满意而不是最优的经济目标，因此成本最低、利润最大只能存在于假设严格的逻辑推导中，而不存在于现实世界中。应该说西蒙的“有限理性”观点，为经济学家们认识和克服传统经济学人性假设的局限性，寻求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新制度经济学引入并明确提出人理性的有限性，是为了阐明制度设立与制度安排的必要性及作用，也就是说，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有限理性的认识是围绕制度分析提出的。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环境的不确定性、信息的不完全性及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是导致人的有限理性的主要原因，正如o•威廉姆森所说“只要或者是不确定性，或者是复杂性的存在达到了必要的程度，受到限制的理性思考的问题就会产生”[4]，而制度通过一系列规则能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提高人们认识环境的能力。由此可见，有限理性假设的提出，既使新制度经济学的人性假设更接近现实，同时也是进行制度分析的必要条件。 3机会主义行为倾向 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是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的又一重要假设之一。威廉姆森在信息不对称或信息阻塞范畴基础上提出人都具有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所谓机会主义（opportunism）用威廉姆森的话说就是“狡诈地追求利润的利己主义”，人具有随机应变、投机取巧、为自己谋取更大利益的行为倾向，也就是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采用非常微妙隐蔽的手段，会耍弄狡黠的伎俩，以尽可能保护和增加自己的利益。从本质上说，机会主义源于人们的利己心或对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因此是人的一种本性，威廉姆森曾风趣地说，当骗人能增加利润时，交易中的诚实未必可取。由于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存在，使“经济组织的问题大为复杂化了”，增加了市场复杂性，加大了交易成本，也影响了市场的效率。关于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我们还应把握三点：（1）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具有冒险、寻找机遇及损人利己的二重性，有时表现为积极方面，有时表现为消极方面。（2）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并不总是现实化为机会主义行为，只有当信息不对称、有限理性及制度存在缺陷时才可能现实化为机会主义行为。（3）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实际上是对传统经济学中的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一种重要补充和发展，使关于人的认识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三、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 管理学的实质就是关于人的科学。管理学是基于对人的正确认识、从人的实际出发，以便采取更符合人性特点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角度而对人性进行研究的。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主要包括“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和“复杂人”四种。 1“经济人”假设 管理学中的“经济人”假设是管理学的创始人之一泰勒从传统经济学中引入和继承而来的。泰勒在劳资双方矛盾加大、企业普遍缺乏系统管理理论与管理方法的特定时代背景下，以“经济人”为基础，开创了科学管理的新时代，也使管理学正式诞生。泰勒在其科学管理理论体系中，不仅赞同传统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而且把“经济人”假设作为其理论基石，其一系列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都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之上的，因此“经济人”假设也成为管理学的重要人性假设之一。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之上的古典管理理论认为人是“性本恶”的，也就是以悲观、否定的观点来看待人，认为人的工作动机根源于经济诱因,其目的在于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主张把人放在被动的位置上进行严格管理。应该说，管理学中的“经济人”假设，既有其科学的一面，也有对人的认识过于机械简单、忽视人的社会性和复杂性的一面。 2“社会人”假设 “社会人”是管理学关于人性认识的第二个假设。这一假设是由人际关系学说的代表梅奥等人通过著名的霍桑实验提出的，梅奥也凭此发现成为对管理学有重大贡献的人，这一发现同时也为行为科学的建立打开了大门。“社会人”假设是在“经济人”假设在20世纪20—30年代受到更多质疑、需要提出更加符合人性的管理理论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同时众多心理学家加入管理研究行列也为“社会人”假设的提出提供了重要条件。与“经济人”假设相比，其最进步之处就是不仅看到了人具有满足自身物质需求的基本需要，而且进一步认识到人还有尊重、社交等其他一些社会心理需要，管理必须从社会、心理方面来激励工人，提高劳动生产率。美国管理思想史专家雷恩认为,人们不是理性的,而是由本性支配的, “社会人”假设的提出正是正确认识人的本性、揭开人们心灵秘密的重要一步，从此以后，管理理论的重心开始从过去的“以人适应物”向“以人为中心”转移。当然，就内容而言，“社会人”假设也存在缺憾和不足，如仍将人性看做是消极被动的，人缺乏能动性、创造性等。 3“自我实现人”假设 “自我实现人”假设也称自动人假设，是管理学中的第三个人性假设。它源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中的最高层次需要——“自我实现需要”，道格拉斯•麦格雷戈的“y理论”也大体上与“自我实现人”假设相对应。“自我实现人”假设在“人有社会的和心理的需要”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人具有能动性与创造性，都力求在工作上有所成就，实现自治和独立，发展自己的能力和技术，能够自我刺激和自我控制。“自我实现人”假设可以看做是对“社会人”假设的继承和发展，其对人的这种认识使人在工作中的地位得到了极大提高，“以人为中心”的人本思想得到进一步强化。尽管其对人的认识有过于理想化和抽象化的倾向，但其积极意义仍然是十分巨大的。 4“复杂人”假设 “复杂人”假设最早是由mit的心理学家爱德加•薛恩在1965年对人性假设进行归纳时提出的，他在《组织心理学》一书中，在综合“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三种人性假设的基础上，提出了“复杂人”假设。薛恩认为，人是千差万别的，不同的人、以及同一人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场合会有不同的动机和需求，因此应因人、环境及问题等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管理方法与手段。“复杂人”假设实际上是对上述三种人性假设进行的一个非常好的归纳，使对人性认识实现了多元化，是对管理思想的重要发展，它对于权变管理理论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促进了管理理论的多样化，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管理理论丛林”的“蔓延”。比如“复杂人”假设理论直接促生了莫尔斯和洛什在1970年提出“超y理论”（又称“人性的权变理论”）。 除上述四种假设，管理学中还有两种重要的人性假设，即美国著名学者麦格雷戈于1960年提出的著名的x理论和y理论。x理论认为人“性本恶”，以悲观、否定的观点来看待人，因此主张把人放在被动的位置上进行严密控制，实现严格管理。y理论认为人“性本善”，以乐观、积极的观点来看待人，因此主张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实行以人为中心的宽容的民主的管理方式，并为员工发挥其智慧和潜能创造有利的条件。x理论中的人与亚当•斯密及泰勒的“经济人”一脉相承，而y理论中人与“自我实现人”有些类似。此外，在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学者特伦斯•迪尔和阿兰•肯尼迪还在《企业文化——现代企业的精神支柱》一书中提出了“文化人”假设，认为人是环境的动物，环境是自变量，人是因变量，由此得出人的未来本性是不可知的观点，从而又进一步丰富了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理论。 四、比较分析 从以上关于人性假设的概述中我们可以发现，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可谓各有千秋，尽管在内容上有交叉，在理论渊源上有继承、修正及发展的关系，但在与现实贴近程度、研究范式及特征等方面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差别的。而准确认识它们之间的这种差别，有助于对加强人性假设理论的准确把握，同时也有利于加深对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的认识和理解。 1关于与现实贴近程度的比较 总体来说，传统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假设是脱离现实的，或者说，现实中的人既不是完全追求自我利益，也不是完全理性的。人有自利性，但同时也有利他性。正如马歇尔所说，“当我们说到一个人的活动动机，是为他能赚得的金钱所激发时，这并不是说，在他的心目中除了唯利是图的念头之外，就没有其他一切考虑了”；“他的动机既包括家庭情感在内，为什么它就不能包括其他一切利人的动机……在内呢？”[6]。另一方面，人不是完全理性的，因为受到诸如信息不完全或信息不对称、环境的不确定性、人的智慧及对客观环境或事物的认识能力和算计能力的限制等因素的制约，人是根本不可能时时、事事做到完全理性的，而只能是有限理性。问题是，为什么这种假设脱离现实，而传统经济学还要坚持这种假设呢？这就涉及到了马歇尔所说的“经济人”假设对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工具价值。马歇尔认为，“影响人类行为的最有力的、最坚决的动机但惟一的动机是追求自我利益的动机，更明确地说是追求工资、追求一定数额的货币的动机，‘经济人’的这一求利动机通过其所追求的货币加以大约的衡量的时候，科学的方法和试验便有可能了”。在马歇尔看来，“‘经济人’的求利及其货币化衡量，是经济学走向科学化、精确化的必经门坎”[3]。也就是说，传统经济学所提出的“经济人”假设，是经济学的基础或前提，是为了推进经济学研究，各个时代的经济学家之所以不断对“经济人”进行抽象、修正，并为之辩护，主要是为了更有效地分析人类的实际经济行为及由此出现的各种经济现象，为建立一个逻辑严密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提供分析支撑点。正如柯武刚和史漫飞所指出的，“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有很大的不同，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是一些有关理性和信息的苛刻假设，它隐含地假设制度是既定的”[2] 。 需要指出的是，关于传统经济学的人性假设脱离现实的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家也已经意识到了，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就认为人不仅是利己的，同时也有利他的动机，“经济人”的理性也不再是完全的工具性的理性，“经济人”就是生活于现实中的普通的人。显然，马歇尔的这种观点剥离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人的理性的片面化、极端化色彩，使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人性的假设在一定程度上贴近了与现实的距离，但是，马歇尔的这些认识毕竟还只是“贴近”，也就是缩小了与现实的距离，但还没有完全回归到现实中来。 相比较来说，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假设的研究则基本上回到了现实中，或者说至少比传统经济学的研究更贴近现实，它认为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有限理性、双重行为目标等都是比较现实的，有时与现实中的人几乎完全一致。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r•科斯指出：“当代制度经济学应该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实际的人在由现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7]。另一个代表人物诺思也认为：“制度经济学的目标是研究制度演进背景下人们如何在现实世界中做出决定和这些决定又如何改变世界”。再如，科斯与诺思都强调了新制度经济学应该研究人、制度与经济活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科斯指出，标志当代制度经济学特征的应该是，它所探讨的问题是那些现实世界提出来的问题。应该说，正是这种出发点，使得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研究及人性假设更贴近现实。同时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也正是其对传统经济学的修正和发展的重要方面，在科斯看来，传统经济学的人性假设，既没有必要，也会引人误入歧途。 管理学对人的研究则完全是从现实出发，最贴近现实，之所以如此是由管理学的研究目的决定的，即管理学就是研究在一定的环境下如何加强对人的管理，调动人的积极性，挖掘人的潜能，以最终提高管理效能。人既是管理的核心，同时也是管理学研究的核心，因此管理学自然要从现实出发来研究人，要认识和揭示人的不同的行为特征和性格特征，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不同的管理方法与技术。当然，由于不同的知识背景及所属流派等原因，管理学者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也存在差异，有的甚至与现实中的人也不完全一致，但这种差异和不一致并非在本义上要脱离现实，有的可能是研究方法或研究视角使然，有的则可能是因为认识上的偏差或局限。 2关于研究范式的比较 范式被美国哲学家库恩定义为“科学共同体的共有信念，以及共同进行科学活动的基础和工具”[9]。就人性假设的研究范式而言，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也有明显差别。传统经济学是把“经济人”假设作为研究的前提，为了更便于对经济问题的深入研究，也就是“做这种假定有利于经济学家对经济问题作深入的分析，即假定或前提越简单，就越有利于绕过复杂的情况对经济问题分析的干扰。”正如马歇尔所说，“我们要研究的力量是如此之多，以致最好一次研究几种力量，做出若干局部的解答，……用‘其他情况不变’这句话，把其他一切力量当作是不起作用的：我们并非认为这些力量是无用的，不过是对它们的活动暂不过问而已”[6]。传统经济学把人都假设为“经济人”，实际上就类似于假设“其他情况不变”。传统经济学的这种研究方法尽管有其重要的方法论价值，但如上所述的远离现实的缺憾也是显而易见的，对此，科斯曾告诫：“过去，经济理论一直未能清楚地陈述其假设。经济学家们在建立一种理论时，常常忽视对理论所赖以建立的基础的考察”[10] 。“经济人”假设一直作为传统经济学的前提就是科斯所说的“忽视对理论所赖以建立的基础的考察”的重要体现。 而新制度经济学是本着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来研究人，因为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人是构成经济活动的最基本单位，因此要从分析人的特性入手来分析影响效率的最根本原因，使交易费用论得到最彻底的解释，从而使交易费用理论趋于成熟。威廉姆森认为，影响交易种类和交易费用大小的有三个维度，即交易发生频率、不确定性和资产专用性，前两个维度都直接涉及到人。因此，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的研究，与传统经济学有着明显的区别。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人的行为，特点是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而研究人是作为研究制度问题的一个视角或研究方法，根本原因在于人是构成经济活动的最基本单位，要研究制度问题绕不开人的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一些“被迫”的意味。同时，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的研究，也是基于其认为传统经济学对人认识过于简单，严重脱离实际，为了纠正其不足。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的研究带有一些“纠偏矫正”和“扬弃”的意味。 从表面上看，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研究与管理学有些类似，但实际上也有差别。如果说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人在某种程度上带有“被迫”意味的话，那么管理学对人的研究则是完全出于“主动”，也就是说，管理学对人的研究，则本身就是管理学的重要内容，或者说管理学是把人性假设作为研究内容来研究的。因为管理的目的就是对人的管理，对人的管理和管理中的人始终是管理学的核心。正如郭咸纲所说，“人是管理的主体也是管理的客体，有了人才有管理，所以人是理论管理学研究的出发点”[5]。因此，管理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在关于人的研究范式方面也有差别。事实上，在管理学中，对人性的探索是管理学理论发展的三大线索之一，以基本的人性假设出发构造的管理理论也不断地创新与发展人性假设，而“每一个新假设的提出和新理论的出现都对管理思想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5]。 3关于内容特征的比较 在内容特征方面，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也呈现出明显差异，具体说是：传统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具有统一性，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具有现实性，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具有多维性。 在传统经济学中，自亚当•斯密提出“经济人”假设的思想以来，尽管围绕着“经济人”的内涵和理性程度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也无论“经济人”的内涵如何扩大，其理性程度如何被修正，但“经济人”假设一直是传统经济学的核心假设和理论基础，是经济学理论体系得以建立和完善的重要基石，这一点一直没有改变过。而各个时代的经济学家之所以不断对“经济人”进行修正、完善、辩护，主要是为了更有效地分析人类的实际经济行为及由此出现的各种经济现象。新制度经济学从“现实生活中实际的人”及修正与完善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出发，认为“经济人”具有追求财富与非财富最大化的双重动机、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并从现实中的人这一视角来分析制度变迁与演进或制度安排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应该说尽管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决定了人性假设并不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但它从现实中的人出发来研究人的行为，并认为人作为行为主体面临的环境约束变化了、所拥有的关于环境的信息变化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式改变了，再加上采用了比新古典经济学中“经济人”范式更符合人的本性的分析方法，因此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无疑具有现实性，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反过来说，如果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不具有现实性，那么可能会危及新制度经济学的生存，正如威廉姆森所说，“新制度经济学早就认为，经济组织的中心问题，归本求源是人类活动者的行动属性，行为假设被看做是现实中的重要部分，这个层次的严重失败将导致制度经济学事业的危机”。新制度经济学的人性假设观点，一方面使经济学更具有了解释力，同时也有利于对制度问题的分析，或者说新制度经济学对人性假设的修正，也使其找到了对制度问题分析的突破口。管理学作为研究如何加强对人的管理、提高管理效能的一门学科，其对人性的研究不仅更需从实际出发，而且偏重于人的社会属性，因此它对人性的认识比较复杂多样，认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求，必须针对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总的来看，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呈现学派林立的特点，且不断发展变化。，从经济人假设、社会人假设、自我实现人假设、复杂人假设；从x理论、y理论到超y理论、z理论，再到后现代管理学派，莫不如此。因此，有学者认为，管理学关于人性假设的理论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而更像是不同理论和不同学派的大杂烩，也呈现出了权变性、艺术性和多样性的特点。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人是社会中最宝贵的资源，因此对人性的探索将是包括经济学、管理学在内的所有社会学科永恒的话题。近些年来，伴随介于心理学和经济学之间的边缘学科——行为经济学的逐渐兴起，人性假设理论已经出现了新的观点，它试图根据心理学的研究对传统经济学的人性假设进行修正。行为经济学的奠基人丹尼尔•卡尼曼、弗农•史密斯、阿莫斯•特沃斯基（tversky）等经过大量研究指出，个体的行为除了受到利益的驱使，同样也受到自己的“灵活偏好”及个性心理特征、价值观和信念等多种心理因素的影响，行为经济学中的“经济人”不再仅仅自利，而是人们也可能考虑利他，当然有时也会产生冲动，采取非理性行为等等。显然，行为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观点已经改变了传统经济学中的“经济人”的内涵。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科学研究的逐步深入，特别是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不断发展，新的人性假设观点定会不断出现。 经济学管理论文:空中交通管理空域资源经济学浅析 摘要:空域一词,在空中交通管理文献中被定义为“地球表面以上可供航空器飞行的一定范围的空气空间”。空域作为一种“天然的资源”,和陆地资源、海洋资源以及其他空间资源共同构成一国所拥有的自然资源总量,是国家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国的空域是固定的,之所以能从曾处于闲置状态自然资源转变为创造市场价值的经济资源,凸现稀缺性特征,是由于航空运输业的崛起。本文笔者通过对国内外空域资源的研究状况,从经济学的角度提出我国空域资源所面临的问题,并提出空中交通管理财务方面的解决建议。 关键词:空域资源 现状 解决方法 一、国外相关研究 国外关于国家空域资源利用与管理的研究、关于国家资源数量及其用于国家安全的比例的研究,从经济思想基础看,英国经济学家庇古(pigou)福利经济学思想、凯恩斯(keynes)有效需求原理及乘数原理,以及美国经济学家希奇(xejy)有关管理思想均有涉猎;此外,美国国防经济学家施莱辛格(sylejenc)提出的按照“替代成本原则”和“边际效用原则”配置经济资源的理论等,亦有论述。 在美国,学术界和政府部门非常重视对国家空域资源利用及其管理的研究。例如,在充分认识空域资源的稀缺性方面,美国政府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民航要最大限度地利用国家天然的空域资源,为国民经济服务,限制军方使用,规定其固定使用的空域只能占全国空域的7%。此外,提出空域资源归国家所有的政策主张,认为实行“空域管制一体化”,有助于公民享有平等使用权,从“空尽其用”中获取最大效用;这种“大一统”思想,在实践上表现为联邦航空局拥有空域使用的最高决定权。而且,积极主张“开放天空,放松管制”,进一步促进民航运输业发展,提高其在国民经济中地位。 二、我国空中交通管理空域资源利用现状及问题 目前我国空域资源利用率每年都保持另人可喜的增长水平,民用运输业的大力发展,低空的开放等都切实有效的利用了我国的空域资源,但由于历史的、体制的原因,我国空域资源的利用仍存在着以下不足。 (一)民用航空运输压力持续加大,军民航空域相互重叠 近十几年来,我国空中交通运输事业飞速发展,每年航班架次增长率都在15%以上,民航运输机队每年增加飞机150架以上。目前我国民用运输机场达到190个左右。到2020年,国内的运输机场数量预计会达到250个左右,运输飞机总数将会达到近2600架,航班起降总量将会达到近1000万架次。在我国少数机场和航路上,空中交通拥挤现象较为严重,特别是北京地区、京广航路等;随着空军建设在国防安全中地位的提升,空军飞行训练任务的增加,加上我国军民航机场分布极不合理,有的机场为军民航合用机场,导致军民航空域相互重叠,空域资源更加紧张,常常造成飞机不必要的空中盘旋等待、地面延误。这不仅造成运营成本的大幅度增加,同时也加重了空中交通管制人员和飞行人员的额外负担。 (二)空管基础设施不能及时跟上空域资源开发,资金滞留严重 造成空输压力大,军民航空域相互重叠问题主要是我国空管系统财务制度的不健全导致资金滞留问题严重,基础设施兴建无法及时跟上空域资源开发利用所致。由于空管建设项目一般都涉及很大的资金数量,国家在项目安排上相当谨慎,很多项目都要经过多个部门的协调,各环节上的审批检查也比较复杂,容易导致空管建设项目前期工作滞后,投入无法及时到位资金的严重滞留等问题。再者,空管项目建设要经过规划、国内分布,地质勘探、测量、设计、招投标等一系列环节,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影响到工期能否按计划进行。 (三)空管自动化系统过于依赖国外企业,升级成本高 空管自动化系统主要功能是显示飞行目标、识别飞行目标、冲突监测和告警、飞行计划处理等,能帮助现代空中交通管制指挥员实施空中交通管理,对保障航空安全、提高航空效率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被广泛应用于机场、空中区域管理中心等空中交通管理机构。因此,空管自动化系统的使用效率和空域资源的利用效率密切相关。而目前我国民航空管自动化系统的市场份额主要为:海外供应商法国泰雷兹公司的欧洲猫产品占全部区管中心大型系统、美国德雷费尼克公司占有多数中小型系统。由于空管自动化系统属于极高壁垒行业,行业准入条件较高,且空管行业关乎国家安全,一般企业进入需要很长的时间,导致竞争企业单一而且如果要升级,就需要重新做,而不是简单地在原来系统上增加软件功能模块,所以,空中管制自动化的升级需要大量资金,这种环境下,如果我们要进一步提高空域资源的利用率,空中交通管理局无疑要付出很高昂的财政代价。 三、解决问题的建议 (一)大规模新建、扩建和迁建机场 目前我国机场空间性与相对时间性严重分布不均是造成空管难度大、流量控制难、航空保障问题严重、空域资源状况紧张的首要原因,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历史的、体制的原因造成的。根据民航总局空管局统计,因空管原因(流量控制和航空保障)造成的航空公司不正常航班达到15-20%左右。针对种情况,我们应该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借着国家为解决此次金融危机刺激经济的4万亿投资的东风,在原有机场的基础上,视情况而定扩建机场。在空域资源宽裕处,根据统一合理的规划,新建或大规模新建机场。对于空域资源分配不合理,起不到积极作用,或没有达到预期作用的机场,则要进行拆迁整改,将其迁建到更适合的地点。 (二)简化审批手续,解决资金滞留 目前我国对空管部门的资金投入审批手续过于繁琐,是造成大规模资金滞留在企业手中,“有钱不敢动”的主要原因。建议有关部门按照国家相关法律规定进一步简化对空管部门的资金审批,只有这样,才能使资源利用效率更高。 (三)空管重大系统实现国有化 空管系统关乎国家安全,国家对空管重大装备国产化的要求十分迫切。而重大系统若能实现完全国产化自主生产,不仅可以节省空管财政的支出,降低成本,对空管系统的即时换代更新,乃至对我国惶恐事业,国防事业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最后,向工作在空管第一线的人员致以崇高的敬意,因为你们的努力,我国空域资源利用的明天会更美好。 经济学管理论文:论管理经济学在商业银行管理中的运用 摘要：每个企业的运作都离不开必要的经济理论和管理知识，商业银行的运作也包含其中。只要通过对管理经济学的学习，就可以了解经济理论在企业运营决策过程中的科学理论依据，为企业实现业务目标提供经济分析工具。 关键词：生产函数 商业银行 内控管理 管理经济学 每个企业的运作都离不开必要的经济理论和管理知识，商业银行的运作也包含其中。只要通过对管理经济学的学习，就可以了解经济理论在企业运营决策过程中的科学理论依据，为企业实现业务目标提供经济分析工具。如果一个企业能成功地运用管理经济学原理建立自己的经营策略，并把它应用到日常商务管理中，将会给企业的运营带来很大的好处。如何把企业运营和经济理论有效的结合起来？ 首先，可以将产品价格弹性结合需求规律，运用于市场。在市场条件下，一般商品需求规律是：所有其他条件不变,价格下降,需求量上升；价格上升,需求量下降。但是，如果要为企业的市场战略服务，就必须将需求价格弹性和市场需求结合起来。在一般情况下，任何缺乏需求弹性的产品，企业都应设法提高价格。需求弹性充足的产品，企业可以降价销售，提高总收入。有效运用这个经济原则，用低的价格，可以薄利多销，进行更多的销售。快速销售可以提高市场竞争力，利润率虽然低，但通过更多的销售，更快的销售可以增加总利润，加快资金周转。 再次，可以利用生产函数，对企业产品降低成本，增加产量。生产函数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生产中所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数量与所能生产的最大产量之间的关系，又称短期生产函数。公式为：q = f (l ,k0 )k0不变 ,l增加带动产出增加。譬如说，康柏公司从1993年起开始改革传统组织形式，在苏格兰的工厂试行“三人劳动组”制，结果证明这种组织形式大大优于流水线，每个工人的产出提高23％，实现了目标。“三人劳动组”运作情况如下：生产流水线一般由20名工人参加，每个人只干一种活。改革是将流水线的全部工种交给3个人承担，每个人要干6种～7种活。如第一个人负责把要组装的部件准备好；第二个人负责把那件组装到个人电脑的机壳内；第三个人负责全部测试工作，确保所有线路畅通无阻。“三人劳动组”的优越性表现在：（1）占据厂房面积小，平均每平方米的产出比流水线提高16％。（2）流水线的方式使电脑在组装的过程中触摸人数多，不但延长产品组装时间，而且增加影响产品质量的机会，因为电子产品质量的高低同被触摸的人数多少成正比。（3）流水线一旦出现故障或其中的一个成员在操作中发生问题，20个人都要停工，而小组若出现问题，受影响的则仅限于3个人。但是“三人劳动小组”要求每个工人能够干多种活，他们必须经过多方面的培训方能上岗。在这个案例中还运用到了边际产量原理，即在其他生产要素投入量固定不变条件下 ,该可变要素投入量变动一个单位所导致的总产量的变动量，公式为:mpl =q/ l，边际产量是可变的，它涉及到固定的要素的数量，在一般情况下，单位可变要素平均配置的固定要素越多，边际产量就会更大;由公式可知，在总产出不变时，劳动力的减少可使产量增加。 从内部因素的影响，中国理念的商业银行及其制度的缺乏，制约了其内部控制和管理的有效性。从概念上讲，没有将业务发展和风险管理这两种关系有机统一，有一个片面的业务发展和风险规避的两个极端片面强调的重点。也没有真正建立全面风险管理，整个过程缺乏，品种齐全，完整的风险管理意识的概念。风险管理制度，虽然在中国已经建立了一个现代商业银行制度的基本框架，但往往商业银行的初步建立只能做到“看起来像”。管理制度的发展滞后于风险的发展最终建立还没有完全垂直，独立的风险管理制度，风险管理部门的设置，业务流程，岗位职责，也仍然有许多违反内部控制原则的情况。 从实际角度来看，金融诈骗和其他商业银行系列事件的出现或发生重大案件是对内部控制失控的反应。失控客观和主观的原因很多，外部原因是对重新审核公司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外部审计的不足，也没有对商业银行监管当局建立内部控制制度，正确的评价标准，内容，方法和措施；银行的内部原因主要是内部控制制度的实施，缺乏监督和约束机制，会计，控制或管理控制失灵，信息不充分交流，有效的内部审计评价和监督缺乏。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国商业银行缺乏有效和健全的公司治理结构。 首先，企业在决定上要做很多市场需求的分析。市场需求，价格弹性的产品分析，以确定产品价格，来判断什么价格可以提供最大的利益。通过定价策略，一个企业决策者，以改善企业状况，就必须明确产品的价格弹性，价格弹性不足，不够灵活削减下来，否则，就是自我毁灭。预测价格弹性是发展市场营销计划的关键。通过价格的营销推广，交易折扣，产品抽奖等，以实现利益最大化企业管理者，你必须了解不同客户群体 和特定商品的价格弹性的喜好。也就是说，要知道是否销售价格上涨抵消了单位收入的下降。从经济管理角度出发，在一般情况下，一个企业从零产量开始，首先需要一个更高的价格，然后慢慢地降低价格，因为利润最大化的输出总是在适当范围内的需求弹性。显然，如果企业能够自觉地使用和管理的理性思维的经济原则，我们就可以得到企业利润的最大化。 第二，了解两公司之间的交叉弹性的产品战略决策具有重要意义。需求交叉弹性为正，具有较高的价值，在市场上更密切的替代品，是相互竞争。需求交叉弹性为负，在市场上互补性商品，就是合作关系。其替代产品，配套产品应密切关注和应用，最大限度地消除替代品，补充了企业的产品。把握消费者的喜好，产品与消费者需求相关的程度。控制广告和营销支出，以刺激消费者对企业产品的需求。 因此，企业运营商可以使用企业管理经济理论中的理性思考企业管理运作，将在企业的成功和生存中起到重要作用。有一些企业家仅凭着野心和热情，引导企业经营和决策，在经营上遇到问题仅凭自己的感情判断想法，尤其是如果他们有一些成功，这种现象尤为突出，导致企业彻底失败，或误入歧途。这些同样可以适用于商业银行，商业银行自成立以来，其开发的风险一直伴随着其日益复杂和难以识别、管理和控制。优质高效的中国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管理，是抵御行业风险的基本保障之一。 经济学管理论文:浅谈我国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低效的经济学分析 论文关键词：公共信息资源　低效　经济学分析 论文摘要：造成我国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低效的原因很多，本文试图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造成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低效的原因，旨在为提高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效率提供建议与帮助。 1　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概念与现状 公共信息资源管理水平作为政府和公共组织发展水平的标志，伴随着信息化社会的纵深发展，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关于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概念，国内学者看法不一。文献[1]认为“公共信息资源管理是指围绕公共信息资源实施全面管理的一种管理思想和管理模式。它以公共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为核心，以信息技术为基础，信息政策法规为保障，信息素质的培养为关键。”文献[2]认为“公共信息资源管理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多元社会行为主体及其网络化组织结构，为了最大限度地促进信息资源的全社会共享和信息资源效用价值的实现，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综合运用各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技术的管理方法和手段，在公共参与下实现对公共信息资源的多元管理。”由于公共信息不仅属于公共产品，拥有公共性，同时作为一种信息资源，又具有信息的特殊性和资源的稀缺性，因此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不仅属于公共管理的范畴，还属于信息管理的范畴。笔者认为在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研究中，不仅要解决公共信息资源作为公共产品如何最大限度的发挥效率以满足公共需要的问题，在管理过程中兼顾信息产品的特殊属性，掌握其传播与共享的内在规律也同样重要。 随着社会信息化程度的提高，我国近些年来在公共信息资源的管理与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如公共信息资源的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公共信息资源共享标准的制定以及政府电子政务的推广等。然而伴随进步的同时，相关的问题也开始凸现，例如由于缺少信息保障、信息制度造成的公共信息获取困难；由于责权不明确，监督无力而导致掌握公共信息资源的公权部门失责；由于管理主体单一，市场化程度低，造成公共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低效及浪费等。这些现象不仅严重闲置、浪费了公共信息资源，还加剧了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贫富分化的社会矛盾，让社会公众对管理公共信息资源的公权部门产生了不满与置疑，同时也阻碍了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发展，造成了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低效的局面。对于这些现象，国内学者多从公共信息资源的管理模式出发进行原因的探析。笔者认为造成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现状的原因虽然很多，但根本症结是由于其内在属性造成的内生矛盾，本文试图从经济学的理论出发，试图找出造成我国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低效的内生原因，旨在为提高我国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整体水平提供部分思路与建议。 2　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低效的经济学分析 2．1基于委托——理论对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低效的分析 2．1．1“委托——”理论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解释，“委托——”理论，主要是指产权的所有者，通过选聘不是产权所有者的机构或者人员，在法律允许或授权的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在委托一关系中，有3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委托者的授权不当可能造成经营损失；二是方的道德风险可能造成经营损失；三是委托链条越长，风险越大。 在公共信息资源管理领域的委托——关系中，公众是公共信息资源的所有者，所以可被定义为委托方，依法享有对委托的权限、事项及方式的选择权和决定权。而拥有与掌握公共信息资源的政府行政部门、公共管理机构可看作是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方，通过法律、法规的授权，形成委托关系，依法享有委托权事项的执行权。 2．1．2委托——关系下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低效的倾向分析 (1)过度授权导致者不正确用权造成的低效 者权力的大小及行使方式主要来自于委托者的授权，而这种授权关系主要以现有的法律规定为依据。而目前我国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行政部门究竟有多大的权，如何行使这些权，对不当行使权该如何处理，国内现行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既不具体也不明确。在者拥有“无限”权力而监督却无法具体和到位的情况下，者极易不当用权。 (2)委托链过长，导致的低效 由于我国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主要由政府部门承担，而我国各行政管理级从上至下，复杂冗长。公共信息的层从初始委托人公众到达最终人政府所要经过的中间层多达五六个。层级增多，意味着信息的传输更易滞后、失真，过多的委托关系不仅可能造成人对委托人目标的执行扭曲与偏离，还会模糊每一层级委托人与人的责、权、利关系，导致激励弱化。此外，层次越多，信息流越长，使得监督成本不断增加，监督难度也不断加大。 (3)道德风险导致的低效 道德风险的发生常常是在者自身利益与委托者利益产生矛盾，者利用手中的决策权，增加自己福利，而不惜损害委托者的利益。在委托——关系中，委托人经常面临利益的诱惑与选择，在乏力的监督与高额的违规回报的对比中，者不正确行使委托权、以权谋私的可能性增大。如114台出卖优先报号权、高招办出卖高考查分权就是者发生了道德风险的典型案例。 (4)约束、激励及监督体制不健全引发的低效 一方面，在我国公共信息资源管理领域，由于对公共信息资源合理使用与监督的体系不健全，委托人对人的激励与约束基本是靠行政的“收放权”来进行的，激励手段的不明确，导致委托人对人的使用行为几乎没有任何约束。另一方面，由于委托者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利益关联不大，因此公众的监督欲望并不强烈。乏力的约束方式与监督机制；公众的分散性与淡漠意识；相关机构“同盟”事不关己的态度；媒体监督的缺乏效力(如很多不正确用权迫于媒体压力而停止，但者的行为并没有受到相应的处理，也无法保证此类行为不再发生)，都使人增加了发生道德风险的可能，从而导致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中的低效。 2．2基于博弈论对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低效的倾向分析 2．2．1博弈论理论 (1)博弈论(gametheory) 博弈论又称对策论，它是研究决策主体在给定信息结构下如何决策以最大化自己的效用，以及不同决策主体之间决策的均衡。博弈论由3个基本要素组成：一是决策主体；二是给定的信息结构，又叫策略集；三是效用，是可以定义或量化的参与人的利益，又称偏好或支付函数。 (2)公共信息资源管理领域的博弈关系 从参与人的角度来看，公众与公共信息资源的管理者——政府公共管理部门构成博弈的参与人；从策略选择来看，可能的若干种选择，形成了博弈的策略集；从效用选择来看，溥弈各方都会选择自己效用最大化的策略进行博弈。值得一提的是，在公共信息领域，博弈效用的最大获益者基本都是强势参与者。 2．2．2典型案例分析 (1)松花江水污染事件 以2005年11月13日，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发生爆炸，由于有关部门怀疑爆炸可能污染松花江部分江段，地处松花江下游的哈尔滨市为确保市民安全，市政府做出了停水决定，并于11月21日发出了《关于对市区市政供水管网设施全面检修临时停水的通告》。在吉石化爆炸事件发生后一个星期中，由于地方政府采取了消息封锁的办法，并隐瞒了停水的真相，造成了市民恐慌与猜测的心理。哈尔滨当地盛传将发生地震的谣言，短期内造成了市民储藏食物，离家外逃等人心惶惶的局面。 (2)案例的具体分析 从参与的双方来看，作为公共信息管理的主体的政府决策部门因拥有较多的博弈资源，如财政、信息等资源成为博弈中的强势方，而公众作为博弈的另一方，虽然人数众多，却处于无组织状态，由于没有平等的博弈地位与信息资源，很难提出能够保护和发展自己利益的措施和建议，是博弈的弱势方。 从策略选择看，强势政府选择封锁信息作为博弈策略是理性经济人追求个体效益最大化的最佳选择。对于应对突发应急事件，其途径有若干种，选择封锁信息，在于这一方案简单易行。对于政府而言，既不用为承担安抚公众不满情绪烦恼，又不用为损坏政府形象买单；而作为弱势方的公众，在信息不完全对称的被动情况下，反应只能是相信或猜测。 从效用选择看，博弈各方都会选择使自己效用最大化的策略进行博弈，强势政府选择既省事又有效的封锁信息的办法，不是平等博弈的结果，而是强势博弈方自主选择的结果。对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者的政府而言，短期来看这种选择是投入最小，效用最大的一种。而作为公众，由于没有策略的提出并进行充分博弈，只能选择相信虚假信息或半信半疑、私下猜测，任何一种选择，都会造成自己效用的减少。 2．2．3基于博弈论对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低效的倾向分析 如果仅仅认为上例中的哈尔滨市政府的行为与我国2003年非典初期部分地方政府采取消息封锁的办法只是一种偶然或个别现象的话，那么在我国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大环境下，政府或公共信息资源的管理部门采取类似的应对办法似乎是必然的。 (1)市场信息不完全 信息经济学理论认为，在信息不完全的市场上，信息分布足不均匀的。市场机制并不能保证相互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的利益主体披露其真实信息，因而，信息流动会受剥刮益阻碍。在一般情况下，信用双方如果存在着信息的不对称，当掌握较多信息的人与掌握信息较少的委托人之问建立合同关系时，博弈的主要表现就是掌握信息较多的一方隐瞒信息。 (2)博弈主体不到位 任何一种管理活动都应该有一个统一的规范作为指导。这个统一的规范，既是管理部门日常工作的行为标准，也是检验其工作质量与有效性的基本依据。为了充分保护和体现博弈各方的要求和利益，规范的制定者应该是博弈双方以外的局外人。而我国，目前有权制定相关公共信息资源管理规范与法规的是各级政府，作为博弈的参与主体，身兼政策制定与行动执行的双重角色，以政府为代表的公共信息资源管理部门在制定规范时很难做到不偏不倚，完全自律。 (3)缺乏充分的博弈过程 制度经济学假定个体只有有限理性，每个个体都在他所依存的体制允许的有限范围内，实现自己的效用最大化。也就是说，不同个体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产生个体最优行为解的集合就是规则，规则的集合形成制度。而制度的形成是多方博弈的结果，因为只有多方博弈才能接近博弈的理想状态——即充分兼顾各方利益，同时促成博弈各方自觉自律行为，任何人若想通过违反制度来得到好处，必将从别的方面受到更大的惩罚，从而得不偿失。公共信息管理的制度也不例外，它也应该是一个多重的、多层次的各方博弈的结果。而现行我国的公共信息管理市场化进程缓慢，远无法达到多方博弈的状态，不充分的博弈过程，使得博弈中的强势方违约、失德行为在短时间内成为必然。 2．3基于公共选择理论对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低效的倾向分析 2．3．1公共选择理论 以詹姆斯．m．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认为，由于公共物品的生产是政府各级行政机关的职责，因此将各级行政机关统称为官僚，而这方面的理论被统称为官僚经济理论。同时，由于公共物品的生产和管理是政府各级行政机关的职责。政府是由人组成的，政府的行为规则是由人制定，因此也需要人去决策，而执行的人都不可避免地带有“经济人”特征。因此，没有理由认为政府总是集体利益的代表和反映。行政机关也是理性经济人，同样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同样也会犯错误。个人主义、经济人假设与交易政治学构成了公共选择理论的三大基石。 2．3．2基于公共选择理论对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低效的倾向分析 公共信息资源属于公共产品的范畴，因此我们也可以用公共选择的理论来解释公共信息资源管理领域的效率问题。一般而言，掌握公共信息资源的公共部门(我国一般是政府机构)为了纠正市场失灵、弥补市场缺陷，将履行公共信息产品提供者的职能，常常直接提供市场可能供给不足的公共信息资源，并履行市场秩序的维护者、外在效应消除者等角色，管制自然垄断、处理信息不对称等。但由于公共组织自身的官僚机构的特性，政府根本无法高效地提供公共信息资源，具体原因如下： (1)垄断导致的低效 首先由于政府部门垄断着大部分的公共信息资源，做为官僚机构的政府，其垄断性质决定了其信息供给活动必然缺乏竞争。而竞争对于激励理性行为人的内在动力、提高效率都具有重要意义。政府的垄断性不仅使其失去了竞争所形成的外部压力，同时也失去了改善行政管理、提高行政效率的内在动力。公共信息资源的政府垄断，导致了公共信息资源难以及时有效地被供给、利用与开发。 (2)政府公共行为导致的低效 政府公共行为导致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低效可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政府的公共行为趋向于资源浪费。官员花的是纳税人的钱，就像弗里德曼所说是“用他人的钱，为别人办事”。政府官员虽然对公共信息资源有支配、占有、使用权，却无所有权和剩余索取权，因而没有提高效率使得成本最小化的激励。同时，与市场中的企业家相比，由于政府官员行事时无成本压力，因此不计成本的政府行为频繁发生，以上两点都导致了政府公共行为的低效。 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激励动力而导致的低效。一般行政机构中，官员的劳动补偿与其劳动成果和效率联系不大，或者说联系不紧密，不仅因为政府官员的劳动成果和效率缺乏明确的衡量标准；还因为政府给予官员的报酬也并非根据其工作绩效，更大程度上依据的是职位的高低和制度上的硬性规定，而且规定一旦做出就很难改变。 于是，在这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下，激励机制难以建立，官员只有争取职位和权力的动力，而没有提高效率和改善工作质量的压力。政府公共行为低效的无法避免，使得同为公共管理范畴的公共信息资源管理趋于低效成为必然。 无论是用委托——理论、博弈论还是公共选择理论来分析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行为，都表明公共信息资源管理无法避免的内生矛盾使得管理的低效似乎难以克服。针对以上的问题，笔者结合现实，认为以下几点建议对提高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效率会有所帮助。 3　提高公共信息资源管理效率的途径 3．1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推动公共信息资源管理规范化 法律作为对行为责任的强制约束，在实际生活中起到必不可少的作用。尽管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主体为各级政府，但普遍存在的公共信息资源管理部门的信息寻租、政治创租的行为，都呼唤更有力的法律来保证公共信息资源能够更有效的利用。笔者以为，我国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立法应包括几个方面的内容：①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目的；②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管理体制与管理模式；③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具体程序；④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效果评价与效率评估；⑤行政机关在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中的责任以及违反义务所应承担的相应后果等。 只有明确责任，建立对称的责任体系才能有效的限制权力的腐败与滋生，将公共信息资源作为公共产品内在不可避免的低效性降至最低。 3．2探索多元化的公共信息资源管理模式，提高供给效率 3．2．1引入竞争机制，打破垄断 在公共信息资源管理领域，我国可以通过探索多元化的管理模式提高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效率。文献[10]指出“随着社会分工的专门化、公众信息意识的强化以及社会公共空间的不断扩展，社会结构也日趋复杂，组织分化程度不断提高，原来集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以及公共信息资源管理功能等为一身的庞大政府行政结构也面临分化，并在事实上形成了多样化的信息资源管理渠道，为各类社会组织参与公共信息资源管理开辟了新的道路。”政府可以鼓励多种公共信息资源管理形式如公公合作、公私合作、私人参与等多种形式，打破长期以来政府一家垄断的局面。竞争机制的引进必然会提高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效率。 3．2．2对公共信息资源进行分级分类，积极探索不同的管理模式 根据公共信息的类型，可以探索确立不同的管理方式。如涉及国家安全、军事、外交等方面的信息，完全由政府进行封闭式管理；而对不属于国家机密的并与公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信息，如政府法律、政策信息、公共灾害的防治信息，则可尝试由政府组织开发、利用，并免费提供给公众；而对于商业信息一能带来直接的经济价值并满足特定个体需要的信息，可以允许商业信息机构在公众信息的基础上开展增值服务，并收取一定费用，而政府可以完全退出此领域的管理，只作宏观调控。 3．3加强对公共信息资源的开发，提高公共信息资源的利用效率 加强公共信息资源的开发，不仅需要提高基础设施的配套能力(包括软硬件的开发)，建立高效的信息公开、共享制度，注重对公共信息资源的协调管理与深度开发也同样重要。 3．3．健全政府信息公开制度 一方面要充分利用政府门户网站、报刊、电视等大众媒体，同时要加快各级图书馆、文化馆、资料馆的建设，为社会公众获取公共信息提供便利，推进政府信息公开进程。 3．3．2建立信息共享制度，加强部门信息共享 要加快建设统一的电子政务网络平台和信息安全基础设施的建设，同时建立政务信息资源目录体系和交换体系，支持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推动不同业务部门、不同行业系统之间以及中央与地方之问的信息共享。 3．3．3挖掘公共信息资源的内在价值，做好公共信息资源的深度开发 目前国内对公共信息资源的开发，大多还只限于对数据的简单统计、罗列和。而对于深层次的分析、预测却涉及很少。很多部门的公共信息，如进出口、旅游业、气象信息等，如果能对累积的资源进行深层次的加工与挖掘，不仅能为更多的企业和公众发挥指导作用，还能为其引进资金、开展国际贸易、更好的参与全球竞争提供机会。 3．4推动公共信息资源管理参与的公众化，完善社会监督机制 必须保障公众更广泛地参与到信息资源管理过程中。一方面，管理机构受公众的委托，对公共信息资源进行管理，而公众作为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委托人，无疑是最有权利对公共信息资源进行建议与监督的群体。另一方面，公共信息资源管理部门作为公众的委托人，承担着对信息管理效果的回应义务，在信息收集、信息管理、信息利用的过程中必须给予公众了解、参与的过程与机会。国外在保障信息收集的过程中对公众的参与权，都有相关的法律作为依据，如美国的《文书节减法》。该法规定：机关在申请进行信息收集时，还要同与信息收集有关的公众或受影响机关协商，征求其意见，以评估信息收集的必要性、负担、效用等。再例如对于信息公开方面，发达国家也都有诸如《阳光政府法》、《公共信息法》等作为公众合法的获得公共信息的保障。在我国，也应该效仿发达国家的做法，保障公众的知情权与广泛参与，才有可能真正的推动公共信息资源管理效率的提高。 4　小结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在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领域里，政府做为“理性经济人”和“社会公益人”双重角色，在信息不对称、激励不明确、约束无效率的情况下，对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低效似乎不可避免。但公共信息管理部门如能从法律上加以限定，规范上加以约束，在管理上引入多元化，切实地保证公共信息的共享与利用的推进；另一方面，完善监督与激励机制，吸引更多的公众关注与参与，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效率则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提高。 经济学管理论文:新公共管理视角下经济学教学改革探索 一、问题的提出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第三次工业全球化浪潮的到来，现代通信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人类社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摩擦加剧，矛盾凸显，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暴露使得现代政府在作为政治组织的同时还必须作为经济组织承担起管理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职能。传统的以政治学和行政学为理论基础的公共管理模式已经难于满足公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政府管理模式来提高公共管理水平和公共服务质量。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西方公共管理学界出现了一股称之为“新公共管理”的思潮，并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政府改革运动。其最大特点就是在公共管理中引入竞争机制，主张运用私营部门的管理来提升政府绩效，以市场或顾客为导向调整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的关系。作为一种政府改革实践，新公共管理模式在西方国家已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当前，我国正处于计划向市场的转轨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加入wto的现实，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建立起一个灵活、高效、廉洁的政府，形成新的管理模式。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也正在于此。而改革中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则是如何进一步划分公共事务治理中政府、市场和社会等主体的角色，促进我国公共服务的市场化和公共管理的现代化。[1]从这个角度出发，我国的公共行政改革显然可以借鉴“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经验。 “新公共管理”理论为我国政府经济职能的重塑提供了新的思路，也对我国公共管理学科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经济理性与“新公共管理” 一般来说，“新公共管理”不仅指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生于西方国家公共管理领域的改革，一种新的政府管理模式，更为重要的是，在改革实践中，这种政府管理模式已经逐步形成一种弥补传统行政模式缺陷的新的理论范式。无论以哪一种形式存在，“新公共管理”都是经济理性在公共管理领域的渗透和传播，是公共管理部门依托经济理性对传统体制进行的一场具有深刻意义的改造。 作为一场政府改革运动，“新公共管理”的基本特征是引入“企业化政府”的概念，即在公共领域引入竞争机制对公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造、政府的权力分散与下放、公共业务的合同外包、政府的绩效考核和评估等。作为一种新的管理模式，它包括提高人力资源管理水平、员工参与决策与管理过程、放松管制并推进绩效目标管理、信息技术的利用、顾客服务、使用者付费、合同外包、取消垄断性管制规定等主要内容。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范式，“新公共管理”以现代经济学作为理论基础，不仅从现代经济学中获得诸多理论依据，还借鉴了私营部门的管理方式和手段，如绩效管理、目标管理、组织发展等。休斯认为，经济学，特别是公共选择理论、委托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融合到新公共管理中，取代了官僚组织中高层人员信奉的传统公共行政观念。 总之，经济学在理论和实践上对“新公共管理”有着重要影响。它不仅对“新公共管理”运动起到了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还为“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新公共管理”视角下经济学教学的目标定位 在当今我国公共行政改革可以借鉴吸收新公共管理理论的背景下，经济学对于公共管理专业学习和研究的重要性凸显。然而，长期以来，作为公共管理本科专业的基础课，经济学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其原因在于：首先，经济学通常在低年级开设，因此学生习惯于把经济学当成类似高等数学、英语等的公共基础课，而没有认识到经济学和公共管理之间的关联及其对公共管理专业的指导性作用；其次，从教学内容上看，经济学具有理论抽象、图形多且复杂、数学知识运用频繁等特点，对于文科生占大多数的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学生而言，对经济学的惧怕多于兴趣。在这种心理下，大部分学生在学完这门课程之后，对所学知识感到既混乱又茫然，根本搞不清楚经济学究竟要研究什么和解决什么，更不要谈经济理性的培养。最后，由于经济学教学内容多，教学中往往采用“满堂灌”的传统方式，容易造成课堂教学沉闷枯燥，教学效果并不好。 为此，必须重新审视公共管理专业的经济学教学目标，合理地定位对于“新公共管理视角下”经济学的教学工作尤为重要。下面从两个方面来考查经济学课程的定位。 1.新公共管理运动对学科建设的影响 英国被认为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先驱，以1979年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上台为标志，其改革主题曾被有关学者概括为：私有化、分权化、竞争机制、企业精神、非管制化、服务质量、对工会力量的限制。[7]这场改革给20世纪20年代已经诞生的公共行政学科带来了很大冲击，以政治学、法律、社会分析等社会学课程为主的传统组合已经不能满足培养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公共管理者的需要，英国各大学的公共行政专业的课程设置开始转向以经济学为基础的课程组合，随着经济学、公共经济学、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等课程的进入，公共管理学科逐步取代公共行政学科，成为培养未来政府公务员的基础学科。 2.经济学理论对公共管理实践的影响 经济学理论对公共管理实践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官僚制弊端的分析和以市场为基础的制度设计两个方面。公共选择理论认为由于官僚制的存在使政府组织的供给具有垄断特性，造成政府面临组织机构规模的不断膨胀和效率愈发低下的困境，解决出路就是打破政府垄断，引入市场、准市场机制，通过服务签约外包的方式建立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的竞争，提高公共物品及服务供给的效率。委托理论被用于分析政治家和下级官僚之间的科层关系，作为委托人的政治家和作为人的官僚之间存在着利益的不一致性，人有可能为追求个人利益而牺牲委托人利益，而政治家为监督双方利益上的不一致则需付出更多的成本，为此，需建立适当的激励机制。交易成本理论认为，官僚组织垄断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的模式将会产生巨大的交易成本，从而无法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因此，应引入市场机制将公共产品和服务转由非官僚组织承担，以降低交易成本。同时，经济学还借鉴了私营部门的管理方法提出了基于市场的公共政策设计。 综上，经济学的理论和分析方法为“新公共管理”实践开创了思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发展又催生了公共管理学科的形成。因此，作为公共管理专业的基础课程——经济学应该定位在经济理性思维的培养以及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学习上，这样的课程定位既是学科发展的需要，也是人才培养的需要。 四、“新公共管理”视角下经济学教学模式的创新思路 基于以上认识，为实现公共管理专业经济学教学目标，需对传统的教学模式进行变革。在借鉴国内外大学应用能力培养经验的基础上，现尝试提出“新公共管理”视角下公共管理专业经济学教学模式的创新思路。 1.设计体现“公共管理”特色的教学内容体系 对公共管理类专业而言，经济学课程的内容设置应在保持其基本内容体系不变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增加和删减处理，从而突出“公共管理”特色。适当增加公共政策分析、公共产品的供给、公有资源的管理、税制的设计等方面的内容，在讲述各经济理论的同时，加大对政府出台的各类经济政策的分析，从而阐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机制。同时，对于较难的理论模型及数学推导部分则可以进行简单化处理。经济学教学内容体系调整的目标在于引导学生运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分析政府公共政策，提高实际应用能力。 2.采用引导—互动式教学法，实现讲授和自学相结合 “引导—互动式”教学模式是指通过教师的引导，采用互动方式让学生积极参与其中，实现教师讲授和学生自学相结合，“听、说、读、写”相结合的授课方法。教师的引导主要通过讲解要点、理清思路、启发思考、归纳问题、设计练习等来实现，学生的互动参与主要是通过自读自学、问题质疑、展开讨论、答题写作、迁移创造等形式完成。为此，在教学过程中有必要把经济学理论分成基本理论和由基本理论推演而来的扩展理论两类。以弹性理论为例，需求的价格弹性部分属于基本理论，教师需在课堂上进行重点讲解，而需求的收入弹性、交叉弹性、供给的价格弹性等，则属于扩展理论，教师完全可采用启发式教学或学生自学方式进行。 3.制定科学的教学计划——增加辅导课环节 在不增加公共管理专业经济学课程总学时的基础上，在每一章结束时，增加两学时辅导课，用于课程重点、难点、习题的讲解及案例讨论。利用辅导课，教师就可以通过案例引导学生深入讨论投资、政府税收、政府转移支付、进出口等因素对国民收入的影响。案例讨论是辅导课环节的重要内容，教师根据授课内容选择案例，学生采用小组讨论、自由辩论等多种形式就某个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从而提高学生的理论运用能力。 4.建立多手段的综合考核体系 针对公共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学生考核采用期末考试和平时考核综合评定，平时考核包括日常作业完成情况、参与教学活动的程度、读书报告（经济学领域的名著）的撰写等项内容。在各种考核形式权重的设置方面，要增加平时考核的权重。建立多手段的综合考核体系，可以引导学生在学好基础知识的基础上，注重技能训练与能力培养。 5.建立突出“公共管理”的特色的实用性的案例库 公共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决定了教师在授课过程中需注重理论与实践的交融贯通以及实际能力的培养。案例教学可以将理论知识内化为自身的思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参与意识以及独立思考、主动求知和应变能力。目前，各类经济学教材中虽然包含很多案例，但较少涉及公共管理部门。对于公共管理专业的经济学而言，相应的案例选择就应契合学科和专业背景，多采用公共部门的管理事件和场景作为案例。 五、结语 在我国可以吸收借鉴新公共管理理论指导公共行政改革的背景下，以培养未来政府公务员为目标的公共管理专业应顺应时代的发展，审视经济理性对于公共管理的影响，调整经济学教学的目标定位，创新教学模式，从而培养新型的公共管理人才，加速我国公共部门管理改革的进程。 经济学管理论文:劳动经济学下的人力资源管理 摘要：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就是人力资源，其在企业竞争中了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常企业都会从人才劳动市场中来获取高质量的职员，所以企业经济的发展与劳动市场是密切相关的。由于现阶段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中还存在着各种上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企业的发展，所以相关企业应该加强劳动经济学理论的学习。本文通过对劳动经济学视角下的人力资源管理进行了探究和分析，并相应提出了一些管理措施。 关键词：劳动经济学;人力资源管理;策略 一、引言 人力资源作为企业发展进步的关键要素，也是企业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中脱颖而出的重要能源。由于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多，企业管理中也越来越重视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而劳动经济学作为人力资源管理中的重要理论基础，在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中也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人力资源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筹码，但目前许多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过程还存在着诸多问题，所以劳动经济学视角下的人力资源管理措施应该企业需要思考的问题。 二、劳动经济学和人力资源管理 1.什么是劳动经济学。我国劳动经济学主要是为了研究劳动生产过程中所投入的经常效益以及相应的社会经济问题，并且劳动经济学的重点内容就是研究如何利用最少的劳动投入来获取最大化的经常效益。由于国内劳动经常学出现地比较晚，所以其研究水平相对于国外经济学而言会有较大的差距，并且我国从事劳动经济学研究的单位非常少，因此，这样的劳动经济学是无法适应于经济建设的。但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劳动市场也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就业形势，一些就业、失业等问题在社会经济生活中频繁出现。针对这些问题我国劳动经济学研究者们应该要多多借鉴国外先进的劳动经济学理念和方法，并吸取历史经验来完善我国劳动经常学。2.什么是人力资源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就是基于劳动经济学以及人本思想下，通过招聘、培训、薪资等管理形式来对内外相关的人力资源进行组织与运用，这种管理形式也是为满足当前企业发展的需求，也是为确保企业生产目标顺利实现以及工作人员的最大化发展。我国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运用比较晚，相对于国外一些发达国家来说是不成熟的。但由于近几年来经济市场的变化以及一些外企管理模式的深入，国内许多企业也逐渐意识到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性，并且根据自身发展特点以及前景来提升人力资源的管理。通常企业内的人力资源管理都要以劳动经济学的基本思想来指导工作，并采用合理、科学、针对性的人力资源管理方法，充分发挥出人力资源的作用和效果，从而使人力资源的投入得到最大化的收益。3.劳动经济学与人力资源管理的关系。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主要运用到就是劳动经济学的内容，并且劳动经济学在人力资源管理中也是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于劳动经济学主要研究的就是经济学相关的理论，而人力资源管理则是运用管理理论，由此可见劳动经济学与人力资源管理是属于相互促进和影响的关系。在劳动经济学理论中会将个人与企业的关系称为劳资关系，而人力资源管理中则将这种关系称为雇佣关系，虽然这两种关系在本质上是非常相似的，但是其研究的对象却有很大的差别。劳动经济学中主要研究是劳动市场，而人力资源管理则是指企业内部的劳动合作关系。劳动经济学中的劳资关系主要是通过劳动市场来进行调节的，在这个过程中是不存在交易成本的，并且这种资源的分配效率会随着市场竞争力的加大而提高，相关企业也就可以借助这种关系来获取更多的经济效益。而人力资源管理中的雇佣关系所针对的是企业相关的管理部门，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是存在交易成本的，这种合作关系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三、当前我国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人才招聘方面的问题。在我国社会中许多中小型企业在进行人才招聘时并没有合理按照劳动经济学的理论来控制人数，他们只是根据自身的经验以及来应聘的人数来选择招聘的人数。通常招聘人数的偏差会使得企业在人才成本上出现偏差，这些偏差会严重影响到企业的生产利润。企业应该要遵循生产利润最大化的基本原则，并且企业劳动力收益与产品生产费用大致相同时，这个时候劳动力的人数是最合适的。从企业的长远发展来看，企业资金投入量和劳动力的投入量是可以进行控制的，企业通过对投入的资金以及劳动力的投入的控制来调整产品的产量。所以说人才招聘数量是不可以随意更改的，相关企业想要有效发挥出人力资源管理的作用，就一定要根据自身的发展特点以及目标，并结合相应的劳动经济学理论来优化企业的资源配置。2.人才薪资管理的问题。企业内的薪资管理能够有效控制人力成本以及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并且对于人员的工作热情也有很大的影响。企业内部制度科学合理的薪资管理制度不仅能够控制人力的成本，也能有效促进企业的利润最大化。优秀的薪资管理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劳动生产力，并且也能提高工作人员的生产积极性。目前有许多企业都意识到了薪资管理的重要性，但是在实际生产中却没有制定相关的管理制度，这种工资长久不变的状态会导致工作人员工作积极性下降，从而也使得工作效率无法提高。虽然薪资涨幅过高会有效提高劳动生产的效率，但是也给企业的生产成本增加了负担。所以企业管理人员应该要制定适合企业发展的薪资管理制度，并加强人力资源管理的力度。3.企业管理效率低下，从而导致人才流失。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管理效率是非常重要的，再完美的管理制度没有高效的企业管理人员来执行也是无用的。如果企业管理效率低下就是无法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也无法提高工作人员的工作热情。企业管理力度不够就无法合理地进行职责分工，这种状况长久下去会严重影响到整个企业的运行效率。工作人员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也会慢慢失去动力，从而就导致了人才流失的情况频繁出现。人才流失将会造成企业的巨大损失，由于一些核心技术人员的流失会带走许多重要的技术内容，甚至是一些企业发展相关的重要信息，这些都会造成企业很大的损失。企业发展过程人才流失会严重影响到整个企业的正常运行，也会影响到企业内其他工作人员的凝聚力。 四、劳动经济学视角下人力资源管理 1.采用符合劳动经济学理论的人才招聘和培训形式。劳动经济学中基本理论就是组织劳动力的成本投入与劳动生产效益会直接影响企业的经济收益，所以人力资源管理应该要注重人才的招聘和培训，通过对那些比较有潜力的员工进行培养，然后利用各种有效方法来开发工作人员的职业技能，从而确保劳动生产力能够带来更多的效益。企业在进行人才招聘时应该要以企业发展的目标去对应聘者进行考核，对他们的生产效益进行准确的判断，最后再决定录用。企业在正常运行过程中可以采用一些激励或绩效考核等方式来促进员工提高自身的要求。2.以组织发展目标进行人力资源管理策划。劳动经济学中将人力资源管理作为组织发展的关键因素，所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就要以企业组织发展目标来进行策划。这种策划并不是指引入的员工在工作几年后才允许升职加薪，而要根据企业发展的目标以及工作人员的专业水平来制定相应的计划，并且这些计划是能够促进企业员工发展以主企业整体发展的。相关企业应该结合劳动经济学理论来进行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根据企业发展的目标来进行人力资源的策划。 五、结语 基于劳动经济学视角下的人力资源管理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劳动经济学是从投资和回报的角度来进行人力资源的规划，所以相关企业应该要结合自身发展目标来加强人力资源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要注重生产效率问题，并以最小的投资来获取最大化的效益。 作者:王博 单位:中铁置业集团山东有限公司 经济学管理论文:城市经济学指导下的数字化市政管理 摘要:近年,伴随着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势头,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也在加速推进,城市的数量与规模大小都呈现出猛烈增长的趋势。在这种发展形势下,以人工管理为核心的传统型市政管理的缺点也日益显露,如:相关机构各自为政,信息共享差,相互沟通少。传统型管理方法只能有效发挥市政管理的基本功能,只适用于市政设施种类少,数量小的情况。一旦市政设施类型多样化,数量激增,落后的传统型管理方法就难以满足城市市政管理的现实需要。因此,进行数字化市政管理是当务之急。 关键词:城市经济学;公共经济;城市化;可持续发展 一、城市经济学及相关概念 城市化作为社会发展不可避开的必经阶段,一方面有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也会给城市带来层出不穷的难题。这些问题牵涉范围广,会触及土地、环保、市政设施建设等诸多方面。由于学界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日益深入,人们对其的认识也日益成熟,而城市经济学也在这些问题的研究中应运而生。城市经济学是以城市综合体的经济运行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经济学分支学科,可以为公共经济资源在政府手中的分配,提高公共经济效益提供理论和决策依据。该学科的主要研究内容就包括城市土地的开发与利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等。城市规划不仅是政府的职能之一,体现了政府意志,更是涉及百姓切身利益的一项重要的公共政策。良好的城市规划是各界人士的智慧结晶,是党执政为民的政策的重要体现。时代变迁,科学技术飞跃,世界经济日益全球化以及信息时代的背景下,要想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势必需要政府运用数字化市政管理系统进行管理。城市市政管理系统具有复杂性、综合性,其主要特点如下:(1)地理分布特性。市政设施和使用者的地理位置分布呈现出显著特征,市政管理中的各项活动如管网改造、检修等,都取决于位置距离、覆盖范围、街道分布等地理因素。(2)市政设施数量多,种类多,分布广。(3)动态性。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管道管线、市政设施等也相应会增加、废弃和更新。因此,在城市管理中,新情况新决策的出现都会带来海量的信息。 二、国内外一些城市的市政管理现状 在众多欧美发达国家,以网络技术、信息技术及可视化监控管理技术等为代表的数字化技术已经在市政管理中实现了成功应用,且大幅度地提高管理效率、水平和力度,推动了城市经济向着可持续方向发展。如:美国运用GIS进行市政管理,从而实现了对部分市政设施的远程监控;加拿大通过土地信息系统,搭建起与土地有关的法规、政策性文件、档案以及申诉案件的信息库等。此外,在灾害及突发状况的应急处理上,美国、日本等果都各自利用GIS技术搭建起有针对性的紧急事故处理系统。这几年间,中国部分城市市政管理水平较高的城市也陆续建成了部分市政业务管理系统。例如,南京市政府建立的户外广告管理系统、上海出现的管线管理系统、大连市政府使用的城市路灯监控管理系统等。上述管理系统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市政管理工作的效率以及水平。下文将以广州、北京两座城市为例对数字化城市管理进行分析。 (一)广州的数字化城市管理 中国城市的数字化市政管理建设很晚才开始起步,为了实践建设统一信息平台的理念,2004年广州市园林局提出了建设“广州数字市政”的思路,即第一步是搭建一个统一的信息管理系统,并将整个广州市的市政公用园林设施都录入到系统中,从而得以实现对公用园林设施的实时的全方位的监控。此外,还可以将系统与模拟仿真技术相结合,在城市的安全保障和抗震救灾等方面为政府的管理与决策提供科学参考。这个系统要依据现实的基础条件以及实际的需求,进行分层次、分步骤的实施。该系统包括三个基本模块在内,如下所示:(1)地理信息系统(GIS);(2)业务管理系统(GIS);(3)AI人工智能辅助决策系统。 (二)北京的数字化城市管理 由于城市管理服务水平始终难以获得有效的提高,北京被迫开始走上了数字化城市管理之路。北京政府在城市管理上投入了大量资金,但“下水道井盖失踪”等问题依然存在,市民的满意度不高。因此,基于数字化基础而建立的城市公共管理服务系统在北京被投入使用。自2004年4月份起始到现在,经过理论研究以及在实践中投入运行,北京市东城区政府整合多项数字技术,建立建成了以“城市监督中心”以及“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为核心的新型城市管理制度,利用数字化技术改革发展了城市管理模式,在城市市政管理中获得了显著的效果。北京市推行“数字市政”项目的最终目标是借助北京市的城域互联网以及综合信息平台,使用移动通讯、互联网以及“3S”技术(即GIS,GPS,RSV),建立起一个结合电子政务平台、电子商务平台和信息化社区,面向政府内部和社会群众的市政综合管理服务系统。 三、目前市政管理中的问题 城市数量和规模的激增,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使得中国城市的规模结构继而产生了巨变。人口数量多的大城市数量达到了增长高峰;人口规模中等的城市的数量也持续增加,一些小城市的规模急剧扩大,成长为中等城市。而这些新诞生的中等城市,市政设施的种类、数量也大为超出原本的规模。在城市发展的形势下,城市市政管理也出现了各类问题。传统城市管理模式存在诸多弊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各大城市管理部门各自为政,职责权能划分不清,又难以统一调度。市政管理牵涉的部门众多,又由于各部门的行业和主管单位都不同,所以部门间的信息共享差,沟通受阻碍。典型例子就是，刚修好又被拆的马路、房屋等。“刚修好又拆掉”不仅会影响城市面貌和市民生活,更是对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破坏。(2)过于依赖突击式管理,缺乏切实有效的长效管理机制;(3)粗放型管理,信息获取和处理不主动不及时,效率低下;(4)未能建立起统一的工作成效评价标准以及合理的、可操作性强的监督及赏罚机制,各种监督和制约制度都难以发挥作用;(5)过于依靠人工管理。管理人员利用基础通讯设备和长时间学习积累下来的个人经验,可以大致了解城市区域的基本情况。但大规模投入使用的新市政设施就会让管理人员一时难以掌握。台风、地震、火灾等突发事件,会使得城市的各种市政设施负荷大为增加。若缺乏良好的应对之举,管理者和决策者又不能及时获取充分、真实的信息,就难以及时了解现场的实际情况,从而可能出现管理决策、应急处理上的过失,甚至给人员、财产带来严重损害。(6)规划失控,城市发展建设急功近利,官员为了政绩大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部分城市为了在数据上实现高水平城镇化,大量开设开发区、市民广场等破坏土地的项目。而且由于盲目的房地产开发,很多城市都供过于求,大量土地被破坏、房屋被闲置。巨大的浪费与现代社会倡导的“节约型社会”理念大相矛盾,也有违城市经济学中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上述种种问题层出不穷,且久久难以得到有效的处理,绝大原因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数字化市政管理平台。各个市政管理部门,各管各家,部门之间缺少沟通和统一调度。虽然很大一部分城市的市政管理相关部门已经开始重点关注上述现象,也陆续颁布了一些相应的规定或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来应对,但这些应对之举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发挥作用,产生一定的效果,治标不治本依然是最大的问题,在根源上问题依旧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只有从管理的基本制度下手,建立完善数字化市政管理系统,各个市政管理部门间才能实现良好又有效的沟通,实现部门间的市政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走出各自为政的困境。 四、数字化市政管理的意义 城市各种市政设施的正常运行、社会生活秩序的维护离不开城市市政管理。城市市政管理有着极为丰富的涵义,广义范围上的城市市政管理涵盖了城市工作的方方面面。城市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市政管理,如城市交通系统,给排水系统,通讯设施和线路,电网等。城市市政管理就是在各部门管理下,协调各类市政设施的运行、维护。但由于市政管理牵涉部门众多,而各工作部门又都有一套自己的管理体系,各自为政,互不交流,如此就导致一个看似简单的管理工作却需要几个不同的部门多次磋商,更甚者互相推诿的情况。数字化市政管理方法的使用会助推城市市政管理水平攀登到新高峰,大大提高管理效率,减少资源浪费。传统型城市管理中,各个市政部门各自为政,缺乏沟通,信息和资源缺乏共享;而使用了数字化技术的市政管理系统则可以有效地统一调度整个市政管理所牵涉的所有部门,在各部门间建立起良好有效的、及时的、高效的沟通交流机制,充分使用各部门的信息和资源。此外,因为各个市政设施和事件都有着统一的唯一性标识,全部被记录在数据库中,所以政府可以进行更精细的管理。数字化市政管理,可以大幅度地提升市政管理的工作效率。在各类数字化信息管理平台上,工作人员可以在相较之前极短的时间内找到问题所在,迅速地确定事件,快速地便捷地搜寻到所需的信息。从而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以及准确度,更及时有效地处理问题。此外,数字化市政管理对建设新型市政综合管理体系大有裨益,可以为科学合理决策提供有帮助的信息支持,并且还能够科学客观地评价市政管理的各方面水准,为市政管理的改良方向提供参考。数字化市政管理所具备的统计分析功能,能够直观地呈现出各项数据,为准确地分析问题及科学决策提供数据支撑。 五、建立数字化市政管理系统的举措 如今,数字化市政管理是时展的大趋势,搭建起统一的信息系统是信息革命的最终方向。但是由于各个城市市政公用基础保障供给领域缺少详细和集中的初始基础信息资料,想要建立起一个基础信息完善的GIS信息平台是难以一蹴而就的。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域差异大,人口众多,数据统计难度大,因此必须从实际出发,坚持“以用促建”的信息化建设方针,逐步深化完善信息内容。如今,三维可视化技术已实现了推广,众多领域中都有所应用,如城市规划、交通监测、地质勘察、气象预报、建筑设计、移动通信等大量领域。中国老百姓也能够享受到越来越精准的精确到小时的天气预报服务,开车出行也能够在手机上或者通过电台获取实时路况信息,从而尽量避开堵车地段,减少等待时间,提高出行效率。所以,一方面要避免盲目跟风地建设“统一的信息平台”从而影响实际使用;另一方面也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去欢迎不远的将来“统一的信息平台”的建成。城市公共基础保障供给行业在形成之初就产生了固定的传统管理模式,即始终由各具体行业自行管理。在这种模式下,各行业都有着一套较为独立的自我管理制度。短时间内想瓦解这种格局,强行推进信息共享方式下的统一管理难度较大,缺乏实际。而且这种变革不但与具体的技术方面、管理方式、运营模式等有关,而且更与社会文化观念的革新有关,是对信息共享理念的宣扬。在信息和资源共享的时代背景下,各地的市政设施都身处信息网络之中,就算各自为政,也会因“蝴蝶效应”导致牵一发而动全身。届时,“数字市政”将在保障城市市政设施平稳、健康、高效运行过程中发挥重大价值,促进城市经济朝着可持续方向发展。 作者:曾祥誉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经济学管理论文:经济学人力资源管理浅论 摘要: 人力资源管理是现代管理体系中的重要内容，经济学在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中的重要应用最为普遍，为人力资源管理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理论支持，因此在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中大力引进经济学理论和相应地研究方法是适应时展的需要。本文就在现实的基础上应用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问题进行了分析，并重点探讨了人力资源规划分析、效益最优以及薪酬与激励机制，寻找出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主要问题，并相应地提出了合理的解决方案，希望对促进人力资源管理的进一步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 人力资源管理；经济学；理论；经济效益 作为现代管理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力资源管理作为一个独立的分支其发展历史并不长，与经济学这种具有百年发历史的学科相比较现代很年轻，更不用说与哲学、数学、物理学等这些古老的学科相比了。现代经济和科技的发展离不开各个相关学科的交流与融合，人力资源管理也是如此，在发展过程中难免会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思路和相关理论，经济学对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发展起到了良好的辐射作用，为人力资源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经济学理论支持。 一、人力资源管理概述 (一)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内涵 早在十八世纪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就对人力资源管理进行过系统阐述，他的《国富论》是最早的记载人力资源管理相关理论的著作。现代的经济学家对人力资源管理进行了重新解释，即运用先进的管理方法将与一定物力相结合的人力资源进行合理的分配，让他们尽可能的施展自己的才华，并做到各司其职，以求将人力和物力资源分配做到最优化，为企业谋取最大的经济效益。另外，管理人员还要通过相应地培训、训导等方式激发员工的主观能动性，保持工作的高效性，并达到高质量的完成组织任务的目的。 (二)人力资源管理的任务与范畴 人力资源管理是企业人事部的主要工作，涵盖的基本任务主要有对本单位的人力资源进行分析和归纳，为企业招聘高素质人才，充实现有的人才梯队，并为企业从业人员创造平等的升职机会和提供相应的薪金、奖励等。高效的人力资源管理是保持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也是企业管理者关心的重要内容。人力资源管理是建立在对人的本质的深入挖掘上，并随着经济学的发展实现了人力资源职能的巨大转变。时至今日，人力资源管理涉及的范畴已经相当广泛，从相关理论知识的关联程度来看，人力资源管理管理涉及的知识范畴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人力资源管理的首要对象就是人，实现人才的各尽其能需要具备相应的心理学知识，因此心理学是人力资源管理的涉及范畴；人力资源管理不可避免的面对复杂的管理问题，因而又涉及到管理学；任何经济管理活动都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以寻求经济效益最大化为主要目的，是现代市场活动中的主要内容，因此人力资源管理又涉及到经济学和法学的相关知识。 二、经济学视角下的人力资源管理 (一)劳动力市场信息指导人力资源规划和分析 人力资源的核心内容就是为企业提供适当数量、质量和结构的人才储备。在现代经济体制更加开放、市场经济更加繁荣的情况下，影响劳动力供求的因素越来越趋向于多样化，经理人员只有明确把握准确的市场信息和社会人才储备情况才能实现人力资源的高效管理。因此可以说，劳动力市场信息是进行人力资源管理的最主要的参考依据，但是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达到完美的地步，存在大量的信息不对称的情况，甚至劳动力市场信息会引导管理者做出作错误的决定，会存在逆向选择的情况，这对人力资源管理的进一步发展是相当不利的。 (二)平等就业机会原则与效益最优原则 平等就业机会原则就是指各个事业单位在招聘人才时应该本着平等、透明和公开的原则，通过设置严格的招聘环节为求职者提供平等的待遇，保障求职者的合法利益不受侵害。公平的选才需要严格的监督制度作为保证，严厉杜绝徇私舞弊和金钱交易的情况发生，维护企业的良好形象，并保证为组织招聘到专业的高素质人才。另外，企业的一切经营活动都是以效益最大化为最终目的，保证了人才的公平竞争才能为保持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应该注意的是，企业的经济效益不完全等同于社会利益，有时候两者之间更是一种相互矛盾的关系，因此企业应该处理好自身与社会的关系，在完成制定的盈利目标之后尽可能的为社会发展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三)员工的升职和薪资奖励 任何一个经济效益良好的单位都具备完善的员工晋升机制，并会对其中表现优异者给与一定的名誉或是物质奖励。当企业的相关职位出现空缺时，应该从下级单位中筛选出符合相关标准的人员来填补空缺的岗位，且在筛选过程中应该注重选择能力、资历、经验等最符合岗位需求的人员，因为企业管理者是通过对别人的任免来实现自身价值的，各级人员的工作能力直接关系着企业的经济效益，恰当的选人、用人是实现企业良性发展的关键。另外应该考虑到不同时期的人力资源结构和创造力等都存在较大差异，企业管理者在工作中应该注意到这个问题，适时调整人力资源结构，实现人力资源的高效管理。 三、结束语 人力资源管理是当今企业经营活动中的重要内容，新形势下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对人力资源管理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企业管理者应该从企业自身情况出发，改善传统的人力资源分析和配置方式，改革人力资源管理体制，实现人力资源的合理分配，并通过完善现有的员工晋升机制和奖罚机制促进企业的长久发展。 作者：陈禹 单位：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经济学管理论文:经济学旅游管理职能分析 摘要: 在纯粹市场经济的作用下，旅游经济的发展难免会存在一些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需要相应的政府职能部门对其进行有效的干预，可以说，政府在旅游管理方面所发挥的职能对旅游业发展来说具有非常明显的推动作用。而政府本身也并不完美，在行使相关旅游管理职能的过程中，仍旧还存在着不少局限性。本文以经济学为视角，对政府为何要行使旅游管理职能以及政府要如何进行旅游职能管理这两个问题作了具体详尽的分析，希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旅游管理职能的有效行使。 关键词: 经济学视角;政府;旅游管理职能 在旅游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到底应当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这在当前来看，仍旧是一个令人十分困惑的问题。相关实践表明，不少地方政府在旅游管理的过程中，依旧还存在着“错位”或者“越位”行使职权的现象，这也引发了很多争议，虽然引发这些争议的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但是政府管理职能邢世得是否得当必定是其中最必不可少的关键因素之一。 一、从经济学角度看政府为何要行使旅游管理职能 (一)旅游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 所谓的信息不对称，其实是指信息的结构不对称，即交易双方中的一方掌握了另一方所没有的、但却对其有着重要利益影响的信息。在这样一种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市场的价格机制在完全竞争前提下所具备的效率性就会被大大降低，甚至会被完全失去，进而影响交易双方“双赢”交易的促成。在旅游这一市场上，旅游产品可以说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服务，几乎是不可能用一种非常纯粹的客观标准来对其进行测度和加以表现的。对旅游者而言，其在事前所能够获得具有较高服务质量的信息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大多是根据根据口碑或者企业的宣传来决定其所要支付的价格的，旅游者在现场的消费特质才是影响其所获得的服务质量的最重要因素，其对支付价格所造成的影响并不大。如此一来，那些质量非常好的企业在这样的市场中基本是不具备较大优势的，大多企业到后来可能够会选择降低相应的质量标准，或者是退出这一市场。正是因为这种事前的不对称信息，才导致了旅游这一市场中的“逆向选择”现象越来越严重，旅行社用尽各种各样的手段与方法来欺诈游客的事件更是层出不清，严重破坏了旅游市场的秩序，极不利于旅游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旅游业在发展过程中的合成谬误 在经济学研究当中，合成谬误是一种极为常见的认识性错误，即认为对某一个体中适用的情形，在整个群体当中也是同样适用的。而事实是，在特定条件下，某些对个体来说是理性决策的行为，对群体来说，也有可能是非理性决策的行为。在旅游业中，这种现象是极为常见的。一方面，旅游企业在价格上存在的合成谬误。某些个别的旅游企业为了增加收益，就刻意地压低价格，这时候在该企业的认知里，是希望其他企业保持原来的价格的。那么，对这个企业来说，这一降价增收的决策可以说是理性的。但是，当所有同质企业都通过降低价格来增加收益时，对这些单个的企业来说，不仅没有任何益处，还会使得自己的境地变得更加尴尬。且这种由企业间任性竞争导致的不良后果，通过企业自身的力量，是根本无法解决的，这就要求政府对其进行协调和调控。另一方面，在旅游投资上，也存在着合成谬误现象。当某一个旅游项目在获得成功之后，很多其他的旅游企业便会进行模仿，由于对旅游市场供需状况的把握不足，大多是通过对适用性的预期来对后来的收益进行推断，这种盲目性决策使得市场上出现了大量的相似性产品，市场的供需状况由此而发生了相反的变化，企业在这个时候就极其容易面临失败的威胁了。 二、经济学视角下政府旅游管理职能的实施策略 (一)明确政府旅游管理职能的内容 在当前这样的环境中，作为政府，在行使相应的旅游管理职能过程中，应当要有弹性，对那些能够通过市场机制解决的问题，就要尽可能地避免进行直接的干预。当市场出现不完备地方，或者处于失衡险境时，才进行有效的介入。在世界旅游组织的研究报告中，曾指出，政府在旅游业发展过程中，至少应当履行如下四种职能:立法职能、规划职能、协调职能和投资职能。与此同时，还要完成如下五个基本目标:为居民出行提供服务、满足居民度假和闲暇的权利、从事旅游文化开发与研究、推动旅游业在各个领域中的开发和建设、保护自然并协调环境的共生。对不同的国家与地区来说，旅游发展的层次是不同的，所以政府所应该采取的政策与措施等也应该是有差异的，具体职能的行使也是有差异的。通常情况下，宏观调控、组织协调、政策法规、营销规划、公共服务以及信息管理等都是其应当要行使的基本职能。 (二)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针对中国的旅游业发展到底应该由政府计划主导，还是由旅游市场本身这只看不见的手来主导，一直以来都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就前者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战略而言，就是指根据旅游业的自身发展特点，将市场为主，对资源进行配置，由此而使政府主导作用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以为旅游业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就后者市场主导型发展战略而言，目前关于这方面的提法其实并不多，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比如，我国当前的旅游市场机制不够健全、人们更加倾向于接受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指导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市场主导作用的发挥。由此可见，想要从文字上来对其加以区分，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从具体实践也可以看出，政府和市场的分工应该是明确的，作为政府，应当尽可能地做好自己的“守夜人”角色，以促进市场作用的有效发挥。 结束语: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旅游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以及旅游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合成谬误要求政府必须要加强旅游职能管理。并且，旅游经济要想得到健康发展，就必须要能够找到政府职能行使和旅游市场作用的平衡点，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才有可能更加有效地促进旅游经济的发展。 作者：李娜 单位：青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经济学管理论文:医院卫生经济学经济管理探讨 一、卫生经济学原理基本概述及其在医院经济管理中的重要性 卫生经济学是一门较新的学科类型，其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卫生行业系统中经济活动的运行规律，是经济学学科的有机构成。基于卫生经济学的学科特征和属性，其能够对医院经济管理实践产生重要的影响。卫生经济学原理在医院经济管理中的重要性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在医疗卫生改革的整体背景下，出于为人们提供更好地医务服务的目的，医院管理中需要借助卫生经济学原理，对相应的管理模式及流程加以优化设计。在医院发展新时期，医院的经济管理活动应在保障医院基本医疗服务能力的基础上，注重管理的低耗化，节约化。 2.医疗改革背景下，在医疗保险制度模式内，传统的医疗服务付费方式有所调整，医院正常运营所需的各项基础设施数量规模得以增多，此时医院的资金来源渠道较为多样化，需要通过卫生经济学原理，捋顺各方资金及费用关系。 3.现阶段，医院经济管理在相关决策的制定上，更加依赖于信息技术，一方面在医院的基础设施建设上，已实现了信息化；另一方面在医院技术及项目的研究、经济资源及人力资源的分配及考核等方面，通过信息技术的运用，能够使卫生经济学原理充分反映到医院经济信息数据收集整理环节，为医院经济管理决策的实效化提供了重要参考。 二、运用卫生经济学原理，促进医院经济管理质量水平的提高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医院管理模式的转变 在新时期背景下，医院管理运营逐步向市场靠拢，受政策制约影响的程度有所减弱。医院管理中面临着医疗资源竞争及患者资源竞争等多方面的压力，在这一形势下，医院经济管理要转变原有的等靠要思想，而要立足于医院内部，在成本上加以控制，保障医院经济管理行为的专业化、规范化。这一管理模式的转变，正是卫生经济学原理的具体体现。 （二）优化医疗资源的配置 卫生经济学原理强调应对资源进行合理配置，控制医疗费用的收支情况。在医院资源的配置上，早期呈现出不均衡，医疗资源消耗较大的现象，致使医疗资源的浪费问题较为突出，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出了医院经济管理的滞后。现阶段实施的医疗卫生改革正是基于对医疗资源加以优化的目的而推行的有效改革方案，通过医疗卫生改革，能够使我国的医疗服务更加科学合理，也能够有效减少医院的成本支出，提高其市场竞争力。 （三）对医院经济管理中各部位的职责加以明确 医院经济管理工作牵扯面较广，要促进医院经济管理工作水平的提升，应运用卫生经济学原理，对医院经济管理流程中的各部位职责加以划分。首先，在制定医院经济管理决策时，医院领导人员要在熟悉及掌握相应的法律法规的基础上，结合本医院实际状况，立足于医院发展大局，统筹医院经济管理中的财务预算、财务决算、成本核算、财务审计、经济形势分析、药价管理等各方面因素。医院经济管理在具体组织实施上，在管理人员构成上要包括医院高层管理人员、医院的各个部门的财务会计人员、医院财务审计监督人员等。医院高层管理人员负责汇总医院经济信息，确定本阶段医院的各项建设规划工作；医院各部门的财务会计人员主要负责医院的经济账务管理、经济数据的整理分析、经济行为的具体实施等内容。在医院经济管理流程中，医院财务会计人员的职责更为重要，因此，对这一岗位的财务会计人员，一方面要全面考察其思想素质水平及职业态度，另一方面要注重其财务管理相关知识和实践操作能力的提高，通过相应的培训学习，使其能够充分履行经济管理职责；医院的财务审计监督人员要对医院的经济管理效果加以考核评价，确保经济管理各个环节顺畅规范。 （四）完善医院经济管理的措施方法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医院经济管理应在做好管理理念转变的基础上，采用适用于市场经济环境的措施方法，对医院经济管理活动加以完善。主要做好以下几点：首先，在医院的经济核算上，可以参考现代企业的成本管理及核算方法，对医院日常运营中经济行为产生的各项成本进行全面核算，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医院实际情况，制定出适用于医院长远发展的经济管理规章制度，通过在日常学习培训中，对医院员工的成本控制意识加以强化，从而达到节约医院经济成本支出，抑制经济费用不规范增长，提高医院市场竞争力的目的。其次，医院要注重对经济管理财务会计制度进行优化改革，如在财务预算中，可以将原有的收付制度调整为权责发生制度，促进医院经济成本核算的有效实施。第三，医院要充分采用信息化技术，对医院经济活动中产生的各类资料信息加以汇总，形成医院经济管理的信息化系统，以为医院经济管理决策的制定实施提供重要的数据参考。最后，要调动起医院各部位人员的工作积极性，通过采用针对性的收入分配方案，打破传统的“一锅端”、“一刀切”的收入分配方法，建立起激励机制，永葆医院发展生机。 三、结语 卫生经济学原理是指导医院经济管理的重要原则，在新时期医院发展形势下，应充分利用卫生经济学知识，对医院的经济活动、经济决策、经济管理进行全面分析探究，制定相应的改进医院经济管理成效的措施方法，以确保医院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 作者：王琼 单位：南阳医专纪委 经济学管理论文:经济学高校后勤管理人员发展研究 一、经济学视角下高校后勤管理人员的发展困境及成因 1.个体角度的高校后勤管理人员可有可无 经济学是基于个体研究的科学，从个体的角度，高校后勤管理人员具有明显共性的四个特点。一是学历起点低。就当前而言，多数高校后勤管理人员70%的第一学历在大专及以下，50%的第一学历在中专、高中及以下，他们主要通过招工、顶职（工人身份的父母提前退休，岗位由子女补缺）、军人安置等途径入职；二是工资待遇低。由于学历问题，后勤管理人员长期得不到轮岗机会，也就失去了很好地锻炼和提拔的机会，待遇的提高主要靠工龄积累和政策的“水涨船高”，这种积累的结果，在按基数增加工资的多数时间，是越积累差距越大。他们在对政策无可奈何的前提下唯一的对抗方式就是消极怠工，处理问题的方式就是“视而不见”；三是工作具有可替代性。高校的专业教学、重要管理岗位往往具有不可替代性，这就是高校为什么高薪“挖墙脚”和高薪留人才的根本原因，如果排开工作创新、放弃工作进步，后勤管理的工作重复而简单，不需要专业知识，在其他岗位从事过管理的人都可以胜任，因此，可替代性非常强，他们的危机感也随即增强。因此，他们为了体现自己的存在，外表表现一般强悍，物以类聚，长期“群居”的结果使得他们整体强悍。因此，被冠以高校“低素质”队伍。 2.偏好考量压缩了后勤管理人员的生存空间 偏好是经济学理性人假设中的一个主要假设。高校的主要任务是育人，教学是中心，教师是主体，这个提法的准确性毋庸置疑，这个提法没有提到管理干部，但他们是校内政策的制定者。我们常说，工作没有贵贱，只有分工不同，这种说法的准确性也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实际上存在倾向性的考量。一是人才培养偏好。将年轻干部放到后勤管理岗位上去磨练，这已经是开明领导的做法，但磨练“成器”后会立即成熟一个调走一个，而将优秀管理干部放到后勤管理岗位并按照梯队培养的少之又少，这造成了高校后勤管理人才难留的局面，一般管理人员熟睹迎来送往之后成为“一摊死水”；二是教师偏好。在高校的主要任务是育人、教学是中心、教师是主体这个思路下，很多高校将资源、绩效的分配向教学一线倾斜，后勤管理人员再一次沦为弱势群体。 3.成本观念被动缺失导致了后勤管理人员的得过且过 成本观念是经济学应用最普遍最彻底的一个基本原理，企业要最求目标利润，就要进行成本核算，在技术不成熟，原材料成本无法降低的情况下，企业最常用的的方法是减员增效，这叫按需设岗。在当前体制下，高校却不能，一旦入编就“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在不能开除的情况下总要给他一份工作，这叫因人设岗，导致本应一人可以完成的工作由多人承担。经常听到高校领导说“如果这是私人的学校或是民办学校，工作人员完全可以压缩多少多少”之类的感慨，这是高校领导的无奈，也是高校成本观念被动缺失的根本原因。在这种成本观念被动缺失的影响下，后勤管理人员逐渐形成了“三个和尚”效应，这就失去了激励机制发挥作用的基础，甚至失去了构建激励机制的可能性。他们中的积极分子会要求进步，一般人员就会在“反正又不能开除我”的思维模式下不思进取得过且过，“阿弥陀佛”应运而生，“好好先生”随处可见，失去了管理的基础。 4.价值决定的把握影响了后勤管理人员的未来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构成之一有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一个重要的理论就是价值论。政治经济学认为价值决定价格，每个人都既有价值又有价格，这里的价格是价值的表象，也就是工资。个人价值高低的决定性因素取决于内在因素，就后勤管理人员而言，从以上个体角度、偏好、成本观念的分析来看，个人价值受外在环境影响，但外在因素不起决定作用。价值决定原理把握好的后勤管理人员，他们会“先天不足而后补”努力提升自己，这部分人通过不断地努力不断地提升，提升了价值，决定了未来的发展，而另一部分人则不思进取，工作年复一年，既不总结，也不反思，更不会主动自我提高，价值相对越来越低，慢慢失去了核心竞争力，也就失去了对未来发展的把握。 二、经济学视角下高校后勤管理人员的发展对策 1.公平机会给予： 修正偏好经济学中的偏好假设是指个体在经济活动中因为理性，不会因为个人的喜好而做出决定，只会根据精确计算选择最优方案。在后勤管理人员培养上，高校要抛弃个人甚至集体偏好。一是根据高校自己的人才培养规划，合理调配资源，将后勤管理人才与其他管理人才放在平等的环境中培养，一般管理人员的调动不能优先由其他部门，放在一盘棋中考虑；二建立健全轮岗制度，高校中层干部的轮岗有些高校已经开展，也取得了一些经验和成绩，但一般管理人员有计划的轮岗还没有开始，管理不是技术，管理是艺术，需要管理人员在不同的岗位和不同的角度换位思考提炼管理艺术，以开创学校工作和个人双发展的局面；三有针对性的引进人才，大家都认为后勤部门重要，但多数学校在人力投入上得不到保障，出现了“教学引进、重要部门选拔、后勤部门被动接受”的惯例，造成后勤管理人员“年龄老化、思维退化、行为僵化”和“不思进取、不求有功、不想办法”的“三化”、“三不”怪象。因此要象教学一样引进青年才俊来冲击思想，象很重要部门一样选拔由能力敢担当的人来纠正行为。 2.发展空间争取： 提升价值成为“稀缺”西方经济学认为价格决定于商品的相对稀缺性，越是稀缺，价格更高。政治经济学认为价值决定价格。可见，按照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商品的价值高价格就高，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观点，商品越是稀缺的价格越是高，在此暂且不论两者的区别，就后勤管理人员来说，价值和稀缺性两者是可以统一的，即在替身价值的同时成为“稀缺”。一是提升自身价值，“天生我才必有用”讲的就是价值，后勤管理人员在从事每项具体工作中也体现了价值，当工作价值被价格（工资）所掩盖后，价值是不被发现的，后勤管理人员要通过提高学历、职称来提高内在价值，要通过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做出成绩来提升工作价值，要用工作热情、工作激情来体现存在价值；二是要成为“稀缺”。后勤工作因为具有较强的可替代性，管理人员只进不出或少出，如果将自己的工作发挥到极致，将管理艺术运用到极致，就难以被他人替代，就会成为“稀缺”，就会从被管理者变为管理者，从管理者变为管理干部，从后勤管理干部变为其他部门的管理干部。 3.提升后勤管理人员整体形象： 边际成本分析边际成本是指没增加一个单位产品或服务的产出或供给所增加的成本，边际成本广泛应用于工厂生产成本核算和服务企业服务供给核算。例如，一两从上海开往广州的客车，核定总座位为50人，单程总成本为1万人民币，每个座位的成本是200元，考虑利润，价格肯定高于200元，发车后，还有空位，一个游客在站外愿意花100元乘车，从成本核算上看，游客愿意支付的100元不到成本价，但从边际成本的角度，多增加的这个游客的成本可以忽略不计，因此，一般情况下游客会如愿乘车，这就是边际成本。根据前面的分析，部分高校后勤管理人员整体形象相对其他部门还有差距，要缩小差距，除了前面的考量外，还可以在自然通过增加工作量，增加服务质量等方面来实现。一是增加工作量的边际成本分析，增加工作量无非两种情况：校园面积扩大（增加校区除外）和自然减员。例如某校园原有600亩，后扩大到1000亩，管理人员的工作量会随之增加，但只增加了管理人员巡查的时间和精力，因此，增加的成本即边际成本不能按面积增加的系数来核定。这种情况不需要增加管理人员，甚至会出现责任增加责任心会增强的效果，这样，更少的人将工作做的更好，后勤管理人员整体形象会逐步提升。二是服务质量的边际成本分析。扫地是多少一扫帚地面会干净很多，更换水龙头多拧一扳手漏水的机率就小得多，服务时多一点微笑服务对象心里就温暖的多……而上述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因此从边际成本来考虑，提高服务质量不一定要增加成本，但可以提升形象。 作者：顾裕文 单位：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经济学管理论文:经济学现代化管理 我们可以事先武断甚至走极端地把道德定义成摘要：道德的行为就是不能给你带来眼前好处的行为。比如，有人落水，你为救他而献身，或和一个抢了别人东西的歹徒搏斗受了伤，这时，我们很难说你是自利的，就是说在你的理性考虑中，你很难考虑到假如活下来，你的英雄称号会在你的效用函数中占多大的地位。这是我们就极端而言的，用以反驳另一种观点摘要：市场经济没有必要谈道德，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要是从经济学阵营中来的。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往往强调要道德干什么，有市场经济就够了，市场经济会在竞争中自然产生出道德机制、道德规范来。应该说，我在许多方面和他们是一致的。在这一点上甚至也是一致的。但我想将道德的重要性突出到这样的高度，就是说，不妨将道德定义成摘要：凡是理性的考虑都不会做的那种事。只要是考虑效用函数极大化，就绝对不会干的那类事中，有一类事叫道德行为。当然还有非道德的事也可能处于非理性范围内。我们就是在非理性范围内考虑道德事件。这里我们是将道德作为一次事件来考虑。这就不必和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纠缠于摘要：到底道德有没有必要，道德是否是一个交易的结果，是个充分竞争的行为之后自然就会产生道德规范，还是先有道德规范才有交易这样一些鸡和蛋的新问题。 既然道德和理性是对立的，是非理性的，那么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道德行为发生？道德是否是作为社会的基础存在的，也就是说一个市场社会（请注重不是市场经济），需要不需要一个道德基础，这个道德基础包括对产权的尊重、对他人权利的尊重、自我约束等等。 假如用我对道德事件的定义，那么基本的逻辑关系已经包含在这个概念里了。就是一群充分理性的自利的人(self-interested)，是为自己的利益牟利的。但他们假如仅仅在自私的意义上是充分理性的（selfish），仅仅是自私的一群人，那么所有的其他人都只是他们的手段，是他们达到自私目的的一个手段。别人是我的手段，同样你也是别人的手段，你的生命、你的财产、你的幸福都是他人的手段。在这样一群人中可不可能有市场社会，再退一步可不可以有社会。在传统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讨论中，答案是很明确的摘要：不可能。在我们熟悉的一些政治哲学著作中，像英美传统的洛克、霍布斯或康德哲学传统中的有关论述，在自由意志这个传统中生长出来的道德哲学，欧陆哲学，像卢梭，都有这一观点摘要：即便是一群自利的人，假如他们完全是自私的，那就是野蛮人，就没有文明社会。 在英美传统和欧陆传统中都认为社会是文明社会（civilsociety），是civil，而不是野蛮(barbarian)状态。而一个文明社会或市民社会、公民社会，这些词在英文中都是civilsociety。civil在洛克的产权理论中，就意味每个人都必须尊重他人的生命、自由、财产占有权利，也就是他所讲的Property。虽然在欧陆传统中有关对财产占有的尊重和英美传统有很大的不同，但从学术上欧陆传统和英美传统都承认只要是人类社会就要有一个文明的基础，这个文明基础就是道德共识(moralconsensus)。在霍布斯、洛克、黑格尔的论述中，道德共识的意思就是人们相互间有一个起码的尊重。这个尊重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即在欧洲进入启蒙时代之前的时期，并不显得很重要，因为它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没有人熟悉到它一旦缺乏将是什么样子，因此没有形成启蒙时代的道德危机。德克海姆有关社会道德共识的看法摘要：在一个前分工社会或前资本主义社会、前现代社会中，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机械式的同一(mechanicalsolidarity)。因为那时分工不发达而且社会规模很小，秩序扩展得还不宽泛，所以就一小群人而言，他们之间的共识比较轻易达成。这一小群人大都面临同一种风险——大自然，他们之间没有很广泛的地理差别，人种上单一，在血缘上也是相互联系的，而且他们的能力、他们的知识结构也差不多是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不会产生现代社会的萌芽，它只能有mechanicalsolidarity，机械式的团结、聚合（这个词中文不太好翻），总之是一种前现代的共识摘要：我们面临同样的生存新问题，我们拥有几乎同样的生存手段，也就是我们拥有同样的效用函数，那么我们就是一家子。这就是从血缘和地缘关系上形成的前现代社会，用中国人的话就是乡土社会。 当进入现代的时候，黑格尔和德克海姆就发现前现代社会开始瓦解，这些思想家熟悉到了道德危机，或者说是现代性危机，这种危机是从分工开始的。用德克海姆的话说就是分工的发展同时也就是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的发展。因为分工以后，人们的知识结构就局部化而固定在了所分工的工作上，人们在具体环境中积累知识，那么每个人判定事物的经验、知识积累就和在其他方面分工的人产生了差异，从而价值判定就会产生差异，利益就会有冲突。例如，工农之间的利益差别，就会有谷贱伤农、谷贵伤工的情况。所以前现代社会的道德共识很轻易就瓦解了。而新的道德共识只能建立在德克海姆所说的有机的凝聚(organicsolidarity)社会中。有机的意思就是指文明的人虽然是分工的，但他们通过交易、通过市场贸易互相尊重这种有机的关系，并结成个互相依靠、互相依存的社会。因此，在分工的现代社会，人们也能找到共识和基础，这个共识就是制度，是非道德的，因为它不是依靠于共同的前现代的共识，而是依靠分工制度，就像将每个人固定在一张网上的一个个点上一样，将每个人行为束缚起来。德克海姆被哈耶克认为是社会主义者，因为德克海姆强调的就是传统政府权威，是权威的建立，像强权政府甚至宗教的功能。他企图这样来摆脱韦伯的悲观的解昧状态。 对于道德共识、产生现代危机等新问题熟悉最深刻的主要是欧陆哲学家。包括德克海姆、韦伯、黑格尔。按照哈贝玛斯的观点，黑格尔毕生精力要解决的就是为现代社会找到它的道德基础。而哈贝玛斯的解就是建立在正当交往的基础上。这是欧陆传统的努力。 在英美思想传统中，我们还想不出有思想家例如启蒙时代的洛克、休谟、斯密这样的人，在重要的文章，重要的语句中涉及到现代性危机，也就是道德瓦解的危机新问题。这可能因为当时的英国社会比较稳定，没有发生和法国大革命相似的动荡使然。英国是通过习惯法的健全逐渐取代君主法庭（royalcourt）和宗教的法庭（churchcourt）而形成一种非常灵活的习惯法体系（caselaw），来解决日常的新问题。这是个积累的过程是casebycase。法官碰到新问题，先看看前面有没有案例，假如没有就按自己的理性、公益来点一点解决。可见这是典型的演进秩序。这使人们对现实新问题的解释和处理很稳定，用不着一次性的革命。就像没有大的地震，完全是小震。因此，生活在其中的思想家们感受不到革命和推动革命的道德基础的危机。在道德基础开始瓦解的时候就会有革命，革命无非是道德共识不能达成的产物，是一种极端的手段。 我们中国人基本就受这两方面西学的影响。要么就沿着英美的思路，提出一些适合中国的新问题或中国式的新问题；要么就受到欧陆哲学的影响，包括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提出中国式的新问题。所谓中国式的新问题就是中国人关心的是中国、立足于中国的前途、中国的命运，考虑的是中国人所考虑的新问题。也就是新问题意识是中国的。像国有企业改革、农业发展新问题、关贸新问题等等一些很细致的现实新问题。当和一个外国人讨论时，假如他不知道提出新问题的背景，你提出一个学理性新问题，他就会照本宣科地告诉你，这个概念是怎么回事，像公民权利是什么意思，法制是什么意思，但他不会涉及中国的新问题。所以新问题意识很重要，新问题意识只能是本土的。现在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有新问题意识的，在许多学者提出一个政策或一个理论中完全看不到新问题意识。当然，一些海外的学者也是没有这种新问题意识，而只是隔靴搔痒。假如有了这种新问题意识，并在这里面提出正确新问题，在求解时再参照一些其他社会、其他民族的历史过程、经验，回到西方去看（因为很多学问都是西学）时，就会出现几种倾向，一部分人就到欧陆哲学中去找一个合适的参照系、一个启发，经过启发后回来独立地求解中国式的新问题；另一部分人是从英美传统中去寻找启发；还有一些学术练习比较全面的人综合考虑两方面的传统，同时还有新问题意识，这三者兼得是不轻易的。 在此我们强调的是作为社会一定要有一个基础的道德共识，而西方思想传统中的两个源流对我们中国人处理新问题有不同的影响。当我们处理道德共识新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处理什么是自由这个概念。在欧陆传统里，卢梭有一个看法摘要：田园诗式的野蛮社会里每一个人都是充分自由的。因为那时候人少地多，从树上摘果子就能吃，也就是完全没有资源稀缺性，没有对于稀缺资源的竞争关系，所以那时也许是非常美好的，像田园诗式的浪漫的，在这样的标准下，每个人是非常非常自由的，他不必考虑其他任何人和他的竞争关系。卢梭当然很羡慕那时候的人，霍布斯也非常羡慕这些野蛮人，这种田园诗式的野蛮生活。但是由于经济学家看到的资源稀缺和对稀缺资源的竞争，产生了残酷的以他人作为手段的生存方式，这时候人就开始不自由了，那么每一个追求自己充分自由的人，假如对自由无限地要求下去，一定会逻辑地把其他人作为自己生存的手段。在欧陆，在法国传统里就是充分的个人自由，在德国从康德的要意志（will）的自由，发展到黑格尔极端的状态，中经谢林、费希特的思想。总之，欧陆传统中提出了像伯林讲的两种有关自由的态度。这里用态度（attitude）而不用立场，是很重要的。因为每个人都认为自由是好事，可对自由的程度每个人的熟悉并不一样，你可以追求很大程度的自由，以致追求到你认为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你自己，这就是所谓积极自由的态度，假如你追求的个人自由那么广泛，那么彻底，以致你的主观意志、个人意志的充分自由体现出来后，结果就是你控制了其他人，你把所有的人都作为达到你的个人意志的手段，解放你自己的一个手段，这就很可怕了，这就是希特勒的集权。我个人所主张的自由，是所谓消极的自由态度，就是你站在自由两个极端的中点上，在这样一个适可而止的，止于至善的点上，你向左边望就是积极自由，你就非常地想控制别人，你向右边看，你就抱着一种消极的自由态度。所以这是一种态度，大部分人立场都是差不多，没有多少人是希特勒，大部分人也不是完全不要个人自由的，这就是一个态度区分，态度区分非常重要。假如处理不好就会导致“”悲剧或法西斯专制。处理得好就会出现市民社会或社区生活。这都是从两种态度的差别生发出来的。所以我强调先在态度上讨论。两种自由态度就是伯林的名言，一个是freeto，你做事情的自由，一个是freefrom，我避免事情的自由，我不愿意去干扰别人，同时我也从控制中避免出来。追求这种自由的人一定会承认他对别人同等的消极自由的责任，也就是在自由中间没有绝对的自由，这里有个度的新问题，那么为了维持这个自由的度，你将对其他人的自由负担你的义务，你只有这样按基本的对等原则（道德黄金律）做才能够有你的自由。否则我们之间就是野蛮的、互相杀戳的关系。所以消极的自由态度包含着一个硬币的两面，一面是个人活动的空间，你的隐私、小天地（privacy），别人不来干涉你，另一面是别人不来干涉你的义务，是社会所有人达到的一种道德共识，比如像认为不应该闯入别人家拿了东西就去卖等等。所以，你在享受别人不干预你的权利的时候，也担负着尊重别人同等权利的义务。这是一个辩证统一关系。我们谈的自由就是这样的自由，而不是单向的自由，不是积极的自由。所以我们可以说，为了确保最大限度的这种消极自由，我们迫不得以，非要加入这样一个文明社会，在这样的社会，每一个人都承担着对这样的自由的权利和义务，这就是洛克说的产权。这就是在我们这个传统中所说的道德共识。就是每个人在宪法上都签约摘要：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同意尊重其他所有公民的生命、基本自由、基本财产占有的权利。在这个根本宪法的签约之下，你才谈得上立法过程、执法政府，因为抽象的宪法不能解决各种具体的日常生活中新问题。所以你要立法，要有符合宪法的政府。总之，这一套是属于政治哲学的内容。这一套之前是属于道德哲学的内容，只有在这两套体系之后，我们才能谈到所谓经济生活，经济生活才有一个规矩，才有德克海姆所说的有机社会的结构——每个人都在服从一套规范，都在自己相应的网眼里自由地活动，同时，也充分地信赖其他人也在他自己的网眼中活动而不越轨。那么这个社会就成了德克海姆理想中的有机凝聚的社会。 假如我们将以上这套体系称为道德基础，又将道德事件规定为非理性的选择行为中的一类行为，哪么道德事件怎么可能发生。这就涉及到欧陆传统和英美传统里共同遵守的道德黄金律摘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所有文明社会中，我们发现都有这样的说法，在《圣经》里，在孔孟思想中。不同的文明社会时间、历史、地理差别很大，但都有这样的思想。因为你不服从这一条，你就结不成社会。所以，我相信在目前所生存下来的7个文明中都有这个道德金律。像在西方的传统中，欧陆和英美都有一个共同的希腊、罗马传统，也就是斯多葛学派的正确推理摘要：理性的人不会理性地去做错事，去伤害他人，因为他会理性地推断假如这样做，别人也会反过来伤害你，这就非理性了。所以理性推理中可以推导出来道德金律。这是斯多葛传统，也是基督教的来源之一，到了后期就演变成了两个分支摘要：英美的和欧陆的传统。而欧陆一派对道德哲学的影响更大一些。因为，一来他们有危机，还有他们具有不是新教传统的基督教传统，更古老的犹太教影响，导致康德的自由意志，他从自由意志推出一种责任，推出一种普适原则下的个人责任，而真正继续了这一思想的是萨特。 康德的欧陆传统要追求的是自由意志，而不是英美的在基本权利的基础上，人们有一个消极的自由态度就够了。假如你要追求你的自由意志，你线性地走下去，你可能就走到法西斯主义。这并不是康德的意思，康德所讲的意志自由是完全不受现实世界物质约束的个人意志，是一种精神。但假如我们将它放到现实中考虑，我们每日每时都被现实所困扰，所以我们的意志不可能是充分自由的，也就推不出自由意志下应该做的那些事。而这并不是康德的出发点，康德的出发点是我先要假设一个抽象的人，他是完全不受限制的，不去做因受日常生活烦恼不得不为之的一些事，完全是自由的，就像上帝那样自由，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人应该做的事是什么。由此出发推出一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规则。那么如何从康德的思想推出道德金律呢？罗尔斯曾专门有一篇文章论述从康德的意志自由到罗尔斯的普遍主义正义原则。推理过程是这样摘要：首先，第一个检验就是，你做任何一件事的时候（比如是否撒谎），你要用自由意志判定这件事对不对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此时此刻，假如你认为在这件事上你的自由意志不受任何环境约束，你得出结论该做或不该做这件事，那么你再把这个检验深入到第二层检验，即是不是你自己在所有的场合，所有的情况下都应该做或不做这件事，才能完成你的自由意志，假如也通过了，那你再问第三个新问题，是不是所有的人在所有的场合、所有的情况下，都做或不做这件事。假如是，那么做或不做这件事就应该成为普遍遵守的规则。 当然在伦理学史上有很多学者围绕康德的例子来批评，比如有人在追杀你的朋友，这时只有你知道朋友的隐匿之处，当杀手逼迫你讲出你朋友的藏身之处的时候，你是撒谎还是不撒谎。康德对此的回答是，这不是他所讲的自由意志，这已经是不自由的意志了，因为你面临着有人持枪，他在物质上束缚着你。所以康德不回答这个新问题。 由此，从欧陆哲学中衍生出来了一种看法就是，真正的自由，也就是自由意志意义上的自由，应该是由普适主义或普遍主义原则来保证的。这就涉及上面提到的用正确推理原则得到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行为规则。所以很有意思的是从两个对自由的理解都可以得到道德金律。普遍主义原则下，可以出现看上去“非理性”的道德事件。 这里又涉及到道德新问题的另一个维度，它是非凡主义呢，还是普适主义。现在很多的道德探究都认为，仅仅靠普遍主义推出来的原则，可不可以推出指导我们日常生活的那些道德准则，恐怕还是不行。这就像宪法并不能处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事，还需要商法、民法等等具体的法律。所以，为处理我们日常生活中碰到的麻烦、冲突，还不能仅仅依靠一些最普遍的道德准则，我们还得承认具体的义务、责任，也就是所谓非凡主义的道德。 就我们中国的文化来说，除了孔子对仁的看法具有普遍主义外，后来是越来越相信非凡主义。像韦政通先生总是强调中国的差序格局，就是非普遍主义，是人们之间的交往有差等。最爱的是父母，再次是兄弟，再后是邻居，然后推及其他人，像水的波纹一圈圈扩展下去。这都是相对主义的、非凡主义的原则表现。这是我们中国的实际情况。 面对我们今天现实生活中道德滑坡的局面，在我们将抽象的理论用来解释现实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的分析也刚刚进行了一半。在中国社会里，什么是道德行为。我觉得，就是每个人要把自己非凡的环境考虑清楚，你是这个环境的中心，你有父母、子女、亲戚、邻居、朋友，你把自己和这些人的关系都做一个理性的熟悉，做一个很深切的理解，判定你和他们之间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然后按照你确定的理想模式去处理各种关系，去和别人博弈，一直处理到符合你理想模式的程度。你的理想模式就是你的道德准则，你就这样行为。比如，孔子说，子为父隐，直在其中。那么父亲犯了罪，儿子包庇，这里包含了正义。你说要大义灭亲，那不行，不现实。所以在一个非凡主义的文化中间，没有宗教传统的文化中间，就得从非凡的角度每一个人都来判定，理性的判定，利己地但不是自私地来判定你应该怎样处理，而不是实际上怎样处理（是应然而不是实然）人际关系，然后以这个判定来指导你的行为。在道德准则之下，在道德理解之下，尽量地朝这个方向努力的时候就涉及到实然，实际上很多事情你不得不做，但你认为不道德，你认为可能不对。这是每一个人都需要解决的人生新问题、冲突，每个人总是处在这种冲突中，这是你的生命过程。这没办法，每一个个体都是这样。 这种情况下，一个可以说是最严重的新问题就出来了摘要：就是从乡土中国到一个现代市场社会的过渡时期，由于我们缺乏强有力的普遍主义原则，那么怎样才能形成道德共识？例如，当分工充分发达了以后，农民本来是一个村，通过婚姻关系都是新戚，本来是很有共识的。而现在搞乡镇企业了，你生产钢管、他生产水泥、我生产煤炭，有专业分工，就有了利益冲突，就面临启蒙时代人们所碰到的道德危机，原来的共识就开始崩溃，就开始“杀熟”，越好的朋友越宰你一刀，因为他没有办法不这样行事，因为这是在非凡主义原则指导下。结果有很多在乡土中国条件下可以达成的道德共识这时就达不成了。像义利之辩影响就很大，例如反暴利法的产生，就有一个文化背景，有一个传统。 所以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本来就缺少普遍主义原则的社会，一旦走入市场经济或现代的分工社会，那么原来赖以维系社会的家庭联系就被冲烂了，血缘关系就被淡化了，那么和血缘关系联系的前现代化的共识就瓦解了。而宗教生活我们又没有，没有一个从中世纪带来的遗产，就是把上帝变成法就完事，使社会有一个自然秩序的条件。所以就变成了无法无天的情况，人们就开始追求最眼前的利益——货币，用钱来指导人的行为。这时你没有道德准则了，你从小到大，没有人告诉你什么行为是道德的，道德是教育出来的，是一点点在传统中熏陶出来的，可我们的传统正在巨变，正受到冲击，每一个人都开始失落。假如按正常的状态，即便在一个非凡主义社会，也先有一个道德的基准，在这个参照系之下，人们知道向道德方向去努力，就是文明化的过程（civilization），而现在我们似乎不是这样，而是有点野蛮化过程，因为，没有人去指导，人们完全是看怎么自私就怎么来了。人们只是靠理性驱动，他的利益函数、效用函数，力求在目前最大化，今后的事也不想了。严格地讲，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事是要经过多次博弈的，就是说一个充分理性的人应该考虑到无穷远的未来的收益，然后将它折现到现在使效用最大化，这个最大化就有可能是道德性的行为，也就是顾及他人的行为，因为假如毁掉了名誉，以后就没办法和人合作。但我们处在过渡时期，未来贴现值不确定，以致没有人考虑。结果每一个人都越来越短视，所以就会看到我们社会目前的假冒伪劣，这都是不要未来名誉的行为，一个规范的社会不会有这种现象。这又形成劣币淘汰良币，假如你顾及名誉，你就吃亏，以致生存不下去。结果就很危险了。一旦出现了这种道德风险（moralhazard），影响破坏了互相信任的关系，假如这种道德风险代价太高，没有一个机制来平滑它，那就是逆淘汰，是劣币驱逐良币，那么最后这个社会里都是坏人，那些稍微好点的人都生活不下去。我总举这个例子，就是人类学家（RuthBenedict）观察到的一个部落，这个部落以能骗住所有的人为英雄人物的标准，就是大家都服骗术最高的人。我们可以设想，假如一直坚持这种标准，那就没有贸易、交换、信任可言，市场在这个意义上就崩溃了，结果这个部落几十年以后就会自然消失。 在目前的时刻，我并不是雷锋，我也不想让每一个人来考虑道德新问题，但我觉得道德的危机就在我们身边，假如我们处理不好，那无论是改革还是市场社会的发展都很困难了。 很可惜，对目前的状况，我提不出任何具体的办法。我在香港除了制度经济学，就一直都是探究企业家行为，这两者是有关系的。制度创新是企业家的行为而不是理论家的行为。那么什么样的制度可以使我们的道德危机得到缓解，我不知道，我只是说这是一个企业家创新的过程。我总用这样的例子，就是在最大的企业之间，他们已经形成了一种强盗对强盗的规则，就是说，假如你不守规则，那你就死了。所以在这一层次的企业家里名誉非常重要，他们开始向长远着眼，不是搞短平快。所以有恒产者有恒心是有道理的。因此，有充分的竞争就会产生一个良性的秩序。但这个秩序是否能够扩展，扩展到中小企业，那还得观察，这不是个理论新问题，而是一个实践新问题。但这是一种希望。从理论上可以提出来的一个原则（不是规则），就是竞争性原则。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是真正好的制度，但我知道真正好的制度一定是竞争的产物，是制度创新，是各种不同制度之间竞争产生出来的结果。这个竞争的结果可能是没有一个人满足，但这是我们得到的最好的制度或最不坏的制度。所以，只有充分竞争才是我们得到好的制度，解决道德危机的唯一途径。这就回到了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阵营，只要答应我们自由交往，也许就可以建立规范及道德共识。 但是，现代经济学还不现代，因为它没有思索人存在的意义这个现代新问题，或上面我们说的现代危机这个新问题，我们声称现代只不过是数学用多了点。因此，为了使经济学进入现代，经济学必须首先回到古典，处理古典的新问题。因为古典经济学的时代正是启蒙时代，正是那时候人们熟悉了现代危机。所以我们要回到古典经济学，重新梳理出现代传统，这才可以继续往前走，进入现代。假如缺乏这种眼光，就值得批判。我一直在思索现代经济学，我是从存在哲学、从生存论的角度来从新写经济分析。实际上我们做的任何一项经济分析都不可能脱离价值判定，我们的价值判定最基本的就是从生存哲学、从生存论的角度、从这个世界对我们有什么意义这个角度，来给出我们的价值判定。在这个判定基础上，才可能有类似效用函数，博弈均衡的选择这些能动的选择，去改变传统、去改变均衡、去进行制度创新，我认为从这个意义上，经济学才现代化了。就是把人的意义考虑进来，而不是像新古典的现代经济学所表现的就是把人当成一个东西来控制。现代经济学无非做得动态化一些，像最优控制理论，但我们只要问人在哪里的新问题，就会发现现在经济学的缺陷。我想中国人假如说能够超越西方的经济学或者说能够继续它并超过它，一个可能出现突破的点就是结合我们的文化强势，也就是文化的比较优势，因为在中国哲学中的深厚的人文基础、人文传统，把人的意义带回到经济学中来，这就有可能形成一个中国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 我们可以事先武断甚至走极端地把道德定义成摘要：道德的行为就是不能给你带来眼前好处的行为。比如，有人落水，你为救他而献身，或和一个抢了别人东西的歹徒搏斗受了伤，这时，我们很难说你是自利的，就是说在你的理性考虑中，你很难考虑到假如活下来，你的英雄称号会在你的效用函数中占多大的地位。这是我们就极端而言的，用以反驳另一种观点摘要：市场经济没有必要谈道德，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要是从经济学阵营中来的。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往往强调要道德干什么，有市场经济就够了，市场经济会在竞争中自然产生出道德机制、道德规范来。应该说，我在许多方面和他们是一致的。在这一点上甚至也是一致的。但我想将道德的重要性突出到这样的高度，就是说，不妨将道德定义成摘要：凡是理性的考虑都不会做的那种事。只要是考虑效用函数极大化，就绝对不会干的那类事中，有一类事叫道德行为。当然还有非道德的事也可能处于非理性范围内。我们就是在非理性范围内考虑道德事件。这里我们是将道德作为一次事件来考虑。这就不必和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纠缠于摘要：到底道德有没有必要，道德是否是一个交易的结果，是个充分竞争的行为之后自然就会产生道德规范，还是先有道德规范才有交易这样一些鸡和蛋的新问题。 既然道德和理性是对立的，是非理性的，那么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道德行为发生？道德是否是作为社会的基础存在的，也就是说一个市场社会（请注重不是市场经济），需要不需要一个道德基础，这个道德基础包括对产权的尊重、对他人权利的尊重、自我约束等等。 假如用我对道德事件的定义，那么基本的逻辑关系已经包含在这个概念里了。就是一群充分理性的自利的人(self-interested)，是为自己的利益牟利的。但他们假如仅仅在自私的意义上是充分理性的（selfish），仅仅是自私的一群人，那么所有的其他人都只是他们的手段，是他们达到自私目的的一个手段。别人是我的手段，同样你也是别人的手段，你的生命、你的财产、你的幸福都是他人的手段。在这样一群人中可不可能有市场社会，再退一步可不可以有社会。在传统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讨论中，答案是很明确的摘要：不可能。在我们熟悉的一些政治哲学著作中，像英美传统的洛克、霍布斯或康德哲学传统中的有关论述，在自由意志这个传统中生长出来的道德哲学，欧陆哲学，像卢梭，都有这一观点摘要：即便是一群自利的人，假如他们完全是自私的，那就是野蛮人，就没有文明社会。 在英美传统和欧陆传统中都认为社会是文明社会（civilsociety），是civil，而不是野蛮(barbarian)状态。而一个文明社会或市民社会、公民社会，这些词在英文中都是civilsociety。civil在洛克的产权理论中，就意味每个人都必须尊重他人的生命、自由、财产占有权利，也就是他所讲的Property。虽然在欧陆传统中有关对财产占有的尊重和英美传统有很大的不同，但从学术上欧陆传统和英美传统都承认只要是人类社会就要有一个文明的基础，这个文明基础就是道德共识(moralconsensus)。在霍布斯、洛克、黑格尔的论述中，道德共识的意思就是人们相互间有一个起码的尊重。这个尊重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即在欧洲进入启蒙时代之前的时期，并不显得很重要，因为它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没有人熟悉到它一旦缺乏将是什么样子，因此没有形成启蒙时代的道德危机。德克海姆有关社会道德共识的看法摘要：在一个前分工社会或前资本主义社会、前现代社会中，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机械式的同一(mechanicalsolidarity)。因为那时分工不发达而且社会规模很小，秩序扩展得还不宽泛，所以就一小群人而言，他们之间的共识比较轻易达成。这一小群人大都面临同一种风险——大自然，他们之间没有很广泛的地理差别，人种上单一，在血缘上也是相互联系的，而且他们的能力、他们的知识结构也差不多是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不会产生现代社会的萌芽，它只能有mechanicalsolidarity，机械式的团结、聚合（这个词中文不太好翻），总之是一种前现代的共识摘要：我们面临同样的生存新问题，我们拥有几乎同样的生存手段，也就是我们拥有同样的效用函数，那么我们就是一家子。这就是从血缘和地缘关系上形成的前现代社会，用中国人的话就是乡土社会。 当进入现代的时候，黑格尔和德克海姆就发现前现代社会开始瓦解，这些思想家熟悉到了道德危机，或者说是现代性危机，这种危机是从分工开始的。用德克海姆的话说就是分工的发展同时也就是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的发展。因为分工以后，人们的知识结构就局部化而固定在了所分工的工作上，人们在具体环境中积累知识，那么每个人判定事物的经验、知识积累就和在其他方面分工的人产生了差异，从而价值判定就会产生差异，利益就会有冲突。例如，工农之间的利益差别，就会有谷贱伤农、谷贵伤工的情况。所以前现代社会的道德共识很轻易就瓦解了。而新的道德共识只能建立在德克海姆所说的有机的凝聚(organicsolidarity)社会中。有机的意思就是指文明的人虽然是分工的，但他们通过交易、通过市场贸易互相尊重这种有机的关系，并结成个互相依靠、互相依存的社会。因此，在分工的现代社会，人们也能找到共识和基础，这个共识就是制度，是非道德的，因为它不是依靠于共同的前现代的共识，而是依靠分工制度，就像将每个人固定在一张网上的一个个点上一样，将每个人行为束缚起来。德克海姆被哈耶克认为是社会主义者，因为德克海姆强调的就是传统政府权威，是权威的建立，像强权政府甚至宗教的功能。他企图这样来摆脱韦伯的悲观的解昧状态。 对于道德共识、产生现代危机等新问题熟悉最深刻的主要是欧陆哲学家。包括德克海姆、韦伯、黑格尔。按照哈贝玛斯的观点，黑格尔毕生精力要解决的就是为现代社会找到它的道德基础。而哈贝玛斯的解就是建立在正当交往的基础上。这是欧陆传统的努力。 在英美思想传统中，我们还想不出有思想家例如启蒙时代的洛克、休谟、斯密这样的人，在重要的文章，重要的语句中涉及到现代性危机，也就是道德瓦解的危机新问题。这可能因为当时的英国社会比较稳定，没有发生和法国大革命相似的动荡使然。英国是通过习惯法的健全逐渐取代君主法庭（royalcourt）和宗教的法庭（churchcourt）而形成一种非常灵活的习惯法体系（caselaw），来解决日常的新问题。这是个积累的过程是casebycase。法官碰到新问题，先看看前面有没有案例，假如没有就按自己的理性、公益来点一点解决。可见这是典型的演进秩序。这使人们对现实新问题的解释和处理很稳定，用不着一次性的革命。就像没有大的地震，完全是小震。因此，生活在其中的思想家们感受不到革命和推动革命的道德基础的危机。在道德基础开始瓦解的时候就会有革命，革命无非是道德共识不能达成的产物，是一种极端的手段。 我们中国人基本就受这两方面西学的影响。要么就沿着英美的思路，提出一些适合中国的新问题或中国式的新问题；要么就受到欧陆哲学的影响，包括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提出中国式的新问题。所谓中国式的新问题就是中国人关心的是中国、立足于中国的前途、中国的命运，考虑的是中国人所考虑的新问题。也就是新问题意识是中国的。像国有企业改革、农业发展新问题、关贸新问题等等一些很细致的现实新问题。当和一个外国人讨论时，假如他不知道提出新问题的背景，你提出一个学理性新问题，他就会照本宣科地告诉你，这个概念是怎么回事，像公民权利是什么意思，法制是什么意思，但他不会涉及中国的新问题。所以新问题意识很重要，新问题意识只能是本土的。 经济学管理论文:经济学道德管理 内容提要摘要：本文从经济学是否需要个人假定的分析单元出发，确定了经济假定有效性和简洁性的原则。比较分析了经济理论中几种主要的对人的抽象假定，并得出了偏向于“经济人”经典假定的结论。 摘要：假定个人社会经济人道德人方法论 经济人假设作为经济学中的经典假设即使仅从亚当-斯密算起，也已经使用了200余年。在这其中，有关经济人假设是否合理有效的讨论、诘难、争吵一直不绝于耳。对于经济学而言，我们是否需要一个完整的对人的假设，假如需要，到底那一种假设是最合理的——或者是给我们的经济学探究带来最小麻烦的？这是本文力图讨论的新问题。本文将围绕这个中心展开，并结合各种代表性的思想进行比较分析，希望得出一个令自己满足的结论。在文章的第一节将先对“人的假设”进行具体的定义并对现有的本领域的论文进行总结；第二节讨论对人假设的必要性和重要程度；第三节试图探询一种合理的最有利于经济学的一般化假设；在文章的最后则说几句和本文相关又不相关的闲话。 一、讨论前的预备 所谓对人的假设，是指为了经济学分析、解释、推导的需要对微观的人的特征进行抽象，并根据这种抽象分析其决策和行为。在这里要注重到的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之下，对人的假设都是为了经济学探究的需要而作出的，其直接目的是为了简化条件以便给出明确结果；而绝不是为了对人的特征或者“人性”作出描述甚至是评论性的结论。另一方面，要保证经济理论不是胡说八道，其对人的抽象（假如这项理论认为需要这样的抽象的话）也必须以现实为基础。 依照以上的定义，由于经济学探究角度、探究需要的不同，对于人的抽象也是各不相同。同时，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经济学家对人性不同的看法也影响了其对人的假设，——甚至有人认为这位令人无法捉摸的王子根本就不该在经济学的舞台上出现。无论如何，经济学中众多的对人的抽象也吸引着学者对其进行比较分析，同时也本着经济学家“最优化”的嗜好试图找到其中的最合理的一个。 国内外对这方面的探究成果，一般以“经济人”名义冠之，尽管有不少人会把“道德”、“非理性”、“效用人”等等作为和“经济人”并列的概念进行探究。总的来说基本是在经济人这一命题下描述经济学中对人的假设的演化过程。 笔者可以找到的英文文献有三篇，它们是《理性经济人》（马丁-霍利斯，爱德华-内尔,1975）、《有思想的经济人》（米兹，1991）、《近代经济人的灵魂》（梅尔斯，1983），他们都以“经济人”这以假设为中心，评述了对人的各种抽象。值得注重的还有《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霍奇逊，1993），其中的第三章“在个体主义的方法论背后”从方法论的角度对主流经济学中的人的抽象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经济学探究是否应该从人的基本假定开始的新问题。 国内本领域最出色的作品是《经济人和社会秩序分析》（杨春学，1998），该书从17世纪霍布思的“人性自私论”开始，直到现代新制度经济学以及加里-贝克尔的“效用最大化”说，系统总结并评述了经济学上对人性假设的各种思想及其演进。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该书把“经济人”作为一个完整的经济学命题而不是探究方法进行讨论，这是和本文的方向有所不同的。其它此方面的文献也较多，但其成果基本不出刘氏的范围。至于一些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需要经济人”的新问题，笔者以为已经超出经济学探究方法的讨论，对此类文献未予理会。 最后要指出的是，几乎所有此类文献，都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有关阐述加入进来。唯一能够找到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有关“人”及其经济行为特征的分析比较”（胡均，刘风义，2001）1，该文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人”和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人进行了比较，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人”的总结相当精辟，本文的对其某些观点进行了参考。 二、起点摘要：个人，还是社会？这是个新问题 我们的探究对象，不是一些简单的个体，而是一些在社会秩序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社会个体……为了了解这种个体，我们必须把它放在其全体环境中来加以探究；而为了了解这种群体，我们有必须了解那些个体，因为正是这些个体之间相互关连的行为组成了社会群体。 在讨论经济学中人的抽象前，我们先要确定它在经济探究中的地位，是基础性的还是附带讨论的。假如说人的行为目的和方式可以完全由外界条件——比如社会习惯、制度等决定，那么对人的抽象也就不那么重要。假如经济探究可以从其他方面而非个人（或者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开始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模拟帕雷托的句式说摘要：“给我一组外部条件，那么个人就可以消失。” 在这个新问题上有两种比较极端的观点，一种是个人主义方法论，强调以抛开一切外部条件的个人主义为出发点。冯－米塞斯3用明确而有说服力的语言宣称，对社会经济现象的分析，要从人类行为的有目的性和目标导向这个前提出发。并且根据因果论的推导，个体有目的性乃是一切社会行为的充分起因。换而言之，这种目的（也许应该加上偏好）在这里被预先给定，“人”的抽象已经清楚地决定，并以此出发进行其经济探究。应该说绝大多数绝大多数经济理论都或多或少地因循了这种方法论。斯密的“经济人”命题也是明确地由微观的自利的个人开始的。 另一种观点则恰好相反，他们批判斯密、李嘉图把那个时代的人不是看作历史的结果，而是看作历史的起点，并认为合乎自然的的个人不是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产生的观点。同时他们也反对把人的范畴永恒化，得出一个一般性的规律性的抽象。持这种观点的突出代表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纵观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学方面的论述，尽管其一再申明不否定个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能动性，认为个体具有潜在地改变其关系规则地能动功能，批判那种“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地产物”地机械唯物主义观点；但是根据其对人的定义——“社会关系的总和”，即“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出发点是社会而非个人。进一步的证据在于其以物化的生产资料为标准的阶级划分，各个阶级的利益和目标是既定的，个人的目的和行为服从其所属阶级。用比较简单的推导来说即是社会存在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了阶级意识，阶级意识决定了个人行为。因此其经济学的起点是社会而非个人，对个人的假设也相形见拙了。如我们前边说到的那样，王子由主角变成了配角，甚至有下岗的危险。 当然，越来越多的人的观点则介乎于两者之间而有所侧重，比如新制度经济学亦是以人为起点，但其在假定人的目的和偏好时却又肯定社会制度会予之影响。可以算是兼顾了。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人脱离不了个体本位的藩篱。 我们这里无意讨论哲学新问题，但社会和个人的相互依存相互矛盾由的确蕴涵了太多的哲学思索。在这里不预备仔细讨论它们的关系（我想已经有足够多的大脑给出了足够多的答案），我们并不讨论鸡生蛋还是蛋生鸡却一样能煎出美味的荷包蛋，因为我们以煎鸡蛋为目的从而以鸡蛋为起点。同样的道理，经济探究的目的决定了其起点。不同的起点也决定了不同理论的局限性。假如我们把经济学对象定义为穆勒的四分法即“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话，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微观主体是我们需要直接面对的，那么一个准确合理的人的假设就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对探究的方向的功能也是决定性的，那么在过多的拘泥和谁决定谁也是不明智的。 这样得出结论也许有逃避新问题之嫌，那么我们再提出一种区分的方法——把变量较多，较难熟悉的作为假设前提进行抽象，并以此为基础进行讨论。相对社会而言，个人的偏好和目的更难于把握也更难于追根溯源，一个人为什么一定要实现利润最大化（或者另一个偏偏不喜欢）？这样的原因实在是不好把握。我们假定的往往是不能通过逻辑推理而只能经验抽象的，那么社会就相对简单得多了。诚如加里-贝克尔所言摘要：“口味这个东西是不能讨论的。”于是应该以谁为起点也就显而易见的。 最后指出的，我们不否认某些领域从社会出发会更恰当，一种骑墙的表述方式是“约束条件下最大化”，这样探究者到底爱从条件还是主体来探究就自便了。这实在是个不受指责的好办法。 三、人的假定摘要：是一个两个，还是很多很多？ 人类的经济模式当然不是唯一的模式。社会学向我们提供了了解人、了解人的社会关系的另一种方法；心理学也是这样。但是，从科学观点来看，真正的新问题是在这些工具中，即在‘经济学模式’、‘社会学模式’、‘政治学模式’或‘心理学模式’等工具中间，找出最有效和‘竞争能力最强’的工具，以便尽可能准确地抓住人类社会的复杂本质，假如我们的经济学确实需要一个“人”的假设的话，那么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假定，什么样的抽象才是最合理的?同样是亨利%26#8226;勒帕日（1977）给了我们一个标准摘要：“一种科学工具的价值是不能以其假设的现实程度来衡量的，重要的是这些假设是否简单明了，是否有效，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最好的假设不一定是最接近复杂现实的假设，而是那种尽可能简单明了，并且有尽可能大的解释和预见能力的假设。”这是一种纯粹的效率原则。但是，经济学的确不应该含盖太多的价值判定。作为一门科学，主观上的价值判定会极大的影响其解释和预见能力，经济世界如同物理世界一样并不会因为我们认为它是什么就会如我们所愿。事实上，即使我们能在一时之间欺骗自己欺骗世界，但结果不是关起来的门窗终于漏了风就是屋里的东西最终发了臭。总之，笔者坚持经济学纯粹的科学性，因此这样的经济学也只需要一种假设摘要：最简单最有效的那种。 带着这样一个标准，让我们对经济思想史上一些流行或者曾经流行的假定进行简要的分析。 首先当然是最为经典的“经济人”假设。其核心内容即自利的理性人。这包含着两层意思摘要：其一，人是理性的，在决策行为时总是作出自己认为更好的选择，这样的大白话到了新古典经济学，就转化为“稳定的偏好”，并进一步有完备性、传递性、反身性三大性质作为严格的数学基础；其二，人是自利的，在进行经济行为(最重要的，在进行交易时)，人是以利己为目标的。以这样的定义，因该说亚当－斯密以来以致新古典经济学直至今日，绝大多数经济理论都是在这个假定下展开的。所不同的只是对于其利己目标的不断变化调整，即经济利益最大化到效用最大化的过程。而“经济人”的两大要素从一开始就饱受诟病，尤其集中在后者上。闻名的“亚当－斯密新问题”即是其一，人们很不能容忍经济理论中自私利己的经济动物就是《道德情操论》中具备着高尚道德的“人”。对于这样的责难我们大可以看看亚当-斯密有关交易起源的描述摘要：“……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要想仅仅依靠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假如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做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轻易得多了。不论是谁，假如他要和旁人作买卖，他首先就要这样提议。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5利己之心假如是交易——经济学的现实之母——的基础，那么假如要抛弃它，就只好抛弃经济学。另一方面让我们提到标准对“经济人”假设进行衡量，对交易来源的解释证实了其有效性；假设的有效性又是和其简洁性相关的。接近现实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情，但是，过分追求假设的现实性，只会增加其复杂性，甚至把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都列入假设条件，反而影响了假设的有效性。有关这一点，弗里德曼（1953）举的一个例子很有解释力。他说，一个理论或其“假设”不可能是完全“现实主义的”。有关麦子市场的一个“完全现实主义”的理论，不仅需要包括直接决定麦子的供给和需求的那些情况，而且还需要包括用于交换的现金或信用工具的种类。此外还有摘要：交易者的头发和眼睛的颜色，他的祖先及受教育的程度，他的家庭人数，他家庭成员的特征、祖先、受教育程度等个人特征；种植麦子的土壤种类，土壤的物理及化学属性；在生长期内的主要天气情况；种植小麦的农民及最终食用小麦的消费者个人特征，等等，等等，无穷无尽。为达到这样一种真实而作的过分努力，都只会使该理论失去真实有用的功能。从这一点上来说“经济人”假定用最精练的的方式得到了最大的解释能力，难能可贵。 至于“经济人”假定的种种弊端，即使不看国外，国内以捍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口号的论著也有不少极为出色者，其中对“经济人”的批评横贯古今、旁征博引，出色之极，在这里就不多说了。6 “社会人“模式是另一种应用于经济学中的假设。它由旧制度主义经济学家提出、想以之来取代“经济人”模式。它的基本内容是摘要：作为一种社会存在，除了物质经济利益之外，人还追求平安、自尊、情感、社会地位等等的需要；人所作出的选择，必须建立在他个人的社会经验、不断的学习过程以及构成其日常生活组成部分的个人之间相互功能的基础之上，因此，人的行为是直接依靠于他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因此要从每个人的现实存在和他和环境的关系去理解人，去解释人的经济行为。 历史证实，“社会人”这种替代模式对理论经济学家是没有多大说服力的。在某种意义上，每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各自不同的具体层次上对人进行探究。作为一门学科，理论经济学对人的探究，需要其他学科的支持；但这不意味着经济学家必须全面地探究和考虑到影响人的所有因素。以“社会人”作为经济学的基本行为假说，无异于否定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存在的价值。同时从简洁性的标准考虑“社会人”的模式也是复杂而无法把握的。 “管理人”是赫伯特%26#8226;西蒙在其“有限理性”假说的基础上提出的。认为在现实世界中，人受到自身在熟悉和计算能力方面固有的限制，以及信息不完全、时间有限的制约，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选择。因此，不论主观愿望怎样，人们都只是追求可以实现的“满足的状态”而不是“最大化”。 “管理人”分析模式把人的决策行为视为一种动态的选择、探索、适应过程，即摘要：根据既定的满足目标，对已知的少量替代方案进行选择，不久因环境变化而不能得到满足再探索新的替代方案，同时也对满足程度进行调整。着的确是一种比较接近现实行为的分析模式。但就其自身的逻辑而言，“满足”标准是一个非常含糊的解说，也很难获得数学上的支持。同时什么时候探索新的方案、什么标注下调低满足程度也是非常模糊的。最后，生产者假如都是根据“满足”目标展开活动，很难解释资源会产生稀缺状况。7 最后是不属于经济学假定范围的“道德人”，它仅仅是其它学科学派用以进攻“经济人”的武器而已。道德人对于经济新问题的解释能力非常小，一个例证是在制度方面的，制度提供了人们追求私利时的行为规则，由此形成了社会秩序，相反，假如不把人假设为“经济人”，而是假设为不谋私利的“道德人”或“圣徒”，那么制度及其约束就显得无关紧要了。遗憾的是，人不是圣徒。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笔者的结论摘要：假如我们真需要一个经济学上的“人”的话，理性的自私的“经济人”仍然是首选的。 四、冷酷的科学之外 有两件事务我愈是思索愈觉神奇，心中也愈布满敬畏，那就是我头顶上的星空和我内心的道德准则。它们向我印证摘要：上帝在我头顶，亦在我心中。 或许是经济学帝国主义侵犯的领土日益广阔，人们对经济学的苛求也日益严厉。从诞生开始就受到各种非难的“经济人”其所受到的绝大多数指责都不属于其所属的探究范畴。所幸的是他竟平安无事茁壮成长。这样的大幸和大不幸都源于经济学离我们的生活实在太近了，而我们的生活中有太多的事远非“科学”两个字所能解释。当我们讨论经济人和道德人的关系时往往掉进“我们该作‘经济人’还是‘道德人’”的陷阱中而不自知。 本文在前边以十分轻视的口吻评价了“道德人”在经济学中的地位。这源于作者坚持经济学是科学这一冷酷的论断。但绝不表示任何对闪耀的人性之光的高尚道德的轻视。事实上笔者甚至反对把亲情、友情以及助人为乐的美德放入所谓“效用最大化”中去解释，经济学的领土仍然在经济领域，过多的扩张是对科学的不敬也是对经济学的变相毁灭。而道德、感情，即使不能禁止经济学涉足，至少我们也可以说其在这一领域的解释能力是十分弱小的。 科学是冷酷的，科学中的“人”是冷酷的，因为假如我们不“以最大的恶意去揣测”现实中的人，我们得出的结论就往往会过于乐观。但现实中的人绝不会有着最大的恶意。在经济学之外，我虔诚而又敬畏地遵循着心中的道德，假如没有它，我的人生将会了无生趣。在没有成本和收益曲线的感情世界里，我随时愿意为自己的亲人、爱人、友人牺牲一切。 经济学管理论文:政府行政经济学管理 一、我国政府行政审批制的性质和起源 我国政府行政审批制度实际上脱胎于计划经济时期。在传统的集中计划体制下，整个社会经济体制是按照列宁的“国际辛迪加”模式组织起来的。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决策权，以及人力、财力、物力的支配权统统集中于中央，就业由政府统一分配，财政实行统收统支，物资实行统一调拨。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完全成了政府的附属物，几乎没有自主权可言；政府的行政审批成了一切经济活动所必需的环节，几乎覆盖了全社会的方方面面。这种覆盖全社会的行政审批制度，排斥而不是保护了市场机制，与市场失灵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它的主要功能是保证计划的顺利实施。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中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但政府的行政审批制度仍然存在；而且，市场化改革之后的政府行政审批制度，与计划经济时期的行政审批制度保持了相当大的连续性。以新建企业为例，目前新建企业所需行政审批事项与程序，尽管比计划经济时期有所减少，但基本框架几乎未发生变化（李郁芳，2001）。事实上，行政审批本身就是市场化改革的必要条件之一。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政府在催生市场、扫除市场化改革障碍方面的作用无可替代。有学者认为，“特许式改革”是广东市场化改革的特点。事实上，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指导思想下，“特许式改革”贯穿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各个方面。事情常常是这样进行的：先由企业或改革项目的实施者向政府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再由地方政府向上一级政府及中央有关部门申请，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层层审批、特许后方可实施某项改革。这种以行政手段强制性推动改革的方式，客观上必然强化政府的审批制度，使大量本应由市场本身实现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过程，如企业上市、市场准入等，需要通过层层的政府审查、批准程序方可实现。这样，在经济转轨过程中，政府的行政审批制度在形式上发生了变化，由计划经济时期直接指挥微观经济活动，转变为目前通过审批标准来控制微观经济运行中的融资、市场准入等关键性环节；然而，政府行政审批的实质仍与计划经济时期一样，是政府企图控制微观经济领域资源配置的工具。 我国脱胎于计划经济时期的行政审批制度，与西方国家的行政审批制度有本质区别。西方国家的行政审批制度，其目的是弥补市场失灵，保护市场机制；而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其功能却是保持政府在微观经济领域资源配置的权力。换句话说，我国政府行政审批制度的起源，应被理解为保持政府的微观资源配置职能，不需要寻找“市场失灵”或“帕累托最优”方面的原因。二者在性质上的区别可以归结为行政审批制度“为谁服务”的问题。西方国家的行政审批制度是政府为市场服务的工具；而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则是使市场机制服从政府意图的工具。 可见，我国的政府行政审批制度还带有计划经济的烙印。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与政府的公共选择有关。具体说，目前在我国政府的公共选择规则方面，有三个问题使当前的政府行政审批制度长期延续： 1.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的利益结构。正如布坎南所指出的，在行政领域或“政治市场”上，“个人是严格按经济人的方式行动的……当人们改变角色（即从市场交易主体变为公共选择主体——引者）时，并没有变为圣人”。（注：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347。）也就是说，政府并不是公共利益的天然代表，而是独立的利益主体。在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下，政府部门在履行管理职责时可以运用行政权力收取各种管理费用，并与本部门的收入和个人利益发生了联系。这就在客观上推动行政机关和公职人员谋求更多收费项目，获取更多审批权力。正由于政府官员的利益结果与审批所带来的收益有关，行政审批由政府的监督、管理职能演变为政府官员追求本部门利益以及个人奖金或福利的行为，形成政府本身不愿放弃行政审批的局面。如不久前广州市清理出的1050项审批项目中，各部门自报要求保留的有949项，占90.4％，自报取消审批的只有10项，仅占0.95％（注：李郁芳.关于政府审批制度的思考［J］.管理世界，2001，（4）：197－208。）。 2.政府规模膨胀。公共选择学派认为，由于政府官员的名誉、地位、权利、酬金经营与其所在的政府机构的规模大小成正比，因此政府官员必然千方百计地扩大政府机构，争取更多的职能和预算。这就在两方面要求行政审批的加强：第一，膨胀的政府规模需要更多的行政开支，在现有“吃饭财政”的状况下，财政难以满足政府机构膨胀的要求，导致相当多的地方政府因财政困难而发不出工资，迫使国家不得不默认行政机构审批收费。第二，扩大政府规模必然要求为新增加的公职人员提供工作机会，扩充政府行政审批项目是“因人设事”的简便办法。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规模持续膨胀，从1979年的505万人增长至2001年的1104万人，在国有单位职工总数中的比例由1979年的5.8％增至2001的14.0％（注：参见，中国统计年鉴（2001）［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对政府的行政审批造成较大刚性压力。 3.政府官员的“设租”和“寻租”。如果说审批收费还是政府官员以合法的理由获取个人利益，那么“设租”就是以非法方式获得个人利益了。寻租理论中的租金是指一种由政府官员带来的非生产性收益，它的存在必然刺激人们“寻求租金”，就像利润的存在刺激人们“寻求利润”一样。政府通过行政审批制度在许多领域制造了垄断租金（即“设租”），而那些企图进入这些产业获取垄断租金的人会通过游说、贿赂、雇佣官员的亲属等方式去讨好、接近官员，以便通过行政审批获取租金。在这里，行政审批变成了权钱交易的工具，而那些有行政审批权力的政府岗位则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肥缺和争夺对象。这同样使行政审批制度形成长期持续的刚性。 可见，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政府官员出于个人利益而选择的控制微观经济资源配置的工具。政府行政审批的这种性质，产生了与西方国家行政审批制不同的政策后果。如在产业准入问题上，我国的行政审批缺席为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进入某产业制造了障碍；而西方国家的行政审批制度却是要取消或削弱进入障碍。当然，在西方管制理论中也有关于利用进入限制来防止新企业的“过度进入”而引起“过度竞争”的讨论，但这种讨论的目的同样也是要弄清“过度进入”是否会偏离帕累托最优，与我国行政审批制度企图控制市场机制的精神实质是不一致的。 二、政府行政审批制度的逆向选择效应 我国的政府行政审批制，阻碍了企业的产业进入，这种阻碍是通过逆向选择实现的。政府行政审批制的逆向选择效应，与常规的逆向选择有区别。常规的逆向选择，主要特点是当事人双方存在“信息不对称”，迫使信息劣势方对信息优势方采取一个武断的评价标准，低于此标准即停止交易；这使得高于此标准的信息优势方因不合算而退出交易，从而形成类似于“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选择效应。而对于政府行政审批制，即使政府审批部门与申请进入市场的企业之间是信息对称的，同样会出现逆向选择现象。产生这种奇特现象的原因是，政府官员为寻求审批收费、租金等自身利益，无论政企之间是否存在信息不对称，也必须为企业制定一个武断的审批标准，以便从企业那里获得符合自己要求的收益，这就将产生阻碍企业进入市场的逆向选择效应。下面我们利用信息经济学根据具体说明这一问题。 假定存在欲进入市场A的企业i，它预期进入市场后将获得利润R；但如果企业i选择进入其他市场，可获得平均利润S，即企业i进入市场A的机会成本是S。假定S是一个常数且R＞S，即企业i进入市场A后将获得高于平均利润的利润率。这一假定意味着，由于政府通过行政审批对市场A的进入管制，使市场A出现了高于平均利润的垄断租金R—S，吸引新企业进入该市场。但企图进入该市场的企业未必就能够得到垄断租金R—S，因为企业i在进入市场时必须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行政审批，这种行政审批将使企业i的成本增加W个单位，增加的成本包括三个方面：政府审批机构的收费；因行政审批而耗费的时间；寻租过程中的成本。由于这些成本纯粹是在进入过程中遭遇行政审批而产生的，因此可视为进入成本。政府审批机构为了自身利益，将选择一个符合自己收益的审批标准，这个标准将使企业i付出进入成本W。在这种情况下，企业i是否选择进入市场A，将取决于R—S是否大于W，即进入市场后获得的垄断租金是否足以抵偿进入成本而有余；如果R—S＜W，则企业i选择不进入；如果R—S＞W，则企业i选择进入。 不过，除上述垄断租金、机会成本和进入成本因素外，企业i是否进入市场A，还需要考虑企业进入市场后成功的概率。如果成功概率过低，则企业将无法获得足够的垄断租金甚至亏损，它还是要选择不进入。而成功的概率则与企业的预期收益R有关，因为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是，高收益的项目蕴含着高风险（即低成功概率）。假定企业i存在连续多个投资项目，每个投资项目有两种可能的结果：成功或失败；成功的项目产生收益 从（4）式可以看出，政府的行政审批标准越高，企业i的进入成本越高，则企业i所选择的投资项目的平均成功概率越低。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随着政府行政审批标准的提高，企业要进入市场将不得不付出更多的审批收费和寻租成本，耗费更多的时间，这就要求企业在进入市场后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或垄断租金来加以补偿。也就是说，只有那些拥有高收益项目的企业才会进入市场。只有低收益项目的企业，随着行政审批标准的提高，将因为不合算而逐渐被淘汰出局，放弃进入市场的尝试。但在市场经济中，高收益就意味着高风险和较低的成功概率。行政审批标准的提高，实际效果将是越来越多的低风险企业选择不进入市场，而越来越多的高风险企业选择进入市场，从而企业投资项目的平均成功概率将因此而逐步下降。这就是的形成机制。可见，政府的行政审批标准在这里导致了“高风险的企业驱逐低风险的企业”，因此具有逆向选择效应。在这种体制下，优质企业有可能因为进入成本过高而不愿再与审批部门纠缠，放弃进入市场的努力；而只有那些拥有高风险项目的劣质企业才舍得花功夫和成本继续向行政审批部门“公关”。显然，政府行政审批制的这种效应，在提高了企业进入市场的难度的同时，也使进入市场的企业的质量发生了下降。从长期来看，这是极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做法。 三、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要解决企业产业准入问题，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是必要的。市场经济中的市场失灵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管制，即政府的行政审批制是不可缺少的。问题是我们目前的行政审批制不仅没有弥补市场失灵，反而在制造市场失灵，亟需通过改革，使其由政府控制微观经济资源配置的工具转为政府弥补市场失灵的工具。在这方面，西方国家为我们提供了可以效仿的蓝本。但是，在目前政府行政审批制长期持续的深层次原因尚未解决的情况下，直接照搬西方的经验不现实。目前要改革行政审批制，实际上需要对政府本身进行改革。 1.重塑政府机构及官员的利益结构。据施蒂格勒对美国管制收费的研究，1969年美国的反托拉斯司、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关税委员会等基本不收费，其他管制机构的收费也很低，仅占总开支的0.022％—0.229％不等。这些费用只能弥补一些变动成本和手续费，政府官员的主要收入来源是财政拨款。这种利益结构足以保证官员不把审批收费作为“创收”的目的。因此，改革行政审批制实际上就是官员的利益结构的改革。政府官员的收入只能来源于财政拨款，不能与审批收费挂钩。如果做到这一点，就可大大消除审批项目的冲动。这就要求通过财政拨款适当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收入水平。 2.缩减政府规模。如果政府规模持续膨胀，财政开支就难以满足提高政府官员收入水平的需要，“因人设事”的现象也难以避免。如果仅仅取消审批事项，而机构和人员编制不作相应调整，行政审批制早晚会卷土重来。所以，缩减政府规模也是改革行政审批制的一个必要条件。目前我国的困难是事业单位规模、人员膨胀，占用的财政开支过多，使财政缺乏提高政府官员收入水平的能力。这就形成了一个链条：要改革行政审批制，需要缩减政府规模，而后者又要求缩减事业单位规模，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和事业单位市场化改革。 3.建立制约政府行为的力量。改革政府行政审批制度，说到底是要约束政府行为。但由于政府本身所具有的政治强制力和内在的扩张冲动，只靠政府自身改革难以奏效，前述广州市的审批项目改革就是例证。所以，改革行政审批制还需要建立外部的制约机制，即建立超越于市场和政府之上的力量。这就是法治。只有把政府行政审批制纳入法治的轨道，真正做到依法审批，才能从根本上控制和遏止行政审批项目的扩张。因此，必须尽快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实现政府行政审批的法制化，进而为实现法治社会创造条件。 经济学管理论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管理 摘要 本论文借鉴结构主义的一些方法，抱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从考察马克思论述政治经济学的话语结构入手，抽离出“自然·历史”、“共时·历时”、“一般·特殊”、“抽象·具体”四组基本的话语组合方式，为了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马克思把阐释归入“历史/历时/特殊/具体”，而排斥“自然/共时/一般/抽象”，但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放弃对于“一般/抽象”的探求。他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了辩证法，并把它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叙述动力所在，而辩证法恰恰是“共时/一般/抽象”的研究方法，那么，“辩证”的叙述动力能否承载历史唯物主义的诉求，马克思是如何在“辩证法”的运动中纳入“历史”的声音，我将通过对商品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解读来回答这两个问题，从中可以看到马克思突破文本的叙述抵达历史的艰辛，这对于语言学转型以来处理文本与历史的关系，以及在后结构主义解构“宏大叙事”的策略下重新找回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念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自然-历史、共时-历史、一般-特殊、抽象-具体、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抽象人类劳动、剩余价值、能指/所指/历史参照物 引言 生活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对于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以及《资本论》的态度不得不带有复杂的情感。改革开放是在批判“”历史的基础上开启的，而在思想领域则伴随着对于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清算，以至于在新时期以来很长一段时间，马克思主义不再成为知识人的普遍信仰，但是随着90年代市场化在中国的全面展开，一些曾经借助马克思主义批判和拒绝的东西浮现出来，中国究竟是在“发展主义”2的历史允诺中走向“更美好的明天”，还是掉进了“现代化的陷阱”3，于是，一部分对社会持有批判立场的知识分子又重新认识到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并把其作为介入社会批判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幽灵”4又回来了（按照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说法，“马克思的幽灵”从没有离开过），或者借用《资本主义的终结》一书的结尾语“因为马克思主义指引我们思考剥削，而剥削还没有终结”5，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被历史想象性地“终结”6。 正如20世纪法国著名结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路易·阿尔都塞在《阅读 资本论 》一书的开篇就写道：“毫无疑问，我们都读过《资本论》，而且仍在继续阅读这部著作”7，阿尔都塞借鉴结构主义的方法，以哲学家的身份采用“征候读法”来重新阅读《资本论》，以便恢复苏共“二十大”以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样一种“保卫马克思”8的方法依然是我们今天阅读《资本论》的主要的哲学背景，也使本文的分析不得不打上结构主义的烙印。因为《资本论》首先或许最终是一个文本，尽管马克思从没有打算把自己的思想只呈现在文本中，他更关注文本的实践意义，但是在当下的历史语境中，已经很难获得这份突破文本而抵达历史的自信，或者说支撑马克思信念的哲学根基已经动摇了，尤其是20世纪初期在哲学界发生的“语言学转向”以及最终波及到整个社会人文学科的结构主义，似乎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语境”，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结构主义对马克思的阅读和阐释还依然有效。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资本论》应该属于马克思所深处的历史的“必然”产物（至少马克思这样认为，否则他就不会坚信自己的研究工作是科学的和真理的），这并不是说《资本论》中所讨论的问题不适用于当下的历史，而是一种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9，本文就试图采用历史唯物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方法，来论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叙述动力和话语结构，并通过考察商品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来检验这一系列话语结构及其辩证运动是否能承载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叙述任务，这或许也是处理马克思主义的“遗产”以及偿还其留下的历史“债务”10的一种方式吧。自然·历史 在阐述“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的问题时，马克思批驳了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对于“个人”的观点，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因为按照他们关于人性的观念，这种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11，而马克思认为这“只是大大小小的鲁滨逊一类故事所造成的美学上的假象”12，“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13，换句话说，个人是历史的产物，这实际上也就是马克思为“人”下的定义，即“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14。把“人”从自然中分离出来，放入历史/社会的范畴，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继承文艺复兴以来以人为思考动力和基本出发点的人类中心主义或人本主义的思想，这种立场成为马克思叙述的基本前提之一。 当然，人也有自然的一面，马克思并不否认这一点，“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15，但是，这里的“兽性”（自然），是一种建立在生物学意义上的尤其是达尔文进化论基础上的自然观，与把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的自然观（如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有着根本区别，前者虽然不否定人的自然属性，但是却蕴涵着把自然对象化/客体化和以人为认识中心的哲学思想。这种人类中心的观念，是马克思论述的基本前提之一，如在讨论商品的使用价值的时候，确定商品有没有“用”，显然是以人为参照的，而进行商品交换的基本动力，也诉求于对方商品的使用价值上，即“没有一个物可以是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16，也就是说，在物品凝结人类必要劳动时间的不言自明的前提是建立在物品是否具有对人类来说有用的使用价值上，所以“人是一切社会活动和历史活动的主体；没有人就没有社会，就没有历史”17，从而确立了历史主义的信念和方法，同时也为人征服自然确立了伦理上的合法性。 进一步说，这种人类中心的思想，是与近代科学主义的兴起以及世俗化的进程分不开的，在某种意义上，把人从上帝那里分离出来，确立人的自然性本身，即是一次重新发现人认识人的过程，这是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观念之一。在“上帝-自然”的论述语境中，人归属了自然，但是马克思却强调人是历史的产物，人是社会的动物，也就是说，成功逃离了上帝阴影的人，并没有堕落到地狱，而是又回归到一种被称作“历史或社会”的故事里，这样“自然-历史（社会）”就形成了一组相互结构的话语关系，马克思对其意义生产的逻辑是放弃自然/非历史化的解释（抽离了历史经验的假象），而把阐释的原因归还历史（时间运动的一种次序）和社会（空间的结构关系），也就是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8。在这里自然不再指一种客观化的对象即自然化的自然，而成为了一种区别于历史的解释学的动力源之一即自然而然，或者如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所说“自然是无意识的，这是达尔文意义上的无意义，人类生命中也没有目的，只不过是些偶然事件罢了，而历史是有意义的”19。而马克思的工作就是论述“自然发生的东西是如何变成历史的东西”20，这也成为19世纪末兴起以来社会学家们的任务，即“社会学一直是一种非自然化的力量，社会学家的目标在于将人类行为解释为社会的和历史的现象，而不是自然的现象"21。 在马克思论述“生产与分配”的辩证关系时，作为生产本身内部的问题，决定生产本身的分配就成为生产的前提，那么“生产实际上有它的条件和前提，这些条件和前提构成生产的要素。这些要素最初可能表现为自然发生的东西。通过生产过程本身，它们就从自然发生的东西变成历史的东西，并且对于这一时期表现为生产的自然前提，对于前一个时期就是生产的历史结果。它们在生产本身内部被不断地改变”22，也就是说，在生产的时间序列上，此时的“自然前提”，实际上是彼时的“历史结果”，“历史”也就把“自然”辩证地否定了。 共时·历时 “历时-共时”是结构主义的一组基本概念，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把这组概念引入语言学的研究范畴，后来成为结构主义的基本话语方式。索绪尔区别了两种不同的语言学：“共时语言学研究同一个集体意识感觉到的各项同时存在并构成系统的要素间的关系和心理关系。历史语言学，相反地，研究各项不是同一个集体意识所感觉到的相连续要素间的关系，这些要素一个代替一个，彼此间不构成系统”23，也就是说共时强调“同时存在”的各“结构要素”之间的空间关系，而历时则是“一个代替一个”的时间过程，或者说，空间作为时间中的一个顷刻成为共时的，而时间作为空间的持续成为历时的，这样“历时-共时”实际上代表着“时间-空间”的思维方法，历史主义偏重于历时的考察，而结构主义的贡献则是把共时的结构关系作为思考的重点。如何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成为马克思叙述的基本张力所在。 不言自明，马克思更强调一种历时的方法和历史主义的态度，对于历史的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于时间的一种看法或态度。在马克思的论述中，历史不是循环往复的，而是向前发展的，是逐渐“进步”的。马克思这样的一种进步的时间观来自于黑格尔，而黑格尔又是从哪里获得这样一种以不可逆为运动动力的时间观呢？按照刘小枫在《历史的终结》24一文中的追溯，可以得知这样一种时间观来自于12世纪的修道院创始人尤阿西莫的著作《论三位一体的本质和形式》，他认为“圣父、圣子、圣灵”即上帝的三位一体，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上的结构关系，而是一个历史的关系，也就是说，三位一体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圣父是一个阶段，圣子是一个阶段，圣灵是一个阶段。这样历史就有了起点、发生、发展、终结等一系列“历时”的属性。 当然，黑格尔的历史观是辩证的、否定之否定的精神意志的运动过程，在马克思看来，这无疑是唯心主义者的观点，他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变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25，从而为其历史主义的信念之外套上唯物的外衣，可以说，在价值论上，马克思和黑格尔有着截然对立的差别：一个是唯物主义无产阶级革命者，一个是唯心主义资产阶级代言人，当然，这种区别是马克思为了确定自己而与黑格尔划定的界线，参照系对于黑格尔来说是后设的，但是马克思在根本上确是与黑格尔共同分享着同样历史动力学，只是在价值指向上是颠倒着的，正如马克思所说“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为了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必须把它倒过来”26，从而马克思发挥了“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27，使否定之否定螺旋上升的辩证法在本质来说，具有批判性和革命性。 确立了一种变化的、发展的、辩证运动的时间观就为马克思在历时的视野中得以叙述商品、货币、资本等概念提供了可能。但是，马克思在强调历时的语境中并没有放弃对于共时结构的考察，在阐述“生产于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关系”里就可以体会马克思是如何在历时运动中辩证地把握共时结构的。 马克思接受了法国重农学派魁奈对于经济体内部的资源的生产和流通过程的分析，把经济交换过程看成一个持续的、循环的过程，从而生产、流通（交换和分配）和消费就成为同一个结构体系内部的不同要素，但是在这一共时关系之中，各元素之间又被依次分布在一个时间的顺序当中，即由生产到交换到分配再到消费，然后再进入下一次循环，而马克思的洞察之处不仅论述了结构内部的历时关系，而且阐述了结构内部的共时关系，即生产与消费、生产与分配、生产与交换的辩证关系，进而马克思认为“它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生产既支配着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28，从而把生产作为此结构进行运动的根本动力，进而生产方式、生产工具等概念也成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重要的分析工具。 不过，需要指出的，虽然马克思在具体研究中没有放弃对共时结构的关注，但是其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实际上是把历史放置在一种时间关系的讨论中，这样，区域空间上的差异在叙事上也就转化为一种时间序列，这突出体现在马克思对社会形态演变的看法上。他按照生产方式的不同，把历史/社会划分为原始的、亚细亚的、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等四种经济结构的演变，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这样划分是对“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东方、希腊、罗马、欧洲的阶段性叙述与亚当·斯密从经济史角度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四个阶段即狩猎、游牧、农耕和商业”的继承和综合29，显然，马克思在接受黑格尔的历史观的遗产的过程中，也接受了这种把空间差异转化为时间距离的叙述模式，或者说马克思把空间抽象为具体的时间排列，这也许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观造成的，同时，也与马克思把“共时”辩证地纳入“历时”的叙述方法息息相关。 一般·特殊 作为一种进步的发展的时间观，实际上预示着一种具有先后次序的排列方式，进而这就涉及到认识论的问题，也就是说，既然历史的发展具有进步即辩证向上的运动逻辑，那么如何理解低级与更高一级的关系，或者说处在当下的语境如何理解之前的低级与之后的高级呢？马克思使用了一个比喻：“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30，这里，马克思为什么不说“猴体解剖对于人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呢？他强调了认识高等动物对于低等动物的意义，而为什么不说认识低等动物对高等动物的意义呢？这种认识论上的轻重差异，就构成了马克思叙述上的一个假定，那就是他认为认识高等动物比认识低等动物更具有意义。 这种认识论，在其论述中有两个不言自明的前提，一是高等动物与低等动物具有共同性，否则就不能借助一个去认识另一个；另一个则是它们之间也存在着差异，否则一个就不会比另一个更高级。这些看似简单的常识，却涉及到马克思叙述上的又一个重要的话语结构即“一般-特殊”的关系，阐释它们的关系不仅成为马克思为什么要把首要的研究工作放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31的考察上，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构成了其叙述上的紧张关系。 在论述“生产”问题时，马克思提出了是研究“生产一般”还是研究“生产特殊”的问题。“一般”是一种抽象，具有普遍性，是各个时代都会拥有的共同点，或者说，“经过比较而抽出来共同点，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为不同规定的东西。其中有些属于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32，也就是说“一般”在历时中是重复运动的，并不能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否则历史就只能原地打转了，而构成历史发展动力的“恰恰是有别于这个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别”33，所以，马克思认为对“一般”考察，并不能得出支配历史前进的动力，而那些推动时展的“差别”或“特殊”却是研究的重点，也就是说他要突显事物在历史中的运动变化，而不是共时性的结构（当然正如上面提到的，马克思在事物内部结构时更重视其空间关系），所以说，马克思强调了以不同生产方式为标志的不同历史阶段的阶段性、差异性和断裂性，而不太重视不同生产方式之间的过渡及其连续性。 进而，就可以得出马克思之所以倾向于人体（高等动物）的研究，不仅仅是为了找出动物的一般属性，而是为了探求人体之所以为人体（高等动物之所以为高等动物）的特殊性来，而“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34，也就是说“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所以，马克思要从生产方式最高级的资产阶级社会入手研究，但是马克思又说“决不是像那些抹杀一切历史差别、把一切社会形式都看成资产阶级社会形成的经济学家所理解的那样”35。 可见，马克思固然没有否定存在着超越一切历史关系的经济规律，但这种“一般”并不能掩盖“特殊”，或者说马克思的工作就是要把“一般”纳入“特殊”，因为“特殊”恰恰是“历史”的产物，强调“特殊”无非是为了完成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反历史特征36。只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工作依然要从探讨“一般”/“共时”的规律出发，而这种规律的探讨，马克思受了科学主义的影响，如他把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规律类比为物理学上的实验。他认为“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定、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观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37。 这样一种研究方法来自于19世纪科学主义的影响，也给马克思带来了叙述上的矛盾。一方面这种“抽象”的个案研究，建立在马克思的进步史观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马克思坚信“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38，而这样一种把空间的地域差异转化为顺序的进步的时间分布的逻辑，是一种19世纪的普遍主义的人类历史观念，带有很强的西方中心论的色彩，20世纪以来，这种“时间距离转化为空间差异”的历史观受到了普遍的质疑和批判，比如结构主义人类学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采用共时的空间结构来替换历时的时间的“陈旧的进化论”39；另一方面，这种诉求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的研究，如何在其研究内部运用“特殊”，也就是说这种历史个案式的研究能否超越用形而上学的规律替代具体历史过程及其动力的研究方式。进一步说，马克思所要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把“典型地点英国”这一“共时”结构的探讨纳入到种种非英国的世界史的“历时”当中，以及如何在诉求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研究里关照英国自身的“特殊”历史，也就是说，在“共时-历时”、“一般-特殊”的话语结构中，它们是如何运动的，马克思的答案是“辩证法”，他在“抽象-具体”这一基本的话语结构中详细描述了辩证法的运动过程。 抽象·具体 与“自然-历史”、“共时-历时”、“一般-特殊”在结构上相类似，“抽象-具体”是马克思论述这些话语内部的运动时所借重的概念。正如上面所分析的，马克思的阐释方法是放弃“自然/共时/一般”，而诉求于“历史/历时/特殊”，但是实际上他并没有放弃对“一般”的研究，否则就不会探究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把英国作为研究对象的目的也是为了找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规律，那么如何协调“自然-历史”、“共时-历时”、“一般-特殊”、“抽象-具体”的关系呢？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了辩证法，从而为这些话语结构提供了动力和具体形式。 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一文中，马克思描述了“抽象”和“具体”的辩证关系，他以研究人口为例描述了“抽象-具体”这一话语结构的运动方式，即“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么，这就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并且通过更切近的规定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40，这就是马克思所谓的“辩证法”的精彩运动过程，用图式可以表现为： 具体蒸发抽象再现具体 （“混沌的表象”）（“最简单的规定”）（“丰富的总体”） 马克思把由“具体到抽象”的过程称为“蒸发”，这是17世纪经济学家所使用的方法，他们仅仅从“生动的整体”里找出了“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而没有进一步把这种“抽象”辩证地运动到“具体”，而马克思所谓的科学的正确的方法是不能少了“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的过程，正是这样一个过程使马克思把辩证法从黑格尔的精神意志里拯救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真理的道路上，“他批评了那种以经济范畴观察社会关系的形式主义方法（或唯心主义方法），但他所做的是力图在历史唯物论的基础上改造这些范畴及其内含，重构作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41。 进而，这也使马克思解决了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视野（具体）与形而上学（抽象）的叙述形式之间的紧张关系，那就是说辩证法作为方法论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运动，其本身的产生过程既是辩证的也是历史的，即黑格尔完成了“具体到抽象”，而马克思则实现了“抽象到具体的再现”，或者说马克思把形而上学的叙述形式转化为一种“具体的再现”，这种“具体的再现”就成为马克思落实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叙述上的方案，这种叙述上的方案能否真正抵达历史，也就是说，“辩证法”本质上是“共时/一般/抽象”的研究方法，那么“辩证”的运动过程如何与“历史”这一唯物主义的诉求纠结起来，或者说马克思是在“辩证之中”寻找“历史”的依据，还是在“辩证之外”纳入“历史”的声音？这似乎是关乎政治经济学命脉的问题，下面我将通过对商品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解读来看看马克思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辩证·历史 马克思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使其去神秘化，但是马克思并没有放弃辩证的运动模式，反而成为上面所讨论的话语结构的叙述动力，并且在《资本论》开篇第一章讨论《商品》的问题时，就把“具体-抽象”的辩证法付诸了实施。在叙述的进程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这一被马克思称为“幽灵般的对象性”42成为对“具体”的一种“抽象”，并担负着“抽象”向“具体的再现”转化或者说进行唯物主义落实的重要任务，而且马克思把这种“抽象人类劳动”通过劳动力来让渡给或者说物化到商品的价值中，使其完成价值增殖的过程，使剩余价值得以产生。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假定的这种“凝结人类劳动力的抽象劳动”也就成为其叙述上实现“辩证”到“历史”的唯物主义转化的“瓶颈”。马克思是否完成了这项任务，将决定着“抽象-具体”等一系列话语结构能否承载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在马克思看来唯一科学和真理的叙述企图。 为什么马克思将商品理论作为他的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有学者在文章中指出这是考虑到“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性，而不是其他社会关系的特性”43，我觉得除此之外，不得不考虑马克思自己的说法，《资本论》一开篇，他就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44实际上，马克思给出了两个理由，一是“庞大的商品堆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的表象，这种表象也就是“混沌的表象”（具体）；二是这种社会财富可以还原为（或者说“越来越稀薄的抽象”为）单个的商品，对于后一个理由，即“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是一种科学主义的叙述模式，在微观物理学上，探究物质构成的方法就是逐步分离的过程，马克思显然相信这样一种把复杂的事物还原（实际上也是一种抽象的方式）为同质的元素，进而考察单个元素（“最简单的规定”）也就可以达到认识整体即“丰富的总体”的方法，这是多么惬意地由“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辩证法呀。 马克思的论述从商品的物质属性即使用价值开始，正如前面所说，这种论述建立在以人类为中心的价值观上，当然，在叙事上，马克思引入商品的使用价值，也就使商品这一“抽象的能指”找到了一个所指45，或者说一个更“具体的能指”。运动总算开始了，紧接着，马克思就进入了问题的关键，即商品的使用价值为什么能够“实现”交换，这里，马克思没有把商品为什么能够交换放在心上，因为这依然是以人为本的思路，交换方实行交换的唯一目的或企图就是为了获得对方商品的使用价值，这显然不是马克思所关心的（这也为后人攻击马克思留下了悬念46），他需要在“交换行为”内部为维持这种广泛的交换关系寻找到一个“一般”的理由、动力或者可能。 “一般”在基本的话语结构中意味着“共时”/“抽象”，也就是说马克思必须放弃具体、偶然、历史等可变因素中的交换活动，而把交换抽象为普遍的、同构的过程，把唯一的“特殊”性保留给不同商品的使用价值上，因为这是交换得以进行的根本动力和唯一理由，那么，就剩下一个问题没有解决了，即使用价值凭什么能够交换，也就是说，这些因为使用价值不同而具有本“质”区别的商品依靠什么可以放置在同一个天平上，进而，马克思的任务就变成如何由“特殊/差异”蒸发为“一般”的了，也就是要完成“具体”到“抽象”的运动。 这时，马克思终于露出了他要实现这一推论的秘密武器了，这次，他借重的是数学这一为科学大厦奠基的方法。转折点体现在“不管二者的交换比例怎样，总是可以用一个等式来表示”47，秘密就在这个“等式”上。“等式”不仅意味着“特殊的/个别的/偶然的”相等，而且更重要地是数学上的“等式”具有无限运动下去的可能性，也就是说“等号”可以把所有的东西都归整到它的旗下，这样“等式”就具有了“一般”，显然这里的“一般”依赖于本身已经被抽象过的数量，这样所有的商品都可以放在等式的两边了，也就意味着交换双方的商品在某种形式的“量”上具有同质性，可以说，马克思把“特殊的质”的问题转化为了“同质的量”的问题，商品在使用价值上既具有了“特殊的质”，又具有了“一般的质”，这个“一般的质”被马克思命名为商品的“价值”，就这样“特殊”与“一般”被辩证地统一在了商品身上。 需要指出的是，此时的辩证法已经具体表现为“二重性”48，也就是说马克思在辩证法这一结构内部也赋予了否定之否定的历时运动和二重性的共时分布，如果说前者是螺旋上升，后者则是对立统一。在这个意义上，上面提到的“历时-共时”、“特殊-一般”、“具体-抽象”等话语结构也被辩证地运用到辩证法自身了，进而，辩证法在马克思的手中既具有否定之否定的螺旋上升的开放性，又具有自我缠绕、自我论证的自省特质，当然这种一旦把开放性和自省特质分别讲述的企图呈现出来的时候，另一种辩证统一的力量也就被辩证法“自行”启动了。简单地说，辩证法在叙述上的基本叙述方式表现为“既（是）……又（不是）……”，如马克思在阐述剩余价值诞生的过程中，这种辩证法或者叙述方式成为最终在叙事上完成“资本生资本”的秘密起着关键性地作用，即“资本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它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49。 当马克思由具有“特殊的使用价值的商品”论述为具有“一般的价值的商品”时，已经完成了由“具体”蒸发到“抽象”的任务，也就是说辩证法完成一半了，下面的工作，就是如何由“抽象”再重新降落到“具体”。“同质的量”的价值成为马克思辩证法的出发点，显然，这里的“同质的量”还停留在抽象的数学的基础上，或者说，此时“价值”还是一个“空洞的能指”，这时，马克思需要为这个漂浮的“能指”找到一个“降落伞”，同样的事情发生了，正如他以人类中心的有用性来约束商品的使用价值一样，他把商品是否投注了人类“劳动”作为其价值的所指，从而“劳动”这个词汇被马克思勾陈出来，甚至成为人之为人的本质，“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50，这种付出了“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就是人类的劳动。接下来，我们不得不追问，马克思为什么会选择“劳动”来充当叙述的重任。 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的过程”51，也就是说“劳动”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和态度，或者说人对自然的一种作用力或意志力，这显然来自于黑格尔所描述的“孩子向水面投掷石头而掀起涟漪”的故事，正如上面谈到的，人来自于自然，但“人/主体”与“自然/客体”的关系却体现为一种征服与驯服的决断力，即人投射到自然身上的“作为注意力表现出来的有目的的意志”52，这与是否能有用于人类而作为衡量商品使用价值的逻辑一样，人通过“劳动”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人自身。不过，马克思没有满足于这种在“人-自然”的框架里阐述劳动，因为这只能说明劳动的存在，而无法回答为什么劳动对于商品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如“马克思说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几乎发现了劳动价值理论，但因为一个很简单也是最终的原因，他不能创立这样一种理论，因为当时劳动并没有商品化”53，也就是说，“劳动似乎是一个十分简单的范畴……但是，在经济学上从这种简单性上来把握的‘劳动’，和产生这个简单抽象的那些关系一样，是现代的范畴”54，可见，马克思在使用“自然-历史”的话语结构来为劳动寻找阐释力的时候依然选择了一种“历史主义”的方法。 当马克思把“劳动”放置在历史/历时的过程之中的时候，作为叙述动力的辩证法也随着开始启动，进而，可以看到，所谓的劳动的历史唯物主义阐述，依然是劳动由具体的/个体的，上升为抽象的/一般的，当然，“劳动”的历史演化也由原始的/简单的发展为高级的/复杂的。具体地说，马克思把劳动的认识大致分为这样一个历时的辩证顺序：“重工主义或重商主义把财富的源泉从对象转到主体的活动——商业劳动和工业劳动，已经是很大的进步”到“重农主义把劳动的一定形式——农业——看作创造财富的劳动，不再把对象本身看作裹在货币的外衣之中，而是看作产品一般，看作劳动的一般成果了”再到“亚当·斯密大大地前进了一步，……有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抽象一般性，也就有了规定为财富的对象的一般性，这就是产品一般，或者说又是劳动一般，然而是作为过程去的、对象化的劳动”55，最后马克思把劳动抽象为“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即不管以哪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力耗费的单纯凝结”56，从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出，马克思所谓历史观，不仅是一种进步的时间态度，而是一种辩证的时间观57，“《资本论》的叙述方式就体现了这一辩证的时间观念，它通过改造和综合斯密和黑格尔的逻辑，创造性地解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过程”58。 由抽象的数量，变为抽象的人类劳动，在某种意义上，这依然是能指自身的运动，或者说马克思为商品搭建的天梯还没有完成，但已经离地面不远了，或者说在马克思找到“等式”的时候，天梯的蓝图已经绘成了，很快，马克思把“抽象的人类劳动”量化为“劳动的量”，而“劳动本身的量是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算，而劳动时间又是用一定的时间单位如小时、日等作尺度”59，这样，“抽象的人类劳动”就被换算为物理意义上的时间，抽象的数量终于羽化为了具体的时间尺度，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就此结束，因为如果辩证法就此停止，具体的时间又将会变成特殊的/个体的/偶然的，这与商品拥有“特殊的/具体的使用价值”没有什么两样，这样辩证法就变成了循环论，这显然不是马克思愿意看到，因此，这种通过时间单位度量的劳动时间应该是抽象的/一般的，否则就要走老路了。 辩证法继续前进，马克思引入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概念，即“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经过了长途跋涉，马克思终于找到了要找的东西，抽象的人类劳动的所指固定在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上，因为它在共时的结构中具有稳定性，也就是说它对于一定的生产条件来说，是抽象的/一般的/不变的，但它又是一种时间概念，又是具体的/特殊的/差异性（随着生产条件的变化，在量上也有变化），也就是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既是抽象的（无法核算出具体的物理时间），又是具体的（可以用多少来度量），这是多么精彩的辩证法呀。 可是，叙述的危机也在辩证法结束之时随之到来。由“商品的具体的使用价值”到“商品的抽象的人类劳动的价值”再到“决定商品的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过程中，辩证法就像写好的电脑程序一样自行运算，而“历史参照物”却消失得无影无踪。实际上，商品在辩证法的旅行中充当了一个能指的角色，辩证法的动力或者说运动方式，则转化“能指寻找所指然后所指又充当能指再寻找下一个所指”的一种类似于拉康描述的能指在能指链上滑动的过程，比如作为能指的商品找到的所指是使用价值，而使用价值又作为能指找到的所指是价值，直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出现，辩证法停止了，能指也停止了。这种能指自身的运动，在运动开始就把其参照物留在了叙述之外，也就是说，辩证法一旦进入叙述就会转化为能指趋向于所指的运动，而把历史参照物抛在一边。在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无法进入“辩证法”，也就是说，历史处在辩证法之外。 不过，叙述的动力依然是一种唯物主义的诉求。因为辩证法的运动，被展现为了能指不断滑向所指的运动，也就是说，驱使能指向所指运动的动因是为了暂时获得一个“意义”，以想象地完满能指的匮乏，这种追逐“意义”的过程就是一种不断落实唯物主义的叙述方案，在“能指/所指”的结构中，马克思实现了唯物主义的方案，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结合在了一起。 但是，这显然不是马克思的原意，他在叙述上要实现是的符号与历史参照物的唯物主义诉求，而实际上，从分析“商品”的辩证运动中可以看出，他只能在“能指/所指”之间实现唯物主义，而没有让能指溢出符号抵达历史参照物。对于这一点，马克思有着清晰地认识，他认为“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60，也就是说，马克思对由“辩证法”而寻找到的“先验的结构”早有心理准备，因为他认为“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61，这种“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的信念，成为马克思在叙述上完成“先验的结构”与“改变世界”的融合的动力，这种努力体现在马克思试图为这个经过辩证运动获得的“先验的结构”寻找一种“历史/历时/特殊/具体”的依据，就让我们从马克思论述剩余价值理论中来体会这种努力吧。 剩余价值的理论，是关于“资本”的理论，即“资本（G）如何变成资本（G''''）”的理论。马克思首先发现，“资本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它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62，而关键性的问题在于“劳动的二重性”这一被马克思称为“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63上，即“劳动既可以表现为不同质的具体劳动又可以成为不同量的抽象劳动”，这样劳动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即劳动可以成为商品，但同时，劳动又是商品的价值源泉，这种“独特商品”就造成了作为商品的价值与自身投注到商品的价值源泉之间的落差，这种落差就是剩余价值的不二法门，即“价值增殖过程不外是超过一定点而延长了的价值形成过程”64。关于“劳动”的辩证法，在《商品》一章中马克思就已经论述过了，所以在论述“剩余价值理论”时，马克思引入了历史的声音，也就是把“剩余价值”落实到历史当中，这就是马克思对劳动力成为商品的论述，即“有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决不是就具备了资本存在的历史条件。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因此，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65，从而为剩余价值得以产生在叙述上提供了历史的制度上的阐释。另外，马克思在对于“最初的资本从哪来的问题”即资本的原始积累的阐述上，更显示了其历史唯物主义的魅力，而这恰恰是辩证法无力完成的任务。 结语 马克思与他之前的哲学家最大的不同，在于他认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66，这样一种强烈地把哲学活动指向实践的态度，导致了马克思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念，从而在叙述上所要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辩证”与“历史”，即如何把“历史”转为一种“辩证”，如何把“辩证”纳入一种“历史”，这种叙事的张力可以从“自然·历史”、“共时·历时”、“一般·特殊”、“抽象·具体”这四组基本的话语结构中体现出来。 我在上文中把商品在“辩证法”中的运动的过程，转换成了商品作为一个能指不断寻找所指的滑动，也就是说，语言学以来，“辩证·历史”的问题，被转化为“能指-所指·历史参照物”的问题，显然，在辩证法内部永远也无法抵达历史参照物，可以说，历史在辩证法之外，即在辩证法开始运动之外或停止运动之后，历史才登场，这也许正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吧。

社会科学论文: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的整体化趋势：成就、问题与启示 【内容提要】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在经历了长期的专业化分化和初步的交叉、融合之后，已大踏步地向杂交、综合和整体化的方向发展。传统的学科界限已经模糊；交叉、横断、边缘性的学科分支、研究领域和理论流派大量出现；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知识的产生途径以及理论的应用方式得到了更新。简言之，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和整体化已成为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的最基本的趋势。在人类即将迈向新世纪的时候，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的基本趋势的表现、成就和问题作简要的回顾、检讨与展望，对于我们跟踪国外社会科学的新发展及新成就，加强跨学科研究，更新我国21世纪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方法，推动我国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教学体制的改革，促进我国社会科学事业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近现代社会科学的形成与分化 科学技术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整体化（古代）到专业化（近现代）再回到整体化（当代）的发展过程。近代各门实验科学在分化出来以前，是以自然哲学这一整体化的形式存在于哲学的母体之中的；而近现代各门经验社会科学在分化出来以前，则以道德哲学或人文知识的方式存在于哲学的母体之中。可以说，在文艺复兴以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其研究与教学事业是整体化的。 自文艺复兴开始，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各门实验自然科学纷纷从自然哲学的母体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领域。从16世纪开始，人文社会研究也试图以某种方式获得经验确证，从而发展出系统的世俗知识，即开始了社会研究的科学化的努力。但是，近代的经典科学观的一个基本前提是笛卡儿的二元论，即物质与意识、人与自然、物理世界与社会及精神世界的分离。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这两种文化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分界。这一点我们可以从1663年托马斯·胡克为英国皇家学会草拟的章程宗旨中得到清楚的证明。胡克写道：皇家学会要“通过实验手段增进关于自然万物的知识，完善一切手工工艺、制造方法和机械技术，改进各种机器和发明”，学会“无涉于神学、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学、语法学、修辞学或逻辑学。” 到了上一个世纪之交（18世纪末—19世纪初），各门实验自然科学以及数学已经成熟，并且占据了人类知识领域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自然科学家并不把人文社会知识当作科学，而社会科学家则以自然科学为榜样，为社会知识的科学化（科学的客观性、可证实性、定量化、形式化和精确化等）而努力。 进入19世纪，随着西方工业化、城市化、大学改革和经验研究的成长，社会科学知识的产生逐步变成一种相对自主的、由自己特殊的程序或方法所指导的活动，并逐步建立在系统的经验数据的基础上。在19世纪，社会科学作为了解和控制日益复杂的社会的手段成长起来，先是以统计学和人口统计学的形式，后以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形式确立起来。这一时期社会科学新的且最重要的东西，是理解社会及其问题的程序或方法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即想象的、神秘的、天启的东西让位给科学。这反映了经验的、定量的以及形式化科学方法的成长。这种方法论上的变化，并不仅仅是经验科学发展对经验主义认识论原则的承诺，以及社会研究模仿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研究方式的结果，而且也是人类社会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必然结果。因为社会科学的最终目标是社会问题的解决，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劳动分工的细化带来了更复杂的社会问题及管理问题，国家或政府需要更多、更精确可靠的知识和信息来制定与执行政策、管理社会。因此，新方法的应用不只是为了获得关于社会的客观知识或科学真理，更重要的是统治者要利用这种知识来控制和管理社会。此外，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美大学的复兴与改造也是近现代社会科学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经过改造的大学成为知识创造的主要场所，神学院或被取消，或缩小为一个系；医学院和法学院仍有其重要地位，但局限于特定的专业或职业训练；哲学学院以及分离出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各系科成了知识产生的主要场所。 19世纪50年代到本世纪20年代（有的学者界定为1850—1914年间），社会科学的各个主要学科（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先后形成了现代社会科学独立的研究框架，并加以制度化，尤其是在大学扎了根。这种进程主要发生在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和美国，因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西方社会科学的大部分经典也就是在这些国家出现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在16世纪后半期到19世纪上半期，人文社会研究没有涉及现代社会科学的主题。相反 ，有不少现代社会科的核心问题，如国家与法、政治制度、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国际关系、权力问题等已得到了相当充分的研究，人们不仅能在早些时候的马基雅维利、布丹、格老秀斯、配第、重农主义者和启蒙学者的著作中，而且能在19世纪上半期的托克维尔、赫尔德、基佐、费希特、马尔萨斯、李嘉图等人的著作中看到大量的社会科学主题的论述，只不过这些论述很少是在我们今天所说的特定的学科框架中来进行的。 还是让我们简要地叙述一下社会科学的各个主要学科是如何形成的吧。据说史学是一门在西方最早制度化的社会科学（在我国，人们更多地把史学当作人文科学看待，在西方也有不少学者反对把史学列入社会科学领域之中）。实际上，史学是人类知识最古老的分支之一，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各文明发祥地，遗留下大量的历史典籍，它们所记载的多是民族或国家的过去、尤其是帝王将相的生平活动。19世纪后半期所形成的新史学之所以被看作社会科学，就在于它遵循经验科学的传统或要求，提出用历史的事实来说明理论，或者说从历史事件或现象中概括、归纳出说明历史过程及其内在联系的理论，并用这些事件或事实来检验这种理论。新史学要求经验理论说明各种历史现象的相互关系以及历史过程的规律性，反对旧史学的那种讲述故事的研究方式。 经济学是另一个出现较早的社会科学学科。尽管“经济学”这一名称是19世纪才出现的，但是，经济研究及经济理论在近代成就卓著。在16—18世纪已经出现了政治经济学、统计学、财政学和国家学这样一些学科名称；重农主义、重商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都是现代经济学诞生之前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应该说，这一时期出现的经济研究与政治研究是密不可分的，“政治经济学”、“国家学”、“财政学”这些名称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现代经济学的出现，使政治经济学这种政治与经济的整合研究逐步消失。因为经济学家强调经济行为反映的是个体行为，而不是各种制度，进而又假定了自由放任或自由主义原则；经济学的普遍化假定使经济研究直接面向现实，因而经济史研究被挤到了角落的位置（后面我们将看到，在当代社会科学的整体化发展趋势中，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史的研究复活了）。 社会学的兴起几乎与经济学同步。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拉尔夫·H ·特讷在《寻求认同的美国社会学》（载于《当代美国社会科学》）一文中认为，社会学之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想法出现于动荡的19世纪中叶的欧洲。当时，传统的社会在一片革命、反革命和国际战争嘈杂纷乱中瓦解；作为对现实的反应，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提出社会学应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人类社会的相互关系，并提出采用现有科学的实证方法；而另一些学者（包括赫伯特·斯宾塞、乔格·齐美尔、埃米尔·杜克海姆、卡尔·马克思和卡尔·曼海姆等）则奠定了现代社会学的基础。他们与孔德一样，力图将不带偏见的学术性理想，与解决时代主要社会问题的原则这一目的相结合。（注：参看单天伦主编：《当代美国社会科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不过孔德所提倡的社会学与今天的社会学不同，它是一门实证的、综合的、统一的社会科学，是各学科的皇后（社会学在19世纪后半期发展起来之后，如何看待它的研究对象及其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关系，一直是有争论的问题；到了当代，主流观点主张它落脚于市民社会或狭义社会问题，即与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相对的社会问题的研究） 政治学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个正式学科，比经济学和社会学要晚一些（据说迟缓出现的一个原因是法学院不愿放弃对国家及政治领域的垄断）。它的兴起也许可以将哥伦比亚大学设立政治学院（1880年）作为标志。在此之前，政治学的研究已具备了坚实的基础。近代民族国家的生成是政治研究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美国政治学家、行政学家D·沃尔多在《政治学的发展》一文中曾这样来描述近代政治研究的进展：近代政治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范畴，即建立国家体系；改变与改善国家体系；寻求毁灭或超越国家体系。第一个范畴以马基雅弗利、布丹、霍布斯为代表；第二个范畴以洛克、边沁、密尔为代表；第三个范畴以马克思、巴枯宁及克鲁泡特金为代表。此外，孟德斯鸠、托克维尔等人也有重要的影响。（注：参看Fred I.Greenstein，Nelson W.Polsby主编：《政治学：范围与理论》，台湾幼狮文化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15－20页。）这一时期政治研究的中心主题是国家、主权、权力、法律及历史。在二战后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兴起以前，政治学的研究重心是政治哲学尤其是国家理论，它直接继承了古希腊至近、现代欧洲的政治研究遗产。政治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出现，一方面促进了经济学的成长，另一方面却加速了政治经济学的衰落。因为在人们看来，国家（政治）和市场（经济）是按照不同的逻辑运转的，必须对两者加以分别的研究（“国家学”在19世纪中后期的德国是一个兴旺发达的学科，它往往被人们当作现代政治学前身或近现代政治学的德国版本。实际上它并不是“纯”政治学研究，而是包含了当代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理学和经济史等方面的研究，相当于当时英法流行的“政治经济学”）。 人类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独立学科，其形成有独特性。按照华勒斯坦在《开放社会科学》一书中的说法，现代世界体系的建立涉及欧洲人与世界其他民族的相遇以及对这些民族的征服。在欧洲人眼里，有两类截然不同的民族和社会结构。落后民族生活在相对较小的群体中，没有文字与大范围的文教，技术、军事、经济落后，用来描述这些民族的一般术语是“部落”（tribcs）、“种群”等等。对这些民族的研究构成一个新学科领域，即人类学。它主要从探险、旅游和殖民地机构官员的活动开始，随后在大学里作为一个学科而被制度化，不过它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分支是隔绝的。尽管人类学家也研究人类的普遍自然史，但其更多地研究特定的民族，成为人种学家（西方各国人类学研究的重心与其所征服的国家或地区密切相关，英国人类学的重点是东非和南非；法国的重点是西非，美国的重点是美洲印第安人和关岛）。在西方尤其英美的大学中，人类学早已成为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领域。与研究落后民族的人类学相对，在近现代西方，曾流行一门对其他高级文明国尤其是中国、印度和伊斯兰世界的研究学科，即东方学。在近代，这些地区衰落，相继成为西方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东方研究原本发端于教会，最初是作为福音传道的辅助手段而获得存在，后来逐步世俗化，并在大学中制度化而成为一个社会研究领域。 此外，还有几个在现代没有被当作社会科学主要学科的领域：（1）法学。法律现象显然是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法学无疑应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基本分支。然而在现代，法学没有被人们当作社会科学学科看待，原因在于：一方面，在近现代社会科学形成与分化以前，大学早就设有法学院，且势力强大，其任务是培养职业法官或律师；另一方面，法律条文太规范化了，缺乏经验研究的根基，其规则也不是科学的规则，背 景过于个别或特殊化，因而受到注重经验研究、探求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家们的怀疑。（2）地理学。19世纪末期， 地理学首先在德国的大学中得到重建，获得新生。它实际上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大领域：人文地理属于社会科学；自然地理属于自然科学。（3 ）心理学。它本来是哲学尤其是认识论的组成部分，较早从哲学母体中分离出来，并在近现代以新学科的形式出现。它主要被人们当作自然科学及医学的一个分支（实验心理学尤其如此）；只有社会心理学才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在社会研究中幸存下来。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已形成独立研究框架或范式的社会科学各主要学科继续发展。社会科学家们继续对这些学科领域进行界定，为本学科“划界”，确定本学科的研究对象及范围，说明它与相邻学科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差别）。同时，社会科学学科的制度化建设进一步得到加强。所谓的学科制度化建设，是指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的学术团体、专业杂志、书籍出版、基金资助渠道、教育培训、职业化以及图书馆新收藏目录的确定等方面的建设，其中尤以大学的教学发展（专业、系、所、学院的设置）为要。19世纪后半期所开始的社会科学学科的制度化历程大概是：首先是各主要的社会科学学科在大学里站稳脚跟——先设立讲座或教席职位，进而成立系、所或学院，开设系列专业课程，授予专业学位，学生获得职业资格；伴随着教学制度化的是学科研究的制度化——成立地区性或全国性的学会，定期或不定期地召开专题研讨会，出版发行专业期刊与书籍，获得各种基金来源的资助，图书馆对本学科领域论著收藏的制度化等。 总之，从1850—1945年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中，社会科学的各个研究领域逐渐从道德哲学以及人文社会知识的总体中分离出来，有的学科成熟了，成为当代社会科学的主要学科（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有的边缘化了（如史学、地理学和心理学）；有的则衰落了（如国家学、东方学等）。这近百年的社会科学建立学科的过程可以说是一个不断减少学科数量、以便能划分成若干学科门类以及彼此严格“划界”的过程，最后只剩下今天我们所熟知、并在世界被广泛承认的若干学科门类——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也许还有史学和法学以及社会心理学）等。于是，人类的科学知识形成了这样一个三分格局；在一端是数学和各门实验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另一端则是人文科学尤其是哲学、文学、艺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是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社会科学之所以获得这种中介地位，是因为它们具有如下几个基本的特征：第一，它们的目标是获得制约人类行为或某一社会生活领域的一般法则或规律性；第二，力图把握各种必须当作个案来加以研究的现象（而非个别事实）；第三，强调必须将人类社会的现实分割成若干不同的部分来分别加以研究；第四，主张采取科学方法及程序，为科学的客观性和严格性而努力；第五，偏爱通过系统的研究方法获得证据，以控制条件下的观察，而不以普通的文献资料为主。 二、当代社会科学发展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 如果说，二战以前社会科学的形成与分化的一般趋势是各个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逐渐形成自身的学术框架，并严格与其他学科划界且学科数量不断减少的话，那么，二战后则是相反的趋势占上风，即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学科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的出现和不断加强。 按照华勒斯坦在《开放社会科学》中的说法，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科学的学科系统的分化形成了三条明确的分界线：（1 ）对现代文明世界的研究（史学和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与对非现代世界的研究（人类学、东方学）之间的分界线；（2）在对现代世界的研究方面，过去（史学）与现在（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这三门研究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学科）之间存在着一条分界线；（3 ）在探求普遍规律为宗旨的社会科学内部，对市场的研究（经济学）、对国家的研究（政治学）与对市民社会的研究（社会学）之间的分界线。二战后，由于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社会经济（生产力）的发展、人口增长、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社会问题的日益复杂化、大学的扩展以及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大量增加等因素的推动，这三条分界线面临严峻的挑战。 尽管战后社会科学的学科分化仍在继续，但新学科、新知识系统分支以及新思潮，更多地是以学科的交叉融合的方式出现的，社会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不断加强。尤其是60、70年代，跨学科交叉研究得到了迅速发展。在西方特别是美国，各种跨学科研究机构纷纷成立，跨学科的研究文献大大增加，并涌现大量的交叉、横断和边缘性学科。在这个时期，美国的各大学纷纷成立跨学科研究中心，兴起跨学科研究，各种不同的组织机构尤其是各种基金会也都热心支持跨学科研究。因此，60、70年代被人们称为“跨学科研究的时代”。进入80年代，跨学科交叉研究蓬勃发展，社会科学以及科学技术的杂交整体化趋势更加强劲，传统的各社会科学学科的边界日益模糊，难以清晰界定。80年代以后，跨学科交叉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 跨学科研究体制的国际化：1980年“跨学科研究国际协会”成立，到1986年已召开了四次国际大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6年召开了首次跨学科会议，主题是“科学与知识的边界”，1991年12月在巴黎召开第二次会议，主题是：“科学的传统——面向21世纪的跨学科展望”（会后发表了《巴黎宣言》）。 顺便说，我国在80年代初兴起了一个“交叉科学热”。1985年5月，在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钱三强和钱伟长的倡议下，召开了全国的交叉科学讨论会。钱三强在会上提出了“迎接交叉科学的新时代”的激动人心的口号，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本世纪末到下个世纪初将是一个交叉科学的时代”（注：钱三强：《迎接交叉科学的时代》，载《光明日报》1985年5月17日。）；钱学森也认为，“交叉科学是一个非常有前途、非常广阔而又重要的科学领域，开始时可能不被人所理解，或者有人不赞成，但终究会兴旺起来”（注：钱学森：《交叉科学：理论与研究展望》，载《光明日报》1985年5月17日。）。 所谓的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研究（或多学科研究、超学科研究），按照G·伯杰在《跨学科：大学的教学和科研问题》中的说法， 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学科之间的紧密或明显的相互作用，包括从简单的交换学术思想，直到全面交流全部学术观点、方法、程序、认识、术语以及各种资料。也有人认为，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研究是对于典型学科之间的问题的研究。这种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的研究方式，导致了传统的社会科学各学科的融合和重组，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综合性知识分支，推动了当代社会科学的杂交、整体化趋势的形成与发展。 二战后，社会科学的各个主要学科尤其是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越来越多地采用了科学方法尤其是定量分析方法及数学模型，结果它们研究问题的途径、方法论以及问题切入点的各自的独特性被削弱了；实证主义的研究方式的局限性日益暴露而引起各学科学者的批判。尽管从组织方式上看，这些社会科学主要学科之间仍然存在很大差别，但研究的主题与方法日益重合。“这些学科多方面的重合产生出双重的后果：一方面，无论是依据研究的对象还是依据处理数据的方法，要想为这几门学科找到明确的分界线都越来越困难；另一方面，由于可接受的研究对象有了范围上的扩大，每一门学科也变得越来越不纯粹了。这样便导致了对这些学科的统一性和学术前提的合法性的不容忽视的内在质疑，而在以前，每一学科正是借此而为自身的独立存在权利进行辩护的。”（注：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0页。）战后特别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后，出现了一大批跨学科交叉研 究的综合性新学科领域，其中涉及面较广、较成熟、且有相当影响力的新学科，有未来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管理科学、区域研究、文化研究、现代化与发展研究等领域。兹举几例： （1）未来研究。这是一个在60年代末、70 年代初开始兴起的一个典型的跨学科、综合性领域，以对事物的未来进行研究和预测为主题，开展研究未来的各种活动，有自己的跨学科体系和分支，涉及经济、社会、科技、军事和全球问题等领域，特别是在粮食和人口、资源及能源、城市和交通运输、自动化、信息化、空间开发、教育、环境、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全球问题的研究等方面，成就卓著。未来研究通常包括未来学、预测学和分布在各个领域的跨学科分支（如社会预测学、经济预测学、军事未来学、人口预测学）所组成的学科领域。跨学科性是未来研究的最根本的特征，甚至可以说，没有跨学科性，便没有现代的未来研究。这种跨学科的特征，在研究内容、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上都得到充分的体现：它涉及的课题及研究内容大多是总体的、复杂的、多系统的问题；它的研究以问题为核心，需要依靠跨学科、多学科的专家智慧来解决；从研究方法及分析技术体系看，它基本上采用跨学科和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注：参看金吾伦主编：《跨学科研究引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307－308页。） （2 ）政策科学（政策分析或政策研究）（注：关于政策科学领域的详细情况，可以参看陈振明：《政策科学的研究纲领》（载《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 《是政策科学还是政策分析》（载《政治学研究》1996年第4期）、《美国政策科学的形成、 发展及最新趋势》（载《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11期）等论文，以及作者主编的《政策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这是二战后开始出现，60年代末、70年代初异军突起的又一个跨学科综合性的新研究领域。它的诞生，是由社会科学家与科技专家联合、致力于解决人类面临的日益复杂问题的需要所推动。政策科学不是现有的某一社会科学学科的更新，而是一个全新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具有综合、交叉的特点。它的产生和发展需要以大量的知识和分析为基础，几乎迄今为止人类所创造的科学知识和方法都可以运用于政策研究之中。政策科学正是在吸收其他学科尤其是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统计学、运筹学、系统分析以及哲学和数学等学科的知识和方法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戴维·伊斯顿在载于《当代美国社会科学》的《美国的政治学：过去和现在》一文中这样描述政策分析或政策科学发展：“在研究解决〔环境污染、种族的和社会的和性别的平等、战争〕这些紧迫的社会问题的过程中，这个时期〔即60年代末、70年代初〕政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结合，对知识的应用投入了巨大的力量。我们在迅速和广泛发展的所谓政策分析运动中，亲眼看到这一点。不夸张地说，数百个学会建立起来了，不仅是为了理解政策的形成和贯彻方式，而且为了系统阐述帮助解决目前所有紧迫的社会问题的政策选择……。这样，政策研究重新唤醒了早些时候各门社会科学一体化的希望，至少在知识的应用上如此。”（注：单天伦主编：《当代美国社会科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3页。） （3）区域研究（或地区研究）。 这也是一个跨学科或多学科的研究领域，二战前已经出现，二战后迅速发展，起先出现在美国，随后扩展到西欧各国、日本、澳大利亚以及世界其他地方。区域研究的对象、范围是“区域”——即被假定在文化、历史和语言等方面具有某种一致性的地区；研究者来自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以及人文科学的各学科，也有少量自然科学家，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某个地区的历史与现状、政治、经济、文化及科技等方面。区域研究是美国大学的科研及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几乎所有研究性的大学都设有各种区域研究所（中心），主要涉及的“地区”有：东亚（中国或日本）、东南亚、南亚、欧洲（或西欧）、苏联（俄罗斯）、东欧、中欧、拉美、中东、非洲等。区域研究所（或中心）的人员大多来自于其他学科，也有少量的专职研究人员及职员。这个领域之所以首先在西方尤其在美国兴起，有其政治原因及动机。随着战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发挥领导作用的加强，需要了解世界其他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及历史，需要对某一地区有“专门知识”的专家，为政府制定及执行相关政策（尤其是外交和国防方面的政策）服务。区域研究的目的正是要培养这一类专家。 那么，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实现的？或者说，其杂交化及整体化的方式是什么？应该说，途径或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主要有研究方法的移植、模仿和渗透；研究主题或对象领域的交叉、重合或融合；概念、假定和理论的相互借用等方式。 首先，方法论的成熟程度及独特性是一个学科“范式”或“研究纲领”中最基本的构成因素之一。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和整体化趋势，首先是通过方法论上的移植、模仿和渗透来实现的。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这几个以探求普遍规律为目标的社会科学主要学科，从一开始就以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为榜样，继承经验自然科学的传统，追求知识的客观性、可证实性以及解释和预言。在其形成和发展历程中，各个社会科学学科普遍地应用自然科学及数学的方法，如观察、实验、归纳、类比、概括、模型化等；随着战后科技革命的展开以及科学方法论的进展，各门社会科学学科纷纷借助于系统分析、控制论、运筹学、数理统计、计算机模拟、博弈论等当代科学方法论及分析技术。而且，各门社会科学在模仿、移植或利用自然科学和数学的一般方法论及分析技术的过程中，也相互学习和相互借鉴，一旦一种新方法被某门社会科学所应用并取得成功，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就会跟上仿效。根据美国学者P·戴辛在《社会科学的发现模式》（1971 ）一书中的说法，社会科学的方法可以归纳为四类，即实验法、调查法、参与观察法和形式化方法。实验法最早被心理学家所采用，后广泛应用于社会心理学，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后来也普遍采用这种方法；调查法是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和经济学（尤其是市场研究）共同使用的方法；形式化方法最初产生于经济学，后来被广泛地运用社会学、政治学和心理学（经济学在这方面对许多社会科学产生了示范效应）；参与观察最初来自于人类学，目前在社会学、政治学、组织理论等领域中有大量的运用。自然科学和数学方法的应用以及各社会学学科方法的相互借鉴，一方面使社会科学学科的科学化、形式化的程度日益增强，另一方面使它们各自方法论和切入问题角度的独特性削弱，学科的差距缩小，逐步靠拢或趋同。 其次，研究主题、对象范围的交叉、重合或融合。社会科学的基本功能是社会问题的解决，当代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学者日益关注当代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的解决，逐步由以学科为方向，转移到以问题为方向的研究途径或知识产生方法。这在客观上推动了各学科的研究主题或对象范围的交叉、重合或融合。早在50年代，社会学就将“政治社会学”和“经济社会学”列为它的两个重要的、常规的分支领域；政治学家日益将它的研究范围扩展到国家、政府、政党这些正式的政治体制之外，把原来属于社会学研究主题的非正式组织或体制及过程，如利益团体（压力集团）、社区、抗议运动等纳入自己的视野，并日益关注经济过程及其与政治过程的相互作用。当代经济学家也同样关注经济与政治的整合研究，这导致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衰落了的政治经济学传统的复兴，即所谓“新政治经济学”的出现及其在经济理论研究中地位的日渐显赫。用经济学的假设、理论和方法（“经济学途径”）来研究传统的政治学主题（国家、政府、阶级、利益团体及权力关系等），在当代是一种时髦的做法，在这方面，当代西方经济学思潮中的公共选择理论及新制度学派是典型。此外，当代经济学家也十分注重经济史的研究，日益介入传统史学的领域，现在，经济史研究已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领域。这种研究主题、对象范围的交叉、重合或 融合，进一步使当代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越来越不纯粹，学科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状况：“对历史的关注并不是那群被称为历史学家的人的专利，而是所有社会科学家的义务。对社会学方法的运用也不是那群被称为社会学家的人的专利，而是所有社会科学家的义务。同样，经济学问题也不只是经济学家才有权研究。事实上，经济问题对一切社会科学分析都是极其重要的。我们也没有绝对的把握说，专业历史学家对历史解释、社会学家对社会问题、经济学家对经济波动就一定比其他社会科学家知道得多。”（注：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06页。） 第三，概念、理论的相互借用。这是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及杂交化、整体化的又一途径或方式。概念的提出、应用和传播是一个学科概念发展的三个基本阶段，概念在各学科的交叉、杂交中起着中介或桥梁的联系作用。列宁说过，概念或范畴是人类认识之网的“网结”。每个学科的新概念都有可能对其他学科的发展产生影响，因为人们可以借助这些新概念来观察世界，进一步加深或拓展对因果关系的认识。曾有学者作过统计研究，认为在社会科学的各学科中，政治学引进、借鉴其他学科概念的数量最多，从其他学科那里借用的概念分别是：社会学概念22种；人类学和经济学的概念各12种，心理学和法学概念各9种，新闻学概念5种，生物学、数学、社会心理学、统计学和神学概念各2－3种；“纯”政治学概念只有9种。有一种说法，认为30年代政治学开始借用一部分法学理论；50年代吸收社会学、史学理论以及少量哲学理论；70年代引进领域扩展到心理学及数学理论；80年代以后日益转向经济学理论。D·E·梅亨利在《比较政治学研究生核心课程的调查总结及分析》（1988）一文中对美国32所大学所设立的比较政治学专业研究生课程进行了归纳和分析，整理出一份核心课程表，共21门课，其中有15门课属于交叉研究或杂交领域，包括发展研究（发展经济学）、政治文化（政治人类学）、精英理论（政治社会学）、依附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团体理论（社会学分支）、功能主义（比较人类学）、系统论（生物学）、阶级理论（社会分层）等。而按照拉尔夫·H ·特讷在《寻求认同的美国社会学》一文中的说法，社会学在其发展历程中（尤其是50年代以前），与人类学关系密切，社会学家往往吸收人类学的经验，借用人类学的概念，早期社会学家从人类学那里借用了“文化”概念，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从人类学的结构功能主义借用“结构－功能”概念；随着70、80年代对功能主义的反叛及一股上升的社会结构解释文化的趋势的出现，社会学日益转向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从这些学科中借用概念、理论及模式。对社会结构兴趣的加深，使社会学家的注意力重新引向长期被忽视的政治学的“权力”与“冲突”概念，这两个概念成为60年代及随后突起的政治社会学的中心议题。与此同时，社会学家频繁地转向经济学，以寻找组织和个人决策模式，70、80年代，这种模式在社会学中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扩散，以至于“合理性”、“自利”一类的概念在社会学中也流行开来。（注：参看单天伦主编：《当代美国社会科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8页。） 理论的相互借用，也促使了社会科学各学科的交叉、融合。根据M·因特里加托在《行为科学间的相互依赖》中对社会科学理论相互借用方面的分析，经济学把竞争理论、结构模式、效益理论和决策理论分别输出给政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分别把政治学的组织理论、权力理论以及权力均衡论引入各自的学科之中；社会学的科层制理论、社会体系论和混沌学说，分别被经济学、政治学和心理学所吸收。每一学科为解决本学科的问题及促进本学科的发展而引进、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 三、评价与启示 综上所述，从二战结束到今天，在经历了半个世纪孕育之后，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整体化的趋势已清晰可辨。正如华勒斯坦等人所说：“多学科的发展趋势业已十分明朗，不管人们对此怎样评价，它对学科的组织形式所产生的后果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在1850年至1945年期间，用以给社会科学知识活动归类的名称一直都在不断地减少，最后只剩下寥寥几个公认的学科名称。然而，1945年以后却出现了一个反向的曲线运动，新名称层出不穷，并且都获得了适当的制度化基础：大学里新的研究规划甚至新建的系，新的学术团体，新创办的期刊，以及图书馆制定的新的分类目录。”（注：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1页。） 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中的这种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整体化基本趋势出现，其积极作用就在于：第一，它融合了不同学科的“范式”（尤其是研究方法及程序、研究主题、基本假定、概念、理论等），加强了各学科之间的交流，打破了以往专业化垄断现象，拓展了研究范围及研究主题，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或转换了研究视角，形成大量交叉性、综合性、横断性和边缘性的新学科，极大地增加了社会科学的知识内容。 第二，它用“以问题为中心”的新知识产生途径（方式），取代旧的“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产生途径（方式）。传统的社会科学，各学科所采用的基本上是一种“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产生途径，它们彼此划界，严格限定研究的范围，在本身的学术框架内活动，并产生关于界定为本学科问题研究的知识。当代社会科学创造了“以问题为中心”的知识产生途径，它从各学科不同的侧面或视角展开对同一问题的研究，从而促进了社会科学不同领域学者的交流与合作，大大拓展或加深了对相关问题的了解。 第三，与这种“以问题为中心”的知识产生途径密切联系，当代社会科学知识的实践性、应用性或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大大增强。尽管传统的社会科学各学科也宣称要解决社会问题，但是，它们所追求的是可以证实的经验理论，基本上属于学术研究，而不以帮助政府提出解决实际社会问题的政策方案为己任。当代社会科学仍然遵循科学的传统，为社会知识的客观性而努力，但它更关注当代人类以及各国或地区所面临的复杂社会问题的解决，为社会知识的日益增加的应用性而奋斗，它把端正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视为天职。 第四，推动了大学以及思想库的社会科学的教学、研究与应用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学科的制度化或社会建制，本身就是当代社会科学跨学科交叉研究及整体化趋势的一个重要内容，随着各种交叉、综合性新学科的出现，西方各主要大学及时调整社会科学的教学与研究体制，创建从事这些新学科领域的教学与研究的系、所、学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各种跨学科研究中心或研究所的创立、以及注重知识应用的思想库的兴起，对于打破传统的社会科学各系、所、学院的僵化体制以及彼此之间的封闭、分割状态，形成灵活的体制，对于加强各学科知识和人员的交流，增加社会科学知识对解决社会问题的应用，增强其生机活力，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然而必须指出，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在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整体化过程中，仍存在不少问题，或者说遇到了一些障碍。一是整体化与专业化的关系问题。当代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界限已经模糊，学科分类已难以做到清晰。但是迄今为止，社会科学内容的专业分工仍然存在，社会科学教学、研究及应用的体制，仍然以传统的学科分割作为基础（按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设立系、所或学院，仍然是大 学最基本的社会科学教学与研究的建制）。而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种以传统学科为基础的专业分工将继续存在。学科的确可以起到锻炼头脑、疏导学术能量以及便于知识的归类的作用。因此，如何处理整体化与专业化的关系，就成为21世纪西方乃至全球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 二是同行专家的评价与认可问题。由于大量的交叉性、综合性、横断性、边缘性学科的出现，使得从事这些领域研究的学者尤其是先驱者的学术成就的承认，成为问题。按照以往的传统，研究成果只能在本学科的专业刊物上发表，其他方面的成果不论多么优秀，只要在其他刊物上发表，往往被视为异端，不被当作本学科、专业的成果。美国学者J·科尔和S·科尔在《科学界的社会分层》（1972）一书中曾指出， 科学家的专业身份与科学成果的认可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马太效应”，不能达到一视同仁的“普遍主义”原则。这就抑制了人们从事跨学科交叉研究方面的热情与积极性，妨碍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的迅速发展。 三是跨学科交叉研究中不同学科的交流问题。这是跨学科交叉研究中深层次的方法论基础问题。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认为，相互竞争或对立的科学理论之间是不可通约的，不同学科共同体所使用的语言也是不可翻译的。既然如此，在跨学科交叉研究中，社会科学的不同学科如何做到充分完全的交流，各学科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如何真正得以融合贯通，就成了一个值得深思的方法论基础问题。 对于跨学科交叉研究中遇到的这些问题，国外学者做了不少研究。他们认为，在学科与跨学科研究之间，形成某些难以解决的“悖论”。美国学者J·T·克莱因在《跨学科的历史、理论和实践》中指出：学科的局限，与跨学科研究为打破这种局限，必然出现“悖论”；法国学者J·P·雷斯韦伯在《跨学科方法》一书中认为，跨学科方法反对学科的垄断，打破了科学的传统的统一体系，动摇了以分化为主旨的科学体系，但同时又在进行新的分化，跨学科研究出现了一种悖论。 如何解决跨学科研究中遇到的这些问题？199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召开的第二次国际跨学科会议所发表的《巴黎宣言》提出了这样的思路：跨学科研究并不寻求建立科学与传统之间的结合，而是探求使两者相互作用的方法，使两者在高度差异的基础上统一；日益显著的专业化趋势已把科学与文化分离了，跨学科性在承认专业化价值的同时，力求通过重新创立文化的统一和重新发现生活的内在意义而超越这一价值。的确，面对社会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不断加强、而传统的学科专业分工依然起作用这两者并存的局面，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承认专业分工的差别的基础上，注重跨学科交叉研究，加速各学科的融合与统一。 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及整体化趋势，对于当前我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尤其是社会科学的教学与研究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迪意义。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社会科学领域（包括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研究与教学得到了恢复与发展，学术研究、学科建设和理论应用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与国外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加强，我国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教学日益与发达国家同步、接轨；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及整体化也在逐步成长壮大，涌现出大量交叉、综合、边缘、横断学科，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管理科学、未来研究、政策分析、区域研究等已成为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生力军。 但是，毋须讳言，我国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教学中一直存在着一些障碍性的因素，妨碍或制约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教学的进一步发展与突破。这些问题或障碍主要有：一是体制僵化、臃肿、缺乏活力。各系、所、学院（研究院）一直沿用传统的社会科学的专业分工设置，这些研究与教学单位彼此分割，相互封闭，自成一统，没有足够的联系沟通的机制与渠道；二是社会科学的学科、专业的划分过细、过杂，学科专业设置老化，教学内容也相对陈旧；各学科之间没有充分的交流与融合，跟不上当代社会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发展的步伐；三是社会科学研究及教学，与社会实践、社会需要脱节，不少社会科学工作者仍然习惯于在大学或研究所的“象牙塔”做“纯”学术研究，不愿意、或无力从事现实社会问题的研究与解决；而另一方面，政府、企业和社会仍然不懂得充分利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来为决策与管理服务，学界与政界、企业界及社会之间，并未真正形成中介或桥梁。 面向21世纪的中国社会科学必须克服这些困难和障碍。一种可供参考的思路是，跟踪、研究当代国外社会科学中的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文化整体化的发展趋势，借鉴其成功和合理之处。例如，大力发展交叉、综合性新学科，加大应用性研究的比例；加强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的合作与交流，设立大量的跨学科研究中心或研究所，创建注意社科知识应用的思想库；调整社会科学的学科、专业及课程设置，扩大一级学科的比例，减少二级学科（专业）的数量；更新或充实社会科学各学科专业的课程内容，增加按一级学科设立课程的比重，引入综合、交叉、前沿的学科知识及方法论等等。 应该说，近几年来我国高校和社会科学院系统的研究及教学体制改革，基本上顺应了当代社会科学发展的这种杂交化和整体化的潮流。一些大学和社科院（如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加大了跨学科交叉研究的力度，成立了不少旨在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和知识应用的研究中心或研究所（如国情研究中心、政策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中心、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等）；国家教育主管部门近期对大学教育的学科专业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本科生专业由原来的500多个压缩合并为250个；研究生专业（二级学科）由654种压缩合并为381种；相应增加了一级学科的数量，由原来的72种增加到88种；各种社科研究基金大大增加了对交叉性、综合性、前沿性学科以及应用性课题研究的资助；如此等等。简言之，当代社会科学的杂交化和整体化趋势正在悄悄地改变着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教学及应用的格局。 社会科学论文:教学《社会科学基础知识》引发思索 有人说，地球的颜色是绿色的，她孕育着生命，预示着人类的诞生和未来。我说，她是生命的摇篮，人类的母亲，她把全部的爱无私地奉献给人类的子子孙孙。她的确很大，幅员辽阔，但不是无边无际；她的确很美，山青水秀，但不是青春永远；她的确很富，资源广博，但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如今，地球生态环境已被人类活动严重破坏。尤其是水的污染更为突出。 水是地球上万物的命脉所在，水滋润万物、哺育生命、创造文明。中国水资源的分布极其不均匀。中国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低于500立方米，远远低于国际公认的人均所需1000立方米的临界值。北方许多大中城市因缺水造成工厂停产或限产，损失的年产值达1200亿元，南方一些城市也陆续出现水荒。目前全国600多座城市中，有300多家缺水，其中严重缺水的有108个，缺水量约为1000万吨/天左右。几百万人生活用水紧张。 面对“滴水贵如油”的水资源，而人类对它的浪费和污染却是令人痛心的：据统计，全世界污水排放量已达到4000亿立方米，使5.5万亿立方米水体受到污染，占全世界径流总量的14%以上。 一、石家庄水污染及主要污染物 水体污染和水资源短缺是石家庄市水环境面临的两个严重问题。由于气候变劣和生态环境破坏等原因，区域内地表水径流量减少，地下水超采严重；城镇污水排放、工业废水排放及广大农村地区超量使用化肥与农药等农用化学物质，使地表水环境质量难于根本改善。 地表水 市域河流总长为1536.4公里，其中常年干枯河段占25.21%，季节性有水河段占32.66%，在常年有水的648.2公里监测河段中，河流污染状况十分严重。 石家庄市主要监控的地表水体包括辖区内的两大水库（黄壁庄水库、岗南水库）和地表河流。 岗南、黄壁庄水库是石家庄市的重要地表水源，承担着每天40万立方米的城市供水任务。由于岗、黄水库水源地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有效地控制了水库水质的污染加剧趋势，除总磷和总氮两项指标外，两个水库的水质基本达到并保持在国家地表水二级标准范围内，但由于受上游来水和汇水区范围内面污染源的影响，两大水库氮、磷污染问题不能得到根本解决。 市区南部，源于鹿泉市上寨乡五峰山，由赵县东南部出市境，全长80公里，是石家庄市区、栾城县、赵县和鹿泉市排污泄洪河道，同时承担着栾城县、赵县沿途农田的灌溉功能。由于接纳了石家庄市区的绝大部分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沿途又汇入了栾城县、赵县、鹿泉市的部分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该河实际为一条排污河，河水常年呈黑臭状态，有机类污染严重。 滹沱河作为石家庄市的母亲河，是市域内的最大河流，也是海河流域上游一条重要支流，她发源于山西省繁峙县，在石家庄市境内全长237公里，对经济社会发展起着全局性的支撑作用，沿河地区已发展形成一条连接冀晋的经济走廊。目前，河流上游建有两座大型水库（岗南水库、黄壁庄水库），水质较好，河流下游从正定县开始水体水质为劣V类，水体中首要污染物为化学需氧量和生化需氧量。 地下水 石家庄市地下水资源短缺，地下水采补矛盾突出，地下水位埋深增大和地下水降落漏斗面积扩大的程度难以得到根本控制。地下水水位漏斗面积呈逐年增加趋势。 二、石家庄水污染危害与影响 色度：许多工业废水会使河流变浊变黑，不但有碍观瞻，而且会干扰阳光照射河水，妨碍光合作用进行，影响水中生物生存。其中，以纸厂，染料厂，皮革厂等污染最严重。 温度：有些工厂排放高温废水，使河水温度增高，水中含氧量减少，正常水生物不能适应，并会降低水的净化能力。会排放高温废水的工厂有炼钢厂、石化工厂、纸厂、食品加工厂、火力及核能电厂等。 毒素：金属、石化、农药等工厂排放的废水，常具累积性毒素，可能引发各种生物性病变，甚至导致生物体死亡。 铅： 对肾脏、神经系统造成危害，对儿童具高毒性，致癌性已被证实 镉： 对肾脏有急性之伤害 砷： 对皮肤、神经系统等造成危害，致癌性已被证实 汞： 对人体的伤害极大，伤害主要器官为肾脏、中枢神经系统 硒： 高浓度会危害肌肉及神经系统 亚硝酸盐： 造成心血管方面疾病，婴儿的影响最为明显（蓝婴症），具致癌性 总三卤甲烷： 以氯仿对健康的影响最大，致癌性方面最常发生的是膀光癌 三氯乙烯（有机物）： 吸入过多会降低中枢神经、心脏功能，长期暴露对肝脏有害 四氯化碳（有机物）： 对人体健康有广泛影响，具致癌性，对肝脏、肾脏功影响极大 污水种的粮食卖石家庄：子牙河水系的黑色幽默 石家庄赵县的沟段，未到河边，浓浓的臭味先至，只见乌黑的污水穿桥而过，沟边一些树木干枯死亡。邢台市环保局一位负责人说，沟段每日污水高达10万吨，主要来自石家庄市的造纸、制药等废水。记者看到，沟两岸玉米等庄稼青青，长势喜人。记者问曹务屯村一位村民，是否用污水浇地，他回答："不用污水用啥，这水毒，菜一浇就死，只能种麦子、玉米等作物。"记者问吃不吃这地里的粮食，老农笑笑说："不吃，全卖给石家庄。" 三、石家庄水污染防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是一部控制水污染的基本法，控制范围十分广泛，包括江河、湖泊、运河、渠道、水库等地表水体以及地下水体的污染防治，主要措施如下： （1）在开发、利用和调节、调度水资源的时候，应当统筹兼顾，维护江河的合理流量和湖泊、水库以及地下水体的合理水位，维护水体的自然净化能力。 （2）新建、扩建、改建直接或者间接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和其他水上设施，必须遵守国家有关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规定。 （3）依法划饮定生活用水地表水源保护区。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保护区分为一级保护区和其他等级保护区。在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取水口附近可以划定一定的水域和陆域为一级保护区。在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一级保护区外，可以划定一定的水域和陆域为其他等级保护区。各级保护区应当有明确的地理界线。 （4）防止地下水污染，禁止企业事业单位利用渗井、渗坑、裂隙和溶洞排放、倾倒含有毒污染物的废水、含病原体的污水和其他废弃物。 人工回灌补给地下水，不得恶化地下水质。 但是，提倡生态文明就是否定工业文明吗 ？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要求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提倡生态文明是否意味着否定工业文明？ 党的十七大报告旗帜鲜明地提出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同时强调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生态文明是在扬弃工业文明基础上的“后工业文明”，是人类文明演进中的一种崭新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建立在把“人—社会—自然”看作是一个辩证、发展、整体的生态科学世界观的基础之上。它把人与人化自然（社会）看作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把人类的整体利益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崇尚“节约自然资源”、“尊重大自然的价值与权利”，追求“人—经济—社会—自然环境”的和谐协调与可持续发展，把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与美丽看作是全人类根本利益之所在和基础。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常识普及政策 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期做好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工作,必须充分认识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战略意义,针对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面临的形势,坚定不移地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多渠道、多角度探索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新思路、新举措,从而全面提高全民族哲学社会科学素质。 一、加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战略意义 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发展先进生产力、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哲学社会科学作为揭示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自身发展规律的学问,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力量。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者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指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哲学社会科学也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是自然科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必经环节。繁荣发达的哲学社会科学是自然科学进步的基础,只有依赖于哲学社会科学的正确价值导向,自然科学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造福于人类。 同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发展先进文化、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有效手段。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既可以为现实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重要的是它将为整个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全面进步营造良好的思想和精神氛围。在当代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是先进文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对发展先进文化、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极为重要。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和伟大的民族精神要始终继承与发扬光大,就要依靠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特别是大力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与传播。 同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人的全面发展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客观趋势。由于我国人口众多,文盲率较高,且基础教育还不能适应社会迅速发展的需要,公民素质偏低。公众的科学素养偏低,已成为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国际竞争力提高的关键因素。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大力推进社科普及,有利于培养公众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形成尊重科学,求真务实的风尚;有利于公众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认识社会运行和发展的客观规律,提高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有利于增强全民族的民主法制意识,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自觉性,提高民主参与、民主监督和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能力;有利于公众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际关系,在全社会确立符合社会主义伦理要求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道德规范;也有利于公众形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提高精神文化生活的品位和质量,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必将在更高层面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有力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二、新时期社科普及工作的形势 伴随经济全球化而来的文化的全面交流与渗透使社科普及工作任务异常艰巨。当今世界正处于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不仅促进了各国经济的发展,而且也深刻影响着世界各国的政治、文化的发展。经济全球化把各民族文化带人了全面的交往中,使文化的经济功能和政治渗透功能紧密结合。面对经济全球化这个不可逆转的世界大潮,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不管是否愿意,都要自觉不自觉地融人其中,否则,就会失去生存的空间。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影响是双重的,既有积极方面的影响,也有消极方面的影响。首先,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人类的普遍交往,使得不同文化之间,尤其是东西方文化之间大大增加了相互了解的机会;同时,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和管理经验以及其他方面的文明成果在国际上的广泛传播,为不同民族的人们打开新的文化视野,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环顾世界,审视自己的文化;通过对世界文化的了解,可以进一步加深对本民族文化的认识,以便采取相应的政策推进文化的发展。其次,经济全球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丰富的文化资源。 当然,经济全球化也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带来了消极的影响。首先,某些西方大国仍然坚持冷战思维,推行“西化”、“分化”战略,从而加剧了东西方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其次,经济全球化虽促进了人类的普遍交往,但同时也宜扬了西方文化霸权主义思想、文化帝国主义思想,传播了西方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种种歪曲和攻击,支持海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甚至是邪教分子进行颠覆活动。 为此,我们必须正视经济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影响,结合中国实际,加大民族优秀文化的教育和传播,大力宏扬民族优良传统,在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的指导下,积极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同社会转执时期矛质凸显,和谙社会建设对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是,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人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体制机制尚不完善,民主法制还不健全;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失范,一些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和作风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适应;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矛盾,人类社会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进步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确保社会稳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和重要环节。哲学社会科学作为分析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理论工具,对协调个人惯性与社会变化、润滑发展中的社会和谐关系,具有特别的意义。开展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宜传和普及,让哲学社会科学走进百姓生活,让人文精神渗人千家万户,是化解人民内部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和谐社会建设迫切需要广大社科工作者坚持“贴近社会、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针对百姓关注的社会热点和难点问题,释疑解惑,舒解公众的不良情绪,从而维护社会稳定和人心安定;通过普及法律知识,增强民众法律意识,培养公民法律理性,从而增强公民通过正当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和自觉性,促进社会的有序与稳定;通过人文社科知识讲座和报告会,向大众阐释和谐文化精神,倡导人文关怀,养人心志,育人情操,以文化育和谐。 信息与网络技术的迅速发 展使社科普及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网络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行为产生了并正在产生着重大而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正在对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产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改写着社科普及工作的历史,使社科普及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网络宣传形式的综合性将增强社科普及工作的吸引力、感染力和辐射力;网络的开放性、现代性将为实现社科普及工作科学化、现代化提供前提条件;网络有助于提供个性化服务,满足个性化需要,增强社科普及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网络的超时空、全天候性,有利于社科普及工作的经常化;网络的等时共享性、即时播发性和快速传播性,将大大提高社科普及工作的效率和效益。 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对于社科普及工作来说既意味着机遇,也意味着挑战。其一,网络增大了舆论管理、舆论监督和舆论导向控制的难度;其二,网络传播方式对社科普及工作者的素质提出了新要求;其三,网络传播方式迫切要求社科普及工作者转变传统的社科普及工作理念和思维。 回立法滞后,经费无保障,社科普及工作未得到应有重视。与自然科学相比,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立法相对滞后,哲学社会科学的宜传和普及基本处在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的状态。由于长期以来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保障,哲学社会科学普及的重要性尚未被全社会充分认识和重视,一些人将“科普”仅仅理解为自然科学的普及。尽管很多有识之士近年来都在呼吁,要加大哲学社会科学传播力度,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普及,提高人们人文社会科学素质,但在实际工作中,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往往被置于无足轻重、无关紧要、可有可无的地位,严重制约了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和其服务社会功能的发挥;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没有真正纳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其专项经费目前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没有列入同级财政算,使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制度建设和长期发展计划难以得到完善和落实。 闪会众对社科知识雷求增长较快,社科普及产品供给不足,会众获取社科知识的梁道不畅。 经济社会生活的迅速发展和变化,使公众对社会科学知识的需求在迅速的增长,尤其是经济学、管理学等一些实用性较强的社科知识。虽然近些年来社会各界对社科普及工作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但社科普及工作仍然没有摆脱困境,社科普及的形式、内容、方法同社会发展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哲学社会科学普及资源缺乏有效地组织整合,其宜传和普及仅限于一定的范围,不能有效地夜盖社会各个层面,难以满足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需要,与广大人民群众对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需求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三、搞好新时期社科普及工作的对策与建议 问加强社科普及工作自我宣传,营造全社会共同关注和重视社科普及的良好氛围。搞好新时期的社科普及工作,首先要普及的是有关“社科普及工作的重要性”的理论和知识,我们要通过各种宜传手段和方法,让全社会充分认识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离不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包括繁荣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方面。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与提高全民族的自然科学素质同样重要。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有发达的自然科学,也应该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促使社会各界共同关注和重视社会科学普及工作。 目以社会普遥关注的热点问题为重点,扩大普及内客的洒盖面。社会在发展,新生事物在不断涌现,人们需求的知识内容也在不断变化。这就要求社科普及工作者要深人实际,面向大众,善于抓杜会的热点难点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普及工作。一方面,要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开展理论宜传,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统一思想,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但我们也要注意社科普及不能等同于党的思想政治宜传工作,社科普及应该有更广阔的舞台和更丰富的内容。另一方面,社科普及工作要以“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为原则,以“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树立科学观念,提倡科学方法”为导向,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目标,不断拓宽普及知识面,把社会科学领域不断更新的理论、知识和方法纳人到普及的内容。要使社科普及工作真正做到与时俱进,起到引领和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 闰创新方式方法,实施社科普及品牌战略。 目前,社科普及形式多采用办学、办班、讲座、知识竞赛、展览、编写普及读物、在刊物上开辟科普专栏、成果交流、科技咨询、信息服务等。随着社会需求的不断扩展,新颖的普及形式将会不断出现。我们应该根据普及工作的不同对象、不同层次、不同要求,采取灵活多样的普及形式,而不能仅仅拘泥于某一种或某几种固定模式。只要适应社会和大众所求,方法适宜,路子对头,任何普及形式都可以探索。 网络的优势是明显的,它具有综合性、开放性、现代性、全天候性、等时共享性等特点。我们要充分利用它的优势和特点,运用社科普及网站、网业等不同于传统媒体的方法和手段,进行独具特色的网络社科普及,占领网络宣传主阵地,宏扬网络宜传主旋律,引领积极、健康、向上的网络主流文化。 做好新形势下的社科知识普及工作,还有一个比较成功且值得推广的方法是打造立得住、叫得响的公益性品牌,以凝聚力量、聚集人气。如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等品牌节目,能够有效起到激发学习兴趣、掀起学习热潮的效果。 回拓宽经费来源梁遗,建立德定的社科普及经费保津机制。稳定充足的经费来源是搞好社科普及的重要保障。首先,要积极争取政府加大投人力度,各级政府要将科普经费列人同级财政预算,逐步提高科普投人水平,改变当前很多地方一搞活动就要“请示、化缘”的尴尬局面 社会科学论文:建设高素质哲学社会科学队伍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我省高校社会科学系统和社会科学研究系统，正按中央和省委的统一部署，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职业精神职业道德学习教育活动，这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迫切需要，是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迫切需要，是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过硬的哲学社会科学队伍的迫切需要，必须认真抓好，切实抓出成效。认真搞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教育，进一步增强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运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统领哲学社会科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指导思想，更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须臾离不开的根本指针。深入学习、广泛宣传、全面贯彻、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全党的一项长期任务，也是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历史责任。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一定要不断增强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自觉地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头脑，推动工作，指导实践。首先，要在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上争先锋。要联系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的新变化，联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实践，联系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新探索，进一步拓展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视野，不断深化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历史地位的认识，在解决好自身真学、真懂、真信问题的同时，不断推出新的研究成果。其次，要在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上当表率。要自觉地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哲学社会科学的教学和研究，使之贯穿于学科建设、教材编写、课堂教学、课题研究、学术交流、成果评价等各个环节，体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各个方面。要把是否体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判断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向的根本标准，把是否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衡量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重要尺度。第三，要在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上做模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既要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真诚信仰者，热情宣传者，更要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忠实实践者。每一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要自觉地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凡是符合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事情就满腔热情地去研究、去宣传、去实践。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提出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这是我们党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新发展，也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一个新飞跃。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把学习树立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学习贯彻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深入研究科学发展观，大力宣传科学发展观，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 认真搞好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学习教育，进一步增强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沿着正确方向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绝不能搞指导思想多元化。 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词句和结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和处理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一言以蔽之，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认真学习，真正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将其运用到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各项工作中。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蕴涵在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可以说是博大精深，在具体实践中，要注意把握其精髓。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问题上，应特别注意把握住两点：一是要始终站在真理的立场上来观察和处理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它的真理性。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说到底就是一个不断探求真理、发现真理、服从真理、捍卫真理、发展真理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穷尽真理，只是开辟了一条通往真理的光明大道。马克思主义者随时准备坚持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作为一名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不断追寻真理，一切服从真理，敢于坚持真理，坚决捍卫真理，努力发展真理，自觉地和真理站在一起。二是要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观察和处理问题。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和真理性是统一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就是为全人类谋解放、谋幸福的理论。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以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无论是搞教学还是搞科研，都要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重去考虑其社会效果。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问题上，也应特别注意把握两点：一是要坚持实践的观点。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第一和最基本的观点。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动力和目的，是检验认识的惟一标准。马克思主义重视理论，但更尊重实践。当前，我们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改革的攻坚阶段，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找不到现成的答案，必须在实践中去探索，去总结。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在头脑中树立起实践的权威，满腔热情地投身到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实践中去，在实践中经受锻炼，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在实践中发现和坚持真理。二是要坚持群众观点。群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决定历史的是“行动着的群众”，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 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同时也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我们党来自于人民，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党逐步形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对人民负责、虚心向群众学习、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等一系列重要的群众观点，并在这些观点的基础上制定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工作路线。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不仅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而且是繁荣和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保证。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模范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无论是搞教学还是搞科研，都要注意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努力从人民群众的广阔而丰富的实践中挖掘研究题材，汲取思想养分，形成真知灼见，创造学术精品。要立足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理论需求，面向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火热生活，研究和回答新的实践课题，提出和概括新的实践经验，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力、说服力和感召力。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又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从总体上说，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既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观察和处理问题的方法。具体说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察处理问题的方法很多，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全面地发展地联系地看问题的方法，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方法，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方法，在处理复杂问题时抓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方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等等。马克思主义者是动机与效果统一论者。坚持正确的方法，是实现动机和效果统一的重要途径。对于马克思主义观察和处理问题的具体方法，不仅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要认真研究和运用，从事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同志尤其应该认真研究和运用。 认真搞好职业精神职业道德的学习教育，进一步增强端正学风、文风、作风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养成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先进的职业精神和良好的职业道德，搞好学风、文风和作风建设，是加强哲学社会科学队伍建设的基本要求，是繁荣哲学和社会科学的重要保证。 首先，要养成和弘扬先进的职业精神。在这个问题上，有以下五点需要认真把握：一是要养成和弘扬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哲学社会科学事业，说到底是探求真理、发现真理、服从真理、捍卫真理、发展真理的事业，而探求、发现、服从、捍卫和发展真理是要付出代价的，有时甚至要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二是要养成和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既是一项崇高而伟大的事业，又是一项十分清苦的事业。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耐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三是要养成和弘扬百折不挠的精神。马克思说过：“在科学上面，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只有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合格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具有坚强的意志、矢志不渝的品格，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都不改初衷，不移青云之志。四是要养成和弘扬开拓创新精神。真理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追求真理的道路永远没有止境。马克思主义所以具有不可战胜的生命力，就在于它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模范地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正确处理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境界。五是要养成和弘扬战斗精神。尤其在今天，马克思主义既需要发展，更需要捍卫。当前，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不仅要提倡探索精神、创新精神，而且要呼唤战斗精神。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要义无反顾地去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满腔热情地去宣传，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要理直气壮地去抵制、去斗争。 其次，要养成和弘扬优良的职业道德。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职业道德上应特别注意以下三点。一是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在任何社会中，哲学社会科学都不能游离于政治之外。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既是政治纪律，又是职业道德。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有很强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时刻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二是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是一项面向社会、研究社会、面向大众、服务大众的工作。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以对党对人民对社会高度负责的态度，严肃对待自己的一言一行，认真考虑自身工作的社会效果。在教学和研究工作中，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纪律意识。当前，尤其应从哲学社会科学的角度，多做团结鼓劲的工作、正面引导的工作、化解矛盾的工作、维护稳定的工作，为促进我省的“三个文明”建设和构建和谐辽宁作出应有的贡献。三是要淡泊名利，加强修养。从事纯洁而高尚事业的人也应是纯洁而高尚的。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不断加强自身修养，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侵蚀。要把做人做事做学问统一起来，堂堂正正地做人，踏踏实实地做事，老老实实地做学问，以良好的思想和道德风范，树立和维护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良好形象。第三，作为一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养成良好的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的同时，还要特别注意端正学风、文风和作风。学风问题，说到底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是使马克思主义束之高阁，还是使其与中国改革和建设的实践紧密结合的问题。全党的学风关系到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学风，关系到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与发展。文风问题说到底是动机与效果、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问题，文风的好坏，关系到我们的理论能否真正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我们的文章、著作和报告能否发挥应有作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说服力和战斗力能否得到充分发挥。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树立良好的学风和文风，最根本的是认真贯彻党的思想路线，求真务实，大胆探索，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要坚持做到严谨而不保守，活跃而不轻浮，锐意创新而不哗众取宠，追求真理而不追逐名利。要讲真话不讲假话，讲实话不讲空话，讲新话不讲套话，讲群众听得懂又愿意听的话，不讲群众既不愿意听又听不懂的话。学风和文风建设要靠作风建设来保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一线，注意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在群众中汲取营养，在艰苦生活中磨练意志，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说明和解决问题，在继承和发展中不断推出学术精品，为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和构建和谐辽宁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和理论支持。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浅议 社会科学研究究竟是否需要将事实与价值分开,或有意识地排除价值判断?这似乎是个显而易见的简单问题。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人们暗含的价值观总是或隐或现地影响研究本身。这一问题在东方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成其突出。因此。本文先论述当代西方哲学对这一问题的若干代表性论点,然后再对我国当前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某些普遍倾向作针对性的评论。 科学价值中立说 关于科学的价值中立的观点,在西方哲学思想中在较长时期内影响了占主导地位的科学观和认识论。一般认为马克斯?韦伯引入了现代的事实—价值两分的观点。他在《社会学与经济学中“价值中立”的意义》这一经典论文论述了两方面的观点[1]。第一点他吸取了休谟的思想,认为在规范与描述之间、在断言某物实际上是什么与理想上应当是什么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我们加于事物的价值不属于这些事物的真理性,科学关心的是描述实际发生了什么,并且解释为什么。自然,科学能够而且必须注意个人和团体在事实上怎样做出评价,但他们却不能从根本上真实地记录这个或那个事物是内在地有价值的,因而是在范畴上应当被评价的。韦伯的第二个论点是有规定性的。他从不认为价值是无足轻重的,也从不宣称每个人,特别是社会科学家应当总是避免价值判断。与此相反,他坚持提出指认与评价的区别,二者不容混淆。一个人在表达价值判断时,不应当自称这种判断是得到科学地确认的;因为事实上这是做不到的。当社会科学家推崇某种行动时,他们应当尽力地说明自己所说内容中哪些是科学的发现,哪些是具有很不同地位的政策建议。这是知识分子的真诚品质与尊重真理的原则所必然要求的。 20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一般都竭力提倡科学与价值、描述与规范、实然与应然判断的严格区别,要求社会科学坚持价值中立的立场。亨普尔指出,有关科学的价值中立问题,可以说是围绕着两个不同的方面而展开,这就是:(1)科学家的实际研究行为,和(2)批判评价和论证科学断言和程序的方法论标准。在科学家的实际行为层次上,价值评价作为科学研究的一个诱导因素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道德的准则、审慎的思考和个性等等显然会影响科学家对所研究领域、问题和所采取的方法的选择。社会和政治价值有可能削弱研究某些特殊问题领域的努力,也可能鼓励人们赞同某些并无可靠根据的理论。当然,作为一种规律,科学研究中决定采取或放弃一个特定的假设或理论,将强烈地受到认知价值或准则的影响,这反映在他们坚持某种方法论程序的标准上。[2] 正是在构成研究行为的重要的诱导因素这个问题上,价值评价与科学研究相关联。因此,必须在心理学、社会学和科学史解释科学研究行为时考虑价值评价的作用。然而,这种科学解释在谈到科学家受价值影响的时候,并不涉及任何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它在解释科学家接受或放弃一个理论时,并不论证这个理论的合理性,或表明这是个不合理的科学程序。而合理性问题要求的是在可以获得的证据和其他系统的根据的基础上对理论进行批判的评价。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传统的科学观,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主张科学理论与证据关系有明确的客观标准,并认为这种标准可用证据与理论之间的肯定或否定的的逻辑关系来表示,由此而为科学的客观性与价值中立说提供了依据。按此观点,恰当的科学研究及其结果是独立于研究者个人的成见、信念或态度的,因而可以把某些程序看作违反了科学规范,并可以用对科学以外的价值观的过度依赖来解释研究者违背恰当的科学行为的动机。 与上述科学哲学观点相类似,现代知识社会学(或科学社会学)的鼻祖卡尔?曼海姆也把自然的与文化的区别了开来,把数学、自然科学与宗教、道德、实践领域等其他方面明确区分开来。“可以说,形式知识在本质上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其内容并不受个别的主体及其历史社会条件的影响。但在另一方面,显然存在着范围广泛的主体事务,它只能由某些主体、或在某些历史时期被接受,而且从个人的社会目的来看,这也是显而易见的。”[3] 他认为,自然科学具有可重复性,而宗教道德等文化的领域则具有不可比的特征。所以他断言,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非真理的。一般来说,意识形态的特征是对其范围广泛的对象进行高度明确的阐述,对其追随者有权威的明确的命令性。与其他类型的信仰相比,意识形态更加系统化,围绕一个或数个突出的价值观而整合。它往往抵制信念的变革,它的接受或推行还往往伴随着鼓动性的宣传。谁接受它,谁就要完全服从它,谁的行为就必须完全渗透着意识形态。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产生于特定的文化中,因此它不可能与该文化的重要因素完全分开。意识形态故意掩盖人们的动机与利益,这就迫使利益与对抗着的人们相互欺骗,并用貌似普遍化的方式掩盖狭隘的局部目的和利益。意识形态不会把系统地追求真理当作自己的一项义务,因而采取取教条主义的认识态度,不愿接受新经验和真理。作为一种文化的产物,意识形态对社会科学的影响尤其明显。 曼海姆坚持认为,凡政治的或是涉及世界观的一切知识,不可避免地都是有党性的。他因此而暗含的论点是,像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均无法摆脱意识形态和党性的束缚,所以他也承认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有不同的思想。这些观点引起了美国实用主义者胡克的争论。胡克在肯定了曼海姆的开创性工作以后指出,困难在于,曼海姆承认,表现阶级立场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导致在科学意义上被认为“真”的那些关于事物性质的理论和发现,因此,问题就转移到这些“真理”是否取决于导致探索和发现这些真理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这一点上。“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既然随着历史时期而改变,曼海姆认为这问题就成为一个知识社会学的问题。……现在假定科学的处理方法和客观性是同一的,使曼海姆感到头痛的问题是:任何一种的科学知识是怎样成为可能的?曼海姆在他的书中,不同的一页就有不同的答案,而使读者对于他真正相信什么完全感到茫然。”[4] 实用主义作为一种独特形态的科学主义思想,对此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胡克实际认为,即使存在阶级或党派观点的相对性,科学(包括社会科学)仍然存在超越主观价值的客观性基础,比如根据经验基础所作的证实或证伪的判定。这是我们过去在认识实用主义时所忽视了一个重要论点。 因此,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观点,反映了西方一些思想家在科学发展以后对其根本任务的一种认识论的反思。 在科学知识系统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以后,有必要主动排除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干扰,以相对纯化的方式对待其研究,以便适应客观性的要求。 对绝对价值中立说的批评 韦伯和逻辑实证主义者关于科学价值中立说的观点,在近数十年受到了西方哲学家主要是历史主义者和科学实在论者的批评或挑战。库恩以来的历史主义学派深刻地批判了科学的积累发展观,论证了科学理论的根本转变不简单地只是对关于事实的增长了的知识作出的理性反映。而科学不同学派之间的转换更像是信仰的转变,没有太多的合理性基础可言。劳丹则提出了一种关于科学家理性行为的适中的观点,指出理性的行动者持有各种目的和关于世界的预设信念,为了合理地接受一个信念,他必须能够限定与自己的目标和信念有关的推理范围。劳丹试图把科学合理性的一般要求与价值论、方法论和事实层次的共识统一起来。 科学实在论者普特南对事实与价值关系的看法具有某些独特的意义。他公然声称自己要为一种几乎被推翻了的观点恢复名誉,这种观点认为事实与价值的区分无论如何也是模糊不清、无法实现的。因为事实陈述 本身,以及人们据以决定什么是事实和什么不是事实的科学探究实践活动,都预设了价值。普特南指出,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传统观点是建立在科学的工具的成功和多数人的一致意见基础上的。怀疑价值判断具有认识功能的一个理由是,它们不能用“科学方法证实”,而且在福柯所讨论的伦理学观点中还强调调,在伦理问题上,人们不可能取得普遍一致或大多数人一致的意见。许多人相信科学理论的正确性可以作出使大家满意的论证。但在事实上,对于任意选取的一个科学理论的真理性,人们不可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赞同。许多人对于科学和很多理论都是可悲地无知,至于科学的工具的成功,由于科学的意义决非仅限于它的实际应用性,故不能由此而推出科学的合理性。所以,用工具的成功与多数主义来证明科学真理的合理性和价值真理的非合理性,这是站不住脚的。[5] 普特南强调,至少有些价值必定是客观的。精确科学的理性上的可接受性取决于像“融贯性”和“实用的简单性”之类认识上的优点,因此,至少有些价值词项不仅仅代表使用这些词项的人的情感,而且代表了它们适用的那些事物的属性。如果这些词项不代表理论的性质,而仅仅代表有关人对理论所持有的“态度”,那么像“正当的”、“充分确证的”、“最有效的解释”等等,必定也完全是主观的。因为理性上可接受性不可能比它所依赖的参项更为客观。因此,至少这些价值词项具有某种客观的用法,即某种客观的正当性条件。同样,对于伦理学判断的主观方面也不能强调过分了。如果说,在科学领域坚持科学是一项客观的事业,并不等于认为每一个科学问题都有一个确定性的答案,某些科学问题也许有一些客观的、不确定的答案,那么,在伦理学领域,某些价值见解是确真的,某些是确假的。“总而言之,某些价值见解(以及某些意识形态)肯定是错误的,某些见解肯定不如其他见解,在这个意义上坚持伦理学探究是客观的,同坚持根本没有任何不确定性的情况这种愚见,是两码事。”[6] 由此可见,普特南在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上,竭力从两方面来阐述二者之间的融合、统一与制约。一方面,他不同意证实主义和旧实在论把事实与价值截然分开的观点,而坚持科学对客观真理的追求与融贯性、正当性、实用简单性和完美性等价值要求的统一,科学的客观性与多元性要求的统一。另一方面,从伦理价值的角度来看,普特南又不同意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价值观,而认为至少有些伦理价值是有客观标准或依据的。就认识而言,对于概念构架的任一选择,都是以价值为先决条件的,在选择一个描述日常人际关系和社会事实的构架时,在众多的因素中首先会涉及到人们的道德价值。因此,真理理论以合理性理论为先决条件,而合理性理论又以我们关于善的理论为先决条件。 普特南试图把事实与价值、真理与价值有机地、内在地统一起来,既不放弃实在论的客观真理论的基本前提,又不接受事实一价值两分的传统观点。其观点属于一种形式的价值真理论,是对那种离开人的能动的认识过程,而仅仅在本体论上强调真理是对实在或事实的纯客观描述的传统实在论的批评。它告诉人们,追求直理的科学不是与人的价值无涉的中性活动。 那么,是否可以像相对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由此而彻底否定事实与价值、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区别呢?显然也不能。正如普特南所断言的,每一个事实都有价值负载,每个价值又都负载着某个事实。这后一命题说明,没有客观性依据的价值不能算作真正的价值。因此,这里的价值又与传统的事实价值两分观点所说的价值已不完全是一回事,因为后者主要指的是主观价值。可见对价值的不同解释预设了不同的结论。而从根本上说,价值具有主观与客观两重属性,纯粹的主观价值显然无法与客观性或科学性相统一。这里便存在不同层次的价值问题,客观性与价值只能在科学发展的高层次上统一起来。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 前面论述了当代西方哲学有关事实与价值关系的一些基本观点,这些观点为我们合理解决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提供了借鉴。 就本来意义而言,社会科学是以社会为对象的系统的知识探究,因此它在实质上与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有所区别。其区别主要表现在基本立场、态度和方法上。从基本立场来看,社会科学以追求关于社会的事实知识或确切知识为基本任务,因而一般不预设立场。真正的社会科学是真诚而无畏的,无须迎合某些特定的个人或社会集团的口味,因而所采取的态度是合理的怀疑。研究无禁区,一切似乎已成定论或天经地义的东西或结论,都可能成为社会科学家的怀疑对象。即使有可能在研究的过程中否定自己的先前结论或成见,也在所不惜,真正的社会科学家是“无我的”,不怕否定自己。因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是社会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方法论上,社会科学多用归纳法、统计法等科学方法,以便从具体的社会现象中得出规律性的东西。尽管归纳法是不可靠的方法,但为了探究事实,社会科学家仍然频繁地使用,包括统计法等科学的归纳方法。 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追随者则与此不同。他们固执地追求信仰,从抽象的观念、原则、口号出发,竭力为某些特定社会集团的利益服务,因而他们采取的是教条主义的顽固态度,对既成的传统和信念不敢怀疑或质疑。其方法大多为演绎法,即从抽象的大前提出发,推演出脱离现实的结论,所以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尽管也打着科学的旗号,但其论证方式却十分繁琐,追求华丽的词句或动听的口号,实质则空洞无物,思维也不讲究逻辑,经常出尔反尔。归纳法和统计方法在意识形态那里只具有纯粹工具的意义,事实成了任人打扮的女孩子。 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还存在一定的区别 ,前者指的是像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与自然科学更为接近的学科,可以采用经验研究和统计学等手段,后者指的是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学等更具有文化特点和包含更多价值判断的学科,往往与特定文化的价值观分不开。然而,当代的一个发展趋势是日益要求人文学科也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即采用更多的科学方法和论证方式。比如,伦理学曾被认为只是关于规范价值的学问,但是,20世纪的科学主义者提出了伦理学不能与现实生活相脱离的任务,伦理价值前提应从实际生活的伦理中得出。因此,人文学科如仍停留在传统的相对价值的水平,永远自说自话,无法像科学那样可作广泛而重复的比较和讨论,那显然是一种落伍的表现。 将人文和社会科学只当作特定社会集团的学问,是其利益的集中表现,甚至提出所谓民族特色的科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等,这实际上是将这些学科降至不具普遍意义的私学的水 平,与占星术、风水术没有多少区别了。一门学科只有在成为可跨文化共同研究、讨论和验证的学问时,才能成为公认的科学。社会科学也许因为研究对象的文化特色而加入了某些价值因素的考虑,从而有可能影响研究者对具体社会问题的看法,但每门科学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的公理、原则、范畴或概念,以及公认的研究和验证方法,包括共同的逻辑工具。比如政治学中的国家、政体、民主制、权利等概念及相关学说,用于民意调查的统计方法和一般数学及逻辑方法,便属于这种共同基础性的东西。 当然,如前所述,纯粹的绝对的价值中立在科学研究中也只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理想,类似于乌托邦,而且正如普特南所说,从更高的境界来看,脱离客观性的价值只是主观价值,并不具有真正的价值意义。然而,这仍然不能说明科学研究丝毫不需要警惕主观价值的束缚或影响,妨碍认识客观性的实现。而且,人的认识与科学发展的高低阶段之分,在时间上也有侧重点先后的区别。可以说,只有在较低层次上解决了事实与价值相对区分的问题之后,才能实现较高层次上统一的任务。 由此来看我国当前的社会科学研究,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处于较低层次的主客不分、科学与意识形态混淆的状况。举例来说,伦理学几乎还没有脱离规范伦理的阶段,对于当前人们实际上如何处理或对待人伦关系,较少作实事求是的描述性研究,一般仍停留在从抽象规范向下推演的水平。诚然,规范伦理是伦理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但作为科学的伦理学还要从事认定事实的工作,这就需要进行某种程度上价值中立的研究,避免把伦理的“应当”误作“是”。在传统伦理的研究上更存在事实与规范不分的情况,例如有人把写在经典中的规范伦理与中国社会实际处理人伦关系的事实混为一谈,几乎不指出两者间的区别;更有人将战后日本等东亚社会的成功归结为孔孟之道,对于这些国家在长期传统中形成的带有自身特点的伦理道德作如此轻率的概括,更显出概括者社会科学研究常识的欠缺。 至于像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也程度不等地存在着事实与价值混淆、应然判断与实然判断不分的情况。一些人不懂政策宣传与事实认定之间的区别,硬是把“应当”当作“是”,不懂得意识形态与科学并不是一回事。立场相对中立的问调查和事实报告,特别是在涉及政治、性等敏感问题上,做得还相当不够。有时候则以感情代替法律判断。例如,某个新兴小城市近年在吸引外资和城市建设及环境卫生方面做出了显着的成绩,但其干部在工作作风上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长期要求机关干部普遍加班加点,休息时间极少,在维护城市卫生时采取了一些明显违反法律规定的严厉惩罚措施等。这些都是涉嫌违反现有法律、侵犯公民权利的问题。但有研究者写文章把这些归结为“善良违法”,试图以其行为结果的某些成绩来论证其违法行为的合理性。请注意这里的“善良违法”这一提法,这是用伦理价值判断来限定事实判断。如果有点现代科学的常识,便不会这样来认识问题。因为事实首先是,这些规定违反了我国现行法律的基本精神,至于行动者的动机是否善意,则完全是另外的问题。以对动机的价值判断来为违法的行为作辩护,显然是难以服人的。 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历史上的中国社会在“百家争呜”时期多种学派并存竞争,源于民间的学问可以被某些统治者所利用,但尚未出现官方垄断学术的局面。只是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一切学问才被打上了官方的烙印。其结果是历史、文学、哲学都摆脱不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成为广义的统治术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法学和政治学了。这种情况甚至蔓延到自然科学,如天文学为皇帝订立历法服务。当西学经过外国传教士之手传到中国时,官方思想已严重僵化和落后,采取了抗拒的态度。直到20世纪初的政治和文化变革,才最终冲破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才得以在在中国生根。然而,近百年史仍然是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争取相对独立的奋斗史。实事求是的原则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真正得到贯彻,经历了百般曲折,至今仍然是项艰巨的任务。一些人习惯于唯上、唯书,偏偏不唯实, 连面对现实的勇气都没有,制造了许多指鹿为马、改事实、严重脱离实际的“研究成果”,以“遵命为术”为己任。因此,解放思想是项长期的任务,需要克服传统的体制弊端,使研究者真正摆脱各种束缚,取得真知。 由此可见,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着较普遍的事实与价值不分的问题。当然,社会科学中的事实与价值,客观性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区别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二者在更高层次上可以统一起来。但在较低层次,在社会科学发展的初级阶段,注意两者之间的区别则是更为重要的任务。只有解决了低层次的区分问题,才能解决更高层次的统一问题。另一方面,绝对化地理解科学的价值中立,在两者之间划出截然分明的界限,同样也会陷入乌托邦主义,因为我们只能做到大致的区分。 因此,问题正在于掌握一个合适的度。如果把纯粹的绝对的客观性与完全的主观价值当作两个极端,那么实际的研究者总是处在两者之间的某个位置上。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在相当程度上还处在靠近主观价值的一端,有必要经过艰苦的努力,更接近客观性那一端,当然,谁也无法奢望达到彻底的客观性这一理想状态,只能尽力做到比较高的客观性。反之,毫无客观性的自觉要求,让科学与主观价值混淆不清,那就连起码的科学性也无法保证。 社会科学论文:巩固五五普法成果服务经济社会科学发展 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五中全会对加强全民法制宣传教育提出明确要求；党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在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五个五年规划》；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的决议》；总书记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就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作出重要指示，为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指明了方向。—，我国在全体公民中实施了第五个五年普法规划。五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正确领导和全国人大有力监督下，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和各地各部门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全面实施“五五”普法规划，取得了显著成效，为保障和促进“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施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坚持突出宪法的学习宣传，各项法律法规得到广泛传播 各地各部门坚持以宪法为核心，深入宣传各项法律法规知识。一是突出加强宪法的学习宣传。组织开展了以“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为主题的法制宣传活动，举办巡回报告78600多场次，直接听众达2600多万人次。每年“12·4”全国法制宣传日，、司法部、全国普法办都确定宣传主题，指导各地各部门通过多种形式，宣传宪法知识，弘扬宪法精神。各地各部门把宪法纳入普法重点对象法制培训内容，加强宪法知识考试考核。二是深入开展国家基本法律的学习宣传。深入学习宣传与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深入学习宣传民事、刑事、行政实体法和程序法，在抓好日常宣传教育的同时，积极利用各项法律颁布实施周年纪念日，组织开展集中宣传，收到了良好效果。三是切实加强新颁布或新修订法律法规的学习宣传。编写新法知识读本40多种，免费发放1200多万册，发放张贴宣传挂图2500多万张，使各项法律为人民群众及时了解。四是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融入法制宣传教育全过程，重点抓好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的教育，促进全社会牢固树立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的理念。通过学习宣传，全社会学习宪法、崇尚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权威的氛围更加浓厚，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学法守法用法的自觉性进一步增强，进一步夯实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础。 （二）坚持以领导干部、公务员、青少年、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农民为重点，全民法制宣传教育深入推进 坚持分类指导，区分不同对象，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制宣传教育。一是领导干部学法用法不断深入。坚持党委（党组）理论中心组学法、举办法制讲座、党校和行政学院设置法制课、考试考核等，推进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工作。“五五”普法期间，有24600多人次省部级领导干部、41.53万人次地厅级领导干部参加了法制讲座，各级领导干部依法执政、依法决策意识和能力进一步提高。二是公务员学法用法不断深入。加强公务员岗位职能法律知识培训和考试考核，共培训公务员4200多万人次，公务员参加法律知识考试2700多万人次，98%以上的公务员达到了每年法律知识学习、培训不少于40学时的要求，公务员运用法律手段管理和服务社会的能力进一步提高。三是青少年学法用法不断深入。坚持课堂教育与课外教育相衔接，努力抓好课堂法制教育，广泛利用第二课堂开展寓教于乐的法制教育活动，在校青少年学生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法制教育，增强了遵纪守法意识，提高了自我保护和抵御违法犯罪侵害的能力。四是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学法用法不断深入。组织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法律知识培训3.35万多期，培训人员290多万人次，举办讲座、报告会5.13万多场次，参加人员620多万人次，提高了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依法经营、诚信经营和依法管理的能力。五是农民法制宣传教育不断深入。根据农村特点和农民群众需要，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法制宣传教育，培训农村“两委”干部1200多万人次，培训农民工1.56亿人次，提高了农民的法律意识，增强了依法参与村民自治和基层民 主管理的能力。重点对象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深入开展，有力地带动和促进了全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全体公民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进一步提高，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依法参与社会管理、维护合法权益的意识和能力进一步增强。（三）坚持以法制宣传教育主题活动为平台，法制宣传教育在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围绕“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司法部、全国普法办指导各地各部门组织开展了系列主题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充分发挥法制宣传教育职能作用，服务和促进了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一是紧紧围绕服务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各地各部门共举办促进经济发展法治论坛、法制讲座、报告会等专项法制宣传活动39.8万场次，开展“提高农民法律素质、促进农村改革发展”等主题法制宣传教育活动136万多场次。二是紧紧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大力加强劳动就业、安全生产、社会保障、社会救助、医疗改革、食品药品安全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城市和农村居民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三是紧紧围绕党和国家重大部署、重大任务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围绕改革开放30周年、北京奥运会、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等大事喜事，以及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四川汶川和青海玉树地震灾害、甘肃舟曲特大泥石流灾害、西藏拉萨“3·14”事件、新疆乌鲁木齐“7·5”事件等，组织开展了国庆60周年安保、“人文奥运、法治同行”、“加强企业法制宣传教育、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抗震救灾、“精彩世博、法治先行”、法律进帐篷、法律进寺庙等一系列主题法制宣传教育活动，为党和国家办成大事、办好喜事、办妥难事营造了良好的法治氛围。四是紧紧围绕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开展法制宣传教育。以“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促进社会矛盾化解”为主题，加强与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相关法律法规学习宣传，组织开展专项宣传活动16.2万多场次。针对重点地区、特殊人群开展法制宣传7.6万多场次，开展校园周边整治法制宣传教育活动12.5万多场次。主题法制宣传教育活动的开展，发挥了法制的规范、引导和保障作用，有力促进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服务了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 （四）坚持以“法律六进”为载体，法制宣传教育的覆盖面进一步扩大 在全国组织开展法律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法律六进”活动，是“五五”普法的一项重要创新。，、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下发通知，对“法律六进”活动进行了精心安排部署，制定下发了实施细则，组织召开了“法律六进”经验交流会和现场会，推进“法律六进”活动深入开展。各地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制订实施方案，加强考核和监督，确保“法律六进”活动扎实推进，取得了明显成效。深入推进“法律进机关”，坚持机关法制培训、考试、法制讲座制度，组织开展各种学法用法活动，加强机关学法用法工作考核，提高了各级机关依法管理和服务社会的水平。深入推进“法律进乡村”，切实加强农村法制宣传教育阵地建设，广泛开展“送法下乡”、“送法进农户”活动，大力开展“农村法律明白人”、“法制宣传员”培训，广泛利用农村广播站及农民夜校宣传法律知识，促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深入推进“法律进社区”，充分发挥普法讲师团、法制宣传志愿者作用，积极整合资源，推进社区普法广场、法制公园、法制长廊、法制宣传电子显示屏建设，开展针对社区青少年、下岗职工、闲散人员、回归人员、流动人员、安置帮教对象、社区矫正人员等人群的法制教育，服务了社区群众，提高了社区依法管理水平。深入推进“法律进学校”，扎实推进中小学课堂法制教育计划、课时、师资、教材“四落实”，组织开展“模拟法庭”、“小小律师辩论会”、“小手拉大手”等课外法制教育活动，加强学校法制教育园地建设，增强了青少年法制观念。深入推进“法律进企业”，利用职工学校、企业宣传园地、举办短期培训班、专题辅导、法制讲座，开展有针对性的法制宣传教育，引导企业员工依法参与企业民主管理，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促进了企业依法经营和管理。深入推进“法律进单位”，发挥各单位自身优势，利用公示牌、宣传册、触摸屏、开放日等多种形式，宣传与本单位业务相关的专业法律，在城市公园、车站、机场、港口等窗口行业单位设立法制宣传栏或电子显示屏，使之成为法制宣传的流动窗口。“法律六进”活动丰富了普法内容，拓展了普法途径和方式，扩大了覆盖面和影响力，增强了针对性和实际效果，使法制宣传教育更加深入基层，更好地服务群众。 （五）坚持以法治创建活动为依托，全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 坚持法制宣传教育与法治实践相结合，深入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一是法治城市、法治县（市、区）创建活动广泛开展。法治城市和法治县（市、区）创建活动是“五五”普法的又一项重要创新。在认真总结各地依法治理工作经验基础上，全国普法办下发了创建工作通知和指导标准。各地结合贯彻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和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制定完善了创建制度，建立了目标考核体系，不断推进创建活动深入开展。到底，全国已经有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41个市（地、州、盟）、1856个县（市、区）全面开展了法治创建活动。底，全国普法办评选表彰了首批266个法治县（市、区）创建先进单位。二是基层依法治理深入推进。“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活动得到了全面推进，各地建立完善了“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标准和目标考核体系，民政部、司法部分四批命名表彰了1373个“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各地还积极探索开展“民主法治示范社区”、“诚信守法企业”、“依法行政示范窗口”等创建活动，基层依法治理活动形式 更加丰富。三是行业依法治理不断深化。各部门各行业围绕推进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积极开展各种依法治理专项活动。“五五”普法期间，各部门和行业开展全国性专项整治活动130多次，开展执法检查活动170多次。多层次、多领域的依法治理活动，提升了法制宣传教育效果，有力促进了法治政府建设，促进了社会管理创新，提高了全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六）坚持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水平进一步提升 各地各部门努力改革创新，不断提高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水平。一是创新工作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服务群众作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增强了法制宣传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二是创新工作制度。在认真总结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经验和做法的基础上，制定完善了各项学法用法制度和法制宣传教育考核评估、监督检查机制。制定了关于加强新闻媒体、网络等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指导意见、关于开展“法律六进”和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等法治创建工作指导标准和意见等。各地各部门从实际出发，建立完善了普法档案、工作考核等制度。目前，全国已有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并实施了《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条例》。各地各部门还把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落实情况纳入年度综合考评体系，促进了普法依法治理工作任务的落实。三是创新工作载体。充分发挥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优势，不断拓展法制宣传教育领域。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市）级电视台开辟法制栏目430多个，县（市、区）级电视台开辟法制栏目1530多个，建立普法网站2300多个。加强城市、乡村公共场所法制宣传阵地建设，法制长廊、法制公园、普法大篷车等成为法制宣传教育的新型阵地。广泛利用公共场所电子显示屏、楼宇电视、手机报、城市公交电视、移动通信等新平台，不断扩展法制宣传的覆盖面和受众群。四是创新工作形式。广泛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法制文艺活动，共举办各类小型法制文艺演出137万多场次，参加现场观看的群众达1.8亿多人次。“12·4”全国法制宣传日系列宣传活动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已成为法制宣传的重要品牌。 （七）坚持健全完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深入开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各地各部门不断健全完善普法依法治理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普遍成立了由党委、政府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担任组长的普法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健全了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实施的普法依法治理工作领导体制。各部门、各行业也成立了由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任组长的普法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本部门本行业普法工作的领导。各级普法依法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认真履行职责，积极争取党委、人大和政府支持，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法制宣传教育。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实施，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广泛参与的普法依法治理工作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进一步完善，有力保障和推动了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深入开展。 法制宣传教育是全面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基础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必须持之以恒、常抓不懈。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科学制定好“六五”普法规划，求真务实，开拓进取，扎实工作，进一步推进新形势下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深入发展，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社会科学论文:法学自身的品性决定了社会科学方法应用前景的有限性 刻下汉语法学学术含量较低，学术规范窳败，丑闻时有。将眼光放宽，迄现代中国一百年，海峡两岸三地，整个汉语世界，既无伟大法学作品和作家，更谈不上成熟范型或者流派的提出。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也是不少法学从业者的忧心所在。有鉴于此，经由借鉴和运用社会科学的范式与方法，提升法学的学术含量乃至“科学性”，是一种可欲的选择，可能也是提升汉语法学必需完成的作业。 本次会议的主旨既是“社会科学”方法在法学中的运用，即意味着法学非社会“科学”，因此是科学话语难能完全笼罩的言说空间。这便一般性地决定了此种“科学 ”方法在该领域应用前景的有限性。所谓的“文科”、“理科”这类说法，是通常习用的，但却非“科学”的，无法用作解释此种问题的概念工具。既不算“科学 ”，亦非人文学科，那便是通常所说、行之已久的“法科”了。法学之为法科，决定了自己在人类知识体系中的位置，其之用来形成自己的知识系统、设构自己的理论命题的进路和范式。这一切叠加在一起，构成了法学的品性。 法学之为一门知识体系、理论体系和思想体系，其基本问题，其需求和担当，决定了它具有不同于“社会科学”的学术品性。法学的基本问题源于法律的基本问题，一言以蔽之，是“事实与规范”的互动。人世生活本有规范，将它们描述出来，呈现为规则及其体系，是法律的创世纪，法学的使命，也是对于法学的劳动分工要求。通常情形下，事实先于规范，规范因为有待自生活中提炼和完型，总要慢半拍。之所以说一切立法颁行之际即已“过时”，如拉丁法谚所谓“法律一旦公布即已过时”，其因在此。但是，在诸如急遽的社会－文化转型时段这种特定时期，规则可能先于事实，以整顿山河。拿百多年来的中国社会－文化转型为例，虽然迄今为止尚未形成真正的共和政体和宪政秩序，但是，自1911年以来，法律藉由立法，先在规则层面形成了宪政与共和图景，以此理想图式引导、推动、逼迫事实就范，向它靠拢，即向规则的制订者心目中拟订的生活模式看齐。正是在此，法学担当了从“发现”规则到“设定”事实的知识使命。 从而，法学－法律的需求和担当是双重的。一方面，对于规则进行静态的描述和设定。描述是“发现”生活，“设定”即归置并规制生活。另一方面，对于源于社会变迁等等因素而导致的事实提出的挑战，消极或者积极地做出规则的回应。正是在此，对于什么是事实？有哪些事实？规则的效果如何？如何获得预期的法律效果？以及为什么规则会出现与其制订者预期相悖的结果等等，恰恰是“社会科学”的用武之地。所谓“多点”、“多层”的民族志范型，人类学的田野调查，都是“观俗立法”的杠杆。事实上，伪满政体进行的民事习惯调查和民国政府组织的华北农村民事习惯调查，均为适例。通常习用的回归统计方法等等，在实证性地解答诸如“ 为什么有法不依”这类问题时，应当有用武之地。至于涉及到法律的人类学田野调查，诸如马林诺夫斯基的研究，它们是否属于这一意义上的“法学研究”，则有待辨析。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法学是一种基于特定需求而来的知识体系，而主要并非人类好奇心的产物，更非形上心性的对象。因而，法学是一种有限的知识体系，甚至是一种自我循环、自我证立的知识体系。法律的思维方式，如法律论证，常常即为一种典型的循环论证。实际上，法学共同体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学术集团，自产自销，也不是什么不可想象的事。诸多的法学刊物可能只在法律从业者圈子里流转，正像《牙科研究》这种杂志只有牙医才会去看，不是什么不正常的事。而以“解决实际问题”自勉的“务实”导向，整体上来说不是坏事。其之为“有限的知识体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即“限”定在此。这就如水利工程学，当然无需也不可能回答宇宙起源的问题，更不可能处理人生意义。但要修水坝，建水库，就得靠它。各门特定学术的定位及其价值，正在于此。从而，就整体而言，法学基本上是一种解释学，一种关于事实与规范互动图景的描述、评价和阐释的技艺。从而，它排斥对于多余学术附加值的追求。——一旦“多余”，即超出法学，而进入其他“学科”。这也就是为什么“大法学家”倒未必一定在法学院的原因，至少是原因之一。今日与会的主要是法理学、法哲学的学者，部门法学的从业者寥寥，而法学主要是由众多部门法学构成的知识家族，这就从另一侧面对此提供了说明。——这不正是我所说的“有限性”的具像吗？ 所谓“多余”，即就完成法学的需求和担当来说并非必要的知识诉求、理论铺陈和思想启示。毕竟，法律及其一整套理念形态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结果导向，即订定规则、划定是非，自分配正义和校正正义归置并进而规制人世生活，——具体的、日常的、有形的、关乎什么事情的用处的打理日子的流程，是是非非的油盐酱醋，打打闹闹的家长里短。形上的人类理性成果下落至具体的法的运作和法学意义上的研究，中间存在着若干环节。不是形上的东西没价值，事实上，以实用理性著称的汉语文明今天恰需补充浓郁的形上兴趣，以益中和，而致通明，才是正道。而是说，就具体的法律和法学的担当来说，即便没有它们，也还够用。超出这一层次，即进入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哲学或者法律哲学，已然非经典的法学范式所能涵括了。有人可能会说，哪里有什么“经典”的法学及其范式？今天的法学与百年之前难道一样吗？这话没劲。因为，我们可以问今天的人类和千年之前一样吗？你与昨天之你相比还是同一个人吗？当然不一样，可人还是人，你还是你。——法学还是法学。 必须承认，在人类知识的阶梯中，不同学科的学术含量及其所要求的人类心智和心性，在层次与类型上是不同的。一般常人经过培训可以成为工程师或者部门法的专家，也会比较胜任，但要成为理论物理学家和法哲学家，甚至是小有所成的理论物理学家和法哲学家，则非中上心智之人不可。而同一层次的心智，却因心性不同，或趋于理性，或趋于情绪，有的善于事功，有的耽溺思辩，遂各 自成就一番书生事业。远的不说，就晚近中国而言，吴经熊就根本不同于王世杰，一如陈景润之迥异乎钱学森，而同为超逸灵动的心性，朱光潜还与宗白华大大不一样呢！就法学家而言，在现代学术分工体系中，他们可能在法学院，也可能在其他科系，这是现代大学“官僚行政体制”的隶属关系，不是问题所在。许多人正因为自己的心智不屑于、心性难于忍受法学的品性，遂“转行”到其他学科，找到自己的心灵投契之所， ——马克思、韦伯、巴尔扎克、吴经熊和徐志摩，无一幸免！ 在科际界限趋于模糊的“后学科”时代，学科之间方法上的借鉴是常有的事。学者们大多是“心中有问题，眼里无学科”，属于哪一种“学”，倒并非什么大不了的事。这也恰恰说明了借鉴“社会科学”范式、方法的可能与必要。但是，不能因此犯晕，认为自己的那点“借鉴”，真的就是“科学”了。——别忘了 法学说自己是科学，社会学就笑了 社会学说自己是科学，经济学就笑了 经济学说自己是科学，人类学就笑了 人类学说自己是科学，物理学就笑了 …… 最后，诗人笑了 这是打油，不是取销主义的立场，也不是将探索社会科学方法在法学中的运用这一严肃用意直接扭曲为大家要将法学变成科学的天真，一如要用拼音取代汉字，更非危言耸听地直认社会科学方法为法学的“天敌”，而只是想说明我今天的发言主旨，即在法学中运用社会科学方法的有限性，从而，找准其可能用武之地。同时，对于今天会场上基于校际立场而波光旖旎的集体自恋情绪，觉得有点“那个”，所以略加调侃，不损人以利己，提醒不要过于自恋，否则小模小样，鸡皮疙瘩出，没意思，可能上帝倒哭了。自恋是动物的本性，太过自恋则为本性的倒错。诸位多谈其运用或者应用的可能性，我则提醒其有限性，正反两面，一积极，一消极，而同为 “建设性的”，则问题将趋澄明，列位看官，你说乐之何如。 我愿再次指出，陈述法学及其知识生产过程的这一品性，并非排斥法学研究借鉴社会科学范式或者方法，更不是否定法律人养成过程中对于大量非法学知识和理论的引入。恰恰相反，鉴于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价值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的进境与困境，造成了利益厘定、是非判断的一定时空的不可能性，要求法科学生在体察世态人情、历练人间冷暖的同时，尽量多具备法学之外的“社会科学”知识和文史哲等传统人文修养，使法律人成为既具备法律理性和知识力量，同时并具有道义担当和同情心，真正属于孔门所说的“文质彬彬”的人，具有现代公共理性和人文关切的人。就刻下中国语境而言，法学教育不仅应当是职业人士的养成过程，同时应当是博雅的、人文的，道理正在于此。深切的人文精神，是这个工商时代更为珍稀的人类心性，也是疗治当下汉语法学求致用而至俗、阐学理却近私这一病症的良方。—— 这可不是要让法学院毕业生个个都成“文人”，正如倡导在法学中借鉴社会科学方法并非意味着所有法学门类均无一例外地运用，并且能够运用这些方法。 否则，法学院的毕业生人人大脑发达，个个能说会道，似乎都能运用一套科学方法，却恰恰没心没肝，甚至狼心狗肺，连基本礼数也不屑，那时节，还不如没有的好。——朋友，知识并不导向善，甚至导向恶，在今天这样一个唯科学主义的时代，一个“科学裁判所”的世代，不是恰需时时警怵的吗！现今的法科学子多数只有职业关切，实用主义取向无以复加，动不动就弱兮兮地“郁闷”，好像也谈不上什么社会情怀之类，公司、财产、债券、金融等等实用法知识成为唯一选项，这难道是法学教育的福音吗？——好像实用主义的本意也并非是这个意思。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期刊的重要意义 社会科学期刊是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它来自社会实践又服务于社会实践。 作为社会科学文字载体和传播媒介的社会科学期刊是社会科学的必然产物和社会发展的客观反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科学期刊,促进社会科学研究的深化,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着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科学期刊的重要意义 1.社会科学期刊的重要地位。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是自然规律的反映,它研究自然界各种物质现象的本质及其规律,是人们改造自然的武器;社会科学则是社会规律的反映,它研究社会现象的本质及其规律,是人们改造社会的武器。主席在全国科技大会上指出:“我们要在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加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紧密结合,深刻认识井掌握当今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去指导实践。实行仕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必须用新的理论去指导实践.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就显得更为突出。 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决定了社会科学期刊的重要性。一方面社会科学期刊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很难用经济的观点来衡量;另一方面社会科学期刊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是间接的,不象自然科学同生产力要素那样直接结合.很快就会提高效率、效益,社会科学更多地体现为研究生产关系的科学,虽然科学管理也会出效益.但毕竟是间接的,社会科学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得是促进和保漳作用。所以.社会上普遍存在重视自然科学而忽视社会科学的倾向.但社会科学研究滞后于自然科学的研究,这是社会科学期刊受冷落的原因。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一个有机结合的整体,自然科学的发展带动社会科学的发展,社会科学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和保障自然科学的发展,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生产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革,社会科学许多新的未知领域需要我们去研究和开发,特别在当前科技进步带来生产力大发展和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繁荣社会科学期刊加强社会科学研究更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 2.社会科学期刊的重要作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巨大的变革,从而导致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产生,这些问题只有通过新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才能给予科学的回答和正确的解决。实践证明,如果不符合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事物发生,就会出问题。文化教育上的失误将产生思想意识上的混乱,经济管理上的失误将带来巨大的物质损失,政治决策上的失误将造成社会动乱。因此我们应当高度重视社会科学期刊的重要作用,它是掌握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学习园地,是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舆论工具,是了解社会动态和经济形势的了望之窗,是学习社会科学文化启迪智慧的知识殿堂,是研究探讨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公共讲坛,是进行科学管理民主决策的参谋和助手,繁荣社会科学期刊是时代的要求和社会的呼唤。 二、当前社会科学期刊面临的主要问题 1.经费拮据。据1991年统计,全国自然科学科研经费为11亿3千多万元,而社会科学研究经费仅为3千多万元。国家拔给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科研经费不及自然科学经费的零头。近年来这种状况并无多大的改观,凭这点经费要想举行学术交流和开展调查研究活动已显得力不从心,再投入更多的财力去办好社会科学期刊就更是举步艰难。 2.质量降低。期刊的质量要以所刊载的内在质量为标准。当前,社会科学期刊存在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倾向,有的研究者囿于经费困难闭门造车,有的不愿深入进行艰苦细致的社会调查,使科研成果和实践相脱节;有的期刊部门和单位倾向比较严重,刊物.自觉不自觉地成为领导论坛;有的片面追求名人效应,从而脱离读者大众;有的受不正之风的影响,期刊变成应酬亲朋好友的关系稿,上级领导的推荐稿,金钱来往的交易稿.评聘职称的照顾稿等等,使得文章平庸、肤浅、枯躁,影响了期刊的质量。 3.读者面窄。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社会科研工作者劳动的社会效益体现不在经济报酬上,作者千辛万苦获得的科研成果要发表不仅得不到相应的稿费,往往还要承担版面费、赞助费,作者和编者都缺少提高期刊质量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改革开放的大潮却冲破了多年被禁锢的思维定式,使读者品味不断提高趋于多样化,使社会科学期刊受到冷落。一些期刊的作者和编者与读者缺少交流和沟通,造成社会科学期刊的读者群体日益萎缩。 4.偏离办刊宗旨。社会期刊的重要作用就是发挥社会效益,除读者需求外还存在社会需求。受经济利益的驱动有的期刊忽视社会效果,偏重猎奇,追求轰动效应.背离了为j、民服务的宗旨,影响了社会科学期刊的健康发展。 5发行困难。从社会科学期刊的功能来看,不论是可读性还是收藏价值,都受到了广播、电视、报纸等大众传媒和电脑光盘等现代化存贮设备的有力冲击。归根到底社会科学期刊的发行数量要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要同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承受力相适应.期刊的过多过滥和不合法的指购派购都影响到社会科学期刊的正常发行,背离读者和社会需求的期刊也就失去了生命力。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科学期刊的对策 1.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邓小平同志指出:“仕科期刊工作者在工作上要精益求梢,力戒粗制滥造,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社会科学期刊要以社会效益为已任.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坚待四项基本原则,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从国家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求真务实地办好刊物。 2.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社会科学期刊只有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改革才能带来生机。一方面各级领导要提高对社会科学期刊重要性的认识,在办刊经费上给予政策上的倾斜。另一方面要大胆改革,引入竞争机制,打破铁饭碗、大锅饭的旧体制.允许搞一些广告和实体等合法的创收。期刊内容上要锐意创新 、广开言路、百纳群言,鼓励不同的学术观点进行辩论和探讨,提倡运用新思维、新观点、新思路来分析研究社会问题和现象,开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局面。 3.加强管理。社会科学期刊作为社会科学产品公开发行就具备了商品的属性,当然要受到社会主义市场管理的约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社会科学期刊这样的特殊商品不应当排除计划管理,读者需求用市场去调节,社会需求要计划去调节。不是所有的期刊和期刊所有的出版费用都由国家包下来.国家财政支持要有重点,即使是重点期刊国家也只是分门别类承担一个基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市场管理中的首要任务就是确定汁么可以进入市场.什么不可以进入市场,对那些社会效益好的就是赔钱也要坚待出版,对社会效益不好的就是赚钱也不能办。国家要运用价格、悦收等经济手段加强宏观调控、指导消费,使社会科学期刊在文化商品中得到资源的优先配置;运用法律手段促进和保障社会科学期刊的健康发展.运用必要的行政手段淘汰那些质量差、社会效益低、不具备办刊条件的期刊,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把社会和经济发展必需的期刊办好。 4.扩大群众基础。社会科学期刊要扩大刊物的影响,不仅要使专家学者青睐,而且还要使人民群众喜欢。要扩大读者面就必须扩大作者面.必须坚持以质量为标准,材料要实、文风要正,对有头衔和没头衔的作者都要做到一视同仁。社会科学期刊就必须走入社会贴进群众.要以群众论坛、读者专栏等形式扩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力度和范围,满足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精神文明和科学文化需要。 5.提高服务水平。社会科学期刊要提高服务水平就必须立足于从理论上解决社会经济发展的热点问题和难点问题。要根据中央的战略部署,结合国际国内形式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情况.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从科学推断预测未来发展的新动向、新趋势和发展规律出发,及时调整栏目设置和研究方向,加强相关课题的研究,发挥社会科学期刊服务社会的功能和作用。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科学期刊就必须提高对社会科学期刊重要性的认识.找准存在问题的原因,提出解决的方法和对策,只有保障规模适度的社会科学期刊群体平衡协调地健康发展,才能开创社会科学期刊欣欣向荣发展的新局面。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常识普以及探析论文 一、加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战略意义 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发展先进生产力、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哲学社会科学作为揭示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自身发展规律的学问,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力量。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者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指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哲学社会科学也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是自然科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必经环节。繁荣发达的哲学社会科学是自然科学进步的基础,只有依赖于哲学社会科学的正确价值导向,自然科学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造福于人类。 同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发展先进文化、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有效手段。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既可以为现实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重要的是它将为整个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全面进步营造良好的思想和精神氛围。在当代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是先进文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对发展先进文化、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极为重要。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和伟大的民族精神要始终继承与发扬光大,就要依靠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特别是大力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与传播。 同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人的全面发展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客观趋势。由于我国人口众多,文盲率较高,且基础教育还不能适应社会迅速发展的需要,公民素质偏低。公众的科学素养偏低,已成为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国际竞争力提高的关键因素。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大力推进社科普及,有利于培养公众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形成尊重科学,求真务实的风尚;有利于公众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认识社会运行和发展的客观规律,提高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有利于增强全民族的民主法制意识,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自觉性,提高民主参与、民主监督和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能力;有利于公众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际关系,在全社会确立符合社会主义伦理要求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道德规范;也有利于公众形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提高精神文化生活的品位和质量,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必将在更高层面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有力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社会科学论文:树立科学发展观促进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转化 摘要:树立科学发展观，提高人文社科成果转化重要性的认识，加强引导提升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质量。健全机制，搭建平台，畅通转化渠道解决转化难的问题。 关键词:成果转化；人文社会科学；科学发展观 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转化，即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具体运用，就是社会主体为实现一定目的而自觉接受社会科学成果的影响或应用社会科学成果的过程。目前，高校承担的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占全国总数的1/4，承担的国家“863”计划项目占全国总数的1/3 以上，获得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占全国总数的70％以上。据统计,一所综合性大学的人文社科类成果数约占学校成果总数的1/3。近年来,国家通过狠抓科技成果的转化,高校许多自然科学类的科研成果已经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而人文社科类的科研成果的转化则存在明显的不足,已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一、高校人文社科类研究成果转化的现状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在弘扬传统文化以及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等方面均取得重大成果，但是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转化在质量、数量和效率等方面还存在不足。许多人文社会科学成果仅仅停留在发表的刊物上，即使有少量的成果进行了转化，也存在转化的层次偏低，影响力不够，不成体系的状况。由于构建和谐社会对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需求日益迫切，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社会效用不断凸显。许多高校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还不能适应这个新的形势和新的要求，成果转化的效益无法得到保证。 二、高校人文社科类研究成果转化难的原因 （一）人文社科类研究成果自身特点决定 人文社会科学类研究成果对于社会进步的作用方式和产生的影响与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大不相同。自然科学成果应用于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可以像企业生产产品一样，从研发到投产，从生产到获利，能够比较精确地计算出成果转化的效率。社科成果一般不直接作用于社会生产力，而是与自然科学成果结合起来共同发挥作用，因此它对于社会进步的促进作用一般是间接的、伴随性的，这就增加了社科成果转化的难度。 （二）高质量应用性人文社科成果较少 科研成果质量是市场转化的生命线。我国高校文科科研成果转化少、转化难的现实，与高质量应用性人文社科成果较少有着很强的相关性。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的表现形式是论文、论著和研究报告,一所综合性大学每年发表的人文社科类论文有上千篇,其中不少发表在核心期刊和权威期刊上,但通过仔细研究发现,这些论文推广和转化的价值较低，真正对现实有指导意义的更少。究其原因一是高校里有一部分文科类的教师主动与社会接触少,对社会发展状况了解不深、不透，难以有重点、有选择性地开展针对性、前瞻性科研。如某一地方性本科学院，在申报当年所在市下达的社科科研课题时，很少申报与当地省情、市情结合紧密的课题，80％以上的教师都热衷于那些比较务虚的纯理论课题。最终的成果能直接指导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就少了。二是，高校文科科研中重数量、轻质量，重科研、轻转化的现象比较突出。许多教师为了完成科研任务，不注重社会的现实需求，闭门造车，主观臆断，直接影响科研成果的实用性和针对性。所谓的科研成果不仅与社会现实严重脱节，而且难以进行转化，成为庸俗的文字游戏。 （三）对人文社科类成果转化重要性认识不够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国家越来越重视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但是，不管是主观上还是客观上看, 谈到成果转化，各级政府部门、政府官员、企业管理人员首先考虑的就是进行自然科学类科技成果的转化推广工作。国家设立的“成果转化基金”、“产业化项目”等资助的全是自然科学类的项目。 国家1996年颁布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的第二条中注明:“本法所称科技成果转化,是指为提高生产力水平而对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所产生的具有实用价值的科技成果所进行的后续试验、开发、应用、推广直至形成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发展新产业等活动。”将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排除在可转化的成果之外。可见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的转化推广工作还没有引起全社会足够的重视[1]。 三、促进高校人文社科成果转化的对策 （一）树立科学发展观，提高对人文社科成果转化重要性的认识。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解决人们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重要性认识不足的关键。社科成果一般不直接作用于社会生产力，而是经过转化作为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武装劳动者。与自然科学类科研成果转化相比，有着软件性、滞后性、受众不确定性、效果不确定性、转化周期较长等特点。 这就要求：一是各级政府和政府官员要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不能只顾任期内短期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指标。而应该高屋建瓴、具有前瞻性，如同重视自然科学类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一样，重视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的转化。二是高校的教师和科研工作者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要有“甘坐十年冷板凳的精神”，克服急功近利和浮躁的心态，潜心研究对社会发展有巨大推动和指导作用精神产品。 （二）加强引导提升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质量。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的质量是转化的前提。社会需要大量的切合社会实际的、有转化价值的精品科研成果,这类成果的产生,需要引导和激励,需要科学的、客观的、适应于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的评价指标体系,需要与科研人员特点相适应的激励措施。中国政法大学为了鼓励精品成果,制订的《文科科研成果评价办法》对在一定考核期内有一个精品成果的教师、科研人员即可以豁免其他科研成果项数，鼓励教师用足够的时间准备高水平的成果, 起到了促进科研、激励精品的效果,有较高的借鉴价值。 省市科技、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在主持社科类科研课题立项时，应加强引导和管理，鼓励教师积极申报与省情、市情紧密结合的课题，把纯理论性的、“空对空”的课题量规定在合理的比例范围内。 （三）健全机制，搭建平台，畅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渠道。不断改革旧的体制机制，建立适合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的新机制。一是要加强高校自身的科研机制和体制改革,要变革那种纯学术、脱离实际的研究,而应将纯理论研究为主转向综合性、开发性、应用性研究为主；研究方式从无偿研究转变为有偿研究；只有实现了科研导向、运行环节、队伍结构等方面机制的转变,才能真正促进高校科研成果的转化。二是探索建立社会科学成果的产权认定制度、价值评估制度和权益保护制度。三是要建立健全社科研究机构与政府、党政、企业等部门的信息沟通机制,加强社科研究的针对性、时效性,密切供求联系[2]。 要搭建起一个平台,全面调整产方—卖方—买方的关系,使成果的转化正规化、程序化。作为买方的决策人要用社会科学成果支持和检验自己决策,作为卖方的社会科学成果管理机构要承担起监督决策者的决策是否科学的职能,同时根据需求制定合理的科研成果生产计划。作为产方的科研工作者和科研机构要分析市场动态,使自己的成果能满足市场需要。 随着改革的深入，人们对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与应用价值、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和直接价值与间接价值的认识和理解将不断加深。人文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新局面必将到来。 社会科学论文:试谈领导干部科学素养是推动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基础保障 论文关键词：领导干部； 科学素养； 科学发展 论文摘要：领导干部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领导干部是决策者，决策的科学与否直接关系着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方向与方式的科学与否。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是科学决策的基础保障。领导干部必须具有科学精神、掌握科学知识、运用科学方法，才能使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沿着科学的道路不断向前发展。 一、 领导干部科学素养的社会特征 科学素养是人们坚持科学精神，自觉地运用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修养和能力。科学素养决定着人们处理问题的方式和方法，关系着人们工作与生活发展的优劣与成败。公民的科学素养，除了关系到自身的发展，作为国民素质的基本元素也同时关系到国家的发展。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与普通公民具有不同的社会特征，作为决策者，领导干部的科学素质不仅只是作为一个普通个体对社会产生影响，更重要的是作为社会发展的领导和推动力量对社会产生影响。 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对于经济社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决策的科学性上。决策的科学与否关系着发展目标的正确与否和发展方式的优劣与否，科学的决策符合事物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能够促进事物向好的方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引领和推动力量。不科学的决策则违背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会使事物的发展与人们的希望背道而驰，阻碍社会的发展。因此，决策的科学与否，对于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是科学决策的基本保障。领导干部必须具有科学素养，才能具有科学决策的意识与科学决策的能力。首先，领导干部必须具有科学精神，才能在决策过程中自觉地以科学的态度看待问题、解决问题；才能在工作中勇于探索、不断创新，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发展。其次，领导干部必须具备一定的科学知识、掌握科学方法，才有能力在决策过程中客观地认识环境，正确地分析和判断形势，准确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从而确保决策这个主观行为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使决策具有科学性。 二、 科学精神是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意识保障 精神是推动事物发展的灵华，领导干部的科学精神是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意识保障。科学精神来自于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的积累和升华，它又反过来制约着人们行为和习惯的科学性。科学精神所代表的核心内涵是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与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创新精神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而理性精神则是各项事业沿着科学道路、按照科学方式发展的保障。 首先，创新精神是推动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动力。科学精神的本质要求是开拓创新、不断进取。科学技术之所以不断发展，就在于科学研究在不断更新观念、不断大胆创新。创新精神是一种强烈的创造欲望、开拓精神，是一种对于新问题、新方案、新途径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科学的创新精神体现在对旧概念的修正和不断发展新的概念，它对陈旧的现实、落后的现象不满、并提出质疑，而且要求改变现状，追求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创新精神是由科学探究的实践升华而来的，科学探究的过程是寻找新发现的过程，“科学上的新发现，必然冲击原有的认识，产生新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境界”。由于新的发现变革了人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又引导了人们新的行为，因此，使工作出现了新的局面，事业得到新发展。所以，创新精神是变革的动力。思想的解放、观念的转变和思维的更新都来自于人们的创新意识。事业的发展，必须依靠创新精神的推动。 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不断产生。面对新环境、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领导干部如果墨守成规，仅拘泥于经验，就有可能使新的机遇丧失、使旧的情况恶化。因此，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具有创新精神，这样才能面对工作中出现的各种新情况和新问题，解放思想、勇于探索、大胆创新。主动审视现实的状况，质疑制约发展的现象，自觉地变革陈旧、落后的东西，在思想认识上和工作实践中不断开拓进取，用新的思想和方法去分析问题，以新的目标和新的措施来解决问题，从而推动经济社会各项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第二，理性精神是促进各项事业沿着科学道路、按照科学方式发展的保障。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是科学精神的首要要求。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要求人们必须依靠理性思维来把握事物的本质，实事求是地去探索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得出事实和逻辑的必然性，而不是单凭直觉和经验。实事求是地理性精神体现的是一种尊重客观事实、探索求知、追求真理，不盲从潮流，不把偶然性当必然性，不把局部看作全体的精神。这种科学精神，来自于人们对于科学本质的认识。科学的本质就是整理事实，从中找出普遍性的规律和结论，而不是仅仅抓住现象作出的结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规律和结论，必须是在观察、试验所得到的事实基础上进行整理、分析、判断，然后经过实践的验证加以证实，这样才能将其作为具有普遍性的科学结论。因此，科学的理性精神是把握事物科学发展的保障。 促进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朝着科学的方向、按照科学的方式发展，必须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具有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领导干部的理性精神是科学决策的理性支撑。领导干部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才能自觉地排除掉主观唯心的东西，以科学的态度处理和解决发展中的问题，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调查研究来了解发展中的问题；以事实为依据来研究、寻找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以实践作为检验结论的标准。领导干部在决策过程中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使各项事业科学、系统、有序、稳健地发展，从而确保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三、 科学知识是认识和判断发展环境与形势的基础保障 科学知识是领导干部具有这种认识和判断能力的基础支撑。领导干部必须具备丰富的科学知识，才能具有正确认识和判断环境与形势的基本能力，并以此来保证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正确的方向和目标。 首先，科学知识是领导干部辨识能力的基础支撑。科学知识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客观的事实，它包括自然的事实、历史的事实和社会的事实。另一个是规律，规律是事物之间内在的、本质的和必然的联系。人们必须具有科学知识，才能认识和分辨各种自然、社会和思维现象及其规律。在促进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科学的发展中，领导干部要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必须首先对发展环境和形势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和科学的判断，这样才能为决策方案的制定提供基础信息。这就要求领导干部具有科学地辨识能力，而这种能力来自于科学知识的支撑。领导干部只有具备丰富的科学知识，才能识别国家政策方针和大众传媒中出现的各种相关信息，才能利用科学知识去分析和判断各种事物。如果领导干部缺乏必备的科学知识，就会妨碍其对于环境和形势的客观认识与科学判断。例如，为了应对资源紧缺、环境污染的局势，我国提出了“节能减排”这一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措施。为了落实这一措施，国家明确了“到2010年，中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将由2005年的1.22吨标准煤下降到1吨标准煤以下，降低20％左右”；“到2010年，二氧化硫排放量由2005年的2549万吨减少到2295万吨，化学需氧量(COD)由1414万吨减少到1273万吨”等任务和要求。但是，在我们对某市部分现任局处级领导干部进行的科学素质调查中发现：对于“标准煤的含义是什么？”这个问题，有43.30%被调查的领导干部选择了错误的答案；11.34%的人选择了“不知道”。对于二氧化硫排放主要来源的问题，有35.57%的人选择了错误的答案，6.70%的人选择了“不知道”。对于“COD是什么？”这个问题，有22.68%的人选择了错误的答案，35.57%的人选择了“不知道”，对于“循环经济的‘3R’原则是什么？”这个问题，仅有54.12%被调查的领导干部选择了正确的答案，而有近一半的领导干部对这一原则不够了解。由上可见，由于一些领导干部由于缺乏相应的科学知识，因此，无法搞清这项措施中的相关概念。这必然影响他们对“‘十一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等项约束性指标的客观认识；对发展“循环经济”这项“节能减排”的重要措施的意义的正确理解。同时，也会妨碍他们对“节能减排”这一战略措施实施后未来发展环境与形势变化的正确判断。 第二，科学知识是提高认识效能和预见能力的支撑。科学知识是人们对外部世界进行再认识的基础，人们根据已有的知识进行分析、推理、判断，寻找和认识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由此来掌握社会发展的进程，利用事物之间的促进关系、消除发展进程中的制约因素，提高预测和预见能力，使社会有计划、有目的地朝着人们希望的方向健康地向前发展。目前社会系统纷繁复杂，各个社会部门、各种社会现象相互联系又相互作用，构成社会自身的矛盾运动。因此，领导干部必须依靠科学知识去再认识这些社会现象和发展过程中各种因素的必然联系以及相互促进和制约关系，以便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正确制定社会的改革方案、工作计划、方针政策；及时调整社会关系和上层建筑，加强意识形态的建设，以此去改造和管理社会活动，引导和管理人的行为，从而推动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而如果领导干部缺乏必要的科学知识，则会制约领导干部观察和处理问题的视野和高度，影响其决策的大局性和系统性。例如，我们在对领导干部进行的科学素质调查中发现：对于“在我国，专利分为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和固定构造四种”这个判断正误的问题，有40.72%被调查的领导干部选择了“正确”这个错误的答案，17.53%的人选择了“不知道”。这说明超过五分之三的领导干部，对于我国的专利法不够清楚。对于“恩格尔系数越小，说明生活水平越高。”这个判断正误的问题，仅有43.30%被调查的领导干部选择了正确的答案；而有4.12%的人和52.58%的人，分别选择了“不知道”和错误的答案，这说明大部分领导干部对于测量人民生活水平的常用方法不了解。对于“科学决策的民主化意味着民主选举与言论自由。”这个判断正误的问题，仍有10.31%的人选择了“正确”这个错误答案。这说明，少数领导干部，缺乏基本的科学决策知识。 专利法、恩格尔系数和决策的民主化，是目前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一些横向知识。其中：专利法是保护创新的重要科技政策之一，它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决策密切相关。领导干部对于我国专利法的基本内容和内涵缺乏了解，说明他们还不能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高度，对什么是创新、为什么创新和怎样创新有一个认真的思考。“恩格尔系数”是家庭收入中食物支出金额与总支出金额的比，它是国际上通用的衡量居民生活水平高低的一项重要指标。领导干部对此指标的含义不了解，说明他对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目前的差距是什么、问题是什么、发展目标是什么还没有一个客观的判断。决策的民主化是科学决策的根本内涵，领导干部对于科学决策的民主化，除了意味着民主选举与言论自由外，更重要的是意味着“在照顾大局的条件下，公平地照顾各方面的利益”这个基本内涵都不清楚。说明他对现代社会的决策环境与决策需求还缺乏应有的理解，对于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缺乏基本的认识。 四、 科学方法是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的手段和途径保障 科学方法是领导干部科学决策能力的支撑，是推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思想方法与措施、手段的保障。面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复杂局势，领导干部只有按照科学的思维方式、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才能充分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确保决策的科学性。 首先，科学方法为领导干部科学决策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方法。科学方法为人们有计划地管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思想。例如、系统思维、辩证思维、创造思维等科学思维方法，为人们对社会的整体和部分进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确立改革和管理的最佳方案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方法。科学思维是人们利用科学方法进行思考，获得理性认识的基本途径。当今社会已发展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大系统，任何个人的行为，局部的事物都与整个社会系统密不可分。同时，现代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资源和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这使决策环境日趋纷繁复杂。这些都给领导干部的决策，提出了新的要求：决策问题复杂、规模庞大、涉及面广泛、因素繁多，决策问题变化快、动态性强是现代决策的面临的新问题。面对这种复杂的决策环境与决策需求，领导干部如果不能很好地运用现代科学思维的方法，特别是系统思维的方法，则难以把握好各项事业科学发展的方向和方式。但是，从我们在对领导干部进行的科学素质调查中发现，大部分领导干部对于传统科学思维的理解与运用能力比较好，而对于系统思维、创新思维等近代科学思维方法的理解与运用能力比较差。调查显示：80.11%被调查的领导干部，能够运用逻辑推理的方法得出测试题的正确答案。而在对系统思维方法进行的测试中，只有11.29%被调查的领导干部能以系统的观点，运用系统科学的方法处理测试题中的问题，而其余88.71%人，均按照传统思维方法对问题进行处理。系统思维是按照客观事物本身的系统性，“从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整体与环境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关系中综合地考察和研究问题，以达到最佳处理方案的思维方法。领导干部只有运用系统思维原理，来探究工作中整体与局部、整体与环境的相互关系与相互作用，才能将自己的局部工作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工作紧密联系起来，才能将各个方面的关系与利益统筹、协调起来，才能有效处理好当今经济与社会发展中诸多矛盾，按照科学发展观所提出的“全面发展”和“统筹兼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全面共同发展。 第二，科学方法为科学决策提供了先进的手段与措施。科学方法是处理问题的方式、途径、手段、程序和技巧。科学方法是把握事物发展方向与方式的有效工具与锐利武器。领导干部运用科学方法，一方面，能够为决策提供更加全面和精准依据。另一方面，能够使主观决策更贴近客观事物变化的规律。因此，充分、有效地利用科学的方法与手段，是保证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途径。但是，我们在对领导干部进行的科学素质的调查中发现：部分领导干部对于定量分析科学方法的运用还存在差距。调查显示：72.04%被调查的领导干部对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完全理解；有56.45%被调查的领导干部对于比对实验方法完全理解。但是，在对统计方法进行的调查中，对“统计科学的总体性是从整体上反映和分析事物的质量特征。”这个正误判断题，有59.79%的被调查者选择了“正确”这个错误的答案，11.34%的人选择了“不知道”。这说明有超过三分之二的领导干部，对于统计科学的总体性是从整体上反映和分析事物的数量特征这个概念不清楚。在对领导干部的综合数据分析能力测试中，我们给出了一组中国与国际先进水平能源消耗的比较数据，内容为：“中国火电厂供电煤耗为404（gce/kw.h），国际先进水平为317（gce/kw.h）；中国每吨钢可比能耗平均值为966kg（标准煤），国际先进水平为656（kg标准煤）；中国每吨水泥熟料燃料消耗为170（kg标准煤），国际先进水平为107.5（kg标准煤）；中国每公斤标准煤能耗产生的国内生产总值为0.36（美元），国际先进水平为5.58（美元）”。要求被测试者根据给出的数据，对我国能源状况进行判断并得出结论。结果只有44.62%被调查者选择了“我国节能潜力大”这个正确答案，而超过一半的人分别选择了“我国能源消耗量大”和“我国能源安全问题大”两个错误的答案。这说明部分领导干部对于数据分析方法的运用水平还有待于提高，对于“单位”数值与“总体”数值反映客观事实的区别认识不够清楚。 由上分析可见，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是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基础保障。要使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朝着科学的方向、按照科学方式发展，关键要靠各级领导干部的科学决策。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是科学决策的保障，领导干部必须具有科学精神、掌握科学知识、运用科学方法，才能使决策成为经济社会沿着科学道路发展的动力与方向盘。 社会科学论文:生态学视野中的若干人文社会科学问题 【摘 要 题】生态文化与环保意识 【正 文】 科学的精神是统一，社会运动与自然运动的规律有着惊人的相似。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两者间有许多值得相互借鉴的成果，从某种程度上讲，两者甚至可以用更加简练和统一的语言来描述，生态文化的核心观念为此提供有价值的视角。在生命科学发展历程中，先后取得过两个对人类世界观产生重大影响的成果，一个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它使人们心目中静止不变的客观世界转变为动态、进化的客观世界；另一个成果就是随着生态科学的发展，而形成的生态文化观念，它使人类从人类中心主义的恶梦中醒来，回归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永续发展的光明大道上来。具体讲，生态文化作为以生态学基本原理为基础的文化形态，正在逐渐取代人类中心主义，成为人类发展的主导性、前瞻性文化，是现代以及未来人类文化发展的主流，也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需的基础。因此，从生态学视角认识和理解人类面临的各种困境和问题，寻求可能的、合理的解决途径，就显得格外迫切和重要了。本文试图以生态工作者的视角审视和理解若干人文社会科学问题。 一、生物与环境的关系、人与环境的关系 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了解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显然是研究生态学和生态文化的基础。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错综复杂，很难用简短的几句话来概括，但是，我们可以从历史沿革的角度对其有一个比较恰当的理解。 简而言之，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一、生命是环境的产物。在地球形成之初，表面笼罩着原始的还原性大气，没有氧气、臭氧层，紫外线强烈地照射着地面，地球上没有任何生命；经历漫长的化学演化过程，大约在35～38亿年前地球上出现了原始的生命——光合自养生物蓝绿藻（Cyano phyta）；原始的生命在遗传、变异和自然选择的长期作用下，经历了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演化过程，形成了现存的多样性的生物类群。二、生物在进化与发展过程中对环境产生重大影响。原始的生命在海洋中繁殖、蔓延，消耗CO[，2]，释放O[，2]，地球表面逐渐形成氧化性大气和臭氧层，地表紫外线辐射减弱，昼夜温差缩小，为原始生命的演化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由于物理、化学和生物因素的共同作用，地球岩石圈的表面形成土壤，为陆生生物的生活提供了基质，也为其登陆创造了条件；在大约4亿年前，绿色植物登陆成功，从此陆地上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三、生物与环境密切相关、相互依存。现存的生物圈是生物与环境长期协同进化的结果，而这种环境又需要生物的调节来维持，生物与环境之间存在密切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共同影响着全球环境的变迁和人类的命运。 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类对这种关系的认识水平也是逐渐发展、变化的，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人类的产生开始、到文艺复兴之前，为神秘文化阶段，相当于人类文明的蒙昧阶段。在这个阶段人类对自然规律缺乏认识，对自然界充满了神秘和恐惧，人类是自然的附庸；在这个时期，人类对环境的影响局限在局部和较低的水平，以宗教为代表的神秘文化是文化的主流，社会、经济及文化缓慢地向前发展。第二个阶段，从文艺复兴开始到20世纪中期，工业文明阶段。由于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人类开始具备揭开自然界神秘面纱的能力，人类在人与环境关系的认识方面，出现了意识上的偏差，摇身一变以自然的征服者和驾驭者自居，这是人类文化发展少年时代；在这个时期，以工业化大生产为背景的工业文明成为人类文化的主流，社会、经济和文化飞速发展；人类对环境的影响逐渐超过了环境自身的调节能力，环境问题成为世界性的问题，危及人类的长远发展与持续生存。第三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至今，生态文明阶段。在此之前，以自然的征服者和驾驭者自居的人类，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环境、资源、人口、能源等危机，促使人类重新认识人与环境的关系，认识到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应和谐相处；逐渐形成了以生态学基本原理为基础的生态文化，成为人类发展的主导性、前瞻性文化；以生态文明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观念，是人类实现人—自然—社会可持续发展必需的基础，这是人类文化走向成熟的阶段。 人对人与环境关系的认识，是人类认识自然、认识自我发展过程的产物，这种认识水平体现在人类文化、科学的方方面面，形成纵横交织的人类文化与科学谱。在不同时期和社会背景下，不同的文化形态可能同时并存，各种文化形态在文化谱系中所占的比例及其变化趋势，决定了文化的现状与文化的发展方向。作为人类的一员，无论在那一种文化形态的背景下，只有溶入主流的先进文化之中，个人的价值才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 二、生态位理论与社会生态位现象 Whittaker（1975）指出：“生态位是指每个物种在群落中的时间、空间位置及其机能关系，或者说群落内一个物种与其他物种的相对位置”。通俗地讲生态位就是生物在漫长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在一定时间和空间拥有稳定的生存资源，进而获得最大生存优势的特定生态定位。生态位的形成减轻了不同物种间的恶性竞争，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使不同物种都能够获得比较的生存优势，这是自然界各种生物欣欣向荣、共同发展的原因所在。 生态位理论已经广泛应用于农林、经济、教育、政治等领域。事实上，人类社会活动的诸多领域均存在“生态位”定位问题。只有正确定位，才能形成自身特色，发挥比较优势，减少内耗和浪费，提高社会发展的整体效率和效益，促进社会良性与健康发展。在我国社会与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生态位重叠现象。以教育为例，教育部对从小学到大学教育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内容、教材版本、教师培养等都做出了严格的规定。确保全国人民在不同地区受到整齐划一的教育，培养出的人才在知识背景、能力倾向、思维模式、就业取向、发展目标等方面存在全方位的生态位重叠，甚至连知识与能力缺陷都大同小异。这与美国各个州政府负责管理地方教育，可以形成各具特色的教育体系相比，我们的教育实在是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目前中小学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可望逐步改善这种被动的局面。但高等教育的改革却显得畏缩不前、无所作为。 从事科学研究也同样存在“生态位”定位问题，人云亦云、附庸风雅的跟屁虫显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家；科学家应该将自己热衷的工作当成一种事业去追求，而不是当成一种职业仅仅用于换取养家糊口的资本和安逸舒适的生活。就社会科学而言，社会科学家的任务包括两个基本方面，一方面以其严谨的科学性预见社会发展的趋势，为社会的发展指明方向；另一方面，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及时发现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和失误，及时予以指出和纠正。新中国建国后发生的一系列失误，社会学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前我国正处于道德与社会价值重构的历史转折时期，人文社会科学可谓大有可为。人云，科学家是社会的良心，社会科学家更是如此，他们不应该，也没有任何理由把自己混同一般的民众，而应该勇敢地肩负起社会责任与科学道义。 三、生物重演律、文化重演律与社会重演 生物重演律：1866年海克尔（E.Haeckel）提出，生物的个体发育简短而迅速地重演系统演化的过程，这就是著名的“生物重演律”。如，蛙的个体发育经历了受精卵、囊胚、原肠胚、蝌蚪、幼蛙（有腿、有尾）、成蛙等几个阶段，分别相当于系统进化过程中的单细胞生物、多细胞群体生物、腔肠动物、鱼类、有尾两栖类、无尾两栖类等阶段，这说明蛙的个体发育反映了蛙的系统发育过程。 文化重演律：个人文化素养的形成过程简短而迅速地重演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教育过程的本质是人类文化的重演。在人类5000年文明发展的历程中，有无数先人、巨匠为科学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积累了大量的科学文化知识，形成了现存的多样化的人类文明。教育过程实际上是将人类已有的文化成果传承给后人的过程。但这种传承并不是机械地照单全收，而是对人类文化的精华和重要文化成果的传承。因此，个人文化素养的形成过程实际上是对人类系统文化成果形成过程的重演。这个过程相对于人类5000年文明史，简短而迅速。 与生物重演相似，文化的重演也绝不是机械的或绝对的。作为个体文化的发育，实际上应该是在继承人类系统文化成果基础上的发展，个人的学习阶段正是接受人类系统文化成果的时期，相当于文化的重演阶段。名师出高徒，为什么？之所以成为名师，因为他们对系统文化成果的认识和理解具有独到和高明之处，能够帮助学生多快好省地跨越了文化的重演阶段，少走弯路，节约时间，并为其进一步的发展提供有利的指导和支持。其实这个例子也说明了，教师的素质对教育及人口素质的发展和提高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有些教育专家提出，教育不应该只是继承。文化的继承或重演与创新并不矛盾，人类系统的文化成果是巨人的肩膀，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础，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成为伟人。对于人类系统的文化成果，不是需不需要继承，而是如何继承的问题。而是创新的继承和继承中的创新，是对人类文明的传承和扬弃。因此，教育必须不断探索教育教学规律，更新教育观念，确保不使教育这一传承人类文明的过程成为制约文明开拓前进的障碍，进而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 社会重演律：社会的重演并非新的发明创造，马克思关于社会运动与发展趋势的理论，其实也就说明了作为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个案，其发展过程在重演整个人类社会演化的过程。但这种过程并非绝对的重复。在发达国家发展过程中曾经面临和解决过的问题，在发展中国家的某些发展阶段也不同程度的体现出来。 四、生物的进化与文化的进化 1、生物进化　种群是生物生存与进化的基本单位。生物进化的微观表现形式是种群的基因频率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连续变化，这是物种进化的量变的过程。当这种量变的积累超越了物种质的界线时，就产生了新的物种。一般来讲物种的形成包括三个主要步骤，即：突变、自然选择和生殖隔离。突变是生物进化的动力，通过突变为自然选择提供素材，对物种有利或无害的基因可以通过自然选择而保留下来，并在种群中逐渐扩散；个体迁入 （基因流）也可以增加基因素材，个体的迁出与基因漂变会导致基因库的萎缩；种群基因库数量、质量逐代变化，当该种群中某些个体与其他个体之间形成生殖隔离时，就产生了新的物种。 比如：美国就是一个人口基因库质量发生连续变化的例子，这与其长期实行移民政策密切有关。美国是世界超级大国，吸引了各国高素质的移民，这种移民流的生物学实质就是优质的基因流。因此，其人口基因库质量和整体人口素质不断提高。美国经济、科技实力不断提升和人口素质的不断提高互为基础，相互促进，为美国长期的发展与强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作为快速发展的大国，拥有大量的发展机遇，这是吸引外来移民的重要条件，如果我国也能实行严格、适度的移民政策（千万别腐败），同样也会对我国人口质量的提高助一臂之力。 自然条件下的生物的进化、人工条件下的生物驯化等条件下的生物进化所遵循原理是相同的，但两者之间又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在自然条件下，生物进化过程中的选择力量是自然因素（自然选择）；选择的标准是生物的适合度；生物进化的速度缓慢，但其遗传机制稳定、遗传结构均衡，有利于生物长期发展与生存。以野猪为例，在自然条件下，野猪通过发展快速运动能力来逃避捕食者和猎人的伤害，其体型紧凑而强悍，适于奔跑；体表粘有沙粒和树胶（在树上蹭痒、粘上树胶，在地上沙浴，粘上沙子），一般的子弹都难以穿透；野猪锯齿獠牙，十分凶猛，可以捕食小型动物，并可以与虎狼对抗，这都为野猪在自然界中很好地生存创造了条件。 人工条件下，生物驯化过程中的选择力量是人为因素（人工选择）；以人类的好恶作为选择的标准 （生产性能、经济价值、娱乐观赏价值等）；生物驯化的速度快；但人工选择会导致生物遗传结构的失衡，限制了生物进化的潜力，最终可能会导致物种的崩溃。仍然以猪为例，野猪是家猪的祖先，但家猪与野猪已经表现出很多方面的不同，家猪的体形臃肿，行动迟缓、性情温顺，这是长期人工选择的结果；但是这种选择导致家猪育种潜力或遗传潜力的衰退。比如，比利时培育的皮特兰猪，其瘦肉率达到了70％以上，经济价值极高。但其抗应激的能力极差，从种猪场运到养殖场、或从养殖场运到屠宰场，就可能导致其死亡。显然人工条件下的生物驯化是一种有限的进化，不能保证物种的长期进化与持续生存。 无论是哪一种条件下的生物进化，即使对于完全相同的种群，可以仅仅因为选择的力量和标准不同产生截然不同的进化结果。 2、文化的进化　文化进化的规律可能更复杂，生物进化的规律虽然不能简单地挪移到文化进化领域，但是生物与文化进化两者之间却有着许多相似之处。我们不妨把作为文化构成单位的个人的思想、观点、方法等视为文化的基因，某种文化基因的总和构成了该种文化的墓因库。文化基因库中基因频率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连续变化，这是文化进化的微观表现形式。文化发展的前景取决于文化、思想来源和发展的多元化（多样化）。统一行动对于社会发展的有序化是有益的，而统一思想，却从源头切断了新思想、新文化形成和扩散的途径，对文化发展绝对具有重大危害。 对于文化的进化我们也尝试从文化基因的突变、文化的选择和新文化的形成三个方面予以论述。 文化基因的突变。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的产生，可视为文化基因的突变。文化基因的突变为文化的进化提供选择的素材，是文化进化的动力源泉。但是新的文化基因能否在文化基因库中扩散，并成为文化进化的动力，还取决于文化的选择力量，不同的选择力量，塑造不同的文化形态。因此，在此阶段，应该减少对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传播和扩散的人为限制，言论和思想自由是推进文化健康发展的最基本的问题，也是先进文化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必备条件。 文化的选择。与生物的进化不同，文化选择的力量更多地属于人为因素。从这一点上看，文化的进化与人工条件下的生物驯化，在选择标准、进化潜力、进化前景等方面存在相似之处。现存的各种不同的文化形态实际上是不同的选择力量和标准长期作用的结果。因此，选择力量和标准的革新是文化创新的先导。 下面从文化选择的力量和标准、选择类型两个方面对文化选择予以简单介绍。一、文化选择的力量，可以是国家机器、宗教力量、学术力量、民众力量、随机事件、其他力量等。这其中，取兼容并包、学术自由原则的学术力量是文化选择最良性的选择力量；国家机器、宗教力量以及国教合一的选择力量，往往导致文化发展的畸形；尤其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当迷信战胜科学、蒙昧战胜理性时，如以宗教或国教合一的力量对文化进行的选择，导致文化形态的滞后更为严重。另一方面，某种文化选择力量在社会中渗透的越充分，对文化进化的影响就越大，当这种选择力量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甚至每个人的思想意识中去的时候，这种文化发展的方向就很难在短时间内逆转了。比如：适宜的文化选择的力量，直接导致文化的繁荣。文艺复兴的例子自不必说，就单以我国为例，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文化与思想空前繁荣；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大陆的思想文化激烈论争，导致文化巨星群星灿烂；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治学理念，曾经造就了北京大学的一度繁荣，并成为当时中国新文化、新思想的发源地，成为推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排头兵。 文化选择的类型有定向选择、稳定选择、分裂选择三种类型。定向选择的力量和标准只有利于文化谱系中偏向一端的部分，促使文化朝向一个特定的方向发展，这种选择类型一般是良性的和趋前发展的，以学术力量、民众力量作为选择力量的文化进化属于这种类型。稳定选择的力量只有利于文化谱系的中间部分，偏离文化谱系的中心越远，被淘汰的压力就越大；这种选择促使文化谱系高度单一化，稳定地长期处于某种文化形态，其文化进化与发展都十分缓慢，以单一的意识形态作为选择力量的文化进化多属于这种类型。与稳定选择正好相反，分裂选择的力量不利于文化谱系的中间部分，而对文化谱系的两端有利，导致社会文化形态的两极分化，进而导致文化形态的分立。世界各地民族主义的抬头，就是这种文化分立的典型现象。由于文化进化的选择力量不同，形成了千差万别的文化形态。 文化选择的结果。在过去由于交通限制，世界不同地区的文化在相对封闭的条件下，按照一定的选择标准、沿着一定的发展路线稳定地发展着，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形态。在这些文化形态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外敌入侵、朝代更迭，社会发展，在不同时期的文化选择标准发生过这样或那样的变化，这其实也是这种文化形态形成的必备的条件。在现代全球经济与文化一体化进程逐渐加快的条件下，各种文化形态之间还没有发生实质性的融合。相反，以经济和军事实力为依托的优势文化的扩散，更加充分地暴露出了不同文化形态的差别，导致了文化形态之间的持久的冲突。文化形态的不兼容，正如生物的生殖隔离一样，它是文化进化的结果，也是不同文化形态分型的依据。 五、生物进化中的遗传瓶颈与文化进化中的文化瓶颈 遗传瓶颈是指，如果一个种群在某一时期由于环境灾害或人为过捕等原因导致种群数量急剧下降，这必然会导致种群基因库质量的下降。经历遗传瓶颈后，如果种群数量不能得到有效恢复，就会由于遗传漂变其基因库质量迅速降低。如果经受连续的选择（捕猎、灾害等）压力，种群最终可能走向灭亡。如果经历遗传瓶颈后种群数量逐渐增加，并不断积累新的遗传变异，补充和扩大基因库的数量、提高基因库的质量，种群就会重新发展和兴旺起来。但是，一般而言，经历遗传瓶颈后，种群的恢复需要相当长（多个世代）的时间。比如，由于过度捕猎，19世纪90年代北方象海豹只剩下了20头，通过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直到100多年后，其种群的数量增长到3000余头，数量仍然很低。如果不是采取有力的保护措施，仍然大量捕杀，该物种可能已经灭绝了。 文化瓶颈现象在文化进化过程中普遍存在。文化瓶颈的形成通常与文化进化的选择力量的变化有关。与生态学的遗传瓶颈相似，一旦形成文化的瓶颈，其文化基因库的恢复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如果连续遭受强大的选择压力，就会形成持续的文化瓶颈，导致文化的衰落，甚至消亡。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文化瓶颈持续现象较为突出。秦朝灭六国统一天下之后，焚书坑儒，杀戮了大量的文人雅士、永久性地毁灭了大量的文化典籍，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巨大的文化瓶颈；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思想作为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而排斥其他各家思想，进一步限制了百家争鸣，形成了秦汉以后两千余年、持续的文化瓶颈现象；大清王朝灭亡前后的百年间，军阀混战、外族入侵，民族命运风雨飘摇，各家学派、思想论争激烈，文化思想空前繁荣，这一时期可谓群星璀璨，精彩纷呈，这是中华文化大恢复与大发展的时期，是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某一段时期，由于文化政策方面的失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曾经导致一种文化、一种思想长期作为文化选择的准绳，国家机器成为文化选择的主导力量，文化发展的单元化趋势压制了文化的进化与发展，形成了文化的瓶颈。这种局面在结束以后才逐渐得到缓解。 从世界文化发展史的角度看，阿拉伯文明的没落可能与其政教合一（伊斯兰教）的意识形态关系密切，印度文明的衰落也与佛教不无关系，当宗教意识成为文化选择的力量时，文化瓶颈的现象也就随之产生了，而这种文化瓶颈的长期持续必然导致文化的衰落。 突破文化瓶颈的限制，是文化走向兴盛的基础。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封建制度的逐步瓦解，打破了原有的文化瓶颈，形成了清王朝灭亡前后100余年的文化振兴。日本明治维新，引进西方文明，推动了日本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大发展。而美国南北战争打破了奴隶制度对美国政治、经济、文化的限制，形成了随后美国长达100余年的大发展。文化瓶颈效应可以用来解释人类文明兴盛与没落，勾勒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轮廓。 六、群落的演替、顶极群落与文化的演替及顶极文化 生物群落是指生态系统中有生命的部分。自然界中生物的分布并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遵循一定规律而聚集成的有机整体。每个群落都有其特定的外貌，结构（空间、时间结构等）和功能。 当群落内外环境变化达到一定程度时，生物群落中的一些物种消失，另一些物种侵入，群落的组成、结构、形态、内环境向着一定的方向发生连续的有序变化，结果一种性质的生物群落被另一种生物群落所取代，这个过程就是群落的演替。任何一种群落演替达到稳定阶段时，就形成了与当地气候、土壤、生物等条件相适应和协调的群落，这是演替的终点，也称顶极群落。在群落顶极形成之前，群落的演替过程持续进行。如果我们要求群落的演替停留在某一阶段，比如，农田生态系统、湿润地区的草坪（自然演替可形成森林）等，就必须投入相应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于除草、灭虫、修剪等。如果群落演替达到顶极状态，群落的结构、功能趋于完善，此时，群落的生物量存量达到最大，而群落生产力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对顶级群落的适度利用，有利于打破平衡关系，刺激群落生产力的提高。 文化现象虽然表面上杂乱无章，实际上相互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即所谓的文化群落。由于外来文化的渗透、自身新文化的产生，文化群落的形态、结构和功能也会发生有序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最终结果可能是一种性质的文化取代另一种性质的文化，导致文化形态的更迭，这就是文化的演替。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文化的西方化、我国文化的近代化与现代化，以及现代世界文化的一体化趋势等等，实际上都是文化演替的实例。任何一种文化发展到稳定状态时，也就形成了文化顶极。文化处于顶极状态时，其发展与进化潜力降低，文化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 在相对封闭、缺乏交流的条件下，在文化单元化（包括宗教化、神化等）条件下，在国家和政权强制力的作用下，更容易形成文化的顶极。比如：在政教合一的国家，文化顶极现象往往明显而持久。 生物群落顶极形成之前，群落的演替过程持续进行。与此相似，文化顶极形成之前，文化也是处于不断发展和持续变化之中的。同样，如果我们人为地要求文化的演替停留在某一阶段，就必须投入相应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给予压制、阻截和控制。期间，这种倾向就十分明显，导致文化的倒退。 与人类中心主义相比，生态文化是一种全新的和革命性的文化形态。而“现代”文化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和工业文明的基础之上，从这个角度上讲，生态文化是一种反“现代”文化的文化形态，这也就注定了生态文化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必然要受到“现代”文化的抵抗和阻挠，包括“现代”文化对生态文化所作出的消极和迟钝的反应。但是，生态文化作为人类发展的主导性、前瞻性文化，其发展趋势是无法逆转的，未来人类的文明必然是生态文明。 社会科学论文: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定位 有人主张将已往的“哲学社会科学”改称“人文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用以指称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另一大半（有关人、文化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的）科学领域，这是目前一股国际性的学术潮流。其用意在于强调哲学和各门社会学科的本性是面向人、社会、文化的，从而倡导立足于人、关心和服务于人的发展的价值导向。采用这一提法的好处是，强化这些学科的本意，它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导向。但其中有几个具体的理论问题是值得探讨的。 一、带有人文性质的研究和创作是否属于“科学”。 对于这个问题，国内外学术界一直有争议，关键是对“科学”的理解不同：以西方一些人的标准，一个学科只有达到了对象的可重复性、描述的客观化、形式化和定量化、知识的可积累性等一些自然科学的特征，才属于科学。这种狭隘观点目前仅承认现代的经济学、社会学等少数社会学科是科学，而把政治学、史学、法学、文学、艺术、教育、新闻乃至哲学等统统排除在外（当然，这也与有些社会学科的工作和发展水平尚不到位有关），或宁肯叫“人文学科”，也不叫“科学”。这种观点影响了不少人，特别是在自然科学界有一定市场。 按照另一种，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科学的实质在于“理性地处理感性材料”（马克思），在于通过“实事求是”（罗素）的研究去追求真理，凡符合这一实质的研究活动及其成果，就属于科学范畴。因此，哲学和各门社会科学也应该是科学，不应因为有某些形式上或程度上的差别，就否定其科学的实质。邓小平同志说“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无疑体现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一贯立场。 二、在学理上，“科学”与“人文”两个范畴是有区别的。 科学，是以强调事实、理性、描述性知识和真实性、真理为主旨的规范体系。科学仅以符合事实及其客观规律为根据，而较排斥人的主观意向、价值取向、意识形态，虽然在总体上，科学与人类的价值追求正相关（对人类有益）；但在具体研究过程和具体观点上，则要求必须不带任何主观倾向，首先要如实地反映客观。科学的直接成果只给人提供可能的选择空间，并不直接规定或代表人的价值选择，自然科学最能体现这种特点。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科学技术活动可以没有价值导向、人文负载。事实上，科学总是要走向人文价值的，而技术本身就已经是科学向人文转化的一个阶段了。科学愈是走向发展和应用，就愈是离不开人文导向，这一点正是当今时代的一大特征。至于如何对待科学技术的问题（如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则显然属于社会人文领域，而不是自然科学问题。 “人文”这个概念，有“人的（人本的、人道的等）＋文化、文明的”意思。其特点恰恰在于强调人的主体地位、人的需求和保障、人的情感和意志等价值性内容，即“人文精神”。“人文”的核心是价值，对于阶级、国家和社会利益集团来说，它们的人文倾向、价值观念体系如何，则构成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人文精神”的特点在于是从一定人的立场出发，一切为了现实的、具体的人。因此，它的思考和表达方式不同于科学：反对“价值中立”，要求始终体现和维护人的价值权利、价值选择，要有自己的主观倾向性，不能停留于冷冰冰的事实描述，更不能容忍依据事实和理性而得出不利于人的结果。政治、道德、文学、艺术、教育、宗教等最能代表这种特点。当然，“人文精神”说到底也有科学不科学、合理不合理之分。完全排斥科学的“人文精神”，往往是野蛮落后的。 因此严格说来，“科学”与“人文”的区别并不在于对象，不在于对象是自然界还是社会、不在于对象中是否包括人（科学也是人在活动）等等，而在于研究的方式、性质和直接的目的。因此，我认为，不宜以“科学”和“人文”作为外在的标准，去机械地划分学科类型，而应以“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作为一切思想和知识的内在要求，并用它们来反映各门学科的发展特点和程度，即：一切科学都应该严格遵守科学原则，贯彻人文精神。 在历史上，曾有人（如德国哲学家李凯尔特等）主张全部科学可以分为两类：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有人（极端的科学主义者和极端的人文主义者）则认为，把“人文”与“科学”联在一起，犹如“方的圆”和“黑的白”一样，是不成立的。从哲学上看，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这两个极端之间，有共同的毛病，就是未能全面地理解和把握真理与价值之间的关系。 三、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这两个提法，我认为名词之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明确以下两个方面的涵义： ①关于人文和社会领域（以它们为对象）的研究，应该和能够成为科学，应该使它们具有与自然科学同样的科学本质和功能。 ②以人和社会为对象的学科，不能仅仅以科学性的描述为满足，更要充分体现人文精神、发挥人文关怀的功能，并向一切科学技术领域普及这样的功能。这一点，正是当前国际性人文学术思潮所强调的重点，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特征。 这样，“哲学社会科学”就有了双重的身份和意义：一方面，它是科学，具有科学的本质和功能（经济学、史学、社会学、语言学等在这方面更突出）。在关于社会和人的问题上，自然科学不可能代替社会科学；另一方面，它又是人的价值观体系，有比自然科学更突出的人文性质和功能（伦理学、美学、政治学、法学、文学、艺术、宗教、教育学等更明显）。哲学既不是单纯的社会科学，也不属于纯粹的自然科学，而是具有两方面的综合功能（把哲学列入人文科学，仅仅是对哲学精神的一种理解）。也就是说，人文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的涵盖面更广、功能更多、意义更深远。因此，从人类社会全面的、长远发展的意义上说，我们无疑应该更重视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更依靠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 四、承认人文学科是科学，是就这些学科领域的总体和实质而言，不等于认为在这些领域中的任何一种观点、学说体系都一定是科学的。就像并非每个物理学家的观点在物理学上都能成立一样。“学科”与“学说”之间，不能简单等同，这一点有普遍意义。但我们以往似乎不够注意。 同时我们也有理由认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代表了人类已取得的最高成就，至今仍是世界上最科学、最先进的学说体系。这一点已经并将继续得到历史和实践的证明。因此，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学习、贯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用以来指导和推动我国的各项事业。 五、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的结论是： 首先，必须承认：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我国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是科学，不是非科学，因此要充分理解和高度重视它们的这一社会地位。如果说，科学技术作为社会物质生产的“第一生产力”，在于它如今已经成为生产力构成中最重要的“软件要素”，那么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则是整个社会的“软件要素”，是生产力中的“软件的软件”（掌握科学技术应用的程序）。当我们考虑社会发展要依靠科学技术的发展时，决不能忘记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否则，其科学观将是不完整、不充分的。 同时，要进一步指出：仅仅把哲学和人文社会学科当作科学还不够，它还有超过一般科学的意义和功能，即人文价值体系的意义和功能。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实现自身解放、自由和幸福的社会理想、价值观念的代表。因此，在谈论社会全面发展时，我们更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否则，其社会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也将是不完整、不正确的。 总之，我们需要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与意识形态、真理与价值统一的、先进的学说体系，从而高度重视我国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的建设和发展，高度重视这方面成果的检验、推广和应用。在我国和世界未来的发展进程中，文化和价值领域里将要面临的变革和建设任务、将要迎接的挑战和机遇，丝毫不比科学技术上的任务更小、更简单。对此，需要有充分的准备。 社会科学论文:浅论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构建的逻辑起点 论文关键词:体育社会科学　学科体系　逻辑起点　人本体育 论文摘要:要探讨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构建问题，首先必须明确它的逻辑起点。为探寻这一逻辑起点，在对近期内快速发展并已初步形成的学科体系考察基础上，运用辩证逻辑思维的方法，经过抽象和提炼，提出了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逻辑起点是“人本体育”的观点。无论从学科发展的历史，还是学科本质属性来看，“人本体育”都应是本学科最本质、最基本、最概括和不可分割的范畴，这个范畴可成为本学科体系构建的起始点和基石。 改革开放后，我国体育事业发展迅速，其规模不断扩大，水平不断提高，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成为一种日益复杂的社会现象。面对这一形势，仅靠当年单薄的“体育理论”这一具有体育社会科学性质的学科，已经无法应对我国体育事业快速发展的需要。体育运动实践的需要呼唤体育社会科学兴起，在这种需要的推动下我国体育社会科学在短短的30多年里得到了迅速发展，不少学科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独特、具体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形成了独立的学科理论框架和特有的研究角度。一定数量学科群的逐步成熟，促进了我国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初步形成，它的地位与作用逐步得到全社会的承认。1996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体育学(体育社会科学)被正式纳人由国家统一管理和规划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成为与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并列的一级学科。然而，我国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形成的时间毕竟很短，体系仍未完善，关于体系构建的一些理论性问题还未完全清晰，其中包括它的逻辑起点尚未探明。任何一个学科体系的构建都必须明确它的逻辑起点，这是学科体系构建的基石。因此在研究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时，探讨其逻辑起点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 1学科体系逻辑起点及其确定的方法论基础 “逻辑起点也称之为逻辑始项，它是指一门科学或学科结构的起始范畴，是指理论体系的始自对象，是整个逻辑体系由以展开和得以完成的一个最初的规定。用黑格尔的话说，就是‘科学应该以什么为开端’田”范畴是人类认识事物本质的一种思维形式，是反映事物发展过程最本质、最普遍联系的基本概念。人们依托范畴深入了解事物的整体和内在的联系。因此，和其他学科一样，对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内部结构的认识，实际上是对该学科的范畴体系的认识与推演过程。而这一推演过程需要一个起始的范畴，这个范畴决定了对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认识应该从哪里开始。“学科体系的‘逻辑起点’问题，既是确定学科体系展开的最原初、最基本、最简单的范畴，作为学科体系构建的出发点，又是探求能揭示研究对象的质的规定性并以此范畴作为整个体系得以建立与展开的根据和基础，整个体系是按照某种必然性由这一开端生发开来，形成系统”可以认为，任何学科体系的构建必须建立在一块基石上，而这块基石即是“逻辑起点”。 探寻学科的逻辑起点是体育社会科学学科构建其体系难以回避的问题，而且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门学科体系的构建是一个辩证逻辑的思考过程，它需要遵循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思维法则。对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认识，必须在对近期内快速发展已初步形成的体系考察的基础上，抽象出一个反映该学科最本质、最基本和不能再分隔的范畴，也就是寻找一个构建体系的逻辑起点。最后所确定的逻辑起点必须符合“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就应当从哪里开始”的规定圈，这一起点范畴，还必须是本门学科所包含的诸多范畴中那一个最原初、最抽象和规定性最简单的范畴。当学科体系的起点范畴被确定后，我们才能进行逻辑的推演，构建一个较科学的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也就有了坚实的基石。 2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逻辑起点的确定 2. 1明确研究对象 当前，我国体育学术领域中关于学科名称的提法不太一致。比如，常把“体育学”、“体育人文社会科学”、“体育社会科学”等，都看作是除体育自然科学学科之外，其他所有体育科学学科群集合的统称。《辞海》对科学所下的定义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科学可以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类，哲学是二者的概括和总结。”美、英百科全书则根据人类认识世界的知识体系包括自然的、社会的、人类思维的三大方面，而把科学分为自然、社会和人文三大类。从我国对科学统一管理和规划的角度来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1996年批准，将体育学(体育社会科学)正式纳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成为该领域的一级学科。国家管理机构这一决定，实际上是将体育社会科学等同于体育学，这里的体育社会科学即可理解为除体育自然科学学科之外，其他所有体育科学学科群的集合，其中包括体育人文与体育社会科学的所有学科。因此，本文所要探讨的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即是关于人们认识体育的社会与人文方面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 2. 2对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本质属性的理解 体育是人类创造的一种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根据文化结构的三层次理论，体育社会科学知识应当包括除外层的物态文化外的中间层与核心层文化，即中层的社会制度、关系、组织，核心层的体育认识、体育情感、体育价值、体育理想、体育道德、体育审美等。人具有物性和人性这两重性。人首先是由各种组织器官等物质构成的，组织器官是由细胞组成的，而细胞又是由各种分子构成的。体育运动实际上都是人体内部物质间相互作用、不断变化与运动的过程。因此，要了解人体运动的内在机制，要使运动更加有效和科学，要取得良好的锻炼效果或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就要运用自然科学中的一些学科知识来解决这些问题，于是就产生了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理学、运动生化、运动生物力学等体育自然科学学科，当然这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人与其他万物不同的是，人不但是由物质构成的有机体，而且人还有思想、精神、情感等;同时人还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人类选择了社会这种生存形态，人类的各种活动从此便离不开群体。为了保证社会正常运行，社会就产生了各种规范性的道德、伦理、制度等。体育是由于人的需要而产生的，因此体育运动中会有许多善与美的判断问题、价值观问题、道德伦理问题以及制度规范问题、组织问题等，需要我们去探讨、研究和解决，这必然就需要运用各种人文与社会科学学科的理论知识来指导。改革开放后，由于体育事业迅速发展的需要，我国引进、产生了一批体育社会科学的学科群，比如体育史学、体育哲学、体育人类学、体育社会学、体育管理学、体育法学、社会体育学、体育经济学、体育伦理学、体育美学、体育科学学、奥林匹克运动、运动心理学等。随着这些学科的逐步成熟，我国的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便初步形成了。在这个体系中的学科，研究的都是体育中除物性问题外的人性问题。 2. 3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逻辑起点的确定 要准确选定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逻辑起点的范畴，就需要合理的抽象，使这一抽象出来的概念能准确反映本学科本质的规定性，而且不能对它再进行分割。“作为逻辑起点的范畴，如果抽象不足或抽象过度都不可能形成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抽象不足’是指没有把那些非本质的、个别的、偶然的以及现象的因素舍弃于净而使起点范畴“过于”丰富。‘抽象过限’是指把本来体现研究对象本质规定性的因素舍弃掉了，使起点范畴过于抽象。 根据以玉对体育社会科学学科性质的分析，我们知道，这一学科涵盖的范围较大，它涵盖了除关于体育“物性”研究的体育自然科学诸学科之外所有的其他体育学科，即包含体育人文学科群和体育社会学科群。而这些诸多的学科中都有体育中的“人性”这一基因(鉴于体育概念的复杂性，在这里就不对体育概念进行讨论)，也就是说这些学科的理论知识都是由体育中的“人性”成分所决定的。这就是说，体育之“人性”是反映体育社会科学学科本质的最基本的概念。但是，鉴于目前人们对人性有不同的看法，为了不引起歧义，我们拟采用“人本体育”这一概念作为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起始概念。这一概念的概括度高、外延广大，它反映了本学科体系中概念体系的内在联系，并对理论体系起着统一概括的作用。因此，我们认为将“人本体育”作为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起点范畴是合适的。 3“人本体育”作为学科体系逻辑起点的合理性分析 3. 1从形成与发展历史看其合理性 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科学长期受到忽视。在计划经济的年代里，社会的运行机制高度统一，社会的一切活动由政府规划、管理、包办，具有高度的统一性和简约化，因而对社会科学的需要并不那么迫切。这种现象造成了我国的社会科学在那些年代里发展缓慢，一些学科的研究与教学甚至被取消了，如社会学学科等。在这一背景下，我国体育事业同样由政府统一规划、管理和包办，体育工作者可以等、靠、要，无需考虑和研究更多的问题。在旧体制中，体育的任务主要是为政治服务，任务的单一性和过分偏重竞技体育促使体育界只重视物质层面的研究，如技术、战术、体能训练研究、运动员选材研究等困，由此造成了当时的体育科学研究深受工具理性思想的影响，过分地倚重于体育自然科学学科群，忽视了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具有体育社会科学性质的学科只有“体育理论”这一门，这种学科单一的状况，决定了在这一时期里难以形成具有真正意义的学科体系。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渐深人，我国体育事业生存与发展的内外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使得原有体育体制与转型中的经济体制出现异质矛盾。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推动下，我国体育事业的规模不断扩大，结构日益复杂，人民群众对体育的需求也进一步提高，呈现出多样化和个性化的趋势图。在这一时期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与原有的体育体制以及发展水平之间的矛盾突出，而要解决这一矛盾就急需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的指导，正是由于体育改革实践的需要，体育科学园地里萌发并成长了一批新学科，这些学科至20世纪90年代已初具雏形。90年代后，我国体育学术界从原来单一的工具理性思考逐步开始体育“人性”的思考，关于人文体育的研究成果在增多，在批判体育过分“物化”中“人文”的字眼也在不断增多。 2003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就是科学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把以人为本作为发展的最高价值取向，提出一切工作要以不断满足人的各方面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出发点。提出以人为本是社会发展的进步，体育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重要事业，理所当然要坚持以人作为自己发展的出发点。这就要求研究体育中的人和人与人关系的体育社会科学诸学科将自己的研究视角指向人，以人为本，将“人本体育”作为自身学科的起始范畴。 3. 2“人本体育”是学科最本质、最基本和不可再分割的范畴 “人本体育”是一个高度概括的概念，理解它实际上就是就要弄清以人为本的体育应当是什么，或者说体育应当如何以人为本。这一问题决定着本门学科最本质的问题。而要弄清这一问题，首先还是要了解“人是什么?”这一个看似简单却又深奥的难题。要真正弄清这个问题，就必须对人性、人的本质等有一个科学的认识。古今中外，多少学者探讨了这一问题，然而直至今天，其答案依然莫衷一是。但是无论对于人性有多少种不同的看法，人性不同于物性这一点则是公认的。人一方面是由物质构成的有机体，人需要靠补充各种物质与能量以保持机体的存在与发展，也就是说人有生理方面的需求。从体育的角度来说，人要参与体育运动，需要有物质性的生理基础，还需要有符合生物力学的运动技术，这些都属于体育运动的物性知识。而体育运动中的人性则是人不同于其他万物(包括动物)的特性，这就是人有思想、有精神、有感情，人除了有生理、安全等低级的需求外，还有其他万物所没有的精神上的高层次的需求。人类由于需要而创造了体育，人对体育的需要不仅仅是由于物性的需要，更由于人性的需要，即认同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以及休闲、娱乐、养性等提高精神生活质量的需要。这些需要是人类所特有的高层次的需要。人创造体育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因此认识和研究体育就应当从人的角度出发，探讨人(各种人)对体育的具体需求是什么，并如何满足不同人的不同体育需求，体现体育的以人为本的宗旨。这是体育社会科学所有学科都需要探讨的问题，也就是说以人为本的体育是所有体育社会科学学科的共同基础。 人类各种需求的满足仅靠个人是无法实现的，为了更好地生存和发展，人类选择了“社会”这一存在形态。人们为了追求更加幸福的生活走到了一起，结合成各种群体，将个体的力量有机地结合成为强大的集体力量，以求满足自身不断增长的各种需求。自从人类产生以来，这种社会性就一直伴随着他们，并成为他们得以存在与发展的重要条件。千百万年的群体生活、社会生活，使得人世世代代处在有组织的生活之中。反过来说，社会性又无时不在影响、促进着人类本身的发展，可以说离开社会就无法研究人。体育实际上是一种社会活动，在体育实践中人们为了满足各种体育需求总要产生种种体育群体、组织，产生各种能保证体育运动更好开展的种种规范，如各种体育政策法规、规章制度等。这些在体育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社会性产物，实质上是为更好地为满足人们自身体育需求的手段，在现代社会中如果没有这些社会性要素，人们的各种体育需求便无法得到满足。因此，体育中社会性问题也是体育社会科学应探讨和认识的问题，而且研究这些问题的基点同样是“人”，仍然应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就是要求我们办任何事情首先要考虑的是人，凡事以人为重，以人为出发点，要不断满足人的全面需求，促进人更好地发展。这里要强调的是，人应当指的是广大人民群众。体育作为一项促进人全面发展的事业，它关注与思考的应当是体育应当如何做到以广大人民群众为本。人类精神生活的需要是促使体育产生的重要原因。在生活中人们需要体育来宣泄自己的情感，展示自己的个性，体现自己的价值和对健康的追求。体育是以身体活动为手段去追求人的发展、个性的张扬、身心的健康和生命质量的提高，即体育应以人为本，关注人的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然而在过分强调政治和经济的年代里，却往往把体育当作是实现政治或经济目的的手段，与此同时科学主义也在对体育产生严重影响，使人们逐步形成了依靠科学技术可以解决所有的体育问题的观念。这种观念使人们在认识体育时产生了主客体的错位，造成了对待体育的“物化”现象，关注的只是运动技术、生物指标和器物等物态文化。尤其是在竞技体育中，产生了“技术异化”的现象。当人们的目光紧紧地盯着运动技术和运动成绩时，忘记了自身价值的存在，而把借助科学技术的力量极大地提高运动成绩当作是运动训练的终极目标。这种现象导致了人们忽视体育的人性的本质，忘记了体育的本意和初衷，也使得体育社会科学的发展迷失了方向。因此，我们在探讨体育社会科学不同学科的问题时，始终应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思想，将“人本体育”这一基因渗透到所有的问题领域中去。而作为体育社会科学基因的“人本体育”是不可以分割和异化的。换句话说，我们在构建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时，必须将以人为本的体育即“人本体育”作为构建的基石，在这块牢固的基石上才能构建起合理的体系。 4结语 在我国建国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体育社会科学不被人们重视，因而它的发展缓慢，显得十分薄弱和单一。然而改革开放后，在我国体育事业快速发展和哲学社会科学大繁荣的背景下，30多年来取得了迅速的发展，不断涌现出许多新的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一些较为成熟的学科正逐步集合成自己的学科体系。“一般说来，一门科学只有到了相对发达和成熟的阶段，才便于发现它的逻辑起点，作为起点的范畴也能为自己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找到充足的理由和根据。对于一门科学理论的逻辑起点，在开始时往往是不清楚的，只有经过认真地研究之后，才能逐步明确起来。”在我国体育社会科学学科形成的初级阶段，探讨其学科体系的建构，有助于学科健康发展，而要构建学科的体系，首先就要寻找它的逻辑起点。为此我们运用辩证逻辑思维的方法初步探讨了这一问题，提出了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逻辑起点是“人本体育”的观点。我们认为无论从学科发展的历史，还是学科本质属性来看，“人本体育”都应是本学科最本质、最基本、最概括和不可再分割的范畴，这个范畴可以成为本学科体系构建的牢固基石。 社会科学论文:日常生活批判与社会科学范式转换 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在《审美特性》中曾把日常生活比作一条长河，他认为，科学、艺术等更高的对象化形式都是从这条生活长河中分化出来的。他的学生赫勒在《日常生活》中明确把日常生活界定为“那些 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她认为，如果没有个体的再生产，任何社会都无法存在。然而，与每一个体的生存息息相关，而又无言地孕育和滋养着人类社会的衣食住行、饮食男女的日常生活世界，却长期处于哲学社会科学的视野之外，成为人们熟知的但又熟视无睹的背景世界，一种与物换星移、花开日落无异的自然氛围。把日常生活世界从背景世界中拉回到理性的地平线上，使理性自觉地向生活世界回归，是20世纪哲学的重大发现之一，胡塞尔、维特根斯坦、许茨、海德格尔、列菲伏尔、哈贝马斯、赫勒等许多理论家从不同层面推动了这一哲学转向。对我国哲学界而言，生活世界的概念已经不再陌生，但是，回归生活世界的真实含义，以及这一转向对于哲学社会科学范式转换的重大意义，还远远没有开展出来。 生活世界之被遗忘是在两个层面上完成的。首先，在社会结构层面上，历史的进展呈现出从日常向非日常的演化趋势，即从原初的、未分化的衣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礼尚往来的日常生活世界中逐步分化出哲学世界、艺术世界、科学世界、政治系统、经济体系等非日常世界。相应地，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的重心也由日常向非日常转移。其次，在理性反思的层面上，哲学和历史科学的关注点越来越被非日常世界所吸引。近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经历了“自然科学化”的过程，习惯于把自然科学所揭示的因果现象、必然性、线性决定特征、还原性、可计算性、普遍性等，放大为统一的、一元的、无限的世界的普遍规律，由此建立起以理性逻辑、绝对真理、普遍规律为核心的形而上学、认识论和各种社会科学体系，人真实地生活于其中的日常生活世界则被完全从理性的视野中放逐。一种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生成了：哲学成为描述普遍精神和绝对理性的纯粹意识哲学，历史学表现为环绕着政权更迭和国家兴亡的宏观史学，政治学表现为以政治权力和制度安排为核心的宏观政治学，经济学成为揭示基本经济运动规律的国民经济学，等等。 应当说，这种以追逐普遍性的宏大叙事为特征的哲学社会科学范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为，理性的反思性本身就具有抽象性和普遍性的本质特点。在人类历史由自发走向自觉的时代，对日常的微观的生活现象进行理论抽象，有助于在偶然的、差异的、个别的、多样化的社会现象中把握人类历史运行中的某些规则性和普遍性的机制。但是，当宏观的哲学社会科学把人具体地生存于其中的生活世界完全视作无足轻重的、平庸的日常琐屑而加以蔑视时，当以价值和意义为特征的人的生活世界完全被以必然性和普遍性为特征的自然世界所消解时，这种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之弊端就充分显现出来。 弊端之一：否定差异性和个体性。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的根本缺陷是用普遍化的方法来研究文化和社会现象，从而否认差异性、个别性、主体性和自由。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甚至断言，在精神的普遍性已经大大地加强的时代，“个别性已理所当然地变得无关重要”，而绝对理念的普遍性要求统治一切。 弊端之二：忽略社会发展的文化内涵。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对差异性和个体性的否定，实际上是对生活世界的内在文化内涵和意义结构的排斥。结果，在这种宏大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不仅生活世界和伦理道德世界的特殊性和个别性被抽象掉，变成数学化和理念化的无限自然世界图景中的一个案例；而且，从原初的生活世界中分化出来的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科学世界等非日常世界，也变成没有内在文化规定性和价值约束的机械的、冷冰冰的自然领域，历史成为“无主体的”自在运动。 弊端之三：理论研究的抽象化顽症。马克思关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强调思维中的具体，即思维中包含“许多规定的综合”和“多样性的统一”。恩格斯曾断言，任何一种社会哲学，它的研究结论如果没有包括“使它得以成为结论的发展过程”就毫无价值。我们发现，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的根本特征正是在普遍的知识和原理中抽象掉这些多样性和过程性，从而形成空泛的、大而化之的理论结论。目前，这种抽象化的毛病不仅在哲学研究中而且在社会科学各个领域中普遍存在。 因此，“回归生活世界”有着更为深刻的内涵和意义。真正的日常生活批判范式是要使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真正回归到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具体的生活世界，回到日常生活世界的衣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礼尚往来的具体活动，回到生活世界内在的价值、意义、传统、习惯、知识储备、经验积累、规范体系，等等；是要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批判地考察每一时代每一文化中的个体是如何展开自己的消费、交往、思考和生存，如何形成自我同一性，如何把这些文化背景带入公共的社会生活之中，还要考察生活世界内在的图式、知识储备、规范体系等是如何同社会公共生活和制度安排形成互动。不难看出，这种意义上的日常生活批判范式代表着哲学社会科学范式的深刻转变。 首先，日常生活批判或生活世界理论极大地拓宽了社会历史理论的视野。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唯物史观的内涵要比我们的教科书体系更为广泛。他们反复强调一个重要的出发点：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社会活动。因此，人的生存需要和满足需要的生产，以及人自身的繁衍和家庭等是社会历史运行的深刻基础和社会历史理论的基本主题。然而，后来的理论体系并没有对这些日常生活予以关注，而是围绕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非日常领域而展开。如果我们把衣食住行、饮食男女等日常消费、日常交往、日常思维活动纳入社会历史理论的视野，认真考察日常生活世界和非日常世界在不同历史时期此消彼长、支撑、制约、互动的关系，我们就可以构造出更为完整的人类世界图景，对社会历史运动肯定会有更为深刻而全面的理解和把握。 其次，日常生活批判或生活世界理论提供了一种微观哲学社会科学范式，一种文化批判的理论视野。日常生活批判并不是对于具体的日常活动及其要素的非批判的描述，而是对于生活世界的内在文化结构和活动机制的分析，特别是对经济、政治、科学、艺术等非日常活动的日常文化根基的挖掘。哈贝马斯把世界划分为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而由文化、社会和个性构成的生活世界不是世界的一个独立的组成部分或领域，而是为行为主体提供给定的文化传统力量（知识储备）、规则体系和价值支撑的条件和背景世界。作为交往行为主体的主体间性的生活世界实际上是以文化的解释力量内在地与所有其他三个世界相互交织和相互影响，或者构成所有这些对象领域的内在的文化机理。在这种意义上，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法学、教育学等在微观层面上开展日常生活的解读与批判，无论是挖掘生活世界内在的价值和意义以抵御技术理性的异化，还是拆解前现代的日常生活世界的自在自发的、经验式的和人情化的文化图式以铺平社会公共生活和社会运行中现代性启蒙的文化地基，或是把生活世界当作全球化交往和世界历史背景下交往行为合理化的文化基础而加以重建，都会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特别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日常生活批判范式对于克服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抽象化顽症，具有根本性的意义。20世纪，在哲学所营造的回归生活世界的文化氛围中，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众多社会科学领域中都出现了告别宏大叙事，自觉地向生活世界回归的趋势。法国的年鉴学派、意大利的微观史学派、德国和奥地利的日常生活史学派、英国的“个案史”学派等，都反对只写重大历史事件和只关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宏大叙事的历史学，而主张把关注中心转向具体的和微观的日常生活世界的各个领域。在政治学领域，开始出现微观政治学，主张从日常生活的机制去思考制度安排问题，探讨微观权力秩序的重建问题，而福柯则从监狱、医院、军队、学校等传统政治学忽略的边缘领域，开展了关于理性权力结构的微观政治学的批判。 在我国，20世纪90年代哲学领域率先开展日常生活批判研究，此后，日常生活批判的理论范式对于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文学、法学等领域的研究也开始产生重要的影响，相继出现了教育的日常生活批判、法学的日常生活批判、历史学的日常生活批判、文学的日常生活批判，等等。虽然这些探索具有初创的性质，但是已经开始展示特别的发展潜力。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开始自觉地告别那种遗忘生活世界的理论范式，自觉地摒弃那种从范畴到范畴的抽象化病症，并且开始为我们提供具有创造性的新见解。例如，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现代性的启蒙和生成所遭遇到的许多阻力都可以从日常生活批判的视角获得特别的解释：中国各级教育中的应试教育屡禁不止，而素质教育流于形式的问题，以及决策机制和行政运行机制的经验化和缺乏理性的特征，在深层次上与中国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的普遍的经验化文化图式有着紧密的关联；而中国社会公共生活之中相当普遍地存在着的“有法不依”、超越规则的现象，则与中国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的普遍的人情化文化图式有着必然的关联，也即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所分析的那样，传统农本社会是一个“无讼的”社会，其日常的礼俗文化基因阻碍法治秩序的建构。总之，日常生活批判范式将成为21世纪最具解释力和创造力的哲学社会科学范式，它同宏观的社会历史理论范式有机结合，将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开启崭新的地平线。

经济学理论论文:近代英国经济学理论下的国民教育思想 摘要：近代英国的国民教育思想，主要见于经济学理论中。威廉·配第第一个提出了国家应拨款发展教育的观点。之后，亚当·斯密以劳动分工论为逻辑起点，论述了强制教育的必要性；马尔萨斯则从教育与贫困的关系着手，揭示了国家之于教育不可脱卸的责任；倡导功利主义的穆勒父子、剑桥学派创始人马歇尔也分别提出了发展国民教育的主张。这些国民教育思想对英国国民教育体制的形成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英国；经济学理论；国民教育 国民教育系指国家以立法和行政手段为本国公民办理的、可以平等享受的学校教育，一般指小学教育和初中教育。教育由国家管理的思想和做法由来已久，古希腊城邦即已存在。但漫长的中世纪里，在教会的控制下，教育成为慈善事业。而近代国民教育思想的产生则与宗教改革和民族国家的兴起紧密相关。随着国家权力的增强和民族意识的强化，教育领域也开始发生重大转变。国家管理教育的呼声日高。由于近代各国文化传统和社会发展背景的差异，国民教育思想也呈现出迥异的特点。迥异于法德，英国近代的国民教育思想更多从经济变化和发展的角度，强调国家应承担起开办国民教育的重任，最早体现于经济学家的睿智思想中。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和亚当·斯密先后提出国家应发展教育的主张。其后，在经济学界引发了热烈讨论。马尔萨斯、詹姆斯·穆勒、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马歇尔等经济学家自陈己见，论述国民教育之利，对英国国民教育体制的形成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 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 1623-1687）生于英国汉普郡一个小业主家庭。由于家境贫寒，14岁起便不得不外出谋生。先后做过水手、家庭教师、医生、教授。1649年被牛津大学授予医学博士学位。1651年起任爱尔兰总督亨利·克伦威尔的侍从医生并深得信任，后由于其才能卓越，改任爱尔兰土地分配总监。1658年当选为爱尔兰国会议员。因其《赋税论》、《献给英明人士》、《政治算术》、《爱尔兰的政治解剖》、《略论货币》、《关于促进学问的某些特殊部分的建议》等著作而蜚声世界。马克思对之尤为推崇，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1。威廉·配第不仅在经济思想上对后世影响深远，还在英国近代第一个提出了国家应该拨款发展教育的主张。 在威廉·配第看来，社会问题以及经济问题都是可以数字、重量、尺度来衡量的，其对教育问题的分析也是以这种方法论为基础和指导的。他主张要对全国进行必要的教育调查，从而确定教育机构的类型、数量、生源、专业设置等，然后确定具体措施。并从经济学角度提出了发展教育的理由。认为，财富的最后源泉，终归是土地和劳动。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的生产物是通过劳动生产出来的，科技和劳动者的素质才是最终的决定条件。在此基础上，他强调教育不仅应为国家政治和经济发展服务，而且坚持认为，教育是国家的、公共的事物，国家的公共经费除“军事费”、行政官吏俸禄而外，“公共经费的第三项，就是为拯救人的灵魂，启导他们的良知所需的经费”。2这些经费的受益者显然是宗教组织，而宗教组织在其时正承担教育的主要职责。故虽未直接提及教育一词，却是把兴教育看作国家的基本义务。他特别强调指出：“也许有人认为这种经费是关于另一个世界的，……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逃避人类的法律、干犯找不到证据的罪行、捏造证词、曲解法律的意义等等行为是多么容易，那么，我们就会认为有必要缴纳一种公共经费，用以使人们通晓神的戒律。神的戒律能看到邪恶的意念与企图，而且更能看到隐秘的行为，它能在另一世界中对在人世只能加以轻微惩处的邪行作永恒的惩罚。”3为此，他主张，“现在担任这种公务的人所拿到的俸禄，也必须相应的优厚。不仅如此，即使在这人世的生活中，他们也必须具备能够用某种报酬来吸引世人的资力”。4期待国家尊师重教之思想赫然入目。更为可贵的是，威廉·配第提出，国家不仅应加强对宗教组织的资助，还要承担“各种学校以及大学，特别是当它们教给上面那些人诵读、写作和算术的时候所需的经费”5。认为，“学校或学院这些机构，目前大多数是某些特殊人物所捐献的，或者是某些特殊人物为追求他们私人目的而花费金钱和时间的场所。但是，如果它们的目的是在于给最优秀而有天资的人提供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帮助，使其从事于探求自然界的一切运行规律，那无疑是一种善举。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所需经费也应当算是公共经费。”6国家对这些学校或学院的拨款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 威廉·配第从国家发展的需要出发，以经济学的视角，提出教育是国家和公共的事物，教育经费应列为国家公共经费开支，反映了其睿智和远见卓识，也代表了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要求。遗憾的是，他对教育的价值问题，并未做深入论述。在探索资本主义经济范畴的内在联系，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隐秘结构中，英国历史上另一位卓越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看到了教育在增加国民财富、提高劳动生产力中的巨大作用，揭示了教育与经济的内在关系，在教育思想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 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出身于苏格兰一个海关职员家庭。14岁便入格拉斯哥学习，三年后被推举到牛津大学。毕业后先后在爱丁堡大学、格拉斯哥大学任教。1764年，他辞去教授职务，充任布克莱希公爵的私人教师，陪同公爵去欧洲大陆旅行长达两年，考察了法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并结交了大批法国知名人士，对其思想影响颇大。1767年，他回到故乡专心于写作。几近十年之功终于完成了洋洋大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起因的研究》（亦称《国富论》）。此书一经问世便引起欧洲各国重视。马克思甚至评价：“在亚当·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7《国富论》虽始终围绕如何促进国家财富的增长这一主题展开，却对国民教育有着独到的见解。他坚持认为，国家必须明确自己所承担的基本职能，应提供面向全体国民特别是劳动阶级的教育，并提出了强制性教育的观点。这为义务教育的法制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劳动分工论是亚当·斯密整个经济理论的逻辑起点，因而也是其教育思想的理论前提。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以及社会各个企业和各个部门的生产者之间的分工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国民财富的同时，斯密也承认，分工也对人的智力发展产生了极大伤害，故产生了国民教育的需要。他指出，“一个人如果把他一生全消磨于少数单纯的操作，……没有机会来发挥他的智力或运用他的发明才能来寻找解除困难的方法，……他自然要失掉努力的习惯，而变成最愚钝最无知的人。”8所以，“政府如不费点力量加以防止，劳动贫民，即大多数人民，就必然会陷入这种状态。”9而“在自由国家中，政府的安全，大大依存于人民对政府行动所持的友好意见”，10“这般人民有了教育，国家可受益不浅呢。在无知的国民间，狂热和迷信，往往惹起最可怕的扰乱。一般下级人民所受教育愈多，愈不会受狂热和迷信的迷惑。加之，有教育有知识的人，常比无知识而愚笨的人，更知礼节，更守秩序。”11 为此，他继承了威廉·配第的国家职能观，坚持将教育经费列入国家的基本开支，用于普通人民的教育，因为在文明的社会中，普通人民“更需要国家的注意”12。斯密认为，仅靠社会力量是难以实现教育目标的，国家应在各教区各地方，设立教育儿童的学校，负担教师的部分薪酬并为鼓励学业优良却家境贫寒的儿童提供奖赏。斯密还认为，国家应有相应的制度以强制全体人民接受最基本的教育。他明确提出，任何人在加入某种职业团体或获得某种职业资格前，必须接受国家的考试或鉴定。这种强制教育的思想触及近代国民教育的核心，在其时代独树一帜，影响深远。其观点自然也引发颇大争议。亚当·斯密之后，众多的经济学家们围绕国民教育展开了激烈讨论。马尔萨斯、詹姆斯·穆勒、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马歇尔等都提出了发展国民教育的主张。 二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 1766-1834）是英国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他早年在剑桥大学学习神学和哲学。1798年发表了著名的《人口原理》。1805年受东印度公司聘请，在赫福州的海里堡学院任近代史和政治经济学教授，并相继出版《地租的性质与发展的研究》（1815年）、《政治经济学原理》（1820年）等政治经济学著作，奠定了英国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基础。马尔萨斯的思想虽然颇多争议，却是旗帜鲜明地赞成政府干预教育的著名经济学家之一。 在《人口原理》中，马尔萨斯指出，“人口增殖力和土地生产力天然地不相等，而伟大的自然法则却必须不断使它们的作用保持相等。我认为，这便是阻碍社会自我完善的不可克服的巨大困难”。13为避免社会冲突和其它恶劣后果，必须采取措施控制人口增长。基于此考虑，马尔萨斯对当时英国的济贫法制度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从总体来看，实施济贫法给社会带来的利益远远弥补不了其所导致的社会损失。当时所实施的救济制度表现出一种削弱储蓄的倾向，并容易导致对社会负责行为的损害。为此，他建议不再向穷人拨付救济款，而代之以除提供未耕种土地、建立储蓄制度外，还应推行教育计划，使穷人真正认识到其贫困的真实原因，并掌握改变自身生活境遇与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知识与技能。 他毫不客气地批评英国政府已经“在穷人身上滥花巨额资金……但在他们的教育上，……却严重匮乏。它无疑是民族的极大耻辱，把下层人民阶级的教育仅仅留给了一些‘星期日学校’……”。14而政府推脱责任的做法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致使教育效率低下，不能快速的培养国家所需人才。马尔萨斯坚持认为，提供“普通人的教育”毫无疑问是政府的责任，是任何其他机构都代替不了的。一个政府如果没有教导它的公民，应当把其幸福或痛苦的主要方面仰赖于自身，那么说明这个政府没有实现其目标，不能为他们自己思考，社会的受教育成员就无法作出正确的决定。由此马尔萨斯强调，任何社会体最终由分享其资源的人们的数量决定，教育，尤其“突出强调下层阶级的真正状态的一般说明……如果受人口原则影响一样”15是社会健全的关键。马尔萨斯写道：“只要政府提供普通人的教育，这个政府能臻于完美。”16并且，“教育非常有助于人们从公民的自由和政治自由获得的一切好处。没有教育，确实不能把公民的自由和政治自由看成是完美无缺的。”17而自由和政治自由是有助于鼓励社会的下层阶级养成谨慎习惯的所有原因中最主要的原因。18 马尔萨斯从教育和贫困的关系的角度论述了开展国民教育的重要性。通过发展教育，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来最终摆脱贫困的观点在英国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其后的另一位经济学家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 1773-1836）也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他在1813年1月的“爱丁堡观察”杂志上提出：“如果他们的教育委托给政府，或者受政府捐助的个人，——我们只能说，虽然我们尚未想到危险性的大小，但使娴熟的读和写教授给全体人民仍然大有益处，我们应当愿意为得到它而冒巨大的危险，或甚至大大加速那种获得的进程。”19显然，这位功利主义大师愿意为国家提供基础教育而牺牲他的联想原则思想。他评价说，初等教育对生活如此重要，以致对任何政府把它改变为恶性教育几乎是不可能的。其子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深受他的影响，对英国国民教育体制的形成影响尤大。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是英国著名哲学家、经济学家、逻辑学家、功利主义的集大成者。于1848年发表了《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应用》。其在作为英国下议院议员的三年任期内，曾就教育改革在议会中作过许多重要讲演，呼吁实施初等义务教育。并把教育看作改善劳动人民习惯的两种方法之一。他认为，自由放任有许多例外，尤其不适用于初等教育。“从原则说，就应该由政府向人民提供教育”。20政府可以运用自己的权力，规定父母在法律上负有使子女接受初等教育的职责。因为儿童的父母或抚养他们的人即便有能力使儿童得到初等教育，但却未能这样做。他认为这些父母或抚养者既没有尽到对孩子本身的职责，也没有尽到一个社会成员的职责。他指出，一般社会成员也会因为其同胞缺少教育而遭受严重损害。认为，“民间教育的数量现在是远远不够的，以后很可能也仍将是远远不够的，而其质量虽然显示了某种改进的趋向，但现在除极少数情况外，却很差，而且一般说来是糟糕透顶的，简直是徒有虚名。”21所以，“政府有义务弥补这一缺陷，资助初等教育，以使穷人家的所有孩子能够免费或以微不足道的费用接受初等教育。”22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又认为，“一般说来，如果国内不乏有资格能在政府维护之下举办教育事业的人士，只要法律规定实行强迫教育，国家又支付贫寒子弟的助学金，以保证办学不致得不到报酬，那么，他们就会能够也会情愿根据自愿原则办出一种同样良好的教育的。”23也就是说，国家只要决心要求每个儿童都受到良好教育，并帮助家境比较困难的儿童支付学费，对完全无人负担的儿童代付全部入学费用，就足够了，并不必自己去操办。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折衷主义的调和论教育观是他整个经济调和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穆勒看来，政府在法律上或在事实上完全控制教育，是令人不能容忍的。著名的《1870年初等教育法》确立的“填补空缺”——以公办学校填补教会学校之不足——原则，就和这种思想紧密相关。其后，剑桥学派创始人艾尔弗雷德•马歇尔则吸取前人成果，以生产费用论为立足点阐述了国民教育的重要性。 三 艾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 1842-1924）曾在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读书，1883-1884年任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讲师，1885-1908年任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1887年任布里斯托尔大学学院院长。1891年任皇家劳工委员会委员。其政治经济学学说是资产阶级经济学不同庸俗学派论点的折衷混合物。企图把生产费用理论和所谓边际效用论结合起来。其剑桥学派的经济理论被视为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正宗。以《经济学原理》一书而享誉世界，并著有《工业经济学》，《经济学精义》，《工业和商业》等。其中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马歇尔对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并概括为资本积累和投资、科学技术和企业组织、教育、规模经济等几个方面，指出了发展国民教育的价值。 马歇尔认为，“资本大部分是由知识和组织构成的——知识是我们最有力的生产力．它使我们能够征服自然，并迫使自然满足我们的欲望”。24由于科学的发展及其在农业中的运用，差不多阻止了报酬递减的倾向。故发展改良教育，培养熟练的有技术的丁人．对于财富的增长也具有重要作用。虽然有许多种类的工作，没有知识的工人也可以做好，而且教育的高等学科，除了对雇主、工头以及比较少数的技术工人之外，没有什么直接用处。但是，它大大刺激工人的智力活动；使其养成善于研究的习惯；并使其在日常工作上更为聪明、更为敏捷和更为可靠。而且马歇尔还特别指出，手工劳动阶级的人数，比其他一切阶级加在一起多许多倍，所以，一个国家中所生下来的最优秀的天才，一半以上会属于劳动阶级。对于可能是出身低微的天才，任其消磨于低级工作而置之不问，实在是一种最有害于国家财富增长的浪费。所以，把公私资金用于教育之是否明智，不能仅以它的直接结果来衡量。教育仅仅当作是一种投资，使大多数人有比他们自己通常能利用的大得多的机会，也将是非常有利的。因为，依靠这个手段，许多原来会默默无闻而死的人就能获得发挥他们的潜在能力所需要的开端。而且，他进一步指出，一个伟大的工业天才的经济价值，足以抵偿整个城市的教育费用，而且在许多年中为大多数人举办高等教育所花的一切费用，如果能培养出像牛顿或达尔文、莎士比亚或贝多芬那样的人，就足以得到补偿了。主张国家投资教育的思想可见一斑。 当我们考察近代以来英国教育思想的发展轨迹时，不难发现，居支配地位的莫过于“绅士教育”的倡导者洛克、“性格形成论”的创造者欧文和“知识价值论”者斯宾塞了。但当法德等国的学者们在激辩国民教育之必要性时，英国岂能无动于衷？与欧洲他国不同的是，英国国民教育思想闪现于睿智的经济学家头脑中。从而在教育国家化的世界潮流之下，铸就了自己别具一格的特点。遗憾的是，经济学家们多半只是希望国家能对教育投资，帮助无力支付学费的孩子完成学业，并不要求国家对教育的严格管理。即使主张强制教育的亚当·斯密也强烈反对国家过分干预，仅法律规定就可以了。思想常常是行动的先导。英国国民教育制度建立的迟缓也就不足为怪了。1833年方有第一个议会教育拨款法案的通过，1870年才颁布第一部初等教育法，初等义务教育制的确立则到20世纪初，中等教育的国家化更是若干年后的事了。 经济学理论论文:解读莫里斯 多布经济学理论 摘要:莫里斯·多布的经济理论主要涉及劳动价值、剩余价值、经济危机、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等问题,具有深刻的理论见解和极强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在他的经济危机理论体系中,更是较为全面地揭示了根植于资本主义内部的深层诱因:消费不足、结构不成比例和利润率下降。在“后危机”时期,重读莫里斯·多布的经济理论,审视经济波动后的中国经济脉络,保持适度的谨慎和必要的反省是不可或缺的,而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内需并优化政府经济职能是当下之中国在经济领域内的重点改革方向。 关键词:莫里斯·多布;经济学理论;经济危机 在一年多前,以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国为中心爆发的金融危机,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波动。时至今日,金融危机的阴影已渐渐散去,经济复苏的苗头已日趋明显,全球贸易量亦开始了新一轮的上升。然而,在当下“后危机”时期,保持适度的谨慎和必要的反省仍是不可或缺的。 立足现实,回眸历史,此时重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著作,仍能从这些经典中,感受到先贤们的智慧和深刻。其中,20世纪英国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之一的莫里斯·多布,更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深入研究,梳理出了其较为全面的诱因。 一、莫里斯·多布及其主要著作和经济学理论观点 莫里斯·多布于1900年出生在英国伦敦郊区的一个小商人家庭,1918年投身英国劳工运动,并开始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1919年进入剑桥大学学习经济学,1922年获得剑桥大学文学士学位,在年底时加入了刚成立不久的英国共产党,后来一直是该党的主要理论家之一。1924年以《论资本主义企业的历史和理论》的学位论文,获得伦敦经济学院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到剑桥大学并长期任教。 1976年8月17日在剑桥逝世。 莫里斯·多布和斯坦福大学的保罗·巴兰是二次世界大战前仅有的两位在西方主要大学里从事教育工作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可以说他对于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在英国的扩展,起到了“创榛辟莽、前驱先路”式的推动和贡献。 在其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里,著作等身。早期的有《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1937),在该著作中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论、经济危机理论、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等问题,且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他指出,经济研究不能仅只是看到市场的浅表,更应该将隐身于市场浅表层之后的人与人间深层的、基本的社会关系,纳入研究视野当中。并且企图通过理论衔接,来消融、缝合马克思和李嘉图之间的理论分歧,试图形成一套条理扎实的马克思—李嘉图主义经济体系,使马克思和李嘉图的中心思想,主要理论,分析方法以及预想蓝图在重建的经济思想体系中得以充分体现。这显示了莫里斯·多布对马克思一些经济理论的透彻认识和坚决支持。为当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方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极大且富有成果的努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莫里斯·多布致力于经济学研究,1946年出版《资本主义发展问题研究》一书。该书探讨了导致封建制度危机及瓦解的封建生产的“运动规律”,驳斥了那种认为不断发展的交换和贸易的外在力量才是其原因的论点。该理论的分析坐标界定在,对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内在因素的强调上。正所谓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莫里斯·多布认为,封建主义的崩溃必须溯源于它本身内部的一些基因。封建主义衰弱最初是起因于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缺乏效率,加之伴随着统治阶级对收入的需求日益增长。久而久之,随着这种境况的发展,就必然导致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封建主义衰弱、“原始积累”发展、“自由的”劳动者集团壮大,进而强制性的剩余榨取就有了可能性,接着资本主义也就产生了。这部著作,亦决定了其他学者在后来发表的著作中所提出的问题。 莫里斯·多布之著作除了上述外,主要的还有《论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1955),当中收入了莫里斯·多布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西方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核算问题的论战中,表达其既反对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具有可能性与现实性的观点,也反对 “市场社会主义”观点的一系列论文。《论经济增长和计划》(1960),在文中提出了经济计划和重工业的发展在改变不发达国家经济现状中的重要作用。《社会主义计划若干问题》(1970),其间探讨了市场与计划的关系以及生产资料的生产与消耗资料的生产之间的适当平衡的问题。《亚当·斯密以来的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1973),是莫里斯·多布的最后一本著作。该书以经济思想史的发展脉络为切入点,去探寻李嘉图、马克思和斯拉法等人的价值和分配理论。尝试着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观点,重新去考察经济思想史上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演化过程及其实质。以及耗费五年时间协助斯拉法出版了11卷本的《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1951—1955),使得莫里斯·多布可以有机会、有途径去纠正其他经济学家对李嘉图理论的一些普遍的误解,从而将李嘉图理论,以一种较为客观的面貌、持续地运用到自己的经济思想体系当中。 二、莫里斯·多布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 莫里斯·多布毕生从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最突出的命题,毫无疑问是劳动价值论。但与此同时,也应看到其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思考和诠释,同样具有极强的理论穿透力和现实指引力。 在莫里斯·多布看来,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过程和性质的分析,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运用于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而当我们着眼于宏观经济层面来观察,也定会发现莫里斯·多布对经济危机理论亦是有很多独到的见解。其理论大厦之框架主要包含这样三个方面的问题:消费不足、结构不成比例、利润率下降。 1.消费不足。20世纪30年代中期,源于当时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推崇和呼吁,影响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以致他们习惯于把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解释成“消费不足”的理论。而莫里斯·多布则是从一开始,就不赞成这种过于简单地将“大众消费不足”界定为引起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他主张对经济危机和“消费不足”两者之间的理论关系作出更为严格的分析和区分。对此,莫里斯·多布首先肯定性的表达了,马克思从来没有认为,“消费不足”是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但同时,也指出马克思亦从来没有认为,对利润的实现具有重要杠杆作用的消费,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只是一种微不足道的因素。 莫里斯·多布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指望消费能同劳动生产率一样按比例的增长……劳动生产率和消费之间的冲突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一个方面,是在这个制度的周期性崩溃中表现出来的矛盾的一个因素。然而,它仅仅是危机的一个方面;马克思明确地认为,生产领域中的矛盾才是……这一问题的本质。” [1] 另外,在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基于资本品部类的资本品更换周期和自主的技术进步,也是会为消费品部类产品的需求滞后提供了强大的“抵消效应”。因此,离开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这一主要方面的因素,一味强调消费因素的重要性,过于强调“消费不足”在引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的作用,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是存在根本性偏差的。 2.结构不成比例。对于资本积累,莫里斯·多布经过认真、严密的分析后,清晰地指出,资本主义无计划的生产和交换的特征,表明任何使经济不稳定的因素都根植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深处”。即: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利润,而不是为了社会利益。同样,资本家天性中的趋利本能,亦促使他们在对其剩余价值资本化的选择上利字当先,更多的倾斜于回报较高的领域。那么,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状态下,进行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势必会呈现出无政府状态,其后果就是导致社会的产业结构不成比例。 莫里斯·多布更是通过对《资本论》的研究和考证,延续了马克思的相关论点,即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不发生危机是须有一些必要条件做基本的保障性支撑,可是要满足这些基本条件,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是极其不可能的。进而,莫里斯·多布认为,经济危机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决定的。 3.利润率下降。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是通过其对总利润量(利润总和)的影响,进而导致普遍的危机——即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会逐渐削弱投资的刺激,而随着资本积累的下降,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负效应就逐渐的开始超过正效应,直到在某一阶段利润总和出现停滞。那么,危机也就在这一阶段开始出现了,虽然,表现形式要受具体制度和社会因素的制约。但其都是资本主义经济由均衡走向均衡被破坏,经济波动,最后走向危机的驱动力量。 而在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利润率趋向下降的关系问题上,莫里斯·多布不止是简单的维护了马克思的观点,“去尽力运用马克思本人对‘抵消因素’的分析,包括资本要素的跌价、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进口廉价的原材料。”[2]更是把这种理念,放置到观察资本主义“一般运动”的内在机能之高度,阐释了关于资本有机构成是否存在一个上升趋势而使剩余价值率上升、利润率下降的问题。对三者之间在经济效果上的影响与作用关系,其提出了两个看法:第一,剩余价值率的上升存在着一个由工作日长度所决定的上限问题;第二,不能机械的由马克思的范畴,来固执的推定是否会发生利润率的下降(资本有机构成的上升)。 三、莫里斯·多布经济危机理论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在贸易全球化的今天,经济危机的辐射已呈现出跨越和触动所有社会形态的趋向。即危机的发生地与波及地,并不是简单的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而都是整个危机链条的组成部分。况且,现在很多时候,经济危机已不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经济现象,而是被看作市场经济的“生理现象”。自然,在实行市场经济的中国,也是存在着发生经济危机的现实可能性。那么在应对、化解其过程之中,所采取的任何一套经济政策的背后,必然都会一些共通的经济理论作支撑。在此历史背景之下,审视莫里斯·多布的经济危机理论,从中我们仍可获得,抵御、消退“经济危机病菌”的能量。 1.调整产业结构。在感慨和赞赏三十多年来,中国着力推进的市场化、全球化和现代化改革所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改革所付出的代价。是否能以逐渐“规范化”的改革模式来取代现有的、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法”改革[3],在经济一体化越来越紧密的背景下,更具现实意义。 产业结构调整是一个国家根据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国际竞争等因素,不断优化生产要素利用方式,提高生产要素利用效率的过程。那么,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不能根据新的情况及时和正确地调整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就会受到资源配置不合理的束缚,产业结构就会阻碍经济增长。相反,若能根据新的情况,及时和正确地调(下转170页)(上接40页)整产业结构,就会释放出经济增长的潜能和空间,进而通过改善资源配置去克服不利的因素。 对此,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从之前的低水平的循环中跳出来,走向高水平的平衡。通过这一调整后,会使我们的经济提升建立在结构优化的健康基础之上,大大的增强我们应对经济波动的免疫力。 2.扩大内需。在出口、投资、内需这三股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强韧动力中,内需的影响力和作用力越来越突出。基于此,我们刺激内需的政策要以更为基础的、普遍的消费需求为重点。唯有这样,我们的经济才能更有保障、更安全地在既定轨道上良好运营。 而消费需求的扩大,是要以综合的政策和渠道,全方面多层次的予以辅助。第一,充分就业。这是个世界性的难题,更是以扩大内需为手段促进经济发展的基础性环节。只有确保劳动者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内需才能真正被激活。第二,社会保障。中国是个高储蓄率的国家,因而要降低储蓄率,扩大内需,必须解决居民的后顾之忧,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第三,城乡一体化。只有让农民与城市居民一样,充分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实现城乡共同富裕,才能使中国的“内需框架”更大更坚强。 3.优化政府经济职能。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可是,市场经济本身并非是万能的,它潜伏着先天缺陷、存在着失灵区域。因此,在现代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过程中,既要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又要恰当引入政府监管。 在市场经济发展中,政府的主要经济职能应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维护市场信用和秩序,为市场活动提供制度和法律保障。第二,提供公共产品并通过转移支付实施第二次分配,改善社会公平。第三,运用宏观经济政策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和汇率稳定、平抑经济波动,防止通胀和通缩以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实现充分就业。 由此可以看出,在尊重和遵从市场机制的基础要素和基本原则之平台上,用好那只悬在市场上空的政府监管之“看得见的手”,才能使中国通向更成熟、更规范,更富有创新精神的市场体制之路。 经济学理论论文:试论再思发展经济学理论 摘要:人类的期待日益增加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普遍性特征，人们的期望增加超过了社会满足期望的能力几乎是一条人类行为的规律。如我们所知道的，现代性的一个伟大的理智转折就是用进步的观念取代了社会变迁的周期性的观点。人类进步被设定为：如果不是不可避免的，至少是高度可证实的；它同时还被设定为总是有条件的，并且也是连续的。 关键词: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发展 正文：解释经济发展的最着名理论是经济自由主义、经典马克思主义和不发达学说。经济自由主义和经典马克思主义都赞成世界经济二元论，他们把世界经济的发展看作为经济增长从发达国家向传统经济国家转移的过程；欠发达国家被纳入到扩大中的世界经济里，通过贸易技术和投资的流动，从传统经济改造为现代化经济。 一、自由主义对经济发展的观点 按照自由主义者的观点，世界经济是经济发展中的有益因素，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往往有利于后者；通过贸易、国际援助和外国投资，欠发达国家经济获得了出口市场、资金和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技术；影响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是本国经济的有效组织。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来说，经济发展要求排除政治和社会对市场体系的功能和效率的阻碍，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许多要素已从世界经济中发达的中心地带扩散到外围的欠发达国家，这种扩散的速度和方向取决于下面一些因素：经济要素的国际流动；对外贸易的数量、条件和构成；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从长期看，市场力量的运行会使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经济水平、实际工资和要素价格趋向同等；而经济发展的基本障碍在于欠发达国家内部：仅能维持温饱的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重太大，技术教育不足，储蓄倾向低下，财政制度薄弱以及最重要的是政府政策的效率低下；一旦这些障碍消除，市场开始有效地运行，那么一国经济就会开始摆脱落后状态。 阿瑟•刘易斯认为，假如一国的经济具备三个简单的成分——足够的雨量、中等教育体系和敏锐的政府——就可以发展。问题不在于穷国为什么穷，而是像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所说的，为什么若干国家已经克服了发展的障碍，改造了自己，并且通过适应变化中的经济条件使自己富裕起来。已有的答案是，卓有建树的国家使市场的发展不受政治干预的妨碍。政治腐败、寄生性社会结构和官僚结构、偏向城市和奉行经济民族主义孕育了不适当的公共政策。 二、经典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发展的观点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是世界范围的一种动态性、扩张型经济进程；通过帝国主义扩张，它最终会包容整个世界，使所有社会采用它的商品生产方式。而当社会过渡和资本积累的任务完成后，资本主义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将让位于它的继承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 当马克思把注意力从欧洲大陆转向亚洲、中东和其他地方时，他发觉他的理论不适用于欧洲以外的国家；在人口高度密集的地方不存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各阶段，而且，这些文明社会似乎缺乏社会变革的内部机制。马克思认为，它们在历史上是停滞的，没有能力向前发展；尽管帝国主义是邪恶的，马克思认为它也是一种进步力量。 列宁认为，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是它发展了世界，而不是使世界不发展；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扩张时播下了自我毁灭的种子，从而破坏了自己的地位。 三、不发达理论的观点 所有不发达理论的实质性内容是：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井然有序地运转着，使欠发达国家经济畸形和得不到发展。黑非洲、亚洲、中东和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在经济上和技术上继续处于依附地位；他们继续出口商品和原材料以换取工业品，许多国家已遭受到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渗透。这些国家中有一些不是进入更高的经济发展阶段，而是实际上在食品、资金和现代技术方面增加了对发达国家的依赖。不发达理论把这种形势归咎于外部世界经济，而不是归咎欠发达国家本身。 一个正在建立中的神话不是一个可验证的命题，它是一种传说，一种历史哲学，是寻求提供一种框架。如果我们要想取得有意义的进步，那么我们必须把主导性的神话置于重要地位，并要公开地检验这些神话，而不是把它们藏匿于一种非实在的、科学性的掩饰之后。 关于现代世界的基本传说早在19世纪中叶就已经建立起来了。这个基本的传说就是：很久很久以前，欧洲曾是封建社会，处在黑暗的岁月。绝大部分人使农民。绝大部分农民受拥有很多土地的地主的统治。通过一些进步，中间阶层出现了，并成为市民。新观念出现或者再现了。经济生产在扩大，科学技术在繁荣。最后，这一切带来了一场“工业革命”。伴随着巨大的经济变化的是政治变化。资产阶级在进步的扩展中、在自由的氛围中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了贵族统治。所有这一切变化是一起来的，然而它却不是在每个地方同时发生的。一些国家较其他国家率先实现了发展。长期跑在前面的英国是受宠的候选者；世界经济中受英国霸权的保护得以发展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另一些国家较为“落后”或欠发达。但是，既然给定了这一基本的乐观主义态度，那么就没有必要绝望，因为落后的民族只要模仿前面的或进步的民族，就能够品尝到同样的进步果实。 留意19世纪知识界的几大争论，那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这些争论包括：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争论、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争论等等。所有各方都将上述基本传说作为可信赖的事情予以接受；他们仅仅是出于政治行动的考虑，才对这个精心组织的神话及其各种涵义有所争论。自由主义者是那些对作为人类自由使者的中产阶级的崛起表示庆祝的人，他们提倡将人类进步的福利扩展到那些被认为是落后的群体和国家中去。保守主义者是那些对贵族统治的衰落表示遗憾的人，他们争辩的是个人主义不等于自由，只不过是对巧取豪夺的一种许可。自由可在传统和权威的复原中找到。马克思主义也相信中产阶级的崛起和贵族统治的衰落。他们赞同自由主义关于资产阶级是人类自由的使者，但同时也论证了，如保守主义所说的那样，资产阶级的自由是对巧取豪夺的一种许可。 当我们谈到一个历史系统中的危机，不是指系统内的一个危机性困难，而是指系统的结构扭曲如此之大，以至于仅有的可能的结果就是系统的消亡。什么是这个历史系统危机的结构渊源？概括地说，我们可以称之为：经济挤压、政治挤压和意识形态挤压。 经济挤压可以还原到作为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的两大基本矛盾。其一为：一面是每位业主竭力通过减少成本，使竞争极大化来获得利润；另一方面则是如果存在非充足有效的世界需求，那么就有在一个扩张和竞争的世界经济中实现利润的不可能性。第二个矛盾是由生产的无政府主义所引起的，其结果是对于一个给定的、作为竞争者的业主，其投资往往陷入他或他作为一个阶级成员的对立方向上。当然，两个矛盾是直接相关的。 经济挤压必然也要产生一种政治挤压，将在不论是国家间的还是国内的上层中产生激烈的内在矛盾。这种局面还被如下的事实所恶化，即因为“在上层”分配的增加，那么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强烈的恳请者会进入世界人口的那部分之中，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来分享世界的剩余价值。 如果像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主导意识形态所宣称的那样，差别的鸿沟已消除是真实的，那么，大家就很难理解世界上还存在什么反体制运动的群众基础。人们关注的事实是：增长率并非如此之快，而是如此之慢。结果是大家所熟悉的。 经济学理论论文:发展经济学理论发展纵览 摘 要 现代经济发展理论，兴起于20世纪40年代。二战后，伴随着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如何从不同的研究对象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用于指导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成为经济学界的一大任务。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 关键词 发展经济学 发展中国家 经济发展 发展经济学是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研究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指导的一门新兴学科。其发展历程大致如下： 一、早期萌芽 经济发展思想伴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而发展起来的，早期有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创始人威廉·配第提出的从事农业的人数伴随着经济的增长比起从事工业的人数会相对的减少的“配第-克拉克命题”。亚当斯密对社会财富和产出的严格界定和针对性的提出经济增长的前景等，这些都可以视作发展经济学发展的肇始。 二、奠基、发展与兴起 虽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了200多年，但是发展经济学真正受重视却是二战以后。1948年对于发展经济学来说是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哈罗德和多马提出将短期的、静态的凯恩斯经济周期学说长期化、动态化为经济增长模式，被人们认为开当代经济发展理论的先河，是发展经济学的第一个里程碑。 三、演变阶段 自上个世纪40年代以来，就主流发展演变阶段来说，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中期，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惟资本化、惟计划化和惟工业化。在这一阶段，发展中国家发现发达国家拥有的最大共同点是普遍实现了工业化，因此众多发展中国家将实现工业化作为提高商品劳务生产水平、改变在国际分工贸易中不利地位、提高国民收入水平的必由之路。 第二阶段，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因为上一阶段极力推行工业化，忽视农业发展导致在这一时期部分负面效应显现。上阶段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将全部身心倾注于工业化的问题，所以“绝对贫困”问题未受到重视。这一阶段，“人类的基本需要”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这一看法被广泛接受。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伴随着美国里根政府的上台和英国撒切尔夫人为代表的保守势力执掌政府，新古典主义和倡导自由市场经济力量的经济理论政策又重新被提倡。在这种背景下，前一阶段的经济发展问题可以归咎于不完善的市场结构和不当的价格政策，过于活跃的政府干预和死板的计划经济政策等。 第四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世纪末。伴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当今世界日益全球化，生产力极大地提高。然而，发展中国家虽然纵向相比获得了很大的进步，可是横向与发达国家相比，其差距反而是越拉越大，在高新技术方面表现的尤为明显。 第五阶段，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在这一阶段，又出现了对上一阶段的经济发展政策的反思和修正，以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为指导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改革和发展中遭受严重失败而使得新自由主义备受质疑。 四、体系形成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苏联解体这一标志着市场经济完胜的事件，发展经济学遭受了近20年的悲观论调。然而，经济问题的出现总是促使经济学家去探寻问题的解决之道。在这一阶段，发展经济学的外部环境以及学术领域发生了以下几个变化： 首先，人们对于经济发展的态度和看法发生了改变。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后，人们开始反思在以前阶段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对于传统的将经济增长作为衡量发展的唯一标志，人们进行了彻底的反思和评判。这时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核心是既满足当代人的发展，同时也要不损害后代人发展的能力。这种发展是建立在经济、生态环境和社会持续能力的基础上，旨在追求长期永续的发展。 其次，新制度经济学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人们原有的发展观中极度强调市场经济的作用，不顾一切追求高的经济发展速度。然而事与愿违，那些片面追求高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末也遭遇了经济发展停滞或不尽理想的境地。这时，部分经济学家提出鉴于经济的外部性和信息的不完全性，经济中不光存在着政府失灵、计划失灵的问题，同样还会出现市场失灵的问题。以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强调一切依靠市场来解决问题的思路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中的制度实际上包括一系列制度规则、规则发挥作用时的特 点，以及在执行过程中人们相互作用的行为规范。 再次，内生增长理论在发展经济学中的应用。其核心思想是认为经济能够不依赖外力推动实现持续增长，内生的技术进步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正是有这些新理论的指导，广大发展中国家又找到了一条新的发展路径与方法。这些新理论在发展经济学中的运用，标志着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成熟。纵观整个发展经济经济学发展史会发现，在发展经济学成熟后期，一定程度上可以将发展经济学看作是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的应用。 如今无论是理论发展，还是分析方法，发展经济学都有着进步和发展。理论方面如竞争性均衡的经济增长理论，新贸易理论等；应用方法和分析技术方面，如均衡方法、经济计算和平衡分析及实证研究等。发展经济学至此已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指导学科，同时也变成了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进行指导和研究的科学。 经济学理论论文:经济宪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启迪 内容摘要：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宪法是法治的基石，市场体制的孕育成长需要宪政制度的协调配合。将视野局限于政治宪法、过于注重定性分析的传统宪法学理论显然不能适应经济建设与宪政建设同步发展的要求。在西方学术界，正式将经济学和法学结合起来研究的努力，始于本世纪20年代的制度经济学；到70年代美国法学家波斯纳吸收经济学家科斯等人的成果，创立了法律经济学；从宪法的角度研究经济发展，把经济学与宪法学联系起来研究，则始于以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回顾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有助于宪法学关注经济宪法，借鉴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宪法问题，实况宪法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与研究方法的更新，走向经济宪法学。 关 键 词：宪法学，经济宪法，经济学 经济学关注政治、法律问题，法学注重相关经济因素，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学术传统。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紧密关联，学科理论高度综合化的条件下，总结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过程，对于更新宪法学理论与方法，实现经济宪法学理论创新，是很有意义的。 一、法学与经济学交汇中的宪法理论 把政治、法律和经济联系起来思考的最初尝试，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管仲、墨翟等古代先哲。到了近代，亚当。斯密率先结合政治和法律制度分析经济发展，从而开创了古典政治经济学［1］。美国实用主义法学家霍尔姆斯大法官在19世纪末曾预言：未来的法律属于研究统计学和经济学的人们［2］。这些早期探索已经昭示着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交融的前景。 在法学与经济学相互融合的过程中，经济学家在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方面充当了理论先导。法学家则提供阵地扮演了组织者的角色，并将两个学科的结合引向系统化。 （一）旧制度经济学的领域拓展 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全面暴露了市场体制的缺陷，动摇了人们对“看不见的手”的信念。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使经济活动与法律事务的关系更加密切，经济学开始向法学渗透，形成了以美国经济学家康芒斯等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 制度经济学主张“法制居先于经济”，明确地将财产权和法律制度纳入经济学范围，宪法在其中也受到重视。康芒斯认为，法院对经济利益冲突的调节“系根据宪法上关于合法程序、保护财产和自由以及平等的法律保障这几方面的条款来行动的”，制度经济学试图把“法律制度配合到经济学里面，或能配合美国司法机构所采取的这种根据宪法的路线”[3].制度经济学虽然通过把宪法和法律纳入经济学范围实现了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但由于未能更新研究方法。以致法律与经济的结合显得随意而松散，宪法问题也未得到充分的研究。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更新 根据研究法律制度的需要更新经济学方法的任务。是由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学派完成的。1960年科斯在《法与经济学杂志》发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提出后来被称为“科斯定律”的基本思想：如果市场交易是无成本的，则权利的界定对经济效率没有影响；但事实上市场交易是有成本的，因而权利的初始界定必然影响经济制度的运行的效率[4].新制度经济学以交易费用为理论基础，以财产权为逻辑起点，全面考察制度安排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为对法律制度进行经济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更新了经济学研究方法。该学派对宪法与政治已有一些探讨，以道格拉斯。诺斯和哈罗德。德姆塞茨的分析最有代表性。 诺斯在研究制度变迁时十分注重作为基本制度规则的宪法，认为宪法的“目的是通过界定产权和强权控制的基本结构使统治者的效用最大化”[5].其目标是：建立财富与收入分配方式；为竞争界定一个保护体制；设立执法体制的框架以减少经济部门中的交易费用。诺斯指出：“离开产权，人们很难对国家作出有效的分析。”[6]他运用产权理沦研究国家，提出了“新古典国家理论”，认为国家决定产权结构，因而应对产权结构造成的经济增长、衰退或停滞负责。国家有三个特征：一是为取得收入而提供“保护”和“服务”作为交换；二是为使收入最大化而为每个不同的集团设置不同的产权；三是面对其他国家或国内潜在统治者的竞争。因而国家有双重目的，既要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又要降低交易费用使社会总产值最大化以增加国家税收。这两个目的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对抗，就成为国家兴衰的原因。 德姆塞茨用科斯定律研究民主政治，指出：“当政治竞争的功能完好无缺时，个人对从事政治活动的偏好不再与民主制度有较大的关系”[7].但是，了解政治和候选人情况需要信息费用，投票者个人不能决定政治结果，因而不愿进行政治投资。所以民主是不完全的，其中“少数人有权力去影响政治结果”［8］。这就为政党、政治投机、利益集团和政治垄断提供了一种解释。但新制度经济学忽视法律的自身价值，把研究的侧重点放在财产法、契约法和侵权法方面，对宪法的研究显得粗略。正如美国国际开发署经济政策与制度发展问题专家诺曼。尼称尔森所说：“宪法秩序还是制度分析中关于运行改进的对策中最不清晰的一块。”［9］ （三）法律经济学对宪法的经济分析 与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几乎同时出现的法律现实主义运动，直接导源于实用主义法学，其重要倾向之一就是“强调经济学”［10］。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率先为法律专业的学生开设经济学课程，聘请经济学家执教。1958年，经济学家迪莱克特教授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创办《法与经济学杂志》，从而为新制度经济学和法律经济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但是，直到70年代以前，法学家们在法学与经济学的交叉领域并无很大的理论建树。 1973年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波斯纳的巨著《法律的经济分析》问世，才从根本上改变了局面，标志着法学与经济学进入了全面系统化的双向融合阶段。波斯纳的经济分析不仅包括了普通法中的财产法、契约法、侵权法和刑法，也包括了政府调节市场、商业组织与金融市场、收入与财富分配等方面的法律以及程序法，宪法和联邦制也成为经济分析的对象，从而形成了法律经济学的庞大体系。 在对宪法所作的经济分析中。波斯纳认为：“宪法解释比一般法规的解释更灵活这条原则，表明变更宪法的成本要高于变更一般法规的成本。”［11］宪法在州与联邦之间、联邦政府内部分权，是为了提高改变宪法条文的成本，而对个人权利的宪法保护与此不同，是为了增加剥夺权利的成本。在谈及普选制、代议制和分权制时，波斯纳认为，对任何群体选举权的剥夺都会引起该群体的财富向选举中实力强大的集团再分配，选举权的普及将增加财富再分配的难度；由于昂贵的信息费用使民众通过直接民主形式不可能作出明智的决策，代议制可以节省信息费用：“分权制的目的就在于防止对国家强制性权力的垄断”［12］，这种垄断形式的成本可能高于其他一切垄断形式。此外，波斯纳还就经济正当程序、联邦制的经济属性、种族歧视、思想市场等宪法问题作了专章阐释，颇有新意。 以波斯纳为代表的法律经济学对宪法问题的分析虽然比新制度经济学更加具体深入，但仍谈不上全面、系统和深刻的研究。而且，波斯纳以财富最大化目标和效率价值取代宪法的其他重要价值，因而据此得出了一些错误的结论。如在种族歧视问题上，波斯纳针对著名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一案提出，法院应该要求南部各州为黑人教育提供更多经费作为保留学校种族隔离的条件。从而把种族歧视视为可以通过支付一定成本后，如何阻止它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运用其经济和政治权力损害公众？“［13］ 对此，公共选择派的答案有两个：其一是从政治上回归18、19世纪的立宪主义立场。布坎南声称，自己的理论是“18、19世纪传统智慧精华部分的表达和再现［14］”。公共选择以社会契约论和个人主义为政治信条。崇尚民主、平等、自由、公平和个人权利的宪法价值观，认为宪法须适应民主的要求，民主应有宪法保障。其二是，从经济上复兴亚当。斯密倡导收支平衡的政治经济学传统，把“限权政府”的要求重点放在限制政府经济权力方面。布坎南批评凯恩斯主义把家庭肆意挥霍的愚蠢行为当作国家理财的明智之举，主张国家和家庭一样需要节俭和量入为出［15］。因此。公共选择学派主张制约政府征税、财政和货币方面的权力，实行预算平衡。 公共选择自60年代出现以来，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实践和理论影响。自70年代开始，布坎南等人亲身参与倡导、草拟和讨论宪法修改建议，展开了宪法改革运动，在部分州获得了成功。到80年代，平衡预算与限制征税的宪法修正案草案得到了里根政府持续的支持，通过了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审查并被提交国会两院审议。该草案虽然于1982年秋被国会否决，但它在公众中的影响仍然长期存在。已有一些州吁请召集制宪会议，考虑限制政府的财政支出。从理论上看。新制度经济学，法律经济学的宪法与政治分析乃至一般宪法学和政治学理论，都受到公共；选择的影响，正统的西方经济学家也不得不承认它的地位。应当承认，公共选择学派对宪法价值的重视、对宪法克服政府缺陷的功能分析、对集体行动的研究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一定的实际意义。但在运用理性经济人假定和主观价值论时则走向极端，甚至把公平税赋与个人或群体脱离共同体的自由联系起来，则是不可取的。而且，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具有高度的综合交叉性，包括了财政学、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和宪法学等诸多学科，在内容上相互交错，并没有一个完整、系统而一致的“宪法经济学”体系。 三、挑战与回应：走向经济宪法学 经济学在宪法领域的开拓和渗透，法学对经济学方法的吸纳，已经对传统宪法学理论形成挑战。宪法学不得不面对挑战。创新理论，走向经济宪法学。 （一）宪法学对经济研究的初步尝试 有人考证，“经济宪法”问题是由德国宪法学家f.伯姆最先提出的。目前，在德国、法国、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经济宪法”已经成为学者们公认的宪法学范畴，并受到专门的研究，经济宪法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正在形成［16］。 在我国，宪法学理论一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对宪法和法律的基本观点就是经济的观点，对宪法的经济研究本应成为我国宪法理论的优势，但遗憾的是，马克思主义对宪法的经济观被教条化。宪法的经济研究长期不受重视。直到1992年以后，宪法学界才对宪法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财产权的宪法保护、恢复罢工自由等与经济关系最为密切的宪法问题进行探讨，有的学者还提出了经济宪法的概念，开始运用经济学方法研究宪政和公民权利保障［17］。这些探索显然是很有价值的，但还只是初步尝试，总的说来，表现出泛泛而论甚于深入具体思考，感性认识多于理性分析的弱点，尚未进入拓展研究领域、更新研究方法的阶段。 （二）经济宪法学：宪法学的视角转换、领域拓展和方法更新 首先，要正确估价并利用经济学与宪法学各自的相对优势。经济学面对生产、交换和分配领域内普遍存在的数量关系，成功地将数学工具运用于人类行为与制度分析，因而“获得了其他社会科学无与伦比的技术上的优势”［18］。经济学利用这种优势完善了实证分析方法。构造许多理论分析模型，因而得以向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扩张、渗透和入侵，人们形象地称之为“经济学的帝国主义”。有趣的是，“经济学的帝国主义”倾向在部分法学家身上表现得比经济学家明显得多。这些法学家不仅全面采信经济学，而且以效率概念取代正义概念，试图把传统的法律概念从法学中剔除掉，波斯纳代表了这一极端。另一方面，“不少传统的法学家瞧不起分析法律的经济学家的工作，却又因之忐忑不安。他们常常还没有弄懂经济的方法就试图反驳经济方法”［19］。著名法学家德沃金代表下全面否定经济分析的另一极端，［20］他的“法律帝国”与波斯纳的“经济帝国主义”适成对照。 笔者认为，对经济学在技术与方法上的优势视而不见。简单拒绝它们对宪法的分析价值，或者全面采信经济学来替代宪法学，都是不可取的。前者可能使宪法学丧失自己的阵地，失去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力；后者忽视宪法价值，终将削弱宪法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调节能力。因此，经济宪法学应当正视经济学在研究方法和技术上的优势，并予以吸收和采纳，使宪法学面向宪政建设、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实践，研究社会经济关系的宪法调整，摆脱单纯的条文注释和把目光盯在书面宪法上的局限性。同时，宪法作为根本法，是法律价值的集中体现，系统地确认了秩序、公正、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和人权等法律的基本价值，宪法学在对这些价值的规范研究方面具有优势。应继续拓展和深化这种研究，弘扬宪法的理想。可以说，经济宪法学就是要在坚持宪法理想的前提下，促使宪法学的视角从书面宪法向现实宪法转变。 其次，拓展宪法学的研究领域，在市场、个人与国家的动态关系中把握宪法。宪法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市场与民主的联系，从多方面估量，乃是一个惊人的历史事实［21］。 同样，平等、自由、人权、法治既不是个人主观愿望的结果，也不是来自政府掌权者的恩赐，而是内生于市场的价值机制、竞争机制的供求规律之中。不理解市场经济与宪法的关系，就不能理解市场，也不能理解宪法。 布坎南曾把当代社会面临的挑战说成是政治和制度方面而不是经济方面的挑战，是不全面的。美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林德布洛姆的看法更为中肯，他说：“在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制度中，大部分政治是经济性的，而大部分经济亦是政治性的。［22］传统宪法学理论把宪法视为公法，宪法学眼中只有政治宪法，应当说是片面的。事实上，宪法不仅授予并制约公共权利，同时也确认、保障并限制私人权利，我们只能把宪法视为一切法律的母法。 因此，在经济学把政治、宪法作为自己研究领域的同时，宪法学也应向经济方面拓展。研究市场关系、市场机制及其对宪法的影响，形成经济宪法的理论。 再次，更新宪法学的研究方法。传统宪法学的研究方法单一而片面，只讲定性分析和规范分析，忽视定量分析和实证分析，定性分析被简化为揭示宪法的阶级性，规范分析被局限于宪法条文注释，因而难以说明复杂的宪法现象。 经济宪法学应继承和发展宪法学的现有研究方法，同时采纳经济学提供的新的研究方法与技术。定性分析应从宪法多层次的属性着眼，说明宪法的经济属性以及经济属性与法律属性和政治属性的关系，阶级性只是政治属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宪法领域也存在着大量的数量关系，选举制度、个人与集体、重大利益与一般利益等等都需要进行定量分析。经济宪法学应从经济学中借鉴定量分析的方法与技巧。在运用规范分析方法时，应摒弃简单的条文注释。在对宪法现象进行价值判断时，必须把宪法价值与市场经济的机制联系起来分析。同时。宪法具有特定的经济功能，能够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宪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要运用实证分析方法来说明。实证方法不等于实证主义，实证主义思潮的势头在当代已开始衰退。但实证分析方法并不因此而丧失其运用价值。此外，经济宪法学应广泛运用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资源的稀缺性和外部效应等基本假定，引入成本收益分析；均衡分析等经济学基本方法。以及效率价值，全面研究宪法及其与经济的关系，着重考察经济制度、经济权利和经济权力等经济宪法现象。 总之，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依法治国，必须注重宪政建设，在理论上“注重对宪法进行经济学论证或者说对经济进行宪法学论证”［23］。经济学与宪法学对各自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使它们之间的相互渗透、交叉与融合已经成为大势所趋。经济宪法学的产生乃是这一历史过程的逻辑结果，是宪法学对经济学挑战的积极回应。 经济学理论论文:基于“行为经济学理论”的旅游者行为分析 摘 要：传统的旅游者行为分析方法，主要是进行定性的分析，将各个因素进行框架分析，而对旅游者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深度不够。借助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和分析方法，从旅游者的心理活动角度入手，注重旅游者的心理变量分析，应用前景理论和心理账户分析旅游者行为，充分考虑了情境因素和体验因素，使得关于旅游者的行为分析更加细化和接近现实生活。 关键词：行为经济学；旅游者行为；前景理论；心理账户 所谓旅游者行为，是在旅游者意识支配下产生的，是旅游者心理活动的外在表现。而旅游者行为贯穿整个旅游活动的全过程，反映了旅游者购买和消费旅游产品的心理过程和特征[1]。因此，要正确分析和预测旅游者行为，必须对旅游者的心理活动进行相应的分析。 旅游者行为是由旅游者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所决定的，要受到许多因素的作用和影响。因此，在分析旅游者行为时，必须充分考虑影响旅游者心理的各种因素及其各自的影响程度。传统分析方法过度强调旅游者的理性，对于一些旅游者行为的解释不准确。这就需要在研究旅游者心理决策过程中更注重情境因素和体验因素，关注对旅游者心理变量的分析[2]。 一、传统的旅游者行为分析方法的缺陷 （一）传统旅游者行为的分析方法 1.国外的旅游者行为分析方法 国外传统的旅游者行为分析的理论是建立在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上的，一般采用定量分析，所采用的分析方法是利用研究自然科学和人类行为合理性范式的实证主义的模型。这种方法到目前为止仍然在旅游者行为研究方面占主流，具有代表性的是：克朗普顿模型，莫提荷模型和伍德塞德模型[2]。这些模型是将旅游者的行为过程进行概括，绘制行为流程图，从而将概念框架简化为更具操作性的旅游者行为模型。 2.国内的旅游者行为分析方法 国内旅游地理学学者对旅游者行为的研究是定性分析了感知环境、最大效益原则和旅游偏好是如何影响旅游者决策行为的[4]。在研究分析方法上，运用普雷德的旅游者决策矩阵分析了城市居民对旅游目的地的感知机会和可达机会[5]；利用旅行距离决策模式分析了中国城市居民到访率在空间上的分割[6]。 国内旅游经济学学者认为，旅游者行为的基本模式是旅游者行为的刺激—反应模式。这一模式是描述旅游者行为在各种刺激因素的作用下，通过旅游者“黑箱”的中介作用过程，产生一定反应行为的全过程，并应用无差异曲线及预算线，建立旅游者效用分析模型进行分析和比较旅游者行为[1]。 （二）传统旅游者行为分析方法的缺陷 传统旅游者行为分析模型是进行定性的框架分析，难以论证一些诸如情绪和感觉的作用等重要问题，只能进行影响旅游者行为因素种类和影响方式的分析，不能明确具体因素影响旅游者行为的程度。而且传统分析方法认为影响旅游者作出决策的某些因素是可以替代的。这些问题使得我们需要引入一种更注意情景因素和体验因素的观点，不仅要关注对旅游者心理变量的分析，而且还要注意到旅游者是怎样形成认知、情感判断、意图、实践和游后评价。 二、行为经济学及其行为分析方法介绍 （一）行为经济学的基本思想 行为经济学是以人类行为作为基本研究对象的经济理论， 借助心理学的分析方法，它对个体和群体的经济行为特征进行规律性的研究。它有效借助于可控试验、调查等方法以现实为基础来构造理论，在对主流经济学的假设现实化的基础上提出人的行为的非理性，通过实证方法验证传统理论的有效性，同时建立能够正确描述人类行为的研究框架和经验定律[7]。 （二）行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1.前景理论 前景理论认为，在人们的选择过程中存在两个阶段：初始阶段描绘和刻画行动，结果和可能性，随后是评价阶段。在决策的描绘和刻画阶段，人们会运用各种各样的编辑方式来简化问题，合并事件或结果，并去掉那些共同的部分等等[8]。 2.心理账户 按照经济规则，金钱不会被贴上标签，它具有替代性。但在心理账户中，金钱却被归于不同的账户类别，不同类的账户不能互相替代[10]。所谓心理账户就是人们在心理无意识地把财富划归不同的账户进行管理，不同的心理账户有不同的记账方式和心理运算规则。由于心理账户的存在，使人们在行为决策时常常偏离基本的“经济人”理性原则。 心理账户对人们的决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由于心理账户的影响，人们在决策时，常常在心理上为各种活动划出一个名义界限，虽然界限是名义上的，但界限相互之间的内容通常是不能代替的。如果目前的决策与沉没成本归于同一账户时，人们就会考虑沉没成本[10]。 心理账户提供了一种事前和事后不同方向的分析[10]。因此，在分析行为的时候，要充分考虑情境因素。 三、行为分析方法在旅游者行为分析中的应用 （一）应用前景理论分析旅游者行为 旅游者在进行旅游之前，会对这次旅游有一个预期的期望值，在旅游者进行决策的描绘和刻画阶段，这个预期的期望值就构成了前景理论中的参照点。由于旅游者收集的资料及其本身的因素影响，每个旅游者最后形成的期望值是不一样的，因此各自的参照点的选择也是不同的。 旅游者在决策的描绘和刻画阶段中，会分析和比较几个备选的旅游目的地各自的期望效用，然后同旅游者预期的期望值进行比较，得出具有最大效用值的那个目的地作为最后的旅游选择。例如，两个旅游者，小王和小李，小李喜欢自然风景，因此在香港和九寨沟的选择比较中，九寨沟就是对于小李具有最大效用的选择。而小王喜欢城市景点和购物，则香港对于小王来说是更好的选择。 在旅游结束后，即评价阶段，每个旅游者的真实旅游感受是不同的，将其感受与参照点相比较，可以准确地得出其价值函数是获利还是损失，算出其感受程度，进行定量分析和横向比较。比如，小李和小王都去了香港，因为小李更喜欢自然风光，因此就对这次旅游期望不高，而香港的城市风光给他很好的印象，他玩得很愉快，相对于他的参照点，他赢利了，因此他对这次旅游评价很高。小王却乐于城市景色和喜欢购物，对这次旅游期望很高，由于在旅游过程中安排的购物活动不是太贵就是物品没吸引力，她没买到合适的商品，相对于她的参照点，她亏损了，所以她对这次旅游评价不好。这就充分地解释了不同旅游者的同一次旅游对同一旅游地的不同的旅游感受。 （二）应用心理账户分析旅游者行为 旅游者作出旅游决策时，旅游者本人的收入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行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认为，来自不同心理账户的收入，对其作出旅游决策的影响是不相同的。由于不同的账户的边际消费倾向是不同的，这将影响旅游者所作的决策。在实际研究中，应考虑不同的边际消费倾向，使研究更贴近实际。 心理账户导致了人们在评估收益和损失时，是依据相对值而不是绝对值。假设游客小张准备游览一个景点，他花30元钱买了票，没马上进去，而是去买饮料了，等他回来准备进景区时，发现票掉了，他会再买一张票进去吗？此时，小张有很大可能就不会再买一张票了。而假设小张是在到景点门口的时候，发现自己刚刚掉了30元钱，他还会买票吗？此时小张是有很大可能会买票的。这是因为在前一种情况下，买第二张门票的30元钱与第一张票的30元，被记入同一账户，这导致成本变成60元，多数人认为成本超过预算太多变得不可接受。相反，在第二种情况下，现金的损失没有被记入游览账户，而记入另外一个账户，因此，只是导致多数人认为自己穷了一点，而不会感觉到看风景的成本过高。 四、结论与讨论 在研究旅游者行为这一问题中，利用行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充分考虑了旅游者在决策过程中和旅游后评价过程中的体验因素和情境因素，把心理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有效地结合起来，将旅游者的理性趋利性和价值感受性统一于正常个体当中，可以定量的分析旅游者的心理感受，使得研究细化，有助于解释旅游者行为中的复杂现象，使结论更加贴近现实生活。 由于行为经济学本身的发展还不充分，理论和研究方法有待进一步完善，在研究中还有各方面的问题，利用这一分析方法解释旅游者的行为得出的结论还应该再进行检验。行为经济学方法中的主观的因素过多，进行重复实验也不好掌握，利用这一方法得出的结论的解释力度有欠缺。 总之，借助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分析方法，对旅游者的行为研究是一个促进，为旅游者的行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研究中充分重视旅游者的心理感受。随着行为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完善，用其来对旅游者行为的解释必将更加准确。 经济学理论论文:经济宪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启迪 内容摘要：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宪法是法治的基石，市场体制的孕育成长需要宪政制度的协调配合。将视野局限于政治宪法、过于注重定性分析的传统宪法学理论显然不能适应经济建设与宪政建设同步发展的要求。在西方学术界，正式将经济学和法学结合起来研究的努力，始于本世纪20年代的制度经济学；到70年代美国法学家波斯纳吸收经济学家科斯等人的成果，创立了法律经济学；从宪法的角度研究经济发展，把经济学与宪法学联系起来研究，则始于以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回顾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有助于宪法学关注经济宪法，借鉴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宪法问题，实况宪法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与研究方法的更新，走向经济宪法学。 关 键 词：宪法学，经济宪法，经济学 经济学关注政治、法律问题，法学注重相关经济因素，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学术传统。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紧密关联，学科理论高度综合化的条件下，总结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过程，对于更新宪法学理论与方法，实现经济宪法学理论创新，是很有意义的。 一、法学与经济学交汇中的宪法理论 把政治、法律和经济联系起来思考的最初尝试，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管仲、墨翟等古代先哲。到了近代，亚当。斯密率先结合政治和法律制度分析经济发展，从而开创了古典政治经济学［1］。美国实用主义法学家霍尔姆斯大法官在19世纪末曾预言：未来的法律属于研究统计学和经济学的人们［2］。这些早期探索已经昭示着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交融的前景。 在法学与经济学相互融合的过程中，经济学家在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方面充当了理论先导。法学家则提供阵地扮演了组织者的角色，并将两个学科的结合引向系统化。 （一）旧制度经济学的领域拓展 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全面暴露了市场体制的缺陷，动摇了人们对“看不见的手”的信念。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使经济活动与法律事务的关系更加密切，经济学开始向法学渗透，形成了以美国经济学家康芒斯等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 制度经济学主张“法制居先于经济”，明确地将财产权和法律制度纳入经济学范围，宪法在其中也受到重视。康芒斯认为，法院对经济利益冲突的调节“系根据宪法上关于合法程序、保护财产和自由以及平等的法律保障这几方面的条款来行动的”，制度经济学试图把“法律制度配合到经济学里面，或能配合美国司法机构所采取的这种根据宪法的路线”[3].制度经济学虽然通过把宪法和法律纳入经济学范围实现了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但由于未能更新研究方法。以致法律与经济的结合显得随意而松散，宪法问题也未得到充分的研究。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更新 根据研究法律制度的需要更新经济学方法的任务。是由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学派完成的。1960年科斯在《法与经济学杂志》发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提出后来被称为“科斯定律”的基本思想：如果市场交易是无成本的，则权利的界定对经济效率没有影响；但事实上市场交易是有成本的，因而权利的初始界定必然影响经济制度的运行的效率[4].新制度经济学以交易费用为理论基础，以财产权为逻辑起点，全面考察制度安排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为对法律制度进行经济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更新了经济学研究方法。该学派对宪法与政治已有一些探讨，以道格拉斯。诺斯和哈罗德。德姆塞茨的分析最有代表性。 诺斯在研究制度变迁时十分注重作为基本制度规则的宪法，认为宪法的“目的是通过界定产权和强权控制的基本结构使统治者的效用最大化”[5].其目标是：建立财富与收入分配方式；为竞争界定一个保护体制；设立执法体制的框架以减少经济部门中的交易费用。诺斯指出：“离开产权，人们很难对国家作出有效的分析。”[6]他运用产权理沦研究国家，提出了“新古典国家理论”，认为国家决定产权结构，因而应对产权结构造成的经济增长、衰退或停滞负责。国家有三个特征：一是为取得收入而提供“保护”和“服务”作为交换；二是为使收入最大化而为每个不同的集团设置不同的产权；三是面对其他国家或国内潜在统治者的竞争。因而国家有双重目的，既要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又要降低交易费用使社会总产值最大化以增加国家税收。这两个目的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对抗，就成为国家兴衰的原因。 德姆塞茨用科斯定律研究民主政治，指出：“当政治竞争的功能完好无缺时，个人对从事政治活动的偏好不再与民主制度有较大的关系”[7].但是，了解政治和候选人情况需要信息费用，投票者个人不能决定政治结果，因而不愿进行政治投资。所以民主是不完全的，其中“少数人有权力去影响政治结果”［8］。这就为政党、政治投机、利益集团和政治垄断提供了一种解释。但新制度经济学忽视法律的自身价值，把研究的侧重点放在财产法、契约法和侵权法方面，对宪法的研究显得粗略。正如美国国际开发署经济政策与制度发展问题专家诺曼。尼称尔森所说：“宪法秩序还是制度分析中关于运行改进的对策中最不清晰的一块。”［9］ （三）法律经济学对宪法的经济分析 与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几乎同时出现的法律现实主义运动，直接导源于实用主义法学，其重要倾向之一就是“强调经济学”［10］。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率先为法律专业的学生开设经济学课程，聘请经济学家执教。1958年，经济学家迪莱克特教授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创办《法与经济学杂志》，从而为新制度经济学和法律经济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但是，直到70年代以前，法学家们在法学与经济学的交叉领域并无很大的理论建树。 1973年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波斯纳的巨著《法律的经济分析》问世，才从根本上改变了局面，标志着法学与经济学进入了全面系统化的双向融合阶段。波斯纳的经济分析不仅包括了普通法中的财产法、契约法、侵权法和刑法，也包括了政府调节市场、商业组织与金融市场、收入与财富分配等方面的法律以及程序法，宪法和联邦制也成为经济分析的对象，从而形成了法律经济学的庞大体系。 在对宪法所作的经济分析中。波斯纳认为：“宪法解释比一般法规的解释更灵活这条原则，表明变更宪法的成本要高于变更一般法规的成本。”［11］宪法在州与联邦之间、联邦政府内部分权，是为了提高改变宪法条文的成本，而对个人权利的宪法保护与此不同，是为了增加剥夺权利的成本。在谈及普选制、代议制和分权制时，波斯纳认为，对任何群体选举权的剥夺都会引起该群体的财富向选举中实力强大的集团再分配，选举权的普及将增加财富再分配的难度；由于昂贵的信息费用使民众通过直接民主形式不可能作出明智的决策，代议制可以节省信息费用：“分权制的目的就在于防止对国家强制性权力的垄断”［12］，这种垄断形式的成本可能高于其他一切垄断形式。此外，波斯纳还就经济正当程序、联邦制的经济属性、种族歧视、思想市场等宪法问题作了专章阐释，颇有新意。 以波斯纳为代表的法律经济学对宪法问题的分析虽然比新制度经济学更加具体深入，但仍谈不上全面、系统和深刻的研究。而且，波斯纳以财富最大化目标和效率价值取代宪法的其他重要价值，因而据此得出了一些错误的结论。如在种族歧视问题上，波斯纳针对著名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一案提出，法院应该要求南部各州为黑人教育提供更多经费作为保留学校种族隔离的条件。从而把种族歧视视为可以通过支付一定成本后，如何阻止它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运用其经济和政治权力损害公众？“［13］ 对此，公共选择派的答案有两个：其一是从政治上回归18、19世纪的立宪主义立场。布坎南声称，自己的理论是“18、19世纪传统智慧精华部分的表达和再现［14］”。公共选择以社会契约论和个人主义为政治信条。崇尚民主、平等、自由、公平和个人权利的宪法价值观，认为宪法须适应民主的要求，民主应有宪法保障。其二是，从经济上复兴亚当。斯密倡导收支平衡的政治经济学传统，把“限权政府”的要求重点放在限制政府经济权力方面。布坎南批评凯恩斯主义把家庭肆意挥霍的愚蠢行为当作国家理财的明智之举，主张国家和家庭一样需要节俭和量入为出［15］。因此。公共选择学派主张制约政府征税、财政和货币方面的权力，实行预算平衡。 公共选择自60年代出现以来，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实践和理论影响。自70年代开始，布坎南等人亲身参与倡导、草拟和讨论宪法修改建议，展开了宪法改革运动，在部分州获得了成功。到80年代，平衡预算与限制征税的宪法修正案草案得到了里根政府持续的支持，通过了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审查并被提交国会两院审议。该草案虽然于1982年秋被国会否决，但它在公众中的影响仍然长期存在。已有一些州吁请召集制宪会议，考虑限制政府的财政支出。从理论上看。新制度经济学，法律经济学的宪法与政治分析乃至一般宪法学和政治学理论，都受到公共；选择的影响，正统的西方经济学家也不得不承认它的地位。应当承认，公共选择学派对宪法价值的重视、对宪法克服政府缺陷的功能分析、对集体行动的研究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一定的实际意义。但在运用理性经济人假定和主观价值论时则走向极端，甚至把公平税赋与个人或群体脱离共同体的自由联系起来，则是不可取的。而且，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具有高度的综合交叉性，包括了财政学、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和宪法学等诸多学科，在内容上相互交错，并没有一个完整、系统而一致的“宪法经济学”体系。 三、挑战与回应：走向经济宪法学 经济学在宪法领域的开拓和渗透，法学对经济学方法的吸纳，已经对传统宪法学理论形成挑战。宪法学不得不面对挑战。创新理论，走向经济宪法学。 （一）宪法学对经济研究的初步尝试 有人考证，“经济宪法”问题是由德国宪法学家F.伯姆最先提出的。目前，在德国、法国、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经济宪法”已经成为学者们公认的宪法学范畴，并受到专门的研究，经济宪法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正在形成［16］。 在我国，宪法学理论一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对宪法和法律的基本观点就是经济的观点，对宪法的经济研究本应成为我国宪法理论的优势，但遗憾的是，马克思主义对宪法的经济观被教条化。宪法的经济研究长期不受重视。直到1992年以后，宪法学界才对宪法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财产权的宪法保护、恢复罢工自由等与经济关系最为密切的宪法问题进行探讨，有的学者还提出了经济宪法的概念，开始运用经济学方法研究宪政和公民权利保障［17］。这些探索显然是很有价值的，但还只是初步尝试，总的说来，表现出泛泛而论甚于深入具体思考，感性认识多于理性分析的弱点，尚未进入拓展研究领域、更新研究方法的阶段。 （二）经济宪法学：宪法学的视角转换、领域拓展和方法更新 首先，要正确估价并利用经济学与宪法学各自的相对优势。经济学面对生产、交换和分配领域内普遍存在的数量关系，成功地将数学工具运用于人类行为与制度分析，因而“获得了其他社会科学无与伦比的技术上的优势”［18］。经济学利用这种优势完善了实证分析方法。构造许多理论分析模型，因而得以向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扩张、渗透和入侵，人们形象地称之为“经济学的帝国主义”。有趣的是，“经济学的帝国主义”倾向在部分法学家身上表现得比经济学家明显得多。这些法学家不仅全面采信经济学，而且以效率概念取代正义概念，试图把传统的法律概念从法学中剔除掉，波斯纳代表了这一极端。另一方面，“不少传统的法学家瞧不起分析法律的经济学家的工作，却又因之忐忑不安。他们常常还没有弄懂经济的方法就试图反驳经济方法”［19］。著名法学家德沃金代表下全面否定经济分析的另一极端，［20］他的“法律帝国”与波斯纳的“经济帝国主义”适成对照。 笔者认为，对经济学在技术与方法上的优势视而不见。简单拒绝它们对宪法的分析价值，或者全面采信经济学来替代宪法学，都是不可取的。前者可能使宪法学丧失自己的阵地，失去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力；后者忽视宪法价值，终将削弱宪法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调节能力。因此，经济宪法学应当正视经济学在研究方法和技术上的优势，并予以吸收和采纳，使宪法学面向宪政建设、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实践，研究社会经济关系的宪法调整，摆脱单纯的条文注释和把目光盯在书面宪法上的局限性。同时，宪法作为根本法，是法律价值的集中体现，系统地确认了秩序、公正、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和人权等法律的基本价值，宪法学在对这些价值的规范研究方面具有优势。应继续拓展和深化这种研究，弘扬宪法的理想。可以说，经济宪法学就是要在坚持宪法理想的前提下，促使宪法学的视角从书面宪法向现实宪法转变。 其次，拓展宪法学的研究领域，在市场、个人与国家的动态关系中把握宪法。宪法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市场与民主的联系，从多方面估量，乃是一个惊人的历史事实［21］。 同样，平等、自由、人权、法治既不是个人主观愿望的结果，也不是来自政府掌权者的恩赐，而是内生于市场的价值机制、竞争机制的供求规律之中。不理解市场经济与宪法的关系，就不能理解市场，也不能理解宪法。 布坎南曾把当代社会面临的挑战说成是政治和制度方面而不是经济方面的挑战，是不全面的。美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林德布洛姆的看法更为中肯，他说：“在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制度中，大部分政治是经济性的，而大部分经济亦是政治性的。［22］传统宪法学理论把宪法视为公法，宪法学眼中只有政治宪法，应当说是片面的。事实上，宪法不仅授予并制约公共权利，同时也确认、保障并限制私人权利，我们只能把宪法视为一切法律的母法。 因此，在经济学把政治、宪法作为自己研究领域的同时，宪法学也应向经济方面拓展。研究市场关系、市场机制及其对宪法的影响，形成经济宪法的理论。 再次，更新宪法学的研究方法。传统宪法学的研究方法单一而片面，只讲定性分析和规范分析，忽视定量分析和实证分析，定性分析被简化为揭示宪法的阶级性，规范分析被局限于宪法条文注释，因而难以说明复杂的宪法现象。 经济宪法学应继承和发展宪法学的现有研究方法，同时采纳经济学提供的新的研究方法与技术。定性分析应从宪法多层次的属性着眼，说明宪法的经济属性以及经济属性与法律属性和政治属性的关系，阶级性只是政治属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宪法领域也存在着大量的数量关系，选举制度、个人与集体、重大利益与一般利益等等都需要进行定量分析。经济宪法学应从经济学中借鉴定量分析的方法与技巧。在运用规范分析方法时，应摒弃简单的条文注释。在对宪法现象进行价值判断时，必须把宪法价值与市场经济的机制联系起来分析。同时。宪法具有特定的经济功能，能够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宪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要运用实证分析方法来说明。实证方法不等于实证主义，实证主义思潮的势头在当代已开始衰退。但实证分析方法并不因此而丧失其运用价值。此外，经济宪法学应广泛运用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资源的稀缺性和外部效应等基本假定，引入成本收益分析；均衡分析等经济学基本方法。以及效率价值，全面研究宪法及其与经济的关系，着重考察经济制度、经济权利和经济权力等经济宪法现象。 总之，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依法治国，必须注重宪政建设，在理论上“注重对宪法进行经济学论证或者说对经济进行宪法学论证”［23］。经济学与宪法学对各自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使它们之间的相互渗透、交叉与融合已经成为大势所趋。经济宪法学的产生乃是这一历史过程的逻辑结果，是宪法学对经济学挑战的积极回应。 经济学理论论文:民族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流派、学术渊源和当代代表 内容提要:国际政治经济学是近年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最重要内容之一。本文以吉尔平的分类,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三大理论流派理论来源和近期的一些理论特点进行了论述。作者认为三大理论的分野在于:在政治与经济关系上谁是决定性的,分析的对象是国家、个人还是阶级,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本质特征是什么(是否具有内在冲突性)。文中对目前三大理论流派的主要代表性理论,如吉尔平、克岑斯坦,约瑟夫·奈、基欧汉、卡多佐、考克斯等人的理论进行了一定的介绍。 关键词:民族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 随着人类经济活动拓展到民族国家之外,经济活动的主体从个人发展到民族国家与跨国的经济和社会组织,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已经不再是民族国家之内的问题,而是一种国际的政治经济现象。对这一问题的系统研究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 传统意义的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从一般的政治经济学中发展而来,都是力求探讨社会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和联系,并吸纳一般政治经济学的众多理论与研究方法。但国际政治经济学所关注范围更大,“尽管不是完全地,(但)主要是集中于国际行为体(国家、全球公司、国际组织、社会运动等等)间的活动”①。国际政治经济学又不完全拘泥于国际与国内的界限,因为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国家内部的政治和经济活动也可能影响到国际间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国际政治经济活动也对国家内部的政治与经济产生作用。但国际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行为主体主要是民族国家体系内的国家等国际行为体而不是个人,因此,国际政治经济学有着不同于传统意义上政治经济学的特殊性。 国际政治经济学融合了经济学与政治学的众多内容,但它不是两者的简单结合,而是在两者基础上的新综合。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国际经济学与国际政治学的交叉学科,它主要是研究国际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但其中的政治、经济因素不同于国际政治或经济中的纯国际政治或经济因素,还包括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因素,甚至是文化的因素。 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自60年代末出现后,近年来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由于这一学科的交叉性,它的理论来源的多样化,研究的角度既有宏观又有微观,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最新的发展还包括文化因素)相混合,其理论分类较为多样。但目前最为人们广泛引用的是吉尔平的分类,即:民族主义(也称重商主义、现实主义或国家主义)、自由主义(也称全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①。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一部分,吉尔平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分类应该说是以国际关系理论分类为基础的,与国际关系理论主流分类相一致②,具有相对的包容性。但其自身由于研究内容不完全等同于以政治为主要特征的国际关系理论,因而这一分类也有一些自己的特点。 一、民族主义理论传统及其当代代表 1 理论渊源。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主义理论是诸流派中最具历史传统的理论。从政治经济学上,它可以追朔到16世纪以来的重商主义思想,在政治思想上,它源于修昔底斯、马基雅维里等人确立的政治现实主义传统(这一思想传统由于文章篇幅有限和已有很好文章论及③,这里不再赘述)。另外,韦伯的国家社会学中的许多思想也是民族主义理论重要来源之一。重商主义传统　古典重商主义是最早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进行研究的思潮和向当权者提供的政策建议。古典重商主义者如博丹、柯尔培、托马斯·孟等人的思想本质正如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所归纳的那样,是使所有经济活动服从于当权者的国家利益④。古典重商主义者吸收了如马基雅维里和霍布斯等人的思想,认为正式的权威如果不能节制自我利益的追求,其结果将是残酷的“天然状态”。因此,必须用公共权威来使个人利益转化为普遍利益⑤。古典重商主义是顺应建立现代世俗国家要求的。因而在欧洲新型民族国家初创的一百年间它得到了普遍采纳。但由于它对财富认识上的缺限和在实践中的矛盾性。到了18世纪,受亚当·斯密等人严厉批判;加之推行自由贸易政策英国成为世界最大的霸主,一时重商主义似乎失去了昔日的光采。 19世纪初前后,重商主义思想又以一种经过改造的面貌出现。汉密尔顿和李斯特是代表。两人都主要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论述贸易保护主义的必要性的。汉密尔顿把国家的经济建设与年轻美利坚的生存和发展联系在一起,强调经济活动的布局与国家的生存息息相关。为此国家必须要“拥有一切必需的供应品”①。这种“进口替代”发展战略思想的雏形不久又影响了李斯特。李斯特不仅从政治还从经济上较科学地阐述了其重商主义思想。首先他认为自由主义论点是一种静态和短视的学说,忽视了长期的和动态的比较优势和经济利益。其次,李斯特认为自由主义者漠视了国家具有不同于个人这样的经济主体的利益特殊性,国家所处的现实环境和它的历史发展程度决定了国家间的对外经济政策也不可能也不应该一致②。汉密尔顿和李斯特及其以后重商主义思想在西方学术界(主要是经济学)并不占主导地位,但在国家的决策者中却有着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后起的工业国。 经济学家维纳对重商主义这种带有强烈经济民族主义色彩的理论总结如下:财富对国家来说是实力的基础,不论为了防卫还是为了侵略;实力是国家获取财富并使之成为必要和有价值的手段;财富和实力是国家的两个根本目标,从长远看两者是统一的,但在某些时机为了长远的经济繁荣,国家有必要作出某种经济牺牲③。韦伯的国家社会学对国际政治经济民族主义理论的影响　韦伯的国家社会学中也体现了一定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尽管韦伯不否认市场的效能和社会阶级的力量,但国家在韦伯思考的政治经济关系中处于中心地位。他认为政治与经济存在着互动关系,在领土范围内合法强制手段的垄断使那些当权者具有对敌对社会力量的明显优势;所以,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既能支配市场又能控制社会阶级,而现代国家的发展依赖于相对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市场不能脱离国家而存在,国家产生于市场,经济过程又不能远离社会与政治的过程,而是两者相互关联和相互依赖,两者的关系是一种复杂的、历史的具体结合④。韦伯的政治经济思想与以往的重商主义在两个方面是相似的,第一,认为民族主义是经济活动的推动力量,经济国际化是民族主义情绪的强化与外化;第二,把经济活动放入到一个社会和政治是某种限制性或决定性因素和环境中来分析的。另外,韦伯的“理性”现代官僚的概念对国家经济利益的决定对后来的民族主义理论微观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2 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学民族主义理论的特点和代表。 特点　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主义理论虽继承了16世纪以来的重商主义传统和政治现实主义传统。但当今民族主义理论的根基是已经演进的并更加系统化的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他们认为国家对权力与财富的执着追求来源于人的政治动物本性(这一观点最早来自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摩根索在其《国家间政治》中把它作为国际权力斗争的最终决定因素)或者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哈斯是较早论证了这一点的,后来沃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中将此作为国际政治结构理论基础)。因此,民族主义论者强调国际关系的动力来自于这种国家的政治动物本能或国际政治的独特结构,这也自然地反映到国家经济关系之中。所以,他们认为国际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是政治环境和政治结构决定经济关系,或更简单地说是政治决定经济。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主义论者是从以下三个假设来思考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第一,民族国家是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主要行为者和分析对象。主权国家是其行为的最高判断权威;其他行为者服从于主权国家,它们之间的相互交往的基础受制于国家权威。同样,在国际经济关系中也服从这一法则。第二,民族国家是权力最大化的追求者。权力对国家来说既是目的又是实现其他目的手段。这是国家的政治动物本性或国际政治结构的自助性决定的。第三,民族国家是理性。以成本 收益法则行事,但这种收益不是绝对收益而是相对收益。因此,由于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国家之间对权力与财富的追求不是平行的和相等的,民族主义者认为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关系是一种互为消长的“零和游戏”,具有相互冲突性①。此外,民族主义论者还认为国际权力分配格局是决定国际经济关系形式和状态的因素。由于民族主义论者以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基础来思考国际经济,他们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前途大多是持悲观态度的,强调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现状维护和管理。 在民族主义理论中有两种研究角度。一种强调国际关系权力分配格局或国际政治结构是国家对外经济政策和国际经济关系的基础,它与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理论的联系较为密切,是一种宏观的研究;其理论核心是所谓的“霸权稳定论”②。这种研究具有浓厚的实证主义和历史循环论的特点。另一种重视国内的官僚制度、政治体制、政治特征和利益分配关系对国家对外经济关系的作用,它的一些研究方法受一般政治学和行政学中的理论影响,如被称为“官僚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受到两方面理论的影响,一是韦伯的“理性”现代官僚概念,二是美国组织理论中“非理性”官僚概念③。后一种研究可称为微观研究。这两种研究并不是完全没有联系的,只是各有侧重,宏观研究中也有一定的国内政治因素作用,微观研究中也是以国际政治结构为前提的。宏观理论的主要代表有吉尔平、克拉斯纳等,微观理论的代表有克岑斯坦、艾文斯等。由于微观理论多从国内政治特点来分析国家的对外经济关系,往往带有比较政治经济学成分。 代表作品　在宏观理论中,吉尔平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的《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堪称宏观国际政治经济学民族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在此书中,吉尔平从政治经济不平衡发展规则出发,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是一种动态的循环过程,国际权力政治的现实决定了国家间在国际政治经济竞争中总是追求“相对领先”,由于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后起的经济强国必然要利用发展起来的经济力量要求获得政治上相应的权力,而衰微的强国必然利用旧的制度权力竭力阻止新兴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上的崛起,维持其原来的政治经济特权,这种新旧势力的较量最终可能是战争,结果是建立新的权力分配格局和新国际经济体制,这种现象周而复始推动国际关系的发展④。 在微观理论中,克岑斯坦的《权力与充裕之间》是较有影响的一本书。书中通过对6个工业化国家国内结构的解释来试图弥补宏观理论过多注重国际和跨国因素而较少触及国内因素的缺限。克岑斯坦认为在面对世界经济的共同挑战中,民族国家的内部结构是产生不同反映的主要原因,离开这一因素,就不能理解国际相互依存与政治战略的关系,国际环境和国内结构共同作用决定着国家的经济对外政策,但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如霸权衰落时,国内的政治结构在决定国家的对外经济战略上显得尤为突出①。 二、自由主义理论渊源与当代代表 1 理论渊源。 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讲是国际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经济解释。它是从经济的角度解释国家间合作可能性和必要性。它的理论主要来源于亚当·斯密开创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凯恩斯的政治经济思想。古典政治经济学　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鼻祖当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斯密从个人理性出发,认为以绝对成本差异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在不受政治因素的干扰下将最终导致个人和社会效率的提高、福利的最大化和社会的和谐,从而增进国家的实力和国家间的和平。因此,自由贸易是人类理性的最佳选择,经济不应该受政治机器的干预②。在亚当·斯密之后,李嘉图、穆勒等人发展并改进了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李嘉图以相对成本法则来代替绝对成本法则,这使自由贸易理论更适用于一般的条件,更具普遍性。其次,亚当·斯密的理论在研究方法上是哲学的和整体性的,把政治经济学放在一个道义的和历史的背景下,而李嘉图把理论注意力缩小,但使理论更具说服力,把经济问题和政治与社会问题更明显地分开并提出更为精炼的解释;虽然亚当·斯密的研究主体是个体,但李嘉图比亚当·斯密更明确地为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建立了方法论个体主义(methodologicalindividualism)的基础,使之可以应用于各种条件下的个体,如国内经济中个人、集团和国际经济中的民族国家经济,并为后来的经济学一直所沿用。 尽管古典政治经济学没有在其理论中用其自由经济理论来详细阐述国际政治经济的关系,但从其理论的内在涵义中可以看出其国际政治经济观:经济自由主义相信贸易与经济合作是和平的源泉,因为分工贸易下的国家间经济关系是一种“双赢”的游戏,并由此产生了一种国家间相互依存的互惠权利,有助于巩固国家间的合作关系,从而对国际间的政治和平与稳定起促进作用③。凯恩斯经济思想的影响　凯恩斯与马克思一样,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与消费存在着失衡,并且这种失衡是市场力量所不能解决的,必须依靠政治力量。这不仅在国内政治经济中有着重要意义,对国际政治经济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凯恩斯又一次把“纯经济学”带回了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凯恩斯认为,优先考虑充分就业在一个开放的经济条件下,既受国际经济的影响又影响国际经济。实现充分就业方法之一是扩大出口,但各国都以扩大出口来解决就业问题就又回到了重商主义的道路。如何解决竞争与国际和平这一矛盾,凯恩斯在反思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中各国在贸易上采取“以邻为壑”政策所造成的政治经济恶果后,提出了以国际经济合作和政策协调来解决这一问题。这样,凯恩斯在国际经济领域中从某种意义上引入了经济宏观管理和协调的思想,他认为在无政府的国际结构下,建立类似政府在国内经济中所起作用的国际制度是在竞争中促进合作有效途径。这一思想对70年代以来的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特别是相互依存理论有着很大的影响。 2 当代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特点及其代表。 特点　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在思维上与国际关系中的理性主义思想是一致的。一般都承认国际无政府状态,但他们更重视与这一状态并存的还有有序的国际交往;强调国际关系中各国的共同利益、共同价值观和共同规范对国际社会存在所具有的聚合作用和由此带来的和谐性。因为这是人的内在的理性本质使然,人的这种内在理性本质使人能按照自然的法则,在合理保存和造福自我的同时发挥其固有的群体秉性①。自由主义理论正是从经济上阐述这一思想的,其核心是比较优势法则。自由主义理论按照这一法则,认为国家间的经济交往的加深以及由此产生的相互依存关系在总体上对民族国家的“自治”有着一定的削弱作用;并且国家间经济相互交往的加深在利益上造成的“一荣俱荣、一毁俱毁”状态可以促使各国在经济竞争中寻求政策的协调,良化竞争,而不是回到重商主义的“以邻为壑”的相互残杀之中。这种协调可以用一定的制度加以保证和促进,如当今世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贸组织等。因此,自由主义者在国家与市场的矛盾关系问题上,更多地倾向于市场的力量,认为国际经济交往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存在可以改造传统的权力政治特性或消融国际政治的冲突性,发展国家间的经济交往是实现世界永久和平的重要途径。这种经济决定政治或改造政治的观点是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最重要的本质。 自由主义理论也是从三个基本假设出发的。第一,个人是政治经济学分析的主要出发点和行为角色,尽管国家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占重要地位,但社会经济活动的目的最终要归结到个人。第二,个人是理性的和功利(而不是权力)最大化的追求者。因为个人这种功利是主观自我满足的最高价值水平,是“两利相较取其重,两弊相较取其轻”的选择的绝对利益的增加,而不是民族主义者的相对利益的领先。第三,个体间的这种利益机会成本间的选择是促进彼此间合作的重要手段,因为这种条件下的经济交往不再是一种“你得我失”的“零和游戏”,而是一种“双赢”的互利。另外,自由主义论者尽管认为国家力量在经济生活中应越少越好,否则会干扰市场的作用和回报,但也主张国家提供某些“公共商品”来为维护市场的自由竞争创造必要的条件,或阻止市场失败②。因此,自由主义论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发展是持乐观态度。因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国家的利益认定不是现实主义者的权力增加,经济交往的结果是彼此经济和福利的增进,进而对国际关系的和谐有积极的作用。 自由主义理论内部在具体的研究上也有一些特点。一种是宏观的自由主义观点,强调世界经济的发展对国际政治的改造作用。在宏观理论中有极端主义的观点,认为民族国家在世界经济一体过程中已经让位于市场,国家主权受到了一些巨治结构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中正在逐步过时,并将其权力转让给更能适应新的国际环境的跨国组织,声称技术和市场的发展使经济消融政治已不可避免①。但更占主流的是吸收国际政治现实主义思想的相互依存理论。另一种是微观理论,它把研究的侧重点放在了国际经济关系对国内政治的改造上,注重世界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的发展对国家内部政治关系的作用上。这种研究也同样具有一定的比较政治经济研究的色彩。但与宏观理论(应该说宏观理论中也有对国内政治的分析,但研究的重点是国际政治特征)相比,影响力较小。 自由主义理论与其他两个理论在研究方法上不同的是,它更多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而不象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以历史—哲学的研究方法为主。 主要代表著作　自由主义理论最有影响的理论是相互依存理论。这一领域进行最早研究的是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库珀。他于60年代末所写的《相互依存的经济学:大西洋共同体的经济政策》是依存理论最早作品,并使相互依存这一概念普及化。库珀在此书中认为技术进步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经济的条件,更重要的是,传统的比较成本的差异似乎正在消失,贸易利益明显地来自竞争优势;而且全球经济一体化可能阻止了世界市场的均衡,在常规的周期内,未来的国际收支不平衡较之以往可能更加频繁,而且规模更大,鉴于此,库珀采纳了凯恩斯的经济合作思想,提出国际政策协调是在依存世界中唯一能实现各国经济目标的途径,重商主义既会引发失败的竞争又为目前的国际制度所限制②。但他和凯恩斯一样,较少考量国际政治条件是否能促进还是阻碍国际协调,只是假设各国领导应从功利“理性”出发摒弃自私政策,进行政策的协调。 约瑟夫·奈和罗伯特·基欧汉在70年代中期推出的《权力与相互依存》是相互依存理论中最具影响作品之一。他们认为当今世界相互依存的现实已经使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现实主义解释部分失效,应该用一种新的、更全面的理论来补充或替代现实主义理论。这一理论就是他们称之为“复杂相互依存理论”的理论。这是带有现实主义色彩的自由主义理论,但却深入地分析了相互依存的现实对国际权力政治的改造。在书中,奈和基欧汉认为现实主义理论的三大假设在相互依存的条件下已经不再绝对化了。因此,在相互依存的条件下,传统的一元化领导不可能有效,需要国家间多层次政策协调,使各国特别是弱国都认同国际制度的合法性③。奈与基欧汉此书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理论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对后来的相互依存理论研究起了极大的影响。但它也存在这两个方面的不足。第一,南北关系中的合作基本涉及很少;第二,国际制度的建立和维护论述不够充分。80年代中期由基欧汉所写的《霸权之后》,就是对国际制度的建立和维护进行进一步深入论证的专著。此书是较典型地采用科学研究方法,用博奕理论论证了自私者之间从理性出发也可以在竞争中的进行合作,并认为合作的程度取决于制度的功能①。同样这一著作对南北关系也关注很少。 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及其当代的研究 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经济学观。 以政治经济学对国际关系进行研究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研究的基本方法,这一研究的理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尽管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一些观点上有所不同,但唯物史观作为这一流派研究的理论指南并没有很大的变化,而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分析得出的一些重要结论如剩余价值理论也一直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学研究中重要基础。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的理论　尽管马克思没有对国际层面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进行过系统的表述,但他的思想中也具有一定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成分。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是对剩余价值的无限制追求,其造成的社会政治结果是:社会再生产的不断破坏和贫困人口的加剧。另外,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也是外向扩展性的,随着商品和资本的输出,资本主义在改造世界面貌的同时也带来了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不对称的依赖关系和全球性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统治,并且促进了世界性的阶级联系和发展了世界性阶级对抗的政治结构,这种阶级结构关系使马克思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以推翻资本主义,而且这种革命的物质条件也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准备好了。 列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列宁的政治经济学观应该是一种真正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它是在马克思的理论基础上并结合了当时世界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现状建立起来的,其中吸收了罗莎·卢森堡、希法亭和布哈林等人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观。列宁的理论集中地体现在《帝国主义论》这部著作中。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列宁从资本主义垄断时期的五大政治经济特征出发论证了其对外政治经济扩张的必然性,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各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它们在国际上或暂时进行妥协或进行争夺经济资源的战争;无产阶级可以在战争中从最薄弱的资本主义环节夺权,进而实现世界性革命的成功。因为资本主义社会这时不论从政治上、经济上还是社会生活中已经腐朽和没落。列宁的理论在很长时期一直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政治经济研究的主导理论。 2 战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②。 特点　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尽管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着不同见解,但在一些最基本的观点上仍然与经典作家保持着一致。如:认为资本主义创造了财富的两极分化,并且否认个人之间的交换关系必然的导致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样自由主义的观点,相信资本主义体系作为一个具有内在冲突的体系应该也必然地要被社会主义所取代。因此,尽管在革命的道路和方式问题上有一定的分歧,但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否定旧制度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合理性,要改造这一体系,建立新体系的革命性没有变化。从具体上讲,战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以下几点体现自己的特色: 第一,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仍然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上,占主导地位仍是经济决定政治。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上,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本质决定了资本的扩张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格局,这种经济格局又决定着世界的政治面貌。第二,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认为政治经济学的主体和分析单位是阶级,或者资本和劳动。中心与外围的世界经济结构划分就表现了国际阶级划分色彩。第三,他们认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阶级的行为是为了本阶级物质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第四,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本质决定了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不可能是一种和谐的关系,而且在经济成果上必然“你得我失”,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是“零和”的①。 战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集中反映在三个领域:一是对第三世界的贫困和持续不发达的研究;二是对全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研究;三是对不断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工人运动命运的研究②。第一方面是以“依附理论”为主要特征,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既有第三世界的一些学者,也有一些西方的持马克思主义观政治经济学学者;第二方面是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理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葛兰西学派”为代表。第三方面的内容主要是对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工人的权利和对资本流动的反应与斗争策略的研究。最后这一内容的研究不如前二个方面研究有世界范围的影响(所以下面不做介绍)。战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基本上是以宏观为主,除“依附理论”和西方工人运动研究中有些对具体国家和地区的个案研究外,绝大多数都是侧重整体研究。 代表性观点　西方发达国家资本输出并没有导致不发达国家工业化程度的加快,是“依附理论”研究的起点。1957年保罗·巴兰在其《增长政治经济学》中首先提出这一问题,并认为:资本从亚非拉地区榨取剩余价值后,并没有把剩余价值用于开发第三世界,而是返回到发达国家,从而造成这些地区的发展停滞③。在这位“依附论之父”的观点基础上,其他学者后来进一步提出各种“依附理论”④。其中现在较有影响是卡多佐的理论。70年代起,随着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发展,针对这一现象,卡多佐认为:在一些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存在所谓的“历史结构”条件时,即外来资本、本国资本和本国的政治统治处于一种相互有利的关系状态下,外来资本引入可能导致资本主义的发展,但这种发展不同于早期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而是一种联系性的依附发展(associated depen dentdevelopment)①。 “世界体系论”关注的是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结构。除沃勒斯坦外②,蔡斯 邓也是“世界体系论”有影响的学者,他认为:世界体系是由两个互补的亚体系(世界经济体系和以军事力量平衡为特征的政治体系)所构成,尽管经济体系对政治体系有着决定性影响,但政治体系为世界市场提供了政治背景,主要国家间的均势阻止了单一国家拥有压倒优势的政治权威来改变国际生产和交换,而资本的积累过程是导致国际政治体系长期力量平衡的关键,尽管经济不平衡发展有时有利于一些国家,但长期而言这种优势是暂时的,因为技术的全球扩散给其他国家提供了新的机会,这样经济动力防止了一个国家成为永久的世界帝国,从而维护了具有竞争关系的国际体系③。 在“葛兰西学派”中,罗伯特·考克斯是一位较有影响的代表。他的《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和“社会力量、国家与世界秩序”等论著都常为有关国际政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论著所引用。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思维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先驱———葛兰西理论的影响。葛兰西对民族社会构成(尤其是对意大利)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国家和市民社会(实质是政治经济学)分析和对领导权(hegemony霸权)基础的分析都被考克斯等人引申到国际领域中④。考克斯认为:历史结构是行为框架,特定的历史结构是由不同的思想、物质和制度三种力量组合而成,这三种力量相互作用影响着社会集团的行为,决定着国家的结构和世界秩序;并且社会力量、国家与世界秩序也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世界霸权是一种世界秩序的相对稳定状态,它是建立在物质力量,普遍的公众对世界秩序的意念和一整套制度三者内在结合基础上的⑤。 经济学理论论文:西方主流白痴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迟暮 西方主流白痴经济学理论源远流长，笔者尝试从中华文化的“整体协调”角度，并结合中国的经济现实来重新解读之。笔者所指称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不限于一个时代，包括被西方主流思想目为“极端和激进学派”之外的、一切曾经在西方占据过主流地位的经济理论样式，这些理论在本质上都是从“个人至上”的角度和不变的精英主义立场出发的。 一、 经济发展过程的资源基础 迄今为止，所以经济发展过程的历史，都是对自然资源利用规模扩大的历史。而且可以预料，在“物质不灭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被有效突破之前，那么以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仍然是资源利用规模扩大和资源耗竭速度加快的过程。 迄今为止，经济发展对资源利用，还停留在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大规模利用上。1995年，世界能源消耗的97.5%依赖矿物能源。中国的可再生资源利用的比例要高出一倍多，但是也只有5.9%的水平，1996年中国工业产值的71.3%是来自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加工和利用。1995年，西方七国总人口为6.73亿，消耗能源59.96亿吨标准煤，以占世界11.77%的人口消耗世界能源消耗量的51.16%。这一年中国的消费总量为13亿吨，人均能源消费量1083公斤，约为世界平均水平2055公斤的一半；其中以美国人均能源消耗11312公斤，加拿大10913公斤最为突出。 在当今世界上，一国对资源利用的水平越高，人均消耗的资源数量越巨大，则其经济发展水平也就越高；反之，对资源利用数量越少，其经济发展水平就越低，人民生活水准就贫穷。1995年，中国人均消耗能源按标准煤计算为1055公斤，美国的相应数字是11312公斤，与此相对应中国就穷而美国是世界头号富国。如果以中国庞大的人口达到美加两国的水平，则相当于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超过原来数量的十倍达到130亿吨以上，该年度世界能源总供应量117亿吨不够中国一个国家之用。富裕和现代化不是不需要资源支持的，也不是中国精英主义者所宣称的---是“优良制度”的结果和巧妇的“无米之炊”。 二、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迟暮 自从“边际革命”开始，西方主流经济学日益脱离经济资源的加工利用和分配过程，日益成为一种经济数据的解释学，所关注的中心话题是诸如多和少、增加和减少、总量和增量等等。虽然把资源稀缺性作为一个分析前提，但是完全忽略稀缺资源的经济流转过程，尤其是谁能获得和依据什么获得稀缺资源，使自身欲望先于其他人得到满足这个关键问题。 发展到今天，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所谓“科学性”日益被证伪，其作为精英主义意识形态的功能却日益彰显。当代所有的重大社会经济问题，如环境生态、人口压力、资源枯竭、贫富分化等等，都无缘进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视野，不能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重点研究对象。因为这些问题都涉及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深入分析和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足以颠覆西方主流经济学大厦的基础。 中国人均资源短缺，人口分布密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压力大，资源分配的部分倾斜就足以导致对弱势阶层基本的生存条件的破坏，因此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经济现实面前尤其经不起检验。目前中国的三农问题，实质上就是中国“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最集中的体现，这个问题的解决只有在“整体协调”的层面上来解决，没有任何修修补补的局部措施能够奏效，这在西方“个人至上”的精英主义经济学立场上没有任何可行的解决方案。 下面试图解读中国精英主义经济学宣传家们的一些理论基石： 1、 “经济人”在现实中的存在范围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流转过程中，却日益表面化，甚至是诉诸常识和感觉。例如作为西方经济学分析的基石“经济人假定”，中国高人就把资本家追逐利润与小孩子吃奶的欲望放在一起做类比，把基于人的自然属性的本能和从属于社会属性的经济人假说蓄意混淆起来，为资本家的行为方式寻找普遍意义的注解。正是在这样的本质问题上，暴露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心虚和反人道本质，因为正当的行为和正义的事业是不需要借口和遁词的。 在社会现实中，最适合成为经济人的是学校里的学生，因为每个学生都面临在一个竞争的社会里寻找自己位置的问题，学习已经被界说和接受为个人在社会上立足的唯一途径，因此学习显然就是为了将来的个人利益的投资，因此学习对学生而言，即使不是唯一的经济人目标也会是最重要的经济人选择目标。而且学习具有天然的平等适合于个人努力的性质，不受工艺分工和等级关系的制约，具备最理想的经济人成立条件。因此经济人假说下的学生学习应该都是竭尽所能地努力，为将来在社会上扬名立万、追利逐益做铺垫。但是实际中学生努力学习的比例甚至称不上很高，这只有一个原因：即学生在决定自己的行为方式时是违反经济人假定的。因为在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是“协调人”，即个人的行为除了基于经济利益（理性）之外，还要为许多非经济目标所制约。一个学生可能乐于花时间去享受恋爱的滋味，或者是按照目前生活比较舒服的某种方式来处理生活和学习的关系，学习目标在许多目标中既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学生的行为方式最终就是在多个目标的相互协调和中和的实践结果。 在西方经济生活的实际中，真正的经济人只有在资本主义兴起时代，当时的资本家阶层是比较接近所谓的经济人假定的；在今天的世界上，只有那些巨型跨国公司才是符合经济人假说的法律实体。经济人从来不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假说，以后也一样永远不会有改变，把个人原子化或机械化的努力过程在西方持续了接近300年，到今天也仍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成效，恐怕永远都不会取得完全成功。 2、 竞争和市场带来效率的谎言 竞争和市场能够带来效率，最终能够使蛋糕做大，注重效率在结果上有利于所有人，从而具有结果公平的性质。竞争和市场发挥作用的前提被认为是私有产权的绝对化，所以其等价命题是私有制将最后有利于所有人，从而把私有制作为追求“结果公平”的不可动摇的过程和手段，过程和手段高于结果，这就是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的逻辑。 作为一个必不可少的反面例证，精英们乐于证明公有制是如何不利于市场和竞争规律发挥作用，从而不利于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在白痴经济学理论那里，中国产品几十年一贯制就是技术落后，缺乏技术进步动力的结果，而不与低水平的消费尚未被充分满足的现实发生联系；要求产品高档和现代化不是出于精英阶层的消费主义而是全民（包括穷人）的需要，在精英主义者那里，根据理论需要穷人永远是做白日梦好高务远的阶层，不满足“人是理性的”这个基本经济学前提（林毅夫），不知道自己的需要将如何被满足而只知道越先进越好，这与精英阶层的消费理念完全一致，而不是从自己的生活现实出发选择“有比无好”。中国人均产品量少生活水平低，经济学精英们说唯一的原因是企业效率不高，而完全不与中国经济底子薄和人均资源少的现实发生联系。 3、 个人激励决定作用的谎言 在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家那里，唯一重要的激励手段就是与其劳动相对应的报酬，除此以外，再也没有任何可以整合社会前进的价值了。但是与精英主义者断言的完全相反，最近中国20年的观念变化和严重的社会行为失范，恰恰证明了一个真理---在实际中没有道德自觉精神的个人是无法予以有效管理的。 与此相联系，现代的知识精英愿意把科学文化知识说成是唯一重要的东西，是求生谋职和回馈社会的基础。实际上知识如何任用取决于个人的意愿，可以正用也可以反用，可以为善也可以用来为恶，驾御知识任用方向的只能是个人的主动选择。由于一个人的创造力有限，同时他的破坏力却要高出数倍甚至十百倍，而完全监督一个人的行动往往十个人还不一定管用，因此社会监督并没有一个在低成本上实现的方法，无论是民主还是法制都没有低成本实现方法，所以个人行为不能不主要归结于个人的自主选择，道德的重要性是无可替代的。 管理的一个铁律是：必须要取得多数人的主动认同。否则管理是无法进行下去的，因为成本因素就足以使管理目标落空。个人的报酬只是个人生存和发展的一个基本要求，物质激励措施在利益关系互为消长的前提下不仅难以确立合适的尺度，而且也完全不能保证个人对管理目标的认同，认同的建立决不是一个激励措施所能够解决的，而是需要在利益格局上进行真诚的协调和让步。无限制地高估激励作用最终是服务于一个理论目标就是---抨击集体主义精神，为私有化正名和开道。中国革命艰难困苦的成功历程，恰恰说明了物质激励因素作用的荒谬和局限性，最后革命的结果就是---以被物质充分激励的精英阶层的彻底垮台而告终，中国的精英阶层理应从这样的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而不是试图忘记血的教训或者想方设法丑化之，最理想的状况是精英阶层自己认识到：“批判的武器”比“武器的批判”好。因此在优势还没有用完的时候，就应该开始注意避免“武器的批判”这样一种结局，学会并真诚地与弱势阶层做好利益协调，向弱势阶层的基本生存利益让步就是向精英阶层自己的长远利益让步。 三、 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热门人：以北大林毅夫博士为中心 林毅夫先生在台湾长大，在美国芝家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北大任教授。据称“可能是在国际经济学界最知名的中国经济学家”，据称“他至今仍十分推崇芝家哥大学的经济学研究方法”。 1、 所谓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和技术创新理论 在垄断价格的盘剥之下，打破技术垄断的价值有多大？技术能力仅仅靠购买专利就能够获得？开发的投入与技术能力的形成，加上垄断价格被打破的价值几何？ “如果从成本的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靠引进技术与靠发明来做，成本是根本不能比较的。引进技术最贵的方式就是买专利，所要付的成本也不过是原来人家发明成本的三分之一，而且我们买了专利，一定是成功的专利才买。这样算起来的话，如果靠引进技术来取得技术变迁的话，这个成本与自己做RND来比的话，连百分之一都不到。”“假定说我们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一半，美国对我们非常的警惕，那么美国不愿意把他们最先进的技术转移给我们。到那时候的话，我们人均收入美国的一半，我们的经济规模是美国的2.5倍，假如说美国拿出2％的国民生产总值来搞RND的话，我们也拿出我们自己国民生产总值的2％来搞RND的话，我们RND的规模是他的2.5倍。你创新的速度就快，到那时候我们技术创新的速度比他还快。”按照林毅夫博士的说法，今天的美国还是相当情愿地把技术转让给中国的，而不是在执行技术封锁政策。另外不知道西方跨国公司的垄断地位是靠什么支撑的，如果是靠技术支撑的话，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傻到培养竞争者，以至于丧失垄断地位、垄断价格和垄断利润。要西方企业发扬雷锋精神大概需要林毅夫博士改行去当牧师，到西方去传经送宝。建议林博士还是不要呆在北大，去西方的神学机构供职比较好，这样才能够造就“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条件。 “关于技术变迁研究，我的两个贡献是：（1）对拉坦－－速水假设做了扩展，证明了诱导技术变迁的主要动因是要素的相对边际生产率，由于要素的边际生产率不受要素市场的影响，因此即使是在要素市场受到限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其它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的方向仍然会受到资源相对稀缺程度变化的诱导，这一工作大大扩展了诱发性制度变迁假说所适用的范围。（2）在资源禀赋决定的技术变迁理论中引入市场规模，即当技术类型相同时，技术变迁将首先发生在市场规模比较大的技术中，这是因为如果一个技术的市场规模比较大，那么技术创新的收益也就比较大，这就会使更多的资源被用于该项技术的研究，因而这项技术的创新概率和速度也就比较大。”根据中国的市场规模，按照林毅夫博士的估计，不知道还有没有发展技术的必要空间。不过我个人还是非常赞同林博士的这一高见，中国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丰富，所以劳动力节约型技术不能占据优先发展地位；中国人均资源短缺，所以中国应该优先发展资源节约型技术；中国资源分配应该首先向多数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倾斜，高档消费品不能在社会生产资源分配中占据优先地位。 “一个就是各种投入要素的积累。比如说劳动力的增加，自然资源的增加，资本的增加。如果这些能增加的话，经济就能增加。当然我们知道，土地一般是不能增加的，不像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如果觉得土地太少，还可以到国外拿个殖民地，现在是不行的。再就是劳动力会增加，但是受到人口增加的限制，所以劳动力增加的速度也是比较慢的。一般来讲，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能不能快的因素，最重要看资本积累速度是不是快。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如果你有同样的土地，同样的劳动力，同样的资本，如果你能够改变生产结构，把这些要素从一个生产率比较低的部门转移到生产率比较高的部门的话，那这样经济也可以增长，所以第二个是经济结构转移。第三个是技术变迁、技术创新。同样的劳动力，同样的资本，同样的生产结构，假如我能用比较好的生产技术的话，那么经济增长的速度也会比较快。所以，我们要看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潜力，其实只要看这三方面。但这三方面当中，最重要是技术创新。因为如果技术不创新的话。我们读经济的人都知道，技术不创新的话，不断积累资本就会面临所谓边际效益递减。在这样的状况下，到了一个程度，以后你即使增加资本也不能增加生产，也不能增加产出。所以，这样的状况下，积累的积极性就很低，资本增加的速度就很慢。 资本增加的速度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技术变迁的速度。同样的情形也在生产结构中。假如说技术不变化的话，就不会有新的产业部门，而且在同一个产业部门里面，也就不会有生产力比较高的环节。要看一个国家产业结构变迁的可能性，其实主要看技术变迁速度是不是快。归结起来，如果我们要了解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潜力，最重要的就是看这个国家技术变迁，技术创新的潜力有多大。”因为已经遇到资源短缺，已经是土地报酬下降而且农业成本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根据林毅夫博士的高见，中国农民是不是还有必要继续种田。 “所谓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是指任何国家和地区都具有自己的比较优势（资源上的或经济上的），借助于发展这种优势，就可以追求到一种持续、稳定、快速的经济发展。日本、亚洲‘四小龙’等经济发展比较成功的国家和地区采用的就是这种战略。我国近10年来的改革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是因为在产业发展上较好利用了我们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劳动力。他说，改革与曾推行多年的‘赶超战略’相配套的宏观运行机制，使我们的经济发展能够尽快进入充分利用比较资源优势的良性循环，应该成为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世界市场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永远不会供过于求，或者说在中国劳动力充分转移之前是不会破坏市场均衡条件的，否则的话供应的增加会导致收益的实际下降，因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弹性并不高。林博士是依据什么断定这一前提可以成立，现实的情形是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一头撞上了“西墙”，受到西方国家非常不公正的“反补贴”和“反倾销”管制。而且西方发达国家早就声称劳动密集型产品是所谓的“敏感型产品”，认为对国内就业冲击很大，与西方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目标---充分就业---相冲突，早就签署了诸如“多种纤维协定”之类的戒律，对中国最具有竞争力的纺织品和服装进行出口数量限制，又不知林毅夫博士有什么样的高招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使得“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得以执行下去。 “林毅夫指出，近年来我国农村改革陷入停滞状态，农业上问题丛生，农民负担十分沉重。他认为要解决中国的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特别是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差距越拉越大的问题，必须既有利于东部发达地区的发展，又不能增加国家的负担，用多给不发达地区补贴和把发达地区的财力转移到不发达地区的办法都不合适，应该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推进农村改革，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他认为，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后，其比较优势及其产业结构随着资金积累和劳动力价格的提高而发生变化。有了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这个地区就会将它的部分产品市场让给其它地区，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东部资金、技术相对丰富，重点发展资金较密集的产业；中部土地资源相对丰富，重点发展农业；西部自然资源相对丰富，重点发展矿业、畜牧业。东部缺地，粮食生产成本高，有了统一市场，自然会增加对中部地区的粮食需求，粮食价格就会上升，使中部农民得到增产增收的好处；东部地区经济越发达，对西部资源的需求就会越大，随着资源产品的价格上升，西部地区人民的收入也会上升。这样一来，东部的发展将成为中西部发展的动力，东部和中西部可以在统一市场中共同发展。”因为中国农业成本高居不下，根据林毅夫博士的推演，这是需要贸易保护的条件下的一种发展前景，但是林毅夫博士实际上是坚决主张自由贸易以便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林博士的铺子既出售“无坚莫陷”之矛，又能提供“物莫能陷”之盾，实在是了不起。 2、 农业问题是劳动投入不足？ 根据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劳动力过剩的经济学意义是劳动的边际产出为零。中国在1978年农村人口已经突破8亿出现严重的劳动力过剩，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知道林毅夫博士是凭什么断定有效劳动投入的增加，是农业产出增加的决定性原因的。 “传统的农业合作社理论认为集体生产中社员得到的激励很高；而经验观察则表明，改革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下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很低，我认为这是由于传统模型忽略了集体生产中对劳动监督的必要性和监督的成本。在《中国农业家庭责任制改革的理论与经验研究》一文中，我把劳动监督和监督成本引入了模型中，发现在生产队中，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同监督的准确程度和监督的难易程度密切相关，监督越准确、越容易，则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就越高。而在农业生产中，由于对劳动的监督非常困难，监督的准确程度很低，结果当时的分配制度实际上导致了平均主义，因而对劳动的激励低下，从而扼杀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导致了传统农村经济体制的低效率。因此，要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种与农业生产过程相适应的生产机制，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越性在于农民为自己生产，因而生产的积极性也就高。进而我用经验资料检验了上述理论模型，经验结果与理论预期基本一致。” 在时代不到30年的时间里，中国农民在列祖列宗留下2亿亩梯田的基础上，又新修了2亿亩梯田，并使中国耕地的灌溉比例提高到40%，修整了近20万公里的堤防，使得中国农业抵抗水旱灾害的能力大为提高，农业生产条件出现根本进步，并一举扭转了在历史上延续了近800年的“南粮北运”态势。1950年之前的50年，中国处在大江大河下游的大城市都被淹过，哈尔滨于1923年被淹，天津于1939年，武汉南京于1931年，广州于1915年；而1950年之后的50年，所有的大城市都没有被淹过。黄河在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的2540年间，溃口的年份有1590次，改道26次，平均而言是“五年三溃口，百年一改道”，而1950年之后已经有50年没有溃口了，根据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生发出来的“林氏理论”，这样的成就竟然是中国亿万农民在毫无积极性和消极怠工的条件下取得的。 “1958年公社化以后，社员退社的自由被剥夺，结果社员无法惩罚他人的偷懒行为，‘自我实施’的合约不能得以维持，导致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度滑坡，由此造成了这次危机。”根据林氏理论，只要是不影响农民的积极性，就永远不会发生饥荒。可是根据历史记载，自公元前206年至1949年的2155年间，中国发生过比较大的水灾1096次，比较大的旱灾1056次，都是平均两年一次，其中1786-1788年的特大旱灾，在旱灾的中心地带人口饿死比例高达80%，由于没有统计数字，详细的饿死人数永远都不可能清楚，在各地的地方志中，“饿死者相望于道”的记载，少的也有十多条，而且越到北方地区这样的记载就越多，根据林氏理论哪个时代的农民积极性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他们的收益与自己的劳动成果是完全挂钩的---在缴完地租和国家税负之后完全归自己。在1949年之前，不要说饥荒的年景不要说穷乡僻壤，就是诨名“十里洋场”的上海这样的现代化都市，哪一年没有“路倒”哪一年不饿死人。 中国处于季风气候的控制下，水旱灾害比较频繁，分散的小农无法集结足够的力量来应付和改善这样的自然条件，只有以集体的力量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在时代的农业体制下，农民被严密地组织起来，能够实现力量动员来进行大规模地改善农业条件的努力，而且在集体经济条件下，在工程需要的利益协调和成本分摊上也相对容易得多，实现管理目标得成本也极为低下，这才是中国农业条件改善在30年内超过3000年积累成就的根本原因。 人们常常说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但是在精英主义的有色眼镜之下，才是真的没有什么事实可言。不过妖魔化社会主义的成就，明显是呼应了“历史终结”的著名论断，与“新自由主义”思想保持了一致，根据实用主义“流行就是真理”的理论，“林氏理论”明显也具备成为真理的条件，但是那是西方的真理与中国人没有关系。 3、 监督困难是制度不良所致？ 如果仅仅因为监督困难就断言管理制度需要变更，那么除了小国寡民的时代，就不可能再有任何应该存在的经济制度了，精英主义制度尤其如此。 林毅夫博士说道“关于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我认为，由于农业生产的分散性和周期性，对农业劳动的监督十分困难，一个农业合作社或公社的成功，只能依靠社员间达成一种‘自我实施’的协议，在此协议下，每个成员承诺提供同他为自己劳动时一样大的努力，但这种自我实施的合约只有在重复博弈的情形下才能维持，而一个合作社的性质是重复性博弈还是一次性博弈，取决于社员是否拥有退社自由，1958年公社化以后，社员退社的自由被剥夺，结果社员无法惩罚他人的偷懒行为，‘自我实施’的合约不能得以维持，导致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度滑坡，由此造成了这次危机。” 根据笔者所见到的资料，日本企业中比较具有敬业精神的员工大约不到1/3，另外有1/3的员工能够在管理之下顺利完成作业任务，另外还有1/3的人是始终比较消极的。这样的企业就已经是非常好和具有竞争力的企业。根据林毅夫博士的说法，中国农民是基于“绝对公平”原则才能组织的，否则他们必定会因为“无法惩罚他人的偷懒行为，‘自我实施’的合约不能得以维持，导致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度滑坡”，最后必定要恶性发展到粮食极度短缺并大量饿死的地步。 “传统的农业合作社理论认为集体生产中社员得到的激励很高；而经验观察则表明，改革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下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很低，我认为这是由于传统模型忽略了集体生产中对劳动监督的必要性和监督的成本。在《中国农业家庭责任制改革的理论与经验研究》一文中，我把劳动监督和监督成本引入了模型中，发现在生产队中，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同监督的准确程度和监督的难易程度密切相关，监督越准确、越容易，则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就越高。而，结果当时的分配制度实际上导致了平均主义，因而对劳动的激励低下，从而扼杀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导致了传统农村经济体制的低效率。因此，要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种与农业生产过程相适应的生产机制，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越性在于农民为自己生产，因而生产的积极性也就高。进而我用经验资料检验了上述理论模型，经验结果与理论预期基本一致。”如果“在农业生产中，由于对劳动的监督非常困难，监督的准确程度很低”，那么世界还有什么行业监督是不困难的，从而监督的准确程度是很高的？农业劳动监督需要成本，那么在什么行业的监督成本和效率能够更好？林毅夫博士能够随心所欲地得出和证明这样的结论，试问天下还有什么结论是林博士不能证明的！ 作为社会学上一个公认的结论，农村社员由于长期共处在一个稳定的社区环境里，个体比较注重以长期考虑来调节自己的行为，非常注重自己在乡里的声誉，在调节相互关系时，无经济成本的舆论监督对个人行为的约束是最为有效的。只有在远离这样的社区条件下，人们的行为才开始脱离自律，转而以他律为主要约束条件。这是在城市和工商业机构的个人行为模式，与农村社区个体行为模式构成根本区别的主要原因所在，在城市和工商业机构里，人们开始主要依赖法律和契约来调整相互关系，舆论调节的作用下降，管理和监督的成本急剧上升。 4、 西方白痴经济学中国人的主要特征 作为一个具有一般意义的特点，中国对西方白痴经济学的信奉者，都是自觉和不自觉的精英主义者。在学术特征上主要表现是：对欧美日的了解远远多于对中国的了解，对纯粹理论的兴趣远远多于对经济现实的兴趣，对理论上能够自圆其说比对照现实应用来检验更为看重。总而言之，承接了西方主流右派意识形态工作者的一切优点和长处，唯一的目的在于建立一种“有说服力的说法”，为精英主义化的制度建立和维护其稳定而“忘我”工作。经济学方面的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按照明显的梯度理论分布，在国内的高人主要是抨击“旧体制障碍”，香港高人张五常直接指斥“公有制不行”，海外的魏京生之流则直接诉求“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不行”。 这些人精英主义经济学宣传家不是经济学家，而是精英主义意识形态工作者。因为中国人对“成名成家”有非常高的标准，能够在人类智慧发展历程中占据一席之地的，才能称为“家”；在时代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三条标准，“家”成为代表理智与良知相统一的一个指标，是对知识精英摆脱精英主义惯性倾向平民主义的奖掖，从而具有褒扬和接纳的双重涵义。 美国白人民兵小布什称中国是“竞争对手”，人人都清楚最理想的对手是越愚蠢越好。林毅夫博士在西方极受欢迎，号称是“在中国以外最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此外林毅夫先生主持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也非常受美国有关机构的青睐，“目前，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美国商会等海外民间机构相继给予中心资助，一些国内企业也提出了捐赠意愿。林毅夫为筹集资金及招揽人才做了很多工作，到目前为止已筹得资金近百万美元。”根据西方人的说法，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美国相关机构当然也不会无缘无故地欣赏原产台湾的高人林博士。 只有糊涂的失败者，绝对没有糊涂的成功者，成功者作为一个共有的特点是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和计划性。林毅夫博士非常清楚“如果我留在国外，充其量会成为一名教授、学院派学者，而在国内却可能成为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产生影响的人物，并有机会成为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但是作为一个学者，从影响层面来说，我想在北京大学影响会大得多。”林毅夫的能耐不是没有代价的，不过不由他本人来承受而已。至于说到“有机会成为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我个人的想法是中国一定会产生那种人，中华学术的复兴也一定能够为全人类做出应有的贡献，并在人类智慧发展历程中占据相应的地位，但是我决不相信这样的大师级人物会在“炒别人的剩饭”过程中产生，“炒别人剩饭”的人永远只能是二流的匠人，是可能成为大宗师的。 四、 中国在西方经济思想指导下的发展过程回顾 在最近20年内，中国的发展战略指定和经济活动进行，基本上是在西方经济学思想指导下完成的。对这个过程中的一些关键问题进行简单回顾，能够获得一些有益的启迪。 1、 资源报酬递减所发生成本如何摊平 中国农业以7%的耕地养活22%的人口，在土地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下，中国达到世界人均粮食产量水平的成本，必定高出世界平均水平。40%的灌溉耕地生产70%的粮食，40%的灌溉比例高于一切非干旱地带的国家，这只是增加土地生产力的成本之一，化肥的大量使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显然也是成本之一。 由于人均资源的短缺，资源开发的成本也一定会高出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石油开采成本，高出世界平均水平40%以上，比中东高出5倍。中国铁矿石95%以上是贫铁矿，而且伴生共生矿多，选冶成本高企。 如果不使用中国的资源，改而进口，那么世界资源市场的供求平衡关系迅速被打破，在价格急剧上升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在没有垄断地位的情况下，如果进行成本顺利转嫁？还有资源长距离输送成本如何在竞争性价格中被补偿？ 所有的精英主义经济学宣传家们，都对此一根本问题视而不见，装聋作哑。 2、 工业技术的边缘化 中国工业无法获取正常利润，低水平重复是一种典型的技术边缘化的生存状态，与依托技术垄断形成的市场优势地位的西方跨国公司形成鲜明的对比。对于中国企业在边缘化生存状态下的处境，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们，一贯是予以极度蔑视加极度污蔑，并以此作为制度不行的证据。 在边缘化状态下生存的企业，是无法实现工业化的社会目标的，因为这样的企业其产品在市场上既不可能获得垄断利润，甚至不可能获得剪刀差，只能在“低成本运营方式”中苦苦挣扎。笔者曾经反复指出，“低成本运营方式”是中华文化的三大思想渊源之一，正因为确有如此根据，那些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反而底气十足地宣称，是“中华落后文化”妨碍了企业经营思想的进步，而不是中国企业被人为推进“低成本运营方式”的困境，这种倒果为因的研究方法是精英主义者的主要法宝之一。 我国国有企业建立明显带有“备战备荒”年代的深刻烙印，是基于“有比没有好”“分散比集中生存能力强”的战备观念下的产物。中国企业规模小竞争力低下，并不是什么极端精英主义者所鼓吹的那种中国人什么都不行，企业技术落后和管理观念陈旧，而是企业当时所服务的目标与今天的和平时期有根本不同。把这样的企业盲目按照所谓的“国际标准”完全推入市场，再加上旧负担与政策性税负不均，结果在短短的10年之内，国内市场上就发生明显的政策选择效应，国企市场份额急剧下降，丧失生存能力。而在国际市场的表现上，问题就表现得更为突出。中国企业规模小，多数没有国际市场经营能力，只能成为跨国公司的转包工厂。世界上最大的照明灯具生产商荷兰菲利浦公司，采用包销等手段，极力压低中国国内灯具工厂的产品出厂价格，利用中国工厂的成本优势打败欧洲的同行，然后再在欧盟提起针对以前的中国供货方的反倾销诉讼，试图以此把中国竞争者赶出欧洲，制造自己的优势地位，追求垄断利润。陷入这种边缘化生存状态的企业，不仅仅有国有企业，而且一大批沿海地区的私营企业。 正是由于中国企业规模小没有独立的国际营销能力，实际上无法实现我们的工业发展目标。盲目发展所谓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最后是利用中国的人力物力大量投入，成为作为跨国公司的转包工厂，为跨国公司建立垄断地位撮取高额垄断利润服务。实际上由于谈判地位的不对等，产品出厂定价完全由外方控制，经营结果不仅没有正常的利润，而且对工人也无法提供安身立命的衣食住行条件，在免税政策的关照下对国家也没有履行相应的纳税义务，投资者也无法实现正常的资本积累和增殖。在沿海的打工仔永远没有安身立命的机会，主要还不是因为资本家的贪婪，而是所服务的企业本身处于国际分工的边缘，企业、个人包括国家（不能不执行免税政策），都不能从这些企业乃至行业兴起中获利，虽然这些外向型行业的总产值规模已经极其巨大。 中国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最后获得收益的却是西方的跨国公司，完全无法体现我们的民族发展目标，最后由于跨国公司的叛卖行为，国家和社会还要承受工厂关门工人失业的后果，再接再厉发扬雷锋精神，为跨国公司擦屁股。这样的后果却被精英主义者当做成就来吹嘘，天底下有比这更荒唐的笑话奇谈吗？这就是为什么出口比例越高，发展的前景反而越模糊，人们对未来反而更加缺乏信心的根本原因。 当然这样的依附性经济还是有必要的，顺差更是必不可少，1990年代初期，中国每年的外企利润汇出为几十亿美元，到今天已经达到200亿美元之巨，再过5-10年就可能达到500-1000亿美元的数字，如果没有这样的血汗工厂，中国拿什么来支付外企的利润呢？ 3、 门槛价格对国民生产总值的缩减作用 目前，外资企业在国内采用各种方式排除市场竞争者，追求垄断地位和垄断价格。垄断价格与竞争性价格不同，具有一种稳定不变的特征---成为一种门槛价格，这种门槛价格依据的是企业自身的最大利润和理想的市场份额，不与市场的潜在需求和发展的普及化目标相联系，排除和消减了市场的潜在容量，排除了大多数人最后具有消费能力的可能，成为国民生产总值达到潜在水平的决定性障碍，兼且与社会发展目标背道而驰。 联合利华公司旗下的和路雪，进入上海冰淇淋市场后，因为做不过本地工厂，所以索性出高价收购了那家工厂，以消灭竞争者，在获得垄断地位后，再以垄断高价在消费者身上把收购成本捞回来。美国百威和法国达能在收购武汉的中德和东啤后，武汉市场啤酒的加权批发价格竟然上升4倍之多。取消竞争维持或明或暗的垄断价格同盟（即卡特尔），其结果是消费者利益受到巨大损害，中国就是这样成为跨国公司“发洋财”的乐土。 在1995年，广州宝洁公司的利润率高达50%，而且是在巨额广告投放，在管理、市场营销、人员高薪等这一切大手大脚政策下的成果。这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竞争力和成本优势所能够解释的，这是地地道道的垄断地位带来的垄断利润，是以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前提下实现的，这是违反保护消费者权利的公平交易法则的，是受到所有西方国家法律严厉管制的价格不法行为，也理所当然应该受到中国法律的管制。 西方企业在中国市场的经营成功，不是因为技术先进，更不是管理得法提高了效率和成本控制好制止了浪费，而是恰恰相反在大手大脚下的成功，这是韩非所说的“长袖善舞、多财善贾”，说穿了就是主要得益于在资金实力上的优势发挥。跨国公司能够集中足够的资金来排除竞争者，无论排除竞争者的成本多大，需要的时间多久，它们都有能力筹集足够的资金耐心等候竞争对手消失的那一天，等到垄断优势地位的建立之后，再消费者身上捞回当初的“竞争排除成本”，坐收垄断利润。中国的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们不是不清楚这些，但是他们与这些企业具有天然的利益联系，他们的名牌精英地位也是跨国公司所看重的，例如著名的林毅夫博士就曾经为可口可乐公司充当吹鼓手，费心研究“可口可乐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这一类高级高薪问题。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经营成功，是以中国竞争者消失和中国消费者利益受损，国家经济规模达不到潜在规模为外在条件的。 4、 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失败 1987年的“国际大循环”理论，就是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演示版，今天这个战略的实施结果是一头撞上了“西墙”。中国耗费大量的土地、资本和人力资源，结果是促使国际市场上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的持续下降，拉开了国际市场原本就存在的垄断价格和竞争性价格的鸿沟，极大地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下文还将涉及这一问题。 五、 在人与自然相协调的基础上创建中国的适度发展经济理论 全人类最终都需要走与自然相协调的发展之路，中国必须第一个走这一道路，因为中国最缺乏资源的支持，同时技术的掌握和使用已经迅速逼近自然资源所能够容许的限度。 西方的主流白痴经济学理论，不仅回避人与自然在整体上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问题，而且刻意回避人与人关系的协调问题。一味地张扬个人的欲望和自私，并编造“私恶即公利”的谎言，为精英主义制造社会分化寻找借口和说辞。以管理困难来否定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讳言在“人是理性的”或者在“经济人”前提下，社会管理没有根本出路的事实，以管理困难来反对非精英主义经济制度，是一种典型的“因噎废食”的逻辑。 1、 社会管理没有根本出路 社会管理是没有根本出路的，人们必须长期不断地和自己的欲望搏斗，主动与他人的利益相协调，以求避免最坏的社会局面出现。其中精英阶层具有第一责任，尤其不能放任自己的欲望和私心，需要主动地向弱势阶层协调和让步，以追求社会整合的实现，并在社会整合的基础上开展社会教化，建立起普遍的社会目标认同，在认同的基础降低管理的困难和成本。 管理的无奈在于：在社会财产私有制的态势下，要调和分异(分离和异化)的利益主体去为一个非平等的目标努力。丛林法则导致的利益分化，不管是道德法则还是丛林法则，都很难予以消灭。所以管理不可能有所谓终极的和先进的模式，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同一信条，这是一条在“必然王国”里没有尽头的回环往复之路。美国管理大师哈罗德-孔茨提到“管理学的丛林”，管理不仅是处在他所说的学术学理的丛林之中，而且在现实里，也确实还处在一个看不到出路的丛林里。学术毕竟不能不反映现实，而现实的矛盾也不可能不投射到学术世界里。 管理是推动人们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共同努力的手法，管理的成效最终需要有结果来检验，所以只要是效果不错，“朝三暮四”的必要性显然存在。而管理的目标却是文明演进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管理手法和艺术可能收效于一时，却不能收效于一世，正如中国农民的谚语所言“按下葫芦浮起瓢”。 世界上最著名的管理学大师，十个就有九个出自美国，并不是美国特别喜欢标新立异和无病呻吟，而是管理在不停地提出新问题需要新答案。这样的新问题永远不会被穷尽，代表的是体制内的异化主体对管理目标不认同的意志力量，这是一个对管理目标和手段的永恒挑战，是所谓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管理困境的解脱，也许需要文明回到它的源头，回到失落的道德自觉时代。除了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理想之路，我个人看不到任何其他的光明。毕竟，有谁能够把道德自律、克己与相互关怀的人类理性精神，进行条分缕析的量化管理，并把它与经济利益和司法威慑建立起挂钩关系，用低到可以承受的社会成本来加以管理，除非有“全能、全知和全在”的上帝存在，谁又能为人类自己掌握这样的公正天平。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老子》一书，开宗明义指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也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外在的人为的制度和法律，无论多么完善和高明，如果不通过人们的自觉遵守来起作用，仅仅依靠外在的监督和管理手段来应付，其成本必定是社会所承受不起的，看一看克林顿道德失律的监督成本就知道了。诚如老子所言，对于典章制度的迷信是靠不住的，而法制的产生正是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出现深刻分化后的权宜手段，国家暴力机关的产生正是出于强制管理的需要，国家暴力的存在就是社会管理没有根本出路的真实写照。 今天欧美日的企业环境，远远比中国好，是因为技术垄断地位决定的资源垄断地位所带来的，全世界的资源对欧美日来说都是予取予求，所以欧美日社会比较富裕，人均购买力强市场容量也大，成功机会多，所以有比较普遍接受游戏规则的愿意。中国企业正道成功的机会少，普遍有“穿墙打洞”的冲动，笔者在企业工作多年，见过许多港台老板素质极低但是却成功，也见过国内人士创业的艰辛和困难，到头来却是灰头灰脸，并不是智慧和努力不够，确实是成功的机会太少。中国企业要实现资本积累和发展过程，不仅外部竞争环境差而且自身实力不足，也缺乏基本的辅导和保护，最致命的是没有良好的金融体系支持，所以成功的背后需要非同一般的支持，最容易和最可能得到的就是政治权力。腐败和权钱交易决不是一个单纯的体制问题。而且政治权力和金钱的结合确实也是民主的一种经典过程，这一点无须讳言。 实际上在西方企业管理上存在一种“伪道德效应”，即在经济成长迅速的时代，在资源优先集中的少数地区，多数人都能够享受到发展的成果，所以容易造就一种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阶层利益的协调也比较容易。这在实际上是以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来缓和人与人之间的深刻矛盾，是以中心地区与外围关系的利益输送的扩大化，来弥合中心地区的深刻社会阶层分裂。反过来，在萧条时期，就必然引发以邻为壑的举动，1930年代的大萧条，就引发金融战和贸易战，最后发展为世界大战，这一段历史所有的精英主义者想必都不陌生。中国社会上精英们与民众协调差，主流媒体长期妖魔化农民，就是因为资源有限利益不够分的缘故，既没有人与自然关系相缓和的出路，也没有外围地区可以转移矛盾。所以中国精英面临着空前的自觉协调使命，否则一味地鼓吹精英主义化听任目前的趋势发展是非常危险的，实际上就是走老蒋“制造革命形势”的老路。 2、 超越诉求现代化和民主的精英主义预设立场 由于技术的进步，今天人们能够在相当程度上用人力来营造居住和生存环境，以空前舒服的状态生活，达到一个前人所难以想象的富裕和发达程度。但是这种生存环境是以消耗不可再生的资源为营造和运行代价的，发达的程度越高每单位个人所消耗的资源也愈多，以地球有限资源所能够支持的富裕人口就越少。现代化观念的核心和魅力在于：肯定人们欲望应该得到技术所能够达到的最高水平予以满足的正当性。现代化观念本身就是“感觉第一”的消费主义和“追求老子天下第一”的精英主义的肯定性前提，这个前提符合人们的最原始欲望，全面否定了人与自然是否应该协调，人与人要不要和谐相处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是一种价值而不是科学，是一种无须证据和证明的基于人类欲望和感觉的价值。 所有的民主都不可能不是“代议制民主”，代议制民主的民意代表不可能是普通工人和农民，只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们，代议制民主无疑是要求广大民众对精英主义政治制度的各种施政策略进行“票决”，对何种不同利益集团的精英主义执政集团进行选择，而永远不可能依仗票数优势选择出那样的平民主义者和平民政策，因而也不可能在任何程度上进行有利于平民的制度变革，所以民主不过是精英阶层需要的对精英主义制度的合理性进行全民追认的政治形式。所以现代化和民主的预设立场并不难予以解读，这种预设立场在国际关系上是符合西方国家利益的，不仅是有利于在全球推广精英主义制度，而且精英们将会在这个制度中对西方国家的国家利益予以优先确认。 其实西方的成功道路和富裕现实，仅仅是独特的案例并没有普遍意义，仅仅是因为中国精英们的主观意愿，才被说成是普遍的成功道路。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是以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的贫困为条件的，否则维持富裕的生活所需要的物质资源支持的基数，远远超过地球所能够应付的极限，西方七国1995年人口为6.8亿，以不到世界人口的12%，但是所消耗能源占世界总量的51%，富裕和发达不可能不以物质资源的消耗为基础，毕竟“物质不灭”和“能量守恒”规律还不能被突破。也许可以这么说，适度发展是“中国困境”的唯一解决方案，在中国精英阶层“超英赶美”现代化的热望下，自然没有留给中国人任何机会。实际上也没有给世界上大多数人口以任何实现富裕和发达的机会，因为“只有一个地球”。 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是基于在地球资源分配上的优势地位，这种优势地位就是建立在垄断价格的基础之上的，而第三世界在国际市场上以竞争性价格出售产品，则是一个不能动摇不容更改的前提。正是在这样的国际贸易体系中，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才得以维持，正如前联合国秘书长所言“发达以不发达为基础，少数人富裕以多数人穷困为条件”。现代化在资源制约之下，永远只是一部分人的价值，缺乏普及到全人类的物质基础，是精英主义者所能够实现的梦想，这个梦想以破坏多数人的基本生存条件为前提。所以现代化这个无须证明的价值，是彻头彻尾的精英主义价值。 从来也没有一个时代象今天这样，把技术进步无限制地用来建立和维护少数人独占资源的优势地位，多数人被蓄意地排除在技术进步的受益范围之外。这是西方以丛林法则为基础和核心源流的文化，所与生俱来的不可克服的致命伤。这不仅导致人与人之间不可协调的根本矛盾，而且也造成人与自然的空前矛盾，这在根本上违反了中华文化的协调准则。而且这两大矛盾的恶性发展，还导致对资源的争夺和对技术进步的封锁。西方文化在其本质上是一种“物本位”的“工具理性”，正是这种工具理性在资本主义兴起时代，曾经是加速技术进步的主要动力，但是今天工具理性的合理性可以说是荡然无存。战后世界在美国的主导下把有限的不可再生资源，大量用来进行军备竞赛和建立并运行足以毁灭全人类的威慑力量，追求技术进步的目标竟然主要不是为人本身受益而进行。 由于计算机和智能技术的进步，富人将有可能不依赖于剥削穷人的劳动成果而过活，所以“两极分化”的和平共处也已经受到质疑和挑战。因为在工农业剪刀差时代，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和索取还是有限的，在垄断利润时代，西方为了造就“伪道德效应”成立的条件，对资源的索取已经危及自身的生存环境和后代的生存利益。因此“文明的冲突论”甚嚣尘上，核战争和历史上曾经被西方人广泛采用的种族灭绝政策，越来越走近人们的视野，是不应该感到奇怪的，美国的TMD和NMD计划就是为此做准备的。姑且不论美国在技术上有没有成功的可能，其它人有没有有效的反制手段，单是这样的“最后的疯狂”计划，就应该引起全人类的良知反省了。 3、 确立适度发展理论 全人类最终都必须放弃征服自然的狂想，实现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与自然资源相适应的基础之上来安排生活水平；要真正做到与自然和谐相处，必须放弃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少，尤其缺乏实现富裕和发达的资源条件，大概必须在全人类中第一个放弃富裕发达的梦想，率先采用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适度发展”之路。 “适度发展”的概念与可持续发展有根本不同，可持续发展的思路是一种对自然资源有限性的一种被动体认，只涉及人与自然的被动适应关系。而适度发展则不仅是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主动选择，而且也需要在社会上克制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明确在适度发展战略中，富裕和有优势的阶层具有第一责任---首先克制自己的欲望。最终需要以“人与人的主动协调发展”保证“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不可能在一部分人富得流油，同时另外一部分人穷得叮当响的情况下，还能搞成什么“适度发展”实现什么“人与自然的主动协调”。 适度发展战略的落实，需要适度产品和适度技术与之相适应。中国最近20年盲目的与国际接轨和向洋人看齐，实际结果就是在社会上带来消费层次和就业上的鸿沟，促进和扩大了两极分化和畸形发展，社会整合和协调程度下降社会矛盾激化。在最近的二十年中，中小城市和县城整体趋于破产，工业向大城市集中，全国工业向沿海集中的趋势非常明显，而且上海明显又有那种“十里洋场”的味道，重新获得西方垄断大企业占领中国市场的跳板地位。 改革开放一个最重要的预想政策后果，就是会带动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并提升中国的自主技术能力，从而实现现代化。在二十年后，我们不能不遗憾地看到，西方跨国公司正是依靠技术垄断地位才获取垄断利润的，所以关键技术和核心加工能力是不会转移的，而且由于中国地方政府的地方利己主义，一味地以增加产值带来税源为主要目的，实际上连产业政策和环境政策目标都无法坚持，更何谈争取真正的技术能力关注。最明显的是天津摩托罗拉公司，虽然曾经许诺在中国销售额达到多少以后，将在中国投产芯片工厂，今天销售额早已超出数倍，芯片工厂仍然连影子都没有。所以在中国政府和外资企业的互动中，是外资企业实现了自己的目标，而我们的政策目标完全落空了。 在中国的时代，曾经确立了一些“适度发展”的主要原则，如反对两极分化（收入平衡）和畸形发展（地区平衡），注重适用技术的推广和应用（非高科技的适度技术），注重技术工人的培养，在工业产品结构上注重大多数人口的最基本需要（适度产品战略），刻意减少利益纠葛（公有制是一个得力的制度安排）增进整个社会发展的可协调性等等。不过这些都成为后来改革开放的对象，被错误地认为是妨碍现代化和进步的旧体制因素。实际上在时代后期中国实行有效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是人类在资源的压力之下，第一次与自然的主动妥协，在人口规模上进行自觉控制以与自然相适应。 中国自然资源不足，改善民众基本生存条件实现真正的小康，需要在生物资源增长上想办法，这个办法在时代曾经大力推行，就是减少自然灾害的影响增强土地的生产力。目前容易做的工作已经不多，需要使用大规模的调水工程，来解决水资源和土地资源不匹配的现实，因为有增产潜力的土地都在缺水的北方，这需要建设规模庞大的调水工程，需要集中全民族的力量。要尽可能实施矿产资源节约的政策，如加强农村的秸杆还田减少化肥使用，有意识地抑制个人的资源密集型消费如小车消费等等。 所以适度发展是基于道德主义这个中华文化的核心源流，是从整体协调出发的，是排斥西方文化的核心源流---丛林法则和精英主义的。适度发展具有三个层次上的意义：第一个层次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需要采取适度产品和适度技术方针，高档消费品和节约人力型技术不能占据优先地位，这是经济发展战略问题；在第二个层次上追求“人与人关系的协调”，要求精英阶层承担实现社会整合的第一责任，放弃无限制地追求优势地位的努力，这是政治问题；第三个层次是“中国与外国关系的协调”，由于中国能够在适度发展上实现社会各阶层的协调整合，因此必然能够达到孙子所说的“上下同欲者胜”的境界，在贯彻国家战略意志上能够实现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局面，可以用无形资源弥补有形资源的不足，改善国家的安全态势。这实际上就是同志所主张的“人民战争”成立的先决条件，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可以采取“国土防御”战略，以收敛的态势来应付外来的政治和军事压力，来解决今天美国战略东移以后，中国所承受的战略压力加大的问题，这是国防和外交问题。 不仅中国人不能指望普遍的富裕和发达，其他的人口大国印度也不能存有此种指望，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也一样无法建立起资源利用上的优势地位。所以西方的“普世价值”终归不过是少数人的价值，本质上是“白人种族主义”的一个变种，对这种普世价值的接受和模仿导致四重重大后果：在经济上使西方获得以竞争低价格购买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品的好处；在政治上促使第三世界因利益竞争态势造成政治分裂；在文化上树立第三世界对西方的自卑；在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由于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的分裂统治基础弱化，将无力应付西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给推行新殖民主义提供可乘之机。时代中国人选择的道路，才真正能够对世界人口的大多数提供有益的借鉴。最近20年中国对西方的拙劣模仿，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教训比经验更宝贵更深刻---微观经验特殊案例不能用来指导绝大多数人前进。是经验和教训共同促进了人们认识的提高。 正是因为不可逾越的自然资源限制和现实要求，所以不论是西方“征服自然”的狂妄企图，还是中国古人“人定胜天”的殷切希望，都是没有根据的。人类最终必须回到和自然和谐相处，为此人们也必须协调好人与人的关系。由于中国的人口基数巨大，而且在世界市场也没有西方扩张时期那样的地位，所以中华民族在全人类中，也许必须第一个主动放弃西方的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走适度发展之路。有中华民族榜样力量的作用，更主要的是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并没有别的现实可行道路，最终也会走适度发展之路，在绝大多数人口选择适度发展之后，西方的精英主义者就会被空前孤立，所以中华文化的未来一片光明。那些奴隶贩子和鸦片贩子的后代，在被空前孤立之后，最终主动放弃丛林法则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经济学理论论文:浅谈构建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建议 浅谈构建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建议 一　可持续发展的提出和研究现状 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普遍认可的定义是在1987年42届联大“环境与发展会议”上提出的，即“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的发展”。笔者认为，可持续发展可被定义为“既满足包括人类物种在内的当代生物圈的需要，又不损害未来生物圈满足需要的能力的发展”，这样才能把发展的观念与理论拓宽到人的世界和自然的世界，从代内延伸到代际，达到全方位的“时空”的有机统一。这是可持续发展本应体现的本质内涵，是可持续发展的真谛。 在国际上，有关“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方面的著作主要有由美国著名的生态经济学家、研究环境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的专家赫尔曼·戴利（herman. e. daly） 所著的《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1996），戴利先生在该书中强调指出：“可持续发展的整个理念就是经济子系统的增长规模绝对不能超出生态系统可以永久持续或支撑的容纳范围”，该论点准确地揭示了生态可持续性这个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问题。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于1996年出版了《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另一本分析可持续发展经济的重要著作为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经济学、管理学和环境科学教授罗伯特·艾尔斯于1998年所著的《转折点——增长范式的终结》。 在国内，有关“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方面的著作主要由贾华强先生所著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导论》（知识出版社，1996年6月），由潘家华先生所著的《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由刘思华先生主编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 （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 和由洪银兴主编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0年10月）等。这些著作的出版，可以说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体系正式产生的标志。 二　存在的问题 自从可持续发展理论提出以来，国内外理论界就进行了热烈地研讨，但目前仍然停留在逻辑思辨的角度，缺乏实施层次的研究。从经济学角度的研究情况来看，虽然也出现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但是整个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缺乏一个统一的理论基础，没有抓住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问题。 此外还存在包括定义不规范、内涵的模糊等方面的问题。 三　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理论框架构建的建议 （一）区分三类不同的经济发展成本 “由于生态环境问题不完全是外部性治理问题，因而可持续发展的实施不完全是治理外部性”。所以，在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下，要围绕着发展成本的最小化这一理论基础来减少经济发展的代价，在这一过程中要区分资源成本、环境成本和生态成本三类不同的经济发展成本。由于生态成本是由代际累积和转移而形成，难以像环境问题那样可以通过对责任主体进行征税来予以补偿。所以在可持续发展的实施过程中，应当把重点放在生态成本的降低上，通过实施系统管理，建立和实施生态经济制度，把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相对接，把经济增长方式与生态系统相对接，把技术选择与生态系统相对接，通过实施生态经济制度来降低生态成本。 （二）强化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安排 生态环境问题是由人的行为而造成的，制度安排的激励与约束性可以对人的行为起到规范作用。因此，强化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安排，发挥制度的激励与约束作用以解决生态问题及代与代之间的生态成本累积和转移，从而降低经济发展成本。制度安排的强化应从正式制度安排与非正式制度安排两方面着眼。在正式制度安排方面主要着眼于三方面：一是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在资源利用中引入价格机制，通过市场机制作用的有效发挥来合理利用资源；二是加强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一方面维护市场秩序性，另一方面建立健全法制和行政规制方面的制度安排，强制性地促使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去保护生态环境；三是完善市场制度，建立健全资源环境市场，为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创造条件。在非正式制度安排方面，要加强观念的转变和伦理道德的建设，树立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观，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环境等多项指标的协同来衡量经济发展。同时改变传统的对待自然的态度，“在保护自然、尊重自然，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过程中来实现经济发展”。 （三）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机制。 加强政策引导，促进可持续发展从理论向实践的转变。生态环境保护政策是按照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以减免、补偿、鼓励、优先等形式，直接或间接地鼓励经济主体保护环境，并对环境破坏行为起到约束的经济政策。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包括经济发展、能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人口控制等多方面内容的新发展观。可持续发展的实施意味着一国经济模式的转变，而这种转变需要通过政策机制的引导来实现，要通过政策的引导和协调作用来促进可持续发展。 经济学理论论文:熊彼特以来的演化经济学理论发展综述 熊彼特对创新过程的研究，使得演化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分支出现。熊彼特开辟了用“演化”方法研究资本主义长期发展的先河，他把创新看作经济变化过程的本质，认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动态演进的过程。他的很多观点都与同时期的其他大多数经济学家不同，以致他去世之后数年内，他对其他经济学家观点的有见地的评论被记住，但是他自己的观点却被人们遗忘。直到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放缓，熊彼特的思想和著作才被重视起来：演化经济学领域内的专业文献逐渐增多；一个以熊彼特名字命名的专业团体——国际熊彼特协会成立；1991年专业期刊——《演化经济学杂志》问世等等。这一系列现象表明，演化经济学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将回顾自熊彼特以来演化经济学的相关研究，力争重现演化经济学的发展轨迹，以期对未来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熊彼特的演化理论 熊彼特的著作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历史学和新古典主义学派的复合体。他是一个多元方法论者，相信用不同的方法能够解决不同的问题。他从马克思的著作中了解到动态观，从经济历史学了解到历史的特殊性（关于技术、产业、制度等），从新古典主义学派那里学习了微观基础方法，即通过个体的相互作用来解释演化。演化经济学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的分支出现，要归功于熊彼特对创新过程的研究。熊彼特的演化思想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 技术竞争 熊彼特深受马克思的动态观的影响，同时借鉴了马克思提出的资本主义的演化是由企业之间的技术竞争驱动的观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主义企业保持竞争力的主要途径是引进新的、更有效的机器来提高劳动生产率，那些成功引入新的、有效技术的企业竞争地位得到提高，而那些失败的企业将无利可图，最终退出市场。这意味着资本积累和生产力提高将会齐头并进。”熊彼特采用了这一观点，并使其成为他解释动态演化的核心。熊彼特认为：“这种类型的竞争是资本主义竞争的本质，它不是人们普遍认为的竞争，而是新产品、新技术、新原料、新组织类型的竞争，它并没有消减企业利润和组织新企业出现，而是决定了它们的基础和活力” (schumpeter,1943)。显而易见，熊彼特通过引入一个更加广泛的创新概念扩展了马克思的观点。除了马克思提到的新机器（即工艺创新），熊彼特的观点中还包括了新产品开发、原料或中间产品的新类型、新市场建立、商业组织的新形式出现等等(schumpeter,1934,1943)。熊彼特认为，创新和模仿之间的相互作用影响着经济增长。一个成功的创新被大量模仿者追随，这意味出现该创新的产业在一段时间内将迅速成长，同时对相关领域也会产生影响，一个创新很可能会诱导其他创新出现(schumpeter,1939)。但是，熊彼特同时也指出，这种集群增长迟早要放缓，直到下一个成功创新的出现。届时将会出现集群循环发展的趋势，这种循环模式可能会导致“商业周期”长度的不同。 （二）创新和企业家精神 通过发展创新是如何建造的理论，熊彼特脱离了马克思。他提出了创新的定义，他认为创新是现存资源、设备等等的“新组合”(schumpeter,1934)。这种“组合”被他贴上了“企业家职能”的标签。熊彼特的早期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到，执行“企业家职能”非常艰巨，因为现有的知识、习惯、信念必须发生作用，“惯例”之外的每一步都异常困难(schumpeter,1934)。根据熊彼特的观点，个人、团体、社会层面存在很多要素，使成功创新成为一项非常有挑战性的工作。问题不在于新思路的多少，而在于如何成功地执行。熊彼特认为，超常的管理能力是十分必要的，他在经济发展理论中将这种“特殊品质”与企业家联系在一起。在资本主义社会，创业的成功是与经济回报相联系的，那些成功的人可以获得丰厚的回报。他还指出了成功企业家的心理属性，例如“建立一个私人王国的梦想”、“建立属于自己的朝代”，或“想要战斗的冲动，证明自己比别人强”最终“获得快乐”等等。他认为其中隐含的意义就是，在创业原则上，受其他“社会安排”的影响要比受其所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影响大的多。熊彼特指出，如何做到这一点已经超出了他研究的范围，但是“并非无法解决，至少可以在给定的时间和地点，通过对创业心理的详细观察来得出结论”。 20世纪40年代末，他加入了哈佛大学的创业史跨学科研究中心。这期间，他在论文里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演化中企业家职能的宏观的、历史的观点：“企业家职能不需要用自然人表现，尤其是单个的自然人。每一个社会环境都有满足企业家职能的方法……其次，企业家职能往往是充满着合作的。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以下观点显然非常重要：没有个人的联合就不可能造就企业的个性”(schumpeter,1949/1989)。比较熊彼特早期的观点，该观点显然更加全面，但是他却没有像发展单个企业家精神理论那样发展联合企业家精神理论。相反，他提出在经济演化过程中，理解企业家精神最好的方法就是将历史和理论方法相结合，正如他同期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到的那样。“详细累积分析历史案例是揭示这些事情的最好方法，这为理论家们提供了战略假定和驱逐口号”(schumpeter,1947/1989)。从他坚持理论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思想深受“德国历史学派”的影响。 （三）资本主义演化：从竞争到托拉斯 熊彼特的早期著作经常被攻击为典型的“赞颂”企业家个人。尽管他极力否认，但是他在这些著作中确实主要强调了企业家个人，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企业家精神”和大企业的组织创新。熊彼特建议，应该对两种资本主义制度加以区分，即“竞争的”和“托拉斯的”资本主义，前者反映了传统的企业家领导动态，他在早期著作中进行了分析；后者则指的是一个新兴的体系，创新主要是受到“大企业”的照顾，在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schumpeter,1939)。尽管他经常呼吁历史工作和案例研究，但是他本人并没有对创新如何在大企业中开展进行深入研究。 熊彼特指出了资本主义的这种演化可能会影响政治和宏观经济的性质，同时他的观点在维持和发展民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熊彼特并不认为大企业对于竞争来说是一种威胁，例如，他在《商业周期》一书中指出，尽管经济份额往往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大企业中，但是目前还没有任何一家企业强大到在一个国家内称霸。他进一步指出：“即使在大企业的世界里，也不断地有新企业上位，旧企业退出。创新仍然主要出现在‘年轻’企业中。与此同时，‘老’企业普遍显示出一个症状，我们委婉地称之为保守主义。”因此，在熊彼特的观点中，是期望企业之间的技术竞争能够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 （四）熊彼特的贡献 熊彼特是公认的最具影响力的演化经济学家。通过运用古典政治经济学，他把演化的视角引入到技术、组织和制度的共同演化中，并且运用早期新古典主义分析方法来进行微观分析。他最成功的工作之一是发展了创新的概念，他认为创新在经济和社会变迁中起着重要作用，是专门的个体与“一切如常”的惰性社会环境之间的斗争。在竞争理论中他认为，竞争不仅从时间上看是一个动态过程，而且从内部结构上看也是一个演进的动态过程，从内容上看则是一个创新的竞争过程。熊彼特的这种关于竞争的分析，将创新内生化于经济增长中，把经济增长过程描述为一种动态的非均衡过程，这成为了演化经济学的一个主题。 然而，熊彼特的研究也存在一些缺陷：他忽视了一个现象，即创新在其他团体和组织中是不断扩散的，这意味着创新理论必须包括组织层面，尽管熊彼特后来承认了这一点，并且强调有必要对大公司中的“合作型”企业家精神进行系统的研究，但是没有进行过多的纠正。熊彼特研究的另一个缺点是，他忽视了持续学习（小创新）对经济和社会变革的作用。 二、应用领域的演化研究 熊彼特去世后的几十年，曾经是演化经济学研究的低谷。经济学家们逐渐采纳了熊彼特崇尚的正式的、数学平衡的方法，但是发现该方法对理解经济演化的价值并不大。尽管几乎没有人明确表示在做演化基础方面的工作，演化思想却很快出现在应用研究中。演化经济学应用研究的重点集中在观察事物的发展变化上，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技术、增长和贸易的动态 20世纪60年代，一些学者（posner,1961;hirsch,1965;vernon,1966）发现，国际贸易的实际模式似乎偏离了预测的均衡，而正是创新不断地破坏了这种均衡。这些学者认为，现有的国际贸易模式不是某种特定的自然或人为资产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分配，而是反映了全球范围内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之间的互动。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大量的实证研究都在关注创新、技术扩散、各部门和各产业之间的贸易。 对熊彼特思想的研究最早开始于苏塞克斯大学的科学政策研究中心（spru），这个研究中心成立于1965年，由christopher freeman领导。随后的几十年中，科学政策研究中心（spru）试图对技术、增长和贸易动态(dosi和soete,1983; fagerberg,1988;dosi, pavitt和soete,1990)开展更全面的理论研究，同时基于研发和专利统计方面的数据开展实证研究(pavitt,1982; soete,1981,1987)。这些研究都是基于熊彼特定义的创新，认为创新是经济变革的推动力。创新被视为专业化模式、贸易和经济运行之间的长期差异背后的主要因素。一些相关的“传统”因素被降级到次要地位、或被假定为只具有短期性质。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应用研究大受欢迎，其中的一些有了强烈的“演化”味道。经济史学家gerschenkron(1962)研究欧洲经济追赶过程时提出，对于先驱者，增长应该被看作是内源性与路径依赖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对于后来者，为了适应这一动态不得不在政治、制度、经济方面有所改变。在他看来，政治和经济的追赶对企业来说要求是非常高的。这种观点得到很多人的赞同，包括abramovitz的关于跨国增长的长期运行分析(abramovitz, 1979,1986,1994)，cornwall（1977）提出的内生增长和“转型”过程及配置资源的能力（投资）等等。还有一种研究暗含了更多的凯恩斯主义的味道，该研究主要用国际市场的需求和收入弹性来衡量一个国家的进出口增长。但是，kaldor(1981)指出，这种弹性并不是真正的外生因素，制造业的创新能力和适应能力需要重点考虑。 虽然这些学者多次强调了创新，他们建立的模型和实证研究却并没有明确地将创新（或研发）包含在内。为了纠正这一错误，fagerberg(1987)提出了一个基于熊彼特思想的实证模型，包含了创新、模仿以及其他与经济增长相关的商业性技术开发。他认为这个模型是非线性的，“社会能力”低的落后国家有“被困”的风险。另外，学者们也在尝试运用交叉学科进行研究，不断地提出创新、增长和贸易方面的新见解。 （二）技术和体制变革之间的长波互动 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表现为一系列的“工业革命”，特别是技术和体制变革之间的互动作用。他认为重要的创新不是随机发生的，而是往往聚集在一定的时间段内和特定的经济部门中，这通常会引起一个不连续的“长波”增长模式。这个观点当时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但在随后的几十年未受到关注。然而，随着20世纪70年代大萧条来临，该理论再次流行起来。mensch在其1979年出版的著作《技术—创新克服大萧条的僵局》中，采用了与熊彼特一样的观点，即根本性创新会以集群形式出现，它们会引起长期的持续增长。同时，mensch还指出，由于对新事物的抵触增强，主导产业进一步增长的潜力渐渐缺失，随之整体增长放缓，最终，萧条出现了。萧条的影响之一是削弱了公众信任旧格局反对新事物的想法。mensch认为，这种对西方经济历史的解释与创新活动中观察的高峰和衰退是一致的。 然而，这种解释遭到了freeman,clark和soete(1982)的质疑。尽管这些学者承认创新是以集群形式出现的，并且发生在繁荣和衰退期，他们批评mensch研究中隐含的假设因果关系，认为对经济影响而言，重要的不是根本性创新，而是创新扩散，其往往会推迟十年以上，直到盈利能力更清晰，或相关社会发生变化。freeman等学者还特别强调了系统创新的视角，创新扩散过程不再被视为一个被动的、机械的过程，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影响过程。 在创新过程中，技术很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并且诱发其他相关的创新。这种“技术系统”并不一定导致“长波”，但如果一个系统非常大，持续时间长，或者几个不同系统共同作用在一起(freeman, clark和soete,1982),就有可能导致长波。perez建议(1983,1985)，用演化的视角来解释这种几个系统共同发生作用，这一观点得到了广泛关注。perez研究的基本假设是一个关键“因素”的出现，以普遍适用及成本迅速下降为特征，并且可以用在许多经济部门，从而产生广泛影响。 通过不断的试验和纠错，管理和组织新技术的“常规”方式出现了。perez使用术语“新技术风格”或者“新技术经济范式”来形容这些管理和组织经济生活的新方式。然而，新的管理和组织风格，很可能与现有经济活动的组织和管理方法相冲突，这可能会大大延迟新关键因素的扩散，减缓经济增长。因此，freeman等(2001)建议，从科学、技术、经济、文化、政治五个不同体系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分析资本主义的演化，每个体系都有自己的动态，这为相关的一系列问题研究铺平了道路。 freeman等学者的研究为演化经济学做出了重要贡献。首先，它开辟了创新的系统研究，并且将其应用到历史进程中，使人们对技术体系更新换代的动态有了更好的理解。第二，首次尝试将技术动态与社会、组织和制度特点联系起来，尽管熊彼特倾向于将这些作为约束条件。freeman指出，社会、组织和制度因素实际上使创新成为可能，并且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是随时间变化的。最后，创新系统方法为创新政策和技术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个理解创新系统间差异及识别政策影响行为者的有利工具。 （三）创新系统 20世纪80年代，随着学者们对“长波”研究的兴趣逐渐消退，很多学者开始接受熊彼特提出的“创新过程和技术扩散都有很强的系统性特征”的观点，同时，熊彼特提出的“创新的特点是累积效应和路径依赖”(dosi,1988)也引起了很多学者的浓厚兴趣。通过创新应用领域的研究发现(kline和rosenberg,1986)，创新过程的各个阶段倾向于形成一个具有反馈回路的网络（而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一系列关于创新扩散、社会、制度和政治因素的系统性关系研究开始出现。尽管一些社会性、制度性和政治性的因素可能是全球相关的，但是在实际研究中多数与国家或区域紧密关联。因此，将社会性、制度性和政治性的因素进行整合，创新扩散的维度自然就形成了。 可见，这类文献的中心思想就是如何将技术和该技术领域的动态演化联系起来。这些文献重点关注国家层面的“国家创新系统”，将其定义为“公共制度的网络，内部各部门之间相互作用，对创新进行开始、引进、修改和扩散”(freeman,1987)。在实践层面，这些研究大多针对一个特定的国家，确定和描述影响r d和创新的行为主体、机构和制度。不过，根据freeman(1995)的研究，第一个使用“国家创新系统”一词的学者是lundvall(1988, 1992)。在国家创新系统的研究中，freeman和nelson采用了宏观的观点，并且重点强调了r d的国家参与行为。相比较而言，lundvall的观点则更加“微观”，主要研究“学习”是如何在经济系统内发生的。尽管熊彼特提出创新应该被视为一个不同来源的新知识的组合(lundvall,1992)，lundvall则认为没有理由只强调“大创新”，“小”的根本性创新的积累作用同样也很大。此外，熊彼特主要强调执行新组合的人和经济环境的反馈，lundvall则特别强调了不同组合中各种知识的作用。lundvall认为，这些知识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企业和其周围环境之间，特别是客户与供应商之间的互动。因此，按照lundvall的观点，一个经济系统的特点就是企业、客户及供应商之间的密集程度和持久关系。 为什么这些创新系统是国家性的呢？lundvall给出了至少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历史性的。一个国家经济结构的演变是随着时间缓慢进行的，如果一个国家的主要工业和企业由于历史的原因紧密结合在一起，就像很多发达国家那样，那么该国创新动态具有国家性的概率会很高。第二个理由与文化、语言和制度等因素有关。这些因素方便了企业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的互动，所以对学习有积极的影响。虽然有很多国家的实例能够验证这两点，但是也存在不少相反的例子。例如，一些国家由于历史的原因与相邻国家的经济连结成一体，还有些国家可能是多语言的，有文化分歧的，或是一个联邦结构，在体制和政策上允许相当大的差异等等。显而易见，创新是否具有国家性是由国家的“一体化”程度决定的。实际上，fagerberg(1995)在这种“一体化”方面作过研究，发现各国在这个方面有显著的不同。例如日本、北欧国家非常适合这一理论，但是一些欧洲国家（特别是澳大利亚、法国和英国）却不适合。 这就引出了如何定义系统边界的问题。事实上一些学者指出，系统边界不能假定为遵循国家边界(carlsson和stankiewicz,1991；cooke等,1997;edquist,1997)，学者们普遍认为创新系统的领域会因技术领域的不同而不同。因此，学者们更倾向于使用“技术系统”这一概念，将其定义为“一个特殊的经济或产业领域的主体间相互作用的动态网络，在一个特定的制度基础下，参与一代技术的推广和使用。”他们的研究更加强调行为主体的“经济竞争力”，经济竞争力是“稀缺资源的不公分布”，关键取决于扩大“经济机会集”的能力，发挥将已有网络转变为一个全面的“技术系统”的潜能。他们认为，这样的系统经常会具有空间维度，有时是国家的，但经常是区域的。 创新系统的研究快速发展并产生了很大影响，颠覆了“创新线性模型”（基于“生产函数”的研究），成为政策制定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学者们拥有了更加全面的视角，将研究重点放在（创新）系统内各种商、组织、机构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以及经济系统将新技术应用能力和各种行为主体整合创建新技术时的交互能力方面。尽管有这些优点，创新系统的研究只是理论假设和实证总结的混合体，尚未形成理论或方法，在系统实证工作方面还未得到充分的发展。可以说，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要对系统如何工作进行更加精确的理论分析。一个可能的方法就是与更加正式的演化理论进行学科交叉，这正是下文中将要详细介绍的内容。 三、演化模型 建立经济演化模型的尝试要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nelson和winter的研究，他们在1982年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中进行了总结，这部书是演化理论的重要著作。nelson、winter与熊彼特研究的共同点是将技术竞争看作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nelson和winter的模型中，企业将利润用于新技术或设备的再投资，成功者将获得高额利润回报，并且比其他企业发展得快，而那些失败者将有可能完全被淘汰。另外，nelson和winter的研究也与熊彼特有着重要的区别。第一，nelson和winter认清了生物演化理论和他们自己的演化理论之间的区别，公开反对将生物学分析用于他们自己的理论，或者是用于建立一个适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般演化理论。而熊彼特则试图将自然科学理论运用到经济学中。第二，在早期simon等人的基础上，nelson和winter基于“程序性”或“有界性”的想法增加了对企业行为更加详细的理论分析。第三，nelson和winter允许企业行为（战略）及行业特点的多样化，允许企业技术活动及实际活动产出之间存在明显差距（他们认为其中存在很大的随机因素）。最后，他们淡化了经济演化中主要间断点的重要性，尽管熊彼特认为这点很重要。可以说，nelson和winter的研究更具有“渐进”的意味。 （一）建立演化的认知基础：“有界性”或“程序性” 为了建立研究的微观基础，nelson和winter接受了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理论的观点，认为人类根本无法预料行动的所有可能结果，这个世界太复杂，信息量过大，人类的认知能力（甚至大型计算机）太有限。按照该观点，人类实际能够做的就是选择简单的并且要求较低的决策类型，采用所谓的“满意度”的行为。“满意度”行为即只要一个行为规则导致了令人满意的结果，行为主体就将坚持这个规则，直至行为主体开始寻找其他出路。 这个方法已经以不同的方式被利用。cyert和march(1963)在他们的《企业行为理论》一书中从这个角度来分析企业内部的决策。alchian(1950)在他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演化和经济理论》中研究了企业之间的竞争分析。nelson和winter(1982)遵循alchian的观点，将“有界性”视角应用于企业的行为分析。一般来说，nelson和winter往往将企业（或组织）看作是相当“保守”（抵制变化）的(nelson和winter,1982)。 企业假定遵守既定的规则（或“日常活动”）。日常活动决定行为（与环境冲击联系在一起），这是遗传的，也是可选择的。不过，尽管nelson和winter强调了惯性，日常规则仍然可能改变。根据cyert和march(1963)的观点，nelson和winter（1982）试图引入一个规则的层次体系，其中较高层次的规则控制较低层次的规则，并采用了“搜寻”和“规则引导”、“规则变化过程”等术语(nelson和winter,1982)。 （二）nelson和winter模型 尽管大多数企业满足于他们自己做事的方式，一些企业还是无时不刻地寻找新的、更加有效的规则。寻找的结果是不确定的，并不能保证找到比原来更加有效的规则。相比之下，只有发现更大的优势，企业才可能应用新的规则。企业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寻找，从退出（创新）中开发新规则或者应用已有的规则（模仿）。创新比模仿需求更强烈，同时也更有价值。这两种方式下都存在搜寻成本，其中最典型的是r d费用，成本随着搜寻难度的增加而增加。找到一个更好的规则取决于企业r d的投入和其他的搜寻成本。 企业在搜寻过程中的投入取决于搜寻规则的特点、企业的能力、以及投资的意愿。企业的搜寻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利润，nelson和winter的模型中假设这些投资来自于企业的留利。大企业能够比小企业投入更多的r d资金，因此能够找到更好的规则。大企业能够更容易地引入新的、更好的规则，因为他们有较高的生产量（新规则可以应用）。因此，nelson和winter认为大企业更有优势。为了抵消这一趋势，他们假设，大企业（更具市场力量）具有更高的利润指标。最终大企业会“遏制”小企业的发展。winter提出保持竞争的另一种方法是，允许“外界”的企业进入。同时，nelson和winter的模型通过模拟动态研究得到了更好的发展。其中用了很多关键的参数来反映不同国家、工业、企业和时期内的不同假设；并且，列出了不同的模拟数列，其中一个使用solow（1957）的数据来研究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能够很好地校准及重现历史数据。 nelson和winter为演化经济学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nelson和winter运用“惯例”、“搜寻”、“演化环境”、“创新”等演化思想的概念，取代了新古典主义理论的概念体系，把经济的演化过程描述为一个“惯例的”学习过程。 第二，对企业行为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特别是企业内部知识的作用。nelson和winter分析了日常活动、技巧、“组织记忆”、隐性及显性知识，这些是学术界公认的贡献；同时，也对他们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三，nelson和winter对模型进行了改进，通过主要的分析方法阐释了演化的核心机制：演化动态的核心是规则，选择过程会提高群体的平均能力，即使没有新的注入，既定环境中行为主体的表现会同样优秀。这导致了一系列的研究演化动态的模型，例如，iwai(1984), conlisk(1989),metcalfe(1994,1998)和andersen(2001)等。 第四，nelson和winter的研究解释了不同类型的“制度”的产业或部门之间的动态。在《技术制度变迁中的熊彼特式的竞争》一文中，winter(1984)提出了模型的一个新视角，即解释熊彼特的“企业家精神”及“惯例”两种创新模式之间的区别。将这两种区别模式化时，winter允许新企业的进入（很大程度上需要外部知识）以及企业创新战略的（小的，适应性的）转变。他提出，这两种制度之间的差异是外部和内部技术（或知识）哪个起主要作用的差异。前者（导致大量的加入者）在“企业家精神”制度中起主要作用，后者（有利于产业集中和进入壁垒）“规则”制度起很大的作用。 （三）其他演化模型 其他的演化模型以各种形式扩展考虑了创新的要素，例如产品创新、需求、劳动力市场、某些生产部门、优质资本、金融部门、学习等。saviotti(1996)在pasinetti(1981)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新的研究框架，纳入了产品创新和需求。继silverberg之后，possas等（2001）提出了在模型中如何增加新投资。dosi和orsenigi(1988)将“干中学”来补充nelson和winter提出的搜寻过程。silverberg和verspagen(1994)提出的关于创新和学习的代表性研究是，在反馈意见的基础上允许企业改变他们的r d战略。这表现为连续的“发展阶段”，以不同的市场结构组合、r d强度和增长为特征。silverberg和lehnert(1993,1994)强调了投资时机（优质资本）对演化模型的重要性。 演化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演化结果通常是不确定的，可能出现很多不同的结果，最后实现哪种结果（被选择）取决于具体的情况（包括初始条件）。特别是如arthur (1994)所说，收益增加时，初始条件中无论是r d投资差异、干中学，还是外部网络等因素，均可以导致长期结果的差异。任何技术、企业开始时得到的初步优势，收益增加时，这些优势也随之而逐步增强，而那些处于不利地位的企业就有可能被边缘化或逐出市场。即使技术、位置较佳的企业也有可能会发生失去竞争优势，被逐出市场的结果。因此，即使收益递增，也无法确定市场力量“选择”方案在任何意义上是不是“最佳”的。 虽然arthur用来证明其观点的一些实例被证实是有争议的，但他的一个正确的观点是，强调了收益增加时的多个平衡点、初始条件和历史条件的重要性，最优性观点一般不会在演化经济学中起作用。此外，如andersen(1994)的观点，只要不存在变化，行为主体“将永远持续一个特定（最优—次优）的行为”。因此，按照andersen所说，不需过多解释可能“锁定”的一个特定路径以及这种路径依赖过程如何变化。 （四）演化模型的贡献 经济演化模型有什么贡献呢？虽然经济演化模型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初，但是20世纪70年代经济演化模型才开始出现。由nelson和winter于1982年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是一个里程碑。在随后的几年中，该领域的文献有了新的增长。但是，尽管这一领域的研究出现在美国主流经济学期刊上，该领域的学者们还是认为，他们的工作难以被主流经济学接受。因此，结果就是演化模型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尽管对主流的、核心的经济学家们来说（尤其在美国）并不受欢迎。但是，这些经济演化模型文献帮助澄清了演化的几个问题。 第一，明确了演化研究的重点是理解经济现象的“种群思想”。它有别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旨在通过推断整个群体内的“代表性行为主体”的特点，来了解宏观现象。演化经济学包含了多种多样的社会和经济互动的行为。可以说，我们观察到的很多经济现象可能会比参考所谓的“代表性行为主体”的特点，更好地帮助理解这种互动的进程。 第二，有助于表明经济演化多样性的重要作用。该领域内的一些研究表明，多样性是演化模型增长的来源。但是，选择降低了多样性。因此，除非系统内有新的多样性注入，（内生）增长将会消失，系统将趋于静止状态。这在本质上是对“锁定”和“路径依赖”等备受争议的现象的解释。如果没有新变化，或者选择变得“太强大”，建立变化则“太弱”，该系统将被锁定到特定的路径或状态。因此，新变化即创新的建立对经济的演化绝对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揭示了与新变化密切相关的问题，即行为主体如何思考、学习和行动。nelson和winter最早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作出了贡献。他们运用“过程合理性”和“行为满意度”，从最初研究个人行为，到研究整个企业的行为。企业的行为，包括搜寻新的或改进的规则，以及基于惯例的规则。并且按照他们的说法，企业行为的惯例理论实际上是为解释产业演化服务的。但是，这些有目的的行为是否会因为内部成员的怀疑，而存在对“规则打破者”的偏见？在这种情况下，新变化的一个重要资源可能被忽视。这将是今后演化研究中的另一个重要课题。 四、结束语 本文以演化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为主线，对熊彼特以来的演化理论发展过程中较为重要的文献作了回顾。演化经济学与居于主流地位的经济学之间既是相互竞争的关系，也是相互补充的关系。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演化经济学的研究主要基于以下四个论点：第一，认为创新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是经济更具活力的根本保障；第二，演化过程具有国家性特点；第三，规律性创新的作用，即一个重要的创新打开了“机会”之窗，并导致了创新集群的产生，与之相关的是演化过程中学习的重要作用，以及创新环境在诱导、改进和选择创新方面的重要作用；第四，行为主体在演化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尽管演化经济学仍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学科，但是近几年的发展趋势已表明，演化经济学理论已经成为分析复杂经济现象的重要方法，动态演化的思想已得到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的认可，对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经济学理论论文:有关产业经济学理论发展的探讨 一、关于产业组织理论历史 我们所研究的产业组织它的基本内容是西方产业经济理论基础性理论内容。它的历史可以起源于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其著名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表述的重要原理：首先就是市场竞争理论，其次的重要理论就是劳动分工。我们可以看到理论的提出都是研究竞争的体制我们作为市场主体的竞争经行为，这个理论对现代的经济学组织理论的产生、发展都有着十分关键的作用，也为理论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目的性。在这个理论中它进一步论证了结构对市场行为、主题绩效的关键作用，故而我们通常意义上称之为结构主义学派。与此同时我们发现产业组织理论也在进一步的完善之中，其在政府产业决策之中逐渐发挥不可替代作用，然而理论本身存在的问题，其弊端也逐渐在社会实践中日渐显现，这就是很多专家、学者越来越持批判态度。持不同意见者认为，理论并没有重视企业之于市场结构的反作用力，与此同时理论研究中过于的静态、单一的研究方法也饱受批评。这就是要求我们的理论研究工作者进一步丰富完善理论内容，针对理论自身存在缺陷加以研究。新的理论研究工作者更加重视企业行为的研究，这就是这一批的研究者获得了行为主义学派或厂商主义学派的头衔。随着学者对于这一理论研究的深入才使理论逐渐的完善，逐渐成长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且在实践中得以检验。 二、理论的产生及其发展历程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产业经济学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它是研究产业之间的关系以及演化的规律。我们的研究主要分为：首先我们探讨的是广义上来研究产业间的关系；其次从狭义的产业概念出发研究产业之间的关系。在这里我们提出了三个产业的划分，农业、工业和第三产业。在三产业理论的研究中我们需要着重研究的是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g．g．clark），在对众多国家的三产业发展的深入研究之后，最终得出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之间分布和转移的规律性，这就是我们确认的关于产业的理论性研究配第—克拉克定理。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w．g．hoffmann）最先开始在工业经济中开展理论研究。其理论主要集结在《工业化的阶段和类型》论著中，其研究的重要成果是划分 消费资料产业、资本资料产业和其他产业，在这个基础之上通过研究得出结论消费资料产业净产值与资本资料产业净产值的比例会随着工业化的进程而不断下降，与此同时通过研究还得出结论消费资料产业比重逐步减少，资本资料产业比重逐步上升。这一理论更加深入的阐释了产业理论，更加深入地解释了产业中的关系。丰富和发展了西方经济学的产业理论。 三、产业布局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我们最开始对专门论述所产生的布局问题的理论，都是把农业区位论和韦伯工业区位论为最经典的代表和最古典的区位论。古典区位论其实一直处于单一的立足于企业或者是单一的立足与企业中心，古典区位论一直是以最低成本和最省运费的理念，古典区位论不对市场的销售量的问题和消费因素而考虑，所以我们通常将这种区位论称之为西方区位理论的成本学派。我们由于社会的变化市场的发展和劳动者的生产成果的不断提高，使得第二与第三产业的不断的提高，逐渐的将农业给取代了，从而第二和第三产业会逐步的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部门，与此同时我国随着社会的发展交通运输与网络的迅速发展，运输不会在是对我国生产造成一定的影响，反而市场的销售量等问题却成为我们产业能否成为我们产业盈利与生存的主要关键问题。我国现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区位理论逐渐的将古典区位理论的弊端逐渐改进为近代区位理论市场学派，由于古典区位理论一直是处于单一的立足于企业或者是单一的立足于工厂当中，从而我们将古典区位理论转变成可以立足于城市或者可以立足于地区的理论。由于我们必须以最低的成本和最省的运费我们才能满足市场的发展和市场的最大需求。 四、产业政策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通过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可以得知长夜经济理论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他对产业起着重要的主导作用，他就是产业政策理论。在没有产生政策概念之前我们对于政策概念的思想和实践已经有了一定的理论，但是产业政策的概念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产生的结论。 五、结语 我们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全球经济迅速的变化，产业经济学理论作为新兴的科学我们可以广泛的应用创新，产业经济学理论有这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是在传统意义上完整的产业的控制权并不复存在，这也是各国所关注的最现实的问题。因而产业安全概论体系的形成是与产业经济学理论息息相关的最新创新与发展。 经济学理论论文:教育经济学理论研究文献综述 教育经济学研究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前苏联，其理论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 主要建立在以舒尔茨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所创立的人力资本理论基础之上。人力资本理论之后由贝克尔及丹尼森等学者进一步发展， 成为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核心内容。进入到20世纪70年代，由于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人力资本论受到质疑，涌现出新的理论流派。当跨入新时期，伴随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教育的不断普及， 各种全新的理论不断涌现。本文将对教育经济学主要的理论发展做一个全面的综述。 一、教育经济学研究的缘起和雏形 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具有一定的学科体系结构，首先起源于西方，而后传播到世界各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得到迅速发展并被广泛应用于生产力，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促进了世界范围内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日益认识到掌握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要掌握科技，教育是关键。从而激发了人们对受教育的需求，因此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益提高，逐渐成为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为教育经济学的产生提供了客观条件。另一方面，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解开了剩余因子之谜，论证出教育是剩余因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刺激经济增长的十分重要的因素，计量经济学的发展也促进了教育经济学的诞生。 20世纪20年代，教育经济学以独立学科的形式最早出现在前苏联，它创建的标志是前苏联著名经济学家斯特鲁米林（c.t. ctpymnjinh）于1924年发表的《国民教育的经济意义》，这是世界上最早用数量统计的方法阐述教育的国民经济意义的论文，被称作世界上第一篇教育经济学论文。论文系统地研究了年龄、工龄、教育程度对劳动技能的影响。斯特鲁米林认为年龄、工龄和教育程度均影响劳动技能的高低；论证了教育程度与劳动技能成正相关。 西方最早研究教育经济学的论文是美国学者约翰·沃尔什（j.r. walsh）于1935年发表在美国《经济学季刊》上的《人力的资本观》，它被认为是西方国家研究教育经济学的第一篇论文。沃尔什主要从学生达到可以入大学的年龄算起，认为只有大学教育及其他专业教育才具有资本的特征。大学教育和专业教育可以取得收益但要付出代价，偿还代价之后可以带来利润或经济效应。[1] 到20世纪60年代，教育经济学在西方才真正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这一期间，美国的舒尔茨、贝克尔、丹尼森等代表的以人力资本理论为理论基础和核心内容的西方教育经济学成为主流派。舒尔茨（t.w. schultz）在《人力资本投资》、《教育的经济价值》、《对人投资的思考》等系列论文中对人力资本理论进行了深化和系统化。其基本理论可概括为重视人力资本投资，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的重要源泉。他认为教育投资的最大特点是对人的劳动质的方面去衡量，而不是从量的方面去判断，即把人的劳动看作是教育装备的结果。劳动的教育装备率高，劳动生产率也就高，从而增强创造收入的能力。 与舒尔茨的宏观视野不一样的，加里·贝克尔（g.s. becker）着眼于人力资本理论微观领域的研究，并用具体数字计算和实证研究论证了不同教育等级之间的收益率差别。他认为个人通过教育等提高能力和人力资本积蓄，由此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得到较高收入。 除了舒尔茨和贝克尔外，推动人力资本理论发展的另一重要人物是爱德华·丹尼森（e. f. denison），他于1962年著有《美国经济增长的资料和我们的选择》。他把教育因素视为人力资本因素的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经济增长多因素分析法”，细致地计算了教育的经济价值。他的主要贡献在于具体的计算方法上更加细致和精确。 至此，西方国家提出的人力资本理论从创立起就强调了教育投资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关联性，经济要发展就要重视人力资本的投资，毫无疑问教育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源泉，所以也要重视教育投资。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人力资本理论是教育经济学产生和形成的直接理论来源。 1962年英国伦敦布鲁诺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约翰·维泽（ j. e. vaizey）出版了第一本正式以学科命名的专著《教育经济学》，系统地阐述了教育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标志着教育经济学的产生。1963年，国际经济学学会召开了第一次教育国际学术会议——教育经济学专题学术讨论会。会后于1966年出版了一本具有一定体系结构的《教育经济学选集》，这次会议的召开以及论文著作的出版也被视为教育经济学学科诞生的标志性事件。这样，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新的交叉学科，在世界各地学术界普遍地受到了高度关注。[2] 二、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初步发展 进入20世纪70年代，教育经济学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许多发展中国家纷纷学习和借鉴西方的研究成果，有关教育经济学的著作及论文层出不穷。但此时的西方国家遭遇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萧条。国家在教育上的投资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不景气的经济状况与教育的不断扩张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人力资本理论表现出了“失灵”，催生出了各种反人力资本理论的新理论，重新评估教育的经济价值，使教育经济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影响比较大的理论主要有三种：筛选假设理论，劳动市场划分理论，社会化理论。 1.筛选假设理论（screening hypothesis）。是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提出的视教育为一种筛选装置，以帮助雇主识别不同能力的求职者，将他们安置到不同职业岗位上的理论。创始人是迈克尔·斯宾塞（andrewmichael. spence）和罗伯特·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等。1972年，斯宾塞发表了《就业市场信号》一文，论述了教育作为就业市场上的生产力信号，以及如何发射信号。形成了严格的信号理论，也标志着筛选理论的建立。筛选理论对人力资本理论宣称的教育能够提高生产率大胆提出了质疑，极端地假设教育并不增加人力资本， 只是作为一种筛选装置筛选出生产能力较高的人。[3] 尽管筛选假设理论否认了人力资本，但它与人力资本理论并不相反。实际上它指出了教育促进经济增长的另外一条途径：促进社会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正是筛选理论让人们认清了一个被忽视的事实，即教育的筛选作用无论是给个人还是给社会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所以，筛选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正是对人力资本理论的补充。 2.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labour market segmentation theory）。在新制度经济学的推动下，许多经济学家将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政府管制等引入劳动力市场研究，形成了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着眼点是教育与工资问题的研究。主要代表人物有斯特·瑟罗（lester c. thurow），彼得·多林格尔（peter b. doeringer），迈克尔·皮奥里（michael j. piore）等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教育程度与工资水平成正比例关系是有条件的；劳动市场存在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分割。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和体系是为劳动力市场提供人力， 而人力资本理论把本来分割成不同部分、具有封闭等级性的市场抽象地视为完全统一的竞争性市场， 基本前提就不正确。教育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就业分配上， 在于它决定一个人在何种市场上能谋求职位。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理论的教育程度与工资水平的正相关性成立，而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上述命题不成立。[4]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并不否认教育的作用，它和人力资本理论最大的区别在于它除了将教育作为影响收入的一个重要内生变量之外，还将制度因素、雇主和雇主的工作态度因素等作为内生变量。可见，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是人力资本理论的补充和完善。 3.社会化理论（socialization theory）。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创始人是萨缪·鲍尔斯（samuel bowles）和赫伯特·金迪斯（herbert gintis）。1976年，鲍尔斯和金迪斯合著的《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教育改革与经济生活的矛盾》引起强烈反响。他们认为教育的经济价值源于教育的社会功能。教育的社会功能远比教育提高知识技能对经济的影响更重要，而劳动者的表现则源自自身拥有的非知识化的个性特征（即非认知能力）。而教育的经济功能便是通过各种教育途径和手段使学生社会化，使不同的学生形成经济结构所需要的各种个性特征。[5] 总的来看，以上三种主要理论表面上都是对人力资本论的挑战甚至是反对，事实上，都是从其它侧面强调了教育会带来经济效益的增长，不管是对个人还是社会。某种程度上是对人力资本论的多角度的补充与拓展。但是普遍都忽视了教育的相对独立性和与经济生活相矛盾的一面，因而带有片面性，为教育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空间。 三、新时期教育经济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随着教育的不断普及，对教育经济学的研究也逐步深入，涌现出各种新理论。比如：关注人本文化的社会资本理论、基于新制度经济的教育产权理论。 1.社会资本理论。第一个对社会资本进行系统分析的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 bourdieu）。1980年，布迪厄在《社会科学研究》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社会资本随笔》的短文，正式提出了“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的概念。之后，美国学者詹姆斯·科尔曼和罗伯特·普特南等先后提出了社会资本理论并将其作为人力资本理论基础上的理论发展加以阐述。社会资本理论尚无统一定义， 但一般是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 通过民众自由地将个体人力资本进行横向的社会组合而生成的能够促进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的社会关系结构和社会心理结构。社会资本理论从群体人力资本角度研究社会经济， 更注重一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人际关系。社会资本理论研究方法弥补了人力资本理论研究方法的不足之处：首先，它提升了人的社会地位；其次，从微观层面为主的分析扩展到宏观层面；第三，社会资本理论直接把无形资本因素（社会心理）关系引入研究。教育的作用在促进个人与社会的共同进步，不仅只是提高人力资本存量，也通过提高对社会关系的认知能力、制定合理的共享规范和合理的组织结构等社会资本存量，从而达到提高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目的。因此，研究教育经济学不能仅仅局限于人力资本的范畴，更应该通过社会资本来凝集人力资本，达到人力资本组合的帕累托最优。 2.教育产权理论。随着新制度经济学这一新的研究范式的崛起，国外学者很快将其方法的普适性运用到包括教育在内的社会分析之中。如美国学者亨利·汉斯曼（henry hansmann）研究发现营利企业和非营利性组织的逻辑是相同的，学校这类非营利性组织的非营利性实质是为了减少组织运行成本和交易费用的一种制度安排。新制度经济学对教育经济学领域的运用基本有两个走向：一是把新制度经济学作为一种新的视角，继而作为一种方法来分析教育中的问题；二是从新制度经济学中挖掘出与教育活动不同层面之间的联系。教育经济学中关于第一方面的研究就是运用制度变迁理论作为解释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与结构调整的理论基础。关于第二个方面的研究则是将产权理论引入教育领域，对教育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问题进行制度分析，且提出了教育产权的概念及有关问题的探讨。 新制度经济学对教育经济学的贡献在于教育制度的变迁与教育制度的创新。通过制度变迁理论可以解释我国高等教育体制乏力的根源， 从而为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管理体制改革与结构调整提供理论基础。事实证明，明确提出教育产权应该说是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巨大飞跃。 四、总结 综上所述，教育经济学的研究一直是在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基础之上不断推进。起初有过强烈的反对之音，从而催生出了筛选假设理论，劳动市场划分理论，社会化理论。看似是对人力资本理论的质疑，实质上是一种补充。新时期的学者调整了研究的角度，把人力资本理论引申到了社会资本理论和教育产权理论，使得教育经济学的研究更加符合实际需要，丰富了研究的视角。笔者认为，反观21世纪的学界，研究成果没有多大突破性，仍然是在对以前的理论反复探讨。这门学科的下一步发展需要创见性的突破，才能为现在越来越复杂的教育领域提供新的指导。 经济学理论论文:行为经济学理论的延伸及借鉴 [摘要]行为经济学由于对传统经济学的基础提出了挑战,在兴起之后就一直受到关注,频频被用于解释相关的现实问题。有鉴于此,本文就从介绍行为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及主要观点出发,进而论述行为经济学的相关延伸理论,并展示了行为经济学被借鉴来解释现实中一些传统经济无法合理解释的问题。 [关键词]行为经济学 理论延伸 行为金融 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假设及相关原理与现实的偏离,催生了行为经济学这一新兴分支学科,有力地推动了当代经济学的发展。行为经济学对理性人效用最大化和均衡产出等标准经济理论内容构成了挑战,近年来行为经济学在市场竞争行为、劳动经济和金融等领域获得广泛应用,有利于解释很多复杂的社会现象。 一、行为经济学发展历程的回顾及其主要观点综述 行为经济学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它对传统经济学的基础,即假设人的行为准则是理性的,不动感情的自我利益,提出了挑战。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人类对外在事物的认识是清澈了,但是把人、人的行为、人的精神等非理性方面则舍弃了,并把其简化为一个个的点或一条条的线。人也成为了“扁平的人”。但是,不少经济学家的研究发现,这种以完全理性人假定搭起的优美的理论大厦无法通过检验科学的方法来检验与研究人的内在本性,也无法观察到现实中人的经济行为,因此更无法来解释许多人的经济行为之谜。这种局面到20世纪90年代才得以转变。莱布森等美国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种名为“行为经济学”的经济理论新流派思想,向主流经济学提出了质疑和挑战。 行为经济学是一门试图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融入标准经济学理论的科学。行为经济学尝试对非理性行为进行研究,打破了主流经济学的界限及视域,在现实人的基础上发展了主流学派的经济人概念。行为论者并没有抛弃主流理论,而是赞同其注重理性的,维护自身利益的行为。但是,他们坚持对这一理论加以修正。他们认为,经济人也对具有偏见的推理,自我沉溺、自我毁灭的行为和种种其它人类缺陷和长处做出反应。行为经济学理论还关注公平、互惠和社会地位等许多其他方面,因此,行为经济学试图对传统假定进行修正。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马修•拉宾(mattew rabin)及已故著名行为经济学家阿莫斯•特维尔斯基(amos tvesky)是行为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富有创见,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家。概括来讲,行为经济学主要就是:预期效用理论;偏好的一些典型特征;偏离理性的特征分析这三类代表性观点。 二、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延伸范围及领域 行为经济学之所以盛行,不是因为其敢于对传统经济学提出挑战,更因为是行为经济学能够自圆其说,其一些假设和理论观点能够更好地解释现实,能让大多数人更容易理解和接受。行为经济学在现实中的理论主要延伸到以下领域: 1.当今市场竞争行为的心理特征 标准经济理论描绘的市场供求关系和价格需求规律的适应条件非常有限和严格。而向当今全球市场新格局和竞争合作新特点,许多高新技术产品、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产品、符合民族和地域特色的文化产品,以及电信市场、网络产品市场、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和文化产业等,引起了消费选择行为新的变化,频频表现出明显的偏离价格需求规律的现象:降低价格未必能保住市场占有率,屡屡奏效的一些非价格竞争策略和手段越来越受到重视,尤其是在中国市场供应和秩序、收入和社会则富分布、消费观念和习性、生产力和科技创新水平处于相对落后和低下的情况下,消费选择行为与标准的理论描述相距就史远。无论是消费行为、企业经营行为和投资行为等,市场竞争行为选择中心理因素的影响特征非常明显。 2.劳动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非自愿失业——为什么一部分人找不到工作(不包括自然失业率和工作变动时的摩擦失业)?原有理论对此给出了一个“公认”的理由,假定工资是在市场出清水平上预先给定的,以此为标准若劳动力过量供应,就会造成失业。但工资为什么要定那么高,而且还是刚性的呢?为什么有人频频跳槽,而另一些人则愿意终生厮守一个单位?这些不是能用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简单解释的。“有效工资理论”、阿克洛夫(2001)的“交换礼物”等都试图给出合理的解释。理论和实践似乎证明了在工资和努力水平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性,并且在长期内是很稳定的。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表明,现实中劳动力市场并不是简单地遵从工资水平提高、劳动力供应增加这一规律。如出租汽车司机并不只是由每人收入的高低来决定工作时间的长短;老师让一些学生参与科研课题,学生们不会仅根据报酬或津贴的高低做决定;幼儿园制定罚款制度是为了让父母亲及时地接孩子,但结果是适得其反。这些是因为当工资与价格变化的行为中包含道德和情感成分时,标准经济理论中的价格交换效应就应予以修正。因为劳动者对劳动与休闲的价值判断是因人、因行业、因时点不同而异的。另外,行为经济学还研究指出,承担风险、经营管理等活动也是一种类型的付出和劳动。 3.行为金融学 行为经济学在金融投资领域的应用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在金融学中,有效市场假设的作用是奠基性和举足轻重的。资产定价的标准均衡模型假定投资者仅仅关心资产风险,并利用公共信息尽可能准确地预测股票收益。这些假设在某些时候确实能做出确切的预测,但当价格变化的自相关性近似为0时,证券市场上却出现大量异常现象。这些不规则现象促使研究具有有限理性假设的资产投资者的“行为金融” ( behavioral finance)论应运而生(baker, etal.,2004)。金融学中一个重要的异常现象是“股票收益之谜”:股票的平均回报要比债券收益高得多,为什么高收益对应高风险,并没有令人信服的实证研究支持这一理论。为了说明其中的缘由,行为经济学假定投资者具有损失规避的行为偏好,这能更合理解释风险与收益之间的对应关系。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还发现经验不足的经纪人的反应如何迟滞,而长期操盘手的反应为何又过于敏感。行为经济学还通过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的年成交率的实例来研究资本市场规模问题,关于个体股票交易行为的数据表明,部分投资者的盲目自信一定程度上会导致股票市场规模的极度膨胀,股票市场上的许多现象都与投资者的心理活动和行为有直接的联系。 行为金融学的迅速发展,是由于金融理论把“宝”都压在“有效市场假设”上了:投资者有充足的理性以至能够观察和利用历史资料。有人曾将有效市场假设美誉为:社会科学中认识最完善的一种规律性,然而,股票价格波动太捉摸不定了,以至不能反映内在的真实情况。行为经济学发现了一种基于人心理活动的过度反应效应,客观、深入地研究一系列异常现象,有助于用事实更精确地检验市场有效性假设。当然,从发展的眼光来看,行为经济学也迫切希望尽可能地减少心理学的内容,正在努力探讨用一种统一的方式来解释金融市场上的异常现象。 三、行为经济学在实际中的应用 1.民工短缺的行为经济学分析 沿海地区的“民工荒”打破了我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神话,引起了企业界和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理论界纷纷对此问题发表看法,并对民工短缺的成因进行了分析综观这些分析,人多是运用市场、结构、信息、制度等分析力一法,基本没有涉及民工的心理与理性,民工是该劳动力市场的主体,在分析民工短缺的成因时,不能完全不考虑主体对劳动力市场的相关要素以及劳动环境的认知而采取的相应的经济行为。 经济学理论论文:改革开放与经济学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理论取得了重大创新和发展。其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的实践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不竭源泉，促进了思想解放，营造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快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的进程，最重要的是改革开放进程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为理论创新的思想保证和强大动力。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宝贵经验是：解放思想是先导，坚持方向不动摇，坚持创新不止步，关键是要建设一支高水平的理论研究队伍。时代和实践的发展无止境，改革开放实践呼唤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要在若干重大方面取得进一步突破，必须继续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解放思想，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继续加强队伍建设。 关键词：改革开放经济学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一场伟大革命，创新是经济学理论发展的灵魂。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不仅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而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又为改革开放开辟了道路，提供了强有力地支持。本文拟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作简要回顾，并对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进行展望。 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的新进展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实践的发展，我国经济学理论实现了一系列重大创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创新，概括言之，有如下十个主要方面： (一)关于改革方向、目标、道路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强调“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是“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推动力”的同时，曾经论及社会主义改革。恩格斯指出，“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主义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但是，对于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特别是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如何改革，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可能做出明确的回答。 以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宝贵成就和经验，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奠定了基础，但也没有解决社会主义如何进行改革的一系列理论问题。 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伟大革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理论实现了一系列创新和完善，这些理论不仅包括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必然性，改革的性质、目标，而且包括改革开放的内容、道路、方略，由此形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体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学说。 (二)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人类发展一般规律和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得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论断，但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他们只是作了一些原则性的预测。列宁在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不仅肯定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公有制、按劳分配和人民政权等，而且根据俄国的实践，形成了对社会主义特征的进一步认识，如：实行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合作经济；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具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建立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权及其民主制度等。但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究竟怎样，列宁又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态度。他认为，社会主义将来是个什么样子，什么时候达到完备的形式，这些只有未来建设者才能具体描述。 改革开放前，我国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经历过反复的过程，有重大的进步也有曲折甚至失误。我们曾经肯定社会主义就是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率，因此致力于生产力发展并取得重大成就；曾肯定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因此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并使人民生活有极大的改善；曾经肯定要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所以使生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生产力发展。但是，我们也曾经过分强调生产关系的变革而忽视发展生产力，过分强调生产资料越公越好而脱离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过分强调经济增长而忽视人民生活的改善。 改革开放的实践，不仅使我们认识到社会主义不意味着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而且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同时认识到，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要求。这些认识反映在经济理论上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重要方面：一是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目的。二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要求。三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手段。很显然，这些理论是在实践基础上的重大创新，使马克思主义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在原有的基础上前进了一大步。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社会主义发展要不要划分阶段、如何划分阶段，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从其产生、发展到成熟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除了要经过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外，还要经过两个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列宁曾依据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实践，指出在向共产主义前进的过程中会出现若干重要阶段，并提出了“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发达的社会主义”、“完全的社会主义”等概念。但是，这些思想也仍然是一般的构想，当时还缺乏足够的实践经验来做出科学的概括。所以，面对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列宁不拘泥于已有的结论，而是主张“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 新中国建立之初，我国对国情问题进行了探讨，成功地渡过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一些宝贵经验，但其后也走了一些弯路，在某个特殊时期，甚至脱离国情，超越发展阶段，实行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政策和措施，给社会主义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危害。在几十年社会主义探索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我们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范畴，并作出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这是依据我国的基本国情提出来的。我们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特指在我国生产力水平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阶段，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就我国的社会性质来看，它已经足社会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这与过渡时期有着本质的区别。第二，就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成熟程度来看，它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我们必须认清这一点，决不能超越这个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这两层含义是相辅相成的。社会主义是基本前提，初级阶段是发展程度。我国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是对长期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确立，初步解决了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所面临的新课题，为进一步科学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为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提供了根本依据。 (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提出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决定，我国不可能实行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而必须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时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确立，指明了现阶段中国经济制度的根本性质和特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可靠的理论基础。 (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基础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主要包括：一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二是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原则；三是坚持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既反对平均主义，又防止收入差距过大，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四是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五是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个人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个人要帮助后富的地区和个人，最终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的成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对调动劳动者积极性，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其著作中有许多关于商品经济的分析，这些分析如果抛开资本主义的制度因素，其揭示的许多一般规律对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预测未来社会时，曾以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为前提，设想社会根据需要，有计划地调节生产，不需要价值插手其间。后来有人把经典作家的这种对特定前提下的预测变成教条，不管现实社会主义的条件如何一概排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从而严重束缚了社会主义活力的发挥。 社会主义建设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不但不能取消反而必须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了这样的认识为基础，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相容的问题、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手段等重大理论也都取得了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也随着改革的深化逐步明晰。所有这些，打破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桎梏，使马克思主义关于商品经济的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新的发展和创新，成为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指导理论。 (七)社会主义微观经济理论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长时期内，企业是政府行政机关的附属物，不是独立的法人。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企业没有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也就没有足够的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和活力。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使我们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个人和农户家庭都是微观经济主体，同时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企业理论和企业改革理论，包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独立的法人，拥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生产经营权；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深化垄断企业改革，引入竞争机制；推进集体企业改革，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合作经济；推进公平准入，改善融资条件，破除体制障碍，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等。社会主义微观经济理论的形成，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微观经济理论，为我国的企业改革提供了理论指导。 (八)经济发展理论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关于发展的根本思想。在改革开放中，我国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发展思想的同时，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集中广大人民的智慧，汲取世界各国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提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它明确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赋予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发展问题上的集中体现。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形成了实现科学发展的一系列理论，包括：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理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理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理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理论；区域协调发展理论等。这些理论为我国国民经济的科学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导和保证。 (九)开放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国际分工和世界贸易的一些论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开放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内，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的封锁，也由于当时缺乏经验，所以我国的对外开放遇到很大困难，具有很大的局限。 1978年以后，我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对外开放逐步扩大，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系列对外开放理论，包括：一是统筹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二是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进程，具有二重性，要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三是转变贸易方式，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注重防范国际经济风险；四是要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在这种对外开放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十)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丰富的宏观经济理论，如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有计划发展理论等等。我国在改革开放前的长时间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也积累了宝贵的综合平衡等宏观管理经验。这些理论和经验都是进行国民经济宏观管理的宝贵财富。但是对于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究竟如何管理，则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借鉴西方经济理论，并将这些理论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创新形成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宏观经济理论，包括：计划与市场关系理论，国民经济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经济分析理论，国民经济结构分析理论，宏观调控模式、目标、手段理论，政府职能及其转变理论等。这些理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理论，为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和保证。 二、改革开放的实践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 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取得如此理论进展，主要原因是： (一)改革开放的实践为经济理论创新提供了不竭源泉和动力 经济学理论本质上是实践的理论，实践是理论创新和发展不竭的源泉。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提出了强烈的需求，为经济学的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源泉，推动了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创新。同时，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在推动了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为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三十年来，我国gdp以年均将近10％的速度增长，总量由1978年的3645.2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246619亿元，跃至世界第四。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4元增长到2007年的1378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增长到2007年的4140元。年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2007年达到172534亿元，是1978年的819倍。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两千多万，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使之丰富多彩，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为认识世界提供了手段。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信息经济的发展，网络的出现，为人类认识瞬息万变的经济社会提供了条件。此外，改革开放的实践还不断检验已经形成的理论，使实践证明不符合实际的理论不断遭到淘汰或矫正，使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不断地得到完善和发展。 (二)改革开放促进了思想解放，营造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理论的创新需要优良的学术环境。改革开放是一场空前的思想解放，经济学理论工作者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改革开放的实践，感受改革开放的脉搏，跟踪改革开放的步伐，总结新经验，研究新问题。而整个社会在改革开放中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百家争鸣的氛围，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学术环境。经济学理论创新是一种复杂的创造性的劳动。全社会尊重这样的劳动，努力营造生动活泼、求真务实的学术环境，提倡不同学术观点、学术流派的争鸣和切磋，提倡充分的批评与反批评。这种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使他们的创造性迸发出来，成为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生力军。 (三)改革开放加快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和借鉴国外经济学的进程 经济学是科学，而科学揭示的真理是没有国界的。随着中国经济日益开放、融入世界经济，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也日益引起世界的关注，大批的中国学者登上世界各国的讲坛，进行学术交流，使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在交流中得到传播和发展。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使国外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也日益广泛，这为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提供了极大的可能。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吸收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的一切优秀成果，尤其是在批判地继承、吸收人类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合理成分的基础上，总结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和工人阶级斗争实践，创造了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也在认真借鉴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理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理论、苏东国家的经济理论研究取得的进展，得到进一步创新和发展。 (四)改革开放加快并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由此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根本思想保证和强大动力 改革开放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化的过程，在改革开放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继思想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伟大成果，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经济学理论创新一方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贡献，另一方面又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这就保证了经济学理论创新既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而不误入歧途，又使经济学理论创新具有科学的方法论指导。这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所在。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学理论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最重要的是： 第一，解放思想是先导。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的先导，也是理论创新的先导。只有不断解放思想，才能不断推动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进而实现经济学理论的创新。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取得的一次又一次创新无不是解放思想的成果，而每一次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又进一步推动了改革开放的深化和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实践证明，解放思想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宝，也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强大思想武器。过去三十年我们坚持不断解放思想取得了改革开放的成功和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丰硕成果，今后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实现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创新，一定要继续不断解放思想。 第二，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改革开放而言，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动摇，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就经济学理论创新而言，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改革开放服务的方向不动摇。积三十年之经验，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必须在任何情况下坚持方向不动摇，在改革顺利的情况下，坚持方向不动摇，在改革遇到困难、发生问题时尤其要坚持方向不动摇。坚持方向不动摇，要反对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当遇到困难和问题时就怀疑甚至否定改革的必要性和取得的成就，动摇深化改革的决心，甚至试图把改革拉向后转；另一种倾向是，只强调坚持改革方向而忽视改革遇到的问题，甚至以坚持改革的方向而不去正视和解决改革进程中遇到的问题。经济学理论要始终不渝地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出谋划策，提供科学的支持和指导。 第三，坚持创新不止步。创新是理论进步的灵魂，创新无止境。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沧取得的突破和进展无不是创新的结果。要创新就要坚持科学研究无禁区，学术争鸣要鼓励；要创新就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重视对国情、世情的调查研究，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尊重人民的创造精神；要创新就要妥善处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充分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关系，既坚持正确的导向，又大胆吸收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先进经验；要创新就要倡导科学严谨的学风，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第四，关键是要建设一支高水平高素质的理论研究队伍。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创新取得的成就，得益于建立了一支数量宏大、素质较高的理论队伍。这支队伍总体而言，拥护改革开放、拥护社会主义，具有较广阔的视野、较渊博的专业知识和高尚的敬业精神，是值得信赖的队伍。今后经济学理论创新，还必须继续加强队伍建设，充分发挥这支队伍的作用。 三、改革开放实践呼唤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 实践的发展是无止境的，理论的创新也不应该停止在一个水平上。毋庸讳言的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我们仍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和问题。这些挑战和问题有的来自国际的，有的来自国内的。在国内的这些问题中，有的属于由改革开放的深化触及到的一些深层次矛盾，有的则是具有阶段性特征的问题。不管哪些问题的克服和解决，都呼唤着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在当前，经济学应该着力研究和创新的主要领域及问题有： 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问题研究。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科学发展观的经济学阐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科学发展的理论研究；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机制问题研究；以及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经济学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研究将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包括：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模式研究；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研究；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研究；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研究；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研究等。2009年将迎来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道路及其经验教训，也是经济学理论创新义不容辞的责任。三是深化改革开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研究。包括：今后中长期深化改革开放战略研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经济制度和健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研究；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研究；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府监管体制改革研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研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研究；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研究；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等。四是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和改善民生问题研究。包括：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研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研究；区域均衡发展和区域竞争问题研究；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研究；扩大就业的理论和对策研究；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论和政策研究；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研究；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理论与对策研究等。五是开放进程中抵御世界各种危机影响维护国家安全研究。包括：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研究；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与中国经济金融安全研究；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理论和对策研究；灵活审慎的宏观调控政策研究；对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进一步评析和研究；全球经济调整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开放条件下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研究等。六是中外经济史重大问题研究和中外经济思想史重大问题研究。 要实现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就需要： 一是继续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之所以必须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因为，我们要进一步创新的经济学理论，必须是对实践有指导作用，能够引领实践健康发展的理论，而这样的理论只能从实践经验中总结，并在实践中受到检验和发展。书本的知识，前人的经验和理论成果是重要的，没有这些知识和理论，一切从头开始，也很难实现进一步创新，但这些知识和理论只是已有的理论，它可以为我们进一步创新经济学理论提供基础和借鉴，但却代替不了理论的进一步创新。所以归根结底，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只能源于实践并随实践的发展而深化。 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一切从实际出发，首先是要进一步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我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特殊的文化、特殊的国情、特殊的经济制度，只有对这些“特殊”吃准吃透，才可能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我国正在进行的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开放和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只有投身这样的实践并善于不断从这样的伟大实践中吸取营养，才可能总结出伟大的理论，实现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而这一点，几乎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所无法比拟的。中国的经济学工作者，处于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国家，得天独厚，应该为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作出世界性的贡献。基于此，我们应该多一些自信和自豪，而完全不必凡事跟在别人后头跑，甚至妄自菲薄。当然，强调首先是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并不排斥从世界的实际出发。我们处于一个开放的时代，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是世界发展的潮流，在这样的时代，不了解世界，也就不能很好地研究中国，所以一切从实际出发，也要从世界的实际出发。 二是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因为这是已为实践证明非走不可的必经之路，舍此不能达到我们预定的目标。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多年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带领全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建没和改革的卓越成就。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定要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否则马克思主义不能发展，中国的问题也不能有效解决。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理所在。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指导，联系国际国内的实际，去观察和分析问题。我们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总结过去，客观地分析现实，努力实现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要坚持和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一方面，要防止和反对教条主义，另一方面，也要反对形式主义和实用主义。教条主义是本本主义，照本宣科，简单地、机械地套用“本本”和字句，形式主义只做表面文章，这只能使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停留在一知半解的水平；实用主义则往往断章取义，为己所用，给马克思主义附加一些不正确的东西，甚至肢解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一方面要认认真真、老老实实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另一方面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解决我国的实际问题，在分析解决实际问题中创新发展经济学理论。 三是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之所以要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不仅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而且善于吸取人类文明中的一切成果，具有开放性。在今天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竞争、合作的条件下，我们更应该善于充分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包括西方经济学的文明成果，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 当前，一个客观事实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发育程度、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程度比我们高，综合国力比我们强。西方经济学作为对这种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理论概括，包含了一些科学的对我们有用的成分，也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有分析地借鉴这些科学的成分，为我所用，对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益的。当然，必须明确，西方经济学有其非科学性，主要是：将资本主义作为永恒的、美好的制度是不符合实际情况和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将市场看作是万能的已为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排斥和否定对经济的干预也是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正因为西方经济学有这些非科学性甚至是根本性的缺陷，所以它不可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在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时候，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有取有舍，有用有弃，而决不可照抄照搬。 四是继续加强队伍建设。要坚持高标准，按照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要求，造就一批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学贯中西的思想家和理论家，造就一批理论功底扎实、勇于开拓创新的学科带头人，造就一批年富力强、政治和业务素质良好、锐意进取的青年理论骨干。关键措施是要高度重视对哲学社会科学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建立能够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人尽其才的良好机制，形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 试论邓小平经济思想主题内容及其对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论文关键词：邓小平经济思想；经济体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论文摘要：邓小平经济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极其重要组成部分，对邓小平经济思想的研究，首先就要从整体上把握这一思想主要层面。本文从理论、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提出邓小平经济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关系及其规律的研究。揭示了邓小平经济思想包含了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三个层面及其内在联系，对我们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中国怎样建设、巩固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 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作为我们党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而邓小平经济思想是邓小平理论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邓小平经济思想正是在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史上百年探索的重大时代课题，及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问题的探索中，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理论观点。展示了这些理论观点的联系及其体系，同时也把社会主义经济学推到新的发展阶段。 一、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的历史发展中，科学地理解和把握邓小平经济思想的主题 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科学探索，起始于l9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l9世纪70年代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拓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研究的理论视野，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对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如何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作了最初的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以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不失时机地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一方面走出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奠定了新中国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强调向苏联学习，基本上按苏联既有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形成由国家集中统一领导的计划经济运行模式。到1956年春，经过经济建设的实践，以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已经察觉到苏联模式的弊端，提出要以苏联为戒，正确学习苏联的经验。一是苏联的办法中的许多是错误的，已经给苏联经济发展造成危害，这些东西我们不要学；二是即使苏联对的东西，也有许多不合乎中国实际，不能生搬硬套。由此开始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在实践上取得了一些成就，理论上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其表现在在1956年4月撰写的《论十大关系》和1957年6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及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所提出的一些重要理论观点。但是，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由于受到“左”的思想干扰，并没有沿着正确思路继续下去，使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遭到了如“”这样的严重挫折，特别是“”，更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遭到灾难性的破坏。 20世纪70年代未以后，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自身经济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态势和矛盾作出了正确的分析，并作出了科学的判断，科学地探讨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和发展的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从而在社会主义经济学史上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解决了象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二、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基本特征的探讨，是邓小平经济思想的基础性内容，这一探讨深化了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本质及其特征的理论 邓小平经济思想的主题，决定了它在理论上的主体内容，可以概括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三个层面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 第一，对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内容的分析 总结我国建国以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分析现阶段我国的基本国情，邓小平认为，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所制结构只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并存共同发展。为了坚持公有制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中的主体地位，并发挥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邓小平还从理论上阐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有关系，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兼容性；结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对公有制在现实经济中的实现形式作了探索；强调选择承包制、租赁制、股份制等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是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也是有利于体现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基本要求的。 第二，对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制度的基本内容分析 依据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现实出发，邓小平坚持认为，按劳分配同公有制一样，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内容，它们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区别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原则”。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所有制结构相适应，邓小平对社会主义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经济方式并存的结构作了探讨。他还对按劳分配实现过程中，体现在收人分配上的“先富”和“共富”关系作了理论的与实践的探索，提出了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的“大政策”。同时提出了“三步走”发展战略和“两个大局”思想，“两个大局”思想即“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富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一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第三，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的概括 认识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是搞清楚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和现实的前提，邓小平以他对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长期思考和探索，并根据现时代世界与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实际，把社会主义本质高度概括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揭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与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完善社会主义经济的内联系，极大地丰富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视野。 三、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探讨，构成邓小平经济思想中最富有创造性的理论层面，展示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新课题和新领域 经济体制是一定经济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和管理形式。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理论分析，集中体现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的科学论述 党的十一届中全会召开不久，邓小平指出，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改革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问题，对这一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作了充分的估计，他认为“为了有效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认真解决各种经济体制问题，这也是一种很大规模的很复杂的调整”。反思50年代初期以来我国经济体制的形成及其演化，邓小平清醒地分析其基本特征和弊端，认为原有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就是国家运用指令性计划，直接掌握和控制人、财、物资源，权力主要集中在中央，所有的活动都在计划规定的范围内运行。这一经济体制虽然也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注意利用经济杠杆的作用，并且在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期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逐步开展，也暴露出不少弊端，如“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④等，为此，“如果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当时，邓小平就已经清楚地认识到。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我们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中，“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三方面的问题”。 第二，对建设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创造性的探索 在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最初十年实践的反思中，邓小平强调创造良好的环境对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提出与当时所开展的治理整顿相关的经济体制目标模式，只能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当经济体制改革进人全面深化阶段时，邓小平审时度势，在总结我国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及时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对人们在改革中一直非常关注的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作了新的概括。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他把计划、市场经济机制同社会经济制度“剥离”开来，把计划和市场都看作经济手段，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他又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角度论述了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关系，说明两者是有机统一的。这一理论从根本上破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是社会基本制度的传统观念，诊治了我们在市场和市场经济问题上常犯的“恐资病”，为我们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极为重要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四、对经济运行及其机制的探讨，构成了邓小平经济思想的富有特色的内容，拓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的视野 人类社会经济形态足一个在一定的经济作用下运行和发展的有机整体。经济运行机制简称经济机制。它是一定经济肌体内各种构成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制约关系及这种关系对经济的调节功能，通过经济运行机制系统自动而稳定的运转，推动社会经济正常发展，调节社会资源的有效分配。邓小平非常重视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研究，对社会主义发展不同时期如何运用计划和市场的运行机制，以及运用计划和市场的经济运行机制的重要性等问题作了深入的论述。他认为，“在调整时期，我们可以加强或多一点计划性，而在另一个时候多一点市场调节，搞得更灵活一点”计划和市场作为经济运行的机制，运用得适当，就可以提高社会生产力，更为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优越性。“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决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 邓小平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分析，首先表现他对保持中央权威问题的论述上。他明确指出，中央权威是指中央领导集体的权威，保持中央权威就是中央能令行禁止，说话算数；掌握足够的财力是保持中央权威的物质前提，科学地制定政策是保持中央权威的重要基础。其次，表现在他探讨了政府作为宏观调控的主体在宏观经济运行中的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他认为，政府职能必须由直接调控为主转向间接调控为主．由微观调控转向宏观调控，由搞项目审批、分钱、分物转向利用经济手段搞规划、协调、监督和服务，政府机构必须由臃肿重叠转变为精干、高效，只有这样，社会主义市场机制才得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才得以充分发挥和体现。再次，表现他分析宏观经济运行中的调节手段，如财政调整手段、金融调节手段、法律调节手段、行政调节手段等。此外，邓小平还对国民经济的速度、比例、效益之间的关系，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发展战略问题，以及我国的对外开放等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 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分析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对农业生产方式作了“两个飞跃”的概括。邓小平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第二，在国有工业企业管理方式的变革上提出了“要来个革命”的思想。在企业体制改革的不同时期，邓小平提出了建立和加强以“责任制”为特点的企业管理方式．实行以“承包制”为特点的企业管理方式，以及以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为落脚点的企业管理方式。第三，对发展企业所需要的技术和人才问题作了较为深刻的论述。邓小平强调发展企业所需要的技术可以采取“引进”的办法，对引进的技术不能只是“学会”，还必须“创新”。使企业拥有更高的技术水平。同时，先进的技术要有先进的管理方法，发展企业所需要的人才靠的是“培养”，对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必须是在“很好地使用”中进行培养。 五、对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整体关系和过程的研究，构成邓小平经济思想的主体内容，展示了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广阔前景 以往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较多地注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研究，而忽视或轻视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的研究。这种研究取向的产生，一方面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对象理解的偏误有关，往往把对生产关系的研究误解成仅仅是对基本经济制度特征的研究，对经济体制、对经济运行的研究易于被排斥在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范围之外；另一方面也与长期存在的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有关，现实中单一经济体制模式窒息了对这一体制及其运行研究的活力，从而使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脱离了生动的，丰富多彩的经济实践。邓小平在形成和发展其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过程中，果断地摒弃了社会主义经济学专注于经济制度研究的偏误，使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研究由对经济制度的研究扩展到对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运行及其内在的联系的研究范围。这不仅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新见解，而且也是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必要前提和重要的条件。 在经济关系整体中，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运行三个层面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邓小平既注重对三个层面的统一性的研究。在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中，经济制度决定着经济体制的基本性质和职能，经济体制则遵循并实现着经济制度给定的基本经济关系，作为经济制度的具体存在形式。邓小平在论述发展经济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改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必要性的同时，也看到了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的统一性。他认为，我们既要看到改革经济体制的目的就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也要看到：“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经济体制只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具体存在形式，而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经济运行也是在一定经济制度下发挥作用的，一定的经济制度同样会存在不同的经济运行机制。邓小平在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分析中，既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计划机制、市场机制、竞争机制、价格机制作了分析，也对计划机制、市场机制与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作了较为透彻的分析，使人们从计划、市场等同于经济制度的思想束缚下解放出来。在经济体制与经济运行机制的关系上，邓小平强调了我国原有经济体制的“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从而说明一定的经济体制中总是存在着与之相适应的经济运行机制，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就是对经济运行机制进行选择或实现经济运行机制的转换。

社会学理论论文:关于运用体育社会学理论分析体育社会问题 [论文摘要]在体育运动发展过程中，孳生各种体育社会问题是一种必然现象。体育社会学在创建自身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必须正视体育社会问题，也只有在研究体育社会问题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建立其理论。 [论文关键词]体育社会学；理论；教学；和谐发展 一、体育社会学理论概述 体育社会学是一门把体育这种社会文化现象作为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整体。在外部研究体育与其他社会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内部研究体育与人的社会行为、社会观念的关系，以及体育运动的结构、功能、发展动力和制约因素，用以推动体育和社会合理发展的综合性的社会科学。美国《社会学拜客认为》：“体育社会学以体育运动作为一种制度，研究他的结构、内容、变革和发展，研究以体育运动为特点的社会行为、关系和作用、包括系统内的和其他系统的相互关系和作用。” 二、当前体育的社会结构和特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后体育社会现象出现了集注化、扩大化和复杂化的趋势。体育社会现象的集中化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这种现象开始不再依附于其他社会现象(如教育、文化等)，成为一种专门的社会现象。全球的“体育人”以及和体育有关的人在增加，体育的社会组织的扩张，各国政府对体育的关注度在提升，体育占用社会的总时间在不断增加，因此体育中形成了一一些有别于传统的社会关系，如球迷与俱乐部、球员与业主、社区居民与社会体育指导员等等，这些新社会关系的出现吸引着社会的注意力，同时也以各种方式影响着社会经济、政治、人口、军事、宗教、民族等的变迁与发展，要想解释、理解和管理这些社会现象进一步求得体育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人们诉诸于体育社会学这门学科。 中国体育人口年龄结构与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中国体育人口性别结构与中国人口性别结构形成较大反差。随着中国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进程和产业就业结构、教育结构的调整以及城市化的发展，体育人口将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当前我国城市社区体育具有组织形式基层化，参与主体老年为主，组织管理居民自治与行政主导相结合。 三、体育教学与政治经济的关系 体育教学直接影响着体育活动，对体育的发展起主导作用。无论是体育教育观念的更新，还是体育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改革，都影响着体育运动的前进方向，体育作为一项独立的运行行业和事业出现以来，它的发展一直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紧密联系。处理好体育与经济的关系，使体育的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相协调。同时，让体育事业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服务，是我国各级政府制定实施体育战略发展目标必不可缺的基本因素。我国学者周西宽等指出：“体育一经形成，便具有相对独立的发展轨迹，有自身的发展规律。但体育的历史表明体育和人类其它活动一样，从来就不是一种孤立的社会现象，它的发展是受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所制约的，并在同各种社会的相互影响中体现其规律。从体育与政治的关系看，政治对体育的影响是同历史发展阶段相联系的，这种影响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同时，体育也通过自己的特殊作用积极为～定的社会及政治服务。”在现代社会中，体育与政治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不少国外体育社会学研究者认为，体育经常也为一个国家的政治服务，体现国家的意志，得到政府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和支持。体育与经济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体育运动的发展需要有经济作为基础，体育总是在经济的发展中而繁荣起来的。反之，体育运动的发展为社会创造了无限的商机，对世界经济的发展起到推动的作用。 四、体育社会学与文化科技教育的发展 体育教学直接影响着体育活动，对体育的发展起主导作用。无论是体育教育观念的更新，还是体育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改革，都影响着体育运动的前进方向。 体育参与了社会文化的建设，体育是社会文化建设的积极的组成部分，而且随着社会的进步而繁荣起来，它有利于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向心力，提高社会成员的自信心和归属感。体育推动了城市建设的现代化，体育建筑的造型、色彩、功能，常常作为一种文化影响着社会心理：大型的全国运动会、洲际运动会、奥运会等，已经成了主办城市推动市政建设、公共事业发展的动力。素质教育是以全面提高公民思想品德、科学文化和身体、心理、唠动技能，培育能力，发展个性为目的的基础教育。体育和教育都存在密切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体育事业的发展，必然要对教育提出更高的要求。体育推动了高科技的发展。首先，当科学作用于体育的时候，体育系统为了适应科学系统的要求，必然要使体育系统自身的功能与结构都发生相应的变化，从而使其有能力接收和消化科学系统的影响。而要有成效地实现科学影响对体育系统的渗入，就必须要由体育系统制定出一系列既能反映科学系统的要求，又能符合体育系统自身行为特点的具体政策。其次，当科学作用于体育的时候，政治系统即国家与政府作为媒介加入了科学与体育社会互动的行列。 五、体育社会学与和谐社会 通过各种方式宣传体育的功能，营造良好的体育意识氛围；充分发挥乡镇企业的龙头作用；发挥复退军人和学生的骨干作用；发挥乡村干部的带头作用：组织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和体育比赛；组织参加“亿万农民健身活动先进乡镇”和“全国体育先进县”的评选；制定切实可行的农村体育活动计划即形成一个能够不断为全体公民供给和改善体育健身环境和条件，基本满足全体公民多样化的体育健身需求，使全体国民的健康素质得到明显提高的服务和保障系统。用体育的社会化和产业化来带动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和产业化。以此来带动人们消费结构的调整，用消费结构的调整来带动产业结构的调整，用产业结构的调整带动经济结构的调整，用经济结构的调整带动社会结构的调整，就是把体育工作融合到社会，融合到政治、经济各方面。到底是什么样的指导思想，可不可以这样来看，最能体现“三个代表”，“以人为本”能够直接体现。小康社会的重要指标，已经确定了全面的科学发展观，把身体素质加入进去，所以，体育在这里起到一个先导的作用，可以走在前面。最后调整的社会结构就是我们提倡的和谐社会。 社会学理论论文:浅谈社会学理论指导下的高校外事翻译研究 论文关键词： 社会学　行动者网络　高校外事翻译　可行性 论文摘 要： 本文拟将从社会学视角出发，探讨用社会学理论——“行动者网络”理论来指导现阶段的翻译研究，并将其用于对高校外事翻译进行分析，进而验证这一理论指导高校外事翻译的可行性。 传统的对高校外事翻译研究相应地受各个范式的翻译观的指导，在结构主义语言学阶段，高校外事翻译多从语言层面上着眼，强调字面上的对等。在多元范式翻译观的指导下，有学者用关联理论、功能论、目的论等理论来探讨高校外事翻译策略，视角多将译者或观众作为出发点或中心。在结构主义范式阶段，翻译研究被禁锢在文本对比和语言（信息）转移的范围内，有关翻译活动中那个最活跃的成分——翻译主体的主观能动作用研究就被完全忽视了。解构主义阶段，研究成果的共性都在于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分解上，由此，译者为了实现这些目的总会按照自己对读者和译语需要的理解去制定自己的翻译策略。由此可见，以上阶段的高校外事翻译都出现了自身的局限性。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社会学领域，更确切地说，在科学知识社会学领域，一种全新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在消除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长期存在的对峙、分裂局面上给出了合理解释，创造了新的平台。这一理论的提出者拉图尔、卡龙不仅用这一理论解释科学、技术，而且将其运用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行为各领域。那么，我们可否用其研究我们的翻译行为呢？笔者现在就从这一理论的发展背景出发，来剖析其用于知道高校外事翻译的合理性。 “行动者网络”理论指出，人们做任何事情都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必然受到周围各种因素的影响，因此，人们的行为应该和这些因素一起加起来考虑，这就是行动者网络所要完成的任务（黄德先，2000：4）。“行动者”是广义的，既可以指人，又可以指非人的存在和力量，它们可以是任何的东西，如经济、意识形态、历史环境等。“网络”由特定关系实体构成，它们之间没有预设关系，其性质和关系有网络来定义。网络不仅由人类，而且由机器、动物、文本、金钱与建筑物等组成。“行动者网络”就是由诸多不同的、互动的行动者通过异质工程建立起来的联系，行动者网络并非外部世界中预定行动者的简单组合，而是由具有不同利益、身份、角色、功能、位置的行动者构成，它们在网络中重新得到界定。这个界定、安排、赋予的过程就是“转译”。只有在相互利益关系“转移”的基础上，才能构建起一个稳固的网络。这种“转译”的过程关注信息转换过程中人类与非人类的对等性，它们都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应同等对待。“物”不是一味地受人塑造，而是反过来也会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物”被建构的状况反过来也会建构人的利益和状况，以及决定它们会采取的行动（库恩，1981：200）。 翻译的生产过程也类似于“行动者网络”理论中的知识生产过程。翻译也是在网络中生存的。翻译行动中的各个行动者是在相互协商、转换过程中形成一个翻译网络，并为实现这个翻译目的而共同维系这个网络。在这个翻译网络中，行动者有译者、作者、读者、原文、译文、编辑、出版商、评论者、审查者、政策、组织机构等。要分析存在于网络中的翻译，研究者必须把翻译过程参与翻译事实建构的各个行动者纳入进来。 而当我们将“行动者网络”理论用于对高校外事翻译进行研究时，我们发现，在高校外事翻译活动的网络中，“行动者”除了包括那些与一般文本翻译相同的因素如原文文本、译者、译文文本、读者、听众之外，还包括一些特殊因素，如政治因素、意识形态、民族差异，国家政策，以及教育机构、科研机构间的利益，等等。研究高校外事翻译就是要同等对待这个网络中的各个行动者，重新审视其在翻译网络中的作用，把行动者和翻译行为本身连接起来，把原文在本地语境中与新的信息、思想观念、生产技术、时代特征、政策等因素相连接，生产出最合时宜的语篇。 比如说，在高校外事交流中，经常要翻译“中国大陆”，我们将其译成“chinese mainland”（china’s mainland or the mainland of china），而不能说mainland chinese，究其原因，我们发现，正是这张行动者网络里的各个行动者如政治因素及国家政策在行动过程中发挥各自的作用才得出这个结论，因为如果说“mainland chinese”，就会让人认为既然有一个“大陆中国”，就可能有一个“岛屿中国”，那就是背离一个中国的原则了。同样，“中国台湾”应该怎么翻译呢？在政治因素、意识形态及国家政策这几个行动者的共同作用下，我们知道，这个词的翻译必须体现“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的概念，必须防止出现任何可能引出“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的含义。因此，我们最终把它翻译成“taiwan，china”。 再比如，在高校外事翻译中，我们有时会翻译到国家今天奉行“开放政策”。当“开放政策”最早译成英文时，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的指导下，有外国专家建议翻译成“open-door policy”，但是，在今天看来，显然不妥当，因为“open-door policy”为“门户开放政策”，这是19世纪帝国主义提出来的侵华政策。在时代背景、政治因素、国家政策等行动者的共同作用下，译者决策显然会改变，不会再把“开放政策”和“门户开放政策”这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策相提并论和互相混淆。所以“开放政策”今天我们译成“open policy”，或更完整地翻译成“policy of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翻译网络可以突破人们惯常的原文、译文对立，译者、作者分离，通过翻译网络，可以把各个结点上的行动者相互链接，把分散开的资源转变成一张无所不能的强大网络。在这个网络中，既没有译者这个中心，又不存在原文中心、译文中心等终极根据，在翻译网络中，各行动者都应同等对待。以前那些被看成是外部的、社会的、文化的因素也应重新审视其在翻译网络中的作用。一旦一个翻译网络建立起来，且非常稳固，就会把翻译的社会行动者和翻译行为本身连接起来，那些和翻译生产相关的翻译实践、翻译准则、翻译目的、翻译策略等因素就会和文化语境、社会概况、译者决策相连接。翻译生产不仅仅是从一个语境中引进某种信息、思想观念或者技术，而是这些新的行动者如何在另一个语境中跟本地的信息、思想观念和技术生产连接，创造出新信息、新思想观念、新技术。翻译并非仅用目的语再现原文，而是和各种社会行动者创造新的关系，征召新的行动者，形成新的网络，是一个知识、社会、实践与操作形构的过程。 再看一个例子：“我谨代表江苏省教育厅，预祝河海大学与西澳大利亚大学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取得圆满成功!”现在被翻译成：“i，on behalf of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jiangsu province，wish a great success of the joint program between hohai university and the western australian university!”其中，“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是近年来出现的一个新名词，有的地方译为“chinese-foreign cooperative program in running schools”。这种译法本身没有什么错误，但我们发现，在不同行动者的作用与运作下，当文化语境、社会概况等行动者发挥作用时，译者则略去繁冗的语言信息，直接将此表达翻译成简单明了的“joint program”，以适应译入语体系的习惯，取得更直观易懂的效果。 再比如：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resumed the exercise of sovereignty over hong kong，and taiwan is a part of the sacred territory of our country.在历史因素、国家政策、政治影响等行动者的共同作用下，我们发现句中“恢复”是绝不能忽略的，否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一直对香港拥有主权的历史事实，台湾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inalienable）一部分，是对“一中一台”言论的严正否定，所以最终翻译成“中国政府恢复了对香港行使主权，台湾是我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在行动者网络的作用下产生的这些关键语言在任何外事交往中都要始终正确使用。 翻译是一种社会系统，一种被认可的社会现象（胡牧，2006），而现阶段翻译学的研究本身也具有跨学科的性质及系统性。在翻译学研究转向的新时期，前人已用文学、哲学领域的理论探讨了对翻译研究的指导意义，但如果我们从另一角度出发，用社会学理论关照翻译研究将行动者网络理论用于对高校外事翻译的研究，则发现这一尝试与探讨可以促进高校外事翻译在新时代能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需求，更契合高校外事工作需要，从而能推动高校外事翻译走上一个新的台阶。 社会学理论论文:从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看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的反思——读《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 一 在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和实践中，反思既是一个基本的理论概念和范畴，也是一个有效的实用技艺和武器。它不仅使之与以前的社会学区别开来，而且形成了自己独到的分析框架和理论特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反思性是布迪厄社会理论的“出类拔萃的单一特征”。 在中国的古藉中，反思一词与反省、反躬的含义相近，系指自我省察，反身自省，反求诸已，如反躬自问。在《礼记 乐记》中就有这样的记述，“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这样的反思主要用于个人的修身养性。 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中，反思的概念使用很广。洛克曾经使用过反思概念，把对意识的内在活动的观察称作内省经验。在黑格尔那里，反思更占据了其哲学的特殊地位，反思就是自我意识，专指思想本身进行的反复思索，即思想的自我运动。到了近代，倡导反思性观念，提出“反思社会学”的学者也不是布迪厄一人，有现象学和阐释学的，有民族方法学或常人方法学的，还有其他“后现代”形式的。但在反思的主体、反思的对象、反思的目的、反思的作用、反思的方法等方面，都与布迪厄有着明显的差别。 从反思的主体来看，与仅仅把个人(“私人”或“主我”)作为反思主体的其他学者不同，布迪厄的“反思性回归自身”，既把个人作为反思的主体，又认为反思社会学是一项集体事业(第44页)，反思性概念所要求的“返回”超出了经验主体的范围，而要延申到科学的组织结构和认知结构，因而，“反思的主体最终必然是要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科学场域”(第48页)。 从反思的对象来看，与反思的主体相对应，“反思社会学的基本对象不是个别分析者，而是植根于分析工具和分析操作中的社会无意识和学术无意识”(第44页)。因为，每一个社会科学家不仅受到他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即社会出身和社会标志)的影响，而且为其在学术场域中的位置所左右，同时，每个人都带有天生的唯智主义偏见，这种偏见一方面会使学者在构建自己的研究对象时，不自觉地将其与对象的关系投射到对象之中，另一方面又使其陷入“学究式的谬误”之中，对深深嵌入我们对世界的思考的事实中的、内化于概念、分析工具和经验研究的实际操作中的预设缺乏警醒，以至用理论的逻辑代替和否定实践的逻辑。因此，布迪厄的反思要求和引导社会科学家去认识那些“支配了他们的深入骨髓的特定的决定因素”(第54页)，对作为文化生产者的社会科学家进行分析，对社会学工作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特定形式进行反思。 从反思的目的来看，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不是要破坏社会学的认识论保障，而是要巩固它，不是要削弱它的客观性，而是要扩大社会科学知识的范围，增强它的可靠性。这充分表现在布迪厄的反思在社会科学进步中所起的作用上。 首先，反思能够增强科学的自主性。社会科学实践要使自己不受任何粗暴无礼的干预和潜移默化的左右，避免成为社会力量的玩偶，就要增强和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如果存在着一批共享的反思性手段，能被集体性地掌握和运用，这本身就是争取自主性的一种强大武器”(第198页)。当然，要保持自主性，不仅要有自主性的社会条件，而且要有自主性的科学资本(包括各种防御、建构、论辩的手段，以及得到认可的科学权威)。不过，社会学的特殊性质总是使其受到外来需求压力的支配，在社会场域内，总有很多人自以为拥有对社会世界与生俱来的知识，拥有天赋的科学；在科学场域内，总是存在着一些受异治性支配的兜售常识的人，所有这些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也起着劣币驱逐良币的作用。反思虽然不能完全消除这些人，但却可以减少他们的危害。 其次，反思能够推动科学的进步和知识的增长。社会学进步的重要障碍是，错误地认为自己有能力探究人类的所有实践，包括象科学、哲学、法学、艺术等实践，因而具有“元”科学的性质；社会学家这门职业，其无意识的动机之一就在于它是一门力图成为“元”科学的职业。布迪厄认为，社会学的“元”科学性质，“始终应当是针对它自身来说的”，它必须利用它自身的手段，对自己进行反思，确定自己是什么，自己正在干什么，努力改善对自己立场的了解。这样就能消除由于无反思所引发的各种偏见，努力探寻各种机制的知识，一方面推动科学的进步，另一方面进一步改善反思的条件。 再次，反思能够祛除幻象，使知识份子获得更大的自由。知识份子往往自以为有知识而自视高明，认为自己全无幻觉，尤其是对自己全无幻觉。其实，由于社会决定机制无所不在，由于符号性的支配和对社会世界的信念式理解，知识份子同样存在着偏见和幻觉，不仅有对社会世界的幻觉，而且有对自己的幻觉。与此密切相关，知识份子喜欢独立思考，喜欢从个性解放中寻求自由，却忘记了“知识份子自由”背后存在的一种政治学。布迪厄认为，对于个人来说，无意识与决定论是彼此契合的，同样，知识份子的集体无意识是其与支配性的社会政治力量间契合关系的特殊表现(第208页)。将反思社会学用于自身，可以产生更多的知识，发展自觉意识，扩大自由空间，从而把各种历史可能性都包容在理性所及的范围之内，有助于知识份子走出他们的幻觉；同时可以使知识份子确定和识别自由的真正所在，即明白在哪些场所自己切实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在哪些场所并没有什么自由，从而减少在自由问题上的盲目性。 从以上概述和分析可以看出，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有两个非常鲜明的特点：第一，它是反自恋症式的，既不是诉诸内心，谈论自身，自我欣尝、自我陶醉，也不是寻求知识份子的时代精神，它把自身作为研究对象，是要对社会学家和塑造社会学家的世界进行反思；它对社会学的反思，是要对人们面对的诱惑和自己陷入的诱惑进行剖析。第二，它不是“认识中心论”或“科学家群体的自我中心主义”，而是实践中心。在反思的引导下，社会学家不仅会关注任何“实践性”的事物，而且会重视理论实践的技艺和方法，学会把高度抽象的问题转化为实践上完全可行的科学操作。因此，布迪厄的反思理论不仅是一种有关理论实践的理论，而且将其纳入实践理论的核心，在发现理论逻辑的同时，也发现了实践的逻辑。 要进行反思，首先就要消除对反思的抵触情绪。布迪厄认为，对反思产生抵触的真正根源更多是社会性的，而非认识论的，因为，反思是对个(人)性神圣性的正面抨击，是对知识份子的自我观念(即把自己看作是不受社会因素限定的、“自由漂移的”、被赋予某种符号尊严的人物)的直接批判，是对知识份子所陷入的种种幻觉的无情揭示。其次要提倡理解和容忍。在学术的讨论和思想的交流中，人们关心的往往不是彼此理解，而是超过和压倒对方，反思社会学是一种领会和理解自身和他人的手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容忍以往不能容忍的事情。最近，费孝通在讨论学术反思时，也强调了这一文化自觉的思想，并将其概括为四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跨文化的“席明纳”—文化价值再思考之二”，载《读书》1997年第10期)。再次要使反思性在培训、对话和批评性评价机制中制度化，真正培养和树立起反思性的科学惯习。 二 从布迪厄反思社会学的启迪中，我们需要而且可以对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反思。这对于推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和现代化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与其他近代科学一样，经济学也是“西学”。但是，在中华古代文化中，也不乏经济学的传统和精神。到了近代，西学东渐以后，中国的一些知识份子开始学习西学，会通中西，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和分析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本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农村经济学派，南开经济研究所等，就是其中有名的代表。到了本世纪50-70年代，随着政治的变迁，中国的经济学脱离和抛弃了西学的主流，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正统地位。随着对西方经济学的全盘否定和彻底抛弃，经济学的中国传统也逐渐丢失。改革开放以后，现代经济学又回到了中国。由于经济实践的巨大需求，经济学在中国成为显学，经济学家也成为时代的宠儿。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同时出现在中国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身上，使得中国经济学陷入危机之中。然而，对此有清醒认识和足够自觉者不多，笔者也是糊里糊涂，渐有所悟。 从理论的反思来看，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多方面的。我们既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及立足于此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反思，也需要对现代经济学进行反思，还需要对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进行梳理和阐释。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要解决经济学的本土化，建立中国的经济学，以便对中国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作出自己的解释，不对所有这些作出认真的反思，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一个博大的体系，从其把生产力(即人与物的关系)和生产关系(即人与人的关系)都纳入自己的理论框架，并注重于生产关系的分析来看，就体现着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和精神，而与注重于研究人与物关系的新古典经济学有别。但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劳动价值论，是一种典型的客观价值论，强调的是成本和供给，而对分配和需求在其中的作用有所忽视。其对主观价值论的批判不仅加剧了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的二元对立，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走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即否定了价值是人与人的关系。马克思经济学的成就和失误都与此有关。另一个重要问题是，马克思关于哲学不只是解释世界，而更重要的在于改造世界，经济学是无产阶级解放的锐利武器，就使哲学和经济学面临着巨大需求压力的支配，为其发展设置了巨大的障碍。其实，社会科学改造世界的作用都是间接的，正如布迪厄所说，“符号权力通过陈述某个被给予之物来构成它，通过影响世界的表象来影响世界”(第158页)。马克思经济学既然是科学而不是信仰，就要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一是要学习，二是要反思，三是要质疑，四是要超越。 立足于马克思经济学之上的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自成一体。虽然其理论逻辑在主要方面能够贯彻到底，但其假设前提却是与现实相背离的。传统经济学的最大失误在于它并没有继承马克思经济学的思想精华，而是发展了它的某些片面之处。然而，它终究影响了我们一代人的生活和思想，至今仍然是很多学者安身立命之本，也是官方指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也有某些合理的成分。因此，简单地将其抛在一边是不行的，必须对其作出一番认真的批判和清理，才能进一步明确中国经济学的前进方向。 现代经济学是在西方文化背景和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和演进的，我们对它不曾作过认真的、科学的反思，而是采取了全盘吸收和全盘否定的错误态度和作法，不得不自食其果。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先于我们进入现代化进程，其经济理论也处于一种强势地位。这就使得人们易于采取一种急功近利的作法来对待。很多人并不了解它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发展，因而把握不了它的真髓精义，不是拾起了它的皮毛，就是拣到了它的糟粕，更无法用其解释和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现代经济学派别林立，每一学派都有自己的特殊角度和独到的贡献，也有自己的片面性，就是目前处于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其完全信息、完全竞争的假定与现实经济生活相去甚远，其片面性也更加明显。但是，各个学派之间争论、批评和交流，也促进了它的不断发展。因此，对现代经济学的反思要从尊重和理解出发，在了解它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发展的基础上，博采各家之长，破除门户之见，作好创造性解读和批判性吸收工作。 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济学传统和精神的反思也是一个重要的任务，这就需要对中华传统文化有一个全面而又深刻的把握和理解。目前经济学界的同仁，国学基础普遍很差，通古博今者了了，有的抱着民族虚无主义态度，也有的取民族优越主义作法，使得中国经济学的探索和发展脱离了自己的土壤。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需要的是科学的重新阐释，作好创造性地转化工作，使之成为中国经济学的宝贵资源和前进的基础。 总之，要做好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反思，需要一代会通中西、会通古今、会通文理的专家学者，需要对我们的教育来一番根本的改造。 经济学理论的反思本身就是经济学学术实践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与经济学实践的反思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在经济学理论上出现的种种问题，都可以在经济学家的学术实践中找到它的根源。 对经济学家学术实践的反思，首先需要对中国经济学家的生存条件和社会状况有一个恰当而清醒的认识。随着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成为中国社会生活的中心，中国经济学家的社会地位似乎有了很大的提高，行动的自由度似乎很大，有的成为某个政府部门的顾问，有的成为某家公司的高参，今天这里请去开会，明天那里邀去座谈，经济学家的自我感觉也不错。其实非也，这只是经济学家的一种错觉。经济学家的社会地位与其他科学工作者的状况无实质差异。从历史上来看，学问特别是社会科学学问，主要是有闲阶级酒足饭饱之后用以消遣的事情，其繁荣发展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今天，如果仅靠工资生活，经济学家也许离贫困线并不太远，很多人在思考学问的同时，不得不为生计筹谋。很多人其所以不得不去从事那么多的社会应酬，也与此有关。如果不能过上一种体面安定的生活，对于大多数学者来说，学问之事也许有些太奢侈了。另一方面，社会又对经济学家提出了巨大的需求(包括政治宣传、政策咨询、经营策划等)，似乎经济学家都可以提供现成的答案；经济学家意咨气使，高谈阔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似乎思想可以自由骋驰，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被人牵着鼻子走。这一切就造成了经济学家个人的无意识和学术的无意识。无论研究对象的构建，还是理论结论的提出，上述的一切都会渗入其中，发挥作用，因此，经济学家的真正自由是非常有限的，这也许还不是一个造就大学问家的时代。经济学家需要对自己生活的社会条件作出认真的反思，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行动自由。 其次，要对经济学的科学场域进行反思。目前，中国社会科学的科学场域是一个比较混杂的场域，只要是在报刊上发表了某种讨论经济问题的文章的人，似乎都成了经济学家，而官方和业界的一些人士也纷纷谋求一个学者的头衔。因而，在经济学的科学场域内，同样也是假冒伪劣充斥。随着改革的推进，民间研究机构的出现，中国经济学界打破了原来的一统天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科学场域和子场域，开始形成一种竞争的态势。这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无疑是件好事。但是，由于学术批评和学术评价的制度和规则尚未完全建立，没有有效的评价、激励、筛选、淘汰机制，学者们的学术实践和行为不仅会有很多失范之处，而且也缺乏必要的制衡和自觉。各个子场域之间的竞争，学者们在学术场域内的相互争斗，不仅与在社会场域中的地位有关，而且也为其在学术场域中的地位所决定，因为很多事情都与经济学家的利害相关，使其难以自拔。再加上经济学帝国主义和中国经济学的显学地位，不仅影响到经济学家的内部交流和沟通，而且造成了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之间的紧张关系。特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教育上的失误，很多经济学家知识领域狭小，专业训练和功力很差，很难出现会通中西、会通古今、会通文理的权威和大家。 再次，要对经济学家的科学惯习作出反思。布迪厄把惯习看作是一种明确地建构和理解具有特定逻辑的实践活动的方法，一种实践操作的能力和创造性的艺术，合理的惯习既是某种适当的经济活动的先决条件，又是特定经济条件的产物。在经济学家的学术实践中，一方面，由于受实证主义唯物论的影响，很多人往往认为，我们的认知对象和所有知识完全是客观的，而不是被建构出来的，只要消极被动地复制，不需要积极地创造。也就是说，不必提出一些既现实又易于处理的理论假说，也不必进行必要的思想实验和逻辑实证，从理论上再现现实经济生活的矛盾运动过程。一些对历史数据进行简单回归就企图说明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作法，一些就事论事的对策研究，就是其突出的表现。另一方面，由于受唯智主义唯心论的影响，一些人把知识份子所从事的理论研究工作看作是一种唯理智的工作，而不是一种实践建构活动，特别是由于受计划经济和学究式思维定式的支配，一些人把实践建构活动看作是一种人为设计的产物，对个案研究和案例教学的忽视，对各种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随心所欲的使用，不能说与此无关。在经济学家的学术实践中，由于对利益关系的重视，使之往往对人们的人性特征和道德关怀注意不够。在经济学家与其他社会科学家以及经济学家的相互交往和学术讨论中，往往缺乏相互理解和彼此容忍的精神，不是你好我好，互相捧场，就是借以压倒和“超过”对方，致使很多学术探讨毫无结果。其实，学术批评并不意味着我是你非，你高他低，也许是各有各的角度，各有各的理解，各有各的创造，各有各的片面，构成学术发展中的一个阶梯。所有这些，都需要经济学家进行不断的反思和保持必要的警醒。 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的反思，不是某个经济学家的反思，而是全体经济学家的共同责任。让我们在反思中创建中国的经济学和经济学的中国学派。 社会学理论论文:对社会学理论中“行动”研究的研究综述 对社会学理论中关于“行动”的研究做综述，挑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四个理论进行比较研究。意在说明社会学理论不是一种亘古不变的理论体系，而是动态发展，不断更新的理论体系，在解释某一现象时不同理论会有不同的视角。 行动理性选择布尔迪厄 一、韦伯：社会行动 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weber）认为有意识、有目的的行动是社会学研究的对象。他认为，社会学应该在两个层面上理解社会，即行动者自身的意图和行动者的集体行动。（乔纳森特纳 邱泽奇，2001）作为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人，每一个举动，每一个行为都是对社会的一种反应。社会学认为，人们的行动具有社会性，这表现为人们的行动是有目的，指向他人，并以他人符合自己预想的反应为目的。所以，社会行动必须具有以下两个因素：第一，行动者赋予其行动以主观意义，即行动者有行动的动机；第二，行动者主观意识到自己的行动与他人的联系。 韦伯将社会行动分为四类：目的理性行动、价值理性行动、情感性行动和传统行动。 目的理性行动，以目的作为行动的主要目标，通过认真的计算，利用何种手段可以顺利的达到自己的目的是这种行动的核心。价值理性行动，为了追求某种价值，比如伦理上的、宗教上的而采取的行动。情感行动指的是，这类行动是基于情绪或者情感而采取的行动；传统行动指的是，由传统的、约定俗成的习惯而决定的行动。以上所述的四类行动类型都属于韦伯的理想类型，事实上，我们日常的行动很少是这类行动中的某一类。 二、帕森斯：行动理论 帕森斯（talcottparsons）是结构功能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但其理论框架源自他的行动理论。帕森斯认为，行动的最基本特征是具有意志性和目标导向性，这一点他继承了韦伯的观点，但在分析社会行动的时候，他摒弃了韦伯的分类方式，提出其单位行动理论。单位行动具有不同的要素，在不同的版本分析中，要素的种类也不同，本研究将其分为四个要素。第一，是行动者，行动者指的是个人在行动之前会思考，并能在思考的过程中产生行动结果。第二，是目标，即行动所想到达的未来状态。第三，是情境，在行为理论中有“人在情境中”的说法，这里的情境指的是行动发生的场所，有两个要素：行动者不能控制的事情以及可以控制的事情。第四，是规范与价值观，行动者会受到这两个因素的影响，从而决定采取何种方法达成目标。 帕森斯的关于行动的理论是建立在唯意志论的基础上，此理论认为个体行动者主观决策行动的过程。但是帕森斯认为这个过程的决策包含规范和情境，受到这两者的制约。所以帕森斯进一步发展其行动系统的理论，提出了“agil”：适应（adaptation）、目标达成（goalattainment）、整合（integration）与维模（latencypatternmaintenance）四个基本生存问题。这四种功能要求在个人行动系统中存在，而帕森斯提出这以模式的主要目的是将个人行动系统扩大社会系统中，从而创立一种普适性的理论体系。但这一体系带有明显的结构决定论的态度。而社会学的发展中，往往一些非主流的理论会给主流理论带来补充和发展，理性选择理论就是其中一种。 三、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 科尔曼（jamess.coleman）作为理性选择理论的集大成者，将理性选择理论推到社会学理论为前沿，成为近代社会学的“热门”理论之一。理性选择理论的基本原则是由新古典经济学、效益论或功利主义和博弈理论发展而来。虽然它奠基于各种不同模式，但是还是有其框架模式的（瑞泽尔，2005）。 理性选择理论关注的焦点在于行动者，从个体行动者的角度来说，主要包括行动者的基本状况及行动发生的必要因素。行动者、资源与利益是构成行动的三个基本要素，行动者都是具有一定利益偏好的理性人，并且科尔曼及费雷洛特别批评将价值、偏好或目标作为个体选择过程的外在因素的研究范式，认为有目的行动模式必须考虑人们的价值来源及其对个体偏好和选择的影响（j.coleman，t.sj.fairer，1992）；资源的种类很多，具体可以分为私人物品、事件或某些专长；利益“在客体自我层面是指对特定事件后果或控制资源的满意度，在行动自我层面表示获取对控制事件所必须的资源数量，这是行动的驱力”（j.coleman，t.sj.fairer，1992）。而权利是科尔曼理论中的重要概念，权利的分割和交换使行动成为可能，因此权利是行动的条件之一，具体而言是指具有法定权利采取某些行动，使用处置物品或者资源以及控制事件后果，而当拥有的权利受法律保护时，可以对妨碍权力行使的人进行惩处”（j.coleman，t.sj.fairer，1992）。而“信任”是另一个促使行动发生的主要条件，信任结构使行动者间产生相互信任的关系，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存在着资源让渡关系。 科尔曼的理性行动理论的起点是行动者的目标或意图，在选择过程中，资源的稀少性与社会制度都是需要考虑的。行动者有不同的资源，对于其他资源也有不同的取得管道。对于那些拥有许多资源的人，达成目的相对简单，但是对于那些没有资源或只有极少资源的人而言，要达成目的就很困难或完全不可能。而社会制度在客观方面规定着行动者行动过程与结果。这些制度的限制同时提供了鼓励某些行动及抑止其他行动的正向认可和负向制裁。 科尔曼对理性行动理论有信心，但是他也不认为这一观点能提供所有的答案，在实际的世界中，人们的行为并不是总是理性的，往往有些行为不可以或者不能完全被理性解释。理性选择理论继承了以行动者为主体的思想，开拓了行动研究的思路，将资源与社会制度纳入到其中，但是其研究仍有局限性。后现论的出现，打破了现代社会学理论的大统思维，作为后现论家之一的布尔迪厄对行动的在对原有研究的继承与批判上提出了属于他的理论。 四、布尔迪厄：社会实践理论 布尔迪厄（pierrebourdieu）作为法国社会学的代表，其社会实践理论贯彻其一生。布尔迪厄将行动作为社会实践来看待，布尔迪厄本人对他的实践理论曾有过一段精彩的独白，他说：“我之所以要提出一套时间理论，把实践活动看作是一种实践感的产物，实在社会中建构‘游戏感’的产物，就是要说明实践的实实在在的逻辑（theactuallogicofpractice）——这是一种自我矛盾的逆喻表达法，因为所谓实践的标志就是‘合乎逻辑’，它具有某种自身的逻辑却不把一般意义上的逻辑当做自己的准则。”（布尔迪厄、康华德，1998）当然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理论不仅仅就是社会实践理论，只是本研究主要关注其这一理论。布尔迪尔的社会实践是围绕着行动者在哪里实践，如何实践，用什么实践等展开，也就是说行动者行动的场所，行动的策略，行动的工具是布尔迪厄社会实践理论所要研究的内容。相对于以前学者对行动关注的本身来说，布尔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将行动作为分析的中心，将与行动有关的其他的因素纳入到分析中。 1.社会实践的空间：场域用布尔迪厄自己的话说：“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布尔迪厄、康华德，1998）场域是人的活动相互作用结成的关系网络，不能离开人的活动而存在。场域有不同的类别和形式，如哲学场域、政治场域、文化场域等，各种场域都是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中存在的，都具有某种特殊的利益和作用。但是一定的场域一经形成就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甚至制约着人的心理、行为及地位等。场域是一个争夺权力与资本的场所，一个“争夺的空间”，“任何场域，都是一个力量之场，一个为保存和改变这种力量的较量之场”。在布尔迪厄看来，有多少种场域，就有多少种利益（符号利益和物质利益）。利益既是场域运作的条件，也是场域运作方式的产物。利益推动人们参与到特定场域的游戏之中，相互争夺。（bourdieu，1992）由此可以看出，布尔迪厄认为任何的行动的产生都必然发生在一个场域中，那么分析某一行动的发生发展也必然需要将此行动回归到场域中分析。所以场域成为布尔迪厄的行动理论的最基础的一部分。 2.社会实践的工具：资本布尔迪厄的将资本指做行动者的社会实践工具，这种工具是行动者积累起来的“劳动”，可以是物质化的，也可以是身体化的，也可以是符号化的。所以在布尔迪厄的理论中，资本不仅仅是包括物质化的经济资本，还包括了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布尔迪厄的资本概念将行动者的实践工具从经济场域扩展到了符号和非物质的场域，进一步深化了资本的概念。 如果将资本单独分析，比如对行动资本的量化分析，那么资本将失去其工具的实践性。资本是行动者的实践工具和能量，在上文分析中，行动者的行动是发生在一定的场域中的，而场域的形成是处在一定位置的行动者的力量关系构成的。所以，资本和场域是相互共存的，资本的价值取决于它所处的场域，行动者使用资本的策略也决定于行动者在场域中所处的位置。作为社会实践工具的资本，必须要在其场域中才具有价值，资本的相对价值随着场域的不同而不同。一种特定的资本总是在给定的场域中才会有效，必须与其场域有关，不然它就不会存在或者不会起作用。场域的形成正是因为各种资本的相结合而产生，而行动者在场域中的位置也是根据资本的总量以及总资本中各个资本的相对比重分配的。所以，场域给各个资本的竞争，比较和转化提供了场所，反之，场域的运作和存在也是靠各种资本的反复交换及竞争才能维持的。 3.社会实践的策略：惯习 实践的场所和实践的工具已经找到，那么实践的策略是什么呢？在布尔迪厄看来，惯习是行动者实践的策略。惯习是“由持久的、可以转化的性情倾向构成的系统。它表示出了一种组织化行动的结果，带有近似结构之类的意思；它还指明了一种方式，一种习惯性状态，特别是一种倾向、脾性、资质或嗜好。”（谢立中，2007）或许用“游戏感”或者“实践感”来理解惯习会更加的直接一点。布尔迪厄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出“游戏”的概念，他认为行动者的行动就是在做一场“游戏”，这种“游戏”在一个特定的“游戏场”内，通过“游戏者”的不断尝试从而习得“游戏规则”并将其内化到“游戏者”的行动体系中，从而形成“游戏感”。“游戏者”的游戏并不仅仅是一次，而是多次的游戏。“游戏感”就成“游戏者”下次游戏的指导思路，再外显出来。当然每次游戏的过程都是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内化外化的过程。所以惯习可以理解为，一种通过后天努力习得的具有动态性的体系，它能够根据特定环境进行有目的的调节，而且是这些惯习产生了与那些环境而非其他环境相一致的所有思想、所有观念以及所有行动。 场域是一种客观的关系系统，而在场域里的行动者是有知觉、有意识、有精神属性的人，因此每个场域都有属于自己的“性情倾向系统”即惯习。在这一点上，场域和惯习是不可分割的。每个场域是具有惯习的，每个惯习只能在场域中存在，并且每个惯习和产生它的场域是对应的关系。此场域的惯习和彼场域的惯习之间存在着“不吻合”现象。由于场域是分为不同类型或不同形式的，惯习也不例外；因此不同的场域有不同的惯习，把此场域形成的惯习简单地“移植”到彼场域中去必然会造成不合拍的现象。用布尔迪厄的话说，“实践理论要同时考虑外在性的内在化和内在性的外在化的双重过程”。在惯习的实践过程中，作为工具的资本不断地被运用。 场域、资本、惯习成为布尔迪厄的社会行动理论的主要线索，惯习回答的是行动者如何使用资本，而场域回答的是资本力量的作用范围。布尔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是建立在对以往行动理论批判的基础上，同时加入自己特有的思想，是对行动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再回到开头布尔迪厄对于自己实践理论的那段话，个人行动不是个人理性的产物，而是在社会结构中实践的产物，而这个过程是二重性的，不断地往复发生。 对于“行动”的研究还有很多，笔者仅将其中一部分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做一个简单的梳理，综上所述，行动理论经历了最初的简单分类的时期，再到行动与社会结构相结合的初次尝试，再到个人理性选择的分离阶段，最后经历的行动结构二重性的时代。帕森斯的社会结构理论，希望在韦伯的行动分类的基础上，将行动纳入到社会结构中；科尔曼作为现代社会学理论家中的代表者，希望可以通过从行动者的行动本身出发，将其他社会因素放在行动过程中考虑，这样可以将帕森斯社会结构理论中的行动部分进一步细化深化；布尔迪厄笔下的行动者，表征出来的是对社会世界的一种信念态、一种实践感、一种心神投入、一种对游戏赌注的倾注和向往。这是对理性选择行为的批判，理性选择理论下的行为者是理性的主体，他的自由决定成为实践的唯一根据。 在社会学的发展中，“行动”成为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并且成为诸多理论的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新鲜的事物不断的出现，而社会学理论也在不断地更新发展中，每一项理论的出现都不是凭空的，都是建立在对过往理论的继承与批判基础上。“行动”的社会学研究也随着后现代社会学理论的出现与发展，呈现出不同于以往大统理论的“碎片化”现象。不同的学派流派都可以对“行动”做出属于本学派的解释，笔者认为这是社会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对社会学理论的具有很积极的意义。 社会学理论论文:试析加强中国社会学理论建设三人谈——关于加强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几点思考 论文关键词：社会学理论 理论建设 理论思维 理论建构 论文摘要：对于如何加强中国社会学理论建设，郑杭生认为，时代在呼唤社会学观念的变革，社会在要求社会学理论创新，中国社会学界应当以宽容的理论胸怀、广阔的理论视野、崭新的理论观念、深邃的理论思维，创造植根于中国社会现实、回答中国社会问题的新理论。刘少杰分析了经验描述社会学方法的形成过程及局限性，肯定了费孝通所创建的重视经验考察，同时又不忽视理论概括的社区人类学研究，认为应当将社会学的经验研究提升到理论思维的层面上。谢立中从当前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发展中，分析了五个具有明显理论自觉的研究范式或框架式理论雏形，认为这些理论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社会学“重经验、轻理论”的实用型面貌。 中国社会学兴起于中华民族危亡之际，成长于中国社会动荡不安之中，其学术发展和自身建设遭到了各种无法回避的冲击，于是，急于使中国社会摆脱困境的社会学研究，往往来不及对一些重大社会问题作出理论概括，便被卷入新的社会矛盾或社会冲突之中；引用或借鉴国外现成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常常成为中国社会学界研究中国社会问题的方便形式与快捷途径。特别是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美国实证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简单移植，导致了中国社会学研究轻视理论概括和理论创新的经验化倾向。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曾对这一问题作出了深入的理论思考。 中国社会学自其发端之日起，不仅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热切地关注中国的现实问题，而且以深刻的学术思考去建构对中华民族乃至国际社会产生广泛影响的社会学理论。譬如，康有为的变法维新论、严复的合群进化论、梁启超的化育新民论，以及、李达和等人阐述的历史发展理论、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理论，等等，都是对世人产生强烈震撼、引起中华民族反省自强、掀开中国历史新篇章的社会理论或社会学理论；潘光旦的位育中和论、梁漱溟的中西文化论、费孝通的差序格局论，以及孙本文、吴景超、陈序经等人的思想观点，在理论社会学的研究与建构方面都有重要的创新性贡献。正是这些社会学家立足中国社会实际，汲取古今中外的社会学理论成果，创造了内容丰富的中国社会学理论，使得中国社会学在世界学术之林中争得了立足之地，并启发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为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去深入思考。 如今，中国社会学重建已经二十多年了，尽管我们开展了大量实地调查和经验研究，翻泽了许多国外社会学新近学术成果，在对中国社会发展、社会分化、社会运行和社会转型等重大现实问题上作出了一些原创性的理论概括。但相对于日新月异的中国社会发展现实，相对于国外社会学研究层出不穷的崭新理论成果，中国社会学在理论研究和理论建构方面表现出日渐明显的不足。 第一，对中国古代、近现代的社会思想与社会学理论挖掘和总结不够。中国学术界历来重视对社会人生问题的思考，先秦以来卷帙浩繁的中华经典文献中，包含了十分丰富的社会思想、社会理论，深入研究这些思想理论，不仅可以了解中国社会变迁和文化传统衍化的历史，而且对于了解蕴涵在今天现实中的很多深层因素也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令人遗憾的是，我们至今不仅没有编写出一部充分反映中国古代社会思想或社会理论的著作，而且对晚清以来中国社会思想和社会学理论的总结整理工作也开展得很有限。 第二，对国外社会学理论的评介和研究也存在很多局限性。受简单化的实证社会学观念限制，我们通常把研究和介绍国外社会学的理论视野，限制在强调科学精神和经验原则的英美实证社会学范围内，而把具有人文主义传统的欧陆社会学理论称为社会理论或社会哲学排斥在社会学理论研究之外，把某些引入的国外社会学理论不加分析地应用于我们的经验研究中，导致某些经验研究成为国外社会理论观点的简单证明。这样一来，既降低了中国社会学的研究水平，也限制了对不断创新的国外社会学理论的理解。 第三，把社会学简单地解释为经验学科，以为只要开展经验观察和事实描述就是在开展社会学研究，在一些研究中排斥理论思考或忽视理论概括，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狭隘经验性或狭隘实证生的社会学理解。而某些学术杂志却以此来决定稿件的取舍，在论文的评审中以此来决定分数的高低，导致了中国社会学界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及其表达的严重失衡。这种观念和行为导致中国社会学研究出现了很多表层化、平庸化现象。例如，课题立项多，理论成果少；经验事实描述多，深人分析少；热点问题多，学术积累少。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学科能够仅仅停留在经验层面上，那种仅仅进行经验研究而不上升为理论概括的研究，不能被视为规范的深人的社会学研究，这一观点早已为中外经典社会学家所充分论述。 第四，忽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及其历史的深人研究。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展开的理论视野、思想内容和方法原则，毫不逊色于实证社会学和解释社会学等其他社会学传统。然面令人遗憾的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丰富内容至今尚未得到深入挖掘和系统总结，就连社会学的业内人士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思想理论和方法原则也缺乏一定了解。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对社会学的狭隘理解。相当多的学者仅仅从实证主义原则理解社会学，似乎社会学只能是实证主义的一统天下，超越了实证主义的立场与方法就不再属于社会学的范畴；二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僵化理解。在相当长的岁月里，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继承者的社会学思想和理论，仅仅被理解为哲学、政治经济学或科学社会主义的附带阐释，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更有甚者，社会学还常常被归结为资产阶级的学说或伪科学。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消极影响，在我国则还要加上“”的消极影响，产生了“低潮综合征”。这一病症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偏见和片面理解。例如，似乎马克思主义没有社会学，要有那也仅仅是革命斗争型的，等等。综上所述，为了克服中国社会学研究中存在的这些局限，大力推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研究、理论建设和理论创新，我们应当做好以下三个方面工作： 第一，牢记费孝通先生晚年向中国社会学界多次发出的呼吁：要突破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应当像费孝通谆谆告诫的那样，中国社会学既要重视科学精神，也要发扬人文关怀；既要开展客观性的经验研究，也要开展张扬主观性的价值评价；既要立足当下中国社会实际，开展参与性、对策性的现实问题研究，也要继承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思想精华，开展历史性、思想性的意义阐释；既要依据定性和定量的实证研究方法分析问题、形成理论观点，也要利用中华民族几千年积淀而成的“会意”、“将心比心”的理解和交流方法，在更深刻的层面上解释中国社会学所面对的各种问题。 费孝通晚年向中国社会学界的呼吁，是他以深厚的学术修养、宽阔的理论胸怀，积七十余年社会学研究的深刻体会，高瞻远瞩地为中国社会学在新世纪争取更大发展留下的重要嘱托，我们应当认真总结中国社会学一百多年的历史经验，像费孝通主张的那样突破保守而片面的传统社会学观念，在更广阔的学术视野中开拓社会学发展的新空间。 第二，根据当代国外社会学在思想理论上发生的重大变化，积极突破社会学传统观念，在崭新的思想境界中开展中国社会学经验研究和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建设。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国外社会学已经发生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变化。欧洲出现了一大批像福柯、布迪厄、哈贝马斯、布希亚、鲍曼和吉登斯等一批具有强烈人文主义倾向的社会学家，他们的思想观念已经远远地突破了传统社会学的界限，他们做出的理论概括是在传统社会学构架中无法理解的理论创新。美国社会学界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深刻变化，不仅在实证传统中发展出一些内容和形式都十分新颖的新学科，如新经济社会学、网络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组织社会学、新理性选择理论等，而且还形成了一些反对美国实证主义传统的具有强烈人文主义倾向的新学科，如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詹明信的文化社会学、罗蒂的新实用主义社群理论、福山的社会信任理论等。今天的欧美社会学已经展现了一个万紫千红、百花争艳的新局面。 为此，我们不能再用时过境迁的陈旧社会学观念看待国外社会学，特别是不能把我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了解或引入的一些实证社会学的枝节观念，当成是国外社会学的全部，用实证社会学的旧观念、旧原则限制我们在中国大地上开展的社会学研究。我们应当像布迪厄和吉登斯等人论述的那样，既坚持社会学的理论观念和理论视野，同时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在全球化、后工业化和数字化的新时代，用能够真实反映当代人类社会发展变迁的新思想、新理论指导对现实生活的新研究。 第三，面对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并以此为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点，对从前现代性到现代性的转型、从旧式现代性到新型现代性的转型过程中的各种丰富社会现象做出新的理论概括，提出有解释力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从当代社会学的视角，对构建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所需要的深层理念的更新、社会结构的调整、社会功能的转换、社会矛盾的处理、社会信任的重建等重大问题，做出自己的社会学的回答。我曾在1989年指出：“社会学之引人中国，在我国获得较大发展，取消27年后又不得不重建，归根到底也是适应了我国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转型的需要。研究这个转型过程，回答转型过程面临的种种课题，不仅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社会学义不容辞的任务，而且也是它安身立命的根基。可以说，对中国社会的‘转型’认识得越深入、越全面，中国社会学的成长也就越扎实、越迅速，而成长了的社会学又转过来推动转型过程比较顺利、比较健康地前进。” 上述三点，归结起来仍然是在新形势、新条件下如何创造性地实践中国社会学百年历史所走过的道路，即“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总之，时代在呼唤社会学观念变革，社会在呼唤社会学理论创新，中国社会学应当肩负起光荣的历史使命，以宽容的理论胸怀、广阔的理论视野、崭新的理论观念、深邃的理论思维，创造植根中国社会现实、回答中国社会问题的新理论。 社会学理论论文:浅谈社会学理论视角下的拓展训练分析 论文关键词:社会学　拓展训练　应用 论文摘要:社会学理论主要是从社会整体出发,通过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来研究社会的结构、功能、发生、发展规律的综合性学科。其研究范围广泛,包括了由微观层级的社会行动或人际互动,至宏观层级的社会系统或结构。社会学领域理论是拓展训练中的团队学习的重要理论依据,也是拓展训练操作技巧的理论指导,对于认识拓展训练中的现象和规律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社会互赖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一)对社会互赖理论的认知 社会互赖理论发端于20世纪早期的德国柏林大学。格式塔心理学创始人之一的库尔特·考夫卡(kurtkoffka)于1935年提出:群体是成员间的互赖性,是可以变化的动力整体,这就首次提出了“群体动力整体性”的观点。 考夫卡的同事勒温(k.lewin)在其基础上,对上述观点进行了阐发,他认为群体的本质是其成员基于共同目标而形成的互赖,由此促使群体成为一个整体,若群体中任何成员或次群体的状态发生改变,将会影响其他成员或其他次群体产生改变;群体成员内在的紧张状态能够引发完成共同目标的动机[1]。 勒温的弟子莫顿·道奇(mortondeutsch)于1949年首次提出了两种社会互赖:积极的和消极的社会互赖,从目标结构角度得出了合作与竞争的理论。最终莫顿·道奇的弟子约翰逊兄弟将这一理论进行统整与拓展,形成了社会互赖理论体系。约翰逊兄弟将社会互赖分为三种情况:积极的社会互赖、消极的社会互赖、没有社会互赖。社会互赖理论将合作和竞争作为关系变量而非个体变量来进行研究。它不仅关注在完成任务中合作和竞争的效果,而且对互动方式、心理过程、人际关系、对自我和工作的态度等也进行详细研究。在教育领域,社会互赖理论的运用和发展最成功的范例是合作学习的兴起与繁荣。 (二)社会互赖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社会互赖理论主要研究个体间在合作性和竞争性的社会情境中相互影响时的行动效率、内在心理过程、互动方式及结果。虽然崇尚个人英雄主义、单打独斗的年代,伴随着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已经逝去,团队合作在当今时代备受青睐。但是合作离不开竞争,没有竞争的合作是肤浅的、毫无生机的;竞争也离不开合作,没有合作的竞争,是孤单的、狭隘的。 拓展项目的设计更倾向于合作与竞争的相互依存。在拓展课程实施过程中,既强调学员之间的合作,又注重培养学员的有序竞争,最终达到一种在合作中竞争、在竞争中合作的培训效果。团队目标的达成,是学员间合作的结果,但是也离不开相互之间的竞争。合作的同时鼓励竞争,有助于提升团队个体的能力,进而提高团队整体的凝聚力和竞争力。而在鼓励竞争的同时,又要注重相互之间的合作。竞争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达到更高的目标的手段,在竞争中合作应体现“双赢”原则。一个人再强大,只能超越自己,而一个强大的团队可以攻克许多看似不可能完成的难题,这就是团队力量的最好彰显。 社会互赖理论在拓展训练中得到了很好的诠释。在完成拓展项目,达成团队目标过程中,学员之间容易相互诱导和影响。积极互赖使学员间产生促进性互动,如果学员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就会形成一种积极的氛围,可以感染到团队中的每位成员。这样不仅促进个人小目标的完成,而且加速了团队大目标的实现。消极互赖往往使学员间产生阻抗性互动,对困难程度评估过高,或者对自己的能力评价过低,都会使学员产生消极的互动,如果这种消极互动得到扩散,会对目标的达成起到很大的阻碍作用。而没有互赖就意味着不会产生互动,目标也就肯定不会实现。 二、群体动力学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一)对群体动力学理论的认知 群体动力学(groupdynamies)亦称“团体动力学”,试图通过对群体现象的动态分析发现其一般规律的理论。群体动力学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方社会科学的一种跨学科研究,其理论基础是社会心理学的先驱—库尔特·勒温(kurtlewin)的“场论”。“场”是他借用物理学上力场的概念,其基本要义为:在同一场内的各部分元素彼此影响;当某部分元素变动,所有其他部分的元素都会受到影响。勒温采用格式塔心理学观点,将个体行为变化视为在某一时间与空间内,受内外两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勒温认为[2],群体行为由构成群体的个体来执行,但群体具有较强的整体性,对个体具有很大的支配力。用公式b(f)=e×p来表示,即个体行为b是个体所处环境特征e与个体自身特点p互动的函数。 群体动力学主要研究群体的凝聚力(如决定群体凝聚力强弱的因素),群体压力和社会规范(如从众现象等),群体目标(如群体目标的有无对群体性能的影响)和成员的动机作用(如竞争与合作)等等。 (二)群体动力学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拓展训练强调团队学习的氛围,整个过程就是帮助团队和每个成员不断发现团队和自己存在的问题,不断向好的方向改善的过程。拓展训练的各个环节都能体验到团队精神。在场地项目和情景项目中,目标的完成离不开团队成员之间的相互协作。在高空项目中,个人的成功挑战也离不开团队成员之间的鼓励。 拓展训练课程中会形成以团队为单位的“场”,学员也会在这个“场”中体验项目,并在体验中促进个体的感悟的形成。虽然群体动力源于个体动力,但是群体动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个体动力。由于每位学员在生活学识、经历等等各个方面都存在很多不同之处,所以他们对拓展训练的理解角度存在一定的差异,这样就导致学员在参加拓展训练过程中的态度也不尽相同。但当团队这个“场”形成之后,以团队的整体性来引导和影响学员行为,会使整个团队产生一种积极向上的氛围,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团队目标实现的可能性。即使有个别学员存在消极的情绪,但受到积极氛围的感染,也会产生从众现象,融入到团队之中。反之,如果整个“场”的氛围是消极的,哪怕有积极的学员,也会受到环境的影响,从而产生不利于团队目标达成的消极因素。 三、符号互动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一)对符号互动理论的认知 符号互动理论(symbolicinteractiontheory,又称象征互动理论),是与美国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有着密切关系的传播学基础理论之一,也是重要的教育社会学理论。其代表人物是米德(g.mead),其核心的三个概念是“符号”、“自我”、“互动”。虽然“符号互动论”是布鲁姆提出的名词,但符号互动理论是米德独一无二的思想,在其著作《心智、自我与社会》中得到最充分的表达和呈现。这个具有开创性的社会学观点理论对社会科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也受到其他许多学者的影响,尤其继承了c·h·库利的“镜中自我”概念。 米德认为象征符号乃是社会生活的基础。他综合了新达尔文主义、杜威的实用主义和行为主义,将人类心智、社会自我、社会结构贯穿于社会互动之中[3]。他认为,人们具有独特的心智过程,他们通过“体味而理解他人的角色”就可以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因为行动者可以更准确地估计他们对他人的行动可能产生的后果,并进而增加与他人合作性互动的可能。 符号互动理论在后期的发展中分为两大学派,一派是由布鲁默领导的芝加哥学派,继承了米德的研究成果;另一派是以科学取向为特征的衣阿华学派,代表人物有m·库恩、卡奇等。两派的基本区别在于方法论,衣阿华学派采取量化的取向。 (二)符号互动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贯穿于整个拓展训练的课程,对拓展训练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符号是指传达信息的基本单元。它是对事物的表征,也是语言、动作、表情等的代码形式。而互动则是一种使对象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彼此发生积极的改变的过程。符号互动论强调人们在感受并理解他人角色的过程中自我概念在不断地成熟,使学生获得“镜中我”的感觉,视他人态度和意向而行动的能力也会不断地增强。 在拓展训练课程实施过程中,培训师要创设情境,通过精心设置的项目,利用模拟的环境,引导学员变换角色去体验他人的想法,理解他人的观点、价值观等。运用“成功导向”和“关系导向”的引导方式,适时加以鼓励并引导其以成功为目标,提高个体参与活动的积极性。那么在此过程中就存在着两大角色,即培训师与学员,那么也就存在着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师生互动则是通过项目导入及规则介绍得以体现。也就是互动情境“文本”的解读过程,师生通过对互动符号的理解与解释而达到互识和共识。生生关系则主要表现在学员之间为了完成团队目标,而进行的符号互动。 符号交互作用理论把社会相互作用解释为符号交换、直接沟通,人们能想象他人或群体怎样看待自己[4],即个体自己能扮演他人或群体的角色,相应地解释情境,并决定自己如何行动。符号交互作用理论现在拓展训练中得到广泛地应用。使用的较多的是莫利诺在1960年所创建的“角色扮演技术”。拓展训练过程中,主要采用角色扮演技术,让学员在一种特定的或创设的情境中扮演某一角色,使其认清角色的理想模型,了解项目对角色的期望和自己应尽的角色义务,从而有助于他们去控制或改变自己的态度与行为,以达到改善人际关系和提高工作或学习效率的目的。 四、结语 拓展训练打破了单一的说教与灌输的传统教学方式,以一种先行而后知的体验式学习方式倍受推崇。伴随着拓展训练的不断成熟和发展,其理论体系也得以充实。团队学习贯穿于整个拓展训练课程,将学员放到一个团队的环境中去,在团队中与他人互动合作学习,共同成长。社会学领域中的社会互赖理论、群体动力学和符号互动理论都是拓展训练进行团队学习的理论依据。 社会学理论论文:社会学理论的时间转向分析 ［摘要］早期在哲学界里对时间本质的理解一直令人感到困惑与神秘。因而时间问题在哲学理论范畴中仍是未解之谜。自从孔德以来社会学家在自然科学方法论范式影响下构建社会科学理论和实践，对时间的理解经历了从迷思到崛起的转变，而只有到20世纪后半叶，时间研究成为后现代显学，时间的理解已超越了哲学思辨的讨论和物理语境下的去社会化，人们更加关注时间的社会意义。时间俨然成为一种生活事实，构成理解社会实践问题的符码。 ［关键词］时间本质;绝对时间;社会时间;理论转向 福柯认为，20世纪预示着空间时代的到来，我们正处在一个同时性和并置性的时代，我们所经历和感觉的世界更可能是一个点与点之间的相互连接、团与团之间相互缠绕的风格。 伴随着空间时代的到来，时间问题的思考与探索也如期而至。1937年，美国学者索罗金和默顿首先开启了社会学视域下赋予时间以社会意义的探索性研究，并提供了一种关于社会时间的方法论的和功能的分析。随着后现代社会思潮的勃兴，时间对日常生活的建构及对理解当代社会变革的意义受到社会学家们普遍的追捧，促使人们开始思考时间赋予行动者的社会意义。如何理解时间?早期社会科学对时间知识的理解只集中在哲学的理论范畴中，追求时间本质问题的探索，沉迷于本体论的哲学演绎逻辑中。20世纪后半叶，随着自然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社会科学对时间的理解已超越了哲学思维的讨论，人们更加关注时间与日常生活实践的内在关联性，时间成为理解社会实践问题的符码，即时间就是一种生活事实。 一、时间:哲学语境中的未解之谜 早期对时间知识的理解，遍布于哲学文献之中，自文明思想的开端以来，时间就一直折磨着、困扰着哲学家们。他们认为时间之谜，就是生活之谜。没有时间，也就没有生活。因为生活就生活在时间之中。每个人都生活在他自己的时间里，没有两个生活在同一时刻的人。而真正生活在相同时间里的任意两个人，他们的观念、记忆、理想抱负的内容也都各不相同，这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时间的介入赋予生活以极大的丰富性。那些构成生活，又使生活不同于物理过程的东西，要求在对他们的描述中包含一种时间意识，这种时间意识既有对未来的期待和愿望，也包括对过去的记忆。生活的时间绵延不断，积淀着对过去的感情，又内蕴着对未来的期望，这些是任何物质客体都不可能体验到的。要使我们对生命体的描述是活生生的———不管是个人还是社会过程———所需要的并不是使活的东西变成死的东西的那种横切面的空间抽象，而是对生活事件的一种纵向的时间抽象。 因此，在哲学语境中理解时间的本质、时间的形态，理解生活的过程在时间中展开时所采取的形式成为他们追求的首要目的。因为，理解时间的本质就是提高我们对我们自己、我们的行动、我们的社会关系，以及人类生活自身的理解。然而，理解时间的意义的全部困难就在于理解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它们是连接在一起的吗?一个会流向另一个吗?未来会成为现在，再成为过去吗?这些问题在几个世纪以前就由圣．奥古斯丁提出，后来由爱略特、福克纳、普鲁斯特等人，以非常相似的措辞提出来。所有这些人都试图在他们的写作中反思时间本质，圣．奥古斯丁说出了这个谜题，而他这番话多少世纪以来仍然在不断回响着。“对于什么是时间?……我们在话语中会说一些比时间更熟悉和更明白的东西吗?当我们说到它的时候，我们理解;当我们听到别人说它的时候，我们也能领会”。他还有这样一段著名的格言:“什么是时间?没人问我，我是知道的;如果我想向问起这个问题的人做解释，我就不知道了;然而，我大胆地说我知道，如果没有什么流逝，时间过去就不存在;如果没有什么即将来临，那么，要即将来临的时间也不存在;如果什么都不存在，那么，时间现在同样也不存在。”他认识到这一难题、这个谜，为寻找时间之谜的答案成为他终其一生的追求。 不仅在时间本质上，对时间形态问题的论述也一直存在两种争论:一种观点认为，世界是非连续的，是由固定不变的存在于虚空中的实体构成的;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世界是一个流动的连续的世界。在这一争论中西方思想可以追溯到巴门尼德的“存在”思想和赫拉克里特的“生成”。巴门尼德认为，世界以物存在;存在是存在的并将一直存在;一切都是可知的、确定的。存在永远不会导致生成，时间没有任何独立的实在性。而对于赫拉克里特则认为，一切都是流动、变化而非静止的，对立生成对立，唯一的实在就是生成自身的实在。一切实在都在时间中流动。之所以会造成这种争论，究其原因可以归因于时间它面对着一个无法逾越的难题:它不像客观物质那样能够直接进行观察和测量，而时间是难以把握的，它的本质就是它根本不会保持静止。我们不可能控制时间，让它在一定范围内保持静止以供观察、计算和操纵。从某种意义上说，时间也变得难以描述。正如黑格尔所说的，“词谋杀时间”。因为时间是动态的，而词是静态的。用词来描述时间，词就使物保持静止。一旦把时间固定下来，词就毁了时间，所以时间问题在哲学的语境下仍是未解之谜。 二、时间:物理学主义语境中的迷思与崛起 20世纪自然科学受到时代的召唤，在物理学、数学、生物学等学科方面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科学的理论视野的转向。社会学家秉承了自然科学的方法论范式来构建社会科学的理论。因此社会科学理论的重要转变都伴随着自然科学中对时间和空间的重新界定。其中社会科学家对时间概念和本质的理解就与物理学中有关自然时间的理论阐释直接相关。因而随着在物理学主义语境中时间概念的转变，人们对社会时间的理解也经历着从迷思到崛起的转变过程。在经典物理学中，时间与运动是不可分割的，对时间的描述离不开物质的运动。时间不是因自身而被研究的，它只是被当成一个不变的、可以无限分割的单位，成为界定其他物理量的尺度，牛顿把它定义为绝对时间。牛顿认为，绝对的、真实的和数学的时间本身，就其性质而言，与任何外部事物无关，它均匀地流逝，所有运动都可以加速或减速，但绝对时间的流逝不会发生任何改变。这意味着，任何事物的变化都无需时间情景或无需参照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无时间数量。 存在变化，但变化是外在，不因时间而发生。因此，运动和变化是在非时间性的时间中进行的。社会学家把它理解为时间是可逆性的、非时间性的，而且可逆性时间是假定一切都不变，一切又必然回到初始阶段。时间没有过去和将来，而只真实地存在于现在之中。社会科学家接受了绝对时间概念，即时钟时间。这种时钟是量的延续、一去不复返的，被去除了质的变化，它不仅包括作为尺度的时间，还有测量时间。对于时间而言，社会科学家相对于自然时间来描述社会时间时，认识到了总体性区别，而当他们把时间当做客观的数量及抽象的、标准化的尺度来使用时，却又将其忽略了。所以在社会学家视野中不假思索地把时间作为外在变量，行动的环境，并把时间进行去社会化。他们总是想应用自然界的“规律”来揭示社会的实在性，却恰恰忽视了社会时空的复杂性，这是时间迷思的时代。从20世纪50年代，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量子理论家的研究，彻底变革了时间和空间的物理观念。时间开始趋于一种不可逆性、不确定性的特征。当代社会理论开始出现一种尝试性的能量和时间的融合，引发了物理学主义中时间理论的崛起。爱因斯坦的研究集中在相对时间、弯曲空间———时间和有限光速三个方面。他把时间操作性地用作一个尺度，确定时间是相对于观察者及其参照系的，是局部的、专有的或因系统而异的时间，即相对时间。 基于相对论原理，在社会科学中我们对社会时间和时间的社会性开始产生新的理解，人们开始关注自然时间的相对性和情境性与社会时间会以何种方式共存或相异，并把结论纳入其学科的方法论体系中。吉登斯接受爱因斯坦的时空融合成弯曲的空间———时间观，并以此广泛地研究时空概念，在他的理论著作中对时段、长时段、此在概念的理解分析中实现了从二元论向二重性的转变，并展开了它们的相互包容性，在变化与结构之间、共时分析与历时分析之间建立起联系，实现社会时间与自然时间的融合。然而，量子物理学家发现，构成经验世界的必要组成部分的因果关系，在亚原子层次上不再具有意义了。他们体验到一种非局部联系和非因果性，即一个不可分割的、动态的模式化的、无法抽象也不能测序的整体。量子世界的时间观认为因果关系本身就是时间现象，它包含能量和时间的行动单位，这些量子不是坚不可摧的实体，而是被视为四维空间———时间的实体，视为动态的活动模式。行动和模式概念根本上都是时间性的。社会学家把量子物理的时间观理解为时间性、根本不确定性的、未来维度的重要性。社会理论家卢曼寻求接受量子物理学的时间观，强调沟通与变化，强调作为根本单位的行动，一旦行动以这种方式情景化后，都更有意义，也就会实现了行动、能量与时间的融合，观察者与观察对象的相互蕴含。正是在回顾物理学中自然时间的定义变化，才推动了社会学家对时间社会理论具有意义的深刻见解。这是一个时间崛起的时代。 三、时间:社会学视域下的生活实践 (一)社会时间:一种生活事实 在哲学理论视域中对时间的思考多集中在时间本质和时间形态的问题，却不能深入到人们的日常实践之中。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尤其是物理学中绝对时间概念的提出，更多的社会学者都只把时间当作社会理论研究中的外在变量，而对时间的社会性研究却缺乏相关的理论著作，因此长期以来就缺乏普遍的方法论范式，从而也缺乏整合人们在日常生产实践活动中的种种经验现象的研究。但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伴随自然科学中相对时间及“后现代社会理论”的发展，继承物理学主义和社会学理论中“时间与社会”思潮的兴起与发展，构成了以时间为社会生活实践的“时间———社会理论”的知识谱系，直到进入20世纪70年代，随着人文科学即管理学、组织学等学科知识的丰富与发展，其理论及方法体系更显视域宽泛。时间俨然成为一种生活经验事实的表征，从而时间已然成为构成聚集社会生活一切重大问题的符码。 索罗金和默顿引领学界探索时间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意义，从而开创了时间社会性研究的先河。索罗金认为人们在现实的物质世界中生活总是带有一定的理想和目标，而且在实践的过程中又都是通过时间竞争来实现的。默顿对时间的理解是提出了社会时间的概念并将社会性和意义引入其中。认为社会时间是以某种社会现象为参照点来表达其他社会现象的发展与变化。社会时间不仅仅是量的，更多的是质的，体现人们所赋予的社会意义。这些性质又都来自于他们赖以依靠的组织中共享的习惯和信仰。默顿认为日历上的时间，当它被转变为社会时间时就具有意义了。在日常实践活动中，我们时常会使用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件来标示时间。如“下班后我去看你”“一顿饭的时间”等，这些都是我们平日里经常发生的事情，而不同于日历上所标识的时间，目的仅仅告诉人们———“什么时候去做或需要多长时间”。这些事件的时点总是能与我们生活实践之间有着一种极具意义的关联。 莫顿为了证实不同地区人们时间的区分是根据人们平日里生产和生活实践活动来决定的，他们以科希人为例，因为科希人每8天才组织一次集市，所以1周就被确定为8天的计时体制，而且日期的名称几乎普遍采用集市举办地的名称来命名。同时，莫顿引证的其他地区也如同科希人一样星期计时制，多数都是由集市活动的时间长度来标识的……所有这些说明日期的周期性都与月亮等自然时间无关，而是与当地人们的日常实践活动相关联的。因此星期的标识方法大都是依赖于组织中人们活动这一社会事实来确定的。不仅如此，他还从典礼、宗教仪式、狩猎等方面，描述了人们是如何用日常的实践活动来标识时间的，时间已成为一种生活事实。除此之外，刘易斯和韦加特也对时间的社会实践理论做了卓有成效的探讨。他们指出时间的概念出自于人类实践活动中，并对个人的生活产生持久的影响。在社会学中，这些时间概念的界定他们认为比用天文学观察的时间界定更能表达其社会意义。他把人们的“日常实践”活动导入社会结构研究中的三个层次，并以类型学为切入点提出了在个体的、群体的、制度的三个层次中每一个层面上的时间形态:在个体层面，是“自我时间”，在群体层面，是“互动时间”，而在制度层面上则是“循环时间”，这些都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时间的真实写照。他们还以相关的社会时间理论为出发点，将时间的嵌入、分层和同步性的概念贯穿于人们日常生活实践并融入这一理论中，建立了一种自己的建构性的社会时间类型学，推动了时间社会理论的发展。 (二)社会时间视角:经验社会学研究的开端 自从索罗金和莫顿引领社会学家们探索时间的社会性和富有意义的理论研究以来，便为时间社会学研究展开一种理论研究视角，从此也开启了社会学家们对时间经验性研究颇为深入的探索。许多有丰富理论视野的社会学家们开始展开一些跨学科的实践性转向的理论思考与研究，西方学者芭芭拉•亚当、奈杰尔•思里夫特等所作出的相关理论研究为时间向日常生活实践渗透并开展经验性研究视角的转变提供了思想启迪，并直接促成了时间社会性研究的学术转向。在研究中，理论家们都从历史的丰富性及社会的多样性理解时间，以及在社会的复杂性中把握时间，去探寻时钟时间、社会时间和时间意识间的关联性，探寻过去、现在与未来时间的关联性，探寻时间作为资源、秩序原则和可能性生成间的关联性。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中把握时间的复杂性及社会性，从而建构社会秩序的研究模式，因此实现了社会时间向一种以“生活事实”为真实写照的实践性研究。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社会学家们把以前给予空间和历史的知识反应，转移到依赖于演绎日常生活实践中的“时间性”上，开启了学界的“时间转向”。开始关注时间是如何形塑人们的观念，关注人们日常生产生活实践在时间中的意义，关注习俗、制度又是怎样控制和分配人们的时间的。思里夫特在《资本主义时间意识的形成》一文中，详细阐释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种商人充分展现理性及经济资本计算基础上的新型时间意识是怎样形成并逐渐被普遍认同的。这一过程是由“教会时间”向“商人时间”转化的过程，也是充分见证和体现封建主义制度灭亡和资本主义制度形成的过程。时间不再是任务定向而是随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时间由此变成一种可以被讨价还价的商品，即“时间就是金钱”。它不是被度过的，而是如同商品一样被花费掉的。伴随科技革命的来临，人们对时间的计算与管理已经越来越普及到人们的日常生产和生活的实践中，时间已经由拥有者划分为与日常生产和生活相关联的时间形态即工作时间、休闲时间等。时间明显被分割，日渐被异化。这些基于人们日常生活实践基础上的理论阐述充分体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重新形塑自己时间观念的过程也就是资本主义新的生产秩序建构的过程。芭芭拉•亚当在《时间设计与管理》一文中，阐释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与现代性有关的时间的社会结构和制度。 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时间已由传统的自然观察的天文时间、滴滴答答的时钟时间向人类赖以依靠的组织化社会时间转变，从事物发展与演变过程的时间向非情境化的时间转变。而在现实社会组织中设定的时间规训使人们摒除了自然时间的局限而实现了非情感化的行为目的。人们在行动中不得不积极做出努力的行为来保持时间规训得以实现，从而避免任何的“浪费时间”以追求最大的速度和效率。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是集中做到时间意识抽象化，非情境化与合理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是西方社会把理性化、抽象化、实质化的时间作为一种社会、经济、教育的战略。时间也就如同商人眼中的稀缺资源，成为人们竞相控制和管理的核心。 在西方社会学的理论视域里，时间已成为一种生活事实并且是存在之根本。对时间的多样性表达和理解已超越了天文时间和时钟时间，开始融入价值和控制、规则，同时也不断注入社会权力关系。从此人类已超越其因物种而异的生物时间，延伸了时间的社会领域。因此，我们可以明白，在人们日常实践活动的时间中全都隐含着秩序、组织、控制、权力及资源。以上这些时间理论的研究成就更深化了人们对时间社会性的理解，同时也丰富了当代学界对时间理论的研究兴趣，并不断拓展社会科学中“制度”“时间”“秩序”等理论研究的知识体系。 总之，在知识史的回顾中，我们既发现了时间在物理学主义的语境中人们不假思索地把社会看成是一个超时代的过程，把时间当作行动的外在条件，并把时间作为一种自然常态、一种外生变量。从而这是一个缺失时间性的时代。但随着自然科学物理复杂学的出现及社会时间理论的发展，我们也惊奇地发现了以日常生活实践为对象的社会时间理论研究的蓬勃发展。社会时间，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种新的叙事，一种新的视域，一种新的理论转向。 作者：吕铁林徐红曼 社会学理论论文:社会学理论研究 本文作者：陈宸方来武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关于社会学理论层面的思想 1.社会学的方法论 所阐述的社会学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方法的，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研究社会现象的法则。1919年《新青年》六卷五、六号发表了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文中不仅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且提出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去研究社会现象。他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于社会学上的进步，就有很大很重要的贡献。他能造出一种有一定排列的组织，能把那从前各自发展不相为谋的三个学科，就是经济、法律、历史，连为一体，使他现在真值得起那社会学的名称。因为他发现阶级竞争的根本法则因为他指出那从前全被误解或蔑视的经济现象，在社会学现象中是顶重要的，因为他把于决定法律现象有力的部分归于经济现象，因而知道用法律现象去决定经济现象是逆势的行为。因为他借助于这些根本的原则，努力以图说明过去现在全体社会学上的现象”。②因此，他在《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指出唯物史观是社会学的一个核心法则———“社会学得到这样一个重要的法则，使研究斯学的人有所依据傅得循此以考察复杂变动的社会现象，而易得比较真实的效果。这是唯物史观对于社会学上的绝大贡献，全与对于史学上的贡献一样伟大”③。所阐释的社会学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方法的，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的这一系列的观点与总结，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与深远的影响，为中国的社会学指明了方向。 2.对西方学者的社会学思想的梳理 马克思主义固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建立与发展的核心理念与指导思想，唯物史观也固然为其指导方法，但是在此过程中，不能忽略对西方社会学家的思想、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学习与借鉴。对圣西门、韦柯、孔德等社会学家的思想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学习与梳理。在《韦柯及其历史思想》中直接指出，韦柯是在意大利社会学先驱中，与孔德地位并驾齐驱的，他的研究方法带有马克思主义的意思。同时，还阐述了韦柯的社会学理论有着很大的缺陷。他的研究方法即为经验的归纳法,其锐利的观察力虽然往往带有唯物的倾向,但“他把自然的环境及于个人及国民的影响,看得过大”④；通过学习，发现孔德继承了圣西门的知识历史观,即以为知识决定宗教,宗教决定历史,同时韦柯的社会学思想对孔德起到了启发的作用，“足以唤起孔德的神学的、形而上学的、实理的三段时期说”⑤；还对圣西门（原文中用桑西门）的社会学思想进行了研究，圣西门认为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而寻的，历史也是前进发展的，这便是他的社会学思想的核心。指出，圣西门是社会学先驱的又一人，圣西门认为，社会进步的目标，是创造社会幸福，“因为劳动阶级在社会上占多数而且极其重要，所以向此标的进行的第一步，应是劳动阶级运命的改善。这是改造社会中的政治的主要问题，他主张以社会主义解决此问题。”⑥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初露端倪的五四时期，就将西方学者的一些社会学思想进行了分析，虽然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他的研究无法做到全面与透彻，但是在当时，足以体现他思想的先进性。 3.社会与历史、政治的思想融合 在比较与融合各类科学中发展与研究社会学，他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中强调“研究各种科学，与其重在区分，毋宁重在关系；说明形成各种科学基础的社会制度，与其为解析的观察，不如为综合的观察。”⑦他在阐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时,就做到了不断地去发现与比较社会与历史、社会与政治的关系。（1）社会与历史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他把历史学与社会学结合起来。他认为“人类的历史,乃是人在社会上的历史，亦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活史。人类的社会生活，是种种互有关联，互与影响的活动，故人类的历史，应该是包括一切社会生活现象广大的活动”⑧。因此，他认为“社会的变迁，便是历史”⑨。社会与历史是同质异观，“同一吾人所托以生存的社会，纵以观之，则为历史，横以观之，则为社会”⑩。社会学与历史学都是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学与社会学具有同质性的论点，对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人具有很重要的启示。但尽管如此，社会学与历史学“不可认作全为同物”。社会学与历史学“其间有相异的性质”。“历史学的目的，在考察人类社会生活的经历及其变革；而社会学乃在人类社会生活的结合及其组织。历史学是就人及人群的生活经历为理论的研究，以寻其理法者；社会学是就人群的共同生存的一切社会现象，为理论的研究，以寻其理法者。简明的说，历史学是把人类社会的生活纵起来研究的学问，社会学是把人类社会的生活横起来研究的学问。”輯訛輥的《史观》、《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之唯物的反映》等文章，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探索中国社会史的，沿着社会学是由历史哲学逐渐发展而来的理念与思路，探索社会学理论的渊源，以此来探索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发展的轨迹和社会学规律的演变，这一点，也对后人研究社会学起到了启发作用。（2）社会与政治认为，社会与政治的关系是，并不是单项的因果关系，“须知社会与政治，是互为因果的，不可偏重一面的。”輰訛輥同时，他对社会问题的概念也进行的阐述，凡是能引起社会不安，并且社会立志于寻求解决的方法的问题都是社会问题。在《社会问题与政治》中，以妇女参政问题与童工问题为例，详尽的阐述了社会问题与政治的紧密联系与互为因果关系，并为从政治上入手如何解决一些社会问题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做出了要想改良社会，就必须从政治入手，依靠政治的力量的结论。这为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社会问题提供了广阔的视角。 关于社会学实践方面的思想 1.劳动者问题 的社会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紧密联系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回答人们对社会学的种种偏见与误解，阐明社会学的基本思想内容。同志本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精神理念对当时中国工人、儿童、农民的劳动、生活、教育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细致的研究，《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劳动教育问题》、《北京市民应该要求的新生活》、《上海的童工问题》等一系列文章应运而生。这些文章是同志做了周密的实地调查之后，用详实的资料写出来的，集中地关注了城市市民的劳动、教育、生活等问题。 （1）工人问题 在深度访问了唐山煤场的朋友之后，先生写下了《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一文，直接揭示了“工人不如骡马”的事实；在《劳动教育问题》中，他指出资本家从根本上剥夺了工人学习、教育的权利，“那知道那些资本家夺去劳工社会精神修养的工夫，这种暴虐，这种罪恶，却比掠夺他们的资财更是可怕，更是可恶”，并呼吁现代社会改善教育不昌、国民知识贫弱的现状。同志在《劳动问题的祸源》一文中，一针见血的指出工人劳动者问题的祸源是工银制度、资本制度、工厂制度以及社会上少数人的统治权，同时他还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是导致工人被剥削问题的根本原因。同志还分外关注一个特殊的工人群体———童工。在他教授杜会学课程的时候，就对儿童问题非常热心。1924年他到苏联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时，顺便亲自调查了革命后苏联儿童的生活情况。当他亲眼目睹到苏联儿童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幸福的生活、成长、接受教育时候，不禁为中国儿童的悲惨遭遇深感愤怒，为此，他查阅了大量的报刊资料，并写下了《上海的童工问题》，寄回国内，以引起国内有关人士的注意。《上海的童工问题》一文，阐明中国社会童工问题的严重性。他怀着万分怜悯的心情写道:“上海工人在身体上精神上都受极重的损伤，而以童工为尤烈，这都是长时间工作疲劳过度之所致。童工被佣于家内铺店、小工厂、家庭工业、洗衣房、并建筑业及大工厂等。女童工间有沦落而为娼为婢者。”輲訛輥指出，童工问题的解决，不能寄希望于军阀政府，不能依靠外国人的执政机关，因为他们不会实施一些保护童工利益的政策的。“为拥护这十七万三千二百七十二人的利益和免除他们的损害，非赖上海的劳工团体的本身不可；为帮助他们智能的发育，娱养的得宜，非赖上海的献身于无产同胞的青年不可。”輳訛輥文中他用详实的资料，分析指出童工制度的罪恶和上海童工遭受的非人待遇，并呼吁广大人民关注、关心童工问题。在当时，能系统地揭露、研究童工问题的人实为罕见。 （2）农民问题 除了关注市民、工人的生活、劳动及教育等问题外，同志也同样关注着农民的生活劳动等问题。他不仅在北方指导了一系列的农民运动，而且写文章从理论上阐述中国农民困苦的生活现状，指导农民运动的发展。在《土地与农民》一文中，他阐述了历史上平均地权的活动，并指出农民中最多数最困苦的阶级便是自耕农与佃农。同时，他也论述了农民、特别是贫农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号召革命同志到农村去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革命的青年同志们，应该结合起来，到乡村去帮助这一般农民改善他们的组织,反抗他们所受的压迫，中国浩大的农民样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輴訛輥同志曾把此文编入《农民问题丛刊》，作为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材，指导中国的农民革命。在《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一文中，同志高兴地指出，红枪会的出现“可以证明中国的农民已经觉醒起来，知道只有靠他们自己结合的力量才能从帝国主义和军阀所造成的兵匪扰乱之政局解放出来，这样在农民运动中形成一个伟大的势力”輵訛輥。他在文中总结了红枪会的特点，还弘扬了这种农民大运动的可贵精神，表现出对农民自发组织的极大关心和热情，呼吁农民朋友了解农民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和责任，清楚的认识谁是他们的仇敌和朋友，了解红枪会的性质及其应走的道路。同时，他又指出，由于农民的狭隘、落后的思想意识，他们往往会受到军阀们的利诱与剥杀。因此，他倡导农村工作者及进步青年一定要帮助农民，为他们指明前进的方向。这是的杜会学思想在农民问题、农民运动问题上的成功运用，为后人用杜会学的思想方法研究、解决农村问题作出了贡献。 2.人口问题 世界人口的迅猛增长导致人口问题早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重要议题。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的学者就针对人口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不过，他们得出的结论却是落后的甚至反动的，支持英国人口学家马尔萨斯的观点，即人口问题可以通过战争来解决，实质上，就是为战争者发动战争找到最佳的借口和理由。同志是我国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前驱。他写的《战争与人口》一文，对上述的反动观点进行了透彻的批判。他从古今人口发展史等角度，证明战争不仅不能解决人口问题，反而会带来一来列其他问题。“夫人口过庶，固当求解决之道，而以战争以解决之，乃无异于堕胎自杀也。观于近日交战国之面包问题日益危迫，足知饥馑之来逼，全为战争之所赐。輶訛輥”接着，他又从当时世界各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不同方面再次论证马氏学说的非科学性。该文对当时关于战争与人口的反动观点进行了尖锐地批评，使人们认识到战争的本质及人口问题的根源。在文章的最后，同志又指出了马氏学说的部分合理性。“余虽时于马说有所非难，然并不抹杀其说于经济学上之价值，悬其说以为警戒，使人益知奋进，以谋文明之发展。輷訛輥”同志关于人口问题的阐述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观点来分析、解决人口问题的范例，具有典型性与可借鉴性。在这篇文章中，同志的某些观点未必会适用于我国当前的人口问题，但是这是社会发展导致的。同志能够将社会学理论应用到实际问题中，决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的治学态度与刻苦的钻研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同时也是一个社会学者应具备的重要素质。 3.妇女问题 社会学家一直以来都致力于研究妇女问题。当社会学在中国还没有完全成熟时，妇女问题就作为一个较为鲜明的社会问题而为我国的社会学家所瞩目。同志于1920年7月，在女子高等师范、朝阳大学等校讲授“女权运动史”、“社会学”等课程。他有不少篇章著述了他对妇女生活现状的观感,表达了他对妇婴幸福生活的展望。在苏联，关于妇女问题的许多理论和设想，都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苏联妇女、儿童的幸福生活，让进一步坚定了自己的理想信仰，成为他继续推动中国妇女解放前进的强大动力，使妇女解放思想的形成更具世界性。1920年前后，他教学期间，写下了《战后之妇人问题》、《废娼问题》、《现代的女权运动》等直接探讨妇女问题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充分肯定了妇女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力主妇女参政议政，揭露封建的娼妓制度对于妇女身心健康的侵害。同志指出，中国由于过去受封建思想的长期束缚，对于妇女的歧视和压制是很严重的。针对这种情况，同志在《战后之妇人问题》中指出，妇女应该同男子一样参政议政，享有自己的权利。同时，对于战后世界妇女的状况以及可能出现的问题，也作了相应的研究。同志针对战后妇女过剩、女工与男工的关系以及劳动阶级的母亲问题三个方面分别作出了分析，并指出，由于妇女相对过剩，就会出现女工与男工争夺劳动机会的问题。在此，他指出“男女工人间有了结合，定能于阶级斗争添一层力量。輮訛輦”他希望我们中国的妇女们能够行动起来，珍视自己的权利,争取自己的地位与解放。同志从社会学视野中观察到，在当时的社会，关注妇女问题的人少之又少，并且当时的中国人心理，大多都不认为妇女有人格。所以，在《废娼问题》文章里，同志从人权及法律的角度，指出坚决废除娼妓制度的五大理由。“第一，为尊重人道不可不废娼；第二，为尊重恋爱生活不可不废娼；第三，为尊重公共卫生不可不废娼；第四，为保障法律上的人身自由不可不废娼；第五，为保持社会上妇女的地位不可不废娼。輯訛輦”此外，他还从几个方面提出了解决娼妓问题的办法。纵观各国的女权运动历史加以研究，在《现代的女权运动》一文中，针对女权运动的现状从教育、劳动、生活、法律等方面加以分析，指出“妇女们要达到伊们完全解放的目的，非组织一个世界的大联合不可。”妇女的解放运动，是与女权运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同时，“劳工妇女的运动亦不该与劳工男子的运动互相敌对，应该有一种阶级的自觉与男子劳工团体打成一气，取一致的行动。輱訛輦”他以世界的女权运动为重点，剖析其特点，分析其中的优势和不足，提出中国的妇女运动要从中借鉴宝贵经验。他还指出了妇女运动的最根本不足在于自身的素质。自身素质未提高，女权运动（或妇女运动）是难以取得胜利的。从社会学的思想和方法研究视角妇女问题，在中国是较早的一位。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理论来研究指导中国的妇女运动，为妇女解放运动提供了理论支持，成为中国社会学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光辉的里程碑。这种方法影响了之后中国的社会学家研究妇女问题。 4.自杀问题 对自杀这一社会现象一直予以十分的关注，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早在1913年，就写有《原杀(暗杀与自杀)》一文，他认为暗杀和自杀是因不良政治和社会诸多因素造成的，是社会堕落的极端体现。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更加注意对自杀问题的研究，于1919年11月、1919年12月、1922年1月分别发表了《一个自杀的青年》、《青年厌世自杀问题》、《论自杀》等论述自杀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认为中国的自杀现象源于社会的缺陷，根本上是源于黑暗的社会制度。的1.3万多字的《论自杀》一文，分十个部分对自杀进行系统而全面的研究。《论自杀》分析了诸多影响自杀的因素，并梳理了大量有关自杀的统计数据、各教派的自杀观，以及中外学者关于自杀的一些论述，是五四时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自杀问题少有的具有分量的社会学研究的学术论文。《论自杀》在中国社会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学术地位，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同志的诸多著作从多方面研究和探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同志本人为开创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努力及所形成的社会学的传统，对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同志以一个革命家所应有的责任感和一个社会学者所具有的敏锐，时刻关注着当时的社会种种现象和问题，不失时机地深入研究当时的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都是亟待解决并影响深远的，他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丰富与发展了社会学理论内容，在中国社会学史上谱写了不朽的篇章。并为中国革命的发展以及中国社会的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社会学理论论文:网络时代社会学理论重构 一 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产生，与西方现代性社会转型有着本质上的勾联，是一种与现代性社会转型密切相关，对现代性进行智性反思的现代知识形态。正如特纳(J.H.Turner)所说：“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自觉的学科得以创立，是用以解释与‘现代性’联系在一起的社会转型，特别是欧洲工业资本主义的崛起和封建土地体制的衰退以及最终遍及世界各地的这一进程。”因此，由现代性社会转型而奠基的现代西方社会的基本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经典社会学的研究领域、研究主题、问题意识及理论解释框架。“现代社会学的形成 #0; #0;独特研究领域的界定、研究主题的形成和适用方法论的发展 #0; #0;是以对社会现象的客观分析、给予秩序、为社会生活管理提供有关社会技术和对社会发展进行理性控制为目的的”。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作为一种现代知识形态的“社会学在现代事物的秩序中以及在‘现代性方案’中占有一席之地”。 对于经典社会学与现代性的这种内在勾联，吉登斯(AnthonyGiddens)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曾作过深入的分析。他强调，“社会学的概念和发现，与‘现代性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密切相关。”在《社会学》一书中，他甚至把社会学界定为“对现代性的研究”。在吉登斯看来，经典社会学理论对现代社会制度的分析和把握，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展开的。首先，以马克思、涂尔干与韦伯为代表的经典社会学理论对现代性所作的制度性诊断，都倾向于以单一的变化动力来解释现代性的特征。例如马克思认为，塑造现代世界的动力是资本主义，在马克思那里，现代性所呈现的社会秩序，在其经济体系和其他制度方面都具有资本主义的特征。现代性的永不静止的、流动的特征被解释成投资 #0; #0;利润 #0; #0;投资这样循环的结果。而涂尔干则主要从工业主义的影响来探索现代制度的特征，认为工业社会中最关键的因素并不是马克思所强调的资本主义竞争这一边缘的、暂时的特征，而是来自于复杂的劳动分工的强有力的刺激，现代社会的特征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工业化的秩序。而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不仅包括了马克思所指出的经济机制和雇佣劳动的商品化，更主要的内容是指在技术和人类活动中以官僚制的形式出现的“合理化”。其次，在经典社会学话语中，“社会”这一概念占有举足轻重的核心地位，经典社会学将其研究主题主要集中于“社会”这一概念。社会学家尤其是受涂尔干思想影响的社会学家，都试图把社会概念与现代性联系起来，将与现代性相勾联的“社会”概念视为社会学的内涵，从而把社会学被视为一门与现代社会有内在勾联，以现代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在概念化“社会”的过程中，社会被界定为具有自身内部统一性的体系，而对这一体系展开的某些理论解释，正是以对社会的这种理解为基础的。例如按照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Parsons）的观点，社会学最重要的目标是解决“秩序问题”，因为秩序问题是解释现代社会系统界限的关键。第三，吉登斯强调，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社会学在知识形态上与现代性特征也密切相关。经典社会学家将社会学看成是关于现代社会生活的普通性知识，并且如同自然科学提供了关于自然界的信息一样，社会学提供了关于社会生活的信息，人们可以根据这些信息来预测、控制和干预社会生活。 毫无疑问，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等经典社会学家针对现代性问题所构建的社会学理论范式、分析架构与研究方法，能够比较恰当地说明现代社会的理性（工具理性）特征。然而，由于社会本身的变迁，在今天，经典社会学的理论范式已经在相当程度上与现实生活世界相脱离。因此，建构一种贴切当今社会生活的社会学研究范式，已经成为社会学进一步发展的一个关键议题。例如，近年来德国社会学界在对“社会学在今日何为（WozuheutenochSoziologie）”问题的讨论与反思中，对经典社会学理解当今社会生活及分析社会问题的能力提出了颇多质疑。在《失去根基的学科：我们还需要社会学吗？》一文中，德特林（DarnfriedDettling）指出，今日西方社会由于个人化 #0; #0;即个人从社会条件如阶级与阶层、性别角色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以及全球化 #0; #0;即全球金融体系的运作、跨国家组织的扩张、全球传播网络的形成等因素对传统社会生存界限的颠覆，已导致社会逐渐丧失了影响个人生活方法与形式的决定力量。德特林强调，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现在已经不存在任何传统上所定义的社会，只剩下单独的个人，而他们早已不再在传统的社会结构中活动。”既然社会学已失去其研究的对象 #0; #0;社会，那么，我们真的还需要社会学吗？有许多德国社会学家认为，今天先进的西欧工业化社会在社会结构及日常生活方式方面所发生的上述重大改变，意味着长期以来作为经典社会学研究中通往对社会结构分析的阶级、阶层与社会流动三项内容，在面对当今社会生活时，其解释力已十分有限，仅仅通过对这三项内容的研究，已无法清楚地描绘当今社会的结构，掌握其文化特征，说明其权力斗争。正如贝克（UlrichBeck）所说，如同19世纪的现代化进程瓦解了农业社会的生活方式，建立了工业社会的生活形态，在20世纪，现代化使人类再一次从工业社会的生活形态中挣脱出来，建立起另一种类型的社会结构，即更多的非工作（休闲）时间、更富裕的收入、更高的教育、更频繁的社会流动。对当今社会而言，已经不是阶级冲突，而是上述生活选项逐渐成为社会冲突的第一导火线。换言之，由于生活形式的多元化与个人化已经成为当今西方社会的基本特征，经典社会学已面临一种强烈的挑战。经典社会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如阶级、阶层已无法完全解释实际生活中发生的新社会形态、现象与问题，其社会分析架构对现代社会多变与异质的特征已失去充分掌握与解释的能力。例如，经典社会学中涂尔干对社会分工及韦伯对科层组织等的研究，目的都在于探讨当时社会结构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个人的存在状态。在今日社会生活形式逐步多元化与个人化的趋势下，经典社会学的这一理论分析架构是否仍有掌握现代社会生活脉络的解释力，已经变成一个需要我们认真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在对经典社会学范式构成基本挑战的社会事实中，由于互联网的崛起而形成的新社会经验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互联网的勃兴，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20世纪下半叶最具经济技术影响与科学文化意义的社会事件。互联网不仅为当今人们提供了交往与传播的新技术、新方法和新媒介，而且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开放式交往与活动的平台，并有可能由此导致人类社会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层面上的整体性转型与重构。互联网在目前已经对人类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构成了强烈的冲击，而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种冲击还将继续存在与扩展。具体地说，互联网对社会的冲击集中体现了上述德特林所说的当今社会的个人化与全球化趋向。一方面，互联网对社会结构的巨大影响，表现在个人在社会中的日常生活方式由相对被动变得更为主动。在以前，人们的社会生活历程基本上是由社会及家庭给定的，而在网络世界中，“人类以往的社会结构提供给人们的安全感和生活的连续性都将不复存在，变化和不确定性是这一时代人类生活的主题”。个人有可能从既定的社会条件如阶级、阶层、性别角色等中解放出来，人们在互联网上的所有行为将更多地取决于自己的主动选择。另一方面，互联网作为一个开放性的全球平台，不仅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当今社会的全球化趋势，而且为全球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变数，从而使不同区域的人们有可能摆脱可口可乐式的全球化进程。所有这些，对于经典社会学研究范式来说，都是一种全新的社会经验。换言之，互联网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在工业时代积累起来的社会经验，因此，相对于经典社会学的解释框架，互联网可以说是一个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新概念。对于互联网的这种革命性意义，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已经被不少西方学者所关注，并开展了学理上的探索。例如贝尔（DanielBell）的“后工业社会”、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奈斯比特的“信息社会”等理论概念，都试图揭示当今社会转型的实质与意义。进入80年代之后，西方学者的研究更进一步深入到了对互联网的文化学、社会学、传播学等领域的研究。这些理论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为社会学研究范式的转变，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总之，由于当代社会在社会结构与日常生活形式各方面所发生的巨大改变，例如价值态度的变迁、日常生活的美学化、全球化与互联网的扩展等，经典社会学所使用的概念范畴正面临重大的挑战。面对这一新的情况，有不少社会学家尝试用新的概念和思考方向，取代或融合传统的社会学概念和思考方向，并已经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果。目前，这一社会学范式转变的努力与尝试正方兴未艾。二 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关键技术的突破与普及，都会导致社会结构的转型与重构，而互联网正是这种具有突破性意义的新技术。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互联网对社会结构的革命性影响，将比历史上任何一次技术革命都远为深刻，终我们的一生，互联网都将是崭新的东西。 互联网在社会层面所具有的革命性意义，与其独特的技术特性密切相关。因此，把握互联网的技术特性，对于在社会学层面上理解互联网的社会、文化意义和价值是极为重要的。对于互联网的技术定义，“联合网络委员会”（FNC）在其1995年通过的一项关于“互联网定义”的决议中说： 联合委员会认为，下述语言反映了我们对“互联网”这个词的定义。“互联网”指的是全球性的信息系统 #0; #0;（1）通过全球性的唯一的地址逻辑地链接在一起，这个地址是建立在“网络间协议”（IP）或今后其他协议的基础之上的。（2）可以通过“传输控制协议”和“网络间协议”（TCP/IP），或者今后其他接替的协议或与“网络间协议”（IP）兼容的协议来进行通信。（3）可以让公共用户或者私人用户使用高水平的服务。这种服务是建立在上述通信及相关的基础设施之上的。 按照这一定义，互联网的技术特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互联网是全球性的，而且这种全球性是有技术保证的。作为分布式网络，互联网在技术层面上不存在中央控制问题。其次，互联网的每一台主机都需要有一个唯一的地址，以确定主机在全球性网络中的联结点。再次，这些主机必须按照共同的规则（协议）联结在一起。正是互联网的这些技术特征，使互联网成为一次崭新的技术革命。 首先，互联网技术革命推进了全球化进程。互联网最大的优势是能超越时空的限制，从而有效地打破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各种有形和无形壁垒。无论人们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只要有一台电脑、一个调制解调器、一根电话线，就可以在互联网上通过文字、声音、图像把自己与他人相联结，从而形成一个全球化的信息空间。而互联网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完全依赖于其数字化与网络化技术。所谓数字化，简单地说，就是将各种复杂多变的信息，如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转变为可以度量的数字、数据，再为这些数据建立起适当的模型，最后转变为一系列计算机可以识别的二进制代码。与现实世界不同，在互联网的虚拟世界中，一切都是以有规律的数字0和1来代表的，互联网上的所有信息，归根到底都是“数字信息”。数字化对于互联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正是凭借数字化技术，互联网拓展了信息贮存和传播的空间，从而集文字、图片、音频、视频于一体，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超媒体。而网络化就是利用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和远程通信技术，集各个部门、各个领域的各种信息资源为一体，供网上用户进行资源共享、信息交换。网络化所形成的信息高速公路，打破了传统的时空限制，将距离和时间缩小到零。 其次，互联网技术革命亦推进了个人化进程。互联网上的信息是无限的，作为互联网的使用者，其选择也将是无限的、主动的和个性化的，而这正是互联网的魅力所在。有人甚至认为，互联网发展的基本趋向，将是不断走向以用户为中心，以个人主页为中心。“通过个人主页构成网络，在连成一体的网络世界中，每个拥有个人主页的个体将成为自己所拥有文化的解读者，都向全球输出他所认可的价值观念、他对制度体系的认识、他所自以为是的生活方式。在全球化达到这个层面时，……个体间的交互式对话将真正取而代之。……人与人沟通、文化与文化的交流共容将成为可能。”在互联网上，人们不仅可以自由地分享他人的知识和资源，而且可以成为其中有鲜明个性和独特价值的一部分，自由地展示自己的思想和才华，从而使自己有更多的被别人了解的机会，也有更多的帮助别人的机会，更多的施展自己特长的机会，更多的与别人合作的机会，更多的自我发展的机会。 互联网的上述技术特征，表明互联网是另一场新的技术革命，因此它也会像以往的任何一次技术革命如电的发明，印刷、电话的普及一样，改变和重塑人类的生活方式，从而导致在社会层面上的结构变革与转型。因此从本质上说，互联网作为一场技术革命，同时也必然表现为一场社会革命，“是一场复杂的社会与技术的互动过程。技术革命吸引了人们的大部分注意力，与此同时，我们还在经历一场知识革命。这场革命深刻地改变了知识生产和传播的政治学、社会学和文化学。知识革命引发的范式转移改变着我们的工作、娱乐和从事许多其他活动的方式。要准确地解读信息革命对社会生活的所有影响还为时过早。但无疑它已构成对我们的生活方式的即时的或潜在的威胁。这种威胁可能波及到政府的治理方式，我们的价值系统，甚至是我们的家庭体系，我们的所有物，我们的工作。”互联网的这种社会后果，随着互联网的迅速普及将会不断地增强。可以预见，随着人类对互联网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互联网将成为21世纪人类社会生活的核心。在21世纪，人类的生活方式、沟通方式，以及信息传播模式，都会因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而改变，从而导致人类社会的现存结构发生重大改变与重塑。这种改变与重塑最为核心的一点，就是网络虚拟空间的凸现对人类生存方式所造成的冲击与影响。 互联网作为计算机信息和通讯资源的综合体，并不仅仅是一个计算机程序或者一个特定的计算机资源，而是一种将计算机连接在一起的方式。因此，互联网并不是一个物质的或有形的实体，而是一个无形的虚拟空间，一个无中心的全球信息媒介，它能将全世界的人、组织、机构、政府、企业等联结在一起，使用户通过远程登陆，查询和共享数字化信息，并进行网上讨论，电子出版，信息，发送电子邮件等。这意味着互联网最基本的意义在于链接。在互联网这一借助链接而建构的虚拟社区（VirtualCommunities）或虚拟社会（VirtualSociety）中，人们确立各种虚拟身份，建立各种与现实社区中的关系不同的虚拟关系，从而形成一种类似于现实社会中的人际互动的自由空间。这些网络虚拟空间，包括像BBS或Newsgroup这样允许人们随时访问并给予反馈的虚拟空间，以及像IRC或Netmeeting这样的允许人们像在现实中面对面交流那样进行虚拟空间中同步交流的虚拟空间，甚至像真实社区那样的虚拟社区 #0; #0;人们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一个免费的电子空间建立自己的个人主页，结果像在真实社区中那样，有着相同兴趣的人因其相互之间强烈的认同感而住在一起，进行相互交流与互动。因此，网络空间的虚拟特性，并不意味着虚幻和容易破灭。网络虚拟空间虽然是由纯粹的数字、数据、图表或各种表征现实世界的信息组成的，不存在有形的物质实体和有生命的个人，但由于它同样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因此网络空间中的所有构成要素又都是真实的，是一种虚拟的真实。 在互联网上，每一个网络使用者，通常都以ID账号或匿名出现，个人可以隐匿部分甚至全部在真实世界中的身份。多媒体世界提供了大量的各种各样的面具，网民可以从中任意选择一个甚至几个作为自己身份的象征。个人因此丝毫不用担心其在网络空间的行为和生活会对其在真实世界中的生活和行为产生任何负面影响。与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互动不同，在网络空间中，个体的角色扮演具有很大的随意性。那些在现实中人们无法改变的天赋角色，如家庭出身、性别、外貌等，在互联网世界中却可以被轻易改变。互联网的这种匿名特征，使人们在网上有一种摆脱压抑、无拘无束的感觉。网民可以一方面始终处在隐密的私人空间之中，而另一方面，却在网络虚拟空间中塑造出一个有别于其在真实世界中的人格认同，扮演各种角色与身份，在虚拟社区这一公共领域中与他人进行互动，以展示一个在真实世界中无法展示的自我。这时，网民实际上生活在一个与真实世界不同的虚拟世界之中， 自由和开放是互联网的精髓所在，“互联网的关键概念在于，它不是为某一种需求设计的，而是一种可以接受任何新的需求的总的基础结构。”在互联网上，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发表意见，从在BBS、IRC或Newsgroup上发帖子，到申请自己的讨论区，再到建设自己的网页、网站，这一过程很少受权威意识形态的钳制，在这里，除了技术层面的规范之外，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同时，网络的管理模式是一种松散的、去中心化（decentralize）的模式，任何信息可能来自任何节点，只有网站管理者对其网站的内容进行管理，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权力机构来规范与控制网络，亦使互联网成为一个完全开放的空间。三 我们认为，网络社会学作为一种回应互联网技术革命所导致的上述社会结构整体转型与重构的新知识形态，应该有其有别于经典社会学的问题意识与理论范式。在目前，网络社会学研究的关键，应该在如何理解与解释网络虚拟空间的独特本性及其社会学意义。因为迄今为止，社会学家对于网络虚拟空间所做的社会学思考，基本上没有摆脱破碎片断的局限，尚未形成系统整体的研究，因此，将网络社会学研究的重心，放在针对网络虚拟空间的独特本性，建构一套有深厚理论思考作支撑的概念命题系统上，以克服网络社会学研究的支离破碎的方式，是目前网络社会学研究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也是网络社会学研究所需要突破的重心所在。这一突破的社会学后果，可能是一种全新社会学研究范式的确立。 具体地说，这种基于网络社会学研究的新理论范式，其研究范围和问题大致应该包括以下一些主题：（1）对网络虚拟空间的社会特性及其社会学意义的研究。例如网络空间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社会领域？生活在这一空间中的网民与生活在传统社区中的人们有什么区别？网络空间的组织方式有什么特点？等等。（2）对网络空间所特有的社会问题的研究。例如网络空间中的信用与风险问题、网络中的青少年保护问题、网络安全与控制问题、网络综合症问题、网恋问题、网络病毒问题、网络色情问题、网络黑客问题、网络中的知识与权力问题等。（3）网络虚拟社会生活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影响研究。在21世纪，网络将是人类最为重要的社会生活空间，但是，无论网络技术发展到什么程度，网络作为一个人造的虚拟世界，始终只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无法代替人类社会生活的全部。所以，网络社会学研究也应该考察人们在网上的社会生活将会对现实社会生活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与现实社会空间相比，网络空间的独特本性及其社会学意义是什么？网络社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社会？这是网络社会学研究所必须首先面对的基本问题。对于网络空间的特性，本尼迪克特（M.Benedikt）认为，“全球网络化，由计算机支持、由计算机进入和由计算机产生，是多维度的、人造的或‘虚拟’的真实。它是真实的，每一台计算机都是一个窗口；它是虚拟的，所看到的或听到的，既不是物质，也不是物质的表现，相反它们都是由纯粹的数据或信息组成的。”也就是说，网络空间在本质上是一个虚拟空间。而网络空间的社会特性，在相当程度上正是由网络空间的这一虚拟特性所造成和决定的。与传统的社会空间不同，网络空间是一种没有时空边界、没有身份、没有家庭和阶层等社会背景的虚拟社区。在这一虚拟社区中，社会成员没有身份（阶层、组织、群体）的差别和限制，经典社会学用以划分阶层的财富、学历、地位等概念也因此在网络世界中失去了作用。 对于这一新崛起的网络社会的性质，曼纽尔·卡斯特尔（M.Castells）认为，网络社会既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也是一种新的社会模式。在卡斯特尔看来，我们的社会正经历着一场信息技术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信息技术就像工业革命时期的能源一样重要，它重塑着今日社会的基本结构。互联网作为现代社会的普遍技术范式，引导着社会的再结构化，从而改变了社会的基本形态。在卡斯特尔看来，我们正在进入的这个新历史时代，可以称之为信息时代，或者说网络时代。网络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新的社会结构与形态。在互联网世界中，所有的节点，只要它们有共同的信息编码（包括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成就目标），就能实现联通，构成网络社会。卡斯特尔认为，今日西方社会就是一个由各种节点通过网络联接而成的网络社会。这种以网络为基础的社会结构是高度动态的、开放的社会系统，而这种网络化逻辑的不断扩散，必然会改变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以及人们在网络中的在场和缺席，网络与网络之间的动态关系。网络社会的凸现，意味着人类经验的巨大变化，意味着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各个领域的巨大变化。 我们以为，由互联网所营造的这种新社会空间所引起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经验的变化，首先体现在随互联网兴起而产生的一个新的特殊社会群体 #0; #0;网民身上。如果说农业社会的基础是农民，工业社会的基础是市民，那么，网民就是网络社会的基础。网民并不是简单的电脑使用者，而是电脑使用者通过链接而形成的一个活跃的、有生命力的社群。其成员在网络社区如BBS、IRC、Newsgroup中相互交流、沟通情感、传递信息。与人们在传统社区中的交往不同，网民在互联网中是以去中心化的方式联结和组织起来的，这彻底改变了传统工业社会从中央核心向边缘的信息传播模式与人际互动模式。在互联网中，即使处于最边缘、最底层的人，也可以同网络中其他人一样，有同等的表达意见的机会，也都处在一种自由、平等和直接的交流之中。同时，与工业社会的市民不同，网民所代表的不仅仅是某一地区、某一国家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网民就是世界公民，是一个全球性的社会群体，他们超越了地域、民族和文化的限制，从而使麦克卢汉（M.McLuhan）所说的“地球村（GloblVillage）”的实现有了坚实的基础。对于社会学来说，网民这一全新社会群体出现的重要意义在于：互联网在连接计算机的同时，也连接了使用计算机的人，而一旦通过计算机网络将使用计算机的人连接起来，计算机网络就变成了社会网络。与传统的社会网络相比，在这种因计算机联网所形成的虚拟社会网络中，人们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甚至社会结构都会发生显著的变化。 网络虚拟空间的一个重要社会学问题，是互联网对人际沟通模式的改变。互联网的兴起，对于人际交往来说，是一场科技结合心理的革命。今天，人们可以借助互联网，把自己的家建设成为人际交往的天堂，从而使人际沟通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达到一个新的层面。例如，互联网给人们的沟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使人们足不出户就能进行生产和消费等日常活动，足不出户就能办公、购物、交往等等。茧居族（Cocoons）、SOHO族（SmallOfficeHomeOffice）、电子隐士的出现，正是这一变化趋势的生动表现。同时，由于网络人际沟通完全依靠互联网络传达，因而在真实世界面对面交往时起重要作用的一些关键因素，如表情、语调、身体语言等，在网络人际交往中不再起任何作用，因此相对于日常的人际沟通，网络人际沟通显得更少限制、更多自由、更多创意，而且相对而言，网络空间中的去中心化交往，也使网络人际交往显得更为平等，更少群体压力。但与此同时，网络人际沟通也可能导致人们对网络的过分依赖，从而使人变得更为退缩，甚至造成网络幽闭症的出现，进而发展出网络人际交往中的攻击行为。因此，互联网在拉近了人们之间的距离的同时，也造成了人们之间关系的疏离，并有可能因此损害人们在现实世界中面对面的交往，使个人从真实世界中彻底隐退。 互联网的兴起，还重塑了个人与组织之间的关系模式。由于互联网是以一种去中心化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因此网民在网络之中的交往能以一种不同于现实生活中的方式进行，从而建构一种全新的开放式的组织模式。在这种没有中心的信息传播与人际互动模式中，信息传播与人际互动完全是开放和发散式的，任何人都可以超越现实生活中的等级差别而平等地获得信息，可以超越现实生活中的身份、地位、收入、职业等等的差别而平等地交往。因此，这种模式超越了传统的权力压制，超越了因权力分配而导致的信息、地位差距，从而有可能使人们在平等交往的基础上重塑个人与组织之间的关系，使个人能够完全平等地享有信息与权力，并由此导致一种新型、高效和有高应变能力的组织产生。当然，谁也不能保证这种新的组织方式必然会向积极的一面发展，实际上，这种新的组织方式也为更高效的犯罪提供了可能，从而使得某些有组织的集体或突发事件的出现更难控制和预防。 需要强调的是，互联网在重塑人类社会结构的同时，也必然会引发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既包括网络本身的社会问题，也包括网络对现实社会所造成的冲击。例如，互联网使网络的关联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社会网络的脆弱性。隐藏在可执行程序或数据文件中的具有自我复制和传播能力的计算机病毒对网络社会的破坏性，便是一例。计算机病毒从开始传播到导致整个网络被感染，几乎不需要什么时间，它对网络社会的破坏性，显然具有与现实社会极不相同的特点。据统计，在已经上网的用户中，有大约80%的用户受到过来自互联网上的病毒攻击。自从1988年11月第1例计算机病毒 #0; #0;莫里斯蠕虫在有6000台计算机联网的ARPA网被发现以来，计算机病毒在互联网上的传播速度越来越快，传播范围也越来越广，造成的损失也越来越大。迄今为止，已发现的计算机病毒大约有25500余种之多，可以说，计算机病毒已经成为网络虚拟空间中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又如，随互联网形成而发展起来的网络犯罪，与发生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犯罪现象相比，亦有其新的特征。由于互联网的高度匿名性，使个人在安全的私人空间就可以进行或参与在真实世界中限于各种条件而不易进行的犯罪活动。目前，比较典型的网络犯罪如网络盗窃、网络诈骗、破坏网络数据、网络洗钱等等，都已经对社会公众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网络交流的高匿名性、高互动性、高隐蔽性使色情信息的传播变得极为便利。在网络空间中，色情信息的传播几乎不受任何的限制，而且个人通过互联网接触色情信息也极为方便和安全，这无形之中消除了人们在真实世界中接触色情信息所必然会受到的各种压力（这些压力可能来自权威的意识形态，也可能来自普遍的道德感等），从而促进色情信息的传播与扩散。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网络色情问题的严重性，还不仅仅表现在色情信息的数量和种类繁多，更在于网民追逐和迷恋这些色情信息的狂热程度。 知识鸿沟的扩大也极有可能是我们在网络时代所必须认真面对的一个问题。美国传播学者蒂奇纳（P.Tichenor）、多诺霍（G.Donohue）和奥里恩（C.Olien）在1970年发表的《大众传播流动和知识差别的增长》一文中提出了“知识沟假设（knowledge-gaphypothesis）”，认为“随着大众传媒向社会传播的信息日益增多，社会经济状况较好的人将比社会经济状况较差的人以更快的速度获取这类信息。因此，这两类人之间的知识沟将呈扩大而非缩小之势。”按照这一假设，互联网的扩展，可能加大而不是缩小不同群体之间的“知识沟”。互联网是当今技术含量最高的信息媒体，它在知识传播上集多种传统传媒的优势于一身，具备可以处理海量信息、快速检索、双向交互、多媒体合一等优点。然而，昂贵的设施、价格不菲的上网费、不易理解并掌握的计算机知识，好像一座分水岭把社会大众一分为二：一方是媒介技术专家及高学历群体，而另一方则是普通大众。虽然中国的互联网用户每年都在增加，迄今已有2000多万用户，但调查结果显示，在目前中国，上网仍然是一种远离百姓的“贵族化”活动。例如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2001年1月的统计报告显示：我国上网用户人数已达2250万。其中高中(中专)23.45%、大专28.97%、本科38.82%、硕士1.91%、博士0.41%，高中以下仅6.44%。月收入500元以下15.31%、501-1000元25.94%、1000-1500元15.81%、1501-2000元4.05%、2001-2500元4.05%、2501-3000元3.94%、3000元以上7.44%。用户地域分布处于前五位的是：北京12.39%、广东9.69%、上海8.97%、浙江6.62%、江苏5.43%。可见，目前中国的主流网民的基本特征是：文化程度较高、个人收入大多处于中高水平、生活在沿海地区的大中城市。这一数据表明，起码在目前，互联网的出现并没有缩小不同群体之间的“知识沟”，相反，互联网有使富人和穷人之间的知识差距进一步扩大的危险。 互联网崛起所引发的新社会问题，显然远不止上述这些。它还有可能造成文化冲突、人际关系疏离、信息焦虑、网络沉溺、网络孤独、网络谣言扩散等问题，对所有这些问题的分析与调查，也应该是网络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总之，面对网络社会的新社会经验，调整和改变社会学的理论视野与问题意识已是当务之急。正如利奥塔（Jean-FrancoisLyotard）所说：“了解社会，今天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首先选择向社会发问的方式。”网络社会学研究所首先展示的，正是这样一种新的向社会发问的方式。这意味着，网络社会学不仅仅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网络社会学的研究极有可能将社会学的研究带入一个全新的领域，从而构成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崭新的范式。网络社会学范式的新，与经典社会学研究范式相比，首先体现在网络社会学是一种没有基点的社会学。经典社会学总是有一个关注的基点，以此作为社会学思考及理论建构的立足点。例如经典社会学的叙事模式常常以理性作为其叙事的基点，以社会作为其知识架构的立足点。与此不同，网络社会学首先要面对的基本事实是网络社会的开放性与多元性，由于网络社会学把其理论架构建立在对网络社会的开放性和多元性的认识之上，因此在网络社会学理论架构中，不可能有像经典社会学那样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基点。也正因为如此，所以网络社会学是一种没有中心权威和中心话语的社会学，即一种后现代的社会学。 社会学理论论文: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 1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早在19世纪末期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倡西学，向西方寻求真理，并译介西方社会学著作的同时，有关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生平与救国救民思想的介绍和讨论也开始出现于中国思想界。1899年，《万国公报》4月号发表了李提摩太(TimothyRichard，1845—1919)节译的蔡尔康的《大同学》一文，提到近世学派中“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派，如德国之马客思”。这里的“马客思”即是Marx在我国的最早译名。[1]随后，有关马克思和马克思社会学说的介绍陆续出现在报章杂志和各类书刊。但这段时期思想界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讨论还是零碎的。在中国早期社会学的发展过程中，、瞿秋白、李达等人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发，对以孔德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理论缺陷进行批判，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化的历程。 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我国第一代领导人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旧中国社会结构的准确分析，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创造性运用的重大成果。在1957年写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系统分析了人民内部矛盾的各个方面及其性质、特点、矛盾转化的可能性，以及处理这些矛盾的方针和方法，帮助人们认识和了解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了创造性运用与发展，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建设奠定基础。邓小平社会学思想的理论核心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他是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维护建设形态方面，从宏观社会发展的角度对社会学进行研究和论述的集大成者。他不仅提出了中国社会学的“补课”论，为我国社会学的恢复和重建铺平了道路，而且还对我国改革开放、如何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及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发展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和全面的思考,从而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化。费孝通是中国社会学最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早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就在社会学研究中取得了辉煌成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费孝通带领社会学学者开始了中国社会学的重建工作，从而把中国的社会学研究推向新高潮。他主要从小城镇研究、家庭社会学研究、少数民族发展研究等几个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学研究的进程。 2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展望 20世纪的最后30年间，全球政治格局进入了空前变动时期，现代世界体系面临着各种反体系力量的挑战。在当前社会实践发生结构性巨变的时期，理解并跟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当展。当前世界和中国具有这样一些社会趋势：第一，当代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引领着社会的信息化、符码化、数字化和网络化，提供了使失谐因素被激活的结构性条件，更易形成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动荡；第二，当代社会“去集体化”和“去组织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对社会分化过程形成了更强的催化作用；第三，劳动与资本的传统关系的破裂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的两极化趋势，导致了新的二元化现象；第四，有形劳动的社会地位急剧下滑，失去了传统上的轴心地位，形成了社会分层的消极动力；第五，经济活动性质的转变使社会风险不断扩大和加深，对经济与社会的安全基础都形成了极大的销蚀；第六，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所带来的双重社会压力，使得社会矛盾的根源更为深刻，表现更为复杂；第七，生活世界与系统世界的不平衡关系为世俗事物的神圣化添加了助力，对社会信念和价值观造成了深度腐蚀；第八，社会中的传统性与现代性、古典现代性与现时现代性、西方旧式现代性与新型现代性，以及全球变迁与本土社会转型，各种因素和传统之间的关系更加盘根错节，这种影响仍在不断助推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复杂症候。这些趋势表明，我们时代的社会实践结构正在或已经超越古典现代时期。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工程正是在这种极为特殊的宏观背景下展开的。[2] 这一时代性背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考量。这类重大现象几乎都聚焦到一个问题上，即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实质和当代形式。在这个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期，甚至可以视为许多复杂问题上不同立场的基本分野。但是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关于对立与统一、冲突与整合的辩证思想，至今仍然是社会学理论中最为精华的一部分。对于社会学来说，对立与协调、冲突与整合的研究是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从对立和冲突之中寻求协调和整合，在协调和整合之中洞察对立和冲突；研究对立和冲突是为了促进协调和整合，反过来，探讨协调和整合是为了解决对立和冲突。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本方法论对于把握社会学的研究主题有着根本性意义，这本身也说明了维护建设性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发展的主要形态和形式。 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和新型社会主义实践的关键阶段，理念和思想是最为强大的利器。真正理解维护建设性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主要形态甚至是其本来意义，意味着把握了理解历史性转换的一个思维构架，使远大志向在实践向度上深入拓展。 社会学理论论文:社会学理论 摘要:理论对社会学研究具有及其重要的作用,但一些社会学研究者往往不重视理论的应用,把社会学简单地归结为经验科学,在社会调查研究中不自觉地放弃对理论的追求、关怀和探索。社会学研究者必须坚持理论自觉,在此基础上使社会学形成一门不断批判自身、不断反思自身、不断创新的科学。 关键词:社会学;理论前提;理论自觉;反思社会学 一理论对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性 在谈理论对社会学的重要性之前,我们首先要界定清楚什么是理论以及什么是社会学理论。理论常常挂在我们嘴边,任何一门学科在建构自己的学科体系时首先明确的都是要建构学科理论。社会学也不例外,从孔德开始的社会学家,都在围绕建构社会学理论开展学理思考和实践研究。尤其是孔德、斯宾塞之后的社会学大师迪尔凯姆把社会学引入了学校教育,成为大学里的课程,相应地进行了社会学知识体系的建构。那么,理论是什么呢?从我们直观的第一印象来理解,理论似乎可以和“抽象”、“思辨”、“概化”等词语相对应。这些词语只是说明了理论所具有的一些特征,并不能概括理论所具有的真正内涵。 按照哲学的观点看,理论是一种系统化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有助于指导我们去“观世界”,并形成关于这个世界的“世界图景”。理论具有三种特质:一是历史的兼容性,强调理论是人类认识史的总结、提炼和升华;二是时代的容涵性,强调理论是“思想中的时代”,即理论来源于现实;三是巨大的逻辑展开性,强调理论具有一种逻辑之美[1]。英克尔斯曾谈到社会学研究的三条途径,即历史的途径(创始人说了些什么)、经验的途径(当下的社会学家说了些什么)和分析的途径(理性指示的是什么)。无论是哲学对理论特质的概括还是英克尔斯对社会学研究途径的概括,都强调了历史、当下和逻辑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实际上是说明了建构社会学理论形成的过程,历史代表了“站在别人的肩膀上”的重要性,当下代表了面向现实、思考现实的重要性,逻辑强调了理性思辨的重要性。 按照历史、当下和逻辑三方面来建构的理论需要有一个明确的定义。美国社会学家亚历山大(JefferyC.Alexander)给理论的定义是“理论就是脱离个别事物的一般化,脱离具体事例的抽象①;结构功能主义除帕森斯之外的另一个大师级人物默顿(RobertK.Merton)指出“社会学理论是逻辑上相关联并能推导出实验一致性的一组命题”[2];科技哲学家罗纳德(Rich2ardRudner)曾经把理论定义为:“一套系统地相互联系的、包括一些类似规律的概化的可以进行经验检验的陈述”②;社会学家纽曼(W.LawrenceNeuman)也给出了对“社会理论”的定义:“社会理论是将社会世界的知识加以浓缩和组织起来的由相互关联的抽象概念所构成的体系。理论是思考社会世界的简单方法。人们经常创立关于世界是怎样运作的新理论”[3]。风笑天从社会调查研究的角度指出,“理论是以一种系统化的方式将经验世界中某些被挑选的方面概念化并组织起来的一组内在相关的命题”[4]。从以上对理论的定义中,我们看到了理论构成的基本要素是概念以及由概念组成的命题,理论的特点是可以用经验事实来验证。我们也看到了理论形成的两种过程,一种是理论建构,另一种是理论检验。对照华莱士的“科学环”,以归纳法为特征的理论建构过程是“科学环”的左半圆,其过程是:观察(具体的个别的资料)经验概括(共性归纳)理论;而以演绎法为特征的理论检验过程是“科学环”的右半圆,其过程是:理论提出假设观察经验概括假设检验证实或证伪假设理论。在这两种理论形成的过程中,理论建构的过程在以田野调查为特征的实地研究中使用较多,理论检验则在社会统计调查中使用较多。社会学理论是直面经验事实的,这是社会学这门脱胎于哲学的学科区别于哲学的关键所在。 以上我们界定了什么是理论及理论的形成过程,那么理论对社会学研究有什么作用呢? 我们知道,构成理论的最基本的要素是概念,所以理论首先呈现出来的是一套概念系统,在专业学习的意义上我们把它称作“专业术语”。在研究某一社会现象的时候,社会学的“专业术语”自然会引导社会学的研究人员用社会学概念来展开分析。这就是理论的第一个作用,理论有助于把研究者引入社会学的视野中来,也就是有助于形成社会学的特定的研究视角和概念框架。 第二,社会学理论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身份的标识,也就是说,是否具有社会学理论前提是该研究是不是“社会学研究”的标志。很多学者都在强调社会学研究中理论前提的重要性。社会调查如果放弃了理论前提,这样的调查就只能停留在日常观察的水平上,和民意测验、市场调查没有任何分别,从而陷入“通俗化”的境地。 第三,过往的理论会启发研究者去思考,构成研究者思想的火花。研究者在研究某一社会现象的时候,如果没有理论的指导,往往会感到无从下手,这时候就需要一些“启发”。过往的理论与社会现实撞击出了研究者思想的火花。 第四,理论可以提供研究的解释。理论除了把研究者引入了社会学的视野中并指导其研究的方向,还为研究提供了解释的视角。笔者在2004年对滇东农村的“过密化③”现象进行了研究,关注滇东农村呈现出和人口大量外流的主流人口流动形式不同的人口流动现状,即“过密化”。在相关社会学理论的“启发”下,笔者从三个角度进行了解释。一是从“推拉理论”引出的第三股力量———以“乡土性”和乡村传统为特征的吸附力“规范”着农民的行为方式。传统推拉理论对滇东人口流动形式缺乏解释力,因为从当地人地关系紧张、生活水平低下的现状来看,如果依据“推拉理论”来进行解释的话,宏图村的人口流动应该和中国其他农村一样极富活力,这样才合乎逻辑。所以只能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论证,宏图村的人口流动状况之所以和主流的人口流动状况不同,“推力”和“拉力”形成的合力显然被另外一股力量所“中和”。这股力量显然要大于至少是等于农村人口大量外流所必需的“推力”和“拉力”形成的合力。这股力量正是以乡土性④和乡村传统为特征的一股强大“吸附力”。二是从理性选择理论出发,认为“过密化”是农民的生存理性选择。像宏图村一样的传统农村,农民在考虑是选择在家种地还是外出打工时,他们遵循的并不是“经济理性”(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是遵循“安全第一,风险最小”(代价最小化)。而实际上,无论他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还是“代价最小化”,这其中包含着农民的一种“理性选择”,这种基于生活压力下做出的理性选择被称为“生存理性选择”。三是运用社会网络理论进行分析,社会网络理论认为,农民大量外流意味着一个强大的社会支持网的形成,先前外出的农民工以个体或集合体为单位形成一个又一个网络接点,为后来想出去务工的农民提供了信息的支持。宏图村外出打工的很少,即社会支持网还未形成,或者说,只是处于雏形阶段,接点太少使个人获得信息的关系支持只是简单的直线型的,还未形成一个纵横交错的网状。社会支持网的缺失往往会造成农民流动速度过慢甚至是停滞[5]。 总之,就像哲学有助于我们形成一种“观世界”的世界观一样,社会学理论有助于我们形成一种“社会学观”,用这种“社会学观”去“观社会”,形成关于这个社会的“社会图景”。 二社会学研究中理论前提的缺失 理论对社会学研究具有及其重要的作用,但是现实的情况是,中国很多社会学研究者往往不重视理论的应用,把社会学简单地归结为经验科学,以为只要进行经验观察和描述事实就是开展社会学研究,在一些研究中排斥理论思考和忽视理论概括。郑杭生认为,这是一种狭隘经验性或狭隘实证性的社会学理解,这种社会学被限定在强调科学精神和经验原则的英美实证社会学的范围之内。造成中国社会学现象的现状是:课题立项多,理论成果少;经验事实描述多,深入分析少;热点问题多,学术积累少[6]。 社会调查领域,对理论的忽视更为明显,由于社会调查要直面经验的社会事实,似乎对看到的经验事实进行描述就是社会调查的全部,我们所看到的东西就是真实的东西。刘少杰考察了1988～1998年在《社会学研究》上发表的131篇社会调查报告,有明确理论前提讨论的社会调查报告占29%,没有理论前提讨论的社会调查报告占56%,这种明显的差别,揭示了大陆社会调查对理论前提的忽视程度。刘少杰进一步指出,从这些社会调查报告来看,有无理论前提讨论所显示的水平高低差别很大。具有明确理论前提讨论的调查报告,不仅主题鲜明、概念明确、指标具体、讨论逻辑清晰,而且所得结论也达到较高的理论概括程度,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相反,那些没有理论前提讨论的调查报告,无非是些直观的、简单的现象描述,其意义至多不过是为他人开展社会问题研究提供了一些粗浅的材料。这样的研究往往流于表面,触及不到深层的社会问题。最后他指出,《社会学研究》11年发表的社会调查报告反映了中国社会调查的最高水平和存在状况[7]。应该说,像刘少杰描述的这些情况,在中国社会学界还是相当普遍的。中国的社会学研究者在进行社会调查研究的时候秉承了实证社会学经验性的特点,而忽略了实证社会学也有理论前提的需求。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社会学研究中“科学贫困”的问题,即中国的很多学者自觉不自觉地放弃了对科学精神的追求,在功利性的科研评价机制面前,很多研究人员为了使科研数量达到相关要求,能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一篇学术论文的写作,这些文章大多都是简单拼凑而成的。为了满足研究人员职称评定的需求,大量期刊如雨后春笋般开办起来,甚至出现了“山寨”期刊,因为在这些刊物上发表文章是需要缴纳版面费的。很多刊物不管文章如何只要交钱就给发,严重影响了学术的“声誉”,也是对人类探求科学精神的亵渎。论文剽窃现象也屡见不鲜。文军曾借用布迪厄场域的观点,指出中国“社会学学术场域中”存在“失范现象”,只要是在报刊上发表了某种谈论社会问题的人,似乎都成了社会学家,而官方和业界的一些认识也纷纷谋求一个学者的头衔。因而,社会学的学术场域内,同样也是假冒伪劣[8]。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社会学理论前提缺失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有简单的社会现象统计报告的撰写,有“科学贫困”,也有社会学学术场域的失范现象。这些因素成为了中国社会学发展的重要障碍。 三社会学如何理论自觉? 社会学研究中理论前提的缺失很大程度是由于社会学研究者缺乏必要的理论自觉造成的。所谓理论自觉,是指社会学实践认识的一种正确态度以及社会学者自我反思的理论品质[9]。实际上包括了理论学习、理论研究、理论反思、理论选择和理论建构不同层次的自觉。 首先是理论学习的自觉,要自觉地学习过往社会学家的相关理论和文献,弄清楚原作者说了些什么,即所谓的“原谓”⑤,这也是我们强调的要面向文本,多看书。对已有社会学文本的学习是我们社会学入门的第一步。 其次是理论研究的自觉,毕竟原作者所说的只是他“思想”的“语言”的表达,如果是看翻译的著作,又经过了别人“语言”的二次表达。所以我们了解了原作者所说的之后,还要分析“原作者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意谓”)、“原作者可能说了些什么”(“蕴谓”)以及“原作者本来应该说什么”(“当谓”)。转第三是理论反思的自觉。在哲学那里,反思是思想以自身为对象反过来而思之,即所谓的反思思想;社会学的理论反思相应就是社会学理论以自身为对象反过来而思之,即强调社会学理论对自身的反思。一些社会学家试图对社会学这门学科进行批判性的社会学分析,创立了“社会学的社会学”,或者叫做“反思社会学”。其中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最有代表性。因为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有自己独特的研究特征:从反思的主体看,反思社会学主体既是研究者的个人又是由研究者组成的学科共同体,“反思的主体最终必然是要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科学场域”[10]。从反思的对象来看,与反思的主体相对应,“反思社会学的基本对象不是个别分析者,而是植根于分析工具和分析操作中的社会无意识和学术无意识”[11]。从反思的目的来看,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是要巩固社会学的认识论保障,扩大社会科学知识的范围。这充分表现在布迪厄的社会学反思两个基本效应上,一个是科学方面的,一个是政治方面的。首先,社会学反思自身,有助于增强这门学科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也就是明确自己的学科地位,从而维护社会学的科学性。布迪厄认为,社会学理应成为“元”科学,但始终应当是针对它自身来说的。它必须利用它自身的手段,对自己进行反思,确定自己是什么,自己正在干什么,努力改善对自己立场的了解。其次,社会学对自身的反思必须认识到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功能。总之,社会学要不断自觉地以自身为对象进行反思,并自觉地反思自己的语言符号,才能确立、维护自己的科学地位和政治功能。社会学是一门反思的科学,更应该是一个具有理论自觉的学科。 第四是理论选择的自觉。在众多的社会理论中,社会学研究者要结合自己所处的社会现实选择合适的理论进行本土社会学研究,所以理论选择的自觉实际上也是社会学本土化的自觉。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必须立足于本土情景,选择适合即在进行社会学研究的过程中,在寻找理论前提的时候,要充分考虑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中国是一个伦理至上社会,伦理的温情充斥着社会的各个角落,“强关系”⑥在中国的人际关系网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进行社会学研究,不仅要强调研究对象的客观性特征,还不能忽视社会生活中的主观性因素。就像刘少杰所说的那样,在思考中国社会调查的理论前提时,应该超出实证社会学的理论视野,关注到韦伯为代表的社会理解论、福柯和布迪厄等人为代表的语言社会学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论等等社会学理论。因为这些社会学理论从不同视角研究了社会生活的主观因素,分别在思维方式、展开形式和价值原则等方面作出了深入思考,不仅有补于网络结构理论的局限,而且更切近中国社会现实[12]。这实际上是告诉社会学的研究者,不仅要有重视理论的自觉,还要有理论选择的自觉。 最后是理论建构的自觉,把已选择的理论和当下的现实结合起来,建构新的本土化的社会学理论。也就是在现实的指导下对原作者的意思进行修正、扬弃和创新(即“实谓”)。中国社会学必须把理论自觉和现实关怀结合起来,既面向文本又面向现实,最终建构起真正的中国社会学理论。 在郑杭生看来,相对于国外社会学研究层出不穷的崭新的研究成果,中国社会学在理论研究和理论建构方面都表现出诸多不足,如对本国社会思想和社会学理论、国外社会学理论的挖掘、评价和总结做得都不够[13]。因而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显得更为重要,因为这关系到中国社会学的命运和发展前景。 中国社会学必须坚持理论自觉,形成一种理论品质,并结合本土情境不断反思自身依存的社会历史条件,反思自身的语言符号,反思社会学场域中的各种“失范”现象。社会学应当成为一门不断批判自身、不断反思自身、不断创新的科学。 社会学理论论文:新经济社会学理论视角探究 摘要：西方的新社会经济学对经济市场进行了理论与实践的探讨，为了描述经济市场的运作机制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见解。目前，我国对经济市场的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需要借鉴国外经济市场的研究成果，其会对我国市场研究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分析新经济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历程，总结新经济社会学研究所涉及的领域，并且对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视角进行研究。 关键词：新经济社会学；理论视角；分析研究 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来源于社会网络分析，学术的传承涵盖了不同的知识领域，新经济社会学通过经济的方法来对社会进行研究，而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人。社会人是在经济问题逐渐复杂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在社会生活中担任重要的角色，为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提供理论上的有利依据，避免了人们一味追求利益而在经济社会中产生的各种问题。新经济社会学主要通过网络理论研究及组织理论研究来研究社会发展趋向，在连接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上起到决定性作用。 一、新经济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 经济社会学起源于19世纪中期，但是社会经济学以一门学科的形式出现是在20世纪初，通过学者们的研究与讨论而形成。西方的新经济社会学不能够把离散的经验研究成果有效地结合起来，只是一味地注重经验研究。伴随着西方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经济活动的复杂性逐渐表现出来，许多经济学家开始反思新古典经济学的主流地位，主要从研究社会方面对经济学进行扩展。经济社会学是运用社会学理论以及方法来探索经济行为和经济体系的一门边缘学科，是一个新生的学术流派，许多特性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是一门研究社会经济问题的社会学。新经济社会学伴随格林兰诺维特发表的标志性论文“经济行为和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同时诞生，主要是指用组织理论、网络理论以及文化理论来研究社会经济现象的社会学取向。新经济社会学得以迅速地发展，与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发展以及学科之间的融合趋势是分不开的，新经济社会学的逐渐兴盛是结合了社会学与经济学等多门研究成果。当今社会，教育、婚姻、犯罪等领域逐渐受到人们关注，许多领域的研究导致研究者忽视了基本概念，概念本身的模糊性使研究过程中产生了许多分歧，新社会经济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几个核心的主题上，关于经济生活中的其他领域还没有受到人们高度重视。这种现象表明，我们还有大量的研究要去做，新经济社会学的发展要不断吸收与借鉴政治、文化等学科的思想，为了主题研究获取全新的发展动力。尽管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者有着不同的学术兴趣与研究视角，所持观点也各不相同，但是对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势必会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 二、新经济社会学所研究的领域 1.网络领域研究。新经济社会学中的网络理论认为，经济行为是嵌入到社会网络中的。网络理论分析认为，个人的行为与决策是与社会情境融合在一起的，必须用嵌入来说明社会现实与个人行动之间所存在的关系，并且针对行动者的真实行为背景进行解释。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怀特在新经济社会学中最早运用网络方法，通过网络方法的运用对市场进行研究，了解信任在经济中的作用，以及经济制度在现实生活中的运行。新制度经济学紧急运用效用理论来对制度的形成进行分析，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社会结构才是理解现存制度的关键。格拉诺维特研究了信息网络在人们寻找工作时的有效应用，并在最新的研究中明确指出，即使大多经济互动都发生在网络中，但经济制度的推动力是不同的，经济制度的形成由网络促进，经济制度只要成型，就会存在于单一的制度模式中。2.市场研究。新经济社会学对市场的研究主要起源于对新古典经济学市场理论的批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是商品及劳动的交换，各种各样的社会结构都是未来获得高效的产出而形成的，市场才是真正的资源配置方式。网络学派认为，市场的结构是为了效率而构建的，市场上的各种社会关系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改进市场效益。近几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不少关于市场研究的经济社会学著作，包含了金融市场、劳动市场等多个领域。新经济社会学对金融市场的研究表明，社会网络也渗透在市场中，并且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表现在对证券交易所产生的影响。新古典经济学忽略了社会网络在市场中的作用，所以，对经济市场中所发生的一系列问题的洞察力比较欠缺，对劳动市场的研究分析过程中，参与研究者估价了分层理论，挖掘出位于表面之后的机制，并且对百姓收入的问题进行深入的调查分析。3.文化领域研究。在20世纪中期，就有一批文化人对经济生活进行了研究，最终文化研究能够成为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主题还要归功于扎利泽等人把研究方法代入到经济社会学的领域。扎利泽等人反对经济社会学把所有都归于社会关系以及社会网络，反对只用文化术语来解释社会经济现象，随着对价值观的关注，在其中融入了定性的历史资料，所以给新经济社会学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许多学者认为，文化因素存在于经济行为当中，在市场研究中如果不考虑到文化，这样的研究显然是不够全面的，在新经济社会学中运用文化来解释社会经济现象，未来的发展还不够清楚。但是，新经济社会学研究过程中引入一定的文化因素，并且对经济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进行借鉴，是毫无疑问的。即使新经济社会学在国外的学术界中掀起浪潮，但是在我国，社会学以及社会科学界对新经济社会学还很模糊。我国处于社会变革的关键时期，新经济社会学的观点对分析变革时期的经济现象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新经济社会学对社会研究领域有了重新的界定，在构建理论时持有独特的方法，对我国社会学研究有着一定的借鉴作用。4.组织理论研究。组织是新经济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经济社会学对组织的关注主要体现在盈利方面，新组织社会学越来越著名。其主要原因是由于组织理论一直关注经济组织，在工业社会学领域衰落期间，美国的组织理论吸收了工业社会学的许多观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组织的理论都是对可用资源依赖理论、交易理论。格兰诺维特提出了关于经济组织的社会学问题：经济组织与个体之间都受到社会关系网的限制，企业之间的联系与交流不能够通过规范的经济交易来达成，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关系网来完成的，企业内部的制度也会被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所取代。社会学所关注的重点是企业间合作所运用的非正式关系，长期的合作过程中所建立起来的合作关系同样会促进各企业之间的合作交易行为的产生。在企业内部，员工的晋升、部门间的协作甚至企业中冲突的协调都会运用到非正式的社会关系。 三、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视角 1.市场过渡理论研究。关于市场过渡理论，存在着两个基本的假定，首先是以中央集权化科层指令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协作体系，其次是以供需关系来主宰价格定位、货币与所有权为特征的市场协调体系。维克多尼针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可以把社会市场经济改革制度看成是一个过渡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经济体制逐渐向市场经济转变，过渡的重要后果是领导的权力逐渐被削弱，在集权化科层的协助下，领导的角色举足轻重，为交易的降低成本造成捷径，由于权力向买卖双方转变，所以，人力资本随着过渡的实施会获得更高的收益。在我国，这种过渡进程不会是单向的，尽管这样，仍然会出现局部改革的现象。在过渡时期的中间阶段，指令协作与市场协调相互共存，领导的权力依然存在一定的作用。市场过渡理论的研究表明，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建立起社会市场经济制度，关于交易模式、所有权等与市场经济不符合的东西，都可以被视为过渡性表现。2.地方性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地方性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认为，经济体制的变化、政治意识与因素的相互作用以及社会文化的地方性根源等几个方面的差异造成了社会主义改革的现实状况，地方性市场社会主义理论通过市场及地方调节的因素对其进行了揭示，地方协调的角色至关重要，地方内部社会资源的管理不遵循理性的相关规则。为了达到目的，社会上的子系统会做出一定的让步，地方性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经济市场竞争的原则。在我国，不会走西方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道路，而发展模式的变化会随着地方性力量的强弱而不断改变。地方性协调的构建基础是当地的关系网，主要表现在家族亲属之间，指令的侧重点会以地方基础设施的完善为取向，对于关系网的存在，将伴随着机会结构而不平等地分布。 四、结语 新经济社会学者把市场当作社会结构，对于市场构建的基本机制还存在一定的差异，有人认为是网络机制，有人认为是制度机制，新社会经济学的诞生使经济学与社会学在微观上很好地融合在一起，把社会网路正确地引进到经济社会现象的分析中，有效地对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进行补充，为社会关系的有机结合提供了可能性。新经济社会学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社会学的研究领域，推动了社会学与经济学在当代经济社会中的融合与发展。 作者:刘婷婷 单位:陕西广播电视大学 社会学理论论文:越轨社会学理论的思考 一、问题学生的形成：越轨社会学理论的基本观点 虽然越轨社会学理论倾向于从社会的角度分析解释越轨现象，可是由于研究者视角、关注点等的不同，相关学者对于越轨现象的解释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越轨社会学理论阵营里具有多种理论，如标签理论、文化冲突理论、失范理论、社会控制理论等。这些理论的基本观点决定了其解释的立场与角度，对于“问题学生”的成因有着不同的思考。在对“问题学生”进行道德教育之前，我们首先需要了解“问题学生”的成因所在。 （一）标签理论的基本观点 标签理论是出现于20世纪中期，解释犯罪行为的一种社会心理学理论。它认为，个体越轨行为的产生主要是社会贴标签的结果。为了较好地说明这一观点，标签理论将人的偏差行为分为“初级偏差行为”和“次级偏差行为”两类。对于越轨者而言，初级偏差行为可能是临时的、无意识的行为，而次级偏差行为则是习惯性的、有意识的举动。在初级偏差行为发展到次级偏差行为的过程中，社会判定（贴标签）是一个关键节点。具体言之，当社会给个体的初级偏差行为贴上“越轨”的标签时，个体会形成一种新的自我期待和行为方式，按照标签的内容重构自己的形象。此时，初级偏差行为转变为次级偏差行为，个体的越轨行为也就成为一种习惯性的、有意识的举动。依据标签理论的观点，我们认为，个体成为职业越轨者需要不可或缺的三个因素。一是既定标签的存在。即，现实社会生活中存在着种种描述越轨行为的“标签”，如“盗窃”。二是社会中的他人发现或者察觉到越轨者的越轨行为，如个体偶然的盗窃行为被人发现。三是他人（尤其是越轨者的重要他人）为越轨者贴上相应的标签。在这三个因素的作用下，个体逐渐认可并内化标签所赋予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慢慢地发展成为一名职业越轨者。在这个理论看来，问题学生之所以出现，是别人张贴“标签”的结果。 （二）文化冲突理论的基本观点 文化冲突理论认为，社会文化差异是引起社会越轨的重要原因。该理论认为，一个社会中存在着类型多样的文化，每一种文化都有其较为独特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被一个文化群体所接受的行为对另外一个群体来说极有可能是越轨行为。电影《刮痧》就明显的体现出这一点。“刮痧”是中医治疗的一种手法，为我们所认可。但是，当身处美国的中国成年人用这种手法为孩子治病时，其却被界定为一种虐待孩子的行为，触犯了相关的法律法规，是一种明显的“越轨”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越轨是文化界定的结果，具有一定的相对性。文化冲突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塞林（T.Selin）区分了两种文化冲突：纵向文化冲突与横向文化冲突。纵向文化冲突是指不同时期的文化之间所产生的冲突，而横向文化冲突则是指同一时期内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具体到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方面，受教育者的一些越轨行为一般是由纵向文化冲突造成的。这是由于，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所处的时代不一样，对于一些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理解也就存在一定差异。由于教师处于较为强势的位置，其往往将学生的行为界定为“越轨”，例如，在教师看来，学生染发就是一种越轨行为。此外，受教育者与教育者的纵向文化冲突也有可能造成学生的越轨。如，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会使教师将学生的一部分行为界定为越轨。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学生”的出现是由文化界定造成的。 （三）失范理论的基本观点 社会学先驱爱弥尔•涂尔干将失范一词引入到社会学的研究中。他用失范描述这样一种状态：社会规范和价值相互矛盾、冲突或者社会规范与价值相对脆弱，个人与社会都处于混乱状态。在这种状况下，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很容易出现越轨行为。这是由于：此时的社会处于价值真空或者价值混乱时期，社会规范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在这个社会中，个体无法找到一个统一的价值体系，缺乏有效的价值引导与行为指导。按照历史性与共时性的维度，我们可以将社会失范分为纵向失范与横向失范两个类型。所谓纵向失范，指的是社会中既有的价值体系被打破，但是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起来，整个社会中缺乏较为统一的价值体系，正如目前正处于转型时期的我国。所谓横向失范，是指社会各个系统之间的价值体系存在矛盾与冲突，处于这些系统中的个体缺乏一个较为统一的价值体系作为指导。具体到学生身上而言，就是家庭价值体系、学校价值体系、社会价值体系两两冲突，或者三者都有所差异。在道德教育过程中，5+2≤0现象的出现与此具有莫大的关系。由此看来，不同环境中价值规范的冲突导致了问题学生的出现。 （四）社会控制理论的基本观点 社会控制理论有两个基本的假设。一是个体天生具有利己与反社会的倾向，从人的天性出发，反抗是一种正常现象；二是人们对于法律与道德规范是非常清楚的，人们完全能够意识到自己是否发生了越轨行为。基于这两个假设，越轨理论指出，社会中之所以存在着越轨现象，其主要原因是社会对于个体的控制与约束不足。换言之，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之所以没有出现越轨行为，是因为我们受到一些关键社会纽带的控制与束缚。而在越轨者那里，这些关键纽带呈软弱状态。一般而言，这些关键社会纽带主要包括“附属”“承诺”“参与”等。“附属”是指个体依附于其他个体，如父母、教师、朋友等；“承诺”则是指个体为一些传统、正规的目标工作，如学生为了考上大学而辛苦的学习；“参与”指的是个体积极的参加社会的常规活动，如学生积极主动的参加学校、班级中的活动。在这些社会纽带强有力的束缚与控制中，个体能够较为有效地抵制越轨诱惑，控制自己的越轨冲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越轨行为的出现。从这个理论观点来看，学校中之所以会出现“问题学生”，主要是社会纽带控制不足造成的。 二、问题学生的德育：来自越轨社会学理论的启示 如前所述，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将学生道德状况的原因归结为个体。即，学生道德品质如何，主要受到个体的影响。因此，我国的传统文化一直比较强调“修身”“内省”等教育方式。而越轨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则告诉我们：学生道德品质如何，并不仅仅取决于学生个体，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环境、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进一步言之，在培养学生的德性时，我们不能仅仅依靠学生自律、自觉，还要考虑学生生活的环境、与学生互动的个体等因素。因此，在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时，我们需要经历一个从学生道德到外部环境的视角转换，这是越轨社会学理论给我们带来的方法论启示。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予以努力。 （一）留意学生的道德表现，并及时加以强化 在日常的道德教育工作中，教育者应该随时留意学生的各种道德表现，并运用适当的标签强化这些已经出现的行为。总的来说，在促进学生道德成长的过程中，教育者应该有“贴标签”的意识。即，给学生一些临时性、随意性的道德行为贴上道德的标签，促进其道德行为的长久化、固定化。比如，当发现学生帮助他人的行为时，我们应及时的将“助人为乐”的标签赋予学生。具体而言，我们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予以努力。首先，教育者需要准备大量的“标签”。标签的存在是贴标签行为发生的前提，因而教育者应该备有丰富多样的标签。这是由于：标签的内容越是细致、越是具体，其对学生的影响也就越个性化、越深化。这提醒我们，在日常的德育工作中，我们不仅仅需要准备一些较为概括性的标签，如“好孩子”，还要准备一些较为具体的标签，如“诚实”“勇敢”“自信”等。其次，教育者需要时刻关注受教育者的日常表现，随时发现学生的道德闪光点。为了做到这一点，教育者就需要关注学生的整体生活。例如，教师不能仅注意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还要留意其在课堂之外甚至学校之外的表现。第三，教育者适时的将标签贴在学生身上。在这里，教育者需要注意两点。一是贴标签的时机，在发现学生的道德行为之后，教育者应该及时的发出贴标签行为。二是贴标签的主体。在给学生贴标签时，教育者应该尽量寻找学生的“重要他人”，即学生较为信服的人，这样能够形成更好的结果。 （二）了解受教育者的文化，并积极地与受教育者开展对话 文化冲突理论凸显了越轨行为的文化特质，揭示出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的文化性。这给我们的道德教育工作带来两个方面的启示：一是了解受教育者的文化，二是与受教育者展开积极的对话。之所以这样做，是由于此举能够有效地增强道德教育的针对性与有效性。第一，教育者应该全面、深入地了解受教育者的文化。对于道德教育而言，教育者了解受教者的文化，主要是了解适合于受教育者文化的道德观念以及道德行为模式。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道德观念与道德行为模式也处于不断的变化过程中。一方面，道德观念有所更新。例如，几十年前，男女生交往过密被视为一种“不道德”的行为，而在今天，其却被视为一种正常的交往现象。另一方面，道德行为模式有所变化。何谓尊重教师能够较为明显的体现这一点。数十年前，尊重教师意味着对老师言听计从，甚至是唯唯诺诺。当下，学生可以与教师进行讨论甚至是争论，对于学生而言，这可能才是真正的尊重教师。正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虽然学生的行为表现发生了变化，但是其“内心深处所认同的价值理念有很大部分与社会所认可的文化价值是一致的”。因此，在对受教育者进行道德教育时，教育者应该主要从这两个方面出发，深入了解受教育者的文化。第二，受教育者应该与教育者展开积极有效的对话。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开展对话，有利于促进双方文化的交流，消除可能产生的矛盾与误会。在对话过程中，交流双方需要注意两点。一是对话双方保持一个尊重的态度。在交流过程中，交流双方需要尊重对方言说的权利。自己无论是否欢迎、赞成，都要允许对方表达出来。二是对话双方保持一个平等的地位。在对话的过程中，各种观点的价值、意义虽然存在差异，但是其地位却是平等的。因此，处于相对优势地位的教育者，切不可用自己的话语来裁剪受教育者的话语，影响对话的正常进行。 （三）建设统一的价值体系，打通受教育者的不同生活场域 失范理论强调了价值体系统一对于受教育者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的重要性。因此，该理论对于道德教育工作的重要启示就是形成较为统一的价值体系。为达成这一目标，我们可以从纵向与横向两个维度加以努力。从纵向上讲，我们需要建立一套较为统一的价值体系。统一的价值体系就是指整个社会较为认可的，同时能够指导社会成员的价值体系。在这个体系的建设过程中，需要政府部门的相关工作，如提出核心价值观念，并对这些价值进行阐释等工作，也需要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努力。社会中的个体需要接受、践行这些价值观念，并对其他社会成员加以督促，从行动上推进统一价值体系的建立。通过这些途径，我们才能为受教育者提供一个有规范、有秩序的社会环境。从横向上讲，我们需要打通受教育者的不同生活场域。一般而言，受教育者生活于家庭、学校与社会三个场域中，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打通这三个生活场域。例如，我们可以通过家校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家校价值观念的统一。面对社会，家庭与学校既不能孤傲的保持理想主义，也不能完全为社会所制。家长或教师应该让受教育者了解社会现实，让学生知晓如何道德的处理真实社会事件，提高家校价值观念与社会价值生活的一致性。 （四）加强正向的社会纽带，消解负向的社会纽带 通过对于社会控制理论的描述可知，按照性质划分，社会纽带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分别是正向社会纽带与负向社会纽带。为了促进受教育者的道德成长，对于不同性质的社会纽带，教育者可以分门别类的对待。第一，教育者需要加强个体的正向社会纽带。教育者加强受教育正向的社会纽带，就是将学生更多地束缚在正常的社会群体与社会规范中，让学生习得社会所认可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在这个方面，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注意。首先，教育者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与魅力，尽量成为受教育者的“依附者”；其次，教育者应该不断探讨新的教育方式，促使学生树立较为正规的目标；最后，学校或者教育者可以开展具有吸引力的活动，让受教育者不断地参与到正常群体的活动中。第二，教育者应该消解个体的负向社会纽带。消解负向社会纽带，就是将受教育者从社会不认可的价值观念或行为方式中释放出来，避免其对于受教育者的影响。具体而言，我们同样可以从“附属”“承诺”“参与”这三个方面予以努力。首先，教育者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减少受教育者与越轨者的接触，减轻对于越轨者的依附；其次，通过对于一些消极社会目标的分析，教育者可以促使受教育者放弃一些不为社会认可的目标；最后，教育者需要为受教育者划定一些边界，控制学生对于一些社会活动的参与。我们认为，任何一种理论都基本上不可能是万能良药，其仅仅是为我们思考相关事物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同时我们也确信，当用多种理论关照一件事情时，我们也会获得相对更为全面的认识。因此，本文阐释了多种越轨社会学理论对于道德教育的启示，以期对读者有所裨益。在这里，笔者还要强调的一点是：无论是分析越轨现象还是进行道德教育，人们所思考的基本上是：个体的某些思想观念或者行为方式是如何形成的？基于这一点，我们认为，有关越轨现象的相关理论有助于教育者思考道德教育工作的改善，因此我们需要对二者的关系予以关注。 作者：孔祥渊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社会学理论论文:庞德的法社会学理论概述 摘要:罗斯科•庞德(RoscoePound，1870－1964)，是20世纪美国著名的法社会学的领导者，也是美国法律现实主义运动的早期代表人物，是美国法社会学发展历史中不可一世的领军人物，生前曾在内布拉斯加州担任律师，并在植物学研究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后期辗转多处，并于1916年开始担任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为其从事法学研究工作提供了良好的氛围和充裕的时间，但是他个人雄厚的知识底蕴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也是其成功必不可少的品质基础。 关键词:法社会学;社会控制;普通法;法律至上;遵循先例 一、法律是社会控制的工具 庞德在继承了霍姆斯法学中的实用主义倾向之后，将法律视为一种手段，即社会控制的手段。在庞德的观点之下，法律是一种工具，其所关注的是在法律制度，律令和准则控制之下所具有的社会效果。法律概念是因目而生的，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服务于它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而在庞德的著作中，其将法律的性质定义为其为发达社会中的一种高度专门化的社会控制形式，而此种社会控制形式则是将在司法和行政中适用的权威性律令体在已经被普遍接受的法律理想的引导下，运用权威性技术进行适用。而后期构建的法律理想始终是与实际的法律观念一脉相承的，法律理想作为法律秩序将要达到的目的，在实际的法律秩序行程中起引航作用，鉴于此，庞德将已经成熟的法律体系的发展进程分为六个阶段:(一)将法律以维持治安或者和平为唯一目的的阶段定义为原始法阶段。此阶段为法律秩序提供了和平规制社会这一理念，与以维持治安或者和平这一目的相辅相成，引导着原始法在动荡不安的社会治安中发挥作用。(二)将以法律救济适用中的确定性作为法律秩序所追求的首要目的的阶段视为严格法阶段。此一阶段追求以法律救济作为手段以获得社会安全这一目的。(三)将以强制实施义务来符合伦理行为的善良道德规范为目的的法律阶段称为衡平法与自然法阶段。期间，伦理行为和善良道德规范是目的，而强制实施义务则作为手段，目的引导手段，手段以目的作为引导和航向，共同塑造了这一经由理性而达至善良的法律秩序。(四)在走过了上述(2)和(3)阶段以后，法律秩序在融合了严格法的稳定和衡平法与自然法的灵活之后，顺其自然，一路发展达至法律成熟阶段，即通过维护权利，以确保机会平等和取得物的安全，至此才彻底构建了个人权利的观念。(五)在后期面对有限的资源和无尽的人类需求的时候，为规制无节制的索取、减少浪费以及在度过合理利用资源中的重重阻碍，庞德提出了法律社会化阶段，而此阶段法律秩序的目的也就是用有限资源满足无尽的人类需求，最终实现少浪费，有规律索取的合理化配置。(六)在法律秩序走过以上几个阶段之后，法学家的迫切任务将是调解地方立法与世界普遍法律原则之间的关系，这也是在面对正在发生的实践和现实时，法学家的一项急迫而且有重要意义的任务。因此便有了世界法阶段，这一阶段是融合了理性和目的的情况下，追求获得立法手段来制定强制实施规则的政治理念的让步，将理性适用于司法发现这一进步理念扶上舞台。综上所述，以上六个成熟法律发展阶段的划分和进步趋势，都是以当时社会的迫切需要和社会环境为依托，在建构此种阶段的法律理想和预计达到的目的的引领下，为服务于当前的社会实践和现实，将法律作为一种手段以实现社会控制，在此种大背景之下，主张法律的解释和适用都应当服务于它们所依从的社会目的。 二、普通法的精神 《普通法的精神》是法社会学倡导者对这一学说精神实质的具体体现，庞德以此来呼吁我们将关注公共利益与关注个人利益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倡导在法律传统之中注入法律理想，而最为主要的是，法律的变化应该与新的社会情况的变化一脉相承，而不是仅仅侧重于法律或社会的某一个方面，追求社会或者是法律单方面发展的极致程度。除了以上几个值得我们深思的普通法的精神之外，更为关键的是，《普通法的精神》给我们现在的中国法学者带来一种思考，庞德作为一代宗师，以其非凡的手笔和精巧的思辨为我们展示了作为一个时代社会制度之价值基础的普通法以其传统的精神维系着美国社会的价值秩序，而此种富有活力并坚忍不拔的英美普通法的精神，这也是我国当前的法律人才在为我们目前将法律原则变成卷帙浩繁的法律条文而感到骄傲之时，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问题，我们距离建立作为社会制度价值基础的法律精神还有多远，我们在面对个案正义和制度正义的时候，是否还是无视法律制度的价值基础，一味的以为朴素道义的摇旗呐喊来淹没维护制度正义的力量，我们的法律精神是什么? (一)法律至上原则 《普通法的精神》中“精神”二字，作为一种人的意识和心理状态，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境界，庞德在该文中毫不迟疑的将法律精神作为一个时代一切社会制度的价值基础，意味着法律制度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地位，是需要人们理性的捍卫遵守经过权威性制定并代表社会主流意识的法律精神的。在法律至上原则之下，没有经过人们的爱国情结、同情心和民族情结冲击之下的制度性例外，人们必须一致地，毫不迟疑的遵守法律的规定。这不是我们在现今时代，言论自由泛滥环境之下响彻于社会制度之中的一句完美主义的口号，而是渗透在我们的法律制度之中，代表我们普遍认可的主流意识的精神确认。于是，英国法官们和詹姆士一世在进行激烈论战之时所提出的法律至上原则，成为普通法精神中永不磨灭的原则，它既是民众意识的高度集中和反映，也是打破统治者造法，专制立法的力量源泉。自此，我们以只奉行理性法律而不再屈服于个人专制权力和情感意志为准则的法律至上原则，成为法律本身权威和我们普通个人、法官及法律学者甚至统治者在内对理性法律遵守和捍卫的价值基础。 (二)遵循先例原则 在普通法的精神中，与法律至上原则并驾齐驱的还有遵循先例原则，这一原则也是在英美法的传统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它和着普通法发展的步伐，从最初英国的法院惯例脱身而成为当今世界上举足轻重的法律制度。而遵循先例则将意味着法官在审理某一案件时受到双重影响或约束，即:(1)上级法院或本级法院法官在已决案件中与此相似或相关的问题作出的判决所包含的原则或规则;(2)已有判决接受并遵循先例所确定的原则或规则。至此，遵循先例原则中包含着司法经验主义这一精神，这一由法学家或立法者提供资料而创生的司法经验主义将法律从19世纪的故步自封中解救出来，换言之，遵循先例原则崇尚的是理性判决，拒绝以武断的个人意志作为判决基础。但是，遵循先例原则和司法经验主义，并不是对法官自由裁量和司法造法的无情否定，因为无论我们多么想以审判职能的纯机械性理论去限制司法造法，它都是在潜移默化的进行着的。我们能做的只是最大限度的承认遵循先例原则所带来的稳定性和可估量性，然后追求在这原则指导下的合理范围内的确定和发展，这也是遵循先例原则在普通法中经得起考验并取得成功的主要因素。法律至上原则和遵循先例原则，作为普通法的基本原则，以其身后的法律精神作为支撑，在普通法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演进和完善。二者不仅是德国法律理念的代表，也是法律对上帝的正义和真理的探求，普通法的原理作为一种应用于经验的理性原理，体现了经验将为行为的标准和判决的原则提供最满意的基础。在普通法的精神中，法律并不由国王意志随意武断地创造，而是由具有法律专业知识、法律经验以及专业技能的法律学者和法学家们在综合过去和现在已有的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的经验中发现的，这也是法律至上原则和遵循先例原则的理论精髓和成功之处。 三、结语 以上这些理论是庞德法社会学理论的代表性著作，将法律作为社会控制的工具是庞德法社会学理论的基本论调，但是法作为一种工具，要在其实践中大展拳脚则需要经得起千锤百炼和历史考验的法律精神作为支撑。而鉴于法律自身所需要的可预测性和稳定性，追求稳中求进，就不得不减少一夜之间调整我们法律体系之妄想而追求循规蹈矩的理性进步，减少因企图随意改变法律而带来的危险，于是，遵循先例原则就成为不二的选择。 作者：魏艳红 单位：西北师范大学 社会学理论论文:经济社会学理论下企业预算管理论述 1经济社会学对企业预算管理的作用 经济社会学实际上对企业的预算管理产生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社会经济学指引企业的发展，企业预算在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今天更是十分的关键，社会经济学当中强调理论和实践应该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在其的指引下可以使得企业的预算管理更加的科学合理。在经济社会学的理论作用下，企业预算管理更加重视的是理论和实践相互结合，充分的考虑到企业的实际发展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概预算计划，这样才能更好的推动企业的健康发展，经济社会学可以为企业的概预算提供强大的基础和依据，此外，其也开启了新的预算编制方式。 2基于经济社会学理论下加强我国企业预算管理的措施 2.1拓宽企业管理层，促进企业价值联动增长 在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下，财务行为实际上最重要的一个载体就是网络，在实际的工作中也将个人和团体的财务行为都归入到财务工作中，在整个网络内的人员都要监理非常强的大局观和整体观，在实际的工作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要保证企业和集体的利益在最大程度上得以实现，将企业的概预算管理放在三个维度上去执行，将三个维度的管理工作充分的结合在一起，这样就使得三者能够相互监督、相互促进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制约，从而也使得企业的概预算水平不断提高，促进企业价值的联动增长。 2.2重视个体、团体和企业预算管理的博弈 传统的经济社会学实际上主要强调的是个人和企业之间的一种博弈，但是社会经济学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的发展，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预算管理工作也有了进一步的变化，当前更加重视的是团体和企业之间的博弈关系，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将权力进行合理的分配，在此基础上对企业的概预算进行规划和设计，这样才能更好的发挥企业概预算工作在机体权力中的制约和纵向配置的积极作用，在实际的工作中不远的深化改革，调整结构，将个人成员退出的成本进行科学合理的计算，这样才能更好的处理好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从而也更好的推动了企业的健康发展。此外，社会责任的压力是企业生产活动所要承担的一项最为重要的压力，实际上，企业运行的过程中社会会给其产生很大的作用。所以在企业运行或者是预算管理的过程中要将这些无形的资产变得更加有形化和物质化。 2.3改进企业预算管理的控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消费观念的改变，经常会打乱企业的长、短期战略目标，但是我们不能因此简单否定现有的企业预算管理模式，应将完美实现计划，作为我们不懈追求的目标，随机应变，充分发挥预算控制能力作为关键要素，加以执行。 3结论 在经济理论的作用下，在企业发展和运行的过程中，应该将概预算管理由硬性控制，变成软性的控制，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还要处理好个人、集体和企业三者之间的利益，同时企业还应该在建设的过程中形成一个科学的预算机制，让企业形成一个良好的氛围，使得企业可以更好的得以发展。 作者：龚开楠 单位：中共大庆市委党校

目标教育论文:论我国语文教育优秀传统在新课程三维目标中的现实意义 【论文关键词】课程改革 新课程理念 语文教育传统 【论文摘要】在新课程实施过程之中，语文传统教育似乎正面临 日益严重的危机，许多优秀教育典籍正被淡忘，优 秀的教育思想受到批判。但改革注重的是“改”而不是一种颠覆 ，改革始终是在“旧”的基础上寻求 “新”的改 变。 旧与新、传统与现代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必然存在交融点。本文就如何找到新课程理念与带有浓厚 的民族文化特色的语 文传 统教 育的交 融点加 以探讨 。 新一轮课程改革，由于影响的是庞大的社会群体， 加之刚性 的政府行为推动 ，已经将我国的基础教育改革推向了新 的高潮 ，必将是一场对社会有限教育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与之配套的是全国教育行政机关 、教学研究机构 、专家的强势能量导向，各学科的课程改革理念应当说已经渗透到了教师的教学行为之中，一种课程改革精神正影响着我们的教学。从教学行为主体定位到教学手段多样化，从互动关系到多元的评价体 系，都给我们的课堂和教学带来 了新的活力。对广大教师而言，这场改革也是教师与学生 、与课程资源共度的生命历程和共创的人生体验。广大教师走下讲 台，走进学生，互动交流，教学氛围浓厚 ，师生关系融洽。特别是在语文学科中，《标准》关于 “知识与能力 、过程与方法 、情感态度价值观”的三维 目标的论述 ，其根本 的 目的就是“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新的课堂强调注重学生的体验 ，因为没有学生 自己去读 书 、感受 、理解 的过程 ，任何语文教学行为都是无效的。在与新课程共同成长中，在感受到课程改革取得初步成功 的欢愉中，在对待语文这一带有浓厚 民族文化的学科教育之中，教师应当多一些反思和 自省。我们必须考虑我们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 一、语文教育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语文到底是什么?向无定论 ，但是相当专家学者都强调语文教育有以下几个层面 ：①语言文字 ，主要是语言的实践和运用 ；②语言文学 ，这是比较高的形态 ，关注学生 的精神 、态度 ；③语言文化 ，是让学生对世界有独特的认识 。不管是哪一种说法 ，还是几种说法的综合，都不可否认传统语文是一种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长河中创造性想象的沉淀 ，语文教育不同于其他化学物理等 自然学科 ，带有深深的历史和民族文化的烙印。作为中华 民族文化的延续纽带，语文是我们生存生活的一种方式 ，是根植于我们血液之中的一种民族基因。而文化始终通过语文潜移默化维系着我们的民族文化 、礼仪社交 、文化教育价值等诸多方面。可是 ，现在一些学者认为要贯彻 《标准 》，就必须破除旧的传统理念 ；认为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式保守落后，阻碍了学生的个性发展，这是非常危险的。传统只是时间问题而不是落后的代名词，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并不矛盾 ，对现代教育有着基础性的重大意义。可 以说 ，没有传统语文教育和语文教育的优秀传统 ，今天新课程理念就失去参照和基础，“忘记历史 ，就注定要犯历史的错误”，这是有教训的。而且，基础教育改革也不可能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革命，必然是对传统的继承和发展的过程，是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的过程。 二、新课程理念下，做好语文教育优 秀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陶行知先生的生活即教育的理念已经深人人心，其实和现在常说的 “大语文教育”的思想是不谋而合的。在实施新课程教学的过程中，任何轻视忽视语文教育传统这一中华民族母体文化传统、割裂历史传统与现实的血脉联系都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在课程改革中彰显优秀教育传统，重视民族文化 自觉性的回归。而《标准》的三维 目标无不体现了语文教育的优秀传统的影响。 1．关于知识与能力。从总体上说 ，新课程标准实施以来 ，绝大部分教师改变了传统教育中只注重知识传授的不足 ，而将学生学习能力提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这是对传统语文教育的一大突破。确实，在千年的 “学而优则仕”应试教育思想的束缚下 ，传统语文教育这一块出现了 “繁、难 、偏 、旧”的局面，老师实施的是 “题海战术”，有的是 “头悬梁 ，锥刺骨”的精神 ，搞的是“口舌生疮”、 “皓首穷经”的苦学。而且在训练的内容上，传统语文重读重写而轻视听说 ，甚至以 “沉默是金”、 “口讷不能言”为美德，强调灌输 ，这些 当然已经和现在新的社会发展要求不相适应。但是，我们更应该注意到语文教育优秀传统的巨大影响意义。新课程三维 目标之一就是 “知识与能力”，反观我们的课堂 ，学生敢于质疑 ，大胆评议 ，整个课堂氛围浓烈，这的确有利于弥补传统语文教育死气沉沉的不足，给沉闷的语文教学注入了新 的活力 。但是 ，大部分课堂学生没有写字 、没有练习，呈现出虚浮的热闹。试想：学生基本功没有了 ，还谈得上什么能力?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杨再隋指出：这些语言训练不落实 、不到位的课堂很 “虚”。 因此 ，在新课改理念下必须重视学生写字 ，加大对学生书写指导 ，写字习惯的培养。现在学生识字效率低，学生字也普遍不好，在家也没有练字习惯 ，如果老师在课堂上再不指导练习，结果就无法想像了。我国语文教育传统有一套训练认字识字方法，应该将基础知识重新放到应有的地位 ，否则能力就失去了基础 。可喜的是 ，新课标理念下语文教育重现 “书声琅琅”，比以往更加重视写字 ，要求 “以读为本，以读为根”。而且从国家发行的教材来看 ，仍有许多我们祖先遗留的精华 ，比如在小学 就增 加 了文 言文 ，在课 文后面 就增加 了 “我会认”、 “我会写”等项 目，反映了新课程对语文优秀传统的吸收，这不能不是说一种 自觉的对语文教育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2．关 于过程与方法 。在 “过程与方法”这一块 ，可以说这是新课程在提法上不同于传统教育的最大特色。 传统教育强调结果 、轻视过程 ，教学方法单一。新课程理念下 ，教师更新 了观念 ，提升了课程意识 ，学生 “自主 、合作 、探究学习”，多媒体调动学生兴趣 ，不能不说 这 比传 统 的语 文教 育进步 了些 。但是 ，对 照 《标准 》，我们发现在新课程理念下倡导的教学思想、教学过程、和教学方法对传统语文教育继承了更多 ，或者就是换了另外一种说法。因此 ，我们更加关注如何将这些优秀的教育传统渗透于现在的课堂。 (1) 《标准 》具有浓厚的关注全体思想 ，关注全体学生，而传统教育中早有 “有教无类”思想。我们要在承认学生个体差异的前提下着重关注全体学生和学生的全面发展。 (2)关于个性发展。传统教育中的 “因教施教”早已成为教师学生耳熟能详的词语 了。古代私塾中更有利于因材施教 ，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怎样将班级授课制和培优补差结合 ，怎样组织课外活动来满足不同学生发展的需求。新课程理念下要进一步大力倡导个性化学习和个性 化评价 。 (3)师生关系。新课程要求每一位教师进行民主教学 ，建立 良好的师生关系，进而才有良好教学的氛围。 孔 子说 ：“三人行 必有我 师焉 。”他提倡“不耻下问”、韩愈说：“弟子不必不如师 ，师不必贤于弟子” ，这种传统的思想可以说对后代特别是现在具有深远的影响，也正是传统教育中“教学相长”思想 的体现 。在新课程理念下，教学一定要 民主 ，师生要 “对话” ，特别是要激发学生参与教学的积极性 ，实现共生共创，师生互相促进 ，双向成才。 (4)学习方式和教学方法。本次课程改革 ，凸显了对学生学习方式的重视 ，提倡 自主 、合作 、探究的学习方式 ，但是现在课堂出现 了 “虚 、假 、杂 、闹 、偏”的现象 ，这实际上是对我国优秀教育传统文化的认 同和吸纳不够。在新课程理念下 ，一定将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落到实处和注意老师的引导 。这也是与语文教育优秀的传统一脉相承的。①启发诱导。孔子说 “不愤不启 ，不悱不发”，第一原则就是启发原则。因此 ，在新课程理念下要将语 文课上得充满感情 ，充分激发学生兴趣， “兴趣是第一老师”，要用生活中的例子加上教师与学生的情感互动，真正将学生调动起来 。②学而时习，温故知新。在新课程理念下，必须注重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根据认知规律 ，强调 “反复学 习” ，强调知识再现。③重视文本 ，挖掘课程资源，扩大阅读量。随着课程改革的深入，一些教学手段多了起来 ．多媒体教学摆到了重要的地位 。但是不可否认，作为课堂教学最重要的文本却被置于一旁，这种状况令人担忧。一些专家教师为此进行 了呼吁。 《标准 》要求“九年课外阅读总量应在400万字以上”，相比 《标准》出台前，这已经是提高了要求。尽管如此 ，与传统语文教育的阅读量相比， 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传统语文教育强调“博闻强识”， 朱熹强调 “读书百遍 ，其义 自现”就是这个道理。从现在的观点来看，也必须遵守从“积累”到“感悟”的学习规律。人的语文综合素养 的提高必须是在一定的语言材料上积累起来的，如果斥之以“死记硬背”而加以指责甚至彻底抛弃 ，既是对传统 的不尊重 ，也是对《标准》的误读。在新 理念下，要将各种阅读方式结合起来 ，注重思考，提高学生语文能力。④接受学习与探究学习。这两种学习方式都是学习的重要方式 ，在知识获得方式 、师生作用关系 、知识结构水平 、学生年龄等方面都有各自的优势和局限。发现性学习注重学生对获得知识的体验和获得知识过程中能力的形成，但是 由于接受性学习的高效性以及发现性学习存在对学生基础的要求 比较高的局限性 ，注定了教师要将二者整合，真正贯彻 “以人为本”的过去和现在都奉行的思想。 3．关于情感 、态度 、价值观 的问题 。《标准 》的核心理念“是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其总目标是基于人的终身需要和谐发展所应具备的综合素养而提出来的，它的基本精神体现了人文性与工具性 的统一思想，思想性与审美性 的统一”。 《标准 》精神和传统教育的价值取向相 比，二者是统一的。 (1)都非常重视德育教育。传统语文教育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将思 想道德放在首位 ，无论是 《三字经 》、 《名贤集 》还是 《弟子规》等 ，相当多内容都是进行思想道德说教的。当然 ，以孔子 《论语 》为代表的教育典籍更是如此 ，其核心是 “仁”的思想，他提出 “君子务本 ，本立而生” ，这里 的 “本”就是做人的根本 ，做一个能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人。而《标准 》对人的发展要求不正是从这一思想出发吗?可以说，现代教育与传统教育中，道德的基础是相同的，但可惜的是，在现在的课堂 中，相当多的教师并没有根据文道统一的原则在课堂教学中感染渗透。因此 ， 《标准》将 “情感 、态度、价值观”作为一个不可少 目标 ，对语文教育优秀传统的传承，其用意是不言而喻的。 (2)重视教学情感磨砺志气作用。“情志作用”是非智力因素 ，传统语文教育对此是非常重视的，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现在也有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一说 ，说明兴趣和情感是推动学习的巨大动力 。所以，《标准》特别注意对学生的激励性评价，保护学生学 习积极性和学习兴趣。特别是现阶段，影响学生学 习的不 良因素很多，加之学 习本身就是一项很苦的劳动 ，如果教师经常将 “天行健 ，君子当自强不息” (《尚书》)、“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头悬梁，锥刺骨” (《孟子 》)等身处逆境而奋发图强的故事用来激励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多以“知识 改变命运 ，”激发学生刻苦学习的志向，以各种课程资源中的人文精神，融合新颖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学习语文兴趣， “学 以致用，身体力行 ”，加上教师的言传身教， 一定可以为学生的不同发展提供更大的学习空间。 当然，“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 自有颜如玉” 、“学而优则仕”、赚大钱 、娶美女 、做官是传统教育中过分注重功利性的表现，而且在传统语文教学过程当中，传授知识方法过于机械，传授手段过于陈旧，容易让人封闭保守 、墨守成规而变得迂腐，这的确是与现在社会发展对人的多方面素质的要求是不适应的。但是不可否认 ，传统语文教育无论是道德文化传承上还是教育思想上 的巨大作用 ，对今天的教育影响是深远的。它存在于人们的思想观念中，今天很多的教育思想和教学要求其实就是语文教育传统的另一说法或者是与传统交融后衍生新的意义。因此 ，在新课程理念下 ，我们不仅不能对传统语 文教育理念全盘否定 ，还要时时刻刻将传统中优秀的思想和做法发扬。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新课程与语文教育传统的交融点并加以吸收和发扬，这样就会实现我国语文教育的优秀传统的 自觉性回归。 目标教育论文:论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类型与不同政策目标组合 摘　要：义务教育由地方负责，基于公平和效率的考虑，客观上要求上级政府为地方政府提供义务教育财政补助。由于不同补助的类型具有不同的经济效应，为达成预期的各种政策目标，政府在实行义务教育财政补助时，必须选择合适的补助类型与之搭配。 关键词：义务教育；转移支付；类型；政策目标 1985年基础教育财政分权化改革确立的地方负责、分级办学的原则，以及此后按照这一原则逐步形成的“三级办学（县办高中、乡办初中、村办小学）、县乡两级管理”的体制，极大地调动了地方办基础教育的积极性，为我国2000年底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实现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然而，作为一项过渡性的制度安排，在其运行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不少弊端，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义务教育投入的地区差异。最近多项研究表明：自90年代初以来，我国义务教育投入的地区差异逐年呈上升趋势。从长远看，在义务教育仍由地方负责的同时，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建立规范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如何建立，首先我们需要从理论上弄清如下几个问题：为什么采用分权的方式提供义务教育需要上级政府提供财政补助？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有哪些基本类型？不同类型的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决策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不同的政策目标应选择何种转移支付类型？本文试图从理论上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以期为建立我国规范的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供理论支持。 一、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的理论依据 义务教育由地方政府负责，上级政府之所以要提供财政补助主要是基于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地方政府提供义务教育会产生正的“外部性”，即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存在收益“外溢”。奥尔森（Olson）指出，在不考虑收入分配的情况下，将联邦政府资金转移给州政府唯一合理的理由是地方提供公共产品的收益范围超出了它所辖的行政边界。如在本辖区内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小学生，将来有可能在其它辖区内就业。至于地方政府提供义务教育存在外部性时需要上级政府提供财政补助的经济学原理十分简单：第一，在缺乏上级政府财政补助时情况下，地方政府利益极大化的行为会导致义务教育的供给不足而存在效率损失。第二，对于绝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像我们这样一个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的发展中大国，义务教育经费完全依靠地方本级财政收入，由于不同地方的财政能力和义务教育支出成本方面的差异，不可避免会造成各地方间义务教育服务水平的非均等化。而义务教育是一个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义务教育的不公平往往又会进一步加剧地方间社会经济的不平等，继而危及到社会的稳定，因此，需要上级政府采取转移支付的办法来弥补地方政府间财政能力的差异，以实现地方间义务教育财政的横向平衡。第三，在实行财政联邦主义（多级预算主体）的国家，考虑到课税的公平与效率，中央政府将税基宽泛且具有流动性的税种（如增值税、消费税）及具有再分配效应的个人所得税划归中央政府，这一部分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而把适应地方政府征收且不具有流动性的小税种留给地方政府。这样就使得地方政府可能根本就没有时政能力来承担起义务教育的全部财政责任，出现义务教育财政纵向失衡。这种情况在我国1994年的税制改革后的一些地方是相当突出的。地方政府因事权与财权不对称所形成的财政纵向不平衡同样也需要上级政府为地方负责的义务教育提供财政补助，以解决结构性的赤字。第四，个人公平的要求。按照商品平等主义的观点，义务教育是一种所有公民都有权获得的重要物品，即每一个人都应该受到最起码的学校教育。在现实的生活中，尽管地方政府免费为辖区公民提供义务教育，但对于那些处境不利的家庭和缺乏正常学习能力的个人来说，若没有额外的财政支持，恐怕他们仍然不能享受到平等的义务教育机会。对个人实行财政转移支付这种带有再分配性质的财政政策并不适合于分权的地方政府实行，它需要中央政府或地区性政府来承担。因为由地方政府执行再分配的政策会因人口的自由流动而导致一个无效率的结果。此外，义务教育还通常被视为一种有益的产品。地方政府在提供有益产品时，往往会因对有益产品的评价要低于社会合理的评价，致使地方政府用在有益产品上的财政支出达不到上级政府或社会所要求的水平，需要上级政府通过适当的途径来加以矫正，而政府间的财政转移支付是被许多分权制国家用来纠正这类偏差的有效手段之一。 二、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的类型 上级政府用于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通常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被包含在上级政府对地方政府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中。如日本的地方交付税、英国的RSG拨款中就包含了中央政府对义务教育的补助。所谓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又称无条件或总量一次性转移支付，是指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转移支付不规定使用方向，不附加任何条件，资金按公式分配，公式中包含了地方政府不可控制的因素，如人口密度、地理条件以及人均财政收入等。无条件转移支付的目的旨在确保地方政府有财政能力提供同全国大致相等的包括义务教育在内的公共服务水平，通常很难精确计算出这类转移支付用于义务教育的具体比例。另一类是上级政府指定用于义务教育的专项补助。如我国中央对县的“贫九工程款”和“特困生补助”、日本中央政府通过国库支出金对地方教育当局的直接补助、美国联邦政府和州对学区的资助等均属于这一类。一般来说，用于义务教育的专项补助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地方政府在使用这类资金时，必须严格按照上级的有关规定不得挪作他用。专项补助在分配方式上，既可以按公式分配，也可以按项目分配。 根据补助款项是否要求下级政府用本级资金配套，又可以进一步将用于义务教育专项补助分为配套补助和非配套补助。配套补助又称对称性的补助，是指上级政府为支持地方义务教育某一特定活动而提供每一元钱，地方政府必须按一定的比例进行配套，且对其使用有详尽周密的说明。配套补助主要按项目分配，补助的规模取决于地方政府本身的支出金额。配套补助按照对补助的规模是否有限额还可以细分为不封顶的配套补助和封顶配套补助。非配套性的补助又称一次性的专项补助。虽然它也指定用于义务效育，但对于地方政府如何使用以及用在义务教育的哪些方面并无具体要求。这类补助一般按公式一次性的拨付给地方，补助的规模与地方政府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决策无关。 三、不同转移支付类型的经济效应 政府间不同补助类型对地方政府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决策的影响是不同的。 1.一般性转移支付。一般性转移支付实际上是中央和地区性的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整块补助。它对地方政府义务教育支出决策的影响如图2所示：地方政府初始预算线为AB，所能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点为无差异曲线Ⅰ与AB的相切点E0，地方政府用自有的财政收入提供义务教育服务的量OX0.中央政府和地区级的政府为地方政府提供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为AC，由于地方政府无条件的得到一笔可以自由支配的资源，地方政府的购买力得到提高，地方政府的初始预算约束线移动到CD.新的均衡点为更高的无差异曲线Ⅱ与新的预算约束线CD相切于点E1.从图中可以看出，一般性转移支付通过收入效应使地方政府提供的义务教育服务数量有所增加，但增加的数量是有限的。因为这种转移支付是无指向的，它可以用于政府提供的任何一种公共品，而义务教育只是地方政府提供众多公共品中的一种，按照西方一些经济学家的观点，一般性转移交付还具有减税的作用。 2.非配套性的义务教育专项转移支付。中央和地区性政府为地方政府一次性的提供一笔固定的资金用于义务教育，并要求地方政府用于义务教育的自有财政收入不得减少。它对地方政府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决策的影响如图3所示：地方政府面临的初始条件不变，非配套性的义务教育专项补助为地方政府提供了更多的资源、导致预算约束线外移。由于规定补助只能用于义务教育，新的预算约束线AZD为折线。且有条件的限制使地方政府选择角点Z，在Z点地方政府将所有的补助AZ全部用于义务教育。与等额的一般性转移支付相比，地方居民的福利水平有所下降。从图3中可以看出，在一般性转移支付形式下，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点E1处在比无差异曲线Ⅱ更高的无差异曲线Ⅲ上。图中还显示出：只有当地方政府用于义务教育的财政支出小于补助金额，即小于X2时，且补助金额大于正常情况下地方用于义务教育支出的增长，对补助支出的限制才起作用，否则非配套专项补助与一般性财政补助就没有什么差别。同时也不能保证补助的数额全部用于义务教育而不用于其它产品。 3.不封顶的配套性义务教育专项补助。不封顶的配套性义务教育专项补助对地方政府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决策的影响如图4所示：地方政府面临的初始预算约束线为AB，效用最大化的组合点为E0.中央和地区性的政府为地方政府的义务教育提供一项不封顶的配套补助，由于配套，它降低了地方政府供应的义务教育服务的边际成本（相当于一种从价补贴），这样预算约束线移动到AC，在新预算约束线上实现效用最大化组合点变为E2.在该点地方政府提供义务教育服分数量大幅增加，地方选民消费其它商品Y的数量减少。便于比较，作出同等规模的非配套义务教育专项补助和总量一般性转移制支付的预算约束线为AZF、DF，效用最大化的组合点分别为Z和E1.从图中可以明显看出：不封顶的义务教育专项配套补助能够增加地方政府在义务教育上的支出，其增加的数量要比同等规模的总量一般性转移支付和非配套性的义务教育专项补助大得多。这是因为不封顶配套专项补助会使地方政府受到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它降低了义务教育服务的价格，使得义务教育服务相对于其它产品变得更便宜，产生替代效应；另一方面它也相应地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地方政府的购买力得到提高，从而产生收入效应。对于同等规模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和非配套性的专项补助来说，同等规模意味着它们只有相同的收入效应而无替代效应，自然它们在鼓励地方政府增加义务教育财政支出上的作用要小一些。不过这些非配套性财政专项补助和一般性转移支付，由于对消费的选择没有被价格变化所扭曲，因此它们更能提高地方选民的福利水平（效用水平）。 4.封顶的义务教育专项配套补助。与不封顶的专项配套补助相比，封顶的专项配套补助对地方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影响的区别在于预算约束线的变化不同。如图5所示，假定地方政府面临初始预算约束线为折线ACD，配套补助使义务教育服务的价格降到点C，在C点之后，义务教育服务的价格又回到没有补助时的价格。这样，预算约束线平行于原先的预算约束线并且外移。如果效用最大化组合点在C点的左边，封顶的补助就是配套补助；如果效用最大化组合点在C点的右边，补助就成了一次性的补助；如果效用最大化的组合点正好位于C点，在该点上地方政府利用了封顶专项补助的全部潜力。由此可以看出，在不了解地方政府具体支出的情况下，是无法确切知道封顶的配套补助对地方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决策的影响，究竟发挥的是配套的作用还是一次性专项补助的作用。就一般情况而言，由于地方政府感受到了价格效应，封顶的配套补助在增加地方政府义务教育财政支出的作用要比纯粹配套专项补助更有效。 至此，通过上面的经济学分析我们可以引出有关政府间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的如下几个主要结论：第一，在增加地方政府的义务教育财政支出作用上，配套义务教育专项补助要远远大于非配套性义务教育专项补助，其中不封顶配套的义务教育专项补助作用最大；而非配套性的义务教育专项补助与总量的一般性转移支付相比，前者又更有效。第二，由于总量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和非配套性义务教育专项补助不改变地方消费品的相对价格，他们在改善地方选民的福利水平方面要比配套义务教育专项补助的作用大，其中总量的一般性转移支付是最好的机制。第三，一般而言，非配套的义务教育专项补助和封顶的义务教育专项补助应谨慎使用。除非补助的数额比地方政府本身用于义务教育支出大得多，否则将达不到上级补助的预期政策目标。尤其是非配套性的义务教育专项补助，它不仅在激励地方政府增加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和提高效用水平方面是次优的，而且也无法保证上级政府为义务教育提供的财政补助不用于其它公共品或对地方政府产生替代作用。当然，非配套性的专项补助用于个人或者是一些应急措施还是起作用的。 四、不同的义务教育财政政策目标与财政转移支付类型选择 前已述及，在分权的义务教育财政制度下，义务教育的外部性、义务教育财政的纵向和横向失衡、地方政府在实现义务教育个人公平方面的欠缺以及地方政府与上级政府在义务教育认识上的偏差，是上级政府为地方政府提供义务教育财政补助的经济学依据。相应地它也为政府间的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确立了政策目标：一是将义务教育外部性内在化；二是实现义务教育财政纵向和横向平衡，三是满足义务教育个人公平的要求；四是体现上级政府对义务教育的偏好。由于不同的转移支付形式对地方政府义务教育财政决策的影响不同，因而它们具有不同的政策效应。为了达成上述目标，上级政府必须根据不同的政策目标选择不同的转移支付的形式。 1.义务教育外部影响内在化。将外部影响内部化，就是上级政府通过一项转移支付的形式，激励和引导地方政府在义务教育上花钱，从而达到帕累托效率标准所要求的义务教育支出水平。在众多义务教育转移形式中，无疑不封顶的配套补助是最佳的选择。因为选择其它非配套性补助形式，要达到预期的政策目标，上级政府要付出极高的代价。在理论上，若配套的比率等于非居民收益份额，则这项不封顶配套补助将刚好抵消地方间义务教育的外部性影响。 2.义务教育财政的纵向和横向平衡。根据前面的分析，义务教育财政纵向失衡主要是指地方政府收不抵支，需要上级政府为地方政府义务教育提供更多的财政收入。显然增加地方政府收入最好的办法是采用无条件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形式。实现义务教育财政横向平衡应选择何种形式取决于政府对这一概念的理解。若把财政横向平衡定义为财政能力的平衡，只需要选择无条件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形式即可；若上级政府更关心义务教育财政支出结果的横向平衡，从前面的分析可知，选择有条件的专项补助要比一般性转移支付成本低（或更有效）。 3.义务教育个人公平。对处境不利的群体或无财政能力的个人提供额外的财政支持，以确保其享受均等的义务教育机会，这实际上是针对个人或家庭的一项收入再分配的财政政策，很明显应该采用非配套性义务教育专项补助。由于这类补助旨在提高个人的支付能力而非平等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根据前面的分析，一次性的专项补助若委托地方政府实施，很难保证该项补助不用于其它方面。为防止补助受益“渗漏”，上级政府的补助应该采取凭证形式直接拨付给个人而非地方政府。 4.体现上级政府对义务教育的偏好。体现政府对义务教育偏好的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财政目标，也主要是鼓励地方政府增加义务教育财政支出以达到社会所要求的水平，很明显适合于这类政策目标的最好转移支付形式也是配套补助。 总之，义务教育由地方负责，上级政府为地方政府提供义务教育财政补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相应也确立了上级政府实施义务教育财政补助的多个目标。上述理论分析表明：为达成预期的政策目标，政府须根据不同转移支付形式的经济效应，从中选择合适的转移支付类型与不同的政策目标搭配。一般来说，在不考虑财政纵向平衡的情况下，配套补助是实现效率目标的最佳选择，一般性转移支付是均等地方义务教育财政地位员合适的机制，若要确保地方义务教育财政支出结果均等化，非配套专项补助要比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效果好。这样就形成两种理论模式：一种为专项义务教育配套补助与总量一次性补助组合，另一种为义务教育专项配套补助与专项一次性（非配套）补助组合。当然，具体到一个国家，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究竟应选择何种模式，除了理论上的考虑以外，往往还要兼顾本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传统等。 目标教育论文:大学的教育理念与目标 内容提要：要检讨现在大学的课程设置。大学与高等专业学校不同，强调综合、广博、人文教育，培养和谐发展的人才。各大学可以有不同的办学理念与目标，但其共性的内容是：促使人类、族类文明与文化的传承、积累、扬弃与发展；培植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引导社会良性健康发展；培育具有反思性、批判性的公众知识分子与健全的国民。过于功利性、实用性、工具性的目标设计、课程设置与评价标准是十分有害的，需要从长时效的视域来反省我们的大学教育。目前大学的管理机制和评价体系有很多问题。提倡读经典，让大学生学会品鉴、欣赏中外高雅的精神产品。要改变师生之间隔绝与疏远的现状。 关键词： 大学教育、理念、目标、经典导读、师生恳谈 一、从课程设置说起 自1952年按苏联模式进行“院系调整”以来，中国大陆地区的高等教育基本上是分科式的专门教育，培养的理想范式是专业技术人才。即使是全国综合性大学，其内部也严重分割，缺乏科际之间的互动与整合。今天，我国综合性大学本科生的课程设置已有了不少改进，例如增设了跨学科的公共选修课，让各院系学生交叉互选，每一位学生至少要有10学分的公共选修课程。此外，不少院系把“大学语文”列为必修的公共基础课程。[1]但总的说来，本科教育基本上仍按公共基础课（必修）、专业基础课（分必修或选修）、专业课（分必修与选修）三大块设置，这仍然是专业人才的培养模式而不是通才的培养模式。其中，师生意见最大的：一是公共基础课中，政治理论课6－7门，比例过大，且教学效果甚微；二是专业基础课与专业课设置过于狭窄。一些政治理论课的内容，脱离人类文明的精神资源与现代社会人生之实际，没有达到养育学生健全的人格、志向、情操、公民意识、处世能力的目的；而过于狭窄的、太强调实用性的专业基础课与专业课，使学生在知识面、智力与方法论上，均难以面对现代多元文化和学科的综合发展。其实，现代科技发展日新月异，越强调实用性的课程，到头来越设有实用性。有一些专业课其实是不必设的，学生们可以无师自通。我以为，大学教育要放宽胸量，着眼于长远的未来，克服实用主义的偏向。大学教育、课程设置要有弹性，不能太死板。 现在我们注意到理、工、农、医等自然科学、技术学科的学生，文、史、哲、艺、宗教、语言等人文学科学生，经济、法律等社会科学学生在知识上的互补，人文与科学的交叉，特别是人文教育或素质教育的提倡与重视，已卓有成效。从人性的养成来看，不论学什么专业的学生都需要人文的陶冶与性情的养育，都需要接受人文的教化。学习人文学，主要不是学知识，而是学智慧，是体验、丰富、提升人生的内涵与境界。但人文学工作者拿什么来满足大学生的人文需求呢，在他们最珍贵的大学生涯中，我们提供什么最有价值、最值得学习的东西呢？ 目前我们课程设置上反映出的另一方面问题是，四类课程（公共基础、专业基础、专业、公选）多为概论课，即二级或三级学科的某某学或某某学概论、通论、原理、通史、断代史等。在人文学与社会科学各院系的课程设置中，极少有导读古今中外的经典为内容的课程，这是中西方文科专业类、通识类课程设置上的最大的区别。国外名校文科的课程设置，多以历史上流传久远的名家、名著、经典为教学内容，通过师生反复研读，反刍其原创性的内涵。[2]而国内素质教育课程（或称通识教育课程或公共选修课程），乃至文科基础、专业课程仍流于一般概论原理或通专史，包罗万象，面面俱到，或貌似严整实为拼凑的体系。有人认为，读经典，读几部书，知识面不是更狭窄了吗？修若干门概论，知识面不是更宽一些吗？这种认识是有毛病的。马克思在《资本论》手稿里指出，精神文化的繁荣与社会的进步发展是不成比例的，希腊史诗、哲学、艺术和莎士比亚，仍然能够给我们以精神的享受，“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3]文明史上的经典是高不可攀、不可替代的。例如荷马史诗与《诗经》《楚辞》等，尽管其中不免有历史的局限，但今天人们浸润其中，仍然能吸收丰富的营养。指导同学们直接读文明史上具有原创性的经典，与思想、文化、艺术、哲学大师作心灵沟通与思想对话，所获得的精神上的满足是全面深厚的而不是片面浮浅的。他们可以从中学会如何品鉴、欣赏、享受高雅的精神产品，学会读书的方法，求取新知，丰富自己，拓展兴趣爱好，进而陶冶人格与人性，使之深化而完美。读经典、诠释经典，是创造式的，对话式的，身心交融的，而读概论则是被动的，是把老师嚼过的馍再喂给学生，硬灌给学生。当然，我并不一般反对概论、通专史体系的教材与教学，这可以提要钩玄，方便初学的学生把握一些基本知识，但如果所有的课程都这样，那就有问题了。至少应有一部分课程是原典教学。实际上，我们可以尝试针对不同科系、不同层次的学生，用不同的中西文版本，导读不同或同一经典。台湾通识教育的推动者和研究专家黄俊杰教授分析了西方、日本对大学生进行人文教育的不同模式，特别评析了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以古今的经典（包括古希腊、中世纪、近现代的大师名著，也包括东方的经典，如《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等）作为课程教育的中心的经验，很有价值。“近百年来美国的经验显示，以经典作为通识核心课程，是传承文化价值的有效方法……应该成为知性与理性迈向成熟的大学生所共享。”[4]目前，我们的通识课、公选课太泛太滥，应逐步形成以代表历史文化精华的中外经典为主要内容和教材的核心课程，其中一部分课程旨在帮助学生学会尊重、理解我们的民族、历史、文化及其精神价值。 我个人1998年在武汉大学教育思想大讨论中发表了《理念 特色 经典导读》[5]一文，以哈佛大学通识教育中的核心课程，以及专业课程为例，指出本科生、研究生教学、教材中应逐步改变概论加通专史的结构，突出经典导读。我院近年来创办的中西比较哲学试验班、国学试验班的课程设置，以古今中西大传统中的最著名的十多种经典为主要课程，让学生直接读具有典范意义的原著原典，在文科教学方面突破了近五十年的新传统。 二、大学的定位：功利性与实用性之反省 课程设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教育理念与目标。当前讨论现代大学教育理念与目标问题，我想主要是针对太过功利性、实用性或为技术而技术的目标设计的。大学教育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的口号当然是对的，但又是不全面的，因为这种服务不是直接的，或者说不完全是直接的。它通过培养一代又一代具有良好教养的全面发展的人才，来服务于国家、民族、人类的长远的利益。适当的功利的要求，例如对大学提出促进公共服务与经济发展，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的要求，并不过分，但把教育当作“产业”来办，肯定是有问题的。把教育与浅近直截的政治或经济目的直接挂钩，已经使我国高等教育付出了不少代价，浪费了不少本来就不丰厚的教育资源。 为德国教育现代化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哲学家费希特指出，教育首先是培养人，不是首先着眼于实用性，不是首先去传授知识与技术，而是要去唤醒学生的力量，培养他们自我学习的主动性、归纳力、理解力，以便他们在无法预料的未来局势中做出有意义的自我选择。教育是全民族的事，要教育的是整个民族！“德国教育之父”洪堡认为：“科学首先有它的自我目的，至于它的实用性，其重要意义那也仅仅只是第二位的。当然，对真理进行的这种目标自由式的探求，恰恰能导致可能是最重要的实用性知识，并能服务于社会。”[6]在费希特、洪堡看来，实用性，服务现实，只是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的结果之一或副产品，不是出发点，也不是目的，不占第一位。 大学教育不是向学生灌输现存既定的知识。洪堡特别强调大学教育与科学研究的“反思性”问题，指出必须培养学生对真理与知识永无止境的探求、创造性与不断反思的精神。他认为：“科学是一个整体，每个专业和学科都是从不同角度对生活现实的反思，对世界的反思，对人的行为准则的反思。”“科学是与高等学校联系在一起的。唯有通过对学术的研究，与科学的交道，对整体世界的反思，才能培养出最优秀的人才。大学生要学的不是材料本身，而是对材料的理解。唯有这样，他们才能形成自己独立的判断力和个性，然后他们才能达到自由、技艺、力量的境界。”洪堡还指出：“高校的生存条件是孤寂与自由。这就是‘坐冷板凳’和学术自由，国家必须保护科学的自由，在科学中永无权威可言。”[7] 据德国现代化研究专家李工真教授研究，普鲁士至德国的高等教育之所以成为世界现代高等教育的典范之一，乃在于他们自18世纪至19世纪中叶，已经逐步形成了一个传统：第一，大学的教师与学生，首先要摆脱对出身的依赖和对工商职业利益的兴趣，大学要与“社会实际政治与经济利益”保持距离，使大学、教授、学者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使之成为国家与社会上的一支校正力量，校正那些不能把社会引向健康的东西，哪怕是形成为强势或话语霸权的力量。第二，大学是研究者的共同体。不断研究不为人知的东西，发现新规律，不断向真理接近，积极、永恒参与学术探讨，以及研究的独立性、独创性，是大学教授们的最高的道德义务和原则。国家、大学必须有一套竞争、淘汰机制，保证、激发青年学者献身于科学研究，向已形成的舆论和权威挑战，冒着与他人在学术上冲突的危险，扫除门户之见，克服非学术因素的干扰，取得学术上的真正的突破与创新。第三，大学一定是综合性的大学，它不同于地区性的学校，不同于专业高等学校，不同于工科、实用学科的专业化分工的学院，更不是职业训练所。因为大学强调综合、广博，提供最高的教育，强调人文教养、人文底蕴、人文积累与科学自由精神，不允许定位于仅仅是科学知识和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大学生有学习的主动性、自觉性、自主性和充分的学习自由。大学实行的主要是讨论课（Seminar）教学法。大学生可以独立进行研究，自由进入图书馆，进行同学结伴式的自由讨论。青年人要离开大学时，应是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而不只是作为一位专家，或仅仅受过专业知识训练的人。要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则需要培养全面的自我辨别力，这取决于自由而全面的教育。[8] 由上可知，思想独立，学术自由，创造精神，与社会热点潮流，与商业化的大众文化保持距离和培养人才的全面性、反思性、和谐发展，是大学与大学教育的灵魂。这与把大学教育功利化、实用化、技术化、短时效化和人才培养目标上的单一性、工具性、职业化、无批判性的见解是格格不入的。用极端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和工具理性的思维考察大学与大学的科研、教学与学科建没，在收益成效上，不分青红皂白一律都要求短、平、快，立竿见影，立等可取，这种短视的观点、短期的行为，是十分有害的。目前的大学管理部门缺乏中国智慧，不懂有为与无为的关系，缺乏弹性。他们真是去“管”教授，而且“管”得细密琐碎，根本上是以不信任教授为前提的。对大学教育及教师的许多评价指标、量化标准或考核体系暴露出诸多问题，重量不重质，完全丧失了学术品鉴的能力，如以刊物的所谓级别判定论文的水平等，一味强调形式、噱头、花架子。庞大的教育机构出台的很多做法，特别是评价体系的导向，不讲学养，不要积累，鼓励出很多无用的垃圾或泡沫，无异于逼良为娼，杀鸡取卵，这很可能断送大学教育的前途。这还不仅仅指大学教师人怨沸腾的、扰民的文牍主义、形式主义，例如卷帙浩繁、名目繁多的报表，无休无止、鼓励钻营的申报、评奖、评估、检查、答辩，及其所造成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严重浪费的问题；也还不仅仅是用工科思维、工程方法去评价人文学术或社会科学，在尺度上、参考系上根本无视学科特点的问题；也还不仅仅是目前官僚化的评价机构、评价指标与体系本身，即成为学术腐败的真正渊薮的问题。事实上，它事关大学的理念与目标。 三、大学教育的理念与目标：传承文明、造就健全的国民、培植社会资本 各大学可以有不同的办学理念与目标，但其共性的内容有如下三方面： 首先，大学当然要为社会服务，但不能只定位于为现实服务。大学担负着文化传承与文化积累的责任。大学的目标首先是人类与族类文明的传承，即在同情理解前现代文明的基础上，把人类各地域、各族群的，包括本土本民族的语言、文学、历史、宗教、伦理、道德、艺术、哲学、经济、社会、政治、科学、技术等文化资源，通过重新翻译、理解、诠释、交流、沟通、融合，批判地继承与创造地转化，代代相传。通过深入研究与教育，促使人类、族类文明与文化的传承、扬弃与发展，是大学的使命。全球化决不意味着本土文化资源的消解，恰恰相反，全球化恰恰要求我们发掘本土知识的普遍价值。 其次，大学担负着培植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的重任。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大学的目标还在于培养出大批有个性，有创造精神，有判断力与道德人格，有不断学习、终身受教育与自我完善之能力的个体，他们同时是能自由发展并具有社会批评与文化批评能力的公众知识分子，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应当成为社会的良知。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不论将来从事何种职业，不论在日后的社会实践、专业实践上积累多少经验与本领，他一定要有相当的人文素养，具有社会参与的热情与能力，有理性的批评的态度，且有世界性、人类性的关怀。这也就是我国古人所说的“民胞物与”的境界。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指出：“知识分子必须要有专业知识，不论是学术、企业、媒体或政治，都需要专长……但除了专业本领以外，一定要有相当深厚的人文关怀，才配作知识分子……自然科学家也可以培养深厚的人文关怀。值得注意的是，在人文学领域里的语言学、文学、历史、哲学和宗教，都是人类自我反思的学问，既是个体又是群体的自我反思。”“能不能为大学生的自由发展、自我实现和自我完善提供条件、创造环境，是评断大学素质的重要标准。培养批判精神，包括政治、社会和文化批判，也是大学的目标。”[9]富有人文关怀的健全的公众知识分子，可以从广阔的视野考虑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法律、教育、文化、道德、伦理（例如科技伦理、生态伦理、全球伦理）及社会心理等问题，针砭时弊，提升社会理想，指导社会良性地健康地发展。 再次，作为大学教育目标之一的社会服务，是通过对人类与民族文化的积累与传承，通过对具有自由人格，有理想有教养，具有自我完善、自我批判和社会批判能力，自尊且尊重别人，敬业乐群又尊重自然的人，我们称之为“健全的国民”的培养来实现的。现在有一句时髦的话叫“效率优先”，但办教育不能要求有太快的效益与回报。对社会、对民族、对国家、对人类的服务，需要从长时效的视角来观察，不能理解得太直接、太狭隘。从直线性的“投入”与“产出”的观点来看待大学教育的“投入”与“产出”，是有毛病的。大学“产出”的不是器物，不是工具，而是活生生的“人”，是具有全面发展潜能的健全的国民。 台湾社会学家杨国枢教授指出：“大学教育必须同时达成五大类目标：（1）培养大学生对自己内在身心特质的了解；（2）培养大学生求取新知的方法与能力；（3）培养大学生适应个人生活所需要之较高品质的能力、情操及行为；（4）培养大学生适应社会生活所需之较高品质的能力、情操及行为；（5）培养大学生理解与关怀全世界、全人类所需之较高品质的能力、情操及行为。”[10]他主张，通过人本化的教育，使大学生的思想、知识与人格获得均衡的发展，使他们不仅对身心禀赋与潜能、个人志向与人生目标有深度了解，进而有关怀他人的情操，认同团体的能力，服务社会的意愿和关心全人类的胸襟。他们应有良好的求知兴趣与态度，正确的读书习惯与方法，至少掌握一种研究方法与怀疑批判的能力。这一教育目标所涵盖的范围很广，不仅兼顾德（公德与私德）、智（知识与能力）、美（高尚的审美品位、格调与能力）、群（人际关系、社会参与和公民意识），而且向内向外扩充。他们不仅对本国历史文化有关怀与理解，而且能从世界的观点，有理解与欣赏世界各文化及其差异的能力，有尊重他国文化与人民的态度，[11]达到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境界。 最近，媒体报导了北京清华大学刘海洋同学到动物园用火碱与硫酸伤害黑熊的事件；天津大学学生马晓明因被退学而觉得生活无意义，遂杀死了亲生父亲与祖母，并打算再杀死母亲和自己；北京一位大学生马忠义也是因多门功课不及格，持刀夜闯女生宿舍，想杀人以解脱；台湾一位马姓老妇到法庭状告她含辛茹苦培养出来的毕业于台湾清华大学化工所的博士儿子不认亲娘。[12]这里面有非常具体复杂的原因，有的属于心理上的疾病，有的属于社会或家庭教育的缺陷，当然更重要的是人文素养，特别是道德素养的问题，是人性养育的问题。我们不希望媒体过分渲染刘海洋事件等，因为大多数的大学生是健康的，是有志气且蓬勃向上的。但我们仍然有孔子之忧：“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不可否认，社会上的官本位、金钱拜物教、权力拜物教也渗透到大学校园，造成有的大学生的两面或多重人格，以及道德价值观上的庸俗化、功利主义或虚无主义。家庭经济背景的贫富差别，使得部分贫困生有沉重的心理包袱。与我国传统的儒家教育相比，现代大学教育结构的弊端是：德业分工，知行脱节，为人与为学分裂，师生之间隔绝或疏远。大学教师与研究生之间的交流对话还比较多，但与本科生之间在学问与人品方面，已不复有切磋琢磨、教学相长的机会和氛围。目前我院建立师生恳谈日制度，试图通过这一渠道，使师生在德业等多方面有所交流。大学是教师与学生共同组成的、互为主体性的社区。大学应当强调教师的职业伦理与职业道德，淳化师德、学风与校风，涵养师生的心灵，扩阔师生的胸襟。首先是教师要有人文情怀、责任意识，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切实地帮助学生自己去立人去达人，怡情养性，塑造人格。总之，人文教育在今天的大学已不是可有可无的问题，而是如何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的问题，它服从于我们大学教育的理念与目标。 目标教育论文:试析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的培养目标 论文摘要：经过多年探索的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要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整体性精神，其人才培养目标既包括培养社会各界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又包括培养中小学德育工作者，还要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研究生输送合格生源。这个培养目标的明确不但有利于高校整合学术资源，为思想政治教育特色专业建设提供基本思路，而且有利于拓宽大学生的就业渠道和发展路径。 论文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思想政治工作者；德育工作者；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 建国以来，基于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需要，高校曾经设立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基础、思想政治教育等本科专业。其中前六者的学科基础是单一性的，主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分行分类的研究和教学，后三者的学科基础是综合性的，主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整体性研究，有鲜明的教育性。随着学术的发展，前六者逐步从高校本科招生目录中淡出，后三者也发生了新的变化。把后三者整合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符合学科发展的逻辑，也是高等教育经济原则的要求。因而，思想政治教育本科培养目标就要体现这种整合精神，既要培养社会各界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又要培养中小学的德育工作者，并在此基础上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研究生输送合格生源。 一、为社会各界培养思想政治工作者 1983年6月国营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纲要》(试行)提出，为了提高思想政治工作干部的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要筹办以培养思想政治工作领导干部为目标的政治院校。综合性大学、文科院校，各部委、总局所属的大专院校，有条件的都要增设政治工作专业或政治工作干部进修班。同年7月中共中央下发了批转该Ⅸ纲要》的通知，认为纲要》是现代化建设时期加强和改进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个很好的文件，其基本精神、原则和方法，具有普遍指导意义。为了贯彻落实该文件，1984年4月，((教育部关于在十二所院校设置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意见》提出，为了适应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需要，教育部决定在部分高校设置思想政治教育专业，采取正规化的方法培养大专生、本科生和第二学士生等各种规格的思想政治工作人才该专业培养目标是“使学生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专门人才”。这是我国第～次采取正规化的办法培养思想政治工作者。1993年l0月《国家教委关于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办学的意见》规定该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在党政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各级专门人才”。从这个文件看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培养目标由“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人员”扩展到“党政机关的思想政治工作者”。 随着该专业的发展，各高校根据自己的实际把培养目标扩展开来，主要为党政军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各界培养思想政治工作专门人才。 1．高等学校 高校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第一个服务对象。1984年设置该专业的当年主要为高校培养思想政治工作人员。同年6月《教育部关于在高等学校举办思想政治教育本科班的意见规定其培养目标是使高等专科文化程度的“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干部”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毕业后继续从事思想政治工作或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教学、科研工作，招生对象为“在高等学校从事思想政治工作三年以上的现职思想政治工作人员”。1986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试办思想政治专业在职第二学士学位班的意见规定，为了给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专职人员提供更多学习机会，以提高其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从1987年起试办思想政治教育第二学士学位班。1987年9月《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培养硕士研究生的实施意见》仍然强调其培养目标主要为高等学校及党政机关培养思想政治工作者和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教学、科研人员。 2．党政军机关 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党的优良传统，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是我党的一大特色。但近年来，由于国际、国内环境的影响，加上有些地方党组织对思想政治建设重视不够，许多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观念淡薄、价值观念扭曲。面对这种严峻的挑战，我们必须努力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建设，充分发挥党的思想政治优势。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服务于党建，为党务部门输送专门的政工人才是本专业设置的重要使命。行政机关以及立法、司法机关是国家的权力机关。立法机关是民意表达机关，行政机关是法律执行机关，司法机关是法律监督和裁判机关。在这个系统中，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而思想政治工作是党实现领导的基本手段党组织和政工部门就是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使国家权力系统得以有效运转。 军队政治工作是党在军队中的思想工作、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是为军队建设和完成作战任务提供政治保证、精神动力和其他服务的工作。政工人员主要由军事院校的军队政治工作专业来培养，但不能完全满足需求，还要地方院校的思想政治专业培养的人才来补充。因此，有不少地方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本科培养目标把为军队培养政工人才包括在内。 3．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 企业单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独立核算的法人或非法人单位，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等。事业单位一般是国家设置的带有一定公益性质的机构，它履行一定的管理和服务职能，宗旨是为社会服务。企事业单位一直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领域，工人运动首先发生在企业领域。当前，我国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发展进入关键时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加强和改进企事业单位思想政治工作。而提高政工干部队伍的素质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关键，要求专业化的政工人员来充实队伍，使思想政治工作摆脱经验形态，向科学形态迈进。社会团体是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现有全国性社会团体近2000个，其中有行政编制或事业编制的社会团体近200个，其中，全国总工会、共青团、全国妇联的地位特殊，中国文联、科协、侨联、作协、残联、红十字会等也有重要影响。这些社会团体是党团结和联系社会诸行业的群众性组织，思想政治工作是党领导这些组织的基本手段。正是通过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促使社会各行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走社会主义道路。 二为中小学培养德育工作者 中小学德育对青少年健康成长和学校工作起着导向、动力、保证作用。1998年3月中小学德育工作规程》规定，学校党组织的负责人、主管德育工作的行政人员、思想品德课和思想政治课的教师、班主任、共青团团委书记和少先队辅导员是中小学德育工作的骨干力量。为中小学培育德育工作者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基本职责。 1．为中学培养德育工作者 为中等学校培养政治理论师资是政治教育专业设置的初衷，1952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培养高等、中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师资的指示》提出，“各大行政区应选择具备适当条件的高等学校··设立政治教育系或政治教育专修科，培养中等学校的政治理论师资。”按照这个指示，1953年北京师范大学首开政治教育专业，逐渐铺开，全国设立政治教育专业的高校很多，这一模式延续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1988年4月，原国家教委下发((普通高等师范院校本科专业目录》(征求意见稿)，针对专业设置存在过细过窄的现象，拟将“政治教育”专业改名为“思想品德和政治教育”专业，1990年6月正式定名为“政治与思想品德教育”专业。1991年4月原国家教委印发了关于高等师范院校本科政治与思想品德教育专业改革的意见，针对该专业只培养政治理论课教师，而不培养德育工作者的状况，明确规定其培养目标为“中等学校合格的思想政治课教师和德育工作者”。这是一次重要改革，培养目标拓展到全部中学德育工作者(思想政治课教师也是德育工作者)。1993年7月调整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目录，将政治与思想品德教育专业(师范类)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非师范类)合并，统称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保留中等学校政治课教师(师范生)和培养思想政治工作者(非师范生)两个培养目标。1998年公布改革开放以来第三次修订的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目录仍将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分为师范类和非师范类，师范类的培养目标是“能在中等以上学校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教学、科研的高级专门人才”，非师范类则培养“能在党政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专门人才”。 从以上梳理看出，初始的师范类“政治教育”专业中间经“政治与思想品德教育”专业最终定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与非师范类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合并，其培养目标一直有中学政治课教师，现在演化为中学德育工作者，这是一个逐步走向全面的过程。中学德育工作者的骨干力量主要有以下几类人员：第一，分管德育的副校长。中等学校一般设一名副校长分管德育工作，主要职责是组织德育队伍，审定德育工作计划，督促检查班主任工作，检查政教处工作，协调共青团、少先队、学生会等部门的工作。第二，政教处工作人员。政教处(有的称教导处、德育处或教育处)是在校长领导下实施德育的职能部门，具体组织安排学校的德育工作。第三，班主任是班级实施德育大纲的具体组织者，班主任工作做好了，学生德育工作就落到了实处。第四、思想政治课教师是从事思想政治课教学的专业人员，是学校德育队伍的重要骨干。他们扮演双重角色，既要做思想政治理论的传播者，又要做思想品德的示范者。第五，团队干部。共青团、少先队作为青少年的群众性组织，是青少年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是党和政府进行德育工作的有力助手。 2．为小学培养德育工作者 长期以来，为了满足普及小学教育对教师的需求，我国建立了三级师范体制，即中师、师专和师范大学，分别培养小学、初中和高中教师。其中，中师培养的是全科教师，这种培养模式在当时的情况下满足了普及小学教育对教师的需求，弱点是不利于小学教师的专业化发展，社会上并不太认同小学教师职业是专业性工作。原因是多方面的，学历低是原因之一，这就要求提高小学教师的学历。近年来设置的小学教育本科专业就是这种努力的结果。1997年4月教育部“培养本专科学历小学教师的专业建设研究”立项，1998年秋，原南京晓庄师范学校与南京师范大学联合成立南京师范大学晓庄学院，率先创办了我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本科学历的小学教育专业，随后，首都师大、上海师大、东北师大相继开设此专业。该专业的设立解决了我国小学教师高学历化的要求问题，又为师范教育由三级向二级师范过渡提供了新思路，但仍然不能解决小学教师的专业化问题，培养的仍然是全科教师。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有些学校设置文理两个方向，但仍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因为文理分工不是真正的学科划分。小学教育专业的发展陷入了困境。 正在发生的教师教育改革为小学教师的专业化提供了出路。教育部2003年工作要点》提出提高办学层次，推进师范院校改革，鼓励综合性大学开展教师教育。新世纪以来，教师培养模式的改革基本上是循着综合性大学的思路进行的，在综合性大学开设教育学院，在师范院校开设非师范专业，一些师范院校改制成综合性大学。这种改革符合国际教师教育的发展趋势，便于同国际接轨。从1998年始，一些综合性大学和师范大学进行了教师教育模式的探索。有的学校在前3年中开设普通教育课程，学科基础课程和综合课程融为一体，不分专业。第4年，除开设少量的专业选修课外，综合性大学着重对学生进行教师教育理论和技能的训练，以增强学生的师范性素养。此乃“3+1”模式。有学者主张探索“4+1”模式(本科四年加一年教育专业课程)和“4+2”模式(本科加两年教育硕士)等。师范教育向教师教育的改革是国际潮流，也符合我国的实际，既解决了小学教师的高学历化的要求问题，也解决了小学教师的专业问题。 小学德育工作者培养可以采取教师教育的模式，“3+1”模式、“4+1”模式和“4+2”模式均可探索。前几年学习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不分师范类和非师范类，通过几年的培养，能够胜任思想政治工作的要求。然后让那些愿意从事小学德育的学生继续修教师教育课程，取得小学教师资格，成为高学历、专业化的小学德育工作者。 三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研究生输送生源 高校本科不但要培养应用型人才'还要为研究生输送生源。一个专业为哪个学科输送生源决定于这个专业主要接受的是哪一个学科的规训。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调整充实后的思想政治教育本科能够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研究生输送合格生源。 1．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的孵化器职能 1984年Ⅸ教育部关于在十二所院校设置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意见》规定的“专业必修课程参考目录”提供了3类理论课程：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基础课主要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共党史、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基本问题等，专业基础课主要有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法学等课程，专业课主要包括马列原著、思想政治教育概论、党团工作等。只有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构成一个体系，该专业主要接受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规训，主要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中共党史等学科输送生源。而这些学科又分别属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门类，不但跨一级学科，而且跨门类。这说明当时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不成熟，没有自己稳定的学科基础，接受的规训来自多学科，也为多个学科门类输送生源。正是由于它的不成熟，使它成为改革开放之初学科恢复时期其他学科和专业的孵化器。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衍生了哲学学科门类，有些学校在此基础上申报哲学本科专业；在政治经济学课程基础上衍生出整个经济学课程体系，在此基础上设立了经济学本科专业；在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运以及中共党史课程基础上衍生出政治学相关学科，在此基础上设立了政治学本科专业；许多学校的法律专业本科也是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法学概论课程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思想政治教育本科的孵化器职能发挥得很充分，很多高校正是在此基础上进行专业建设和学科建设，有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群以及文科专业的专业群。 2．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对思想政治教育本科的调整充实 2005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关于调整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的通知终结了思想政治教育本科的孵化器职能，为本专业提供了属于自己的一级学科，该专业从此有了自己的学科基础。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设五+--级学科，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想政治教育。2008年，又增设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置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这样，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就有了六个二级学科，形成了学科体系。值得注意的是2005年l2月64号文件的一段话：“建立马克思主义教育与教学体系。在本科教育中，设立马克思主义基础专业，培养政治素质好、思想品德优良、具有较好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的大学生。在研究生教育中，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政治素质高、理论方向正确、具有比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素养和理论功底、并能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当代现实问题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梅荣政教授主张在现有的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之外另起炉灶，设置马克思主义基础专业，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硕士和博士生提供本科生源。对此学界有不同看法，但并未引起广泛关注，讨论不多。此问题关涉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值得深入思考和讨论。是另起炉灶好，还是依托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调整、充实其培养方案好呢?笔者认为，后者更好。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这是规范和改造现行思想政治教育本科的需要。该本科专业学科基础混杂，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运、中共党史等学科分别属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门类，学者分别属于不同的学术共同体。这些围绕一个本科专业来转，给人的印象是该本科是个大杂烩，学生是“万金油”式非专业学生。报考研究生时，学生流向不同的学科门类，有的从哲学进入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领域，有的从政治经济学进入西方经济学领域，有的从科学社会主义进入政治学理论领域，有的从国际共运进入国际关系领域，有的从党史进入史学领域，这种现象在其他本科专业中绝无仅有。第二，这是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提供本科生源的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硕士、博士学位点很多，但只有思想政治教育二级学科有本科生源。现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生素质不高，不能满足研究的需要。学位论文选题不规范，遵循本科路径进入马哲、政治、科社、党史领域，造成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空壳化。如果用该一级学科所属六个二级学科作为主干课程改造现有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问题迎刃而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设的困境和思想政治教育本科的困境就能同时解决。第三，这种调整符合教育经济原则。如果在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之外另起炉灶设立马克思主义基础本科专业，两专业同时并存，两班人马互不交又地从事本科教学，这是学术资源的浪费。思想政治教育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实现方式，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一体贯通。两个专业同时设置，课程建设、教材建设、教学团队建设都将是十分尴尬的事，一所大学如果搞两套这样的建设，资源有限，无能为力，搞一套建设则与两个专业的名称不符。只有合二为一，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调整、充实、改造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才能名实相副，有利于建设和管理。 四．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本科培养目标的现实意义 思想政治教育本科培养目标的明确对于高校和大学生双方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有利于高校明确学科定位，整合学术资源 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与公共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多数学校都是分属两个部门，一个归属于政法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等)，一个归属于社科部(或马列部)，两支队伍分别进行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如果按照上面的论述，修改思想政治教育本科培养目标，优势明显。原因如下，第一，思想政治教育本科的第一个培养目标是党政军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思想政治工作者，而高校党政部门、各院系党务工作者、辅导员都是从事思想政治工作，二者具有一致性。这样，高校的广大思想政治工作者都可以到思想政治教育本科承担一定的教学和管理任务，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本科的教师资源将是十分丰富的，根本不存在缺少专业教师的问题。这些从事实际思想政治工作的人员给思想政治教育本科生上课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党的书记讲党建课，团的书记讲团的工作课程，太恰当不过。第二，思想政治教育本科的第二个培养目标是中小学德育工作者，公共课教学部门进行大学生德育教学，根据整体构建大中小学德育体系的要求，中小学德育与大学德育是纵向衔接、螺旋上升的一致性关系，故思想政治教育本科课程与大学生公共思想政治课的课程要求具有一致性，这样，两支教学队伍可以整合。第三，思想政治教育本科的第三个培养目标是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研究生输送生源，而思想政治教育本科教师、公共政治课教师、广大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学科归属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这三支队伍是思想政治教育本科生专业成长的引路人。 2．为思想政治教育特色专业建设提供基本思路 专业建设是高校人才培养的基础和保障条件，也是反映高校综合水平和竞争力的一项主要指标。特色专业因其所具有的稀缺性、不可替代性决定了它必然是高校品牌创建的重要因素。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由教育部统一确定，全国趋同性较强。 如何在不违背专业性质的基础上办出特色是个普遍问题。思想政治教育特色专业，首先要求是思想政治专业，能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精神实质，其次是如何在此基础上根据社会需求和本校资源状况提炼特色。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的三个培养目标为高校特色专业的建设提供了思路，不同的高校可根据自己的情况分别在某一培养目标上下功夫。第一，综合性本科院校可在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培养上下功夫。1984年设置该本科专业的高校，开设此专业之初培养目标就定位在思想政治工作者上。这类高校应利用其历史资源进一步凝炼特色，课程设置要向思想政治工作者方向倾斜，比如党的建设、团的工作、社会调查等课程应得到重视。不同的学校还可在部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体现特色，如党内思想政治教育、企业思想政治教育、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公民教育，等等。第二，师范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应发挥其师范教育优势，在中小学德育工作者的培养上着力。原来的师范类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以培养中学德育工作者为主，且几乎所有高校雷同。而新思想政治教育本科培养目标之一是中小学德育工作者，小学德育工作者是一个亚目标。有些学校可以在小学德育工作者的培养上定位，开设小学德育、少先队工作等方面的课程。第三，全国重点大学可以把特色定位在为研究生输送生源上。重点大学学术资源丰富，本硕博学位点齐全，本科生素质较高。这类高校的课程应向理论性倾斜，如马克思主义原著选读、专业英语等。 5．有利于拓宽就业渠道和发展方向 大学生就业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但解决这一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有社会方面要做的工作，也有高校要做的工作。这里只论述高校要做的工作。原来的师范类思想政治教育本科生就业方向只是中学思想品德课和思想政治课教师，非师范类本科生就业方向是考公务员，且方向不明确。考研究生是一个前进方向，但学科取向不明确。新的培养目标为就业和升学开拓了视野。第一，可到中小学从事德育工作。这里的德育工作既包括思想政治课教师，也包括其他德育工作者，如少先队、青年团工作、党务工作、宣传工作。小学德育工作者需要专业化，而现行的小学很少有专业化的德育工作者，新进小学教师将更多地要求高学历、专业化第二，可到党政军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思想政治工作。党政机关需要思想政治工作者，也是就业的主要方向；军队也是该专业的就业方向，本科生可以走从军这条道路到军队施展专业才能；企业是本科生重要的选择，当前国有企业、集体企业都很缺乏优秀的思想政治工作者社会团体作为就业渠道未受到重视，工会、共青团、妇联都需要高素质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尤其是专业化工作者。第三，可考取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研究生。该学科初建，不太成熟，迫切需要有志气、有才华的年轻人勇于探索，敢于攀登，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作出贡献。这是一个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学科，是一个有远大前途和充满挑战的学科。 目标教育论文:思想政治教育重要要素 [论文关键词]教育目标；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要素 [论文摘要]目前，思想政治教育学术界大多数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由教育者(主体)、教育对象(教育客体)、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和教育环境等要素构成。鲜有学者把教育目标界定为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中单独的要素。文章认为，教育目标是构成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重要要素。 学术界在思想政治教育要素论领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探讨。围绕要素问题形成了多种不同观点，较有影响力的观点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基本要素包括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思想政治教育客体、思想政治教育个体、思想政治教育环体。”除这一观点外，主要包括三要素、三体一要素、五要素、六要素、八要素、十要素等观点。但是，在这些观点中，鲜有观点将教育目标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单独要素进行界定和考察，多数观点认为教育目标是渗透在教育者和教育内容等要素中的“隐形”要素。本文认为，教育目标应该是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构成要素。教育系统是由教育者、教育对象、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和教育目标构成的。 一、从教育目标自身特质看，教育目标是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要素 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是指一定时期内实施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所要达到的目标。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是一个有着丰富内容的多层次的完整体系。从理论上考察教育目标究竟是不是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要素，应具体分析教育目标和教育系统以及教育系统中其他要素之间的关系。 系统论认为，要素是指构成系统的要件和因素。系统和要素之间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各要素相互作用，共同形成系统对外输出信息和能量。同时，系统论认为，构成系统的要素应具有关联性、单一性和内在性等特点。从要素的这一概念界定，我们可以看出，教育目标应该是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单独的构成要素，而不应该将其作为渗透在教育者和教育内容等独立要素中的“隐形”要素。 首先，教育目标与整个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整体以及其他要素紧密相联。从历史的观点看，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根本目标从一开始就是为人类孜孜以求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培养思想政治道德上合格的人才。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围绕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发展目标和任务，思想政治教育有着内容上不同但根本方向一致的具体目标。 这种根本目标和具体目标决定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方向、内容和方法，也决定和规范教育者和教育对象的思想和行为活动。是贯穿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一条主线和灵魂。在教育系统中的各要素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基础上，教育目标在整个教育系统中占据统领地位，起着支配作用。使整个教育系统在横向联系基础上有了纵向的立体联系，成为一个纵横交错的有序的系统。 其次，教育目标具有单一性，而不是等同于教育系统内的其他要素。从教育目标和构成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其他要素的关系看，二者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而不是相互包含的关系。诚然，教育目标一定程度上体现在教育内容和方法要素中，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将目标并人这些要素之中使其成为要素中的要素。二者不能等同。 从实践层面区分不同性质的思想政治教育不在于教育内容和方法这些表层因素，区分不同性质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质只能是教育目标这一根本因素。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人，人的思想形成发展规律有一些相似性。由此，不同性质的思想政治教育在教育内容和方法层面上可能相互借鉴，呈现出某些共性。不将教育目标作为一单独要素加以认识和研究，就可能导致理论和实践上只注重教育内容和方法等要素，削减或忽视教育目标这一思想政治教育的灵魂和主线。 在全球化迅速发展，我国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空前复杂的今天，旗帜鲜明地强调教育目标的单一性，而不应仅从教育内容和方法渗透了教育目标的角度看问题。对于有效抵制“西化”和“分化”图谋，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美国在20世纪就鲜明地指出，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宣传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布。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可见，我们在批判借鉴西方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方法和载体的同时，不可不对其教育目标和教育内容、方法等进行明确区分。否则，在借鉴的同时会模糊淡化教育目标这一根本。 最后，教育目标具有内在性。教育目标是教育系统的一个内在构成要件。有的学者在要素论上不认为环境是思想政治教育要素，其依据就是认为环境不具有内在性。虽然环境是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运行的先在性、基础性条件，其重要性也毋庸置疑，但终归只是教育系统的一种外在因素。教育目标则不仅是教育的最初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教育过程中也和教育者、教育对象、教育内容和方法等要素密切相联，统领和规范着这些要素，自始至终发挥着凝聚纠偏等作用。 二、从教育目标在整个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中所处的统领地位、所发挥的主导作用看，教育目标是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要素 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判断某一要件是否是系统的构成要素，应从整体性角度进行界定。只有那些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必不可少同时又和其他要素相互关联，形成互动关系又不和其他要素相互包含的要件才能是系统的构成要素。教育目标决定教育的根本性质和任务，是教育活动确立和评估的依据。在教育过程中处于统领地位，发挥着主导作用。教育系统中的教育者、教育对象、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之间有着各自特定的关系，如教育者和教育对象之间存在对立统一、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关系。教育者是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的制定者和实施者，教育对象是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的指向对象。但这些关系都是平面化的，没有一个统领因素，就只能是松散的结合，不能形成牢固的系统。正是教育目标将这些要素统领起来，使这些要素之间既存在平面关系，又存在立体关系。 (一)教育目标和教育者的关系 教育目标和教育者之间是决定和体现的关系。教育目标决定着教育者的教育活动和价值实现。教育者的教育活动必须体现教育目标。 教育目标决定教育者的教育活动和价值实现。教育者为什么要组织实施教育活动，怎样进行教育活动，不是随心所欲的，根本上要受教育目标决定。有什么样的教育目标就要求有相应的教育活动。教育者在整个教育过程中必须自始至终自觉地以教育目标作为准绳调整校正教育活动和进程。 教育者作为具体的社会的人，其价值体现在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实现的社会价值和个体价值的统一中。前者指通过教育者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组织、实施和推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后者指教育者通过教育活动将自身的知识、兴趣、能力、意志等主体力量转化到教育对象身上，对教育对象和社会的发展客观上起促进作用，社会通过物质或精神的方式对此进行承认和认可。 教育者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个人。教育目标对教育者的决定作用不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教育者能发挥主观能动性认识、理解和把握教育目标。将教育目标卓有成效地体现在教育内容、方法和形式中，通过教育活动达到教育目标。 在二者的关系中，教育目标的决定作用是首要的，教育者对教育目标的体现则处于次要的位置。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反映了认识相对实践的第二性。教育目标根本上反映的是社会和人的发展要求，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由于教育者发挥主观能动性把握教育目标有相对滞后性，客观上决定教育者的教育理念和活动只能是无限接近教育目标而不能完全符合教育目标。教育者受自身知识能力和精力等主观要素限制，不同的教育者在广度、深度和精确度上对教育目标的把握也是不同的。 如在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和目标。是新时期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思路和总纲领。但是，理论界对这一目标本身的内涵和外延，逻辑体系以及作为理论体系和实践之间的转化中介、途径等问题的研究还远没有形成共识和定论。教育者对此目标的认识和把握也有一个过程。如果把教育目标简单看作是渗透在教育者活动中的隐性要素，实践中就很难真正体现和实现这一目标。 (二)教育目标和教育对象的关系 教育目标和教育对象是引导与实现的辩证关系。教育目标引导教育对象的思想、观点和行为朝社会所需和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方向发展。教育对象发挥主动性积极性，参与教育活动，客观上实现着教育目标。 1．教育目标引导教育对象。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标是培养真正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个人。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没有共同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这里的共同体是指共产主义社会，其产生不是凭空的，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和无产阶级积极推动综合作用的结果。无产阶级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无论阶段和地域差异如何，都必须有这一最终目标指向。教育对象自然也受这一根本目标和各阶段具体目标的制约和引导。这种制约和引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引导教育对象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首先致力于引导教育对象树立科学的“三观”。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认识人类社会发展总体趋势和规律，真正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思考和分析问题。自觉地拥护党的政策和决定。在实现社会价值的同时实现个体价值。 二是激发教育对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教育目标要求和教育对象现实的思想政治道德素质水准之间有一定的差距，前者高于后者，体现着时代和社会发展对教育对象提出的要求。人生活在社会中，受到各种社会关系的制约和规定。人在实践中越是认识和尊重这种社会性，就越是能获得自由。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从根本上反映了社会发展对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的要求，能引导教育对象在实践中发挥积极主动性，努力达到目标要求。 三是为教育对象的提高提供外部环境。“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客观外部世界和人的主观世界的辩证关系中首先强调客观外部世界的先在性和决定作用。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不是完全脱离实际的纯粹理论抽象，而是会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社会成员构成强大的制度、规范环境和舆论氛围。这种外部环境决定和促使教育对象提高自己。 比如，教育目标具体化为各种考试、考察，对教育对象形成一定的压力，强化教育对象对教育内容的掌握，达到提高自己的目的。教育目标也体现在各种法制规范中，对社会成员的行为进行规范，促使教育对象提高。教育目标还体现在一些具体的教育情景中，这些教育情景能发挥润物无声、细致入微的教育作用，使教育对象受教育于无形。 比如，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目标之一，这一教育目标体现在具体的教育内容上，要求教育对象正确认识和处理国家、集体、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也体现在对教育对象的行为要求中，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维护国家利益、荣誉和安全以及集体利益的义务。小说《红岩》等优秀的文艺作品也从文学的角度向人们展现了大批思想上、行为上坚持和体现集体主义的人物形象。现实生活中的舆论导向也向教育对象提供着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观念的丰富的感性材料。所有这些体现教育目标的内容或情境构成外在于教育对象的环境和氛围，发挥着促使教育对象提高自身的教育合力。 2．教育对象反过来实现和体现着教育目标。教育目标必须得到教育者和教育对象共同认同和努力，最终通过教育对象的内化和外化才能达到。我们可以通过教育对象的改变和提高来认识教育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对象实现和体现着教育目标。今天，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成为人们共同关注的热点之一，人们往往以教育对象为依据之一判断教育目标。 教育对象参与教育活动，思想政治观点和行为有所变化和发展。从本质上说，这是教育目标在教育对象身上的物化和对象化。在教育过程中或获得一种新的认识，或纠正以前的错误认识，或加深原有的正确认识，或获得产生正确行为的强大持久的思想动力。无论哪种情况，教育对象都在新的基础上塑造了自己，这种新的教育对象体现了教育目标。当然，这里的论述是建立在教育活动有效，教育对教育对象产生的是积极的正面影响基础上的。 (三)教育目标和教育内容、方法的关系 教育目标解决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解决怎样培养这样的人的问题。二者之间的逻辑联系是：教育目标从根本上规定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要达到特定的教育目标，必须要有相应的教育内容和方法。教育内容和方法不能脱离教育目标，要很好地体现和反映教育目标。 教育目标规定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中的教育内容和方法等要素要受教育目标的规定，有什么样的教育目标就有什么样的教育内容和方法。“目标不确定，这些直接受到目标制约和为目标服务的教育因素，就无从着手。”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从一开始就有着不同于资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鲜明的目标即培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新人。这是区别于资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不同。 但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内容和方法上存在相互包容和相互借鉴的关系。这是由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人，以研究人的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规律为基础。同样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可以为不同的教育目标服务，在借鉴时，要把教育目标和教育内容、方法区别开来，任何时候都要旗帜鲜明地坚持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目标。 培养教育对象的法制、生态、秩序意识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共有目标，也有着一定的相似内容和方法。我们借用一些西方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如隐性教育、渗透教育等。但借鉴的同时一定要对二者的目标有明确清醒的认识。西方思想政治教育以培养资产阶级附庸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为根本目的。我们在借鉴时不能将这种目标和教育内容、方法混淆。 教育内容和方法体现和反映教育目标。教育目标一经制定，就需要具体化为教育内容和方法才能加以实现。教育内容和方法是教育目标的具体化和外化，教育内容和方法是一个动态的开放体系，必须随着具体教育目标的变化而变化。否则，就是僵死的、不合时宜的教育内容和方法。这就决定教育内容和方法对教育目标的反应是动态的历史过程。 如我国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注重以培养教育对象的遵从意识为具体教育目标之一，相应地，教育内容注重理论论证，教育方法注意说理灌输。随着时代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要求培养教育对象的创造意识和创新能力，成为更加积极主动的能动主体。这就要求教育内容在体例上更加注重理论、逻辑和实践相结合，激发教育对象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教育方法上更加注重情景教育方法和隐性教育方法。但是由于教育内容和方法对于教育目标反映的相对滞后性，迄今为止，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在教育内容和方法上的转型仍未真正完成，导致实践中教育效果的削减和弱化。 由此，整个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中，教育目标占据主导地位，起着明显的统领作用。使教育系统中的各要素在平面关系基础上有了立体关系，成为一个相互影响和制约的动态整体。 综上所述，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从自身特质和在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上看，都应该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独立的要素之一。 目标教育论文:浅谈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浅析 论文关键词： 普通高等学校 　国防教育　课程定位　教学目标　教学内容 论文摘 要： 关于普通高校国防教育的教学目标和国防教育在整个教学体系中的定位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本文作者对此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国防教育教学内容设置的相关问题，通过对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的相关研究分析，提出了一些在教学内容安排方面的想法，对普通高校国防教育的发展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 目前，国防教育在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教学体系当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内容，在国家开设国防教育的通知文件精神指导下，很多普通高等学校都纷纷开设了相应课程。毫无疑问，此课程对于增强学生的爱国主义观念，开拓学生的视野，以及增强民族凝聚力方面都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是国防教育课程在各个学校实施的过程当中，还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本文对此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希望以此能够对今后国防教育课程在各个普通高等学校的良性开展起到一种积极的作用，从而使国防教育在普通高等学校整个教学体系当中更加完善。 一、普通高等学校实施国防教育课程定位及教学目标分析 在普通高等学校实施国防教育课程的过程中，如何对课程进行定位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对此问题，存在各种各样的观点，但归纳而言，有两类观点比较典型：一类观点认为普通高等学校并不是军事院校，国防教育课程可有可无；另一类观点认为国防是一个国家的头等大事，所以在普通高等学校实施国防教育也就成了至关重要的一件事情，并认为国防教育课程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专业课程，提出大学生应掌握军事知识和相关军事技能。 对于以上两类典型观点必须加以深入分析与思考，以助于我们明确国防教育在普通高等教育体系当中的定位及其教学目标。以下我们从几个侧面对于两类观点进行相应的分析。 提出第一类观点的群体对于国防的理解是片面而单薄的。在我国古代伟大兵书《孙子兵法》开篇言道：“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短短的几句话，便形象生动且极具理论高度地指出了国防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另外，通过翻阅古今中外大量的事例都可以看出全民具有国防意识对于一个国家是何等的重要，这样的事例可以说不胜枚举。远的暂且不说，欧洲小国瑞士两百多年的和平和全民表现出的尚武精神与不屈不挠的意志是一个最好的说明。自宣布中立以来，瑞士人的最后一次战争是1798年抵御拿破仑侵略，此后的200多年间，他们没卷入过任何战争，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其国防教育体制极其完善，民众国防意识极强。正是这种强烈的国防意识造就了瑞士的长期和平。历史上无数事例表明，国防不单单是军人和政府的事情，它与这个国家中的每一个个体都密不可分，每个个体的国防意志汇成整个国家的意志，因此轻视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的观点有其无法避免的片面性。 第二类观点认为国防教育在普通高校何时也不能放松，且要学生深入掌握军事知识和军事技能，这也是有失偏颇的。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由于错误地估计了国际形势，我国长期处于紧张的战备状态，当时的口号“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或许可以更形象地说明这一点。在当时，全国各个部门都投入到了战备状态中，消耗了大量的国力。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在当今非战时状态下实施国防教育，要每个公民接受全面的军事专业技能训练。这样的做法毫无必要，甚至很有可能带来严重的负面作用。目前，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世界主流，片面夸大的畸形国防教育并不能对一个国家的防务起到良好的作用。因此，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当中的定位上，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专业技能与人文素养的相辅相成才能培养出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由此，我们不能夸大国防教育在普通高等学校教育体系中的作用。 鉴于前面对于两种观点的分析，可以看出，国防教育课程在普通高校课程体系中的定位，必须适应它本身的职能和作用，才能起到更好的作用。过于夸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固然不好，对之忽视也会导致诸多弊端。以此可以得出结论，普通高校的国防教育目标重点并不是为了培养指挥官和战士，并不需要全面的专业军事技能训练，它的定位应该是重点强化学生的国防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同时提高大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和素质。这一点，应该是普通高校国防教育的主要目的。 二、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教学内容分析 在探讨了国防教育课程定位和教学目标的基础上，以下进一步分析关于国防教育教学内容设置方面的问题。因为教学内容是为教学目标服务的，教学目标则对教学内容的设置安排起到一种指导性的作用，二者是不可分割的一种因果关系。 普通高校国防教育教学内容包括很多方面，本文主要探讨其中最重要的课堂教学的内容。关于普通高校的国防教育的课堂教学内容基本包括如下几个大的类别：现代国防、军事理论、军事思想、军事高科技、国际军事形势等。对于这几个方面内容的安排实施，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是主要是集中在不同内容在教学过程中的比重的安排上面。有些观点认为军事思想方面的内容应该设置多一些，有些观点则认为军事高科技方面的内容要多一些，存在着种种的分歧。合理分析各种观点，确定切实可行的课堂教学内容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通过前面第一个问题的分析我们已经得出，普通高校的国防教育的目标与定位主要就是要培养学生的国防意识和强化爱国主义精神。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再来分析国防教育课堂教学的内容安排思路就会变得清晰。在课堂教学所包括的几个大类当中，现代国防的内容可以认为是强化国防意识的直接内容，国际军事形势由于与现代国防密切相关，可以认为是准直接内容，而军事思想、军事理论和军事高科技由于偏重于军事且相对专业化而可以被认为是强化国防意识的间接内容。合理地统筹安排和分配这几个内容就成了课堂教学内容的重点。 在对前面提出的几个教学大类的分析可以看出，现代国防可以作为国防教育的“主干”，国际军事形势可以作为“分支”，而其他几个内容可以比作分支的“树叶”，三部分内容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缺一不可。其目的都是为了强化学生的国防意识，增强爱国主义观念。这样一来，在国防教育中，现代国防和国际军事形势在每一个学校的国防教育课程中都应该是不可缺少的。而作为“树叶”的军事思想、军事理论和军事高科技则可以根据每个学校的具体情况加以确定，对于理工科院校，由于所学专业与现代军事科技密切相关，因此不妨多设置有关军事高科技方面的内容。同理，对于文科为主的院校，可以相应地减少军事科技的内容，而加大军事思想、军事理论方面内容的分量。如此一来，必然会收到良好的效果。这样灵活地安排教学内容，可以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热情，收到很好的增强学生的国防意识和提升爱国主义情操的效果。 由此可见，对于国防教育教学内容的安排不应是刻板的、一成不变的，而应当是在不违背教学目标的前提下的生动活泼的设置和安排。由此才能因材施教、因地制宜。我们祖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充分体现了因材施教这一观点。他提出了“人性差异”的观念，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作为理论指南，在教育实践中“教人各因其材”，教授弟子三千，其中贤人七十二，同样学习诗书礼乐、文行忠信，但程度不同，能力各异。史实表明，正是孔子因材施教才造就了门下诸多栋梁之材。同理，国防教育也是如此，对于不同学科、不同地区及不同背景的学生应给予各有差异的教学内容，应在不违背教学目标的原则下实现一种灵动的教育方式。 综上所述，本文对普通高校国防教育课程定位和教学目标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普通高校国防教育课程教学内容的安排等方面的问题，并对此提出了一些看想法，希望能够抛砖引玉。望各界有识之士一起努力，为完善和提高我国普通高校的国防教育事业作出贡献。 目标教育论文:浅析新经济时代成人教育目标创新 论文关键词：新经济；成人教育；目标创新 论文摘要：2l世纪是新经济的时代，新经济的兴起。将对人类现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产生深刻的影响，也必将对直接为经济发展服务的成人教育产生巨大的影响。研究和探讨成人教育目标创新的原则、成人教 育目标创新的作用、成人教育目标创新的规格，将有助于培养更多的同新经济时代相适应的高素质创新人才。 一、成人教育目标创新的原则 成人教育目标创新是成人教育创新过程中的首要问题，对成人教育其他创新活动起着制约作用。 成人教育目标创新，应根据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特别是21世纪国际、国内的发展趋势和特征，并结合成人学生身心潜能的开发和个性的发展，对成人教育的现行目标进行反思调整，并加以革新，使之更能反映新经济的要求和成人学生发展的要求。 1．时代性原则 成人教育目标创新的确定，必须根据国际、国内的发展趋势和特征。从国际背景来看，当今世界经济科技发展主要表现为五大趋势：经济发展全球化趋势；全球信息网络化趋势；新经济逐渐形成和成熟化趋势；现代科学技术加速发展，以及高度分化、高度综合的整体化趋势；各国高新科技和综合国力竞争的全球激烈化趋势。从国内背景来看，我国经济和技术正面临实施“一个体系”——“建设国家创新体系”；“两个战略”——“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三个转变”——“经济体制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经济开放程度由地区的封闭性经济向全球的开放性经济转变”。以上国内外经济和科技发展的时空特征，从根本上规定了新经济社会成人教育首要目标——提高全民族创新素质和培养创新人才，同时也是成人教育目标创新确定的重要原则之一。 2．针对性原则 成人教育目标创新的确定，还必须反映成人学生身心潜能的开发与个性发展的要求。研究表明，个人之间在身心潜能开发和个性发展上有差异，例如，能力、创造力的表现类型不同，兴趣、爱好、专长不同，气质、个性的特点不同，等等。由于这些差异，使个人在反映社会要求和实现自身发展上表现出多样性。因而，个人在成人教育目标上也反映出多样性。所以，成人教育目标的制定，必须重视结合成人学生潜能的开发和个性发展的要求，如果忽视和轻视了这一点，成人教育目标就容易脱离学员实际．最终落空。 结合学员身心潜能的开发和个性发展的需要，承认和尊重个别差异，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在目标定位和实现要求上打破整齐划一、模式一律的格局．鼓励多样性，支持拔尖人才的脱颖而出。潜能开发与个性发展中的重要一条，就是不搞“一刀切”，不搞“模式化”，鼓励和支持学员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和个人的特点，选择和确定成人教育的目标定位和实现要求。 总之，在反映社会发展需要的同时，研究和结合好学员潜能开发和个性发展的需要，是成人教育目标创新的一项重要原则。 3．创新性原则 关于成人教育目标，长期以来，成人教育一直沿用普通教育“传承式”、“封闭型”、“应试型”的教育培养模式，学员知识过剩、创新能力缺乏、竞争意识差。动手能力弱，难以适应岗位工作的需要。对此，必须尽快加以改革，建立起符合成人特点和岗位需要、灵活多样、开放的培养模式。 在教育目标上，要从成人特点出发，由知识型教育逐步向技能型、综合型、创新型教育转变。按照传统的教育观念，要十分重视“三基”，即基本理论深厚，基础知识扎实，基本技能牢固。但是，一个在我们看来“三基”十分薄弱的美国，其国民的创造能力却异常旺盛：1901～2001年诺贝尔设奖100年中，美国人将43％的奖项收入自己囊中，而我们向来以基础扎实而自豪、而闻名，但迄今却与该奖项无缘。虽然这个奖不能说明全部问题，但由此可以引发我们的深刻反思：我们的教育到底要实现什么样的培养目标？尤其是成人教育，与普通教育是有区别的，它应该更追求什么?还仅仅是“三基”吗？非也，我们应该把对学员的创新素质的培养放在重要和突出的位置上。 二、成人教育目标创新的作用 成人教育目标创新，将对成人教育的其他方面的创新产生各种积极的影响，这种影响显示了成人教育目标创新在整个成人教育创新中的地位与作用。具体地说，成人教育目标创新主要有如下作用： 1．导向作用 成人教育目标创新对成人教育其他方面的创新具有导向作用。例如，目标创新对成人教育体制、结构创新的导向作用在于：它引导体制创新向更民主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使体制更具有活力、竞争力；它引导着成人教育体系结构的创新，向更有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方向发展。再如，目标创新对成人教育观念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作用在于：使这些创新向着树立现代终身教育观念，推行和采用实用型教学法、释疑型教学法、讨论型教学法、目标型教学法、活动型教学法的方向发展。其他方面，如课程创新、教育形式与方法创新等，也都会受目标创新的引导，向着轻负、优质、创新的方向发展。所以，抓好成人教育目标创新，犹如抓住了“牛缰绳”，使成人教育其他方面的创新有了明确的导向。 2．动力作用 成人教育目标是成人教育行为要达到的标准，是成人教育活动的希望与理想所在。成人教育目标创新为成人教育确定了更为合乎时代要求和学员发展需要的目标，反映了成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趋势，因而对成人教育其他方面的创新具有一定的动力作用，即它吸引和激励着其他方面的创新围绕目标创新广泛深入地展开，以达到预期的效果。成人教育目标创新的动力作用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创新使确定的新的更有吸引力的目标更合乎人的发展需要，因而易于转化为学员学习的动机，而动机是动力的源泉。二是目标创新活动本身的示范，目标创新的成功为其他方面的创新提供了学习借鉴的范例，因而产生一种吸引、促动的作用，这种作用就是其他方面创新的动力。 3．约束作用 成人教育目标创新对成人教育其他方面的创新具有约束作用，因为成人教育目标对成人教育行为具有约束作用，它要求成人教育行为要以目标为方向、为标准，要围绕目标展开，而不能偏离目标。成人教育目标创新所确定的具体目标和所反映的思想，为其他方面的创新实施提出了要求，提供了衡量的标准。例如，目标创新确定了以培养学员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这一重点就要求教学创新做到爱护和培养学员的好奇心、求知欲，帮助学员自主学习、独立思考，扶持学员的探索精神、创新思维，营造真知、追求真理的氛围，为学员的禀赋和潜能的充分开发创造一种宽松的环境。如果不是这样，仍然坚持教师单向灌输知识，以考试分数作为衡量教育成果的唯一标准，以及过于划一呆板的教育教学制度，目标创新所确定的重点任务就难以实现。再如，成人教育方式方法的创新，也要受到目标创新的约束。坚持素质教育、培养创新人才的教育目标，就要求教育方式灵活多样，方法科学并具有艺术性，尤其是要运用现代化的教育教学手段，推行创造性的教学方法，如果不是这样，就难以培养创新人才。总之，成人教育目标创新对成人教育其他方面的创新具有约束作用，这种约束作用能够确保其他方面的创新与目标创新保持一致，以便取得预期的效果。 三、成人教育目标创新的规格 1．适应新经济的道德要求，培养新型的社会公民 以高新科技产业特别是信息技术产业为支柱的新经济对生产者乃至整个社会的公民，都提出了新的包括道德方面的素质要求。高新科技的发展所带来的新的社会伦理问题、道德问题都将是工业经济时代或当今社会所未曾有过的。新经济的发展对社会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就为人类提出了新的伦理或道德规范，只有在物质文明与相应的精神文明同步发展的同时，未来的社会才是人类理想的社会。针对新经济时代由于高新科技及其产生的发展所带来的伦理与道德问题，成人教育就应当及早研究相应的对策。在培养新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各类专业人才的同时，应进行与之相适应的伦理道德的教育。使成人学生充分认识到高新科技发展和新经济时代可能出现的各种不道德甚至犯罪的行为，自觉遵守有关法律法规与道德规范和抵御各种不良道德行为的侵蚀，成为新经济时代的新型公民。 2．适应新经济社会创新性的要求，培养成人学生的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和创业才能 对成人学生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和创业才能的培养是我国传统成人教育乃至整个教育的弱项，而这一点正是新经济时代人才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尽管在以往的成人教育目标中有所提及，但培养适应新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人才，应当把这一条放在培养目标的重要位置而予以高度重视。 所谓创新精神，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实际上是指成人学生的整个创新素质，其中包括创新意识、创新情意、创新思维、创新个性、创新品德、创新美感、创新技法。 所谓创新能力，是指能产生符合某种目标、新颖而具有社会或个人价值的产物的能力。创新能力是一个从低到高的连续体，成人教育要注重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加强创新教育，开发学生的创新潜能，树立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品格。使之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的灵魂，新经济腾飞和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 所谓创业才能，创业是人生必经之路，从人一生的生存和发展来看，每个人都在不同层面、不同阶段、不同环境里从事着创业活动，都在用自己的努力改变着自己的一生，同时恰恰是每个人的创业活动，创造性、决定性和历史性地成就了人类的所有文明，并演绎着人类的历史。走创业之路、成创业之才，正是新经济时代成人学生的精神风貌。 3．适应新经济开放性和全球性的特点，培养成人学生的开放意识、世界眼光及国际交流的能力 新经济的开放性及全球化的特点也必将带动整个社会的进一步开放，新经济时代无论是生产还是生活，都将与整个世界的潮流息息相关。任何国家都摆脱不了他国带来的影响，也不能脱离国际社会的影响而存在。不了解别国情况，不掌握世界动向，就难以在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新经济的这一特点与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要求成人教育培养的人才必须是外向型的，也就是具有开放意识、世界眼光与国际同行打交道的能力，这些是我以往的成人教育目标所忽视的，也正是今后必须改革和创新的。 4．适应新经济信息化、社会学习化的要求，培养成人学生的自主学习与获取信息的能力 传统的成人教育目标强调成人学生对已有知识特别是专业知识与技能的掌握，对成人学生自主学习或获取知识的能力没有给予高度的重视。当代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知识总量剧增、更新率加快、信息时代的到来以及新经济的萌发，使在校所学的知识与技能难以适应毕业后工作的需要，只有不断学和掌握新的知识、获取新的信息，才能适应未来社会——学习化社会的需要。因此，在使成人学生掌握必要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的同时，重视成人学生自主学习和获取信息能力的培养，必须成为成人教育目标创新的重要内容。 5．适应新经济对知识综合化的要求，培养成人学生完善的知识结构 与工业经济时代由于生产的专门化对人才知识专门化的要求不同，新经济时代由于生产的综合化要求人才的知识结构也必须是综合的。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专才与通才的区别。工业经济特别是中期以前的工业经济需要的是专才，工业经济后期开始提出通才的要求，而新经济所需要的人才必须是通才，这种人才必须具有较广泛的知识基础。新经济对通才的需要还决定了知识更新率的加快和社会职业变换的频繁。适应新经济发展的要求，成人教育目标中关于学生知识结构的要求必须转变，要由原来过于重视专门化的知识结构，转变为强调综合化的知识结构，以此增强成人学生对瞬息万变社会的适应能力。总之，适应新经济要求，在成人教育目标中的人才知识、技能和能力方面，要把成人学生培养成为基础较宽、适应能力较强的通才；从整体培养目标上来说，就是要培养创新型、综合型、应用型等全面发展的专业人才。这是现代学科发展的需要，也是现代人才的需要，更是新经济时代的需要。 目标教育论文:关于目标管理模式下研究生党员教育体系的构建 论文摘要：新时期研究生党员的特殊性进一步显现，其教育管理面临难以解决的问题。通过目标管理模式以彰显研究生党员的先进性，其包括创新意识、卓越品质和研究技能三个要素。研究生党员的目标管理遵循制定目标、确立实施策略和考评成果这些环节，目标管理的实施将成为研究生党员教育体系中的“朝阳产业”。 论文关键词：目标管理；研究生；党员教育；先进性 新形势下高校研究生的党建工作需要增强实效性和科学性，我们可以借鉴目标管理的原则和方法将基层党组织的基本职责采用定性和定量的方式加以分解，落实到每一个研究生党员的身上，通过制定研究生党员的教育目标、确立实施策略等方式，动态地管理研究生党员。研究生党员的目标管理模式从行为科学理论衍生出来，结合党的建设的传统经验，有效地提升了管理绩效。在研究生党员中采用目标管理的理论和方法，既吸收了传统学生党员教育的经验，又可以解决传统管理模式下存在的问题，从而探索行之有效的研究生党员教育模式。 一、高校研究生党员群体的特殊性 根据2009年党内统计数据，全国党员队伍稳步增长，总数比上年增长了2.7%，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党员继续保持增长势头，增长了1.7个百分点，发展大学生党员的数量占全国发展党员总数的38.5%，党员队伍中具有研究生学历的占2.1%，比例有所提高。 研究生党员具有一定的专业理论知识，思想上较为开明活跃，由于研究生党员年龄跨度大，生源来源多种多样，科研方向大相径庭的特点决定了它内在的特殊性。第一，研究生党员的比例较高，占到研究生总数的40%~50%，不少学生在本科学习中逐渐加入党组织，他们的自我意识较强，拥有较强的自我教育管理能力，为我们在研究生党员中开展目标管理打下了良好基础。第二，由于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物质的诱惑和追求导致研究生党员的集体意识削弱，自我倾向日益明显。第三，研究生党员在入党前后表现差距大，没有起到党员模范作用，“入党前拼命干，入党后松一半”生动地描述了部分党员淡化权利和义务的现象。随着对自身要求的降低，导致学业成绩下降，更奢谈公益服务和主人翁意识。 当前研究生党员教育存在的难点有：重视专业素养，轻视思想道德修养，个别研究生党员平时专注于专业知识的学习，放松了理想信念的磨砺，对我党的基本、重大理论问题认识模糊；个别党员存在极端的自私自利，在现代化与西化中了放弃了优秀的传统道德；第三，学习时间分散，研究生的学习方式与本科生存在极大差别，目前研究生的学制一般为3年，课堂教学只占学习时间的少部分，学位取得主要依靠科研课题的研究，专业化趋向极其明显，因而组织研究生党员进行集体的学习教育活动存在较大不便。 二、目标管理模式彰显研究生党员的先进性 研究生党员的教育，必须牢牢把握保持先进性这个核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指出“对大学生党员要加强党员先进性教育，使他们严格要求自己，提高党性修养，充分发挥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骨干带头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保持先进性，是贯彻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是党的建设的生命线”。在新形势下，研究生党员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保持他们的先进性，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肃、现实的课题。 在思想、组织、作风等方面所展现出来的先进性是研究生党员素质的重要体现，先进性的涵义和侧重点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具有一定的情景性。在强调民族创新和国家创新的浪潮中，研究生党员先进性应包括意识创新、卓越品质和研究技能与方法的推陈出新。 （1）意识创新为研究生党员提供了蓬勃的思想动力，也为其科研活动提供了指南。意识的创新包括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领先意识，立足于研究课题的本质，以领先为目标，不简单、盲目地重复他人的研究；二是创造性思维，创造性思维意味着在研究中敢于打破常规，怀疑一切，尤其敢于挑战权威，打破固有僵化的思维定势。 （2）合理的知识结构、良好的科学素养以及刻苦勤奋的钻研精神等卓越的品质是研究生党员发挥先进性的基础。首先，合理的知识结构是从事科研活动并取得成就的前提条件。现代学科的发展呈现不断的分化和综合，战略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不断产生，各个学科在边缘和中心之间相互转化，这些需要研究生党员拓展知识面，形成合理的知识结构，成为有宽厚的学科基础的复合型人才。其次，谦虚谨慎的科学研究态度，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遵循学术规范，形成优秀的科学素养。再次，勤奋刻苦的钻研精神是卓越品质的重要方面。纵观人类历史上重大的科技进步，从来都是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而得到的。在追求卓越的过程中，急功近利的冒进、贪大好多的奢求从来都不会获得成功。 （3）研究技能与方法的推陈出新是研究生党员先进性的又一重要方面。研究生党员要想在科研实践中体现出与时俱进，就必须在研究技能和方法上不断推陈出新。研究技能的不断改进包括将思维和操作技能在现实和超常规两个层面相结合，操作技能的超常规创新是及时获取最新信息的方法论要求。研究技能能否突破，是将意识创新和卓越品质由潜能和理想转化成现实的关键点和主要媒介。 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践引导，目标管理模式有利于激励研究生党员的创新意识，塑造创新品质，提升和强化创新技能，进而彰显研究生党员的先进性。 三、研究生党员教育在目标管理中的范式分析 1954年，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在其名著《管理的实践》中最先提出了“目标管理”的概念，[2]其后他又提出“目标管理和自我控制”的主张。目标管理（Management by Objective）是以目标为导向，以人为中心，以成果为标准，而使组织和个人取得最佳业绩的现代管理方法。彼得·德鲁克认为，并不是有了工作才有目标，而是相反，有了目标才能确定每个人的工作；如果一个领域没有目标，这个领域的工作必然被忽视。因此管理者应该通过目标对下级进行管理，当最高层管理者确定了组织目标后，必须对其进行有效分解，转变成各个部门以及各个人的分目标，管理者根据分目标的完成情况对下级进行考核、评价和奖惩。 由此，研究生党员的目标管理须遵循目标的制定、确立实施策略和考评成果这一环节。 首先制定科学的目标：（1）我们必须要明确研究生党员实施目标管理的理论依据和原则。制定考核指标时依据高校在建立创新型国家和建设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的党建目标，以《中国共产党党章》和学校的研究生党员教育管理的规章和文件为理论依据，把握好原则。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是研究生党员实施目标管理时选择科学目标导向性的依据。（2）科学制定目标管理的考核依据和标准。如何保证研究生党员在目标管理中的自主性是我们制定考核指标过程重点思考的问题，它的关键点是结合党员的一般性和特殊性，把其考核依据划分为“标准指标”和“扩展指标”。“标准指标”针对了研究生党员教育的一般性特点，面向所有的研究生党员；“扩展指标”针对了研究生党员在不同学习阶段和不同的专业方向的特殊性。（3）研究生党员的目标管理不仅在形式上，在实践中也要发挥党员干部的主体性。一方面要做好目标管理的宣传，让研究生党员细致了解“标准指标”，同时也要让研究生党员参与制定“扩展指标”。这种在自下而上方式会使广大研究生党员产生对目标管理方式的认同和积极参与，明确考核目标的要素后将促使热情地投入到学习中，达到自我激励，增强自我管理使命感。 确立实施策略：研究生党员的目标管理要注重全面性和普遍性，应该首先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目标管理的实施阶段需要研究生党员不断转换角色，既要做好管理者，也好做好被管理者，通过自下而上和从上到下的坚决执行来实现。（1）明确每个党员的责任范围，强化自我管理的意识，确定在目标管理中研究生党员达成目标的数量、时间要求，强化责任意识和主人翁意识，充分发挥每一名研究生党员的自主性和创造性。（2）加强研究生党员的过程管理，提高研究生党员之间交流的效率和质量，创新研究生党建模式，从强调结果到重视过程，在这一过程管理中确定一些“关键点”作为控制点。（3）采取灵活的措施，以多渠道的管理来保证目标管理指标的实现。坚持做到“纵向管理到底，横向管理到边”；做到形式和方法灵活，同时坚持标准，“动态管理到人，静态管理到位”。 合理考评成果：这才能对研究生党员在新一轮目标管理中的定位起到明晰、同时起到激励和导向作用。考评成果时要做到：（1）坚持内外结合。不仅要求研究生党员自评，同时也要有民主评议会，还要采取群众调查及导师意见结合的方法，增大客观因素的可控性，减少主观因素的负面影响。根据研究生党建的鲜明特点，应将部分务虚的指标转化为实实在在的量化指标。但由于党建工作自身的特点，不能完全量化，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式，提高目标管理成果的可用性和可控性。（2）全面考评，着重强调“扩展指标”的特色。不同专业方向的研究生党员在知识结构、研究意识等方面不尽相同。所以“扩展指标”的评价要依据研究生党员不同的专业方向的特点而有所不同，体现出研究生党员教育中的综合素质评价，突出研究生党员教育的实效性。（3）考评须确定一定的激励标准。考评过程要有客观的量化标准，考核达成目标的程度，同时要评价研究生党员的主观努力程度，根据设定的激励标准给予激励，不仅给予精神上的奖励，同时也应有一定的物质奖励，同时将考评结果存档，以备在每年的评优评先工作中确定优秀的研究生，也可以作为助学金评选的标准之一。（4）考评工作结束以后，需要及时反馈成果到每一名研究生党员，同时每一期确定的教育目标、实施策略和考评形式要保持必要的连续性，确保目标管理的连续开展。 四、目标管理是研究生党员教育的“朝阳产业” 在研究生党员教育中运用目标管理对党员教育体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它有助于塑造党员良好的形象，提升高校研究生党建工作的效率。研究生党员必将在社会生产实践的各方面发挥积极的带头作用，同时目标管理也增强了研究生党支部的向心力，充分发挥了高校党建工作的思想政治优势，尤其体现了基层党组织非凡的组织领导能力，它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 通过目标管理研究生党员获得优秀评价的比例大幅度增长，同时更加主动地发挥了高级人才社会服务的功效。目标管理模式对研究生党员教育的制度建设起到了推动作用，它完善了党员小组的学习制度，规范了发展党员的工作，强化了组织纪律观念。支部组织生活成为研究生党员交流研究课题的重要渠道，同时丰富了高校学生党建中组织活动的内涵。在教育管理的方法和手段上，充分发挥网络宣传的阵地作用；在实践方面，结合社会热点问题和专业知识，鼓励研究生党员走入社会，增强了研究生党员的大局观，增强了他们的政治敏锐性，彰显了研究生党员的先进性，不仅提高了研究生党员自身的素养，同时也增强了高校研究生党员教育的实效性。 广大研究生是未来高素质创新人才群体的主体力量，研究生党员则是研究生群体中先进性的集中代表。现阶段，通过目标管理模式加强研究生党员教育，才能永葆先进性，为创造和谐大学校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贡献力量，目标管理在研究生党员教育体系中必将成为“朝阳产业”，进一步焕发活力。 目标教育论文:试析学科教学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 论文摘要：学科教学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符合《新课程标准》的要求。“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是新课程的三维目标，无一例外需要依托心理规律去实现，特别是情感态度的获得和价值观的形成。具有心理健康教育能力的教师将较容易接受新课程的教育理念，采用新的教学方式，成为学生学习的促进者、学生探究的合作者、学生发展的引导者，引导学生习得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的学习方式，实现新课程改革的目标。因此，基础教育改革需要心理健康教育，需要在学科教学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 论文关键词：学科教学；心理健康教育；目标 学科教学渗透，是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主渠道。课堂是学校开展教育活动的主要场所，学科教学不仅是科学知识传授的过程，也是学生实现心理发展的过程。从教育资源层面来说，各科教学本身就包蕴了十分丰富的心理健康教育资源，无论是社会学科、自然学科，还是体艺学科，都蕴含了大量认识自我、挖掘潜能、完善人格品质等方面的教育内容。在各科教学过程中渗透有关的知识，可以使学生受到真、善、美的教育，提高自身的心理素质。 有靶子，枪射击才有方向。同样，教师要明确学科教学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才有利于在教学中有的放矢。学科教学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是学科教学目标与心理健康教育目标的有机结合。教师既要明确每节课的教学目标，又要明确每节课的心理健康教育目标。一般而言，在学科教学中，教师要力图达到以下八个心理健康教育目标。 一、激发学习动机 学习动机就是推动、引导和维持人们进行学习的一种内部力量或内部机制。 学习动机的激发是利用一定的诱因使已形成的学习需要充分调动起来，即由潜在状态转化为活跃状态，成为学习活动中的积极因素。作为教师可采用如下方法：创设问题情境，实施启发式教学；所选学习材料具有科学性与趣味性；进行正确的评价和适当的表扬与批评；适当开展竞赛；正确指导结果归因，促使学生继续努力。 二、培养学习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生对某一学科有兴趣，就会持续地专心致志地钻研它，从而提高学习效果。 学习兴趣的产生与教学有密切的关系。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方法为：第一，增强教材的趣味性、系统性、科学性。有趣的、能逐步掌握的、可获得科学知识的教材，易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第二，提高教学水平，使学生不断获得新知识，并能将其成功地运用于实际，及时得到强化。这样的教学过程，学生就会觉得饶有兴味，学习兴趣就会日益浓厚。第三，了解学生的已有兴趣。新的学习兴趣很少凭空出现，它多半是已有兴趣的衍生物，因此，摸清学生已有的学习兴趣，就有了扩展和提高其学习兴趣的基础。第四，帮助学生提高认识。帮助学生认识学习某一学科（或材料）的社会意义及其与个人的关系。 三、树立学习自信心 在心理学中，与自信心最接近的是班杜拉在社会学习理论中提出的自我效能感 (self-efficacy)的概念。自我效能感指人们对自己是否能够成功地进行某一成就行为的主观判断。自信心是人成长过程中影响最大的一个因素，自信心强，则人际沟通能力、理解能力、判断能力都能有长足的发展；相反，自信不足会造成自卑甚至自闭，对成人后的世界观、人生观都会产生消极影响。 教师在教学中可以从以下几点做起培养学生的自信心：调整与学生的关系；注意言传身教；重视与保护学生的自尊；让学生从成功的喜悦中获得自信心。 四、实施潜能开发 学生的潜能犹如一座待开发的金矿。有些学生暂时没有成功，并不是因为没有足够的能力，而是因为潜能没有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在学科教学中实施潜能开发，主要是指开发学生潜在的心理能力，发展其个性特长。在实施潜能开发时，教师要注意学生的个别差异，因为有的学生性格外向，气质属于偏多血质，善于表现自己，较早脱颖而出，才能易被人早发现；而有的学生性格内向，气质属于偏粘液质或抑郁质，不善于表现自己，常被人忽视。教育专家认为，在“有潜力的中下游学生”身上，上升的潜力和致命的弱点同时存在。教师如果引导得当，他们可能上升到中游乃至上游，若没及时扭转，可能会一直默默无闻。 怎样才能使学生的潜能变成真正的学习能力呢？教师既要激发起学生强烈的成功欲望，还要让他们掌握成功的方法，更重要的是要培养他们顽强的毅力，敢于挑战任何困难。要加强注意力的训练，从课堂45分钟开始抓起。要让学生全身心地投入学习，学一分钟是一分钟，让每一分钟都发挥效用。针对一些中下游学生平时不努力，到考试之前才临时抱佛脚的现象，要培养他们学习的计划性，使其改掉懒散的毛病。当学生与他人进行比较而产生强烈的学习愿望的时候，教师要及时帮他们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进而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 五、养成良好学习习惯 教育重在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良好学习习惯的养成，对一个人的一生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教师应从课堂教学抓起，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 教师在学科教学中要重点培养学生掌握“五环修学法”。“五环”是指预习、上课、复习、作业和小结，“修学”是指学生上课跟着老师学习课程。预习是准备，上课是关健，复习是巩固加深，作业是练习运用，小结是系统提高，不重视哪个环节都不行。五个环节的习惯养成了，学习成绩就提高了。 六、锻炼人际交往能力 人际交往能力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能力，是个体社会化的核心。心理健康的人乐于与人交往，能悦纳他人，能适应环境。课堂是锻炼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的重要平台。首先，教师要给学生创造表现自己的机会，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够在师生面前展示自我。如设置一些启发性问题，让学生站起来回答，或者走到讲台前回答，把全体学生的目光都调动到回答问题的学生身上。其次，教师要利用课堂优势，培养学生的言语交际能力，根据学生的性格、气质特点，促进学生敢说、会说、能说，同时要帮助学生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使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相互了解，相互帮助，达到促进学习、共同进步的目的。 七、塑造乐观开朗的性格 性格是指表现在人对现实的态度和相应的行为方式中的比较稳定的、具有核心意义的个性心理特征。性格主要体现在对自己、对他人、对事物的态度和所采取的言行上。心理健康的人愉快、乐观、开朗、满意等积极情绪状态总是占据优势，虽然也会有悲、忧、愁、怒等消极的情绪体验，但一般不会持久；能适当地表达和控制自己的情绪，喜不狂，忧不绝，胜不骄，败不馁，谦逊不卑，自尊自重，在社会交往中既不妄自尊大也不畏缩恐惧；对于无法得到的东西不过于贪求，争取在社会规范允许范围内满足自己的各种需求，心情总是开朗、乐观的。一个学生的情绪状态如何，是衡量其心理是否健康的重要标志。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注意观察学生的情绪变化，并不失时机地调动每一个学生的积极性，培养他们活泼、乐观、开朗的性格特点。 八、探讨生命教育 河南大学刘济良教授提出，生命教育是“在学生物质性生命的前提下，在个体生命的基础上，通过有目的、有计划的教育活动，对个体生命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过程，进行完整性、人文性的生命意识的培养，引导学生认识生命的意义，追求生命的价值，活出生命的意蕴，绽放生命的光彩，实现生命的辉煌”。生命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前提，同时还是教育的最高追求。因此，素质教育必然要成为以提高人的生命质量为宗旨的教育。在小学低年级阶段，以“认识生命”为教育重点；在小学高年级阶段，以“珍惜生命”为教育重点；在初中阶段，以“尊重生命”为教育重点；在高中(中职)阶段，以“热爱生命”为教育重点。让学生体会生命的无常，珍惜自己，关怀别人；让学生了解生命的意义，感恩惜福，爱护大自然；让学生珍惜生命的价值，乐观进取，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值得注意的是，在确立学科教学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目标的同时，教师要明确学科教学目标是“主目标”，心理健康教育目标是“副目标”。教学设计主要围绕学科目标而进行，不能把本学科的课上成心理健康教育辅导课，而应将两者有机结合，有效完成教书育人的任务。 目标教育论文:试析“从心所欲不逾矩”—论高校网络道德教育目标 论文关键词:虚拟　社会道德规范　他律　自律 论文摘要:计算机网络的发展严重冲击了现实社会的道德规范，使高校德育面临严峻的挑战。本文从现实道德与网络道德的关系出发，论述了高校网络道德教育的目标一“从心所欲不透矩”。 21世纪是网络信息时代，从经济到政治、从军事到科学、从教育到社会的一切领域都被信息技术所覆盖。互联网不仅仅是一个计算机网络，还是一个庞大的、实用的、可享用的公共信息源，也是一个面向芸芸众生的社会，是现实社会的延伸。与现实生活所不同的是，这是一个广漠无边的虚拟的社会。 网络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场社会物质生活方式与日常交往方式的变更，……更为根本的是人们的价值坐标系存在意义标尺的转变”。在计算机和互联网带给我们的虚拟空间里，人们一方面可以随心所欲地得到自己想得到的知识和信息，同时可以在互联网上向未曾谋面的人传递、散发自己想推广的信息，宣泄自己的情绪。选择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操作者手中，而这些获得和拥有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不过是敲几下键盘，点几下鼠标而已。在网络构建的虚拟空间里，操作者堪称“从心所欲”。 相对于现实社会，这个开放自由的虚拟社会具有以下特点:首先，网络社会的载体具有开放性、无序性特点。它改变了现实社会的时空结构，人们可以自由地进人各种网络社区，寻找自己感兴趣的信息，挑选自己喜欢的交往对象，发表自己的各种看法。当然，这种开放也同时带来了“放弃稳定”、“失去真实”、“信息不对称传播”、“追新求异”的风险。其次，网络社会是虚拟的，其主体具有匿名性。人们在网络社会中的活动形式与现实社会有极大的不同。网络时代的界面机器，使信息传播与交流按“人一机器一人”的模式进行，而不同于现实社会中“人一人”面对面的直接交流。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有思想、有情感的人在信息传播交流网上不过是一个符号，彼此的真实姓名与身份被隐匿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言行可能处于“无道德”状态。这种“匿名性”容易导致行为主体的责任心退化和社会监督机制的弱化。第三，网络文化具有自主性，其内容具有共享性。互联网上的任何信息都是共享的，其信息可以自由传播，而且传播面广，速度快。建立在行为主体自愿、自主和自由游戏规则之上的网络世界，在使个人获得前所未有的便利的同时，也制造了大量的伦理道德问题，如情感焦虑、黄毒泛滥、病毒猖撅、窥探隐私、恶意攻击、网络诈骗、侵犯知识产权等等。互联网的发展，给现实社会的道德意识、道德规范和道德行为带来了严重的冲击和挑战。人们道德意识的淡化、现实道德规范约束力的下降、道德行为的失范，这些问题仅仅依靠网络技术的完善来解决是不可能的。因为“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是取决于工具”信息社会的开放性、无序性、匿名性和自主性凸显了对公民自我管理、自我负责的治理要求。 互联网是人们为了满足各自的需要而自发自愿连接建立起来的。在网络空间中，人们自己对自己负责，自己管理自己，并根据自己的需要独立地选择网络服务的项目和内容，决定和接受何种信息，这种个体自主性的体现是任何传统通讯方式所无法比拟的。而网络道德规范的确立与发展，也是人们为了维持正常的游戏秩序而自发订立、自觉遵守的。我国互联网发展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并且已出现大量的道德失范现象，应高度重视网络道德的宜传与推广，从而促使人们树立网络道德责任意识。 目前我们面临的形势是一种被网民普遍认可的、具有广泛约束力的网络道德尚未形成，而传统的道德又面临着危机与挑战。在这种道德无序状态下，人们甚至不能明确判断哪些行为是道德的，哪些行为是不道德的。由于对自己的行为缺乏判断的标准，很多人做出了一些在现实世界中难以做出的粗暴、无礼行为，甚至进行盗窃、人侵等犯罪行为，而这些行为也不过是敲敲键盘，点点鼠标而已。高校是网络普及程度最高的地方，享有“第四媒体”之称的网络对高校学生的影响力及覆盖面远远超过了书籍、报纸、广播、电视等其它传统媒介。在大学生获取信息的各种途径中，网络高居榜首。网络正以空前的速度和力量进人大学生的生活，并影响着他们的道德观和价值观，这对高校德育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如何充分利用网络对大学生进行道德教育以及如何对学生进行网络道德教育，成为摆在高校德育工作者面前的严峻课题。我们不能听任大学生在网络空间的道德无序状态下进人网络世界，也不能消极等待网络道德自发地形成后才开始对大学生进行教育。在基本的网络道德规范形成以前，我们可以提出一些基本的“道德底线”，并通过对大学生的教育和宣传，将其转化为人们的内在信念和行为习惯，以此来引导大学生的信息行为。 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规范，社会的变革遵循着从失落到规范，从无序到有序，从失衡到平衡的发展轨迹。在互联网这样的虚拟世界中也同样，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我国自1994年2月18日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系统保护条例》以来，在1996年、1997年、1999年、2000年先后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网络管理暂行规定》、《中国公众多媒体通信管理办法》、《国际互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和《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条款。这些法规条例对依法治网、净化网络文化环境起到了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但是，立法不等于网络环境净化的全部，法治与德治并重，才能有效地治理网络环境。在网络空间这样的虚拟社区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生长发育的过程中，网络道德的建设尤为重要。它是规范网络、营造健康和谐的网络文化环境的关键环节之一。国外的一些计算机网络组织已经为其用户制定了一系列相应的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网络行为的方方面面，如电子邮件使用的语言格式、通讯网络协议、匿名邮件传输协议等等。美国计算机协会是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它希望其成员支持下列一般的伦理道德和职业行为规范:(1)为社会和人类做出贡献;(2)避免伤害他人;(3)要诚实可靠;(4)要公正并且不采取歧视性行为;(5)尊重包括版权和专利在内的财产权;(6)尊重知识产权;(7)尊重他人的隐私;（8)保守秘密。这对于我们规范大学生的网络行为，并对其进行网络道德教育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网络本身是现实社会的一部分，是现实社会生活的反映，因而网络道德与现实社会的道德具有一致性。就大学生对网络的接受而言，虽然网络已渗透到大学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大学生的道德素质正产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但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道德理念等在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现实生活，他们对网上信息的甄别仍取决于平时所接受的教育和积累的经验。就网络道德的特性而言，虽然网络道德是由于虚拟空间的出现而产生的新的要求，它与根植于物理空间的现实道德有所不同，但不能因其存在的差距而认为要建立一套全新的、完全不同于现实社会的道德体系。现实社会中的道德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它的运行机制反映了人们社会活动的一般规律，并且对规范人们的行为和保障社会的有序运行是行之有效的。有的大学生置身于网络空间中，认为找到了可以自由翱翔的天空，可以摆脱现实社会的种种约束，不必履行现实社会的道德规范。实际上，网络行为也是社会实践的一部分，人们的网络行为和其它社会行为应该是统一的。美国计算机协会为其成员所制定的伦理道德和职业行为规范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网络生活作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其道德规范源于现实社会道德规范。网络道德的建立和发展，是立足于现实社会的道德基础上，运用既有道德的一般原则培养起来，并在网络活动中形成现实合理的网络道德规范，形成统一的网络社会的道德体系。因此，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不仅与其现实社会道德教育是一致的，而且，现实社会道德教育还应该成为网络道德教育的前提和保障。 当前大学生对网络的认识，普遍偏重于技术的掌握和运用，他们为网上所传递的丰富多彩的信息和自由交往的形式所吸引，充分地享受网络所带来的各种便利，但对于网络对自身素质发展的影响、网络道德失范等问题缺乏思考。事实上，在网络技术推广运用过程中，诸如网络的本质是什么?网络给人类社会究竟带来了什么?如何正确利用网络、正确看待网络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弊端?这不仅是大学生应当思考的问题，更是高校德育应当高度关注的问题。因此，在高校网络道德教育中，我们一方面要宜传推广网络技术的合理利用，指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体系、健全道德法制观念，帮助其加强个性锻炼、完善人格修养，进而从主观上净化大学生在网络中的行为，提高其在网络社会中的政治觉悟，树立在网络社会中的是非观，增强他们在网络社会中的责任感。另一方面要在加强现实社会道德教育的前提下，加强网络道德的宣传力度，在大学生中明确现实社会道德规范在网络社会中的价值和意义，并用现实社会道德教育的方法和手段，发展和弘扬既有的道德优势，从而进一步提高大学生网络道德践行能力。 网络道德作为网络世界的道德规范，一方面能够对人们的信息行为提供判断的标准，另一方面又可以对人们的信息行为加以制约和约束。与现实社会不同的是，这种制约和约束，主要依靠主体的“自律”，即自己约束和控制自己。当然，网络道德的“他律”作用还是存在的，只不过由于虚拟世界的特殊性，这种作用较难得以发挥。由于网络道德环境缺乏他人的干预、过问、管理和控制，这就要求人们有较高的自律性。如果说传统社会的道德主要是一种依赖性、他律性道德，那么网络道德则是一种自主自律的新型道德。 网络道德的建立对规范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广大网民的网络行为会起到积极作用。但网络道德操作性比较差，因而教育大学生自觉强化自律精神和责任意识，自觉遵守网络道德，履行一个公民应尽的社会责任，成为高校网络道德教育的关键出发点和归宿点。网络道德最终通过个人的自律才能真正落到实处。“一个不能克服自身相互斗争的因素的人，又怎能抗拒生活的猛烈冲击，怎能安静地从事活动呢?”没有道德的自律，一切网络道德规范都不能成为实存的道德行为和道德风尚，而只能成为无意义的虚设之物。所有的网络规范要实现其价值，成为实际的道德风尚，只有通过主体自愿地认同道德规范并加以践行，从而将外在的网络道德要求内化为自觉的行动。唯其如此，才能约束网络行为的“为所欲为”，使之成为“从心所欲”而又“不逾矩”的行为。就网络道德的内化而言，慎独是遵守网络道德规范的重要途径。慎独是指人们在没有社会和他人监督的情况下，仍能保持清醒的自我约束，坚持符合社会规范的道德信念，自觉地按正确的伦理准则行事，其基石是人的良知。慎独是一种道德境界，是自律的前提和保障，努力提高自身的自律能力，从而达到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道德境界，这是高校网络道德教育的目标所在。 目标教育论文:高职心理健康教育面临的问题、困境及目标体系构建 摘要：高职学生的主要心理健康问题有性格不佳、品行不良、情绪波动和学习困难四种类型。高职学生的心理素质教育目标体系可以分为智能目标、思想品德目标、个性目标和职业指导目标四个方面。 关键词：高职；心理健康教育；问题与困境；目标体系 心理健康教育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与难点，也是教育工作者、家长和学生广泛关注的焦点。高等职业院校（以下简称高职）作为高等教育中的弱势群体（一些家长和学生甚至认为职业教育属于“三流学校、三流教师、三流学生”），在普通高校迅速扩招、就业压力越来越大的背景下，高职学生较之普通高校学生在思想和精神上面临着更大的考验，在心理上承受着更大的压力，因而其心理健康教育也同样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困难和挑战。 高职心理健康教育面临的问题 高职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既根源于学生身心素质本身，也受到家庭和社会的重要影响，既有普通高校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共性，也有自身的特点，最主要的问题有以下四种类型： 性格不佳性格是指人对现实的态度和行为方式中比较稳定的独特的心理特征的总和，对品德的形成、个性的发展乃至事业的成败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爱因斯坦曾说过：“优秀的性格和钢铁般的意志比智慧和博学更为重要……智力上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性格的伟大，这一点往往超出人们通常的认识。”高职学生往往因为求学道路或人生道路上遭遇过多的坎坷而性格不佳，怯懦、自卑、狭隘、嫉妒、敌对、暴躁、猜疑等现象严重。陈国梁、唐慧敏通过调查认为：职业院校学生“目标模糊，学习缺乏动力；自信心不足，自卑感较严重；依赖性过强”。教育部前两年在全国8个省市、七十多所高校近两万名大学生开展的心理健康专题调查显示：高职学生的性格不佳主要表现为自卑自弃、性格脆弱、狭隘独尊、自我封闭、是非迷惑、诚信反叛。可见，高职学生性格不佳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品行不良品德是个人依据社会道德采取行动时表现出来的稳定的心理特征和倾向，是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行为的综合体。其中道德行为是品德的核心成分。一个人的道德面貌如何，最终要通过道德行为表现出来。品德的形成具有多端性和复杂性，道德认识是道德情感产生的基础，而道德情感又影响着道德认识的形成及其倾向性，人们在道德认识和道德情感的基础上产生道德动机，并引发出一定的道德行为，道德意志调节和控制一个人的道德行为，使之贯彻始终，成为道德行为习惯。品德的形成是这四个基本成分共同发生作用的一种综合平衡发展的过程，当这个过程的任何一环出现问题时，品德的形成便会受到影响，从而出现品行问题。高职学生相对于普通高校的学生来说，品行问题原本就不理想，经历高考失利之后，挫折感严重、自信心不足、理想信念扭曲、学习和生活目标不明，品行问题更显突出。根据笔者对广西4所高职院校1200名学生的研究，高职学生有过品行问题的占71.8%，共862人，其中排在前10位的依次是：考试作弊（55.6%）、破坏公物（43.8%）、暴力行为（33.5%）、藏有色情刊物或图片光盘（31.8）、逃学（28%）、酗酒闹事（23.5%）、偷窃（21.8%）、骚扰异性（19.5%）、恐吓他人（16.9%）、赌博（14.3%）。 情绪波动，情感不稳情绪和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态度体验及相应的行为反应。情绪和情感与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也是衡量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之一。美国心理学家特曼（l.m.terman）在1921年曾对25个小学中选出的1508个智商较高的男女同龄学生进行追踪研究，在他们成年以后，以事业成败为标准，将他们分为“非常成功”、“比较成功”和“失败”三类。他对150名最成功的智力优越者的研究结果表明，能取得卓越成就的人不仅仅因为他们具有良好的智力因素，热情、自信等积极的情感因素在其中亦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绝大多数高职学生的年龄在16～21岁之间，正是青春期即将结束，迈向青年期的关键时期，心理上的“断乳”、学习竞争与就业压力给高职学生的心理带来巨大的冲击，在经历情绪和情感上的激动与混乱之后，一部分人表现出消沉、冷漠、焦虑、暴怒、抑郁、挫折感等不良情绪反应，对人格的形成带来极大的影响。根据赵新龙、李健美的研究，高职学生有相当严重的焦虑、抑郁、挫折感、孤独等情感问题。 学习困难学生的学习是在学校和教师的指导下，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的以掌握一定的系统知识、技能，形成科学世界观和优良品德为目的的活动。学生的学习不但受其自身智力和非智力因素的影响，也受家庭、学校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其中学校环境和教师的教学水平具有重要的作用。由于学生的学习行为与许多因素有关，因而学生的学习困难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据对北京市中学生的调查，因学习问题（主要是不爱学和不会学）而处于烦恼中的学生，在初中生里达到58.6%，在高中生里达到72.4%。高职院校的学生由于受基础较差、认知障碍以及不良非智力因素的影响，学习困难问题更为突出。本人在去年所作的初步调查显示，高职学生存在学习困难的占78.9%，其中排在前三位的是：厌学（53.4%）、认知障碍（35.7%）、环境干扰（25.6%）。 高职心理健康教育面临的困境 明确高职心理健康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可能性，其实这只是一种应然状态，而高职心理健康教育的实然状态却不得不令人担忧。王利华、肖凭、郅利聪所做的高职学生与普通高校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比较研究显示出高职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更为突出。虽然高职心理健康教育常抓不懈，而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却越来越突出，主要原因是高职心理健康教育面临三个难以超越的困境： 缺乏专业的心理健康教育师资高职院校虽然非常重视心理健康教育，也时常选送一些青年教师去参加心理咨询和心理健康教育的培训，但由于这些教师太多是职业技能或公共课的专任教师而并非心理学专业的教师，他们也许能按照心理健康教育教材讲课，但很难从根本上解决心理健康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因为能够胜任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教师，不仅要掌握关于心理卫生和心理健康教育的基本知识，具有开展心理辅导和心理咨询的能力，还要有科学合理的思维方式、正确先进的教育观念、积极稳定的情绪与情感、完美的性格特征、较强的人际交往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 以学科为主的课程设置很难形成心理健康教育的整体合力高职学生心理健康的主要问题是综合性的，既有其自身的原因，也有社会方面的影响，还与学校和家庭教育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因此，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整合多方面的力量。就学校教育而言，所有的教师和所有的课程都必须担负一定的心理健康教育的职责，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所有的学科课程都不涉及心理健康教育，绝大多数的教师都认为心理健康教育是心理健康教师的事，与己无关。 高职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和任务不明确许多高职教师知道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也想把心理健康教育整合到自己的教育教学活动中，但由于不熟悉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和任务，因而无从下手，使心理健康教育流于形式，“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 高职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体系 基于高职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综合性和整体性以及高职心理健康教育面临的师资、课程设置和目标、任务不明三大困境，构建科学合理而又切实有效的目标体系便成为解决高职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最佳切入点。首先，构建高职学生心理素质教育目标体系必须探讨心理素质的内涵实质。笔者认为，心理素质主要由心理过程（认识过程、情感过程和意志过程）、心理状态和个性组成，是先天遗传与后天环境及教育的“合金”，是个体身心全面发展中相对于身体素质的另外的部分，即心理素质。其次，构建高职学生心理素质教育目标体系必须与我国现行的学科教育体系以及人们的习惯认识结合起来，否则再好的目标体系也会与实践脱节，导致心理素质教育每个学科都有份，而每个学科都不管的局面。再次，构建高职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体系必须遵循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按照一定的规律编排成一个科学的目标树，从而使目标体系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可行性和可操作性。按照这样的思路，结合本人多年的实践经验和研究成果，我认为可以把高职学生心理素质教育目标体系分为智能目标、思想品德目标、个性目标和职业指导目标四项，其体系如下图所示： 智能目标主要由文化课、专业课和技能训练完成。智能目标包括知识与技能，或者说是智力与能力，是直接影响学生活动效率和质量的主要心理因素。智能目标旨在培养高职学生的基础知识与方法、基本智力与能力、专业知识与专业技能等方面的心理素质，为学生终身学习、适应岗位群奠定基础。由于职业院校的教育教学“以就业为导向”，而学困生又比较多，因而目前特别要注重认知技能、元认知技能和专业技能的训练。 思想品德目标主要由“两课”完成。思想品德是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格的核心，决定着一个人的精神面貌，高职学生的思想品德目标主要是培养学生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培养对一切事物正确的思想观点、形成良好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规范。由于高职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特别突出，而心理健康与思想品德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两课”担负着心理健康教育的重大使命。目前高职院校的德育虽然注重社会规范方面的要求，但与职业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联系较少，针对性不强、实效性不高。 个性目标主要由心理健康教育课完成。广义的个性也叫人格，它涵盖了知识、能力、性格、气质、情感、意志、态度、价值观等许多内容。个性目标结合学科教育体系和职业教育实践旨在培养高职学生健康的性格、良好的情感和意志、完美的人际关系和自我意识。职业院校虽然重视心理健康教育，但因起步晚、经验不足和专业师资缺乏，学生的性格问题、情感问题以及性心理卫生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应当引起职业院校的高度重视。 职业指导目标主要由职业指导课完成。职业指导是对大学生进行职业观教育、职业选择分析、职业心理分析、职业生涯设计的过程，也是提供职业信息和进行职业素质培养的过程。高职学生的职业指导目标主要是为了培养学生正确的职业理想、信念、价值观以及良好的职业情感和态度，形成一定的获取就业信息、进行职业选择分析和职业生涯设计、就业和再就业等职业适应的能力。 目标教育论文:浅析信息素养 中学信息技术教育的最终目标 论文关键词：信息素养　信息技术教育 论文摘要：信息素养不是天生就有的，是通过后天的培养与自身努力取得的。本文分析了中学信息素养培养的重要性，指出了现行中学信息素养培养中存在的问题，根据笔者的教学经验，重点阐述中学信息技术课堂对学生信息素养培养的探索与实践，以期对所有信息技术教师在教育教学中有所启发。 社会正迈入网络化、信息化的时代，信息素养将是所有公民应具备的、终生有用的基础能力之一。教育要迎接信息化社会的挑战，就要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 一、中学信息素养培养的重要性 （一）信息素养培养是高中新课程改革的要求。《技术课程标准》明确提出高中信息技术课程以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为宗旨，使学生在信息技术应用实践中，提升信息素养，从而支持全面的基础文化素养的发展。 （二）信息素养培养是素质教育的要求。素质教育是以提高全民素质为宗旨的教育，以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全面素质为根本宗旨，在信息化时代，信息素养已成为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信息素养培养是终身学习的需要。当今，终身教育、终身学习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信息素养正是终身学习的前提条件，从根本上说具有信息素养的人是那些知道如何学习的人，他们知道如何学习是因为他们知道如何组织、查找、利用信息。 （四）信息素养培养是现代信息社会的需要。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信息素养已成为现代公民整体素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信息社会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鉴别、评估、分析、使用和创新信息，要解决这些问题都要求人们具有信息素养。 二、现行中学信息素养培养存在的问题 （一）传统教学方式的制约。新课改中，要求师生之间积极交流、合作，在互动中进行创造性学习。但是，由于受传统的教学方式影响，学生习惯于老师讲、学生听的教学模式，因此，学生在新课改中有点不适应，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互动的积极性不够。 （二）信息素质差异大。各地区中学由于受经济、区域等多方面的影响，学生信息素质参差不齐，就计算机而言，有的基本的计算机知识还不懂，有的懂一些基本知识和基本操作，有的经常接触计算机，甚至是高手。 （三）信息技术不重视。信息技术暂没有列入高考科目，社会、学校、学生不重视，学生自主学习知识的深度、广度就有限了，信息素养培养就落后。 （四）信息素养与信息技术区别不清。信息素养是一种信息能力，信息技术是它的一种工具。但许多教师认为，信息技术就是信息素养。 （五）片面地理解培养学生信息素养的含义。信息素养是多方面能力的综合体现，qq聊天或打游戏的高手未必就是信息素养的拥有者。 三、信息技术课堂对学生信息素养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一）教师要融入新课改，转变教育教学观念。在信息技术教学的观念转变中，教师应该首先认识到，信息技术课是必修课，管理上要重视起来；其次学生素质的培养是各门学科教育共同努力的结果，然而现在许多老师认为非高考科目不重要，这种思想潜移默化到学生，直接影响到信息技术课的教学。我们必须得尽快融入新课改，转变观念，给信息技术以应有重视。 （二）教师要努力提高自身的信息素养。教师的信息素养状况对学生的信息意识的启发和学习热情有直接的影响。教师要逐渐转变为学生学习活动的促进者、组织者和指导者，教师要不断的学习、交流、实践。教师自身信息素养的提高，为学生的信息素养培养营造良好环境。要努力创设培养信息素养的学习环境，及时了解信息技术的最新进展，为学生能够解决将来可能出现的问题做准备。 （三）要精心组织课堂教学，使学生熟练掌握各种信息工具。信息素养教育应遵循学生的生理条件、学习心理规律，以发展学生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为立足点，促进学生信息素养的提高。要通过对课堂的有效教学，使学生能够熟练使用各种信息工具，特别是网络传播工具，为进一步培养学生信息素养奠定基础。 （四）要充分利用现代化网络，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在网络环境下，有利于培养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索、善于合作的精神，培养学生利用因特网搜集、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培养学生文明使用因特网的基本信息素养。教师要利用网络这种交互方式的显著特点，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五）要综合地创设信息环境，培养学生信息素养。在任何一节课的教学中，都不可能只应用一种教学方法，是多种教学方法的综合运用。教师在教学设计时，要考虑如何有效利用现有的信息环境，使同学在各种信息环境中，做到课前收集、储存信息，课中传递、交流信息，课后运用、创造信息。 （六）要注重信息技术与其他学科的课程整合。教师要把信息技术当作学生认知的工具，在信息技术与学科的整合过程中，信息技术必将成为学生获取、加工、运用信息的最佳工具，而上网查询也必将成为学生获取信息的有效途径。如：学习“word文字处理”这一单元内容时，与语文课结合，利用文字处理功能写作文等，真正实现了信息技术作为学习工具的功能。 （七）要及时评价，让学生收获成功的喜悦。评价与教学过程一样重要，新课程强调尊重、赞赏，要让每一个学生都有展示自我的机会，体验到成功的乐趣和喜悦。评价作品的过程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还锻炼了学生的语言组织、表达能力，审美能力。通过评价交流，分享成果，拓展了思路，使学生的认识和情感得到提升。 四、中学信息技术培养信息素养还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多开展一些有利于学生个性发展的信息技术兴趣小组和课外活动，组织各项信息技术竞赛活动，推动学生的个性发展。 （二）在对学生进行信息素养培养时，应尽可能地创设现实生活的情境，将信息技术作为交流的工具、研究的工具、决策的工具、创新的工具。 （三）要通过家庭教育、社会网吧监督与管理以及加强对学生的引导来形成合力。 信息素养培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我们必须不断努力，不断探索和挖掘培养和提高学生信息素养的最好方法，培养学生良好的信息素养，把信息技术作为支持终身学习和合作学习的手段，为适应信息社会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打下必要的基础。 目标教育论文:探析素质教育背景下的目标教学 摘要：目标教学在教学观念上体现了素质教育的思想内涵，在教学原则上反映了素质教育的实施准则，在教学措施上有效落实了素质教育的基本要求，在教学实践上开拓创立了素质教育的成功经验。由此可见，目标教学推进了素质教育的发展。 关键词：思想内涵；实施准则；基本要求；成功经验；推进发展 目标教学模式适应素质教育的需要，它既注重了教育面向全体的原则，因材施教的原则，让学生主动发展的原则，又注重激发学生兴趣，提高学习效率，全面提高教学质量。同时还注重学生良好的思想情操，良好的思想品德以及能力素质的提高。 一、目标教学在教学观念上体现了素质教育的思想内涵 目标教学是1986年美国著名教育心理学家布卢姆来我国讲学后兴起的。此时全国人大通过并颁发的《义务教育法》规定：“义务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努力提高教育质量，使儿童少年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为提高民族素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奠定基础。”目标教学的主旨就是为了实现素质教育这一总的目标，其主要着眼点就是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原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说：素质教育有三要义，就是“面向全体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让学生主动的发展”。而构建目标教学理论基础的教育观、学生观、教学观、评价观等正充分体现了素质教 育这些基本的思想内涵。 1.教育观。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必须使所有的儿童少年都得到最充分的发展，学校的教学就是提供能使每个学生达到他们可能达到的最高学习水平的学习条件，并帮助他们寻找个性完美的发展方向和道路，让每个学生都得到全面发展。 2.学生观。一是强调学生是具有独立人格的，有巨大潜能的，有个别差异的人。二是强调学生是具有极大可塑性的人，教学的任务是使他们尽可能接近我们期望的教学目标。三是强调后进生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学生早期发展和后来学习过程中的缺陷积累造成的，只要教育者给予更多的关爱，采取及时的反馈矫正等手段消除缺陷积累，后进生也可能成为优等生。 3.教学观。教学就是教会学生学习。教学就是要促进学生的知识、智力和能力的和谐发展，健全和完美学生的个性。教师的责任是努力选择适合学生的教学，让教师的教适应学生的学。目标教学的教学观十分明确的把学生摆在学习的主体地位上，要求教师须努力培养学生积极的学习姿态，通过创设各种学习情境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采取措施帮助学生掌握基本的学习规律和科学的学习方法。 4.评价观。目标教学强调评价的目的不是为了给学生分等，不是为了选拔和淘汰，而是对教学行为的价值判断。目标教学强调教学评价应贯穿在教学过程始终，他的功能不能只是对教学结果的评价，更主要的是改善教学。目标教学强调教学评价应有利于促进学生发展，应是成功教育的催化剂。 二、目标教学在教学原则上反映了素质教育的实施准则 目标教学的充分发展原则在强调贯彻面向全体学生，让学生全面发展、主动发展的思想指导下要求教师：一是要充分相信每一个学生的发展潜能，树立绝大多数学生都能学好的信念；二是要从大多数学生的实际出发，确定教学目标，制定教学方案，处理好教学进度和重点、难点，为每个学生提供有利的学习机会和条件，使每个学生都能得到最充分的发展。 目标教学的目标导向原则要求学生课前明确目标之一，就是要使学生学前明确任务，主动求学。反馈矫正原则中要求教师应努力培养学生的自我反馈意识，就是使学生在不断的反馈矫正中，及时发现自身的不足，主动努力并积极寻求帮助，及时获得矫正补救。 目标教学的合作原则特别注重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协同效应，把合作达标作为教学过程中的重要一环。这样便可在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上，加 强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的交往、交流和合作，使学生在掌握知识过程中逐渐形成学会学习、学会生存、学会关心他人和关心社会的人生态度。 三、目标教学在教学措施上有效落实了素质教育的基本要求 1.目标确定。素质教育以促进人的发展与完善为目标。目标教学正是通过确定的教育活动，使受教育者达到相应的素质教育。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完整的教学目标既约束着教师的教，也约束着学生的学。教师的教按教学目标定位，依据目标备课，紧扣目标教学，围绕目标训练，对照目标检测矫正。学生的学以教学目标定位。这样便加强了教学过程的有序性、和谐性，使得受教育者获得既定的素质培养。 2.因材施教。素质教育就是要在承认存在学生个体差异的基础上力求通过教育手段，因材施教，异步达标的措施，教师在统一教学目标的前提下，根据学生差异，确立不同的教学基点，采取不同的教学方式，分类指导，较好的落实因材施教、全面发展的要求。 3.同频共振。即在课堂教学中，教师乐教，学生乐学，在每一个环节中都力求实现师生之间的教与学发生同频共振，获得理想的教学效果。 综上所述，目标教学适应了素质教育的要求，从制定课时教学目标到教学目标的实施都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和提高。它从学生实际出发，面向全体学生，激发学生兴趣，培养学生能力，使之成功、活泼的学习，全面和谐的发展，推进了素质教育的发展。

教育研究方法论文:关于提高教师情感教育能力的必要性与方法——基于个案研究的归纳分析 论文摘要：在我国学生心理危机日趋严重的形势下，教师应对处理学生情感问题的能力亟待重视和提高。同时，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三种提高情感教育能力的有效方法：情感交流方式的有效运用，情感教育过程的科学设计以及教师创造力的培养。 论文关键词：教师教育；心理危机；情感教育；方法；个案研究 大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在书中提及：“把每一个学生都培养成为一个幸福的人!并让每一个人都能幸福的度过自己的一生，现在的教育是目中有人的教育，是充满人性、人情和人道的教育，是为了一切人全面发展的教育。”由此可见，教育必须跳出狭义的学习“知识”的范畴，学生才能全面发展，教师必须懂得体会“人心”，学生才能收获幸福，教育必须注重提高教师情感教育能力，教师才能有效应对学生心理问题。 为了进一步了解如何才能有效提高教师情感教育的能力，笔者选定一位优秀英语老师的个案进行研究，对其开展情感教育的整个过程做分析归纳，并总结出三种有效提高情感教育能力的方法，即情感交流方式的有效运用、情感教育过程的科学设计以及教师创造力的培养。希望基于个案的研究，给教育工作者提供一点借鉴。 一、提高教师情感教育能力的必要性 (一)应对日趋严重的学生心理危机 现今我国学生普遍缺乏幸福感，据调查，存在个人心理问题的学生人数近年来呈快速上升趋势。学生心理危机产生的原因主要是来自社会、学校和家庭三方面，比如：学生要面对日趋严重的升学就业压力，部分学生还要面对父母感情不和甚至离异等家庭问题。这些心理问题在学生身上的具体表现就是紧张、注意力不集中、疲劳、不自信等，比较严重的甚至会产生暴力或自杀等极端行为。面对目前学生纷繁复杂的心理现状，考虑到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和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教师必须对有情感和心理问题的学生开展有效有针对性的情感教育，帮助他们保持一种良好的生活学习状态。可是，由于现今的学校教育受到传统应试教育的影响颇深，与学科知识教育能力相比，我国教师与学生进行情感交流、开展情感教育的能力还有待于在今后的教育工作中进一步提高。 (二)科技进步转变教师职能 古人云：“师：传道，授业，解惑也”。可见，在传统观念中主要把教师职能归结为传授知识，由于受此观念影响，长久以来一位“好老师”的标准总是和其学生的成绩划上等号，以致我国的教师教育也一味只注重教师个人学识能力和品格修养的提高。但是，世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信息科技的飞速发展，尤其是计算机网络全球化的实现，已经彻底打破了学生单一地从老师、从书本获取知识的学习方式，教师传道、授业、解惑的职责今后很有可能会逐步被高科技所取代，“老师是知识权威”的传统理念也会被打破。一方面，不断有更多的学生正在向老师的知识权威发起挑战；另一方面，向老师发出心理危机信号、希望得到情感救助的学生的数量也在猛增。顺应这种时代局势和学生需求，学校教育开始提倡以人为本，教师职责和工作重心开始逐步转向对学生心理健康的关注。换句话说，今后优秀教师的标准以及教师素质的培养方向，除了个人学识和修养以外，还必须包括教师与学生之间情感沟通能力和对学生开展必要情感教育的能力。 二、个案研究提高教师情感教育能力的方法 “化解学生对学校生活的恐惧”①的个案主要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详述了某小学英语教师张爱勤通过开展有效的情感教育工作，帮助学生小P克服恐惧的成功经历。 (一)情感交流方式的有效运用 对话、眼神、表情、倾听、肢体动作等都是人类表达和传递情感常采用的方式。这些多样的情感交流方式也常被教师用来和学生进行情感交流，开展情感教育，治疗和解决学生的心理危机。以下将着重对个案中张老师所采用的两种情感交流方式(对话和眼神)进行分析，归纳总结它们各自的特点以及功能。 案例：对话 第一次，张老师抓住课堂外一次与小P闲聊的时机，围绕小P对自己以及英语学习的态度展开了一次辅导性谈话。谈话中出现一些反应小P内心活动的行为语言，包括：点头，羞涩，沉默，摇头，眼光中流露出委屈等。 第二次，张老师在随后的一节英语课上，围绕“like”一词与小P展开一次英语对话练习，并且小P的正确回答得到了大家的肯定。 案例中张老师正是通过先后两次不同类型的对话有了对小P更深的了解，并在此基础上帮助小P缓解对老师的信任危机。由此可见，对话作为情感交流方式的一种，其优势在于为师生搭建一个平等互动的平台，有效拉近师生距离，较直接地反应了学生的心理状况，有助于老师及时准确地找到并解决问题。 案例：眼神 张老师课上要求学生举手与自己对话练习时，自然地走近小P，用鼓励的目光期待她。小P慢慢将小手伸出桌面…… 可见，眼神交流不仅帮助张老师默默地鼓舞了小P，而且避免了言语鼓励在某种情况下可能有的不便。一方面，假如当时张老师直接点名要没举手的小P回答问题，显然这对其他积极举手的同学略有不公。另一方面，小P也会对毫无预兆的点名产生恐惧，反而会因为紧张而回答不好问题，甚至心理危机有进一步加重的可能。所以说，此处眼神的运用，真可谓一举三得。 纵观以上对话和眼神的个案分析，可得启示如下：第一，不同的情感交流方式，其特点和功能各有不同；第二，情感交流方式是教师开展情感教育活动的有效手段；第三，教师若能适时、恰当地选用正确的情感交流方式，将提高教师情感教育的有效性。 (二)情感教育过程的科学设计 教师开展情感教育绝不仅是任意简单的聊天关心或说心里话，情感教育也是学校教育内容的一部分，和学科教育一样，有其明确的目的性，即促进学生心理的健康发展。正因如此，教师必须像对待学科教学过程一样地对待情感教育过程，对其进行科学严谨的设计，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目的的实现，否则就是无效的。纵观个案发展的整个过程，显然张老师已经有了一番精心的预设，归纳分析如下： 案例：张老师对小P进行情感教育的过程设计 1．诊断原因：因不愉快的经历，小P对老师产生恐惧心理。 2．明确目的：消灭恐惧，恢复小P对老师的信任及自信心。 3．选择方式：以对话为主。 4．设计实施步骤：1)先赢得小P对“我”的信任，再扩大到对全体教师的信任； 2)个别对话(缓解恐惧为主)——课堂公开对话(增加信心为主)。 由此，我们可以明确两点：第一，对过程进行科学的预设是有效实现情感教育目的的前提保障； 第二，教师教育若想提高教师的情感教育能力，就必须加强教师对情感教育科学化的重视，使其上升到和学科教育一样的理论水平。 (三)教师创造力的培养 与学科教育相比，情感教育对教师的创造力有着更高的要求，因为与理性的认知活动相对，人的情感是感性的，具有极端抽象性、复杂性和个别性。所以，面对不同的学生个体，教师必须开展因人而异的情感教育活动，这就需要教师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为学生量身打造，设计出具有针对性的处理方案。个案中张老师的创造力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教学资源的利用和对话的设计。 案例：教学资源利用中的创造力 张老师在对小P开展情感教育的过程中充分利用了多种不同类型教学资源。第一，是英语课：张老师与小P进行英语对话，利用学科教学的过程帮助小P克服恐惧，恢复了自信。第二，是张老师自己和班级同学：张老师通过自身的言行与同学们的掌声，对小P达到潜移默化鼓励和肯定的效果。第三，是小P的父母：张老师让小P在校外也能得到进一步的关怀和爱。 个案中张老师积极发挥了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不仅善于将学科知识教学作为一种情感教育的有效资源和手段，而且更不拘一格地把小P周围的环境也作为一种重要的情感教育资源加以充分的利用。 案例：对话中的创造力 (第一次) (第二次) 张：小P，喜欢学英语吗? 张：DoyoulikeEnglish? P：……(点头) P：Yes． 张：喜欢张老师吗? 张：Doyoulikeme? P：……(点头) P：Yes． 张：Doyoulikeyourmummyanddaddy? P：yes． 比较分析以上案例中张老师与小P的两次对话，我们发现特别之处有以下几点：第一，两次对话内容重复；第二，英语对话中多次重复使用以Do开头的一般疑问句句型；第三，两次对话核心词“喜欢(1ike)”的重复。 以上三处看似偶然的重复，其实都是张老师的创造力在对话设计上的表现，分析如下：第一和第二点，即内容和问句句型重复，目的都在于降低回答问题的难度，确保小P回答的正确性，为进一步表扬并帮助她树立信心、克服恐惧埋下伏笔。Do的一般疑问句，其简便回答只要说yes或no，即便对于勇气缺乏的小P来讲回答起来也很简单。反之，‘如果采用问题和答案都相对复杂的特殊疑问句提问，小P很有可能由于紧张而不敢回答或回答错误。第三点，为何选like作核心词?要知道理由，不妨先找到小P的心理症结：不喜欢老师，害怕老师，不喜欢学习(doesn’tliketeacher，afraidofteacher，doesn’tlikeschoo1)。因此，张老师的出发点是想通过反复强调核心词like来淡化小P对老师和学校的恐惧心理，起到一种心理暗示的作用。 纵观以上两处个案分析，我们可得启示如下：第一，创造力可以使情感教育的形式多样化，其形式可以是对话，是学科教学，甚至可以是一句话、一个词、一个人；第二，创造力可以使情感教育照顾到学生的个体差异性，教师可以通过发挥创造力，为不同的学生和心理问题设计出具有针对性的解决法案。 四、结语 迫于学生心理危机的严峻和教师职能的转变，教师情感教育能力在教师教育中的地位将日渐重要，这已是不可阻挡的趋势。其次，情感交流方式的有效运用、情感教育过程的科学设计和发挥自身创造力可以综合提高教师的情感教育能力。最后，教师应该是一个对话者、策划者、创造者，而不是一个命令者、执行者。今后教师教育有责任促成这一教师角色的转变，使学校教育更具人情昧，使学生身心能够伴随知识的增加而健康发展。 愿未来教师教育能够使我们每一位学生都成为苏霍姆林斯基笔下的幸福人! 教育研究方法论文:浅谈比较教育研究方法之因素分析法 【论文关键词】因素分析法　比较教育　发展历史 【论文摘要】因素分析法的产生，使得比较教育研究方法由全盘借鉴的阶段转向了分析影响教育各个因素的阶段，由解释“是什么”发展到分析“为什么”的研究。 因素分析法不仅是一种研究方法，更重要的是一种学科的理论分析框架。它体现了建构比较教育学理论体系的主要观点，反映了如何对教育中各种因素的数量、质量关系进行整合的动力特征，提供了一种分析教育的特定认知参照系、认识角度，决定着研究方向、设计及对结果的阐释。一般来说，有什么样的理论分析框架，就会进行什么样的理论分析观察。所以，因素分析法作为一种研究框架建构并维系着比较教育学科的运转、发展，解决现代教育中的各种问题，阐释现代教育发展的基本原理和作用机制，以特有的表现形式反映比较教育发展对现代教育运动的作用，是比较教育学科用以表现其价值、功能的根本特征。 一、因素分析法的产生与发展 (一)萨德勒提出因素分析法 萨德勒是比较教育发展“因素分析时代”的先驱，也是一位跨“全盘借鉴”和“因素分析”阶段的中介性学者，对学科的转型、升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他是发现单纯移植中的问题而积极倡导因素分析的一位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他认为：对比较教育来说，重要的是花大力气来考察影响这个国家教育制度发展的诸因素或动力，只有这样才能把握教育改革的基本动因，才能对教育改革做出最有力的反映，真正认识教育并推动其发展；比较教育研究的目的不应当是直接地借用国外教育制度和教育经验，而是在研究别国教育的基础上，以改善本国教育为目的。基于以上观点，萨德勒提出了他的比较教育方法论，为比较教育研究的发展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二)康德尔大力发展因素分析法 康德尔继承和发展了萨德勒提出的因素分析法，他认为：在进行比较教育研究时特别要对影响教育的各种因素进行探讨研究，最重要的是要找到作用教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在其著作《比较教育》中，康德尔提出：“探究一国民族特性与教育的关系，是了解本国教育制度意义的唯一法门。”他认为比较教育研究的最根本目的应是“发现教育问题，探讨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其在特定背景中的解决方法，以及发展教育的原理或原则”。康德尔的方法论受三种目的论支配：一是报道——描述的目的，主要是收集资料，分类整理并提供关于各国教育制度的信息，是研究的开端；二是历史——功能的目的，主要是深入探究产生问题的原因，注重找到构成一种教育制度基础的精神和文化的巨大动力，从中看到教育与社会、经济、政治等因素紧密联系的纽带，是比较教育的重要特征；三是借鉴——改善的目的，主要是强调通过比较研究，借鉴经验，改进本国教育制度，并培养国际主义精神。他坚信对各国教育制度间差异的比较和因素分析，可以找到一种决定教育发展的内在力量，并认为这种力量就是民族性。所以他主张比较教育要努力去找到“民族特性的内涵，因为这是教育制度的基础，否则比较教育便是无意义的。” (三)施奈德、汉斯进一步发展因素分析法施奈德也提倡因素分析法。他的特点是提出了教育自身内在的发展规律这一因素，这与强调外部影响的英美比较教育学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日本的学者吉田正晴称他的方法为“辨证法的因素分析法”。施奈德在1947年出版的《各国国民教育的动力》中就提出：教育制度是社会各种因素复合作用的产物，比较教育的研究目的就是要阐明各种教育制度之异同，剖析决定并影响教育的现实因素，尤其是内在因素。强调教育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的相互作用，注重从统一性与多样性、个人与集体、必然性与自由性以及教育因素与社会实践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等来探讨教育发展的动力。通过这种内发因素与外发因素的接触和相互作用，教育制度就像生物体一样，经历着成长、飞跃发展、开花、停滞的过程。 汉斯是继承康德尔的历史比较观与现实比较观的集大成者，受萨德勒的影响较深，他认为：比较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找出形成各国教育制度的各种力量和差别的原因，即找出支配教育制度发展的基础原理。他强调对事实的无价值判断，要通过因素分析来掌握教育发展的一般法则，在说明各国教育制度时，必须对历史的诸因素进行积极的分析。 二、因素分析法的特征及其局限性 (一)因素分析法的特征 1．探究作用教育发展的决定因素。因素分析法的最大研究特征就是探究作用教育发展的决定因素，同时也是衡量有关研究是否可归为该分析法的重要标志。因素分析法认为，比较教育不是简单地罗列某些教育数据和现象，而是要对影响教育的各种因素进行探讨研究，特别是要找到作用教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2。注重历史分析和解释而不是具体方法。因素分析法非常注重对特定主义的历史分析和解释。康德尔不满足于对现象的描述，而非常注重解释，努力寻找某一教育事件产生的原因。汉斯不仅注重解释，还注重找到原因和基本因素，他不强调统计学，而十分注重思想的力量，因为“因素无法测量而却可以用来解释一切”。同时，因素分析法强调历史分析的解释作用，其目的是要说明以某种决定因素为主构成的多种因素是如何以独特的方式组合起该社会特有的教育制度和产生的教育结果，并把对各国教育体系分析中获得的一般原理的假设进行比较，相互检验其适应性，推知更有意义的结论。 3．注重分析传统对教育的作用。因素分析法非常注重传统对教育的作用问题，把民族性作为教育发展的决定因素。汉斯继承了康德尔的民族特性的观点，又从施奈德研究中得到启发，把比较教育的基本步骤阐述为：“从历史背景、民族性和民族文化的发展与制度的密切联系的角度来分析研究每个国家的教育制度，收集不同国家现有教育制度的资料。”民族性的核心就是民族传统的力量，即“某一民族所独具的、普遍的、在几代人的继承中或多或少持续地表现出来，在思想、情感和行为方面倾向的总和”。因此，只有从哲学传统上分析，才能找到教育制度形成的根源。 4．注重分析文化区域的作用。所有持因素分析法的比较教育学家都非常注重文化对教育发展的作用，强调文化与教育的互动性，其中最突出的是莫尔曼在《比较教育制度》(1963年)中对文化区域的研究。他指出。教育根植于文化之中：每一种教育制度是在其固有的文化区域中以一种很复杂的方式构造成的，必须同时使用文化和主题调查这两种方法才能进行研究。 (二)因素分析法的局限性 因素分析法20世纪60年代前在比较教育学界中占主要地位，是比较教育学的主要分析框架，但到70年代后逐渐显露出它的局限性。 第一。运用因素分析研究教育仅仅属于知性认识水平，缺乏辨证的理性认识，不能概括出教育发展的内在规律；从整体上把握教育，更不能对将来的教育发展做出科学的决定并提出富有预见性的见解。 第二，因素分析的研究是极其宏观的研究。因素分析法通过对形成各国教育制度性质的各种因素进行分析，从而说明“为什么是那样”的理由，但因素本身是及其复杂而庞大的问题，即使想说明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各国教育，也只宏观性质的研究。同时要把各种因素和教育的关系密切地结合起来并作实际证明，也是很困难的。 三、因素分析法对比较教育学发展的意义 1．在比较教育研究中，因素分析法提出并形成了以因素分析法为特征的学科理论分析框架，使得比较教育研究从第一阶段的朦胧的整体把握教育现象转变到了对部分教育现象进行深刻的研究，具体分析、研究教育整体的各个作用因素，使之更准确地了解各国教育的异同，以便能借鉴某些符合本国需要的东西。 2．运用因素分析法进行比较教育研究，使得比较教育学科在学科认识上有新的发展。因素分析法的形成，使得比较教育研究从感性直观的整体把握教育现象进入到对教育现象进行部分的深刻的分析，把全盘借鉴阶段作为目的的观察描述转变为研究的基础，成为因素分析法研究的第一层次，开始深入教育的内部来探究国家教育发展的动因。在了解教育“是什么”的同时，又探究其“为什么”，分析决定教育的因素。在了解各国教育的发展动力及民族特性的基础上，进行比较研究，吸收其他国家教育发展经验中对本国有用的经验。 3．因素分析法的运用推进了比较教育学科建设的科学化进程。因素分析使比较教育研究开始深入各国教育的内部，力图对各种作用于教育的因素进行详尽地研究、比较，对各种教育行为进行定性分析、归纳，论证教育发展，抽象概括教育特征。所以，这个时期比较教育研究出现了三个趋向：一是力图建立规范化的比较研究方法，使之形成从收集资料到探究作用因素再到分析动因、做出评价，进而与本国教育比较并抽取经验的过程；二是形成不同的分析范型，呈现多种方法论相互作用并存的发展趋向；三是随着教育发展，比较教育研究的因素分析法再发展，从萨德勒到康德尔，到施奈德以及汉斯等理论，呈现出一个比一个更复杂严密、更加重视文化因素、更强调因素的多样性的趋向。 教育研究方法论文:浅析对计算机文化基础教育教学方法的研究 论文关键词：计算机文化基础；教学质量；教学方法；任务驱动；分层次教学 论文摘要：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计算机文化基础已成为高校学生必修的一门基础课程。为了提高该课程的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在教学过程中应该根据现代教育思想和教学理论，改进教学方法，创新教学手段，强化实验教学，实施分层次教学，改革考核方式。 一、精心组织教学内容 教学离不开教材，而教材内容都是按一定的规范编写的，有其科学性，实用性，可操作性，但未必就说他一定适用于所有的学生。在教学内容的组织上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精心组织，认真编排，注重计算机的基础知识、基本概念和基本操作技能的学习，强调系统软件和应用软件的使用，同时兼顾计算机应用领域的前沿知识，培养学生的“计算机文化意识”，让学生由易到难，由直观到抽象，从而激发学习的热情，达到举一反三的目的。 二、实施分层次教学 由于学生生源和家庭环境等方面的差异，学生在计算机方面的知识水平差别很大，水平参差不齐。针对大学生进校时的不同情况，采用分层次教学，让学生有机会根据个人情况在学习深度上进行选择，也可以更好地执行教学内容，体现“以人为本”的教学思路。在学生分层次的基础上组织教学，在讲授、辅导、练习、检测和评估等方面充分体现层次性，让学生在各自不同的起点上分别进步，避免基础好的学生“吃不饱”、基础差的学生“吃不消”的教学局面，对计算机完全零基础的学生要进行适当的补习。 三、采用“任务驱动”教学 “任务驱动”是一种建立在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基础上的教学法，强调学生的学习活动必须与具体任务相结合，以探索问题来引发和维持学习兴趣和动机，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教学过程中，将课程内容切分成相对独立的若干模块，以任务加案例的形式组织教学，教学目标巧妙地隐含在任务中,实际案例贯穿整个教学过程始终。每次上课时给出一个明确、具体的任务，在讲解和演示的过程中，让学生深刻了解Office中各个软件的每一个菜单和按钮的具体功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加强学生理解和记忆的能力。 四、强化实验教学，加强实践能力的培养 计算机文化基础是一门操作性很强的实作课程，要注重学生动手操作能力的培养。上机实习课，教师要针对课堂授课的内容，认真布置实习内容，让学生认真练习，仔细体会课堂上教师讲授的每一个知识点。同时，教师要做好辅导工作，随时注意学生的练习情况，对学生提出的问题及时给予指导，由于学生人数多，教师不可能逐个进行辅导，可以采取“教师教学生，学生帮学生，滚雪球式”的方法。 五、改革考核方式，施行教考分离 计算机文化基础课程重点考核学生的操作能力，培养具有一定的理论知识和较强的动手能力的技能型人才。针对学生计算机应用能力不强的现状，加强计算机基础教学的管理，要求学生参加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是非常必要的。考试的主要职能，一是检测学生的学习成绩，评价学生知识水平与能力状况；二是检测教与学的综合效果，并为改进教学提供必要的依据。等级考试的试题质量高，考核面广，真正能够体现考生的理论知识以及实践操作能力。对于学生来说，考试通过可获得全国通用等级证书，可作为学生将来升学、用人单位选用的重要参考，为学生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对于教师来说，教学目标统一，任务明确，采用全国统一考试、统一阅卷，考试既权威、公平、合理又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教考分离。 六、结束语 总之，我们应该站在更高的位置去思考，将计算机文化基础教学作为一项教学基础工程来建设，不断更新教育教学理念，改进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按照现代化建设对于人才的要求，为国家培养合格的创新人才。 教育研究方法论文: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方法的创新研究——关于高校政治理论课课程教法改革初探 [论文摘要]本文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方法在高等教育战线的现状和问题分析入手，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方法的创新要求。并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到有些学生判断政治是非的标准模糊，分析能力缺乏。他们思想的困惑，就是我们今天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着力点。文章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方法的实践中，提出了“参与式”、“讨论式”、“例证式”、“互导式”等多种教学创新方法。 [论文关键词]精神成长；参与式；论证式：互导式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方法的现状和问题 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课普遍奉行灌输式教授法。灌输式教授法的根源是受传统的“仓库理论”影响。把人的大脑视作储存知识的仓库，把教育目的限定在使受教育者获得一定数量的知识上。这种偏差，效果并不理想。2004年笔者对四川生殖卫生学院大一与大二两个年级共计600名学生进行了“大学生思想状况调查”采集到样本598份。其中对该校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取向所做调查统计如下： 从表一可以看出现在大学生的世界观是复杂多样的，唯物论和唯心论同时存在于大学生的世界观中。特别应该注意的是对“唯心主义的东西如迷信、命运，有时也应该相信”这个选项的选择的百分比高达25．08％，这就说明正确的世界观在相当一部分学生中还没有能够形成，高校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任重而道远。 从表二来看，现在的大学生对于人生观的选择趋向于多元化，这和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发展的多元化很有关系。调查表中有19．23％的学生关心祖国的前途；18．06％的学生有集体主义思想；同时有21．07％的大学生特别注重自我价值实现并带有极端个人主义倾向；还有18．73％的人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人生观。这说明大学生在学校接受了许多正面教育，但在相当一部分学生中入脑得有限。 在表三中有26．76％的学生把个人对社会的贡献大小作为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这可以说是我们以往政治理论课取得一定成效的一种表现；有29．26％的大学生把一个人知识的多少作为人生价值标准，认为知识多的人更有价值。这是因为现在的青年学生由于就业压力，更看重知识，大家都以获得更多的知识作为上大学的目标，以便将来进入社会以后不被社会所淘汰。但他们往往更加看重一技之长，即专业技能的学习，热衷于考取各种技能证书，反而放松了思想素质、个人修养的全面提升，因而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与专业学习分离的现象。如：有14．22％的学生认为有权力的人更有价值；12．54％的学生认为金钱多的人更有价值；17．22％的学生认为朋友多的人更有价值。可见政治理论课如果不能联系实际进行正确的引导和教育，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难以树立。人们对知识的“力量化”倾向，使知识的学习遵循纯功利的标准，仅仅满足于对知识的“占有”，而失去了对人的精神成长的关照。由此又产生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如：孤独自傲、目空一切；又时常自卑、缺少自信，自我控制力弱，加上缺少实际经验，政治上不成熟，世界观未定型，这些都是我们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需要研究的问题。 学生需要知道更多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教条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许多大学生一方面很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另一方面他们对高校开的一些政治理论课又很厌烦呢?尽管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了解还很肤浅，但却对说教式的马克思主义，有一种本能的反感；反之，对一些国外的时髦、新颖的政治、社会理论兴趣甚浓，带有强烈的好奇心。可见，我们施教者只要不是照搬一百多年前的本本理论，而是拿出大量的、生动的、具体的、有说服力的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或解释实际问题，就能赢得学生的信服。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方法的创新要求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一般专业教育在方法上有许多共同之处，在教育思想上都应该树立人格比学问重要、智慧比知识重要、道德比成绩更重要的理念。邓小平同志指出：“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教育的目的不仅是生成新的知识，而且要把知识用来为人类服务；不仅是学习和研究管理，而且要培养能够增进社会公益的公民。 现代教育对受教育者的要求已经不是“学到什么”，而是“学会怎样学习”。未来的文盲不再是不识字的人，而是没有学会怎样学习的人。据一位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的中国学生说：“以前在国内觉得自己很优秀，因为学习勤奋，考试成绩也好。可是，出国后同国外的研究生一比，发现自己所欠缺的主要是在科研方面的创新能力。”这说明我们的教育限制了人才的拓展和创新能力。 知识原本是人们用以生活的手段，生活本身才是目的，现在目的与手段都被颠倒了。如果不停地灌输，用大量的知识堵塞了学生对“不知”的兴趣，就没有心灵的飞翔，没有思想的灵动，没有智慧，也就没有了创造。知识得到之时，也是人自身、人的生活被异化之时。这才是教育的悲哀，是知识僭越的又一表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要更多地肩负起培养人的思想的重任，因此，在教育方法上要始终牢记，教育最要紧的是唤起人的内在渴望，而不是填塞什么内容。把目的和手段再颠倒过来，使教育回归人自身，这才是教育的出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也应该遵循这条路的要求去创新，使学生从学习上一窄、二死、三负担重的恶性循环中解脱出来，进入知识和心智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之中。 当然，知识是构成能力的基础，能力是进一步获取知识的要素。但知识不等于智慧，不等于能力，博学而低能者不乏其例。以培养能力为中心的教育主张，要求我们教师主要不是传授知识，而是作为“引路人”引导、帮助和促进学生懂得如何学习。尤其是政治理论课的教师，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融入探究性的思考之中。一旦把学习方式定为探究性学习，教育的主体就变了，即以学生为主体，这是跨越几千年的重大转变，也是教育史上巨大创新。过去工业社会是批量生产，信息社会教育越来越个性化。过去常把教学要求比喻为一桶水和一碗水的关系，而现代教育强调的是为学生的成长服务。为此，所有的老师都不仅仅是施教者，他们不得不重新当学生，而所有的学生都不仅仅是受教者，他们不得不当好自己的老师。让很多人的智慧在课堂上交流激荡，学生就在这样的海洋里学习成长，这就是“互动式”教学的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应该说比专业教育更容易实现这种转变，因为，政治理论课一贯要求重精神生活，重品格发展。我们应该让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从外在的灌输、熏陶变为帮助个体内心形成主动追求“善的愿望”，为学生的成长服好务。 教学创新如何进行?有人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征服力，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方法论的运用。从教育学的观点来看，“兴趣”是学生最好的老师，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也要从这个方面着手，教学生学习、研究问题的方法，比传授知识本身的内容更为重要。对此有人提出了四个还给：把课堂还给学生，让课堂焕发生命活力；把班级还给学生，让班级充满成长的气息；把创造还给教师，让教育充满智慧的挑战；把精神发展的主动权还给师生，让学校充满蓬勃的生机。实际上要想使学生主动学习，积极思维，出现一个生动活泼的学习局面，先决条件之一就是从实际出发，采用多种方式诱导学生自主学习。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讲授，重要的是要解决为什么讲、讲什么和怎么讲的问题。指导学生辨别是非、认识自我。讲课要在新、精上下功夫，利用新成果、采取新角度、补充新材料，较好地联系世界实际、中国实际和学生思想实际，采用多种方法施教，将自育和教育相结合，针对重点、难点和热点，丰富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让知、情、信、德、意、行相互渗透，增强和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有效性。 三、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方法创新的实践探索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方法在许多地方都可以运用，但它在高校政治理论课中表现最为集中，过去传统的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总是教师唱“主角”，学生当“听众”，程式化教学使课堂变得机械沉闷、缺乏生气，这种教学本身(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导致了学生厌学、教师厌教。实际上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应被看作是师生生命活动的一部分，学生作为独立个体、处于不同状态，是有着巨大潜力的人。教师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应全面体现教育目标，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而不只局限于知识的传授。要想让学生变被动为主动，教师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都必须作根本的改变。 为了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方法，我们在不断探索，从2000年起有意识地在政治理论课中试用了多种教学手段，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1、通过“讨论式”教学，设疑引思，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 强烈的问题意识，作为思维的动力。促使人们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直至进行新的发现——创新。早在二千多年前，孔子就要求自己的学生“每事问”，认为：“疑是思之始，学之端”。的确，发现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创新的起点和开端。 近代英国科学家K·P·波普尔说：“科学只能从问题开始”。科学上很多重大发明与创新，与其说是问题的解决促成的，毋宁说是问题的寻求促进的。故在教学中，要十分重视问题意识的培养，不仅要老师提出为什么，更鼓励学生指出为什么，没有问题的学生不是好学生。在课堂上，充分利用课本的想一想、试一试、议一议、读一读，引导学生去思考、去探索。教师随着教学的进程，不断设疑，促使学生去思考、去寻找解答。鼓励一问多答，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让学生善于从不同角度、不同方向、不同层次对同一问题思考，开拓学生思路，寻找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从而培养学生思维的灵活性；经常采用讨论、辩论、演讲、问题抢答等方法，训练学生思维速度，从而培养学生思维的流畅性；通过鼓励学生敢于质疑究难，大胆联想，培养摆脱原有思维定势的心理倾向，敢于打破陈规，标新立异，去产生新联想、新思路、新发现，从而培养学生思维的独创性。 2、利用“参与式”教学，激发学生的思维激情和思维能力 参与式教学是指在教师的指导下，让学生在参与的动态中掌握知识，内化情感，树立信心，指导行动，达到政治课知行统一的要求。它区别于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模式，充分体现了政治课理论联系实际的特色。在参与式教学中，保证学生不少于1／3的时间主动参与教学活动，让生通过课堂讨论、辩论、演讲、观摩、评论、示范等形式主动参与。这种教学方式要通过教师创设与教材内容相符合的教学情境，制造一种能激起学生思考的条件和氛围，使学生在客观情境中具体感受，从而激发其相应的情感，引导学生关注教学内容，产生积极的态度、倾向，把激起的强烈情感投入学习活动。 在有条件的地方，学生还可以在教师的指导下到社会实践活动中去学习，如：进行社会调查、参观，在实践中提高他们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发挥学生的创新能动性，从而把学习范围扩大到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领域，使政治课内容更加丰富、更加充实。 3、推行“例证式”教学方式，让学生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 例证式教学是将某一理论提出，让学生论证其理论的存在与正确性。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于19世纪中叶，当今的学生对过去社会的历史背景了解不多，对马克思批判的资本主义也自然了解甚少。推行例证式教学方式，目的是让学生去寻找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案例，来求证其理论的存在与正确性。例如，“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中，为了使学生掌握马克思再生产理论，首先由教师提出再生产理论的模型，然后让学生通过社会实践例证来论证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存在。在这个过程中，有的学生发现我国经济发展历程中的某些规律。如从“二五”时期开始的重工业发展过快，轻工业发展滞后的案例，认识到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开始落后于其他国家，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调整重工业与轻工业的比重之后，才使国民经济进入到快速发展的阶段。学生们由此得出了两大部类只有协调发展，才能推进社会经济的顺利发展的结论。有的同学发现只有当第二部类中的粮食生产能满足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新增劳动力的需求时，社会再生产才能进行扩大再生产，得出农业生产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的结论。有的同学例证了只有电力、能源、原材料等这些生产资料的生产优先增长，才能保证加工工业的顺利与持续发展的结论。通过这些例证，学生们不仅了解到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实质，更体会到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过时，今天仍然是指导我们经济工作的重要理论武器。 4、通过“互导式”教学，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互导式教学是教师与学生位置互换，教学内容由教师指定，学生轮流上讲台主讲，让学生们通过不同方面的讲学，起到互相引导、互相促进的作用。近年来，多媒体教学成为许多学校教学改革的热点和发展趋势，许多教师也开始喜欢使用这种方式，因为它图文并茂、声像结合、动静相宜的表现形式，有非凡的表现力，极大地增强了人们对事物及其发展过程的认识、感受和理解，从而将课堂教学引入全新的境界。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概念很多，如果采取传统方式教学比较枯燥。如果能采用一些优秀课件，在多媒体教室通过图片、动画和视频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就会起到较好的作用。“两课”多媒体课件的课堂教学设计应该有别于教材编写，尽可能贴近学生在课堂上对理论问题的思维认知过程，选择一些能够让学生感兴趣的问题和社会中有现实意义的事件，纳人多媒体课件，通过设计教学问题和其他引发思考的环节引导学生思考，得出理性的科学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说，多媒体课件的制作过程本身也是教学方法和手段不断改进的过程。当然，在进行多媒体教学的过程中，要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以教育学生为中心，不能把“满堂灌”变成“满堂放”，把教师变成幻灯片放映员，而是要注重讲课艺术的运用和学生参与的实践，切实体现政治理论课教学上的互动。 正如台湾华东大学罗宝凤教授所说：好的教学是一段关系的联结，这种联结能够产生具有疗效的重新建构，以“修补”学生可能在早期人格发展上的缺损，还会让双方互动，产生一种意识的建构，形成人格变化的动力。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应该在这方面起到当仁不让的重大作用。但要起好这个作用，就必须进行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的改革。 教育研究方法论文: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的方法研究 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作用、发挥党员先进性作用是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需要，它关系到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为了更好地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最近我们对竹溪县县城内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状况及其发挥先进性作用的方法进行了调查。 一、目前在发挥党员先进性作用上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通过调查，我们了解到，目前党员队伍的整体状况是好的，尤其是在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以来，党员队伍的各项建设成就很大。但是，仍有一部分党员保持先进性作用不明显。有的认为做好本职工作就是发挥了先进性，对群众漠不关心，对组织安排的社会工作能推就推，能躲就躲；有的政治素质不高，思想出现了偏差。他们放松学习，政治热情下降，因而不愿从我做起，丧失了共产党员的基本条件。 影响党员先进性作用发挥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社会环境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各种不健康的思潮渗入到党内，影响了一些意志不坚定的党员，淡化了党员的责任感和奉献精神。二是基层党组织管理教育不力，缺乏有效的制度和措施。三是发挥党员先进性作用的方法陈旧。许多单位仅靠“”、民主评议等传统方式教育党员，以至很难收到预期的效果。 二、保持和发挥党员先进性作用的方法和应注意的问题 发挥党员先进性作用的方法，就是党组织在对党员发挥先进性作用过程中所采用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这是一项系统、艰巨、长期的工作，应在做好党员日常教育管理的基础上，结合党员的具体实际，重点采用以下几种方法： ——正面引导法。用正确的思想武装广大党员，加强党员的自我教育。只有用科学的理论和先进的思想武装起来的党员，才能在工作、生活和学习、社会活动中自觉地发挥党员的先进性作用。但这些先进的无产阶级思想需要通过多种渠道的灌输，通过党员内在的思想矛盾运动，从而接受先进的思想，克服消极、错误思想，完善自身的思想结构和行为规范，达到自我教育提高的目的。正面引导的途径除了扎扎实实地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传统的“”以外，举办党员事迹报告会、党的各种知识竞赛、电化教育、演讲等方式都为广大党员所喜爱。各级党组织应紧密结合新形势，针对党员中存在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改进教育方法，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言传身教法。以干部的人格力量影响广大党员。党员的思想教育要靠全党的共同努力，而党员领导干部的一言一行直接影响着广大党员，客观上起着示范的作用。要动员党员发挥先进性作用，领导干部必须发挥表率作用，“正人先正已”。我们的党员领导干部在做党员思想教育工作时，必须牢记千年古训：“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关心激励法。在党内，每个党员的根本目标和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上下级之间应当是民主、平等、团结、友爱的关系。尊重、关心、爱护党员，首先就要以平等、真诚的态度对待党员。党员有喜怒哀乐，他们希望得到别人，特别是希望得到党组织对自己的关怀体贴。因此，我们的党员干部要经常深入群众，倾听党员的意见，耐心细致地做好党员的思想工作；关心党员的疾苦，为他们分忧解难。特别是在当前，许多离退休老党员、亏损企业党员、下岗党员的生活遇到了困难，各级党组织要积极采取多种办法，帮助他们渡过难关，激励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更好地保持先进性、发挥先进性作用。 ——目标责任制法。党员包户、“一帮一”、党员责任区、设岗创星、党员挂牌上岗等是近几年来发挥党员先进性作用的新举措，对于增强党员意识、加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新的形势下，要进一步充实、完善、推广各类党员责任制，使每个党员有奋斗的目标、有明确的责任。这样有利于激发党员的参与热情，营造一种人人争先的氛围。 教育研究方法论文:论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选择研究的理论依据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是造就和培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新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因此，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与全面发展的丰富思想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重要理论来源。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在于社会性，同时人的本质也是社会性、历史性、阶级性的统一；人的全面发展是个人劳动能力的发展，包括体力和智力能力多方面充分和谐、自由的发展。人应该是会做一切工作，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高度文明的人。人的本质与人的全面发展原理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指导作用是巨大的。研究人的本质有助于正确认识教育对象，有助于认识人的思想品德行为形成的原因和社会根源，有助于科学地认识人的思想品德行为的发展变化，有助于掌握对人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有助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从而完成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 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可见，从哲学来讲，人的本质是劳动，从现实性来讲，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并不矛盾，因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主要是指人的本质受生产关系的制约。从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原理出发，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历史性和阶级性的统一。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人的本质呈现出不同形态。在阶级社会里，由于人们的思想被打上了阶级的烙印，人们的政治、法律、道德、生产关系都呈现出鲜明的阶级色彩，因而人的本质也被打上了阶级的烙印。同时，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人且有共同的自然属性。所以，我们不但要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看待问题，也要克服片面性，综合考虑人的各种自然因素。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极其丰富，人的本质的丰富性不仅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层次和方面，而且还表现为在每一个方面，人的本质都各有特点，人的本质是他的各种本质特征的综合。因此，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必须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结合每一个具体情况作针对性教育。人的本质是发展的。从宏观来看，人的本质可能会异化，也会克服异化，而且在不同社会形态中或同一社会形态的不同历史时期.人的本质也互不相同。从微观来看，个人的本质出于所受教育不同，所处环境不同，所从事的实践活动不同而向不同方向发展。因此，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可以起到良好的导向作用。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选择过程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直接关系着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效果和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实现。而通过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选择研究也是旨在追求和培养社会主体自由而全面发展素质的教育，是从主体性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整合中引申和凸显出来的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的终极目标就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和最崇高的目标，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选择研究的理论依据。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选择过程或者环节中始终要强调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理论学说为依据和导向，充分张扬人的个性，重视人的能力的提高，关注人的主体作用的发挥，从而促进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成与发展。 一、以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导向，尊重人的个性发展 马克思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指出：“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要确立有个性的人。”[2]马克思说：个性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人的个性发展与社会历史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在早期社会形态中，人与人之间的依赖性很强，人们相互依存，每个个体呈现出来的个性并不明显，而在私有制社会形态中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虽然社会有了一定发展，但人对物的依赖程度仍然很高，人的个性还是难以形成，只有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阶段，生产力水平极大提高，人的个性才可以得到充分而自由的发展，人的个性充分自由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两者是统一的。一方面，全面发展是个性自由发展的基础，没有一定程度的全面发展，个性自由发展难免走向极端和片面。另一方面，个性自由发展是全面发展的条件，没有个性的自由发展，也谈不上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充分展现人的个性，人才能在为了满足自身的各种需要中充分发挥主体的潜能，实现自我价值，并履行一定的社会责任。主体总是个性化的主体，其需求往往也是丰富多彩各不相同的，只有尊重主体的合理需求，才能培育既符合社会规范要求，又具有鲜明个性的健全品德和人格。思想政治教育应以主体性教育理念为指导，充分弘扬人的个性，为个性的健康充分发展创造必要的环境与条件，努力促进人的个性的充分自由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 二、以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导向，重视增强人的能力 人作为社会存在物，既能使人和自然存在区别开来，也能使人和其类存在区别开来。人的自然存在以人自身的自然和人之外的自然为关系对象，而人的社会存在则以他人以及社会关系为对象。人的类存在以人与人之间的共同性为对象，而人的社会存在则不仅基于此，更重要的是以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性为对象，人的社会存在表明了社会关系角度的个人的存在，表明人的社会生活过程，表明人是社会的一部分。把人和社会联系起来的观点，意味着人不再是作为类存在的那种抽象的存在，是从事具有社会性质的具体的劳动的存在物。恩格斯指出，人的全面发展是要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因此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主题性来说只是具有个性意识是不够的，还需要具有与主体性相对应的能力，以帮助主体性可以能动地驾驭外部世界，促使自身主体性得以不断发展。人的能力主要包括生产能力、社会交往能力、精神活动能力和创造能力等等，其中创造能力是最高形态。同时，这种能力是与时俱进的动态的能力。从过去强调以物为本，到当今天强调以人为本的变化，意味着社会发展对人的能力特别是创造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以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导向，关注提升人的主体性 人是自然界和社会的主体，还是自我发展的主体。人的全面发展其中一个重要内涵和重要条件就是人的主体性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必须特别强调突出人的主体意识，彰显人的主体地位，发挥人的主体作用要实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终极目标，就要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以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导向，关注提升人的主体性，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马克思曾说：“如果你想感化别人，那你就必须是一个实际上能鼓舞和推动别人前进的人。”[3]罗杰斯曾说：“当促进者是一个真实的人，坦诚无疑，同学生建立关系时没有一种装腔作势或者一种假面具，这个时候，他总是能富有成效的。”[4]马克思的话表明，只有主体具备一定的角色意识，才有可能达到预期的、具有实效性的教育结果。罗杰斯则从主体应具备的素质和能力角度谈到了主体素质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实效性的影响问题。其实，思想政治教育方法首先是靠主体来运用和实施的，方法的实效性就首先受制于主体。如果主体具有强烈的角色意识和主体意识，他就会时常主动地去思考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和结果的实效性问题，发现现行方法在发展着的实践中新出现的实效性问题，研究解决办法，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和结果的实效性。反之，如果主体缺乏角色意识和主体意识，缺乏应具备的运用方法的主体素质和能力，方法的实效性就可能发挥不出来，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就没有保障。方法的实效性正是依赖于主体才得以发挥出来。主体对方法的实效性具有影响作用，作为教育的对象—客体同样也存在着相似作用。 教育研究方法论文:从课题训练谈《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课程教学的实效性 摘 要：《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课程的开设应该以“教师成为研究者”的理念为指导，引领学生在课题的实际训练过程中获得发展。课题训练的模式可以采用“作业—课题—论文”一体化的训练模式，具体的实施策略可以采用课题分解、逐步实施；量化打分、层层推进；结题验收、强化考核等方式开展。 关键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课题训练；教学改革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课程（以下简称《科研方法》）在教师专业成长过程中有重要的地位，对提高教师的教育科学研究素养、增强教师实际从事教育科学研究的能力有着重要的作用。然而从《科研方法》课程的实际开设效果来看普遍存在问题，甚至被许多学生称为是教育类课程中最不受欢迎的课程之一。 一、《科研方法》课程课题训练的指导思想 （一）教师成为研究者 自英国课程论专家斯滕豪斯20世纪60年代提出“教师成为研究者”理念以来，迅速成为现代教师专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引领教师通过反思实践教学，并通过积极参与科研活动提升教学层次和水平，是现代教师实现专业发展的基本路径。《科研方法》作为教师专业成长的必修课程，其主要关注的是教师如何参与教育科学研究活动，因此其应该直接为教师在日后的教学实践中成为研究者做好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准备。 从实际的状况来看，中小学教师由于缺少教育科研的基本知识和技能而不会做科研，这成为阻碍中小学教师成为研究型教师的技术性难题。究其原因，一方面源自于教师从认识上对于这一理念的认可度还不够高，另一方面也折射出教师教育课程在培养教师的科研意识和能力方面的不足。现在教师教育中的《科研方法》课程的开设，多数限于科研方法一般性理论知识的传授，在教学的过程中对于学生参与科研活动的实际技能性的训练重视不够，使得课程的教学在脱离了实际的科研训练之后变成了抽象的理论讲演。学生在学完了《科研方法》课程之后，对于如何从事教育科研活动仍然无所适从。因此，《科研方法》课程的开设应该紧紧围绕“教师成为研究者”这一基本理念为中心，课程的目标应该定位于教会学生实际的掌握教育科研活动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能力，从而最终成为一名研究型教师，以此更好的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 （二）在训练中求发展 从性质上看，《科研方法》课程是兼具理论性与实践性特征的课程。其目标应该从总体上既需要服务于学生认知思维层次的提升，引领学生的认识达到理性的高度，同时也需要关注具体的教育实践问题，帮助学生提高具体的教育问题研究能力。《科研方法》这两方面的性质相互影响和作用，而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则需要结合具体教学对象的实际情况区别对待。 成人的学习往往更具有实用性和功利性，对于绝大多数参加继续教育的一线中小学教师而言，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工作而学习是其基本的学习动因。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学习思潮在学生的学习中影响深远，“有用的就学，没用的不学”也成了很多学生对学习内容进行取舍的主要标准。虽然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都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但是面对现实情况，与其否定这种思想的存在，不如在承认这种思想的基础上做出适当引领和改进。因此，立足于学生具体科研实践能力的训练和掌握，并逐步引导学生思维朝纵深化方向发展，应该是此课程开设的基本逻辑。 二、《科研方法》课程课题训练的实施策略 （一）“作业—课题—论文”一体化的课题训练模式 《科研方法》课程的开设一般需要先开设教育原理、教育心理学等基础学科，其课程的开设一般在继续教育活动的中后期。这与学生后期完成的毕业论文在时间上有衔接的可能性。因此，在《科研方法》课程的教学过程中，为了增强教学训练的针对性，可以考虑将学生的课堂训练作业与其以后的毕业论文的写作结合起来。一方面可以改变学生课程作业和毕业论文粗制滥造的现状，为毕业论文写作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强学生参与《研究方法》课程课堂训练的积极性，以此提高科研训练的质量。从可行性角度来分析，毕业论文的写作从其性质来看就是在完整的参与某个特定的课题的研究。而《科研方法》课程在“教师成为研究者”这一理念的指导下，其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帮助学生学会如何的独立的从事课题研究。以完整课题研究的形式作为《科研方法》课程的训练内容 以对学生的科研素养的提升能够起到一个全方位的训练。因此，采用“作业—课题—论文”一体化的课题训练模式，课题研究就成了联接《科研方法》课堂训练内容与学生毕业论文写作的一个桥梁和纽带，使学生在实际参与某项课题的实际训练过程中，既强化学生在《科研方法》课程学习的实效性，同时也为后续的毕业论文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课题训练的具体实施策略 在具体课题训练的实施过程中，为了保证每一个学生参与教育科研训练的质量，可以从教学考核这一方面加大对学生课堂教学训练在学分考核中的比重。另一方面，各类高校都有鼓励学生参与科研活动的相关政策，课题训练可以利用学生参与学校学生科研立项的机会，鼓励学生将科研立项与课题训练联系起来，以此提高学生参与课题训练的积极性。在实际的课题训练过程中，以学生参与课题研究为中心，结合课程内容的教学进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实施： 1.课题分解、逐一实施 一项完整的课题研究至少包括以下三个基本过程，即课题的选择（选题）、课题的论证（开题）、课题的完成（结题），而其中又可以具体的分解为：课题的选择与界定、文献的检索与分析、研究计划的形成、研究方法的选择、研究成果的书写、研究结论的论证等阶段。这一过程与《科研方法》课程的教学内容的顺序基本一致。因此，在学生的课题训练过程中，可以将整个课题研究的过程分解成不同的阶段和任务让学生分阶段的完成，并结合《科研方法》课程教学的内容进度逐一的予以实施。这样可以让学生通过实际参与训练进一步强化《科研方法》课程内容的学习，对课堂所学内容做出及时的巩固与练习，同时将整个课题研究活动分阶段的逐一实施，有利于保证整个课题研究的质量和水平。 2.量化打分、层层推进 在将一个完整的课题分解成若干个步骤之后，为了保证各个阶段性任务完成的质量和水平，需要按照课题研究的进程在各个不同的任务之间形成一个环环相扣、层层推进的局面。学生在完成各阶段具体的任务时，只有上一个环节的任务完成了，并且顺利通过特定的考核，方可进入下一个环节的任务。在此过程中，强化考核对于整个课题完成的质量是至关重要的。在课题训练的实际过程中，为了保证每一个环节的训练质量，需要对训练的每一个环节做出单独考核，并予以打分。在打分的过程中可以采用百分制也可以采用等级制，但是无论如何需要建立一个考核的退出机制。以便让那些在训练的过程中不合格的作业重新接受练习，直到这个环节合格了方可进入下一个环节的研究。这样操作可能会使不同的学生在整个的课题研究过程中进度会出现个别化的差异，但是为了保证整个课题研究的质量却是十分必要的，这也是训练作业个性化的一种体现。 3.结题验收、强化考核 在课程结束之际，通过课题分解、层层推进的方式，学生的课题训练任务也基本接近尾声。此时所需要做的是对学生的课题研究成果进行结题验收，并对其整个的研究活动进行考核打分。结题的形式可以有多种，可以让学生写书面的结题报告和结题论证来完成其课题的结题工作，也可以利用课堂教学时间让学生模拟参加结题活动中的答辩工作。无论是何种形式的结题方式，严格考核在这里至关重要。对于考核结果优秀的课题研究成果，可以为学生在公开出版发行的刊物上进行推荐发表，或者推荐到学校相关的刊物或学报上发表，以此激励学生进一步从事科学研究的兴趣。而对于整个的课题研究活动考核不合格的同学，则需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帮助机制和惩戒机制，让其通过帮助获得提高并能够在后续的毕业论文写作的过程中获得较好的成绩。 教育研究方法论文:论口述史方法与教育史学研究 摘要近年来，口述史越来越被史学界所重视。随着对教育事业重视程度的深化，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探索逐步得到发展，研究的方法亦不断丰富。其中，口述史在教育史学研究中的应用，使研究方法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拓展。本文主要是通过对当前教育科研方法的反思，探讨口述史这一研究方法在教育史学研究中的运用。 关键词口述史教育史学研究方法 1 关于口述史的回望与发展 口述是人类传递经验、传承历史最古老的方式。广义地说，它始现于远古时期历史文献大量出现之前，人们通过口头转述将历史流传下来，如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中国藏族的《格萨尔王传》等即是，后由于文献的日益丰富和后代史学家重视文献而衰落。狭义的说就是通过访谈、口述搜集历史资料的一种传承、回归历史的活动。口述史最早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当时建立了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史研究室和森林史协会，是最早的两个口述史研究中心。 在我们国家，新中国成立以后，五六十年代时就已经有对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等事件实地的调查和研究。自八十年代始，口述的研究方法在国内学术界逐渐开始受到关注和重视,这一点在史学界也有所体现。最早涉及教育口述史研究的，是20世纪80年代时北京大学张继谦对西南联大的口述采访，及北京大学历史系杨立文先生在1996 年开设的“口述史学研究”课程。此外，近年来还出版了几本口述史专着在史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如定宜庄所著《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 年版)，李小江主编的《让女人自己说话》(三联书店，2003年版)等。中国的口述史学开始逐渐受到重视。 2 口述史的功能与运用 口述史对历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口述史一方面能够为历史学提供生动的文字描述, 另一方面还能纠正文字史料中的偏见，最主要的就是它推进了史料的搜集，这是最重要的工作，为未来史学的发展做了很好的铺垫。 口述史作为教育史学的的一种重要研究方法，它还具有哪些功用呢？简要的说，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可以填补重大历史事件和普通生活经历等没有文字记载的空白，印证文献资料的可靠性。例如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许多重要会议、红军长征、井冈山根据地的开创及当时在白区的活动等。（2）让传统史学的面貌焕然一新，普通平民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为历史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探究领域。比如妇女儿童状况、秘密组织等。（3）口述史不仅可以作为一种方法应用于研究历史、收集史料的工作中，也愈来愈成为一种新的教育教学手段。它打破了课堂与社会的界限，将课堂上所学的知识直接运用于实践。 3 口述史面临的挑战 当代口述史学在短短的五十年内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就，可谓是一场口述史学运动。但就整个口述史学界而言，也的确面临着很多的挑战。口述史学发展最大的挑战就是口述史的真实性问题。因为口述史学是建立在回忆的基础之上的，而记忆是具有不可靠性的。记忆的不可靠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受访者失去对过去的记忆。其次，便是由于怀旧主义和个人感情色彩而故意扭曲记忆。第三，口述者的记忆受到现实及生活经历的影响，造成口述者个人心理的变化。其次就是口述历史工作中的法律与道德问题。口述历史是一个容易沾惹是非的领域，因为它除了叙述一般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之外，更多的是涉及对他们的主观评价，而主观评价却渗透着极强的个人好恶。还有一点就是口述历史虽然是访谈者与受访者之间的互动交际过程，但是它必然涉及对第三者的褒贬性评价，当这种评价一旦公开，免不了要遭到第三者本人或是其子孙后代的抗议，严重的就有可能牵扯到法律诉讼的问题。 4 教育口述史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 目前，教育口述史研究在我国不断升温，教育口述史方面的研究论著也不断涌现，在接下来的教育口述史研究中，有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注意： 4.1 加强对教育口述史研究方面的理论探讨 当今时代，学科间交叉与融合日益密切与频繁，我们必须要加强教育口述史研究自身理论上的探讨，尤其是与之相关研究间的关系探讨。 4.1.1 教育口述史研究与教育自传、教育回忆录 一般来说，自传和回忆录是以个人回忆为主要内容，以个人自身的成长为主要线索的一种文体。概括地说，二者都是个人对自己人生经历的一种回顾。而教育口述史研究则是建立在当事人的回忆基础之上的一种研究范式，当事人的回忆只是为了更清晰地来说明研究者所要研究的内容。 4.1.2 教育口述史与教育叙事研究 教育口述史与教育叙事研究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但二者之间依然存在着一些细微的差别。首先，就研究方法而言，教育叙事研究并不是必须要利用访谈的方法，但访谈法却是教育口述史研究所必须的。其次，从研究的主体看，教育叙事研究既可以存在两个主体，也可以仅存在单一主体。而口述史研究则至少要有两个主体即研究者和被研究者；最后，从研究内容看，教育叙事研究与教育口述史研究之间有一个极为显著的区别：教育叙事研究所叙之事，都是以说明问题为根本的；而对教育口述史研究来说，研究内容的真实性是我们最先要保证的。 4.2 利用教育口述史研究推进学校教育教学改革 口述史不仅可以作为一种方法应用于研究历史、收集史料的工作中，也愈来愈成为一种新的教育教学手段。教育口述史研究打破了课堂与社会的界限，将课堂上所学的知识直接运用于实践，把之前的静态课堂转变成为一种动态的课堂。在国外，口述史不仅被用于语言、音乐、化学等各学科的教学，同时也被用于教育教学效果的评估，尤其是对于那些比较抽象的教育内容的效果评估，如公民教育、道德教育的效果等。因此，我们一方面应该多多借鉴国外的这些成功经验，另一方面则应该在借鉴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地发挥，充分利用口述史的研究成果来推动我们的教育教学改革。就当前而言，我国的口述史研究还仅限于应用在历史学科的教学中，比如抗日战争及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教学。接下来，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把类似的成功经验进一步推广到其他学科的教育教学及教育教学评价中，以便进一步推动我国的教育教学改革。 教育研究方法论文:口述史方法与教育史学研究 摘要：近年来，口述史越来越被史学界所重视。随着对教育事业重视程度的深化，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探索逐步得到发展，研究的方法亦不断丰富。其中，口述史在教育史学研究中的应用，使研究方法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拓展。本文主要是通过对当前教育科研方法的反思，探讨口述史这一研究方法在教育史学研究中的运用。 关键词：口述史教育史学研究方法 1 关于口述史的回望与发展 口述是人类传递经验、传承历史最古老的方式。广义地说，它始现于远古时期历史文献大量出现之前，人们通过口头转述将历史流传下来，如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中国藏族的《格萨尔王传》等即是，后由于文献的日益丰富和后代史学家重视文献而衰落。狭义的说就是通过访谈、口述搜集历史资料的一种传承、回归历史的活动。口述史最早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当时建立了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史研究室和森林史协会，是最早的两个口述史研究中心。 在我们国家，新中国成立以后，五六十年代时就已经有对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等事件实地的调查和研究。自八十年代始，口述的研究方法在国内学术界逐渐开始受到关注和重视,这一点在史学界也有所体现。最早涉及教育口述史研究的，是20世纪80年代时北京大学张继谦对西南联大的口述采访，及北京大学历史系杨立文先生在1996 年开设的“口述史学研究”课程。此外，近年来还出版了几本口述史专着在史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如定宜庄所著《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 年版)，李小江主编的《让女人自己说话》(三联书店，2003年版)等。中国的口述史学开始逐渐受到重视。 2 口述史的功能与运用 口述史对历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口述史一方面能够为历史学提供生动的文字描述, 另一方面还能纠正文字史料中的偏见，最主要的就是它推进了史料的搜集，这是最重要的工作，为未来史学的发展做了很好的铺垫。 口述史作为教育史学的的一种重要研究方法，它还具有哪些功用呢？简要的说，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可以填补重大历史事件和普通生活经历等没有文字记载的空白，印证文献资料的可靠性。例如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许多重要会议、红军长征、井冈山根据地的开创及当时在白区的活动等。（2）让传统史学的面貌焕然一新，普通平民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为历史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探究领域。比如妇女儿童状况、秘密组织等。（3）口述史不仅可以作为一种方法应用于研究历史、收集史料的工作中，也愈来愈成为一种新的教育教学手段。它打破了课堂与社会的界限，将课堂上所学的知识直接运用于实践。 3 口述史面临的挑战 当代口述史学在短短的五十年内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就，可谓是一场口述史学运动。但就整个口述史学界而言，也的确面临着很多的挑战。口述史学发展最大的挑战就是口述史的真实性问题。因为口述史学是建立在回忆的基础之上的，而记忆是具有不可靠性的。记忆的不可靠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受访者失去对过去的记忆。其次，便是由于怀旧主义和个人感情色彩而故意扭曲记忆。第三，口述者的记忆受到现实及生活经历的影响，造成口述者个人心理的变化。其次就是口述历史工作中的法律与道德问题。口述历史是一个容易沾惹是非的领域，因为它除了叙述一般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之外，更多的是涉及对他们的主观评价，而主观评价却渗透着极强的个人好恶。还有一点就是口述历史虽然是访谈者与受访者之间的互动交际过程，但是它必然涉及对第三者的褒贬性评价，当这种评价一旦公开，免不了要遭到第三者本人或是其子孙后代的抗议，严重的就有可能牵扯到法律诉讼的问题。 4 教育口述史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 目前，教育口述史研究在我国不断升温，教育口述史方面的研究论著也不断涌现，在接下来的教育口述史研究中，有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注意： 4.1 加强对教育口述史研究方面的理论探讨 当今时代，学科间交叉与融合日益密切与频繁，我们必须要加强教育口述史研究自身理论上的探讨，尤其是与之相关研究间的关系探讨。 4.1.1 教育口述史研究与教育自传、教育回忆录 一般来说，自传和回忆录是以个人回忆为主要内容，以个人自身的成长为主要线索的一种文体。概括地说，二者都是个人对自己人生经历的一种回顾。而教育口述史研究则是建立在当事人的回忆基础之上的一种研究范式，当事人的回忆只是为了更清晰地来说明研究者所要研究的内容。 4.1.2 教育口述史与教育叙事研究 教育口述史与教育叙事研究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但二者之间依然存在着一些细微的差别。首先，就研究方法而言，教育叙事研究并不是必须要利用访谈的方法，但访谈法 却是教育口述史研究所必须的。其次，从研究的主体看，教育叙事研究既可以存在两个主体，也可以仅存在单一主体。而口述史研究则至少要有两个主体即研究者和被研究者；最后，从研究内容看，教育叙事研究与教育口述史研究之间有一个极为显著的区别：教育叙事研究所叙之事，都是以说明问题为根本的；而对教育口述史研究来说，研究内容的真实性是我们最先要保证的。 4.2 利用教育口述史研究推进学校教育教学改革 口述史不仅可以作为一种方法应用于研究历史、收集史料的工作中，也愈来愈成为一种新的教育教学手段。教育口述史研究打破了课堂与社会的界限，将课堂上所学的知识直接运用于实践，把之前的静态课堂转变成为一种动态的课堂。在国外，口述史不仅被用于语言、音乐、化学等各学科的教学，同时也被用于教育教学效果的评估，尤其是对于那些比较抽象的教育内容的效果评估，如公民教育、道德教育的效果等。因此，我们一方面应该多多借鉴国外的这些成功经验，另一方面则应该在借鉴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地发挥，充分利用口述史的研究成果来推动我们的教育教学改革。就当前而言，我国的口述史研究还仅限于应用在历史学科的教学中，比如抗日战争及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教学。接下来，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把类似的成功经验进一步推广到其他学科的教育教学及教育教学评价中，以便进一步推动我国的教育教学改革。 教育研究方法论文:系统科学方法在教育技术中的应用研究 【摘要】复杂性理论展示了新世纪科学研究的广阔全景，并为教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突破理论自身局限的可能性。教育技术具有系统科学方法的重要特征——最优化，这是教育技术所追求的目标。同时，教育技术具有系统科学理论中耗散结构理论的重要特征——开放，使得教育系统处于从无序向有序的动态平衡运动状态。最后，论述了阐释学、模糊逻辑、混沌理论对教学设计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应用价值。 【关键词】复杂科学；系统科学方法；阐释学；模糊逻辑 被称为“制高点”、“突破口”的教育技术涵盖社会、政治、文化、教育、心理和艺术等众多学科的研究领域，我们必须充分利用科学规律和各种技术，把教育和技术紧密地结合起来，解决教学过程中的实际问题。但只是从应用层面和技术层面发展教育技术是不够的，必须从系统方法的角度来认识教育技术。只有这样我们对教育技术的认识才具有高度和深度，才能实实在在地对教育技术的发展进行指导。 一、复杂科学的提出 教育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它的复杂性不仅体现在教育的主体复杂多样，系统内 部纷繁变化，还体现在与教育系统息息相关的外部环境的复杂多变上。因此，研究教育有必要从复杂性的视角来审视。复杂科学是国外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研究复杂性和复杂系统的科学。复杂科学包括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简称“老三论”）和耗散结构论、突变论、协（简称“新三论”），以及相变论、混沌论、超循环论等其它新的科学理论。这些理论主要是研究和揭示复杂系统的有关特性，如非线性、混沌、突现、自组织、非还原性等。[1] 正是基于对教育系统复杂性的认识，人们提出将复杂科学的原理和方法引入到教育系统的研究中，从复杂性角度来理解教育系统及其复杂性，转变学习概念，重新设计与复杂性相适应的学习系统，为学生提供从复杂系统中涌现出的新的思维方法，帮助他们提高学习效果，最终达到增强教育系统效能的目的。 物理学中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提出了解决复杂自然系统的理论、方法，为统一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建立系统科学准备了材料。物理学以前讨论的系统是可逆的、退化的，牛顿第二定律、热力学第二定律判定了系统的演化方向和特点。这类自然系统的演化方向与生物界、社会科学中普遍存在的发展、进化等演变现象相矛盾，人们无法用统一的方法来研究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i.prigogine提出耗散结构理论：开放系统在远离平衡状态时，由于同外界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可以形成某种有序结构。在自然界的物理、化学系统中可以发现存在着与生物学一样的进化现象，并可以利用耗散结构来统一讨论。h.haken提出协同学，认为复杂系统的相变是子系统之间的关联、协调作用的结果。我国著名学者钱学森教授在80年代提出了系统科学体系的框架，分析了在不同层次上的学科内容，提出了它们之间的联系，使系统科学走上了全面发展的新阶段。我们从系统科学的角度来讨论问题，这就可以站得更高，对问题分析得更深入。对这些复杂系统的分析不仅是对系统理论的应用，同时在研究中所采用的新的方法，所得到的新的结论也会丰富系统理论本身的内容，使系统理论真正成为解决复杂系统演化的理论。[2] 二、系统科学方法指导教育技术，以实现最优化 系统科学理论“老三论”（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和“新三论”（耗散结构论、突变 论、协同论）为许多学科包括教育技术学科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系统科学的思想观点和方法对教育技术学学科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广泛和深远的影响，成为教育技术学最重要的理论基础。系统科学方法具有以下特征：整体性、综合性、有效性、定量化和最优化。其中最优化体现了系统科学方法解决问题时所要达到的目标，它可以根据需要和可能为系统确定出优化目标，运用新技术手段和处理方法，把整个系统逐级分成不同等级和层次，在动态中协调整体和部分的关系，使部分的功能和目标服从系统总体的最佳目标，以达到总体最优。 教育技术（aect）94定义：教育技术是为了促进学习，对有关的过程和资源进行设计、开发、利用、管理和评价的理论与实践。现代教育技术是以系统方法为核心展开全部教育实践的，即对学习过程与学习资源进行设计、开发、利用、管理和评价。现代教育技术的目的是追求教育的最优化。教育最优化是指一定的条件下，在同样的时间内，使学生学得多些快些好些。最优化标准有两个：一是最大效果；二是最少时间。用最少时间得到最大效果是教育技术所追求的目标。 如前所述，耗散结构理论认为：任何远离平衡状态的开放系统，都能通过与环境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这时系统可从原有的熵增的状态，转变为一种在时空和功能方面的远离平衡的有序状态，即形成一种组织化和有序化的耗散结构。孤立的系统只能出现负熵，最终导致有序结构的破坏。[3]目前，中国的应试教育还根深蒂固，必须以和谐的方式从教育系统的外部引入负熵，营造开放的教育环境，促进系统内部长期积累的熵增的逐渐减少，通过系统内部的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使教育系统从无序向有序进行。教育技术可以实现以上转变。教育技术具有开放性和旺盛的科学活力，它与全新的认知理念同步发展，并及时把相关科学和高新技术引入到教育系统中，促进人们更新教育观念，改革教学方法，使教育领域成为培养适应社会的创新人才的基地。 开放是系统减少熵增和内耗的调节剂，开放使系统不断更新，也使系统获得良性循环的保证。系统要达到开放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系统内部各要素的相互开放和交流，系统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影响因素的相互开放和互动。开放的本质是系统吐故纳新，教育技术的灵魂是整合，它意味着教育对各个学科的开放，接纳和综合。[3] 教育技术具有开放的显著特征：（1）开放的教育观念 学会学习是当今教育的主旋律，培养每个公民的信息素养增强了教育技术的开放性，教育技术实现了教育理念的全面开放。（2）开放的教育对象 从教育走出校园，面对社会每个公民，面对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人，可以按学习者的需求，构建教育环境。（3）开放的学习 重视学习的过程，从学习方式的单一化向多样化开放，如集体学习，个别学习，研究性学习，协作学习等。传统的认知方式是人们长期形成的习惯，而电子学习创造了全新的学习空间和学习模式，激发了认知潜能。（4）开放的学习能力 从重知识的获取能力到处理信息的能力。培养人的信息素养是学习的主要目的，强调个人对信息的获取、分析、加工、评价、创新的能力。（5）开放的信息资源 电子阅览室、数字图书馆、多媒体教室、视频会议系统和信息高速公路把全世界的信息资源通过文本、视频、音频、动画、数据等传播形式呈现在学习者面前，让学习者能够随时随地获取信息。 三、阐释学、模糊逻辑、混沌理论与教学设计 教学系统由学生、教师、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媒体构成，教学设计是对教学系统 的优化设计。教育技术的核心问题是教学设计。因此，教学设计应摆在教育技术学研究与实践的核心位置，这是因为教学设计不仅构成教学开发与应用的前提，更直接影响到开发与应用的质量。人们获取学习信息或学习资源的手段、环境及学习目的都发生着变化，因此，教学设计处于变化之中。传统的系统理论研究教学设计具有一些局限性，如教学设计的线性、确定性、封闭性和负反馈性等与当前以人为本的教学实际有一定的距离。[4]20世纪90年代以来阐释学、模糊逻辑、混沌理论等多种学科领域的研究为教学设计提供了多样化的视角。 （一）阐释学与教学设计 阐释学（hermeneutics）是一种关于意义、理解和解释的哲学理论。从广义来说，它是对于意义的理解和解释的理论或哲学。阐释包括两个基本的意思：一是使隐藏的意义显现出来，二是使不清楚的意义变得清楚。“阐释学是一种理解世界的方法。通过阐释学原理的应用，在解释者对世界所熟知的意义和世界拥有的某种未知的意义之间架起一道理解的桥梁，缩短二者之间隔阂的距离。” [4]在阐释学发展过程中，有关学家研究总结出以下法则和原理：正确理解文本意义的法则。对文本的理解和解释不仅仅是一个语言的过程，而且是一个创造性的心里过程。（1）历史性原则——结合作者所处的具体条件理解文本的意义。（2）整体性原则——在一定的语境中理解每个词语的意义。（3）代入性原则——进入作者创造时的情景，重新体会其原意教学的主要目的就是对所学内容获得正确的理解，或者帮助学习者对所学内容阐发个性化的意义。根据学习者的理解过程来促进学习者的个性化理解，教学便有“建构”的意义。阐释学为教学设计思维提供了一种有意义的视角，对教学设计的启示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没有学习者的理解活动，理解不可能产生。学习的产生在于学习者能参与到理解的活动之中。阐释学认为，当理解者与文本以共同的观点融合在一起时，理解便产生了。（2）背诵不等于理解。以促进理解为目标的教学，应当关注文本创作者和解释者所处的不同文化或社会情境。文本的理解不是通过文本的背诵而获得，而是通过解释者的阐释。（3）教学不要奢望某种统一的意义理解或学习结果预定。理解并不是一种僵硬的过程，它涉及所处时代的社会和历史的影响。要从一个群体中期待一种可信的、客观的学习结果预定，是不可能的。（4）学习是一种个别化的社会性的活动。每个对话/交流都是不同的，忽视这一现象将导致在教学实践中错误地判断学习者理解了什么，学到了什么。 运用阐释学原理为教学设计寻求一种解决方案，意味着我们在为学习者深化某一问题的理解寻求方法。教学设计的思维和操作可以沿着以下原则展开：（1）利用理解的空白，促进学习者对学习内容表现他们个人化意义的理解。这种处理理解“空白”的活动，是基于阐释学的教学设计的主要任务之一。学习者在对待理解“空白”的问题上，要求表现个人化的解释/意义生成。教学设计就是要为学习者对文本形成个人化的意义创造/组合大量的机会。例如，为学习者提供开放性问题的课堂讨论练习，就有利于学习者展现个人化的反应和发展学习者的个人化意义。（2）多数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在理解主题内容时，都会带着自身的偏见和切身的利益。这就意味着在学习课程内容开始，教师可以通过引发讨论的问题，来发展学习者的主观性意义。（3）为了促进学习者对学习内容的理解，教学应当在“文本创作时代”与“理解者所处时代”之间架起一座沟通之桥。在任何一种学习活动之中，学习者都会把其自身的时代和文化代入其中，对意义的解释产生影响。 （二）模糊逻辑与教学设计 模糊逻辑（fuzzy logic）是美国工程师lotfizadeh（1965）提出的一个概念。模糊逻辑对传统逻辑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传统的逻辑假设是：人的思想是精神的，人们在思维中所用的概念、命题的意义都是精神的，人们在思维中所用的概念、命题的意义都是精确的。它以命题的二值性为基础，以排中律为基本原则之一。因此，传统的逻辑所遵循的是二值性原则和排中原则。一个命题或者是真的，或者世界假的，并且一个及其否定必有一真。而模糊逻辑却与概念、命题意义的不精确性相一致，它推理的结论并不严格依据前提。模糊逻辑的出现，为解决复杂性、交叉性的问题开拓了道路。 模糊逻辑对教学设计的启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模糊逻辑理论对教学设计中的需求分析和评价具有启示意义。这些分析在教学系统设计模式中居核心地位。从模糊逻辑理论的角度来看，在理念与行为只常常存在一种或然的、非线性的关系。因此，运用模糊逻辑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更能有效地解释行为。（2）模糊逻辑理论对认识/处理学习者的感知问题更为有效。学习者对自身能力的感知及自信心，与学习者获得好成绩同样重要。（3）运用模糊逻辑超越决定论的思维和设计方法，在评价“现实生活”的问题方面显得更为有效。[4]世界并非是黑白两极的，而是绚丽多彩的。 （三）混沌理论与教学设计 20世纪60年代，诞生于数学与物理学的混沌理论，与相对论、量子理论并誉为20世纪的三大科学革命理论。混沌理论的产生始于量子物理学不满牛顿机械决定论对物理现象的解释。牛顿物理学认为宇宙中的每种实践都是有序的、规则的并可以预测的。量子物理学认为宇宙并非是一个巨大的、事先决定的存在，所有的物理现象都是不可决定的，也是不可预测的。这种非决定论为解释世界的混沌现象提供了认识/研究途径。所谓“混沌”，是指非决定论的不可预测性与无序性、复杂性、不平衡性、多样性、非线性及不稳定性的存在。理解混沌，应当注意两点：第一，混沌系统中隐藏无序；第二，混沌是存在于无序中的有序模式。理解混沌理论要把握以下三个关键概念： 1．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sensitive dependence on initial conditions）：一个系统中的混沌是指系统内初始条件的小变化会引发后续的大变化。这也常被称为“蝴蝶效应（butterfly effect）”。混沌系统对其初始条件的异常敏感性说明，最初状态的轻微变化导致不成比例的巨大后果。当一个系统的初始条件不清楚或不确定时，我们是不可能预测到会发生什么结果的。 2．分形（fractals）：分形理论创始人是美籍法国数学家b.mandebrot.fractal，本意是不规则的、破碎的、分数的。用此来描述自然界中传统几何学所不能描述的一大类复杂无规则的几何对象。例如，弯弯曲曲的海岸线、起伏不平的山脉、令人眼花缭乱的满天繁星等。它们的特点是极不规则或极不平滑。直观而粗略地说，这些对象都是分形。分形，意指系统在不同标度下具有自相似性质。由于系统特征具有跨尺度的重复性，所以可产生出具有两个普通特征：第一，它们自始至终都是不规则的；第二，在不同的尺度上不规则程度却是一个常量。 3．奇异吸引子（strange attractors）：吸引子是系统被吸引并最终固定于某一状态的性态。而奇异吸引子则通过诱发系统的活力，使其变为非预设模式，从而创造了不可预测性。 混沌理论对分析学习系统提供了另一种科学视角，对我们在分析教学系统中常用的决定论科学方法提出了质疑。（1）如生物学系统一样，教学系统也是充满了混沌。传统的教学设计原则和假设在两个方面与混沌理论相抵触：一是教学系统的决定主义假设；二是学习者和学习过程是可预测的。（2）混沌理论挑战传统教学设计中的线性教学程序——设计者或教学者认为只要按照预定的教学程序，对学习者施加干预/影响，就可得到预期的学习结果。但事实上，预成的线性教学设计很容易被教学中的混沌实践所颠覆，导致教学过程难以预测，难以单靠线性的操作程序来控制教学过程，并得到预期的教学效果。（3）混沌理论认为教学设计必须认真考虑学习过程。学习的信息处理模式通常在本质上把学习描述为一种线性过程（短时记忆——长时记忆——工作记忆——绩效）。但是，学习的发生过程是学习者个体差异以一种混沌的形式相互交织在一起，共同发挥作用。（4）走向重视学习者元认知能力的发展。处理教学系统设计/实施混沌理论的最有效方法是：帮助学习者学会反思其学习活动，发展其元认知意识，提高其元认知/反思水平。发展学习者的元认知意识是一种帮助它们处理复杂现实世界问题的方法/途径。元认知是指关于我们如何人感知、记忆、思考和行动的知识。掌握这些过程并在学习中及时应用，直接影响学习者的学习成效。（5）情感与混沌。在学习中处理混沌现象最有力的促进因素要靠人类的情感。已有的情商研究表明，经常性的情感挫折或情绪波动会影响个体的智力水平，损害/削弱学习者的学习能力。自我意识是情商的关键性能力。了解和控制个人的自我意识，对于成功做出决策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就目前我国教育技术发展情形来看，以上这些研究还未完全体现在教学实践过程中。但是，积极地吸纳各种相关理论的研究成果，适应时展和健全自身发展，却是新时期教育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 教育研究方法论文:浅析高职技能课程中运用心态教育方法的实践与研究 论文关键词：餐饮服务 心态教育 发展空间 实施模型 论文摘要：本文本着以能力为本位，社会需求为导向的职业教育理念，针对学生特点和行业需求，提出以心态教育方法来促进和推动教学质量。 面向市场需求去育人，是多年来我国高职教育教学改革的导向。检验教学效果最直接的标准是能否实现学生的顺利就业，切实实现课堂教学和社会就业的零距离对接。本人将心态教育用于《餐饮服务与管理》课程的教学实践，并通过多年的探索和完善，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授课环节，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一、心态教育的内涵 “服务”的根本是对人的服务，应该注重对学生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灌输，使学生理解工作的意义，从而明确学习目标，更新服务理念，关注自身发展，做好职业生涯规划。由此，学生外在折射出来的是积极的职业形象、过硬的服务技能和乐观的人生态度。这就是本文探讨的心态教育。心态教育有助于学生在未来走上工作岗位后及时适应工作环境，愉快地与人相处，快速熟悉工作流程，灵活应对宾客的要求。 无论是理论课还是实操课，每一节课必须有一个教学环节为心态教育，教师应寻求恰当的教育教学方式，从引导学生善学、乐学上下功夫，通过多课时多次数的强调和练习，培养学生一贯的恒久的品质。 二、心态教育的实施模型 心态教育作为一个教学环节融入教学过程中，它既是一个独立的部分，又涵盖了通常的教学方法，形成一个完整的教学部分。 以下是心态教育教学环节描述： （一） 准备阶段：职业形象塑造。对学生进行职业素养训练，培养学生职业标准化的言行举止和仪容仪表；理解工作内涵，展现内心真实的状态。 （二） 热身阶段：团队训练小游戏。以合作式的游戏让学生明确团队与个人的关系，个人与服务对象的关系，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和团队意识，更深层次的理解工作、生活和人生。 （三） 导入课程：案例（任务）引入。案例要贴近工作和生产实际，能引导学生明确工作标准、工作流程，具有实际指导和借鉴意义。 （四） 解决问题：完成任务。采用角色扮演法、应用头脑风暴，集思广益，鼓励学生就一个问题提出多种解决方案，培养学生举一反三的能力。完成任务的同时锻炼语言表达能力和判断力、反应力。 （五） 反省阶段：录像点评。整个教学过程用dv记录下来，观赏过程进行自评及互评。通过影像的记录，分析出自身的弱点和不足。在这里，教师必须辅以及时的、积极的教育评价，鼓励学生以积极的心态提升自我，消除自卑心态。 三、心态教育的实施效果 1、帮助学生调节职业心理素质 通过对历届实习生和毕业生的调研我们发现：学生职业心理素质表现为优秀的仅占受调查人数的3.5%，表现为良好的占受调查人数的15%，表现为中等的占受调查人数的49%，而表现为较差的竟占受调查人数的33%之多。大部分学生的性格、承受压力的能力、抗挫折能力和耐力都不是很好。同时我们也发现：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与职业心理素质息息相关。心理素质好的学生，学以致用和随机应变的能力都很强。而心理素质稍差的学生，对理论和实践知识运用能力也会稍弱。应用心态教育能调节学生的心理素质，使每一名学生都能在有限的课堂里得到充分的训练和自我纠正。 2、师生互动效果好 应用心态教育，需要打造开放型课堂，采用交互式教学模式，师生关系更为融洽，研究、探讨和合作成为师生新型的交往模式。学生的角色意识和责任意识得以充分的培养。同时，教师也可以在与学生交流的过程中了解年轻人的思维模式，把握时尚的观点，将市场流行趋势与专业理论相结合，保持教学内容的新鲜度。另外，师生无障碍沟通本身就是一种无形的心态教育。 3、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学生的偏好不同，性格不同，特点不同，兴趣点不同。通过在心态教育中采取分组协作的形式，大家可以在小团队中确定最适合自己的岗位与任务，发挥自己的优势，在小组竞赛中各显其能，提升学生的自信心。同时，利于学生在协作中取长补短，拓展自己的生存渠道。学生参与的深度，受益的程度是最直接的评判标准，教师通过这种可观的表现，及时调整自己的授课思路。 4、量身定制职业发展规划 在两个学期的《餐饮服务与管理》学习中，通过心态教育的训练，老师能够发现学生的长处与弱项；同时，学生自己也可以知道未来工作目标定位是怎样的，如何去一步一步做好工作，能有计划性、有稳定性地去朝目标迈进。这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反应出学生个人的职业生涯规划，通过短期与长期的规划，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更广阔的空间中发展。 教育研究方法论文:大学生心理素质教育方法研究 【摘 要】本文首先从大学生心理素质的涵义及其四个主要特征入手，通过对课程系统、学生系统、专家系统、社会与家庭系统等四个方面探讨了实现大学生心理素质教育的途径，再从心理健康教育、心理防御与防治教育和创新素质教育三个方面提出了具体教育方法。 【关键词】大学生 心理素质 教育方法 大学生心理素质是指以大学生生理条件为基础，通过大学生的个体行为与外界环境输入的交互作用而形成的，与社会上其他人的社会适应行为和创造行为密切联系的基本的、稳定的、具有衍生功能的心理品质。 一、大学生心理素质的特征 1.心理素质的社会性与实践性 马克思在揭示人的本质时指出：“人的木质不是单个人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可见，大学生的心理素质的主要反应是在他们学习和生活实践中形成的，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实践性和社会性是大学生心理素质的主要特征。 2.心理素质的内潜性 作为素质的组成部分，心理素质还具有潜隐性的特点。心理素质表现为一种本质的潜在力量，大学生的外在气质、性格等，并不能静止地体现其心理素质水平的高低及其心理素质结构是否完善，只能通过大学生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体现出来，可见，内潜性是大学生心理素质所具有的共性。 3.心理素质的稳定性 大学生心理素质的稳定性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心理素质是以先天禀赋为基础的，这种遗传素质给予心理素质第一种稳定的特质，它很难随环境及大学生品质的改变而改变。其次，在大学生经过发展和成熟阶段后，其心理素质水平及结构也已相对稳定，无论是个体努力还是外界环境的强制性输入，都很难改变其心理素质的稳定性。 4.心理素质的可塑性 除了稳定性外，在大学生个体发展和成熟阶段，其心理素质还具有极强的可塑性，外界的教育性输入对大学生心理素质的形成起着关键性作用。大学生群体正处于心理素质的可塑时期，我们不能否认在个体进入成熟期后，其心理素质的稳定性不是绝对不变的，但在大学生群体价值观念、心性品质的发展与形成时期予以正确的教育和引导，使其形成完善的心理素质结构、符合其社会角色的心理素质水平，无疑是教育工作者必须要完成的任务之一。 二、实现大学生心理素质教育的途径 大学生心理素质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方的支持与合作。可以把大学生心理素质教育的有效途径比作四个系统：课程系统、学生系统、专家系统、社会与家庭系统，这个四个系统共同组成了大学生心理素质教育的四维结构。在这个四维结构中，课程系统是基础，学生系统是课程系统的深化和发展，而专家系统是对课程系统及学生系统的监控与干顶，社会与家庭系统是对前三个系统的辅助和支持，每个系统中都可以有针对性有目的的采取不同的方法，选择教育途径。 1.课程系统 大学生课程系统包括规范的课堂教育和有目的性的各学科渗透教育。可以在大学生必修的思想道德修养课中开设心理素质教育的专题，同时开设心理学、心理训练等选修课程，使大学生明确心理素质的内涵与重要性，普及心理健康与心理防御知识，以此来引导和开发大学生的创新性思维，促进其心理素质水平的提高。 2.学生系统 大学生学生系统是以学生为主导的心理素质教育系统，包括如大学生心理协会的社团组织和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在心理电影、“心理一角”等社团活动以及各种社会实践中，学生是组织者，也是参与者，可以使学生积极地把课程系统中输入的知识转化到实践中，并内化为心理素质，在无形中提高其心理素质水平、完善心理素质结构。 3.专家系统 专家系统是指以专家为主导的心理素质教育活动。包括讲座、报告、个别谈心及团体咨询，设计专业的心理测验并建立心理档案。由于心理专家在理论与实践上的权威性，这种专家系统中的活动更易为大学生所接受。同时，专家系统可以对课程系统及学生系统进行监控与干预，使各个系统协调动作，积极配合心理素质教育工作的开展。 4.社会与家庭系统 社会与家庭系统是以社会人士和家长为主导的心理素质教育活动。这个系统与以上三个系统不同，并没有明确的内容但作为大学生心理上的支持者，其引导和教育的作用不容忽视。 综上所述，心理素质教育的各个系统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只有系统之间发挥联动作用，教育者根据学生的情况，采取科学、有效的教育方法与教育途径，才能保障心理素质教育顺利实施。 三、开展大学生心理素质教育的具体措施 现阶段，我国教育界关于心理素质的教育内容并没有进行统一的规范，学者们对心理素质教育内容的界定也有所不同，借鉴众多学者的观点，心理素质教育的内容应包括心理健康教育、心理防御与防治教育和创新素质教育三个方面。 1.心理健康教育 参照学者们的理论研究，结合社会实际需要以及大学生自身发展要求，大学生心理素质教育应该至少包括如下几点： （1）性格特征素质教育 性格特征素质教育以培养大学生意志力、耐挫力、独立性、责任感、自我调控力、自信心的教育，以提高大学生自我认知水平为目的。在自我认知方面，使大学生了解认知发展规律、特点，通过心理学知识的学习和实践，使大学生正确、全面的认识自我，学会冷静、客观地分析和思考问题。 （2）自我调控教育 自我调控教育包括情绪控制、情绪调节和行为控制三个方面。大学生是年轻的群体，心理发育程度决定了其情绪及情感波动较大，使他们了解情绪变化的特点，并正确认识自己的情绪及情感波动，形成良好的情绪控制与调节能力，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待人处事，从而对自己的行为有一定的自控力。 （3）意志力与耐挫力教育 意志力与耐挫力教育的目的，是使大学生了解意志的作用及自身意志的弱点，提高大学生克服困难的主观能动性，培养其果断、坚毅的意志品质，提高承受挫折的心理能力，这种能力也正是大学生自身发展和社会发展所必备的素质。 （4）心理动力素质教育 心理动力素质教育包括成就动机、荣誉感、抱负、求知欲与进取心。动机是个体始动和维持活动，并驱使活动朝着一定目标进行的心理倾向，是推动人行为的内在力量，它表现在指向目标、满足需要的实施过程中。 大学生作为21世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正确而坚定的人生动机，强烈的荣誉感与抱负心，不断的求知与进取，是大学生适应社会需要、祖国建设需要和自身发展需要的基本要素。 2.心理防御和防治教育 心理防御和防治教育是在以上心理健康教育内容的基础上，对大学生开展的有重点、有针对性的引导教育。 心理防御机制的概念可以用来解释个体应付挫折情境时，为防止或减低焦虑等精神压力所采取的一种习惯性的适应行为。自我防御机制是一种缓解情绪紧张、维持心理平衡、调节行为表现，使之符合外界要求的方法和手段。它既是一种挫折反应，又是一种应激策略，既是一个潜意识的精神内在过程，又是一个可以进入意识层面、并能被主体继发认知的行为方式。 显然，只有既能减轻内心痛苦，又能适应外界环境，才算是成熟的防御机制，否则，不论偏向哪一方，都是不良的防御机制。当内在或外在的刺激因子引起情绪冲突时，防御机制开始起作用，在心理学上，影响防御机制的主要因素有成熟程度、刺激、人际关系、社会支持、性别等(本文主要筛选对大学生群体比较重要的影响因素)，而大学生群体正处于心理尚未成熟、外界刺激较为频繁、很少寻求社会支持的年龄阶段，因此，正确引导其心理走向，使其形成良好的心理防御能力，对大学生全面发展意义重大。 心理防御与防治教育可以选择在大学生中比较容易出现的问题方面进行有针对性的引导和教育，如人际关系的防治与防御教育。由于大学生心理尚未完全成熟，在人际交往中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导致人际交往障碍，出现交往恐惧、人际关系紧张、沟通不良等现象，甚至会产生嫉妒、猜疑、自卑、孤独的心理，严重影响正常人际交往的建立。教育工作者可以根据大学生这一特点，引导学生建立正确的交往观念，掌握人际交往的基本技巧，帮助学生解决现实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增强其心理防御能力。 现阶段，我国大学生心理防御与防治教育的关注重点，应该放在“新生现象”教育、学习压力防治教育、就业压力防治教育、情感困惑防治教育、人际交往教育等“社会支持”范畴的心理教育上。 3.创新素质教育 众多学者针对心理素质教育的理论和实践表明，创新能力是大学生心理素质教育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只有大力加强大学生创新素质教育，才能有效提高大学生心理素质教育的质量，实现大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目标。 创新是在前人或他人己经发现或发明成果的基础上能够做出新的发现、提出新的见解、开拓新的领域、解决新的问题、进行新的应用、创造新的事物，创新能力是人类区别于其它动物的重要特征之一。创新素质是主体通过有目的的创新行为表现出来的积极的心理取向。 关于创新人格，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斯腾伯格提出高创新力所具有的7种人格特征：能容忍模棱状态、具有克服障碍的意志、具有自我超越的愿望、受内在动机驱动、具有适度的冒险精神、希望得到认可、具有为获得认可而努力的愿望。但以上所列的并没有完全概括创新素质的人格特征。在此基础上，有学者提出创新素质的基本构成因素，即创新初期的原始感情或动机、创新过程中的毅力和独立精神以及创新后的自信（即掌握命运的感觉）或自我超越的想法，同时，强烈的好奇心、顽强的毅力、勇敢的进取精神是创新人格的必备因素。 根据以上关于创新能力的理论，大学生创新素质应具有以下五特征：（1）有观察事物的习惯，并能将此进行发散性思维；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并敢于对权威性观点提出疑问。（2）凡事总想找出真正答案。（3）有自己坚定的立场，能耐心听取并接受别人正确的见解，从中发现问题或受到启发。（4）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心。（5）凡遇到问题总是喜欢在解决方法上另辟蹊径。因此，大学生创新素质教育可以针对以上特点设计教学内容，以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神、提高其创新素质水平。 教育研究方法论文:加强和改进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方法研究 【摘要】作者探究了武汉地区四所高校工科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存在的认识偏差,提出了全面巩固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地位与作用、进一步确立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指向和任务、不断推进心理健康教育与德育的互动和融合、重构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工作模式等方法措施,以期促进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的良性发展,为创新型国家建设需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研究生教育培养工作者应有的贡献。 【关键词】研究生 心理健康 问题 方法 工作模式 探幽 1 写在前面 当前我国在校研究生124万,今后十年,我国高校研究生教育顺应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需要,将在2020年使在校研究生规模达到244万人,即平均每年将扩招2万研究生。同时,特别是研究生来源也越来越广泛,仅以我们学院为例,2009年招收博士生16人,硕士生155人,来自于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48所高校。由于来自于不同经济、社会和地域文化环境,存在不同程度心理问题的研究生比例有上升趋势,因而加强和改进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作者对武汉地区四所高校工科研究生的心理健康教育状况的调查和相关文献资料检索显示,研究生群体中73%左右的同学基本具备心理健康的自我调节意识;大约27%左右的同学有可能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健康问题;约有18%左右的同学认为心理健康与高尚人格的形成、智力的发展没有直接联系;15%左右的研究生认为违纪行为、个性孤僻与心理因素无关;30%的同学认为存在心理健康问题的研究生是因为思维存在障碍、精神欠正常;其中不足5%的研究生愿意找心理健康咨询人员和研究生辅导员沟通有关心理方面的问题。由此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出,研究生在心理健康认识上存在较多问题和偏差。研究生群体心理健康教育问题关系到高素质高层次人才的培养质量,纠正这些问题和偏差的不二选择就是加强和改进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及其方法。 2 提出问题 近三年来四所高校的研究生规模有逐年扩大的明显趋势,在研究生教育培养过程中也发现在工科研究生群体中存在诸多较难解决的心理问题,有关学校和学院加大了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力度,各自开展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果,但目前这项工作在四所高校的开展还较为不平衡。有的高校或学院对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指向、内容、特点和规律等还缺乏足够的认识与深入探究,导致教育过程存在以下偏差。 2.1 忽视了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地位 有的认为,研究生除了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科研素质之外,必然还具备良好的心理品质;此外,各学校对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没有明确的学分要求,包括入学前或入学后的心理测试工作也不太重视,《心理健康测试量表》和《人格测试量表》阅卷结果不能受到充分重视甚至束之高阁。还有的认为,研究生就是搞研究的,因而其财力物力不如直接投到请专家开学术讲座上。而在研究生群体中也有不少人认为研究生的主要精力应该放在学习、科研上,研究生心理健康问题只是个性表现,可以不接受治疗。上述种种看法和现象表明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地位被明显忽视。 2.2 混淆了有关概念和定义 比如,片面认为心理问题就是精神疾患,心理健康教育过程等同于心理疾病的治疗过程,心理诊断和心理治疗的意识较浓,心理咨询和心理辅导的意识则较淡,具体表现在教育过程中注意调适研究生心理障碍的问题较多,解决他们在学习、科研、经济、婚恋、交际、求职过程中的一般心理问题较少,以致于部分研究生无法接受“自己有心理健康问题”的事实,对心理咨询、心理辅导、心理健康教育存在神秘感和恐惧感,有的甚至持鄙视态度,更不要说通过心理健康教育来改善心理健康状况。 2.3 单一了有关理论、手段和方法 表现在自上而下没有形成一套契合研究生心理特点的教育理论和方法,而对研究生进行的心理健康教育主要采用本科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理论、手段和方法。而研究生的心理特点与本科生具有明显的差异性:研究生的心理问题倾向从本科生时期的交往障碍、思想不成熟为主转变为对未来无把握而产生的不安感和恐惧感;此外90%多的研究生求学经历顺利,受到社会尊敬,易形成较强的优越感;研究生们更多关注社会,思考未来,积极的寻找个人成长与社会发展需要的结合点,以期最大限度地追求自我,讲求实效等等。 2.4 出现了德育问题与心理问题相互偏颇的现象 当前四所高校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战线的老师侧重于德育工作者队伍,比较容易把本来属于心理方面的问题当作思想意识、道德品质问题和违法乱纪行为来处理,从而导致了研究生的心理问题德育化现象。当心理健康教育不断得到国家、社会的重视时,一些人又认为传统的德育已经过时,主张以心理健康教育方式取代传统的德育方式,片面地把研究生的思想品德、政治觉悟问题与心理问题划等号。有些人更过分地夸大了心理健康教育在德育中的作用,认为心理咨询、心理辅导甚至某些心理健康教育完全可以取代德育,这种倾向又使心理健康教育导致德育问题心理 3 方法探幽 当前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出现的上述问题和偏差是开展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主要症结,因而必须采取积极的、具体的、有针对性的科学工作方法予以解决,以期达到加强和改进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目的。 3.1 全面巩固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地位与作用 重视心理健康教育是研究生教育培养工作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也是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必然要求。国家要大力推进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普及工作,促进交流。加大教育资金投入,更新设备。重视和加强对规模大、周期长、有创新的心理健康教育研究活动的支持,保证教育理论与实践创新;各高校要充分重视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重要作用,加大教育力度,优化教育环境。寻求适合本校、本院所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发展的有效途径。广大高校教师要树立“心理健康教育是研究生教育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的观念,不断学习心理学知识,提高理论研究能力和教育实践的指导能力,切实提高研究生群体的心理健康水平。 3.2 进一步确立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指向和任务 首先,要使他们认识到心理健康教育的指向和任务就是培养研究生健康、完善的人格,这与医疗保健机构和社会咨询服务机构中的心理诊断和治疗不同,使他们克服对心理健康教育的神秘感、恐惧感和排斥感,逐步接受并认可心理健康教育。其次,当前高校应更加强调一些最起码的、最基本的以人格主要内容的教育和研究生学习、科研、生活、婚恋、求职、交往中的发展心理问题的教育,如研究生的社会适应、人际交往、职业选择、以及应付挫折、情绪调节等方面心理健康问题的教育。以期实现完善人格、发展人格的心理健康教育目的。 3.3 不断推进心理健康教育与德育的互动和融合 首先,研究生德育应突破传统的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的三结构模式,把心理健康教育与德育其它组成部分互动和融合,以形成政治、思想、道德、心理的四元模式。师生逐步认识并接受心理健康教育,以德育的优势促使心理健康教育“润物细无声”。其次,要充分发挥心理健康教育的德育功能促进研究生道德素质的提高。借鉴和吸收心理学学科理论知识和心理技术不断探究研究生心理活动的规律与特点,为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的研究生教育培养工作提供健全的新指向、新观念、新内容和新方法,使研究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和德育工作不断走向规范、科学、有序,更加具有实效。 3.4 重构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工作模式 笔者认为,加强和改进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应从五个方面重构其工作模式。第一,建立组织保障。制定契合研究生心理健康发展的教育课程计划和管理规则。在各高校应配备专职的研究生心理辅导老师和稳定的研究生辅导员队伍,为做好相关工作夯实基础。第二,建立转变机制。采取措施使研究生院(部、处)老师、各学院分管领导、研究生辅导员实现在工作依据、重心、原则和习惯等方面向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工作转化。第三,健全研究生新生“入口”审查和教育考核实施规范。建立研究生心理健康档案,定期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或活动。第四,积极创新教育方法和活动内容。针对研究生心理特点,加强研究生学术文化和校园文化建设。第五,强化导师负责制。高校和研究院所应定期对指导教师加强提高研究生指导能力培训和考核。指导教师应发挥好示范指导作用。研究生如遇心理问题等导致重大事故发生,指导教师要视情节被问责。 3.5 积极改善研究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和抗压力能力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第三届国际心理卫生大会把心理健康定义为 “心理健康是指在身体、智能及情感上与他人的心理健康不相矛盾的范围内 ,将个人心境发展成最佳状态。”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和管理学家马斯洛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提出了心理健康的 10条标准:即充分的安全感;充分了解自己;生活的目标切合实际;与现实环境保持接触;能保持人格的完整与和谐;具有从经验中学习的能力;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适当情绪表达与控制;在不违背社会规范条件下,对个人基本需要做恰当满足;在不违背团体要求的条件下,能做有限的个性发挥等等。我国心理学界普遍对心理健康的定义为,心理健康指个人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最大潜能,以及妥善处理和适应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具体来说心理健康应包括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是指无心理疾病:其二是指具有一种积极发展的心理状况。博士生硕士生作为教育系统中高层次的培养群体,他们在学习与生活的压力面前会出现一些心理健康问题也是正常的。而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是一项科学性、实践性很强的教育工作,应采取以下一些基本措施加以教育引导:一是要根据研究生的心理发展特点和自主式学习、科学实验、身心发展、环境变化、社会实践、创新性发展等规律的把握,有针对性地提升研究生心理健康水平。二是要面向全体研究生普遍开展心理健康的理论教育和团队合作的培训活动,使其对心理健康教育有积极的认知,促进研究生群体的心理素质得到稳步提高。三是要关注那些可能为27%左右研究生的个别差异化情况的变化,根据不同研究生的不同需要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和辅导工作,尽快提高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四是要以研究生为主体,充分发挥和调动研究生的积极性,把教师在心理健康教育中的科学辅导和研究生对心理健康教育的主动参与相结合。 综上所述,针对武汉地区四所高校工科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存在的认识偏差,只要我们能够积极采取相应的方法措施,就能够驾驭研究生群体和个体心理健康问题解决的规律,促进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的良性发展,为创新型国家建设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教育研究方法论文:浅析中学体育教学方法与创新教育的研究 论文关键词： 中学体育教学 教学方法 创新教育 论文摘要： 笔者从阐释“创新教育”的涵义入手,通过新的体育教育思想指引体育教学方法的变革方向及创新教育要求创造性地改革体育课堂教学两方面,对中学体育教学方法与创新教育进行了研究。 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是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创新作为实施素质教育的关键要素已为广大师生所认识。体育学科是中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与学校的其它课程在很多方面是一致的,而且更具有自身的鲜明特征。 一、“创新教育”的涵义 创新教育是挖掘人的创新潜能,弘扬人的主体精神,促进人的个性和谐发展的教育。它的本质就是遵循人的创造活动规律和人的创造素质的培养规律,以培养创新人才为宗旨,是指以培养创造型人才为培养目标的教育。创新教育不是一种具体教学模式,而是一种意义深远的教学思想,创新教育思想是时展的产物,是知识经济时代对教育提出的必然要求。中学体育创新教育的基本理念:一是坚持“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二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终身体育意识;三是以人为本,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四是关注个体差异与不同需求,确保每一个学生受益。其任务是使学生掌握体育与保健的理论知识,提高对体育的认识,掌握必要的技能,提高体力、增进健康、发展个性、培养能力,重点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养成锻炼身体的习惯,提高学生体育生活化水平、社会化水平,增强勇敢、顽强、坚韧等心理素质。实行体育创新教育,其特点在于“创新”,新在它有别于传统教学模式;新在它突出了课堂教学结构;新在它体现了素质教育要求。而传统的体育课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存在许多弊端:对不同个体的学生传授同样的竞技运动技术,忽视了学生的个体差异,压抑了学生的体育特长和兴趣,使学生喜欢“体育”而不喜欢“体育课”;体育教学的任务过分局限于所谓的增强学生体质,忽视了体育知识和健身方法的传授,忽视了体育能力、习惯和终身体育意识的培养。因此,要打破陈旧观念,在课程设置上要突出趣味性、可行性,以此来发展学生的个性特点。 二、新的体育教育思想指引体育教学方法的变革方向 体育教学方法的确立和发展源于教学思想,一定的教学方法,是一定的教学思想在教学活动中的具体反映。社会的发展也在影响着体育教学思想不断地变化与更新,这种变化与更新又直接影响着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发展,推动了教学方法的整体向前发展。学校体育教学逐步向学生主体性、教师的主导性、注重体育教学方法的整体性效应以及学生全面发展的社会性等综合方面发展,必须要以现代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作指导,以先进的教学思想、科学的教学原则、正确的教学方法为前提。 三、创新教育要求创造性地改革体育课堂教学 1.以转变观念为先导,要在体育课中开展创新教育,必须牢固树立素质教育的质量观,从转变观念入手,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摒弃机械重复、单调的教学方式,代之以充满情趣的创造性学习。因此,作为体育教育工作者,要跟上形势,转变旧的教育观念,改变多年习以为常的,陈旧的教学思想、方法和习惯,接受新的思想,勇于实践,开拓新的教学、教育思路。 2.以教师素质为前提,没有教师素质的提高就没有改革。学校体育思想、内容、方法的贯彻,最终都要通过体育教师来实施,提高教师的自身素质,是实施体育教学改革的根本保证。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大潮的冲击下,教师队伍中也难免有“落伍者”,他们失去了对学校体育工作的热爱,不安于体育教师这个岗位,怎能够产生教改意识,去进行体育教学改革实践。所以作为教师,就不能因循守旧,要在自己的领域内独立地进行创造,善于吸收新的知识,在教育改革中不断获得更新和发展。要制定有效的提高教师素质的措施方法,加强自身建设,让教师了解教学思想,掌握新知识,提高思想业务素质,建立有效的岗位竞争机制,以深厚的知识能力储备来推进体育创新教学。 3.以课堂改革为重点 (1)体育教学模式的创新 教学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建构一种既能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又能充分体现学生认知主体作用的新型教学模式。在这种新的教学模式下,教师是教学活动的指导者和组织者;学生是知识的主动发现者和探究者;教学过程以学生的构建为核心,通过建立教学情境,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讨论、协作、实践,使学生达到发现知识、理解知识,并通过意义构建形成自己的知识结构。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多媒体和网络技术的日益普及才逐渐发展起来的,多媒体和网络技术由于能提供界面友好、形象直观的交互式学习环境,能提供图文、声像等的多种感官综合刺激,对学生认知结构的形成与发展,促进学生对当前所学知识的意义建构是非常有利的,这也是其他的教学媒体或其他学习环境无法比拟的。新型体育教学模式就是在先进的体育教学思想或教学理论指导下,建立起来的适应各种类型教学活动的基本结构和框架。教法和学法是有机联系的整体,有什么样的教法,就会有某种相应的学法,或者为了建立某种新的学法,就必须采取相应的教法。这些新的教学模式的出现,有的取向于各种模式的综合运用,有的取向于师生关系的建立,有的取向于教学内容,有的取向于技能学习与学生心理发展。实现学生从被动学习到主动学习,从生理改造到终身体育意识的培养,从能够学习到学习水平的提高,都是新的教学模式下教学方法的创新成果。 (2)体育教学方法的创新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单一的课堂教学格局已经受到很大的冲击,必然会被现代的教学技术所取代。采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将极大地增加课堂教学的主动性和趣味性,极大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计算机和多媒体在体育教学上的运用,使体育课堂教学发生深刻的变化,它既可以培养学生主动获取知识、运用知识和处理知识的能力,也可以创造超时空的课堂,给课堂教学带来教学领域突破性的变革。大学体育电子软件、多媒体教案、电子课件的研制和使用,要求我们认真思索,努力寻求教学新方法。根据学生需要,让学生走向娱乐场、健身场、走向大自然,使体育教学活动丰富多彩,充分利用语音室、多媒体等电化教学手段辅助教学,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组织学生观摩学习,了解当前体育课的课改方向,并结合实际来学习和训练。 总之,在体育课堂教学改革中,教师应解放思想,提高自身素质。工作中大胆尝试,积极进行探索和创新。在增强学生体质,促进健康为第一的体育教学思想下,转变体育教学观念,大胆改革现行体育课程,改进教学方法。教师在教学中要启发、引导和组织学生,给学生较充分地提供自学、自练、自评和互帮、互评的一种民主和谐的教学环境,培养出适应现代社会的、健康的创新型人才。

教育教学改革论文:检察官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若干问题 我国检察机关自恢复重建以来，十分重视检察官的职业教育工作，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近年来，根据人员学历结构的变化，检察机关的职业教育将由学历教育为主转入专业培训为主，因而在检察官职业教育教学的许多方面需要重新进行设计和改进。本文将结合笔者多年从事检查干训工作的实践，试就检察官教育教学工作改革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一些设想，供领导及干训同行参考。 一、检察官职业教育的正规化建设 检察官职业教育工作的正规化建设，涉及到培训类别设计、课程体系安排、师资培养、教材编写以及教学评估等项内容。 （一）培训类别设计 设计培训类别，是科学地安排各类专业培训教育的前提。笔者认为，培训类别的设计涉及到的首要问题是检察官轮训制度的建立。我国目前还没有关于检察官轮训的具体要求规定，只是在个别培训计划中针对特定检察官规定了轮训时间。我国法院系统规定，法官每年轮训时间不少于半个月。日本检察官平均每年轮训一个月（三年轮训一次，一次三个月）。目前检察官专业轮训的实际情况是，已经完成学历教育的基层院中，只有少数检察官可以达到每年平均轮训半个月以上，有个别基层近年来已经超过了一个月，而大量基层院的检察官长期得不到专业轮训，平均起来每年不超过四天。笔者今年考察发现，检察官参与轮训的时间与检察机关的绩效成正比。因此，笔者建议高检院建立检察官轮训制度，这是有针对性地进行相应培训设计的前提。 笔者认为，检察官培训可按照任职培训需求分为基本上分为上岗培训和在岗轮训两大类。 上岗培训，是指检察官在担任新的工作岗位时进行的与新任岗位业务有关的培训。目前，我们已经实行的上岗培训，主要是新任检察长培训、新任检察技术人员培训，个别的基层院进行过其它岗位的上岗培训。未来上岗培训，需要作为制度规定，并涉及到各类检察官和辅助人员。分类方法：一是，新任职务培训，即原来没有从事过检察工作的人员培训；二是，调任职务培训，即原来在检察机关从事其他工作而转任新职务的培训。培训时间：新任职务培训应当不低于三个月；调任职务的培训，不低于一个月。培训内容：新任职务培训包括各类检察业务的普训和岗位基本技能培训；调任职务培训，主要是新岗位涉及的基本专业技能培训。 在岗轮训，是指对在特定岗位已经工作一定时间的检察官进行的专业轮训。由于轮训会涉及到经费、工作量等方面的限制，根据目前的情况，在岗轮训平均每年应当不低于20天，即在一定岗位工作满三年，应当接受为期两个月的在岗轮训。 在岗轮训的培训内容，应当根据岗位不同以及轮训的层次不同进行不同的设计。基本思路包括：一是，按照专业岗位（如侦查、批捕、公诉、监所等）不同，设计出该岗位所需的知识点和技能范围，并按照轮训进次进行划分，确定不同进次应当培训的内容；二是，按照岗位的层次（如检察院层次和干部层次等）不同，设计出不同层次的岗位所需知识点和技能范围，并按照轮训进次进行划分。在岗轮训应当力求通过多次轮训后，为骨干检察官、专家型检察官的培养从职业教育方面的提供必备的基础素质。 （二）课程体系设计与教材编写 与培训类别设计有着紧密联系的是课程体系设计问题。1996年，山东省检察官培训中心对检察官培训的课程设置和教材问题进行了调研。结果发现，适合检察官培训的课程和教材不多。从课程设置上讲，重复培训的课程较多，如宪法、刑法、刑诉法等；从教材看，专业课教材的通用内容多，检察官的专用内容少；基本理论的内容多，实务理论的内容少。还有一种情形是，一些专业课程中基本理论与实务理论之间缺乏联系。如职务犯罪侦查课程，基本理论部分基本上是从刑事侦查学中抄袭而成，缺乏职务犯罪侦查的基本理论，因而导致实务理论部分仅限于侦查经验的无序堆积。 检察官职业教育课程体系具体设计，尚需要通过专门的调研后才能确定。但在骨干课程体系设计方面，笔者建议应当根据检察机关人员知识结构的变化，进行调整。特别是应当区别于大学法学专业的骨干课程体系，建立具有检察机关特色并适应不同类型培训需要的骨干课程体系。 检察官培训的课程体系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法律、科技等诸多方面。在课程体系的设计方面的基本思路应当是围绕检察业务的需求来设计课程类别。以轮训课程设置为例：政治方面，主要考虑设置与新立法和执法环境变化有关的政治理论、社会形势等项课程；经济方面，主要考虑设置与检察业务相关财务、会计、证券、期货、税收、金融等项课程；法律方面，主要考虑设置新出台法律讲座、各科法学新进展等项课程；科技及技能方面，主要考虑设置与搜查、司法会计、法医、物证科技、信息技术等专用技术的应用以及侦查指挥等项课程。 具体的课程内容的设计还需要考虑到不同岗位和不同层次检察官的需求。笔者以司法会计学课程成为例：司法会计学课程包括司法会计概论、司法会计检查学和司法会计鉴定学三门，其中，一般检察官只需开设一门，侦查人员需要开设两门，司法会计专业人员则需要开设三门。就培训所需时间而言，由于课程内容设计不同，司法会计专业人员的培训需要300课时，侦查人员的培训需要150课时，其它岗位检察官培训需要30课时，而检察长培训只需要8课时。 关于教材编写工作，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教材的编写工作应当根据课程设置的需要，做到体系科学化，内容系统化。从体系上讲，不同类型课程的培训均应有相应的专用教材或混合型教材；从内容结构看，在照顾到必要的知识点前提下，重点应当放在检查实务中经常遇到的一些问题的解决思路，以保证一门课程内部以及与其他课程知识点的衔接。 第二，教材应当在保证内容适用性的前提下，具备一定的前瞻性。所谓适用性，即应当强调密切联系检察实务，并适应不同检察官培训的需要；所谓前瞻性，即教材中既要考虑到对现行法律、司法解释的学理解释，也应当适当指出现行做法中的一些不符合法律精神的做法，提出相应当解决方案，以指导司法实践。 第三，在教材编写方法方面，建议每一具体教材的编写工作都应当通过申报课题的形式进行，避免过多的抄袭行为，这对于具有检察官职业教育特色的专用教材形成也是有力的保障。 第四，在教材编写的组织方面，建议高检院根据国家检察官学院及各地师资力量的特点，建立一些具有特色的教学培训基地，以促成具有不同特定科研目标的师资培养和教材编写工作格局的形成。 （三）师资培养 师资培养涉及到师资的配备、培训和管理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师资的配备问题。目前各地检察官培训中心（检察院分院），统一配备高学历人员担任教员，从长期发展来讲是必要的。但也应当看到，由于历史的原因，目前高学历者往往缺乏实践经验，而我们的培训对象大部分是具备相当实践经验的检察官，他们需要通过理论培训掌握新的知识点和将经验进行提升， 这一点对缺乏实践经验的教员来讲往往力所不能。因此，在目前检察官专业化教育教学工作的创业期间，应当考虑将具备相当理论水平和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检察官充实到教员队伍中，以老带新，大约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培养建立一支适应检察官职业教育工作的专职教员队伍。 第二，师资培训问题。师资培训工作是检察官职业教育工作正规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检察机关的干训部门，应当本着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根据师资的自身知识特点、工作经验等，制定中长期师资培训计划，并利用多种多样的形式进行师资培训。师资培训主要方法包括师资进修、师资集训、科研和实战锻炼。师资进修，是指师资（在职或脱产）到相关大学进修相关专业；师资集训，主要是指检察机关组织的师资专项业务培训；科研，是指通过课题研究、教材编写等科研活动，提高师资的专业素质；实战锻炼，是指专职教员定期到实际工作部门通过参加具体检察业务来增加检察工作经验，了解检察官所需培训内容、培训重点等；另外，教学观摩也是师资培训的一种常用方法。 第三，师资管理问题。除了师资培训外，师资的管理工作还包括职称评聘、待遇等问题。检察官专业教育培训涉及的专业门类很多，省级及省级以下培训中心很难配备门类齐全的各专业教师，目前各地培训中心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途径包括专职教员的一专多能和配备兼职教员。检察机关需要建立一支相对稳定的师资队伍，这是建立具有检察机关特色的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前提。笔者认为，对于对专职教员的管理与检察官的管理应当有所区别。专职教员的管理，应当参照大学教师的管理模式进行，以便于解决职称、待遇等问题。同时，省级以下培训中心（检察分院）也应当十分重视兼职教员具体管理问题，与兼职教员所在单位加强沟通和协调，使兼职教员在知识结构、教学能力等方面能够适应检察官职业教育的需要。 （四）教学评估工作 教学评估工作是检察官职业教育工作中一项新课题。这项工作的开展对于提高检察官职业教育的教学质量，加强师资管理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关于教学评估工作笔者提出以下设想： 首先，教学评估的工作应当包括课程设置效果评估、教材适用性评估、授课能力及效果评估、学习效果评估等诸多方面。 其次，检察官职业教育的教学评估工作，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具体评估，即针对每一次具体的培训活动而进行的教学评估活动；另一类是综合评估，即针对某一时期或某类培训活动而进行的教学评估。具体评估只涉及教学活动本身，可以在具体的培训中采用不同形式实施；综合评估则应当结合检察业务绩效评估工作一并进行。 第三，为了搞好教学评估工作，笔者建议高检院教育培训部门根据检察官职业教育的教学特点，通过调研，建立一套评估方法和评估体系。 二、关于强化专项技能培训 检察机关实现法律监督职能的主要途径是进行各类诉讼活动，而诉讼活动的是一个在一定诉讼规则的指导下实施各种诉讼技能的过程。因此，检察官职业教育培训中应当十分重视各种专项技能的培训。 检察官的岗位很多，在专项技能方面，有些是共性的（即检察官应当普遍掌握的），有些则是不同岗位专用的。因此，专项技能培训也应当按照共性与专用的不同需求进行。这里笔者先以司法会计技能培训为例来说明专项技能培训的差异。司法会计技能培训，根据岗位不同，应当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称为普及级培训。培训对象是所有检察官。培训内容主要包括司法会计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主要课程是司法会计学概论。培训目的，是使检察官能够了解司法会计的科学性，掌握办案中常用的司法会计检查方法与程序，掌握基本的财务会计资料证据的收集、固定和审查手段。第二层次称为业务级培训。培训对象是从事自侦工作的检察官。培训内容在普及级基础上增加职务犯罪案件中进行司法会计检查的手段和对策。培训课程需要增加司法会计检查学。培训目的是培养能够掌握发现线索、侦破案件的各种司法会计手段的侦查专家。第三层次称为专业级培训。培训对象是从事司法会计工作的专业人员。培训课程增加司法会计鉴定学。培训目的是培养能够适应各项司法会计业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才。实际上，技能培训的差异表现在各种技能培训方面。笔者再以预审技能培训为例，刑事监督部门的预审工作内容主要是核实证据，其预审技能的主要表现形式对证式审讯；而侦查部门的预审工作内容，除核实证据外，其主要任务还包括发现破案线索，查明余罪，其预审技能的主要形式为挖掘式审讯， 目前存在专项技能培训中存在问题较多的是职务犯罪侦查专项技能培训方面。导致这一问题产生的原因很多，包括观念、培训课程设计和教学方式等方面。 从观念方面讲，传统的认识中，职务犯罪与其他犯罪侦查的差异在于职务犯罪侦查的“人”，而其他犯罪侦查的是“事”，这不仅影响了检察机关侦查制度的设计，也对职务犯罪侦查专项技能的培训工作带来不利的影响。笔者经过科研发现，职务犯罪侦查与其他犯罪侦查相比，其突出的特点是“历史现场”多，而 “可视现场”少。这导致了许多刑事侦查专项技能（如现场勘验）在职务犯罪侦查中很少应用。而检察机关对如何解决“历史现场”的侦查问题方面研究成果不多，即使有了成果（如司法会计技能）在职务犯罪侦查技能培训中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从职业教育角度讲，需要加强转变检察官诉讼观念方面的职业教育，否则，即使我们设计出新的技能培训项目，一方面，可能因受训人员认为无用而不愿接受培训；另一方面，即使接受了培训在实际工作中也很难用上。 在培训课程设计方面，从技能类型分，侦查技能的培训主要包括侦查谋略、预审、司法会计、现场勘验、秘密侦查、搜查、跟踪等课程；其次，要考虑到各类知识的归并问题。职务犯罪涉及领域十分广泛，要求侦查人员特别是侦查骨干需要掌握的知识面较广（特别经济和信息技术方面的知识）。笔者认为，这些知识的教学不一定非要通过开设相关专业课程进行，而是应当贯穿于侦查技能的培训中。因此，在侦查技能课程设计中，应当考虑到相关知识的渗透问题，例如：证券知识，可以通过涉及证券业务案件的司法会计对策教学中一并进行，从而达到学以致用的效果。 在教学方式方面，上岗培训采用教员授课为主效果尚可，但轮训中，由于职务犯罪通常带有一定的地域特点，单纯采用传授式教学模式，往往难以接受和消化。尤其是授课中涉及到的一些复杂案例，由于教学人员没有参与其中，对一些侦查技能的使用方法、时机等缺乏体会，常常导致教学效果不佳。笔者在侦查技能培训中，就曾有受训同志提出使用本地成功案例进行教学的要求。因此，在侦查技能培训方面，笔者建议采用参训人员自带案例进行研讨式培训方式进行。 三、关于教学方法的改进 关于教学方法问题，笔者根据自身18年来进行检察官培训工作的经验教训，谈几点体会： （一）关于目前教学方法的弊端 检察官职业教育的教学方法，包括教授方法和学习方法两个方面。 目前检察官培训所采用的教授方法，从方式上讲，主 要是以课堂教学为主，课堂教学中常用的授课方法是传授式。大部分检察官也比较习惯于这种形式。但是，由于学员通常比较注重培训的测试成绩，如果测试要求比较严格，且只能按照教师所讲内容进行答题，学员听课认真程度较高；而实际上，由于多年来的培训测试往往很难进行严格的要求，因而无论培训时间长短，学员的学习过程往往是先热后冷，难以持续。 从学习方法看，由于缺乏轮训制度，目前除检察长外，大部分检察官除了上岗培训，很少得到连续、系统的轮训。参与培训的学员中，缺乏实践经验的，只能死读书；实践经验丰富的学员，半数以上读书热情不高，听课的精力集中程度也相对较差，但他们通常会采用比较学习法，在研讨问题时十分活跃。 适应检察官职业教育的特点，今后在教授方法方面，应当提倡发现式教学、案例教学、电化教学等新型教学方法；在学习方法方面，应当提倡比较学习法和创造学习法。 （二）发现式教学 发现式教学，是以启发式教学为基础，由教员引导学习的方向，让学员参与探索有关理论的形成原因、过程，探索有关技能的原理与运用方法的一种教学方法。发现式教学相对于传统的传授式教学而言，其优点是能够调动学员的思维积极性，是其能够知其所以然。 采用发现式教学，通常是由教员提出问题，学员利用案例或原理对问题进行阐释并归纳出答案的教学方法。发现式教学中，要求教员在备课中应当考虑到课堂上可能出现的不同结论，并事先分析不同结论产生的原因（如案例的个案性、原理的运用的恰当性、结论产生过程的逻辑性等），以便在课堂上能够把握住讨论的方向，控制住不同意见的之间的无谓争论。 （三）案例教学 案例教学，是十多年前从国外引进的先进教学方法。笔者在一些培训工作中，也在试验将案例教学引入培训课堂，但目前效果往往不佳。 案例教学中遇到的困难，主要是教员的备课不到位和学员的参与积极性不足。探究原因，一是，受传统教学方法的影响，一些学员认为参加培训就是教员提出问题并给出标准答案的过程，因而教员不应当向学员提问；二是怕讲错，特别是在大课堂上，如果回答的结果与教员的答案不一致，会感到尴尬。 在未来的教学中，特别是轮训中，案例教学应当成为主要教学方法之一。针对前述问题，笔者提出两个解决方法：一是，由学员自带问题找答案，而不是教员出问题要答案。笔者曾经设想过这样一种侦查技能的轮训教学模式：由受训人员自带案例，按照参训人员的人数制作份数，事先交付培训部门，教员根据教学内容的逻辑结构和顺序，安排专题交流，并根据原理和相关规范准备点评，开训时即将案例下发，这样做可以增加学员考虑案例的时间。在教学中，案例由提供者介绍，其他学院就案例本身提出的问题由提供者负责解答。二是，缩小案例讨论的范围，将受训人员分为若干小组，分组讨论，再通过大课集中讨论。 （四）电化教学 电化教学，是指利用多媒体、网络系统的教学工具进行教学的一种新型教学方法。这一方法比较适用于各类专项技能教学中。例如，在秘密侦查方法的教学中，可以在课件中增加一段秘密侦查的录像；在技能讲解中，增加有关技能适用对象的图片等，使教学内容的形象化，并取代实物教学。 与其他教学方法比较，电化教学除了教学工具不同外，本质上并不属于一种专门的教学方法。因此，在电话教学中，并不影响各类教学方法的使用。只有网络教学不同，网络教学中由于受到软硬件方面的限制，目前还只能采用传授式教学方法。 在检察官职业教学培训中可以采用的教学方法很多，哪一种教学方法都有其适用的教学环境和教学内容。关键是应当根据教学内容，采用最适当的方法。 四、关于促进检察官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措施 为了促进检察官职业教育及教学改革，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开展有关检察职业教育培训的调研工作。检察机关的职业教育工作，既有一般职业教育培训特点，也有其特殊的规律性。加强这方面的调研，主要是从当前检察业务工作的实际需要出发，并着眼于未来发展对检察官素质的要求，探索检察职业教育工作的规律和特点。通过调查研究，确定适合检察职业需要的教育培训内容及方式方法，为检察机关职业教育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打下良好的基础，也为检察职业教育的发展探索出一条新的路子。 第二，重视检察官职业教育工作在检察人才战略、培养专家型人才中的具体作用，改进干部教育培训机制。检察机关应当逐步改变功利式的干教机制，建立起专业化、实用型的干教模式，以造就一大批能够适应当今及未来检察业务需求的合格检察官。 第三，充分发挥检察教育职能部门的枢纽和服务作用。检察职业教育工作的任务是提高检察干部的业务素质。但是，这项工作仅依靠教育部门是难以完成的。干教部门应当加强对教育工作信息的收集和反馈工作，加强与各检察业务部门的联系。这包括：①及时了解和掌握各部门干部业务素质状况，制定并不断修正教育培训计划，使之适应各部门对提高干部业务素质的需求。②及时收集和反馈各类培训信息，减少交叉培训，提高干训效果。如：收集各级各类培训计划及时反馈到各个部门，保证各部门能够及时输送干部进行培训；收集培训效果信息，及时反映给培训承办部门，以提高培训质量等等。③通过有偿培训等途径，筹错积累干部培训基金，为开展经常性职业教育活动建立一定资金来源。 第四，在检察官中大力倡导研究业务之风，并建立相应的奖励机制，鼓励检察干部自学成材。判断教育工作绩效的主要标准是干部业务素质的提高程度。倡导研究业务之风，可以促使检察干部在研究中，巩固和深化已学知识，实现自我教育和自我训练，提高各类培训效果。各级检察机关需要转变观念，并建立相应的奖励机制，激发检察干部研究业务的积极性，这不仅有利于干部业务素质的整体提高，对干部（特别是业务骨干）队伍的稳定、促进检察官职业教育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山东省济南市人民检察院·于朝 教育教学改革论文:民办高校国际注册会计师专业（方向）教育教学改革浅析 1 我国目前民办高校发展的特点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家允许恢复创办民办学校以来，经过几十年的迅速发展，民办高等教育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目前我国民办高校的办学层次看，民办高等教育仍然主要从事学术层次较低但实用型职业型特点较为明显的教育。在这些教育中社科和人文专业所占的比重仍然较大。而会计专业是众多民办高校最受青睐的专业之一。绝大多数民办高校都设置了会计相关专业，所招收的学生数量也较多。如何拓宽专业领域，在众多民办高校中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精，成为摆在民办高校面前的重大课题之一。国际注册会计师专业（方向）作为一个新的学科体系应当受到民办高校的重视。 2 民办高校国际注册会计师专业（方向）教育教学现状分析 目前，国际注册会计师专业（方向）已经在不少国内重点大学或财经类专门院校开设，也有少量民办高校开设。本文通过调查开设此专业的相关民办高校发现，无论是培养目标、培养模式还是课程设置以及教学方式等方面均存在不少的问题。 2.1 培养目标定位不清 从目前各民办校的教学计划中不难看出其培养目标存在定位不清的问题，许多民办高校将国际注册会计师专业（方向）的培养目标等同与注册会计师专业的培养目标。显然与国际注册会计师专业（方向）的培养目标——具有国际视野掌握国际会计准则的高级专业人才不符，无法凸显国际注册会计师专业（方向）的专业特点。 2.2 课程设置上的缺陷 由于国际注册会计师专业（方向）作为一个新的专业体系，其专业课程体系所涵盖的内容仍然存在较大争议。从现有开设国际注册会计师专业（方向）的民办高校来看，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无法突出专业特色，所开设的课程与会计专业或者注册会计师专业的课程区别不大。从其开设的课程上看，无法体现国际会计和国际审计的重点地位。二是全面复制国外高校会计专业的课程体系，从而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同时教材的选用也是五花八门，存在重制度轻理论的问题。这些问题显然无法满足培养熟悉国际财会知识、掌握国际会计准则、精通现代企业财务战略规划及国际化经营的高层次财务管理人才的需要。 2.3 教学方式的局限 目前我国的课程教学绝大多数仍然采用“填鸭式”的教学方式，“教师讲，学生听”。 这种教学方式不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甚至可能抹杀学生探索问题的兴趣。同时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仍然没有被全面采用。从而导致课堂教学的知识容量较少，教学效果欠佳。另外，针对国际注册会计师专业（方向）的实践教学环节少而薄弱。 3 民办高校国际注册会计师专业（方向）教育教学改革思路 为促进我国会计人才进军国际市场，必须对我们民办高校的民办高校国际注册会计师专业（方向）的教育教学进行改革。改革的总体思路是：认真总结目前我国民办高校国际注册会计师专业（方向）教育教学的成功经验，根据国际注册会计师协会对其执业人员的素质基本要求为出发点，进一步明确合理的培养目标，改革教学模式和课程设置，引进国外先进的教学方式，提高教育质量，着重培养具有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和具有国际化视野的国际注册会计师专业人才。 3.1 培养目标上从学生实际出发，突出国际注册会计师的基本素养的培养 目前我国民办高校的学生主要招收“二本”和“三本”的学生。学生在高中阶段的基础知识可能不像“一本”的学生那么扎实。但是这些学生思维相对比较活跃、实践动手能力也相对较强。因此我们应当抓住学生的特点，将培养目标定位在“专才基础上的通才”。即国际注册会计师专业（方向）的教育目标应定为在着重于学生分析和思考能力的提高而非记忆日新月异的会计准则和审计准则上。培养学生将来能具备熟悉国际财会知识、掌握国际会计准则、精通现代企业财务战略规划及国际化经营的高层次财务管理人才所必需的基本素养。 3.2 课程分级设置，既能满足会计职业的国际需求又要符合国际注册会计师后备人才的需要 首先，课程设置满足基础性需要。课程体系的设置应当涵盖会计专业和审计专业的基本理论（尤其是国际主流的会计和审计基本理论）、基本技能和文化素养方面的内容。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具备国际视野的审计人员。其次，要满足应用性和超前性的需要。国际注册会计师是具有综合性质的复合型人才。即“专才”基础上的“通才”。因此在设置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时，在注重应用性的同时使学生具有自我再学习的能力。 3.3 革新教学方式使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 （1）充分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传统教育模式下的“粉笔+黑板”式的教学手段和“填鸭式”的教学方法，已远不能满足国际注册会计师专业（方向）教育的大信息量和国际注册会计师日新月异的工作方式的需要。在目前我国的教育体制下，课堂教育仍然是培养学生基本素养的主要渠道。在教学中，采用以计算机和多媒体为主的直观、形象的现代化教学手段，既能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和计算机网络为学生介绍最新的专业知识，提高单位教学时间内的知识含量，又能活跃课堂气氛，激发教与学的兴趣。 （2）启发式教学和案例式教学是教学方法改革的核心。在教学过程中，要突出学生的中心地位。教师不是重在传授知识，而是重在激发学生的思维。坚持“少而精、启发式”，“学为主、教为导”的原则，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具体内容的讲解过程中，尽可能采用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既可以巩固学生所学的会计理论知识，又可以实现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提高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以及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加强实践教学。国际注册会计师专业（方向）是集国际会计、国际审计于一体的实践性较强的新学科。由于受经费、国内企业参与国际经营的数量有限等因素的影响。现有开设此专业（方向）高校大都忽视了理论联系实际这一环节，降低了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应用能力。因此，加强会计模拟与审计模拟教学成为实践性教学的重要环节。各民办高校可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建立规模不同的会计、审计模拟实验室。将跨国企业或国际企业的会计、审计资料置于其中，让学生通过模拟达到理论联系实际的目的。 教育教学改革论文:高校思政课信仰教育教学改革探究 【摘 要】高校思政课是对大学生进行信仰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面对当前信仰教育的困境，本文通过分析思政课信仰教育的教学模式、内容、方法手段、考评方式等方面的改革创新，以此探讨提升信仰教育实效性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思政课；信仰教育；教学改革 信仰，是人类的精神家园，是人类灵魂的支柱，决定着人类行为的取向。然而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价值观念日益多元化，大学生信仰危机已然成为不可小视的现实问题。 思政课是高校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尤其是信仰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但由于教学理念的偏差，固有的“经院式”教学模式在信仰教育的内容、方法、手段和考评方式等方面陷入困境，教育的效果收效甚微。因此，对思政课传统教学模式进行改革和创新，探究走出信仰教育困境的路径，切实提升信仰教育的实效性，显得尤为的必要和紧迫。 一、思政课信仰教育教学模式的创新 传统的思政课大多沿用中学的教学模式，基本采用课堂理论教学为单一平台，由此造成信仰教育过分倚重理论知识的传授，与社会现实、学生实际相脱节，忽视学生的主体性；过分注重整体性、集中思维，而忽视信仰的个体性和扩散思维；过分依赖教师的“一言堂”，而忽视学生独立思辨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 针对传统教学模式的弊端，必须从教学的组织形式，到授课内容、方法、手段和考核方式、评价标准等方面进行创新，搭建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两大平台，利用多种平台和途径将信仰教育全方位渗透到学生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开放、多元、立体”的教学模式。 所谓实践教学，指根据教育的特点和内容需要，在教师的指导下，使学生通过课后的网络课程平台、校园活动、调查调研、社会实践等多种方式，亲身参与教学活动，感知社会、感悟生活、理性思考。信仰教育实践教学环节的开展，以其较强的现实性和参与性，提高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实现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相辅相成，可以极大增强信仰教育的内化效果。 二、思政课信仰教育内容的创新 当前，高校并没有单独开设信仰教育课，信仰教育主要融入到思政课教学中，如在《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概论》、《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等都有涉及到人生观、价值观、信仰等相关内容。但信仰教育的内容往往流于照本宣科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理论灌输，多是高度体系化、抽象化的原理观点，既脱离社会现实，内容陈旧滞后，与时代脱节，又脱离学生实际，晦涩难懂，超越学生本身的认知和理解。 若信仰教育的内容脱离大学生的思想状况、生活实际、兴趣爱好，就难以获得理解和认可；若信仰教育的内容缺乏对大学生的人文关怀，就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兴趣；若信仰教育的内容脱离社会现实，毫无新意和时代性，就难以引起学生的共鸣共识，甚至招致学生的厌恶和反感。尤其在我国高校连年扩招和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当代大学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生存压力和心理压力，造成不少大学生出现信仰危机，对思政课信仰教育的逆反心理越来越突出。 因此，思政课信仰教育的内容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和完善。一方面，必须注重对大学生的人文关怀，真正走入学生的内心世界，关心大学生的实际需求，了解他们在学习、生活、就业等方面的困惑和难题，引导他们形成健康、积极向上的信仰观。另一方面，面对多元文化价值观念的冲击，信仰教育的内容还要牢牢贯彻一元性和多样性并存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一元化，用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教育引领大学生信仰教育的全过程，同时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积极吸收、借鉴外来文化中的积极因素，构建具有科学精神、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仰教育体系。 三、思政课信仰教育方法、手段的创新 传统思政课信仰教育方法、手段刻板、单一，教师课堂授课大多照本宣科，　向学生“灌输”空洞、抽象的原理、观点，教学变成教师的“一言堂”，学生变成知识的接收器，灌输有余，启发不足，导致学生在教学中参与程度较低，削弱了学生的主体性，影响了信仰教育的实效性 高校教学不仅要给学生“授之以鱼”，更要“授之以渔”，　更要“授之以欲”，要把教师的主导性与学生的能动性有机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参与性，充分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辅之以情景式教学、探究式教学、多媒体教学、案例式教学、实践教学等多种创新教学方法，实现最佳教育效果。 1、情景式教学。即教师根据授课内容的需要，通过提出问题，将学生置于特定的情景中，引导学生自己去观察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教学法。情景式教学法的关键是教师一定要站在学生的立场上，关心学生所想，真正走入学生内心世界来设置相应问题和情景。尤其是信仰教育过程中，教师要学会与学生真诚的分享人生经验，将自己的人生阅历和感悟融入到教学中，通过师生的情感交流和心灵沟通，使教育效果“润物细无声”的实现内化。 2、探究式教学。即教师预先设计主题，布置问题，学生个体或团队利用课余时间进行充分的思考准备，然后课堂上相互探讨、论证分析，最后由教师归纳总结的教学法。探究式教学，通过给学生自主探究、自由讨论的空间，实现在师生互动交流中引导学生对所授知识的理解和认同。例如关于大学生的信仰状况，教师不必长篇阔论的讲述，问题完全可以交给学生自由探究，变一言堂为群言堂，既活跃了课堂氛围，又使得学生在探究中实现对理论的认知和体悟。 3、多媒体教学。即充分运用现代教育技术，诸如多媒体课件、视频、图片、音乐、网络等多种辅助教学形式，给学生带来直接的感观体验和视觉冲击的教学法。多媒体教学，可以将抽象的理论具体化，干瘪的文字形象化，增加课堂教学的生动性、直观性，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教师可以选择历史人物的纪录片，如《走近》、《情归》、《小平，您好》等视频资料，以伟人的传奇经历和崇高人格魅力鼓舞学生、激励学生，引导学生思考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好的多媒体资源的的运用远比教师的单纯讲授更能启迪学生。 4、案例式教学。即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法，通过精选相关的案例，使学生掌握具有普遍意义的原理和知识。这种方法一般经过以下几个环节：教师精选案例——教师讲解案例——互动讨论案例——教师归纳总结——学生理解掌握原理和方法。 案例式教学法的关键是教学案例选择必须坚持“真、精、近、新、多样”的原则，既紧密结合国际局势和时展要求，又紧密结合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际，还要紧密结合大学生思想实际，努力回答学生普遍关系的热点、焦点和难点问题。如信仰教育可以借助大量的正反案例辅助教学，如钱学森毅然回国的故事、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方永刚的感人事迹、打工青年张立勇折服北大清华学子的励志故事、云南大学马加爵杀人案、药家鑫杀人案等等，以此生动、鲜明的说明信仰的力量、重要性。 5、实践教学。即在对学生进行课堂理论知识教育的前提下，通过各种实践性的手段，包括参观考察、专题调查、社团活动、志愿服务等，提高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感知社会，思考人生。信仰教育的理论性、实践性，决定了必须重视实践教学环节，遵循知行统一原则。既要系统传授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理论观，又要组织和引导学生把所学知识内化，在丰富多彩的课外实践活动中增强学生人生的感悟。脱离社会实践的信仰教育，注定是虚无飘渺的镜花水月。 上述教学方法、手段的的使用，需要根据不同的教育内容、教育对象和教育目标灵活运用，目的在于最大限度的调动学生学习的欲望和兴趣，发挥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作用，变被动接受到主动思考，提高教育的实际效果，引导学生树立积极、健康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 四、思政课信仰教育考评方式的创新 教学效果的考评，在教学中起到重要的导向作用。通过考试或考评，促使学生认真复习，深化和巩固所学的知识和技能，检验和训练学生的知识迁移能力和创新能力，在检查教师教学效果和学生学习效果的同时，又会反馈到教学环节中，促进教学的改革和完善。然而，传统的思政课的考评机制过于单一，更多是针对于学生的知识性考查，考核的是学生的“背功”和对理论的记忆能力。新的考评机制应该采取学生知识能力考查与实际思想政治素质表现考核相结合，应当注重考查学生通过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后，对人生理想、终极 价值的认识和内化程度。 实现“综合考评法”，旨在改变过去以一次理论考试定学业成绩的简单做法。一方面，将学生的知识能力考查纳入整个学习过程中全方位综合考核。成绩评定注重过程性评价，强化对学生的学习态度、学习过程和行为习惯的考核，引起学生对学习过程的重视。采用平时考核、论文写作、闭卷考试以及根据实践教学撰写的论文、调研报告、课堂演讲、互动参与情况等多种方式综合评定学生的理论考查成绩。另一方面，加强学生对知识内化程度的考查，即实际思想政治素质表现的考核。成绩评定可以采用教师评定、学生自评和互评相结合的综合评价方法，重在促成学生将理论知识向自身素质修养的转变，树立积极正确的人生理想和价值取向，这也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育人目标所在。 综上所述，实现高校思政课传统教学模式的改革和创新，提升信仰教育的实效性，是走出大学生信仰教育困境的有效手段，必须重视思政课主阵地的作用。然而化解大学生信仰危机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实现的，需要家庭、学校、社会三方联动，形成教育的合力，多管齐下，才能重塑大学生信仰价值体系。 教育教学改革论文:如何推动初中历史教育教学改革 正是由于历史教育中所包含的广阔的视野、丰富的人文素材、深刻的社会经验，使得它赢得了人文社会学科的核心课程地位。如今，各国普通把历史教育作为公民教育的主渠道，力图通过历史学习帮助学生了解社会环境的各种形态，理解不同阶段的人类历史发展的时代特征、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文化意义，以及作为有形的和无形的人类文化遗产对现今社会发展的影响与价值，并由实际生活体验群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以养成新时代公民的人类情感和社会责任感，参与能力和自信力。因此，历史教育教学改革的成功与否，将会影响到我国公民个体素质的提高和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从而影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影响我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进程。 一、初中历史教育教学目的及其目标 在新的历史时期，历史教育的目的并不仅仅是指记住或懂得多少知识，更重要的是在之后能产生的让学生终身受益的内在的东西，如思想方法、情感、意志和人格，具体地说，就是要让学生养成责任心，树立自信心，有智慧地参与社会生活，有能力地选择生活方式，解决现实中可能遇到的这样那样的生存问题、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等等。这就决定了中学历史教育教学的两个目标，一是在历史思维技能方面，使学生们能够评价资料、进行比较分析和因果分析、解析历史记载、创建合理的历史论点和看法，并以之为基础，在现代生活中做出见多识广的决策，二是历史理解能力方面，使学生了解本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中包括社会领域、政治领域、科学与技术领域、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哲学、宗教、美学）中的抱负、成功与失败的经历，以便能在分析当今公民所面临的问题和难题时作出明智的决策。 二、初中历史教育教学策略和教学方式的改革 要求学生最大限度地迸人历史情境，走进历史人物的精神和情感世界，去感受历史的的灵魂并与历史人物的心灵沟通。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参与和体验历史真实，使自己融入整个人类的潮流中，从而形成与人类整体和谐持续发展相一致的世界观与人生观，实现人类理想和精神的传承，实现人本身的健康发展。强调历史学习的批判性。要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拘泥于书本、不迷信权威、不墨守成规，以已有的知识为基础，结合学习的实践和对未来的设想，独立思考、大胆探索、别出心裁、标新立异，积极提出自己的新思想、新观点、新思路、新问题、新设计、新途径、新方法。对历史客观事实的追求，有助于学生尊重客观公正的思维品格的养成，对历史现象的评析，有助于学生整体性、形象性、科学性等思维能力的发展，在“批”与“判”的过程中所形成的观点或结论，将直接关系到学生历史观、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作为整体人类群体和作为个体的个人而畜，不断地反思过去和现实，并能不断追问我们过去或现实的生存方式、状态是否合理，如何改善，这样人 类才能保持一种有活力的求真、真善、求美的精神，从而不断推动人类在反思和剖析自我的基础上实现自我超越。 三、中学历史教育教学评价方式的改革 教师对学生在学习实践中随时表现出来的创新信念和欲望（如好奇心、探究欲）、创新灵感（如新观点或新方法）、创新意志品质（如独立批判精神、严谨科学态度、自知自控能力）、创新思维品质（如思维的新颖性、发散性、独特性），等等，应及时发现与评价，在掌握学生创新能力发展的同时引导学生的学习活动。教师在以考试形式检查学生学习结果时，应尽量减少记忆性和理解性题目，增加考查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题目，包括变封闭性题目为开放性题目，变常规性题目为变式题目，变脱离实际题目为着重解决实际问题的应用性题目等。教师在评价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时，应承认个性发展的差异性，不以统一的标准尺度抹杀和阻碍学生个体发展的需要。 四、初中历史教育教学改革对历史教师素质的要求 新时期历史教育教学的改革，对中学历史教师队伍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历史学无所不包、无不涉猎，这彰，要求历史教师知识面要广，无论是哲学、宗教、文学、艺术、体育，还是天文、地理、时政，甚至民风、民俗等都要有所知晓，以便在教育教学中信手拈来、游刃有余。具有健全的人格、扎实的政治理论修养。尤其是要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有关理论并自觉将之应用于日常历史教学中，形成客观、理性、全面的历史观。具有现代教育思想、教学方式。教师必须经常性地反思自己的教育理念及其教学方式，把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探索意识和责任感作为历史教学的核心目标，切实推进素质教育。具有坚实的语言文字功底。它包括标准的普通话、较富有感染力的表达能力、较有条理的科研写作能力，等等，这是人文学科教师所必备的基本素质。掌握现代教育技术。历史教学具有其他学科不可比拟的丰富素材，将历史图片、影视作品、考古成就、史料、遗迹等制作为多媒体课件的素材，只要应用得当，就能为历史教学增添光彩，提升历史课的凝聚力和感染力。 我们有理由相信，历史课程所体现出来的人文性及衍生出来的民族性，随着世界政治经济一体化和社会观念、价值观念日益多元化的进程，将不断得到加强，而历史课程在基础教育中的地位将会更加突出，作用更加明显。因此，顺应时展需要，推动中学历史教育教学改革，是历史教育发的必由之路。 教育教学改革论文:试析以就止为导向，促进高职教育教学改革 论文关键词:就业导向　教育教学改革　培养模式 论文摘要:文章从目前高职院校就业所面临的问题进行思考，提出高职教育在实施教育教学过程中应当进行思考和改进的地方，以提高高职学生的教学质量和形成正确的择业观、就业观，从而真正实现以市场为导向，以就业为导向的一种教育培养模式。 每年的10一11月份，对全国各地高校应届毕业生来讲，将决定他们一生中最为重要的选择。何去何从?这对许多在“双选会”上进行就业选择的学生来说，有欢喜亦有悲伤。2001年教育部统计，应届大学毕业生就业率超过85%，然而随着各大高校大规模扩招计划的进行，这一数据在2004年下降到了72%，并呈逐年下降趋势。同时，2006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总人数达413万，比2005年增加75万人;2007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将达到495万，比2006年增加82万，在全社会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压力更加突出。有关专家分析指出，随着应届大学毕业生人数的持续上涨，明年的就业形势仍将严峻，失业人数将相应地增加。是“读书无用”，还是“人才过剩”?一场席卷而来的“中国教育危机”似乎不可避免。大学生就业难，开始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和关注焦点。 同时，从2004年各高校就业人数比例来看，全国有普通高校毕业生280万人，其中150万为高职毕业生。2004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平均就业率73%，而高职(专科)生就业率为61%;2005年全国一次平均就业率为72.6%，其中，本科生一次就业率为81 .7%，专科高职生一次就业率为62.1%。此外，据悉教育部今年将投放20亿资金致力于高职、中职的招生，全国高职、中职的招生人数将扩大50万，总规模达800万，中职和高中学生比例将调整为1：1在这种情况下，随着高等职业教育规模不断的扩大，毕业生人数不断的增加，也带来高等教育发展教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高职毕业生的就业问题。 就业难与高职院校扩招的矛盾，也说明了目前的高职教育还不太适应社会的需要。在2007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会议上，众多与会代表指出，增强高职毕业生的就业能力，必须解决好高职的定位问题，面向市场，进人市场，与产业发展紧密结合，培养应用型、技能型专门人才。高职院校在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教学内容等方面都必须以就业为导向，以市场为导向。 高职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类型上是职业教育，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是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具有“学历教育+职业教育”的基本特征，是专科学历的职业教育。目前，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尚处于发展期，呈现出不断发展、变化的状态，尤其是其中的职业教育部分，从教育教学的各个层面上看，都可以说尚未定型。这些都需要我们客观认识当前高等职业教育毕业生就业的形势，正确分析高职生就业过程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认真研究、总结、分析高等职业教育毕业生就业工作的新情况、新经验、新问题，因势利导，科学应对，积极探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质量的途径和方法，推动高等职业教育健康发展。 一、把握好市场动向，建立以就业需求为导向的培养模式 在总体办学思路和办学目标明确的基础上，我们应将学生培养与学生就业有机的结合起来。首先应加快专业结构、人才培养结构的调整，提高以动手操作能力为主要内容的教学质量、加强素质教育，是增强并提高高职毕业生的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解决毕业生就业问题的最基本保证。这就要求在相对固定的教学规律中去寻找能适应我们高职院校，同时具有创新性的教学思路、教学方法和手段，在学生的培养计划中下功夫，以就业需求为依据来确定学生的培养目标。 高职院校应与社会的需求同步，在课程建设和专业建设方面，积极推进教学改革。以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为培养目标，根据市场需求及岗位变化，及时调整专业结构，主动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要求;在制订学生培养计划时，应在我们的专业教学计划中将全部的课程体系分阶段、分层次、有针对的对学生进行培养。在在教学计划制订中做到了解行业特点、掌握市场运行规律，教学计划中应充分体现我们的课程设置与市场需求的统一性、相融性。在教学中应注意将最新的市场信息带到课堂上来，让学生了解社会经济市场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做到教学的针对性与职业性相结合;注重培养学生科学的思维方法和创新精神，注重教学方法的改革，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体作用，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分层教学，追求实效;打破自我封闭的办学模式，与社会接轨，与企业结成亲密联合体，重视“订单培养”、“工学交替”等校企合作办学模式，一方面可以共享企业的资源，为学生的实习实践提供优越的条件，实现与市场的零距离接触，同时，还可以通过企业反馈，及时了解社会需求，调整人才培养方略。 二、以能力培养为中心，职业素质培训作为特色 职业教育非常强调能力特别是实际运用能力的培养，这是实质也是特色。我们应找到适合职业教育的特色，在学生的培养模式上动脑筋，不同的专业不同的培养方式，在确定培养目标时应了解专业的实质。我们的职业教育应根据专业需求不同，在基础课程体系和专业课程体系中，在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体系安排上确定不同的比例。做到从实际出发，灵活多样。按突出应用性、实践性原则重组课程结构，更新教学内容;基础理论教学以应用为目的，以必需、够用为度;专业课教学要加强针对性和实用性;实践教学要占到50%左右，减少不必要的验证性实验，增加技能实训，提高实践教学的知识、技术含量;同时要把职业素质培训作为特色，在职业教育的实质下培养学生专业化的实践操作水平。总之，职业教育人才的培养模式需要随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完善。 三、以企业为依托，建立校外实践实训基地，加强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 从职业教育的特点出发，培养学生最终是培养他们的实际实践能力。所以一般在安排整个课程体系时学生的实践教学的比例应大于纯理论的教学比例。从目前的实际情况出发，在职业技术型学院实验实训设备严重缺乏、教学资源不足的情况下，不能光是“等和靠”。学院的系部应结合自已所办专业特色，寻找间接的教学资源，想办法和企业挂钩，在互利的原则上校企结合，以弥补学校教学资源的不足，从而达到培养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同时这样也给学生提供实际操作的机会，又让学生在实际操作中熟悉自己所从事的行业特征，了解市场对人才需求的最直接的信息，实现“零距离”教学模式。只有这样，学生才可能自觉的、有目的的去适应社会的需求，从而激发出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率。 四、提高学生岗位竞争力，加强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 现代社会对职业岗位需求是不断变化的，如果我们的学生不具备这种岗位适应能力，就不可能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就业市场中找到合适的就业机会。因此我们的学生除了必须具备必要的专业知识、岗位能力外，还应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 我们应在学生一走进校门就强化综合素质教育，以开展多种形式的教学活动来完成学生的素质教育。如开展第二课堂活动、组织课外社团活动、在部分专业中增加选修课体系、组织大型讲座等形式加强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从而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提高学生的文化品位。另外，作为职业学校的特色还应鼓励学生“一专多证”强化职业技能的训练，在学校学习期间就拥有岗位的“上岗证”。使学生在毕业前就成为一名专业技能较强的专业技术人员，最终增强在就业市场中的竞争力。 五、转变就业观念，做好就业指导工作和就业调查 在全国大学生就业形式极其严峻的情况下，我们更应认清形势，让学生明确自己的角色，找准自己的位置。我们应从长远的培养目标中做好准备。在学生刚人校时就应当进行就业形势的教育课，分析就业形势，介绍社会对人才需求的现状，使学生端正学习态度，确立学习目标，增强对本专业的多方位的理解，这样使学生更能在现实中安排好三年大专学习生活。 在面临就业时，还应该给学生进行就业前的指导工作，让学生掌握就业技巧、感受就业体会。同时，要重视对学生的职业规划设计，加强指导，让毕业生求职不能停留在自己的想象中，要和现实相结合，结合自己的兴趣、特长、技能、经历等进行客观自我评估，对职业环境和社会环境进行分析，确立务实、可行的职业方向。其次，要根据自己的爱好、实际能力和社会需求制定有效的实施步骤，实施阶段性就业。这样学生在面临就业时就能认清形势、找准目标，不会好高鹜远、盲目择业。 此外，在做好就业指导工作的同时，也应加强对毕业生在用人单位就业后的反馈信息调查，有助于及时发现教育教学内容与目标和用人单位的差距，有助于及时进行专业设置、培养目标、教学内容等的调整，保障高职教育与社会需求的一致性。 总之，以就业为导向的教学理念应贯穿在整个教育教学过程中，通过对教育教学过程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进行改革，才能真正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保持高等教育持续健康的发展;只有学生就业率提高了，才能说明高职教育取得了成功，适应了社会的要求，高职教育才有更大的发展和提高。 教育教学改革论文:浅析新经济形势下高职教育教学改革初探 论文关键词：经济形势；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 论文摘要：分析了高职教育教学的现状，阐述了新的经济形势下高职教育应根据政府对行业发展的规划、企业对人才的要求，结合自身的条件对高职教育的教学进行有效的改革，以达到为社会输送合格人才的目的。 0引言 国民经济的迅猛发展，带动了高等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从1998年发展至今，高等职业教育已占据了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经济结构的新经济形势下，为建设有地区特色和行业特色的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从而达到提高教学质量，为社会输送高质量人才的目的，高职教育工作者必须对现有的教学不断进行改革和探索。 l新经济形势下高等职业教育教学的现状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迅猛发展，市场对人才的竞争也日趋激烈，市场对人才的需求促进了高等职业教育的飞速发展。近几年来，为把握发展机遇，各高职院校竞相扩招，短短几年间，万人规模的高职院校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但大多数的高职院校的准备工作跟不上需要，办学投入严重不足。大多数的高职院校在师资、实验场所、实习基地、人才培养计划、教材等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去年全球经济危机时，中国的高等职业教育同样遭受着生存的危机。一方面，高职院校要为自己的生存打拼，另一方面还要为市场培养合格的人才不断进行硬件设施的投入，资金在此时就显得捉襟见肘。地方政府出资，企业联合办学，这些给养对于在困难中前行的高职院校都只是杯水车薪。在这种情况下，高等职业教育教学的现状是： (1)高职教育固定学科制度难以适应市场的变化 高职院校大多数专业几乎无一例外的是三年学制，即便紧跟市场，研究制定出一份符合当前市场需求的人才培养计划，但市场瞬息万变，经过三年的高职教育学习后，也许市场的需求又发生了新的变化。 (2)人才培养计划的改革力度受资金的制约 高职教育培养的是技术应用型人才，对教学设备的仿真性和先进性要求很高，所以，高职院校的硬件设施的资金投入较高。而资金来源不足，严重制约了这些办学条件的实现。即使加大对人才培养计划的改革力度，将实践课时与理论课时按60％与40％的比例进行改革，但由于硬件设施等条件的限制短期内也只能是纸上谈兵，实现这一要求，尚需进行艰苦的努力。 (3)课程体系和课程形式仍停留在传统模式中 大多数高职院校教育的人才培养计划仍在沿用学科形式的课程体系u；在教学中，教师仍将传授理论知识作为专业的核心，技术能力的培养基本还停留在概念层面。在人才培养计划的课程设置上，只注重强调单一课程本身的严密、完整、系统性，忽视了与专业技能知识需求的对接，忽视学习者未来岗位的需要，忽视了对学习者应用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与高等职业教育对理论课程所界定的“必需、够用”原则大相径庭。 (4)缺乏“双师型”教师，职业特色难以体现 高职院校大多数的教师是从学校毕业直接到授课讲台，未经专业岗位实训和锻炼，给学生传授的只能停留在书本的知识上，无法实现专业技能的培养。 (5)无互利共生运行机制，校企合作无法真正实现 企业与高职院校之间缺乏良性互动的润滑剂，两者之间互利共生的运行机制没有形成，使得行业、企业真正参与办学没有源动力，校企合作举步维艰。 (6)教学考核方式一成不变并且单一 目前大多数高职院校对学生考核方式几乎是一成不变的卷面考试形式，并且所有课程基本都采用课程期末考试与平时考核中学生取得的成绩，作为判断学生该门课程成绩的重要根据。考核不是按学习者量身定做的人才培养计划和教学大纲进行授课的课程内容进行，自然就很难达到预期的教育效果。 2新经济形势对高等职业教育专业及人才的要求 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大力培养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生物医药、信息网络和高端制造产业等。这是宏观经济形势对未来专业发展的要求，那么具体到市场中的企业对高职人才有些什么要求呢?企业是以经济效益作杠杆的，从取得的效益上来看，企业要求高职院校输送的人才应在最短的时间内产生最大的效益，那就必须是招来即能用的人才，企业无需浪费时间和精力再进行二次回炉和再培养。总结企业对高职技术人才的要求，具体有以下几个特点：①有专业技术能力且能在最短的时问内认同企业文化；②有敬业精神和职业素质，综合素质好；③对企业忠诚，有团队归属感并且沟通能力强，有亲和力；④有工作激情，有团队精神和协作力。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留得住、用得上、上手快”。一些技术含量不高的企业，他们更则注重的是人才专业技术能力之外的一些素质，这些素质体现在认同企业文化，个人综合素质等方面。随着新的经济形势下企业竞争的加剧，由于人才是为企业的发展及赢得利润的主要因素，因此，企业更加关注人才的质量。 3新经济形势下高等职业教育的教学改革 鉴于新经济形势下企业对高等职业技术人才的要求以及现阶段高等职业教育的教学存在的种种状况，尤其是在资金投入短时不到位的情况下，高等职业教育的教学如何在自身现有的条件下走内涵式发展道路，进行有效的改革，培养出符合新的经济形势下企业需求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是高职教育工作者不断探索的课题。笔者根据多年来从事教学管理工作的实践，就目前状况下的高职教育的教学改革谈以下几点体会。 3．1对人才培养计划进行改革 本着高等职业教育理论课程“必需、够用”的原则，始终以专业技术应用能力和综合素质培养为主线，锁定专业培养目标。以能力为本位构建理论教学体系和实践教学体系，大幅度整合课程内容，建设好专业平台课程，围绕专业需求定制模块教学，将基础理论课程嵌入专业模块，不必拘泥不合实际的基础理论课程的教学大纲的完整性和系统性。促进教学系相近专业“一个公共技术平台，多个专业方向”的发展模式，形成“以特色专业为龙头，以精品课程为主线，以职业资格证书为纽带”的培养特色。 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是人才培养计划改革的另一个重点。根据企业对高职生的要求，除对学生进行专业能力培养外，对学生的学习能力的培养是高职教育人才培养计划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在人才培养计划中嵌入学生学习能力培养的模块，是值得高职教育者们深思的。高职技术人才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高等职业教育是终身学习教育的一个阶段。因此，高职教育者要改变观念，使高等职业教育的教学体系向培养终身学习能力的方向倾斜，使培养的高职生具备终生学习的能力是人才培养计划改革的重点内容。 3．2实践教学方式的改革 由于各高职院校在硬件设施的投入上受资金和时间的制约，短期内各高职院校的实践教学设施难以到位，在这种情况下，可利用短期内就能见效的多媒体网络、视频教学对实践教学方式进行改革。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创造性地模拟制作与现场实际相符的专业工艺技术的视频教学，应用于实践教学。在2006年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中就提到“重视优质教学资源和网络信息资源的利用，把现代信息技术作为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不断推进教学资源的共建共享，提高优质教学资源的使用效率，扩大受益面。”因此，无法到现场或用仿真设备进行的实践教学可采取用多媒体、网络、视频教学方法进行，现在的多媒体技术先进，模拟性强，自己动手制作或到现场采集实践操作图像不失为暂时克服实训设备缺乏的良策。 3．3转变用人观念，积极引进人才 在短期内高职院校的“双师型”师资队伍培养还难以见成效的情况下，积极引进大量专业人才，引进具有实践和实际工作经验的企业专业技术人才或具有企业管理经验的高级人才。让他们把企业的优势和特色带进高等职业教育的教学中来，取长补短，拓宽高等职业教育教学的办学思路和教学方法。 3．4建立以能力测试为中心的考核制度 由于高职生录取批次靠后，大多数进入到高职的学生普遍存在文化基础较差的特点。面对这样的学生，在教学中除了注意因才施教，采用新的教学方法和新的观念去指导学生学习外，同时还应在考试考核方法上加以创新。高职培养的人才是以能力培养为主线而展开的，建立一种以能力测试为中心的考核方式，更能符合高职生的实际水平。改革传统的单一的卷面考试形式，采取形式多样的考试方式，除了使用较多的动手操作考试，还可以突破现行的闭卷笔试，适当采用一些开卷或半开卷的形式，甚至可以考虑面试和答辩的形式，课堂评价也是重要方式之一，对于高职生来说，考核的标准应以能达到某种技能为标准。 3．5打破传统学科制度模式。适度进行学制改革 新的经济形势下，需要高等职业教育培养出各行业所急需的技术应用性人才，以满足社会工业大发展的需要。适度将一些专业改制为二年制，则具有周期短、效率高、灵活、快捷和适应性强等特点，更能满足新形势经济条件下企业所急需的紧缺人才的迫切需求。 3．6牢牢把握新的经济形势下政府对行业的规划 紧跟市场，目前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经济结构新形势下，要依据政府大力发展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生物医药、信息网络和高端制造产业几个方面，根据学院自身的师资队伍和硬件条件，稳定自己的特色专业，极力向以上几个专业方向发展，培养符合市场需求的人才。 4结束语 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高等职业教育者不断地探索，认清社会对高等职业技术人才的要求，新的经济形势下社会发展的前景，不断创新，边实践边改革，才能实现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成功，高等职业教育的教学才能培养出市场经济条件下需求的人才，国民经济的发展才会在高等职业教育的助力下以更高速度前行。 教育教学改革论文:正确认识历史教育的重要地位，推动中学历史教育教学改革 论文关键词：历史教育　重要地位　教学改革 论文摘要：历史教育在国民教育和公民教育中具有重要地位，必须推动中学历史教育教学在目标、教学方式、教学评价等方面的改革。 (一)正确认识历史教育的重要地位 各国教育界普遍认为，历史教育是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公民教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美国教育界认为，“历史知识是在政治方面具有明智才能的前提。没有历史，社会就不能分享如下的共同记忆，人们曾经在哪儿、人们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或历史上哪些决定至今还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没有历史，一个人无法明智地研究社会中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和道德问题。而且，没有历史知识以及它所支持的历史研究，一个人就无法成长为见多识广、独特的公民。这恰恰又是有效参与民主制管理进程，以及所有公民履行国家民主制理念所必需的。”(引自《美国国家历史课程标准》，1996年版) 澳大利亚教育界认为，“历史学习对于培养见多识广且积极主动的公民是必需的。通过由历史学习中培养出来的洞察力和理解力，学生将会主动思考其权力、责任以及在公民社会中应做何种贡献。历史提供了一个参考框架，学生利用它能够进行批判性思考，而且能够形成对于当今国际事件有见地的看法。”(引自《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历史课程标准》（1998年版) 我国史学教育专家赵亚夫也认为，“历史教育既是综合的人类文化的‘传承者’，又是人类文化的‘解释者’。它面对人类的文化实施人类的有文化的教育……历史教育与公民教育在传承文化、发展文化方向相统一，形成了现代历史教育的新动力，从而能够帮助人们有智慧、合乎理智地解释人类的文化影响与真谛，培养人们共同生存、共同发展的态度，涵养关心、宽容、反省、自主、公正和自由探索的品质，这便是新历史教育的价值所在。”(引自赵亚夫《公民教育，新时期历史教育的重要功能》 正是由于历史教育中所包含的广阔的视野、丰富的人文素材、深刻的社会经验，使得它赢得了人文社会学科的核心课程地位。如今，各国普通把历史教育作为公民教育的主渠道，力图通过历史学习帮助学生了解社会环境的各种形态，理解不同阶段的人类历史发展的时代特征、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文化意义，以及作为有形的和无形的人类文化遗产对现今社会发展的影响与价值，并由实际生活体验群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以养成新时代公民的人类情感和社会责任感，参与能力和自信力。 因此，历史教育教学改革的成功与否，将会影响到我国公民个体素质的提高和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从而影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影响我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进程。 (二)中学历史教育教学目的及其目标 在新的历史时期，历史教育的目的并不仅仅是指记住或懂得多少知识，更重要的是在之后能产生的让学生终身受益的内在的东西，如思想方法、情感、意志和人格，具体地说，就是要让学生养成责任心，树立自信心，有智慧地参与社会生活，有能力地选择生活方式，解决现实中可能遇到的这样那样的生存问题、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等等。这就决定了中学历史教育教学的两个目标，一是在历史思维技能方面，使学生们能够评价资料、进行比较分析和因果分析、解析历史记载、创建合理的历史论点和看法，并以之为基础，在现代生活中做出见多识广的决策，二是历史理解能力方面，使学生了解本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中包括社会领域、政治领域、科学与技术领域、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哲学、宗教、美学)中的抱负、成功与失败的经历，以便能在分析当今公民所面临的问题和难题时作出明智的决策。 (三)中学历史教育教学策略和教学方式的改革 为了切实达到新时期历史教育的目的和实现中学历史教学的目标，中学历史教学策略和教学方式的改革应该着重突出以下几点， (1)强调历史学习的体验性。要求学生最大限度地迸人历史情境，走进历史人物的精神和情感世界，去感受历史的的灵魂并与历史人物的心灵沟通。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参与和体验历史真实，使自己融入整个人类的潮流中，从而形成与人类整体和谐持续发展相一致的世界观与人生观，实现人类理想和精神的传承，实现人本身的健康发展。 (2)强调历史学习的批判性。要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拘泥于书本、不迷信权威、不墨守成规，以已有的知识为基础，结合学习的实践和对未来的设想，独立思考、大胆探索、别出心裁、标新立异，积极提出自己的新思想、新观点、新思路、新问题、新设计、新途径、新方法。对历史客观事实的追求，有助于学生尊重客观公正的思维品格的养成，对历史现象的评析，有助于学生整体性、形象性、科学性等思维能力的发展，在“批”与“判”的过程中所形成的观点或结论，将直接关系到学生历史观、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 (3)强调历史学习的反思性。现代社会要发展，要更和谐地全面发展，这就要求现代人具有纵贯古今的洞察力、对现实社会和生活特征与本质的准确判断力。现实社会是过往社会的延伸体，对过往历史的反思，可以更好地了解现实，可以明确未来发展方向，反之，对现实社会了解得越深刻，对历史的洞察力和反思力就越精密。作为整体人类群体和作为个体的个人而畜，不断地反思过去和现实，并能不断追问我们过去或现实的生存方式、状态是否合理，如何改善，这样人类才能保持一种有活力的求真、真善、求美的精神，从而不断推动人类在反思和剖析自我的基础上实现自我超越。 (4)强调历史与其他边缘学科的联系。历史与许多边缘学科如哲学、政治、经济、法律、地理等有着密切联系，这种联系主要体现在历史再现了这些学科的发展轨迹，在教学实践中挖掘这种联系，对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培养综合型人才具有重要价值。 (四)中学历史教育教学评价方式的改革 与中学历史教学策略和教学方式改革相配套的教学评价，应以创新能力发展为基本点，以过程评价为重点，具体要求， (1)教师对学生在学习实践中随时表现出来的创新信念和欲望(如好奇心、探究欲)、创新灵感(如新观点或新方法)、创新意志品质(如独立批判精神、严谨科学态度、自知自控能力)、创新思维品质(如思维的新颖性、发散性、独特性)，等等，应及时发现与评价，在掌握学生创新能力发展的同时引导学生的学习活动。 (2)教师在以考试形式检查学生学习结果时，应尽量减少记忆性和理解性题目，增加考查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题目，包括变封闭性题目为开放性题目，变常规性题目为变式题目，变脱离实际题目为着重解决实际问题的应用性题目等。 (3)教师在评价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时，应承认个性发展的差异性，不以统一的标准尺度抹杀和阻碍学生个体发展的需要。 (五)中学历史教育教学改革对历史教师素质的要求 新时期历史教育教学的改革，对中学历史教师队伍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具有广博的知识。历史学无所不包、无不涉猎，这彰，要求历史教师知识面要广，无论是哲学、宗教、文学、艺术、体育，还是天文、地理、时政，甚至民风、民俗等都要有所知晓，以便在教育教学中信手拈来、游刃有余。 (2)具有健全的人格、扎实的政治理论修养。尤其是要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有关理论并自觉将之应用于日常历史教学中，形成客观、理性、全面的历史观。 (3)具有现代教育思想、教学方式。教师必须经常性地反思自己的教育理念及其教学方式，把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探索意识和责任感作为历史教学的核心目标，切实推进素质教育。 (4)具有坚实的语言文字功底。它包括标准的普通话、较富有感染力的表达能力、较有条理的科研写作能力，等等，这是人文学科教师所必备的基本素质。 (5)掌握现代教育技术。历史教学具有其他学科不可比拟的丰富素材，将历史图片、影视作品、考古成就、史料、遗迹等制作为多媒体课件的素材，只要应用得当，就能为历史教学增添光彩，提升历史课的凝聚力和感染力。 我们有理由相信，历史课程所体现出来的人文性及衍生出来的民族性，随着世界政治经济一体化和社会观念、价值观念日益多元化的进程，将不断得到加强，而历史课程在基础教育中的地位将会更加突出，作用更加明显。因此，顺应时展需要，推动中学历史教育教学改革，是历史教育发的必由之路 教育教学改革论文:浅议深化教学改革 创立适应我国国情的中职教育教学模式 论文关键词：教学改革　中职教育　原则　措施 论文摘 要：中职教育，是为了能够为国家、社会培养出技能型的专业人才，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我国的中职院校也必须积极的实施改革，并且主动的借鉴国外的优点，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主动的深化教学改革。 中职院校，是为国家、社会、人民培养以及输送人才的重要机构，也是我国中等教育体系中的重要构成元素。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对于人才的需求类型也发生了质的改变，而传统的中职教育教学模式已经不能够再满足于国家、社会以及岗位的要求。正是因为这样，我国的中职院校必须及时的、正确的认识到社会这个大环境，并且尽早的实施改革、贯彻改革以及深化改革，在借鉴国外或者是一些其他优秀中职教学优点的同时，还必须严谨的结合自身的特点，进而展开教学改革，促进学生、教师以及学校的全面发展。 一、目前中职教学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1.不重视职业素质教学 社会在不断的发展，而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对于人才的需求类型也是在不断的改变，传统的中职教育教学模式已经不能够满足于社会的需求了，最为明显的就是中职人才的职业素质。在传统的中职教育教学模式中，教师往往不够重视对学生职业素质的培养，有的教师甚至还没有正确的认识到职业素质与职业能力之间的差异，而这样的教学模式，自然是不能够满足现代社会、岗位要求的。 2.不重视实践教学 中职院校所重点培养的是技能型的人才，而这种人才在掌握好相关理论知识的同时，还必须有一定的实践经验以及实践能力，因为国家、社会、岗位所需要的是能够切实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实质人才，而不是只会说不能动手做的表面人才。然而，就我国中职院校目前的教育教学模式来看，对于实践教学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甚至忽略了对中职学生实践能力、动手能力的培养，进而直接影响了中职院校的教学质量以及教学效果。 3.教学内容脱离了现实 实施教学改革、培养学生综合能力的口号虽然已经在耳边响了很久很久，但是大多数的中职院校仍然还没有从本质上去认识这一点，更不用说在行为上去贯彻。比如说一些教师仍停留在过去传统的教学模式当中，以自身为教学活动的主体，不断地通过课堂板书、课外作业等等来完成对学生的教学。而这种过于落后、过于自主、过于封闭的教学模式，不仅阻碍了教学改革的实施、贯彻以及深化，更直接地造成了教学内容严重脱离实际的现象，进而影响到中职学生的发展。 4.学生的文化水平低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多的家长只重视自己的事业、工作，而忽略了孩子的学业，甚至认为考不上大学也可以花钱继续读书，而越来越多的私立中职也应需求而产生。这些学生既没有良好的学习习惯，又没有较高的文化水平，甚至连学习态度也没有端正，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中职教育教学自然是难以顺利实施、成功实施的。 二、我国中职教育教学模式的制订原则 1.坚持全面培养与定向培养的统一 中职院校作为我国中等教育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最为重要、最为沉重的任务是就为国家、社会培养出技能型的人才以及输送全面性的人才。正是因为这样，中职院校在展开教学的过程中，既要重视对学生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的培养，又要着力于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比如说在国外的同等教育中，校方往往非常重视学生在教学之外其他能力的培养，并且能够有效地将其他能力的提高有机的转换、融入专业知识以及专业技能上，从正面提高了学生的综合能力，而又从侧面提高了学生的专业能力，可以说是提高教学质量以及教学效果的重要手段。由此可以看出，定向的培养并不意味着不能够展开全面培养，而全面的培养也并不代表不能够从中贯彻定向培养，只有坚持两者统一，才能够培养出适合国家、社会、人民以及岗位要求的人才。 2.坚持学科教学模式与职业能力教学模式的统一 中职教育存在着双重性，而正是这个双重性决定了中职教育教学模式计划、制订的特点，那就是既不能够完全的通过模块式来展开具体的教学，又不能够完全沿袭普通中等教育学科化的倾向。所以，应该根据具体的培养目标，借鉴cbe教育思想，进行合理的、适合的教学模块设计以及切实的课程设置。必须在能够突出中职学生职业能力的同时，重视课程体系的整体优化性。中职教育的职业性，还决定了中职教育教学的计划制订必须以岗位职业能力为重点，并且以职业素质为中心，正是因为这样，必须主动地、积极地借鉴cbe的教育思想，以模块教学为主要的课程设计方法。除此之外，中职教育教学还存在着多层次性，而这个特性决定了在展开中职教学计划制订的过程中，必须重视相对比较系统的职业训练以及相关的基础知识教学，从而建立完善具有稳定性的文化知识、专业理论知识平台，这样才能够更好地适应由于生产技术不断进步而产生的岗位迁移以及岗位扩展性的要求。 三、深化中职教育教学模式改革的措施 1.建设、充实教学资源 要想成功的深化中职教育教学模式的改革，就必须先积极的、大力地引进并且培养中职信息化建设所需要的人才，因为人才才是信息化建设的灵魂所在，如果没有了人才这个重要的载体，即使拥有再多的资源或者是再好的硬件设施，也不能够完全的、有效的发挥出作用。另外，就是要加强中职院校软、硬件的建设，就我国中职院校目前的形式来看，虽然大多数的教学设施正在不断的改善，但是却仍能够满足实际教学的要求，所以必须更进一步地加强中职院校软、硬件资源的建设、完善，这样才能够从本质上为现代教育技术的推广提供充足的资源保障。 2.采取多样化的教学方式 在中职院校中，教师不仅肩负着理论教学的任务，而且担当着实训指导、技术推广等任务，这就要求在高职院校中任教的教师是适应时展要求的“双师型”教师。学校要不失时机地推出政策，培养一些本身基础较好，且理解和实践能力较强的教师成为“双师型”教师。在教师的教学中，要采取多种形式的教学手段，例如多媒体教学或到实训基地开展演示性教学，都可以使学生更直观、形象、生动地进行学习。在此基础上，教师还要培养语言能力，掌握至少两门以上的语言，在课堂上可以利用双语教学，使培养出来的高职学生也可以适应国际人才的需求。 3.注重实践创新 在教学过程中，理论联系实际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课堂和生活相结合，把生活中有意义的现象和实验带进课堂并进行改造和创造利用，有利于创造良好的课堂效果，有利于启发学生的思维，还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意识。根据教学内容开展启发式创新活动，这样一方面可以活跃学生的思维，另一方面可以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更重要的是能把学生无形的想法转换成有形的物品，这一过程就是创新。鼓励学生多参加活动，如：小发明、小创造、小制作、小设计等。教师可根据自己和学校的情况举办各类课题研究活动，吸收感兴趣的学生共同学习和探讨。 总而言之，中职教育教学是我国教育机构的重要构成部分，而面对逐渐暴露的教学问题，中职院校必须及时地、积极地采取相应的措施，加强、改进中职教育教学模式以及深化中职教育教学的改革，这样才能够从源头上消灭这些负面影响，才能够引导中职教育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教育教学改革论文:关于信息网络化背景下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改革的思考 论文摘要：互联网作为继报刊、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体，已融入人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也成为大学生获取和交流信息的重要渠道和平台。面对信息网络化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给大学生造成的积极和负面的双重影响，加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应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充分运用信息网络化的优势，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进网络，以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论文关键词：信息网络化 马克思主义 理论教育 教学 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事关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头等大事。总书记指出，意识形态领域历来是敌对势力同我们激烈争夺的重要阵地，如果这个阵地出了问题，就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甚至丧失政权。当前，我国大学生在意识形态领域，大多数同学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据《西部地区大学生政治行为现状调查与分析》一文的调查报告指出：29．25％的大学生信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28．44％的大学生信仰“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2．21％的大学生信仰“资本主义”，2．73％的大学生信仰宗教，3．99％的大学生信仰“实用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23．86％的大学生信仰“自由主义”，6．79％的大学生信仰“其他”。以上调查的数据表明，尽管前两项加在一起有57．69％的学生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但仍有相当一部份大学生在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非马克思主义化，这种现象不能不令人担忧。造成大学生意识形态领域多元化的原因是复杂多变的，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部分大学生是通过网络平台，受到西方发达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渗透的影响所致。面对西方社会利用其强大的经济科技实力，以互联网为载体，有意识、有预谋、有步骤向我国的终端用户美化、灌输他们的意识形态，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者应义无返顾，责无旁贷，沉着应战，勇敢地肩负起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创新工作，着力回答大学生关注的重大理论课题和实际问题，增强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和感召力。同时我们也可以利用信息网络化的优势，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注入新的活力和生机。 一、信息网络化给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带来的严峻挑战 截止2005年7月21日，我国互联网上网用户已达1．03亿，居世界第二位，网络对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产生了重要深刻的影响。 1、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主旋律地位面临着挑战 尽管我国的科学技术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从全球范围来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仍处领地位，尤其是苏东剧变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作为强势文化，一直处于攻势地位。而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作为弱势文化，一直处于被攻击地位。两者地位极不平衡，这种现象在短期内仍将难以改变。西方敌对势力在尝到了新闻媒体促使苏东剧变的甜头后，又把矛盾指向我国，以互联网作为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主要渠道。他们利用网络论坛、聊天室、电子邮件、博克数字广播技术以及qq即时通讯工具等，发表蛊惑人心的反动文章，恶意制造舆论，肆意传援谣言，诋毁和攻击我们的政治制度、司法制度和新闻出版制度，任意曲解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的经济政策，片面夸大我国现阶段出现的某些深层次的矛盾，竭力鼓吹私有化和资产阶级的民主化，一味灌输他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进而否定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西方敌对势力的这种图谋，必将对思想文化理念尚未最终形成的大学生产生非常深刻的负面影响，甚至动摇大学生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大大降低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热情，冲淡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为此，加大了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主旋律的教育难度，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面临着一系列的严峻挑战。 2、传统的教学模式受到强烈冲击 传统的教学模式是老师在课堂上依靠一份讲稿，一支粉笔，一张嘴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灌输”。在“灌输”的过程中，以课本知识为主，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偶尔才联系一下实际。一堂课下来，老师讲的津津乐道，台下学生听得没有滋味，从而制约了马克思理论课本应发挥的作用，消减了大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兴趣，抑制了大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参与性。而信息网络化，使得网上的学习资源既丰富又多彩，既直观又生动，既具体又形象。与网络资源相比，再博学的老师也只能自叹不如。大学生通过网络接受的扑天盖地的文明和不文明的信息，使教师难以把握。学生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和复杂化，使教师难以完成教学任务，达到教学要求，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难以体现。 在认清了信息网络化给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带来负面影响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清楚认识到，信息网络化作为传播信息的载体，其负面影响是人为制造出来的。就信息网络化自身而言，它只不过是人们传递信息的工具，它同样也可以发挥积极作用。2000年教育部下达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进网络工作的若干意见》，是从整个国家利益的高度，从高校人才培养目标的高度，利用和发挥互联网的优势，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二、推进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进网络的思考 1、利用信息网络化的多维性，实现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手段的现代化 高校应舍得花大力气大本钱加大网络教室建设的力度，提高网络教室的利用率，尽最大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安排在网络教室里授课。这样一来老师就可以利用网络把文字、声音、图像、动画等融为一体，营造一个立体的、动态的、活泼的全新教学氛围，增添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育教学的趣味性、科学性，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育教学的亲和力和感染力。使学生在直观逼真的新学环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并获得启迪。 2、利用信息网络化的共享性，加快实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资源共享工程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是从事赋予大学生具有崇高的理想信念，高尚的道德情操，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支柱的使命，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的特殊性，即共享性和交互性。各高校不应以知识产权为借口，把各自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领域，取得的教学经验、科研创新、学科成就秘不外传。应该通过中国教育网，冲破校园围墙，向兄弟院校辐射，实现资源共享。以增加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的信息量，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内容，提高马克思主义教育教学的艺术手段，使所有高校从事马克思主义教育教学的参与者都从共享中得到收获，从交互中得到提升。 3、充分利用信息网络化的即时性、互动性，打造现代化教育教学的网络平台 利用信息网络化的便捷特点，抓住学生普遍关心的热点、焦点问题，帮助学生解决实际困惑和矛盾，真正履行教师答疑解惑、传道授业的职责。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的教师应把自己的邮箱公开，让每一个所教的学生能够及时地把自己看不准、摸不透、道不明的疑难问题告知你。这样一来，教师就可以利用网络平台，及时了解每一个学生的思想动态，使教学实现双向沟通和相互交流，利用构建的释疑解惑的网络平台，增强授课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4、加大红色网站和校园网建设的力度，构建和谐的校园网络文化环境 只有加大红色网站和校园网建设的力度，才能充实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内容，真正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有车有货”。也就是说，既要有网站，又要有内容，既要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又要有学生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对不良网络、不文明的垃圾信息要坚决“防与堵”，对学生思想的疙瘩要采取“疏与导”，使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真正成为主旋律、最强音。 5、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懂网络的教师队伍，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 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的教师，要不断丰富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弘扬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从理论上研究网络给大学生带来的种种影响，及时地从思想上正确引导学生，从方法上正面指导学生。教师应积极践行，具备熟练使用网络的技能，对不良信息具有鉴别力，能充分利用网络，使马克思理论教育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学生。在创新教学内容、教学形式、教学手段的基础上，引导学生破除对马克思主义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自觉抵制各种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只有不断探索和推进新思路、新举错，才能全面落实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大学生、教育大学生的战略任务，才能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落到实处。 教育教学改革论文:论析关于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几个问题 论文关键词：职业教育；教育教学改革；企业参与；职业价值观；创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 论文摘要：职业教育快速发展呼唤着新的教育教学改革实践，而企业参与、校企合作则是促进这一新的改革实践的必由之路。培养正确的职业价值观和职业态度是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任务和要求，开展创业教育是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与导向，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是教育教学改革的根本保证和基础。 我国职业教育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绩，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2007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把发展职业教育作为一项重大变革和历史任务，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职业教育迎来了新的加快发展机遇，也肩负着深化教学改革、提高教育质量的重任。 一、职业教育快速发展呼唤着开展新的教育教学改革 据统计资料说明，中等职业教育在曲折发展中规模不断扩大。2006年2100万初中毕业生中有870万人进人普通高中，750万人进人职业教育，中职招生在高中阶段的比重已达46%;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1809万人，超过了41%。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迅速，已成我国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2005年底高职高专院校1091所(其中独立设置的高职学院921所)，占普通高校总数1792所的60.9% ; 2005年招生数占普通本专科高校的53%，在校生占46%。国家对职业教育的经费投人有了明显增长，职业院校的基础能力建设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许多院校办学条件得到了改善。2005, 2006年中央财政已经重点支持了763个职业教育实训基地、446个县级职教中心、468所示范性中等职业学校的建设;启动了100所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已有28所院校首批获此殊荣。中等职业学校贫困家庭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取得突破，设立了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助学金，2006年中央财政安排8亿元，资助了80万人。 当然，我们仍需保持清醒的认识，从总体看职业教育仍然是我国教育事业的薄弱环节。有关数据表明，2006年中等职业教育生均校舍面积、实验实习设备和专任教师的生师比都有不同程度下降，教育资源的扩大跟不上规模发展的需要，与普通高中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在我国职业教育快速发展的同时，呼唤着深人开展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教育部，2006年底下发了《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将启动新一轮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工程。 为适应教学改革、提高质量的需要，中国职业教育学会大力组织开展了职业教育教学科研活动，在完成2004-2005年度100个课题立项基础上，最近又批准公布了2006-2007年度140个课题立项。同时，在完成了2005-2006年“教学改革和教学建设”系列教学研究课题基础上，正在组织2006-2007年课题申报工作。学会坚持把教学改革、教学研究工作的重心下沉，重点放在教学、教师第一线，逐步在中观、微观层面上推动职业院校教学改革。我国职业教育将走上深化教学领域改革、提高教学质量、促进职业教育健康持续发展的新阶段。 二、企业参与、校企合作是促进教学改革的必由之路 2005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办学方针，和以政府为主导、行业企业等多方参与的办学体制和模式，确认了我国职业教育正确而可行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机制。经济全球化、信息技术革命和科技迅速发展，以及行业企业技术岗位的变化、行业企业的社会需求，要求职业教育的发展必须与之适应，并受到这种强劲需求而驱动。职业教育的教学改革，需要在办学制度和模式、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方式、教学装备和实习实训条件、教材和教师、教学评价和考核等方面符合职教特色的要求。着重改革以学校和课堂为中心传统人才的培养模式，大力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培养模式;要依靠行业企业参与教学改革，与学校共同组织好学生的相关专业理论教学和技能实训工作;要加强学生的生产实习和社会实践。因此，企业参与、校企合作是当前开展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应坚持的正确方向和根本途径。没有行业企业深度参与的教学改革和教学建设，是不可能成功的，或者只能是事倍功半。 最近一份抽样调查表明，有36.8%的企业都把希望职业院校做到“了解企业需要，有针对性地设计教学内容，培养职业技能”作为教学改革的重要选项。但是，问卷中却只有8%的企业愿意“加强校企合作，工学结合”，表明企业尚对参与教学改革缺乏热情和责任意识。在目前校企合作总体上是学校“一头热”的状态下，非常需要各级政府采取措施，促进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教学改革和教学建设。 首先，职业教育战线必须提高自身认识，行业企业参与、校企合作共同参与教学改革将是保证教学改革正确方向的必由之路。应当承认，十多年的实践我们有过犹豫或走过弯路，因为缺少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实行校企合作，职业教育发展遇到了许多困难;行业企业不能深人参与教学改革，职业院校培养的人才无法紧贴行业企业和用人单位的实际需求。 第二，总结近年来已经涌现出的一批校企合作举办职业教育、开展教学改革的职业院校和企业的成功经验，进行大力扶持、宣传和推广。中国职业教育学会管理工作委员会将在去年扬州校企合作会议的院校、企业互动交流经验基础上，今年继续开展“校企合作”调研工作，摸索和推广典型经验，建立、完善校企合作开展教学改革的机制。配合教育部、中国职教学会与其它机构将于6月在重庆市举办“2007年全国中等职业教育技能大赛”，这是职业教育加强与行业企业合作的一种形式，也是深化教学改革、提高学生技能水平的有效方式。 第三，建议政府抓紧研究制定落实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具体制度和办法。尽管我国《职业教育法》对此已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落实的责任很重、差距很大。特别是，目前还缺少法律实施办法和细则，缺少企业落实法律 的利益机制和优惠政策。中国职业教育学会要在去年纪念《职业教育法》颁布十周年开展执法调研基础上，继续组织相关的调研工作，以配合今年国家将要进行的“修改完善职业教育法”的有关工作。 三、培养正确的职业价值观和态度是教学改革的盆要任务 几十年来，国际间一直将培养价值观和态度作为各类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所追求教育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几个“准则性文件”，包括1989年该组织颁布的国际公约《关于技术与职业教育的公约》都把“学生的人格培养”、“道德观念、社会和职业的价值观及责任心的培养”作为职业教育的重要内容。我国政府在多次的有关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中，都对职业教育中加强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职业态度，提出了十分明确的要求，始终把德育作为职业教育工作的首位。 导向就业、服务社会和能力本位，指导着我国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也培养了一大批生产、服务、管理一线需要的技术、技能型人才。现代职场对职业人才的社会适应性、创新能力和创业能力要求也不断提高。突出的表现是，职业岗位所要求的职业道德、职业态度和职业核心能力等方面职业综合素质要求越来越成为用人单位选人用人的首要标准。 最近，一份对用人单位的抽样间卷显示:企业对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的能力和态度的多项要求中排在前两位的，一是职业态度(积极好学，敬业精神，工作态度和工作责任心)，二是职业意识(安全生产意识，注重质量、效益的意识，协调合作能力，法纪观念)。同样，该报告还显示，用人单位对学生职业素质最为关注的是“职业道德与工作态度”。然而，目前我国的教育，包括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与这种社会的要求尚有一些距离。另一份调研报告显示，不少用人单位反映我国职业教育的毕业生“与人合作精神和能力”、“与人交流”、“吃苦耐劳的精神”、“责任感和敬业精神”以及“创新创业意识和能力”都还比较弱。因此，培养职业院校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念和职业态度，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道德、职业纪律、诚实守信和负责精神，是当前我国教学改革的最为重要的任务。 作为国家“十一五”教育部重点课题，参考、借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关组织的《学会做事》研究成果，中国职教学会已在部分职业院校开展《职业价值观、职业态度的比较研究与实验》，目前已有38所院校、200多名研究人员参与了课题研究工作。在该课题研究中，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正确处理与其他有关课程、课题的关系。该课题研究，特别是课题的研究实践过程，将推进职业院校培养学生树立良好职业价值、职业道德和职业态度的实施进程。 四、开展创业教育是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和导向 鼓励自主创业是当今世界一种重要的就业形式。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对世界就业形势做出过预测:“在一个‘学位二工作’这一公式已不再适用的时代，高等教育培养未来的毕业生不仅是求职者，而且还应该是成功的企业家和就业创造者”。1998年世界高等教育会议发表了《21世纪的高等教育世界宣言:展望和行动》，提出“把培养创业技能和创业精神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问题”。1999年汉城第二次国际职教会议上国际劳工组织专家曾明确预测:“现行的职业教育毕业生有50%将难以获得挣工资的工作机会，自营职业是大多数青年人获得经济独立的最大机会所在”。因此，把培养“创业技能和创业精神”纳人各类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之中，已成为当今世界教育发展的一种重要趋势。 我国的就业形势，包括大学教育、职业教育毕业生的就业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面临严峻挑战。我国高等学校毕业生连年增加，2007年将达到495万，占国家当年新增加900万个就业岗位的55%，首次超过社会新增加就业岗位的半数。如果再加上去年30%左右没能就业的毕业生，2007年需要就业的毕业生将占新增加的900万个就业岗位的65%以上，显然高校毕业生就业将成为我国社会就业中非常突出的矛盾。我国每年还有数百万的中职毕业生进人就业市场。因此，如果教育系统不能培养毕业生具有创新、创业能力，不能创造新的职业和新的就业岗位，就业问题将严重困扰我国经济和社会持续稳定发展。有报告显示，发达国家培养毕业生自主创业已经走在了前头，有报告说美国大学教育毕业生自主创业的比例为30%，而我国大学毕业生自主创业的比例却只有1%，显然差距很大。教育部有报告显示，2006年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中有10.40%是合法从事个体经营的毕业生。显然，如果这10%的个体经营的学生，不仅是自谋已有的职业岗位，而且能够创造新的职业、创造新的企业和更多的就业岗位，则可为社会解决更多人的就业问题。 解决毕业生就业难问题，除了培养教育学生树立起正确就业观外，开展教育教学改革、开展创业教育、培养学生创业能力并自主创业，是解决我国就业问题的根本之策。我国已把自主创业作为党和国家的重要就业政策，把自主创业作为更高层次的一种就业，并为劳动者开展创业活动和自主创业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事实上，最近全国人大向全社会征求意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草案)》中的第八、十七、二十一和三十六条，都将要对劳动者开展创业培训，实行自主择业、自主创业，提高创业能力等内容做出法律规定。在我国大学教育、职业教育中，应进一步加强培养毕业生实现自主创业能力和技能，要把就业、创业理念引人教学环节，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开设创业课程，实施灵活的教学管理制度，引导、帮助学生自主创业和成功就业。去年底以来，中国职教学会已与北京光华慈善基金会、美国创业指导基金会合作，在部分职业院校开展创业教育试点工作，目前该项工作已在北京等地部分院校中开始，我们期望在试点中摸索经验，能在我国职业院校教学改革中把创业教育逐步落到实处，以培养职业院校学生创业意识、创业知识和创业技能。 五、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是搞好教学改革的根本保证 职业院校教师队伍已成我国教师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我国职教师资队伍建设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绩，但离我国职教事业规模发展和质量提高的需要还有很大的距离，严重制肘了职业教育的发展。有关数据显示，2005年我国高职高专在校学生已占46%，而其专任教师27万人，仅占普通本专科教师的30%;其2006年的生师比18.3:1;“双师型”教师的比例为25.5%;外聘教师占专任教师和外聘教师的15% (2003年数据)。2006年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41.1%，其教师78.3万人，占高中阶段教师的36.1%;教师合格学历为74.28%(普通高中为86.46% );生师比为23.94%(普通高中18.13% ) ;“双师型”教师占14.26% ;外聘教师占专任教师和外聘教师的10%左右(2003年数据)。从总体看，专任教师数量不足、知识结构不合理、企业和兼职教师少是影响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严重困难。 解决职教教师队伍建设的关键是，认真贯彻落实好《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和教育部、人事部等国家七部门的《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加强职教师资队伍建设，实施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提高全社会对职业教育和职教教师队伍重要性的认识，吸收更多有志者参加到职教师资队伍中来;制定符合实际需要的中、高等职业院校教师职务的评聘办法，发挥职教教师的特色和积极性;坚持职业教育教师到企业实践制度，提高教师实践技能;提高教师专业技能，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加强职业教育师资培养培训基地建设，提高教师的学历、学位水平;完善职业教育兼职教师聘用政策，面向社会聘用工程技术人员、高技能人才担任教师，改善职教教师结构等。 几年来，中国职业教育学会高等职业教育研究会、师资专业委员会配合教育部，开展了一系列师资队伍建设调研工作，发挥了咨询和参谋作用。只有建设好一支数量足够、质量优秀、结构合理、企业参与的职教师资队伍，并充分发挥广大教师的智慧和力量，动员他们投身到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教学建设中来，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才能保障我国职教事业健康持续地发展。 职业教育发展任重道远。 教育教学改革论文:浅析新形势下中职学校实验教育教学改革 摘要：在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以学生能力培养为主要目标的现代职业教育形势下，中职学校应如何加强实验教育教学改革，以不断适应形势、在改革创新中求发展?本文主要从加强实验教师队伍建设、加大实验室建设力度和加强实验课的教学改革等方面略谈浅见。 关键词：实验；教育教学；改革；发展 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社会上对实用型、技能、操作型的劳动者和技术人才的需求量日趋增加，因此，国家正在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以满足社会对这方面人才的需求。在以能力为本位的职业教育的形势下．如何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培养实用型、技能型、操作型的中等职业技术人才是中等职业学校值得探讨和研究的课题。实验教学作为实践教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职学校实现其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环节，在培养学生的基本操作能力和实践技能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以能力培养为中心的现代职业教育的新形势下，中等职业学校应如何加强实验教育教学改革?本文主要从加强实验教师队伍建设、加大实验室建设力度和加强实验课的教学改革等方面略谈浅见 1中职学校加强实验教育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加强实验教育教学改革，是加强实践教学，提高学生基本操作能力和实践能力的重要途径，是继续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和实现中职学校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举措，中等职业学校要以学生能力为本位，实践是关键。在《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指出：改善教学条件，加强校内外实验实习基地建设。很显然，校内外实习基地对中职学校学生能力培养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加强校内外实验实习基地建设是加强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环节。而校内实验室是实践教学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生验证知识和培养基本操作能力的主要场所。加强实验教育教学改革，提高实验教学质量．是中职学校继续深化实践教学改革，突出能力本位的职业教育目标的主要措施之一。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的形势下，如何继续努力创设条件，为学生提供更多更好的实践机会。给学生提供实践发展的空间，以提高学生实践技能，仍是中职学校继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的主题之一。“深化教育教学改革，适应社会和企业需要”是中职学校适应形势、改革发展的目的。因此，加强对作为校内实践教学场所之一的实验室的教育教学改革，对确保中职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尤为重要。 2中职学校加强实验教育教学改革的措施 2．1加强实验教师队伍建设，建立一支能适应形势发展的实验教师队伍 众所周知，教师队伍对学校生存和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只有建立一支扎实工作、锐意进取、勇于创新、努力开拓的教师队伍才能保证中职学校教育教学质量，才能使学校不断适应形势，在不断地创新中获得生存与发展。而实验教师是教师队伍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思想观念、知识素质、实践能力水平等对实验教学质量的提高有着深刻的影响。 2．1．1要促使实验教师转变思想观念，增强危机感，树立新的教育理念，增强敬业意识和奉献精神。(1)组织实验教师学习国家当前有关发展职业教育改革的文件精神，了解职业教育的改革方向和发展势态，促使实验教师自觉树立起现代职业教育的教育观、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终身学习观，自觉地增强危机感。(2)组织实验教师学习新时期关于师德建设的有关精神，并通过测评等方式，对实验教师进行师德考核，切实加强实验教师队伍的师德建设，从而提高他们的责任感和敬业精神，增强他们的服务意识和奉献精神。(3)不断修订完善有关规章制度，如实验教师的工作岗位职责、工作质量考核评定办法等．促使实验教师增强责任感以及“按质取酬”的意识，同时让实验教师感受到市场经济的挑战，增强危机感，从而推进实验教育教学改革，最终为提高实验教学质量服务。 2．1．2通过多形式、多渠道，提高实验教师的专业素质。学校应创设各种条件，促使实验教师专业素质提高：(1)出台相关的优惠政策，鼓励实验教师提升学历。针对部分实验教师学历偏低的现状，出台一些支持和鼓励实验教师提升学历的政策，如在时间上给予适当的自由度，在经费上给予有力地支撑，以鼓励学历未达标的教师尽快提升学历、学历已达标的教师考取第二学历，提高他们的知识素质。(2)鼓励实验教师参加各种对口专业或相近专业的“资格证书”等级考试，努力打造“双师型”、“一专多能”的实验教师队伍。在当前的中等职业技术人才培养目标下，很多实验课程所涉及的知识往往是跨学科、综合性的知识．单一知识型的实验教师已不能适应以能力为核心、多样化高素质的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因此，对实验教师实行“双证制”、“多证制”成为必然趋势。(3)有计划地组织实验教师到区内外各地考察、培训。通过有计划地组 织实验教师到区内外各地考察培训，既可以开拓视野，借鉴他人经验，为实验室的管理工作和实验教学的创新奠定基础。(4)转变实验教师角色．使实验教师由专业教师的“助手”向能在实验课堂上独当一面的“能手”，提高实验教师的专业素质。 2．1．3建立激励机制．鼓励实验教师参加生产实践和科研项目研究，提高他们的实践技能。(1)鼓励实验教师积极到校内外实习基地锻炼，提高他们的操作技能和实践能力。如：学校应提倡让实验教师“走出去”的做法．让实验教师到相关的企业、公司等校外实习基地去学习生产前沿的新知识、新工艺、新技术：鼓励实验教师积极参加校内实训基地的实践活动，提高他们的实践能力，并将实验教师到校内外实训基地锻炼的质量作为实验教师工作质量考评的依据之一；组织实验教师每年举行1～2次的实践技能竞赛活动，促使实验教师专业技能提高。(2)鼓励实验教师参加“产学研”相关课题和各级专业科研活动。目前，参加课题和科研项目研究工作的教师大部分是专业教师，实验教师当中参加课题研究工作的人数相对较少，这不利于实验教师的理论知识及实践技能的提高，因为教师在参加课题研究和科研工作中，一方面可以提高他们的专业知识水平，另一方面也可以促进经验积累，从而提高他们的实践经验。(3)充分发挥学校的“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的积极作用。通过“以老带新”对青年教师的培养应拓展到对年青的实验教师的培养中。目前，学校对教师的培养比较注重专业教师这一块，而很容易忽略了实验教师这一队伍，而学生基本操作和实践技能的掌握和提高往往离不开实验教师的指导。因此，中职学校应注意实验教师与专业教师并重．两手一起抓，重视青年实验教师各方面尤其是专业技能方面的培养。 2．2加大实验室建设力度．完善实验设施，充分发挥实验室的作用实验设施的好坏，对保证实验教学质量至关重要。中职学校应创造各种条件，加大实验室建设力度，完善实验设备设施。 2．2．1以学校的专业为导向以及实践教学的实际需要．及时调整学校实验窒的设置结构。(1)对于新开的专业或比较热门(招生人数较多)的专业，如计算机应用、汽车、模具、电子等专业，要及时增设专业实验室，以保证有充足的实验场所供给学生进行实验，为提高学生的基本操作能力提供基础条件。(2)根据生产实际和教学 的需要 ，增设新 的实验室 ，使实验室细化、专门化、实用化，如将家电维修实验室分解细化、增设牧医解剖实验室、组织培养实验室以及一些选修课实验室等。(3)对招生人数明显减少的专业．可通过整合，相应减少其实验室的设置，充分利用学校的实验教学资源，提高实验教学质量。 2．2．2不断完善实验设备，提高实验设备性能，确保实验教学质量。 (1)要加大资金投入，购置先进的实验仪器设备。这是增加实验设备的首选途径，只有配备有与专业设置相适应的实验设备，实验教学质量才能得以保证。(2)根据一些专业实验室的特点，采用灵活多样方法，充实实验设备。如对家电维修、汽车与摩托车维修等专业实验室．通过号召师生员工向学校捐赠废旧家用电器、摩托车等，或向社会上一些单位或个人购进旧摩托车、汽车等途径，增加这些专业的实验设备，既能满足实验教学需要．又能达到经济实用的目的。(3)通过鼓励师生动手制作实物标本、或利用现成的实践教学素材进行拍摄录制成音像教学资料。以增加实验设备。 2．2-3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提高学生的实践操作技能为目的．创设创新实验室。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学生实践技能是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重点，学校应在保护学生刨新思维的基础上，创造条件．加强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因此，学校应有目的地创设仓新实验室，如为学校的各专业社团提供实验室，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探索新知识、新方法，并安排实验教师进行指导，增强为学生服务意识，从而促进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技能的提高。 2．3加强实验课的教学改革，提高实验教学质量 2．3．1切实加强实验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的改革。随着职业教育由以学科为中心向以能力为中心的转变，实验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也发生相应的变革：(1)及时调整实验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将过时或复杂的理论性太强的验证基本原理的实验知识大胆删除，确定各专业、学科的重点技能，强化重点技能的训练与考核；(2)引进一些反映生产前沿的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的实验内容，提高实用性实验课的比例，让学生学有所用；(3)教师根据需要，自编有本地区特色的、实用性强的实验指导书．从而提高实验教学质量。 2．3．2加强实验教学方法、手段的改革，提高实验教学质量。在提倡提高学生实践技能的形势下。在实验课中教师应注意树立“学生本位”观念，真正发挥学生的主导作用，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1)改革实验课教学方法。以往的实验课显得“公式化”：教师根据实验指导书写出实验步骤，并讲解、演示一遍，然后学生按步骤“重演”，缺乏灵活性，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使实验课变得枯燥乏味，教学效果较差。因此，教师应注意培养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在课前鼓励学生自行设计实验方案，在实验课中多采用启发、讨论等教学方法，为学生营造宽松的学习氛围，并注意精讲多练，让学生在轻松中掌握基本操作技能。(2)注意采用现代化教学手段，让实验课也变得精彩。教师应通过积极制作多媒体课件、利用实验教学录像或cd光盘的演示等现代化教学手段，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以提高实验教学质量。 2-3_3完善学生技能考核制度，提高实验教学质量。要切实提高实验课的教学质量，离不开一套完善的考核制度。(1)加重平时实验课成绩在技能成绩中的比例，可将平时实验课的成绩占技能成绩的60％以上，提高学生对实验课的重视程度。(2)采用灵活多变的考核方法，实行技能考试、考查与平时的实验结果验收相结合，将对学生的技能考核贯穿于平时的实验课中。(3)改变技能考核的方式。在对学生的技能考核过程中，考核内容采用临场抽签，实际操作与简要的口试与笔试相结合，此外，根据因材施教的原则，技能考核要逐步实施分层次考核。 3结束语 中职学校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不断地确保其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因此．加强实验教育教学改革是中职学校教育教学改革发展中一个永恒的主题．只有在实践中坚持不懈地深化实验教育教学改革创新，才能不断地适应现代职业教育形势，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 教育教学改革论文:初中思想品德课教育教学改革 摘要：教师应根据学生的心理特征，采用多种方式、多种手段组织教学环节，增强教学的科学性和艺术性，培养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本文根据笔者的教学实践，对初中思想品德课教育教学改革的问题加以探讨。 关键词：思想品德；教育教学；方法；改革 学校思想品德课是系统地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和品德教育的主渠道和基本环节，是素质教育的前沿阵地，是确立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主阵地。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进一步深化思想政治教学改革，重点进行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革，是当前中学思想品德课教学中亟待解决的重要新课题。本文就初中思想品德课教育教学改革的问题，谈谈自己的见解。 一、树立科学的思想品德课的教学观念 新课程实施以来，仍有一些初中思想品德教师把思想品德课的教学任务限制在理论知识的传授上，这些教师的思想品德课教学观念至今还停留在“知识第一”的层次上。鉴于此，摈弃陈旧的思想品德课教学观，树立科学的思想品德课教学观，便成为深化初中思想品德课教育教学改革的首要任务。 科学的思想品德课教学观，即思想品德课教学的知识传授、思想教育和能力培养相统一的观念。思想品德教师只有树立这一观念，才能真正明确思想品德教书育人的作用，才能为完成思想品德课的教学任务打下思想基础。 二、改革抽象的理论教学模式，使理论教学和思想品德教育相结合 初中学生年龄尚小，思想还很单纯，理解能力也非常有限，如仅给以理论的说教，难免使学生感到枯燥乏味，不利于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结合所学知识、现实生活和学生的思想实际来进行教育教学。 如讲“孝敬父母”这一内容时，可列举现实生活中孝敬父母和虐待父母的典型事例，通过对比，使学生明确虐待父母、不孝敬父母不仅是不道德的，而且也是违法的。同时，针对学生思想中可能存在“我们年龄太小，孝敬父母是我们长大以后做的事”的观念，教师要结合书本内容对其加以纠正，并借机教育学生：要关心父母，为父母分担家务，父母生病时要尽力照顾等。这样来教学，学生既学到了知识，又获得了教育。 三、改革单一的课堂教学模式，使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相结合 课外活动是思想品德课教学的重要辅助形式，它对于提高学生的思想认识和培养学生的道德行为，使他们成为言行一致的人，起着重要的作用。课外活动是促进学生把各种理论知识转化为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等自身素质的中心环节和动力源泉。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安排相当分量的课外活动，积极主动地带领学生通过如主题班会、社会调查、参观访问、参加公益活动等多种形式，断强化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保证“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这一方针得以认真贯彻执行，以此来高教学效果。 例如：在学习“坚持保护环境基本国策”这一内容后，可安排以“我为环保作贡献”为内容的主题班会。要求每位学生为环保做一件好事，提一个合理化建议。这样教学，既能提高学生的环保意识，又能增强他们的主人翁责任感。总之，丰富的课外活动能弥补课堂教学枯燥、单调等方面的不足，提高学习兴趣，增强教育力度，实现思想品德教学的知、信、行的统一。 四、改革课堂教学方法，优化教学手段，使思想教育具有生动性 1.废弃注入式，采用启发式 这是思想品德课堂教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教学中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启发学生勇于提出问题，参加讨论，以多种形式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积极性，鼓励学生发表不同的意见，从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引导学生自我教育，着重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自学能力、独立思考能力。 2.创设情境 学生情感的触发，与一定的情境有关，有生动感人的情境，又会增加学生内心的体验，引起思想共鸣。新课程倡导引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 如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内容之前，教师先让学生观看改革开放带来巨大成就的录像。这样，上课伊始，学生就能通过多幅画面对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有个生动的认识，从而体会到党的基本路线的正确性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3.把小品等文艺形式引入课堂 如：讲“学会拒绝不良诱惑”内容时，教师可拟就“在上学路上””、“交朋友”等几个小品题目，教师对小品中的人物、情节等进行简单提示，让学生自愿报名、组合，当堂编演，然后让学生对小品中的人物的言论、行为对照书本进行讨论。运用这种形式来教学，学生不仅学到了知识，而且受到了教育，还能在很多方面得到锻炼。 4.恰当地利用事例进行教学 教师在教学时，可结合所学内容，举一些身边大家都熟悉的例子来帮助学生理解。如在讲“网络的危害”时，可举本校的某某同学，以前学习成绩很优秀，后因沉迷网络游戏，而导致成绩下降。这样真实具体的事例，学生很容易认识和理解，能起到较好的教育效果。 此外，教师还要使用多媒体等现代教学手段，通过各种渠道录制与教学内容紧密联系的影视片，配置幻灯片和图片，争取与教材内容同步形成系列，以深化教材内容，增强思想品德课堂教学的直观性，形象性。 五、采用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相结合的方法 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有机结合组成了德育的主体。学校教育主动向家庭教育渗透，有利于教育合力的形成，对于加强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起着很重大的作用。 当前的中学生大都是独生子女，有的家长溺爱迁就，物质刺激，身教不严，言教不慎。这样就与思想品德教育脱节，甚至起抵消作用。为此，思想品德教师一方面要利用学校召开家长会的机会，把思想品德课的主要内容及要求告诉家长，这样才能得到家长的理解和支持，从而配合品德教师共同教育学生；另一方面，多与学生家长个别接触，对情况特殊的学生还要进行家访，及时掌握学生情况，交换意见，以便解决学生中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 教师还要善于利用社会上的各种教育力量，有机结合课文来对学生进行教育。一是要与当地的革命前辈、先进模范等典型人物建立联系，邀请进来现身说法，介绍自己是如何发发奋学习，无私奉献的等。充分发挥这些英雄模范人物对学生的强烈影响作用。二是要积极争取社会团体及其他方面力量的支持，共同关心学生的健康成长。如可请司法工作人员来校上法制教育课、举办法制讲座等。 六、摆脱学科教学框架，使学科教育融于学校德育工作整体 思想品德课是中学德育的主渠道，思想品德教师只有把自己的工作与学校德育整体相结合，才能发挥自己在德育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首先应与班主任工作这条德育工作的有效途径相结合。一方面要把学生中的一些思想动态、行为表现及时向班主任反映，与班主任齐抓共管学生的思想工作；另一方面，教师要主动配合班主任完成德育工作。其次，要积极配合团委会、政教处等部门开展教育工作。如：可配合这些部门举办时事政治讲座、搞“法律、国情知识竞赛”等活动。 此外，提高思想品德教师的素质和按思想教育、知识掌握、能力培养相统一的原则来改革考试的方法，也是深化思想品德课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 总之，21世纪国际竞争激烈，归根结底是人才竞争，即人才的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心理生理素质等竞争，其中最关键的又是思想政治素质竞争。因此，学校在强化学生素质教育时，要把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素质教育放在首位，切实提高学生思想政治素质。思想品德教师要以高度的责任感为学生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努力把学生培养成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一代新人。 教育教学改革论文:浅析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专业教育教学改革探索 作者：高吭 李玉柱 姬江涛 贺智涛 李心平 貌建华 罗四倍 论文关键词：行业人才；教学改革；人才培养 论文摘要：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专业致力于为社会培养农机专业人才，具有明显的行业背景。面对我国新农村建设对专业人才需求的变化，调整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专业教学人才队伍已势在必行。通过结合自身的办学特色，构建农机专业教学人才队伍，建立产学研有机结合的教育模式是本次教育教学改革的核心内容，本次教育教学改革通过人才队伍的调整与完善，构建新型的人才培养方案、理论与实践教学体系，实现为行业和地方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应用型高级人才。 在长期产学研合作教育探索与实践的基础上，本专业教学团队于2003年起，在“河南省教育厅高校创新团队”计划项目和河南科技大学教改课题的资助下，以河南科技大学具有50年办学历史的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专业为试点，以“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国家级建设点建设为契机，系统地开展了“农业机械专业产学研合作教育的创新与实践”项目研究。 教学团队在国内外进行了广泛调研，走访了日本筑波大学、吉林大学、中国农业大学、江苏大学、沈阳农业大学等国内外同类高校。在查阅大量资料和参加国内外教育教学会议交流经验的基础上，剖析了产学研合作教育的多种典型模式，树立了产学研合作教育新观念。走访了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收获机械有限公司、河南省坤达农业机械设备有限公司、郑州三中收获实业有限公司、河南强豫农业技术装备有限公司、洛阳卓格哈斯机械有限公司等20多家企业，发放调查问卷1000多份，对毕业生的状况和企业对人才的需求进行调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探索与实践，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一、提高认识，明确教学改革思路 树立产学研有机结合的合作教育新观念，进一步提高对产学研合作教育的认识。确定了“一条主线、两个突出、一个强化、一个目标”的教学改革思路。以产学研合作教育作为主线，贯穿于人才培养的整个过程；突出学科基础，加强学科基础教育；突出工程实践环节，提高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强化专业方向特色，凸显办学特色优势；实现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应用型高级人才为办学目标。充分利用学校工学、农学、管理学齐备的多学科优势，拓宽专业发展空间，开设具有明显行业特征的专业课程，培养学生农业机械设计制造及经营管理的综合能力。 二、全程互动，探索产学研合作教育新模式 结合多年的校企合作办学经验，提出了“校企全程互动”的产学研合作教育新模式。全程互动主要体现在招生计划、培养方案、理论实践教学、基地队伍建设、课程教材建设、科学研究和就业创业等环节的整个人才培养过程中，校企紧密合作，优势互补，互惠互利，推动人才培养质量的稳步提高和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具体实施方式有：（1）利用科研与生产提升办学条件。自2000年以来，本学科共计入校经费1000余万元，在进行科研的过程中，研制成功各类实验样机如切割器实验台、风扇实验台、犁体外载测定装置等12台，价值60余万元。通过设置设计性、综合性实验开发项目，内容涵盖专业课实验内容的50％以上。（2）通过教学培养学生生产实践能力。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专业一直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通过金工实习、认识实习、生产实习、课程设计、夹具设计、冲压模具设计、毕业设计等38周的实践环节，强化了实践环节，提高了学生能力的培养。在加强校内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的同时，还建设了若干个满足专业教学要求的、稳定的校外实习基地，保证学生受到与现代生产技术水平相对应的岗位实习训练。（3）生产实践发现的问题反馈于科研。针对我国玉米机械化收获存在的问题，对玉米收获机械、玉米秸秆处理、玉米根茬处理等技术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有效降低了玉米联合收获机的作业功耗，解决了双行背负式玉米联合收割机配套主机宽度较大，田间作业开道困难等问题，正是生产实践对科研的反馈为科学研究提供了不竭的动力。（4）利用科研成果和生产实践丰富教学内容。专业教师将科研和生产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思路与方法穿插到本科生课堂教学中，以实际积累的工作经验和科研心得丰富本科生教学内容。（5）用科研培养学生创新与实践能力。专业教师十分注重学生创新与实践能力的培养，鼓励本科生到研究项目中来参加课题工作，使学生真正感受到了学有所用。要求专业教师在进行校基金与校实验技术开发基金的研究中要有本科生参与，培养了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创新与实践能力。 三、校企联合制订人才培养新方案 针对农业机械行业的新发展、新需求，与企业工程技术人员共同研究教学计划，制订了“厚基础、精专业、重实践、强能力”的人才培养方案。低年级学生统一开设公共基础课程和专业技术基础课程，构建高素质创新应用型人才的完备知识结构，以利于学生长远发展，使学生就业后能迅速胜任企业的生产技术和管理工作。高年级学生主要强化实践环节和动手能力。 建立了与生产实际、农村社会发展需要相结合的“二平台+专业方向+创新教育”的课程体系。二平台是基础课程教学平台和农业机械综合实践教学平台。基础课程教学平台由公共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两个模块构成，开设课程主要包括科学基础、人文社科基础、工程学基础和专业基础四大部分，占总学分的65%，实现厚基础教育。农业机械综合实践教学平台由校内外实践教学基地和专业实验室构成，为学生基本技能训练、实践创新能力培养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专业方向包括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2个模块，占总学分的8.5%。创新教育包括全校公选课、素质教育和综合创新3个模块，占总学分的9%。将创新教育融入到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中，渗透到教学科研、工程实践和公益活动等各个环节，全面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及实践能力。 四、强化能力，优化实践教学新体系 建立与理论课程体系相适应的“四层次、八模块”实践教学体系。四层次由基本素质、基础技能、专业技术和综合训练组成。八模块由素质拓展、科技创新、科研训练、工程训练、专业技能等模块组成，构建了学生基本素质、基本技能和专业能力培养的实践教学框架，占总学分的18%。 充分利用一批省级重点实验室、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等教学科研基地，以现代农业装备设计技术和先进农机制造技术为基础，以农机设计与制造信息化技术为纽带，整合、充实、提升原有实验室资源。同时，依托形成的行业合作优势，校企联合建立校内外教学实习基地，全方位构建集农机设计与制造、智能控制、农业机器人技术、测试测量技术为一体的开放式农业机械综合实践教学平台。 五、专兼结合，形成教师队伍新结构 学校为企业举办不同层次、不同模式的农业机械学习班，教师在行业协会兼职，到企业进行技术指导、讲学或短期工作、实践进修，聘请企业院所高层管理和技术人员为兼职教授，为学生开设专业课和学术讲座、联合指导毕业设计等，企业设立专项奖学金。校企双方互动，相互渗透，形成一支了解社会需求、理论水平高、实践经验丰富、热爱教学工作的高水平专兼结合的教师队伍。 师资队伍建设坚持走培养与引进相结合的道路，立足培养，重点引进，尽早规划，分步实施，使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专业拥有学术造诣较深、基础理论雄厚、专业知识扎实、实践经验丰富的教师，逐步打造一个教学科研能力强，结构合理，综合素质高的教师团队，从而带动整个师资队伍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情况采用具体情形具体分析的策略，鼓励硕士学位的教师读博的同时加强对在职人员的培养。鼓励和支持教师到国内条件好的重点实验室去进修学习、参加科学研究，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支持教师出国进修。在学校人事部门统一筹划下，加强人才引进工作，提高引进人才的质量。对青年教师予以扶持，吸收青年教师进入科研梯队，锻炼其科研能力。做好骨干教师的培养工作，使他们在培养期结束后，都有较大的提高，成为合格的学术、学科带头人。 六、人才培养质量跟踪调查 通过近两年对用人单位的毕业生情况调查发现，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综合素质总体评价中，优秀与良好占90%以上。普遍认为本专业的毕业生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较高，基础扎实、踏实肯干、动手能力强。在对毕业生的随机抽样调查中发现，毕业生对所学专业教学形式、教学内容、教学资源及教学效果的总体评价优秀与良好占91%。毕业生对多个教学环节的教学效果也比较满意。从毕业生一次性就业率可以发现，除了考取研究生的毕业生之外，近三年本专业毕业生一次就业率都达到100%。这几方面肯定了本次教育教学改革路线的正确性。 教育教学改革论文:浅谈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的研究 论文关键词：教育理论　管理手段　教学方法　课程体系 论文摘 要：21世纪是人才竞争的社会， 我国高校教育只有提高教学质量，培养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各级人才，才能持续、健康发展。文章针对我国高校的教育现状，提出了应从更新教育理念、改革教育体系、改革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改革的措施。 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对高校的教育质量要求越来越高，不仅要求大学生具有扎实的理论知识，而且还要有良好的综合素质和动手实践能力。怎样保障高校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培养出有创造性思维的高素质人才，提高高校教学管理水平，是我国高校教育改革中的重点工作，也给高校教育管理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 一、教育理论及管理手段的改革 管理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21世纪的管理水平、理念、模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以下根据高校的教育管理特点，分析教学管理应采取的策略。 （一）教育管理理论多元化 1. 校本管理论。“校本”就是学校本位，学校相对教育部门而言，回归学校本位，是管理学校的主体，具有独立性、开放性等，校本管理理论设计到了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教育行政体制和办学机制等问题。 2. 以人为本管理论。学校管理的主客体都是人，对即是管理主体又是管理客体的人进行管理，实现发展人、培养人的目标。 3.权变领导论。综合以上管理理论，可以现代管理理念是通过对人管理调动人的主动性、创造性，最大限度的使人活的更有价值更有尊严。 （二）教育管理手段现代化 现在社会互联网络已经非常普及，融入我们到生活和生产中，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互联网中的学校，在虚拟的、现实的世界与作为人主体的人的世界互相融合交织，改变了传统单一的校园存在形式，教育管理内容，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复杂。学校管理在互联网时代要追求“实质管理”。学校管理要关注教师所想、所感、需求，引导和排除他们心中障碍，确保他们全身心投入教育事业。 二、管理制度的改革 与传统教学管理制度相比现代教学管理制度更突出“人文性”特征，功能是：公正、激励、创新、发展、最终目的是“发展人”。 (一)高校管理要体现高校现展要求。 在日常教学管理工作的学籍管理、成绩管理、考务管理、教学秩序管理等各个方面都要注重“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 (二)高校管理要处理好学生和高校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公正性，在确保公平、公正的原则下努力调动教师和学生教与学的积极性，实现教与学的和谐。 三、 课程体系的改革与创新人才的培养 未来是知识经济的社会，创新性人才必定是世界各国竞争的焦点，教育创新势在必行。而课程体系作为教育改革的主要内容，已刻不容缓。 （一）找出现存教育课程体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然后对这些问题采取针对性措施，是创新教育的首要任务。现在教育课程体系存在的问题有：课程内容相对陈旧、过分分割知识、学生被动接受、课程安排不合理、学生实践能力弱等。 （二）优化的课程体系应促使人才从以下几方面得以提高 1. 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培养学生发散思维、聚合思维、抽象思维和逻辑思维能力。 2. 培养学生养成自学能力。高校课程改革必须关注学生自学能力。要给学生预留充分思考时间，这也是创新人才必备的一个条件。不仅在时间上留给学生自学时间，此外还应在物质上给予保障，例如学校实验室、图书馆的建设等。 3.注重塑造学生人格品质。大学生不仅要学好知识学会做事，更要学会做人。课程改革中要注重塑造学生人格品质的培养。4.课程教学改革要培养学生动手能力。理论知识固然重要，但也要注重培养学生实践能力、提高学生动手能力。5.关注学生个性发展。所以，高校课程改革具体可以做到如下几点。人文社会课程、科学课程、实践课程、现代信息课程等方面。 四、教学方法的改革 分析、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是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环节。确定教学内容、教学目的之后，教学方法的使用是否得当、有效，直接关系到课程教学质量的提高，进而影响到学生掌握知识、技能的培养、能力的开发和教学任务的完成，因此，教学方法改革对于教学目的的实现具有非常重要意义。 （一）教学方法改革的方向 传统教学中只注重传授知识、忽视培养学生能力，这是其不利方面。在教学中应使用有助于发展学生智力、富有启发性的教学方法。对传统的教学方法进行改革，改革不利方面，保存正确合理成分，以此为基础，研究出符合我国国情的教学方法。教学方法是不断更新变化的，是伴随着时展、教学内容的更新而发展的，要用科学发展的眼光看待教学方法，不断改革教学方法。 （二）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坚持启发式教学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更好的完成教学目标，必须有正确的教学指导思想。深入研究学生学习方法和过程，摸清学生学习特点，不断改进、研究更具有针对性的教学方法。教学要避免灌输式，采取指导启发式。启发式不是教学方式，是一种教学指导思想。教学中不论使用哪种教学方式，都必须要富有启发性。教学方法的选择要根据必须根据教学内容、教学目标和教育的对象确定，在教学中还可以把几种教学方法进行配合使用以达到更好教学效果。 （三）要讲求实效，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现在高校教学中，还存在着拖延教学时间、加重学生课业负担来实现教学任务的情况。要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就需要教师在提前备课、认真研究教材、明确课堂教学的难点和重点，教学要求要切实把握。 总之，在当今的高校培养人才的模式中，如果我们把上面的各种改革方法及措施付诸实践，相信我国能培养更高素质的人才，这对于提高我国的整体国民素质，对于我国的快速发展，对于提高我国在世界各国中的竞争力大有裨益。 教育教学改革论文:抓多媒体教育教学、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九十年代以后，多媒体技术迅速兴起和蓬勃发展，应用己遍及国民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正在对人类的生产方式、工作方式乃至生活方式带来巨大的变革。特别是由于多媒体的特点，能提供最理想的教学环境，它必然会对教育，教学过程产生深刻的影响、多媒体教育能开发人的创造潜能，提高人的创新意识，所以必须从娃娃抓起。从小就要让孩子受到创造环境的熏陶，创造力并不神秘，人人都有创造的潜力。创造能力，创新意识不是一两天就能培养起来的，必须从长计议，从小打好基础。创造型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培养创造型人才的良好氛围。 我们要努力营造良好的氛围，以期在知识经济时代能有大批创新能力的人刻苦研究，占领科技的制高点。现由应试教育向索质教育的转轨，必须改革“应试教育”下形成的课堂教学方法。利用现代教学手段，改造传统的教学技术，提高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是当前教学方法改革的一个重要趋势。采用现代化教学手段的多媒体教育技术，可以打破传统教学方法的时空限制，把那些无法感知的世界在课堂上活生主地展现在学生的面前。现代教学法注重激发学主的学习兴趣他们认为具有这样一种能力对于培养能适应21世纪激烈的国际竞争的新型人材是至关重要的，而基子1nternet的教育肉络则丸培养这种信息能力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 21世纪对教育提出了更加严峻的挑战。我国教育将成为实现“两个转变”和国际竞争的依靠者，教育在促进社会全面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将更加突出；科学技术的革命，信息将成为重要的资源，开发信息资源将更加依靠教育。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人才，教育要迎接21世纪的上述挑战，就应在培养什么样素质的人才上进行探索。高等学校培养人才的主要途径是教育教学，指导教育教学工作的是教育思想，因此，转变教育思想，是深化教育改革，培养适应21世纪需要的人才的先导。我们通过学习和实践深深体会到： 1.转变以继承为中心的教育思想，树立培养创新精神的教育观念 实行这个转变的实质，是要从传授已有知识为中心的传统教育转变为着重培养学车创新精神的现代教育。教育的任务，是与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科学技术发展相联系的，面向未来的变化速率更快的信息社会，对其成员的创新精神的要求是更高的，这就对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而缺乏创新，是我国科技界的关键弱点，这是与我国教育的弊端紧密联系的。社会发展到今天的信息时代，越来越突出地把培养学生创新精神摆在我们教育工作者的面前。但是，我国教育的传统，是以继承前人的知识为中心的，这种教育思想，渗透到教育教学的各个方面，包括：教学过程和教学方法；教学制度和管理方法考试制度和评分标准；教育哲学和评价人才标准等。 我国的教育教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过分注重演绎法，忽视归纳法。演绎法的缺点是不引导学生去创新；归纳法是进行探索的方法，是引导学生进行创新思维的教育方法。我们的升学考试制度，特别是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也是一种不利于培养学生创新精神的教育制度，我们的管理制度和对学生的评价标准，也有意无意中，扼杀了青年人的创造精神。很显然，不转变这种以继承为中心的教育思想，不树立培养创新意识的教育观念，就不能深入进行教育教学改革。当然，这种转变，并非要把传统的以继承为中心的教育统统丢掉，构造一个创新性教育，而是要通过对继承性教育进行选择、继承、改造和发展来实现。 2.转变以学科为中心的教育思想，树立整体化知识教育观念 这个转变的实质，是要从以学科为中心进行分割知识教育，转到进行整体化知识教育， 3、转变以做事为中心的教育思想，树立做人做事相结合的教育观念 要重视“做人”教育。如果忽视“做人”教育，把“做事”教育与“做人”教育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这不仅给社会造成种种严重问题，也给学校的教育工作带来很大干扰。在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负面作用的影响下，对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方面所引发的问题是不能忽视的。在严酷的事实面前，有远见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都大声疾呼，学校要强化“做人”教育，要把“做事”和“做人”教育结合起来，要重视和加强人文教育，重视德行的培养。只要我们认真探讨、实践，不断总结经验加以提高，我们完全有可能创造出一套在新的形势下把“做人”教育和“做事”教育结合起来的宝贵经验，、为高中教育的全面发展做出我们的贡献； 在实践中对多媒体电子计算机教学的重要性、必要性，现实性我们认识到：（1）从学生学习知识与人的生理器官的关系来看，味觉为1%，触觉1.5%；嗅觉3.5%;听觉11%;视觉83％;听力、看可达94%。从认知心理学看，经专家实践表明，读过文字可记住内容10％，听过语音可记住20%的内容，视频图像可记住30%的内容，又听又看可记住50%的内容。从信息论角度看，人的信道特性触觉信道带宽为1，听觉为100，视觉为10000，所以要交换信息，就要充分利用视觉信息。正如美国电脑科学家“捷拉尔德、埃斯特林所说：“电脑能使一个青年在几个月内达到如果没有电脑就永远也不可能达到的水平”。当前软件市场中的ca1软件，为各校制作自己cai软件提供了便利。利用cai计算机的辅助教学有着明显的优点：(1)学生从被动状态变成主动操作式的教学。（2）可以实施因材施教。（3）教师可以摆脱重复性的劳动，减轻教学强度。（4）教学课件可以集中全国优秀教师的智慧，共享资源，（5）cai软件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它的实施是实现教学手段现代化的方向。ca1是学校创立，书面语言应用，印刷技术发明以后的第腺四次教育革命，在实施素质教育中是了个强有力的有效载体，开展多媒体电子计算机教学有其必然性，它是当今社会发展、，科技进步的必然变革。信息时代中教育改革是以推行多媒体教学为其本质标志，它综合体现了现代社会对教育的需求。实施多媒体电子计算机教学是优化教学过程，促进教育改革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它能发挥现代教育技术作用，、扩大卸识的传输量，增大教学容量和密度，可用声、光、形、色多种信号使人类积累的知识再现。高度的可变性。可控性的特点，可开阔学生视野，调动多种感官，充分开发大脑的认识功能，发展形象。抽象思维的能力。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它的必要性更加凸现出来。发展多媒体电子计算机教学是实现教学现代化、深化教育改革的紧迫任务。多媒体电子计算机教育为广大教师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也向广大教师提出新的要求。不抓紧学习现代化教育理论、掌握现代化教育技术和方法，就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利用多媒体电子计算机实施教育管理、学生学籍管理等，有着其他工具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为迎接21世纪至到来，应用多媒体电子计算机进行管理和教育是非常必要的。 信息时代的知识结构不再是单纯的线性联接，而是呈综合网状性。未来的教育将是，无“网”而不胜。“世界上无论哪一个地区的儿童都应该有平等受教育的机会，这样将来才能有平等竞争的机会”——美、克林顿。人们常说计算机是进入21世纪的通行证，掌握网络知识，学会利用网络资源能力才算是拿到21世纪的免签证，“控制与掌握甲络的人，将是人类未来命运的主宰”，网络已经来到我们身边，网络将无处不在，无所不能，赶快学会在网络海洋中冲浪，否则将被信息的海洋所淹没。 利用因特网辅助教学我们作了尝试并收到明显的效果。我校从1995年开始购置多媒体电子计算机并开展学生的多媒体计算机教学。四年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普及“二机一幕”的前提下，在多媒体电子计算机的管理、教育、教学，取得长足的进步，学校开设了三套网络，即给学生使用的novell网络：教育教学管理的网络；intent网络。学校开辟了四个多媒体电子教室，既有联接29寸彩电的教室，也有大屏幕投影仪教室。1998年我们利用普通投影仪与电脑联接，成功地进行了大屏幕投影教学。（费用不超一万元），现在四个教室共开了近30堂多媒体电子计算机课。如已开设的多媒体语文、政治、数学、英语、物理、生物、化学、电脑课等。利用多媒体活教活用internt网资源开展政治课教学，获省有关领导的好评。 我校是1997年10月9日上因特耐特网的，二年来利用网上信息进行教育教学，尝到了甜头。一是利用网上远程教育网，下载有关例题和试卷，二是下载打印有关与各科教学密切联系的新资料。三是利用网上信息量大，快的特点，作为教学的补充内容，使课堂教学更加生动，把教学改革信息和中共中央最新信息传达给教师。四是让学生直接上网，浏览世界，体会信息高速公路滋味。指导学生对教育信息的内容筛选，要有较高层次地分析，教师要以思维心理学取代记忆心理学，重点是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我校还采用电子表格对学主成绩进行统计，分析排队。98届高中学生从95年三合一入学考成绩开始，将三年统考、会考。高考成绩进行排列。最后将估分，填报志愿学校均输入。高考成绩揭晓后，又将成绩，录取的学校输入，形成了一届完整的教学资料。（例表）采用电子表格对教师个人资料、学校的师生奖惩作了明确的记载，我们还将学校图书目录，光盘目录均输入电子表格，都收到了明显的效果，显示电子表格的强大威力。99届高中毕业生统计表[例]1 实践结果，我们认为利用电脑分析一是便于教学管理，易于班主任提出学生阶段性目标，学习成绩在电子表格上形成明显的动态轨迹，学校针对个人可提出符合实际的赶超目标。二是可以准确地向家长汇报学生学习情况，准确地预测学生能否考人大学。三是为学校留下较完整的教学档案资料，为高中教学与高考的关系，寻找其规律，提供了良好条件。 今后打算：1，运用电脑资金继续添置硬件设备。电子教室添实物投影仪，多媒体计算机二人一台，实现人机对话式教学。添置资料光盘，为cai教学软件的制作提供更好的条件。2，加强网上教学，拓宽教学思路。购买域名设置网页，建立以教学为中心的主页，与全国兄弟学校及时沟通信息。3，建立自己的数据库，学科库。重点是多媒体信息，要呈现三维空间。4，建立和完善多媒体电子计算机三支队伍，即领导班子队伍，实施决策、规划、经费、监督管理，建立完善信息班子队伍，实施开发、收集、筛选，加工、集成工作，建立完善网络维护、管理人员队伍。5，做好建网、建库、建队的工作，三中的多媒体电子计算机工作一定会上一个新的台阶。

科学与人文论文:浅谈当代中国科学与人文融合的必要性 一、当代中国科学的发展与人文发展的现状 何谓科学，即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的客观规律的分科知识体系。科学一词在中国古汉语中意为“科举之学”。明治时代日本启蒙思想家西周使用“科学”作为“science”的译词。直到1893年，康有为引进并使用“科学”二字。此后，“科学”二字便在中国广泛运用。 中国科学发展的进程艰辛而曲折，从洋务运动到新中国的成立，再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的提出的改革开放到当下中国科学技术逐步走向世界先进行列。科学在中国的发展虽不能称之为顺风顺水，但也在诸多方面有所成就，成为世界领先。自改革开放以来，科学技术与经济的结合成为当代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人们愈加的认识到科学的重要性，认识到科学技术成果可以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从而获得真实的经济利益，促进社会的发展，推动国家的进步。上至国家下至个人都认识到了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认识到了科学技术可以产生的巨大的实际利益和实际效果，认识到了科学技术可以推动社会的进步。至此科学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和成功，这使科学的地位得到提高，逐渐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和意识领域中具有了不可代替的地位。 人文来自于拉丁语，包含有四层意思：人道或仁慈的性质或状态，慈爱或慷慨的行为或性格；人类；人性，人的属性；人文科学。可见，人文是关于人的文化，形成人文文化。自科学兴起之后，相对于科学而言人文学科因为无法产生比较有力的实际效果或实际利益，人文学科或人文科学被认为是无用的学科或是不实际的学科。人文学科的地位降到比较低的地位，加之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更加需要实际的发展力量推动经济和国力的增长，更加重视能产生实际效果的科学，人文学科渐渐的为人们所忽视。 二、当代中国科学发展与人文发展的脱离 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中国，科学能够带来实际的效果为人们所接纳和崇拜。加之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学科划分越加的细致，科学和技术的领域愈加的扩张。这使本身地位就有所下降的人文学科领地日益缩小。科学与人文便产生了分裂，然而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并不是实力相当的分裂，而是科学在人们的生活教育，国家社会的发展比重越来越大，人文学科占的比重越来越小。科学一跃上升为主流学科而传统的人文学科却渐渐沦为分支学问。在教育领域，理工科医科的规模逐渐增大，为人们重视，人文学科的规模越来越小，被人们轻视了。在教育思想上，对专业性人才培养的重视，培养具有专业素质的高科技人才的理念，使得各高校转向理工科的建设，忽略了人文学科的建设。 不仅在规模上，在地位上当今科学的地位也高于人文学科的地位。当下，各类学问、学科的科学化倾向和功利化倾向越来越重，这导致了科学的兴起，同时导致人文学科的地位进一步下降。自当代中国科学技术发展以来，社会上就主张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思考问题。以前的运用经验变成了运用科学，科学的思维冲击了人文的思维。学科的“功利”作用超过了人文学科的“理想”作用。科学作为精神力量对人们产生着影响，科学不仅仅冲击了中国的封建礼教观念，同时也冲击了人文领域。人文甚至要带上“学科”的牌子，为了自身的发展栖息在科学的巨大身躯之下。 而且科学一直以科学是世界观自许，这使从事科学的研究者本身就轻视人文关怀的作用。科学研究虽然不反对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但科学本身认同的是唯人主义的“力量原则”重视的是“实际效力”，所以在科学研究与人文主义发生冲突时，科学研究者会拥护自身的科学原则，而放弃人文主义的信仰，这就会造成一定的牺牲。 三、当代中国科学与人文融合的必要性和途径 我国正处在发展的黄金时期，科学的振兴和发展确实带动了国家和社会的进步，在军事、国防、航天、医疗、经济、娱乐等多方面为国家和社会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与此同时人文的没落却导致科学无法向更高的层次发展，束缚了我国的更进一步的振兴与发展。 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观占据人们意识的主流，缺少人文的指导和制约，人们为了获得更现实的利益，科学的发展背离的人文关怀，“功利主义”严重始滋生，科学变得世俗和片面。一些科学家只关注纯粹的技术，为了追求科学的效果和征服欲的膨胀，研制出一些超出自然和人本身的承载度的科技，产生了工具之上，科技失控，人们成为科学技术的奴隶，人们最终成为了科学技术的工具。违反了科学的初衷和对真善美的追求。 科学与人文产生了脱离和分裂，一些人文工作者和科学工作者甚至产生敌对，一些人文主义者对科学产生反感，拒绝接触科学，人文主义这认为自己关注的是永恒的真理，而科学却只是关注实用价值，是短暂的事物。 在当代中国科学与人文应当融合，科学应该反思自身发展中的错误，以及应为脱离了人文关怀和指导而对自然与人类造成的巨大的伤害，以及如何通过人文指导将这些伤害减小或是避免。人文学科应该正视科学，发现科学的精神之美，不能单一地从物质的角度看科学。两者应该摒弃之间的隔阂，找到精神上的共同点，找到真善美方面的交集。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可以给科学与人文的融合提供根据，科学不能只注重科技创新和实际价值，科学要对科学的后果进行评估，要符合伦理与道德，要关注自然和生态，这正需要人文的力量给科学指导。只有科学与人文的相互融合才科学才能更加合理的发展，人文才能发挥其真正的作用，两者才能各得其所。人文是科学创造发展的动力，人文是科学态度的练金石 ，人文是科学路程的灯塔 ，人文是科学应用的指南针。只有科学和人文相融合，中国的发展才能达到传统文化中所提倡的“内圣外王”，以人文的“内生”，来追求科学的“外王”。 科学与人文论文:中学管理中贯彻科学发展观与人文关怀的思考 摘要：科学发展观在中学管理中是人文关怀的最高体现，这是因为科学发展观和人文关怀具有相同的指向性，都是立足于人性的深度而提出，在德治与法制相统一的国家施政背景下实现。该文结合自身的教育管理实践，作者提出论文联盟了建立刚性管理与柔性管理相结合的管理环境，满足教师合理需要，实现开放的多元的评价体系的贯彻科学发展观与人文关怀的实践方案，并认为，这是中学教育管理中的务本之道。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开放；多元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本末关系是一对非常重要的范畴。《论语·学而》上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务本精神是儒家文化的精髓所在，所谓务本，是找到事物的主要矛盾，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笔者认为，中学管理的务本之道是寻求人本管理之道，贯彻科学发展观，实现人文关怀是人本管理的终极追求。 科学发展观是指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中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笔者认为，在中学管理中贯彻科学发展观，实质就是实现人文关怀，达到人本管理的最高目标。这是基于以下的思考：第一，科学发展观与人文关怀具有相同的指向性。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涵之一正是以人为本的思想,具体到学校管理来说，学校管理是学校管理者采用一定的措施和手段，引导和组织师生员工实现学校育人目标的一种活动，它不单单强调制度管理的同时，又必须讲求管理中的人本精神，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就是我们称之为以人为本的“人本管理”，因此，科学发展观与人文关怀具有相同的指向性。 第二，科学发展观和人文关怀都是立足于人性的深度而提出。人文管理虽然也必须强调制度管理，但它更强调的是被管理的对象和对象的主体性是一种人性管理。它从人的情感、需要、发展的角度来思考管理方式，是一种软性管理。不深入到人性的管理很难说是有效的管理。 第三，从国家的施政背景来说，国家在改革开放初期强调“以法治国”，二十年后，又重申“以德治国”。“以法治国”中的“法”是制度的刚性的东西，“以德治国”的“德”是靠人的道德、信念和社会的舆论来维持的。人既是生命的真实的实体，又是追寻意义的存在物。我们强调在“以法治国”的同时又要“以德治国”。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强调“法治”的同时，更多的则是“人治”和“礼治”，它推崇的是“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主张用道德教化来治理国家。在此意义上，道德和法制，柔性和刚性，在国家的治理、社会的治理乃至一个学校的管理中，都是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 那么，如何在中学教育教学管理中体现科学发展观与人文关怀呢？笔者以为可以从以下角度着手： 1.建立刚性管理与柔性管理相结合的管理环境 要实现稳定有序的管理，就必须制定一套科学严密的制度，这是我们理解的一种刚性管理。一个好的管理者，除了建立有效的刚性管理环境之外，更要着力于柔性管理的建设，给职工一份温馨。这种刚柔相济的管理环境应是这样的： 首先是民主、宽松的管理环境，真诚地面对职工，让他们说话，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能和领导的管理思想融为一体，致使心与心相灵，情与情相通。 其次是物质环境。因为单位是职工工作的主要场所，若把它装扮得像花园，并给职工安排一个锻炼或娱乐的场地，他们一走进来就有一种愉悦感，工作起来有一种幸福感，踏上社会有一种自豪感，这样，每个职工都会有“我与单位共荣辱”的责任心。 最为重要的是营造和谐的情感环境。人是社会的人，和谐的情感氛围比物质的奖励还要重要。学校领导是管理者，经常过问教师的日常生活，对教师的实际困难，善于换位思考，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帮助解决。如为大龄未婚青年牵线搭桥，调解家庭矛盾，看望生病教师，关心单身教师的衣食住行等。教师家中的婚、丧、嫁、上学等事，学校领导都放在心上，给予方便。这些“雪中送炭”式的主动沟通意义不同寻常，它能使教师得到愉快的情感体验，能够培植教师之间和谐的情感氛围，使教师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从而激发教师的工作热情。 2.满足教师合理需要 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需要是人的行为的原动力，不断变化发展的需要和满足的可能性之间的矛盾是教师个性发展的动力。因此，学校管理者应从多方着手，尽可能地充分满足教师的合理需求。 科学与人文论文:浅谈高职校园文化中科学与人文相融合的必要性 论文关键词：校园文化　科学与人文 融合 论文摘要：培养21世纪全面发展的人,必须实行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融合的全面和谐发展的教育,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人的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两种基础素质。 21世纪,全球各国在经济、社会,政治、科技、文化思想观念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形成了全球各国在各个领域的既竞争又相互依存的多变的复杂局面。特别是发达国家,国家集团和区域集团之间的激烈竞争与依存关系,实质上是科学技术和高技能人才的竞争。因此,培养和造就一大批适应21世纪国际竞争需要的以掌握高新技术和高技能为主要特征的德、智、体诸方面全面发展的高技术、高技能专门人才,已经成为我国高等职业院校的重要历史责任。这一时代特征告诉我们:在设计人才培养模式时,首先要解决“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要有全球和国标视野,要有强烈的竞争和质量意识,要站在科学技术前沿,贯彻科学发展观,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素质、高技术、高技能人才。 人的全面发展是相对片面和偏颇发展而言的,强调人的发展应是多维度的、多样化的、应力求完美的和谐发展。21世纪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极大丰富奠定了的坚实的基础。人在追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时,越来越要求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这一发展趋势已为世界发达国家所证实。在我国现阶段不仅是大学生追求的目标,也是知识经济时代对高素质高技能专门人才提出的必然要求。 现行高职人才培养方案中,重科技轻人文,重智育轻德育,重“做事”轻“做人”的单纯技术教育仍然存在。这是实用主义在人才培养上的反映,致使我国高等教育至今仍然处于一种不完整的“半人”教育状态。 培养21世纪“全面发展的人”,必须实行“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融合的全面和谐发展的教育”,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人的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两种基础素质。在信息和高新技术高度发展的知识经济时代,对人的人文素质要求越来越高。 这里所指的人文素质是指人能否正确处理人与他人的关系(尊重人,理解人,合作共事,同情心、爱心、诚信、态度等)、人与自然的关系(尊重自然规律、人与自然和诣共存、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等),人与社会的关系(包括文化的、伦理的、心理的、法律的、哲理的、传统的等)和正确对待自己(品德、敬业和价值取向等)。在我国,专业教育(约占教学总学时70%左右)占绝对主导地位的今天,强调在科学技术教育中渗透人文素质教育,显得尤为重要。 当今社会,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假冒伪劣、欺骗欺诈活动有所蔓延。一些地方封建迷信、邪教和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沉渣泛起,成为社会公害;一些成年人价值观发生扭曲,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滋长,以权谋私等消极腐败现象屡禁不止等等,也给青年人的成长带来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快速发展,给学习和娱乐开辟了新的渠道。与此同时,腐朽落后文化和有害信息也通过网络传播,腐蚀人的心灵。在各种消极因素影响下,少数年轻人人精神空虚、行为失范,有的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歧途。这些新隋况新问题的出现,给高职教育提出了新的课题。 建设和谐的校园文化,就是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融入到校园文化的各个层面,真正做到“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以增强诚信意识为重点,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发挥道德模范榜样作用,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形成昂扬向上的文化氛围,从而起到教育人、影响人的作用。 科学与人文相融合的校园文化功能主要表现在陶冶情操,规范行为,增长知识等方面上。校园建筑、校园景观以无声的方式对高校学生进行教育,演讲会、辩论会、学术报告则以有声的活泼的方式对学生进行文化的“输出”,图书杂志、文化活动、社会实践以看得见的途径对学生进行文化的、品德的教育,大学精神、大学理念则以无形的方式对学生进行价值观、人生观的教育。这种校园文化拓宽了高校的育人渠道,增强了校园文化对学生行为观念的引导与示范效果,使新时期高校校园文化的教育特征更加明显。科学与人文相融合的校园文化按照“真、善、美”的最高价值目标与理想,对社会现实文化现象进行分析,对“假、丑、恶”的文化现象进行鞭挞,对各种社会力量进行凝聚和整合,从而引导高校师生行为积极向上,引领社会文化健康发展,发挥先进文化的作用。 科学与人文论文: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论文 一、“教育融合”的起始期:走向 (1)科学在近代，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不断取得巨大的成就，“知识就是力量”“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呐喊，使科学建立了自信和权威。这种自信和权威紧随着科学的迅速增长而膨胀为一种自我的迷狂和自恋。于是在17—18世纪，科学教育步步进逼，人文教育不断退却;而到19世纪，科学开始大肆宣扬其中心地位，要求包括人文在内的其他学科或领域都要到它的门庭求取存在的合法性证明。这一方面导致科学及科学教育的自我迷失，另一方面导致了人文教育及其他学科或领域一场比较负面的的科学化运动。适度的借用、移植科学的方法、思想或精神，对于人文教育等其他领域而言本是必要且合理的，但人文教育等其他领域的科学化往往走入极端，以至于狄尔泰等不得不专门建构了“人文精神科学”以与自然科学相区分，以至于像语文这样的人文学科的教育竟也一度沉溺于字词句段的科学化分析，甚至追求像数学学科那样的精确和标准。表面上看，它们不至于因为与科学没有建立“友好”关系丧失自身的存在，实际上却因为过度自卑或自我放逐而“无家可归”。 (2)人文教育在与科学教育争夺教育领地的时候，除却采取“追求科学化，讨好或模仿科学”的做法外，也就只剩下顽固和拒绝了。这就是人文教育采取一种闭关自守、排斥合作的态度在自我的界域自说自话，尤其是非理性主义思潮中的意志主义、生命哲学、存在主义哲学等作为理性主义，特别是实证主义的对立面，给了人文教育强烈的支持和深远的影响，表现之一就是人文教育及其研究拒绝实证科学的探询和考量。 (3)科学教育、人文教育出于对自身领地的守护，相互采取拒绝参与、无关对话的姿态，逗留于“极地”乐不思返，使得两种教育龃龉不断而又距离迢遥，这在19世纪的两种教育的关系进展中表现明显。无论是科学自我张狂引来的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关系的紧张，还是人文教育、科学教育或单方或相互的自我固化，其造成的两种教育的关系样态是相似的，即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背向”。所以，“教育融合”的起始阶段应是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由“背向”转为“相向”:不论是科学教育还是人文教育都有必要重新审视自身，保持必要的节制和审慎，坚持“限度性生存”的原则，以为两种教育关系的回复或缓和奠定基础。同时，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都特别需要有一种兼容并蓄的胸襟，以作为两种不同视界的教育的“交往—对话”，尤其是“视界融合”的实现提供契机。至于这种相向何以可能，最重要的是要像老子“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原理所说的，在社会和心理领域建立一种反对习俗、反对常规、反对一成不变的强大意向，以使相对的二者能够在介于其间的“超然领域”相交易。就两种教育而言，重要的是各自要努力植入或培养一种反向意识和反向能力，以破除自我神性(权威)的迷误和消解那种“一方压倒另一方”的翻身思维模式。 二、“教育融合”的过渡期:走进 “走进”是教育融合的过渡阶段，大约始于20世纪中后叶，伴随着人们对科学主义和片面科学教育带来的“精神—意义”危机、社会问题的深刻洞察以及科学教育改革更加注重人的现实生活和挖掘科学中独特的精神资源。此阶段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已处身两者间的“边缘地带”，并开始以两种不同视界的身份在“边缘地带”进行“交往—对话”，具体展现为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的互涉、科学方法与人文方法的互补、科学思维与人文思维的互动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互渗。鉴于我们用“走进”的初衷只是为了概括“教育融合”进程所经历的一个阶段，逐一阐明两种教育之构成要素的关联没有必要，以下拟以对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之互涉的分析稍作说明。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的互涉，至少可以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获得索解:从“历史”来看，文明早期，科学与神话、宗教等人文观念相互交错，即使到了科学比较成熟的时期，科学也未能割断与形上观念的联系。正如E•A佰特在谈及前牛顿科学时所说的，“至于前牛顿科学，那在英国和大陆都与牛顿哲学属于同一个运动;科学就是自然哲学。自然哲学属于思辨形态的哲学，科学与自然哲学的融合，从一个方面反映了科学与形上观念的纠缠。这种纠缠不仅构成了前牛顿科学时期的一道景观，而且也存在于牛顿以后科学的发展过程。” 这表明，科学(包括以其为内容的科学知识、科学教育)在其历史之内和之外处在与人文(以及以其为内容的人文知识、人文教育)的内在关联中，只是这关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而已。从“现实”来讲，其一，科学与常识有着深层的联系，“在科学本身的基础上，铭刻着它同普通经验、普通的理解方式以及普遍的交谈和思维方式的历史连续性的记忆，因为科学不是一跃而成熟的。”其二，科学知识的呈现和科学内容阐述也总是与人文的观念或知识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科学的知识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包含着人文的内涵。纯而又纯，完全剔除了人文内容的所谓‘科学’，只能存在于理想之中，而缺乏现实的品格”。其三，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在现时代汇流的发展:自然科学的方法、工具、概念和范畴等向人文学科渗透，人文学科内蕴的价值和评判尺度成为自然科学的方向标，而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的互渗又衍生了大量的边缘学科和综合学科，也把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推入或带回对话之境。这说明，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事实性地具有内在的联系。 从我们揭明的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的关联来看，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在“走进”阶段交相参与的关系不是“新”的关系，而是两种教育本然的具有的内在关联。或者说，两种教育在“走进”阶段的相与建构关系其实是一种对两种教育本然性联系的重拾。当然，这种联系与两种教育的本然性联系是形式相似而内质有别的，因为迈入“走进”阶段的两种教育经历了“非融合”(分离、分裂以至对立)阶段关系的洗礼，并克服和超越了“非融合”阶段关系的局限。在这个意义上，“走进”阶段两种教育的“交往—对话”，确切地说是一种对两种教育的本然性联系的扩充，是发展了的两种教育的新联系。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以分解之法阐述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在“走进”阶段的关系只是出于描述的方便，而不表明科学教育、人文教育是“分裂”的。事实上，科学教育、人文教育是以知识、方法、思维、思想及精神等构成的有机整体而处身“走进”阶段的。 三、“教育融合”的完满期:一体化 在经历了走向、走进阶段的洗礼、磨合后，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关系步入“一体化”阶段。这是两种教育关系发展的完满期，大约从20世纪晚期开始，伴随着通识教育、文化素质教育等成为改革、发展教育的共识和普遍选择。“完满”只是意味着科学教育、人文教育作为有机整体的发展趋向较高的水平，两种教育在促进人之完满精神世界的建构上达成高度一致，而不意味着两种教育关系的终结或完善。事实上，两种教育的关系并不可能终结或完善，因为学科分化与综合的发展并不会终结，而教育处身的社会文化环境也总在持续地建构、解构和重构中，这决定了教育融合是个不断展布的历史进程。作为两种教育关系发展的最后篇章，“一体化”表现为两种教育“依存—开放”“民主—平等”“创造—生成”关系的形成以及两种教育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的确立。“依存—开放”强调两种教育的共生关系，两种教育各以对方为自身存在的合法性证明，脱离彼此其存在的“岌岌可危”。但这并非要把两种教育中的一种消解或化归在另一种教育中，而是要求在守护各自边界的前提下，秉持一种开放的态度理解、接纳对方，取彼之长以更好地促进自我发展和共同提高。“民主—平等”注重两种教育在“交往—对话”中的关系的性质，即无论科学教育还是人文教育都应认识并把握自身的存在限度，坚持以一种平视的眼光和平常的心态看待、处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做到既从自我看他者，也从他者看自我。“创造—生成”注意的是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作为两种不同的视界走向融合的结果。 实际上，两种教育在“边缘地带”基于“依存—开放”和“民主—平等”展开的“交往—对话”，会在教育的预成与生成之间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在这种平衡中，科学教育、人文教育都能获得自身的更好发展，同时又能生成不同于它们自身的新质教育(资源)，“以人为本”，关切两种教育的价值指向。科学教育、人文教育因科学、人文不同而差异明显，但它们共享着“教育”这个共同的语素。教育之为教育并不因科学、人文而不同，而是始终如一地指向进入并处身其中的人的生成。而人之为人对于教育的需要，实际上使教育具有关切人的存在的意义。倘若从广义的“教育”来论，则教育不仅关切人的存在，而且关切人的存在方式。在此意义上，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殊途而同归:应促进栖身其间的人的发展。如果两种教育都指向了教育中人的发展，特别是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那么，我们就可以做出两种教育走向融合的判断。因为，一方面两种教育回到了教育的原点，另一方面两种教育“依存—开放”“民主—平等”和“创造—生成”关系的建立，表层的目的是为了良性的教育生态的形成，深层的目的却是为了更有效地促进人的发展和自由。所以，教育融合之“融合”最特出的表征是两种教育回归自我的本真，也回归教育的本真，在更好地发展自我和更好地促进人的完满精神世界的建构上达成深度共鸣或高度默契。而这其实也是融合态中的两种教育与非融合态中的两种教育的标志性区别。总之，显现为上述三种关系样态和一种价值指向的两种教育，是契合“教育融合”内有之义的两种教育。 四、总结 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的过程反映了教育在回归自身，实现自我新的发展上所走过的“道路”。这一路的行程固然有曲折反复，但方向始终是明确的，即指向自我的本真和超越:科学教育、人文教育本都是由知识、方法、思维、思想及精神等构成的有机整体，通过相互参照、彼此借鉴既回归了自我，也回归了教育(内部)本有的生态。并且重要的是，虽然我们把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过程划分为几个逻辑上相对独立的环节，但这并不表明教育融合的实际过程会如此明了。也就是说，逻辑上教育融合的过程并不对应于事实上教育融合的过程:逻辑上教育融合的过程表现为“走向”“走进”和“一体化”的线性接续，“走向”“走进”和“一体化”是独立显现的;但事实上教育融合的过程则表现为“走向”“走进”和“一体化”的环状跃迁，“走向”“走进”和“一体化”是共生显现的。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教育融合所经历的走向、走进和融合并不是两种教育本身的活动。或者说尽管它展现为两种教育的活动，但其实际却是两种教育中的人的活动。质言之，教育融合展现为两种教育中的人从人与人、人与教育文本两个向度进行的关系重构或重建活动。因而，教育融合过程的走向、走进和一体化也是两种教育中的人的走向、走进和一体化。 作者：肖林根 单位：湛江师范学院基础教育学院 科学与人文论文: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下的化学教育 一、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 科学精神是一种以唯物主义为基础，实事求是、追求真理和捍卫真理的精神，是人类对科学这一特殊活动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追求事物本质，敢于质疑，创新并包容其他事物是科学精神几个重要的方面。人文精神则是以人为中心的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它表现为对人在价值观、尊严、生活的需求、命运的维护，对真善美的追求，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终极目的。它是整个人类文化生活的内在灵魂。科学是在特定的人类文化背景中诞生和发展的，它受其影响又反作用于人类文化。科学精神产生于科学活动，作为人类文化的一部分，它与人文精神有密切的联系。在科学活动中所形成的追求和捍卫真理，批判和包容，实事求是的精神，而创新和包容精神则大大地丰富了人文精神，而人文精神又促进了科学精神的发展。可见，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是相互包含，相互影响，共同发展的。 二、人文精神在化学教学中的意义 化学教学是学生掌握化学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进一步了解化学特点、加深对物质世界的了解的重要途径之一。在化学教学中融入人文精神，不仅体现了科学的人文价值，同时能够使学生在培养科学素养的同时，获得情感、态度、价值观等多方面的发展，并完善学生的人格。人文素材的引入也使得化学教学不再是枯燥的纯理性的教学，而是理性与感性的完美结合，拓宽了学生的视野，使学生的思维更为开阔，这样易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更好的理解和把握知识。 三、化学史中所蕴含的人文精神 化学史记录了化学学科产生、发展的整个历程，在这条历史长河中呈现了一代又一代化学家致力于化学的身影，蕴含了化学学科丰富的思想、精神和方法。在化学教学过程中用化学的发展史将化学知识串联起来，使学习内容更加条理化，加强了学生的思维模式，更好的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化学不同于其他学科，它研究物质的组成、结构、性质与转化，是一门发现物质和创造物质的科学。比如通过化学反应可以根据需要合成各种具有不同功能的高分子，人工合成的工程塑料，它们具有比较好的力学性质和尺寸稳定性，能代替金属作为结构材料，这些高分子的特性是天然高分子所不具有的。同时，化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越来越明显，比如化学与生命科学、环境科学等的交叉进一步加深，从而产生生物化学、环境化学等学科。实验是化学科学产生和发展的基础。科学家们创立了系统定性分析法、电解法、光谱分析法等很多化学实验方法，而实验仪器和设备也越来越先进，促进了化学实验的发展。“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由此可见，结合化学史来学习化学，学生可以把握化学学科发展的规律，深入了解化学学科的特点，学习化学学习和研究的方法和手段，从而培养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同时，学生不仅能认识到化学在人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纵观历史，还能推测化学发展的趋势，从而重视对化学的学习。五、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融合老师作为课堂的引领者，在教学过程中可以从以下几点着手融入人文精神:第一，挖掘化学中的美学素材，进行美学教育。化学学科中包含着丰富的美育要素，教师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挖掘这些美的素材，展示其丰富的审美特性。第二，充分发挥化学史的作用。中学化学教材中的史实蕴涵了丰富的人文资源，它所展现的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化学家的高尚品格，对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有积极的作用。第三，注重化学哲学思想的教育。化学本身就含有丰富的哲学思想，如可逆反应、化学平衡和氧化还原反应等。教师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去分析讲解，在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这些自然科学规律含义的同时，帮助学生建立科学的思维方式。第四，重视化学在实际中的应用，开展STS教育。在教学过程中，重视STS教育，强调科学技术与生产生活的关系。从真实的情景出发开展教学活动，做到“从生活走进化学，从化学走向社会”，这样可以引导学生将所学的化学知识的运用于有关的生活现象和社会问题之中，进而培养学生的社会道德、社会责任感和可持续发展意识。第五，发挥化学实验在教学中的重要作用。实验可以激发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培养学生的主人翁意识和决策能力。 四、总结 教育是基于人的教育，立足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和长远发展，关注学生的人文情怀人文教育。化学教育作为教育的一部分，也肩负着这样的使命。化学学科中本身就蕴含了深刻的人文精神，在教学过程中深度的发掘化学中的人文价值并合理运用，能够让课堂变得生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习变成主动而不是被动枯燥的灌输知识，从而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而且能同时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随着对如何在化学中融入人文精神教育的深入研究和人们对人文精神的重视，人文教育会发展的越来越好。 作者：王晓红 王胜天 王启文 单位：东北师范大学化学学院 科学与人文论文:互联网时代物理学科学与人文精神研究 摘要：互联网时代，人们对于物理学的关注，不仅仅局限于它所取得的成就，它带给世界的变化，更应关注物理学的研究方向.科学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没有正确的方向，它会给世界、给人类带来毁灭性打击，因此，物理学中科学与人文精神的建构问题，越来越值得探讨. 关键词：互联网；科学；人文精神 物理学是一门探讨“物”之间理论的学科，但在其本质上又是以实践为基础并指导社会实践的，因此物理学也可分为理论物理与应用物理.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人们越来越轻视基础理论，越来越偏爱生活中的一些理论现象，喜欢探讨生活中的一些事例.这是物理学从高深的庭院走向生活的趋势.但在物理学中，二十一世纪人们应该更加重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构建，有了人文精神的科学才不会迷失前进的方向. 1重视科学伦理观 物理学发展到今天，在很多方面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科学之达摩斯剑已经悬挂在人类的头上，如果人类失去了理性精神将是很可怕的事情.原子能的开发，既可以造福人类，用于核电事业，又能打造大规模杀伤武器，用于毁灭人类.这就像生物学中克隆技术，可用于更好繁殖生物，可是如果克隆人的话，就会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社会问题.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科学突飞猛进的发展，越来越需要人文精神的融入.首先，需要的理性精神是科学伦理观.所谓科学伦理，即要从科学观念和道德层面对从事科技活动的科学工作者进行行为约束.要让科学工作者的行为符合人类生存的切身利益，符合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在未来的世界，如果没有深厚的科学伦理观，科学家可能就会做出有违人类伦理道德、非人道、不明智的非科学的选择.在高校中，人文通识教育课也就显得至关重要.大学校园，要培养大学生科学伦理观，使之深入人心.这样，他们从事科学工作后，才会自觉维护人的尊严、人的情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在德国法西斯之前研制成功了原子弹，有效遏制了战争的进一步升级.科学家爱因斯坦与奥本海默一起，为了维护人类生存的自然状态，联合反对使用原子弹，共同致力于人类和平事业. 2重视辩证唯物主义教育 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它为人类进行分析问题提供了客观准确的思维方法.物理学中只有很好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才能更好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做为科学研究工作者首先要确立唯物主义思想，世界是物质还是精神的，这是东西方哲学的不同基点，也是东西方科学的不同立足点.现代科学已经多次证明，世界是物质的，无论是宏观世界，还是微观世界，即使是暗物质，也是物质.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是运动的，事物之间具有相互的关系，如质量互变、对立统一等.物理学现象在很多方面印证了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如在电磁学里，讲到两个极.它们是互相对立的，却又无法独立存在，一个极的存在与发生某些现象一定是与另一个极相互作用的结果.在物理学中，重视这些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才能真正做到在科学研究中客观、真实、准确地反映社会现实，也才能做好理论联系实际.科学是不断发展，某些理论与原理，在某一阶段是正确的，进入新的阶段可能就不一定符合社会实际.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在太空中，在某些失重的状态中，就不会成立.因此，物理科学必须遵守辩证唯物主义，充分认识事物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作为高校教师，更应在物理学科教学中，向学生渗透这方面的知识，培养学生既重视原理，又不被原理所束缚，培养其开放的思维、宏观的视域. 3重视物理学中的美育教育 美育可以培养人健康的审美观，发展和提高人们的鉴赏美与创造美的能力，给人带来精神的愉悦和热爱生活、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物理学中培养科学研究者的美育观，能够让他们在物理学研究中发现美，更激发他们工作的热情及探索世界奥秘的兴趣.物理学家海森堡说：“科学的探索者们最初往往是在美的光辉照耀下，去认识和发现真理.”物理学中的美比比皆是，无论是自然界天籁般的回声，还是宇宙中不断运行而有规则排列的天体；无论是云蒸霞蔚的景色，还是寒冬飞舞的雪花；无论是美轮美奂的日月食变化，还是令人惊奇的海市蜃楼.不仅如此，物理学中的美还给人生活的启发.时间和空间在传统物理学中是两种维度，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在相对论中，它们是相关的两个因素，甚至得到了统一.除此之外，存在与虚无、运动与静止、质量与能量之间，其本身都是相互矛盾的，但在特定的情景下，它们又是和谐统一的.另外，磁力的两极同样既相互排斥又不能分开.在分子中，引力和斥力属于两种不同属性的力，但它们又完全统一在分子之内.因此，物理学告诉人们：不同属性、不同特性的个体之间可以和谐共存，有时又是不可或缺的.在宇宙天体中，各星球都在按自己的轨道运转，有的星体同时又环绕其它星体进行公转，如太阳系九大行星，它们既各自独立又浑然一体.早在古希腊时，毕达哥拉斯就发现了这一情况，他把天体的运行与数学联系起来.他认为天体如同数学一样有规则有规律，奏出完美原乐章.总之，物理学中的美，无论是宏观世界还是微观世界，都令人惊叹无比，也都从不同的方面给人类的生活以哲理般的思考与启发. 4重视物理学中的创新性 二十一世纪，是大力倡导创新的时代，没有科学的创新，就没有人类的未来.科学一直在进行着各种各样的探索，科学的本质就是不断进步，不断更新理论的过程.做为二十一世纪的科学工作者，更应在日常生活中、工作中不断培养自己的创新意识.要有创新性，首先要敢于怀疑、敢于想象.在我国传统社会时代，人们习惯于迷信长辈、迷信权威.但是，即使是在这样的状态下，我国在各方面也仍然不断推陈出新，虽然在有些方面进展的速度慢一些.古希腊时著名的哲学家、科学家亚里士多德，面对自己的老师的不当之处，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并说出一句千古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物理学中有许多经典的事例揭示了创新的重要性.自古希腊以来，西方科学界就认为原子已经不能再进行分割，它是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这种观念深入人心，以至于当英国的舒斯特测出了阴极射线粒子的荷质比时，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结论，因而错过了发现的机会.而汤姆生却不让自己的思维停留在实验室阶段，而是大胆地做出了结论：确认电子的存在.要有创新性，还应在科学中做出正确的判断.居里夫人是举世公认的居有创新意识的科学家，她的许多发现改变了世界，如镭的发现.她开创的放射性理论现在广泛应用于医学界.这位伟大的科学家，两次获得了诺贝尔奖，一次是物理学奖，一次是化学奖.但是，在一次实验后，由于她没有做出正确的判断而使这项实验功败垂成.1932年，居里夫妇做了α粒子轰击铍的实验.在实验过程中，她们发现一种射线穿透力极强，能从石蜡中打出质子，却错误地认定它是g射线.后来，英国人卡文迪看到她们的研究结果后，得出了正确的结论，认定这是铍辐射中含有大量的近似于质子质量的中子.卡文迪及其实验室只因做出正确的判断，解决了科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有时，科学的创新性，还需要科学家在每个过程中都要有清醒的意识、大胆的想象，然后做出理性的判断.只有创新人类才会不断进步，这是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但创新需要脚踏实地精神，更需要勇于开拓，勇于预测. 5重视物理学中的爱国主义与责任感 历史上，我国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在许多领域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这些事例都是鲜活的爱国主义教育素质，可以激发国人爱国情怀.在物理学上许多著名的定律，在我国史书上都有较早的记载.如浮力定律，物理学上把它定义为阿基米德定律.我国在公元前4世纪，《墨经》已有较好的描述.在这个方面，我国也有许多经典社会实践事例.如曹冲称象、怀丙捞铁牛等，都巧妙地使用了浮力这一原理.在军事战争史上，三国时期使用的“发石机”，使用了今天物理学上所说的杠杆原理.而且关于杠杆的使用规律及其原理，在《墨经》中有非常详细的记录.至于凹凸镜成像原理、静止与运动的关系、水力的使用等，都是我国对于物理学的贡献.我国古代有许多有关科学技术的著作，如《墨经》、《天工开物》、《梦溪笔谈》、《太平广记》等.据有关资料记载，中国古代有26项科学技术传播到了西方.中国古代的科技发明领先于欧洲，西方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借力了这些科技成果.现代中国，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我国在许多方面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如航空航天技术、原子核技术、生物克隆技术、超级计算技术等.这些技术现在只有少数发达国家才能与中国相比.在我国科技飞速发展的过程中，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科技英雄.如两弹元勋邓稼先、物理学家赵忠尧钱三强、何泽慧，“火箭之王”钱学森等，他们毅然放弃了国外优厚的条件，克服了重重困难回到祖国，在艰苦的条件下，用创造性的劳动帮助我国科学事业取得了快速发展.让我国在最短的时间内，在最重要的一些科学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增强了国家的实力，增长了中国人的志气.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国的科技工作者、我国高校的在校大学生都应更加热爱我们的祖国，在物理的科学研究工作中增强自己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让物理学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好的成绩.高校教师也应在物理学教学中培养大学生的爱国主义和责任感，让明天的物理学研究者以一颗爱国之心努力工作. 作者：郭都 单位：贵州大学 科学与人文论文:医学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培训模式 摘要：文章对近年来医院对高学历青年医师培训的现状进行分析，提出目前我国青年医师培训体系的不足之处。并以江苏省中医院“省中黄埔”的培训模式为例，为当下综合性医院如何更有效地培养出医学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并重的青年医师这一问题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科学精神；人文精神；青年医师；培训模式 在综合性医院中，高学历人才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是医院发展的中坚力量。在现行的医学生培养方案中，他们大多接受着多年的理论知识学习，拥有着良好的理论素养和科研能力。但是，在实际工作中，青年医师们的临床实践能力、应急处理能力、疑难病症分析能力及与医患沟通能力等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不足。这就要求医院及时实施具有特色、针对性的培训，切实提高青年医师的综合素养，加强理论与实践的融合，主动弥补知识体系中存在的不足以及在临床实践过程中思考如何平衡医疗技术与生命伦理之间的关系。 1目前我国高学历青年医师培训现状 我国目前的高学历青年医师大多在学习医学理论知识的过程中，将大量的精力应对于各种课题研究与论文的撰写，造成青年医师临床实际工作能力欠缺、知识体系狭窄的状况。在目前大多数综合性医院中，硕士及博士研究生的临床培训时间较短，在培训方式上仍旧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问题，对于青年医师临床技能的考核多流于形式，缺乏实际有效的考评方法，培训的质量及效果得不到监控［1］。同时，由于医学类高校忽视医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将多数人文课程设置为选修课，地位远低于医学基础理论课程，使学生的人文素质培养发生断层。现阶段的青年医师正是伴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成长的，信仰缺失、社会价值观紊乱等社会问题在他们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 2“省中黄埔”的培训模式 2．1重温历史 继承黄埔精神在1926年10月4日举行的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典礼上，全体毕业生宣读的誓词提到了“黄埔精神”。誓词全文为:“不爱钱，不偷生。统一意志，亲爱精诚，遵守遗嘱，立定脚跟。为主义而奋斗，为主义而牺牲。继续先烈生命，发扬黄埔精神。以达国民革命之目的;以求世界革命之完成。”江苏省中医院青年医师培训班于2013年5月30日正式成立，为弘扬黄埔军校精神，取名为“省中黄埔培训班”，对全院40岁以下的青年医师脱产轮训一遍。 2．2明确目标 树立核心价值“省中黄埔”旨在培养“学习道法术，提炼精气神”的文武兼修青年，将《协和育才之路》纳入必修课，要求其所有学员通过研读《协和育才之路》对“协和精神”有更加深入的了解，指引医院青年医师走上成才之路。协和“严谨、求精、创新、奉献”的精神是一种医学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体现在追求信仰、科学理性、制度建设、人才培养上，尊重每一个生命和甘为现代医学科学事业献身的精神与该院“仁人爱院”的核心价值观一脉相承。 2．3精英教育 建立特色模式建立了“知识—思考—实践”的培训模式。“知识”，是导师向学员所传授的理论知识与最新进展。“思考”，一是促使学员思考如何将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二是思考“如何做好一名医师”。“实践”，既是医学理论转化为医疗实践的主观能动性的体现，又是践行职业素养的最佳方式。黄埔培训班的所有导师大多遴选自临床一线的科主任和学术带头人，为了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导师根据相关的临床疾病指南和最新的研究进展，结合最新的循证医学，反复修改教材，紧密结合临床实践经验，深入浅出地解析典型病例。教学内容覆盖全面，涉及心血管、呼吸、内分泌、神经、急诊、重症和药理等基本理论知识;技能方面包括读片、心电图、心肺复苏的现场技能操作以及医疗制度、病历、医疗纠纷防范等，除了基础理论知识和技能操作，还包括临床科研思路方法的GCP课程。除了理论、技能的培训外，“省中黄埔”还注重对学员的体能锻炼和业余生活。每期培训班进行封闭式培训10天，严格执行请假制度，所有学员规范作息，坚持参加晨练等体育活动，提高身体素质。 2．4跟踪反馈 确保教学质量实施有效的质量监控是提高青年医师学习积极性和竞争意识的重要手段，也可以最大化地利用学习资源，完善自我，做到教员和学生的及时反馈和互动。目前很多高学历的青年医师毕业后2年即拥有主治医师的资格，但缺少临床一线锻炼的机会。“黄埔培训”期间，医院分别召开了学员座谈会和导师座谈会，探讨培训班的教学形式，多数学员认为“省中黄埔”教育要进一步结合病案、贴近临床，建议青年医师在规定时间内现场完成一定数量的病例报告。以往案例教学中的案例是上级医师和导师根据所讲的内容设计和挑选的，教学思路是以病名、流行病学、病因、发病机制、病理生理、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诊断、鉴别诊断和治疗为主线的单向性的思维，学生比较被动，思路比较僵化。现在，学员们除了采用现场交流的方式，还通过建立QQ群、微信圈等即时有效的平台加强沟通交流、共享资源与成果，用多元化的视角共同讨论对同一疾病的最佳诊疗方案。 2．5现场演练增强实践能力 邀请麻醉科专家、急诊专家针对气管插管、心肺复苏等现场操作演练。在心肺复苏演练中，重点强调胸外按压的质量、多学科综合优化救治的重要性以及复苏后的综合管理，以利改善存活患者的生命质量。青年医师通过现场完成病例报告的方法，积极参与讨论，分析发表见解，寻找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在错综复杂的临床表现和横向联系的鉴别中去推理、认识疾病的本质，从而提高实践能力。在技能考试中，细化考核评分点，知识覆盖面广，重点考评医师们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临床思维能力、对于疑难病例的分析应用能力等。培训成绩突出者，医院委派出国进修，为医院的人才梯队建设打下基础。培训班结束后，医院成立由大内、大外科参加的筹备小组和专家评议组，制定整套“医师技能大比武”实施方案，“模拟临床”重点突出实战、实用的核心思想，不仅仅是对培训班成果的审核，也使医院青年医师们的面貌焕然一新。 2．6求真务实培育人文精神 在青年医师的培训过程中，弘扬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不断学习，利用科学原理解答问题。医学工作者要体验生活，理解现实生活中的人，才可能真正走向关怀人的医学研究和实践［2］。为加强传统文化的宣传教育，将人文精神贯穿到医师们医疗服务中，“省中黄埔”要求导师以身作则、学员们传承优秀的医学人文文化，做到尊重患者、尊重生命、敬畏生命。除了加强医师们医德医风的培养，还包括树立良好的服务意识，提高青年医师们的沟通能力与语言表达能力。注重对病人的人文关怀，例如在询问病人的病史时，注意提问方式和肢体语言，彰显语言的魅力;关注患者的情绪转变，想病人所想，急病人所急。“省中黄埔”注重细节的关怀，该培训班的结业证书设计庄重大气，以哈佛大学的毕业证书为模板，体现了尊重知识、敬畏学术的严谨氛围。校长方祝元教授多次提到，“省中黄埔”学员要学会“比文，比武，比心”，“比文”是指比较大家的职业理念、医学思维、理论知识;“比武”是指比较大家的临床操作技能，临床技能与理论知识相辅相成;“比心”是指比较大家的医者仁心，通过“省中黄埔”的学习塑造“仁人爱院”的医院精神。 3小结 青年医师的培训是医院规范化培训的重要组成部分。2013年至今共开办“省中黄埔”12期和1期院内特训班，共培训本院青年医师518人以及兄弟单位扬州市中医院、江都市中医院、常熟市中医院、盐城市中医院、苏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等55人，所有学员的选拔、教员的遴选、教学大纲和教材的编印等，都进行了精心的组织安排，保质保量完成了“全院40岁以下青年医师轮训一遍”的目标要求。医院对青年医师们进行标准化培训，是需要持续完善、与时俱进的。只有实事求是探索有针对性的、有特色的培养方式，才能够切实提高每一位青年医师的综合素质，使青年医师在从医路上将“医者仁心”贯穿始终。 作者：徐凯 马朝群 李欣宇 科学与人文论文: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马克思主义论文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本质上是实践的，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佐证从而避免了虚假性，这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优越性所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应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直接反映，它的生命力最终取决于实践的落实，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品质的客观要求。然而，在实际生活中，由于党和政府的许多具体的政策以及现实生活的状况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所表达的理想目标存在着较大的甚至是很大的张力，特别是由于客观存在着的一些经济政治问题被一些舆论放大化后，导致人们将个别现象普遍化，以致在一些人眼里，现实生活在许多方面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否证，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便同样难免被归并到“虚假性”行列中。意识形态具有理想性，虽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时刻警醒自己的信奉者要保持理论与实践的无缝对接，但毕竟二者的统一是复杂而艰难的。我们必须承认，理想与现实的张力始终存在，现在的主要问题不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或理想出现了什么偏差，而是现实的兑现率较低，理论与实际、理想与现实形成了某种紧张性关系。因此，要彰显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魅力，根本的还是应当改革现实中那些背离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不合理现状。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客观要求。 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人文精神的人为缺失及其后果 历史是人创造的，历史的书写也是由人来完成的，科学地把握人是历史科学得以建立的前提性条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人学方面的革命性变革更是唯物史观这一全新的哲学得以确立的理论前提和重要的理论内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宗旨也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如果马克思主义理论避而不谈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无疑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理论体系及其宗旨解读的片面性。这一片面的和遗漏性的解读带来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其一，它使我们的思想政治宣传教育缺少直接的理论指导。因为思想政治教育和宣传工作的对象是人，如果没有关于人的科学理论武装，如何去做最复杂的人的工作?又如何去引导人和提升人?目前思想工作和教育能力弱化的根子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缺乏导致了“本领恐慌”。其二，它导致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的泛滥。由于马克思主义人文思想的缺位，而人们又特别渴望获得人学知识，于是，各种人学思潮在社会上特别是高校里相当流行———尼采的超人哲学和弗洛伊德泛性论思想等曾一度成为时髦便是例证，抽象人性论特别是人性自私论思想在知识分子中占据很大的市场。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抽象人性论还为其他错误的社会思潮之泛滥提供了理论依据。例如，普世价值论之所以得到很多人的认可，其背后的理论基础就是抽象人性论，即认为资本主义所倡导的自由民主平等是人性共同的和永恒的追求。其三，它使我们的人才培养畸形化、社会发展目标GDP导向化。中国的高等教育长期以来重知识技能教育、轻人文精神培育，工具理性无限扩张、价值理性极度萎缩，高校似乎正在变成培养经济动物的大工厂，一些大学生变成了严重缺乏人文情怀和素养的经济动物。部分政府高举发展经济的大旗，以资本增长代替民生改进，为追求GDP损害人民群众的基本权益，创造社会财富的主力军不能成为享用社会财富的主体。我们的教育实践和政府社会建设活动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归根到底是因对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人文精神的忽视所致。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不仅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还具有真正扎根于现实生活的无与伦比的崇高人文价值。有学者曾对此作了富有见地的概括:“真正面向生活、面向实践的人本精神;真正关心群众疾苦、维护和实现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精神;以无产阶级的解放为政治形式实现人类解放的现实人道主义精神;以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追求的自由精神，投身人类解放事业以实现生命的不朽价值的修身精神等等。”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人文精神既继承了传统人文精神中关于人是目的这一理论精华，同时又有对传统人文精神的巨大超越和发展。首先，它以人民是历史创造者这一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不再仅仅是出于对广大劳动人民的道德同情，给百姓以施舍恩赐，而是出于对人民群众的真正敬畏。相对人民群众力量而言，个人改变不了历史的趋势，个人只有融入到人民群众中去，才能超越个体的有限性和局限性，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起积极的推动作用。其次，它抛弃了传统人文精神中人的目的性与手段性的两极分离，主张人既是目的又是手段，“每个人在交易中只有对自己来说才是自我目的;每个人对他人来说只是手段;最后，每个人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而且只有成为他人的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且只有达到自己的目的才能成为他人的手段，———这种相互关联是一个必然的事实，它作为交换的自然条件是预先存在的。”②“个人只为别人而存在，别人也只为他而存在。”③这些论述都鲜明地昭示马克思主义的人文精神从根本上超越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只把自己视为目的而把别人视为手段的带有明显个人主义的人文思想。再次，它在本体论上克服了抽象人性论或人本主义世界观。马克思主义承认人文精神和人道情怀在日常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协调人际关系和人性完善发展过程上，它能够起到巨大的动力作用。然而，这种作用是价值论意义上而非本体论或世界观意义上的，人性善恶的矛盾不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由重视人文精神而走向抽象人性论，这正是以往人文主义者的遗憾宿命。最后，个人发展的根本路径是回归自然、回归社会。人的个性主要不是表现为差异性，个性的发展主要路径并不是要摆脱他人和社会，个性的发展更多地表现为丰富性和全面性，丰富全面的人性只有在自然和社会中才是可能的。“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① 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自觉统一的根据 如果说以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必然具有科学精神，在这一点上似乎没有什么争议，也不需要进行重复的学理论证，然而，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性面临的最大风险不是来自外部的质疑与批判，而是来自于那些“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将其教条化。现在强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决不是说它就是真理的化身或真理的标准，而是要求决不能把它神化，对它要有科学的态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即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立场)、根本观点(即共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和根本方法(即唯物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并在实践中不断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具体观点的正误和时效应当历史地具体地分析，并接受实践的检验和在实践中发展，体现其时代性;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将马克思主义以外的有益思想吸纳进来丰富和发展自己，体现其开放性。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又不是科学主义意义上的科学性，因为它内在地包含着人文精神，自觉地做到了二者的有机统一。马思主义意识形态理应实现对人类以往意识形态的质的超越，它真正做到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自觉统一。这不仅仅是美好的愿望，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彻底的实践精神和彻底的批判精神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自觉统一提供了保障。彻底的实践精神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以“改变世界”为己任的基本品格，进而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自觉统一提供坚实的基础。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这种彻底的实践精神基于以下几点:其一，人类社会的本原既不是纯粹的自然物态的自发生成，也不是所谓神秘力量的安排或神创物，实践才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本原，“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②。其二，基于实践生发的人类社会基本矛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历史的创造者不是少数英雄人物而是隐于历史背后的实践主体即人民群众，“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③。其三，既然历史必将合乎规律地永续发展，那么，任何进步的意识形态都必须以推动世界发展进步为己任，“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④。彻底的实践精神所必然揭示出来的人类社会的秘密不仅拨开了笼罩在历史天空上的意识形态迷雾，把被颠倒了的世界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其真实的面貌，而且还昭示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唯有确保其科学性的品质，才能有效地指导人民群众的实践;唯有以谋求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己任，真正体现关爱人民的人文情怀，才能吸引和感召人民群众。彻底的批判精神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自觉统一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建立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彻底的批判精神，表现为执着的求真意识和无私的反省精神，表现为强烈的进步意识和深切的忧患意识。具体地说，这种彻底的批判精神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在永恒的变化发展中把握人类世界。“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⑤这就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关于共产主义理想目标的实现奠定了世界观根据。其次，反对并消灭以剥削为基础的一切不合理的社会现状，“新思潮的优点又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⑥。在批判中唤醒民众，调动民众改造世界的热情。以上两个方面将理想与行动、最终目标与具体的实现过程辩证统一了起来。其三，为了维护真理和对人民根本利益负责，批判者自身应当具备无私无畏的高尚情怀。“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构想未来并使它适合于任何时候，我们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就是说，这种批判既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也不怕同现有各种势力发生冲突。”⑦批判精神决不是对他人是批判的态度，对自己却是非批判的态度，批判者心智的非至上性决定了彻底的批判必然包含着自我批判的反省意识。权力崇拜和个人迷信还客观存在的时代里，科学真理和人民的合理价值诉求还可能会遭遇权力的障碍，因此，彻底的批判精神又必然要包含着不畏权贵的斗争精神，体现出无私无畏为民请命的革命精神。要理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自觉统一，就绕不开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使命的考察，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它是来自实践又在实践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是指导实践、改变世界的理论”①。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其他思想理论的基本特征，这并不是说其他理论在故意制造二者的对立，而是说马克思主义的崇高使命客观上要求理论与实践必须统一。马克思主义以解放无产阶级为宗旨，便公开亮明了其阶级性，它不再像其他理论那样披上普世的外衣行剥削阶级偏私之实———充其量包裹着些许对穷苦大众恩赐式的同情。这种解放决不是精神上的虚幻慰藉，它是实实在在地对不合理现实的彻底改造，这就需要武装无产阶级的理论是科学的理论;尤其是无产阶级并不是简单地代指一切贫穷的受苦受难的人们，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他们代表着人类未来社会发展的方向，同时也是人类未来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因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便内涵着客观规律性，或内涵着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尊重。那些代表着剥削阶级私利的理论虽然也有可能与历史发展方向保持一致性，从而也具有合乎规律的成分和尊重规律的意愿，但对剥削阶级利益的维护是其根本宗旨，剥削阶级利益的狭隘性决定了它必然把对历史规律的尊重置于从属的地位。无产阶级利益与历史发展方向的一致性表明，无产阶级根本利益与人类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只有最终解放人类的解放，才能解放无产阶级自己。这意味着作为无产阶级理论武装的马克思主义其阶级性具有最宽广的人文情怀和最博大的人道精神。同时，由于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为一切受苦大众喊冤叫屈的道德呐喊，更不指望通过道德说教改变世界，这就使它的人道精神或人文精神超越了传统的道德空想主义、慈悲主义式的抽象人道主义或人文主义。总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是必然的和自觉的，二者始终保持着相辅相成的内在关系，这是其他思想理论所无法做到的，这也就是说，科学性、真理性与阶级性、意识形态性的辩证地和自觉地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所特有的属性或根本属性。这一属性也成为鉴别那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和理论是否有资格归入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标准。 作者：黄明理 陈兆芬 单位：河海大学 科学与人文论文:科学与人文教育论文 在文艺复兴至十七、十八世纪思想课上，则是阅读伽利略的《星际信使》和笛卡儿的《谈谈方法》。人文教育课讨论这些读物时的重点并不放在寻求真实或真理的所谓“科学精神”，因为“求真”或“寻找可靠知识之途径”并不是科学所特有的追求，这些知识理念同样也贯彻于其他学科的教学和认知活动之中。 科学是与知识相关的问题 人文教育课上关于科学问题的讨论体现在对“知识”相关问题的讨论中—不仅仅是认识论的“认知”问题，而且还包括知识的伦理、知识的观念、知识与社会文化的关系、知识者的社会地位与政治处境等与“人的知识”有关的问题。知识是一个比科学更为广泛的话题，公元前四世纪柏拉图区别可确定的“知识”与会出错的“看法”，《圣经•创世记》里对人类偷食“智慧之果”提出教喻，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以经验归纳为基本方法的科学和“知识就是力量”的信念，后来科学给世界带来空前物质文明也造成巨大祸害（如赫胥黎《美丽新世界》所说的寓言故事），二十世纪电脑和二十一世纪“谷歌”时代的“图像”和“技术代替大脑”型知识，这些都是人文教育课上不断出现和持续延伸的讨论话题。“知识”广泛的问题意识与“科学”之间有着自然的联系。“科学”(science)一词的拉丁词源scientia就是“知识”的意思。科学是一种可以理性解释的，并具有可靠运用性的知识。今天，人们所特别称为“科学”的，不仅是指这样的知识（往往是关于物质世界的知识），而且更是指对这种知识的特别追求方式（以经验求证为本的“科学方法”），乃至这种方法所特别体现的真理价值（所谓“科学精神”）。对“科学精神”的人文表述往往与人们常常特别强调的“实事求是”不同。例如，十八世纪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Smith）说：“科学是激情和迷信的高效解毒剂。”十九世纪英国生物学家托马斯•赫胥黎（ThomasHuxley）把科学看成是普通人都能运用的思维方式，他说：“科学只不过是最佳的常识，在观察时严格准确，在思考中严守逻辑。”爱因斯坦则反对把科学思维神秘化，他说：“全部的科学不140过是日常思维的提炼。”这样的表述闪烁着思考者自己独特体会的光彩，更能为人文课增添思想乐趣。人文教育课上学生们以冷静、理性、常识的方式谈论关于知识的问题，不断有机会将科学与其他知识形式或内容相联系。在人文教育中，这叫作知识的“周边扩展”（contextualization），也是大学教育对学生“知识信息融会贯通”（contextualizedinformation）的基本要求。例如，柏拉图的《美诺篇》里，苏格拉底在讨论与“知识”有关的问题时，用了几何学的例子。最早的古希腊科学家出现在公元前六世纪的米利都，他们第一次拒绝使用传统神话或宗教解释来言说周遭世界的现象，而代之以理性解释，也就是他们所谓的“理论”。他们对几何学和政治学抱有同样的热忱。几何学（本意是“丈量土地”）既是一门理论学科，也是一门实用科学。几何学与政治的关系是，因为土地是当时最宝贵的财产，要建立新的城邦，就需要仔细丈量土地，将其平均分割并分配给殖民者。人文课上学生们讨论欧几里德的《几何要素》，关心的远不只是它的数学知识,而是它的人文价值。例如，希腊几何学是一个典型的语言概念逻辑系统,与古埃及以图像为本的几何学不同。它从一个最基本的关于“点”的定义(点只有位置而不占有空间)出发,延伸出线段、角、圆等等,终于构成了一个结构复杂的完整概念世界。最完美的点只能存在于人类的想象之中,任何画出来的、人类眼睛能看到的点,都不可能是真正的点,因为它必定不只是一个位置,而是占据了一点点空间。 同样道理,我们能看到的直线必然不是真正的直线,我们能看到的圆必然不是真正的圆。真正的欧氏几何是一个只能用文字来表述、一个只有靠想象才能进入的世界。这个几何世界和文学世界、历史世界、伦理世界等在性质上并没有什么两样。欧氏几何于是引发了一系列至今仍使许多领域中的思想家着迷的问题,如语言和理念的关系(是语言反映现实,还是语言构成现实),理想和141现实的关系(典型的柏拉图问题,“理念”和“现实”,哪个更真?)人的逻辑能力问题(康德把逻辑和时空感确定为人的规定性,维特根斯坦把“伦理”和“逻辑”定为世界存在的条件),“第一原则”问题(任何伟大的思想体系都可以归到像“点”的定义那样简单的基本理念吗?)等等。这些问题可以对学生有很多关于“知识”问题的思想启发,往往会引起热烈的讨论。例如,有的学生会问,如果完美的“点”只能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之中,如果我们能够想象永远不可能用眼睛看见的事物,那么我们神奇的想象能力是从哪里来的？他们还会争论，想象是不是人的一种知识能力（爱因斯坦说，“人类真正的智识表现为想象，而非知识”）？想象是人的天性还是神的恩赐？这种争论本身比它可能得到的任何答案都来得有趣且有教育意义。无论答案是什么,人的想象、人的理性、人的自由意志和尊严都会在新的凝视下显得神奇和神圣。对人的自由思想和想象的控制也会更显现出它的残酷和违法人性。又例如,正如任何可见的点都不如只能存在于理念中的点来得完美,是不是任何一个社会里的“好人”和任何一种现实中的“善事”,都不如只能存在于理念之中的“好”和“善”?社会的德性伦理建设能否通过“向某某好人学习”来实现?还是无可避免地必须诉诸某种理想的“好”和“善”?这样的好和善是否具有普世性？其知识和观念又是怎么形成的？像这样的讨论会把学生的关注点从哲学认识论的一些问题引向伦理和意义的问题，而不只是局限在几何知识的特定内容。其实，前苏格拉底时期哲学家关心物质世界的构成，苏格拉底把这种关心转化为伦理以及人类在相互关系和社会组织中所起的作用问题，这个转变至今对人类充分认识科学的利与害，以及科学与统治权力的关系，仍然具有现实意义。这也是学生们在希腊思想课上阅读《几何要素》的人文教育意义所在。 科学和“人的普遍问题” 人文教育课上讨论科学的目的与讨论其他文本（文学、历史、宗教、政治、哲学等等）的目的是一致的，那就是培养学生对“人的普遍问题”进行思考和提问的能力，其中包括知识与权力的关系问题（这也是法国杰出的“思想系统的历史学家”米歇尔•福柯最关心的问题）。在阅读伽利略的《星际信使》时，知识与权力的关系问题相当突出。这个历史时期的人文阅读讨论没有选牛顿，而是选了伽利略，是经过考量的。这不是因为伽利略在科学贡献上比牛顿更伟大，而是因为他在两个方面更符合人文教育课的教育目的—他让我们看到科学背后的人类心灵，也让我们看到，由于无法摆脱来自政治（当时是宗教政治）权力的限制，真实的知识体现的是人的一种怎样的被压抑的知识信念，它也同样映照出一种自由与屈从同在的科学家人格，至今仍然如此。人文教育顾名思义是“人的自由教育”，自由的人格是这个课程培养学生的一个主要目标，然而，自由是有条件的，无视这一点，便不能真正懂得自由。伽利略的《星际信使》让我们看到了人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看到科学家在与权力体制（天主教会）发生灾难性冲突时，人格特征会变得模糊。尽管如此，他仍然可以是一个可亲近的人。 而且，一个有公共意识的科学家，他不只是从事科学研究，还需要为传播他所珍视的科学发现而运用解说者的丰富才能。伽利略受当时的教会迫害，这是学生们都知道的。但是，通过阅读《星际信使》，他们看到的不是一个简单化了的“知识殉道者”，而是一个为了自身安全，很会讨好权力，与之妥协，也很善于为自己谋取有名有利学术职位的“聪明人”。这种讨好和妥协是因为他不得不应付权力对知识的武断审查。然而，虽然这是不得已的自我防卫策略，但却还是一种为追求真实和真理付出的道德和人性代价。不仅如此，伽利略还是一个政治投机分子，他将《星际信使》献给143佛罗伦萨的统治者美第奇家族，并将木星的四颗卫星以美第奇家族之名来命名，伽利略因此如愿以偿获得这位欧洲最具权势的统治者的赞助。伽利略因此成为一个“不自由的知识人”的象征性人物，让我们看到了强制性权力控制下的知识人和知识的普遍处境。他不仅是一位科学家，而且更是一位具有文艺复兴时期特征的人物—复杂、多面、矛盾，有着与我们一样的平凡人性。这与我们在科学教育中常常碰到的那种脸谱化的“科学家”（“爱国”加“专研”）是完全不同的。例如，“”结束后不久，数学家陈景润成为“科学的春天”里的知识人格典型，他除了演算数学题之外，几乎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关心。相比之下，伽利略则向我们展现了他作为社会和政治中人的全面投入和由此显现的鲜明个性。 科学不寻找绝对真理 十七世纪，科学观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对之产生过巨大影响的不仅是笛卡儿，而且还有培根，培根甚至还更有代表性一些。人文课上之所以选笛卡儿而非培根，一个重要原因是，笛卡儿让我们更为典型地看到理性与信仰（宗教的或意识形态的）在科学家那里可能发生的自相矛盾。一面秉持以怀疑来确定真实知识的原则，一面却屈从于某种不容置疑的“信仰”，这样的分裂人格在科学家和知识分子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而造成这种分裂的往往不是科学家真的有什么“信仰”，而是因为他们对某些事情有所“害怕”。学生们在人文教育课上阅读笛卡儿的《谈谈知识》，不难从字里行间读出他因为伽利略于一六三三年被教会迫害而感到的害怕，他是一个“吓怕了”的科学家，统治权力对知识者的杀鸡儆猴手段在他身上是发生作用的。笛卡儿坚持理性的怀疑，他知道，这种怀疑精神可能摧毁人们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政治和道德价值观，作为妥协，144他倡导建立一种“临时的道德原则”，直到理性能找到并维持新的原则为止。比起他的同时代人培根来，笛卡儿对待宗教和上帝的问题要小心谨慎得多。这是因为他害怕像伽利略那样受到教会谴责，他于一六三三年被迫放弃对哥白尼学说的信念（相当于公开检查和承认思想错误），也放弃了发表与伽利略见解相似的《世界》（TheWorld，一六三三年完成）一书的念头。在阅读笛卡儿时，学生们讨论得更多的是现代科学方法的形成以及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所谓的“理论”—科学的以及其他被称为或自称为是“科学”的那种理论。人文课上的大学生对现代科学观念在文艺复兴和十七世纪发生的根本范式转变很有兴趣，但他们对这之前的亚里士多德旧科学范式却往往了解甚少，因此需要向他们介绍亚里士多德对“心智”(mind)、“知识”（knowledge）和“科学”(science)的观点。这些观点也都与知识讨论的其他问题有所关联。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心智”（也就是“在头脑里发生的”）只限于“推理”和“理解”。人的感官、想象、意志等等是指向心智之外的，因此不是纯粹的“智力”，它们只是人与外部世界之间的联系而已。 在“我怎么感觉”与“外面有什么”之间是没有区别的，因此，感官经验直接向人们提供了外部事物的知识。笛卡儿对十七世纪新科学范式有重要贡献，他把人的感官经验、想象和意志、推理和理解一起归入“心智现象”。他在“我怎么感觉”和“外面有什么”之间划了一道界限，提出了一个根本的怀疑：我们能确定自己所感觉到的事物吗？如果我们不能确信由感官所察觉的事物（例如，水杯里看起来是“弯”的筷子其实是直的），那么我们便不能从观察中推导出所谓的“科学真理”来。所谓的“科学观察”并不是纯客观的，而是人的意志解释行为，对它的科学性（可靠的知识性）绝不能轻易下定论。但是，笛卡儿对绝对确实的否定并不彻底，他的怀疑论（“我思，故我在”）仍然是为了寻找某种在亚里士多德范145式中无法获得的知识确定性。今天，我们可以比他更进一步地知道，在科学里是找不到绝对的确定性的，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绝对的科学真理，更不要说是“宇宙真理”了。知识骗子们总是把自己的私利打扮成真理，并把谋取这种私利的手段夸耀为科学。学生们在讨论中很感兴趣的是，任何科学理论的性质都是提出某种基本“假设”(hypothesis)，而不是从什么一定正确的原理推导某些“证明”（demonstration）。学生们对“担保”（warrant）的认知作用尤其感兴趣，因为他们许多都来自有宗教背景的家庭，对“信仰担保”与“科学证明”之间的区别已经有所了解。例如，平面几何的“勾股定理”有几十种不同的证明，但这并不比只有一个证明增加“勾股定理”的可信性。但是，“信仰”或“信念”的担保是有可加性的，来自多个不同方面的支持越多，条件就越接近充分，担保就越有力，越令人信服，宗教历史的故事、事例和人物、道德感化、神学研究等等都是在提出这样的担保。把理论看作“假设”，这其实已经是在把从理论得到解释的现象当作是一种“担保”了。理论被人们相信，是因为它有经验的支持。理论中包含了一种由“担保”所支持的“信念”，信念发生在感觉官能和思维官能的相互结合中。例如，牛顿力学定律之所以被人深信，不仅在于他找到了开普勒原来分散的结果的统一内在原因，而且更在于它被以后无数成功实践所担保。但是，这些担保并不充分。更深入的研究发现与这个信念不符的实例。近代力学研究发现，当运动中物体的速度达到光速时，牛顿定律的结论与实验结果之间的偏差就很明显，这时就得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力学了。然而，尽管牛顿力学的担保是有条件的，但在它使用的条件范围内却是完全可靠的。虽然相对论力学是比牛顿力学更具精确性担保的知识，但它并不降低牛顿力学的价值。人类日常生活中的事情都在牛顿力学有担保的条件之内，因此牛顿力学在日常生活中有比相对论更广泛的用途。这样的科学知识对学生们了解其他知识及其运用的范围和条件很有帮助。他们由此知道，科学的成就在于得出某种有担保的理论（即“假设”），而不是绝对确定无疑的知识（所谓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人类诉诸理性的怀疑（不同于非理性的怀疑主义和犬儒主义）所得到的这个对“知识”的理解，不仅适用于自然科学，也适用于人文科学。人文教育课上讨论科学，涉及许多与人类思想史、观念发展、哲学、政治、社会有关的问题，不要求面面俱到，只要求学生们开动脑筋，积极加入讨论。这样的讨论是一种“交谈”(conversation)，学生们自己的思考、提问、回应和关心的问题成为交谈的主要内容。老师的任务是协助讨论，不是知识灌输（lecture）。这与自然科学课程上的“特殊知识传授”是不同的。因此，即使是同一门人文课，每次教的时候讨论内容也会有明显的不同。 人文“讨论班“(seminar)每个班学生人数规定不超过二十名，这保证了他们每个人都有充分的机会加入交谈，也保证了讨论能以不限于形式的自发方式进行。这也是“交谈”这种知识活动本身的特点，交谈是自发自然的，它从学生们共同阅读的文本开始，从一个话题引向另一个话题，有时候岔开去，有时候又转回来，其过程和范围都是无法事先预测的。讨论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的思考能力和人文素质。在研究专门科学的人们看来，讨论科学的人文方式也许太不专业。但是，人文教育是一门帮助学生提高思考能力和精神素质，而不是传授特殊专门知识的课程。马丁•路德•金批评现代科学忽略了人的精神提高，他说：“我们的科学能力已经超过了我们的精神能力，我们的炸弹导向精准，但人却是在被误导。”美国生物化学家和杰出的科幻小说家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Asimov）更是感叹道：“科学积累知识的速度超过了社会积累智慧的速度，这是我们生活最不幸的一面。”大学教育课上的科学讨论正是要让学生懂得，比起单单增加某一门自然科学的知识，更好地了解和懂得科学也许更加重要。 作者：徐贲 科学与人文论文:医学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医师的培养 摘要 文章对近年来医院对高学历青年医师培训的现状进行分析，提出目前我国青年医师培训体系的不足之处。并以江苏省中医院“省中黄埔”的培训模式为例，为当下综合性医院如何更有效地培养出医学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并重的青年医师这一问题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 科学精神；人文精神；青年医师；培训模式 在综合性医院中，高学历人才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是医院发展的中坚力量。在现行的医学生培养方案中，他们大多接受着多年的理论知识学习，拥有着良好的理论素养和科研能力。但是，在实际工作中，青年医师们的临床实践能力、应急处理能力、疑难病症分析能力及与医患沟通能力等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不足。这就要求医院及时实施具有特色、针对性的培训，切实提高青年医师的综合素养，加强理论与实践的融合，主动弥补知识体系中存在的不足以及在临床实践过程中思考如何平衡医疗技术与生命伦理之间的关系。 1目前我国高学历青年医师培训现状 我国目前的高学历青年医师大多在学习医学理论知识的过程中，将大量的精力应对于各种课题研究与论文的撰写，造成青年医师临床实际工作能力欠缺、知识体系狭窄的状况。在目前大多数综合性医院中，硕士及博士研究生的临床培训时间较短，在培训方式上仍旧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问题，对于青年医师临床技能的考核多流于形式，缺乏实际有效的考评方法，培训的质量及效果得不到监控［1］。同时，由于医学类高校忽视医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将多数人文课程设置为选修课，地位远低于医学基础理论课程，使学生的人文素质培养发生断层。现阶段的青年医师正是伴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成长的，信仰缺失、社会价值观紊乱等社会问题在他们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 2“省中黄埔”的培训模式 2．1重温历史继承黄埔精神在1926年10月4日举行的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典礼上，全体毕业生宣读的誓词提到了“黄埔精神”。誓词全文为:“不爱钱，不偷生。统一意志，亲爱精诚，遵守遗嘱，立定脚跟。为主义而奋斗，为主义而牺牲。继续先烈生命，发扬黄埔精神。以达国民革命之目的;以求世界革命之完成。”江苏省中医院青年医师培训班于2013年5月30日正式成立，为弘扬黄埔军校精神，取名为“省中黄埔培训班”，对全院40岁以下的青年医师脱产轮训一遍。 2．2明确目标树立核心价值“省中黄埔”旨在培养“学习道法术，提炼精气神”的文武兼修青年，将《协和育才之路》纳入必修课，要求其所有学员通过研读《协和育才之路》对“协和精神”有更加深入的了解，指引医院青年医师走上成才之路。协和“严谨、求精、创新、奉献”的精神是一种医学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体现在追求信仰、科学理性、制度建设、人才培养上，尊重每一个生命和甘为现代医学科学事业献身的精神与该院“仁人爱院”的核心价值观一脉相承。 2．3精英教育建立特色模式建立了“知识—思考—实践”的培训模式。“知识”，是导师向学员所传授的理论知识与最新进展。“思考”，一是促使学员思考如何将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二是思考“如何做好一名医师”。“实践”，既是医学理论转化为医疗实践的主观能动性的体现，又是践行职业素养的最佳方式。黄埔培训班的所有导师大多遴选自临床一线的科主任和学术带头人，为了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导师根据相关的临床疾病指南和最新的研究进展，结合最新的循证医学，反复修改教材，紧密结合临床实践经验，深入浅出地解析典型病例。教学内容覆盖全面，涉及心血管、呼吸、内分泌、神经、急诊、重症和药理等基本理论知识;技能方面包括读片、心电图、心肺复苏的现场技能操作以及医疗制度、病历、医疗纠纷防范等，除了基础理论知识和技能操作，还包括临床科研思路方法的GCP课程。除了理论、技能的培训外，“省中黄埔”还注重对学员的体能锻炼和业余生活。每期培训班进行封闭式培训10天，严格执行请假制度，所有学员规范作息，坚持参加晨练等体育活动，提高身体素质。 2．4跟踪反馈确保教学质量实施有效的质量监控是提高青年医师学习积极性和竞争意识的重要手段，也可以最大化地利用学习资源，完善自我，做到教员和学生的及时反馈和互动。目前很多高学历的青年医师毕业后2年即拥有主治医师的资格，但缺少临床一线锻炼的机会。“黄埔培训”期间，医院分别召开了学员座谈会和导师座谈会，探讨培训班的教学形式，多数学员认为“省中黄埔”教育要进一步结合病案、贴近临床，建议青年医师在规定时间内现场完成一定数量的病例报告。以往案例教学中的案例是上级医师和导师根据所讲的内容设计和挑选的，教学思路是以病名、流行病学、病因、发病机制、病理生理、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诊断、鉴别诊断和治疗为主线的单向性的思维，学生比较被动，思路比较僵化。现在，学员们除了采用现场交流的方式，还通过建立QQ群、微信圈等即时有效的平台加强沟通交流、共享资源与成果，用多元化的视角共同讨论对同一疾病的最佳诊疗方案。 2．5现场演练增强实践能力邀请麻醉科专家、急诊专家针对气管插管、心肺复苏等现场操作演练。在心肺复苏演练中，重点强调胸外按压的质量、多学科综合优化救治的重要性以及复苏后的综合管理，以利改善存活患者的生命质量。青年医师通过现场完成病例报告的方法，积极参与讨论，分析发表见解，寻找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在错综复杂的临床表现和横向联系的鉴别中去推理、认识疾病的本质，从而提高实践能力。在技能考试中，细化考核评分点，知识覆盖面广，重点考评医师们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临床思维能力、对于疑难病例的分析应用能力等。培训成绩突出者，医院委派出国进修，为医院的人才梯队建设打下基础。培训班结束后，医院成立由大内、大外科参加的筹备小组和专家评议组，制定整套“医师技能大比武”实施方案，“模拟临床”重点突出实战、实用的核心思想，不仅仅是对培训班成果的审核，也使医院青年医师们的面貌焕然一新。 2．6求真务实培育人文精神在青年医师的培训过程中，弘扬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不断学习，利用科学原理解答问题。医学工作者要体验生活，理解现实生活中的人，才可能真正走向关怀人的医学研究和实践［2］。为加强传统文化的宣传教育，将人文精神贯穿到医师们医疗服务中，“省中黄埔”要求导师以身作则、学员们传承优秀的医学人文文化，做到尊重患者、尊重生命、敬畏生命。除了加强医师们医德医风的培养，还包括树立良好的服务意识，提高青年医师们的沟通能力与语言表达能力。注重对病人的人文关怀，例如在询问病人的病史时，注意提问方式和肢体语言，彰显语言的魅力;关注患者的情绪转变，想病人所想，急病人所急。“省中黄埔”注重细节的关怀，该培训班的结业证书设计庄重大气，以哈佛大学的毕业证书为模板，体现了尊重知识、敬畏学术的严谨氛围。校长方祝元教授多次提到，“省中黄埔”学员要学会“比文，比武，比心”，“比文”是指比较大家的职业理念、医学思维、理论知识;“比武”是指比较大家的临床操作技能，临床技能与理论知识相辅相成;“比心”是指比较大家的医者仁心，通过“省中黄埔”的学习塑造“仁人爱院”的医院精神。 3小结 青年医师的培训是医院规范化培训的重要组成部分。2013年至今共开办“省中黄埔”12期和1期院内特训班，共培训本院青年医师518人以及兄弟单位扬州市中医院、江都市中医院、常熟市中医院、盐城市中医院、苏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等55人，所有学员的选拔、教员的遴选、教学大纲和教材的编印等，都进行了精心的组织安排，保质保量完成了“全院40岁以下青年医师轮训一遍”的目标要求。医院对青年医师们进行标准化培训，是需要持续完善、与时俱进的。只有实事求是探索有针对性的、有特色的培养方式，才能够切实提高每一位青年医师的综合素质，使青年医师在从医路上将“医者仁心”贯穿始终。 作者：徐凯 马朝群 李欣宇 单位：江苏省中医院 南京中医药大学经贸管理学院 科学与人文论文:医学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教育 医学最早的诞生是为了减轻人类的病痛，为人类消除疾病的困扰。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医学的本质逐渐发生变化，甚至开始成为了人们谋利的工具。医疗行业不断涌现出的暴利内幕，医患矛盾的不断升级恶化，这些都使得百姓对于医疗行业的信心愈发脆弱。因此，医学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教育在今天的医学教育中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医学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内涵 医学是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比其他任何一门学科都要求更加严谨。因此，医生在职业活动中所具备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都是衡量医生职业精神的重要指标。其中，医学科学精神是医生求真务实、推崇理性、勇于创新以及追求医疗技术卓越的精神；医学人文精神是医生向善、求美、利他以及关注服务对象情感体验的精神。[1]现代科技的不断发展推动了医疗卫生行业的迅猛发展，医学技术也由最初的单纯依靠医生的经验手法转变为越来越多地依靠现代化医疗器械。科学在造福于人类的同时问题也随之而来，尤其是当现代医学以现代科学为基础，关系到全人类的安危时，医学科学精神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医学科学精神求真、求实和推崇理性的学科特征和强调客观性、精确性和效用性的方法特征，从根本上来说是为维系患者生命健康服务的，是关爱生命、体现医学价值的科学保证。[2]医学科学精神在某种程度上又是以医学人文精神为前提而存在的，因为科学发展的本身就在于造福人类。从医学哲学的角度而言，医学人文精神是人类在特殊状态下和特殊场景中表现出来特殊的情愫，是人性超越本我的尺度，医学在本质上是“求真、崇善、尚美、达圣”的事业。[3]可以说医学科学精神和医学人文精神是现代医学发展的两大基础，相互支撑，相辅相成。 二、当代医学教育中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缺失 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是当代教育中最为重要的两个内容，而对于医学生的教育而言，将医学专业知识教育与医学人文教育相融合，是医学生教育的初衷和根本所在。然而现代医学过分重视对于疾病的治疗，而忽视对于病人的关怀，致使医学生的教育也多以专业知识为主，缺乏对医学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重视。总结当代医学教育中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缺失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医疗行业发展趋于商业化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商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医疗行业也开始成为了一些人谋取暴利的特殊渠道。随着医疗器械、医用耗材中的暴利不断被揭示，医疗行业的暴利成为了人们心照不宣的事实。一个出厂价几千元的心脏支架，到了医院便卖到上万元，这其中近十倍的利润何尝不是百姓来买单，这又怎能不让百姓对医院失望痛心。医院把病人当作消费者而非患者，把治病当做赚钱而非救人，尽管医疗设备和药物在不断地发展和进步，但是对于它们的应用若不以更好地解决病患的痛苦为目的而以赚取更多的钱为目的，便是对医学精神的亵渎，同时也违背了创造它们的初衷。医疗行业的商业化发展一方面造成了百姓高呼“看病贵”，另一方面，也给了非法商贩可乘之机。每年我国食品药品监督总局都会查处大量药品造假案件，黑心胶囊、无效保健品不断涌入市场，无良商家为了谋取利益而不惜用重金属超标的原材料来生产对人体有害的药品，这些药品不但不能治愈疾病反而会对身体造成更严重的二次伤害。面对金钱利益的诱惑他们选择将医学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抛之脑后，从而违背医学治病救人的宗旨。 2、过分注重专业技能的培养而忽视人文教育我国对于医学生的教育一直以来都以培养专业技能为主，而关于医学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培养甚少，这点从各个医学院校开设的课程即可看出。课程主要集中在医学专业知识方面，而开设的人文类课程屈指可数。随着医学生的实践能力被不断做出要求，医学专业课程也不断做出改善，增加了对医学生的专业实践技能的培养。然而在学生医学人文精神的培养环节，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在医学人文类课程教师的设定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不合理。以医患沟通学为例，部分高校由于师资力量紧张，致使该课程的教师队伍中缺乏具有临床工作经验的资深医务工作者，取而代之的是由只拥有理论和科研能力的高校教师来授课。这样的授课效果无异于纸上谈兵，再加上课时安排的不合理，学生对于医患沟通能力的掌握和重视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同样的，对于医学类研究生的教育多注重科研能力的培养，而医学人文精神的培养少之又少，考核也以学生的科研成果为主，这样所造成的后果就是学生人文精神的缺失，甚至有的学生为追求科研成果而学术造假，从而也违背了医学的科学精神。 3、以疾病为本的观念成为主导为了满足百姓日益增长的看病需求，现代医学治疗多讲求高效率，这样所带来的优点不容置疑，然而另一方面高效率下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由于提高工作效率，致使病人的看病时间大幅缩短。有时病人好不容易排到的专家号，还未向医生充分说明自己的不适，就被医生安排去做各项检查了，检查结束后医生根据检查报告提出治疗方案，整个过程中，医生甚至没有过多的时间和精力来了解病人，更不要说对病人施以人文关怀了。这种以治好疾病为根本的观念已经渐渐取代了医学以人为本的理念。医生在行医过程中，只看到疾病本身而忽视了病人的心理需求，便很容易造成病人的不满，甚至是二度伤害。就笔者曾经在医院监察室实习的经历而谈，在对病人电话回访过程中，病人普遍反映的问题是就医过程繁琐，检查项目多。医生对医疗器械的过分依赖也使得现代医学逐渐偏离以人为本的重心，而更多地倾向于以疾病为本。这就免不了百姓在治病过程中多花冤枉钱，甚至看一些小病也要做高额的检查项目。这样所造成的后果也是有目共睹的，病人对医生的信任感缺失，成为引发医患矛盾的导火索。希波克拉底誓言强调医学应当以人为本，疾病和病人二者并不能孤立看待，医人的前提是医心。而现代医学在追求量的同时更应该看重质的追求，让医疗服务和医疗技术共同发展。 三、医学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教育的途径 1、加强医学人文教育师资队伍的建设要加强对医学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重视，首先要加强教育师资队伍的建设。目前我国大多数医学院校对于医学人文教育并不重视，其师资力量相对于其他医学专业课程的师资而言也较为薄弱，医学人文教育工作者也处于相对尴尬的地位。他们一般被医学专业人员视为“边缘人”，这样也就使得从事医学人文教育的人才队伍容易出现不稳定，也使得人员易于青黄不接，因此而带来的教育水平的高低就可想而知了。[4]对此，加强医学人文教育师资队伍的建设首要条件是引入多领域人才，在医学人文教育中实现“一课多师”。以医患沟通学为例，单纯依靠从事医学人文教育的教师来讲授不免纸上谈兵，造成学生对理论知识的厌烦感，进而失去学习兴趣，无法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而在此间隙，由一名富有丰富临床实践经验的医生从自己的专业角度出发，结合自身多年的工作经验，以身边的医患问题为实例来讲授，则有利于学生对理论知识进行有效的二次消化，同时也增强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在医学人文教育中引入多领域人才，一方面缓解了在校教师由于受专业和工作环境等方面的限制所造成的知识局限性，另一方面具有临床实践工作经验的授课者能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根据自身擅长的领域发挥自身优势，使课程变得更加多元化，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对医学人文精神的认识。 2、将科学精神教育融入到人文教育中越来越多的造假行为使得人们不得不重新将科学精神提上台面，科学精神的核心在于实事求是，尤其对于医学而言，任何弄虚作假的行为都可能直接关系到人命。科研创新的本质是得到造福于人类生命安全的成果，解决当今的医疗难题，为全社会谋福利。然而部分医学生迫于毕业压力，违背医学科学精神，在论文中篡改编造数据或是照抄他人的成果，使科研创新失去了它本身的意义。同样的，也有部分医生或教师在竞聘职称的过程中在上造假。在医学人文教育中深入贯彻医学的科学精神以达到医学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统一发展是医学教育所要实现的。教师在平时的授课中可以以社会中发生的案件为例，让学生认识到学术造假问题的严重性，同时也可以开展医学相关讲座，聘请阅历丰富的医生或是学术界的优秀人才，使学生树立崇高的医学理想，认识到科学精神在整个医学事业中的重要性。 3、在教育实践中增加对人文素质的考核对于医学生人文素质的教育不能只是纸上谈兵的大空话，而要落到实处。传统医学教育的实践中，教师多注重对学生的专业技能的考察，而对于人文素质的专项考察几乎没有。这也就使得医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只看重专业技能的掌握而忽视了医学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培养。今天的实习医生就是明天要走上医疗岗位的医务工作者，因此他们今天对于医学的态度直接关系到明天每位病人的健康与安全，因此，教育实践对于医学生专业技能的考察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对医学生的职业道德提出高要求，进而端正其医学行为。因此，在实践过程中增加对医学生医德的考核势在必行。指导教师可以将医学生实习期间患者的满意度调查作为评定该学生最终成绩的重要指标，发生严重违反医学道德的行为有权一票否决全部考核成绩。同时增加对人文素质的专项考核，一方面能使学生认识到医学人文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更是对医学“以人为本”重要理念的贯彻。医学教育的成败关系到卫生事业的兴衰和人类生命健康质量的高低。[5]当今医学教育不能仅停留在对学生医学专业知识培养的层面，更重要的是对学生的医学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培养。我们常说“医者仁心”，只有端正了医德医风，秉持了科学严谨的态度，才能使医疗行业得到健康蓬勃的发展。 作者：孙子君 佟晓露 单位：新疆医科大学人文社科部 科学与人文论文: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思考 一、高校文化软环境内容结构分析 毋庸置疑，任何一所高校在办学过程中必须高度关注校园文化软环境建设，即在大力推进校园硬件配套设施建设的同时，始终把文化软环境建设当作一项重要的硬任务来进行。一般而言，高校文化软环境的内容囊括三个层次结构的内容:奠基层次的基础内容、核心层次的中心内容、主导层次的引领性内容，具体结构层次可参见下图: (一)办学的传承与积淀:高校文化软环境的奠基性内容。从空间序列结构的观点来看，高校文化软环境的构成有三个空间序列。高校的办学历史传承与积淀无疑是基础性的奠基性内容。高校的办学历史并不是一个僵硬枯燥的空洞数字，就其实质内涵而言，它甚至表征着高校所处当时历史时代的兴衰和更替。一部高校发展兴衰史往往可以映射特定时代的历史特征和特定时代历史印记。任何一所高校自成立之日起，就会有一代又一代师生员工生活于此，工作于此，学习于此，为之奋斗，为之呐喊，为之欢呼，为之流泪。北大的思想自由、兼容包容的文化软环境始起于20世纪之初，历经百年中西文化的激荡回旋、沉淀扬弃和吐故纳新才最终得以形成。可以说，一所高校独具特色文化软环境的形成是一代又一代师生员工心血、汗水和智慧的结晶。因而，长期徜徉于此的师生员工，沉浸在如此别树一帜的文化软环境中，无形中也会浸染上母校文化软环境所携带的那种特殊的精神气韵。故而，一所高校办学历史的传承与积淀是文化软环境建设之路得以起航的基础性原点。 (二)校风包括作风、教风、学风:高校文化软环境的核心性内容。一所高校的校风是该校办学理念、办学风格、师生员工精神面貌的外在表露。优良的校风形成也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形成的。由于校风形成的复杂性原因，优良的校风还渗透作为办学思想的直接体现者———校长个人的品格特征、学识修养、个人魅力、智慧谋略等隐性因素。可以说，优良校风的形成所需要的主观条件、客观条件也许是最为繁杂的。教风是一所高校教师员工整体素质、教学质量、个人风格的整体性综合展现。其中，教风是校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讲，教风也是一所学校崇高的精神旗帜，它对学生可以起到熏陶、激励和感染的教育作用。人们经常会提及的一句话就是，“小学、中学或者大学的某一位老师对自己的影响特别大、印象特别深。”之所以会这么讲，原因就在于教师的教风对学生的影响是最直接同时也是影响最为深远和持久的。也许教师不经意的一句话、一个眼神就会传递给学生以无穷的精神力量。学风则是学生对待学习的总的态度、基本观点、外在体现的高度概括。一般来说，优良的学风集中体现在学生整体的精神风貌、学习态度、学习兴趣、学习效果等基本因素上。好学而深思，务实而进取，勇于担当而又严谨刻苦的学风是任何一所高校学风建设的目标之所在，而这种学风也正是构成文化软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需要明确的是，校风中的作风、教风、学风并不是孤立的存在物，而是具有相互影响、互相制约、交互作用的一个有机体，三者共同构成文化软环境的行为文化部分。厚此薄彼的做法是不可能在高校文化软环境建设上取得实效的。校风、教风、学风三者立体交映、相互映照，从而构成了高校文化软环境建设的核心性内容。 (三)顶层制度设计:高校文化软环境建设的引领性内容。高校文化软环境建设不仅需要办学历史的不断传承和积淀，也需要着力推进校风建设，而且在更高层次和结构层面需要高屋建瓴地进行文化软环境建设的结构优化设计。实践证明，科学的顶层设计可以为高校文化软环境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据和智力支持，最大程度规避文化软环境建设的盲目性、短视性和狭隘性。顶层设计的内容主要以文化制度设计的形式呈现，其中最主要的当属一所高校所制订的《大学章程》。《大学章程》犹如国家的《宪法》，其地位和作用自不待言，它决定着一所高校未来几年乃至几十年发展的路径和发展的方向。在实际操作中，《大学章程》还可以最大限度地保障高校沿着合理化、规范化、法治化的方向运行，不会因为高校领导人的变换更迭而出现“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无序乱象。而校园环境所呈现出的秩序化、条理化、法治化也恰恰是优良的校园文化软环境建设竭力建设的目标之一。 二、新建地方理工科院校文化软环境建设的现状描述 基于本文论述的针对性，笔者着重只选取新建地方理工科院校文化软环境建设进行现状描述。历史的欠账交杂现实的种种境遇造成了今天新建地方理工科院校文化软环境的尴尬局面。 (一)历史积淀:无法短时间祛除的缺憾。众所周知，新建地方理工科院校大都是在20世纪之初的高等院校合并的大潮中，顺应高等教育大众化潮流升格而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讲，20世纪末、21世纪之初的高等院校合并、升格、扩招也注定会载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册。不可否认，随着高校合并、升格、扩招，为满足广大青年学子接受高等教育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一个始料未及的情形是，伴随着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的浪潮，一批新建的地方理工院校由于建校时间短、办学历史不长，在缺乏办学历史传统积淀情况下，在短时期内是无法形成浓郁而独特的校园文化的。有人说，虽然新建的地方院校到处是崭新的大楼、漂亮的宿舍、豪华的体育场，但唯独感觉不到一丝文化的气息。“有知识没文化”，“一眼就可以看透”似乎成了这批新建地方理工科院校文化软环境建设短时期内无法愈合的一道硬伤。 (二)办学理念:重理工轻人文的倾向性定位。新建地方理工科院校面对升格后高等教育发展趋势以及各院校之间谋求生存空间竞争的加剧，为获得更多的办学资源，纷纷选择了“重理工，轻人文”的办学理念。如果说在升格之初，迫于高等教育重新洗牌的竞争格局，选择“重理工，轻人文”的办学思路是权宜之计的话，那么将这一明显有失偏颇的办学理念无限放大并长期贯彻执行在办学实践中则是无法想象和无法理解的。“我们的大学是培养才干、技能和品性俱佳的社会主义建设者，而不是操作工具。工具和工具的发明创造固然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但人不能把自己降低到工具的层次。忽视人文科学、忽视人的精神塑造的教育是不完全的教育。”［3］(P161)按照伟大的哲学家、教育家雅斯贝尔斯的观点，大学是在研究和教学中寻求哲学和科学伟大的实际统一。偏执地奉行“重理工，轻人文”的办学理念与当代大学精神和大学教育的本质背道而驰。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也指出:“在我们所教育的人身上，高尚的道德品质，丰富的精神世界和体质的健全发展应当合二为一，教育者的本领和艺术，在于他每时每刻都能清醒地把握住这种和谐发展的实质。” (三)制度建设:工具理性判断压倒价值理性判断的偏颇性行动取向。新建地方理工科院校缘于倾向性的办学理念，必然会导致在文化软环境建设中的偏颇性行动取向。比如，在有关专业设置、课程设置、培养方案、科研立项、课题申报、师资队伍建设、划拨办学经费等方面，新建地方理工科院校会有意识无意识地在实际中做出重理工科发展、忽视人文社科发展的举动。人文社科类专业是培养学生人文精神的重要载体，舍去这些重要载体，学生的人文基本素养的完善、理想信念的坚定、精神品格的塑造则无从谈起。如部分新建理工科院校在五年规划中几乎没有对人文社会科学相关专业做出远景规划和经费支持的制度设计，甚至在五年规划中也没有制定相关专业的引进人才来更新师资队伍结构。在部分新建理工科院校的顶层制度设计中，着实难觅“人文社科”的踪影。总之，新建地方理工科院校文化软环境建设存在“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尴尬境地。时至今天，依然有相当数量的院校随意搁浅文化软环境建设。时下，成为熟练车间工人和地方产业大军似乎成了部分地方理工科院校培养学生的唯一目标。当然，新建地方理工类院校立足地方，培养学生熟练的机器操作技能，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本无可非议，问题在于部分院校矫枉过正，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完全漠视文化软环境载体依托建设，完全无视学生科学素质和人文素质的综合培养就显得违背大学精神的要义和大学教育的本质，也因而就贻笑大方了。 三、走向融合汇通: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发展趋势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分离导致了一些严重问题和后果，引起了人们持续的高度关注和思考。以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之道和交相互映之路来观照文化软环境建设，并且把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嵌入到文化软环境建设的始终，仍是一条值得努力的方向。 (一)目标归宿的深度契合。新建地方理工科院校“重理工、轻人文”的倾向必定会在所培养学生的规格中显现出来。有资料研究显示，新建地方理工科院校的毕业生往往人文精神失落，而且带有极强的地方实用主义的狭隘倾向和功利化色彩，同时也具有较为冷漠的性格特征和合作团队意识不强的特点。而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在培养学生的目标和归宿方面有着高度契合性的指向，即两者最终都是以培养学生“精神成人、专业成才”为归宿。毫无疑问，“精神成人”的培养任务，抛开人文精神的持续熏陶和张扬之外，没有第二条道路能够担当此使命。因此，在文化软环境建设中，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融合汇通具备理论和实践上的可行性和操作性。 (二)统筹课程设置的整体规划。课程是任何一所高等院校对大学生进行综合素质培养的重要载体和桥梁。目前，大多数新建地方理工科院校在课程设置上几乎无一例外地体现理工类课程的重要性，而人文社科类课程却成了可有可无的点缀。基于人才培养的综合性、全面性和可持续性，必须花大力气扭转目前这种看似地方特色实则过于偏颇的课程设置模式。如坚决摈弃随意删减人文社科类学时的错误做法，可在理工专业大学生必修课目中适当规定一定数量的人文社科类课程，在人文社科类专业大学生必修课程中也适当规定一定数量的理工类课程。只有修完相应学分，完成相应学时，而且经考核合格才准予毕业。另外，可以尝试开设理工类高校人文社科大讲坛，积极营造活跃新建地方理工科院校丰富多彩的文化氛围。在课题申报、专业申报、团队建设等方面适当向人文社科类专业倾斜。倘若如此，坚持数年必能逐渐扭转新建地方理工科院校文化软环境单一枯燥的境况。 (三)张扬多元自由的独立批判精神。多元自由的文化氛围是任何时代所希冀追寻的一种文化境界。和而不同、百家争鸣的多元文化态势才是一种充满着正能量的文化形态。而这种多元开放的文化氛围于任何高校来说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学术贵在探索、贵在质疑、贵在创新、贵在批判。缺乏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任何学术也不会找到适合萌生的生长点。“文化的多样化与自由探索的科学并不冲突，各种传统、科学、文化历史悠远，空间广阔，含义丰富，多样化才是人类文化与科学的本质之所在。”爱智、求真、向善、致美的境界正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交相映照所创生的崇高而美妙的境界。与此相应，在新建地方理工科院校文化软环境建设过程之中，也应该大力张扬独立批判精神。 独立批判精神是一种极其宝贵的科学探索精神，这种精神是寻求真理，探索未知，启迪智慧所无法或缺的一种精神指引和动力源泉。事实上，多元自由与独立批判是互为表里和内在统一的。如果缺乏一种和而不同的自由开放包容的人文精神氛围，那么所谓的独立批判精神的萌芽便会过早窒息而终。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开放包容的人文精神是孕育独立批判科学精神的先决基础性条件。而独立批判的科学精神正是自由开放包容的人文精神长期涵育和催化的必然逻辑结果。欲求创新之成果，必先破解创新思维能力之奥秘。创新思维能力的养成必须要观照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汇通之道，而对于新建地方理工科院校在建设文化软环境过程之中必须要大力张扬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融合的大旗。创新思维能力的养成固然需求大胆的批判反思科学精神为依托，同样，人文精神的张扬亦需要科学精神的持续注入和激荡。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人类精神家园中两束盛开得最为绚烂的花朵，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汇通之道才是新建地方理工科院校达至“深奥的致远之境”文化软环境建设的唯一创新路径。 作者：朱磊 单位： 湖北理工学院 科学与人文论文: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联系 《传承杂志》2014年第七期 一、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发展过程 古希腊时期，宗教、神话与医学、化学共生于一个知识体系中，科学知识和人文知识交相发展。随后，科学与神话、宗教逐渐分离，但科学总是同人文联系在一起。这一阶段，宗教处于统治地位，但就其整体而言，科学知识包含着人文意蕴，人文知识同样也渗透着科学的荣光。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米开朗琪罗等一批艺术家号召社会关注人、理解人，呼吁人的解放，主张人性的张扬来反对宗教和神学的控制。人们开始重视科学，反对神学的统治地位。这一阶段，科学和人文处于分离的萌芽时期，人文主义开始复兴，人性得到张扬。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了唯科学主义，科学和人文完全分离，产生了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极端思潮。科学主义“一认为自然科学知识是最精确、最可靠的非人知识，是其他科学的典范；二认为自然科学的方法是人类认识世界唯一正确和有效的方法，是一切认识方法的楷模；三认为自然科学知识可以解决人类的一切问题，包括人生问题”[4]。人文主义则认为人的本质是激情和冲动的，这阻碍了科学的发展，甚至把非理性、意志作为世界的本原，在本体论上偏离了唯物主义，是片面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科学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环境污染、气候变异、核恐怖时代的来临等。人们开始重新审视科学本身，但又不能单纯、极端、片面地夸大人文精神，必须重新确立两者的地位。这一阶段是科学和人文融合的阶段，呼吁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对接融合。 二、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对立统一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对立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两者包含的内容不同。科学精神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哲学层面上是生产劳动实践，是人在实践基础上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和观念的变换过程，人通过自己的本质力量影响与改造自然来满足自己的需求；而人文精神反映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在哲学层面属于社会关系的实践，通过制定一系列的社会规则，保证社会良好有序发展。二是两者的特点不同。“科学精神以人与自然的对立为前提，以物为尺度，以客观世界为认识对象，追求客观世界中的真；推崇理性至上，往往借助于逻辑的、数学的和实验的理性手段，以求达到对自然世界的把握；科学探索有禁区。人文精神以人为尺度，追求善和美；在肯定理性作用的前提下，重视人的精神在社会实践活动过程中的作用；人文探索有禁区。”[4]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同一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两者相互包含和渗透。科学精神包含人文意蕴，一方面，“科学思想中包含人文的颗粒，最深邃的科学思想往往具有哲学的意蕴”[5]，“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中，其精神价值有‘信念价值、解释价值、预见价值、认知价值、增值价值和审美价值’”。另一方面，科学方法包含求善求美的精神追求。人文精神包含科学意蕴，如可以把科学方法引入人文领域，有助于提升人文修养中的科学性。二是两者的奋斗目标都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科学精神处理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通过发展生产力来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而人文精神处理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充实人们的精神世界。两者都是为了人能活得更好。 三、把科学精神、人文精神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和谐显得尤为重要。两者紧密结合，为和谐社会的发展提供技术保证和精神支撑。 （一）坚持在人的全面发展视域下，正确理解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马克思主义创立了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提出个人的全面发展、全面发展的个人、个人向完整个人的发展等人的自由发展目标。通过生产实践来满足人类的需要；通过革命实践推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变革，实现社会形态的更替，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即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现实的个人的存在与解放；他的目标是使人从经济需要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在精神上获得解放而恢复完整的人性，使人的个性得到释放，与他人和自然处于统一而和谐的关系之中。”[7]因此，必须在人的全面发展视域下，在实践基础上，实现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融合与对接。 （二）坚持以科学精神为基础，推动社会进步。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他们的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8]。必须坚持科学精神的基础地位，在全社会形成崇尚科学、崇尚理性的氛围，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继而提出新理论和新方法，提高生产力，为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提供物质基础和可能。 （三）发挥人文精神的引导作用，促进人的自我完善。人文精神为科学精神指明方向。人文精神关注的是人的价值和意义，一方面为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依据，只有充分体现人文气息的科学研究才具有社会价值与意义；另一方面，人文精神的弘扬促成稳定和谐的社会氛围，客观上为科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另外，人文精神为科学精神保驾护航，呼吁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文包含三个范畴，一是真，二是善，三是美。美是关于人的解放的终极关怀，是最高层次的范畴，是真和善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通过科学精神发现“真”开始，发展到以人文精神为媒介去挖掘“善”和“美”，如此上升、过渡和不断循环，在实践的基础上达到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使人类文明不断向更高的程度发展。 （四）促进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和谐发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马克思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科学精神处理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实现物质变换，获取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人文精神处理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也只有在实践基础上才能真正挖掘到人的价值。因此，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道路自信与制度自信。一方面，坚持以科学精神为基础，丰富人们的物质需求；另一方面，充分发挥人文精神的引领和核心作用，坚持以人为本，张扬人性。只有切实把两者统归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以“实干兴邦”作为根本途径，才能确保“中国梦”早日实现。 作者：康薇单位：河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 科学与人文论文:科学与人文交融的体育教学研究 摘要:当前高校体育教学科学精神不足、人文精神匮乏的现状亟待改变。基于高校体育教学改革的要求，对体育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进行分析，提出科学与人文交融的体育教学新理念，并通过体育教学目标、体育教学内容、体育教学方法和体育教学评价四个方面，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深入到体育教学中，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与人文交融的体育教学，充分体现“育人为本，体格与人格并重”的体育教学观。 关键词:科学精神;人文精神;交融;体育教学 当前高校体育教学存在很多问题，体育教学虽注重增强学生的体质，却忽视学生的运动技能的教学，缺乏科学精神;不注重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又缺乏人文精神。其实，体育是科学，值得我们去求真;体育是文化，值得我们去求善;体育是艺术，值得我们去求美;体育是生活，值得我们热情投入。科学与人文交融的高校体育教学，旨在提高学生从事体育活动的内生动力，全面提高学生体质健康水平，培养学生健全人格。 1体育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内涵 1．1体育的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是人类认识自然及其成果的精神积淀，是“在认识一切客观存在的过程中，对人、对己、对事物都能善于辨误识伪，勇于去伪存真的那种执着的求真、求实的精神”［1］。体育的科学精神包括科学方法、科学态度和科学思想3个方面。科学的方法要求体育工作者在体育教学中遵循人的身体发展规律，依照科学的手段和方法培养体育人才。体育作为教育的一部分，是随着时展的要求而不断改变的。要把握好体育发展的脉络，就需要我们以科学的态度审视体育的发展，从体育的现实情况出发，按照实事求是的要求，通过对体育的再认识看清体育的本质和发展的规律，从而找到体育发展的新方向。思想决定行为，只有将科学思想内化于心，才能用科学的态度看待问题，用科学的方法解决问题。 1．2体育的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是指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高度珍视，对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2］。体育人文精神要求教师在体育教学中要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从学生的角度出发思考问题，教学生所需所想的知识，促进学生主体创造性的发展，培养学生的体育精神，树立学生的体育价值观。 2树立科学与人文交融的高校体育教学新理念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明确要求，高等教育要“普遍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3］。高校必须加强对体育的认识，突出体育在教学中的地位，充分发挥体育健身育人的功能，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我国的教育宗旨是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接班人，体育作为大学教育的一部分也势必要转变传统的教学观念，确立“培养健全人格”的教育理念。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时刻注重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和谐发展，在增强学生体质的同时注重心理健康的教育。高校体育教学要将学生培养成“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体育道德精神、掌握运动技术与技能，掌握体育科学知识、具有良好的人际协调能力和较强的社会适应能力，并形成终身体育意识”［4］的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在教学内容、方法、目标等方面充分体现“培养健全人格”的教学理念。 3确定科学与人文交融的体育教学目标 培养拥有健康体格和健全人格的高素质人才是高校体育教学的总目标。而总目标是由体能目标、技能目标、情感目标和社会适应性目标4个子目标组成的，只有在这4个子目标都完成的前提下，总目标才能得以实现。体能目标要求学生在通过一段时间的体育训练后，其力量、速度、耐力、肺活量、血压、心率等体能指标达到体育教学所规定的要求，并通过所有的体能测试。技能目标要求学生掌握跑、跳、投、跨等基本运动技能以及两项及以上的专门运动技能，如球类、武术、游泳、体操、瑜伽等。情感目标主要是通过体育教学和训练激发学生对体育运动的兴趣，促进学生自发主动地学习，将体育运动视作一种放松身心的方法去感受体育运动带来的快乐和惬意。社会适应性目标主要是通过体育教学和竞赛提高学生对社会的适应性，其表现为学生能够良好的处理与同学、队友的关系，可以良好的适应不同的生活环境等。这4个子目标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它们之间具有高度的关联性和统一性。体能目标和技能目标是通过身体训练的方式实现，学习训练运动技能能不断增强体能，体能增强的同时又能进一步促进学生体育运动技能水平的提高，因此体能目标和技能目标是相互依存的。而情感目标和社会适应性目标的实现必须要以提高体育运动技能和增强体能为载体，促进学生情感调节能力和社会适应性能力的提高。这4个子目标必须从始至终贯穿于每一次体育教学活动中，给学生以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影响。 4选择科学与人文交融的体育教学内容 高校体育课不能开成简单的“身体活动”课，要努力建构科学与人文交融的体育教学内容体系。体育身体健康教育内容。体育身体健康内容应包括实践课程和理论课程。实践类课程是关于训练运动基础技能和专门技能的课程;理论课则是关于体育基本科学知识和身体养护与维护的课程，比如:自我诊断与保健、运动伤病及预防和治疗，运动与营养、体育欣赏和人体健康概述等课程［5］。体育心理健康教育内容。体育不仅有健身的功能，更有娱悦身心的功能。体育运动可以起到“心理按摩”的作用，达到放松身心的效果。在体育课程内容的设计上，教师要着重考虑学生的兴趣爱好。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体育课程设计很好的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原则。清华大学设立的体育教学内容中含有大量的休闲娱乐类的课程，而北京大学在体育教学内容上就很注重学生的兴趣爱好培养，开设了30多种体育课程供学生们选择，尽可能地满足广大学生的需求。 5采用科学与人文交融的体育教学方法 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教师需要充分考虑学生的需求，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兴趣。示范讲解法是体育教学过程中教师采用的最普遍的一种教学方法。示范讲解法有3点要求:首先，动作要规范、有美感，能将体育运动技能要领用规范、漂亮的动作示范出来;其次，讲解要准确、有艺术，能将体育运动技能用通俗、生动的语言讲解出来;最后，注重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的良好互动，提高学生的兴趣和积极性。比如上舞蹈体育课的时候，老师用优美规范的动作和富有艺术性的解说，把体育的美通过视、听传递到学生的心里，使其接受体育艺术的熏陶。在学生掌握基本动作之后，让学生自主组成小队学习，老师则在周围观察学生的情况，必要时给予学生指导。只要老师能够充分应用好这种教学方法，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学习兴趣会有很大的提高，教学效率也会大大提高。情景教学法是指教师利用可用资源来创设生动、形象、逼真的场景，使师生设身处“境”愉快地学习体育知识与技能的一种教学方式。比如，老师在上排球课的时候，可以播放一段奥运会上中国女排比赛的视频，学生跟着中国女排跌宕起伏的比赛视频融入到比赛之中，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奥运会赛场的观众，心时刻被中国女排牵动着，被中国女排的排球技能和精神征服，为中国感到自豪，爱国情绪高涨。视频播放完之后，老师可以向学生提问，郎平主教练在比赛过程中应用了什么战术、有什么特点之类的问题，然后再有机地整合自己的教学内容来教学。这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激发了学生学习的欲望，同时还让学生认识到比赛的真正意义，对待任何比赛都要科学备战、精心备战，对待任何比赛都要迎难而上、永不放弃，对待任何比赛都要消除杂念、弘扬体育精神。教学方法多种多样，如何选择和组织则由老师根据自身教学内容来定。但如何应用教学方法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进行融合，这就需要体育老师认真思考了。 6探索科学与人文交融的体育教学评价 体育教学的目的在于让学生做到“学以致用”，而学生只有做到将所学的体育知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应用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才算真正的“学有所成”。运动成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学生对运动技能的掌握，但无法反映学生对体育的认识程度。因此，体育教学评价内容应包括两个部分:运动成绩与体育价值观［5］。运动成绩应包括体育科学知识与运动技能两方面;体育价值观应包括上课出勤率、课堂上的投入程度及其积极性、课外活动参与情况、集体精神、合作意识等因素。在评价过程中，体育价值观评价所占的比例应重于运动成绩的比例。对学生的学习评价方法理应多元化。体育价值观的培养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是在体育学习过程中慢慢积累形成的，不是简单的运动成绩就可以体现出来的，所以体育教学要突出对学生的过程性评价，将终结性评价与过程性评价结合起来。在评价过程中，教师应考虑学生的个体差异现象。将学生按照身体状况来分类，然后分别制定相应的评价标准，对同一类别的学生要按照统一绝对的标准来评价，这种科学的绝对评价和人文的相对评价交融在一定程度上可避免因学生个体差异而造成评价不公平的现象。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理应积极参与到体育教学评价中，通过学生自评，再结合老师和同学的评价，可以让学生充分认识到自己的优点和不足，明确自己之后的发展方向。 7结语 高校体育教学必须处理好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必须树立“科学与人文并重”的教学理念，只有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融合到高校体育教学中，才能充分体现“育人为本，体格与人格并重”的体育教学观。 作者:彭凌凤 谭焱良 单位:湖南农业大学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教育思想启发 一、孔子教育思想的目的定位 （一）孔子教育目的的核心 孔子认为，教育的核心价值应该指向人的发展，即着眼于培养人、完善人，促进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主要实践是从培养处理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在处理人与自身的关系上，孔子一再强调“克己复礼为仁”[1]。他说：“以约失之者，鲜矣[1]，”必须要用“礼”的要求来约束自己的言行，做到“敏于事而慎于言”[1]，达到具有君子品德。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孔子认为，首先是从处理好与家人的关系建立起来的。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孔子教育的精妙之处，是从人类最一般的家庭关系入手，讲求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并把这种外在的行为规范转化为内在的道德伦理意识的自觉追求，进而以家国同构的原则将其推广开来”[2]。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孔子要求学生知天命，就是懂得把握自然规律，认识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孔子说：“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是在告诉人们自然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不能肆意践踏和违背，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人要好好的生存下去，就要掌握客观规律，遵循客观规律，要知天命而畏之。孔子认为，君子知天命而畏之，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3]。孔子教人处理上述三方面的关系，目的就是教人怎样生存，最终把人培养成为一个适合社会需求的君子，使国家和谐，实现大同社会。人要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最重要的是从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开始。 （二）孔子的教育对象与人才标准 孔子认为教育与人口、经济一起，共同构成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三大基本要素，《论语•子路》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福之’。曰：‘既福之，又何加焉’？曰：‘教之’。意思就是：当国家人口发展了，安定了，富有了，就应该加强教育来完善。“教育要实现社会需要，无论是生产需要，还是生活需要，或者是文化需要，都要在人的培养规格上体现出来，而且最终要通过人的培养来实现为社会服务的目的”[2]。因此，教育绝对不能忽视人的发展的需要问题。教育只有实现了对人的全面发展，才能够实现教育对社会发展的功能。孔子说的“教之”，“之”指代的是社会公民。孔子说的“教”，就是培育人们有效地参与国家和社会公共生活、培养明达公民的各种教育手段的综合体；简单的说就是让公民养成参与国家或社会公共生活的意识。即，要公民做到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这就是孔子一再强调的为政，最终使天下平，与近代提出的公民教育基本上是吻合的。孔子的人才标准是理想的人格典范，称之为“君子”。教育产生于人类的社会活动，教育的对象是人———社会公民，教育的目的就是完善人格，教人如何幸福的生存，实现社会和谐。 （三）君子的修身之道与人格魅力 孔子把培养目标定位在“君子”的培养上，对人才的要求就是符合“君子”品德。孔子对“君子”的为政素质要求，一是“修己”、“正身”，二是“安人”、“安百姓”。孔子认为，要想改变别人首先要从改变自己开始，因此，“修己”是“安人”的基础，“正身”是“安百姓”的前提。在孔子的人才标准的指标体系中，君子的个人道德品格素质是基础，最终培养学生具备安人、安百姓的远大抱负才是培养的最终目标。从孔子的教育思想出发，我们可以总结出君子的人格魅力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君子是道德高尚的人。主要表现：一方面要学会宽容，“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一方面要懂得谦让，“君子无所争”（《论语•八佾》）；一方面要讲仁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的思考是修身、齐家、治国、使天下平，小人思考无时无刻不在追求个人利益得失”[4]。第二，君子是具备多方面能力的人。孔子说：“君子不器”，“不器”就是不成为某一个定型的人，君子有能够处理好上述三方面关系的能力。第三，君子是勤勉自律的人。首先，君子为人稳重、忠诚、讲信用、向好榜样学习、知错就改，“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再者，君子严于律己，“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再者，君子合群，“君子以文会友，以友铺仁”（《论语•颜渊》）；再者，君子安守节操，“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第四，君子综合素质高。在《论语》的《子张》、《尧曰》、《季氏》等篇目里面，孔子谈到了君子分别有三戒、三度、四重、五美与九思，孔子从不同的方面归纳总结了君子的人格魅力。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孔子的教育目的思想，对人才的培养目标主要是实现道德准则、人格、人文素养三方面的培养。孔子的君子人格与当前创造性人格的定义是吻合的。“创造性人格，是指主体在后天学习活动中逐步养成，在创造活动中表现和发展起来，对促进人的成才和促进创造成果的产生起导向和决定作用的优良的道德、人格、信念、意志、情绪、理想等非智力素质的总和”[3]。 二、孔子教育思想在当前基础教育中的缺失 2005年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笔者要问：当前我国教育到底缺少什么，导致了不能培养出大师来？笔者以为，当前最主要的原因是当前教育从基础教育开始，就一直缺乏培养学生具备大师人格的土壤，学生在基础教育时期应该具备的人的道德准则、创造性人格、人文素养等方面所得到的培养太少，这样，到最后能够达到“人不知而不愠”[1]，静下心来全心全意搞学术、科研的人才就十分稀有，最终导致不能够培养出大师来。 （一）品德和价值观培养的缺失 当前我国教育最大的缺失，在于从基础教育开始，不是为人，而是为己；要求学生主修的不是道德，而是知识和技能，教书和育人完全分离开来，甚至可以说只重视教书不进行育人。这样的教育是简单的复制粘贴式教育，是造成应试教育以及造成学生价值观迷茫的主要原因。孔子把德育视为一切教育的根本，形成了一套完美的德育系统，其作用主要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巩固和发展人的先天素质，指个人先天具备的生理特质得到巩固和发展。二是培养和完善人的后天素质，指人后天经过受教育获得基本品行。南怀瑾先生认为孔子一辈子都在进行德育，他说：“孔子看到，即使一个安定的社会，文化教育没有完成，是不能够解决其他问题的。基本上解决问题的是要靠思想的纯真，亦即是所谓之‘德性’。因此孔子一生宁可穷苦，从事教育”[5]。只有把“德育”放在教育工作的首位，一个人一旦立志，就不怕寂寞，不怕凄凉，有了这个精神，这个态度，才可以谈做学问，才可以成为大师，为社会培养大师。当前社会不和谐，与教育中品德和价值观培养的缺失关系很大。教育舍本求末，社会岂有不乱的道理。教育先乱了目的、内容；后乱了学校章法、师道；然后乱了教师、学生；所带来的最后结果就是导致全社会的道德大滑坡，学生价值观迷茫，使社会乱了。诸如毒食品、毒文化、毒环境等等，如此恶性循环，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势必如古印度、古巴比伦、古罗马一样，在历史的长河中淘汰。 （二）创造性人格培养的缺失 创造性人格包括的基本素质是多方面的，当前家庭和学校对创造性人格培养的缺失，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没有加强学生良好心理品质的培养。家长和教师重视儿童和青少年的良好心理品质的培养是创造性人格形成的基础，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在这方面的培养是贫弱的。比如，近年来我国中小学生自杀事件频繁发生，说明我国心理健康教育亟待加强。二是没有正确引导个体的个性和特点的发展。具有高创造性的个体往往具有鲜明突出的个性特点，然而，当前我国学生不是缺少个性，还是个性太过张扬。最近的一份有关高中生自信心的国际调查表明，49%的日本高中生表现自信；80%的美国中学生有较强的自信心；而90%的中国学生对自己充满自信。[6]这个调查结果令我们不得不进行深刻反思：中国学生凭什么如此自信，中国学生这么快从原先的近乎自卑走向极度自信正常吗？三是没有坚持正确运用评价机制。评价是教育活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很强的导向性。教育心理学研究表明，教师的评价与学生的自我评价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对学生的人格形成有着重要影响。四是没有营造创造性人格教学的氛围。教育的四大条件之一便是环境，学校是以教师为主轴向学生传授知识，培养人格品质的场所，营造有利于培养创造性人格的教学氛围是十分必要的。要想培养创造性的人才，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必须勇于创新，当前教育由于教育功利化，教师缺少创新，缺失对学生创造性人格的培养。 （三）人文关怀与人文素质培养的缺失 人文是指，重视人的社会属性之文化的养成。孔子教育的显著特点就是尊重人性、教化人性、聚焦于人的人文素质的培养。人文素质是指，在人文方面所具备的综合品质及其发展程度。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对人文素质培养的最大缺失是，没有将人类优秀文化（特别是中华几千年的优秀文化）成果通过知识的传授、环境熏陶以及社会实践，内化为学生人格、气质、修养，成为学生相对稳定的内在品德，使学生真正懂得做人，最终能够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学生阅读经典可以感知真、善、美，可以使思想素质、知识素质、审美素质等得到全面发展。当前基础教育阶段，要求学生对经典的阅读量太少了，特别是对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太少。据笔者见习时期了解，现在某些城市中小学要求学生阅读课外书，成为中小学生的家庭作业，这样自觉阅读的兴趣转化为了逼迫阅读的任务，根本就没有起到阅读经典的作用。 三、孔子教育思想对当前基础教育改革的启示 （一）在思想教育方面要挖掘孔子教育注重德育的优良传统 孔子认为，“孝悌”是做人的根本，德育从培养学生的“孝悌”观念始，达到解放和巩固学生的善性，激发学生的潜能。一个人可以没有文化知识，但是不能够不会基本的为人处事，真正的学问就是那些为人处事的法则，简单的说就是道德规范，这是一个人生存的最基本的前提。基础教育要坚持从德育入手，启迪学生心智，帮助学生获取聪明才智，以促进后天的长足发展。小学生是人性的固本阶段，这一阶段的儿童不需要去理解和应用什么科学，他们需要的是接受对真善美的认知，对周围事物的感知，对科学认知的兴趣以及对记忆力、思维能力和想象力的培养。儒家思想一再强调“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1]，从童年开始，坚持德育为先，培养其良好的习惯至关重要。当今社会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后现代社会里人心浮躁，缺少仁爱之心，中小学生校园暴力、少年犯罪成为了全球的一大顽症，学生有知识少礼义廉耻成为了当今教育的产物，这些祸害与德育的缺失是分不开的。子曰：“仁者爱人”[1]，孔子认为“爱人”的最基本前提是懂得礼义廉耻，人与人相亲相爱。笔者以为德育是所谓爱的教育的前提，要在儿童发展的初级阶段培养他们懂得爱自己、爱他人、爱自然才能实现爱的教育。 （二）在知识培养方面要挖掘孔子教育注重学生人格培养的优良传统 孔子对学生人格的培养，主要体现在其教学内容上。总结孔子的教学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道德教育；一是知识教育。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徒，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在知识教育方面，孔子特别重视在青少年知识培养方面对其人格的培养，在教学中，孔子引导青少年修身践行和端正青少年的思想态度及改正其缺点”[2]。孔子强调，倘若这些教育工作者要是做不到，是一件十分令人担忧的事情，因为“幼不学，老何为”？孔子的教育教学内容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等六门课程。“礼”，是指约定俗成的处事方法，是人与人之间处事的根本，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标准，用于维护各种人伦和道德规范。故，子曰：“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尧曰》）“乐”是通过音乐、舞蹈、诗歌等艺术手段使学生从情感上接受道德的熏陶，礼、乐互为表里，共同完成德育任务，孔子认为兴礼乐可以维护社会有序的发展，“乐”教相当于现代的美育；“射”是射箭，孔子教学讲究“举一反三”，孔子教学生“射”是为了让学生从射箭比赛中学会相互礼让，培养学生“无所争，礼让而得”的君子品德，故，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御”是指驾驭战车的技术，这两项属军事技能，相当于现代军事体育，从孔子的思想我们可以得到：体育既要达到“强其体魄”的作用，更要达到“文明其精神”的作用；“书”包括识字和自然博物常识，相当于现代的文化科学知识；孔子“数”的教学不仅指一般的数学知识还包括记日、记月、记年的历法。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明白，当今小学的美术课、劳动课、思想品德课、音乐课，这些课程的设置应该是为了陶冶学生的情操，用艺术手段使学生从情感上接受道德的熏陶；自然科技课应该是为了培养学生热爱自然，培养一定的对科学的兴趣；体育课是为了增强学生的体魄之外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在体育中懂得谦让。在人生的启蒙阶段，这些课程的设置应该是为了培养学生人格的，甚至要高于语文和数学课的作用。 （三）在技能方面要挖掘孔子教育注重人文素质培养的优良传统 在人文素质培养上，孔子通过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意识，丰富学生审美理想，达到美化学生心灵、行为、语言、道德与智慧的目的。孔子的人文素质培养的全部内容包括，《诗》教、礼教、乐教等方面，即“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7]。在人文素质的培养上，孔子一直立足于经典的培养，经典可以全面提高人的能力。孔子认为，《诗》可以激发人的豪情壮志，可以提高观察宇宙自然和社会人生的能力，可以使人与众人和谐共处，可以抒发心中的怨恨和不平；从近处看，可以用其中的道理侍奉父母，从远处看，可以侍奉君主；还可以更多地认识动物和植物的名称。孔子一再对弟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经典文学及艺术是作者有感于内心而作，另一方面可以产生观赏者的共鸣，观赏者内心的变动。这种内心变动可以另观赏者产生出“和”的意志，达到心灵的净化。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人文素质的培养目的是让青少年懂得礼义廉耻，“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亡矣”，“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并非杞人忧天，危言耸听，当今社会的不和谐证明了这一切。我国是文明古国，有着悠久的文化资源，这些经典的人文知识我们不能够不教。儒家思想一直促进着中华文化的发展，使之源远流长不至断流，最终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孔子教育思想闪烁着民主性精华，是真正的历久弥新的瑰宝，在2005年以后的文化多元化时代，仍然焕发出灿烂的青春。回顾近代科技高速发展以来出现的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我们深切的体会到当前物质条件丰富，人们精神普片空虚，如何幸福的生存下去，成为了全球共同的课题。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和我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全球开始重新审视儒家文化的作用，发出了“人类在21世纪要继续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005年前向孔子寻找智慧”。德国哲学家卡尔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2]我们今天在努力实现教育观念的更新与飞跃，必须用正确的眼观去看待孔子的智慧，重新进一步研究孔子的教育思想与教学实践，来指导今天的教育改革，使其至今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思想发扬光大。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的教育方法探讨论文 摘要：儒家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如何做人。我们研究和借鉴孔子的教学经验，以便我们更好地做好我们的教育教学工作。对孔子的世界观及其教育方法的研究，探讨孔子教育方法的合理性，有利于改进我们当代的教育。 关键词：教育方法；因材施教；寓教于乐；奖惩法 孔子把德行教育作为教学内容的根本。孔子作为圣者先师，伟大的教育家，善于运用世界观、教育理念指导教育实践，结合实际运用教学方法。 一、孔子的道 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第四》）孔子以“道”为人生的根本目标。孔子在《系辞传》中指出：“精气为物，游魂为变”，说明了整个世界、生命的起源。孔子认为太极生阴阳，阴阳生五行，阴阳五行生万物。五行体现于人则是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所以，做到仁、义、礼、智、信就是符合“道”。 孔子的世界观决定了其教育的基本内容。孔子学说是以“仁”为核心的，这是由孔子的世界观决定的。“仁”是“道”和“德”的表现。“游于艺”就是通过六艺来达道。《论语》开篇首语：“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话指出学习的目的是改正自己的行为，也就是行“仁”，并提高人的内在修养，以此达道。所以，孔子的世界观决定了孔子的人生追求，也使道德成为教化的主要内容。 孔子的世界观决定了其教育方法。世界观决定方法论，方法论体现世界观。《大学》把儒家教学概括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实现方法就是使心专一，《三字经》中概括为“教之道，贵以专”。传统的教学注重内求，给学生一段诗文，先不讲意思，让学生不断地读，则其意自现。孔子的学生都学《诗》，《诗》越读，意思越出来，出的不是诗文的意思，而是本心的真知和能力，这种教学方法与以太极为本体的世界观相一致。孔子在教学中一系列具体教学方法的运用，也都有其特定的理论依据，比如因材施教、启发诱导等。 二、孔子的教育方法 教育方法是由不同层次的方法构成的，有方法论层次上的教育方法，如因材施教法，也有具体方法。 （一）因材施教法。 因材施教是指教师要从学生的实际情况、个别差异出发，有的放矢地进行有差别的教学，使每个学生都能扬长避短，获得最佳发展。矛盾的特殊性原理要求我们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既然不同学生的特点不同，那么在教学中就应采用不同的教育。孔子擅长运用因材施教法。《论语》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子路问孔子：“听了就去干吗？”孔子答：“不能！”冉有问孔子：“听了就去干吗？”孔子答：“干吧！”华西问孔子：“为什么同一个问题回答不一样呢？”孔子说：“子路好勇过人，我要约束他；冉有很萎缩，我要鼓励他。”冉有平时做事退缩，所以孔子鼓励他放开手脚去做；而子路却胆大敢为，所以孔子对他多加管束。这种因材施教法，契机契理，所以孔子的学生出现了七十二贤。 (二)身教法。 儒家的教育是做人的教育，身教法尤其重要。“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句话告诉我们，孔子以道德修养为重，所以能身体力行，不断地完善自己。孔子认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第十二》），这句话的意思是：身居高位的主政人的品质如风，在下者之品质如草。风加在草上，草必然会随风而倒，由此可见统治者在道德教化中的重要作用。大舜见人捕鱼，年轻体壮的人捕于深潭厚泽这些好的地方，而年老体弱的人捕于激流浅滩，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大舜与年老体弱的人为伍捕鱼，在捕鱼的过程中，见渔者相争而不言，渔者相让则赞扬之，一年之后，则人们相让深潭厚泽矣。在这里，大舜就是通过榜样的作用来教育大家。对榜样的模仿本身就是一种道德行为。“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第十二》）这句话指出了为政者在道德教化中的作用。“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第二》）这句话指出为政者当以德行为本，不断完善自己，为百姓做出好榜样。这种发挥官员在道德教化中的作用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尧舜禹时代实行的禅让制，说明当时的领导者是以天下为公，所以能够不谋私利，为百姓选出德才出众的接班人。道德教育是做人的教育，教师都做不到，怎么会希望学生去做呢？要想使大家都去做，必须理论本身是正确的，然后还要有一个优化的环境，即无论是家庭还是社会，还是学校，能使有道德的人有好的结果，才能引导大家成为道德人。 （三）启发诱导。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人师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第七》）。意思是说，不到他努力想懂而懂不了不去开导，不到他努力想说而说不出来不去引发。告诉他一个角落是如此，它不能随之联想到另外三个角落也是如此，就不再多说了。启发的理由有二：其一，能够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其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表达能力。《学记》指出：“时观而勿语，存其心也。”即强调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先观察而不要事先告诉学生什么，以便让他们用心思考。孔子在教学过程中经常运用启发式教学方法。《学而第一》中有这样的记载：“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文中反映出子贡对贫富的看法已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孔子则提出更积极的“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这促使子贡立即联想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可见子贡已经获得了启发，体认到做人要不断地完善自己。教师教学生，最重要的是启发诱导。引导学生而不是牵着学生走；鼓励学生，而不是压抑学生；启发学生思考、探究，而不是代替学生作结论。教师如果能这样教学，就能使学生产生“和易以思”的效果，师生关系就会融洽，学生感到学习有趣而容易，又能进行独立思考，发展思维能力，提高学生的智慧、素质。所谓亲其师才能信其道。 （四）寓教于乐。 古罗马诗人、文艺理论家贺拉斯在《诗艺》中提出的有关诗的作用的一个重要观点，即诗应带给人乐趣和益处，也应对读者有所劝谕、有所帮助。诗人如果想做到寓教于乐，要加强自身的人格修养和心灵净化，同时应严肃对待艺术创作，遵循特定规范，既顺应读者习惯，又左右读者的心灵和审美情感，引导读者趋善避恶。在孔子的学生都学《诗》《为政第二》篇：“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三百篇全为真情流溢之作，学得这个真字，言行思想无不率真，便是由《诗》入道。这样，内容上是大道的表达，再配上和谐的音乐，使学生在生泼的艺术教育中提升人格。寓教于乐同时也揭示了艺术的本质特征：艺术中所包含的普遍性的真、善、美必须通过明晰的个性化，转化为个体感性可以直接接受的形式，艺术作品必须是形式与内容的美的融合、统一。 （五）讨论法。 讨论法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为解决某个问题而进行探讨、辨明是非真伪以获取知识的方法。其优点在于能更好的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有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维能力、口头表达能力，促进学生灵活地运用知识。在学习中一个人独自冥思苦想，不与友人讨论，容易学识浅薄，见闻不广，可见讨论法是一种重要的学习方法。孔子在教学过程中经常运用讨论法。《八佾第二》中记载：“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这一则故事通过师生的对话，各自都有所感悟，这就是讨论法的妙用。讨论法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围绕同一个问题展开讨论，迫使学生不得不学会基于事实、概念和原理的推理来维护自己的意见，同时学会从不同的角度考虑问题。国外流行的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的教学方法大都是通过小组或班级讨论进行的。培养集思广益的技能。在当今社会中，许多问题不是靠一个人的智慧所能解决的。这就要求学生能倾听别人的意见，能对别人的意见做出评价，并能通过集思广益形成自己的观点。学习这些技能的最适当的途径就是通过自由的没有压力的讨论。培养口头表达能力。讨论为学生提供了练习自己的口头表达能力的极好机会。它需要学生用清晰的语言阐明自己的论点，在很多场合还必须即兴发挥。讨论法有助于高水平认知能力的形成。此外讨论法还有助于转变个人的态度。 （六）奖惩法。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人们：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在“奖惩法”中，“奖惩”就是一个矛盾，“奖惩法”能把“奖惩”矛盾进行有机统一、相互作用和转换变化，人们受之影响，从而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力量。从这一点来讲，“奖惩法”是一个最根本力量。奖励是一门艺术，适当的奖励可使学生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和愉悦，从而增强其学习动机。孔子善于运用表扬法。《雍也第六》记载：“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所以孔子很看重他，并经常表扬颜回。这样做不仅激励颜回不断完善自身，而且也会带动别人向颜回学习。表扬的手段有很多，不仅有口头上的称赞，也包含着其他形式。“奖惩法”是人们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产生力量的一个最根本力量。人们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总是受到各种各样的“奖惩”矛盾影响，这些“奖惩”矛盾有“优劣”、“成败”、“好坏”、“亏赢”、“贫富”和“美丑”等，人们通过心理感受、情绪反映或大脑思维，从而支配自己做出各种行为活动，由此产生各种行为活动力量。在此，我们要看到“奖惩”在人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是非常普通、非常实在又非常根本的一个矛盾，其中反映出来的影响或关系等就是“奖惩法”的具体体现，所以说，“奖惩法”是人们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产生力量的一个最根本力量。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的世界观教育方法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孔子的世界观；孔子的德育方法，对孔子的世界观教育方法进行讲述。其中，主要包括：孔子的世界观即孔子的“道”。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第四》）这句话告诉我们，孔子以“道”为人生的根本追求、奖励是一门艺术，适当的奖励可使学生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和愉悦，从而增强其学习动机。孔子善于运用表扬法。《雍也第六》记载：“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具体材料请详见： ［论文关键词］孔子；道；德育方法 ［论文内容摘要］中国古代学术的核心是如何做人，这也是儒家教育的主要内容。孔子在教学过程中取得了很多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本文通过对孔子的世界观及其教育方法的研究，探讨孔子教育方法的合理性，以便改进我们的道德教育。 儒家代表人物孔子把教育内容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其中以德行为根本。孔子是成功的教育家，教育理念与世界观的一致性是孔子教育成功的原因之一；善于运用教育方法是其教育成功的关键。 一、孔子的世界观 孔子的世界观即孔子的“道”。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第四》）这句话告诉我们，孔子以“道”为人生的根本追求。什么是孔子的“道”呢？孔子在《系辞传》中指出：“精气为物，游魂为变”，说明了万物、生命的起源。那么“游魂”又从何而来？孔子进一步指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太极是人人本具的性体，此性天然而有，寂静光明，无生无死。太极动则显象起用，所生之象，其数无穷，但始动之际，只有一明一暗两种形色，明色为阳，暗色为阴，因此称为阴阳两仪。阴阳消长，于是太极失明，转变为游魂，流转生死。总之，儒家认为太极生阴阳，阴阳生五行，阴阳五行生万物。五行体现于人则是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所以，做到仁、义、礼、智、信就是符合“道”。 孔子的世界观决定了其教育的基本内容。孔子学说是以“仁”为核心的，这是由孔子的世界观决定的。《述而第七》篇：“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志于道”就是心向着“道”，为了追求“道”，就得“据于德”。《中庸》说：“率性之谓道”，循性不变就是“道”。“德”出于“道”，所以，为了追求“道”，就得“据于德”。“道”是体，“德”是相，两者皆是内在。由内而外起作用，即是“仁”和“艺”。“依于仁”就是一切从“仁”上开始。“仁”是“道”和“德”的表现，所以以“仁”为核心的教育内容是由孔子的世界观决定的。“游于艺”就是通过六艺来达道。《论语》开篇首语：“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话指出学习的目的是改正自己的行为，也就是行“仁”，并提高人的内在修养，以此达道。所以，孔子的世界观决定了孔子的人生追求，也使道德成为教化的主要内容。 孔子的世界观决定了其教育方法。我们知道，世界观决定方法论，方法论是世界观的体现，同时又对具体方法有指导作用。《大学》把儒家教学概括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实现方法就是使心专一，《三字经》中概括为“教之道，贵以专”。传统的教学注重内求，给学生一段诗文，先不讲意思，让学生不断地读，则其意自现。孔子的学生都学《诗》，《诗》越读，意思越出来，出的不是诗文的意思，而是本心的真知和能力，这种教学方法与以太极为本体的世界观相一致。孔子在教学中一系列具体教学方法的运用，也都有其特定的理论依据，比如因材施教、启发诱导等。 二、孔子的德育方法 德育方法由不同层次的方法构成的，有方法论层次上的德育方法，如因材施教法，也有具体方法。本文尝试着对孔子的几个主要教学方法加以探究。1.身教法。身教就是以身垂范。《说文解字》上说，“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其中包含有身教的意思。在道德教育中身教起着重要作用。首先，身教具有教化功能。人的行为是在一定的思想、信念等指导下进行的，所以，别人可以透过一个人的行为体会到他的思想和信念，从而实现教化功能。其次，身教具有榜样作用。一个人的行为如果对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就容易得到周围人的肯定，并自觉不自觉地进行模仿。另外，榜样还通过激励和感染，促使人们坚定信念并化为行动。儒家的教育是做人的教育，因此，身教法就显得尤其重要。“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第七》）。这句话告诉我们，孔子以道德修养为重，所以能身体力行，不断地完善自己。“……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学而第一》）从子贡对孔子的评价可知孔子为人温和、善良、恭敬、节俭、礼让，可见孔子非常重视自身修养，为学生做出了好榜样。 2.寓教于乐。孔子注重在艺术中陶冶性情。孔子的学生都学《诗》，《诗》能陶冶性情，使人的喜怒哀乐皆中节。《为政第二》篇：“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三百篇全为真情流溢之作，学得这个真字，言行思想无不率真，便是由《诗》入道。这样，内容上是大道的表达，再配上和谐的音乐，使学生在生动活泼的艺术教育中提升人格。音乐等艺术对人的道德修养有很大影响。《乐记》指出：“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乐记》还阐明了先王立乐之方：“先王耻其乱，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乐而不流，使其文足论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气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这段话说出音乐与人的道德之间的关系，可见，艺术作为道德教育的重要手段，有着深刻的理论依据。3.启发诱导。“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第七》）。意思是说，不到他努力想懂而懂不了不去开导，不到他努力想说而说不出来不去引发。告诉他一个角落是如此，它不能随之联想到另外三个角落也是如此，就不再多说了。“启”是使人获得开导，好像突破盲点，领悟其要旨；“发”是使人获得引发，找到适当方式表达自己的体会，所以老师应在教学过程中充分调动学生的能动性，使学生能充分思考，并用适当方式表达自己的体认。这样做的理由有二：其一，能够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其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表达能力。《学记》指出：“时观而勿语，存其心也。”即强调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先观察而不要事先告诉学生什么，以便让他们用心思考。孔子在教学过程中经常运用启发式教学方法。《学而第一》中有这样的记载：“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文中反映出子贡对贫富的看法已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孔子则提出更积极的“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这促使子贡立即联想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可见子贡已经获得了启发，体认到做人要不断地完善自己。 4.因材施教法。因材施教的哲学依据是矛盾的特殊性原理，既然不同学生的特点不同，那么在教学中就应采用不同的教育。孔子擅长运用因材施教法。《论语》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第十一》）冉有平时做事退缩，所以孔子鼓励他放开手脚去做；而子路却胆大敢为，所以孔子对他多加管束。这种因材施教法，契机契理，所以孔子的学生出现了七十二贤。 5.讨论法。讨论法是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用讨论与辩论等方式就某一问题各抒己见、澄清思想、寻求结论的教育方法。讨论法有利于调动学生的思维潜力，在对话中发挥创造力，形成新观点。讨论法符合思维规律。凝结着古人智慧的《学记》充分肯定了讨论法的作用，《学记》指出“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这是教学失败的六种原因之一。在学习中一个人独自冥思苦想，不与友人讨论，容易学识浅薄，见闻不广，可见讨论法是一种重要的学习方法。孔子在教学过程中经常运用讨论法。《八佾第二》中记载：“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这段话反映出子夏向老师请教，子夏问：“‘笑眯眯的脸真好看，滴溜溜的眼真漂亮，有这样美好的面目，始有笑倩盼动之美。’这句诗是什么意思？”孔子回答：“绘画之事在素地之后。”“绘事后素”，就是绘画之事后于素。这句话是比喻，“素”是比喻美女的面颊美目，这是美的素质；“绘事”比喻笑倩盼动，这是美的姿态。先有美质，而后有美姿，故说“绘画之事在素地之后”。子夏立即领悟出一个道理：“那么，礼是不是后来才产生的？”也就是说学礼以忠信为前提，孔子说：“能够带给我启发的是子夏啊，现在可以与你谈《诗》了。”这一则故事通过师生的对话，各自都有所感悟，这就是讨论法的妙用。 6.奖惩法。奖励是一门艺术，适当的奖励可使学生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和愉悦，从而增强其学习动机。孔子善于运用表扬法。《雍也第六》记载：“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所以孔子很看重他，并经常表扬颜回。这样做不仅激励颜回不断完善自身，而且也会带动别人向颜回学习。表扬的手段有很多，不仅有口头上的称赞，也包含着其他形式。《公冶长第五》中记载：“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孔子评价公冶长，认为可以把女儿嫁给他，虽然公冶长曾被关在监狱中，但不是他的罪过。能够托付女儿终身，就是对对方的最好肯定。 惩罚是一种消极的强化的教育方式，惩罚应当公平准确，使被惩罚者吸取教训以改正自己的不良行为，同时也能使他人引以为戒。《先进第十一》中记载：“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这段话说的是孔子的一位多才多艺的学生冉求，在担任鲁国执政大夫季氏的家臣时，努力为季氏聚敛财富，孔子对此非常不满，声明：“冉求不是我的同道，同学们可以敲着大鼓去攻击他。”在师道尊严的古代，这种大张旗鼓的教训方式可以说是非常严厉的惩罚。惩罚的目的是为了教育，必须让被惩罚的学生认识到问题之所在，使他们改正不良行为。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音乐教育 孔子音乐教育的目标和任务 孔子音乐教育的内容具有自身的完整性和系统性，以人的全面发展和培养，构成其音乐教育的目标和任务，并将音乐教育视为教育的重要途径，或者说是教育过程的最后完成阶段。孔子在《论语》的教学科目上，有礼、乐、射、御、书、数六项，以《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书”为基本教材。《论语·述而》讲：“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其内容包括了“知”（智）、“勇”“艺”“义”“礼”“乐”诸方面。孔子《论语·泰伯》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体现了孔子所讲之“乐”，其中包含了两方面的意义。第一，是《论语·宪问》中所讲“文之于礼乐”之乐，是讲伴随着“礼”，对音乐的学习与实践。强调《诗》的颂诵要结合礼乐，音乐实施的过程同样要结合文、礼。第二，是对音乐教育这一行为的完整概括，讲受教育者通过对《诗》的弦歌颂诵，得到内心情感意象、修养等方面的培养和陶冶。这其中包括了人的心智聪慧（“知”）与意志体魄（“勇”），并涵盖了人们的社会礼仪与行为规范，使人们在行为修养、人际交流等方面都得到陶冶与培养。这就体现了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是通过诗乐与礼仪的学习，实现礼乐教化之目的。反映出孔子所讲之乐，远远超出了一般人所讲的属于“艺”的音乐的范畴，也超出了外求于礼、内求于乐的礼乐同一层次之“乐”。其教育思想始终离不开以音乐教育为手段，完成诗乐与礼仪的学习为先决条件，实现其教化作用为最终目标和任务，形成了孔子具有现代美育意义的音乐教育思想。这种对人的全面发展和培养，渗透到人的全面素质培养和发展以及世界观的改造等各个方面，也证明了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已经超出了一般的音乐教育。“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也是孔子对音乐教育全过程的整体概括，也说明了这一教育过程，是由音乐教育来得以完善的。体现了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在孔子整体教育思想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孔子音乐教育思想的道德含义 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是以人的全面发展和培养为主要目标和任务，在人的全面发展和培养过程中，尤其重视人的道德的培养，所以，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更加重视音乐实施的道德含义。《论语·泰伯》对音乐教育行为的概括，首先提出了“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将仁义道德放在首位。为实现孔子理想中的道德规范，则是“立于礼，成于乐”，将音乐教育视为实现孔子理想中道德规范的重要环节。 孔子理想中的道德规范，要从孔子思想的“礼”与“仁”谈起。根据《周礼》的有关记载，诗、乐与礼仪共同构成了音乐教育行为的完整实现。“乐”是诗、歌、舞三位一体的综合艺术，“礼”则是封建统治者的典章制度、礼仪形式。所谓“兴于诗，立于礼”，便是立足于礼仪活动，贯穿于合乎规则的诗乐演出之中，形成合乎孔子理想中道德规范的音乐教育行为体系。这一体系渗透着“仁”的道德观念和人生理想，具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与“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积极的一面。从消极的方面讲，也具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这种尊重人格独立的思想，体现了封建礼教制度下的人道主义和一定的民主性，形成了孔子的思想核心。这与孔子提出“子为政，焉用杀”“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主张对人民要“富之”，然后“教之”，以及宣扬子产“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的“仁政”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当然，对于孔子的“仁政”思想，诸多学者也有不同看法。《论语》中曾讲“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宽则得众，惠则足以使民”，又讲“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蔡仲德先生讲“可见‘爱人’‘济众’是为了‘得众’，‘惠民’‘养民’是为了‘使民’，‘百姓足’是为了‘君足’……教民并非为了使民变得智慧，而是为了使民知法识礼，安分守己，归顺长上，便于统治。”根据蔡仲德先生的说法，“教民”是手段，而维护其长期的封建统治则是目的。但这种“爱人”“济众”“惠民”“养民”以及“百姓足”才得以“君足”的说法，无论其目的如何，实际上已给统治者提出了较高的道德标准。这种道德标准，在当今民主政治的社会制度下，都是可取的，应该予以效仿的。对于平民百姓来讲，“知法识礼，安分守己，归顺长上”，是一种道德标准，与充分民主并不矛盾。这便是孔子“仁”之内涵所体现的人道主义精神，与高扬自由、平等、博爱旗帜的人本主义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即便以人与人平等为基础的现代人道主义，也仍没有达到孔子理想中的道德标准。 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突破了周代音乐教育中“礼不下庶人”的等级制度，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音乐美学通论》讲“‘有教无类’之举扩大了社会受教育面，变无教为有教，在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有教无类”就是无论贵族与平民，都要有受教育的权利，孔子在音乐教育实践过程中，将属于“贫而贱”阶层的颜渊、子华、子路、闵子骞、樊迟、子张、子夏等，培养成为天下列士，成为我国历史上的“七十二贤”，体现了孔子音乐教育富于道德实践的成就，孔子音乐教育思想的道德含义也就在其中。 孔子音乐教育思想的美育作用 孔子的哲学思想实际上是“中庸”的思想，强调矛盾双方的联结和统一，否定矛盾双方的斗争与转化。“中庸”思想与“仁”“礼”结合，便可调和矛盾，维持社会的安定，具有一定的保守性，但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孔子的音乐教育也无不贯穿“中庸”思想，主张在音乐审美中保持一种“和”的情感态度，“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便是孔子对音乐表现上的要求。孔子意识到音乐所表现的情感应该是一种有节制的、社会性的情感，着眼于人和人类的基本存在及健康发展，而与放纵情欲、违背理性等思想相对立。在孔子眼里，“郑声之乱雅乐”。“郑声”本是来自民间的歌谣，蔡仲德先生认为“郑国的情歌在各诸侯国中最为突出……其形式则采用新的音阶，讲究艺术技巧，多有繁声促节，多有哀思之音，音调高亢激越，表演男女错杂。”在我国春秋时期，却成为贵族富豪们满足声色娱乐的一种音乐。所以孔子认为“郑声”不尊从礼乐规范，只能满足统治者及贵族富豪们纵情享乐。从“为邦”的前提出发，孔子提出了“放郑声”音乐教育的主张。“放郑声”以防“郑声之乱雅乐”，体现了孔子美与善的准则、音乐美的准则，其中蕴含着对音乐表现“和而不淫”的要求，音乐内容与形式的“中庸”、中和。这种“中庸”、中和实际上是反对音乐表现上的过与不及，这种音乐审美的价值取向与音乐教育内容的选择、评价，始终贯穿着孔子学说的哲学思想，其中蕴含着仁义道德的思想内容，说明孔子是根据音乐教育的美育作用，来实施音乐教育的实践过程。孔子的音乐教育是通过音乐，使人们得到审美情感的培养，来实现音乐教育的目的。因此，孔子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首先强调了音乐要有“乐”的作用。《论语·八佾》记载“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赞赏《韶》乐的美、善结合，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比《国语·楚语上》所讲的以“无害”为美，《左传·昭公二十年》以“心平德和”为美进了一大步。将美和善区分开来，肯定音乐善的同时，也肯定了音乐的美，使人们通过音乐美的感化作用，得到审美情感的培养。这种审美情感的培养，就起到了人心向善的作用。体现出孔子音乐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首先是充满了中国古代文人的人文忧患意识。中国古代文人往往站在时代的前列与人生的尖峰上，以积极的态度考察音乐现象，回应音乐与文化建设中出现的严峻问题，建构自己的音乐思想与美学理论。这方面，孔子音乐教育思想中的美育作用便是典范。 孔子音乐教育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探讨孔子音乐教育思想，必然牵涉到孔子的整体思想。孔子的“仁”“礼”“中庸”思想，既有其伦理学的意义，也有其社会意义。《论语·八佾》讲“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以“礼”“乐”的实现作为前提，来实现“仁”的目的，维护统治阶级的等级制度。要维护和实行“礼”所规定的上下等级、尊卑老幼的社会秩序，就要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亲仁之爱的情感基础，也就是孔子《论语·学而》中所讲的“泛爱众而亲仁”。依靠“仁”的“爱人”之道德情感，通过“乐”的实施，将这种博爱精神贯穿于“乐”的各种活动中去，实现孔子《论语·雍也》讲的“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孔子就是以“仁”作为道德情操的基本内容，以“乐”作为感化人心，上升到博爱精神的实践方式。在这两者关系中，孔子重视和强调了“乐”的感化人心，陶冶人性、人情的作用。所谓“成于乐”“游于艺”，就是将音乐活动与培养合乎其社会理想的道德情操结合起来。这一“乐”的实践过程，将人的情感心理体验由最初的物质欲求，逐渐走向审美感知，由伦理学走向美学、社会学，成就一种新的人生观，使社会群体与个体间道德情操、伦理关系得以谐和。 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其焦点就是将人格作为道德修养的表现，其最深层的结构则是天人合一的境界体验，由这种境界体验产生了以“诚”为本、“温柔敦厚”的审美人格，礼乐教育与审美教育的指归乃是为了造就这种理想人格。从孔子赞美的颜回安贫乐道到孟子高扬的“充实之谓美”，再到宋明理学倡举的人格理想，不管其政治背景如何，在论述道德与人格的关系时，却始终以超越功利作为道德的内核与人格的基础。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体现在音乐的审美准则，形成儒家的音乐美学思想，受到中国封建统治者的重视，成为封建统治者治国平天下的法宝。促成了中国这个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和突出宗派秩序的人际政治，长期稳定与充分发展，使整个封建社会达到了高度的和谐与平衡。但在封建制度下的这种和谐与平衡，也给上层建筑思想领域带来束缚与禁锢。在等级森严、上下相维、皆安其位而又和谐稳定的网状系统的社会里，人们个性解放的企图、追求、欲行、竞争等都是不可能的。中国文人虽然知识丰富、善辩、修养高、有远见，也曾为社会做出巨大贡献，但在封建思想的重压下，实际上只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附庸。 这种上层建筑思想领域的束缚与禁锢，在整个封建社会里，有社会长期稳定、和谐与平衡的一面，也有限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一面。今天，人们已经从封建社会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谈到孔子音乐教育思想的继承与发展问题，总要考虑是不是又走回头路了，是不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实际上我们现在所进行的音乐实践活动，仍然没有脱离孔子音乐教育思想的影响，其中也包含了人的素质培养、道德含义、美育作用，只不过没有上升到理论上去认识。当然，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新的社会，充分民主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下，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却有着新的意义。其新的意义就在于我们的音乐实践活动不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而是为广大的劳动人民服务。在构建一个新的和谐社会的时候，孔子音乐教育思想中人的素质培养、道德含义、美育作用，仍然具备其重要的理论价值。探讨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如何适应于当今社会的需要，便是其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教育思想 【摘要】随着教育、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许多新的教育理念和方法不断涌现，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我们静心思考，就会发现好多貌似很时尚的说法，其实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就有过相关的阐述，与其说有些观点是在创新，倒不如说是在继承，或者说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因此，作为二十一世纪的教育工作者，应该重视从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的文化和灿烂的文明中汲取教育的营养和智慧，然后承前启后、推陈出新，从而形成更为科学、有效的教育思想，用来指导我们的教育实践。说到这里，就必须提到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孔子四十多年的教学经历积累了丰富的教育教学经验，提出了许多教育原则和方法，加之儒家后人的不断实践、补充和完善，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科学的理论体系，笔者在此大致分析、归纳、罗列几个方面，与大家共享。 【关键词】孔子儒家教育思想教育教学 一、学习与思考相结合 孔子非常重视学习和思考的结合，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就是告诫学生在学习时把“学”与“思”紧密结合。同时他还强调在老师的教学中要“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就是说，学生不到苦思冥想而仍然领会不了的时候，老师不要去开导他；学生不到他想说而又说不出来的时候，老师不要去启发他。从另外一个侧面告诉了我们思考的重要性，老师不要包办代替搞一言堂，要给学生充分的思考时间和发言的机会。现在我们经常倡导的“精思 博学”、“先学后教”等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都体现了孔子的这一教育思想。 二、学习和笃行相结合 孔子反对那种表里不一的人，批评那种光说不做的人，讨厌那种口是心非的人。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即品德不去修养，学问不去讲求，听到了义不能去做，有了过错不能改正，这都是我所忧虑的。他对学生不仅听其言而且观其行，他要求学生要言行一致，说到做到，多做少说，先做后说，“言必行，行必果，”“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他对弟子颜回粗衣淡食，刻苦好学，少说多做，一再给予表扬，孔子的言行告诉了我们学习和笃行相结合的重要性。现在我们提倡教育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知行相统一的原则，并重视培养学生高尚的思想品德和良好的动手能力，和孔子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三、因材施教，循循善诱 所谓因材施教，是指针对不同的教育对象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孔子说：“口欲味，心欲佚，教之以仁；心欲安，身欲劳，教之以恭；好辩论而畏惧，教之以勇；目好色，耳好声，教之以义。”即对嘴里垂涎美味、心里想着安逸的人，要用仁德进行教育；对心里想着安闲身体却忙得不止的人，要用恭敬进行教育；对于喜欢与人辩论但遇事畏惧的人，要用勇敢进行教育；对眼睛看重女色、耳朵好听音乐的人，要用正义进行教育。可见孔子非常注重从学生的个性特征和实际情况出发来教育学生。循循善诱是说对学生进行教育时，老师要善于引导、重于启发，让学生在老师的引导、启发下主动获取知识。据《孟子》记载：有个小孩唱到沧浪河的水清澈啊，可以洗我的冠带；沧浪河的水浑浊啊，可以洗我的双脚。孔子听到后随即给学生说：你们听着，水清则洗冠带，水浊则洗双脚，这都是有水自己造成的啊。在此，孔子意在启发学生要自我修养，自我提高，自我成才。他所倡导的因材施教，循循善诱的教学方法，一直到今天还被我们奉为珍宝，视为经典。 四、以身作则，率先垂范 在孔子的教育实践中，我们不难看出他非常重视在教育的过程中老师“以身作则”的重要作用。他曾有句非常著名的话“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他认为教师只有以身作则，坚持温顺、善良、恭敬、简朴、谦让，才能收到潜移默化的教育效果。他以身作则的教育思想和行为，为后来的教育家所重视和推崇。美国的教育家布尔纳鲁说：“教师是学生可以视为榜样并拿来和自己作比较的人物。”乌申斯基认为“教师个人的范例，对于青年人的心灵，是任何东西都不能代替的最有用的阳光。”而我国教育界对老师“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的作用更是强调有加，提出了“言传身教”的教育理念，可见各国各代的教育家是多么看重老师的表率作用，也可见孔子的教育思想影响时间之久，范围之广，程度之深，这是其他任何教育思想流派所无法比拟的。 五、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提起孔子的这八个字，可以说路人皆知，更是被广大的教育工作者奉为经典。其实孔子不仅这样说了，而且这样做了，他本人就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典范。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其谦逊、好学的精神令人钦佩。他曾在陈国、蔡国交界处受到困窘，坐在简陋的席子上，一连七天粒米未进，然而读《诗》、《书》，习《礼》、《乐》不休，还谦虚的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至今听来，还让人动容。孔子还是“乐教”不悔、诲人不倦的榜样。他废寝忘食、呕心沥血、诲人不倦的忘我精神，被弟子们大加赞扬。亚圣孟子还把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作为人生的“三乐”之一。孔孟的“乐教”精神其出发点虽然是企图改革贵族政治的需要，来自其实施“仁政”“德治”的政治要求，但也反映了他好学上进、热爱教育的精神，反映了他对弟子们强烈的责任心。这正是一个有良知的伟大教育家所必须具备的优秀品质，也是社会发展对我们每一位教育工作者提出的迫切要求。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教育思想、教育方法博大精深，短短的论述只能是管中窥豹、走马观花，尚有许多方面未能提及。我们新时代的每一位教育工作者对孔子的教育观要加强学习、加深研究，吸取其精华，并结合新时代的需要和实际情况，落实在我们的教育教学实践中，充实自我、关爱学生、科学有效、献身教育，从而走进理想的教育，实现教育的理想！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正名思想对思想政治教育意义 摘要：“正名”是孔子政治思想的重要议题。在孔子看来，“言”是由“名”组合而成的，假若一个名字没有正当的意义，就会连话都说不通的。所谓“名正言顺”，也就是“名正”了，事情才会说得清楚。因此，孔子“正名”主张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求事物的“名”与“实”相符合。孔子的“正名”思想对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孔子；“正名”；思想政治教育；启示 一 “正名”是孔子政治思想的重要议题。孔子生活在一个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时代，他一生忧国忧民，志在救世。为了安定社会秩序，变无道为有道，孔子提出了“正名”的思想。孔子的学生子路问孔子：卫国的国君若要你去治理国家，您打算先干什么事情?孔子回答：“必也正名乎?”又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可见，在孔子眼里，一切不良的社会后果都是从“名不正则言不顺”开始的，所以，他把坚持“名正言顺”看成是为政的一件大事。冯友兰先生认为，孔子所说的“名”，实际上是指一事物的构成要素或概念。即“一名必有一名之定义，此定义所指，即此名所指之物之所以为此物者，亦即此物之要素或概念也”。也就是说，“名”是一事物与其他事物相区别的规定。如“君”作为一个名，其定义就是指一个做“君”的人应当包含哪些要素，才能符合“君”的概念。所以，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中，第一个“君”就是指事实上那个做君的人，第二个“君”就是指君的名，或者说是君的定义。“君君”就是做君的人只有符合了君的定义才能叫君，否则就不能称其是君，如果硬要称其为君，那就是“名不正言不顺”；同样，“臣臣，父父，子子”也都照此例。在孔子看来，“言”是由“名”组合而成的，在他的哲学中有“积名成辞”的思想。也就是说，假若名字没有一个正当的意义，就会连话都说不通的。所以，孔子讲“正名”，首先是为了“言顺”。他说：“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易经·系辞下》)这里的“正辞”与“正名”实际上是一回事。所谓“正辞”就是说话要符合事物的名义，以便给人们的行为有一个好的导向，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从而，孔子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实际上就是主张事物的“名”与“实”要相符合。只是这种主张从本体论方面看是唯心主义的。因为在孔子看来，名正了，话才讲得通。实际上是主张事物的“实”要符合其“名”，而不是主张“名”要符合其“实”，把“名”看作第一位，放在了“实”的前面，颠倒了“名”与“实”的关系。孔子的哲学主要是政治哲学，他主张“正名”主义，要求人们说话办事要做到“名正言顺”都是为实现其政治主张服务的。因此，他把“正名”看作是为政的第一件事情，强调统治阶级应当重视“名”、“辞”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他认为天下之所以无道，问题就出在社会上盛行以“不正”之名，语“不顺”之言，思想界话语失真，名与实不相符。孔子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他借“觚”为题，大发议论：“觚不觚。觚哉!觚哉!”(《论语·雍也》)意思是觚不像个觚，这是个觚吗?在古代，“觚”本来是一种有角的酒器，有的有六个角，有的有八个角。可后来人们把觚字用泛了，把凡是可以盛三升酒的酒器都叫成“觚”，而不管它有没有角。孔子“觚哉!觚哉”地质问，目的是借以说明“名不正则言不顺”。孔子认为，如果在社会上说话做事没有一个公认的是非标准，名实之相乖违，那么人人都可以“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不可日变”了。所以，为政者要想消除天下无道的病根，就必须以“正名”为先。在孔子看来这是循大道之举，可以收到社会政治稳定、天下太平的效果，因为“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正名”为先，就要首先订证一切名字的意义。也就是要别同异，搞清楚什么是什么，什么不是什么。即如董仲舒所言：“《春秋》辩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其次，要订证一切名字的意义，就要有一个辨别事物的公认标准。在孔子看来，事物之名如果没有公认的标准，不但会造成人们言语失真，思想混乱，而且一切制度，如礼乐刑罚之类，便都不能成立，就会引起纲纪败坏，最终弄得整个社会惶惶而觉得没有主宰。这就是“礼乐不兴，刑罚不中，民无所措手足”。所以，“正名”是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 孔子的“正名”思想，对后世儒家有深远的影响，也是后世儒家政治思想的中心问题。荀子说：“今圣王没，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则虽守法之吏，诵数之儒，亦皆乱也……异形离心交喻，异物名实互纽；贵贱不明，同类不别：如是，则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废之祸。”(《荀子·正名篇》)也就是说，要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就要做到“名正言顺”，否则，就会“则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废之祸”，这与孔子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遥相呼应。孔子的“正名”思想不仅对后世儒家有深远影响，在中国学术界同样有广泛影响，先秦诸子多家论著对此都有申论，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所关注的重要议题。 二 1939年2月20日在《致》的信中对孔子的“正名”思想作过评价，其中说道，孔子的“正名”思想，“作为哲学的整个纲领来说是观念论”。但孔子的“正名”思想，也有其合理的因素。说，孔子的“正名”主张，“如果作为哲学的部分，即作为实践来说是对的，这和‘没有正确的理论就没有正确的实践’意思差不多”’。还说：“‘正名’的工作，不但孔子，我们也在做，孔子是正封建秩序之名，我们是正革命秩序之名。”在看来，“正名”主张，从思想政治教育层面来说，也就是要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建设，明辨是非真假，坚持理论之“名”与实际之“实”相符合，以真正切合实际的正确理论指导现实的实践。他晚年尤其重视“名”(理论)的指导意义。他提出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虽然在具体问题的认识上有“左”的偏差，造成了一些消极影响。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他实际上也是在提醒人们要正确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如果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就会出现“名不正则言不顺”的问题。他曾以苏联的赫鲁晓夫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言论为例，在肯定的意义上引用了《论语》中“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话。他说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说的就是精神变物质。马克思讲无产阶级专政，是一言兴邦；赫鲁晓夫讲三无世界、全民党、全民国家，是一言丧邦。事实证明，的这些话确实是寓意深远。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尽管原因复杂，但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内没有正确的是非标准、曲解马克思主义原则是其中重要的一条。因此，孔子的“正名”思想对于我们做思想政治工作有积极的启示意义。首先，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这是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之“名”。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但基础和核心部分是政治教育。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所谓思想政治教育，旨在突出以“政治”为核心内容的思想教育。因而政治观教育是一个重要方面。相应地，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就是教育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人民进行思想观念的教育。就是要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而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要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就必须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能把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当成马克思主义来宣传。这样一来，就会导致“名不正而言不顺”，给人们的思想认识带来混乱。譬如，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那么，究竟该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人”的关系呢?这本来是一个老问题了。西方“马克思学”把人说成是摆脱一切客观制约性的抽象主体。指责马克思主义是所谓的“入学空白”。于是，在近代西方哲学人本主义思潮中，一些哲学人本主义学派，为弥补马克思主义的“不足”，就把自己的理论抹上马克思主义的油彩，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化趋向十分明显，出现了所谓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等。不仅西方，在东方也出现了南斯拉夫的“实践派”，波兰的“哲学人类学派”、捷克的“存在人类学派”、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学派”等等，这些理论虽然名称各不一样，但本质上都是以抽象人道主义哲学为基础的社会历史观。它们都不是从现实出发，而是从概念出发来谈论“人”。这种人学观念，尽管语词华美，却往往会漠视现实社会中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它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是根本对立的。尽管马克思主义也不反对人道主义的伦理原则，但它与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社会历史观是不可能相互包含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从来不会承认它们是马克思主义的。现在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一些人对“以人为本”含义的理解，也误人了“人本主义”泥坑。例如，有人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人道主义最高体现，把我们社会生活中人道主义原则的实践说成是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目的的实现。似乎是在尊重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贬低了马克思主义；似乎是在宣传“以人为本”的政策，实际上却与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之目的相去甚远。因为如果模糊马克思主义与“人本主义”的界限，或者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人道主义，也就等于否定了“以人为本”的哲学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那正是社会民主主义的观点，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 其次，尽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导性和主体地位，这也是天经地义的。也就是说，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多样性里面，也有个主次问题。坚持主导性和多样性的统一，不能只要多样性，而没有了主导性和主体性；否则，就会带来“名不正则言不顺”的后果。譬如，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我们在宣传“和谐社会”思想时，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以资实现之用，那是很有必要的，也是应该大力提倡的。但是，我们在宣传和谐社会思想的时候，却不能把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和合”思想说成是今天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因为这样以来，事实上是以“和合”哲学取代了历史唯物主义，取消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指导作用，与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背道而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指导下的实践。中国传统和谐文化只是和谐思想的一个文化渊源，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上，其地位是不能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理论相提并论的。再如，我们在宣传和谐社会思想时，既要讲矛盾的同一性，又要讲矛盾的斗争性。但在矛盾的二重性里面，也有一个主次问题，那就是矛盾的斗争性始终是第一位的，斗争性是绝对的、起决定作用的，同一性是相对的、是第二位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是不能随意推翻的。但在实践中，有一些人在宣传和谐社会思想时却忘记了这一点，讲对立统一规律，只讲“同一”，不讲“斗争”；只讲“和谐”，不讲“矛盾”，把同一性说成是矛盾的绝对的、主要的方面，把事物的发展归结为“和合”运动的结果。这在实际上就等于更改了对立统一规律的内容，在社会历史观上就会导致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历史贡献，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动力论。这也是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相违背的。还有一些人在宣传和谐社会思想时，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譬如，只讲生产力，不讲生产关系，把和谐社会看成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来论证和谐社会的建构思想，而是借用中国古代封建专制社会的几个所谓盛世王朝或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社会。来比附“和谐社会”，描述“和谐”盛况，而完全没有了“社会主义”的观念。这样一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似乎是在向古人复归或是在向西方社会形态靠拢等等。如果这样来诠释“和谐社会”思想，不也就是“觚不觚。觚哉!觚哉!”了吗?这种“名不正则言不顺”的结果，就是消解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这是有悖于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所以，我们在宣传和解读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时，一定要注意做到“名符其实”。这个“实”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实际。在评点孔子的“正名”思想时，曾经指出“实不明则名不正”。不能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和建设相结合的实际，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就会带来“名不正”的后果，以不正之名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就会把社会主义实践带入迷途，以致扰乱社会主义社会的秩序。所以，从事思想政治教育，一方面，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内容；另一方面，要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实际，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正确理解和运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及时地对人民群众进行“名符其实”的思想政治教育，以指导新的社会实践，实现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乐教思想教育 诸子百家中提倡音乐教育的只有儒家而又首推孔子，他的音乐教育思想值得我 们世人探索一番，对于继承祖国的音乐文化遗产，孔子的乐教思想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把乐教当做培养人的完成阶段 孔子办私学，是以礼乐为其教学内容的主体部分。“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在教学内容上，他把乐教放在第二位，在教材选择上，是以《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书”为基本教材。 作为教育系统性的反映，孔子培养人的教育内容在整体上包括有“文、行、忠、信”这“四教”：“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而“乐”就是孔子的“四教”之一“文”教中的一个重要项目。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这里的“道”是志向，“德”是基础，“仁”是归依，而“艺”则是自由的游戏，孔子所说的“游于艺”的“艺”，即使“六艺”。“游于艺”既是对前三者的不足，有时继前三者之后的完成，是通过对客观规律性的全面掌握和运用，现实地实现了人的自由，完成了“志道”“据德”“依仁”的人的全面发展和人格历程。与“游于艺”相通的，是孔子的“成于乐”的教育主张。正如“游于艺”高于“志道”“据德”“依仁”，“成于乐”指的也是高于“兴于诗”“立于礼”的人格完成。就是要通过“乐”的陶冶情操来造就一个全面发展的人。在孔子看来，从个人成长角度而言，也应遵循“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原则。孔子提倡用乐来完成的修养，通过音乐审美过程中的潜移默化，使人的精神境界趋于完美，成为符合儒家政治要求和道德规范的“仁人”。在这里，音乐被看作是用来培养人和塑造人（“成人”）的重要手段。以上所属孔子有关乐教的主要内容，可以用“21字”给以概括，即所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显然，受教者是以诗乐与礼乐学习的完成作为先决条件，并且始终不离开乐教育的乐教的实现，因此，它有不能等同于一般的音乐教育，这恰恰证明乐教育在孔子的整体教育体系中是任何时候都不可缺的。 二、强调乐的德育教化功能 孔子非常重视音乐的社会功用和德育教化功能，主张用礼、乐来贯彻，以“仁”为核心的学说提出了“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的思想。我们从中可以知道，有礼无仁，礼所规定的等级名分、贵贱之序就无法维持。乐有“和”的特征。最适合宣扬仁德、仁政，可用使人际关系和谐，等级关系协调，同时，在乐的内容中，有要求以仁补礼之不足，对礼进行损益，是音乐的内容合于礼，他把“乐”与“礼”相互配合，赋予了“乐”治理天下的政治功能，也提出了“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的主张（《孝经•广要道》），这一思想反映出他要用乐来改造社会风气的意图。 三、重视乐教中的审美情感培养及其美育作用 孔子乐教中对人的审美情感的培养，其途径是多方面的。 其一，是在音乐形态美的把握中加深丰富的情感体验。据《论语•泰伯》记，“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 乎’，盈耳哉！”这可以视为孔子对学生讲解音乐，通过介绍自己对音乐形式的理解以及自己对审美情感体验给他们以启发。另外，《论语•八佾》记“子语鲁大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皎如也，绎如也，以成。’”同样是谈对音乐形态美的感性体验。 其二，是强调音乐审美中的美感体验与快感体验的不同。孔子在强调乐教的社会功用的同时，又强调音乐的愉乐作用，在《论语》中，“子在齐问《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孔子在谈自己的感受时，并非是仅仅表达一种多日“不知肉味”之意，而是区分欣赏乐舞是获得的感受体验与味觉上快感体验的不同性质，孔子做出的这种明确区分，是我国美育发展史上值得书写的一笔。 其三，是主张在音乐审美中保持一种“和”的情感态度。孔子曾评价“《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他认为，音乐审美中的情感态度及其表现应是中正平和的，也应当是适度的、有节制、属于“淫”的情感体验方式。因此，孔子所说音乐审美中“和”的情感态度、是有一定的衡量尺度和标准的。 这种主张从另一方面讲，对于当时统治阶级，不顾人民疾苦而纵乐，无疑是一大进步。 四、强调艺术作品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做出“即美且善”的文艺评判标准 孔子在强调音乐作品思想的同时，又强调音乐作品的艺术性，主张内容要善，形式要美。二者要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到“即美且善”，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内容为“质”，形式为“文”。质超过了文就显的粗野，文胜过质就显的空虚，只有文质结合得当，才是最理想的。 孔子闻“韶”乐做出了“尽美矣又尽善也”的评价。邢疏解释为：“孔子言《韶》乐其声及舞极尽其美，禅让受禅其圣德又尽善也”，而孔子闻《武》乐后指出“尽美矣未尽善也”。孔子确立的“即美且善”的文艺批判标准成为我国古代音乐美学的源头。 五、强调乐教知行合一的实践性 在孔子的乐教实践中，他将“行”作为学习的延续，重视知行的一致。这一思想在儒家后学那里得到继承和发展。《中庸》一书以孔子的名义，将孔子的“学”“思”“习”“行”发展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五个极端。从孔子的乐教活动来看，他要求学生学习诗乐的目的，就是为了立人行事，能够学有所用。 在孔子的乐教思想中，不学《诗》，无以言；不学《诗》，难以立行。总之，不学《诗》，难以立人行事。春秋时期，在社交礼仪场合中，经常有“歌诗必类”的行乐活动，不能据《诗》唱诵应对，是难以进行交流的，孔子讲的“兴、观、群、怨”，其中的“群”，就是立足于社会群体人际间的实现。《论语•阳货》中记：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这也表明孔子心中是对他的学生在实践他的乐教思想是肯定的。 孔子的乐教思想在当今依然闪烁着耀眼的光辉。我们应该结合时代的发展，审时地借鉴、批判的继承，使传统文化与时俱进，充分发挥音乐教育在人才素质培养和德育教育中的功能和作用，更好地实现我国制定的人才培养的战略目标，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做出贡献。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教育思想中现代教育的启示 【摘要】孔子以德为首、有教无类、教学相长等教育理念和注重启发式教学方法、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教学方法，对现代教育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现代教育应注重道德教育，提倡全面发展；注重发挥学生主体地位的作用，加强思维能力训练；注重对教师水平的提升，做到终身学习；注重学生身心发展，建立友好、和谐师生关系。 【关键词】孔子；教育思想；主要内容；现代教育；启示 在当今21世纪的今天，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竞争日趋激烈。然而，说到底，当今世界的竞争是以人才为核心而展开的，而人才的培养是依靠教育而进行的，有什么样的教育就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不可否认，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有了较快的发展，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但是，我们仍然在一些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其中也包括教育。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其思想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对我国乃至世界的经济、政治等均有重要影响,其教育思想更是在世界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孔子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1、以德为首，注重道德教育 在孔子的教育思想中，其非常重视对学生的道德教育，重视对学生完善人格的培养，教学生学会做人。孔子将道德教育作为其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注重对学生道德素质的培养。以孔子为代表儒家思想，一直倡导个体要具备较为高尚的道德品质，要成为君子、贤人。因此，孔子在其教育活动中，首重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使学生都能够在道德品质方面有所提升，做一个道德高尚的君子。在平常对学生的考察中，孔子也将学生的道德修养作为重要的衡量依据。 2、孔子提出“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 孔子生活于春秋战国时期，在孔子之前只有上层社会的弟子才有接受教育的权力和机会，普通老百姓的子女是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的，受教育的权利被上层社会所垄断，被称之为“学在官府”。孔子创办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私学，从此打破了“学在官府”的状况，使得平常百姓的弟子也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并且孔子在招收学生时也并不会因其出身、家境等区别对待。“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悔焉”。[1]大概意思是说只要学生本人有学习的愿望，奉送上几条干肉作为见面礼就可以成为我的学生了。孔子认为不论家庭出身，社会地位等每个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也正是因为如此，孔子招收了大量底层社会的弟子，使得他们都有机会接受教育，并且在这些人之中也出了不少当时社会的精英。 3、在教育方法上，孔子注重启发式教学 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2]”意思是说在学习的过程中，不到学生想要弄明白而不得的时候，不要去指导他，不到他心里明白却不能完整的表达出来的时候不要去启发他，如果学生不能举一反三，就不要再给他举例了。也就是说如果学生本人没有获取知识的欲望，则不去启发、引导，不能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就不要再给他们举更多的例子了。孔子非常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的发挥，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积极探索的意识，在孔子的执教生涯中，他也能够很好的将启发式教学的教育方法运用到具体的教学实践之中。 4、在教学内容上，涉及范围较广，注重教育的全面发展 孔子在教学过程中，其教学内容主要包括“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具体而言，孔子的教学内容主要包括：礼仪道德、音乐舞蹈、射箭、骑马、书法以及计算，由此可见孔子教学内容涉及范围之广。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都在倡导公民要做君子、圣人、仁人志士，做一个道德高尚的“贤人”，而要做一个道德高尚的“贤人”就必须首先要知书明礼、博学多才，因此孔子在其教学过程中，其教学内容非常广泛，在各个方面对学生严格，力争使学生在各个方面都得到完善，做一个在各个方面都较为完善“贤人”。尽管有人可能会说，孔子身处于等级森严的古代社会，其教育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为统治阶级服务，为其阶级统治辩护的；然而，就孔子在教学内容范围的涵盖而言，仍然对我们现代教育，尤其是素质教育的开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5、在师生关系方面,孔子提倡师生平等对话、互相交流，并提出了教学相长的教育理念 孔子与自己的学生关系都非常的要好，作为老师孔子也非常关心学生，他不仅关心学生的学习，也关心学生的生活。关于描述孔子与其学生关系的故事在《论语》中多处都有所涉及。据《论语》载：有学生生病了，孔子自己曾多次探望；另有一次，孔子的一个学生因为意外事件而去世，孔子听说了这个消息当场难过地嚎啕大哭。这些都足以看出，孔子作为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另外，在教学上，孔子还提出了教学相长的教育理念。“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是故教学相长也。”[3]意思是说教与学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能够不断的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也能够不断的发现自己的欠缺之处，教师与学生在教与学的过程之中，能够不断的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促使双方都能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完善自己。孔子是我国古代最伟大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其思想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对我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都产生了较为重大的影响。仅就其教育思想而言，对我国的现代教育的发展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孔子教育思想对我国现代教育的启示 1、注重道德教育，提倡全面发展 孔子在其教学活动中，非常重视对学生道德品质的培养，注重学生道德素质的塑造和培养，反观现实，我们不难发现，我们现在教育与孔子首重德育的教育思想相去甚远。1985年5月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就指出：“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4]自此次从国家层面提出“素质教育”的方针之后多次在不同场合予以重申和强调，如果从此次首次提出开始算起，素质教育的方针也已经执行了30多年，然而从现实的情况来看，我们的教育仍然处在“应试教育”的怪圈。我们不难发现，类似于“为中小学生减负”这样的新闻报道不时的会出现在各类媒体之上。为什么我们的媒体要提倡为中小学生减负呢？其中的原因是不言自明的：我们现在的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太重，特别是城市中的孩子。我们的社会现在出现了一种现象：在学校里老师往往喜欢都喜欢成绩好的学生，在一些学校甚至分班和学生座次都是按照学生学习成绩的高低来安排的；在学校之外，学生家长之间讨论最多的也是孩子的学习成绩，他们想尽办法给孩子报各类的辅导班，想要提高孩子的成绩，甚至连孩子正常的休息时间都被完全的占用了。然而，问题在于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学生除了学习就没有其他的事情了吗？老师和家长一味追求的考试成绩真的就那么重要吗？在现实面前，这个问题是值得我们这个社会去认真反思的。在这样的教育之下出现了一种现象：我们的很多学生，很多孩子成为了“考试的机器”，他们除了学习好，成绩好之外，其他各个方面都非常欠缺。现代社会需要的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而不是只会读书、考试的“考试机器”。我们必须转变教育理念，打破传统“应试教育”的模式，转向重视学生思想素质、创新能力、独立自主、健康身心、人际交往等的“素质教育”，重视对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高素质人才。 2、注重发挥学生主体地位的作用 在传统教学中教师一直处于教学活动的主导地位，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讲解知识，学生接受知识，即所谓的“灌输式教育”，没有能够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的作用。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5]即就是教师在教学活动中要注重对学生的启发、引导，注意对学生思维的调动，引导学生主动的去思考、去探索，而并非是老师对学生的“灌输”，更不是教师直接给出标准答案让学生死记硬背。教育从根本上讲是教师教师传授给学生思考问题的能力，“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是一种能力的培养，而并不是书本知识的获得。在教学活动主教师要注重学生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的作用，注重对学生思维能力的训练，使得他们能够掌握掌握获取知识的能力。 3、注重对教师水平的提升，做到终身学习 现代社会发展速度飞快，知识更新的速度也在大大加快，这就要求公众尤其是教育工作者不断提升自身水平，更新知识。教师作为知识的传播者、时代精神的引领者、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也就必须做到不断学习、终身学习，也只有这样才能够获取并掌握前沿知识，进而将其传授给自己的教育对象。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能够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关键在其教育水平的高低，而教育水平的核心就在于教师水平的高低。21世纪世界各国之间竞争的核心就是人才，一个国家想要在世界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就必须要拥有一支世界顶尖的人才队伍，而人才培养的核心就在教育，因此，在世界各国发展速度不断加快的今天，作为减负人才培养、国家未来的教育工作者必须要不断提升自身水平，以“四个面向”要求自己，为我国未来的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 4、注重学生身心发展，建立友好、和谐师生关系 师生关系是否和谐对教育教学活动及学生未来发展的重要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拥有友好、和谐的师生关系，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感到轻松愉悦，在这样的氛围和环境下学生能够更好的接受和理解学习内容，从而有利于学习成绩的提高；另外，师生关系友好、和谐也更有利于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从而也有利于学生健康人格的形成。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师生关系友好、和谐，也能够使教师在工作中感到轻松愉悦，从而以更加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于教学活动中，从而也有利于教学水平和效果的提升，同时也更加促进了友好师生关系的进一步巩固，形成良性循环。孔子在其教学活动中与自己学生的关系就非常要好，在各方面如慈父般关心、照顾学生，甚至在学生生病期间亲自给学生送药，自然而然学生对孔子也是非常好的，在孔子晚年日常生活基本也都是学生在照顾，甚至在孔子去世之后学生为其守三年之孝。这些都足以说明师生关系的和谐对教育教学和个体身心发展的重要影响，当然和谐师生关系的建立需要各方力量的共同努力,因此，包括社会、学校、家庭、教师和学生等的各方力量应该共同努力，为建立友好、和谐的师生关系贡献自己的力量。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关系人才的培养质量，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命运，是国家长远发展的前提与基础，只有拥有良好的教育才可能拥有高素质的优秀人才，因此，我们应该向孔子学习，转变教育发展方式，着力发展素质教育，着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走教育“内涵式”发展道路，为我国的现代化发展培养出高素质、高水平的现代化人才。 作者:王宇涛 单位:西华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实用教育思想探索 “半部论语治天下”，后世对论语的评价甚高，而其中的教育思想是论语中比较核心的思想之一，它不仅对当时，亦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虽然儒道佛三家共同塑造了中国人两千多年的精神风貌，但起主导作用仍然是儒家文化，中国人从摇篮到坟墓，从出生到死亡，在文化遗传基因就深深打下了儒家的烙印，儒学塑建和构造了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和道德品格。“中国文化—哲学之所以重生成大于重存在，重功能大于重实体，重人事大于重神意（神灵也完全服务人事），也可说都是这种知命精神”。[1]从儒家教育文化中概括出来的教育思想也深受此种特征的影响。文章主要从教育理念、原则、方法、成果和局限性等方面进行分析。 一、教育理念 纵观儒家教育思想，从产生到发展再到衰落，其不变的宗旨是培养一个经世致用的君子。《论语》中的教育思想蕴含着实用性风格，如在《论语•子张》中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在《论语•子路》中“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但儒家的实用性和美国实用主义哲学有很大不同，儒学虽强调学问的实用性，即做学问的终极目的和效用，其重点不强调表面的形式效果。孔子首先要求的是成为“君子儒”而不是“小人儒”。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这里的君子是指有很高的道德，知识很广的人。君子以“谋道”为目的，以“成德”为任务，决不以“谋食”为目的。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朝闻道，夕死可矣”。詹姆斯的实用主义追求“有用即真理”，“它拒绝了抽象和不充分的东西，拒绝了字面上的解决，拒绝了不好的先验的理由，拒绝了固定的原则，封闭的体系与虚构的绝对和起因。它追求具体和恰当，追求事实，追求行动的力量”。[2]而儒家的实用性包含着形而上的追求，读书不仅是知识的增加和“谋食”，而且也是道德的提升和“谋道”，其终极目标指向“仁”。笔者认为儒家的实用性和哲学实用主义的分歧主要在于，儒家认为不管这种形而上的追思有没有产生作用，这种追求本身就是有意义而值得做的；实用主义则强调把形而上追求当作手段，如果这种追求不能在结果上产生效应或效果的话，这种追求是没有用的或没有意义的。 二、教育原则 孔子招收学生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有教无类”，“类”在历史上注疏较多，争议不断。笔者认为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针对地域民族而言，二是针对社会地位而说。孔子一生确实在实践此原则，他周游列国广收弟子，不问出身贵贱和地位尊卑。孔子办私学，打破了学在官府，贵族垄断教育的局面，而且孔子的“有教无类”思想恰好体现了他先进的教育观。在这一点上他不循周朝礼仪，不顾等级制度，表现出大胆改革的精神。孔子对学生既不嫌贫爱富，也不仇视富家子弟，他的学生有家境富裕的子贡，也有一贫如洗的颜渊，对待学生视如己出，终生追求“仁”之真谛。 三、教育方法 儒学不像西方哲学重思辨和逻辑推演，孔子很少抽象地阐述问题，也很少在某一个概念或范畴上进行语言分析。在教育方法上，是实用理性之思维，“实用理性之思维重启发、暗示、点悟、极具具体情境性质，而不重抽象论证，详尽说明或推理过程”。[3]孔子的教育方法灵活多样、内容丰富，这方面很多学者多有谈论，笔者在这里只提出比较重要的方法。 1、因材施教，实施个体化教育 孔子是一个很有感悟力和观察力的老师，他对学生的性格、能力、才智和兴趣是非常重视的。在《论语•先进》篇中对子路和冉有都问一个问题——“听到后都去实行吗？”但孔子对冉有的回答是听到后就去实践；对子路的回答则是父兄都在世，怎么能听到就去实行呢？这种截然相反的回答引起了公西华的疑问，孔子说，冉有性格退缩，所以要他勇敢些，子路性格太过于勇敢，所以要他谨慎些。孔子这种先进的教育方法，不仅体现他为人灵活洒脱的人格，而且也彰显了老师对学生主体个性的尊重和仁爱。反观如今的教育，形成了一种标准化生产人才的固定模式，教育逐渐脱离学生实际，脱离受教育对象的具体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学生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2、学思结合 “学而不思则罔，死而不学则殆”这是孔夫子所推荐的求学治学之道，按照现在观点来说，这是对学习的定性研究，而并不是一个定量研究，学与思在学习中到底应该占多大比重，其比例如何分配，孔夫子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明或客观的标准。只学不思，就如叔本华所说的自己的大脑成了别人的“跑马场”或“吃别人留下的残羹剩饭，是陌生人穿用过的衣服”。[4]其结果就是“永远阅读别人，而从未被别人阅读”。只思不学，只会冥思苦想，其结果是越思考，思维越狭窄，最后成为闭门造车。《论语•卫灵公“》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美，不如学也”。但如果以常人理解的中庸之道去解读学与思的关系，“持其两端取其中”，这样的话，出现了两个问题：其一，学与思的两端的中间不易找到；其二，我们可能从语意上去安慰自己，即“一边学习，一边思考”，事实上人只有一颗专一的心。如果把心从形式上分成两半，一半学习，一半思考，或者把整体时间分成两半，一半时间学习，一半时间思考。那么，这种学与思的组合是否能够达到学习的目标呢？由于受西方解构主义思潮的影响，我们倾向于将学与思拆解开来，然后再视其为一个整体，那么解构后的整体还是当初那个整体吗？运用西方解构主义方法能够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认清中国哲学或文化的大致脉络，但是我们利用西方某一种时髦的方法并非能够体悟得到中国哲学或文化的精髓。因此，我们应该将其视为天然整体，以系统眼光看待之。学与思是一个整体和“全”，以学去否定思，那么读书学习就是加法，读书的人等于书本之和，书还是书，而读者不过是一个拼凑的数字；以思去否定学，那么读书学习就是闭门造车，读书之人的眼光视野就很难宽广。事实上，在一个既保持独立的思考能力又善于博采众长的人心中，学与思的矛盾永远存在着，没有一种会完全消失，而智慧就在于它们此消彼长的动态平衡中。 四、教育成果 据历史记载，孔子弟子三千中有“七十二贤人”。众所周知，古文有一特点，即数字不一定实指。为了方便阐述，暂且将其认为实指，那么3000-72=2918人，显然2918人要比72人多，后人常常仅仅把72人看成孔子教育的成果，这样说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且具有这样的观点的人是受到了当今教育之弊端“升学率”所影响，有的人认为“升学率”就是衡量教育质量的唯一标准，而人们之所以太注重“升学率”，是由于人们只注重数字，急功近利，不注重思考。七十二贤人只是孔子一生追求教育价值的阶段性成果，从长远价值来看，孔夫子及其弟子，传播了儒家文化，这才是真正的成果，这才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七十二贤人和2918人是孔子教育质与量的统一。不必讳言，七十二贤人在“质”上高于2918人，他们中有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路、子夏。（论语•先进篇）但我们也不可忽视2918人巨大的隐性作用。这2918人来自各行各业，他们共同接受儒学的教诲和熏陶，然后他们又向自己的家庭和朋友宣传儒学，这样使儒学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也许七十二贤人，多在学堂之上倡导儒学，搞学院化研究，而由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普通大众接受教育还是一件可望不可即的事情，这2918人在田间地头、商市小街宣传儒学。儒学与基层社会的结合，这也是儒学广泛发展的原因之一，基层社会为儒学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而儒学也为基层提供一套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和方法，其外在曰礼，内在曰仁。两者相互需要，相互支持，极大地促进了儒学在基层土壤深深扎根，所以教育质与量的统一，共同促进了中国文化的长远发展。 五、局限性 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局限性，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也有其缺位和局限。 1、忽视妇女受教育的权利 “有教无类”只是男权社会中教育公平，“男尊女卑似乎是儒家理论与实践的标志性特征之一，人们甚至可以说‘父权制’是儒家学说的致命弱点”。[5]孔子主张“克己复礼”，此礼为周礼，而周礼是奴隶社会的制度规范，因此他的妇女观不可能达到男女平等。在《论语•泰伯》中谈论关于治国的人才问题，武王说有十位贤臣帮助他治理国家，孔子却说只有九位，因为有一位妇女不能算数。在《论语•阳货》中“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亦为后人诟病。在这里有必要比较孔子与尼采和叔本华之间的女性观，这样可对他的女性观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叔本华在《论女人》中认为“女人是介于儿童和男人之间”“不重视大问题，只喜欢那些鸡毛蒜皮的事”，这显然是在污蔑女性，而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借用老妇人之口说：“你要到女人身边去吗？请别忘了带鞭子。”两位男权主义者之所以蔑视女性，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眼光看，童年期经验可能是重要的根源。孔子的人格和思想与其母亲有很大关系，孔子早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其母对其影响非常大。孔子的女性观与早期经验关系不大，孔子忽视女性的权利很有可能是出于现实政治需要。比如说孔子很反对女人干政，他最向往的周朝，也因其灭亡与女人有关。 2、忽视自然科学教育 虽孔子注重德智体的全面发展，但他的教学内容大多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知识很少涉及。《论语•子路》篇，樊迟请学稼，他批评他是“小人”说他不求上进，把学习研究生产知识和技术看做“没出息”。在《论语•子张》中，“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孔子说，小技艺阻碍人们研究大学问。孔子的道德教育注重整体上对人的精神上的改造，而忽略了技术能力的提升。 六、小结 儒学的教育思想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十分重大的推动作用。随着时代的剧烈变化，儒学教育仍需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和发展。儒学教育重实用、重文科，不太注重逻辑与思辨的内容也应该赋予其新的时代意义，儒学教育要做到与时俱进，须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实用教育、情感教育和理性教育的有机结合，以理性教育为主轴，以实用教育和情感教育为两轮，共同推进我国教育事业和人自身的发展。 作者：刘勇 单位：东华大学人文学院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思想体育教育论文 1孔子体育教育思想的教学应用分析 第一，孔子提出了“成人观”，也注重德、智、勇、力等方面的教育。而所谓成人，就是崇尚礼数，有道德，有智慧与勇气，还会精通六艺的人，几乎趋向完美。孔子的成人观在其重要教育思想之一。孔子认为，在教学实践活动中，应该将“成人”标准落实到每一处，从而培养更多趋向完美的人才。由此可见，孔子在其教学实践活动中已经培养了很多全面发展的人才，为社会作出了很大贡献。目前，市场经济发展很快，学生们都会受到应试教育的影响而无法全面发展。因此，必须将体育与健康课程作为身体练习的重要手段，从而增进学生的健康。而学校可以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也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也是孔子思想应用于现代体育教学实践的体现。 第二，就是孔子思想中的“武备”思想与“尚礼”观念。孔子认为，在战乱不断、兼并剧烈与弱肉强食的社会背景下，人们想积极参与到政事中去，还要保国为政，则应该对武备和军事武艺等训练进行强化。在孔子看来，战乱不断的时代会尚武强兵，但是应该和仁政与德治相互促进，才能在那样的社会背景下为人们提供丰衣足食与安居乐业的生活，并且有利于子民听从政令，安心发展生产等。孔子的武备和尚礼等思想观应用于射与御的教学实践活动中，具有积极意义。孔子非常注重培养文武双全的人才，对射箭和驭车等课业的传授给予很高的重视，意在提高学生的军事体育知识、体育技术以及技能。因此，在孔子的体育教育思想中，武备观念非常明确，不赞同人们还没有对军事技术进行掌握就参与到战争中去，否则不但自身性命难保，国家也面临着灭亡的风险。因此，孔子将武备思想贯彻到整个教学实践活动中。 第三，就是孔子的养生保健观念在体育教学中的实践。孔子提出了具有积极意义的养生保健知识以及保健方法，在古代体育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因此，孔子在进行教学实践活动时，都会传授给学生关于养生保健知识与保健方法等方面的内容。不但如此，孔子还会身体力行。孔子认为，人们应该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来实现健康长寿的目的，比如按时休息、劳逸结合和对饮食进行节制等等。如果人们对这些养生保健内容不够重视，则会导致疾病的发生。因此，孔子非常重视这个方面知识的传授。而孔子的养生保健思想与现代养生保健原则完全相符，而且具有一定科学性。因此，孔子的养生保健思想在中国传统养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四，孔子提出“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的思想，认为学习永无止境，不会被年龄限制，教育活动与学习活动都应该贯彻在人们整个人生之中。因此，每个人都应该通过不断的学习而提高自己的修养。而终身教育内涵在不断扩展与延伸中形成了终身体育理念，这是终身教育必然的发展趋势。而终身体育即人们终身都会接受体育教育，也会进行不断的体育锻炼。如今学校的体育教学都遵循终身教育的理念。在贯彻终身体育的过程中，学校体育非常重要，也是学生们树立终身体育思想的关键时期。学校应该满足学生们的身体发展需要，还要对学生们以后的需要进行考虑。因此，学校应该引导学生们树立终身体育的意识，并且培养其相关能力。孔子的终身教育观已经与现代终身体育思想相融合，并且应用在体育教学实践中，获得较佳效果。 第五，就是孔子的学以致用思想。孔子一直在贯彻学以致用和以身作则的思想，而传统教育的教学内容与学生们的日常生活相脱离，主要是为教学而进行教学实践活动，枯燥无味，导致学生们厌倦体育课。因此，学校的体育教学应该注重理论与实践的有效结合，并且让学生自由选择对自己有用，而且还比较感兴趣的体育项目，从而有利于学生们对运动进行掌握。另外，学生们还可以主动将掌握的体育知识与体育技能融入到生活中，渐渐形成良好的锻炼习惯，从而形成了比较健康的生活方式，使其终身受益，达到学校体育教学的长远目标。 2.结束语 基于孔子体育教育思想的教学实践活动已经在中国教育领域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教育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不但提出了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也提出了“武备”思想、“尚礼”观念、养生保健观念和终身体育理念。人应该仁智勇德兼备，还需要拥有比较强健的体魄。孔子的体育教育思想对现代体育教育产生非常积极的作用，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由于时代局限性，孔子的理论体系在一定程度上缺乏比较充分的论述，必须进一步完善体育教育思想，从而形成适应时代需要的体育教育思想，开展更好的教学实践活动。 作者：郑欣 贾晓敏 贾永刚 单位：邯郸职业技术学院 邯郸学院教育学院 邯郸市职教中心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教育思想研究 从我国教育史看，许多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重要教育思想和言论，都可以直接追溯到孔子，孔子在教育史上的地位和贡献是毋庸置疑的。在研究和继承孔子珍贵教育遗产的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孔子教育思想中蕴含着丰富、深厚的人文内核，这便是以尊重生命、重视人自身价值、强调个体的道德修养等为特点的人文思想。它渗透在孔子的教育理念、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各个层面，成为孔子教育思想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深刻影响着后世教育的价值取向，也为当今教育提供了有益的启迪。“有教无类”，是孔子博大教育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孔子人学思想在教育领域的有力体现。孔子“有教无类”教育信念的确立，是在对教育价值、作用的深刻理解及对人性的深入分析基础之上建立的。孔子十分重视教育的作用，他认为，兴办教育，培养人才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支柱。他提出“庶、富、教”的理论，这是对管仲“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国家重民教民的必要性、重要性的认识。 孔子认为教育是支撑国家大厦的梁柱，一个国家即使其君主昏庸无道如卫灵公，但只要有文治武功各方面的人才，这个国家便不会丧亡（《论语•宪问》）。而培养造就文治武功人才，完全离不开教育。《学记》把教育的重要性提升为：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君子“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反映了儒家学派及孔子对教育职能作用的深刻认识。如何开展教育？孔子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有教无类”的本意是指教育不分等级、种类。春秋以前，教育的局面是“学在官府,民间无学”，文化知识为奴隶主贵族所垄断，平民没有资格接受教育。春秋中叶以后，由于战争频繁，阶级关系的变化，以及社会生产对文化知识的需求，以致原来的知识为奴隶主贵族所垄断的局面被突破，开始了“文化下移”的新纪元。孔子为适应时代的潮流，创办私学，广收门徒，将以往深藏在秘府的典籍，解放出来，加以传播，使“学在官府”的传统教育格局被打破。 孔子的私学，“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史记•孔子世家》）”。我们可以想见孔子办学规模是宏大的，教学内容是多方面的。他的办学方针是什么呢?孔子自己说是“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又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汉代经学家马融解释说：“言人所在见教，无有种类。”只要自备十条干肉作为学费而来受教的，孔子总是不分贵贱、贫富和地域，对于他们一律加以教诲。孔子的有教无类，表现在诸多方面。其一，学生无论贵贱，均可接受教育。孔子的弟子中有贵族，如南宫适、司马牛；也有贱人，如子张；有善于货殖的富豪子贡，也有瓮牖绳枢的贫民原宪。可见，孔子破除了受教育者的等级界限。其二，不论品行高低，均可进行教育。孔门弟子中品类很不齐一：有的原来是性格粗鄙的人或者是行为不端正的人，有的甚至是盗贼。 他们经过教育培养，都能去恶向善，成德达才。《荀子•法行篇》记载：“南郭惠子问于子贡曰：‘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子贡曰：‘君子正身以俟，欲来者不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医之门多病人，檃括之侧多枉木，是以杂也’”。既云杂，可见是不拘一格、兼收并蓄的。其三，不分地域国别，广泛招收弟子。据记载，孔门弟子的地域籍贯，包括了鲁、卫、齐、宋、陈、蔡、郑、薛、吴、楚、晋、秦各国，他们年龄悬殊极大，大部分来自平民阶层。可见，“有教无类”确是孔子的办学方针和教育信念，他也真正做到了对凡来求教的“未尝无诲”的地步。孔子“有教无类”的信念，来源于他对人性的剖析。他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孔子认为人们的生性本来是相近的，只是由于习染和教育的不同，使人彼此间的差别悬远了。因此，教育和环境对人的作用远远超过遗传。他认为人们虽有良好的素质，但不能自发成才，必须经过学习与教育，才能有所提高，日进不已。孔子对他的弟子子路的一段对话，深刻地阐明了这种观点。子路曾问：“学亦有益乎？”，“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斩而射之，通于犀革，又何学为乎？”孔子曰：“括而羽之，镞而砥砺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心悦诚服地说：“敬受教哉！”(刘向：《说苑•建本篇》)。孔子还进一步论述一个人虽然具有爱好仁德、爱好聪明，爱好信实，爱好率直，爱好勇敢，爱好刚强种种优良品质或倾向，但是如果不爱好学问，不接受教育，便会产生愚昧受骗，放荡不检，伤身害义，褊急操切，捣乱撞祸，轻率狂躁等流弊(《论语•阳货》)。要避免和纠正这些流弊，只有从事学习，接受教育。“学则不固”（《论语•学而》)———“学习才不会受蒙蔽，”正是这个意思。 孔子推重教育的作用，对教育的作用作了正确的阐发。在他的思想深处，认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使个人的才能品德得到更充分、更完善的成长。在他的教育活动中，隐含着人人都可以受教育、能教育、需教育的人本理念,认为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教育而成人，这是“有教无类”命题的前提。在孔子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中，“仁”的本质含义就是把人放在第一位,尊重人、爱人。孔子认为爱人的重要内涵就是教育人、勉励人去努力获得教育。他说:“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论语•宪问》），可见,孔子的人本主义的基本精神是立足于人们获得教育。他的“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庶、富、教”的理想,兴办私学的实践,无不基于这样的精神[1]。孔子的人文思想深邃而厚重，它是继殷周以来神人关系、天人关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重心是探讨人在现实社会中如何实现自我、完善自我以及保持独立完整人格等重大问题，这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最重要、最精彩的部分[2]，对后世的教育实践影响深远。同时，孔子在教育对象上不分富贵贫贱、品行善恶的“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开创了教育公平之先河，对强调教育公平、公正，实现教育权利和受教育权利的平等的当代教育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信思想在诚信教育的实践 摘要：“信”思想在孔子思想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并且具有丰富的内涵，在为人处世、与人交往和治国理政方面都有积极的作用。在当代社会，诚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在诚信教育中也具有很强的实践效用，对营造诚信的社会环境具有重要的价值。 关键词：孔子；信；诚信教育 在孔子的诸多思想中，“信”思想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并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在《论语》中，“信”共出现38次，不论是从个人层面还是从国家、社会层面，孔子的“信”思想都给当代以启示，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通过对孔子“信”思想的内在意蕴，从而提出其在当代社会对构建诚信教育的实践探析。 一、孔子之“信”思想的内在意蕴 （一）“信”是构建个人优良品德的基础 孔子认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这也就是从一个人最基本的品德说起，人如果没有信用，不知道还能做什么，就像大车没有輗，小车没有軏，根本无法行走的，可见孔子从最基本的个人来切入，“信”是一个人必备的品德，不论人的职位高低，只要具备“信”变可称之为士，子贡问曰：“何如斯可以为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敢辱君，可谓上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教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此矣。”曰：“近日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论语•子路》）由此可以看出，在孔子看来，就算身居高位，如果没有信用，没有做到说话信实，行动果敢，也只是气量狭小的小人，不能算真正的士。孔子的“信”是为其“仁”所服务的，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其中说到信实，就能使别人为你效力，从而实现仁，仁和信是相互统一的，“信”是实现“仁”的先决条件。在孔子“信”的思想里，“信”是个人优良品德的必备要素，同时是实现“仁”并为“仁”服务的条件。 （二）“信”是社会交往的基本要求 孔子“信”体现在社会交往方面，一方面指人何以能安身立命，首先就要修养好自己的德行，端正自己的品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论语•卫灵公》）说话忠诚信实，行为坚定谨慎，即使在蛮貊之邦也能行得通，如果说话不诚实，行为不坚定谨慎，即使在自己的州郡也行不通，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忠信笃敬。由此可以看出，孔子认为“信”是实现道德修养，是人能行得通的前提。另一方面指人与人之间相处之道。子夏曰：“与朋友交，言而有信。”曾子也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这里都把与朋友交往的“信”放在重要的地位，是立世的根本，孔子也在对弟子的教育中强调与朋友交往的“信”，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不仅重视在为人处世中的“信”，更加重视在朋友交往中的“信”，只有言辞谨慎讲信用，才能在社会上立足，更加博爱众人，一方面有利于个人的诚信品德的修养，另一方面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三）“信”是为政立国的根本 孔子的“信”不仅强调其对个人和社会交往方面的重要性，更关注其在为政立国方面的地位。一方面体现在为政者应遵守对民众的承诺，履行诺言。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指出，为政者应认真严肃地对待工作，对百姓做到言而有信，关爱百姓，使百姓得到合理的使用，这样百姓才不会有怨言。子曰：“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指出，只有在上位的人讲信用，老百姓就没有敢不实在的，才会真心为国家效力。另一方面体现在居上位者应取信于民。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足食，足兵是为了更好地达到民信，可见孔子重视百姓对政府的信任，没有百姓的信任，足食和足兵也没有什么益处，政府或者国家也不会长久的存在。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论语•子张》）也就是说，君子首先要建立信用、取信于民，然后才能役使人民，而使人民没有怨言，不觉得自己在受虐待。这就要求居上位者要像尧舜一样，首先建立自己的信用，才能更好地得到人民的拥护，国家也才能长治久安。 二、孔子之“信”思想的培育 （一）重视把“信”作为其教育内容 孔子从四个方面教育学生，“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重视从历史文献、生活实践、待人忠诚和讲究信用四个方面来加强对学生的教育，并且将“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作为其道德理想进行教育。孔子认为讲究信用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基础，一个国家治国理政的根本，圣人、君子乃至每一个人都应该讲信用，并且通过好学来把握信和拥有更好的道德。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孔子重视好学，掌握真正的知识，不好学即使拥有很多的优点也终究会导致许多的弱点，并表明爱好诚实却不喜欢学习，他的流弊是抱守小信而败坏事情，不能算得上真正的有道德。把“信”与“好学”联系起来，通过真正的知识来对“信”加以引导，使其真正地做到“君子贞而不谅”（《论语•卫灵公》）。把教学生“信”与“好学”联系起来，从而避免道德上的流弊，培育良好的道德行为，更好地应用于实际生活中。 （二）强调修身自省以达 “信”在对“信”的培育方面，曾子“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从自身来反省帮别人谋事是否忠诚，与朋友交往是否诚信相待，只有自己做到了诚实信用，才能来要求别人做到诚实信用，正如孔子所说的：“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自己想成功，也让别人成功，自己想通达，也让别人通达，在“信”方面的要求就是即使身居高位也要首先做到自己讲信用，才能让别人来讲信用，通过自己内心的自省来达到这样的境界。孔子认为个人在培养“信”中应掌握其主体地位，正如“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强调要向贤人看齐，见到不贤的人就反省自己是不是也有这样类似的问题，在培养“信”方面就要向具有信用的人学习，见到不讲信用的人就要反思自己有没有做到诚信待人。通过自身的内省和向别人学习，以此提升自己的信用品格，培养自己成为讲信用的人，这是对自身品格的要求，只要尽心想做到讲信用，就一定能做到，而如果不尽心去做，是为不为，非不能也。这也就是强调自己内心的自省，真正要求做到诚实讲信用。 （三）重视“信”与“义”的结合 孔子重视“信”的培育，将诚实讲信用作为人的基本道德规范，并且强调“信”与“义”的结合，“信”的内容应该符合“义”的规范。如果一味地遵循“信”而离开“义”的内在要求，则只是片面地强调“信”，不仅不会带来好的结果，可能还会导致恶，使“信”失去价值。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论语•颜渊》）在这里就强调以忠诚信实为主，跟从义的指示，这才是真正的崇德，由此可看出，“信”的遵守和践行必须以“义”的内容为规范，才能称之为真正的道德高尚。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论语•学而》）也就是说，许下的诺言如果合乎义的话，这样的诺言就是可以遵循实践的。由此可看出，孔子心中的“信”是合乎“义”的信，而不是盲目的“信”，如果不合乎“义”的“信”，还一味坚持“信”则可能使其背离“信”，造成严重的后果。对于君子如何才能真正称之为君子，孔子认为：“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卫灵公》）认为君子首先应该用义来修养自己的品质，按照礼来行动处事，用谦逊的态度讲话，靠信实取得成功，这才是真正的君子，要想成为君子，这些“义”“礼”与“信”都是成就君子必不可少的品质，君子始终坚持以“信”合“义”的原则作为其道德规范的价值准则。 三、当代诚信教育的实践探析 诚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加快社会主义诚信道德建设，推进社会主义诚信教育，结合孔子“信”思想内涵的精华和对“信”教育的培育，对当代诚信教育的实践提供了许多启示。 （一）开展生活化的诚信教育模式 诚信教育的模式关乎诚信教育的成效，生活化的诚信教育模式可以避免将诚信教育束之高阁、空洞化。如运用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将诚信教育植入日常生活中，贴近生活、贴近实际，将枯燥无味的理论生活化。组织和模拟诚信教育环境，用真实的案例对生活中可能出现的诚信问题、信用法规及诚信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进行宣传普及教育。立足当前信用经济时代所存在的信用问题，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信用消费观，避免因不当的信用观念，产生失信行为。脱离生搬硬套的教育方式，将隐性教育与显性教育进行结合，注重家庭与社会的合力，形成诚信教育的氛围。诚信问题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要根据不同社会人群诚信面临的实际问题及道德接受能力的差异性，善于运用不同类人群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切合人们思想实际的诚信道德教育”[1]，根据不同的群体，运用不同的方式，加强诚信教育的效力。开展生活化的诚信教育模式，使诚信教育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进入人们的视野，对人们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人们更多地了解诚信的法律法规，自觉践行诚信，不断扩大诚信教育的影响力。 （二）完善诚信教育机制建设 诚信教育机制建设是完善诚信教育的重要内容。诚信教育机制旨在强调以诚信作为教育机制的核心，从社会、政府角度完善诚信教育的统一。建立诚信档案系统管理诚信档案从大的方面应包括公民个人诚信、企业诚信、政府诚信等，从小的方面应包括公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公民个人的水电费、通信费的缴纳、银行按揭的支付，企业的缴税和对员工及社会的诚信，政府的政务公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应建设诚信档案，进行统一的管理。运用诚信传媒的中介作用，宣传讲好中国古代诚信故事，传播中国现代诚信教育声音。通过媒体的宣传和介绍，充分了解诚信教育的故事及身边的诚信案例，加强诚信教育的吸引力，使其深刻了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诚信魅力并进行诚信文化教育。利用古代优秀的诚信故事，结合当代生动的宣传方式，将古代与现代的诚信教育贯穿一线。大力宣传当代诚信道德模范，发挥榜样教育的道德模范作用，弘扬社会正能量，利用微博、微信等平台进行宣传教育，营造良好的诚信道德教育环境，渲染诚信教育氛围。要建立对诚信的褒奖善惩罚恶机制，对失信行为进行道德惩戒或让其付出法律代价。诚信不仅仅是公民个人的行为，更应该成为一种全民道德规范，营造“时时守诚信，刻刻不失信”“失信行为寸步难行”的舆论环境，引导公民自觉践行诚信价值观。 （三）重视诚信教育主体的自觉性和外在规范的制约性 在当代诚信教育建设中，既要强调诚信教育主体的自觉性，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通过“反求诸己”来深化和反思自己，拒绝不诚信的行为，强调自身的道德规范，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及西方实用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利益机制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处事。部分人被利益驱使，产生失信行为，例如大学生校园贷款，已引发诸多失信案例，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这些现象涉及法律法规，通过自身约束已经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因此要强调外在的规范和制约，“使‘道德上的诚信’与‘法律上的信用’达到最终的统一”。道德和法律可以相互完善和补充，法律的制定和实行可以弥补道德上的“不能”，通过道德的自律来弥补法律内在的一些弱点等问题。通过制定法律法规，建立和完善诚信法律体系，为诚信道德的构建提供制度和法律上的保障。诚信是一种道德要求，同时也是一种法律要求。通过道德上的自律和法律上的他律，建立公民个人诚信形象和其规定的法律责任，使诚信教育深入人心。把诚信教育的主体自觉性和外在规范的制约性结合起来，有利于加强公民的诚信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 作者：马亚美 单位：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课程思想体系及教育改革的意义 孔子的课程思想体系内涵丰富，结构完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为课程设置的四项基本要求，“文、行、忠、信”为四大教学领域，“礼、乐、射、御、书、数”为六门学习科目，《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六本经典教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为课程推进的三个阶段。依据孔子的课程思想体系，课程设置应重视道德因素，体现社会价值，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和生活常态；课程内容应关注通识教育，形成立体结构，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与协调发展；课程学习应倡导分步推进，激发进取心与创造力，提升学生的审美情操和发展境界。孔子是世界公认的伟大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毕生从事教育活动，成就卓著，彪炳史册，其教育学说为中国教育奠定了深厚而坚实的理论基础。他创办私学、修编“六经”，倡行“有教无类”“启发诱导”“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并建树了“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和“文行忠信”“以身作则”的教师风范，备受后世学人推崇。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已持续十四年，在不断试误和调适中曲折前进，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先行准备时间短促、思路模糊、急于求成，不少学校在尚未认清自身特色与优势的情况下盲目跟风追潮，致使课程结构松散、教学质量滑坡、学生发展备受质疑。当人们徘徊于现实而无所求解之时，往往会把眼光投向历史，以史鉴今。春秋末期的孔子虽没有专题论述课程体系，但其课程实践所透出的思想却内涵丰富，结构完整，诸多观点仍能迁移至今，给当代学校教育改革特别是课程建设带来启示。 一、孔子的课程思想体系分析 孔子的课程思想散落在《论语》之中，聚合起来，涵括课程设置的基本要求、课程关涉的主要内容以及课程实施的推进步骤等。 （一）课程设置的基本要求教育因文化传承和社会发展而存在，课程设置亦需承载文化价值并符合社会要求，“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正是基于这样的视角而提出的。其中，“道”为追求目标，“德”为根本依据，“仁”为精神内核，“艺”为实施路径。1.课程设置的追求目标——“志于道”孔子身处礼崩乐坏、政道废弛的时期，他从个人价值实现与社会责任担当的角度出发，确立了课程设置的目标在于“道”。“道”有道义、真理、规律和法则等内涵，孔子认为，士人立志当高远，应以追求真理、弘道践道为永恒的学习目标。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可见，“道”高深玄虚却又真切务实，作为君子最基本的道德准则，“道”应是心澄如镜的豁然境界，而非流于表面的形式主义，更不是用来伪装和炫耀的人伦工具。“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论语•学而》）在实践道义的过程中，士人若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坚守本心，积极探索和追寻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必将走向光明和永恒。课程设置应以此作为明确的宗旨和一以贯之的精神，以使学生延续真理，死守善道。2.课程设置的根本依据——“据于德”课程的作用在于由外至内影响人的言行举止，塑造符合礼仪规范、社会需求的人才。从这条外铄路线出发，孔子认为课程设置应以美德作为评判其内容的根本依据。德是人际交往的基础，士虽立志高远，但仍需脚踏实地，践行道德。课程设置以“德”为依据，就是要使“道”直达内心、永驻于心而不泯灭。同时，孔子提出：“中庸之为德也。”（《论语•雍也》）课程所尊崇的道德价值绝不是孤立的和极端的，它必须接受辩证法的检视，以协调人民与社会、对立与统一的矛盾关系，并在国家需求与学术自由之间保持中正、平和，避免受教育者因情绪的躁动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在孔子的整个教育思想中，道德教育居于首要地位，它贯穿于整个课程教学之中，孔子时刻告诫弟子要以“德”教化人，以“德”来衡量与约束自己的行为。子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以德来引导，以礼来整饬，才能使民规矩有范。因此，只有将课程建立在美德之上，学生在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才会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和感染。3.课程设置的精神内核——“依于仁”孔子提倡内外兼修，对外“据于德”，对内“依于仁”。“仁”是孔子的核心思想，是源发于个体内心的对他人生命及其良善价值的珍视与关爱。子曰：“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约束自己，达到仪礼的要求，就是“仁”了，这种推己及人的逻辑路线，旨在启发学生内在的道德自觉，由内而外散发出善良仁爱的君子气度。“仁”是孔子课程的精神内核，其推崇内在的情感行为，只有端正态度，主动追求，才能实现“仁”的最高理想；同时“仁”也是一门处世的学问，人与人之间若不能团结友爱、宽容体谅、和谐共处，就无法实现自身发展与国家安定。课程应当从“仁”“爱”出发，培养人们爱护人、尊重人的情感，教会学生“以仁为本”，用仁心、仁术审视自己，关爱他人；人性本善，后天的教化若不能葆有进而增进这份善良与仁慈，便无法彰显其价值。4.课程设置的实现路径——“游于艺”孔子认为，自由地展示个人才华是实现既已设置的课程的主要路径，亦即“游于艺”。“艺”指“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为六种实践技能。“礼”即仪礼，具体表现为维护社会制度的各种祭祀仪式和行为规范；“乐”是各门艺术的总称，包括音乐、舞蹈、诗歌等；“射”即射箭，用于狩猎和战事；“御”即驾车，用于交通和出游；“射御”被认为是当时主要的军事技术课程；“书”指文字和书写；“数”指天文和数学。“游”是一种轻松、陶醉的学习心态和学习境界。“游于艺”属于孔子教育的心灵安顿方式，一方面是希望学生读书时能够卸下包袱、摆脱世俗，在思想的世界里自由驰骋；另一方面，也是对教学提出的严格要求，正如《学记》记载：“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游焉。”（《礼记•学记》）课程设置若不能充分调动学生兴趣，激发学生想象力，便不能达到预期目的。学习之道，有张有弛，藏息相辅，方能提升境界，追求卓越。“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是孔子课程设置的四个基本要求，它们相互关联，彼此交融，致力于塑造救国救民的圣人和君子。以“道”为主体，以“德”和“仁”为辅翼，三者携手畅游于“六艺”的殿堂。 （二）课程关涉的主要内容在“道”“德”“仁”“艺”的基本要求下，孔子进一步在教学领域、教学科目、教学用书三个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尝试，从而搭建了理性且完整的课程框架。1.课程的四大教学领域——“文、行、忠、信”《论语》记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即孔子从历史典籍、生活实践、道德规范、为人处世四个领域教育学生。“文”指文化知识，即《诗》《书》《礼》《乐》《易》《春秋》等经典。子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道德是文化的基础，只有操守品质上升到一定境界，再去学习文化知识，才相得益彰。“行”即道德实践，孔子十分看重“行”，曾多次论说：“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公冶长》）实践远重于言辞。“忠”即忠诚、忠心和忠厚。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这里贯穿孔子学说的中心思想就是忠和恕，孔子希望弟子忠君爱国，宽容待人。“信”即诚实、守信。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诚信是仁德的试金石，人无信，不成体统。可见，尽管没有专门的德育课程和教材，孔子课程思想的道德教育宗旨，仍能切实贯穿于教育内容和个人生活实践中。孔子以身作则，已成为“文、行、忠、信”的楷模，受到弟子万分敬仰。2.课程的六门学习科目——“礼、乐、射、御、书、数”孔子主张恢复周礼，重建人伦，以此维护国家安定。其课程也围绕西周学校教育的基本学科“六艺”展开。“六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六科。“礼”即仪礼，旨在养成礼仪规范，发挥积极的社会政治作用。“乐”是各门艺术的总称，包括祭祀时的音乐和舞蹈等，旨在培养美感，活跃生活；“射”和“御”是当时主要的军事技术课程，既可强健体魄，又可保家卫国；“书”和“数”属“小艺”范畴，于儿童时期开展，强化基本功。课程的六门学习科目均与政治、制度、文化紧密结合，体现着鲜明的时代精神，凸显忠君爱国、教化百姓的理想目标。此外，“礼、乐、射、御、书、数”涵盖德、智、体、美多个学科门类，其通识教育理念由此可见一斑。3.课程的六本经典教材——《诗》《书》《礼》《乐》《易》《春秋》孔子的课程内容设置偏重社会人事和历史伦理，强调学生的全面发展。在确定了“文、行、忠、信”的教学领域和“六艺”的学习科目后，孔子对西周文化典籍进行了整理，经多次修改，最终形成《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种经典教材，涉及诗歌鉴赏、政治评论、礼仪养成、艺术训练、哲学探究、历史考证各个方面，设置周密，内涵丰富。《诗》即《诗经》，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诗经》三百篇，言辞优美，情感细腻，思想纯正无邪。《书》和《春秋》，属于历史教材，记载了当时的政治文献和史学资料。《礼》即《礼记》，《乐》即《乐经》，《礼》《乐》记录的是各类仪式和配乐。《易》即《易经》，内含八卦占卜、天文地理等诸多哲学、科学知识。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孔子认为五十岁的时候学习《易》，便没有大过错了，可见《易》的深度和难度。六本经典教材存在着一定的深浅层次关系，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弟子有不同的教育价值。当然它们与六门课程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关联，但并不完全对应。 （三）课程实施的推进步骤在“六经”之中，孔子尤重《诗》《礼》《乐》，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不仅点明了不同学科的课程地位，而且明确了课程实施的关键步骤。1.博雅学习和学术奠基阶段——“兴于诗”“兴”是开始之意，“兴于诗”表明课程学习应从《诗经》开始，打好基础，拓宽视野，在学生对当下社会有了初步了解之后，再进行下一阶段的学习。《诗经》分风、雅、颂三部分，学生从中能够大体了解西周至春秋五百年间各国的政治进程、文化发展以及民生民俗，并通过对比、思考与甄别，初步形成自己的政治主张与思想认识。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意思是说，小孩子何不学《诗经》呢？这种博雅、通识的课程可以为你们的学术发展奠定深厚的基础，大有培养兴趣、纯澈心灵、开阔视野的作用。正由于《诗经》文辞轻快、通俗易懂；思想纯正、情感真切，加之赋、比、兴等表现手法的灵活运用，使之成为初学者的首选教材。当然，反过来，如果具备了一定基础之后，再学习《诗经》，会更好地挖掘其内涵，理解其精髓，而且可以发展其举一反三、析往知来的迁移能力。所以，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而》）2.心智历练和社会发展阶段——“立于礼”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加深，孔子越来越注重对“礼”的教育。在“诗”的基础上学习“礼”，是对学生心智的历练；习“礼”时期，是学生走向社会，施展才华的关键阶段，此时，懵懂的思想和内心的困惑逐渐清晰，对于社会发展与时事导向也有了较为肯定的把握。“礼”，即为人在世的各种规则、仪式、制度和法律。从出生起，人就生活在仪礼之中，接受外在社会行为和伦理道德的规范与约束,子曰：“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尧曰》）不学习仪礼，就无法在社会安身立命。然而“礼”虽严苛，却绝不生硬死板，子曰：“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礼”的施行，贵在和谐。对于如何做到“礼”的规范，如何成就“礼”的社会，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不符合道义、原则的事情，坚决不看、不听、不说、不行动，时刻以“礼”检验自己的思想和言行举止。如此，人就可以完全适应社会，通过“社会化”，遵守社会法则，应对社会变化，成为真正的“社会人”。3.目标达成和自我超越阶段——“成于乐”“乐”是艺术教育的总称，主要包括祭祀时的歌曲和舞蹈，“成”是成功和完善，孔子重视音乐、舞蹈的教育，一方面认为“乐”是天地颂歌，神圣不可侵犯；另一方面希望通过艺术涤荡心灵，激发人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增进人们向善、崇仁的美好情感。“乐”是“诗”与“礼”的升华，经历了博雅学习与心智历练阶段，君子便能超越自我，出世辅佐君王，实现和谐统一的大计。子语鲁大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论语•八佾》）音乐是融会贯通的，从初始的浓烈到后来的纯正清晰，一气呵成，不含杂质，“乐”联通“诗”“礼”，如淙淙流水，象征着甘甜且舒心的豁达境界。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述而》）以及孔子学琴的故事都让人不禁感叹孔子对“成于乐”的领会与达成。孔子围绕“道、德、仁、艺”的基本要求，构建“文、行、忠、信”四大课程领域，开设“礼、乐、射、御、书、数”六门学习科目，编订《诗》《书》《礼》《乐》《易》《春秋》六本经典教材，以“诗、礼、乐”的顺序开设课程，体系完整，蕴意深刻。 二、孔子课程思想的当代教育改革启导意义 孔子的课程思想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洗礼，在后人不断的诠释与解读中，被赋予新的价值。虽然在当时的背景下，孔子认为教育应当服务于政治，读书的目的在于做官，他的课程内容和教材也都偏重文化知识和人文历史，轻视生产劳动和自然科学，但是我们认为，孔子在课程设置、课程内容、课程实施方面，中心突出，观点鲜明，仍能使当代教育受益匪浅。 （一）课程设置应重视道德因素，体现社会价值，培养学生公民意识和生活常态教育是育德、育心的文化心理活动，是群体之间纯粹、自由的道德会遇。著名教育家、哲学家康德曾说过：“有两种伟大的事物，我们越是经常、越是执着地思考他们，我们心中就越是充满永远新鲜、有增无已的赞叹和敬畏：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我们心中的道德法则。”[1]孔子的课程思想正是由德育而扩展开来的。如今的中国大有深陷道德失范、诚信危机的恐慌之势，亟待精神领袖以正视听和公民榜样率先垂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运而生，其重在落实，并呼唤更为简明高效的学校课程形态。因此，加强课程的道德因素和教化意义成为学校教育的首要任务。《学记》开篇有言：“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礼记•学记》）使自然人过渡为社会人，实现个人价值，激发社会责任是教育的基本职能。经济全球化、学术资本主义等外界冲力要求课程应具有起码的国际视野、开放的思维方式，彰显其社会价值和全球意识。子曰：“君子不器”（《论语•为政》），教育是培养千姿百态、个性迥异的人，而非埋头苦学的机器。当学校仍在鼓噪“知识改变命运”的同时，是否也该关注一下“头顶的星空”和脚下的现实，让人们把个人命运与社会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处在权利和义务交织而成的网络之中，通过社会互动形塑稳定的公民生活。课程设置应融入公民属性，帮助学生形成自觉的公民意识，使其思想和行动回归仁爱、诚信、真善美的生活常态；对社会的反常现象有较强的免疫力和独立思考能力，使学生能够在自主探索中关注时事热点，产生公民意识，在五彩斑斓的生活历练下不断发展成为守法、诚信、自由和幸福的公民。 （二）课程内容应关注通识教育，形成立体结构，实现学生全面发展与协调发展孔子精挑教学科目，精编教学用书，提出“六经”和“六艺”为学生必须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六经”集西周经典，《诗经》纯粹，《尚书》严肃，《礼记》庄重，《乐经》美妙，《易经》高深，《春秋》澄明，各类典籍极大地拓宽了学生的视野，培养了其多方面的兴趣。“六艺”贴近生活，朴素实用，让学生在赏玩之中强身健体，在苦读之中亦感快乐。虽然通过博学多才促使学生举一反三、融会贯通、成就圣人的认识不免有些奢望；但其通识思想的博雅风度和教育价值丝毫不会褪色。孔子编选的课程内容，理实结合，内外兼修，结构完整，立体回旋。一方面，“六艺”偏重基础与实践，操作技能、行为艺术占据较大比重；“六经”偏重理论，涵盖文学、历史、艺术、科学多门学科，并按照德、智、美的逻辑关系密切配合，层次较高。另一方面，“六艺”注重外在形象的塑造，让学生能以礼貌、健壮、灵动、向上的形象示人；而“六经”重在性格养成，对文化素养、行为操守、爱国爱民、人格品行提出了明确要求。当代课程建设理应形成立体结构，广开课程，不断深化通识程度，为学生发展提供更多储备；并能够利用大数据科技，在学生已选课程的基础上推荐互补课程，鼓励每位学生形成独有的知识体系。知识经济时代，复合型人才成为最强势的人力资本，局限思维和偏向发展在全球范围内缺乏竞争力。因此，学生的全面、协调发展应落到实处。中国通识教育多为学科知识的粗糙融合，缺乏科学论证和逻辑联系，学校亟待健全通识大环境，保证教育的完整性，为学生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三）课程学习应倡导分步推进，激发进取心与创造力，提升学生审美情操和发展境界孔子注重诗、礼、乐三者的课程地位，并以“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顺序实施重点课程，体现了人“知识博览—社会生活—艺术境界”的成长顺序。现代教育课程实施也应依据儿童发展规律分阶段推进。初期，以通俗易懂、简洁明了、符合儿童心理特征的教学内容入手，激发兴趣，纯澈心灵，开阔视野；中期，以加速社会化为主要教育目标，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规范、品性素养；后期，则在自主自律的基础上，培养学生欣赏辨别和终身学习的能力，激励学生不断反思，达成艺术境界，实现创新发展。工业4.0、中国制造2025、数据挖掘和个性推荐等一些新兴科技和思维方式对学生的创造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总理也在工作报告中多次提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社会发展理路，希望通过新态势激发民族的创业精神和创新基因。学校是青年学子的聚集地，应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在课程设置和课堂教学中传达时代新知，调动学生内驱力，鼓励差异，大胆求索。人生有多重境界，无论是禅宗的三境界说，抑或王国维的三境界论，还是冯友兰的四境界观，都是由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上升到宇宙观的审美历程，直到眼里心里尽是美好事物为止。著名教育家卢梭曾说：“有了审美的能力，一个人的心灵就能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各种美的观念，并且最后接受同美的观念联系的道德观念。”[2]应当认识到，文学、音乐、美术作为人类感知世界、扩展视野、培养审美鉴赏力的三大基本训练，理应受到足够的重视，这是提高人类生活质量的基础。[3]教育虽难以神效地帮助学生扶摇直上，达到绝妙的境界，以至终生追求美好，但给予学生美的课程、美的教育、美的体验，使之养成一种纯粹的情操和自然的惯习，从而不断提升其发展境界，却是教育者的分内之事。但愿我们的课程改革能有这样的意念和追求。 作者：李保强 汤瑞丽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思想对国内基础教育创新影响 教育改革要成功，必须回到教育如何促进人类生存和发展上来；即，教育必须回到基础教育阶段重在教人“求善”，然后再教人“求真”上来。基础教育不能成人化，不能重在教人“求真”。孔子认为教育先从学孝道开始完善道德，达到行为规范符合“礼”，心中确立志向，然后“行有余力则以学文”[1]，这样才成其为教育。孝悌是一切伦理道德的根本和基础，基础教育要从这里开始。教育是个永恒的话题，中华民族是一个重视教育的民族。在政治多元化、东西文化大碰撞和相互融合的宏观背景下，如何结合我国传统教育提高当前教育质量和教育效益，是把握当前世界和平发展机遇，实现国家和民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 一、孔子教育思想的目的定位 （一）孔子教育目的的核心 孔子认为，教育的核心价值应该指向人的发展，即着眼于培养人、完善人，促进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主要实践是从培养处理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在处理人与自身的关系上，孔子一再强调“克己复礼为仁”[1]。他说：“以约失之者，鲜矣[1]，”必须要用“礼”的要求来约束自己的言行，做到“敏于事而慎于言”[1]，达到具有君子品德。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孔子认为，首先是从处理好与家人的关系建立起来的。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孔子教育的精妙之处，是从人类最一般的家庭关系入手，讲求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并把这种外在的行为规范转化为内在的道德伦理意识的自觉追求，进而以家国同构的原则将其推广开来”[2]。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孔子要求学生知天命，就是懂得把握自然规律，认识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孔子说：“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是在告诉人们自然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不能肆意践踏和违背，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人要好好的生存下去，就要掌握客观规律，遵循客观规律，要知天命而畏之。孔子认为，君子知天命而畏之，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3]。孔子教人处理上述三方面的关系，目的就是教人怎样生存，最终把人培养成为一个适合社会需求的君子，使国家和谐，实现大同社会。人要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最重要的是从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开始。 （二）孔子的教育对象与人才标准 孔子认为教育与人口、经济一起，共同构成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三大基本要素，《论语•子路》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福之’。曰：‘既福之，又何加焉’？曰：‘教之’。意思就是：当国家人口发展了，安定了，富有了，就应该加强教育来完善。“教育要实现社会需要，无论是生产需要，还是生活需要，或者是文化需要，都要在人的培养规格上体现出来，而且最终要通过人的培养来实现为社会服务的目的”[2]。因此，教育绝对不能忽视人的发展的需要问题。教育只有实现了对人的全面发展，才能够实现教育对社会发展的功能。孔子说的“教之”，“之”指代的是社会公民。孔子说的“教”，就是培育人们有效地参与国家和社会公共生活、培养明达公民的各种教育手段的综合体；简单的说就是让公民养成参与国家或社会公共生活的意识。即，要公民做到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这就是孔子一再强调的为政，最终使天下平，与近代提出的公民教育基本上是吻合的。孔子的人才标准是理想的人格典范，称之为“君子”。教育产生于人类的社会活动，教育的对象是人———社会公民，教育的目的就是完善人格，教人如何幸福的生存，实现社会和谐。 （三）君子的修身之道与人格魅力 孔子把培养目标定位在“君子”的培养上，对人才的要求就是符合“君子”品德。孔子对“君子”的为政素质要求，一是“修己”、“正身”，二是“安人”、“安百姓”。孔子认为，要想改变别人首先要从改变自己开始，因此，“修己”是“安人”的基础，“正身”是“安百姓”的前提。在孔子的人才标准的指标体系中，君子的个人道德品格素质是基础，最终培养学生具备安人、安百姓的远大抱负才是培养的最终目标。从孔子的教育思想出发，我们可以总结出君子的人格魅力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君子是道德高尚的人。主要表现：一方面要学会宽容，“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一方面要懂得谦让，“君子无所争”（《论语•八佾》）；一方面要讲仁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的思考是修身、齐家、治国、使天下平，小人思考无时无刻不在追求个人利益得失”[4]。第二，君子是具备多方面能力的人。孔子说：“君子不器”，“不器”就是不成为某一个定型的人，君子有能够处理好上述三方面关系的能力。第三，君子是勤勉自律的人。首先，君子为人稳重、忠诚、讲信用、向好榜样学习、知错就改，“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再者，君子严于律己，“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再者，君子合群，“君子以文会友，以友铺仁”（《论语•颜渊》）；再者，君子安守节操，“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第四，君子综合素质高。在《论语》的《子张》、《尧曰》、《季氏》等篇目里面，孔子谈到了君子分别有三戒、三度、四重、五美与九思，孔子从不同的方面归纳总结了君子的人格魅力。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孔子的教育目的思想，对人才的培养目标主要是实现道德准则、人格、人文素养三方面的培养。孔子的君子人格与当前创造性人格的定义是吻合的。“创造性人格，是指主体在后天学习活动中逐步养成，在创造活动中表现和发展起来，对促进人的成才和促进创造成果的产生起导向和决定作用的优良的道德、人格、信念、意志、情绪、理想等非智力素质的总和”[3]。 二、孔子教育思想在当前基础教育中的缺失 2005年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笔者要问：当前我国教育到底缺少什么，导致了不能培养出大师来？笔者以为，当前最主要的原因是当前教育从基础教育开始，就一直缺乏培养学生具备大师人格的土壤，学生在基础教育时期应该具备的人的道德准则、创造性人格、人文素养等方面所得到的培养太少，这样，到最后能够达到“人不知而不愠”[1]，静下心来全心全意搞学术、科研的人才就十分稀有，最终导致不能够培养出大师来。 （一）品德和价值观培养的缺失 当前我国教育最大的缺失，在于从基础教育开始，不是为人，而是为己；要求学生主修的不是道德，而是知识和技能，教书和育人完全分离开来，甚至可以说只重视教书不进行育人。这样的教育是简单的复制粘贴式教育，是造成应试教育以及造成学生价值观迷茫的主要原因。孔子把德育视为一切教育的根本，形成了一套完美的德育系统，其作用主要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巩固和发展人的先天素质，指个人先天具备的生理特质得到巩固和发展。二是培养和完善人的后天素质，指人后天经过受教育获得基本品行。南怀瑾先生认为孔子一辈子都在进行德育，他说：“孔子看到，即使一个安定的社会，文化教育没有完成，是不能够解决其他问题的。基本上解决问题的是要靠思想的纯真，亦即是所谓之‘德性’。因此孔子一生宁可穷苦，从事教育”[5]。只有把“德育”放在教育工作的首位，一个人一旦立志，就不怕寂寞，不怕凄凉，有了这个精神，这个态度，才可以谈做学问，才可以成为大师，为社会培养大师。当前社会不和谐，与教育中品德和价值观培养的缺失关系很大。教育舍本求末，社会岂有不乱的道理。教育先乱了目的、内容；后乱了学校章法、师道；然后乱了教师、学生；所带来的最后结果就是导致全社会的道德大滑坡，学生价值观迷茫，使社会乱了。诸如毒食品、毒文化、毒环境等等，如此恶性循环，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势必如古印度、古巴比伦、古罗马一样，在历史的长河中淘汰。 （二）创造性人格培养的缺失 创造性人格包括的基本素质是多方面的，当前家庭和学校对创造性人格培养的缺失，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没有加强学生良好心理品质的培养。家长和教师重视儿童和青少年的良好心理品质的培养是创造性人格形成的基础，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在这方面的培养是贫弱的。比如，近年来我国中小学生自杀事件频繁发生，说明我国心理健康教育亟待加强。二是没有正确引导个体的个性和特点的发展。具有高创造性的个体往往具有鲜明突出的个性特点，然而，当前我国学生不是缺少个性，还是个性太过张扬。最近的一份有关高中生自信心的国际调查表明，49%的日本高中生表现自信；80%的美国中学生有较强的自信心；而90%的中国学生对自己充满自信。[6]这个调查结果令我们不得不进行深刻反思：中国学生凭什么如此自信，中国学生这么快从原先的近乎自卑走向极度自信正常吗？三是没有坚持正确运用评价机制。评价是教育活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很强的导向性。教育心理学研究表明，教师的评价与学生的自我评价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对学生的人格形成有着重要影响。四是没有营造创造性人格教学的氛围。教育的四大条件之一便是环境，学校是以教师为主轴向学生传授知识，培养人格品质的场所，营造有利于培养创造性人格的教学氛围是十分必要的。要想培养创造性的人才，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必须勇于创新，当前教育由于教育功利化，教师缺少创新，缺失对学生创造性人格的培养。 （三）人文关怀与人文素质培养的缺失 人文是指，重视人的社会属性之文化的养成。孔子教育的显著特点就是尊重人性、教化人性、聚焦于人的人文素质的培养。人文素质是指，在人文方面所具备的综合品质及其发展程度。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对人文素质培养的最大缺失是，没有将人类优秀文化（特别是中华几千年的优秀文化）成果通过知识的传授、环境熏陶以及社会实践，内化为学生人格、气质、修养，成为学生相对稳定的内在品德，使学生真正懂得做人，最终能够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学生阅读经典可以感知真、善、美，可以使思想素质、知识素质、审美素质等得到全面发展。当前基础教育阶段，要求学生对经典的阅读量太少了，特别是对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太少。据笔者见习时期了解，现在某些城市中小学要求学生阅读课外书，成为中小学生的家庭作业，这样自觉阅读的兴趣转化为了逼迫阅读的任务，根本就没有起到阅读经典的作用。 三、孔子教育思想对当前基础教育改革的启示 （一）在思想教育方面要挖掘孔子教育注重德育的优良传统 孔子认为，“孝悌”是做人的根本，德育从培养学生的“孝悌”观念始，达到解放和巩固学生的善性，激发学生的潜能。一个人可以没有文化知识，但是不能够不会基本的为人处事，真正的学问就是那些为人处事的法则，简单的说就是道德规范，这是一个人生存的最基本的前提。基础教育要坚持从德育入手，启迪学生心智，帮助学生获取聪明才智，以促进后天的长足发展。小学生是人性的固本阶段，这一阶段的儿童不需要去理解和应用什么科学，他们需要的是接受对真善美的认知，对周围事物的感知，对科学认知的兴趣以及对记忆力、思维能力和想象力的培养。儒家思想一再强调“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1]，从童年开始，坚持德育为先，培养其良好的习惯至关重要。当今社会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后现代社会里人心浮躁，缺少仁爱之心，中小学生校园暴力、少年犯罪成为了全球的一大顽症，学生有知识少礼义廉耻成为了当今教育的产物，这些祸害与德育的缺失是分不开的。子曰：“仁者爱人”[1]，孔子认为“爱人”的最基本前提是懂得礼义廉耻，人与人相亲相爱。笔者以为德育是所谓爱的教育的前提，要在儿童发展的初级阶段培养他们懂得爱自己、爱他人、爱自然才能实现爱的教育。 （二）在知识培养方面要挖掘孔子教育注重学生人格培养的优良传统 孔子对学生人格的培养，主要体现在其教学内容上。总结孔子的教学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道德教育；一是知识教育。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徒，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在知识教育方面，孔子特别重视在青少年知识培养方面对其人格的培养，在教学中，孔子引导青少年修身践行和端正青少年的思想态度及改正其缺点”[2]。孔子强调，倘若这些教育工作者要是做不到，是一件十分令人担忧的事情，因为“幼不学，老何为”？孔子的教育教学内容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等六门课程。“礼”，是指约定俗成的处事方法，是人与人之间处事的根本，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标准，用于维护各种人伦和道德规范。故，子曰：“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尧曰》）“乐”是通过音乐、舞蹈、诗歌等艺术手段使学生从情感上接受道德的熏陶，礼、乐互为表里，共同完成德育任务，孔子认为兴礼乐可以维护社会有序的发展，“乐”教相当于现代的美育；“射”是射箭，孔子教学讲究“举一反三”，孔子教学生“射”是为了让学生从射箭比赛中学会相互礼让，培养学生“无所争，礼让而得”的君子品德，故，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御”是指驾驭战车的技术，这两项属军事技能，相当于现代军事体育，从孔子的思想我们可以得到：体育既要达到“强其体魄”的作用，更要达到“文明其精神”的作用；“书”包括识字和自然博物常识，相当于现代的文化科学知识；孔子“数”的教学不仅指一般的数学知识还包括记日、记月、记年的历法。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明白，当今小学的美术课、劳动课、思想品德课、音乐课，这些课程的设置应该是为了陶冶学生的情操，用艺术手段使学生从情感上接受道德的熏陶；自然科技课应该是为了培养学生热爱自然，培养一定的对科学的兴趣；体育课是为了增强学生的体魄之外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在体育中懂得谦让。在人生的启蒙阶段，这些课程的设置应该是为了培养学生人格的，甚至要高于语文和数学课的作用。 （三）在技能方面要挖掘孔子教育注重人文素质培养的优良传统 在人文素质培养上，孔子通过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意识，丰富学生审美理想，达到美化学生心灵、行为、语言、道德与智慧的目的。孔子的人文素质培养的全部内容包括，《诗》教、礼教、乐教等方面，即“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7]。在人文素质的培养上，孔子一直立足于经典的培养，经典可以全面提高人的能力。孔子认为，《诗》可以激发人的豪情壮志，可以提高观察宇宙自然和社会人生的能力，可以使人与众人和谐共处，可以抒发心中的怨恨和不平；从近处看，可以用其中的道理侍奉父母，从远处看，可以侍奉君主；还可以更多地认识动物和植物的名称。孔子一再对弟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经典文学及艺术是作者有感于内心而作，另一方面可以产生观赏者的共鸣，观赏者内心的变动。这种内心变动可以另观赏者产生出“和”的意志，达到心灵的净化。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人文素质的培养目的是让青少年懂得礼义廉耻，“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亡矣”，“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并非杞人忧天，危言耸听，当今社会的不和谐证明了这一切。我国是文明古国，有着悠久的文化资源，这些经典的人文知识我们不能够不教。儒家思想一直促进着中华文化的发展，使之源远流长不至断流，最终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孔子教育思想闪烁着民主性精华，是真正的历久弥新的瑰宝，在2005年以后的文化多元化时代，仍然焕发出灿烂的青春。回顾近代科技高速发展以来出现的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我们深切的体会到当前物质条件丰富，人们精神普片空虚，如何幸福的生存下去，成为了全球共同的课题。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和我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全球开始重新审视儒家文化的作用，发出了“人类在21世纪要继续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005年前向孔子寻找智慧”。德国哲学家卡尔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2]我们今天在努力实现教育观念的更新与飞跃，必须用正确的眼观去看待孔子的智慧，重新进一步研究孔子的教育思想与教学实践，来指导今天的教育改革，使其至今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思想发扬光大。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教育思想对国内基础教育影响 教育改革要成功，必须回到教育如何促进人类生存和发展上来；即，教育必须回到基础教育阶段重在教人“求善”，然后再教人“求真”上来。基础教育不能成人化，不能重在教人“求真”。孔子认为教育先从学孝道开始完善道德，达到行为规范符合“礼”，心中确立志向，然后“行有余力则以学文”[1]，这样才成其为教育。孝悌是一切伦理道德的根本和基础，基础教育要从这里开始。教育是个永恒的话题，中华民族是一个重视教育的民族。在政治多元化、东西文化大碰撞和相互融合的宏观背景下，如何结合我国传统教育提高当前教育质量和教育效益，是把握当前世界和平发展机遇，实现国家和民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 一、孔子教育思想的目的定位 （一）孔子教育目的的核心 孔子认为，教育的核心价值应该指向人的发展，即着眼于培养人、完善人，促进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主要实践是从培养处理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在处理人与自身的关系上，孔子一再强调“克己复礼为仁”[1]。他说：“以约失之者，鲜矣[1]，”必须要用“礼”的要求来约束自己的言行，做到“敏于事而慎于言”[1]，达到具有君子品德。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孔子认为，首先是从处理好与家人的关系建立起来的。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孔子教育的精妙之处，是从人类最一般的家庭关系入手，讲求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并把这种外在的行为规范转化为内在的道德伦理意识的自觉追求，进而以家国同构的原则将其推广开来”[2]。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孔子要求学生知天命，就是懂得把握自然规律，认识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孔子说：“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是在告诉人们自然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不能肆意践踏和违背，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人要好好的生存下去，就要掌握客观规律，遵循客观规律，要知天命而畏之。孔子认为，君子知天命而畏之，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3]。孔子教人处理上述三方面的关系，目的就是教人怎样生存，最终把人培养成为一个适合社会需求的君子，使国家和谐，实现大同社会。人要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最重要的是从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开始。 （二）孔子的教育对象与人才标准 孔子认为教育与人口、经济一起，共同构成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三大基本要素，《论语•子路》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福之’。曰：‘既福之，又何加焉’？曰：‘教之’。意思就是：当国家人口发展了，安定了，富有了，就应该加强教育来完善。“教育要实现社会需要，无论是生产需要，还是生活需要，或者是文化需要，都要在人的培养规格上体现出来，而且最终要通过人的培养来实现为社会服务的目的”[2]。因此，教育绝对不能忽视人的发展的需要问题。教育只有实现了对人的全面发展，才能够实现教育对社会发展的功能。孔子说的“教之”，“之”指代的是社会公民。孔子说的“教”，就是培育人们有效地参与国家和社会公共生活、培养明达公民的各种教育手段的综合体；简单的说就是让公民养成参与国家或社会公共生活的意识。即，要公民做到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这就是孔子一再强调的为政，最终使天下平，与近代提出的公民教育基本上是吻合的。孔子的人才标准是理想的人格典范，称之为“君子”。教育产生于人类的社会活动，教育的对象是人———社会公民，教育的目的就是完善人格，教人如何幸福的生存，实现社会和谐。 （三）君子的修身之道与人格魅力 孔子把培养目标定位在“君子”的培养上，对人才的要求就是符合“君子”品德。孔子对“君子”的为政素质要求，一是“修己”、“正身”，二是“安人”、“安百姓”。孔子认为，要想改变别人首先要从改变自己开始，因此，“修己”是“安人”的基础，“正身”是“安百姓”的前提。在孔子的人才标准的指标体系中，君子的个人道德品格素质是基础，最终培养学生具备安人、安百姓的远大抱负才是培养的最终目标。从孔子的教育思想出发，我们可以总结出君子的人格魅力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君子是道德高尚的人。主要表现：一方面要学会宽容，“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一方面要懂得谦让，“君子无所争”（《论语•八佾》）；一方面要讲仁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的思考是修身、齐家、治国、使天下平，小人思考无时无刻不在追求个人利益得失”[4]。第二，君子是具备多方面能力的人。孔子说：“君子不器”，“不器”就是不成为某一个定型的人，君子有能够处理好上述三方面关系的能力。第三，君子是勤勉自律的人。首先，君子为人稳重、忠诚、讲信用、向好榜样学习、知错就改，“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再者，君子严于律己，“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再者，君子合群，“君子以文会友，以友铺仁”（《论语•颜渊》）；再者，君子安守节操，“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第四，君子综合素质高。在《论语》的《子张》、《尧曰》、《季氏》等篇目里面，孔子谈到了君子分别有三戒、三度、四重、五美与九思，孔子从不同的方面归纳总结了君子的人格魅力。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孔子的教育目的思想，对人才的培养目标主要是实现道德准则、人格、人文素养三方面的培养。孔子的君子人格与当前创造性人格的定义是吻合的。“创造性人格，是指主体在后天学习活动中逐步养成，在创造活动中表现和发展起来，对促进人的成才和促进创造成果的产生起导向和决定作用的优良的道德、人格、信念、意志、情绪、理想等非智力素质的总和”[3]。 二、孔子教育思想在当前基础教育中的缺失 2005年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笔者要问：当前我国教育到底缺少什么，导致了不能培养出大师来？笔者以为，当前最主要的原因是当前教育从基础教育开始，就一直缺乏培养学生具备大师人格的土壤，学生在基础教育时期应该具备的人的道德准则、创造性人格、人文素养等方面所得到的培养太少，这样，到最后能够达到“人不知而不愠”[1]，静下心来全心全意搞学术、科研的人才就十分稀有，最终导致不能够培养出大师来。 （一）品德和价值观培养的缺失 当前我国教育最大的缺失，在于从基础教育开始，不是为人，而是为己；要求学生主修的不是道德，而是知识和技能，教书和育人完全分离开来，甚至可以说只重视教书不进行育人。这样的教育是简单的复制粘贴式教育，是造成应试教育以及造成学生价值观迷茫的主要原因。孔子把德育视为一切教育的根本，形成了一套完美的德育系统，其作用主要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巩固和发展人的先天素质，指个人先天具备的生理特质得到巩固和发展。二是培养和完善人的后天素质，指人后天经过受教育获得基本品行。南怀瑾先生认为孔子一辈子都在进行德育，他说：“孔子看到，即使一个安定的社会，文化教育没有完成，是不能够解决其他问题的。基本上解决问题的是要靠思想的纯真，亦即是所谓之‘德性’。因此孔子一生宁可穷苦，从事教育”[5]。只有把“德育”放在教育工作的首位，一个人一旦立志，就不怕寂寞，不怕凄凉，有了这个精神，这个态度，才可以谈做学问，才可以成为大师，为社会培养大师。当前社会不和谐，与教育中品德和价值观培养的缺失关系很大。教育舍本求末，社会岂有不乱的道理。教育先乱了目的、内容；后乱了学校章法、师道；然后乱了教师、学生；所带来的最后结果就是导致全社会的道德大滑坡，学生价值观迷茫，使社会乱了。诸如毒食品、毒文化、毒环境等等，如此恶性循环，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势必如古印度、古巴比伦、古罗马一样，在历史的长河中淘汰。 （二）创造性人格培养的缺失 创造性人格包括的基本素质是多方面的，当前家庭和学校对创造性人格培养的缺失，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没有加强学生良好心理品质的培养。家长和教师重视儿童和青少年的良好心理品质的培养是创造性人格形成的基础，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在这方面的培养是贫弱的。比如，近年来我国中小学生自杀事件频繁发生，说明我国心理健康教育亟待加强。二是没有正确引导个体的个性和特点的发展。具有高创造性的个体往往具有鲜明突出的个性特点，然而，当前我国学生不是缺少个性，还是个性太过张扬。最近的一份有关高中生自信心的国际调查表明，49%的日本高中生表现自信；80%的美国中学生有较强的自信心；而90%的中国学生对自己充满自信。[6]这个调查结果令我们不得不进行深刻反思：中国学生凭什么如此自信，中国学生这么快从原先的近乎自卑走向极度自信正常吗？三是没有坚持正确运用评价机制。评价是教育活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很强的导向性。教育心理学研究表明，教师的评价与学生的自我评价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对学生的人格形成有着重要影响。四是没有营造创造性人格教学的氛围。教育的四大条件之一便是环境，学校是以教师为主轴向学生传授知识，培养人格品质的场所，营造有利于培养创造性人格的教学氛围是十分必要的。要想培养创造性的人才，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必须勇于创新，当前教育由于教育功利化，教师缺少创新，缺失对学生创造性人格的培养。 （三）人文关怀与人文素质培养的缺失 人文是指，重视人的社会属性之文化的养成。孔子教育的显著特点就是尊重人性、教化人性、聚焦于人的人文素质的培养。人文素质是指，在人文方面所具备的综合品质及其发展程度。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对人文素质培养的最大缺失是，没有将人类优秀文化（特别是中华几千年的优秀文化）成果通过知识的传授、环境熏陶以及社会实践，内化为学生人格、气质、修养，成为学生相对稳定的内在品德，使学生真正懂得做人，最终能够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学生阅读经典可以感知真、善、美，可以使思想素质、知识素质、审美素质等得到全面发展。当前基础教育阶段，要求学生对经典的阅读量太少了，特别是对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太少。据笔者见习时期了解，现在某些城市中小学要求学生阅读课外书，成为中小学生的家庭作业，这样自觉阅读的兴趣转化为了逼迫阅读的任务，根本就没有起到阅读经典的作用。 三、孔子教育思想对当前基础教育改革的启示 （一）在思想教育方面要挖掘孔子教育注重德育的优良传统 孔子认为，“孝悌”是做人的根本，德育从培养学生的“孝悌”观念始，达到解放和巩固学生的善性，激发学生的潜能。一个人可以没有文化知识，但是不能够不会基本的为人处事，真正的学问就是那些为人处事的法则，简单的说就是道德规范，这是一个人生存的最基本的前提。基础教育要坚持从德育入手，启迪学生心智，帮助学生获取聪明才智，以促进后天的长足发展。小学生是人性的固本阶段，这一阶段的儿童不需要去理解和应用什么科学，他们需要的是接受对真善美的认知，对周围事物的感知，对科学认知的兴趣以及对记忆力、思维能力和想象力的培养。儒家思想一再强调“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1]，从童年开始，坚持德育为先，培养其良好的习惯至关重要。当今社会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后现代社会里人心浮躁，缺少仁爱之心，中小学生校园暴力、少年犯罪成为了全球的一大顽症，学生有知识少礼义廉耻成为了当今教育的产物，这些祸害与德育的缺失是分不开的。子曰：“仁者爱人”[1]，孔子认为“爱人”的最基本前提是懂得礼义廉耻，人与人相亲相爱。笔者以为德育是所谓爱的教育的前提，要在儿童发展的初级阶段培养他们懂得爱自己、爱他人、爱自然才能实现爱的教育。 （二）在知识培养方面要挖掘孔子教育注重学生人格培养的优良传统 孔子对学生人格的培养，主要体现在其教学内容上。总结孔子的教学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道德教育；一是知识教育。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徒，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在知识教育方面，孔子特别重视在青少年知识培养方面对其人格的培养，在教学中，孔子引导青少年修身践行和端正青少年的思想态度及改正其缺点”[2]。孔子强调，倘若这些教育工作者要是做不到，是一件十分令人担忧的事情，因为“幼不学，老何为”？孔子的教育教学内容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等六门课程。“礼”，是指约定俗成的处事方法，是人与人之间处事的根本，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标准，用于维护各种人伦和道德规范。故，子曰：“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尧曰》）“乐”是通过音乐、舞蹈、诗歌等艺术手段使学生从情感上接受道德的熏陶，礼、乐互为表里，共同完成德育任务，孔子认为兴礼乐可以维护社会有序的发展，“乐”教相当于现代的美育；“射”是射箭，孔子教学讲究“举一反三”，孔子教学生“射”是为了让学生从射箭比赛中学会相互礼让，培养学生“无所争，礼让而得”的君子品德，故，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御”是指驾驭战车的技术，这两项属军事技能，相当于现代军事体育，从孔子的思想我们可以得到：体育既要达到“强其体魄”的作用，更要达到“文明其精神”的作用；“书”包括识字和自然博物常识，相当于现代的文化科学知识；孔子“数”的教学不仅指一般的数学知识还包括记日、记月、记年的历法。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明白，当今小学的美术课、劳动课、思想品德课、音乐课，这些课程的设置应该是为了陶冶学生的情操，用艺术手段使学生从情感上接受道德的熏陶；自然科技课应该是为了培养学生热爱自然，培养一定的对科学的兴趣；体育课是为了增强学生的体魄之外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在体育中懂得谦让。在人生的启蒙阶段，这些课程的设置应该是为了培养学生人格的，甚至要高于语文和数学课的作用。 （三）在技能方面要挖掘孔子教育注重人文素质培养的优良传统 在人文素质培养上，孔子通过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意识，丰富学生审美理想，达到美化学生心灵、行为、语言、道德与智慧的目的。孔子的人文素质培养的全部内容包括，《诗》教、礼教、乐教等方面，即“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7]。在人文素质的培养上，孔子一直立足于经典的培养，经典可以全面提高人的能力。孔子认为，《诗》可以激发人的豪情壮志，可以提高观察宇宙自然和社会人生的能力，可以使人与众人和谐共处，可以抒发心中的怨恨和不平；从近处看，可以用其中的道理侍奉父母，从远处看，可以侍奉君主；还可以更多地认识动物和植物的名称。孔子一再对弟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经典文学及艺术是作者有感于内心而作，另一方面可以产生观赏者的共鸣，观赏者内心的变动。这种内心变动可以另观赏者产生出“和”的意志，达到心灵的净化。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人文素质的培养目的是让青少年懂得礼义廉耻，“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亡矣”，“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并非杞人忧天，危言耸听，当今社会的不和谐证明了这一切。我国是文明古国，有着悠久的文化资源，这些经典的人文知识我们不能够不教。儒家思想一直促进着中华文化的发展，使之源远流长不至断流，最终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孔子教育思想闪烁着民主性精华，是真正的历久弥新的瑰宝，在2005年以后的文化多元化时代，仍然焕发出灿烂的青春。回顾近代科技高速发展以来出现的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我们深切的体会到当前物质条件丰富，人们精神普片空虚，如何幸福的生存下去，成为了全球共同的课题。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和我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全球开始重新审视儒家文化的作用，发出了“人类在21世纪要继续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005年前向孔子寻找智慧”。德国哲学家卡尔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2]我们今天在努力实现教育观念的更新与飞跃，必须用正确的眼观去看待孔子的智慧，重新进一步研究孔子的教育思想与教学实践，来指导今天的教育改革，使其至今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思想发扬光大。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初探: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与资金市场的几个问题——对科大卫先生文的商榷和补充 摘 要：资本主义首先是一种生产方式或生产组织，对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既要重视与之相关的“资本流通”暨资金市场等制度性因素的探讨，也要从生产方式角度继续进行深入研究。基于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国没有经历特许设立的历史阶段，故而中国的赢利性商业社团（合伙乃至公司）虽在古代有了区别于股东个人的团体性，某些类型的合伙也有了一些类似于法人的因素。但法人的正式形成还要到清末《公司律》公布之后。中国15——18世纪的资金市场（金融信用）相对于同时期西欧一些国家，表现出了票据化、社会化进展迟滞的特点，新的信用工具有的缺乏、有的进展缓慢，但它毕竟还是较好地适应了当时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资本主义萌芽，资本流通，法人，合伙 科大卫先生最近发表的大作[1]对中国经济史上的关键问题之一——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作了新的探讨，笔者由此所得教益极多，因近年一直从事典当业、高利贷资本、合伙制方面的研究，与大作内容联系颇为密切，一些问题我也进行了长期的思考，观点虽稍有不同，却似有所补充。本文意欲就以下几个问题略述拙见如下，以就教于科大卫先生及其他学界大雅。这些问题包括：第一，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主题问题；第二，合伙组织与法人问题；第三，15－18世纪中国资金市场[1]发育程度的估计问题。 （一）“作坊资本主义”、“期货市场的资本主义” ：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主题有关的几个问题 关于这一问题，科大卫先生在文中将中国学术界所研究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实体称之为“作坊资本主义”,认为手工作坊既非资本主义的制度，亦不构成引致资本主义原因，所以“作坊中雇佣关系的性质，只不过是一个侧面的问题”。“那么有关资本流通的制度，在中国是否已经充分发展，是否足以提供大规模使用新技术的必需的投资”，才是“资本主义萌芽”讨论的核心部分。既然如此，他主张改弦易辙，到“祀产的发展和交易过程证券的应用中寻找资本主义制度的兴起”。［1］（p59.61.67）那么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究竟是“作坊资本主义”呢？还是明代以后的“祀产发展和交易过程证券的应用”即“期货市场的资本主义”：呢？也就是说，我们是应该从资本生产即生产方式的角度还是资本流通的角度来研究明清资本主义萌芽问题[1](P67.P64)呢？这涉及到资本主义萌芽的实体及研究的主题问题，值得我们首先为之置辩。 在开始本文的讨论时，亦欲仿科大卫先生文之顺序，先对“资本主义”这个名词予以适当的认识和界定。 应该说资本主义首先是一种生产方式或生产组织。马克思的定义是“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 [2]( P358)这一起点的外在组织形式便是工场手工业，它存在于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叶。 [2]( P373)工场手工业最初是自发形成的，而“一旦它得到一定的巩固和发展，它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有意识的、有计划的和系统的形式。” [2]( P402)这一定义20世初的法国经济史专家保尔·芒图是基本同意的、他首先指出：“所谓大工业，首先必须将其理解为一种组织、一种生产制度。”他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的某些篇幅中，完成了历史学家的工作。[4](P9.P20)重视精神因素的W·桑巴特（1863-1942）、马克斯·韦伯（1864——1920）也是如此。桑巴特虽然认为“那由企业的精神和市民的精神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的心情称为资本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创造了资本主义。”但他同时指出：“资本主义是一种交通经济的组织，在此项组织中通常有两个不同的人口集团对峙着：即生产手段的所有人和无产的纯粹工人。……他们经过市场，互相结合，共同活动，此项组织并且受营利原则与经济的合理主义的支配。” [5](P215.205)韦伯同样认为：资本主义的西方近代形态是一种“自由劳动之理性的资本主义组织方式。”或者说是一种“个人创办的、具有固定资本和确定核算的理性企业。”[6](P11) 在《世界经济通史》第22章中他还指出：这种“理性的工业组织”须具有六个先决条件方能成立，即企业家占有生产手段、市场的自由、合理的技术、合理的法律、自由劳动、经济生活的商业化。[7]而其中最核心的因素则是自由劳动，因为合理的核算也好、合理的法律也好，“只有在自由劳动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6](P12)最近的罗伯特·杜普莱西斯“则将资本主义视作物质财富生产的一种特殊的组织方式。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个人和群众以货币、信用、土地、生产性设备和原材料库存等形式拥有资产。他们用这些资源雇佣工资劳动者，依靠他们的劳动生产出农业和工业产品（商品），然后将他们在市场上销售，以实现利润。”而这种制度的核心，即“使资本主义制度区别于其他经济制度的是企业主和工人之间形成的关系”。[8](P5) 总而言之，资本主义首先是一种生产方式，或者说是一种“生产制度”、“交通经济的组织”、一种“理性的工业组织”、“物质生产的一种特殊的组织方式”。而“自由劳动”或者说“企业主和工人之间形成的关系”则是其中的核心因素。其他的因素都只有在自由雇佣劳动的基础上才是有意义的，诚如恩格斯所言：在雇佣劳动中“包含着全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9］（p296）既然如此，以雇佣劳动为核心，探讨明清手工业、农业、矿治、航运等行业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及发展应该说是基本正确的了。 那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又是如何研究资本主义的呢？是否如科大卫先生所言“整部《资本论》都在讨论资本流通过程”呢？[1](P57)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首先，《资本论》研究的是资本流通、生产的全过程，或者说《资本论》研究的是资本依次经过三个阶段，变换形式再回到原有形式的整个的循环运动。以图示则大体如下： 资本循环总过程 第一阶段：资本家在市场上以货币购买劳动力、生产资料，货币资本变成生产资本。 第二阶段：资本家监督雇佣工人进行生产，创造出大于预付资本价值的商品，生产资本变为商品资本。 第三阶段：资本家出卖商品，商品的资本再转化为货币资本。收回预付资本并实现剩余价值。 其中第一、第三阶段是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二阶段是资本的生产过程。其次，马克思一生学术研究的目的，也是写作《资本论》的目的，是要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发展，及资本家剥削工人阶级的秘密——剩余价值的生产，如果只研究资本的流通过程，是不可能达到这一目的的，因为资本的流通过程是不创造剩余价值的。此外马克思还指出，只有在重商主义时期——对现代生产方式进行最早理论探讨的时期——因为商业资本是资本本身的最早的自由存在方式，并且曾产生过压倒一切的影响，经济学才从流通过程出发。马克思认为这只抓住了假象。因为这实际上这是从流通过程独立化为商业资本时所呈现的表面现象出发，而真正的现代经济学是从理论研究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的。[3](P376)既然这样，马克思怎么会在《资本论》中通篇都去研究资本的流通过程呢？ 那么，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与资本流通的制度的关系又如何呢？我觉得必须重视资本流通制度即资金市场的研究并将它与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结合起来。但是否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必须完全转向资本流通制度的研究，是否在研究后者的同时必须否定前者，是否必须到资本流通制度的发展中去寻找资本主义，而不理会生产方式的变革，则还须进一步商榷。也就是说对于资本主义萌芽与资本流通暨资金市场（金融信用）的关系还必须重新加以探讨。才能确定生产方式变革与资本流通两个因素孰轻孰重。[2] 从中外学术界对资本主义起源研究的整体状况看，除马克思主义史学之外，较早的有以马克斯·韦伯及W·桑巴特为代表的定性学派，本世纪2、30年代以著名经济史专家H·皮雷纳为代表的商业学派等[10]，比较近期的研究则有法国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陶蒲（Maurice Dabb）[11](P89)、罗伯特·杜普莱西斯等。 这些作者时代不同，观点各异，从其所提出的资本主义起源的核心因素看，如马克思主义史学侧重生产方式的变革，关注新经济因素在封建社会经济内部的成长；如W·桑巴特与马克斯·韦伯注重某种精神因素的作用；H·皮雷纳注重商业的作用；[10]布罗代尔注重高层商业及信用制度的作用，即集市、交易所、长途贩运贸易及其相适应的金融信用。[12](P87-93)黄仁宇总结意大利、尼德兰、英国的经验，概括出信用、专业经理、及经商技能三个因素，并指出重点是信用及法律对信用的支持[11](P57.P70.P95-96)等等。 由以上所引各家之说看，资金市场（金融信用）因素越来越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实际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起源的研究，也十分重视信用因素，马克思认为，中世纪小生产者的资本积累是非常微小的，因为手工业、小农业等“只容许有少量剩余产品，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要被消费掉。”[15](P509注1)但是从流通领域中，很早便积累起了货币财富，这便是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高利贷资本是同小生产，尤其是小农占优势的情况相适应的，它主要对小生产者放贷，也对那些显贵主要是地主放贷，这是高利贷资本的“具有特征的形式”[3](P672)。但是高利贷资本也有其他的“从属的形式”，如商人借贷货币作为资本去牟取利润的形式[3](P671)。至12世纪以后，作为高利贷资本的对立因素，信用制度发展起来了，在12和14世纪的威尼斯和热那亚，由于海外贸易及建立在这贸易基础之上的批发商业及国家摆脱旧式高利贷和货币经营者的需要，设立起了“信用组合”，在17世纪的荷兰，虽然阿姆斯特丹银行（1609）与后来的汉堡银行（1619）一样，并不标志着现代信用制度发展中的一个时代，它纯粹是一个存款银行，但商业信用和货币经营业已随着商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发展而发展，使高利贷资本开始从属于工业资本与商业资本，旧式高利贷的垄断自然地被推翻了。在17世纪后30年及18世纪初，整个英国都有一种反对高利贷、使工商业和国家摆脱高利贷的要求，在英格兰银行创立之前（1694以前），1683年即有设立国家信用银行的计划，而且不久确实设立起来了。现代银行制度，一方面把一切闲置的货币准备金集中起来，投入货币市场，另一方面建立信用货币，限制贵金属的流通[3](P680-683)。这样银行制度便造成了社会范围的公共簿记和生产资料的公共的分配形式，从私人高利贷者手中夺取了资本分配的权力，从而将社会上可用的、可能的资本交给产业、商业资本家分配，这使资本扬弃了它的私人性质。 综合以上所述来看，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和发展，在反对高利贷资本的过程中，银行及其他信用组合发展起来了，高利贷资本开始从属于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随着中央银行的建立，信用货币发行，贵金属流通受到限制，银行制度便夺取高利贷资本掌握的分配社会资本的权力。总而言之，信用这一因素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生及走向社会化的过程中，是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的。 但是信用因素在资本主义萌生阶段的作用不能随意夸大。 14、15世纪欧洲呢绒工业纷纷从行会控制的城市迁往乡村，“外包工制”受到商业资本的控制，[12](P18)资本主义生产开始萌芽。然这种初兴的资本主义企业规模很小，主要是利用现有的家庭纺织工人和他的工具，诚如布罗代尔所言“除了个别例外，资本家并不关心大生产系统，满足于通过家庭劳动控制手工业生产，以便更好地保证生产的商业化。由于手工业方式的家庭劳动的存在，制造厂直到19世纪还只占生产中的小部分。” [12](P92)故而资本主义生产初起时显然不需要那么大的资本或那么复杂的资本制度。即使后来英国工业革命初期还是如此，例如“英国的棉纺业革命是在普通生活的土壤中萌芽的，多数发明由工匠做出，工业家往往出身低下。投资最初数额较小，也容易借到。” [12](P115-116)不但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欧洲其他各国“大多数企业的开业资本是以很不正式的方式筹自个人及其家庭、朋友、邻居……厂房通常是租的，而且往往由原来别的用途——如寺院等——改建而成。需要量大的是周转资本，而这往往是通过赊帐买进、现金卖出挤出来的。”[14](P264-265)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并不是中世纪从流通领域积累起来的资本，事先购买了原料、材料、工具等，以之与雇佣劳动工人结合进行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本只不过是把它找到的大批人手和大量工具结合起来。资本只是把它们聚集在自己的统治之下。”这便是资本的真正的积累过程。[15](P511) 总而言之，在资本主义萌芽阶段，生产并不需要太大规模的资金，因而对金融信用暨资金市场的要求也不是那么高的。故而对资本主义萌芽过程中金融信用因素作用的估价似不宜过度。 当然这里也绝对不是否定工业革命与金融信用（资金市场）的关系。而只是对资本主义萌芽阶段（15-18世纪）与工业革命发生之后即近代工业资本主义阶段对金融信用暨资金市场的需求之间的区别稍加强调而已。到了19世纪以后，随着近代机器工业的建立和发展，它与资金市场（金融信用）的关系便发生了本质的关系。依约翰·希克斯所论，由于商业贸易的推动，欧洲18世纪手工业得到发展，在科学尤其自然科学的推动下，机器工具及动力发明，引起投资扩张及形式变化，机器的应用使手工业企业中固定资金开始代替流动资金取得中心地位，固定资本货物种类增加。以机器为中心的固定资本有一个特点：就是其价值只能逐渐释放，这样就对取得流动资金的取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主要适应海上及陆上长途贩运贸易、批发贸易之需求而成长起来的西方资金市场（金融信用）在十八世纪得到发展，各种债券很容易地在市场上出售，流动资金比较容易取得，[16]（p130-136）再加上十八世纪的欧洲利率水平已经下降， [17]P413)于是乎工业革命便得资金市场（金融信用）之助而更快地向前推进。 就中国16-19世纪上半叶的情况看，以高利贷、商业信用、各种形式合伙制为代表的资金市场（金融信用）在这一时期也得到较大的发展，高利贷中生产性、资本性放贷比例增加，且在一些地区、行业中与经济运行形成稳定的资金供求关系，利率表现出稳定和下降；钱铺、钱庄在进行货币兑换的同时，开始发行信用货币，清代以后帐局、票号兴起，在进行京债放贷及货币汇兑业务的同时，也多对商人放贷。再加上自古以来便已存在的当铺资本性放贷加强，各种形式合伙走向普遍化，一些合伙尤其是长途贩运贸易中的合伙资本规模大为扩展。各种金融机构、经营信誉较好的商业店铺乃至富豪殷商都接受私人款项存储，一些金融机构因此大大加强了作为信用中介机构的功能。商人尤其是铺店零售商人还通过“赊”的手段获得信用。所有这些使工商业者能够较快地筹集资本或获得流动资金，从而较好地适应了16世纪以后长途贩运的发展、经济作物种植和农业手工业的地区分工、手工作坊和手工工场经营发展的需要。亦基本上适应了当时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需要。这种关系在以下将详细论之。至于19世纪后半期及二十世纪初工商业企业与资金市场关系问题，不属本文范围，此不具论。可参见洪葭管[18]、李一翔[19]等人的大作。 最后还须指出的是，为了否认所谓的“作坊资本主义”，科大卫先生极力否认工厂制度与作坊的关系，认为“手工作坊既非资本主义的制度，亦不构成资本主义的原因；工厂是资本主义的制度，但是它并非由手工作坊演变而来，而是19世纪西方工业革命的产物。它包涵了如同在作坊中使用的雇佣劳动，还把会计的方法用于生产的管理。”[1](P59)这一观点指出了二者的区别，是有道理的，但是完全否认二者之间的联系，则又有不妥。理由是：第一、工厂制度既是19世纪上半叶工业革命的产物，同时也是手工业生产方式，尤其是手工作坊乃至与之相适应的整个社会关系长期演变的一个结果。作为一种生产方式（或“生产关系”或“制度”）绝对不是在19世纪上半叶一僦而就的，从西方经济史看，至少经历了独立手工作坊——手工工场——工厂这样的演变过程。中国虽未经历独立的手工工场阶段，但后世大机器工厂与手工作坊及手工工场生产关系的继承性也是非常明显的。而且这种继承，不仅表现在“包涵了雇佣劳动”，而且表现在包涵了与工厂制度有关的另一极即有关资本的一系列制度，如资本组织方式、企业经营方式等。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在手工作坊及手工工场阶段积累的生产关系的基础，即使发生类似工业革命的技术变革，工厂制度的产生恐怕也只能是一种幻想。工厂制度既建立在大机器工业的技术基础之上，也建立于手工作坊、手工工场以来不断积累的生产关系（或曰制度）基础之上。就中国的情况看，近代工业虽由国外移植，但不少工厂即建立于手工工场的基础之上，而且不少传统的工场手工业转化成了近代化工厂[25]（P 77-78）第二、生产关系确实是适应于与特定技术相适应的生产力的变化的，但生产关系也不是完全被动的，它也有自己的发展规律、自己的独立性和连续性，否认这种独立性、完全割断这种连续性是不准确的。 总而言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对货币、借贷、合伙、典当等与资本流通有关的制度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这一研究扩展了我们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认识，促使我们对资金市场（金融信用）因素的作用作出新的评价，但既然是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其主题仍只能是对生产方式变革的研究，资金市场即资本流通方式只是与之相适应的环境问题、条件问题。 （二）合伙组织与法人问题 科大卫先生谈到宗族财产的合股占有时指出：“祀产可以比生意的合伙关系维持更长的时间……因此有名义拥有财产的祖先或神明，就具有了法人的特性……也许可以说，祀产是传统中国对没有皇帝特许的情况下，如何合股问题的一个答案……祖先和神明成为唯一有可能维持永恒不变的组织。在这种情形之下，不能期待会有长期存在的以个人名义拥有的资本性组织。如果说明清时期有长期存在的资本主义的组织，那么它们就是尝产和庙产。”“许多祀产都表现了企业性的目标。”商人贸易是用号的名义做的，而却用堂的名义拥有房地产。“这些生意和财产，或者其中的股份，就会成为以堂名义设立的尝产，传给子孙，而子孙不能将其瓜分掉。相反，合伙和其他名目的生意维持的时间要短暂得多”。[1](P62-63) 故而，科大卫先生认为：以合股形式占有的尝产和庙产，虽无皇帝特许，但却是一种长期存在的资本组织，“具有了法人的特性”；相反“合伙和其他名目的生意维持的时间要短暂得多。”因而不具有法人特性。那么“合伙和其他名目的生意”究竟是否法人？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具有法人特性呢？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庙产、祀产具有法人特性的问题呢? 应该说，完整意义上的、近代的法人制度首先是从西方成长起来的，所以我们首先必须从西方中世纪及近代早期经济、法律发展的历史来考察这一问题。从这一角度看，我们发现在西方中世纪及近代早期存在多种多样的商业社团组织，如行会、合伙等，而这些社团是在从自由设立到特许设立的过程中转变为法人，而后又由特许设立转变为自由注册设立并进一步向大众开放的。方流芳以西方行会的转变为例，认为：“导致这种转变的原动力是对行政性垄断的追求。”“正是求助于国家权力的加入，以形成私人力量难以单独实现的行业垄断。”而国家之所以确认商业社团的法人地位，“正是将商业社团改造成推行公共政策的工具。”因此法人初始形态的最本质的特征即是“政企合一”，“法人社团被视为是国家权力的延伸。” [21](P157) 从西方法人制度发展的一般进程看，它经历了从特许设立到准则设立的发展过程。早在13至15世纪的英国,大部分行会通过受领皇家特许状或经国会法令特准成为法人社团。16世纪以后，由于海外贸易的扩大，此类特许公司普遍起来，此后，历经三个世纪的发展，直至19世纪中叶，伴随着特许制向准则设立的过渡，特许公司才逐渐消退。 [21](P158)、 [22]（P55-56）早期特许公司主要是一种管理性质的公司，资合不是必要条件，随着贸易尤其是海外贸易的发展，从16世纪开始，从特许公司衍生出一种叫做合股公司的海外贸易组织。（joint stock company），这是一种行政垄断权与资本相结合的公司形式，或又称特许合股公司（chartered joint－stock company），随着特许合股公司的形成，独立法人人格的特征也就完全成型。与此同时，在特许公司出现很久以前便已出现的各类合伙企业，即非特许企业也在不断申请而成为特许公司；特许公司最初只不过是行会即基尔特组织的海外贸易延伸而已，后来随着它的发展，它才向国内各行业延伸。 随着特许合股公司的成立及壮大，在原有合伙股份已经大量被转让的基础上，向社会募集股份资本及合股股份的转让随之兴旺，17世纪末在阿姆斯特丹、伦敦已经有较固定的股票交易场所。但股份交易引发社会投机，发行可转让股票成了一种无本取利的特权，大量商人假冒特许公司参与股票的投机，引起股票泡沫化，为了打击投机，扭转这种股票泡沫化趋势，以1719年英国泡沫法案为代表，各国颁布了一系列法案。但这一法案亦严重伤害了股票投资者，至1825年，英国泡沫法案废除，1844年英国合股公司法出台，规定废除特许法人，人们可以通过自由注册的方式，获得组建企业的法人资格，无论是特许法人还是自由注册的法人，其股份均可自由地转让。从此法人失去了受领垄断权及分担国家职能的特殊地位，这样政企分开、政府职能在私法领域受到极大限制。[22](P59.P62) 、[21]（P162-163） 综合以上所述可见：第一、无论特许设立还是依法自由注册设立，法人资格都是国家给予的。[23](P31)第二、法人的出现是国家对营利性商业社团追求行政性垄断的结果，一方面国家力图通过这种手段推行它的某些公共政策，而另一方面，这些接受法人地位的社团则力图通过公法权力的干预，达到取得垄断某些行业经营权的目的。既然如此，我们可以从这两个角度看看中国古代是不是也存在类似的历史过程？ 据笔者所见，目前学术界谈到合伙与法人问题最早的当推日本学者今堀诚二先生，他将中国古代合伙分为三种形态，认为即使是均等出资、平均分配的古典合伙，合伙也可以对抗合伙的出资者，“具备了作为第三者的团体性”；[24](P622)而合伙分化第一类型的合伙，“带有对抗于无机能资本家的独立性”及“独立于机能资本家的团体性”，这种团体性是一种“具备了相当接近于法人资格的团体性。” [24]( P718)而对铺东型合伙却认为“合伙的独立性并不十分充分，未达到所谓法人格的地步”。 [24]( P758.) [1]可见今堀先生是从团体性角度探讨法人问题的。吴承明先生论及明代晋商资本合伙制时认为，明代徽商中的合伙，“可能还不是组成一个法人”。 [25]彭久松、陈然认为四川自贡盐场的契约股份制极类似于近代的有限责任公司，是一种“由不同的财产主体按一定章程组建的以营利为目的并承担民事责任的经济联合体”。[26]曹树基认为：清代台湾垦号是股份制企业，“类似于现代的法人，它拥有独立的资产，具有法人资格，承担民事责任。”“具备了类似现代企业法人的基本功能。”[27]《中国民法史》则认为：中国古代的各种民事权利主体包括合伙并不是法人，因为“中国法人组织是从清末开始的”，即在清末第一次民法草案颁布之后才存在法人制度。[28]（589） 应该说，就中国古代的整体情况看，手工业、矿冶业、商业中的合伙制店铺、作坊、工场或一次性的合伙贩卖的结成，均是依事实设立，而不是依法设立。除了要遵守官府维持政治社会秩序的一般法律之外，其成立及经营并不依据特定的法律规范，不但国家成文法中没有相关内容，封建地方政府及有关城市对工商业的一般政策中也缺乏相关规定。但是如上所述，官府处理与合伙组织有关的问题时又确实是将它作为团体来处理的，以区别于参加合伙的各股东个人。这一事实表明合伙作为一种营利性社团已经成为当时的民事法律主体之一，其财产的占有及经营活动的开展，是以团体的名义进行的，也就是说，其权利义务与合伙各股东个人的权利义务是有区别的。总而言之，合伙即使不象有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样：“企业是不是具有法律地位，归根到底是由国家颁行的有关法律条文，如公司法所赋予的，即是国家法律给定的，”[23](P31)也就是说必须有明确的公司法，依此成立的合伙组织或公司组织等营利性社团才是法人，因为如上所述，在公司特许设立阶段是谈不上公司法的。但是像以上几位学者那样从合伙的团体性、合伙组织的内部特征、设立及存在的时间长短等法人的非本质特征来确定合伙是不是一个法人团体，似乎也是不准确的。这样看来，将庙产、祀产看成具有法人特性也就不怎么正确了。 那么我们从什么角度来考察中国法人制度的形成和演变，或者说从什么角度来考察中国营利性商业社团（合伙、公司）是怎样被赋予法人地位的呢？ 与西方中世纪经济史类似，中国历史上也存在着“行”的组织，唐宋时代“行”的组织，除了同行业集会、平常经营聚集在一起以外，主要功能是官府向工商业者进行征敛。宋人记载言：“市肆谓之行者，因官府科索而得此名。”[29](卷13《团行》)明中叶以后，会馆出现；清代中期之后，公所、公会出现，这些类似于西方基尔特的组织才具有了管理垄断工商业的某些功能。 但是因为中国古代历史与西方古代中世纪史发展的差异，“行”也好、“会馆”也好、“公所”也好，不但中国封建国家没有明确地以某种形式赋予它以法人的资格，而且最终“行”、“会馆”、“公所”等组织也未演变成实际上的营利性社团组织。 与西方特许设立形式上有些类似的事件是明清时代牙行的凭帖设立。明清牙行均需由朝廷批准，给予官帖，才能设立。从官帖所登记的内容看，大致相当于营业许可证。由官府查选地方殷实可靠的人户充当。雍正十一年以后，整理牙帖，规定各省牙帖定数，从此以后，牙行设立不许随意增加。而牙行的主要职能，一是替商人服务，即在商品交易中发挥居间、中介的作用；二是替官府执行某种市场管理的职能，如平准物价、监督度量衡、维护地方治安等 [30]（P1311-1332）。这样看来，雍正十一年以后牙行虽不是被特许经营，但确实具有一定程度的行业垄断的意义，因为牙帖数量有限，故在一定地段市场中，一家或几家牙行是有一定垄断专利的意义的。而且政府也通过牙行执行了部分公共功能。所以牙行的凭帖设立及所具有的功能确与西方公司的特许设立有某些相似的外部特征，但是因为两项本质特征的区别，使我们还不能断定二者之间就是完全相同的，第一、凭帖对牙行是否专享其特定名称、统一印章，其成员是否可以利用其名称发起诉讼或应诉等即关于牙行主体特征缺乏规定。第二、对于牙行的机构、合股原则、成员责任、牙行担任的政府职能等也无明确的规定。因而牙行虽凭帖设立，但也很难说他已经具有了法人的特征。 前引方流芳的论文还提到一个有趣的历史事实，那就是，中国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设立了专司对外贸易的行商（洋行、十三行），而与洋行打交道的主要外商，即是由英王特许设立、垄断远东海外贸易和殖民事业的东印度公司。方流芳认为，二者颇为相似：（1）同是权力当局特许设立；（2）同样分担政府职能，行使公共权力；（3）同样从政府处获得垄断特权。作为分担公共职能的补偿；（4）同是若干商人的集合体，且与官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这些洋行是否就是某种与东印度公司类似的特许法人社团呢？方流芳认为是肯定的，因为，“在这种历史的巧合背后隐含着法人社团的共同源头——公共权利与私法权利的混合。”[21]（P164-165）但是这种观点理由似乎也不充足，虽然洋行特许专营的色彩比之一般牙行更浓一些，但与以上所述牙行的一般特征一样，同样缺少法人特许设立所应该具有的本质特征，故而也不能说清代洋行己经是一个类似于东印度公司的法人社团。 综上所述可见，法人制度的确立暨合伙、公司等营利性社团组织被赋予法人资格，在中国已经错过了特许设立的阶段，而直接要到清末《公司律》等法律的制订，他们才真正取得这一资格，[2]当然，诚如方流芳所论，西方近代商业公司（非行政垄断性的营利性社团法人）制度虽然引入中国似乎毫无障碍。但是中国境内实际存在的公司真正转变成近代商业公司却步履维艰。从推行的过程看：中国近代公司制度的首先是在通商口岸的一些外资企业中推行，华人投资多于此附股，然后是由中国自己创办的所谓“官督商办”的工矿企业，最后才是民间资本成立的一些家族企业。[23]（P103-173）还值得注意的是：1949年以后大陆公司企业之被赋予法人地位，大体也遵循了这样一个发展的轨迹：即先是因外国独资及中外合资企业的发展而制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1980）、《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1988年），然后在《民法通则》公布（1986年）以后，国内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等也与外资、中外合资企业一样获得了法人地位。至1988年《私营企业暂行条例》颁布，规定私人企业中的有限责任公司形态为法人。[31]中国的法人制度才算是大体建立起来了，当然还需进一步完善。 (三)关于15－18世纪中国资金市场发育程度的估计 对于这一问题，科大卫先生在中西对比的背景下，指出：“在15－18世纪的欧洲，从高层的金融界（high finance）到零售业的运作，发生过一场商业革命，接踵而来的，包括保险业、银行、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商业融资（business financing）、债券（interest-bearing instruments）等一系列制度被创造出来。现在，西方的历史学家把这些制度视为工业革命前资本主义的建筑构件，在工业融资的增长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同样的情况在中国没有出现，那么，为什么会这样？”。[1](P64)那么，此时的中国资金市场（金融信用）究竟发展到一个什么水平了呢？应该说，确实有些近代工业革命必需的金融信用制度在中国没有形成，如保险业、股票交易所等。但整体上估计，适应15－18世纪经济的发展、变化，中国资金市场发育也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随着专业性地区集团商人活动的加强，资本的流动性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其中像所谓银行、商业融资等在当时已经形成，并且成为当时工商业运行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而股份公司、股票交易、债券等也有了一定程度上的萌芽。以下便逐一对有关事实稍加申述。 关于近代银行制度的起源，是中国经济史界的一个老问题。日本学者加藤繁、日野?三郎曾对唐宋时期专营存款的机构——柜坊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证论述，认为是中国早期金融业者，中国早期银行制度即源于此，但因材料缺乏，以下两点尚不能完全证实：一是柜坊的存款是否有息？二是柜坊是否利用商人、居民的存款进行放贷等经营？故而柜坊是否作为信用中介的银行这一点也不能完全确定。实际上循着这一思路，我觉得宋元以后的质库、典当铺在更大程度上具有了早期银行机构的特色，这不但因为它有悠久的历史、固定的经营机构、地点、资本核算等，更重要的它具有了信用中介的功能，因为宋元以后它既进行固有的动产抵押放贷，而且还经营了有息存款，清代以后的当铺还根据本铺资本及信用状况，发行钱票，这样它作为近代金融机构的特色就更浓厚了。如果专论15－18世纪，则除了当铺之外，钱铺及帐局也具有了早期银行机构的性质。至少从16世纪开始，钱铺在进行钱银兑换业务的同时，也进行各种放款；早期的帐局以放京债为主，逐渐也对商人放款，并接受商人、官僚、地主、农民等城乡居民家庭及店铺存款。 至于商业融资，如果是指对商人的经营性资本放贷的话，那么中国15至18世纪这种资本性放贷是相当普遍的。除典当、钱铺、银号、帐局等银行业机构对工商业者进行经常性资金放贷外，一般商铺如布铺、绸锻铺、杂货铺、盐铺等及一般商人、地主、贵族、官僚家庭也常以闲置资金及家财对商人放贷。这种放贷包括开办资本及流动资金放贷。在一些商业发达的城市，主要是同城的金融机构、店铺及私人放贷者与商人之间结成了比较稳定的资金供求关系。 以上所述似乎都是一种直接的货币存贷，实际上，除此之外工商业者还常得到其他多种形式的信用。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一是合伙。商人除借贷外，还常通过与人合伙获得足够的资本。15－18世纪的合伙一般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资本与资本合伙；第二种类型是资本与劳动合伙；第三种类型是介于二者之间，即以劳动参加合伙者除以经营劳动及能力参加利润分配外，自己还出一部分货币或实物资本。除了这种以资本或劳动临时组成的合伙组织外，合会、宗族财产共有等社会固有的组织形式也常向合伙组织形式转化。这一时期合伙的股份化已经非常普遍，股份转让也已比较常见。 二是商业信用。这里且不论政府与商人之间的商业信用关系，只将民间商人与商人之间发生的商业信用关系做一个简要的概括。从这一角度看，15－18世纪商业信用主要有三种形式：第一是赊，如贩商通过牙行对铺店商人乃至直接对手工作坊和个体手工业者提供商业信用，这种商业信用从牙商角度看也是贩商给予自已的信用。第二，汇兑，货币从一个地方汇到另一个地方。既可以是一次性地由会票所记目的地的家庭或商号兑现，也可在有人愿意最终承兑的情况下零星支用，不过在零星支用时，须每次填写支票存照，[33]、[34]、 [35]( P 7-13)如果延期或改变承兑人，则须另外背书承兑之人。汇兑之事多由商铺、金融性店铺如银号乃至殷实之家兼营，清代中期以后，又有专营汇兑的票号。在所汇货币兑现之前，等于是承兑之家（及后来的票号）为出票之人及其他开具支票零星支用之人提供了延期的信用。第三“期票”、“兑票”等。这与借贷、合伙或其他经济行为（如雇佣等）尤其是借贷有关。商人A欠了商人B的钱，不能按原有惯例或约定及时偿还，这时商人A便可以开出一纸票据，承诺将在未来某个地点、时间里偿还所欠金额；这种票据便被称之为“期票”。这种期票等于是延长了原有的直接货币借贷信用时间，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视为提供了某种新的信用；所谓“兑票”，不是指上面汇兑的票据。为说明其含义，假定有商人A、商人B、商人C三人，如果商人B因商品交易等欠了商人A银钱，至期偿还货价，称之为兑还。如果商人B一时资金紧张，则由与商人B关系密切的商人C开具票据给商人A，承诺在某个约定的时刻兑还该欠商人A的银子；或个人承诺某个时间之后予以清偿，这种票据清人称之为兑票。显然这种票据是商人C延长了商人A与商人B的信用关系，扩大了金融信用规模。 关于股份公司的起源问题。一般认为，中国近代股份公司制度是从西方引进的。但中国古代合伙组织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至15－18世纪时，已经具备诸多近代股份公司制度的因素：如有限责任制度的萌芽、经营权和资本所有权分离等，已经接近于两合公司，并向股份公司的萌芽期迈进。 关于股票交易起源问题。在15至18世纪时期，合伙制的股份化已经相当普遍，尤其资本规模扩大的一些企业。股份的买卖、转让也还比较常见。当然尚未见有固定的交易场所，也就是说，正规的股票交易所尚未形成。 关于债券起源问题。明清时期的存款、委托生息、领本经营、合伙之间有时并无明确界限，从存款与委托生息看，如果从存款者和委托者角度而言，二者目的都是使资金生出一定的利息，区别可能在于，存款可以小额、零星进行，委托生息则较大额地、一次性进行；而领本经营与合伙则是领取他人资本、外出经营，以后或按固定息率向资本主纳利，或与资本主依一定比率分取所得利润，前者为领本经营，后者为合伙。其中委托生息即带有一定意义上的企业债券的意义，然尚未能向社会公开发行，局限于亲朋好友等人的关系之中。 综合以上所述可见，15至18世纪的中国，作为早期银行机构的典当铺、钱铺、银号、帐局已经形成并对工商业的运行产生了巨大影响。所谓的商业融资在这一时期也比较普遍和常见，不仅上述金融店铺对工商业者进行各种资本性放贷、一般商业铺店及地主、商人及其他富豪之家也对商人放贷，同城商人经营资金常形成某种固定的供求关系。除了这种直接的货币供应以外，商人还通过种种形式获得商业信用，从而有效地扩展信用圈子、扩大资本规模。 但是相对于同时期的西欧先进各国，中国古代资金市场在十七世纪后在走向近代化方面显得有些滞后,如当时钱铺虽然也发行钱票，但限于个别钱庄个别使用；银行业仍然还是其初创形态——当铺、帐局、钱铺等，未创立类似近代银行的全国性的金融机构；虽然也有类似北京、苏州这样的金融中心，但缺少冲帐、拆借等业务；合伙虽然也有了长期的发展，但相对英、荷等国却显得落后，如缺乏股东大会等固定的权力机关和经营机关；股票虽也有转让、买卖，但缺乏集中统一的、社会化的、价格可预测的股票交易场所；财政仍是依靠直接的实物、货币、劳役征收，信用化的趋势仍不明显。 究其原因，我觉得其中之一可能与中国特定的比较成熟的资金市场结构有关系。一方面这一时期新的生产方式虽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仍以手工业、农业结合的小生产方式为主；相应地商品市场方面虽然日常用品（粮、棉、布）的长途贩运为标志的全国性市场得到发展，但仍以地方性小市场、区域性市场及城市市场为主。与这种特定的生产方式或商品市场相适应，中国古代资金市场经过长期的发展和整合，到15至18世纪已经相当成熟，形成了一种灵活的、以直接的金属货币存贷为主、高中低层配套的、能满足各种各样的社会金融需求的资金市场。[40]这一资金市场被整合得非常好，徽商、晋商等的放贷资本规模较大、所跨地域较广、资本自由流动程度较大、供求相对稳定、与经营者和生产者（主要是商人、手工业者）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而满足了大部分资本性、经营性资金的需求，这可以说是一种“高层的金融”；除此之外还有满足小农、小手工业者乃至小商小贩的那种数额较小、主要在本地农村或集市、市镇上便能满足的资金放贷，或各种因日常生活、侯选求学、丧葬嫁娶、溺佛求神及其他一般人情来往而引起的生活性借贷。这些大概都可以说是一种低层金融了。另一方面，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国的伦理宗教对有息借贷是不加谴责和禁止的，政府不但不加禁止，有时自身还经营多种有息放贷。因此商人、地主个人或组织和团体一方面可毫无障碍进行直接的有息放贷而不必担心被禁止，也就没有必要采取与人合伙或将借贷隐藏于汇兑之中的办法以躲避政府或教会的禁制。从而减缓了走向票据化的压力。 此外封建国家的影响也不能忽视。中国封建政府在经济方面最重要的控制干预之一便是将货币的铸造、供应的大权紧紧地抓在自己手里，直至宋元明初等钱与楮币并用的时代还是如此。当国内银铜产量不足，白银自美洲传入中国、这种控制有所减轻时，政府仍有较强的控制干预力量。整体上说，这种控制干预表现在：打击假劣货币、盗铸等；通过购买实物收回货币或投入货币增加市场货币供应；或作好金银、铜钱等实物货币的储备以稳定纸币之价；或收回旧纸币，换回新纸币等。国家至少从秦开始便建当了庞大而完备的文官系统和常备军队，尽管政府为财政需要常滥发货币，尤其是滥发纸币。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国家毕竟较好地供应了货币；通过这个完备的文官系统及相应的吏役系统征敛到了足够的货币、实物及人力；通过对流通过程的垄断控制，获取禁榷专利收入；建立起属于国家及皇帝本人的产业，直接获得地租、利润、利息收入；利用商人完成了国家所不能完成、或作起来成本太高的、与政治军事密切相关的一些事务，如军粮、官物的购买、运输等，这样封建国家财政便无需走国债信用化的途径。 总而言之，中国社会、文化思想环境允许直接的有息货币放贷，封建国家又有较好的供应货币、维持相对较为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通过庞大的文官系统又征敛到了足够的实物或货币，以直接的货币借贷为主的资金市场己经比较好地适应了当时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因而缺乏使这种直接的货币借贷走向票据化的动力。而这种以直接的货币存贷为主体的资金市场（金融信用）容易被狭隘的人的关系所束缚，因而是不利于走向社会化、近代化的。 结语 综合本文所述可见： （1）完全否认或贬低从生产方式角度探讨资本主萌芽的观点是错误的。我们既要探讨“资本流通”等与资本主义萌芽相关的种种制度性因素，也要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角度继续进行深入研究。不能将这一重大课题单纯地归结为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 （2）基于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国没有经历特许设立的历史阶段，故而中国的赢利性商业社团（合伙乃至公司）虽在古代有了区别于自然个人的团体性，某些类型合伙也有了某些类似法人的因素。但法人的正式形成还是要到清末《公司律》颁布之后。 （3）15－18世纪中国金融信用发展相对于同时期西方一些先进国家，表现出了发展迟滞的特点，新的信用工具有的缺乏、有的进展缓慢，但仍较好地适应了当时经济的发展。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初探: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原因探究 摘要: 如果必须直面的近代史论，回答“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是否会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一问题，如同评述清末新政一样，如果不是暴力革命推翻了满清政权，中国会是什么样子?对历史的假设往往就是这样，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由于既不能证实，也无法证伪，任何说法都可以存在，甚至可以说，假设的历史往往比文学世界还要精彩。本文试图通过将这一问题予以消解，未尝不是对这一问题的一种回答。 关键词: ;资本主义 “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是关于中国历史的著名论断。这里包含着一个对历史的“假设”，即假设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社会将遵循马克思提出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至于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社会则是后话。历史学人却有一个共识:历史容不得假设。但是，另一个共识却是，每每提到“容不得假设”，随后便开始在假设的基础上开始评说。本文或许也摆脱不了“假设”之窠臼，但希望更多地在假设之外，得出对历史的认知。 一、革命史观 所谓革命史观，是一种从现实革命斗争的需要出发，从革命者的立场与视野来研究和评价以往革命斗争史中的人物、事件的历史观。如果用历史学科的专业要求来衡量这位非历史学家的史论，虽然有苛求之嫌，但是有利于还原更加贴近真实的历史认识。首先有必要提及一下的近代史论的特征，郭世佑教授将其概括为三:概略性，政治性，多变性。简而言之，的史论既无专著，又乏专论，以应时应势的政治报告和政策文献为主要载体;并且谈论的许多问题对自己而言是时事政治问题，而非历史的范围;更重要的是他会随着现实革命斗争需要有所调整、予以变化。从历史科学的角度来看，既然存在这些问题，基于革命史观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与学科建设问题，自然需要专业的历史学者加以解决。在建国之前，已有许多学者初步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指导，来撰述近代中国的历史，例如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等，到了1949年以后，随着共产党政权的建立、巩固，范文澜、胡绳等人的论著成为争相引用的学术权威，此后的诸多近代史著述、教材大都受其示范与影响。当然，在革命史观逐渐成为主导观点的过程中，范文澜、胡绳等人的历史认知与对近代中国的认识，相互影响、彼此互动，共同催生了革命史观。可以说，学术与政治、历史学者与政治家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是极其微妙的。同时，应该注意到即使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学者也有接近或倾向于革命史观的，例如著名清史学者萧一山，革命史观在当时有极大的进步意义，并且能够很好地服务于政治局势。今天，从现代化的视角来研究中国近代史，淡化革命因素，是从和平年代的视角、需要出发看待历史学科的，这并不是要否定革命史观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意义，只是它与当下“建设”、“发展”的主题不相适应了。同样，对的近代史论的讨论，也无法完全站在革命的立场，我们的讨论更注重它的当下意义。 二、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一语，处于第一章第三节，但是可以这么认为，不论是谁写的，文中的观点是赞同的。明显地，文章正是以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为重要基础，进而探讨中国社会问题。首先，必须注意到，这篇文章虽然有专业的历史学者参与，但是对文章观点起决定作用的却是政治宣传、革命教育的需要;其次，共产党人是在应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即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至于马克思主义是否具有普遍性，而可以适用于中国的特殊性，则是值得商榷的;再次，这篇文章的观点确立之后，更多的学者做的工作是以此为论点找论据，而鲜有敢于寻求突破的。最后，进入新时期，伴随着思想解放，史学研究开始回归学术本身，有些学者剥离政治因素后重新思考这一问题，涌现出了许多学术成果，使人们对那段历史的认识更加清晰。 三、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是史学界五朵金花之一，它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的一个环节，重要性可见一斑。例如，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洋洋几十万言，全在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诸位作者，主要在于完成政治任务而非单纯的学术研究。何晓明所著《世界眼光与本土特色———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详细的梳理，从学术方法论层面进行了深入反思。何晓明认为， (1)关于名与实。按照唯物史观，“资本主义”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政治制度以及思想意识形态的统一体，而我国的研究实践长期注重的是生产关系层面;另外，“萌芽”二字近乎文学描绘的用语，其本质是非精确、非学术的。 (2)关于史与论。在这一问题上，我国学者受权力的引导，先有了不可质疑的“论”，然后整理史料、充实结论，违背了历史学的认识规律。 (3)关于一般与特殊。马克思自己尚且认为他的理论不一定与其他地区的特殊情况相适应，所以把“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作为人类社会普遍规律的学术起点，值得怀疑。但是，作者还说了一段十分中肯的话:“回顾近60年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史，可以说其最重要的成就是对于相关领域基本历史资料、历史过程的清理、爬梳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虽然在许多时候也发生过‘削足适履’式的错误做法，将中国史实硬套进西欧(英国)模式里去，但是，在‘削’之前，我们毕竟对‘足’做了一番认真细致的考察和分析，对它的生命机理和运动状态有了一个比较清晰全面的把握。而这一切，都是中国学人坚持本土立场、凸显本土特色的结果。我们应该对此表示充分的理解、钦佩和敬意，而不是简单粗暴地完全否定、横加指责。” 作者:宋花乐 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德语学院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初探: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区别 摘要：本文主要从五个方面论述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资本主义的区别。由此可见，民族资本主义不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资本主义萌芽基础上成长起来的。 关键词：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资金；劳动力；市场；雇佣关系 学生在学习《〈中国近代现代史〉上册》（2002年审查通过必修本）关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产生时，容易出现一种误解，即认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是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继续。而产生这种误解的原因是没有准确理解明清资本主义萌芽和中国近代资本主义间的关系和区别。 资本主义萌芽与民族资本主义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即以商品经济活跃为基础的资本主义萌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客观的条件，但民族资本主义并不是在中国封建社会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基础上逐步成长起来的。二者不能混淆。以下是它们的区别： 一、从概念上看 资本主义萌芽是封建社会内部的一种新的生产关系，是指农耕社会中孕育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雏形，是为购买劳动力增值利润而进行的商品生产，并以自由雇佣劳动为特征，它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企业和生产关系。而民族资本主义是指殖民地、半殖民地或民族独立国家中民族资产阶级所拥有的资本及民族工业。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环境中土生土长的资本主义，是相对于官僚资本主义而言的。 二、从背景来看 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于明朝中后期，处于封建社会内部，由于社会分工扩大，使各自的生产品成为商品，而扩大着交换的范围。民营手工业作坊增多，市场比较繁荣，白银流通和货币关系也得到发展。这些都说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内部，是在外商企业的刺激，洋务运动的诱导，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加速了自然经济解体的前提下，直接从外国输入机器、技术创办起来的。 三、从产生和发展的历程来看 资本主义萌芽是在明中叶以后产生并缓慢发展，但始终未能成长起来，仍是封建经济的附庸。鸦片战争前缓慢发展着。中西方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时间差距不大，但发展的结果却明显不同，欧洲资本主义萌芽自产生后发展迅速，16世纪英国资本主义兴起，尼德兰革命成功后出现了荷兰共和国――世界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却发展十分缓慢，从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到清朝前期，经历了两个世纪，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始终还处于萌芽状态。为何发展结果如此不同呢？中世纪的欧洲，封建君主的权力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如，天主教会和教皇对王权的制约、封建贵族领主对王权的制约、一些封建自治城市对王权的制约等，因此，欧洲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形成较，专制力量相对薄弱，资本主义萌芽有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中国自秦始皇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以来，历代君主专制不断强化，到了明清时期达到了顶峰，极大地束缚了社会的进步，根本原因是腐朽的封建制度严重的阻碍着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从政策上看，西欧主要封建国家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增强国力，对内实行重商主义政策，鼓励发展工商业对外拓展海外贸易，实行殖民扩张，客观上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而中国的封建统治者 特别是明清统治者对内实行重农抑商政策。 如，设立众多关卡，对商品征收重税，严格限制手工业生产的规模等，对外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禁止或限制海外贸易，严重摧残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从资金上看，欧洲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后，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如，英国通过海外贸易、奴隶贸易、圈地运动等方式，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积累了雄厚的资本。而中国的地主和商人将赚来的钱多用来买房置地，很少把资金投入到生产领域，严重影响手工业的扩大再生产，使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缺少必要的资金。主要表现在：农民遭受残酷的封建剥削，极端贫困，无力从市场上购买手工业品；地主和商人将赚来的钱大量买房置地，严重影响手工业的扩大再生产；封建国家设立众多的关卡。 从市场看，在欧洲，政府对内通过一系列措施，积极建立和拓展国内市场，如，英国通过圈地运动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国内市场，对外通过殖民扩张，进一步扩大海外市场，因此，欧洲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所需要的国内外市场十分广阔。在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一直占统治地位，这使得国内市场非常狭窄。封建地租沉重造成农民极端贫困，无力从市场上购买手多关卡，对商品征收重税，并严格限制手工业生产规模；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禁止或限制海外贸易。鸦片战争爆发时，这种萌芽就被侵略者扼杀了。正如同志所说“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 民族资本主义是在19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产生，经历了一个初步展、黄金时期、遭受挫折、日益萎缩、被改造的曲折历程。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不利因素和有利因素两个方面：不利因素：先天不足。缺乏资本的原始积累和人才、技术落后、规模小，市场狭小等；后天畸形。由于其先天的不足和列强的压制与掠夺，造成民族工业在工业结构和地区分布上呈畸形发展，中国民族工业基本上是轻工业，其中有主要是纺织业。产业结构不合理。地区分布不合理，主要集中沿海大城市，未能形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三座大山的压榨。产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束缚，步履维艰；动荡的政局。近代中国政局长期动荡，使民族工业发展缺乏稳定的社会环境。有利因素：列强侵华客观上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方式、思想观念，冲击了中国落后的生产方式和思想观念，瓦解着中国自然经济，客观上为民族工业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条件；清末至民国历届政府都鼓励兴办实业；中国人民反帝运动的高涨，使实业救国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爱国精神是支撑近代民族工业曲折发展的动力和源泉。 四、从特点来看 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在江南地区的个别行业（个别部门）如：纺织业、制瓷业等，一般规模小，采用手工操作，其主要特征就是雇佣关系。手工工场的管理者是富裕起来的手工作坊主，即“出资”的机户。劳动者是丧失了任何生产资料，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别无生活保障，他们与作坊主的关系是“机户出资，机工出力”，即生产资料拥有者与出卖劳力的自由雇佣劳动者的有机结合。民族资本主义出现在东南沿海地区，一般规模稍大，其主要特征是采用大机器生产。企业的管理者是一些官僚、地主和商人转化的民族资产阶级。企业的劳动者是工业无产阶级，即来自破产的农民。 五、从影响来看 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表明在封建社会内部已经产生了一种新的社会生产关系，是封建制度衰落的标志和具体体现之一；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代表了中国社会进步发展的总趋势，但是资本主义萌芽仅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产生，是对雇佣关系的一定发展，在整个商品生产中不起决定作用，在整个城市经济中也无足轻重，而相对于大海般的封建经济，它仅是沧海一粟，对整个社会的进程未发挥什么作用。民族资本主义使中国的经济结构发生变化：鸦片战争前，中国式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战主导地位。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使封建经济日益解体。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后，中国的经济结构中出现了新成分，促进了自然经济的进一步瓦解。中国的阶级结构发生变化：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诞生并得到发展，无产阶级队伍发展壮大。促使了民主思想的传播和民主革命的发展：在近代工业引进西方自然科学的同时，西方的是科学知识也随之引入。在此基础上，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出现了早期的维新派，他们的主张为以后的奠定了思想基础。随着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初步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也逐渐成长起来，形成一种新的政治力量，并开始登上政治舞台。 综上所述，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不是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继续。 （作者单位：广西北海市铁山港区南康中学 536017）

服装网络营销管理探析:服装网络营销渠道与传统渠道的对比研究 【摘要】如今，以买方市场和服务为导向的消费模式，使网络营销模式对传统的服装市场营销模式产生了本质性的影响。尤其是在近两年网络市场已占领了服装市场的半壁江山，传统实体企业也认识到了网络营销企业经营发展的作用，并利用网络销售模式来形成未来竞争优势。 【关键词】服装；网络；营销渠道；传统渠道 一、服装网络营销渠道和传统渠道的概述 （一）网络营销渠道的特点及应用 “网络营销是指利用信息技术去创造、宣传、传递客户价值，并利用客户关系进行管理，目的是为企业和各种利益相关者创造收益，它是将信息技术与传统的营销活动结合在一起。[1]”动态的网络环境为开发新的产品、市场、媒介和渠道创造了机遇，商家则利用信息技术开发有效的产品，以增加消费者对产品的吸引力，消费者利用各种网络工具，了解产品的信息。因此，优化整合服装网络营销渠道，才能更好地开发网络营销渠道的市场潜力。 网络虚拟市场的开辟，是服装企业营销渠道的一个创新途径。然而，网络营销近几年的业绩也是突飞猛进的，尤其对于服装业来说，它的销售业绩告诉我们，网络营销作为一种创新的营销模式利用网络技术，在服装企业营销渠道的转过程中变扮演着重要角色。 二、传统渠道的特点和现状 传统的营销渠道大都是通过一层一层的分销商、商传递的，并以传统的传播与交易工具为基础，从产品的研发、生产到消费者使用过程所要传递的渠道。 在传统营销渠道中，中间商是主体组成部分，对于服装业来说也是如此。中间商能够在广泛提供产品和进入目标市场方面发挥最大的效率，并凭借其业务往来关系、经验、专业化和规模经营，提供给公司的利润通常高于自营商店所能获取的利润。网络营销的广泛应用，使得传统服装营销中间商的优势被互联网的虚拟性所取代。再者互联网的高效率的商品信息交换，改变着过去传统营销渠道的多余流通环节，将错综复杂的服装渠道关系简单化。 二、网络营销渠道和传统渠道的差异化 （一）购物平台即渠道基础的差异 网络分销渠道是以互联网、计算机软硬件设备、信息技术来开展购物的，这种消费具有一定的虚拟性。而传统的服装分销渠道依靠的是现实中的市场中间组织传递商品，这种分销渠道具有现实的可触摸性。 （二）消费者的差异 网络营销面对的是所有的网民，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决定了网络营销的消费群体的广泛性，这使得整个服装市场的控制权发生转变，由卖方市场转变成买方市场，产品的多样化使市场更加深入的细分，才能满足各个年龄阶段的消费者的购物需求。而传统的服装店铺只有单一的消费定位，因此，它的渠道结构是单一化的。 （三）渠道结构的差异性 传统分销渠道的结构是线性的，以互联网为原点向周围散发，没有中间商的叫做零级分销渠道，有中间商的叫做间接分销渠道。与传统营销渠道相比较，网络营销渠道呈扁平化特征，以直接分销渠道和间接分销渠道为主，但其层级一般只有一级分销渠道，中间商在这里起着重要作用。 “传统营销致力与建立并维持和依赖层层严密的渠道，在市场上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广告，这一切在网络时代将被看成为无法负担的奢侈。[2]”服装网络销售新模式将传统营销手法将与网络相结合，并充分运用互联网相关的资源，最优整合形成最低成本投入，获得最大市场占有率的新营销模式。 三、网络营销渠道对传统渠道的影响 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传统市场不断被网络市场侵蚀，网络服装企业已对传统企业的生存发出了挑战。为了适应网络时代人们的服装消费特点，世界各国企业都在研究开展网络营销渠道的新模式。 中国网民的快速增加，为网络销售提供了大量潜在客户，凸显了网络销售的便利性。对于网络营销本身来说其优势是非常明显的，网络营销渠道的成本控制力较好，即是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并能够利用网络工具和客户沟通，例如：电子邮件、QQ和旺旺直接联系消费者，了解客户对产品的需求意见，从而针对这些要求向顾客提供服务，从而提高产品质量，改进企业的线上线下管理。再者，网络营销模式的受众人群广泛，通过网络平台与消费者直接交流互动，快速有效的了解市场需求，调节产品的市场供需关系使生产真正做到以顾客为中心，从各方面满足顾客的需要，避免不必要的浪费。 网络营销模式产品的多样化分流了相当多的消费者，品牌相对集中，商品的零售价格低廉，因此消费选择也比较多样化。网络销售模式打破了传统店铺销售的时空限制，可以实现24小时不间断营业，为消费者提供便利快捷的购物体验。其不足之处也显现出来，例如：国内企业缺乏与网络营销相配套的设计、生产、供应链一体化的管理，造成竞争力极低，同类产品同质化严重，企业产品的创新能力较弱等问题。 相对于传统渠道，网络化销售以灵活和速度取胜，尤其是一些大品牌开设网上商店和实体店线上与线下功能相结合的“网络旗舰店”，这将激发中国零售业的一股新活力，拓展零售渠道的崭新领域，至此，网络营销的的优势明显，冲击着实体店铺的生存状态。 四、总结 从理论上说，网络营销使传统营销在互联网时代营销模式的升级。随着网络营销已逐步走向完善，传统营销的弊端日趋明显，企业如何找到网络营销和创投的契合点，整合两种渠道的优势互补，实现传统模式和网络营销的统一协调发展，使无形的营销模式服务于有形的网络消费市场。 服装网络营销管理探析:浅谈服装网络营销与原创服装品牌 【摘 要】 文章探讨原创服装品牌如何通过网络营销推广，分析了原创服装品牌网络营销的现状；列举了“水尚”“裂帛”“后构想”等品牌通过网络营销推广现已做大的案例；认为，企业推广原创服装品牌的最好选择是网络营销与其他营销的互补整合。 【关键词】 服装网络营销；原创服装品牌；品牌推广；营销策略；品牌服装 当下网络营销已经成为企业进行销售产品的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而服装作为一类主要的消费类产品，利用网络营销更是不可避免的。我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服装网络营销本应是目前中国电子商务领域发展最为迅速、交易额排名靠前的。但是由于我国原创服装品牌自身的弊端、企业对网络营销的利用不充分，导致我国原创服装品牌的发展停滞不前，所以充分利用网络营销对原创服装品牌进行推广的需要就更加迫切。 一、服装网络营销现状 1、服装网络营销概念 Internet技术和功能有助于服装网络营销，服装方面的信息主要是通过电子商务平台、网络实名、网络广告、论坛、通用网址等技术手段，提供顾客服务和销售平台，从而达到盈利提升，开拓市场的目的。传统的广告策划、渠道销售等手段被市场营销的最新形式所代替。网络营销在信息、销售渠道、成本价格等方面与传统营销相比有很多的优势。 2、服装网络营销现状 品牌服装在网络上进行销售在一些发达国家已经成为了一个趋势。国外的Gap公司于1996年底就建立了网站，1997年底就正式推出了网上的购买服装服务。在一些发达国家，其中，服装销售是网络营销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服装企业已经广泛认可了网络营销的重要性。很多零售的服装店主都纷纷通过网络这一个全新的渠道对客户资源，进行维持和巩固。互联网除了可以获取市场份额，服装品牌也可以更好地巩固、客户关系也可以加强。 二、网络营销与原创服装品牌的推广 1、原创服装品牌 网络服装原创品牌，指的是那些依靠电子商务的方式而成功的原创服装品牌，例如淘宝网的后构想、裂帛、水尚和腾讯网的太阳谷、心灵百合、Q Q 秀等。原创是可经过、可停留、可发展的新的存在，是新的经典的原型，具有集体共识的社会价值。而原创服装品牌必须有自己的设计理念、品牌文化内涵和准确的市场定位。 2、原创服装品牌网络营销成功案例 下面三家店铺是淘宝网上信誉度在四钻以上的店家，说明目前网络原创服装设计品牌的主要风格，简单介绍目前店铺的运营发展状况。主要是通过对相关工作人员进行采访作为资料来源。 （1）水·尚。“水·尚”服饰主要的设计风格是清新自然，青春质朴，主要是以优雅自信的女性作为消费群体。设计师栾海英是科班出身，美术功底相当厚实，他所设计出来的作品就像国画一样，圆润古典。2005年11月，水尚品牌第一家虚拟店铺在淘宝开设，稳定发展，目前已经有7家实体店在全国各地开设，另外正在筹备的还有两家。 （2）裂帛。裂帛品牌自我描述的风格是民族、狂喜、富有神秘色彩，裂帛人对于自身品牌风格的认识则是撕裂平庸。大风、小风这两个设计师是姐妹，在淘宝上开设网店是在2006年，最初销售服装是兜售，逐渐装变为原创，最终产生了裂帛这一品牌。这些设计师的原创作品中，体现了其率性，随和的个性。源于世界各地的设计灵感，在中国，除了部分少数民族外，其作品中也体现了尼泊尔服饰风格波希米亚风。当前，裂帛每月有3000单在淘宝成交，有着比较好的运营状况。这两个姐妹目前有一个类似风格的男装品牌正在筹备。而且计划要开设品牌旗舰店。 （3）后构想。总体设计风格一帅气，低调为主，有解构主义风格和后现代风格，该品牌主要是以崇尚自由、关注时尚文化的女性为消费群体。后构想的设计师是曾赴法国高级时装学院进修的徐巧芸。有着扎实的设计功底。“后构想”的虚拟店在2007年4月在淘宝上注册，快速发展，实体店品牌“INK”目前已注册，多家实体店也在北京、成都等城市陆续设立。 3、更多普通人通过网络原创设计品牌走进原创服装 国内的设计师如果要冲向世界，就要在设计路线上既能体现中国特色，又能结合西方的文化。以上提到的那些，也许在当前来说，对那些还不出名的网络设计师来说是一股潜在力量，推动他们走向世界。对他们来说，是网络为他们搭建另一个平台。 现在，很多国际客户都已经成了“裂帛”的众多客户之一，“后构想”的设计师赶到巴黎进行深入，实体店铺——“水尚”也遍布全国，这一切都使我们对中国原创服装设计力量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除此之外，如果中国想要跻身于世界服装行列，除了设计师，国人整体对服装的品味还需要提升，更多普通人也因此获得了一个接近和体验设计师品牌的机会，这也使国人在服装品味方面得到一个很大的提升。 三、优势互补，合理选择，发挥优势 利用网络销售，互动性是很强的，可以企业全程营销的目标可以更快的实现，如果一个企业开展网络营销，可以帮助企业减少运营、经销的成本。随着互联网技术越来越普遍，企业可以通过开展网络营销，来满足顾客不同的需要，越来越多的销售。目前来说，企业推广原创服装品牌的最好选择是网络营销与其他营销的互补整合。 【作者简介】 张秀健（1993.9-）山东莱芜人，本科学历，研究方向：服装创意与服饰文化. 服装网络营销管理探析:浅析服装网络营销市场的发展方向和营销动态 【摘要】网络作为一种新兴的营销渠道，为现代服装业提供了更为有利更为便利的营销和发展途径，为现代服装业谱画了崭新的蓝图，本论文通过论述现代网络的普及、发展、消费者的网络消费潜力和不断革新的网络市场格局等来对现代网络营销市场的利与弊进行分析与浅评，为网络服装市场营销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和依据。 【关键词】服装 网络消费者 网络营销渠道 随着电脑多媒体技术的普及与发展，网络成为社会构成、交流、联络的重要渠道，在日趋激烈的商业竞争环境中，实体店相继开拓出了新的市场渠道，即网络营销市场，网络营销市场的出现和发展完全更新了传统市场营销理论和货物交换的概念与方式，企业营销模式和管理策略也发生了相应的调整，在服装销售渠道的建设中，有得力运用网络资源而业绩辉煌的成功成就者，也有未把握好网络销售要领而功亏一篑的商家，所以作为服装行业要想运用好网络市场营销，必须对服装网络营销市场做深入的研究、对服装网络营销策略做详尽的分析、对服装网络营销市场的发展方向及动态做明确的了解，方是做好服装网络营销的基础，才可真正提高企业行业的竞争优势，使其真正成为商业市场中的一大战略利器。 一、服装网络营销的发展现状 网络营销，即买卖双方利用简单、快捷、低成本的电子通讯方式，买卖双方通过不见面地进行各种商贸活动。身处网络时代、高科技发展的今天，网络营销已经形成对传统营销模式强有力的冲击。 随着国际间的大融合，各国联系越来越紧密，中国商家也抓住了巨大的网络市场。网络营销相关岗位的需求与日俱增。近几年，由于网络在中国普及率的提高，中国物流业的蓬勃发展，中国服装网络营销市场逐步发展壮大，从企业来谈：大、中、小企业都在网络市场上占有相应份额；从个人来谈：网络市场的发展也创造了个体服装业主的商业渠道，同时演变了一种新的网络销售形势，即代购。 然而，从长远角度来看，网络销售市场必定能走得更高，因为，互联网，超越了国界和地区的限制，使得整个世界的经济商业活动都紧紧联系在一起。信息、货币、商品和服务的快速流动，大大的促进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所以利用好网络能为服装的销售带来更大的商机和市场前景。 二、服装网络营销市场的构架与基本特征 （一）网络营销市场的基本特征。 信用性：网络营销不比传统营销，进行的是面对面的交换方式，所以对其信用性上就有相当的要求，在此基础上除了买卖双方的诚信度意外，更需要一个第三方作为保障支撑，由此就演变出淘宝的一套支付手段和方式。 公平性：在网络营销中，所有的企业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公平性只是意味给不同的公司、个人提供平等的竞争机会，并不意味着财富分配上的平等。 模糊性：由于互联网使许多人们习以为常的边界变得模糊。其中，最显著的是企业边界的模糊、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模糊、产品和服务的模糊。 复杂性：由于网络营销的模糊性，使经济活动变得扑朔迷离，难以分辨。 多重性：在网络营销中，一项交易往往涉及到多重买卖关系。 （二）服装市场的特征。 多样性：不同类型的消费者对服装的品位、款式、风格等需求也各不相同。 层次性：消费者的购买力和购买欲望受经济条件、生活环境等条件的制约，服装消费者的现实需求在产品层次上有明显的差别，服装企业要 根据服装产品的品牌、质量和流行态势、市场寿命等制定出多个段位的价格，以此满足不同的消费人群。 易变性：服装消费者的需求具有周期性和可变性特点，随着消费者收入的提高、地位的改变都会促使消费者调整需求结构，消费层次会随之而发生变化，自然环境、气候条件的变化也使服装市场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 三、服装网络市场的利弊分析 （一）服装网络市场的优势 服装网络营销由于依靠互联网为中间依托，无需店面支持，免除了店面租金等各方面成本，实现了产品直销功能，帮助企业减轻库存压力，降低其经营成本。 国际互联网由于其覆盖全球的特性，企业和商家可进入任一国市场，在服装业的发展上，商家也能更好的掌握国际服装市场及国际总体大的流行趋势，为中国服装行业注入了新生力量，更有力的推动了中国的服装外贸业的发展，网络营销为中国的服装企业铺定了一条通向国际市场和绿色通道的路。 服装网络营销相对传统市场营销模式来看，在服装商品的信息传播上速度快、范围广、无时间地域限制、无时间版面约束、内容详尽、多媒体传送、形象生动、双向交流等诸多特点，降低了企业营销信息的传播成本。 （二）网络服装市场的劣势。 信誉问题。由于网络市场是在虚拟世界作为销售依托，所以在网络购物中最重要的就是信誉问题，购买者所担忧的问题包括商家所提供的商品信息、商品质量保障、商品售后服务甚至是钱货交换问题等。 安全问题。在网络购物过程中，消费者担心信用卡被盗，转账过程中资金的安全问题等，这些顾虑都为网络营销蒙上了一层阴影。 顾客辨别商品的实物性较难，在网络市场中由于顾客都是隔着屏幕进行的服装选择，所以对服装的质感、大小、面料构成、色彩等都无法最直观的辨认，所以这就对网络商品的商品描述性要求极高。 商品种类繁多，质量不等。服装消费行为必须近距离的观察，才能对服装的质感做出最正确的判断，而商品繁多，质量又难以清晰判断的情况下，不太会网购的消费者往往都难以购买到合适的商品。 四、结语 网络市场营销已经成为现阶段新兴的销售模式，它为企业商家带来了崭新的市场开拓前景，为消费者也带去了更为便利的购买渠道，它与传统市场相比存在巨大的优势同时也兼具不可忽视的网络弊端，作为企业想在网络市场上一展拳脚，不能跟风而作，必须扎实的掌握网络销售理论和网络市场建设渠道，以诚信为经营之本来共同营造拓宽网络销售市场。 服装网络营销管理探析:浅析服装网络营销的双面性 一、服装网络营销的优势 服装网络营销作为一种建立于互联网上的新型营销模式，有其独特的优势。 （一）降低企业成本 服装网络营销中，由于服装产品的信息、传输、产品的展示、广告投放以及目标消费者的沟通都是通过网络进行，相对费用低廉，同时网络营销的无店铺化、租金费用低以及相对少的人员工资，使得在相同规模下与传统经营渠道和方式的比较中，网络营销交易经营成本的经济性优势尤为突出。 （二）节约消费者成本 实体交易环境下，面对琳琅满目的服装，消费者往往要逛很多店，通过不断地试穿来寻找满意的服装，这种购衣方式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在网络购衣环境下，消费者只要在购物网站的搜索引擎中输入所要购买服装的相关信息，就能很快搜索到所有符合要求的服装，节约了消费者的时间和体力。另外，由于企业成本降低，一般网上销售服装的价格要比实体店便宜一些，这也正是网络服装销售最吸引消费者的原因之一。 （三）满足消费者的理性购买和个性化需求 在网上购买服装时，消费者可以在搜索到的符合个人要求的众多服装中，在价格、款式、颜色等方面进行比较，货比三家之后再决定购买哪一件，由于网络商品信息查询不受外界干扰，使选择商品的过程更为理智。网上商品信息查询不受空间距离的影响，消费者不用出国就可以在网上轻松地买到国外的品牌服装，这样便增加了服装购买的选择范围。 服装网络营销是一种以消费者为导向、强调个性化的营销方式，具有较强的互动性，是实现全程营销的理想工具；它能满足消费者对购买服装方便性的需求，提高消费者的购物效率。 （四）提高服装企业的快速应对能力 服装是流行性较强的商品，具有流行周期短、变化快等特点，加之消费者对于服装的个性化需求日益提高，服装企业如何能根据市场行情的变化快速应对显得尤其重要。通过网络销售服装，企业不仅可直接对销售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还可通过论坛、留言等方式及时获取消费者的反馈信息，以此为依据快速调整产品分配，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 二、服装网络营销的劣势 万事万物皆有双面性，服装网络营销也同样优缺并存。由于服装有其自身的特点，在服装网络营销迅速发展的同时，许多问题也随之显现出来。 （一）不可试穿的问题 传统的服装销售中，消费者在实体店铺中能够具体的感受到服装的材质、号型、风格等。而服装网络营销无法带给消费者相同的体验和感受，网购中消费者只能通过自己的购买经验和对目标商品的估计确定购买行为，很明显是非理性的。这方面因素制约服装网络营销前进的步伐，同时也是网购投诉商品中，服装类产品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途径是服装企业加大网络技术的投入。例如引入试衣软件，消费者在浏览企业的网站中的服装，通过试衣软件直观的感受自己着装后的形象，从而从容确定购买意向。 （二）监管力度缺失的问题 网络交易是虚拟店铺的实体交易，对网络商品的质量监管、品质控制和税费征收，目前从立法的角度来说是空白的。加快网络营销的法制建设使网络经营有法可依，才能从根本上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三）售后服务的问题 这主要体现在消费者退、换货不方便，购买的服装不能及时收到等方面的问题。许多消费者不愿意在网上购买服装的主要原因就是担心购买的服装不合适，而退、换货会带来更多麻烦。目前，国内网上服装销售承诺无条件的退、换货的销售方相对较少。这方面问题有待于国家相关部门介入并合理对其进行整顿。 （四）物流配送问题 一般消费者非常关心网上购买的服装多久能够收到，这就牵涉到物流配送系统。对于物流配送系统，主要包括邮局、快递公司等完成传统的配送任务。但是，国内的物流系统和国际标准物流系统相比有一定差距，滞后的物流早已经和快速发展的网络营销不相适应，物流配送问题成了网络服装销售的又一障碍。 （五）安全问题 确保网络安全，保障客户的合法权益是服装企业网络营销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义务。网络安全不仅包括交易过程中消费者的账户安全，而且包括个人登录身份、信用和财产状况、联系地址、网络活动状态、用户的私密文件，更重要的是商家的商业机密和隐私信息同样也是网络安全问题应关注的内容。服装企业只有切实的维护网络安全，才能降低网络风险，确保网络营销的快速发展。 综上所述，通过对服装网络营销双面性的分析，在惊叹科技发展速度的同时，也使我们看到了网络营销为人与人的沟通架起了桥梁。相信随着国家网络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不断完善，服装企业只有从管理和营销理念上不断改进，技术上不断提高，才能进一步发挥网络营销的优势，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作者简介：郭文君（1982-），女，辽宁省大连市，硕士研究生，大连艺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服装设计。 服装网络营销管理探析:从服装网络营销模式浅析马克思主义实践观 摘要：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重要理论依据,它要求我们想问题办事情要坚持实践的原则。本文叙述了服装企业开展网络营销的必然性，阐述了企业应用B2C网络营销模式的现状，分析了其优势和问题，其中马克思的实践观观思想也为研究和分析服装网络营销模式及发展切实开启了一种崭新的可能性。 关键词：实践观；网络服装营销；认识；实践 1.马克思主义科学实践观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是认识发展的根本动力,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例如列宁说过：“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实践与认识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实践决定认识,认识对实践有巨大的反作用。正确的科学的认识促进实践的发展,错误的认识阻碍实践的发展.。认识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进步。马克思说：“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使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一切活动。实践是客观的物质性活动；实践是有目的的能动性活动；实践是社会性历史性的活动。实践包括生产实践活动、处理社会关系的实践活动、科学实验活动等三个基本形式。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要求我们,想问题办事情,一定要坚持实践第一的原则,坚持在实践中深化认识,提升认识,发展认识.要坚持从实践中来与到实践中去,深入了解群众,一切要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出发。 2.服装网络营销模式概论 网络营销是企业整体营销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为实现企业总体经营目标所进行的，以互联网为基本手段营造网上经营环境的各种活动。网络营销概念的同义词包括：网上营销、互联网营销、在线营销、网路行销等。这些词汇说的都是同一个意思，笼统地说，网络营销就是以互联网为主要手段开展的营销活动。 在发达国家品牌服装上网已经成为趋势。在美国，网络营销己成为服装销售不可忽视的模式。网络营销对服装企业的重要性已被广泛认可。各大服装零售商都争相发掘网络这一新领域来维持和巩固已有顾客资源、增加市场份额。国内服装依然不是网络营销中的热门商品，但是其交易比例正在进一步提高。一旦网民数量达到一定规模，并适应了网络营销这一新途径，服装网络营销的市场将迅速增长，从而进入规模性的高速增长期。从产业生命周期看，目前中国消费类电子商务仅处于市场的导入期。虽然增长速度很快，但基数很小，还没有形成规模。 3.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服装网络营销中的体现 服装网络营销模式同样是形式变化的过程，在服装网络营销模式风靡之前，一些人就对服装网络营销设定一个目的性的预期，包括网络宣传、利用互联网有效的配置资源并且降低销售成本、网上支付、物流配送问题等。整个营销过程都是按照这样一个预期性的计划过程不断的进行的，并且在实践中不断检验，最终服装网络营销体系得以进一步的完善。在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为满足需求或达到某种目的会采取一系列的实践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主观能动性的作用是不可忽略的。在服装网络营销模式的过程中，同样会受到主观能动性的影响。服装网络营销模式是来源于实践的，是策划者对服装销售市场的观察和分析，这样的过程必定会受到策划者的主观能动性的影响。 在策划电子商务服装网络营销模式的过程中，策划者通过最开始对网络营销的构思、确定网络营销方案的市场调查、完善网络营销模式的不足等来运行网络营销，在具体的策划过程中，对策划方案不断的修改——创新——再修改——完善，最后得以策划出优秀的方案。作为策划者，应该秉承着对消费者负责的态度，以人为本，始终不渝地以广大消费者为出发点，在实践中检验服装网络营销模式的合理性，检验网络营销模式产生的社会效果，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力求运作既为卖家降低销售成本又为买家提供方便快捷的购物方式。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的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又有层次性，即又创造性实践。创造性实践是人类实践的最高层次，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最为本质的特征。而创造性又是发展的本质要求。创造性实践对于服装网络营销来说也是特别重要的。在服装网络营销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不同的问题，例如最普遍的宝贝展示、网上支付、物流配送、诚信安全问题等，当面临这些新情况、新问题的时候，只有通过创造性实践才能找到解决方案，从而使认识或者理论达到预期效果。因此，实践不仅可以检验真理的正确与否，同时还可以得出新的智慧，得出新的解决方法。 4.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服装网络营销模式的关系 在人类漫长的文明进化历程中，人类通过实践征服自然、改造世界的同时，促进了科技的进步、社会的变革，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促进了人们生活方式的进步，同时对人类服装销售模式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于各个时期生产力水平的不同，人们的实践能力也各不相同，由此服装营销模式也不尽相同、各具特色。 服装作为一种传统零售业，传统的购买方式是“买衣先试穿”，中国人受传统思想“眼见为实，耳听为虚”的观念束缚至深，客户们总要先经过亲身试穿、触摸面料等来确定服装的款式、型号、风格等是否与自己的气质、肤色、体型等相称，而这正与目前网上不可试穿的服装购买模式相背。服装网络营销提供的是一个虚拟的市场，因此就网上服装销售而言，最突出的问题是消费者无法在网上进行试穿。如果客户不能对从网上购买的服装有充分的信任度，会使他们对网上购买服装的方式产生一种抗拒心理，这就增加了网上销售服装的难度，严重影响并制约了网络服装销售的发展。人们经过不断的实践后，设计出网上试衣系统，最终解决这一难题。 网上试衣系统是能够提供服装网络消费的最直接的技术要求，它是一种为方便消费者通过网络购物以现实卖场为参考而虚拟设计的一种网络试衣方式，即通过借助一定的工具，把着装效果和感觉尽可能转化为一种视觉感受，帮助消费者去选择，进而完成购买活动。消费者通过登陆网站并输入自己的身高、体重、胸围、腰围等关键部位身体尺寸，系统很快就可以生成一个具有消费者自己体形特征的三围虚拟模特。该网络模特可以代替消费者本人在网上试穿衣服装，模特还可以向不同方向旋转，以便人们从不同角度观察服装穿着效果。此外，系统还可以配置基本色卡和脸型发式库，随时供顾客调用。虚拟试衣技术的盛行将拓宽消费者对服装合身性的认识，同时也大大提高了网上购衣的效率。但是，由于网上虚拟试衣示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目前，虚拟试衣系统的试衣效果并不是很理想，服装的质感，以及舒适度的网上模拟还是不尽人意，与现实试衣效果还有相当大的差距。网上虚拟试衣是今后网络服装销售的发展方向与要求,相信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提高与互联网的发展以及人类不断实践下，虚拟试衣技术会取得成功。 5.结论 根据上述分析，马克思的实践观本身就是科学性和革命性、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统一。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作完整的把握，在我们今天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要求我们想问题办事情，一定要坚持实践第一的原则，坚持在实践中深化认识，提升认识，发展认识，要坚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只有这样，人类社会才能不断进步，服装网络营销模式才会不断完善。（作者单位：武汉纺织大学）

西方经济论文:关于瑞典学派对西方经济学理论贡献的思考 [摘要]瑞典学派是现代西方经济学派之一,其宏观动态经济理论、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和混合经济理论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因此有必要就瑞典学派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贡献进行评述,并对成因加以分析。 [关键词]瑞典学派;宏观动态经济理论;生产要素禀赋理论;混合经济理论 瑞典学派又称北欧学派或斯德哥尔摩学派,是对当今西方世界尤其是北欧有重要影响的经济学流派之一。该学派起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于20世纪20～30年代。当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统治已经建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十分尖锐,又爆发了给资本主义世界以毁灭性打击的1929～1933年大危机。面对长期的经济萧条和严重失业,传统的新古典理论既不能在理论上给予解释,又不能提出相应的对策。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瑞典学派形成了,并且在战后得到迅速发展。瑞典学派的创始人是威克塞尔、卡塞尔和戴维森,为该学派的真正建立做出贡献的代表人物是缪尔达尔、林达尔和俄林,作为后继者的第三代主要代表是林德伯克。瑞典学派既不同于新古典学派,也有别于凯恩斯学派,有自己独特的理论特色。该学派最具影响力的理论有宏观动态经济理论、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和混合经济理论,它们是瑞典学派集体智慧的结晶。 一、宏观动态经济理论 瑞典学派的宏观动态经济理论起源于威克塞尔的积累过程原理,后经林达尔和缪尔达尔等学者不断加以修正和完善,为瑞典学派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成为瑞典学派鲜明的理论特色。 瑞典学派的创始人威克塞尔(1851～1926年)所处的年代周期性经济危机频繁发生,严重困扰西方世界。威克塞尔通过研究发现经济危机与经济周期性波动总是与价格和利息率的波动相伴。于是他提出积累过程原理,试图通过对利息率和价格运动的研究,给经济危机一个合理的解释。 威克塞尔的积累过程原理是在批判旧货币数量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他首先将利息率分为货币利息率和自然利息率,前者指借贷资本的市场利息率,即实际利息率。后者指在假定没有货币参加的实物经济中,借贷资本的供求相一致时的利息率。其次,威克塞尔认为自然利息率和货币利息率的差异对价格起着渐进的和累积的影响。当货币利息率低于自然利息率时,由于生产资料的需求和生产扩张、信用膨胀、投资大于储蓄、货币所得增长,从而导致物价水平累积性上涨的经济扩张过程。反之,则出现物价水平累积性下降的经济紧缩过程。当自然利息率与货币利息率相一致时,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此时的自然利率也称正常利率或均衡利率。因此,只有使两种利率保持一致,才能实现物价稳定和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最后,威克塞尔认为货币利率对于价格变动的影响要大于自然利息率,因此主张政府应通过利息率的调整来干预物价变动和经济波动,从而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和政策依据。 当然,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积累过程原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只强调货币因素对经济周期运动的影响,完全忽略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矛盾这一根本因素的作用,因此,无法对经济危机的根源加以科学的解释。其次,受传统经济学的影响,将充分就业作为假设前提,进而把经济危机看作是价格波动,而不是就业和产量的波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针对威克塞尔理论的上述缺陷,林达尔(1891～1960年)和缪尔达尔(1898～1987年)不断对其加以修正,为宏观动态经济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瑞典学派的真正建立做出了贡献。(1)林达尔在把失业均衡当作“特例”的前提下,进一步发展了总量分析法。他一方面指出消费品的总需求和总供给之间的变化决定物价水平的变化,另一方面还考察了物价、就业、产量和利息率等的一些社会经济总量及其相互关系。虽然林达尔并未试图解释产出和就业的变化,但他的综合分析所取得的成果对当代西方宏观经济学具有重要意义。(2)将时间因素引入经济分析中,将静态均衡理论发展为动态均衡理论。缪尔达尔提出了时点和时期分析方法。他认为时点分析是围绕一个均衡点展开的分析,它对于研究静态均衡是重要的。时期分析是对两个时点之间的间隔的分析,它着重研究的是动态发展问题。缪尔达尔还提出了“事前”和“事后”的概念,从而为解决西方经济学中的许多纷争提供了简单的途径。很多人认为,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所提出的储蓄与投资相等之所以令人费解,就是因为凯恩斯没有明确说明储蓄与投资虽相等,但必须经过一定的时间间隔,才能达到事后均衡。后来,林达尔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序列分析法,使经济分析更接近于现实。(3)进一步提出新的货币政策目标。林达尔认为威克塞尔的货币政策目标不易实现,他主张将调整物价使其与生产力的变动成反比作为货币政策目标。缪尔达尔认为应该将完全消除或者最少是缓和价格、产量和就业等经济因素的波动作为货币政策的目标,这是从否定威克塞尔的充分就业假定得出的必然结论,标志着瑞典学派宏观政策的新发展。 瑞典学派的宏观动态经济理论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1)传统经济学把货币视为覆盖在经济活动之上的“面纱”,将货币因素排除在实际经济运动的分析之外。威克塞尔将货币利率的变动和经济均衡联系起来,将传统的经济理论与货币理论融为一体,弥补了传统理论的缺陷。(2)瑞典学派注重时间因素在经济分析中的重要作用,克服了静态研究的局限性,使经济分析更接近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现实。但其动态均衡理论仅注重经济运动扩张、收缩时序先后的数量分析,忽视对运动过程质的分析,这是片面的。(3)传统经济学信奉“萨伊定律”,认为总需求永远等于总供给,因此只注重研究微观静态均衡,无从建立宏观经济均衡体系。威克塞尔的积累理论认为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失衡以及价格的震荡是常态,从而将微观静态均衡分析转为宏观动态均衡分析。但由于威克塞尔的宏观分析只说明了生产的扩大和收缩的趋势问题,没有阐述总产量和就业量的变化及决定问题,因此只是建立了现代宏观经济体系的雏形。(4)在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占主流的条件下,瑞典学派主张国家干预经济,这是难能可贵的。 二、生产要素禀赋理论 1890年以后,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已取代劳动价值论成为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但劳动价值论仍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占支配地位。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就是为迎合这种“改革”的需要提出来的。俄林在综合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约翰.穆勒的相互需求理论、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和陶西格的比较成本学说的基础上,在老师赫克歇尔(1879～1952年)的鼓励下,创立了生产要素禀赋理论,该理论又称作赫克歇尔—俄林定理。俄林也因此而获得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生产要素禀赋论理中,俄林认为贸易的首要条件是商品在地区间存在价格差异。这种价格差异从需求的角度讲,由消费者的欲望和生产要素所有权(这影响消费者的收入)来决定;从供给的角度讲,由各地生产要素的生产规模决定。在各地对商品的消费偏好相同,需求状况不变和各地的生产技术水平相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下,俄林认为区域贸易的‘充足’条件是生产要素禀赋的不平等。由于每一地区的出口商品中含有较大比例相对丰裕而廉价的要素,从而这些要素变得比以前稀缺了。而进口中包含着很大比例的稀缺要素,从而这些要素就变得不那么稀缺了。因此区域贸易的后果是使商品价格均等化,生产要素的价格也有趋向均等化的趋势。 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开辟了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开端,后来很多经济学家对要素票赋理论不断进行验证和发展,出现了里昂惕夫之谜和林德尔的需求相似理论。 (一)里昂惕夫之谜 根据生产要素禀赋理论,美国应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里昂惕夫运用投入产出法对此进行了验证。他于1947年和1951年先后两次借助于200个行业的投入产出表,对价值160万美元的出口商品和进口替代商品所需要的资本和劳动的比率进行比较,结果发现美国出口商品的资本/劳动比率低于进口替代商品的资本/劳动比率,即出口商品是劳动相对密集型的,进口替代品是资本相对密集型的,与俄林的理论正好相悖,这被称为里昂惕夫之谜。里昂惕夫认为矛盾的根源在于美国劳动者素质较高,单位时间的劳动是其他国家的若干倍,若经一定的折合计算,结论应与俄林的理论相符。里昂惕夫之谜引发了人们对人力资源问题的广泛关注。凯南根据这一理论对美国进出口商品的资本与劳动的比率重新进行计算,结果发现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完全正确,里昂惕夫之谜根本不存在。 (二)林德尔的需求相似理论 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虽可以解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初级产品的贸易格局,但无法解释战后工业品贸易主要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格局。林德尔从需求的角度出发认为,人均收入水平相似的国家需求结构也相似,成为贸易伙伴的可能性较大,因此,战后工业品的贸易主要在人均收入水平相似的发达国家之间展开。林德尔的需求相似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俄林只从供给角度解释国际贸易问题的不足,但林德尔只从需求的角度或者说仅从人均收入的角度来说明问题也是有失偏颇的,因为一国的需求结构,除了受人均收入的影响,还受风俗习惯,产业结构和生产的技术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此外,美国的经济学家弗农还提出了生命周期理论,该理论放弃了俄林学说中关于各国生产技术水平都相同的假设,从动态的角度考察了技术进步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进一步发展了俄林的学说。 生产要素禀赋理论的提出对西方经济学的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俄林继承和发展了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李嘉图认为最有效和最合理的贸易原则是各国只生产自然条件较为有利、成本较低的商品并进行交换。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进一步说明了为什么各国的比较成本具有差异,在理论上有所发展和创新。其次,俄林认为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弥补了各国在生产要素方面的先天不足,使双方在贸易中获利。这一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贸易保护主义的蔓延,促进了国际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俄林的理论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国际和国内市场均处于自由竞争状态、各地对商品的消费偏好相同、需求状况不变等假设与现实相距甚远,使理论不能真正地解释现实世界;只强调供给因素,忽视需求的作用,导致该理论无法解释二战后出现的工业品的贸易格局,降低了该理论的应用价值。 三、混合经济理论 瑞典混合经济最根本的特征就是以私有制为主体,实行部分国有化。瑞典学派从威克塞尔到林德伯克都十分注重对混合经济理论的研究,林德伯克的研究尤为深入。 林德伯克的混合经济理论是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当时美国出现了对资本主义现实进行批判的新左派思潮。林德伯克站在维护资产阶级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立场上,首先从经济制度的分析开始,对新左派思潮进行评论。林德伯克反对把经济制度划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传统方法。他将经济制度定义为为完成生产、投入和消费决定而实行的一整套的机制和组织机构。林德伯克之所以放弃传统的经济制度的划分方法,而将经济运行的方式,即经济模式称为经济制度,将瑞典的混合经济模式称为混合经济制度,目的在于从更深的制度层面为瑞典的“第三条道路”寻找理论依据。 林德伯克根据上述标准,将所谓的经济制度(实际是指经济模式)划分为三种类型:以瑞典为代表的西方混合经济模式、以原南斯拉夫为代表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和以原苏联为代表的中央集权经济模式。林德伯克对混合经济模式表示赞同。他的混合经济理论主要内容有:(1)保持权力分散化和集中化两者平衡的决策结构。(2)保持市场调节与中央计划结合的资源配置机制。(3)坚持以私有制为主体,实行部分国有化。(4)强调经济刺激与行政命令相结合的激励机制。(5)各个不同决策单位应保持竞争与垄断同时并存的关系。 混合经济理论对瑞典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该理论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在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基础上实行部分国有化。这一理论是国家作为资产阶级总代表为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自我调整和完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瑞典在50、60年代摆脱了贫困落后,并一跃成为西方“福利国家”的典范就印证了这一点。但是也应该看到,混合经济理论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矛盾和社会矛盾,瑞典70年代出现的“瑞典病”即高通胀、高税收和低效率就是明证。 四、瑞典学派理论贡献的成因初探 瑞典学派的三大理论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也为瑞典学派成为当今西方世界主要经济学流派奠定了基础。瑞典学派为什么能在经济学理论上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呢?本人认为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重要历史事件的出现和时代潮流的发展呼唤新理论的出现。瑞典学派的宏观动态经济理论是在新古典学派面对频繁发生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而无能为力的条件下创立和发展起来的。俄林的生产要素理论是在均衡价格论已成为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但劳动价值论仍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占支配地位的条件下,为迎合“改革”的需要提出来的。混合经济理论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不展开说明。总之,正如戈登所言:历史事件的结果常常向理论家提出挑战,并将理论推翻,从而导致新理论的出现和发展。 第二,瑞典具有特殊国情,为瑞典学派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瑞典经济对外高度开放,国际贸易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很大。当世界性经济危机或国外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时,瑞典经济在劫难逃。宏观动态经济理论和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就是为应对这些对经济发展不利的因素创立起来的。同时瑞典又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传统浓厚的国家,工会、雇主协会和政府是瑞典三大权力中心,同时作为长期执政党的社会主张经济平等和民主,致力于消除贫富差距。这些为瑞典推行混合经济模式,即以私有制为基础,实行部分国有化提供了前提条件。 第三,瑞典学派注重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三大理论的创立和发展无不集中了几代人的智慧和努力,使得理论的研究具有继承性,也可能向纵深推进和有所创新。宏观经济理论的创立者是威克塞尔,林达尔和缪尔达尔对威克塞尔的理论从假设到分析方法都加以修正,尤其是对动态分析方法的不断完善,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巨大影响。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是在对瓦尔拉斯-卡塞尔模型加以修正的基础上提出的。林德伯克也是在继承瑞典学派传统理论的基础提出混合经济理论的。 第四,瑞典学派重视与政府部门合作,使彼此理论和实践优势互补。他们注重从理论分析中引出政策建议,供政府部门参考,其主要成员还直接参与瑞典政府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工作,从而实现了理论和实践互动的良性循环。 瑞典学派理论成就的取得对我国的理论发展不无借鉴意义。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迫切需要科学的理论来指导。加之中国国情复杂,人口众多,经济发展很不均衡,这些既给理论创新带来挑战,也给理论发展带来机遇。希望经过中国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创立在世界上有影响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派和经济理论。 西方经济论文:西方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学生道德理性的培养 大学教育，从本质上说，是为了提高公民的综合素质，包括道德素质和专业素质。对于大学生道德素质的培养，不是单纯凭高校德育课程的教学就可以实现的，而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大学生在掌握德育课程上所授道德行为标准的基础上，综合利用大学所授各科人文课程理论，结合自身经历体会，形成道德理性，自觉做行为道德的人。 西方经济学是大学经管类专业学生的主要基础课之一，同时也成为许多高校面向所有专业开展的素质选修课。本课程不但给予学生进一步学习其他经济与管理专业课程提供理论基础，还能帮助学生建立经济理性以指导日常行为选择。通过教学过程中的正确引导，让经济理性与道德理性一致，将使道德教育事半功倍，而如果让学生形成道德行为不符合经济理性的认识，道德教育将前功尽弃。 一、当前高校道德教育的现状与问题 大学生是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他们最终将成为社会各部门的中坚力量，他们的思想道德水平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我国高校高度重视大学生道德教育，在大学入学第一个学期就为学生开设了思想道德教育课程，并且是作为必修课。大学第一个学期是学生从中小学的应试教育向大学的能力教育的转折点，是学生在高考指挥棒下的被动学习向社会就业导向下的主动学习的转折点，是学生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点。高校期望大学第一学期的思想道德教育课对大学生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产生积极的引导作用，但效果并不理想。大学生对思想道德教育课态度消极，思想道德教育课成了逃课重灾区，即便教师采用点名、随机提问、留作业等方式将学生强留在教室，学生听课并不认真，至于将思想道德教育课上灌输的道德理念深入思想内部并指导自己的日常生活则更无从谈起。 在国家教委颁布的德育大纲中，德育基本上都是以培养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使他们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为目标的，这种目标离大学生的现实生活太遥远，无法让实现这种目标成为大学生的自觉行为，这使得大学道德教育很难实现其既定目标。 科尔伯格指出：道德教育的根本目的既不是灌输特定的学校、教会和国家的固定习俗，也不是向学生传递道德相对论，而是为了促进道德判断的发展及其与行为的一致性。道德认知、道德判断、道德推理能力的培养应成为学校德育的关键，也就是促进学生的道德判断和道德推理朝更成熟的方向发展，以实现对普遍公正原则的明确而清晰的理解[1]。但目前国内高校开展道德教育的主要方式是教师经由课堂教学讲解教材内容，关于什么是道德行为是由教材给定的，至于为什么书上给定的行为就是道德行为，或者为什么书上认可的行为才是合适的行为，学生很难自己找到答案，自然很难从内心深处接受书上的道德指引。 “人的道德行为不是人的本能性的适应活动,它必须以一定道德认识为基础”，[2]这种道德认识需要大学生结合自己成长过程中形成的各种认知共同支撑，要使道德行为成为大学生的自觉行为就必须让学生认同道德行为是理性行为。道德教育和所有教育一样，需要遵循人的身心发展规律，大学生的智力发展与道德发展，决定了大学道德教育更应该侧重道德理性的培育[3]，而学生道德理性的形成无法单凭思想道德教育一门课程的教学实现。 二、西方经济学理论对大学生道德行为选择的影响 经济（economy）一词来源于希腊语oikonomos，它的意思是“管理一个家庭的人”。经济学家研究如何让人们作出决策，试图告诉人们什么样的选择是正确的，这也包括该不该去帮助一个人，该不该为了别人更多的利益部分牺牲个人利益。 关于如何选择首先要给出选择的标准，西方经济学里选择的标准是个人利益最大化，也就是经济学最基本的关于市场行为主体“经济人”的假设：人是有理性的、利己的，人从事经济活动的目标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这常常被肤浅地简化成“人是自私的”，也因而常常被人诟病，“利己自私的人性假设解释不了现实生活中的利他行为”，以此为基础，人的道德行为也就成了非理性行为。一些经济学教师在授课过程中面对这样的疑问选择回避，蒋满元、唐玉斌将此解释成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建立在资本主义唯心分析基础之上，在我国社会主义唯物基础上并不完全成立，[4]这样的解释如同思想道德教育课堂上将书本上认同的道德行为灌输给学生，并不能让学生从心底接受。如果关于“经济人”假设的理解需要区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基础的话，西方经济学的其他理论又该如何取舍？许多西方发达国家的慈善行为并不比我国少，如何解释？这将使学生陷入更深的困惑中。将 “经济人”假设 跟道德行为统一起来是西方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西方经济学里效用理论是解释人的理性行为选择的重要理论，用来解释人们如何分配有限的收入以获得最大的效用，在这里效用被定义为消费者消费一定数量的商品或服务所获得的满足感，理性的消费者在分配自己的收入时应该满足消费者均衡的条件：消费者在花掉其全部收入的情况下，使花费在每一种商品上的最后一单位货币所提供的边际效用都相等，即mux/px= muy/py =muz/pz=……。消费行为选择只是人们生活中要做的无数行为选择的一种，但消费行为理论很容易延伸到其他行为，几乎所有行为的目的都能够归结于为了获得满足感。依此理论，诸如捐助之类的道德行为看上去是非理性的，因为人们无法从捐助行为中直接获得效用。教师在教授消费行为理论时需要作出适当的解释让学生认同诸如捐助之类的道德行为在一定层面上符合经济理性。 博弈论是经济学学科新拓展的领域之一，几乎所有的经济学教材在编排博弈论的内容时都会提到经典的囚徒困境模型：两个嫌疑犯曾经共同犯过一次大罪，因为一次小的犯罪被抓，警察对他们犯过大罪只是怀疑但没有证据，警察决定将两人分开审讯，如果两人都抵赖，则因证据不足每人各只判1年徒刑，如果一人坦白一人抵赖，则坦白者免罪释放，抵赖者被判8年徒刑，如果两人都坦白则两人都判3年徒刑，两人都不能确定对方会如何选择。 在该模型里面，理性的两个囚犯的最佳选择都是坦白，结果是两人都被判3年有期徒刑，但很显然，两人都抵赖是比都坦白更好的选择。人们在采取道德行为时同样面临这样的情景，每个人都很清楚，如果大家都能无私助人的话，这个世界会变得更美好，但是如果自己无私助人，在自己需要帮助时却得不到应有的帮助，那自己的无私助人就是非理性的了，道德行为受到严峻的挑战，经济学教师在讲解博弈论时必须对此做出回应。 三、经济理性与道德理性的统一 经济理性与道德理性完全可以统一，但对于初学经济学的大学生来说，他们并不能自觉认识到这一点，需要经济学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做出正确的引导。通过经济学的教学不但帮助学生掌握基本的经济学理论框架，还能引导学生在经济理性的基础上建立道德理性，在生活中自觉实施道德行为。 对“经济人”假设的诟病，根本的原因是武断地将“经济人”假设所说的“个人利益”物质化，忽视作为社会人的人们，生活中除了物质利益之外，还有精神利益。“经济人”假设里的“经济人”是对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所阐述的商品提供者所具有的自利特征的高度概括。但亚当·斯密也承认：“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个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自己的事　情”[5]。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人们在“关心别人的命运”时自己感觉更好，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获得了精神利益，实施诸如帮助他人之类的道德行为跟“个人利益最大化”并不矛盾。通过在课堂上让学生对“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展开讨论，在理解“经济人”假设里所说“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考虑精神利益，能够让学生明白实施诸如帮助他人之类的道德行为是符合经济理性的。 钟生根在《群体意识与经济人利他行为选择》一文中考虑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利他行为并提出用“价值”来衡量不同利他行为使行为人“变得更好”的程度，人们在实施道德行为时自己内心会得到充实，这种充实跟人们在消费某种商品或服务一样能给人们带来满足感，这时我们能够相应地得出人们在决定生活中如何分配自己所拥有的资源时遵循的原则是“个人价值最大化”，也就是“个人满足最大化”，[6]通过这样的延伸，使学生能够理解道德行为同样是符合理性的。在课堂上，通过向学生提出“列举自己生活中实施的一些道德行为”，并要求学生对“为什么会这么做”展开讨论，强化学生对道德行为的认同，并能够充分意识到道德行为的合理性，帮助大学生建立道德理性。 博弈论囚徒困境模型之所以出现损人损己的结果是因为模型完全没有考虑人性，事实上如果该情景出现在现实中，结果并不必然是两人都选择坦白。笔者在课堂上实施了一个情形类似但更接近学生生活现实的调查，结果显示道德本性存在于多数同学心中。 调查模型设计如下： 调查一：假设你是一个七人小组的成员，成员互不相识，小组每人拥有600元人民币。如果你选择将你的600元捐出去的话，其他6个人将因为你的这个行为每人增加200元收入，你将失去这600元。当然如果其他成员也选择将他们钱捐出去的话，每有一位成员捐出，你将增加200元，如果其他6位都捐出的话，你将增加1200元收入。你选择捐还是不捐？ 对模型的分析显示：如果大家都捐，每个人的收入都达到1200元；自己不捐，其他人全捐将使自己收入达到最大的1800元，其他人的收入1000元；而如果自己捐，其他人都不捐，自己将一无所有，别人的收入达到800元。如果决策时完全不考虑别人的收入变化，每个人都有足够的激励不捐，博弈的结果是每个人的收入都维持在600元，这个结果比大家都捐更糟糕。 调查的结果显示，67%的同学选择不捐！结果跟模型预测的基本一致。 当把模型条件稍作改变，结果出现巨大变化。 调查二：在调查一的基础上附加一条件，假设被调查学 生知道另外6人当中有一个是需要资助的贫困学生，结果65%的同学选择了捐！ 这说明同学们的本性中是愿意帮助别人的，也就是说只要别人有需要，自己可以冒着面临损失的风险去帮助别人，这恰恰是人们实施道德行为时需要具备的基本特性。实施道德行为通常要付出一定的代价，道德行为通常会对别人、对社会带来好处，但这种付出并不必然收获有形的回报。 当把调查模型里的条件改成其他6人都是需要资助的贫困学生时，选择捐的同学没有显著地增加，仍然有大约30%的学生选择了不捐。这表明不是每一个人内心深处都愿意冒着自己遭受损失的风险去帮助别人，这也充分说明实施道德意识引导的必要性。 通过在课堂上实施这样的调查，并当众统计、公布调查结果，让学生意识到道德意识是多数人心里都拥有的。一方面，强化具备道德意识的同学的这种意识。另一方面，也能够唤醒部分同学内心更深处的道德意识。让同学们在掌握经济学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建立道德理性。 经济学课程因为理论分析的需要，不能考虑到现实人性，让人浅显地认为人的道德行为不符合经济理性，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必须将人的本性还原到经济理论中，从而让学生充分认识到道德行为是符合经济理性的，经济理性和道德理性在本质上是统一的，从而培养道德理性，自觉实施道德行为。 西方经济论文:当代大学课堂教学模式的新探索：以“西方经济学”教学为例 当代大学课堂教学模式的新探索：以"西方经济学"教学为例 一、 引言 当代大学教育范畴主要体现在课堂教育与实践教育两个维度上。而大学课堂教育作为大学生学习通识知识与专业知识的主要方式，其课堂授课质量的好坏对于大学生接受、领悟及熟练掌握这些知识及技能具有极其关键的作用。此外，由于中学授课模式多体现为低参与的被动授课方式，这种授课方式对于学生而言往往体现为被动接受知识、机械性记忆以及潜意识的学习抵抗。大学生初入大学阶段，往往需要重新适应大学课堂的授课模式。而如果大学课堂教学不能有所创新，将很难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造成其对本专业的怀疑甚至排斥。因此，高校教师应当从学生立场出发，有机结合其所授课程的内容，不断探索出一条从适合形式到理念上吸引大学生聆听、主动接受知识的课程教育新模式。 二、 教学模式的新探索 "教育以人为本"作为高等院校培养大学生的根本标准，应当契合当代大学教育主体的合理诉求。当代大学生作为朝气蓬勃、活跃积极的人群，有着对新知识及新鲜事物的无限渴望及探索求知欲。大学生人群在经历了青春期叛逆的阶段，对于其在中学时代所熟知的"满堂灌"式的授课模式具有一种先天性的抵触及心里反抗。因此，如果在大学课堂教育中仍旧沿用这种落后的授课模式，则很难达到预定的授课目的及取得相应的授课效果。因此，以人为本的教育模式探索应当从大学生的视角出发，深入了解及倾听大学生对于知识学习过程中的诉求，通过借助各种教学手段不断摸索创新大学生教育新模式。 （一）创新教学手段 随着高等院校教学硬件的不断提升，多媒体教学作为一种高科技的教学手段，不断得到了高校教职人员的青睐。多媒体教学可以有效避免因黑板书写、教学音量等方面的先天限制所导致的对课堂教学质量的影响，此外高校教职人员还能通过多媒体教学，从声、图、视频等多种教学素材纳入课堂，很好地调动大学生的听课积极性，提升教学品质。然而，多媒体教学的弊端也是存在的。比如教师一成不变地使用相同教学课件可能导致课堂生动性及知识的传播效率受到影响；大量图像、影音等生动性教学元素的运用将引致喧宾夺主的负面效果，从而影响教学质量的提升。 本研究认为，积极探索多媒体教学的新模式并非是在授课中过量地运用各种多媒体手段，相反应当借助这种先进的教学工具，通过多媒体恰如其分地向学生展示教学内容，从而实现活跃课堂气氛、实现授课生动化的主旨，有效调动大学生的听课积极性。 （二）革新教学方式 本研究认为大学授课质量的高低与大学生的课堂参与度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相比于中学教学模式的低参与率甚至零参与率，从被动接受知识转变为主动搜寻学习知识是当代大学课堂教育所应达到的主要目的。高校教职人员应当通过拓展与革新教学方式，从而提升学生在课堂的参与度。这样不仅能够使得课堂气氛得到活跃，而且也能够很好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让大学生在寓教于乐的过程中实现其对课堂知识的深入了解及掌握。 笔者曾在大学课堂上讲授《西方经济学》课程，通过亲身实践，总结出了一些活跃课堂气氛、提升学生参与率的方法。比如，通过在课堂上组织以小组为单位的讨论发言及小组之间关于某一经济问题的不同理解进行辩论，从而提升大学生的课下自主学习能力，实现其对相关知识的深入认知和深刻记忆。笔者作为裁判，会依据学生各自的课堂表现奖励以相应的课堂平时成绩，从而很好地激励和调动了学生们的发言积极性，使得课堂气氛异常活跃。此外，笔者也曾借鉴现如今电视传媒节目中广泛运用的智力问答题节目形式，通过组织学生在课堂上开展相互计分问答的游戏竞赛，从而敦促学生在课下积极学习课程知识的基础上，学会利用图书馆资源学习本门课程的相关知识。 （三）教学与时俱进 作为知识的传授者，大学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应彻底摒弃那些陈旧的观念及说教方法，在认真备课的基础上通过不断强化自己对新事物的认知及当下潮流的把握，结合自身所授课程的相关知识，不断更新授课内容，从而更好地使自己从教与学的对立面，真正转化为学生的良师益友，走进学生的内心，成为他们的授业导师、人生导师。笔者在课堂讲授《西方经济学》的效用论，则会完全摒弃教科书中黄油与大炮的经典例子，而会以ipad和iphone作为效用论中消费选择集的例子。此外，笔者会从西方经济学的市场均衡讲解大学校园恋爱的匹配度，从博弈论的角度阐述大学生作弊与监考老师反应的问题。这些细微的教学改变能在很大程度上拉近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距离，使得学生在听课过程中逐步放下抵抗，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从而实现高校课堂教育质量的不断提升。 三、 教学新模式的探索前瞻 总而言之，大学课堂教学模式并非是要求教师一成不变、年复一年地照本宣科，也并非要求教师在课堂上标新立异、舍本逐末地吸引学生注意力。在不断探索创新高等院校教学模式的过程中，始终需要保证"一切为提升教学质量"服务这一原则，高校教职人员则应根据各自学科的特殊性，结合当地教学资源，因地制宜地探索和拓展其教学模式，以期实现我国高等教育水平的不断提升。 西方经济论文: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矛盾冲突与特点分析 一 可以说，在关于经济人的理论中，功利主义思想包括了，自由、平等、效率和自由放任的思想，这是近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主要遗产。而当代西方的经济伦理思想又主要是在上述思想的社会实际运用过程的矛盾冲突中发展和衍变的。具体地说，在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中，表现出以下突出的矛盾。 （一）经济人假设的立论基础——“利己”与“利他”、“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的矛盾 经济人假设的历史背景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文明的出现。这一假设首先肯定了两个伦理前提：一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正义性，因而肯定人们遵守这一制度是所谓理性的表现。二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合理性、正义性，因而肯定人们在道义上追求自身满足的天性。 在古典经济学那里，“经济人”假设下的“利己”准则与“利他”，个体效用最大化与社会整体效用最大化是统一的。到了二十世纪，人们开始对经济人出于自私的利益最大化追求问题提出质疑。反对者认为，追求最大利润这一假定既不符合实际，也不可能实现。1947年，西蒙在《管理行为》中对经济人的假设提出更强烈的批评，他认为，与其说经济人的自私出发点和理性规定是人们真实行为的写照，还不如说它只是“具有很大的智慧和美学魅力”（注：［美］赫伯特·西蒙：《管理行为》，杨砾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8页。）的形而上玄想。 自从七十年代琼·罗宾逊宣布“第二次经济学危机”以来，在重建经济学基础的争论中，经济人的立论问题又引起人们的关注。保罗·斯诺维克(paul slovic)和萨拉·利切坦斯泰因(sarah lichtenstenion)，通过“偏好颠倒”(perference reversals)企图证明即使在最简单的人类行为中，也不存在任何最优原则。尼尔森和温特提出了有限理性的概念，阿马蒂亚·森则在八十年代指出，如果重新考察亚当·斯密讲述的屠夫和面包师的故事，就发现古典经济学从未单独把自利作为经济人的立论假设，他说：“亚当·斯密恰恰明确地站到了另外一边，他并没有满足于把经济拯救建立在某种单一的动机之上。”（注：［印度］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王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8页。） 由经济人的争论还衍生了制度经济学关于人们接受经济伦理规范的个人主义或整体主义的方法论基础的争论。所谓方法论个人主义，是指人类个体行为是社会行为的前提和出发点，所有社会或集体现象，诸如制度，都有待内生制度和制度变迁。与此相对照，整体主义关注对个人行为发生的社会影响。个人被看成社会化的人，已经将自己身处其中的社会规范和价值内生化。整体主义者集中考察社会“力量”（制度、社会惯例）如何制约个人行为。方法论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将个人行为摆在第一位，而后者认为社会或制度整体高于一切。 尽管波普尔通常被看作是个人主义者，尽管他对整体主义的其他方面也有批评，但他仍指出，“社会群体大于其成员的单纯加总，也大于其任何成员任何时刻存在的诸多个人关系的简单总和……成员的个性可能对群体的历史和结构产生很大的影响，但这并不妨碍群体有它自己的历史和结构。也不妨碍该群体对其成员的个性产生强烈影响。”（注：［美］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陈建波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35页。）这种方法论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的争论是十分激烈的，塔尔科特·帕森斯声称：“个人主义者”“要么根本不承认，要么从未公正对待过”下列事实，即经济行为发生“在一整套规则框架之内，不依赖于签约各方直接的个人动机。”（注：［美］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陈建波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而海萨尼则反驳道，帕森斯的立场意味着“放弃根据个人目标和社会个体成员的利益来解释这些社会规范自身存在的任何可能。”（注：［美］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陈建波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当然，这种方法论的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区别也不是绝对的，布坎南曾说：“在作为一种推导出社会组织原则的方法的个体主义与作为这种组织的一个描述性特征的集体主义之间，不存在任何逻辑上的不一致。……给定一些有关人类行为模式的基础性假设，以及一种特定的道德伦理立场，即可以根据个人选择的计算而将集体主义的政治经济秩序理性化。”（注：［美］詹姆斯·m·布坎南、戈登·塔洛克《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陈光金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8页。） （二）功利主义与非功利主义的诸正义形式伦理的矛盾 功利主义是经济学说史中最重要的伦理基础。熊彼特曾指出：“首先，它是一种人生哲学，展示了有关‘最终价值’的图式。……功利主义，特别是边沁的功利主义，是某种新东西，与旧体系是根本对立的。……其次，功利主义是一种具有强烈法律倾向的体系。……在这一原则中，平均主义要素与幸福要素同样重要。”（注：［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朱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版，第204-205页。）在熊彼特那里，功利主义受到了批判。他说，“第一，功利主义的假设对于解释经济史，对于解释经济的推动力毫无价值。第二，功利主义的假设对于解释所有涉及实际动机的问题，例如对于解释遗产的经济影响问题，要比没有价值更糟糕。第三，功利主义的假设实际上只对经济理论的一部分即通常所谓的‘福利经济学’具有根本性的意义，……第四，在最狭义的经济理论领域内，功利主义的假设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有害的。”（注：［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朱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版，第206-207页。）熊彼特对功利主义的批评并非是全盘否定福利主义的经济伦理观念，而是认为这种功利主义过于工具理性化，并没有明确指明一种社会形态的合理的经济伦理理想。 功利主义最显著的特征之一表现为集合理论。为了使总体行为正确，不同的个人利益必须以产生全体人员的最大幸福或满意为目标而叠加到一起。功利主义者时常指出这一点作为其理论优越性的一方面。它所运用的是一种实践合理性的简单模式，由于这种模式是我们在个人层次上自然而然地接受的，所以可以恰当地转换到社会层次上来使用。 但是，批评者认为这种推论是荒谬的。罗伯特·诺齐克指出，“因为并不存在为它自己的利益而愿承担某种牺牲的有自身利益的社会实体。只有个别的人存在，只有各不同的有他们自己的个人生命的个人存在。”（注：［美］诺齐克：《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何怀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1页。）如果一个人决定牺牲某些自己的利益，那是因为他能够从中受益，因此这种牺牲可以被证明是合理的。然而，在功利计算中被弃之不顾的个人的利益只是一种牺牲，牺牲者往往得不到任何补偿。“人类”或“社会”并不是做这种决定的单一行为者，不是牺牲或受益的承受者。这样决定的结果只是一些人受损而另一些人受益。用罗尔斯的话来说，“功利主义观点的突出特征是：它直接地涉及一个人怎样在不同的时间里分配他的满足，但除此之外，就不再关心（除了间接的）满足的总量怎样在个人之间进行分配。”（注：［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3页。）以罗尔斯一贯的观点，他认为功利主义无法最大限度地弥补社会个人由正义原则导致的差别，功利主义的最大幸福论既损害了社会正义的本质，又损害了个人的利益。 从功利主义与非功利主义的矛盾冲突中，还衍生了对福利经济伦理观点的批判。福利主义经济学并非没有确立伦理的基本出发点，问题在于福利目的的伦理出发点，反而损害了与经济学的结合，并由此忽略了伦理学，影响了自身的发展（注：［印度］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王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89页。）。 尽管福利主义思想受到抑制和批评，但它却还在顽强地发展和发生影响。其中帕累托学派的福利经济伦理思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取得了重要的地位（注：［荷］汉斯·范登·德尔、本·范·韦尔瑟芬《民主与福利经济学》，陈刚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3-34页。）。然而，即便是在适合帕累托最优实现的条件下，这一支撑福利经济学的重要概念，也忽视了公平。因为这里不考虑收益在社会成员间的分配状态，更不涉及公平与效率间的相互作用。正是这种传统与公平目标之间发生着深刻的冲撞。 （三）自由放任与国家干预的矛盾 1926年，凯恩斯发表《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一文，批判了古典经济学自由放任主义的哲学基础——“看不见的手”的理论。他在批评自由放任的经济伦理原则的同时，又提出了国家干预的新主张。他说，“在我看来，资本主义在高度有效的管理下，与我们目前为止所看到的任何别一制度比较，的确能够更加有效地实现经济目的；不过就这一制度本身看来，有许多方面是极端要不得的，是应当反对的。我们的问题是，如何努力设计出一个社会组织，与我们所满意的生活方式的观念既不致发生抵触，而效能则可以尽可能地提高。”（注：［英］凯恩斯：《劝说集》，谢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42页。）除了凯恩斯之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也津津乐道着这样的一种理性假设：即“由于私人市场经济呈现不完善的特性，所以从效率的意义上说，中央计划经济能够对资本主义做出改进。”（注：［英］j.r.沙克尔顿、g.洛克斯利编著：《当代十二位经济学家》，陶海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01页。） 尽管自凯恩斯以来，国家干预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但是它却受到哈耶克、斯蒂格勒等人的强烈反驳。哈耶克提出，“中央计划者没有得到必不可少的信息。为有效地配置各种资源所需要的价格和成本信息，只有通过市场过程本身的运转才能获得。实际上，在奥地利学派‘市场过程’模型中，‘成本’是主观的东西：它不是用来生产某种商品的看得见的货币支出，而是被放弃的从同样的资源的其他可选择的使用中生产出的价值。但是很明显，在经济过程中，只有行为者才知道这种选择。竞争市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优点在于，在这样的市场上，每个人仅须意识到影响他个人的事情；而从个人行为中产生出来的‘制度’不带有任何个人的意图，这种市场制度是未经设计而产生的社会制度的典范。”（注：［英］j.r.沙克尔顿、g.洛克斯利编著：《当代十二位经济学家》，陶海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02页。） 信奉国家干预者的理由是，一切完美的经济秩序必定是设计的产物，是理性合理化的过程。哈耶克则反驳说：“如果我们想取得进步，我们就必须为不断改进我们的观念和理想留出空间。”（注：［英］迈克尔·h.莱斯诺夫：《二十世纪政治哲学家》，冯克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00页。）进步是不能事先进行计划的（能够进行计划的信念，正是理性主义狂妄态度的极端事例），一个不断进步的社会，肯定也是一个建立在自发秩序上的自由社会。 （四）经济公正与政治公正的矛盾 人类社会是一个由各种各样的规范、制度和原则构成的契约组织。这些规范、制度和原则中包含了法律的、经济的、文化的和道德的要求，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人类的传统、历史和发展。所谓公正，是指等利（害）交换的行为，公正一开始就是与人类的经济活动相关联的，是人们经济利益分配的基本要求，罗尔斯反复强调：“社会正义原则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是一种合作体系中的主要社会制度安排。我们知道，这些原则要在这些制度中掌管权利与义务的分派，决定社会生活中利益和负担的恰当分配。”（注：［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0页。） 经济学家往往就事论事，他们所言公正和平等，可以是一次经济活动中的交易价格和交易机会，或者是由此在统计上归纳出来的制度和规则。但是哲学家往往反驳道，把公正定义为等利（害）交换，岂不将公正局限于经济领域，因而定义过窄？公正作为人与人平等的一个原则，只有当他得到他应得的、或别人欠他的，或他有权利索要的东西时，才算公正。 关于经济公正与政治公正的矛盾冲突，可以从罗尔斯和诺齐克的理论中窥见一斑。根据罗尔斯的看法，“社会是一种对于相互利益的合作的冒险形式，它却不仅具有一种利益一致的典型特征，而且也具有一种利益冲突的典型特征。”（注：［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不平等在任何社会的基本结构中都不可避免”（注：［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问题在于明确这些不平等怎样才算是公正的，或是否能够做到公正。罗尔斯认为绝对的平均是对效率的极大损害。但是他苦心积虑建立的公正原则，是想在一般经济公正的基础上设定一些特殊的或优先的或称之为差别原则的前提；罗尔斯认为虽然经济不平等不可避免，但是公正的不平等则可以做到。因此，只有当更有能力的人也让更不幸的人获益时，他们从这种能力中获益才是公正的。 诺齐克则对罗尔斯公正的不平等提出质疑，他认为：“任何国家制定的外在的规范必然侵犯人们的道德权利，因此，本质上说是不道德的。”（注：［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3页。）他反对那怕是最小国家(minimal state)实行富人对穷人的再分配，认为那样侵犯了个人的权利。他的论证可以称之为经济公正论(the theoy of economic justice)，也称之为“资格理论”(entitlement theory)（注：［英］迈克尔·h.莱斯诺夫：《二十世纪政治哲学家》，冯克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39页。）。诺齐克从维护自由的伦理原则出发，强烈反对罗尔斯的正义补偿的预设性伦理原则。与罗尔斯相比，诺齐克的观点，表现了对资本权利和效率的更多的维护。 二 如果说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作为学科形式的经济伦理学在欧美诞生，它的研究范围基本界定在经济学意识到在经济行为的伦理、文化的观点消失之后，因市场失灵而带来的道德限度问题，那么，二十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企业伦理的社会契约论的问题，经济主体的超规范和道德自由限度，全球化和普世伦理的可能性、现实性，生态伦理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扩展了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理论研究范围，使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固有矛盾冲突得以在更宽泛的社会现实背景下展开。 总体来说，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在上述矛盾与冲突中体现了如下突出的特点： 首先，上述矛盾冲突更明显地体现在企业这个经济主体层次上。在经济主体问题上，西方经济学作了拓展研究，由对狭窄的人、集团、阶级的研究发展到企业的研究。就企业而言，经济伦理学指的是为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交换过程中的适当行为确立界线的原则。作为经济主体，企业的伦理特性可以从两个方面表现，一是在社会契约中显示的独立性和主体性；二是企业的道德自由空间的限度。这一经济主体的拓展不仅仅带来固有矛盾范围的变化，同时也带来相应的道德冲突问题。许多经济学家发现，要想出一种能够明确地解决企业的伦理两难问题的办法十分不易。 其次，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矛盾冲突在更宽泛的背景下展开，常常与法律、政治、文化的冲突交织一处。最近几十年，西方探讨经济伦理思想的矛盾冲突往往在综合的背景下展开，如贝克尔对家庭、婚姻、性别歧视等问题的经济学分析，布坎南的立宪民主的经济学研究，制度经济学对经济学中的伦理规则的研究和方法论基础的研究，伦理学家对伦理法的研究，罗尔斯、诺齐克等人的政治伦理思想在经济活动中的拓展研究，西蒙、福山等人对文化因素、管理因素在经济伦理思想冲突中作用的研究等等。尤其是文化沟通与文化信任问题，日益成为跨国公司的经济伦理战略组成。企业家和学者们都认识到文化差别造成经济主体遵守信用以及其展示道德自由空间的方式上的差别，例如弗朗西斯·福山看出，一个社会中的信任水平与积聚资本和有效地发展技术之间存在一种关系。他论证说：“由于不信任而造成分裂的社会，以阶级、种族、亲属或其他因素为基础，在采取新的组织形式时会遇到额外的障碍。”（注：［美］托马斯·唐纳森、托马斯·邓菲：《有约束力的关系》，赵月瑟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4页。）值得一提的还有经济伦理思想与法律的相关影响的研究，正如法律对伦理行为和道德准则的进化有明显的影响一样，有关道德的态度也可能经常间接地、有时甚至直接地影响法律准则的进化。 第三，虽然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冲突，但仍运行着社会普遍遵循的经济伦理规范。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些普遍经济伦理规范之上，在经济政治全球化的视野之下，西方社会有一种强要发展中国家认同的超规范理论倾向。而这些超规范说白了，就是所谓跨越主权的人权思想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等。比如说关于剥削，西方经济学家仍然回避或淡化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结论，他们对于贫困线和贫困度量的研究，只是用人的生命权、自由权等抽象概念做一些超规范的警示。再比如效率超规范，它被用来指导现代企业面对的诸如环境问题、知识产权问题以及贿赂问题等，其中最明显适用的一个是环境问题。历史上对环境关怀感觉迟钝的企业，被保罗·斯泰德尔迈耶称为“前生态经济主义”，其特征在于相信技术，以及认为在生态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无法解决的冲突。这种态度把生态放在第二位考虑，显然与效率超规范的含义不符。前生态经济主义认定的正是效率超规范正式驳斥的东西，即效率仅仅根据国内生产总值的高度来衡量。相反，效率超规范意味着，在我们把供不应求的自然资源的价值计入经济大方程之前，我们对社会效率的衡量都是不充分的（注：［美］托马斯·唐纳森、托马斯·邓菲：《有约束力的关系》，赵月瑟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1页。）。换言之，效率不仅仅要置于公正及一定社会的经济发展和伦理规范的权衡之下，而且要在更宽范的超规范的普世伦理及可持续发展的视野之下。 三 从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的角度来分析，首先，西方当代经济伦理思想依然具有为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经济利益辩护的基本特性，马克思对庸俗经济学的批判依然适用于当代西方经济学，马克思说：“庸俗经济学所做的事情，实际上不过是对于局限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中的生产当事人的观念，教条式地加以解释、系统化和辩护。”（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23页。）资产阶级企图用一种超越性的同一关系解释经济伦理关系，似乎已有的伦理关系已经天然合理了。马克思批判道，“堕落的最新经济学，……它企图证明，经济关系到处都表示同一些简单规定，因而到处都表示交换价值相交换的简单规定中的平等和自由。……这种归结法是把包含着发展的差别抛掉，使一切都归结为一种现实的经济关系，单从这点来说，它至少在形式上也是不科学的；何况它是时而抛掉这一方面，时而抛掉那一方面，以便时而从这一方面，时而从那一方面来制造同一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02-203页。） 其次，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方法论有着明显的形而上学倾向。马克思虽然认为，在商品经济中，买卖双方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私人科益；但是马克思反对经济人的假设。在他设想的未来社会所有制形式下，人们之间的经济生产活动根本不受这种利欲之心的驱使。无论是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还是整体主义，制度经济学的一个理论基本点是，由约束、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活动和交往关系等组成的制度是社会变迁的根本原因，这与韦伯将资本主义宗教伦理精神看作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一样，都有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中反复批判的“头脚倒置”的嫌疑，与马克思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有着根本不同。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往往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过是体现一种“历史主义”或“经济决定论”；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7页。）恩格斯的话告诉我们，任何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和经济制度的产生及形成，不仅有经济发展本身的因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观念以及道德文化传统等也是促成其变化的重要原因。 第三，当代西方经济伦理的终级关怀和理想，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李普森曾说：“这两个理想是我们的基本观念，其重要性凌驾于其他任何理想之上。将生气勃勃的精神注入我们的民主政制，使它具有独一无二的特征以及使它与其他制度不同的，主要就是这两种价值观。如果要将民主制度的特征以最简单的话来概括，可以这样说：民主制度就是尽可能使其人民同时获最多的自由和最多的平等的政治制度。”（注：［美］李普森：《民主的基本原理》，引自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522页。）马克思经济伦理理想并未排斥自由、平等，但与资产阶级相比，前提是不同的。马克思的经济伦理理想是建立在“重建个人所有制”基础之上的人的全面发展，这是自由、平等的新的社会经济制度基础。不揭示自由、平等的阶级立场，其图景必然是迥异的。 西方经济论文:西方经济学辩论教学中教师任务角色谈 摘要：辩论式教学法是西方经济学课程的良好教学方法。要使该方法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任课教师应该履行自身的任务角色：辩题确立者、技巧传授者、过程点评者和成绩评定者。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辩论教学；任务角色 运用恰当的教学方法是取得西方经济学课程良好教学效果的关键。作为一名任教多年的西方经济学教师，笔者一直在不断探索和思考辩论教学方法。多年的教学实践使我明白，教师在辩论教学中至少应该充当如下四个任务角色： 一、辩题确立者 确立科学的辩题是一场辩论赛取得成功的前提和基础。科学性是辩题的生命力。“科学性”的内涵应该包括： 一是辩题内容的针对性。西方经济学原理很多，可供选择的辩题很多。在选择辩题时，要尽量选择针对性强的辩题。它们应该是针对某些经济学原理而设计的，不能偏离学科体系。例如，笔者曾经设计过辩题：中国是否应该抵制日货。该辩题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辩手可以运用经济学中的国际贸易原理展开辩论。教师在确立辩题的时候，应该思考辩题是不是能够找到经济学的辩论根基。 二是辩题内容的时代性。经济学是一门时代性很强的学科。时代性要求教师在确立辩题时，尽量选择那些热点问题作为辩题，避免那些与实践相差太远、理论性太强的辩题。试对比如下两个命题：“中国是否应该抵制日货”与“国家是否应该大力发展国际贸易”。从时代性要求出发，后者比前者略逊一筹，前者更适合作为西方经济学课程的辩题出现。 三是辩题内容的可辨性。要尽量避免选择具有明显“正误性”的辩题，而应该选择有“辩点”的辩题。辩点越多，则可辨性越强，辩论的价值越大。举个例子。如果教师确立如下辩题。正方：国际贸易分工主要是出于比较优势原理；反方：国际贸易分工主要是出于绝对优势原理。该辩题的可辩性不敢恭维。因为经济学界基本认同国际贸易分工是基于比较优势原理的基本事实。面对可辨性的要求，任课教师应该仔细思考：辩题是否具有显而易见的答案？正反双方可以从哪些方面去展开辩论？只有当辩题并不具备明显的正误性，可以从很多角度展开辩论的时候，它们才是可辨性强的辩题。 二、技巧传授者 西方经济学课程一般被安排在大一和大二。此阶段的学生绝大多数没有参加过辩论赛，对辩论的技巧了解甚少。任课老师有必要就辩论过程中的基本技巧向辩手做简单交代和传授。这些技巧包括： 一是开篇阶段和总结阶段的陈词技巧。正规的辩论赛都有开篇陈词和总结陈词。开篇陈词主要是构建己方的逻辑框架，相当于建筑房屋时给整个房屋打根基。根基不牢，地动山摇。很多学生由于缺乏技巧，不知道如何去构建自身的逻辑框架。其后果就是，不但评委抓不住其逻辑要点，而且对方辩友也不好寻找自身的逻辑错误。所以，教师应该举具体的例子，联系具体的辩题，教导辩手应该从哪些方面构建自身的逻辑框架，如何充实每一个子框架，使逻辑体系有血有肉。至于总结陈词阶段，教师要告诉辩手，这是一个对对方辩手的逻辑错误做出总结，重新提炼升华自身观点的阶段。教师应该教导学生如何去归纳对方的逻辑错误，如何升华自身的观点。这些技巧的学习有很大的难度，教师在辩论赛展开前应该悉心教导。如笔者在辩论赛前，先设计几个辩题，要求每个同学起草一份开篇陈词稿，收集起来后，对那些有代表性的稿件做出评价。 二是提问和回答问题的技巧。提问和回答问题是辩论赛中不可回避的，两者的基本要求是简洁、有力、巧妙。简洁，亦既不能给人一种懒婆娘的袜子又臭又长之感。有力，亦既要切中对方问题要害，不能隔靴捎痒。巧妙，亦既能四两拨千斤，避其锋芒。这些要求是辩论实践中提问和回答问题所必须具备的，初学者不容易把握。教师应该通过适当的方式引导学生往正确的道路上前进。如笔者在西方经济学课程辩论中，针对辩题“中国目前是否应该全面放宽二胎生育政策”，要求学生思考两分钟后提出三个有价值的问题。然后针对每个问题，谈谈它是否是一个有价值的提问。针对那些有价值的提问，再指定学生如何回答。通过多回合的实践，笔者发现学生的提问技巧和回答技巧都有了显著的提升。 三、过程点评者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在辩论过程中，辩论态势 息万变，作为身处其中的辩手往往应接不暇。面对这种局势，作为评委和旁观者，任课教师理应对每场辩论赛的完整过程进行全方位的点评。 一是对学生角色的点评。很多学生根本不知道自身在辩论赛中应该充当什么样的角色，没有强烈的角色意识。这种情况大多发生在四辩身上。不可否认，四辩的主要任务是最后总结陈词。许多学生对它的理解过于狭隘，认为四辩就是最后出场做一下总结陈词。在这种角色意识指引下，他们在自由辩论阶段，摆出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姿态。直到辩论快结束的号角吹响的时候，才姗姗出现，做一个要么不伦不类、要么事先准备好的所谓总结陈词，真是大煞风景。这是对四辩角色的误解。每当遇到这种情况，笔者都会对四辩手进行点评。几乎每次辩论赛，笔者都要针对辩题的要义、针对对方的弱点、针对自身的逻辑等告诉四辩手应该如何做出点评。实践证明，笔者的点评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让许多学生茅塞顿开。 二是对整个辩论环节的逻辑体系进行点评。辩论最讲究逻辑的严密性。教师应该仔细倾听整个辩论的逻辑构建。气势庞大、内容丰富、条理清晰的逻辑框架是取胜辩论赛的首要前提，而这个任务是由开篇陈词来完成的。但许多学生都没有明白这个道理，在构建自身的逻辑框架时，显得条理混乱、乏力。不但评委抓不住他们的逻辑要点，也会令对方辩友不知道从哪里着手与他们展开辩论。当出现这种情况时，教师应该在事后全面指出这种逻辑乏力的弊端。例如，在辩题为“中国目前是否应该放开二胎政策”的课程辩论赛中，正方辩手能够从人口老龄化的危害性、计划生育对人权的侵犯、人口红利的消失等几个方面提出自身的观点，每个小的论点都有恰当的论据作为支撑。这是很成功的例子。但面临同样的问题，有一些辩手显得手忙脚乱，层次不清，看上去有血有肉，实质上貌合神离。当出现这种情况时，教师应及时纠正错误。 四、成绩考核者 为了调动广大学生参与课程辩论的积极性，应该将辩论表现与课程成绩挂钩。教师应该设计相对完善的辩论成绩考核体系，并严格执行。作为成绩考核者，教师应该在两个方面完成自身的任务角色。 一是辩论成绩评定方案的设计。在辩论成绩评定上，笔者任教的西方经济学课程具体考核方案是：辩论环节占整个平时成绩分数的30%，约12分。每个学生的具体占分视其辩论表现而定。胜方的最佳辩手得满分，即12分，其他辩手在8～10分之间。负方的最佳辩手得10分，其他辩手在6～8分之间。 二是辩论成绩评定方案的执行。在方案执行上，为了尽可能公平地评定辩手的成绩，笔者一贯坚持发扬民主作风。每场辩论赛中，我都会指定班级学习委员到高年级同专业兄弟班级邀请两位有经验的学长和我组建评委团，严格按照正规辩论赛的评分要求逐项打分，再根据平均分确定胜负结果。为了尽可能完美地完成自身的任务角色，教师应注意倾听学生的心声，发扬民主的作风，做到公开、公平和公正地评分。 总之，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辩论教学是一种很好、很受学生欢迎的教学方法。要最大限度地发挥这种教学方法的教学优势，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教师一定要发挥自身应有的作用，完成自身的任务角色。这些任务角色包括辩题确立者、技巧传授者、过程评价者和成绩评定者等。 西方经济论文:西方经济学本科教学改革探讨 摘要：西方经济学是经济管理类本科专业的基础性必修课程，其教学效果的好坏直接影响学生对其他相关课程的掌握程度。然而当前一些本科院校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效果并不理想。如何对该课程进行科学革新，更好地发挥其基础性地位，进而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专业知识，是本课程教学改革的主要目标。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本科；教学改革 一、西方经济学课程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西方经济学因其并非中国土生土长，而是引自西方国家而得名。它是对西方发达国家二百多年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一般性概括和抽象式描述。20世纪80年代，西方经济学被引入中国，至今已有近三十年的历史。发展到今天，西方经济学已经成为教育部指定的财经类专业核心课程之一，在全国各个本科院校的财经类专业课中普遍开设。它不仅是经济管理类学生学习其他专业课程的理论基础；同时还是服务于其他专业的经济学相关理论学习的有力工具 [1]。 二、西方经济学本科教学应实现的几大目标 西方经济学本科教学的目标，除了让学生掌握书本知识以外，还应着重实现下述目标： 1.帮助学生形成经济学的思维习惯。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目的之一就是希望通过教学使学生在掌握专业知识之余，能够做到活学活用。而要达到这一目标，首要的是教师自己要养成经济学的思维习惯，并在授课过程中通过采用适当的方法让学生了解经济学思维习惯的优点以及经济学思维习惯的形成方法。帮助学生在生活中日积月累，最终学会用专业思维去看待和分析问题。不仅有助于他们更好地掌握经济学及其相关专业知识，也是保障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落实的有效手段。 2.引导学生主动接触前沿热点问题。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主动接触前沿热点问题是西方经济学本科教学的一个重要方面 [2]。时代在发展，知识在更新，我们的教学内容和方式也应做到能够与时代并进。引导学生主动接触前沿热点问题，不仅可以帮助教师在教的过程中获得自身水平的提升，也能帮助学生开阔视野，从而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 3.帮助学生实现专业课程间的融会贯通。西方经济学与其他专业课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共通性。经济学的基础性地位更加说明了在这种共通性之中，经济学知识的掌握和主动向其他课程渗透是首要的。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有意识的穿插引入其他课程的某些元素，如可以引导学生用经济学的方法去解释其他课程学习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可以用其课程的知识和观点来解释经济学课程学习中的一些问题等。这些都有利于学生灵活掌握其所学的各门课程，做到活学活用融会贯通。 三、西方经济学本科教学中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 1.理论性强导致趣味性不够。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课程，其中包括大量的概念、定律、原理的阐述，常常会用到大量的图形和数学论证。对于初学者和数学基础不太好的学生来说，会存在学习和理解上的困难。较强的理论性也使得课堂教学过程充斥着资料性信息，导致课堂气氛的轻松性不够，也减少了教学过程中的师生互动。令教师无法及时得到学生学习效果的反馈，不利于其对教学方式的及时调整。学生大部分时间都在被动接受知识，无法与教师进行很好的交流，导致教学过程变得枯燥乏味，从而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学习热情。 2.数学化倾向导致理解力不够。西方经济学知识阐述的一大特点就是要借助大量的图形、表格、数据、数学公式及西方经济学专业术语。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容易感到抽象枯燥和难以掌握。近年来，经济学界有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就是越来越注重实证分析。实证研究能够增加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严谨性。然而，复杂的数学公式和推导很容易令人忽视现实经济生活的复杂性和牵连性。在西方经济学本科教学中，不应因数学方法本身而强调数学方法，而应加强对基础理论的定性分析。因为数学的方法只是西方经济学的一种表达方式，并不是它的全部。 3.理论联系实际不够。从当前西方经济学界研究的实际情况看，中国的经济学理论中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成分比较多见。目前中国选用的西方经济学教材版本大都以主流经济学为主。如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内容来源于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早期版本，宏观经济学来源于凯恩斯的理论观点。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中出现的许多新现象和新问题，未能在西方经济学教材中得到反映。教材中还缺乏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特殊问题的分析。即使学生课堂上能够记住一些抽象的理论、模型、案例、图表和专业术语，但由于现实性不够，学生不仅不能将所学知识牢固掌握更不能实际运用 [3]。 4.教学手段单一导致教学效果不佳。目前在西方经济学本科课程教学中，由于受到多种条件的限制，教学的主要方式局限在课堂，教学实践活动普遍缺失。学生大都是被动地听，而没有主动地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来，因而无法活跃学生的思维，使得学生“三大能力”，即自主学习的能力、分析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创新思维的能力的培养成为一句空谈。而随着多媒体设备的普及，一部分教师在教学中完全抛弃课本和教案。少数教师甚至跳过了备课环节，直接从互联网下载教学课件，上课时对着课件“照本宣科”，时常出现讲授思路不清、逻辑混乱、知识点错误等情形，直接导致了教学效果不佳。 四、西方经济学本科教学改革的有效途径 1.增强教学方法及手段的适宜性。教师应充分发挥多媒体教学法的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优势，将图、文、声、像高度集成于教学活动之中，改善课堂教学内容的表现力，提高知识传授的效率，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也应注意教学方法的多样化，如可将传统讲授法、启发式教学法、案例教学法、参与式教学法以及其他教学方法与多媒体教学法相融合，充分发挥多种教学方法的集合优势。例如在教学中适当使用黑板板书介绍关键概念或推导重要数学模型和公式，有利于加深学生的记忆，强化教学效果，或采用参与式教学法以激发学生主动参与教学的兴趣和增强学生分析经济问题的能力。 2.增强理论与现实的贴合度。在教材使用方面，应尽量选择精练易懂、所举实例符合中国现实的教材。有条件的院校可以自主编写适合本院学生的西方经济学教材。在教学过程中，要切实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从学生感兴趣的问题入手，帮助学生深化对书本知识的理解。在课堂教学之外，应注重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为西方经济学教学提供必要的实际操作条件，帮助学生将理论应用于实践，激发他们的学习和实践热情。 3.增强教学体系改革的有效性。西方经济学内容纷繁复杂，流派林立，观点各异。容易令学生把握不清其基本知识体系。教师要把握住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这两条主线，通过两条主线将各知识点串联起来，帮助学生从整体上把握住西方经济学的内容体系。如微观经济学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而宏观经济学的中心问题就是总供求的平衡。在讲授时，应针对不同专业的学生调整侧重点。如对数学基础较差的学生，可适当简化模型化的经济理论的阐述，着重培养其思维方式。 4.增强教学内容的前瞻性。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进一步推进，经济理论界对知识的时效性越来越注重。一些不合时宜的理论在时代的变迁中被淘汰，一些新的思想和理论在时代的呼唤中应运而生。西方经济学教学不能忽视现实经济的这一重大的时代特征，在教学中必须加强对前沿理论的研究，促进教学内容的及时更新，授课教师也应加强自身的理论学习，紧跟经济学界的最新研究动态，适时向学生介绍经济学理论发展的重大前沿问题和热点问题，帮助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 西方经济论文:浅析西方经济学多媒体教学应用问题探讨 论文关键词:西方经济学　多媒体教学　传统教学　教学手段 论文摘要:经济学教学方法与手段的应用与创新是西方经济学课程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本文从西方经济学的课程特点出发，从多媒体教学与传统教学相结合的角度提出西方经济学多媒体教学的应用原则与注意问题，以期保证教学质量、提高教学效率。 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在市场经济制度条件下如何配置和利用稀缺的社会资源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需要的科学。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及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西方经济学中对于市场经济运行环境、运行方式、调控手段的理论对我国市场经济的运行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与指导意义而成为我国高等院校财经类各专业的最重要核心专业基础课。由于西方经济学在学术规范上采用数学模型研究经济现象，提出经济理论，是最偏重于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其繁琐的假设条件、抽象的概念与内涵、复杂的数学推导和几何图形、使得老师和学生普遍感到这门课程难教难学，因而在西方经济学课程建设中重要的问题之一是在西方经济学教学内容进行深入梳理保证其基础性与前沿性的基础上，重视对西方经济学教学手段与方式的改革与创新，以实现教学内容与教学手段的完美结合，多媒体技术的应用为我们在这方面提供了效果良好的解决路径。 多媒体技术是利用计算机把文字、数据、图像、声音等多种媒体合成处理并组成一个交互系统的技术。把多媒体技术引人课堂教学之中，使我们得以突破传统教学中“黑板+粉笔”的局限，在增强教学内容的表现力的同时调动学生的多种感觉器官参与教学活动，可以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现已成为高校教师包括经济学教师普遍应用的教学模式之一。要想使多媒体教学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表现优势、取得理想的教学效果，我们需明确一个关系、遵循两个原则，注意一个问题。 一、明确多媒体教学与传统教学方式的关系 多媒体教学凭借广泛的集成性、灵活的控制性和信息的多维化等特色，成为一种现代化的新型教学手段的典型代表，从根本上突破了传统教学的“一支粉笔、一本教案、一张嘴”的模式，有着传统教学无法比拟的效果。然而无论多媒体教学的效果多么优越，也不能取代传统的教学模式。因为多媒体教学不是万能的，其优势在于信息的大容量与影音图像的动态表现力，但也不可避免的具有局限性，其最大的不足是由于使用事先设计好的课件进行教学而产生教学过程机械化、教学内容固定化的弊端，对教师的思维是一很大的束缚而难以发挥教师的主观能动性。因此在运用多媒体教学方法的同时不应忽视传统的教学方式的使用。多媒体教学与传统教学手段之间是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多媒体教学课件仅是辅助性的工具，无论多媒体技术如何先进、功能如何完善，它也只是一种辅助性的教学工具，是对传统教学方式的补充与完善，不可能也不应该取代传统教学，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中尤为如此。西方经济学的课程特点是内容广泛、理论抽象，有大量的数学推理和图形分析，单纯依靠多媒体教学很难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只有两者充分结合、优势互补，方能提高教学质量与教学效率。 二、多媒体教学应用原则 多媒体教学与传统教学作为两种不同的教学方式，两者是春兰秋菊，各有千秋，在应用时不能绝对化，应注意遵循两大原则。 1.内容决定形式原则 多媒体教学只是一种教学辅助手段，是一种形式，而内容决定形式。用不用课件什么时候用课件是由教学内容的需要而定。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根据其内容的不同，大体可以分为四大模块，基本经济理论的文字演示、数学公式的推导、图表变化的演示和教学案例的播放，构成了两大内容体系:一是以文字为主的理论体系(包括案例)，二是以数学公式和几何图形为主的模型体系。内容的差异决定了可供教师选择的教学手段也应有所不同。 (1)理论内容课件具有教学优势 多媒体教学在文字性的教学内容时具有不仅具有信息容量大、节约时间提高教学效率的效果，更能通过文字、影音、图像的有机结合使抽象、枯燥的教学内容变得更为直观、形象、较之传统教学更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有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学习积极性。在课件设计上，首先，内容要简明扼要，重点突出，不能把教科书搬到课件上，其次课件层次要清楚，能反映教师的教学思路西方经济学特点之一是内容广泛且前后内容关联性强，因而在课间制作时要充分利用计算机的超链接功能，实现各内容板块的适时转换，实现逻辑结构的清晰。再次，课件设计应追求简洁明快，色彩要搭配合理，既增强视觉刺激，要避免课件太花太过凌乱分散学生的注意力而影响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与把握。 (2)模型部分板书具有教学优势 数学模型的推导与几何图形模型的演示方面板书具有相对优势，如果教师的板书功力较高的话，可以通过一遍讲解一边书写、画图的形式带动学生跟着老师的思路走，最大限度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如用多媒体，教师一定要在课件设计上下功夫，使其服从于教学需要。例如在利用图形讲解某一内容时，最好是对图形进行几何分解，讲一条曲线，就现“画”一条曲线，一边“画”，一边讲，这样将一幅图分解完成，同时也将分析问题的思路展示给学生，效果会比较好。 2.以人为本原则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是主导、学生是主体，因而在教学中要注意贯彻以人为本为本的原则。 (1)注意节奏，忌放电影模式，跟着课件走 新教师在应用多媒体教学中最容易犯的错误之一是完全借助多媒体课件进行教学，在教学过程中机械地点击鼠标完成所有工作，教师的思维限制于课件中。教学过程是老师与学生的双向沟通、互动过程，如果在教学过程中学生面部表情呆板茫然、说明学生没有理解领会该部分内容，教师就应该调整教学节奏、必要时重复梳理教学内容，不注意这一点，即使课件做得很新颖，效果亦未见得好。 (2)充分发挥教师得主观能动性 如果说备课、制作课件是一次创作过程，那么讲课就是教师的二次创作过程。在教学过程中通过教师与学生的沟通、交流会有即兴激发的灵感与火花进发出来，这是传统教学过程优于多媒体教学的最大优势。因此运用多媒体课件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既要重视课前备课的作用，更应充分发挥教师在课堂上的能动性与创造性，注意与学生的互动交流让整个教学过程形成一个思路连续清晰、课堂气氛活跃的有机整体，如此方能实现多媒体教学与传统教学的完美结合。。课堂教学即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其科学性体现在教学过程本身尤其内在的规律性，教师必须遵循教学规律的前提下发挥其主管能动性;艺术性表现在每一堂课都是教师知识积淀的展现与个性的张扬，正如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么正如一千个人教师就有一千种西方经济学。 三、注意多媒体教学手段与其它教学方法的匹配问题 多媒体教学方法作为一种教学手段，还有其他许多教学方法，如案例法、讨论法、实验法、双语教学法的匹配问题。西方经济学课程与其它课程一样，力求将探究式、讨论式、案例教学、经济学实验等各种先进教学方法与多媒体教学手段融为一体，用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将教学内容贯穿在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提高之中。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使它们在教学中产生1+1 2的效果，也是我们今后应着力研究解决的问题。 西方经济论文:浅谈 西方经济学 考试内容与考试方法的思考 论文关键词：考试内容　考试方法　改革 论文摘要;作为经管类专业基础课的《西方经济学》在考核时，往往侧重于对学生记忆力、对教材内容、对学生试卷成绩的考核。在对其考核内容和方法进行改革时，应注重考核学生对知识的运用和创新能力及实践能力，通过多样的考核手段和统一的考核标准，全面考查学生的整体素质。 考试是教学过程的重要环节，也是测量和监控教学活动效果的重要工具。它通过对学生知识、技能、能力和素质水平等方面的测量，甄别和评价教学效果。考试的内容和考试方法的选择将影响学生学习方式、行为方式，最终影响培养人才的能力结构综合素质。因此考试必须基于人才培养目标的需要，服从于教学目标的实现。对经管类本科学生而言，《西方经济学》通常包含微观部分和宏观部分，分两学期授课，属于经管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以下将结合黄河科技学院自身做法，对《西方经济学》的考试内容和考试方法进行探讨。 一、常用的考试方法和考试内容 1、闭卷考试 闭卷考试是我国高校大部分课程主要采用的考试方法，也是《西方经济学》课程最常用的考试方法。它着重检验学生记忆知识的数量和理解知识的程度，侧重于考察学生的知识掌握程度，注重知识的再现水平而忽视了学生应用知识能力的考查，具有命题简单、阅卷准确方便、易于组织考试等优点。 2、开卷考试 开卷考试是允许学生带与该课程相关的资料进入考场，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试卷的考试形式。开卷考试不要求学生死记硬背，考试内容多为理论联系实际的开放性试题，这种考试方式主要考查学生应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考查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应用能力。 3、闭卷考试与开卷考试相结合考试方式 闭卷考试的内容与开卷考试的内容各占一定比例。考试时先做开卷考试，然后收开卷部分答案，再做闭卷部分试题。闭卷部分侧重考查学生对基本知识的掌握情况，开卷部分侧重考查学生利用基本理论分析问题的能力。 4、撰写小论文 这种考试形式要求学生写出一篇学科论文，题目既可自拟也可由教师出题，教师根据学生书写的论文质量评定成绩。有时在学生完成论文之后，还可以组织学生进行答辩。书写论文不仅要求学生理解掌握书本上的知识，还要求学生利用网络、图书馆等资源查阅大量资料，对知识进行理解吸收，并加以分析、综合，所以这种考试方法不仅是对知识的综合考查，也是促进学生增强分析能力、表达能力的～种有效手段。 5、实验操作考试、技能操作考试 这种考试形式要求学生进行实际操作或技能操作，其考查的重点是学生实际动手能力，包括在实验过程中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西方经济学》课穗现行考试体系中存在的问题 1、重记忆，轻运用 从我校该课程的考试内容看，主要侧重于考核学生对基本概念、基本理论的掌握程度和理解程度，题型上多为名词解释、判断、选择、简答、计算和论述。前5种题型应该是检验学生对概念掌握的准确程度和综合应用能力的，但经常所命题目在课本上能找到现成答案，学生只要背下来即可。而论述题重点体现的是学生运用知识分析问题的能力，但在实际命题中所占分值也不高，最高只有10％。因此，从整体上看。对学生运用这些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分析和解决现实中问题的能力缺乏有效的考核。而实质上，我校采取的这种考试模式，考查的是学生的记忆能力，谁的记忆力好，谁的成绩就好，使学生形成了考前背一背就能顺利通过考试的习惯，很难将学生学习的优劣真正的区分开来。 2、重教材，轻就业 尽管《西方经济学》课程是经管类专业考研的必考科目，但结合我校实际情况来看，考研率和录取率比较低，更多的学生在毕业后走向工作岗位。因此，在考试内容上，应该注重与人才培养目标、就业岗位相联系。但从我校该课程的考试内容上看，主要侧重于对教材内容的考核，尚缺少对技能和能力的考核。目前我校《西方经济学》课程在开设时设置6个学时的实践课时，但这种实践并不能体现于就业方向的联系。在就业日益困难的今天，若所学内容和考试内容若仍局限于教材和课堂教学中教师讲授内容，就会与人才培养目标、就业岗位相脱节，影响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如何将该课程与学生今后的就业联系起来，仍然需要进行深入探讨。 3、重卷面成绩考核，轻素质考核 在我校，该课程的考核主要通过闭卷考试，以成绩来衡量优劣。卷面成绩一般占学期总成绩的70％；平时成绩占学期总成绩的30％。卷面成绩主要依据期末考试成绩，平时成绩主要通过平时作业来衡量。这种相对单一的考核形式使得学生不注重平时学习，依靠考前背一背，作业抄一抄来获得成绩，考试的导学、促教功能难以发挥，学生上不上课与期末考试学业评价的关系不大，导致学生缺课、逃课，甚至忽略学习的规律，造成知识的掌握不牢，基础不稳，也难以全角度、全方位地考核学生的知识、技能和能力。 4，重结果，轻过程管理 在我校，由于《西方经济学》课程是经管类专业的必修课，涉及到多个专业，通常是多名教师共同承担教学任务，使得在过程管理中存在着对学生考核标准不一致的问题。不仅是平时成绩的考核项目、评分标准不一致，在卷面成绩和平时成绩所占比例也出现不一致。这种过程管理的不一致，使得很难真正公平的考核学生。 三、《西方经济学》考试内容与考试方法改革 1、由注重理论考核向注重知识的运用和创新考核转变 《西方经济学》的考试不应该仅仅是对书上某些问题的照抄或者照搬，也不仅仅是对学生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的掌握情况的考核，而是要在考核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的基础上，考查学生对当前相关经济现象或者经济热点的分析能力，体现出学生对知识的运用能力和创新能力。在出考题时，要把握以下原则：一是适用性的原则。考试的内容要贴近学生学习的实际，符合培养运用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基本要求；二是可操作性的原则。无论在考试的内容上或手段方法上，都应既有科学性，又简便易行，便于操作，以反映和掌握学生的真实能力和水平为目的。 2、由注重知识考核向注重实践能力考核转变 尽管《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较强的基础课程，但在注重知识考核的同时，应该注重对学生实践能力的考核。实践的形式可以是多样的：(1)做社会调查，形成调查报告。调查的内容选择应满足以下要求：能引起学生的兴趣；是书本知识的拓展；能锻炼学生。(2)组织课堂讨论。就书上某个知识点或者经济现象进行讨论，既锻炼了学生的口头表达和语言组织能力，又体现了学生对问题的分析能力。在具体操作时，可以采用事前准备或者即兴发挥两种方式。事前准备给学生较长的准备时间，主要考察学生利用查询到的信息全面分析问题的能力，即兴发挥则侧重考察学生自身学识素质、语言组织及逻辑分析能力。(3)撰写小论文。可以采用自由选题或者指定选题的形式，借助于资料的查阅，通过自我的理解、吸收和分析，形成一篇小论文。通过采取多种形式的实践，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体现出对学生实践能力的考核。 3、由相对单一的考试向多元化考试形式转变 《西方经济学》课程的考核在期末采取闭卷考试的同时，要尽量丰富平时成绩的考核形式。对平时成绩的评定除了将作业作为一个考核项目外，还可将出勤、课堂讨论、撰写小论文、平时测试、调查报告等作为考核项目。此外，提高平时成绩在总评成绩中的比例，不以一次考试的优劣来评判学生，将对学生的考核在一个过程管理中体现出来，全面反映学生的整体素质。 4、考核标准由相对随意向统一性考核转变 对学科性质和地位基本相同的《西方经济学》的考核，应该采用统一的考核标准。(1)统一命题。打破谁上课谁命题、同门课程不同专业各自命题。(2)统一平时成绩的考核标准。组织该课程的所有任课教师进行讨论，确定平时成绩的考核项目、评分标准。(3)统一卷面成绩和平时成绩的分值比例。任课教师共同确定两者之间的适当比例。(4)集体阅卷。保证阅卷过程中的公开性和公平性。 作为经管类专业基础课的《西方经济学》，如何能够真正的实现对其考试内容和方法的改革，需要在教学过程中进行不断的实践和探索。 西方经济论文:浅谈在大学西方经济学课程中渗透环境教育的重要性分析 [论文关键词]西方经济学　环境教育　必要性 [论文摘 要]西方经济学作为大学经济学及相关专业的主要必修课程之一，始终博得人们的广泛关注。但随着人口数量膨胀与资源稀缺之间地矛盾锐化，其所蕴含的传统经济学理念无法跟上时展，更无法对现在盛行的循环经济体系给出合理解释，呈现出一种与生态文明渐行渐远的趋势。而环境教育的多学科渗透特性可以弥补传统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弊端。因此，在大学西方经济学课堂中渗透环境教育是十分必要。本文在阐述目前大学西方经济学概况的基础上，指出在大学西方经济学课堂中渗透环境教育的必要性，并给出几点建议。 一、西方经济学概述 西方经济学被西方国家誉为“社会科学的皇后”，其受重视程度可见一斑。我国各高校的经济学专业一直将此课程设置为专业必修课，管理类专业也纷纷将其视为专业基础课。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无论从实践还是理论研究的角度，此门课程受重视程度都逐步提高，有越来越多的专业开设了本门课程。 对于西方经济学的介绍，国内出版过多种图书。在大讲意识形态的年代里，介绍西方经济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批判，因此在介绍时，一般是为树立批判的靶子，甚至断章取义，改革开放之初，虽然我们开始强调有批判地借鉴西方经济学，但由于从主导思想上否定市场经济，所以对可供借鉴部分的分析很不充分。80年代中后期，随着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忽视国情、盲目照搬西方经济学的倾向又有所抬头，一些在西方国家也存在很大争论的理论和主张，诸如凯恩斯主义的用高消费和高投资及温和的通货膨胀刺激经济发展的主张等，被不加具体分析地应用到中国经济的研究和实践之中，造成了认识上的混乱，并给实际的经济运行带来许多消极影响。 我国大学现行的西方经济学课程使用的课本极其多样化，但均由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两大部分组成。目前我国大学广泛使用的西方经济学课程经过以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为代表的“家计管理学”以及早期重商主义者安·德·蒙克来田、亚当·斯密主张的“政治经济学”逐步演变而成。西方经济学的诞生是以19世纪微观经济学从经济学的阵营中独立出来为标志，并由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一书中综合宏观和微观经济学，最初形成西方经济学的完整体系。此后西方经济学学术成果辈出，并对整个世界经济格局起到不可忽视的影响。 二、在西方经济学课程中渗透环境教育的必要性 在环境问题日益恶化的今天，如不符合自然发展规律，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就会日陷浅滩。为此，在大学西方经济学课程中渗透环境教育是十分必要的，具体表现在： （一）弥补课程自身缺陷 西方经济学课程的自身缺陷，总的来说就是传统经济学理念的缺陷。从经济理论来看，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只有进入市场体系的资源才是真正的经济资源，才具有经济分析意义。那些市场上难以计量的东西，如环境服务、自然资源、生态功能等即使很重要，但由于无法通过价格机制进行配置，就无法进行经济分析，也就当然被排除在经济理论考察范围之外了。这种观念从斯密、李嘉图开始一直延续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之中。在研究现代经济增长的许多有影响的经济学家的观点中，他们无不忽视资源与环境的地位和作用。他们只是根据报酬递减现象进行表面化的经济分析，只注重对资源与环境可以纳入市场核算的经济价值部分分析，从未深究报酬递减的原因是什么。事实上，对土地等自然资源要素的过度使用超过环境承载力，导致边际报酬递减现象。[1]而自然力服务并非是通过狭隘的经济核算就可以完全计量的。很显然，在西方经济学狭隘地崇尚市场机制的视野内是无法看到自然资源与环境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的。为此西方学者埃尔斯曾经形象地比喻道：“看不见的手，没有绿拇指”。[2]因此在西方经济学课程中渗透环境教育，能有效促进新时期课程发展。 （二）促进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是“指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要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的发展。[3]如果人们的过度生产、消费超出环境承载力，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遭到破坏，就会威胁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不经济”。为此，西方经济学的覆盖范围应从原有的人与人扩大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利益平衡，也就是偏重于循环经济、稳态经济研究。循环经济是指物质、资源的循环利用，以达到节约资源成本目的。稳态经济是循环经济发展的完美境界，指物质、能量能够得到无浪费的充分再利用。 在21世纪，这个提倡生态文明、发展循环经济的时代背景下，应将环境教育融入到西方经济学课堂中，使学生懂得人类如果过度破坏、利用环境，就会造成人类发展的不可持续。 三、在西方经济学中渗透环境教育的建议 西方经济学课程分为微观、宏观两大部分，其中微观经济学中主要讲授关于供给与需求、消费者行为、生产、成本、生产要素定价等理论问题。宏观经济学则主要介绍国民收入核算、国内生产总值、宏观经济政策、经济增长等理论问题。那么如何在这些复杂的经济问题中渗透环境教育，使新型的西方经济学可以弥补对于解释循环经济、自然环境与资源稀缺性等方面的缺陷？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从微观经济学层面渗透 微观经济学主要研究单独个体之间的经济关系，研究内容主要分为两个层面： 1．企业层面，西方经济学主要介绍供给需求、生产、成本等内容。教育者可以以一个企业为例，将循环经济的清洁生产观介绍给学生。比如丹麦的瓦伦堡工业园区的建设：这个工业园区的主体企业是电厂、炼油厂、制药厂和石膏板厂，以这四个企业为核心，通过贸易方式利用对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和副产品，作为自己生产中的原料，不仅减少了废物产生量和处理的费用，还产生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形成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良好循环。通过对瓦伦堡工业园区的建设以及一系列具体数据的换算，学生可以轻易的得出哪种生产模式更节省成本、更环保。从而让他们受到很好的环境教育。 2．个人消费层面，传统的西方经济学所介绍的消费者行为强调“拼命生产、拼命消费”的理念。而通过渗透环境教育，我们则要求学生理解适度消费、层次消费理念。从而使学生建立起一种新的消费观念，这种消费观念应该是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绿色消费观。 （二）从宏观经济学层面渗透 宏观经济学研究整体经济学现象，主要包括gdp、经济政策两方面内容。 1．关于对待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了解应更上一个层次。不能凭借传统的思路，一味的追求gdp的盲目增长。在传授与其相关的经济学理论的同时，引用绿色国内生产总值ggdp概念，使学生在接受传统经济理念教育的同时可以认识到它的非决定性。 2．关于宏观政策方面，可以联系下新制度经济学的内容，让学生们在了解传统的经济政策同时，也能了解些关于政府改善生态环境，坚持循环经济的决心与方针政策。 西方经济论文: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西方经济理论分析 哈罗德—多马模型及资本形成分析 哈多模型强调资本的重要性。这种模型由于忽视技术进步、知识与教育的重要性，特别适合落后地区。此时，资本内含了技术，机器设备与经过培训的人力相结合，就可以生产出技术含量高的产品。落后地区缺少技术、人才、资本，必须吸引外来资本与人才，营造生产要素良性聚合机制（赢利企业）。资本形成，即实业投资，是人力资本、先进机器等的集合。 对于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存在着后发劣势。类似德国崛起、日本崛起等以重工业崛起为特征的后发优势，在知识经济时代已经不存在。例如，在软件业领域，核心技术一直掌握在美国手中，我国的应用软件开发一直跟在美国的后面；钢铁、水泥、重化工等产业现属夕阳产业，污染高、能耗高、产能过剩、利润空间少，且对环境影响大。后发地区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都存在劣势，且经济资源外流，还要面对强大的竞争对手。如果这些地区不找准、不培育自己的竞争优势，地区发展将不可持续。我国西部地区的主要优势是矿产资源优势和旅游优势，主要劣势是市场容量不大，人口不多，人力资本不足，资金、技术不足等等。 总之，从资本形成角度来看，我国西部地区实现持续发展的难度相对较大。在先期大规模投资的基础上，最终经济能否实现腾飞及可持续发展，取决于前期投资的利用率和区域竞争优势的培育与保持。 索罗-斯旺模型及分析 模型分两种情况：一是当不考虑人口增长与技术进步时，主要结论有：人均储蓄率越高，人均投资越高；人均投资越高，人均收入越高，但人均收入随着人均投资的增加边际递减；投资越高，折旧越高；存在一个最佳的投资规模，此时，长期可持续性消费水平达到最大化。二是考虑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时，主要结论有：人口过快增长降低了人均资本，从而降低了人均收入；在人均gdp不变的情况下，经济达到稳态时，人口增长带动产出总量增长，这也是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资本需要更高的产出率（折旧率与人口增长率之和）才能维持可持续的最大消费能力；技术进步是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源泉。 索罗-斯旺模型存在诸多不足。一是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假设。在该假设下，穷国应该比富国增长得快，这个推理结论与现实并不符。穷国比富国增长快是有条件的，必须打破穷困恶性循环、低水平均衡陷阱、循环积累因果效应，或者对多个互补的部门（主要是基础设施和轻工业）在政府主导下同时“大推进”（p.n.rosenstein rodan，1945），并要达到“临界最小努力”（利本斯坦，1957）。二是模型忽视了市场问题。西方经济学普遍忽略市场问题，似乎生产出来的产品可以自动销售出去。实际上，市场是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英国、德国、日本的崛起都是从国内市场保护开始的。中国对外开放市场，只是因为这个市场非常大，容纳了大部分华商企业、欧美跨国公司，还有国内的中小企业。 索罗-斯旺模型告诉我们：一是在人口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的情况下，人口增长是经济总量增长的促进因素。人口密度低的我国西部地区要制定一系列人口政策，想尽办法吸引外地人口与优秀人才，重视利用市场手段笼络社会稀缺人才。二是技术进步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故应利用金融、财政甚至非经济手段，促进技术进步。三是对应于长期最大可持续性消费的资本存量有一个最优值。 另外，也要注意市场问题，注意通过配套政策与机制、投资驱动等来打破穷困恶性循环、低水平均衡陷阱、循环积累因果效应。主要方法有：培育外部市场，通过人口政策培育内部市场。 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起因于经济学家不满足于索罗-斯旺模型将技术、储蓄等作为外生变量而提出的一整套思想。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开放、劳动分工、技术进步、知识溢出、边干边学、人力资本投资等有利于经济增长。它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所有地区和国家最终经济增长率趋同的思想。由于人力资本等要素的引入，改变了过去资本边际收益率下降的传统经济学假定，知识具有递增的边际生产率。 内生知识增长理论强调教育投入和专利技术发明的重要性。对于基础性研究，由于需要更大、更长期的投入和更高智商的人才参与，越来越呈现被发达国家垄断的局面。发达国家占据了知识的源头，发展中国家在知识下游有所作为的难度越来越大。即使日本模拟技术在20世纪60-80年代风光过，90年代在数字技术上也无法与美国抗衡。 根据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规律，军事科技往往是技术革新的源头，美国新技术的起源就在于军事技术革新转民用。对于中国来说，加大军事科技立项和支持力度，是哺育民用技术的一条综合效用很高的道路。科技研发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影响因素众多的系统工程，难以短期见成效。这种情况下，我国西部地区引进国际人才，特别是留学人才归国创业，是比较现实可行的路径。我国重大科技发明创造，如导弹、芯片都离不开归国的留学人才。 要争取研发基地、国家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和人才落户到我国西部地区的省会城市。对于落后地区来说，技术引进和消化是最好的选择。此外，大力发展教育、开发新技术、提高管理水平，都是促进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选择。 经济地理学与区域经济学 国际贸易与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者克鲁格曼2008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反映了经济地理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西部地区经济与金融发展的理论研究自然要考虑到经济地理的作用。经济地理在地理学里与政治地理、城市地理等学科同处于人文地理学的范畴（见图1）。 经济地理学与区域经济学各有侧重。区域经济学更加理论化、抽象化，经济地理则更加实用化、个性化；区域经济学涉及到的学科主要是经济学，经济地理学则涉及到多个学科，如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地理学等。经济地理学的地理思维过程大致是：针对具体区域，从具体条件出发，深入分析研究诸地理条件，再结合经济思维，从而形成对区域的正确认识。 西部地区的经济地理特点：旅游资源丰富。矿藏资源丰富。长期被边缘化，一直是发达地区的原材料产地、劳动力来源和市场。一般有广大的山地为腹地，盛产水果、中药、林木等。生态脆弱，如果被破坏，恢复困难。 鉴于上述经济地理特点，我们认为：一是与发达地区存在协作的可能，例如，可以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国家要把东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向西部地区转移，避免在东部地区内部转移。二是因本地市场空间不大，西部地区的产品主要应销往内地、珠三角或国外。此时，市场将成为巨大制约因素。三是西部地区初期应主要依靠本地优势资源发展经济。四是应注意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渔业产品的深加工，很可能会由于沿海钢铁产业带来的污染而受到重创。新经济地理学强调3r原则（即减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再循环recycle）的小区域循环经济。因此，钢铁产业、镍加工产业要遵循循环经济的原则，不可破坏环境。五是经济起飞过程中，投资规模、产业规模、集群规模都要达到一定的临界值，才有可能实现规模报酬递增。没有发达的工业，就不可能有现代服务。要在现代工业的基础上，配套现代服务业，如金融、教育、高科技、研发、咨询、销售等。 增长极理论及分析 增长极理论主要分为三个学派：一是“法国学派”，其主要观点是在落后地区建立大型推进型工业，以此作为“增长极”来推动周围地区的经济发展；二是“美国学派”，其主要观点是区域发展计划应围绕着城市之建立来进行，以使城市成为所在区域的“增长极”；三是“联合国学派”，其主要观点是，增长极在区域发展中不应仅起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而应起综合性的发展中心的作用。实际上，法国学派推崇的是增长极的产业涵义，美国学派推崇的是增长极的空间地域涵义，联合国学派则重点强调的是增长极的作用，三者并不矛盾。 增长极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是增长极作用机制的两个方面，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技术的创新与扩散。二是资本的集中与输出。三是产生规模经济效益。四是经济集聚效果。西部地区要关注中心城市和产业园区的技术创新与扩散、资本集中与输出、规模经济效应以及经济集聚效果，这是增长极的核心思想。要从这四个维度去培育增长极，力求避免“拉郎配”。 产业集群的区域实践、转移及升级产业集群的发展需要政府为之提供一系列的良好的区域发展环境。区域发展环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完善的集群基础设施，如道路、供水、供电设施、通讯设施，以及其他一些配套的生产生活服务设施。产业集群之所以能比单个企业节约成本，关键的一点就在于各企业的集中，可以共享集群中的各项基础设施。地方政府在为产业集群提供服务时，要着力于提高集群内基础设施等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的建设水平；二是完备的信息咨询等服务设施，政府要支持和鼓励集群内信息服务组织和网络的建设，为企业提供尽可能完备的产品供求、政策导向、新技术的更新等最新消息，减少企业在这些方面所付出的搜集成本；三是培育和规范社会中介组织，当集群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一些公证、仲裁机构、会计师事务所、人才交流中心和各种机构就可以在某些方面代替政府发挥作用；四是健全的产业配套体系，包括政府为企业举办的贸易交流会、与国外市场互动的交流访问等。 我国第一产业集群如云南的花卉产业集群、普洱茶产业集群、山东寿光的蔬菜产业集群等。而分布最多、最广的是第二产业集群，特别是制造业，并且绝大部分都为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中低端的生活消费品产业集群，产品附加值不高，且主要集中于轻工产业领域的化纤纺织、服装、机电、家具等和重工业领域的交通运输设备产业集群等。这些产业集群的产品主要是最终消费品，其中与居民生活紧密相关的纺织产业集群数量最多、分布最广，且主要都依靠低廉的劳动力来获取竞争优势。而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只分布在几个高科技园区，规模和数量都十分有限，发育比较滞后。第三产业的产业集群主要集中于金融、物流、文化创意产业集群，但发展情况不理想。如文化创意产业等，现在还只分布在较少的一部分城市中，如北京、上海、广州、长沙、深圳等。金融服务业集群虽然这几年也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但也仅分布在北京、上海、深圳等经济发达城市，数量较少。 原来的一些劳动力和土地密集型的纺织服装、家电、陶瓷水泥等产业集群，包括一些具有一定技术含量和资本需求但劳动力和土地成本在收益结构中仍占主要比重的产业集群，如电子制造、机械制造等相对成熟的产业集群，开始向劳动力和土地成本较低的中西部地区转移和辐射。但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不足、融资能力差、资本积累不足、缺乏规模经济、信誉不高，转移较为困难。 这种转移要积极主动地完成，否则，可能会造成东西部双输的局面。第一，由于欠发达地区收入增加缓慢，消费结构的变化缓慢将减缓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第二，发达地区较早地享受到了政策优惠，现在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的期望如果得不到尊重，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矛盾将会加剧，同时落后地区的产业结构与发达地区将更加雷同，整个国家的产业布局效率下降甚至出现紊乱。 在发达地区将过去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等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同时，本地产业要进行产业升级，包括过程升级（生产过程更加效率）、产品升级、功能升级（改变价值链中自己的位置）、价值链升级等。 其它经济发展理论 （一）经济增长阶段理论 该理论研究经济的起飞准备阶段和起飞阶段。其主要方法是在投资驱动下，主导部门实现规模经济，提高生产率，产生新产业，扩大出口，并在投资乘数作用下带动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的发展。如广西北部湾产业规划通过钢铁、冶炼等巨型企业的引入，配套基础设施，带动配套企业发展，从而带动地方就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及其它产业的发展。这种规划是合理的、可行的。这种投资的主要特点是生产对先进设备的高度依赖，技术蕴含在设备和生产流水过程中，对工人和管理层的创新能力要求不高。但是，其前提条件是发达地区对该产业的主动放弃。对于北京、上海等城市，经济已经到了服务业占主导的阶段。但是，对于大多数东部地区的城市来说，轻工业与重工业都不发达。中部地区，如安徽也在吸引水泥、核电等大型企业入驻。 （二）二元经济理论、三元经济理论 二元经济正视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并存的经济现实。传统部门包括自给自足的农业，简单的、零星的商业、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很低，边际劳动生产率接近零甚至小于零，是维持生计的产业，主要存在于农村地区。现代部门包括技术较先进的工矿业、建筑业、近代商业、服务业、容纳的就业劳动力较少，劳动生产率较高，工资水平较高，主要存在于发达地区。传统部门工资低，现代部门工资高，剩余劳动从传统部门流向现代部门。三元经济理论引入了知识经济的概念。传统部门要么主动升级，要么被挤占或淘汰。 （三）大卫·李嘉图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 李嘉图坚持认为报酬递减规律约束了利润增长，从而制约了投资增长。边际报酬规律只有人力资本或者技术革命能够打破，技术革命能将边际报酬放到另一个轨道上，实现报酬递增的飞跃。按照这种规律分析，美国现在如果能够领导高科技革命的话，就不会发生金融危机了。 世界性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在于世界经济结构失衡的现实与原有世界秩序发生了矛盾：中国在现代工业领域进步太快了，而美国的高科技革命所提供的动能却相对不足。美国的国策似乎就是制约中国这种快速发展势头，以给美国高科技更多的缓冲时间。因为信息技术只是知识经济的敲门砖，美国从信息技术中获得的利益并不足以维持目前的世界旧秩序，其地位相对于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来说，已经衰落了。而基因技术、海洋技术、现代医学技术的巨大市场空间将远远超过信息技术，美国还觉得自己很有希望。美国未必愿与中国一战，但是使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放缓符合它的利益。中国要摆脱在目前世界格局的不利局面，技术上一定要后来者居上。同时，我们要强调，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处在中国大发展的背景下，一旦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发生变化，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必然受到涉及。因此，可以说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仰仗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 （四）新制度经济学 gdp不仅要有量的增加还要有质的内涵，即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政治制度创新要在坚持党的领导的情况下，有所思考和创新。电子政务与网上监督、政策公开、投诉解决机制等结合起来，执政水平还可以上一个台阶（北京经验）。新制度经济学的公共品供给、寻租、法的经济学分析、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有限理性等概念与思想对我们有一定启示。但是，要在私有化基础上解决我国公共产品（如医疗和教育）供给的问题，是注定要失败的。我国构建现代社会所需要的道德元素目前主要来自美国等西方国家，培育了国民的自私自利、破坏规则、没有道德底线等性格。“物欲横流”的西方文化风格与中国国家整体利益不合拍。中国要成为世界超一流强国，“文化力”、“制度力”、“管理力”必不可少。 （五）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指导金融与经济关系理论的基石 在2008世界金融危机中，中国损失最小，是与中国正确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等分不开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金融与经济关系上，经济始终第一性的，金融则是由经济所决定的，并为经济服务的。因此，在本部地区发展经济与金融的过程中，一方面，必须把发展实体经济放在第一位，并以实体经济的发展带动金融业的发展，否则，金融的发展将成为无源之水；另一方面，也应当充分重视金融在当代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大力发展金融业，为实体经济提供资金支持和金融服务。 结论 （一）西部地区的人口、资本、市场都依赖外部环境 人口数量与质量是本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移民政策、人口政策、人才政策、教育政策是解决劳动力质量与数量的一揽子政策。西部地区必须借助外来资本，因而资本净流入是经济腾飞的前提条件。西部地区产业发展的市场往往在外地，因为本地市场规模容纳不了大规模产业投资所对应的市场扩张。 （二）扬长避短、扎实推进 以重大军事科技立项、军用技术转民用、归国留学人才创业等手段来推动知识内涵式增长。西部地区往往拥有一些国家重要的军事工业，须做大做强，以点到面，带动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这个切入点要比笼统地投资高科技产业园区更加可行。以地产为驱动力的高科技园区建设，与高科技的内在规律恰恰是矛盾的。这是我们的高科技园区不“高科技”的内在原因。 经济在起飞准备阶段需要主导工业部门实现规模经济。要把自然资源密集型产业办成技术密集型产业，延长产业链，并争取形成具有一定特点的垄断优势。西部地区发展自然资源密集型产业有优势，但前提条件是不能污染环境。旅游业季节性明显，且难以维持长期稳定的增长率，故可以惠民，但难以富民。 （三）相关方法、原则和条件 “大流通、大工业、大市场”以信息社会为背景，是解决小农社会意识与生产方式的重要武器。产业集群的软硬基础设施需要政府进行投资，巨额的资金缺口迫使政府不得不调动民间私营部门的积极性。政府对私营部门要真诚，讲信用，互利多赢。西部地区要从技术创新或扩散、资本集中与输出、规模经济、经济集聚等维度培育经济增长极。规模报酬递增的科技革命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关键，决定了中国今后几十年的走向。它必须能够控制源头性创新，并能够不断衍生新技术应用。 西方经济论文:简析西方经济学素质教学改革 【论文摘要】素质教育是指依据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以全面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根本目的，以尊重学生主体性和主动精神，注重开发人的智慧潜能，注重形成人的健全个性为根本特征的教育。实施素质教育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需要，它体现了教育的性质、宗旨与任务。提倡素质教育，有利于遏制目前教育中存在着的“应试教育”的倾向，有助于把全面发展教育落到实处，从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和面向未来的要求看，素质教育势在必行。本文从西方经济学教学工作上方法与手段的创新入手，以转变教学角色、教学观念、教学模式、重视课堂讨论和案例教学法为切入点，论述了素质教育的重要性和实施办法。 【论文关键词】素质教育；西方经济学；大学生；改革；实践 素质教育作为一种全新的教育改革思路和方向，已经越来越多地为人们所接受和认同，正在逐渐影响渗透到教育领域的各个方面和各项活动中，缓慢然而深刻地改变着固有的一切观念、体制和行为，中国的教育正孕育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如果只在家里闭门造车，而不下去接触实践，就不可能有如今的素质教育思想不断丰富和发展。根据素质教育的要求，为使素质教育进人主阵地，如何以全新的视野、从新的角度、在新的经济学背景下更好地运用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政策与操作实务来加强对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如何把“两全”落实到每个教学岗位，使课堂教学成为实施素质教育的主渠道，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一、提高大学生素质教育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罗诞铖老师说，现在的大学生由于从小学到高中的“被安排”与“被考试”，绝大部分学生已将考试作为奋斗目标，将“被安排”作为常态，失去了独立发展思想的能力与意识。到了大学，突然面对一个相对“不被安排”和“不被考试”的环境，对生命与人生的追问被迫来到眼前。很多大学生迷惘了！面对这样的问题，在授课的准则就是让学生自己提出问题，自觉学习。学生学会自觉地学习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教师的教不能代替学生的学，应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学生如果没有学习兴趣，就谈不上学到知识，更谈不上创新。 另一方面我还发现当前部分大学生对认知思想道德理论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排斥心理。其原因：一是由于社会浮躁情绪和功利化趋势的影响，导致大学生不愿意静下心来学习思想道德理论，探索理论真谛，而只热衷于对浅层次的“技巧性”知识的掌握，存在着“理论无用论”的倾向；二是社会舆论对思想道德理论教育不加区分的一些负面评价，把思想道德理论教育等同于脱离实际、等同于“假大空”、等同于枯燥的说教，这种先入为主的评价，导致了部分学生对思想道德理论的逆反心理。 二、为了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在西方经济学教学工作上方法与手段的创新 《西方经济学》课程从其结构体系可分为三大部分：即理论知识、管理和实践。理论部分主要有：供求价格理论、消费者和生产者理论、市场理论、分配理论、国民收入决定理论、ad—as曲线和国际收支理论等。管理部分主要有：市场失灵管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失业和通货膨胀治理等。实践部分主要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业务、资本证券业务、金融衍生业务、外汇业务以及国际结算等。这种结构体系要求有不同的教学方法与手段完成教学内容，从而较好地实现教学目的。 1.转变教学角色。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课堂的主人。大学生思维活跃，个性张显，渴望表现自我，展示自我，更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可，这就要求我们教师要破除师道尊严，努力创设一种民主、和谐、宽松的教学氛围，把课堂的主发言权归还给学生，为学生搭建一座展示自我的舞台，让学生大胆发言、踊跃发言，勇于提出不同的见解与主张，让他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尽量做一位忠实的听众，尊重学生，相信学生，不惟我独尊，允许不同见解的存在，更要欢迎独到见解的出现。当然我也要发表个人的见解评论，不要强人所难，要以理服人，与学生平等对话，共同探讨，努力与学生达成共识。当问题较难时我还采用定向点拨、转换点拨、启发思维、联系迁移、挑战诱导等方法，力求实现由“教师”向“导师”转化。只有这样学生才会有一个发展的空间，用他们自己的理解，自己的审美观，自己的表达方式去掌握知识。 2.转变教学观念。面对第四版的新教材，需要在备课上花不少时间，充分掘展教材资源。因此我觉得教师必须学会解放自己，不要再把主要精力放在让学生对某一点知识的逐一过关上，学习的过程不仅仅是直接接受书本知识，纯粹被动的接受、记忆的过程，这种学习窒息人的思维和智力，摧残人的学习兴趣和热情。教师注重的应该是学生学习方法的培养，学习过程的探究，充分用好课堂50分钟。知识在成倍增长，现在即使背了不少知识，日后不一定就会用到，但教会学生的学习方法却能让他们终生受益。有这么一则故事：一位仙人会点石成金，他遇到一位牧童，要送一些礼物给牧童，随手点了几块石头变成了金子送给牧童。牧童不肯要，仙人问他想要什么，牧童想了想说：“我想要你的那根手指。”这个牧童很聪明，他知道金子很快就会花完，如果拥有了仙人的手指那财富就会无穷尽。作为升达的一名教师，我不会吝啬于给学生那根”手指”。 3.转变教学模式。教学不仅是知识的再现，而且是时代精神的生动展现，是人类智慧与创造力的结晶。科学的教学方式绝不能仅限于科学知识的传播与灌输，更重要的是让学生了解科学知识演变发展的历史过程，把握科学知识的时代内涵，领略科学探索者的人格魅力，从而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启迪学生的科学创造性。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构建充满生命力的课堂教学运行体系，新课标下的化学课堂教学主要体现这样的教学模式——⑴创设问题情境：上课时尽可能给学生提供一个熟悉的情境，这样学生就不会觉得陌生，学习积极性也会大增。例如联系2010年中国实际gdp和人均gdp的具体数值是学生更好的理解国内生产总值；⑵安排活动探究：教材中有不少很有价值的活动与探究栏目，我们可以选择性的开展探究活动，让学生亲身体验体知识的生成过程，既启迪思维，又加深记忆，当然不能为了探究而探究，盲目探究，也不能因为探究耗时就不探究，有时过程比结果更重要。例如可以在学生学习了简单的国民收入核算以后去探究均衡国民收入的产生及意义。 4.重视课堂讨论。上课是整个教学活动的中心环节，要提高教学质量就必须上好课。课堂讨论作为课程的一部分，对提高教学质量也是很重要的。自如驾驭课堂讨论课的教学进程，需要较高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能力。教师在课堂讨论课的教学中，必须满足一般课堂教学的基本要求：即目的明确、内容正确、方法恰当、结构紧凑。 5.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课堂教学方法。在每一章的教学中.寻找结合教学内容的真实事件进行分析解释，并引导学生思考和讨论，训练学生分析和解释问题的能力。案例教学是西方经济学教学的一个十分有效的工具经典的“大炮与面包”等案例已深入人心。案例教学能把生活中一些活生生的事实摆在学生面前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加深对经济理论的理解。但是，仅仅分析那些西方经典案例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把西方经济学与中国本土经济相融合，适当地引进一些现实中的案例以及贴近现实生活的经济现象进行分析解释，这是因为学习西方经济学的最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学会运用所学的原理来分析解释实际生活中的经济现象，并帮助解决现实中的经济问题或者提出一些前瞻性的政策建议。 素质教育观念已深人人心，并从感性上升到理性；素质教育实践已从宏观走向微观，深人到课堂教学领域等诸方面。教学改革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有许多课题需要研究。我们正处在一个知识经济已见端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时代，对劳动者的素质有了新的要求。西方经济学作为高校一门重要的课程，更需要加大改革力度，既要突出其基础理论的地位，又要避免其内容越来越宠杂的倾向。要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学生主动学习和独立思考、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了解基本理论对现实的指导意义，这应是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的努力方向与目标。这就对教育工作者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不断务实，探索。既不能脱离实践，也不能离开理论的指导。这样，才能真正实现《面向21世纪振兴教育行动计划》。 西方经济论文: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兼评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定义 【内容提要】 政治 经济 学 涉及的对象是物质生产。在马克思已经严格区分了物质生产一般和物质生产所采取的特殊 社会 形式的今天，重新混淆二者，把生产关系淹没在生产力合理组织中，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今天应主要放在生产一般和社会 市场 经济一般上，那在理论上就是一种倒退了。要讲“选择”，必须包括两个方面的选择，即资源在不同人们之间的分配和资源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配置，二者缺一不可。 【关 键 词】物质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选择 【 正 文 】 在我国建设有 ，认为 政治 经济 学 的研究对象今天应主要放在生产一般和 社会 市场 经济一般上，那在理论上就是一种倒退了。 马克思把社会生产关系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开辟了揭示人类 历史 发展规律的新天地，使人们有可能自觉地按照客观规律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有在与生产力的紧密联系中对社会生产关系的深刻研究，才能揭示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和它的经济运动规律，这当然有助于人类自觉地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如果更多的人掌握了这一科学思想，必将大大加快社会的进步，使全人类受益。恩格斯曾说过，马克思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人类历史因他的存在而缩短了。这一评价得到历史的印证，也得到了全世界无偏见的学术界的认可。在本世纪末的1999年，英国广播公司（bbc）于9月举行了一次网上选举“千年”最伟大思想家的投票活动，马克思列在爱因斯坦、牛顿、达尔文等之前，高居榜首，被选为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 三、资产阶级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由英国资产阶级古典学派的杰出代表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奠定基础的。他们把政治经济学看作是研究如何增进国民财富和发展 资本主义 生产力的。凡是影响和破坏国民财富增长和生产发展的，他们都反对，凡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力增长的，他们都勇敢地加以维护。他们确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最能推动财富增长的。 由于他们生活的时期还属于阶级斗争尚不发展的时期，这时还允许这些资产阶级的代表无顾忌地科学地涉及资本主义社会各方面经济关系并进行客观研究。他们创立了劳动价值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出各个阶级之间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马克思指出：“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6页。） 随后一个时期，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夺得统治地位，阶级斗争也采取日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具有威胁的性质。这时要求资产阶级客观地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运动和发展已不可能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就敲响了。问题已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一直发展到只偏重于在不危及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探索如何促进物质生产的发展、效率的提高以获得最大的利润。 这样，政治经济学从斯密、李嘉图以来向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着，一是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批判地继承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古典学派的科学方面，即劳动价值理论和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的内部结构的深入研究，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指出了它的发展趋势和历史局限性。二是由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开始，经过马歇尔、凯恩斯到当代的萨缪尔森，是研究财富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和现代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穆勒1848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是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走向庸俗化和教科书化的时期的标志。因为这个时期资产阶级与工人队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资本主义经济虽尚未爆发重大危机，但社会问题已相当严重，批判资本主义弊病的空想 社会主义 思想也相当流行了。穆勒为维护资本主义的利益，企图把这两种对立的利益加以调和。 穆勒首次按照生产、分配、交换这样的顺序安排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它的根本缺陷就在于把斯密和李嘉图开创的研究社会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转为研究物质生产一般，把生产关系撇开了，把生产看作是决定于一般的自然规律，与社会形式无关。他把生产与分配割裂开来，认为生产决定于一般自然规律，与社会经济关系无关，分配不是由生产决定的，而是由社会 法律 和习惯决定的。从穆勒开始的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一直支配着以后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当代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合著的《经济学》（第12版）中对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是这样表述的：“经济学是研究人和社会如何进行选择，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资源以便生产各种商品，并在现在或将来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以供消费之用。”这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主流派的具有代表性的教科书的观点。从他们对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规定来看，与19世纪的约翰·穆勒的表述基本是一致的，从内容上看，基本上属于生产一般或市场经济一般，都是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殊性隐蔽起来。 我们看一看西方经济学所规定的研究对象“如何选择”问题。这种说法的缺陷的根本方面，仍然在于它只局限于属于物质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的如何选择上，而回避了资源在人们之间分配的“选择”，即生产资料的归属问题；而这个方面同样是物质生产得以发生的根本前提，没有这个方面，物质生产就像一只缺腿的蚂蚱，是跳不起来的。没有生产要素在人们之间一定的分配这个前提，资源在各类生产间的配置是不能实现的，也就不会有物质生产。 例如，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他的《经济学》中提出的选择：“为什么曾经被用来种庄稼的土地又用来造工厂？为什么在仅仅几十年间，用来造马车的资源又用来生产汽车？为什么自动机床代替了铁匠？”（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上，11页，北京， 在 资本主义 社会 里，一切关系都表现为一种商品关系，一切联系都借助 市场 联系起来。 社会生产关系还表现在再生产过程中的各个环节中，有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消费关系等。社会生产关系还包括生产部门、商业部门、 金融 部门、 农业 部门等等之间的关系。社会生产关系的所有这些方面的总体形成生产关系的总和，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 经济 结构，即有 法律 的和 政治 的上层 建筑 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社会生产关系既然在生产和社会发展中有着这样重要的地位，因此，今天的政治 经济学 仍然应当遵循《资本论》指出的研究方向。这不仅对深入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一切事物是必要的，对我国建设有 西方经济论文:高职西方经济学教学探析 摘要：本文在分析高职西方经济学偏离其应有定位的原因的基础上，提出，高职西方经济学教学必须紧扣高职人才培养目标要求，因材施教，要注重发挥考核评价的全面衡量和激励功能，充分运用好讲授教学、案例教学、任务驱动教学等方法，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 关键词：高职教育；西方经济学；教学方法；教学探讨 “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实施，需要一大批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作为支撑。这对于高职院校来说，不仅是极好的发展机遇，更是要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但目前，我国的高职教育在人才培养方面，还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重专业/职业技能的训练、轻素质的培养的现象十分普遍。在德国，高职教育不仅有专科、本科和硕士层面，甚至联合培养博士；也不单单培养操作技能型人才，还要求学生具备一定的科研和技术开发能力，能够进行新工艺、新技术的引进、研发、优化等。发达的高职教育成就了德国的制造强国，一点也不夸张！因此，高职院校在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培养上，既要抓专业技能的培养，又要抓专业理论教育和综合素质的培养；既要满足当前就业需要，又要充分考虑学生的持续提升和全面发展。显而易见，较为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和全面素养是不可或缺的。西方经济学是财经类专业的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都比较强的专业基础课，对于学生专业理论基础的构建，以及专业思维能力、专业知识应用能力和专业素质的培养，在专业基础理论的支持下不断更新专业知识和技能，促使学生在专业上可持续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在一些高职院校，由于教学定位模糊、课程地位和作用不被重视，西方经济学在专业技能型人才培养上的作用也显得无足轻重。本文结合笔者的教学实践，从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培养的视角，探讨高职西方经济学的教学方法，以求教于同行。 一、高职西方经济学教学定位不准的成因分析 (一)缺乏对高职人才培养特色的准确理解，致使高职西方经济学课程定位偏低，其地位和作用被弱化 高职西方经济学教学基本沿用理论和推理的一套做法，授课方式以讲授和练习为主。而高职课程设置标准是根据技术领域与职业岗位任职要求，参照相关的职业资格标准，来确定课程教学目标和内容的。显然，目前的高职西方经济学课程目标和所培养的能力，在职业岗位上难以体现，其地位和作用很容易被忽视。与其同时，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目标和方案上非常重视基本操作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尽力把人才培养方案、专业课程体系建设与职业岗位标准匹配起来，主动满足行业和职业岗位对人才培养的要求。但是，作为专业基础课，西方经济学很难简单地与职业岗位的技能相匹配，因此，在专业课程体系建设上，经常遭遇“课程可有可无，课时可多可少”的尴尬。此外，专业课程体系建设采用模块化教学，更加注重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和技能训练，但高职西方经济学很难进入模块化教学的设计之中，课时被压缩很难避免，这必然影响到高职西方经济学教学的质量，进而不同程度地影响财经类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 (二)缺乏对高职学生基本情况的准确把握，因材施教没有落到实处，致使高职西方经济学教学效果欠佳 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向是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理论性强，加之有大量的数学推导、计算以及配合模型的解释和应用，课程内容较难理解。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目前我国的高职学生属于专科层次，数理基础较弱，逻辑推理和分析思考能力远不及本科学生。尽管他们对于该课程的重要性深信不疑，但面对数理分析和模型，常有畏难情绪，得过且过，不求甚解。此外，西方经济学知识点多、涉及面广，需要高职学生具有较强的自主学习能力。但据笔者的抽样调查，清楚表明，高职学生习惯选择记笔记并课后整理、认真观察和思考记忆、认真做作业等学习方法。而课前预习、使用工具书、自学、寻求新旧知识的联系、关注专业咨询等，很少被采用，而这些方法恰恰有利于自主学习和研究的。可见，高职学生仍以被动型学习为主。西方经济学课程对学生的信息处理能力、学习悟性、举一反三能力有较高的要求，而被动型学习方式致使他们不善于总结，缺乏独立思考以及学习的系统性和逻辑性，更谈不上触类旁通，因此，在理解经济原理、分析经济现象和讨论经济问题时，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因此大受挫伤，学习效果往往不佳。 二、高职西方经济学教学法初探 基于以上一些浅显的分析和思考，笔者在高职西方经济学教学的过程中，开展了一些新的尝试，在此做一简要的梳理。 (一)高职西方经济学教学法实施的基本要求 1.要依据高职人才培养的目标要求，对西方经济学课程进行合理定位，确定其课程培养的能力和目标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创新体系日益完善，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目标和方案也在不断调整和完善，经历了技能操作型人才，到复合型技能人才，再到目前的知识型技能人才培养等几个阶段，根本目的就是适应行业/企业和职业岗位对技能型人才需求不断变化和提高的需求。知识型技能人才就是目前高职院校所要培养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一方面，作为知识工作者，必须自我管理，自主确立目标，不断创新，不断学习，对自己的工作负责；另一方面，不仅掌握技术，而且了解技术背后的理论，适应岗位和技术更新的需求。知识型技能人才要注重通用能力的培养，为学生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要注重创新能力的培养，因为许多创新都来源于一线生产和作业的灵感，一线技能型人才是十分重要的创新力量。 西方经济学教学目的是让学习者能够运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看待个人与社会，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它注重研究个体和社会如何管理稀缺资源，包括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通过掌握和运用经济规律来指导个人生活和企业的经营；通过对宏观经济数据分析来预测未来的经济发展趋势，提前做好风险防范等，在此过程中，分析人们如何权衡利弊和对激励做出反应等。可见，高职西方经济学教学对知识型技能人才的能力培养作用不容小视。但是，西方经济学内容面广点多，高职学生完全掌握有一定的难度，且部分内容更偏重于研究型人才的培养。因此，要根据高职人才培养的目标要求，确定西方经济学培养目标和能力，以够用为原则，对内容和知识点合理取舍，将知识点和现实的经济现象联系起来，让学生更好地掌握和运用。同时，通过知识点的任务设计，促使学生运用知识点解释和讨论经济现象和现实问题，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决策能力、解决问题能力、沟通能力、学习能力以及工作责任感。 2.考核评价既要准确衡量，更要激励学生按要求完成课程的培养目标合理的考核评价可以有效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考核指标设置得当对于学生完成课程目标有事半功倍之效。比如，适当提高平时成绩的占比；灵活运用课前预习、小组作业、辩论赛、课堂发言、课堂讨论、专题报告或论文等形式，促进学生及时消化所学内容，激励学生更加主动、更有目的、更有效率地完成学习计划，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考核评价要尽可能对每一位学生进行全面考核，可从四个方面入手，一是教师对学生总结评价，包括对学生完成任务的情况给予建设性意见。二是学生自评，以认识自己的优势、不足和潜力。三是组长评价，要客观反映小组成员各自分工、完成任务和配合情况。最后是组内成员互评，包括参与程度、合作沟通能力、贡献率等。 (二)教学法的具体实施 1.采用讲授与案例教学相结合。高职学生数理基础较为薄弱，社会经验和阅历相对缺乏，在学习和理解西方经济学中大量的数学模型、计算、图形以及抽象的现象分析时难度不小。在教学过程中，要适当补充数学基础知识；导入案例教学，包括中西方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个体和总体应用经济学相关理论的成功与失败的实例。案例教学有助于将理论知识点和难懂的模型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既增强学生对经济学理论的理解和现实感受，又提高学习西方经济学的信心和兴趣。一般分为三步实施： (1)课前准备。提前把相关资料发给学生，引导学生对整个学习目标和学习计划做好准备。各章节讲授的案例在授课前一周印发学生。案例紧扣学习目标，并布置思考和讨论的问题，推荐相关的参考材料，要求学生课前整理成简单的脉络，以便课堂讨论和分享。课前小组交流讨论，不同观点的碰撞可以加深对经济现象的理解，增强对知识点的认识，为课程教学提供铺垫。 (2)课堂讲授和案例教学法相结合。系统讲授概念、原理和数学模型推理，并结合课前案例导读，有助于高职学生对复杂抽象的经济学理论的理解和掌握。案例分析过程中，针对重点、难点及热点问题，提出富有启发性的问题，引导学生带着问题听课，步步跟进，深入思考，以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与分析的能力。教师可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组织案例讨论和辩论，让学生学会运用所学的经济学理论，分析和解决案例所涉及的现实问题，把课本知识与现实生活对接起来。 (3)巩固知识。相关章节讲授结束后，教师应根据教学内容，结合当前时事经济热点问题，选取适当的案例，并给出分析思路和查找资料的路径，通过有效方式，对所学的知识进行回忆，帮助学生理解、消化和吸收知识点，并检验学生对其掌握的程度，达到巩固知识的作用。小组成员讨论、分析，在课堂上演讲，并当场解答同学们提出的问题，教师给予现场点评；以及学生根据相关知识自拟题目，完成课程小论文等，都是十分有效的形式。 2.引入任务驱动教学法。它是以任务为出发点，通过小组合作，并在教师指导下，学生带着任务目标主动探究、分享思路、归纳总结，使重点、难点问题的把握更为直观，更易理解。完成任务的过程充分体现学生的主动性和能动性，有效建立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自信。任务驱动教学法特别注重学生的分析能力、决策能力、解决问题能力、沟通能力、团队合作能力，以及工作责任感的培养，对于高职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专业工作能力和素质十分有效。——任务驱动教学法中教学模块构建和设计。应考虑三个要求： (一)模块的选择要考虑课程体系的系统性和完成性。 (二)西方经济学知识点必须具备可以转化为实践性的任务，适合模块内容的构建。 (三)模块内容构建必须考虑高职学生实际水平，包括认知能力和理解范围。 在教学模块内容(任务)设计方面，每个模块内容都有一一对应的实训任务和课程培养目标。任务的内容和环节设计必须具备实用性、适应性、时代性和趣味性：任务的内容和完成过程的思路与处理方法，贴近现实生活和工作，使学生能在工作岗位上运用这些经济学知识；任务的操作过程所需要的调研、讨论、合作、分析、计算、报告都在学生的能力范围内，容易产生激励，驱动学生自主学习；任务内容能反映现实的经济社会生活的问题和发展趋势，让身临其中的学生更容易理解和感受，激起学生的好奇心，以及乐于迎接挑战的心情；学生在完成任务的每个环节中，这些任务环节的要求参照职场的标准，包括工作态度和工作完成的质量，让学生尽快适应职场的工作模式和素质要求，增强高职学生的就业竞争力；此外，任务内容趣味化，结合一些有趣的案例和事件，引起学生学习的兴趣，让学生主动学习。 ——任务驱动教学法中模块和对应任务实施的过程与目标的控制。首先，学生必须明确任务及所要达到的培养目标。任务要有明确的操作指导书，教师要指导学生阅读，让学生明确完成任务所需要的理论知识，完成任务的要求、工作流程和方法；任务所要达到的目标，考核重点与评分点。其次，教师对于任务的每个重要环节要把关。要因材施教，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适当调整模块任务的内容和难度。同时要对任务中每个环节的进度和质量进行把关，主要做法是：每个小组推选一个组长负责督促完成任务，保证每个学生在自主学习外通过小组合作的束缚和压力参与到实训任务中去。教师对组长工作进行进度和质量把控，在每个重要环节上都要求组长在规定的时间内上交任务完成成果，汇报小组的工作进度和每个成员具体工作情况。对于偏离任务目标的小组，教师将针对具体问题进行适当引导，使之回归正确方向继续完成任务。最后，尽可能让每位成员有机会代表小组发言、回答同学的问题等，通过此举，教师可以把握每位同学在任务完成中的基本情况，并给予相应的指导和建议。 总之，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培养，除了技能的锤炼以外，夯实专业理论的基础是不可或缺的，否则，高职学生的不断提升和持续发展终究是一句空谈，如此下去，也必将影响到高职教育自身的持续发展。因此，有必要准确理解高职教育“理论知识够用为度”的真正意涵。 作者：卢秋欣 单位：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西方经济论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 【摘要】经济学研究范式作为研究经济学领域的一种独特概念范畴和分析方法，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种不同的范式。对于具体经济现象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采用的研究方法各有不同。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差异性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方法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以“解释现代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规律，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在《资本论》中得到了完整而系统地显现。第一，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恩格斯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个自然史的过程”，他认为，“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么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深入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机制，揭示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的历史规律。第二，抽象分析的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经济学不同于自然科学，不可以用化学或物理实验去研究，不能靠单纯地感性直观，只能借助思维的抽象力去分析。马克思的抽象分析方法不是一种先验的或纯粹思辨的，而是历史的，他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性、历史性和暂时性，深入分析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一般规律。第三，研究与叙述相统一的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到：“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种研究与叙述相统一的方法和抽象与具体相统一的方法又是统一的，研究的方法就是从感性具体上升到思维抽象；叙述就是从思维抽象到思维的具体，这两种方法在形式上有差异，但在本质上是统一的。第四，逻辑的与历史的相统一的方法。逻辑的方法是从最简单和最抽象的概念范畴出发，在思维中具体化，即就是从抽象到具体；历史的方法是从事物的实际发展顺序去研究，把握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逻辑与历史是相统一的。 二、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 西方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稀缺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研究个人、厂商、政府或其他组织如何进行现实生产的选择，使得资源高效利用，以较少的投入获取最大化的回报。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哲学基础是科学主义，在实际的经济学研究中主要采用的方法有以下几种。第一，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的分析方法。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法是西方经济学的最基本的研究方法，规范经济学是以价值判断为基础，研究经济活动“应该是什么”，在具体的经济活动行为过程中会依据价值判断来做出理性的经济行为选择。实证经济学是采用像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把经济现象之间的关系看作是具有一定数量关系的函数关系，构建一定的经济模型，通过这种模型进行一定分析来证明经济活动选择的可行性。第二，均衡分析法。在西方经济学中，均衡分析法分为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局部均衡分析是假设其他条件不变，去分析某一时间点、某一特定市场中的某一商品供给与需求达到均衡时的价格决定；一般均衡分析是分析所有商品和生产要素的供给与需求同时达到均衡时的所有商品的价格决定。考虑到分析方法的可行性，在现实经济活动分析中常采用局部均衡分析法。第三，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静态分析是分析经济现象的均衡状态，完全抽调时间及其相关的变动因素，静态地进行经济现象的分析；动态分析法与静态分析法相反，是对经济活动变动的过程进行分析，比如分析某一时间内有关经济总量的变动以及相关经济总量在变动过程中的相互关系。第四，经济模型分析和边际分析法。经济模型分析法就是运用经济现象中的数量关系来建立一定的经济模型，然后去分析经济量之间的相互关系。边际分析法就是运用微积分方法去分析经济活动中的某一经济增量的变化，用以说明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变化过程，其结果可以用因变量的变化率与自变量的变化量的比率来表示，可以分析出不同经济变量之间的依赖程度。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差异比较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是两种不同的经济学研究范式，它们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都各不相同，也是两种不同阶级的经济学说，本质上是为不同的阶级服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无产阶级在经济领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无产阶级服务；西方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学说，为资产阶级服务，使得资本家利润最大化。第一，本质研究与现象描述的差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一个重大的不同点，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善于通过对经济现象的分析，深入到经济现象背后去探索事物的内在本质，把握事物的内在联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象背后本质的分析，最终得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暂时性和必然灭亡性，并且通过对资本家的具体的生产过程的分析，最终发现资本家所获得利润本质上是对劳动者的剩余劳动的榨取；然而，西方经济专注于对经济现象的分析和描述，而不探究其生产过程的内在本质，不考虑为谁生产，只考虑怎么生产和利润最大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着重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维度去考察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去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是一种本质意义上的研究；而西方经济学企图通过对资源配置、需求满足或效用性的分析来掩盖资本主义的本质，这就是两种研究范式最大的不同。第二，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注重对经济现象的性质分析，用科学的抽象方法对经济现象进行抽象，抽象出一般的概念范畴，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说明整个经济活动的内在规律和活动性质。例如，马克思发现了抽象劳动，用以说明劳动的二重性质，抽象劳动创造价值，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当然，西方经济学也进行了一些定性分析，比如投资、消费、供给、需求等概念，用以说明经济活动主体在具体经济活动中的行为选择或经济现象中数量关联。西方经济学注重实证分析和定量分析，运用经济模型、边际分析和量化分析等方法去研究经济活动过程中不同数量之间的关系，为如何做出经济选择提供参考。当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采用了一定的定量分析，例如在对剩余价值、平均利润和社会再生产等环节的分析就广泛地运用了定量分析。但是，从总体上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采用的是定性分析法，而西方经济学主要采用的是定量分析法。 作者：张启森 单位： 西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西方经济论文: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心得浅谈 【摘要】西方经济学是经济类学科的专业基础课程，也是高校经管类学生的必修课程之一。在教学过程中，有一些共性的方面可以参考。一是需要深入理解经济学中的重要概念和理论；二是在教学方法上可以采用案例教学方法，将理论与实际问题更好地结合起来；三是要引导学生从模型的角度来理解理论知识。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经济理论；教学方法 西方经济学作为经济类学科的专业基础课程，是经管类学生的必修课程之一。如何把这门课教好学好，让学生真正掌握经济学的相关知识，对学生以后进一步的学习至关重要。西方经济学是对西方几百年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概括和总结，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要运用大量图形、表格、数据、数学公式以及经济学专业术语，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容易感到抽象、枯燥难懂并难以掌握。通过几年的教学工作，以及在教学过程中的总结，并结合与其他相关老师的交流，提出在讲授该门课程中的一些体会和心得。 一、深入理解概念和理论 西方经济学是经管类学生在大学期间较早接触的经济类课程之一，其中的很多理论甚至概念都是初次碰到。对于这些理论，不能采用死记硬背的方式，而是要理解，这是关键的问题。在教学过程中，很多同学认为它与其它一些纯粹文科课程一样，通常背背其中的内容就可以。但是这样下来，往往很快就忘记了。在每个学期的讲课过程中，总会有同学反映，很多概念自己能听得懂和看得懂，但是题目做不出来。究其原因，就是没有把这些知识真正转化为自己理解的东西。比如，在微观经济学第一章的需求部分，有两个概念需求的变动和需求量的变动。需求的变动指的是由商品本身价格之外的其它因素的变化，带来的对该商品需求数量的变化；而需求量的变动指的是由于价格变化引起的对该商品需求数量的变化。尽管只是一字之差，但是引起变化的原因却有本质差异。在做一些题目，很多学生无法正确区分它们。因此，在教学过程中，需要注重对概念的解释，力争让每个同学都能理解并接受。同时，在课堂上及时讲解相关的一些题目，通过这种方式让同学感受如何把概念所描述的内容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从而巩固对概念的理解。 二、适当地采用案例教学方法 案例教学是在学生掌握了有关知识和理论的基础上，根据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的要求，在教师的指导下将学生带入典型案例的特征事件中，从而进行案例的分析。通过学生的思考，进一步提高他们分析和解决某个具体问题的能力。案例教学能有效地体现经济学的基本知识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或思考方法，是如何来分析具体问题的。它不仅能够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对于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强化学生的经济学功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然，在案例教学的过程中，有几个方面需要注意： 1.案例的选择要从简单到复杂，循序渐进 如果在刚开始的阶段就选择比较复杂的案例讲解，教师需要解释很多相关概念和理论，而学生听起来也会比较吃力，容易使学生产生烦躁的感觉，反而会影响教学效果。 2.要正确处理理论教学与案例教学的关系 在经济学教学中，理论的学习在课堂中仍占主要地位。如果教学过程过多强调以案例为主，会造成学生对某些具体问题的理解比较到位，但知识的掌握缺乏系统性。案例教学作为对传统教学方式的有益补充，可以起到传统教学很多起不到的作用。 3.与实际相结合 西方经济学理论是与西方的历史、文化以及经济等背景紧密相关的。在此方面，我国的情况与它们相比有很大的差异。因此，一方面要引用西方国家的现有案例，弃其糟粕、取其精华、洋为中用。另一方面，也需要收集以我国经济发展为背景的本土经济学的成熟案例，更多地关注我们改革开放中出现的热点、难点和重点问题。这样，才能较好地将经济学原理与我国的经济实践相结合。 三、经济模型的使用 经济学的一个主要特点是通过模型进行理论分析。其中，图形就是一种常见的使用方式。与数学方程以及文字对相关理论的描述一样，图形也是表达模型思想的一个重要手段。但是在日常的教学中，很多同学对于教材中大量出现的图形感到恐惧，不愿意进一步随着教师的分析思路走下去。比如在宏观经济学中，在分析产品般均衡并推导IS曲线时，如果从数学表达式来推导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当把这个过程用图形来表达时，很多同学觉得不好理解。对于这些图形，只要具备一定的经济数学知识，比如高等数学中的微积分、导数的概念，应该是不难理解的。当然，还需要同学具备一定的英语水平，因为这门课实际上研究的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运行情况的，尤其在图形中大多数是使用英文符合来表示。具备这两个方面的基本知识后，接下来的就是如何结合相关的理论知识来读懂图形。教材中的大部分图形是在二维坐标上表示的，需要知道坐标的两个轴分别代表什么，哪个是自变量，哪个是因变量。如果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颠倒了，则结果是不一样的。总的来说，只有从图形的演变过程中深入理解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才可能对基本的经济理论有深刻的掌握。最后，在掌握了相关经济理论后，需要把现实的经济现象及经济问题联系起来。也就是说，需要把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用理论来解释我们现实中的经济问题，这才是我们学习经济学的最终目的。 作者：李怀建 单位： 江苏师范大学商学院

中国环境问题论文:对中国农村环境问题成因及治理原则的思考 摘 要：改革开放，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但发展给人民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这些影响已严重威胁到了数亿农民的生活、健康、生命。特别是农村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加剧，生态遭到严重破坏，工业废水、废气、生活污水、垃圾污染触目惊心，愈演愈烈的农村环境污染已与我党倡导的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农村建设的目标显得格格不入。 关键词：农村；环境问题；成因；治理原则 一、中国农村环境问题的成因 （1）农业生产对农村环境的污染 规模化养殖业对农村环境的污染。几年来，国家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从财力与政策方面扶持畜禽养殖业向集团化、规模化、工厂化发展。客观上，养殖业发展所产生的粪便已成为农村环境污染的重要污染物。因畜禽养殖业发展所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凸显，已成为目前迫切解决的污染问题。例如，新河县畜禽养殖业迅速发展，因畜禽养殖业面源污染趋势越来越严重，它已成为农村环境污染的主要因素。自2008年以来，新河县大力发展农业经济，各类农业经济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到2013年，新河县的养猪、养牛、养羊等场所已达到二千多家。养殖场的污水含有大量的氮、磷污染物。经有关物所检测，农村污染物中氮、磷在整个污染源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在农村来自农田化肥流失与生活用水的排污量有4000万吨，而畜禽养殖业的粪便排污已达9500万吨，污染物排放总量已远远超过工业污染排放量。 （2）农田施肥、农药等农业生产物 资所造成的污染。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农产品的质量与外形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提升农产品高产质优，农业生产中大量使用高效农药、化肥和农业薄膜等具有高残留、高污染特点的农业物资。据不完全统计，河北省化肥使用量位居全国首位，但是化肥利用率却低于其他省份，这样不仅造成资源浪费也严重污染了农村生态环境，直接危害了河北省土地、水源、其他生物、大气与人们身心健康。2013年我省对邢台市污染源结构进行了实地监测。其监测结果表明，新河县农业用肥流失的氮污染物占全市氮污染负荷的40%。来自农业用肥流失的磷污染物已占全市年均磷污染负荷的20%。 （3）生活污水与垃圾对农村环境污染 随着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农村人口越来越密集。农村经济发展促使人口居住更加集中。高密度人口生活场所极易造成大量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它严重影响了农民生活环境。但是由于资金紧缺，缺少污水处理技术等外在因素。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厂的处理水平已不能符合当前实际需要。一部分生活污水被直接排放到河流中，生活垃圾补直接堆放到街道或村边，直接对农村环境造成污染。村办企业对农村环境的污染村办企业在短期内对农村经济发展具有突出贡献。它解决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也为农民增加收入提供了直接途径。但是，村办企业大多规模小、工艺落后、设备简陋、高消耗。大多数企业没有必备的治污设施，村办企业的快速发展对农村环境造成极大污染。 二、中国农村环境问题治理原则 （1）坚持城乡统筹的原则 我国城乡之间虽存在必定的地域分隔，但城乡环境同归于一个全体，二者相互影响，不可分割。但是我国环境保护长时间偏重城市，使得村庄环境不断恶化。为了改进村庄环境，推动城乡环境保护共同开展，应彻底改变环境保护重城市轻村庄的倾向，把城乡环境保护放在同等重要方位统筹规划、全面管理。应加强机制建造，拟定环境卫生标准与责任区准则，广泛开展美好村庄评比活动；加大环保资金支持和环保设备投入，建立健全多样化投融资渠道；完善村庄环保法律法规；抓好村庄污水处理和垃圾处理工程建造，加强生态农业技术推广；开展农民环境保护组织，加强村庄环保宣传教育工作，尽力营建大家齐动手，人人都参加的良好氛围，表现乡民自身力气美化生活环境。 （2）坚持和谐开展、环境（部分）优先原则 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开展的基本条件，但是跟着经济的飞速开展，资本过度消耗、生态环境恶化以及自然灾害频发，已成为我国面对的一个重大疑问。因而，坚持经济建造与环境保护和谐开展是施行可持续开展战略的需求。可持续开展即是既能满意当代人的开展需求，又要满意子孙完成资本永续使用的环境。因而，村庄社会的开展就必须完成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相统一。甚至在一些特别层面，充沛杰出环境效益优于经济效益的准则。日本专家岩佐茂指出，环境与经济之间和谐开展有两种方法：一是以不构成经济增加妨碍为前提去和谐环境与经济之间联系，即以经济增加为主统筹环境保护；二是完全以环境保全为出发点去和谐经济开展，即是在优先思考环境保护的前提下与经济开展相和谐。事实上，如何和谐环境与经济开展一向即是困惑我国的一个疑问，最少就当前来说，我国没有依照咱们所期望的那样去完成环境保护与经济开展的和谐。而且，在我国，不是一切的村庄都必须有，坚持环境优先，是在部分地区首要确立环境优先的准则，即环境（部分）优先。 （3）环境管理的渐进性与连续性相结合原则 近五十年来，我国村庄不惜牺牲环境，片面追求经济增加的做法，必定致使村庄环境恶化的缓慢积累。同样地，对村庄生态环境的修复管理也只能是一个从量变到突变的突变进程。村庄环境管理的连续性指的是当代人在拟定环境管理计划进程中，应同时思考子孙人环境管理方法的衔接性，尽最大可能防止子孙人在环境管理中面对妨碍性艰难，所以说它具有连续性。要彻底改变村庄遍及的生态环境问题，就必须坚持渐进性与连续性相结合的准则。 （5）乡民自治的原则 环境保护应以教学为本。要做乡村环境保护工作，就应向乡民宣扬环保知识，推行环保技能，努力进步其环保认识。首先，在乡村各中小学开展绿色进校园活动，经过征文、绘画、废物利用手艺制造等竞赛活动，进步中小学生的环境认识，培育其社会责任感，构成正确的环境观和行为规范，做到环保作业从娃娃抓起；其次，对广阔乡民加强宣扬引导，进步农民环保认识。发动乡民自觉参加乡村环境保护工作，引导乡民重视、理解与支撑环保工作，提高乡村全体环境质量，厚实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造和生态文明建设。 （6）加强行政管理监督和科技规划宣传原则。 我国地域辽阔,各地资源、环境差异较大,应结合当地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合理规划,既有效利用资源,又切实保护环境。应加大对农村环境的综合管理和整治力度。如加大水污染治理、饮用水源保护、固体废弃物治理和综合利用力度;结合村庄建设规划编制环境综合整治工作计划,以人畜粪便污染治理和综合利用为重点,明确综合整治任务;对有污染的乡镇企业,加强督促检查,促使其达标排放;对重点污染企业进行长期严格监控,对新建产业,严格把关,尊重“环境优先”原则,严禁新建重污染企业。 结束语 我国农村环境面临的形势非常严重,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不可忽视的问题。我国经济要快速发展,农村经济已经成为其制约瓶颈,如要打破此发展僵局,农村的环境治理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对农村环境的治理不仅是从简单的自然环境的治理,更是城乡统筹,和谐发展的前提,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保障。 中国环境问题论文:日本主流媒体对中国环境问题报道研究 摘 要：近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一系列恶性生态环境问题在中国各地日益突出。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一系列环境问题已直接威胁到中国人民的人身安全。 迄今为止已有多家日本媒体对中国环境越境污染进行密切关注并报道，例如：日本主流媒体对中国西北地区沙漠化、雾霾天气及沿海地区污染等环境问题对日本本土环境的影响进行了密切关注和持续报道。日本媒体格外关注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并援引本国经验，围绕中国环境治理提供对策。本文拟通过从2013年度《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中摘取整理出有关中国环境问题的报道，从外媒视角，疏理出日本媒体对中国环境问题的关注点和评论性报道，同时针对这些素材，试分析日媒对中国环境问题报道的意义及对受众的影响。 关键词：中国环境问题；朝日新闻；读卖新闻；环境治理；受众影响 一、日本主流媒体对中国环境问题的关注 2011年以来，雾霾天气频发，我国的大部分地区已经将雾霾作为一种灾害性天气预警预报。这种伴随着严重空气污染的天气现象危害增加，引发了全社会对于“PM2.5”的热议。我国环境新闻报道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30年的发展变迁，曾经视为社会的边缘议题的环境问题也逐渐上升为社会的核心性议题，环境新闻报道也成为了一个独立的报道领域。 日本《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在中国环境报道问题上做的远远比中国的主流媒体多，由于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今年来又发生了几起越境污染事件，因此日本媒体格外关注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迄今为止已有多家日本媒体对中国环境越境污染进行密切关注并报道，例如：日本主流媒体对中国西北地区沙漠化、雾霾天气及沿海地区污染等环境问题对日本本土环境的影响进行了密切关注和持续报道。媒体报道一方面传播中国的环境问题，另一方面也对中国的媒体受众们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大众传播媒介应怎样做好环境报道，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成为学界和业界共同关注的话题。本文拟通过分析2013年度《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出版的中国环境报告，试图提取出日本主流媒体对中国环境问题的关注点，并浅析其报道对中国受众的影响。 二、研究日本主流媒体对中国环境报道的意义 分析2013年《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不难发现，两者对中国环境问题的报道均聚焦于雾霾问题。目前从国内媒体报道来看，关于雾霾报道的研究大多数只是将雾霾报道作为一种重服务性的气象新闻研究，而忽略了雾霾问题作为一种环境新闻报道所呈现的特点与趋势。同时，即使《南方周报》等主流报纸将雾霾问题作为环境问题报道，也只是从一个很小的切入点分析雾霾报道的一个方面，整体分散且缺乏系统性。因此，有必要学习并研究国外媒体对中国雾霾的相关报道，呈现雾霾报道从主体到内容再到传播效果的全面内容。 日本主流媒体《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关于中国环境问题报道较为系统，同时《读卖新闻》做的关于中国环境问题报告，系统地揭示了中国近几十年来因看中经济发展而忽略生态环境而引发的一些列环境问题，从人口爆发到三峡大坝，从稀有动物濒临灭绝到土壤沙漠化，但占用最多报道篇幅的还是大气污染。2013年环境问题首当其冲的莫过于雾霾问题。 环境问题是全球关注的话题，具有其特殊性。由于意识形态差异，国内外媒体对同一问题有不同的报道视角。国外媒体对中国雾霾问题报道的研究能够反思我国雾霾报道乃至环境新闻报道存在的问题，完善我国环境新闻的传播机制。 三、日本主流媒体对中国环境报道的受众影响 第一，日媒对中国环境的负面化信息导致口罩以及空气净化器等产品的热销。在日本主流媒体的关于雾霾的报道中，大多数是关于雾霾的形成与对人类造成的危害。雾霾本身是一种污染危害，带有一定的负面性，容易引起受众的恐慌心理，于是纷纷去选择购买口罩和空气净化器。第二，提高公众对雾霾的关注度。2013 年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等机构的《中国城市空气质量管理绩效评估》显示 67.96%的参与问卷调查的居民都表示在出行前优先考虑空气质量之后再决定是否出行。公众通过借助新科技参与实时播报，查看城市空气质量，空气质量关注度明显上升。第三，增强公众的环保意识。日媒体长时间对于雾霾知识的普及报道，弥补了大众对雾霾无知的空白。媒体不同于平民百姓以讹传讹，能够通过查找新闻事实，阐述雾霾治理措施，使受众能够将生产生活活动与雾霾污染之间建立联系，从而理性反思，主动思考改善雾霾状况的举措。 四、中日两国媒体对环境问题报道之比较 目前看来，中国媒体对日本的报道量要远远少于日本媒体对中国的报道量。而且中国媒体对日本的报道更多是和历史相关的报道，而日本媒体却格外关注中国的社会现实，特别是经济的发展。近年来，由于环保问题已变成核心议题，因此日媒的焦点又聚焦在环境问题上。中国媒体在环境方面的报道依然存在不足，应该进行更加准确、全面而又真实地进行报道，引起民众对环境问题的重视和思考，也是今后环境合作中应充分考虑的课题。 中国环境问题论文:中国出口贸易与环境问题探讨 摘 要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入和全球范围内环境保护浪潮的兴起，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贸易与环境问题日益得到世界各国政府的关注。一些国家还利用贸易措施来影响其他国家的环境政策。从2010年召开的“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就可以看出环境问题不仅成为当代国际贸易体系中的重要议题，更成为国际政治、经济领域中的焦点。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对外贸易的飞速增长是以牺牲环境质量为代价的，粗放型的外贸增长方式、落后的科技水平与欠缺的制度等都是造成我国贸易与环境冲突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 环境保护 出口贸易 资源枯竭 贸易与环境冲突 一、贸易与环境的关系 人类对环境与国际贸易之间关系的认识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过程。最初，环境问题被认为是一国国内问题。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环境问题关注的焦点逐渐从国内问题转变为全球问题。热带雨林的减少、臭氧层的消耗越来越引起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 造成环境退化的原因有许多。从社会层面看，人口的快速增长加速了自然资源的消耗，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对环境的破坏；从经济层面看，环境退化的根本原因是市场失灵，而市场失灵是由于市场不能正确地为环境资产定价，进而导致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使用，造成环境恶化，尤其是现实生活中的很多环境资源具有很强的非独占性，如空气、水、公海的鱼类等，无人需要为其承担资源枯竭所造成的损失。所以，在存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贸易和环境会发生相互影响。 1.贸易对环境的影响。通常人们习惯于把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归结为三个方面：（1）结构效应。结构效应产生于贸易活动所导致的全球范围内的专业化分工。即开展贸易活动之后，原来自给自足的国家能专门生产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并出口，同时进口产品。专业化分工和生产提高了生产活动的效率和规模，提高了各国的消费水平。对于一国的环境而言，如果扩大的出口部门的生产活动的平均污染程度低于规模缩小的进口竞争部门，则该国的结构效应就是正的，反之则是负的。（2）规模效应。规模效应主要反映经济活动的规模变化，通常被认为具有加剧环境恶化的作用。在生产活动污染系数一定和产业结构布局一定的情况下，国际贸易在促进经济活动规模扩大的同时，也增加了对环境的污染。因此，贸易的发展对环境影响的规模效应是负的，即对环境是有害的。（3）技术效应。技术效应体现了产业生产技术的改进。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各国政府会实施更加严格的环境标准与法规，以使企业生产的产品对环境的危害降至最低。 2.环境对贸易的影响。首先，各国制定的环境法规和国际环境公约在一定程度上给国际贸易带来影响，如产品的环境技术标准对产品的生产、工艺、材料、品质和成分的含量都提出了更高要求，这就使企业出口产品的成本上升，竞争力下降，客观上起到了限制贸易的作用。但同时，严格的环境措施也可能给贸易带来新的市场机遇。出口企业在达到较高的环境标准后，由于领先于其他的竞争者，则更容易进入国际市场。如近年来欧盟实施的“环保标签”的认证，使很多得到认证的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产品拿到了进入欧盟国家市场的“通行证”。 其次，各国政府实施的绿色补贴影响着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在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各成员方允许政府对环境保护提供绿色补贴或环境支持。但由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水平落后，资金匮乏，在利用此规定对生产者提供补贴中处于不利地位。 第三，由于各国环境标准不一致，标准较高的发达国家利用对外投资的机会，有意识地将一些污染行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更使得发展中国家的环境由于外来投资而加剧恶化。 当然，贸易和环境之所以发生冲突在很多情况下是由于政府没有充分重视环境问题的结果，特别是对于一些需要国际合作才能解决的环境问题更是如此。 二、中国出口贸易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冲突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出口贸易有了长足的发展，出口贸易额从1978年的97.5亿美元增长到了2010年的15779亿美元，不仅出口数量大，而且增速惊人，这种高速增长拉动了相关产业特别是高污染、高耗能产业的发展。由此可见，我国出口总量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我国环境质量为代价的。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出口结构对环境的影响。中国现行的贸易出口结构存在着诸多不合理因素，给我国的环境造成许多负面影响。 首先，从出口商品结构来看，我国出口商品中工业制成品比重远远高于初级产品的比重，2009年中国制成品出口在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是94.7%，初级产品出口所占的比重是5.25%，尽管这个数字意味着中国出口产品结构的升级换代，但它也意味着更多的环境成本留在了我国。本文所说的环境成本是指生产和制造工业产品过程中产生和排放的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这些都成为出口这类产品的环境成本和环境负担。工业制成品出口相对于初级产品的出口，环境成本更高，对环境的影响更大。同时，在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结构中，具有优势的多是那些污染密集型行业，而那些对环境污染较小，具有高附加值的高新技术产品、环境友好产品在我国出口产品中所占的比重则较低。目前，我国出口比重最大的五个工业部门是纺织业、化学工业、金属冶炼、交通运输与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而这五个工业部门正是污染密集型行业。这就意味着相关的几个行业产品出口量越大，对我国环境的危害越大。 其次，从出口企业结构来看，2009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918亿美元，外资企业出口额在我国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是55.9%，外资企业对中国外贸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必须承认，由于我国与发达国家环境标准不一致，使我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发达国家污染企业新厂址的所在地。据统计，进入我国的外资企业将25%的资金投向了污染型产业，如近来社会反响极大的大连PX项目的投资。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外商还将本国淘汰的、污染环境严重、禁止使用的产品、技术和设备以投资的名义转移到我国，给我国环境造成了更坏的影响，给人民的生活安全带来了极大的隐患。 2.出口贸易方式对环境的影响。在我国出口贸易方式中，加工贸易方式在所有贸易方式中所占的比例最高，由于在加工贸易方式下，进口的中间产品在国内加工成最终产品然后再出口，生产过程中的污染排放加剧了环境污染的程度。同时一些洋垃圾也打着中间产品的旗号进入到我国，这些都加剧了对我国生态环境的危害。尤其是对危险废弃物的堆放、拆解、处置等更严重污染了当地的水质、大气、耕地，并危及我国人民群众的健康和安全。 三、对策建议 中国出口贸易要实现良性发展，确保在世界出口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就必须走出口贸易增长与环境优化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1.加强环保的国际合作，提升整体环保水平。从全球来看，发展国际贸易和保护环境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多，各国的环境贸易措施不断升级，由此引起的贸易纠纷和摩擦也日益增多。所以，要了解和研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贸易与环境问题上的分歧，就必须加强与联合国环境署及其他国际环境组织的交流与合作，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各种关于贸易与环境问题的双边和多边谈判。一方面，国家要积极参与环保的国际科技合作，鼓励本国环境专家加强对外学术交流，积极探索合作开发环保产品，同时要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的、适用的环保技术和设备，提升本国环保水平；另一方面，国家应充分利用国际上保护发展中国家免受发达国家歧视和限制的保护条款，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此外，还要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积极合作，彼此借鉴，共同提升环保水平，联合起来同发达国家谈判，共同为取得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条款而努力。政府要努力促进国家间生态标志和其他环境标准的互认，协助我国外贸出口企业通过ISO14001认证。 2.加强保护国内环境，鼓励发展环保产品。在积极遵守国际上合理的环境保护措施的同时，我们也要进一步保护我国的自然环境、资源及人民、动植物的安全与健康，保护我国的生态安全和生物多样性。为此，需要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环境贸易措施体系，合理规划我国的环境发展。要关注其他国家在我国以投资的方式转移的污染企业、废物作为资源进口等问题，同时要提高我国进口产品的检测标准，认真对我国的贸易政策进行环境评估，进一步完善贸易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机制，处理好保护环境和促进贸易发展的关系。 同时，要对相关的出口企业，施行环境准入制度，通过设立较高环境和资源耗用标准及进一步扩大出口征税范围等措施，减少新增产能，达不到标准的企业应予以关闭。同时也可将污染企业的信息公之于众，通过公布环保黑名单等形式，使国外进口商获知污染企业的不良行为，停止进口其产品。这样的措施不仅有利于国内环境保护，也有助于树立我国在国际贸易中良好的环境形象，减轻国际舆论的压力。 3.实现出口产品环境成本内部化。造成环境退化的原因之一是市场失灵，而市场失灵是由于市场不能正确地给环境资产定价，进而导致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使用，造成环境恶化。中国出口商品的低价格一直是我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但完全是以牺牲我国环境为代价的，因为其中并未包括环境成本。也就是说，我国环境的恶化没有通过转移环境成本给国外消费者而获得补偿。国外消费者免费享受了我国的水、空气和生态环境，而我国人民却不得不承受环境恶化带来的后果。从长远看，产品成本中考虑环境成本是历史的必然。因此，国家应采取措施尽快实现出口产品环境成本内部化。运用排污收费、环境税收、排污许可证交易、押金、环境损害责任保险等经济调节手段，促使企业改变其污染环境的行为，降低成本，提高环境竞争力，促进贸易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4.提高公众环保意识，倡导消费者购买环保产品。为了提高公众对各种消费品和其生产设施的环保性能的认识，帮助消费者了解消费品生产商在改善其产品和生产设施的环保性能方面所做的工作，政府应引导消费者正确选择对环保有益的消费品，针对像个人护理产品、家居清洁剂、汽车修理用化学品、非农业用杀虫剂、非工业用胶黏剂和密封剂、气雾型喷漆、建筑用涂层等不利于环保的商品消费进行指导，减少对这类产品的消费，促使企业放弃生产污染环境的产品，达到提高公众环保意识的目的。 5.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提升出口商品结构。我国长期粗放式、数量扩张型的外贸增长方式和不合理的出口商品结构使我国在外贸总量增长的同时，并未获得很大的贸易利益，相反却付出了资源流失与环境恶化的巨大代价。因此，要缓解我国贸易与环境的冲突，首先必须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提升出口商品结构，而技术进步是提升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根本途径。国家可利用当前国际产业结构转移的机遇，有选择、有重点地引进先进技术；增加人力资本投入，注重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运用财政手段鼓励企业进行研发创新；保护知识产权等方式促进技术进步，提升出口商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优化出口商品结构，降低出口产品的能源与原材料消耗。 因此，合理的环境贸易措施对我国推行可持续发展战略、保护和改善环境、节约资源、促进我国出口贸易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中国环境问题论文:中国环境问题是压力也是动力 近年来，中国发生了很多雾霾天气事件，从社会一般层面来讲，对环境形势的看法比较负面，大家都感觉很糟糕，并且是越来越严重。但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状况呢？我们需要全面科学地对其进行评价。否则就很容易在政策上出现偏差，影响未来各种政策的实行。我认为，可以用十六个字综合判断中国的环境形势，这就是趋稳向好、形势严峻、风险增大、利害分化。 这个判断中，最有争议的就是趋稳向好，有人可能会说现在外面这么严重的雾霾，你还说趋势向好，没有道理。我想强调的是，这里的趋稳向好是指一种动态连续的观察，是指近几年全国的环境形势有趋于稳定开始改善的态势。特别是，过去问题比较突出的城市地区、工业园区、大河流域等地区环境治理开始有所好转。过去一些城市就是简单搞搞广场、花坛这些环境建设，现在也已经大规模进入生态化理念的时代，每个市长书记都要在城市里搞大面积水系公园这类生态系统，他们认为这才是现代的城市理念。 总体趋稳向好，但并不否认形势十分严峻。这就好比一个病人，经过医生的治疗、手术等，他的病情能有所好转，但他还是一个重症病人，还需要继续治疗。现在中国的环境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去年年初，在黄浦江水源区发现了上万头的死猪漂在水体中间，这是一次非常严重的事件，在世界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触碰到了我们的一个道德底线。 另外，从大气污染来讲，问题也比较突出，PM2.5已经成为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词语。从全国情况来看，去年年初以及最近一段时间，也一直发生严重的雾霾天气，本来雾和霾属于自然现象，但是我们的污染物排放量比较大，在这种雾霾天气的作用下无法扩散消解，所以形成了严重的空气污染。世界卫生组织的全球污染城市排名，全球1100城市北京污染排1035名。 当然，最为突出的可能是农村环境问题，过去农村都是青山绿水，但是现在我们很难再说农村就等于环境好，很多地方发展方式比较粗放，特别是对土地粗放的开发利用，几乎不留任何原生态的开发利用方式，这是不可持续的。 随之而来的便是风险增大，这个比较好理解。因为我们现在的经济系统运行到一定程度以后，它出问题可能性就大了，这是一种自然规律。就跟开车一样，跑的公里数多，发生剐蹭的情况可能会比你开得少的时候要多，这就是我们当今的这种环境形势，风险非常大。 关键是发生了各种各样的环境事件导致的后果是引起社会不公平。过去环境问题是所有人共同承担，但是现在不是，现在环境的污染是由当地的民众来承担，而享受经济发展好处的人不承担环境的后果，甚至有的人移民了。所以近几年来环境污染相关的事件影响社会安定、稳定的情况比较突出。这表明中国进入环境事故的高发期，风险明显增大。 中国面临的资源环境问题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突出，解决起来也最难。但是反过来讲，越是最难，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越有动力、越有积极性。 去年是中国发展环保事业40周年，做好环境形势评价非常重要。国家十二五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到2015年，环境保护有一个目标叫做明显改善环境质量。如今，距离十二五结束只剩下一年多的时间了，我们能不能明显改善环境质量，实现十二五原来提出的目标，任务非常艰巨。 （摘自《小康》） 中国环境问题论文:WWF在中国 环境问题需要政府、企业和NGO共同面对 从社会发展角度看，环境问题是全民问题，不能由政府单一面对，所以这个领域有很大潜力和空间，NGO本身就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指标。同时政府应该营造一个enable（赋能）的环境，让有意愿、有使命的机构、组织、个人能够发挥作用应对社会问题。 成立于上世纪60年代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会标是一只大熊猫，正是这只憨态可掬的熊猫，WWF得以在80年代成为第一个受中国政府邀请来华开展保护工作的国际非政府组织。自1961年成立以来，WWF一直致力于环保事业，在全世界拥有将近520万支持者和一个在100多个国家活跃着的网络。它在中国的落地始于1980年的大熊猫及其栖息地的保护。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间，从大熊猫保护扩大到物种保护、淡水和海洋生态系统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科学发展与国际政策等领域，WWF在中国的业务领域的变化不仅反映了中国在经济发展中面对环境问题的转变，也同步见证着三十年来中国NGO自身的成长和社会建设的趋势。 WWF在北京的办公室坐落在天安门东劳动人民文化宫内的文华宫。宫外亭台楼榭，红墙灰瓦，宫内则是穹顶圆柱的欧式风格，长廊里摆满了西洋油画和大理石的雕塑。中西合璧的环境隐喻着这三十年来WWF在中国的融入。作为首家受邀入华的国际保护组织，WWF的落地曾面临着怎样的身份转变？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的腾飞，国际非政府组织对中国的援助态度发生了哪些变化？本刊记者就这些问题采访了WWF的首席运营官王超。 基本所有的国际机构都把中国放在首要位置 WWF作为第一家被中国政府邀请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上世纪80年代进入中国的背景是怎样的？ WWF进入中国前有一段故事。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第一次大熊猫调查结果宣告，大熊猫已经濒危，当时国内正在出台保护熊猫的相关计划，一位美国记者听说后提醒中国政府WWF的LOGO是只熊猫，可以考虑合作。之后国务院环保办开始和WWF谈判如何进入中国保护熊猫，这个谈判过程很曲折。八十年代初期，中国还没有海外基金会，也没有NGO，就算是商业性质的机构也很少，其间出现很多困难，最终还是谈成了，1980年，WWF成为了第一个被中国邀请进来的国际NGO组织，开始在四川进行大熊猫的研究和保护工作。从此以后，WWF在中国的工作从大熊猫保护拓展到物种和栖息地的保护，又拓展到森林、湿地、气候变化、环境政策等领域。 在中国，WWF的落地面临着哪些政策环境的适应？ 作为第一家引进中国的国际性非政府机构，WWF的历程对中国改革开放至今的社会发展有一定指示性作用。上世纪80年代进入初期是探索合作阶段，包括基金会本身也在探索发展模式。1996年工商注册，得到很多政策优惠；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出台，被视为中国基金会行业重要的转折点。2006年，WWF才真正作为基金会注册成一个代表处。其间当然也有曲折，不过个人认为中国社会组织、公民社会的发展算是越来越开放的。 中国用更短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路程，环境代价较大，很难由政府单独面对。针对国内环境问题，WWF主要从两个方向提供解决方案：一是自下而上，通过试点项目提供好的实践经验，一是自上而下，倡导和推动出台好的环境政策。环境问题本身也是一个重大社会问题，食品安全、空气污染、气候变化这些环境问题都需要全社会共同面对，不单是政府，还要动员全社会力量，社会问题需要社会参与，所以社会组织显得比较重要，现在政府转变职能也反映了这个趋势。 外部环境的变化对WWF在中国的策略调整有什么影响？ 影响太大了，现在基本所有的国际机构在策略上都把中国放在首要位置，WWF也是这样。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在国际上影响越来越大，中国自身发展也带来很多机会，从扶贫、发展转向环境保护以及可持续发展，这两个主题都是全社会的问题。对NGO来说，中国有越来越大的舞台、空间和前景，尽管中国社会发展相对经济发展而言有些滞后，但这种滞后带来很多机会，NGO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二是目前中国对全球环境的影响跟美国相当，但中国在国际上能扮演的角色和产生的影响有所差距。在国际社会中，NGO有着很重要的角色，很难看到一个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里没有NGO的声音。从这两个方面看，国际NGO都会从战略上重视中国的位置。但是挑战也挺大，首先是法律体制和政策环境，但我认为这反而是机会，空间越大，越有机会拓展潜力。 国际NGO把中国放在首要位置，是指在项目和资金上会优先考虑中国吗？ 资金是一个方面，包括WWF在内的很多国际机构认为，中国的崛起和国际机构在中国的作为能改变国际机构的景观。以前很多国际机构的资金来自欧美发达国家，未来这种资金组合可能会改变，但这是比较长远的愿景。国际机构在中国会是怎样的发展路径，未来中国政府对国际机构的视角和期待等问题都还处于探索之中。 整个环境没能让企业意识到责任 WWF这些年来是如何根据环境问题的变化调整在中国的战略方向的？ WWF刚进入中国时，中国经济尚未发展，我们作为一个动物保护机构和当时的林业部合作保护大熊猫。1998年大洪水之后，我们开始做湿地保护工作，物种保护也从单一的大熊猫保护转向大型景观区保护，比如岷山、秦岭。现在我们由单一物种保护转向由其代表的生态系统保护，提出“旗舰物种保护”的概念，即通过保护该物种保护其代表的生态系统，促进生态系统功能发挥，比如通过保护长江江豚、东北虎和大熊猫来保护不同的森林和湿地生态系统。生态文明根本在于保护仅存生态系统，使其更好发挥功能。1990年代中国经济快速腾飞，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矛盾突出。在以GDP发展为重的现实下，我们一方面注重自然理性，一方面提倡绿色发展，比如低碳城市探索，绿色GDP发展指标研究，以及把生态足迹概念引入中国绿色GDP发展框架，希望政府能够考虑经济、社会、环境三方发展平衡。另外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很多自然资源来自国外，我们也意识到中国在国际社会对环境的责任。我们启动了“中国领跑世界革新”项目来推动中国在海外投资的可持续发展，通过跟商务部或相关林业协会合作，推动中国在海外投资的企业能认同并采纳可持续标准。去年我们开始推一个市场转型的项目，在中国引进和推广一系列可持续发展标准，比如FSC（森林管理委员会）、MSC（海洋管理委员会）、ASC（水产养殖管理委员会）、RSPO（棕榈油可持续发展圆桌会议）认证。因为有些自然资源来自海外，中国企业又是主要的采购商，我们希望他们选择可持续认证的商品，减少对环境的影响。从项目发展趋势来看，我们从单一物种保护机构变成综合环境保护机构，一方面与传统环境保护伙伴合作，另一方面与新兴政策、商业力量合作，推动环境向可持续方向发展。这是我们业务的变迁，也是中国的崛起和国际责任变大对我们业务调整的影响。 与商业力量合作，督促企业投资采纳环境标准目前困难吗？ 确实有困难，其实不是他们没有意愿，而是整个环境没能让他们意识到责任。政府作用也很重要，很多企业都跟政府有联系，比如很多涉外企业都跟商务部打交道。从提升企业社会责任来讲，中国主要行业的市场转型，如何在贸易理念中增加环境意识，这是未来的趋势，要政府、企业和NGO共同面对问题，我觉得在中国刚开始的阶段，难度有点大。 你认为目前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处于什么样的水平？ 中国企业对社会责任理解还处在初期阶段，认为慈善就是捐钱。实际上企业和NGO合作还能改善自身实践技能和环境管理。在初期阶段，舆论监督会促使很多企业完善自身的环境管理。我们推动的合作项目希望改善企业供应链管理，减少碳排放，提高水效水能，保护所在水源地的环境。目前我们的多数合作对象是跨国公司，希望跟中国企业有更多合作，需要他们意识到和NGO合作不仅仅为了宣传品牌，而是真正做出改变。 在你看来，中国目前的环境问题还面临着哪些挑战？ 从技术层面看，国际环保机构在中国有很大发展空间。如果把中国的环境问题放到历史视角中，会发现像伦敦、旧金山、纽约、洛杉矶等城市也经历了这个过程，伦敦是最典型的，很多人会把当时的伦敦和今天的北京做比较。欧美发达国家对城市环境的治理有挺多经验可以分享。从社会发展角度看，环境问题是全民问题，不能由政府单一面对，也要让社会力量认识到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领域有很大潜力和空间。NGO本身就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指标，现在我们也能看到，从本土、草根、基于社区的NGO到国家的、乃至全球的NGO正慢慢形成序列。很多环保议题需要NGO慢慢做起来，中国社会发展也在呈现这种趋势。同时政府应该营造一个enable（赋能）的环境，让有意愿、有使命的机构、组织、个人能够发挥作用，共同应对这些社会问题。 中国NGO走向国际是大势所趋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增长，很多海外基金会认为中国“不差钱”便停止援助，WWF对中国的援助情况如何？ 这是全球趋势，最开始是国际援助、贷款慢慢减少，第一批国际援助离开了，慢慢退出扶贫领域。许多国际机构以援助型为主，会关注需求更大的国家和地区。WWF在资源上不算外援机构，我们注重环境问题，提供相关的试点经验和解决方案，而中国在这方面有需求。我们期待中国不仅仅接受资源，还能自己拥有资源，甚至去援助其他国家。未来中国资源组合会发生改变，这是未来十几年的趋势，也是国际机构所期待的。中国社会资源巨大，有很大空间可开发，这些都会和体制、政策等整体环境联系在一起。 现在中国区有自己的资源吗？ 有一些，但捐款较少，其实跟政策有关，WWF目前还不能公募。其实资源也不仅仅表现为动员资金，也表现为动员社会的环保意识，比如推动“地球一小时”。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可以有更多资源来回应自己的需要以及国际社会的需要。今后“生态文明”会是非常重要的环境议题，在这个框架下，无论是国际NGO，还是本土的环保机构，都有许多开展工作的空间，共同为实现“美丽中国”贡献力量。 近几年总部在中国的投入有什么变化？ 总部把中国放在投资的第一位，希望在中国建立和增强机构的能力，包括品牌影响以及未来动员资源的能力，都希望有战略性的投入。 在中国投放的资金是在增长还是缩减？ 总体来看是在增长，虽然近几年全球经济不太好，但在中国的投入并没有减少。 NGO人才会是未来最大挑战 你比较期待看到怎样的政社关系？ 我认为政社关系是一个相互支撑的关系。我从事十几年的NGO工作，其实NGO 的资源配置、管理模式、运营理念都跟政府不同。很多人会负面地把这种差异看成对立，我觉得这反而是差异性优势。政府是垂直结构，有很强的动员能力，NGO 强调草根和自下而上，不同的工作模式之间是可以互补的。关键是改变观念，正因为存在差异所以二者具有不可替代性，双方是互补、相互支持的关系。NGO和政府在环境问题、气候变化、物种锐减等重要议题上都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形成伙伴关系并发挥协同作用。社会问题通常是系统性的综合性的问题，只有通过协同才能有效解决，整个社会发展方向也是这样。 目前，广东已经率先开放社会组织登记政策，云南高调提出社会建设，你如何看待这些政策信号？ 云南的登记制实际效果与注册差不多，有试点意味。其实政策都是提供一个体制的环境，让NGO的运作更有效顺畅。另外，这些开放的政策信号有助于提升社会对NGO的认识。现在NGO的人力资源瓶颈较大，不管是本地的还是国际NGO都存在人才问题，这其实跟社会意识有关，没有优秀人才很难吸引资金，机构本身也存在专业性问题。对政府来说，如何营造环境很重要，因为社会本身动力很大，只需要释放它，很多创新自然就会出来，现在很多社会创新还是受制于政策。今后WWF会和政府有很多机会合作，特别是在城镇化方面，中国未来很大一个增长点在城镇化，环境的挑战是最主要的问题，目前我们已经在上海和保定试点低碳城市，未来也希望能在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方面和各级政府有更多合作。 你怎么看待中国NGO今后发展的趋势？ 有两个趋势。一是中国国际化，中国NGO会走向国际，大型NGO和草根NGO都会有国际视野。二是国际NGO融入中国，“融入”比“本土化”更确切，融入但不影响其国际视野和国际联系，看上去像是中国NGO，同时它又是国际网络中的一员。NGO的治理是大问题，比如如何监督理事会；另一个问题是管理领导，NGO在中国较新，稍具规模的一般有政府背景，而草根NGO生长环境近几年才好起来，形成环境特殊；在发达国家，很多经商从政的人才会到NGO相应领域工作，在中国还没形成这个趋势，所以人才会是未来最大的挑战。 中国环境问题论文:从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变换思想看中国生态环境问题 【摘要】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浩如烟海，思想与内涵极为丰富和精湛。伴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的飞速发展，生态环境问题也纷至沓来、不容乐观，日益成为束缚中国进一步发展的瓶颈约束。为保证中国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就要实现人与自然之间和谐、顺利的物质变换。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变换思想被学术界重视起来，并且进行了深入研究，赋予其重要的生态意义。中国要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就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变换思想为指导，掌握马克思主义物质变换思想的来源、内涵，重视其对中国的生态意义，寻求解决在中国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异化的路径。走遵循自然规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循环经济的道路，致力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持续繁荣。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物质变换 人与自然 中国生态环境 马克思主义是近千年以来最伟大、最有影响的思想，为人类精神世界的发展作出了不朽贡献，其理论内容包罗万象。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不难发现，无论是《经济学批评大纲》、《资本论》还是《自然辨证法》、《反杜林论》，其中涉及“物质变换”的思想不胜枚举。研究物质变换思想，可以助益于实现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平衡、建设生态文明。中国生态环境问题并不是时至今日才出现的，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大国，一直致力于经济的快速发展，然而在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也日益凸显、每况愈下。同志在党的十八大中指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这关系到人民的福祉、关乎到民族的未来，是中华民族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问题作出的庄严承诺。由此，生态文明建设被提升到更高的战略层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拓展为包括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体现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同时，这也彰显出在物质变换的过程中存在着不可持续发展的严重性，人与自然的平衡关系遭到了严重破坏，改善中国生态环境迫在眉睫。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是实现人类经济社会和自然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要改善中国的生态环境，就应该在物质变换思想的指导下，遵循自然规律，变“征服自然”为“善待自然”，正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探寻改变物质变换断裂的途径，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一、物质变换的来源与内涵简述 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广泛地使用了“物质变换”的概念，但它并非马克思、恩格斯二人的独创。“物质变换”源于德语Stoffwechsel一词，最早出自德国生理学家希格瓦勒，原为新陈代谢的意思。虽然国内外学者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作中多次使用“物质变换”的概念不容置喙，但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物质变换”的来源并未达成一致。以法兰克福学派的施密特为代表，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变换”思想来自于当时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者摩莱肖特和毕希纳以及谢林的自然哲学；而以美国学者福斯特及日本农学家棰名重明为代表的一派，则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变换”概念源于与马克思处于同时代的德国农业化学家李比希；也有人介于这两种观点之间，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变换”思想受到以上双方思想的共同影响而来。总体看来，第二种观点较为大多数学者认可，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变换”思想受到了李比希的“归还定律”的影响，使马克思在级差地租、人与自然、商品交换等理论中彰显出物质变换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变换思想主要包含三种含义：第一种意义上的物质变换，马克思主义认为是自然界内部单纯的物质变换。这种物质变换是发生在无人类干预的自然系统内部，属生物学上的新陈代谢，也是一种客观的自然规律，如马克思认为“机器由于自然界物质循环的破坏而解体。铁会生锈，木会腐朽……”。第二种意义上的物质变换是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人作为有机生命体，为了生存要通过劳动这一中介实现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劳动是人类的本质活动，劳动即实践活动不仅是人猿相揖别的关键，而且也是联系人和自然物质变换的纽带，正是劳动才得以让人类维持自身有机的物质循环，让人类从自然界获取维持生命继续存在的生活资料、生产资料。第三种意义上的物质变换是社会的物质变换，也就是社会经济系统中的商品流通。马克思指出“交换使商品从把它们当做非使用价值的人手里转到把它们当做使用价值的人手里……这个过程是一种社会的物质变换。一种有用劳动形式的产品代替另一种有用劳动形式的产品。”（923）马克思主义物质变换的三个方面涵盖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它们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缺一不可。自然界是人无机的身体，同时，人的各种生活资料及用于交换的生产资料也源于自然界，人离不开自然界，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人与自然界具有内在的统一性。由此看来，马克思主义物质变换的三个方面最重要的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因此，所谓“物质变换”，就是指人类通过劳动这一中介与自然界不断地进行物质交换，以实现物质的循环往复、不断再利用的过程。然而，人类在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当中，没有尊重伟大的自然规律，物质变换出现了巨大的裂缝，物质变换受阻。 二、改善中国生态环境问题：合理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 （一）革新观念，重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 思想决定行动，是行动的先导和动力。人们无论做任何事情，都是先有思想、后有行动，有正确的思想才会有正确的行动。依据马克思主义物质变换的思想，只有正常持续地实现人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人类才能在地球上永恒地生存。马克思在使用物质变换概念的时候，就已经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正常的物质变换被扰乱的现实，但那时生态环境问题并非是那个时代的主要矛盾。可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以及经济的飞速发展，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要致力于改善中国的生态环境，就首先要革新观念，让人与自然界之间合理物质变换的思想深入人心，树立人与自然平等的观念。马克思曾指出：“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与自然具有不可分割性，即相互依存性。自然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而人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自然是属“人”的自然，人是“自然存在物”，是“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需要依靠自然界进行生产与生活，所以两者是统一的，而并非是对立的。人与自然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人与自然和谐的物质变换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主要内容和理想目标。可以说，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人类在认识、利用、改造和适应自然的过程中不断发展、不断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物质变换的历史。马克思早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未来社会是“人与自然界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实现了的人道主义”。既然要改善中国的生态环境，就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端正对自然的态度，摆正人所处的位置。恩格斯也早就说过：“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519）这说明我们应该和自然界进行和解，应该合理地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当然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物质变换并不是要我们放弃对自然的改造和利用，而是要在遵循客观规律、符合科学发展的基础上，以合乎自然发展规律的方式，以最无愧、最适合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物质变换，以改善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 （二）调节国内经济物质变换，助益于生态环境建设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但与此同时对资源与环境也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中国的经济起飞比较晚，生产和消费方式也较落后，经济复苏发展对自然资源进行了严重破坏。回顾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代价，不难发现在社会经济和国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环境恶化的问题也接踵而来，比如，过度开发土地资源、破坏自然植被和乱垦滥伐等现象，极大程度上忽视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自然环境遭到了极其严重的破坏。另外，中国各省市的经济增长方式都显得比较粗放，能源和资源的消耗量大，利用效率却很低，从而导致污染排放严重，带来了不可估量的社会和经济的损失。 在现代科技突飞猛进、全球经济空前发展的背景下，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真正崛起不仅是物质世界、精神世界的崛起，而且也包括生态上的崛起即绿色世界的崛起。要实现中华民族的真正崛起，就要改善中国的生态环境，因此，物质变换的顺利实现就具有重要意义，它有利于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有利于维护自然生态的动态平衡。根据马克思主义物质变换的思想，要促进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减少经济发展对自然生态的破坏程度，就要大力发展绿色经济。相对于产业内部而言，绿色经济的实现方式具有多样性，我们要减少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的产业，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大力发展清洁能源与可再生能源。除此之外，在中国国内要调节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也不能忽视产业间的物质变换。只有产业之间的物质变换进行的顺畅，物质资源消耗减少，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因此，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既要大力促进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又要促进第二产业的集约化发展，减少物质消耗。 （三）改善国际经济物质变换，致力于生态环境建设 要改善中国的生态环境，不仅要调节国内经济的物质变换，还要重视改善国际间经济的物质变换，维护国际间物质变换的动态平衡。中国一直追求“经济增长至上”，长期依赖外国的科学技术，科技开发率低，总是“中国制造”而不是“中国创造”，“中国制造”虽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有力推动器，但很大一部分“中国制造”却也严重危害了中国的生态环境。中国要改变一味重视经济增长而实行的外发式的发展模式，不能为取得短暂的、一时的经济利益，而利欲熏心、不顾一切、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众所周知，工业文明的能源基础是以化石燃料为核心的不可再生能源，这使得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是不可持续的，从大自然界中获得的物质能源无法归还给大自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受阻。目前，在信息时代，各个国家推崇的是以非化石燃料为核心的可再生能源，中国也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发展低污染的生态经济，变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受阻为物质变换顺畅。 但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中国采取了以出口为导向，以外资为动力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向境外出口了大量农产品、工业制成品尤其是发达国家借助于中国要发展经济的时机，向其转移资源消耗多的工业，甚至多种战略性资源都以矿产品出口的方式直接流向国外，导致了物质资源的大量流失。因此，要改善国际经济的物质变换，就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减少对外向型经济的依赖，将经济发展的重心放在国内需求上。刺激内需，提高内地居民生活水平，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这才是解决中国生态环境问题，实现国际经济间物质变换平衡的必然选择。 三、结语 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变换思想，对于探索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路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重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才能合理调节国内及国际经济间的物质变换。以达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共同进步、协调发展、共存共荣。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顺利实现就能保证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及中国生态环境质量的提高。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受阻则会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就会出现生态危机。所以，一旦发现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不顺畅，就应该修复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裂缝，致力于建设更适合我们生存、生活的生态环境。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变换思想，在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成为社会焦点问题的中国无疑具有独特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中国环境问题论文:中国生态环境问题与低碳经济发展 【摘要】近些年了，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环境问题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经济发展绵连着愈加突出的资源环境制约，本文首先论述我国生态问题产生的起因，其次介绍发展低碳经济的益处，最后论述发展低碳经济应当注重的因素。 【关键词】生态环境；低碳经济；绿色GDP 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其实质是能源高效利用、清洁能源开发、追求绿色GDP的问题。 这些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生态环境建设也有巨大进步，但一个不容否定的事实是经济发展面临着越来越突出的资源环境制约。突出表现在，资源约束趋紧，石油和一些重要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明显过高，不少城市缺水严重，耕地逼近18亿亩红线；与此同时，环境污染严重，环境状况总体恶化趋势没有根本遏制，一些重点流域水污染严重，部分城市灰霾天气增多，环境群体性事件频发。 这些问题的产生，一方面是因为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短缺、环境容量有限、生态脆弱，加之我国发展很快，发达国家几百年逐步显露的问题，在我国被压缩到几十年集中显现。另一方面是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没有根本转变，生态文明的理念没有牢固树立，生态不文明的做法还很普遍。从源头上、从根本上跨过资源环境这道坎，要求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发展低碳经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加快发展低碳经济，有利于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有利于带动环保和相关产业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增加就业；有利于提高全社会的环境意识和道德素质，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有利于维护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为子孙后代留下良好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尤其是在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矛盾日益突出的情况下，发展低碳经济更具有现实紧迫性，不仅可以促进节能减排，而且能够充分利用资源、扩大市场需求、提供新的就业，是保护环境与发展经济的重要结合点。我们一定要从自身实际出发，增强危机意识和紧迫感，坚持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落实节能减排的目标和任务，推动能源生产和利用方式变革，加大污染治理和生态环保力度，全面节约利用资源，大力发展节能环保产业，推动低碳发展。 加快发展低碳经济，关键是要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发展低碳经济，转变思维方式是前提。没有思维方式的转变，就难以摆脱对传统发展方式的依赖。在以往经济发展中，我们比较注重遵循经济规律，但对自然规律尊重不够，一些地区不顾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肆意开发，对自然造成伤害，削弱了可持续发展能力。要认识到，只有按照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要求，在生产力布局、城镇化发展、重大项目建设中充分考虑自然条件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发展低碳经济，才能实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 加快发展低碳经济，要高度重视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调整经济结构是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也是发展低碳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我们要更加注重培育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新的经济增长点，更加注重调整改造传统产业和发展新能源、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更加注重推动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和建设等环节的节能增效，更加注重保护生态环境。要适应市场需求变化，根据科技进步新趋势，发挥我国产业在全球经济中的比较优势，发展结构优化、技术先进、清洁安全、附加值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要以节能环保为重点对传统产业进行技术改造，继续淘汰落后产能，着力构建有利于节约环保的产业体系、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 加快发展低碳经济，还要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这也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目标。要努力形成同传统工业文明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大量占用自然空间不同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发展方式。在现代化建设中，要尽可能集中集约利用国土空间，减少对自然生态空间的占用；提高能源资源消耗少、污染排放少的产业以及循环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充分利用节能减排技术和生产工艺进行生产制造；倡导和推行绿色消费、低碳消费、适度消费。 中国环境问题论文:基于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的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研究 摘要：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是关于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以及物质循环再利用的理论观点，是马克思生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研究中国环境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物质变换的实现对于生态环境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解决中国生态生态环境问题，需要运用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促进生产领域、消费领域、流通领域的物质变换，促进产业内部、产业之间、地区之间、能源与环境之间的物质循环，进而实现经济社会与自然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物质变换；中国；生态环境；环境产业 生态环境问题主要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生态环境的恶化则是人与自然关系矛盾激化的反映。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是实现人类经济社会和自然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要维持良好的生态环境，必须在生产领域、消费领域以及流通领域实现物质变换。因此，解决中国生态环境问题，应以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为指导，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促进产业内部物质变换；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之间物质变换，减少物质资源消耗；改变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扩大国内需求，促进国内外物质循环；发展清洁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实现环境与能源之间的物质变换。 一、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的内涵及其实现途径 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的根本关系是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所谓“物质变换”，就是指人类通过劳动与自然界不断进行物质交换，实现物质的循环往复、不断再利用的过程。这个过程既“包括人类从自然界获取资源，然后把它们加工成为人类所需要的新形态——也就是产品——的过程，也包括将产品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物，以及产品使用消费之后的残骸释放到大自然之中的过程。”物质变换不仅是人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形式，也是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对于人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的必要性，马克思指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个小孩都知道的。”因此，人类要维持生存与发展，必须持续不断地与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一旦物质变换受阻，再生产就难以为继，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就难以实现。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主要是通过劳动来实现的。马克思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 对于物质变换的实现途径，马克思主要从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提出了物质变换的实现方式，即促进生产排泄物和消费排泄物的循环再利用。马克思认为：“对生产排泄物和消费排泄物的利用，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扩大。生产排泄物是指工业和农业的废料。如制造机器废弃的铁屑是生产排泄物，但它在回收后又可作为原料进入铁的生产中。消费排泄物则部分地指人的自然的新陈代谢所产生的排泄物，部分地指消费品消费以后残留下来的东西。它对农业来说最为重要，可在利用这种排泄物方面，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浪费很大。”生产排泄物可以参与第二产业即工业的物质变换，而消费排泄物则可以参与第一产业即农业的物质循环。这是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在循环经济中的具体运用。 对于废物的循环再利用，马克思还结合产业部门进行了具体分析，指出物质变换既可以在同一部门内进行，也可以在不同部门间得以实现：如“在制造机车时，每天都有成车皮的铁屑剩下。把铁屑收集起来，再卖给（或赊给）那个向机车制造厂主提供主要原料的制铁厂主。制铁厂主把这些铁屑重新制成块状，在它们上面加进新的劳动。他以这种形式把铁屑送回机车制造厂主手里，这些铁屑便成为产品价值中补偿原料的部分。就这样这些铁屑往返于这两个工厂之间，这当然不会是同一些铁屑，但总是一定量的铁屑。”这是物质在同一生产部门内的变换和循环。再如，“进入直接消费的产品，在离开消费本身时重新成为生产的原料，如自然过程中的肥料等，用废布造纸等等。”“产品的废料，例如飞花等，可当作肥料归还给土地，或者可当作原料用于其他生产部门；例如破碎麻布可用来造纸。在前一种情况下，一个生产部门的一部分不变资本，就可以直接同另一个生产部门的不变资本相交换，例如棉花同用作肥料的飞花相交换。”这是物质在不同部门间实现变换和循环。显然，物质变换有利于生产的可持续发展，间接地保护了生态环境。 物质变换无处不在。马克思主要从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对物质变换进行了重点阐释，但这一理论同样适用于其他领域。笔者认为，要维持良好的生态环境，除了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需要实现物质变换外，流通领域也需要实现物质变换。流通领域的物质变换要求在生产与消费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乃至能源与环境之间也要实现物质变换，达到动态平衡。人类对能源的消耗应该以大自然的承受能力为限。一旦温室气体排放量超过大气自身的净化能力，全球气候就会变暖，这会严重危及生态环境。 二、物质变换对于生态环境具有重大意义 物质变换的顺利实现对于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它有利于自然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要维持良好的生态环境，必须做到物尽其用，减少生产过程中对自然资源的消耗，避免消费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浪费。物质变换的实现有利于维护生态环境的动态平衡，而物质变换受阻则成为环境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 （一）物尽其用是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法则 资源环境的有限性决定了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必须以自然界承受力为限。物尽其用，促进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和物质循环，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马克思认为，无论何种废物都具有再利用的必要。“所谓的废料，几乎在每一种产业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每种物都具有多种属性，从而有各种不同的用途，所以同一产品能够成为很不相同的劳动过程的原料……在同一劳动过程中，同一产品既可以充当劳动资料，又能充当原料”。“一种已经完成可供消费的产品，也能重新成为另一种产品的原料，或者劳动使自己的产品具有只能再作原料使用的形式，这样的原料叫半成品，也许叫做中间成品更合适些，例如棉花、线、纱等等。” 不仅废料如此，事实上任何物品如果不加利用，它都可能成为事实上的废物。“机器不在劳动过程中服务就没有用。不仅如此，它还会由于自然界物质变换的破坏作用而解体。铁会生锈，木会腐朽。纱布用来织或编会成为废棉。”所谓利用，就是通过“活的劳动”，使“它们由死复生，使它们从仅仅是可能的使用价值变为现实的和起作用的使用价值。”物尽其用，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就是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二》物质变换的实现有利于维护生态环境的动态平衡 在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如果被消耗掉的自然物质最终能被循环利用，则会减少自然资源的消耗，有利于再生产的顺利实现。“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将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在流通领域，如果商品能够顺利地销售，产销能够顺利衔接，则物质变换在社会领域就能得到顺利实现。这有利于减少资源浪费，间接地保护了生态环境。同样，如果各地区之间的贸易能够保持动态平衡，则各地区之间资源与能源的物质交换就能顺利进行，从而有利于实现地区生态环境的平衡发展。 （三）物质变换受阻成为中国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中国经济结构失衡、地区差距扩大、对外向型经济过度依赖以及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过大等问题日渐突出。其主要表现是：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过于突出，不可再生资源消耗过大，可再生有机物质利用不足；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沿海地区遥遥领先于内陆地区，造成国内资源交换不平衡；国际贸易中，产品出口大于产品进口，资源外流情形比较严重；能源结构中，化石能源占比较大，可再生能源占比过小，造成大气污染严重，不可再生能源日益枯竭。这些问题的存在必然会导致各产业之间、地区之间、国内外之间、能源环境之间物质交换和物质循环得不到顺利实现，生态环境持续恶化。近些年来，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环境问题日渐突出。生态破坏表现为植被减少、生物物种锐减；水土流失、土壤沙漠化情形越来越严重；降雨量减少，水资源短缺；气候变暖、极端恶劣气候现象频繁出现等。而环境污染则表现为工业“三废”排放导致大气、水源和土壤污染；化石能源大量使用导致农产品污染等。环境问题已经严重威胁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的和谐稳定。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的恶化正是物质变换受阻的重要表现。 环境问题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人类能否善待自然，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问题。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是马克思生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认识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理论工具。尽管马克思的物质变换理论是以资本主义为例进行阐述的，但它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有效促进物质变换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运用这一理论，对于探求解决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的路径方法，促进经济社会与自然生态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三、促进物质变换是解决中国环境问题的关键所在 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是认识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的成因，以及在此基础上寻求解决问题路径的重要理论依据。要解决中国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问题，消除影响物质变换实现的各种不利因素，必须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 （一）发展循环经济，促进产业内部的物质变换 根据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在现代科技突飞猛进、全球经济空前发展的背景下，要促进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减小经济发展对自然生态的破坏程度，发展循环经济是最直接且最有效的方式。所谓循环经济，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指发展废弃物循环再利用的经济。“废料”作为自然资源的一部分，对于特定一种用途或目的来说没有使用价值，但在另一种用途或目的中却具有较高的或必不可少的使用价值，完全可以被再利用，“使它们从仅仅是可能的使用价值变为现实的和起作用的使用价值。”废弃物循环再利用的途径多种多样，既可以在同一生产部门内参与生产再循环，也可以在另一个生产部门参与生产再循环，甚至可以在不同的产业之间实现生产再循环。 循环经济也是指在保持生产扩大和经济增长的同时，通过建立“资源—生产—产品—消费—废弃物再资源化”的物质清洁闭环流动模式，尽可能地节约资源，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循环使用资源，创造良性的社会财富。可见，循环经济通过物质的循环再利用，最大程度地减少了资源消耗，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间接地保护了自然生态。当然物质的循环利用必须在工业上具有经济性与技术可行性；在生产和消费上具有安全性。 长期以来，由于环境意识落后，科技和资金投入的不足，我国经济发展采用了粗放型生产模式，国民生活养成了用完即弃的生活习惯，从而导致了大量工业和生活废弃物的产生。这些废弃物未经很好地利用就排放到大自然中去，既浪费了资源又污染了环境，严重影响了自然生态的再生产。然而，我国具有发展循环经济的巨大潜力：首先，工业废弃物数量多，这为发展循环经济提供了资源条件。其次，我国人口众多，居民生活垃圾数量庞大。如生活垃圾可用于垃圾发电，废弃的家用电器：家具等则可参与循环再利用。再次，在广大农村地区，农业生产也产生了大量废弃物。如牲畜粪便既可以发展沼气，也可以用作农作物肥料。农作物秸秆则既可压制成家具板材，也可以用于发展生物能源，成为提炼乙醇的原料。最后，国外拥有发展循环经济的成熟技术，我国可以走引进消化之路。这样可以大大缩短研发周期，尽早产生经济和生态效益。 因此，发展循环经济有利于促使物质的多重属性得到充分开发，是实现物质变换、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方式，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自然生态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 （二）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之间的物质变换，减少物质消耗 中国环境问题的根本解决，还必须依赖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只有产业之间物质变换顺畅，物质资源消耗减少，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因此，既要加快第一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促进产业之间的物质变换，又要促进第二产业的集约化发展，减少物质消耗。 1 加快第一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促进产业之间的物质变换。由于受到历史条件等因素的影响，共和国成立至今，长期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经济政策，导致第二产业发展异常突出，形成了重化工业、钢铁、水泥等污染严重、资源消耗多的资源密集型产业，对生态环境影响极大。重工业消耗的大多是无机物质，不可再生，不利于与其他产业之间进行物质交换。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重在大力促进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长期以来，农业发展严重滞后。改革开放前，国家对农产品价格采取了剪刀差政策，将大量农业资金输送给了工业。改革开放后，农村地区实行了家庭承包责任制，制度效应有限，农业发展长期停滞。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对“三农”的投入，然而农业落后的整体面貌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农业科技力量薄弱，农产品产量和品质不高，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部分品种已经被国外操控。因此，在政策、资金和技术等方面必须加大对第一产业的扶持力度，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地流转，推进农业产业化，培育农村资本市场。农产品属于可再生资源，农业的发展，不仅有助于促进产业之间的物质变换，而且可以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要加快发展第三产业。世界经济发展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科技创新、管理创新、观念创新正在深刻地改变着经济发展模式。信息咨询产业、文化产业和金融服务业已经成为引领未来经济发展的引擎。同时，第三产业物质消耗少，产业附加值高，经济贡献率大。因此，我国亟需推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加大文化、教育、创意、金融服务等领域的投入和创新力度。要积极引导居民改善消费结构，扩大对服务产品的消费，为第三产业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 2 促使第二产业发展走集约化道路，减少物质消耗。由于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极其低下。在发展第二产业时，必须注重资源的节约。目前，我国资源能源消耗过大，尤其在发展房地产业和汽车业的过程中，钢铁、水泥、土地等不可再生资源消耗速度过快，资源浪费现象严重。因此，要减少资源的消耗，促进物质的循环利用，必须走产业集约化发展道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第一，在房地产领域大力推行经济适用房建设，限制超大型住宅的开发。房地产业是资源密集型行业，不符合国情的房地产开发政策将严重制约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造成资源的大量浪费。首先，房地产业不受限制地发展必然会过多地挤占耕地。考虑到我国人均耕地很少的实际情况，必须限制大面积商品住宅和别墅建设，大力推行经济适用房，以便在有限的土地资源内让更多的人改善居住条件。其次，房地产业技术门槛低，其过度发展会吸附大量钢筋水泥等自然资源，从而使得资源配置效率总体下降。再次，房地产高价泡沫削弱了公民综合消费能力，使得文化和教育消费受到抑制，这不利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只有综合考虑国情，大力发展经济适用房，才能解决庞大人口的住房问题，减少资源能源消耗，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大力发展公共交通，提高公共资源的使用效率，减少道路资源占用。中国人多地少，私人汽车的过度发展将占用大量道路建设用地，消耗土地资源。同时，汽车数量的增加必然会增加污染排放。一个既符合国情又有利于环境保护的交通解决方案是，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公共交通发展了，社会总资源的利用效率就会得到显著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也会相应提高，物质循环问题也就更容易实现。 因此，通过调整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改变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能够消除导致各部门间物质循环的障碍，减少物质资源消耗，使产业发展与物质变换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有机结合起来。 （三）改变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扩大国内需求，促进国内外物质循环 要解决中国环境问题，还必须在地区之间、国内与国际之间维持物质变换的动态平衡，避免国内物质向国外过多地净流失。长期来说，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必须建立在扩大内需基础上。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采取了以出口为导向，以外资为动力的经济发展模式。因此，中国向境外出口了大量农产品、工业制成品（尤其是资源消耗多的轻工产品），甚至多种战略性资源都以矿产品出口的方式直接流向国外，导致了物质资源的大量流失。为了满足生产需求，中国加快了国内资源开采，消耗了大量资源和能源，造成了大量污染。与此同时，中国进口产品中，除部分附加值较高的成套设备外，大多是金融、会计、法律、管理投资咨询等第三产业服务类产品，以及知识产权等非物质产品。因此，这种贸易格局必然会造成国内资源向国外的单向外流，不利于国内物质变换的实现。因此，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减少对外向型经济的依赖，将经济发展的重心放在国内需求上。这既是缩小国内地区经济差距，提高内地居民生活水平，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解决中国环境问题，实现国内物质变换平衡的必然选择。 扩大内需包括扩大对国内第三产业产品的需求、扩大内地居民的需求、扩大广大农村的需求。扩大内需的关键在于着力解决“三农”问题，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大力提高农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以广大农村的发展作为带动经济持续发展的引擎。为此，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加快农业产业化和经营集约化，加快生态农业发展，提高农业综合效益，为第二产业提供更多可再生原料；二是加快农村各类基础设施建设和小城镇建设，增强农村后续发展能力；三是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农村医疗保险、养老保障、社会优抚和社会救助能力；四是大力发展农村文化教育事业，加快各种职业培训教育、农村文化建设，大力提高广大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农民作为中国人口主体的地位暂时不会动摇，他们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后劲所在，也是国家内需扩大的主要方向。包括广大农村在内的国内消费能力的提高，将极大地改善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的局面，有利于促进国内物质循环。 （四）大力发展清洁能源与可再生能源。促进能源与环境之间的物质变换 能源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两者之间物质变换实现程度决定生态环境的好坏。有毒有害气体的排放会造成局部地区的大气污染，而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还会导致气候变暖，对全球环境造成破坏。当前，由于石油、天然气、煤炭等化石能源的大量使用，使得排放的大量温室气体超出了环境自身的净化能力，能源与环境之间的物质变换遭到破坏。而且由于化石能源是不可再生资源，化石能源的大量使用将会造成不可再生能源的枯竭，使能源与环境之间的失衡进一步加剧。 要促进能源环境之间的物质变换，减少能源的使用对环境的破坏，必须同时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加大对传统能源节能减排的力度，另一方面改变能源结构，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1 加大对传统能源的节能减排力度。近年来，随着国内工业化的发展以及全球加工业向中国的转移，中国在快速发展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同时，能源消耗也史无前例地增加。近年煤、电、油、运全面紧张，石油对外依存度不断攀升，并已达到56%，能源安全及经济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均受到严峻考验。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也必然导致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温室、有害气体大量产生，直接造成环境污染。 为此，必须对传统产业进行节能减排改造，提高能源资源的利用效率和能源洁净化程度，减少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在节能改造方面，一方面要加快设备的改造和更新换代，提高资源和能源的利用效率，提高产品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加快能源的循环再利用技术改造，使工业能源能够被循环利用。在能源洁净化方面，国家应加强煤电一体化技术的开发和应用。要大力推广脱硫技术，最大程度地降低对环境的污染。 2 改变能源结构，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要降低传统能源对环境污染的程度，最重要的还是要改变能源消费的结构，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和新能源。这既是解决能源环境问题的根本途径，也是解决能源短缺的必然选择。所谓清洁能源，就是对环境污染小，能够实现能源消费与环境保护相统一的能源，如风能、太阳能、核能等。而新能源则是指传统能源以外，能够经过开发应用于实际生产的能源，如太阳能、地热能、生物质能等再生能源，它们本身也可能就是清洁能源。改变传统的能源结构，关键在于降低石油和煤炭的使用比例，提高清洁能源的使用比例。目前世界上石油消费主要用于两方面：一是用作交通运输的燃料；二是用于提炼合成材料。要降低石油消费，必须在交通运输上积极寻找替代能源，以降低对不可再生的化石能源的消耗，如开发新能源汽车。在开发新能源方面，要结合国情，因地制宜。 综上所述，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对于分析中国环境问题的成因以及寻求解决环境问题的路径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物质变换在生产领域、消费领域、流通领域以及产业之间、地区之间、能源环境之间的实现，是解决中国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也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必须要解决的重大问题。物质变换的实现对于贯彻落实科学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均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中国环境问题论文:浅谈中国城市旧城区中的“空巢”老年人居住环境问题 【摘 要】在今后的半个世纪里，我国老龄人口将会经历一个飞速增长的阶段。由于我国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将会先于其他地区面对老龄化问题，而我国绝大部分城市老人现阶段都居住在社区中，特别是中小型城市中更是出现了大量的“空巢老人”现象。因此本文以在城市居住社区中如何为“空巢老人”提供适合的居住建筑和生活环境进行研究。 【关键词】城市；空巢；老年人；居住环境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尊老爱幼一直是中华名族的传统美德。关心当下的老年人的生活状况，以及生活条件是一件全社会都应该做的事情。有关专家预计，到2050年我国的老年人口总数将超过4亿，占全国总人口的28%，届时，中国将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的老龄化对社会的各个领域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体现在与其息息相关的居住环境当中。 1 中国目前“空巢老人”现象的原因以及其居住环境特点 1.1 “空巢老人”现象的原因 中国素来有句古话：“父母在，不远游”。指的是，让年轻人在父母还健在的情况下，不要出门远行或者客居他乡。但是，在现如今，年轻人为了谋求自己的发展和事业理想，已经不再能够留在家乡，守候在老人的身边，因此，“空巢”老人现象随即产生。 “空巢”现象大多发生在中国的二线城市以及二线以下的城市，而且城市大多位于中部以及中西部地区，因为这些城市往往存在经济欠发达、新型产业不足、教育资源不足、对劳动力需求较少等原因，需要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难以在当地获得足够的教育资源，以及年轻人得不到充足的就业岗位，因此选择向东南沿海的经济发达地区流动。这就导致这些城市的人口结构出现了失调，年轻人外出求学或者工作，老年人被留下下来。 1.2 “空巢老人”日常生活方式的特点 在心理方面，“空巢”老年人相对而言在心理上是比较孤独的，由于长期和子女分开，产生思念子女的心情，在心理上出现失落感，神情恍惚，生活缺少了目的性。因此，导致他们的情绪萎靡，缺少交流，对社交活动的积极性降低，外出次数减少。 在生理方面，首先是老人的视力退化、生理适应能力降低，一些老年人还患有青光眼、白内障之类的眼病，因此他们对环境中光线的要求比其他年龄层的来说要高。其次是听力衰退，老年人一般对高频声音感知较差，因此他们在与人交流中经常以靠近谈话人的方式来弥补听力衰退的不足。并且，老年人的身体灵活性以及体力已经远远不如年轻人，因此在一些室内外空间和构造方式上都要特别设计，比如，道路以及人车混行的道路；楼梯踏面、体面尺寸、坡道铺地、室内家具尺寸、卫生间位置等。 1.3 目前国内老年社区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通过房地产开发模式新建的郊区大型养老社区，也存在很多问题，例如配套较差、环境较为封闭、人口构成单一、与老人原有生活割裂、不方便子女照顾等等。甚至一些项目完全是挂羊头卖狗肉，以“养老”为卖点，目的是换取政府在政策、土地、税收等方面的支持，以获得更大的商业利益，其品质、服务和社区氛围往往与养老社区并无多大关系。 随着国民经济以及城市房地产业的迅猛发展，我国城市居民的居住条件得到了大大改善，在上海等一些大城市，原来几代人挤在一个狭小居住空间的情况已经越来越少，在一些旧居住区，随着购置新房，家庭中的年青一代逐步搬出，而老人由于多种原因，往往还留守在原来的社区中，实际很多旧居住区从人口年龄构成上已经变成了“空巢社区”。 根据本人对长沙市区老年区的走访和调查，房龄超过30年的旧小区，多数缺乏电梯，很多居住在较高楼层的老人由于行动不便，甚至几个月都不下楼。但是装一部电梯通常需要15万元～16万元，安装后还需要日常运营费、更新大修费。这些费用无处解决，从而导致一种现象，很多旧居住区的“适老改造”，往往只能无奈地避开这些难点，仅停留在小区的公共绿化、老人休闲活动设施、建筑入口的无障碍坡道建设上。 2 分析我国老年社区和国外老年社区的区别和差距 由于养老意识的差异，致使国内、外在老年住宅方面形成了各自不同的运营模式。以美国为例，他们的老年公寓是收费的，老年人只需缴纳个人收入的1/4—1/3，如果不够1000美元，剩余部分则有政府进行补贴。国内老年公寓收费的，一般为固定的收费标准。国外老年公寓服务管理人员很少，通常只有 3-4人，主要依靠老年人自治、自理和社会义工，通常来老年公寓免费提供服务的志愿者很多，有时由于报名的人太多，都安排不过来。而国内的老年居住社区，一般为旧城区中低层收入者的私人住宅，或者是由一个大型公司收购后，租赁给需要的老年人。一般情况下，会有年轻人一起居住，并且缺少必要的社区服务管理人员。 国外的老年公寓大都会选择在距离市中心较近、交通便利的地方，这样方便老年人与家里团聚、方便老人购物、休闲、锻炼、娱乐等。国内的老年公寓建设比较随机，政府无统一的城市规划，大多建设老年公寓的项目多是在城市的远郊，整体的环境狠优美，但市政配套设施比较落后，尤其缺乏相应的医疗设施。 3 改善“空巢”老年居住环境问题的探索 探索模式1 集中老年社区模式 因此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我认为可以借鉴美国社区老人养老模式，采用酒店式的管理模式，将老人集中起来，然后安排固定的专业工作人员照看。这样的话，一方面可以让这些老人有一个集体的生活，让他们可以相互交流、相互接触，避免老人产生孤独感。另一方面，集中照看可以降低看护老人的成本，也可以请到很专业的护理人员，让有限的护理人员能够照看到更多的老人。并且，集中式的老人社区，由于老人的人数众多，可以建设高质量的医疗机构和公共保健设施，提高这些设施的使用效率。更重要的是，集中模式的医疗设施和机构都可以设置在集合社区的底层或者旁边，这样就可以让“空巢老人”在发病的情况下，在最快的时间内得到治疗。 探索模式2 独立电子化自助老年住宅模式 目前世界上得的电子智能化技术已经相当成熟，而且越来越多的被用于建筑设计当中，日本和中国一样同属亚洲国家，在一些生活习惯上有很多相通之处，但由于日本的人工费用很贵，雇人看护老人的方式变得非常昂贵，因此日本老年人住宅的电子智能化程度很高，这特别体现在老龄人住宅和为老龄人提供的公用设施上，使得老龄人能够在生活中充分实现自助和自理。 4 结语 近年来随着中国城市化和人口老龄化的加快，“空巢”老人的现象逐渐成为社会的焦点。作为从事建筑学和城市规划的人员来说，无论是借鉴国外的成功案例，还是自主思考符合国内状况的解决方案，都要从实际出发，分析对象现实状况，充分利用周围的地理、人文环境，来改善“空巢”老年人的居住生活状况，相信解决类问题也将成为未来人居环境研究的热点。 中国环境问题论文: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环境问题及其应对措施 摘 要：从工业革命完成开始，现代化发展就逐渐席卷全球，中国先后失去两次现代化发展的机遇，终于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时候迅速崛起。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吸收了前两次工业革命的成果，发展极其迅速，但是，在迅速的发展过程中，中国要面对很多发展困境。其中，环境问题成为最亟待解决的问题。解决好环境问题，才能保持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现代化；中国；环境问题；污染；应对措施 现代化又叫近代化，是从农业到工业的整个现代转型过程的总称。现代化经常被用来描述现生的社会和文化变迁的现象。根据马格纳雷拉的定义，现代化是发展中的社会为了获得发达的工业社会所具有的一些特点，而经历的文化与社会变迁的，包容一切的全球性过程。现代化通常包括技术、工业、政治、城市等方面的发展。现代化发展的同时，人类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心态等等都随之发生变化。 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中国现代化的开端始于鸦片战争，是外力的推动，是强行被纳入世界现代化的历史体系。1840年到1895年，中国现代化第一次机遇形成，但是由于上层缺乏一个强有力的现代化政权领导，下层又缺乏一个强大的现代化的民间推动力量，所以，中国失去了第一次现代化的发展机遇。 新中国成立以后，建立了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世界局势相对稳定，这是中国第二次现代化发展的机遇。但是，政府在发展路线上犯了“左”的错误，中国又丧失了第二次机遇。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现代化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中国第三次启动了现代化的脚步。 二、现代化发展对中国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 中国发展现代化，直接吸收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果，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影响下进行，所以中国进步极快。但是，在这种飞速的发展中，隐藏和遗留的问题也一时间积聚起来，经过多年的发展，这些问题开始慢慢显露出来。环境污染、道德沦丧、拜金主义、信任危机等等阻滞了现代化的继续发展。其中，环境问题最先暴露出来。环境是发展的根本，是发展的基石，所有的一切发展都要以环境为基础。 （一）人口问题 人口爆炸是现代化本身造成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安定、医疗卫生条件改善，中国人口在短短几十年内迅速暴涨，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约占世界人口的19%，相当于欧洲、澳洲、非洲、北美洲、中美洲的人口总数。现代化使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和环境破坏三者互为因果，恶性循环。人口增加，必然消耗更多的自然资源，制造更多的污染，占有更大的活动空间，为资源的占有发生更多的争夺，带来政治、经济、社会尤其是生态方面的严重后果。 （二）环境污染 从中国进入现代化发展，就开始对自然进行大规模的利用和改造。在非工业时期，人类与自然之间存在的关系是协调的，但是现代工业文明打破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人类企图征服自然，利用自然。世界现代化进程初期，欧洲，北美，澳大利亚大规模砍伐森林，开发牧场和农田，将现代农业生产方式扩张到世界各地。在中国现展的进程中，也重蹈了西方的覆辙，砍伐森林，占用耕地，开发农田，导致绿色森林数目锐减，水土流失，沙漠化严重。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急于求成，飞速地发展工业。工业厂区将大量的废渣污水有害物质排放到江河湖海中。自然系统本身是可以降解和自净外来物质的，但如果排入自然生态系统的有害物质过多，超出自然系统的调节功能，就会破坏生态平衡，使人类和生物受害。2000年6月28到29日，我国江苏东海县石梁河水库春天放养的1200箱30万尾半成鱼，由于受上游工业污水袭击，相继死亡。这是该地渔民自1999年以来第三次遭此厄运。面对水污染造成的灾害，渔民欲哭无泪。除此之外，飞速的发展还带来了噪声污染、大气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等等一系列污染。拿大气污染做例，中国大气污染属于煤烟型污染，以粉尘和酸雨危害最大。中国的酸雨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南、青藏高原以东地区及四川盆地。华中地区酸雨最严重，其中心区域酸雨年均,pH值低于4.0，频率高于80%以上。中国环境科学院和清华大学2003年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酸雨给中国每年带来1100亿元的损失。虽然这些年中国政府一直在治理，但是每年由酸雨造成的损失仍然是巨大的。 本来，地球是具有自我平衡和修复功能的。但是，地球的平衡和修复功能有一个度，超过这个度，地球便无法进行自我修复，从而产生无法挽救的困境。由于科技革命的兴起，现代化的普及，再加上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急于赶超发达国家的心态，中国的环境污染远比发达国家更为严重。 三、解决环境问题的措施 环境破坏使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陷入困境，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德国学者莫特尔曼指出，“西方世界毁灭第三世界的自然环境，并且迫使第三世界毁灭它自身的自然环境，相反的，第三世界自然环境的破坏——如雨林的滥伐和海洋的污染——通过气候转变反扑到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率先死亡，然后是第一世界。穷人率先死亡，然后是富人。小孩先死亡，然后是大人。” 保护环境的目的,一是为了保持良好的生活环境，二是保护人类所需要的资源。这样人类发展与自然才能相辅相成。 （一）建立监测系统，及时掌握环境变化情况。利用科学技术监测可能发生的环境问题，以便在最快时间内制定相应的应对措施。遵循“防胜于治”的原则，尽最大的可能预防污染的发生，加强污染源的现场勘查，而不是一味等污染发生了才思考应对方案。在防治污染过程中，结合当地具体情况，注意抓主要矛盾，处理好相应关系。 （二）合理规划城市总体布局。居民区的设置应当远离噪声频发的地方以保证居民的正常工作、学习和休息。机场等噪声严重的地方应该设置在远离市区的地方。在市区内，要合理控制交通噪声，正常工作和休息时间内控制大型车辆的行车。 （三）植树造林，绿化环境。中国政府应当加强监管措施，对污染严重的工厂进行合理控制，对车辆激增现象进行调控，减少废气排放量，提高空气质量。大量植树造林，只有保持森林的完整，这样才能达到净化空气、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调节气候、美化环境、减弱噪声等目的。 （四）保护生物多样性，挽救濒危物种，维持生态环境的和谐性。生物圈有着自己固定的食物链，食物链任何一环断开，都有可能造成生物圈的紊乱，人类处在食物链的最高层，如果不注意保持下面食物链的链接，人类就可能会失去整条食物链从而将自己孤立起来，对人类自身造成巨大威胁。 （五）保护饮用水源，加快污水处理机制的建立。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中国人口基数大，人均水资源匮乏，一旦水资源出现极度缺失，中国发展就会失去现有的稳定和进度。 保护环境，防治要结合。除了政府部门要加大治理环境污染的力度，我们作为中国公民也要为自己所生存的环境负责任。日常中，我们要节约用水，尽量利用太阳能，将垃圾回收分类，保护珍稀动物，拒绝使用一次性用品，尽量使用可再生物品，使用节能型物品，多用肥皂少用洗涤剂，参与宣传环保行动等等，只有在我们每个人的观念里加强环保意识并付诸行动，才能保持可持续发展，才能将中国现代化进程继续推进下去。 中国环境问题论文:中国出口贸易与环境问题探讨 [摘要]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深入的不断和全球范围内环境保护浪潮的兴起，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贸易与环境问题日益得到世界各国政府的关注。一些国家还利用贸易措施来影响其他国家的环境政策。从2010年召开的“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就可以看出环境问题不仅成为当代国际贸易体系中的重要议题，更成为国际政治、经济领域中的焦点。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对外贸易的飞速增长是以牺牲环境质量为代价的，粗放型的外贸增长方式、落后的科技水平与欠缺的制度等都是造成我国贸易与环境冲突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环境保护;出口贸易；资源枯竭;贸易与环境冲突 一、贸易与环境的关系 人类对环境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认识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过程。最初，环境问题被认为是一国国内问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环境问题关注的焦点逐渐从国内问题转变为全球问题。热带雨林的减少、臭氧层的消耗越来越引起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 造成环境退化的原因有许多。从社会层面看，人口的快速增长加速了自然资源的消耗，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对环境的破坏；从经济层面看，环境退化的根本原因是市场失灵，而市场失灵是由于市场不能正确地为环境资产定价，进而导致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使用，造成环境恶化，尤其是现实生活中的很多环境资源具有很强的非独占性，如空气、水、公海的鱼类等，无人需要为其承担资源枯竭所造成的损失。所以在存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贸易和环境会发生相互影响。 （一）贸易对环境的影响 通常人们习惯于把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归结为三个方面： 1.结构效应 结构效应产生于贸易活动所导致的全球范围内的专业化分工。即开展贸易活动之后，原来自给自足的国家能专门生产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并出口，同时进口产品。专业化分工和生产提高了生产活动的效率和规模，提高了各国的消费水平。对于一国的环境而言，如果扩大的出口部门的生产活动的平均污染程度低于规模缩小的进口竞争部门，则该国的结构效应就是正的，反之则是负的。 2.规模效应 规模效应主要反映经济活动的规模变化，通常被认为具有加剧环境恶化的作用。在生产活动污染系数一定和产业结构布局一定的情况下，国际贸易在促进经济活动规模扩大的同时，也增加了对环境的污染。因此，贸易的发展对环境影响的规模效应是负的，即对环境是有害的。 3.技术效应 技术效应体现了产业生产技术的改进。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各国政府会实施更加严格的环境标准与法规，以使企业生产的产品对环境的危害降至最低。 （二） 环境对贸易的影响 首先，各国制定的环境法规和国际环境公约在一定程度上给国际贸易带来影响，如产品的环境技术标准对产品的生产、工艺、材料、品质和成分的含量都提出了更高要求，这就使企业出口产品的成本上升，竞争力下降，客观上起到了限制贸易的作用。但同时，严格的环境措施也可能给贸易带来新的市场机遇。出口企业在达到较高的环境标准后，由于领先于其它的竞争者，则更容易进入国际市场。如近年来欧盟实施的“环保标签”的认证，使很多得到认证的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产品拿到了进入欧盟国家市场的“通行证”。 其次，各国政府实施的绿色补贴影响着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在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各成员方允许政府对环境保护提供绿色补贴或环境支持。但由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水平落后，资金匮乏，在利用此规定对生产者提供补贴中处于不利地位。 第三，由于各国环境标准不一致，标准较高的发达国家利用对外投资的机会，有意识地将一些污染行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更使得发展中国家的环境由于外来投资而加剧恶化。 当然，贸易和环境之所以发生冲突在很多情况下是由于政府没有充分重视环境问题的结果，特别是对于一些需要国际合作才能解决的环境问题更是如此。 二、中国出口贸易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冲突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出口贸易有了长足的发展，出口贸易额从1978年的97.5亿美元增长到了2010年的15779亿美元，不仅出口数量大，而且增速惊人，这种高速增长拉动了相关产业特别是高污染、高耗能产业的发展。由此可见，我国出口总量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我国环境质量为代价的。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 出口结构对环境的影响 中国现行的贸易出口结构存在着诸多不合理因素，给我国的环境造成许多负面影响。 首先，从出口商品结构来看，我国出口商品中工业制成品比重远远高于初级产品的比重，2009年中国制成品出口在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是94.7%，初级产品出口所占的比重是5.25%，尽管这个数字意味着中国出口产品结构的升级换代，但它也意味着更多的环境成本留在了我国。本文所说的环境成本是指生产和制造工业产品过程中产生和排放的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这些都成为出口这类产品的环境成本和环境负担。工业制成品出口相对于初级产品的出口，环境成本更高，对环境的影响更大。同时，在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结构中，具有优势的多是那些污染密集型行业，而那些对环境污染较小，具有高附加值的高新技术产品、环境友好产品在我国出口产品中所占的比重则较低。目前，我国出口比重最大的五个工业部门是纺织业、化学工业、金属冶炼、交通运输与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而这五个工业部门正是污染密集型行业。这就意味着相关的几个行业产品出口量越大，对我国环境的危害越大。 其次，从出口企业结构来看，2009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918亿 美元，外资企业出口额在我国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是55.9%，外资企业对中国外贸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必须承认，由于我国与发达国家环境标准不一致，使我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发达国家污染企业新厂址的所在地。据统计，进入我国的外资企业将25%的资金投向了污染型产业，如近来社会反响极大的大连PX项目的投资；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外商还将本国淘汰的、污染环境严重、禁止使用的产品、技术和设备以投资的名义转移到我国，给我国环境造成了更坏的影响，给人民的生活安全带来了极大的隐患。 （二） 出口贸易方式对环境的影响 在我国出口贸易方式中，加工贸易方式在所有贸易方式中所占的比例最高，由于在加工贸易方式下，进口的中间产品在国内加工成最终产品然后再出口，生产过程中的污染排放加剧了环境污染的程度。同时一些洋垃圾也打着中间产品的旗号进入到我国，这些都加剧了对我国生态环境的危害。尤其是对危险废弃物的堆放、拆解、处置等更严重污染了当地的水质、大气、耕地，并危及我国人民群众的健康和安全。 三、对策建议 中国出口贸易要实现良性发展，确保在世界出口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就必须走出口贸易增长与环境优化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一）加强环保的国际合作，提升整体环保水平 从全球来看，发展国际贸易和保护环境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多，各国的环境贸易措施不断升级，由此引起的贸易纠纷和摩擦也日益增多。所以，要了解和研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贸易与环境问题上的分歧，就必须加强与联合国环境署及其他国际环境组织的交流与合作，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各种关于贸易与环境问题的双边和多边谈判。一方面，国家要积极参与环保的国际科技合作，鼓励本国环境专家加强对外学术交流，积极探索合作开发环保产品，同时要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的、适用的环保技术和设备，提升本国环保水平；另一方面，国家应充分利用国际上保护发展中国家免受发达国家歧视和限制的保护条款，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此外，还要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积极合作，彼此借鉴，共同提升环保水平，联合起来同发达国家谈判，共同为取得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条款而努力。政府要努力促进国家间生态标志和其他环境标准的互认，协助我国外贸出口企业通过ISO14001认证。 （二）加强保护国内环境，鼓励发展环保产品 在积极遵守国际上合理的环境保护措施的同时，我们也要进一步保护我国的自然环境、资源及人民、动植物的安全与健康，保护我国的生态安全和生物多样性。为此，需要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环境贸易措施体系，合理规划我国的环境发展。要关注其他国家在我国以投资的方式转移的污染企业、废物作为资源进口等问题，同时要提高我国进口产品的检测标准，认真对我国的贸易政策进行环境评估，进一步完善贸易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机制，处理好保护环境和促进贸易发展的关系。同时要对相关的出口企业，施行环境准入制度，通过设立较高环境和资源耗用标准及进一步扩大出口征税范围等措施，减少新增产能，达不到标准的企业应予以关闭。同时也可将污染企业的信息公诸于众，通过公布环保黑名单等形式，使国外进口商获知污染企业的不良行为，停止进口其产品。这样的措施不仅有利于国内环境保护，也有助于树立我国在国际贸易中良好的环境形象，减轻国际舆论的压力。 （三）实现出口产品环境成本内部化 造成环境退化的原因之一是市场失灵，而市场失灵是由于市场不能正确地给环境资产定价，进而导致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使用，造成环境恶化。中国出口商品的低价格一直是我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但完全是以牺牲我国环境为代价的，因为其中并未包括环境成本。也就是说，我国环境的恶化没有通过转移环境成本给国外消费者而获得补偿。国外消费者免费享受了我国的水、空气和生态环境，而我国人民却不得不承受环境恶化带来的后果。从长远看，产品成本中考虑环境成本是历史的必然。因此，国家应采取措施尽快实现出口产品环境成本内部化。运用排污收费、环境税收、排污许可证交易、押金、环境损害责任保险等经济调节手段，促使企业改变其污染环境的行为，降低成本，提高环境竞争力，促进贸易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四）提高公众环保意识，倡导消费者购买环保产品 为了提高公众对各种消费品和其生产设施的环保性能的认识，帮助消费者了解消费品生产商在改善其产品和生产设施的环保性能方面所做的工作，政府应引导消费者正确选择对环保有益的消费品，针对像个人护理产品、家居清洁剂、汽车修理用化学品、非农业用杀虫剂、非工业用胶黏剂和密封剂、气雾型喷漆、建筑用涂层等不利于环保的商品消费进行指导，减少对这类产品的消费，促使企业放弃生产污染环境的产品，达到提高公众环保意识的目的。 （五）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提升出口商品结构 我国长期粗放式、数量扩张型的外贸增长方式和不合理的出口商品结构使我国在外贸总量增长的同时，并未获得很大的贸易利益，相反却付出了资源流失与环境恶化的巨大代价。因此，要缓解我国贸易与环境的冲突，首先必须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提升出口商品结构，而技术进步是提升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根本途径。国家可利用当前国际产业结构转移的机遇，有选择、有重点地引进先进技术；增加人力资本投入，注重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运用财政手段鼓励企业进行研发创新；保护知识产权等方式促进技术进步，提升出口商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优化出口商品结构，降低出口产品的能源与原材料消耗。 因此，合理的环境贸易措施对我国推行可持续发展战略、保护和改善环境、节约资源、促进我国出口贸易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中国环境问题论文:中国进入环境问题敏感期 多数人认为中国的生态环境总体上较十年前有所退化,八成人担心十年以后喝不到干净的水、呼吸不到清新的空气。经历了2009年环境健康事件的接连爆发,中国公众对环境问题更加敏感和警觉,垃圾危机一触即发,1/3以上受访者表示有过环保抗议行动 中国公众对绿化的感受最好,对自然水体的感受最差。 相比较而言,多数人认为绿化较10年前好,而生活用水的质量、江河湖海的状况、空气质量、以及生物环境,都较十年前有所退化。其中,公众感到退化最严重的是空气质量和江河湖海的水。 对于10年以后的状况,中国公众对绿化最有信心,对饮用水和空气质量都深感忧虑。 2010年4月,《小康》杂志社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对中国公众的生态环境感受及十年以后的想象进行了调查。经过对调查结果进行加权处理,并参考国家有关部门的检测数据和大量社会信息,得出2009～2010年度中国生态小康指数为62.7分。 本次调查以全国地市级以上城市作为总体样本框,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首先将城市按照地区分为东、中、西三个部分,然后在每类城市群中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确定目标抽样城市,对该城市的实名固定样本组进行随机问卷发放。 早在2003年3月,国家主席就曾经说过:“环境保护工作,要着眼于让人民喝上干净的水、呼吸上清洁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物,在良好的环境中生产生活。”然而7年过去了,这些目标仍旧是人们所担心的。 “中国的环境压力和面临的形势,确实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近十年来,中国的环境形势局部在改善,但是在总体上,处于退化的趋势。”环境保护部环境与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原庆丹,在去年12月《小康》杂志社主办的“第四届中国全面小康论坛”上如是指出。 经历了2009年环境健康事件的接连爆发,中国公众对环境问题更加敏感和警觉。本次调查中,觉得自己目前正在受到空气污染和水污染的,均达到受访者总数的八成以上;觉得自己受到噪音污染和垃圾污染的,达七成以上。而且有八成人觉得所遭受的环境污染对自己的健康威胁“比较大”或“非常大”。 “城市速绿”的代价 从公众对几个环境指标的评价上看,对绿化的好评最多。而且和10年前相比,六成以上受访者认为绿化越来越好。其中,城市受访者对绿化进步的感受更为明显。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2010年3月的《2009年中国国土绿化状况公报》显示,2009年,全国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37.37%,绿地率33.29%,人均拥有公园绿地面积9.71平方米。和10年前相比,这三个指标都有较大进步。 但是在“城市速绿”的过程中,也存在很大问题。其中之一,就是为众多业内人士所诟病的“大树进城”问题。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蒋高明和郑延海在“2010中国环境绿皮书”中对近10年来因“大树进城”造成的乡村生态破坏深表痛心。2009年6月,“大树进城”被叫停,但“许多大树、古树都已‘命丧黄泉’――大树在移栽过程中的死亡率高达50%～70%,乡村山坡水土流失,鸟兽失去家园,与其改善的城市局部环境相比,可谓得不偿失。” 不过总体而言,不论城乡,中国公众对中国的绿化还是抱有很大信心,有七成以上的受访者想象10年以后,中国的绿化状况会更好。 近八成人担心 10年以后喝不到干净的水 与对绿化的乐观相比,中国公众对于水,既不满意,也没信心。四成多受访者感觉生活用水质量在下降,感觉自然水体发生退化的比例更高达六成以上。近八成人担心10年以后喝不到干净的水;九成人担心水资源更加匮乏,以至出现饮水困难。 “中国的水危机是在加剧,湖泊和水库尤其严重。”中国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总干事李波说,这个判断建立在对历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和“政府工作报告”的分析之上。 “自然之友”李翔分析了官方报告中对中国水质状况描述上的变化。20年前的官方报告称:“我国江河湖库水质基本良好”,十15年前就变成:“我国江河湖库水域普遍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10年前的说法是:“七大重点流域地表水有机污染普遍”,去年则成为:“全国地表水污染依然严重”。 2009年的官方报告称,我国七大水系Ⅳ类以上水质的断面为45%。“也就是说,近半数的江河水是不能饮用、身体也不应直接接触的,其中,一些是连工业和农田灌溉也不能用的。”李翔说。 更为危机的是湖库水。太湖、滇池、巢湖、西湖、东湖、大明湖,以及门楼水库、大伙房水库、崂山水库,均始终或多年保持在劣Ⅴ类水质,即水质已经差到基本毫无用处。 2008年3月,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中国)赴太湖地区调查太湖蓝藻爆发的原因。食品与农业项目主任方立峰介绍说,当地人反映,自来水发臭,湖里很多鱼都已绝迹。“化学农业污染是造成太湖蓝藻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方立峰说,太湖流域耕地化肥施用量已达667公斤/公顷,其中65%～70%进入水和空气成为污染物。太湖水污染造成的损失每年约50亿元。 “中国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制定了减少农业污染的措施。”方立峰说,但其中的一些措施并未得到落实,尤其是生态农业并没有得到有效推广。 每个人都是吸尘器 中国公众对于空气质量,同样是忧心忡忡。本次调查显示,超六成人认为近10年来空气质量发生了退化甚至恶化。多达八成人担心10年以后呼吸不到清新的空气。 2009年的官方报告称:“全国城市空气质量总体良好……但是部分城市污染仍重。”“自然之友”顾问、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政策研究所所长李解释说,2008年是历史数字当中最好的,优于二级的达标的状况在72.8%。但是他提醒大家注意,“直径小于2.5微米的细粒物是没有列入监测指标的,而这恰恰是毒性最强的颗粒物。2008年有媒体曾报道过,城市灰霾天年夺命30万。” 不少专家警告说:“每个人都是吸尘器”,每人“每天要过滤15立方米的空气”,尤其要警惕汽车尾气对生命的危害。一项针对中国部分城市儿童铅中毒的调查显示,北京6岁以下儿童有近7%血铅超标,汽车尾气污染是主要原因。 环境健康事件进入高发期 4月份的一天,“自然之友”调研部的张伯驹接到了一个来自贵州黔东南州的电话。有人反映,一个占地123公顷、耗资100亿元的造纸厂将落户他们所在的玉屏县上游的舞阳河畔,而对于该项目的环评过程,许多当地民众并不知情。建厂的消息引起了民间的反对声浪,人们议论说:“黔东南州要以破坏环境的代价来换取GDP”,“拯救舞阳河,誓死保家园”的抗议活动随之而起。 张伯驹说,每当接到类似的电话,他们总是要先劝投诉者千万要理性,尽量不要在法律框架之外做出行动。但事实往往是,合理合法的渠道却并不有效。据说玉屏县“四大班子”曾向省里提出过“迁址”要求,但被要求“顾全贵州经济发展整体利益”。 国家环保部副部长潘岳2006年曾披露过一个数据,“污染对公众健康的危害将引发社会的强烈不满,环境污染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以年均29%的速度递增。” 本次调查中,表示有过环保抗议行动(投诉、举报、发控诉帖/博文、集会、诉讼等)的受访者,达1/3以上。 “环境群体事件近年凸显,固然与公众环境意识的提高、媒体的开放程度越来越高有关,”浙江财经学院社工系童志锋指出,“但如果不是污染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以至于危及到当地老百姓的基本生存,受损者也不会起来抗议;另外,地方政府无视公众的环境知情权、参与权,也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其实在环境群体性事件的背后,往往是目前看来还坚不可摧的、地方政府“唯GDP”的政绩观。 中国政法大学环境法教授王灿发认为,正是由于我们30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环保投入严重不足、环境执法不严,而同时又由于环境污染和破坏后果的显现有一定的滞后性,才导致了去年多起由环境污染导致的健康受损事件的接连爆发。 也有专家指出,今后若干年,环境健康事件都有可能频繁发生。 垃圾危机“一点就着” 5月在南京天井洼、9月在北京阿苏卫、10月在江苏平望、11月在广东番禺,去年,由于垃圾焚烧发电厂的选址和建设,引发了多起群体性事件。“2009年是中国垃圾危机的爆发年。”张伯驹说。 中国公众前所未有地关注垃圾问题。本次调查中,九成受访者对垃圾处理问题表示“关注”。且和10年前相比,超过八成人表示对垃圾处理问题的关注度有所增加。 去年,随着“垃圾发电黄金期千载难逢”等主张被媒体报道,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城市建设垃圾焚烧厂的势头愈加强劲,围绕垃圾焚烧的争议也日益升级。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认为,垃圾处理正在演变成为社会敏感问题,一碰这个问题,社会公众反应强烈,在新建垃圾焚烧场、规划处理场新址等环节,群体性事件出现“一点就着”的苗头。 那么,垃圾焚烧厂对人体健康到底有没有害?观点针锋相对。 2010年4月8日,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称,现在人们在炒作垃圾焚烧厂对周边的环境有很大的影响,是一种误导。“西欧发达国家的垃圾处理厂,大都建在城市中心,无非是把这些垃圾处理厂卡通化了,做得非常漂亮,连小孩子都非常喜欢……只要严格按照规定去做,对周边环境的影响是非常低的。” 与之截然相反的是,2009年11月18日,原国家环保总局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常聘专家赵章元作客人民网时指出,国外技术较好的垃圾焚烧厂旁边就是小学和幼儿园,这种说法是早已过时的广告词。 “由垃圾焚烧产生的二英污染了周围的环境,最典型的就是日本,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焚烧大国。据国际二英会议报告介绍,日本全国的二英浓度平均值超过欧盟许多国家五倍多。”赵章元说,“所以说,把垃圾焚烧厂建在居民区中是有教训的。” 本次调查中,有近七成人认为垃圾填埋场、垃圾焚烧厂等垃圾处理设施,对附近居民的健康会造成不利影响。认为“如果严格按照标准建设,则不会对健康造成影响”的只有两成多。 据统计,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年增长率为10%以上,每年未被处理的垃圾约有2000万吨,全国600多座城市当中的2/3已被垃圾包围。但同时,由于民众抵制和选址困难,新规划的垃圾焚烧设施迟迟难以动工,导致一些地方在垃圾处理问题上进退两难。 “如果只把出路放在末端,垃圾永远处理不完。”张伯驹说,政府动辄投入几个亿去建一个焚烧项目,而对于垃圾的前端减量、分类、回收、转运、管理和再利用工作,却远远没有做到位。 10多年前,台湾也曾启动“一县市一焚化炉”的庞大计划,招致全岛民众反对。此后民间社会推动垃圾源头减量,并取得成效。如今焚化炉面临垃圾不够烧的困境。一位台北环保局的工程师曾对媒体表示:“应该是在建造焚化炉之前先做垃圾减量;如果不减量,以我们的环境承受能力,能盖多少座?” “海峡对岸的对抗垃圾焚化炉的经验是:减量、分类、资源化,才是垃圾政策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张伯驹说。 (感谢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研究室主任吕庆提供的支持) “小康生态调查”问卷由《小康》杂志社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设计,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实施调查。 本次调查采用了基于实名制的NetTouch网络调研方法,以全国地市级以上城市作为总体样本框,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首先将城市按照地区分为东、中、西三个部分,然后在每类城市群中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确定目标抽样城市,对该城市的实名固定样本组进行随机问卷发放。 调查执行时间为2010年4月,最终回收有效问卷量为1068份。采用统计学误差估计公式进行估算,本次调查在95%的置信度水平上,可将估计误差控制在3%。 问卷同时在“新浪调查”推出,3000多位网友参与答题,数据用于比较。 中国环境问题论文:中国生态环境问题及城市规划应对之初探 【摘要】在快速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不仅给人们带来了舒适的生活，还带来了许许多多的生态环境问题。如何用城市科学合理的规划来应对生态环境问题是当今我们要解决的事情，本文将结合生态学，把生态环境和城市规划联系在一起，从而有了城市生态规划的新观念，之后以城市生态规划为基础，提出一些改善生态环境的解决办法，为如今的城市规划指出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关键词】生态环境；城市规划；对策 人类社会的两大主题是发展与环境。在快速推进城市化的同时，社会经济更是加速发展，但城市周边的生态环境造到了破坏。有些城市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只顾眼前经济效益，忽略了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效益，城市的许多资源都被浪费，环境被严重污染等。如今，我们要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做到保护环境、持续发展。在优化城市生态、经济、社会环境，完善城市的功能，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还要重视保护好城市周边的生态环境，把城市建立成为一个生态环保、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良好的城市规划是改善生态环境的前提条件，在此前提下进行的城市建设才会取得理想的结果。 1.我国生态环境的现状 1.1生态环境持续恶化 如今，我国城市化的步伐不断加快，处在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但我国生态环境的现状却是：环境总体在不断恶化，局部在逐步改善，破坏速度比治理速度快，生态赤字持续扩大。表现为：水土流失的现象非常严重；沙漠化快速地发展；森林、草原大面积减少；生物灭绝的速度加快；水体污染、地下水水位下降、湖泊面积缩小等的问题明显加重；大气污染加重、废渣的不合理排放。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同时已经造成社会财富和经济的损失。经济趋势的预期和目前的经济指标制定都直接受到生态环境恶化的影响。七十年代末，我国的城市数量为190个，而到了二十一世纪，这个数目已经变为670个，其中城市人口达200万或以上的有14个，还有两万个建制镇。城市化的步伐不断加快的同时却带来诸多问题。[1] 1.2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 目前，诸多原因造成了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现象。三大压力是其主要原因：人口压力，我国人口数量的迅猛增长，阻碍了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生态环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人类迫于生计，围湖造田、开荒毁林、破坏植被、滥挖乱采等。人类在获取利益与生存的同时，诸多活动均超出生态系统的承载力、输出能力和支付能力；工业化压力，我国工业化的起步时间迟，起点较低，却面对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任务，以高资本的投入为基础，勉强支撑着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且以环境、资源消耗高的代价来换取社会经济的繁荣，这样失之远谋。目前只重视经济，忽视生态的保护，我国的生态环境受到短期性经济的干扰非常严重；市场压力，我国的市场经济正在转型。市场经济就会产生诸多外部正的或者负的经济效应，环境污染是其中突出的例子。大自然是人类的公共财产，它提供（例如大气、水等）的，对人类都是有好处的，如果想要更多的人享受到大自然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就不应该破坏它。但如果没有人类的公共财产，不仅人们的利益会有损失，其他生物也将受到严重伤害。如今生态环境受到破坏，依照我国的情况来看，市场或者个人都不会提供相关的服务和治理的费用，只有政府提供相关的服务和治理的费用。在面对市场经济压力的同时，政府要积极地防治环境污染、治理好国土资源。为了能及时改变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我们应当立刻采取行动，否则生态赤字的日益扩大将会使我们目前所获得的成绩大打折扣。 2.城市规化应对生态环境问题 2.1重视城市规划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城市是一个地域的经济与活动中心，在影响生态环境的变化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城市化可以促进提高经济效益、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城市体系与功能的完善，并改变人们的观念、思维及交往和生活方式。但随着工业不断地发展，城市规模的持续扩张，及人口数量、工业垃圾和生活垃圾的递增都严重地影响到了给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及人们的生活质量。 2.2重视可持续发展观 目前，有关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已有100种，无论从何解释可持续发展观的定义，但其真正的内涵都是在不断地强调人类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应该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并保护好自然环境，为我们的后代留下较好的资源、环境条件，让人类社会更加和谐地发展。以可持续发展观为基础，进行生态环境研究。城市可持续性有环境、社会、经济3个方面，而环境是城市可持续性发展的基础。应充分重视城市可持续性的研究。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建议在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时间尺度、空间尺度等方面，加强有关生态环境的研究。 2.3重视城市产业的转型 构建生态循环的经济系统、推行科学的清洁生产。本世纪80年代初，西方国家提出了清洁生产的概念，并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同，在工商界逐步得到实施。循环经济的微观基础是清洁生产，而清洁生产的最终目标是循环经济。从当今的社会生产来看，清洁生产说的就是高产出、低污染、低消耗。我们要重视由生产本位经济模式向职能经济模式的转变，交换价值是前者的中心概念，而使用价值是后者的中心概念。[2] 3.小结 目前，我国面临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我们要充分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解问题的特点、表现及性质，研究城市规划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和作用，要采取相应的解决办法控制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具有重要的意义。要把这个问题解决，就需要多行业、多部门、多学科的通力合作。我们还应充分地认识到城市规划只是应对环境问题的一个部分，但却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应该从实践和理论这两方面进行系统科学地考虑。

思想政治类论文:发扬古田会议精神,加强国防军队思想政治建设工作 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是在我们党和军队历史上产生重大而深远影响的一次重要会议。今天，回顾古田会议以来的光辉历程，重温我们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对于我们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主席关于新形势下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论述，在新的起点上推进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科学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古田会议是我们党和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在古田会议上，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历史条件，围绕如何建设无产阶级政党和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问题进行了重要探索。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建军原则同中国革命武装斗争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回答解决了我们党和军队建设许多带根本性、方向性的重大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方针、原则和制度。这次会议，不仅在当时起到了统一思想意志、指引前进方向的重要作用，而且为我们党和军队建设以及我军政治工作的发展确定了“基本的路线”。 古田会议探索了从思想上建党的正确道路。针对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古田会议确立了从思想上建党的重大原则，突出强调只有坚持用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党员，才能确保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保证“党的正确路线之执行”。《决议》强调要注重在党内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党的纲领路线教育，使党员牢固树立无产阶级思想；要求“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主张思想建设与组织建设相统一，结合解决党的组织问题，加强思想作风整顿；提倡在党内形成一种“反映无产阶级之积极的活泼的爽快的精神”的新鲜会风，使每个党员都能从中得到教育和提高。古田会议探索形成的从思想上建党的正确道路，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基本规律，对于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具有永不磨灭的重大作用和深远影响。 古田会议确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建军路线。如何从中国革命的特点和实际出发，把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建设成为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是古田会议着力回答解决的紧要问题。《决议》明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职能，强调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要求必须肃清雇佣观念、单纯军事观点、流寇主义等错误思想，使官兵从思想上划清红军与国民党军队以及一切旧式武装的界限。《决议》明确规定了党领导红军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强调红军必须实行党委制，坚持在连以上各级建立党的组织；必须加强红军各级党组织建设，使党的组织真正成为“领导的中枢”，切实起到“政治领导的作用”；必须“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反对极端民主化，反对无组织观念，坚决防止和避免“党与军事分离”、“党不能领导军事的危险”。古田会议提出的一系列正确思想和主张，深化了党对新型人民军队建设规律的认识，使我军真正成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 古田会议奠定了我军政治工作的根本基础。着眼于完成革命的政治任务，总结我军创建初期的实践经验，创造性地提出政治工作一整套方针、原则和制度，是古田会议的重大历史贡献。《决议》强调了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作用，指出要加强政治领导，保证党的纲领路线的贯彻执行和各项任务的完成；规定了政治工作的基本内容和方法途径，要求搞好政治训练、宣传工作和文化学习等，把政治工作渗透到部队管理、军事训练、行军作战等各项任务中去，增强官兵的军政素质，提高部队战斗力；明确了政治工作的原则制度，要求红军内部坚持官兵平等，实行民主主义，坚决废除肉刑，严格执行和维护纪律，等等。古田会议确立的这些方针、原则和制度，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古田会议精神指引军队思想政治建设发展进步的伟大实践 我们党历来十分重视继承和发扬古田会议精神，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都注重运用这一宝贵精神财富指导和推进军队思想政治建设。古田会议之后，同志亲自到红军部队动员、调研和指导，推动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抗日战争时期，同志要求各级把古田会议《决议》“当作教材加以熟读”，并突出强调“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在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引用古田会议决议精神，批评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指导和推动拨乱反正，明确了军队政治工作“两个服务、四个保证”的基本指导思想。1987年，邓小平同志对起草军委《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作出明确指示：“要把从古田会议以来政治工作的全部好的经验、好的总结写到决议里来”。在纪念古田会议召开60周年时，同志指出：“我们抓党的建设，抓军队的建设，抓思想政治工作，就要按古田会议精神去做。”着眼解决军队面临的打得赢、不变质两大历史性课题，同志明确了思想政治建设“两个提供”的使命。1999年，同志视察古田会议会址时指出，古田会议是我们党和军队建设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特别是古田会议决议强调要重视加强思想政治建设，这个精神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他强调，“在跨世纪发展的征途上，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古田会议精神，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这个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确保党的政治任务的顺利完成。”、邓小平、、同志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要求，深刻揭示了古田会议精神在我军建设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指导价值，充分反映了我军思想政治建设的内在规律和时代要求，为弘扬古田会议精神、加强军队思想政治建设提供了根本依据，指明了前进方向。 我军思想政治建设的光辉历程，是在古田会议精神光芒照耀下不断创新发展的过程。 我军始终坚持党领导人民军队的根本原则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紧紧抓住保持人民军队性质宗旨这个根本问题，毫不动摇地贯彻执行并发展完善党委制、政治委员制、政治机关制等党领导人民军队的根本制度，坚持不懈地开展军魂教育、宗旨教育，大力弘扬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优良传统，使我军经受住艰苦斗争和复杂环境的考验，保 持了人民军队的不变军魂和政治本色。 我军始终坚持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部队。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开展运动、新式整军运动，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先后兴起学习著作、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等热潮，都是为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教育部队，使广大官兵始终凝聚在党的旗帜下，更加坚定自觉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我军始终坚持围绕党和军队中心任务发挥政治工作的服务保证作用。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中，特别是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我军坚持服从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积极支援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拥护和支持改革开放，充分发挥政治工作在提高部队战斗力、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中的服务保证作用。无论形势任务如何发展变化，我军思想政治建设都紧紧围绕党和军队的中心任务来展开，并贯穿渗透于军队各项建设和全部实践之中。 我军始终坚持巩固和发展新型人民军队的内外关系。几十年来，我军传承古田会议确立的正确处理内外关系的准则，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形成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三大原则。坚持官兵政治上平等，广泛开展尊干爱兵教育，大力倡导依法带兵、以情带兵、文明带兵、科学带兵，不断巩固发展团结、友爱、和谐、纯洁的内部关系；保持人民子弟兵的本色，广泛开展拥政爱民活动，不断巩固和发展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军政军民关系。 我军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我军坚持把古田会议精神所蕴含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作为推进思想政治建设发展进步的有力武器，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坚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防止和克服军阀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努力使思想政治建设不断从人民群众和人民军队的伟大实践中获取创造活力，不断在探索和把握特点规律中实现发展进步。 实践充分表明，以古田会议精神为根基不断发展的军队思想政治建设，是我军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80多年来，我军之所以能够始终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保持部队纯洁巩固和高度集中统一，保持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圆满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成为一支举世闻名的威武之师、文明之师、胜利之师，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继承和发展古田会议精神，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我军这一特有政治优势，任何时候都要很好地坚持和发扬。 三、沿着古田会议开辟的道路推进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科学发展 新世纪新阶段，在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实践中，我军高度重视并大力推进军队思想政治建设。主席站在时代和战略的高度，深刻洞察和把握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变化和军队使命任务拓展的要求，不断丰富和发展古田会议以来我们党从思想上政治上建设部队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对加强新形势下军队思想政治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科学发展，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理论指导。 主席关于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论述，内涵丰富，思想深邃，涵盖了思想政治建设的各个方面，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深刻理解把握。尤其要着重领会和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思想政治建设是我军的根本性建设，必须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部队各项建设的首位，抓得更加扎实、更加有力、更加富有成效；加强军队思想政治建设，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必须大力弘扬我军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优良传统，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本色和作风；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军，深入开展我军历史使命、理想信念、战斗精神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打牢部队高举旗帜、听党指挥、履行使命的思想政治基础；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把蕴含其中的根本立场、基本观点、科学方法贯穿于思想政治建设实践，着力增强思想政治建设的科学性；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确保我军始终成为党绝对领导下本文来源：文秘站 //的人民军队，确保国防和军队建设科学发展，确保有效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是新世纪新阶段军队思想政治建设必须着力解决的时代课题；大力倡导和培育“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的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把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作为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基础工程抓紧抓好；大力实施人才战略工程，努力造就大批适应军队信息化建设、胜任信息化条件下作战任务的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充分尊重官兵的主体地位和创造精神，把推动部队建设与促进官兵全面发展有机统一起来；加强新形势下军队内部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建设，巩固发展我军团结、友爱、和谐、纯洁的内部关系；紧贴时展、紧贴使命任务、紧贴官兵实际，切实改进创新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增强主动性针对性实效性；党的建设是军队全部工作的基础和关键，要以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全面推进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提高军队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等等。主席这些重要思想，深刻揭示了新形势下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特点规律，明确了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目标任务和方针原则，是指导和推进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根本依据和遵循。 加强新形势下军队思想政治建设，根本的是要学习贯彻好主席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努力推动思想政治建设适应新形势、实现新发展，更好地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要用“三个确保”的时代课题引领和推动思想政治建设，把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作为根本出发点，把牢固确立科学发展观在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地位作为重大战略任务，把有效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作为基本着眼点，使各项建设和工作都紧紧围绕“三个确保”来筹划、展开和推进。要把增强科学性的要求贯彻体现到思想政治建设的各个方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为指导，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丰富思想政治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改进思想政治建设的内容和方法，完善思想政治建设的制度机制，努力提高思想政治建设的科学化水平。要按照继承与创新相统一的原则推动思想政治建设与时俱进，既毫不动摇地坚持我们党从思想上政治上建设军队的政治优势和优良传统，不断从中汲取推动思想政治建设的经验、智慧和力量，又积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坚持从时代高度审视思想政治建设，以创新精神推动思想政治建设，努力把军队思想政治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发扬古田会议精神,加强国防军队思想政治建设工作 思想政治类论文:探索新途径、新办法，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和时效性。 在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必须继承和发挥优良传统，坚持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才能充分调动官兵内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部队的贯彻执行。在此基础上，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根据国家、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充实新内容，创造新方法，使之不断改进和加强。探索新途径、新办法，要求我们必须注意利用现代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成果，加快思想政治工作载体和方法的更新。现代科学技术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和作用越来越大，为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新手段，也带来了新的挑战。不断增大思想政治教育的科技含量，使教育更有时代感、吸引力和说服力，是我们应该研究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我们要进一步树立科学观念和科学精神，不断学习、了解和掌握各种现代科技知识，提高我们工作的科技含量。确立既适应军队特殊要求、又符合时代特征的科学思维方式，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展教育，实现政治工作的网络化，有助于更好解决官兵信息需求与思想政治工作实际提供信息量之间的矛盾，实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在新领域的拓展，同时，注意运用社会学、心理学、行为学等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努力做到潜移默化、润物无声，进一步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实际效果。 （一）加强网络等高科技知识的应用和管理。当今思想政治教育网络化已成为消防部队思想教育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它不仅可以提供更加丰富的教育资料，而且可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效率；不仅可以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而且可以提供更加广阔的教育渠道和空间。因此，应努力做好三方面的工作：一是顺应时展潮流，建好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系统。我们既要善于运用因特网上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和思想政治教育网站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又要建立消防部队自己的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系统和思想政治教育网站。要舍得花钱，下大力气，并充分利用现有条件，充分利用总队、支队倡导的消防网络建设，建立思想政治教育局域网和富有自己特色的思想政治局域网站，并尽快使各网站相通相融，相得益彰，以便为部队全体官兵提供内容丰富、种类齐全、资料翔实、生动形象的思想政治教育服务。二是增强紧迫感，培养一支既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又能熟练掌握信息网络技术的新型政治工作队伍。目前，我们的政工干部普遍对网络技术知识知之甚少，对新形势下网络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有的甚至从未上过网，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要加强对他们的网络技术知识培训，使他们了解网络基本特征，掌握网络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把政工干部培养成为不仅具有深厚的政治理论水平、高超的思想政治教育技能，而且具有较为扎实的网络技术技能、熟练驾驭网络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新一代消防部队政工干部。三是加强网络监控，防止网络毒流对官兵的侵蚀影响。网络在提供无限丰富的有用信息资源的同时，也充斥着大量有害信息，如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及其政治观点的文章、作品，具有色情内容的图片、软件等等。这些信息，往往有很强的欺骗性、蛊惑性、腐蚀性，若经常受其熏染，容易使思想蜕化、道德堕落、斗志懈怠。对这些网络信息毒流，要通过必要的技术、法律手段，控制网络信息来源，剔除有害信息。为此，一是要运用先进网络技术，建立“网络信息海关”，对进入部队网络系统的信息进行监控，适时调整和更新信息内容。二是加强对部队网、局域网的管理，完善规章制度，禁止有害信息上网、流传，从而净化部队信息网络系统，为官兵提供健康的网络信息服务。积极利用现代信息理论和网络技术，逐步建立思想政治工作调研网络和信息网络，加强对社会心理和社会舆情的动态分析。重视互联网的作用，认真研究网络和“网民”的特点，加大力度，进一步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动性、针对性和时效性。 （二）借鉴心理学知识，加强疏通和引导 疏导法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方法。它是指依据官兵思想行为活动的基本规律要求，疏通思想，向正确方向引导，正确解决官兵的思想认识问题。疏导，就是疏通、引导。疏通，就是广开言路、集思广益。要广开言路，就要创造条件，让官兵畅所欲言，把各种意见和心里话都讲出来。集思广益就是要集中官兵的智慧，广泛吸取有益的意见，达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改进工作的目的。引导就是循循善诱，说服教育，就是在疏通的基础上，提高官兵的思想觉悟，帮助官兵实事求是地认识问题和分析问题，把官兵的思想引到正确的方向。思想政治工作要坚持疏导方针，既要反对强制压服，又要反对放任自流，听任错误思想自由泛滥。要把疏通与引导结合起来，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思想教育工作。 在新形势下，要增强做好基层官兵心理疏导的紧迫感。当前，引起官兵心理问题的因素日益增多。比如，改革开放条件下观念的碰撞、利益的调整、竞争的加剧，使官兵心理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各种诱惑因素的增多，使一些意志薄弱者产生心理扭曲；经济拮据、家属下岗、邻里纠纷等家庭问题的增多，使官兵承受沉重的心理负担，等等。为此，必须注重对新形势的准确把握，不断增强做好基层官兵心理疏导的紧迫感和责任感。首先，要在清楚认识其对维护部队安全稳定的重大意义中增强紧迫感。消极心理是导致基层官兵产生过激行为的一种不安定因素。只有通过耐心细致的心理疏导工作，帮助基层官兵走出消极的心理误区，才能有效地防止和控制消极心理的加剧，避免各种事故、案件的发生。其次，要在充分发挥其教育的辅助功能中增强紧迫感。人的思想行为不仅受政治观点、道德修养、价值取向的支配，而且受到性格、情绪、气质等心理因素的影响。青年官兵在自尊心受到伤害、进步受挫、精神压力过大等情况下，如果不能从心理上得到有效调节，就很容易产生消极情绪。有针对性地加强心理疏导和矫治，就能收到思想政治工作难以达到的效果。再次，要在提高“打赢”能力的迫切要求中增强紧迫感。由于消防部队日常工作和值勤任务比较重，官兵将承受极大的心理压力。因此，应高度重视心理疏导和训练，不断提高官兵的心理承受能力，为“打得赢”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同时，要突出重点环节，不断增强做好基层官兵心理疏导的针对性。一是要加大心理教育的力度。应把心理教育作为基层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组织官兵学习心理基本知识和心理卫生常识，使官兵了解青年期的心理特点、变化规律及调节方法。二是要加大心理训练的力度。结合平时官兵可能遇到的因“丢面子”而导致情绪激动，受到不良刺激容易出现心理过激等情况， 设计一些相应的控制、调节和处理办法，并组织官兵进行练习，提高官兵对不良心理的自我控制和调节能力。三是要加大心理咨询的力度。努力建立一支由政治机关干部、基层政工干部、卫生医务人员、思想骨干组成的“四位一体”的心理咨询网，及时解答官兵的心理困惑，化解官兵的消极思想情绪。 （三）应用行为科学，批评和激励促工作 行为科学认为，人的行为有共同规律，其基本的模式是：环境影响（有时决定）需要产生动机，动机支配行为，行为指向目标。一个目标实现，再重复这个过程。如此循环往复，周而复始。在这个模式中，环境是人体以外一切客观条件的存在及影响的总和；需要是个人对于某种目标的追求与渴望；动机是引发行为的起始点；行为是人的一系列动作的总和；目标是人们为了实现某种目的而追求的某种事物的标准、规格或状态。根据这一普遍规律，在管理教育中，可以通过优化环境、调节需要、激发动机、设置目标来制约军人的行为，使之符合条令条例的规范。 批评法是指通过对某种思想和行为的否定，削弱错误思想和行为的影响，使之转化到正确方面来。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坚持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创造了一整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就是其具体体现。根据过去实践经验，开展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有几个原则应该注意：一是实事求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区别不同行为、性质的错误，分清不同的情节和程度。二是发扬民主。要让人讲话，允许犯错误的人申辩。三是一分为二，对人对事都要采取分析态度，坚持两点论，反对一点论。一概抹杀，一切否定，是不利于促使官兵思想向积极方面转化的。四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导之以行。动之以情，就是使批评真正触动被批评者的感情，激发其克服错误的决心。晓之以理，就是要讲清道理，分析错误、缺点的性质、危害及其产生原因，使被批评者增强改正错误的自觉性。导之以行，是以先进人物的榜样和教育者的模范作用去引导官兵。 激励法是指通过对某种思想行为的肯定，使这些思想和行为得到强化和推广的方法。“励士”是古往今来军队管理的基本功能。组织行为学中的激励，主要是指激发人的动机，使人产生内在的动力，朝向所期望的目标前进的行为过程。在日常工作中，激励的作用十分重要，它对于调动人的潜在能力，全力实现既定目标，不断提高工作绩效，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动用激励的基本方法：一是内容型激励，即根据人的需要的内容和结构进行激励。一般说来，人的需要由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友爱与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求知的需要、求美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等不同层次和内容组成。二是行为改造激励，即通过激励将人的消极行为改造、转化为积极行为。比如，对一个士兵的缺点和错误进行批评是必要的，但同时，能及时抓住他的优点和成绩进行鼓励，效果更好。三是过程型激励，根据人的行为过程及原因，通过激励使其沿着一定方向发展。激励有几种类型：一是信仰和目标激励。它是激励官兵从事各种活动的内驱动力。引导官兵坚信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帮助他们确立正确的奋斗目标，并将个人奋斗目标统一到全体官兵的共同奋斗目标上来，激发官兵的积极性，是激励法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内容。二是荣誉激励。对于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个人或集体，给予相应的荣誉并将这种荣誉以一定的形式或名义标定下来，以便产生较大的激励效果。对于荣誉获得者，可以成为不断鞭策自己保持和发展成绩的力量；对于其他人，荣誉也具有很大的感召力，可以为官兵树立学习的榜样和指明奋斗的方向，产生比学赶帮的动力。荣誉激励要与物质激励相结合。三是情感激励。情感是官兵思想行为的一种重要动因。思想政治工作中，大量的工作需要情感激励，如对人的某种思想行为给予关心、赞许、鼓励，就会产生坚持下去的激情；对犯错误者关心爱护，就会使其增强改正错误的决心和信心等。总之，情感激励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一种重要方法。只有真正运用好科学，结合好批评和激励的合力，充分发挥好这两把思想“利刃”，才能更好地做好工作。 思想政治类论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课程目标意识的调查与研究 1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目标意识及其意义 课程目标意识解决的是“教什么”、“怎么教”和“为何而教”的问题。“教什么”、“怎么教”和“为何而教”的课程目标意识具体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来说,就是高扬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根据社会发展要求,发现和尊重学生的价值,重视所有学生共同发展、普遍提高的意识。 1.1课程目标意识有利于促进教师在教学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与把握时代特征相统一,坚持教学内容与时俱进,充分体现时代精神。课程目标意识要求教师在教学中着眼于社会发展阶段的特点,遵循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紧密联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具有高度的时代性。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已毫无异议,但世界变化很大很快,日新月异的科技革命深刻地改变了当代经济社会生活和世界面貌,任何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不认真对待。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1.2课程目标意识有利于促进教师在教学中坚持以学生为本、以育人为本,加强思想政治方向的引导与注重学生成长的特点相结合。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课程目标意识促使教师坚持以学生为本,关注学生的进步和成长,具有“对象”意识和“全人”概念,即要充分考虑到学生的主体地位和全面发展。在教学中坚持从学生的实际需求出发,全面弄清学生想什么,要什么,有什么,缺什么,并综合各方面情况一起融入到创造性的备课活动中去,把握学生需求的实质即摸清学情、了解生情。所谓学情,指学生的学习态度、学习爱好、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学习的意志和品格. 1.3课程目标意识有利于促进教师在教学中建构以实践为基础、以科学理论为支撑的课程知识体系。课程目标意识要求课程立足于学生现实的生活经验,着眼于学生的发展需求,把理论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构建学科知识与生活现象、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的课程知识体系。通过富有意义的案例呈现问题,提供问题发生的情境和分析问题的思路,帮助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活化知识;注重认知工具的给予,注重学生生活逻辑的主导,促进学生知识、能力、态度及情感的和谐发展。 1.4课程目标意识有利于提高课程实施的实效性和开放性。实践性,就是要切实加强实践环节,牢固树立实践育人的理念,不断拓展和更新课程资源,精心组织开展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新奇、吸引力强的实践活动。开放性,就是要给学生呈现一个真实的世界,使他们具有走进社会、面对挑战、规划人生的真实本领。 思想政治类论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小论文 辅导员工作作为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今天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时期,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新形势下,我们要继续发挥好辅导员工作的作用,就必须认识和把握其中的新特点。辅导员工作,是开导人的思想的工作,是沟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工作,也是以理服人的工作。既然辅导员工作是与人打交道的工作,这就要求辅导员工作者,必须以自己的品德、情操、风范、感情、行动,去影响和带动工作的对象,也就是说,对工作的对象要有一种“亲和力”。辅导员工作者的“亲和力”,实质上是指辅导员工作者以自己特有的素质,在辅导员工作中所产生的一种亲近、和谐的力量,一种感染、凝聚的力量。通过形成“亲和力”,使说理产生更好的效果,使工作的对象真正感到心悦诚服。增强“亲和力”,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做好辅导员工作的需要,也是新形势下辅导员工作新的特点。尤其是在高校,更需要通过这种亲和力,在师生员工之间搭起一座心灵和情感的桥梁。那么,辅导员工作者的“亲和力”如何形成、如何体现呢?我认为主要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人格力量的“亲和力” 人格,是一个人品德、情操、气质的集中体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格。由于教育、修养、经历的不同,人格也有所不同,有的高尚,有的卑下。辅导员工作者的人格,理所当然应当是高尚的人格。这也就是说,辅导员工作者的品德、情操,应当是他人的楷模,应当在他人中间产生一种榜样的力量。通过人格的榜样作用,形成“亲和力”,做到“说话有人听,做事有人跟”,团结大家实现共同的目标。这种人格力量的“亲和力”,主要体现在:一是“德在人先,利在人后”。在品德方面将自己摆在群众的前面,在利益方面将自己摆在群众的后面,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辅导员工作者人格力量的基本立足点。只有在品德、情操方面为群众做出表率,才能在群众中说得起话。也只有在各种利益面前,首先为他人和群众着想,群众才会对你信任、敬佩。如果一事当前,首先为自己打算,甚至将群众的利益搁在一边,那就势必在群众中失去威信,群众在你的背后就会指指点点,也就谈不上有什么“亲和力”,谈不上去做什么辅导员工作了。所以,作为一名优秀的辅导员工作者,要在群众中形成一种凝聚力,重要的是首先要做到品德高尚,始终将人民、国家和集体的利益摆在第一位,真正做到高风亮节。 (一)“严以律己,宽以待人” 对自己要求严格,对他人热情宽厚,是一个人情操、胸怀的根本体现。只有时时、处处、事事对自己要求严格,才能站得直、行得正。也只有对他人热情宽厚,才能虚怀若谷.,得到广大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尤其是作为辅导员工作者,对己严,对人宽,更为重要。你要求人家做到的,你先做到了,人家才会跟着做。你要求人家不能做的,你首先没有做,人家才会跟你学。如果你对群众是一套,对自己又是一套,对他人要求严格,对自己无所约束,那就只能在群众中产生一种离心作用,是谈不上产生“亲和力”的。所以,严以律己,群众才会对你敬慕;宽以待人,群众才会对你亲近。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将辅导员工作做得富有成效。 (二)“言行一致,以身作则” 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这是做人的一个重要准则,也是辅导员工作者在群众中形成“亲和力”的重要前提。辅导员工作是以理服人的工作。以理服人,不仅要求所讲的道理正确,而且要求讲道理的人以自己的行动实践这种道理。因此,作为辅导员工作者,不仅要会说,而更重要的是要会做,要使所说的正确道理与自己的实践行动保持一致。从效果上讲,实践行动的“做”,是更有说服力的辅导员工作。这样,群众才会认为你既说得对,也做得好,才会将你说的道理自觉变成他们的行动。如果你在会上说的是一套,背后做的又是一套,在群众面前说的是一套,在群众背后做的又是一套,那么,你说得再动听,群众也不会相信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卑下的人格损害了辅导员工作的威信。因此,要取得辅导员工作好的效果,在人格上以身作则是至关重要的。 二、平等态度的“亲和力”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做好辅导员工作,是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调节。通过调节好人际关系,以充分调动每个人的工作积极性,将我们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因此,在辅导员工作中,采取一种平等态度,以形成“亲和力”,是取得辅导员工作成效的一种重要艺术。辅导员工作的平等态度,首先体现在相互尊重,不居高临下。无论是一个单位还是一个部门,大家在一起工作,都是集体中的一员,目标都是为了将单位和部门的工作做好,将我们的国家建设好。无论是领导还是一般师生员工,大家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在工作责任上都是平等的。一般师生员工应当尊重领导,而领导更应当尊重一般师生员工。而领导在做辅导员工作时,以尊重人的平等态度对待他人更为重要。你对师生员工采取了平等态度,师生员工受到了尊重,他就会感到领导是师生员工的贴心人,他也才会对你说真话,才会按你讲的正确道理去做。如果居高临下,摆出架式,他就决不会与你亲近,反而对你的态度十分反感,甚至离你越来越远,这是很难取得辅导员工作的成效的。 辅导员工作的平等态度,还体现在相互理解,不强词夺理。辅导员工作的过程,是心境相互沟通的过程,也是人际关系相互梳理的过程。这中间就有一个相互理解、相互体谅的问题。辅导员工作的目的是要让大家都知道正确的道理,是要妥善解决好有关思想问题。这就需要有针对性地讲述某些道理,平等沟通,达成共识。这样,也才能形成一种“亲和力”,融洽相互关系。如果强词夺理,以势压人,那就会压而不服,不仅思想问题不能解决,而且还可能造成新的思想问题,甚至激化相互之间的矛盾。 辅导员工作的平等态度,还体现在相互友善,不疾言厉色。辅导员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为了更广泛地团结群众,更广泛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加快推进各方面工作。因此,与人为善,和颜悦色,十分重要。如果疾言厉色,盛气凌人,动不动就火气冲天,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就是对一些不正确的思想,对有某些毛病的同志,也应当抱着善意的态度,而不是整人的态度,耐心细致地做好说服教育工作。这种善意态度产生的“亲和力”,在辅导员工作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是不能低估的。 三、正确方法的“亲和力” 辅导员工作中的“亲和力”,还来源于正确的方法。方法对头,少走弯路。方法不对,费力受累。特别是在辅导员工作中,尽管出发点是好的,心是好的,但是如果方法不对,也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这就要通过寻求正确的方法,恰当地解决好某些思想问题,达到团结人和调动人的积极性的目的。 在辅导员工作中采用正确的方法,最重要的,是要根据辅导员工作的不同任务和不同对象,确定适当的正确的解决思想问题的途径。比如,对某些带有共性的思想认识问题,就可以采用共同学习、共同提高的方法。对某些带有倾向性的思想认识问题,则可以采用典型引导、现身说法的方法。对某些个别的思想认识问题,则只能采用个别谈心、循循善诱的方法。这样,针对不同的问题和对象,采用不同的方法,就能产生一种“亲和力”,使矛盾和问题迎刃而解,达到预期的效果。确定了正确的方法,还必须根据不同的情况使用好这些方法。不顾实际情况,将各种方法随便套用,也是不能产生“亲和力”的。如果对于共性的思想认识问题个别谈心,那就会你通我不通,认识难以一致。如果对于个别谈心的思想认识问题在大会上说一气,那就会适得其反,加深思想矛盾。因此,在辅导员工作中,出发点正确还要方法好,方法好还要运用好。 四、真诚情感的“亲和力” 人既有思想,也有情感。辅导员工作虽然主要在于说理,但是也离不开动情。许多事实说明,情理交融、寓情于理的辅导员工作,是最有效的辅导员工作。这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真诚的情感,能产生极大的“亲和力”,从而使人们对某些道理不言自明,激发人们去自觉地实现共同的目标。以情感密切关系,这是产生“亲和力”的条件之一。辅导员工作者与工作对象,领导与群众,实际上是多重关系。这中间除了同志与同志之间的关系之外,还体现了组织与个体、单位与员工、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这就需要我们的辅导员工作者,需要我们的领导者,对师生员工、对群众有[文秘站－您的专属 秘书，！]一种很深的情感,要学会以情感密切其中的关系。党的好干部孔繁森两次赴**工作,他除了不畏艰难、吃苦耐劳外,还对**人民倾注了深厚的情感。正是这种深厚的情感,密切了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也使党和政府与**人民之间形成了强烈的“亲和力”。“为民书记”郑培民同志,正由于他一心为民,所以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很强的“亲和力”。由此可见,对于有“亲和力”的辅导员工作者,群众才是最信服的。 以情感凝聚人心,这是产生“亲和力”的条件之二。做辅导员工作,是为了及时有效地解决好人民群众中存在的某些问题和困难,团结大家为自己的共同利益而奋斗。要在群众中形成一种凝聚力,很多时候需要领导者要有真诚的情感,要有体现这种情感的实际行动。在当前抗击“非典”的斗争中,许多党员干部和医护工作者视患者为亲人,在为患者进行精心治疗的同时,也在党和政府与患者之间架起了一座心灵的桥梁。他们以自己的真诚情感,消除了患者心理上的恐惧感。在病房里,医院领导和白衣战士形成了一种将大家团结在一起的“亲和力”。他们实际上以自己的言行,做了一次次很有成效的辅导员工作。以情感振奋精神,这是产生“亲和力”的条件之三。辅导员工作,不仅是解决人的思想问题的工作,而且也是鼓舞人、激励人的工作。这就需要辅导员工作者,要学会以情感振奋[:请记住我站域名/]群众的精神,鼓舞大家团结一致,矢志不移,克服困难,夺取胜利。比如,在1998年长江抗洪抢险最紧张、最危险的时刻,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来到长江大堤,以自己的真诚情感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军民的精神,也形成了极强的“亲和力”,增强了广大军民的抗洪斗志。在其他时期的辅导员工作中,我们同样需要更多的领导同志,以自己的情感去振奋群众的精神,形成新的“亲和力”,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伟大事业。 思想政治类论文:新媒体背景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一、新媒体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问题 1.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趋于复杂性 当今社会,各大高校已经拆除了传统的“围墙”限制,学校在人们心目中“世外桃源”的地位已经不复存在,随着各种新媒体的兴起,外界的各种诱惑、语言、文化以及思想不断的传播至学校,社会上的这些复杂的东西一定程度上增大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复杂性。此外,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学生获取资料以及信息的方式变得多样,这些信息可能来自于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国家,而带有笼统色彩的地方性文化就容易影响大学生的思维。新媒体中不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宗教等会极力推崇他们自身的思想,大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就会接受这些观念、思想,从而改变自己的理念以及信仰,可见,新媒体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目前急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2.新媒体可能导致学生情绪不稳定,进而引发争斗 新媒体最大的特点就是信息传播速度快,不管是国家大事还是身边鸡毛蒜皮的小事,大学生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获得信息并且做出相应的反应,比如时下无论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的召开还是马航事件,打开电脑或者手机,你都会收到一系列的消息通知,如果大学生的情绪得不到控制,最终将会被舆论所吸引,导致过激行为的出现。此外,新媒体有可能导致校园群体事件的发生,大学生的年龄大多在19至22岁,这个年龄阶段的他们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思维,在思想、心理、价值观等方面都不稳定,一旦矛盾产生,他们就会拉帮结伙,以武力来解决问题。 二、解决新媒体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的问题的措施 1.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观念、理念 教师是学生学习路上的标牌,教师要积极帮助学生探索新媒体背景下可能出现的问题,并且对学生进行悉心的引导,争取以最快的速度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让学生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以及价值观,正确的明辨是非,认清楚事情的真假,从而做到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最终走出新媒体所带来的阴霾。此外,教师还可以将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与新媒体下的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让学生了解到新媒体的双刃剑的本质,做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 2.建立起广阔的交流平台 人类发展的历史表明,要了解一个人,你就必须与其进行思想上的以及精神上的交流,交流永远是了解对方的最快捷的方式,也是走近一个人的最好的方式。在各大高校,学校可以建立沟通平台,在平台上,众人皆是采用匿名方式进行交流。在这里,学生、辅导员或学校领导可以尽情的表达自己对某些事情的看法,对于日常生活中的问题,也可以在这里进行反应,对于学校存在的不利于学生发展的因素,要积极的提出来,并要求学校杜绝这些因素的传播,最后促进学生、教师以及学校的共同发展。 三、结语 新媒体是新时期大学生面临的一把双刃剑,在未来,新媒体还将持续不断的发展,为了学生的发展以及祖国的崛起,大学生必须从一个客观的角度出发,认清新媒体带来的益处与弊端。对于好的一面,我们要积极的将其延续下去,对于不好的一面,我们要做到坚决取缔,因为这不仅关乎大学生自身,还与学校、社会、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 思想政治类论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当代价值的研究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价值取向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应然目标、理念和原则,是教育主体对教育方向的选择和把握,是指导思想政治教育的思维逻辑架构模式,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得以开展的基础。科学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首要任务,是解决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价值取向问题。 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价值取向的历史演进特点 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价值取向予以厘清对于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而把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价值取向的历史演进特点则对此提供了诸多启发。 改革开放前及改革开放一段时期内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评价注重工具性的价值取向。统观改革开放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评价所要求的价值目标,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过分强调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价值,而忽略个体价值。在这种评价导向之下,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在内容上表现为,往往围绕党和国家的发展任务、发展目标来设定,而较少考虑个体的利益诉求,也就是注重集体利益而忽视个体利益,体现了评价取向的工具性特点。 尽管这种取向有其局限性,但其产生和发展却有着历史的必然性。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外资本主义势力的极力扼杀和国内残余反动势力疯狂破坏的复杂环境下,维持社会秩序稳定、肃清封建残余、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成为首要的历史重任。这一时期一切工作的核心是政治稳定。这种特殊的现实情况决定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及其评价必须以政治为中心、以社会稳定为前提和根本目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面临着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下加快经济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必要的物质基础的形势。这一时期,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任务。这是工具性价值取向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继续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但是,就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而言,教育是关于人的活动。人本身就是兼具自然性和社会性的存在物,而其本质属性则是社会性。“社会本身,即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本身。”①因此,仅仅强调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工具性价值,无视其目的性价值,久而久之,思想政治教育就会变成远离人们社会生活需要的空洞的理论说教,这必将遭到受教育者的反感和抵触,使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大打折扣。长期以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由于过于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政治价值或经济价值,否定或无视本体价值和育人价值,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人”即受教育者的空场,内容设计上的片面性与残缺性、手段方法上的单一性和刻板性、教育手段的单一性、目标规划上的狭隘性和短视性。这种评价的价值取向导致很长一段时间内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零效应或负效应,值得深思。 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取向向以人为本转变。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来,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价值取向开始了从工具性到以人为本的伟大转折。“以人为本”即把人的需要和发展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旨在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价值取向以人为本,即要求通过评价活动促使思想政治教育把人作为主体和目的,而不是客体和对象。从“四有”新人目标的确立到“以人为本”价值目标的提出,实现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价值取向上的历史性转变。 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价值取向的转变与改革开放深入发展所带来的种种变革息息相关。从国内来看,改革开放是一个不断深入发展的历史过程,先是国家的工作重心由政治领域转向经济建设,而后注意到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进而到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三位一体”,继而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最后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格局的转变,这就决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辩证看待和处理一手抓经济工作、一手抓思想政治工作的相互关系,把二者统一到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去,既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又实现社会全面进步。从国际来看,世界多极化格局对当代大学生的影响日益明显。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发展趋势不可阻挡,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国外各种思想文化潮流乘势而入、相互激荡;改革进入“深水区”,社会转型关键时期,各种社会问题矛盾突出,国际敌对势力采取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手段,竭力对我国大学生实施“西化”、“分化”图谋。原有社会背景与现代社会背景的置换,决定了实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价值取向由工具性向以人为本的历史转变。 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价值取向的未来发展 长期以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分突出社会价值而忽视人的价值,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价值取向也表现出过分倚重工具性价值的倾向。②这不仅使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科学化水平大打折扣,而且使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成效不尽如人意,严重阻碍着思想政治教育“生命线”地位的巩固。 由于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价值取向仍然处于转型期,所以历史上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价值取向的偏颇所带来的影响依旧存在。这使得现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价值取向呈现诸多不足之处。 第一,价值取向单一化,这主要是指单一知识本位的价值取向。在思想政治教育目的评价上,倾向于知识性的传授,而忽视思想、灵魂、智慧的培育和塑造;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评估上,重视认知过程评测,忽视情感体验、意志锻炼和行为训练过程的检验;在评估方法层面则表现为定量成分太多,定性成分不足。 第二,育人本位的错位与迷失。现行思想政治教育评价过分依赖科学的范式,使评价过于重视数的测量而不是质的探究;注重终结性的评价,而忽视过程评价。这种价值取向指导下,评价的“管理主义倾向”凸现,其根本是评价者与被评价者地位的不平等,是“忽视价值的多元化”。具体表现为,在评价中,重视评价者(即管理者)的价值观,而忽视被评价者的价值观,长此以往,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本能将得不到充分的发挥或者会被淡化,从而导致个体的畸形发展、精神价值的丧失和道德水准的下降。 第三,学生本位价值观的缺失 。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中,大学生理应是评价的主体之一,但是长期以来,大学生仅仅是作为被评价的对象而参与评价,其主体性得不到体现,直接导致学生的主体地位丧失、利益受损和在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中话语权的丧失。学生主体性在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双重挤压下无法释放。 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价值取向的种种现实弊端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兴起的背景下日益凸出,时代呼唤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理论的创新,实践要求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价值取向转变。面对新形势、新境况,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须坚持以下价值取向的发展要求。 第一,时代性与前瞻性相统一。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价值观念及价值取向都是一定社会实践的产物,都必然带有时代的烙印。我国目前尚未完全得以改变的工具性、理论化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价值取向与教育体制、教育行政管理、教育水平现状等实际背景有密切的关系,它在一定程度上是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产物,是时代性的价值观念体现。然而,就教育而言,它总具有前瞻性,是面向未来的事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也不例外。因此,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价值取向也应该着眼于未来,从发展的角度出发,做到时代性与前瞻性相统一,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更好地促进和适应未来社会的发展。 第二,多元性与一元性相统一。人们价值观的丰富性决定了价值取向的多元性。但从人类社会发展来说,价值取向又存在必然的一元性,价值取向的一元性与多元性是统一的。这种统一反映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价值取向上有两个层次:在具体的层次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应该反映参与教育评价的各个主体的多元性特征;在较高的层次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又应该反映为人类社会发展服务的目标。强调多元性与一元性相统一,是一种发展性评价,体现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人本价值取向与政治价值取向的有机统一。 第三,个人与社会需要相统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基础和关键是价值判断。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活动也是一种价值活动,而价值活动的主体在价值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进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时必须遵循主体原则。马克思指出:“首先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体对立起来。个体是社会存在物。”③根据价值活动主体原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不应仅仅对客观的教育现象作判断,而首先要对主体本身及其需要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评价。但是,在阶级社会里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一方面,人的发展需要会制约社会的发展进程;另一方面,人的需要的满足依赖社会提供的物质条件,社会的发展必需人的推动才得以进行。因此,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价值取向必须将个人需要与社会要求统一起来。 三、以人为本: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价值取向的总标准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价值取向的历史演进阐明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价值取向的发展规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价值取向的未来发展趋势指出了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价值取向的构建框架。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价值取向的总标准,就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体现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一致。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现时代我们在科学发展观的总思想原则下进行的各项社会实践活动,必然要求科学发展思想的指导,必然要体现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现代主体间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是一种贯通以人为本价值理念的教育实践活动。 “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项根本原则,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基础地位的不可动摇性,决定了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秉承其以人为本的价值原则。另外,“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目的性也决定了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必然弘扬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因此,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理所当然地应承担起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光荣使命。以人为本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实现了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精神需求与物质需要、目的与手段的统一。 在以人为本价值理念和思维方式的指导下,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必然成为以塑造人格、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的实践活动,它的主客体都是人,是解决人的思想、观点和政治立场,是从人出发建构在“人”的基础之上的一项基本工作。思想政治教育是人的需要,而“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④。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这种人文关怀的价值旨归,使其挣脱了“理论世界”条条框框的束缚,回归教学意义生成之域的“生活世界”,克服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对生活的疏离、对人的割裂以及对人生意义的淡漠。继而扎根“生活世界”,关注人、促成人的主体性不断优化;关切人与人及人与社会的关系,促进人际和谐与个人和社会价值的统一,从而使个人的生命价值得到最真的实现;关爱人的现实生活需要,使思想教育与解决实际问题有机融合,进而使思想政治教育从根本意义上成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喜闻乐见的精神需求。 人文关怀的价值宗旨真正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同时也升华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性和现效性,实现了思想政治教育从“文本”向“人本”的转变,促成其教学形态由单向灌输走向平等对话,教育方式从“独白范式”向“对话范式”转换。更重要的是,这种人文关怀不仅为受教育者的“自主建构”提供了现实可能性,而且为教育者的自我发展与完善搭建了宽广的平台。因为,人文关怀的价值诉求作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灵魂,贯穿于其交往活动的始终,使其真正达到了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在融洽的教育环境氛围中彼此共享知识、情感共鸣、智慧共筑、意义共建,双方相互影响、彼此促进、共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由此真正实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具体的、历史的辩证统一。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难见成效的症结就在于其缺乏交往意识和人本精神。所以,时展内在地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这一历史性的实践活动应然地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被赋予新的历史使命。就其本质而言,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成人之学”,它理应成为以“人”的方式来关注人、认识人、理解人,促进人的发展,促进人的生命的精神交往的交往实践活动,其交往的目的在于促进受教育者主体性的发展和教育者的提高。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基本环节,是根据思想政治教育的各项客观指标,对其进行评估的过程,它是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服务的,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重要保证。因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也必须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要求,秉持其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发展和完善的价值取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就是要在测评中充分体现和发挥大学生的主体性;就是要在评价指标的设计中体现其对促进大学生个体人格发展和完善的价值所在及其对于大学生成长和成才的重要性;就是要使评价的结果能够显现大学生思想政治和人格发展中的缺陷,为我们进一步有针对性地引导大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指明方向;就是要在评价后的调整中,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总之,无论在评价指标的设计、评价活动的开展过程,还是评价结果的反馈、调节中都要时时展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以人为本理念,使其无愧于“成人之学”的赞誉。 四、全面、协调、平衡:以人为本总标准的具体体现 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将以人为本作为总的评价标准,而这一总标准在具体操作中又必须通过一系列具体标准体现出来,这些具体标准则呈现出全面、协调、平衡的特点。 1.经济价值取向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反作用于经济,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作为上层建筑形式之一的思想政治教育同样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并且通过自身的教育活动,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⑤就这一层面而言,思想政治教育集中地体现了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要求,体现了一定社会经济发展要求。因此,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重要内容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也必然具有经济价值,对其考评自然也要坚持经济价值取向。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必然要求。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坚持经济价值取向就是要考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否为党的领导服务、为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服务;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大学生是否树立了科学的市场经济观念、是否能够引导大学生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不断增强自我创新意识和竞争能力等。 2.政治价值取向 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我们仍要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最终取得伟大胜利的坚强保障。我们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崛起,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决扞卫党的领导地位。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领导阶级,共产党所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必然是为其阶级统治服务的,这是由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特征所决定的。换言之,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目的和价值都要服从、服务于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三个代表”的体现者,党的理论与实践集中体现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⑥因此,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也必须以拥护党的领导为己任,以传授、贯彻和落实党的大政方针政策为价值追求。进而,在此基本价值观的指导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基本价值取向之一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这种价值取向贯通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全过程,就是要做到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指标设立中,不仅要对大学生对于党的拥护程度予以定量的测定,还要给予定性的考察;就是要做到将党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大政方针政策作为评价的基本指导思想之一;就是要做到将评价的结果,经过科学的分析和总结,归依到党的领导上来,使其为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服务水平提供基本的借鉴,为改革、创新党的领导指明理路。 3.理论价值取向 “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⑦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是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统一,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我们要不断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将马克思主义不断推向前进,创新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就是要测评大学生对于马克思主义这一最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掌握和践行程度;就是要考量大学生对于现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对未来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理解水平;就是要考察大学生对于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思想文化的态度;就是要在综合考评的基础上,使当代大学生形成科学、正确的政治社会观,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4.知识价值取向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综合性极强的学科,它不仅涉及政治学、心理学、教育学、美学、伦理学的相关内容,而且包括法学、社会学以及人学的知识成分。虽然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务是教育人、发展人、完善人,但其同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也承担着向受教育者传输人文知识和科学知识的责任,尤其是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不断地研究创新促进其学科自身的发展和完善。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指标之一就是考察大学生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吸收“内化”情况以及“外化”成效;大学生对于党的大政方针政策的熟识程度;道德知识的习得和法律知识的掌握程度,等等。这些观测点都是基于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对大学生知识传授效果的考评。 5.生活化价值取向 从历史源头上看,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于社会生活的需要,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而变迁,离开了人的生活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合理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来源于生活,却又高于生活,是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从根本上讲,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和意义是为了生活,也只能在生活中才可以进行。但是,长期以来,思想政治教育陷于理想化、知识理论化、工具化的误区,脱离了现实的生活世界。只有实行生活化的教育,使思想政治教育回到生活的母体,在生活中进行,为生活服务,这样才能使思想政治教育更有生命的活力,更有实效。 坚持生活化价值取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就要时刻关心大学生多层次的现实需要,关注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全面能力的发挥发展,注重大学生个性的彰显和主体性的弘扬,营造生活化的学习环境。 思想政治类论文:公费医疗管理的思想政治论文 一、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人们的思想也开始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呈现出越发复杂的态势,而对于公费医疗管理来说,其面对的是不同形态的人,也面对降低公费医疗费用的压力,这更对管理人员的思想政治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也只有从一线员工到公费医疗管理人员整体思想政治水平提升是解决公费医疗管理的重要措施,本文以下内容将对提升公费医疗管理的思想政治水平措施进行研究和探讨,以供参考。 二、公费医疗管理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分析 根据本人多年的实践经验,认为在公费医疗管理中应着重加强如下几个方面的思想政治教育:第一,加大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重点学习马列主义及其跟我国实际相结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逐渐促使广大职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提高其理论水平和政治觉悟,并能不断提高解决和分析实际情况的能力。第二,将单位的各项行为与我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相融合,并加大教育力度,确保广大职工能够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统一到单位中来,提高对工作的事业心,自然地为各项工作的正常有序开展贡献力量。第三,进行法制和纪律教育,使职工自觉遵守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并提高制度的执行力。第四,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从各方面着手提升职工的整体素质,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三、提升公费医疗管理的思想政治水平的措施研究 根据本人多年的实践经验,认为要提升公费医疗管理的思想政治水平应从如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第一,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目前,不仅社会意识的传播规律、生成特点和表现形式产生了深层次的变化,而且思想政治工作所处于的设置条件、工作对象和外部条件等均和以前不同,广大干部职工的价值取向、思想观念和道德选择也产生了变动,其迫切需要满足心理和谐、缓解心理压力和改善心理健康环境,这就对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具体的工作中进行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工作,要不断摸索完成这项工作的合理途径,在这个过程中要根据心理疏导的特征,严格按照规律,不断提高心理咨询服务的标准,建立人性化的流程,并定期组织谈心交心活动,可以取得明显的效果。在公费医疗管理中通过融合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的思想政治工作,给枯燥的思想政治工作添加了更加科学的要素和人文精神,注入了不竭动力,对促使思想政治工作取得更加有效的实际成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第二,思想政治教育同公费医疗管理工作相互配合。思想政治工作是为公费医疗管理这个中心业务工作服务的,业务工作检验思想政治工作的成效的标准之一。公费医疗管理队伍不出问题或少出问题,是思想政治工作和干部职工队伍管理的基本要求,但最终要求是调动全员的积极性,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各项工作中,促进业务绩效的提升。要通过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使思想政治教育与业务建设达到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效果。第三,加大宣传力度,发挥模范示范带头作用。在公费医疗管理中树立优秀的职工典型并及时做好各种宣传工作,加大宣传力度,发挥模范示范带头作用。在公费医疗管理过程中要能够善于发现和培养严格按照单位各项规章制度进行就医的典型人物以及工作中的典型代表,并积极将这些典型人物的先进事迹进行大力表彰和宣传,使单位中更多的员工受到鼓舞和激励,进而促进广大员工工作积极性和引导职工规范就医。第四,建立公费医疗管理人员共同的奋斗目标。 共同的目标,也就是通过一个团体成员共同的努力可以取得的预期成果,而各个成员在完成目标后能够得到其心理和生理上的慰藉和满足。可见,实际工作目标对于公费医疗管理人员具有很大的正面作用,在这个目标的指引下,管理人员可以带领全体职工朝着明确的方向努力,并最终完成目标。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这个目标确定以后,管理人员就可以理所应当的带领广大职工顺利的朝着目标前进,这期间还需要管理人员根据实际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特别是要注意应用激励措施,全方位多举措提高干部工作积极性,使得全体人员团结在一起,在高凝聚力的作用下,就可以相互协作和配合完成共同目标。第五,培育管理文化,铸造管理核心价值观。管理文化建设的基本内容是培育先进的管理理念、提炼优秀的管理精神、塑造良好的管理形象、造就高素质的管理队伍。管理文化建设首先应当提炼管理的核心价值观,因为它主导和支配管理文化的其它要素。公费医疗管理的特点是价值不能完全以公费医疗费用的控制标准来衡量,工作成果带来的有相当一部分反映为职工群众良好的就医条件。思想教育工作应当通过大力宣传加强和规范管理对职工群众公费医疗的重要作用,让员工看到、听到、亲身感受到加强和规范管理带来的好处,从而产生强烈的满足感,产生持久的维护这一措施的动力。第六,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要提高如下几个方面的能力。一是要强化决策的科学性。在决策中一定要考虑实际情况和规律,不能蛮干、乱干和瞎干。二是提高协调能力。对于公费医疗管理中的中心任务,要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和工作方针计划,而且要定期进行督促检查,提高执行力;要注意协调好上下级、同级之间的关系,以便能够更好地形成领导合力。三是要强化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必须深入到公费医疗管理的实际工作中,与广大职工谈心交心,从而掌握工作情况及其思想动态,找准存在的实际问题,并针对问题找出科学的解决办法。四是要强化说教能力。在实际工作中,要做到以情感人和以理服人,尽力做到趣味性、理论性、知识性和思想性的统一,增强工作实际效能;要提高自身形象,在注重言传的前提下更要采取措施使得身教效果发挥到极致。五是要强化分析判断能力。要能透过普遍现象,找到问题的根源所在,并针对具体的矛盾能够准确的对其质、量和度进行合理的分析,并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科学的化解。 四、结尾 本文以上内容首先分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随后提出了提升公费医疗管理的思想政治水平措施,表达了观点,提出了见解。但作为一名管理人员,仍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严格管理,只有这样才能提升公费医疗管理的整体水平。 思想政治类论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哲学思考 摘要:本文从如何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时效性出发,从教学实践的主体、客体、中介三个方面进行哲学思考,并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进行“综合治理”进行了思考。 关键词:高等学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改革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是培养青年学生形成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途径,在高校教育环节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党和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改革,十六大以来先后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以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并相继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和工作部署。十七大后,又对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进行了较大幅度改革,把科学发展观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战略举措贯穿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始终。但同时不容否认的是,目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也面临着严峻的困境。比如学生学习兴趣低,缺乏学习热情;部分学生厌学、教师厌教;人们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认识存在误区;教学内容重复泛化,教学方法简单化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又掣肘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改革,使教育很难达到预期目的。所以需要对教学存在的诸多问题要进行实事求是的深入分析,既考虑学生和教师的主观原因,又考虑社会的客观因素,既考虑教学主体与课题,又考虑教学中介各环节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这才是科学的态度。以此态度指导教学改革,才能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真正走进学生的生活,并内化为他们自觉的行动。 一、加强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教师队伍素质建设是有效开展教学实践的关键 教师是教学实践的主导,是课堂教学的组织者、设计者和指导者。邓小平曾明确指出:“能否促进学生主动、和谐、活泼地发展,关键在教师。”所以,要有效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和水平,关键在于培养和建设一支坚信马克思主义,有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和较强的科研能力、比较丰富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和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经验、献身思想理论教育事业的教师队伍。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现代社会科学文化知识日新月异,知识创新和更新速度越来越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理论品质在于与时俱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只有不断更新知识,不断调整知识结构,才能从思想上认识上跟上形势,不断提教学水平。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发展着的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继承者和传播者,也必须具有科学研究的严谨态度,客观理性的逻辑思维,坚持不懈的追求真理的精神。理论与现实的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根本,他在认识论中再三强调理论必须回到现时中去指导实践,才能发挥其巨大威力。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都是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实践中,才日益深入人心,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改造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的。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深入人心的过程。这一历史经验表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主题紧密结合起来,是历史赋予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任务。在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时,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只有具备了对马克思主义的透彻理解,才能把它与当代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尤其是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现阶段目标结合起来,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富有鲜活的教育意义。 按照邓小平的话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在这一过程中,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理论与实践的难题。这都加大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难度。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的内容,客观上不可能包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所有方面。因此,能否及时对大学生的思想进行正确的引导,揭示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的理论本质,直接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所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只有具备较高的基本素质,才能在大学生普遍关注某一问题的时刻,及时为其做出解答,也才可能进行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所以,在现行思想政治教育学习实践中,我们要大力鼓励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深人进行教学研究和学术研究,提高自身教学和科研水平。加强学术研究,鼓励教师大力开展学术研究活动。由此建设一支高水平的、教学科研“全能型”的教师队伍,以教学带科研,以科研促教学,教学科研良性湖动,从而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 二、完善更新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教学内容是有效开展教学实践的基础 教材是制约教学过程的一 个重要因素。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给“教材”下的定义是:“所谓教材,就是一个有目的的情境在发展过程中所观察的、回忆的、阅读的和谈论的种种事实以及所提出的种种观念”。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杜威是把教材作为活的知识来把握的。这里的“知识”决非死的、静态的知识、现成的知识,而是活的、动态的、生成的知识。这就是说,能够作为“教材”的知识,应该具有及时更新完善的与时俱进的功能。 但在现时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作为其教学知识的教材却存在诸多不足。如教学内容重复泛化。主要是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内容与中学时的思想教育课程衔接性差、重复多。据统计,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和中学政治课有近1/4的课程是简单重复,学生感到思想政治理论课就是空洞的政治说教;教材内容与现实存在一定的不相适应和滞后性,教材编写的特点决定了教材总是相对滞后于社会现实,导致了教材内容与现实存在一定的不相适应。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学生从教材和教师口中得不到对现实情况的合理解释,从而对教学内容产生了厌倦。 所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的改革就成了理论课教学改革的一重要环节和内容。200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这个《意见》最终确定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新格局,即:在高校四年制本科开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等四门必修课。并决定举全国之力编写一套代表国内最高水平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并将其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重点项目,力争于2006年秋季开学后在全国高校(包括高职高专院校)统一使用。新教材的编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和十六大以来的理论创新成果,充分反映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和基本经验,充分反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本学科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有针对性地回答了大学生关心的理论问题。党的十七大召开之后,根据教育部要求,又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课程进行了新一轮的修改和补充,及时把十七大相关精神加入教材,反映了教材编写的及时性和准确性。 三、提高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文化自觉是有效开展教学实践的核心 “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学术反思的思想结晶,是继“文明冲突论”后又一重大社会理论突破,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必然要求,也是当今世界文化转型的时代需要。“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费孝通先生在此讲的“自知之明”应该具有两层意思,一是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知,这里的认知不仅仅局限于对本民族文化的认知,而且包含对外来民族、外来文化的理解、探寻。以便明白在多元文化交叉融合中,本民族文化处于何境地,较之他族文化,我族文化有何特色,在未来发展中该往何去。这是一种兼深度和广度的认知,不是传统意义上个人的自我反省和自我忏悔,而是走向自身文化深处、走向其他文化殿堂并筹划和追求民族文化理想的探索历程。二是认知的升华,即把对民族文化的认知上升为一种自觉行动的理念,也就是理性认识向实践的飞跃。把自身视为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把民族文化视为自身生命的组成部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分彼此、主客,合二为一。这样,就把保护传统文化作为自身使命,把认知内化为自身信念和行动指南,在新形势、新环境中自觉地去继承它,保护它,弘扬它,甚至不惜用生命去扞卫它。 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文化自觉,就是要让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有“自知之明”,即使大学生在认知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及其相关知识的同时,把此认知上升为一种自觉行动的理念,内化为自身行动的指南,自觉意识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信念和准则,主动将之付诸实践,从而表现为一种自觉践行和主动追求的理性态度。 由于当前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利益多元化的影响,在多元文化和多元价值取向选择方面,部分大学生在政治信仰、价值观念方面发生了动摇,出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危机,对主流文化存在质疑。多数学生尚未形成稳定的价值观念,在一些问题上常常表现出矛盾或多变性,对社会主导价值和信仰抱有更多的“游离”态度。一些大学生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认识肤浅、模糊、有疑虑,信心不够。诸如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这些主流文化价值观念受到扭曲、侵蚀和消磨。有些大学生文化价值观呈现明显的实用性和功利性的特点。有的大学生把参加政治学习,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积极参与学校所组织的各项活动等,作为实现个人利益的一种手段,希望通过政治活动和政治参与来锻炼自己的能力,实现个人的发展和要求。 所以,在经济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之际,在世界多元文化互相冲突和激荡中,在多重世界观和价值取向碰撞与交融下,文化自觉作为当代中华民族应有的、正在增强的新型文化观念,对于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建设,是一种强大的内驱力。大学生是传统文化及国家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继承者和扞卫者,是外来文化的借鉴者和批评者。只有培养其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文化自觉意识,才能对中国文化的历史和现状具有清醒的认识和判断,对于当今世界文明发展的潮流以及中国应当如何应对这种潮流,就有科学的思考,大学生文化自觉的培养对于保持中国先进文化的丰富性和独立性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所以我们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按照时代的要求对多元文化进行审视、鉴别和筛选,强化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意识。这是我们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最终目的,也是我们对思想政治理论课进行教学改革的核心。 思想政治类论文:关于加强青年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的思考 青年知识分子是国家、企业振兴和发展的希望所在。做好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工作，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企业改革、生产建设等各项工作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对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何切实加强对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教育，需要认真地研究与实践。本文结合我公司的实际从其重要性、客观性、针对性、有效性四个方面，作初步探讨。一、必须充分认识对青年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性 江总书记在“五四”讲话中指出：“能不能充分发挥青年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我们事业成败的关键之一，也是衡量党的领导水平和领导艺术的一个重要标志。”可见，做好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从思想上做到充分认识。 首先，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看，青年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无数革命先烈和老一代革命家牺牲、奋斗取得的胜利成果，全国人民艰苦创业取得的伟大业绩，需要青年一代去继承、巩固和发展。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青年知识分子承担着重大的社会责任。他们能否健康成长，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前途。 长期以来，西方资产阶级敌对势力，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于中国青年，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身上。1989年春夏之交在北京发生的动乱、个别青年知识分子修炼“__功”等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对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教育工作。要让他们明白，只有科学技术与现代化管理知识是不够的，还必须具有艰苦奋斗、乐于奉献的献身的精神，而达到这样的目的，也必须坚持不懈地对青年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其次，从企业自身的振兴与发展看，也需要重视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教育，培养他们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这不仅是保证完成当前生产任务的需要，也是企业竞争的需要。在这种竞争中，青年知识分子必须具备：奉献意识、团队意识、技术进步意识、市场意识和拼搏意识。有了这种意识，才能在顺利时保持清醒的头脑，在逆境时同舟共济，奋发向上。这种意识的养成，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将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公司是一个具有1.5万多员工的大型国有企业，其中35岁以下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比例正逐年增加。企业需要对旧装置不断更新改造，需要开发适合市场需求的新产品，需要改变营销策略等。这些有赖于全公司广大干部员工，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的不懈努力。这就需要紧紧依靠知识分子，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激励他们挑重担，多做贡献。近几年来，我们公司把善管理、懂技术的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放到了重要领导岗位。今年，我们炼油厂也把一批普通青年知识分子提拔到车间领导岗位。厂党委也始终把做好知识分子工作作为党委工作的重要内容，尤其在过渡阶段，必须以强有力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增强青年知识分子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二、对青年知识分子的整体评价应具有客观性 正确评价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素质，是搞好思想政治教育的前提。现在，有些人产生一种疑虑：“青年还能胜于蓝吗？”有的人看到企业的暂时困难，就感到“一代不如一代”。其实只要对青年知识分子的现状及成长过程进行全面的、本质的具体的分析，就会得出比较公正的评价，任何悲观的论点都是没有必要的。 首先，从青年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政治素质看，主流是好的。同志在90年纪念“五四”报告会上讲话中，精辟地分析了我国当代青年知识分子在本质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热爱社会主义的，有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贡献力量的愿望。我公司的青年知识分子在本质上也是希望自己能为公司的发展做出贡献的。有很多人还能够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生产、顾全大局，表现出了一定的政治觉悟。其次，他们来公司后，经过几年的实际锻炼，很多人在技术上能独挡一面，他们有的成长为工程技术人员，有的担任了项目负责人，有的还担任了基层党、政领导职务。他们的科研成果，有的还受到了上级的表彰和奖励。这两个方面的总体状况，充分说明广大青年知识分子的主流是好的，是可以依赖的。但是，他们大多数人由学校直接跨入到工作单位，对社会了解和认识不够深刻，思想容易受到资产阶级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影响，好高骛远。他们也没有受到过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教育，对中国的国情和中国人民奋斗的历史缺乏深入认识，对我国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了解不足。还有一部分人在思想认识上存在着偏激、理想化、简单化的倾向；在伦理道德上存在着个人本位主义思想。对以上种种现象，只要我们给予充分重视，采取强有力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情况总会向好的方向转化的。我公司应发动青年知识分子对《实践论》、《矛盾论》、“三个代表”等理论进行学习，采用灵活多样的方式开展理论学习和企业精神教育，使青年知识分子的理想信念和伦理道德观念有所增强。 三、对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要具有针对性 青年知识分子文化层次较高，接受能力较强，多数人主要从事技术和管理工作，对他们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要求，应有别于领导干部和政工干部，主要是对他们进行基本理论、基本感情与基本行为规范等方面的教育。当前，对青年知识分子主要应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社会主义伦理道德和优良传统教育。 社会主义教育主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使他们懂得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深刻道理。从而坚定不移地支持四项基本原则，走社会主义道路。爱国主义教育，主要是通过学习近代革命史和了解中国的国情，树立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觉地把个人的命 运与祖国的命运，爱祖国与爱社会主义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努力做好本职工作。 辩证唯物主义教育，主要是结合生活和他们的思想认识实际，使他们学会全面地、历史地、发展地看待世界和事物，克服认识上的片面性。要使他们懂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它不仅是指导人们正确认识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的重要武器，也是指导人们从事科研技术工作的武器。以职业理想、职业责任、职业道德、职业纪律为主要内容的企业精神教育，主要是培养他们乐于奉献、关心集体、热爱劳动、艰苦奋斗、遵守纪律的精神和作风以及良好的道德风尚，消除资产阶级人生观、价值观对他们的不良影响。在实践中，必须把说服教育和严格要求结合起来，使广大青年知识分子逐步成为“四有”新人。但是这里必须明确，理论灌输不是填鸭式的硬灌。由于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处于恢复阶段，进行理论灌输确有一定的难度，需要积极实践，认真探索，不断改进，增强教育的吸引力，提高学习的自觉性。因此，在对青年知识分子进行理论灌输中，必须注意理论联系实际，行之有效。一是在教育内容上，要坚持实事求是，密切联系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实际。二是在教育方法上要掌握教育对象的认识过程，抓住症结。三是教育目的上要引导青年知识分子学会用马克思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自己的实践活动，使他们学会认识世界，又学会改造世界，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四、对青年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和措施要注意有效性 当代青年知识分子善于独立思考，思想活跃，民主意识强。因此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中，必须把继承与创新结合起来，探索适合青年知识分子特点的方法和措施，开展多种教育活动，以期收到好的效果。 俗语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无论是人才的培养，还是对人才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都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结合生产实践和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一点一滴入手，长期不懈地抓。笔者认为在做这项工作时要做到政治信任，生活上关心，工作上放手，有力地激发青年知识分子积极向上、为企业献身的热情。从他们入厂的那一天起，党支部就应该抓紧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引导他们向党组织靠拢。党组织则应把他们列入重点培养对象，一旦条件成熟，就及时将他们吸收到组织中来。在使用上注意把一些重要的工作大胆地交给他们干，使他们每时每刻都感受到组织上的信任和关怀，只有加倍努力工作，才能不辜负组织上的殷切期望。车间做为基层组织，党支部应审时度势，及时把一些优秀的青年知识分子选拔到管理岗位和技术岗位，有意识地给他们压担子，放手让他们参与管理，提高他们的管理水平，增强驾驭全局的能力，从而理解企业的各项工作，更好地为企业服务。这种从工作上放手，也是把思想教育工作落到实处的一个重要体现。近几年来，我厂在上级党委的支持下，也推荐了几名青年知识分子，让他们分别担任了我厂重要领导职务，在对他们进行指导、帮助的同时，放手让他们开展工作。现在，这些人都能独立地挑起我厂某个方面的重担，成为驾驭炼油企业的优秀人才。在生活上关心、帮助青年知识分子，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专心致志地去干好本职工作，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有效法宝。新分配来的青年知识分子许多人远离家乡、父母，孤身一人。车间党支部应通过形式多样的工作，让他们深刻体会到集体这个大家庭的温暖，使他们安心于本职工作，从而激励他们奋发向上，自觉成才。为了及时掌握青年知识分子的情绪波动和思想脉搏，增强思想工作针对、有效性，建议各级党支部建议“三必访”制度，即：青年家中有矛盾必访；家里有困难必访；生病住院必访。通过诚心诚意的工作，使他们前进途中尽量少走或不走弯路。每当他们生活上遇到困难，党组织就设法帮助解决，为他们成才创造条件，铺平道路。 各级党组织还要积极引导青年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教育。青年知识分子有较强的求知欲望，自学能力较强，喜欢思想交流，愿意平等探讨，对居高临下式的说教式教育方法有反感。要充分尊重他们的这个特点，积极为他们创造条件，通过开展自学讲座、专题研讨、专题辩论、演讲比赛、社会调查等活动，启发、鼓励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进行比较，认真思考，自己寻找正确答案，达到自己教育自己的目的。 思想政治类论文:谈谈思想政治工作如何适应改制后的企业 当前，国有企业的改革改制，正在向纵深发展，大部分企业改革改制工作已经结束，改制后的企业建立了新型的现代企业制度，明晰产权，优化机制，甩掉包袱，轻装上阵，全身心地投入到为企业创造经济效益中去。还有相当一部分企业经过重组，成为名符其实的民营企业。改革给企业带来了新的生命力，使企业焕发了生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如何继续开展，如何与改制后的企业相适应，这是摆在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一个新课题。 一、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改制是一场革命，是对旧体制的摒弃，对新体制的创立。我们的改革，其性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各种关系的调整、完善和发展，它所破除的只是束缚生产力发展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以便更好地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也是我们改革中必须坚持的大方向。坚持这个大方向靠的是什么，就是要靠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来保证。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有着优良的传统和丰富的经验。我们的革命事业之所以取得成功，并不断发展壮大，除了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外，就是通过了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来教育、启发、激励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作为一个企业，也要靠思想政治工作来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增强员工的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引导企业和员工正确处理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利益的关系，树立正气，端正行风，克服和纠正不利于企业的不良风气，保证企业健康、兴旺、发达。 当前的企业改革改制，将触动着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人们传统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心理结构等方方面面，必然会给人们的传统观念的惯性思维带来巨大的冲击，也必然会给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一系列的新问题。因此说，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不仅没有减轻，而是更加重了。 二、继承传统，更新观念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科学，它和其它任何一门科学一样，也是在不断地继承、发展、完善和创新的。随着改革的深化，旧的格局被打破，新的机制在形成，导致人们必须要用新的价值尺度去衡量传统观念，实现观念更新，而观念更新又势必给行动带来重大的影响。思想政治工作要与之相适应，也要在观念上有所更新。如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方式问题；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把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作为生产要素分配多样化的问题；“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双向选择”的用人机制等等，这些都突破了我们在计划经济时期所宣传的传统思想，在这些理论问题与实践结合的过程中，如果我们的观念不更新，还停留在过去一贯制的思想政治工作观念和方法，思想政治工作不仅不能成为改革的铺路石，反而会成为绊脚石。 那么，哪些观念需要更新呢？一是要更新思想政治工作的不切合实际的一刀切，大呼隆观念，而是要从本单位、本部门的实际出发，使形式和内容联系更紧密，防止“空对空”。二是要更新思想政治工作就是上级布置，基层贯彻、检查验收三阶段形式的观念。而是要运用多种形式进行生动活泼的教育方法。三是要更新思想政治工作只是讲大道理的观念，而是要在思想政治工作上坚持以人为本，建立在关心人，尊重人的基础上，不光是讲道理，还要解决工作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四是要更新思想政治工作就是简单说教的观念，而是要广泛运用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信息学、管理学、美学等科学知识及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使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 观念更新是做好工作的前提，强调更新，并不是摒弃一切传统观念，而是对传统观念的继承、完善、发展和提高。 三、掌握规律，创新方法 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一门科学，也是有规律可循的。过去我们已经认识和总结出不少规律，并形成了一套系统理论，今天随着形势的变化，我们还要不断认识和掌握新的客观规律，才能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第一，要加强对新情况和新问题的研究。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应着眼于改制后企业的特点，要注意企业在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员工的思想反映和动向；要注意企业在改革改制方案实施过程中可能对企业产生重大影响的潜在问题；要注意企业改革中的横向对比中出现的不平衡对职工心理承受能力的影响；要注意企业改制后抓经济效益和执行国家政策的关系；要注意有所为才有所位的用人机制和岗位竞争的矛盾问题等等。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些新情况、新问题，思想政治工作就难以产生实效。 第二、要加强对重点、难点、热点问题的研究。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我们解决问题就是要从普遍矛盾中去寻找主要矛盾。一般地说，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主要矛盾大都表现在一些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上。如改制后的企业，特别是成为民营经济的企业，原国有企业身份的员工如何尽快适应民营企业的机制，包括规章制度、岗位安排、分配形式、作息时间、工作效率等，只有缩短磨合期，使企业及早正常运转，才能使企业更早地产生效益。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总会出现一些不同的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比如，打破了“大锅饭”，拉开了分配差距 ，就会使一些人产生心理上的不平衡；强化企业的内部管理，就会使一些人感到受约束，不习惯；商品价格下跌，市场形势发生变化，导致业务经营困难，需要寻求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等等。这些问题总是随着时间、形势和环境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解决一个问题，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我们只有不断深入研究解决这些问题，从中发现并总结出带有规律性的经验，就会对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第三，要加强对思想政治工作方法的研究。同志曾作过一个比喻，把解决问题比作过河，把解决问题的方法比作桥和船，没有桥和船，过河就是一句空话，说明了解决问题的方法的重要作用。正确的方式方法，是提高思想政治工作有效性的一个重要途径。比如搞政治教育，按上大课的形式，容易使受教育者和教育者之间产生无形的心理屏障，效果不太理想。通常的听课、念文件，受教育者如果不做笔记地话，仅能接受不超过5的信息量，而人们潜移默化地接收到的信息（不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大量大量的都是来自于书报杂志、广播电视、社交活动和亲友的交往中。因此，政治教育不能只局限于“封闭施教”的方式。当然，必要的相对集中上大课还是要的，但方法可灵活一点，切忌照本宣科，可多采用电化教学，对话交流，咨询答辩，演讲竞赛，参观访问等多种形式，使教育内容形象化、具体化，来达到教育效果。但改制后企业都是把经济效益摆在第一位，经营理念更趋向于追求利润最大化，时间就是金钱，不可能用大块的时间搞政治教育，集中只能是相对的，还是要通过大量日常的、分散的、经常性的思想政治工作和自我教育来达到教育目的。经常性的思想政治工作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和潜移默化的作用，它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通过谈心、拉家常、家访、文化活动等进行思想、感情的交流使之产生共鸣，通过创造一个和谐的环境气氛，寓教育于无形中。也可以运用激励机制，心理调节，规范约束和行为引导等方式，根据不同层次，不同对象，采用不同方法，取得最佳效果。如坚持以宏大事业感召人，优厚待遇吸引人，优秀文化凝聚人，创造条件成就人，培育竞争意识，倡导团队精神，使员工始终处于激活状态，使企业形成强大的生命力。 四、群策群力，齐抓共管 思想政治工作如果单靠少数人来唱“独脚戏”，限制在一个狭隘的小圈子里，必然会冷冷清清，软弱无力。因此，要发挥各方面的力量，使大家都来做思想政治工作，各部门齐抓共管，才能使思想政治工作活跃、生动、有效。 一是在纵向上，要搞好上下结合，发挥领导和下属的两个积极性。事实证明，企业的决策层、管理层是十分重要的。如果企业主是党员或党委（支部）书记，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一般都会得到重视，党组织在企业内部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认同感就强、影响力就大。党务、人事部门要充分发挥自己的职能作用，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制度、计划的制订和组织实施，并积极主动地开展具体的思想政治工作。 二是在横向上，要做好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工作，发动部门领导和骨干，使人人都做思想政治工作，形成合力，业务部门也要结合各项业务活动一道，把思想政治工作渗透到各项工作中去。部门领导直接和员工接触，相互了解，感情接近，有共同语言，做思想政治工作有着更有利的条件，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是要充分发挥工、青、妇的组织作用。工、青、妇组织都是企业的群众性组织，从他们的性质、任务来看，思想政治工作也是他们的任务之一。因此，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通过他们建立一个思想政治工作网络，使思想政治工作深入到各个层次，全面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做到了企业发展我发展。这也是抓好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一环。 综上所述，在企业改革改制后的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要与之相适应，就必须不断加强，更新观念，探索规律，研究问题，创新方法，真正把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思想政治类论文:思想政治课是重要的素质教育课 全面提高中学生的整体素质，是学校教育的根本任务，也是社会的共同目标。培养跨世纪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需要从基础做起，需要学校各学科教师的共同努力和社会、家庭教育的密切配合，缺一不可。在这中间，思想政治课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一、思想政治课的性质决定了它在素质教育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 广义的素质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可以说它包含了人本身物质的和精神的、外在的和内在的一切方面。具体可划分为政治素质、思想素质、道德素质、心理素质、文化素质、美学素质、科学素质、技术素质、身体素质等许多方面。在主必个方面中思想素质起着基础的和决定的性的作用。学校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把学生培养面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目前的中学生是将来的社会主义劳动者，不论他们从事倾听种职业，都要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都要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一个人的政治思想素质决定着其他素质的发展方向，并成为其他素质发展的精神动力。思想政治课既一门社会科学教育课，同时又是一门德育课。这就决定了它在素质教育所具有的独特的核心地位和基础作用及重大任务，是任何其他课程所无法取代的。这是由思想政治课的性质、目的、内容和特点决定的，同时好是我国学校教育与资本主义学校自由发展的本质区别。 二、思想政治课的内容决定了它素质教育中的重大任务 初中开设的各门课程都有某一个或某几个方面的素质教育任务，如语文、外语主要有文化素质教育并兼有思想、科学、美学 等素质教育任务；数、理、化主要承担文化、科学素质任务；音、体、美汾别承担的素质教育方面多，任务重大。它的内容习定了要教育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学生具有正确的政治思想素质，良好的道德素质，健康稳定的心理素质，高尚的美学素质，坚实的科学文化素质等，并且由良好的政治思想道德素质来推动和激励其他方面素质的健康发展。用通俗的说法就是，思想政治课的任务则要教育学生堂堂正正做人，兢兢业业做事。只有牢固树立堂堂正正做人的思想，才能由习心和毅力去学习兢兢业业做事的本领。通过兢兢业业做事，在将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增砖瓦，才能体现出堂堂正正做人的思想道德素质。 三、目前现实决定了思想政治课完成素质教育任务的艰巨性 由于目前现实生活中各种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存在和制约，使人们对思想政治课教育重要性的认识模糊，经常外于摇摆不定的状态，有时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这是社会上存在的“一手硬、一手软”在学校教育上的反映。目前学校教育仍然未摆应教育的束缚，素质教育的内涵和外延还没有被人们充分认识和接受，思想政治课在素质教育中的核心地位和基础作用也还未能被人们认识和肯定，因此便会出现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现象。事物总是在矛盾中不断发展的，人们的认识出总是在实践中不断深的。随着党的十五大精神的贯彻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不断加强，相信全党全社会将对思想政治工作重新加以重视，这必将会为学校思想政治课完成素质教育创造一个更为有利的环境和良好的社会氛围。 四、思想政治课教师贩须坚行不懈地努力素质教育 思想政治课的目的、内容、特点决定了它是一门重要的素质教育课，它的每册书、每个内容无不承载着素质教育的任务。尽管目前人们对素质教育还认识不足，但事物总是不断发展的，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总要有一个过程。因此，思想政治课教师只有经过坚持不懈地努力，发扬爱岗敬业精神，使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才能使人们逐渐认识. 思想政治类论文:新形势下如何加强和改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如何引导人教育人塑造人培养人的工作，是企业必不可少的生命线、向心力。随着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的变化，经济发展、社会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式、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日趋多样化，职工的活动方式、交往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给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方法方式和对象也发生了变化，文秘站原创如何面对错综复杂的新情况、新问题，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路子，是亟待我们认真研究和努力实践的问题。1思想政治工作要务求“实”受传统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部分思想政治工作者习惯于灌输式的教育，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思想政治工作游离于企业中心，走形式，图过场，实际效果不佳。在市场经济发展和企业不断深化改革的新形势下，职工队伍的构成、思想观念都发生了变化，这就要求思想政治工作内容必须由旧变新、由虚变实。系统性的务虚教育应减少，日常的针对性教育应增多，脱离经营活动的教育应减少，密切经营管理的教育应增多，普遍性的灌输教育应减少，针对性的改革政策教育应增多，改变过去我们讲什么职工听什么为职工关心什么、议论什么我们就讲什么。因此，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强调思想政治工作要抓主要矛盾，抓关键问题，把作用发挥在决策前，落实在执行中，渗透到管理上，增强内容的针对性。 思想政治工作应该与各项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互相渗透，互相促进。人的思想矛盾和问题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在很多情况下，来自自身工作和人际关系中的矛盾。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理顺矛盾和情绪，提高人的思想觉悟，对各项工作能起到非常直接的促进作用。所谓思想政治工作的成效，一个直接的重要方面，就是表现在对工作的促进上。要想把本部门的工作做好，就必须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结合自身实际做思想政治工作，就能有的放矢。比如：每年评奖、评先进等，本来纯属好事，但弄不好，反而会惹出一大堆矛盾和意见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除了办事公道、程序规范外，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深入细致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工作做实了做细了，道理讲通了，关系摆平了，矛盾也就减少了，这样好事才能真正办好。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不能离开物质利益这个原则，我们要看到观念的背后是利益，观念受物质利益的制约，利益得失是观念转变的重要动因。因此，要在职工中大力宣传多劳多得、按劳分配的思想，并用制度来加以保障。同时，要积极为职工办实事、办好事，解除职工的后顾之忧，使他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工作上。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单纯地就事论事，抓职工的观念转变要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为中心，以增加国家、企业、职工的共同利益为目的。以此来引导职工观念的转变。2思想政治工作要突出“细”在做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中必须注重针对性。针对性是实现经常性的具体细化，实践中把握思想工作的针对性，应抓好以下几个方面：针对任务定内容，旨在提高职工队伍的整体素质。企业生产建设、业务发展任务均十分繁重，工作中要做到针对任务定内容，在每完成一项任务中，把握宏观控制，在做好动员的基础上，及时宣传先进，表彰好人好事，提倡奉献和奋斗精神，形成人心向上的好风气。有针对性的开展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调动职工的积极性。针对容易出现的问题，提前预测组织教育。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要依据思想形势分析提出问题，对在完成生产任务中可能出现的情况，要树立超前意识去预测，把容易出现的问题做为政治教育的内容，用以保障单位的思想建设健康发展。在平时工作中，应及时对职工进行劳动纪律、遵守职业道德的教育。在职工中进行“假如我是一个用户”的教育，启发职工遵章守纪的意识，用以加强企业的职业道德建设和纪律性。针对不同人员的情况，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在做好旨在加强整体素质建设的同时，也必须做好具体人的工作，而且要真正做到点子上，因此应掌握具体方法和正确处理几个关系：一是细心观察分层次，调查研究讲方法，职工年龄大小、知识结构、个人经历，男女性别这些不同方面带来的思想问题也是千差万别的，思想问题所表现的形式也是不一样的，应细心观察，采取不同方法，就一般来说：老同志在沉默不语的时候、技术人员在情绪不高的时候、青年职工在不说不笑不高兴的时候，这时正是需要做好思想工作的时候，要通过谈心拉家长等了解掌握情况，并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法，解决职工思想和实际问题。二是大道理和小道理的关系。坚持大道理管小道理、小道理服从大道理，该讲大道理的时候，必须要讲，只有在道理上讲清楚，才容易收到好的效果。三是处理好主动做与被动做的关系，对于主动找上门来，找领导谈思想解决问题的，应热情接待耐心听。针对不同情况给予疏导、解释、批评、鼓励。对于不能马上解决和答复的，要研究后认真做好善后工作。在平时工作中还要主动做好不同层次人员的思想工作，在对党员教育中，重点强调党员模范作用，针对实际情况，组织党课教育，对外勤人员要以表扬为主，肯定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思想政治工作有针对性，在实际工作中才能收到一定的效果。3思想政治工作要注重“情” 情，是做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起点，是协调人际关系的动力。在新形势下，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环境、渠道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思想政治工作除了从内容上加强针对性外，还必须从方法上加强和改进。要由过去的强制性、指令性转变为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参与性、指导性，与有情管理相结合，创造出丰富多彩、形式多样、职工广泛参与并乐于接受的活动方式，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吸引力、感染力和说服力。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建立起与员工深厚的感情，要真心实意，带着深厚的感情去做工作，象对待自己亲人那样无微不至地关心人、体贴人，使对方切实感受到温暖，感受到你为他好。要放下我是来教育你的架子，以平等的姿态与之交流。要学会换位思考，倾听不同意见，只有设身处地，以心换心，才能真正理解人，说服人，达到教育人的目的。要坚决克服那种方法简单，急于求成，带着情绪做思想工作的弊端。具体工作中，要善于将大道理转化为与具体的人贴的更近的小道理。思想政治工作虽然最终是要让人明白大道理，但最好是把大道理贯穿和渗透在小道理中，转化成与具体的、感性的人贴得很近的小道理，以小道理的形式出现，娓娓道来，让人感到平实可亲，听得实在，觉得有理。无论大道理还是小道理，都要通情达理，富有人情味。思想政治工作着眼的是整个社会的和谐、进步，但同时也是对每一个个人的关爱。无论谈哪种道理，无非是帮助人提高认识，解开疙瘩，抚平情绪，认清方向。这本身就是很有人情味的事情。但如果忽视这一点，自觉或不自觉地采取官僚主义的态度，就会让人感到思想政治工作似乎都是生硬的、强制的、不得不听的，反而失去了人情味。为了防止这种扭曲，我们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就应该大力提倡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帮助人。尽量设身处地地为人着想，帮助解决具体的困难，从实际的思想认识问题出发，有的放矢地讲明道理，解开疙瘩，提高认识，在温暖和煦的气氛中促进人的内心世界的升华。讲道理最好多用讨论式，少用训诫式。在某些情况下，如果简单地用是非对错、非此即彼的方法，用我对你错、我讲你听、我训你受的方法，就不仅达不到预想的效果，还可能起到反作用。所以，在可能的情况下，最好多用讨论式、探讨式 ，以平等的地位和态度，在切磋交流中共同寻求正确的答案，促进双方思想觉悟的提高。当然，这并不是说不能训诫了。严格的批评就是一种训诫，在不少情况下也是需要的。只不过要用得对路，用得适当。4思想政治工作要致力于“帮”为了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新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应注意在帮上下功夫。 帮助员工正确认识形势，增强信心。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干部应多到员工中去，通过举办各种报告会，对员工进行形势教育，引导员工站在宏观的高度，从社会发展大趋势、改革开放大格局、企业生存的大环境中知形势，明方向，增强工作的干劲。 帮助员工转变思想观念，增强改革意识。最重要的是要用邓小平理论教育干部员工。注意把学习邓小平理论同学习十五大精神紧密结合起来，帮助员工了解具体政策，增强执行政策的自觉性。具体政策是党的路线、方针在实际工作中的体现，与员工切身利益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员工如果对具体政策不理解，很容易引起思想上的疑惑、情绪上的波动。随着医疗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和公司三项制度改革等一系列具体政策的陆续出台，帮助员工学习这些政策、掌握这些政策、用好这些政策，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每一个干部都应深刻领会政策，并把政策原原本本地交给员工，帮助他们了解政策出台的背景，掌握和熟悉政策内容，提高执行政策的自觉性。 帮助员工解决实际问题，增强凝聚力。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首先要重视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对员工反映的实际困难，不管能否解决，都不能回避，应当满腔热情、主动关心。特别是事关企业、员工利益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我们更应该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清理各类需解决的问题，尽最大能力创造条件加以解决。总之，只有深入调查研究，了解职工“所思”、“所盼”、“所想”，积极解决职工的实际问题，才能使职工心情舒畅的干好工作，为企业发展奉献聪明的才智。　5思想政治工作要力争“新”创新是发展的灵魂，是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在新形势下生存与发展的生命线。随着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必须适应变化的新情况，大胆进行探索和创新。在思路上，由被动向主动转变；在内容上，由单一的思想教育向提高队伍整体素质转变；在形式上，由集中、统一、大型的活动向小型、灵活、多样的方式转变。在解决实际问题时，专职政工人员要消除工作的“时间差”和滞后性，要以平等的态度待人，加强和职工的沟通和交流，做到以情感人，让职工产生信任感、成就感、温暖感和舒适感；要注意把握职工的情绪，主动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要坚持做到让思想政治工作进车间、入班组、上一线、到现场，及时把握职工的思想动态，针对职工中出现的思想实际问题对症下药，有的放矢，引导职工做好本职工作。应当肯定，在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中，我们的许多探索和创新已经取得明显的成效，抓住了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但也要清醒地看到，这些探索还需要继续深化和拓展。当前，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正在进行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变革。党的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形势更复杂、任务更繁重、工作更艰巨。我们一定要深刻领会和切实贯彻同志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紧密联系实际，积极开拓创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探索新方式，不断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感召力和渗透力，努力开创一个生动活泼、扎实有力、促进企业长久发展的思想政治工作新局面。要采用新工作方法，以换位的方式思考问题，想职工群众之所想，急职工群众之所急，多做得人心、稳人心的工作。少说大道理，多做实事。这样，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就会更有说服力，感召力。6思想政治工作要做到“活”思想政治工作要利用科学手段与各种文化娱乐活动结合起来，在轻松愉快的环境和气氛中陶冶情操，提高觉悟。人的思想观念的形成，不仅是抽象思维的过程，也是形象感化的结果。开展各种健康的文化娱乐活动，可以增强大家的参与兴趣，陶冶情操，提高素质，密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调整人的思想情绪和心理情感。这种形式既易于为人所接受，又能在不知不觉中培养和引导人的价值取向，对思想政治工作能起到很好的帮助或辅助作用。因此，思想政治工作不必处处摆出一副正儿八经的面孔，有时候不妨把形式搞得活一点，乐一点，美一点，轻松一点，尽量把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结合起来。当然，活动形式要有品位，不能流于庸俗。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使思想政治工作的渠道和载体发生了变化。思想政治工作要针对新情况、新问题，着重从三方面开拓。一是向市场领域开拓，进行超前教育。企业改革深化，市场竞争加剧，使职工的经济观念、利益观念日益突出，如果引导、处理不好，就会同我们一贯倡导的团结协作、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精神发生矛盾。因此，我们要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做好超前引导工作。二是开拓视野，多方面、多角度地进行渗透。随着股份制改造和公司上市，企业走向市场以后，职工和社会接触更加广泛，特别是社会上一些不良风气甚至种种丑恶现象会侵蚀职工队伍。因此，我们既要做好内部职工的思想教育工作，又有责任和义务帮助净化矿区社会环境，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内外环境。三是向企业文化领域开拓，尽量满足职工的文化和精神生活需求。职工思想观念的更新对物质和精神生活有了新的需求，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对职工进行培植企业文化、塑造企业精神、树立企业形象的教育，另一方面要研究职工文化和精神生活的需要，广泛开展多功能的企业文化活动，促进职工素质的全面提高。总之，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思想政治工作的环境、任务、内容、渠道和对象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只是简单地重复过去的老办法是难以奏效的。我们应与时俱进，在创新上、“适应”上多动脑筋，使思想政治工作在为生产经营服务中体现“生命线”的作用。 思想政治类论文:对思想政治课教学改革的思考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充分体现了党对现阶段学生思想品德教育工作的高度重视。[1]思想政治课作为学生德育的主渠道担负着促进学生学习知识,提高思想品德,塑造健康心理品质,树立正确的“三观”的重要职责,其目标是系统引导学生形成符合特定社会和时代以及人类自身发展要求的思想政治观点和行为品格。从某种意义上说,思想政治教育在人才培养工作中居于统领性地位,因为只有在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引领下,才能培养出具有信念坚定、社会责任心强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国内改革发展的深入推进,引发了多元社会价值观的碰撞和交流,一方面使学生的思想道德观念不可避免地受到环境的影响,部分学生道德素质下降,变得功利、自私、浮躁、褊狭;另一方面部分思想政治课教师的教学观念却仍然停留在唯应试教育上,沿用着传统的单向灌输教学方法,致使学生上课积极性和主动性不高,有些学生甚至将思想政治理论与生硬、枯燥划等号,直接影响了教学效果。因此,如何以新一轮课程改革为契机,在实践探索中确立新的教改思路,培养新的教与学的思维方式,寻找教学改革的创新点,实现“教化”向“内化”转变,最终促成学生知行统一,已成为思政课亟待解决的难点问题。[2]为此,笔者总结自身多年思政课教学实践经验,提出以下意见。 一、树立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的“大思政”教育理念 通过制定“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施方案”,激励全体教职工以高度的责任感积极参与德育工作,并要求部分党政和学生党团政工干部必须承担思想政治理论课相关教学任务,寓德育于教育教学全过程。通过对学生开展学习动机、学习态度、良好学风、政治思想品德、意志品格等日常行为规范教育,并通过挖掘不同教材中的思想教育因素,在各学科教学中渗透所蕴涵的丰富伦理道德、科学精神、人文思想等内容,春风化雨,潜移默化间使学生敬畏并遵守社会公德、规章秩序、宪法法律等,形成一种内在的自我约束力,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以此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任教师与学校党政人员、各科专任教师的互为补充,理论教育与日常思政教育、专业教育的有机结合。还可聘请校外有关政府部门、高等院校、民间慈善公益组织等相关人员担任兼职思政理论课教师,通过参与教学实践指导或是开设专题讲座,进一步充实优化思想政治课教师队伍和结构。 二、整合思政课教学资源,加强组织领导 建立以学校党委行政为领导、思政课教研室为核心、整合教务、学工、团委在内的相关部门力量的组织管理系统,解决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思想政治工作、学生管理工作“各自为政”的问题,从领导体制机制上形成齐抓共管的德育格局。同时加强思政课教学研究机构的组织建设,突出其教学主体地位。可由校党委书记或副书记兼任教研室负责人,成立“大思政”教研部,由专兼教师共同承担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心理健康与公共安全教育、社会实践等任务,教研室负责教学任务中课程方案及标准的制定、选配教师、编写或选订教材、排课、考核等具体工作,教务处全程督导教育教学质量。 三、增强学生考核科学性,建立多元化复合型考评机制 对学生学习成绩的考核应遵循思政理论课既重考知识,更重考能力的理念,实施中应侧重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突出思维方式的考核,围绕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能力设置考试目标;二是突出实践运用能力的考核,围绕提高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设置考试目标;三是突出日常道德修养的考核,围绕提高学生精神境界和良好行为习惯养成设置考核目标。具体操作应将过程评价与终结评价相结合、理论学习成绩与实践成绩相结合、师生评价与社会考核相结合,以实现考试的实效性与教育教学实效性的有机统一。 为杜绝少数学生最后几周通宵加班靠“死记硬背”过关,忽视平时学习的日积月累和良好道德规范的日常养成,应加大日常考核、实践考核的权重。同时,参与学生考评的主体除了任课教师外,还应向两头拓展,即相应减少任课老师在考评中的权重,适当增加同学互评和社会评价的权重。课 程成绩考核权重可设置为3∶3∶4。第一个“3”即平时考核占总绩的30%。内容包括单元测试、学习态度、作业情况、课堂表现、出勤等。为体现学习理论“要精,要管用”的原则,根据大纲要求,平时考核适当增加综合应用内容,侧重考查学生灵活运用知识点,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第二个“3”即实践考核占总成绩的30%。与其他课程配合,将学生日常遵守行为规范、参加市级以上人文社会科学类知识竞赛、辩论赛、征文比赛等社会实践活动的成绩以及完成诸如调查报告、课堂教案制作、参观感想写作、文明礼仪志愿者活动等实践作业的情况量化计入思政理论课考核成绩。对于那些在校内违反校纪校规并被处以记过以上处分的学生,实践课成绩被视为零分,但本着惩前毖后、教化育人的目的,允许犯错的学生通过在课余时间参与公益爱心活动、义工活动等进行品德补偿式自我教育,以重新获取实践学分。“4”即理论考核包括期中、期末考试总计占成绩的40%。 四、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 思想政治课只有教学方式和方法真正贴近学生实际和社会生活,符合教学规律和学生学习特点,用学生易懂爱听的语言,整合生动鲜活的案例,在理论联系实际中启发学生思考,才能让学生真心喜欢上政治课,感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自己息息相关,对促进自身全面成才具有推动作用。 (一)教学手段现代化,拉近师生关系 加大教学硬件设施投入,实现每班都安装有多媒体教学设备,每几名学生就配置一台电话,课堂上借助先进的多媒体教学手段,播放图文并茂、声像结合、动静皆宜的PPT课件,使整个教学过程直观形象、生动活泼,增强教学的情感性和吸引力,使学生在轻松活跃的教学氛围中将基本概念、核心观点、主要方法、重大事件牢牢“入耳”、“入脑”和“入心”。针对目前学生家庭大多配有电脑的现状,思想政治课老师还可延伸校外“第二课堂”,通过组建班级或年级QQ群、MSN群等,围绕教学基本要求和教学目的设计、制作各种学习栏目,展示教学资源,供学生随时自主安排和选择学习内容,同时通过即时聊天、电子邮件、语音聊天等形式,师生间进行信息交流,打造一个针对性、个性化、开放式的网络学习空间。 (二)教学方式多样化,激发学生学习热情 学生在校时间主要是在课堂教学环境中度过的,因此,抓住了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课堂教学,就能确保学校德育工作的经常性、稳定性和长效性。要上好思政理论课,老师应抛弃以往手拿教学大纲从头到尾满堂灌的单一陈旧模式,在课外做足功课,针对不同的教学内容和学生的特点将理论讲授法、讨论式教学法与案例式教学法有机结合,灵活运用。1.理论讲授。要求讲授围绕核心观点、主要内容进行讲解,做到重点突出,讲解精辟,让学生很快抓住篇章要领,掌握理论精髓。2.讨论教学。选择学生普遍关注的时事、热点问题开展课堂讨论和分析,以学生述评为主,老师引导为辅。如:就开展阳光体育运动这一热点问题,组织学生分组讨论,并由各组派出学生代表做“阳光体育助我们腾飞”的演讲。通过对活动目的和意义、面临的困难、解决办法以及对自身影响等诸多方面的层层剖析和观点陈述,既培养学生关注思考社会热点问题的习惯,又增强学生团队合作意识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陈述问题的能力。3.案例教学。结合学生生理特点、心理特点、知识水平、能力水平以及教学要求等,精心选择案例,将理论观点融入生动可感的典型案例中,通过先亮出观点再举例说明或是先举例再阐述论点来印证和说明理论观点,帮助学生深刻理解、真正掌握知识点,并通过案例引申鼓励学生培养发散思维的习惯,激发学生深入探究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3] (三)突出实践教学,重视学生的德育养成教育 提高参与实践活动的意识,培养良好的实践能力是思想政治课教学的最终目的。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不仅仅局限于上好一堂课,保证学生拿到一个理想的分数,只有将理论运用于实践,通过实地考察、调查研究和参与实践等,让学生在参与体验中更好理解和融会教材中提出的理论观点与思考问题的方法,加深对知识的巩固、系统和拓宽,在提高学习成绩的同时增强自身综合素质。课堂、校园和社会是学生践行日常道德行为的三个不同场所,三者具有教育承接和互为影响的内部联系,课堂是基础,校园是重要实践场所,而社会则是检验和培育学生全面综合素质的大舞台,只有当走出校门的学生思维方式、言行举止、价值取向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要求并能在日常生活和突发事件中展示出优良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就表明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是成功的。由此可见,学生离不开这个三个相关场所的教育和影响,如果三个场所所给予或渗透的教育是一致的,则学生会加速成长,反之则会抵消教育正面效果。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应始终坚持“三结合”原则,即将课堂理论教学与课堂实践教学相结合、课堂理论教学与学生校内实践相结合、课堂理论教学与校外社会实践相结合。通过制订一揽子教学任务计划,诸如要求每位专任教师组织开展多个实践项目活动、联系一个爱国基地或专业基地、指导一个学生社团、举办一次道德修养或人文素质专题讲座、完成一篇学生思想状况调查报告等,促使老师以学生社团、爱国教育基地、校企合作单位、姐妹友谊校等为载体拓展实践课程外延,通过组织学生参与“青年志愿者”、“学雷锋树新风”、“文明出行”、“绿色家园”等社会实践和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不断延伸理论教学,使教育不再封闭于教室和书本,学生由被动的学习到主动的参与、探究和思考,在实践“大课堂”中接受道德教育,培养科学素养与人文素养。 五、多管齐下,建立高素质专任教师队伍 新课改能否取得成绩和实效的关键在于能否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任教师队伍。高素质体现在:一要责任心强。如果专业教师缺乏起码的自信和责任感,那么,在教学中就不会投入极高的热情并付出辛勤的汗水,在自身业务上也不会深入钻研,讲课也必然空泛杂乱,更毋庸谈讲课的感染力和吸引力了。二要业务精通。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新课程体系与旧版相比,内容更综合、更系统,一些重点和表述都有所变化,尤其是科目考试题型中主观分析题分量加重这一趋势,都对教师知识更新提出了新的挑战。教师必须加强思想政治修养和专业知识的学习,做到对马克思主义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同时持续关注研究专业理论发 展、课程教学改革成果及学生思潮动向等发展变化,在学习思考中不断提高运用理论解答实际问题的能力。三要勇于创新。在充分尊重学生主体性的前提下,以“引导者”和“促进者”的角色,在教学上不断寻求适合学生特点的方法,在师生、生与生之间的交流与启示中完成学习任务。鼓励并创造条件让学生走出教室参与丰富多彩的德育实践活动,开阔视野,丰富体验,巩固知识。学校应严格思想政治课任课教师的准入资格,真正将那些责任心强、业务精通、勇于创新的高素质教师纳入思想政治课专任教师队伍,并通过制定相应的考核与激励措施,鼓励教师通过在职进修、参与专业培训、参加企业实践锻炼和社会实践活动等,不断提升自身综合素质,担当起推进教学改革的重任。 思想政治类论文:新时期医院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与地位 摘要:改革开放 3O年,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院干部职工在院领导的领导下,历经百年创伤,一步一个脚印,送走了开启百年新篇章的第一年。我们经过十三年的努力创建,辛勤付出,按照医院“十一五”发展规划,提前两年挤入了三级甲等医院行列,这是医院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标志着我们医院已经发展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现代化医院。然而,在欢庆、喜悦的同时,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医院还有“硬伤、软肋”,还有很多工作需要我们脚踏实地地去做。社会在进步,医院在发展,面对国际金融风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医院要生存,要发展,机遇与挑战同在。我们有党的优良传统,有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作用的优势。在新时期就如何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作者作了粗浅探讨。 关键词:思想政治工作 创新 作用 地位 近些年来,在卫生事业改革的浪潮中,我们医院在管理的体制、机制 、模式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的医院体制、管理机制 、分配方式、人事制度等,已经无法适应近代医院管理新形势的要求。按照总书记努力使宣传思想工作更好地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寓于创造性的要求 ,认真研究新时期医院改革中思想政治工作的特点,解放思想,创新思路,已经是我们当今务必探讨的新课题。 一、 确立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认识 思想政治工作就是宣传、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教育群众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和任务 ,做好人的思想工作。战争年代,支部建在连上,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建设时期 ,我党加强组织、作风、纪律建设,一个党员一面旗帜,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条战线上充分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市场经济形势下,医院的思想政治工作不但不能削弱,而且是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必须重新认识医院在新时期,认真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意义。 思想政治工作是提高在医院管理、医院建设中的战斗力、凝聚力、向心力的有效途经,也是医院改革 、医院发展中化解各类纠纷、矛盾的催化剂。在不断深化改革的新形势下 ,思想政治工作不仅可以创造精神财富,同样也能间接地创造物质财富。面对国际金融风暴的侵袭,我们要从新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到,只有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充分认识到思想政治工作在医院管理工作中作用和地位,积极面对当前的经济困境,才能更好地为医院的改革、医院的建设保驾护航。 二、创新思想政治工作的新理念 思想政治工作在医院深化改革中,同样也要进行自我变革和自我完善,要坚持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不断完善和提高,才能适应近代医院新形势的要求。时代在进步,科技在发展,发挥时代导向作用是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命所在。因此,我们务必要注重学习现代科学理论和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提高我党的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党的地位,身体力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人为本,正确运用现代思维方式的新理念,从内容上贴近群众,贴近社会,贴近生活。根据不同时期职工和病人关心的热点 、难点来不断充实和调整思想政治工作的重心,以适应时展的要求。如,转岗分流中做好适应新岗位的技能培训;举办深化改革中的心理学知识讲座;人事分配制度中进行政策和形势教育;开展社会责任感和是非界限的讨论,批判各种错误思想,弘扬科学文明的新风尚,帮助职工提高适应改革新形势的能力等。思想政治工作要有开拓性、预见性和超前意识,不断创新理念,才能确保思想政治工作在医院管理中的主导作用。 三、拓展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思路 围绕医院管理中的思想政治工作要注意三个“结合”。一是把思想政治工作与行政管理工作的结合,引导职工对领导负责为对社会负责;二是把思想政治工作与医院文化建设的结合,通过思想政治工作来推动精神文化建设,教育 、引导 、统一职工的思想 ;三是把增强思想政治工作实效和主动性 、超前性 、预见性的结合,确保思想政治工作走在改革前列,主动深入群众,了解职工呼声,掌握职工的思想动态,进行前瞻性预测和预防性宣教,换位思维,及时疏导。 在医院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中,还要注意做好四个“拓展”。一是由单向性向多向性拓展,运用思想教育的多向方法和信息传递的多向手段,形成各部门的多向合力;二是由偏重灌输向注重渗透拓展 ,通过正面教育把思想政治工作渗透到繁杂的医疗活动中,渗透到医院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中,渗透到全院职工的创建活动中去,激励职工奋发向上,爱院敬业,乐于奉献的精神;三是重点覆盖向全面覆盖拓展,做到因地、因事、因时、因人制宜地开展工作,对普遍的问题常规宣教,对特殊性的问题重点宣教 ,力求思想政治工作的全方位覆盖,不留“盲区”和“死角”;四是由思想关心向人文关怀拓展,在工作中坚持“以人为本”,结合医院的特点,抓住社会的热点、群众疑点,改革中的难点、生活中敏感点 ,把解决思想的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 ,为职工解疑释惑 、排忧解难。 四、把握思想政治工作的沟通与技巧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心灵”撞击的复杂工作,所以在实际工作中要十分注意思想政治工作的技能和技巧。一是示范技术,即借助榜样作用,对受教育者的思想品质实施积极影响的系统方法。如榜样优选法、人格比较法 、追踪宣传法、普遍认可法等;二是沟通技术,也就是运用心理学的原理和规律,对受教育者的心理和思想实施积极影响的系统方法。如精神同情法 、人格关怀法、情绪宣泄法 、平等对话法等;三是渗透技术 ,可以利用文化的特殊功能或效用,通过营造特殊的文化氛围,采取各种形式的文化手段,对受教育者进行潜移默化的思想影响或思想教育的系统方法。如寓教于乐法、演讲辩论法、知识竞赛法等;四是接受技术,是指运用行为学原理和规律,认真考虑思想政治工作的可接受性,讲究思想政治工作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结合以及效果与效率的有机结合的系统方法。如,言传身教法、用事实说话法、情景体验法、将心比心法等;五是分层技术,就是运用分类学知识和规律,通过科学程序和手段,分门别类地解决思想问题的系统方法。如行为分类法、情绪分类法等。根据不同对象的个体差异理论,注重研究特殊心理活动,消除逆反心理。要针对职工的心理和思想状态,采取不同的工作方式,也就是俗话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使工作更有针对性;六是垂范技术,也就是要求政工干部 ,注意养成良好的心理素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做到襟怀坦白、诚实正直、作风民主、公道正派 、严以律己、身先士卒、表里一致,通过自身良好的人格魅力去感召人、激励人,同样可以取得工作的成效。 总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开放和医院改革的不断深入,医院管理中思想政治工作势必会遇到种种新情况、新问题,面对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工作,挑战与机遇并存,只要我们对思想政治工作在近代医院管理中的作用和地位有充分的理性认识 ,对改革中可能会出现的变数有敏锐的反应,工作中有足够的前瞻性预测,对医院的改革和发展有足够的信心,积极应对新时期下的新形势,就一定能够开辟创新医院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局面。 思想政治类论文:浅谈医院推行人事后的思想政治工作 【关键词】人事医院思想政治工作创新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卫生事业进行转轨改革的不断深化，医院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及问题也表现得越来越明显，机制单一、用人不活、分配不公等问题困扰着医院的快速发展。所以卫生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卫生事业发展提出的新要求，也是卫生事业单位自身生存发展的必然要求。我院根据淮安市人事局、卫生局的布署，结合医院实际，对新进医院的大中专毕业生推行了人事，就是人事制度改革中的一项内容。通过改革优化卫生人力资源配置，为医院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促进了卫生事业的发展，但也给医院的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1人事是市场经济体制下一种新型的人事管理方式 所谓人事，就是人事单位受用人单位或个人委托有关人事业务，实现人事管理社会化，把用人制度推向市场，创造一种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人事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的一种新的人事管理方式，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人事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我院根据市人事、卫生等部门的部署，自20__年起，在与新进医院的大中专毕业生签定《聘用合同》的同时，又与市人才交流中心签订《管理合同》，正式建立托管关系。从20__年起，对新进医院的本科生也同样实行了人事，其目的是创造公平、竞争、择优的用人环境，引入竞争激励机制，促进人员合理流动，逐步建立起符合卫生工作特点的单位自主用人、人员自由择业、能进能出、结构合理、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用人机制。 2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是推行人事重要的保障 推行人事，把“单位人”变成了“社会人”，解决了单位用人“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的问题，目前对象主要是大中专毕业生，今年增加了24名本科生，这些同志年轻，思维敏捷，接受新事物、新信息的能力比较强，对改革富有激情。然而因受社会上经济利益思潮的影响，他们中一些人盲目追求高收入、好待遇，不能正确对待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只注重业务知识的提高而忽视政治学习。对此，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要因人施教，使思想工作更加贴进实际，要积极深入临床各科室，及时掌握医护人员深层次思想问题的难点、重点、热点，充分调动科室党团员的骨干带头作用，使思想政治工作逐级渗透，培养年轻同志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建立良好的医德医风，使“以病人为中心”的各项工作正常开展，确保医院人事制度改革的各项措施顺利实施。 3积极探索医院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走势，适应卫生人事制度改革的需要 31思路创新——由被动向主动转变思路是行动的先导，必须冲破思想“禁区”，倡导创造性思维，实现思想再解放、观念再更新、思路再突破，要从“等布置、等指令”转变为从实际出发，把握工作的主动权。要根据新进人事人员的实际需要确定思想政治工作的思路，力求工作上有独创性、超常性、开放性，使思想政治工作不断适应卫生人事制度改革需要。 3.2内容创新——由单一性的思想教育向提高年轻队伍整体素质转变医疗、教学、科研工作是医院的中心工作。医院思想政治工作要围绕中心工作进行，将其作为自己的主战场，要把思想政治工作的导向性要求体现在管理制度之中，使人事人员在“情”的激励之下爱岗敬业，在“法”的约束下努力工作。同时，要拓展教育内容，在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结合医院和人事人员的实际，有针对性地实施文化建设等教育，以提高年轻队伍的整体素质。 33形式创新——由集中、统一、大型的活动形式向小型、灵活、多样的方式转变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使思想政治工作从统一教育向层次教育转变，从单向灌输向自我教育转变，从被动应付向超前预防转变，从单纯说理向结合解决实际问题转变。通过各种集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和娱乐性为一体的活动，利用多种手段、多种形式、多种场合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34载体创新——把学习教育活动同医院文化活动结合起来医院文化是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载体，医院文化以共同的价值观为核心，通过创造医院精神、塑造医院形象、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将教育培训、人才培养、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等工作连接起来，使人事人员在浓郁的文化氛围中得到心灵的陶冶。随着卫生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医院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的新课题也随之增加。我们要在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中不断进行创新的探索，在探索的过程中不断改进创新，以推进医院思想政治工作进一步适应卫生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需要。

设计概论论文:美发与形象设计专业指导概论 随着社会的发展，美发与形象设计领域也在飞速发展，根据这种趋势来看，不能不让专业技术的教师进行一点思考。从近两年毕业生的反馈信息来看，美发行业对人才的需求日趋旺盛，就业市场对毕业生的技术要求更加严格全面。优秀的技术人才虽然供不应求，但美发行业市场也在加强考验职业学校美发与形象设计专业整体实力是否被行业普遍接受以及毕业学生是否具备过硬的实操能力和较高的综合素质。在这里笔者根据以往的经验、现在的实践及未来的规划，从美发与形象设计专业的环境、标准、危机、经验、发展等方面论述一下。 一、职业教育顺应新兴行业发展 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推动着美发行业的前进步伐。美发行业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兴行业，在全国各地将出现不可限量的发展盛况。我国美发行业人员将会拥有更多的发展空间。2014年美发服务业产值超过1万多亿元人民币，在过去三年中，年均增长率为3.91%，目前行业人员规模超过1600多万人，展示了良好的行业发展前景和空间。而美发经济市场的不断壮大和规范化、规模化发展，必将会推动美发与形象设计技能专业的繁荣与昌盛。中国城市化建设使越来越多的劳动力投身到美发事业，大大小小的美发店面像雨后春笋般涌现。对美发市场来说，美发企业有大有小，有宽有窄，一切皆应适合自己为上，正所谓“兵无常势”，适者生存。而美发业具有投资少，进入门槛低，对从业人员的知识文化要求不高的特点，是吸收一些考不上大学的学生、下岗失业人员、进城务工群体的重要渠道，也是国家启动和吸收民间投资的重要领域之一。 二、校企合作出人才 校企合作，工学结合　中国职业教育由于受市场经济的影响，一些个人办的私立美发学校培训时间短，学员只是受1到3个月填鸭式技术培训就上岗工作，学员在短时间内无法全面掌握美发技术，实操能力差，因此从个人主办的美发学校学习班出来的学员不能满足市场对人才需求，其结果可想而知。国家中等职业技术学校里的美发与形象设计专业学制三年，以往这种马拉松式的教学方法让学生们待在学校里学技术，学生的积极性极低，到企业工作出现了不适应企业的工作技术要求等。想走出这种困境我们要借鉴德国的先进教育体系，在师资选择、培训、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等方面需改进；还要将理论、技能、管理和实际操作能力合理地结合在一起，即“校企合作，工学结合”新型的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是把学生融入企业达到“学中有工，工中有学”的教学效果，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树立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指导思想。“工”与“学”是职业教育培养技能型人才的最佳模式，是订单式培养人才的途径，是校企结合的表现形式，能更好地满足市场对人才的需求。重视复合型人才　在美发行业越来越正规化，市场需求日益提升的情况下，我们还应进一步开发相关课程，如美学、心理学、营销学、绘画色彩、礼仪等各方面学科，加强专业知识培训和综合能力培养相结合，注重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中国的职业教育日趋规范化，美发与形象设计专业这几年通过校企合作不断提高教学效果培养技能型人才，为中职毕业生找到理想的就业岗位，为企业输送合格人才；注重培养复合型人才，来满足社会的需求。 三、美发与形象设计专业发展 当今的中国，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美发业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但基于种种原因，很多行业都是经历了衰败后再度复生的。美发也曾经是一个失败的行业，经历了漫长的时期，它终于脱胎换骨，重新呈现在世人面前。因此，一些家长们看准时机就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职业高中学习美发技术，使其将来能自食其力。宏观上讲，2005年对美容美发业是一大冲击，其原因在于专业人员的减少，社会需求量加大；但从微观上讲，却意味着消费者会从产品质量服务水准上享受更高层次的待遇，价格上也会更实惠。而我们的发型师则无论从技术、从业素质等方面都要面临着一次与国际接轨的挑战。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美发业也日益蓬勃。大时代的来临，大批的美发从业人员涌入，中国美发业在精神、文化、意识形态上犹如被唤醒的睡狮。美发文化的融会贯通，是大势所趋，要使之逐渐走向高素质品位、规范化、标准化、科学化的发展路程，就要求各院校的专业教师经过严格的培训，才能上岗任教。目前许多著名品牌涌入中国，他们为扩张市场占有率，几乎都大力推广加盟店，招聘技术纯熟的美发师来加盟开店，花样繁多。 对于我们这些由国家创办的职业技术学校美发专业，势必造成压力，一些不懂的学生和家长认为到大型的营业店里学习美发技术要比在学校学得快，学得好，学得多，因此有个别学生在我校学了一段时间就溜走了。这些学生不知道要当好一名美发师是需要掌握很多的知识，这些知识技能不是短时期学成的。在营业店里学不到像一些心理学、美学、店务管理等知识。学校教育学生是全方位的，要培养一名优秀的美发师必须培养复合型人才。我们的办学理念也在逐步向新形式发展，将“校企合作，工学结合”融入到教育教学之中，为企业培养订单式的技能型人才，建立良好的运作程序，形成良好的口碑。真正想把我们的专业办好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容易，其背后饱含着我们职业高中教师的心血和汗水的付出。在创业过程中，教师必须清楚知道“知识技术就像牛奶一样是有保鲜期的”，我们必须经常为自己充电，多学习一些新的理念新的技术，掌握较高的美发技术水平……必须摆脱浮躁的课程设置和教学管理，多吸收新鲜的、先进的美发技能，以敏锐的感觉，认清我们的教学和市场的需求，把握未来的发展趋势，导入新的教学理念，在赢得学生的信任、家长信任的同时又赢得自身专业的发展和飞跃。 四、加强专业建设的思考 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美发专业作为培养美发师的摇篮，不仅要教育学生们学好专业技术技能，更重要的是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在以前我们只重视教学管理，狠抓学生的学习效果，却忽略了学生的社会交往能力。学生毕业工作后却发现自己的工作方法和顾客总是不相适应。根据对市场的调查结果发觉这样一个道理“要做事，先做人”。只有个人素质提高了才能创造出更大的个人发展空间和适应服务行业的需求。在我的教学模式中，每天把精选出来的个人奋斗、激励、感恩、挫折等小文章以各种形式编入到教学内容中成为学生们的必修课。比如，在教学中，我经常带学生们去社会福利院、光荣院、孤儿院、敬老院等地方给那里的人剪头。在活动的同时我教育学生们对老人、残疾人、孩子要有耐心，不能怕脏、不怕辛苦、更不能歧视身患残疾的人，面对这些人我们要用温柔的语言、微笑的态度去服务。通过多次去这样的场所锻炼学习，同学们在加强了技能的同时，也学会了做人的道理。人与人的交往是用心去沟通，作服务行业的人要学会用关心、爱心、耐心赢得顾客的信赖。 提高师资水平　美发教育者本身具有其特殊性，大部分的教师都是“技优而教”没有接受过高层次教育培训，而作为美发的职业教育者，有着极强的引导性和示范性，我们经过严格的培训——末位淘汰——再培训的过程，逐步形成一支专业过硬、教学管理精良、理论实践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专职师资队伍。比如，我校对美发教师培训的方式是分几个方面，语言方面培训、心理学方面培训、美学方面培训、专业技术方面培训等，另外对专业教师的要求必须持有国家颁发的专业高级教师证书或者专业技师证书，才能上岗任教。专业建设探索　延吉市职业高级中学美发与形象设计专业创办于1995年，我们的管理人员、师资力量、办学经验都经历了20年的孕育，现在已经成为国家级示范专业。专业本着“以人为本、一专多能、合理定位、满足市场”的原则，坚持“以工作任务为导向”的教育教学理念为宗旨，以“做中学，做中教”为人才培养目标，强化课堂教学的实效性，加大技能训练的实效性。聘请行业专家参与学校的教学管理和专业建设讨论，为本专业的办学理念、培养目标、教学模式、课程设置等诸方面献计献策。我专业与延吉市多家一流企业合作，做到高质量的就业安置，毕业生供不应求。随着教育教学改革的逐步推进，教育教学成果显著。在全国中等职业学校美容美发大赛中，美发专业成绩骄人，得到社会的认可，达到学生满意，家长、社会都满意的目标。 业内外一直盛传美发从业人员是低年龄、低文化程度介入，紧接着一句就是“低素质”，妄自菲薄溢于言表。我认为尊重与地位是自己努力的结果，低龄、低文化程度是事实，因为我们的学生都是考不上高中、升不了大学的学生，但这些并不代表低水平、低素质。在国外也是同样的现状，不同的是不断的学习、团队学习的观念造就了像沙宣、汤尼盖等优秀的品牌。有学历并不代表一定就有能力，文凭不代表水平；学历代表过去，学习能力才代表未来。众所周知，树的成长是不断地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的过程。向下，稳固树本身，吸收土壤中更多的养分。向上有更多的雨露、阳光滋润。这样，树才枝繁叶茂、硕果累累。有感于树的成长我们应该设计新的课程体系，它包括经典的训练课、理论课、时尚的现场发型实操课、创意的发型设计课、开拓思路的世界名流派（沙宣、汤尼盖、日风韩流等）技术解析课、秀台表演课等丰富多彩的课程安排（每个课程都包含发型设计、剪、烫、染等内容）。每课自成体系，都要按照企业的工作流程达到完美的技术水平，整个课程更是完美的组合。我们还应该聘请一些在美发界中有名气的专业人士来我校作专职报告和现场作秀，使学生打下稳固基础，开拓视野，成长为“专业发型设计师”，而不是理发师或其他。这些课不仅仅是单一技术提高的课程，它更是专业素质和专业技术与商业的完美结合，融入了科学、专业的美发工作流程，形成适合中国发型师的教学课程，使学生学会用专业的知识得到更好的职业发展。 五、结束语 职业教育不但教技术、技能，教学生懂得什么叫发型设计，而且引导学生思考自己的未来，制订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引导学生有意识地进行素质的自我提升，培养学生更多的基本功训练，培育美发业技能型的高端人才。 作者：谭秀华 单位：吉林省延吉市职业高中 设计概论论文: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的专题设计 专题式教学可以解决课时少与内容多之间的矛盾。以我校为例，在《意见》没有印发之前，我校硕士研究生“自然辩证法概论”课课时是54学时，是《意见》中规定的3倍。新课程方案实施后，课时虽然明显减少，但教学内容没有减少，教学的目的和要求没有降低。如何在有限的学时内高质量地完成教学任务？采用专题式教学可以较好地解决课时少与内容多之间的矛盾。专题式教学可以解决理论与实际相脱节的矛盾。在以往的教学过程中，特别强调与教材和教学计划内容的一致性，偏重知识传授的完整性、系统性，但却同时削弱了教学的实效性和针对性。专题式教学可以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将教学大纲中规定的教学内容与社会热点问题、学生所关心关注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有机结合起来，能够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建立起紧密联系，使理论有了实践的根据，使实践有了理论的提升，二者相辅相成，既较好地解决了理论与实际相脱节的矛盾，又培养了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每个专题的设计都与社会热点问题、学生关注的现实问题紧密相连，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充分调动了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的积极性。专题式教学可以解决教学与科研之间的矛盾。专题式教学有助于解决教师教学和科研相脱节的矛盾。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来说，由于教学工作量较大，大部分时间都用于教学，科研相对薄弱，而且相当一部分教师的科研方向与教学内容是相脱节的。采用专题式教学，增强了教师在教学内容设计、教学体系构建等方面的自主性，教师可以把自己在科研中关注和研究的问题融入到专题教学当中，把学术成果转化为教学成果。通过教学，为科研提供动力；通过科研，为教学拓展内容，使教学与科研相互促进，既提升了科研能力，又提高了教学水平。 专题设计的基本原则 专题式教学要求授课教师既要完成该课程的授课任务和教学目标，又要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授课教师在进行专题设计时，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 第一，以教学大纲为依据。在进行专题设计的时候，首先必须以教学大纲为依据。教育部对硕士研究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制定了统一的教学大纲和教学基本要求，对教学内容也进行了明确的规定。“自然辩证法概论”课教学大纲对教学活动具有规范和指导作用。大纲明确指出，本课程主要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科学技术观、科学技术方法论教育，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主要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自然观、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社会论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与创新型国家建设。教学大纲中的主要内容为专题的设计提供了范围依据。因此，所设计的专题必须在大纲所要求的范围之内，反映大纲的主旨，遵循大纲的基本要求，实现教学目标。 第二，以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前沿问题为切入点。专题的选择既要紧密结合当前国际经济、政治和社会热点问题，以及当代科学技术前沿问题，更要贴近学生的思想和生活实际，关涉他们所关心、关注的热点问题和难点问题。以这些问题为切入点，既能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又能引导他们运用理论去分析和解决各种实际问题，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创新意识和研究意识。每个专题都有一个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这些问题通过这样的逻辑思路展开，即问题“是什么”、“有哪些表现”、“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应如何解决”、“对你有何启示”等，通过层层深入的问题剖析，增强学生的问题意识，提高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锻炼他们的逻辑分析能力。笔者在一个学期的授课过程中，通过问卷调查，发现硕士研究生关注、关心的问题主要有三类：一是与所学专业相关的前沿问题，如区域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提出的“海洋经济快速发展”问题；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提出的“未来人与计算机的交互方式”问题、“仿生机器人的开发利用”问题等。二是社会热点问题，如“如何应对老龄化问题”、“房价何时能降”、“节假日出门难的问题如何解决”、“社会风气如何改善”、“大学的教育体制如何完善”等。三是与自身相关的问题，如“研究生学习目标不明确，常常迷茫的问题”、“在学习过程中，最优的学习方法是什么”、“如何保持平和的心态”、“找工作时的注意事项有哪些”等。 第三，以科技与人文的融合为主要内容。自然辩证法从学科性质上来说，属于一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思维科学相交叉的哲学性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具有综合性、交叉性和哲理性的特点。因此，在设计专题时，必须符合自然辩证法学科性质的要求，内容上要充分体现自然、科技与人文的融合。自然辩证法属于哲学学科，但研究对象主要是自然、科学技术，它是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来研究和考察自然界以及科技运行的基本规律。现代科技突飞猛进地发展，既给人类带来了福音，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诸多困惑与问题。设计教学专题，应该教育学生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分析、回答当代科技革命中提出的重大社会问题，帮助硕士研究生树立正确的科技观、价值观、人生观，从而更好地发挥思想政治理论的教育功能。 专题设计举例 “自然辩证法概论”课共有18课时，最多只能设计9个专题。这9个专题不可能覆盖《教学大纲》中所有讲授内容，只能打破章节的限制，筛选、融汇其中的重要内容。下面仅以6个专题为例，阐释专题设计的基本原则。 专题一：玛雅文明失落的启示。主要是作为绪论部分来讲授。目的是想通过对玛雅文明失落的原因和启示的探讨，让学生充分体会到人与自然、社会和科学技术之间的密切联系，了解自然辩证法所具有的综合性、交叉性和哲理性特点，以及该课程所涉及的主要内容和领域，包括自然观、科学技术观以及科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专题通过对玛雅文明的介绍，着重让学生们分析、讨论两个问题：其一，玛雅文明失落的原因是什么？玛雅文明的失落给我们今天带来了哪些启示？学生们分别从生态环境恶化、人口增加、粮食短缺、战争、精神信仰体系瓦解等方面探讨了玛雅文明失落的根源。其二，玛雅文明的失落给我们今天带来了哪些启示？答案方方面面，包括要保护生态环境，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等。如此层层递进，启发学生思考，最后引导学生自觉认识到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 专题二：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反思。主要依据《教学大纲》第一章的内容，即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该专题回顾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原始的低层次的和谐到近代人与自然的对抗到现代生态自然观所提倡的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一历史演变过程，剖析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和谐到对抗再到新的阶段上更高层次的和谐，这样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充分体现了人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认识的不断深入。专题通过一部有关地球的纪录片《家园》，又名《地球很美有赖你》导入，然后着重让学生分析造成今天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的原因有哪些？如何重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在这两个问题的解答中，尤其突出分析了“过度消费的生活方式”问题，这个问题也是与硕士研究生的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学生非常有兴趣讨论这个话题，对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消费观有着深刻的启示。总之，通过该专题的讲解和讨论，一方面使学生了解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重要意义，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自然观，养成敬畏自然、尊重自然的人文情怀；另一方面，也锻炼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专题三：科学精神的缺失与重建。主要依据《教学大纲》第二章和第三章的内容，即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和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方法论。专题通过科学的本质特征来透视科学精神，探讨科学精神的内涵及现实表现，着重讨论和分析当前科学精神缺失的原因及重建的路径，如何掌握科学技术研究和科学技术活动的方法等。专题从“太极高手‘隔空打人’的神功”的相关新闻报道导入，通过对该现象的讨论和分析，揭示各种伪科学产生的根源，揭示科学精神缺失的危害，从而得出培育和重建科学精神以及掌握科学方法的重要性。 专题四：李约瑟难题及其启示。主要依据《教学大纲》第四章的内容，即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社会论。专题主要探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即李约瑟难题的提出、李约瑟难题的解答方案、李约瑟难题的当代启示。专题以“近代科学为什么未在中国产生？”这一问题导入，让学生开动脑筋，分析其原因。学生分别从经济发展方式、封建专制制度、科举制度、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传统思维方式等方面探究了近代科学未在中国产生的根源，通过分析，揭示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哲学等因素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和作用，从而使学生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社会运行观。 专题五：科学技术中的伦理问题。主要依据《教学大纲》第四章的内容，即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社会论。通过对科学技术中伦理问题的分析，让学生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伦理观，掌握科技工作者的伦理规范，培养学生的责任伦理意识。使学生在以后的工作中，自觉遵循职业伦理和社会伦理准则，规范自己的行为，为人类的和平发展贡献力量。专题以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为案例导入，分析科学技术对自然、社会和人类发展的影响。揭示科学技术本身所具有的伦理维度，以及技术的发展引发的一系列社会伦理道德问题，包括航天技术的伦理问题、基因工程技术的伦理问题、信息技术的伦理问题等。通过对当前科技伦理问题的分析，使学生充分认识到，只有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伦理观，才能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正确的方向性引导，使科学技术的发展更好地为人类的福祉服务。 专题六：学习十八大报告精神。涉及《教学大纲》第一、二、三、四、五章的内容。专题主要是把十八大报告中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融入到“自然辩证法概论”课教学内容之中，通过对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指导意义和实践要求的深入讲解，通过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以及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内容的详细介绍，帮助学生准确理解我们党的科学技术思想，理解科学技术创新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作用，明确建立国家创新体系，推进科学技术创新的重要意义。 专题以作十八大报告的视频导入，简要介绍十八大召开的历史背景、基本内容、理论创新和重大意义。重点分析和讨论三个内容：第一，如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第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第三，如何构建国家创新体系。通过课堂讲解和讨论，学生充分认识到了只有坚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才能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才能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只有树立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才能扭转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才能实现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只有加快构建国家创新体系，提高创新能力，坚持走自主创新道路，才能实现建设中国特色创新型国家的目标。总之，通过该专题，将十八大报告的精神实质与《教学大纲》中的内容有机结合，让学生充分领悟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导作用，增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和决心。 专题教学中需注意的几个问题 专题式教学既具有一定的规范性，也具有相当的灵活性。在教学中应注意处理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关系。 第一，处理好“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在进行专题设计的时候，要紧密联系教学大纲中的教学要点，每个专题要关注和讲解不同的问题，要各有分工。看起来好像与其他专题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但在分工的基础上，又要注意专题与专题之间的内在联系，注意把每个专题之间的内在联系给学生分析、揭示出来。比如，讲自然观，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历史演变过程，充分体现人的实践活动或科技活动的影响，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的重要因素，离不开科技，同样涉及科技伦理问题等，这样看似是一个个孤立的问题，实际上是浑然一体的有机整体，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体会到人、自然、科技之间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关系。 第二，处理好“过程”与“效果”的关系。教学过程与教学效果密切相关。教学效果依赖于教学过程，教学过程是为教学效果服务的。从“自然辩证法概论”课来说，教学效果主要反映在学生知识面的拓展、创新能力的增强、坚定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等方面，而这些目标又是通过教学过程来渗透和完成的。这就要求授课教师要注重教学态度、课堂教学的组织、教学内容的选择、教学方法的改善、现代教学手段的运用等重要教学因素。通过对过程的精心组织和设计，使学生在循序渐进的课程节奏中自然而然地接受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较好地实现该课程的教学目标。 第三，处理好“变”与“不变”的关系。“自然辩证法概论”课属于思想政治理论课，强调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理论的教育，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和信念，这既是在进行专题设计时要贯彻的基本精神，也是该课程要实现的基本目标，这是专题教学中“不变”的方面。同时，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信息传播方式和途径的多样化，学生几乎每天都可以通过互联网接触和发现新的信息和问题，这需要教师能及时掌握这些信息，及时调整和更新问题，做到与时俱进，这是专题教学中“变”的方面。因此，教师要经常与学生进行及时有效的沟通与交流，及时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这样专题教学才能有针对性。（本文作者：柴秀波单位：山东工商学院社会科学教学部） 设计概论论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的教学设计 〔摘要〕科学合理的教学设计是提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教学质量、凸显其实效性的重要方式和途径。高校教师要提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就必须结合课程特点和当代大学生的认知、情感等实际情况，不仅要制定具体的教学目标、科学安排教学内容，而且要选取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制作有吸引力的多媒体教学课件，以进一步提高其实效性。 〔关键词〕高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教学设计；教学目标；教学内容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以下简称“原理”）课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干课程，是对高校大学生进行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在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政治素养等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原理”课教材在2001年出版后进行了多次修订，2015年版教材除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知识进行了高度概括和凝练之外，还融入了新时期我们党和国家提出的一系列新论断、新要求和新精神。新形势下，高校教师要适应时代要求，提高“原理”课教学质量和实效性，必须精心规划，对“原理”课教学过程进行科学合理的设计。 一、制定切合学生实际的教学目标 科学合理的教学设计必须以认清课程性质、制定教学目标为始端〔1〕。教学目标是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预计达到的学习结果和标准，是教师讲授教学内容和选取教学方法的重要依据。“原理”课教师在开展课堂教学之前制定合理的教学目标，能够使教学活动更加具有方向性和针对性。然而，目前部分“原理”课教师在制定教学目标时，由于没有认识到“原理”课教学目标是依据课程标准、所要讲授的教学内容以及大学生的实际需求而制定的，是具体的、可操作的，因而在进行教学设计时，没有很好地做到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学生，导致其制订的教学目标不是太高就是太大，不能很好地满足学生的实际需求。对于大学生而言，他们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目的就是要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和解决复杂的社会现象与问题。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大学生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他们的道德意识、价值取向等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许多大学生认为“原理”课理论性、政治性太强，与他们的实际生活联系并不紧密，往往对其不感兴趣，甚至有的同学对其产生反感并加以排斥。因此“，原理”课教师在制订教学目标时，要避免将教学目标制定得太高、太大，既要坚持“三贴近”的原则，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主体，又要关注世情、国情、民情等时政热点话题，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分析学生比较感兴趣的、与他们实际生活联系较为密切的社会现实问题，帮助其将抽象、单调的思想理论知识内化为自身的科学认识，使他们能够真正做到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原理”课第一章“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为例“，原理”课教师要从知识、技能、情感三个方面去设计教学目标。首先，教师要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知识的讲授，使学生能够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与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回答出物质的概念和存在形式、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统一、事物的普遍联系与矛盾运动规律等重要的理论问题。其次“，原理”课教师要培养学生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观察、分析社会现象和问题的能力，使其在未来的学习和实际工作中增强战略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等能力。第三，“原理”课教师要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其理想信念。笔者认为“，原理”课教师只有把以上三个方面有机地统一起来，才能使教学目标更具明确性和可操作性，进而有效提高教学的实效性。 二、设计符合教育对象特点的教学内容 “原理”课作为高校开设的公共思想政治理论必修课，其教育对象是除思政专业以外的其他专业的在校二年级大学生。“原理”课的教学内容比较抽象，应用到的知识点较多，课时数却不像专业课那么充足，使得教师很难在有限的时间内将全部教学内容都讲授到。因此，原理”课教师要根据不同年级、不同专业学生的个性特点，分别设计不同的教学内容，以提高该课程的教学效果。然而，目前一些“原理”课教师并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一方面，对所有专业的学生设计的教学内容都相同，没有体现出差异性。另一方面，过分追求教学内容的全面性，未能很好地将马克思主义“两点论”与“重点论”的观点运用到实际中去，忽视了教学内容中主要问题、重点问题的设计。以上这些问题的存在，致使不同专业学生的多样化需求得不到满足，教学效果往往不理想。笔者认为，“原理”课教师在组织、安排教学内容时，既要从学生原有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知识基础出发，对不同专业的学生分别安排不同的教学内容，又要从“原理”课内容多、课时数少等特点出发，抓关键，集中力量解决主要问题和重点问题。只有这样，“原理”课教师才能合理地利用课堂教学时间，进而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和效果。首先，按照不同专业学生的特点设计不同的教学内容。如“原理”课教师在讲授物质的概念及其存在形态、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时，可以对汉语言文学、历史等有一定哲学基础专业的学生适当地引入西方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中一些比较典型的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和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观点，引导学生通过比较更好地认识到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性，而对于数理化、机械等哲学基础相对薄弱的理工科专业的学生来说，教师就要把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作为主要教学内容。笔者认为，这种根据教育对象的特点分层次组织、安排教学内容的方法，满足了各个专业学生不同的需求，使教学活动更具针对性。其次，抓关键，集中力量解决主要问题。如“原理”课教师在对“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这一教学内容进行教学设计时，必须明确这一章主要讲授的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与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原理”课教师在安排具体的教学内容时，应该抓住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条基本主线，联系我国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实践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些问题，重点讲述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统一、事物的普遍联系与矛盾运动规律、唯物辩证法是根本方法等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与辩证法的基本理论知识。这样做，不仅能够使“原理”课教师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抓关键，而且能够使学生的学习更有针对性，教学效果自然能够得到很大提升。 三、创新适合学生需求的教学方法 高校“原理”课教师要根据教学目标的要求，按照所要讲授的具体教学内容和学生的实际情况，选取适合这一课程要求和当代大学生学习需求的教学方法，这是确保“原理”课教学任务高质量完成的前提和基础。但是，目前许多“原理”课教师在选取教学方法时比较单一和僵化，往往选择灌输法，而没有从所要讲授的教学内容和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灵活选取讨论法、谈话法、自主学习法等教学方法。教师单一、机械地采取讲授法这种教学方法，不仅不利于贯彻以教师为主导和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思想，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不利于大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培育和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原理”课教师要改变这种现状，就必须以“原理”课教学内容为依据，从当代大学生的认知、情感等实际情况出发，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实践中，“原理”课教师可以选取以下两种教学方法开展教学活动：首先，选取案例教学法与讨论法相结合的教学方法。案例教学法可以使抽象的理论具体化，更能生动地说明一些问题，使学生易于理解及记忆，达到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目的〔2〕。讨论法可以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增强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实践中，“原理”课教师将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不仅可以增加教学内容的趣味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还可以提高教学的实效性。如教师在讲授“世界的物质性”这一节中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时，可以选取“猪孩”王显凤这一典型案例。教师可通过多媒体播放辽宁鞍山“猪孩”王显凤因缺少父母关爱，幼年时一直与猪为伍，没有人类的感觉和思维能力，后来在教育专家、心理学家的帮助下，她逐渐熟悉了社会环境，恢复了人的意识的真实案例，并且在播放视频的同时提出“意识是如何产生的”、“它的本质是什么”等理论问题，然后让学生分组进行讨论。教师通过以上这种教学方法，不仅可活跃课堂教学气氛，而且能够使学生很好地理解意识是客观世界的主观映像、社会实践在意识的产生和发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等抽象的理论知识。其次，选取教师点拨、学生自讲互评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在“原理”课教学过程中，采取教师点拨、学生自讲互评相结合的教学方法，有利于增强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为他们以后步入社会打下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如教师在讲授第三节“唯物辩证法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时，由于其侧重于方法论问题，与实践结合较为紧密，学生也较容易理解和感兴趣，所以可以采取以上这种开放式的教学方法。实践中，“原理”课教师可以把全班学生分成三个小组，要求其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分别讲述“唯物辩证法是科学的认识方法”、“辩证思维方法与现代科学思维方法”、“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不断增强思维能力”三部分内容，每组讲述时间为十分钟左右，每组讲完之后留五分钟时间让教师和其他小组成员进行点评，然后由教师进行归纳总结，最后由学生投票选出最好的一组。教师通过以上这种教学方法，不仅使学生在理论上全面、深刻地认识到唯物辩证法的重要性，而且在实践上培养和锻炼了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和讲课能力，为其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自觉运用唯物辩证法这一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不断增强自己的辩证思维能力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四、制作有吸引力的多媒体教学课件 为了顺应信息时代的潮流，满足“原理”课教学的需求，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大部分“原理”课教师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进行课堂教学。这就要求“原理”课教师在教学之前，依据“原理”课所要讲授的教学内容，科学合理地制作多媒体教学课件。但是，部分“原理”课教师在制作多媒体教学课件时，太过于机械化，把全部教学内容都用PPT课件放映出来，致使PPT上文字太多，学生容易对其产生反感。还有一部教师为了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把过多的精力用在多媒体课件的制作上，如加入了一些华而不实的音频和视频，虽然课堂气氛有所改变，但课堂的重点、难点并不突出〔3〕。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充分发挥多媒体这种现代化教学手段的作用，提高“原理”课的教学效果，教师就必须把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要素有机地整合起来，制作出能够满足学生实际需求、既美观又实用的多媒体教学课件。如在设计“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教学课件时，教师一方面要把“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有反作用”这个重点知识与难点知识，通过文字的形式在PPT课件上面呈现出来，另一方面，又要把“猪孩”王显凤的真实案例和《人与宇宙》这一科教片通过图片、视频的方式播放出来。但是，教师在这一过程中要坚持适度原则，播放时间不能过长，不仅要使抽象的理论知识通过文字、图像、视频等方式变得生动化、具体化，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要突出课堂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进而提高“原理”课的教学效果。总之，教师在对“原理”课进行教学设计时，必须以大学生的知识基础、理解能力、性格特点等实际情况和课程本身的特点为依据，科学合理地制定教学目标、安排教学内容、选取教学方法、制作教学课件。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原理”课教学设计的积极作用、提高教学质量，进而达到教师和学生都满意的教学效果。 作者:岳文晋 高平堂 单位:山西师范大学 设计概论论文:工业设计概论课程的教学改革与创新 摘要：工业设计概论作为工业设计专业的专业理论课，其教学方式方法的研究对课程的教学效果尤为重要。文章针对工业设计概论课程教学当下面临的新挑战进行分析、总结，就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课程作业三个方面的改革与创新提出探索性改进方案。 关键词：工业设计概论;教学改革;创新 工业设计概论作为工业设计本科教育的引导课程，承担着协助学生塑造专业思维模式、培养学生专业兴趣、拓展学生专业视野的重要教学任务，在新的时代不断面临新的挑战。教育者有必要根据近年来工业设计概论课程的教学实践，总结课程教学正在面临的新变化、新问题，通过寻找原有教学方式的不足，提出新的教学策略，使课程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在实践中得到创新，以提高课程有效性和教学质量。 一、工业设计概论课程面临的新挑战 1.课程教学对象出现变化 工业设计在专业划分中从以前的文学转向工学，因为大类合科的教学要求，很多刚刚入学的大学新生对工业设计专业产生质疑，缺乏兴趣甚至抱有转专业的想法，错误地认为工业设计是一门艺术型设计课程，需要有绘画等艺术表现能力。他们在刚刚接触工业设计概论这门课时，表现出缺乏信心、学习不认真或积极性低下的特点，缺乏学习动力和兴趣。 2.以往教学模式受到冲击 随着技术飞速发展，知识的获取方式越来越便捷。工业设计概论作为一门理论基础课，其以往的教师讲学生听的“填鸭式”教学模式已经难以满足学生的需求。教师按照教科书的内容逐个讲解知识点，内容多且不容易记忆及理解，学生很难保持注意力高度集中，课程教学中也缺乏师生的互动和教学反馈，使课程更加显得枯燥乏味，难以培养学生对专业的兴趣。 3.时代对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提出更高要求 学生通过学习工业设计概论课程，培养自我创造力和科学的思维模式，是成为一名工业设计师的必要过程。工业设计概论课程教学内容的平铺直叙，不利于学生对知识点进行扩散式联想。如何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意识，是工业设计概论课程一个很重要的研究方向。 二、对工业设计概论教学创新的探索 1.教学内容的改革 在规划工业设计概论课程重点时，教师应根据学生特点，在教学内容中重点突出区分机械设计、工业设计与艺术设计的专业特点，做到正确理解工业设计。教师应重点介绍大学四年的教学培养方案及相关课程设置，厘清课程之间的逻辑关系，明确前后课程的递进式学习内容和每门课程的重点，便于学生制订自己未来的专业学习计划，做到有目的地完成自己的学习目标。工业设计概论课程中也可以加入一些相关内容的视频，如中央财经频道的纪录片《大设计》、日本娱乐节目《全能住宅改造王》等，不仅可以使枯燥的理论知识变得更加生动有趣、便于理解，也能提高学生对课程的学习兴趣。 2.教学方法的创新 工业设计必须遵从设计的法则，在工业设计概论课程的教学方法上，教师也可以运用设计法则进行设计创新。为工业设计概论课程设计教学策略可以依据三个方面的设计法则①：引导手册法则、意元集组法则、讲故事法则，并结合线上网络公开课与翻转教学的方式，进行教学方法的创新，使工业设计概论课程更加丰富。引导手册是一种利用已有的知识帮助人们理解新信息的教学技巧。基于工业设计概论课程的特点，引导学生了解新的知识，可以运用说明型引导手册（图1）；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可以运用比较型引导手册（图2），如在讲解工业设计简史时应用比较型引导手册。意元集组是一种把不同的信息集结或归纳成模块和单元，便于人们对信息进行解读和记忆的技巧。工业设计概论课程的知识内容非常多，但深入性不够，不便于学生学习过程中的记忆。教师可以在课件中体现知识的模块化信息，改变以往的编号形式，做到知识内容图形可视化，加强学生的理解和记忆（图3）。讲故事法则是通过讲故事的人与观众的互动，创造出意象、情绪，从而实现对故事的理解。如，与知识相关的视频多以故事陈述的方式体现。在工业设计概论课程教学中，教师可以把生活情景融入知识点讲解，激发学生的情感，便于学生更好地理解知识。如，讲解优化设计，教师可以带领学生回忆大学日常生活的一天，通过了解由于生活中的不便利而发生的小故事，提出优化生活日用产品的重要性，这样学生不仅能理解优化设计的概念，同时也培养了创新意识。 3.课程作业的实践体验 改革后的工业设计概论课程作业是教师提出问题，让学生以小组的形式课下收集、整理资料，通过讨论，以ppt的形式上讲台表达对问题的理解、对问题的创新性想法。教师以学生的姿态与学生对小组作业进行讨论，并进行总结和提出改进意见。这样的作业设计既锻炼了学生归纳总结的能力，也加强了学生对知识的把握和理解，最重要的是加强了教师与学生间的教与学的体验，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和积极性。 在经济发展与技术革新的双重推动下，中国工业设计在未来仍将保持高速发展。工业设计教育的基本任务必将经历从传道授业解惑向培养具有前瞻性的开拓型人才的嬗变。在这一过程中，工业设计概论课程必须通过持续性地更新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与优化课程作业设计等，紧扣时代的脉搏，重点突出自身前瞻性与综合性的特点，以培养学生的专业兴趣为抓手，塑造学生的基本专业思维模式，为工业设计后续教学的开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作者:张彬彬 万 彦 单位:中国地质大学机械与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设计概论论文:微电子学概论多媒体课件的设计 摘要：基于微电子学概论课程的特点，介绍了微电子学概论课程多媒体课件的设计方法与过程，从教学实际出发，精心组合多媒体中的各要素，实现课件最优化，为学生的自助式学习提供一个具有交互式功能的多媒体课件系统。 关键词：微电子学概论；多媒体；交互式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传统的教学方式已经很难适应现代教育的需要，将多媒体技术应用到教学过程是弥补传统教学教育方式的诸多不足，提高教学效果的有效手段。多媒体课件是开展计算机辅助教学的一种基本的教学软件，其设计方法直接影响到课件的开发质量和课堂教学的实际效果。 微电子学概论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了微电子技术的发展历史、半导体物理和器件物理基础、集成电路基础、集成电路制造工艺、集成电路及系统芯片（SOC）设计方法学及设计技术、微机电系统（MEMS）技术、封装技术、微电子技术发展的一些基本规律等，是一门与实际联系很紧密，形象化教学素材十分丰富的课程，将这门课程开发转化为多媒体CAI课件对提高教学效果、教学质量非常有益。 一、多媒体课件设计的指导思想 现代教育观念强调素质与能力的培养，重视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自主活动，要求将学生作为教学的主体。为此，应该把“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作为多媒体课件设计的指导思想，把它设计成助学式的并且具有交互功能的课件[1]。此外，多媒体课件必须既符合相关课程的特点，又符合一般教学规律，且利用多媒体计算机辅助教学的多种技术手段进行设计和制作。对于微电子学概论课程，多媒体CAI课件应该满足以下基本特点： 1.微电子学概论课程中的版图技术、制造工艺、器件、封装等内容均需要演示较为复杂的图形或过程。因此，需要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将图像、动画、音频、文字、视频等进行合理的处理，做到图文并茂，形象生动，以有助于提高教学质量。 2.多媒体CAI课件应当有丰富的信息资源，便于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在传统的教学中，信息来源非常有限，且缺乏灵活性、方便性和交互性；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教师可以通过更多的渠道获得文字、图像、音频、动画、视频，甚至三维虚拟现实等多方位信息用于多媒体课件制作，使教学内容更丰富，教学方法灵活多样[2]。 3.微电子学是一门发展很快的学科，所以多媒体课件需要及时更新。由于受到教材限制，传统教学方式所覆盖的教学内容、教学深度和广度都十分有限。而多媒体技术可采用硬盘、光盘等存放教学内容，易于从互联网获取更新的信息，具有强大的可扩展性，便于教学内容的及时更新，这是传统教材所远远不能达到的[2]。 二、多媒体课件的设计制作 多媒体CAI课件制作的基本过程是：首先，用相应的计算机软件对文字、图形、图像、音频和动画等各种素材进行采集或制作。其次，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把教学内容编写成脚本，设计好计算机每一屏幕所要呈现的教学内容，并且把教学信息链接成网状的、非线性的教学程序。最后，用多媒体素材编辑合成软件将各种教学信息素材连接成完整的多媒体应用系统[1]。 目前市面上可用于多媒体应用程序创作的软件工具非常多，Authorware是一款交互式多媒体应用程序创作工具，它能够很好的支持多种格式的多媒体文件，并能够把这些多媒体文件集成到一起，起到丰富课堂内容优化课堂结构的作用[3]。通过Authorware实现微电子制造过程真实情景的再现和元器件内部载流子运动的模拟，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探索、创造能力。 （一）素材的采集及制作 多媒体素材的采集和制作是CAI课件设计制作的前提。采集即收集各种相关材料如视频、音频、彩色照片等，而制作则是将多媒体素材转换为计算机所能识别形式的过程。 多媒体课件需要大量各种各样的素材，如声音、视频、图形图像、动画等等；对于微电子学概论课程而言，可有制造工艺流程录像以及版图层、封装结构、器件结构等各种各样的图形及动画。因此，素材的收集及制作需要大量的时间和各种各样的渠道，在平时应注意收集归类，以便日后方便使用。对于文本、图片资料可以用扫描仪等设备将书本内容直接扫描即可；但是对于制造工艺流程录像，则需要通过互联网获得；而一些演示器件内部载流子运动过程的动画，则需要亲自制作。但是，直接扫描和互联网得到的数据一般是非常原始的，必须经过处理过程才能用于多媒体制作。部分素材则需要采用专门软件进行设计制作，才能更好地满足多媒体课件系统的需要[2]。 （二）脚本的设计 多媒体课件软件脚本的设计应建立在对学生的学习心理和学习方式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对教学方式的描述，教学内容取舍的决定应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做到重点突出、中心明确、层次分明，并注重启发学生的思维，引导学生应用所学知识去创造性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因此，多媒体课件软件脚本的创作一般由教学实践经验比较丰富的教师来支持完成[2]。 （三）多媒体应用系统设计 一个助学式的并具有交互功能的多媒体课件应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该系统在功能上应包括课件演示、动画演示、习题系统和课件管理等部分，并具有一个与之密切相关的多媒体文件集合。在完成多媒体课件素材的采集及制作和脚本的设计后，采用多媒体素材编辑合成软件将各种教学信息素材连接成完整的多媒体应用系统，使学生能够通过网络进行学习、作业以及答疑解惑。 三、多媒体教学课件设计总结 一个良好的多媒体课件要能够发挥教师的引导作用，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要以学生为中心，让学生自己思考，通过丰富的课件内容去感知知识的内涵。此外，一个成功的多媒体课件更离不开教师的精心设计，使教学情境环环相扣，引导学生积极的思考，最终达到掌握知识，应用所学知识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目的。 多媒体课件虽然种类繁多，但其目标始终是为教学服务，优化课堂教学结构，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既要有利于教师的教，又要有利于学生的学。因此制作多媒体课件要根据课堂教学的特点遵循教学性原则、控制性原则、简约性原则、科学性原则和艺术性原则等基本原则。 四、结束语 多媒体教学提供了一种学生主动参与、师生互动、协同学习的良好环境，运用多媒体教学，具有传统教学手段不可比拟的优势。在微电子学概论课程中采用多媒体CAI教学，既节省了很多板书和作图时间，又可以借助动画、视频等多媒体技术直观地表现课程的重点、难点，使学生易于理解和记忆，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设计概论论文:“嵌入式系统概论”课程设计 嵌入式系统是近年来发展很快的计算机方面的学科，并迅速渗透到控制、自动化、仪器仪表等学科。浙江大学从2002年开设嵌入式课程以来，一直关注嵌入式系统领域的课程开发与建设，收集了国内外相关专业的嵌入式课程教学资料，总结并提高课程对嵌入式系统快速发展的适应性。在英特尔公司的支持下，嵌入式中心从2003年以来嵌入式举办了多次嵌入式课程研讨班，与国内各高校多次探讨了嵌入式课程的知识点与课程安排，并与CMU一同开发嵌入式课程资料。 嵌入式方向包括软硬件协同设计、嵌入式体系结构、实时操作系统、嵌入式产品设计等方面的知识，需要掌握嵌入式系统设计的典型开发工具，培训学生具备嵌入式系统软、硬件的开发能力，对于特定行业领域（例如移动终端、数字家庭、信息家电以及对传统产业信息化改造）已经逐步形成了特定的嵌入式开发方法与手段。 随着软硬件技术快速发展，嵌入式系统不再是一门课程就可以介绍清晰，而逐步成为一个课程群，该方向的专业课程可划分为：嵌入式系统原理、嵌入式操作系统、实时系统、嵌入式软件设计、软硬件协同设计、嵌入式系统软件工程、嵌入式系统中间件、数字信号处理等。一些学校还开设了微机外围电路应用设计、单片机编程、ARM等课程。 我们收集并分析了国内部分高校在嵌入式课程上的教学大纲，以此为基础设置了我们的嵌入式系统概论课程。表1是我们收集的大学名称、课程名称、学时数与知识点，这些课程基本上是基于Intel的XScale实验板设计的，对我们设计“嵌入式系统概论”有借鉴作用。 综合上述高校的嵌入式课程，有些是针对计算机专业开设的，有些是针对其他专业的，有本科期间开设的，也有硕士期间开设的，一些高校开设了多门嵌入式方向大课程。我们设计的“嵌入式系统概论”是针对本科阶段开设的嵌入式方向入门课程，主要面向大三的本科生，其课程结构如图1所示，其前修课程一般是计算机组成、微机原理、接口、汇编、操作系统、程序设计语言、体系结构。部分后续课程开设在研究生阶段。 嵌入式系统概论课程的目的，是综合前修计算机专业课程，以及包括数字电路等更基础的知识，开拓学生对嵌入式的视野，为后续课程奠定基础。因此在嵌入式课程中不会介绍汇编语言设计、接口电路的设计等知识。 我们认为，该课程理论部分的知识点分布基本上如图2所示，主要分为四大模块，分别是嵌入式概念、嵌入式体系、嵌入式系统软件、嵌入式软件开发。实验部分由于各学校实验材料的差异，较难对比，我们的使用设备主要是30套Intel XScale与30套Motorola Dragonball。 对于嵌入式体系结构，首先介绍各种嵌入式体系结构、处理器、DSP。 由于ARM体系是目前嵌入式系统工业界事实上的标准，一般都以ARM体系为例介绍嵌入式体系结构，并介绍ARM汇编。由于上课学生已经学习了汇编语言，所以需要简单介绍ARM汇编与微机汇编的差异与特点，要求学生以自学为主，作业为辅，可以较快地掌握该汇编。浙江大学计算机专业本科生阶段在计算机组成课程中还学习了MIPS汇编，所以学生们对ARM汇编掌握起来就更快一些。 在嵌入式体系的具体实例介绍中，我们结合本课程的实验平台简要介绍XScale体系，这部分主要也是自学为主，结合实验环节让学生掌握看硬件资料的能力。 在嵌入式体系结构部分，还需要介绍嵌入式系统的硬件系统，包括JTAG接口、外设、中断、总线等。通过这部分的介绍，学生们可以了解嵌入式硬件系统的构成与软硬件接口。 嵌入式系统软件就是嵌入式操作系统。嵌入式操作系统包括非实时嵌入式操作系统与实时嵌入式操作系统（RTOS），在嵌入式课程中主要介绍RTOS。在系统软件模块中将介绍实时系统概念、操作系统在嵌入式系统领域的改造，例如处理器调度的实时性改造、中断处理、文件系统、MMU等。嵌入式系统概论课程主要介绍常见的各种嵌入式操作系统，包括它们的特点、应用领域，并以嵌入式Linux为例子，介绍Linux的改造、裁减与移植。 最后一个模块是嵌入式软件开发，是介绍嵌入式软件开发的过程，使得整门课程最终能够形成一个完备的嵌入式开发体系。Bootloader的设计，也可放在操作系统移植中进行介绍。嵌入式图形用户界面目前没有统一的标准，作为概论课程需要介绍各个嵌入式GUI的优缺点与适用范围。同样，课程介绍包括Tornado、等嵌入式开发环境，以及嵌入式中间件。课程最后将以实例来介绍嵌入式系统的开发流程。 作为后续课程，我们认为一些专题性质的开发工具，例如开发、Symbian开发、BREW开发等，可以利用浙江大学暑假短学期为期两周的课程实践来完成。而实时系统可以单独开设研究生层次的课程，面向领域的嵌入式系统设计可以开设相关的专题班进行讨论。部分嵌入式软件开发的知识点，可以交给其他课程完成，例如人机交互设计课程里面，可以介绍嵌入式GUI的设计，FPGA可以在相关硬件课程中完成。微机原理课程也可以涉猎部分嵌入式课程的内容，例如工业控制、嵌入式系统扩展等，对于微机原理课程的改革，也是嵌入式中心正在进行的工作之一，希望将实验设备更新到奔腾M处理器，增加FPGA，实现原来微机原理的实验，并完成嵌入式的实验。 由于课程的概论性质，而嵌入式系统的纷繁复杂，使得理论课不能把所有知识讲透讲深，所以本课程网站（）提供相关的课件、实验资料、培训材料的下载，为学生们提供了自学的素材，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理论课程的不足。 经过实践，嵌入式系统概论课程可以有效加快学生对嵌入式系统的认识，迅速对嵌入式系统有完整的知识准备，而不是只会一个特定的嵌入式系统。作为概论课程，我们有意淡化了实验平台对理论课程的影响，脱离了“嵌入式＝ARM＋Linux”的误区，为学生后续的相关课程学习打好了基础。 设计概论论文:“数字艺术设计概论”课程的创新设计 “数字艺术设计概论”课程在很多学校又称为“数字媒体设计”或“数字媒体设计概论”。 10多年前，当“多媒体技术”课程刚开始在高等院校开设时，是作为高年级专业课程安排的。随着近年来计算机应用水平的日益提高和应用领域的日益深入，如今，多媒体技术已经成为很多高等院校专业的重要基础课程。另一方面，动漫和游戏的迅速崛起，带动了多媒体技术向数字艺术设计的方向发展，如今，“数字艺术设计”已经成为许多高校的专业或者专业方向，并且有着良好的就业前景。 但是，广泛的调查表明，由于我国基础教育长期执行高考文理分家，学生过早地专攻于高考考试内容，无论文科或是理科学生，在艺术素质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知识缺陷。而“数字艺术设计”是科学与艺术以及计算机与艺术设计相结合的边缘学科，学生艺术素养的严重缺乏，不利于其在本课程中的学习与未来的发展。因此，主要针对IT及其相关专业精心设计的“数字艺术设计概论”课程希望能成为多媒体技术知识的延伸，作为数字艺术设计的起步。 1艺术欣赏基础 针对学生艺术知识水平严重匮乏的现状，在“数字艺术设计概论”课程教学内容的设计中，我们以“附录”的形式安排了两次“艺术欣赏基础”的教学，内容包括“艺术品的本质及其产生”、“艺术中的理想”等方面。主要以欧洲艺术史为主线，尝试通过学习“艺术哲学”思想，丰富艺术素养，培养艺术鉴赏能力和提高综合素质。通过学习和实验，理解“艺术品的本质及其产生”、“艺术特征”等知识，领会艺术欣赏的基本哲学观点；透过对艺术品本质及其产生规律和艺术理想的认识，学习欣赏和分析艺术作品的方法；通过因特网搜索与浏览，掌握通过网络环境不断丰富艺术知识的学习方法，尝试通过艺术领域的专业网站来开展艺术欣赏的学习实践；了解主要艺术流派和著名艺术大师及其主要作品。 2教学内容设计 作为“数字艺术设计”的基础课程，我们把教学内容的设计主要落实在数字艺术设计基本知识和数字艺术设计主流开发工具的掌握上。 由于开设课程的历史不长，“数字艺术设计”课程的教材和教学资料匮乏，即使有，也大都是理论性很强，而实践与应用性偏弱，对教学活动的开展，尤其是对强调教学型、应用型的高等院校相关课程教学的开展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但是，数字艺术设计活动本身却具有鲜明的应用性，因此，我们也可以而且应该充分重视这门课程的实验环节，以实验与实践教学来促进理论知识的学习。笔者编著的《数字艺术设计概论》教材以一系列与网络学习密切相关的实验练习作为主线，来组织对数字艺术设计课程的教学，以求掌握该课程知识在实践中的应用。 我们为“数字艺术设计”课程设计的学习内容包含了数字艺术设计知识的各个方面，例如： 第1章：熟悉数字艺术设计。包括数字艺术设计的计算环境、数字艺术设计的应用与作品欣赏等方面。 第2章：基本要素、美学原则与文字图案设计。包括Photoshop基本操作、基本要素与文字效果设计、美学原则与图案风格设计等方面。 第3章：二维静画图形艺术设计。包括计算机图形艺术设计与Photoshop图层、滤镜效果，图形、图形学、图形艺术设计与数字模拟绘画，二维静画图形艺术设计与绘制矢量图形等方面。 第4章：网页艺术设计。包括网页艺术设计及其计算环境、Fireworks Web图形制作初步、Fireworks Web图形制作技巧等方面。 第5章：二维动画图形艺术设计。包括二维动画图形艺术设计与Flash移动渐变动画、Flash Motion动画“字牌翻转”、Authorware与作品制作：台球、Authorware拼图游戏、Authorware大图片显示等方面。 第6章：三维图形艺术设计。熟悉三维图形艺术设计的基本概念和主要内容，了解三维图形艺术设计的工具软件。 3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在传统的教学设计中，主体是课堂理论教学，其他如实验、作业甚至于考试等环节都是作为辅助手段来设计的。亦即：知识是老师教的，学生通过实验环节来“验证”理论教学的内容。因此，教学测评就主要依赖于书面理论考试。但是，在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背景下，课堂教学的效果普遍出现滑坡，导致淡化了“验证性”实验的基础，因而严重影响了课程的教学质量。事实上，在单纯课堂教学这个环节中，学生能够从中获取的知识就很有限。 一般认为，“应用型”、“教学型”院校的学生具有思想活跃且活动能力强等特点，但普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学习自觉性不高、单纯凭兴趣学习的观点重、刻苦精神差等。于是，教学过程中应该利用这些学生动手能力强的特点来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根据学生求知欲望强的特点重视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提高他们对理论知识的兴趣。同时，提高实验成绩在教学测评所占的比例，以此来“杠杆”学生对实验实践教学过程的重视，把教学改革的实践具体落实到教学模式、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变上。 我们为本课程教学设计了一系列与网络学习密切相关的实验练习，来组织对数字艺术设计课程的教学，以求掌握该课程知识在实践中的应用。共有19个实验、1个课程实验总结和1个课程实践。每个教学单元中都包含课程知识介绍、所需的工具及准备工作和实验步骤指导等，以帮助读者加深对课程教材中所介绍概念的理解以及掌握主流软件工具的基本使用方法等。实验内容的具体分布见表1。 第1章实验：包括数字艺术设计的计算环境、数字艺术设计的应用与作品欣赏等方面。通过学习和实验，熟悉数字艺术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内容；通过因特网搜索与浏览，了解网络环境中主流的数字艺术设计技术网站，掌握通过专业网站不断丰富数字艺术设计最新知识的学习方法，尝试通过专业网站的辅助与支持来开展数字艺术设计应用实践；通过阅读和欣赏数字艺术作品，了解和熟悉数字艺术设计的应用范畴，提高自己的艺术欣赏和鉴赏能力，了解和熟悉不同的数字艺术设计技术及其表现能力，初步接触和了解各类数字艺术设计的工具软件。 第2章实验：包括Photoshop基本操作、基本要素与文字效果设计、美学原则与图案风格设计等方面。通过学习和实验，了解图像颜色的基本概念和颜色模式；了解平面设计图形图像处理技术；通过学习使用Adobe Photoshop CS2软件，掌握平面设计的基本操作和图形图像处理的基本功能；熟悉数字艺术设计中有关文字要素的基本概念，了解文字效果的基本内容；尝试设计文字的一般和特殊效果，掌握组合文字的基本处理方法；熟悉和关注数字艺术设计的美学原则，了解数字艺术设计中图案与构成风格的图形创作的基本内容，初步掌握图案与构成风格的图形的基本制作方法。 第3章实验：包括计算机图形艺术设计与Photoshop图层、滤镜效果，图形、图形学、图形艺术设计与数字模拟绘画，二维静画图形艺术设计与绘制矢量图形等方面。通过学习和实验，了解计算机图形艺术设计的发展历史，了解计算机图形学、计算机图形艺术设计的概念和内涵；掌握Photoshop的图层、通道、滤镜等技术概念和基本应用技巧；学习用数字艺术设计的方法来模拟传统绘画，从中体验传统绘画与电脑绘画的同和异；了解二维静画图形艺术设计的相关概念；熟悉矢量图形知识及其数字艺术设计的绘制方法；了解更多的二维静画图形艺术设计软件及其一般功能。 第4章实验：包括网页艺术设计及其计算环境、Fireworks Web图形制作初步、Fireworks Web图形制作技巧等方面。通过学习和实验，回顾和熟悉网络的基本概念，了解“网页设计”的基本内容；通过因特网搜索与浏览，了解网络环境中主流的网页制作技术网站，掌握通过专业网站不断丰富网页艺术设计与制作最新知识的学习方法，尝试通过专业网站的辅助与支持来开展网页设计与制作应用实践；通过对一些成功网站进行的搜索、浏览与分析，了解网站建设需要注意的问题，学习网站建设和网页设计的成功经验；通过欣赏，熟悉网页色彩设计的表达与内涵；熟悉Web图像的基本要求和格式要求；了解Macromedia Fireworks的一般概念和主要功能，熟悉Fireworks工作界面，通过一些简单作品的制作，掌握Fireworks的基本操作；了解Fireworks的层、蒙版、滤镜、特效、样式、切片、按钮、导航栏、弹出菜单和GIF动画等概念。通过一些Fireworks的实例制作，熟悉和掌握Fireworks的设计技巧。 第5章实验：包括二维动画图形艺术设计与Flash移动渐变动画、Flash Motion动画“字牌翻转”、Authorware与作品制作等方面。通过学习和实验，了解二维动画图形艺术设计的基础知识及其工具软件；了解关于Flash二维动画图形艺术设计的基础知识；通过“两架飞机”的制作，掌握Flash移动渐变动画的设计操作；通过“字牌翻转”的动画制作，掌握Flash动画的设计操作；了解Authorware二维动画图形艺术设计的基础知识，熟悉Authorware的基本操作；通过制作Authorware作品《台球》，了解Authware程序的基本组成；通过“拼图游戏”的制作，熟悉Authware复合图标的知识与功能；了解外部函数接口和Xtras在Authorware程序设计中的运用；通过“图形显示控制”和“音量控制”等的制作，学习Authorware程序设计。 第6章实验：通过学习和实验，熟悉三维图形艺术设计的基本概念和主要内容，了解三维图形艺术设计的工具软件；通过欣赏三维图形艺术设计的优秀作品，提高自己对三维图形设计作品的艺术鉴赏能力。 课程实践：由任课教师根据课程和当地的实际情况，安排课程实践活动，组织学生参观当地举办的艺术(美术)博览会，并根据要求撰写课程实践报告。 4建立多元化教学评价体系 教学评价是对受教育者的多种要素进行价值评估，而考试是教学评价的工具和手段，是测量应试者知识与能力、素质和潜力的量尺。考试为教学评价提供了量化资料，却不能替代教学评价。但是，在传统的教学管理和过程中，人们对考试与评价的关系存在着认识不清、相互混淆的情况，其主要表现就是由考试来单一体现教学评价，其直接后果就是以应试方法取代教学过程，教师“考什么就教什么”，学生“考什么就学什么”，甚至“什么时候考就什么时候学”。正因为如此，考试受到的批评和责难也越来越多。 事实上，高等教育专业课程的教学管理给教师以较大的自由度，高等教育，尤其是应用型院校的专业课程，面向就业，面向社会，更需要通过教学评价体系的改革来推动教学改革的发展和学风的积极建设。 我们认为，教学改革必须重视开展考试制度、考试方式的改革，应该提倡和鼓励在传统考试的基础上构建一个科学的教学评价方法，理性地认识考试的地位和作用，科学理解考试与评价的关系，实现从单一考试到多元评价的跃升，这是教学改革的关键之一。 多元评价认为能力的培养远比知识的获得更重要，尝试从多方面、多角度来开展评价活动。评价方法的多元性，即采用多种评价方法，包括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智力因素评价与非智力因素评价相结合等。我们可以汲取上述两个方面的优点，使之相互配合、相互借鉴，分别应用于不同的评价指标和评价范畴。评价方法应该是：可以量化的部分使用“指标+权重”方式进行；不能量化的部分，则应该采用描述性评价、档案评价和激励评价等多种方式，以动态的评价替代静态的一次性评价，视“正式评价”和“非正式评价”为同等重要。 实际上，各项测评指标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促进教学，提高教学效果，而不应成为学习的负担。例如我们在“数字艺术设计概论”课程中设计的教学测评方案是： 课程成绩 = 艺术欣赏实验成绩(2次)＋数字艺术设计技术实验成绩(14次)＋课文阅读与课外习题检查+课程实验总结+课程学习能力自我测评-平时缺勤/迟到扣分 其中：通过“艺术欣赏实验”促进学生提高艺术鉴赏能力；通过“数字艺术设计技术实验”实现课程主要教学任务；通过“教材阅读与课外习题检查”促进学生对课本的预习、复习，改善学生的阅读习惯和督促学生完成课后作业；通过“课程实验总结”与“课程学习能力自我测评”帮助学生自觉复习与巩固本课程全部学习内容，加深对本课程教学目的的理解；通过缺勤扣分规范学生的自觉行为。 多元评价要求评价既体现共性，更关注个性；既关注结果，更关注过程。评价可以是多角度的，注重的是学习的主动性、创造性和积极性，关注的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表现，包括使命感、责任感、自信心、进取心、意志、毅力和气质等方面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发展。评价学习不再仅仅依靠考试的成绩 (甚至期末不考试) ，还包括了对学习的态度、兴趣和行为等等的考查。用一句话说，就是以多维视角的评价内容和结果，综合衡量学习的发展状况。 5抓实验促理论，抓过程得结果 以精心设计的日常化的实验实践活动促进课程理论知识的学习，推动教学方法改革，有利于从多个方面促进学生优良学习习惯的养成，从而促进学风建设和提高教学质量。 重视教学过程中的形成性测评，抓过程得结果，可以有效地促进学风的改善。例如，我们为“数字艺术设计概论”课程编写的以实验为主线开展教学的教材1，全书通过一系列在网络环境下学习和实践的实验练习，把数字艺术设计的概念、理论知识与技术融入到实践当中，从而加深对该课程的认识和理解。 从创新的教学内容设计、实验实践内容设计和教学测评设计的实践中我们体会到： (1) 抓动手实验实践促课程理论知识的学习，抓教学过程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是应用型院校和应用型专业课程的很好的教学方法。 (2) 教学改革是课程教学评价体系创新设计的基础。 (3) 合适的评分标准有助于提高实验的效果。 在实践中，我们摸索并安排了如下实验评分方法：每个实验以5分计，其中，阅读教学内容(要求学生用彩笔标注，留下阅读记号)为1分，完成全部实验步骤为2分(完成了但质量不高或者仅部分完成则只给1分)，认真撰写“实验总结”占2分(写了但质量不高则只给1分)。以此强调对教学内容的阅读和通过撰写“实验总结”来强化实验效果。每个实验成绩的合计为实验总成绩。 (4) 专业课程的教学测评一般都是抽样测评，为培养学生的科学评价概念，我们有意识地把测评的总分限制在95分以内。 6后记 分析表明，学生在专业课程中产生的学习困难，首先来自于他们对所学知识缺乏必要的感性认识，而我们在教学中采用“先做(实验)后说(理论)”和“边做边说”的方法，把根据学科理论知识精心设计的实验实践环节与学科理论教学相融合，并积极实践教学测评的创新方法，较好地解决了学生的认知困难，符合特定的学生对象，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作为数字艺术设计专业方向课程群的发展建设，我们针对同一层次的学生对象，精心设计了《艺术欣赏概论》课程及其教材，对此，我们将在后续再做介绍。 设计概论论文:基于创新的《动漫概论》课教学内容设计 〔摘 要〕面对新的技术和社会发展现状，从学科的角度，《动漫概论》课在文化产业视角下教学很有必要融入新知识，融汇相关学科的知识点，创新专业内容教学，以适应数字媒体技术应用的发展，促进教学改革实践。 〔关键词〕动漫概论 教学内容 创新 设计 国内很多院校在相近的学科中开设动漫专业，《动漫概论》是动漫专业必修的入门课程，学生从非专业向专业过渡转化的课程，教学应该从理论讲授到理论应用，培养兴趣与提升学识对于学生同样重要。近些年，在各种教学模式改革中专业教师的自我实践证实很重要，如何立足于实际进行专业教学，笔者认为：很有必要创新理论教学。目前，我国已经逐步完善了动漫相关的产业政策，在产业政策的影响下，当代动漫教育从技能素质的角度培养既懂管理又懂制作的复合型人才显得很重要。 一、《动漫概论》课教学内容创新设计概述 专业教学是学科知识、方法、思路等的传授，不是知识点的复述，与时俱进地创新专业内容教学尤其重要，从教学内容入手，创新课程教学。老师如何教授该课程应该有一定的规律和体系，改变传统考核思路模式，专业教学强化学生通过理论分析问题、对接实践的能力，理论和技能同样重要。新的《动漫概论》课教学知识点设计建立在大动漫范畴基础上，以产业为目标，从理论到理论完全不能适应本校实际，动漫理论应来自于理论实践教学和技能实践，动漫专业建设与本地区产业紧密联系。文化产业――动漫教学――专业建设，从实践到理论再实践，课题或者项目驱动理论教学更有现实意义。 《动漫概论》课教学包括学科本体与文化知识。首先，《动漫概论》教学必须在观念和资料的准备方面占据优势地位，教学内容增加人文学科知识，动漫作品注入文化元素，吸收最新的文化及其产业成果应用于教学，这对于初学动漫制作人员全面理解技术与艺术的关系很重要。了解中国文化产业与动漫的现状，教学内容增加相关的知识点，如文化产业理论。以学校的学科特色为出发点，加强动漫专业建设，以创建特色专业为目标，教学内容结合社会和企业需求，拓展学生适应社会的能力。 二、《动漫概论》课教学内容常见问题 近年来，《动漫概论》教学主要存在脱离时代的发展语境、忽视数字技术与文化产业的论述等问题，具体来讲：1、《动漫概论》课程教学面临的许多机遇与挑战，诸如，技术、文化、需求、时代、产业等，动漫教学很难实现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理论教学对于入学考试文化成绩不高的学生很容易枯燥乏味，学习的乐趣在于循循善诱，理论教学没有与实践结合，教学效果不理想！老师教学如同一个演员在舞台的“表演”，逐步改变“自我娱乐”式的教学模式，促使本学科的深入发展。2、新的时期，按照传统动漫的工艺与技巧解释动漫概念已经不符合现实状况，只能在《动漫史》中出现了。新的工具、技能以及表现方式开拓了学生视野，有助于培养学生大胆的实验创新精神。动漫制作涉及的材料很多，媒介和材料的多样性给动漫创新开辟了广阔的视域，如定格动画可以把材料作为语言研究的一个方向。如今，传统媒介技术变迁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数字技术促进动漫艺术应用的发展，尽管有的教材在知识体系上增加了动漫创作研究，这也很容易把《动漫概论》教学引向作品鉴赏。3、许多《动漫概论》教材的知识点依旧在动画部分，虚拟现实技术在数字媒体行业日益重要，动漫教学应向相关专业延伸与拓展，诸如游戏、漫画与动画的关系。我们在教授新的知识点总是存在着概念、范围、类型、特征的思路，忽视漫画、连环画、游戏、动画的联系，数字动漫产业的相关论述极少，甚至没有；教材内容上存在着“以偏概全”现象，不同版本《动漫史》与《动画概论》内容不分，有教材甚至认为：动画就是文化创意产业。4、由于学科背景、授课时间等差异，纵观国内各种版本《动漫概论》课程的教材和教学，对于知识点侧重不同，造成了学生对动漫应用与理解的形形色色差异。也有老师认为：以老师的学识在日常教学中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教学大纲、授课内容和规范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各种思想和观点都应有，认为理论学习应该是“百家综合或者争鸣”，而“放养”学生，任意组织内容进行授课。 总之，教学内容应该有系统性体现动漫学科特点，教学方式不能太死板，也不能完全任由老师自由发挥或者取悦于学生，最好能够体现大师风骨！当然，教学内容也不能是简单的说教或者读课本上知识点，这样做会失去理论对实践的意义！ 三、《动漫概论》课新增教学内容 传统教学从动漫艺术本体入手，诸如概念、技术、设计、叙事、流程、审美、功能、时间等动漫语言，了解动漫艺术风格，针对性明显、创新性不强。动漫学科特点与电影艺术的综合性、假定性、视听性相似。笔者认为新增教学内容应该从以下方面考虑： （一）后现代艺术。当代社会审美思潮多元化，个性需求多样性，我们以理性的态度面对它，既不盲从也不随波逐流，而设计应该以自然和人文为基石，动漫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必然受到外在因素影响，涉及广泛的艺术、社会和人文学科，后现代设计艺术还是比较人性和自由，后现代艺术吸收借鉴传统文化艺术，而表现出多元文化价值观，个性元素设计离不开动漫形象的实用价值。很多人认为：后现代主义艺术观颠覆了现代主义观，后现代社会是各种信息充斥的时代。后现代艺术不仅是艺术思潮，它带给我们更多的是如何创新发展的思路。艺术多元化促进个体精神的释放，突破了时代精神和传统艺术设计视域的压制，更加关注人的全部活动和情感世界，也有人借助大众文化和民间艺术表现力，实现艺术语言的革新，设计美在于表达作者内心真、善、美感受，实现产品应用价值，各民族文化可以采用新媒体技术弘扬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二）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动漫是文化产业的一部分，动漫创意融合多学科知识，随着新技术对文化产业的冲击，开发、建立本土资源以及数字表现体系，文化产业转型发展推动创意设计新的产品。关注国内相关文化产业实践的发展，如珠三角、长三角地区文化创意成为新的生产革核心，各地区产业集群优势不断扩张，尤其省会和沿海开放城市通过新的经济力量培育文化产业形态。我们可以通过阅读各地年鉴和产业报告，了解中国文化产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体制改革促使文化产业不断发展，产业政策转换为宏观调控的手段，面向大众消费的商品依靠文化创意力量获得发展动力，真正的动漫创意产业是产、学、研、销一体化，没有创新很难突破产业困局。 （三）工商管理知识。研究商品市场中销量好的动漫设计以及衍生品设计，以市场需求改变设计。经济的繁荣，艺术消费必然走向昌盛，艺术品消费促使新的创作动力产生，经济利益分配促使艺术生产进入良性循环。动漫艺术品设计、生产要适销对路，建立规范的艺术消费市场体系，艺术进入经济市场成为商品，专业教学需要资金运作、商业知识、管理等融入课程理论教学，如，产业集群、资本运营、生a经济效益与人力资源考核等知识。在衍生品的营销中城市、商业、工业、市场结合形成产业优势，如何降低生产成本获得更多的利润？以适应快速发展的社会需要。 （四）中国连环画与漫画艺术研究。连环画与漫画来源于绘画，既能表现故事情节的精华，又能表现作者的艺术水准。中国连环画艺术叙事、表现风格多种多样，朴实、熟练的绘画风格更具有艺术表现力，连续的故事情节画面与动漫分镜头有相似之处，如赵宏本、沈曼云、钱笑呆、徐宏达、顾炳鑫、刘继卤、王叔晖、贺友直、汪观清、华三川、程十发、范曾等连环画作品。研究国内外艺术大师的作品，绘画形式如何表现故事以及如何设计角色形象，这些形式对于当代的漫画与动画设计有借鉴作用，许多古今文化知识成为连环画创作的素材来源，人物和场景的绘制证明了设计与美术的渊源，因此，动漫设计可以借鉴连环画的画面设计。 四、《动漫概论》课教学知识点设计 （一）教学内容。教学内容体系：1、动漫概念（动漫表现形式分类、动漫与游戏、动漫史上重要的风格流派、动漫创作素养），理论为主开展教学；2、动漫设计与制作流程，如果有条件可以课后考察动漫公司；3、原动画设计，可以进行角色形象临摹或者国内外动漫明星介绍；4、动漫语言学习，如文学语言、电影语言、视觉语言、听觉语言、表演语言、数字技术语言，动漫语言在创意设计的重要性；5、中国连环画与漫画艺术研究，多研究中国连环画以及国内外的漫画作品；6、动漫产业与衍生品的开发（动漫策划与衍生品开发，了解动漫产品的推广流程，可以简单分析国内的动漫产品案例）；7、动漫营销策略与市场运作模式（增加动漫设计策划、市场调研、营销与市场需求互相促进）；8、文化产业与后现代艺术，如产业视角的动漫文化价值观；9、中国文化产业现状与体制，如国内动漫政策法规。以上教学内容专题和模块特点比较明显，章节知识点没有按照概念、判断、推理的思维模式排列，知识点内在的联系由小到大、由点到面，有利于学生形成一个全方位的学科视野。总之，教学内容体系创新后，与之相应的教学方法、课程资源、教学活动、教学质量评价体系都要有相应更改，以适应教学内容创新。 （二）进度。教学进度中各知识点也不能“照本宣科”地进行，课时应该有弹性，理想的教学时间是40至72课时，每周的课时量控制在4至6节，针对学生的差异突出教学内容重点和难点，灵活应对学生的学习反馈，布置课外作业增加学生自己的动手实践能力，通过作业发现产业中的某些问题，体现理论的指导价值。 （三）考查。从文化产业的层面扩展动漫专业理论教学，其教学内容从教学实施、考核方式、教学评估等方面进行深化，结课考查的方式也应该变动，通常理论课以闭卷考试的形式进行，这种做法的弊端是忽略了学生平时的练习和表现，最好是以综合的形式进行考核评价，鼓励学生围绕技能应用自主学习。在专业教学改革中有学者尝试课程教学引入部分课题或者项目鼓励学生参与；还有学校以校企合作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突破口，反思教学内容设计，笔者认为：依据学生对知识的应用状况评价教学效果比较有价值，如参与设计、参加比赛，毕竟学科发展是一个漫长过程。总之，由于学校特色的差异，专业建设成果依靠学生对社会的贡献以及能力的大小来证明，学生社会实践弥补专业建设的不足，实现本专业教学资源开发。创新探索动漫人才培养路径，艺术探索走向文化产业，注重相关学科相互延伸与支撑。 结语：与时俱进创新教学内容 近几年，动漫技术发展迅速，高科技日新月异，主流和非主流动漫作品越来越多，从技术的发展洞察产业的变革，艺术动漫实践范畴不断深入，创新必然引发产业市场竞争。前卫、实验性很强的艺术潮流影响数字动漫发展。对学科前沿知识要有敏锐的洞察力，文化创意产业、艺术素养与技术培养互相影响，如果动漫教学割裂二者的联系，只能培养初级技术人员，动漫专业需要创新教学内容。一个专业发展要有逐渐的累积，不是一个人能全部完成实现，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专业教学还要联系实际，与时俱进，以降低风险。 设计概论论文:论设计概论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的创新 内容摘要：设计概论课程作为高校艺术设计专业的一门基础理论课，对学生艺术专业的理论学习帮助很大，在新时代的背景之下，为使该课程达到更大的实效性，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创新性研究和实践就迫在眉睫。因此，在传统教学手段和方法的基础之上，与现代化教学手段相结合，增加以学生为主的自主学习和创新学习模式，以期实现艺术设计专业创造型人才的培养。 关键词：设计概论 教学方法 现代化教学 现代科技的发展，网络的普及，为我们带来了更多资源的同时也使得理论课教学面临新的问题。目前，大学生大都处于90后，思维更为活跃，性格更为自我，传统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已经不能够满足现时代的需求。“中国梦”和新型教育理念的实施更为高校教师提出新的要求。在这种环境下，作为设计概论课程的教师应利用好现代化这把双刃剑，大胆改革新型教学方法和手段，将培养适应新时代的大学生为目标，更好地服务于学生的长期发展需要。 一.设计概论课程在高校艺术史论课程中的定位 设计概论课程作为艺术设计等专业的基础理论必修课，以设计的基本思想、应用原理、设计历史和设计教育为主要讲授内容，是学生学习和掌握设计专业理论的重要基础，也是进入专业设计学习的综合性和指导性理论素质培养课程。同时，也作为我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主要科目，体现了这一课程在高等艺术设计教育体系中的意义和价值[1]。可见，设计概论课程开设的必要性。 国内各高校的设计概论课程的主要任务是使学生学习并掌握设计的基本理论体系，掌握围绕设计项目运作而形成的基本方法和程序观念。设计概论课程一般都设置在大一或者大二，主要目的是使学生了解设计的内涵与外延、设计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外设计之溯源、设计的分类以及设计师和设计批评等基本理论，提高学生的艺术设计文化素养，并全面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为学生提供最基础的设计方法论。 二.设计概论现实教学中面临的问题 关于高职院校的设计概论课程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研究与实践，在近几年高校教育改革中也初露规模和成效，例如尹庆民《应用型高校教育改革与教学实践创新》、金国华《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与创新探索》、周湘淅《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策论》等专著，《关于高职院校公共艺术课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的思考》、《非遗视角下高职艺术设计类课程的教学改革与创新研究》、《叹息高职院校艺术造型类课程的教学模式》、《高职等设计概论课程建设探讨》、《“设计概论”课程教学创作型思维能力的培养》、《以就业为导向的“设计概论”课程教学改革研究》、《关于高校设计概论课程新的教学实践模式探讨》等论文和期刊都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和经验。但有关新时代下新手段的研究都还处于起步和尝试阶段，而且并未形成规模，仍需要进行第一线的探索和尝试。 首先，教材相对单一。自2002年起，有关设计概论课程的教材大致有赵平勇、李立新、李砚祖、李立芳、尹定邦和赵农等编著的。一部符合现代教育要求的教材，应当是群贤同道精诚合作的结果；而设计学科本身对“团队精神”的执意强调，更是这一学科发展的学术基础[2]。编撰教材并非易事，特别在当下信息、技术、知识日新月异的时代，要把本学科内最优秀的成果传递给学生，并要讲求科学性，更是困难重重。当前国内的教材大都存在知识陈旧、案例老化等问题，这也是目前设计概论课程中学生普遍认为“理论无用”的原因所在。 其次，教学方法过于传统。虽然多媒体教学早已普及，但“满堂灌”、依赖PPT的情况并未改善。单一的采用教师为主，学生为辅的传统授课方式，就会容易使学生产生“假知”，从而导致知识与能力的脱节。而且容易使学生产生依赖和期待心理，抑制了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和创造思维的培养。 第三，与专业课程联系不够紧密，社会实践性较弱。教学与实践的关系，一直都是高校教改所面临的急迫解决的问题。目前，对于两者关系的认识存在两种错误倾向：一种过于强化实践教学的价值，而否定理论教学的意义；另一种则认为理论是理论，实践是实践，过于强调学校理论的专一性，而忽视对两者的结合。 在当下以及未来的科技发展的动力之下，应变被动为主动，积极更新教学理念，创建新型的教学结构，探索现代化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确立新的教学关系，使O计概论等理论课程更为有效的与学生自身相联系，理论联系实践，理论帮助实践，积极地提高设计概论课程在教学中的实效性。 三.课堂教学方法和现代化教学手段的创新 在课堂教学方法的改革创新中，转变教师思维是第一步。课堂不应该是一群“观众”面对一个“演员”，而应该是一个“导演”组织一群“演员”。艺术设计专业的学生对史论课程一般都兴趣缺缺，而且，大多数艺术专业的学生文化底子较为薄弱，缺乏自我学习能力，加之教师一味地讲授，不免会使整个教学效果不佳。因此，首先应利用现代化的多媒体技术，图文并茂的为学生传授基本的理论概念，在与具体设计作品的结合中，来感受知识，增强记忆，促进学生思维的活动。比如，在讲授设计与科技的关系时，可以在课前为学生播放最新科技成果的视频，学生在赞叹科技力量伟大之时，再将设计与科技的关系讲授给学生，然后再播放些许设计与科技相结合的视频，使学生感受到设计中的技术美，从而提升学生对于理论知识的兴趣和学习能力。 其次，大学校园是教改的领头羊。互联网掀起的数字革命让人们进入了“在线”的时代。社会呼唤的是有创意的新型人才[3]。微课堂、慕课堂正在颠覆我们的认知。微课的开展，改变了单一的传统教学，虽短短几分钟，但却可以对不同阶段的学生提供因地制宜的教学，进行个别化教学。比如，将设计概论课程的知识点进行分割，分别录成微课，上传至学院网站，供学生自由选择，甚至可以增添弹幕，在提问版块留言，因材施教。 2012年10月，美国著名的《时代周刊》杂志发表了名为“大学已死，大学永存”的深度报道，探讨慕课给现代大学带来的冲击[3]。例如在2014年7月，清华大学物理系大三学生杨平凡上了清华大学上线的第一门慕课“电路原理”，并考试合格，以及随后众多高校也陆续推出在线课程，不但能和自己所在学校的分数互认，还能拿到外校的第二专业证书[3]。设计概论课程的慕课改革也是行得通的，而且在此基础之上，还可拓展学生的视野，了解最新最先进的设计理念和发展。大部分高职高专学校，以及国内大多数院校，很难做到专家、教授成群，除去可以聘请客座教授或者举行专家讲座外，慕课是获取教育资源平等最为方便和快捷的方式。 第三，《2014地平线报告（高等教育版）》揭示了今后六项新技术对高等教育教学产生的影响。这六项技术是：翻转课堂、学习分析、3D打印、游戏和游戏化学习、量化自我、虚拟助理[3]。这些都成为我们进行教学方法改革的方向和现代化的教学手段。设计概论等史论课程，可以根据不同章节进行灵活教学。比如在进行设计师章节的教学，我尝试采用翻转课堂的方式，让学生分组，自己制作PPT，请学生自己来分享有关设计师、设计理念和设计作品，并阐述对设计职责和社会服务的认识。然后我再进行总结式讲授，一方面起到了推波助澜、加强记忆的作用，另一方面让学生通过自主学习进一步丰富知识点，也有利于学生将来确立自己的设计风格[4]。再如讲有关中国设计溯源时，带领学生前往河南省博物院，进行实地讲授，这种实物与理论相结合的方式和教学手段，引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也会记忆犹新。 四.结语 借助高新科技手段为媒介，打破原有的传统教学，以“微课堂”、“网络教学”、“游戏教学”、“理论讲授与声像结合”、“Unity教学”等新型教学模式为实验，从“以教师为主”向“以学生为中心”的现代教育理念转变。采用课题小组成员探讨、与学生代表座谈会以及问卷调查等手段，通过具体的课堂教学实践对大学生艺术设计教育载体的应用现状进行分析，并结合新时代下大学生设计概论课程载体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依据大学生艺术与设计理论教育载体发展与创新普遍遵循的原则，使学生具备基本的理论研究能力，反思设计教育、行为能力[5]，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并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刺激学生的深入思考，最终提出新时代下设计概论课程的教学方法和手段，以及学科发展与创新的策略。而且对提高学生的设计艺术修养、自主学习能力、造性思维以及人文素养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设计概论论文:基于FABE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教学环节设计探索 摘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引导大学生形成正确三观的重大任务，但学生普遍对其缺乏学习兴趣和动力。由于课程本身内容抽象概括、偏重理论，除了使用多种教学方式之外，教师在讲授过程中能否合理的设计和实施教学环节，便成为保证学习效果的根本影响因素。就此本文提出把以FABE模式为代表的经典推销模式引入课程教学，并以案例展示如何基于FABE模式在教学中进行具体教学环节的设计实施。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FABE模式；教学环节 日前，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党中央对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尤其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的重视又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以下简称原理）课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核心内容，既涉及思想意识形态层面的内容，又涉及哲学、经济学等理论，学生经过认真学习可以端正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塑造，也可以在专业知识构成层面完成一个提升，但由于市场经济实用主义一些观点的影响以及原理课程内容较为理论抽象等原因，学生学习原理课的动力不足，兴趣不高，课程教学面临较为明显的困难。固然，我们可以通过发挥媒体优势，利用慕课、微课、微视频等时尚创新的方式和载体展示原理课的内容，让学生喜闻乐见、易于接受，但笔者认为，最为根本的教学保障依旧在于课堂上多元化教学方式的引入和教师授课过程中教学环节的表述效果。只有高度重视具体教学环节的设计安排，才能使课程知识被学生认可，产生共鸣。 一、原理课教学面临的困境及成因 现行的原理课是由实施“05方案”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门课程合并而成，合并的本意是为了突出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重要性和基础性，但是伴随着课程体系的改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轻视态度和畏难情绪，这使得课程的教学面临巨大的困境，究其原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1.学生层面对于原理课的主观评价有所偏颇。由于思想政治理论课往往被学生视为政治宣传课、政治说教课、政治灌输课，所以枯燥、空洞、说教就成了它的标签。相对于直接相关就业升学的专业课程而言，学生认为原理课不重要，相对于日新月异的专业知识而言，学生认为原理课的内容枯燥陈旧。此外，原理课中的一些内容本身也容易引起学生的质疑，比如有经济学、管理学R抵识背景的学生会认为课程中政治经济学部分的内容与西方经济学有所冲突，会疑惑“商品的价值到底是由劳动创造的还是由劳动、土地、资本和企业家才能共同创造的，工资到底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式还是劳动的价格”[1]等问题。就算是没有涉猎到专业知识，大多数学生也会对于“失业是否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现象，剩余价值理论是否可以用于解释当今的企业财富积累”等一些观点存在质疑。 2.教师层面对于原理课的教学改进不够具体。原理课教学方法的创新和改进一直是学术界尤其是从事原理课教学教师所关注的重点热点问题。“05方案”之前，教师在教学中就开始普遍采用多媒体、案例、图解、专题等教学方法以突破传统“填鸭式”的灌输教育；“05方案”之后，更多的方法出现在与原理课相关的研究文献和教学实践当中，比如研究性教学、叙事型教学、体验式教学、参与式教学等。但在方法论层面的研讨热度持续高涨的同时，对于原理课具体教学环节设计关注的研究则很少，仅有少量文献研究实践教学环节的相关内容，对于教师讲授过程中的教学环节设计几乎没有涉猎。大多数教师较注重多媒体等新技术手段的使用以及案例新颖性、趣味性方面的考虑，很少关注自身讲述过程中的环节设计。这使得在具体讲述到一则原理、一个观点时由于环节缺失构架逻辑和说服能力，使得原理课内容无法被学生真正的接受，课堂教学成果无法深入持久，学生的记忆仅仅局限于一时的新鲜热闹。 二、FABE模式概述 推销模式是根据推销活动的特点和对顾客购买活动各阶段的心理演变的分析以及推销员应采用的策略进行系统的归纳，总结出的一整套程序化的标准推销形式。[2]由台湾中兴大学商学院院长郭昆漠教授提出的FABE模式较有代表性，其“FABE”是由Feature、Advantage、Benefit和Evidence四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缩写而成，这四个英文字母代表了推销过程中沟通的四个步骤。 1.将产品的特点（Feature）详细介绍给顾客，即面对不同的顾客，推销人员要以准确且有针对性的语言介绍产品，要注重挖掘产品独特的深层次的特征。 2.充分分析产品的优点（Advantage）。推销人员针对第一步中介绍的特点深入分析，挖掘出产品的特殊功能或因特点而具有的特殊优势，这种顺势而来的优点比简单的主观的夸赞更易有说服力。 3.尽述产品给顾客带来的利益（Benefit）。在了解顾客需求的基础上，把基于产品的优点所能给顾客带来的经济、社会利益到工作、情感利益都一一列举出来，通过强调顾客得到的利益、好处激发顾客的购买欲望。一切以顾客利益为中心，这是FABE模式中最重要的步骤。 4.以证据（Evidence）说服顾客购买。推销人员要避免使用最便宜、最划算的字眼来说服顾客，而应采用足够客观权威的证据来展示上述特点、优点和利益的真实性，并用数据、案例等可靠的证据来解除顾客疑虑，最终促使顾客接受交易条件完成购买。 FABE模式的标准推销句式是“因为（特点），从而有（优点），对您而言（利益），你看（证据）”。作为典型的利益推销法，遵从FABE模式之所以能高效完成的推销活动，主要是考虑了不同顾客的购买动机，运用简单直接但极具说服性的语言和逻辑强有力的推介产品展示利益，用配套的手段和材料巧妙地处理好顾客关心的问题并解除顾客异议，最终说服顾客完成购买。 设计概论论文:基于MOOC的《酒店管理概论》微课程设计开发探究 摘要：当前大规模网络开放课程（慕课）以其独特特征获得迅猛发展。基于这个背景，本文通过分析慕课的特点与酒店管理概论课程特征，进行了二者的匹配研究，提出了酒店管理概论微课程的设计原则以及ADDIE模型设计过程，从而为慕课环境下专业课程的开发研究提供可借鉴思路。 关键字：慕课；酒店管理概论；微课程；ADDIE 中D分类号：G42 前言 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 教育领域也随之产生了巨大的变革。2008 年开始，Coursera，Udacity 和 edX 三大在线课程网站联合世界知名大学包括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密歇根大学等展开大规模网络开放课程（Massive Online Open Course，简称 MOOC“慕课”），提供各类免费课程，与众多在线学习者共享高端前沿知识资源，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微型移动学习的需要，获得了空前巨大的成功[1]。同样，我国教育部也密切关注慕课的发展，积极推动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与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大讨论，以开放、包容、务实的态度，鼓励高校和社会参与者兴利避害，共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在线开放课程体系和课程平台，促进其在更新教育观念、优化教学方式、提高教育质量、推动教育改革等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正是基于这个大背景，本文选取了《酒店管理概论》这门课程进行微课程的设计开发研究，从而为慕课环境下专业课程的开发研究提供可借鉴的思路。 1.慕课的内涵与特点 微课程的主要理念是运用建构主义，以在线学习或移动学习为目的，在课程中把教学内容与教学目标紧密地联系起来，以产生一种“更加聚焦的学习体验”，首创了声名远播的“一分钟的微视频”的“微课程”（Micro lecture）。MOOC 的主要构成是 10-15 分钟时长的课程视频，是近年来在线学习以及网络课程开始关注的一种新型课程形态―――微课程[2]。课程主要由分段式观看教学视频、阶段性小测验和即时网上辅导反馈、网上提交和批改作业、网上社区讨论、虚拟实验室等方式组成，并按照学生学习规律来设计教学内容和进程。 慕课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开放性和灵活性。MOOC对教育变革的主要影响就在于它所传递的信息社会的一个基本理念：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在任何时候可以学到任何知识。突破了传统学习的时空限制，同时可以利用手机移动终端等随时随地开展学习。（2）专业性与权威性。MOOC课程由世界范围内的名校名师主讲，“名校+名师+名课”效应更加能吸引学习者。当前MOOC课程吸引了世界范围内知名高校的著名专家学者参与。他们精心选择课程知识的核心内容或专题，利用最新科技将视频等学习资料发送到互联网上供学习者选择。（3）互动性和实用性。学习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活动，学习是连接各类节点和信息源的过程。MOOC吸引了大量在线学习者，这些学生学完了课程并活跃于相关的网络社区中组成学习共同体，互动交流，互帮互助。“慕课”教学将传统的大班授课有效转变为小组讨论模式，使得师生关系更加平等化，有利于学生能动作用的发挥。 慕课的发展也引发了大家对传统教学模式的思考，有学者认为互联网时代慕课日后会成为主流教学平台，校园乃至教师角色将会有很大改变，慕课将取代传统面对面教学模式；也有学者坚信慕课只会是教育模式的补充和更新，不能完全取代传统教育模式[3]。慕课的出现确确实实影响着当代教学模式，如何利用好这一平台，每个学科可能都有自己的见解，如何利用慕课更好的开展有效专业教学才是关键。 2.酒店管理概论课程的特征 《酒店管理概论》课程教学，使学生掌握酒店管理的基本原理，全面了解酒店管理的基本概况。酒店管理概论课程具有以下特征：（1）内容多样化。酒店管理课程知识结构多方面，并且其内容之间相关程度不是很高。（2）知识点模块化。以酒店客房清扫服务为例，可分为以下几个流程：卫生间清洁、客房抹尘、中式铺床、吸尘等各个小模块。（3）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目前，多数学校在进行旅游管理专业课程设置时，都按照“理论 + 技能”的模式。同样酒店管理课程也需要根据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进行课程设计。 3.慕课与酒店管理概论课程的匹配分析 3.1实现学生随时随地的开展酒店管理知识点模块化学习。 一方面，酒店管理课程知识点的模块化，以及具有项目化教学的特点，特别适合慕课的特点。另一方面，现在无线网络在高校校园也基本实现全覆盖，开展微课教学最基本的条件俨然形成。 3.2实现学生酒店专业知识与情景教学的融合 酒店管理概论课程作为学生对酒店认知的入门课程，学生对专业和职业的认识均处于模糊阶段。星级酒店管理中的服务氛围和技能无法用语言进行简单描述，也无法激发学生兴趣。微课程将知识点精炼化、片段化，用多种形象的表现方式让学生融入职业氛围中，更好地掌握知识。 由此可见，慕课与市面上的“网校”和网络视频开放课程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即更关注课程的价值，让学生具有真实的学习环境体验，关注如何使学生从中获益。 3.3为学生搭建交互式学习交流平台 在微课学习过程中，微课平台除了有丰富的视频资源外，还有供学习者选择的线上交流机会。同时，平台中存在很多在线论坛和学习小组，通过各种交流，可以克服教师和学生以及学生之间的陌生感和距离，增进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以便教师能掌握学生的学习进度，适时答疑解惑，提升教学效率。同时，学员间“互相评分” （peer grading） ，能够加强学员间的交流和互动”。 4.酒店管理微课程设计原则 4.1强调资源整合 由于酒店管理课程分为理论类型与技能类型，因此慕课设计也要强调这种专业特色分工。理论类型课程需要突出名校名师的概念，突出理论知识的扎实，可以尝试院校联合开发，打造酒店管理概论专业慕课课程，实现在线优质课程资源共享。技能类型强调的是产学研平台，与国际酒店集团管理公司合作，进行慕课的开发建设。 4.2强调模块化教学内容设计 微课程不等于课堂实况录像的一小段切片，不等于完整课堂的局部片段，其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教学设计。将酒店管理概论课程知识点进行分拆，结合理论与实践相融合的要求，进行模块化教学内容的设计。此外，微课程的设计要体现情景，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4.3调全过程学习 酒店管理概论微课程设计要强调全过程学习，可以把慕课视频作为教学的线上环节，要求学生在课堂外观看视频和做练习，在线下课堂上则把重点放在师生们共同深入的互动交流、探讨，直至问题解决。这种“翻转课堂”模式有助于学生学到更加全面的知识，对学习的内容更容易理解和掌握。 5.《酒店管理概论》微课程设计的ADDIE模型 ADDIE模型是一套有系统地发展教学的方法。ADDIE模型就是从分析（Analysis）、设计（Design）、发展（Develop）、执行（Implement）到评估（Evaluate）的整个过程。ADDIE模型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即要学什么（学习目标的制定）、如何去学（学习策略的应用）、如何去判断学习者已达到学习效果（学习考评实施）。 5.1分析（Analysis） 内容包括学习者分析、课程内容分析、教学工具分析、教学环境分析等。这里面特别要注意：酒店管理概论课程的重点、难点、易错点的设计。一是结合酒店专业学生的认知特点和学习习惯；二是分析酒店管理概论课程的知识内容，进行微课程的具体知识点内容开发。 5.2设计（Design） 内容包括知识点内容结构、表述方式、视觉设计等。结合酒店管理情景模式，进行微课程知识点设计。比如酒店各部门职能通过平铺直叙的方式进行表现，而酒店各部门服务技能通过服务场景的方式进行表达，让学生能够很好的将知识点进行融会贯通，达到理论联系实际的效果包。 5.3制作（Develop） 内容包括选择方式、录制、后期加工、字幕等。微课程的制作不同于PPT等教学工具，专业老师很难掌握这些专门技能。这里的制作需要专业的慕课制作团队与授课团队进行合作，如同拍摄一部微电影一样，进行微课程各种场景、台词等制作。 5.4应用（Implement） 内容包括课前预习、课中辅导、课后总结等。学生可以利用业余时间在课堂以外的其余地方，观看网络在线的微课程视频；课堂中，老师围绕课程内容对学生进行个性化的辅导，还可以与学生互动交流，开展深度的知识探索。这里需要注意将传统教学的解析式教学法与“慕课”教学模式的生动性紧密相结合，充分引导学生认识到酒店管理课程的多元性、灵活性。 5.5评价（Evaluate） 内容包括微视频评价、课程组织评价、教学效果评价等。基于慕课的微课程教学，将传统教学的两个过程――知识传授和知识内化两个阶段正好颠倒，知识传授借助当前信息技术手段在课后完成，知识内化则由老师在课堂上与同学交流完成，随着教学过程的颠倒，课堂学习过程各个环节也随之发生相应变化。同样教学评价体系也发生了转变，需要采用新的评价标准来适应微课程。 结束语 MOOC的不断兴起，对传统教学的挑战毋庸置疑，这一变化打破了学校、国界的大门促使学习成为了人类的基本人权，终身学习成为了可能。 MOOC带给我们的既有希望也有困境，机遇和挑战同行，优势和不足并存。因此如何以MOOC为代表的在线教育开设满足高等教育的需求，本文仅以酒店管理概论课程进行了一定的探索，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与推广。 设计概论论文:山川绿野油闷笋包装设计的理论研究概论 1.山川绿野油闷笋包装设计的的理论研究概述 1.1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目的：分析现状中国农产品特产包装的现状，特别是特产类具有浓重地域文化的农产品包装设计现状。分析研究产品包装对于产品与企业的重要性。了解包装设计对于企业文化的重要性，研究山川绿野油闷笋包装现状，联系地域文化和产品特点，量身打造产品的包装。 意义：通过对文献的研究和了解，将地域文化，农产品包装趋势，农产品特点相互结合，并且融入到山川绿野油闷笋的产品包装设计上，增加产品销量，提升企业知名度等意义。 1.2理论研究现状 包装设计在当代来说不仅仅是包装一个意义，包装是产品与品牌企业对外的第一视觉。是商品品牌的一部分，有时候包装的重要性甚至是超越了包装这一纯粹的功能的。能够通过包装的个性化视觉感受强化消费者的品牌认知，加深消费者对其品牌的印象。中国是农产品大国，可是中国农产品包装的现状是包装落后，我国农产品外包装形象设计存在问题有：设过于混乱，低档。设计形式过于陈旧，农产品的外包装袋在使用上没有考虑到环保因素等。农产品外包装大量使用化工原材料制作而成的材料较多。近年来，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文化层次和审美能力的提升，对农产品质量的要求，外包装设计及包装材料的使用上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环保型包装设计符合大众喜好，国际绿色环保理念。特产类农产品包装没有明显的区别，很多特产包装的并不能体现其地域文化，体现其产品特殊性。地域性农产品是应该强调其产地特色的农业产品，它是地域性农产品品牌生存的基础。将地域文化融合到包装设计既可以丰富包装设计文化内涵，满足消费者的审美要求，又可以借助产品包装无声的推销地域人文内涵，可以添加品牌的寓意加强企业品牌的竞争力。 2.关于山川绿野油闷笋包装设计主要理论观点汇集 2.1地域性农产品包装研究 地域性农产品富有地域性文化特点，所以地域性农产品包装是在传统地域文化的基础上包装设计，展现其丰富的地域文化内涵。地域性农产品是指生长于特定地区，在|量和特点取决于它的生长地理和人文文化因素。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和沉淀，发展为具有鲜明地域特色色彩的农业产品，比如说东北大米，章丘大葱等。地域性农产品的特点有地域性，文化性，正宗性，代表性，品牌性。而地域性和文化性，告诉我们从地域的地理特征文化人文因素和历史因素，可以使我们的农产品品牌更加有文化内涵和知名度。地域农产品因为有标志性的环境和人文条件，形成了地域性品牌先天优势，相对于其他的农产品更加容易培养市场偏好，获得消费者的喜爱。 2.2绿色环保性农产品包装设计研究 商品包装在最初时候的功能是承载和保护商品，使其避免受到损坏，变质还有散落等。可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审美的提升，消费者们对于产品包装的要求也随之变化，不仅仅是希望包装能保护好商品，也要求其能美化产品，有实用性，个性化和艺术性。而包装设计是产品的脸，是吸引消费者的直观感受。所以过度包装也随之而来。过度包装是为了经济利益从过度包装造成严重浪费。绿色包装可以在产品使用后对其回收利用，有利于环境保护，维持生态平衡，减少生产不必要的废弃物，不仅减少了资源浪费而且保护了环境迎合了社会喜好。 2.3山川绿野油闷笋包装设计理论分析与评价 农产品在经济发展中的比重日益增长，农产品的包装设计的现状急需改变。绿色包装在现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和喜爱，而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国家环保政策不断完善，人们的环保意识也日益增长。绿色环保包装设计是发展趋势。而我国地域广阔，各地农产品质量优良，地域文化各异。地域性农产品包装如果融入了其地域文化，人文因素，历史发展和地理特点，不但可以丰富产品文化内涵，宣传地域文化而且有利于产品品牌发展。并且事实证明地域性农产品更容易依靠其优良质量等特性得到消费者喜爱。所以我认为农产品的包装设计如果融入了它独特的地域性和绿色环保理念，是非常有利于产品与企业的发展的。 设计概论论文:浅谈高职艺术设计专业学生学习设计概论课程的意义 摘 要：设计概论是艺术设计专业学生所必须学习的一门公共理论课程，重在提升学生的文化、专业理论素养和知识储备；就高职层面的艺术设计专业学生而言，因为学习基础和能力较本科院校学生相对要差一些，因此学习兴趣和主动性也相对要弱一些；笔者曾先后教授过本科层面和高职层面的学生，对这两类学生在理论学习方面的差距有较为明显的感觉，为了帮助高职层面艺术设计专业学生认识学好包括设计概论在内的理论课程的重要性，故撰文浅要谈及高职艺术设计专业学生学习设计概论课程的意义。 关键词：高职；艺术设计专业；意义 设计概论是艺术设计专业学生所必须学习的一门公共理论课程，与中外美术史、中外工艺美术史等理论课程一样，都重在提升学生的文化、专业理论素养和知识储备。笔者曾先后教授过本科层面和高职层面的艺术设计专业学生，相对而言高职层面学生的学习基础和能力习惯较本科院校学生要差一些，故学习包括设计概论在内的理论课程时其兴趣和主动性也要弱一些；对这两类学生的差距笔者有较为明显的感觉，为了帮助高职层面艺术设计专业的学生认识学好包括设计概论在内的理论课程的重要性，笔者撰文浅要谈及高职艺术设计专业学生学习设计概论课程的意义。 一、高职层面的艺术设计专业学习仍需理论功底支撑 高职艺术设计专业的学习只有三年，所学课程名目与本科层面的相同专业方向基本一致，但因为比本科少一年学时，故授课内容偏重于实用技能、理论知识的学习较本科相对要少一些。这在很多专业课程教学中都有体现，比如笔者在高职院校教授的书籍设计课程只有四周课时，而本科院校通常为六到八周；高职的书籍设计课重在学习工作实践技能，简短的理论学习后即开始实训课题，规划定位书籍的整体风格、运用软件编排内容、装帧设计等，而本科层面的书籍设计则十分注重理论学习，有较多的课来学习书籍的起源、发展历程、未来发展趋势、设计流派风格、著名设计师作品赏析等，作业实训时除了学习必要工作技能外还要进行概念书籍设计，锻炼学生们的构思能力和驾驭主题的综合能力。高职属于技能型教育而本科院校教育偏重于综合素质型，两者在教学内容和手段上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但高职层面的艺术设计专业学习仍需理论功底支撑；高职教育要偏重于实用技能教学，然理论知识的学习对于高职层面学生未来的发展仍然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理论学习能增强学生的再学习能力和自学能力，能拓宽思维层面、促使学生的设计技能向更高层面提升。这是高职艺术设计专业学生学习包括设计概论在内的理论课程的重要意义之一。 二、设计概论课程的学习能培养高职艺术设计专业学生的软实力 高职层面学生的整体素质和学习能力相对于本科学生要弱一些，这是不争的事实。高职院校教师所面对的这个学生群体中的大多数是不优秀的，因为中学阶段不太优秀的学生大多被录取到高职院校，更不用说近年来的高校扩招主要是高职院校扩招、让很多中学阶段不优秀甚至不合格的学生都可能进入高职院校就读，但求学得一技之长、以后顺利就业，故当今高职院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地强调实践能力和职业技能教育。但因高考形势下的无奈选择，令很多学生并非出于兴趣和热爱来就读艺术设计专业，且他们自身普遍缺乏耐心细致的求学态度和习惯，软实力不足。故设计概论课程的学习，就成为逐步培养软实力的一条重要途径。艺术设计工作需要硬实力、即手绘和操作电脑进行设计表现的能力，但也需要软实力，这个软实力包括良好的工作习惯和态度，对事物的综合认知能力，再学习能力，等等。设计概论课程的理论学习，学生们将对各种设计工作的门类、历史沿革、重要思想观点有所认识和了解，有了这个基础，当设计师从事某项具体的设计时，就比较容易理解设计主题的内涵、历史背景、衍生内容等；有了这些认识和理解，设计过程中也更容易左右逢源、找到很多思维的切入点，这是一种很必要的软实力，这是设计概论课程学习的另一个意义。 三、设计概论课程的教学需要教师付出更多的精力和努力 O计概论课程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要促使学生认识并在潜移默化中体会到重要性，仅仅依靠书本知识的灌输还远远不够。因为学习基础和能力相对较弱的高职学生通常对理论课程提不起兴趣，故在设计概论课程的教学中，教师需要付出比专业技能课更多的精力和努力，需要根据书本内容和教学提纲来广泛收集有关图文视频资料，教学中应当选择学生们喜闻乐见的话题作为切入点来引入教学内容，等等；同时，设计概论课程的作业还应该尽量避免理论考核的形式、让学生在厚厚的书籍中找答案的做法，不妨大胆采用绘图形式，在引导学生熟悉相关章节内容后用绘图设计和表现的形式来回答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总之，设计概论的教学，需要教师付出比专业课更多的精力和努力，而教师的付出，对于学生的学习水平的提高，必然能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四、结语 本文依据笔者的理解，浅要谈到了高职艺术设计专业学生学习设计概论的意义，即为学生学专业提供理论支撑和提升软实力，同时教师教学当付出更多精力和努力。笔者对本论题的理解还在进一步积累和深入，本文有不周之处将得以改进提高。 设计概论论文:微课教学设计在《城市轨道交通概论》中的运用 摘 要：近几年的微课热已经让这种短小精干的教学形式为大家所熟知和接受，“微”不能长篇深论，“课”应有基本架构。因此，微课的教学设计就显得非常关键。笔者将自己的一个微课教学设计运用在《城市轨道交通概论》课程中，希望与同行分享、交流。 关键词：微课 教学设计 城市轨道交通概论 微课是一种适应现代快节奏，围绕某个教学主题，精细化设计的，长度不超过10 min的内容精、小的新型课程形态或者说微视频。《城市轨道交通概论》这一课程涵盖的内容多而广，但教学目标多为要求学生认知和记忆，需要独立思考、分析理解的知识点甚少；另一方面，课程与实践结合非常紧密，城市轨道交通各组成系统需要对照实物或图片来介绍。针对该门课程采用传统教学形式（一本书、一张嘴、一支粉笔、一块黑板）已经很难为中职学生所接受，也无法达成教学目标。因此，采用微课教学是提高教学效率、实现《城市轨道交通概论》教学目标的较好办法。 1 微课教学设计基本原则 传统教学备课时，教师有一些基本方法和原则可以去遵循，如：五环四步法，而微课主要受时间限制而无法实施。结合了大量的参考和实践经验，笔者认为可以遵照以下的几条原则来进行微课的教学设计。 （1）学生是主体的原则。微课是给学生观看的教学视频，应能最大程度地符合学生的视听习惯和需求。现在的微课有很多表现形式和制作方法，无论是手机/DV拍摄，或是录屏，还是可汗学院式白板讲述，都应注意画质和音质，后期使用软件编辑美化。 （2）指导或启发的原则。选取适合制作微课的教学内容，直观地演示操作步骤或简洁生动地阐述原理，从而给学生以指导强化或释疑启迪。 （3）环环相扣、引人入胜的原则。微课要一开始就能抓住学生的注意力，在学生注意力集中的这段时间内做到教学设计内容衔接自然、逻辑清晰，使学生能保持轻松、良好的学习状态。 （4）考核评价的原则。虽然笔者提倡快乐学习，但不代表笔者支持学习毫无压力。增加考核评价，能避免出现学生看微视频就像看一段教师自导自演的电影这样的不良倾向。因此，笔者在微课最后都会设计少量的微练习/微习题，可以是填空、选择、问答或论等任意形式，大家可自行斟酌选择。 2 《城市轨道交通概论》微课教学设计 该文的微课是针对中职城市轨道交通运用与检修专业的学生设计的，该课程属于专业核心课程，是后续专业（技能）方向课程学习的基础。课程的重点为：全面地概括了解城市轨道交通的发展历程、车站类型/线路的设计及设施、轨道车辆、信号系统、通信系统、供电系统、机电设备、自动售检票系统，城市轨道交通的运营组织、运营控制、行车组织、乘务组织、客运组织、票务组织、安全设施及管理等内容。课程的难点为：掌握国内外新型城市轨道交通技术及设备发展的最新案例情况。 考虑到要处理的教材内容信息量大，知识点与实践结合紧密，且学校实训场地、设备受限，笔者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在网络上收集了海量的视频和图片资源，同时利用师资培训和下厂实践学习的机会拍摄了宝贵的现场操作实录和实物照片。从而为课程《城市轨道交通概论》的微课教学设计和微课制作打下了扎实基础。总所周知，好的微课不只是将授课PPT一页页播放录下来就行的，而是需要在设计脚本和制作微课的过程中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笔者在《城市轨道交通概论》课程微课教学设计中具体是这样做的。 （1）城市轨道交通的介绍。 在开篇介绍城市轨道交通时，笔者采用了简短的国内外城市轨道交通发展概况视频资料，通过它可以清晰地看到该专业领域发展的方方面面，提高了学生学习兴趣，并为学生下一步认识城市轨道交通各组成系统提供了具体直观的印象。 （2）认识城市轨道交通组成系统。 这一部分是课程的重点内容，一共7个章节，分别介绍车站、车辆、信号、供电、运营等基础知识。每一个组成系统的学习，根据内容需要设计至少3个微课，包含总体介绍、结构组成、工作原理等三大块。笔者还在微课程中设计了以城轨车头为形象的动画角色小U（urbanrailway）作为陪伴学生一起学习知识的伴读出现在每一个微课中，它的作用是引导（类似于游戏里玩家养的宠物）学生学习。笔者也曾考虑过采用画中画的方式，自己扮演引导讲解这一角色。比较之后还是觉得小U的方案更吸引中职学生，能使其在轻松的环境中学习要了解的内容。这些微视频可供学生课前预习用、课后复习用，突出随时看、随时学的特点，也符合目前时兴的移动式、碎片化、自主进度学习模式。 （3）分析重点，剖析难点，加深印象。 微课程中部分重难点问题，如：城市轨道车辆机械组成，其复杂结构尽量用实物图片展现出来，再配上动画的形式表达其正确结构组成和装配顺序，再配上实际车辆段维检时机械部分的视频，加深学生印象，并在微课的最后引入了仿真车辆设备结构与作用（实训设备配套仿真软件）以方便学生随时练习，从而达到突破重点的教学目标。 （4）注重细节，心得分享。 在具体的微课设计过程中，还应注意有些细节可能会影响到最后完成的微课能否成为一个成功的教学手段，以下是笔者的心得分享。当然采用何种方式属于个人风格，不同的教师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以达到帮助学生提高学习效率的目的。 ①微课的PPT设计。 不要出现张数太多而导致学生厌烦失去学习兴趣的情况，我认为20张以内为宜，仅供大家参考。用Camtasia Studio软件后期处理时加上片头字幕过渡变焦等，注意编辑美化。微课PPT制作应以浅色背景为主，文字要简练、醒目，图片清晰，配色清爽。 ②微课中教学视频的设计。 无论是采取哪种方式，都要注意画面清晰、音质纯正无杂音（最好单录再添加音频）：教师视频背景可以是墙壁或浅色窗帘等不明显衬托物：画中画时教师视线应直视镜头，并适当做出相应的表情，如提出问题的疑问、解答问题的喜悦等。为了使学生能在放松的状态中学习，在整个微课中。可以适当添加背景音乐，帮助学生调节情绪、放松心情，以有利于其知识技能的掌握。 3 结语 笔者真诚地希望与各位交流心得，以上所述微课教学设计正在实践中加以运用和推广，要想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应该在之后的设计运用中不断反思、创新，寻找更合适的方式方法，愿共同学习进步、提升教学业务水平。 设计概论论文:《设计概论》的教学内容探讨 【摘要】以专业理论教学的方式去教高职设计专业的学生显然是行不通。如果我们的教学舍去烦杂的推理，结合设计实例来阐释理论，就能体会到理论对设计实践的指导意义。明确高职类艺术设计专业艺术史论课程的特殊性及其与纯艺术专业（绘画，雕塑等）史论课程的区别、与本科的理论课程的差别，根据就业需要，逐渐修正教学目标。 【关键词】艺术设计理论；理论加实践的教学方式；项目实践 目前的艺术史论课程教学多沿用美术专业的内容和方法，以传授知识为目标，实际上只有少数专业学习理论的人士能读懂这些理论，高职学设计的学生本身文化基础不高，对这些理论敬而远之；而作为大多数设计师不会去钻研抽象的理论，但他们能很快能感觉到思潮的变化，并在设计中无意识地流露出这些理论的影响。因此以专业理论教学的方式去教高职设计专业的学生显然是行不通。如果我们的教学舍去烦杂的推理，结合设计实例来阐释理论，就能体会到理论对设计实践的指导意义。明确高职类艺术设计专业艺术史论课程的特殊性及其与纯艺术专业（绘画，雕塑等）史论课程的区别、与本科的理论课程的差别，根据就业需要，逐渐修正教学目标。 《设计概论》是学习艺术设计理论的基础教材，为适应的教学计划，在章节的安排上共三大部分，基础理论、设计史和设计行业职业教育。在设计理论的部分。首先使学生了解艺术设计的发展脉络、基础知识，激发学生对设计的兴趣，明白设计不是形式和功能的简单叠加，设计是一种语言，在能够有效的使用这种语言之前，首先是理解、聆听和思考。设计史做关于设计类型或设计风格的历史背景介绍，结合图例讲解具体知识点，然后展示他们是如何运用在当今的设计中。行业职业教育希望能够使我们的同学认真思考自身所学专业和毕业后从事职业之间的关系，并思考以下问题：我来这儿学习什么？我应该怎样学？为什么我要这样学习？我所学习的专业和我以后将要从事的职业有怎样的联系？对自己未来从事的职业认真规划，有选择性的重点学习自己心仪的未来职业、岗位需要所必须学习的课程、应该掌握的技能，形成自己的职业意识、技术意识。引导学生思考：我将来准备什么？、我应该怎样提升自己？激励学生向更高层次发展，成为一位优秀的职业设计师。树立人生理想和职业目标，在预期的人生轨迹上奋力追梦，一步步达到的理想目标。同时介绍以历史上杰出设计师个人创意的行为，使同学们思索设计师的成功的原因，希望能够帮助提高学生的设计艺术修养，增强人文素质。 在教学内容的设定上，可以采用理论加实践的教学方式，高职学生动手能力强，但是抽象思维能力有一定的欠缺，通过实践教学，强化了理论学习的内容。实践学习的内容要和理论教学同步，切易于实施，课堂上，单一的理论教学会使学生的注意力不能持续，可以就每一个课的知识点，进行课题上的项目实训，例如：1、采用合作学习方式2-4人小组，阅读以下文字，思考艺术设计学的培养目标与工作内容，以组的形式讨论应该如何学习艺术设计学，并发言。四人小组要根据问题来进行阅读材料的分工，遇到教材没有直接显示的问题时，要进行积极的相互探讨，最后写出小结。2、“我的设计定义”，由教师下发设计定义参考，讲解“头脑风暴法” ，应用这种方法，在纸张上写出自己对艺术设计定义的看法，由一个同学传到下一个同学手中，依次写下自己对艺术设计的理解。 课后，学生一般有大量的时间，设计一些学生感兴趣的专业实践内容，与教学相结合，能够使教学事半功倍。例如：1、在两周内，考察学校周围的户外广告设计，用相机拍下你认为好的和不好的，并分析他们好在哪里？有哪些不足？教师在课堂上选派几位代表上讲台表述。2、去离你家最近的商场或超市逛逛，选定一种商品，看看同类产品有几种不同品牌在货架上，？有名牌吗？最吸引你的是哪个品牌？没有名气的你会买吗？如果不会，为什么？3、列举十种女性化妆品品牌，指明品牌所属企业名称。每个品牌的消费群体是哪些人？这些人有什么消费特征？4、列举十种运动服饰品牌，分析国产品牌与洋品牌各自的优、劣势。你周围的同学一般会选择那些品牌，他们选择的理由是什么？5、在你看来，艺术与设计有什么样的关系，你准备怎样对待绘画基础课？ 一位从事设计的教育专家说：“现在很多半路出家从事设计事业成功的设计大师，说明每个人都具有内在的设计潜力，但是那些苦读数年始终徘徊不得其门而入的例子，说明没有找到打开设计之门的钥匙。这个钥匙就是设计之道，道即方法，道即技能，得道与失道仅在观念之差，观念的形成在于悟性，悟性的培育在于观察客观世界的思维方式。”对于高职艺术学生来说，设计的学习过程是一个实践的过程，动手能力的培养是教学中的重点。高职学生在进行设计理论的学习时，要特别注重实际的设计实训。只有在设计过程中，面对实实在在的设计，面对特定的项目，面对特定的服务对象去一步步实践分析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最终推断出一个有依据的设计结果，才能将理论知识有效地掌握。设计理论的学习也不仅仅是课堂的学习，一门课的课堂学时是很少的，要是学生仅仅是在课堂学习的话，那肯定不能达到学习的效果。对设计的学习应该主动出击，融会贯通到日常生活和学习的全过程中，只有花时间、花精力才能产生知识的积累，才能完成课程的要求。 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语说过：“优秀的教育最特别的不是掌握了多少知识点，而是在于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希望通过本书，同学们能够正确认识艺术与社会的关系，认识艺术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逐步提升学生对自身的职业认知，增强社会责任感，培养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 课题来源：本文为浙江同济科技职业学院院级课题“高职艺术类《设计概论》课程改革”成果之一

思想政治教育论文:对民办院校思想政治教育机制构建的几点思考 摘 要: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和青年学生价值取向的多元化,要增强民办院校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必须紧紧扭住机制这个根本。本文重点从思想教育机制的内涵、作用,存在的问题和对策措施入手,对领导机制、反馈机制、评估机制、保障机制进行了构建。 关键词:民办院校;思想政治教育;机制 随着国家“科技兴国”战略的推进,民办院校作为一个新兴的院校群体,规模不断扩大,招生人数不断增多,对提高全民科技文化素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面对西方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意识形态领域尖锐复杂的斗争,如何才能确保培养出来的都是“四有”新人,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必须从健全思想政治教育机制这个根本入手,以开阔的胸襟、宽大的胸怀、全新的思维和积极的心态来了解新情况、研究新问题、探索新办法,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机制进行不断地创新。 一、建立领导机制 思想政治教育领导机制,是思想政治教育运行的“龙头”,其是否完善直接关系到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能否得到落实。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有效实施,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加强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导和调控,形成党政都重视的“大政工”格局,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合到院校正常的管理、行政和工作中,形成齐抓共管的合力,杜绝 “大政工”变成“大而空”的现象发生。 存在的主要问题:高校实行在党委统一部署下,校长及行政系统为主实施的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机制。实行这一机制的根本目的是扭转政治和业务“两张皮”现象,形成全员育人的工作格局。但在民办院校重专业轻思想,政治和业务“一手软、一手硬”的问题比较明显。抓思想政治教育的合力不够,各部门只注重抓好本部门的业务工作,与己无关的思想严重,导致知识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不能相互渗透。专业教师中也存在着只教书,不育人的现象。 对策建议:第一,建立健全领导组织。加强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导是各级党委的重要职责,必须摆上党委的重要议事日程,党委书记是管思想、抓教育的第一责任人,必须切实负起领导责任。成立以党委书记或党委副书记为组长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切实做好思想领导、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工作,确保方向正确,聚合力量。第二,建立科学的目标管理机制。科学确定教育目标是增强教育自觉性和实效性的关键。在制定教育目标时,要将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根本目标和具体目标结合起来。针对学生的接受能力、社会阅历、生活经历等情况,按层次、分阶段确定目标,按照最近层次和最高层次的顺序循序渐进加以实现。第三,建立明确的责任分工机制。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构成一个明确的工作责任制体系,并把抓思想政治教育情况纳入评教内容,作为年终奖惩的重要依据,凡因工作不力、措施不实,导致思想政治工作运转不灵,甚至由此出现重大问题的,要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避免和克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讲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现象,使各部门和人员都能依自身职责,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开展工作,从而聚合抓思想政治教育的力量。 二、要建立反馈机制 反馈是控制论中的一个基本概念,是指系统输出的全部或部分信息通过一定的通道,返送到输入端,从而对系统的输入和再输出施加影响的过程。在教育过程中,教育对象必定产生对教育者所实施教育的反应信息,这些信息通过不同渠道返送到教育者哪里,对教育的调控和再决策实施影响,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特定的功能目的。建立一个畅捷的反馈系统是思想政治教育机制正常运行的重要保证。 存在的主要问题:第一,反馈信息收集少。对教育内容、受教育人员落实情况要求多、抓得紧,而对教育方法学生是否满意,教育内容是否贴近学生思想实际等方面信息收集少。第二,报喜藏忧现象突出。即“只报喜、不报忧”,对采取的方法措施,取得的成绩重墨浓彩;对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轻描淡写,即使反馈存在的问题也都是一些共性的问题,缺乏针对性和深层次的分析。第三,反馈渠道不顺畅。反馈方法滞后时展,反馈渠道比较窄,导致信息反馈不上去。 对策建议:第一,建立信息接收机制。要设置以思想动态的调查研究为专(兼)职调研机构或调研人员,建立横行到边、纵向到底的反馈机构,确保各个层次的信息都能及时反馈上去。要健全反馈制度。既要健全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内反馈调节制度,以协调系统内上下左右的反馈调节行为,也要建立和健全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与其他系统之间的反馈调节制度,以确保思想政治教育对其他系统更好地发挥服务作用和促进作用。要灵活反馈 方法。采取走访调查、听取汇报、设立邮箱等方法,及时收集大量信息,为科学决策和调整方案提供依据。第二,建立信息处理机制。信息汇总处理是整个反馈机制建设的关键环节,这一环节的效果直接决定整个后继反馈调节的水平。由于受众的反馈信息比较零碎、分散,不利于调节,必须对信息进行汇总处理。信息汇总处理要坚持准确性与及时性的原则,及时准确地对获取的原始信息加以汇总,并对其进行整理、分类、解剖,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精加工细审思,得出科学性的结论,从而为实施有效调节提供依据。第三,建立信息调节机制。依据信息处理得出的科学性数据和信息,采取正反馈调节与负反馈调节、目标调节与手段调节、直接调节与间接调节等多种方法,及时对教育进行调节。 三、要建立评估机制 思想政治教育评估就是根据社会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以及思想政治教育评估对象的实际,确立指标体系,运用测量和统计分析等先进方法,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进行价值判断的过程。它为全面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效果、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有效管理和正确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 存在的主要问题:第一,评估主体单一,评估主体主要由教务部门人员担任,缺乏其他部门人员参与;而且评估主体只有机关干部,缺乏作为受教育者和基层人员的参与和监督。第二,评估标准、内容随意性比较大,在评估过程中,各单位评估的标准、评估内容不统一,评估标准比较随意的现象多。第三,评估方法缺乏对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运用,以定性考评为主,凭经验、凭印象、凭感情的现象比较突出,缺乏数据支持和科学的分析测评。 对策建议:首先,科学确立评估原则,坚持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相统一、稳定性与发展性相统一、绝对性与相对性相统一的原则。其次,科学选择评估主体,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改变过去只有教务人员进行教育评估的现状,广泛吸收各层次人员参与到教育评估中来,做到既要有机关人员,又要有基层人员;既要有教育者,又要有受教育者,实现评估主体多元化。第三,科学确立评估标准,坚持精神成果与物质成果、近期效益与长期效益、个体效益与群体效益、静态效益与动态效益相统一,力求科学把握评估标准。第四,科学设定评估内容,既要评估教师队伍,又要评估教学制度;既要评估教育内容落实,又要评估教育实效;既要评估教学方法,又要评估经费投入,做到评估全面、客观,真实反映情况。第五,科学确立评估方法。充分借鉴现代管理学中的检测、评估方法,坚持“硬标准”和“软标准”的统一,采取重点抽查与全面考核、精确与模糊、定性与定量等相结合的评估方法,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多形式、多层次的综合性评估,从而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 四、要建立保障机制 保障机制是思想政治教育实施的前提和保证,只有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才能有效运行。保障机制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运行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存在的主要问题:第一,人才保障匮乏,由于民办院校兴起时间短,师资力量相对比较薄弱,年轻老师多,兼职教师多,高职称教师少的“两多一少”现象比较突出,教学经验缺、精力难集中、能力跟不上的问题比较突出。第二,规范保障约束力不强。在立法上,规章制度不够健全,离形成结构完整、层次分明的法规制度体系还有较大差距,原则性要求多、操作性步骤少,静态描述的制度多、动态组织的规定少。在执法上,凭经验、拍脑袋作决策,“以言代法、以权代法”、随意定标准的现象还不同程度的存在。在监督上,流于形式的现象比较严重,面上了解得多,走马观花、听一听、看一看、转一转的现象比较突出,对具体细节关注的少;在群众监督上,虽然公布了举报电话和信箱,群众对操作的程序参与少,举报的人员少。第三,外部保障不健全,由于民办院校主要由个人承担学校的建设费用,经费有限,必要的教育设施、设备和活动场所缺乏,特别是图书馆各类书籍储量较少。 对策建议:第一,队伍保障。要把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教师选拔到思想政治教育队伍中来,切实为教育的有效开展提高人才支撑。要加强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关心、爱护、培养,通过解决待遇、生活等方面的难题,创造拴心留人的环境;通过送学深造、在职函授、专家辅导等方法,提高开展工作的能力,切实做到生活上关心、政治上爱护、工作上培养,使之集中精力做好本职工作。第二,制度保障。强化法规意识,使广大师生牢记政策这个“生命线”、制度这个“保障线”、纪律这个“警戒线”,使制度体系成为自律与他律、自觉与强制相统一的长效机制。建立健全思想政治教育经费投入、考评奖励等方面的制度规定,依法加强管理,使思想政治工作做到制度化、规范化。第三,经费及物质保障。要改变过去只靠“嘴皮子”的做法,加大经费投入,购置投影仪、音响、多媒体等设备资料,改善教育条件,确保学习有资料、教学有设备、活动有经费。要积极适应社会发展和广大学生的实际需求,善于运用现代化的技术和手段,提高教育效果。总之,要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效果,必须建立健全高效运行的机制。只有这样,才能使思想政治教育落实到实处。 思想政治教育论文:浅析大众传媒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影响 摘　要：大众传媒正以其强大的力量渗入大学生的学习与生活中。大众传媒对大学生 的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此形势下，积极研究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改 革创新之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大众传媒; 思想政治教育 大众传媒是一个由符号构筑的话语体系，是一种特殊的文本系统，通过文字、图像、声 音、故事情节等传递话语主体的价值观、情感、反思和意向。在现代社会，大众传媒已经成 为大学生获取信息和社会生存资源的重要途径，它的主要载体是报纸、电视、电影、杂志和 互联网。大众传媒是一种话语权威，它始终处在主导地位，从言说权力的角度看，它是施予 者，受众尽管千差万别，但都只能是受动者，虽然手握遥控器或鼠标可以部分拥有选择权， 总体而言，单向接受传媒符号体系的传递是受众们唯一的选择。因此，在传媒网络体系覆盖 下展开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受大众传媒的挑战是不可避免的。 一、大众传媒尤其是互联网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造了物质条件，达到及时、省力的 效果。首先是信息传递的及时性。以前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形式比较单一，具有明显的事后 效益。大众传媒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广泛运用，大大提高了其时效性，尤其是互联网络 的发展，使思想政治工作者与大学生具有了平等的参与权。由于大众传媒受众多、传播快、 覆盖面广，而且自然、亲切、轻松，没有强制性，加之手段多样、形式灵活，因而在大学生 中的感召力、影响力、渗透力十分强大。大学生通过网络，随时可以了解世界各地正在发生 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大事。这种迅速、及时、准确的传播方式，有利于思想政治工作者及 时调整教育内容和方式，传播健康、科学、正确的思想政治信息，加强网络空间的正确舆论 导向，达到更佳的教育效果。其次是教育信息内容的广泛性。通过大众传媒尤其是互联网络 ，大学生可以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信息。第三是教育活动的替代性。随着大众传媒尤其是计算 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其对大学生思想教育具有强大的替代功能。现在，网络传播被视为继 报刊、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体，不久的将来，也必然会成为宣传思想战线的主要阵地之 一。第四是教育方式的多样性。大众传媒的发展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多样化的教育形 式，如声音、文字、图像、文娱节目、现场采访、现场参与等。大众传媒具有声色俱全、图 文并茂、声情融会等特点，实现了多种感觉形式并用，可以增加信息的获取量，为人们提供 真实的表现效果，感染力极强。使大学生在形象、生动、直观的教育教学中，思想得到升华 ，达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效果。 二、大众传媒丰富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大众传媒克服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单调、陈旧的缺陷，它通过多种形式和手段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较多素材和信息。大众 传媒可以撇开一时一事的特殊意志和宗旨，追求一种团体精神，可以无条件地传递社会的正 义和良知，客观、公正地揭露和抨击阻碍社会进步的丑恶现象，从而净化和提升人类的精神 ，这种潜移默化的方式不断地为大学生提供了人文精神。大众传媒还对社会发展的热点、疑 点、重点、难点问题进行广泛宣传，进行追踪报道，深入讨论。社会不同发展时期的热、疑 、重、难点问题，亦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要研究的，通过大众传媒可以对人们明确方 向、弄清是非、增长见识、开阔眼界、转变思想观念提供有益帮助。 三、大众传媒促进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式的转变。大众传媒特别是网络技术的发展， 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对新的环境，其教育的方式发生了变化。首先是远程教学和网上教育 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将吸引大学生由传统的被动式接受教育，变为主动参与思想交流并 在思想碰撞中自然而然地接受引导，把传统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面对面的直接教育方式变成 为间接方式。形成互动式、引导式的宣传教育，可大大提高思想“灌输”的实效性。其次是 与现在的电视教学、录音、录像教学手段相比，网上教育不仅具有快捷性、交互性，而且教 学水平高，学生收获大。第三是网上教育可以运用多媒体的技术手段，把许多无法单纯地用 语言表达的思想情感，借助于声音、图像、动画等手段形象地表达出来。 四、大众传媒的发展开辟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途径。大众传媒以其广阔的覆盖面， 向全世界每个角落的人们传递着不断产生的、大量的思想和教育信息，从而必将深刻地影响 人们的思想，也影响着大学生的思想。另外大众传媒的根本性质决定了它本身具有宣传、鼓 励、教育、引导、批评等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从而把大学生欲知、应知、未知的信息传达给 他们，使大学生的思想能跟得上时展的步伐，并不断地丰富和发展。 五、大众传媒的发展创造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新环境。高校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人才的 重要摇篮，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学校工作中起着基础性的导向作用。如何将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放在整个社会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深入分析大众传媒尤其是网络技术的发展，对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带来的新挑战和有利条件，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如何应对大众传媒的挑战 ，因势利导，使大众传媒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得力助手和有效途径，是摆在我们面前的 课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在党的领导下，保证舆论宣传在思想上、政治上的基本格 调，创建特色鲜明的思想政治工作网络，强化大学生对网络造假行为和有害信息的防范意识 ，积极做好对当前社会问题的分析、解释和引导，坚定大众传媒舆论的引导功能，形成积极 、健康的校园文化氛围，进一步改进和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大众传媒应正确引导，在激烈而复杂的文化冲突中，必须保持清醒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和态度，使现代文化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也只有 在正确舆论导向的 传媒文化中才能有效展开。 传媒新文化应是一个全面开放的、多元的、协调的文化体系，以开放的姿态不断吸纳、 整合世界优秀文化的精华。传媒新文化应有双重文化结构。所谓双重文化结构，就是使大众 文化和提高性文化、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并存。但这种并存并不是各 种文化平分秋色，而是在一定的关系下并存，使之能够处于一种生长机制的良性状态。没有 提高性文化的滋补引导，大众文化确实可能走向低谷；而没有大众文化作为支撑的基础和市 场，提高性的文化完全可能在高唱阳春白雪中变成文化上的孤家寡人。 思想政治教育论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小论文 辅导员工作作为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今天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时期,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新形势下,我们要继续发挥好辅导员工作的作用,就必须认识和把握其中的新特点。辅导员工作,是开导人的思想的工作,是沟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工作,也是以理服人的工作。既然辅导员工作是与人打交道的工作,这就要求辅导员工作者,必须以自己的品德、情操、风范、感情、行动,去影响和带动工作的对象,也就是说,对工作的对象要有一种“亲和力”。辅导员工作者的“亲和力”,实质上是指辅导员工作者以自己特有的素质,在辅导员工作中所产生的一种亲近、和谐的力量,一种感染、凝聚的力量。通过形成“亲和力”,使说理产生更好的效果,使工作的对象真正感到心悦诚服。增强“亲和力”,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做好辅导员工作的需要,也是新形势下辅导员工作新的特点。尤其是在高校,更需要通过这种亲和力,在师生员工之间搭起一座心灵和情感的桥梁。那么,辅导员工作者的“亲和力”如何形成、如何体现呢?我认为主要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人格力量的“亲和力” 人格,是一个人品德、情操、气质的集中体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格。由于教育、修养、经历的不同,人格也有所不同,有的高尚,有的卑下。辅导员工作者的人格,理所当然应当是高尚的人格。这也就是说,辅导员工作者的品德、情操,应当是他人的楷模,应当在他人中间产生一种榜样的力量。通过人格的榜样作用,形成“亲和力”,做到“说话有人听,做事有人跟”,团结大家实现共同的目标。这种人格力量的“亲和力”,主要体现在:一是“德在人先,利在人后”。在品德方面将自己摆在群众的前面,在利益方面将自己摆在群众的后面,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辅导员工作者人格力量的基本立足点。只有在品德、情操方面为群众做出表率,才能在群众中说得起话。也只有在各种利益面前,首先为他人和群众着想,群众才会对你信任、敬佩。如果一事当前,首先为自己打算,甚至将群众的利益搁在一边,那就势必在群众中失去威信,群众在你的背后就会指指点点,也就谈不上有什么“亲和力”,谈不上去做什么辅导员工作了。所以,作为一名优秀的辅导员工作者,要在群众中形成一种凝聚力,重要的是首先要做到品德高尚,始终将人民、国家和集体的利益摆在第一位,真正做到高风亮节。 (一)“严以律己,宽以待人” 对自己要求严格,对他人热情宽厚,是一个人情操、胸怀的根本体现。只有时时、处处、事事对自己要求严格,才能站得直、行得正。也只有对他人热情宽厚,才能虚怀若谷.,得到广大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尤其是作为辅导员工作者,对己严,对人宽,更为重要。你要求人家做到的,你先做到了,人家才会跟着做。你要求人家不能做的,你首先没有做,人家才会跟你学。如果你对群众是一套,对自己又是一套,对他人要求严格,对自己无所约束,那就只能在群众中产生一种离心作用,是谈不上产生“亲和力”的。所以,严以律己,群众才会对你敬慕;宽以待人,群众才会对你亲近。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将辅导员工作做得富有成效。 (二)“言行一致,以身作则” 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这是做人的一个重要准则,也是辅导员工作者在群众中形成“亲和力”的重要前提。辅导员工作是以理服人的工作。以理服人,不仅要求所讲的道理正确,而且要求讲道理的人以自己的行动实践这种道理。因此,作为辅导员工作者,不仅要会说,而更重要的是要会做,要使所说的正确道理与自己的实践行动保持一致。从效果上讲,实践行动的“做”,是更有说服力的辅导员工作。这样,群众才会认为你既说得对,也做得好,才会将你说的道理自觉变成他们的行动。如果你在会上说的是一套,背后做的又是一套,在群众面前说的是一套,在群众背后做的又是一套,那么,你说得再动听,群众也不会相信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卑下的人格损害了辅导员工作的威信。因此,要取得辅导员工作好的效果,在人格上以身作则是至关重要的。 二、平等态度的“亲和力”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做好辅导员工作,是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调节。通过调节好人际关系,以充分调动每个人的工作积极性,将我们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因此,在辅导员工作中,采取一种平等态度,以形成“亲和力”,是取得辅导员工作成效的一种重要艺术。辅导员工作的平等态度,首先体现在相互尊重,不居高临下。无论是一个单位还是一个部门,大家在一起工作,都是集体中的一员,目标都是为了将单位和部门的工作做好,将我们的国家建设好。无论是领导还是一般师生员工,大家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在工作责任上都是平等的。一般师生员工应当尊重领导,而领导更应当尊重一般师生员工。而领导在做辅导员工作时,以尊重人的平等态度对待他人更为重要。你对师生员工采取了平等态度,师生员工受到了尊重,他就会感到领导是师生员工的贴心人,他也才会对你说真话,才会按你讲的正确道理去做。如果居高临下,摆出架式,他就决不会与你亲近,反而对你的态度十分反感,甚至离你越来越远,这是很难取得辅导员工作的成效的。 辅导员工作的平等态度,还体现在相互理解,不强词夺理。辅导员工作的过程,是心境相互沟通的过程,也是人际关系相互梳理的过程。这中间就有一个相互理解、相互体谅的问题。辅导员工作的目的是要让大家都知道正确的道理,是要妥善解决好有关思想问题。这就需要有针对性地讲述某些道理,平等沟通,达成共识。这样,也才能形成一种“亲和力”,融洽相互关系。如果强词夺理,以势压人,那就会压而不服,不仅思想问题不能解决,而且还可能造成新的思想问题,甚至激化相互之间的矛盾。 辅导员工作的平等态度,还体现在相互友善,不疾言厉色。辅导员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为了更广泛地团结群众,更广泛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加快推进各方面工作。因此,与人为善,和颜悦色,十分重要。如果疾言厉色,盛气凌人,动不动就火气冲天,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就是对一些不正确的思想,对有某些毛病的同志,也应当抱着善意的态度,而不是整人的态度,耐心细致地做好说服教育工作。这种善意态度产生的“亲和力”,在辅导员工作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是不能低估的。 三、正确方法的“亲和力” 辅导员工作中的“亲和力”,还来源于正确的方法。方法对头,少走弯路。方法不对,费力受累。特别是在辅导员工作中,尽管出发点是好的,心是好的,但是如果方法不对,也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这就要通过寻求正确的方法,恰当地解决好某些思想问题,达到团结人和调动人的积极性的目的。 在辅导员工作中采用正确的方法,最重要的,是要根据辅导员工作的不同任务和不同对象,确定适当的正确的解决思想问题的途径。比如,对某些带有共性的思想认识问题,就可以采用共同学习、共同提高的方法。对某些带有倾向性的思想认识问题,则可以采用典型引导、现身说法的方法。对某些个别的思想认识问题,则只能采用个别谈心、循循善诱的方法。这样,针对不同的问题和对象,采用不同的方法,就能产生一种“亲和力”,使矛盾和问题迎刃而解,达到预期的效果。确定了正确的方法,还必须根据不同的情况使用好这些方法。不顾实际情况,将各种方法随便套用,也是不能产生“亲和力”的。如果对于共性的思想认识问题个别谈心,那就会你通我不通,认识难以一致。如果对于个别谈心的思想认识问题在大会上说一气,那就会适得其反,加深思想矛盾。因此,在辅导员工作中,出发点正确还要方法好,方法好还要运用好。 四、真诚情感的“亲和力” 人既有思想,也有情感。辅导员工作虽然主要在于说理,但是也离不开动情。许多事实说明,情理交融、寓情于理的辅导员工作,是最有效的辅导员工作。这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真诚的情感,能产生极大的“亲和力”,从而使人们对某些道理不言自明,激发人们去自觉地实现共同的目标。以情感密切关系,这是产生“亲和力”的条件之一。辅导员工作者与工作对象,领导与群众,实际上是多重关系。这中间除了同志与同志之间的关系之外,还体现了组织与个体、单位与员工、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这就需要我们的辅导员工作者,需要我们的领导者,对师生员工、对群众有一种很深的情感,要学会以情感密切其中的关系。党的好干部孔繁森两次赴工作,他除了不畏艰难、吃苦耐劳外,还对人民倾注了深厚的情感。正是这种深厚的情感,密切了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也使党和政府与**人民之间形成了强烈的“亲和力”。“为民书记”郑培民同志,正由于他一心为民,所以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很强的“亲和力”。由此可见,对于有“亲和力”的辅导员工作者,群众才是最信服的。 以情感凝聚人心,这是产生“亲和力”的条件之二。做辅导员工作,是为了及时有效地解决好人民群众中存在的某些问题和困难,团结大家为自己的共同利益而奋斗。要在群众中形成一种凝聚力,很多时候需要领导者要有真诚的情感,要有体现这种情感的实际行动。在当前抗击“非典”的斗争中,许多党员干部和医护工作者视患者为亲人,在为患者进行精心治疗的同时,也在党和政府与患者之间架起了一座心灵的桥梁。他们以自己的真诚情感,消除了患者心理上的恐惧感。在病房里,医院领导和白衣战士形成了一种将大家团结在一起的“亲和力”。他们实际上以自己的言行,做了一次次很有成效的辅导员工作。以情感振奋精神,这是产生“亲和力”的条件之三。辅导员工作,不仅是解决人的思想问题的工作,而且也是鼓舞人、激励人的工作。这就需要辅导员工作者,要学会以情感振奋[:请记住我站域名/]群众的精神,鼓舞大家团结一致,矢志不移,克服困难,夺取胜利。比如,在1998年长江抗洪抢险最紧张、最危险的时刻,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来到长江大堤,以自己的真诚情感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军民的精神,也形成了极强的“亲和力”,增强了广大军民的抗洪斗志。在其他时期的辅导员工作中,我们同样需要更多的领导同志,以自己的情感去振奋群众的精神,形成新的“亲和力”,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伟大事业。 思想政治教育论文:新媒体背景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一、新媒体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问题 1.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趋于复杂性 当今社会,各大高校已经拆除了传统的“围墙”限制,学校在人们心目中“世外桃源”的地位已经不复存在,随着各种新媒体的兴起,外界的各种诱惑、语言、文化以及思想不断的传播至学校,社会上的这些复杂的东西一定程度上增大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复杂性。此外,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学生获取资料以及信息的方式变得多样,这些信息可能来自于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国家,而带有笼统色彩的地方性文化就容易影响大学生的思维。新媒体中不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宗教等会极力推崇他们自身的思想,大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就会接受这些观念、思想,从而改变自己的理念以及信仰,可见,新媒体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目前急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2.新媒体可能导致学生情绪不稳定,进而引发争斗 新媒体最大的特点就是信息传播速度快,不管是国家大事还是身边鸡毛蒜皮的小事,大学生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获得信息并且做出相应的反应,比如时下无论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的召开还是马航事件,打开电脑或者手机,你都会收到一系列的消息通知,如果大学生的情绪得不到控制,最终将会被舆论所吸引,导致过激行为的出现。此外,新媒体有可能导致校园群体事件的发生,大学生的年龄大多在19至22岁,这个年龄阶段的他们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思维,在思想、心理、价值观等方面都不稳定,一旦矛盾产生,他们就会拉帮结伙,以武力来解决问题。 二、解决新媒体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的问题的措施 1.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观念、理念 教师是学生学习路上的标牌,教师要积极帮助学生探索新媒体背景下可能出现的问题,并且对学生进行悉心的引导,争取以最快的速度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让学生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以及价值观,正确的明辨是非,认清楚事情的真假,从而做到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最终走出新媒体所带来的阴霾。此外,教师还可以将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与新媒体下的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让学生了解到新媒体的双刃剑的本质,做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 2.建立起广阔的交流平台 人类发展的历史表明,要了解一个人,你就必须与其进行思想上的以及精神上的交流,交流永远是了解对方的最快捷的方式,也是走近一个人的最好的方式。在各大高校,学校可以建立沟通平台,在平台上,众人皆是采用匿名方式进行交流。在这里,学生、辅导员或学校领导可以尽情的表达自己对某些事情的看法,对于日常生活中的问题,也可以在这里进行反应,对于学校存在的不利于学生发展的因素,要积极的提出来,并要求学校杜绝这些因素的传播,最后促进学生、教师以及学校的共同发展。 三、结语 新媒体是新时期大学生面临的一把双刃剑,在未来,新媒体还将持续不断的发展,为了学生的发展以及祖国的崛起,大学生必须从一个客观的角度出发,认清新媒体带来的益处与弊端。对于好的一面,我们要积极的将其延续下去,对于不好的一面,我们要做到坚决取缔,因为这不仅关乎大学生自身,还与学校、社会、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 思想政治教育论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当代价值的研究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价值取向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应然目标、理念和原则,是教育主体对教育方向的选择和把握,是指导思想政治教育的思维逻辑架构模式,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得以开展的基础。科学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首要任务,是解决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价值取向问题。 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价值取向的历史演进特点 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价值取向予以厘清对于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而把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价值取向的历史演进特点则对此提供了诸多启发。 改革开放前及改革开放一段时期内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评价注重工具性的价值取向。统观改革开放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评价所要求的价值目标,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过分强调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价值,而忽略个体价值。在这种评价导向之下,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在内容上表现为,往往围绕党和国家的发展任务、发展目标来设定,而较少考虑个体的利益诉求,也就是注重集体利益而忽视个体利益,体现了评价取向的工具性特点。 尽管这种取向有其局限性,但其产生和发展却有着历史的必然性。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外资本主义势力的极力扼杀和国内残余反动势力疯狂破坏的复杂环境下,维持社会秩序稳定、肃清封建残余、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成为首要的历史重任。这一时期一切工作的核心是政治稳定。这种特殊的现实情况决定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及其评价必须以政治为中心、以社会稳定为前提和根本目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面临着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下加快经济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必要的物质基础的形势。这一时期,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任务。这是工具性价值取向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继续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但是,就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而言,教育是关于人的活动。人本身就是兼具自然性和社会性的存在物,而其本质属性则是社会性。“社会本身,即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本身。”①因此,仅仅强调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工具性价值,无视其目的性价值,久而久之,思想政治教育就会变成远离人们社会生活需要的空洞的理论说教,这必将遭到受教育者的反感和抵触,使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大打折扣。长期以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由于过于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政治价值或经济价值,否定或无视本体价值和育人价值,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人”即受教育者的空场,内容设计上的片面性与残缺性、手段方法上的单一性和刻板性、教育手段的单一性、目标规划上的狭隘性和短视性。这种评价的价值取向导致很长一段时间内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零效应或负效应,值得深思。 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取向向以人为本转变。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来,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价值取向开始了从工具性到以人为本的伟大转折。“以人为本”即把人的需要和发展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旨在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价值取向以人为本,即要求通过评价活动促使思想政治教育把人作为主体和目的,而不是客体和对象。从“四有”新人目标的确立到“以人为本”价值目标的提出,实现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价值取向上的历史性转变。 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价值取向的转变与改革开放深入发展所带来的种种变革息息相关。从国内来看,改革开放是一个不断深入发展的历史过程,先是国家的工作重心由政治领域转向经济建设,而后注意到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进而到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三位一体”,继而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最后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格局的转变,这就决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辩证看待和处理一手抓经济工作、一手抓思想政治工作的相互关系,把二者统一到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去,既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又实现社会全面进步。从国际来看,世界多极化格局对当代大学生的影响日益明显。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发展趋势不可阻挡,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国外各种思想文化潮流乘势而入、相互激荡;改革进入“深水区”,社会转型关键时期,各种社会问题矛盾突出,国际敌对势力采取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手段,竭力对我国大学生实施“西化”、“分化”图谋。原有社会背景与现代社会背景的置换,决定了实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价值取向由工具性向以人为本的历史转变。 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价值取向的未来发展 长期以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分突出社会价值而忽视人的价值,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价值取向也表现出过分倚重工具性价值的倾向。②这不仅使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科学化水平大打折扣,而且使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成效不尽如人意,严重阻碍着思想政治教育“生命线”地位的巩固。 由于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价值取向仍然处于转型期,所以历史上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价值取向的偏颇所带来的影响依旧存在。这使得现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价值取向呈现诸多不足之处。 第一,价值取向单一化,这主要是指单一知识本位的价值取向。在思想政治教育目的评价上,倾向于知识性的传授,而忽视思想、灵魂、智慧的培育和塑造;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评估上,重视认知过程评测,忽视情感体验、意志锻炼和行为训练过程的检验;在评估方法层面则表现为定量成分太多,定性成分不足。 第二,育人本位的错位与迷失。现行思想政治教育评价过分依赖科学的范式,使评价过于重视数的测量而不是质的探究;注重终结性的评价,而忽视过程评价。这种价值取向指导下,评价的“管理主义倾向”凸现,其根本是评价者与被评价者地位的不平等,是“忽视价值的多元化”。具体表现为,在评价中,重视评价者(即管理者)的价值观,而忽视被评价者的价值观,长此以往,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本能将得不到充分的发挥或者会被淡化,从而导致个体的畸形发展、精神价值的丧失和道德水准的下降。 第三,学生本位价值观的缺失 。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中,大学生理应是评价的主体之一,但是长期以来,大学生仅仅是作为被评价的对象而参与评价,其主体性得不到体现,直接导致学生的主体地位丧失、利益受损和在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中话语权的丧失。学生主体性在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双重挤压下无法释放。 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价值取向的种种现实弊端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兴起的背景下日益凸出,时代呼唤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理论的创新,实践要求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价值取向转变。面对新形势、新境况,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须坚持以下价值取向的发展要求。 第一,时代性与前瞻性相统一。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价值观念及价值取向都是一定社会实践的产物,都必然带有时代的烙印。我国目前尚未完全得以改变的工具性、理论化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价值取向与教育体制、教育行政管理、教育水平现状等实际背景有密切的关系,它在一定程度上是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产物,是时代性的价值观念体现。然而,就教育而言,它总具有前瞻性,是面向未来的事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也不例外。因此,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价值取向也应该着眼于未来,从发展的角度出发,做到时代性与前瞻性相统一,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更好地促进和适应未来社会的发展。 第二,多元性与一元性相统一。人们价值观的丰富性决定了价值取向的多元性。但从人类社会发展来说,价值取向又存在必然的一元性,价值取向的一元性与多元性是统一的。这种统一反映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价值取向上有两个层次:在具体的层次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应该反映参与教育评价的各个主体的多元性特征;在较高的层次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又应该反映为人类社会发展服务的目标。强调多元性与一元性相统一,是一种发展性评价,体现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人本价值取向与政治价值取向的有机统一。 第三,个人与社会需要相统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基础和关键是价值判断。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活动也是一种价值活动,而价值活动的主体在价值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进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时必须遵循主体原则。马克思指出:“首先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体对立起来。个体是社会存在物。”③根据价值活动主体原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不应仅仅对客观的教育现象作判断,而首先要对主体本身及其需要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评价。但是,在阶级社会里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一方面,人的发展需要会制约社会的发展进程;另一方面,人的需要的满足依赖社会提供的物质条件,社会的发展必需人的推动才得以进行。因此,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价值取向必须将个人需要与社会要求统一起来。 三、以人为本: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价值取向的总标准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价值取向的历史演进阐明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价值取向的发展规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价值取向的未来发展趋势指出了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价值取向的构建框架。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价值取向的总标准,就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体现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一致。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现时代我们在科学发展观的总思想原则下进行的各项社会实践活动,必然要求科学发展思想的指导,必然要体现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现代主体间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是一种贯通以人为本价值理念的教育实践活动。 “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项根本原则,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基础地位的不可动摇性,决定了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秉承其以人为本的价值原则。另外,“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目的性也决定了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必然弘扬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因此,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理所当然地应承担起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光荣使命。以人为本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实现了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精神需求与物质需要、目的与手段的统一。 在以人为本价值理念和思维方式的指导下,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必然成为以塑造人格、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的实践活动,它的主客体都是人,是解决人的思想、观点和政治立场,是从人出发建构在“人”的基础之上的一项基本工作。思想政治教育是人的需要,而“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④。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这种人文关怀的价值旨归,使其挣脱了“理论世界”条条框框的束缚,回归教学意义生成之域的“生活世界”,克服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对生活的疏离、对人的割裂以及对人生意义的淡漠。继而扎根“生活世界”,关注人、促成人的主体性不断优化;关切人与人及人与社会的关系,促进人际和谐与个人和社会价值的统一,从而使个人的生命价值得到最真的实现;关爱人的现实生活需要,使思想教育与解决实际问题有机融合,进而使思想政治教育从根本意义上成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喜闻乐见的精神需求。 人文关怀的价值宗旨真正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同时也升华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性和现效性,实现了思想政治教育从“文本”向“人本”的转变,促成其教学形态由单向灌输走向平等对话,教育方式从“独白范式”向“对话范式”转换。更重要的是,这种人文关怀不仅为受教育者的“自主建构”提供了现实可能性,而且为教育者的自我发展与完善搭建了宽广的平台。因为,人文关怀的价值诉求作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灵魂,贯穿于其交往活动的始终,使其真正达到了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在融洽的教育环境氛围中彼此共享知识、情感共鸣、智慧共筑、意义共建,双方相互影响、彼此促进、共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由此真正实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具体的、历史的辩证统一。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难见成效的症结就在于其缺乏交往意识和人本精神。所以,时展内在地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这一历史性的实践活动应然地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被赋予新的历史使命。就其本质而言,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成人之学”,它理应成为以“人”的方式来关注人、认识人、理解人,促进人的发展,促进人的生命的精神交往的交往实践活动,其交往的目的在于促进受教育者主体性的发展和教育者的提高。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基本环节,是根据思想政治教育的各项客观指标,对其进行评估的过程,它是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服务的,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重要保证。因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也必须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要求,秉持其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发展和完善的价值取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就是要在测评中充分体现和发挥大学生的主体性;就是要在评价指标的设计中体现其对促进大学生个体人格发展和完善的价值所在及其对于大学生成长和成才的重要性;就是要使评价的结果能够显现大学生思想政治和人格发展中的缺陷,为我们进一步有针对性地引导大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指明方向;就是要在评价后的调整中,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总之,无论在评价指标的设计、评价活动的开展过程,还是评价结果的反馈、调节中都要时时展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以人为本理念,使其无愧于“成人之学”的赞誉。 四、全面、协调、平衡:以人为本总标准的具体体现 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将以人为本作为总的评价标准,而这一总标准在具体操作中又必须通过一系列具体标准体现出来,这些具体标准则呈现出全面、协调、平衡的特点。 1.经济价值取向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反作用于经济,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作为上层建筑形式之一的思想政治教育同样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并且通过自身的教育活动,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⑤就这一层面而言,思想政治教育集中地体现了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要求,体现了一定社会经济发展要求。因此,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重要内容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也必然具有经济价值,对其考评自然也要坚持经济价值取向。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必然要求。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坚持经济价值取向就是要考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否为党的领导服务、为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服务;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大学生是否树立了科学的市场经济观念、是否能够引导大学生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不断增强自我创新意识和竞争能力等。 2.政治价值取向 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我们仍要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最终取得伟大胜利的坚强保障。我们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崛起,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决扞卫党的领导地位。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领导阶级,共产党所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必然是为其阶级统治服务的,这是由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特征所决定的。换言之,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目的和价值都要服从、服务于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三个代表”的体现者,党的理论与实践集中体现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⑥因此,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也必须以拥护党的领导为己任,以传授、贯彻和落实党的大政方针政策为价值追求。进而,在此基本价值观的指导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基本价值取向之一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这种价值取向贯通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全过程,就是要做到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指标设立中,不仅要对大学生对于党的拥护程度予以定量的测定,还要给予定性的考察;就是要做到将党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大政方针政策作为评价的基本指导思想之一;就是要做到将评价的结果,经过科学的分析和总结,归依到党的领导上来,使其为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服务水平提供基本的借鉴,为改革、创新党的领导指明理路。 3.理论价值取向 “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⑦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是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统一,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我们要不断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将马克思主义不断推向前进,创新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就是要测评大学生对于马克思主义这一最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掌握和践行程度;就是要考量大学生对于现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对未来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理解水平;就是要考察大学生对于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思想文化的态度;就是要在综合考评的基础上,使当代大学生形成科学、正确的政治社会观,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4.知识价值取向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综合性极强的学科,它不仅涉及政治学、心理学、教育学、美学、伦理学的相关内容,而且包括法学、社会学以及人学的知识成分。虽然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务是教育人、发展人、完善人,但其同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也承担着向受教育者传输人文知识和科学知识的责任,尤其是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不断地研究创新促进其学科自身的发展和完善。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指标之一就是考察大学生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吸收“内化”情况以及“外化”成效;大学生对于党的大政方针政策的熟识程度;道德知识的习得和法律知识的掌握程度,等等。这些观测点都是基于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对大学生知识传授效果的考评。 5.生活化价值取向 从历史源头上看,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于社会生活的需要,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而变迁,离开了人的生活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合理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来源于生活,却又高于生活,是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从根本上讲,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和意义是为了生活,也只能在生活中才可以进行。但是,长期以来,思想政治教育陷于理想化、知识理论化、工具化的误区,脱离了现实的生活世界。只有实行生活化的教育,使思想政治教育回到生活的母体,在生活中进行,为生活服务,这样才能使思想政治教育更有生命的活力,更有实效。 坚持生活化价值取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就要时刻关心大学生多层次的现实需要,关注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全面能力的发挥发展,注重大学生个性的彰显和主体性的弘扬,营造生活化的学习环境。 思想政治教育论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常用方法的科学借鉴 论文摘要 当前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形势不容乐观,常用实施方法上存在教育方式单一,实效性不强等问题,加强当代高校学生的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艰巨而迫切的任务。时代要求我们在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过程中,借鉴古代丰富理论资源,并学习国外思想教育的成功经验,为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常用实施方法的科学化迈出重大的一步。 论文关键词 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 借鉴方法 高校作为发展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阵地,肩负着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方法科学化的重要使命。所谓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方法的科学化,突出表现在将古今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相互结合,以及东西方思想政治教育相互渗透,即在批判地吸收传统文化之精华的同时,借鉴西方一些国家成功的德育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加以科学运用。 一、坚持自我教育 随着近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不断深化,“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日益彰显,它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指导着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方法的科学化发展。然而,目前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还未能有效地体现“以学生为本”,大多思想政治教育课仍以灌输为主,其内容仅仅停留在知识化层面,教育过程偏简单形式化,学生只能被动地接受老师讲授的思想道德观点,难以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化。无论是通过对古代还是国外的道德教育了解,实现思想政治教育都离不开引导学生坚持自我教育。 (一)学思结合与克己自律 学思结合是自己解决认知问题的一种修养方法。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通过学习与思考的辩证关系,强调自己解决认知,提升理论修养。克己自律就是要通过行为修养方法达到自制的要求,“克己复礼为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些都表明孔子提出自我约束的要求,让自己的言行符合良好道德的思想。 (二)自省内求与慎独 儒家思想中,自省内求,即自我反省,是在思想深处进行的自律修养。孔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并提出“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他认为,自省是完善人格,追求道德至高境界的一种途径。慎独,是一种习惯的自律养成,指在独处无人监督的情况下,也能小心谨慎地坚持自己的道德信念,自觉地按照一定的思想和道德准则来思考并付出行动。它们二者不仅是重要的道德修养方法,也是道德修养应当追求的崇高境界,均为我国古代修养传统中的精华。 当代西方国家的德育体系无疑是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但是我们不能仅仅因为与他们意识形态上的差异而单纯地肯定或者否定其德育发展,要看到他们的德育发展长处,实现一定条件下的“洋为我用”。在加强“自我教育”这一问题上,英国和荷兰的做法值得我们思考,如,英国在实施德育过程中树立以“学生为本”的大德育观念给于我们很好的启示,他们国家德育的首要目标就是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并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淡化学生“受教育者”的角色意识,让他们自觉地接受思想政治教育。这一点具体说来,英国学校的德育既通过一些与德育紧密相关的课程开展,也用过其他课程的渗透方式进行,让学生主动参与其中自觉学习;还广泛开设道德课,使用讨论的学习方式,让学生从中提高道德判断能力,为学生的自我教育打下基础。荷兰高校则主张让学生在开放中去思考,去选择,重视挖掘他们自身的潜能,教师对学生的错误积极引导,给于学生自由的空间去释放创造力。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功能必须引起我们高校工作者的高度重视,这就要求我们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需要发挥学生的主体性教育潜力,教育工作不能离开对学生精神世界的真切关怀,如,将丰富政治理论学习置于生动的载体之中,与分组思考讨论相结合等方法。由于每一个学生秉赋各不相同,思想道德教育要从实际出发,根据教育对象性格和能力等不同,对他们施以不同的方法,做到“因材施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还要充分注重从学生的个人实际情况出发解决不同的思想问题,把“学生”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顺情引导增强学生对道德的判断能力,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针对性。 二、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 一个人应该通过自己内心不断反省,产生对一种思想的认同感,通过道德认识上升到道德实践,即要求我们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做到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这是我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重要特色之一,古人在道德教育上不断强调身体力行,重视道德践履,如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先贤都高度赞扬那些虽不善于辞令却躬行实践道德规范的人士而耻于那些言过其实,知行不一的小人。 联系今天开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工作,“重理论,轻实践”的德育现象在各高校仍普遍存在,教育工作者在传授思想政治道德观点的同时,更应该注意培养学生运用理论知识去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重实践离不开富有创新的理论指导,反观美国近百年的道德教育发展史,只有尊重按照规律办事,在不断反思传统德育模式的基础上才能创新符合现实实践要求的德育新模式。如此看来,只有形成符合我国高校实情的创新德育理论,将研究成果运用到德育教学的过程中,才能满足高校现代科学化的德育发展要求。然而,在达到“知行合一”的道德规范培养过程中,亦需要一定的“硬性”辅助方式帮助学生内化思想道德教育,我国古代教化民众的方法就拥有一套完整的操作程序,主要以强制训化和民间自发养成为主;类似于这一性质的还有英国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中通过制定校规,硬性强化思想政治教育,严格规范学生的道德行为。 三、坚持渗透式教育 (一)隐性教育 西方国家在表面上虽不太强调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但是他们重在将政治观点和价值取向渗透在教育规范之中。我国在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的实际工作中,不仅要抓好显形教育,还要学会运用隐形教育的方法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古代人们除了利用制度载体,教育载体外,还特别重视利用各种大众传播媒体开展教化活动,如编写和普及启蒙教学的手段进行道德教化等。随着现代大众传媒的迅速发展,尤其是互联网的有效普及,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不仅限于课堂灌输与开会宣讲等传统方法,更应当充分利用传媒资源使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载体丰富化。西方大多数国家在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方面亦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的导向作用,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介营造道德教育的良好氛围:美国在德育教育方法上开展多样化教学,重视隐形教育与显形教育相结合的方式,挖掘一切可能资源来丰富思想道德教育的载体,在坚持课堂教学在思想道德教育中的主导作用的同时,努力把它融合渗透到各学科教学之中,搞好校园文化建设,如,通过学术活动、社会实践活动等提升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或通过校园建筑中增加名人塑像,纪念碑石等物质形态来激发学生成长,且开展生动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等,这种以渗透为特色的德育方式,最终达到“润物细无声”的德育效果。 (二)环境陶冶与教育者 当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是学校和教师的事,也是社会和家庭的责任。无论是古代还是现在,甚至是国外一些国家,运用将学校,家庭,社会三者相结合以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的合力都是不可缺少的一种德育方式。儒家思想中,认为良好的环境熏陶会为人的思想品德形成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认为家庭环境是教育的基础,学校是道德教育最好的环境,良好的环境构建需要从家庭,学校和社会这三方入手,共同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的合力,建立社会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大系统,让学生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道德观。 除了环境陶冶对道德教育有着重要的影响,我国古代思想道德教育还特别重视教育者的身教示范作用,对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也有很好的启迪作用。孔子认为,如果教育者自己不端正自己的行为,却要求教育对象遵守道德准则,是不能令人心服的。在教育的过程中,教师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让学生行有方向,用负责的精神和谦恭的态度去感化学生,最终令他们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教师不仅需要有深厚的道德修养,还要学会用丰富的道德实践去锻炼学生,这点上韩国在培养德育教师的工作上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韩国的德育教师一般要求具有专门进行道德教育学科的教学执照,在具体进行道德教育的时候,韩国在高校德育教育中对教师提出了四点重要的要求,即教师应该重视传统道德在现代生活中的应用,能够使用不同的图片、表格以及音频视频媒体等来反映传统道德的精髓,努力增强学生的批判思维能力,培养学生实践传统道德的意愿和意志力,让学生能对传统道德的基本精神进行理解并将其运用于生活之中。 我国高校在培育优秀的德育师德和师资方面也需要进一步提高,教育者不但要给教育对象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还更多地要提升自身素质,用自身的人格魅力去感染学生。儒家思想认为,道德教育的重要力量源于道德理想人格的感召力,主张通过塑造理想人格来激励人们追求崇高的精神境界,把道德理想的实现看做是各种需要中最高层次的需要。古有孔子塑造了圣人君子,仁人等理想人格来作为引导人们进行思想道德修养的榜样和标准;孟子塑造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当今我国正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时期,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人们的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但同时也带来了个人主义,拜金主义,贪污腐化等负面问题,这些负面影响着高校的新一代思想健康发展,教师的行为对学生有着示范效应和感召力,因此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更加要求教育工作者拥有优秀品格。 思想政治教育论文: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沟通能力培育研究 论文摘要 思想政治教育既是一个教育过程,又是一个沟通过程,思想政治教育者沟通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着思政教育的效果,在积极构建和谐高校教育的今天,思政教育者沟通能力的培育显得尤为重要,本文指出了思政教育者沟通能力培育存在的问题,分析了其原因,并提出了思政工作者沟通能力培育的具体途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论文关键词 思政教育工作者 沟通能力 培育 众所周知,思想政治教育既是一个教育过程,又是一个沟通过程,而成功的沟通可以使主客体在认识上产生认同,情感上发生共鸣,达到良好的效果。一定程度上思政教育者其沟通能力的强弱决定着教育者和教育对象之间能否进行有效的沟通,进而制约着思政教育工作能否取得实效,所以思政教育者沟通能力的培育显得尤为重要。 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沟通能力培育的重要性 (一)提高高校思政教育有效性的基石 高校思政教育沟通是教育者与大学生在平等的基础上交流思想、沟通情感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沟通能力强的思政教育者能够及时全面了解大学生的想法,准确把握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和心理需求,使思想政治工作有的放矢,减少工作的盲目性,提高其有效性。 (二)促进高校大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 当今时代大学生强调个性,喜欢追随新奇事物,不满足于接受现成的理论,表现出很强的主体意识。沟通能力强的思政教育者能够根据学生心理特点,与他们进行情感交流,帮助其认识自身价值,树立正确的三观,激发他们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促进大学生的身心健康,为全面发展打好基础。 (三)构建和谐高校教育的迫切要求 在高校思政教育中,沟通能力强的思政教育者,一方面能抓住学生思想上的“敏感点”,进行双向沟通,使学生乐于接受教育,在潜移默化中实现思想认识的升华,从而达到大学生个人和群体的和谐。另一方面能促进师生的有效沟通,增进彼此的理解,达到大学生和思政教育者间的和谐,促进高校教育的和谐。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沟通能力现状及原因分析 (一)沟通能力的内涵及基本结构 沟通能力是人与人之间借助信息、情感交流而达到沟通目的的能力。高校思政教育者的沟通能力即在高校从事思政教育的人为了完成特定目标,用语言、文字等方式与学生交流,以相互了解、信任并达成共识产生一致行为的本领。本文的沟通能力特指在高校思政教育者同大学生沟通的能力。 人际沟通能力由沟通倾向、沟通技能和沟通认知能力三元成分组成。沟通倾向是指沟通的偏好与行为动力。沟通技能即沟通的行为表现能力,沟通认知能力是一种对沟通过程中的自我、他人以及沟通情境做出准确理解、正确判断的能力。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沟通能力方面存在的问题 当代高校思政教育者的沟通能力相对于过去有了很大提高。如服务意识、尊重意识增强,倾听能力、表达能力等明显提高。然而,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 首先,沟通倾向方面的问题。没有敞开心扉与学生沟通。大多数高校思政教育者虽然愿意与学生沟通,但却很少将心理感受告诉学生,没有敞开心扉,不利于双方信任关系的确立,导致思政教育沟通效果较差。 其次,沟通认知方面的问题。第一,没有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由于师生代沟和地位差异的存在,在实际沟通中学生大多没能发挥自身的积极性。第二,不能切实体察学生的感受。思政教育沟通中存在着由于主客观因素而造成的沟通障碍,使得教育者不能切实体察学生的感受。第三,正确选用沟通方式的能力不强。在高校思政教育沟通中教育者在针对男女生、理工科和文科学生,采取不同的沟通方式方面做到还不够好。 再次,沟通技能方面的问题。第一,不注重鼓励学生反馈。思政教育者在沟通中大多只顾自己表达意见,而没有积极鼓励学生反馈。第二,没有做到有效倾听。良好的倾听是有效沟通的开始,高校思政教育者在沟通中开始意识到了倾听的意义,但还没能做到有效倾听,释疑、重述等技能用的比较少。第三,不善于使用非语言表达。非语言表达在沟通中起着强化效果、体现真相的重要作用。而思政教育者在沟通中使用非语言表达的频率较低。第四,没能充分利用网络载体。网络沟通作为大学生思政教育的一种新型沟通模式,深受大学生喜爱。然而高校思政教育者对网络载体的开发利用程度还较低,手机短信、QQ和EMAIL还好,MSN、BBS、微博和贴吧的利用率则超低。 (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沟通能力方面存在问题的原因 综上所述,高校思政教育者的沟通能力在不断提高的同时,仍然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究其原因具体分为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其中没有具体的沟通理论作指导,没有建立健全沟通能力培育机制是外部原因;高校思政教育者自身思想上不重视,没能与时俱进,客观精力限制,没能掌握有效沟通技巧是内部原因。 首先,来看外部原因。虽然沟通贯穿思想政治教育的始终,沟通能力是成就思政教育者职业的重要因素,但是从现实状况来看,沟通能力的现实地位低于其应有地位,这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没有具体的沟通理论作指导。在我国思政教育理论体系中并没有专门研究沟通能力的文献,或者在教学中没有设置专门的关于沟通能力的课程,即没有一套严整的关于沟通的理论去指导现实工作。 第二,没有健全沟通能力培育机制。高校领导者没有切实把沟通能力作为选拔教育者的重要指标,没有将沟通能力强弱作为教育者绩效考核的标准之一,没有实施思政教育者能力提升工程,没能提供锻炼沟通能力的机会。 其次,来看内部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思想上不重视。思政教育者有的思想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在实际工作中对受教育者不是平视而是俯视,认为沟通就是“我说了算”。有的认为,沟通就是说教,这种对沟通的歪曲认识阻碍了他们沟通能力的培育与提升。 第二,没能与时俱进。网络等现代化的沟通形式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出现的深受大家喜爱。 第三,客观精力限制。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高等教育出现了大众化的发展趋势,高校学生人数增多,而思政教育者队伍人数有 限,通常出现一个教育者负责几个班级的情况,加上科研任务、生活压力等,都导致教育主体没有更多时间来提高自身沟通能力。 第四,没能掌握有效沟通技巧。沟通是需要技巧的,掌握有效沟通的技巧对于教育者沟通能力的提高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而我们发现高校思政教育者没能做到有效倾听,没有鼓励学生积极反馈,表达能力和非语言表达技能都没有得到提高,这都制约了他们沟通能力的提高。 三、加强高校思政教育者沟通能力培育的途径 由于造成高校思政教育者沟通能力存在问题的原因很多,分为内因和外因,所以在培育教育者沟通能力时也应该从多个角度针对内外两方面来进行。 (一)深化高校思政教育沟通研究 提高高校思政教育者沟通能力,增强沟通的有效性,要研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活动本身,并将研究成果写入教材,供高校思政教育者学习。 首先,深化一般理论的研究。理论是实践的导向因素,加强理论研究是更好实践的前提。加强高校思政教育沟通一般理论上的研究,即进一步研究和界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沟通的内涵。 其次,深化特殊规律的研究。深化特殊规律的研究即重点研究沟通目标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矛盾规律;沟通目标与大学生本身思想状况的矛盾规律;教育者与大学生在沟通过程中的相互作用规律;教育者与沟通环境相互作用的规律等。 再次,深化沟通心理的研究。高校思政教育沟通活动是沟通双方在一定的心理背景下进行的。沟通者的心境如何,是否有良好的情绪情感状态,是否有乐于接纳对方意见的积极态度,都将影响沟通效果。因此,深化沟通心理的研究,应重点研究大学生的心理状态,特别是大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沟通信息的接受心理。 (二)建立健全沟通能力培育机制 首先,建立科学的选拔制度。要建设一支专兼结合、功能互补、信仰坚定、业务精湛的思想政治教育队伍,这就需要严格把好选拔关,建立科学的选拔制度。其中将具有较强的沟通能力作为选拔思想政治教育者的重要指标,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其次,建立合理的考核制度。将沟通能力强弱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绩效考核的标准之一,并将考核结果也与奖惩、晋级挂钩。积极与学生沟通且沟通能力强的思政教育者要受到表彰奖励,同时还应大力宣传他们的事迹,努力造成重视沟通能力培育的良好氛围。 再次,建立领导参与的制度。建立领导参与沟通的制度,有利于畅通信息沟通渠道,一定程度上也解决了高校思政教育者客观精力限制的问题。高校领导参与沟通的制度应包括领导参与沟通的行为上的硬性规定和参与次数的数量上的规定。基于领导所居的位置考虑,高校领导与大学生每月进行一次,每学期进行三、四次沟通与交流,是必要的和可行的。 最后,实施能力提升的工程。高校要根据实际,从组织战略和队伍建设的高度实施多种形式的思政教育者沟通能力提升工程,提供锻炼沟通能力的机会,加快高校思政教育者知识积累、知识更新和能力拓展,使其人人自觉提升自己的沟通能力。 (三)加强工作者沟通技巧的学习 首先,学会有效倾听的技巧。倾听是心理沟通的基本技术,研究表明,在心理沟通中,听的方面占40%,为此,教育者必须努力学习和提高倾听技术。首先要善于倾听,在沟通中,要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并鼓励学生敞开心扉与你交谈。其次要耐心倾听,抓住学生语言中的关键点,全面理解学生讲话的意图。再次要运用“点头”和“噢”、“啊”的声音,不时回应学生。另外,要适当运用释疑,对所讲信息进行质疑和确认。第五要适时重述,以确定没有误解对方的意思。 其次,掌握基本的语言技巧。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方式很多,从目前的情况看,谈话仍然是最有效的沟通方法之一,思政教育者是塑造人的灵魂的,关键在于把亲切感人的话语传达给对方,使人受启发、受教育。因此,思政教育者要用情真意切的话滋润学生的心田,往往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再次,提高非语言沟通技能。非语言表达在沟通中起着强化效果、体现真相的重要作用。在语言和非语言信息矛盾的情况下,接收者更信任非语言提示。为此,教育者应利用非语言信息加强自己语言信息的力度,同时也应避免添加不必要的非语言信息,以免产生误解。我们应经常自省自己的非语言表达,确保其与使用情境及自己角色的一致。 总之,现代社会沟通能力非常重要,而作为主导者的思政教育者其沟通能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思政教育的有效性,关系到高校师生的全面发展,关系到和谐高校教育的构建 思想政治教育论文:国外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及其启示 思想政治 教育方法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为实现教育目标、传授教育内容,教育者对受教育者所采取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当今世界,随着科技迅猛发展和现代化程度的扩大和深化,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道德行为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许多国家为了使国民适应现代社会尤其是未来社会发展的要求,都非常重视思想政治教育。不同国家从本国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国情出发,采取了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呈现出丰富多采的面貌。 一、当代国外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特点 (一)内容丰富,地位提高。 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功能和经济效益越来越明显,因而在国外日益受到重视和钟爱。新加坡政府把它作为国家教育政策的三大基础之一(另外两个基础是能力教育和双语教育),使之具有战略地位。美国许多州的大学都硬性规定,必须拿到政治科目的学分才能拿到学位。有的国家还专门建立了“社会道德委员会”等机构,实行专人专做道德教育的有关工作。日本、美国、新加坡等国政府,拨出相当数量的专款,资助道德教育的调查和研究工作。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也逐渐丰富起来。美国的政治教育和价值观教育有两个主旋律:一是把美国的宪法和《独立宣言》作为最高经典进行传播和灌输;二是宣扬美国的三权分立政治制度和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念。在新加坡,政府提出道德教育要“三兼顾、五强调”,即个人、社会、国家兼顾;法育与人情味兼施;理想与现实兼行;强调国情,强调国家利益,强调新加坡特色,强调内容形式应符合时代要求,强调寓教育于故事之中。德国的中小学要求培养学生“具有必要的思想品质和行为标准,使他们具有为发展社会生活、发展科学技术的献身精神”。日本的思想政治教育表现出高度的政治性和组织化,这与韩国、德国十分相似。 (二)途径广阔,方法灵活。 第一,学校德育。 1.课堂教学是主渠道。英国、法国、新加坡、日本等国都专门设置了德育课。英国中学的德育教材是《生命线》,很有特点。如教材上有这样一些问题:有人纵火会发生什么?一个男孩请他喜欢的女孩看电影,该由谁付款?为什么?让学生讨论,学会做判断。目标是让学生学会关心和发展深思熟虑的生活方式。日本的道德课教学方法也是多样化的,如讲解、讨论、看录像、演剧、唱歌、辨论等。不拘一格、活泼有趣。道德课的评估不打分,而是对学生的有关认识特点和行为倾向进行分析。在美国,虽没有专设道德课,但包含了许多德育课程的科目。而且,美国很注意在专业教学中渗透德育。学习任何一门专业课都要回答三个问题:这个领域的历史和传统是什么?它所涉及的社会和经济的问题是什么?要面对哪些伦理和道德问题?这种方式可以激发学生去思考与专业有关的社会伦理问题,有利于德育目标的实现。以上这些做法都值得我国学习。 2.组织课外校外活动。新加坡教育部规定中小学生必须选择参加课外活动,并把分数计入成绩册。他们推行真实教育,课堂讲授结合社会生活,不但带学生去参观社会发展的成就展览,也带领学生参观监狱、禁毒展览、反艾滋病展览等。这样学校德育就是开放的,延伸到学生的校外生活中。 3.隐蔽课程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师生关系、教师对教学所持的态度、学校提倡的东西、校内的舆论导向、校园的面貌对学生思想品德形成的作用不亚于正式的课程,所以西方国家称之为“隐蔽课程” 。日本极其重视隐蔽课程的作用,对教师的学历、仪表、言谈举止甚至容貌都有规定;对学生的要求就更加严格,有详细具体的学生守则、操行评定标准、多种多样的奖惩制度。美国教育界历来重视隐蔽课程对于学生思想品德成长的作用。一是力求课堂学习与环境教育活动目标一致。二是校园环境应与社会环境相一致;校内生活的伦理准则、价值观念应该与社会一致,这样在校内生活中获得的经验才能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社会。 4.务实的管理。许多国外学校十分重视对学生的严格要求和道德行为导向的管理。世界导师制发祥地的英国牛津大学对学生的衣食住行几乎都有规定,导师对学生要求也非常严格。美国的公立学校也有类似我国学校的“班主任”制度。中小学班主任除了要完成自己的教学任务外,还有管理学生的“硬任务”,如学生的注册、考勤、身体及心理状况,组织参观、旅游,与学校和学生家长联系等。香港地区的学校对学生管理的过程中,重视充分发挥学生会的作用,增加自治能力。 第二,社会性思想政治教育。 1.宗教教育。西方国家除直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之外,更多的是继承了把宗教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中去的传统。通过遍布全国的宗教团体和广泛的宗教活动,把民众的宗教信仰巧妙地转化为对政府的顺从。美国政府极其重视利用公民宗教作为实行统治的思想舆论工具,美国公民自幼年起就时时处处感受到“上帝”的存在,“美国精神”也随之一点一滴沁入心脾,铸成他们的灵魂。在今天,俄罗斯总人口中有一半以上处于东正教精神思想控制之下,教会日益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机构。 2.政党与政治活动。政党是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角色之一。两党竞选往往被看成是一场政治闹剧,但从普及和宣传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社会主张和价值观念等方面来看,又是很有时效的。新总统的就职演说的主旋律就是爱国主义 。约翰·肯尼迪在就职典礼时讲的“不要问你们的国家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而要问你能为自己的国家做些什么。”成为美国人崇尚的名言。1993年46岁的比尔·克林顿在就职典礼上喊出了 “振兴美国”的口号,他号召年轻一代为美国的发展做出贡献。这种政治活动给美国公民上了一堂关于美国价值观念的政治课。 3.家庭教育。新加坡视家庭价值为东方社会生存发展的核心观念,所以对于家庭教育格外关注。政治通过立法、政策导向来维护家长的完整,取得的效果非常明显,是对学校教育很好的补充和深化。日本的家庭教育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日本通过建立家长教师协会等组织来促进学校和家长的沟通和配合。 4.大众传播媒介。大众传媒在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有利工具和重要途径。政府通过电视、报纸、电影、书籍等媒介宣传官方的政治道德信息,去影响公民的政治倾向、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目前,电影、广播、电脑网络、高保真唱片等技术已被国外学校广泛运用于各类教学,包括德育教学。教学手段的现代化提高了教学效果,也有益于提高学生的道德知识水平。 二、对我国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启示 第一,借鉴别国经验,重视思想政治教育效益。 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国际化趋势提醒我们,务必要把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到战略地位上来。西方发达国家曾因片面追求高科技而忽视青年人的人格教育,造成公民道德败坏、家庭崩溃等社会问题,现在各国已采用不同的方式和途径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效益。我国现代化比发达国家晚了近一百年,我们已没有时间重演别人的悲剧。必须借鉴别国成功的经验,汲取其教训,加强对社会成员特别是对年轻一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并注重对教育效益的研究。这方面我们可以学习发达国家的做法,由政治拨专款资助研究工作的进行。 第二,坚持“意识形态化”,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正确导向。 各个国家都在旗帜鲜明地宣扬本国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美、英、法、德、日都在宣传资本主义如何优越,新加坡、韩国则一方面毫不含糊地宣传自己的资产阶级民主建国理念,一方面又抵制“西方”思想的侵蚀。所以政治性是思想政治教育题中应有之义,我们绝不能忽视。中国一定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并且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含义,抵御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的“西化”和“分化”。 第三,将学校德育重点转移到发展道德思维和培养道德能力上来。 学校德育的任务是向学生灌输社会的主导思想意识和规范学生的道德行为。以往,我国的学校德育特别注重观念的灌输,在方法手段上缺乏灵活性,学生的道德思维得不到培养和发展。我们应该借鉴国外学校德育的方法,把教育对象置于一定的认识情境,帮助他们掌握认识问题的方法,提高处理问题和矛盾的能力,要引导他们形成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固定其思想的基本思维模式,达到使他们独立自主地判断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目的。道德观念的建立到道德行为的形成是一个长期、反复的过程,只有重视发展受教育者的道德思维,培养道德实践能力,才能保证受教育者真正具备较高的道德素质。 第四,加强社会大环境和其它方式的配合。 国外非常重视社会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因为思想教育对象生活在现实之中,无时无刻不受周围环境的影响。我们也必须搞“大政工”的观念,调动一切因素,一切手段,包括家庭、学校、社会团体和大众传媒,注重营造思想政治工作的氛围,保持思想政治教育强烈的渗透性和持久性,使人们在良好的大小氛围中经受精神的洗礼,提高思想境界。而良好的社会大环境的形成又要靠公民的自觉性、社会良好的控制手段、专业人员的良好素质以及全社会成员的共同努力来实现。 思想政治教育论文:思想政治教育对于公共危机管制的有效性 一、问题的提出 公共危机管理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影响受教育者的心智模式来塑造人的行为。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既可以服务于公共危机引致的心理问题的救治,也可以配合其他公共危机管理活动。一方面,公共危机往往造成严重的心理后果,公共危机管理也就需要关注人的心理问题。具体的,公共危机发生的不可预料性容易使人心理失控。公共危机的发生一般是人们预料不到的,甚至是不可预料的,往往在人们没有心理与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突然爆发,给人们造成一定的心理恐慌;公共危机发展的不易控制性容易使人陷入深深的恐惧。突然爆发是公共危机的基本要素之一,人们对事态的发展方向也难以做出客观的判断,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控制和处理危机的难度;公共危机及其后果的难以消除性会带来严重的危机心理疾病。公共危机的发生,往往会给人们的心理和社会生活带来很大的危害,而且有时还会引起连锁反应甚至威胁社会的基本结构和价值观,而这些危害(特别是对人们心理造成的伤害)往往又都是不容易在短时间内消除的。人们每每在此类事件面前惊慌失措、进退失据,个体失去判断能力和行为能力,谣言满天飞而致使群体失去理性。严重的个体还可能罹患心理疾病。如此种种的危机性心理后果需要开展适当的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化解。另一方面,公共危机管理需要辅以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公共危机管理属于管理学的范畴,其对象主要是人,是现实的、有思想的、有情感的人。按照“以人为本”的理念,管理不再是让人们一味服从,而更多的是使人在为组织服务中获得自身满足,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思想政治教育也主要就是做人的工作,其现实目的是“促进人的主体性发展,使人成为实践活动的主体,以高昂的主体精神和激情投入人类发展的实践活动中”。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在手段和目的上都是相通的。思想政治教育既能帮助人们保有特定的精气神去面对大灾大难,还能有效动员多方面力量积极参与到解决公共危机的工作中来。 二、当前思想政治教育与公共危机管理的关系机制 1.思想政治教育是有效的柔性公共危机管理管理有刚性管理和柔性管理之分,刚性管理是一种单向管理,往往不关心管理客体的心理感受,更多强调管理客体的服从。单纯的刚性管理不仅可能无法化解危机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甚至还有可能激化矛盾、影响社会和谐。而柔性管理则以人为本,管理者靠情感感召,通过建立良好的团队人际关系使管理客体获得归属感,从而提升凝聚力和战斗力。无疑,思想政治教育属于公共危机管理中柔性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相较于刚性的公共危机管理活动,思想政治教育则更能够准确地把握公共危机中群众的思想状况和心理趋势,因势利导,千方百计稳定和理顺群众的情绪,对人们因公共危机事件导致的心理危机、道德失衡、政治信念动摇等问题进行有效的调控和疏导,帮助人们树立对生活的信心和对政府的信赖,架起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共同战胜危机的连心桥。 2.思想政治教育对于保障公共危机管理的有效性不可或缺思想政治教育是对人们精神世界的价值导向,能通过引导思想从而达到规范行为的目的。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在危机管理中能统一认识、提升境界,教育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塑造共同的精神理念和坚定的政治信仰,从而有效地对人们的心理进行疏导,缓解和消除公共危机的负面影响,重新建立对生活的信心和对政府的信任,最终提升政府管理危机的有效性。 3.思想政治教育在公共危机管理中不断创新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强调教育者的权威作用,教育对象只能服从。这种模式采取“我讲你听、我打你通”的单向灌输方式,往往不分对象地一刀切、一律化,要教育对象“老实听话”、机械模仿。而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管理部门不可能只要求群众盲目服从,这样反而会激起群众的反感甚至抵制情绪。这就要求我们要转变模式,始终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危放在第一位,积极引导群众从大局从发,把自身利益和国家、集体利益结合起来,同党和政府一同战胜危机。具体来说,就是通过柔性的思想政治教育,针对人们的思想疑虑,不再单纯地说教而是去解释和用科学的实验和数据来还原事情的真相,让人民群众对危机有一个真正科学的认识,从而树立起战胜危机的决心和信心。在公共危机管理中,思想政治教育关注点被扩展到生命观、财富观、民族团结观、公共危机法制观、危机心理、突发性危机事件知识和危机管理办法等,思想政治教育的模式也得到不断重组与创新。 三、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1.整合社会力量的“合力”思想政治教育模式通常,公共危机特别是自然灾害事件会对整个社会造成重大损失。受害对象具有全体性,社会公众往往会成为最广泛、最直接的受害者。而政府的力量又是有限的,仅靠政府的力量很难对危机实行高效、灵活的处理。为了有效化解公共危机,政府往往需要社会相关力量共同应对,结成以政府为主导、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完整的组织体系,该体系是涉及多部门、全方位的应对网络。而思想政治教育本身恰恰就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和能够动员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构建一个全程全员的教育合力网和立体工作模式。因此,应该充分利用思想政治教育的强大优势,充分发挥其社会动员作用,动员各行各业的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到公共危机事件的处理中来。为了能够有效整合社会力量,思想政治教育常常采用的方式是,通过运用科学知识使公众了解危机的真相,避免不必要的恐慌和混乱,有效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通过宣传鼓动,在全社会大力营造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和上下一心、齐心协力的社会氛围,提升民众的思想道德素质,激发民众的团结协作精神,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和政府管理部门同唱一台戏,形成政府和社会力量的巨大合力。 2.榜样示范的“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一般来讲,思想政治教育可以通过隐性教育和显性教育两种模式进行。如果单纯用显性教育而忽略隐形教育,将未免过于简单僵化,很难收到明显的效果。隐性教育主要是通过榜样示范等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对受教育者的思想、观念等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可以大力宣传报道先进典型,用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来带动群众,以先进典型的感人事迹来感染群众,引领社会风气,鼓舞干群斗志,激发民众热情,从而营造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和衷共济的精神氛围,调动和积聚应对公共危机的强大社会资源和力量。在历次公共危机中,社会各界积极投入到与危机的斗争中去,涌现出了很多可歌可泣的典型事迹和人物,如果及时宣传出来就能够对广大民众产生极大的示范引领作用。这些都应该成为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素材。 3.利益导向的“人性化”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公共危机面前,人们的利益受损,有人失去家园、失去亲人甚至失去所有,对生活产生了绝望。公共危机发生后,有针对性地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就是,始终把保障人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从人民群众的切实利益着手,用真心去感受群众在危机事件中的真实感受,把工作做到群众的心坎上;把解决思想问题和解 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多安慰和鼓励,用关切的眼神、鼓励的话语、温暖的拥抱让人们感受到温暖和关怀,就能够给他们带来战胜灾害的勇气和力量,使他们树立起对生活的信心,并以积极的心态和政府一起应对和战胜危机。 4.积极面向新媒体的“网络化”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思想政治教育如果能够充分利用网络媒介,就可能发挥综合立体的渗透作用,提高时效性,扩大覆盖面,增强影响力。配合政府做好公共危机的管理工作,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引领正确的舆论导向,掌握网络舆论主动权;及时在网上真实信息,让群众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揭露各种虚假信息和谣言,以事实真相安定人心。 5.关注心理健康的“心理咨询式”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心理咨询是新的科学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是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突破,主要运用心理学知识和技术,对教育对象存在的心理失衡、心理障碍、心理疾病予以调整、排除。实践表明,公共危机往往导致消极社会心理的滋生和蔓延,进而催生一系列带有一定破坏性和冲击力的行为。如2008年的5?12汶川特大地震造成心理恐慌的人数,在震区估计是实际受灾人数的10倍以上。因此,在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心理咨询式的思想政治教育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具体来说,可采取个别咨询、团体咨询、电话咨询、网络咨询、短信咨询等多种方式,为受灾群众提供及时有效的心理健康指导与服务,帮助人们恢复心理平衡,引导人们以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对失去家园和亲人的重点人群的心理疏导工作可以帮助他们树立战胜危机的信心和勇气。而对那些存在严重心理障碍或心理疾病的人群的恰当甄别和处理则为他们赢得了宝贵的救治机会。 思想政治教育论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 (一)破解全国高校实践教学资源匮乏、经费短缺难题 如何破解全国高校实践教学资源匮乏、经费短缺两项难题?笔者以为下述实践教学可以采用。1.大学生社会调查。1997年,清华大学刘美珣教授等国内首创“大学生假期返乡社会调查”实践教学法:放假前教师布置给学生思政课实践教学调研任务,假期学生返乡调查(通过亲友帮助,社会调查容易实施),开学后学生交调查报告,思政课理论教学时联系学生社会调查实际。社会调查已经成为全国高校实践教学最普遍的教学法。在这次问卷调查中,调查全国40所高校,有29所搞学生社会调查,是这些高校采用最多的教学法。有的学校搞假期返乡社会调查,有的学校指导学生在课余时间社会调查。2.大学生为社会志愿服务。2005年初,为破解全国高校实践教学资源开发难题,笔者国内首创“志愿服务”实践教学试点。为防止学生社会实践没有单位愿意接待,笔者设计的实践教学法是:大学生以“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志愿者”为主题,学生用专业技能或者公益活动假期返乡为家乡基层单位(工厂、农村、学校、社区等)志愿服务。教改试点班级是我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3个班级学生,53%的学生用专业技能为基层单位设计、安装局域网,组装和维修计算机;47%的学生为基层单位公益服务,举办邓小平理论和科学普及宣传栏,到敬老院志愿服务等。许多单位给我校写来感谢信,北京佑安医院给我校来信中说,“你校学生为我单位提供计算机技术服务,展示了大学生的奉献精神,此种社会实践值得提倡。”学生为社会志愿服务,社会基层单位自然愿意接待学生社会实践,互利双赢机制突破了实践教学资源匮乏的瓶颈。3.大学生志愿服务结合社会调查。2011年,笔者在我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周”试点“志愿服务结合社会调查”实践教学法。学生在为社会志愿服务过程中结合社会调查。学生为基层单位志愿服务,受到基层单位欢迎。与实践单位的实践接待人员熟悉后,在志愿服务中结合社会调查,就容易实施。既培养学生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奉献精神,又使学生调查国情和基层,更深刻领会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效果倍增。4.学生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展览馆。学生小组课余时间乘公交自行参观免费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免费的公益德育展览(例如,“学雷锋展览”“反腐败展览”等),这是很好的实践教学法。学校没有必要租车组织成百上千学生参观。上述四种实践教学法成本极低,并且志愿服务实践教学服务社会,受到社会欢迎。这些教学法可以一定程度改善全国高校实践教学资源匮乏、经费短缺的难题。 (二)破解全国高校实践教学师资短缺难题 许多教师受传统的实践教学理念,认为实践教学就是教师组织学生校外参观,一名教师无法组织和管理几百个学生校外参观。如何破解实践教学师资短缺难题?笔者所在学校政治理论教育学院在实践教学上统一调配全体思政课师资的方法可资借鉴。我校实践教学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四门思政课课内实践教学。每门课的1/4学时安排为实践教学,主要教学法是看视频(或DVD、或者观看政治教育影视)后讨论问题,视频案例分析,模拟法庭等;第二部分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综合实践”,主要是校外社会实践,专门安排32学时,2学分。校外实践分为个项目与集体项目。个人项目有:学生小组“参观学生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例如,参观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参观反映“”的北京新 文化运动纪念馆等),或者参观公益德育展览(例如,“学雷锋”或“反腐败”展览等),或者观看政治教育影视,学生小组任选一项。集体项目有:在校外社会调查、校内调查、校外志愿服务、校外志愿服务结合社会调查、创作和表演德育文艺作品(小品)等实践形式中,学生小组任选一项。通过师资调配,全院思政课教师每学期无论有无思政课教学任务,都要指导大学二年级第二学期的学生1-2个班级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综合实践”,全院四门思政课教师统一调配,互相协作,破解了师资短缺难题。 (三)破解全国高校实践教学学生安全难题 如何破解学生校外实践人身安全难题?一是把学生实践教学规模由大化小。把传统的实践教学教师带领大批学生校外参观或参加生产劳动等,分解为学生小组(3-5人)校外参观,社会调查、志愿服务。避免了人多,秩序混乱,有利于保障学生社会实践安全;二是教师指导学生注意社会实践安全。教师在实践教学指导讲座中,首先重点指导和强调学生高度重视社会实践人身安全,注意社会实践的交通安全和实践场所安全。教师指导学生重新学习《大学生安全知识手册》。三是请社会实践单位接待人为学生讲“社会实践安全注意事项”。四是学生小组组长负责与学生互相关照相结合。每个学生小组推选出组长,负责学生安全和实践任务的实施。教师指导学生小组内的学生团队协作,互相关照实践安全。学生在小学、中学、大学都持续不断接收校内外安全教育。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已经成人,具备保护自身安全的能力,一些学生已经在课余时间到校外参加专业实习、志愿服务、家教等形式的社会实践。笔者这套校外实践方法已经实施4年,没有出现学生校外实践安全问题。 (四)破解广义实践教学概念误区 传统的、狭义的实践教学概念含义是:教师通过组织学生校外参观、社会调查和生产劳动等,使学生深入领会思政课的理论教学活动。狭义实践教学概念把实践教学局限在校外三种实践教学法范围之内,不能适应今天多样化实践教学发展的需要,需要拓宽实践教学含义。什么是思政课实践教学?人们的认识尚未统一。为了区别于狭义实践教学和没有边际的广义实践教学概念,笔者提出“中义”思政实践教学概念。它是思政课教师指导学生直接参加生产劳动、社会活动、社会调查、校外参观等社会实践,或者教师指导学生在思政理论教学中观看理论教学相关视频、照片等,或者学生通过模拟实践(模拟法庭等),或者观看德育文艺表演等间接观察、了解思政理论相关实践和历史,以达到深入领会思政理论等教学目的的教学。阅读文献(有照片、图画的文献除外),使学生深入领会思政课理论,指导学生阅读马克思主义原着和相关史料的教学环节,属于思政理论教学环节。它没有使学生直接参加或间接感知思政课理论相关社会实践,不属于实践教学。不能把实践教学庸俗化,不能混淆思政理论教学与思政实践教学的界限。目前,许多高校思政教师有一个理论误区:简单地把课堂学生演讲、课堂讨论、写小论文和读后感等这些独立的教学环节等同于思政实践教学。应该这样认识:课堂学生演讲、课堂讨论、写小论文和读后感,它们作为独立的教学环节,可以附属于传统思政理论教学,也可以附属于思政实践教学。如果学生以首先阅读文献(有照片、图画的文献除外)、教材为学习对象,然后进行课堂学生演讲、课堂讨论、写小论文和读后感,这个条件下,课堂学生演讲、课堂讨论、写小论文和读后感就是附属于思政理论教学的教学环节;如果学生以首先在课堂上通过多媒体(视频、DVD、照片、图画等)间接感知实践或历史,然后再进行课堂学生演讲、课堂讨论、写小论文和读后感,那么,课堂学生演讲、课堂讨论、写小论文和读后感等这些教学环节就附属于实践教学。应该划清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界限,否则,在实施实践教学时,把理论教学混在其中,不够规范,不能保证教学质量。 思想政治教育论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方法 在最近召开的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有关领导全面分析了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强调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明确了面向新世纪思想政治工作肩负的历史任务，要紧密联系实际，在工作内容、方法、手段和机制等方面进行创新和改进，切实把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综合性的应用科学。由于其内容的丰富性、特殊性以及教育对象的复杂性，尤其需要讲究教育方法。 思想教育方法是指在人们进行思想教育中，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在塑造人们灵魂、丰富人们精神生活和调动起人们积极性，完成培养目标的过程中所应用的各种手段、办法和程序的总和。它是架设于教育内容和教育目的之间的桥梁，是实现教育主体与客体之间双向交流的渠道，是思想政治教育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同志曾形象地把工作方法比喻为过河的船或桥，强调没有桥或船就不可能顺畅到达彼岸。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而教育方法的选择又具有很大的灵活性。不同的内容有不同的教育方法，同一种内容可以有多种不同的方法；一种教育方法往往又可以适用于多种不同的教育内容。对于某一特定的教育内容来源，其教育方法的选择应该考虑到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教育对象的情况，以及变化的形势和环境，即因时因地为转移，因条件因人而异。同一类教育对象的不同层次，以及同一层次的不同群众和个体在不同时空的思想状况和行为表现也是确定教育方法的重要因素。 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在特定的环境下和特定的群体中进行的，不同学校的培养目标、专业方向是有较大差异的。同样，同一专业中不同年级又各有不同的特点，同一年级的不同对象的思想品德状况又有上、中、下之分。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包括方法的选择上都要充分考虑到这些特殊的情况。当然，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不管教育方法如何千变万化，思想教育的目标无非都是通过群体教育和个体教育、直接教育和间接教育的形式去实现的。因此，最后采取什么方法都应该从实际出发，强调效果，有针对性地进行取舍。只有这样，才能使思想政治教育事半功倍。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全新的概念，社会面貌的深刻变化，迅速改变了整整一代人的思想观念。高校这个青年人最集中、思想最活跃的地方，对社会的变革不可能无动于衷，在其现实表现上，反应更快捷、更强烈，更富有现代意识的青年学生向思想政治教育者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这对高校思想教育本身来说，所面临的则是更为严峻的挑战。 高校在长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虽然积累很多经验、很多好的办法，原有的传统的有效方法固然可以继承，但毕竟不能停留在原地踏步，勉强应付的水平上，这需要不断创新，需要科学地选择。而是这种创新和抉择的需要，比过去已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迫切、更为重要。只有抓住机遇，重视方法的研究和改进，加快改革的步伐，改进教育的手段和方法，才能温故而知新，在教育过程中，使思想政治工作处于主动的地位。市场经济的开放性、自主性、竞争性，以及等价交换特征，要求思想教育的方法，必须跟上新的形式，迅速摆脱过去那样单调的说教、单项的灌输、简单的“你说我教”的方法，而向具有平等对话、开发式的、自我感受与现实生活的自我审视和比较的方式方法过渡，引导人们自觉去评判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从而确立人生的正确位置。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选择作为教育过程中重要的一环，其主要的根据，首先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思想状况和行为表现总是千差万别、千变万化的，是一个动态的不稳定过程，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客观环境的变迁，深刻地影响着人们思想意识的形成、发展和变化。从思想的规定性看，它具有鲜明的层次性；从量的规定性看，思想状况则具有一定的范围性； 从思想状况的发展变化趋势看，它又具有不同的阶段性；从思想存在的内容和形式看，它还具有社会生活的广泛性；而从其产生和发展的原因看，思想在不同阶段的状况，则受到主观和客观的双重影响。总之，人的思想是以纷繁复杂而多彩的形式存在的。其次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本身具有多样性和适用性的特点，这决定了每一种方法并不是万能的，也不具有完全等效的可能，这说明，思想教育方法上有抉择的需要。这种抉择的原则： 第一要坚持教育方法与教育内容、对象的协调性。方法的选择要从实际出发，从深入研究教育对象、教育内容入手，有针对性地确定教育方法的最佳方案。做到即有的放矢，又使得教育方法、内容、对象三间处于一个和谐的统一体之中。 第二是要坚持教育方法与教育内容、对象层次的适应性，教育内容与教育对象是具有一定层次的。教育方法的选择，应照顾到不同层次，方有可能为多数的教育对象所适应和接受。就高校而言，不同年级的学生有不同的特点，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就要求有所不同和侧重。因此，在教育方法上也就不能整齐化一，铁板一块了。 第三要坚持教育方法对教育内容、对象影响的实效性。教育方法的选择，要着重考虑它在实施过程中的实际效用。当代青年学生比较容易接受同龄人的感染，对现实中发生在身边的先进事物容易产生共鸣，有一种亲切感和仿效倾向。而对上辈的先进典型，多数觉得有较大的距离感，认为是属于“那个年代”的不可比、也不可学，他们的崇高的境界和非凡的事迹，只能令人赞叹而无法企及。因而，无法从内心去产生趋近。据此，在对青年学生进行榜样教育时，就应注意挑选同龄人的先进事迹，这会更具感召力和说服力，同时要反对形式主义，不搞花架子，不搞繁琐哲学，要提倡方法上的简易而具时效、自然而富有技巧。那些兜圈子、拐弯摸角的方法，只能使人不得要领，无所收获。最后，坚持教育方法对教育对象的正导性。思想教育强调以正面教育为主，主张多做宣传鼓动工作。正面激励的方式，有助于创造宽松愉快的气氛，使教育对象能够自 觉地把枯燥的说教变为有趣味的精神食粮，又不自觉地达到最佳的领悟程度。其次，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还要注意运用以下几种方法： 一、说服教育，以理服人 要解决大学生的思想问题和认识问题，只能采取民主的方法，讲理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为此，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比如，在对学生进行正面“灌输”时即要有系统的理论教育，又要运用正确的时事，加以分析，；即要讲明成绩，又要讲透其不足，同时还要指明前进的方向。在解决同学的思想问题时，首先要弄清事实，摸准摸透，剖析得当，分析合理，不夸大，不缩小，不怀偏见和成见。只有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循循善诱，才能提高学生恶毒缩小认识，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 二、对比教育 对比教育是运用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的典型材料进行比较，教育学生看问题不要只看到矛盾的一个方面，而要看到矛盾的诸方面，正确的分析是非，全面认识事物的本质。 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之一，就在于使学生会在真、善、美与假、恶、丑，真理与谬误的比较中提高自己的鉴别能力。因而，需要对学生进行某些必要的比较教育，对不同的事物，不同的理论进行具体的分析和比较。如：运用新、旧中国的对比，两种制度的对比，好坏典型的对比，改革前后的对比等方法，都有助于学生思想觉悟和认识水平的提高。 三、以情感人 思想政治工作不仅要以理服人，而且要以情感人。要做到以情感人，教育者必须关心和体贴受教育者，真心实意地去爱学生。大学生总是希望得到老师和组织的关怀和帮助，并把这种关怀和帮助看成是对自己的信任，鼓励与安慰。教育者应把自己的心血倾注在大学生身上，不仅传播知识，而且在思想、政治、学习、生活上关心他们，真心实意地为他们排忧解难，从而建立起相互信任和尊重的深厚感情。当他们有了进步，应及时给予肯定和鼓励；有了困难，满腔热情地帮助解决。尤其是对少数后进生，要情真意切地给予教育，决不能讽刺、挖苦，刺伤他们的自尊心，以使其感到温暖看到希望，鼓起勇气，尽快进步。 四、个别教育 个别教育是针对学生各自矛盾的特殊性，用谈心的方式解决各种不同的一种教育方法，也是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中经常采取的基本方法之一。 大学生的气质不同、性格各异，若忽视了他们实际存在的个性差异，而企图用一个标准去要求，一种模式去塑造，一种方法去对待，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在进行普遍教育的同时，还要善于运用个别的工作方法，去打开学生的心房。 个别教育有时需要比共性的教育花费更大的气力，讲求更高的艺术。在个别教育中要注意与大学生互相交心，以心换心，真诚坦率。循循善诱、不急不躁、耐心工作、耐心等待。这种个别教育会起到特殊的作用。 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还有很多，诸如树立榜样、典型示范、自我教育等等，都要注意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灵活运用。 上述各种方法，常常由教育者交叉和综合使用，仅仅依靠某一种方法有时并不能解决问题，而且，随着思想政治教育的不断改进，还会创造出更好、更好的方法。这就要求我们要善于总结、善于学习、善于创新、不断提高工作水平，争取获得更优的效果。 思想政治教育论文:简论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创新 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是新形势下指导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纲领性文件。当前，深入学习贯彻《意见》的精神，就必须按照《意见》的要求，加强和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坚持以人为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 坚持以人为本，就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而言，就是以学生为本。强调学生在教育当中的主体地位，既是现代教育理论与实践创新的重要成果，也是在教育事业中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必须坚持以学生为本，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做到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吸引力和感染力。 第一，要贴近大学生的学习实际。对于在校大学生而言，学习是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活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帮助和引导他们制定明确的学习目标，并分解为具体化、层次化的阶段性目标和学习计划。通过有效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成才观教育，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道德观、法制观和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大学生把学习与成才结合起来，把自己的前途同祖国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起来，从而增强学习的动力与持久力，提高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第二，要贴近大学生的生活实际。大学生活赋予青年学生以广阔的空间和比较充裕的自由支配时间，这就要求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帮助和引导他们锻炼自理自立的能力，自主自觉地来驾驭生活。通过正确的生活观、消费观教育，把他们的时间和精力引导到学习和能力、素质的培养上来，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形成文明健康的现代生活方式。 第三，要贴近大学生的交往实际。从中学进入大学后，大学生远离父母家庭的客观现实，大学生活、学习和环境的新特点，为将来步入社会做好人际储备的新要求，都需要思想政治教育承担起指导大学生交往的任务。既要指导他们学习相关的人际交往基础知识，更要注重引导他们培养交往的能力，愿意交往、勇于交往、善于交往，建立起平等、互助、诚信、宽容、开放的良好人际关系。 第四，要贴近大学生关心的社会实际和热点问题。当代大学生是随着改革开放一起成长的，他们思维活跃，思想敏锐，胸怀远大理想，勇于自立自强，乐于接受新生事物。他们关心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关心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程，关心党风廉政建设，关心国际政治；当然，他们也关心自己的就业创业前景和未来出路。这就要求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在国内与国际的结合上，在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上下功夫、出实招；真正在充分说理和解决实际问题上下功夫、出高招。 构建“一体化育人”的思想政治教育新机制 构建“一体化育人”的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就是要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群齐抓共管、有关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大力支持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它主要是学校、社会与家庭教育协同运作的一体化；思想政治教育领导、决策、管理与实施的一体化；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任务、内容、方法、途径、渠道的一体化；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制度、基地建设的一体化。 这种新机制具体来说就是：第一，建立在高校党委领导下的校行政全面负责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领导管理体制，形成校党委领导，校党委和行政共同决策，校行政全面负责组织实施与管理的工作体系；第二，建立以党政干部、共青团干部、“两课”教师、政治辅导员为骨干的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充分发挥校、院（系）两级党委、行政、共青团、学生会等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既要明确各自的责任和分工，又要形成齐抓共管的育人合力；第三，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开辟校内校外结合的育人渠道或基地，充分发挥各类教育基地的作用，开展军民共建、警民共建、企校共建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力度和效果；第四，建立学校与大学生家庭沟通的机制，充分发挥家庭教育的作用，家长要教育子女学会做人、学会做事，促使其全面发展，健康成长。 同时，建构“一体化育人”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机制，还需要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致力于营造思想政治工作的良好社会氛围。宣传、理论、教育、新闻、出版、文艺等部门必须坚持“育人首位”的原则，将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国家 公安司法部门必须严厉打击各种社会丑恶现象，净化社会环境，形成积极健康向上的社会环境。 探索“全方位育人”的思想政治教育新思路 为了适应新世纪新阶段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需要，必须探索新思路，拓展新渠道新途径，努力实现“全方位育人”。 第一，建立以“两课”教育教学为主渠道，哲学社会科学课程和其它所有课程教学共同育人的思想政治教育网络，把思想教育与专业教育、系统教育与专题教育、理论武装与育人实践、形势政策教育与常规法纪教育结合起来，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大学生，用优秀的文化培育大学生，发挥各门课程的整体性功能。 第二，积极营造健康向上、高品位、高格调的校园文化氛围，培育校园精神、人文精神和时代精神，开展各种思想性、艺术性、趣味性相统一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 第三，全面加强校园网络建设，牢牢把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动权，使网络成为弘扬主旋律、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阵地。建设好融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服务性于一体的主题教育网站或网页，积极开展生动活泼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活动。 第四，让大学生在社会实践中接受教育。积极探索和建立社会实践的保障体系和长效机制，使社会实践与专业学习相结合，与服务社会相结合，与勤工助学相结合，与择业就业相结合，与创新创业相结合。使大学生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受教育、长才干、作贡献，增强社会责任感。 不断总结、创造和推广新形势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新经验 在新形势下，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管理，必须不断总结、创造和推广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工作的新经验。 一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要实现从传统管理向现代管理的转变。建立开放务实责任制的管理机制，做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管理决策、管理权力、管理运作、管理方法、管理责任、管理利益一体化。要学习和借鉴国外优秀的德育管理经验和方法，实行开放式管理，把民主性管理与制度性管理、自律性管理与他律性管理有机统一起来。 二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要运用现代工程建设的办法来抓。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就是一项大系统工程，我们可以借鉴工程建设中的科学程序与办法来抓好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这几年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出现了“校风建设工程”、“德育建设工程”、“师魂工程”等，就是很好的范例。 三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应实行责任制。思想政治教育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性工程，必须坚持重在建设的方针，要抓好落实，这就首先要求责任到位。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中，应把管理的各个环节具体规划并加以分解，具体落实到每一个基层组织，做到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权力、任务、投入、利益、效果责任到人。 四是注重培养高素质的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人才。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应注重培养人才，善用人才，重用人才，尤其要建设好一支富有创新精神和懂得现代管理与网络技术的高素质的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当前最为重要的是抓稳定、优培养、重选拔、严管理，在培养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人员素质上下功夫。一是抓稳定，解决好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工作者待遇、职称、地位问题；二是抓选拔培养，要采取切实措施，建立有效的激励和保障机制，举贤选能，把有敬业精神和较高素质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重点加以培养，并通过各种渠道，使他们尽快脱颖而出，选拔、充实到思想政治教育管理队伍中来；三是各级党组织、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各高等学校都要高度重视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人才队伍建设，保证他们应有的待遇，维护他们的威信，提高他们的地位。 思想政治教育论文:浅谈如何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一、各类高校大幅度扩招,部分大学生出现了许多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不相称的思想。主要表现: (1)政治思想观念淡化。有些学生思想上不关心政治,认为“政治可有可无,唯有金钱是真的”,在他们的思想上认为“谁富谁光荣,谁穷谁狗熊”,“谁赚大钱,谁发大财谁就是英雄好汉”等等,对政治理论学习缺乏热情,没有兴趣,感到厌倦、没有动力;缺乏远大的理想、抱负和志向;认为考上大学了,个人理想实现了。因此,对待学习,马虎从事,抱着“60分万岁”的思想,到了要考试时,临时抱佛脚,甚至考试作弊。 (2)集体主义观念弱化。部分大学生集体主义观念很薄弱,以自我为中心,强调个人奋斗,不顾集体、国家利益,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甚至有人认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3)人际关系僵化。良好的人际关系有利于事业的成功和发展。因此,同学与同学、同学与老师、同学与社会人之间都应建立一个健康向上、互帮互爱,彼此尊重的和谐氛围。这对于增进身心健康,提高学习效率,促进工作的开展大有益处。 二、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时代的需要 构建和谐社会理论之一,就是要强调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既要达到内部各阶层、各群体之间的和谐,又要争取外部环境的和谐。新形势下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创建和谐社会主义社会,培养诚实守信,奉公守法的公民,造就讲文明,懂礼貌,有知识,乐于奉献的社会主义新一代是必不可少的。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 (1)坚持正面引导,培养大学生自我教育的良好习惯。大学生的思想教育方法应该从培养其自我教育的途径入手,大学是培养和造就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场所,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前沿,和谐的社会需要和谐的人,用灌输式的教育方法已经不能适应新时代大学生的思维发展规律。要加强用英雄、模范人物的先进事迹来教育和启迪新时代的大学生,例如:参观革命烈士馆,参观故居,请石战辉等模范人物作先进事迹报告,观看革命历史故事片等。让大学生身临其境、心灵贴近、思想有促进。活动结束后,组织同学讨论,谈体会写心得,出黑板报、墙报,写广播稿等多种形式,让大学生从内心深处,知、情、意、行方面触动学生的灵魂,激发出高昂的学习热情,有效地促进大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恋爱观和择业观的形成,从而为树立远大的抱负、志向和理想打下坚实的基础,为走向社会面对纷繁复杂的市场竞争和应对职场的挑战,鼓足勇气、加强斗志、增添信心。 (2)加强理想信念的教育。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的价值观正在被越来越多地忽略和否定。“跟着感觉走”一度被许多人当成是人生的最高追求。大学生处在各种思想观念冲突和变化的社会环境中,也难免受到各种各样的干扰。于是,有的同学懈怠了,学习不上进,纪律不遵守,思想不提高。针对这种情况,高校要针对大学生可塑性较大的实际情况进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的教育,引导他们树立远大的理想,把实现个人价值融入到为社会为人类作贡献中去,引导他们树立竞争意识,加强专业知识学习,从而克服自卑情绪,认识自我,欣赏别人。 (3)加强人文素质教育。对大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十分必要,人文素质教育就是引导大学生如何做人、如何生活、如何工作,做一名合格的社会公民。因此,在校期间就要培养他们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使之成为具有较强公民道德意识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 (4)加强法制教育。当今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民主与法制。21世纪的青年大学生必须掌握和具备相关的法律基础知识,懂得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享受和维护自己的权利,同时更要懂得履行作为公民应尽的义务。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出现了许多新问题,面临着许多新挑战,我们必须以严谨科学的态度从复杂多变的现实出发,深入分析、研究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特点和规律,重新审视和思考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辟新途径、探索新办法、创造新经验,增强针对性、实效性和主动性。以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唤起大学生对全社会的责任感和正义感,以公正、公平、合理的高尚道德行为去改变非道德倾向,才能培养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技术应用型人才。 思想政治教育论文:对“微时代”背景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探讨 论文摘要 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因“微时代”的到来而发生变化的今天,全面掌握“微时代”对大学生生活学习产生的影响,分析引发大学生从行为到心理变化的原因,利用好各种新型媒介平台对大学生开展有效地思想政治教育是值得思考探索的问题。 论文关键词 微时代 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 当今社会已经进入到高度信息化的时代,而一系列以“微”为标志的文化传递媒体如微博、微信、微小说、微电影等更为现代生活开启了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微时代”。“微时代”的主要特征是:信息内容短小简练、分散度高,文化内涵简明浅显、通俗化,媒体语言丰富、更新速度快,接收群体庞大、参与度高等等。正是由于这些特征,才使得“微时代”的空间范围迅速扩张,成为开启全新思想文化潮流的新时代。 伴随着“微时代”的到来,社会大众特别是大学生群体的社会心理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这些变化改变了大学生的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并进一步对其心理和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如果不能及时把握新形势下的新变化,应对可能产生的新挑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就无法深入持续的在大学生中开展。因此,在“微时代”中,积极探索和发现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方法、新途径,占领思想政治新高地,是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一、“微时代”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新问题 由于大学生群体的智力禀赋和环境优势,使大学生更容易成为新型信息技术手段的敏感群体,对掌握新型信息文化传播方式有便捷的渠道和巨大的扩散效应。因此,大学生更容易成为“微时代”的推动者和引领者。而这种短小简便的信息文化传递,也直接影响了大学生的社会心理状态和思想政治现状,为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一些新问题和挑战。 (一)“微时代”下的大学生“微行为” 在“微时代”特定背景下产生的行为可以被称为“微行为”。短小是“微时代”下媒体语言的重要时代特色之一,如微博、微小说要求一次表述不超过140字,微电影放映时常不超过300秒等等。这些都极大的适应了当今社会人们的快节奏生活,使人们可以便捷高效地接收数量庞大、种类繁多的信息。但这种要求却不可避免地使信息呈现出琐碎、不完整等特点,因而所表达的文化内涵也缺乏深度、系统性。媒介是文化的载体,但由于“微媒介”对内容简短的要求,使得媒体工具的选择性很强,文化内涵的完整性被破坏,因而形成了一种浅尝辄止的文化舆论氛围。这种倾向对大学生的生活也产生了很大影响,知识学习不求甚解,缺乏深入探索精神;对社会问题的了解肤浅,缺乏持续关注和深入研究等。这些都直接影响了当代大学生的言行举止和人生态度,呈现出一种集体浮躁心理。 “微时代”下的另一重要时代特色是追求高速传播。无论是哪种“微媒介”,其主要作用就是延伸人际关系链条,扩大舆论影响力,将自己的生活状态,价值取向,社会观察,基本观点以最快方式传递给最多的人。这就容易产生为了追求快速吸引眼球而夸大甚至扭曲事实,采用极端态度和言语表达价值取向,漠视基本道德规范和社会主流价值,逆反大众文化追求小众文化心理等问题。由于大学生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期,面对复杂的社会舆论环境和海量信息读取,其虽然吸收新鲜事物的能力较强,但辨别是非的能力较弱,抵制不良影响的能力较差,因而这些问题在大学生群体中表现的尤为突出。 (二)“微时代”下的大学生“微心理” 在“微时代”特定背景下产生的心理可以被称为“微心理”。“微时代”下人们的网络人际空间空前膨胀,在网络环境下,可以随意认识任何人,说任何话,由关注度引发的自我价值肯定满足了寻求自我价值实现的心理,抵消了现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挫折感,因而会更加依赖这种虚拟时空带来的需求满足感,而放弃现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大学生进入一个全新的陌生环境,一些学生不能很好的适应大学生活,对大学人际关系产生疏离感和惧怕感,转而投入到网络人际关系的构建中,在那里寻找满足感。虽然这一定程度能够缓解现实挫折所带来的心理情绪,但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际关系供求矛盾,从而导致现实人际关系的恶化。这一恶性循环会加剧这些大学生在现实生活中的自卑情绪,从而产生自闭行为。网络环境中的“得意”与现实生活中的“失意”这一矛盾又为大学生的心理增加了一层沉重的负担,进而引发严重的心理问题。 二、“微时代”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途径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要与时俱进常抓常新的工作,在“微时代”全面影响思想、文化、生活的当今社会,要全面了解“微时代”的特征,深入掌握“微时代”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规律,充分论证“微时代”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方法新途径。当今社会舆论环境复杂,思想引领难度加大,坚持不懈的对大学生进行有效地思想政治教育,是我国社会主义目标最终实现的有力保障。 (一)搭建“微媒介”思想政治教育平台,利用“微时代”增加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效性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顺应时代潮流发展,将前沿技术手段应用于思想政治教育,并结合时代特色,深入分析当代大学生群体的现实困惑,真正做到有的放矢,答疑解惑,有效引导大学生建立正确的价值体系,树立高尚的理想信念、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在大学学习中收获成长。 “微媒介”的利用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首先,全面了解并掌握“微媒介”的技术特点、媒体优势和缺陷不足,并在实际应用中扬长避短,将“微媒介”的思想政治教育效用发挥到最大。学校可以有意识地组织政工干部和思政教师进行新型媒体手段的培训,通过系统科学全面的学习和探讨,将新兴媒体手段的应用方法落实到每一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身上。其次,建立 起“微媒介”工作长效机制,切实将“微媒介”工作方法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学校牵头搭建起“微媒介”技术平台,对长效工作机制提供技术支持。组织专门人员对技术平台进行运行维护和监督管理。如学校可以建立起从上而下的微博教育平台,组织一只专业队伍负责微博信息的和监督,力求以生动活泼的形式,持续创新的方法,贴切学生实际的内容,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再次,制定出“微媒介”思想政治教育大纲甚至教材,系统深入地利用“微媒介”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既然要将“微媒介”工作常态化,就不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更不能无目的无系统性的开展工作。“微媒介”只是支持思想政治教育广泛生动开展的技术平台,落脚点还是如何有效的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所以,要有目的性的,系统规范的通过“微媒介”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有大纲或教材为指导可以有效避免其盲目性。但是,介于“微媒体”的特殊性,教育大纲不能像传统教学方式一样因循守旧地制定,而要考虑时代元素,大胆创新,探索变革。 (二)做好“微行为”素质修养引导教育,提高“微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自我教育的有效性 “微媒体”教育不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单向式灌输教育,而是需要受教育者参与其中,进行双向沟通。因此,不能以以往的思想政治教育思路来教授,而是对大学生进行引导,激发大学生自我学习自我管理自我成长的动力。大学生目前在“微时代”下的“微行为”引导是“微媒介”最便于开展和最为有效的引导。主要包括:首先,引导大学生文明言论,言之有物。这就要培养大学生的自我约束能力和探索思考能力。教育大学生在没有严格舆论控制下,提高自身素养,能够正确表达自我,体现高尚的道德修养。同时,在大量信息面前学会分析思考,得出自己的结论,有选择性的接受信息和文化,提高对不良言论低俗文化的免疫力。其次,引导大学生积极、健康地投身到“微时代”中。既能在微博、微信中结交四海也能在现实生活中处理好各种社会关系,既能利用各种“微媒体”开阔眼界又能在百家争鸣中坚定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在“微时代”中树立远大的理想、培养健全的人格,乐观向上的心态,接受来自技术更新带来的生活方式的变革。 “微时代”的到来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一系列新挑战,但也提供了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时效性地新机遇,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要及时调整思路,在新形势下坚持不懈地探讨深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方法。 思想政治教育论文:对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观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论文摘要:交往实践作为人的存在方式,贯穿于人的发展过程始终。马克思主义的交往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之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视界。将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观引入思想政治教育视阈,对我们转变思想政治教育方式、解决当前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一些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文关键词:全球化;多元主体;范式;差异性;生活情境 人们的交往实践促进了经济的全球化,而在高度全球化的背景下,交往实践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特殊的交往实践活动,是一种以促进人的发展,培养人的丰富精神世界为目的交注实践活动。将马克思的交往实践观引入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对我们转变思想政治教育方式,使思想政治教育更深入和根植于人们的现实生活,解决当前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一些问题,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交往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的交往实践观 “交往实践是指多元主体间为改造共同的中介客体而结成物质交往关系的物质活动。”实践概念是从人们物质生产活动和现实生活关系中抽象出来的,它包含着人对自然界以及人对社会的双向互动关系,即人和自然界之间的生产实践活动和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实践活动。实践本质上就是具有交往性的实践。 “交往实践观,就是将交往实践作为理解世界历史即全球化的本性、基础和一以贯之的主线的哲学观念,其本质是一种世界历史观。”马克思主义的交往实践观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内容: (一)交往实践具有“主体——客体——主体”相关性模式。传统的实践理论是建立在“主体——客体”框架或单一主体观的基础上,这种框架中的单一主体观忽视了“人生活在社会中”这一前提,忽视了“他人”,排斥社会主体间的差别,忽视了主体间关系对主体实践活动的制约和影响,容易导致“个人中心论”。后现代实践观以“主体——主体”的框架为基础,具有明显的乌托邦的色彩,撇开了客体中介,消解了主客体关系,在这种交往模式上,主体际关系实际上难以直接建立,容易走向虚无主义。交往实践观是传统实践观和后现代实践观的统一。交往实践观认为,“主体——客体”与“主体——主体”双重关系和相关律决不是相互脱离、相互冲突的双元过程,它们是以实践客体为中介而联结起来的诸主体模式,在交往实践中,任何单一主体对客体的改造,都不过是“主体——客体——主体”结构的一个片断和环节,主体在作用于客体的同时就承载、实现着“主体——主体”交往关系,并受其牵引和制约。另外,客体既不是脱离主体关系的孤立存在物,而是诸主体间物质交往活动的中介,“主体——主体”间交往关系的建立与实现,必需借助于客体中介才能完成。 (二)交往实践是一个双向建构、双重整合的过程。交往实践一方面作为主体改造客体的现实过程,发生“主客体关系”,另一方面又在实践中建立和改变“主体际关系”。交往实践不但发生主客体双向变换过程,而且还在主体间运转,发生双重整合过程。主体对客体的改造过程,表面是看来是主体客体化、对象化过程,实际上不过是通过客体的中介而实现的主体际交往过程,是通过中介客体的联结而打入社会化普遍交往网络的过程。 (三)交往实践具有诸主体性或主体际性。马克思认为,社会和历史是多元主体间交往实践的关联体系,它反对单一主体中心论,强调多元主体的存在意义。同时,交往实践是发生在各个主体之间的行为和活动,在现实的交往关系中,每个人都是主体,都是彼此间相互关系的创造者。 (四)交往实践具有差异性和互动性。交往实践中的主体是多元主体,是人或人群的结合体,因为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各个个体或群体在空间上具有分离性的特点,主体间在文化和价值观上表现出多样性的特征,体现出差异性。在交往实践中,交往的每一个主体都通过交往向对方施加影响,同时又作为客体接受对方的反作用,形成多极主体间相互影响、彼此渗透的交流活动过程。 二、交往实践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 思想政治教育是交往实践活动的一个特殊领域。“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特殊的交往实践活动,“交往”与“教育”之间的关系,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 交往实践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方法。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多种多样,但无论是指导性教育、教育科学实验还是自我教育,归根到底都是交往实践的直接或间接的体现。 三、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观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一)转变思想政治教育范式,重视师生主体间的交往作用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基于“主体——客体”二分的思维范式,将思想政治教育者看成是教育主体,学生看成教育客体,强调教育主体对客体的改造运动,学生的价值观主体性受到相当程度的压抑和排斥,容易走向单向的“输出——接受”的灌输式教育,容易变成被动的“刺激——反应”教育关系。而交往实践“主体——客体——主体”的思维范式,强调多极主体的存在意义,不再是单一主体与客体之间两极摆动过程的抽象化。它将教师和学生都看成是教育的主体,而社会生活、教育内容等是教育中的客体,它强调在教育关系中教师不再是控制者,学生也不再是被动的服从者和接受者,师生在教育过程中有平等的地位,通过与互相之间的思想碰撞和平等对话,达到理性的共识。学生能够从教师的教学活动中学得知识,教师也应从学生的学习活动中了解学生的接受程度、快慢,掌握学生学习的规律,及时对自己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进行调整,达到更好的教育效果,实现教与学的双赢。 (二)重视多元主体的差异性,因材施教 交往实践在肯定交往主体的多极化的同时,还强调主体间的差异,差异是交往的基础。首先,要承认教师与学生之间存在着认识水平上的差异。教师在知识积累、生活阅历等各方面都暂时优于学生,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要尊重和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另外,学生个体、学生群体之间在认识水平、接受能力、生活习惯、脾气性格等各方面也存在着 差异,教育教学活动要尊重学生个体、学生群体的差异,设计不同的教育内容、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交往实践活动与教育教学活动不是为了消除差异、排斥差异,而是为了更好的理解和珍视差异。 (三)要重视客体的作用,对教育客体进行创新和改革 现代实践观由于夸大单一主体性而走向了极端,而后现代实践观在全面否定前者的同时又抛弃了客体依托、主客体关系等合理成分。主体与主体间的交往不能只是纯乌托邦式的思想、精神交流,需有客体作为中介。就即便是思想、精神交流,也在现实世界中有其物质基础,脱离了客体底板的支持,交往观将不可避免的滑向虚无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师生以教育内容为中介客体,双方共同作用于教育内容构成完整的教育活动,它需要教育主体在创造性活动中将教育内容这一对象观念化,通过自身的知、情、信、义、行的思想政治品德内在矛盾运动转化过程,将这些观念内化为自身的品格。 (四)重视生活情境,强调全程化教育 一切的交往都具有教育性。人生活在人类社会中,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与自我的交往、与他人的交往、与自然界的交往。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如果我们仅仅把思想政治教育囿限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课堂,囿限于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第二课堂活动,而忽视了在生活情境中的思想政治教育,那将是一种极大的浪费。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往往过于重视知识世界而脱离了生活世界,重知识的灌输而轻情感的体验,重逻辑与理性,轻直觉与灵感,使受教育者的生命活动变得单一、刻板与机械。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所灌输的内容往往过于“大、空、远”,远离了生活情境,让学生觉得深奥和玄虚。可能受教育者在课堂上接受了教育内容,但一旦脱离课堂回归实际生活情境,这些教育内容又被抛之脑后,大大削弱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五)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开放性,更新教育观念 交往实践进一步促进了全球化,而在高度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国、各地之间的交往也在进一步拓宽和加深。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紧跟时代步伐,保持一定的开放性,在各国、各地的思想文化交流中,吸收先进的思想政治教育经验,创新教育方法,更新教育观念。另外,在教育的方法上,也需保持一定的开放性。教学过程中,教师的作用不是强制的灌输,对于非主流的价值取向也不是避而不谈、:请记住我站域名一味遮掩,而是引导、鼓励学生在各种价值取向与价值规范中进行分析、比较与鉴别,自主合理的选择个人所应确立的符合时代要求的价值观。 思想政治教育论文:谈对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创新发展 论文关键词:;军队思想理论;形成;发展 论文摘要:从我军所处的新的条件出发,对我军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创新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的思想,进一步丰富、发展了和邓小平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 江泽持军委工作以来,始终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建设,采取了一系列加强和改进政治工作的重大措施,提出了反映时代要求的、富有创新性的军队思想政治。认真学习研究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对于进一步加强我军思想政治建设,履行“打得赢”、“不变质”的历史使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以来,始终以邓小平军队建设思想为,高度重视军队的思想政治教育。1994年l2月,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针对部队官兵受腐朽思想和“酒绿灯红”侵蚀影响的问题,作了题为《必须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全军各项建设的首位》的讲话,指出:“在加强军队的思想政治建设中,在发扬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中,最重要的是要引导和组织广大干部战士深入学习马列主义、思想,中心是深入学习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主义理论,用以武装干部战士的头脑和指导各项工作。这是加强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根本。在此基础上,根据当前军队的实际情况,我觉得还要着重抓好爱国奉献教育、革命人生观教育、尊干爱兵教育、艰苦奋斗教育。”在上述讲话中,不仅强调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而且阐述了用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军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务,并把“四个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这篇讲话回答了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作用、根本任务、基本内容等,标志着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初步形成。1999年7月8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站在时代的高度,对军队思想政治建设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战略思考。他在强调必须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全军各项建设的首位的前提下,围绕如何加强新形势下军队思想政治建设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会议根据的讲话,集中全军的智慧,形成了《关于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军队思想政治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党中央转发的《决定》将关于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论述归纳为十个方面。这些重要思想,涉及到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方方面面,回答了思想政治建设的地位、目标、使命、内容、途径等基本问题。《决定》体现了、邓小平关于军队建设的原则和重要思想,体现了古田会议以来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了新时期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实践经验,作出了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部署。因此,《决定》是军队思想政治建设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也是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形成的重要标志。 以2000年2月在广东省考察工作时发表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如何做到“三个代表”》讲话为标志,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党的理论创新成果,而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和改进,从本质上说,是把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具体运用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中去。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基本内容都是党的理论、路线、政策在军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和体现。回顾我军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党的每一次重大理论突破和认识上的飞跃,都为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打开了新的思路,拓展了新的领域,提升到新的境界。党的理论创新,对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和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是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的主要标志。 二、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主要内容 (一)高度重视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作用。 指出:“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军队的思想政治建设,必须把它摆在全军各项建设的首位”。“搞好军队的思想政治建设,是搞好军事训练、后勤保障以至整个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基础。思想政治建设是革命化建设的核心,是引导全军干部战士拒腐蚀、永不沾,永葆人民军队革命本色的可靠保证”。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为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服务。同时,认为,军队思想政治教育是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性基础性工作。他明确指出:我们军队的“军魂”是党的绝对领导。从我军建设的历史实践来看,只有始终坚持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性地位,才能有力地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使全党、全军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取得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因此,“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最核心最根本的是要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使部队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自觉做到听党的话,跟党走。”还十分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对加强军队各项建设、完成各项任务的重要作用。他指出:“我军是党绝对领导下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我军的性质不同于任何国家的军队,我军的现代化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军队的现代化”。无论从我军建设和发展的历史,还是从现阶段的任务来看,思想政治教育都贯穿军队各项建设的始终,为加强军队各项建设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为顺利完成各项任务提供了可靠的思想保证。军队思想政治教育,是增强部队凝聚力、提高战斗力的重要保证。 (二)明确提出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标和指导原则。 培养有理想、有、有文化、有纪律的革命军人,是邓小平于1985年提出来的。反复强调:“我们的宣传思想工作,必须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不断培养和造就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发挥有力的思想保证和舆论支持作用。)还指出,搞好思想政治教育,要紧紧围绕实现“四有”根本目标,遵循以下四 个指导原则。(1)要始终坚持用教育人培养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决定着我国文化事业的性质和方向。”(2)要把整体上的先进性要求与具体工作中的层次性要求统一起来。坚持先进性与层次性要求相结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官兵思想观念多样性和道德素质层次性的必然要求。“我们要加强和改进宣传教育工作。宣传教育工作要特别注意宣传的内容、形式和效果。一要适应时代的发展,二要分别不同对象,采取多种形式,分层次地进行有效的宣传教育。”不坚持先进性的要求,教育就偏离了正确目标和方向;不注意工作的层次性,教育就收不到应有的效果。(3)要善于吸收和运用体现社会进步的时代精神。“现在战士的思想状态,完全用过去的老办法去推理,解决不了问题,他们遇到的许多新问题是你想不到的。所以,一定要重视和加强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研究,了解新情况、研究新问题。”(4)要一切着眼于解决问题。2000年6月28日,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思想政治工作“要在增强时代感,加强针对性、实效性、主动性上下功夫”。强调贴近实际、解决问题,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要求,也是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力戒形式主义的需要。教育搞得如何,关键看质量和效果。搞教育就要管用,就是为了解决问题。 (三)大力倡导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创新。 是军队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的大力倡导者。他指出:要“改革那些实践证明已经成为弊端的东西和已经过时了的不再适用的东西”。1996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必须积极探索在新环境、新形势下治军的特点和规律,在继承我军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不断总结新经验,把治军的水平大大提高一步。”同时,还对探索有时代特色的改革创新之路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坚持改革创新,首先,要更新观念。他指出: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冲破落后的传统观念和主观偏见的束缚,改变因循守旧、不接受新事物的精神状态对待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既要继承和发扬,又要发展和创造。其次,“要适应改革开放和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新形势,紧密联系干部战士的思想实际,加强针对性、系统性和创造性。”再次,要借鉴社会和国外有益的经验。站在跨世纪的高度,强调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要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和我们的好传统,同时学习借鉴国外的好东西好经验,并且在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新的优良传统。 (四)极为重视军队思想方法的改进。 一是要求发挥大众传媒的教育功能。指出:“我们党历来非常重视工作。始终认为,我们国家的报纸、广播、等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这是因为,它作为现代化的传播手段,能够最迅速、最广泛地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到群众中去,并变为群众的实际行动;能够广泛地反映群众的意见、呼声、意志、愿望;能够及时地传播国内国际的各种信息,直接影响群众的思想、行为和政治方向,引导、激励、动员、组织群众为认识和实现自己的利益而斗争。”二是要求运用信息网络开展教育。多次指出:“要高度重视互联网的舆论宣传,总的方针是积极发展,充分运用,加强,趋利避害,发挥优势,主动出击,不断增强网上宣传的影响力和战斗力,使之成为党和国家思想政治工作的新阵地”。三是要求强化军营的熏陶。指出:“加强军队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大力提倡健康向上、催人奋进、丰富多彩的军营文化生活”。并要求文化生活既要发挥娱乐功能,更要着力于培养新一代“四有”军人。四是要求重视法规约束和服务的教育作用。明确指出:强调注重思想政治建设,同打击和惩处违法犯罪、加强法制建设,是相辅相成的。“要把加强制度建设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 (五)强调加强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领导。 首先,必须探索新时期治军的特点和规律,按照部队教育规律抓教育。1997年7月,在庆祝建军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深入研究和认识我军在新时期所处的条件,深入研究和认识我军建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要积极探索新形势下治军的特点和规律,着力解决新形势下部队政治工作、军事工作、后勤保障工作和国防科技工业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不断新经验,有所创造,开拓前进,进一步丰富、发展军事思想和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这一论述对我们深刻认识和科学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取得领导和教育的主动权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多次强调,“各级各类领导干部都要把抓思想政治建设作为首要职责”2000年6月,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党委书记主管思想政治和意识形态工作,这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各级党委领导班子的一把手,要努力加强自己的理论功底,提高政治敏感性和政治鉴别力,要做思想政治教育的第一责任人;还要带领党委一班人齐心协力做好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要把握教育的方向原则,确定重大教育任务;重点是抓好干部教育,力戒形式主义,坚持求真务实。这些论述对于加强党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导起到了重要的指导和促进作用。 三、军队思想政治的科学价值 搞好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充分认识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科学价值,坚持把这一理论作为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指针。 (一)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是军 队建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格局发生新变化、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兴起、我国经济深入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以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着眼于解决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新情况新问题,坚持马列主义军事理论、军事思想和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紧紧围绕进一步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军队这个总目标,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如新时期新形势新任务,加强军队建设至关重要;按照“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总要求,全面加强军队建设;加强军队政治建设,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发扬我军优良传统;大力加强军队质量建设,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要协调发展;依法从严治军,加强部队纪律建设。在军队建设思想中,包括了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思想和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思想和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是军队建设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军队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贯彻和运用。 (二)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在军队思想政治教育领域,是我军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代宗师,他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创立和形成了体现我军特点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新时期军队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在继承、邓小平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基础上,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军队肩负的使命,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地位、方针原则、目标任务、内容方法等作了全面阐述,并亲自倡导和推动了一些全军性的重大教育,形成了一条清晰的思路,即思想政治教育要适应我军建设所处的历史条件和社会,从保证我军“打得赢”、“不变质”的战略高度出发,以警惕“酒绿灯红”的影响和抵御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为突破口,狠抓邓小平理论的学习和四个教育,保证广大官兵政治上的坚定和思想上的纯洁。实践证明,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完全符合我军思想政治建设的实际,在保证官兵思想的发展方向、澄清官兵的模糊认识、提高官兵思想道德素质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三)军队思想理论为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证我军各项任务的完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发展主义经济的新形势下,我军在思想政治上面临的挑战和考验是空前的,思想政治教育也遇到了大量未曾有过的矛盾和难题。在这种情况下,我军按照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系列指示和要求,从发扬老红军传统、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教育,到进行三场重大政治斗争的教育;从警惕“酒绿灯红”、腐朽思想侵蚀影响的教育,到坚定信仰、保持革命气节的教育;从全军普遍开展“四个教育”,到集中搞“三讲”教育等,每一步都取得了显着成效。在思想政治的指导下,我军思想政治教育有力地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证了部队的高度稳定和集中统一,保证了各项任务的圆满完成。思想政治教育自身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了新的发展。 (四)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为新世纪我军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科学依据。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科学揭示了新形势下我军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和规律,是重要的理论创新成果,为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我军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科学依据,指明了正确方向。实践证明,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直接回答了新形势下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它来自于我军思想政治教育的丰富实践,同时又服务于实践,为实践提供强大的思想武器和理论指导。这些年来,我军思想政治教育所取得的成就和进步,是在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指导下取得的,其中包括对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认真学习和贯彻。只要以军队建设思想为指导,坚持不懈地探索和揭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和规律,就一定能够开创新形势下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局面。

国际法学论文:马克思主义法学对国际法研究影响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际法思想中所体现的法学研究方法 (一)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 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在法学领域内主要表现为:不同性质的经济制度决定不同性质的法，经济制度的变迁决定法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及各阶段主要的性质和特点。①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近代国际法就是随着殖民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而形成的，并随着世界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国际法作为资产阶级进行世界扩张的工具和幌子越来越偏离公平和正义的价值轨道，早已失去其调整正常的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促进和平的应有目标。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彻底抛弃和否定国际法，而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预测当世界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时，随着私有制的消灭，剥削和压迫将退出历史舞台，“和平”、“私人间的道德和正义原则”将成为国际法的主要原则。② (二)阶级分析法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的阶级性质决定了法的阶级性质。法的阶级性就是法的社会属性，亦即法的社会功能和价值所表现出来的最终利益归属。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法的阶级性并不意味着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以阶级斗争来观察一切事物和一切过程的始终，并将尖锐的阶级矛盾外化为对抗的形式。而法的阶级性则是强调法的社会经济基础的特定利益归属，强调通过法将阶级斗争控制在一定秩序的范围内，使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国际法也有鲜明的阶级性的特点。国际法调整的是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主要由国家来制定和发展，国家的阶级性决定了国际法的阶级性，没有超阶级的国际法。在他们生活的时代，资产阶级为追求剩余价值进行世界范围内的资本扩张，使其压迫和剥削具有了世界性，因此导致了世界范围内的阶级分层现实，这种国际关系的结构形式呈现出西方与非西方，世界范围内的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的不平等国际秩序特征。国际法的制定和发展主导权都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因此这种国际法必然反映和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 (三)批判的方法 阶级分析的方法必然会伴随着批判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批判国际旧秩序，揭露了西方列强之间的秘密外交和政治同盟的频繁变换使国际关系充满了欺诈和变数，批判了近代国际法的局限性。批判的观点贯穿着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和看待法律现象的始终，在批判和阶级分析的过程中，他们提出要以公平和正义为国际法的宗旨和价值目标，恢复国际法的尊严与权威。马克思主义倡导的批判方法与20世纪60年代产生的批判法学思考问题的角度上有相同之处，如批判法学也持批判的观点，从最坏的方面透视法律，揭露实质性的阶级矛盾，但批判法学在批判的同时并没有进一步提出可以操作的改革法律制度的方案，也没有提出对批判对象实行革命性改造的主张，因此它的批判缺乏持久的力量，仅仅靠否定性的批判并不能从根本上破坏它所批判的对象，因此批判法学派仍然属于资产阶级法学的范畴。①二、当代外国国际法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方法的应用周鲠生、刘丰名等老一辈国际法学者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研究方法来研究国际法，其成果对于我国建国后对外政策的开展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但苏联解体一度使马克思主义受到质疑和批评，加之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等国内外因素的影响，导致在当代中国法学领域内，淡化意识形态色彩，否认法的阶级性的观点日益增多，在国际法研究领域内更是普遍存在否认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方法指导作用的倾向。相比之下，国外国际法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法学方法论在国际法领域内的运用却保持了勃勃生机，一批国际法学者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国际法的研究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其代表学者有印度的B．S．契姆尼，英国的苏珊•马克斯，芬兰的马尔蒂•科斯肯涅米等人。下文以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研究方法为线索对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论述。 (一)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研究国际法的发展史 学者们认为，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密不可分，而国际关系则取决于各国生产力发展的对比状况。各国的外交政策与其国内政策密切相关，都由建立在特定生产方式上的社会经济决定。国际法的发展阶段是与全球资本主义的不同阶段相契合的。资本主义学者将世界经济的发展分为以下四个阶段:(1)1600～1760年，旧殖民主义发展阶段;(2)1760～1875年，自由资本主义时期;(3)1875～1945年，帝国主义时期;(4)1945年～，新殖民主义时期。②无独有偶，英国著名国际法学者布朗利也将国际法发展阶段分为1648～1750年，1750～1850年，1850～1950年，1950年～。B．S．契姆尼也认为世界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产生了相应的国际法律体系，具体可以划分为:(1)1600～1760年，在旧殖民主义发展时期，由封建国际法发展为资本主义国际法;(2)1760～1875年，在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国际法为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国际法;(3)1875～1945年，在帝国主义时期，国际法主要体现为帝国主义国际法;(4)1945年～，国际法经历了从资本主义民主国际法到资本主义帝国国际法的转变。③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各个阶段，西方国家相互之间、西方国家与亚非拉国家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国际法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在旧殖民主义发展时期，资本扩张的趋势打破了东西方之间完全隔绝的状态，西方世界和东方世界以征服和被征服的形式开始了不平等的交往，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呈现为对外剥削和征服，这种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发展特点决定了国际法由调整欧洲封建国家关系的封建国际法发展为真正具有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国际法。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进行殖民扩张的过程中利用国际法作为幌子，该阶段的国际法呈现出强烈的殖民主义的色彩。在帝国主义时期，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进行资本输出和对外剥削也影响到国际法，该阶段的国际法中出现的大量不平等条约就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特点。1945～1975年间，二战后广大亚非拉国家纷纷独立，这些新独立的国家在国内社会和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方面享有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并在国际舞台上享有了一定的发言权，新生民主力量的加入使该时期的国际法具有了一定的民主性，因此该阶段的国际法被称为资本主义民主国际法。但在20世纪70年代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却改变了这一民主化的发展趋势。世界经济的发展使跨国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和地位上升，他们拥有世界范围最先进的生产方式，拥有跨国公司和全球化的金融机构，控制着世界上的大部分财富，甚至影响到不同国家的主权行使，在这些跨国资产阶级利益的影响下，当代国际法处于从资产阶级民主国际法向资产阶级帝国国际法转变的进程中，致力于推动经济的全球化发展。 (二)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国际法 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认为，国际法也是有阶级性的，国际法所要实现的抽象的国家利益事实上是特定团体和阶级的利益。作为国际法的社会存在基础的国际社会分层的现实决定了国际法的阶级性，国际法由跨国资产阶级利益主导，主流国际法学者也代表着跨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当代国际法主要是服务于跨国资产阶级利益的。 1．国家及国际法的定义和国际法民主化发展的制约因素 主流国际法学者关于国家的定义主要围绕国家的四要素而展开，关于国际法的定义方面，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认为主流国际法学者总在谈“国家利益”，试图掩盖国际法所代表的特定阶级利益的性质。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指出，资本无限扩张的欲望是国际法民主化发展的外部制约因素，僵化的、受权力驱使的国际法的渊源，是国际法民主化的内部制约因素。主流国际法学者主张当代国际法的主要渊源包括条约和习惯。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条约是特定社会秩序的表达，反映集团利益的一定程度上的平衡。这一条约的定义揭露了条约的阶级利益的本质。习惯法的构成要素包括各国反复一致的实践和法律确信，大国的一致实践则往往被要求作为构成国际习惯的必要要素，加之国际法富有弹性，因而更能反映资产阶级的利益。国际组织的决议等“软法”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参与而具有民主化的因素，更能反映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遍利益，但主流国际法学者则认为“软法不是法”。①这种国际法渊源的界定方式剥夺了低层阶级在国际法制定过程中的话语权，使国际法完全受制于跨国资产阶级。② 2．国际法具体制度中阶级性的体现 由于代表跨国资产阶级利益的发达国家把持着制定国际法的主导权，为了保障跨国资产阶级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更多的利益，国际法的各个分支中都体现了跨国资产阶级利益主导的倾向。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与公共健康权之间的冲突、东西方国家关于征用时的赔偿标准界定的冲突、对于东道国的义务规定等都体现了跨国资本的利益。自由贸易体系不是服务于低层阶级利益的，其所倡导和推进的全球化在全球范围内遭到了低层阶级的抵抗，①就是这一结论最有力的证明。一些当代国际法学者认为国际法没有阶级性，因此，没有必要用马克思主义去指导国际法的研究。如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阶级性的科学论断，主要是针对国内法讲的，而国际法是无法用阶级性去分析的。②还有学者认为，国际法的阶级性很难论证，国际法律关系并不直接表现为明显尖锐的阶级对立。③马克思主义认为，研究法的阶级性实质是在分析法的社会功能和法所最终体现出来的社会某一团体的利益。国际法是由国家制定的，主流国际法学者宣称国际法反映的是国家利益，但国家利益太过空洞和抽象，因为国家意志仍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因此，国家利益实质上反映的仍是特定阶级的利益。在当代国际社会中，主导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层无一例外地是跨国资产阶级的代表，在这些发达国家主导之下所制定的国际法规范也反映着隐藏在国家的“面纱”之下的跨国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一点在上述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的观点的论述中已经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了。通过国际组织而形成的国际法也同样体现着阶级利益，因为国际组织同样是由国家所创建和主导的，除了极个别的第三世界国际组织外，西方发达国家垄断了绝大部分的国际组织并将跨国资产阶级的利益渗透其中。当代国际法中出现了一些新的民主化的因素，如国际强行法的出现和普及，对一切义务等新概念的出现等，有人提出这些民主化的因素突破了国际法的阶级性。马克思主义认为，统治阶级为了维持统治，总是会作出一定让步从而把阶级冲突控制在秩序允许的范围之内。④但更多的是被统治阶级的让步，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了法的阶级性并没有变化。国际法也是一样的，跨国资产阶级进行资本扩张、实现其经济利益也需要有一定程度上的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反映跨国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全球化浪潮、贸易自由化趋势需要建立在一个相对和平和平等的国际社会的基础之上。同时，低层阶级的力量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跨国资产阶级的行为，因此，国际法体系中的国际强行法、对一切的义务等民主因素并没有消除国际法的阶级性。⑤ (三)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国际法 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国际法，有助于纠正主流国际法的不公正和盲目性，有助于让低层阶级认识到当代国际法的性质和特点，有助于国际法的民主化、合理化发展。事实上，阶级分析的方法必然会伴随批判的方法，因为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正是通过批判当代国际法的不公正进行阶级分析的过程。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国际法要求马克思主义学者关注其他非主流的国际法学流派，共同形成对主流国际法学派的批判和监督。在当代国际法的研究队伍中，具有左倾倾向的学者正是以批判的方法来分析和看待各种国际法现象，对国际法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面对西方国际法学的主导地位及其对第三世界的渗透，以批判的精神进行国际法的研究可以使国际法在批判中前进。B．S．契姆尼将自己的研究方法称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方法。①但要注意在批判主流国际法时，要在批判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主张和理论，否则容易重蹈批判法学派的覆辙。 三、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方法用于当代国际法研究的时代意义 (一)有利于当代国际法朝着民主化的方向改革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方法在当代国际法研究中的运用，在分析国际法阶级性的基础上，批判了大国在国际法制定过程中的主导权和控制权，指出跨国资产阶级利益在背后的操纵是当代国际法偏离公正和正义价值的主要原因，而大国对国际法的违反是当代国际法民主化发展的真正障碍，有助于引导低层阶级、第三世界国家认清当代国际法的性质，鼓励第三世界国家积极参与国际法的制订过程，抵制霸权主义，促进国际法的公正合理和民主化发展。 (二)有利于对国际法理论进行反思与审视 作为一种非主流的国际法学观点，其批判的研究方法可以启迪人们对主流国际法学进行反思，阶级分析的方法有助于揭露当代国际法的实质和价值追求，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通过分析国际经济体系的变迁与国际法发展之间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揭露了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在近代国际法与当代国际法中所产生的影响。这些与主流国际法学者的研究方法和角度完全不同的分析方法给国际法理论研究带来了一个彻底的革命，可以启迪学者们用各种不同的角度和方法进行国际法的分析研究，并促使主流国际法学者对自己的研究成果进行反思和审视。 (三)有利于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服务于中国的外交实践 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法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着淡化意识形态色彩的倾向，国际法领域的研究最主要的趋势是追求与西方接轨，西方主流国际法学者的理论和观点被大量地引进和宣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研究方法，将阶级的、批判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引入中国国际法理论研究中可以让中国的国际法学者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立场，让中国的国际法理论研究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外交实践，更有力地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维护第三世界国家和低层阶级的利益，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作出贡献。 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作为一种非主流的国际法学流派，是与主流国际法学流派截然不同的一种流派，不同声音的呼喊可以启迪人们对主流国际法学进行反思和改革。但现阶段，将马克思主义法学方法用于国际法研究仍有许多局限性。运用马克思主义法学方法进行国际法研究的队伍势单力薄，其研究成果也仍处于分散的、非体系化的阶段，一些概念的界定仍不太明确，对于国际法基础理论的研究和对于各个部门法的研究都不够充分和完善，在批判主流国际法的基础上进行的构建新的国际法理论体系的努力仍不够充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国际法研究中的运用还要警惕过于“左”的倾向，否则无异于作茧自缚。 国际法学论文:浅析国际法学方法论的体系理解 方法论领域的每一次突破与创新对于法学的成熟与发展都是一次难得的机遇，这一点对于国际法学而言亦是如此。同对各种具体方法的简单描绘和罗列不同，方法论侧重的是揭示如何合理有效地使用各种具体认识方法的方法，是“方法的方法”或者说是方法论原则。由于“方法论”一词在我国法学领域本就属于一个“时髦”的词汇，如何界定国际法学方法论国内目前尚无权威、一致的结论。但是，从方法论的本质不难看出，国际法学方法论应当是关于国际法的本质的抽象存在和发展变化的包含国际法的性质、渊源、效力依据、运作模式等基本内容在内的综合性方法体系。与法学其他部门法的方法论相比，国际法学方法论应当既含有法学研究方法的普遍性，又具有相对于其他部门法认识方法的特殊性。具体而言，这种“普遍性”表现在国际法学方法论和一般方法论相同，主要涉及研究者思考问题的立场选择、研究对象范围的确定、研究途径的科学考量等内容;而这种“特殊性”则表现在国际法学方法论内容体系的上述三个主要方面所呈现的国际法学科专业特色。 一、国际法学方法论的体系理解 如上所述，国际法学方法论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相互结合的综合性体系，而对于这一复杂综合体的理解主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具体展开: 1．国际法研究的主体立场———实证主义与价值主义 方法论作为研究者论理所使用的方法、手段和程序的体系，不仅无可避免地受制于研究者的主观思维，并且深刻反映着研究者的思想活动。从研究者所持立场划分，对国际法的研究可以划分为实证主义研究与价值主义研究两大类。 其一，国际法研究的实证主义。国际法研究的实证主义，是指在对国际法规范、国家实践、国际司法判例等素材进行价值无涉地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客观、中立地描绘出某一国际法问题“是什么”的方法论体系。它强调事实与价值、法律因素与非法律因素的严格区分，强调以国际法规则、国家实践等实际的国际法制度为研究对象，从而有效排除道德、正义和价值等自然法要素对于国际法研究的干扰与渗透。普遍认为，实证主义方法的研究对象———“实然法”，起源于边沁对“实然法”和“应然法”概念的区分;而就实证主义方法本身则根植于以奥斯汀、哈特、凯尔森为代表的实证分析法学派的研究。具体到国际法学领域，以宾刻舒克、奥本海为代表的实在法学派(Positivist)是实证主义方法的积极倡导者和践行者。自17世纪首次被提出至19世纪占据压倒性优势，实在法学派自产生至占据主流地位经历了长达两个世纪的发展。在实在法学派看来，国际法的效力根据来自于体现各国共同意志的国际条约或国际惯例。他们肯定“公认”是国际法的唯一基础，强调法律只能是被创制出来的，不存在人定法之外的其他法律，如自然法。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将国际法作为一个独立的客体，在对大量的国际法规则、国家实践和司法判例进行客观中立的解释的基础上，从个别到一般，归纳出国际法的本质属性。主张实证主义方法论者的主要理由在于:“第一，国际法的研究如果不基于实证，会让国际法看起来不像‘法’，而更像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第二，国际法研究如果缺乏实证，会使结论缺乏说服力。”［3］51－52 其二，国际法研究的价值主义。国际法研究的价值主义，是指在以价值批判为分析方法研究国际法的效力根据、国际法的正当性和价值取向以及国际法的发展趋势是否符合正义标准的基础上，带有主观性地解决国际法“应当是什么”的问题。同实证主义不同，价值主义认为法律应建立在“理性”、“正义”、“道德”等抽象的概念之上，强调法律的合理性。国际法研究的价值主义根植于16世纪摆脱基督教神学束缚的自然法学派(Naturalist)。关于国际法的效力根据，以普芬道夫、维多利亚为代表的自然法学派学者认为国际法是自然法的一部分，其效力来自于人的本性、理智，因而不承认实在法规则及其效力。然而，建立在自然法基础上的国际法体系不禁使人疑虑重重:一项国际法规则，怎样证明其体现了人类理性?国际法中“正义”的标准又为何?这些通过演绎方法推导出的自然法规则，给人以空中楼阁的感觉，使国际法体系岌岌可危，因此自19世纪开始，自然法学派开始逐渐衰落，并最终被实在法学派所取代。 价值主义的研究方法侧重于通过运用演绎推理的方法，寻找国际法规则有效之“理性之命名”。而对于国际法本身，价值主义更是认为需要从国家的本性或国家存在的目的上去推求。尽管主张价值主义的自然法学派已经衰落，但是价值主义本身仍然是与实证主义相对应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范畴。价值主义的拥护者认为:“首先，‘事实’的丰富性或者说现实世界人们关系的复杂性、多样性，迫使研究者或立法者不得不选择一些关系进行研究或规范，而选择总是与选择者的价值取向有关;其次，观察者和等待解释的客观事实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因为人们能够观察到什么东西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他所接受和拥有的理论结构。”［4］47因此，通过价值主义方法研究国际法时，就同一法律制度，不同学者往往会站在不同的立场进行分析，如对WTO体系的理解和评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因立场不同得出的结论就会有所不同，甚至截然相反。除了分析现行的国际法外，价值主义还着眼于对当下的国际法进行反思，提出批评和改进的建议，并预测其发展趋势，其典型代表为:如就国家间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问题，遵循价值主义的学者在总结当下制度存在的缺陷的基础上，往往也会探讨其相应的解决策略，例如将其纳入WTO机制解决的可行性等。 2．国际法研究的素材客体———学说研究、规则研究与实践研究 “进行国际法领域的各项研究，首重资料。”［5］74因此，无论是实证主义还是价值主义方法论，除了确定研究者的主观立场外，还需要根据学科特点明确把握国际法的主要研究对象。 其一，学说研究。学说或学说史研究，是研究该学科产生、发展与演变的学问，体现了以历史视角把握该学科发展脉络的内在要求。［6］13在国际法领域，许多权威法学家的学说都曾经在历史上对国际法规则、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例如，在国际公法领域，欧洲近代国际公法的奠基人格老秀斯的著作《战争与和平法》就曾对近代国际公法的整体发展产生过突出影响;又如“在条约解释上，瓦尔特的‘无需解释的事项不须解释’的学说竟成为习惯国际法规则，并且也成为《维也纳条约公约》第31条解释通则的组成部分”［7］78。而回顾国际私法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从没有一个学科像国际私法一样创造出如此多的学说和理论，例如就一国法院审理涉外民事案件何以适用外国法这一国际私法核心问题之一，自12世纪以来先后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学者及其学说，这其中包括巴托鲁斯及其意大利法则区别说、以胡伯为代表的国际礼让说、萨维尼及其法律关系本座说以及里斯提出的美国《第二次冲突法重述》等等，可谓数不胜数。至于学说能否作为国际法渊源的问题，《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规定，权威公法学家学说只能作为确定法律原则的补充资料，其本身并不是法律渊源，不能产生法律拘束力;而在国际私法领域，学说也被普遍认为一般不能成为国际私法的渊源;在国际经济法领域这一点更是没有争议。尽管学说一般不能被视为国际法渊源，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学说无论是对国际法的规范体系建立还是对国际司法实践都曾发挥过重要的指导作用，在一些普通法国家，学说甚至是法官据以裁判的根据。因此，对于学说的研究有利于我们在重新审视历史的基础上，将国际法研究推向一个更高的水平。 其二，规则研究。对于国际法规则的研究，既包括对国际法现行有效的法律规则的研究，也包括对国际法“软法”的研究。就研究现行有效的国际法规则而言，需要从法律渊源角度入手。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规定，国际公法的渊源包括国际公约、国际习惯和一般法律原则以及作为辅助性材料的公法学家学说和司法判例。国际私法的渊源，一般而言，除了国际公约、国际习惯和一般法律原则外，还包括国内立法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内判例，其中国内立法不仅是国际私法规则的最早表现形式，也是迄今为止国际私法最主要的渊源。比较而言，国际经济法的渊源则主要包括国际公约、国际惯例以及国际司法机构和准司法机构的有法律拘束力的裁决。以上这些构成了现行有效的国际法规则的基本内容，在具体研究这些规则时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值得特别注意:(1)鉴于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其规范呈现出的各自特点，在研究国际法规则时，我们必须准确把握它们之间的共性与特性，不可一概而论。以国际习惯和国际惯例为例，前者常出现在国际公法的概念中，要求必须是国家实践的产物;而后者则常出现在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中，常常指向国际民商事私主体实践的产物。在国际公法中，习惯只要一经证实，即可直接作为法律执行;而在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中，惯例只有在经当事人选择或法律和法院认可的情况下，才能作为法律执行。(2)即使是已经明确的国际法渊源本身也呈现出一定的规则模糊性，这无疑给研究国际法规则造成一定的困难。以国际公法中的国际习惯为例，如何确认某一事项构成国际习惯，需要考虑两个因素，即国家的确信和国家的实践，而这两项标准往往不能轻而易举就得出结论。除此之外，即便是得到缔约国共识而广为使用的国际条约，也可能会表现出模糊性，如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由于各国无法在实际履行等问题上达成一致，因此对于合同的效力、合同的转让、营业地在非缔约国的当事人能否通过意思自治选择适用公约等重要问题，CISG都没有涉及。(3)随着国际交往的日益密切以及国家和跨国民商事主体的实践累积，国际法在不断发展，而国际法规则也始终处在变动之中。以一直不断更新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INCOTERMS)和《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UCP)为例，尽管这些改变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国际法规则的不稳定性，但是我们应当看到，这些更新后的惯例因切合国际商事交往的实际需要，不仅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普遍认同和接受，而且也不断完善着国际经济法的规则体系。所谓国际法上的“软法”，是指不具有强制力的某些宣言和国际组织的决议，以及尚未生效的国际法公约等等。这些“软法”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际法渊源，但是他们在调整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也不容忽视。如2005年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尽管该公约目前尚未生效，但是通过该公约，我们可以看到各国在国际民商事管辖权方面表现出的加强司法合作的意图，而这一意图又充分反映了该领域的最新立法成果。由此可见，国际法中的“软法”为处理国家关系、国际民商事关系和国际经济关系提供了一定的指导原则和磋商基础，以联合国1974年《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为例，尽管其内容多为建议性的规范，但是其仍然可以称得上是国际经济法的辅助渊源或准渊源，理所应当纳入国际法规则研究的范畴。 其三，实践研究。通常而言，国际法中的实践包含司法判例和国家实践这两大类。其中一国的国内司法判例因体现的是一国的国家意志，因此除具有判例属性外也是国家实践的一种具体形式。由此，“国际法判例”和“国家实践”这两个概念便在“国内司法判例”领域存在内容上的重合，其具体关系。 有鉴于此，关于国际法的实践研究，笔者也将按照图1所示，将其划分为国际司法机构和准司法机构等的判例、一国国内判例和非判例的国家实践三部分展开分析。 (1)对于国际司法机构和准司法机构等作出的判例，按照国际法的一般原理，它只对个案当事人和当事国有效，对其他案件或当事人和国家并无拘束力。但是，随着国际法的不断发展，司法判例在国际法上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在国际公法领域，尽管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和第59条的明确规定，司法判例只是辅助性渊源，但是国际法院等国际司法机构在判案时还是会经常援引先例，其中以1949年“科孚海峡案”和1953年“诺特鲍姆案”最为典型。此外，除了为法院今后审理相似案件提供可援引的依据外，某些判例甚至创造出新的国际法规则，并且这些规则为一般国际实践所承认和遵循，例如领海直线基线的确立就来自于1951年“英挪渔业案”的判决。除国际法院、海洋法法庭等国际司法机构外，一些准司法机构的实践也越来越受到理论和实践界的关注，这其中以解决投资争端的国际中心(ICSID)和WTO争端解决机构(DSB)最具代表性。就ICSID而言，其仲裁裁决本身并不存在遵循先例的原则，如就两国双边投资协定中的最惠国待遇条款是否包含对ICSID仲裁的同意的问题，ICSID先后裁决的“玛芬兹尼诉西班牙案”和“普拉玛诉保加利亚案”得出的结论完全相反，然而这两个案子最后都得出ICSID享有管辖权的结论又反映出它们在扩大ICSID管辖权方面起到的先例指导作用。如果我们研究WTO框架内的争端解决，我们会发现它更是如某些学者所言“明显地表现出了案例法的方法或特点”。［8］123以1995年至2001年7月为例，DSB形成的54个专家组报告和38个上诉机构报告中，阿根廷鞋保障措施案、日本酒税案、美国汽油案、美国羊毛上衣案和欧盟荷尔蒙案在40个以上的报告中被引用，欧盟香蕉案和印度专利案被引用的次数也超过30次，而美国虾案、美国内衣案和澳大利亚鲑鱼案也被引用过20多次。［9］276由此可见，这些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不仅已经成为国际经济法领域的经典案例，而且为DSB处理以后相关的争议提供了参考和依据。 (2)一国国内判例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在国际法实践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在国际公法领域，国内司法判例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作为国际习惯法的证据，尽管其证据效力与国际法院等国际司法机构作出的判决相比要小得多。而在国际私法领域，国内判例对于国内法院审理案件更是具有重要意义，在秉承“遵循先例”的普通法系国家，国内判例更是重要的法律渊源。除此之外，一国国内判例同样有助于促成国际法新规则的形成，这方面的例子有:1812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的“斯库诺交易号案”开启了美国历史上坚持“绝对豁免主义”的时代;1878年法国最高法院判决的“鲍福莱蒙案”引起了人们对法律规避问题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1926年英国法院审理的“安斯利继承案”正式确立了双重反致原则，等等。 (3)非判例类的国家实践既包括单一的国家实践也包括国际社会的共同实践。研究这些国际实践的意义在于，它们深刻地反映着当前一些国家的利益诉求和国际关系的最新趋势，表明着某些规则正面临的挑战或者在某一领域出现新规则的可能。一方面，需要肯定的是有些国家的单一实践已经形成了新的国际规则，典型代表如“即时国际习惯法”(in-stantcustomaryinternationallaw)，与通常意义上的国际习惯法强调国家的长期反复实践和各国的内心确信不同，即时国际习惯法只需要一国采取一次性的国家行为，如果没有遭到其他国家的反对，其合法性一般就会得到国际法的承认，如某一国家向太空发射卫星的行为便是即时国际习惯法的典型代表。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注意到一些国家的实践由于不符合当前的国际法规则，非但无法构成新规则反而有可能成为国际社会制定新规则加以规制的对象，例如“预先性自卫”。所谓预先性自卫是指一国对其主观认为即将来临的攻击率先采取军事打击的行为。近年来，美国以打击恐怖主义的名义采取了许多预先性自卫行为，对此，各国普遍感到不安，不仅强烈反对这种扩大自卫权范围的主张，并且希望能够在联合国框架内利用一切办法应对这一国家实践。［10］51 3．国际法研究的阐述路径———单独研究与比较研究 在进行国际法的阐述时，有两种可遵循的研究路径:单独研究和比较研究。前者的优势在于这种研究方式能够有效把握问题的核心，始终围绕问题本身分析，不会造成思维和叙述上的混乱;而后者的优势则在于发散思维，通过比较从不同侧面分析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更为全面的认识。支持单独研究的学者认为:国际法具有自成一体的特征，注定与国内法或一般法学有所不同，比较方法并不适用于国际法。事实上，国际法中的“联合国”、“WTO”等概念及制度确实与一般法学或国内法不具有可比性，因此在研究这些国际法特有的制度上，有必要通过单独研究展开具有针对性的讨论。与之相反，支持比较研究的学者则认为，国际法总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而且其概念本身都是在和国内法进行关系比较的基础上形成的，因而比较法更适合说明国际法问题。而事实上，这两种研究路径由于侧重不同，在不同的国际法问题研究中都各自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单独研究。通常而言，单独研究可以划分为对某一制度整体进行的宏观研究和对该制度中某一个体进行的微观研究。以WTO为例，作为当前国际社会协调和约束各成员贸易政策、法规、措施等关涉多边贸易关系的最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WTO在性质上的唯一性决定了对其从宏观角度进行单独研究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与此同时，WTO的机构设置、法律体系、争议解决机制以及众多国家和地区的参与成员等客观现实又天然地要求对它的研究必须着眼于微观。因此，如果说宏观的研究模式使人能够对WTO有一个全面的、综合的认识和把握的话，那么，微观的研究模式则使人能够更加深入理解WTO的各项具体规则，更有助于实践操作。 (2)比较研究。“早在1900年，就有学者指出比较法的两大作用:它既是‘解释法律的宝贵工具’，又是‘立法进步的有力工具’。”［11］54在笔者看来，用这句话来说明比较研究对于国际法的重要性也同样正确。由于国家法本身的国际性和多元性，国际法学比较研究本身也具有多种形式。例如，在研究作为国际私法渊源之一的国内法时，常会涉及各国国内法之间的立法比较，而由于各国语言的不同，立法比较又会建立在对各国立法文意和对国际私法规则理解的比较基础之上;在研究海上货物运输的相关规则时，我们总是会将调整提单运输的国际公约海牙规则、维斯比规则、汉堡规则、鹿特丹规则放在一起进行前后比较，以便思维得到清晰的梳理;在研究国家责任时，历史比较的眼光又会使我们充分了解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责任对传统国家责任的补充和完善。总之，比较式的阐述方式早已深入国际法研究的各个领域，成为国际法学方法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国际法学方法论研究之我见 关于方法论对于法学研究的基础性地位及重要意义，拉伦茨教授在《法学方法论》一书中曾经给予高度评价———“法学之成为科学，在于其能发展及应用其固有之方法”［12］21。笔者认为，这些评价也可以适用于国际法学和国际法学方法论之间的关系。自奥本海在1908年撰写《关于国际法的任务与方法》［13］313的论文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国际法领域正在发生的两点根本性转变:“第一，国际关系尤其是新生领域的国际关系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法规则和制度的制约和影响;第二，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为解决以上新生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14］291这种转变在笔者看来，深刻地展现着国际法学方法论对于国际法发展的重要意义。目前我国关于国际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尚不够成熟，未形成任何研究体系，而就其发展笔者愿意提出自己的拙见，即:从方法论角度研究国际法学，应当在坚持实证主义立场的基础上辅之以价值主义，并且结合多种方法选择合适的阐述路径展开分析。 其一，面对实证主义与价值主义之争，纵然有学者认为价值主义的意义在于:“法学中弥漫着意识形态，并在某种意义上讲，意识形态一直哺育着法学理论，事实上不受意识形态约束的实证法学根本上不存在。”［4］47然而，我们应当注意到国际法学本身方法论上的特殊性:一方面，国际法规则大多是国家间利益妥协与平衡的产物，是国家的现实实践，在研究时不应涉及价值判断;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认清国际法的发展并非是普通人甚至专家学者可以预测的。仅以国际公约为例，很多时候只要符合公约要求的缔约国之间同意，随时可以修改公约，但是缔约国家间在什么情况下会达成一致意见则涉及诸多不确定因素。因此，在研究国际法时，笔者认为最好将其限定在当下的国际法框架内，坚持实证主义的方法，既不对现行有效的规则作过多的“善恶”判断，也不要动辄就修改国际规则或预设国际法的发展方向。但是，这并不是说要完全放弃价值主义的立场，相反，在坚持实证主义的前提下，国际法的研究也应当适当考虑价值主义的方法，在立足现实的基础上，把握“适度”原则合理批判，准确理解国际法学的现在和未来。 其二，在具体研究国际法问题时，应注意灵活运用多种方法，选择合适阐述路径。(1)以现行国际法为核心展开的国际法研究，要求我们观察、分析实际的法律制度及其运作，而且必须注重采取规则研究、实践研究等多种方法。这种围绕国际法规则、案例等法律因素展开的讨论和研究，恰恰是实证主义所倡导的。(2)除了现行国际法外，研究者还应当以动态的历史眼光审视国际法的过去，建构国际法的未来，因此除以上方法外还有必要对国际法展开学说研究。尽管学说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成为国际法的渊源，而且随着国际法的不断发展和国家实践的积累，以学说作为国际法的证据或者调整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依据的情况正在日趋减少，然而权威的国际法学者提出的理论学说仍然为我们研究现行国际法提供了多角度的思路与可靠的资料，而且近些年出现的独具视角的新国际法学说也为我们解决当下国际法面临的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和新途径，应当善加利用。(3)在前两点的基础上，我们应当注意分析所研究问题的特性，在单独研究和比较研究中选择更有利于清晰阐述观点的方法，从而完成揭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研究过程。 因此，尽管国际法学方法论涵盖内容之广泛不是一时一刻就可以罗列完全的，而我国国际法学研究方法及其方法论体系“先天不足”的缺陷也不是短时间可以弥补的，但是从现在起不断完善我国国际法学方法论的体系架构却是可以做到的。鉴于对国际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其他国家比我国开展的时间要早得多，甚至有些国家已经在大学开设了具体的国际法学方法课程［16］388，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些资源一方面对国外学者成熟的理论加以借鉴移植，另一方面针对我国的特殊国情和法律制度完善我国独有的国际法学方法论体系。总之，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国际法学方法论作为今后国际法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为我们开启了研究国际法的一扇新的大门。相信只要我们善加利用，其必将为我们研究国际法拓宽思路，使国际法的研究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本文作者：刘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 国际法学论文:论国际法学教育的发展 在这一阶段，国立北京大学、国立中央大学、朝阳大学、东吴大学、北京法政专门学校的法学教育中似最具规模、影响力最盛。节取上述各校的课程设置，以及20世纪40年代国民政府所修正的法律学系科目表，可有如下观察： 首先，国际法课程在得到一如既往的重视的同时，也在教学上有了更为精细的授课安排。除在课程中普遍将国际法区分为国际公法与国际私法独立授课外，一些学校也进一步将国际公法区分为平时国际法与战时国际法在不同学年各自讲授。虽然这种课目划分并非此阶段的新兴现象，但更多学校对这一国际法课程设置的采用，既是国人对国际法学的认知更为系统全面之体现，也意味着法科学校愿意给予国际法更为充分的学习时间，显示出对国际法教育有了更高的评估与偏重。如，国立北京大学20世纪20年代的法学专业课程中，在第二、三学年开设国际公法，而在第四学年开设国际私法。国立中央大学从第三学年划分组系，而无论是司法组、行政法组，还是法学组，都将在这一学年开设国际公法课程，而在第四学年开设国际私法课程。其中，国立北京大学的国际公法课程更细分为平时国际公法与战时国际公法，前者讲授于第二学年，后者则讲授于第三学年。 其次，国际法课程得到授课时数或年限上的较好保证。在多数学校，国际法课的授课年限至少为一年。如，中央大学法学院为三个不同组系所安排的国际公法授课时间均为一年，即使是列为选修课目录中也未缩减。东吴大学的国际公法课程的学习年限也为一年，且在那一学年中所占学分最高。较之同校一些仅开设半年的基本法学课程，如中国宪法、中国刑事诉讼法、中国刑法总则、中国民法总则等等，国际法一年的学习时限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其在中国法学教育中所占之地位。而在北京大学法科，由于平时国际法与战时国际法的分开授课，实际也分配给国际公法两年的学习时间。 最后，国际法出现从法学教学科目向法学教育专业上升的迹象。作为法学教育的必要构成，清末以来的国际法教育一直是作为教学科目之一得以重视并渐为发展。而至20世纪40年代，按国民政府教育部1945年修正之法律学系科目表所示，中国国际法教育有了性质与地位的又一次提升。据此科目表，除共同必修科目以外，法律系可采两种学分制度，一为混分制，二为分组制。在分组制教学中，四大组系分别为：司法组、行政法学组、国际法学组、理论法学组。在这种分组制的科目列表中，对于司法组、行政法学组以及理论法学组而言，国际法仍作为共同必修课之一门；但对于国际法学组而言，国际法教育不再单单体现于一或两门法学课程，而成为了一个法科教育的专业或培养方向。国际法教育由此开始了从法学学科下的一门课程向高等教育的一个独立学科的演进轨迹。 国际法学师资构成的演变与充实 早期从事中国法学教育的多为西方传教士，丁韪良无疑是在中国教授国际法课程的第一人。至清末修律，大量外国法律专家被聘来华执教，日本学者则成为其中之最。据载，清末京师法政学堂、京师法律学堂、直隶法政学堂、山西法政学堂等22所法政专门学堂均有延请日本教师，达311人之多。以京师法律学堂的课程开设为例，包括法学通论、宪法、国法学、刑法、民法、商法、法院编制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破产法等在内的全部法学主干课程都由日本学者担纲。其中，担任国际法教学的为岩井尊闻，而教授国际私法的则为志田钾太郎[2]116，726。时至民国，国际法教学的师资队伍开始出现明显的本土化趋势。随着法科留学生的陆续回国，以及中国各类法科学校所培养人才的日渐出炉，民国时各大学法科或专门法政学校中执教的中国教师越来越多，国际法师资队伍中的中国教师比例也日益提高，至20世纪30年代后已经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以当时法学教育界享誉盛名的“北朝阳南东吴”为例。从民国元年发展至20世纪20年代前后，朝阳大学的法学教员中尽管仍有冈田朝太郎、岩谷荪藏等外国教师，但其主要教学任务已交由中国教师来完成，所聘请者不乏当时中国各知名法家，如余棨昌、钟赓言、程树德、陈镐生、王家驹、李怀亮等等。最初在该校教授国际公法的为来自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巽来次郎，但据1917年《教育部视察朝阳大学报告》，当时亦有中国教员承担此门课程的讲授。报告中提及，检查当时正逢中国教师钱泰在讲授国际公法课程，报告评价其教学为“讲解详明，学生尚能注意”[3]464。而作为与朝阳大学齐名的又一著名私立高校，东吴大学的本土师资也得到明显充实。由于创建东吴大学法科的美国人兰金本是律师出身，为在中国培养具有现代专业素养的司法人才，东吴大学最初所聘教员都为实务界人士，并有不少外籍专家，如“大美国按察使衙门”的罗炳吉（CharlesS.Lobingier）。而随着学校的扩充，如董康、吴经熊、梅华铨、张君励等中国法界名人都陆续受聘开始于东吴大学法科执教。至20世纪30年代，在东吴大学法学院执教各主干课程的人员中，除教授英美法的萨莱德（GeorgeSellett）与教授国际公法的路义斯（Robert.E.Lewis）外，其他如法理学、宪法学、罗马法、法制史、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等各门课程的授课教师均为中国人。而在路义斯外，其他担任国际公法教学的都为中国教师，如梁鋆立、姚启胤、夏晋麟、倪征燠。就当时在各校教授国际法的中国教师的学历构成来看，其大部分都具有外洋留学背景。其中，小部分人求学于东洋日本，如周鲠生曾于1906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并在那里加入中国同盟会；更多人则选择远赴欧美，如在东吴大学教授国际法之钱泰就留学于法国巴黎大学，并获博士学位。不过，这些后来活跃在中国国际法教育舞台上的身影，留学前多已在国内研修过法律，往往同时具有中外两方的法学教育背景。可以认为，对于曾积极参与过民国时期国际法教学研究的上述各人，留学是对其学识的提升与眼界的拓展，但这种收获与国内法学教育所提供的有益导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息息相关。这也从又一侧面印证了民国时期中国国际法教育的成长与收效。 国际法学教育对国际法理论研究繁盛之促成 外国著作或教材的翻译无疑是中国国际法教学资料的第一来源。早在京师同文馆开设国际法课程的最初，丁韪良主导下的一系列国际法译著就作为同文馆之授课教材而集中出现。据《同文馆题名录》所载，除丁韪良所译之《万国公法》外，当时既为早期国际法输入中国的代表作品，又作为同文馆授课教材使用的还有《星轺指掌》、《公法便览》、《公法会通》、《中国古世公法论略》。至20世纪上半叶之法科大学与法政学堂中，外国国际法著作及教科书的翻译更为活跃，劳麟赐所著《万国公法要略》、今西恒太郎所著《国际法学》、高桥作卫所著《最近战时国际公法论》、中村进午所著《战时国际公法》及《平时国际公法》、今井嘉幸所著《中国国际法论》、横田喜三郎所著《国际法》等的中译本纷纷现世。一些编撰者在书中甚至连教材资料来源、适用学校、建议课时或学分都进行了专门交待。如宁协万在其《现行国际法》中称：本作为“著者历年关于国际法之札记、杂录、论著、译述、及讲演各稿，为有系统之整理，而仿德国黎斯特国际法与英国罗连士国际法之例，分作四部以成本书”。著者在“国立北京法政大学专任教授，在职八载，逐年将新得材料，加入本书，讲授学子”，而其在“中国大学、朝阳大学、中央大学之讲座，均以本书为讲授之资”[4]1。周纬《新国际公法》中也谈及，其先“担任北大法科国际公法教授、旋南下改任中央大学国际公法教授”“，今以其两处讲义”，“出版问世”，“不负国际法学院之期望”[5]11。谭锡庠在《新编平时国际公法》中介绍，“本书原为民国十九年时之讲稿徒以材料及编制未妥善故特重行增删之”“，本书可供大学教本或参考书之用”[6]7。朱建民的《侵略问题之国际法的研究》中附有说明称“，本丛书每册各附导言或编后记，并各跋以讨论大纲，以便各训练班或小组讨论会之应用”[7]3。张道行的“部定大学用书”《国际公法》则有更具体的指导：“本书力求深入浅出，以冀能合于初学者的应用，若采而为教科书，则以四学分至六学分为宜，每周讲授两章，适可供一年的学程之用，书中所引成案，已不算少，苟有不足，则Scott，Evans，Briggs，Dickenson的编本都可补充，实则各生如能于上述各种成案的课本中，详研其内容，成为有用。”[8]6 由此，国际法教育的需求牵动了国际法学研究的进步：教材的编写是教学开展的要件，也成为国际法理论延展的基础与构成；学校刊物的创办是国际法教研成果的展示，也是国际法学科成长的助力与印证。可以说，中国国际法教育为中国国际法学生长不可或缺之内容，其前行之步伐与国际法学之成长丝丝相扣，为近代中国国际法学体系的生成贡献良多。（本文作者：刘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教育模式研究 当前我国法学教育，存在理论教学力量雄厚，实践教学力量薄弱的重要现实。法学院不乏具备博士学历和高级职称的法学专家，但是法学教学实践基地却较少，尽管有些院校也对外宣称建立诸多法学教学实践基地，但是由于资源的限制，大多数也是徒有其名，这对学生法学实践技能的培养造成不利的后果。 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学教育模式 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学教育模式，基本使用“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主要通过引导学生之间对法律问题的辩论，逐渐的发现各自的错误，进而达到对法学问题认识深刻，并提高法学思维和法学素养的目的。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学专业学生主要通过学习上诉法院裁决编写的案例教科书来提高自身的法学素养和技能。案例教学法的特点是，学生主要通过学习和研究大量的司法案例来研究法律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精神。英美法系法学院的教师大多由具备多年司法经验和实践的法官和律师担任，这样他们在传授学生法律知识的时候，能够做到法律知识和司法实践的有效结合，真正培养学生的法律分析能力和应用能力，对学生的法律职业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但是英美法系案例教学也存在一些弊端，由于司法判例不能囊括所有的法律问题和法律知识，因此这种教学方法不能使得学生系统地掌握法律的知识体系。 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学教育模式 大陆法系的法学教育模式，采取课堂讲授和课外课程讨论的学习，学生不仅要在大学校园里学习书本上的法律，通过系统的科班教育，掌握法律的基本原理、基本体系和基本原则;还要到司法、行政部门去练习运用法律的能力，并且最终检测学生学习成绩是否合格考试，不是由大学教授而是法官、高级行政官员主持的。大陆法系国家注重对法学理论和原理的研究，实践以理论知识的掌握为基础，在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展开。 建构我国实践性法学教育模式的建议 我国传统的法学教育在教育体制、教育方式与培养目标与英美法系国家有显著区别，不可能照搬西方国家的“判例教学法”，也不可能完全照搬大陆法系的职业教育模式。在当前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我国社会对法学人才越来越缺乏，我国法学教育模式的改革也势在必得。 1．提高教师使用案例教学的能力和水准 案例教学要求法学教师具有掌握司法案例的能力和水平，能够根据法学问题和社会发展选择具有“典型性”和“针对性”的案例，从而适合法学教学内容的需要。另外，在法学讲授的课堂上，法学教师在运用案例教学的时候，要具有掌控和引导学生对案例产生兴趣的能力，能够激发学生对司法案例分析和探究的兴趣和积极性，提高学生掌握运用法律原理，分析和解决实际案例的能力。 2．重视法学模拟教学的推广和使用 “法律的生命力始终不是逻辑，而是实践”。法律如果制定出来不出执行，不去规制社会经济秩序，保障社会权利，那么法律就会成为“死法”。因此，在法学教学中，要注重将死板的法律教活，这样法学模拟教学便应要求而受到广大法学教师的应用。因此，重视法学模拟教学，具体可以利用模拟法庭、庭审观摩等形式使学生置身于模拟和现实的诉讼活动，使得学生真正体验诉讼主体的角色和诉讼程序，进而掌握和理解模拟过程体现的法律精神和法律原理。 3．实行法学专业学生双导师制 法律是实用性的科学，英美法系国家的教师多数都是法官和律师，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能有效的促进实践和理论相结合。我国大多数教师没有司法实务经验，这对于学生法律职业素养的培养是很不利的，因此高校可以对法学专业培养采取双导师制度。具体来说，就是对现行法学专业教师侧重于对学生法学知识的传授，校外导师(法官、检察官、律师、企业法务人员)侧重对学生法律职业素养的培养。（本文作者：佟曾单位：沈阳建筑大学）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家对国际关系学科理论贡献 自1919年国际关系作为独立学科成立以来，它经历了92年的变迁，其中包括20－30年代的初创时期，二战之后的重建与美国支配时期(1945－1990)，以及苏联解体后对国际关系重新认识的现阶段(1990－)。由于美国的学术理论与研究方法在该领域的影响近半个世纪，以致当今人们谈论起国际关系研究时，首先想到的是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摩根索(HansMor-genthau)、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家沃尔兹(KennethWaltz)、新保守主义代言人米尔斯海默(JohnMearsheimer)、新建构主义理论新秀温特(AlexanderWendt)等，甚至连国际关系学科也常被称为“美国学科”。可是对那些在国际关系学科初创时期有过重要理论贡献的国际法学者及其学术思想却论述甚微。其实，在第一代国际关系学者中多为知名的国际法学者和历史学者。 本文以20世纪20－30年代国际关系学科形成时期为背景，分析当时三位国际法学者诺尔－贝克(Phil-ipNoel－Baker)、曼宁(C．A．W．Manning)、劳特派特(HerschLauterpacht)关于国际关系的论述，旨在论证他们对国际关系学科的内容、理念以及研究方法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实际上，作为国家间行为的规范，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内容常为混同之形。无论从国际法学史还是从国际关系学视域，两者具有的共同点甚多，只是其着眼点迥异。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国际关系学科的奠基之辈多有国际法学者了。然而，由于二战后的国际关系研究在当时特殊历史条件下被武断地“科学化”、简单化，其结果导致了后来国际关系学者过于追求抽象理论的研究，从而忽视甚至歪曲了国际法与外交史在理解与研究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从此导致了国际关系学科陷入长期低迷的状态。这一现象值得中国学者和其他国家的相关学者们认真地反思和总结，以求推动和繁荣国际关系学科体系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给欧洲带来了空前的破坏，而且也使其部分地丧失了世界上的主导地位。随后，渴望避免再次发生此类战争演变成社会的要求，并推动了国际关系学科的创建。不言而喻，对和平的普遍期待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际关系学科初建时期的学术方向与研究方法。当时英国仍拥有世界上一流的海军和庞大的海外属地。此外，它的高等教育制度暨学术传统，包括对国际问题研究的理念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对国际秩序中的传统机制———外交、国际法、均势原则更有系统的理论体系与丰富的实践经验。〔2〕学术界普遍接受1919年英国创立了国际关系学科，而第一代学者开始探讨如何构建国际秩序并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宏观的视角。〔3〕由于国际关系研究产生的历史条件是在当时仍为世界近现代文化、教育重镇的欧洲，所以初创时期的奠基者多为欧洲学者、尤为英国法学者和历史学家。这一群体中较为影响的是伦敦经济学院(LSE)的诺尔－贝克、接替诺尔－贝克并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34年的曼宁，以及同在伦敦经济学院讲授国际法与国际组织的国际法学界新秀劳特派特。1919年，诺尔－贝克以英国首席谈判代表塞西尔(SirRobertCecil)的高级助理身份同往巴黎和会，他目睹了主权国家、尤其是大国之间在构建国际秩序问题上面临的困境。不久，基于他的外交经历以及长期从事集体安全和裁军问题的研究成果，诺尔－贝克被伦敦经济学院聘为首任国际关系教授(1924－1929)。他在相继出版的代表著《裁军》、《论国联的作用》中阐述了他对国际社会与集体安全的思考，这一论述曾引起摩根索(HansMorgenthau)等国际关系学者的重视。〔4〕的确，诺尔－贝克的教育背景很具国际化，这使他在看待国际问题时更注重国家间的了解与合作。不过，他在晚年谈到裁军时也曾伤感地说:“在人类已经成功地掌握了原子能技术、成功地探索了月球、成功地控制了某些险恶疾病的时代，如果裁军问题还是如此难以实现的话，那就意味着人类的未来是黯淡的。” 历史上，集体安全的理念与实践早已存在于国家间的互动中。就其性质而言，摩根索认为:“建立集体安全的目的就是为了克服由于没有执行国际法的权威机构，从而存在国际社会中的无政府状态。”〔6〕而诺尔－贝克强调，集体安全是在无政府状态存在的情况下，各国有义务以集体而非个体的名义维护国际法与国际秩序的尊严，从而“让潜在的侵略者意识到，他们的行为必将面临世界其他国家———国际社会的反对。”〔7〕一战后，集体安全在欧洲被看作是“世界政府”的理念与现实中存在的主权国家体系之间的妥协。由于当时“世界政府”的理念被视为过于理想主义，而“均势政治”又在战后备受指责，因此，集体安全的提法似乎更为人们所接受;随之，也就成为战后欧洲各国谈论最多的议题之一。那么，什么样的集体安全才是当时自由主义理论家的期望?对此，诺尔－贝克指出:集体安全的目标必须是满足各国的安全需要，即带有普遍性，因为“一个不能消除战争威胁的集体安全机制是不可能解决任何国际问题的。”就思想传承而言，诺尔－贝克属于格劳修斯代表的欧洲古典自然法学派，他们相信国际法与集体安全最终能够取代国际关系中占支配地位的强权政治规则。他的思想与已故的国际法学家奥本海(Lassa．F．L．Oppenheim)和当时的法学新秀劳特派特的主张较为接近，即倡导国联发展成为集体安全机制的最高形式，并以国联公约作为国际法的基本准则。作为英国政府派驻国联的常任代表(1929－1932)，诺尔－贝克建议各国政府遵循体现集体安全精神的国联公约。他指出，集体安全的意义在于各国政府能够、也应该一起探讨并解决他们面临的共同问题，而其成功则取决于各国间的信任与合作。这种合作不仅要体现在移民、跨国税收、医疗卫生、万国邮政等社会问题上，更应该以集体安全来取代传统的军事同盟。诺尔－贝克的主张在当时有着广泛的社会认可，英、美乃至欧洲知识界、政界中不少人赞成国联公约应成为国际社会的法典，并将它独立于任何国家的意志，其最终目的是取代各国的国内立法机构。 然而，外交经历丰富的诺尔－贝克深知理念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别。生活于现实中的国家通常首先关心的是自己的安全，故集体安全的首要任务是使“排他性”的国家利益具有“兼容性”和“共性”。这样才有可能促使各国相信:构建国际社会并使其制度化是实现各国的共同利益———集体安全的必要条件。为此，诺尔－贝克主张在和平时期就应当制定一个全面可行的裁军方案，以落实国联公约第8条规定的，“普遍裁军计划将由国联委员会起草，其成员国须承认该举措为维持和平之必要。”〔10〕近代历史上，欧洲思想家孟德斯鸠、康德等人早已指责过军备竞赛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例如对经济资源的挥霍以及在民族心理上产生的恐慌。1899和1907年相继在海牙召开的国际裁军会议，更是旨在消除大国间的军备竞赛以及必然产生的恶性后果。但是，由于国家间的合作不甚理想，上述理念和实践并未能真正消除普遍存在的“安全困境”。针对30年代中期出现的军备竞赛及其导致的国际困境，诺尔－贝克这样写道:“当一国开始在与他国对抗(rivalry)中武装自己时，新一轮的扩军便会出现。首先是这一方，而后是另一方。国家间的对抗情形还会导致军事同盟的形成。同盟各方必然会不断地怀疑对方想要实行军事打击，或者是正在发展超越捍卫自身的实力，于是便力图重新调整彼此间的力量对比。欧洲国家应该明白，正是相互对抗才致使他们陷入战争的灾难;各国实行的自我防卫的军事准备摧毁了他们苦苦追求的和平。”〔11〕诺尔－贝克的集体安全理念是战后欧洲时代精神的一种体现。鉴于1919年后的欧洲均衡政治已无法通过自发调节来维持和平，集体安全则取而代之、并受到了欧洲社会的普遍重视。新诞生的国联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临时性组合，其实质是为了遏制未来敌人的潜在联盟。后来，马丁•怀特(MartinWhite)的观点十分接近诺尔－贝克的这一看法，他们把集体安全定位为国际社会的联合防御体系，并分别在1936年和1946年提出，集体安全意味着它最终成为国际安全组织的基石。同样在裁军问题上，诺尔－贝克与怀特也先后主张各国接受裁军以表示对未来国际社会的高度信任，同时呼吁《国联公约》第8条应对各国发展军备予以法律上的限定。的确20－30年代要求裁军的呼声高涨，各国政府不得不举行多次谈判并签有条约;其中包括1921年华盛顿会议上的《四国海军条约》、1927－1934年间的国联裁军计划和筹委会的建立，这些都反映出当时国际社会致力于裁军的努力。为此，诺尔－贝克、劳特派特与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齐默恩(AlfredZimmern)、汤因比(ArnoldToynbee)等统被称为自由主义理论的代表。 但凡一个新学科的建立都应该有较为明确的教学体系，其中包括课程设置与相应的研究方法。国际关系研究也是如此。深受一战后欧洲渴望和平与避免战争的影响，诺尔－贝克积极推动了国际社会对集体安全与裁军的关注。毫无疑问，它们均是当时亟待解决的紧迫问题;同时也是国际关系、尤其是国际安全关注的核心议题。但是这也表明诺尔－贝克的研究方法仍然袭用传统的历史学和国际法来解读20世纪、特别是一战后的国际问题。〔12〕这就很难给这一新生学科定位，即它属于传统的人文学科还是社会学科，因为这涉及到该学科的研究方法与发展方向。为此，学界认为诺尔－贝克的继任者———查尔斯•曼宁则是提出国际社会为国际关系学科研究对象的第一人。〔 曼宁1894年出生在时属英帝国自治领的南非，那里仍实行着严格的“种族隔离制度”。年轻时的曼宁深受影响，并接受这一制度是“文明的西方对非文明的非洲土著人文化的保护”。〔14〕他甚至在民族解放运动方兴未艾的60年代依然为这一制度辩护。不过，曼宁在种族问题上的偏见并没有妨碍他对国际关系的兴趣。他在南非完成大学学业后，获得了罗兹奖学金(RhodesScholarship)前往牛津大学攻读法律(1920－1922)。毕业后，他被派往日内瓦担任国联首任秘书长迪拉芒(JamesE．Drummond)的助理。在此期间，曼宁参与了处理战后海外殖民地的托管事务(Mandatesystem)。这六年的工作经历以及他对国际事务的理解促使曼宁支持国联的作用，并一直关注这一新创立的国际关系学科的建设与发展。1928年，他先是受聘于牛津大学，但不久转往伦敦经济学院接替了资深的国际法学者、国际关系教授诺尔－贝克，并在那里执教至1962年退休为止。曼宁属于第一代国际关系学者中从事教学时间最长、最早探求国际社会的学者。据菅波英美(HidemiSuganami)追忆，他是第一个潜心把国际法中的国际社会理念扩大到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并借用社会学方法研究国家间的问题。〔15〕与同时期的其他学者，如齐默恩、诺尔－贝克、卡尔(E．H．Carr)等人相比，曼宁的理论贡献主要是他把国际社会明确定为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概念，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国家体系。他在研究国际关系时强调不能忽视国家间的外交承认与均衡政治的作用，但更应该关注国际法体系与集体安全机制的构建。〔16〕显然，曼宁的学术论述体现了西方政治思想的传承，也反映出当时流行的自由主义政治倾向。〔17〕因此有人认为，曼宁的学术思想源于其法律的训练和对欧洲文化的理解。他本人也坚持，在理论与实践上，由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社会必须受到国际法与集体道德的约束。〔18〕这一观点显然来自他本人的信念和在国联的实践，同时也还深受英国近代法学家奥斯汀(JohnAustin)的影响，即国际法体系虽然缺少“宪法”特征以及强制的执行手段，但它毕竟能够在主权国家间的互动中促进稳定、规范和安全。〔19〕1962年曼宁在退休之际，完成并出版了其代表作《国际社会的性质》一书。其中收录了他对国际关系、特别是如何构建国际社会的思考以及他30年来的教学总结。回顾与探讨曼宁的学术观，我们不难发现他对国际关系学科建设的贡献是具体而有远见的。首先，曼宁十分重视国家主权与国际法原则之间的兼容或和谐。当面临如何解释二者可能出现的冲突时，他则从社会学的视角考虑构成国际社会的基本准则、国家身份认同，其中包括国际法在内的国际环境的变化所产生的后果。曼宁认为，国际法应该是整个国际社会成员相互遵守的行为准则，而非超越主权国家之上的法规。正如法泰尔(EmerichdeVattel)解释的那样，“如果没有规范各成员国之间的法律体系，也就没有所谓的社会。这是因为法律只能存在于具体的社会形态中。”〔20〕在国际关系理论层面，曼宁坚持主权国家、国际社会和国际法规的三重关系;并认为他们虽是三个不同的概念，但是只有将其一同使用才能够理解国际关系问题的本质。〔21〕曼宁分析了主权国家的性质，并认为由此构成的国际体系是一个独特的现象。这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超国家的权威能够提供给各国必要的安全或约束;同时也正是主权国家的存在才构成了国际秩序的前提。为此，曼宁把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建立在两个假设上。首先，无论是君主国还是共和国，其实都是由人来制定国家内外政策的。在国家的互动中，各国政府不仅必须考虑到它们的名声和信誉，而且更会以体系成员的身份进行交往。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国家政府拒绝获得外交承认和必要的援助。其次，主权国家通常在一定程度上自愿接受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约束;这与股票市场的游戏规则差不多。〔22〕因此，纵观欧洲国家体系演变的历史，当前的国家虽为主权实体(sovereignentity)，但其性质不应与国内君主(sovereignperson)相混淆。曼宁认为，主权国家的对外权限仅仅指它在缺少“超国家治理”时拥有独立的、不受外来干涉的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主权国家或君主可以在国际上同样行使其在国内政治中享有的最高权利。在国际交往中，国家只能在受到国际法原则制约的同时，享有所规定的权利与义务。说到底，国际关系需要一种共同接受的社会准则(socialnorms)，才能保障整个体系或秩序的平稳运转。〔23〕对此，他明确强调国际关系的教育对象应该是包括民众在内的国际社会，特别是国家政府所应该承担的集体责任。〔24〕曼宁的学术理论对国际关系学者、特别是“英国学派”成员，如布尔(HedleyBull)、詹姆斯(AlanJames)影响颇深。他们坚持国际社会已经存在，并解释它实际上更多地是存在人们的共识以及相互遵守的国际法规中。例如，那些来往于国家间的外交官员、跨国企业人员或者是穿梭于国家间的文化艺术人士。〔25〕尽管目前国际社会在功能上存有问题，但它存在本身则表明，人类有责任去思考如何构建一个基于法治、道德与合作的世界秩序。 与诺尔－贝克、曼宁直接从事国际关系教育的经历不同，劳特派特则是位国际法学者兼律师。虽然他未担任过国际关系教职，但却一直心系国际关系学科的建设。特别是劳特派特在思考战后国际法与国联的作用时，往往会从构建国际社会的视角进行探讨。如果用学术成果和影响衡量的话，国际关系学者———从卡尔、摩根索到曼宁、布尔———都会提及或引用劳特派特的观点。1897年8月16日，劳特派特出生在奥匈帝国的加利西亚省(今属于波兰)。他在维也纳大学读书的岁月恰逢一战期间;虽然劳特派特的天资与勤奋让他荣获法学和政治学博士学位，但是战后奥匈帝国的解体、以及中东欧出现的社会动荡迫使他和一些同代人前往社会稳定、学术氛围宽松的英国。1923－1937年间，他先在伦敦经济学院做访问研究;然后得到了讲授国际法的教职(但1938年转入剑桥大学)。1933年劳特派特出版了他长期研究的《法律在国际社会中的职能》一书，并于1935年在日内瓦国际关系论坛上发表了题为“国联公约对国际法之影响”的报告。这时期完成的学术成果基本上体现了他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及其学术思想。〔26〕从学术传承上讲，劳特派特属于维也纳学派(theViennaSchool)，即反对国家主权至上并否认国家意志创造法律之说。就像该学派的创始人凯尔森(HansKelson)一样，他认为全部法律应该归纳于一个体系，在其最上端为国际法;而它的效力溯源于一个“最高的规范”或称“原始规范”(normeoriginaire)。〔27〕劳特派特本人通过考察国际审判案例的历史轨迹，来论证国际法是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以此增进法律在国际社会中的实效性。他实际上一直以此作为从事国际法所肩负的使命。劳特派特当时已开始思考国际人权与国际法庭的作用，并视其为研究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他二战后出版的《国际法与人权》一书是这一领域里的早期成果。〔28〕深受20－30年代集体安全与裁军呼声的影响，劳特派特主张国联必须在未来国际社会中扮演一种“超越主权国家”的角色。他写道“国联公约应该是整个国际社会的法律基石并独立于或超越国家的意志。”〔29〕这是因为《公约》的核心理念是通过集体强制措施来执行和平解决争端。为此，劳特派特与齐默恩、曼宁等人极力反对把国联变为各国政府代表定期会晤的国际会馆而非有实际效果的国际组织。他试图从国际法的视角理解国际关系、特别是国联的性质与作用。 鉴于当时国联的使命是“维护和平与推动国际合作”，他努力提高这一国际组织的权威以及赋予其权威的合法性。而国联公约在事关主权国家传统的核心利益上应该具有束缚某些国家权利的权威，这就要求《公约》须有相应的执行力度。劳特派特倾向把《国联公约》看作是一种强制性的法律体系，以代表国际法体系上的根本性变革。〔30〕他在曼宁主编的《和平转变》一书中写道:“如何使国际法在国际社会中‘和平转变’成一种有效的机制，答案只能是各国政府需接受国际法规定的责任职责，并承认由国际组织做出的对国际法的裁决或修改。”〔31〕如果我们分析劳特派特思想的话，会发现他实际上相信国际冲突不是来自人类的邪恶或国际体系本身的不健全，而是来自国际法律机制的不完善或者说国际法缺少应有的“实效性”。因此，这里包括建立一个真正意义的国际法庭，因为它是“维护国际和平正常机制的必要条件(sinequanon)”。〔32〕显然，致力于国际法研究的劳特派特一直坚持“条约必须遵守”(pactasuntservanda)这一欧洲古老的惯例，而任何国际秩序的“破坏者”必须受到应有的惩罚。值得注意的是，在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的问题上，劳特派特与格劳秀斯、卡尔森、特别是他的学术前辈奥本海一样认为，国际社会与其受约束的成员国之间关系的法律是存在的。他坦承地写道，国际关系学科的建设需要不懈的努力和长远的眼光，如果国际法不能“变革”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就很难为国际社会的治理做出理论与实际的贡献。〔33〕这一观点对当今国际关系学者而言仍然值得深思。劳特派特的学术思想得到学界、包括当时自由主义学者的认可;不难理解也同时招来了指责。历史学家卡尔对他的抨击最为严厉。作为当时现实主义理论的代言人，卡尔对齐默恩、诺尔－贝克和劳特派特等人观点的批评，主要是认为这一群体对国际政治现实报以盲目乐观，并且分析方法上多有纰漏。在20－30年代的不稳定期间，这种态度会导致极其危险的后果。可是，卡尔对上述学者的批评显然带有很深的误解。正如劳特派特所言，双方的分歧实际上来自对问题关注的视角不同，即目前的危机处理还是长远的理论探究。 劳特派特的理论体系形成于1938年慕尼黑协议签订之前，当时他对国联的信心主要来自三个层面。就欧洲近代历史发展而言，这一国际组织是欧洲外交体系长期演变的结果，即从国家间的冲突发展到相互制衡;再从19世纪的大国协调演变到20世纪初提倡的集体安全。因此，集体安全意味着主权国家分担共同的责任与义务，这是国联存在的核心基础。就国际舆论而言，国联是由新崛起的美国、特别是威尔逊总统提议、并由巴黎和会批准成立的国际组织。劳特派特相信20世纪的国际趋势只有一个可能的方向，那就是推动各国间的普遍合作与磋商而非抗衡。国联是集体合作的形式，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同盟;因此它没有明确的假想敌，只是根据国联公约第16条规定，“所有成员国家有义务对进行侵略国家予以各种可行的制裁;其中包括授权国联统率其成员国的军事力量去恢复现状”。〔34〕就现实利益而言，一战中暴露出来的残酷性、破坏性，让当时有识之士意识到，任何国家试图通过战争手段来追求排他性的国家利益，到头来必然是适得其反。同时，劳特派特也表示，法律对世界和平虽是必不可少的，但它并不是万能的。 可是，鉴于欧洲仍处于战后的痛苦中，他相信，只有当各国政府与人民意识到他们的职责是维护国联，并通过这一国际组织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公正的国际秩序时，这种痛苦与迷茫才有可能消失。国联的使命在于不仅要防止世界战争，而且要努力消除未来所有的战争。〔35〕他支持设在海牙的国际法庭，并期待通过国联与国际法来处理国家间的关系。如果能实行的话，这将意味着各国最终会迈向一个稳定、公正的国际社会。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劳特派特并未忘记，没有实力保障的国际秩序只能让侵略者产生错觉，有效治理无政府状态必须拥有“世界警察”的能力，当然也需要各国认同的道德准则和法律。为此，他希望国联成为一个真正有效、公正的国际组织，诚如英国政治家索尔特(ArthurSalter)指出地那样，国联将应扮演一个“抗击未知敌人”的永久性的潜在联盟。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科教学若干疑问思索 摘要:本文从目标的确立和兴趣的激发、教学风格、讲授方法、内容设计和因人而异以及爱国主义情愫和思维方式的培养等方面对国际法学科的教学特点和规律以及经验进行了初步探索和思考。 关键词:国际法学;教学;思考 自改革开放恢复法学教育以来,国际法学科在许多高校本科阶段更不用说研究生阶段划分为三个专业细分为众多方向,后经教育部调整为一个专业(即大国际法学)三个方向(原先的专业变为方向)。笔者曾较长时间从事过国际法学科诸多课程的教学,后集中到国际法,加上现已转入新的领域,所以,有必要对这一教学旅程予以总结,并有助于探讨和求教于同仁。作为教研论文,又限于篇幅,不得不对写作目的予以限定:一,围绕教学效果和教育质量这一中心;二,紧扣国际法学科教学的应有特点和规律;三,突显个人特色和风格。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必须着重体现和把握好以下方面: 一目标的确立和兴趣的激发 教好一门课就要善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其明确学习目标。在目标的确定上,笔者注意因人而异,定位实际。对大部分学生来说,达到本科教学程度即可;对少数有志于外交外事工作和考研学生(包括报考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者),适当加宽、拓深其知识,并介绍外交工作的重要性、特点和优势等。因为外交部是一个大部包括其所辖驻外使领馆和国际组织代表,另外国务院其它各部委局和金融机构均有条法司以及省市外事部门,而进入这些单位的大都须是国际法包括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专业的研究生才有可能。在兴趣引发方面,笔者注意以下几点:(一)强调学习这门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客观澄清并明确强调国际法的性质;①国际法是有别于国内法的一个丰富而独立的法律体系,仅具有国内法知识而缺乏国际法知识则于法学本科生知识结构不完整;它是学好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的前提和基础,因为后者孕育于前者,它们的一些基本概念、原理和制度具有相通性,前者对后者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对学好国内法课程的作用也不可小觑,因为国内法各部门几乎都有相应的国际法律制度的存在,主要表现为条约形式,有些更健全和超前,两者紧密相关;在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信息网络化时代,国家间交往和人员往来更加频繁,“地球村”和“世界公民”概念渐显,涉外事务、涉外案件日益增多,缺乏国际法知识将难以正确应对和处理;国际事件频繁发生,常见诸于报端等媒体,对其正确认识和评价非运用国际法知识不成。因此,学好国际法有助于培养学生科学、全面和宏观的思维方式。(二)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讲授法,注意生动形象性,既有助于学生对比较陌生的国际法概念、原理和知识的理解和接受,又有利于增强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此点下文再议。(三)时常穿插国际时事点评,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有助于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此点下文再议。 二符合学科特点的气质、风格和语言特色 教学风格和语言特色因人而异,但也会因学科而有别。国际法在内容、适用范围和运用人员上不大同于国内法,主要适用于外交场合,大都由专门外交人员运用。这一专门职业群体形成了其特有的气质、风格和语言特色,主要体现为端庄、整洁、潇洒、大度、严谨而又不失洒脱、轻松之风,外交辞令具有不同于其它场合辞令特色,具有专业性、特定性、严肃性而又不乏技巧性、轻松感和特有魅力。所以,笔者在教学实践中自觉不自觉地适当体现和保持这种特有教学气质、风格和语言特色,既体现了学科特点,又增强了教?42?学魅力。 三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讲解法 鉴于国际法概念、理论和制度于学生比较陌生,更难领会,笔者注重采用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讲解法。既有助于学生理解和接受,又增添了生动性和形象性。例如,对“主权”概念(乃国际法最基本概念,可谓国际法基石)的诠释,将其概括为“六性”,这样不但便于学生理解,而且使其印象深刻;在讲解“斡旋”、“紧追权”、“国际法上的承认和建交”、“国际习惯”、“反报和报复”等概念和制度时,笔者联系到朋友关系的处理等日常事例;在讲解国际法的特征(即与国内法的区别、外交特权与豁免和领事特权与豁免包括外交职务与领事职务及其任职资格和履职时间等理论和制度时运用对比分析法,辨析其异同,虽打破了教材体例,但易于学生把握,使学生记忆深刻;在分析国际法特征、领土组成部分、海洋区域划分、大陆架划界等内容时,则利用图表予以展示,增强了直观性,自然使学生易于领悟,印象颇深;在讲解安理会强制解决国际争端的程序和方法等制度和概念、理论时,结合一些典型案例进行:例如,对利比亚因“洛克比空难案”的制裁,对南非曾推行种族歧视和隔离政策的制裁,尤其对伊拉克因发动对科威特战争的制裁全面展示了安理会职权特色。另外,还有“中美撞机事件”、“美炸毁我驻前南联盟使馆事件”等。这样便于学生清晰理解,全面掌握所学知识点并学会学以致用。对于颇难理解的联合国国际法院诉讼管辖权类型,笔者撇开教材用语,用自己的话予以概括,使学生一下子抓到了问题的精髓,吃透关键;在讲解“缔约权”和“缔约能力”等概念和原理时,适当结合已学的有关国内法概念和原理对比进行,既使学生融会贯通,又使其理解得快。 四联系时事,穿插点评 理论讲授若脱离实际,不仅枯燥无味,而且听者难以领会,印象不深,所以,法学课大都注重联系案例和事例。笔者时常联系国际时事,穿插点评,不但活跃了气氛,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而且加深了学生对所学知识点的理解,有助于培养学以致用之风。例如,笔者在讲领土主权、海洋法、国家管辖豁免制度、国际责任法和国际航空法时就联系到“中美撞机事件”;“美国炸毁我驻前南联盟使馆事件”就涉及到外交关系法,国际犯罪和国家责任法;伊拉克发动的吞并科威特战争,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先后发动两次对伊拉克战争以及联合国对伊武器核查就涉及到国际法基本原则、战争法规、安理会解决国际争端的职权、程序和方法、战争犯罪、国家责任法、单边主义对联合国和国际法的挑战以及有关禁核包括其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际习惯法规则;巴以冲突和各种国际恐怖主义事件就涉及到国家领土法、民族自决权原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法、安理会和国际法院的职权、国际刑法、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新威胁———国际恐怖主义犯罪以及国际合作反恐机制的建立等;“前南刑庭”和“卢旺达刑庭”等就涉及到安理会职权、武装冲突法、国际人道主义犯罪和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的管辖权等国际刑法问题,尤其是国际刑事法院的成立对有关国际法和国家带来的影响和冲击,例如对国际刑法、武装冲突法、国际人道主义法、国际组织法和某些国际习惯规则(如“条约相对效力原则”等)以及美国和中国的立场和态度。再如,中越北部湾划界,中越、中国和南海邻近岛国关于专属经济区、捕鱼和油气资源开发以及某些岛屿领土之争的协议和谈判,东海大陆架与日、韩划界问题,钓鱼岛事件等就涉及到领土法和海洋法;“10+1”和“10+3”、APEC、上海合作组织就涉及到国际组织法、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反恐等问题等等。 五重点突出、详略得当的设计 鉴于国际法内容丰富繁复,已有十几个部门法,几乎每一个都可独立成科,又受限于学时,所以,不可能面面俱到,平均使用力量,而应进行重点突出、详略得当的设计。笔者的设计标准主要有:是否紧扣学科特点;是否达到本科教学程度;是否照顾到绝大部分学生的要求和兴趣;是否能更多地联系本国和本地实际;其制度是否足够健全和成熟;是否能更多结合国内法现实;是否适当顾及自我优势和特色;其难易程度是否具有时代性。因此,笔者将具有统领各部门法作用的基本概念、原理和理论即“总论”部分作为重点予以详讲;另外还包括:海洋法,因为海南省是全国最大的海洋省;条约法,因为它乃国际法最主要的渊源,各部门法包括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都离不开它;国际争端解决法,因为它有助于学生学以致用,正确认识和评价国际事件,另外具有触类旁通于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之用;国际组织法,因为国际组织众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早已成为国际法的又一大主体,预示着人类组织化趋势以及我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国际人权法,因为其中包含着众多人权规则和刑事诉讼基本准则,而这些正是我国目前大力提倡且有待完善的地方;外交关系法,因为它有助于鼓励有志于外交外事工作和考研生的积极性,同时有助于学以致用,以之评判国际关系,另外,运乎处世为人也有相通之妙;主权和国家管辖权,因为主权是国际法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概念,国家管辖权的行使具有经常性和现实性且与他国易生冲突,这就涉及到如何妥善处理的问题;国际习惯,乃国际法的特有渊源且不大好理解,所以,应当详讲;国际知识产权法,乃国际法的一个新型部门法,在知识经济时代意义重大,知识产权在我国已上升到战略高度,也是我国比较落后的制度,所以,也安排为重点讲解内容。非重点和略讲的部门法和内容有:外层空间法,因为相对离现实较遥远且其制度尚未健全;国际法中的居民法,因有些内容也属国际私法范畴;战争法,和平和发展已成时代主流;国家的构成及其类型,已为有关国内法所包括且易于理解等。对于这些非重点和略讲的部门法,主要由学生根据兴趣自学。 六量体裁衣、因人而异的点面平衡 学生的基础和理解力参差不齐,学习兴趣和动力也存在差异。因而,在教学中,都应当注意量体裁衣,因人有别,因材施教,点面结合,综合平衡,无论是内容的安排,还是方法的设计以及语言风格。这里关键是点面关系的处理,就本人体验,所谓面就是绝大部分学生的水平、要求和兴趣,这是需要首先照顾的。于他们千万不可高估和拔高,而应专注于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即可。对他们,教师应不厌其烦,耐心细致,反复强调,语速舒缓。否则,难以收到好的教学效果。所谓点就是极少数基础较好,感受力较强,学习用功,立志较高(例如准备报考研究生包括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以及树立其它涉外志向等)的学生,于他们可适当拔高要求,即适当拓宽、加深其知识面,同时语言简洁、轻快,少重复。但点的照顾只能放在其次或通过单独辅导补之,否则教学效果难优,因为忽略了多数人利益。另外,还有对学生的亲和力等问题。这些都是需要注意和改进之处。 七爱国主义情愫的培养 国际法主要是调整国家间关系的法,自然言必称国家,?43?因而也就是最宜于寓爱国主义教育于教学中的一门课程。培养爱国主义情感于国家和学生都十分必要和重要。目前,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弱国无外交”已成历史。但是,我国在国际生活中发挥的影响和作用与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的大国地位还很不相称。我们正在走和平崛起之路,这就需要薪火相传的青年一代满怀爱国热忱努力学习,掌握本领,为国家的更加富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我国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提高而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直接从事国际事务的人,更应时刻注意维护国家形象,运用好国际法维护国家利益,同时为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和人类共同事业发出中国最响亮声音;不直接从事外事工作的人,也不要小觑自己的工作与国家利益和前途的关系,应认识到自己的工作也是在为国家利益和前途添砖加瓦,也体现着爱国主义精神。同时,我们要有大国民意识,在涉外场合,要表现出大国民风范。爱国是一个国民或公民应具备的基本品格,就如同儿女爱母亲一样。在目前市场经济环境下,爱国情操的培养更应从青年学生着手。基于上述理念,笔者在教学中时刻注意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愫。例如,在讲国际法史和条约法时,近代中国“无外交”,不懂国际法或无权运用国际法来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而被迫接受含有“割地、赔款、领事裁判权、租借地和势力范围”等反动国际法原则和制度的不平等条约,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的中国积弱积贫;在讲国家的构成要素时,笔者就联系到其它国家国民的爱国意识和表现……,我国历史上主权和领土残缺的屈辱事件……,引用“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只要我能活到九七年,我就要到回归的香港去走走”———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执著的爱国情怀……等;在讲外交关系法时,联系美国炸我驻前南联盟使馆事件,青年学生如何正确地表达爱国情感;在讲到国家领土法、国际航空法、海洋法、国家管辖豁免法和国际争端解决法时,联系到中美撞机事件,也涉及学生如何正确表达爱国情感;在讲领土法和海洋法时,结合南海诸岛有关领土纷争、钓鱼岛事件和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有意识引发学生爱国热情,甚至联想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一部影片———“西沙儿女”(“西沙保卫战”)中的主题曲“美丽富饶的西沙,我可爱的家乡”;在讲外层空间法时,联系到“神州五号”圆飞天梦和航天英雄杨利伟;在讲国际法的居民法中的无国籍人和海洋法中的“方便旗”时,在讲武装冲突法中的战争法规和日本遗留在华的“毒气弹”事件以及中国民间因侵华战争受害向日本政府索赔诉讼时都自觉引发学生的爱国激情,联想到母亲、祖国之意,等等。另外,设有专题讨论:引导大家思考探讨在和平崛起,靠自身力量实现祖国的腾飞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时代,青年学子应肩负什么样的历史使命,我们的爱国思想应如何确立,爱国情感应如何培养和表达,爱国行动如何表现等。如此寓爱国主义教育于知识传授中,引起学生的极大共鸣,更直接、生动地引发了学生的爱国热情,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意识、爱国情操和爱国理念,从而使他们心中时刻装着祖国,进而为国奋发。 八思维方式的培养和为人处世之道的感悟 科学、正确的思维方式和习惯与通达、合宜的为人处世之道于青年学生的成长和发展至关重要,而这可从国际法的学习中得到培养和感悟。国际法是放眼全球,适用于世界的法律,所以,通过学习国际法有助于学生养成登高望远、放眼世界、立志高远的宏观视野和思路。国际法与国内法具有密切联系(几乎所有国内法部门均有相对应的国际法律制度,国际法所涉范围上至外层空间,下至海床洋底,几乎包括了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这样,可以有意识地培养学生习惯于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即将国际法和国内法结合起来进行学习、观察事物\思考问题、钻研和写作的思维方式,而这才是符合时宜的全面和科学的思维方式和观察视角。如果仅仅将目光局限于国内,则不仅思维单一、视野狭窄,而且难以知识全面,有所创新和突破。因此,笔者在教学中总是注意引领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例如在讲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关系理论、各部门法和论文写作时,都适当联系有关国内法,结合国内层面事宜。国际法的调整对象主要是国家间关系(即国际关系),国际关系和人际关系有许多相通之处;作为国际社会主体的国家和作为国内社会主体的个人也具有相同或类似的思想、秉性、风格和情感,可以概括为国家性(民族性)和个人性(个性),它们都是法律人格者,只不过前者可拟制为活动于国际社会的抽象的“人”。那么,通过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和把握,就可获得一些为人处世的启示,感悟其真谛,从而触类旁通,有助于正确、合理地运用于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例如,曾被誉为“日不落”帝国的大不列颠被其后裔美国取代,这体现了后来者居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律,日韩与中国有类似之处。美国在当今世界的声音最响凭借的是其强大的综合国力,所以,青年学子想要今后于国于民于己有所作为,就必须充实自己、增强实力、提高自己、完善自我,具有真才实学。因二战惨败以致几乎一片废墟的日本和德国短短几十年一跃而为世界经济强国,启发我们在逆境中要心中充满太阳,卧薪尝胆、励精图治、韬光养晦、积蓄力量,同时注意从自身实际出发,扬长避短,敢于和善于学习和借鉴他人之长;国际纠纷的处理最提倡用和平方式,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营造安宁、友好的周边环境和良好稳定的国际局势有利于国家建设和发展,于不同类型的国家(大小、强弱、贫富、远近、特征和与其历史现实关系等)和事件采取不同的外交政策、对策和行动(总方针是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务实,包含着丰富的外交智慧),对我们理性、友好处理人际矛盾,与人和睦相处,营造良好氛围和适应环境,培养原则性和灵活性不无启迪;国际舞台往往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凭实力说话,均势打破又平衡,力量对比常转换,这启示我们要有竞争意识。尤其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接受和遵循优胜劣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律,培养坚强意志和善于平衡、调适和重塑的良好心态和习性。当某国遭遇灾难,他国出于国际人道主义往往施以援手,我们的人际关系中不也应提倡助人为乐,同情弱者,援助弱势吗?国家人格和尊严不容侵犯,我们个人也要注意维护自身尊严,切不可为贪图名利而置人格和自尊于脑后,而应自尊自爱;国家利益是国家考虑国际事务的出发点,但同时有责任的国家也还要为他国、国际社会和人类的共同繁荣和发展作出本国的贡献,这启示着我们个人在实现自我时还要兼顾他人、社会和国家利益并对之有所贡献,就是所谓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之理,否则就会陷入极端个人主义泥潭,自然也难以有利于自己的全面发展。外交场合,国际关系中充满着礼仪规则,十分讲究外交礼节,同样,我们人际关系中亦应以礼相待,文明交流与合作。相反,粗暴、盛气凌人、无礼不但于事无补,而且会引发矛盾和问题,等等。因此,通过国际法教学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科学全面的思维方式和通达、合宜的处世为人之道将会大有裨益,并能使其受益终身。因此,不能不说国际法是最适宜于寓教于乐的学科之一。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研究论文 “倾销”（DUNMPING）一词，实际上是经济学中的概念。是指出口商在海外市场的波动导致了该市场上其他竞争者的销售困难，并以掠夺性的价格消灭进口国的竞争对手，进而图谋垄断进口国市场。作为法律上的名词，《布莱克法律辞典》（Black''''sLawDictionary）是这样定义倾销的：倾销是以低于国内市场的价格在海外市场大量销售商品的行为。经济学家根据维纳（VINER）的理论将倾销分成三类：偶然性倾销、掠夺性倾销和连续性倾销。对于第一种，不必介意。对于第二种，各国是一致反对。因为这是超贸易保护的工具，具有侵略性，自然不“公平”，应予惩罚。对于第三种持续性的倾销，有人认为该倾销行为对进口国工业的损害就只有一次，即受到冲击抑或被迫转产，而进口国消费者从中却可以长期获利，此消彼长，无须抵制。有一部分专家却认为，在现代国际贸易中，由于各国都采取以出口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使其生产能力大大超过了国内需求。过剩的生产能力在全球各国已经比较普遍，因此生产商为了扩大或保持生产规模，在维持国内高价水平的情况下，也常常在国外市场进行长期性的倾销。这种倾销会造成全球资源分配和使用上的误导，从而给进口国产业造成损害。据反倾销专家帕米特（PALMETER）统计，1980—1986年，澳大利亚、加拿大、欧共体和美国所发起的767起反倾销诉讼案中，没有一起是掠夺性倾销，而绝大部分为长期或连续性倾销。①因此，我们下面讨论的反倾销指的就是反长期或连续性倾销。 一、反倾销的立法概述 （一）WTO反倾销规则的形成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些欧洲国家就制订了反倾销协议。当时以英国、荷兰为首的欧洲国家不满来自其他国家的食糖倾销，于1920年签定了关于反倾销的国际条约。并先后有10个欧洲国家加入，首开反倾销先河。美国反倾销法是世界上较为完备的反倾销法。以该法为蓝本，产生了1948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六条“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的规定，把各国反倾销法纳入国际统一化轨道，为各国制订反倾销法设立了基本框架。其宣称：倾销行为应当受到谴责，各缔约国均享有对倾销的单方抵制权。但是，关贸总协定的反倾销条款仍是一个总原则，缺乏具体内容和操作性。各国都从本国利益出发对反倾销条款加以解释。因此，反倾销条款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改变这种状况，关贸总协定成员国于1967年6月30日在日内瓦讨论通过第一个《反倾销协议》，该协议是对关贸总协定第六款的解释和具体化。1979年在“东京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该协议又被进一步修订和补充，形成了《实施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简称《反倾销协议》）。但是，80年代以来，反倾销法的适用愈来愈走向极端，反倾销措施也成为一种新的贸易壁垒。“乌拉圭回合”谈判再次将修改反倾销协定提到了日程上。首先提议在乌拉圭回合中加入反倾销内容的是韩国。当时，韩国出口增长最快的“现代汽车”正在加拿大遭受反倾销调查，因此韩国政府谈判代表决定在1987年5月21日提议修改反倾销协议。1990年6月6日以关贸总协定副总干事Carlisle为组长的一个非正式起草小组拿出了反倾销协议第一个草案《CarlisleI草案》。该草案做了很多的规定来迎合欧美，因此，受到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此后，尽管关贸总协定作了很多的努力来协调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冲突，直到《邓克尔文本》的出现，仍无法达成一致。《邓克尔文本》充分考虑到了美国和欧盟这两个最大成员方的要求，但该文本也未完全采纳欧美的提议，特别是美国要求对第三国组装产品进行规避的情况做出规定和要求建立特别争端解决机制这两方面没有得到满足。②因此在该文本的基础上，1994年，“乌拉圭回合”顺利结束并达成了《关于履行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该协议为WTO现行的反倾销法。它是WTO法律框架中非关税壁垒的多边协定中的一部分，为WTO的各成员国制订了一个总的框架。同时，它也进一步放宽了反倾销措施适用的条件，扩大了反倾销法适用的范围，增强了国际反倾销的透明度、预见性和可操作性。更为重要的是，不同于肯尼迪回合和东京回合达成的反倾销协定只对签约国产生效力，它是作为WTO众多多边协定中的一个而存在的，对WTO全体成员国都有约束力。其影响力要比以前的反倾销协议大得多。显而易见，《1994年的反倾销协议》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重大成就。 （二）我国反倾销立法概况 自1994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实施生效以来，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反倾销法律制度。该法第30条明文规定了中国的反倾销规则，即“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方式出口，并由此对国内已建成的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的威胁，或者对国内建立相关产业造成实质阻碍时，国家可以采取必要措施，消除或者减轻这种损害，或者损害的威胁或者阻碍。”其第32条规定：“当发生上述情况时，国务院规定了有关部门依法做出调查，并做出处理。”上述规定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规定几乎一样。1997年3月25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该条例将反倾销实体法和程序法集于一身，对于从申请、立案开始到终裁，征收反倾销税为止的每一个具体环节，均作了相应的规定，为我国的企业针对外国产品的倾销提起反倾销诉讼，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法律依据。此外，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还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产业损害裁定听证规则》，该规则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的有关规定，制定的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在反倾销和反补贴程序中组织的产业损害裁定听证。它较全面、系统的规定了产业损害裁定听证的原则及当事人、听证主持人、回避以及听证程序等问题。③但这些法规与WTO的有关基本原则仍然有不尽符合之处，因此，2001年11月26日我国又颁布了新的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废除了97年《条例》中的有关反倾销的规定。该法律是参考国外发达国家和世界贸易组织比较完善的法律规定而出台的，较之以往，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其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再商榷，以便更好的保护我国工业的发展。WTO的成立，尤其是1994年的《反倾销协议》的签订，对世界各国的反倾销立法都起了推动作用。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间，又才迈进WTO大门，如何运用WTO法和与WTO接轨直接关系到我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贸易中的利益得失。同时，我国正承受着倾销和反倾销的严峻现状，这些都对我国反倾销立法的制定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WTO反倾销规则及对我国立法的约束 WTO是世界上一个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贸易规则的国际组织，其宗旨是为了保护世界贸易自由化以实现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保证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的增加，扩大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以及产品的生产和交换，实现这一目的的办法就是通过互惠互利的协议，导致各成员国大幅度地削减关税及其他贸易障碍，取消的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待遇。为了达到这一目的，WTO实施了一系列的保障机制：〈一〉世贸组织规则的透明度要求它要求各成员国应迅速公布有关法律、法规等，无法公布时，必须提供公众可以获得的条件。旨在使各成员国及贸易者对成员的法律、法规、司法判决、行政决定及相关的其他国际协议有充分及时的了解和熟悉，为贸易机会提供可靠性和预期性。〈二〉通知要求其要求成员国向世贸的有关机构通知其法律法规的情况，通知要求进一步促进了成员法律法规的透明度与世贸规则的一致性。通知的事项既包括现有的规定，也包括对现行法律规章的修改和新颁布的规定。〈三〉贸易政策评审制度该制度是“乌拉圭回合”中达成的新协议。贸易评审机构每隔一段时间对成员的贸易政策进行审查，审查的频率依据成员的贸易量确定，贸易政策制度是确保透明度和一致性的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虽然评审结果和提出的建议对被评审方没有约束力，但该制度提供了一个监督和反馈的机会，有助于其他成员利用争端解决程序提出指控。〈四〉争端解决机制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制度是保证成员的国内法律法规与世贸组织规则要求一致的最有力的措施和制度。争端解决制度将成员间的贸易争端解决置于多边制度的约束之下，成员在寻求解决违反义务和利益损害途径时，应诉诸并遵守争端解决体制的规则和程序。对争端解决机构的裁决和建议，申诉方可请求赔偿或要求争端解决机构授权中止对有关成员的减让或其他义务，甚至采取“交叉报复”的手段。 世贸组织协定是各成员机构依宪法程序正式批准的国际条约，各成员国的立法机构在批准这一协定时也应承担使国内立法同世贸规则接轨的义务。任何国家的经济立法与世贸规则相抵触，就可能被裁定违背世贸规则并受到制裁。《世贸组织协定》第16条第4款明确规定：各成员国应保证其法律、规章与行政程序符合附件各项协议规定的义务。这也表明世贸组织成员有义务使其国内立法与世贸协议相一致。④ 我国加入WTO后，可以享受一系列权利，但同时，我们也要承担相当的义务。而在法律上，我们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使我国法律法规和WTO的系列规定不相抵触。人们常常把国际法称为“软法”，因为国际法的遵守主要是通过国际社会舆论形成的，依仗人们内心的信念、道义力量来实现，是一种不确切的规范。此外，各国为了彼此尊重，交往方便和友好合作，往往相互之间也采取各种国际礼让。但这些一旦与某个国家的实际利益相抵触，那么利益至上的原则，就会阻挠国际法效力的实现。同时，当事国也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就这一方面而言，它不像国内法那样具有强制实施的保障和有力措施，确实是“软法”。但实际上，从上两个世纪以来，国际法一直在作为国际交往中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规则而不断发展的。各国不但通过其议会和政府宣示愿意遵守作为国际行为规则的国际法，而且各国为了使国际法更好的在国内有效的加以适用，不是采用“转化”的方式使国际法变成国内法的具体规则，就是采用“并入”的方式直接在宪法里承认国际法的效力。我国的做法就是“转化”法和“并入”法兼用。我国的宪法虽然没有就国际法在国内的适用和地位做出一般性的规定，但在若干部门法中已为此设有专门条款。如《民法通则》第八章“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中规定：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我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我国法律和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此外，为了履行我国加入的国际条约，还制定了一些专门条例，以便将国际法“转化”为国内法。我国为履行有关外交关系和领事关系的两个维也纳公约而制订的《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和《领事特权与豁免条例》，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⑤显然，我国是遵守国际法的规定的。WTO作为一个国际性的组织，其制定的规则也是我国所尊重和执行的。实际上，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采取相应的立法措施与建立和完善我国市场经济的法制目标是相一致的。只是加入WTO对我国现行法律的修订、补充提出了更快更全面的要求。 中国在改革不断深化之际，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长期实践中，已深刻的认识到了反倾销法的必要性：1、自从1948年总协定文本的生效以来，反倾销措施已被现行国际贸易制度确认为一种合理合法的保护国内相关产业的手段。2、反倾销法作为维护国际贸易秩序，保护国内产业的一种合法手段，与其他同样被认可的反补贴法、反托拉斯法、保障条款等相比较，有着其不可替代的作用。3、反倾销法的实施可以有效的防止和消除倾销造成的侵害。它使进口商品在没有倾销性影响的前提下，进入中国市场。使进口商品真正体现市场价格，参与市场的公平和正当的竞争。4、在反倾销生效期间，进一步提高中国企业自身的竞争实力。客观上，国外进口商品因其被征有反倾销税，而不得不提高产品价格。这对倍受损害的中国国内产业来说，给了它们一个喘息和调整的时机。⑥ 三、完善我国反倾销法的建议 《反倾销条例》的出台，是顺应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是我国加入WTO后对我国法律逐步进行修改的一个方面，是我国立法技术不断提高的一个证明。应当说，反倾销法的制定非常有意义。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囿于我们反倾销的实践不多，还有其他诸多的现实问题，新颁布的反倾销法仍有很多的不足。可以想象，随着我国进入WTO，外国的企业与我国各个领域的企业面对面交锋的机会不断增加，我们的反倾销法在发挥其作用的同时也会日益暴露它的不足。因此，笔者认为，应当积极着手反倾销法的修改工作。在修改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考虑以下几方面： 1、提高反倾销法律的“档次”。如前所述，我国《反倾销条例》为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这种行政法规效力毕竟不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颁布的法律。鉴此，结合我国几起反倾销调查案件的实践，在现行《条例》的基础上，加快研究和制定一部经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反倾销法律，对于促进我国反倾销法的不断完善和趋势稳定，并与国际接轨都十分重要。 2、配套法规的完善。我国除了出台专门的反倾销条例，还应该考虑到法规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的关系。我国对《价格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外贸易法》和《关于处罚低价出口行为的暂行规定》等法条也要做相应的修改。譬如，在《关于处罚低价出口行为的暂行规定》中就要充分补充对低价倾销产品的企业的法律责任和制裁措施。对出口企业相互倾轧，低价竞争的做法给予严厉制裁，以维护出口秩序，打击倾销行为。而在完善《价格法》时，就要调整关于价格调节基金制度的规定。在全国或一省制定统一的价格调节基金制度的规定，使其逐步走向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⑦ 3、因果关系及附加条件。GATT《1994年反倾销协议》对与倾销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采取了列举式和排除式相结合的做法，即应当审查提交给当局的所有相关证据，并排除倾销产品外的、同时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其他因素，如非倾销价格出口的进口产品的数量和价格、国内需求的减少或消费模式的变化等。这些都是值得在修改我国反倾销法中予以借鉴的。而对于附加条件，笔者则认为，必要的附加条件，诸如对国家总体利益的考虑，国内消费者可能因该产品被征收反倾销税而增加的负担与国内产业所受损害的程度相比较等等，有益于：（1）增加有关调查当局实际操作中的灵活性；（2）避免因片面保护某一产业部门而招致国家总体利益、对外贸易大局以及广大消费者利益的巨大损失；（3）有利于我国加强对外贸易经济谈判，因为征收反倾销税并非唯一的、最优先的抵制倾销的方法。当然，对“附加条件”必须严格加以限制，以防止有关调查部门的主观随意，增强反倾销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4、进一步明确和规范反倾销调查程序。（1）明确规定“申请人”、“国务院有关部门”、“利害关系方”等规定；（2）依照《协议》的规定，完善我国反倾销复审与审查制度；（3）在调查程序中，主管当局要向当事人披露重要事实，使当事人有充分的时间发表意见，陈述看法，提供相关的资料以求的最大程度的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这是各国规定，我国亦如此。但我国对何为“重要事实”却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我国反倾销法对此应有具体的操作标准。（4）参照《协议》第10条的规定进一步明确追溯征税的效力、期限、程序及限制等；（5）进一步明确规定反倾销案件在调查过程中的期限，各部门调查和做出初步裁定的期限，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根据外贸部的建议做出是否同意征收（临时）反倾销税的期限，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调查或做出裁定的阶段的规定，中止或终止反倾销调查的效力期限，复审和审查以及多征退税的期限等等。 5、建立与完善我国反倾销诉讼体制。 （1）、合格的诉讼主体。一般而言，原告是指反倾销诉讼中“利害关系方”。虽然我国《反倾销条例》也有“利害关系方”的概念，但是却没有对其做出明确界定。从现行《条例》第19条的规定来看，所谓“利害关系方”似乎仅限于反倾销调查对象——被控告倾销产品的出口商及其进口经营商以及相同或类似产品的国内产业，而并不包括其他各方。笔者认为：“利害关系方”的范围应当包括现行《条例》第11条之反倾销调查案的申请人所包含的“有关组织”，因为从利害关系角度考察，一个反倾销案件不仅事关该产品的出口商、进口商与国内同类产品产业的利益，而且也同我国各产业部门公会、工会以及消费者密切相关。而在当前我国国内产业与企业法律意识不强，市场本身尚缺规范的情形下，尽可能地拓宽“利害关系方”的范围则更加有利于尊重和维护各方利益，保护我国市场。同时，鉴于我国的行业组织的发展还不具备一定规模，为了更好的保护我国经济，我们还可以规定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有权提起反倾销诉讼。 （2）、管辖法院。参照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4条、17条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受理反倾销调查案件之诉的法院应当是被告所在地——外经贸部、国家经贸委机构所在的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样，有权对反倾销调查案进行二审的就理所当然地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了。我国《反倾销条例》对反倾销调查案的管辖法院没有规定成为一大缺憾，按《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这种管辖也令人质疑。由于反倾销调查是技术性强、专业化要求高、程序复杂的工作，对其进行司法审查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普通法院处理可能有时间和精力乃至能力上的困难；况且，地方中级人民法院和中央部委地位上、权威上的实际反差在当前的司法体制下，也难免影响国内外当事人对反倾销司法审查的独立性，公正性和准确性的信心；再者，所有对国务院部门所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都由北京的某一中级人民法院初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那么，这两级法院将会面临着越来越沉重的负担，也难免会影响到司法效率。鉴此，有必要在反倾销立法中建立我国反倾销诉讼制度，包括管辖法院。参照各国经验暨我国实践，比较理想的法院管辖模式为：在最高人民法院下设专门法院——国际贸易法院，由该院受理反倾销调查案的初审；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国际贸易庭）负责二审即终审。这样设置的优点在于集中专业法官审理技术性强、影响性较大的反倾销案（实际上，国际贸易法庭不仅审理反倾销调查案，还可以审理涉外贸易的其他案件），更加体现效率与公正。 （3）、法院的受案范围。参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有关立法实践和我国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的具体规定，笔者以为我国的反倾销诉讼的受案范围可以是以下几项：反倾销调查申请做出的不立案调查决定；对倾销和反倾销幅度做出的最终的决定；对损害和损害程度做出的最终的决定；对是否征收反倾销税做出的最后裁定等等有关的具体行政行为。⑧同时，我国也应该参考欧洲国家的做法，不允许对我国的法律规定提起诉讼，这是对我国法律尊严和国家主权的维护。 四、基本认识 反倾销具有两面性，它既有制止倾销达到公平贸易的目的，但它又有可能因被滥用而成为另一种非关税壁垒。因此，我国应在符合世界贸易组织反倾销法律框架内构筑反倾销机制：一方面，利用贸易组织法应对外国对我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努力消除外国对我国的歧视性待遇，以促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我国应该修改、完善我国的反倾销法，并据此对外国产品在中国的倾销采取措施，以保护我国的民族产业。而综上所述，我们必须依据WTO的有关规定修改和完善我国反倾销立法。首先，符合WTO反倾销规则的反倾销法是我国善意履行国际条约、承担国际义务的体现，可以避免因为国内立法与WTO规则不符引发的贸易争端——协商、调解、仲裁、专家小组直至报复和制裁。其次，科学、完善和高度透明的反倾销立法、司法体制有利于树立和维护我国反倾销法律与实践的公正和权威性。其三，明确详尽、易于操作的反倾销法可以促进我国反倾销实践的规范化，以适应可能日益增多的反倾销案件。其四，修改和完善反倾销立法有利于进一步实现反倾销法的宗旨，有效地保护国内市场，维护正常的竞争秩序。最后，它还可以为我国产品打入和扩大国际市场争取更为公平有利的环境，促进我国对外贸易。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研究会论文 “倾销”（DUNMPING）一词，实际上是经济学中的概念。是指出口商在海外市场的波动导致了该市场上其他竞争者的销售困难，并以掠夺性的价格消灭进口国的竞争对手，进而图谋垄断进口国市场。作为法律上的名词，《布莱克法律辞典》（Black''''sLawDictionary）是这样定义倾销的：倾销是以低于国内市场的价格在海外市场大量销售商品的行为。经济学家根据维纳（VINER）的理论将倾销分成三类：偶然性倾销、掠夺性倾销和连续性倾销。对于第一种，不必介意。对于第二种，各国是一致反对。因为这是超贸易保护的工具，具有侵略性，自然不“公平”，应予惩罚。对于第三种持续性的倾销，有人认为该倾销行为对进口国工业的损害就只有一次，即受到冲击抑或被迫转产，而进口国消费者从中却可以长期获利，此消彼长，无须抵制。有一部分专家却认为，在现代国际贸易中，由于各国都采取以出口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使其生产能力大大超过了国内需求。过剩的生产能力在全球各国已经比较普遍，因此生产商为了扩大或保持生产规模，在维持国内高价水平的情况下，也常常在国外市场进行长期性的倾销。这种倾销会造成全球资源分配和使用上的误导，从而给进口国产业造成损害。据反倾销专家帕米特（PALMETER）统计，1980—1986年，澳大利亚、加拿大、欧共体和美国所发起的767起反倾销诉讼案中，没有一起是掠夺性倾销，而绝大部分为长期或连续性倾销。①因此，我们下面讨论的反倾销指的就是反长期或连续性倾销。 一、反倾销的立法概述 （一）WTO反倾销规则的形成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些欧洲国家就制订了反倾销协议。当时以英国、荷兰为首的欧洲国家不满来自其他国家的食糖倾销，于1920年签定了关于反倾销的国际条约。并先后有10个欧洲国家加入，首开反倾销先河。美国反倾销法是世界上较为完备的反倾销法。以该法为蓝本，产生了1948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六条“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的规定，把各国反倾销法纳入国际统一化轨道，为各国制订反倾销法设立了基本框架。其宣称：倾销行为应当受到谴责，各缔约国均享有对倾销的单方抵制权。但是，关贸总协定的反倾销条款仍是一个总原则，缺乏具体内容和操作性。各国都从本国利益出发对反倾销条款加以解释。因此，反倾销条款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改变这种状况，关贸总协定成员国于1967年6月30日在日内瓦讨论通过第一个《反倾销协议》，该协议是对关贸总协定第六款的解释和具体化。1979年在“东京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该协议又被进一步修订和补充，形成了《实施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简称《反倾销协议》）。但是，80年代以来，反倾销法的适用愈来愈走向极端，反倾销措施也成为一种新的贸易壁垒。“乌拉圭回合”谈判再次将修改反倾销协定提到了日程上。首先提议在乌拉圭回合中加入反倾销内容的是韩国。当时，韩国出口增长最快的“现代汽车”正在加拿大遭受反倾销调查，因此韩国政府谈判代表决定在1987年5月21日提议修改反倾销协议。1990年6月6日以关贸总协定副总干事Carlisle为组长的一个非正式起草小组拿出了反倾销协议第一个草案《CarlisleI草案》。该草案做了很多的规定来迎合欧美，因此，受到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此后，尽管关贸总协定作了很多的努力来协调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冲突，直到《邓克尔文本》的出现，仍无法达成一致。《邓克尔文本》充分考虑到了美国和欧盟这两个最大成员方的要求，但该文本也未完全采纳欧美的提议，特别是美国要求对第三国组装产品进行规避的情况做出规定和要求建立特WTO规则与我国反倾销法的完善 ■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张志兵 “倾销”（DUNMPING）一词，实际上是经济学中的概念。是指出口商在海外市场的波动导致了该市场上其他竞争者的销售困难，并以掠夺性的价格消灭进口国的竞争对手，进而图谋垄断进口国市场。作为法律上的名词，《布莱克法律辞典》（Black''''sLawDictionary）是这样定义倾销的：倾销是以低于国内市场的价格在海外市场大量销售商品的行为。经济学家根据维纳（VINER）的理论将倾销分成三类：偶然性倾销、掠夺性倾销和连续性倾销。对于第一种，不必介意。对于第二种，各国是一致反对。因为这是超贸易保护的工具，具有侵略性，自然不“公平”，应予惩罚。对于第三种持续性的倾销，有人认为该倾销行为对进口国工业的损害就只有一次，即受到冲击抑或被迫转产，而进口国消费者从中却可以长期获利，此消彼长，无须抵制。有一部分专家却认为，在现代国际贸易中，由于各国都采取以出口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使其生产能力大大超过了国内需求。过剩的生产能力在全球各国已经比较普遍，因此生产商为了扩大或保持生产规模，在维持国内高价水平的情况下，也常常在国外市场进行长期性的倾销。这种倾销会造成全球资源分配和使用上的误导，从而给进口国产业造成损害。据反倾销专家帕米特（PALMETER）统计，1980—1986年，澳大利亚、加拿大、欧共体和美国所发起的767起反倾销诉讼案中，没有一起是掠夺性倾销，而绝大部分为长期或连续性倾销。①因此，我们下面讨论的反倾销指的就是反长期或连续性倾销。 一、反倾销的立法概述 （一）WTO反倾销规则的形成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些欧洲国家就制订了反倾销协议。当时以英国、荷兰为首的欧洲国家不满来自其他国家的食糖倾销，于1920年签定了关于反倾销的国际条约。并先后有10个欧洲国家加入，首开反倾销先河。美国反倾销法是世界上较为完备的反倾销法。以该法为蓝本，产生了1948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六条“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的规定，把各国反倾销法纳入国际统一化轨道，为各国制订反倾销法设立了基本框架。其宣称：倾销行为应当受到谴责，各缔约国均享有对倾销的单方抵制权。但是，关贸总协定的反倾销条款仍是一个总原则，缺乏具体内容和操作性。各国都从本国利益出发对反倾销条款加以解释。因此，反倾销条款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改变这种状况，关贸总协定成员国于1967年6月30日在日内瓦讨论通过第一个《反倾销协议》，该协议是对关贸总协定第六款的解释和具体化。1979年在“东京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该协议又被进一步修订和补充，形成了《实施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简称《反倾销协议》）。但是，80年代以来，反倾销法的适用愈来愈走向极端，反倾销措施也成为一种新的贸易壁垒。“乌拉圭回合”谈判再次将修改反倾销协定提到了日程上。首先提议在乌拉圭回合中加入反倾销内容的是韩国。当时，韩国出口增长最快的“现代汽车”正在加拿大遭受反倾销调查，因此韩国政府谈判代表决定在1987年5月21日提议修改反倾销协议。1990年6月6日以关贸总协定副总干事Carlisle为组长的一个非正式起草小组拿出了反倾销协议第一个草案《CarlisleI草案》。该草案做了很多的规定来迎合欧美，因此，受到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此后，尽管关贸总协定作了很多的努力来协调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冲突，直到《邓克尔文本》的出现，仍无法达成一致。《邓克尔文本》充分考虑到了美国和欧盟这两个最大成员方的要求，但该文本也未完全采纳欧美的提议，特别是美国要求对第三国组装产品进行规避的情况做出规定和要求建立特别争端解决机制这两方面没有得到满足。②因此在该文本的基础上，1994年，“乌拉圭回合”顺利结束并达成了《关于履行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该协议为WTO现行的反倾销法。它是WTO法律框架中非关税壁垒的多边协定中的一部分，为WTO的各成员国制订了一个总的框架。同时，它也进一步放宽了反倾销措施适用的条件，扩大了反倾销法适用的范围，增强了国际反倾销的透明度、预见性和可操作性。更为重要的是，不同于肯尼迪回合和东京回合达成的反倾销协定只对签约国产生效力，它是作为WTO众多多边协定中的一个而存在的，对WTO全体成员国都有约束力。其影响力要比以前的反倾销协议大得多。显而易见，《1994年的反倾销协议》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重大成就。 （二）我国反倾销立法概况 自1994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实施生效以来，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反倾销法律制度。该法第30条明文规定了中国的反倾销规则，即“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方式出口，并由此对国内已建成的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的威胁，或者对国内建立相关产业造成实质阻碍时，国家可以采取必要措施，消除或者减轻这种损害，或者损害的威胁或者阻碍。”其第32条规定：“当发生上述情况时，国务院规定了有关部门依法做出调查，并做出处理。”上述规定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规定几乎一样。1997年3月25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该条例将反倾销实体法和程序法集于一身，对于从申请、立案开始到终裁，征收反倾销税为止的每一个具体环节，均作了相应的规定，为我国的企业针对外国产品的倾销提起反倾销诉讼，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法律依据。此外，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还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产业损害裁定听证规则》，该规则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的有关规定，制定的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在反倾销和反补贴程序中组织的产业损害裁定听证。它较全面、系统的规定了产业损害裁定听证的原则及当事人、听证主持人、回避以及听证程序等问题。③但这些法规与WTO的有关基本原则仍然有不尽符合之处，因此，2001年11月26日我国又颁布了新的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废除了97年《条例》中的有关反倾销的规定。该法律是参考国外发达国家和世界贸易组织比较完善的法律规定而出台的，较之以往，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其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再商榷，以便更好的保护我国工业的发展。WTO的成立，尤其是1994年的《反倾销协议》的签订，对世界各国的反倾销立法都起了推动作用。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间，又才迈进WTO大门，如何运用WTO法和与WTO接轨直接关系到我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贸易中的利益得失。同时，我国正承受着倾销和反倾销的严峻现状，这些都对我国反倾销立法的制定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WTO反倾销规则及对我国立法的约束 WTO是世界上一个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贸易规则的国际组织，其宗旨是为了保护世界贸易自由化以实现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保证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的增加，扩大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以及产品的生产和交换，实现这一目的的办法就是通过互惠互利的协议，导致各成员国大幅度地削减关税及其他贸易障碍，取消的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待遇。为了达到这一目的，WTO 国际法学论文:世界新格局下的中国国际法学研究 关键词：世界新格局；中国国际法学研究；挑战；应对 摘要：近现代国际法发展表明，实证国际法制度本身多源于经济贸易发展到一定阶段特定国家学者的国际法理论；格劳秀斯的思想对近代国际法的形成及杰克逊的观点对世界贸易组织建立的影响便是例子。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的国际法理论尚难满足国家在国际社会应对相关事务的需求，中国国际法学者面对诸多挑战。为此，我们的国际法学研究应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作为这个特定时代国际法理论创新的指南，努力增加国际法体系中的中国元素，提高中国在国际法规则制定方面的话语权，在维护国家正当利益的同时，也为人类做出积极贡献。 一、引言 本文所说的世界新格局是指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第一大贸易体对全球经济、政治等格局带来变化的状况。大国要靠经济实力说话，也需要有能够维护自己正当利益的国际法律制度。多年来，中国在国际法规则制定方面处于难以与其地位相称的位置，多是被动接受已经形成的所谓的国际规则，特别是在经济贸易领域。毋庸置疑，世界新格局对世界的发展带来了一些影响，这些变化也必将反映到国际法及国际贸易制度中。 回顾近四百年国际法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一国国际法理论对世界的影响与该国的经济、政治等综合实力及国际上的影响力是密切相关的；而且，诸多的国际法规则总是最先产生于学者的理论，尽管国家之间的冲突往往在先；正是因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不同于国内主体之间的冲突，结合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使得很多的国际法规则不可能先于冲突而产生；针对这种情况，解决问题的规则往往只能以学者的理论为依据来确定了。而且，自从主权概念诞生以来，其对内最高统治权和对外独立权的本质及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定主权国家平等原则，使国际法的本质最终体现就是各国之间意志的妥协，而这又不同于国内法。因此，通常在特定的时代，强国的国家意志多能左右着国际法的制定、执行与发展，而最终规则制定背后的依据均是相关国家国际法学家们的理论与学术观点。 大国国内产生的国际法概念或规则，常多源于其国内学者的观点和理论，这已经被历史所证明。国际法中最为重要的“主权”概念源自16世纪法国的博丹与该国当时的综合国力及其在欧洲的影响有很大的关联，实力强大要求世俗世界国家君主的权力有合法来源，主权应之而生。荷兰17世纪初中叶的崛起导致它与其前的强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发生冲突，以致时代为格劳秀斯推动近现代国际法形成创造了条件。格劳秀斯能够写出《捕获法》《论海洋自由》及《战争与和平法》等划时代的巨著与荷兰当时的经济贸易状况及格劳秀斯的人生经历等密不可分。他所主张的“海洋自由”就是为荷兰在为荷兰人争取利益寻找国际法依据；在他国的航海技术、贸易技术没有达到荷兰水平的情况下，荷兰对已有既得利益者西班牙、葡萄牙形成的秩序之挑战，会让自己成为最大受益者。“海洋自由”这一规则被普遍接受成为海洋法的重要原则。此外，格劳秀斯在1625年出版的《战争与和平法》对其去世后3年结束欧洲30年战争所达成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恰如学者赫德利.布尔所言，格劳秀斯所提倡的国际社会的观点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给出了具体的表达，格劳秀斯可能被认作是近代史上这一划时代的首次普遍和平解决争端的思想之父。这说明该著作对《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签订做出了贡献，也为后来国际法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此后强大了150多年的英国取代了荷兰，在国际法的制定和执行中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该阶段英国产生很多个知名国际法学者，如约翰・塞尔登（1584-1654）、边沁（1748-1832，最早提出“国际法”一词、戴西（1835-1922）、奥本海（1858-1919，被誉为“现代国际法之父”）等；英国鼎盛时期的国际法学家有很多，他们为英国在国际上的殖民主义扩张行为寻找国际法依据，并推动相关国际规则的形成与发展。 美国在20世纪初逐渐成为世界上头号强国之后，开始注重国际法学的研究。在钢铁大王卡耐基的支持下，美国国际法学会组织一批学者陆续将欧洲大陆的一些非英文版的国际法经典之作译成英文，在美国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事实证明，美国的国际法也是在学习借鉴他国的理论的基础上，并结合本国实际发展及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而日渐形成的，并对他国产生了影响力；但其不变的一条就是：在全球争取和维护本国利益，服务本国国家利益的需要。国际法规则的背后预示着国家利益，一直遵循着国家利益导向主义。二战以来国际贸易规则先由学界推动制定，进而进入政府国际谈判桌上，最终多数成为国际条约的内容。20世纪美国的国际法学者很多，知名的有美国前总统威尔逊（1856-1924）、鲁特（1845-1937）、修斯（1862-1948）、赫尔（1872-1955）、哈德逊（1886-1860）、杰塞普（1897-1986）、沙赫特（1915-2003）、路易斯・亨金（1917-2010）、杰克d（1767-1845）等。美国的国际法学者今天仍占据着国际法研究的主流地位，主导着国际法的发展方向，其国际法制定的霸主地位仍无人撼动。 国际法在无政府国际社会中通常是强国意志的体现，这已无需太多的证明。近代国际法的产生与发展的重地欧洲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随着欧洲内部的法西斯主义德国、意大利的失败及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法国的衰落才日渐减弱了其对国际法的影响。二战后，国际法发展的重心由欧洲转向了借助于两次世界大战迅速崛起的美国。罗斯福总统在二战结束前设想的政治、金融和国际贸易的三大国际组织中，联合国（政治性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先后如期设立，而尽管他设想的国际贸易组织因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经济贸易制度的根本对立未能建立，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却起到了临时性的国际组织的作用。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最终使美国在战后主导国际社会的意图得到了实现，其国家意图在国际法层面得到充分反映。这些脱离不了学者的贡献，如被称为世界贸易组织之父的杰克逊教授的相关理论被当做WTO建立的重要理论依据。与此相适应，国际法学随着一国经济发展及在世界经济、政治和贸易中的作用因本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及国际法规则形成中的作用也日益得到彰显。17、18世纪欧洲大陆的国际法思想较为发达和有影响力，而整个19世纪及20世纪初，英国国际法学者的思想在国际社会有较大的影响力；美国则在二战后至今，其国际法思想在世界发挥着主导作用，其重要表现就是美国的国家政策及在有关国际法规则的制定及执行中的表现就是明证。尽管其中不乏欧洲、日本甚至韩国等国际法学者的一些论点偶尔点缀，但美国的国际法思想主导着国际法领域的发展。 二、中国国际法学研究面对的挑战 中国国际法学的发展与本国经济发展几乎同步，但与国家的实力、经济增长速度及其在国际上的地位似乎未能同步，与我们在国际立法中的话语权及应对国际纠纷的效率还有差距。除了通过战争解决冲突之外，我们在国际社会中纠纷处理中，尤其是与西方列强的冲突中，政治形式的和平解决常使我们处于有些被动的地位，不能最为有效地保护我们的利益。国际社会是一定程度的无政府社会；国际法向来与政治、经济等难以分离。中国百年国际法发展的挫折坎坷之路随着中国和平发展和日益强大，应不再重现，而应让中国及其学者担当起中国国际法随着国家的强大而获得其在国际法领域中应有的地位。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清楚我们面对的挑战。我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政治上大国地位早已为世界所认可（常任理事国是其标志之一），但在国际法的创制、理论及实践方面，似乎还显得较弱，与中国的国际地位严重地不相称。 在国际实践活动的某些方面，我们走在世界前面，2008年北京奥运会及2010年上海世博会彰显中国的影响力，2015年8月北京又成功申办2022冬奥会；上海合作组织于1996年在上海成立，2015年6月29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签署仪式在北京举行，亚投行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财长或授权代表出席了签署仪式，其中已通过国内审批程序的50个国家正式签署《协定》，2015年底符合生效条件，亚投行届时正式成立，总部设在北京。然而，尽管近年来中国国际法学者产生了一些新观点、形成了一些新思想，并在服务着我国的外交、国际贸易等实务，但我们原创的国际法理论不多，限于语言等因素，与老一辈学贯中西的世界级国际法学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与中国的大国地位对国际法理论提出的要求尚有差距，特别是在有国际影响力的理论、学术思想或流派方面，我们尚难于有所建树。 （一）领土、海洋主权方面面对的挑战 中国今天在世界上政治、经济的地位，需要有与之相应的国际法思想与理论。然而，近来中国南海诸岛主权不断遭到周围实力不强、国家不大的8个国家的不断挑衅，日本、韩国在东海大陆架与中国不断产生摩擦，如何利用现有的规则和国际法理论维护国家利益是一大挑战。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南海地区的干预，增加了问题的复杂化。至今我们在国际法理论和学术中未能为政府主张中国合法权益找到具有较强说服力的国际法依据。中国当下需要适合其要求的国际法学理论来为上述争议的解决提供路径。 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在形势变化的国际背景下，通过国际司法路径解决中国与他国如日本就钓鱼岛事件等产生的争议，是否是一条可以考虑的路径？依赖政治途径难以解决时，久拖不决，可能会使争议变得更为复杂：历史越久远，证据、事实会变得模糊，争议会变得更不容易解决。就如同在WTO框架下解决问题一样，可以据理力争，并在国际社会赢得尊重；而且，依据国际司法路径，未必一定对中国不利。国际社会日渐走向法治化，在法治观念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下，我们是否须有所突破？就这一点而言，我们需要充分的研究；就算结论是不借助于国际司法路径，在理论上也需为解决这类领土、海洋之争找到切实的解决方法。 （二）国际贸易领域中国际法研究面对的挑战 苏联解体后，美国通过新的贸易规则及知识产权制度，仍在干着殖民主义时期的事情，只不过今天不再是通过武器和战争，而是依赖于知识产权、国际制度与市场。我们以中国的铁矿石进口和稀土资源出口为例：在铁矿石上，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买方，在买方市场情况下，应该掌握着较多的主动权，但实际情况不是，我们对价格没有话语权；在稀土矿上，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卖方，在稀土资源严重稀缺的情况下，我们也应当有主动权，但也没有话语权，在WTO争端解决机构遭诉后败诉的案件较多。2007年4月，美国就中国著作权法“依法禁止出版、传播的作品不受本法保护”之规定申诉到WTO争端解决机构，最终以要求中国修改著作权法而告终；2012年和2015年WTO争端解决机构分别裁定中国9种原材料和稀土出口限制措施违反WTO规则。这些均是典型例子，且现在还面临着更多被诉的危险。不论是作为买方还是卖方，我们均无话语权，或说我们均是处于被动地位。这样的国际贸易规则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随着中国的全面发展，我们面对的国际法的挑战也越来越大。看看稀土领域，在中国投资的企业是哪些？是日本企业。20世纪，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罪恶意图就是抢夺中国的资源，今天依然是这样。只不过战争对它来说是失败的手段，但今天的投资手段却是成功的。有资料表明，日本在东海海底的稀土存储量至少够其用40-50年；其储存量是中国的10倍。难怪有人发出惊叹：日本通过侵华战争实现不了的东西，在我国改革开放后通过投资、技术转移和其他的知识产权战略在一一的实现；日本仍在续写着“侵华”的梦想，不过不再是血淋淋的战争，而是温情脉脉面纱下的和平掠夺。 在国际贸易中，我们日渐成为贸易争端中的大国，争端案例从反倾销、反补贴到知R产权再到稀土出口等，几乎涉及所有贸易领域，在国际法以保护主权国家利益为重要宗旨之一未改变的今天，如何利用国际法维护国家利益，俨然成为严峻话题。 很多人以为，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的历史可以画上句号了。但接下来，人们发现，美国开始“张着大嘴吃世界”，对全球实施“新殖民主义”。美国的富足，多是建立在掠夺他国的基础上。1997年，亚洲爆发了金融危机，美国坐收渔翁之利。比如，很多韩国企业都被美国收购了。 上述国际贸易领域的问题的解决，维护自己正当合法权益，对形成贸易规则增加自己的话语权，显然需要国际法学者的理论突破及为此付出的不懈努力。 （三）全球环境保护、气候变化控制等公共问题方面面对的挑战 处于工业化、城镇化阶段的中国对能源（尤其是石化能源）的大量需求和使用，既给中国带来环境污染问题，也让中国成为世界头号排放大国。在各种相关会议上，中国温室气体减排及环境保护成为其他国家关注的焦点。这些也给国际法研究人员提出挑战。尽管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环境污染治理等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从国际法的角度，我们应当探索找到充足的理由为正在谈判的后京都议定书时代气候条约的制定寻求更为公平合理的方案。这也需要理论上的探索。比如，我们的直接目标常放到“减排指标”分配上，但忽略导致排放的原因在于先进技术没有得到充分的使用，原因是我们没有充分认识到“排放”是果不是“因”。为此，我们如何在后京都议定书时代谈判的条约中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先进技术的转让和使用作为条约的重要内容纳入进去，可能比只看减排指标分配更为有效；但这需要充分的理论论证，也需要相应的文本草案。这对我们而言是一个挑战。 在国际环境法、国际海洋法及外层空间法等新兴领域也尚有很大的拓展空间，特别是涉及到“人类共有财产或遗产”的使用与分配方面，尚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努力。随着中国的技术发展，过去我们“鞭长莫及”的领域现在也有能力介入。我们如何利用现有的制度，或创造出一个既有利于本国又有利于人类的制度来获得国家的正当利益，并在特定领域有话语权，也需要有关国际法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显然，在这些领域，我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积极谋求有中国声音的国际法研究方向。 （四）其他方面面对的挑战 笔者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访学时，一位来自英国在该法学院从事教学的教授认为，至今为止，中国经典国际公法教材主要参考了奥本海国际法，而且诸多教材中涉及中国的国际法案例甚少。她问：“为什么中国的国际法教材中很少使用与本国有关的案例？要知道，美国的国际法教材，55%以上的案例与美国相关。英国的教材也有1/3以上的案例与英国相关。”她还问：自己本国的教材都不以本国的国际法案例为主要研究对象，那么你们的学者研究国际法的意义何在？这些问题，让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的确，我们研读的中国法学院使用的很多国际公法教材，包括案例分析，除了老掉牙的“湖广铁路债券案”及“光华寮案”外，少有案例与中国相关，其他案例似乎与中国没有直接联系。如果国际法教材与本国无关，那我们用这样的教材培养的学生们，将来会关心国际法与中国的关系吗？这从一定层面说明我们目前的国际法教材存在的普遍问题。好在近来WTO争端机构处理的涉及中国的案子已经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及充分的讨论，并在相应的教材中体现。尽管如此，完善教材使其更为合理、符合中国需求仍是国际法学人面对的挑战。 至于其他方面，如国家主权相对论挑战传统的国家主权绝对论、国际法主体的拓展（非政府组织、私人主体特别是跨国公司国际法主体地位等）的讨论，都是我们在理论上需要完善和拓展的领域。 不同阶段的学者，对当时的国际法探讨和国家利益维护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作用很有限，因为国际法与政治向来很难分离，国际法建立在国家实力的基础上。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国际法理论的扎实对维护国家利益也能超越于国家实力而发挥作用，如冷战时期南斯拉夫一些国际法学者、印度、巴西甚至非洲的尼日利亚等国的国际法学者可以不受国家实力的影响而依据国际法理论起到维护国家利益和国际秩序的作用。因此，应对挑战，创新自己的国际法理论，与国家和政府而言意义无疑是重大的。 三、未来中国国际法学发展的思考 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活动中参与的V度和深度的不断拓展，中国对国际法理论的诉求毫无疑问也在不断增加。这是全体国际法学者面对的大好时机，也是国际法学者促进中国国际法发展的时代使命。如何利用现有的国际法规则维护国家利益，并修正不公平的国际法规则及对正在形成的新国际法规则产生积极影响，以听到更多的中国声音，体现中国国际法学者的智慧，是21世纪国际法对中国学者提出的要求。 中国错过了国际法发展的几个较为关键的时期：一是60、70年代，发展中国家纷纷崛起并提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中国由于刚刚全方位介入国际社会，再加上国内的混乱，对国际规则尚未充分了解和掌握，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对当时的活动施加影响。二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会议上的中国谈判力量的影响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由于此前国际法尤其是海洋法研究被荒废近20年，人才培养没有跟上，在国际谈判中显然难以收到理想的预期效果。三是乌拉圭回合谈判等。考虑到法学的继承性，老一辈为我们打下的国际法学基础，我们需要在其上适应时代的发展做出满足国家现实的需求的努力。尽管国际法的基本原理、原则与规律是不变的。我们今天遇到的问题是前辈们没有遇到的问题，既要继承，更要有所突破和创新，这是时代赋予当今国际法学者的使命。 （一）加强国际法理论的研究，为实务提供依据 我们需进一步加强学习西方现有的相关理论及现行国际法律制度，把握国际法学的原理及制度的本质，充分利用国际法的效力根据原理，在掌握他人理论基础上，结合国内国际实际，形成自己的国际法理论体系或流派，为国家的国际事务需要服务。近现代国际法其诞生本身源于学者的理论，然后将其上升为实证的条约或规则，尽管产生理论的缘由是实际生活中纠纷；今天依然如此，国际法理论研究走在前面，甚至公法学家们的观点可以作为国际法院判案的补充性渊源。有史料表明，中国1689年与俄国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也是在徐日升等传教士在参阅早期国际法学者如荷兰格劳秀斯及西班牙苏阿瑞兹等的著作下为中国的钦差大臣提供建议而签订。 对中国而言，由于历史原因，我们对国际法的接受由被动变为主动，且也是从翻译有关学者的学术专著开始的。林则徐因禁烟及处理英国人在中国的违法行为，他被迫请人译出了《各国律例》；清政府各国事务衙门因处理与各国之间的关系，被迫出版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西方列强将各种不平等条约强加在中国人的头上，引起了各种自强运动和革命，我们被迫利用国际法的合理部分为自己挣得生存权益。新中国成立后，基于特定的环境，我们被迫接受苏联的国际法的影响；经济全球化下，为了加速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加入WTO，被迫去适用西方列强主导下的贸易规则，它虽然给中国带来很多利益，但也在严重伤害中国利益（如反倾销、反补贴、知识产权案及稀土出口案等）。这些都是我们被动的体现。尽管近百年史上，我们曾经有过很大贡献，如总理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席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理论等对国际社会和国际法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但与泱泱大国应有的地位相比，这是远远不够的。今天中国在逐渐强大，我们在国际立法中的地位和话语权也应该提升。它除了各种有利因素支持外，依赖于国际法学者努力。 学者理论研究的深度一定程度上影响该国利益在国际社会得到保护的程度。笔者曾经参加2014年4月7日至14日在华盛顿召开的第76届国际法学会年会和第108届美国国际法学会年会，体会到发达国家学术界对时下国际法问题的关注、研究的深入及为政府提供应对策略探讨的投入。这里仅从他们对后京都议定书时代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条约的《气候变化相关法律原则》的起草便可看出端倪。国际法学会为负责起草该条约的原则部分（共10条），学会专门成立一个委员会（约30人），至少自2010年就开始进行研究；每一条由来自不同国家法学院、律师事务所及政府部门的3-4个专家（教授60%以上）负责。在该次大会上，小组人员展示他们的草案，说明理由，并请与会者参加讨论，提出建议，然后他们再去修改。最终他们会将修改后的草案提交给有关的谈判代表。在谈判时，经过充分研究的条约，与那些仓促上阵、提出的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研究的约文草稿相比，哪一个更具说服力，不言而喻。 国际法学理论的薄弱，会让我们在国际谈判及国际规则制定及国际事务应对中处于劣势。美国国际法的强大，除了其自身的国力之外，学者为其政府提供充分的论证和理论依据，是美国在国际社会及国际法产生影响力方面进退有余的重要条件之一。美国学界与实务界（如政府机构、律师及法院等）之间流动十分频繁，学术与实务问题解决结合紧密，能够满足实际需求，又对相关理论提供证据，推动理论的形成。 这种行为为我们提供一定的借鉴，我们的学会可以变得有组织，并且划分不同的专题组，平时加强研究，为国家的有关外交政策乃至世界范围内的相关法律事务服务。 （二）国际法理论研究拓展的原则 1.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作为国际法学研究发展的基本指南 中国强大了，我们要有自己的国际法理论，不能跟着别人的理论转圈，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国际法准则。有学者提出，面对大数据、网络时代，中国在新的国际规则的形成过程中，要提出“中国方案”、体现“中国智慧”，这指明了中国国际法未来可能发展的方向。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指的是什么？其具体内容如何？我们提出后如何使他国接受并成为国际规则？这些都为研究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中国经过160多年的国际法实践探索，构建的方案涉及的国际法理论应当包括和平发展、和谐国际社会构建与以人为本等要素。它要求我们在国际社会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致力于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履行应尽的国际责任和义务，继续同各国人民一道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这种理论的形成有其必然性。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当时的处境，第一代领导人、等提出“和平共处”五原则，关键在于和平，以为新中国赢得生存机会，站稳脚跟。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针对结束后，中国落后于世界的状况，亟需和平的发展环境，邓小平与大树“和平与发展”旗帜，既主张中国的和平发展、也期待世界和平发展。时代，国际社会已经走向“合作社会”而非“共存”，面对公共问题，各国需要合作。全球化日益深入，商品价值链分布于全球，技术使世界联系更为紧密，任何一个区域性的问题都是世界性的，合作是本世纪以来的必然选择，因此“和平、发展、合作（包括技术共享等）”成为我本世纪前十年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指南。在几代领导人取得成就的基础上，将“共赢”融入到国际关系行动指南中，彰显出负责任大国与世界共同前进的胸怀：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合作，不是出于中国一国之利，而是兼顾天下之利。因此，“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国际法理论研究的指导思想也是顺应这种规律；为此我们要慎提“崛起”而多谈共赢。 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思想指导下，我们以实证的研究方法，探索工业革命以来，人类遭遇的种种不幸，尤其是面对气候变化等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的情况及其根本原因，以分析已有的国际法理论或制度已不合时宜；现在需要有足够的勇气以人类共同利益为导向，以和平、发展、合作与共赢及构建和谐世界为指导思想，创设中国的国际法理论。在经济全球背景下，以70年展中国家提出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为诉求，根除新经济条件下“新老殖民主义”再生的土壤，为国际社会和平发展提供依据。 世界发展趋势也证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当下的主题。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的巨大灾难使人类深恶战争，渴望和平，“和平”成为人民的当然选择。只有和平没有发展，难以改善人们的生活，也不符合人类发展规律，所以发展也成为上世纪后半叶人类共同关注的议题。20世纪90年代末经济全球化及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国与国之间的依赖更加紧密，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的利益格局。世界已经连为一体，任何一个单个国家的行为都有可能成为全球性的行为，进而对全球造成影响：如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疾病传播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谁也离不开谁的“地球村”意识似乎正在取代狭隘民族主义的纷争意识。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通过市场交易和民主协商来解决资源匮乏、领土争端、民族纠纷等各种问题比通过战争解决好得多。这些客观上要求国家与国家或其他国际法主体之间进行密切合作，并为这种合作准备了条件。合作、尊重民主的行为准则和全人类价值成为新的国家间相互关系的实质。所以本世纪以来合作一直是中国政府提出的重要原则。国际条约及国际组织在国际社会中发挥作用越来越大就是各国“合作”的重要体现。然而，国际组织的形成及国际条约的作用并非只是让部分国家受益，而是要让所有有关条约缔约方或国际组织的成员都从中受益，分享文明及科技进步带来的积极成果；这就是“共赢”“互利”。比如，加入WTO，并不意味着其成员放弃其国家主权或地区经济权益，而是要求通过较为合理、公平、透明的规则不要把弱势成员变为他人刀俎上的鱼肉。在越来越多发展中成员参与的情况下，它要改变殖民主义时期“你的东西，通过不公平的规则，要变成我的”之强盗逻辑，让各成员在合作中互利共赢。当然，WTO中仍有很多有待进一步完善的规则，如技术贸易方面，在知识产权保护的政策下，在所谓的国家技术出口管制法规下，技术后进国没有办法从公平的贸易规则中分享到技术进步的成果，但有谁会说西方国家因控制的“高端技术”未让发展中国家分享而当上被告？而中国出于保护环境、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对九种原材料如稀土等不可再生资源进行出口限制时则遭到美国等国家的申诉，进而在所谓的WTO规则下裁定这种行为违反WTO规则；这是否有承袭老殖民主义时期政策的迹象：只不过当时是通过战争来占领他国领土、武力迫使他国提供原材料和农产品，而今天是通过贸易制度？可以看出，美国等发达国家借助于WTO规则，利用中国等成员方的技术后进、国际贸易经验不足等因素，实行新殖民主义政策，以所谓文明的方式强迫其他国家继续为它们供应原材料，使后进国仍然成为它们廉价的加工地。这种合作显然有违公平正义精神，难以带来共赢的积极效果。因此，当下国际法理论的研究，必须在“和平发展合作”原则下，强调“共赢”，这是我们要积极改进或完善国际规则的重要出发点。 2.主张人类共同利益与国家利益相结合为原则 21世纪国际法与国际秩序的主旨是：人类共同利益至上，在国际法的价值取向上，当使人类的共同利益优先于狭隘的民族利益。全球化下，任意一个消极的影响会波及全球，如环境污染、气候变化、核事故等，这些使人类共同利益变得更为突出。对恐怖主义、人类认定的国际犯罪如奴隶贩卖、种族灭绝、海盗等行为的遏制和打击需要各国国家的共同努力。技术发展已经使国际法理论创新变得更为迫切：在人类可用陆地资源基本耗竭的情况下，南、北极及海洋（特别是专属经济区、公海等）、外层空间将成为人类竞争的主要领域。人类共同财产（南北极、公海、电离层空间、外层空间――含月球及人类目前所发现的天体――及其所拥有的物体、生物、天梯等）、公共空间（含公海、外层空间、南极等）、人类共同利益在今天显得更为重要。 处于伟大复兴进程中的中国，在追求本国利益、争取国家利益最大化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维护人类共同利益，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坚持把本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共同破解人类发展难题。这是我们在发展自己国际法理论时应当坚持的态度。 在追求人类共同利益的同时，我们需要警惕某些国家假借国际法之名而行“单边利己主义”及貌似合法实质上损害他国权益的行为。它们试图努力地让全球国家碎片化或实行它们所设想的民主化，这背后都其不可告人的意图：被肢解的国家没有足够的强大的实力与其相抗衡，通过它们扶持的国内人实现对他国的战略资源的掠夺，奴役、剥削这些被肢解的国家。无论是科威特在西方操纵下从伊拉克独立，还是科索沃从塞尔维亚独立出被宣布不违反国际法、阿拉伯国家发生的茉莉花革命，更不用说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解体等事件在西方引起的欢呼雀跃：被视为民主的伟大胜利。但我们必须看到：这些国家变化后，并没有给其本国带来真正的福音，如茉莉花革命没有给埃及和利比亚人民带来安宁、民主和幸福；伊拉克战争及阿富汗在美国干预后并没有给两国带来和平，相反它们的国内战争、贫穷依然如影随形；美国对中东地区的干预没有带来进步，反而刺激了伊斯兰国的恐怖主义活动等，以致给欧洲国家带来了一波又一波的难民潮。虽然这些国家的变化短期看都反映西方意图的实现，但长期地看，都留下了祸根。在意识形态高压之下，某些国家借助于所谓的民主、人权，满足本国人民的需要（准确地说，一小部分统治集团利益的需要），在全球扩张自己的利益。短期地看，它损害的是部分国家的利益，但长期地看损害的是人类的整体利益。特定制度下的跨国公司行为给人类带来的公共问题越来越多，如果它们的行为仍得不到控制或引导，最终会毁坏全球环境和气候，最终使人类像恐龙一样遭遇突然的气候变化一夜间从地球上消失。无论从维护国家利益还是人类利益，我们都必须坚守最起码的原则：在国际社会尚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下、在国家作为最根本的利益单元存在背景下，任何国家都应当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要在西方利益集团的叫嚣下，毁了自己的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而纵容跨国公司的猖獗行为，最终毁了它们自己，也毁了人类。美国对我国西藏等问题一直或明或暗地染指或干预，并利用一小撮看不到美国险恶意图的分裂主义者来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也是这种行为的表现。 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在全球化背景下，人类的总体利益高于单个国家的个别利益；而主权国家在强调自己主权和利益的同时，不应侵犯或损害别国的主权及人类整体利益。有学者将民法原理运用于分析国际法的法学理论部分，并提出全人类总体利益原则作为国际法原则的新发展（和平权利、生存权利、自由权利、发展权利、物质文明权利及精神文明权利）；这是很有道理的。 在国际社会，长期以来强国对国际法的态度是：根据其利益需要来遵守或要求他国遵守，规则只是约束弱者，强者都会根据规则来做出利于自己的解释。美国对有关关键产品、涉及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的高端技术等出口实行管制，但有谁对美国、西方国家的出口管制提出过质疑？这种国家利己主义或单边主义与时代赋予国际法所要求的合作、共享、共赢等原则相违背。各国间的共同利益应该是我们的追求，但它不是共同意志而是各国问意志的妥协，即出于人类利益的需要，各国问在利益方面一定的妥协，它遵循人类发展的客观规律，寻求的是安全、有序、和平、公平和正义。因为国际法不是超国家法，不是各国的共同意志，而是各国协调的意志。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是WTO框架下必须遵循的原则，而这些目标的实现需要以环境友好技术作为基础，在人们普遍关注货物贸易、金融等服务贸易的时候，又有多少人关注技术贸易中的公平？发达国家将要求他国“公平”开放原材料、廉价劳动力等市场时，何时要求过他们的技术市场也要公平开放让他人容易获得？因此，将技术贸易纳入WTO体系中，制定相应的规则，应该是经济、技术后进国力图突破的领域，以便于我们也可以利用类似的公平规则制约西方。 在探寻人类共同利益的同时，对有关私人主体在国际法中的地位与作用也颇值探讨。在全球公共问题日益严峻情况下，企业和其他私人主体在相关的国际关系或国际活动中也在积极介入。有些国际条约中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诸多的私法行为主体的意志（如《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最早就是十二家跨国公司率先提出的）。充分利用非政府组织等其他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法制定、实施中的重要作用。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及各种利益趋同者共同维护国际正义。 3.充分挖掘中国本土的“国际法”元素 随着中国国际法研究水平的提高，对外交流的日益深入，专著、论文等研究成果的不断提升及中国影响力的日益增加，国际法中应当有更多的中国元素。基于国际法的本质及其形成规律，我们不能盲目提倡与“与国际接轨”，涉及某些特定领域，如主权、国家政治利益等，提与国际接轨是危险的；但在商事、贸易领域，技术性规范或商业运行规则，与国际接轨，可能并无害处。但不论何种情况，需增加中国的话语权。与国家的国际法实践相一致，我们的国际法学只是处于被动的翻译、学习、接受和消化阶段，未能产生出真正对国家发展有用的、有自己特色的国际法理论。国际法领域创新是一个艰难的过程，特别是在西方经过400多年的实践与理论研究形成的规则对后来者形成较高门槛，突破原有的不公平做法，形成既能体现中国意志、维护中国利益又能被多数国家接受、体现公平正义精神的新理论与新规则，需要国家良好实践及学者们的理论挖掘与创新，这并非易事。 中国本土（并非仅限于传统文化）文化中国际法思想的挖掘十分重要：如和平共处的“和而不同”“大同社会”和谐相处，墨子的“兼邸薄胺枪ァ薄敖焕”的崇尚和平互利思想（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不希望战争在本土上发生，同样他国人民也不希望战争在本国领土上发生；自己不想环境被污染，他国也同样）；“不战而屈人之兵”（发动战争的目的主要是获取财富与利益，而通过非战之措施同样可以实现类似目的，并共同促进人类的繁荣）；“伐交”对于利益冲突，可以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即外交、和平争端解决机制等。 我们应该用中国的“和”文化来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并将其体现在国际法理论与规则中。和文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深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必须让世界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和”文化，所以他不仅反复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而且他本人就是最好的中国故事讲解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攻克人类的共同难题。指出：“当代人类也面临着许多突出的难题，比如，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等等。要解决这些难题，不仅需要运用人类今天发现和发展的智慧和力量，而且需要运用人类历史上积累和储存的智慧和力量……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比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等等。”我们要以此为指导结合中国、世界的现实，并将它们同相关的国际法理论结合起来，形成自己的国际法思想体系，这对利益冲突纷繁的现实问题的解决有着积极意义。 （三）国际法理论的实践基础 学界与实务界的专家学者应该可以进行双向流动，以促使国际法理论研究与国家国际事务实践的结合。这方面最成功的例子是美国。美国最著名的国际法学者都不同程度担任过政府部门的要职。这样的结合，使现实问题对理论的需求直接变成动力并为理论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对国际法而言，实务和理论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实践是理论产生的源头又要求理论服务于其，而理论是实践的先导并高于实践，但它必须服务于实践。国际法本身的发展验证了这样的判断。 国际法史证明：国际法学强大了，该国在国际法领域的影响就会强大；国际法案例，最终的解决均是源自国际法理论，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对条约的解释，而条约的解释实际上就是理论的诠释。国际法理论的创新十分重要。百年来中国的国际法学理论基本上还是处于学习国外尤其是西方与苏联国际法理论阶段；我们原创的国际法理论较少，适合中国国情的国际法理论更少。但国际法理论不是一个独立发展的学科，它也依赖于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如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社会学、哲学等学科的发展为其国际法理论打下了一定的基础，结合其实力，使其国际法理论处于一种较为突出的优势地位，其实用主义哲学指导的特征较为明显，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其国际法中占据主导地位。占据传统国际法优势地位的欧洲，在自然法与实证法理论交融的体系下发展着自己的国际法理论。在中国的未来，经过国际法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会在研究国际法的方法、基础和理论等方面形成自己的特色。 四、结论 总体上，国际法在中国演进的轨迹是：先是被动接受国际法，但在西方列强主导的国际法下，中国遭受到不公的国际待遇，未能利用国际法真正维护自己的权益；北洋军阀及国民政府时期产生过一批杰出的国际法学家，他们在相关活动中维护中国利益，在重要的国际法文件形成中发挥过积极作用，同时也为新中国的国际法发展准备了人才。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至80年代，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在国际社会意识形态影响下，迫于自己的生存空间及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等阶级斗争思想的影响，中国对西方传统国际法的主要内容扮演着革命者、挑战者的角色，给予批评和否定，但对于《联合国宪章》等国际法律文件中的合理部分及西方一些学者较为公允的国际法理论也在充分利用，并阐释自己的国际法思想。在1978年之前，几乎没有国际法的教学和研究活动，国际法理论研究较为单薄，主要以服务国际政治斗争和外交政策为目标。不过也收到一些实际效果，在法学家努力和参与下，国际化研究有了一定基础，形成了“和平共处”国际法思想。8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的实际需要及世界技术、经济、贸易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开始对现存国际法采取接纳并积极参与的态度，虽然对其中不合理的部分在努力改变，但是，国际法中中国元素还是较少，中国声音较为做弱，这种局面亟待改变。 在国际法研究中存在着上述问题，也是可以理解的。中国逐步开放并融入国际社会才近40年，我们对许多规则还有一个认识的过程。规则是别人先制定好的，我们能做的就是先接受、参与，再在学习、分析和适用的基础上，参与更多的立法、修法活动，逐渐增加中国的影响，增加中国的元素，展现中国人的智慧，为世界的和平与和谐作出中国人的贡献。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缩短这样的时间。在中国已经成为第二大经济实体、日新月异的技术等改变世界交往方式及经济一体化更为深入等背景下，形成适合新形势发展、富含中国元素的国际法理论和国际法思想是对当下国际法学人的重大挑战。 国际法学论文:议国际法学之方法论 摘 要：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要依据其所调整的法律关系和研究对象的特点有针对性的选择，不仅要借鉴国际关系、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知识，还要以相关学科的自然科学知识为基础，综合运用逻辑思维和实证分析、自然分析等方法来研究问题。 关键词：国际法学；方法论；研究对象 引言 法，大体上可以分为国内法和国际法两部分，相对应的，也就分为国内法学和国际法学。从国际法本身的产生、发展和壮大来看，它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各国联系的日益紧密而产生的，伴随着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的日益增多而发展起来的。在不存在一个有效的国际政府的现状下，国际法的研究注定与国内法大不相同。 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离不开其所调整的法律关系，某种意义上，正是研究对象的特点才决定了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尽管国内学者对国际法的定义各有千秋，但争议较少的一点是，国际法的发展趋势是调整不同的国家、国际组织、法人乃至自然人之间相互关系的法律规范。即“国际法已不是传统的国际公法，而是反映国家意志的协调，调整一切国际关系（不仅仅限于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规范的总和”。① 国际法学的研究对象与国内法研究对象有显著的不同。国内法的研究，比如一国的民法、刑法等实体法，以及各部门法的程序法，都不可避免地由本国的统治阶级或者说是立法机关的立法目的决定，其范畴大体在一国范围内，而很少涉及与其他国家、国际组织以及法人、自然人之间的关系。而国际法的研究应该从宏观上，以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不同国家之间的国际法主体，其各自的诉求不同、立场不同、知识背景或者生活环境不同，也决定着国际法主体之间的关系调整达成统一、协调的过程更难。 一、国际法学的传统研究方法 鉴于国际法与国内法的不同，以及国际法学所调整的法律关系的不同。其研究方法应该更侧重于比较研究（包括横向的各国之间比较和纵向的历史比较），价值研究，体系研究，实证研究，演绎与归纳研究，以及结合运用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研究方法等等。以上这些研究方法在国际法学的学习中不可或缺。诚然，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必定是建立在普遍的法学研究方法之上的，但也有特殊之处。下面就作者发现的应当受到重视的几种研究方法或者国际法学的学习方法做一些理解和阐述。 首先，从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角度来看，有学者认为，“国际法学研究的确对我国的涉外实践―广义上的―未起到有力的指导作用”[1]，尽管大体如此，但也应该看到我国的国际法学已经在处理WTO争端、松花江跨界污染、解决钓鱼岛争端、大陆架的主张等等领域起到了一些作用。普遍认为，国际法学始于西方，发展于西方，我们所要做得更多的是消化吸收，才能有所创新。孙世彦研究员认为，当前的国际法学研究过多侧重于理论研究，理论创新只能作为我们长期的目标，而不能每日追逐的目标。从这一角度来看，国际法学的研究更应该从实践入手，从案例入手，从我国所面临或可能面临的国际法问题入手来做一些研究。从历史上来看，国际法在中国的产生发展，正是现实所迫，才得以引进。在晚清和民国时期，针对理论研究较少，而主要是针对中国面临的国际问题寻找解决办法。中国那段时间“面临着收回租界的斗争、日本侵略、两次世界大战、联合国成立等重大事件”[2]，因而当时的研究重点放在“国家主权（领事裁判权）、条约法、战争法等国际法领域”[2]等领域。尽管当时的研究是被人牵着鼻子走，是不得不为之举，却奠定了中国国际法研究的良好基础，产生了一批国际法学巨著，如1932年周鲠生先生的《国际法大纲》，1943年的王铁崖先生的《新约研究》，1948年李浩培先生的《国际私法总论》等等至今仍被国际法者视为经典大作。所以，无论从理论研究，还是实践研究的角度来看，可能还是侧重于实践研究能取得更好的效果。从这一角度来看，目前我们学习国际法学还是要多从实践入手，多从我国遇到或可能遇到的国际法问题入手，多关注我国的经济贸易发展现状和前景，才能更有可能主动地学好国际法学。 其次，由于“国际法学看起来不像‘法’的特点”[3]，国际法需要运用更多的实证方法来充实研究，使国际法学也更有血有肉一些，不是仅仅有国际法原则和国际条约的骨架。国际法着眼于国际法主体之间法律关系的调整，相对更抽象，运用好实证研究的方法，才能更好地为国际实践服务。从实证方法本身来看，其经典论点是“恶法亦法”，侧重于研究对象“是什么”，注重于还原研究对象的本来面貌，因此，首先要获得大量真实确切的第一手资料，才能进而加工提炼。那么，如何搜集资料，显得尤为重要了。尽管现在搜集资料的方式很多，如文章检索方面可通过Westlaw、Lexisnexis、Heinonline、JS-Tor等外文数据库，中文的CNKI等数据库以及WTO、ICJ等判例，而一些核心的第一手资料的确很难掌握，比如近期中国与欧盟的光伏谈判，由于是闭门谈判，以至于基本不可能拿到未公布的第一手资料。看来，要用实证方法必须要多下功夫，仅仅依靠书籍、检索文献、判例等还是不够的。因为，缺乏第一手资料区还原、分析该问题的实际情况。然而，宋连斌教授认为“就算是纯基础理论构建，也并不排除实践”，因为“没有一个时代像美国冲突法革命那样，选法理论与方法层出不穷，但其中有影响力的，还是那些从实证中来，到实证中去的。”[3]实证研究对国际法学的学有裨益，不过确实需要下苦功夫，否则即使有大量翔实的第一手素材，也不能做出创新的结论来，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实证阐释是国际法学的看家本领”[4]。 从传统国际法学的角度来看，自然分析法对于国际法学的研究，地位与实证分析法基本相当。自然研究的方法，解决的是国际法“应当怎么样”，它主张国际法应该体现普遍的价值，应该是正义的、公正的，对国际法主张进行价值评判。对于当前国际法的现状，不存在一个行之有效的国际政府的情况下，国际法在判定国际法主体的行为上，更多的是运用评价的方法，包括肯定性评价和否定性评价等，来影响国际法主体的行为。因此，对于研究国际法本身来说，不仅仅在于要重要国际原则、国际习惯等准则，更要抓住国际事件和国际关系的内在主线进行分析，也要注意价值评判和道德评判本身就具有“立场”，因此在研究中，分清事实是什么，立场是什么对研究的中立性格外重要，更进一步来说，自然分析与实证分析并重，才能改变一些学者认为的目前国内国际法研究上的“注释法学”趋势。 二、跨学科研究方法 从国际法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来看，国际法天生与其他学科不可分割，需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知识，甚至于要以其他学习为根基。比如国际经济法，天生与国际贸易相关联，不熟悉国际贸易的规则和实物，无异于闭门造车。正如周忠海教授所言，不知道什么是波、什么是涛，怎么作好海商法的研究？因此，有学者主张国际关系与国际法是包容与被包容，一般与特殊的关系，提出一条从国际关系理论入手来分析国际法的新路[5]。这种理论认为，不能仅仅关心，何时、何地以及什么，而是要分析如何、为何。该理论主张，要避免实证分析所带来的国际法学趋向“注释法学”的危险，避免脱离国际关系的现实来论国际法，要以国际关系入手，分析原因，进而真正繁荣国际法学。在国际关系理论看来，国际法的产生、发展等要从历史角度、政治角度来衡量，要国际关系入手作为研究主线。如“一战”以后“巴黎和会”的召开，国际联盟的建立，这都与国际关系中的理想主义密不可分，也就是说为了形成战后新的国际局势，避免战争，从而促进了“一战”后国际法的繁荣局面。而“二战”后，联合国、关贸总协定等国际组织的建立，以后随之的联合国法律体系的制定与遵守都受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很大。 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博弈论来分析，国家之所以遵守国际法，是因为国家在合作中关心的是相对获益，也就是本国所得利益多于还是少于其他合作国家。国家并不在意是否所有参与方都能获益，而关注的是谁获益多。这种博弈论可以很好地解释国际立法博弈的失败原因，以及一些国际条约迟迟不能生效的原因。与博弈理论不同的是，国际关系中的新自由主义认为，理性国家关注的是本国的获益，而不是其他伙伴获益的多少，因而在一次博弈中，一国不惜代价获得利益，容易导致欺诈的产生，从而忽视了长远利益。又如，在GATT乌拉圭回合中引入的“议题挂钩”理论，即同时构建和谈判多个领域的国际规则，用国际关系的理论来看，它避免了在蛋糕做大之前而分割蛋糕，满足了利益的分配和平衡，取得了很好的效果[5]。诚然，国际关系的理论对于理解国际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与协助提出了独特的看法，加强了对国际规则制定的客观认识，不失为国际法理论的很好补充，似乎看来为构建国际法上的法理学提供了可能。 除国际关系外，国际法学与逻辑学、经济学等天生存在密切联系，国际法学无论采取何种研究方法都离不开逻辑的基本规则，而经济学是进行国际经济法研究的必备工具。还有一些基础学习，如外语，在国际法发展的今天，不掌握一门以上的外语，想研究好国际法已经不存在可能。在一国法律体系内，还需要具备民商法、仲裁法等国内法律学科来促进国际法的研究。除此之外，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知识和研究方法都对国际法学研究有重要意义。 三、综述 由于国际法学的研究对象相对分散，研究领域广阔，因此选取何种研究方法，还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总体上来说，要遵循实证分析、自然分析的原则，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从思维上来说，要有强的逻辑思维能力，有客观国际关系的分析能力；从研究工具来说，要必备一定程度的外语知识，掌握与研究对象相关的经济学、政治学等理论；从研究对象上来说，国际法学要借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如果研究海商法，要掌握潮汐、水文反面的自然科学知识，研究外空法，要掌握航天领域的知识等等。从研究的态度上来说，还需保持不怕吃苦，不能偷懒的态度深入研究。 在国际法哲学中，有学者提出了呈倒金字塔状排列的五个层次的知识结构，最底端是哲学，往上依次是社会学、经济学、国际关系等社会科学，法理学，民商法、宪法等部门法学，最顶端是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等国际法学[4]。可见，国际法学要想有所创新，必须要实现与其他学科融会贯通，具备更加开放的视野和视角来分析国际法问题。 国际法学论文:严峻国际局势下的国际法学教学改革 摘 要：国际争端的不断涌现，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提出极大需求和更高要求，但当前的国际法学教育模式使得国际法学专业人才出现断层，亟需进行改革。对此，应以先进的教学理念为指导，明确教学目标，从教学模式、教学语言、考核方式等角度，深化国际法学教学改革，以应对国际局势严峻挑战。 关键词：国际法学 教学改革 指导思想 具体措施 法学教学改革一直都是高等教育界非常热衷研究的问题，这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对法学教育的必然要求，因为法律是正义的象征，法律人才是实现正义的主体，法律人才队伍的建设水平则代表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明程度和法治化进程，这就要求对传统的法学教学模式进行改革，从而为社会提供最专业的法律人才。 1 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国家间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联系日益密切，整个国际社会在各个领域呈现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态势，而且在日益频繁的国际交往中，各个领域的国际争端不断涌现，国际法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提出极大需求和更高要求。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受传统教学观念的影响，国际法学在大多数高等院校法学教育中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导致国际法学专业人才出现断层，根本无法满足国际局势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需求。基于此，国际法学教学改革引起了各高等院校的重视，逐步成为法学教学改革研究的重点领域。 1.1 国际法学在法学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 国际法是以国家间关系为主要调整对象的、有法律拘束力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体，在规范国家行为和调整国际关系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国际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1]1998年，教育部将国际法学纳入到法学高等教育专业核心课程体系，具体包括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三个分支，各高等院校国际法学方向课程围绕这三个分支开设；2002年开始的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亦将这三门法学高等教育专业核心课程纳入到其考查范围。 由此可见，国际法学无论是在中国法学高等教育体系中，还是在中国法律人才筛选体系中，都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2]但是，正如开篇所述，由于中国大多数高等院校法学教育未给予国际法学应有的重视，致使中国国际法学学科的发展非常缓慢，而且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出现了断层。这些都要求我们对传统的国际法学教学模式进行深入改革，进而使国际法学得到其作为中国法学高等教育专业核心课程的应有尊重，并培养出适合国际社会发展需求的国际法学专业人才。 1.2 迎接国际局势严峻挑战的迫切要求 进入21世纪，国际社会在各个领域面临重大的机遇和挑战，国际关系进入重新整合的新时代，新的国际秩序将建立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国际法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能够在新的国际秩序建立过程中更好地反映本国的立场和主张，世界各国对国际法学的研究和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培养愈来愈重视，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因为先进的国际法学理论和专业的国际法学专业人才，能够为其本国外交政策的实施提供各种合理有效的借口，进而为其实现本国的外交目标提供各种有利条件。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有着五千多年的悠久文化，从汉朝“丝绸之路”开始，中国就开始了广泛而频繁的对外交往。在当代，中国的对外交往更加频繁，在整个国际社会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政治上，中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经济上，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世界第二大进口国，并拥有最多的外汇储备；军事上，中国是世界上军队规模最大的国家，拥有各种自主研发的先进军事设备傍身；文化上，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世界上最悠久的历史文化和最丰富的人力资源。中国如此显耀的优势，使其在国际社会颇受关注，同时也使其遭受诸多挑战，这从近期的国际局势就可窥探一二。政治上，黄岩岛、钓鱼岛的领土主权问题；经济上，欧盟针对中国出口的光伏产品反倾销、美国针对中国出口的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进行反补贴；军事上，美日、美韩在我国周边进行军事演习，妄图威胁我国。所有这些都彰显着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 2 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的指导思想 基于国际法学在中国法学高等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当前国际局势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我国传统的国际法学教学模式亟需加以深入改革。为此，我们应该以社会需求为本位，明确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的指导思想，为具体实施国际法学教学改革奠定思想基础。 2.1 树立正确的国际法学教育理念 深化国际法学教学改革，首先要明确国际法学教育理念。国际法学与国内各部门法学是法学的两个相互独立的平行领域，两个领域解决的问题迥异，社会对相关人才的需求亦大不相同，这就决定了两个领域法律人才的培养模式大相径庭。在国际法学教学改革中，应注重国际法学专业人才与国内各部门法学专业人才的不同，以当前国际局势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为导向，紧跟世界国际法学学科的发展前沿，在培养模式、专业结构、课程体系、评价机制等方面进行优化，采用先进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国际法学高质量、高层次人才。 2.2 引入先进的国际法学教学方法 在国际法学教育领域，一大批国际法学学者一致致力于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研究，他们开拓创新，先后提出了一系列先进的教育方法，其中，最为典型的当属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黄进教授和武汉大学肖永平教授所提出的教学方法。这些国际法学教学方法，经其本校实践取得了很好成效，应将其推广运用到整个国家的国际法学教学中。 2002年9月，在华东政法大学召开的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年会上，黄进教授针对国际法学的分支之一―― 国际私法的教学提出了一系列先进的教学方法，具体包括“国际私法教学与5H人才培养观、国际私法教学与3D课堂教学模式、国际私法教学与实践教学、国际私法教学与双语教学”等。其中，“5H人才培养观”是指在国际私法教学活动中教会学生how to be（如何为人）、how to do（如何做事）、how to learn（如何为学）、how to be with others（如何与他人相处）、how to enjoy life（如何享受生活的乐趣）；“3D课堂教学模式”是指在课堂教学中广泛使用discussion（讨论）、dialogue（对话）、debate（辩论）方式进行教学。[3] 武汉大学肖永平教授在国际法学教学方法上提出要实现“五变”，具体是指变“以教师为中心”为“师生共同探索”，变“以教材为中心”为“教材和课外读物并重”，变“以课堂为中心”为“课堂与课外并重”，变“以传授知识为中心”为“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并重”，变“以学会为中心”为“以会学为中心”。同时肖永平教授还提出了“五I学习法”，指出在国际法学学习过程中，要做到正确识别法律争诉点、准确解释法律规则、善于确定关键事实、养成不断追问的习惯和得出自己的结论。[2]而“五I学习法”的养成，则离不开国际法学教学过程的引导。 3 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的具体措施 国际法学的教学改革，应充分调动教师和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整合一切可利用的教学资源，从教学模式、教学语言、考核方式三个方面深入进行，从而培养出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国际法学高质量、高层次人才。 3.1 改革国际法学教学模式，采用新颖教学方式 国际法学的教学改革首先需要对教学模式进行改革，在传统教学模式的基础上，结合国际法学教学内容的特殊性，引入新的教学方式。由于国际法学内容繁杂，涉及公法、私法的各个领域，为保证学生学习国际法学知识的系统性和连贯性，在国际法学教学体系和教学结构上必须由专业教师主导，因此，传统的“灌输式”的教学模式不可抛弃。但基于传统教学模式过于抽象枯燥，教学效果会因此受到印象，因此，国际法学教学改革过程中需要引入各种新颖的法学教学模式，主要包括多媒体教学模式、案例分析教学模式、模拟国际组织教学模式等，这些新型教学模式使原本抽象枯燥的课堂讲授变得生动形象起来，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听课兴趣，加强专业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和思考，进而使学生能够自主分析当前的国际局势与国际争端，把这些枯燥的国际法规则灵活运用到保护国家利益的实践中。 3.2 改革国际法学教学语言，引入双语教学因素 国际法学与国内各部门法学相比，最大的特点在于其国际性，这就使得对于国际法学的研究不应局限于国内领域，而应走出国门进入国际领域，这需要有非常高超的语言能力作为研究手段才能完成，因此，在国际法学教学改革中引入双语教学因素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随着我国加入WTO和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我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国际交往越来越频繁，国际问题和国际争端相应的也越来越多，这些国际问题和国际争端的解决迫切需要一大批掌握国际局势发展动态、具有坚实理论基础和开阔视野的高素质国际法学专业人才。为了满足这一需求，培养高素质国际法学专业人才，对国外相关知识的涉猎是必不可少的，双语教学因此应运而生。所谓的“国际法学双语教学”是指在教师讲授国际法学的相关概念和规则，应该提供标准的英文注释，尤其是对于其中的专有名词，必须能够标注准确的英文翻译；在介绍相关国际条约时，对于其出处和原文内容必须向学生加以介绍；在介绍经典的国际法学案例时，应将裁决原文中的关键部分向学生展示。[4]通过以上双语教学途径，在教学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提高学生的国际法学专业外语水平，从而为其自主学习国外先进的国际法学专业知识提供便利，以进一步培养出高素质的国际法学专业人才。 3.3 改革国际法学考核方式，进行多角度效果考查 教学过程分为授课和考核两个阶段，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考核是督促学生认真学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其中，期末考试时最传统的验收学生学习效果的考核方式，但从培养应用型人才的角度出发，考核方式不应局限于此。基于培养高素质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要求，国际法学的考核方式应该多样化、灵活化，从多个角度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考察，从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除了期末考试之外，国际法学的考核还可以通过布置案例分析式作业、设置模拟法庭或模拟仲裁庭、针对热点问题撰写毕业论文、分小组讨论并展示探讨结果、组织辩论等多种方式灵活进行。通过对国际法学教学效果进行多方位、多角度考核，保证学生既能够掌握国际法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同时又能够灵活运用国际法学专业知识分析国际局势、解决国际争端，进而使他们成长为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国际法学科高质量、高层次人才，满足国际社会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需求。 法学高等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信仰法律、熟练掌握法学理论知识并能将“教条化”的内容“务实化”的法学专业人才，作为法学高等教育体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国际法学的教学目的亦是如此，但是当前中国的国际法学虽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但无论是人才的数量和质量还是研究成果的水准，仍然远不能适应中国对外开放的速度与规模。为了应对国际局势的严峻挑战，满足国际社会对高素质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需求，我们应该通过国际法学教学改革，调动学生自主学习和运用国际法学知识的积极主动性，从而培养出高层次的国际法学专业人才。 国际法学论文:案例教学在国际法学教学中的运用 摘 要：目前，案例教学已成为国际法学教学过程中的重要方法。然而在国际法学案例教学过程中出现了将案例教学等同于举例教学、对案例教学不够重视、案例选择不恰当、以学生为中心的模式很难达到等诸多问题。国际法的案例教学应当合理选择案例，教师应当恰当运用讲授案例的技巧，在课程设计方面应增加实践性教学环节时间。 关键词：案例教学；国际法；课程实践 国际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但现阶段我国学生普遍缺乏锻炼和实践的机会，接触国际法实例很难，学习过程中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在国际法教学中采用案例教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方面的缺陷，提高学生学习国际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案例教学法，就是运用典型事例进行教学，目的在于通过对典型事例的分析和解决思路、方法等的掌握，使学生进一步理解一般的分析原理，并借助这一原理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 [1]。其本质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互动式教学。 一、国际法案例教学易出现的问题 （一）将案例教学等同于举例教学 案例教学成功的重要基础之一是案例报告的规范化和权威性。在目前的国际法教学实践中，有的教师将案例教学理解为简单的援引案例来说明理论知识。虽然在系统知识的讲解过程中穿插案例有助于提高课堂气氛和加深学生的理解，但是这仅仅是系统教学的手段之一，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案例教学。案例教学作为一种教学方法，具有丰富的内涵，包括从案例选择到课堂设计的一系列过程。 （二）对案例教学不够重视 案例教学作为一种教学方法，与其他的教学方法处于同等地位。引进案例教学方法却将其作为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不给予足够的重视，或者过于依赖案例教学方式都是不正确的。案例教学应当与其他方法并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课程分配上的均匀。案例教学有其自身的特点，需要将其与其他教学方式进行合理的搭配。 （三）案例选择的不恰当 案例的选择存在有难度，一旦选择不当，会直接影响案例教学的整体效果。案例选择困难的局面，一方面是因为案例来源不充足，另外一方面因为教师在选择案例时没有把握好标准。在案源上，困难的不是案例的数量问题，而是符合案例教学要求的案例质量问题；在教师选择案例方面，既要顾及到案例自身的价值，还要考虑到学生的基本情况，考虑到教学的进度和整体的教学状况，这些因素处理不好，就会降低案例教学的质量。 （四）以学生为中心的模式很难达到 通常的讲授式教学，以教师讲授为中心，教师处于课堂的中心地位，学生只是单纯的听课、记笔记，在课堂上没有主动性。这种影响呈现在案例教学中表现为教师在台上陈述案件事实，讲述案件涉及的法律知识，总结案件的意义，其中插入学生对于问题的看法。这种模式实际上是案例讲解，是传统的讲授式教学的一种，只是将系统知识换成案例，而不是案例教学。案例教学要求以学生为中心，要求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互动以及学生之间的互动。教师的角色转换不当，过于主动，就会削弱学生的主动性，同时也会限制学生的思维活动，达不到案例教学的目的和效果。 二、国际法案例教学的课堂实践 选择精确、有效、典型的案例，是实行国际法案例教学成功课堂实践的第一步。所谓精确，是指所选案例内容要与有关国际法理论相吻合；所谓有效，是特指国际法案例的政治性。国际法调整的国际法律关系除了包含法律因素外，更多的还要包括国际政治因素和国际关系的现实，与国际政治太过脱节的案例是没有生命力的。所谓典型，是指该案例在相关法律领域具有代表性。 实例演示：以WTO海龟海虾案为例 该案件的案情如下：印度、马来西亚、巴基斯坦、泰国投诉美国对某种虾和虾类制品的进口限制（WT/DS58）（禁止进口没有使用排除海龟捕捞装置捕捞的虾）。1996年10月8日，上述联合投诉方提出磋商要求。争端起因是1996年5月美国颁布609条款，禁止在捕虾时没有安装防止误捕海龟的装置TED的虾类产品进口。投诉方认为美国违背了GATT1994第1条、 第11条和第18条，并造成了利益的丧失和损害。1997年1月9日，马来西亚和泰国要求设立专家组。1997年1月30日，巴基斯坦也提出这一要求。1997年2月25日，DSB设立了一个专家组，澳大利亚、哥伦比亚、加拿大、菲律宾、新加坡、危地马拉、墨西哥、日本、尼日利亚、斯里兰卡、中国香港等11个国家（地区）保留第三方的权利。1997年2月25日，澳大利亚也要求就同样的争端事由设立专家组；1997年4月10日，DSB同意这一要求，决定由同一专家组合并审理澳大利亚的要求。专家组认为，美国禁止早虾和虾类进口的措施违反了GATT1994第11条第1款，不能被认为是GATT第20条中的例外。1998年5月15日，专家组报告由成员各方传阅。1998年7月13日，美国对专家组适用法律和法理解释问题提起上诉。随后，专家组推翻了专家组的一项调查结果，即专家组认定美国的被诉措施不包括在GATT1994第20条的序言允许的范围内。上诉机构推断出，美国被诉措施虽然符合第20条g款的要求，但却不能满足第20条序言中的要求。1998年10月12日，上诉机构报告由成员各方传阅。 该案若实践案例教学，大致可以分成如下步骤： 第一步，教师先将海龟海虾案分配角色，角色的分配应尽可能使大多数学生参与进来。在该案中，教师可以设定主持人1人，该主持人负责介绍案情，并以一段开场白开始这个案件的模拟。教师设定申诉方4人，分别代表印度、马来西亚、巴基斯坦、泰国四方；设定被申诉方2人，均代表美国，由其2人共同搜集资料加以抗辩；设定第三方11人，这11人分别代表澳大利亚、哥伦比亚、加拿大、菲律宾、新加坡、危地马拉、墨西哥、日本、尼日利亚、斯里兰卡、中国香港等国家或地区；设定专家组成员3人；设定上诉机构成员3人；设定一定的评委（最好基数），由评委对上述人员进行打分。 第二步，专家组审理程序。这个过程先由申诉方发言，然后由被申诉方抗辩，期间听取第三方的意见，最后由专家组做出裁决。这个过程评委应该对各个人员的表现进行打分，然后取平均值。 第三步，上诉机构审理程序。这个程序是上诉程序，具体设计跟第二步大致相同，最后由上诉机构做出终裁。 第四步，由评委进行核分，并将结果予以告知。同时，旁听观众（未分配任务的同学）可以向任何发言的同学就其所陈述的相关问题进行提问，这个环节要求准备案例的同学需要课下认真准备，确保就自己负责的部分了然于心。 第五步，由教师进行最后总结，并就相关知识点进行讲解，讲解的过程中需要将核心争讼点详细阐释，并积极给学生提供参考资料或推荐相关书籍、论文，以便学生在课后能够及时查阅。 第六步，由学生课下及时查阅资料并进行复习，教师可以在下一堂课时检查学生阅读资料的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法教学中可以援引案例的选择范围不仅仅局限于国际法院的判决。国际法院对国家的管辖权是建立在国家自愿的基础上的，由它审理的案件数量、范围有限，但根据国际法对国际法院职能的规定，国际法院除了拥有诉讼管辖权外，还有咨询管辖权。所以国际法中的教学案例除国际法院审理的成案外，还应该包括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仲裁机构的裁决、以及国际关系中发生的重要事件等等。这些意见、裁决和事件虽然不同于法院审结的成案，但它们都可以说明与论证国际法的原理、原则的产生和存在，同时也能说明国际法的现实性和复杂性，所以都应该在国际法案例教学中得到合理的运用。 三、国际法案例的教学设计 国际法案例教学设计大致上可以分为以下步骤： （一）案例的选取和整理 “法学案例教学以法律案例为课堂教学的起点，选择恰当的典型的案例是成功实施案例教学的先决条件。”[2]一个好的国际法案例必须具有实际价值，从法学教育来讲，首先，国际法案例的价值集中体现在案例中体现出的法律知识与法律运用；其次，国际法案例必须具有现实性，教师所选择的案例必须具有现实性和真实性，避免凭空虚构案例；再次，国际法案例必须具有启发性，这是案例教学目的的要求，启发性强的案例可以促进学生的思考和分析能力；最后，国际法案例的选择还要考虑学生的心理要求，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争议性强的案例能引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案例教学的效率。 （二）课堂讲授的技巧 国际法案例教学的方式可以多样化，可以有不同的课堂讲授方式和手段，恰当的形式可以使得课堂教学达到意想不到的结果。讨论法和质疑法是案例教学中常见的方法，组织学生就案例所涉及的法律知识进行讨论，发现案例中涉及的法律知识；不迷信案例中的结论，在论证结论的正确与否的过程中达到对案例知识的深刻认识和体会。在此过程中，教师要随时把握课堂进程，在应当给与提示、启发或者进行总结的时候能适时地做出反应。除了这些一般的方式，组织学生观看法庭审判或者邀请非课堂人员参与课堂讨论都是可以采取的方式。 （三）增加实践性教学环节时间 由于法学课是一门理论和实践结合较为紧密的课程，因而针对这一特点，教学管理部门在制订教学计划时，要充分考虑实践性教学环节。然而目前对实践性教学环节似乎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它还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或者虽有少量安排，却是杯水车薪。这样要想把学生培养成动手能力强的应用型人才恐怕会成为美丽的肥皂泡。所以，对现行教学计划也应进行改革，要把实践性教学环节时间增加到总课时的1/4甚至1/3，并加强检查落实，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讨论案例，有更多的时间进行法律操作训练，这更有利于将其培养成应用型法律人才。 国际法的学科理论和实践在普通高校的法学或国际政治学专业的大学生看来是充满吸引力的，但同时又难免产生隔空喊话的距离感，因为他们生活的空间终究与风云变幻的国际社会相去甚远。[3]案例教学是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应当在国际法法学教育中予以广泛采用。我国不是普通法系国家，案例教学不可能成为主要的教学方法，但是吸收案例教学方法可以弥补目前我国法学教育的不足。要使案例教学在我国的法学教育中达到良好的效果，必须将其与传统的教学方法结合起来，使二者能够相辅相成，同时应当正确认识案例教学，采取科学合理的方式使案例教学达到最佳的效果。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方法论中的分析实证主义 【摘要】面对国际法学方法论的选择，历史上的东西方法律文化都倾向于在国际关系上采用道德哲学的进路，将问题的解决诉诸于抽象意义上的原则与教义。近现代以来，国际法上道德哲学进路与社会科学进路的冲突集中表现在自然法学派与分析实证法学派两种不同的国际法学方法论中，社会科学的明显优势使得分析实证主义在方法论中处于主导地位。国际法学的发展需要法理学的理论支撑，在分析实证主义方法论的统治下，中国的国际法发展需要更多的吸收借鉴包括国际关系在内的多种社会科学进路，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追求创新与突破。 【关键词】国际法；法学方法论；分析实证主义；社会科学进路 一、历史上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哲学进路 传统意义上，自然法学家们认为道德原则是比法律更高的标准。传统法学确实乐于接受道德哲学的教诲，这来源于道德高于法律的基本假设，道德可以为法律提供评价标准和合理性依据。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道德哲学被认为是永恒不变的，这种进路在国际关系处理中不可替代。随着国家不断的强大，世界上每一个君王或政府不论对内统治或者对外交流都无法离开道德哲学的帮助，道德哲学成了统治一个强大的专制国家并有效进行国际交往的必然选择，古代的国际法带有了明显的道德哲学色彩。 在古代中国，周朝就出现了“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的统治思想，随后的国际交往制度中，“朝贡体制”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朝贡体制”起源于先秦的服事制度，《尚书·禹贡》所载“五服”制和《周礼·秋官·大行人》所载“六服”制，依据血缘亲疏、尊卑高下、地理远近，确立了一套以王畿为中心向周边层层扩散的统治结构，将夷狄置于边远地区。在朝贡体制下，中央王朝有抚驭、开化夷狄的责任，而夷狄则有义务向中央王朝进贡。这样，在高尚德行的感召下，中央王朝和夷狄之间将处于和平的状态。这既体现了华夏民族高度的政治智慧，又体现了道德哲学在冷兵器时代处理国家关系问题中的强大作用。 在西方社会，传承千年的古老文明抵挡不住野蛮人的入侵，黄金时代和民主政治消散在马其顿王朝的铁蹄之下。人们惊奇地发现，经济的繁荣和政治的先进无法转化成一种绝对的强大。在生产力尤其是军事科技无法取得压倒性超前的时代，专制集权的制度才能保证集结全社会的力量。于是，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划分，人们为了生理和安全的需求，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放弃更高层次的需求，抛弃了诸如“品德”、“节制”、“荣誉”等美好的词汇，甘心在“恐怖”下“幸福”地活着。顺势而为，道德哲学披上了神学的外衣，成为专制统治的精神载体，恰如其分地渗透社会的各个阶层的每个细微的角落，把脆弱的国家沾粘起来，创造了一个看似稳定实则压抑了诸多矛盾的秩序。从西欧封建社会的形成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自然法在古代社会可以给一个区域带来和平，只有当国家和民族的棱角被道德哲学所磨平，才能真正带来国际社会的稳定。相对于灿烂不朽的古希腊文明，运用道德哲学伪饰的宗教统治来处理国际关系有着一种不可逆的进步性。古代中国的“朝贡体制”和古代西欧的宗教统治都同样体现了道德哲学在其处理国际关系上的重要作用。 二、国际法学方法论的思想定位 （一）近现代两种不同视角下的国际法 1、自然法学派的国际法学方法论 从历史上的国际关系可以看出，自然法学派带有明显道德哲学价值判断的思想一直是确立国际法的指导理论，这种普遍的道德原则和宗教教义在处理国家之间关系时被理所当然的顺从。格老秀斯作为“国际法之父”，在《战争与和平法》中明确支持国际法学中的自然法理论，认为国内法、国际法甚至战争法都应当遵循自然法的基本原则。近代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对人权的呼吁让人们切实感受到了自然法中的“恶法非法”思想。20世纪的新自然法学派同样传承了这种对法律应然性的推崇，马里旦所谓的尊严，富勒的道德，德沃金的权利，罗尔斯的正义等等无不体现了他们的价值评判标准，即那种抽象意义上的道德哲学。 面临对国际法问题的评价时，自然法学派主张的道德哲学进路要求人们去考虑国际法“应当”如何，这种预设带有明显的价值衡量倾向。不可否认的是，国际法应当具有道德性，但在复杂的国际关系背景下，道德标准如何确定？法律应然性的具体表现在哪个方面？这种抽象的原则教义无法解决真正的国际法难题，如国际争端的具体解决机制、WTO的具体贸易规则等，道德哲学无法为人们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思路，自然法学派的道德标榜与口号在面临现实质疑时只能偃旗息鼓。 2、分析实证法学派的国际法学方法论 与自然法学派的国际法“应当怎么样”相对应，分析实证在解决国际法问题时更多的关注其具体“是什么”以及“如何解决”。分析实证的方法论要求人们将国际法从实然之法的角度去研究，进行最基本的实证阐释，从国际条约、国际判例中寻找最基本的逻辑起点和规则。所谓国际法的实证分析，即“对于国际法的规范、实践所进行的描述性研究，解决国际法某个领域、某一方面、某一问题上的规则或者实践‘是什么’的问题。”这种方法论以奥斯汀、凯尔森、哈特等人为代表，在不考虑道德的同时注重研究法律规则、文本和体系。 分析实证主义认为，国际法不仅存在于高层次的道德原则和教义之中，更存在于具体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中，软法便是国际法的重要研究对象。这种方法论要求我们的关注点在于实际起作用的法律究竟如何，能够切实解决国际纠纷的国际法才能最大程度上满足现实的需要。“一项法律的制定过程就是力量博弈的过程。 （二）社会科学进路的理论优势 抽象的教义原则高于具体的法律规则，前者可以为后者提供评价标准或正当化依据，这种被德沃金称为“正当化追溯”的道德哲学学术进路源远流长，道德哲学所推崇的正当化基础和“公平正义”的理念在人们心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但不可否认的是，道德哲学在法律甚至是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给予了人类社会一个简单而又稳定的是非评判标准，但它的局限性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矛盾的增加而日益暴露。抽象的原则在不断涌现的实际问题面前显得无比乏力，一个笼统的、普遍的、神圣的教义被证明根本不是适用于所有时代的万能钥匙，道德哲学不再像之前的一千年一样高高在上，国家统治者作为法律决策者开始注意更为细节的东西，他们思考并论证着每个棘手的问题，从中获得更为珍贵的价值判断。 道德哲学所说的更高的原则教义，比如对权利话语的推崇或者对自然法、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仅仅是意识形态上的，并不能指导具体的法律制度，最多算作是最后的保障或检验标准。在国际法学领域甚至整个法学理论体系中，真正能够改善人民生活和解决法律疑难问题的只能是社会科学。毕竟，法律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的工具，解决问题才是王道。国际法学的时代任务不是单纯的寻求正当性基础和标准，而要努力解决国内统治和国际交往关系运行中的一系列问题，特别是疑难问题。莎士比亚说过，“简洁是智慧的灵魂”。社会科学并没有道德哲学如此繁琐和夸张的法律修辞，然而却能提出最简洁的方案和策略去化解法律面临疑难问题的尴尬，因此获得了解决问题的指导权。 国际社会的客观现实日益复杂，在处理日常法律问题尤其是国际法问题上，人类需要一种更犀利，更高效，更能直指问题本质的思考方式，这就是社会科学进路。道德哲学所统治的生产力低下的古代社会相对稳定，但法经济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让当前商品经济高度繁荣、社会制度日趋完善、社会矛盾增多、文化多元、道德分质的现代必须抛弃这种进路，道德哲学的传统进路已经不能给予复杂的国际问题以充分的援助，法律决策者必须采用社会科学进路，以应对法律发展的需求。当然，社会科学的各种实证分析方法并没有要通过研究法律疑难问题本身的各种经验要素去取代法律实践中的价值判断，因为毕竟道德哲学的进路解答了人们为什么要受到某种约束的原因。社会科学在解决法律疑难问题时并不能忽视道德哲学的存在，比规则更高层次的法律原则和教义仍然具有指导性，又或者在疑难问题得到解决时用来验证判决和解决方案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社会科学和道德哲学一样，都不可能包含所有的思考。其实，没有哪种进路可以囊括所有问题的复杂性并且完全取代其它的理论竞争者。 三、分析实证主义统治下的国际法学与中国 （一）国际法研究中的法理学基础 与各部门法不同，法理学为法学研究提供的是一种共同的基础理论，国际法的方法论研究需要法理学基础作为强大支撑。有学者已经用法理学的理论来分析论证国际法中的基本问题，如从不同流派的视角分析人道主义干涉的法律框架，特别是《联合国宪章》中的部分规定；从法理学的角度分析国际习惯的构成要素等初步探索，但这远远不够，整个法理学的理论框架仍然架构在国内法的研究基础之上，国际法的法理基础与国内法相比明显缺失。 十九世纪，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轰隆声，孔德的实证主义和边沁的功利主义把古典自然法学拉下神坛。随后，奥斯丁把两者结合，创造出了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并把法学从伦理学中独立出来，使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近代以来，分析实证主义已经取代了自然法理论，在国际法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到了当代，虽然在国际人权法等领域，自然法理论有所复兴，但实证分析仍然是大多数国际法学者采用的研究方法。”虽然有学者曾提出质疑：“独木不成林，倾分析实证主义国际法理论一派之力，尚难以支撑起一个国际法之‘法理学’学科。”但这并不能改变分析实证主义“一派独大”的现实局面，国际法学方法论的法理学基础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分析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进路之中。分析实证主义需要不断的丰富和扩充基本理论知识，进入一个更广阔的发展平台，以此来弥补相对于国内法“百花齐放”的理论缺失。 （二）分析实证主义与我国的国际法理论 中国传统文化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使得传统的法文化并不具备分析实证的特点，分析实证作为一种外来的法学方法论，从近代开始传入我国。有学者将其在国内传播以1919年的“”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一个初步传人阶段，之后进入深入的探索研究。梁治平先生明确肯定了分析实证主义对我国的影响：“20世纪初输入于中国并且很快在中国思想界取得支配地位的，是19世纪在西方达于鼎盛的科学实证主义思潮，而中国法律学的出发点正是法律的实证主义。”然而中国的现实情况并不如此乐观。分析法学强调法律的概念和规则分析，试图使包括国际法在内的法学理论成为一门与道德分离开来的独立科学，这本身便与中国本土的意识形态存有隔阂。尽管司法实践中一直在强调法官的中立性，但注重情理的儒家传统文化与政治政策压力使得分析实证主义并没有很好的在中国社会生根发芽，在国际法方法论体系中的作用更加微乎其微。但是，“从研究方法上看，分析实证主义最具国际法律思维的特色；而且在对国家权利和义务的精确界定上，离不开实证主义依概念和逻辑的技术分析方法。”面对中国的国际法理论，实证分析的方法论仍然需要处于主导地位。 道德哲学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更多的采用政治艺术和道德感召。面对如今的分析实证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或许会为其在中国国际法的方法论发展中提供新的思路。国际法学的方法论作为整个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其与其他领域的社会科学进行融会贯通更有利于我们找到最为正确的社会科学进路。在运用分析实证主义的方法论中，国际关系理论可以更好的研究国际法律制度，实现与国际法学的有效融合。随着新现实主义、制度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国际关系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国际关系中对国际法律制度的体现也越来越深入，美国的实用主义法律价值观已经使得多种社会科学方法并存的国际法学理论拥有广阔的用武之地。目前的中国国际法律制度并不处于学术高位，要想取得突破性进展，在坚持分析实证主义的基础上，要广泛吸收借鉴各种社会科学进路的优秀理论成果，在总结归纳的基础上谋求创新与提高，用科学的方法论来更好的指导国际法学理论和实践。 国际法学论文:中国国际法学会在西北政法大学召开年会 李适时、娄勤俭出席 2012年5月26日，中国国际法学会2012年学术年会在西北政法大学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国际法学会会长李适时，陕西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娄勤俭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西北政法大学党委书记朱开平致欢迎辞。朱开平说，这次大会的主题选定为“当代中国与国际法——国家实践及理论思考”，非常契合当前我国的外交法律实践，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会议选题立足于当代中国的具体情境来解释和适用国际法的原则和规则,将为我国更好地参与国际实践提供良好的决策建议，必将对我国国际法学科的发展和进一步提高我国在国际法框架内的外交政策水平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他希望中国国际法学会和国际法学界的专家学者和西北政法大学建立更进一步的交流与合作，为我国国际法学科建设发展和我国教育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娄勤俭首先代表陕西省委、省政府对年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对中国国际法学会长期以来对陕西经济社会发展所给予的关心与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说，陕西文化资源丰富、自然资源富集、科技资源优越、工业门类齐全。近年来，陕西抓住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着力推进结构调整，经济社会发展处于上升通道。当前陕西正处于全面建设以经济强、科教强、文化强、百姓富、生态美为主要标志的西部强省的关键时期，诸多知名国际跨国公司纷纷来陕投资，设立研发中心、建设生产基地，迫切需要更加完善的、符合国际惯例的税收、信用、监管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体系作保障。他希望中国国际法学会进一步加强对西部地区特别是陕西对外开放的国际法律问题研究，进一步加大对西北政法大学的支持力度，为陕西培养更多的涉外法律理论与实务人才，为政府决策提供更多更好的法律服务和智力支持。 李适时在讲话中指出，当前国际法在国际交往中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应对挑战，加强研究，快出成果，既是客观形势的迫切需要，也是国际法学人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他强调，加强国际法研究，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以我为主”，冷静分析、理性判断，准确把握国际关系发展演变的特点和规律；要始终服务国家利益，“为我所用”，立足实际、着眼长远，紧紧围绕我国对外发展战略的现实需要，不断拓展国际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要着力培养青年人才，努力造就一批适应形势需要的高素质、复合型、专业化人才，为我国的对外发展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力支持，要不断加强学会建设，促进学会与政府部门及企业的沟通，进一步强化桥梁纽带和服务作用。 据悉，本届年会是中国国际法学会第一次在西部地区召开的学术年会。在为期两天的活动中，会议围绕当前国际法领域若干前沿问题，就中国国际法事业的繁荣发展面临的形势、挑战和任务等进行交流探讨。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及省人大常委会、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全国各地国际法教学科研机构的二百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在开幕式上，中国国际法学会与西北政法大学签署了共建“中国西部涉外法律人才教育培养与科研创新基地”协议。 来源：西北政法大学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方法论探究 【摘　要】国际法学的深入发展，需要以建立有效的方法论为基础，来解决传统法学方法论的问题；通过对不同方法类型的选择，以形成国际法学的方法体系，同时结合本专业的特点提出一些具体的学习方法。 【关键词】国际法学；方法论；方法体系 对国际法的研究，像对任何社会科学的研究一样，有它的不同的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方法表明了国际法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如历史方法、政治学方法、经济学方法、社会学方法以至于各种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等。这些研究方法对于国际法问题的深入分析起了重要作用。本文从方法论界定入手，阐述了法学研究方法的类型，进而论述了国际法方法体系的构建，并介绍了相关的具体研究方法。 一、方法论概述 方法论，也称科学方法论，是有关各类科学研究的方法的理论，是关于科学研究活动的程序、途径、手段、模式及其规则的理论体系。方法是重要的，但在不同领域所适用的方法不可能都完全相同，解决不同的问题，需要用最合适的方法、最有效的“招数”，因而需要对各种方法进行类型划分，以便于人们选择和取舍，从而能够针对不同的问题，根据不同的需要，运用不同类型的方法。而研究不同的方法类型及其所构成的方法体系，同样也是方法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二、国际法方法体系的构建 国际法作为法律的一个部门，除了上述这些研究方法以外，特别重要的、也是首先要使用的研究方法是法学方法。所谓法学方法指的是在阐述和分析问题中运用法律概念和法律逻辑。法律概念和法律逻辑不是抽象的、空洞的，而是以法律的拘束性为依据的。在国际法上，主要是指对国家的拘束性，在研究的过程中，不能脱离对国家的法律拘束性这个基本点：概念是对国家有拘束性的概念，逻辑是以对国家的拘束性为其特点。因此，深入分析需要善于使用法学方法。然而在研究或确立国际法方法论的过程中，还应当注意以下问题: （一）方法体系的开放性。即国际法研究的方法体系，应当具有开放性。随着人们认识的不断深化，特别是随着方法的不断创新，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自然也会不断得到更新。与此同时，由于作为国际法学研究对象的国际法系统十分复杂，对于这样的复杂系统，无论某种方法多么重要，也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必须要采取多种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因而国际法的研究方法必然要体现出一种多元化的趋势。 （二）研究方法的综合性。即尽管研究方法可以是多元化的，但从现代的发展需要和国际法自身的系统协调来说，不仅要强调对具体问题的分析，而且还要强调对相关问题的综合，因而不仅要强调具体的分析方法，而且同样也要强调方法的综合性、系统化，使方法得到整合，使具有综合性的方法能够得到应用。为此，不仅要注意一个个具体方法的应用，还要注意国际法研究方法的系统化。 （三）研究方法的协调性。强调方法的系统化，进而言之，就是要强调方法的协调性。事实上，事物之间是普遍联系的， 国际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也是普遍联系的，与其他部门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也是普遍联系的。因此，在国际法研究过程中，对于研究各类不同事实的方法，尤其应注意其协调性，从而更好地发现事实与事实、方法与方法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索相关领域的一般规律。 三、国际法学习的具体方法 任何学科都需要掌握外语，以便扩大知识，打开眼界。而国际法尤其如此，因为国际法研究的对象是国际问题，需要广泛地了解外国情况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把知识只限于一国之内是根本不行的。掌握外国语言，当然是越多越好，至少也要通晓一种外国语文。如果是一种外国语文，最好是英语。因为英语在当前是国际上最为流通的语文，英语国际法材料是最为丰富的。 其次是广泛的基础知识，任何一个部门科学都不是孤立的，它必定与其他部门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国际法也不例外，因此，对某一部门科学进行研究，必须涉及到一些其他有关的部门，所以较广泛的基础知识是十分必要的。以前，国际法除了作为法学的一个部门以外，主要与历史和政治学有密切的关系。现在，国际法所涉及的学科更多了，它与经济学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它的一些分支逐渐与一些自然科学部门发生了关系，例如海洋法、外层空间法、国际环境法等等就需要一些自然科学和技术的知识。因此，研究国际法要求有相当广泛的学识，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一些学科的知识。当然，这并不是说，国际法研究工作者必须是其他有关学科的专家，但是，为了深入地进行研究，对于一些有关学科具有一定的知识，却是必要的。要对国际法进行研究，当然必须有国际法的专门知识。这里应该提及，国际法是一门范围很广的学科。在传统上说，国际法的范围已经很广，其中有国际法的基本理论、国家作为国际法主体的地位、国家领土、居民与个人、国际条约、外交及领事机关、解决国际争端以及战争与中立等方面。 四、小结 对国际法的研究，像对任何社会科学的研究一样，有它的不同的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方法表明了国际法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如历史方法、政治学方法、经济学方法、社会学方法以至于各种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等。这些研究方法对于国际法问题的深入分析起了重要作用。阐述国际法问题的历史发展，或者从政治或经济的角度来研究国际法问题，或者以国际社会结构为背景或以各种自然科学知识为基础来探讨国际法问题，无疑都将使国际法问题得到深入的分析。然而，一个国际法研究者不易同时使用各种方法，而往往偏向于某种方法，从而使自己的论点在理论上成为一个学派。

商品经济论文:略论明清时期长江流域商品经济发展的区域性特点 明清两代，中国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是东部地区，而沿海的江、浙、闽、台，又占有重要的地位。 从社会经济区域的结构来看，江、浙、闽、台的社会经济区域组合，在历史上经历过很大的变动，发展出多个社会经济区域板块。但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上，它们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传统联系，在宏观上，组成一个大的社会经济区域──东南区。这也是现在华东经济区的主体。 东南社会经济区域的开发，可以远溯到人类文明的黎明期。考古发现证明，这一地区是中国古文明的一个源头。这里也曾独立发展着古越族的文化。秦汉以降，随着北方中原汉人一批批南移垦殖，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带进本区域，实质性的大规模开发从而开始。唐宋之际，这一地区内的主要江河流域，形成大小不一的农业区，生产力相继赶上中原老农业区的先进水平。在传统农业的基础上，手工业、商业加速发展，城市经济也日趋繁荣。两宋到元代，本区域内大致形成若干不同特色的板块，其中最主要的有江南、浙东西、闽东南等。而以长江三角洲和钱塘江三角洲为核心的江南，是全国主要的农产区，也是全国经济最为富庶，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 明清时代，在江南继续保持龙头地位的基础上，闽东南社会经济区域扩展到台湾岛，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海上贸易的联系，本区域形成了活跃的东南沿海贸易圈。因此，把江、浙、闽、台视为一个社会经济区域进行多视角的研究，是可行的，也是很有必要的。 一 在选择明清东南区域作为研究对象之前，有必要对明清东南区域的经济变迁，作为一个粗略的估计。 明清时代，东南区域的经济，除受战乱和特大自然灾害影响的年代外，一般都保持增长的势头。这一时期的经济变迁，呈现了如下的特点： 一、在传统的老农业区，即己开发区，主要指沿海、沿江、沿河的平原和河谷地带，土地的农业开发几已饱和，粮食的增长主要依赖深耕细作或新作物（如蕃薯）的引进，但由于人口的繁衍速度超过粮食增长的速度，这些地区相继经历了从粮食输出地到粮食进口地的转变。与此同时，传统农业内部结构也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变化，因地制宜，发展商品性的经济作物，成为一种趋势。商品性农业的生产，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家庭以副补农的需要，也刺激了专业市镇的兴起，后者又为一部分农村人口提供了新的出路。 二、农业区向半开发的山区地带或海岛伸展。大批流动的"棚民"，进入皖南、闽浙边，闽赣边、闽粤赣边山区，开发了玉米、番薯等粮食生产和兰、靛为代表的经济作物生产。以闽南移民为主力，开发了台湾岛南部的平原埔地，并渐次向北部拓展。到清中叶，台湾新农业区已成为东南的粮仓。传统的北方人口南迁现象基本中止，出现本区人口向中西部与海外迁徙的两大流向。山区和海岛的进一步开发，虽然带有粗放性，甚至带来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但在当时，它是东南沿海地区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为维系区域经济在全国的领先地位，保障粮食供应和经济发展，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三、传统的手工工业继承前代而有所发展。在行业布局上，从沿海向山区延伸，开辟了新的基地或新的行业，资源、劳力、资金的配置出现了新的调度，区域性的专业分工更趋合理。在内部结构上，以生产外销产品的"外向型"手工业比重增大，发展较快；家庭副业型的个体生产单位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民营手工业发展蓬勃，手工工场已在某些地区、某些行业出现。 四、市场网络仍以地方性的初级市场为主渠道，墟市、庙会是基层社会经济交换活动的中心；各地之间的货物流通仍通过传统的水陆商路进行，自然环境造成的交通阻隔没有明显的改善，内陆贸易的闭锁性仍十分突出。海上交通和海外贸易的传统优势，曾因禁海而受挫，又因开放而焕发新机。冲破海禁限制而成长起来的海上私人贸易，在明代后期发展到相当规模，月港与太平洋航路的接通，为中国商品进入世界市场，间接地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作出了积极贡献。郑成功曾一度遏止西方早期殖民主义者的海权扩张，执东西洋贸易之牛耳。这一发展趋势虽为明清之际的鼎革所打断，清代前期海外贸易中心南移广州，但本区域仍是出口外销大宗商品湖丝、棉布、茶叶的主要供应地，上海、厦门诸口是南北沿海航运主要的中转港。由海路联系的国内外市场，是市场网络中最活跃的一端。 五、海洋经济利益加大，沿海居民进行海上走私、下海通番，屡禁不止。明代中后期，从海商、海寇发展起来的海洋势力，到郑成功时代，造成了中国海洋经济和海洋社会的雏形，揭开了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帷幕。作为海洋社会经济产物的海外经济性移民，在海外建立移民社区，并与东来的西欧资本主义掠夺型海洋经济的先锋队相遇、冲突。早期中国的海洋势力，从明清社会经济的全局看，还只是传统经济体制外的循环，但在本区域内已是一股重要的经济推拉力，对区外的内陆经济（特别是联系沿海与内地的水陆商路所经地区）也产生一定的刺激。 六、消费水平有所提高，奢侈性的高消费从官僚缙绅下移到一般地主、商人和富裕市民，从生活消费、科举官场消费延伸到宗族消费、文化娱乐消费、民间信仰消费等，导引风俗由俭入奢的变化。这一变化又反过来刺激了民间工艺、建筑、旅馆、青楼、文艺等服务行业的发展。但沿海与山区，城市与乡村，消费水准进一步拉大，形成不同特色的人文景观。 总之，东南区域在传统农业社会的格局下，农业、手工业都与市场发生愈来愈紧密的联系，商品化倾向带动的经济变迁比以往任何时代更加强烈。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中国近代以前经济变迁走向的一个最佳观察点。因此，中外学术界投以广泛的关怀，成为长期盛而不衰的研究热点，是很自然的事了。 二 五十年代以来，我国史学界对明清东南区域变迁关怀的重点是资本主义萌芽问题。长达三十余年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学术讨论，大量的举证来自东南地区，特别是江南，史料的发掘和整理分析，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研究成果清晰地重建了明清东南地区城乡商品经济发达以及社会、文化变迁的历史图像，而且清楚地昭示了，西方资本主义兴起时期出现的新事物，在中国也有类似的现象。这是这场大讨论取得的最大的历史贡献。 从新生事物生长历程观察明清经济变迁，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视角。随着讨论的深入，对于什么样的经济现象属于新事物或新因素？这些新事物或新因素在社会经济上占有什么样的地位？……一系列的研究课题摆到了学术界的面前，引发了新的思考。大致可以说，借助于这场大讨论，中国学术界逐渐摆脱了简单性把商品化生产等同于资本主义的错误，重新审议了经营地主、雇佣劳动的性质，同时又把学术关怀从单纯的生产关系层面扩大到生产力层面，以至于与经济变迁相关的政治、社会、文化的变迁；从线性描述进到立体观察，从宏观的通论进入区域研究、个案研究、计量研究和比较研究，在更广泛的领域进行学术积累。这是这次大讨论带来的正面效果。与此同时，从旧事物的衰落变化过程来观察明清社会经济变迁的研究，也被带动起来。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的老问题，也赋予新的内容，进行新的考量。 用资本主义萌芽概括明清东南区域经济变迁的特点，在国内外均有众多的赞同者和反对者。国内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意见认为：资本主义萌芽论并不是和封建经济──传统经济论相对立的理论，它承认鸦片战争前的明清社会仍是封建社会，处在出现互解征兆，发展与停滞并存，"死的抓住活的"的晚期阶段的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萌芽尽管只是稀疏的存在，有的夭折，有的中断，有的则和近代中国资本主义有继承的关系，这反映了明清社会前进的方向，"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1]。明清时代存在发达的商品经济，明清东南区域经济变迁属于"传统内变迁"，这是大家可以接受的。问题是，明清社会没有通过自身的内部变革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而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并不必然导向资本主义已为许多国家的历史所证明，马克思本人也没有把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当作一般发展道路[2]，那么，用资本主义萌芽概括明清东南区域经济变迁的特点，是否妥切？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反思。有的依据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等著作，从理论上否定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存在的可能[3]，有的借助西方学术界提出的某些理论框架，寻找或探求取代资本主义萌芽论的新模式[4]。 尽管从学术理论、研究方法到史实的诠释都还存在许多争议，还没有形成得到学术界普遍公认的解释模式，但八十年代以来，围绕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而展开的多视角的研究，正扎扎实实地推进这一领域研究的深化。在这一大背景下，明清东南经济变迁的研究也走上一个新阶段。以长江三角洲、杭嘉湖和福建等沿海地区为重点的区域经济研究，主导着新一波的研究方向。 厦门大学的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是在傅衣凌教授"必须把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的现象一起研究"[5]的学术思想指导下展开的。八十年代以来，循着学术潮流的发展，研究课题也作了重要的调整，以专史研究和区域史研究为重点，社会史与经济史相结合的特色更为凸显了。通过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一批新人的投入，不仅壮大了学术队伍，也注入了新的活力。出版的学术著作，有傅衣凌著《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1982)、《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1989)、《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1989)、《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1992)；傅衣凌、杨国桢主编《明清福建社会与乡村经济》(1987)，傅衣凌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第七册(1988)，傅衣凌主编、杨国桢、陈支平著《明史新编》(1993)；杨国桢著《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1988)，杨国桢、陈支平著《明清时代福建的土堡》(1993)；陈支平著《清代赋役制度演变新探》(1988)、《近500年来福建家族社会与文化》(1990)；郑振满著《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1992)；和外单位合作撰著的有《清代全史》第五卷(1991)、《中国十大商帮》(1993)等。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有刘敏（秀生）的《清代商品经济与商业资本》(1985)、李伯重的《明清江南工农业生产力六论》(1985)、陈支平的《清初赋役财政制度演变论丛》(1987)、陈春声的《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十八世纪广东米价分析》(1989)、郑振满的《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1989)、李长弓的《明代驿传役研究》(1991)、张和平的《文化的夯实：对晚明反传统现象的再认识》(1991)、郭润涛的《清代地方行政幕府研究》(1991)、曾玲的《明清福建手工业经济研究》(1991)、周翔鹤的《清代台湾农村经济的计量研究》(1991)、罗一星的《珠江三角洲传统工商城市的发展形态──明清佛山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1992)、刘正刚的《清代四川的闽粤移民研究》(1993)、刘淼的《明清沿海荡地开发研究》(1993)、王日根的《明清会馆史研究》(1994)。我们还以群体的力量，进行福建社会经济史和福建、台湾社会文化比较研究的计划，前者是国家"六五"、"七五"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项目，后者是与美国斯坦福大学、台湾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的合作项目。 这不仅仅是研究课题的伸展，而且在学术关怀上，更加注意社会生活、民俗文化的层面，把以民俗、乡例证史的传统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准；更加注意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把研究东南区域社会经济史的传统提升到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视角之中；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上，更加注意科际整合，努力吸收其他人文科学的有用理论和方法，透过田野调查对契约、族谱等民间文献和遗俗、遗制等口头资料的搜集，丰富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内容。 以上这些研究，虽然角度、层面有所不同，却都是紧紧围绕明清东南区域社会经济变迁这一主题的。所做的工作，一方面是对学术传统的继承、总结与反思，另一方面是寻找发展学术传统的新的方向，新的视野。 在长江流域经济变迁的历程中，由于地理环境不同，以及生产力水平、资源状况、历史文化传承等诸方面的差异，明清时期长江流域的经济变迁也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特点，不同地区之间，同一地区的不同部分之间，在经济变迁过程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本文试图揭示明清时期长江上中下游商品经济发展总体趋势和共同特征背后的差异和特色，以期对今天长江流域新一轮的经济开发热潮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一、长江下游经济区的市场网络型商品经济及其特点 长江下游经济区特别是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盛况学术界研究成果颇丰，这里不作重复。透视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过程，可以发现，长江下游经济区的商品经济具有以下特点： 1.这种商品经济产生于传统自然经济结构的内部，是下游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促成下游地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主要原因，一是由于明中叶以来农业生产力的回升、手工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扩大；二是由于人口的增殖，人浮于地，使大多数的小农家庭面临着生存压力，同时也在农村中出现了过剩的劳动力。三是由于江南地区自唐宋以来一直是国家的重赋区，到了明清时期，在农业资源和技术资源充分利用的情况下，重税浮粮已成为江南人民的一大负担，为了交纳"比限日严"的国家赋税，小农们不得不用有限的土地从事多种经营，或者把家内自给之外的剩余纺织品推向市场，最终在市场经济利润的刺激下，人们开始以经济作物排挤粮食作物，出现了"每村庄知务本种稻者，不过十分之二、三，图利种棉者，则有十分之七、八"的现象（注：皇清奏议卷61，奏请海疆禾棉兼种疏。），同时心灵手巧的农村妇女们也"通宵不寝"，尽可能织出更多的剩余纺织品。 2.这种商品经济以下游经济区强大的农村基层社会需求为基础。长江下游经济区内部"自生"的商品经济在它孕育、产生的过程中，耕织结合的传统经济结构经历了多层次的分化瓦解，这不仅表现在农产品商品化和手工业产品商品化趋向的扩大，而且表现在商业性农业内部出现了地域分工、集约经营；手工业商品生产内部出现了行业分工、专业分工，几乎社会的每个角落都有小商品生产者在进行着种类有别的小商品生产，小商品生产原料的获得，生产工具的添置和生产的各个环节几乎都和市场发生关系，城乡之间、手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之间，手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内部的交换进一步扩大。广泛存在于长江下游经济区内的这种小商品生产者的分化和交换，在农村基层社会形成了强大的生产和消费需求，下游经济区的市场网络型商品经济正是建筑在这种强大而广泛的有效需求之上。在这里，小商品生产者生产和消费需求的满足、商品交换中心的兴起和发展，不再单纯地表现为大都市的集中化发展，而是以小城镇和以农村为依托的集市的兴起为主要特征。明清时期，下游江南地区这样的市镇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它们的种类也各异，有的是当地的手工业中心，如嘉兴的濮院镇、王江泾镇；吴江的盛泽镇、黄家溪市；湖州的双林镇、南浔镇等，都以某种手工业品的生产而闻名。有的是原料集散地或商业中心，如湖州的乌青镇、菱湖镇，太仓鹤王市，海盐的沈荡镇等，"五谷、丝布、竹木、油坊、贸店、大贾往往云集"（注：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市镇数量之巨，以及市镇种类的多样性充分体现了基层社会需求的广泛性和多样性。 3.在这种商品经济中，各种层次的市场相互交织，形成了密集的商品市场网。明清时期，在市镇和农村集市广泛发展的基础上，长江下游经济区原有的城市也在扩大规模和增强经济功能，这些大、中城市在更高的层次和更大的范围内满足人们的需求。这样，从中心都会到农村基层社会已经形成了一个由农村市场、小城镇市场、中小城市市场和大都市市场等一系列多级层次的市场连结成的市场网络，这些市场在不同层次上发挥着交换流通功能，又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从而使整个区域的社会经济连成一体，整体走上商品经济的发展道路。 总之，长江下游经济区的商品经济是区域内部"自生"的，它以农村基层社会广泛的生产和消费需求为基础，并且形成了市场网络，因而这种商品经济比较稳固，能够持久，不会因较小的外力作用而大起大落。 二、长江上游经济区的"特产型"商品经济及其特点 明清时期，在长江上游经济区这个封闭的地理单元里，同样也存在着因区内自然经济内部结构的变动而产生的商品经济，特别是清中叶后，四川等地的商业性农业和手工业都有了较快的发展，经济作物的种植在农村中较为普遍，家庭手工业也出现了"机声轧轧常彻夜不休"的火热场面；商品交换也有所发展，据四川有关方志的记载，四川省明代共有集市场数1000多个，到了清乾隆年间已有3000个（注：高王凌：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史》专题1994年第6期。）。但总的来说， 上游经济区小农经济商品化的规模和程度远不如下游经济区。在有限的商品经济总量中，源于上游经济区区域内部需求的商品经济所占的比重很小。上游经济区商品经济的主要方面体现为因外部市场需求刺激而发展起来的"特产型"商品经济。它的特点是： 1.从进入市场的主要商品来看，大多数为本省特有的产品或优势产品。长江上游经济区是我国主要的农业区，粮食作物是本区的一大优势之一，糖、麻、桐、茶、药材等经济作物更是本区特有的优势。明清时期，随着长江下游及其他地区城镇的繁荣，非农业人口的增多以及全国商品市场的形成，上游地区的粮食成为全国市场的急需品，各类特有的经济作物及其加工品也成为外部市场的抢手货。上游川省人民便顺应这种需求，将粮食和山货转化为商品。重庆是四川粮食的集散地，凡外省到四川买米之商贩，皆"接踵而至"，然后，"外贩、又运下江，络绎不绝"。据记载，乾隆十八年四川运往江苏、浙江的粮食达40万石，乾隆二十三年运往山东的粮食亦达40万石（注：李龙潜：明清经济史。）。一些县志也有大量的本地物产运往外地的记载。如綦江县所产之山丝、枳桔、桐油、竹纸、药材、靛蓝，岁销本省及楚、黔等地，"易外属之钱，不可以数计也"（注：同治綦江县志卷2。）； 南川县"邑产除稻、椒、麦、黍及寻常日用，足供一邑取携外"，药材、茶、笋、漆、蜡、煤、铁、硝、磺、桐等"较他处为良者，不一而足，邑人力农之余藉资贸易，负贩络绎于途，岁获其利"（注：光绪南川县志卷2。）。 2.商品生产结构受外部市场需求的调节。在外部市场需求吸引下，上游经济区总是选择具有区域优势的物品投入市场。明清以来日益强大的外部市场需求促使上游地区扩大原有优势物产的种植和生产规模，或者因地制宜，拓展新的生产优势，从而改变商品生产结构。乾隆以来直到清末，四川省在稻米等粮食作物优势之外，经济作物得到了显著的发展，出现了一系列具有一定规模的商品种植（生产）优势。一些地域产生了棉、桑、蔗、菸、茶、果等专业种植区，如，潼川、顺庆等府形成了养蚕区域，"蜀中墙下种桑，宅内养蚕以为常业"（注：皇朝经世文编卷40。）；成都平原的一些府县多种烟草，新津"邑人业烟草者甚多，良田熟地种之殆遍"（注：道光新津县志卷29。）。以本地特产为原料的手工业形成一定规模，如隆昌、荣昌一带"比户皆绩"所产夏布"富商大贾购贩京华，远逮各省"（注：光绪荣昌县志卷16。）。道光以后四川省开始大量种植鸦片，鸦片的种植和贸易成为近代四川商业性农业的主要方面，尽管这是一种罪恶的畸形状况，但单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这种现象也正体现了外部市场对上游地区商品生产结构的调节作用。 3.商品的流通对商人和商路依赖性大。长江上游经济区地形的复杂，地理环境的封闭性，使该区的商品流通受到很大限制。该区的商品外运以水路为主，长途贩运往往以一些河流为依托，与一些城市相连，形成了一些固定的贩运路线。如成都府16州县的盐、白蜡等物品靠岷江运出；重庆、合州等城市则靠嘉陵江、渠江、涪江的河道输出茶、桐油等，这些物产依靠木船由支流集中在长江干流而下，运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全国各地市场。四川盆地也有几条通往外地的陆上运输线，分别是北大路、西藏路、云南路、两湖路，但是这些山路运输条件非常艰苦，只能靠挑夫和驮畜组成的商队，翻越盆地边缘的山道（注：彭泽益主编：中国社会经济变迁。）。封建政府为谋取暴利，往往加重长江水运路线的商税，迫使许多商品的运输由便利的水运转向艰难的陆运，这种流通渠道的畸形现象从反面说明了上游地区"特产型"商品经济对商路的依赖。 同时，由于这种商品经济主要面向外地市场，商品的流通主要经过长途贩运，商品生产者不能直接完成交换的全过程，而是经过一些商人或商帮的采办。在长期的商品流通过程中，一些重要商品的采办也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模式，相对固定的商帮或商人。如：四川的生漆，清以前采办者主要为西帮，到清代广东帮及川帮均有采办；川东秀山的桐油，清初由陕帮商人购运，以后湖北、江西两帮商人来得较多；四川的黑木耳，乾隆时由汉口帮采办（注：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中华书局1993年版。）。这种采办方式说明上游地区"特产型"商品经济对商人也有一定的依赖性。 三、长江中游经济区的"口岸型"商品经济及其特点 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商品经济发展最引人注目的是沿江口岸城市商业贸易的繁盛。以"九州名镇"汉口为中心，包括沙市、汉阳、武昌、宜昌在内的一批沿江口岸城市，利用交通便捷的地利，形成了一个对外连接全国市场，对内沟通广大内陆腹地的商品流通体系，从而使这些口岸城市成为全国的转运中心，转运贸易经济盛极一时，这种口岸型经济的特点是： 1.这种商品经济的形成以优越的地理位置为依托，以全国各地商品经济持续发展为条件。长江中游的口岸都是四通八达的交通要塞，汉口"不特为楚省咽喉，而云、贵、四川、湖南、广西、陕西、河南、江西之货皆于此转输"（注：刘献廷：广阳杂记卷4。）；沙市"蜀舟吴船欲上下者，必来此贸易，以故万舫栉比、百货灯聚"（注：孔自来江陵志余卷4。）；宜昌则"扼荆襄之门户， 川楚之咽喉"（注：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这种地理位置的优势，一旦遇上社会经济进步、商品经济发展的机遇就极容易转化为商业贸易优势。明清时期正是我国商品经济的高涨期，这为长江中游口岸型经济发展创造了机遇和条件。明洪武年间，汉口一带还是一处芦苇丛生的荒洲，到明末及清代，这里已是"五方杂处"、"商贾辐辏"，一跃而成为明清四大镇之一。这一过程正是地理优势转化为商业贸易优势的真实写照。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支撑口岸型经济的是全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说长江中游地区口岸型商品经济不仅依托于中游地区的社会需求，更是以全国的消费需求为基础的。 2.这种商品经济的活力主要凝聚在商品流通领域，以集散、转运各地商货为基本的商业活动形式。以湖北的汉口为中心的长江沿岸口岸城市在明清时期全国商品经济大潮中扮演了全国的"商品仓库"、"商人俱乐部"的角色。汉口镇"九州四海之物，殊形异状，来自远方者旁溢露积"（注：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宜昌"商旅云集，百货充韧"（注： 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 期。），沙市"列肆百货充韧，津头则万舫鳞集"（注：光绪荆州府志卷4。）。 当时广东的铁制品、糖、苏木、蜡，福建的蔗糖、烟草，河南的棉花，江西的瓷器、蚕丝、纸张，云贵的木材，湖南的竹木，四川的粮食、药材等都云集于以汉口为首的这些沿江口岸城市。商品的去向大致有两个，一是由来自各地的客商经过交换后，各取所需，将异地商品运回各地市场；二是与中游腹地的商品相交换后，由中游地区的中、小商人再运回中游腹地。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覆盖中游腹地，连接四面八方的庞大的市场交换系统，流通领域迅速扩大，商货运销千里之外，转运贸易空前活跃，形成了中游地区有特色的"口岸型"商品经济。 3.在这种商品经济中，商人和商业资本发挥了主导作用。明清时，长江中游沿岸的口岸城市不仅是全国商品的集散地，也是各地商人、商业资本集中的区域，特别是汉口镇，被人叹为"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其各省商贾无不有本店或支店设于其间"（注：民国夏口县志·商务志。）。当时全国各地的商人和商帮都前来汉口等口岸城市进行商贸活动，著名的有川帮、潮帮、广东帮等，这些商人控制了商品，掌握了商品流通和销售的主动权，全国各地的商品生产者和消费者都要凭借这些商人和商业资本的中转才能完成各种需求的交换和满足过程，因而商人和商业资本在口岸型商品经济中起了主导作用。 这种主导作用还体现在商人和商业资本对中游内地商品经济的带动和控制上。长江中游经济区得"中"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繁荣的口岸经济使得中游经济区的广大内地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上也得之机先。依托以口岸城市为中心的商品转运网，中游地区以棉纺织业为特色的地方商品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许多地方大面积种植棉花，棉区农村"乡民家勤纺织，贸布贩棉"（注：光绪汉阳县志·地理志。），"机杼之声相闻"（注：光绪蕲水县志·风俗。），"民皆持此为主"（注：光绪孝感县志·土物。）。中游地区的棉花和棉布深受外省的欢迎，如汉川布"近而襄楚南，远而秦晋滇黔，咸来争布"，葛仙布、阳罗布、黄州大布等也在全国拥有很大的市场（注：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 在中游地区适应形势抓住机遇发展地方商品经济的同时，外地商业资本也开始向中游腹地渗透，推动和控制该区的小商品生产，如山西商人控制了蒲圻羊楼洞茶叶的生产和流通，山西和陕西的客商将汉阳县的布买到汉口加工染造，以应"远贾之贸易"（注：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等， 所有这些都说明商业资本的无孔不入和强大的控制力。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长江流域上、中、下游经济区分别呈现为特产型、口岸型、市场网络型的商品经济形态，分别以其封闭性和滞后性、过渡性和流动性、开放性和领先性标示出区域经济变迁的差异。这种区域经济变迁的差异又带来了农村经济结构（包括农业结构、家庭手工业结构、人口与土地的搭配结构）变迁的差异，具体表现为：中、上游经济区是传统经济模式在新开发地域、新的开发水准上的重建和扩展，商品经济已经产生并逐步扩大影响；下游经济区则是农业、手工业的商品化趋向日益扩大，自给自足的传统模式遭受的冲击日益严重，新的商品经济体系正在构建。 商品经济论文:略论明清时期长江流域商品经济发展的区域性特点 明清两代，中国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是东部地区，而沿海的江、浙、闽、台，又占有重要的地位。 从社会经济区域的结构来看，江、浙、闽、台的社会经济区域组合，在历史上经历过很大的变动，发展出多个社会经济区域板块。但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上，它们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传统联系，在宏观上，组成一个大的社会经济区域──东南区。这也是现在华东经济区的主体。 东南社会经济区域的开发，可以远溯到人类文明的黎明期。考古发现证明，这一地区是中国古文明的一个源头。这里也曾独立发展着古越族的文化。秦汉以降，随着北方中原汉人一批批南移垦殖，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带进本区域，实质性的大规模开发从而开始。唐宋之际，这一地区内的主要江河流域，形成大小不一的农业区，生产力相继赶上中原老农业区的先进水平。在传统农业的基础上，手工业、商业加速发展，城市经济也日趋繁荣。两宋到元代，本区域内大致形成若干不同特色的板块，其中最主要的有江南、浙东西、闽东南等。而以长江三角洲和钱塘江三角洲为核心的江南，是全国主要的农产区，也是全国经济最为富庶，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 明清时代，在江南继续保持龙头地位的基础上，闽东南社会经济区域扩展到台湾岛，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海上贸易的联系，本区域形成了活跃的东南沿海贸易圈。因此，把江、浙、闽、台视为一个社会经济区域进行多视角的研究，是可行的，也是很有必要的。 一 在选择明清东南区域作为研究对象之前，有必要对明清东南区域的经济变迁，作为一个粗略的估计。 明清时代，东南区域的经济，除受战乱和特大自然灾害影响的年代外，一般都保持增长的势头。这一时期的经济变迁，呈现了如下的特点： 一、在传统的老农业区，即己开发区，主要指沿海、沿江、沿河的平原和河谷地带，土地的农业开发几已饱和，粮食的增长主要依赖深耕细作或新作物（如蕃薯）的引进，但由于人口的繁衍速度超过粮食增长的速度，这些地区相继经历了从粮食输出地到粮食进口地的转变。与此同时，传统农业内部结构也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变化，因地制宜，发展商品性的经济作物，成为一种趋势。商品性农业的生产，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家庭以副补农的需要，也刺激了专业市镇的兴起，后者又为一部分农村人口提供了新的出路。 二、农业区向半开发的山区地带或海岛伸展。大批流动的"棚民"，进入皖南、闽浙边，闽赣边、闽粤赣边山区，开发了玉米、番薯等粮食生产和兰、靛为代表的经济作物生产。以闽南移民为主力，开发了台湾岛南部的平原埔地，并渐次向北部拓展。到清中叶，台湾新农业区已成为东南的粮仓。传统的北方人口南迁现象基本中止，出现本区人口向中西部与海外迁徙的两大流向。山区和海岛的进一步开发，虽然带有粗放性，甚至带来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但在当时，它是东南沿海地区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为维系区域经济在全国的领先地位，保障粮食供应和经济发展，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三、传统的手工工业继承前代而有所发展。在行业布局上，从沿海向山区延伸，开辟了新的基地或新的行业，资源、劳力、资金的配置出现了新的调度，区域性的专业分工更趋合理。在内部结构上，以生产外销产品的"外向型"手工业比重增大，发展较快；家庭副业型的个体生产单位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民营手工业发展蓬勃，手工工场已在某些地区、某些行业出现。 四、市场网络仍以地方性的初级市场为主渠道，墟市、庙会是基层社会经济交换活动的中心；各地之间的货物流通仍通过传统的水陆商路进行，自然环境造成的交通阻隔没有明显的改善，内陆贸易的闭锁性仍十分突出。海上交通和海外贸易的传统优势，曾因禁海而受挫，又因开放而焕发新机。冲破海禁限制而成长起来的海上私人贸易，在明代后期发展到相当规模，月港与太平洋航路的接通，为中国商品进入世界市场，间接地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作出了积极贡献。郑成功曾一度遏止西方早期殖民主义者的海权扩张，执东西洋贸易之牛耳。这一发展趋势虽为明清之际的鼎革所打断，清代前期海外贸易中心南移广州，但本区域仍是出口外销大宗商品湖丝、棉布、茶叶的主要供应地，上海、厦门诸口是南北沿海航运主要的中转港。由海路联系的国内外市场，是市场网络中最活跃的一端。 五、海洋经济利益加大，沿海居民进行海上走私、下海通番，屡禁不止。明代中后期，从海商、海寇发展起来的海洋势力，到郑成功时代，造成了中国海洋经济和海洋社会的雏形，揭开了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帷幕。作为海洋社会经济产物的海外经济性移民，在海外建立移民社区，并与东来的西欧资本主义掠夺型海洋经济的先锋队相遇、冲突。早期中国的海洋势力，从明清社会经济的全局看，还只是传统经济体制外的循环，但在本区域内已是一股重要的经济推拉力，对区外的内陆经济（特别是联系沿海与内地的水陆商路所经地区）也产生一定的刺激。 六、消费水平有所提高，奢侈性的高消费从官僚缙绅下移到一般地主、商人和富裕市民，从生活消费、科举官场消费延伸到宗族消费、文化娱乐消费、民间信仰消费等，导引风俗由俭入奢的变化。这一变化又反过来刺激了民间工艺、建筑、旅馆、青楼、文艺等服务行业的发展。但沿海与山区，城市与乡村，消费水准进一步拉大，形成不同特色的人文景观。 总之，东南区域在传统农业社会的格局下，农业、手工业都与市场发生愈来愈紧密的联系，商品化倾向带动的经济变迁比以往任何时代更加强烈。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中国近代以前经济变迁走向的一个最佳观察点。因此，中外学术界投以广泛的关怀，成为长期盛而不衰的研究热点，是很自然的事了。 二 五十年代以来，我国史学界对明清东南区域变迁关怀的重点是资本主义萌芽问题。长达三十余年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学术讨论，大量的举证来自东南地区，特别是江南，史料的发掘和整理分析，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研究成果清晰地重建了明清东南地区城乡商品经济发达以及社会、文化变迁的历史图像，而且清楚地昭示了，西方资本主义兴起时期出现的新事物，在中国也有类似的现象。这是这场大讨论取得的最大的历史贡献。 从新生事物生长历程观察明清经济变迁，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视角。随着讨论的深入，对于什么样的经济现象属于新事物或新因素？这些新事物或新因素在社会经济上占有什么样的地位？……一系列的研究课题摆到了学术界的面前，引发了新的思考。大致可以说，借助于这场大讨论，中国学术界逐渐摆脱了简单性把商品化生产等同于资本主义的错误，重新审议了经营地主、雇佣劳动的性质，同时又把学术关怀从单纯的生产关系层面扩大到生产力层面，以至于与经济变迁相关的政治、社会、文化的变迁；从线性描述进到立体观察，从宏观的通论进入区域研究、个案研究、计量研究和比较研究，在更广泛的领域进行学术积累。这是这次大讨论带来的正面效果。与此同时，从旧事物的衰落变化过程来观察明清社会经济变迁的研究，也被带动起来。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的老问题，也赋予新的内容，进行新的考量。 用资本主义萌芽概括明清东南区域经济变迁的特点，在国内外均有众多的赞同者和反对者。国内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意见认为：资本主义萌芽论并不是和封建经济──传统经济论相对立的理论，它承认鸦片战争前的明清社会仍是封建社会，处在出现互解征兆，发展与停滞并存，"死的抓住活的"的晚期阶段的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萌芽尽管只是稀疏的存在，有的夭折，有的中断，有的则和近代中国资本主义有继承的关系，这反映了明清社会前进的方向，"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1]。明清时代存在发达的商品经济，明清东南区域经济变迁属于"传统内变迁"，这是大家可以接受的。问题是，明清社会没有通过自身的内部变革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而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并不必然导向资本主义已为许多国家的历史所证明，马克思本人也没有把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当作一般发展道路[2]，那么，用资本主义萌芽概括明清东南区域经济变迁的特点，是否妥切？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反思。有的依据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等著作，从理论上否定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存在的可能[3]，有的借助西方学术界提出的某些理论框架，寻找或探求取代资本主义萌芽论的新模式[4]。 尽管从学术理论、研究方法到史实的诠释都还存在许多争议，还没有形成得到学术界普遍公认的解释模式，但八十年代以来，围绕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而展开的多视角的研究，正扎扎实实地推进这一领域研究的深化。在这一大背景下，明清东南经济变迁的研究也走上一个新阶段。以长江三角洲、杭嘉湖和福建等沿海地区为重点的区域经济研究，主导着新一波的研究方向。 厦门大学的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是在傅衣凌教授"必须把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的现象一起研究"[5]的学术思想指导下展开的。八十年代以来，循着学术潮流的发展，研究课题也作了重要的调整，以专史研究和区域史研究为重点，社会史与经济史相结合的特色更为凸显了。通过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一批新人的投入，不仅壮大了学术队伍，也注入了新的活力。出版的学术著作，有傅衣凌著《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1982)、《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1989)、《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1989)、《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1992)；傅衣凌、杨国桢主编《明清福建社会与乡村经济》(1987)，傅衣凌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第七册(1988)，傅衣凌主编、杨国桢、陈支平著《明史新编》(1993)；杨国桢著《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1988)，杨国桢、陈支平著《明清时代福建的土堡》(1993)；陈支平著《清代赋役制度演变新探》(1988)、《近500年来福建家族社会与文化》(1990)；郑振满著《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1992)；和外单位合作撰著的有《清代全史》第五卷(1991)、《中国十大商帮》(1993)等。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有刘敏（秀生）的《清代商品经济与商业资本》(1985)、李伯重的《明清江南工农业生产力六论》(1985)、陈支平的《清初赋役财政制度演变论丛》(1987)、陈春声的《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十八世纪广东米价分析》(1989)、郑振满的《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1989)、李长弓的《明代驿传役研究》(1991)、张和平的《文化的夯实：对晚明反传统现象的再认识》(1991)、郭润涛的《清代地方行政幕府研究》(1991)、曾玲的《明清福建手工业经济研究》(1991)、周翔鹤的《清代台湾农村经济的计量研究》(1991)、罗一星的《珠江三角洲传统工商城市的发展形态──明清佛山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1992)、刘正刚的《清代四川的闽粤移民研究》(1993)、刘淼的《明清沿海荡地开发研究》(1993)、王日根的《明清会馆史研究》(1994)。我们还以群体的力量，进行福建社会经济史和福建、台湾社会文化比较研究的计划，前者是国家"六五"、"七五"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项目，后者是与美国斯坦福大学、台湾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的合作项目。 这不仅仅是研究课题的伸展，而且在学术关怀上，更加注意社会生活、民俗文化的层面，把以民俗、乡例证史的传统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准；更加注意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把研究东南区域社会经济史的传统提升到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视角之中；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上，更加注意科际整合，努力吸收其他人文科学的有用理论和方法，透过田野调查对契约、族谱等民间文献和遗俗、遗制等口头资料的搜集，丰富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内容。 以上这些研究，虽然角度、层面有所不同，却都是紧紧围绕明清东南区域社会经济变迁这一主题的。所做的工作，一方面是对学术传统的继承、总结与反思，另一方面是寻找发展学术传统的新的方向，新的视野。 在长江流域经济变迁的历程中，由于地理环境不同，以及生产力水平、资源状况、历史文化传承等诸方面的差异，明清时期长江流域的经济变迁也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特点，不同地区之间，同一地区的不同部分之间，在经济变迁过程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本文试图揭示明清时期长江上中下游商品经济发展总体趋势和共同特征背后的差异和特色，以期对今天长江流域新一轮的经济开发热潮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一、长江下游经济区的市场网络型商品经济及其特点 长江下游经济区特别是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盛况学术界研究成果颇丰，这里不作重复。透视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过程，可以发现，长江下游经济区的商品经济具有以下特点： 1.这种商品经济产生于传统自然经济结构的内部，是下游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促成下游地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主要原因，一是由于明中叶以来农业生产力的回升、手工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扩大；二是由于人口的增殖，人浮于地，使大多数的小农家庭面临着生存压力，同时也在农村中出现了过剩的劳动力。三是由于江南地区自唐宋以来一直是国家的重赋区，到了明清时期，在农业资源和技术资源充分利用的情况下，重税浮粮已成为江南人民的一大负担，为了交纳"比限日严"的国家赋税，小农们不得不用有限的土地从事多种经营，或者把家内自给之外的剩余纺织品推向市场，最终在市场经济利润的刺激下，人们开始以经济作物排挤粮食作物，出现了"每村庄知务本种稻者，不过十分之二、三，图利种棉者，则有十分之七、八"的现象（注：皇清奏议卷61，奏请海疆禾棉兼种疏。），同时心灵手巧的农村妇女们也"通宵不寝"，尽可能织出更多的剩余纺织品。 2.这种商品经济以下游经济区强大的农村基层社会需求为基础。长江下游经济区内部"自生"的商品经济在它孕育、产生的过程中，耕织结合的传统经济结构经历了多层次的分化瓦解，这不仅表现在农产品商品化和手工业产品商品化趋向的扩大，而且表现在商业性农业内部出现了地域分工、集约经营；手工业商品生产内部出现了行业分工、专业分工，几乎社会的每个角落都有小商品生产者在进行着种类有别的小商品生产，小商品生产原料的获得，生产工具的添置和生产的各个环节几乎都和市场发生关系，城乡之间、手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之间，手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内部的交换进一步扩大。广泛存在于长江下游经济区内的这种小商品生产者的分化和交换，在农村基层社会形成了强大的生产和消费需求，下游经济区的市场网络型商品经济正是建筑在这种强大而广泛的有效需求之上。在这里，小商品生产者生产和消费需求的满足、商品交换中心的兴起和发展，不再单纯地表现为大都市的集中化发展，而是以小城镇和以农村为依托的集市的兴起为主要特征。明清时期，下游江南地区这样的市镇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它们的种类也各异，有的是当地的手工业中心，如嘉兴的濮院镇、王江泾镇；吴江的盛泽镇、黄家溪市；湖州的双林镇、南浔镇等，都以某种手工业品的生产而闻名。有的是原料集散地或商业中心，如湖州的乌青镇、菱湖镇，太仓鹤王市，海盐的沈荡镇等，"五谷、丝布、竹木、油坊、贸店、大贾往往云集"（注：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市镇数量之巨，以及市镇种类的多样性充分体现了基层社会需求的广泛性和多样性。 3.在这种商品经济中，各种层次的市场相互交织，形成了密集的商品市场网。明清时期，在市镇和农村集市广泛发展的基础上，长江下游经济区原有的城市也在扩大规模和增强经济功能，这些大、中城市在更高的层次和更大的范围内满足人们的需求。这样，从中心都会到农村基层社会已经形成了一个由农村市场、小城镇市场、中小城市市场和大都市市场等一系列多级层次的市场连结成的市场网络，这些市场在不同层次上发挥着交换流通功能，又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从而使整个区域的社会经济连成一体，整体走上商品经济的发展道路。 总之，长江下游经济区的商品经济是区域内部"自生"的，它以农村基层社会广泛的生产和消费需求为基础，并且形成了市场网络，因而这种商品经济比较稳固，能够持久，不会因较小的外力作用而大起大落。 二、长江上游经济区的"特产型"商品经济及其特点 明清时期，在长江上游经济区这个封闭的地理单元里，同样也存在着因区内自然经济内部结构的变动而产生的商品经济，特别是清中叶后，四川等地的商业性农业和手工业都有了较快的发展，经济作物的种植在农村中较为普遍，家庭手工业也出现了"机声轧轧常彻夜不休"的火热场面；商品交换也有所发展，据四川有关方志的记载，四川省明代共有集市场数1000多个，到了清乾隆年间已有3000个（注：高王凌：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史》专题1994年第6期。）。但总的来说， 上游经济区小农经济商品化的规模和程度远不如下游经济区。在有限的商品经济总量中，源于上游经济区区域内部需求的商品经济所占的比重很小。上游经济区商品经济的主要方面体现为因外部市场需求刺激而发展起来的"特产型"商品经济。它的特点是： 1.从进入市场的主要商品来看，大多数为本省特有的产品或优势产品。长江上游经济区是我国主要的农业区，粮食作物是本区的一大优势之一，糖、麻、桐、茶、药材等经济作物更是本区特有的优势。明清时期，随着长江下游及其他地区城镇的繁荣，非农业人口的增多以及全国商品市场的形成，上游地区的粮食成为全国市场的急需品，各类特有的经济作物及其加工品也成为外部市场的抢手货。上游川省人民便顺应这种需求，将粮食和山货转化为商品。重庆是四川粮食的集散地，凡外省到四川买米之商贩，皆"接踵而至"，然后，"外贩、又运下江，络绎不绝"。据记载，乾隆十八年四川运往江苏、浙江的粮食达40万石，乾隆二十三年运往山东的粮食亦达40万石（注：李龙潜：明清经济史。）。一些县志也有大量的本地物产运往外地的记载。如綦江县所产之山丝、枳桔、桐油、竹纸、药材、靛蓝，岁销本省及楚、黔等地，"易外属之钱，不可以数计也"（注：同治綦江县志卷2。）； 南川县"邑产除稻、椒、麦、黍及寻常日用，足供一邑取携外"，药材、茶、笋、漆、蜡、煤、铁、硝、磺、桐等"较他处为良者，不一而足，邑人力农之余藉资贸易，负贩络绎于途，岁获其利"（注：光绪南川县志卷2。）。 2.商品生产结构受外部市场需求的调节。在外部市场需求吸引下，上游经济区总是选择具有区域优势的物品投入市场。明清以来日益强大的外部市场需求促使上游地区扩大原有优势物产的种植和生产规模，或者因地制宜，拓展新的生产优势，从而改变商品生产结构。乾隆以来直到清末，四川省在稻米等粮食作物优势之外，经济作物得到了显著的发展，出现了一系列具有一定规模的商品种植（生产）优势。一些地域产生了棉、桑、蔗、菸、茶、果等专业种植区，如，潼川、顺庆等府形成了养蚕区域，"蜀中墙下种桑，宅内养蚕以为常业"（注：皇朝经世文编卷40。）；成都平原的一些府县多种烟草，新津"邑人业烟草者甚多，良田熟地种之殆遍"（注：道光新津县志卷29。）。以本地特产为原料的手工业形成一定规模，如隆昌、荣昌一带"比户皆绩"所产夏布"富商大贾购贩京华，远逮各省"（注：光绪荣昌县志卷16。）。道光以后四川省开始大量种植鸦片，鸦片的种植和贸易成为近代四川商业性农业的主要方面，尽管这是一种罪恶的畸形状况，但单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这种现象也正体现了外部市场对上游地区商品生产结构的调节作用。 3.商品的流通对商人和商路依赖性大。长江上游经济区地形的复杂，地理环境的封闭性，使该区的商品流通受到很大限制。该区的商品外运以水路为主，长途贩运往往以一些河流为依托，与一些城市相连，形成了一些固定的贩运路线。如成都府16州县的盐、白蜡等物品靠岷江运出；重庆、合州等城市则靠嘉陵江、渠江、涪江的河道输出茶、桐油等，这些物产依靠木船由支流集中在长江干流而下，运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全国各地市场。四川盆地也有几条通往外地的陆上运输线，分别是北大路、西藏路、云南路、两湖路，但是这些山路运输条件非常艰苦，只能靠挑夫和驮畜组成的商队，翻越盆地边缘的山道（注：彭泽益主编：中国社会经济变迁。）。封建政府为谋取暴利，往往加重长江水运路线的商税，迫使许多商品的运输由便利的水运转向艰难的陆运，这种流通渠道的畸形现象从反面说明了上游地区"特产型"商品经济对商路的依赖。 同时，由于这种商品经济主要面向外地市场，商品的流通主要经过长途贩运，商品生产者不能直接完成交换的全过程，而是经过一些商人或商帮的采办。在长期的商品流通过程中，一些重要商品的采办也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模式，相对固定的商帮或商人。如：四川的生漆，清以前采办者主要为西帮，到清代广东帮及川帮均有采办；川东秀山的桐油，清初由陕帮商人购运，以后湖北、江西两帮商人来得较多；四川的黑木耳，乾隆时由汉口帮采办（注：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中华书局1993年版。）。这种采办方式说明上游地区"特产型"商品经济对商人也有一定的依赖性。 三、长江中游经济区的"口岸型"商品经济及其特点 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商品经济发展最引人注目的是沿江口岸城市商业贸易的繁盛。以"九州名镇"汉口为中心，包括沙市、汉阳、武昌、宜昌在内的一批沿江口岸城市，利用交通便捷的地利，形成了一个对外连接全国市场，对内沟通广大内陆腹地的商品流通体系，从而使这些口岸城市成为全国的转运中心，转运贸易经济盛极一时，这种口岸型经济的特点是： 1.这种商品经济的形成以优越的地理位置为依托，以全国各地商品经济持续发展为条件。长江中游的口岸都是四通八达的交通要塞，汉口"不特为楚省咽喉，而云、贵、四川、湖南、广西、陕西、河南、江西之货皆于此转输"（注：刘献廷：广阳杂记卷4。）；沙市"蜀舟吴船欲上下者，必来此贸易，以故万舫栉比、百货灯聚"（注：孔自来江陵志余卷4。）；宜昌则"扼荆襄之门户， 川楚之咽喉"（注：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这种地理位置的优势，一旦遇上社会经济进步、商品经济发展的机遇就极容易转化为商业贸易优势。明清时期正是我国商品经济的高涨期，这为长江中游口岸型经济发展创造了机遇和条件。明洪武年间，汉口一带还是一处芦苇丛生的荒洲，到明末及清代，这里已是"五方杂处"、"商贾辐辏"，一跃而成为明清四大镇之一。这一过程正是地理优势转化为商业贸易优势的真实写照。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支撑口岸型经济的是全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说长江中游地区口岸型商品经济不仅依托于中游地区的社会需求，更是以全国的消费需求为基础的。 2.这种商品经济的活力主要凝聚在商品流通领域，以集散、转运各地商货为基本的商业活动形式。以湖北的汉口为中心的长江沿岸口岸城市在明清时期全国商品经济大潮中扮演了全国的"商品仓库"、"商人俱乐部"的角色。汉口镇"九州四海之物，殊形异状，来自远方者旁溢露积"（注：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宜昌"商旅云集，百货充韧"（注： 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 期。），沙市"列肆百货充韧，津头则万舫鳞集"（注：光绪荆州府志卷4。）。 当时广东的铁制品、糖、苏木、蜡，福建的蔗糖、烟草，河南的棉花，江西的瓷器、蚕丝、纸张，云贵的木材，湖南的竹木，四川的粮食、药材等都云集于以汉口为首的这些沿江口岸城市。商品的去向大致有两个，一是由来自各地的客商经过交换后，各取所需，将异地商品运回各地市场；二是与中游腹地的商品相交换后，由中游地区的中、小商人再运回中游腹地。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覆盖中游腹地，连接四面八方的庞大的市场交换系统，流通领域迅速扩大，商货运销千里之外，转运贸易空前活跃，形成了中游地区有特色的"口岸型"商品经济。 3.在这种商品经济中，商人和商业资本发挥了主导作用。明清时，长江中游沿岸的口岸城市不仅是全国商品的集散地，也是各地商人、商业资本集中的区域，特别是汉口镇，被人叹为"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其各省商贾无不有本店或支店设于其间"（注：民国夏口县志·商务志。）。当时全国各地的商人和商帮都前来汉口等口岸城市进行商贸活动，著名的有川帮、潮帮、广东帮等，这些商人控制了商品，掌握了商品流通和销售的主动权，全国各地的商品生产者和消费者都要凭借这些商人和商业资本的中转才能完成各种需求的交换和满足过程，因而商人和商业资本在口岸型商品经济中起了主导作用。 这种主导作用还体现在商人和商业资本对中游内地商品经济的带动和控制上。长江中游经济区得"中"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繁荣的口岸经济使得中游经济区的广大内地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上也得之机先。依托以口岸城市为中心的商品转运网，中游地区以棉纺织业为特色的地方商品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许多地方大面积种植棉花，棉区农村"乡民家勤纺织，贸布贩棉"（注：光绪汉阳县志·地理志。），"机杼之声相闻"（注：光绪蕲水县志·风俗。），"民皆持此为主"（注：光绪孝感县志·土物。）。中游地区的棉花和棉布深受外省的欢迎，如汉川布"近而襄楚南，远而秦晋滇黔，咸来争布"，葛仙布、阳罗布、黄州大布等也在全国拥有很大的市场（注：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 在中游地区适应形势抓住机遇发展地方商品经济的同时，外地商业资本也开始向中游腹地渗透，推动和控制该区的小商品生产，如山西商人控制了蒲圻羊楼洞茶叶的生产和流通，山西和陕西的客商将汉阳县的布买到汉口加工染造，以应"远贾之贸易"（注：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等， 所有这些都说明商业资本的无孔不入和强大的控制力。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长江流域上、中、下游经济区分别呈现为特产型、口岸型、市场网络型的商品经济形态，分别以其封闭性和滞后性、过渡性和流动性、开放性和领先性标示出区域经济变迁的差异。这种区域经济变迁的差异又带来了农村经济结构（包括农业结构、家庭手工业结构、人口与土地的搭配结构）变迁的差异，具体表现为：中、上游经济区是传统经济模式在新开发地域、新的开发水准上的重建和扩展，商品经济已经产生并逐步扩大影响；下游经济区则是农业、手工业的商品化趋向日益扩大，自给自足的传统模式遭受的冲击日益严重，新的商品经济体系正在构建。 商品经济论文:在商品经济下的发展及社会效应 众所周知，美国是全球演讲业最发达的国家，每年仅“直接演讲业”的产值就高达二十几亿美元，可见其演讲商品化的发展程度。我国的演讲活动虽然并未形成一种产业，也尚未出现职业演讲家，但在市场经济大潮的推动下，演讲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态势。具体如下： 一、商品经济意识的介入客观地说，在商品经济意识的作用下，今天的人们在人生观、价值观等方面都在发生着新的变化。这就不可避免地促使社会实践活动中的演讲者，重新以商品经济的眼光观察社会、透视人生、辨析复杂的人际关系，阐发深刻的思想哲理，以把握和适应社会发展的趋势。例如： “改革开放的大潮一浪高过一浪，竞争已进入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竞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人才的竞争，在优胜劣汰中，每个有识之士都会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重新认识自己的价值。然而人才何在？在于发现、寻找，更重要的还是在于自我推销。” 这是陈驹在题为《时代需要推销你自己》的演讲中说的一段话。演讲者以充满商品意识和竞争观念的“推销”一词立论，深入阐述了在人才竞争中勇于“自我推销”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当我们翻阅报刊的时候，常常会看到诸如《市场——一所新大学》《幸福未涨价》一类的演讲题目。由此可见，商品经济意识的介入，使演讲这一现实活动，体现出了多么鲜明的时代特色。 二、商品经济活动的介入随着市场经济的日趋活跃，无论是商品广告、市场营销，还是商贸洽谈、交易论辩，都离不开信息的传播和交流。演讲作为一种有效的媒介手段，在商品经济活动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无庸置疑，正是一些商品经济活动的广泛参预，使之成为现代社会生活中一片独具魅力的风景所在。例如： “恩格斯说过这么一段话：‘庸人把唯物主义理解为贪吃、酗酒、娱乐、肉欲、虚荣、爱财、吝啬、贪婪、牟利、投机，简言之，即他本人暗中所迷恋着的一切龌龊行为……’公司经营从根本上是服务于顾客，但绝不能以‘庸人’暗中所迷恋着的一切龌龊行为来迎合与满足之，用这种方式赚来的钱也必然是肮脏与不洁的，因为它损害了人类至高无上的尊严！” 这是胡平在公司开业典礼上以《商道与尊严》为题发表的一段演讲。演讲者引述恩格斯的言论，旗帜鲜明地鞭挞了在商业经营活动中损害人类尊严的“一切龌龊行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给人以强烈的警示。这类商品经济活动的广泛参预对演讲业的发展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商品经济语汇的介入演讲是一种语言艺术，随着现代社会经济文明的不断进步与发展，大量传播商品经济信息的语汇已介入到各种商务演讲中来了。同时，随着对外开放的经济交流不断扩大与深入，许多体现现代商品经济色彩的外来语汇也被大量地吸收过来，并派生出各式各样的新语汇，从而极大地增强了社会交际语言的实用性与表现力。这种符合语言发展客观规律的文化现象，也就成了演讲业发展的一个强力推动剂。例如：“在当前我国经济仍面临着生产建设资金投入短缺问题的同时，消费品的生产量和进口量的强势增长却偏偏要处处挤投资，争原料，抢能源，占市场，形成难以抑制的、居高不下的膨胀刚性，而这又恰恰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初始阶段的大忌。难怪一些海外朋友曾不客气地指出：国内的进口狂热和超前消费简直就是‘破产行为’！” 这是史策在题为《快从集团消费中警醒》演讲中的一段话。演讲者在分析我国经济发展现状和矛盾的基础上，深刻地揭示了“集团消费”的严重危害。语势强烈的表达中融入了不少经济语汇，鲜明地体现了具有时代信息的语言特色。 四、新形势下演讲的社会效应那么，新形势下演讲的这种新的发展态势将会产生哪些积极的社会效应呢？ （一）交际效应。演讲是一种社会性的交际活动。它采取商业性实践活动方式的意义，不仅反映在扩展的交际领域上，而且表现在获取的交际效应上。不管是开业庆典、公益赞助，还是商务宴请、经贸馈赠，演讲者的致辞都将产生特定的社会交际效应。这种效应，既可以调节人际关系，又能够增强社会效益。 （二）广告效应。演讲是一种公开性的现实活动。它势必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众多领域发挥作用。强烈的广告效应，就是这种影响的一个重要体现。在竞选、应聘、营销、义卖等社会活动中，人们就是充分利用了演讲的广告效应，为自己或企业树立起良好的公众形象的。这不仅可以向社会展示个人的才智，而且能够为群体谋取更大的经济利益。 不要采集我的 （三）信息效应。演讲是一种交流性的信息活动。它的社会作用的增强，适应了现代信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在演讲的商业性实践活动中，信息的传播和反馈，就成了演讲者语言表达的动因和现场交流的实效。正因为这种信息效应体现了演讲的巨大优势，所以，这种优势又反过来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 （四）价值效应。演讲是一种功利性的社会实践活动。演讲者运用演讲的方式，向听众传播思想、学识、经验、技术等等，其目的就是促使听众提高认识，努力行动，为社会创造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这就是演讲的价值效应。目前，社会各界人士踊跃听取著名经济学家的学术演讲和成功企业家的事迹演讲报告，就反映了这样一种社会现象。实践表明，在现代社会中，演讲已经开始采取商品式价值实现手段，因为这不仅是市场经济规律使然，也是自身发展的实际需要。 商品经济论文:对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相容性的再认识 摘 要：作者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在本质上是不相容的，这一论断与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在逻辑上也是不矛盾的。 文章从四个方面分别说明生产者之间相对独立经济利益的存在不是公有制本质特征的表现，社会分工不可能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无关，我国现阶段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并存的事实不能说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在本质上是相容的，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的理论依据并不是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在本质上是相容的，以论证自己的观点。 关键词：公有制 私有制 商品经济 相容性 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所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论证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如何解释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之间的相容性在当时被认为是完成这一任务的关键所在。因为在马克思的商品经济理论中，社会分工和私有制被认为是商品经济存在的条件，资本主义经济被认为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社会主义经济则被认为是非商品经济性质的。也就是说，公有制被认为是与商品经济不相容的。在重新认识商品经济的过程中，解决所谓传统理论与现实之间这一矛盾（笔者认为这一矛盾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基本思路可以归纳为两种：一种思路是将商品经济的存在条件解释为社会分工和生产者之间存在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而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既可以表现在不同的私有者之间又可以表现在不同公有者之间，还可以表现同一公有范围内部。另一种思路是认为商品经济的存在条件就是社会分工，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无关。从表面看，这两种思路似乎都可以解决生产资料公有制或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商品经济是否相容这一难题，得出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相容的结论，从而可以在此基础之上说明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当初，这种新的商品经济理论也确实对于推动我国改革开放的进行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这两种所谓新思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之间的相容性问题，因为这里有两个深层次的关键性问题被掩盖了：一是生产者之间相对独立经济利益的存在与公有制的本质特征是否相一致；二是社会分工是否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无关。另外，上述关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相容性的新理论或新观点最具有说服力的依据是所谓事实证明或实践检验，即以当代社会主义的现实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现实说明其正确性。而这又涉及到两个有待解决的更为重要的深层次问题：一是我国现阶段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并存的事实是否能够证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在本质上是相容的；二是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是否只有在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在本质上是相容的这一大前提之下才能加以解释或说明。 笔者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在本质上与商品经济是不相容的，而这与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在逻辑上并不矛盾。本文拟对上述的四个深层次问题逐一进行分析，分别得出否定性结论，以最终说明自己的观点。 一 生产者之间相对独立经济利益的存在，使得他们之间只有通过等价交换才能实现互通有无的需要，从而使社会经济具有商品性，这种说法本身并没有问题。但是，这种所谓新观点既不是什么对马克思商品经济理论的突破，也不能说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是相容的。 马克思认为，私有制条件下生产者之间互通有无的需要之所以必须通过等价交换的方式得以实现，就是因为他们之间存在着经济利益上的不一致性。所谓商品交换关系实际上就是一种经济利益关系，正如恩格斯所说：“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的。”我国现阶段公有制实体之间以及公有制实体内部劳动者集体或个人之间所存在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是由于他们在生产资料的占有或使用上所存在的差别所决定的，人们对此也没有异议。但是，这种由于生产资料的占有或使用上的差别所导致的人们在经济利益上的差别的存在，并不是公有制本质属性或基本特征的表现，而是我国现阶段公有制经济必然包含私有制因素的表现。‚ 在公有制条件下，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上是平等的，这种平等关系表现为人们之间不存在由于生产资料占有或使用上的差别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也就是说，任何人都不能凭借生产资料的占有或使用而获得特殊的或直接的经济利益；在私有制条件下，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上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关系表现为人们之间存在着由于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差别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也就是说，有人可以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而获得特殊的或直接的经济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之间是否存在着由于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差别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上的不一致，是区分公有制和私有制的一个重要标志。 我国现阶段两种公有制形式之间和集体所有制内部各经济实体之间是不同所有者之间的关系，这是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将这种不同所有者之间所存在的商品交换关系看成是公有制在本质上与商品经济相容的一个重要依据，则是一种误解。因为，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特征，即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平等关系，或人们之间不存在由于生产资料占有的差别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只可能体现在一个有效的公有范围之内，而不可能体现在其之外。超出一个具体的公有范围，人们之间就是一种不同所有者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也就必然存在着由于生产资料占有的差别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而这种不同所有者之间在生产资料占有上的不平等关系，与各个所有者自身的所有制性质毫无关系。也就是说，不管各个所有者本身的所有制性质如何，不同所有者之间在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上所表现出的只能是私有制的特征——人们之间存在着由于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差别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而不可能是公有制的特征。 我国现阶段全民所有制内部或国有企业之间所存在的商品交换关系的性质又如何解释呢？国有企业对其所使用或占用的生产资料并没有所有权，改革开放之后，各个国有企业之间出现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是由于其所使用或占用的生产资料上的差别所导致的。笔者认为，国有企业之间存在的这种由于其所使用或占用的生产资料上的差别所导致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也是其自身包含着私有制因素的一种表现。 私有制的因素，即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上的不平等关系，虽然不可能存在于抽象的或理论上的公有制内部，但完全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于具体的或现实的公有制实体内部。在现实生活中，具体的经济实体的所有制性质，并非要么是百分之百的公有制，要么就是百分之百的私有制。这里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果在一个具体的公有制形式或实体的范围之内，劳动者个人或集体之间事实上存在着由于生产资料的使用或占用的不同而带来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是否意味着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上仍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平等，即：是否意味着这种公有制本身包含着私有制因素。笔者认为，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应当是肯定的。因为，生产资料占有关系必然表现为一定的经济利益关系，否则所谓占有就毫无意义。单纯的生产资料使用权（如奴隶使用奴隶主的生产资料），不能给其使用者带来任何特殊的或直接的经济利益。反之，如果个人或集体所使用或占用的生产资料，事实上给他们带来了一定的特殊或直接的经济利益，那么，无论他们在形式上、名义上或法律上是否占有这些生产资料，他们对于这些生产资料所拥有的就不仅仅是单纯的使用权或占用权，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实际占有了这些生产资料，也就是说，这种公有制事实上包含着私有制的因素。 人们经常说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资料公有制本身还不成熟，所谓生产资料公有制还不成熟本来就应理解为其本身还带有私有制的痕迹或包含着私有制的因素。所以，我国现阶段全民所有制内部或国有企业之间仍存在的商品交换关系就是由于现实的公有制形式或公有制实体本身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所决定的，而不是由于它们所具有的公有制的基本属性或本质特征所决定的。同样道理，在实行承包、租赁等经营方式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内部的劳动者集体（如实行内部独立核算的车间、班组之间）或个人之间（如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户之间）在一定程度上所存在商品交换关系，其根本原因也在于这些劳动者集体或个人对其所使用或占用的公有生产资料事实上仍具有特殊的或直接的经济利益，即现实的公有制实体本身包含着私有制的因素。 总之，无论是从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所有制结构看，还是从现实的公有制形式或公有制实体自身的不成熟性看，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根本原因均在于由生产力发展状况所决定的、在一定范围内和程度上客观存在的私有制因素，而不是公有制本身的基本属性或本质特征。生产者之间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虽然既可以表现在私有者之间又可以表现在公有者之间及私有者和公有者之间，还可以表现在不完全的公有者内部，但其在实质上所反映的都是私有制的特征而不是公有制的特征。在原始社会的末期，最初的商品交换关系发生在原始部落或氏族公社之间（即不同的公有者之间），后来又逐渐渗透到部落或公社内部（即同一公有者内部），但马克思并没有因此而将商品经济的产生或存在与生产资料公有制联系在一起，而是将商品交换关系的出现与私有制的产生或萌芽联系在一起。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将商品经济与私有制联系在一起是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并不存在什么失误或过时的问题。而我们仅以现实的公有制实体之间及其内部依然存在着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这一事实为依据，就认定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在本质上是相容的，则只看到的问题的表面现象。 二 一些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谈到商品经济的存在条件时往往强调社会分工仅仅是商品经济存在的前提条件或必要条件，在此前提下，商品经济是否存在则取决于是否存在着私有制（过去的说法）或生产者之间是否存在着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现在的说法），似乎有可能出现一种虽然存在着社会分工但不存在商品交换关系的状况。如果确实存在着这种可能性，也就可以认为社会分工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或人们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没有必然联系。但是，这种状况至今为止尚未出现过。在原始社会末期，当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时，在畜牧部落与农业部落之间产生了最早的商品交换活动。这种简单的或偶然的商品交换活动的产生是因为两个部落之间存在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尽管最初两个部落内部由于生产资料公有人们在经济利益关系上是完全一致的，但正如前面的分析所说，在两个部落之间所体现的却是私有制的特征，即人们在经济利益关系上是不一致的。后来，这种人们在经济利益关系上的不一致逐渐由原始公社或部落外部渗透到其内部，商品交换关系也就逐渐在原始公社或部落内部产生。从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看，它与社会分工和私有制或人们在经济利益关系上的不一致的产生和发展进程是同步的。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分工就是指社会上不同的人专门从事某一种劳动，而这种从事不同性质的社会劳动的人们之间必然存在着经济利益上的不一致，因此，在他的理论中，社会分工的出现与私有制的产生是密切相关的，而社会分工的消亡也是与私有制的消亡联系在一起的。所谓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存在的必要条件、私有制是商品经济存在的充分条件之说，将两者完全分离开并非马克思的本意，而是我们对其商品经济理论的一种误解。 有人将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分工称之为旧的社会分工，认为社会分工本身并不会消亡，旧的社会分工随着私有制的消亡而消亡之后将出现新的社会分工。这里的问题是：所谓新的社会分工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或人们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之间是否存在着相关关系。显然，我们不能定义旧的社会分工与生产资料私有制密切相关而新的社会分工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完全无关，因为，既然所谓新的社会分工被认为产生于私有制和旧的社会分工消亡之后，就不能说这种社会分工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无关，而只能说它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不相容而与生产资料公有制相容。如果将旧的社会分工定义为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社会分工，分工各方在经济利益上是不一致的；将新的社会分工定义为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上的社会分工，分工各方在经济利益上是一致的，在逻辑上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在此前提下，所谓新的社会分工的存在却不能解释为商品经济存在的条件。因为，既然分工各方在经济利益上是完全一致的，他们之间就没有必要通过等价交换来实现互通有无的需要。 所以，只要承认社会分工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密切相关，就不可能从社会分工的角度论证公有制在本质上与商品经济是相容的。 有人认为决定商品经济存在的唯一条件是社会分工，而这种社会分工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所以商品经济的存在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毫无关系。因此，只要存在着社会分工，商品经济当然既可以与私有制相容又可以与公有制相容。在此前提下，如果认定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存在着社会分工，就可以说明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如果认定社会分工将永远存在，则可以得出商品经济万岁论的结论。然而，这种完全与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不相干的社会分工为什么能够成为商品经济存在的条件或原因呢？假定在这种社会分工存在的条件下，生产者之间并不存在由于生产资料的占有或使用上差别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或者说，他们之间并不存在着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那么，他们之间互相取得对方产品为什么还要通过等价交换的方式来实现呢？如果人类社会已进入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在“各取所需”的按需分配的条件下，商品交换关系难道还有存在的余地吗？相反，只要生产者之间存在着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不管我们如何定义社会分工，他们之间要取得对方的产品就必须通过等价交换的方式实现。所以，即使我们可以定义社会分工的存在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无关（这种定义是否科学或合理这一问题与本文没有直接关系故不在此涉及），也不可能由此而认定商品经济的存在与生产者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无关，进而说明商品经济与公有制是相容的。 如果认定社会分工与生产者之间经济利益关系有关，而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无关，情况又会怎样呢？有人认为商品经济之所以永远存在，其原因就在于社会分工和生产者之间在经济利益上的不一致将永远存在。社会分工和生产者之间在经济利益上的不一致是否有可能永远存在，这一问题没有必要在此进行讨论。这里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生产者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是否有可能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无关。这个问题不是仅靠自我定义就可以解决的。如果两个生产者之间存在着经济利益上的差别，从而导致他们之间必须通过等价交换的方式来取得对方的产品，那么，这种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就不可能与他们实际所使用或占用的生产资料无关。因为，如果他们对其实际所使用或占用的生产资料没有特殊的经济利益关系，即可以在他们之间无偿调拨生产资料，那么，他们之间通过等价交换的方式取得对方产品的必要性也就不存在了。改革开放之后，正是由于否定了国有企业之间生产资料的无偿调拨，承认了各个企业对其实际所使用或占用的生产资料具有特殊的经济利益，才使得国有企业之间的商品交换关系得以确立。所以，生产者之间对其产品所具有的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从根本上讲是由于他们之间对其生产资料所具有的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所决定的，即由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所决定的。既然生产者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所决定的，而社会分工又与生产者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相关，那么社会分工也就必然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相关。 生产者之间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是否会永远存在，这个问题当然是可以讨论的。但是，有人认为，通过论证生产者之间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将永远存在而得出商品经济万岁论的结论，是对马克思商品经济理论的突破，这种看法却是不准确的。前面已经说到，马克思正是将商品经济与生产者之间经济利益的不一致性联系在一起，才提出社会分工和私有制是商品经济的存在条件。他所说的社会分工是与生产资料私有制密切相关的，而生产者之间在经济利益关系上的不一致则是生产资料私有制本质属性的必然表现。只是他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并不是永恒的，它最终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被生产资料公有制所替代，因而生产者之间由于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差别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将随着私有制的消亡而消除，与生产者之间经济利益的不一致密切相关的社会分工也将随着私有制的消亡而消亡。所以，马克思认为商品经济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既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可见，从生产者之间经济利益关系的不一致的角度论证商品经济存在原因并不能认为是对马克思商品经济理论的突破，真正可以称得上对马克思理论有所突破的是认定生产者之间经济利益关系的不一致将永远存在，进而得出商品经济万岁论的结论。而这种突破如其说是对马克思商品经济理论的突破，不如说是对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基本特征或人类社会发展总趋势理论的突破。对于每一个彻底的商品经济万岁论者来说，都必然面对这样一个必须解释的问题：商品经济与按需分配是否相容，即，在各取所需已经实现的条件下等价交换是否还有存在的余地，或者说，在等价交换关系依然存在的条件下各取所需是否还有可能实现。 总之，尽管我们可以定义社会分工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无关，但仍然不可能由此证明商品经济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无关，进而得出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相容的结论。 三 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种似乎无懈可击的说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充分证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是相容的。不错，我国现阶段确实存在着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并存状况，但是，两种经济现象的并存并等于它们之间在本质上是相容的。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并存了几千年，难道我们可以说实践证明商品经济在本质上与自然经济是相容的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这种检验是有针对性的，即作为检验标准的实践和作为检验对象的理论在逻辑上必须保持一致。例如，不少人在论证马、恩所设想的社会主义不存在商品经济时，都引用了恩格斯的这样一段话： “一旦社会占有了全部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消亡。”并声称实践证明他的预见不符合现实。恩格斯的这段话确实是在其《反杜林论》的“社会主义”篇中说的，但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社会主义一词是共产主义的同义词。因此，他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指的是我们所说的共产主义；我们所说的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是指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共产主义的第一或低级阶段；而我们正在建设或所经历的社会主义则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显然， “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经济将消亡”这一论断是否正确，与“社会主义”一词具体含义密切相关：如果按照马、恩的习惯社会主义社会是指共产主义社会，那么，我们起码现在还不能说实践证明这一论断是错误的，因为我们并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实践。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真正实现过“社会占有了全部生产资料”，哪怕是强行实现的，我们凭什么说实践证明恩格斯的设想不符合实际呢？ 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是否能够证明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的相容性，关键在于我国现阶段与商品经济并存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否完全成熟的公有制，或者说，我国现阶段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并存的现状到底是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自身的本质属性或特征所决定的，还是由于我国现阶段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不成熟性即其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所决定的。当我们作出“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商品经济是相容的”的这一判断时，所谓公有制应当是指完全成熟的公有制，而所谓相容也应当是指二者在本质上是不矛盾或不排斥的。因此，要以实践来检验或证明这一判断正确与否，实践中的公有制就必须是完全成熟的即不包含私有制因素的。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谈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或第一阶段时指出：“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他所说的在经济方面的“旧社会的痕迹”，包括私有制的痕迹、社会分工（或旧的社会分工）的痕迹和商品经济的痕迹等。我们不能因为新社会的萌芽产生于旧社会就认定这些新社会的萌芽在本质上与旧社会是相容的，如，我们不能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于封建社会末期就认定它与封建生产关系在本质上是相容的。同样道理，我们也不能因为旧社会的痕迹存在于新社会就认定这些旧社会的痕迹在本质上与新社会是相容的。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正在建设或经历的社会主义还不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或第一阶段（即我们所说的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或低级阶段，“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而它所带着的“旧社会的痕迹”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痕迹。我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不是直接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而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产生出来的。所以，我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所带着的“旧社会的痕迹”，不仅有资本主义社会的痕迹，而且有封建社会及自然经济的痕迹。这就是我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之间最根本的区别。然而，这一根本区别却往往被人们所忽视了。例如，有人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的论断提出异议，认为社会主义才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其基本逻辑是：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目前不仅存在着商品经济而且还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既然商品经济在资本主义之后还要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就不可能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因此，实践证明社会主义才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从表面上看，这种说法也是无懈可击。但是，问题在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并不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已充分发展的基础之上，商品经济不发达正是我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必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并不等于在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阶段也必然要发展商品经济。资本主义是不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这个理论问题完全可以讨论的，但是，我们现在就断言实践证明社会主义才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恐怕还为时过早。只有当我国进入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之后或当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社会主义之后，确实仍有必要发展商品经济，我们才能理直气壮地说实践证明社会主义才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 同样道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并存的事实也不能证明公有制在本质上与商品经济是相容的。本文前面的分析已经说明，在我国现阶段，从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所有制结构看，商品交换关系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同所有者之间所体现的私有制特征，即不同所有者之间在生产资料占有上的不平等关系；从现实公有制形式或实体自身的不成熟性看，商品交换关系产生的根本原因则在于现实的公有制形式或实体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即在一具体的公有范围内劳动者集体或个人对其所使用的或占用的公有生产资料事实上仍具有特殊的或直接的经济利益。 因此，我国现阶段不完全和不成熟的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并存的事实不仅不能证明公有制在本质上与商品经济是相容的，而且为公有制在本质上与商品经济不相容的理论观点提供了更为充分的事实依据，从而进一步说明马、恩关于商品经济与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之间关系的论断是正确的。除非真正实现了“社会占有了全部生产资料”之后商品经济依然存在，我们才能说实践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关于商品经济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之间关系的论断是错误的或已经过时。 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实践检验或事实证明作用只能是单向的而不能是双向的，即：当我们以实践中某一客观存在的现象对相应理论观点的正确性进行检验时，不能同时又将被检验的对象作为说明或解释实践中这一客观现象存在原因的理论依据。例如，一方面以我国现阶段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并存的事实来说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是可以相容这一理论观点的正确性；另一方面又以公有制与商品经济是可以相容的这一理论观点来说明我国现阶段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之所以能够并存的原因。这在逻辑上叫做循环论证。 四 有人认为，只有彻底否定或转变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不相容的传统观念，才能说明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从而推动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坚持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不相容的理论观点，并非就无法说明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要正确说明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关键在于必须从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而不能从抽象的社会主义概念出发。中共十五大强调：“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果从“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大的实际”出发，就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我国现阶段并不是完全成熟的公有制与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并存，而是不成熟的公有制与不发达的商品经济并存。这就是说，我们需要说明的并不是马克思所预见的、建立在商品经济已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将继续存在商品经济的必然性和还需进一步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而是我们正在实践中的、建立在尚未经历商品经济充分发展阶段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商品经济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否定马、恩关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不相容论断并没有什么现实意义（当然这作为一个理论问题进行探讨可能还是有意义的），因为我国现阶段的实践并没有提出这一要求。相反，在我国现阶段正确理解马克思的商品经济理论，并将其运用于说明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进而说明坚持改革开放的必要性，才是真正具有现实意义的。 改革开放前，“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不相容”、“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经济将消亡”等观点确实曾被当作消灭商品经济、强化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理论依据。但是，当时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将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误认为是马克思所设想的、建立在资本主义和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从而将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当作我国现阶段的具体特点，进而将马、恩有关理论或观点当作教条照搬。正如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所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出现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显然，只有在将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误认为是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这一大前提之下，“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不相容”、“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经济将消亡”等理论观点才有可能成为消灭商品经济、强化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依据。 改革开放之初，尽管建立在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相容基础之上的所谓新的商品经济理论曾经对于推动我国改革开放的进行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这种作用是极其有限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这一理论自身的缺陷及其对于发展商品经济、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阻碍作用就暴露得越来越充分。我们发展商品经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目的在于发展生产力，如果公有制在本质上与商品经济是相容的，我们就没有必要打破公有制形式的“一统天下”建立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所有制结构，没有必要放弃“一大二公”的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没有必要打破国有企业的“大锅”将其改造为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经营者,……；如果我国现阶段并存的是完全成熟的公有制与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或者说，我国现阶段的商品经济是比资本主义更发达的商品经济，我们也没有必要重新提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早已完成的历史任务，没有必要屈尊去与什么国际惯例接轨，没有必要主动要求加入wto去受落后者制订的规则的制约，……。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实践表明，真正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的，并不是以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相容为基础的所谓新的商品经济理论，而是马克思的商品经济理论与我国现阶段实际的结合。前面的分析已经说明，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由生产力发展状况所决定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和现实公有制自身的不成熟性，以及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分工（或旧的社会分工）依然存在，而不是“社会占有了全部生产资料”和旧的社会分工已经消亡；我国现阶段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根本原因则在于我国没有经历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而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这就是结合我国现阶段实际对马克思的商品经济理论的运用和发展。 事实上，我们真正应当彻底抛弃的传统观念就是那种将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误认为是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的思维方式。改革开放前这种思维方式的表现是将马、恩所设想的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当作我国现阶段的具体特点，因而对马、恩的相关理论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改革开放后这种思维方式则表现为将我国现阶段的具体特点当作马、恩所设想的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因而轻率地以我国现阶段的具体特点为依据否定马、恩关于未来社会基本特征和社会发展总趋势的论断，如前面所提到的那些所谓“实践证明”。正因为这种脱离我国现阶段实际的传统观念及其影响依然存在，中共十五大强调：“面对改革攻坚和开创新局面的艰巨任务，我们解决种种矛盾，澄清种种疑惑，认识为什么必须实行现在这样的路线和政策而不能实行别样的路线和政策，关键还在于对所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要统一认识和准确把握。” 对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相容性问题的认识，关键也正在于对我国现在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的认识和把握。 总而言之，从理论推导看，马克思关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不相容的论断是符合逻辑的；从实践检验看，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不相容的理论与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现实是不矛盾的；从现实意义看，坚持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不相容的论断对于正确说明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是有重要意义的，从而对于进一步推动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相反，如果继续坚持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相容的观点，不仅在理论上说不通而且也越来越与我国现阶段的实际相脱离，并将阻碍我国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 商品经济论文: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论文 一、拜金求利观念的突兀奔腾 当商品经济把社会上的一切都卷入交换漩涡中时，金钱对社会的支配，从而拜金主义的观念也就达到顶点。因此，商品货币经济必然带来拜金求利观念的泛起。这是一个历史必然趋势。明中后期，商品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势头。地域性的商帮如徽商、晋商、江右商、闽商、粤商、吴越商、关陇商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他们拥有巨资，“藏镪有至百万者”[2]，“非数十万不能称富”。而“商人对于这样的社会是革命的因素，……现在商人在这个社会上出现了，这个世界的改变，就是从他那里出发”[1](177)。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拜金求利观念突兀奔腾。明代中后期，礼拜金钱之风颇为强盛。利益所在，上至皇帝下至臣民都趋之若鹜。他们“怀利以相接，遂成风流，不可复制”[3]，从正德年间始，官员们竞相“营产谋利”已不足为怪，就连神宗皇帝也“以金钱珠玉为命脉”，把内府之藏，“拥为己有”[4]。皇帝尚且如此唯利是取，唯财是图，不能律己，何以严人！因此，当时“天下水利，碾硙、场渡、市集，无不属之豪绅”，并且“相以为常事”[5]。难怪顾炎武曾大发感慨道：“自神宗以来，黩货之风日甚一日，国维不张，而人心大坏数十年于此矣”[5]。上层社会为此，下层可想而知。“凡是商人归家，外而宗族朋友，内而妻妾家属，只为你所归来的利息多少为重轻。得利多的，尽皆爱敬趋奉，得利少的，尽皆轻薄鄙笑，犹如读书求名的中与不中归来的光景一般”[6]。《二刻拍案惊奇》所描写如上情形在《辽阳海神传》中得到印证：“商在外率数岁一归，其妻拏宗党全视所获多少为贤不肖，而爱憎焉”。温情脉脉的家庭情爱，为利欲冰水所严重侵蚀。正是在这股强烈的礼拜金钱之风下，各阶层对商人观念发生变异。人们羡慕在现实物质生活中“甘其食，美其服”的商人生活，感叹他们“嗟峨大船夹双撸，大妇能歌小妇能舞，旗亭美酒日日沾，不识离别苦。长江两岸娼楼多，千门万户恣经过，人生何如贾客乐，除却风波奈若何”[7]，传统思维趋向的变迁，使明中后期的社会涌现出崇商弃农、崇商弃儒、崇商弃官的趋势。在商品利润的刺激下，许多农夫、农妇开始从古老的荒原上走出来，走进了商品经济的洪流中，遂形成了“弃本争毫末利”的社会风气。在浙江西安（即今浙江省衢州市）“舍贱民贫，恒产所入，不足以供赋税，而贾人皆重利致富，于是人多驶鸳奔走，竟习为商，商日益众”[8]。徽州休宁县“百姓强半经商”[9]。可见人们的谋生手段已经大大改变。不仅农夫弃农从商，而且连“耻于言利”的士人，亦经不佳金钱财利的诱惑，也放弃了皓首穷经的正统途径，转而从商，据范濂记载苏松一带从事“田产交易”的，“初犹无赖小人为之，今年则士类效尤，然不顾名义矣”[9]。这种情况很快形成风气，甚至山西的俊秀之士也“弃仕从商”[9]，怪不得黄宗羲喟叹道，晚明士大夫“大概多市井之气”[10]。士人从商，提高了商人的素质，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这时期文人的文章字画也沾染了商品经济的味道。据说，“以财岂文，俗谓润笔之资”。这虽非起源于明代，但到了明代中后期，文士们开始抛弃以往那种忸怩作态，他们开始理直气壮地向岂文者大量索要资财。有人求文于桑思玄，“托以亲昵无润笔”，桑竟然说：“吾平生未尝白作文字，可暂将白银、锭置吾案间，鼓吾兴致，待文作完，并银送可也”。号称江南第一才子的唐寅还“有一巨本，录记所作文字，簿面题利市二字”。与唐寅齐名的祝允明也如此。“写怀祖尝为人求文字于祝枝山，枝山曰：‘是现精神否？’俗以银钱为精神也。马曰：‘然’。祝则欣然捉笔。”[11]由此可见，传统的伦理道德已经被金钱和实际利益所代替，金钱已经在当时社会中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它支配着人们的生活，也支配着人们的命运。因此此时的拜金之风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盛行。有人曾对此加以讽刺说：“古时孔方比阿兄，今日阿兄胜阿父”[11]。万历时黄省曾也慨叹道：“金钱之神，莫甚于今之时矣”[12]。毋庸置疑，也正是这股拜金之风的盛行，才有力推动哲学上求利意识到涌现。李贽是晚明士大夫中“异端之尤”。他首先反对董仲舒“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说法，认为儒者也是“谋利”的，也是讲究“利”的，只不过他们的利表现为道德上的追求。李贽继而认为，“圣人不能无势力之心”，追求财与势是“秉赋之自然”，也是圣人所不免的。与李贽差不多时代的三一教主林兆恩，也认为“天机”就在“嗜欲”中，对“嗜欲”这种人的本能也作了肯定。稍后的顾天竣不讳言“功名富贵”，承认自己是一个热衷功名富贵的人，并进而断言，从来圣贤豪杰都是“功名富贵”人[13]。所以我们可以说，晚明反传统的义利观产生，与这一时期社会上求金拜利思潮弥漫，有着直接的联系。这也从另一侧面上反映了这一现象广泛存在和巨大的影响。所以说，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力推动了拜金求利思潮的崛起。金钱的魅力，无处不在，无人不媚，趋利拜金已经成了一种普遍社会心理和世风。 二、家庭伦理道德的动摇和传统家庭组织的裂变 中国传统的家庭内部比较普遍家庭形式是社会学家称之为“扩大家庭”的形态，其特征是：一对老年夫妇与他们已婚孙子们及媳、孙辈同居公财，构成家族内部的财产、劳动和生活单元或细胞，与此相应，就有强调父家长权威，和子女对父母孝敬及家庭成员之间悌睦相处的伦理规定，而其中心则是所谓“孝道”这一旨在维护父系大家族和家族组织的意识形态成为保其稳定不变的重要社会约束。这种状态在商品货币经济不太发达、贫富差距不太悬殊的情况下，尚能相对稳固存在。但当商品货币经济获得较高发展时，商品与货币就成了瓦解传统共同体观念及其组织的强有力的腐蚀剂。这一现象在明中后期表现得非常突出。我国传统封建伦常秩序最重视孝行。“人之行莫大于孝”，而晚明时竟有儿孙焚祖坟，焚祖尸，“鬻其他，利其藏中之物”。而人们对此竟“视为故然”，“未有以为不义而众诛之者”[14]，为了一个“利”字，对“长辈”尚且如此残害，兄弟之间相残更不言而喻。鄢陵人戴廷栻在其《先稿存遗》卷3里说：该县“盖至天启以后，而邑之风气大变矣，即明允（苏明元）之论一覆，按之骨肉之恩薄；其由所谓为逐兄之遗孤而不恤，与孝弟之行缺；其由所谓多取先人赀用欺其诸孤子，与礼让之节废；其由所谓为其诸孤所讼，与嫡庶之别混；其由所谓以妾加其妻，与闺门之训哀；其由所谓笃于声色欢哗而小严，与廉耻之路塞；其由所谓黩财无厌，惟富为贤”。这里，不仅论述天启以后该县兄弟家室中的变化，还分析产生骨肉之恩薄的原因。这种互相凌夺、骨肉相残的现象，我们还可在族谱对族人的劝导获悉。安徽祁门《方氏族谱•凡例》中列有“有兄弟”和“一代父职”，二则：“兄弟犹手足也，母得份情失谊以贻父母之忧。然阋墙之变有二：非听信手枕也，即溺情于财产。夫争财之心生，只致败亡之祸；枕边之言入，顿起离间之端，家门之大不幸也。嗣后余族兄弟当念同气连枝之重恩。古人推梨让枣之义，勿启争端为外人笑”；“凡代父职掌务者，无论冢子、庶子，择其贤能者，使之每日钱谷出入都要至公至慎。登载账簿切不可存私利己，伪陈增除以欺父兄，更不宜大秤小头并用，以伤阴骘。若有犯者，一经败露，举家责罚。纵不败露，天地鬼神讵能瞒昧乎”。这二则《凡例》说明：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兄弟阋于墙是普遍现象，古人的推梨让枣之义已难得见到。兄弟之间“争财之心生”，各自“存私利己”，已使二代以上共居共财的扩大家庭已难于维持，家庭结构处于不断裂变之中。诚然，晚明不乏资本雄厚的富商巨贾，所谓下贾二三十万，中贾四五十万，上贾有“藏强百万者”，他们并非没有能力维持一个扩大家庭，但是，在“贪婪罔极，骨肉相残”的世风下，难免会有“溺情于财产”的大家庭成员，产生“争财之心”，以至招来“败亡之祸”。俞樾《右台仙馆笔记》中有汗翁散财一则，讲的便是大家庭败亡的事情。许翁是歙县汗氏尚义门四房的家长，“家故巨富，启质物之肆四十余所，江浙间多有之，至翁犹然”，“其子家弟中，则有三四辈，以豪伤自喜，浆酒霍肉，奉养逾王候。家僮百数十人，马数十匹，……炫耀于乡间。一日忽郡吏文书来，太守以其豪横欲逮问之，乃凶惧，上下行贿求免，所费无算，始寝不问”。这些子弟于是出游江浙，“凡其家没肆之处，无远不至。至则日以片纸至肆中，取银钱无厌足。主者或勒之，辄怒曰：‘此故吾家物，何预公事’，使所善娼家，自至肆中，恣所取”。许翁自度不能约束其子弟，决定把所有典铺关闭，发给上下伙计二千余人遣散费。结果，许翁之钱罄矣。十数世之积，数百万之赀，一朝而尽，亦可骇也。”有鉴于此，巨商在兄弟长成或家庭人口增多时，使亟亟乎析财分居。关于兄弟析财的记载很多，如大盐商汪应亭，“父令析著，先诸兄弟后其身”[15]。又如婺源汪方锡，“业渐鹾，时父老弟幼，经营十年，积巨赀，与弟分之，不有私财”[16]。因析财不均而兄弟构讼者也时有之。如万历时，盐业巨贾养春兄弟析家分财时，为争夺黄山地二千四百亩而构讼。天启时，魏忠贤利用黄山旧案兴起大狱，勒索巨款助工，吴养春兄弟父子三人俱死狱中。析财不均尚且构诉，可知兄弟同居“不可存私利己、伪陈增除以欺父兄”更难做到了。析财分居不仅可减缓家庭内部的矛盾，而且也利于商业经营。兄弟析财分居时，各自独立经营，能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各人的积极性。也有兄弟分家后又合资经营的。如婺源人董桂照，“后析居，与兄合赀，业本姑苏”[17]。兄弟成了合作的股东，利权分明，各司其责。这样兄弟关系就成了商业伙伴关系，从而避免了大家庭中劳逸不均和利益不均所造成的矛盾。可见，家庭规模的缩小正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三、侈靡之风的盛行 明王朝和历代王朝一样是一个等级统治的社会，它以礼制的形态保障封建统治，不仅以三纲五常为道德的信念，还以消费品的等级分配作为物质性的内容，规范社会各阶层的待遇。所有的成员无一例外都处在尊卑有别的社会序列中，按照不同的规模，过着相应的生活。诚如晚明的著名学者朱舜水回忆说：“仆之冠服，终身不改。大明国有其制，不独农工商不敢混冒，虽官为郡卒，非征途出身亦不敢服”[18]。《阅世编》的作者描绘这种景象为“贵贱之别，望而知之”。因此，在这种礼制的严格约束下，社会秩序是循礼蹈规，安分守己，世态民风也就相应地俭约、淳厚、守成。但是，这样的民风不会持之长久，在国初经济恢复，或者励精图治时期，尚能维持。一旦社会生产复苏，商品经济发展，民众生活改善，人们享受欲望膨胀，就要不可抑制礼制的约束，改变刻板的生活程式。晚明的社会情形也正是如此。明中后期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一反明初“非世家不架高堂，衣饰器皿不敢奢伤”的“简质”风尚，靡然向奢，“以俭为鄙”[19]，当然，在社会风尚演变中“导奢导淫”，扮演先导人物是缙绅士大夫。他们的住所必有绣户雕栋，花石园林；宴饮一席之间，水陆珍馐数十品；服饰一掷千金，视若寻常；日用甚至不惜以金钱做溺器。缙绅士大夫的放纵声色，影响深广。首先是“婢妾效之”，继之“浸假而及于亲戚，以逮邻里”[7]。流风所及，一般市民也莫不奢侈为荣，“群相蹈之”。在冠巾，万历以前官戴忠静冠，士戴方巾，犹以朴谨。怠至万历时期，“殊行诡制，日异月新”。仅以冠巾款式便有十多种，时人对此叹道：“首服之侈汰至今日极矣”。妇女的服饰更绚丽多彩，“首髻之大小高低，衣袜之宽狭修短，花细之样式，渲染之颜色，鬓发之饰，履纂之工，无不易变”[20]。在服装的衣料上，宗锦、唐锦、汉锦、晋锦先后流行一时，不久“皆称厌物”，改兴千钟粟倭锦、芙蓉锦。这种衣冠服饰上的追求华丽之风，使得贫乏单调的常服布袍自然被“鄙为寒酸”，即使“家无担石储”者，也“耻穿之”[21]。有些自认“最贫，最尚俭朴”的儒生也在“习俗移入”的冲击下，“强服色衣”，卷入“靡然向奢”的大潮。在住房、肩舆和日用品方面，明中后期奢伤之风也日益强盛。在交通工具上，“国初进士皆步行，后稍骑驴。至弘（治）、正（德）间，有二、三人共雇一马者，其后遂皆乘马”[9]。何良俊亦言：“祖宗朝乡官虽至任回家，只是步行，宗庙时士夫始骑马，至弘治，正德间皆乘轿矣”[22]。怠至晚明，“至优伶之贱，竞有乘轩赴演者”[21]。在饮食器具上，“设席用攒盒，始于隆庆滥于万历，初止士官用之，近年即仆夫、龟子皆用攒盒饮酒游山。郡城内外始有装攒盒店”[9]。消费生活的高度发展，造成了城市风貌的大改观。当时的苏州，号称“奢靡为天下最”[21]，而杭州在民谣中被称为“花簇簇”[22]，即使像浙江桐乡县青镇这样一个乡间小镇，也为奢靡之风所卷席：“余生长青镇，独恨其俗尚奢，日用会社婚葬，皆以俭省为耻。贫人负担之徒自不必言，妻多好饰，夜必饮酒”。南方如此，北方也莫不如是：山西太原居民“靡然向奢”，山东滕县“其人竟相尚以靡侈”。与城市高度消费生活水平相适应，旅游业也在一些城市蓬勃发展起来，如在苏州“山水园亭多于他郡，游具则载酒嘉肴，画舫箫鼓”[23]。在南京，“秦淮灯船之盛，天下所无，两岸河房，雕栏画舫，绮窗丝障，十里珠帘……薄暮须臾，灯船毕集。火龙碗蜓，光耀天地。杨槌击鼓，踏顿波心”。都市中秦楼烟花亦颇为繁盛。谢肇制《五杂俎》云：“今时娼妓满布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他偏州僻邑，往有之”。在江南城镇，茶楼、茶社日益增多，商贾游食之徒，“遇不平事，则往茶肆争论曲直，以凭旁人听断，理屈者则令出茶钱，以为罚，谓之听讲茶”[24]。侈靡之风的发展，有力地突破传统礼制对于衣食住行的森严井然的规范，诚如《松窗梦话》所云：“人皆志于尊崇伤富，不复知有明禁，群相蹈之”。如在服饰上，明初对于服装的色彩和用料限定甚严，士庶不准用黄色，民妇限用紫、绿、桃红和各种浅淡颜色，对红色和金绣闪光灯锦罗丝缎带服用禁止更严，违用者本人、家长和工匠都要治罪，但到明后期，小康人家“非绣衣大红不服”，大户婢女“非大红裹衣不毕”。服饰中的龙纹，向为人君至尊的象征，洪武八年，德庆候廖永忠僭用龙凤花纹，被处以死刑，但至晚明，寻常百姓已开始用“困龙立龙之饰，泥金剪金之衣”了。住房上，明初严禁庶民厅房逾三间，但到明后期，则“江南富翁，一命未沾，辄大的营建，五间七间，九架十架，犹为常耳，曾不以越分为愧”。这种不为封建禁令所囿、无所顾忌的逾礼，僭礼现象，反映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奢华风气汹涌澎湃不可阻挡的态势。这股洪流，无疑是对封建禁欲主义和封建礼法的反叛。晚明社会消费突破旧的等级禁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社会消费发展的必然结果，具有历史性的进步意义，但也给中国封建社会带来严重不良的后果。它极大地刺激了地主腐朽、奢侈性消费的恶性膨胀，亦破坏了社会经济的正常积累。当时南京市民虽然“生计日蹙，生殖日枯”，但却“俗尚日奢”，这种情况对社会的发展与稳定都十分不利。“朝华夕零，变泰立见”。明人徐三重说：“盖侈则耗财，财耗则人穷，人穷则奸纵怀乱，世道遂以多故”。这种看法虽然有其片面性，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综观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给世风的各方面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变化，有的代表着时代进步的趋势，有的则是社会黑暗腐败的现象。明中后期的社会是一个蕴涵着守旧与更新的矛盾统一体，世风的各种变化是社会即将动荡变迁的迹象，在矛盾统一体内正在蕴孕着近代文明的曙光。 作者:张哲溶单位:中南大学 商品经济论文:律学发展的商品经济论文 一、宋代商品经济发展概况 宋代的商品经济处于全面发展的状态，表现为商业政策的改变、手工业的繁荣、城市商业的发达以及海外贸易的发展。首先，在商业政策上，宋代统治者采取了与过去历代王朝都迥异的重商政策。中国封建社会发端于农业社会，从春秋战国封建制度萌芽起，农业都是作为国家统治发展社会繁荣稳定以及军事经济发达的基础，因此对农业格外的重视。在思想层面，汉代以后，董仲舒改革的新儒家思想更是为了体现帝王的统治目的，而将重农抑商思想融入进去，因此此后的历代帝王都鼓励发展农业，控制甚至打击商业活动。而这一点到了宋生了改变，宋初太祖赵匡胤认为“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享天年”，以博民富。在宋太祖之后，宋太宗赵光义也号为“令两制议政丰之术以闻”。宋神宗在位时“尤先理财”，令众“政事之先理财为急”这样的重视经济的思想一直贯穿于宋朝，这是保证经济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其次，宋代的手工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达到了封建社会最为繁荣的程度。与唐代相比，宋代的坑矿、茶盐、造船、造纸、制糖、纺织、制瓷等有较为明显的进步。从特点上看，宋代的手工业产地逐步扩大，出现了区域性的手工业企业和家族式的规模企业。手工业产品的产量也随着生产区域和交易范围的扩大而增加。最为显著的变化是当时的手工业技术水平提高非常明显，在制糖业、采矿业、陶瓷制造业等方面都有所提升，比如制糖业出现了“糖冰”（冰糖）的生产技术，宋瓷的技艺手法融入了多种艺术元素。另外，宋代经济发展还体现在宋代城市贸易的繁荣。在宋代之前，不仅国家不重视发展商品经济，而且在城市格局上体现了重农抑商的思想。宋代以前的城市中，严格限制工商业活动的范围，将城市划分为坊和市“，坊”是指居民居住区“，市”是指商业活动区。同时还规定，所有的商业活动都必须在“市”区进行，不得在“坊”区进行商品买卖活动“，市”的经营时间也被限制在白天有限的时间内。这种规定大大限制了城市商品买卖活动的时间和范围。而在宋代，这一界限被消除了。北宋的都城汴梁城突破了市坊的界限，街道两旁和居民区都有商业活动“，坊巷桥头及隐僻去处俱是铺席买卖”，显示出商业的高度繁华程度超过了长安城。北宋的都城汴梁城还出现了早市和夜市，呈现出了全面繁荣局面。同时，商业城市和市场数量在这一时期也急剧增多，除了北宋都城汴京和南宋都城临安两个最为著名的繁华都城外，成都、建康、镇江及扬州等城市也十分发达，人口规模也逐年增加，汴京和临安的人口大致有170万和120万左右。除了大都市商品交换异常活跃外，众多商业性集镇也如雨后春笋般遍及全国各角落，这些集镇多集中于海上贸易繁荣的沿海镇市或水陆交通枢纽的内陆商镇，甚至在农村也打破了往日的寂静，于频繁的货品交换中逐渐形成了“草市”或“墟市”,使得整个国家的商品贸易活动都十分活跃，深刻反映了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发达。 二、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律学发展的影响 1.商品经济对律学思想的影响。 不同的时代都有着不同的立法思想，不同的经济水平之下的法律思想和法律研究思想也有很大差异。作为经济基础的商品经济的发达，也使得宋代的律学研究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的封建法律思想从西汉董仲舒确立新儒学以后而确定，经过魏晋南北朝、隋代、唐代的发展，到宋代时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在经济基础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就需要一种新的世界观来适应这一变化，理学作为律学的思想基础就在这种情况下得以发展。理学名称的起源来自于宋代儒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它是以儒家的伦理思想为核心，糅合佛家思想和道家思想而成的一种理论形态，其核心内容是强调“理”的先天的存在，把抽象的“理”提到永恒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学习的目的就是“即物穷理”。理学思想肯定了封建社会的等级关系，认为“：夫天之生物也，有长有短，有大有小。君子得其大矣，安可使小者亦大呼？天理如此，岂可逆哉？”关于法律他们认为礼与法都是“理”的体现，是为了管理和统治人民而设置的工具“，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法者，天下之理”，“律所以明法禁非，亦有助于教化”。因此，认为治国就需要礼法合一，同时要根据事物发展的规律制定不同的领域的法律规范。在理学思想之下，任何事物都有其发展规律，法律要依据这些规律进行，因此对待农与商他们都保持了同等的客观的态度，在商品经济有所发展的情况吸取也加大了对商品经济的调整。立法上统治者调整了历代立法中重刑法轻民法的传统做法，开始探索民事立法和经济领域的立法，专门研究施行了盐法、酒法、茶法等法令。为了顺应商品经济的规律，宋代立法制定了一系列的经济民事法律，统一了国家与经济活动者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同时，立法的科学性也将政府的政策导向更好地促进了商贸发展和手工业的繁荣。 2.商品经济对应用律学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律学十分注重法的应用，在法的解释和刑事技术方面的研究最多，形成的研究成果也最为丰富。宋代商品经济的发达，客观上使得社会财富得以积累，民间财富的积累让民众可以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律学研究活动。从国家层面来说，也加大了对律学研究人才的培养，设置了律学博士专门进行律学研究，涌现出了《刑统赋》、《律文音义》、《律令释义》等一些著名的律学研究著作。其中《刑统赋》就是律学博士傅霖编制的，他在研究时认为《宋刑统》不便阅读和记忆，于是将《宋刑统》的全部律文的要旨，用韵文体裁撰为律学读本，并自行作注，解说韵文含义。受到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理学的繁荣，人们看待事物的方式也更为客观，不再仅仅看到统治秩序的维护，而更加注重对社会个体正义的维护，突出人的个体价值，在司法实践上更加注重刑事科学技术的应用，出现了诸如《折狱龟鉴》、《棠阴比式》、《洗冤记录》等法律应用领域的著作。其中《洗冤集录》使得法医学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法医学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结语 法律是政治统治的工具，也是政治统治的上层建筑，它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宋代的商品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它对律学发展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在思想方面，商品经济的繁荣促进了人们对人的个体价值的重视以及对经济和民事领域的关注度，因此产生了大量的律文解释、刑事科学方面的著作以及经济、民事方面的立法；在物质方面，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国家和社会都有更强的经济实力进行律学研究，从而提供了其发展的物质基础。可以说，宋代的律学发展之所以能够达到中国古代律学研究的最高峰，其决定力量就是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 作者：谭正李超单位：河北大学 商品经济论文: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文化变迁 一、沈庄的背景 因此这里并没有发达的宗族组织或祠堂，也没有像样的能号召全村参加的公共活动。虽然各个姓氏之间有直系或旁系的亲属关系，但是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传统中国社会结构在此地并不凸显。各姓氏之间及同姓之间并没有复杂的利益关系及冲突，评判“在理不在理”的标准也不会因为是“大姓”和“小姓”而有所改变。这里的“在理不在理”主要是指是否遵循孝顺、善良、克己、忠诚等传统价值观念。这里饮食以小麦为主，玉米、高粱为辅，加上自家耕种的蔬菜、花生、芝麻基本上能满足家庭消费。不但消费能满足自给，而且生产要素也基本上是自给，以人力和畜力为主。加上该地区高密度的人口，农民精耕细作，把耕作集约性发挥到极点，从而形成了一个十分苛刻而有独特的的农业体系。总之，知足、安分、克己这一套价值观念和传统的匮乏经济相配合（费孝通，2012），共同维持着这里的社会生活静止的状态。 二、经济作物的生产、交易和分配 （一）西瓜和辣椒的广泛种植 90年代初，沈庄引进西瓜种植。由于西瓜和辣椒的种植面积占沈庄种植面积的比例较大（占全村总面积的90%左右），故本文只选取种植西瓜的流程来说明村民生产要素的自给性。每年刚过完年，村民就开始为西瓜种植忙碌起来。整个流程是瓜棚正月十五过后，村民开始为养育西瓜苗作准备。男劳力把水、泥和在一起，垒一个半人高的三面围墙，上面蒙上厚的塑料布，叫瓜苗棚。瓜苗棚的大小根据种植西瓜的亩数而定。在棚里的地下挖三道火坑，中间那个与棚外的洞相连，用瓦或者木柴盖上火坑，然后用土覆盖上。这样做是为瓜苗加热。瓜苗棚整好之后，村民开始筛土，把肥料拌进土里，用塑料碗一个个的装满土，洒上水，盖上塑料布和草苫子开始在棚外烧火加热，加热一天一夜之后开始下瓜芽。瓜芽是在整理瓜棚期间用温水加热培育出来的。建造瓜苗棚一般至少需要2—3个劳动力。播种瓜芽则女性为多，一般3—5个男女劳力皆可，需要村民间的互相帮忙。在瓜苗生长期间，村民就开始翻地、施肥，弄成较宽的田埂，田埂上打上眼，覆盖上塑料薄膜，用小竹竿握成一个弓棚，上面再覆盖上厚点的塑料布，整个过程复杂而细致，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瓜苗移植到地里之后，村民开始整理瓜枝，一个月左右，开始每天给西瓜授粉，如果天气好的话，没有碰到连阴雨天气，大概持续半月到20天左右，所以这个时候村民是非常害怕下雨。等到每颗瓜秧都结出一个西瓜一直到西瓜成熟。这段时间一直是村民的农忙季节，从农历1月份到5、6月。从开始培育瓜苗到西瓜成熟一直到西瓜全部卖掉，整个过程都需要村民耐心而细致的劳作，这期间村民间的合作非常密切。劳力的自给性在村里内部就可以完成。由于村民的普遍贫困，生产技术和机械化并没有在沈庄推行。随着西瓜嫁接技术的引进和科学选种，西瓜产量大幅上升，逐渐成为村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西瓜之后是辣椒，大概一两个月后，村民开始忙种辣椒、反季节番茄等纯经济作物。 （二）经济作物的交易 在经济作物丰收的季节，出现了部分专门自收或者代收的群体。由于交通条件的便利，这些人与外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农产品的价格受天气或者市场因素的影响较大，尤其是市场。西瓜交易一般持续一个月左右，辣椒持续的时间更长，从农历7月份到10月份，但主要集中在7、8月份。西瓜成熟大概在农历5月份左右，这时候已经是夏季，天气炎热，西瓜的市场需求量大，大量外来商贩涌入李口镇。这样，每个家庭开始以家庭为单位进入忙碌阶段。由于每个西瓜的重量在15—20斤左右，西瓜的每亩产量在1万斤左右，整个过程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这时村民间又出现随机性的合作关系。这些外来商贩由于不熟悉当地的环境，必然会与当地村民合作，在利益的驱使下，必然增加商贩合作对象之间的竞争性和矛盾。代收者的人品、威望、和人际关系非常重要，与其说村民把西瓜卖给商贩，还不如说卖给代收者这一“中间商”群体，这时候的交易村民所考虑的并不是完全的利益最大化，而是以自己为中心向外扩散的亲疏关系，离自己越近，交易成功的次数越多。西瓜从收获到卖掉，看似是经济行为，实际上是村内整个内部关系网络在其作用，也可以说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到收满车时（一般在10吨左右）“，中间商”会找和自己关系较近的人装车，而不分什么姓。装车付费之后，这些外来商贩把西瓜拉到湖北、湖南等地，有些是在省内出售。比如在省内，从村民收购的价格是每公斤一元左右，到消费者手中却是每公斤三元左右。如果遇到连阴雨，需求量相对减少，无论批发商或者商贩在赚取利益不变的情况下，都向村民压价。辣椒的交易和西瓜还有点不太一样，虽然也有外来商贩，像湖北、江西、广东等地，但以当地人自负盈亏的收购为主。这些小商贩大都是当地的村民，每次收购几千斤，到二三十公里外卖掉。辣椒的收获不像西瓜，需要不断的成熟，不断地摘取，每隔两三天摘一次，时间会持续数月之久。这是一个非常细致的活计，有些劳力不够或者做中间商的家庭会雇佣本村及外村的村民，给予一定的雇佣费。在消费上，村民会把大部分钱存起来：一是攒钱备不时之需；一是供子女上学。村民只拿出一小部分供日常的开销。在经济活动中，村民间的互动对象较随机，关系不太密切，村民回报别人帮助的方式也不像传统的在家里请人吃饭，回报方式多样化。在整个交易的过程中，老人和孩子只是做辅助性的工作，参与的主体是20—50岁之间的青壮年人。这样，在村民间或者在与外界互动的过程中，老年群体被“边缘化”，实际上在村里，老人只是长辈的“象征”而失去了传统的权威。 三、社会文化的变迁 经济作物的种植改变了沈庄原有的产业结构，产业结构的调整改变了沈庄原有劳动力的分布格局。这种产业结构的变化使得村民的生产和生活逐渐缩小到以家庭为中心，而不太注重村庄内部村民间的亲密关系。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加强了村民对市场的依附性，增加了风险性，村民在面对这么多不确定因素时，仍然要求助于他人，以获得保护。然而，沈庄内部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呢？由于各姓氏内部之间并没有形成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团体，各姓氏之间也没有较突出的利益矛盾，因此，这就为村民间的交往以及村民形成一套自制体系创造了条件。人与人之间不是以血缘关系而区分亲疏，而是以“人情世故”建立起彼此的交际范围。这种范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逐步扩大，扩大的范围并不主要的是以传统的“人情世故”的观念为主导，而是兼有商品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指导。比如说在传统的村落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以“感情投资”为主的互帮互助，而商品经济的到来使得沈庄出现了短期的雇佣人员，雇佣人员并没有因为拿到“雇主”的劳动报酬而心理会愧疚，相反的是，雇佣费用越高越好。在费孝通先生看来，中国的农村经济是匮乏经济，在匮乏经济中，资源是有限的，所以在位育方式上是修己以顺天，控制自然来应付自己的欲望。当商品经济袭来时，知足、安分、克己的传统价值观念被搁置。这种搁置造成了沈庄村民思想的混乱，原因是各种不安份的思想在这里交织，在传统的“人情世故”的自律性已不能满足当前村民的需要时，一种新的可替代的统一价值观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也可以说明沈庄在富裕了之后，反而在思想上出现多神灵的信仰（专门的基督教堂，白奶奶庙等）。商品经济的发展打破了沈庄社会原有的社会结构，并没有造成沈庄的村民生活秩序的混乱，这是因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增加了村民的物质享受，“多神”信仰暂时把这种状况维持在一种平衡状态。这是当地人的一种生存智慧。 本文作者：李河星工作单位：西南民族研究院 商品经济论文:商品经济与刑法观念的创新 本文作者：高铭暄王勇工作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 长期以来被视为社会主义“异端”的商品经济,正以壮阔的气派,在中国大地上勃然兴起,它如同一股强劲的冲击波坪然冲击着各种传统的观念。使那些旧的思想观念日益显示出落后和衰弱,放眼全国,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所有领域几乎都因为商品经济的兴起而发生了或大或小的变化。这其中,就包括着刑法制度和刑法观念上所发生的一些变化。为了使刑法更加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为我国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工作提供理论上的根据,我们在此想就商品经济条件下刑法观念应作如何转变的间题谈‘些粗浅的看法,并就此请教于刑法学界的同仁。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刑法观念上最迫切需要加以转变的是有关经济犯罪的一些观念。同志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社会主义进入更高一级的历史阶段创造物质条件。过去由于我们对社会主义认识不深、理解不够,所以忽视了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一定时期内的重要地位,超越生产力的发展水乎去搞产品经济,但是,由于我们的生产力水平低下、生产技术落后,所以我们所搞的产品经济实际带有浓厚的自然经济的色彩。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产生了一种与这种经济形态相适应的刑法观念,尤其是在有关经济犯罪的一些间题上更是反映了这一经济形态的特点,例如把长途贩运看成是投机倒把犯罪等等。现在,我们提出要搞商品经济,而商品经济无论是在性质还是表现形式上都是与产品经济和自然经济有很大区别的一种经济形态,因此,随着产品经济和自然经济的被摒弃和商品经济的确立,在刑法观念上,尤其是在经济犯罪的观念上也要确立一种能够反映当前商品经济特点的思想观念。我们认为,这种新的思想观念主要应当表现在以下 (一)确立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之重要补充的私营经济也是我国刑法所保护的客体的观念。七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确立并保护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私营经济,是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必不可少的一环。因为我国目前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在生产方式上既有现代化的大生产,也有落后的小生产。既有机械化、自动化操作,也有大量的手工劳动。即使就现代化生产力的发展来说,它也不是单纯朝着大规模统一集中的单一方向发展,而是出现了集中化与分散化的多种趋势。一般来讲,社会化、集中化程度较高的大生产适宜于采取公有制的r形式,而分散化的小生产则比较适合于个体或私人经营。因此,一定程度的私有制的存在,在我国是具有其客观依据的。它对于促进生产、搞活经济、繁荣市场、方便人民生活、扩大就业门路、维护社会安定等都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此情况下,保护私有制的私营经济,尤其是保障这些私营经济组织的私有财产权,就应当成为刑法的一个重要任务。但是,应当看到,由于长期以来只保护公有制的思想观念已经在人们的头脑中深深自讨L下了根,所以要想一下子转过弯来,把私有制也放到一个重要地位加以刑法的保护,就不那么容易。在实践中也常常发生私有制的个体经济得不到刑法保障的事例。例如,私人企业中的任职人员利用职权侵吞雇主或其他合伙人的财产,由于主体不符合贪污罪的要件,因此有时就往往作为债务纠纷予以处理,又如,私人企业任职人员接受他人物质利益,利用职权为他人非法谋利,造成本企业财产严重损失,也常常得不到刑法上的处理;还有,破坏私人企业生产的行为,由于刑法无明确规定,因此有时也就不了了之。以上情况的发生,固然有法律不完备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人的思想上的间题,即认为社会主义的刑法只应当保护公有制,而对于私有制,管不管都无所谓。这种认识是十分错误的,它对于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是十分不利的。因此,应当改变观念,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私有制也放到一个比较重要的地位,加以必要的刑法保护。 (二)为适应商品流通、搞活市场的需要,应当改变过去那种不分情况,把所有经济交易中的居间中介行为都视为投机倒把的观念。商品流通是商品经济的二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商品经济得以发展的中间环节。因此,商品流通渠道是否畅通,往往是决定商品经济能否得到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而要开拓流通渠道,促进市场交流,必要的商品中介活动是极为有益的。例如,目前我国社会上涌现了一大批在市场上穿针引线.帮助买卖双方实现各自目的,然后领取一定佣金的居间经纪人。这对于搞活流通、扩散商品信息、发挥市场的导向作用,无疑是具有很大意义的。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却常发生把这种人作为投机倒把犯论处的情况。这样的处理结果显然是与商品经济的发展不相符合的。当然,由于我们的商品经济发展起步较晚,加上法律又不完备,所以在经纪人的居间活动中也就难免会出现一些不道德的或违法的情况。但只要经纪人不进行买空卖空的投机诈骗活动,不采用行贿的手段拉拢企业采购人员,不逃避国家的税收或进行其他犯罪活动。我们一般应当给予积极的引导,而不宜动用刑罚予以处罚。因此,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我们必须摒弃那种把商品交换中的居间中介活动和投机倒把活动划等号的思想观念。 (三)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市场的涵义在扩大,商品的外延也在扩大,因此刑法观念必须与这种现象相适应。过去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中,只有消费品才是商品。实践中只有那些不是凭票证配给的消费品才受市场规则的支配;生产资料不是商品,不能进入市场,至于技术、图纸、房地产等更是绝对地被排斥在商品的范畴之外。因此,盗窃技术图纸、发明专利不构成犯罪,就成为当时条件下的一种观念。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的概念在逐渐地扩大。现在,不仅消费品而且生产资料都被承认是商品,不仅承.认作为商品的物品市场,而且承认资金、技术、房地产,甚至信息等也可以形成市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过去的那种旧的刑法观念就要自觉转变。否则,就有可能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阻碍的作用。例如,湖南衡阳市王某在大学读书时曾为某乡镇化工厂生产“氨基甲酸按”提供技术服务。获得成功。领取了酬金780元,却被定为受贿罪(后来二.审改判无罪)。又如,浙江晋云县江某通过调查和博览信息,把几十家厂家生产的二百多台需要调剂的设备编成一本目录。然后在需要和供应的厂家之间牵头拉线,并收取一定的酬金,结果被当成投机倒把起诉(一审法院宣告无罪)。很明显,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还是因为旧的思想观念在作怪。若是从商品经济的角度看,技术和信息本身就是商品,提供技术和信息就是一种劳动支出,理应取得报酬。所以,在这方面,我们的思想观念要来一个大的转变。(四)摒弃“为富不仁万的观念,保障劳动者正当的合法利益。具有浓厚的自然经济色彩的产品经济在分配原则上是主张平均主义的。正是因为这一点,“大锅饭”制度在我国存在了三十余年。而在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条件下。分配原则必然由“大锅饭”转向劳动者有收人差别的“按劳分配”。这种收入上的差别正是社会主义根本原则的实现,符合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提倡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方由于多劳多得,先富起来。”¹但是,在我们某些司法人员的观念中,平均主义的思想并未完全克服,“为富不仁竺的观念还常常使他们干出把无罪作为有罪的傻事。例如,四川德阳市某厂总工程师姜某根据合同承包某项工程,他按照合同规定履行了义务,并对承包所得的盈余作出了分配。在4340。元的盈利额中。自已分得9100元,结果差一点被定上贪污罪。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主要就是因为姜某既拿工资,又额外得钱,在某些人眼里肴来,这有点“胃富”了,是不公平的。这种思想不符合商品经济条件下“多劳者先富”这种客观规律的,因此应当从我们司法人员的观念中彻底清理出去。只有这样,才能调动人民群众生产和工作的积极性,才能确保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实现。总之,在经济形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经济犯罪的概念也要随之发生变化。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间题。我们以上列举的儿利视念的变化肯定是不全面的。从产品经济到商品经济,在经济领域中来讲,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它涉及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因此,与此相适应,我们也应当对发生在社会经济各个领域的现象和活动,从发展商品经济的角度来确定其属于犯罪还是无罪,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确立特合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经济犯罪观。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进一步树立社会主义民主的观念,不仅是商品经济自身的要求,而且也是发展商品经济必备的条件。列宁曾经指出,自由、平等和民主实际上ttR映着商品生产关系的概念。”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公有制的建立而使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有了可靠的保障,在此情况下,我们应当把民主的观念贯彻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法律上,民主不仅应当同宪法紧密相关,而且也应当同包括刑法在内的其他部门法紧密相关,因此,破除旧有的一些思想观念,树立社会主义民主的刑法观念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从理论上来讲,我国刑法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民主原则,并对社会主义民主起着一种保障和促进作用,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实际上,在我们许多同志的观念中,刑法的概念似乎应当是血淋淋的,似乎应当成为“专政”和”打击”的代名词。在我们中间,有相当一部分人只看到刑法在对敌专政和打击犯罪分子方面的作用,而忽视了刑法在反映和保障社会主义民主方面的作用。由于这种观念的影响,一旦某类犯罪上升,有的人首先想到的便是要求通过立法来狠打一次。而在执行法律时往往只顾打击的一面,忽视民主保障的一面,尤其是保障被告人合法权利的一面。于是,这也就导致了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的情况的不时发生。这样一来,虽然犯罪状况有所改观,但在这种改观的同时,却在社会主义民主上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这样的改观其社会效益又当如何呢?我们认为,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应当是相互统一的,而不应当以牺性一个方面去换取另一个方面。所以,应当转变那种只把刑法看成是“专政工具”和“打击手段”的观念,切实地把刑法在保障社会主义民主中的作用提高到一个应有的地位。确立社会主义民主的刑法观,当然也应当利用刑法来同种种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行为作斗争,并以此来保障公民民主权利的实现。因此,刑法对于国家工作人员的监督约束作用不仅不应被削弱,相反应当加强。从我国现行刑事立法来看,它贯穿了国家工作人员犯罪要从严惩治的精神。这是符合社会主义民主要求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刑法对于某些发生在国家机关内部的有害行为还没有提到犯罪的高度,例如,最近有人提出立法建议,要求把情节严重的滥用职权的行为规定犯罪。就证明了这一点。再就是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以官当刑”、“以罚代刑”的观念也还没有消除干净。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有一些领导干部犯了罪,往往只给予党纪政纪上的处分便草草了事,而没有使其受到应有的刑事上的追究。这些情况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要求都是不相称的,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b、在刑法中牢固树立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观念,也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必然要求。从总的情况来看,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是体现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的。但是,也应当清醒地看到,在我们实行刑法人道主义的过程中也还存在一些障碍。例如,在某些情况下,对罪犯的人格尊严保护还不够,、个别监管人员有打骂、虐待服刑犯人的情况,有的地方在枪决犯人时搞游街示众、暴尸等等。这都是违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原则的,应当严加禁止。在贯彻执行刑法的过程中。与社会主义民主的要求相违背的另一重要表现就是有些司法人员在解释刑法、适用刑法时,总是朝着不利被告人的方面进行解释。例如,对于扑克牌的计算,我们通常都是以副为单位的。但是,有些法院为了显示行为人行为社会危害性的严重并达到定罪的目的。在计算裸体扑克牌的数量时,竟以张为单位进行计算。这样,即使行为人只贩卖了一副裸体扑克,法院照样可以以他贩卖了54张裸体画为名而予以定罪。这种朝不利于被告人方面进行解释的情况,不仅在司法界存在,就是在刑法理论界也同样存在。例如,有些同志为了论证盗窃罪和诈骗罪在量刑上进行协调的必要,建议立法上对诈骗也规定可以判处死刑。那么,我们在此反问“下,为了协调量刑,为什么就不建议立法上取消对盗窃罪的死刑呢?这种情况不是偶然的,它说明从不利于被告人方面解释刑法已成为某些人一种传统的习惯。厂解释刑法,应当根据立法精神,坚持实事求是,而不能只是从不利于被告人的方面来进行,否则就有可能使公民的人身权利得不到应有的保障,这对于贯彻社会主义民主是十分不利的。刑事司法活动的两个中心环节是定罪和量刑,因此,定罪量刑活动应当以什么为基础也就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间题。过去,我们在这一方面的做法是不很稳定的。有时候,我们在定罪量刑时片面强调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而忽视了罪犯的人身危险性,使刑罚纯粹成为一种还报的手段;而在另外一些场合下,我们在定罪量刑时又注重罪犯的人身危险性,忽视了其行为对社会危害的程度,使刑罚变成一种仅仅为达到社会威慑效果而使用的工具。这两种绝对化了的倾向都是不正确的,都是同商品经济的要求相违背的。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存在着一条十分重要的规则。即等价交换规则。这一规则充斥在商品社会的每一经济领域之中。人的思想总是要受到共所处的社会经济状况的影响,因此等价交换规则也就必然在人们的思、想上打下深深的烙印。使刑罚的严厉程度与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挂起钩来,做到罪刑的等价性,正反映了经济领域中等价交换这一客观规则。这种罪刑关系的等价性一般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为犯罪加以处罚的行为必须是达到一定社会危害程度的行为,假如行为没有达到这一危害程度或根本就不具备社会危害性,就不应对之施以刑罚;二是在对犯罪裁量刑罚时,应着眼于它的社会危害程度,一般来说,罪行越严重,所处的刑罚就应当越重,反之,则应当轻b但是,在我们的司法实践中有时却做不到这一点,例如,个别司法人员为了显示“政策攻心”的威力,把犯了较重罪行本应处以较重刑罚的罪犯处以轻刑或干脆免予刑事处分,或者为了达到t’惩一戒百”的效果而把本应处以轻刑的罪犯处以了重刑,这都是不符合罪刑的等价性这‘规则的,是同我们整个社会的反映了商品经济特性的等价观念不相一致的。其结果,必定会增加群众和被告人对刑罚的不公正的感觉。因为在商品社会里,公正的概念一般是建立在等价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按照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来适用刑罚,坚持罪刑相适应原则,即罪刑的等价性原则,在当前来讲还是十分必要的。当然,在坚持罪刑的等价性的同时,我们也不应忽视刑罚的有效性。坚持刑罚的有效性,也是商品经济的必然要求,因为在商品经济社会中,效益问题也是一个一切工作都必须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在刑法的问题上树立效益的观念,主要就是指刑罚的运用会带来一定的客观效果,即主要是能达到预防犯罪的效果。所以,我们在对罪犯定罪量刑的时候,也不应忽视罪犯的人身危险性,因为罪犯的人身危险性越大,就说明他再犯的可能性越大,对他的预防也就越困难,所以在量刑时可适当考虑从严,‘反之,则可适当考虑从宽。只有这样,才能最有效地显示刑罚存在的价值。应当看到,罪刑的等价性和刑罚的有效性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如果不能正确地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就有可能只偏重一个方面而态视了另一方面。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在坚持罪刑的等价性的基础上考虑刑罚的有效性。也就是说,定罪量刑的基础是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但在此基础之上,还要考虑罪犯的人身危险性。只有这样,才能把两者很好地统一起来,使商品经济的观念在定罪量刑活动中得到全面的反映。有一种观念在我们的头脑中己经根深蒂固,即刑法是国内法,因此不应当规定有关国际犯罪的任何条款。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国际间交流与合作的日益扩大,’这种观念也应当被打破。 _马克思曾经说过,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因此,对外开放,促进国际间的交流,并不是个人的主观愿望,而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国际犯罪就有可能成为一个日趋严重的社会新间题。事实对此已经作出了证明。但是,我们现行的刑法和刑法观念却仍然停留在过去的那种闭关自守的经济条件之下。没有把国际犯罪问题作为一个商品经济条件下必然出现的新问题而在刑法观念上体现出来。例如,我国早在1980年就加入了《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简称《海牙公约》)和《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简称《蒙特利尔公约》)。这些条约都规定,各缔约国应将非法劫持航空器、危害国际民用航空安全等行为定为国内法上的罪行,予以惩罚;有关缔约国应采取必要措施,对这种罪行行使管辖权,而不论罪犯是否其本国人、罪行是否发生于其国内。我国一旦加入这类公约,便承担了对犯有公约规定的罪行的罪犯实施管辖的义务。但,遗憾的是,我国目前的刑法并没有把这一点反映出来。首先,在我国刑法中只规定有反革命劫机罪,而没有明文规定一般的劫机罪多倘若罪犯劫机不是以反革命为目的,我们在法律上就很难找到对其定罪判刑的根据。其次,我国刑法所确立的刑事管辖原则是以属地原则为主,兼采属人原则和保护原则的,这样一来,对于那些不在我国发生的、罪犯不属我国国籍的、且也没有危害我国国家和公民安全的劫机行为,我们对其予以管辖就没有法律上的依据。可见,我国目前的刑法已经不能适应国际间日益扩大的刑事合作和交流以及国际刑事斗争的需要,应当加以改进。有鉴于此,我们提议应当注意解决以下几个间题:第一,确立我国刑法的普遍管辖原则。.即对于某些我国承认的普遍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破坏国际社会良好秩序和损害人类利益的罪行,不论罪行发生于何地,也不论犯罪人具有哪一国籍或者没有国籍,我国均有权对该罪行适用我国刑法予以惩罚。这一管辖原则在我国刑法学界曾长期被予以否定,理由就是,这是有利于帝国主义的一项原则。但在国际犯罪日趋严重的今天,我们应当重新来评价这项原则的价值。那种对国际犯罪视而不见、不加干涉的态度,实际是封闭和保守社会的一种普遍观念。它同我国目前开放的社会之要求是格格不入的,因此我们应当把普遍管辖原则提高到一个新的位置来加以认识。王987年6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作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其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行使刑事管辖权的决定》,其中等于也承认了我国刑法的普遍管辖原则。所以,我们认为,今后在修改我国刑法条文时也应当体现这一原则。第二,应当在我国刑法中规定引渡和司法协助等条款。引渡和司法协助均是与管辖密切相关的间题。许多国家都在定自己的刑法中规定有引渡和司法协助的条款。例如,巴西在其刑法典第7条中就规定依一定条件承认外国的刑事判决,其条件之一就是“依据同发生判决书的同法机关的国家间的引渡协定”。为了保障我国刑法规定的管辖原则的实现,我们也应当考虑在刑法中对诸如此类间题作出确切的规定。第三,在我国刑法中设立相应的国际犯罪。如果我国缔结或加入的国际条约的国际犯罪在我国刑法中得不到体现,那么我们也就无法对这类犯罪行使管辖权。例如,我国刑法没有明文规定一般的劫机罪。那么对于那些不以反革命为目的劫机犯,我们也就很难找到予以惩罚的法律根据。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求之于类推适用破坏交通工具罪的条文来对它判刑,比较牵强。可见,这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应弓I起我们的重视。总之,商品经济在发展,我们的刑法观念也应当随之而发展。如果商品经济发展了,而我们的刑法观念却仍在原地踏步,那么就无法使刑法和社会经济基础相适应并达到保障它的目的。 商品经济论文:小议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特征 摘要：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是商品经济史研究中一个首要的重大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应以对其本身的研究为基础，而不能将中国的封建地主制与西欧的封建领主制作简单对比。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它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高峰，并形成了多层次和多元化发展格局。在此过程中，商品经济一方面受政治干预极其强烈，另方面则从根本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革。 关键词：商品经济、中外比较、中国特点 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乃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消长的过程。（注：李埏：《中国封建经济史论集》，云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6～15页。）因此，要全面而又科学地认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必须大力开展对商品经济史的研究。随着近20年来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一点已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商品经济问题是重新正确认识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突破口，应强调重视商品经济的研究。 大力开展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史的研究，首要的重大问题之一就是如何认识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因为这关系到我们从什么样的角度出发和以什么样的思想为指导去研究商品经济问题，并进而科学认识整个社会的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全局的大问题。最近，宁可先生强调："从中国社会形态的研究，寻求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不能不注重中国经济形态的特点，这里包括了商品经济的特点和作用，而寻求中国经济形态的特点，商品经济的特点和作用也许能给我们以线索和启示。"（注：宁可：《中国社会形态中应当注重的一个方面－商品经济》（"社会形态与历史规律再认识笔谈"），载《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其意盖在于此。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揭示。但这并不能说明该问题已无探讨的必要，而恰恰说明这只是一个重新认识的开端。下面，试就此问题略抒管见。 我们先从对已有的特点的分析谈起。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研究商品经济问题和探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关系的论著中，都曾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问题。其中，姜守鹏先生的《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特点》（注：见《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2期。）是有关此问题的专文。限于篇幅，以下围绕此文做出分析。 在该文中，姜先生将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特点概括有三。第一，"土地私有，土地较早成为商品，可以自由买卖是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重要特征。"单从时间上看，中国在公元前359年商鞅变法之时，就确立起了"民得买卖"的地权原则，土地买卖逐渐盛行起来；而在西欧，到公元11世纪之后，"在大多数国家内，起初不能让渡和不能分割的''''贵族''''土地，渐渐变为可以让渡和可以分割的；实际上，它已被分割到漫无止境。"（注：［法］P•布瓦松纳：《中世纪欧洲生活和劳动》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44页。）土地买卖才发展起来。显然，中国历史上土地成为商品，可以自由买卖确实比西欧要早得多。进一步来看，在中西方土地可以买卖之前，土地都是不能任意买卖的。在中国，西周就确立起了"田里不鬻"的地权原则；而在西欧，由于土地处于高度稳定状态，不能买卖，马克思曾称之为"不动产"。 然而，分析土地的买卖不能离开它所赖以存在的社会形态。结合社会形态来分析，在西欧，土地不能买卖的时期是领主制阶段。伴随着土地的买卖，领主制解体，整个社会进入了地主制阶段；在中国，土地不能买卖的时期恰好也是西周至春秋战国的领主制阶段。伴随着领主制的解体和地主制的到来，土地买卖发展了起来。换言之，土地买卖是地主制本身所具有的内在经济现象；从地主制产生之日起，就会有土地买卖，并无此先彼后之分。认为土地较早成为商品，可以自由买卖是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一大特点的观点，主要是将中国的地主制与西欧的领主制作了对比之故，故而这种对比显然是不妥的（详后）。如果用中国的地主制与西欧的地主制作对比，那么，根本就无此一说。因为，土地买卖与地主制是同步的，并无此先彼后之分。 第二，"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生产者主要是农民。"其根据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包括自耕农和佃农）具有较大的人身自由和经营自主权，具备成为小生产者的必要条件；而西欧庄园制下的农奴则情况完全相反，并且，农业是领主庄园制经济，属自然经济范畴，其商品生产主要是居住在城市里的手工业者。我们知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是简单商品经济，交换的发达和商品生产的不发展是其基本特征。在这种情况下，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这里，正是商业使产品发展为商品，而不是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以自己的运动形成商业。"（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66、371页。）也就是说，当时虽然有城市手工业者生产的商品，但大多数商品则是来自于各生产部门的产品。由于封建社会生产的主体是占社会劳动力绝大部分的农民，尽管中西方农民在人身自由和经营自主权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他们都应是社会商品的主要生产者。 市场上商品的种类充分说明，农民均是中西方封建社会里主要的商品生产者。在中国，除盐、铁等大宗商品是来自于手工业部门之外，很多商品都来自农业部门，出自农民之手。粮食、纺织品、茶叶等农产品都成了大宗商品。西欧的情况与此相差无几，大多数商品是庄园中人身并不自由的农奴生产的产品。据12世纪留传下来的商税税则记载，市场上的主要商品有牛、马、腌肉和熏肉、腌鱼或熏鱼、麦及其他谷物、蔬菜、葡萄酒、蜜、油、干果、盐、金属、毛皮、武器、颜料、羊毛、线、磨石等。在中世纪最为著名的香宾集市上，主要商品除手工业品和来自东方的丝绸及珍奇品外，还有粮食、饮料、皮革、各种木材、木炭、羊毛原料和生丝、丝棉、大麻、亚麻、棉花、牲畜以及其他东西，这些东西大多应是农业部门生产的产品。（注：参见［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300～1300年）》中译本下册，第23章"中世纪的商人旅行、市场和市集、香宾市集、贸易管理"，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96～199页。）那种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生产者主要是农民，而西欧则是手工业者的观点，不仅与以上事实不符，而且有悖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农民始终是社会生产的主体这一基本规律。 第三，"货币较早地介入交换，商业比较发展是我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另一重要特征。"得出这一结论，其推论前提是：中国自夏商周以来就流通贝币，春秋战国进入金属铸币阶段，宋代出现纸币，白银逐渐成为货币，货币经济一直较为发达；而在西欧，交换经济长期处于较低水平，没有出现发达的货币经济。其实，西欧的货币经济虽然在日耳曼蛮族的入侵下一度有所衰落，但到11世纪时，随着捷克、西伯利亚以及俄国的银矿的相继发现和大量开采，货币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很快出现了高度发达的信用业和金融业，形成了十分发达的市场网络。试想，没有高度发达的货币经济，西欧怎么能够率先发展到资本主义？而且，即使在西欧中世纪的初期，蛮族的入侵也没有立即使商品经济衰落，而是经历了一个逐渐衰退的过程，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有商业活动。那种认为西欧中世纪交换经济长期处于较低水平的观点，大大低估了西欧货币经济的发展水平。更何况中国在商周时期，不也是处于"抱布贸丝"的交换水平之中吗？ 再者，从货币介入交换这一角度来看，货币是从交换中分离出来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所以，只要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就必然会出现货币。尽管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因商品经济发展程度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币材会有所不同，但这并不能改变货币的本质。中国从商周之时起开始用贝币。在西欧，进入封建社会之初，甚至在此以前，日耳曼蛮族已用亚麻布条作为货币，后来还一度铸行硬币。（注：［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300～1300年）》中译本第8章上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84页。）因此，把货币较早地介入交换看作中国封建社会有别于西欧商品经济发展的一大特征，并不妥当。 以上的分析表明，在如何认识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特点的问题上，从据以分析特点的基本思路到具体概括出的诸多特点，都还值得进一步商榷。其中，较为普遍的问题是，往往将中西方封建社会作简单的类比，并由此推衍出结论。这是研究中的一大缺陷，应加以避免。 众所周知，特点是通过比较而得出来的。讲到比较，自然就有一个比较对象的问题。长期以来，人们都是将西欧的领主制社会与中国的地主制社会作对比，从而得出对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些基本认识。但实际上，这两者之间是缺乏可比性的。 关于封建社会的形态，历来有"典型"和"变态"之争。一种观点认为领主制是封建社会的"典型"形态，地主制是封建社会的"变态"形态；一种观点则与之相反，认为领主制是封建社会的"变态"形态，而地主制才是"典型"形态；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领主制和地主制是封建社会相继发展的两个历史阶段。对此，我们应如何看待呢？大家知道，任何一个社会，在它的生产力没有全部发挥出来以前，它是不会自行消亡的；相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它的生产关系都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马克思主义者根据这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把奴隶社会分为早期不发达奴隶制阶段和发达奴隶制阶段；资本主义社会分为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和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共产主义社会分为社会主义阶段和共产主义阶段。难道封建社会会例外吗？而从封建社会土地所有权、劳动者人身依附关系、地租形态的演进以及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对立消长来看，从领主制到地主制，都显示出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充分说明领主制和地主制是封建社会相继发展的两个历史阶段。（注：林文勋：《试论封建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刊《东陆学林》第1辑，云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随着封建社会发展史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证明：世界各国、各地区封建社会的发展一般都经历了领主制和地主制两个阶段。以我们本文所讨论的中国和西欧来说，中国西周为领主制社会，进入战国，伴随着领主制的解体，中国进入了地主制。在西欧，马克思说："虽然在14和15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但是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才开始的。在这个时代来到的地方，农奴制早已废除，中世纪的顶点--主权城市也早已衰落。"（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84页。）例如，"在英国，农奴制实际上在14世纪末期已经不存在了。"（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84页。）西欧领主制（农奴制）解体后，并没有立即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也没有发展到其它的历史阶段，而是进入了地主制。恩格斯在论述西欧封建社会走向末路时说："在大多数农村中，虽然还存在着古老朴素的自然经济，但已有许多整片的地区，比如在荷兰、比利时和莱茵河下游，农民都不用徭役和实物献纳，而以货币向领主交付；领主及其臣民完成了把他们自己分别变成地主和佃农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第一个步骤，……。"（注：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50页。） 既然领主制和地主制是封建社会相继发展的两个历史阶段，那么，将中国的封建地主制社会与西欧的领主制社会作对比就显然是不正确的。如果要进行比较的话，只能用双方的领主制阶段与领主制阶段进行比较，地主制阶段与地主制阶段进行比较。否则，对比研究只能得出一些不正确的认识。 另外，还要注意的是，商品经济是一种经济形式，在研究其特点时，无疑需要认真研究它的经济结构、经济要素。但是，仅此还远远不够。作为一种经济形式，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它都不是单独地发生作用，而是与其它经济关系乃至政治、军事、文化和思想意识形态密切相连，共同作用。因此，在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特点时，还需要克服就经济关系而言经济关系的局限，置于整个社会发展之中去加以认识。这也是本文特别偏重从发展的过程去认识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特点的重要原因。 本着上述基本思路，通过与其它国家和地区同一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相比较，我们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在下列四方面具有明显的特点： 第一，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高峰，呈现出螺旋式上升发展的态势商品经济何时出现于中国社会，还需要探讨，但在商周时期，它的发展程度还是较为有限的。进入春秋战国，由于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社会生产力得到巨大发展。在此基础上，市场不断拓展，交换空前扩大；金属货币广为流行；商人和商业资本迅速发展。商品经济迎来了它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发展高峰。经秦进入西汉，商品经济始终保持旺盛的发展势头，当时，富商大贾不仅名著竹帛，而且左右地方政局，反映出商品经济力量无所不在，确乎达于极盛。 商品经济的发展，严重地动摇了封建统治。到西汉武帝时期，统治者全面推行控制和干预商业的政策，商品经济遭到沉重打击，发展势头嘎然而止。汉武帝的政策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根本原因是当时商品经济的基础还较为脆弱。盐铁为大宗商品，这本身就表明了这一点。同时，汉武帝的政策体系完整，从生产到流通全面控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此外，汉武帝任用得人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历东汉至魏晋南北朝，连续不断的战乱又使商品经济失去良好的发展环境。商品经济急剧衰退，竟出现了实物货币取代金属货币流通的反常情况。直到唐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又一次大发展，城市坊市制崩溃，草市镇兴起；货币流通不断进步，并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商人和商人资本再度崛起。商品经济步入了第二个发展的高峰。在这一时期，茶叶迅猛发展为与盐铁相伯仲的大宗商品，草市镇遍及全国，海外贸易取代了传统的陆上贸易，等等。种种迹象表明，与第一个高峰相比，此时商品经济的基础更为广阔，发展水平更高。 到了元代，由于蒙元入侵所造成的影响，唐宋发达的商品经济遭受一定的影响，曾一度发展迟滞。进入明代，商品经济不仅很快恢复了唐宋时期的水平，而且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形成第三个发展高峰。这时，交换进一步扩大，市场在更高的程度上整合，商人和商业资本的力量迈上又一新台阶，形成了商帮。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点。 第二，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受政治力量的影响较大我们知道，中国很早就形成了大一统的封建中央集权专制体制。大一统的形成，消除了原来的封建割据，统一了全国的币制、度量衡及文字，有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一面。《史记•货殖列传》说："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讲的就是大一统对商品经济的促进作用。但另一方面，大一统封建中央集权的形成，又使得统治者可以利用中央集权的强大政治力量，干预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其产生不利的作用。 在整个封建时期，大一统中央集权对商品经济的干预极为突出。主要是通过重农抑商和禁榷制度对商品经济实施干预。所谓"重农抑商"，就是通过采取贬低、压制商人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政策及措施，限制从商人数。其目的是防止农民大量弃农从商，保护农业的优先发展地位。自战国商鞅、韩非等人提出重农抑商的思想主张后，部分诸侯国及继起的秦汉王朝就推出一系列困辱商人的政策措施。如禁止商人穿丝织衣服，禁止商人骑马，禁止商人仕宦以及谪发商人戍边等。而后，由这些政策措施又衍化出一种抑商、轻商的观念意识。重农抑商形成一个从政策到思想再到观念的有机整体，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成为一项根深蒂固的基本国策。到了唐宋，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重农抑商受到一定的冲击，但从根本上还没有完全动摇。即使到了明清，重农抑商仍然不时推出。明清两代都还曾重申商人不得穿丝绸衣服及不得仕宦的旧规。重农抑商的实施，抑制了商人阶级的发展。如宋代成都"席帽行范氏，自先世贫而未仕，则卖白龙丸，一日得官，止不复卖；城北郭氏卖豉亦然，皆不肯为市井商贾或举货营利之事。"（注：陆游：《老学庵笔记》卷9。）类似例子不在少数。这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禁榷制度是封建统治者干预商品经济发展的又一重要政策，很多人往往将它归入重农抑商政策之中，这是不对的。禁榷制度的目的是，国家通过官营商业，与商人争利；它是官府充当大商人的结果，与重农抑商有着根本的不同。这项政策起源于春秋齐国管仲的"官山海"。到了西汉中叶，汉武帝任用桑弘羊等人，相继推出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等政策措施，将禁榷制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为历代封建王朝所遵行。历代统治者对市场上的大宗商品，大多实行专卖，攫取高额垄断利润。如果说重农抑商政策是通过压制商人而抑制商品经济的发展的话，那么，禁榷制度则是通过官府控制大宗商品的产运销，将商品经济的发展纳入自己所允许的范围和轨道。 不过，虽然这两项政策的出发点不同，所要达到的目的也不同，但就所起到的作用而言，却是异曲同工，都对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这两项政策双管齐下，使商品经济的发展始终置于封建政府的控制之下。 第三，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呈现出多层次性和多元性中国是一个疆域十分辽阔的国家，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其显著特征。这其中，由于各地区和各民族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先有后，起点有高有低，发展速度有快有慢，商品经济的发展呈现出多层次性和多元性。 这种多层次性表现在许多方面，主要有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差别；内地与边疆的差别；城市与农村的差别；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差别；等等。以内地商品经济的发展来说，同处于中原内地的南北两方，长期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就相当悬殊。至于城市和农村，在唐宋时期，一些大城市已发生了市场革命，处于较发达的状态，但许多乡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十分幼弱，尚处于自然经济之中。而内地与边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差别就更大。 唐代货币史上有所谓"钱帛兼行"之说。其实，除铜钱和绢帛这两种货币外，在四川和岭南的部分地区，还流通着实物货币；实际情况比"钱帛兼行"还要复杂。单以铜钱和绢帛来说，铜钱是形态较高的金属铸币，代表的是商品经济处于较高的发展层次；而绢帛只是一种形态较低的实物货币，代表的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处于较低的层次。可是，就是这两种形态不同的货币，竟然在同一时代、同一社会中长期共存，流通上百年。这集中地反映出中国社会商品经济是高低层次的共同发展。这种多方面的高低共存，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多元化的特征。 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具有多层次性和多元性的特征，应作为正确估价中国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基本思路。长期以来，在对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估价上，不论是从整个历史时期来看，还是就某个朝代而言，分歧都是不小的。一部分人根据某些材料得出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很高的结论，而一部分人则举出了商品经济不太发展的诸多证据。其实，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很多人只注意了一个方面，难免以偏概全。鉴于商品经济发展的多层次性和多元性，在估价商品经济发展水平时，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 第四，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商品经济在社会变革和转折的关头都起到了革命性的决定作用马克思曾经指出："商业对各种已有的、以不同形式主要生产使用价值的生产组织，都或多或少地起着解体作用。"（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71页。）这是对世界各国历史深入分析后得出的一个普遍结论。换言之，在世界各国和各个地区，只要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就会对原有的社会结构产生一定的分化瓦解作用。但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来看，这种作用又更为明显和深刻。 与商品经济发展的三个高峰相呼应，春秋战国、唐宋、明清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三个重大转折和变革时期。这三个时期，虽然社会变革的内容不同，但从其与商品经济的关系来看，则有很大的共同点。即，商品经济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甚至可以说变革是由商品经济引发的。 春秋战国是中国封建社会由领主制进入地主制的变革转折时期。在地主制到来之前，到处都是井田制这种农村公社。在井田制下，土地分成公田和私田两部分，由农奴耕种，但土地所有权均属最高统治者所有，实行层层分封，"田里不鬻"。广大农民生活在井田制公社内，互耕互助，共同构成一个经济单位。村落与村落之间，"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即几乎不与市场发生交换关系。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市场的拉动下，农民逐渐走出井田，"以粟易械器"。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市场交换关系也就在这一过程中从井田制公社之外逐渐渗入到公社内部。起初，公社成员用于与外部交换的商品主要是一些农产品和土特产品；而后，在交换的席卷下，土地逐渐卷入交换。于是，"田里不鬻"的制度被打破，商品经济最终摧毁了井田制公社，领主制解体，地主制确立和发展了起来。 对于地主制与商品经济的关系，过去认为地主制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是对立的关系。近十多年来，这一问题的研究取得了很重要突破，人们开始辩证地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但目前普遍的看法是，商品经济是地主制经济的重要补充形式。从上述春秋战国的社会变革来看，我们认为，商品经济应是地主制产生和发展的前提及基础；没有商品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就没有地主制。也就是说，商品经济不是地主制经济的重要补充形式，而是它的内在经济成份。 唐宋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又一大转折阶段。国内学者更多地将其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的转变；而国外则有不少学者认为，这个时代是中古时代的结束和近世的开端。无论如何，这一时期显著的社会变化特征是，原来较为稳固的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力量开始流动起来，重新组合，使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面貌。深究其根源，那就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引起了财富力量的崛起。中唐时，曾第一次出现了"至富敌至贵"（注：李冗：《独异志》。）的说法。在政治力量对社会发展影响较大的封建时代，这确实是一个不小的变化，它表明经济力量已从此崛起，与政治力量相抗衡，在左右着社会的发展。财富力量的崛起，势必要求按经济力量重新规范社会关系。于是，原有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发生改变，朝着一个新的方向发展。在这种情况下，门阀士族等级制崩溃而代之以新的庶族地主等级制度；土地制度从原来的立田制、抑兼并转而"田制不立"、"不抑兼并"；人们的价值取向由过去的求贵转而求富。与此同时，封建国家的法律、政策也出现重大调整。这样，以唐宋为中界点，整个社会呈现出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方面进一步瓦解着封建的生产关系，另一方面则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市场，积累了充足的资本，准备了大量的雇佣劳动力。在此基础上，在江南部分行业，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预示着中国社会将出现又一次更为重大的转折和变革。 商品经济论文:小议商品经济下广告传播 摘要：在我们这个时代，绝大多数商品都是通过广告的方式接触顾客，广告是沟通商品与消费者的重要媒介，同时广告已经涉及人们生活的所有方面，在引导消费、繁荣市场、塑造流行文化价值观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成为推动全球经济的重要行业之一。实际生活过程中广告的传播在视觉、环境等方面存在着自身的利弊，对于广大广告工作者来说，牢记广告是商品经济的产物，贴近商品、宣传商品、促销商品，让群众了解商品、购买商品，这样在商品经济中产生的广告，就会在市场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关键词：商品经济；广告传播；视频传播 人类社会生产的商品除了基本的消费使用目的以外盈利也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因此充满竞争意识的商品经济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商品经济已经演变为集产品、宣传、竞争为一体的综合型经济，更新换代快、同类产品数量多。商品生产者为了推销自己的产品，使其能占有一席之地想尽一切办法，借助一切可以利用的传播媒介绘声绘色的宣传自己的产品这种发展过程逐渐形成了一种可称之为的“广告艺术”是商品经营者激发消费、促进市场营销、谋取利润的重要手段。由此而言广告是商品经济的产物，是市场促销的一种有力手段，是随着传播媒介的发达、市场经济与销售学理论的发展和广告制作技术的提高而不断发展的。 在我们这个时代，绝大多数的商品都是通过广告的方式接触到顾客广告是沟通商品与消费者的重要媒介。无论是一住多年的住房还是几秒钟下肚的饮料难以计数的商品.随之而来的是难以计数的广告。大街上街道两旁广告板成行成排车身广告穿梭在马路中央到了晚上.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广告充斥着城市的每个角落走进超市、商场面对的是雪片似的各类打折促销的传单在家中信箱里总是塞满各类直销传单甚至于骑着自行车在街上走也会有人把广告扔进车筐里任何一份报纸或者杂志都离不开大大小小的各类广告打开电视无论什么节目都会有一定时间段的插播广告在网络上各类网络广告更是时时地以不同的方式展现在屏幕上;广告不仅应用于商品宣传也应用于电影、音乐会、展览会、运动会、演讲会、旅游业等等为内容的宣传……广告已涉及人们生活的所有方面，在引导消费、繁荣市场、塑造流行文化与价值观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成为推动全球经济的重要行业之一。 我们的广告设计应体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日新月异的变化和人民物质生活的不断改善体现社会卞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抵制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对广告的污染将产品的宣传与丰富文化生活和培养健康的审美情趣有机结合起来也要与美化环境的工作结合起来。广告设计者除了要有一定的造型和装饰技能还必须具备广泛的文化修养，丰富的社会知识，懂得商品心理学，对生活时尚和时代节奏有敏锐地感觉，才能更准确地设计出群众喜闻乐见、易于理解的广告宣传。 从视觉的角度来讲，在我们这个时代广告已经成为城市环境中最有影响力的视觉流行文化，你穿什么衣服、喝什么酒、开什么样的车、住什么样的房子买什么品牌的电视等等很多方面，大都是通过观看、收听广告后才能做出决定，于是广告在潜移默化之中塑造着我们的外观与心灵。不良广告所传递出的消极堕落的价值观、人生观、低级趣味却毒化了人们特别是青少年与儿童的心灵，给社会、家庭、学校等方面带来负面影响。如何能在满足商业目的的同时让广告体现出正确的价值观、审美观、艺术格调、人生的智慧感已成为有责任感的广告设计者的新思考与努力方向。 从环境的角度看富有个性化的景观形象使城市形象具有特色在现代化的城市环境中，合理的、有特色的户外广告可以提升城市形象和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现阶段一些企业基于狭隘的商业利益考虑.户外广告与城市景观的冲突正在加剧部分户外广告设置存在着与空间景观不协调，视觉效果凌乱与建筑物功能类别、性质不符占用人行空间灯光照明影响行人安全制作的材料、工艺较差;广告的位置、方向、密度的选择等问题，均缺乏科学性与环境意识广告从业人员的职业水准与素质的普遍偏低使得户外广告灯箱、路牌的设计缺乏合理性与美感不同程度的损坏着型代城市的形象。从规划角度来看众多户外广告灯箱、路牌的大小不一形状各异彼此互相千扰、冲突缺乏从城镇景观的整体高度出发的科学规划事实上只要集中城市规划、景观设计、工业造型设计、视觉传达设计、广告设计等诸多行业专家协同作业.就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户外广告与城市景观的协调问题科学合理的设置户外广告，恰当的把户外广告和不同城市环境结合起来构成不同区域的城市广告环境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系统化的城市广告文化。 从视频传播的角度看现阶段的无处不在的视频媒体，百花齐放从各种角度展示着商品、引导着消费。经过调查.电视媒体传播仍旧是最具实力信誉最好的大众传播媒体在宣传企业形象和产品形象提高产品的知名度方面有着不可摇撼的地位。但是在这种多方位、大力度的宣传下部分广告信息传达越来越受到观众、听众的厌恶与抵制看见、听到插播广告信息就调整频道是几乎每个观众、听众的本能反应了于是广告信息传达的有效性就大打折扣其负面意义就其根源就是广告信息的低效所造成的。广告如何能从单向的’‘强制观看‘’的传统模式中走出来做到让观众、听众喜闻乐见.从而推动社会经济增长.是摆在广告这一行业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广告的行业特殊性决定了它在操作运行过程中的不规定性但是只要我们广大辛勤劳作的广告工作者牢记广告是商品经济的产物贴近商品、宣传商品、促销商品让群众了解商品、购买商品，这样在商品经济中产生的广告就会在市场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理学经济理念对商品经济发展障碍 理学经济伦理是适应并维护封建生产方式和扼制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是建立在宗法家族主义农耕文明基础之上,与具有中国特色的封建经济基础相适应的道德规范体系,从总体特征来看,它与商品经济伦理分属于两种不同的价值体系。它在中国古代的基本作用是适应并促进了封建小农经济的发展,阻碍了商品经济发展,使之长期处于稚嫩状态。它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在明代中叶前后是不同的。在明代中期以前,中国还没有产生新的生产关系,中国的封建生产关系并不落后,生产力仍在发展,这期间理学起着维护封建统治,加强中央集权的作用,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理论价值,理学经济伦理还能适应并促进封建生产方式的发展,因而具有进步性。明代中期,中国的经济出现了历史性的变化,新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现了萌芽,面对新的社会变化,程朱的后辈理学家们不是努力建设一个合理的经济秩序,更新社会、国家的管理方式,以疏导、培育日益苏醒和增长的新经济因素的幼芽,而是仍然坚持天理的封建说教,企图以扼制“人欲”为代价,用强化道德秩序的办法来达到稳定政治经济秩序的目的,理学经济伦理对新生产方式的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的阻碍作用日益显露出来。也就在这时,中国的种种问题和危机开始充分暴露,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开始趋于落后,中国封建制度仍在农业文明的发展方向上,继续缓慢行进,走向烂熟。毋庸置疑,中国社会经济由先进滑向落后,经济伦理没有突破是一个重要因素。到了近代,它的保守性和危害性更加明显。历史事实证明,理学经济伦理不可能促进中国的近代化,随着历史的发展,它作为一种文化类型的存在,与封建王朝一样被抛到时代的后面去了。 中国的商品经济千回百转、步履维艰地发展了三千多年,直到中国封建社会灭亡都还非常嫩弱;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比西方迟到三个世纪,直到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庞大舰队杀气腾腾地闯进平静的中国南海,也未能从小农经济的大海中脱颖而出。究其原因,这期间作为封建统治思想的理学经济伦理对商品经济的阻碍不能不说是一个深层次的根源(难辞其咎)。 一、理学经济伦理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的阻碍 理学经济伦理,作为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正统的意识形态,其主要的文化功能在于维护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及其经济制度,扼制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传统社会趋于瓦解、新的生产方式初步兴起的时候,有力地阻滞新生产方式和近代工商业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理学经济伦理与专制等级制度相结合的封建政府管理体制,不可能领导和组织人民走向社会化大生产。在文官政治的运作体系中,礼仪是根本。皇帝与臣子通过礼仪确定君臣的“名分”(从宋代开始,“名分”思想对人们的支配作用,明显超过了“天命”思想),政府各部门、中央与地方,也主要依赖礼仪的程序进行协调、沟通和节制。而拖沓疲软、推诿扯皮、虚应故事等官场病,因表面上的合乎礼仪而得以合理的存在。从宋到明、清,王朝礼越来越烦琐,礼典越编越厚重,可官僚体制的低效率,以及种种积弊反而愈益加重,这样的国家政府及其管理体制不可能领导和组织国民走向社会化大生产。 第二,抑制私利使得商品经济的发展失去了原动力。求利是人的本性,是驱使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最根本的动力,赢利思想是推动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杠杆。凯恩斯认为,至少在100年内,我们还必须把贪婪、高利贷等等奉为我们的信条,并借此把我们从经济必然性的黑洞里引导到阳光丽日中来。但理学家将人性中求利的本能欲望和经商赢利的行为一概视之为“私欲”,使之成为应“去”、应“灭”的对象。而且宋代以后,统治者提扬、护持的“天理人欲之辨”使得义利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以致在此思想的重压下,元明清三代都没有人斗胆敢于提出如英国重商主义者约翰·海乐斯在《关于英格兰王国公共财富的讨论》一书中所提出的“人是追逐最大利润的”这种思想。虽然人人求利,但就是不敢承认。 第三,伦理价值导向制约了平民文化的发展和平等自由思想的滋生。理学经济伦理以实现封建等级人伦关系的和谐为终极价值取向,因而统治者和儒家文人有意识地通过强化礼教思想,来约束、影响世态人心的变动。他们加紧制定和推广民间的行为规范,有关的著作大量涌现,涉及家礼家法、家训家诫、乡规民约以及理学各个方面。强调躬行践履的宋儒,把传统思想中宣传“三纲五常”的言论抽取出来,加工改编成修身要诀、治家要诀,向社会传播,向大众灌输。如果说先秦的礼主要用于规范和协调贵族之间的行为,南北朝时期又被突出地用作维护门阀的特权和地位,到宋代礼的重心已向民间教化倾斜。形成于宋代的民间礼教,在明、清二代得到进一步发展,其中保守性、落后性、腐朽性更趋突出,严重地禁锢和扭曲了人的心灵,阻碍了中国文化的健康发展,使得宋明时期已经相当活跃的平民文化始终不能形成为中国近代市民社会的基础。“庶人”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始终被局限在“皇帝与宗室—品官—庶人”的礼制等级结构中,处在一个与品官(官户)有着不同户名(民户)、以示地位低下的位置上。这种深深根植于国家礼制和法律土壤之上的“官本位”,不仅使平民文化的发展受到制约,也使近代意义上的“民主”、“平等”等思想不可能滋生。没有“平等”意识,真正的自由竞争也就不可能形成,而在缺乏竞争机制的社会,商品经济是不可能蓬勃发展的。 第四,倡导宗法家族制度,使得商业资本根本不可能转化为工业资本。宗法主义是理学经济伦理的灵魂。理学家企图通过倡导恢复宗法家族制度以振兴纪纲。张载、程颐、朱熹都热心于宗法,对家族制度进行过系统研究,并就如何重建家族组织殚精竭虑,精心规划,尤其是朱熹,为家族组织的发展规划了一个相当完整而又十分细致的方案,除了后来形成的家谱外,大凡祠堂、族田、祭祀、家法、族长等体现明清家族制度形态结构的主要内容,他都提到了。这一肇始于宋代、极盛于明清、延续至近现代,以“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宗族系统(族权)”为基本特征的宗法家族文化,显然是与工业文明的发展方向相背离的,在这样的社会组织和人文背景下,不用说商业资本根本不可能转变成为工业资本,就是商业资本本身也得不到进一步的充分发展。这只消看一下明清时期徽州地区的情形便可知晓。正像有的学者指出的,“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宗族制度的强化,使徽州社会成为一个二律背反的混合体”。而这种“二律背反”就其本质意义而言,是一种全国性的现象。 第五,崇俭黜奢消费观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理学反对食而求美,衣而求丽,限制了消费对生产的作用,使生产停滞不前;使市场变得狭小,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在这种伦理思想的笼罩之下,其理想的经济形态只能是循环往复的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始终只能作为其补充和附庸艰难地波动发展。形象地说,崇俭黜奢消费伦理是经济的稳压器,而不是加速器,它维护了小农经济,却阻碍了商品经济。 二、理学经济伦理对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阻碍 理学因清统治者忌讳其中的言“华夷之辨”、重“民族大义”思想等原因,到乾隆时开始遭到贬抑,从此,程朱理学作为一个学派开始衰落,但其思想(包括经济伦理)的影响却并未中绝。而且由于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没取得完全胜利,曾经为封建社会服务的程朱经济伦理等道德意识形态,得以拖着长长的辫子穿过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 从19世纪60年代起,在中国领土上出现了外国资本主义、清政府国家资本主义和私人资本主义这三种资本主义形态。资本主义已不是处在萌芽状态,而是作为社会经济的一个成分而存在。理学经济伦理在近代资本主义发展中主要起着消极、保守作用。第一,理学经济伦理维护传统社会尊卑贵贱的社会经济关系,压抑了人的个性解放和“资产阶级”的崛起,阻碍了私有制及其雇佣劳动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在理学经济伦理下,中国个体经济以及整个社会经济制度都蒙着一层脉脉含情的伦理外衣,于是经济实体以实现其成员生活上的自给自足和道德上的和谐融洽而不是以赢利为主要目标;经济实体内部人与人之间是一种尊卑贵贱、长幼亲疏的道德关系而不是各自具有独立的经济利益的契约关系;在经济管理中片面强调道德教化而不注重契约和法理制度。显然,这种经济伦理观念同近代企业制度下的利润最大化原则及契约雇佣关系都是尖锐对立的。第二,理学经济伦理从维护自然经济出发,排斥和阻滞商品经济、机器大工业的兴起和发展。例如,它引导人们走仕途经商之路和采取作官食禄、衣租食税的剥削方式而排斥别的发财方式和致富途径;它劝勉人们男耕女织、自给自足而反对人们弃本逐末以工商赢利;它强调安乡重土而压抑社会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它重视既得财富的等差或平均分配而忽视乃至压抑生产效率的提高。 商品经济论文:对商品经济异化的思考 内容摘要：商品经济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有一个产生、发展的过程，也有一个逐渐消亡的过程。现代社会商品经济已经发生异化：部分商品已经异化为公有产品；商品交换关系中的“等价交换”法则已经扭曲；追求价值的生产开始异化为追求使用价值的生产；生产商品的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对立在某些方面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商品经济之所以发生这些异化，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变化，直接原因是生产关系的调整，而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是其必然结果。 关键词：商品 商品经济 公有产品 等价交换 商品经济异化的主要表现 （一）商品本身异化为公有产品 在商品经济中，人们通过劳动交换的方式获取自己所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即人们所需要的一般不是自己或本经济体生产的，人们所生产的不是直接满足自己或本经济体需要的。商品生产者是独立的利益主体，不同的利益主体之所以要提供产品和服务，即商品是为了获取货币然后用货币购买自己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商品交换遵循“等价有偿”原则。商品经济是随着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的产生逐渐形成的。随着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的发展，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和发展，商品经济也不断发展，商品的范围不断扩大。但物极必反，先前的商品也可能发生异化，转化为非商品。 今天我们确实在某些方面能免费或者以较低的价格获取他人的产品和服务。我们知道，无论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我国社会主义国家，在基础教育领域都存在着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在私立学校接受教育需要支付高额的学费以弥补教育成本乃至必要的利润，因此私立学校提供的教育是商品。但在公立学校就学无需支付任何学费，甚至不少公立学校还提供免费营养午餐。显然公立学校提供的教育、营养午餐不是商品。笔者把国家、各级政府免费提供这些产品或服务称之为纯公有产品。在现代社会中，还有一类产品，比如我国的经济适用住房，廉租房，其购买者或承租人需要支付一定数额的货币，但他们支付的价格或租金明显地低于市场价格和租金。同样，笔者把国家、各级政府以低于市场价格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可称之为准公有产品。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公有产品是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公共物品。在西方经济学中，公共物品是与私人物品相对应的一个经济范畴。通常是从消费是否有竞争性和排他性来区分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公共物品是消费者可以共同消费或享用的物品。一旦把这种公共物品提供给消费者，便难以防止其他人消费或享用”。私人物品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特点。所谓竞争性是指某人消费某个物品，则他人就不能再消费该物品了，而所谓的排他性是指消费者不支付价格，可被拒绝消费该物品。通常将不具备消费的竞争性的物品称之为公共物品，比如电视广播，人们打开电视广播不影响他人的收听。如果某公共物品同时还不具备排他性，则被称之为纯公共物品。公有产品是与商品相对应的一个经济范畴，商品是平等经济利益主体提供的，商品交换遵循“等价有偿”的原则，而公有产品是国家、各级政府免费或者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提供的，一般不遵循“等价有偿”原则。 （二）商品交换的“等价交换”法则发生扭曲 商品交换表面上是物与物的交换，本质上是商品生产者互相交换劳动的关系。在交换过程，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谁都不想吃亏，因此只能“等价交换”。在简单的商品经济社会中，商品交换以价值量为基础，商品的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的本质是追逐利润，资本和生产要素能够在不同的部门之间自由转移，大量资本从利润率低的部门向利润率高的部门流动，因此不同部门之间的利润率趋于一致形成了平均利润。此时，商品的价格不再以价值为中心，而是以生产价格为中心上下波动；在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垄断资本凭借其垄断地位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规定垄断价格。从简单的商品经济发展到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尽管“等价交换”的形式发生了变化，但交换双方在交换过程中都不想吃亏这种主观愿望并没有改变，买卖双方仍然可以通过市场自主确定产品和服务的价格。 然而，今天不少商品的价格不再单纯由市场形成，买卖双方有时不能自主决定买卖商品的价格，政府有形之手从方方面面影响到商品的价格。比如，在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社会中，劳动力事实上都成为商品，雇主和雇佣工人通过市场确定劳动力商品的价格，或者说雇佣工人的工资。在这种情况下，雇主或者说资本家在购买劳动力商品过程时是不愿吃亏的，很想且有时确实可以以低于最低工资的价格购买到劳动力商品。然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我国都通过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最低工资标准，低于最低工资水平的工资是非法的，资方会受到严厉的处罚。 （三）商品生产的私人劳动直接“异化”为社会劳动 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是商品经济社会的基本矛盾。一方面，商品生产者是独立的利益主体，有权决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也有权决定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以何种方式提供服务。因此，商品生产者的劳动明显地具有私人属性，是私人劳动；另一方面，商品生产者生产的产品或者提供的服务不是用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而是通过交换满足他人的需要，且不同的商品生产者之间通过各种交换关系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商品生产者的劳动是社会总劳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明显地具有社会属性，是社会劳动。商品生产者有权决定生产什么、提供何种服务，但没有权力强迫别人一定购买他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且即使把商品卖出去，也无法保证一定不赔本。这表明私人劳动可能无法转化为社会劳动、或者可能无法全部转化为社会劳动。“私人劳动在事实上证实为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只是由于交换使劳动产品之间、从而使生产者之间发生了关系”。 然而现代社会，私人劳动在某些方面可以直接表现为社会劳动。为防止某些产品价格暴跌，保证生产者的利益，国家和各级政府对于特定种类的产品，比如我国对农民生产的水稻、小麦实行国家最低保护价收购制度。对于这些产品而言，由于存在着国家收购制度，不存在私人劳动无法转化为社会劳动的问题。同样由于是最低保护价收购，私人劳动即使不能全部转化为社会劳动，但至少能以一定的比例转化为社会劳动。 在商品经济社会中，商品生产者是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有权决定如何进行生产。为了生产，他必须以市场价格从市场上购买所需要的生产要素，仅仅是市场提供的经济信号对他的决策产生影响。但是现代社会，这种情况有所改变，某些劳动一开始就并不是商品生产者纯粹的私人劳动，在某些方面就直接表现为社会的劳动。比如在我国，为了调动种粮农民的积极性，鼓励农民使用良种，国家对于农民购买良种给予补贴。因此，国家对农民的生产过程产生了影响，农民购买良种从事农业生产的活动不再是纯粹的私人劳动，一开始就具有某种社会性，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家和社会的意愿。这表明在一定的程度上农民用良种进行生产的私人劳动直接表现为社会劳动。 （四）追求价值的生产“异化”为追求使用价值的生产 在商品经济社会中，商品生产者直接的目的是追求商品的价值，商品生产是追求价值的生产。然而现代社会，某些生产并不是单纯的商品生产，其生产的直接目的很难说就是追求价值的生产。从微观角度看，各级政府事实上是某些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比如国防、敞开式道路，廉租房，这些是免费或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社会提供的，不存在等价交换或者说在交换过程中各级政府必然“赔本”。显然，就各级政府提供公有产品和准公有产品而言，追逐的决不是价值而是使用价值。从宏观角度看，经济管理职能是现代国家最重要的社会管理职能。资产阶级政府为了自己统治的长治久安，必须促进经济增长、保持物价的相对稳定，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从这一角度看，作为一个国家整体不得不生产更多的使用价值或者说社会财富。对我国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点尤其明显。我们知道，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目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为了解决该矛盾，为了更好地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需求，必须生产更多、更好的物质产品，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实际上也就是生产更多的使用价值。 商品经济异化的原因分析 （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商品经济异化的根本原因 商品交换表面上是物与物的交换，实际上是商品生产者互相之间劳动的交换。商品本质上不是物，而是一种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本身不是凝固不变的，必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商品经济本身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也必然随着生产力发展而变化。 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增加客观上使国家和社会有能力免费或者以低于市场价格提供产品和服务。我国9年制义务教育的实施、在免除种粮农民农业税的基础上向农民提供各种农业补贴，以及向农村60岁以上老人每月发放基础养老金等都依赖于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实力的提高。很难设想，在改革开放的初期、经济落后的年代，国家和社会会有能力实施这些惠民政策。 生产力的发展加剧了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加剧个别经济利益主体内部生产的有计划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性，这在客观上要求国家协调各种经济利益主体的经济活动，对各种经济活动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这种干预必然使某些私人劳动直接具有社会劳动的属性，同时使商品经济交换的“等价交换”法则扭曲。 （二）完善社会生产关系是商品经济异化的直接原因 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周期性，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具有周期性，当经济不景气，在市场供求法则的作用下，资本家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压低工人的工资，甚至使工人的工资低于劳动力商品的价值。然而，工人的工资低于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就无法满足本人和家庭必需的生活资料的需求，劳动力只能在萎缩的情况下生产，劳动者的体力与脑力就得不到恢复与提高。而人始终是生产力的主体，显然这种分配关系或者说生产关系是阻碍生产力的发的展。正因为这个原因，许多国家制定了最低工资制度。 教育是现代社会一笔很大的开支，同时也具有很大的正的外部性，基础教育期限长，短期内不可能得到回报。如果不实行免费的基础教育，一些贫穷的工薪阶层就可能不愿把孩子送进学校去接受基础教育。现代社会科技日新月异，旧的产业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新的产业不断出现，这要求劳动者必须转换劳动方式，一个文盲、半文盲的劳动者很难适应这种转换。因此，在现代社会，要由国家来承担义务教育的费用，使基础教育成为公有产品。从本质上，国家提供免费教育是再分配的一种形式，是主动调整生产关系的一种举措。 （三）社会进步是商品经济异化的必然结果 商品经济是通过价值规律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的，在单纯的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必然导致商品生产者的两极分化，从而影响到部分低收入群体的生存和发展。维护基本人权，保障弱势群体的生存和发展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主要体现。然而单纯的商品经济对此是无能为力的。 社会保障制度是维护基本人权，保障弱势群体的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措施。在市场经济中，雇佣工人失业是难免的，经济不景气，问题会更严重。如果社会上有大量的工人失业，必然给社会的稳定带来隐患，因此建立失业保险制度这个安全阀是十分必要的。雇佣工人在工作、生活中都存在不确定的风险，可能遭受意外，丧失劳动能力，也可能身患疫病需要巨额的医疗开支。无论哪一样，普通的雇佣工人及其家庭是无法承受的，因此建立医疗保险制度也是十分必要的。住房应该是生活的必需品，尽管不少国家实行了最低工资制度，一些低收入群体也很难在大城市有能力购买到一套宜居住房。所以，随着社会的进步，现在不少国家实施了住房保障政策。各种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表明政府有形之手已经深入到商品经济的各个领域，加快了商品经济异化。 商品经济论文:试论商品经济发展与唐代均田制的瓦解 【摘要】本文从商品经济发展的角度论述了唐代均田制瓦解的原因。商品经济的发展加快了土地兼并的步伐，促进了劳动力转移，在一定程度上对均田制的瓦解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关键词】商品经济 均田制的瓦解 均田制在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485）颁布，唐德宗建中元年（780）杨炎两税法实施后彻底被破坏，存在了近三百年。为什么均田制会在唐代中叶以后走向全面崩溃，很多人作过探索。均田制是一种在中国历史上存续了几百年的土地制度，导致其瓦解和终结的原因很复杂。大部分学者从土地兼并、人口增加、户籍紊乱等方面进行分析[1]；郭庠林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唐代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变化需要新的土地制度，统治者并未制定这种制度[2]；杨际平、霍峻江认为均田制的内在矛盾是均田制瓦解的原因[3]。徐德麟、唐任伍等先生曾提到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均田制瓦解的影响[4]，惜未作展开阐述。本文力图从商品经济发展的角度稍作申论，阐述商品经济发展是如何对均田制的瓦解产生影响的。 随着唐代前期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水陆交通状况的改善，大量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进入流通领域，大量的日常用品商品化，商业日趋繁盛。《唐国史补》卷下载：“凡货贿之物奢于用者，不可胜记，丝布为衣，麻布为裹，毡帽为盖，革皮为带，内丘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大量的商品进入了寻常百姓的生活，各行各业与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南北间的物资交流愈加普遍。经济发展有赖于便利的交通，进而会促进交通的发展。武则天时，“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洪舸巨舰，千舳万舰，交贸往来，昧旦永日”[5]，水路交通的发达、商业的繁荣可见一斑。对唐代商业的盛况，杜佑有很生动的描述，“东至宋汴，西至歧州，夹路列店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诸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6]交通之便捷，店肆之众多是盛唐商业繁盛的一个侧影。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冲击着相对凝固的中古田制社会，自然经济条件下相对封闭的状态有所松动。唐代前期实行的是承继北魏以来的均田制。葛金芳先生认为，“均田制在较长时间内维持，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国家对人口的严密控制，二是地权流转速率的相对迟缓；”[7]商品经济的发展亦摇撼着均田制的两大基本支柱，土地所有权在商品经济的影响下频频转移，均田小农因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日益增多地离开土地。商品经济发展充当了均田制走向末日的催化剂，以下分而言之。 一、商品经济发展加快了地权流转速率 （一）商品经济发展使土地经营利润率提高，刺激了官僚、地主、商人的土地兼并欲 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的扩大，城市人口的增多，粮食商品率有所提高。在洪州（今江西南昌）有“胡氏子……农桑营赡，力渐丰足……其家令其子主船载麦，溯流州市”[8]。北京房山云居寺写经题记中反映开元天宝间范阳（治今北京）有“米行、大米行、粳米行”[9]。杜甫的诗中有“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10]的句子。这说明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粮食的集市贸易已有所发展，“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的经营线条已经被打破。粮食商品率的提高推动了碾等粮食加工业的发展，“永徽六年，壅州长史长孙祥奏言：往日郑白渠溉田四万顷，今为富商大贾等大造碾，堰遏费水，渠流梗止，只溉田一万许顷。”[11]唐资粮食加工业的除富商大贾外，还有贵族、官僚、权宦等，他们大建磨房的原因在于市场对粮食加工和商品粮的需求增加。磨房的发展也是粮食商品率提高的表征之一。 粮食生产的发展为经济作物的种植经营奠定了基础，茶叶生产异军突起，成为唐农业商品性生产中的后起之秀。玄宗时，张守圭“仙君山有茶园，每岁召采茶人力百余人，男女佣功杂处园中”[12]，可见，当时已开始以一定规模种植经济作物。这种规模经营的动力源于茶叶生产的可观利润，“蜀、楚、闽、粤，依山之民，畦种（茶）而厚其利，有十倍于农桑之所获矣”[13]，很显然，种茶叶比种粮食更有利可图。不仅如此，茶叶贩卖亦开始走上经营日程，“天宝中，有刘真清者，与其徒二十人于寿州作茶，人致一驮为货”[14]，茶商已成为商人队伍的成分之一。种植茶叶等经济作物获利不菲，同样增加了土地经营的诱惑力。 另外，交通便利的地方，土地因改作它用而身价倍增，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土地兼并欲。唐玄宗《禁赁店干利诏》称：“南北卫百官等，如闻昭应县两市及近场处广造店铺，出赁与人，干利商贾，莫甚于此，自今以后，其所赁店铺，每间月估不得过五百余文，其清资官准法不可置者，容其出卖，如有违犯，具名录奏。”[15]唐政府对官吏经商是持否定态度的，而一些清资官竟然也造店出租，可以推断，他们是受到了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社会上类似的现象应不在少数。虽然不可排除不付地价建房的可能，但大多数情况下，土地应该是有偿转让的。唐贞观中，“有裴明礼者，……于金光门外，市不毛地，舍诸牧羊者”[16]，不毛之地尚需“市”，何况一般的土地呢？这种城郊或交通要道等处占区位优势的土地往往会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而不断增值，比用于农作的土地更有吸引力。 综上所述，商品经济的发展使粮食商品率提高，经济作物种植发展迅速，交通便利的地方的土地不断增值，土地成为有较利可图的投资场所。因此，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了土地兼并欲，在一定程度上对土地兼并起了推动作用。 （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崛起的商人地主成为土地兼并的生力军之一 在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兼并通常有两种形式，“富者有资可以买田，贵者有力可以占田”[17]，在唐代均田制被破坏之前，前者占主导地位[18]。尽管如此，入唐以后，商人已成为土地兼并的一支重要力量。高宗时富商邹凤炽“邸店园宅，遍满海内”[19]，既经营工商业，又广占良田。玄宗时的诏书中有“贫人失业，豪富兼并”，“工商富豪兼并之家”[20]等词句，反映了当时工商之家以资买田已相当普遍。代宗宝应元年（762）四月诏书曰：“百姓田地比者多被殷富之家官吏吞并”[21]，这些殷富之家应包括商人。由于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长期延续，中国商人多半信奉“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的圭臬，在经商获利之后往往转而买田置地，从而具有了地主兼商人的双重身份。“良田兼百顷，兄弟犹工商”[22]，就是当时这类人的写照。 （三）商品经济的发展将越来越多的土地卷入流通领域 随着经济的发展，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封闭状态逐渐被流动状态所取代，许多产品和生产要素进入流通领域，不断增值的土地作为财富的主要代表，也在所难免。这一点从政府关于土地买卖的规定中可以略知一二。北魏的均田令早有规定，“诸桑田皆为世业”，“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不得卖其分，亦不得买过所足”[23]；北齐时“露田虽不听卖，卖者亦无重责”[24]。可见，在唐以前被称为露田的口分田原则上不许买卖，只能有限度地买卖永业田。到唐朝，土地买卖的禁令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被土地买卖的洪流所冲决，从而不断松弛。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初定的租庸调法规定：“凡庶人徙乡及家贫无以供葬者得卖世业田，自狭乡而徙宽乡者，得卖口分田，已卖者不得复授。”[25]口分田已经允许进入流通领域。法令开一条小缝，现实中就会开一个大口子。由于越来越多的均田小农的土地被买卖，永徽（650―655）中不得不再下禁令，“禁止买卖世业口分田”，但效果如何呢？“其后豪富兼并，贫人失业，于是诏买者还地而罚之”[26]。同样的一幕在开元二十三年（735）重演，这一年玄宗下诏曰：“天下百姓口分、永业田频有处分，如闻尚未禁断，贫人失业，豪富兼并，宜更申明处分，切令禁止，若有违犯，科违敕罪。”[27]一方面国家在三令五申，另一方面，永业、口分田却“频有处分，未能禁断”，禁者自禁，卖者自卖。经济发展总是不断地为自己开辟道路，使政治权力采取相应措施来适应经济发展。唐代土地买卖的禁令一再被突破，政府一再重申禁止地权流通的法令，正反映了经济发展的强大威力。到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又补充了几条规定，“卖充住宅、邸店、碾者，虽非乐迁，亦听私卖”；“若从远役外任，无人守业者，听贴赁及质”；“其官人永业及赐田欲卖及贴赁者，皆不在限”[28]。在这些日渐松弛的律令的背后，大量的世业田、口分田、赐田在进行买卖，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大量土地被用来建造住宅、邸店、碾等，流通中的土地数量和类别不断增多，经济发展将越来越多的土地卷入到了流通领域。 土地经营利润率提高是权流通的内在动力，土地作为生产要素不断突破政府的禁令而进入流通领域，而商人地主加盟助则长了土地兼并的气焰，各类兼并势力一起疯狂吞并土地，玄宗时已是“田亩转移，非旧时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29]。因而杜佑说“开元天宝以来，法令弛坏，并兼之弊，有愈于汉成哀之间”[30]。随着经济的发展，土地流通量的增多，国家手中掌握的土地越来越少，均田制的基础被动摇。 二、商品经济的发展增强了均田小农的流动性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流动的最深刻原因，唐代经济的发展使魏晋以来社会的凝固状态逐渐松动，流动机会日益增多。随着经济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的日趋活跃，均田小农内部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贫富分化，涌现了出了少数据“高户之位”[31]的地主，但大部分小农则不堪重荷，剔屋卖田，背井离乡，武则天时“天下户口，逃亡过半”[32]。安史之乱以后逃亡更甚，到肃宗乾元三年（760）编户总数仅193万户，只占天宝十三载962万的20%[33]。其中绝大部分应是以“不课户”、“逃移户”形式而存在的脱籍农户，商业的繁盛则为这些脱籍的破产小农提供了新的谋生渠道。 （一）部分脱籍农户以佣作自资，以出卖劳动力为生 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破产小农大量进入工商业等非农领域谋生。他们或受雇于豪富之家、邸店、茶楼、酒肆、车行等处，或服务于来往舟船，求得一线生路。在经济发达的地方曾出现过集中的劳动力市场。“有茅山陈生者……偶至延陵（今江苏镇江），到佣作坊，求人负担药物。”[34]劳动力市场的出现，一方面表明在城市聚集的后备劳动力之多，另一方面也说明城市对佣工的需求增多。随着经济发展，城市中除了王公百官、军队、文化人等居民以外，许多富贾亦聚居城市，《开元天宝遗事》中有“长安富民王元宝、杨崇义、郭万金”等的记载。城市人口的增多必然会增加对家庭服务的需求。“唐萧颖士，开元十九年擢进士第，……常使一佣仆杜亮”[35]，区区一进士尚使仆，何况家累千金的富豪之家呢？前引杜佑对唐代商业的描述，重要的交通沿线，邸店、酒肆很多，这些场所无疑能够容纳大量的服务人员。另外唐代有专门租赁车或驴的场所，这里也需要一定的劳动力。“扶风马震，居长安平康坊。正昼，闻扣门，往看，见一赁驴小儿……”[36]当时，人们赁驴，往往由一小儿随往，返回时顺便牵驴，取回雇值。随着水路的畅通，富商阶层，特别是南方的大贾皆以船为交通工具。《唐国史补》卷下载：代宗、德宗年间，江淮名贾俞大娘仅操驾之工就有百余人之多。同时商船也需要搬运工为之服务，唐天宝中就有以搬运为业的“佣力负运者”[37]。这些行业都为流民提供了一定的生存机会。 （二）有些流入城市的小农从事个体手工业、服务业，或为公私手工业所吸纳 唐代史籍中此类事例所在多有。“则天时，僧仪光之乳母曾以鬻女红自给”[381；有个叫王承福的人，“世为京兆长安农夫，……天宝之乱，丧其土田，手镘（做泥水匠）衣食，佣以偿之。”[39]在失去土地之后，王承福进城，靠给人粉刷墙壁为生；大历中，有专门为坊市居民清厕所的“除溷者”[40]；天宝初，在洛阳“有郭大娘以当垆为业”[41]。这些人以自己的一技之长为城市居民提供服务，换取微薄的收入，为自己讨一条活路。“定州大户何明远有织机五百张”[42]，这种大规模的私营手工业一定需要相当多的人手。在官营手工业中也使用愿意从业的流民，唐肃宗乾元元年（758），第五琦任盐铁使，“创立盐法……其旧业户并浮人愿为业免其杂徭，隶盐铁使。”[43]除了出卖劳动力以外，部分流民以自己的一技之长，或独立经营，为城居民创造生活上的便利，或受雇于随商品经济发展而兴起的手工业中，在城市找到了生存门路。 （三）在城镇做小商小贩也是许多离开家园、流入城市农民的选择 唐代弃农经商之风颇盛。高祖在武德二年（618）下诏称：“趣末者众，浮冗尚多”[44]；永隆二年（681）高宗曰：“如闻游手堕业，此类极多。”[45]中宗神龙初，宋务光认为，当时“稼穑之人少，商旅之人众”[46]；睿宗时，“正朔所及，封疆无外，虽户口且增，租赋不益。莫不轻去乡邑，共为浮堕”[47]。民户抛却田园，以商贾为业的现象在全国各地都不在少数，安史之乱以后，经商小农队伍自然更为庞大。大历中，苏州常熟县元阳观的单尊师“常往嘉兴，入船中，……遍目船中客，皆商贩之徒”[48]。可见，农民改作小商小贩在唐代已非常普遍，这种投资少、回报快的经营方式是小农在异地求生的重要门径之一。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性的增强，城市人口的增多，城市邸店、楼肆，还有富贾之家处对服务性行业的需要增多，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也创造了一定的就业机会。那些流落城市的小农或出卖劳动力，或独立经营手工业、服务业，或当小商小贩流落江湖。可见，商品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就业途径，同时也为农民提供了衣食之资。部分流民从事游惰之业，不复归田野，从一定程度上讲，它增加了人口的流动性，使部分劳动者挣脱了中古田制框架束缚。随着人户的流移，政府不得不对逃户的流动性予以承认。这表现在对逃户的政策上，强制的行政控制因素日趋减弱，劳动者的自由度增大。杨际平先生对此作过研究，“开元以前，勒令逃户回原籍；开元九年宇文融括户起，比较灵活：原则上应回原籍，但也允许就地附籍；安史之乱以后，就地附籍”。[49]均田小农大量脱籍外出谋生，政府不得不对起其附籍权予以承认。 综上所述，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了人们的土地兼并欲，将更多的土地卷入流通领域，使商人地主成为兼并的主要力量之一；同时，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增强了社会的流动性，提供了更多的谋生手段，许多破产小农不必回归田野照样可以生活下去。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土地流转速率，另一方面加强了均田小农的流动性，动摇了均田制赖以存在的两个基本条件。因此，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均田制的瓦解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商品经济论文:战国时期商品经济飞速发展的原因初探 【摘要】 战国时期，我国商品经济发展繁荣达到了历史较高水平，主要表现在商品交换的地域范围广阔，出现了一批繁荣的商业城市和拥有雄厚商业资本的富商大贾。商品经济的发展繁荣是这一时期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本文结合相关经济学理论，对战国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原因作出初步探讨。 【关键词】 战国时期 商品经济 农业 手工业 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商品经济是战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诸侯国为实现富国强兵目的推行的重商政策对商品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保护和促进作用，使商品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商人的身份得以确认，并取得了与士、农、工同等的社会地位，其所从事的商业贸易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分工和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生产活跃起来，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成长，形成了那个时代令人关注的明显景观。 一、战国时期商品经济突出发展的表现 1、手工业的繁荣 据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这一时期的私营手工业有制陶业、制漆业、编织业、木器制造业、酿酒业、制酱业、屠宰业、矿冶业等等。其经营形式既有独立的个体家庭手工业生产，也有匠师与多个学徒所从事的作坊手工业生产，还有大规模的工场手工业生产。当时个体家庭和作坊手工业生产普遍存在，故出现了“百工”阶层。大规模工场手工业生产比较少见，往往在开矿、冶铸、煮盐诸方面才有所发现。战国时期的这种私营手工业构成，奠定了中国古代私营手工业生产方式的基本格局。 2、商业城市的出现 战国时期，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批繁荣的商业城市。“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其中，最为著名的当首推“陶”，被誉为“天下之中”。齐国都城临淄也因商业发达而闻名天下。史载“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其商业发达和繁荣景象跃然纸上。 3、商品市场的完善 商品经济发展繁荣的表现之一就是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春秋时期，为适应商品经济发展，“市”的数量明显增加。这时各诸侯国的都城都设有市。如《左传》中记载的周“王城之市”，楚国的“蒲胥之市”。甚至出现了“齐桓公宫中七市”的现象。都城以外的其他城邑和城乡之间也都普遍设有市场。但是到了战国时期，“市”的建立已经成为普遍，商品种类更为丰富，所有“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以及东西南北的土特产品，在中原市场上都可以买到。商品交换的地域范围更广，“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纡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商品经济之发达由此可见一斑。 二、经济学视角下战国商品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分析 1、社会分工及所有制的变更 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的产生，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是社会分工。它是商品经济产生的基础。因为社会分工，才提出了进行交换的要求，也才有了进行交换的可能。我们知道，商品的基本前提是发生于不同所有权之间的分工。具体来说，商品的直观前提是社会分工，一些人可以生产出超过自己需要的某种产品，而另一些人需要从别人手中得到这些产品，于是发生交换，产品转化为商品。也就是说，分工所导致的生产与需求的对立统一，是商品形成的必须前提，生产和需求二者不可或缺。当然，仅仅有分工并不足以形成商品，它的基础是不同所有权的对立。马克思多次讲过，“在古代印度公社中就有社会分工，但产品并不成为商品”。这种所有权的对立可以是私有权之间的对立，也可以是私有权与集团所有权的对立，或集团所有权之间的对立，正是由于这种对立，产品交换才成为可能。 春秋以前，是一种奴隶制的“工商食官”的格局。工商业严格控制在官府手中，生产的产品完全是为了满足奴隶主贵族的需要，很少用于交换，即使民间有一些交换，也只不过是“抱布贸丝”的原始的物物交换，根本谈不上商品经济。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促进了社会分工的扩大和交换的发展，为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为了满足多方面的需求，生产者便必然要相互用自己生产的产品去交换自己不生产而又需要的产品。战国时期，就出现了以生产商品为主的私营手工业者和专门从事商品经营的商人阶层。所谓“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这些手工业者在城里开设作坊，从事独立的手工业生产。 第二是所有权。它是商品经济产生的前提。因为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属于不同的所有者，由此才发生了交换行为。战国时期出现的这些以生产商品为主的私营手工业者和专门从事商品经营的商人阶层，他们的生产过程就成为以直接交换为目的商品生产过程。他们生产的产品，或是由自家销售，或是交给专门从事贩运的商人去销售。随着私营手工业的发展，社会需求的扩大，又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货物贩运和销售的商人队伍。他们有的“居肆列货，以待民来”，在城里开设店铺，销售商品，故被称为“坐贾”；有的“负任担荷，服牛招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这些被称为“行商”。独立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出现，打破了奴隶制时代“工商食官”的格局，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2、生产力的发展促进商品交换 商品经济的繁荣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主要标志就是铁器的普遍使用。春秋末期就出现了用于农业生产的铁农具。随着冶铁技术的提高，战国时期，铁器已经广泛应用于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铁制工具的广泛使用，有利于水利的兴修，保证了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哀公9年，吴王夫差开凿了运河邗沟，目的是为了北上争霸，运送军队与军粮，但后来却使运河两岸收获了灌溉之利。除此之外，魏国开通了鸿沟、建造引漳水溉邺的工程，齐赵魏在黄河两岸修建堤防，李冰主持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等，都对当地的农业生产和水运交通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牛耕的采用和生产方式的变革，以及一些大型水利工程的兴修与生产技术的改进，提高了生产效率，开垦了大片荒地，保证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农业生产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农作物单位面积的产量也得到了大大的提高，从而为商品交换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 与此同时，尽管农业生产力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但农民仍然必须拿出一部分产品投入市场，参加交换。因为他们必须从外界获得盐、铁等自己不能生产的生活和生产用品，也必须从市场得到货币以支付国家的税收。因此，尽管农民生产的基本目的是维持自己的生存，并不是主动、积极的商品生产者，但为了自己的生存，必须拿出一部分产品用于交换，而仍然保留一部分产品投入市场。根据市场供需关系可知，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增加使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均向右移动，商品市场在资源配置的作用下达到了新的平衡，但是交易次数相较过去更加频繁，从侧面反映出商品交换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商品经济的繁荣。 三、战国商品经济突出发展的直接原因分析 1、重商政策推动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 战国时期诸侯国实行的重商政策为商品经济发展繁荣提供了重要政治保障。重商政策，是指统治者出于政治和经济目的，采取的有利于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相互兼并，为求得生存与发展，诸侯国推行重商政策，以发展经济，巩固统治。 随着战国时期的“通商宽农”政策的实施及各国之间互通有无的社会需要，商业活动越来越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社会分工的扩大和细分，加之生产活动所具有的很强的区域性，客观上也要求商品交换存在，“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使“四民”之间和地区之间互通有无，满足社会生活的需要，保证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延续。在重商主义的政策下，农民不从事手工业，可“以粟易械器”；而手工业者不耕田，也能“以其械器易粟”，农民和手工业者各自可以自己的劳动产品通过市场交换获得自己所需要的商品。而且，战国时期商人的身份得以确认，并取得了与士、农、工同等的社会地位，其所从事的商业贸易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贸易和农业、工业生产一样成为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经济活动。正如司马迁所说：“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 2、小农经济的盛行推动着商品经济的繁荣 在战国时期的各种农业经济形态中，小农的自给程度最低，市场依赖性最强，因此在小农经济占据社会经济主导地位时，就会给商品经济提供最有效、最强烈的需求，从而推动市场发展到一个较高水平。 小农的盛衰决定了市场的盛衰，市场的盛衰决定了国家农业税收形态，因此在小农兴盛的战国时期，我们不仅看到了商品经济的繁荣，也看到国家赋税的极大货币化。在整个战国时期，自耕农始终是农业领域主导性的生产者，而佃农除了需租种地主土地外，其经营模式与自耕农并无二致，因此，小农经济在这个时期仍然是社会主导性的经济类型（见表1），它的盛行必然推动着商品经济的繁荣。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笔者主要依托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对战国时期的商品经济发展进行初步的探讨。文章首先从经济学中的社会分工和所有权的角度分析了战国商品经济产生的条件和必要性，在此基础上，主要对战国商品经济繁荣发展的原因作出探讨。其一，重商政策推动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使得商人的身份得以确认，并取得了与士、农、工同等的社会地位，其所从事的商业贸易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二，小农经济的盛行推动者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在整个战国时期，自耕农始终是农业领域主导性的生产者，而佃农除了需租种地主土地外，其经营模式与自耕农并无差别，因此，小农经济在这个时期仍然是社会主导性的经济类型，它的盛行必然推动着商品经济的繁荣。 商品经济论文:近代中国商品经济思想与意识浅析 摘 要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洋货开始侵入中国市场，特别是“五口通商”以后输入中国的商品不断增加。到19世纪末，外国资本开始在中国设立商行，这种趋势不断瓦解着中国的自然经济，使之逐渐解体。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人们渐感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不合时势，出现了商品经济的思想和意识。 关键词 商品经济 思想 意识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迫使天朝大国和地上的世界接触，从此中国被强行推入世界近代化的历史过程之中。近代化的过程，一般是指资本主义的历史过程，也是一个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巨大的社会变迁过程。本文从这个角度来认识在西方商品经济的冲击下，近代中国社会对商品经济的认识和反应。 一 近代中国社会的商品经济思想，是指在西方商品经济的强力冲击下，在中国社会形成的一种重视商业、发展商业和保护商业的经济思想。它的形成遵循了一个由高到低，由浅到深、由表及里的过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反抑商思想。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洋货开始侵入中国市场，特别是“五口通商”以后输入中国的商品不断增加。净增值从1864年的4621万海关两增加到1874年的6436万海关两。到19世纪末，外国资本在中国设立的商行已达到千家。这种趋势不断瓦解着中国的自然经济，使之逐渐解体。在商品经济的冲击面前，人们渐感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不合时势，出现了反抑商的思想。如清代著名学者包世臣提出“本末皆富，则家给人足”，①农工商“三者缺一，则莫人生”②的思想。在禁烟运动中林则徐表明欢迎遵纪守法的外国商人来中国经商。魏源主张把工商业放在优先地位。在实际改革中他们也注意维护商人的利益，起用民间私商。他们的反抑商思想，虽未摆脱“本”、“末”的限制，但与重农抑商政策已经有了本质的不同。 2、重商思想。这是19世纪50到60年代早期维新派知识分子王韬、郑观应等提出来的。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中国的关口越开越大，依恃不平等条约，西方的商品潮水般的涌入，激烈地冲击着中国的自然经济和人们的封建观念。这些早期维新派知识分子，他们大多出使过西方，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有一种切身的体会，思想较一般封建士大夫开明。他们大张旗鼓地宣传“重商”思想，批判和否定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指出“民以农为本，国以商为本”，马建忠在1890年提出“治国以富强为本，而求强则以先致富”，主张大力发展商业。他们的思想集中反映出以商本取代农本的观念。 3、工商并重的思想。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冲击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也同样撞击着清政府的统治。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以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为代表的洋务派发起了洋务运动。19世纪70到90年代，洋务派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旗帜下，先后办起了二十多家民用工业和军事工业，采用了西方的雇佣劳动关系和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这种情形的出现，反映了洋务运动兴起后，“工商立国，工为体，商为用”③等思想为更多官僚士伸所接受。民族资本主义也是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张之洞的“以铁路为龙头，以军功为基地，以民用为重心”的“工为本，商为未”的思想。张骞的发展新式工业，带动农商实业救国的思想等代表了当时的工商并重的思想趋势。 4、成立商会，保护商业发展的思想。《马关条约》签定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加深了对中国的侵略，在中国开矿山、办工厂、修铁路，由商品输出转为资本输出。中国的民族危机也空前严重。在救亡图存的影响下，“重商”“商战”由原来的一种口号变为一种思潮，一种抵御外侮的手段。许多官员绅士开始热心于经商办工厂，一时秀才工厂、生员工司林立，出现了一个投资办厂的热潮。在这种趋势下，人们的思想从重视商业、参与商业上升到成立商会，保护商业的方向发展。到1911年，全国的商会已有50多家，800余处成立分会。商会是商人立足于社会的依托，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须要求。商会的出现也反映了近代中国的商品经济思想又提高了一步，更体现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已在中国成长起来。 二 近代中国社会的商品经济意识，是指在西方商品经济的冲击和商品经济思想的影响下，社会民众的生活观念、行为准则、价值取向等方面表现出的一种商品时代的心态观念反映。这种反映呈现出一个由淡到浓，由南到北的发展过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崇喜洋货的消费观念。西方的洋货初入中国市场时曾受到自然经济的抵御而不能畅销，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这种抵抗势头就减弱了，人们对洋货不再陌生，也不再敌视，而是表现出来了一种对洋货的向往和追求。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用它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最野蛮的最顽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到19世纪未，越来越多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喜欢用西方的机制品，到清未时一些官僚士伸在生活上的洋化逐渐成为一种风气，与洋有关的一些日常用品走进千家万户，它以其物美价廉、方便耐用为一般民众所接受。 2、羡慕商人的价值观念。在封建社会“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之下，商人一直是“富而不贵”，位于“四民之末”，没有社会地位。但到近代中国，在商品经济的强烈冲击和重商思潮的侵染下，商人的地位不断提高。19世纪60年代，东南沿海一带崛起了一批近代商人，他们以特有的地位投资近代企业，而不是投资土地，很快成为既富且贵的上层人士。最突出的如状元出身的张謇投资创办企业达50多家。甲午战争以后，他了却宦途生活，“志意于实业、教育二事”。在这种风气的引领下，商人已不可能再居于“四民之末”了。这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价值变化的明显反映。 3、趋于务实的择业观念。在封建社会知识分子挤进社会的唯一途径就是科举取士之路。随着封建社会逐步走向没落和衰败，科举制也越来越腐朽，以致“乡里之弟读书十年，而不能作一书札”，“通人学士，或有问一里之长果几许？不能答者”。④随着经济的发展，要求将这些无有实用，无补于国家危亡的词章之学都束之高阁。到19世纪末，东南沿海一带，一些知识分子不再拚命挤身于科举仕途，越来越多的人由重科举变为重外语、重科技，“士多志在通英算，锐志科学，讲求实用”。⑤1905年科举制寿终正寝，不少知识分子或在近代企业中选职，或挤进一些新式学堂学习技术。人们选择职业主要考虑其实用价值以及利益所在。 4、公开趋利的生活观念。公开讲趋利、言利在近代中国是一个涉及实际生活的问题，而且还是一个哲学和道德问题。义利是中国划分君子和小人的分界线，“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但到近代中国社会，在商品经济的作用下，人们一反传统公开言利、趋利。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投资办厂的人有增无减。生员公司、秀才工厂在甲午战争以后不断出现，除了“救亡图存”、“实业救国”的爱国思想之外，言利、趋利成为当时人们行动的基本出发点。“各行各业的人，无不蝇蝇趋利”。⑥ 近代中国社会的商品经济思想和意识，也不是一个有十分明显区别的两个方面。因为，在方向上两者同时并进，在层次上相互交织，在进程上新旧交替甚至中西混杂。有的人有思想无行动，有的人有行动无思想。不少为工商权利呼号的，自己又不去逐利，保持清高。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只在于商品经济思想意识的提高与集中方面。意识是思想形成的前提和反应。在近代中国，思想是迅疾的，往往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发展商品经济，又深入到对民主政治的追求，往往是来不及消化，囫囵吞枣。而作为意识又平静地、迟缓地消然渗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行为之中。“社会结构的裂变是在日常生活中的一般进程中逐步实现的，不论社会变革的最终爆发形式和裂变如何，事实上它的爆发力量和变动趋向，早在社会生活的一般进程中缓慢的聚积和体现着。只有通过对日常生活及其关系的演化变迁，才有可能真正把握时展的脉搏”。⑦总之，近代中国社会商品经济思想和意识，均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状态的反应，其意义和影响将是十分深远的。 （作者：任职于甘肃张掖市委党校， 本科、学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历史） 商品经济论文:马克思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中国化及其当代思考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的过程。其中对马克思主义商品经济理论认识的深化，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重点又是难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依据，然而，当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的种种问题又要求我们进一步思考其中一些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商品经济理；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艰苦探索的过程，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难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是一个全面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深深植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和生产的方方面面。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如何看待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中国要不要发展商品经济以及如何发展商品经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重点和难点，随着实践的发展和人们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加深，我国在马克思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中国化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是否存在商品经济的论述 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预测并没有像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做详细的描述，而是立足于科学的立场和方法，揭示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在所有制上，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未来社会生产资料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占有，而商品经济是以社会分工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前提的，消灭了私有制这一根源，商品经济也随之消亡，即在未来社会不存在商品经济而实行产品经济。因此长期以来人们把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当做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把计划经济当做的共产主义特有的经济形式。 社会主义不存在商品经济这一认识是有理论依据的。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1]（P.286）私有制是商品经济产生的决定性条件，消灭了私有制就是消灭了商品经济的根源。其他著作中也不断深化这一思想，马克思在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用在产品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这些产品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存在着。”[2]（P.303）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指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2]（P.633）总之，随着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每个人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任何人都不能凭借占有生产资料而无偿占有他人的劳动成果。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间的矛盾也彻底消除。这时，个人劳动无论其特殊的有用性质如何的不同，从一开始就直接成为社会劳动，无需经过商品、货币的迂回转化，这样商品经济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必然退出历史舞台。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十分明确地表达了这一观点，只要未来社会实现了全社会的公有制，商品经济必然消失。应当明确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未来社会指的是共产主义社会整个阶段，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自然也是不存在商品经济的。可是，马恩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商品经济是有理论前提的，即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产品极大丰富，在这一基础上商品经济自动地退出历史舞台。然而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还不具备马恩所设想的消灭商品货币的条件。如何对待商品经济必须结合中国的国情，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商品经济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二、马克思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中国化的发展进程 中国究竟能不能搞商品经济，如果不能，中国要走怎样的经济发展模式？如果能，又该走怎样的商品经济道路。马克思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一）对苏联经验的借鉴阶段 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崭新的课题，马恩由于历史的局限并没有亲身体验社会主义建设，不可能具体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举措。而苏联在十月革命之后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她的建设模式和经验对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事实上，苏联模式和经验对中国影响深远，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左右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列宁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人，他对商品经济关系的认识与马恩是一致的，即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1906年他在《土地和争取自由的斗争》中指出“只要还存在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建立起大规模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一切土地、工行、工具都转归工人阶级所有，才有可能消灭剥削。”[3]（P.124）在《19世纪俄国的土地问题》中说得更明确：“至于社会主义，那么大家都知道，就是消灭商品经济。”[4]（P.111）在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中，列宁曾设想利用战时共产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战时军事共产主义的形成，虽然具有特殊性，但总的来说是一种自觉的选择，是按消灭商品货币的原则构造现实的社会关系。”[5]结果很快证明，这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于是产生了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列宁开始恢复和利用资本主义的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社会主义，并公开承认资本主义能成为社会主义的帮手，“第一，地方流转在目前具有头等意义，第二，有可能通过私人资本主义（更不用说国家资本主义）来促进社会主义。”[6]（P.514）列宁将商品经济看作是向共产主义的迂回过渡，是“强攻”（指消灭商品经济）的“退却”和转入“围攻”，是用资本主义的办法来奠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是向资本主义的后退，因此在利用商品经济的同时必须要警惕它。“新经济政策所造成的情况，如小型商业企业的发展、国营企业的出租等，都意味着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看不到这一点，那就是完全丧失了清醒的头脑。不言而喻，资本主义关系的加强，其本身就是危险性的增强。”[6]（P.607）尽管列宁对商品经济的论述还存在某些局限，在某种程度上夸大了商品经济的危险，但他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与本国实际相结合，提出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有一个利用商品、货币的过渡阶段，为以后我国发展商品经济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借鉴。 列宁逝世后，随着农业集体化的逐步实现和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比重的增加，30年代以后，反对商品经济的观点日益抬头。斯大林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两种不同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一角度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商品经济的原因。又指出要分清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区别，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在一定时期能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而不会引向资本主义。应当说斯大林对于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关系的探索有一些成果，但其商品经济思想仍有很大的片面性，是极不彻底的，商品经济只能在计划经济的夹缝中生存。 （二）商品经济理论探索阶段 继承和发展了斯大林的商品经济观点。首先，突破了斯大林两种公有制论的观点，提出商品经济的存亡与生产力发展水平息息相关，“两种所有制存在是商品生产的主要前提，但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有密切关系。因此，即使是过渡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还不很丰富，某些范围内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有可能存在。”[7]（P.977）这对于科学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是否要发展商品经济提出了一个基本的衡量标准。其次，承认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指出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1962年进一步提出，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阶段必须严格遵守的马列主义的两个基本原则。最值得一提的是，正确区分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上，的一个重大理论贡献，是他在科学社会主义史上第一次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根本区别作出了科学的说明。”[8]人们最容易困惑的问题是商品生产是否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或是商品经济是否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说清这一问题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中国化的关键和核心。指出“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9]（P.439）他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存在本质差别，提出我国发展商品生产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则是资本家为了追求剩余价值。并进一步提出判断商品生产的性质的标准：“商品生产，要看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9]（P.439）言外之意就是，商品生产不是区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准，这同邓小平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可惜的是这一正确的思想并没有贯彻下来，而后他又主张限制、取消“小自由”，并且批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始终坚持“计划第一，价格第二。”他既希望解决计划的主观性和客观实际相脱离的错误，又要坚持那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特征之一的计划经济，对待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必然具有一定的反复性。 总之，在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关系问题上提出了许多珍贵的思想观点，虽然由于某些局限，许多正确的思想没有在实践中一以贯之，虽然的探索并没有突破传统计划经济的体制，但超越了斯大林，为邓小平理论创新积累了经验，也为当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教训。 （三）邓小平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阶段 邓小平借鉴并总结了以往的经验和教训，重新阐释了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理论正确解决了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把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高度。 第一，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社会，明确我国最大的实际。建设社会主义，前提是要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对于这一问题，邓小平提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10]（P.213）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远没有达到马恩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因此，中国的最大实际是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必然要利用资本和市场。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判断的标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只要符合这一标准的都应该而且必须用来发展社会主义，这就为我们发展市场经济提供了理论前提。 第二，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的方式和手段，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发展市场经济。在《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中，邓小平说：“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市场和计划都是方法嘛。只要对生产力发展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说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10]（P.203）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更加明确了这一观点，“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0]（P.373）这就解决了长期以来把市场等同于资本主义，把计划等同于社会主义的认识误区。从根本上说明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能够而且必须发展商品经济。 第三，计划和市场相结合，“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10]（P.373）在明确社会主义可以发展市场经济的重大问题之后，另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协调市场和计划的关系。邓小平看到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各有优点， 因而主张把二者结合起来。他说：“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 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10]（P.148）在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问题上， 从讲以计划经济为主， 到不要再讲以计划经济为主， 这是一次重大变化和突破，打破了苏联模式下计划经济为主导的传统框架，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第四，在中国发展市场经济不会导致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外舆论纷纷质疑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甚至不少国外媒体宣称中国搞的市场经济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这也是邓小平想得最多和讲得最多的重大问题。邓小平指出发展市场经济不会导致两极分化，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并一再强调“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会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个别资产阶级分子可能会出现，但不会形成一个资产阶级。总之，我们的改革，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又注意不导致两极分化……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10]（P.138）这里，邓小平牢牢地把握住了保证改革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而不会走向资本主义的两个根本条件：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消灭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在任何时候只要抓住了这两个根本条件，社会主义就不会导向资本主义。 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它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把社会主义的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现了中国的高速发展。社会主义社会是毕竟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理论和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完善是也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只有逐步积累在每一个具体历史阶段上获得的并经过实践检验的认识，不断推进，不断深化，才能逐渐接近于科学真理。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思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至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显著成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当展，一些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首先，如何正确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邓小平理论打破了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这个传统观念，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实践证明，在中国搞市场经济是正确的。然而有些人在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上认识模糊，甚至叫嚣马克思主义过时了，认为商品经济将存在于整个社会主义包括共产主义的始终，甚至要求实现全面私有化。这种荒谬的论点对当下和未来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是十分有害的。因此，我们必须理顺二者间的关系，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基础。 其次，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解决了把市场经济引入社会主义制度当中、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同时提出要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走共同富裕之路 ，这些都从根本上保证了社会主义的大方向。然而在现实的发展中，剥削、两极分化这些本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的特征，是社会主义要消灭和消除的东西，却现实地存在于我国的市场经济当中。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我们的市场经济毕竟是从资本主义引进来的，在引进市场经济体制时，有没有同时把资本主义的某些制度性因素也引进来？当前，我国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哪些因素是非社会主义性质的，是与社会主义制度冲突的？……再则，在市场经济日益发展和完善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市场经济的规则究竟应该在什么范围内推广？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是否存在着过度市场化的问题？”[11]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真正把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消除而不是扩大非社会主义的因素，这些都应该引起我们深入地理论思考。 第三，如何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引进外资是发展市场经济的重大举措，如今通过外资形成的制造业、加工型企业遍布中国，这些工厂、企业的引进确实活跃了国民经济，给我国的增添了不少活力，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就业危机。然而加工制造业毕竟处于产业链的最底端，技术含量低，所依托的主要是廉价的劳动力。在这些企业中，劳动者所从事的是大量简单机械的重复劳动，普遍存在劳动时间长、强度大，工资低，劳动者缺乏系统的职业培训、发展后劲不足等一系列问题。生产力系统中，人是最核心的因素，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重要的是提高人的素质，在这一产业结构中又该如何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市场经济理论贯彻到农村即实行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这一政策执行初期确实解决了农村人与地、产与收的矛盾，但一家一户的家庭式耕作毕竟没有走出传统小农经济的束缚，也阻碍了工业化的成就及时应用于农业生产。目前农业生产力水平较低、农村空心化、农民收入低，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三农问题尤为突出。农村生产力如何解放也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重大问题。 第四，如何协调市场与宏观调控的关系？中央多次强调要把市场和宏观调控结合起来，努力实现二者的有机统一，并指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资源的配置应当建立在市场调节的基础上，而当市场调节无能为力或调节得不完善时，就需要由政府进行必要的宏观调控，来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一方面，市场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它有趋利性、盲目性和滞后性，在完善生产方式、调整产业结构方面缺乏力度，市场也无法解决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这就必然要求宏观调控介入。另一方面，宏观调控也要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不能过度。目前的国企问题，很大程度上的争论就在于政府职能超越了一定的度，把本来应该由市场决定的事情纳入了调控的范围内。现实生活中，如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效果最优化，同时又能把宏观调控的优势发挥在适当的范围和程度内，真正实现市场与宏观调控的完美结合，这是现实提出的又一个重大问题。 当前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种种思考的关键在于如何使之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尤其是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市场经济伴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始终，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我们要正视市场的作用和优势。另外，市场的天然逐利性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必然带来贫富差距甚至是两极分化，对市场经济不能放任，无论何时都要加以引导，明确发展的目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市场经济发展中的种种问题都是围绕着如何协调、引导和发展市场经济使之与社会主义的本质相一致这一根本立场而展开的，对此要明确两个基本要点：一是明确发展为了什么，我们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的重要手段但绝不是目的，任何时候都不能把手段上升到目的的高度；二是明确怎样发展，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还是很不发达的，没有完成经典作家所说的社会主义基本任务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以奠定物质基础是我们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市场经济对发展生产力有重要作用，要发展多种非公有制经济，同时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要坚持。现阶段下，不论是公有还是非公有制经济，其发展都有一个度的问题，要实现的二者的有机统一就要把握这个度――既要发展生产力，又要不断的增进社会主义因素，尤其是改善人民的生活。 总之，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立场、方法是我们的行动指南。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不是停滞不前的，任何有生命的理论都是发展的理论，马克主义从诞生其就要求各国共产党人结合本国实际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随着时展永葆青春活力，并在实践中不断的丰富、发展和完善自己。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结合中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发展和完善，它本身也是一个不断完善、永无止境的过程，任何时候都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它。始终要把时展的特征、历史发展的阶段、中国发展的国情融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之中，以更好地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幸福心理学论文:如何利用积极心理学提高高中生英语学习的幸福感 幸福教育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学者、专家和教育工作者所关注的一个重要教学理念，相关研究成果斐然。 一、关爱学生，融洽师生关系 要让学生快乐学习就必需要有教师的愉快的教学。愉快教育是充满爱心的教育，没有教师的爱心，就没有愉快教育。教师关爱学生所形成的美好和谐的师生关系，是实施愉快教育的基础。教师关心，爱护，鼓励，欣赏学生，既能大大增强学生的求知欲，使其对学习，对人生充满希望和愉悦感，激励学生自主学习，又能促使其更别尊敬与信任教师，愿意与教师沟通；学生尊敬和信任教师，则有助于强化教师的责任感，成就感，增强教书育人的动力和能力。无数教学实践证明，师生关系顺利，融洽，亲密，则有助于教师的教也有利于学生的学；师生关系存在障碍，彼此隔阂甚至对抗，则教师提不起教的兴趣，甚至是无心教，学生则厌学，学不进，因此在英语课堂上一定要建立起良好的师生关系，以达到师生同乐的局面。要达到这个目的，首先，教师应树立起为学生服务的思想，让学生从教师的耐心服务中，从教师的关心国家大事与尊重中，体会到温暖与期望，激励与鼓舞，进而感到教师的可亲，可信，使师生关系和谐。其次就是要尊重学生的自尊。在教学中，我从不当着全班学生的面批评某个学生，如果我的学生在课堂上有小动作，有违反校规的情况，一般情况我是在课后找他们谈，并且从来不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师者尊严的身份和他们说话。在课堂上提问尽量直呼学生的名字而不是指着某个学生“你你你来回答这个问题”这种方式学生愿意接受而且要记得每个学生的名字而不是对着座位表一个一个地看着才来提问，这样一方面学生认为你不了解他们而且这样很耽误时间，让每一个学生尤其是那些性格内向的，表现不好或其他可能被忽视的学生，都能经常感受到来自教师的关爱，使他们体会到教师的关心与尊重，从而提起他们对学习英语的极大兴趣。再者，讲课时更是热情洋溢，诙谐幽默使整堂课都在快乐，轻松，活泼的气氛中度过，有时上课时和学生开开玩笑，而不是一板着一幅严肃的面孔，我始终总是以学生为本，愿意把微笑带给每一个学生，以真心换真心，以真情待学生，以真情 得到学生的信赖与喜爱，从而喜爱我所教的学科。最后达到使学生乐学愿学，教师乐教喜欢教的良好局面。 我的具体做法如下： 1.主动地与学生交流。在课间，我会主动用英语和学生聊天，如：What are you doing？ Do you like Sunday？ What do you often do on the weekend？有时，某个学生穿了新鞋子上学，我会说“Oh， I like your shoes”，学生通常会很开心地告诉我有关他们的事情。每当一个节日来临，我会主动向学生聊起有关这个节日的话题。如儿童节到了，我会说“Happy Children’s Day！”“Do you like it？ ”“Are you happy？ ”“Do you get any gifts？”等，通过我主动地放下为师的架子，学生感觉到的是友善、关爱与亲切，增进师生的互相信任与理解。 2.做一个耐心、友善的倾听者。几十个人一个班，要关注到每一学生，这需要教师有足够的耐心。在英语课中，我常见到这样的情景：老师让一学生回答问题，还没等学生回答完毕，就抢先把句子帮学生说完了；英语课中少有学生的主动质疑。其实，在这过程中如果多一点耐心的引导和鼓励，不经意间，我们已经给了学生一种良好的示范：学会倾听与尊重。我们将会在学生的心田里播下又一颗良种。 3.多运用移情，走进学生的心灵世界。学生的某个知识点反复出错，不要急于大发雷霆。要了解学生的认知特点，从中找出解决的方法。学生犯错误时，设身处地的为学生想一想，此刻他最需要的是什么，他为什么会犯这个错误，帮助学生解惑，而不是粗糙的批评。有时候通常为学生着想，我们还能反思我们的教学，使之得到改进，一举多得。利用每个教学契机，走入学生的心灵，更好地理解学生。让我们用好移情，使我们的学生成长为通情达理的人。 4.保持“童心”。当我们能用孩子般的眼光看他周围的事情，用孩子的心情去领略他们的快乐与苦恼，快乐着学生的快乐，那学生在我们成人的眼中便越发可爱起来，少了沟壑，我们也就更易于与学生沟通。也更便于我们在教学中，给学生提供更好的指导。 二、灵活运用教材教法，优化课堂结构 要让学生快乐学习，教师就得付出艰辛的劳动，要多博览群书融会贯通，要有过硬的专业知识；要广泛吸取信息，要善于思考，不断更新教育思想，教育观念，更新知识。为此，英语教师不但要认真学习教育理论，还要博览 群书，博闻信息，博思善析，创设有新意的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求知欲。这表现在教师应针对自己使用的教材，可以根据学生的需要适当增减一些课本内容，而不必照本宣科。灵活运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如利用实物图片简笔画和多媒体教学手段配以生动形象的语言，体态，使学生有身临其境之感，同时还应根据教材内容的特点，积极创设活动，鼓励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以优化课堂结构，调动学生主动参与到学习中来。例如在课堂上可以引导学生开展讨论，对话，朗读，表演，抢答等等活动，有时还结全课文内容编写剧本 ，表演短剧，扩写 写短文，说格言，顺口溜，讲故事，猜谜语等以充实课堂内容，优化课堂结构，这种寓教于乐的课堂教学不仅激发了学生学英语的兴趣，而且有利于学生增长知识，开阔视野，锻炼自己的读写说能力和开发智力。 三、欣赏学生，多给学生以肯定和鼓励 学习英语的过程就像是学走路，摔倒了爬起来，然后再接着摔接着爬直到最后能自己独立行走。学习也是一个在学中错，错中学，边错边学，逐渐减少错误，避免错误的过程。学生总是期待成功的，因此在学习过程中，教师应多肯定，多表扬，多鼓励，带着欣赏的眼光去看学生，使他们看到自己的每一个进步，尝到每一份成功的喜悦。成功和愉快总是联系在一起的，成功能使学生保持积极向上的进取心。在课堂教学中，设法创设竞争和取得成功的机会，让不同层次的学生都能跳一跳，摘到桃子，使学生从中体验到成功的愉悦，感受到努力的价值。特别对于差生来说，教师要给予更多的关怀，耐心启发，因势利导，不论在课堂提问，还是在单元测试中，多为他们创造成功的机会，只要他们在学习中取得一点成绩，都要及时予以肯定和鼓励，比如，让基础差的学生优先回答一些简单易答的问题，让他们体验到成就感，体验到成功的快乐。从而增强取长补短，迎头赶上甚至超越的信心。实践证明，学生成功的机会越多，兴趣越浓，动力越大，成绩就越好。在教学中，多为学生创造成功的机遇使学生把学习英语当成一件乐事，在成功的基础上去争取更大的成功。 四、在生活中为学生做些为所能及的事 很多学生住校离家比较远，父母不在身边生活上有很多的事情要自己处理，他们很少有经验，这时如果老师能敏感地察觉出学生的需要并能及时地给予帮助。学生就能真正地觉得教师就像自己的家人一样，而学校就是自己的家。他们便会觉得学校教师是可信赖的可以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从而听教师学校的话，乐意把心放在学习上从而实现快乐学习。 总之，只要是坚持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实现愉快教育，提高学生英语学习的幸福指数。 幸福心理学论文:积极心理学对大学生幸福感培养的启示 【摘 要】随着现代科技的不断进步与经济的不断发展，现代人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人类也越来越开始关注人类自身的幸福感。随着大学生跳楼、投毒事件的不断发生，大学生这个群体的幸福感越来越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为了了解大学生是否幸福，如果不幸福那么原因又是什么，以及如何提高大学生幸福感这个问题，我们小组对此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研究。 【关键词】积极心理学；大学生；幸福感；启示与建议 一、积极心理学与主观幸福感 首先，什么是积极心理学呢？从概念上讲，积极心理学是20 世纪末西方心理学界兴起的一股新的研究思潮。这股思潮的创始人是美国当代著名的心理学家马丁・塞里格曼，谢尔顿和劳拉・金他们的定义道出了积极心理学的本质特点“积极心理学是致力于研究普通人的活力与美德的科学。”积极心理学主张研究人类积极的品质，充分挖掘人固有的潜在的具有建设性的力量，促进个人和社会的发展，使人类走向幸福，其矛头直指过去传统的“消极心理学”。它是利用心理学目前已比较完善和有效的实验方法与测量手段，研究人类的力量和美德等积极方面的一个心理学思潮 。 积极心理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它与一直以来的消极心理学相对立，消极心理学一直以来占据心理学重要的地位，但是，随着时间慢慢推移，消极心理学的弊端也慢慢显现出来，它缺乏对人类积极品质的研究与探讨，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消极的层面，由此造成心理学知识体系上的巨大“空档”，限制了心理学的发展与应用。在这种背景之下，积极心理学呼吁：心理学应该转换为研究人类优点的新型科学，必须实现从消极心理学到积极心理学模式的转换，研究人类的积极品质，关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积极心理学强调对心理生活中积极因素的研究，如主观幸福感。我们在积极心理学理论的指导下，开始对大学生幸福感培养进行研究与探索。 现代社会，时代在不断进步，人们物质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但是，大学生的幸福感不但没有因此而增加，反而降低了，因此，当前我们需要努力提高大学生的幸福感，而积极心理学正是可以对此进行一个理论的指导与帮助。 从概念上讲，到底什么是幸福感呢？它是每个人对生活的一种主观感受。从大学生的角度来说，大学生的幸福感是大学生对自身生活的一种积极的态度与感受，从它可以看出大学生的生活质量是高还是低。要想提升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就必须先找出导致大学生不幸福的因素，再用正确并对应的科学对策，使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幸福观，提高幸福感，这具有一定的实践价值。 二、调查对象与研究方法 为了充分了解常州各高校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情况，为了从根本上培养和提高大学生幸福感，为了给大学生营造一个积极的社会环境提供行之有效的建议，我们对河海大学常州校区、常州工学院、常州大学、江苏理工学院等高校，采用调查问卷的形式，共发放问卷600份，回收有效问卷573份，回收率为95.5%。调查从15个方面展开，14道选择题，一道主观题。 我们这次的调查用到的研究方法包括： （1）文献研究法，即收集、整理、分析文献资料，形成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认识。 （2）理论指导法，即通过对积极心理学理论的研究，形成一个理论指导。 （3）问卷调查法，即运用统一设计的调查问卷有意识地向被选取的调查对象了解主观真实情况或征询意见的调查方法。 （4）数理统计方法，运用统计学的方法对所得数据进行分析，所用分析软件为Excel和spss。 三、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大学生对主观幸福感的感受 对于即将踏入社会的大学生来说，今天在大学里的努力就是为了能有一个幸福的未来。而就目前的状况来讲，大学生在大学里是否幸福直接关系到他们将来能否更好地生活与学习，所以大学生幸福感至关重要。经过调查，发现： 1.就总体感觉来说，46.15%的人选择了对大学生活感到幸福，25.64%的人选择了经常感到幸福，23.18%的人选择了偶尔会感到幸福，5.03%的人选择了不幸福。 2.就大学学习课程的学习心态来说，38.46%的人选择了积极乐观，48.28%的人选择了充实自我，10.82%的人选择了无所谓，2.44%的人选择了比较厌倦。 3.就人生价值是否得到实现来说，20.51%的人选择了得以实现，51.28%的人选择了偶尔实现，29.48 %的人选择了没有实现。在大学生对于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中，可以看出大学生的幸福感状况，必须引起我们的关注。 （二）影响大学生幸福感的主要因素 根据调查研究，发现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造成影响的有以下几个因素：自身外貌状况、家庭情况、人际交往、恋爱经历、生活消费、就业压力、学习压力等等。 1.就外貌方面，11.54%的人选择了相当自信，相信每个人都是独特的，48.72%的人选择了自我感觉还行，32.01%的人选择了无所谓，5.13%的人选择了很难过，不自信。 2.就恋爱与幸福感的关系来说，32.05%的人选择了恋爱会增加幸福感，51.28%的人选择了有时会有时不会，16.67%的人选择了恋爱与幸福感没有关系。 3.就在大学中的生活消费情况（金钱）来说，69.23%的人选择了生活消费少不会不幸福，29.49%的人选择了偶尔不幸福，5.13 %的人选择了无所谓。 4.总的来说，就最影响大学生幸福感的因素，45.67%的人选择了就业压力，20.62%的人选择了情感问题，21.07%的人选择了金钱权利问题，12.01%的人选择了学习没有明确的目标。从调查结果的数据统计可以看出，在竞争愈来愈激烈的现代社会，对于大学生来讲，最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是就业压力，而恋爱、外貌等方面的因素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只能说是对其有影响。下面进行详细分析： （1）就业：近几年，随着各大高校招生人数的增加，毕业生人数也随之增加，显而易见，就业比率呈下降趋势。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般挤进大学，却还要面临竞争愈加激烈、就业矛盾愈加突出的社会现状，所以大学生们承受的心理压力相当大，有的甚至因此产生了极大的心理障碍与心理疾病，反而更加影响就业，从而恶性循环。大学生不幸福感的产生是没有正确的就业观念，所以大学生应该摒弃错误的就业观念，调整自己的就业理念，正确地认识自己，提高自己的幸福指数。 （2）恋爱：为爱跳楼、跳江做出傻事的例子屡见不鲜，值得大学生好好反思。大学时期的爱情最纯真、最干净，也最让人渴望，但是同时，它也是温室里的花朵，最脆弱，最容易夭折。大学生虽然是一个在生理上已经成熟的群体，但他们在心理上还是未成熟的，在感情上遇到问题容易产生自卑、伤心、迷茫、失落甚至想不开的情况，对学习、生活等产生不良的影响，还会影响生理与心理健康。所以，情感也是影响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一个原因。 （3）金钱：金钱是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一个人没有钱，整天为了生活而不停奔波，享受幸福的机会就会小得多。大学是个小社会，当然离不开金钱与消费。有资料显示，大学生的消费高于社会的平均消费。如今的大学里，盲目消费、互相攀比的现象无处不在，许多大学生为了追求物质上的幸福，不惜做出各种让人难以接受的事情，令人叹息。可以看出，金钱也是影响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一个因素。 （4）学习：大学生的主要任务还是学习，学习极大地影响了学生在大学里的生活。学习成绩的优劣直接影响了大学生在学校里的评奖评优。虽然大学与中学相比，学习不是唯一，但学习目标的确立与成绩的优劣还是影响了大学生在大学里的幸福感。 （三）启示与建议 1. 调查启示 积极心理学告诉我们要塑造积极的人格品质，这是积极心理学的基础，积极心理学要培养和造就健康人格，个体的人格优势会渗透着人的整个生活空间，产生长期的影响。这种研究途径的共同要素是积极人格、自我决定、自尊、自我组织、自我定向，适应，智慧，成熟的防御，创造性和才能；积极心理学还告诉我们应该注意到人的体验、人的积极品质与社会背景的联系性，必须把人的素质和行为纳入整个社会生态系统考察。因此，积极心理学需要综合考察良好的社会、积极的社区以及积极的组织对人的积极品质的影响，发展着的社会背景建沟着人的素质，社会关系、文化规范与家庭背景在人的心理发展中具有重要影响。因此，不能脱离人们的社会环境孤立的研究积极心理，必须在社会文化生态大系统中考察。 2. 调查建议 根据积极心理学理论分析，并针对常州市高校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状况及影响因素，我们建议从学校方面和大学生本身进行改善，从而提高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 首先，从学校方面来讲，需要加强教育，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加强大学生对幸福感的认识教育，并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相结合，有许多同学根本不明白什么是幸福，对幸福感这个词语很茫然，何谈感到幸福，加强对幸福感的认识是培养幸福感的基础与前提。 （2）加强对大学生人文知识与素养的教育，在教育中促进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关注社会，关注自然，有利于学生积极品质的培养，可以让学生学会用乐观向上的积极姿态面对生活当中的各种不如意。 （3）加强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指导与教育，帮助大学生正确的认识自己，做好自己的正确定位工作，了解自己的优缺点，引导大学生对自己在学习、金钱、恋爱、就业等方面有个全面而正确的了解，让大学生能够树立正确的目标与期望，从而能够获得幸福感。 当然，从大学生本身来讲，最重要的还是要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与崇高的人生理想，大学生说到底还是学生，最主要的事情还是要学习，把学习与自己的人生联系到一起，刻苦努力，体会在追寻目标中积极的过程。与此同时，积极参加学校举办的各种活动，同时积极参与体育锻炼，提高自己的身体素质，融入学校、融入同学，拥有健康的身体，培养积极向上的良好心态。在学校中，努力与同学，师长进行沟通与交往，提高与人交往的技巧与能力，为以后就业打下良好的基础。多参加学校与社会的实践，在实践活动中磨练自己，正确认识自己的优点与不足，积极改正自身的缺点，完善自我，努力培养一个积极向上、不畏艰难、自信自尊、自强自立的良好品格，从而提高自身的幸福感。 综上所述，从常州市大学生的幸福感调查来看，常州市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还是较强的，但不排除还有不太幸福的现象存在，在积极心理学理论的指导下得出的启示与提出的各项建议，希望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培养有实质性的帮助，从根本上塑造大学生良好的人格，提高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促进人类与社会的全面和谐地发展。 幸福心理学论文:积极心理学视野下关注高校辅导员心理弹性提升幸福感水平 摘要：主观幸福感体验不足是辅导员队伍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严重影响了辅导员的积极性和工作效果，也影响了辅导员队伍的稳定和学生工作的成效。心理弹性是由逆境激发出来的潜能和建设性力量，它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来探讨人的发展。作为反映个体积极应对逆境的良好指标，心理弹性的研究与应用日益受到心理学领域的关注。本文探讨在积极心理学视野下，通过培养高校辅导员积极的心理认知、人格品质、情感体验及构建积极的社会支持系统，提升高校辅导员的心理弹性，促进高校辅导员群体的总体幸福感。 关键词：高校辅导员；主观幸福感；积极心理学；心理弹性 近年来辅导员队伍建设状况日益受到重视，但政策导向主要集中于辅导员的职业化和专家化的路径，作为辅导员职业化应有内涵的职业幸福感却没有给予足够关注，而主观幸福感体验不足是辅导员队伍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严重影响了辅导员的积极性和工作效果，也影响了辅导员队伍的稳定和学生工作的成效。积极心理学（positivepsychology）是研究有助于发挥个体、群体和组织最佳状态或功能的环境和过程的一门科学。20世纪90年代，积极心理学作为一种心理学思潮在美国兴起，其研究重点是人自身的积极因素，主张心理学要以人固有的实际的、潜在的力量和美德为研究对象，要帮助那些处于逆境中的人们求得生存并得到良好发展。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需要自我实现，自我实现的需要会激发人内在的积极力量和优秀品质，积极心理学利用这些资源来帮助一般人或具有一定天赋的人最大限度地发掘自己的潜力，提升个人的素质和生活的品质，努力获得美好的生活。伴随积极心理学的兴起，心理弹性研究的关注点也着眼于人性的积极面，试图用人类的天赋潜能和积极力量解释重组心理弹性的心理能量。积极心理学重点在于个体的积极力量与优秀品质，心理弹性重点在于良好适应，而个体的积极力量与优秀品质将有效提升个体的良好适应性，两者都强调个体的内在力量，两者相互促进具有本质的一致性。融积极心理学理念于高校辅导员的培养体系中，就是引导和培养高校辅导员积极的心理认知，使他们以积极的心态应对学习、生活、事业中可能的困难和各种压力，形成积极的个性品质，通过对高校辅导员的积极认知、情感体验及建构积极的人际支持系统等引导，激发高校辅导员心理弹性潜能的实现，促进高校辅导员的总体幸福感水平。 一、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弹性的概述 1.主观幸福感。（1）幸福感的研究进程。幸福感的概念古已有之，关于幸福的争论，主要围绕于对幸福感本质两种不同的视角：快乐论（Hedonic）与实现论（Eudaimonic）。现代心理学的幸福感研究，基于这两种哲学观点，形成了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well.being，SWB）和心理幸福感（Psychologywell.being，PwB）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与取向。主观幸福感建立于快乐主义哲学基础上，其代表人物Diener认为，主观幸福感是试图理解人们如何评价其生活状况的心理学研究领域。他们认为幸福感由主观快乐构成，重视广泛的关于生活中好的与不好的事件判断及由此产生的愉快的而不是不愉快的体验。与主观幸福感的快乐体验模型不同，心理幸福感则继承了现实论的主要教义，强调人的潜能实现，其概念模型是人的心理机能的良好状态，是人的潜能的充分实现。（2）主观幸福感的界定。本研究采用主观幸福感这一幸福感的界定，主观幸福感是从心理学的视角来评价个体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的一种综合性指标，它是指个体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反映了个体的社会功能与适应状态。根据马丁・塞利格曼的幸福理论，幸福有三个主要成分：愉快的生活，这是指对生活的享受，包括许多积极情感；充实的生活，包括在工作、亲密关系和休闲生活中投入、卷入和入迷，伴随着高投入的活动有一种流畅感；有意义的生活，即追求生活的意义，包括运用一个人的力量和才能从事比自我更广泛的事业，追求一种有意义的生活，会产生满意感和生活会更好的信念。 2.心理弹性。（1）心理弹性的概念界定。心理学界对于心理弹性（resilience）的研究，始于美国学者Block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ego---resilience这一术语。国内学者除了译为“心理弹性”外，还有很多不同的译法，如“心理韧性”、“心理承受力”、“复原力”和“抗逆力”等。美国心理学会把心理弹性定义为：“个体面对生活逆境、创伤或其他生活重大压力时的良好适应，它意味着面对生活压力和挫折的‘反弹能力’。”早期的研究强调个体经历创伤后产生的适应性结果，积极心理学视野下的心理弹性本质上则是个体在压力情境下的正常发展。具有较高心理弹性的个体，能轻松面对压力、逆境和挫折，有效调控情绪与行为，积极实现社会适应和主动发展。（2）心理弹性的结构。心理弹性的内在结构涉及两个关键性因素，即危险性因素和保护性因素。危险性因子是指阻碍个体正常发展，使个体更易受到伤害而得到不良发展结果的生物的、心理的、认知的或环境方面的因素。保护性因子是指能减轻不利处境中的个体所受到的消极影响、促使个体心理弹性发展的各种因素，它与危险性因子相对立。包括内部保护性因子和外部保护性因子。内部保护性因子包括个体的天生特质、能力、技能及自我观念等；外部保护性因子包括社会保护性因素和家庭保护性因素。 二、提升高校辅导员心理弹性水平的必要性 1.影响高校辅导员职业幸福感的主要原因分析。（1）辅导员的职业特点决定其易产生职业倦怠感：从工作范围看：高校辅导员负责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生事务管理、心理健康教育等，工作内容复杂多样，工作对象数量较大，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和压力大，并且工作成效显现过程较长，这影响到辅导员的工作效率，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容易产生负面情绪体验，进而影响辅导员个体成就感的获得和自我价值的实现。从学校的管理层面考察：学校的多重管理带来较大压力，辅导员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体一方面要接受高校党委学生工作部的领导，另一方面要接受所在院系党总支的直接领导，同时，由于工作原因还要接受学校教务、保卫、总务后勤、团委等部门的工作指导。这种多重管理的体制，势必造成辅导员在工作中接受过多过重的工作任务，极易导致辅导员身心俱疲，无所适从，产生职业倦怠心理。（2）高校辅导员职业化发展路径不够明晰：由于当前高校的用人机制和评价体制的缺陷，学生工作者没有稳定的发展路径，容易对未来发展前途感到迷茫，导致很少有人愿意终生从事学生工作。受社会经济大环境的影响，不少辅导员的敬业精神和风险意识开始淡化，“浮躁”的情绪有所蔓延。 2.提升高校辅导员心理弹性，促进个体幸福感水平。在内外因素的双重作用下，辅导员的职业幸福感缺失，容易出现职业倦怠症状：生理方面，经常产生疲劳感、失眠、食欲不振、精力难以集中、思维的逻辑性差；心理方面，感到辅导员工作没有意义，没有价值，对工作失去兴趣，情绪波动大，缺少职业自豪感，觉得前途黯淡，没有希望；行为方面，对工作敷衍了事，情绪波动大，无进取心，工作主要是为了应付组织的安排，不能结合学生的身心特征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因此，全面提升高校辅导员的心理弹性水平，才能有效促进高校辅导员群体的总体幸福感水平。 三、积极心理学视野下提升高校辅导员心理弹性促进幸福感途径 辅导员职业化，是指辅导员这个岗位单独成为一种社会职业的过程，是指辅导员有了区别于其他行业的独立工作内容、工作方式、工作职责和任职条件，有其特定的职业资质、职业意识和职业道德。辅导员职业化是辅导员队伍稳定和谐发展的保障，也是提升辅导员主观幸福感的一个重要手段。从制度层面上通过明确辅导员的职业定位、完善辅导员考评制度、优化辅导员管理机制等多种形式积极进行辅导员职业化建设，从而保证辅导员队伍的稳定和谐发展，从辅导员个人层面要积极提升辅导员心理弹性水平，具体而言应注意以下几个层面： 1.培养高校辅导员积极的心理认知。积极心理学认为压力不仅会给人带来痛苦，而且也会使个体从中获得积极意义，这是当代心理学界倡导人们应对压力的基本策略。因此，在认知调整上要引导高校辅导员对事件的结果进行正确合理的归因，能客观地看待现实，积极地评价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形成正确的自我认知，能自我悦纳，树立健康的自我观。因此，辅导员要科学分析自己到底扮演着哪些角色。随着辅导员角色内涵的丰富和发展，辅导员还应努力学习相关的心理学知识，掌握一些自我调节的技巧，通过对不同角色扮演的揣摩，清楚地认识角色的权利与义务，用角色内容来指导自己的实际行动，形成良好的角色观念。这样才能较好地应对出现的压力，维护自己的身心健康。 2.培养高校辅导员积极的人格品质。积极心理学认为培养积极人格的最佳途径是增强个体的积极情绪体验。因此，在高校辅导员的培养过程中，要给予充分的信任，调动主体积极性，挖掘优点，增强自信心。培养高校辅导员乐观积极的人格品质，引导高校辅导员关注和培养自身诸如主观幸福感、自我决定、自尊、慷慨、乐观、责任与希望等积极人格品质，保持一种乐观进取、积极向上的健康心态。 3.培养高校辅导员积极的情感体验。积极的情绪体验，要注意培养高校辅导员的积极心向。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来看，对生活的认识及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产生的体验，也就是一个对生存环境的认知。是个体在现实活动中运用智慧的过程。在生活工作和学习中，要通过各种途径引导高校辅导员积极的情感体验，让他们感受到生活的乐趣、事业的成就感。 4.构建高校辅导员积极的社会支持系统。社会支持是他人提供的一种资源，包括情感支持、信息支持和物质支持。社会支持作为一个重要的中介变量，能对人们心理健康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积极引导高校辅导员重视融洽的家庭关系、积极的工作氛围、良好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环境的价值，产生归属感和安全感，增强自身的心理弹性，更好地应对生活和事业上的挑战。因此，应构建社会、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三位一体的社会支持系统，以点面结合的方式来维护高校辅导员的心理健康，积极提升他们的职业幸福感。 幸福心理学论文:心理学视野下居民幸福感成因分析 摘要：幸福是生活在特定社会环境中的人们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是否感到满意，并且是否能够实现自我预期和人生价值的全面的主观心理评价。国民幸福指数是政府绩效评估的指标之一，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目标。在众多权威机构和媒体发起的“2012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推选活动”中，成都市获评“2012年中国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本文将在心理学视角下，从自然、社会等方面分析成都市居民幸福感的成因。 关键词：幸福；心理评价；成都市；居民 一、心理学视角的幸福解读 幸福是个永恒的话题，对幸福的不断追求成为当今人类社会发展的前进目标和方向。在中共中央的引导和鼓励下，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把居民的幸福感研究作为社会发展的中心问题，甚至提出了明确的施政方针和目标。随着社会的日益进步和科技的不断发展，心理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在相关领域的研究中，对人们的幸福进行了新的定义，认为幸福更大程度上反映了个人的主观体验，在进一步的具体研究中提出了“主观幸福感”的概念。 主观幸福感是人们对其生活质量所做的情感性和认知性的整体评价，是评估相当长一段时期的情感反应和生活满意度，其形式上定义为重视主观评价，拥有较多积极情感，较少消极情感和更高生活满意度。 由于每个人的幸福观不同，所处的社会阶层不同，致使对幸福的理解和感悟会出现较大的差异。尽管如此，笔者认为，幸福感仍然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主要包括健康感、富裕感、安定感、归属感、满足感等。幸福是生活在特定社会环境中的人们对自己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是否感到满意，并且是否能够实现自我预期和人生价值的一种全面的主观心理评价。 二、城市居民幸福感的调查实践 在对生活质量和主观幸福的呼声愈来愈高涨的背景下，国内多个学科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对这一领域给予了高度的关注。目前，国内众多学者在对国外幸福感测量工具充分利用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特色，逐步进行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本土化探究，通过编制主观幸福感量表，测量幸福感指数，研究不同相关因素的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邢占军教授通过利用几种常用的主观幸福感量表对我国城市居民的调查表明：除情感平衡量表以外，中国人幸福感量表、总体满意度量表等，对于我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测评都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在充分利用居民幸福感研究的相关成果基础上，邢占军教授依据我国文化背景和目前的社会实际，采取因素和逻辑分析结合的措施，编制出我国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量表，提出了我国居民幸福指数体系。 在《望东方周刊》的配合下，奚恺元教授对中国10所城市居民幸福度进行全方位的测评，结果表明当居民财富达到一定程度时，其对幸福感的促进作用逐渐减弱，居民的幸福感更多程度上是由健康、婚姻、人际关系等其他因素决定的。 袁岳博士领衔的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自1993年开始利用不断完善的零点居民生活质量指数指标体系（Horizon Life Quality Index），从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对每年中国城乡居民的生活质量及未来预期进行年度追踪测评。2012年，零点研究咨询集团与搜狐网联合进行的“全国两会民生系列调查”显示：稳定的社会养老和医疗保障（41.6%）是确保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2012年，伴随着党的十八大的召开，“幸福感”一词持续升温。而对于城市幸福感来说，影响因素包括经济发展、社会保障、生活质量等多个方面。由《望东方周刊》、中国市长协会《中国城市发展报告》联合发起的以“民生幸福，成就中国”为主题的“2012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推选活动”中，成都市荣获了“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最高荣誉大奖――中国最美幸福城市大奖”。 三、居民幸福感的成因分析 飞跃发展的成都在社会经济取得骄人成绩的同时，独特的生活方式在全国越来越有影响力，居民们从只追求单纯的娱乐方式到追求整体的生活体验，对成都的认同感、归属感都在增强。要强调幸福感，普通人说幸福才是真的幸福。当然，成都成为中国最具幸福感的城市之一，也有着深刻的自然原因和社会原因。 （一）自然原因 “天府之国”在历代文人学者笔下成了四川盆地的代名词。成都位于天府之国的中心，至今仍然还在享受着恩赐，拥有气候温和、四季分明、雨水充沛的自然环境。由于成都冬暖夏凉的气候特征，全年都适宜开展各种户外活动，并且在都江堰伟大工程的影响下，成都很少有水旱灾害，从秦汉以来就是“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华阳国志・蜀志》）的天府之国。在20世纪20年代，著名地理学家任乃强在《乡土史地讲义》中对四川盆地的自然环境作过具体阐述：“若以四川盆地与黄土之黄河平原比则无亢旱之虞，与冲积之江汉平原比则无卑湿之苦，与三熟之广东平原比则无水潦之患，与肥沃之松辽平原比则无霜雪之灾。”自然条件是人们选择居住地的首要考虑因素，其决定了生活称心与否、身体健康与否、就业方便与否等最基本的生活要素。 （二）社会原因 2012年成都市政府提出了构建和谐的“幸福成都”，成都市围绕这个目标制订了一系列的行动计划，重点改善就业收入、社会保障、居民环境及社会管理等四个方面。 1.就业收入 奚恺元教授的观点认为幸福不只是当前的幸福，更包涵了当前和未来的幸福的总和。为了实现这个终极目标，我们还需要有更加坚实的经济基础。2013年年初，成都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在成都市内广泛开展了“幸福成都”活动，活动的主要形式是招聘会、技能服务、园区岗位对接等，目的是促进成都市的就业工作，帮助困难群众就业和创业。经过两个月的实施之后，成都市的居民收入直线上升。全城居民可支配收入完成了5000多元，同比增长了14%。同时，市政府为了保证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还提高了全市的最低工资标准，每月最少达到1200元。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建设，到2013年3月份为止，与工会企业签订的协同合同一共达到5000多份，覆盖职工人数40多万人。2012年民生工程方面，财政收入达365亿元，同比增长37.3%。正是公共投入的民生取向，为幸福成都提供了强力支撑。 2.社会保障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与搜狐网进行的调查显示，社会保障成为影响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从2012年以来，成都市的社会保障体系一直在不断完善，力争全面推行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障，扩大社会保险的保险项目，对老年人的养老保险格外注重，尽力完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同时加大对医疗和城乡扶贫方面的扶持力度。民生十大工程共计153个项目，2012年年底，对民办实事民生工程进行综合验收，市民代表对民生工程目标完成情况的满意度达到94%。据相关部门调查研究，城区的居民参保率高达98%以上，医疗报销的住院报销比率达70%以上。成都市政府还推进了养老服务，全面落实老年人的优待政策，计划建设59个老人社区服务中心。这对成都市建设“幸福成都”有着相当大的意义。正是广泛覆盖的民生工程，为幸福成都奠定了坚实基础。 3.人居环境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成都的生态文明建设亦快马加鞭，将建设“宜人成都”作为建设“美丽中国”的落脚点，通过规划和立法有效保护全市的山、水、田、林等生态系统，坚持走绿色发展道路，打造城景相融、田园相连、山水相依的生态宜居城市。从2012年6月份起，成都市政府开始加强城乡环境的建设和治理，开展了“蓝天、白云，我的家”活动。对于垃圾乱扔、脏水乱倒等行为坚决制止，适当时候采取罚款措施。政府在限制居民一些不文明行为的同时，自身还开展了植树造林、推进城市绿化等活动。最新的一项民生工程就是启动80公里环城生态区建设，构建“六湖八区”生态湖泊水系，力争用几年时间打造规模宏大的大都市湿地景观，为中心城区提供“绿肺”。正是绿色发展的人居环境，为幸福成都塑造了生态本底。 4.社会管理 在学者邢占军看来，幸福指数是一种执政理念，政府要不断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完备治安防控体系。在2011年，成都市政府通过创建市、区县、镇乡三级治安防控体系，不断扩大农村社区建设的范围，并且制定了《关于加强和规范农村社区建设工作的意见》，以进一步推动新建农村社区的工作。加强维权力度，积极推进建立完善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不断提升非公企业、中小企业集体合同签订率，积极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2013年第一季度多次解决了群众来信，群众来访，以及网上信访群众来信等问题，积极组织市领导接待群众，更好地稳定和完善了政府服务体系建设工作。顺利完成成都市各乡镇、街道全部建立便利服务中心的工作。正是包容创新的社会管理，为幸福成都筑起了坚实的后盾。 （三）其他原因 既能安居，又能乐业，并不能说明成都就是最具幸福感的城市。人情幸福度和城市包容性也是重要的衡量标准。2006年，经广大市民广泛讨论后形成共识的成都城市精神12字中的前4个字就是“和谐包容”。当代著名学者、散文家傅国涌在《南方周末》发表文章《到成都寻找历史》。他在文中说：“川人有血性，能包容，接纳外来人口，不排外，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移民省份，他们的先人往往都是从湖广等地迁徙过来的。”一个具有浓郁人情味的城市，无疑能给人最直接的幸福感受，而人情味主要取决于一个城市全体市民的公共责任意识和行为。 四、小结 幸福是一种心理体验，作为重要的非经济因素，它是社会运行状况的“晴雨表”，也是社会发展的“风向标”，历经半个世纪的研究，有关居民幸福感的讨论终于在当代散发出璀璨的光芒，指导着人类的幸福之旅。十八大报告多次提及“人民”和“服务”，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是走向现代社会管理的开始。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若要进一步提高居民幸福感，政府还必须在百姓心理满足感、家庭生活质量、健康水平、生态环境、基本人权等方面增加公共支出，改善居民的社会环境和综合感受。政府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必须在统筹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社会稳定等问题稳步推进，让人民群众享受到更多亲情化管理和人性化服务，安全感、幸福感进一步提升，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一起创造幸福和美好家园。 幸福心理学论文:“幸福悖论”的积极心理学思考:我们如何更加幸福 摘要：幸福悖论在发达国家是经济足够发达之后的产物。中国目前出现的“幸福悖论”现象虽然表现为不随经济发展而幸福感增高的所谓“悖论”，但深入分析后发现，经济不够发达仍是重要影响因素。同时，幸福悖论的产生也与我们过分重视客观经济因素而忽视主观心理因素，以及人们的攀比心理有关。积极心理学的幸福可持续模型从社会和个体两方面提出了建议：一是改善环境因素，如继续发展经济、提升社会保障、调整分配机制等；二是改善主观意识活动，如改变衡量社会发展的指标，变国民生产总值为国民幸福指数，提高个体自身的意向性努力（如运用积极的思想、投入地做事、提升身体健康、追求成功的意志活动等），多方位多手段让我们更加幸福。 关键词：幸福悖论；伊斯特林悖论；积极心理学；幸福；GDP；GWB 一、引言 中国经济以大于8%的速度逐年稳步增长，从1990年到2009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消费总额已经增长了至少4倍。人们希望，幸福感也会随着经济增长而不断增长，但是人们感到，手里的钱多了，幸福感却没增长多少。这种现象被称为幸福悖论，_又称为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Paradox），或“幸福一收入之谜”（Happiness―income paradox），是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在1974年的文章《经济增长极大提高人们的快乐吗》中提出的。美国和日本都经历过这样的时期。 这种现象违反了现代经济学的核心命题“财富增加将导致福利或幸福增加”，一经提出便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 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已进入一个重要的转型期，一个国家的人均GDP发展到3，000美元的时候，就会产生剧烈的社会心理变化，突出表现就是人们的主观幸福感不再随经济的增长而增长。伊斯特林和其合作者在2012年发表在美国科学院刊上的对中国1990年到2010年长达20年的调查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的经济收入增长了，可幸福感却下降了，突出地表现了幸福悖论。还有研究及大规模的抽样调查结果，例如Brockmann et al.（2009）和曹大宇的研究（2009）也有类似的结论。 有研究表明：金钱与幸福之间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成正比关系，两者之间只是轻微的正相关，相关值大约0.25。身无分文的人对于幸福的满意度趋近于零，当人们手中开始有钱，刚刚脱离贫困线的时候，幸福感几乎与金钱成正比增加，但是到了纵轴的0.25处就变成了与横轴不相干的水平线。纵然是横轴上的金钱以百万、千万、亿万的速度成倍剧增，但金钱与幸福的关联不会再超越0.25。这种现象被称作“金钱的边际效应递减”。有学者认为这个金钱和幸福的相关系数更小些，是0.17，另外一些研究者也得出了大致类似的结论。总之，不管这个相关系数是多少，二者之间的关系，在金钱积累的初期几乎成正比，而金钱超过一定数额之后，就不太相关了。 那么，中国幸福悖论的产生，是因为我们的经济收入到达一定数额，幸福感就不再增加？我们已经进入小康社会，经济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吗？深入分析之后，我们发现并不是这么简单。财富的增长并没有带来幸福感的增长，对富裕阶层，确实出现了所谓“幸福悖论”――经济增长对幸福的增长贡献已经很小。但是对贫困阶层而言，经济问题仍然是制约幸福感的重要问题。在考察“幸福悖论”的同时，我们也不禁反思，无论是富裕阶层还是贫困阶层，共同的一点是：幸福并不会随着财富的积累如期而至，拥有财富也不等同于拥有幸福，幸福是需要特别的努力来争取的。所以，即便是已经富裕起来如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近年发起了一项追求幸福的运动，“哈佛幸福课”（积极心理学课程）超过在哈佛大学独占鳌头多年的“经济学原理”一度成为选课人数第一的课程。在网易公开课上，这门课的点击率长期居高不下。幸福课之所以炙手可热，也是在追求经济发展之下，人们追求人生幸福的表现。中国政府也将建设幸福中国写入了十二五规划，近年的“两会”，也把提升人们的幸福作为讨论的焦点。让人民幸福，已经成了中国解决温饱之后的重要目标。本文试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对“幸福悖论”进行解读，寻求在当前中国的大环境下，社会经济层面和个人心理层面提升人生幸福的途径和方法。 二、解读中国的“幸福悖论“现象 （一）中国“幸福悖论”的特点：高低收入人群表现不同 伊斯特林等对中国1990年到2010年长达20年的调查研究结果发现，中国的经济收入增长了，幸福感却下降了。数据分析发现，1990年，收入最高的1/3人群和收入最低的1/3人群的生活满意度分别是68%和65%，相差还不是太大；但到2007年，高收入人群的生活满意度达到71%，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满意度直降至42%。高收入人群的生活满意度轻微上升，而低收入人群生活满意度下降。这说明，中国的“幸福悖论”贡献者是低收入人群！导致中国出现幸福悖论现象的，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是收入提高了，生活好了，幸福感不随之增长，而是收入尚不够高！而国内学者的研究也有发现，低收入者的幸福感要显著低于中等收入者和高收入者。 （二）金钱对幸福的贡献 我们应该肯定金钱对幸福的贡献关系，而不是弱化这种关系。大量研究发现，经济发展确实带来幸福感增加。这也是中国政府发展经济的初衷。金钱与幸福感相关，符合传统经济学的假定，即财富增加将导致福利或幸福增加。这一点可以从三个方面看出： 首先，在一个国家内部，富裕的个体会报告更高的生活满意度。例如Easterline等人（2012）的研究中报告，收入最高的三分之一人群的生活满意度都要比收入最低的三分之一人群的生活满意度高。国内学者研究也发现，低收入者的幸福感平均数显著低于中等收入者和高收入者。工资收入高的人相对更加幸福，中产阶层比工薪个体幸福程度要高。 第二，富裕的国家比不富裕的国家生活满意度也较高。盖勒普（Gallup）调查发现，中国的幸福指数在124个国家中排名第92，只有12%的中国人描述他们的生活是繁荣（flourish）的，这一数据和埃及、利比亚、也门和巴林相同等级。丹麦排名第一，有72%的人报告繁荣昌盛，而美国的数值是59%，排名第12。这些数据提示，富裕国家人民的生活满意度也较高（May 16，2011；LosAngeles Times）。在中国，富裕的地区也比不富裕的地区生活满意度高。 第三，随着经济的增长，人们也会报告更高的满意度。国内研究认为，我们的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感指数是成正比关系的，比如，邢占军（2011）对6个省会城市的调查数据，以及来自山东省城市居民连续7年的调查数据进行深入分析后认为，在现阶段的中国，收入与城市居民幸福感之间具有一定的正相关，高收入群体幸福感水平明显高于低收入群体。经济的减退则导致幸福感指数降低，如，英格勒哈特等人的研究发现，从1979年开始的几年里比利时国民收入出现下滑，幸福感指数也相应地降低。 （三）幸福悖论现象的心理解读 但是，在富裕阶层和发达国家，确实出现了幸福和金钱关系不大的现象。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出现呢？我们可以从两种观点来看： 第一种观点，忽视变量说。经济学关注收入、财富和消费，并不关注影响人们幸福的其他方面，如激励与创造、健康、政治参与、社会渴望、自由、利他主义、不平等，等等。特别是，如果这些非经济因素与收入、财富和消费等经济因素呈负相关时，那么随着GDP的增长，许多影响幸福的非经济因素会下降（比如休闲时间的减少，竞争压力的增大），从而在不同程度上抵消经济因素带来的正面作用，于是就可能出现收入增加了而人们的幸福没有相应增加的“幸福悖论”。这也说明，GDP作为测量经济的指标，并不是测量幸福的适合指标，也不是衡量国家总体发展的适合指标。所以，有学者提议用总体幸福感（General Well Being，GWB）代替GDP，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发展的基本指标。 另一种观点，攀比理论。着重于从收入本身出发，认为个人的效用与自己的收入水平正相关，但是与社会的平均收入水平（攀比水平）负相关，当社会变得更富裕时，攀比水平也会随之提高，使得总效用水平保持不变，这种解释也被称为相对收入理论，参照组理论（reference group thoery）是社会比较理论（Social Comparison Theory）在心理学上的一个变体。这种攀比和社会比较的竞争仅仅导致个人福利的再分配，而作为整体的社会的幸福程度并没有增加。也就是说，个体因竞争胜利幸福感增加，但是相对竞争失败的个体幸福感减少，所以，总体的社会幸福感没有增加，增加的是个体或者局部群体的幸福感。例如，对哈佛大学毕业生的调查发现，拿5万美元年薪的人比拿10万美元年薪的人更幸福。因为前者所处的行业平均工资为25000美元，而后者行业平均年薪大多高于10万美元。所以，总体财富虽有增加但幸福感却不会增加。在任何一个社会阶段，处于同行业顶层的人数总是少数。而且，一个人相对于别人收入增加，幸福感增加，但别人相对于他收入却是减少了，幸福感也随之减少。为了追赶这个领先者，落后者要付出努力以提高收入追赶领先者。所以，现代社会的人们就像是老鼠赛跑，不断加速，不断交替领先，最终都精疲力竭。人们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收入越来越高，但幸福却越来越模糊。 综上，中国的“幸福悖论”，其本质仍然是经济不够发达的产物，金钱对幸福是有贡献的。但是，主观心理因素等非经济因素也有很大贡献。幸福、人们生活满意度的提高，不是单纯金钱就能解决的问题，人们的主观心理层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追求幸福的积极心理学运动，为幸福的提升提出了建议。 三、运用积极心理学提升幸福 （一）什么是积极心理学 积极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gy）是一门研究如何正确把握人生的科学，着重讲授积极心理学家发现的美好生活，以及如何实现这种生活。积极心理学于1998年由美国心理学会前主席马丁・塞利格曼在任时提出。主要针对的是二战以来心理学界主要致力于人类问题的解决和补救，而不是着眼于正常人群的研究，比起那些流行的大众心理学家和演说家等，少了一些对美好生命的关注。因此，呼吁心理学不仅要关注疾病，也要关注人类的力量；不仅要修复损坏的地方，也要构筑生命中美好的东西；不仅要致力于治疗痛苦的创伤，也要帮助健康的人们实现人生的价值。积极心理学的出现，扭转了心理学病理研究的倾向，使得心理学研究开始走向大众，帮助普通人追求幸福的生活。 积极心理学的研究主要包括三个范畴：（1）积极的主观体验（幸福、愉悦、感激、成就等）。主要讨论个体的幸福感和哪些因素相关，比如，年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对幸福的贡献较低，而自尊、乐观、感激之情、朋友的多少却与幸福感高度相关。愉悦感有原始的愉悦和高级的愉悦，受到很多因素影响，比如全身心投入的酣畅感，可以带来长久的愉悦；而感恩则更令人愉悦，从而体会到一种持久的积极体验；成就则是对自我价值实现的回馈。（2）积极的个人特质（个性力量、天赋、兴趣、价值）。包括个性力量的识别和界定，根据美国行动价值协会（VIA）提出的良好性格的分类，将美德分为智慧和知识、勇气、人道主义、正义性、节制和超越优势等六种类别。帮助人们确认自己的个性力量所在，识别自己的优势，从而发挥优势，实现个体的人生价值，贡献于社会。（3）积极的机构（家庭、学校、商业机构、社区和社会）。探讨积极的人际关系，包括亲子关系、两性关系、爱的能力等友谊、爱情、婚姻关系，探讨如何提升这些亲密关系，从而实现人生的幸福。还包括积极的学校教育、积极的商业机构和工作环境、积极社区的建设乃至积极的社会，等等。 可以看出，幸福是积极心理学关注的核心课题，幸福是人生的终极货币（ultimate currency），是人从事各种活动的根本动机，是人类生活的目的所在。 （二）建立评价社会发展的主观指标，用总体幸福指标（GWB）代替国民生产总值（GDP）。 2012年11月在清华大学举行的第二届中国国际积极心理学大会上，积极心理学之父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E.P.Seligman）指出，为了更好地衡量国家发展的状况，用GWB代替GDP。他建议中国要建设佛罗伦萨一样的时代，就是当拥有财富的时候，不是想着去占别人的领地，把别人俘虏成为自己的国民，而是要创造世界的美、世界的文明，这就是文艺复兴产生的很重要的原因。这是世界超级大国美国、中国可能都应该要做的事情。到现在为止，美国没有这么做，中国还在思考到底该怎么做。这种提倡，和中国的中国梦相一致，的就职演说中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就意味着我们不能仅仅关注GDP，最重要的是关注国民的幸福。只有人民的主观幸福感都提升了，这样的社会，这样的国家才是最美丽的，才能创造出世界的文明。 GWB衡量的是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生活条件状况，对当前的生活是否满意，是否得到了想要的东西等，主要反映的是人民对生活的满意状况，含有较多的积极情绪，较少的消极情绪。而国民生产总值（GDP），指的是一段时间内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所生产出的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包括消费、私人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额。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也反映国力和财富，是衡量国家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研究发现，GDP的改变对GWB的影响是微弱的，收入和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更可能发生在人们对财政状况更加满意，对未来更加乐观的时候。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较长时期内存在着一种“重增长、轻发展”，“重客观、轻主观”的偏向。现在，是转变这种倾向的时候了。我们要提高人民的幸福，而不仅仅是提高GDP的数字。主观幸福感作为GDP衡量幸福的指数的替代或者补充，已经受到极高的重视，一些国家如法国已经开始做了。作为弥补GDP单一经济指向的发展目标和手段，势必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三）幸福的可持续模型 幸福的可持续模型认为：对幸福的贡献中，50%由基因解释（set point，固定点），[27]10%由环境解释，其余40%则归诸于有意向性活动（intentional activity）。基因方面，我们能做的努力比较小，而环境和个体改变方面我们大有可为。 1.改善影响幸福感的环境 幸福相关的环境因素指那些偶然发生（incidental）但是在个人生活中相对稳定的事实，包括所在的国家、地区、文化氛围，也可包括性别、种族等人口学因素，还包括一个人的个人史，以及婚姻状态、职业状态、工作安全和健康状况，等等。其中，收入水平、生活状况是考虑的重要因素。我们可以从环境因素方面着手提升幸福，而这些方面，国家和政府的责任重大。 第一，大力发展经济，进一步提高人民收入。 低收入群体的幸福感明显低于高收入群体，不富裕地区的幸福感低于富裕地区，这些研究结果意味着，客观生存条件对于民众幸福感的制约作用是不容忽略的。虽然，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国民经济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综合国力有了很大提升，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但与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相比，我们的经济发展程度还很不充分、很不平衡。居民的收入和财富积累与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需求相比，也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差距。所以，解决人民的经济收入问题，仍然是中国一段时间内工作的重点。 曾谈到，“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就是对人民的责任”。“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段宣言表示，中国政府的工作重点不会变，也是我们前进的方向。党的十八大报告也提出，到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而且，国民收入显著提高也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写进了“十二五”规划建议。这些都反映了中国党和政府对发展经济的决心和信心。 第二，解决低收入人群的社会保障问题。 伊斯特林认为普通中国人，尤其是较低学历和低收入人群，获得工作和收入的保障、可担负的健康保障、孩子和老人的医疗保障问题，是对生活幸福感的重要影响因素。 研究发现，中国的生活满意度模型和欧洲的满意度模型相似，都有一个u型的底，整体模式都和低就业率、社会安全保障的解除、日渐增长的收入不平等相关。这提示，就业和社会保障系统是决定幸福感的最关键所在。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样的调查结果就不足为怪了：“七成半的中国人说他们幸福，其中公务员的幸福感最高。”因为公务员工作最稳定，而且福利保障最安全。 而社会保障系统中，医疗、养老等问题尤为突出。低收入人群虽然收入确实有所增长，但是，大量的医药费支出使得生活满意度降低。另外，最具中国特色的指标莫过于住房。据2009年中国幸福指数调查报告显示，有房贷的人比没房贷的人更幸福，单位建房群体由于在住房上支出较少，幸福感最高，“蚁族”最不幸福，比单位集体宿舍居住者还低。这提示，住房问题已经成了影响中国幸福指数的因素之一。养老方面，突出表现是养老金比较低。中国也在做这方面的努力，比如，前任国务院总理2013年1月9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并且，在普遍调整基础上，对企业退休高工、高龄人员等群体适当再提高调整水平，对基本养老金偏低的企业退休军转干部按有关规定予以倾斜，等等。这些都是有力举措。 第三，建立和完善利益调整机制。 基尼系数用来定量测定社会居民收入分配的差异程度：0.4是社会分配不平均的警戒线，故基尼系数安全范围在0.2―0.4之间，低于0.2反映贫富差距小，收入过于公平，社会动力不足；高于0.4，社会不安定。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基尼系数为0.16（是绝对平均主义造成的），2007年已经超过警戒线0.4，达到了0.48。由于部分群体隐性福利的存在，中国实际收入的差距还要更高。中国基尼系数高于所有发达国家（如日本基尼系数为0.3到0.35之间）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这应该引起高度警惕，否则将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进而造成社会动荡，危及社会主义人民政权。 当前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日趋明显，财富分布不均的问题已经出现，不同社会群体利益分化日益加剧，这一切对民众的幸福感都会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因此，建立和完善实现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的利益调整机制，是宏观决策中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针对这一点，党的十八大会议上，同志报告的第七部分“加强社会建设”中做了具体全面的安排和部署。其中第三点作为实现收入翻番计划的落脚点，也是社会缩小贫富差距的着力点：要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保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首先是深化收入分配的改革，要从制度上保证居民收入的提高；其次强调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保证居民收入的增速；第三是提高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比重，从根本上保证居民收入提高的路径。而也强调了社会财富分配公平的重要性，向外界释放出政策信号，十八大后如何遏制社会财富向少数人聚积将是最为重要的经济改革之一。 2.改善意向行动，提升幸福 环境对幸福确有贡献，但所占比例大约在8%～15%的水平，人们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可能是造成所占比例较低的原因。如，人们会对新环境和生活事件产生迅速的适应，不管是感觉的（例如，适应恶臭或者体重增加）、生理的（例如，非常热或者非常冷的温度），还是享乐的（如加薪），等等。 从幸福的可持续模型可以看出，改变个人的意图性活动对幸福感影响较大。环境虽然可变，但人们很快就会适应。而有意图的活动不仅是可变的，且人们可以自己控制这方面的活动，减缓或者改变适应的过程，使得幸福持续提升。而研究发现，环境改变和积极活动改变都可预示生活满意度的加强，但积极的环境改变影响的持续性会降低，只有积极的活动改变预示着持续的幸福感的提升。 第一，坚持积极的思想，包括乐观、感恩和做好事。 塞利格曼认为，不同的解释风格会带来不同的情绪和结果，乐观者在学业和事业、身体健康和主观幸福感上都具有优势。乐观者更容易在学业和事业上取得成功。例如，对初中生人格型乐观、应对策略及学业成绩的关系研究表明，学生的乐观主义与他们所采用的积极应对策略、消极应对策略有显著的正相关，与学生成绩的关系也达到了非常显著的水平。乐观的推销员比那些不那么乐观的推销员卖出更多的人寿保险，而且约有一半的悲观者会辞掉保险工作。乐观的大学一年级学生比悲观者能进行更好的调整，减少抑郁症状，会感到更幸福、更低的退学率及更多的社会支持。对180位天主教修女在其平均年龄约22岁时手写自传的情感内容进行分析，探索其与75岁至95岁之间的生存率的关系，结果发现，自传中积极情绪内容与寿命有着非常显著的相关，而负面情绪内容没有。在85岁时，最快乐的修女（前25%的修女）中有90%还活着，而最不快乐的修女（后25%的修女）中只有34%的人还活着。而到95岁时，在最快乐的修女中还有54%人活着，而最不快乐的修女中只有11%的人还活着。 Seligman（2002）在《真实的幸福》这本书中提到要获得更持久的幸福，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感恩。Emmons和MeCullough（2003）对大学生的研究发现，相对于争执组和生活事件组，感恩组整体生活上觉得比较好，且对未来一周的期待更乐观。感恩既影响了主观生活评价，也增加了积极情感，同时还减少了消极情绪，似乎也提高了人们的睡眠数量和质量。另外，写感谢信也是表达感恩的方法，也能提升幸福。Toepfer，Cichy和Peters（2012）让被试连续三周每周写一封感谢信，结果发现，被试的生活满意度显著提升，抑郁症状却显著下降。而且无论感谢信是否寄出，写给同一个人或不同的人，幸福感都能够显著提升。 幸福的人更倾向于参加较多的亲社会活动，实施亲社会行为的结果，会让人幸福感提升。比如，给被试一定的钱让被试或者给自己花钱或者给别人花钱，结果发现，给别人花钱的被试报告了更高的幸福感。帮助他人也可以提升幸福感，做好事组的被试生活满意度有较大的提升。 第二，提升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是个体学习、工作的基础，更与人的幸福具有中等程度的关联。健康的人比不健康的人要幸福。哈佛幸福课的著名讲师泰勒・本一沙哈尔在总结了利于健康的日常活动之后，提出了幸福的灵丹妙药（wonder drug），已有研究证明这四种方法对提高身体健康十分有效。锻炼能增强呼吸机能，促进血液循环，增强免疫功能，减少紧张，可降低抑郁水平，提高身体自尊水平，降低自卑感，提高认知功能。锻炼在降低抑郁方面效果明显，如Babyak et al.（2000）对156名重型抑郁症患者采取分组治疗：1/3患者只服用抗抑郁药物；1/3患者每周慢跑3次，每次30分钟；还有1/3患者既服用抗抑郁药物又慢跑。16周后，3组患者的抑郁情况都有明显改善，但10个月后的随访却发现，慢跑组患者的复发率要远远低于另外两组。类似的结果也在Blumenthal的研究中出现。 近期“正念冥想”作为认知行为疗法的第三次浪潮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正念（mindfulness）”一词最早来源于佛教，20世纪七八十年代被美国的Kabat―Zinn引进心理治疗领域，他定义“正念”为“一种有目的、不评判地将注意力集中于此时此刻的方法”。临床研究表明，正念训练能够显著提升健康水平，降低酒精和药物滥用，减少失眠，降低临床焦虑、抑郁症状和复发，提高各种认知功能。王岩等（2012）发现正念训练能够很好地提高认知功能，并起到去自动化作用，使人对当前的任务减少失控。正念训练还有延缓衰老的作用，经常走神的人衰老得更快，能够把注意力保持在当下的人，细胞中DNA分子末段保护序列就会更长，细胞的生物学年龄就越年轻。 第三，投入地做事：福流。 福流（flow）的感受能够极大地促进身体健康，提升心理幸福感。米哈伊・奇克森特米哈伊（Mihaly Csikszentmihalyi）第一个提出了福流的概念，并以科学方法加以研究。福流是一种将个人精神完全投注在某种活动上的感觉；福流产生时会有高度的兴奋及充实感，个体的知觉很愉快很成功。一位攀岩者把福流体验描述为“越来越完美的自我控制，产生一种痛快的感觉。你不断逼身体发挥所有的极限，直到全身隐隐作痛；然后你会满怀敬畏地回顾自我，回顾你所做的一切，那种佩服的感觉简直无法形容。它带给你一种狂喜，一种自我满足。只要在这种战役中战胜过自己，人生其他战场的挑战，也就变得容易多了”。Kazuki Hirao等人（2012）将生活在农村地区的119名健康老年人分为冷漠、焦虑、放松和福流组。调查结果显示福流组、放松组比冷漠组的人身体更健康。而且，福流与应对陌生人、社交信息、亲合力水平、主动交往呈现显著正相关。 第四，追求成功的意志活动。 追求成功的意志活动（volitional activity）可以加强幸福感。Sheldon（2002）研究发现，高水平的目标进程，或者不断地指向目标的活动预示着幸福感的提升，而低水平的进度预示着满意度的降低。而且，这种意志活动的持续进行，会使得主观满意度持续下去。意志活动停止了，主观满意度就会回到当初。Sheldon对学生进行连续两个学期的研究发现，在第一学期达到个人目标的学生，满意度会提升；第二学期继续努力的话，其满意度水平会保持下去；而那些第一学期做的很好第二学期不好的学生，其满意度又回到了当初。持续三年的调查发现，高水平意志活动的学生，在整个大学期间，都保持了他们早期获得的情绪上满意度的提高。 在此过程中，努力的作用非常重要，尤其是当从事的活动不那么令人愉悦，很难保持的时候。而其中的关键性，就是把从事的事情赋予一定的价值和意义。牺牲短期的利益以获得长久的满足，实质上就是赋予当前不愉悦的事物一种意义，这种意义感会使得我们坚持下去，从而获得长久的幸福。这也是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反映。 综上，提升个体幸福感的意向性行动可以包括坚持积极的思想，如乐观、感恩和做好事，也可包括提高身体健康、锻炼、冥想、正念，等等，而且，还可以投入到一件事中去，享受福流的快感，追求成功，超越自我等。值得一提的是，Seligman（2005）在幸福理论方面，提出了新的涵义。他认为，过去对幸福的测量，多采用生活满意度量表，而一个人想要达到蓬勃人生（flourishing），仅保持较高的生活满意度是不够的，还要有足够的PERMA：P-积极情绪（positive emotion）、E-投入（Engagement）、R-人际关系（Relationship）、M-意义和目的（meaning）、A-成就（Achievement）。以上谈到的实现幸福感提升的很多办法，在PERMA理论中也都有所涉及。PERMA理论为更高层次地追求幸福，提出了新的架构。 四、结论 中国的“幸福悖论”，虽然表现为幸福感没有随经济发展而提升，但实质上，经济不够发达仍占很大比重。对广大中低收入人群来讲，提高收入依旧是关键因素。同时，改善中低收入人群的社会保障、调整社会利益分配等方面都是执政者应该考虑的重点问题。同时，幸福悖论的产生也与我们过分重视经济因素忽视心理因素有关。积极心理学研究发现，经济的发展对幸福感的贡献只是作为环境的多种因素之一而起作用，依据幸福的可持续模型，个体对环境因素改变的迅速适应，容易造成幸福感的回落，也许这也是幸福悖论产生的原因之一。所以，我们要用国民幸福指数来衡量社会的发展，而通过实施提高幸福的意向性行动，则不仅可以提升幸福，还可使得幸福感持续下去，比如运用积极的思想，乐观、感恩和做好事，通过锻炼、冥想、正念等措施提升身体健康，投入地做事，享受福流的快感，树立目标，追求成功，实现不间断的意志行动等，都是提升幸福的好方法。 幸福心理学论文:心理学视角下提升师范生主观幸福感综述 摘 要：师范生作为国家科教兴国的中坚力量，其培养质量直接关系下一代教育的质量。他们所能体验到的主观幸福感越强，就越能更加积极地投入到教育的事业中，而随着社会的复杂程度加深，师范生的压力和负面情绪越来越多，走向工作岗位之后屡屡发生各类危害自己，危害社会的恶性事件，因此提升师范生主观幸福感便显得尤为重要，而此前对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很多，专门针对师范生主观幸福感的论述却鲜少。 关键词：心理学；师范生；主观幸福感 引言 自积极心理学诞生，作为第一大支柱的主观幸福感在塞里格曼，狄纳的领导下，发展势如破竹，在这十余年的时间里，研究硕果累累。主观幸福感之所以得到如此的重视和青睐与它本身的性质以及现代社会的心理现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美国困惑”告诉我们消极心理学与治愈心理学并没有完全拯救我们的不幸福，于是我们需要从积极的角度来研究如何提高我们的幸福感，这就是积极心理学对幸福研究的纠正。狄纳把幸福的内涵进行细化，使用了主观幸福感一词，就此丰富了对于幸福的认识，“主观幸福感”并不是由狄纳发明，这一提法早已出现，只是在过去对心理治疗大加推崇的时代被深深掩埋，然而，以狄纳为首的积极心理学一派却挖掘了这颗金子，从此揭开了主观幸福感研究的篇章。 主观幸福感是指主体主观上对自己已有的生活状态正视自己心目理想的生活状态的一种肯定的态度和感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主观性，主观幸福感一改过去对幸福的固定思维，从一种新的角度理解了人们的幸福，这种幸福是个体主观所能感受到的，每个人衡量幸福的标准都是以自己的主观体验为准，不因领导者，也不因外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这充分体现了现代民主的进步。主观幸福感的另外两个特点体现在它的全面性和整体性上，全面性是指它不仅仅包括体验到的积极情绪，同时包括主体没有体验到消极情绪。而整体性则指主观幸福感囊括了它的三个衡量指标，分别是积极情绪，消极情绪以及生活满意度[1]。 如果说大学生是国家的宝贵财富，那么师范大学生更是国家未来科教兴国的中坚力量。师范生作为国家未来的园丁，肩上背负着培养新时代人才的重任，可谓是深孚众望，他们的专业水平决定了学生的文化素质，而他们对幸福的理解和他们所体会到的幸福感受同样深深影响着学生们对世界和生活的态度。从某个角度看，师范生的质量决定了新一代学生的质量。而随着当今社会的复杂程度加深，教师的压力增大，导致教师行业问题频出，越来越多的恶性变态教师事件震惊了社会，也提醒着人们对教师心理健康的重视，而师范大学生作为准教师，对他们主观幸福感的探究可以有效地了解其心理健康水平，从而引导他们培养科学正确的幸福观，提高师范生的主观幸福感，使他们从容不迫，健康积极的走向教师岗位。 一、影响师范生主观幸福感的因素 1.人口学因素 有关研究表明女性师范生的主观幸福感要比男性师范生强，这可能与社会期待有关，由于教师职业的特殊性，女性温和细腻，耐心亲和的气质更适合教师行业，而女性对于职业稳定性要求也恰好是教育行业的特点，而男性更倾向于冒险与创业，这就使得男性对于从事教育的热情相较于女性要冷淡的多，因此其主观幸福感也存在了差异。 不同年级的师范生的主观幸福感也不同。大三这一阶段是幸福的瓶颈，因为大一大二的学生初入学校，刚刚适应学校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对大学生活和未来充满了热情和憧憬，而大三的师范生，站在大学的岔路口，面临着考研抑或者是实习的选择，对未来的迷茫让他们失去信心，对生活的满意度迅速下降，感受到大学里最大的不幸福。 不同生源地对师范生的影响同样重要。来自城市的大学生生活满意度明显高于来自农村的学生。在城市中长大的学生，经济条件较好，他们接触面更广，更加适应大学的生活，而来自农村的学生，刚接触新的事物，显得稚嫩无知，这样就使得他们产生了自卑的心理，但是生源地的影响强度随着年级的增高却在不断下降。 不同专业的差异。文科师范生女生的比例大，而理科师范生的男生要占绝大多数，这就意味着性别的影响因素在这里又再次影响着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同时，选择文史科的学生多是自愿选择师范专业，也预备从事师范行业的，而选择理工科的学生，大多是被迫或者以第二志愿录取进来，并不打算从事教师行业的，于是他们对于生活的满意度自然没有文史科的学生高[2]。 2.性格因素 艾森科把人格的特质划分为外倾性、精神质和神经质。研究发现，外倾性与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而精神质与神经质与主观幸福感成负相关。这也就是说，外向人格能够提高个体的主观幸福感，而神经质得分高的个体，属于易感人群，情绪变化比较明显且迅速，因此他们更多地感受到消极情绪，幸福感也不强。而具有精神质特点的人冷酷无情，自私自利，他们兴趣淡薄，自我压制，因此人际关系较差，获得的社会支持较少，有更多的消极情绪体验，主观幸福感的感受也不高[3]。 3.家庭教养方式 不同的家庭教养方式影响着师范生的性格特质，更影响着师范生日后对待工作的态度。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也是孩子最持久的老师，父母教育孩子的方式极大的影响着孩子未来的教育思维和模式，而对于这些成长为准教师的孩子们，他们父母的许多微小细节都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师范生在将来的教学活动中对待学生的方式。师范生与普通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与家庭教养方式关系的研究结果大体相同，民主的家庭教养方式最有利于帮助孩子形成独立的性格，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提升其主观幸福感。而相对的，放任、专制及溺爱的教养方式则会养成孩子依赖，胆小退却，行事畏缩或者武断的不良习惯，譬如专制型的父母总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自己的孩子，孩子就可能对自己的孩子也过分干涉，而如果孩子日后走上教育的道路，则会把这种教育的弊端带给自己的学生，造成更大的危害。因此，形成温暖和谐民主的家庭氛围对师范生的主观幸福感的提高有着重要的意义[4]。 4.人际关系 师范生作为大学生中的一分子，有其普遍性，也有其特殊性。他们的人际关系同样与性别、地域和独生非独生子女等因素密切相关。张灵、林雪曾对大学生人际关系与主观幸福感做了具体的研究，研究表明人际关系的和谐与主观幸福感的高低成正比，而影响人际关系的因素之一即性别，女生在人际关系上不如男生，男生生性豁达不拘小节，而女生心思较为细腻，容易猜忌引起焦虑，消极情绪较高，幸福感不强。而来自城市的学生更容易融入大学生活，与他人交往如鱼得水，相较于来自农村的同学要自信许多，幸福感稍强。而独生子女在家里做惯了小皇帝小公主，走上大学以后，往往不懂得谦让，与同学相处经常出现摩擦不合，非独生子女在家里与兄弟姐妹常年在一起，已懂得相处之道，大学的人际交往对他们来说便并非难事。与人相处是一门技巧，同样也是提高自己主观幸福感的方法之一[5]。 5.社会支持 社会支持包括客观支持和主观支持，有关研究表明主观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更加密切。主观社会支持在个体处于应激状态下发生作用，缓冲应激事件对个体身心状况的消极影响，能够随时保护他们的身心健康，维持主观幸福感。个体感受到的主观支持越多，就越能感受到幸福，但是存在对社会支持的使用问题，很多学生所得到的社会支持很多，但是他并不主动寻求帮助，反而拒绝使用，这样的社会支持就无法发挥作用，消极情绪便强于积极情绪，生活满意度也会随即下降，个体体会到的幸福感就越来越少。因此，主观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不可小觑，而对于主观支持的使用更是直接影响了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师范生在校期间，获得来自家庭、学校与朋友之间的多种社会支持。家庭的和谐与民主帮助师范生提高生活满意度，学校与教师的支持则是他们积极情绪的变异来源，而朋友总会在他们难过、遇到挫折的时候给予最大的帮助，帮他们度过消极的日子[6]。 6.经济状况 师范这个专业存在着它的特殊性，2007年国家对六所部属师范大学推行师范生免费教育，而没有实行免费教育的师范院校在学费的收取上也是控制非常严格，相对其他的专业要少很多，这更体现了国家对教育的重视，对教师培养的重视。因此，相对于经济、艺术等专业，师范类专业学生的经济状况对于他们的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较小，但这并不代表这种影响不存在，大学这个小型社会充斥着各种价值观，即使是以德为先的师范专业也不免被拜金主义所浸淫，攀比之风，奢靡之气比比皆是。改革开放给人民带来了富裕，但同时也给这个社会带来了对金钱的盲目崇拜，师范生在这个大背景下，也有坚守也有沦陷，他们中的很多人以自己的家庭经济条件当作自己炫耀的资本，用金钱来比较从而获取优越感，因此，经济条件好的学生主观幸福感明显高于经济条件差的学生，但是这种建立在父母经济条件基础上的幸福感并不会持续很久，毕业以后，师范生们走向工作岗位，这样的影响因素便会随之转移到自己的工作，经济因素的影响性质也便发生了改变。 二、提升师范生主观幸福感的方法 1.社会角度 目前我国正逐步加强对师范生培养的重视，自2007年实行六所高校免费师范教育以后，国人突然意识到，国家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已经与日俱增，但是在培养师范生的教育体制上仍存在许多不足，而这些不足导致师范生实现自我价值上出现困惑，并且，当他们走向社会以后，发现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教师的待遇与社会地位与他们当初的预想并不一致，因此大大降低了他们的主观幸福感。因此，完善培养师范生的教育制度迫在眉睫。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着手提升师范生的主观幸福感。 合理安排课程。专业知识固然重要，但是对于学生的心理教育应是重中之重，提高师范生心理学课程的比重，加强实习活动的强度，让学生在学习中获得心灵的熏陶，减少消极情绪体验。 扩大就业平台。就业是师范生的头等大事，同样是国家教育的大事，师范生的就业是否顺利，直接关系着整个教育行业的稳定。结束了大学的所有学习，即将奔向教育一线的学生们，对自己的未来充满期望，就业的解决就是他们幸福的第一步。 提高社会地位。儒家文化提倡尊师重教，自古以来中国对教育的重视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有目共睹的，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在中国的实行，市场经济对中国的冲击直接影响了国人的价值观，教师的工资待遇与社会地位随之下降，教师的压力也加大，因此从事教育行业的工作人员幸福感明显下降，师范生对这种现状产生无望沮丧感。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那他们定会更自信热情地投入工作。 2.家庭角度 上文已经具体论述了和谐民主的家庭氛围对于师范生主观幸福感的重要意义。父母理解关爱子女，对子女的生活和就业不做过多的干涉，不强迫，不压制子女的意愿，会使子女产生更多的积极情绪体验，更少的消极情绪体验。 3.个人角度 主观幸福感之所以称之为主观，是因为幸福的标准是个体自身的内心感受。这就意味着即使外在条件十分恶劣，只要个体能体验到幸福的感觉，即高积极情绪体验，低消极情绪体验以及高生活满意度，那他就是幸福的。所以，能够最大程度的提升主观幸福感最终还是要归结于个人自己。 首先要树立正确的三观。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助于帮助师范生在价值观混杂的现代社会保持一颗赤子之心，更积极地面对生活中的不幸与挫折，及时调节心态，乐观向上的处事待人，从而健康成长幸福生活。 其次要学会积极的应对方式。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下要学会宠辱不惊，对待任何事情都要泰然处之。尤其是师范生，在以后的工作中，会不断遇到各种难题，遇到各种学生和状况，教育的特殊性更要求教师掌握各种教育机制，所以为师范生建造幸福的象牙塔来让他们感受幸福的做法有其深刻弊端，在生活中遇到的不幸和挫折才会使学生更灵活更富有经验的把握幸福的真谛，体会到来之不易的幸福。 最后要热爱自己的专业。对于还在学校的师范生来说，热爱自己的专业便为将来热爱教师行业打下基础。在专业知识的学习中获取无穷的乐趣，在实习实践中把握角色转换的快乐，只有当师范生真正热爱自己的专业，才会体会到无尽的幸福感和满足感[7]。 幸福心理学论文:积极心理学促进高校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的实践探索 [摘 要]在阐释马克思主义幸福观内涵的基础上，结合教学实践，分析探讨如何在高校思政课教学中引入积极心理学的理念和方法，促进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 [关键词]积极心理学 高校思政课 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 对于现代大学生来说，学习生活为了什么，是否能在学习生活中体验到高品位的幸福，是否能树立为人类福祉而奋斗的幸福观，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是大学生健康成长必须面对的，也是思政课教师、人文社会科学类教师需要重点研究和探讨的。树立正确的幸福观，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确立自身的学习生活目标，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因此，本文旨在探讨马克思主义幸福观内涵和如何在高校思想政治教学实践中引入积极心理学的理念和方法，通过多种课堂教学方法的运用，引导大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幸福观。 从理论层面上看，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比较典型的解释是套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教科书里的解释，即：马克思主义幸福观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其继承者对幸福的根本观点、根本看法。但综观目前学者们的研究，对这一概念内涵的展开还是不够的。马克思的幸福观是从马克思的中学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就开始有所探讨的，他认为“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是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旨趣，以人的动态和谐幸福为核心内容的，即：动态幸福观、和谐幸福观、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幸福观。 积极心理学是美国心理学家Seligman1997年首次提出的，它关注于人类美德和幸福，致力于人类积极品质和建设性力量的挖掘，改变了西方传统主流心理学过分关注心理疾病的消极病理性取向，使心理学的功能变得更加积极完善，并在世界范围产生了巨大影响，形成了心理学的一股新思潮。由于积极心理学主张从积极入手，以发展个体的内在力量和美德等积极品质为主要目的，使其在教育目标上与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旨归具有内在契合性，在教学理念和方法上对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那么如何通过教学理念的转变、教学方法的改革和创新，将积极心理学有机整合到高校思政课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中，将理论上的可能性转化为实践上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就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本文通过对我校11级、12级学生在《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两门课程教学实践中引入积极心理学理念和方法促进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的探讨，总结出以下较为有效的方法和途径，希望能对这一领域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有所启发和促进。 一、幸福观大讨论 积极心理学认为拥有更多积极体验的学生，容易看到事件蕴涵的积极意义。因此，我们在《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的教学中便引入了幸福观大讨论。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是有其基本内涵的，但幸福却没有完全统一的概念。在幸福观大讨论教学中，首先要让学生明确幸福本身没有固定不变的定义，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不同的理解，让学生在开放式思维中去探讨幸福的涵义，激发思考和参与的积极性。在教学过程中，主要采取两种方式：一是头脑风暴法，即由全班同学都来充分思考并回答自己所理解的“什么是幸福”这个问题，也可以对其他同学的回答进行补充和评价，通过多种观点的比较和碰撞，深化同学们对幸福观的思考。第二种方式是小组互动讨论，即小组同学课前思考何谓幸福、如何实现幸福等问题，然后在班上进行分享交流和交互式教学，各小组之间可以针对不同的观点进行辩论，老师在这一过程中起着积极的引导和促进对话展开的作用。 这种开放、互动的德育对话具有一种生成性机制，可以不断促进学生富有意义的知识建构，使对话指向更深刻、更富启发性的层面。而且，在课堂教学中实施开放式教学，让学生在开放式教学中体验成功、感受成功，可以改变师生间传统的主客体关系，发挥课堂教学中学生的主体地位，从而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同学们在幸福观大讨论中都各抒己见、积极踊跃地提出了多种看法。通过讨论，还启发学生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如：古代人是否比现代人幸福？如何提高幸福的质量？国内高校为什么没有开设专门的幸福课？ 哲学家们认为，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为重要，提出问题本身就是对学生的一种很好的思维训练，再通过与其他同学的讨论和分享，使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以及何谓幸福有了自己的思考和理解，从而达到了探究启发式教学的目的。 二、任务驱动教学 积极心理学认为，通过提高学生教学活动的多样性和活动中的积极体验次数，可以促进学生的学习潜能和正向力量的发展，这种发展又有利于个体积极情绪体验的产生，从而促进个体的成长和生活幸福感的提升，因此积极心理学常把积极情绪体验的培养作为核心。任务驱动教学就是在这一指导思想下设计的，它要求教师在教学中结合课程主题设计教学任务，使学生的学习活动与特定任务相结合，将再现式教学转变为探究式学习，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并要求按学习小组完成任务，之后在班上进行交流、总结和提升。由于这种方法很好地发挥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创新能力，能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在达到预期教学目标的同时，还能产生一种自主探索和互动协作的学习活动，形成感知学习活动的良性循环，增强学习中的成就感、愉悦感，进而促进学生的潜能发挥和全面发展。而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正是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旨趣，这同时也是我国高校德育教育的内在宗旨。 例如，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绪论的“适应人生新阶段”部分的教学中，我们安排每个学习小组围绕“大学生活目标”这一主题制作小组海报。海报内容包括组名、组标、小组寄语和目标等，形式不限但要富有特色，从不同侧面展现出对大学新生活的憧憬和未来的理想。在经过小组展示和课堂分享环节之后，老师不失时机地提出问题，启发同学们进一步深入思考理想、奋斗、奉献社会和幸福之间的关系，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理解。 三、情景剧教学 情景剧教学是指模拟生活中的某些现象，经过艺术的加工与整合，通过角色扮演、场景、人物、对话、视频等生动形象的手段表现一个故事情景，在故事中反映出一些现实生活中的道德现象或矛盾冲突，引发大家的思考。情景剧教学要求通过小组合作，自编、自导、自演情景剧，小组每个成员都必须担任一定的角色，整个过程以学生为中心，教师做观众和协助者。这一教学方式有助于思想政治教育回归生活世界，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话语境。同时，情景剧这一独特形式还有助于将宏大叙事与个体的日常生活相联系，建立个体与周围世界的真实关联，进而唤醒学生的主体意识，实现师生主体间的话语共享。 实践证明情景剧教学非常受学生欢迎和喜爱，极大地调动了同学们的创造性和参与热情，在角色扮演的过程中感受问题情境，有利于理论知识向生活实践的迁移，促进了学生的知行合一。另外，在情景剧的准备过程中，需要积极查阅相关资料，撰写剧本，经过多次排练，才能最终表演，这一过程加强了同学们之间的交流、合作与信任，也使课堂更加积极活跃，本身就可以说是一种快乐学习的过程。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学生参与度比较高的快乐课堂，也是一种很好的幸福教育活动。从更深层次讲，人生亦如剧，如何看待剧中的人、情节亦如何看待现实中的人和事，通过分析“剧中人”进一步分析“实践中现实的个人”的生活世界，有利于克服目前许多道德教育内容与日常生活存在巨大反差、不根植于鲜活的现实生活、无视学生的道德主体性、使道德教育变成“原则推衍”的苍白说教，缺乏层次性和生动性的问题。使同学们在亲身参与道德情景剧的素材搜集、稿本撰写和编导演绎的过程中更自觉、更深刻地去思考人生价值、道德原则与幸福观等问题，从而在寓教于乐中达到教学目标。 四、热点问题探析 积极心理学认为积极的个体应该关注社会热点问题，并有责任呼吁积极的社会环境和良好的社会舆论，遏止不良社会现象的蔓延，以提高公众的幸福感。在思政课堂进行社会热点探析也是一种较常用且较为有效的教学手段。但如何引入关于幸福观的热点问题呢？21世纪开头几年，人类有所觉醒了，被人类淡忘了多年的“幸福”一词，渐渐成了热门话题。据《生命时报》报道，哈佛大学自2004年开设以积极心理学为理论基础的幸福课以来，这门课日渐火爆，成为哈佛选修人数最多、最受欢迎的课程。国内知名学者张尚仁先生于2008年在云南大学开设《幸福论》的选修课，学生选课热情非常高，在全国各地、各大媒体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可见，幸福问题已成为了当今社会的热点问题。在十八大报告中四次提到幸福的概念，把“共同创造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作为我们的一个美好愿景和共同奋斗目标。在思政课的幸福观教育中，我们在结合热点问题探析的同时还将全国各地关于建设幸福新生活的实践作为鲜活的事例进行讲解或讨论。例如，通过结合学习杨善洲同志的先进事迹，从优秀共产党员干部幸福的基础、为了人民群众的幸福、优秀共产党员干部幸福的基本要求探讨优秀共产党员干部的幸福观。课堂上，我们还结合学雷锋活动，学习思考雷锋关于幸福的理解，使同学们进一步理解为什么说“为人民服务”是科学高尚的人生观。 另一方面，随着西方经济危机的蔓延和持续，使得各国部分学者希望从东方思想里找到一些解决问题的出路，从而使东方哲学特别是中国哲学的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也是应该让学生学习了解的热点问题。中国古代哲学中关于幸福观的论述，最有代表性的是老子的幸福观，通过对老子幸福观的研究，提炼出老子的幸福辩证法、何为幸福，老子幸福观对现代社会的意义等，使学生能进一步了解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幸福观。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幸福观是中国人自身通过实践和理论探索总结出来的精华，这方面内容的研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题中应有之义。因此，通过思政课堂给学生讲解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幸福观内容，能使学生进一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智慧和精髓，有利于将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有机结合，提升民族文化认同感，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使学生更全面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幸福观。 五、幸福观作业 积极心理学看重现实生活意义对提升幸福感的作用，主张通过自我决定的活动，为个体提供一些“制造意义”的机会，如义务支教、清扫公共卫生、到敬老院服务等，使学生从中体验到存在的价值和奉献的快乐与幸福。 这一理念对于思政课中开展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教育也很有借鉴意义。在以往传统的课程作业中，学生习惯于从书本或网络上查找答案，虽然可以起到知识性考核的作用，但对于培养学生的体验和感悟能力与创造性思维能力却是非常不利的。因此，在布置关于幸福观的作业时，我们首先要求学生一定要联系自身实际和社会实践来展开，各个小组要组织参加一次社会公益活动或志愿服务，变小课堂为大课堂，让学生在为他人和社会服务的实践活动中去体会什么是幸福，去自发地思考什么是正确的幸福观等问题，更能提升教学效果。 在思考题目的选择上，通常是选择一些开放性的题目，以促进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学习能力的提升。如：教育与幸福的关系；经济发展与幸福的关系；人际关系与幸福的关系等问题。要求回答时避免空谈理论，应用直白、通俗的话表达自身对于幸福问题的思考和理解。布置作业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学生记住什么是幸福等理论知识，而是为了让学生结合生活世界中的体验和感悟，去思考、探究和发掘生活中关于幸福相关问题的丰富意义和内涵。课后，教师再推荐一些关于幸福观方面的书籍给同学们进行课后阅读，如：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科伦理学》、约翰・格雷的《人类幸福论》、鲍吾刚的《中国人的幸福观》、老子的《道德经》、高兆明的《幸福论》、冯俊科的《西方幸福论》等，使同学们在全面了解和比较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认识和理解。 六、结语 幸福是人生的终极价值追求，人类追求的其他目标都是有原因的，唯独追求幸福是没有原因的。“每个人的意识或感觉中都存在着这样的原则，它们是颠扑不破的原则，是整个历史发展的结果，是无须加以证明的……例如，每个人都追求幸福。”马克思主义研究社会发展，始终是同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联系在一起的。追求人类解放，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这样的社会理想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发展的研究必然要从现实的人出发，对人的现实生活及其发展予以特别关注。马克思主义幸福观就是近年来人们在探析马克思等经典作者的思想，结合我们的具体实践，总结出来的重要理论成果，也是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重要内容。当前令人关注的中国民众“幸福指数”问题和最近央视“你幸福吗？”问题采访引发的热议，都提示我们：正确的幸福观对个人和社会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而积极心理学的应用可深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改善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主客体关系、拓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与方法，有益于大学生自我人格和世界观、人生观的完善与发展，从而有利于促进大学生正向积极的幸福观的树立。因此，在高校思想政治教学中将积极心理学理念和方法引入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不仅有利于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才，还有利于帮助大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提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值得我们在今后高校思想政治教学实践中更加深入地去研究和探讨。 幸福心理学论文:积极心理学视阈下的教师职业幸福感缺失与重建初探 摘要：教师职业幸福感的缺失使广大教师失去了对教育事业的执着追求与不懈努力的信心与热情，研究积极心理学的主要观点对于探索教师职业幸福感提升的有效途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现实价值。 关键词：积极心理学；教师；职业幸福感 随着物质财富的大量积累，人们越来越关注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幸福指数越高，则表明幸福感越强。幸福感是人的主观需要得到充分满足且内在潜能得到充分发挥后的主观体验。教师在追求自身价值与幸福的同时，其职业幸福感不仅影响到教师本身，还关系到学生的发展甚至整个教育事业的未来。然而，审视当前教育实际，教师职业幸福感缺失严重，能真正在教育活动中体验到教师职业幸福的教师很少，而在教育活动中主动追求并创造职业幸福的教师则少之又少。在积极心理学指导下，关注教师职业幸福感，对于寻求提升教师职业幸福感的途径和策略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教师职业幸福感缺失原因分析 夸美纽斯说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说：“教师是孩子们心中最完美的偶像。”但研究发现，教育工作者在从事多年教育工作之后失去了原有的激情和热情，不仅没有感到光荣和幸福，反而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职业倦怠。导致教师职业幸福感缺失的原因很多，大致可分为如下三个层面。 1.社会过高期望与过低关注带来的教师职业幸福感缺失 自古以来，教师职业就被社会认为是最无私、最光荣和最神圣的职业，承担着教书育人的崇高使命。可是，社会的这种高期望却与教师受到的较低的关注程度形成鲜明对比，造成了一定的教师职业幸福感缺失。当今教师的自信心正在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家长们望子成龙的心理可以理解，但是无论大事小情都归罪于教师，甚至发生教师与家长的冲突。这也是给教师带来职业压力的重要因素。再加民间对于教师的社会期望过高，迫使教师们向着“完人”的方向努力，要求教师就必须是智慧品德完美的化身，身为教师不能犯错，因此一旦教师犯错往往会引起巨大的公愤，在报章、广播电视上铺天盖地的声讨之下，教师们感觉成了过街老鼠，含辛茹苦却不被理解，自然觉得百般委屈，从而产生厌教情绪。教师工作繁琐机械，而其较为微薄的收入使教师的社会地位难以真正提升，同时教师工作相对的稳定性也在教育系统的改革过程中发生变化，这导致教师敬业热情有所下降，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倦怠现象。 2.学校功利化教育与消极性评价引发的教师职业幸福感缺失 学校教育思想、工作条件以及教师评价体系等因素对于教师职业幸福感都有一定的影响。就目前的中小学教育而言，从一定意义上说已经成为升学教育，升学率也已经与教师评级、工资、奖金等等各个方面相联系，而忽视了教师工作态度与努力过程以及教师对学生性格养成方面的指引，导致教师心理失衡，教师间人际关系紧张，产生信任危机，给教师内心蒙上不好的阴影，丧失职业幸福感。 3.教师职业认识偏差与个人发展矛盾造成的教师职业幸福感缺失 教学是一门艺术，需要热情和创造，而为了应对升学考试，在日复一日的教学工作中，许多教师失去了最初工作时的理想和激情，升学率与教师工作的创造性之间的矛盾使教师日渐疲惫。面对繁琐机械的日常教学工作，教师没有时间进行自我提升，使其不能适应现代化教育，在实行新课标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新问题，使教师产生了焦虑和挫败感，自我效能感降低。与此同时，受到市场经济冲击，很多教师操起第二职业，利用课余时间补课或者炒股，无心改进教学，不专心于自身知识结构的优化，加剧了教师队伍整体对教育的倦怠感。 二、积极心理学主要观点阐述 积极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gy）是20世纪末西方心理学界兴起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美国当代著名心理学家塞里格曼（Seligmen M.E）在任职美国心理协会主席时明确提出积极心理学这一概念并积极倡导，可以说，积极心理学运动的出现及发展与其的大力倡导是分不开的。 谢尔顿和劳拉・金（Sheldon Laura King， 2001）认为，“积极心理学是致力于研究人的发展潜力和美德等积极品质的一门科学”。积极心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分为三个层面，也是积极心理学的三大支柱。第一是积极情感体验，主要是以主观幸福感为中心，研究人对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积极情感体验的特征以及机制。第二是积极人格，主要是制定积极人格的分类，为测量和编制量表提供基础。第三是积极的社会组织系统，主要是确定如何使社会、家庭、学校、单位等因素有利于促进个人产生积极人格。 积极心理学更加注重研究人性中的积极方面，发掘人的优点与价值，主张用积极的心态解读人的众多心理现象，激发人自身内在的积极力量和积极品质，使人真正获得幸福并帮助其掌握获得幸福的途径和方法。 三、积极心理学对于重建教师职业幸福感的借鉴意义 积极心理学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视角，以全新的价值取向和不同的思维方式，致力于挖掘人性中的积极力量。教师幸福感来自于教师在教育工作中所体验到的理解、信任和自我成就感等诸多方面。利用积极心理学理念激发和唤醒教师内在的积极力量，重建教师职业幸福感，对于提高教师生活幸福指数以及教学质量都大有益处。 1.提升教师积极体验能力，增强教师主观幸福感，重建教师职业幸福感 教师积极体验即与之相关的主观幸福感。教师的职业幸福感是一种主观感受，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在教师活动过程中，教师应尽量以积极的角度看待工作中的不可控因素，能够很好地处理来自各方面的矛盾和不和谐。教师无论在处理多么糟糕的情况或者面对多么恶性的事件时，都要看到其所包含的积极的方面。与此同时，教师在制定自身发展目标的时候要切实可行，不可好高骛远，防止产生“自己一无是处，一无所成”的消极心理，而是将大的目标分解，逐步完成，获得职业成就感，增强职业幸福感。 2.帮助教师建立积极人格，发掘潜在积极力量，重建教师职业幸福感 积极人格是展现人类美德与高尚情操的重要途径。要帮助教师建立积极人格，从心理上关注教师的成长，帮助教师形成自我心理保健意识。教师应刻意自觉学习积极心理学知识，创造适合自己的方法，激发自身蕴含的积极力量，主动解决自身面临的积极问题。例如在面对教学压力过大等问题时，不能刻意回避，而应该需要根据自身的身心健康情况调动积极心理，将负面影响最小化，并将各种压力适时适当地转换为工作能力。 3.构建积极学校系统，营造教师积极心理环境，重建教师职业幸福感 积极的工作氛围、良好的人际关系、同事之间的关怀与交流等都能为教师营造积极环境，促进教师积极体验，建立积极人格。组织心理学家Argyris曾提出心理契约（Psychological Contract），即员工与组织的相互关系中，除正式组织雇佣契约以外，还存在着隐形的、非正式的、未公开说明的相互期望，而教师与学校之间就存在这种心理契约。构建积极学校系统，需要学校通过沟通明确对教师的期望与需求，同时及时得到来自教师的信息反馈，使双方达到统一和默契，这样才能让教师体验到更强的集体归属感，感受到幸福。 教师作为促进学生幸福和发展的人，如果幸福和发展无从谈起的话，要实现学生的幸福和发展更是不可能的。所以，教师的幸福感不是教师个人的事，而是关系到我们整个教育的发展。 幸福心理学论文:积极心理学中关于获得主观幸福感的启示 摘要：理解并帮助人们获得幸福和主观幸福感是积极心理学的核心目标，积极心理学在这些方面给予了积极的关注，积极情绪体验有助于更多的获得幸福感，为自己所设定有价值的目标而努力，使积极心理体现得以体现。 关键词：积极心理学 积极情绪 自我决定理论 主观幸福感 现代有关幸福的研究，从其发展背景来说，其一是源于生活质量研究的迅猛发展；其二是心理学中积极心理学的崛起所表达的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状况的关注。理解并帮助人们获得幸福和主观幸福感是积极心理学的核心目标（Seligman，2002）。在这里，幸福和幸福感既包括积极的情绪，如喜悦或安详，也包括积极的状态，如沉浸或欣慰。 一个人拥有幸福就拥有了生命的意义，幸福总是在牵引着人去过有意义的生活。幸福不仅仅是一种情绪状态，而是对生命的理解与领悟，是自我对人生价值的直接肯定。简言之，幸福就是人的一种积极的或良好的生存状态。 积极心理学是一门关于人类幸福和力量的科学，对积极情绪和幸福感的感知提供了一定的理论研究，虽然目前心理学对主观幸福感理论相关研究还未成体系，但研究成果为现代人类精神生活质量的提高提出了探索性话题及方向性指引。本文将通过阐述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分析积极自我与提升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为人们获得主观幸福感总结一些有益的思考和启示。 一、主观幸福感概述 幸福感在英语中的表述有happiness，well-being，eudemonia，psychological well-being，subjective well-being（SWB）。happiness一词的含义有：1，幸福；2，幸运；3，愉快。也有人选择“生活满意度”（1ife satisfaction）--词来进行操作性研究。“生活满意度”是指个人各方面的需求和愿望得到满足时所产生的主观合意程度。目前，心理学家倾向于合成词subjective well-being，这个词直译就是主观好的存在，它的意思就是指健康、快乐的状态。与happiness不同的是它指的是一种生存状态，而happiness指的是一种心理状态。所以心理学研究中常常使用subjective well-being（SWB）来表示幸福的心理感受，也称主观幸福感。 积极的情绪和体验是积极心理学研究中极受关注的中心之一，在这些积极情绪中，迪勒尔所引导的幸福感领域研究比较充分地阐述了幸福感所表达的积极情绪。 二、积极情绪的沉浸体验对提升和保持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1.积极情绪概述 积极情绪是与某种需要的满足相联系（孟昭兰，1989），通常伴随愉悦的主观体验，并能提高人的积极性和活动能力。积极情绪与人格特质中的外向性相关，而消极情绪则与神经质相关。有规律的体育锻炼、充足的睡眠、与亲朋好友的相聚、积极进取（更甚于达到有价值的目标）等与积极情绪紧密相关。因此，积极情绪可以通过如下方式获得：有规律的体育锻炼、充足的睡眠、与亲朋好友的相聚、为自己所设定的有价值的目标努力工作。 2.积极情绪的沉浸体验有助于提升和保持主观成就感 Seligman（2002）在他的《真实的幸福》一书中将积极情绪划分为三类：与过去相关的幸福，与现在有关的幸福和与将来有关的幸福。与将来有关的幸福包括乐观、希望、自信、信仰和信任；与过去相关的积极情绪主要包括满意、满足、尽职、骄傲和安详；与现在有关的积极情绪可分为两类：即时快感和长久的欣慰。快感包括生理上的快感和精神上的快感。生理上的快感来源于感官、性、沁人心脾的香气、味道可口的美食……相比而言精神上的快感来源于复杂的活动，包括诸如飘飘欲仙、欢欣鼓舞、心满意足、心醉神迷、热情洋溢等情绪。 满足包括身体的愉悦、积极的感知体验和高层次的体验。满足使人们有可能参与运用个人品质的活动，从而能够投入其中获得沉浸体验（Carr，2004）。人们可以更多地沉浸在积极情绪中，以获得某种满足，而这些满足带来健康、快乐的心理状态，使得主观幸福感得以保存和提升。 三、自我积极心理体现对提升和保持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1.自我决定模型的指导意义 幸福是生命的一种存在方式，一种生活状态；而幸福感就是自身对这种幸福状态的感受和评价（张艳红、胡修银，2009）。对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由于研究者的角度不同，形成了各种理论模型。自我决定模型是其中之一。 Ryan 等人提出了幸福感的自我决定模型（Self-decision theory ，SDT）。该模型认为内源性的目标追求（例如个人成长、自主、他人的赞美、社交）可以给人们提供很大程度的满足感，而外源性目标追求（例如经济成功、生理吸引力及社会声望）则不能够提供这样的满足感。Ryan等总结这些研究认为：只有一种方法可以增加人们的幸福感，即重视个人成长、自主、良好的友谊和社会服务，不断努力追求内源性目标，也就是说，根据自我决定模型，“好的生活”就是个体为实现个人成长、独立、与他人深厚的友谊和社会服务的努力过程。 SDT对于情景的研究，不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有利于寻求人们行为的原因，还有利于分辨并创造出那些有利于促进成长、提高我们的活动效率、增强幸福感的情景，即那些能够促进三种基本需要满足的情景，从而确确实实指明了对促进健康和幸福来说行之有效的方法。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中也提到成长的需要，是指由个体自身的健康成长和自我实现趋向所激励的需要，是在低层次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后出现的高层次需要，从满足的效果看，成长需要会产生正效应，增强身心健康和生活乐趣（车文博，2003）。需求层次论中高层次需要的满足感和主观幸福感是从不同角度去理解需求和愿望得到满足，而这些得源动力均和内源性的目标追求有密切关系，积极地去展现自我，对提升幸福感有直接关系，有助于更好地促进主观幸福感和目标达成的满足。 2.自我效能积极心理体现 积极心理学在人格研究中虽然也不忽视先天生理因素的影响，但更强调后天社会文化环境对人格的影响。在个体的生理机制、外部行为和社会环境三者的交互作用中，积极心理学强调人格首先是一种外在的社会活动，然后在一定的生理机制的作用而内化为个体的一种稳定的心理品质。因此，人格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个体内化其外在活动的结果，正如美国心理学之父威廉·詹姆斯所说的，如果你播下一个行为，你将收获一个习惯；播下一个习惯，你将收获一个性格；播下一个性格，你将收获一种命运。而在外在的社会活动内化为个体内部的心理活动过程中，积极体验则在其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中介作用。 一些心理学研究者认为幸福不仅仅是获得快乐，而且还包含了通过充分发挥自身潜能而达到完美的体验。 3.较高的自我控制能带来快乐和幸福 大量研究表明（郑雪，2007），自我控制感是心理状态的一个重要预测变量。例如，格罗伯等对14个国家的3844名青少年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控制期望”与他们对生活的积极态度之间的相关达到0.35，这一结果在14个国家都基本类似。同时，控制期望与自尊的相关是0.82，很显然，这会提高个体的幸福感。心理控制点的概念反映人们对行为与后来事件之间关系的期望，并反映人们内部控制和外部控制的倾向性，倾向认为行为后果是由行为本身决定的人，通常在各方面表现得更好，生活能更快乐。很显然，较高的自我控制能带来快乐和幸福，能获得更多的主观幸福感。 综上所述，西方心理学对于幸福感的研究起源较早，无论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都取得了相当的进展。我国的幸福感研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开始，直到今天我国幸福感研究者基本上还处于向西方模仿和借鉴的阶段。西方的幸福感研究虽然取得了大量的成果，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是我们在学习、借鉴的同时应该极力避免的（高良、郑雪，2009）。幸福感必须在实证研究不断深入的情况下才能获得更加精确的理解。积极情绪体验有助于更多地获得幸福感，为自己所设定的有价值的目标而努力，使积极心理体现得以体现。 幸福心理学论文:积极心理学视角下的大学生幸福感研究 摘 要 大学生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是祖国的未来，大学生的幸福感普遍不高，心理问题日益增多，舍友投毒事件，自杀事件屡见不鲜，令人堪忧，提升大学生幸福感迫在眉睫。影响大学生幸福感的因素主要有社会因素，家庭因素，高校因素和个人因素，提升大学生幸福感的方式有在学校教育中注入积极教育，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鼓励大学生参加体育锻炼和帮助学生规划目标并使其能付出努力。 关键词 大学生幸福感 积极心理学 高等教育 1 积极心理学在高等教育中的意义 1.1 积极心理学简介 谢尔顿和劳拉·金说过“积极心理学是致力于研究人的发展潜力和美德的科学”。积极心理学的研究有助于发挥人、团体和机构的最佳状态或功能的条件和过程的一门科学。20世纪末在美国兴起，首先提倡者为美国当代著名心理学家塞利格曼和米哈里·奇克森特米海伊，1997年塞利格曼就任APA主席时正式提出了积极心理学的思想。积极心理学改变了传统的偏向问题的价值取向，把自己的工作重心放在培养人固有的积极潜力上，通过培养或扩大人固有的积极力量而使人真正成为一个健康并生活幸福的人。积极心理学研究的内涵首先是主观层次的积极的情绪体验研究，是否能满意地对待过去、幸福的感受现在、乐观地面对未来；其次是个体层面的积极人格特质研究，例如乐观，爱的能力，美德，创造力，宽容，智慧等；最后是群体层面的积极的组织系统研究，建立健康的家庭，关系良好的社区和有效能的学校。 1.2 积极心理学之于高等教育 柏拉图说过让全民快乐是一切制度的根本。塞格利曼教授积极心理学理论中的幸福2.0理论的5个元素是积极情绪、投入、意义、积极的人际关系、成就，即成就人生的蓬勃发展，而非简单的主观幸福感。高等教育的功能为培养人才，科学研究和为社会服务，积极心理学的注入能开阔高等教育的视野，更好地帮助高等教育完成他们的职责，相信对于高等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能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同时点燃高等教育的希望，让高等教育充满快乐，最后让高等教育事业成为一个幸福的事业。 2 大学生幸福感在高等教育中的意义 2.1 大学生幸福感现状 全世界青少年人群中，抑郁症的患病率高得惊人。据估计，目前抑郁症的患病率比50年前增长10倍左右，抑郁症在青少年中肆虐横行，第一次发病的平均年龄为15岁以下。而在50年前，抑郁症第一次发病的平均年龄为30岁左右。 我国的大学生，都经历过高考的严酷考验，身体和心理都备受“煎熬”，高中老师为了让他们对未来充满希望，一再强调“进入大学就好了”，错误的引导让学生以为进入大学后，就不用努力，一切都能顺心如意，事实上却并非如此。现在的高等教育已经不再是以前的精英教育，进入了大众化教育阶段，大学是新的起点和新的挑战，对一个人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大学没有了老师和家长的强力监管，很多大学生都表现出迷茫和缺少幸福感，虽然有的学生把希望寄托于游戏和电视剧，但是游戏人生过后是更多的空虚和自知不对却无法自拔。总体而言，大学生的幸福感比较欠缺。 2.2 幸福对高等教育的启示 大学生的幸福感提升需要高等教育的帮助，目前的教育方式严重阻碍了大学生幸福感的发展。高等教育活动中功利化倾向严重，缺少文化熏陶和人文关怀，过分关注专业教育，最终导致他们只注重物质利益的实现，注重速食文化，注重结果，而忽略精神和理想的追求，过程的享受。这些都是大学生幸福感欠缺的原因。 父母最希望孩子得到的是幸福和成就，学校最希望孩子学会的就是成功的方法，幸福是教育的本质。现在很多学校遭遇信任危机，学生对学校不信任，没有归属感，毕业后对学校的满意度不高。高校想办法加强幸福教育，提升学生的幸福感有助于减少抑郁症的泛滥横行，提高学生对学校生活的满意度，增加对学校的归属感和喜爱，更高的幸福感能提升大学生的学习能力，达到学生和学校双赢的目的。 3 影响大学生幸福感的因素 3.1 社会因素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才市场竞争激烈，用人单位对学历的要求越来越高，同层次的竞争也异常激烈。加上电视，网络等媒体上负面新闻的消极传播，招聘现场拥挤的场面，“就业等于失业”的网络舆论，使得学生们对自己的未来产生了莫名的焦虑，然而大学的学习模式又完全不同于初高中，因此焦虑，迷茫严重影响了大学生的幸福感。 3.2 家庭因素 大学生的家庭成长环境对其心理素质的构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家庭关系单纯，和谐，民主，情感联系紧密，个体在其中有强烈的安全感，并且能够经常有积极的情绪体验，那么他对生活的满意度较高，更容易产生幸福感，相反，家庭关系复杂，父母教养方式偏激，会直接影响小孩的幸福感，同时对其成长过程中的人格形成也有影响，消极情绪多于积极情绪，更难产生幸福感。 3.3 学校因素 在面对一些情况和问题时，积极与消极的思维方式都很重要，然而学校过于强调批判性思维与听话，忽略了创造性思维与学习新东西。结果导致了学校本身对大学生的吸引力不大，加之高校的扩招，学校师生比快速降低，由传统的精英教育转向了大众化教育，很难做到因材施教，教师只在上课的时候能见到，学校缺少专业人才对学生进行职业规划的引导，同时也缺少或不够重视对心理健康的教育，刚从高中高压中进入大学的学生很难自己去适应大学生活，也不知应该如何有意义地度过大学时光。 4 提高大学生幸福感的方法 4.1 在学校教育中注入积极教育 现在的高校更多地关注学生的消极心理，把精力都用在了学生的不良情绪和消极心理品质的研究上，工作重点也是消极的心理咨询，忽视了对大部分学生的积极心理情绪的调动和开发，忽视了通过积极心理学的传授，提高他们处理问题的能力，同时提升他们的幸福感。可以在学校尝试聘请一些积极心理学方面的专家以讲座的形式给学生们传授积极心理学的相关知识，在学生管理工作者中培养一部分具有心理学教育学背景的老师，让他们作为学生积极教育的主力。 4.2 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 充分发挥学校学生组织的作用，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开展各式各样的校园文化活动，鼓励学生参与其中，丰富学生们的校园文化生活，发挥学生组织服务学生的功能，为大学生提供求职、认识社会、服务社会的机会，另外借助大众传媒和校园文化宣传设施，宣传高雅健康的文化知识，提供展示青春风采，个性发展的舞台。组织学生学习心理健康相关知识，通过其他社团和学生组织，开展一些实用性和知识性的活动，拓宽视野，陶冶情操，提升大学生的幸福感。 4.3 鼓励学生积极参加体育锻炼 每个社会人，在生活中总能或多或少地感受到方方面面的压力，不好的情绪需要一个发泄的方式，然而运动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大量研究表明，运动能产生积极情绪，减少和抑制消极情绪，有益于身心健康。本校一名知名教授，在一次讲座中提到他发泄压力和消极情绪的方式就是游泳，每天早上都会去游泳，一年四季不间断，国内一所重点大学的操场上写着每天锻炼30分钟，健康工作30年。最近几年，频频爆出大学生在国家规定的体能测试中猝死的新闻，学生的幸福感降低可能也与严重缺乏体育锻炼有着一定的联系，现在学生的娱乐方式越来越丰富，体育锻炼越来越不受重视。所以鼓励学生多参加体育锻炼对提高学生的幸福感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4.4 帮助学生规划目标并使其付出努力 目前大部分大学生的幸福感不高，不全是因为他们缺少主观的幸福感，而是因为不能产生持续的幸福，也就是说，他们平时所说的迷茫，焦虑，面对新闻中总提及的就业压力，人才竞争，大部分大学生能够感受到压力，但是缺乏引导，缺乏主动，自我控制力和毅力不够，常常让他们只会消极地逃避自己的这种情绪，根据塞利格曼教授的幸福理论，学校培养的专门人才应该在这时发挥作用，在塞利格曼教授创立的网站上对每位学生的24种品格优势进行测量，让学生自己发现自己的优势所在，通过这些优势，在专业教师的引导下，制定相关的目标，并规划行动，制定计划。这些都完成之后就要为自己的目标付出努力了，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教授安德斯·埃里克森认为，高深的专业知识的基石并不是上帝赐予的天赋，而是有意的练习，世界一流的钢琴家在20岁时已经有10000小时的练习，对比之下，次一级的钢琴家只有5000小时的练习，而业余级别的钢琴家只有2000小时。如果你想在任何一个方面达到世界一流的水平，你必须在10年内每周花60个小时来练习，这就是一万小时天才理论。 幸福心理学论文:心理学称"幸福不对称" 人们渴望幸福，往往又缺乏幸福感，这是为什么呢？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心理学教授尼科·弗里达近日提出“幸福不对称论”。他认为，即便引起愉快感觉的环境一直存在，这种感觉也很容易消散。然而，消极的情绪却会伴随着环境而持续存在。就是说，人类很容易适应快乐，却永远不能习惯悲哀。 尼科·西班牙弗里达的话说，情感是不对称的。积极情绪较之消极情绪强度弱，且持续时间短。快乐、幸福和迷醉的感受会变得乏味、苍白。不对称论认为，如果从前曾让我们沉迷并带来快乐的事情不断重复，就会变得乏味，但消极的情绪却不会如此。 另一些科学家从其他角度来研究人们缺乏幸福感的原因。精神病专家乔治·伯恩斯为了探究幸福感和促其生成的生物神经学理论依据而对一些被认为乐天派的人进行研究。伯恩斯认为，只有当人们感到不幸的时候，只有当遇到困难，面对新鲜刺激和以前从未完成的目标的时候，人们才能够取得进步。事实上，这个理论在艺术创作上也很经典。 在人的一生中，有些困难是不可避免的。但很多专家认为，历经艰难险阻有助于最终获得幸福。在困难面前，人的大脑会进入一个蓄势待发的停滞阶段。人们需要经过历练使人格成形。有时，后退是为了进步。虽然会经历痛苦，但直面困难的人最终要比逃避的人更加幸福。只有经历过艰难险阻的人才相信幸福。 幸福只是人生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们还需要通过艰苦的努力来具备其他积极因素，例如助人精神、同情之心等。在集体主义文化中，人们从小就明白不经历风雨就不能见彩虹。 幸福心理学论文:在心理学课堂教学中提升高职生幸福感水平的探索 摘要：幸福感水平是衡量个体内在精神的重要指标，如何预防高职生心理问题的发生，提升学生的幸福感水平，是所有心理学教育工作者的基本任务，也是贯彻落实素质教育，实现以人为本的科学教育发展观的重要举措。心理学课堂教学活动本身并不能提升高职生的幸福感水平，它需要依赖教师愉悦感和幸福感的自我表露及积极创造，在课堂中将教师、学生、幸福感有机融合。要将积极心理学理念融入高职院校心理学课堂教学，以此来寻找、培养提升高职生幸福感水平的方法和途径。 关键词：课堂教学；高职生；积极心理学；幸福感水平 心理学课堂教学是高职院校素质教育不可或缺的部分，对维持高职生心理健康水平，促进高职生心理健康的顺利成长，促使其树立积极、健康的人生观、价值观都具有重要作用。由此，高职生心理学课程教育也逐渐成为各大高职院校的必修课程。但目前绝大多数高职院校的心理学课堂教学模式存在一定弊端，多采用“满堂灌”、“一言堂”的形式。虽然近年来教学改革已经得到广大师生的认可与肯定，在增强教学实效性方面也在不断探索改善，但整体上教师的课堂效果构想与学生的实际接受及掌握情况间存在一定差距，心理学课堂教学的成效与提升高职生积极心理因素方面的联系并不密切，效果也不够理想。 符兵等人的研究表明，高职生幸福感状况处于中上水平，但有相当部分的高职生，特别是来自农村家庭、父母离异家庭、多子女家庭、经济困难家庭等情况的学生幸福感水平相对较低。[1]高长松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使用主观幸福感量表对全国714名高职生进行幸福感水平的研究也证明，高职生的幸福感状况整体良好，但程度不强，且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2]因此，这部分幸福感水平不高的高职生就急需在心理学课堂教学中来化解矛盾、缓解压力，提升幸福感水平。 但目前在高职院校的心理学课堂教学中，教授高职生的仅仅是心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知识点，而缺乏相应的指导操作及如何让学生将课堂上所学的知识应用到实际生活中的实践。因此，高职院校中的心理学课堂，不仅要教授知识，避免和减少学生心理问题、心理障碍的产生，更要提高高职生的心理素质，促进其积极心理因素的发展。这就要求高职生的心理学课堂教学具有较强的实效性，要努力帮助学生调适心态，协调与他人、与社会的人际关系，不断提升高职生的幸福感水平。 一、心理学课堂教学在提升高职生幸福感水平中具有重要意义 1.在课堂教学中感受幸福的状态 幸福是指个体心理欲望得到满足时的一种状态，是持续时间较长的对生活感到满足和充满巨大乐趣，并自然而然地希望持续久远的愉快心情。[3]而幸福感则是个体根据自定的标准对个体生活质量及其所处的环境进行整体的评估。它是心理健康的一项衡量指标，也反映了个体的生活质量。[4]但高职生在生活、学习、交友等方面存在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使越来越多的高职生心理处于亚健康状态，甚至是不健康状态。若能通过心理学课堂教学环节改善其不良心理状态，使学生能逐渐体验到愉悦的心情、乐观的心态，体会丰富的情感，感受到幸福的状态，那高职生的心理问题会逐渐减少，体验幸福的感觉会越来越强烈。 2.在课堂教学中学会提升幸福感的方法和技能 高职生有着极强的自主学习意识，强烈希望自己能参与，甚至主导课堂进程。学习心理学理论也认为，学生在“做中学，学中做”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方法。积极心理学理论指出：在生活中学会一些方法和技能，如学会对自己进行好的、积极的暗示，是提升幸福感的一种有效方法。教师要力求通过心理学课堂教学，帮助学生保持或恢复积极心理健康的状态，让学生对自己的能力、性格等方面的特点具有更客观、直接、全面、正确的认识，自觉地培养其关心自己心理健康状态的态度，督促学生形成积极健康的行为，从而使高职生的心理状态能达到最佳心境，促进其发展和完善自我概念。当学生能够更加客观、理性地看待问题，对待问题能够有更合理适宜的心理和行为反应时，学生就会从事情反馈的结果中获得满足。如：课堂中可以让学生表达幸福感；在情绪不佳时对自己微笑，个体整体感觉会有所好转。 因此，在心理学课堂教学中能够让学生有机会根据事情的不断发展而适时的调整自己的心态、表情和行为，能让学生在调整中不断的探索积极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技能，在不断的调适中感受不同程度的幸福感，为发展、锻炼、调适自我，走出校园后的生活做心理准备。 3.在课堂教学中选择积极的思维方式 艾利斯的情绪ABC理论认为，个体有很多非理性观念的倾向。在生活中有各种情绪困扰，对生活事情产生不快情绪的结果等，并非是事情本身所引起的，而是个体中的非理性思维对事件认知和评价而产生的信念，即人的消极情绪和行为障碍结果而直接引发的，是个体选择的错误信念而导致的。高职生经常将“郁闷”、“没味”、“烦躁”等负面情绪词语作为口头禅，这就使学生从行为的选择上就影响了个体的情绪。因此，在心理学课堂教学中，要求学生重新理清所有的想法，并将这些想法分类成积极的、中立的或消极的三个方面。同时借助于课堂中教师的指导和同伴的交流，采用重新组织知觉和思维的方式，来分析自己的非理性思维，通过不断与非理性思维辩论的方式来改变自己消极的选择倾向，选择积极的、理性的思维方式，并将这种选择积极思维方式的倾向固定下来，逐渐正确地认识自己、悦纳自己，促使个体形成良好的行为结果。 4.在课堂教学中体验幸福 人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爱恶欲都是人的正常情绪，这其中包含积极的情绪，也包含了消极的情绪。个体情绪是否健康是以个体能否将自己的情绪在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地点，以恰当的方式表达出来，特别是个体的消极情绪需要合理的、恰当的表达和宣泄。 王慧等人的研究表明，个体的自我表露有可能会让个体出现遭受群体冷淡、他人排斥、对局面失去控制和容易被出卖的风险。[5]正由于需要冒风险，个体有可能会隐藏自己的真实感受，保护自己的内部世界不受窥视。所以表露越多，幸福感越差。在高职院校中，若教师对学生越信任，对学生的问题有越高的接纳程度，则学生的保密性越少，越具有安全感。由此，自我表露是个体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指标。若高职生的情绪能够顺畅、安全地得以表达和宣泄，个体将会感到无比的舒畅。对于高职生来说，如果消极情绪达到或超过个体所能承受的最大极限，就容易导致学生出现心理问题，更甚者还会出现自伤或伤人事件。高职院校校园中不断有悲剧的发生，就是高职生们没有顺畅宣泄消极情绪和调适消极心理的后果。 因此，为了提高高职生的幸福感水平，在心理学课堂教学中采用自我表露的方式是值得选择的。所以高职生心理学课堂教学就需要教给学生放松和宣泄的技巧、方法，并提供给学生一个放松和宣泄的安全场所，使其在宣泄和放松后，能尽快地感受到心理负担的减轻，体验愉悦感及幸福感的提升。 二、利用积极心理学理念完善心理学课堂教学 1.积极心理学基本理论 近年来，一些心理学家如塞利格曼等，在人本主义心理学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积极心理学的主张。在他们看来，心理学更应该关注个体和团体的积极因素，如积极人格、积极情感和积极的组织系统等。心理学的目标应该是促进个体的全面发展和幸福，促进社会的繁荣，并预防问题的产生。在研究方法上，它不仅接受了人本主义心理学中现象学方法，也接受了实验心理学的验证研究方法，因而比人本主义心理学前进了一步。[6] 2.教学操作课 目前在我国大部分高职院校的心理学课堂教学中，学生的主体地位并未充分体现，学生缺乏积极主动性，缺少师生互动环节，只有教师机械性、呆板性地向学生灌输心理学的基础理论、方法等。学生也只能从字面意思来理解，久之自然而然就会形成只要能背下知识点就是能很好地掌握心理学课程的错误思维，这极不利于高职生心理健康和心理学课堂的发展。 在积极心理学理念中，幸福感作为一种体验，能够通过外部表情或动作与他人分享。当教师的幸福感外化为表情和动作时，学生就能识别出教师的积极状态，会同化教师的幸福感，再将教师的积极情绪内化为自己的积极情感，通过外部表情或动作呈现出来。而教师又可通过学生积极的自我表露反馈来强化自己的幸福感，从而使学生的幸福感逐渐增强，由此构建一个师生幸福感良性互动的过程。 在教学操作课上，教师经常让学生讲述、分享自己幸福的、高兴的、感动感恩的事，并每天将其记录下来，坚持一个月的时间，就会发现学生的幸福感会有显著提升。通过对积极事件、积极情绪情感的不断讲述、记录来强化其积极心理因素。在课堂中将学生的关注点引导至发现和选择身边美好的、积极的一面，并将其固化为他们的日常习惯，逐渐学会用积极的思维和想法来看待这个世界，解决所遇到的问题。 3.教学认知课 认知心理学家安德森把知识分为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两大类。前者是指个体对知识的陈述性方式表达，即“表达是什么”；后者是指在了解一定程序后通过操作而获得的知识，即“行其所知”。高职生知识的获得既要动脑也要动手，但手脑结合时却未必“合宜”。高职生即将面临的是多样化的社会环境和各种类型的人，需要应对复杂多变的环境，每种环境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在解决各类曾经没有遇到的问题情境时，光靠课堂上所教授的两种知识是不足以掌控局面的，特别是进入社会环境后，高职生们不仅要知且要行，更要“知行合宜”。 教学认知课即在课堂教学或课外活动中，给学生们设置各种不同类型情境，让学生在理解或大致理解这些不同类型情境的基础上，选择适宜的应对此类情境的方法，并做出恰当的反应，从而获得各种知识。对应到积极心理学理念中，就是让学生了解人的心理和行为反应的基本知识，选择并利用积极思维和想法来维持自身的心理平衡状态，调适不良情绪和状态，并获得积极的解决方法。通过课堂上的各种模拟环境，从认知上、根本上积极地解决所面对的问题情境，自己悟出获得如何积极应对的方法及维护积极心理的知识。 4.教学实践课 高职生在逐渐步入社会的过程中，个体所面临的问题不会是单个的问题情境，而是充满各种问题的综合情境。高职院校其实就是一个小的社会环境，高职生需要面临各种问题和承担各种压力，就特别需要综合应用各方面的知识来应对解决。而心理学课堂教学的目的并不是将生活的各个方面分裂开来一个个解决，而是希望能借助课堂中的实践环节来综合发挥学生所学，并将所学应用至各方面，从而使自己和身边的其他人保持身心健康。 教学实践课是将课堂教学和课堂实践相结合的一种形式，既注重知识的传授，也强调知识的运用，更重视维系个体心理健康水平、心理素质的完善和积极心理的发展。教学实践课的特征便是综合性、实践性，让学生自主选择，自愿主动参与，自己来发现问题、找到积极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积极的亲身体验。 5.教学创新课 创新是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源泉，教学创新课就是要通过创设各种情境及任务，让学生综合运用心理学知识和维护心理健康的技巧，创造性的完成所设置的各项任务，以解决实际问题。在教学创新课中，需要教师在全面了解高职生心理健康目标基础上创设多层次、全方位的积极心理体验体系，形成多样化的教育方式和畅通的沟通途径。不仅能促进高职生创造性的发展，还能促进高职院校心理学课堂教学方法的创新。 笔者根据积极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在日常课堂教学中做过许多相关活动设计安排，除学生个体自己讲述外，还适当的进行团体活动。通过团体活动，不仅让学生亲身体验在团体中的积极情绪情感体验，更重视学生在团体活动过程中，对运用积极心理学理念技能和技巧的掌握。同时还会利用多样化的教学工具来增加心理学课堂教学的情境性和趣味性。要求学生通过课堂教学中的团体活动分享经验和感受，让学生在学习中娱乐，在趣味中学习。这样既能培养学生与人交流、沟通合作的技巧，又能让学生感受团体的温暖和力量，培养其积极向上的乐观心态。事实证明，以积极心理学为导向的课堂教学创新不仅活跃了课堂气氛，也能让学生在课堂参与中更好地体验积极心理。 总之，高职生心理学课堂教学是一个亦旧亦新的教学课题，需要教师改变传统教学观念和方法，不断创新教学思维，积极与学生交流互动，共同探索愉悦获取知识的途径，以期提高高职生的课堂参与性、活跃性，培养高职生的积极思维，并促使其形成对自我的肯定性评价，从而不断提升其幸福感。 幸福心理学论文:运用积极心理学增强民办高校大学生幸福感教育 【摘 要】广东高校建设“幸福校园”无疑能促进建设“幸福广东”工作，积极心理学关注的正是如何增进主观幸福感，因此高校教育者应认真学习积极心理学知识，分析目前高校教育存在的问题，结合大学生的特点，用积极心理学的知识在校园内开展有效的幸福感教育。 【关键词】积极心理学；大学生；幸福感教育 积极心理学关注的是如何理解并解释幸福和主观幸福感，以及准确地预测影响它们的因素。[1]近年来，积极心理越来越被重视，成为了心理学研究的新取向。我国不少学者也探讨了积极心理学在大学生教育中如何发挥作用，大部分研究者都肯定了“中国大学课堂需要积极心理学”这一论点。曾秀兰（2008）认为大学应该实施积极心理教育，培育大学生的积极心态，增进大学生的积极体验，让大学生的生活过得更有意义[2]。 建设“幸福广东”已成为广东省“十二五”规划的目标之一，如何提高人民的幸福水平成为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重点，以培养社会优秀的高素质接班人为己任的高校务必把提高学生幸福感作为工作重点。许多学者肯定了幸福感教育在高校思想教育中的作用，如冯光（2008）认为培养大学生幸福感是增强高校德育实效性的一项基础性教育，它为增强德育的有效性提供了内在动力，为德育的生活化开辟了基本路径，为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奠定了基础，也为大学生精神信仰、心理素质和首先品质的良性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心理和情感条件。[3] 积极心理学关注的正是如何增进主观幸福感，这正符合建设幸福校园和提高学生幸福感的需要，因此运用积极心理学增强高校对学生的幸福感教育具有很高的可行性。 1.民办高校大学生幸福感现状和对幸福认知的现状 幸福是一种主观体验，它不取决于外部的条件，而取决于个体内部的主观评价，个体对自我的评价是影响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之一，自信的人表现得更加积极乐观，幸福感更强。在与民办高校大学生接触和交流的过程中发现当代大学生虽个性张扬，但大部分学生却缺乏自信。为了进一步分析当代大学生自我评价特点，研究人员在选修课的课堂上开展了大学生自我评价调查，调查以“我是谁”二十问法进行。根据测试结果可以分析出民办高校大学生日常缺少自我评价，自我意识内容不够完整，自我评价介于自卑和自信之间，自信欠缺。这一现状可侧面反映出目前大学生的幸福水平有待提高。 对幸福的理解也直接影响着个体幸福感水平。研究者在一民办高校里开展了“2011幸福公式”调查，发放了500张调查卡片，回收465张，旨在调查现今民办高校大学生对幸福的认知和理解。统计分析发现民办高校大学生最注重的是情感的满足，最看重亲情和友情，其次是爱情；许多大学生认为开心就是幸福；五分之一的民办高校大学生追求学业、比赛和工作上的成功，从而得到幸福；还有不少的学生把幸福与大而虚的目标联系在一起。这一结果让人高兴的是民校高校学生注重自我情感的满足，但对于如何满足这一情感他们却有些迷惘。经过多年的教育洗礼后，学生甚至老师都有了一个定势思维：目标达到了就会幸福，现在的努力和忍受都是为了达到目标后的幸福。其实这是一种对幸福的误解，而这一误解直接影响人们的幸福水平。 2.民办高校大学生幸福感教育的现状及问题 根据实践观察和研究，对民办高校幸福感教育现状总结如下： 2.1 对大学生幸福感教育缺少关注，且有误导的嫌疑 民办高校为了树立品牌，培养能与传统高校竞争的人才，大力鼓励学生参加专业比赛，以各种奖学金鼓励学生学习，以为找到一份好工作而激励学生学习，所以教育与活动都以提高综合竞争力为出发点，对学生的情感关注过少，普遍宣传一种思想：现在的辛苦为的是日后的幸福快乐。 2.2 强调制度管理，欠缺人文关怀和教育 处分本是教育的一个手段，目的是促进教育效果的实现，但在一些民办学校，为了培养学生遵纪守法，为了维持学校的稳定，处处以制度规定学生，一旦违反纪律便实行严肃处分，没有给予学生试错的机会。这样的管理模式缺乏了人文的关怀，不利于学生幸福感的提高。 2.3 很多工作和活动重形式，轻内涵 大部分学生从小到大都得到家人的保护，有家人为他做所有的决定，导致即将面对社会的他们还不认识自己，不知道自己的兴趣，不知道自己的价值，使得他们在大学期间无追求，不懂关注外界，以自我为中心。面对大学生这一现状，民办高校也采取一些措施解决这一问题，如开展以人际为主题的活动，引导学生认识自我，但是学校采取的措施重形式，多以讲述的形式，缺乏给予学生行动的机会，所以效果欠佳。 3.针对现状，运用积极心理学增加民办高校大学生幸福感教育 3.1 教育者先正确理解幸福的内涵，再开展幸福感教育 泰勒·本-少哈尔老师是哈佛最具人气的课程——《积极心理学》的主讲老师，他说“身处‘逆境’仍然能正面、积极地看待问题、对待生活，这就是幸福生活的内涵。”他认为幸福不是一个终极目标，如果人生就是为了追求幸福，那么这个人生事实上是不幸福的。因为幸福应该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个终点。他还说幸福感总是在一个“幸福的基准线”上下徘徊，他不是由金钱多少决定的，也不是达到了期望就会得到的，而是由内在的认知决定的。[4]正如前文提及的，大部分学生和老师都有一个错误的思维：我达到了目标就能幸福快乐。所以导致很多人只注重结果，他们觉得过程痛苦是值得的，但结果往往不是那么如意的，所以幸福在这些人生中是多么的稀少和短暂。 老师应该先真正理解了幸福的内涵，再去教育和指导学生才不会误导学生，才能真正达到幸福感教育的效果。 3.2 营造安全的，充满人文气息的校园环境 积极心理学研究学者提出幸福与生活环境的品质有关，他们建议为了增进幸福，可以从改变环境入手。[1]大学是寄宿学校，大学生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校园里，所以校园环境直接影响大学生的幸福感。校方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营造有利于师生幸福感提升的环境：首先，确保校园的安全，人身安全是马斯洛需要层次中最低层的需要，这是幸福的基础。其次，优化校园环境，增加校园自然风光，让学校的风景变得更为优美。最后，增强校园文化建议，组织各类活动，让校园充满艺术气息，因为住在有悦人的音乐和艺术的地方有利于增进幸福。 3.3 培养学生个人价值感，促进学生向独立性自尊和无条件自尊发展 自尊心可以增加幸福感。自尊有两个互相关联的方面：个人效能感和个人价值感。自尊是一种自信心和自我尊敬的整合性结构，是一个有能力生活和值得生活下去的确信。[4]目前不少民办高校开始关注学生的心理，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自我，悦纳自我和发展自我，但据观察当今民办高校很多学生懂得了正确认识自我（个人效能感的认识）但却不知道自己价值何在（个人价值感的缺失），所以悦纳自我和发展自我难以实现，这也是民办高校学生自信不足的原因。因此引导学生发现自己的个性、兴趣，价值观等，进而发现自己的价值感是非常重要的。 自尊有三个发展阶段，分别是依赖性自尊即指依赖他人肯定和表扬而产生的自尊；独立性自尊即不靠他人看法，自我产生自尊；无条件自尊即既不依靠他人的看法，也不来源于自我的评判，根本不需要对自尊进行评价。[4]三个阶段逐层发展，无条件自尊使个体变得强大，因此教育者应引导学生努力从依赖性自尊向独立性自尊和无条件自尊发展。 3.4 心灵教育，帮助学生改变认知 与学生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关注学生心灵需要和成长，注重人文关怀和教育，以言传身教的方法帮助学生形成积极的认知模式，因为人的情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认知。教育者应有发展学生积极面的眼睛，同时有打开学生发现积极面的眼睛的能力，即除了用积极的态度教育学生外，还要引导学生积极看待人生。教育者不以责备的态度教育犯错的学生，允许学生试错，不追求完美，用鼓励的态度引导学生，帮助他们正确认识自己，从经验中不断提升自我。 3.5 适当采用“强制参与”措施，用行动促进学生意识的改变 人的认知决定人的行动，而人的行动也可以改变内在的认知。[4]老师讲的很多道理早已是大学生耳熟能详的道理，但为何学生没有把其变成实践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学生们觉得自己要在情绪上准备好才能行动，这样就很可能让人总处于一个懒懒散散的状态中。而积极心理学认为一旦行动起来——哪怕是强迫自己的，也可以通过行动来改变你的情绪状态。所以学校必要时要用“强制参与”的措施，强制要求学生行动起来。例如组织学生晨练、晨读、开展主题班会或活动、组织学生写信感谢他人等等。 把积极心理学融入大学教育是一种趋势，而且是高校教育的一次飞跃，对积极心理内涵的研究和运用需要更多教育者不懈努力。 作者简介：叶秀枝，广州大学华软软件学院教师。

政治教育论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策略 一、在网络文化背景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界定 (一)网络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在基本内容上的契合之处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以及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党和国家的行动指南,是培养大学生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政治观、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的理论基础。通过网络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大学生完整而准确地理解和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与大学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的课堂相辅相成的教育方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根本任务,是要通过灌输、渗透、引导,使大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和理解社会主义,正确认识中国历史和现实,正确认识和掌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树立坚定的社会主义方向;使大学生在观察、处理问题时有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有辨别是非的能力,能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侵袭,自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 (二)网络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在道德法纪要求上的契合之处当代社会竞争只是手段,发展才是目标。要通过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引导青年大学生诚实守信,从具体的事情做起,养成良好的道德法纪品质和文明行为。公民基本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中心内容,应更加注重教育力度和实际效果,要发挥多种教育载体的综合作用,强化青年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法制特别是宪法的学习和把握。只有这样才能使青年大学生在社会转型、各种价值观念相互涤荡、碰撞的时期,严格遵守社会契约,公平参与社会竞争,合法获取个人利益,正确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这在道德教育方面,在大学生的法纪教育方面,又分为法制教育和纪律教育两个方面。法纪教育的目的,就是使大学生具有法纪观念,形成遵纪守法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明确自己的权利义务,懂得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解决大学生的“知法”问题。法律教育是高校以培养大学生社会主义法律意识为核心,重点加强对学生的基本法律知识和法制观念教育,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和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法律观。纪律教育主要是指针对高等教育所制定的一系列教育方面的法律和行为法规、规章,乃至高校为保障教学科研和日常管理所制定的校规、校纪,约束和规范大学生在校期间的日常行为。校规校纪一定程度上是法律规范的具体化,这一环节主要帮助大学生解决“守法”的问题。法制教育主要是指教育者引导大学生将自己所接受的法律和纪律知识不断运用到自己的生活实践中,将理论变成指导自己行为的指南,使自己在实践中做到既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又敢于同违纪违法行为做斗争。 二、在网络文化背景下,切实加强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探讨 (一)加强大学生网络思想道德意识,教育大学生知荣辱网络是人的活动场所,人的道德修养和道德品质不仅应当体现在现实的社会行为中,同样应该体现在网络行为中。要教育大学生充分认识到网络道德与现实道德的区别和联系:区别一在于网络道德的自主自律性。网络社会中的道德不同于传统道德,主要依靠舆论监督、导向作用来约束和规范网民个人行为,要以网民的独立自觉,“慎独”“慎初”“慎微”作为基本的道德自律的逻辑前提。因为网络的虚拟性,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都是隐身的,对一些错误甚至不法的行为缺乏有力的惩戒措施,所以道德自律就愈发显得重要。这样,也只有将道德意识、道德行为、道德习惯提升到道德信念的层次才能更加科学有效地规范和约束网民的网络行为。区别之二则是其多元兼容性。网络作为一个开放的交流平台,不同种族、不同国界、不同信仰、不同价值取向、不同立场的人在一起不可避免地产生碰撞、摩擦、冲突。所以必须教育青年大学生充分认识网络道德的特点,教育其把握网络交际的规律和尺度,明是非,知荣辱。 (二)加强大学生道德判断能力教育,提高大学生分辨是非的能力在较为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大学生作为受教育者只是无条件地吸纳、接受、认同既定的主流道德价值、道德规范和道德理想。因此,基本不涉及道德判断能力教育问题,更谈不上是非辨别能力教育。而今,网络开放性与兼容性并存,各种信息包罗万象,“一人一媒体”的现象广泛存在,这样加强大学生对是非、善恶、美丑的道德判断能力教育必要且迫切。 (三)提高大学生的网络自我控制能力,养成健康的网络人格大学生心理的不成熟和不健康是构成其网络中行为失范的一个重要因素。网络的诱惑很多,特别是网络中泛滥的色情、暴力信息,很容易使人的性心理畸形发展,产生暴力和极端的倾向。另外,大学生都喜欢上网聊天,进入聊天室后就与自认为志同道合的网友大聊特聊,甚至上网聊天,下网约会。孰不知,这种不设防带来了许多问题。学校应加强大学生的网络安全意识教育,培养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大量个案表明,许多网络上瘾的大学生或网络信息污染的始作俑者和沉迷者,往往都性格孤僻,缺乏理想, 缺少责任感,甚至出现各种各样的网络心理问题,比如网络伪装心理、网恋、网络成瘾、网络依赖等人格障碍。这里我们还应该锻炼大学生的自我控制能力,大学生需要在网络社会里保持清醒的认识和理性思维,正确认识网络世界,正确对待网上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差距,正确对待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的区别,能在发生心理冲突时做出合理的判断和选择,采取理智的应对方式,能在网上生活中有效地进行自我管理,学会自我心理调适。只有具备良好的自我意识和健全人格的网络主体,才有可能成为适应网络和现实社会的人。 (四)采取“外堵内防”的技术措施,加强对高校校园网络管理所谓“外堵”就是利用现在的技术和手段,在网络界面上设置“网络管理器”,对所有的不良信息加以过滤,达到净化网络空间的目的。所谓不良信息主要包括一些反动、恶作剧、暴力或黄色信息,这必须要通过技术手段来过滤。而对于网络盗窃、诈骗、犯罪等各种违法行为,我们仅仅通过“拦截”是不够的,要增强自我防范意识,同时还要加强网络防范相关技能。其基本出发点是大学生还处于生长发育期,思想还未完全成熟,自控能力不强等诸多因素。 (五)加强网络法制建设,提高网络监管实际效果网络管理的最大难题之一就是网络的虚拟性,但虚拟并不是虚空,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而是人的现实生活的网络延伸。虽说现实的法律不一定能及时地应对网络上的各种问题,但是网络社会仍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特殊形式。欲加强网络法制建设,笔者认为应努力提高网络管理技术,尽快推进实名制上网,努力使虚拟网络现实化。现在我们国家推出《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等一系列网络相关法律,这些法规对网络和个人的网络行为的法律责任做出了具体规定,但就实际状况而言,现在的网络管理是不够的。现在就产生了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将网络规定管理执行自觉化;二是各个网站要积极推出相关的管理规定。而在网络文化管理方面,高校网站更要走在前列,切实保障网络管理的实际效果。 政治教育论文:破解基层“四难”加强民兵政治教育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人们的价值取向和社会观念也发生了一些深刻的变化，一些固有的、陈旧的、过时的教育模式与新形势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已不相适应，尤其在基层出现了“人员难集中、手段难创新、教员难落实、经费难保障”的“四难”现象，使基层民兵政治教育一度陷入了“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困境。 为增强新时期民兵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创造力，提高广大基层民兵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打牢其政治合格的基础，近年来，____坚持从实地出发，立足农村基层工作实际，认真研究、探索、认识和应对新时期基层民兵政治教育的特点，有针对性地探索和初步解决了“四难”问题，使民兵政治教育迎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 民兵政治教育人员集中难，成为制约民兵政治教育难落实的重要因素。当前，民兵组织开展活动、进行政治教育时人员难集中已成为普遍现象。据对一个离镇区较远、经济相对落后的行政村的调查来看，该村有60％以上的青年民兵常年外出不在家，这给以户口所在地为基准单位组建的民兵组织带来人员难集中的问题。我们根据这一情况，创造性地探索出了一条新路子，即：外出务工民兵由政府协调以管理区或村为单位，统一外出务工，在务工地建立民兵和党团组织。经过实践，这一做法起到了应有作用，也得到了广大民兵的肯定和认可。在此基础上，我们建议上级能按照上级对农村民兵的编组向各类企业扩展的思路，加大改革措施，采取属地编组、属地管兵的方法，使民兵现有住所、工作单位与原居住地或工作单位的民兵组织实行挂靠，达到民兵组织与民兵工作单位的统一，这样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民兵政治教育活动人员难集中的问题。 民兵政治教育的手段难创新，影响政治教育效果。一块黑板、一支笔、一张嘴的相对滞后的教育模式，对新时期民兵所需的知识结构和求知欲望已不相适应，致使民兵听课和学习的效果不够好。这就要求我们要打破单调陈旧的教育模式，以各具特色的教育活动提高民兵政治教育的效果。在具体工作中，我们采取了以下作法：一是注重利用现代农村远程教育网络和科技手段搞教育。如充分利用民兵干部例会日、镇村集会日等，召集广大基层民兵积极参与，集中收看远程教育网络上传的国防专题节目，学习国防法规和民兵的性质、任务及国防知识等。二是注重结合开展重大活动搞教育。在开展重大活动时，如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的同时，集中广大民兵尤其是民兵党员，把民兵政治教育融合进去，得到了广大基层民兵的好评，收到了活动与教育相长的效果。三是注重借助社会的力量搞教育。新形势下各行各业精神文明建设力度不断加大，政治教育的形式灵活多样，效果也比较明显。我们充分利用节日期间的他们开展的秧歌表演、娱乐队巡游及自编自演的戏曲节目表演，有机地插入民兵教育内容，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如民寨村在本村老年节期间唱大戏和秧歌表演中就有机穿插了民兵教育的内容，群众反映良好。 民兵政治教育教员队伍难落实，给落实民兵政治教育带来困难。在实际工作中，有些村存在着对民兵政治教育教员队伍建设不够重视的倾向。民兵政治教育能否落实，抓好民兵政治教育教员的培养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在实际工作中，我们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重视对基层专武干部及村民兵干部从事民兵政治教育能力的培养，培训专武干部及村民兵专干时，将其从事民兵政治教育的能力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来培训。二是搞好小教员的培养。从各民兵连抽调骨干，以办培训班的形式培训小教员，使其轮流授课试讲，让胜任授课素质的人员担任政治教员，确保基层民兵政治教育不流于形式，使以民兵连为单位的政治教育有教员、有人管、能落实。 民兵政治教育经费难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民兵政治教育的开展。虽然每年政府都在落实武装工作经费，但经费明显偏少，不能满足武装工作的正常开展。特别是实行镇财县管后，镇政府没有经费支配权，无能力发放民兵的误工补贴和保障教育经费，因此落实上级规定的民兵政治教育任务就显得困难重重。近年来，我们主要采取了以下三项措施，保障民兵政治教育经费多样化。一是依靠政府拨付经费搞教育。政府把民兵工作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增强党政领导爱武装、懂武装、管武装的信心和能力，让基层武装干部把主要精力用在如何提高民兵战斗力上去。二是依托“协会”筹措经费搞教育。广大农村民兵在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治理、产业结构调整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在他们的带动下相继成立了电线电缆协会、腐竹协会、畜牧养殖协会、木业协会等各类组织。在开展民兵教育活动时，借助各种行业“协会”的力量筹措部分资金，一方面聘请专家为协会会员讲授急需的专业知识课，以解专业理论之渴；另一方面，组织民兵思想政治教育小分队巡回讲演，穿插一些民兵感兴趣的知识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这样，因为不存在由政府和职能部门发放误工补贴的问题，较好地解决了农村民兵集中难的问题。三是争取企业支持经费搞教育。随着非公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民兵的比重逐渐加大，他们是企业中的骨干力量，既是生产技术能手，又是护厂治安中坚。在实际工作中，我们积极宣传《国防法》，组织优秀企业主参加“军事日”活动，增强他们的国防观念，争取企业支持一定的经费，利用交班、集会、职工培训等时机由专职人员或企业主搞教育。 政治教育论文:对民办院校思想政治教育机制构建的几点思考 摘 要: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和青年学生价值取向的多元化,要增强民办院校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必须紧紧扭住机制这个根本。本文重点从思想教育机制的内涵、作用,存在的问题和对策措施入手,对领导机制、反馈机制、评估机制、保障机制进行了构建。 关键词:民办院校;思想政治教育;机制 随着国家“科技兴国”战略的推进,民办院校作为一个新兴的院校群体,规模不断扩大,招生人数不断增多,对提高全民科技文化素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面对西方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意识形态领域尖锐复杂的斗争,如何才能确保培养出来的都是“四有”新人,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必须从健全思想政治教育机制这个根本入手,以开阔的胸襟、宽大的胸怀、全新的思维和积极的心态来了解新情况、研究新问题、探索新办法,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机制进行不断地创新。 一、建立领导机制 思想政治教育领导机制,是思想政治教育运行的“龙头”,其是否完善直接关系到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能否得到落实。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有效实施,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加强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导和调控,形成党政都重视的“大政工”格局,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合到院校正常的管理、行政和工作中,形成齐抓共管的合力,杜绝 “大政工”变成“大而空”的现象发生。 存在的主要问题:高校实行在党委统一部署下,校长及行政系统为主实施的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机制。实行这一机制的根本目的是扭转政治和业务“两张皮”现象,形成全员育人的工作格局。但在民办院校重专业轻思想,政治和业务“一手软、一手硬”的问题比较明显。抓思想政治教育的合力不够,各部门只注重抓好本部门的业务工作,与己无关的思想严重,导致知识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不能相互渗透。专业教师中也存在着只教书,不育人的现象。 对策建议:第一,建立健全领导组织。加强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导是各级党委的重要职责,必须摆上党委的重要议事日程,党委书记是管思想、抓教育的第一责任人,必须切实负起领导责任。成立以党委书记或党委副书记为组长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切实做好思想领导、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工作,确保方向正确,聚合力量。第二,建立科学的目标管理机制。科学确定教育目标是增强教育自觉性和实效性的关键。在制定教育目标时,要将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根本目标和具体目标结合起来。针对学生的接受能力、社会阅历、生活经历等情况,按层次、分阶段确定目标,按照最近层次和最高层次的顺序循序渐进加以实现。第三,建立明确的责任分工机制。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构成一个明确的工作责任制体系,并把抓思想政治教育情况纳入评教内容,作为年终奖惩的重要依据,凡因工作不力、措施不实,导致思想政治工作运转不灵,甚至由此出现重大问题的,要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避免和克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讲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现象,使各部门和人员都能依自身职责,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开展工作,从而聚合抓思想政治教育的力量。 二、要建立反馈机制 反馈是控制论中的一个基本概念,是指系统输出的全部或部分信息通过一定的通道,返送到输入端,从而对系统的输入和再输出施加影响的过程。在教育过程中,教育对象必定产生对教育者所实施教育的反应信息,这些信息通过不同渠道返送到教育者哪里,对教育的调控和再决策实施影响,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特定的功能目的。建立一个畅捷的反馈系统是思想政治教育机制正常运行的重要保证。 存在的主要问题:第一,反馈信息收集少。对教育内容、受教育人员落实情况要求多、抓得紧,而对教育方法学生是否满意,教育内容是否贴近学生思想实际等方面信息收集少。第二,报喜藏忧现象突出。即“只报喜、不报忧”,对采取的方法措施,取得的成绩重墨浓彩;对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轻描淡写,即使反馈存在的问题也都是一些共性的问题,缺乏针对性和深层次的分析。第三,反馈渠道不顺畅。反馈方法滞后时展,反馈渠道比较窄,导致信息反馈不上去。 对策建议:第一,建立信息接收机制。要设置以思想动态的调查研究为专(兼)职调研机构或调研人员,建立横行到边、纵向到底的反馈机构,确保各个层次的信息都能及时反馈上去。要健全反馈制度。既要健全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内反馈调节制度,以协调系统内上下左右的反馈调节行为,也要建立和健全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与其他系统之间的反馈调节制度,以确保思想政治教育对其他系统更好地发挥服务作用和促进作用。要灵活反馈 方法。采取走访调查、听取汇报、设立邮箱等方法,及时收集大量信息,为科学决策和调整方案提供依据。第二,建立信息处理机制。信息汇总处理是整个反馈机制建设的关键环节,这一环节的效果直接决定整个后继反馈调节的水平。由于受众的反馈信息比较零碎、分散,不利于调节,必须对信息进行汇总处理。信息汇总处理要坚持准确性与及时性的原则,及时准确地对获取的原始信息加以汇总,并对其进行整理、分类、解剖,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精加工细审思,得出科学性的结论,从而为实施有效调节提供依据。第三,建立信息调节机制。依据信息处理得出的科学性数据和信息,采取正反馈调节与负反馈调节、目标调节与手段调节、直接调节与间接调节等多种方法,及时对教育进行调节。 三、要建立评估机制 思想政治教育评估就是根据社会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以及思想政治教育评估对象的实际,确立指标体系,运用测量和统计分析等先进方法,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进行价值判断的过程。它为全面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效果、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有效管理和正确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 存在的主要问题:第一,评估主体单一,评估主体主要由教务部门人员担任,缺乏其他部门人员参与;而且评估主体只有机关干部,缺乏作为受教育者和基层人员的参与和监督。第二,评估标准、内容随意性比较大,在评估过程中,各单位评估的标准、评估内容不统一,评估标准比较随意的现象多。第三,评估方法缺乏对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运用,以定性考评为主,凭经验、凭印象、凭感情的现象比较突出,缺乏数据支持和科学的分析测评。 对策建议:首先,科学确立评估原则,坚持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相统一、稳定性与发展性相统一、绝对性与相对性相统一的原则。其次,科学选择评估主体,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改变过去只有教务人员进行教育评估的现状,广泛吸收各层次人员参与到教育评估中来,做到既要有机关人员,又要有基层人员;既要有教育者,又要有受教育者,实现评估主体多元化。第三,科学确立评估标准,坚持精神成果与物质成果、近期效益与长期效益、个体效益与群体效益、静态效益与动态效益相统一,力求科学把握评估标准。第四,科学设定评估内容,既要评估教师队伍,又要评估教学制度;既要评估教育内容落实,又要评估教育实效;既要评估教学方法,又要评估经费投入,做到评估全面、客观,真实反映情况。第五,科学确立评估方法。充分借鉴现代管理学中的检测、评估方法,坚持“硬标准”和“软标准”的统一,采取重点抽查与全面考核、精确与模糊、定性与定量等相结合的评估方法,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多形式、多层次的综合性评估,从而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 四、要建立保障机制 保障机制是思想政治教育实施的前提和保证,只有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才能有效运行。保障机制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运行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存在的主要问题:第一,人才保障匮乏,由于民办院校兴起时间短,师资力量相对比较薄弱,年轻老师多,兼职教师多,高职称教师少的“两多一少”现象比较突出,教学经验缺、精力难集中、能力跟不上的问题比较突出。第二,规范保障约束力不强。在立法上,规章制度不够健全,离形成结构完整、层次分明的法规制度体系还有较大差距,原则性要求多、操作性步骤少,静态描述的制度多、动态组织的规定少。在执法上,凭经验、拍脑袋作决策,“以言代法、以权代法”、随意定标准的现象还不同程度的存在。在监督上,流于形式的现象比较严重,面上了解得多,走马观花、听一听、看一看、转一转的现象比较突出,对具体细节关注的少;在群众监督上,虽然公布了举报电话和信箱,群众对操作的程序参与少,举报的人员少。第三,外部保障不健全,由于民办院校主要由个人承担学校的建设费用,经费有限,必要的教育设施、设备和活动场所缺乏,特别是图书馆各类书籍储量较少。 对策建议:第一,队伍保障。要把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教师选拔到思想政治教育队伍中来,切实为教育的有效开展提高人才支撑。要加强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关心、爱护、培养,通过解决待遇、生活等方面的难题,创造拴心留人的环境;通过送学深造、在职函授、专家辅导等方法,提高开展工作的能力,切实做到生活上关心、政治上爱护、工作上培养,使之集中精力做好本职工作。第二,制度保障。强化法规意识,使广大师生牢记政策这个“生命线”、制度这个“保障线”、纪律这个“警戒线”,使制度体系成为自律与他律、自觉与强制相统一的长效机制。建立健全思想政治教育经费投入、考评奖励等方面的制度规定,依法加强管理,使思想政治工作做到制度化、规范化。第三,经费及物质保障。要改变过去只靠“嘴皮子”的做法,加大经费投入,购置投影仪、音响、多媒体等设备资料,改善教育条件,确保学习有资料、教学有设备、活动有经费。要积极适应社会发展和广大学生的实际需求,善于运用现代化的技术和手段,提高教育效果。总之,要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效果,必须建立健全高效运行的机制。只有这样,才能使思想政治教育落实到实处。 政治教育论文:浅析大众传媒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影响 摘　要：大众传媒正以其强大的力量渗入大学生的学习与生活中。大众传媒对大学生 的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此形势下，积极研究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改 革创新之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大众传媒; 思想政治教育  大众传媒是一个由符号构筑的话语体系，是一种特殊的文本系统，通过文字、图像、声 音、故事情节等传递话语主体的价值观、情感、反思和意向。在现代社会，大众传媒已经成 为大学生获取信息和社会生存资源的重要途径，它的主要载体是报纸、电视、电影、杂志和 互联网。大众传媒是一种话语权威，它始终处在主导地位，从言说权力的角度看，它是施予 者，受众尽管千差万别，但都只能是受动者，虽然手握遥控器或鼠标可以部分拥有选择权， 总体而言，单向接受传媒符号体系的传递是受众们唯一的选择。因此，在传媒网络体系覆盖 下展开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受大众传媒的挑战是不可避免的。 一、大众传媒尤其是互联网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造了物质条件，达到及时、省力的 效果。首先是信息传递的及时性。以前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形式比较单一，具有明显的事后 效益。大众传媒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广泛运用，大大提高了其时效性，尤其是互联网络 的发展，使思想政治工作者与大学生具有了平等的参与权。由于大众传媒受众多、传播快、 覆盖面广，而且自然、亲切、轻松，没有强制性，加之手段多样、形式灵活，因而在大学生 中的感召力、影响力、渗透力十分强大。大学生通过网络，随时可以了解世界各地正在发生 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大事。这种迅速、及时、准确的传播方式，有利于思想政治工作者及 时调整教育内容和方式，传播健康、科学、正确的思想政治信息，加强网络空间的正确舆论 导向，达到更佳的教育效果。其次是教育信息内容的广泛性。通过大众传媒尤其是互联网络 ，大学生可以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信息。第三是教育活动的替代性。随着大众传媒尤其是计算 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其对大学生思想教育具有强大的替代功能。现在，网络传播被视为继 报刊、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体，不久的将来，也必然会成为宣传思想战线的主要阵地之 一。第四是教育方式的多样性。大众传媒的发展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多样化的教育形 式，如声音、文字、图像、文娱节目、现场采访、现场参与等。大众传媒具有声色俱全、图 文并茂、声情融会等特点，实现了多种感觉形式并用，可以增加信息的获取量，为人们提供 真实的表现效果，感染力极强。使大学生在形象、生动、直观的教育教学中，思想得到升华 ，达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效果。  二、大众传媒丰富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大众传媒克服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单调、陈旧的缺陷，它通过多种形式和手段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较多素材和信息。大众 传媒可以撇开一时一事的特殊意志和宗旨，追求一种团体精神，可以无条件地传递社会的正 义和良知，客观、公正地揭露和抨击阻碍社会进步的丑恶现象，从而净化和提升人类的精神 ，这种潜移默化的方式不断地为大学生提供了人文精神。大众传媒还对社会发展的热点、疑 点、重点、难点问题进行广泛宣传，进行追踪报道，深入讨论。社会不同发展时期的热、疑 、重、难点问题，亦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要研究的，通过大众传媒可以对人们明确方 向、弄清是非、增长见识、开阔眼界、转变思想观念提供有益帮助。  三、大众传媒促进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式的转变。大众传媒特别是网络技术的发展， 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对新的环境，其教育的方式发生了变化。首先是远程教学和网上教育 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将吸引大学生由传统的被动式接受教育，变为主动参与思想交流并 在思想碰撞中自然而然地接受引导，把传统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面对面的直接教育方式变成 为间接方式。形成互动式、引导式的宣传教育，可大大提高思想“灌输”的实效性。其次是 与现在的电视教学、录音、录像教学手段相比，网上教育不仅具有快捷性、交互性，而且教 学水平高，学生收获大。第三是网上教育可以运用多媒体的技术手段，把许多无法单纯地用 语言表达的思想情感，借助于声音、图像、动画等手段形象地表达出来。  四、大众传媒的发展开辟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途径。大众传媒以其广阔的覆盖面， 向全世界每个角落的人们传递着不断产生的、大量的思想和教育信息，从而必将深刻地影响 人们的思想，也影响着大学生的思想。另外大众传媒的根本性质决定了它本身具有宣传、鼓 励、教育、引导、批评等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从而把大学生欲知、应知、未知的信息传达给 他们，使大学生的思想能跟得上时展的步伐，并不断地丰富和发展。  五、大众传媒的发展创造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新环境。高校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人才的 重要摇篮，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学校工作中起着基础性的导向作用。如何将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放在整个社会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深入分析大众传媒尤其是网络技术的发展，对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带来的新挑战和有利条件，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如何应对大众传媒的挑战 ，因势利导，使大众传媒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得力助手和有效途径，是摆在我们面前的 课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在党的领导下，保证舆论宣传在思想上、政治上的基本格 调，创建特色鲜明的思想政治工作网络，强化大学生对网络造假行为和有害信息的防范意识 ，积极做好对当前社会问题的分析、解释和引导，坚定大众传媒舆论的引导功能，形成积极 、健康的校园文化氛围，进一步改进和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大众传媒应正确引导，在激烈而复杂的文化冲突中，必须保持清醒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和态度，使现代文化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也只有在正确舆论导向的 传媒文化中才能有效展开。 传媒新文化应是一个全面开放的、多元的、协调的文化体系，以开放的姿态不断吸纳、 整合世界优秀文化的精华。传媒新文化应有双重文化结构。所谓双重文化结构，就是使大众 文化和提高性文化、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并存。但这种并存并不是各 种文化平分秋色，而是在一定的关系下并存，使之能够处于一种生长机制的良性状态。没有 提高性文化的滋补引导，大众文化确实可能走向低谷；而没有大众文化作为支撑的基础和市 场，提高性的文化完全可能在高唱阳春白雪中变成文化上的孤家寡人。 政治教育论文:新媒体背景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一、新媒体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问题 1.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趋于复杂性 当今社会,各大高校已经拆除了传统的“围墙”限制,学校在人们心目中“世外桃源”的地位已经不复存在,随着各种新媒体的兴起,外界的各种诱惑、语言、文化以及思想不断的传播至学校,社会上的这些复杂的东西一定程度上增大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复杂性。此外,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学生获取资料以及信息的方式变得多样,这些信息可能来自于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国家,而带有笼统色彩的地方性文化就容易影响大学生的思维。新媒体中不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宗教等会极力推崇他们自身的思想,大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就会接受这些观念、思想,从而改变自己的理念以及信仰,可见,新媒体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目前急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2.新媒体可能导致学生情绪不稳定,进而引发争斗 新媒体最大的特点就是信息传播速度快,不管是国家大事还是身边鸡毛蒜皮的小事,大学生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获得信息并且做出相应的反应,比如时下无论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的召开还是马航事件,打开电脑或者手机,你都会收到一系列的消息通知,如果大学生的情绪得不到控制,最终将会被舆论所吸引,导致过激行为的出现。此外,新媒体有可能导致校园群体事件的发生,大学生的年龄大多在19至22岁,这个年龄阶段的他们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思维,在思想、心理、价值观等方面都不稳定,一旦矛盾产生,他们就会拉帮结伙,以武力来解决问题。 二、解决新媒体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的问题的措施 1.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观念、理念 教师是学生学习路上的标牌,教师要积极帮助学生探索新媒体背景下可能出现的问题,并且对学生进行悉心的引导,争取以最快的速度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让学生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以及价值观,正确的明辨是非,认清楚事情的真假,从而做到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最终走出新媒体所带来的阴霾。此外,教师还可以将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与新媒体下的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让学生了解到新媒体的双刃剑的本质,做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 2.建立起广阔的交流平台 人类发展的历史表明,要了解一个人,你就必须与其进行思想上的以及精神上的交流,交流永远是了解对方的最快捷的方式,也是走近一个人的最好的方式。在各大高校,学校可以建立沟通平台,在平台上,众人皆是采用匿名方式进行交流。在这里,学生、辅导员或学校领导可以尽情的表达自己对某些事情的看法,对于日常生活中的问题,也可以在这里进行反应,对于学校存在的不利于学生发展的因素,要积极的提出来,并要求学校杜绝这些因素的传播,最后促进学生、教师以及学校的共同发展。 三、结语 新媒体是新时期大学生面临的一把双刃剑,在未来,新媒体还将持续不断的发展,为了学生的发展以及祖国的崛起,大学生必须从一个客观的角度出发,认清新媒体带来的益处与弊端。对于好的一面,我们要积极的将其延续下去,对于不好的一面,我们要做到坚决取缔,因为这不仅关乎大学生自身,还与学校、社会、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 政治教育论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当代价值的研究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价值取向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应然目标、理念和原则,是教育主体对教育方向的选择和把握,是指导思想政治教育的思维逻辑架构模式,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得以开展的基础。科学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首要任务,是解决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价值取向问题。 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价值取向的历史演进特点 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价值取向予以厘清对于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而把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价值取向的历史演进特点则对此提供了诸多启发。 改革开放前及改革开放一段时期内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评价注重工具性的价值取向。统观改革开放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评价所要求的价值目标,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过分强调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价值,而忽略个体价值。在这种评价导向之下,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在内容上表现为,往往围绕党和国家的发展任务、发展目标来设定,而较少考虑个体的利益诉求,也就是注重集体利益而忽视个体利益,体现了评价取向的工具性特点。 尽管这种取向有其局限性,但其产生和发展却有着历史的必然性。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外资本主义势力的极力扼杀和国内残余反动势力疯狂破坏的复杂环境下,维持社会秩序稳定、肃清封建残余、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成为首要的历史重任。这一时期一切工作的核心是政治稳定。这种特殊的现实情况决定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及其评价必须以政治为中心、以社会稳定为前提和根本目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面临着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下加快经济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必要的物质基础的形势。这一时期,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任务。这是工具性价值取向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继续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但是,就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而言,教育是关于人的活动。人本身就是兼具自然性和社会性的存在物,而其本质属性则是社会性。“社会本身,即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本身。”①因此,仅仅强调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工具性价值,无视其目的性价值,久而久之,思想政治教育就会变成远离人们社会生活需要的空洞的理论说教,这必将遭到受教育者的反感和抵触,使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大打折扣。长期以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由于过于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政治价值或经济价值,否定或无视本体价值和育人价值,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人”即受教育者的空场,内容设计上的片面性与残缺性、手段方法上的单一性和刻板性、教育手段的单一性、目标规划上的狭隘性和短视性。这种评价的价值取向导致很长一段时间内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零效应或负效应,值得深思。 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取向向以人为本转变。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来,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价值取向开始了从工具性到以人为本的伟大转折。“以人为本”即把人的需要和发展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旨在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价值取向以人为本,即要求通过评价活动促使思想政治教育把人作为主体和目的,而不是客体和对象。从“四有”新人目标的确立到“以人为本”价值目标的提出,实现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价值取向上的历史性转变。 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价值取向的转变与改革开放深入发展所带来的种种变革息息相关。从国内来看,改革开放是一个不断深入发展的历史过程,先是国家的工作重心由政治领域转向经济建设,而后注意到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进而到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三位一体”,继而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最后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格局的转变,这就决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辩证看待和处理一手抓经济工作、一手抓思想政治工作的相互关系,把二者统一到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去,既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又实现社会全面进步。从国际来看,世界多极化格局对当代大学生的影响日益明显。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发展趋势不可阻挡,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国外各种思想文化潮流乘势而入、相互激荡;改革进入“深水区”,社会转型关键时期,各种社会问题矛盾突出,国际敌对势力采取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手段,竭力对我国大学生实施“西化”、“分化”图谋。原有社会背景与现代社会背景的置换,决定了实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价值取向由工具性向以人为本的历史转变。 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价值取向的未来发展 长期以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分突出社会价值而忽视人的价值,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价值取向也表现出过分倚重工具性价值的倾向。②这不仅使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科学化水平大打折扣,而且使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成效不尽如人意,严重阻碍着思想政治教育“生命线”地位的巩固。 由于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价值取向仍然处于转型期,所以历史上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价值取向的偏颇所带来的影响依旧存在。这使得现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价值取向呈现诸多不足之处。 第一,价值取向单一化,这主要是指单一知识本位的价值取向。在思想政治教育目的评价上,倾向于知识性的传授,而忽视思想、灵魂、智慧的培育和塑造;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评估上,重视认知过程评测,忽视情感体验、意志锻炼和行为训练过程的检验;在评估方法层面则表现为定量成分太多,定性成分不足。 第二,育人本位的错位与迷失。现行思想政治教育评价过分依赖科学的范式,使评价过于重视数的测量而不是质的探究;注重终结性的评价,而忽视过程评价。这种价值取向指导下,评价的“管理主义倾向”凸现,其根本是评价者与被评价者地位的不平等,是“忽视价值的多元化”。具体表现为,在评价中,重视评价者(即管理者)的价值观,而忽视被评价者的价值观,长此以往,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本能将得不到充分的发挥或者会被淡化,从而导致个体的畸形发展、精神价值的丧失和道德水准的下降。 第三,学生本位价值观的缺失 。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中,大学生理应是评价的主体之一,但是长期以来,大学生仅仅是作为被评价的对象而参与评价,其主体性得不到体现,直接导致学生的主体地位丧失、利益受损和在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中话语权的丧失。学生主体性在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双重挤压下无法释放。 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价值取向的种种现实弊端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兴起的背景下日益凸出,时代呼唤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理论的创新,实践要求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价值取向转变。面对新形势、新境况,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须坚持以下价值取向的发展要求。 第一,时代性与前瞻性相统一。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价值观念及价值取向都是一定社会实践的产物,都必然带有时代的烙印。我国目前尚未完全得以改变的工具性、理论化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价值取向与教育体制、教育行政管理、教育水平现状等实际背景有密切的关系,它在一定程度上是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产物,是时代性的价值观念体现。然而,就教育而言,它总具有前瞻性,是面向未来的事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也不例外。因此,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价值取向也应该着眼于未来,从发展的角度出发,做到时代性与前瞻性相统一,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更好地促进和适应未来社会的发展。 第二,多元性与一元性相统一。人们价值观的丰富性决定了价值取向的多元性。但从人类社会发展来说,价值取向又存在必然的一元性,价值取向的一元性与多元性是统一的。这种统一反映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价值取向上有两个层次:在具体的层次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应该反映参与教育评价的各个主体的多元性特征;在较高的层次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又应该反映为人类社会发展服务的目标。强调多元性与一元性相统一,是一种发展性评价,体现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人本价值取向与政治价值取向的有机统一。 第三,个人与社会需要相统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基础和关键是价值判断。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活动也是一种价值活动,而价值活动的主体在价值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进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时必须遵循主体原则。马克思指出:“首先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体对立起来。个体是社会存在物。”③根据价值活动主体原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不应仅仅对客观的教育现象作判断,而首先要对主体本身及其需要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评价。但是,在阶级社会里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一方面,人的发展需要会制约社会的发展进程;另一方面,人的需要的满足依赖社会提供的物质条件,社会的发展必需人的推动才得以进行。因此,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价值取向必须将个人需要与社会要求统一起来。 三、以人为本: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价值取向的总标准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价值取向的历史演进阐明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价值取向的发展规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价值取向的未来发展趋势指出了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价值取向的构建框架。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价值取向的总标准,就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体现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一致。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现时代我们在科学发展观的总思想原则下进行的各项社会实践活动,必然要求科学发展思想的指导,必然要体现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现代主体间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是一种贯通以人为本价值理念的教育实践活动。 “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项根本原则,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基础地位的不可动摇性,决定了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秉承其以人为本的价值原则。另外,“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目的性也决定了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必然弘扬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因此,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理所当然地应承担起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光荣使命。以人为本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实现了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精神需求与物质需要、目的与手段的统一。 在以人为本价值理念和思维方式的指导下,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必然成为以塑造人格、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的实践活动,它的主客体都是人,是解决人的思想、观点和政治立场,是从人出发建构在“人”的基础之上的一项基本工作。思想政治教育是人的需要,而“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④。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这种人文关怀的价值旨归,使其挣脱了“理论世界”条条框框的束缚,回归教学意义生成之域的“生活世界”,克服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对生活的疏离、对人的割裂以及对人生意义的淡漠。继而扎根“生活世界”,关注人、促成人的主体性不断优化;关切人与人及人与社会的关系,促进人际和谐与个人和社会价值的统一,从而使个人的生命价值得到最真的实现;关爱人的现实生活需要,使思想教育与解决实际问题有机融合,进而使思想政治教育从根本意义上成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喜闻乐见的精神需求。 人文关怀的价值宗旨真正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同时也升华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性和现效性,实现了思想政治教育从“文本”向“人本”的转变,促成其教学形态由单向灌输走向平等对话,教育方式从“独白范式”向“对话范式”转换。更重要的是,这种人文关怀不仅为受教育者的“自主建构”提供了现实可能性,而且为教育者的自我发展与完善搭建了宽广的平台。因为,人文关怀的价值诉求作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灵魂,贯穿于其交往活动的始终,使其真正达到了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在融洽的教育环境氛围中彼此共享知识、情感共鸣、智慧共筑、意义共建,双方相互影响、彼此促进、共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由此真正实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具体的、历史的辩证统一。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难见成效的症结就在于其缺乏交往意识和人本精神。所以,时展内在地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这一历史性的实践活动应然地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被赋予新的历史使命。就其本质而言,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成人之学”,它理应成为以“人”的方式来关注人、认识人、理解人,促进人的发展,促进人的生命的精神交往的交往实践活动,其交往的目的在于促进受教育者主体性的发展和教育者的提高。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基本环节,是根据思想政治教育的各项客观指标,对其进行评估的过程,它是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服务的,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重要保证。因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也必须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要求,秉持其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发展和完善的价值取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就是要在测评中充分体现和发挥大学生的主体性;就是要在评价指标的设计中体现其对促进大学生个体人格发展和完善的价值所在及其对于大学生成长和成才的重要性;就是要使评价的结果能够显现大学生思想政治和人格发展中的缺陷,为我们进一步有针对性地引导大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指明方向;就是要在评价后的调整中,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总之,无论在评价指标的设计、评价活动的开展过程,还是评价结果的反馈、调节中都要时时展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以人为本理念,使其无愧于“成人之学”的赞誉。 四、全面、协调、平衡:以人为本总标准的具体体现 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将以人为本作为总的评价标准,而这一总标准在具体操作中又必须通过一系列具体标准体现出来,这些具体标准则呈现出全面、协调、平衡的特点。 1.经济价值取向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反作用于经济,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作为上层建筑形式之一的思想政治教育同样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并且通过自身的教育活动,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⑤就这一层面而言,思想政治教育集中地体现了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要求,体现了一定社会经济发展要求。因此,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重要内容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也必然具有经济价值,对其考评自然也要坚持经济价值取向。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必然要求。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坚持经济价值取向就是要考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否为党的领导服务、为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服务;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大学生是否树立了科学的市场经济观念、是否能够引导大学生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不断增强自我创新意识和竞争能力等。 2.政治价值取向 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我们仍要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最终取得伟大胜利的坚强保障。我们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崛起,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决扞卫党的领导地位。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领导阶级,共产党所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必然是为其阶级统治服务的,这是由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特征所决定的。换言之,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目的和价值都要服从、服务于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三个代表”的体现者,党的理论与实践集中体现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⑥因此,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也必须以拥护党的领导为己任,以传授、贯彻和落实党的大政方针政策为价值追求。进而,在此基本价值观的指导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基本价值取向之一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这种价值取向贯通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全过程,就是要做到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指标设立中,不仅要对大学生对于党的拥护程度予以定量的测定,还要给予定性的考察;就是要做到将党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大政方针政策作为评价的基本指导思想之一;就是要做到将评价的结果,经过科学的分析和总结,归依到党的领导上来,使其为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服务水平提供基本的借鉴,为改革、创新党的领导指明理路。 3.理论价值取向 “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⑦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是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统一,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我们要不断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将马克思主义不断推向前进,创新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就是要测评大学生对于马克思主义这一最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掌握和践行程度;就是要考量大学生对于现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对未来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理解水平;就是要考察大学生对于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思想文化的态度;就是要在综合考评的基础上,使当代大学生形成科学、正确的政治社会观,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4.知识价值取向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综合性极强的学科,它不仅涉及政治学、心理学、教育学、美学、伦理学的相关内容,而且包括法学、社会学以及人学的知识成分。虽然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务是教育人、发展人、完善人,但其同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也承担着向受教育者传输人文知识和科学知识的责任,尤其是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不断地研究创新促进其学科自身的发展和完善。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指标之一就是考察大学生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吸收“内化”情况以及“外化”成效;大学生对于党的大政方针政策的熟识程度;道德知识的习得和法律知识的掌握程度,等等。这些观测点都是基于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对大学生知识传授效果的考评。 5.生活化价值取向 从历史源头上看,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于社会生活的需要,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而变迁,离开了人的生活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合理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来源于生活,却又高于生活,是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从根本上讲,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和意义是为了生活,也只能在生活中才可以进行。但是,长期以来,思想政治教育陷于理想化、知识理论化、工具化的误区,脱离了现实的生活世界。只有实行生活化的教育,使思想政治教育回到生活的母体,在生活中进行,为生活服务,这样才能使思想政治教育更有生命的活力,更有实效。 坚持生活化价值取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就要时刻关心大学生多层次的现实需要,关注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全面能力的发挥发展,注重大学生个性的彰显和主体性的弘扬,营造生活化的学习环境。 政治教育论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常用方法的科学借鉴 论文摘要 当前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形势不容乐观,常用实施方法上存在教育方式单一,实效性不强等问题,加强当代高校学生的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艰巨而迫切的任务。时代要求我们在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过程中,借鉴古代丰富理论资源,并学习国外思想教育的成功经验,为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常用实施方法的科学化迈出重大的一步。 论文关键词 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 借鉴方法 高校作为发展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阵地,肩负着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方法科学化的重要使命。所谓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方法的科学化,突出表现在将古今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相互结合,以及东西方思想政治教育相互渗透,即在批判地吸收传统文化之精华的同时,借鉴西方一些国家成功的德育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加以科学运用。 一、坚持自我教育 随着近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不断深化,“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日益彰显,它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指导着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方法的科学化发展。然而,目前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还未能有效地体现“以学生为本”,大多思想政治教育课仍以灌输为主,其内容仅仅停留在知识化层面,教育过程偏简单形式化,学生只能被动地接受老师讲授的思想道德观点,难以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化。无论是通过对古代还是国外的道德教育了解,实现思想政治教育都离不开引导学生坚持自我教育。 (一)学思结合与克己自律 学思结合是自己解决认知问题的一种修养方法。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通过学习与思考的辩证关系,强调自己解决认知,提升理论修养。克己自律就是要通过行为修养方法达到自制的要求,“克己复礼为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些都表明孔子提出自我约束的要求,让自己的言行符合良好道德的思想。 (二)自省内求与慎独 儒家思想中,自省内求,即自我反省,是在思想深处进行的自律修养。孔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并提出“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他认为,自省是完善人格,追求道德至高境界的一种途径。慎独,是一种习惯的自律养成,指在独处无人监督的情况下,也能小心谨慎地坚持自己的道德信念,自觉地按照一定的思想和道德准则来思考并付出行动。它们二者不仅是重要的道德修养方法,也是道德修养应当追求的崇高境界,均为我国古代修养传统中的精华。 当代西方国家的德育体系无疑是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但是我们不能仅仅因为与他们意识形态上的差异而单纯地肯定或者否定其德育发展,要看到他们的德育发展长处,实现一定条件下的“洋为我用”。在加强“自我教育”这一问题上,英国和荷兰的做法值得我们思考,如,英国在实施德育过程中树立以“学生为本”的大德育观念给于我们很好的启示,他们国家德育的首要目标就是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并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淡化学生“受教育者”的角色意识,让他们自觉地接受思想政治教育。这一点具体说来,英国学校的德育既通过一些与德育紧密相关的课程开展,也用过其他课程的渗透方式进行,让学生主动参与其中自觉学习;还广泛开设道德课,使用讨论的学习方式,让学生从中提高道德判断能力,为学生的自我教育打下基础。荷兰高校则主张让学生在开放中去思考,去选择,重视挖掘他们自身的潜能,教师对学生的错误积极引导,给于学生自由的空间去释放创造力。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功能必须引起我们高校工作者的高度重视,这就要求我们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需要发挥学生的主体性教育潜力,教育工作不能离开对学生精神世界的真切关怀,如,将丰富政治理论学习置于生动的载体之中,与分组思考讨论相结合等方法。由于每一个学生秉赋各不相同,思想道德教育要从实际出发,根据教育对象性格和能力等不同,对他们施以不同的方法,做到“因材施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还要充分注重从学生的个人实际情况出发解决不同的思想问题,把“学生”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顺情引导增强学生对道德的判断能力,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针对性。 二、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 一个人应该通过自己内心不断反省,产生对一种思想的认同感,通过道德认识上升到道德实践,即要求我们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做到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这是我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重要特色之一,古人在道德教育上不断强调身体力行,重视道德践履,如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先贤都高度赞扬那些虽不善于辞令却躬行实践道德规范的人士而耻于那些言过其实,知行不一的小人。 联系今天开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工作,“重理论,轻实践”的德育现象在各高校仍普遍存在,教育工作者在传授思想政治道德观点的同时,更应该注意培养学生运用理论知识去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重实践离不开富有创新的理论指导,反观美国近百年的道德教育发展史,只有尊重按照规律办事,在不断反思传统德育模式的基础上才能创新符合现实实践要求的德育新模式。如此看来,只有形成符合我国高校实情的创新德育理论,将研究成果运用到德育教学的过程中,才能满足高校现代科学化的德育发展要求。然而,在达到“知行合一”的道德规范培养过程中,亦需要一定的“硬性”辅助方式帮助学生内化思想道德教育,我国古代教化民众的方法就拥有一套完整的操作程序,主要以强制训化和民间自发养成为主;类似于这一性质的还有英国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中通过制定校规,硬性强化思想政治教育,严格规范学生的道德行为。 三、坚持渗透式教育 (一)隐性教育 西方国家在表面上虽不太强调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但是他们重在将政治观点和价值取向渗透在教育规范之中。我国在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的实际工作中,不仅要抓好显形教育,还要学会运用隐形教育的方法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古代人们除了利用制度载体,教育载体外,还特别重视利用各种大众传播媒体开展教化活动,如编写和普及启蒙教学的手段进行道德教化等。随着现代大众传媒的迅速发展,尤其是互联网的有效普及,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不仅限于课堂灌输与开会宣讲等传统方法,更应当充分利用传媒资源使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载体丰富化。西方大多数国家在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方面亦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的导向作用,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介营造道德教育的良好氛围:美国在德育教育方法上开展多样化教学,重视隐形教育与显形教育相结合的方式,挖掘一切可能资源来丰富思想道德教育的载体,在坚持课堂教学在思想道德教育中的主导作用的同时,努力把它融合渗透到各学科教学之中,搞好校园文化建设,如,通过学术活动、社会实践活动等提升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或通过校园建筑中增加名人塑像,纪念碑石等物质形态来激发学生成长,且开展生动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等,这种以渗透为特色的德育方式,最终达到“润物细无声”的德育效果。 (二)环境陶冶与教育者 当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是学校和教师的事,也是社会和家庭的责任。无论是古代还是现在,甚至是国外一些国家,运用将学校,家庭,社会三者相结合以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的合力都是不可缺少的一种德育方式。儒家思想中,认为良好的环境熏陶会为人的思想品德形成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认为家庭环境是教育的基础,学校是道德教育最好的环境,良好的环境构建需要从家庭,学校和社会这三方入手,共同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的合力,建立社会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大系统,让学生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道德观。 除了环境陶冶对道德教育有着重要的影响,我国古代思想道德教育还特别重视教育者的身教示范作用,对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也有很好的启迪作用。孔子认为,如果教育者自己不端正自己的行为,却要求教育对象遵守道德准则,是不能令人心服的。在教育的过程中,教师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让学生行有方向,用负责的精神和谦恭的态度去感化学生,最终令他们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教师不仅需要有深厚的道德修养,还要学会用丰富的道德实践去锻炼学生,这点上韩国在培养德育教师的工作上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韩国的德育教师一般要求具有专门进行道德教育学科的教学执照,在具体进行道德教育的时候,韩国在高校德育教育中对教师提出了四点重要的要求,即教师应该重视传统道德在现代生活中的应用,能够使用不同的图片、表格以及音频视频媒体等来反映传统道德的精髓,努力增强学生的批判思维能力,培养学生实践传统道德的意愿和意志力,让学生能对传统道德的基本精神进行理解并将其运用于生活之中。 我国高校在培育优秀的德育师德和师资方面也需要进一步提高,教育者不但要给教育对象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还更多地要提升自身素质,用自身的人格魅力去感染学生。儒家思想认为,道德教育的重要力量源于道德理想人格的感召力,主张通过塑造理想人格来激励人们追求崇高的精神境界,把道德理想的实现看做是各种需要中最高层次的需要。古有孔子塑造了圣人君子,仁人等理想人格来作为引导人们进行思想道德修养的榜样和标准;孟子塑造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当今我国正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时期,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人们的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但同时也带来了个人主义,拜金主义,贪污腐化等负面问题,这些负面影响着高校的新一代思想健康发展,教师的行为对学生有着示范效应和感召力,因此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更加要求教育工作者拥有优秀品格。 政治教育论文: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沟通能力培育研究 论文摘要 思想政治教育既是一个教育过程,又是一个沟通过程,思想政治教育者沟通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着思政教育的效果,在积极构建和谐高校教育的今天,思政教育者沟通能力的培育显得尤为重要,本文指出了思政教育者沟通能力培育存在的问题,分析了其原因,并提出了思政工作者沟通能力培育的具体途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论文关键词 思政教育工作者 沟通能力 培育 众所周知,思想政治教育既是一个教育过程,又是一个沟通过程,而成功的沟通可以使主客体在认识上产生认同,情感上发生共鸣,达到良好的效果。一定程度上思政教育者其沟通能力的强弱决定着教育者和教育对象之间能否进行有效的沟通,进而制约着思政教育工作能否取得实效,所以思政教育者沟通能力的培育显得尤为重要。 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沟通能力培育的重要性 (一)提高高校思政教育有效性的基石 高校思政教育沟通是教育者与大学生在平等的基础上交流思想、沟通情感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沟通能力强的思政教育者能够及时全面了解大学生的想法,准确把握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和心理需求,使思想政治工作有的放矢,减少工作的盲目性,提高其有效性。 (二)促进高校大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 当今时代大学生强调个性,喜欢追随新奇事物,不满足于接受现成的理论,表现出很强的主体意识。沟通能力强的思政教育者能够根据学生心理特点,与他们进行情感交流,帮助其认识自身价值,树立正确的三观,激发他们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促进大学生的身心健康,为全面发展打好基础。 (三)构建和谐高校教育的迫切要求 在高校思政教育中,沟通能力强的思政教育者,一方面能抓住学生思想上的“敏感点”,进行双向沟通,使学生乐于接受教育,在潜移默化中实现思想认识的升华,从而达到大学生个人和群体的和谐。另一方面能促进师生的有效沟通,增进彼此的理解,达到大学生和思政教育者间的和谐,促进高校教育的和谐。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沟通能力现状及原因分析 (一)沟通能力的内涵及基本结构 沟通能力是人与人之间借助信息、情感交流而达到沟通目的的能力。高校思政教育者的沟通能力即在高校从事思政教育的人为了完成特定目标,用语言、文字等方式与学生交流,以相互了解、信任并达成共识产生一致行为的本领。本文的沟通能力特指在高校思政教育者同大学生沟通的能力。 人际沟通能力由沟通倾向、沟通技能和沟通认知能力三元成分组成。沟通倾向是指沟通的偏好与行为动力。沟通技能即沟通的行为表现能力,沟通认知能力是一种对沟通过程中的自我、他人以及沟通情境做出准确理解、正确判断的能力。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沟通能力方面存在的问题 当代高校思政教育者的沟通能力相对于过去有了很大提高。如服务意识、尊重意识增强,倾听能力、表达能力等明显提高。然而,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 首先,沟通倾向方面的问题。没有敞开心扉与学生沟通。大多数高校思政教育者虽然愿意与学生沟通,但却很少将心理感受告诉学生,没有敞开心扉,不利于双方信任关系的确立,导致思政教育沟通效果较差。 其次,沟通认知方面的问题。第一,没有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由于师生代沟和地位差异的存在,在实际沟通中学生大多没能发挥自身的积极性。第二,不能切实体察学生的感受。思政教育沟通中存在着由于主客观因素而造成的沟通障碍,使得教育者不能切实体察学生的感受。第三,正确选用沟通方式的能力不强。在高校思政教育沟通中教育者在针对男女生、理工科和文科学生,采取不同的沟通方式方面做到还不够好。 再次,沟通技能方面的问题。第一,不注重鼓励学生反馈。思政教育者在沟通中大多只顾自己表达意见,而没有积极鼓励学生反馈。第二,没有做到有效倾听。良好的倾听是有效沟通的开始,高校思政教育者在沟通中开始意识到了倾听的意义,但还没能做到有效倾听,释疑、重述等技能用的比较少。第三,不善于使用非语言表达。非语言表达在沟通中起着强化效果、体现真相的重要作用。而思政教育者在沟通中使用非语言表达的频率较低。第四,没能充分利用网络载体。网络沟通作为大学生思政教育的一种新型沟通模式,深受大学生喜爱。然而高校思政教育者对网络载体的开发利用程度还较低,手机短信、QQ和EMAIL还好,MSN、BBS、微博和贴吧的利用率则超低。 (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沟通能力方面存在问题的原因 综上所述,高校思政教育者的沟通能力在不断提高的同时,仍然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究其原因具体分为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其中没有具体的沟通理论作指导,没有建立健全沟通能力培育机制是外部原因;高校思政教育者自身思想上不重视,没能与时俱进,客观精力限制,没能掌握有效沟通技巧是内部原因。 首先,来看外部原因。虽然沟通贯穿思想政治教育的始终,沟通能力是成就思政教育者职业的重要因素,但是从现实状况来看,沟通能力的现实地位低于其应有地位,这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没有具体的沟通理论作指导。在我国思政教育理论体系中并没有专门研究沟通能力的文献,或者在教学中没有设置专门的关于沟通能力的课程,即没有一套严整的关于沟通的理论去指导现实工作。 第二,没有健全沟通能力培育机制。高校领导者没有切实把沟通能力作为选拔教育者的重要指标,没有将沟通能力强弱作为教育者绩效考核的标准之一,没有实施思政教育者能力提升工程,没能提供锻炼沟通能力的机会。 其次,来看内部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思想上不重视。思政教育者有的思想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在实际工作中对受教育者不是平视而是俯视,认为沟通就是“我说了算”。有的认为,沟通就是说教,这种对沟通的歪曲认识阻碍了他们沟通能力的培育与提升。 第二,没能与时俱进。网络等现代化的沟通形式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出现的深受大家喜爱。 第三,客观精力限制。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高等教育出现了大众化的发展趋势,高校学生人数增多,而思政教育者队伍人数有 限,通常出现一个教育者负责几个班级的情况,加上科研任务、生活压力等,都导致教育主体没有更多时间来提高自身沟通能力。 第四,没能掌握有效沟通技巧。沟通是需要技巧的,掌握有效沟通的技巧对于教育者沟通能力的提高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而我们发现高校思政教育者没能做到有效倾听,没有鼓励学生积极反馈,表达能力和非语言表达技能都没有得到提高,这都制约了他们沟通能力的提高。 三、加强高校思政教育者沟通能力培育的途径 由于造成高校思政教育者沟通能力存在问题的原因很多,分为内因和外因,所以在培育教育者沟通能力时也应该从多个角度针对内外两方面来进行。 (一)深化高校思政教育沟通研究 提高高校思政教育者沟通能力,增强沟通的有效性,要研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活动本身,并将研究成果写入教材,供高校思政教育者学习。 首先,深化一般理论的研究。理论是实践的导向因素,加强理论研究是更好实践的前提。加强高校思政教育沟通一般理论上的研究,即进一步研究和界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沟通的内涵。 其次,深化特殊规律的研究。深化特殊规律的研究即重点研究沟通目标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矛盾规律;沟通目标与大学生本身思想状况的矛盾规律;教育者与大学生在沟通过程中的相互作用规律;教育者与沟通环境相互作用的规律等。 再次,深化沟通心理的研究。高校思政教育沟通活动是沟通双方在一定的心理背景下进行的。沟通者的心境如何,是否有良好的情绪情感状态,是否有乐于接纳对方意见的积极态度,都将影响沟通效果。因此,深化沟通心理的研究,应重点研究大学生的心理状态,特别是大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沟通信息的接受心理。 (二)建立健全沟通能力培育机制 首先,建立科学的选拔制度。要建设一支专兼结合、功能互补、信仰坚定、业务精湛的思想政治教育队伍,这就需要严格把好选拔关,建立科学的选拔制度。其中将具有较强的沟通能力作为选拔思想政治教育者的重要指标,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其次,建立合理的考核制度。将沟通能力强弱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绩效考核的标准之一,并将考核结果也与奖惩、晋级挂钩。积极与学生沟通且沟通能力强的思政教育者要受到表彰奖励,同时还应大力宣传他们的事迹,努力造成重视沟通能力培育的良好氛围。 再次,建立领导参与的制度。建立领导参与沟通的制度,有利于畅通信息沟通渠道,一定程度上也解决了高校思政教育者客观精力限制的问题。高校领导参与沟通的制度应包括领导参与沟通的行为上的硬性规定和参与次数的数量上的规定。基于领导所居的位置考虑,高校领导与大学生每月进行一次,每学期进行三、四次沟通与交流,是必要的和可行的。 最后,实施能力提升的工程。高校要根据实际,从组织战略和队伍建设的高度实施多种形式的思政教育者沟通能力提升工程,提供锻炼沟通能力的机会,加快高校思政教育者知识积累、知识更新和能力拓展,使其人人自觉提升自己的沟通能力。 (三)加强工作者沟通技巧的学习 首先,学会有效倾听的技巧。倾听是心理沟通的基本技术,研究表明,在心理沟通中,听的方面占40%,为此,教育者必须努力学习和提高倾听技术。首先要善于倾听,在沟通中,要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并鼓励学生敞开心扉与你交谈。其次要耐心倾听,抓住学生语言中的关键点,全面理解学生讲话的意图。再次要运用“点头”和“噢”、“啊”的声音,不时回应学生。另外,要适当运用释疑,对所讲信息进行质疑和确认。第五要适时重述,以确定没有误解对方的意思。 其次,掌握基本的语言技巧。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方式很多,从目前的情况看,谈话仍然是最有效的沟通方法之一,思政教育者是塑造人的灵魂的,关键在于把亲切感人的话语传达给对方,使人受启发、受教育。因此,思政教育者要用情真意切的话滋润学生的心田,往往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再次,提高非语言沟通技能。非语言表达在沟通中起着强化效果、体现真相的重要作用。在语言和非语言信息矛盾的情况下,接收者更信任非语言提示。为此,教育者应利用非语言信息加强自己语言信息的力度,同时也应避免添加不必要的非语言信息,以免产生误解。我们应经常自省自己的非语言表达,确保其与使用情境及自己角色的一致。 总之,现代社会沟通能力非常重要,而作为主导者的思政教育者其沟通能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思政教育的有效性,关系到高校师生的全面发展,关系到和谐高校教育的构建。 政治教育论文:道德情感在高校政治教育中的可行性 道德情感是人们对社会现象的真假丑恶表现出来的喜怒哀乐的情感体验。由于每个人所处的生长环境,家庭背景和自身所受的教育不同,对同一事物的认识和态度也就不同,因此在情感上出现的爱憎、喜恶与亲疏就会有差别。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国民经济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同时也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道德滑坡”的说法涌现,许多关乎“道德”现象蜂拥而至。大学生对一些道德实践置之不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处于被动地位。然而,当代的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国家的希望,情感教育又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培养高校大学生道德情感迫在眉睫。 一、道德情感的简要分析 (一)道德情感的含义所谓道德情感,就是指人们依据一定的道德观念、道德标准以及人们根据自己所掌握的道德规范对社会现象的真假丑恶表现出来的喜怒哀乐的情绪体验。它是个人道德意识的构成因素,是情感的一种高级形式,是基于一定道德认识,对现实的道德关系和自己或者他人的道德行为产生的爱憎好恶的心理体验。道德情感是社会关系的产物,是主体把握世界的一种特殊形式。它会随着人们的认识水平的发展而不断地变化和发展。总之,道德情感就是人们通过自身对外界的体验和自身情绪的认识控制而形成的一种高级情感,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对自身行为和现实社会的情感体验。 (二)高校德育中道德情感的特征道德情感是道德品质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德情感依赖于一定的道德认识,但并不是有了某一道德认识,就会产生相应的道德情感,只有道德认识同人们的道德理念,人生价值观,世界观相结合的时候,才会形成对道德行为、道德现象产生情绪上的反应,然后在这个反应的基础上形成一定的道德情感。道德情感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首先,道德情感作为人类高级情感,是人们对道德必然性长期体验而形成的;道德情感作为主体的意识活动,又是以道德必然性作为对象和依据的。道德必然性从一个侧面反映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及完善自身的道德需要;同时又渗透在每一个人的自我完善活动之中。道德情感就是需要这种永远无休止地体验必然性,不断充实自己。其次,道德情感活动对情欲加以节制和引导。情感具有较多的理性内容,因此,在受理智控制的同时,也控制一些情欲。由于道德情感和情欲在性质上比较接近,因此道德情感的作用往往大于理智的作用。用理智控制情欲,通常会走向禁欲,导致无情无欲;然而用情感控制情欲,则可以适可而止,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最后,道德情感活动允许人们追求正当的情。人的需要产生情欲,情欲本身并没有善恶之分,关键在于合适与不合适。宋朝思想家陈淳说:“情者心之用,人之所不能无”,“如当喜而喜,当怒而怒,当哀而哀,当乐而乐,当侧隐而恻隐,当羞恶而羞恶,当辞逊而辞逊,当是非而是非,便合个当然之则,便是发而中节。”也就是说,社会道德要求或道德必然性就是道德的情感;反之就是不道德的情感。道德情感活动,帮助人的情感符合道德必然性,因此,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人们一定要充分认识道德情感发生发展的规律,研究道德情感规律对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 (三)道德情感在高校德育教育中的作用在整个道德体系中,道德情感起着十分关键的地位。道德情感与道德认识、道德行为和道德意志紧密相联、密不可分。在高校德育教育中,注重道德情感的培养是极其关键和紧迫的。因为在高校德育中,道德情感的作用不可忽视,其作用如下:首先,健康的道德情感有利于大学生正确道德认识的形成,是大学生正常生活的根基。道德情感道德认识产生的基础,良好的道德情感有利于大学生正确的道德认识的产生和发展;道德情感为道德认识提供能源,为道德认识提供方向;道德情感可以深化大学生的道德认识,积极健康的道德情感会使大学生对道德认识产生浓郁的兴趣,进而更深入理解道德认识。因此,注重高校道德教育,可以使大学生形成正确的道德认识,进而对大学生日常生活提供良好的氛围。其次,道德情感可以培养大学生独立的人格,同时对大学生起着感化的作用,促进大学生健康发展。在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中,情感是主体意识对客体的一种特殊的反映形式,而人的情感最显着的主观特征就是个体性,这种个体性是个体独立性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基础,而个体能动性是个体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前提条件。高校德育教育中注重培养大学生的道德情感教育,可以培养大学生的独立个体性,从而使大学生更好的发挥个体能动性。同时道德情感教育对受教育者起着一定的感化和陶冶的作用,教育者用健康的道德情感教育,比如鼓励关怀受教育者,必能感化受教育者,进而形成一种和谐的师生关系,促进大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再次,道德情感是大学生道德行为的动力因素,良好的道德情感起着自我监督的作用,并约束大学生行为。积极向上的道德情感会激起大学生正确的道德行为。如果大学生都树立了积极健康的道德情感,那么宝马哥撞人、李刚儿子杀人等事件就不会发生。最后,道德情感的培养可以促进大学生素质的提高,进而更好的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在高校教育中我们往往重视大学生的专业知识的教育而忽略了道德教育,而当今的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关注大学生道德情感的培养,可以促进大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提高大学生的素质,提高大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接班人,更好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 二、大学生道德迷惘现象 在现代这个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精神生活相对空虚的现代社会,“道德”二字似乎已经淡出人们的内心。大学生,作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和希望,他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关乎着整个社会发展。但是,现在的大学生在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和道德观上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迷惘现象。 1、畸形的人生观。在当今这个时代,很多大学生生活态度腐化,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现象泛滥,没有人生追求,整日只知吃喝玩乐,不学无术。比较突出的是:精神上感到空虚,精神萎靡,贪图安逸,不思进取。人生理念功利化,不懂得奉献精神,只知道一味的索取。就是因为这种思想萎靡,才导致了现在社会上一大批的“啃老族”。 2、错位的价值观。在这个市场经济的年代,很多大学生都认为,“钱就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行的”,似乎钱就是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准。于是,就有一大部分的学生把赚取金钱的多少作为衡量一个人价值的大小,这样的评价标准严重背离了高校所倡导的价值观。 3、迷失的道德观。老人摔倒,无人扶起;宝马哥闯红灯撞人,交警制止却惨遭谩骂;自我意识膨胀,只知道追求自我利益而不管集体和他人 的利益,缺乏责任心和集体观念。在大学课堂上,经常会出现上课迟到,早退,甚至旷课现象。 4、偏离的道德情感。当今的大学生对人生的意义,人生的追求都感到迷茫。有相当一部分同学都是追星一族,他们的偶像都是电影明星,模仿明星的穿衣打扮。学校上不努力不刻苦,就业时不切合实际,好高骛远,生活上追求时髦,高消费,盲目攀比。这些现象都说明当今大学生的道德认识和道德情感有待加强。从上述叙述中,我们便可以看出,大学生的道德情感教育有待加强,需要引起教育者的高度重视。 三、高校道德情感的培养方法 大学生正处于情感丰富期和发展期,各种情感相互交融,相互影响,形成了当代大学生的情感世界。道德情感支配着大学生的道德认识和道德行为,因此如何加强高校大学生道德情感的培养至关重要。在制定培养方法的时候,最重要的一条是,道德情感教育符合受教育者道德情感的发展规律和特点。具体来说,由以下几条途径:第一,重视大学生道德情感教育,丰富大学生的道德观念,增强道德情感体验,做到以情育情。教育者要对受教育者的道德情感基础和差异等状况有所深入了解,有针对性地进行道德情感影响。教育者通过一定的语言来激发受教育者的情感体验,对受教育者要经常进行表扬、激励、肯定或者批评否定的形式,使学生获得道德上的满足或者产生否定的情绪体验。在进行这种道德情感体验的时候,教育者应该本着一种与受教育者平等和互相尊重的态度,只有这样,才会激起受教育者对学生的亲切感和信任感。比如,现如今很多大学生成为“啃老族”,高校教育者应该对此现象进行批评,引导大学生树立一种正确的人生态度。第二,培养教育者道德情感人格,进行有效的情感疏导,做到以行育情。教育者首先要具有良好的情感素质,并且能够以自身的情感情绪去感染和激发受教育者积极的、良好的、健康的道德情感。在对受教育者进行有效的道德情感培养的时候,教育者首先应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以身作则,言传身教,用自己高尚的道德情操去感染教育受教育者。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教育者应该每周开次例会,用身边发生的点滴关于道德的小事件和受教育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并且教育者要时刻关注受教育者的心理状况,各个学校都要设置专门的心理咨询老师,每个年级设置专门的心理辅导老师,心理委员,密切关注受教育者的情感动态。第三,丰富校园文化,营造开放的健康的积极向上的道德情感氛围,做到以境育情。大学生正处于道德情感的丰富和发展时期,校园文化对大学生的道德情感的培养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进行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比如,校园曲艺大赛,校园十佳歌手,校园十佳舞手,校园十佳朗诵者等活动,这些活动即可以增强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又能营造一种轻松的开放的健康的校园文化,为受教育者道德情感的培养提供良好的气氛。第四,加强社会实践,提高受教育者的道德情感,做到以践生情。马克思曾经说过,人的本质在于人的社会性,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这种社会关系一定是在生活中建立的。所以,培养和增强大学生的道德情感,除了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外,还需要让大学生从生活中进行学习,将理论和实践进行有机结合;除了培养大学生的道德判断能力以外,教育者更为重要的应该是培养大学生的道德实践能力。只有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高校教育者要让受教育者走向社会,走进生活,可以采用社会调查的形式,让大学生了解当今的道德现状,并结合所学的知识提出解决社会道德丑恶现象的方法,让大学生的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从而使大学生道德情感得到升华。为了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高校应该深刻认识到道德情感的重要作用,注重培养大学生的道德情感。 政治教育论文:国外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及其启示 思想政治 教育方法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为实现教育目标、传授教育内容,教育者对受教育者所采取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当今世界,随着科技迅猛发展和现代化程度的扩大和深化,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道德行为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许多国家为了使国民适应现代社会尤其是未来社会发展的要求,都非常重视思想政治教育。不同国家从本国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国情出发,采取了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呈现出丰富多采的面貌。 一、当代国外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特点 (一)内容丰富,地位提高。 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功能和经济效益越来越明显,因而在国外日益受到重视和钟爱。新加坡政府把它作为国家教育政策的三大基础之一(另外两个基础是能力教育和双语教育),使之具有战略地位。美国许多州的大学都硬性规定,必须拿到政治科目的学分才能拿到学位。有的国家还专门建立了“社会道德委员会”等机构,实行专人专做道德教育的有关工作。日本、美国、新加坡等国政府,拨出相当数量的专款,资助道德教育的调查和研究工作。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也逐渐丰富起来。美国的政治教育和价值观教育有两个主旋律:一是把美国的宪法和《独立宣言》作为最高经典进行传播和灌输;二是宣扬美国的三权分立政治制度和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念。在新加坡,政府提出道德教育要“三兼顾、五强调”,即个人、社会、国家兼顾;法育与人情味兼施;理想与现实兼行;强调国情,强调国家利益,强调新加坡特色,强调内容形式应符合时代要求,强调寓教育于故事之中。德国的中小学要求培养学生“具有必要的思想品质和行为标准,使他们具有为发展社会生活、发展科学技术的献身精神”。日本的思想政治教育表现出高度的政治性和组织化,这与韩国、德国十分相似。 (二)途径广阔,方法灵活。 第一,学校德育。 1.课堂教学是主渠道。英国、法国、新加坡、日本等国都专门设置了德育课。英国中学的德育教材是《生命线》,很有特点。如教材上有这样一些问题:有人纵火会发生什么?一个男孩请他喜欢的女孩看电影,该由谁付款?为什么?让学生讨论,学会做判断。目标是让学生学会关心和发展深思熟虑的生活方式。日本的道德课教学方法也是多样化的,如讲解、讨论、看录像、演剧、唱歌、辨论等。不拘一格、活泼有趣。道德课的评估不打分,而是对学生的有关认识特点和行为倾向进行分析。在美国,虽没有专设道德课,但包含了许多德育课程的科目。而且,美国很注意在专业教学中渗透德育。学习任何一门专业课都要回答三个问题:这个领域的历史和传统是什么?它所涉及的社会和经济的问题是什么?要面对哪些伦理和道德问题?这种方式可以激发学生去思考与专业有关的社会伦理问题,有利于德育目标的实现。以上这些做法都值得我国学习。 2.组织课外校外活动。新加坡教育部规定中小学生必须选择参加课外活动,并把分数计入成绩册。他们推行真实教育,课堂讲授结合社会生活,不但带学生去参观社会发展的成就展览,也带领学生参观监狱、禁毒展览、反艾滋病展览等。这样学校德育就是开放的,延伸到学生的校外生活中。 3.隐蔽课程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师生关系、教师对教学所持的态度、学校提倡的东西、校内的舆论导向、校园的面貌对学生思想品德形成的作用不亚于正式的课程,所以西方国家称之为“隐蔽课程” 。日本极其重视隐蔽课程的作用,对教师的学历、仪表、言谈举止甚至容貌都有规定;对学生的要求就更加严格,有详细具体的学生守则、操行评定标准、多种多样的奖惩制度。美国教育界历来重视隐蔽课程对于学生思想品德成长的作用。一是力求课堂学习与环境教育活动目标一致。二是校园环境应与社会环境相一致;校内生活的伦理准则、价值观念应该与社会一致,这样在校内生活中获得的经验才能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社会。 4.务实的管理。许多国外学校十分重视对学生的严格要求和道德行为导向的管理。世界导师制发祥地的英国牛津大学对学生的衣食住行几乎都有规定,导师对学生要求也非常严格。美国的公立学校也有类似我国学校的“班主任”制度。中小学班主任除了要完成自己的教学任务外,还有管理学生的“硬任务”,如学生的注册、考勤、身体及心理状况,组织参观、旅游,与学校和学生家长联系等。香港地区的学校对学生管理的过程中,重视充分发挥学生会的作用,增加自治能力。 第二,社会性思想政治教育。 1.宗教教育。西方国家除直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之外,更多的是继承了把宗教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中去的传统。通过遍布全国的宗教团体和广泛的宗教活动,把民众的宗教信仰巧妙地转化为对政府的顺从。美国政府极其重视利用公民宗教作为实行统治的思想舆论工具,美国公民自幼年起就时时处处感受到“上帝”的存在,“美国精神”也随之一点一滴沁入心脾,铸成他们的灵魂。在今天,俄罗斯总人口中有一半以上处于东正教精神思想控制之下,教会日益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机构。 2.政党与政治活动。政党是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角色之一。两党竞选往往被看成是一场政治闹剧,但从普及和宣传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社会主张和价值观念等方面来看,又是很有时效的。新总统的就职演说的主旋律就是爱国主义 。约翰·肯尼迪在就职典礼时讲的“不要问你们的国家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而要问你能为自己的国家做些什么。”成为美国人崇尚的名言。1993年46岁的比尔·克林顿在就职典礼上喊出了 “振兴美国”的口号,他号召年轻一代为美国的发展做出贡献。这种政治活动给美国公民上了一堂关于美国价值观念的政治课。 3.家庭教育。新加坡视家庭价值为东方社会生存发展的核心观念,所以对于家庭教育格外关注。政治通过立法、政策导向来维护家长的完整,取得的效果非常明显,是对学校教育很好的补充和深化。日本的家庭教育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日本通过建立家长教师协会等组织来促进学校和家长的沟通和配合。 4.大众传播媒介。大众传媒在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有利工具和重要途径。政府通过电视、报纸、电影、书籍等媒介宣传官方的政治道德信息,去影响公民的政治倾向、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目前,电影、广播、电脑网络、高保真唱片等技术已被国外学校广泛运用于各类教学,包括德育教学。教学手段的现代化提高了教学效果,也有益于提高学生的道德知识水平。 二、对我国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启示 第一,借鉴别国经验,重视思想政治教育效益。 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国际化趋势提醒我们,务必要把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到战略地位上来。西方发达国家曾因片面追求高科技而忽视青年人的人格教育,造成公民道德败坏、家庭崩溃等社会问题,现在各国已采用不同的方式和途径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效益。我国现代化比发达国家晚了近一百年,我们已没有时间重演别人的悲剧。必须借鉴别国成功的经验,汲取其教训,加强对社会成员特别是对年轻一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并注重对教育效益的研究。这方面我们可以学习发达国家的做法,由政治拨专款资助研究工作的进行。 第二,坚持“意识形态化”,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正确导向。 各个国家都在旗帜鲜明地宣扬本国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美、英、法、德、日都在宣传资本主义如何优越,新加坡、韩国则一方面毫不含糊地宣传自己的资产阶级民主建国理念,一方面又抵制“西方”思想的侵蚀。所以政治性是思想政治教育题中应有之义,我们绝不能忽视。中国一定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并且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含义,抵御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的“西化”和“分化”。 第三,将学校德育重点转移到发展道德思维和培养道德能力上来。 学校德育的任务是向学生灌输社会的主导思想意识和规范学生的道德行为。以往,我国的学校德育特别注重观念的灌输,在方法手段上缺乏灵活性,学生的道德思维得不到培养和发展。我们应该借鉴国外学校德育的方法,把教育对象置于一定的认识情境,帮助他们掌握认识问题的方法,提高处理问题和矛盾的能力,要引导他们形成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固定其思想的基本思维模式,达到使他们独立自主地判断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目的。道德观念的建立到道德行为的形成是一个长期、反复的过程,只有重视发展受教育者的道德思维,培养道德实践能力,才能保证受教育者真正具备较高的道德素质。 第四,加强社会大环境和其它方式的配合。 国外非常重视社会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因为思想教育对象生活在现实之中,无时无刻不受周围环境的影响。我们也必须搞“大政工”的观念,调动一切因素,一切手段,包括家庭、学校、社会团体和大众传媒,注重营造思想政治工作的氛围,保持思想政治教育强烈的渗透性和持久性,使人们在良好的大小氛围中经受精神的洗礼,提高思想境界。而良好的社会大环境的形成又要靠公民的自觉性、社会良好的控制手段、专业人员的良好素质以及全社会成员的共同努力来实现。 政治教育论文:思想政治教育对于公共危机管制的有效性 一、问题的提出 公共危机管理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影响受教育者的心智模式来塑造人的行为。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既可以服务于公共危机引致的心理问题的救治,也可以配合其他公共危机管理活动。一方面,公共危机往往造成严重的心理后果,公共危机管理也就需要关注人的心理问题。具体的,公共危机发生的不可预料性容易使人心理失控。公共危机的发生一般是人们预料不到的,甚至是不可预料的,往往在人们没有心理与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突然爆发,给人们造成一定的心理恐慌;公共危机发展的不易控制性容易使人陷入深深的恐惧。突然爆发是公共危机的基本要素之一,人们对事态的发展方向也难以做出客观的判断,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控制和处理危机的难度;公共危机及其后果的难以消除性会带来严重的危机心理疾病。公共危机的发生,往往会给人们的心理和社会生活带来很大的危害,而且有时还会引起连锁反应甚至威胁社会的基本结构和价值观,而这些危害(特别是对人们心理造成的伤害)往往又都是不容易在短时间内消除的。人们每每在此类事件面前惊慌失措、进退失据,个体失去判断能力和行为能力,谣言满天飞而致使群体失去理性。严重的个体还可能罹患心理疾病。如此种种的危机性心理后果需要开展适当的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化解。另一方面,公共危机管理需要辅以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公共危机管理属于管理学的范畴,其对象主要是人,是现实的、有思想的、有情感的人。按照“以人为本”的理念,管理不再是让人们一味服从,而更多的是使人在为组织服务中获得自身满足,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思想政治教育也主要就是做人的工作,其现实目的是“促进人的主体性发展,使人成为实践活动的主体,以高昂的主体精神和激情投入人类发展的实践活动中”。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在手段和目的上都是相通的。思想政治教育既能帮助人们保有特定的精气神去面对大灾大难,还能有效动员多方面力量积极参与到解决公共危机的工作中来。 二、当前思想政治教育与公共危机管理的关系机制 1.思想政治教育是有效的柔性公共危机管理管理有刚性管理和柔性管理之分,刚性管理是一种单向管理,往往不关心管理客体的心理感受,更多强调管理客体的服从。单纯的刚性管理不仅可能无法化解危机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甚至还有可能激化矛盾、影响社会和谐。而柔性管理则以人为本,管理者靠情感感召,通过建立良好的团队人际关系使管理客体获得归属感,从而提升凝聚力和战斗力。无疑,思想政治教育属于公共危机管理中柔性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相较于刚性的公共危机管理活动,思想政治教育则更能够准确地把握公共危机中群众的思想状况和心理趋势,因势利导,千方百计稳定和理顺群众的情绪,对人们因公共危机事件导致的心理危机、道德失衡、政治信念动摇等问题进行有效的调控和疏导,帮助人们树立对生活的信心和对政府的信赖,架起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共同战胜危机的连心桥。 2.思想政治教育对于保障公共危机管理的有效性不可或缺思想政治教育是对人们精神世界的价值导向,能通过引导思想从而达到规范行为的目的。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在危机管理中能统一认识、提升境界,教育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塑造共同的精神理念和坚定的政治信仰,从而有效地对人们的心理进行疏导,缓解和消除公共危机的负面影响,重新建立对生活的信心和对政府的信任,最终提升政府管理危机的有效性。 3.思想政治教育在公共危机管理中不断创新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强调教育者的权威作用,教育对象只能服从。这种模式采取“我讲你听、我打你通”的单向灌输方式,往往不分对象地一刀切、一律化,要教育对象“老实听话”、机械模仿。而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管理部门不可能只要求群众盲目服从,这样反而会激起群众的反感甚至抵制情绪。这就要求我们要转变模式,始终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危放在第一位,积极引导群众从大局从发,把自身利益和国家、集体利益结合起来,同党和政府一同战胜危机。具体来说,就是通过柔性的思想政治教育,针对人们的思想疑虑,不再单纯地说教而是去解释和用科学的实验和数据来还原事情的真相,让人民群众对危机有一个真正科学的认识,从而树立起战胜危机的决心和信心。在公共危机管理中,思想政治教育关注点被扩展到生命观、财富观、民族团结观、公共危机法制观、危机心理、突发性危机事件知识和危机管理办法等,思想政治教育的模式也得到不断重组与创新。 三、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1.整合社会力量的“合力”思想政治教育模式通常,公共危机特别是自然灾害事件会对整个社会造成重大损失。受害对象具有全体性,社会公众往往会成为最广泛、最直接的受害者。而政府的力量又是有限的,仅靠政府的力量很难对危机实行高效、灵活的处理。为了有效化解公共危机,政府往往需要社会相关力量共同应对,结成以政府为主导、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完整的组织体系,该体系是涉及多部门、全方位的应对网络。而思想政治教育本身恰恰就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和能够动员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构建一个全程全员的教育合力网和立体工作模式。因此,应该充分利用思想政治教育的强大优势,充分发挥其社会动员作用,动员各行各业的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到公共危机事件的处理中来。为了能够有效整合社会力量,思想政治教育常常采用的方式是,通过运用科学知识使公众了解危机的真相,避免不必要的恐慌和混乱,有效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通过宣传鼓动,在全社会大力营造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和上下一心、齐心协力的社会氛围,提升民众的思想道德素质,激发民众的团结协作精神,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和政府管理部门同唱一台戏,形成政府和社会力量的巨大合力。 2.榜样示范的“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一般来讲,思想政治教育可以通过隐性教育和显性教育两种模式进行。如果单纯用显性教育而忽略隐形教育,将未免过于简单僵化,很难收到明显的效果。隐性教育主要是通过榜样示范等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对受教育者的思想、观念等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可以大力宣传报道先进典型,用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来带动群众,以先进典型的感人事迹来感染群众,引领社会风气,鼓舞干群斗志,激发民众热情,从而营造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和衷共济的精神氛围,调动和积聚应对公共危机的强大社会资源和力量。在历次公共危机中,社会各界积极投入到与危机的斗争中去,涌现出了很多可歌可泣的典型事迹和人物,如果及时宣传出来就能够对广大民众产生极大的示范引领作用。这些都应该成为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素材。 3.利益导向的“人性化”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公共危机面前,人们的利益受损,有人失去家园、失去亲人甚至失去所有,对生活产生了绝望。公共危机发生后,有针对性地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就是,始终把保障人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从人民群众的切实利益着手,用真心去感受群众在危机事件中的真实感受,把工作做到群众的心坎上;把解决思想问题和解 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多安慰和鼓励,用关切的眼神、鼓励的话语、温暖的拥抱让人们感受到温暖和关怀,就能够给他们带来战胜灾害的勇气和力量,使他们树立起对生活的信心,并以积极的心态和政府一起应对和战胜危机。 4.积极面向新媒体的“网络化”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思想政治教育如果能够充分利用网络媒介,就可能发挥综合立体的渗透作用,提高时效性,扩大覆盖面,增强影响力。配合政府做好公共危机的管理工作,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引领正确的舆论导向,掌握网络舆论主动权;及时在网上真实信息,让群众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揭露各种虚假信息和谣言,以事实真相安定人心。 5.关注心理健康的“心理咨询式”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心理咨询是新的科学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是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突破,主要运用心理学知识和技术,对教育对象存在的心理失衡、心理障碍、心理疾病予以调整、排除。实践表明,公共危机往往导致消极社会心理的滋生和蔓延,进而催生一系列带有一定破坏性和冲击力的行为。如2008年的5?12汶川特大地震造成心理恐慌的人数,在震区估计是实际受灾人数的10倍以上。因此,在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心理咨询式的思想政治教育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具体来说,可采取个别咨询、团体咨询、电话咨询、网络咨询、短信咨询等多种方式,为受灾群众提供及时有效的心理健康指导与服务,帮助人们恢复心理平衡,引导人们以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对失去家园和亲人的重点人群的心理疏导工作可以帮助他们树立战胜危机的信心和勇气。而对那些存在严重心理障碍或心理疾病的人群的恰当甄别和处理则为他们赢得了宝贵的救治机会。 政治教育论文:人文关怀是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效性的重要途径 摘要:注重人文关怀首先要思想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当树立思想政治工作要注重人文关怀的理念;其次,要有体制保障,建立相关机制体制确保思想政治工作中人文关怀的实现;再次是要有方法支持,不断探索符合形势变化的人文关怀方法。本文从以上几方面系统论述了人文关怀是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效性的重要途径,对于推动今后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人文关怀 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 途径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用正确方式处理人际关系。”这为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要注重“以人为本”。人文关怀是以作为社会主体的人之个性及其社会特征为基础的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需求与价值等的尊重与关切,以及对人的解放、自由与发展的追求。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培养人、塑造人、发展人、完善人的社会性教育活动,是以“人”作为其出发点与落脚点,它不仅承担着引导人们进行价值追问与价值决断的责任,还帮助人们解读人生的终极意义。 但是在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应该如何体现人文关怀、如何探索人文关怀视野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效途径仍然是我们当前急切解决的重大课题。笔者认为:应该从如下几方面着手注重体现出人文关怀精神,才能切实体现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 一、思想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当树立思想政治工作要注重人文关怀的理念 (一)注重人文关怀,是应对思想政治工作严峻挑战的需要。现代化的国际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开始加速,或者说当一个社会处于转型期,这时不仅社会问题频繁发生,而且人的问题也大量凸现。当前,我国的社会转型进入了一个重要的阶段,主要表现在,经济增长速度加快,社会分化程度加大,利益格局差距加深。急剧的社会变迁引发的心理问题、思想问题逐渐增多,思想问题与心理问题往往交织在一起。导致这些问题出现和增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明了社会环境,明确人文关怀的必要性。 宏观层面看,社会变迁的速度快、程度深、力度强,使人们对生活世界感觉表现出很大的陌生性。客观方面看,社会变迁这一最重要的宏观背景,具体、直接地表现为经济体制、社会结构、文化模式、价值观念等各个领域的深刻变化,对人们原已形成的社会心理、思想系统会形成巨大冲击,从而构成对人们适应性的一种考验。个体的适应性较弱,则是导致心理问题、思想问题现象产生的微观和主观层面的原因。社会变迁加剧与人们适应性减弱之间的矛盾,具体地表现在现实生活的不同领域之中,从而呈现出不同的问题及其形式:如社会竞争加剧所导致的压力感加重;生活节奏加快所带来的紧张感增加;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引起心理失衡;文化价值观念的变迁造成心理上的困惑等等。 唯物主义辩证法认为,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是相互联系、互为表里的。社会心理是社会行为的内在因素,而社会行为则是社会心理的外在表现。社会学视野中的“社会问题”,是一个比“心理疾患”或“心理障碍”内涵更丰富、外延更广大的概念。它包括社会成员在价值观层面、人格层面和社会适应能力层面等出现的障碍性症状。之所以称其为一种问题,是因为这种障碍性症状所产生的负面效应,不仅被当事人个体所感知,而且也会被社会有关方面所感知。 从这个意义上说,心理、思想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势必反应到我们工作、学习、生活以及社会的各个方面,并对我们的工作、学习、生活以及社会的稳定、和谐与发展带来事实上的影响。因此,我们在思想政治工作中更应注重人文关怀,加强心理问题疏导。 (二)注重人文关怀,是创新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要求。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指出:“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四个深刻”是党中央在对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形势进行综合分析之后作出的科学判断,为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做好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也对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既是工作理念的创新,也是方法的创新。人文关怀是统摄心理疏导的,选择心理疏导方式本身就体现着人文关怀,心理疏导是实现人文关怀的一种手段,二者都以提高人的思想政治觉悟为归宿,而不是脱离政治性、意识形态性谈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一方面,注重人文关怀体现了思想政治工作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人文关怀是从关心人、理解人出发,充分考虑人的内在需求,努力实现人的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的统一,更好地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效能。另一方面,注重人文关怀有利于创新思想政治工作的思维模式。以往思想政治工作存在惯于把问题症结锁定在或归结为思想素质、政治觉悟或道德品质问题的思维倾向,因而容易造成错误地选择切入点,不仅没能解决问题,反而可能给人带来某种新的心理伤害,导致思想政治工作的失效。注重人文关怀则有利于分清问题的性质,找准切入点,理清工作思路,提高实效性。把注重人文关怀的新要求落到实处,必须坚持在继承中创新与在借鉴中发展相结合,从深度和广度两方面拓展内容体系。主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要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突出自主精神、进取精神、创新精神、协作精神、艰苦奋斗精神等与时代精神相合拍的精神品质的培养,使人在对理想的追求中,领悟生命意义、存在价值、生活目的,找到人生的精神支柱;第二,以促进人的心理和谐为基石,拓展心理健康与调适、心理疾病的预防与咨询等内容,引导人们正确看待心理现象和问题,增强自我调适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正确对待自己、他人和社会,正确对待困难、挫折和荣誉;第三,广泛吸收和借鉴有益成果。思想政治工作不应囿于工作领域不同之管见,凡是有助于思想政治工作应对新形势、新问题的成果都要广为吸纳,当前尤其要重视借鉴心理咨询工作的方法。 (三)注重人文关怀,是提高思想政治工作实效的新途径。注重人文关怀、缓解人的心理压力,已经成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维护团结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重大课题,是提高思想政治工作实效性的新途径。 首先,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和理顺情绪工作是维护安定团结的润滑剂。人文关怀注重在全社会倡导和谐理念,培育和谐精神,以和谐的思维方式认识事物、处理问题,培育乐观、豁达、宽容的精神,培养自尊自信、理性平和、健康向上的社会心态,以开阔的心胸和积极的心境看待一切。在人与人关系上,引导人们树立合理竞争、共同发展的理念,提倡包容和协作精神,形成男女平等、尊老爱幼、互爱互助、见义勇为的社会风尚。注重丰富社会文化生活,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充分发挥文学艺术陶冶情操、愉悦身心的独特作用,用健康丰富的文化生活有效调节人们的情感和心理,消除忧郁感、孤独感、失落感等不良情绪,让人们不仅生活上富裕,精神上也感到愉快,努力把爱国热情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和刻苦学习的实际行动,冷静理 性、合法有序地表达诉求,不做不利于安定团结的事情,自觉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其次,关注人们多方面的感受和需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条件。人的感受和需求是多层次、多方面的。除物质需求外,还有政治需求、文化需求等;除安全感外,还有满足感、自豪感和成就感等。特别是当人们的生存需要得到满足之后,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愿望就会日趋强烈。人文关怀高度重视人民群众主体感受上是否满意、是否赞成、是否高兴;充分关注人的自身成长与发展的需要,关注人的理想、信念和情感,努力创造让每个人都能够根据自己的选择发挥聪明才智的环境,使人人都有平等创业和凭借自身能力改变处境的机会,促进人的个性、才智和潜能的充分实现;积极引导人们加强自身修养,提高精神境界,完善自我人格,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确定志向和目标,从劳动、从付出、从自己的创造和对社会与别人的关爱中获得幸福;鼓励人们把个人发展与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发展,把自身价值的实现与他人价值的实现、社会价值的实现有机统一起来,在为祖国和民族的奋斗中实现自身的价值;把解决思想问题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针对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切实做好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保健、子女上学、生态环境、安全生产、社会治安、食品安全等方面的工作,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尽可能地降低社会成员所面临的风险因素,减少社会成员正常生存和发展的后顾之忧,最大限度地消除引发人们心理失衡、失调的外部诱因,为培育人的心理和谐提供社会环境支持,以保障和谐社会的构建。 政治教育论文: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教学研讨 一、知行统一需要教师有一贯的教育思想 教育是一项工程,而且是长期的又极为复杂的系统性的工程。我们的教育教学十分需要我们教师要有一贯性的教育思想,简单一点说就是要让我们初中学生在平时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正常得到知行统一的教育实践。这就需要我们去克服这些现象,首先是喊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的思想,要想让学生知行统一,教师的教学行为则首先必须言行一致;其次是闲起来重要,忙起来次要的思想也是十分有害的,笔者以为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教育教学,没有什么事再大于我们的教学的;再次是情绪饱满时重要,情绪发生问题时次要也是要不得的,我们应当充分地肯定,谁没有个喜怒哀乐,我们可千万不能拿我们的学生去开那种无聊的国际性的玩笑,我们的学生得罪不得,我们的教育懈怠不得。所以在平时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笔者始终坚持的是,努力开发让学生得以充分而又广泛地进行实践的资源。关爱自然保护环境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具备的良好的社会公德,但是在我们的诸多的公民中,这一点他们是极为麻木的,急功近利的思想使得不少人视自然和环境为儿戏。这就需要我们去十分勇敢地站起来,既让学生通过实践去感受保护自然环境的意义,又让学生走向社会去宣传甚至于去进行一系列的有效监督。因此,在每年的夏秋两季的收割中笔者总要组织学生做好禁止秸秆焚烧的相关工作,虽然是学生,但从某些意义上讲所取得的效果亦还是十分显着的。首先是一个个学生家庭不再去做那些有害环境的事;其次是有效地配合了政府禁止焚烧秸秆的工作得以迅速而又高效的落实。 二、知行统一需要教师有一套教育技巧 应当充分地肯定我们初中学生的学习还是十分辛苦的,基础教育的课程改革,教育新政的实施从某些意义上讲我们的学生是松了绑。可是我们不能不看到的是学生学习的负担重的问题还是比较严峻的。因为人们的观念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转变,即总想让自己的孩子考入高一级的名牌学校深造。教育的选拔机制仍然还是延续的一张试卷定终身的模式,所以学生所有的精力放到必考的课程学习上也是有情可原的。但是教育教学的实践惊醒我们,越是这样我们就越要抓住课程内容去有效地加强初中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这就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并探索促进学生知行统一的艺术途径,让学生充满激情地参与到一系列的知行统一的活动中来。还记得几年间,我们的华夏大地发生了多次的而且又是十分严重的自然灾害,有时的灾害则发生在我们学生的紧张复习应考的冲刺中,比如5.12的汶川大地震,那场面是惊心动魄的,怎样让学生去感受,使学生得到心灵的震撼?笔者做了这样几项工作,相磋于其他学科的老师,让其准时收看电视的新闻和情景,让他们看到灾害的无情,让他们感受到灾害后举国上下炎黄子孙的有情。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深入灾区进行抗震救灾的指导,诸多的志愿者前往灾区参与救援行动,不少的公民进行无私的救助。学生们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慑,尤其感受到了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 政治教育论文:践行真理，提高素质——谈基层消防部队政治教育 随着我国经济的深入发展，社会各种物质更加丰富多彩，这种状况也给身处闹市的基层消防部队官兵带来了极大的引诱性，也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队伍的稳定发展。因此新世纪里，基层消防部队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性、时代性和先导性作用依然重要和突出；新环境下，我们必须适应队伍建设发展的要求，立足于“打得赢”、“不变质”两大历史性课题，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部队官兵的身心健康为主题，在经常性思想政治教育上下功夫，及时有效的解决官兵的现实的思想问题，防止和克服不良的倾向，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官兵，用正确的言论引导官兵，坚定官兵的政治信念，从而确保队伍建设的正确方向，以全面提升部队的战斗力。 经常性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基础性工程，特别是在新世纪、新阶段，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浪潮中，社会大环境五颜六色，新情况、新问题和“新潮流”层出不穷。面对社会的挑战，青年官兵思想将更加活跃，关注的热点更加广泛，诸如社会热点、婚恋热点常常成为他们思考和争论的焦点。由于社会阅历较浅，政治理论基础较弱，辨别是非、善恶、利害的能力还不够强，认识方式偏重直观，往往对一些“热点”问题思而不全，思而不正，思而不深，思而不解，遇到一些似是而非的难题，感到茫然和无奈。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在基层消防部队依然有赖于经常性思想政治教育。 一、努力做一名知识的富有者 对于基层消防部队的政工干部来说，要用科学的理论和现代文化知识武装头脑，自己必须首先做一名知识的富有者，这样才有更多的资本来教育、引导基层官兵的良性健康发展。 知识是开展工作的基础。如今，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知识倍增的周期越来越短，知识、科技和个人素质特别是基层政工干部的素质在管理部队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知识越来越成为队伍发展的核心要素。因此，每一个基层带兵人，必须学习新知识，不断学习，不断积累，做到厚积薄发。 基层干部需要不断学习和更新知识，必须立足本职工作的需要。比如，如何帮助官兵增强政治辨别和行为控制能力；如何引导官兵确立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保持良好的道德情操等等，都需要我们不断学习新知识。要学习创新理论，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定信念，更新观念，与时俱进；要学习现代科技、经济、法学等知识，为开拓创新积累必要的知识储备。只有这样，才能履行好职责，推进“两化建设”，才能以新的视角和改革的精神去解决基层消防部队发展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 二、正确处理基层消防部队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 基层消防部队地处各自辖区的繁华地段，官兵的头脑更加的活跃，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基层政工干部就要正确处理好工作中的几点关系： 正确处理长效应与短效应的关系。所谓长效应，就是长时间或长期对官兵思想起积极作用，帮助官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所谓短效应，就是短时间内或较短时间内对官兵思想产生积极作用，调动官兵在短时期内工作、学习、生活的积极性。作为基层的政工干部，要力求长效应，避免短效应，克服无效应，要防止和克服低格调，要防止将思想政治工作庸俗化；要防止和克服糊弄哄骗，防止对基层官兵思想产生误导，而是要将思想政治教育做到实处，正所谓“好钢用在刀刃上”。 正确处理综合效应与局部效应的关系。所谓综合效应，就是思想政治工作对官兵工作、学习、生活、训练以及生产、施工、劳动等各个方面都产生过积极作用；所谓局部效应，是指思想政治工作对官兵日常工作、学习、生活、训练的某个方面或某几个方面产生积极作用。基层政工干部一定要学会正确处理好综合效应与局部效应的关系，既要帮助官兵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又要帮助官兵健全和完善自己的人格；既要引导官兵刻苦学习，又要鼓励他们努力工作；既要完成灭火救灾、抢险救援的任务，又要做好经常性工作。 正确处理内在效应与外在效应的关系。所谓内在效应，就是指体现官兵内在情感，调动官兵内在积极性；所谓外在效应，是官兵表现在日常工作、生活和训练等各方面显而易见的效应。内在效应与外在效应是相互联系的，外在效应以内在效应为依托，内在效应要通过外在效应来表现。因此，部队思想政治工作要在强化内在效应上下功夫，要坚定官兵理想、信念、激发官兵的昂扬锐气和昂扬斗志，通过做思想工作，使官兵不怕挑战，勇于争先，开拓创新，战胜艰难困苦，以顽强拼搏的精神创造条件，干出一流成绩。 正确处理积极效应与消极效应的关系。所谓积极效应，就是指能对官兵的日常工作、学习、训练、生活等方面起积极作用；所谓消极效应，就是官兵对思想政治工作的不认同、不理解、不配合，对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性不高。对于广大基层官兵而言，积极效应是主要的，但我们也应看到，思想政治工作始终伴随着消极效应。基层政工干部要结合官兵思想实际做政治工作，要善于解开官兵心中的“结”，使官兵能从教育中受启发；要认真倾听官兵意见，善于凝聚官兵的智慧，尊重官兵的创造精神，将基层思想政治教育搞得形式多样，有声有色。只有这样，我们的基层思想政治工作才会尽可能的增加其积极效应，使广大官兵乐于接受思想政治教育，乐于积极参与思想政治工作。 三、基层部队训练中的思想政治教育 围绕贯彻新时期队伍建设方针，积极做好训练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基层党支部的一项重要任务；认真抓好训练中思想政治教育的落实，是激发部队练兵热情，培育战斗精神和优良作风的重要途径。要充分认识训练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作用，切实解决好政治教育的摆位问题。从当前消防部队面临的情况和任务看，应着重解决好：一是要明确做好训练中思想政治教育是基层队伍建设的优良传统。无 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训练中思想政治教育都是振奋官兵士气，激发练兵热情，增强军政素质，提高部队战斗力，进而出色完成各项战斗任务的重要保证。训练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从根本上说是由业务训练的地位决定的，它的根本任务是保证业务训练的指导思想、方针原则的落实，最大限度的调动官兵的练兵积极性，从而达到保证训练任务完成的目的。不重视训练中思想政治教育，就是不重视训练，削弱了训练中思想政治教育，实际上就是削弱了业务训练。二是明确加强训练中思想政治教育是基层党支部的重要职责。业务训练是基层消防部队的中心工作，训练中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心工作的重要内容，要想训练中思想政治教育有地位，关键是党支部要切实加强领导。一方面，党支部要注重研究训练指导思想、训练方针原则和训练中的思想问题，对训练中思想政治教育要有部署、有要求、有检查，与业务训练统一起来抓，切实做到“思想中有位置，工作中有路子，落实中有担子”。另一方面，党支部必须狠抓训练中思想政治教育，对重要工作的落实情况要及时督促检查，对训练中的思想问题和倾向性问题要敏感、善于理性分析梳理，及时提出解决的办法和建议。三是要树立做好训练中思想政治教育的高标准。树立训练思想政治教育的高标准，看业务训练的要求是否落实了，有没有形式主义、弄虚作假的东西；看官兵的练兵积极性是否高涨，有没有违背科学规律盲目蛮干的现象；看部队的整体训练质量高不高，能不能经得起实战的检验；看部队在完成重大演习任务中，能不能坚决执行命令指示，是否经得起各种复杂和困难情况的严峻考验。要着力激发广大官兵的训练热情，重点解决好练兵动力问题。一是要注重强化职能教育，引导官兵从本质上认清灭火作战的规律，牢固树立“灭火救援，服务社会”的思想。二是要注重发挥奖励的导向作用，对训练任务重、成绩好的个人，在立功受奖、评选先进、入党入团、等方面要给予倾斜。同时，要针对基层官兵的特点，运用多种奖励形式和手段，充分调动各个层次、各个方面的练兵积极性。三是要注重做好服务保障工作，作为训练中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基层党支部要多做具体性的工作，越是在训练任务重、困难多、强度大的情况下，越要把服务保障工作跟上去。 要注重学习，勇于实践，真正解决好训练中思想政治教育过硬的问题。基层党支部决策水平的高低和个体行为的好坏直接影响着训练中思想政治教育的效益。要加强和改善训练中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注重提高领导班子的能力水平，努力做到“三个善于”：一是要善于学习。领导班子要结合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不断提高政策理论水平和政治教育能力，更新知识，转变观念，适应时代和队伍建设的要求，从而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定的信念和科学的思维来做好新时期训练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二是要善于实践。到训练场上调查了解情况，掌握第一手材料。摸索做好训练中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难点和关键环节，取得指导工作的发言权，从而把训练中思想政治教育做活做实做到点子上，发挥出良好效益。三是要善于培养推广典型。当前，在部分官兵中爱军习武意识不浓、动力不足、上进心不强、甚至不愿当典型、不虚心学典型的情况下，更应发现培养、宣传推广爱军习武、乐于奉献、勇于竞争、开拓进取的各类典型，努力倡导争当典型、爱护典型、学习典型的良好风尚。 目前基层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仍然不容忽视，如何做好今后的政治教育是基层部队所要继续强调的重要工作，作为基层任职的政工干部就要在前进的道路上认清形势，大刀阔斧的开展工作，通过不断摸索，把基层思想政治教育推上一个新的台阶。 政治教育论文:论政治教育的概念 一、关怀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概念辨析 (一)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与关怀思想政治教育 从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指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用正确方式处理人际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再次强调“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表明,这既是党和国家对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的重视,也是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过于强调思想政治教育政治性、阶级性、社会性的调整,对关怀思想政治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有较大的推动作用。然而,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与关怀思想政治教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二者的共通之处在于都强调对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重视,特别是对思想政治教育受教育者的关怀,都注重学生的主体性、强调以人为本,关怀、尊重受教育者。然而,关怀思想政治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亦具有明显地区别。人文关怀这一概念的侧重点在于“人文”二字,即对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关怀,这包括对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关怀和思想政治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的关怀。而关怀思想政治教育的侧重点则在于“关怀”二字,关怀思想要贯彻思想政治教育始终,不仅仅关怀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而且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上也要全面体现关怀,要培养受教育者关怀人、关怀社会、关怀自然;在教育方法上要运用更人性化、更具关怀色彩的方法;在教育目的上,关怀思想政治教育更加突出受教育者的被关怀品质的培养。 (二)关怀德育与关怀思想政治教育 1.此“关怀”非彼“关怀”在笔者提出关怀思想政治教育概念以前,学术界比较广泛使用的是关怀德育这一提法。然而在细细研究现有的关怀德育理论之后,笔者发现,现有的研究与其说是关怀德育,不如称其为关怀伦理视野下的道德教育研究。可以说,关怀德育中的“关怀”与关怀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关怀”是存在着相当的差别的,可谓此“关怀”非彼“关怀”。简单地说,关怀德育中的“关怀”是狭义的“关怀”,而关怀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关怀”是广义的“关怀”。关怀概念首先是作为一种伦理思想引起人们广泛关注,尤其以西方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派为代表。美国学者吉利根(C.Gilligan)在批判科尔伯格“以正义为核心”的道德教育的基础上创建了关怀伦理,提出要注重道德教育中的“不同的声音”,她认为女性更加倾向于以关怀和责任作为核心价值来解决道德问题。之后,美国哲学家、教育家内尔·诺丁斯(N.Noddings)将关怀伦理应用到学校的道德教育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道德教育的关怀模式。关怀伦理学的其他代表人物萨拉·拉迪克(S.Ruddick)、琼·特朗托(J.C.Tronto)亦对关怀伦理学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关怀伦理逐渐地突破女性性别主义的局限,关怀的概念界定亦逐渐明确,被认为是人类共有的自然情感。可以说,西方关怀伦理学派为关怀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关怀理论传入我国之后,关怀伦理思想以及关怀道德教育思想对我国德育的启示亦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然而,现有的研究亦仅局限于此,并没有把关怀放到更为广阔的古今中外思想长河中。而古今中外的关怀思想,如中国古代儒家的仁爱思想、西方的自爱、博爱思想,甚至佛教的慈悲思想、基督教的圣爱思想,这些都应该是广义关怀的应有之义。关怀思想政治教育的“关怀”概念,正是基于这种广义的关怀。甚至可以说,这种广义的关怀伦理思想与正义伦理思想共同构成了古今中外的伦理思想的基本内容。“如果说正义伦理的要旨表现为做须做的事情、得应得的东西,那么关怀伦理的精义则是为了被关怀方的利益而自觉地做比须做的更多的事情、得比应得的更少的东西。”[6]可见凡是强调对人、对物、对社会重视、挂念、付出的思想,都是关怀理论的重要思想资源,共同构成了关怀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这种建立在更为广泛的关怀思想基础上的关怀思想政治教育,必将更具有包容性、更富有生命力。2.德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德育一词也可以分为广义德育和狭义德育。狭义的德育特指道德教育。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道德教育是指“把一定社会思想和道德转化为受教育者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教育”。可见,狭义德育,更加强调对受教育者道德品质方面的教育。而广义的德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概念基本一致。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早期发展阶段,有不少学者常常以德育一词指代思想政治教育。关怀德育中的“德育”是侧重于道德教育的。思想政治教育所涵盖的教育内容则是较广泛的,其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世界观教育、政治观教育、道德观教育、人生观教育、法制观教育”[7](P4)5大方面。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新的形态,关怀思想政治教育在实际上也必然涵盖以上5个方面的内容,其关怀理念也必然贯穿于这5方面的基本内容中。关怀思想政治教育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怀关系中,开展以关怀自我、关怀他人为主线的道德观、人生观教育,以关怀社会为主线的政治观、法制观教育,以关怀自然为主线的世界观教育。这也进一步说明,关怀思想政治教育并没有缩小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内容的范围,而是要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全部内容和整个过程中,突出并坚持其中的关怀维度,以期在进行以关怀为主线的教育中,贯穿思想政治教育的全部内容。 二、关怀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界定 关怀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新的形式或形态,是关怀思想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结合。关怀思想政治教育概念是在这一概念基础上衍生的。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二者的联系在于二者都落脚于思想政治教育,都是社会或社会群体促使其成员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政治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二者的主要区别则在于关怀思想政治教育把关怀理论引入思想政治教育,为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增添了一层更具温情的色彩。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相比较,关怀思想政治教育的最大区别就是引入关怀理念,所以在明确关怀思想政治教育概念之前有必要对关怀概念进行深入分析。对关怀概念的理解是理解关怀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首先,从中文字面上分析关怀概念。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查找关怀,得到的解释是“关心:关怀备至、亲切关怀,关怀青少年成长。”可见,《现代汉语词典》中关怀等同于关心。当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进一步查找关心一词时,得到的解释是“(把人或事物)常放在心上,重视和爱护:关心群众生活,这是厂里的大事,希望大家多关点儿心。”。[8]可见,在中文释义中,关怀的对象包括人或者事物,关怀意味着对人或者事物的重视和爱护,常常关注、挂心、挂念。其次,如果我们从英文字面上对关怀概念进行分析,关怀则可以被翻译成以下英文单词或词组:carefor;showloving carefor;showsolicitudefor;solici-tude;thought。这些英文单词或词组的含义分别是喜欢、计较、尊重、照料;眷注、关注;挂念、渴望;思想、思索、关心。通过对关怀一词的英文释义的查找与分析,有利于我们更加全面充分地理解关怀一词的含义,关怀不仅仅是一种尊重、挂念、爱护的心态,更是一种为了实现这种良好心态而进行的思索、照料的行为。关怀是一种在心理动机和行为结果上都强调关爱他人或事物的概念。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理念和方法,关怀应该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各个方面。事实上也正是如此,相较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关怀理念指导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其主体、内容、方法等方面均有变化。而就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而言,与更加强调政治性或者阶级性的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相比,关怀思想政治教育则更加突出其中的关怀维度,强调关怀性和政治性并存。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关怀可以说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命线。而在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指向上,关怀思想政治教育更加强调且致力于培养受教育者具有感知关怀、回应关怀、实施关怀的品质,进而最终促进被关怀者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关怀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新的形态,是关怀思想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结合,关怀思想政治教育是在传统思政治教育中融入关怀理念,运用关怀方法,通过具有关怀素质的思想政治教育者,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怀关系中,开展以关怀自我、关怀他人为主线的道德观、人生观教育,以关怀社会为主线的政治观教育,以关怀自然为主线的世界观教育,促使受教育者形成感知关怀、回应关怀、实施关怀的被关怀者品质的社会实践活动。 三、关怀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特征解读 要正确理解上述关怀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内涵,还需要从关怀思想政治教育的关怀性和政治性、关系性和动态性、自然性和伦理性、情感性性和知性的辩证统一中去把握。这也构成了关怀思想政治教育的特征。 (一)关怀性和政治性的统一 关怀性和政治性是关怀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本质属性与本质与两个不同的概念。本质属性的落脚点在于事物的一种性质,本质则落脚于事物到底是什么的事物。学术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的研究,迄今尚无定论。有学者坚持思想政治本质属性是一元论的观点,有的学者坚持二元论甚至是多元论。但有一点基本趋于达成共识,即认为政治性或者阶级性是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属性之一。笔者坚持关怀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属性的二元论,认为关怀性和政治性同时是关怀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之所以仍然把政治性视为关怀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是因为关怀思想政治教育仍是强调社会或社会群体促进其成员形成符合这一社会需要的关怀取向的思想政治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这其中的“社会或社会群体”、“符合这一社会需要的思想政治品德”就明确地表明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和阶级性。在中国社会,这个“社会或社会群体”是指中国的工人阶级和最广大的劳动人民。这就决定了关怀思想政治教育不可避免地具有政治性或者阶级性的属性。这也顺应了关怀思想政治教育促进社会发展的目的。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关怀性也是关怀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这一本质属性符合关怀思想政治教育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目的,强调了关怀思想政治教育是将关怀理念融入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之中,试图通过更富有关怀价值的教育方式与方法,将受教育者培养成为具有关怀敏感度、值得被关怀和懂得付出关怀的人。所以,关怀性不仅仅是关怀思想政治教育教育的一个特征,而应该上升到本质属性的地位。总之,相较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更加侧重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关怀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政治性和关怀性的两大本质属性。关怀思想政治教育在兼顾思想政治教育促进社会发展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双重目的时,更加侧重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更加侧重培养散发着人性光辉的、具有关怀品质和被关怀品质的人。 (二)关系性和动态性的统一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9](P56)马克思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是一种关系性的存在,即人无时无刻不处在与自然、社会、自我的关系中。”[10](P24)可见,人本身就是作为一个关系性的存在,每个人都是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一个结点。通过一个个相互联系的结点,社会构成一个整体。而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要使处于社会整体中的这一个个体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向心力,形成共同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从而产生社会归属感和社会凝聚力。关怀思想政治教育正是基于对人的关系性本质的充分认识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这既符合人性的需要又符合思想政治教育实际的需要。关怀思想政治教育注重强调的关系有三大类,即人与人之间的关怀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怀关系、人与社会之间的关怀关系。在第一大类人与人的关怀关系中又可以细分为人与自我、与熟人(父母、师长、朋友、恩人)、与陌生人三类。可以说,每个受教育者都是处于这样一种交错复杂的关系体系中,其关怀素质的养成有赖于与以上各种关系的关怀互动。从动态上分析,完整的关怀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至少包括以下4个环节:第一,具有关怀素养的思想政治教育者主动发现受教育者明示或暗示的被关怀的需要;第二,思想政治教育者主动付出关怀、对受教育者开展教育活动;受教育者感知到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关怀;第三,受教育者在与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关怀互动中体会符合一定社会需要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满足被关怀需要;第四,也是最为关键的,被关怀者能够在这一过程中培养起关怀品质,并实现角色转换,能够以关怀者的身份关怀他人,真正成为值得关怀和懂得关怀的人。纵观以上4个环节,我们可以发现,整个关怀思想政治教育的动态过程均是在思想政治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怀关系中进行的,一旦在某一环节上关怀关系破裂,则关怀思想政治教育就在那一环节戛然而止。关怀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性与动态性相辅相成,使关怀思想政治教育中在关怀关系中动态进行中,完成整个关怀思想政治教育过程。 (三)自然性和伦理性的统一 关怀思想政治教育具有自然性是指关怀思想政治教育符合人的思想政治品德形成和发展规律,它以人的同情、关怀的自然情感为基础,使关怀思想政治教育产生具有自然的人性基础。孟子在其《公孙丑上》中表明“恻隐之心,仁之端也”,认为看到他人受苦的恻隐之心是仁爱行为的诱因。同时,西方思想家亚当·斯密在其着作《道德情操论》中也着重论述了同情,这种对他人处境感同身受的情感,是人们道德行为的基础。人类的这种恻隐和同情的情感是促成思想政治品德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情感因素。在关怀思想政治教育中,正是同情、关怀这种情感促使思想政治教育者采取关怀行为,促使关怀思想政治教育的发生,促进受教育者被关怀品质的养成。关怀思想政治教育的伦理性具有两层含义:一是具有关怀素养的思想政治教育者对学生的关怀较多地来自伦理关怀。关怀伦理学派代表人物内尔·诺丁斯(N.Noddings)最先提出“自然关怀”和“伦理关怀”两个概念,她指出:“自然关怀是原始的、自然的,无需做出任何伦理努力的。自然关怀与伦理关怀是不同的,后者必须作出前者并不需要作出的努力。”[11]可见,在关怀思想政治教育教育中,思想政治教育者实施主动关怀的积极德性,也来源于两种:一种是自然关怀,一种是伦理关怀。自然关怀的心声是“我想要去关怀他”,伦理关怀的心声是“我应当关怀他”。但在思想政治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这对关系中,思想政治教育者多是出于职业职责要求而对受教育者进行关怀,表现出较强的伦理关怀倾向。当然,思想政治教育者要努力培养自身的关怀素质,促进从伦理关怀向自然关怀的转变。这种发自内心需要的自然关怀将会更具感染力。二是指相对于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关怀思想政治教育对思想政治教育者提出了更高的伦理要求,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者主动承担关怀者的角色,对受教育者付出较多的关怀和爱护。“如果说正义伦理的基本精神是平等地划分权利义务的界限,那么关怀伦理的基本精神则是为了被关怀方的利益而自觉地承担更多的义务、放弃一些自己的权利和利益。”[6](P67)可见,关怀这种伦理思想强调付出大于收获,甚至不求回报,它是一种较高的精神境界。而关怀思想指导下的关怀思想政治教育同样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者能够从受教育者的角度出发,为了保障受教育者的利益和满足其需要而自觉地去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付出 更多关怀。因此可以说,关怀思想政治教育具有较高的伦理性。自然性与伦理性这一对关系在关怀思想政治教育中是统一的,其主要表现就是:关怀思想政治教育既有同情、关怀的自然情感为基础,又需要思想政治教育者做出伦理努力。同情、关怀的自然情感是关怀思想政治教育得以实现的自然生理基础,但如果仅仅依靠这一自然情感,关怀思想政治教育发挥实效性的程度则有待考量。关怀思想政治教育如若达到教育效果,还必须依靠思想政治教育者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不断做出伦理关怀努力,并致力于把源自伦理关怀的行为转化为真正来自内心需要的自然关怀。惟有如此,才能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实现其预定目标。 (四)情感性和知性的统一 注重情感因素是关怀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特征,它比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更加重视情感的作用,强调以情感人、以情促德。但同时,关怀思想政治教育也注重理性的作用。“认知是品德情感、信念和意志形成的依据。”[12](P94)由此可见,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思想政治品德认知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依此,关怀思想政治教育亦会在强调思想政治品德情感的同时,注意提高其中的思想政治品德认知。此外,思想政治品德认知在关怀思想政治教育中还发挥着一种特殊的作用,即思想政治品德认知为受教育者判断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关怀行为提供了依据。苏格拉底曾言“美德即知识”,提出没有知识不懂得善恶,无意为恶而为恶的人是不可救药的。如果以这一思想观照关怀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情况,我们可以发现,如果受教育者没有关于何为关怀,何为公正,何为权利义务之“应该”,何为付出奉献之“关怀”,就会视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关怀行为于无物,甚至是视为“应该”,从而丧失了感知关怀的敏感度。当人们指责受教育者“知恩不报”时,却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前提性问题,即“知恩”,如果受教育者都不能将来自他人、社会的关怀视为恩情,那么“报恩”由从何谈起呢?所以,关怀思想政治教育不仅仅要重视思想政治教育者的付出关怀、以情感人,更要让学生首先明确何为公平、何种情况权利与义务是对等的,何种情况他人、社会为你付出了更多等知识性内容。同时,关怀这一概念本身就是一个蕴含着关怀情感与关怀理性的概念。关怀伦理学派代表人物内尔·诺丁斯(N.Noddings)指出“关怀者在思维(理性)和感受(感性)之间的经常转化,即理性与情感的融通性是关怀性理性的本质特点。关怀具有理性和情感的双重属性。”因此,在关怀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感性和理性、情感与知性也就实现了统一。综上所述,关怀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新的形式或形态,是关怀理念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结合,它与关怀德育、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有着明显的区别。关怀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新的形态,是关怀思想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结合,关怀思想政治教育是在传统思政治教育中融入关怀理念,运用关怀方法,通过具有关怀素质的思想政治教育者,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怀关系中,开展以关怀自我、关怀他人为主线的道德观、人生观教育,以关怀社会为主线的政治观教育,以关怀自然为主线的世界观教育,促使受教育者形成感知关怀、回应关怀、实施关怀的被关怀者品质的社会实践活动。在教育目的方面,关怀思想政治教育更加突出强调促进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同时也促进社会的发展。在教育理念上,关怀思想政治教育着重倡导关怀理念。对关怀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的界定具有较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这是继续深入开展关怀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基石,也是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有益探索

城市社会学论文:国内城市社会学的论述 大量中国社会学家把“社区研究”应用到中国本土社会的研究中去,取得了丰富的关于中国社会不同社区类型的研究成果。在城市社会调查方面,大量的社会调查活动得以展开,开启了社会调查之风气。20世纪初,大量外籍教师和教牧人员带领中国学生开展城市社会调查。如1917年,上海沪江大学社会学系为配合教学创立了“沪东公社”,为杨浦树一带的工人提供社区服务并成为沪江大学师生的社会学试验区。1914年北京青年会发起“关于北京302个人力车夫生活情形”的调查。1918至1919年间,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主任步济时和传教士甘博在北京进行了一项大规模调查研究。1924年,教会学校齐鲁大学社会学系的中外教师带领学生对济南社会状况进行全方位调查,内容涉及城市管理与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外籍教师和教牧人员所组织的城市社会调查对当时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很大触动,引起了较大反响,社会调查风气盛行一时。据当时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统计,从1927年至1935年间,全国共有各类大小社会调查报告约9027件。 同一时期,中国的社会学家也关注城市社会问题,并开展了一系列调查研究,如沪江大学对广东凤凰村和沈家行的调查,李景汉对北京人力车夫生活费的调查。调查成果有影响力的如李景汉的《北平郊外至乡村调查》、陶孟和的《北京生活费之分析》、杨西孟的《北平生活费指数》和《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林颂和的《塘沽工人调查》、施裕寿等人的《山东中兴煤矿工人调查》等。上述调查大多是针对某一个城市进行的,但也有学者对多个城市进行调查,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严景耀指导学生采用人类学实地调查方法对北京、天津、上海等20多个城市进行犯罪调查并写成《中国监狱问题》等专着。总的看来,这一时期的社会调查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在目的上侧重于社会改良的现实性目标,而忽视了以社会结构为考量的学术型目标;在方法上过于注重经验型的社会事实,而忽视了理论的指导作用和理论建构;在内容上往往集中于某一群体或某一方面的调查,而忽视了城市综合性社会问题的研究。 在“观点”和“方法”的提出及学科建设方面,一些社会学家在城市社会学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建构方面进行了尝试,其中有代表性的成果当属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和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这是两部系统性较强的城市社会学着作①,对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吴景超先后获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学士、芝加哥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25年至1928年期间在芝加哥大学研究社会学,随派克等学者从事都市社会学原理的研究,必定深得“芝加哥学派”的真传。其1928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唐人街:共生与同化》,从中国人移民美国的历史讲起,研究了唐人街的社会结构、文化冲突及家庭生活等,同时对唐人街的生活组织、帮会、通婚、同化、边际人等进行了深刻而细致的分析。吴景超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研究都市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博士论文正是他作为“中国现代都市社会学研究开创者”的奠基之作。1928至1931年,吴景超任南京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其间出版《都市社会学》。 该书是中国最早的都市社会学研究着作。全书共计四章84页,篇幅虽小,但内容充实。首先,深刻地探讨了两个关系,一是都市与附庸的关系,都市离不开它的附庸,都市及其附庸构成了都市区域,都市区域是研究都市经济的基本单位。都市繁荣的标志是看它的附庸的富饶程度及工业化水平。都市与附庸的关系不是看两者的远近,而是看两者之间的交通,交通是沟通都市与附庸的“唯一妙法”。吴景超还对居民在都市中的“自觉观念”进行了论述,他指出,“都市居民应该有一种自觉的都市观念,时时刻刻去研究如何发展他们的都市,如何保有他们的附庸,如何发展他们的商业势力到别的都市的附庸中去”。二是都市间是互助与竞争的关系,从互助关系看,都市之间应常通有无、货物流通,这样才能达成“共赢”。从竞争关系看,都市间存在贸易竞争,这种竞争是国际性的也是局部性的。 其次,富有洞见地分析都市人口增长、人口质量及城市化问题。吴景超认为,都市人口增长的方法有三种:人口的自然增长、移民(人口流入城市)、扩充市区(把附近市镇和乡村划归都市)。可以说,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研究渗透着深刻的城市化理念,他认为,中国有大约75%的 农业人口,农业生产方式落后,生产率极其低下,最经济的办法就是发展工业,“发展中国实业,创造中国的都市,使附庸中可怜的农民,以及一切游手好闲的人,到都市中去寻生活,乃是救济中国人口过剩问题的一个好办法”[8]。中国人口集中到都市,是大势所趋。第三,提出了都市问题的研究方法。要找出都市病态产生的原因,才能找出恰当的对策。寻找都市病态原因的方法是实地调查研究,有“靠得住的事实”作根据,然后才可以谈都市改良,谈都市控制。都市中各区域的环境不同,人们的行为也不尽相同,产生的社会问题也不同,因此,研究都市问题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是“暗射地图”,把社会问题的分布情况标注在地图上,然后再根据地图开展实地调查。①研究都市问题的另一个工具是都市区域发展史研究。 此外,芝加哥学派在都市研究中综合统计法、个案法、自传法,以此弥补各种方法存在的缺点。最后,强调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他认为,都市社会约束人类的力量还比不上乡村社会,这是社会学要关注的问题,因为社会学的中心问题便是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交往紧密,每个人的行为都受乡村“舆论”的监督,宗族、家族、家庭等因素都是约束人们行为的重要因素。而都市社会是一个陌生社会,人们互不相识,“舆论”的约束力较小,个人行为的自由度较大,没有完备的约束手段。除了“舆论的制裁”之外,人们的行为还需“良心的制裁”。都市社会较之乡村社会,以道德律令为根源的“良心的制裁”要明显薄弱许多。因而既要重视道德、宗教、舆论、良心等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也要重视法律等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 应该说,吴景超在《都市社会学》中提出的观点、思想和方法是对现代文明都市发展的深刻思考,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不仅具有较强的学术意义,更具有重大的社会现实价值,在当前中国的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现实背景中,其意义更加凸显。与吴景超作为知名社会学家的身份不同的是,邱致中虽然获得过社会学博士学位,但更多是以市政规划专家的身份示人。1933年从暨南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期间也在上海江南学院讲授“都市社会学”课程,因资料匮乏,故自制讲义,先作《实用都市社会学》,后着《都市社会学原理》。1934年,两本着作相继出版。《实用都市社会学》共15讲,详细论述了都市的形成、意义、公共建筑、工业区域、商业区域、住宅区域、市政交通、卫生、金融机构、文化、人口、政治组织、行政、政党、职业团体、流荡与寄生阶层等。该书仅仅是对都市构成要件的分类概述,在应用社会学视角方面却有所欠缺。《都市社会学原理》恰好对此进行了弥补。 《都市社会学原理》共10章,首先对城市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学科定位、研究范围及研究方法进行了论述。作者认为,都市社会学是阐明都市社会的组织,并科学地论究它的发生、发展、变化和消灭,而理论地探寻其构成及进化的内在的必然关系的科学。都市社会学研究对象,不仅仅是都市的物理形态,更主要的是基于物理形态条件下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广义的都市社会学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即都市社会历史学、都市社会构造学、都市社会政策学。而狭义的都市社会学仅指都市社会构造学,范围包括都市社会经济构造、社会构造、政治构造、文化构造。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包括哲学的方法和伦理的方法,哲学的方法主要是不带成见地观察事物、收集资料、观察事物之间的关系,伦理的方法则是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准确而非谬误的解释并作出推论。 其次论述了都市社会的起源、分类、进化、环境、构造、人口、政策、发展趋势等内容。其中论述最为深刻的当属都市社会与农村社会的关系。邱致中先生认为,都市社会存在于社会整体之中,都市社会是从农村社会发展而来的,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和农村社会相互影响。在不同历史阶段,都市社会与农村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在物物交换的时代,都市社会附属于农村社会,都市内部还带着农村的性质;在以货币为媒介的社会中,两者的关系从交换形式上,是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从交换的性质上看,又是相互对立的。从人口变化来看,都市人口因都市经济的发展而增多,农业的落后使农村人口减少,集中于都市。都市社会吸收农村人口,不仅从数量上吸收,还从质量上吸收,一切农村里的优秀分子都被城市的文化所吸引,离开落后的农村,集中到进步的都市去。再从政治文化看,资本主义一切政治与文化,都支配着整个农村社会。现代农村与都市之间交互影响,或者说是一个矛盾的循环,农村社会的经济没落与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会的经济繁荣和文化兴盛,这是矛盾的一面;农村社会的经济没落与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会的经济恐慌和文化畸形,这是矛盾的另一面。 而对于都市社会问题,主要有人口问题、劳动问题、妇女问题、儿童问题、娼妓问题、犯罪问题、卫生问题等。这些社会问题是由社会内部矛盾所产生的,有着深刻的制度根源,因而解决都市社会问题就要找出并改革蕴藏在社会内部的制度性矛盾。最后,作者还从四个方面讨论了都市社会学史等,即美国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的产生背景、研究旨趣及主要的研究内容;都市社会学的雏形及其发展;都市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情况;都市社会学发展现状。 总的来讲,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呈现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新观点和较为科学的新方法,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则在学科发展史、研究对象、理论、方法、发展趋势等方面有所建树。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晚于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以下简称“吴文”)5年出版,期间并未出现中国学者撰写的城市社会学着作。因而邱致中编写《都市社会学原理》的时候,参考资料极为匮乏,必然会对吴文做过深入的研读和思考。于是,在《都市社会学原理》的最后一章里,邱致中结合孙本文对吴文的评价,进一步阐述了其贡献和不足。在贡献方面,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注重社会学的观点,二是注意研究方法。在不足方面,吴氏仅仅介绍了都市研究的大体内容(都市的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以及中国的都市研究,并没有在学科意义上探讨都市社会学之所以成为学的根据。 在西方社会学快速发展并在中国开花结果的背景中,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与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成为应用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都市问题的典范,在中国城市社会学研究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无论是吴景超先生在“观点”和“方法”上的贡献,还是邱致中先生在城市社会学学科建设方面的贡献,都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发展进程,堪称中国城市社会学发展的奠基之作。也正是综合了吴氏“观点”和“方法”上的贡献以及邱氏学科建设上的贡献,才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城市社会学发展描绘了一副相对完整的图景。也正是包含了“观点”、“方法” 和“学科意识”的中国城市社会学,成为了20世纪早期中国社会学发展的一个分支、一个缩影,它跟其它分支社会学一道构筑起西方理论与中国本土相结合的社会学的“中国学派” 城市社会学论文:浅谈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 摘要：新城市社会学是都市研究的替代范式，其展现的社会空间转向是新城市社会学有别于“旧”城市社会学的重要维度。城市空间能动地、全面地反映着资本、权力、财富、社会地位、利益等社会关系。透过“社会空间转向”这一特定过程把握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研究史，城市空间不是片断式的社会图景再现，政府、阶层、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和角逐，使城市空间成为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过程推动下的动态发展过程。 关键词：新城市社会学；社会空间；转向 在城市研究中，空间一直是建筑学、地理学、规划学等传统空间学科研究的对象，空间进入城市社会学视野，始于20世纪70年代亨利·列斐伏尔对于空间的发现以及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研究。新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社会空间不同于传统社会学根据群体、社会距离划分出的社会结构形成的具有抽象意义的社会结构空间，而是将社会与城市空间紧密结合。从地理维度去阐释社会特征和社会结构，表达了对于传统城市社会学研究范式的某种修正和拓展。我们必须认真地审视这个转向过程及其意义，才能真正认识社会空间如何成为研究城市社会的—种新的理论和视角。 一、空间的发现：社会空间转向的早期奠基 城市社会学在萌芽时期，就不乏学者以空间的角度关注城市社会。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讲述了城镇和乡村的分离和对立，内在地表达了对空间的某种程度的强调，尽管还比较隐晦，但视野转向可见一斑。ⅲ迪尔凯姆在《宗教社会及其基本形态》中指出，—个特定社会里的每个人都以同样的方式体现着空间，那么各个地区不同的情感价值使空间具有了不同的品质，空间可以根据源于社会的标准进行划分，空间安排会折射出主导陛的社会组织模式。从而为城市社会与空间的结合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恩格斯为了揭示城市内在的贫富现象，对19世纪曼彻斯特的居隹隋况进行研究，把英国社会划分为穷人和富人两大阶层，并将其投影到城市空间，描绘出曼彻斯特的住宅分离景观模式。芝加哥学派的伯吉斯(e burgess)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同心圆城市结构模型的解释框架，描绘出城市内部人群的地带分异。其后霍伊特(homerhoyl)又提出了扇形模式，指出随着人口的增加，城市土地使用会沿交通线放射状延伸发展，成为扇形地区。贫民环绕在工商业地区，中产阶级和富人则沿道路、河道向外发展。这种将社会阶层和人群分布进行—种地理学想象的阐释模式，暗含了对于城市社会问题分析的空间语境。 这些早期的论述认为空间是城市社会存在和运行的既定处所，表现为一种外在的、客观的、既定的背景，肯定空间与社会之间的对应关系。空间作为研究城市社会的一种视角被发现，这使得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空间路径”具有了认识论上的合法性，城市社会的空间性特征成为学科中的理论建设，城市空间性的确立为新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社会空间转向奠定了基础前提。 二、传统空间理论的局限：社会空间研究的兴起 传统的城市空间理论认为空间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是社会、心理、文化和经济进程的场所，社会行动的特征与分布不过是对空间形态的一种适应和利用，缺乏对于空间背后的社会动力因素的探析，即使是专门进行城市研究的芝加哥学派，也仅从生态决定论和环境均衡适应的角度来考察，吉登斯批评其“采取一种形式主义的空间观念，并偏重某种客观主义的立场。”在沃斯(l.wirth)、雷斯菲尔德(r.redfield)基于城市和乡村的区分的论述之后，城市社会学在思想上陷入了贫困，发展不出富有创见的作品。新城市社会学转入空间社会属性的研究正是在传统空间研究停滞和衰微的背景下兴起的。 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进入了全球化时代，全球化导致的城市间资本产业投资的重新配置、城市劳动力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大量人口失业，加之城市郊区化使内城普遍衰落，欧洲普遍爆发了城市危机。把空间当作社会简单反映的传统理论，无法从更深层次去解读都市空间背后的社会因素，因此不能解释新形势下的问题。为了解决当下的城市危机和城市问题，新城市社会学的学者们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为基础，将城市纳入社会、政治、经济更加广阔的背景之中，探索城市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财富的积累与权力的集中、社会阶级关系与国家管理职能等社会过程，将城市空间过程和社会发展紧密联系起来，空间研究实现了完全的社会学转型。 三、社会空间的诸种阐释：从列斐伏尔到新城市社会学 列斐伏尔(henry lefebvre)是公认的新城市社会学的奠基人，他致力于返回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论述以重新阐释城市空间的再生产机制。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空间化解读为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提供了理解阐释。列斐伏尔指出，城市空间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我们现在获得一个基本而又重要的思想：资本主义通过占有空间以及将空间整合进资本主义的逻辑而得以维持存续。空间长久以来仅仅作为一种消极被动的地理环境或一种空洞的几何学背景。现在它已经成为工具。”空间被注入资本主义的逻辑，其形态和组织方式是社会关系、经济结构和不同团体间的政治对抗博弈的结果，并且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 其后，深受列斐伏尔思想影响的卡斯特、哈维、索亚等新城市社会学学者，以空间视角对资本主义城市和社会问题进行研究，从不同的路径进入到社会空间转向这一新城市社会学的理论演进脉络之中。 卡斯特(manuel castells]认为，城市空间是人类根据一定的生产方式创造出来的，内在于经济活动的四个层面：生产、交换、消费和管理，并且体现在工业区位、住房、交通设施和都市治理这四个不同的维度。生产活动生产出土业和办公室，劳动力的消费生产出住房和公共娱乐设施，交换活动生产出交通和商业设施，市政管理和城市规划则统筹各项城市活动，深入城市空间的形成和变动。他还把意识形态系统加了进来，指出，意识形态用符号网络来组织空间，意识形态内容塑造了空间形式。 哈维(david harvey)指出，城市空间的生产是与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紧密相联的。资本主义生产可以分为三级循环：资本向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利润性生产投入是初级环节。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矛盾，在资本运动的初级环节会出现商品和资本的过度积累，因此出现对次级环节投资，即资本向物质结构和基础设施的投入。资本进入第三级环节是指资本对科教、卫生福利事业等的投入。资本的投资生产了由道路、码头、港口、工厂、住房、学校、公园、停车场、办公楼、商店、污水处理系统等物质设施组成的城市空间。 索亚(soja)从空间结构和社会行动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角度人手，揭示城市社会的发展，提出社会空间 辩证法(social-spatial dialetic)：“有组织的空间结构本身并不具有自身独立建构和转化规律的结构，它也不是社会生产关系中阶级结构的一种简单表示。相反，它代表了对整个生产关系组成成分的辩证限定。”城市空间是社会过程和生产关系的产物，另一方面，空间又是一种物质力量，它影响、引导、限制活动的可能性以及人类在城市中的存在方式。 马克·戈特德纳(m gottdiener)则提出一个更具操作性的研究视角——社会空间视角(socio—spatialperspective)，试图将阶级、教育、权力、性别、种族等更多的因素纳入城市空间的分析中。指出，城市空间生产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复杂社会过程密切相关，尤其是政府干预和房地产发展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房地产发展涉及资本积累和阶级冲突，可以改变城市的空间结构和城市居民的定居空间。 新城市社会学认为空间不单是承托社会的场域，同时也是社会发展动因推动下形成的。空间和社会相互塑造，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因此不局限于对城市空间形态和特征的客观描述，而是挖掘城市空间形态和变化背后的社会、经济、政治动因，这种将空间过程和社会过程结合起来的分析方法，使空间蜕变为一种“社会空间”，呈现出社会学的学科属性，这标志着社会学意义上的空间研究已经脱离边缘、零散的状态，开始形成独立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范畴。 四、空间的社会涵义：社会空间理论的基础框架 新城市社会学试图建构起一种关于空间的一般社会学理论，因此，社会性是空间的核心属性。通过分析新城市社会学学者有关城市空间的经验研究和理论思考，我们可以总结出社会空间理论的基础框架。 第一，城市空间是社会的产物。新城市社会学所说的空间不是数学概念中的三维空间，也不同于地理学意义上承载物质的实体空间，而是社会的产物。城市空间是由建筑、道路、医院、住宅、学校、公园、办公楼、商店等物质设施组成的，具有一定地域界限的实体空间，但城市疆域的形成，物质设施的建设，归根到底都是人们实践活动和社会过程的产物，具有深刻的社会涵义。“空间在其本身也许是原始赐予的，但空间的组织和意义却是社会变化、社会转型和社会经验的产物”。空间是带有意图和目的被生产出来的具有层次性和政治性。行动者在不同场域中进行的实践，以及行动者的“生存心态”，行动者在权力斗争和较量中所产生的结果生产出城市空间，城市空间能动地、全面地反映着资本、权力、财富、社会地位、利益等社会关系。同时，城市空间不是片断式的社会图景再现，政府、阶层、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和角逐，使城市空间成为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过程推动下的动态发展过程。 第二，社会具有空间性。新城市社会学所研究的社会空间具有明显的地域意义，列斐伏尔曾说，空间内含于财产关系(特别是土地的拥有)之中，社会生产创造出的生产关系、财产关系通过土地所有、空间占有、场所秩序而存在并得以维系，在生产城市空间的同时将自己铭刻于空间，因而成为一种客观存在。城市社会是有地域载体的，它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主观构建，而是行动者基于其所处的地理空间进行的一项集体建构。社会结构体现于不同人群的地域分异格局，社会生产方式表现为生产、消费建设所组成的空间模式，城市空间结构和社会结构、生产方式是相互对应的，社会空间就是社会存在的物化。 第三，空间和社会是辩证限定的。城市空间是人创造的，主体性的社会实践和行动策略尽可能地改变和调整环境，并逐渐将属人的特性施加于空间，同时，空间又以其特有的方式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影响着主体性行为的流动向度，使人适应于周围的环境。此外，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集体或社会生产出更大的社会空间，不同社会群体在其所处的地域进行集体实践，将各种社会关系投射于空间。空间反映了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同时又制约着资本、权力、财富、社会地位及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因此，这里存在着一个连续的双向过程，即个人、社会群体、社会组织和社会过程在改变城市空间的同时，又被所在的空间以各种方式控制着，空间和社会不是相互分离和独立的实体，而是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 第四，空间是一种社会的隐喻。空间是社会实践和差异性建构起来的符号象征体系，具有表征社会意义的特性，即能够表达和理解物质空间活动的所有日常性或专业陆标志、符号和知识。“空间特性可以表达‘建构环境’的相对固定的性质，用物理的结构，用土地使用的地图标志，来表达经济财富、文化认同、阶级差异和都市居民的个体与集体属性、关系、思想和实践的全部范围。”社会空间和城市结构是相互对应的，社会空间研究表面上是在处理城市空间，实际上是在处理整个社会建构的程序，处理日常生活世界创造的过程。社会过程与空间位置、结构紧密相连，各种空间隐喻，如中心、核心、区域、边缘、地域、边界、门槛等，无不透露出政府、公共领域与个人的抗衡和边界，权力、资本、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对抗与妥协，以及主体认同建构自我与异己边界的机制。社会空间理论形成了独立的逻辑运作机制，其背后有—套特殊的象征系统相对于社会现实。 五、新城市社会学视野下的空间研究 城市是社会的产物，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空间。但由于社会学研究惯常的历史决定论淹没了空间思维，地理学的霸权消解了空间的社会性，长期以来空间与社会在城市社会研究中一直处于并行不悖的发展状态。城市空间在以前仅仅被视为“自然”存在，为地理学所主宰；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则缺乏空间维度，只关注城市事件和问题的前因后果。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通过空间的线索将城市社会现象串联起来，空间结构和社会过程之间的辩证关系得以清楚呈现。社会空间进入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视野，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社会空间是一种新的实践路径、分析策略与理论视野，对于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起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作用。 在理论建构上，社会空间转向从城市社会现象、城市社会发展动力等不同研究方面，累积和吸收理论，将空间概念发展成一种重要的旨在解释人类行动的系统理论，摆脱了空间的结构主义阴影和传统的先验主义影响，赋予空间研究社会学的意义，社会空间成为理解城市社会特征和过程的出发点，一个全新的城市社会知识系统从空间的角度发展出来。 在研究方法上，社会空间转向使人类聚集的邻里、社区成为城市社会分析的重要工具，这种空间维度为我们理解社会阶层、社会阶级、性别、族群等群体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分析角度，即可以从边缘和中心、门槛和隐喻、位置和身份、流动和隔离等核心概念来理解不同的社会群体或个人在不同空间中的“存在”和生存方式。人们可以借助其所寄寓的空间来考量行为主体的社会行为和行动意义，透过空间模式来分析社会结构、社会过程和社会关系；并通过考察身体和社会在空间中的状态来赋予空间以意义，营造一种 社会学意义上的空间。这种研究方法能够帮助我们重新推演出一个理解社会本质的认识系统。 在实践应用中，社会空间转向使城市问题有了新的分析工具，社会空间转向不是主观的臆想，而是城市问题推动的结果。在实践中发展的社会空间研究，融合了城市空间与社会结构，同时挖掘社会发展的动因，将空间和时间紧密联系起来，建立起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社会一历史—空间”的三方辩证关系，使新形势下的城市问题有了正确合理的分析工具。同时完善和丰富了城市问题的研究视角，进而可以深入以前研究忽略的领域，以新的方法获得城市经验研究的进展。 六、结　语 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是全球化时代城市重要性凸显的结果，城市成为人类聚集、生产活动和社会运行依存的重要载体，城市空间表现为一种社会建构的结果或社会建构的过程，新城市社会学学者将空间结构、社会组织和人类地理结合起来，并推进到理论的高度，社会空间由此出现。要指出的是，新城市社会学对于空间社会性的研究虽然突破了传统理论的某些局限，成为当代城市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分析范式，但也因此导致了其在研究中对于时间性的忽略，许多学者批评新城市社会学对于空间的重视已成为一种“空间拜物教”。其实时间的思索始终暗含在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研究中，时间、空间和社会是交织在一起的，要认识空间必然要理解时间，新城市社会学的学者索亚就曾经指出，将历史、地理和社会结合起来，以辩证的视角来解释城市社会。只是新城市社会学过度强调“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自身研究中一直隐藏的时间思维，没有将社会空间分析中的历史脉络系统明确地阐述出来，新城市社会学社会空间研究的历史的维度应当成为今后我们研究、反思的重要方面。最后，新城市社会学通过空间对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进行的分析、比较和抽象，以及社会空间的具体意义也存在着差异和分歧，如何为社会空间研究提供更精确和统一的思路，也是下一步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 城市社会学论文:城市社会学的女性主义论文 一、城市与女性紧密相连、相互增进 （一）女性认识在城市化进程中萌芽 不同于乡村生活，城市生活更加具有选择的自由性，是人类生活的最佳社会形式之一。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进程催生了一个又一个大规模城市，这一过程中改变了人的生活空间和生活形态，并且也巨大地解放了人类自身。人们开始倡导自由思考，随着生活视野的不断拓展，人们的基本素质和精神境界也都水涨船高。伴随着这一过程，城市妇女也得到了史无前例的解放。女性的角色在城市的环境中也发生了变化，那是因为如今的城市社会环境已经不再以体力决定社会角色了。城市中的女性也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争取更多的机会与权利，更加积极地对待工作、参与时政，也对传统的社会观念进行挑战。由此可以看出，女性解放运动与女性主义是伴随着城市产生的。 （二）城市所引发的女性问题 城市化必定是把双刃剑，女性在城市中有了更广阔的生活空间，女权意识不断觉醒，但是与此同时城市化也发现了一些女性问题，使女性生活的部分方面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恶化，甚至使部分女性陷入困境。城市化的发展过程当中，女性并不是必定的受益者。在低端劳动力市场，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自乡村的女性移民身体健壮、易于管理、工资水平低等特点使其相对于城市固有女性居民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但是也伴随着一定的代价：健康问题、推迟婚姻等。 （三）性别歧视与城市化过程中女性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性别歧视意味着不同的性别所拥有的待遇是有差异的。为了消除性别歧视，使女性获得与男性相同的社会地位和社会权利，我们应在城市化发展中加入性别视角。女性在社会中的弱势地位，使她们往往对城市的一些问题更加敏感，更容易体会到城市社会的规划和管理中不合理、不人性化的地方。但是由于适当途径的缺乏，城市管理者接收不到她们合理的有建设性的意见与建议。学术界普遍认为，城市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是管理不善，而非财政资源、技术缺乏等原因。城市的规划和管理过程中加入性别视角，就会弱化不平等这样的道德问题，而且能更加全面地吸收接纳全体市民，特别是女性市民对城市建设的意见和建议。 二、城市女性的生活空间 （一）传统（古代）城市中女性空间的特点 在女性社会很低的传统社会，我们在大街小巷很少看到女性的身影，因为世俗的束缚，不允许她们出现在公共场合，她们日常的活动范围基本只能在家中，甚至在家中的一些区域也是她们不能涉足的。在中国传统的居住设计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中国传统住宅中男女有各自的活动范围和区域，前堂后室，以“中门”为界，而“前堂”往往是女性不能涉足之地。这种格局看似保护妇女，事实上限制了女性的生活空间和人身自由，使女性完全脱离了社会生活。 （二）现代城市中女性空间的特点 现代社会中，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女性的社会地位有了很大提高，职业女性史无前例的增加，女性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并且可以随意出现在公共场合。传统的社会格局被打破，城市公共空间不再是男性的专有空间，女性也加入其中。然而，由于男女平等问题一直难以解决，性别歧视仍然没有根除，不难发现城市社会空间存在着性别不同所带来的各方面差异。由于性别不平等，男性、女性占据着不同的城市生活空间，社会地位也有着明显的差异。社会空间的占有取决于男女的社会角色，男女的社会地位也从城市空间中反映出来。在城市社会中社会管理者往往都是男性，很少有女性的身影，而辅助性、服务性的工作往往由女性承担。 作者：何宝琳单位：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城市社会学论文: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的价值 一、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对我国地域政策的启示 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研究的渐趋深入是同当时西方城市化进程紧密相连的。城市空间开发的唯物质主义、内城衰落与生活共同体的瓦解、权力机构对空间规划的任意宰制、中心空间对弱势群体的排斥等等议题都是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理论与实践的议题。对这些问题的批判及其解决理念极大地影响了西方世界的地域政策发展方向，规避了城市的异化发展，激发了城市的内在活力。当下，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基本完成了城市化进程，地域发展间的对立与冲突已趋于缓和。但在我国自新旧世纪交替之际发轫的城镇化进程正迈向深水期，由城乡“二元结构”所引发的地域发展问题正处于集中爆发期。为此，从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理论出发，审视当代中国地域政策的发展方向应当成为一条可供尝试的文本路径。另一方面，我国城镇化也面对与西方情况不同的困境与挑战。作为农业大国，中国的城镇化肩负着几亿农村人口城市融入与身份转换的重任，地域间的发展差异决定城镇化道路的多元选择，在生态环境比较脆弱的背景下如何实现小城镇的突围，城乡之间的依附发展与城市群内部如何在协调联动中走向均衡发展，这些都需要立足本土国情，结合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借鉴西方地域政策的发展经验，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发展道路。 (一)空间生产的地域政策:人本主义的社会性规划从城市自身看，城市化的突出表现在于外部空间的扩张与内部空间的改造。城市发展趋同的症结也正在于此，列斐伏尔认为，城市空间不仅仅是现代化的物质景观，更是社会关系的容器。当前，城市的空间生产缺乏人本主义的社会性规划，空间生产往往是经济发展指向下的单兵突进，生活在原有空间中的人们被迁移出原有社会网络，不断走向陌生地;重新进入被城镇化空间的人们也需要重建社会关系网络，期望形成守望相助的邻里关系。对此，我们需要重新讨论地域开发的目标问题。地域开发应当有物质与社会发展的总体性规划布局，更为重要的是要以生活共同体为核心的地域居民及其组织建设为中心。地域开发不能仅仅限于物的条件的整备，地域政策发展到较高的阶段应当考虑到地域居民和其组织的自主的行动创意、自发性的活动所产生的成果，这实际上是强调地域开发的自主性和主体性。同时，地域开发应当关注空间整体生态系统的建立，以地域文化为土壤，在地域经济自立的基础上迈向政治、经济与社会相辅相成的一体化发展。在此，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理论关注的是社会性空间再生产的公共性建构与整体性发展。城乡二元结构一直是我国诸多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当前，从城市与乡村的关系看空间的生产，城市空间正不断“侵入”乡村世界，以都市现代性“接替”乡村传统。在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理论中，通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空间中的复制、集体消费对空间生产的促进以及资本在空间生产中的循环，资本主义的发展得以延续。城市的发展正成为具有强大吸引力的漩涡，不断汲取乡村的物质与人力资源，城市的过密化成为发展隐忧，诸多城市的地域政策是通过就业空间、居住空间、交通空间的不断再生产暂时解决问题的。与城市空间生产相对的另一个方面是，乡村空心化与过疏化正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我国地域政策正倡导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一方面，抵抗城市空间作为一种生产与生活方式过于关注资本再生产的倾向，另一方面，根植乡村文化自性，发挥本土性资源的优势，走向新乡土主义。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的前提下，空间生产的地域政策渐趋演进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二)空间分配的地域政策:农业人口的自由流动与身份转换在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者的眼中，空间是一种具有使用价值的特殊商品和社会产物，空间分配的地域政策应当保证开放透明的过程，每个人都有进入优势空间的权力。我国城乡二元发展的地域政策已经造成空间差距症候。甚至“不仅仅是收入差距问题，已经广泛地表现在社会结构、社会心理等方方面面。不能只看城市，也不能只看农村，要把城乡关系的统筹和协调作为一个极具复杂性的大政策加以研究”［7］。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认为，在优势空间与劣势空间既存的前提下，个人依据自身的空间偏好，能够自由进入空间的权益将会从内部为中心空间进行“去权力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渐趋放开，标志着中国地域政策正走向开放的空间分配。当下，学界关注的一个焦点是，公民自由流动权力的获取造成了城市的过密化与乡村的过疏化，但是，“既然各地域发展的速度是不均衡的，那么，如果欲缩小地域之间的差别的话，就不能抑制人口流动。而且，如将过密、过疏的消解作为政策的中心目标，如抑制人口移动，地域差别必扩大无疑。由此，地域差别纠正的政策目标和过疏过密问题的解决之间，可以发现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8］，以社会个体的动态流动化解社会结构的静态差距成为地域均衡政策的选择。我国的地域政策是逐步使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不仅要放开小城镇落户限制，也要放宽大中城市落户条件。当流动人口进入城市中不再面临“收容遣送”的社会风险，关于空间分配的地域政策进一步要解决的将是优势空间的社会排斥问题，这也是为什么说农业人口市民化的过程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在这个渐进过程中，城市社会的保障与福利制度如何有序地向流动人口开放，包括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的父母与子女，让城市空间成为“爱的容器”，这成为地域政策在社会流动性的前提下急需探讨公共服务供给如何从属地服务到居住地服务的转向，这些服务指向的是农业人口的空间融入。地域政策的重点在于“推进农民人口融入企业、子女融入学校、家庭融入社区、群体融入社会”，建设“共荣共生”的包容性城市空间。 (三)空间交换的地域政策:从城乡对立走向协调联动如何处理以城市为载体的地域之间的关系问题成为当下城镇化过程中需要关注的重点。空间分配不均时，将会造成地域对立的局面，其初级表现形式是言语攻击和以地域为单位的相互排斥和对抗，其高级形式则是分离主义。从动态视角下看，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认为地域分裂的形成过程在于长期不平等的空间交换，背后演绎的是空间权力之间的博弈。在中国城乡空间交换的地域政策中影响至为深远的制度当属城乡工农剪刀差，它让“现代化的大城市(它们像闪电般迅速成长起来)来代替从前自然增长起来的城市。凡是它所渗入的地方，它就破坏了手工业者和工业的一切旧阶段。它使商业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9］。在城镇化进程中，我们需要警惕这种倾向，在乡村土地征收、房屋拆迁的过程中，赋予生活在此间的人们以自由平等的空间交换权力。从城乡关系到城市内部关系来看，城市群落内部的空间交换也需要地域政策予以调整。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转型也是为了消解长期以来空间交换的工业化发展的坚硬后果。“缩小地域间格差是地域政策的重要目标。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地域政策即以地域之间均衡发展为主旨，重视四大工业基地之外的工业设施的整备，试图通过在空间上分散工业企业的做法来改变地域之间发展的差距问题。进入70年代，上述措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0］。京津冀的产业转移与协同发展的一体化地域政策也正是基于此点的考虑。京津冀都市圈的重新整合将是一个漫长的空间权力博弈过程。一方面，通过周边城市相关资源的增量发展来稀释原有城市空间交换之下的利益格局，另一方面，需要看到，周边城市在新一轮空间交换过程中不应仅仅被定位为缓解高房价、交通拥堵等北京大城市病的疏散空间，而应在均衡发展的地域政策推进中，形成“目标同向、措施一体、作用互补、利益相连”的城市群发展的新格局。 (四)空间消费的地域政策:共享城镇化空间与反贫困工程无论是空间的生产、分配还是交换，最终指向的是空间的消费。在这一点上，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关注的是集体消费，集体消费主要指的是公共住房、社会公共设施、医疗服务、教育机构以及闲暇生活的满足，劳动者能否实现这些方面的消费，正是资本主义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关键。但是，由于私人资本追求的是个人利益的实现，而非公共利益的“善”，他们或者是将集体消费的投资降到最低限度，或者是以市场化运作形成对弱势群体的屏蔽。这样，集体消费就成为国家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中，都曾经面临集体消费供给的危机，具体表现为公共住房匮乏、医疗服务不足、学校资源落后、交通环境拥堵、文化设施短缺和社区发展迟缓等等。在这场危机中，一些城市的地域政策是人为地切割集体消费的空间，贴上富有和贫穷的标签，富有的地区享受优越的空间消费，弱势群体则被隔离在边缘与破旧的集体消费空间里，集体消费的空间最终只能成为“堆放梦想碎片的垃圾场”［11］。反贫困的地域政策由此与集体消费有了学术意义上的契合。西方发达国家反贫困的地域政策一般经历以下几个阶段:“在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末，拆除贫民窟，重建新公共住房，大规模、有计划地分散人口和就业到周边地域的新城政策;20世纪60年代末，反贫困的地域政策主要是实施针对地方的特殊措施和更新项目;20世纪70年代开始至今，城市中心再开发及社区建设逐步成为反贫困地域政策的中心课题，采取物质性环境改造与经济社会环境改善相结合的形式”。［12］作为后发展国家，在城镇化进程中，我国反贫困的地域政策正全方位推进。从棚户区改造到保障性住房和经济适用房政策的实施、从政府购买服务到社会资本积极参与的项目运作，我国反贫困地域政策正力求使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形成合力共同致力于弱势群体的救助与保护，让弱势群体共享城镇化发展的成果。 二、结语 20世纪70年代至今，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派在理论创新方面屡有突破，以卓有建树的城市空间研究不断弥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新时代的裂隙，以独辟蹊径的理论框架检视了资本主义城市发展进程，成为当下城市社会学研究的主流。这一引领城市社会学发展潮流的学派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的理论“血统”和研究的可对话性，都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为理论底蕴，以空间研究为核心，透视资本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生产过程及其生产关系。他们指出，空间开发不是城市表象的繁华，而是在于社会之根的生成。如果城市空间样态的建构有悖于正义，那么就要提出相应的地域政策来修正，使城市空间成为人们可达、可以栖居而非无根的社会。据此，笔者认为可以将地域政策的实践原则引申为“以人为本的空间生产，开放透明的空间分配，自由平等的空间交换，公平共享的空间消费”。以人为本的空间生产抵抗的是资本在空间中的肆意复制，开放透明的空间分配针对的是不公正的空间分配制度，自由平等的空间交换警惕的是互相敌对的空间对立，公平共享的空间消费抵抗的是现代空间对弱势群体消费的屏蔽。以此为实践原则，我国的地域政策立足本土国情，以城镇化为空间发展的原动力，着重解决农业转移人口问题，为其落户城镇打开渠道，在城市空间更新运动中大力开展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以东北老工业振兴、中西部地区城镇化等社会工程解决地域发展不均衡问题。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合理引导人口流动，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使全体居民共享现代化建设的成果。紧紧抓住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契机，使城镇化成为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进一步推动城乡之间与城市之间的协调发展，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这对于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作者：张霁雪田毅鹏单位：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讲师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 城市社会学论文:国内城市社会学论述 大量中国社会学家把“社区研究”应用到中国本土社会的研究中去，取得了丰富的关于中国社会不同社区类型的研究成果。在城市社会调查方面，大量的社会调查活动得以展开，开启了社会调查之风气。20世纪初，大量外籍教师和教牧人员带领中国学生开展城市社会调查。如1917年，上海沪江大学社会学系为配合教学创立了“沪东公社”，为杨浦树一带的工人提供社区服务并成为沪江大学师生的社会学试验区。1914年北京青年会发起“关于北京302个人力车夫生活情形”的调查。1918至1919年间，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主任步济时和传教士甘博在北京进行了一项大规模调查研究。1924年，教会学校齐鲁大学社会学系的中外教师带领学生对济南社会状况进行全方位调查，内容涉及城市管理与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外籍教师和教牧人员所组织的城市社会调查对当时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很大触动，引起了较大反响，社会调查风气盛行一时。据当时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统计，从1927年至1935年间，全国共有各类大小社会调查报告约9027件。 同一时期，中国的社会学家也关注城市社会问题，并开展了一系列调查研究，如沪江大学对广东凤凰村和沈家行的调查，李景汉对北京人力车夫生活费的调查。调查成果有影响力的如李景汉的《北平郊外至乡村调查》、陶孟和的《北京生活费之分析》、杨西孟的《北平生活费指数》和《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林颂和的《塘沽工人调查》、施裕寿等人的《山东中兴煤矿工人调查》等。上述调查大多是针对某一个城市进行的，但也有学者对多个城市进行调查，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严景耀指导学生采用人类学实地调查方法对北京、天津、上海等20多个城市进行犯罪调查并写成《中国监狱问题》等专著。总的看来，这一时期的社会调查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在目的上侧重于社会改良的现实性目标，而忽视了以社会结构为考量的学术型目标;在方法上过于注重经验型的社会事实，而忽视了理论的指导作用和理论建构;在内容上往往集中于某一群体或某一方面的调查，而忽视了城市综合性社会问题的研究。 在“观点”和“方法”的提出及学科建设方面，一些社会学家在城市社会学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建构方面进行了尝试，其中有代表性的成果当属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和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这是两部系统性较强的城市社会学著作①，对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吴景超先后获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学士、芝加哥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25年至1928年期间在芝加哥大学研究社会学，随派克等学者从事都市社会学原理的研究，必定深得“芝加哥学派”的真传。其1928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唐人街:共生与同化》，从中国人移民美国的历史讲起，研究了唐人街的社会结构、文化冲突及家庭生活等，同时对唐人街的生活组织、帮会、通婚、同化、边际人等进行了深刻而细致的分析。吴景超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研究都市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博士论文正是他作为“中国现代都市社会学研究开创者”的奠基之作。1928至1931年，吴景超任南京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其间出版《都市社会学》。 该书是中国最早的都市社会学研究著作。全书共计四章84页，篇幅虽小，但内容充实。首先，深刻地探讨了两个关系，一是都市与附庸的关系，都市离不开它的附庸，都市及其附庸构成了都市区域，都市区域是研究都市经济的基本单位。都市繁荣的标志是看它的附庸的富饶程度及工业化水平。都市与附庸的关系不是看两者的远近，而是看两者之间的交通，交通是沟通都市与附庸的“唯一妙法”。吴景超还对居民在都市中的“自觉观念”进行了论述，他指出，“都市居民应该有一种自觉的都市观念，时时刻刻去研究如何发展他们的都市，如何保有他们的附庸，如何发展他们的商业势力到别的都市的附庸中去”。二是都市间是互助与竞争的关系，从互助关系看，都市之间应常通有无、货物流通，这样才能达成“共赢”。从竞争关系看，都市间存在贸易竞争，这种竞争是国际性的也是局部性的。 其次，富有洞见地分析都市人口增长、人口质量及城市化问题。吴景超认为，都市人口增长的方法有三种:人口的自然增长、移民(人口流入城市)、扩充市区(把附近市镇和乡村划归都市)。可以说，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研究渗透着深刻的城市化理念，他认为，中国有大约75%的农业人口，农业生产方式落后，生产率极其低下，最经济的办法就是发展工业，“发展中国实业，创造中国的都市，使附庸中可怜的农民，以及一切游手好闲的人，到都市中去寻生活，乃是救济中国人口过剩问题的一个好办法”［8］。中国人口集中到都市，是大势所趋。第三，提出了都市问题的研究方法。要找出都市病态产生的原因，才能找出恰当的对策。寻找都市病态原因的方法是实地调查研究，有“靠得住的事实”作根据，然后才可以谈都市改良，谈都市控制。都市中各区域的环境不同，人们的行为也不尽相同，产生的社会问题也不同，因此，研究都市问题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是“暗射地图”，把社会问题的分布情况标注在地图上，然后再根据地图开展实地调查。①研究都市问题的另一个工具是都市区域发展史研究。 此外，芝加哥学派在都市研究中综合统计法、个案法、自传法，以此弥补各种方法存在的缺点。最后，强调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他认为，都市社会约束人类的力量还比不上乡村社会，这是社会学要关注的问题，因为社会学的中心问题便是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交往紧密，每个人的行为都受乡村“舆论”的监督，宗族、家族、家庭等因素都是约束人们行为的重要因素。而都市社会是一个陌生社会，人们互不相识，“舆论”的约束力较小，个人行为的自由度较大，没有完备的约束手段。除了“舆论的制裁”之外，人们的行为还需“良心的制裁”。都市社会较之乡村社会，以道德律令为根源的“良心的制裁”要明显薄弱许多。因而既要重视道德、宗教、舆论、良心等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也要重视法律等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 应该说，吴景超在《都市社会学》中提出的观点、思想和方法是对现代文明都市发展的深刻思考，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不仅具有较强的学术意义，更具有重大的社会现实价值，在当前中国的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现实背景中，其意义更加凸显。与吴景超作为知名社会学家的身份不同的是，邱致中虽然获得过社会学博士学位，但更多是以市政规划专家的身份示人。1933年从暨南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期间也在上海江南学院讲授“都市社会学”课程，因资料匮乏，故自制讲义，先作《实用都市社会学》，后著《都市社会学原理》。1934年，两本著作相继出版。《实用都市社会学》共15讲，详细论述了都市的形成、意义、公共建筑、工业区域、商业区域、住宅区域、市政交通、卫生、金融机构、文化、人口、政治组织、行政、政党、职业团体、流荡与寄生阶层等。该书仅仅是对都市构成要件的分类概述，在应用社会学视角方面却有所欠缺。《都市社会学原理》恰好对此进行了弥补。 《都市社会学原理》共10章，首先对城市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学科定位、研究范围及研究方法进行了论述。作者认为，都市社会学是阐明都市社会的组织，并科学地论究它的发生、发展、变化和消灭，而理论地探寻其构成及进化的内在的必然关系的科学。都市社会学研究对象，不仅仅是都市的物理形态，更主要的是基于物理形态条件下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广义的都市社会学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即都市社会历史学、都市社会构造学、都市社会政策学。而狭义的都市社会学仅指都市社会构造学，范围包括都市社会经济构造、社会构造、政治构造、文化构造。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包括哲学的方法和伦理的方法，哲学的方法主要是不带成见地观察事物、收集资料、观察事物之间的关系，伦理的方法则是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准确而非谬误的解释并作出推论。 其次论述了都市社会的起源、分类、进化、环境、构造、人口、政策、发展趋势等内容。其中论述最为深刻的当属都市社会与农村社会的关系。邱致中先生认为，都市社会存在于社会整体之中，都市社会是从农村社会发展而来的，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和农村社会相互影响。在不同历史阶段，都市社会与农村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在物物交换的时代，都市社会附属于农村社会，都市内部还带着农村的性质;在以货币为媒介的社会中，两者的关系从交换形式上，是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从交换的性质上看，又是相互对立的。从人口变化来看，都市人口因都市经济的发展而增多，农业的落后使农村人口减少，集中于都市。都市社会吸收农村人口，不仅从数量上吸收，还从质量上吸收，一切农村里的优秀分子都被城市的文化所吸引，离开落后的农村，集中到进步的都市去。再从政治文化看，资本主义一切政治与文化，都支配着整个农村社会。现代农村与都市之间交互影响，或者说是一个矛盾的循环，农村社会的经济没落与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会的经济繁荣和文化兴盛，这是矛盾的一面;农村社会的经济没落与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会的经济恐慌和文化畸形，这是矛盾的另一面。 而对于都市社会问题，主要有人口问题、劳动问题、妇女问题、儿童问题、娼妓问题、犯罪问题、卫生问题等。这些社会问题是由社会内部矛盾所产生的，有着深刻的制度根源，因而解决都市社会问题就要找出并改革蕴藏在社会内部的制度性矛盾。最后，作者还从四个方面讨论了都市社会学史等，即美国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的产生背景、研究旨趣及主要的研究内容;都市社会学的雏形及其发展;都市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情况;都市社会学发展现状。 总的来讲，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呈现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新观点和较为科学的新方法，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则在学科发展史、研究对象、理论、方法、发展趋势等方面有所建树。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晚于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以下简称“吴文”)5年出版，期间并未出现中国学者撰写的城市社会学著作。因而邱致中编写《都市社会学原理》的时候，参考资料极为匮乏，必然会对吴文做过深入的研读和思考。于是，在《都市社会学原理》的最后一章里，邱致中结合孙本文对吴文的评价，进一步阐述了其贡献和不足。在贡献方面，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注重社会学的观点，二是注意研究方法。在不足方面，吴氏仅仅介绍了都市研究的大体内容(都市的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以及中国的都市研究，并没有在学科意义上探讨都市社会学之所以成为学的根据。 在西方社会学快速发展并在中国开花结果的背景中，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与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成为应用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都市问题的典范，在中国城市社会学研究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无论是吴景超先生在“观点”和“方法”上的贡献，还是邱致中先生在城市社会学学科建设方面的贡献，都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发展进程，堪称中国城市社会学发展的奠基之作。也正是综合了吴氏“观点”和“方法”上的贡献以及邱氏学科建设上的贡献，才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城市社会学发展描绘了一副相对完整的图景。也正是包含了“观点”、“方法”和“学科意识”的中国城市社会学，成为了20世纪早期中国社会学发展的一个分支、一个缩影，它跟其它分支社会学一道构筑起西方理论与中国本土相结合的社会学的“中国学派” 作者：保跃平江华峰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中央司法警官学院 城市社会学论文:新城市社会学的空间转向透析 摘要：新城市社会学是都市研究的替代范式，其展现的社会空间转向是新城市社会学有别于“旧”城市社会学的重要维度。城市空间能动地、全面地反映着资本、权力、财富、社会地位、利益等社会关系。透过“社会空间转向”这一特定过程把握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研究史，城市空间不是片断式的社会图景再现，政府、阶层、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和角逐，使城市空间成为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过程推动下的动态发展过程。 关键词：新城市社会学；社会空间；转向 在城市研究中，空间一直是建筑学、地理学、规划学等传统空间学科研究的对象，空间进入城市社会学视野，始于20世纪70年代亨利·列斐伏尔对于空间的发现以及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研究。新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社会空间不同于传统社会学根据群体、社会距离划分出的社会结构形成的具有抽象意义的社会结构空间，而是将社会与城市空间紧密结合。从地理维度去阐释社会特征和社会结构，表达了对于传统城市社会学研究范式的某种修正和拓展。我们必须认真地审视这个转向过程及其意义，才能真正认识社会空间如何成为研究城市社会的—种新的理论和视角。 一、空间的发现：社会空间转向的早期奠基 城市社会学在萌芽时期，就不乏学者以空间的角度关注城市社会。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讲述了城镇和乡村的分离和对立，内在地表达了对空间的某种程度的强调，尽管还比较隐晦，但视野转向可见一斑。Ⅲ迪尔凯姆在《宗教社会及其基本形态》中指出，—个特定社会里的每个人都以同样的方式体现着空间，那么各个地区不同的情感价值使空间具有了不同的品质，空间可以根据源于社会的标准进行划分，空间安排会折射出主导陛的社会组织模式。从而为城市社会与空间的结合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恩格斯为了揭示城市内在的贫富现象，对19世纪曼彻斯特的居隹隋况进行研究，把英国社会划分为穷人和富人两大阶层，并将其投影到城市空间，描绘出曼彻斯特的住宅分离景观模式。芝加哥学派的伯吉斯(EBurgess)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同心圆城市结构模型的解释框架，描绘出城市内部人群的地带分异。其后霍伊特(HomerHoyl)又提出了扇形模式，指出随着人口的增加，城市土地使用会沿交通线放射状延伸发展，成为扇形地区。贫民环绕在工商业地区，中产阶级和富人则沿道路、河道向外发展。这种将社会阶层和人群分布进行—种地理学想象的阐释模式，暗含了对于城市社会问题分析的空间语境。 这些早期的论述认为空间是城市社会存在和运行的既定处所，表现为一种外在的、客观的、既定的背景，肯定空间与社会之间的对应关系。空间作为研究城（整理）市社会的一种视角被发现，这使得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空间路径”具有了认识论上的合法性，城市社会的空间性特征成为学科中的理论建设，城市空间性的确立为新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社会空间转向奠定了基础前提。 二、传统空间理论的局限：社会空间研究的兴起 传统的城市空间理论认为空间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是社会、心理、文化和经济进程的场所，社会行动的特征与分布不过是对空间形态的一种适应和利用，缺乏对于空间背后的社会动力因素的探析，即使是专门进行城市研究的芝加哥学派，也仅从生态决定论和环境均衡适应的角度来考察，吉登斯批评其“采取一种形式主义的空间观念，并偏重某种客观主义的立场。”在沃斯(L.Wirth)、雷斯菲尔德(R.Redfield)基于城市和乡村的区分的论述之后，城市社会学在思想上陷入了贫困，发展不出富有创见的作品。新城市社会学转入空间社会属性的研究正是在传统空间研究停滞和衰微的背景下兴起的。 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进入了全球化时代，全球化导致的城市间资本产业投资的重新配置、城市劳动力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大量人口失业，加之城市郊区化使内城普遍衰落，欧洲普遍爆发了城市危机。把空间当作社会简单反映的传统理论，无法从更深层次去解读都市空间背后的社会因素，因此不能解释新形势下的问题。为了解决当下的城市危机和城市问题，新城市社会学的学者们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为基础，将城市纳入社会、政治、经济更加广阔的背景之中，探索城市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财富的积累与权力的集中、社会阶级关系与国家管理职能等社会过程，将城市空间过程和社会发展紧密联系起来，空间研究实现了完全的社会学转型。 三、社会空间的诸种阐释：从列斐伏尔到新城市社会学 列斐伏尔(HenryLefebvre)是公认的新城市社会学的奠基人，他致力于返回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论述以重新阐释城市空间的再生产机制。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空间化解读为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提供了理解阐释。列斐伏尔指出，城市空间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我们现在获得一个基本而又重要的思想：资本主义通过占有空间以及将空间整合进资本主义的逻辑而得以维持存续。空间长久以来仅仅作为一种消极被动的地理环境或一种空洞的几何学背景。现在它已经成为工具。”空间被注入资本主义的逻辑，其形态和组织方式是社会关系、经济结构和不同团体间的政治对抗博弈的结果，并且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 其后，深受列斐伏尔思想影响的卡斯特、哈维、索亚等新城市社会学学者，以空间视角对资本主义城市和社会问题进行研究，从不同的路径进入到社会空间转向这一新城市社会学的理论演进脉络之中。 卡斯特(ManuelCastells]认为，城市空间是人类根据一定的生产方式创造出来的，内在于经济活动的四个层面：生产、交换、消费和管理，并且体现在工业区位、住房、交通设施和都市治理这四个不同的维度。生产活动生产出土业和办公室，劳动力的消费生产出住房和公共娱乐设施，交换活动生产出交通和商业设施，市政管理和城市规划则统筹各项城市活动，深入城市空间的形成和变动。他还把意识形态系统加了进来，指出，意识形态用符号网络来组织空间，意识形态内容塑造了空间形式。 哈维(DavidHarvey)指出，城市空间的生产是与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紧密相联的。资本主义生产可以分为三级循环：资本向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利润性生产投入是初级环节。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矛盾，在资本运动的初级环节会出现商品和资本的过度积累，因此出现对次级环节投资，即资本向物质结构和基础设施的投入。资本进入第三级环节是指资本对科教、卫生福利事业等的投入。资本的投资生产了由道路、码头、港口、工厂、住房、学校、公园、停车场、办公楼、商店、污水处理系统等物质设施组成的城市空间。 索亚(Soja)从空间结构和社会行动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角度人手，揭示城市社会的发展，提出社会空间辩证法(social-spatialdialetic)：“有组织的空间结构本身并不具有自身独立建构和转化规律的结构，它也不是社会生产关系中阶级结构的一种简单表示。相反，它代表了对整个生产关系组成成分的辩证限定。”城市空间是社会过程和生产关系的产物，另一方面，空间又是一种物质力量，它影响、引导、限制活动的可能性以及人类在城市中的存在方式。 马克·戈特德纳(MGottdiener)则提出一个更具操作性的研究视角——社会空间视角(socio—spatialperspective)，试图将阶级、教育、权力、性别、种族等更多的因素纳入城市空间的分析中。指出，城市空间生产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复杂社会过程密切相关，尤其是政府干预和房地产发展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房地产发展涉及资本积累和阶级冲突，可以改变城市的空间结构和城市居民的定居空间。 新城市社会学认为空间不单是承托社会的场域，同时也是社会发展动因推动下形成的。空间和社会相互塑造，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因此不局限于对城市空间形态和特征的客观描述，而是挖掘城市空间形态和变化背后的社会、经济、政治动因，这种将空间过程和社会过程结合起来的分析方法，使空间蜕变为一种“社会空间”，呈现出社会学的学科属性，这标志着社会学意义上的空间研究已经脱离边缘、零散的状态，开始形成独立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范畴。 四、空间的社会涵义：社会空间理论的基础框架 新城市社会学试图建构起一种关于空间的一般社会学理论，因此，社会性是空间的核心属性。通过分析新城市社会学学者有关城市空间的经验研究和理论思考，我们可以总结出社会空间理论的基础框架。 第一，城市空间是社会的产物。新城市社会学所说的空间不是数学概念中的三维空间，也不同于地理学意义上承载物质的实体空间，而是社（整理）会的产物。城市空间是由建筑、道路、医院、住宅、学校、公园、办公楼、商店等物质设施组成的，具有一定地域界限的实体空间，但城市疆域的形成，物质设施的建设，归根到底都是人们实践活动和社会过程的产物，具有深刻的社会涵义。“空间在其本身也许是原始赐予的，但空间的组织和意义却是社会变化、社会转型和社会经验的产物”。空间是带有意图和目的被生产出来的具有层次性和政治性。行动者在不同场域中进行的实践，以及行动者的“生存心态”，行动者在权力斗争和较量中所产生的结果生产出城市空间，城市空间能动地、全面地反映着资本、权力、财富、社会地位、利益等社会关系。同时，城市空间不是片断式的社会图景再现，政府、阶层、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和角逐，使城市空间成为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过程推动下的动态发展过程。 第二，社会具有空间性。新城市社会学所研究的社会空间具有明显的地域意义，列斐伏尔曾说，空间内含于财产关系(特别是土地的拥有)之中，社会生产创造出的生产关系、财产关系通过土地所有、空间占有、场所秩序而存在并得以维系，在生产城市空间的同时将自己铭刻于空间，因而成为一种客观存在。城市社会是有地域载体的，它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主观构建，而是行动者基于其所处的地理空间进行的一项集体建构。社会结构体现于不同人群的地域分异格局，社会生产方式表现为生产、消费建设所组成的空间模式，城市空间结构和社会结构、生产方式是相互对应的，社会空间就是社会存在的物化。 第三，空间和社会是辩证限定的。城市空间是人创造的，主体性的社会实践和行动策略尽可能地改变和调整环境，并逐渐将属人的特性施加于空间，同时，空间又以其特有的方式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影响着主体性行为的流动向度，使人适应于周围的环境。此外，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集体或社会生产出更大的社会空间，不同社会群体在其所处的地域进行集体实践，将各种社会关系投射于空间。空间反映了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同时又制约着资本、权力、财富、社会地位及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因此，这里存在着一个连续的双向过程，即个人、社会群体、社会组织和社会过程在改变城市空间的同时，又被所在的空间以各种方式控制着，空间和社会不是相互分离和独立的实体，而是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 第四，空间是一种社会的隐喻。空间是社会实践和差异性建构起来的符号象征体系，具有表征社会意义的特性，即能够表达和理解物质空间活动的所有日常性或专业陆标志、符号和知识。“空间特性可以表达‘建构环境’的相对固定的性质，用物理的结构，用土地使用的地图标志，来表达经济财富、文化认同、阶级差异和都市居民的个体与集体属性、关系、思想和实践的全部范围。”社会空间和城市结构是相互对应的，社会空间研究表面上是在处理城市空间，实际上是在处理整个社会建构的程序，处理日常生活世界创造的过程。社会过程与空间位置、结构紧密相连，各种空间隐喻，如中心、核心、区域、边缘、地域、边界、门槛等，无不透露出政府、公共领域与个人的抗衡和边界，权力、资本、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对抗与妥协，以及主体认同建构自我与异己边界的机制。社会空间理论形成了独立的逻辑运作机制，其背后有—套特殊的象征系统相对于社会现实。 五、新城市社会学视野下的空间研究 城市是社会的产物，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空间。但由于社会学研究惯常的历史决定论淹没了空间思维，地理学的霸权消解了空间的社会性，长期以来空间与社会在城市社会研究中一直处于并行不悖的发展状态。城市空间在以前仅仅被视为“自然”存在，为地理学所主宰；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则缺乏空间维度，只关注城市事件和问题的前因后果。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通过空间的线索将城市社会现象串联起来，空间结构和社会过程之间的辩证关系得以清楚呈现。社会空间进入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视野，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社会空间是一种新的实践路径、分析策略与理论视野，对于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起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作用。 在理论建构上，社会空间转向从城市社会现象、城市社会发展动力等不同研究方面，累积和吸收理论，将空间概念发展成一种重要的旨在解释人类行动的系统理论，摆脱了空间的结构主义阴影和传统的先验主义影响，赋予空间研究社会学的意义，社会空间成为理解城市社会特征和过程的出发点，一个全新的城市社会知识系统从空间的角度发展出来。HTtP//: 在研究方法上，社会空间转向使人类聚集的邻里、社区成为城市社会分析的重要工具，这种空间维度为我们理解社会阶层、社会阶级、性别、族群等群体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分析角度，即可以从边缘和中心、门槛和隐喻、位置和身份、流动和隔离等核心概念来理解不同的社会群体或个人在不同空间中的“存在”和生存方式。人们可以借助其所寄寓的空间来考量行为主体的社会行为和行动意义，透过空间模式来分析社会结构、社会过程和社会关系；并通过考察身体和社会在空间中的状态来赋予空间以意义，营造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空间。这种研究方法能够帮助我们重新推演出一个理解社会本质的认识系统。 在实践应用中，社会空间转向使城市问题有了新的分析工具，社会空间转向不是主观的臆想，而是城市问题推动的结果。在实践中发展的社会空间研究，融合了城市空间与社会结构，同时挖掘社会发展的动因，将空间和时间紧密联系起来，建立起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社会一历史—空间”的三方辩证关系，使新形势下的城市问题有了正确合理的分析工具。同时完善和丰富了城市问题的研究视角，进而可以深入以前研究忽略的领域，以新的方法获得城市经验研究的进展。 六、结语 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是全球化时代城市重要性凸显的结果，城市成为人类聚集、生产活动和社会运行依存的重要载体，城市空间表现为一种社会建构的结果或社会建构的（整理）过程，新城市社会学学者将空间结构、社会组织和人类地理结合起来，并推进到理论的高度，社会空间由此出现。要指出的是，新城市社会学对于空间社会性的研究虽然突破了传统理论的某些局限，成为当代城市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分析范式，但也因此导致了其在研究中对于时间性的忽略，许多学者批评新城市社会学对于空间的重视已成为一种“空间拜物教”。其实时间的思索始终暗含在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研究中，时间、空间和社会是交织在一起的，要认识空间必然要理解时间，新城市社会学的学者索亚就曾经指出，将历史、地理和社会结合起来，以辩证的视角来解释城市社会。只是新城市社会学过度强调“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自身研究中一直隐藏的时间思维，没有将社会空间分析中的历史脉络系统明确地阐述出来，新城市社会学社会空间研究的历史的维度应当成为今后我们研究、反思的重要方面。最后，新城市社会学通过空间对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进行的分析、比较和抽象，以及社会空间的具体意义也存在着差异和分歧，如何为社会空间研究提供更精确和统一的思路，也是下一步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 城市社会学论文:城市社会学对电视研究论文 关键词：城市社会学电视研究空间 [摘要]：城市与电视，都是重要的社会空间。通过这种空间属性的交互，城市社会学可以拓展电视研究的空间视野。对于城市现象与城市过程理解不同的四个流派（古典城市理论、人文主义城市理论、城市政治经济学理论、全球化城市理论），在研究态度、生态观念、生活方式、人文思考、时空观念、知识生产以及从社会功能等维度，对于电视研究的空间有所拓展。 引言 城市与电视，对于国家、社会与民众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空间（space）所在。“实体性”与“想象性”是二者特征的主要差异。不过，如果检视作为空间的城市与电视，就会发现二者在实体与想象之别以外，还是具备“现实的关联”，即：电视是城市的镜象，城市的实体为电视的想象拓展了空间。 城市社会学（urbansociology），作为社会学最早的分支学科，以城市为研究对象；而电视研究（televisionstudies），作为媒介研究的主要分支，以电视为研究对象。那么，因为城市与电视“内在的关联”，城市社会学与电视研究也发生了“理论的关联”。 在假设上述两组关联是一种机会，而非威胁的基础上，笔者通过这篇文章想粗略讨论一个问题：城市社会学对电视研究的空间拓展有何意义？这一母题包含几个子题：城市社会学的诸流派建基于什么社会立场？有哪些观点？这些立场与观点，对于电视研究，又有什么启发？ 从19世纪末，西方社会学先哲（滕尼斯、西美尔、涂尔干等）以现代性视角关注城市现象与城市过程算起，城市社会学已有了一百多年的演进史。本文借用一个社会学界的梳理框架[1]，再择出具有代表性的四种流派：古典城市理论（芝加哥学派）、人文主义城市理论（芒福德和雅各布）、城市政治经济学理论（新马克思主义）、全球化城市理论。这四种流派既有延续的线索，也有相左的思路，笔者将采用价值中立的切入视角，在一个广泛的语境中进行具体阐释，力求达成电视研究空间的多维拓展，并超越电视研究（特别是在现有的中国语境下）已知与未知的边界。 城市生态观下的电视与生活方式 芝加哥学派是古典城市理论的代表，其领军人物罗伯特•E•帕克作为一名曾经的新闻记者，自1920年代开始就带领他的学生到周围的日常世界中去发掘“重大的社会学新闻”[2]，而芝加哥整个城市也成为他们的研究对象。这种走出书斋、现场工作的治学态度，对于中国电视研究选题、视角单一的现状就是一种思维的重启：不要只关注国外先进电视经验以及国内知名电视机构、文本，哪怕身边一个普通的城市电视台，也会有值得观察、研究的问题。仅以笔者于2008年在浙江某地市级电视台的半年挂职工作为例，这种“准”社会学田野调查的经验累积，让笔者过往仅限于海外前沿趋势、国内一线频道（特别是卫视）动态的视野得到了进一步拓展，并起码在如下两个问题中，思路得到了拓展：即城市电视台与所在城市的冲突与融合，以及所谓广电集团化整合与频道制竞争性运营在实务操作层面的冲突与融合。其中具体的思考，或许会成为另一篇专文的内容，在此不展开。接续，还是回到芝加哥学派。 帕克在研究中创造了“人类生态学”（humanecology）的概念，城市作为人类空间生态的一部分，可以被看作一个有机体，城市过程如同一切生物为生存而适应或改变环境的生态过程，包括了人口的集中与扩散，功能的中心化与去中心化[3]。路易斯•沃思不再仅把城市看成是一个简单的物理实体，而看成是“一种生活方式”（awayoflife），并由人口规模、人口密度与社群异质性三个变量制约[4]，比如城市比乡村人口多，由此更为个性化、多样化；城市人口密度大，则必须发展出与陌生人共处的容忍；而城市里各色人等的共处，也必然会突破阶级、种族的区隔。 电视研究的对象是电视，从帕克的生态论来看，其作为特别的社会组织机构，在城市生态中拥有自己的位置与功能。由此，关注电视的演进发展，可能就需要突破传统思路“从电视看电视”的局限，借用“社会史”的范式，“从电视看社会”，看各种社会组织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看电视与整个社会生态之间的关系及其所扮演的角色。 城市，作为实体性空间，可以被视为“一种生活方式”。那么，电视，作为想象性空间，也可以被视为生活方式的一种镜象。于是，对于电视研究而言，除了机构、文本之外，在观众研究领域，可能也需要考虑规模、密度与异质性的指标对于收视的影响，特别是其中的异质性指标。比如，以一部名为《双面胶》的电视剧为例，这部剧集的故事主线很简单：一位东北丈夫与他的上海妻子在上海的生活历程。在笔者看来，正是由于中国社会因改革开放，人口流动频繁，社群异质性提高，才产生了剧中这位东北丈夫在上海工作的可能性，否则，就还只是东北人普遍在东北生活、工作，上海人普遍在上海生活、工作；与此同时，反映社群异质性的电视产品吸引的也是外来人口较多的那些城市的观众，他是们能够切身理解东北丈夫（外来）与上海妻子（本地）在上海可能发生的那些矛盾与冲突。那么，进一步讲，《双面胶》这部电视剧，首先是新时期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特殊产物；而其本身与之发生“收视关系”的特殊观众一道，作为重要的“当事人”，也参与到了这一“新陈代谢”的社会进程当中——其中的自反性（self-reflexive）特征，或许才是作为研究问题最有魅力的地方。 寻找诗意的空间：城市与电视 在以人文主义视角来研究城市的社会学者中，具有代表性的是莱维斯•芒福德与简•雅各布斯。无独有偶的是，他们都非“学院派”专业人士。芒福斯没有大学文凭，“来自社会，这所最好的大学”；雅各布斯只是一个社区活动家。但是，他们对于城市的思考，却突破了正统的桎梏，赋予城市诗意的气息。 在芒福德的《城市是什么？》一文中，他认为城市是社会活动的剧场，艺术、政治、教育，商业等一切事物，都只是使“社会戏剧”（socialdrama）更加富有意义，都是作为精心设计的场景，加强和突出演员的姿势[5]。他自己作为卓越的公共知识分子，也以亲身的历程，在他钟意的“大舞台”纽约演出了精彩的剧目，比如，在1950年代，他反对在纽约格林威治华盛顿广场横穿高架。雅各布斯，则如同一位对城市、社区充满温情的母亲，她用“街头芭蕾”（dailyballet）来描述市民参与生动而丰富的城市生活以及社区活动，反对追求技术效率的刚性城市规划，并坚持认为传统的城市虽然看起来缺乏秩序，但在其背后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维持着街道的安全和城市的自由[6]。她的这种“都市乡愁”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展现得淋漓尽致。 无论是“社会戏剧”还是“街头芭蕾”，上述两位学者都把深深的感情赋予到他们生活的城市中，并在精神层面找寻一个诗意的家园。如果城市是人文的，那么作为其镜象的电视也必须有人文情操与关怀。在电视研究领域，节目品质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是，由于电视媒体以及相关研究其自身的价值观囿于眼球、收视率与广告创收之中，对于思辨与审美、对于文化意义的追求已经麻木。那么，如何去思考电视媒体的此类问题？或许，我们可以从人文主义城市研究中习得：电视空间，与城市空间一样，更应该成为人性成长、人际互动的空间，并让这种空间为社会成员带来更好的生活。这也令笔者联想到2008年初，“体制内外”两位资深业者对电视空间人文属性的追问与召唤：黎瑞刚认为，“我们很多电视机构大量地满足于模仿海外成熟节目样式，挖空心思相互抄袭克隆，完全丧失了文化的原创力。把世俗文化的消极因素通过娱乐的包装和电视平台的放大，以满足观众文化需求的名义来瓦解社会理性，这是电视从业人员职业理想的丧失、人文精神的放弃”；而在刘春看来，“现在的电视界都忘了自己是个媒体，只考虑收视率。作为一个媒体人应该有基本的公共追求，应该有道德底线；西方媒体都是这样的，我们看到的普利策奖都是这样的。但是在电视界你感受不到这个，整个电视界从南到北讨论的全是收视率。我觉得最大的悲哀就是，电视没有坚持”[7]。 以上反思，是来自实务业者的共鸣与映照。而就电视研究者自身而言，也是否也能够像芒福德与雅各布斯从心底珍视城市发展、参加城市进程一样，去珍视电视、参与电视呢？毕竟，仅以笔者所见，就有不少研究者对于电视并不以为然，甚至从来不看电视；还有不少研究者不看日常播出的电视，只看以英美为主的西方节目——责任意识与主体性双重失范，研究岂能有所推进？ 空间的政治经济学：生产与流动 城市政治经济学是城市社会学研究的重要一支，其主要代表人物有三位：亨利•列斐伏尔、戴维•哈维与曼•卡斯特。 法国学者列斐伏尔的工作代表了马克思传统在城市分析中的复兴[8]。这位复兴者，以其1974年的第一本著作《空间的生产》拉开这一流派的大幕，并且该书书名“空间的生产”（theproductionofspace）就意味着一种范式（paradigm）的转换，因为较长期以来，人们关心的只是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而通过列斐伏尔的理论，空间，不单单是社会的载体，不单单是生产的空间；空间，作为“社会的产物”（socialproduct）也是被生产出来的[9]。戴维•哈维是牛津大学的一位地理学家，他在城市过程与时空之间建立了一种辩证的联系。一方面，时间和空间塑造城市过程；另一方面，城市过程也形塑城市空间和时间[10]。这种辩证关联的价值在于：城市演进是一种具有张力而非刚性的过程。哪怕在空间设计上、在当前时期“看上去很美”的城市、社区，也是有内在缺陷的。那么，只有在空间内注入城市的教化与道德，在时间上考虑长时段、可持续的社会效应，才是一种好的城市发展。卡斯特是一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学者。在1980年代末，他提出了“信息城市”（informationalcity）的概念。信息是一种具有流动性的社会概念，若固定，则无法被传播；而城市是一种相对实体性的社会存在，一般而言是固定在某处空间之中，与信息的特质正好相反。从这个意义上讲，卡斯特的概念意味一种突破条框的理论创新，在他看来，信息城市不是一种固化的形式，而是一个能够流动的过程，一个以“流的空间”（spaceofflow）的结构性支配为特征的过程[11]。 上述学者的观点，对于传统城市理论是一种突破，因此对于电视研究的拓展也别有洞天：既然城市空间是可以被生产的，电视空间是否也可以被生产？以往电视文本研究的对象，常常只是具体的栏目与节目个案，也即电视空间内部的生产。那么，是否可以拓展到电视空间本体的生产？电视本体的空间生产，有哪些制约因素？哪些机构，在什么机制下，对其产生影响？抑或不同的机构，在不同的机构之下，又有哪些不同的影响？列斐伏尔给我们以思考的新起点。在此仅举一例，简要说明：在当前的中国电视屏幕上，在不同频道的不同时段中，往往会播出同一档电视剧，上文提到过的《双面胶》即为典型。那么，如果仅从电视空间内部的生产而言，其文本对象是完全一致的。不过，列斐伏尔提醒我们：剧集虽然相同，但其呈现的空间是迥异，涵盖省级卫视、省级地面频道、城市电视台等播出平台。此类空间本身生产的不同，在遇到空间内部生产的相同时，所呈现出的异同现象，理应进入电视研究的观照视阈。 哈维对于时间与空间张力的省思，让我们看到，电视作为一种社会空间形态，仅只追求现在时态中的形态美也是不够的。以当前较为关注的节目模式（format）研究为例，在引进西方优质电视节目模式时，其模式的成熟并不直接导出“中国版”的成功，还需要注入“中国元素”；而“中国元素”的挖掘，也并非穿件旗袍、唱句昆曲，而要超越眼前所见，沉潜入传统资源，并把握未来走向，在这一点上，《功夫熊猫》倒是给中国影视业上了一课。 卡斯特给电视研究最大的启发在于：勾连对立性概念，制造突破性的理论。电视，现在被认为一种典型的传统媒体，互联网则是新媒体的代表，似乎二者处在不同的“阵营”。但在传统与新之间，是否有汇流点？电视与互联网的融合，作为一种若隐若现的事实，其趋势如何？是网络电视台，视频网站，还是其他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电视业者与学者都不能也不必固步自封，更不需妄自菲薄。 全球化时代城市：多元与创意的“主题公园” 伴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思想界各种新“终结论”席卷而来，这其中就包括全球化的终结、经济资本主义体系的灭亡等。但是，即便如此，全球化对城市发展的重大影响，还是毋庸置疑的。全球化城市理论，将全球化与城市化作为核心概念，关注城市在全球经济、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 洛杉矶学派代表人物爱德华•W•索亚以大洛杉矶都市圈为研究领域，进行社会学的透视。他发现当代的城市化是一个完全的全球化的社会过程，城市化与全球社会变革是相伴而生的,全球化的城市化或后福特主义城市化产生了像洛杉矶这样的全球城市[12]。除了观念的抽象之外，他细腻地描绘了洛杉矶及周遭的科技园区、工业园区、空军基地与印第安人保留地以及这些区域中的白人与少数族裔，这些人有的是白领雇员、有的是蓝领工人[13]。这些眼花缭乱的都市元素，让城市好似一座“主题公园”，但在其背后，索耶也看到一种分离而非“协奏”的多元景观。在全球化时代，对于不同国度的不同城市而言，什么是决定其发展、盛衰的关键？美国学者理查德•佛罗里达在2002年出版的《创造性阶级的兴起》一书里提出：创造性阶级（creativeclass），是一个城市发展的关键。在他看来，美国的社会阶层构造发生了主要变化。除了劳动者阶级，服务业阶级以外，一个新的阶级在悄然兴起，那就是创造性阶级。属于创造性阶级的人们从事各种不同的行业，但其中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经常会有创新的想法，发明新技术，从事创造性的工作；创造性阶级的出现对城市和社区的未来有深远影响[14]。 如上所述，全球化的城市是多元的，其发展需要创意的支撑；而创意本身，也需要以多元的城市空间为承载。这是因为，一个拥有不同阶层、族群、职业以及文化认同的城市，一定是一个对外开放的空间，这种开放性意味着对于突破传统的观念与事物的接纳。由此，全球化城市理论对于电视研究的启发，或许更多地就体现在对于多元与创意的认知上。 既然城市空间的发展，呈现出多元的面貌，那么，对于电视研究者而言，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在电视空间中反映这种多元性？如何通过电视，满足多元城市人的信息、娱乐需求？而且，更重要的是：上文提到城市的多元，是一种分离而非“协奏”的多元，也就是说，在同一个城市中生活的人，可能种类很多，但是每一类却是“自顾自活”，甚至“老死不相往来”。电视媒体，是否能够在一个特别的高度去打破这种壁垒，而让“城市的协奏曲”在荧屏中上演？如果这一观点尚有其合理性，那么，我们是否也需要反思当前常常被人称道的分众化、小众化传播模式？而如果这一反思也有其合理性的话，于是顺着这条理路，也就很容易看到：当前的分众化、小众化，其实都是高端分众化与品质小众化。面对传统“工、农、兵”概念人群的电视空间生产与空间内生产，为什么在分众化、小众化的所谓时代趋势语境下不常被提起？或者哪怕被提起了，却难以践行？甚至被践行了，也常常与初衷渐行渐远？ 如果从另一个视角去思考，试问面对创造性阶级的兴起，电视媒体应该持有怎样的姿态？当下的电视研究，经常谈到电视的社会责任与媒体功能。其实，贴近创造性阶级的生活与工作，满足他们的媒介需求，就是对于电视责任与功能在某一特定层面上的最佳描述。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电视媒体，其作为一个充满创意的空间，也能够依靠媒体话语的力量再创造城市的空间。 诚然，以上两个视角，或许是有内部紧张性的。但是，对于电视研究而言，它们都是一种有益的拓展。 结语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任何研究活动，都需要“到现实中去，发掘具有理论意义的可作实证考察的问题”[15]。但是，当前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作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后起之秀”，在“找问题”、“选方法”上做得差强人意；而当前中国的电视研究，又作为新闻传播学研究领域的“新鲜力量”，在这方面，则做得更不尽如人意。因此，有了笔者欲图从社会学，特别是城市社会学中获取理论支点、问题意识与研究路径，从而拓展电视研究的想法。 不过，如果不至于妄自尊大，那么，妄自菲薄也同样是要不得的。笔者在通观并梳理之后，也发现，如果有优良的理论“活水”浇灌，电视，特别是中国电视，会是一块“找问题”的良田沃土。这是因为，电视的传播过程、结构与变迁是如此丰富且充满不确定性；而在我国的特殊语境中，电视媒体又因其浓郁的“中国特色”而更加具有魅力且让人想一探究竟。其中海量的鲜活素材与史料、复杂的框架结构与功能以及微妙的产制流程与环节，是能够带来较有建设性的理论建构与知识生产。 具体而言，城市社会学与电视研究的理论嫁接，基于空间的概念。虽然，面对的是不同的空间，但是，空间性的思维以及对于空间性思维的把握，在两者之间可以形成理论的共鸣。如果要一句话来说，那就是：城市社会学拓展了电视研究的空间视野——希望这一被城市拓展了的电视空间观念，能够落实到电视学者的研究中去，当然，目前这些都还只表现为一种可能性，尚待从“应然”走向“实然”。因此，我们仍然在“发现电视之旅”的路上，斯途中，也包括笔者自己。 城市社会学论文:城市社会学研究的女性主义视角 [摘要]男性与女性共同构成了城市社会主体。为了使城市社会学的研究更加开阔，使研究更加务实，更加贴近现实，我们在城市社会学中加入了性别视角。女性的解放与城市的发展紧密相连，与此同时，增加女性赋权也将会对城市的合理化发展起到积极作用；通过对于城市空间中女性生活空间的研究，将会发现在不同的时期女性的生活空间、生存处境不尽相同。为了使城市社会消除性别歧视，创立更加和谐互惠的城市生活环境，更需要加强在城市社会学研究中加入女性主义视角。 [关键词]城市社会学 女性主义 性别研究视角 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女性主义已经成为最为活跃的社会思想之一，对人文社会科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城市社会学研究中加入女性主义视角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城市社会学中的女性主义视角 伴随着20世纪60到70年代第二次妇女运动的浪潮，在世界范围内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已经由社会运动逐步进入了学术研究的范畴，并且当代思想理论也受到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的极大影响，“或快或慢地发散到了多个学术领域和教学领域，在各个学科的研究和教学中，都将包含与女性主义研究有关的观点、思想及材料”。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指出，“性别关系问题对于社会学分析来说是如此根本， 以至于不能将其简单地归并成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由此，社会学的观察角度、思考方向及问题认识将会受到女性主义的更深入的认识。 二、城市与女性紧密相连、相互增进 （一）女性认识在城市化进程中萌芽 不同于乡村生活，城市生活更加具有选择的自由性，是人类生活的最佳社会形式之一。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进程催生了一个又一个大规模城市，这一过程中改变了人的生活空间和生活形态，并且也巨大地解放了人类自身。人们开始倡导自由思考，随着生活视野的不断拓展，人们的基本素质和精神境界也都水涨船高。伴随着这一过程，城市妇女也得到了史无前例的解放。女性的角色在城市的环境中也发生了变化，那是因为如今的城市社会环境已经不再以体力决定社会角色了。城市中的女性也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争取更多的机会与权利，更加积极地对待工作、参与时政，也对传统的社会观念进行挑战。由此可以看出，女性解放运动与女性主义是伴随着城市产生的。 （二）城市所引发的女性问题 城市化必定是把双刃剑，女性在城市中有了更广阔的生活空间，女权意识不断觉醒，但是与此同时城市化也发现了一些女性问题，使女性生活的部分方面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恶化，甚至使部分女性陷入困境。城市化的发展过程当中，女性并不是必定的受益者。在低端劳动力市场，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自乡村的女性移民身体健壮、易于管理、工资水平低等特点使其相对于城市固有女性居民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但是也伴随着一定的代价：健康问题、推迟婚姻等。 （三）性别歧视与城市化过程中女性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性别歧视意味着不同的性别所拥有的待遇是有差异的。为了消除性别歧视，使女性获得与男性相同的社会地位和社会权利，我们应在城市化发展中加入性别视角。女性在社会中的弱势地位，使她们往往对城市的一些问题更加敏感，更容易体会到城市社会的规划和管理中不合理、不人性化的地方。但是由于适当途径的缺乏，城市管理者接收不到她们合理的有建设性的意见与建议。学术界普遍认为，城市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是管理不善，而非财政资源、技术缺乏等原因。城市的规划和管理过程中加入性别视角，就会弱化不平等这样的道德问题，而且能更加全面地吸收接纳全体市民，特别是女性市民对城市建设的意见和建议。 三、城市女性的生活空间 （一）传统（古代）城市中女性空间的特点 在女性社会很低的传统社会，我们在大街小巷很少看到女性的身影，因为世俗的束缚，不允许她们出现在公共场合，她们日常的活动范围基本只能在家中，甚至在家中的一些区域也是她们不能涉足的。在中国传统的居住设计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中国传统住宅中男女有各自的活动范围和区域，前堂后室，以“中门”为界，而“前堂”往往是女性不能涉足之地。这种格局看似保护妇女，事实上限制了女性的生活空间和人身自由，使女性完全脱离了社会生活。 （二）现代城市中女性空间的特点 现代社会中，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女性的社会地位有了很大提高，职业女性史无前例的增加，女性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并且可以随意出现在公共场合。传统的社会格局被打破，城市公共空间不再是男性的专有空间，女性也加入其中。然而，由于男女平等问题一直难以解决，性别歧视仍然没有根除，不难发现城市社会空间存在着性别不同所带来的各方面差异。由于性别不平等，男性、女性占据着不同的城市生活空间，社会地位也有着明显的差异。社会空间的占有取决于男女的社会角色，男女的社会地位也从城市空间中反映出来。在城市社会中社会管理者往往都是男性，很少有女性的身影，而辅助性、服务性的工作往往由女性承担。 城市社会学论文:城市社会学研究对象与相邻学科关系 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城市发展的历史、现状进行研究，探索中国城市发展的未来，避免重复其他早发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所犯过的种种错误。解决我们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突出的社会问题，使我国城市走上理性化发展的道路，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学界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一、城市社会学研究的对象 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城市，但城市是一个复杂的自然一经济一社会复合系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城市进行研究。归纳起来，学术界大致有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 （一）研究对象是城市生态系统 这种观点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它强调城市是一个以人类社会为主体的自然一经济一社会一生态系统，是城市居民与其生存环境相互作用构成的综合体。城市社会学着重研究城市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联系以及城市与周围环境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关系。 （二）研究对象是城市社会问题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城市社会问题，如人口膨胀、就业困难、住房拥挤、交通紧张、污染严重等。这些社会问题的起因，有的是物质性的，即是因为物质条件缺乏造成的；有的是社会性的，即是由社会和人的行为引发的。城市社会学要研究城市问题产生的原因、城市问题的表现以及解决办法。 （三）研究对象是城市化 城市化是指农村人口不断转变为城市人口、农村区域逐渐演化为城市区域的过程。整个世界都处于城市化的过程之中。城市社会学要研究城市化的时空进程、城市化的形式、内容以及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并在对不同时期、不同区域城市化的比较中把握城市发展的规律。 （四）研究对象是城市生活方式 美国社会学家沃思认为，城市本身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城市社会学要研究城市生活方式的特点、城市生活方式的起源与变迁以及城市生活方式的传播与辐射。 （五）研究对象是城市社会关系 城市社会关系是在城市生活中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在城市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以及各种群体生活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城市社会关系还包括城市与城市、城市与农村以及城市与区域之间的关系。 以上观点都是截取城市社会的某一方面或某一过程作为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很难形成对城市的整体认识。笔者认为，作为社会学分支学科的城市社会学，应该发挥社会学系统研究的优势，它应以城市整体为研究对象。城市社会学不过是把这个“社会”缩小到城市这一特定范围而已，它用系统、综合的方法对城市社会整体进行研究，形成对城市社会的完整认识。 二、城市社会学与相邻学科的关系 （一）城市社会学与社会学的关系 在城市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其理论与社会学同时期的主导理论之间，有着紧密联系。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城市社会学的创始人师从欧洲社会学理论家，且城市社会学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其理论必然受到社会学基本理论的深刻影响。两者是基础学科与分支学科的关系。 2.城市社会学的突出特点，就是它的实证研究特性。其核心问题，是将现代社会抽象理论在城市这个固定的场所进行调查，以得到验证。城市社会学家们认为：城市区域适合用做一个调查点，在这个调查点上，社会学家可以考察构成日常经验的社会制度，以及它们彼此相互依存的重要细节。各种综合性理论可以系统阐述，并可在有限的空间地域里，通过观测互动关系网络而得到实证的验证。城市社会学创始人帕克一贯认为城市是一个“社会实验室”。社会学的理论都可以在这里得到检验和验证。 3.由于城市社会学要在城市区域的调查中验证社会学的理论，因此，它的理论发展必然与社会学理论所关注的问题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城市社会学实证研究的问题，经常是社会学主导理论所关注的问题。两者的理论关注点是基本一致的。 城市社会学来源于社会理论在城市区域的实验和验证。两者无论在理论渊源、理论关注点或发展过程，都存在着密切的相关性。 （二）城市社会学与城市空间结构研究 20世纪70年代，米歇尔·福科对“空间时代”崛起的前瞻性观察以及亨利·列斐伏尔对于空间科学的研究，形成了人文学科、社会学科广泛的空间转向，其后，新城市社会学将空间应用于城市社会研究，开启了城市社会学理论的空间时代。 空间是城市活动的重要载体，新城市社会学家们发现了空间，将原来属于不同领域的现象，以空间的线索串联起来，使空间结构和社会过程之间的辩证关系得以清楚呈现。空间进入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视野，空间是一种新的实践方式、政治策略与理论视野，对于城市社会学的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作用。 在学科发展上，一方面，空间转向促成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为基础的新城市社会学的兴起，其替代芝加哥学派成为城市社会学研究新的主导力量，使新形势下的城市问题有了正确合理的分析工具。另一方面，空间转向推动了城市社会学的跨学科研究。空间被引入城市社会学，受其影响，空间学科（如，城市地理学、城市规划、建筑学）则进行了社会转向，将空间关系看成社会关系等。 （三）城市社会学与城市规划 城市规划是城市设计的应用性研究，城市规划人员使用建筑学、经济学、行为科学等工具合理地发展现有城市、扩展小城镇和建设新城市。城市规划理论的基本思想是通过合理的选择和环境控制努力影响未来，建设人类城市。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城市规划的目的是控制和驾驭环境。 城市规划与城市社会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交叉和渗透，它们在各自的实践中不断地应用对方的理论。城市社会学着重从社会联系上来运用规划理论。早年，霍华德以其“花园城市理论”名噪一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后来芒福德从城市的形式和功能方面又提出了新的理论，他认为在形式上任何两个城市都是不同的，而城市的主要功能则都是为人类提供交往的舞台，城市是文化和社会关系的象征。 城市社会学在规划方面还研究密度对人类的影响，研究自然空间位置与人们社会行为的关系。提出了“空间接近”是友谊、交往观点形成的重要变量，但这个变量又受到人口同质或异质、文化差异、收入等的影响。 城市社会学在我国只是刚刚起步，它的一些理论已开始深入到我国城市规划理论界。如私密空间、半私密空间、公共空间、邻里关系理论等，其中一部分理论已付诸实践，并取得了初步的效果。 （四）城市社会学与城市经济学 20世纪40年代，城市经济问题的研究已进入系统化的阶段，内容涉及城市房地产市场、级差地租、土地价格、土地合理利用、工业布局、空间距离、运输成本，等等。城市经济学的正式形成大约是在20世纪50—60年代。20世纪70年代以来，城市经济学成为一门综合性较强的新的经济学科。 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国内城市经济学对城市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现实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下述五个方面：城市化与新型工业化的关系研究，都市圈发展与城市之间经济合作及协调分析，区位选择与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演进研究，产业集群与城市经济发展分析，城市政府职能与城市治理模式研究等。经过20多个年头，城市经济学在我国已经得到长足发展，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五）城市社会学与城市生态学 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类的环境价值观念发生重要变化，先进城市的标准由“技术、工业和现代建筑”演变为“文化、绿野和传统建筑”，人们向往“回到自然界”。这种生态保护思想开始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潮流。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开展了对“未来城市”的研究，以寻求可持续发展的人类聚居形式，其中关于“生态城市”研究占有重要地位。人类在城市建设活动中，谋求自然生态、社会经济生态和历史文化生态的综合动态发展。人类的价值取向发生了根本性变革，这标志着人类正迈入“生态时代”。 城市生态化就是维护城市生态系统的稳定，实现城市自然一经济一社会的协调发展。这里“生态化”已不再单纯是生物学的含义，而是综合、整体的概念。城市生态化发展模式包括自然生态化、社会生态化、经济生态化等内容。在三者的关系中，自然生态化是基础，经济生态化是条件，社会生态化是目的。 生态城市是人类生态价值取向的结果，是未来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向，是可持续的城市发展模式。生态城市的规划与建设应遵循自然生态规律与社会发展规律，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生态学为基础，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为核心，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手段，综合协调城市及其所在区域的自然、经济、社会系统，建设健康、高效、文明、舒适、可持续发展的城市。 （作者单位：中共南通市委讲师团） 城市社会学论文:从城市社会学角度浅谈旧城改造模式及对策 摘要: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各类新城、城市新区建设逐渐兴起，相对新城区，旧城区基础设施老化、公共配套不足等问题日益突出。就目前阶段来说，旧城区的改造是我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如何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如何利用这些资源进行合理改造，都是社会必须要解决的客观问题。这种问题具体表现在，城市化进程中现代性与传统社会观念起着激烈的冲突。根据国外的旧城改造经验来看，要逐渐将规划手段从单一走向综合，在改造过程中不能随意抛弃历史文化以及旧的风俗习惯，文脉的延续与继承，这些都是原有城市的风貌特征。如果加以随意改造的，将会引起一定的冲突。对于改造旧城区，需要更多地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出发，尽量避免引起不必要的冲突，全力为构建一个和谐文明的社会而努力。 关健词:城市社会学；旧城改造;和谐对策 前言 旧城改造的主要工作是利用现有资源进行合理规划和安排，以便实现现代化城市目标而实施的一项重要工程。旧城改造的方式总体来说有很多种，但不管采取哪一种方式，都要结合实际，从各个角度进行合理而有效的规划，一切要以人民的利益为主，遵循一定的规律，秉着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原则，尽量避免大拆大建，为旧城改造探索出一条科学的改造之路，实现现代化都市的发展，构建和谐文明社会。 1 旧城改造的实质及问题 随着城市建设的扩张及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土地资源日益紧缺，中国城市发展由单纯的外拓型走向内外并举型:由以往单纯的经济增长走向经济、社会、环境三者综合、和谐的可持续性发展。从社会学角度来说，则是由以往计划经济时期的均质社会走向了多元分化的市场经济社会，而城市旧城地区则是此种社会双重转型中的难点及社会矛盾集中爆发的地区，促使我们必须审视以往旧城改造的方式与对策，重新寻找其解决之道，其改造的重点及实质，应是社会问题的和谐解决，是在城市化进程中现代性与传统社会观念的，中突与对立的有效平衡。 1.1自身发展不平衡 旧城是由各个不同系统而组成，它们之间相互影响与制约，具有很强的整体性，如果其中任何一个子系统发生变化都有可能导致整个的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又主要表现在发展过度和发展滞后这两个方面。发展过度是因为在改造中片面的追求经济，而忽视了社会和环境代价，导致建设的强度和人口的总量超过规定的承载力，从而造成整个项目功能失调。发展滞后是因为各城区内部的变迁进程不一样，导致不和谐现象的产生。 1.2城区老化或衰退现象严重 当一个城市自身发展不平衡，就会产生严重老化衰退现象，具体表现在三方面:（1）物质方面，即旧城区内的建筑和设施因为时间的长久而老化、衰退。（2)功能性衰退，城市规模的不断壮大，人口分布密集，和谐的城市环境被打破，进而导致整个城市的机能下降。(3)结构性衰退，城市的空间急速在扩张，城市的内部也在不断的变化，而城市结构往往不能适应这种快节奏的方式而进一步衰退。 1.3经济发展受到一定阻碍 旧城区的自身发展不平衡和老化衰退等现象，阻碍了城区经济的发展。在大部分旧城中，因为提供的就业机会少，城市的贫困程度也相对较高。因为在旧城中，年富力强的居民在经济得到改善后都迁离至别处，留下来的多数是一些能力较弱，经济困难的居民，这就更加会阻碍城市发展。 1.4文化传统遭到一定的破坏 政府在对旧城改造的过程中，很少重视城市的特色资源，往往只片面的追求旧城改造地块的经济账，而忽视了社会账和环境账，不顾旧城市保留下来的传统文化。一旦将其破坏，使城市失去其传统风貌，也失去了历史沉淀的厚度和价值。这对于一些在就城中居住己久，已经对城市有很深的感情的人来说，是非常失落的，缺乏一种归属感和安全感。同时还会影响传统的邻里关系和社区文化。。 2 旧城改造的弊端及危害 中国的城市规划理论与方法，长期受以空间规划为主的物质性规划思想影响，把城市的发展看作一种可掌控的线性进化忽视了城市历史与现状。芒福德(Lewis Mumford，1961)曾提出过批判:“把城市的生活内容从属于城市的外表形式，是典型的巴洛克思想方法。但是，它造成的经济上的耗费几乎与社会损失一样高昂。大街必须笔直，不能转弯，也不能为了保护一所珍贵的古建筑或一棵稀有的古树而使大街的宽度稍稍减少几英尺。”而在旧城改造中，我们的政府领导、开发商、规划人员往往对传统城市旧区内的“功能与空间混乱无序”持否定态度，过分强调功能分区与用途纯化追求“理性”的城市空间形态，试图通过规划的行政手段，重新构建一个“唯美”的旧城城市形象。 反思现有旧城改造的方式，其主要弊端表现在:（1）过于理想的单一终极规划目标，对现状的混乱无序多采取彻底否定态度，对城市社会的复杂问题视而不见，缺乏规划多目标的比对与平衡，从而造成阶级分化、治安犯罪等诸多方面的社会矛盾。（2）规划理念及手段的简单化、标准化。以统一建设物质空间形态来确定城市的发展态势，却因忽视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而造成旧城社会经济活力的衰退与空洞化。（3）“破旧出新”的规划模式过分追求功能的完美，生硬地将旧城有机社会网络割裂为单纯的功能社区，忽视了社会脉络的发展与内在联系规律。（4）兼顾所谓公平的政策取向，规划方法较多地体现了政府部门的意志，较少反映地区现状及来自社会与个人的实际需求。政府和市场力量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居民自身积极性尚未得到充分调动，特别是旧城改造项目的封闭决策，导致原住居民意志和愿望得不到应有的尊重。（5）旧城改造建设与管理中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失。对旧城更新和房屋拆迁中所涉及的法律、道德问题认识浅薄，往往将多元化社会问题当作纯粹的经济问题对待，忽略了对社会问题、环境问题的研究，特别是针对旧城的特色，没有一部相适应的城市规划管理专项法规，如历史街区改造中，简单套用日照间距法规，从而造成历史风貌特色的丧失。（6）社会资源的浪费与改造建设方式的粗放化。旧城居民对发展的愿望较为强烈，但在一定时期内，各级政府对旧城改造的一元主导机制，对旧城中固有文化特色资源的毁坏，造成整体社会资源体系的破坏，同时对文脉的所谓有机更新与改造的肆意扭曲，造成整体文化资源内涵的缺失与变异。 当前中国开展的大规模旧城改造，实际上是一种主张用高积累、高消费来刺激经济增长抒不可持续发展模式，它反映的是一种大工业时代的发展观和发展模式。但是旧城地区往往因为漫长的历史积淀，形成了一个动态平衡的复杂社会经济结构，为各种收入阶层的人提供了合理而有效的生活空间和就业空间；而简单化的改造，不仅破坏了该地区的动态平衡结构，带来了房价和地价的大幅上涨，导致大部分原有低收入居民无法回迁，一些居民从而也失去了收入来源;昔日充满生活情趣的街区也变得冷清，难以形成以往富有生机活力的社会结构。长期以来，旧城改造中简单的单向思维方式加上“自上而下”的城市规划和管理体制，一直影响着我们的城市改造。特别是现阶段的改造中，因涉及太多的利益群体，许多利益难以协调，改造者无意也无心去开展公众参与，听取各方意见后制定合理的改造方案，从而造成拆迁中的矛盾激化，不但使许多原住民利益受到损害，而且也不能使未来新使用者满意，从而产生严重的社会纠纷和负面影响。 3 旧城改造的基本对策 3.1坚持将改造建设的规划手段从单一走向综合 旧城改造的模式多种多样，在改造过程中要将以往单一的模式向综合模式迈进。通过对旧城格局的仔细研究，在遵循城市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要采取各种手段和方法去保留旧城原有的特色风貌，保证旧城的物质环境、经济发展和社会关系能够协调发展。 3.2全力保留历史文化和文脉的延续性 旧城经过历史的积淀，保留了很多丰富的文化内涵，所以在对其改造过程中既要符合时代的发展需要，加入新鲜的现代元素和风格，但同时也要保留一定的文化底蕴，尽量保持城市的原风味。同时也要对破坏的地段进行维修改造，还原其本质。另外还要注意环境的改善，城市建设的管理，为城市以后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 3.3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在改造过程中，要尽可能的将破坏度降低到最小。不能在改造前期就生硬地采取大规模的改造，要先取多方案比较，既具有规划的合理性，又有可操作性，对不同年代的建筑采用不同的改造方式。采取渐进式的模式能更好地保护建筑，同时也可以充分保护街巷的空间不受破坏，维护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活动场所，以减少社会动荡。 3.4重点关注旧城中的人文关怀.构建和谐社会 在改造中，要先对社会各阶层矛盾进行认真研究和仔细探讨，借鉴国外旧城改造模式，结合我国国情，制定一个适合我国国情发展的旧城改造模式，可以保证居民有一个舒适安全的生活环境，各项设施配套完整，经济能够迅速得到发展，丰富居民的生活。 3.5制定科学合理、有针对性的政策 旧城的改造涉及到很多方面，比如说规划建设、资金筹集，经济平衡以及交通设施的改善，历史文化特色保护等方面，都与其他城市建设的发展有区别。而我国对于这些方面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和完善。所以国家要根据旧城的一些特定情况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和相关的政策。而且对于在改造过程中存在的大量社会问题和矛盾冲突，也要相应的拟定一些有效政策，并且要根据城市的不断发展和变化，对拟定的措施做及时的修改和完善。与此同时，还需要借鉴国外的旧城改造模式和经验，改变以往以政府为主导，忽视居民心愿的状态，政府要提出相应的指导方法，与社区居民共同参与决策机制。政府也可以通过相关政策以及各种补贴的灵活运用，维护社会稳定，为居民营造一个健康舒适的生活环境。同时还可以加大投资力度，提供就业培训和技术援助上的帮助，将旧城原有的社会功能保留起来，进一步促进旧城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4 结束语 旧城区是城市中存在的一个固定的区域，它与许多其他的领域形成了一种错综复杂的网络体系。经过漫长的历史改革，旧城中蕴含丰富的文化底蕴和相当具有内涵价值的传统文化，这些丰富的资源可以为旧城以后的发展带来活力，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所以在改造过程中，一定要重视这些资源，不能为了眼前利益而不顾长远利益，对这些资源进行破坏，而是要将他们与现代元素进行有效结合，最大程度的发挥他们的作用，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历史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扬，推动城市进入一个更新的领域和发展空间。 浅谈城市社会学理论对广州城市规划的启示 摘要：城市社会学理论研究对城市的发展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城市社会生活、城市社会文化、城市化和城市规划等理论，在吸取国外优秀理念之后，结合我国实际，很好的指导着我国的城市建设。社会学从不同角度来解释城市，使人们更好的了解城市社会现象，并指导于城市规划工作。在城市社会学的指导下，实现生态城市的建设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社会生活；社会文化；城市化；城市规划 引言: 城市人是城市的主体，由于受城市自然、经济及人文环境的影响，城市人形成了有别于乡村人的社会特征，这些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塑造城市性格与城市文明的重要内容。城市规划师综合性、技术性、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又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社会学历来关注人们的现实生活，在研究城市规划时，从人文观与可持续发展观的角度来关心都市人群的生存生活方式。 一、城市社会生活 芝加哥学派将城市的人口特征总结为:人口多、密度高、异质性 ,由此推演出城市生活方式的主要特征。城市生活方式的最大不同就是人际关系的变化——亲密程度降低、交往的非人本性和目的取向而专业化、正式的社会控制、社会距离与竞争、居住隔离等方面都体现了人际关系的变化。 1.1天生的异质性 城市人的异质性是人类城市集居形式发展的必然产物 ,也是城市经济与城市文明不断发展的基本动力。 在农村中，家属关系、邻里关系、朋友关系等社会关系支配一切，人们具有强烈的认同感、情感主义和传统主义。而在城市中，生活的主要特点是“分崩离析,肆无忌惮的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 ,甚至相互对立”。 城市总是以惊人的速度在不停地改变，城市人为了能够生存在这瞬间变化的都市空间里，不惜疲于奔命地追赶城市的步伐。在城市的快速变化中，城市人为了保护自己，唯有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麻木地对待周遭的一切。于是，城市人的疏离之感、冷漠之情便由此而生。 1.2高密度聚居 人口密集无疑是城市的一个重要特征。 城市化不断发展 ,一些城市的人口密度已经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城市人口的相对集中以及较高的人口密度 ,虽然有利于城市的社会生产和生活 ,但是也会造成一定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 ,如住宅紧张、活动空间狭小、交通拥挤等。沃思认为 ,城市居民的高密度聚居无疑会给城市居民带来各种影响。高密度聚居带来的另一种心理影响是对差异的容忍。城市居民间空间距离缩小 ,精神距离却扩大 ,这极易导致如犯罪、自杀、精神失常等异端行为和其他反社会行为发生。[1] 二、城市社会文化 人类的智慧带动了城市的发展 ,加速了现代化的进程;而城市则在物质上带给人们一种享受和满足 ,同时也带给人们一份文化上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认同感。 2.1城市文化的阅读 自人类历史上城市出现以来 ,城市就为人类提供了新的聚集方式和生活方式。按照马克思的论述“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城市是人类最新创造的并依赖其发展生存的文化空间。 理解城市文化，不仅城市的建筑雕塑、园林景观是代表城市文化的标志和象征 ,而且城市本身所涵盖的时间和空间也是现代社会的象征系统。结构主义者雅各布森指出:“人类社会中最社会化、最丰富和最迫切的符号系统显然以视觉和听觉为基础”,毫无疑问 ,城市包含了最丰富的现代性视觉和听觉的符号系统。[2] 2.2城市文化——以广州为例 在城市迅猛发展、城市化水平不断提升的今天 ,人们不仅需要认识到城市的经济、政治意义上的功能 ,更加需要认识到城市的文化意义。就像“食在广州”的说法，足见广州的饮食文化在全国的重要地位。 在广州，早上见面打招呼说的就是“饮咗茶未（喝了茶没有）”，以此作为早安的问候语，可见广州人对饮早茶的偏爱。因此，一直以来，羊城大街小巷的各种茶楼都是广州人款待亲朋好友、合家欢聚的好去处,是一般老百姓泛谈生活、信息交流的重要场所。广州的早茶就是人们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了。 文化是深深打在城市上的烙印，久久不会褪色。广州的饮食文化，好象是百年老窖里的古酒，愈久愈香，愈香愈醇，因此，城市文化正日益成为城市竞争中最强有力的品牌。 三、城市社会学与城市规划——以广州为规划对象 世界城市规划的实践和理论已经有了久远的历程，从霍华德的田园城市到雅典宪章、马丘比丘宪章，再到如今的生态城市、城市经营等理念…… 3.1传统的广州古城 广州始建于周秦。南越、南汉、南明曾立为都 ,负山带海”的生态环境孕育着广州的文明。近年来在中山四路挖掘的南越王宫殿苑囿遗址 ,足以证明秦汉时广州就是一个古代“山水城市”。唐诗人高适用“海对羊城阔 ,山连象郡高”来赞誉广州壮丽 ,广州 城在历史上一直保持着三山、二湖、六脉、八氵豪、十闸 ,街道与建筑随地形而建 ,形成了自己固有的城市风貌。[3] 然而 , 随着广州经济的发展 ,人口的增加 ,广州已不可能是原始“山水城市”了 ,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手段重构新的“山水城市”就成了当前我们的历史责任。 3.2广州规划理念 在规划理念上，广州应该在体现“人文关怀”和“城市个性构建”的基础上，坚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3.3规划内容 1）搞好园林绿化 有绿才有生态平衡，才有鸟语花香的好风光。广州的白云山、芳村、万亩果园等地就是很好氧源。建议在大广州范围内从生态和社会效益出发营造上千个不同等级的自然保护区、自然保护小区、森林公园、主题公园、专业公园、村镇公园、小游园 ……统筹安排、集生产、旅游、观光休闲和文化康乐于一体。在滨水地带不宜多建高层建筑，两岸应以自然景色为主，使人能与水接触，形成城市公共蓝带绿廊空间。 2）美化人居生态环境 按国外先进规划理念 ,旧广州是综合中心城市 ,应控制人口扩增 ,四周可规划发展和新建众多的大小卫星城 ,每一卫星城应定位定性 ,并各具特色 ,其外围布列下属乡镇 ,相互间用田野、森林、苗圃分开 ,之间用高速便捷的道路网络相联 ,大广州将是一个系列的、有序的、有机的、多层次的群星灿耀的文明生态城。[4] 在房地产开发时，提倡山水庭苑、花园居住区、生态住宅区等新宅小区、团组庭苑的布局，叠山理水，呈现天然情趣。 3）注重城市文化建设 广州是一个外来人口多，生活方式多元化的城市。城市广场和公共设施是体现城市文化的一个标志，可从门牌、路灯、路标、邮箱、垃圾箱到桥梁、公园、道路以及政府、公司、商店、广场的符号、名称、标志均作为规划中城市景观的一部分来设计。 古村落和城中村作为广州传统历史文化古迹，不宜全数消灭。老城以保护为主，在改造中实施现代化，减少人口负担，转化成商业区和旅游区。历史建筑群、古文化街区、风景名胜区要重点保护，合理利用。 3.4规划目标 建设生态城市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是关系到将来广州生存与发展的长远大计。把环境保护放到十分重要的地位，增加绿地面积，遵照“以人为本，崇尚自然”的原则，把环境建设作为一项可持续发展战略来抓，并把“生态广州”和“文化广州”作为自己城市建设的目标，提升全民的居住环境质量。 五、结束语 城市社会学研究从理论出发，结合我国的社会现实，具体而深入的研究城市社会问题。我们应当放宽对社会学的视野、要在为城市服务的同时，努力发展城市社会学的理论，指导实践。在城市规划过程中，吸收国外先进的规划理念，结合本国实际，解放思想，创建中国的城市社会学。 城市社会学论文:城市社会学视角下城市居住空间重构初探 摘 要：本文从新城市社会学理论视角出发，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沈阳市城市变迁与居住空间变化的整体特征，并分析了社会转型中正在进行的居住空间的再生产与重构。文章认为，现在中国大城市居住格局可以分为5个层级，并对应相应的居住群体，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城市社会分层状况。 关键词：空间；空间生产；居住空间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经历了一次“空间”导向的理论转型。西方学术界在20世纪初期对“时间”的热情，纷纷被对“空间”的关注所取代。20世纪70年代以后，欧美发达国家陆续进入后工业时代，城市也逐渐走入后现代都市的发展阶段。空间文化理论正是对这一“后现代”转向的回应。西方传统理论认为空间是物质概念，将空间视为物质的容器，静止的平台，关注的是“空间内的生产”，而空间文化理论开始关注空间自身，将其视为社会关系与社会实践的动态建构过程，强调空间本身既是社会的产物，又是社会生活的建构力量之一。在众多空间文化理论中，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具有开创性意义。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列斐伏尔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是一个不断超越地理空间限制而实现空间“自我生产”的过程。资本主义通过占有生成新的空间和空间整合来不断延续资本主义的框架体制。他提出以“空间生产”作为城市研究的新起点。在列斐伏尔的影响下，新城市社会学将城市空间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循环与积累等社会过程结合起来，成功的解释了城市的空间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为认识现代城市社会变迁与城市社会问题，提供了独特而有力的理论视角与分析框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处在高速城市化进程中。体现为城市空间的扩张和资本的积累与增值。城郊的村落与农田不断被纳入城市的新版图，城区面积不断扩大，而传统老城区则被不断的改造与拆迁。在我国城市空间的变迁与生产中，居住空间的变化无疑是显著的，最近10年房地产业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居住状况。大城市的居住环境发生了一些普遍性的转变。本文以沈阳为例，试从新城市社会学视角出发，通过对沈阳城市和居住空间变迁的分析，来理解和揭示社会转型中中国大城市居住空间的逐渐生成与重构。 二、改革开放以来沈阳城市变迁的几个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在迈向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逐渐形成了现代城市体系。沈阳作为辽宁省省会、传统老工业基地，城市演变呈现出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1. 由工业化为主向多种产业齐头并进 我国由优先发展重工业转向一、二、三产业共同发展，在继续发展传统产业的同时，大力发展新兴产业，逐渐从生产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变。整体上已经完成初步工业化，正在向中高程度工业化甚至后工业化过渡。沈阳作为传统老工业基地在进入90年代后陷入了较明显的发展低潮，大量工厂、企业倒闭破产。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国家振兴老工业基地战略的出台，沈阳经济社会发展有了显著好转。三次产业协调发展转变趋势明显，第三产业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 2. 城市发展的主导性力量日益多元化 改革开放前，我国城市发展的唯一主导力量是政府，城市的各项政策安排与规划均由政府控制承担。改革开放唤起了社会与市场的巨大能量与活力，国家资本不再是城市投资的唯一主导力量。从80年代起，沈阳市先后吸纳了各种新兴力量以发展改造新老城区。随着浑南新区、铁西新区和沈北新区等各种国家级、省级高新技术开发区、金融开发区等新区的陆续诞生，一个多元的投资格局正在形成。 3. 由生产功能向消费功能转变 在工业化初期，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生产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消费。城市就本质来说更是一个生产单元。但随着工业化初步完成，我国经济由产品短缺迈向了物质极大丰富。刺激消费日益成为当前重要的经济建设理念之一。发展各类生产生活服务业成为城市的重要发展目标。近年来沈阳工业生产区域陆续向城市边缘迁移，主城区逐渐被第三产业占据，在全市几个中心区域，大型商业综合体、步行街替代了原来的工厂与住宅。 4. 城市化水平显著提高 城市人口不断增多，至2012年末，沈阳市常住人口达到822.8万人，流动人口显著增加。同时，全市投入大量城建资金，城区面积不断扩大，正由十年前的二环向现在的四环推进，一个连接城乡、辐射周边、便捷快速的立体化综合交通网络正在形成。沈阳已提出到2020年实现城市化率达到90%。在此基础上，以沈阳为中心、覆盖周边七个城市的沈阳经济区一体化建设有极大进步，带动了大沈阳地区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同时，城市居民的生活状态也发生了转变，新型市民阶层逐步壮大，人们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也在提升，各种社会组织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开始介入城市的发展。 三、居住空间的演变与重构 在这种情况下，沈阳市的居住空间开始发生重大变迁。原有居住格局被打破，一个新的结构正在重构中。主要特点为： 1. 居住范围随城区面积扩大而扩张 作为辽宁省省会和东北最大的城市，沈阳市城区面积在最近十年间有了长足扩展。10年前大部分市民都居住在一环周边，二环已是城市边缘地带，只有少量低密度商品房小区。10年后，二环内外楼盘遍布，人口稠密，且多为高层建筑。沈阳市向北、西、南三个方向各建立了新区，开发商正随着城市规划者的雄心将商品房小区盖向三环、四环。 2. 城市中心区居住空间被大幅压缩，人口向城郊迁移 城市日益呈现多中心分化，无论是传统中心区还是近年来形成的新中心区域，都逐渐由生产和居住空间被置换成商业空间。以铁西区为例，为了提高土地交换价值，当年在铁西区的西边建立新的工业开发区，实现老城区企业用地和工人村的整体搬迁。而原有地块被用于大规模的商业和房地产业开发，中心区域已被各种大型商业物业和中高档住宅区占领。生产和居住不断让位于消费。 3. 城市居住空间分化与隔离趋势加强 随着房地产产业的快速发展与产品细分，目前沈阳市居住空间主要分化为这样几个层次： （1）上层社会居住的豪华社区。主要是别墅区、城市豪宅、花园洋房等高端社区。如二环内清昭陵附近的龙玺壹号楼盘、金廊景观路沿线的少量高端大户型豪宅，浑河景观带最前沿的河景住宅，以及清东陵与棋盘山风景区之间主干道旁的别墅洋房区。这类住宅数量不多，单套房价在300万至500之间，为城市顶层群体拥有。 （2）中产阶层居住的高尚社区。主要是品牌开发商的中高档社区或少部分实力较强的单位开发的单位型社区。其特点是地段优越，占据主要交通干道沿线，临近城市中心，周边市政建设良好，配套设施齐全，园区建设优美，物业管理规范，人文环境较好。如皇姑区环昭陵区域的多个社区和浑河南岸沿河居住带。 （3）普通收入者居住的经济型社区。主要是各开发商建设的大量经济适用型社区，以及年头较远不能经常维修的老住宅区。其共同特点是，房屋建筑质量、园区环境与管理水平、配套设施服务一般，位置离主城区中心点或交通干道较远。这里的居民主要是城市新老居民中的中低收入者。 （4）低收入者居住的远郊社区。在城市远郊区，近年来也开发了一些以小户型、单身公寓为主的低端楼盘，与城郊拆迁农民的回迁房混在一起。比如沈北新区北部、浑南新区南部、铁西区西部的住宅，这里距主城区通常车程一个小时以上，周边配套设施不足，大部分居民均视此地为城市生活的起点或中转站，并为有朝一日搬进二环附近而努力奋斗。 （5）城中村。目前沈阳市主城区还有个别城中村残留，居住条件恶劣，环境糟糕，成为城市的伤疤。留在这里的少部分是无力搬迁的最贫困群体，大部分是低收入外来打工者。这里因低廉的生活成本而成为城市最底层的容身之所。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市场化资本是如何一步步改变了城市的原有面貌，生产并重构了新的居住空间。在城市的高速发展所取得的各项成绩中，城市居民原有居住空间整体被不断压缩，剥夺，向城市外围和远郊迁移的事实却是不应忽视的。此外，资本主导形成了居住空间不断的分化、隔离，居住分化强化了不同阶层居民在社会资源拥有上的差异，而居住的隔离带来了社会交往的隔离，社会各阶层之间疏离趋势日增。因此，政府应从城市整体规划管理与住房政策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遏制因市场化改革造成的不平等的扩大趋势，真正提高城市化质量与人民生活水平，从而维护社会稳定与促进社会融合。 （作者单位：辽宁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所） 城市社会学论文:城市社会空间的扩展:北京奥运会的城市社会学分析 摘 要：在当下的研究中，围绕经济、文化、体育诸角度的奥运会研究都未将城市本身作为研究的主体，研究认为，在后奥运时期，城市本身特别是城市社会空间应该逐步成为研究和实践关注的主要论题，北京应该取代奥运成为研究的主体，从城市本身出发，以全球化、国家治理和市民社会空间的优化多个层面的出发来思考奥运会对于北京城市形塑的历史效应，从深层次实现人文奥运的理念价值，扩大城市公共物品的阶层交流与共享，促动社会结构的优化，实现社会建设和谐的重要目标，从此种意义上讲，公共空间与社会空间必将成为后奥运时期的北京城市研究的主要方向。 关键词：城市空间；北京奥运会；和谐 对于城市的研究，素来有城市经济学、城市地理学、城市社会学三驾马车的说法，相较于前面二者，城市社会学更加注重于对城市空间中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从而发现物理空间的社会意义。从这样一种角度来审视北京奥运会对于整个北京城市发展的影响，就可以发现当前关于中国2008年奥运会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体育学、经济学和管理学，但是如何发挥奥运会对于城市社会空间的优化，特别是在奥运会结束后如何合理利用奥运场馆建设对于北京城市深层发展的研究还相当的初步。换言之，北京在奥运会结束之后将恢复其城市社会生活的常态，奥运会对于北京城市发展的影响应该回归到城市本身的社会空间之上，我们只有将关注点回置到城市社会空间本身的逻辑之上，从城市自身的整体逻辑来思考奥运对于北京的发展，强调人在城市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强调人与建筑互动的社会空间的价值，发现城市如何更好的为居住其中的市民服务，唯有如此，北京奥运所倡导的人文奥运理念才能在长久的历史发展中留下应有的影响。 1 奥运对北京城市空间的改造 北京是一座先有规划尔后营建的城市，北京的传统建筑格局真正体现了建筑是对文化最为生动的反映这样一种认知，在长久的封建社会和城池建设历史上，历朝都城大都一般因为沿用前朝旧址，城市格局难以刷新，元世祖忽必烈在北京建立元大都时，得以在金的上京附近重新规划，完全以《周礼》为范本，第一次比较完整地建立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都城格局，明、清两朝又仿照《周礼》，增建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等，形成今日以中轴线为核心的城市空间格局。[1]北京旧城城市中轴线很有特点，可以说是世界城市建设史上的奇迹，举世无双，中轴线是北京城市的脊梁，是展示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主线，也是北京历史文化遗存的精华所在。梁思成先生是这样赞美中轴线的：“一根长达八公里，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全城。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形体或空间的分配都是以这条中轴为依据的；气魄之雄伟就在这个南北引申、一贯到底的规模。”[2] 建国后，在各种因素作用下北京的城市传统空间遭到了巨大破坏，改革开放以来，北京的城市虽然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但是城市空间本身的不合理扩张也是饱受批评，而北京的城市发展又是发生在中国社会转型最为迅速的背景之下，所有发达国家城市化中产生的问题集中的压缩式出现在北京的城市空间生产之中，2008年奥运会是影响北京城市空间变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性事件，北京的城市空间生产藉此更多的被纳入到“国际大都会”或者萨森所说的“全球城市”（Saskia Sassen，2005）当中去。因而，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当年进行奥运会场馆设计时设计评审委员会提出，奥林匹克公园规划设计方案应注重的内容包括:功能布局应充分满足奥运会的要求，并有利于城市的长远发展；要体现生态、环保的概念；交通系统及交通组织规划应有利于赛时和赛后的使用，重视公共交通系统的建设；空间形态应体现北京城市特色，强调中轴线的特殊意义；应具有较强的分期建设与市场化融资运作的可操作性。客观而言，最终实施的称之为“人类文明成就的轴线” 2008年奥运会建筑设计相当完备而精细的呼应了北京城固有的建筑精神，被认为是:以环境为导向，体现了中国传统城市规划的人文理念和恢弘气势，寻求了城市建筑的秩序和平衡。这一设计方案还被认为是“激活北京城市建设”的创新之举，是北京继承历史文化传统、保护古都风貌与现代化建设有机结合的典范。[3] 从某种程度上讲，在奥运场馆建成之后，建筑本身已然退到历史的帷幕之后，如何在实践中使建筑能更好的为社会生活服务将成为最为主要的问题，因为空间的产生、发展和形变都是人类作用的产物，尤其是对于城市这样一个高度人工化的非自然空间，“空间乃是社会的一个切面，跨越社会的所有领域，是社会存在与运作的展现和结果，以及凭借和中介，我们无可想象一个没有空间而能存在的社会，空间一开始已然是社会空间”。[4]我们着力去发现奥运建筑之后城市的社会空间显得非常重要。费孝通先生就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问题曾经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文化自觉的要义在于它是为人的，而不应该舍人救所谓的文化，文化是要来保存人的，而不是让人来保存它。”[5]对于城市来讲，文化上的关照最终同样要在城市空间的主体――人的价值的实现上得以达致。我们可以看到，2008年奥运会的场馆在北京城市空间分布于相当大的范围，由于场馆的建设是一个固定化的过程，对于整个城市的社会文化结构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建筑的社会意义将逐渐在社会生活中显现出来。从任何意义上讲，奥运会在北京城市建筑布局和城市空间上的影响在整个北京城市史上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北京的城市空间在经过建国后和改革开放以后的种种变形之后，在奥运会的设计中再一次被注入了新的因素，奥运会实际上对北京城市空间进行了某种全新的解释。这种解释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被赋予了多重的意义，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典型性的公共空间，但我们以往的解读仅仅是停留在文字的或者想象的公共空间，其实，在短暂的奥运会结束之后，真正赋予其公共空间品质的恰恰是我们极大忽视了的市民对于这一空间的利用。 2 社会空间：奥运空间形变的社会学视角 北京奥运会取得的巨大成功是有目共睹的，甚至连挑剔的西方媒体也赞誉颇多，成功的背后不但有我们对奥运会巨大的资金投入，全民支持和我们社会管理体制发挥的作用更不容忽视。在奥运会结束之后，延续或者扩大奥运会的后续效应就需要我们将这样一个投入巨大的经济项目有机的融入到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一部分。根据北京市的城市社会区定量数据分析，北京土地利用高强度区主要在城市中心区，包括东城、西城、宣武和崇文4区，人口和家庭户密集，居住小区价格最高，房地产业发达，机关团体和企事业单位等高度集中，商业服务业网络繁华，同时老龄人多被抚养人比例高，就业率相对低。在二环到四环之间，由于近期居住小区的修建和旧城居民的搬迁，出现人口聚集的趋势，尤其在北三环和北四环之间及东四环和东三环之间，人口比较稠密；在北四环、西四环、东四环及南三环的外围区域人口则相对稀疏。从土地利用强度因了得分空间分布看，以东城为中心，向西北、北和东北方向发散，呈同心圆分布模式。同时这种同心圆结构又具有不对称的特征。[6]整个奥运会的场馆分布虽然具有一定的分散特征，而且部分场馆建设在了大学等这样一些利用率比较高的区域之内，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场馆的分布依然相当的紧密，这样一种专门化的空间分配，有其优越之处，但同时在社会公众的利用上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 主要的问题表现在奥运会的场馆设计功能分区与公众利用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相对于西方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我国城市中公共领域的发育状况还非常的初步，2008年奥运会本来是加大以体育运动类公共设施来发展公共领域的一个良好契机，如果我们不能对城市空间的设计和利用，忽略城市空间中深刻蕴含的社会意义，不能不说是北京2008年奥运会对人文奥运精神深层阐释的一个缺憾。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何使奥运会成为优化北京城市空间结构而不是成为城市发展的包袱，应该是整个奥运规划中最为核心和关键所在，说到底,城市空间最后必然是社会关系的外在体现。 社会生活的空间轮廓对社会中的生产性质、治理、认同和群体等方面都有很大影响,反过来,这些方面对社会生活的空间轮廓也有很大的影响。[7]正因为如此，城市地理学从社会学功能学派那里吸收规范，将社会经济阶层、阶层竞争群体和城市土地空间分配达成一致，赛克和威廉姆于1949年在《洛杉矶的社会区》首次提出城市社会区的概念，将人口普查区在经济状况(社会地位)、家庭状况(城市化)和分隔(少数民族状况)三个基本框架下划分出社会区的类型。而社会学的研究则经由列斐伏尔，直接而深入的以社会空间为主题展开对城市的空间布局的研究，1974年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详细论述了“社会空间辩证法”的展开过程，“我所概括的理论……并不是想要提出一种（或某种）空间话语，而是要把各种不同的空间及其生成样式全都统一到一种理论之中，从而揭示出实际的空间生产过程”。以往人类考察的只是空间中的生产(Production in Space),而现在应该转向考察空间自身的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这种空间的生产在当代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经济生产如果将重心置于空间生产的话，那么，空间，包括与它相关的一切，都会成为剩余价值的中介和手段。空间是带有意图和目的被生产出来的,是一个产品，空间生产就如任何商品生产一样，是被策略性和政治性地生产出来的。因而,空间不是自然性的,而是人造的,是政治性的,是各种历史的、自然的元素浇铸而成的,它是社会的产物,“社会(空间)就是(社会)产品。[8]列斐伏尔对当代城市研究的影响是深远的，当代所谓的“新都市社会学”在很大程度上即是由列斐伏尔、卡斯泰尔和后继者哈维、索雅的推动下强劲复苏，并波及到整个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之中。高特第纳和亨切森在1995年出版的《新城市社会学》一书提出城市研究的“社会空间视角”(Social Spatial)，进一步深化了这一概念的内涵，将“社会空间视角”具体表述为:(1)空间与社会因素(阶级、教育、权力、性别、种族等)的关系；(2)空间与行为因素的关系,强调空间与行为的互动；(3)空间与文化、心理因素的关系，特定的社会文化是空间意义的基础与渊源所在。[9] 3 空间、人文与城市互动的建构 我们的城市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空间改造运动，被创造的空间（created space）替代实在的空间（effective space）是工业化城市的发展轨迹。[10]在这样一种视角下来看奥运会对于北京城市空间的影响，就需要进一步的来分析人文奥运所具有的深层价值，人文奥运绝对不是简单的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简单对接，其终极价值在于对人的重视，始终将人放置在中心的位置。在这样的视角下来审视奥运会场馆在城市空间中的定位，重新回顾雅各布斯的观点就显得非常重要，在雅各布斯看来，现有的、为人们所坚信不移的城市规划理论根本就是伪科学，“经年之学和数不胜数微妙复杂的教条原来建于一派胡言之上”。霍华德的“花园城市”不过是一笔购销了大都市复杂的、互相关联的、多方位的文化生活，处理城市功能的方法仅仅是分离或分类，认为好的规划就是一系列静态的行为。而声名卓著的柯布西埃则是“最知道怎样把反城市的规划融进罪恶堡垒的建筑师”，他的梦幻之城不过是一个“垂直的花园城市”，而对于城市到底是如何运转的，在这样一些著名而宏大的规划中除了谎言，什么也没有说。[11] 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下，奥运会使北京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动到达一个相当深入的程度，而处于发展上升期和民族主义逐渐复苏背景下的社会也相当主动的融入到这样一种动员当中来，奥运会的举办因而被赋予了诸多体育之外或者说奥运之外的社会文化意义。在北京奥运会的举办过程中，始终交织着两种强烈的深层意识，一方面，中国在近现代以来的种种波折，现代化成为社会意识的一个深层动力，渗透到体育运动之中，奥运会成为一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民族复兴的一种集体表演，中国的奥运会举办有着其他国家所不具有的举国体制和表现，顾全大局，以国家利益为根本利益，以国家目标为最高目标，“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条心，“国内练兵、一致对外”，从为国家整体竞技体育发展所做出的贡献等等成为我们耳熟能详的对于奥运会的宣传和解读；另一方面，作为一项全球性的体育盛事，奥运会又深深的受到了经济利益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在消费主义大潮的席卷之下，连奥运会本身也被商业化了，这与奥运会本身的精神相违背，却好像又是一个无法逆转的悖论。 奥运场馆的建设本身具有很强的公共物品的特性，对于普通的房地产开发如果说在市场经济的逻辑下还能得到一定的认可的话，那么对于举国体制下奥运会公共产品的利用则有了更多的社会关注，围绕着奥运会之后的集体欢腾之后则有可能产生一种对于公共物品区隔的集体不满。因为一方面奥运会设施的后期利用面临着金融上的压力，从一开始奥运的经济帐和文化帐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前面所分析的巨大财政压力之下，奥运会场馆的赛后利用如果体现出过多的经济考虑，将不但会被批评为与奥林匹克精神相违背，为普通的民众所诟病，而且在社会空间上造成城市各阶层住区隔离和城市公共物品区隔化。文学对于社会的变迁总有着最为敏感的反映，从此种角度来看，奥运会的纪录片《筑梦2008》选择以原奥林匹克公园搬迁户一家展开的叙述可以说相当恰切的把握了奥运会与基层民间社会之间的微妙而深刻的关系。 在对中国城市公共空间的分析中，有学者认为：“在这个空间架构下，公共二字意蕴，被阅读为公家的（权威性）、大家的（商业化）、非私有的（排他性）的性格，它推动了类同中世纪以实质生活社会网络为取向的城镇纹理和公共空间中的市民性的内涵；事实上，公共的字源本身就含有聚集的意思，是一种氏族、社区聚集的意思；所谓公共空间，应该就是类似我们传统社会中的庙隍活动本质和社会性的象征意义。……公共空间在我们的社会里，被挤压退缩在社区的边缘苟活着，是底层的、甚至是违章的”。[12]这样一种对空间生产的逻辑进入到对于奥运会场馆的利用之后，对奥运会的解读就必然出现某种片面化的形式。我们可以发现，在奥运场馆的定位上存在着被各种利益所遮盖的盲区和误区，从根本上来讲，奥运会是应对于整个世界日益一体化和碎片化下对于人类共通的一种精神和文化凝聚的一种努力，由顾拜旦亲自起草的《奥林匹克宪章》中又深入地强调:“奥林匹克主义是将(人)身、心和精神方面的各种品质均衡地结合起来并使之得到提高的一种人生哲学”。在新的世纪北京承办的奥运会同时又被赋予了更多的文明的意义，中国对于这样一种普世性的文明应该做出自己独有的贡献，因此，如何真正的在深层次上以奥运会为契机对北京城市空间、人文与城市互动的建构发展一种良性的关系，成为一个深层次的挑战。 4 奥运：北京城市空间优化的历史契机 由于奥运经济前期的场馆建设是一种非生产性投资,近五届以来奥运会的投资的直线上升为举办城市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体育场馆闲置、奥运村楼宇销售困难、基础设施使用率不高、投资难以得到回报等使奥运会举办城市背上了的沉重负担，[13]因而，对于北京奥运会场馆的利用从一开始主要集中在了对于经济效应的考虑上，甚至到了现在，也鲜有论及作为城市公共物品在整个城市空间布局对于城市社会经济更为深层的影响，特别是固定化的建筑如何为整个城市不同阶层的人来共享的问题更是被极大的屏蔽了，在这样的大前提下，反观关于奥运会如何来促进城市社区体育发展的倡导和号召公众对奥运会深度参与总显得有点底气不足。实际上，如果说19世纪的社会科学为时间说纠缠的话，那么在20世纪空间将取代时间成为了社会科学分析的有力工具，对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我们对空间的分析还应该有着更为强烈的人文关怀，尤其是要特别的注重对于社会空间优化的重视，将文化精神与功能分区二者统筹到社会空间的建设之中，因为，对于北京奥运会来说，没有什么比让最多的民众来在长周期中共享奥运会优化后的更健康更和谐的城市空间，更能体现“人文奥运”这一理念。 历史的实践证明，奥运会是“发展激素”，既能增进经济中的良性因素，又能放大经济中的负面因素，如何从更为全面的视角出发，从社会空间的视角加强对后奥运北京城市空间的优化，对于中国社会转型中某些结构性因素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大卫•哈维说过，西方后工业都市中长期的居住区隔强化了社区意识，从而取代了阶级意识。在西方左派的眼中，阶级意识的销蚀，置换为中性的社区意识，意味着历史变革的动力被空间规划所阻隔。[14]由于历史的原因，北京形成了较为典型的单中心城市格局，由于只有一个中心、旺地紧缺，房价难以控制，而且在内城和文化区的住区隔离现象日渐严重。目前，北京在单中心格局一时难以改变的情况下，奥运会正是一个推动城市深层结构调整的绝佳机会，以更为完整与长远的视角来探求奥运会对于北京城市空间的影响，则可借奥运会之力，既有效的优化城市本身物理空间，极大的增强北京在京津冀城市群中的竞争力和核心地位，对形成以北京为核心的城市带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又能有效促进城市社会空间的和谐，扩大城市公共物品在阶层交流，从深层次上促动社会结构的优化，实现社会建设的和谐。 城市社会学论文:城市社会学课程教学改革初探 【摘要】为顺应城市规划教育新趋势，本文针对目前城市社会学课程教学过程中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改革城市社会学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方面的探讨。 【关键词】城市社会学；教学改革 一、 发挥城市社会学课程作用，顺应城市规划教育新趋势 “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规划人材的培养，现在已不能只局限于工程建筑方面的训练，它必须加强对现代城市发展所面临的许多社会、经济和环境区域科学方面的知识内容，把城市规划工作者培养成‘具有一门专才的通才’，这应该是城市规划教育发展的总趋势。” 目前作为工科培养体系的城市规划专业，培养过程中人文学科一直是薄弱的、被忽视的环节，导致城市规划教育体系下的毕业生在这方面缺乏必要的知识和素养，最终影响他们参与决策的城市规划的科学性和原则性，这将对我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建设带来严重而深远的影响。 针对目前教学过程中存在的有关问题，应首先在城市社会学教学大纲中明确课程特色，以培养学生人文素质和加强城市规划决策中的人文考虑为教学目的，教学内容上强调该门课程在城市规划专业培养中的重要性以及实用性。通过该课程的培养能够让学生在进行城市规划设计过程中做到：重视规划方案前期的社会文化调查研究及方案的社会文化效益评估;认真研究和实践公众参与的规划路线;结合我国市场经济和行政体制改革等社会背景，将城市规划决策与政府有关决策相结合;学会应用社会科学工具分析国内外城市规划项目的正反经验等。 二、完善教学内容，实施“两个联系” 在城市社会学教学内容方面，可以通过联系社会现实和结合城市规划相关问题来提高城市规划专业学生对城市社会学课程的重视程度，从而发挥该课程培养城市规划专业学生人文素质的重要作用。 1、将理论知识与社会实际相联系，突出课程实用性 城市社会学是一门应用性较强的学科，随着城市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因而在教学内容的学习中也不能脱离现实社会，同时将大学生密切关注的社会现实问题与教学理论知识相结合，更能提高学生学习该门课程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首先，城市社会是纷繁复杂和不断变化的，必须将社会现象中具有本质联系的内容以及具有权威性的学术研究新成果作为联系实际的教学内容。联系实际并不是简单的让学生了解现实状况，而是让学生能够运用社会学的知识来解释和分析产生这一社会现象的原因，比如对我国城市化进程的认识，当前我国处于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时期，但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我国城市化进程缓慢，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就要求引导学生运用城市化相关理论知识来对社会实际进行解释。 其次，将理论知识与社会实际相联系融入教学内容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社会科学方面的素质，学会运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来解决实际问题。如对目前我国户籍制度是否对城市化具有阻碍作用问题的认识，可以结合2009年初上海户籍制度改革这一实例，让学生运用社会调查方法，经过自身的具体实践调查来了解目前户籍制度对人们生活各方面的影响，运用社会学理论知识认识分析户籍制度存在的弊端及改革的措施。 2、将城市社会问题与城市规划相联系，实行专题化教学 城市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在动态中展示着自己的魅力，它的魅力不只在于外在的物质特征，更在于和时间、人群、文化和自然这四种巨大力量的不断斡旋。对应“四种力量”可以将城市社会学的教学内容分为“城市和城市化”、“城市社会结构”、“城市文化与城市发展”和“城市生态系统”四大专题。在每个专题的框架下不断拓展知识的宽度和深度，以“城市社会结构”为例，可以分为城市社会结构的基本载体、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等内容，重点掌握城市社会中不同类型的社会群体及其社会功能、社会角色、社会阶层的划分和社会流动所带来的相关问题，并结合我国现实社会中存在的相关问题，启发学生运用城市规划的技术方法来解决城市社会问题，如我国现阶段社会阶层的变化所带来的居住分异等问题，如何在城市规划决策中解决。让学生明白城市规划不仅仅是一门技术，还是一门艺术，它规划的不只是城市中的空间格局，更重要的是城市中人们未来的生活方式。 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并回答城市建设中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用城市规划手段解决城市社会问题，将城市社会问题与城市规划相联系，不仅是适应城市规划教育的发展趋势，更是适应社会发展对城市规划人才的需要。如现实社会中许多城市基础设施落后于实际生活需要，既有物质上的困难，也有认识不足的问题。从城市社会学中居民生活方式角度可以进一步发现生活方式与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关系非常密切，可以把生活方式理解为“人们享用物质的劳务的方式”和由个人“支配闲暇时间的方式”，那么为实现这一消费和支配时间的方式，在城市规划和建设时就要做出相应的安排。人们既要有物质生活，又要有精神生活，这一切都要有活动基地或场所以及通畅的联系手段。在城市规划决策时，对信息中心、艺术中心、教育中心、医疗中心及其组成单位，还有宾馆、饭店、运动场、游泳池、公园、绿地以及城市交通工具等，是否有足够的认识，是搞好城市规划的先决条件之一。 三、 改革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教学方法是教学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直接关系到教学工作的成败，教学效率的高低和教学效果的好坏。在城市社会学教学过程中，运用推引教学和案例教学，一方面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另一方面可以培养学生各方面的综合素质，使学生在课程学习过程中变被动接受为主动探索。 1、推引教学，提高学生自学能力 推引教学是就教师通过结构性地介绍教学内容，有计划、有目的地推动学生阅读教材并钻研相关实践、理论课题，从而作出大胆思考，引导学生彼此启发讨论、共享彼此成果的教学方法。它符合城市社会学课程理论内容多和实践性强的特点。 “推”学生在阅读理解教材的基础上，阅读城市社会学方面的理论研究论文和相关书籍，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和创新能力，增强学生的感受能力和社会责任感。如将城市社会学的基本方法传授给学生，让学生从日常生活所见所闻中搜集素材，学会分析包括自己在内的社会环境。如自己所生活的社区是如何建设的?社区中的人群有何共同点？鼓励学生做读书笔记和观察笔记。 利用课堂讨论“引”学生探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每一章教学内容开始前布置相关的讨论题，讨论题的布置尽可能地有吸引力和争议性。例如:在讲授“社会阶层与流动”专题前向学生布置讨论题:“我国是否存在中产阶级？社会上的‘小资’人群属于中产阶级吗？”这样的讨论题引起学生的普遍兴趣甚至怀疑。讨论题的给出，为学生的课外阅读提供动力、方向和范围，促使学生努力寻找吻合自己观点的研究，同时留意与自己观点相反的研究，学生的探究能力在这种探索中得到培养，进一步引导学生观察实际、思考社会现象。 2、案例教学，培养学生实践能力 案例教学法是指据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通过设置一个具体案例，展示并分析案情，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和主动探索，培养学生识别、分析和解决某一具体问题的能力以及合作、沟通和管理能力的教学方式。 通过案例教学可使学生接触到第一手原始资料，贴近生活，接近社会。通过对案例的讲述和评价，让学生感受到理论的源泉所在，并举一反三。在案例教学课堂上，教师要控制案例讨论过程，不仅引导学生去思考，去争辩，去做出决策和选择，去“解决”案例中的待定问题，使学生从案例研究中获得某种经历和感悟，更要引导学生探索待定案情的复杂过程及其背后隐含的各种因素和发展变化的各种可能性，从而培养学生主动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理论分析论文:理论分析与中国选择讨论 基于改革的市场取向,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的这场体制转轨与制度变迁过程,可以被极为简练地概括为经济的市场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更多表现出的是市场力量的不断加强和政府干预的适当淡出。然而,对于银行等金融部门而言,在金融市场不断发展的同时,却越来越重视和强调政府部门对金融市场以及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监督管理。从国际社会来看,也存在着这一看似矛盾的“二律背反”现象,伴随金融全球化、自由化浪潮的推进,国际金融业也正在向强化监管复归,强化监管与金融自由化同步发展。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对银行业进行监管,银行监管的基本逻辑依据是什么,政府对银行业进行监管的基本意图与动机是什么?归根结底,对银行业实施监管的根本目标究竟是什么?只有明确这一问题,才能正确解决怎样进行监管的问题。也即监管目标的定位是有效实施金融监管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将监管目标明确定义,并且准确无误地将实现监管目标的责任委托给监管机构,监管才有可能有效进行”(Goodhart,1998),才可以围绕这一目标而有针对性地对具体监管内容、对象、方式、技术、方法、手段以及监管组织形式进行选择取舍,才可能确保监管效率甚至整个金融系统运行效率的提高。 一、监管目标及其主旨:理论的辨析 现代经济学对银行监管的原因、必要性及其应达到的目标的解释,主要建立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理论之上,特别是“市场失灵理论”与“信息经济学”理论。该理论体系认为,政府实施银行监管是为了社会公众利益而对市场运行过程中不适合或低效率的一种反应,是为纠正金融市场垄断性、外部性、传染性、脆弱性和信息不完备性等所引起的市场失灵问题而做的制度安排。从理论分析的逻辑看,主要有两个基本分析视角:一是基于银行系统的宏观视角,主要着眼于银行系统本身的重要性及其外部性效应,认为银行体系在提供金融服务等特殊商品外,还支撑着整个社会的支付结算体系,对整个经济体的平稳运行至关重要,从而使得银行体系具有较强的外部性,银行业是高风险聚集的行业,同时银行风险会引起系统风险,一家银行的破产倒闭可能诱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引起银行体系的连锁反应,破坏整个支付结算体系,并通过货币信用紧缩影响经济增长。因此,需要政府部门介入,通过外部监管来限制银行倒闭的不利影响,保持整个金融体系的健康稳定。 另一种视角则是基于银行合约参与者——存款人的微观视角,主要着眼于保护一般存款人及金融商品消费者的合法权益(Kareken,1986)。认为在金融商品的提供者与消费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委托关系,为保证作为人的金融机构更好地为委托人服务,金融商品的消费者需要对金融机构的经营者进行监督。对于银行而言,为避免银行经营者在使用存款人的资金发放贷款时过于冒险、损害存款人利益,存款人需要对其进行监督。但由于银行与存款人及各金融交易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监督成本很高,数量众多而分散的中小存款者存在着普遍的“搭便车”倾向,中小存款人既没有积极性也没有能力去搜寻信息或干预银行管理。因此,银行监管对中小存款者而言具有公共品性质,供给严重不足,需要政府承担这一公共品的供给。 作为这两种不同的理论逻辑和关注视角,尽管在最终监管要求和监管内容等方面是基本统一的,两者异曲同工,都要求被监管行尽可能稳健经营,避免其过度涉险,进而保持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和存款人利益的最大化。以消费者保护为目标的监管,常常可以获得对维护系统稳定有用的信息,而以维护系统稳定为目标的监管,也照样可以甚至必须对具体业务行为进行监管(王君,2001)。然而,基于两种不同的目标和关注视角,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两者有时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一定的冲突,如基于稳定整个金融系统的角度考虑,在银行业出现一定问题时,出于担心整个市场崩溃的角度考虑,监管者可能会故意隐瞒一些重要的信息,但从存款人利益的角度来讲,显然具有一定的“欺诈”之嫌,侵犯了消费者的充分知情权,不利于其及时调整投资决策。 为了避免目标冲突,相当一批经济学家主张监管机构应围绕监管目标设置(Wallman,1977;Taylor,1995;Goodhart,1998)。但在具体方案的设计方面,理论界仍未达成共识。较为普遍的一种模糊分类方案认为,各类金融机构由于性质的不同,对维护系统稳定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要求也各不相同,银行的系统性风险特征明显,并且与宏观经济政策关系密切,因而应当由中央银行负责监管;而保险业与证券业的消费者保护特征比较明显,可以由相应的专业监管机构负责。但在这一框架下,对于某个金融机构的监管常常难以同时兼顾不同的目标,只能有所侧重。如中央银行对银行业的监管只以维护系统稳定为重点,有时不可避免地难以顾及消费者权益的保护问题;对证券业的监管,则主要顾及了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而忽视了其对整个金融系统的影响。为避免这种主次的冲突,泰勒(Taylor,1995)提出了一种“双峰”论(Twin Peaks)的观点,认为整个金融系统的监管可以根据目标的不同,设置两个相应的监管机构。两者的监管对象都同时涉及银行、证券、保险,只是前者针对系统性风险进行审慎性监管,以维护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和金融体系的稳定,尽量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或金融市场崩溃;后者针对金融机构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行“商业营运监察”性的行为监管,以防止其出现欺诈或机会主义行为,保护知情较少者(中小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合法利益。负责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监管机构应以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为对象,而负责稳定金融体系的监管机构应以支付系统为对象。 二、银行业监管目标体系的确定:中国的选择 监管目标的确定与划分,既应当遵循整个金融系统健康发展和监管工作有效进行的一般规律,同时也应充分考虑具体金融机构的体制安排、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历史文化环境等国情实际,从既有利于整个金融系统长远发展的战略发展需要,又有利于保证体制改革平稳推进的现实需要出发进行具体设计、安排。 从目前我国的监管体制来看,随着银监会的成立,逐步形成了与分业经营相适应的分业监管体制框架。根据最近公布的中国人民银行“三定”方案,中央银行除了在传统的货币政策职能之外,还有维护金融系统稳定的职能。而在目前正在讨论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就把保护广大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权益作为立法宗旨。这标志着我国银行业监管的宏观目标与微观目标首次得到了明确区分,解决了长期以来人民银行既承担维护金融系统稳定的宏观职能又负责保护存款人和消费者利益的微观职能的双重监管目标冲突问题。作为我国银行业的专业监管机构,银监会的成立使得保护存款人和金融消费者利益的监管目标获得独立化,使得保护存款人利益的监管目标得以凸显,有利于存款人利益能得到切实保证。 从理论上讲,银行经营中对存款人或消费者可能造成的利益侵害,一方面是基于商业银行经营的高负债率和有限责任制而导致的经营者过度涉险的机会主义行为,也就是在商业银行主要通过吸收存款等负债业务取得经营资金并实行有限责任的条件下,对于其股东与经营者发放贷款或从事某项投资而言,如放贷或投资成功可以取得几乎全部的收益,而如放贷或投资失败则只需承担极小部分的责任,因此,在缺乏必要的债权人监管的情况下,商业银行的所有者和经营者都存在过度涉险的激励,从而威胁到存款人资金的安全性等。另一方面可能的损害基本与一般企业类似 ,商业银行可能会凭借其在市场上的垄断地位降低银行服务的质量和有效产出,侵犯消费者利益,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因此,银监会“保护广大存款人和金融消费者的利益”的监管目标定位,就是要通过对于银行机构市场准入的审批、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的审查、各项经营业务的检查和监控等各项审慎监管工作,保护消费者免受金融服务部门或金融市场其它参与者的机会主义行为或垄断定价的损害,促进各商业银行积极发展、稳健经营,加强内控制度,强化风险管理,确保消费者得到诚实、高效、优质的金融服务。 此外,由于金融市场上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普遍存在,消费者行为之间也具有相互模仿和影响的外部效应,金融市场的有效运作在相当程度上还取决于市场参与者对市场的信心。因此,出于对消费者整体利益的考虑,监管者还应当提供市场公信这样一种公共产品,要通过审慎有效的监管,及时预警、控制和处置风险,有效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通过增加信息供给,加强信息披露,提高银行业经营的透明度,进而增进公众对银行体系的信心,防止出现因集中性的恐慌而引起金融市场的混乱,维护银行业稳健运营。同时,保护存款人和金融消费者的利益,最为根本的是要提高其自身的自我保护能力。考虑到我国目前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之中,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金融发展滞后,市场规则及相关知识尚未完全建立并深入人心,居民缺乏必要的金融风险意识,自我保护能力较弱。因此,作为监管者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考虑,还有一个重要职责便是“要通过宣传教育工作和相关信息披露,增进公众对现代金融产品、服务和相应风险的识别和了解”。金融机构要及时向公众披露市场及金融产品的信息,监管者要对金融机构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准确度作出判断,并纠正消费者对一些金融产品及服务的误解。 最后,由于我国目前市场经济体系还未健全,法制仍需进一步完善,市场主体在经营过程中不规范的行为时有发生,违法犯罪案件难以完全避免。因此,为从根本上保护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作为监管者必须严密监管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活动,通过加强监管,建立起防范金融犯罪的机制,有效减少金融犯罪。同时,通过严厉打击各类金融违法犯罪活动,维护良好的金融市场秩序,最大限度的减少资金损失,进而促进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 应当说,目前银监会的目标定位,从形式上看似乎是多目标的,但实质上保护存款人利益、增进市场信心、提高公众金融意识、减少金融犯罪等四个目标都统一于保护存款人合法权益这一最高目标,前者是基础与根本,后者则是其的具体化,四者共同构成我国银行监管目标的有机体系。 三、中国银行业监管的目标定位:基于政治经济学的进一步分析 1、银行监管目标的定位反映了执政党“执政为民”的政治理念。现代政治经济学对政府监管的分析认为,政府对不同行业的监管是不同利益集团政治斗争和利益较量的结果,反映了一些特殊利益集团的要求(佩茨曼,1976;Stockman,1991)。对银行业而言,正如前面的分析,政府介入主要为广大存款人提供一个“有积极性的代表”(M.Dewatripont J.Tirole,2002),以解决广大存款人之间因“搭便车”而出现的监管不足问题。目前我国由于金融市场发展的滞后,投资工具有限,居民主要以储蓄存款为主,几乎都是储户,其利益与银行密切相关。因此,银监会对广大存款人和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最为直接而深切地体现了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理念。 2、银行监管的目标体系代表了国际银行业监管的基本共识,反映了我国银行监管与国际接轨的积极开放姿态。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银行监管的国际化已成为大势所趋。作为正在逐步融入国际社会的中国而言,也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国际金融风险和银行业国际竞争的挑战,不可能也不允许置身事外。考虑到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根据金融服务协议规定,目前国内规则已在逐步放宽,而国际监管规则却有不断强化的趋势,必须积极推进银行监管的国际化,研究评估国际监管的先进经验,积极学习和吸收国际先进的银行监管理念与技术,在监管中尽可能采用国际标准、惯例,提高监管政策有效性和本国银行业的国际竞争力。从国际上看,英国、韩国等国家的监管机构基本都具有与此相同的监管目标体系;美国、日本、德国等基本都明确地将保护存款人利益作为银行监管的首要目标。因此,我国确定这一银行监管目标,反映了我国监管目标甚至整个监管体制、监管法规的国际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反映了我国在开放的格局中建设一个适合国情的、更为有效的监管框架的积极姿态,体现了为中国银行业参与国际竞争提供监管保障的客观要求。 3、银行监管的目标定位反映了规范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经营行为与方向的必然要求。现代企业制度及其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效,一个关键的因素便在于其股权所有者、债权所有者与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之间恰当的权力分配和制衡机制安排。对于现代商业银行而言,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内控制度更是确保其正常运转的根本所在,但基于商业银行特殊的债权人结构,债权人自发的外部监管往往较弱,需要政府为此提供专业性的外部监管,以保证各方权力的均衡和商业银行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然而由于各种原因,长期以来我国各商业银行及金融机构法人治理结构残缺、内控体系薄弱等问题相当严重,从而导致大股东、经营人员侵犯存款人利益问题屡见不鲜。如某些地方政府借股东身份直接干预商业银行经营,强迫商业银行向一些质量与效益无保证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提供贷款,导致贷款由于无法及时收回而造成资金损失。再如银行经营人员的“内部人控制”问题,都直接影响着商业银行的稳健经营,威胁着广大存款人的资金安全。因此,保护广大存款人利益的监管目标的确立,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者必须把保护存款人利益作为从业的最高目标,并以此规范经营行为和经营方向。当利润最大化或效应最大化与保护存款人利益发生冲突/！/时,决不能以牺牲存款人利益换取利润或效应最大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有效的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的安全和稳定,实现银行业的可持续稳健发展。 理论分析论文:中国的资本论世界历史理论分析 从学说史角度看,《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因阐述系统、分析精辟而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中居于重要地位。前者被视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源头①、乃至当下全球化理论的发源地②,后者的相关论述则被国内外学者广为引用。因而,对这两个文本的解读自然就成为国内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的重要取向。在这方面,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中心编辑出版的《与全球化》、《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化———的当代阐释》颇具代表性。不过,诚如日本学者伊藤诚所说,探讨新时代对世界的认识时,《共产党宣言》固然不可或缺,但也应当重视《资本论》对相关论述的深化。③在这个意义上,梳理《资本论》及其手稿(以下简称《资本论》)的世界历史理论或全球化思想是研究的应有之义。近年来,国内部分学者就此进行了探讨。 一、探讨解读的新语境、新原则 列宁曾经指出,随着具体的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马克思主义这一学说的各个不同方面会分别被提到首要地位。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遭遇正是如此。全球化当代拓展及其引发的经济社会剧变将人们的目光聚焦于这个诞生在一个半世纪前的科学理论。尽管“全球化”作为一个概念出现的历史很短,但无可否认的是,这个理论洞察全球化进程、本质与趋势的前瞻性和深刻性,决定了任何一个试图把握当代全球化的严肃学者都无法对此视而不见。然而,要从学理上真正澄明这一理论的丰富内涵、时代价值并非易事。 哲学解释学研究表明,对任何文本的解读都不是主观任意的,而是解读者与文本之间的一种“视域融合”。就本文的论题来说,问题的关键是既要超越传统教科书式的解读模式,又要超越单纯经济学的解读模式,确立新的阐释语境和解读原则。在这个问题上,有三种观点值得关注: 一是任平基于对《资本论》“大写的逻辑”的新诠释提出“交往实践观”。他认为,资本全球化构成马克思思想的历史地平线,马克思的新世界观、特别是其(世界)历史观即他的全球史观,就是对这一资本全球化时代的批判性反思。交往实践观则是马克思把握资本全球化本质的理论核心,是打开资本全球化历史大门的哲学钥匙。没有资本全球化和交往实践观,就不可能有马克思的历史想象和当代意义。马克思的新世界(历史)观(资本全球化的世界历史图景)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为起点,到《资本论》真正完成。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为我们提供了一幅以资本全球化为历史地平线的交往实践世界图景和相应的普世历史观。《资本论》的视域就是资本全球化幽灵及其本质性反思———交往实践。《资本论》“大写的逻辑”与其说是存在论的逻辑、人化或物化的逻辑、主体际的逻辑、断裂的逻辑,不如说是交往实践的逻辑。④ 二是丰子义结合全球化的当展,主张确立“唯物史观全球性研究范式”。即改变以往只注重从一个国家、民族的视野来观察和谈论问题的方法,转向用全球化的观点来思考和研究社会发展问题,用全球性思维来补充和完善民族性思维。简言之,立足民族性而又超越民族性,这正是研究范式调整的基本含义。实际上,这也正是马克思研究社会历史问题的基本视野和方法。一方面,唯物史观的发展和创立离不开“世界历史”的研究,唯物史观的深化和发展也是在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创造的世界体系中实现的。另一方面,马克思对于各个国家、民族具体问题的研究也是纳入到“世界历史”的分析框架中来进行的。可以说,唯物史观是同世界史观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没有世界史观,就没有唯物史观的形成和发展;同样,没有世界史观,也就没有对各民族国家具体问题的正确说明。这种研究方法对于今天的研究同样非常重要。唯物史观的研究要具有时代性,必须具有全球性,确立全球性的研究范式。⑤这一观点虽不是直接源自对《资本论》的解读,但是对把握其中的世界历史理论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 三是聂锦芳阐述了解读《资本论》的基本原则和思路。他认为,当下的《资本论》研究存在明显不足:(1)缺乏真实、完整而权威的文献基础,只是根据由后人整理“成型”、辗转翻译(德俄中)的三卷“通行本”展开研究。(2)与国际《资本论》研究界的状况严重脱节,大多数论者不了解甚至完全不知道同道者的文献积累、研究进展和前沿论题。(3)把马克思完整的思想硬性地区隔为“经济学”、“哲学”和“社会主义”三个部分,《资本论》则更多地被看作是一部单纯的经济学着作,忽略或淡化了其宽广的理论视域、深邃的历史意识和深刻的哲学蕴涵。(4)无视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与其身后20世纪整个世界发展的时空视差、社会变迁及其二者复杂的内在关联,只是根据现实的需要便对《资本论》的思想和观点进行随意地概括和极端性地评论,实际上并没有客观地再现和揭示《资本论》的思想史地位和当代价值。鉴于此,重新研究《资本论》应遵循以下原则:第一,必须以权威、完整和准确的文献资料、版本作为基础,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2)中“资本论及其手稿卷”、第三部分“书信卷”涉及《资本论》的通信部分、第四部分“笔记卷”中作为《资本论》准备材料的四个笔记等。第二,必须突破传统而狭窄的研究思路,将其宽广的思想视野、深邃的历史意识和深刻的哲学蕴涵全面地展示、提炼出来。第三,必须结合对20世纪资本批判史的梳理,以及目前资本全球化的发展态势来重新理解和评价《资本论》中的资本理论及其对资本逻辑的批判,确立其思想史地位和当代意义。⑥ 二、厘定基本方位、梳理主要内容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内涵丰富,主要包括世界历史生成发展的阶段论、“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机制论、“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双重后果论、世界历史性个人论、资本极限与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论等。该理论的创立和发展涵盖了马克思学术生涯的全过程,如果说《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是创立时期的代表作,那么,《资本论》及其手稿无疑是这一理论走向科学形态的显着界标。深入研究《资本论》的世界历史理论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基于不同的学科背景,国内学术界的研究大体沿着经济学、哲学两个路向展开。 1.经济学路向的研究主要着力点是经济全球化、世界市场等方面。顾海良主张立足经济全球化的现实“重读”《资本论》及其手稿,因为手稿尤其是“六册结构计划”,为研究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经济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思路、结构和方法。⑦(1)对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理解不能只限于《资本论》,还应该十分注重经济学手稿的研究。(2)把马克思经济学理论观点的研究譬如“六册结构计划”中的《世界市场》册中相关思想与当今经济全球化的现实结合起来,注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创新。(3)要突出对马克思经济学方法的理解。《资本论》剖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社会规定性、制度规定性、历史规定性和阶级规定性,这些方面构成了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基本方面。我们应当把这些方法应用于对经济全球化问题、当代国际经济关系的实际研究之中。此外,还有其他学者就《资本论》的经济全球化思想进行了具体讨论。⑧赵景峰等人梳理了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的主要内容。他认为,虽然马克思对世界市场的研究只留下一些简短的提示和论述,但是对今天的经济全球化研究启迪甚多。(1)马克思阐述的世界市场的资本主义性质,决定了当今发达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性质。(2)马克思从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全球性意义、资本扩张本性决定其推进世界市场、市 场经济和国际分工、国际交换的扩展等多个层面揭示了世界市场形成的客观必然性,这些论述有助于准确把握经济全球化产生的根源。(3)马克思认为世界市场的形式包括:建立殖民地、商品输出、生产国际化、资本输出、劳动力输出等,这些形式是当代经济全球化各种形式的基础。(4)马克思全面论述了世界市场的作用,主要有:各国利益依存格局的形成、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世界资源配置的基础调节作用、巩固资本主义的国际经济基础、打破闭关锁国、将各国融入世界市场等。(5)世界市场危机是资产阶级经济一切矛盾的现实综合,它一方面对现有资本主义矛盾暂时进行暴力解决和瞬间的强制平衡,为自身发展开辟道路;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更广泛的危机,推动资本最终超越自己的资本主义前提。⑨ 2.哲学路向面的研究主要是在考察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发展演变进程中完成的。关于《资本论》及其手稿世界史观的理论地位,主要有三种看法“:深化和发展说”认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集中阐释和表述于19世纪40年代,50、60年代通过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得到了深化发展。⑩“发展的转折点说”认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发展的转折点,在这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历史时代及其演变的认识发生了实质性突破。“潜在整体说”认为,《资本论》蕴藏丰富的世界历史思想,拓展了《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观点,但该文本只是世界史观的一个潜在整体。因为马克思的“世界市场”思想并未完成;研究视野也有局限,马克思倾向于以欧洲、尤其是英国作为典型蓝本,对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东方只是略有涉及。虽然《手稿》对“三大形态”做了概括,但是基于对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基础,缺少真正大量的历史事实根据。基本定位的不同决定了内容阐释上的差异。“ 深化和发展说”认为,马克思《资本论》时期的世界历史理论内容丰富、视野开阔,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政治经济学研究计划和《资本论》结构的调整;二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三是对东西方社会的比较研究。其中以第二个方面最突出,具体特点是:(1)世界历史是马克思重要的研究视野和方法,即用世界历史的眼光和观点来看待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看待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现象及其相互关系;(2)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历史理论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理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但主要是经济领域的阐发。所以,应主要从经济分析来把握这一时期的世界历史理论。具体来说,其内容包括:资本原始积累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的起源;关于资本本性的分析阐明了资本主义兴起与发展的根本动力;对世界市场的分析阐明了资本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国际矛盾,即国际交换与国际剥削;论述了资本主义对待世界经济的双重手法,即保护关税与自由贸易;刻画了资本主义“中心与外围”的世界图式;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未来走向,指出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出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发展到了顶点,也将使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到了极限。“潜在整体说”将《资本论》世界历史理论主要内容概括为七个方面:(1)商品二因素是资本论的逻辑体系的起点,也是世界市场、世界历史的逻辑起点。(2)世界历史是由劳动社会化、交往普遍化两种趋势以及两种趋势的结合而形成的。(3)世界市场是世界历史形成的经济基础,既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又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4)由于生产力的发展遵循“国家内部-国际间贸易-世界市场”的逻辑走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可能随之从一个国家内部发展为国际间的、世界性的生产关系。(5)世界历史的中介———分工和货币等也出现了国际化的趋势。(6)普遍性的危机是世界市场发展的结果,作为总体的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历史中包含着深刻的危机,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共产主义主导的世界历史取代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历史也是一种必然趋势。(7)从世界历史的高度看,人类社会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人的依赖关系”—“人的独立性”—“自由个性”三大社会形态。 “发展转折点说”认为,马克思在《手稿》中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及其演变的认识发生了实质性突破。第一,提出并阐述了“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国际竞争”等问题;第二,从社会生产的各个环节上全面考察了资本的世界生产力发展极限;第三,在总体上把握住了经济危机、社会革命、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彻底解体三者之间复杂的内在关系;第四,从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过程的角度进一步考察了世界史的分期问题。其中,核心是关于资本的世界生产力发展极限的思想。这个思想的形成标志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及其演变发展的研究,从质的关系角度上的把握过渡到了从质量统一即度的关系角度上的全面研究。 3.分析“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内在本质。此项探讨同属哲学路向的研究,不过专题分析的特点更鲜明。汪帮琼主要以《手稿》为依据,明确提出抽象劳动是“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深层内涵。(1)前资本主义时代,人类历史的深层基础是特殊劳动。这时,物质生产中占主导地位的劳动者和劳动客观条件统一于特殊性基础上。社会发展主要取决于狭隘的、特殊的自然条件,人类历史表现为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界的崇拜。(2)交换和交换价值的发展导致特殊劳动下劳动者和劳动客观条件统一关系的解体,由此造就的自由工人、游离出来的劳动客观条件,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供了历史前提,也为“转变”创造了历史条件。(3)“转变”的深层内涵是抽象劳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促成了劳动者和劳动客观条件的彻底分离,作为交换价值的抽象劳动成为普遍存在,并占据了生产的统治地位。于是,原先的狭隘的特殊劳动的主导地位不复存在。这一方面导致了人们之间狭隘关系的解体,劳动的个人建立了相互间的普遍联系,进而造成了全面的世界性的生产体系、以及相应的全面的人的需要体系;另一方面,由于劳动者和劳动客观条件的彻底分离,上述世界性的体系却成为脱离劳动的个人而独立的、支配人们的异己力量。赵士发认为,马克思对“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深层本质的分析,是从资本和劳动两方面展开的。一方面,“转变”是劳动辩证发展的结果。(1)民族地域历史的根基在于尚未发生异化的特殊劳动,即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在这种形式下,占主导地位的劳动者与劳动客观条件直接统一。(2)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促使劳动者与劳动客观条件的分离,彻底瓦解了特殊劳动,抽象劳动即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获得普遍发展。(3)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既是一条异化之路,又是对异化劳动的扬弃之路。另一方面“,转变”又是资本自我否定的必然归宿。首先,在直接生产过程中,资本既要肯定必要劳动,又要否定必要劳动。这决定了资本既要突破狭隘的地域局限而开创世界历史,但又只能是世界历史不自觉的工具。其次,在流通过程中,资本既要想方设法扩大流通,又要尽可能地消灭流通。这决定了它既要通过扩大交往开创世界历史时代,但又通过尽可能缩短交往时间从而为新的世界历史时代的到来准备条件。最后,在总的生产过程中,资本无限增值的本性使它具有无限发展生产力、开创世界历史的强大动力。可是,资本生产的手段和目的之间的矛盾又为生产力的发展设定了无法克服的界限,由此决定了它终究要被世界历史扬弃。 三、多方面揭示历史与现实意义 《资本论》及其手稿承载着马克思一生中的黄金时代的重要理论创获,其中的世界历史理论不仅对于从整体上理解马克思思想和历史唯物主义意义重大,而且对于剖析当代全球化问题都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对此,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进行了探讨。任平从阐发马克思思想当代性的角度,论述了《资本论》“大写的逻辑”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在他看来“,大写的逻 辑”本质上就是表征旧全球化时代本质的交往实践观。它包含两个方面内容和理论意义:一是对整个全球化本性的精妙揭示,这对研究今天的全球化有着重大意义;二是囿于旧全球性若干特性的局限,需要在新全球化时代加以调整的理论纲领、范畴和观念,这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传统视野转向当代视野的内在驱动力。应当看到,资本全球化正在发生着从“旧全球化时代”向“新全球化时代”的重大转变:全球化结构构成从“工业文明—农业文明”转向“后工业文明—工业文明”;新全球化时代“一体化”与“多元化”并存格局的两极之间保持很大的张力;全球化的控制方式从商品、工业和金融资本等实体控制转向文化、信息、科技、政治以及大众传媒等控制方式;全球化的思维方式从以启蒙理性为基础的现代主义精神的旧全球主义转向以后现代的多元化为特质的新全球主义。上述转变凸显出五大新问题:知识经济对全球生产方式变革的哲学意义;新全球化所带来的交往、主体际和公共治理问题;重写现代性问题;新全球化时代对全局格局的挑战;新全球化时代对多元文化冲突的挑战。马克思主义哲学唯有主动反思和解答新全球化时代的重大问题,才能显示其当代性。 赵士发等人论述了世界历史理论对于唯物史观的重要意义。(1)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为唯物史观的创立和发展提供了一种整体性的世界历史视野。没有这种整体眼光,就不可能有唯物史观的科学创立。(2)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深广历史视野,使唯物史观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哲学。马克思本人明确指出,《资本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不是某一个民族与国家的发展规律,而是整个现代社会(世界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对此种看法,叶险明并不赞同。 在他看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既不是和其他内容并列的一种观点,也不仅仅是一种新的视野和整体性方法,而是作为马克思哲学的主构架而存在的,集中地体现着马克思哲学旨趣所具有的“世界历史规定性”和所依据的“经验事实”的全球性。第一,马克思哲学的“世界历史规定性”是指哲学批判目的所具有的与进步观念相联系的世界历史性,主要包括作为马克思哲学人文本质和终极目的的“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人和社会的彻底解放的世界历史性。第二,马克思哲学所依据“经验的事实”的全球性即“问题的全球性”。这种全球性来自于世界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发轫于工业革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社会过程,是世界各国都要大体经历的社会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所出现的“全球问题”迄今非但没有解决,且日趋严重,越来越威胁到每一个人、每个民族、每个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虽然当代人为限制这种危害付出了种种的努力,但这离“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的社会相去甚远。正因此,马克思哲学无疑具有鲜明的当代性。黄皖毅认为,《资本论》中的世界史观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有助于更好把握马克思的连贯性、一致性。因为关于世界市场的构想既是《资本论》的逻辑归宿之点,也是马克思晚年笔记思想、尤其是以世界市场为中介桥梁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思想的起点。可见,马克思的晚年笔记与《资本论》的写作计划和有关阐述有着密切的联系。第二,《资本论》关于“世界市场”的构想和阐述对列宁、、邓小平等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们的有关思想在本质上是与马克思、恩格斯一脉相承的。第三,《资本论》中的世界史观尤其是世界市场理论对理解当今的全球化状况也有一定的价值。当代全球化无论是在经济、政治还是文化上能够朝纵深发展,与世界市场的日渐成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顾海良强调,马克思在《导言》中创立的总体性方法有助于透过经济全球化的现象看到经济全球化的本质。(1)从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相结合的角度把握经济全球化概念的内涵。自然属性就是经济全球化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下产生,并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性质。社会属性体现经济全球化下人与人、地区与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这种“二重性”反映了经济全球化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能量和利益的同时,也给国际生产关系带来了新的变化。(2)将国际生产关系研究作为经济全球化研究的新视角。一方面,必须把国际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来研究经济全球化的本质,从根本上把握经济全球化的概念、基本特征、影响和作用。另一方面,还必须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社会关系、理论、观念的相互联系上,把对国际经济关系的研究放在以“世界生产力发展—国际生产关系—国际经济基础—国际上层建筑”为主要序列的社会结构当中,形成经济全球化下国际社会和世界经济发展中现实和历史相统一的整体观念。(3)既要研究经济全球化的一般规定性,也要研究其特殊的社会规定性。要在研究经济全球化的生产力层面问题的基础上,研究世界经济中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下出现的新的大量不平衡、不平等和不稳定现象及其产生的根本原因。要把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经济关系当作一个历史范畴,作为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从对国际经济关系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寻找其固有的内在联系,揭示其发展规律,运用思想总体把具体—总体的结构和过程的认识与理解再现出来。赵景峰也对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的方法论意义进行了讨论,包括总体方法论、立足政治经济学批判探寻市民社会的奥秘、唯物辩证法、历史分析法等。 四、深化研究的几点思考 由上可见,国内学者围绕《资本论》世界历史理论的探讨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奠定了下一步研究的良好基础。然而,无论相较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受关注度,还是比对《资本论》之经济学、哲学思想的研究投入和取得的成果,现有的研究都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深化。笔者以为,推进该主题的研究,应当从以下方面着手:首先,应当从思想特质角度,准确把握和阐发《资本论》世界历史理论的批判本质。从上面的综述可以发现,一些学者不加区别地使用“世界历史理论”和“全球化理论”两种提法。这种做法无形中回避了一个前提性问题,即如何看待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根本性质以及与当下全球化理论的异同。事实上,作为历史唯物主义核心内容之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本质上是“资本的世界历史批判”,而不是历史学或社会学意义上的实证学说。尽管创立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离不开历史学研究,但批判性始终是马克思思想的特质,目的就是要揭示资本的世界历史性生存逻辑及其限度,展现“新世界”的历史地平线。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赞同聂锦芳的观点,从资本批判的视角重新理解和评价《资本论》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如果我们基于“资本的世界历史批判”的角度审视《资本论》,就可以获得一些新的理论发现。就理论方面来说,《资本论》对世界历史开展的批判既包括“副本”批判,即黑格尔世界史观、特别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世界市场理论批判,也包括“原本”批判,即资本的“物质的生活关系”批判。 马克思的批判表明,由于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包含在资本概念中了,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不过是资本自我增殖本性的外化、现实化。斯密、李嘉图推崇的所谓自由竞争、自由贸易实质上就是资本的自由,目的是为资本增殖消除障碍、提供保护。但资本是一个矛盾体,它试图打破任何界限,无限发展生产力,同时又为劳动和价值创造确立种种界限。因此,资本不过是一个“过渡点”,它最终将走向自我否定;而超越资本的世界历史的主体力量则是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运动。正是这种彻底批判立场,不仅把马克思与黑格尔的世界史观区别开来,而且也标明了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与当下种种全球化理论根本差异。其次,应当结合马克思思想发展史确定《资本论》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方位。不可否认,国内学者先后提出了“深化和发展说”“、发展的转折点说”“、潜在整体说”等观点。这些概括虽然具有一定合理性,但还不足以彰显《资本论 》在世界历史理论方面的重大贡献。笔者以为,《资本论》对世界历史理论的推进不是局部的,而是整体性的,是马克思这一理论发展的制高点和科学形态。(1)根据列宁的研究,唯物史观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创立时“暂时还只是个假设”,经过1848年革命的检验,特别是“自《资本论》问世以来,……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世界历史理论是唯物史观的组成部分,其发展轨迹自然也不能例外。(2)《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是《资本论》预备性研究成果,马克思称其为“一生黄金时代的研究成果”。对此论断,研究世界历史理论时必须给以高度重视。(3)从马克思思想演进来看,揭示资本世界历史性的生存逻辑及其限度,离不开对世界历史的“原本”批判,即资本的“物质的生活关系”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对此虽有分析,但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行规律、资本逻辑的科学认知是在《资本论》中达成的。(4)《资本论》对资本的世界历史的批判分析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理论高度。马克思以“资本再生产”为着力点对世界历史进行总体批判,形成了以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指向、以揭示资本的世界历史性生存逻辑及限度为核心内容的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逻辑再现了资本从历史生成、本性绽放到自我否定的辩证运动。包括:关于资本的世界历史生成机制的系统探究、关于资本再生产与现代性社会发展的理论、关于资本的世界市场与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的理论、关于“物役性”关系下世界历史性个人的悖论式发展与“自由个性”的历史生成的理论、关于资本的极限与“自觉”的世界历史的形成的理论等等。最后,应当结合资本全球化当展阐发《资本论》“世界历史批判”理论的当代意义。比较而言,国外学者十分重视对资本资本主义全球化新发展、新问题的研究和批判。 主要表现有(1)对马克思之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做出了新概括,如帝国主义论、晚期资本主义论等,对不同阶段出现的国家垄断、不发达问题等新情况进行深入研究。(2)对当代资本主义展开多维批判,代表性的有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批评等。(3)借鉴《资本论》思想研究全球化趋势。沃勒斯坦着名的“世界体系”理论就受益于马克思的资本积累、剩余价值论等思想。鉴于此,国内学界应当站在时展的高度,借鉴和运用马克思的分析范式、资本批判视域,直面当代全球化及其问题,提出具有的启发性的理论观点。譬如,全球化是否意味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单质化(美国化或西方化)?资本再生产批判具有怎样的当代意义?如何基于《资本论》视域评判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理性批判?如何看待“消费社会”理论与消费主义批判?如何从世界市场危机理论审视金融风暴?如何立足于资本世界历史极限理论评价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等等。通过上述问题的深入探讨,不仅可以深化、而且能够发展马克思开创的“资本的世界历史批判”理论,使其焕发崭新的时代价值 理论分析论文:商业银行营销理论不同视角的分析 摘 要 商业银行营销活动是商业银行争夺客户的重要手段之一,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银行必须对其营销活动进行创新,而创新又离不开理论的指导。从金融营销理论、金融创新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价值链理论和客户经理制度五个方面对营销理论进行分析。希望能在商业银行营销中具有实践意义。 关键词 商业银行 营销 金融创新 随着国家专业银行向国有商业银行的转变以及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发展壮大,银行间的竞争逐步加剧。特别是我国加入WTO后,银行准入制度的放宽和世界大型跨国银行的进入,我国的商业银行面对的竞争环境日益激烈。在新的竞争格局和市场环境下,国内商业银行的市场营销活动日渐活跃,并呈愈演愈烈之势。各商业银行纷纷结合自身优势,革新和提升营销理念,推进CI 建设,重塑公众形象,营销层次迅速提升,国内银行业开始迈入了营销时代,而经济活动又是基于经济理论的指导。如何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作为争夺客户的重要手段-营销,必须不断进行创新。商业银行营销理论主要涉及金融营销理论、金融创新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价值链理论和客户经理制度。 1 金融营销理论 金融营销或商业银行营销是市场营销理论的分支。相对于其它行业,金融行业引入市场营销理论比较晚。这和商业银行的政策管制和金融业的产业结构相关。因为在以前,商业银行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受国家金融政策的限制,商业银行只能被动提供国家规定的产品,商业银行分工非常明确,例如中国农业银行的客户是广大农村。而现在商业银行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原来的市场划分已经不存在,如何争取更多的客户是商业银行工作的重点。 事实上,金融营销是市场营销理论在金融业的移植,同时根据金融行业的特点进行理论行业化。金融营销是商业银行运用一定的公关技术(关系营销),通过服务手段(服务营销),有目的、有选择地筹措资金,开展信用往来,实现资金增值。其过程包括营销体制的构造,营销机制的确立,营销目标的制定,营销信息的收集,营销方案的决策,营销策略的谋划、营销预算的实施和营销绩效的评价。 金融营销理论是以客户需求为中心的由服务营销理论、关系营销理论和网络营销理论三大理论组成。商业银行营销的设计就是三者的整合运用。 2 金融创新理论 对于金融创新的表述比较复杂。商业银行作为比较特殊的产业,其创新只是在政策允许范围内的创新。由于各国对银行管制的差异,所以,对银行创新的概念没有统一的认识。我国经济学家陈岱孙和厉以宁借鉴熊彼特的经济创新的概念,认为金融创新就是在金融领域内建立新的生产函数,是各种金融要素的创新组合,为了追求利润机会而进行的市场改革。其涵盖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上出现的一系列新事物。包括新的金融工具、新的融资方式、新的金融市场、新的支付清算方式以及新的金融组织形式与管理方法等内容。美国的银行词典把金融创新定义为支付制度促进银行和其他金融结构作为资金供求中介作用的削弱或改变。其创新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技术创新;风险转移创新;信用创造的创新和产生股权的创新。创新理论主要分为以下学派: 2.1 西尔伯的约束诱致假说 美国经济学家W.西尔伯认为金融创新是微观金融组织为寻求利润最大化,减轻外部对其压制而产生的自卫行动。商业银行通过创新来规避约束。约束来自于外部的政府约束和内部的自身约束。为了规避约束,银行从机会成本和金融机构的影子价格和实际价格的差异中进行最大限度的金融创新。微观金融机构金融创新的行为的逻辑是与约束相对应的影子价格在一定时期的持续上升导致金融创新。西尔伯认为美国60%的金融创新可以用该理论解释。该理论认为金融创新是金融抑制的结果。其观点是片面的,不能解释基于市场变化和经济环境变化的金融创新活动。 2.2 制度学派的金融创新理论 以诺斯为代表的制度学派主张从经济发展历史的角度研究金融创新,认为金融创新是与经济制度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创新活动。他们认为在计划经济和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没有金融创新存在的空间和必要。制度学派认为全方位的金融创新只能在受管制的市场经济中才会存在。即政府的管制本身就是金融制度领域的创新。在相对自由的市场经济中,政府管制妨碍金融活动时,银行会试图进行金融创新来规避管制。 2.3 基于交易成本理论的金融创新 自从科斯提出交易成本的理论,交易成本理论被广泛应用到一切经济活动领域,金融自然也不例外。希克斯和尼汉斯1976年提出的金融创新交易成本理论。交易成本理论认为金融创新的支配因素是降低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成本是金融创新的首要动机,交易成本决定了基于金融创新的产品服务创新是否具有实际价值;金融创新实质是技术进步导致交易成本下降的反映。希克斯认为交易成本和货币需求与金融创新的逻辑关系是:交易成本是作用于货币需求的一个重要因素,不同的需求会产生对不同类型金融工具的要求,交易成本的高低使微观主体对需求的预期发生变化。交易成本的降低使货币向更为高级的形式演变和发展,产生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交易成本的不断降低刺激金融创新的向广度和深度发展。该理论认为金融创新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不断寻求交易成本不断降低的过程。 我国的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的特点是国家严格的政策管制下有限的创新。由于商业银行的分业经营,作为金融创新的主体的商业银行的创新产品是非常有限的。同时市场的激烈竞争和计划经济遗留下的商业银行产品或服务的同质化,迫使商业银行积极进行金融创新,推出基于自己资源优势的创新产品或服务,通过产品或服务的差异化竞争创建竞争优势。 3 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商业银行营销 信息不对称理论是微观信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内容。自1970年美国经济学家阿克洛夫以旧汽车市场交易模型为基础分析“逆向选择”开始,阿罗(Arrow)、赫什雷弗(Hirshleifer)、斯彭斯(Spence)、格罗斯曼(Grossman)、斯蒂格利茨(Stigliz)等经济学家在许多领域对这一理论进行了拓展性研究,并提出了“逆向选择”理论、“市场信号”理论以及“委托———”理论等基本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被西方学者称为是最近二十年微观经济理论最活跃的研究领域。 信息不对称性的概念来自信息经济学,是指交易双方不能同等地具备或掌握做出实现交易决策所需的全部必要的信息,而是处于信息在主体间的不对称分布状态。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中的主体具有完全的信息。而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信息是不对称,从而在经济活动中存在机会主义行为和道德风险的问题。商业银行营销同样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信息不对称是绝对的、难以避免的。在商业银行营销中,信息不对称主要表现为商业银行和客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在商业银行方面,由于客户的知识和信息的有限性 ,客户对于商业银行的产品和服务的理解仍然存在一些基本的存贷款业务,而对于商业银行的产品和服务的创新缺乏必要的了解,同时由于商业银行间的激烈竞争,不同商业银行的产品服务创新过多,作为客户没有时间对商业银行的产品和服务进行深入的了解,为扩大商业银行产品和服务的知名度,针对目标客户开展营销是商业银行推广产品和服务的必要手段。同时,作为客户而言,由于潜在客户数量比较多,如何更多了解客户的相关信息,是商业银行营销的重要目的,通过商业银行营销,促进彼此间了解,更大程度降低客户与商业银行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根据现代营销以客户为中心的原则,营销的过程实际上不断了解客户需求和市场信息,根据客户的需求和建议不断进行产品服务创新,改进现有产品服务的过程。从信息经济学的观点,营销过程就是商业银行客户间信息交流的过程。信息交流是降低彼此间信息不对称的重要手段。商业银行营销只是尽可能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不是完全消除信息不对称。用可以忍受成本最大的消除信息不对称是商业银行营销的原则。同时信息不对称的与信用密切相关。现在通行的信用评级就是消除信息不对称的一个规范化设计。 4 基于价值链理论的商业银行营销 Michael E.Porter(1985)首次提出价值链的概念并对此进行了详细阐述。价值链理论认为,企业的发展不只是增加价值,而是要重新创造价值。在价值链系统中,不同的经济活动单元通过协作共同创造价值,价值的定义也由传统的产品本身的物质转换扩展为产品与服务之间的动态转换。彼得·海恩斯(Peter.Hines)从价值实现的最终目标出发对价值链进行了重新定义。他认为价值链是“集成物资价值的运输线”。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Jef?鄄fereyF.Rayport和JohnJ.Sviokla(1995)提出了“虚拟价值链”(Virtual Value Chain)的观点。他们认为任何一个企业组织都是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中进行竞争,一个是管理人员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的资源世界,称之为“市场场所”(Market Place);另一个则是由信息构成的虚拟世界,这一虚拟世界的出现导致电子商务这样一个新的价值创造场所,他们将这一新的信息世界称之为“市场空间”(Market space)。它们通过不同的价值链开展价值创造活动,前者通过“有形价值链”(Practical Value Chain),即采购、生产与销售,后者通过“虚拟价值链”,即信息的收集、组织、筛选与分配。两条价值链的价值增殖过程不同,前者是由一系列线形连续的活动构成,后者则是非线形的,有潜在的输入输出点,能通过各种渠道获得和分布的矩阵。 利用价值链对商业银行营销的业务流程进行重组。所谓“业务流程”,是指“为特定顾客或市场提供特定产品或服务而实施的一系列精心设计的活动”。在商业银行营销过程中,一个业务流程就是以一组以顾客为中心的从开始到结束的连续活动。顾客可以是外部的产品或服务的最终用户,也可以是业务流程内部的产品的使用者。业务流程重组的目标是顾客满意,即通过降低顾客成本,实现顾客价值的最大化,这一点与价值链理论中的顾客价值相一致。事实上,整个价值链就是一个创造的价值工作流程,在这一总流程基础上,可把商业银行具体的活动细分为生产指挥流程、计划决策流程、营销流程、信息搜集与控制流程、资金筹措流程等。其中有些流程是特别重要的,决定和影响着形成商业银行独特性或竞争力的因素,称之为“基本业务流程”,对应于价值链中的基本活动;其他业务流程是对商业银行的基本经营活动提供支持和服务的,称之为“辅助业务流程”,对应于价值链中的辅助活动。业务流程重组,就是通过重新审视商业银行的价值链,从功能成本的比较分析中,确定商业银行在那些环节具有比较优势,在此基础上,以顾客满意为出发点进行价值链的分解与整合,改造原有流程的路径、工作环节和步骤划分,最终实现业务流程的最优化。 5 基于关系的客户经理制度 商业银行客户经理制是商业银行综合服务体系的主体,是以客户为中心,以客户经理为先导,以所有业务操作柜员化为保障,以后台支持系统和全过程风险监控为依托,为客户提供集成式、全方位服务的服务体系,其核心是客户经理。 客户经理是商业银行为客户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的营销代表,他能够熟练掌握并组合运用商业银行产品,积极拓展市场,为客户提供全方位、全过程、多功能、多层次金融服务,是积极发掘、采集、评估并满足客户需求的客户服务业务主办,是商业银行与客户沟通的桥梁,客户通过商业银行客户经理就能得到全部的金融服务。客户经理的基本职能是为商业银行和客户双方创造商机,把握商机,商业银行与客户是一对利益共同体,为客户负责,同时也是最大的为商业银行负责;第二是要巩固银企关系,维持和发展与客户的良好关系,同时不停地发掘优良客户资源;第三是管理客户,掌握客户的所有信息,建立客户档案,不断地进行评价,从而提出商业银行对策;第四是服务客户满足客户需求,特别是要开发客户的需求;第五是控制风险,当客户情况变化,对商业银行产生不利影响时,应及时调整商业银行策略,规避风险;第六是促进创新,因为客户经理不停地在客户那里进行需求的开发、挖掘,对商业银行的创新起到促进作用。总的来讲,客户经理要对商业银行、客户双方负责,而且是把这两种职责相统一、相结合、既负责采购又要负责营销,既要拓展市场,又要控制风险,这就对客户经理的素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理论分析论文:对环境税的理论基础与环境税经济效应分析 摘 要 随着人们经济活动的不断深入,环境污染目前已经成为重要问题,不但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而且还破坏了人们正常的生存环境。为了防止环境污染情况进一步恶化,我国采取的有效的措施解决这一问题,就是实行环境税。虽然我国在环境税方面的立法非常薄弱,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但是实行环境税是势在必行的,本文就针对环境税的理论基础与环境税经济效应进行浅显的分析和研究。 关键词 环境税 理论基础 经济效应 分析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人类为了创造更高的经济效益,在发展过程中对环境进行严重的破坏,环境污染非常严重。针对环境污染问题,我国实行环境税是通过税收手段来保护环境,改善我国在环境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虽然我国经济发展非常迅速,但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更多是以破坏生态环境,掠夺资源作为代价的,严重破坏的人们的生存环境,同时也严重阻碍了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为了从根源上控制环境污染,我国出台了环境税,对耗能高,污染高的行业进行严格的监督和管理,对于污染环境和破坏环境行为进行重点监控。所以,我国出台环境税是非常必要的。 一、环境税及其理论基础 环境税也被称为生态税和绿色税,是20世纪末在国际税收学界兴起的新概念。环境税是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社会成本内化到生产成本和市场价格中,并且通过市场机制来分配环境资源的一种有效的经济手段。在一些发达国家征收的环境税主要是二氧化硫税、水污染税、噪声税,固体废物税以及垃圾税等。在我国征收环境税主要是更好的保护环境和资源,对于开发和利用环境资源的企业和个人,根据其开发和利用资源的程度或者对环境的污染程度征收相应的费用。我国环境税的种类主要分以污染物排出量标准的直接课税;对商品和服务的间接课税以及环境减免税。其中以污染物排出量为标准的直接课税主要是排污税,通过征收排污税能够有效的降低征税成本,更好的控制污染,能够较好的保护环境。对于商品和服务的间接课税主要是适当的改变营业税和增值税的税率控制环境污染,保护环境。环境减免税主要是政府对有助于保护环境的行为进行税收减免,鼓励企业和个人保护环境,控制环境污染。 环境税的理论基础主要是来自于庇古税。庇古税是由英国福利经济学家庇古提出。庇古税主要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古典教科书的方式,属于直接环境税范畴,庇古税是根据污染物的排放量或者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危害程度确定纳税义务,因此,庇古税可以作为一种从量税。对于庇古税的单位税额是按照经济活动的边际社会成本与边际效益相等的均衡点确定的。按照庇古的理论,经济活动当事人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不相等是导致市场配置资源失效的原因。政府应该通过征税的手段或者补贴矫正经济当事人的私人成本,从而使得经济当事人的私人成本和私人利益与社会成本和社会利益达到一致,是资源配置达到最佳状态。庇古的这种纠正外在性的方法被称为庇古税方案。庇古税可以通过对污染产品进行征税的方式,使污染环境的外在成本尽可能的转化成为生产污染产品的内在税收成本,由此可以使经济当事人的边际净收益得到有效的降低,进而控制私人生产污染产品的产量。由于庇古税的提出,政府对生产污染产品的私人征收污染税,能够有效的减少私人生产污染产品的产量,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虽然,庇古税作为一种污染税,主要是通过税收形式控制环境污染的恶化程度,从而达到控制环境污染的目的。所以,庇古税是可以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使环境污染达到最优水平。由此可见,庇古税的外部性理论就是环境税的理论基础。 环境税的设立的最初目的应该是为市场提供一些其不能生产出来的公共物品。但是,从环境保护角度讲,私人的最优选择往往与社会利益存在很大的差异,并且相互背离。因此,仅仅通过市场的作用来保护生产环境是不可能,无法做到对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所以通过税收的方式,征收环境税,运用税收收入治理环境污染,保护生态环境,从而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二、环境税的经济效应分析 随着环境税的出台,必然会带来相关的经济效应,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有助于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 (一)环境税收的价格效应 随着环境税的出台,国家在征收环境税同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价格。并且在商品需求弹性的情况下,就会导致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承担环境税,如果需求弹性不断变大,那么生产者的所承担的税收就会增大,消费者所承担的税额就会减少。如果征收的是直接环境税,就会对生产者治理环境污染的刺激性作用就会增强,国家在获取税收的同时还能取得不错的环境效益。如果征收的间接环境税,生产者就会改变生产策略,重视生产无污染产品,尽可能不生产污染产品,从而非常有利于改善或者减少生产者对环境的污染。 (二)环境税收的产出效应 环境税收的产出效应主要是通过环境税收影响生产者的生产量。通过分析供求均衡,体现出环境税收对价格的影响,从中也可体现出环境税收对也会影响到生产者的生产量。环境税的产出效应主要是通过减少生产者的生产量,控制环境污染的排放量,能够达到控制生产者滥用资源,有效的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国家通过征收环境税,合理的运用价格机制,能够使生产者主动采取措施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因此,国家通过征收环境税,合理的设计税率,能够使生产者重视控制污染物的排放量,改变经营策略,控制生产量,有效的治理污染,进而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环境税收的替代效应 环境税收的替代效应主要分为环境税收的生产替代效应和环境税收的消费替代效应。首先,环境税收的生产替代效应主要是指环境税收对生产者生产的产品结构的影响。国家通过征收环境税使得生产者的生产成本提高,产品价格就会提高,消费者对产品的购买力下降,产品的生产总量就会下降,导致生产者的经济利润下降,严重影响到企业的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生产者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必然会调整产品结构,寻求替代品,生产无污染产品,朝着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方面发展。其次,环境征收的消费替代效应主要是国家在征收环境税过程中影响到消费者对消费品的选择。环境税收的课征会导致相关消费品的市场价格提升,消费者在经济水平不变的条件,就会减少对课税消费品的购买量,对非税消费品的购买量就会明显增多,从而就会产生非常明显的消费替代效应。由于消费替代效应的产生,就会使得高污染的消费品的购买数量下降,生产者也会根据市场需求改变策略,减少对高污染消费品的生产,那么污染物的排放量就会降低,最终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 总结:我国为了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保证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为了更好的保护生态环境,控制环境污染,颁布了环境税,通过征收环境税的方式控制环境污染程度,达到环境保护目的。所以,采用征收环境税来控制环境污染是非常有效的经济措施。 理论分析论文:信访制度改革的理论分析和模式选择 [内容提要]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对信访制度进行必要的反思和重新构建。本文首先评述了我国信访体制改革的背景及学界观点，以阐述信访制度的基本法理为基础，重点揭示信访的概念、调整范围、信访人的权利、信访机关的权力以及信访的功能，进而提出信访制度改革的三种模式：集中统一模式、以点带面的整合模式以及分别改进的分散模式。 [关键词] 信访，制度，权利，权力，模式 一、信访制度改革的背景与必要性 信访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它是人民群众依法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重要形式；是国家机关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听取人民群众意见、建议和要求，接受人民群众监督的重要渠道。我国目前正处于关键的社会转型时期，改革中产生许多的问题，如法律不完备、执法不严、司法不公和政策偏失等等，这些问题都通过不同渠道汇集到信访部门，使信访成为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但人们发现，在众多的矛盾面前，原来寄托希望的信访制度已经滞后于时展，表现出对解决问题的不力和不适应。这种局面如果持续下去，不利于推进依法治国的方略，也不利于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故应对信访制度进行大力整合，以制度创新来回应现实的挑战。 从国外的情况来看，继瑞典首次建立申诉专员制度之后，芬兰、挪威、英国、加拿大、法国等很多国家纷纷仿效，或者建立议会体制下的监督专员制度，或者在行政机关内部设立相对独立的行政监督专员机制，甚至在欧盟这一超国家的体系当中申诉专员制度也得到采用。这一世界性的发展趋势为我们进行制度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制度模版，但在制度背景、政治文化、法律文化、基本国情以及面临的现实问题上与我国信访制度还存在诸多不可比性，因此如果不考虑我国的特殊宪政体制和政治法律文化背景，无法真正将各国制度的精华提取出来，难以创立适应我国国情的信访制度。因此，笔者以为不论提出何种改革方案，都应当符合一个标准，那就是新的信访制度一定要与我国现实的民主环境、法治目标以及宪政体制相吻合。目前我国学者一般在“法治”与“人治”相对立的语境下探讨信访制度，认为信访兼具“法治之友”与“法治之敌”的两面性，[1]并以此为前提，或者提出将信访纳入法治化轨道，或者主张干脆取消信访，另建他制。[2] 对此，笔者以为信访制度的研究要避免进入如下误区。误区之一是设想信访制度解决所有的问题，将政治、经济、社会、法律所有的问题全部推给信访解决；误区之二是让信访成为一种十分专业化的法律制度，规定严格的法律程序，清清楚楚地将政策等处于边界的问题剔除出去；误区之三是让信访仅仅成为信息通道，而将信访的救济和监督功能分别交给法院和检察院以及行政监察部门。笔者以为之所以存在这样的误区，主要是于如下原因所导致，一是没有站在我国的宪政背景之下，没有全面地了解我国宪政制度的特点，将三权分立体制下的运作模式机械地套用于我国；二是只看到信访制度的一个片面或一个局部，没有与我国立法体制、行政体制、司法体制以及地方制度相协调；三是将信访制度目前表现不佳的功能当作信访不应当具有的功能而简单加以抛弃，将本来有多种功能的制度变成没有实在生命力的制度“稗壳”。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要使信访制度获得较大的改进，首先要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辩证地看待现实制度，注重研究信访制度本身的法理基础，区分表象和本质、实然与应然；同时以目的论的观点，从信访制度所要实现的保护公民合法权利、改善国家权力体系这两个基本点出发，理顺二者之间的关系，建立协调和互动，消弭紧张和冲突；最为重要的是，采用系统论和过程论的观点建立新的信访制度体系，使其在我国特殊的国情和宪政背景下，与现有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监察等专项法律制度相衔接，在较小的社会震荡、较少的资源投入的情况下逐步走向完善。 二、信访制度建构的理论分析 （一）信访制度的概念 1995年颁布的《信访条例》将信访界定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建议和要求，依法应当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活动。而从广义的信访来说，信访还包括各级党委、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以及国有企业进行的信访。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信访成为联系党与人民、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桥梁，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建设当中发挥了积极的协调、沟通作用，成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建设的重要阵地。 根据当代救济制度发展趋势并结合我国国情，笔者将信访制度界定为：公民和组织在其合法权利受到各类公权力侵害致损时，选择以书信、走访等形式反映事实、表达意愿、寻求补救，接受来信来访的机关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各种方式予以协调、督促和帮助，促成其获得及时有效的权利救济之法律制度，它是其他法定救济制度的重要补充。 （二）信访制度的调整范围 如下事项，可以作为信访制度的调整范围： 1.在没有向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监察机关以及检察机关提起申诉、起诉或控诉之前，信访人可就有关人员的违法、失职及不公或失当的行为向信访机关寻求救济。 2.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监察机关以及检察机关的审理、判决和起诉等行政或司法程序终结之后，信访人认为行政或司法过程中有关人员的违法、失职、 不公或失当行为有所不满时，也可以向信访机关再次寻求救济。 3.对于行政机关、行政复议机关、法院、行政监察部门或检察院不予受理的案件，在上诉或复议之后仍得不到受理时，信访人可以向信访机关寻求救济。 4.对于不合理的政策、抽象行政行为、或具体行政行为，信访人可以向信访机关寻求救济，并可提出建设性意见。 5.信访机关可就立法、行政和司法制度中的不合理之处给予相关机关以批评或建议。 （三）信访人的权利 信访人的权利，从规范的角度来看，是公民和组织在其基本权利受到公权力（立法、行政和司法）侵害时，以书信和走访的形式反映事实，表达意愿，要求国家给予有效救济的权利，同时信访人有权就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行为作出积极或消极的评价。这一概念当中包含着如下的关键要素： 1.信访权利首先是一种寻求救济的权利。在从宏观层面，它属于一类诉权，与民事诉权、刑事诉权和行政诉权、行政复议申请权、民事仲裁申请权等程序性权利有着相同的属性，其共同的特征是：公民和组织可以由这一权利直接导致相应的国家公权力机关对于自己受侵害的事实给予救济。 2.在信访权利这种形式意义上的权利背后，还隐藏着其他众多的权利群，这些等待救济的权利包括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3] 3.信访权利是一种动态的民主权利，公民除了通过选举制、代议制、复决制等方式参与国家的生活之外，还可以通过这种权利来保持日常当中对于国家生活的参与。 4.信访权利从结果上说，具有双重性，一是直接实现了对私人权益的救济，二是通过这种争取权利恢复正义的过程而间接地实现了对国家公权力机关的监督和制约。 总之，信访权利是一项重要的民主权利，它为我国宪法所确认，具有一种复式的包容结构。从表面上看，信访权利是程序性权利，但它却以实现实体权利为根本目标，正是由于这种复式的结构，使权利行使的结果一方面使公民受侵害的基本权利获得恢复和救济，同时使产生侵害结果的国家机关受到监督和约束，并以此作为政府改进服务、提高效率之鞭策。这项民主权利与公民的其他民主权利相比，更富于动态性，它更侧重于从日常生活和具体的案件中建设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同时，与其他的救济性权利相比，信访权利救济范围更加全面，公民通过行使信访权利，可以得到比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更多的救济机会。 （四）信访机关的权力 信访机关的权力，从规范的角度讲，是信访机关在接到信访人的信访要求或建议时，为实现其职责或目标而应当具有的解决问题的实际手段或能力，具体表现为信访机关能够以多种手段实现信访功能的能力。这一概念揭示了信访机关的权力具有如下性质： 1.信访机关权力是处于第二层位的监督权 （1）从逻辑上看，监督权与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的性质有所不同，这后三种权力在宪政体制当中，属于第一层位的权力，而监督权则是属于第二层位的权力，第二层位的权力有两种方式与第一层位的权力发生关系，既可以内涵于系统，也可以外设于系统，第二层位的权力以第一层位的权力的行使为基础。 （2）从宪政构架上看，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种权力的目标是形成一定的规范、事实和判断结果，而监督权则是对已经形成的规范和事实及判断结果进行反思，它所要解决的问题并不局限于通过矫正正义而实现公民个体的权益，而是通过这样的形式达成维护民主秩序和宪政制度的目的。 2.信访机关的权力是间接权力而非直接权力 （1）不论立法权、行政权还是司法权，这些权力对它们所调整的对象都是采取直接的调整方式，均具有一定的形成力，亦即它们可以直接对相对方的利益作出分配。当行使这种直接分配的权力时，权力的主体常常以“我有权力让相对方服从”的姿态而出现。而监督权显然只能通过对权力的事后监督和纠正才能使利益得到重新的分配，它的作用只能在事后通过对第一层权力的纠正才能实现。在这个意义上，信访权力是直接指向公法上的国家权力，也就是通过对国家权力的制约而影响对公民利益分配。在信访人员的思维当中，其考虑的问题常常可作这样有表述：“你（指国家权力机关）让相对方服从你这公平吗？还有更合理的方式吗？” （2）立法、行政和司法权的行使对象往往是公民的基本权利，而且往往是对私法上的法律关系进行公法上的调整，可以用国家对个人的向度来表示，而监督权则是通过对公法调整后的法律关系再度以公法手段进行调整，前者的权力结构中有两重架构（国家公民），而后者则包括三重架构（国家[国家公民]）。 3.信访机关的权力是具有政治性质的权力 从现实功能来看，不能认为信访仅仅具有行政或司法方面的影响力；从信访所救济的对象来看，也不能只把信访简单归结为对公民权利进行救济的一种方式；同时，从信访的历史来看更不能把信访看作是只对部分国家机关和部分公民之间的关系。对此，笔者以为信访实际上关涉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整体关系，同时还关涉执政党与人民之间的整体关系。因为从这种关系的互动当中可以检验建设“民主与法治国家”方略的实施情况，也可以检验“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的制度建设情况，更可以检验执政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信任程度。前述关系是如此复杂、如此重要，以致于只能用政治性来表述。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信访机关的权力属于一种间接的、第二个级别的政治权力。因为它处于国家权力架构的更高一级层面，直接面对国家制度的整体及间接面对人民利益的全部，它可以通过对公权力的制约而实现对私权的保护。因此，在设计信访的权力组成时，不宜像第一个级别的机关一样具有直接的形成性的权力，而应当考虑配置协调性、督办性、民主性、建设性的权力，否则便容易冲击立法、行政和司法这些第一层面的权力，造成制度混乱。但这并不能认为信访的上述权力是软弱无力的。实际上，信访的上述权力在民主国家当中借助于民主大众的力量，借助于执政党政治力量，可以发挥相当大的作用。 （五）信访制度的功能定位 1963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人民来信来访工作的通知》，是年10月15日由国务院秘书厅整理出《国家机关处理人民来信和接待人民来访工作条例（草稿）》，其中重申了人民写信或上访的民主权利，并对信访功能做了更全面的总结，即了解社情民意的渠道、群众监督的方法、思想政治 教育的途径、调解矛盾的手段，同时指出信访还可以起到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心的作用。从上面文件所反映的理念来看，信访具有重要的民主建设功能，一方面它可以反映民情民意，排解矛盾，另一方面可以借助这一信息渠道，起到监督和改进制度的作用。分别从信访人和国家公共权力机关两个角度来解读信访制度的功能，大致可包括如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1.对公民而言，信访意味着一项简便、经济、有效而全面的救济方式，具有保障和维护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功能。 作为一个现代的民主国家来说，其根本目的在于保障人权，促进人的尊严和价值的实现。这一点已为2004年通过的我国宪法第二十四条修正案所确认。就我国目前总体的法治状态来说，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但制度之间还有一些互相矛盾或不协调的地方。同时，从法律体系的运行结果来看，并不能保证行政机关的每一个行政行为都符合法治的要求，司法机关审理的每一件案件都获得公正的审理和裁判，可以说公民现实权利还不能全部得到顺利实现和救济。因而一项更加简便有效，也更加全面灵活的救济方式，就成为必需。这一点就是信访对于公民而言所能够提供的制度功能。 从整体论的角度来讲，法只是生活的一个局部，在法之外还有伦理、道德、文化和习俗以及政策等等。在一个完整的生活领域当中，法律的功能和作用是有限的，这种有限性表现为非唯一性、非最佳性和非最终性，亦即我们可于法律之外寻求其他的、更好的和今后的解决方案。因而如果从法律有限性的角度来看信访，能够获得更加深刻的理解。我们可以把信访看作是寻求法律解决之前的一种权衡，如果信访能够解决问题的话，我们就无需进入法律的救济程序多费周折；同时，由于法律的不完善性和落后性的存在，也可以让信访在法律所不能涉及的政策领域里保持一定的救济能力；最后，法律并不能保证对生活是非问题的判断到此为止，因而对无尽生活保持一种不断的反思也应是人类精神的应有之义。如前所述，信访可以成为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前置程序，也可以受理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不受理的案件，法律的合理性问题和国家权力行为的合理性问题亦可以成为信访的关注之焦点；同时，司法程序所不能实现的正义仍然可以在信访的制度中继续探讨。可见，正是在法律所不及或法律不能发挥理想效果的地方，信访起到一种补充的权利救济功能。 2.对公共权力而言，信访是一项温和的、反思的、高效的制度更新机制，具有稳定和促进民主与法治的功能。 （1）信访可以充当立法、执法和司法这三种权力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协调器。我国目前还没有协调公权力之间冲突的专门机构，现实中许多超越职权、滥用权力、管辖权冲突和权力不作为等现象还不能得到有效的抑制，制度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常常只能靠领导人的个人能力来加以协调。从制度的整体角度来看，这种协调性制度的缺位是很不利于民主与法治建设的。在信访案件的处理当中，信访机关经常面临的问题是“这个问题该哪个部门管”，亦即“哪个机关对此负有法定的职责”。由此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具有公权力协调的部门才能有资格进行判断的问题，显然信访实际上已经承担了一定的协调责任。 （2）信访可以充当整个制度的保健医生的功能。按照过程论的观点，任何事物都是一种“在途中”的事物，都不可能十全十美，制度的不完善性是现实生活中极为普遍的现象。因而对于一个国家的各项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来说，都需要用理性的和发展的眼光去看待，以务实和不断完善的精神去实践，用零星的社会工程[4]的方法去改造现实当中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制度。基于这样的考虑，笔者认为在一个宏观的制度体系当中，应当设置某种特殊的机制以完成制度的内在反思、缺陷查找和及时补救的功能。通观我国各种制度和各类公共组织，似乎还没有专门设立这样一个类似的机构。这对于信访制度而言，可能意味着一种重要的改革机遇，如果信访能够承担这样的制度功能，就可能大大提高我国民主制度的整体水平。 三、信访制度改革模式选择 基于上述分析讨论，笔者提出我国信访制度改革举措的三种构想供选择参考： （一）集中统一模式——大改模式 所谓集中模式，是指将现在分散的信访机构统一起来，形成一个专门处理信访个案的专门委员会。具体来说，可以国外的议会监察专员制度或行政监察专员制度作为参照，建立我国的信访委员会制度，将其集中放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之下，与人大的其他专门委员会相并列。信访委员会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就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执法和司法行为是否合法、是否合理的各类案件，以调查、报告、公开、建议、调解等方式指导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以更有效率的方式作出更符合信访人合法利益的改进建议和指导。这种建议和指导不具有当然的法律强制力，但其结论应当公开并受有关国家机关之尊重。信访人有权于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之前、之后向信访专员寻求救济，但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程序之中则不得进行，除非法院认为不属于其受理范围而予以驳回的情况。上述构想的理由是： 首先，这种模式与我国宪政体制相符合：（1）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宪法的这一规定，说明我国的权力机关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力的机关，同时宪法还为人民参与国家生活规定了广泛的参与渠道，上述规定恰恰与信访制度的实质目标相吻合。（2）我国《宪法》第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具体而言，人民代表大会享有选举权、罢免权、质询权、立法权、调查权、审议权等专项权力，这些权力的行使必须以民意和事实为基础，而信访个案则正好提供这样的案件事实和民意信息，从而可以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相衔接。（3）我国《宪法》第七十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设立民族委员会、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外事委员会、华侨委员会和其他需要设立的委员会。这一条说明我国人民代表大会下设的委员会可以按分工设置，这就为信访委员会的建立留下可操作的空间。 其次，这种模式有利于信访制度发挥功能优势：（1）信访委员会设在人大，有利于发挥信访的信息沟通功能，便于人民群众反映民情民意，及时将好的建议提供给立法机关，制定出更加科学、更加合理的政策和法律。（2）从信访的机构设置来看，可以脱离行政权力和司法权力的干涉，保持相对独立性和客观性，一方面利于对公民的合法权益进行救济，另一方面也方便对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进行监督。（3）信访委员会成为专门受理信访案件的机关，有利于信访事业向专业化、规范化和现代化的方向发展，这样可以集中处理热点、难点问题，节省社会资源，提高工作效率。 再次，这种模式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从目前我国的现实情况而言，正处于社转型时期，新的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旧的制度还在不同程度上发挥着作用，因此就更需要有一种开放的、灵活的机制来协调各种矛盾，减少对国家制度的冲击力，确保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在这样的前提下，建立一种稳妥的制度来吸纳社会的不满，促进社会公平就显得尤为必要。对于信访制度来讲，其汇集信息、舒缓矛盾、矫正不公的制度功能正好可以发挥优势。 信访委员会的角色定位是作为关心民间疾苦、听取人民意见的渠道，向人民提供简便、高效之权利救济，监督国家机关合法公正地行使国家公权力、协调国家机关之间的矛盾冲突。因此，信访委员会制度的主要特点可以概括为：（1）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为制度的根本目标，为信访人提供高效而便捷的救济。（2）信访的主要目标是解决问题，救济权利，提高效率，而非找出违法行为和失当行为的罪魁祸首。（3）信访委员虽无直接作出具有强制性决定的权力，但具有法定的调查权，责令被信访的机关作出书面报告的权力，以及公开调查报告的权力。（4）信访委员受理的案件范围十分广泛，使社会基层的不满和不公正可以有渠道得到发泄和纠正。（5）信访委员制度可以对执法和司法起到补充作用和监督作用。一方面信访委员可以受理没有向行政或司法机关寻求救济的行政申诉或起诉的案件，并可以以调解的方式处理违法和行为失当，减轻司法系统的压力；另一方面，信访对于进行过司法救济的案件仍有权力进行再次处理，起到监督司法的作用。（6）信访委员不会造成对行政和司法的干涉。因为信访委员不受理已经处于司法程序之中的案件，同时由于信访委员不具有执法权和决策权，而只是通过建议、因而不会对行政权和司法权造成干涉。（7）信访委员可以报告的形式向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提出建议，对于国家的制度构建缺陷提出改善意见，完善国家整体的制度架构。（8）信访委员解决问题的手段是灵活多样的，可以采取包括转办、督办、调解、和解、奖励、批评、建议、调查、公开、安慰、抚恤等多种方式。（9）信访委员会不受理民事案件，不涉及国家安全、军事等国家事项，已经处于行政、司法等处于之中的事项或案件，信访委员会也不受理。 （二）以点带面的整合模式——中改模式 所谓以点带面的整合模式，是指将现在人大的信访机构作为总协调点，统一受理信访案件，而其他部门的信访机构则作为人大信访机构派驻的工作部门，建立一种以人大信访为中心、各部门信访为具体负责办事机构的联合模式。这样设计的理由是： 首先，目前我国人大和各国家机关几乎都有信访机构的设置，现成的组织和现成的人员是进行整合的现实基础，而将人大的信访作为信访体系的中心也有宪法上的依据。（同上） 其次，这样的模式与我国目前的信访制度容易接轨。我国目前的信访机构分散于各个国家机关，但各信访机关之间却没有工作联系，信访案件的处理效率十分低下，这就不利于信访制度统一优势的发挥。将人大的信访机构作为主要负责机构的同时，再辅以各部门的信访机构，统一对人大的信访委员会负责，这样配置的合理性在于可以将信访资源进行统一的调配，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信访处理体系， 再次，这种模式的另一个好处是使现在不独立的信访机构相对地超脱出来，不再对原来的国家机关负责，从而为信访的公正和效率提供组织上的保证。 （三）分别改进的分散模式——小改模式 所谓分别改进的分散模式，是在维持目前多系统并存的信访格局前提下，制定统一的信访程序法，将信访案件的受理、处理、终结等一般过程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亦即以法律为形式统一各部门的信访行为，不求机构的统一，但求整体行为的协调一致。这样设计的理由是： 首先，目前我国没有统一的《信访法》，而只有国务院的信访条例和某些部门的信访规范。信访机构的层次不一，权力不一，如果制定出统一的信访程序法，就可以在各部门之间进行信访案件管辖分配，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处置，可以防止信访案件的交叉，从而提高工作效率。 其次，这种模式与我目前的信访格局最为接近，实施起来也较为方便，可以节省社会资源。 综合对比上面三种模式，笔者以为从长远考虑第一种模式最为理想，这种制度的设计对于增强民主、提高效率、扩大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增加国家宪政制度整体的稳定性和合理性上都有可取之处。但是这种模式是一种高层位的宪政制度改革，因而需要的前提条件也是很高的，一是需要配合我国的人大体制改革，二是需要培养和挑选高素质的信访专业人员，三是需要一定的过渡时间。相比之下，第二种模式则稍微现实一些，这种设计直接以我国现阶段的信访制度为基础，突出在各种信访机构的断裂处和交叠处进行整合，明确主从关系，从效果上看，这种模式也可以基本上形成一个统一的局面。第三种模式侧重于从信访的内在处理方式上进行统一的规范化，在明确分工的基础上进行程序上的统一。如果说前两种方式是外延式的整合模式，则第三种可以看作是内涵式的整合模式。就我国目前情况而言，第二种模式和第三种模式都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并且这两种模式都可以与第一种模式在未来的时期里互相衔接，同时也都可以为第一种模式的建立准备条件。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田文利 理论分析论文:美学理论分析布莱希特和京剧的关系 一、布莱希特的期待———非亚里士多德式戏剧 在其重要的论文《作为文学科学挑战的文学史》中,姚斯引入了“期待视野”这一概念。据他看来,期待视野可以“从三个普遍的前提因素中获得:第一,一种文体为人熟知的准则或者其内部的文学原则;第二,与文学历史环境中着名作品的隐含关系;第三,语言的虚构和现实以及语言的文学作用和实际作用的对立,这两种对立作为一种进行比较的可能性,对于在阅读过程中积极思考的读者而言一直存在。”换句话说,人们可以把期待视野分成两种:来自文学经验的和来自生活实践的。前一种指读者文学方面的知识储备;后一种指读者身上的历史和社会因素,它一方面隐蔽地影响或限制着期待视野的形成,另一方面决定文本接受的深度和广度。这两种视野共同作用,不可分割。对于布莱希特而言,其非亚里士多德式戏剧想法的产生具有必然的历史背景。布莱希特之前就有莱辛、席勒和歌德批判了亚里士多德式戏剧。莱辛在《汉堡剧评》反对机械的模仿,认为观众不应被演员的模仿完全吸引,应保持清醒的姿态。因此,戏剧作品的情节应事先公布,以便观众熟悉情节内容,避免被完全同化。他倾向于将叙事性因素带进戏剧,因为一部叙事作品而言,所有段落都同等重要,这与戏剧作品所要求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尾”结构不同。歌德和席勒在对古希腊戏剧和近代戏剧进行比较之后,也指出了叙事诗和戏剧的区别,得出了与莱辛类似的观点。前代伟人的观点迥异于亚里士多德式戏剧,而布莱希特认为,正是亚里士多德式戏剧中充斥着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纵观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西方文论史,“现代主义”一词是多次文论变革的筋骨。与现代主义关系暧昧的文论流派均明显地反传统,追求新式的文学理念、形式和风格。俄国形式主义尤其以“陌生化”一词深远影响了布莱希特。马克思主义更是旗帜鲜明地站在资本主义对立面,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布莱希特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以上这些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因素共同影响着布莱希特,他决定创立一种新型戏剧。布莱希特熟悉过去旧的戏剧及其形式,他认为它们代表了统治阶级的意志,表现的并非社会现实,而且通过演员机械的模仿,观众在舞台前处于麻醉状态,并未对舞台所演有理性的思考。因此,布莱希特全力批判资本主义世俗化的德国戏剧及其表演艺术。他认为:“我们应该运用所有手段,新的和旧的,试过的和没试过的,来自艺术的或者其它地方的,通过它们把现实成功地交给人们。”②而展现现实只是第一步,艺术更重要任务是展现产生这些现实的原因,“如果原因不明确,那么就达不到效果……现实主义的处理方式一定要研究驱动力,并使其发生作用。”③由此,引出第三步:使观众产生改变现实的想法。观众必须认识到现实统治阶级用各种方式实现的是一个建构。人们不能总是适应现实,必须要积极行动。“当你谈及一个过程的时候,请你一开始就这样设想:你是作为一个主动行动的被动参与者。请以主动行动的形式来说话。”④然而,光用所熟悉的旧的戏剧形式和手段,布莱希特并不能够完全地实现他的目的。期待视野包含着接受者的一种愿望,他希望在文本的意义解析过程中证实其事先形成的解读方式。接受者从根本上想要同化文本所展现的世界,使之向自己的理想形式转化。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期待视野事先就决定了接受的结果。布莱希特旨在创立一种消除共鸣、启发思考的“非亚里士多德戏剧”即“叙事体戏剧”,这一期待视野深远地影响到他日后对于京剧的接受行为。 二、京剧的召唤结构———布莱希特邂逅梅兰芳 自立志创立“非亚里士多德式戏剧”开始,布莱希特在“叙事体戏剧”上,特别在其重要根基“间离性”方面,进行了一系列试验。囿于各方面条件的桎梏,其关于“叙事体戏剧”和“间离性”的理论远未完善。直至1935年布莱希特在前苏联偶遇梅兰芳且欣赏了京剧演出,大受启发。“根据布莱希特叙述体戏剧理论的成熟过程,我们可以说他建立的叙述体戏剧理论受到了梅兰芳这一次演出的影响。”笔者试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分析京剧中对于布莱希特的“文本召唤结构”,阐释其如何“误读”京剧的本真内涵。根据伊泽尔的思想,一个文学文本提供了很多空白点,它们等着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补充。所谓的空白点,顾名思义就是文本中没有表达或者没有清晰表达的内容,它们可以通过已被表达的内容暗示出来。空白点制造出了意义不定点,能够激发读者想象,赋予阅读一种动态活力。伊泽尔把空白点和不定点看作文本的基本特征,认为文学文本的不定点数量实现了“必要的自由度,这种自由度必须在与文本的交流行为中得以保证,目的是‘信息’能够相应地被接收和处理。”空白点和不定点即文本的召唤结构。京剧演员的表情、身段、唱腔、念白,这些都属于表达出来的内容。对于布莱希特来说,京剧演出中的空白点在于哪里?京剧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概论篇《中国戏曲》(张庚撰写)为中国戏曲概括了三个特征:综合性、程式性、虚拟性。综合性毋庸赘言。京剧的虚拟性来源于生活,是对生活中各种现象的概括、提炼、升华。程式化,就是在京剧表演过程中组织程式性的戏曲艺术语言来进行唱、念、做、打。事物的本质与特征通过外化、表象化的手法转化成可以感知的、格律严整的技术格式。对于布莱希特来说,东方的京剧艺术显然是新鲜的“东洋镜”。他对京剧的虚拟性和程式化的接受、理解根本不能与京剧票友同日而语。舞台上一桌二椅包罗万象;以马鞭代马,挥鞭走圆场表示纵马飞奔;净角的不同脸谱有不同隐喻含义……戏曲程式和虚拟的外形对于布莱希特都是费解的空白点和不定点,它们在布莱希特接受京剧的过程中是巨大的障碍。伊泽尔还认为,空白点来源于文本结构的否定性。它具有两个层面:在内容上,大多数文学作品具有从政治、伦理、意识形态等方面对社会已有准则进行挑衅的功能。“因此,否定性在阅读行为的纵轴上制造出了动态的空白点。”受已有社会准则和规范羁跘的读者带着某种期待进入文本世界,但在阅读过程中,他的期待一再受到文本的破坏或者否定,由否定衍生的是就是空白点。读者此时必须通过继续阅读获得新的视点,调整旧的视点,以扫除这点空白点障碍。京剧这一美学形式给布莱希特带来了不同于往日的生活经历和美学经验的社会准则以及美学形式,京剧的各种外在表现形式和内在逻辑规律一下子把他有生以来接触、学习、感知、领悟的西方文化背景知识全部否定掉了。因此在接受京剧的过程中他必须时刻调整其视点,从而完成他自己的理解。他在过去若干年的戏剧实践中总结的有关陌生化的理论和表现形式在梅兰芳和京剧艺术面前简直是小儿科。他带着寻找陌生化的期待来看戏,看到的京剧舞台必然写满了“陌生化”隐喻。“促使他创立自己的理论的最终动力,是他后来才得到的:这就是他同中国京剧演员梅兰芳的会晤。梅兰芳的有意识的、保持间隔的、却又具有高度艺术性的表演风格,极其出色地体现了陌生化的表演方式—为此,布莱希特进行了多年的努力。诗人在这里找到了他所寻求的一切。”⑤他的视野调整得如此犀利,迅速弥补 了京剧艺术于他而言的空白点,对他而言,京剧几乎等同于“陌生化效果”的代名词。 三、“误读”也是创造———布莱希特的“陌生化效果” “在作者———作品———读者这一三角关系中,读者不仅仅扮演被动的角色,并非单纯反应链中的一环,他本身即是文本再次创造的能量源。”读者的任务在于从其期待出发挖掘文本诸多阐释可能性中的一种。伊泽尔把这种制造意义的活动看作文学的基本结构,并且给了它“隐含的读者”这个概念性称谓。他认为:“1.这一基本结构可以并且确实总是历史性地被不同感知。2.隐含的读者指在文本中预先规定的阅读行为特性,并非某种类型的读者。”隐含的读者既不是阅读的现实读者,也不是能完全解密作者要义的理想读者,它受到文本的限制,但并不完全被文本支配。这一概念包含了文本与读者之间的互动,因此意味着文本潜在意义的诸多阐释可能性。布莱希特在接触京剧的过程中,根据自己的理解,先后发表数篇文章来论述中国古典戏剧中表演技巧和间离性,如《论中国人表演技巧中的间离效果》,其中蕴含着他对于京剧的理解和接受。布莱希特要求演员和观众主动间离。演员在表演时主动“不体验”角色,与角色保持距离,且演员必须给予观众自由思考的空间。观众主动、“理性”与角色和剧情保持距离,他们观剧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被舞台角色同化,并不断进行批判思考。但是,京剧的间离性到底是怎么回事?“中国戏剧界都知道,‘陌生化效果’这个术语,在我国戏曲理论中是不存在的”⑥。“京剧的虚拟性和程式性决定了间离性,同时影响着舞台、演员以及观众两方面。首先从舞台方面来讲,它们产生了两个舞台效果:第一,演员得以用有限来创造无限;第二,舞台上的一切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力。其次从观众这方面来说,虚拟性和程式性启发了他们的艺术想象和审美思辩。”“中国戏曲的虚拟表演必须要以演员情真意切、真实感人的表演为基础。”“中国戏剧,特别是京剧,他的表演方法是以程式化的动作为基础的,但对于演员的要求,必须能掌握程式而不为程式所限,必须要能从生活体验中去刻画剧中人物,分析剧中人的心理思想,发现剧中人的独特之点,以及在剧情进行中的变化反应,从这里出发去运用程式,以鲜明、现实的表现手法,创造典型。”因使用程式而在真实性上打折扣,意味着观众不可能一下就入戏,他们必须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去思考演员到底想要表现什么,然后他们会设身处地体验角色,与剧中人共鸣。但是,京剧表演特有的艺术性会使观众不断地脱离剧情本身,把注意力转到演员表演技巧上来。这样,观众便不会完全入戏,他们有充分的机会与剧情保持距离,从而进行批判。这样,京剧就合理地实现了其间离性效果。“陌生化效果”就是布莱希特以自己的期待视野为出发点,在接受京剧的过程中不断调整自己的视点,以期能够理解京剧,克服其空白点和不定点。因接受美学强调读者的能动作用,强调读者和文本之间的互动,强调文本意义阐释的多样性。因此,即便“陌生化效果”并非京剧刻意为之,但布莱希特从京剧中把这一美学思想误打误撞地阐释了出来,由此走向了自己的创新之路,不由得令人感悟:“误读”即创新。 理论分析论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策略分析 1以全国统编教材为依据,从实际出发建构适合高职学生特点的教学内容体系 全国统编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具有权威性、科学性、系统性。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公共课老师要在总体上把握其特点,一是统编教材充分了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最新经验,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进展;二是统编教材突出了教育的重点,充分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充分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突出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所以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完全可以继续使用全国统编教材,以它作为教学的基本依据,并突出教材的重点内容。教师在教学中要以教材为依据,但又不能简单照搬它的内容体系,应从实际出发建构适合高职学生特点的教学内容体系。教材体系和教学体系是相互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体系。教材体系具有学科的完整性、系统性的特点,体现普遍性要求。具体的教学体系的构设要以教育部颁发的《〈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实施方案》为我们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作指导,对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目标和体系进行总体把握,对高职学生在中学学习政治课效果情况和现时思想政治素质进行总体把握,在具体操作上应是依据教材体系的目的、要求、重点,结合教学对象的实际特点,包括学识基础、思考理解能力、思想疑虑等等来构设。它是根据教育对象的特点做出的具体实施的体系。笔者结合本人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经验和体会,在高职思政课教材上提出以下几点建议:改进高职院校“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的教学内容体系。教师在教学内容体系设计上应针对高职学生的政治理论基础较为薄弱这一实际,尤其是“05方案”减少了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门数,不单独开设马克思主义原理课和中国近代史课,教材编排中应安排专门章节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近代史知识,以作为教学活动中不可缺失的理论和历史知识的铺垫。改进高职院校“思想品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内容体系。教师在构设教学内容体系时应该要注重加强教学内容与学生现实状况的密切联系;注重加强思想道德与法律意识的有机统一;注重突出职业教育特点。在形势与政策课的内容构设与安排方面,形势与政策课应该在教学内容上既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又具有较大的动态性。根据高职教育的特点,结合本人教学经验,高职院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应突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突出马克思主义形势政策观教育,了解马克思主义一些基本的政策观点和理论常识;第二,对重大国际国内问题作适时教育,可以在讲课过程中向学生简要介绍当前国际国内发生的重大热点问题,分析其发生的原因背景趋势等;第三,结合当前大学生严峻的就业形势与国际国内纷繁复杂动荡变化的大背景形势,施展时事政策教育。这样去教学,能够激发学生兴趣,使学生理论联系实际,或许能够使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收到更好教学效果。 2提高认识,切实加强对实践教学的领导和管理 针对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教学方式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其原因,我们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该着力加强和改进实践教学,应该从以下几方面抓教学领导与教学管理:首先,我们思政课教师需要提高认识,可以组织校领导、管理干部和教师认真学习领会《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意见》等文件精神,充分认识加强和改进大学生社会实践的重要意义。其次,我们思政课教师要把握好实践教学的实质和关键。充分尊重和发挥学生的主体性,这是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实质;要科学有效地筹划、组织和落实各项课内外实践活动,这是思政课实践活动顺利开展的关键。为此,实践教学的管理和实施机构要完善实践教学的管理办法,制订科学、可行的实践教学计划,为实践教学做好充分地准备。学校领导和管理部门应该加强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组织领导,精选实践内容,促进实践教学形成高效的运作机制,确保活动落实,增强实践效果。最后,针对当前高职学生的实际状况,我们高职院校的思政课教师可以安排好以下几项具体的实践教学活动。一是爱国主义教育实践活动。爱国主义教育实践活动可以通过建立校外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训基地,把爱国主义实践活动推向深入,使学生们走出课堂,融入社会,联系实际。二是社会主 义建设成果教育实践活动。社会主义建设成果教育实践可以采取组织学生参观所在城市或地区的建设新成就,特别是参观高新科技企业,了解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坚定学生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增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3采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教学,增强感染力和互动性 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课教师应该学会如何运用现代化手段教学,凭借多媒体课件的制作、影像视频资料和历史文献图片等施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把一些抽象枯燥的理论内容用生动形象的形式表现出来,可以使学生们对思政课学习的增加兴趣、增强感染力,减少一些纯粹说教的内容,使抽象的内容具体化和形象化。如果要做到这些,我们高职院校的思政课教师应该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要努力建设思想政治课堂教育网络教育阵地,对广大思想政治课教师进行计算机网络基本知识和技能的培训,提高教师队伍利用高科技教学手段的水平。其次,要重点培养一批熟练掌握运用和管理思想政治教育课件制作人才。集体精心制作思政课各科目的精品课件,各负其责收集各科翔实的资料,然后教师资源共享开展教学。再次,就是要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开展形式多样、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思想政治内容的教育教学。我们思政课老师在教学过程中,要重视在努力发挥交互功能的情况下尽量使用多媒体教学,而不是一以贯之地运用那种教案搬家式的多媒体教学。先进的科学技术毕竟是手段,只有在先进的教学观念指导下才能运用好。最后,高职院校的思政课教师今后还可通过建立思想政治理论课网站、网页来构筑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新阵地,利用网络特有的适时传输性、共享性等特点,使政治教学真正提高实效性。 理论分析论文:20年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经验的理论分析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在宏观层次上，是要对国有经济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 在微观层次上，是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0年来，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尤 其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离改革的目标还有很大的距离。本文拟在实证研究的基础 上，对国有企业改革经验进行理论分析，探索如何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 一、国有企业改革思路的反思 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和成效，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改革的战略指导思想即改革思路决 定的。20年来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它反映了改革战略指导思想的演变 和发展。概括起来，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前， 改革的战略指导思想是扩大企业自主权。从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到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 中全会以前，改革的战略指导思想是实行两权（即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从党的十四 届三中全会到现在，改革的战略指导思想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 布局。相应地，国有企业改革也可以划分为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两权分离、建立现代 企业制度并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等三个阶段。下面依次对这三个阶段的国有企业改革思路 进行分析。 第一阶段：扩大企业自主权阶段（1978—1984） 早在改革以前，人们就逐步认识到国家对国有企业管得过多过细的弊端。在 1956年写的《论十大关系》中曾指出：“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 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注：《选集》第5卷， 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第273页。）孙冶方在60 年代就提出要以资金价值量为标准来划 分“大权”和“小权”，认为“属于扩大再生产范围的事是国家的‘大权’，国家必须 严格管理”；“属于简单再生产范围的事是企业应该自己管的‘大权’，国家多加干涉 就会管死”。（注：孙冶方：《关于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的财经体制问题》。）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 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 自主权”。（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基于当 时这种共识，国有企业改革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是很自然的事。 国有企业改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就开始了。1978年10月四川选择了宁江机 床厂等六个企业进行扩权试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9年5月，国家经委等六个 单位，选择首都钢铁公司、 天津自行车厂、上海柴油机厂等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 。试点得到许多企业和广大职工的拥护。1979年7月， 国务院了扩大国营工业企业 经营管理自主权、实行利润留成、开征固定资产税、提高折旧率和改进折旧费使用办法 、实行流动资金全额信贷等五个文件，要求地方部门按照统一规定的办法选择少数企业 试点。1979年底，试点企业扩大到4200个，1980年又发展到6000个，约占全国预算内工 业企业数的16％，产值的60％，利润的70％。 1981年1982年在工交企业实行的经济责任制，以及从1983年开始试行的利改税试点 ，也都是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思想的。1984年5 月国务院颁发了《 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规定扩大企业10项自主权。1985年 9月， 国务院又批转了国家经委、国家体改委制定的《关于增强大中型国营工业企业活 力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的通知，通知作出了十四条规定，要求继续扩大企业自主权。 我国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就提出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并曾进行过改革，但当时的改 革主要是在中央和地方权限的划分上做文章。1978年开始的改革则把重点放在调整国家 与企业关系上，着眼于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因此，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 思路与过去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比较，是一个很大的进步。通过这一阶段的改革，企业 有了一定的生产自主权，开始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都有所提高， 并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打开了缺口。在一些改革搞得好的企业，这种积极作用更为明显 。例如首都钢铁公司通过改革使企业有了自主权，增加了留利，改进了管理，提高了经 济效益。1979至1981年和改革前的1978年比较，首钢利润净额平均每年增长45。32％， 上缴利润和税金平均每年增长了27。91％，企业留利和职工收入都有较大的增加。 （注 ：《经济发展与经济改革》，经济管理出版社版，第472页。） 但是，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思路是在计划经济的框框下进行的，这一阶段国有企业的改革没有也不可能动摇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我们历来都把国有企业称为企业，但 是真正的企业应该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并应以利润为经营目 标。但是这一阶段的改革仍是以产品生产者而不是以商品生产者为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 。例如，1979年7 月国务院在《关于扩大困境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中 ，第一条就提出，企业必须保证完成国家下达的各项经济计划，这个计划指的是指令性 计划。1981年11月国务院批转的关于实行工业生产经营责任制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中， 又明确要求“实行经济责任制的单位，必须保证全面完成国家计划，按社会需求生产， 不能利大大干，利小不干。”这都表明这一阶段的改革是维护（或改善）计划经济体制 而不是改变计划经济体制。这一阶段文件中一般也不提企业应该“自主经营”，而只提 “适当扩大企业自主权”。虽然学术界早有人提出国有企业应该和可以“自负盈亏”， （注：周叔莲、吴敬琏、汪海波：《充分发挥企业的主动性》，《人民日报》1978年12 月31日。）但是在计划经济框框内扩大企业自主权是决难做到一点的。实行“适当扩大 企业自主权”也是困难重重，尽管不断颁布文件要求这样做，但有关政策常常很难完全 落实。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所1984年8 月给国务院的一份研究报告中说：目前大企业组 织生产经营活动中存在着很大困难，如指令性计划比重大，指标下的次数多，变化多， 层层加码，行政管理方面婆婆多，干预多，摊派和罚款也给企业造成很大负担，等等（ 注：《经济发展与经济改革》第498页。）。 这充分说明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思路连 最起码的扩大企业自主权也难做到。 第二阶段：实行两权分离 阶段（1985—1993） 这一阶段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是国家有所有权，企业有经营权，所谓两权分离主要 就是这个内容。1984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 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按照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需要，决定全 面推进以增强企业活力，特别是增强国有大中型企业活力为中心的、以城市为重点的经 济体制改革。并重新确立了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这就是：要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 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具有自我改造 和自我发展能力，成为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法人。围绕着这一改革目标，从1984年底 开始，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改革的指导思想就是实现两权分 离，试图以此促进实现政企职责分开和国有企业向市场主体的转变。 对于深化改革中如何实现两权分离，使国有企业成为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当时有种种议论，曾经确定在小企业中主要搞租赁，在大中型企业中主要搞承包。1986年12月 国务院《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中提出，要推行多种形式的经营 承包责任制，给经营者以充分的经营自主权。1987年大中型企业普遍推行企业承包经营 责任制。主要形式有：（1）“双保一挂”。双保， 即保上交税利，保批准的技术改造 项目。一挂，即工资总额和实现税利挂钩。（2）上交利润递增包干。在核定上交利润基 数的基础上， 逐年按规定递增率向财政上交利润。（3）上交利润基数包干，超收分成 。 即确定企业上缴利润基数，超收部分按规定进行比例分成或分档分成。（4 ）微利亏 损企业的利润包干或亏损包干。（5）行业投入产出包干， 实行的有石油、煤炭、石化 、冶金、铁路、邮电、民航等部门。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基本特征是：包死基数、确 保上交，超收多留，欠收自补。到1987年底，全国预算内企业的承包面已达78％，大中 型企业达80％。1988年2月27 日国务院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暂 行条例》。1990年第一轮承包到期的预算内工业企业有3。3万多户， 占承包企业总数的 90％。接着又开始了第二轮承包。到1991年第一季度末，90％以上的到期企业签订了第 二轮承包合同。 九十年代初国有企业改革强调转换企业经营机制贯彻的也是两权分离的思路。当时 人们认识到了过去的企业改革偏重于单纯的扩权让利，而未能以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为目 标。1991年9 月中央工作会议因而强调要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 ，经过近一年的调查研究，1992年7 月国务院公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 制条例》。《条例》根据两权分离的思路明确了企业经营权、企业自负盈亏责任、企业 和政府的关系、企业和政府的法律责任等等问题。 在这一阶段，两权分离主要是通过经营承包责任制实现的。因而，我们可以通过承 包制来评析两权分离的改革思路。对于承包制的看法理论界存在着尖锐的意见分歧。一 种意见完全肯定，认为它是社会主义管理的基本制度。一种意见完全否定，认为这是从 利改税向传统体制倒退。但是实事求是的分析，完全肯定和完全否定的意见都有片面性 。承包制曾经起过的积极作用是不能否定的。例如它可以使《企业法》中规定的企业自 主权得到落实，可以增强企业的动力机制，可以加强企业的财务责任，可以明确主管部 门的责任，特别是使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企业不再完全听命于政府，可以促 进政企分离，等等。不过承包制也有其固有的缺陷，例如，实行承包制的企业仍在相当 程度上隶属于政府机关；经营自主权仍受到限制，甚至受到很大的限制；没有也不可能 实行自负盈亏；会使产业结构固定化，因此与产业结构调整和合理化的要求相矛盾，等 等。 这一阶段对国有企业改革除了提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要求，还提出自我发展自我 制约的要求。作为真正的企业，是必须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制约的。但 当时实行承包制的企业既不能做到完全自主经营，更说不上能够自负盈亏，也就难以做 到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企业的短期行为如滥发工资奖金、投资不计效益相当普遍地存 在着。后来大家关注的内部人控制失控现象，在扩大企业自主权阶段就种下了根，而这 一阶段更具备了迅速滋长的条件。 承包制的种种缺陷，是同两权分离改革思路的局限性有内在联系的。两权分离的改 革思路和以往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思路相比，是一次重大的飞跃。这是承包制所以产 生积极作用的原因。但是两权分离理论只承认国有企业有经营权，而不承认企业作为法 人应该有财产权，认为所有权全部属于国家，这就决定了国有企业不可能真正实现自主 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制约，即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企业。为了使国有企业成为真正 的企业，改革的战略指导思想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和转变。 第三阶段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调整国有经济布局阶段（1994—）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来的，调整国有经济 布局是1995年9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的。 这两项措施的实质是进行产权和所 有制结构调整。而其理论依据则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并要求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加快经济改革步伐。1993年11月，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把现代企业制度概括为适应市场经济 和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企业制度，要求 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 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决定》把产权关系明晰作为现代企业制度的第一个特征，指出 ：企业中的国有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企业拥有包括国家在内的出资者投资形成的全部 法人财产权，成为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实体，企业以其全部法人财产， 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照章纳税、对出资者承担价值增值的责任。出资者按投入企 业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的权益，即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企业破产 时出资者只以投入企业的资本金对企业债务负有限责任。由于承认国有企业不仅有经营 权，而且有法人财产权，国有企业要进行深层次的改革，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又经 历了一次飞跃。 为了落实《决定》精神，国家选择100 户不同类的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建立现代 企业制度的试点。在试点中发现，仅仅从企业层次着眼是建立不起现代企业制度的。必须着眼于搞好国有经济，才能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成改革的任务。1995年3 月国务院一位领导同志就在中央党校的演讲中指出：“国有企业改革要着眼于搞活整个国有经济 ，而不是着眼于搞活每一个企业。”1995年9 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要着 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通过存量资产的流动和重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这 种改组要以市场和产业政策为导向，搞好大的，放活小的，把优化国有资产分布结构、 企业结构同优化投 资结构有机结合起来，择优扶强、优胜劣汰”。（注：《中国共产党 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文件》，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页。）同志 在党的十五大的报告中进一步阐明了这个指导思想。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企 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把它概括为“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 国有企业”，并作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一条重要指导方针。由此可见，调整国 有经济布局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一样，也是这一阶段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思想。 实践经验和理论分析都表明，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包括两个重要方面 。一方面，是要使国有企业也成为真正的企业，在国有大中型企业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另一方面，是要处理好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就是通过调整国有经 济的布局，把原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改变为主导地位，改变国有企业范 围过宽、数量过多、比重过大的局面。后一方面的工作属于国有经济定位的问题，制约 着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可以说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首要问题。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经过20 年的探索和实践，终于明确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指导思想， 可以说已经找到了一条科学的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 人们经常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国有企业改革进行了这么长的时间还没有取得成功 。上面的分析大致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我国企业改革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思路，虽然 和以往相比有很大进步，但是这两个阶段的思路都是不可能完成改革的任务的。而这两 个阶段经历了15时间。1993年11月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微观层次 上找到了正确的方向，但是如果不明确要在宏观层次上对国有经济布局进行战略性改组 ，现代企业制度也难以顺利建成。而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是1995年以后才开始逐 步明确的。改革的指导思想明确了，但是实现这个指导思想还需要一个过程。一是把正 确的指导思想变为完整的政策体系需要一个过程，二是贯彻政策还会遇到思想认识、利 益矛盾等方面的困难。尤其是传统体制长期积累下来的一些问题，如企业资金短缺、人 员过多、办社会负担重等，以及发展过程中还会出现的新的矛盾和问题，解决起来也要 有一个过程。所以，我们“既要充分认识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又要清醒地看到这项工作的艰巨性和长期性，锲而不舍地努力，不断取得新的突破”（ 注：《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我们有理由坚定 信心，经过努力来完成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 二、国有企业改革成功的必要条件 这里所谓国有企业改革成功，是指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过 程中国有企业改革任务的胜利完成，这里的国有企业改革同已建成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的 国有企业改革是有很大不同的，我们知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企业包括国有企业也 是必须不断改革的。现在我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已取得了巨大成绩，已建成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但是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有企业改革 离应该达到的目标更有相当大的距离。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到2010年，国有企业 改革的目标是基本完全战略性调整和改组，形成比较合理的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建立 比较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为了顺利完成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研究国有企业改革成功 的条件问题是很必要的。 下面主要根据我国20年来改革的经验，对国有企业改革取得成功所必要的若干条件 进行分析。这些条件是：1。明确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2。明确 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的功能、地位和作用，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所有 制格局。3。建立现代企业制度。4。进行配套改革，尤其是要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 开。5。改进和加强企业管理。 1。明确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经验表明，正确确定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和目标是国有企业改革成功的必要条件， 而这又要以正确确定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和目标为条件。因此可以说，发展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依据。我们国有企业改革在进入第三阶段即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的阶段，才从单纯的扩权让利转变为制度创新，才有可能实现改革 的目标。而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又都是以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为前提的。 改革前，我们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是排斥商品倾向关系和 市场机制的作用的，故称为产品经济。它的优点是可以集中使用资源，有利于完成某些 国家规定的任务。在建国后的一段时间内，这种体制起过积极作用。但这种体制存在着 一些根本性的弊端，不利于发挥地区、部门、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经济改革就是要 在体制上创造条件，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尤其是让市场机制在社会资源配置中起基础 作用，克服以上弊端。 但是，我们对于市场机制作用的认识经过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改革伊始我们就认识 到要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在农村、城市采取的改革措施都是为此创造条件的。1984年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了社会主义经 济是公有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以后更是自觉地实行了市场取向的改革，日益扩大 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尽管如此，大家对市场机制在社会主义社会资源配置中要不要起基 础作用却长期没有取得共识。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就说过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其他有些同志也说过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提法并未及时被人们普遍接受。 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解放了思想，清除了错误的传统观念， 这才为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正确提法奠定了思想基础。 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商品经济有一个从不发达到发达的 发展过程。在不发达的商品经济阶段，市场机制还不能在社会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 这时候的商品经济还不能称为市场经济。而当商品经济发展到比较发达的阶段，市场机 制就在社会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成了社会资源的主要配置者，商品经济就成为市场 经济了。因此，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它们都要有市场，都要 实行等价交换，都要开展竞争，都要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这些是共同点。但并不是任 何商品经济都是市场经济，小商品经济就不是市场经济。只有商品经济的社会化和市场 化相当发达，市场机制成为社会资源的主要配置者，商品经济才成为市场经济。市场机 制在社会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必须具备一系列条件。例如，既要有发达的商品市场， 还要有发达的要素市场；要有灵活的价格机制；要有相应的微观机制即现代企业；要有 资源自由流动的各种必要条件；还要有正常的市场运行规则和健全的市场管理制度。为 了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并克服其消极作用和弥补其不足，还要有正确的宏观经 济管理制度和政策。可见，市场经济是生产力相当高度发展的产物，是一种发达的商品 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应是发达的商品经济，因此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应是市场经 济。 如果只承认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而不承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就在商品经济和市场 经济之间划了一条不该划的鸿沟。由于这种不承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点曾经非常流行，因而使得社会主义商品 经济理论有局限性，在有些问题上不够明确或不够彻底。例 如，我们曾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概括为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有些同 志进而认为这就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样就难以使市场机制在社会资源配 置中起基础作用。又如，一种流行意见认为，国有企业只能有相对的独立性。所谓相对 独立，就是相对自主经营而不完全自主经营，相对自负盈亏而不完全自负盈亏。这样， 国有企业就难以成为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难以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从而 也难以使市场机制发挥它应有的调节作用。再如，我们曾规定劳动力、土地和企业等都 不是商品，这样就难以形成生产要素市场，难以使国有企业优胜劣汰，难以充分发挥市 场机制的作用。再如，政府作为国有企业的主管部门既有行政管理权，又有财产所有权 ，同时又不承认企业作为法人有法人财产权，这就难以实现政企职责分开，而政企职责 分开则是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这些理论上的局限都曾影响到改革的实践 ，增加了改革的困难，造成改改停停的局面。后来按照邓小平同志的理论克服了这些局 限，在继承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科学内容的基础上，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 论，并据此进一步明确了企业改革以及价格改革、市场培育、宏观管理改革的目标和要 求，才比较顺利地建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现在记住这个经验教训，还是 很必要的。 2。明确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的功能、地位和作用，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所有制结构 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中的功能和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功能 是不同的。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是完成国家计划的基层组织，因此它 的经营内容和经营范围几乎是无所不包的。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在社会 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国有企业则是政府用以弥补市场缺陷、实现某些社会政策目标 的手段，例如用以提供某些公共产品，经营资源垄断性行业，进行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 建设，从事某些高科技产业，提供有关国家安全的产品等等。这一点，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国有企业经营内容经营范围的演变为我们提供了佐证。在这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有共同点的。这就决定国有企业成功必须处理好国有经济在国民经 济中的功能、地位和作用。也就要把国有经济原来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改变为主 导地位。 把国有经济放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不同于那种不重视国有经济，主张把国有经 济放在国民经济中一般地位甚至取消的意见，也不同于那种不从实际出发，主张把国有 经济放在国民经济主体地位上的意见。提出国有经济是主导，这是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 。 在改革以前，除了农业，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中可以说是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 在这种国有经济不仅是主导而且是主体的情况下，是难以实现市场经济体制的。因此， 市场经济要求企业成为真正独立的市场主体，而在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即使主观 上要求在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之成为真正的企业，也是不可能的。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直坚持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方针。中国是在形成了多种所有制 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以后，才出现在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建成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可能性的。 但是，到现在，我国国有经济仍存在战线过长、范围过宽、分布过散即布局不合理 的问题。1998年，在608个工业小类行业中， 国有企业涉足的行业有604个，占99。3％， 其中国有大中型企业涉足的有533个，占87。7％。此外，国有企业还分布在商业、服务业 等领域的众多行业。国有资产的广泛分布，表面看似乎加强了国有经济的地位作用，事 实上这种状况产生了多方面的不利影响，削弱了国有企业的竞争力，限制国有经济优势 的发挥。 我在1994年10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曾指出：国有经济发挥主导作用首先要有合理的 产业构成，即经营范围、经营内容合适；现在国有经济在有些产业和企业应该加强，却 没有加强，在有些产业和有些企业可以退出，也没有及时退出。因而我提出要把“调整 国有经济的经营范围和内容”作为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一项“战略措施”。（注： 周叔莲：《怎样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光明日报》1994年10月28日。）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以后，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明确了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的方针，指出：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 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在其他领域，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以加强 重点，提高国有资产的整体质量。有人认为国有企业是一种特殊企业，主张国有经济应 该全部退出竞争性行业。我认为，国有企业确有其特殊性，但是即使如此，考虑到我们 是社会主义国家，考虑到我国国有企业分布的现状，同时考虑到竞争性和垄断性的区别 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现在提出我国国有企业完全退出竞争性行业的意见可能是未必正 确和现实的。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指出：“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主要包括： 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 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我认为这是慎重考虑客观现实因而比较切实可 行的决定。十五届四中全会也明确指出国有企业改革要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完善结合起 来，这将促进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为国有企业改革 的成功提供条件。 对于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认识上一直是有分歧的。一种意见认为，国有经济是主导，就是国有经济要在国民经济中占稳定的绝对的优势。事实证明这种意见是错误的。 党的十五大曾提出：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 进一步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主 要体现在控制力上。（1）国有经济的作用既要通过国有独资企业来实现， 更要大力发 展股份制，探索通过国有控股和参股企业来实现。（2 ）国有经济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 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支配地位，支撑、引导和带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实现国 家宏观调控目标中发挥重要作用。（3）国有经济应保持必要的数量，更要有分布的优化 和质的提高； 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国有经济在不同产业和地区的比重可以有所差别 ，其布局要相应调整。”因此，正如十五大报告所说：“只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家 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得到加强，在这个前提下，国有经济比 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 3。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在国有企业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要使企业成为真正的企业，即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成为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由于 国有企业经营内容不同，少数国有企业改革以后也是必须国营的，不能要求它们成为独 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因此，确切的说，是要通过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绝 大多数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企业。改革以来，曾经实行过放权让利、承包经营等措施， 但都未能使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企业，故而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现代企业制 度。“到本世纪末要使大多数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成为自主经营 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 认为国有企业是一种特殊企业的同志强调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的国有企业和资本主 义市场经济中的国有企业在功能和地位上都是不同的，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国有企 业也应该是一种特殊的企业。这种意见值得重视。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在法律上属于全民 所有，并由政府代表人民进行管理。因此，它的特殊性是不能否认的。但是考虑到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存在的必要性重要性和主导作用，考虑到我国国有企业数量较 多的现状，为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除了少数企业（如有些自然垄断性质、公益 性质、军工性质的企业）要继续国有经营，不宜或不能成为商品的生产者和经营者外， 绝大多数国有企业还是要通过各种不同形式（包括有些国有小型企业改制后成为非国有 企业），成为真正的商品生产经营者和市场主体的。所以，国有企业改革有一个分类指 导的问题。 日本一位经济学家曾说改革前中国没有真正的企业，意思是中国的国有企业没有自 主权，也不能创新，名义上是企业实际上不是企业。这话是1985年说的，很快得到人们 的赞同。其实在此以前我们已明确了国有企业应该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 者和经营者 ，以后又明确了企业要自我发展、自我约束，这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真正企 业的主要特征。 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必须进行产权改革，而这个问题也是长期有争议的。党 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把产权清晰作为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特征，以后争论仍时断时续。有 人不赞成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尤其不赞成产权要清晰，不赞成企业产权改革。反对产权 改革的意见甚多。例如，有一种说法：中国国营企业的产权是明确的，不存在清晰产权 问题，主张产权清晰就是要实行私有化。还有一种说法：中国国营企业的效率问题，说 到底是个能否真正狠抓管理的问题；产权清晰与效率关系不大，甚至无关。按照这些意 见去做，中国国有企业改革难以深入，也建不起现代企业制度。 我国国有资产的所有权仅属于国家，这是明确的。但是产权和所有权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范畴。长期以来国有企业资产流失严重，却找不到具体的单位和人员负责，经 济效益差和亏损严重的责任也大都难以落实到具体的单位和个人。这种情况，怎么能说 不存在产权清晰问题呢？ 所谓产权清晰与效率无关的说法是违背历史和违背现实。诚然，私有制和公有制都 会出现产权清晰的问题，产权清晰也不能自然而然地带来高效率。但决不能否认产权清 晰的必要性，不能否认产权清晰是企业普遍有效率有活力的前提之一。对于“产权清晰 、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这四句话应该全面理解。鉴于不少企业存在以“改 ”代“管”、“以包”代“管”和管理滑坡现象，必须强调管理和狠抓管理，反对那种 以改革代替管理的现象。与此同时，也要重视另一种倾向，即认为只要加强企业管理就 能达到搞活企业的目的。如解决问题只要扩大企业自主权和加强企业管理就行了，还有 什么必要深化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呢？ 应该指出，现代企业制度的四个特征中，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在党的十 四届三中全会以前就作为企业改革的要求提出来了，有的明确提出，有的实际上已经提 出，而产权清晰则是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新提出来的。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产权清晰是研究总结国内外企业演变历史的结果，是认识 深化的结果，是思想理论上的又一次飞跃。要在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之成为真 正的企业，还必须找到恰当的形式。实践表明，股份制是改革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一种好 形式，股份合作制是改革国有小型企业的一种好形式。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股份制 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 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要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 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并指出： “目前城乡大量出现的多种多样的股份合作制经济，是改革中的新事物，要支持和引导 ，不断总结经验，使之逐步完善。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集体经 济，尤其要提倡和鼓励。”这也是改革实践的总结。 对于股份制的性质也有过长期的争论，一种意见认为股份制性“私”不姓“公”， 姓“资”不姓“社”，一种意见认为姓“公”不姓“私”，姓“社”不姓“资”，一种 意见认为股份制本身并不存在姓“私”姓“公”，姓“资”姓“社”的问题，它的社会 性质要由谁控股来决定。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说：“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 ，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国家和集体控股，具有明显的公有性，有利于扩大公有 资本的支配范围，增强公有制的主体作用”。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科学结论。 股份合作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创造。它把合作制与股份制结合起来，既保留 了合作制中劳动联合、按劳分配、劳动者直接参与管理等优点，又吸取了股份制筹集资 本、产权清晰、分散风险等长处，是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符合小型乃至 中型企业特点的企业组织形式。1995年中央提出“抓大放小”方针以后，各地加快了放 开搞活国有小型企业的步伐。到1997年底，一些地区的小企业改制面已达50％以上，有 的地区超过90％。在很多地区，股份合作制是改革国有小型企业的首选模式。 以上说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是改革国有企业的一种形式，决不是说这是唯一形式。 我国地域大，人口多，国有企业的情况也是差别很大，因此，不论是改革国有大型企业 还是改革国有中小型企业都不可能只有一种形式，而必然会存在多种多样的形式。各个 企业应该根据本企业的具体情况，采取适合于自己的形式，而决不能搞一刀切。在实行 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时也不能刮风，不能一哄而起，更不能强迫命令。而要从实际情况 出发，采用既积极又稳妥的办法，促进改革的深化和健康发展。 4。进行配套改革，尤其是要改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 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改革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社会系统 工程。它有许多组成部分，国有企业改革是中心环节，是为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微观基础 的，同时它的成功也有赖其它方面改革的成功。因此，进行配套改革，也是国有企业改 革成功的必要条件。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在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一任务时，就同时提出了培育和发 展市场体系，包括推进价格改革、改革商品流通体系、发展商品市场、发展金融市场、 劳动力市场、房地产市场、技术市场和信息市场等任务，并强调要转变政府职能，建立 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十五届四中全会根据当前的情况，又把协调推进各项配套改革 作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一条重要指导方针，提出了“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权责明 确的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和营运体系，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加强法制建设，维护市 场经济秩序，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帮助企业增资减债、减轻负担”等要求。 我着重谈谈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的问题，因为这是国有企业改革成功的一 个关键问题。事实上，党和政府早就明确了实行政企分开的方针，并一再提出了促进政 企分开、转变政府职能的任务。有些同志举出种种理由说明国有经济不能和不应实行政 企分开。我认为这些同志的主张是不正确的，他们列举的理由或则以偏概全，或则似是 而非，是不符合我国的现实情况和经济改革的要求的。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国民经济是以公有经济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成分共同发展。它既不同于资 本主义国家以私有制经济为主体、国有经济一般数量很少的格局，又不同于传统社会主 义经济体制下的国有经济为主体，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格局。因此，我国不仅要 在非国有经济中实行政企分开，而且在国有经济中，也要在绝大多数国有企业中实行政 企分开。这样才能使我国国有经济以及整个国民经济充满活力，健康发展。 历史经验表明政企不分会带来许多严重后果。例如：第一，难以建成现代企业制度 ，企业也难以成为真正的企业。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 分开，管理科学。政企不分不仅违背政企分开的要求，也会妨碍实现产权清晰、权责明 确、管理科学的要求。真正的企业必须做到“四自”。政企不分就意味着企业不能实现 “四自”。第二，市场体系难以健康有序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建立和发展健 康有序的竞争性市场体系。第三，宏观调控难以正常进行和顺利实现目标。市场经济条 件下的宏观调控要以政企分开为前提，政企不分，政府既当“球员”，又当“裁判”， 宏观调控也难搞好。第四，政企不分，权钱结合，为腐败提供了有利的土壤。这是一些 地方和部门“寻租”现象泛滥的重要原因。第五，企业难以增强活力，国有资产流失现 象难以根治。企业不能实行“四自”，经营管理和技术进步都会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 政企职责不清，谁都管理谁又都不负责任，则是国有资产流失的重要原因。第六，不利 于政府实现管理现代化和提高工作效率。政企不分，实现政府管理现代化就缺少重要的 前提条件，也必然会对提高政府工作效率产生消极影响。所以必须对政企不分可能导致 的严重后果和危害有足够的认识。 但是实现政企分开是很艰巨的任务。一是由于它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也是 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而且涉及法制建设等等问题。二是它涉及很多方面的理论问题， 不仅涉及经济理论，而且涉及政治学、行政学、 法学、社会学等理论。三是它涉及到深 刻的利益矛盾。四是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找到一条好的途径和办法，能够处理好人员安置 、利益调整等等问题。 现在国有企业政企不分的现象也还相当严重。1998年国家为了进一步促进政企分开 ，加大了政府机构改革的力度，取得了成绩。但是，据不久前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 业家协会等单位对千家国有企业经营者的问卷调查，对1998年以来政府机构改革的进展 和效果表示满意的仅占8。49％，基本满意的只66。25％，不满意的占25。26％，这说明， 在各级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上，目前仍比较普遍地存在着妨碍国有企业成为真正企业 的问题，一些地方仍沿用多年来政府管理国有企业的方式管理企业。因此，当问到“通 过政府机构改革，企业改制能否实现政企分开”时，有12。81％的经营者回答“不能”， 58。68％的经营者回答“不能确定”，仅有28。51％的经营者回答能。 表明国有企业经营 者对实现政企分开的信心不足。 针对现实情况，十五届四中全会的《决定》中强调要“继续推进政企分开”并提出 “各级党政机关都要同所办的经济实体和直接管理的企业在人财物等方面彻底脱钩”等 意见和措施。认真贯彻这些方针政策，将会促使政企进一步分开的进程。但是，由于如 何实现政企分开以及与此联系的如何有效管理国有资产等还有不少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 的问题，对于完成这方面任务的难度要有足够的估计。 5。改进和加强企业管理 我们进行改革是为了发展生产力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而改革本身是把生产力从传 统体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要使得解放的生产要素变成现实的生产力，实现发展生产力 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则还要通过管理，包括企业管理和国民经济管理，即通常 说的微观管理和宏观管理。所以，改革和管理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们是相辅相成的 关系，应该互相补充，相互促进。不能以改革代替管理，也不能以管理代替改革，在深 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必须十分重视管理。这样才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也才能使改革和发 展结合起来。 改革以来，国有企业经营管理发生了深刻变化，出现了不少经营好的企业，它们在 制定正确的经营战略，建立科学的管理体系，实施先进的管理方法，调动职工的积极性 创造性等方面，都进行了探索，取得了成绩，创造了经验。尤其是在适应和开拓市场、 提高竞争力方面，这是改革以后面临的新课题，一些企业在发展战略、管理制度、管理 方法、管理手段以及调整产品结构、加快技术进步、实行名牌战略等方面进行了创新， 积累了经验，这些经验对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也是十分宝贵的。 但是，与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要求相比，加强和改进企业管理显得滞后，一些企 业还出现了管理滑坡现象。根据一些单位的调查分析，企业中管理不严，纪律松弛，组 织涣散，基础工作薄弱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管理思想落后，经营观念陈旧，决策能力 差，失误多也是普遍现象。这是导致一些企业亏损的重要原因。现在企业向经营管理要 效益的潜力确实很大的，狠抓企业管理确实是会见实效的。为了扭亏增盈，也要狠抓企 业管理。 其实，在任何情况下，抓企业管理都是必要的，而在深化企业改革时期，抓企业管 理更有重要的紧迫的意义。这是解决企业面临困难的要求，也是推动企业改革进一步深 化的要求，是国有企业改革成功的保证。 三、努力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 国有企业改革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20年来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和 丰富的经验，当前已进入了攻坚阶段，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逐步暴露出来。例如，相 当一部分国内企业还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经营机制不活，技术创新能力不强，债务 和社会负担沉重，富余人员过多，生产经营艰难，经济效益下降，一些职工生活困难。 这些矛盾和问题只能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才能解决。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 已成为当务之急，重中之重。 不久前召开的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中若干问题的 决定》，对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都有概括而又科学的说明， 提出全党既要充分认识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又要清醒地看到这 项工作的艰巨性和长期性。 为了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当前最重要的是认真学习和贯彻《决定》的精神。 目前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既有有利条件，也有不利条件。《决定》对此也都作了全面深刻 的分析。并提出了搞好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一系列政策措施。《决定》是推进国有企业 改革和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因此它本身就是深化改革的极大的有利条件。 《决定》它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1。深化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正确思路。上面说过，国有企业改革有两个重要方面，一 是建立合理的所有制结构，二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前一方面的任务就是使公有制为主 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其中国 有制经济是主导，但不是主体。如果国有企业范围过宽，数量过多，是难以建立现代企 业制度的。在这个意义上，前一方面是制约着后一方面的。以前对于这种关系并不十分 明确。《决定》中把“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推进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列 为最优先的两项任务，放在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之前，进一步发展了十四届三中全 会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思路，是国有企业改革战略指导思想的深化。关于国有经济 的定位，《决定》也更加明确和具体化了。十五大把国有经济定位在控制关系国民经济 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决定》概括为主要包括四个行业和领域。《决定》还指 出：“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要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完善 结合起来，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这些都是国有企业改革战略思路进一步 科学化明确化的表现。 2。规划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可行路径。《决定》重申了十五大提出的国有企业三年解 困和改革的任务，同时新提出了到2010年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目标。这是非常必要的 ，可以把解决当前的问题和完成长远的任务结合起来。《决定》还提出了推进国有企业 改革和发展的十条指导方针，坚持这些方针，将能保证三年和十年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 目标的实现，《决定》提出的十条指导方针，实际上是进一步规划了国有企业改革的一 条科学并可行的道路。这十条方针体现了国有企业改革要和所有制结构调整结合起来， 要和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结合起来，要和协调推进各项配套改革尤其是转变政府职能结合 起来，要和深化金融改革结合起来，要和加快企业技术进步实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结合 起来，要和加强和改善企业管理结合起来等正确战略思想。从国有企业本身来说，国有 企业改革的道路可以概括为三改一加强，这也是当前国有企业摆脱困境的主要出路。三 改一加强作为国企改革的方针早就提出来了，《决定》则大大丰富了它的内容。例如在 “加强和改善企业管理”这一部分，提出了加强企业发展战略研究、建立和完善各项规 章制度、狠抓管理薄弱环节、广泛采用现代管理技术、方法和手段等具体要求，很有针 对性和可操作性。 3。总结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功经验。国有企业改革以来取得了丰富的经验教训，其 中不少是成功并有一定普遍意义的成功经验，尤其对解决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些难题有指 导意义和参考价值。《决定》认真总结了这些经验教训，科学地提升到方针政策的高度 。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分类指导，这个重要问题过去却重视不够。《决定》贯彻了分类指 导的要求，总结了经验教训。在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方面，《决定》强调“要确保 出资人到位”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公司制的核心”，“要积极发展多元投资主体的 公司”。这些也是成功经验的总结。其他如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做好减员增效、再 就业工作、做好社会保障工作、加快企业技术进步、建设高素质的经营管理者队伍等方 面，《决定》也都总结了一些有推广价值的好经验。《决定》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必然会提出新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问题还在于，对于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来说，重 要的不在于新提法还是旧提法，而在于提法是否正确。那些过去已经制定而《决定》中 又一次重申的方针政策，是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我们应该像对待新提法那样认 真学习和贯彻。 4。鼓励广大干部群众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发挥积极性、创造性。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是 空前艰巨的事业，尽管已经积累了经验和找到了可行的路径，但不能说一切问题都找到 了妥善解决的办法。因此，《决定》一再提出要对一些尚未解决或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 进行探索。例如，《决定》中要求“积极探索国有资产管理的有效形式”，“允许和鼓 励地方试点，探索建立国有资产管理的具体方式”。还要求：“积极探索适应现代企业 制度要求的选人用人新机制，把组织考核推荐和引入市场机制、公开向社会招聘结合起 来，把党管干部原则和董事会依法选择经营管理者以及经营管理者依法行使用人权结合 起来。”《决定》强调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定地站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前列，解 放思想、实事求是，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要认真改进领导作风，从 工交、商贸、金融等各行各业国有企业的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总结新经验，研究 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团结和带领广大干部群众迎难而上，开拓前进。”这是完全正确 的，必将进一步调动广大干部群众在深化国有企业中发挥首创精神。 应该指出，《决定》也是符合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发展的一般规律性。各国的国有 经济各有特点，但也有共同的规律性。这个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我曾概括一些 学者的研究成果，指出国有经济存在如下一些规律性现象：一是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 有经济的存在有其必然性。二是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的关系，国 有经济从事着不能让私人经济搞、或私人经济不能搞、不愿搞的经济活动。三是各个产 业部门和国有经济的相容性是不相同的。四是国有经济的比重不是越大越好，也不是越 小越好，它是受多种条件主要是经济发展的要求制约的。五是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比 重的变化与工业发展阶段有着内在的联系。六是各国发展国有企业都有其社会目标，许 多国有企业就其自身的经济效益来看是不好的，需要财政补贴。但从国际经验看，国有 企业是可以搞好的。除定位恰当，搞好的主要条件是企业有经营自主权，有明确的财务 责任，参加市场竞争。七是随着社会经济等情况的变化，如社会对国有企业需求的变化 ，科学技术的进步，国民经济结构的变化。市场体系的发育和成熟程度的变化，国有企 业必然会发生调整改革的问题，国有企业的调整改革又是和所有制结构的变动、产业结 构的变动等联系着的。八是国有企业采取的经营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西方发达国国家越 来越多的采取控股或参股的股份制形成。《决定》符合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发展的客观 规律，因而能够对国有企业的进一步改革和发展起正确指导和积极推进的作用。 《决定》是一个好文件。但《决定》对改革能够起到怎样的作用，还决定于学习和 贯彻的情况。当前的任务是要认真学习和掌握《决定》的精神，排除各种思想障碍，把 认识统一到《决定》上来，然后坚决贯彻《决定》的基本精神和具体规定，解决改革中 的实际问题，这些问题尤其是认识问题的解决也要依靠学习和提高思想认识来解决。 为了学好《决定》，应该把《决定》和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和十五大报告联系起 来学习，尤其要认真领会十五大提出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 ，”“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等科学论断。现在国有 企业改革的一个思想障碍还是“恐私症”。有些人总是把私有制和社会主义对立起来， 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但是，从生产力发展的趋势来看，从发展市场经济的要求来看， 从当代经济最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趋势来看，从人们生活方式的发展趋势来看，以及从 企业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来看，社会主义时期能不能和该不该彻底消灭私有制是值得 研究的。这是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的一个要继续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而无论如何，在我 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决不能再把公有制和私有制完全对立起来，不能忘掉非公 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才能正确理解党的十五大和十 五届四中全会文件的精神，真正开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新局面，推动国有企业改革 不断深化，圆满地完成改革的任务。 理论分析论文:政党、民族与国家——中国现代党化国家形态的历史-理论分析 在现代边沿-从晚清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国家结构经历着从传统的文化-国家到现代的民族-国家的历史性转变。但是，由于这种转变是在一个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处境中逐渐达成的，因此，不同于原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直接以民族作为国家建构的基础，而是由组织严密的政党作为国家建构的基础，因此，古典的国家形态转变的结果不是从文化-国家到民族-国家，而是从文化-国家转变为党化国家。设定民族-国家（nation-state）是现代国家的规范形态，1 那么党化国家（party-state）就是现代国家的变异形态。2 可以说，中国现代运动显现出的“现代性”特质，是由党化国家的国家形态所注定的。而党化国家是造成中国现代化进程迟滞的最主要的政治原因。因此，分析党化国家形成的历史与理论成因，并促使中国现代国家形态从党化国家蜕变，实现从党化国家向民族-国家的再次转变，就是重构中国现代国家形态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国家”的兴起 以现代国家-不能是在民族-国家还是在政党-国家的意义上而言，“国家”在中国都有一个兴起的问题。这是因为，“国家”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具有两种实质构成明显不同的含义：古典时段的文化-国家结构，现代时段的党化国家结构。两者之间以“现代”划界，显示了中国历史上形成的古典国家形态与后来兴起的现代国家形态的根本差异，以及现代国家形态兴起时期所表现出的特征与古典国家运作特征的本质不同。 就前者来讲，古典的文化（文明）-国家（culture/civilization-state） 无论就国家的结构还是就国家的作用方式来说，都具有与现代国家本质不同的地方。一方面，在国家统治理念上，它依赖的是基于文化与文明的认同。“华优夷劣”的古典国家基本价值与“华而夷者夷也，夷而华者华也”的关系对置结构，显示了古典国家认同的特质，也显示了古典国家对于政治对峙的淡化处理。正是因为如此，才有学者构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解释框架，来阐释古典中国无论是民族认同还是国家认同的非冲突性质，以及其中具有的融合性大于对峙性的古典国家特质。3 另一方面，在制度建制上，它设计的是一套道德感化的机制。尽管从国家资源的占有来讲，古典中国的私有性质不容否认，此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是，这种所有权仅仅具有形式意义。“仁心-仁政”、“内圣外王”的古典制度建构基本精神贯穿古典中国的整个历史。而制度安排上的“皇权”与“相权”的对应结构，也使得治道“民主”的色彩较为浓厚。至于制度举措上的“为政以德”、“与民休息”等等，都体现了古典国家的德性化定位。4 再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上，它显现的是自然秩序的和谐。这由古典中国国家“家国同构”的特质显示出来。作为社会的自然结构的“家庭”与作为政治建制的国家，在古典中国以混用、结合、同构的诸种方式紧紧地统合在一起。进而以日常伦理、联系方式、法律机制、经济活动、社会心理强化稳固这种国家形态。5 综合上述三个方面的简单归纳，可以说，中国古典国家结构与中国现代国家结构的差异，就是一个“自然”结构与一个人为结构的差异。而古典中国国家结构所具有的以文化的基本价值支撑国家机构的特质，也从中鲜明地显示了出来。支持古典国家运行的基本文化价值具有比政治利益和权力掌控更为重要的国家内聚功用。古典国家建制主要地依靠文化价值理念和伦理道德规范维系着。在这个角度讲，作为古典中国国家活动主体的汉民族也就主要地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民族，还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政治民族。如果将文化民族规定为古典国家基于文化价值认同形成的社会集群。而政治民族就可以被规定为通过国家建构形成的社会-政治集群。就此而言，文化民族支持的是古典国家。政治民族支持的是现代国家。前者的运作主要体现为一种惯性机制。后者的运作则主要体现为一种约定的状态。 就后者来讲，即就现代中国国家-尽管是在变型的政党-国家意义上而言的国家的兴起，是有一个历史的中断与自身渐进的发展历程的。首先，中国现代国家的兴起是以中国古典国家的历史中断为前提条件的。之所以会发生这种历史中断，一方面是因为古典国家的内在资源长期消耗，已经差不多内源耗尽了；晚清政府迟滞的改革证明了这一点。6 而中国人对于新兴现代国家的热切期待，对于古典国家无力拯救中国的共识，也证明了这一点。7另一方面，是因为建立在惯性基础上的中国古典国家遭遇了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现代国家，现代国家建立在社会（政府）契约基础上而具有的力量感，在突破了民族国家界限而向国际突进的时候，中国古典国家的自在运作就势必陷入他在力量的制约境地。西方列强瓦解中国古典国家的举动证明了这一点。8 两个方面和合作用，导致中国古典国家无法维系自己的国家体系完整性，中国国家从古典的文化国家向现代的民族国家的转变就此显示出势所必然的态势。这是因为，前者显示了内在自我复制的不可能，后者显示了结构替代者的出现。设定国家是社会生活的必须，那么，唯一的出路就是古典国家转变为现代国家的彻底重构。 其次，中国现代国家兴起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这一历史过程从结构上讲，显现为从早期呼吁文化国家转变为民族国家，到建构民族国家的理性努力遭遇挫折后向党化国家逆转的两次转变。前一次转变为中国现代国家兴起做好了精神和制度准备。后一次转变为“中国式”现代国家-党化国家的兴起做好了观念与体制筹划。前一次转变显现为近代吁求中国社会实现现代跃升的革命者与思想家，一方面对于民族认同、国家建构的自觉，如孙中山对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平均地权，建立民国”的阐述；另一方面对于现代国家建构的宪政政治的追求。9 后一次转变显示为以党建国的思想领袖和政治行动家合一角色对于党化国家理论的构造和党化国家的组织行动。比如孙中山对于国民党的改造以及他对于国家建构的努力。又比如共产党领袖人物对于同样问题的类似反应。10 这一转变从时间演进上讲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来描述。第一阶段，晚清时期。这一时期是一个古典文化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时期。这一转变从三个方面体现其促使中国国家形态转化的特质。一方面是晚清政府对于国家形态转换有一个自觉的认识，它展开的新政实践是一个明证。另一方面是民族认同问题与国家建构问题的交错作用所体现的现代民族主义思潮的泛滥，以及在这种泛滥中日益高涨的国家认同。再一方面是促使现代国家发育生长的社会新阶层诞生了，诸如商人、工厂主登上了社会政治舞台。他们对于国家的要求乃是一种促使工商业发展的现代国家，而不是限制工商业发展大力推进农业发展的传统国家。11 第二阶段，民国时期。这一时期是一个从建构民族国家受挫到尝试建构党化国家的时期。第三阶 段，1949年以后至今。这是一个党化国家建构成型并走向成熟的时期。后两个时期正是本文要着重分析的。因为它对于现代中国国家形态之定型于党化国家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与现代国家之作为民族-国家的规范状态不同，党化国家具有其特殊性。民族-国家乃是以历史语言文化共同性为基础的民族与政府（国家）结构的结合体。但是党化国家则是一个建立在具有支配民族命运基础上的强势、独大的政党对于国家权力的独占。无疑，党化国家是民族国家的一种变态形式。但是，我们首先要强调的却是，在传统与现代边沿的中国，现代国家形态以党化国家的形式兴起，是具有其历史合理性的。从总体上讲，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国家的兴起，所具有的历史紧张常常导致民族-国家兴起过程中诸社会要素的变型组合。之所以会发生变型的组合，是因为作为文化民族存在的古典国家的主体，在现代国家诞生之时无法提供给国家以政治民族的支持力量。相对于政治上孱弱的文化民族状态，政治上比较成熟的政党足以提供给国家建构以各方面的支持力量：其一，观念设计。后发外生的现代国家是具有思想家与政治家自觉设计国家形态的特点的。民族主义就是这种设计的观念工具。但是，具有民族主义自觉性的，不是所有的民族共同体成员。而只是少数建构或加入政党（或政党萌芽状态的各种组织）的领袖人物具有的政治理念。这些人就成为后发外生现代国家建构的观念提供者。他们从党派立场出发思考国家建构问题的视角，也就决定性地影响国家的实际建构状态。影响现代中国国家建构最重要的二十世纪政治人物，如国民党时期的孙中山、，如共产党时期的、邓小平，都是党化国家的自觉阐述者和实践者。没有他们的党化国家理念，我们还真难以设想中国国家建构的实际形态又会是怎么样这个问题的答案。与此同时，在中国现代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古典时代的文化民族转变为现代的政治民族，这中间也内在地蕴涵了一个文化民族的唯道德思维对于唯道德定位的现代政党认同的天性有利因素。政党之作为政党的利益团体定位之隐而不彰、之作为振兴国家民族的主体的定位，从而将政党与国家连接为一体，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12其二，制度供给。后发外生的现代国家常常是处于传统政治实体制度供给短缺的状态下向现代国家转变的。因此，什么样的政治组织及其政治尝试足以供给替代传统政治制度的制度体系，它就具有组织国家的“先天优势”。无疑，在中国现代早期（即晚清时期），有思想家、政治家对于中国国家的制度建构贡献过零散性的意见。但是真正可以称为系统的现代制度建构思想并落实到实际政治过程之中的，还是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党化国家思想与制度建设。其三，社会动员。党化国家的社会动员方式主要有两个，一个方式是政党因素楔入民族转型，即促使中华民族从文化民族转变为政治民族，构成为政党支配国家而形成党化国家的重要原因。另一个是政党因素注入社会运动，即由政党担当组织散沙般的中国传统社会而使之形成组织起来的现代社会，并使得进行这种组织的政党足以获得配置各种社会资源的绝对权力。从传统的会党转变为现代的政党，政党的现代组织方式具有的社会凝聚功能驱使政党与现代国家运动合拢。可以说，从党化国家兴起的历史合理性上也能够推出党化国家兴起的理论合理性。在中国从传统的文化国家转变到现代的民族国家的过程中，由于政党取得了建构国家的优先权，政党由此替代了民族在国家建构中的中心作用，使得民族-国家的现代国家规范结构转换为政党-国家的现代国家变型结构。将民族、国家与政党的关系结构，从民族国家的“民族”到“国家”再到“政党”的三者递进秩序，改变为从“政党”到“国家”的二维传递关系。因此，在中国人获得足以反省党化国家弊病的教训之前，党化国家的历史与理论正当性是不会遭遇普遍怀疑的。 二、党国一体 现代中国历史上，政党对于国家的支配、以至于政党与国家合而为一的党化国家建构，可以从两个角度得到认识：一个角度是从历史经验的视角，另一个角度是从国家结构与运作机制的视角。从这两个角度看，二十世纪中国两大政党对于中国现代国家形态建构都发生了决定性的作用。 首先，从历史经验的角度分析。与二十世纪中国政治走向最关紧要的两个政党的政治取向，是我们分析政党、民族与国家关系结构的历史演变最为紧要的经验事实。 国民党对于党化国家具有草创之功。这种草创，一是基于国民党对于党化国家的理论设计，二是基于国民党对于党化国家的政治实践。从前一方面来看，决定国民党政党形态的两位政治人物的党化国家理念值得分析。从后一方面来看，国民党的国家统治定位、策略、举措值得研究。就前者讲，在国民党作为现代政党成立之际，孙中山对于国民党的设计，就是将国民党与国家建构本应是作为两个问题处理的问题，直接地作为一个问题来对待的。孙中山早期的民族主义理念，具有粗略的民族-国家轮廓。只是在孙中山意识到严密组织起来的政党对于中国国家建构的决定性意义的时候，他的党化国家思想才趋于成熟。对此可以从孙中山组织兴中会、建立中华革命党到组建改建国民党的思维演变逻辑上认识。而孙中山党化国家思想的构成大致是三个方面：一方面，孙中山的党化国家思想强调政党建构与国家建构的一致性。这就是他一再强调的“吾人立党，即为未来国家之雏形”。13“党有力量，可以建国”。14 而党的力量便来源于党的道德理想主义-诸如立党为立国，党无私利“能为全国人民尽此忠实之义务”。15 另一方面是以党治国。以党治国的精髓是以党的政治纲领作为国家治理的依据。“所谓以党治国，并不是要党员都做官，然后国才可以治，是要本党的主义实行，全国人民都遵守本党主义，中国然后才可以治。”16 至于以党治国的政治举措则是完全的权力垄断。“自革命起义之日至宪法颁布之日，总名曰革命时期。在此时期内，一切军国庶政，悉由本党完全负责。”17 再一方面，以党治国具有政治排斥特性，这种排斥性既是针对“主义”这类政党意识形态的，也是针对政治人才任用的。一者“国民党系我创立之民国唯一政党”，18 二者不是迫不得已，否则不“借才于党外”。19 三者政党治理本身依靠人治而不是法治。“党用人治的长处很多，人治力量乃大。”20 孙中山奠立的党化国家格局，在后来对于国民党的改造中有了进一步的落实，从而对于国民党建立起党化国家的政治实践形态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国民党的定位与定型都与有关。国民党的定位指的是，它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党，即作为一个党派它究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问题。国民党的定型指的是，它事实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党，即作为一个党派它坐实在什么状态中，其结构与功能的匹配基本坐实在什么形态上。对于这两个问题的解决思路是，就前者而言，他认定国民党是“唯一救国的党”。因此国民党当然地占据国家的所有权力。就后者讲，国民党乃是一个由党国、党军、党治构成的不讲权利只讲义务的政党。而国民党中央对于全党、全社会取一种“保姆”和“导师”的姿态。21国民党的党化国家定位与定型从此与中国二十世纪政治结构的定位与定型两者间具有了高度的一致性。甚至可以说它为此后中国党化国家的国家政治组织方式奠定了基调。 从评价的角度看，早期国民党建党的混乱，使得国民党对于党化国家的建构既在理论上也在政治实践上严重滞后。加之孙中山对于国民党党化国家的建构属于晚年的政治应急举措，对于国民党党化国家的强化属于急功近利的安顿，因此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国民党并没有完成党化国家建构的政治任务。中国共产党对于党化国家的建构与巩固，成功的程度远远超出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对于党化国家的建构，与其作为现代政党的建党纲领的自觉性、政党运作的严格纪律性、国家内在化于政党的周密性是联系在一起的。中共的政治领袖兼思想领袖对于党化国家的阐述，一直是他们基本不变的思想取向。以中国共产党建国时期的领袖代表和执政时期的领袖代表邓小平关于政党与国家基本关系的论述为例，可 以证明这一点。在的论述中，中国共产党具有着比中国国民党更有利的将国家党化的道德资源。因为中国共产党既建立在“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基础上，又“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22 因此强调中国革命与共产党宗旨的内在吻合，因此“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23 所以，信心十足地宣告“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24 故而在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之后，在政治上实践党化国家的“党的一元化领导”也就水到渠成。至于邓小平，他一方面将中国共产党定位在五四以来唯一一个联系群众的政党位置上，另一方面则将中国现代化的成就与中国共产党直接连接起来，再一方面更认定“全国人民把他们对于前途的一切希望寄托在党的领导上。”25 取决于中国共产党政治领袖兼思想领袖的明确的党化国家理念，1949年之后的中国国家形态，便日益明确地走向党化国家的定格境地。 定格了的中国党化国家形态，乃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完全彻底地垄断中国社会所有资源的形态。这种垄断，不惟是对于社会政治资源的垄断，也是对于社会经济资源的垄断，更是对于精神的、制度的与日常生活绝对统治的垄断。达到这种垄断，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对于异己思想与异在政治力量的成功挤压。另一方面则在于中国共产党成功地控制了各种统治资源。就前一方面来讲，不论是1949年前的思想运动，还是1949年以后的思想镇压，都使得中国人可以选择的政治理念日益陷入一个逼仄状态。1949年以前的运动，使得中国共产党党内练习了党化国家的运作。1957年的反右运动，使得中国社会、尤其是潜在的政治竞争力量-知识分子习惯了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惟命是从。而这种党化的政治意识形态一旦掌控了整个社会，提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它就具有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正确性。以此为基础展开的政治控制、思想教育，便成功地将约束在党化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跑马圈地”里。与这种思想控制相关，党化的军队、党化的警察、党化的政府，党化的经济、党化的教育、党化的文化、党化的日常生活，构成为党化国家的严密控制体系。26 从存在上讲，党在国家之上、党在国家之外。但是从党的作用方式上讲，党又在国家之中。党化国家的成熟形态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手里成功得建构起来。 无疑，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在党化国家的建构中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而且具体的举措也相差很大。只是从党化国家建构的结构上来审视两党，我们不能不强调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同构性。一方面，我们就政治竞争的角度，承认国民党与共产党是几十年的政治冤家。而且从两党的政治-思想领袖的自我政治表白与相互指责来看，他们对于彼此的差异也都有自觉的陈述。27 但是另一方面，从政党的基本结构上分析，两党的同构性远远大于它们的异质性。其一，从政党的基本政治理念上看，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是建立在列宁主义基础上的政党。两党都信奉真理独占和军权至上的列宁主义原则。恰如孙中山总结的。俄国革命之成功“实全由其首领列宁先生个人之奋斗，及条理与组织之完备。”28 对于党来讲，党员必须对党绝对忠诚，既牺牲个人自由，又贡献能力。“只全党有自由，个人不能有自由，然后我们的革命，才可以望成功。”29 在国民党的党制建构中，孙中山因此占据一切重要职位，有独裁空间。后来忠实遵循孙中山的建党思路，而且更加强化了独占真理的政党性质。虽然说国民党对于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弃置不顾，但是列宁主义的政党建构方式国民党是完全承接下来了。后来共产党所走的路，更是一条自觉的列宁主义道路。这不仅是因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是因为中共历史上重要的古田会议和遵义会议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列宁主义改造。“支部建在连上”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列宁主义信条，自是成为中国共产党基本纲领中的支点。其二，从政党的国家理念上看，党化国家是国民党与共产党所共同认可的国家建构原则。政党意志即国家意志、政党意识形态即国家意识形态是党化国家的理念结构。政党对于国家权力的独占是党化国家的当然权力布局。党化军队在作为党化国家的支柱上完全一致。所认定的“各团体的军队化，实在是救国的不二方法”，与在时期所主张的“军管”，实在看不出有什么两样。其三，从政党对于国家社会政治生活的实际控制方式上来看，一方面两党都对于意识形态的控制高度关注，以自己政党的意识形态居高临下地下贯到国家组织结构，是他们共同的选择。另一方面，将国家意识形态通过党化教育的方式，再次下贯到整个社会。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即是奴化教育，“本党一面以保姆的资格，培养社会的元气；一面以导师的资格，训练人民的政治能力”。30 这样素质低下的人民就可以全心全意跟随国民党。共产党的党化教育也同样是灌输奴化意识，从中共执政前“反对自由主义”的思想整顿到执政后的反自由化运动就说明了一切。31 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同构性实际上给我们展示了审视党化国家的另一个角度，即从国家结构及其运作的机制上看党化国家的状态。简单地讲，其一，从国家统治的政治理念上看，这是从观念层面对于党化国家的审视。独占性地执掌国家权力的政党，具有在思想世界运用纯熟的政治控制技术的能力。它将思想形态的政党与思想形态的国家完全合而为一。其二，从政党对于国家权力的全面占据上看，这是从制度层面对于党化国家的考察。独占性地执掌国家权力的政党将国家一切权力收摄于政党，从国家暴力机器的独占、到国家资源的垄断性利用（计划经济最直接体现出这一特点）、再到思想意识形态的真理独占，国家与民族均退隐到政党的背后。其三，从政党对于国家全面控制机制的形成上看，这是从日常生活层面对于党化国家的描述。独占性地执掌国家权力的政党将国家政治生活、组织行动方式与日常生活贯通起来，将所有关乎“党和国家”、“党和人民”的方方面面连接起来，加以高压控制。党化思维、党化制度与党化生活成为整个国家的生活方式。 党国一体的党化国家，简单地讲，就是独大的、占有国家权力的政党对于国家一切权力的垄断。这些权力，既包括政治、经济等可以实体化的社会权力，也包括观念、教育、文化等虚化的话语权力。这种权力结构，从结构上看则可以分解为两层面：其一，从国家结构机制上看，党国-党军-党政的一体化结构，就显示了这一结构的权力渗透状态。“党国”是将政党权力与国家权力直接合一。“党军”是将政党权力与军队暴力合一。“党政”是将政党权力与政府权力合一。三者完全合一，便将现代国家的所有权力高度归并起来，使得权力的垄断完全可以达成。“党国”将国家党，！化，“党军”将暴力党化，“党政”将国家日常权力党化。从而使得掌握国家绝对权力的政党可以绝对没有权力挑战者和替代者地行使种种权力。其二，从国家运行结构上看，全能国家的定位，使得得以将国家党化的政党全方位地渗透到国家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之中。党纲-党权-党化教育的一体化结构就显示了这一结构的特质。“党纲”显示了政党对于民族采取拯救姿态的道德依据，“党权”显示了政党对于国家采取大权独揽统治方式的凭借，“党化教育”显示了政党在物化权力之外的思想上统治全民族的驯化进路。“党纲”将建党与建国相统一，“党权”将党内支配与 党外支配相统一，“党化教育”将党员驯化与民族驯化相统一，从而使得党化国家的运作显得自然而然。前者作为党化国家的结构状态，后者作为党化国家的运行方式，两者结合，就使得党化国家具有了结构功能的完整性。 再简单地归纳一下，在现代边沿上的中国，政党何以能够凌驾于国家之上呢？这与三个因素有关。一方面，是政党将自己人为地提升为一个代表了民族未来的理想主义团体。这使得它可以自恃自己的理想主义而具有一种领导全民族的极端道德优越感。的国民党是这样看问题的。“我们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而我们国民的智识和普通的教育，却又这样的幼稚和缺乏”，不经过党化的及时训练，“国家也就亡了，我们种族也就灭了，当然再不能有独立的希望了”。32 邓小平的共产党同样是这样看问题的。毛的“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与邓的“一定要注意引导，不好好引导就会害了他们”33 的论述都潜蛰着执掌国家最高权力的政治领袖那种高于全民族成员，而有资格训导全民族成员的极端道德优越意识。另一方面，由于政党先于国家而成立，并且成为国家建立的动力，因此政党的行政建构就成为后起的国家行政建构的原型，以党代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前引孙中山、关于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一致性的论述，已经可以证明。后来共产党领袖也一再强调将党内的优良作风带进执政之中，以便将党的“为人民服务”宗旨转换为“执政为民”的为政方略。以及党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与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相同原则的归并，也显示出以党治国的大思路。再一方面，政党具有组织社会的社会动员“先天”特质，因此，当政党占据了社会政治生活的绝对有利位置之后，它对于社会秩序就具有了设计、指引的自然先导权。这是中国现代党化国家得以有效动员社会的同时，维护自己的党化统治的原因。这就是为中国政党领袖所强调的列宁主义原则，“没有铁一般的和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全体忠实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34 三、国家二型 我们强调，从政治学理论上讲，规范意义上的现代国家是“民族-国家”，并以民族国家为审视坐标，指出变型的现代国家是“政党-国家”即党化国家。之所以说民族-国家是现代国家形态的规范形式，规范就规范在，其一，它具有先发性。这是一个时间向度的分析。不是说先发的政治生活形态就一定具有规范性。但是，就民族-国家的形成而言，正是由于它的先发，使得它的发育生长方式变成了后来巨型的显现代政治组织结构-国家的一个原型。现代国家无疑由民族-国家催生，而又由民族-国家作为标志。由一个主体民族在其语言文化历史的基础上达成建构严格国家组织的“国家认同”，迄今为止，还是建构国家的基本方式。现代政治学关于国家的定义，几乎就是从民族-国家角度给出的，“由这一领土内的居民和政府组成的政治体系就是国家。”35 而政府也不过是“在一特定领土内成功地支持了独掌合法使用武力的权利以实施法规的任何治理机构。”36 当我们将国家看作一个民族建立一个政府的现代组织结构的时候，它与民族和国家两个端点的观察口径是具有一致性的。其二，它具有成熟性。这是一个结构状态的分析。民族-国家既然是以一个民族建立起来的政府体系，因此，它的建构方式就具有天然的政治性。这种政治性体现为一个民族建构政府体系时的诸社会政治原则。一方面，社会契约构成它组织起来的基础论证。另一方面，政府契约构成它促使成员们认同的政治基础。前者成为文化民族与政治民族分野的标志。后者成为古典国家与现代国家分界的象征。自由平等博爱之成为现代政治理念，宪政法治民主之成为现代政治制度，国家与社会二元分流之成为现代政治格局，都是因为它们规定了契约基础上形成的国家组织的国家性格。37 其三，它具有相对优势。这是一个比较视角的观察。后发的政党-国家与先发的民族-国家，在它们都获得了自己的历史理由而具有了共时存在的情况下，就发生了一个比较问题。比较是一个经验显示的结果问题。在两者以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方式对抗的形态对峙了几十年之后，民族-国家的国家建构经受了历史的考验，而政党-国家进入一个转型的阵痛之中。后者进入转型的原因正是因为它的内在缺陷：集权的政治形式已经难以进行有效的社会政治动员，僵硬的计划经济形式难以有效配置资源，封闭的文化建制锁闭了社会创新的通道。这与民族-国家建立在分权制衡基础上的宪政民主政治机制、依据于价格基础之上的市场经济、开放的文化建制具有的文化自我更新无法长久地对峙。起码可以讲，政党-国家所依托的传统形态的社会主义国家形式是彻底地终结了。 政党-国家是现代国家的变态形式。它变型就变型在，一方面，它是后发的。后发如果仅仅是时间意义上的，倒也不是什么紧要的问题。犹如美国相当于英国是后发的，但是国家结构都是民族-国家的。只是后发的政党-国家，在国家形成的过程中，由于民族的政治动员滞后，需要一个自觉建构国家的强势政党来号召建立国家，政党占据了民族在国家建构中的领导地位，因此，它以“民族代表”的身份获得了建立国家（政府）的特权。这样民族-国家的基本结构就发生了变化。可以说，政党-国家是在民族-国家形成动力不足的情况下的产物。政党替代了民族作为国家建构活动的主体。政党意志又恰恰是在与民族意志的形成中扭转民族意志、以至于高于民族意志的情况下引导民族转向国家的。所以，它的后发使得它必然变型。另一方面，它是不成熟的。这种不成熟，是因为它是在出台条件不足的情况下的“早产儿”。社会主义是政党国家的意识形态依托，共产党是政党国家的组织依托，落后国家是政党国家的既有国家基础，集权的政治、计划的经济与封闭的文化是政党国家的社会结构形式，分析起来，这些条件给政党国家的建构提供的生存土壤实在是相当贫瘠的。社会主义的混乱状态，不足以给社会主义国家建构实践提供充分的思想营养。科学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建构，也不足以提供一个资本主义的系统替代方案。而且它作为革命政治哲学，实在是将自己的理论构造轴心安顿在革命的正当性上面。国家建设的问题深深地隐匿在革命的激情后面。政党国家建构起来之后究竟怎么办的问题远远没有提上台面的机缘。所以当政党国家如此迅速地建立起来的时候，政党领袖一时都陷入了不知所措的喜悦之中。38 再一方面，它显示出相对的劣势。这种相对劣势是在政党-国家经历了一个发展时期之后显示出来的。政党国家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或民族主义国家），大都没有发育健康的社会政治制度、经济运行制度和弹性社会控制制度。社会政治制度的非宪政安顿，使得它们均成为某种形式的极权专制政体。政党的民主集中制投射在国家政治结构中转换为国家的中央控制结构，使得社会政治活力被这种政治制度所窒息。政党国家的政治制度就此具有一种脆性特征-它在可以维持自己的范围内，可以从容复制自己；一旦它到了脆性的边沿，谁都无法拯救它了，对于它的改革，也就只能是对于它的颠覆。而社会经济制度上的刚性计划制度，也因为超前于社会经济发展发实际水平，显示出它无法支持社会经济继续有效地发展的需要，以及它无法有效地配置社会经济资源，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以至于这种经济形式无疑要走向它的终结点。至于上控制方面，由于政党意识形态的强势作用方式被楔入了社会日常生活，因此，全方位的社会强控制是这种国家社会日常生活的必须。一种完全缺乏抵抗空间或非暴力反抗余地的日常生活，使得社会生活也显示出常态下的控制有效性和非常态下的完全失去控制的两极跳跃状态。这些劣势，使得它在与自己敌对的制度竞争中，必然处于失败的境地。而且它的失败，因于自己内在的缺陷或相对的劣势，而不是因于外部的压力。 比较分析民族-国家与政党-国家两种国家类型的结构与功能，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到两者具有的差异性和比较特点。这种比较，可以从三个角度着手：一是国家意识形态的构成与组织结构的差异。二是国家基本政治 制度的安排的不同。三是国家日常的社会政治生活状态的区别。 第一，规范的现代国家与变型的现代国家在国家意识形态的构成上具有巨大的差异。所谓国家意识形态，是指足以使得国家之作为政治共同体，其成员对于国家认同的观念基础之基本价值的共识。无疑，现代国家都需要国家意识形态作为国家的观念基石。假如一个现代国家没有这种观念基石，就等于没有国家的感召理念，国家的精神形态就建立不起来。就现代民族国家的国家意识形态支持而言，它的国家意识形态可以说是一种权利型民族主义与权利型爱国主义。权利型民族主义指的民族共同体之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基础，建立在民族任一成员都在这个共同体内获得了同样的人格尊严和政治权利，以至于因为他们在共同体内部的这种自由平等地位促使他们发自内心地认同这一共同体。假如民族共同体的成员在这个共同体内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政治权利，他们对于民族共同体就有采取拒绝认同态度的权利。绝对不会因为他们在历史传统、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上属于这个共同体而遭到民族的人格蔑视和权利践踏。以此为基础，权利型爱国主义，是指建立在民族共同体基础之上的国家共同体，必须是一个保护共同体成员政治权利的组织建制。国家与组织国家的成员个人，具有握权和授权的关系结构。国家之获得人民的爱护，就是因为它保护了人民。人民之爱护国家，就是因为他们在其中获得了安全、尊严和生存发展资料。不是因为国家凌驾于人民之上，因此人民必须服从它。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成员应该能分享共同的政治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意识和关于同属于一个共同的国家的认知，应该是支持民主政治的。” 39 规范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基本上都是宪政民主国家，在此也就获得了理解的理由。在这样的国家框架之下，一切公民组织、政党组织都只具有相对于国家组织的次生性。相应地，政党组织是在国家框架下运作的。政党组织对于国家组织具有忠诚伦理导向，而不是相反。 后发外生的现代化国家的困境是，它从古典的文化国家转型为现代的民族国家的时候，没有原来国家结构中内生的转型动力。因此，它得依赖于相对于原来国家结构而言的外生力量来动员资源进行现代国家的建构。在这种情况下，取得了支配性地位的独大政党就有了代表民族利益与愿望的机会空间。在民族危机中，道德自我正当化的政党就有一个要求民族成员跟随这一政党的理由。所以，当通过政党力量建立起国家组织架构之后，党化国家的国家意识形态支撑也就通常是义务型民族主义与义务型爱国主义。所谓义务型民族主义，就是不问民族成员在民族共同体中的地位与作用，不问他们作为个体活动者是否具有基本人权和政治自由，而只是在民族危亡关头，被政党动员起来而成为没有权利只有义务的民族救亡者。他们在民族危亡之机，遭遇了究竟为民族大我牺牲小我、还是为小我一己牺牲民族大我的“权利难题”。于是，大我胜过小我，义务替代了权利。在民族“大义”面前，中国人没有思考权利与义务关系对等性的空间。而义务型爱国主义，是由义务型民族主义自然引导出来的政治意识形态。40 它主张一个民族的成员对于它所建立的国家共同体来讲，必须无条件地采取爱护的立场。它将爱国与卖国作二元对峙的理解-要不你履行爱国义务，要不你就是出卖祖国。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于国家就不能质疑它对于个体自我的价值与意义问题，而只能质疑自己热爱国家的忠诚程度问题。而且“国家”之作为一个政治组织与“祖国”之作为一个文化概念之间的差异性，也相应被忽略。与之伴随，独大的政党之政党组织是在国家框架之上和之外运作的。“之上”，是指政党占据了国家建构的优势资源。国家之作为号召民族凝聚为政治实体的道德主体，转换为政党之作为号召建立国家的道德实体。在这种情况下，政党与组织的“寡头统治铁律”发生作用的机制特别明显。41政党领袖在政党国家的建制中，发挥着“导师”与“领袖”的共同作用，他就此成为政党的象征与国家的象征。于是，两条对划而过的线索就显现出来：一条线索是国家建立的线索，这是一条从民族到政党、再到国家的线索。另一条线索是从国家到政党、再到政党领袖的线索。前者构成了国家形成的过程。后者构成了国家运作的过程。前者支持了党化国家结构。后者支持了领袖专制机制。绝对忠诚的政党伦理因此转换为绝对忠诚的国家认同伦理。国家意识形态的批判性结构也就完全没有建立而起的可能性了。这样，党化国家的精神僵化也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了。 第二，规范的现代国家与变型的现代国家在基本制度安排上也有很大的不同。所谓国家的基本制度安排，指的是关乎国家政治生活的那些基础性结构，比如宪法的制定与宪政制度的运行，比如法治精神的建构和法治状态的维持，比如民主制度的建立与民主的改进等等。民族国家建立在民族共同体成员对于国家共同体关爱其成员的基础之上，因此，将这种关爱落实为一种保护共同体成员的国家基本制度，也就是国家（政府）有效运行的前提。宪法的制定与实施，宪政的建构与运行，就是在这种驱动力之下产生的。它是民族共同体，进而是国家共同体保护其成员，以便达到捍卫其成员支持民族共同体和国家共同体的基本制度基础。宪法，就是建立在维护共同体成员的基本权利的基点上的。之所以宪法的基点必须是维护共同体成员基本权利的，就是因为惟有这样它才足以维系共同体成员对于共同体的认同。假如不是如此的话，共同体之“共同”究竟何在的问题就解决不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就会发生危机。在这个特定意义上，宪法绝对不能是对于共同体成员社会政治义务的硬性规定。它一定是对于共同体成员权利的保护性规定、对于国家组织建制的限制性设计。在此基础上，宪法通向宪政才是可能的。宪政制度乃是一套健全的国家基本制度。它对于共同体成员的生命财产自由有明确的规定、对于主权在民原则具有鲜明的强调、对于权力的分割制衡具有刚性的要求、对于法治的治国方略具有综合的支持。42 经由宪法的良法建构和宪政的实施，国家的法治状态维系着国家的良制情形，而国家的良制情形支持着国家的优良秩序。一种对于共同体成员毫无例外的法治治理结构，使得共同体成员具有平等的社会地位，进而使得共同体成员支持共同体运作的内在动力形成逐渐强化的趋势。国家的持续发展就有了永续的动力。并且，因为宪政支持的法治民主运行机制的健全，民族国家的民主建制一般会表现为低调的代议制民主、程序性民主，而不是高调的直接民主制、实质性民主。43 党化国家的制度建制具有保护权势者特权而漠视共同体一般成员权利的特性。这是由党化国家的国家结构决定了的。党化国家不可能是制度化的国家。这是因为，一方面，宪政制度建立的空间被扼制住了。现代党化国家形式上都有一部宪法。但是这部宪法的现代性是严重不足的。它对于独大政党的超国家权力的规定，事实上等于否定了宪法对于公民与公民组织享有平等权利的宪法基本原则的规定。而且由于独大的政党强制性地制约国家政治生活，因此宪法之通向宪政几乎没有可能。44 另一方面，国家的制度因为总是将执掌国家权力的政党作为例外，因此制度的形式化作用机制总是建立不起来。制度的例外“制度化”地存在，也就意味着制度只能流于文献形式。法治是建立不起来了。没有法治的支持，强控的社会政治秩序就只好以德性来支撑。像国民党时期宣称儒家德性伦理治国胜过现代民族国家以法治国一样，45 共产党的领袖也始终不忘以德治国之作为以法治国的“弥补”一样。46 一个以德性作为国家治理直接资源的党化国家，是不可能依靠真正有利于国家治理的法律资源的，法律秩序建立不起来，现代大型复杂国家的秩序也就难以保证。因此它也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治理，只能流于暴力统治状态。再一方面，党化国家是不可能建立起国家的民主生活制度的。现代党化国家奉行的都是大同小异的所谓“民主集中制”。其实在这中间，“民主”始终只是手段，是达到社会有效的全方位控制所借助的了解社情民意的工具。所谓“人民民主”在党化国家的工具化处境就是明证。因为在一个完全没有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制度机制的情况下，人民根本就不可能做主。原苏联是如此，以致于斯大林晚期可以长期不召开政党的代表大会和国家的立法大会。47 晚期的统治也是一个证据。48 第三，规范的现代国家与变型的现代国家在国家的日常生活状态上也具有极大的差别。这就是一个社会是否具有与国家抗衡的实力的问题。在前者，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立是国家规范运行的前提条件。在后者，党化国家之吃掉社会则是人们视为当然的事情。 健全的民族国家就是宪政 民主国家。因此，这样的国家里国家权力是受到严格限制的，社会的自主与自治乃是国家政治生活之外的社会生活所必须的。因此，社会的自我组织状态是非常发达的。在日常政治生活方面讲，社会组织构成压力集团的时候，它就对于国家（政府）组织构成为监督和影响，同时构成社会各个阶层人士自我维护利益的凭借。在日常经济生活上讲，国家与市场的分界是比较清晰的。市场的自生自发秩序来自于价格的作用机制，它对于国家的介入有一种“天然”的排斥性。在人际关系的处置上讲，人们依据宽容的原则理解各自的信仰、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而不是以一种由掌握国家权力的政党控制下的、国家统筹的方式来“移风易俗”。49 党化国家之所以对于社会生活具有吞噬力，是因为党化国家是以吞噬所有权力的高度垄断性为特质的。在政治上，党化国家绝对不能容许相异的权力体系的存在，它只要面对不同的权力结构，就意味着它的根本缺陷具有显示的可能性。要维持它绝对的伟大性、正确性，就必须以吞噬所有权力为前提，并以此来显示自己的绝对不可替代性。在经济上，党化国家一定要通过对于经济的刚性计划控制所有经济资源，以便强化它对于政治资源的控制。这两种控制是相互依赖的。假如它在控制政治资源的时候忘记了控制经济资源，它就无法达到对于国家资源的垄断，也就会生长出一个基于独立经济力量支撑的反对者来。但是这种经济生活方式对于资源配置的效率是极低的。因此政党国家的经济始终是低效经济和短缺经济。经济生活的韧性匮乏和脆性结构，决定了经济生活的不安定性-饥荒的随时伴随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50 取决于这种短缺经济所可以供给物质的缺乏，所以党化国家总是要经由掌握国家权力的独大政党来提倡节俭道德，以便将物质短缺可能导致的政治统治风险加以化解。而且在政党权力借助国家力量介入居民的生活时，国家还故意以极其轻慢的态度对待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差异，随意地干预个体的私人生活。私人生活构成为国家统治的重要领域。私人生活被国家组织化的生活完全吞噬。“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等等将个体纳入党化思维轨道的运动将私人空间干干净净的占据了。权力之吞噬权利的情形从政治领域直接打通到生活范畴。51 四、党化国家的转型 党化国家的内在缺陷体现在它的历史运行过程之中，并必然导致它的外部竞争能力的孱弱。因此，党化国家面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规范运行压力，以及内部整合的需要，几乎都遭遇了转型的问题。审视党化国家转型问题有两个视角：经验的视角与理论的视角。经验的视角其实是对于一个社会政治事实的刻画。理论的视角则是对于一个现代政治规范的重新申述。 其一，经验层面的描述。就经验层面来看，党化国家的典范形态是原苏联东欧国家。从历史形态上来讲，延续较为长久的党化国家形态、尤其是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形式的党化国家形态，52 可以说都是苏东国家形态及其变型形式。就中国的国家形成过程来看，无疑，中国现代党化国家形态的形成，也是移植和重组苏联党化国家形态的产物。就此而言，审视苏东党化国家的转型，有利于我们从宏观视角转而审视中国党化国家转型问题。从历史回溯的角度分析，苏联与东欧从党化国家向民族-国家的转型，起自1950年代。那个时候党化国家的转型，从国家间的关系这种外部因素讲，是因为遭遇到了“社会主义国家体系”的内部分裂。由于苏联将自己党化国家的统治方式推移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遭遇到了与国家建构同时兴起的民族主义的抵抗。像匈牙利、波兰、南斯拉夫、捷克等苏联卫星国，对于苏联的专断作风进行了基于民族主义的抗拒。东欧几个小国的政治转型，从那个时候找到了自己的历史起点。加上后来政治强人斯大林去世，苏联内部也开展了批判斯大林主义的运动。党化国家的基础结构-苏联共产党的天然正当性受到动摇。党化国家据以生存和维续的基本结构-共产党的道德正当性资源受到严重的损耗，党化军队对于政党的无限支持开始衰减，国家对于社会全方位的控制有所松动，党化政府对于政党本身有了游离。如果将苏东情形切分为苏联与卫星国两种情况来看，苏联的情况较为复杂，而卫星国的情况较为简单。可以说苏联的转型起伏曲折。而卫星国几乎是处于一个持续转型的状态。就苏联来说，1950年代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主义，是苏联党化国家转型的开端。后来勃涅日涅夫将改革扭转，党化国家的转型实际发生回流。苏联经历了长达30年的停滞。党化国家的积弊越来越难以克治：政党对于国家的控制越来越僵化，经济的军事化越来越拖累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军企集团对于权力的掌控越来越具有威慑性。于是，苏联党化国家的稳定转型越来越显得不可能了。党化国家积累起国家运作的脆性机制。事实上，后来苏联的崩溃已经在这个时期埋下伏笔。53 卫星国里值得一提的是匈牙利。1956年和1968年是匈牙利党化国家转型最具有象征意义的两个年份。1956年前，匈牙利是较为典型的苏式党化国家。“其结构特征是集权的交叉连线与强制性的计划，秘密警察起着异常重要的作用。”54 1956年后匈牙利进行了改革。改革的导向是分权，是将过去高度集中的权力下放到基层组织。但是改革的总的意图是巩固执掌国家权力的政党权力。1968年的改革具有新的性质。政治上要求党的机关减少干预，经济上采取有指导的市场模式，对于政府管理则强调规范化，55 这为后来匈牙利从党化国家较为顺利地转换为民族-国家的国家形态奠定了基础，不至于经历原苏联那样的国家崩溃。 台湾地区的政治结构从党化国家结构形态向民族国家结构形态的转型经验也值得我们高度关注。这是因为，一方面，国民党大陆政权的建立、尤其是孙中山对之的改造，使得它具有浓厚的苏联党化国家的色彩。虽然后来似乎要朝悖反的方向行走，但是在政党的结构上并没有改变。国民党对于权力党化的迷恋、对于军队的极度重视、对于党管干部原则的把握，在在都反映出它的苏式党化国家特点。另一方面，在政治谱系上转接苏式党化国家传统的国民党政权，实际上是后来接掌中国大陆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党化国家的历史原型。国民党与共产党在建构国家形态上的结构一致性，使得二者间具有直接的政治亲缘关系。相对于苏东政党国家转型来说，国民党党化国家的转型对于共产党来说具有切近性，而前者不过是外部的震撼而已。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承接了大陆统治的形态，依旧是典型的党化国家政治结构。只是由于内部外部的诸种原因，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一直遭遇抵抗。这给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一直造成压力。加之后来台湾经济的发展，使得政治改革的要求有内转的趋向，更促使了国民党进行自身的改革。于是台湾国民党当局后来终于还是以解除戒严令奠基，相继解除党禁、报禁，使得台湾地区的国家形态走出了党化国家的形态，具有了政治结构上的民族-国家的规范国家的运作的可能性。56 因为解除党禁，使得现代政治最为紧要的政党竞争制度可以建立起来，进而使得国家（政府）权力系统的开放变得来可能了。而开放报禁，使得民族国家最为紧要的、事关共同体公共空间建立的可能性具备了，社会的自治也因此具有了一个与国家的统治不一样的“地盘”。与解除党禁相关的一系列变化，尤其对于民族国家的规范建构具有重大意义-最为紧要的有两点。一是党化军队的改变。一是党管干部的突破。前者使得党化国家统治的暴力逻辑有根本的改变；后者使得社会公共职位不被一个独大的政党垄断。前者使得国家权力的逻辑具有了同意权力的性质；后者使得独大政党独占公共职权的局面彻底打破。这两个方面的变化，对于台湾走出集权的党化国家，迈向现代民主的民族国家政治运作形态，具有决定性的意义。57 其二，理论层面的刻画。理论层面的刻画，是要缕析党化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型涉及到的观念层面的问题。从而在理论层面解决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党化国家需要转型？另一个问题是党化国家如何可能转型？就前一个问题而言，党化国家之所以需要转型，就是因为它不是现代国家的规范形态。由于它的不规范，因此对于一个国家的现展造成了巨大的障碍。党化国家中独大的执政党控制了一切社会政治资源，这种垄断性的控制，必然造成资源的低效甚至无效配置。从政治资源的配置来看，由于党化国家禁绝了政党之间的竞争，因此垄断性地握有国家权力的独大政党便几乎没有什么顾忌地行使权力，这使得权力存在与行使的合理性都大大降低。而且，没有限制的权力不仅在结构上的合理性没有保证，而且在权力与革命的结合松动的时候，即在权力与利益钩连的可能空间加大的时候，权力腐败就成为一个泛滥的社会现 象。从经济资源的配置上分析，由于党化国家的支撑力量主要是独大政党的道德理想主义，因此，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对于党化国家来说根本就不是问题。在党化国家中，经济是政治的奴婢。一方面这是因为党化国家没有支持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财产观念。58 于是财产与财产的增值就不是经济运行的目的。经济运行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体现某种意识形态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党化国家将财产视为国家所有物，而因为国家的支配者是力图德性化的政党，因此财产的占有与财产的支配都缺乏现代经济理性，对于财产使用的精确计算观念建立不起来。再一方面就是因为党化国家的非制度化运作使得经济生活的自主性要求得不到满足，人们无法自主地运用自己的知识、智慧和资本，从而造成短缺状态下的节俭美德，社会因此成为无可救药的匮乏社会。从社会其他资源的配置来看，文化上的自闭性使得文化的自我更新变得来不可能，教育的意识形态化使得知识创新缺乏基础，科学的工具化使得自然世界的认识扭曲为政治正确的依据。党化国家确实不是各种资源配置的现代方式，而是集纳了传统和现代资源配置弱点的一种缺陷性极其明显的资源配置体系。这注定了党化国家在与它所拒斥的民族-国家的竞争中，就长时段来看必然处于劣势处境。 在我们不怀疑党化国家转型的经验事实与理论论证的前提下，三个问题就需要我们加以理智的分析： 第一个问题是，党化国家如何可能转型的问题。解释这个问题，需要从现代国家建构规范的参照意义和党化国家的自身变化两方面加以审视。前者是转型可能性的外部显现问题。后者是转型可能性的内部动力问题。就前者来看，它总是显示出民族国家在其国家运转上具有的运作强势状态。并且显示出党化国家向何处去这一问题的答案。这使得党化国家的走向问题获得了解决。它转型的可能性就潜藏在这种相对的走向显示中。就后者来讲，党化国家的运作困境促使它自身经历一个强化自身、僵化自身到否定自身的过程。像苏联东欧这类党化国家与国民党政权的走向几乎都经历同样的变迁历程。如果说前者是一个定数的话，后者可以说是一个变数。只要两者有机会扣合在一起，党化国家转型的可能性就会转变为现实性了。 第二个问题是，党化国家转型的主要症结问题是什么。审视党化国家的基本结构以及它发挥功能的方式，关乎党化国家转型的主要问题至少包括如下几个方面：其一，社会发展的政治要求如何的问题。从党化国家中独大的政党主宰国家生活，垄断一切资源而造成社会其他阶层、集团失去发展空间，由此必然引起社会各界或骤或渐的反弹，驱使独大的政党逐渐分权予其他社会政治组织，显出淡出国家政治生活的态势。这种变化轨迹是党化国家转变为民族-国家的关键，因为它显示了党化国家在现实压力的逼迫下逐渐会与它视为政治对手的政治组织妥协。因此，可以说党化国家转型是不是一个现实的政治态势，取决于社会组织在社会发展腾出政治空间的时候是否适时介入国家政治生活。其二，权力体系的重建可能问题。党化国家的权力体系是封闭的、僵化的、排他的，往往是独大的政党毫无余地地占据一切权力。绝对权力的绝对运作，既使得权力运作的效率低下，也使得权力在不受约束的情况下变质为权力与利益的直接钩连。因此，党化国家的转型实际上就是一个权力体系的重建问题。党化国家的权力体系重建，涉及到三个关键环节，一个环节是掌控国家一切权力的独大政党本身的结构是否容纳了异质因素。这是党化国家独大政党因为利益甚至价值取向陷入派系分化，而使得它必须学习与其他社会政治组织分享权力的基础。因为只有这样，独大政党不可能怡然自得地复制自己，它必须为维护自身之作为一个团结的掌控国家权力的组织而耗费大量组织资源，从而为其他社会政治组织进入国家政治生活提供空间。59 另一个环节是除开独大政党之外的党派组织的存在与成长状态。这是一个是否有组织足以与将国家党化的那个独大政党抗衡，而承担党际竞争责任的基础。无疑，在中国，被冠以“派”的政党的政治能力是非常孱弱的。它在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执掌国家权力之后，就一直处于一个自我复制和壮大的萎缩状态之中。这一历史处境，使得派的自我发展变得来很为紧要。60 如果派足以发展成为成熟的现代政党的话，那么党际的竞争就有利于独大政党放下权力架子而与其他政党平等分享国家权力。再一个环节则是社会压力是否足以使得政党将自己准确地定位为一个社会政治组织，而不是将自己确定为独享国家权力的法外超级政党。这关系到国家权力相对于政党组织的独立性能否获得认同的问题。其三，政党竞争制度是避免党化国家的重要政治制度安排。政党竞争制度的建立首先依赖于不同权力体系的相对独立。国家权力独立于政党，使得政党可以成功地区分出执政党与在野党，这是政党竞争的前提。一个或多个追求“全输全赢”的政党，都必定是拒绝党际竞争的、倾向于建立党化国家的政党建制。61 只有将政党建制安顿到党际竞争的现代政党位置上的多个、两个政党之间，它才是一个规范意义上的现代政党。也才可能是促进规范国家建构的政党建制。这对于后发现代国家中强调政党作用的情形尤其关键。 第三个问题是核心问题。即占有一切社会政治经济资源的执政党如何可以有一个准确的政党定位。为什么说党化国家中独大政党的定位对于党化国家转变为民族国家具有核心性的作用呢？原因很见简单，当这个政党在独占国家所有的社会政治资源的情况下，它只会以政党组织自然要求的执掌权力的独大心理来处理党际竞争问题。它对于党际竞争的排斥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只有在它或主动愿意或被动同意改变独占国家所有的社会政治资源的条件下，关乎国家权力结构正常化的党际竞争、乃至于宪政安排等等等等的制度建构，才可能提上政治改革日程。就此而言，在政党定位上，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是党化国家政党改革必须首先进行的政治改革工程。在政党的定位问题上，确立起将革命党转化为执政党的政党理念，还只是一个将政党安置到国家之下的合理转变的原则举措而已。对于独大政党的转型来讲，关键还是在政党的转型举措安排上。关于这方面有两个问题值得强调，其一，独大政党的自身建设问题。人们业已指出的通过党内民主，扩大到社会民主的政党改革进路，也许是值得重视的进路。其二，政党竞争的制度承诺问题。面对执掌国家权力的政党建构初衷，党际竞争如果是可以期望的，不是因为它依托于独大政党的道德觉醒，而是因为民族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没有将哪一个政党规定为掌握国家权力的执政党，而另将其他政党规定为只能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参政党，而是在党际之间寻求理性竞争，以便合法取得国家权力。就此而言，政党竞争制度的建立既需要党际竞争，更需要政党轮替。否则，一个政党将自己安置在国家法律之外之上，就永远也难以实现党化国家向民族-国家的转变。 理论分析论文:对功能翻译理论对文学翻译的适用度分析 [论文关键词] 功能理论 文学翻译 适用度 [论文摘 要] 阐释了功能翻译理论和文学翻译的内容与特点,分别探讨了文学翻译中文本规约、忠诚理论和语义及交际翻译策略的体现,提出了功能理论对文学翻译也具有一定适用度的观点。 1、引言 翻译研究中的功能途径起源于功能语言理论,受到弗斯(J.Firth)和韩礼德 (M. Halliday)等人的功能语言学和海姆斯 (D.Hymes)的交际能力论学说的影响。当前,从功能角度研究翻译,可分为微观和宏观两类(张美芳2005)。前者指以英国学者为主从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及语用学为基础的语篇分析学角度入手,用较固定的框架研究语篇功能;后者则是以德国学者为主,从赖斯(K.Reiss)的文本类型学、弗米尔(H.Vermeer)的目的论和诺德(C.Nord)的功能加忠诚理论入手,强调译文在目标语境中的功能及依据不同语篇功能而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文学文本用形象的语言,塑造艺术形象,反映深邃的历史和浩瀚的社会现实,让读者从中受到感染、熏陶和教育,从而得到美的享受。文学翻译则不仅要译出原文的意义,更要译出其中的感情和韵味。德国功能翻译理论是否适用于文学翻译则是国内外学者争论的焦点。国内部分学者研究认为功能派适用于文学翻译。如陈刚和胡维佳(2004)从功能派角度比较了《红楼梦》中咏蟹诗的两译本;文军、高晓鹰(2003)运用功能理论来阐释了文学翻译批评理念;吴南松(2003)、王小凤(2004)分别探讨了功能翻译理论在文学翻译批评中的适用性。这些研究都表明功能翻译理论同样适用于文学翻译。吕凤仪、何庆机(2009)则从功能派指向性、目的论和功能文本类型学等角度指出功能理论不适合于文学翻译。本文尝试从文学翻译实例出发,分析功能翻译理论对文学翻译的适用度,探讨其是否适用于文学翻译。 2、理论源流与特点 2.1 功能翻译理论内容与要点 德国功能翻译理论是指以“侧重功能或文本功能”的视角,研究翻译的各种理论(Nord,2001)。其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弗美尔、赖斯和曼特瑞(J. Manttari)为代表,分别提出了目的论、文本功能类型学和翻译行为理论;第二阶段核心人物为诺德,提出了功能翻译类型学和忠诚原则。第二阶段中霍恩比(M. Hornby)、霍尼(H. Honig)、库斯摩尔(P. Kussmaul)和阿曼(M. Ammann)等也推动了该理论的发展。 2.2 文学翻译内容与主要特点 文学作品包括诗歌、小说、散文和戏剧等类型。各类型文学文本又具有其自身文体特征。在翻译时,不仅要译出原文的意义,更要译出其中的感情和韵味,译文语言应该形象、生动、抒情,具有象征性和韵律感等,给人以启迪、陶冶和美感。意境是文学作品的生命,存在于小说、散文、诗歌中。散文的意境是通过对具体事物的描绘,使人产生敬仰、喜爱、感动或憎恨、讨厌之情,从而突出意义,产生意境。诗歌的意境产生有多种因素----讲究节奏、韵脚,讲究用词、句式,要有形象。翻译诗歌时要反映出这些特点,要求译文高度真实,否则便难以传达原诗的新鲜和气势。从功能翻译理论视角看,文学文本是“创造性作品”,属于表情型文本,作者或发送者地位显着,传递信息的形式特别,语言具有美学特点。文学文本的语言具有审美的特点,文本侧重形式,译文的目的在于表现其形式,可采用仿效、忠实原作者的翻译方法(Munday 2001)。 3、功能理论与文学翻译例析 3.1 文本类型学与文学翻译 赖斯的文本类型理论是功能翻译基础理论之一。按其观点,语言文本类型理论可帮助译者确定特定翻译目的所需的合适的对等程度。如上文所述,赖斯认为文学文本属表情型,应采用仿效、忠实原作者的翻译方法。散文《匆匆》是朱自清先生的早期作品。先生在充满诗意的语言内表现出了对时光消失的感叹和无奈,字里行间流露出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的苦闷和忧伤情绪。本文选用张培基教授(译A)与张梦井教授(译B)的译文进行分析,试图说明文本规约对文学翻译的影响。 例1. 标题:“匆匆” 译A:The Transient Days 译B: Days gone by “transient” 内涵为“暂短的,转瞬即逝的” 而“go by” 为“逝去,过去” 。“匆匆”表达了作者对时光流逝而感到无奈,作标题使用,透出一股文学语言的美感。译A中“transient” 与文中主题意义相符,表达出对短暂的无奈;而译B 中的“go by”体现出的是“时间在逝去”,还有“追悔失去的美好日子”之意,并未体现出作者想表达的“短暂,快”。从译文对比看,由于对原文词义的把握差异,译B的措辞未能表现出表情型文本“审美”的语言特点,所表达的情感不如译A;从翻译方法看,也未能完全“仿效、忠实原作者”,语义产生了偏差。下文再举一例: 例2.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确乎是渐渐空虚了。 译A: I don’t know how many days I am entitled to altogether, but my quota of them is undoubtedly wearing away译B:I don’t know how many days I have been given, but the in my hands are becoming numbered. 译A中“wear away”表达了“消逝,衰退”之意,是一种形象化的翻译,吻合原文中的“渐渐”二字;而译B的“numbered”表示“时日无多”,用于此有点牵强,作者写此文时年仅二三十岁,用“时日无多”来形容似有不妥,也失去了原文“渐渐”一词的意味。因此,对于文学作品的翻译,从文本规约考虑应注重其语言的感染力与艺术性,从词义上再现原作情感,体现出其“审美的”语言特点。 3.2 功能加忠诚与文学翻译 功能加忠诚理论的核心为“翻译纲要、原文分析及对翻译问题的分类”(张美芳2005)。“翻译纲要”指翻译委托人对翻译提出的要求。理想的翻译纲要含有译文的预期功能、读者、传播媒介、出版时间和地点等。原文分析为译者提供决定依据:1)翻译任务是否可行,2)原文中的信息哪些与译文功能相关,3)采用何种翻译策略。翻译问题主要为语用、文化、语言和文本方面的问题,处理时应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分析翻译问题的目的是根据不同的问题采取不同的翻译措施,但在整个过程中,翻译功能始终是考虑的焦点(诺德2001)。 3.3 翻译策略与文学翻译 纽马克(P. Newmark)是英国翻译界元老,其特别钟情于德国功能语言学家卡尔.布勒的语言功能“工具论模式”,提出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也是根据语言的功能、文本的目的制定的翻译策略。语义翻译的目的在于解读原作者的思想过程,强调译文的信息型,交际翻译旨在解读原作者的意图,注重译文的效果性。在文学翻译中时常面临“直译/意译”、“归化/异化”这样的两难,从功能角度入手,考虑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则可避免生硬的“两分法”。 4、结语 综上所述,功能翻译理论不仅在应用翻译领域具有较强的适用性,也能够解释文学翻译中出现特定问题。不可否认,文学翻译具有复杂性,其翻译策略具有多重考虑,功能理论的规定性 研究方法和分类有时难以全面而有力地解释复杂的文学翻译现象,但功能理论的出现为文学翻译提供了一条途径,其对文学翻译研究也具有一定的适用度。 理论分析论文:CAPM理论在我国证券市场中应用的分析 由于我国证券市场起步较晚,CAPM只是最近几年才被引进并应用到各个投资决策和理论研究领域。但是我国并不成熟的证券市场难以满足CAPM理论严格的基础假设条件,所以CAPM理论在现实市场中的有效性值得进一步探讨。本文将对CAPM在我国的应用问题进行分析。 一、CAPM的理论意义及作用 (一)CAPM的前提假设 任何经济模型都是对复杂经济问题的有意简化,CAPM也不例外,它的核心假设是将证券市场中所有投资人视为看出初始偏好外都相同的个人,并且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是在Markowitz均值——方差模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它还继承了证券组合理论的假设。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点:证券市场是有效的,即信息完全对称;无风险证券存在,投资者可以自由地按无风险利率借入或贷出资本;投资总风险可以用方差或标准差表示,系统风险可用β系数表示。所有的投资者都是理性的,他们均依据马科威茨证券组合模型进行均值方差分析,作出投资决策;证券加以不征税,也没有交易成本,证券市场是无摩擦的,而现实中往往根据收入的来源(利息、股息和收入等)和金额按政府税率缴税。证券交易要依据交易量的大小和客户的自信交纳手续费、佣金等费用;除了上述这些明确的假设之外。还有如下隐含性假设:每种证券的收益率分布均服从正态分布;交易成本可以忽略不计;每项资产都是无限可分的,这意味着在投资组合中,投资者可持有某种证券的任何一部分。 (二)CAPM理论的内容: 1.CAPM模型的形式。E(Rp)=Rf+β([(RM)-Rf]其中 β=Cov(Ri,Rm)/Var(Rm) E(Rp)表示投资组合的期望收益率,Rf为无风险报酬率,E(RM)表示市场组合期望收益率,β为某一组合的系统风险系数,CAPM模型主要表示单个证券或投资组合同系统风险收益率之间的关系,也即是单个投资组合的收益率等于无风险收益率与风险溢价的和。 2.理论意义。资本资产定价理论认为,一项投资所要求的必要报酬率取决于以下三个因素:(1)无风险报酬率,即将国债投资(或银行存款)视为无风险投资;(2)市场平均报酬率,即整个市场的平均报酬率,如果一项投资所承担的风险与市场平均风险程度相同,该项报酬率与整个市场平均报酬率相同;(3)投资组合的系统风险系数即β系数,是某一投资组合的风险程度与市场证券组合的风险程度之比。CAPM模型说明了单个证券投资组合的期望受益率与相对风险程度间的关系,即任何资产的期望报酬一定等于无风险利率加上一个风险调整后者相对整个市场组合的风险程度越高,需要得到的额外补偿也就越高。这也是资产定价模型(CAPM)的主要结果。 3.CAPM理论的主要作用。CAPM理论是现代金融理论的核心内容,他的作用主要在于:通过预测证券的期望收益率和标准差的定量关系来考虑已经上市的不同证券价格的“合理性”;可以帮助确定准备上市证券的价格;能够估计各种宏观和宏观经济变化对证券价格的影响。 由于CAPM从理论上说明在有效率资产组合中,β描述了任一项资产的系统风险(非系统风险已经在分化中相互抵消掉了),任何其他因素所描述的风险尽为β所包容。并且模型本身要求存在一系列严格的假设条件,所以CAPM模型存在理论上的抽象和对现实经济的简化,与一些实证经验不完全符合,但它仍被推崇为抓住了证券市场本质的经典经济模型。鉴于CAPM的这些优势,虽然我国股市和CAPM的假设条件有相当的差距,但没有必要等到市场发展到某种程度再来研究CAPM在我国的实际应用问题,相反,充分利用CAPM较强的逻辑性、实用性,通过对市场的实证分析和理论研究,有利于发现问题,推动我国股市的发展。 二、CAPM在我国市场的实证研究结论 CAPM理论存在着较为严格的假设前提,并且它将证券市场假设为一个理想的简化的抽象的市场。首先CAPM需要一系列严格的假设,例如市场的有效性,信息的获取时原成本的,每个投资者都是理性的,都按照Markowiz的均值方差模型进行投资决策进行资本配置,不存在资本的介入和贷出限制;再者,CAPM理论将所有的系统风险系数都归于一个(相对风险)因素之中,忽略了其他因素对单个证券受益率的影响;再者,CAPM理论假设市场证券组合中有足够多的证券从而将证券的非系统风险完全抵消掉。面对这些假设和条件,即使是在较为成熟的证券市场中也不可能满足这些条件。因此,在前提条件不能严格满足的条件下,CAPM在各个证券市场的就有适用效果的区别,也即是CAPM的理论指同现实市场的符合程度。同样,在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相对较晚的情况下,我国的证券市场还不成熟,不能满足市场完全有效性的假定,市场上断线投机的目的大于投资的目的,大多数投资者并非理想的理性投资者,投资决策存在盲目性,尤其是断线投资盲目的跟庄。所以CAPM在我国的应用效果将会同实证结果存在更大的差距。CAPM在我国证券市场是否有效一直是理论界争论的焦点。从1990年开始。许多国内学者就对CAPM在我国证券市场的实证检验。 在施东辉(1996)所作的实证分析中,发现系统性风险与预期收益呈现出一种负相关的关系,非系统性风险对股票收益有着重要的影响。系统性风险与预期收益不存在明显的线性关系。陈小悦、孙爱军(2000)检验CAPM在中国股市的有效性,结果表明β对中国股市的平均收益不具有解释能力,从而否定了其在中国股市的有效性假设。杨朝军、邢靖 (1998)对我国股票市场的价格行为进行了研究。 目的是检验风险和收益的关系是否符合CAPM理论。研究结论表明我国股票市场风险和收益关系并不如CAPM理论所预期的那样,系统风险并非是决定收益的惟一因素;并且尚有其他因素影响股票收益率,这些因素是:股本规模、可流通股占总股本的比例、净资产收益率和成交量。各因素对收益影响的重要性随时间而变化。靳云汇、刘霖(2001)中国股票市场 CAPM的实证研究表明无论是否存在无风险资产,都不能否定用以代表市场组合的市场综合指数的“均值一方差”有效性。但是,股票收益率不仅与β之外的因子有关,而且与β之间的关系也不是线性的。 诸多的实证研究表明,CAPM模型并不适用于中国的股市,主要原因是股票受益率的解释变量不只限于β还有其他因素。由此,一方面我国证券市场存在着系统性风险偏大的问题,使得CAPM所强调通过多元化投资组合消除非系统性风险来降低风险,无法发挥明显的作用;另一方面,股票的定价与CAPM描述的机制有一定的偏离。我们只能说CAPM目前还不太适用于我国证券市场。 所有关于CAPM模型在我国股市的实证研究表明,CAPM还不适用于我国证券市场,β还不能包含所有影响股票收益率的因素,股票收益率与β的相关性并不显着。 三、CAPM在我国证券市场应用有效性的因素分析 我国证券市场应用CAPM究竟存在哪些方面的限制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首先,在取得合适的、准确的股票收益率和市场收益率这些数据上有难度,降低了CAPM的可操作性;其次,我国证券市场发展时间不长,市场本身存在一定的缺陷,对于应用CAPM市场条件不够成熟。 (一)我国证券市场本身存在的缺陷 1.非有效市场。CAPM是建立在严格的假设条件之上的,如要求证券市场必须是有效市场便是其中很关键的一项假设。所谓有效市场,指资本市场不存在资本与信息流动的障碍,即没有任何摩擦阻碍投资。潜在的阻碍有税收、交易成本、无风险借入和贷出的利率差等,但这些都在后来的CAPM修正模型中被逐步考虑到,如Renotd F.singer的模型,侧重于讨论存在个人收入税的情况,描述不能以无风险利率借贷时的 CAPM的零贝塔模式等。我们在这里针对中国证券市场的特点,可以将目光转到信息公开化程度、股市规模这两方面所存在的问题。 2.信息公开化程 度大低。有效市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信息完全公开化,每一位投资者均可以免费得到所有有价值的信息,且市场信息一旦公开,将立即对证券价格产生影响,并很快通过证券价格反映出来,只有这样证券价格才是其价值的真正反映,定价机制不至于被扭曲。在我国,信息披露领域存在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一方面法规不健全,信息披露的条项,内容、时间等技术性缺陷致使信息难以通过正常渠道全面公开;另一方面,一些信息披露责任者对各市场主体弄虚作假,特别是目前一些上市公司为了使本公司股票能顺利上市发行,竟然串通中介机构,过份包装本公司形象,甚至内外串谋炒作本公司股票,误导投资者。在这种情况下,所有投资者并不是公平的获得真实的信息,而那些虚假的信息更是起了误导市场的作用,证券价格发生严重偏离,少数的信息操纵者通过操纵股价来获取超额利润,即信息垄断导致市场垄断。诸多实证研究表明我国证券市场是一个弱势有效市场,信息公开程度太低。 3.证券流通比例较低。根据CAPM的假设,每一个投资者都具有完全相同的预期且按照马克威茨方法来选择一种组合,那么当市场达到均衡时,市场组合应是一个马克威茨有效组合。因此我们所选取的代表市场收益率的股票价格指数应符合这样两个特征:所包含的股票占有市场价值相当大的份额,并要按照股票市场价格的价值平均加权法编制。现在普遍采用的上证和深证综合指数都是依据在交易所上市的所有股票价格按加权平均法编制的,表面上似乎较好地反映了市场证券组合的特征。但问题在于,股票发行量中的国家股和法人股约占总股本的70%—80%,却不能上市流通,将它们计入权数范围内,所编制的指数只能反映潜在的流通市场,而不能反映流通现实市场股价的真实状况。将之作为市场组合收益率的代表,显然存在不合理性,而这将有待于国家股,法人股成为真正上市流通的股票后,才能得到对CAPM更具适用性的市场指数。 4.投资者结构畸形,投资观念不成熟。CAPM假定所有投资者都运用马克威茨投资组合理论分析、处理信息,从而采取同样的投资态度在此基础上再考察证券的定价机制。因此,投资者的决策的科学性和严密性是CAPM对现实市场有较强适用性的一项前提。首先分析一下我国投资者的构成情况。1998年底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布的统计资料显示,在上海证券登记公司开户的1988.64万个投资者中,个人投资者多达 1982.4 8万个,而属于机构开户的投资者仅有6016万个,个人投资者与机构投资者之比为322:1.2.可以说,中国股市实际上是以个人投资者为主体的股市,且大多数个人投资者素质普遍较低,经验不足,尤其缺少专业方面的知识。从全国所有证券交易网公布的信息和行情所揭示的市场情况也可以体现出他们入市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多数做短线炒作投机。那么要求这些投资者对预期收益率、标准差、证券之间的协方差有相同的理解显然是不太现实的。即使是机构投资者,名副其实的也为数极少。这些所谓的机构大户只能在股市上凭借其资金充足、信息灵通等优势进行短线投机,并不是凭借专业投资家的素质来实施理性的、科学的操作。 (二)CAPM的假设在我国证券市场不能成立 1.证券收益率服从正态分布的假设基本不成立。多数统计数据表明:各种证券收益率并不一定服从正态分布。但是,由于投资的计划期一般比较短(如一个月),在此期间股票价格波动有限,因此短期内股票收益服从正态分布的假设有一定的合理性。如果计划期为一年或更长时间,这时股票收益分布确实可能出现偏移。幸好我们使用模型的正态分布假设是关于股票组合的。而不是单个股票,由于多种股票的收益的分布偏移会彼此抵消,根据中心极限定理,组合收益的概率分布还是接近于正态分布的。这时就要求我们使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时,所选股票的数目应尽可能地多,并尽可能选相关程度低的股票,以在统计上符合中心极限定理的要求。 2.无证券交易成本的假设在我国根本不成立。我国证券市场的交易费用和印花税,买进卖出一次高达1.5%,相当于一年银行的定期存款利息。费用是成熟证券市场(如香港、美国)的3—4倍。这也要求我们的管理层能从长期发展考虑,降低交易费用和印花税。以便达到活跃市场、发展机构投资者的目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我国的证券市场中CAPM的这些前提假设都不能完全满足,这就造成了CAPM模型在我国证券市场的使用环境受到限制:再者我国的证券市场的系统性风险过大无法使非系统风险通过资产组合多元化来完全分散风险;此外模型在使用过程中样本数据的选取难以满足模型的要求。从而得出变量的值同理论要求有所偏差,进一步加大了模型的误差,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使得CAPM模型在我国证券市场的应用效果受到限制。但这并不排斥CAPM理论的逻辑性、所以在实际应用中应该充分考虑到变量取值的误差和应用CAPM在各种限制条件下的各种修正模型。 四、改进的措施和改进模型的应用 CAPM模型的提出是对现实证券市场的一种简单的抽象,但它是研究问题的基础。在目前我国的证券市场许多条件都不能满足其严格的假设前提的条件下,必须对CAPM的应用做出相应的改进,实际上自 CAPM模型问世以来,许多金融学家都致力于对它的发展和修正,以使其更加符合现实的需要。一般来说,有两种扩展模型的方向,一是放松模型所设定的一些假设。二是考虑证券投资者面临的除不确定收益以外的其他风险。这里只讨论前一种情况,也即是BMelt的零β模型,考虑有借入限制的CAPM模型。在没有元风险借贷假设之下,提出更加普遍的CAPM形式,即Black版本: E(Rp)=E(Rom)+β[(RM)-E[(Bom)] 将无风险收益率Rf换成了市场组合中的零β的资产收益Rom.这种模型适用于市场中不存在无风险利率或存在无风险利率借入或贷出限制的情况。此外。当证券的流动存在交易成本,包括交割费用、手续费、佣金、信息费用等,这些都获影响风险证券的收益率,CAPM因此也应做出相应的调整。当不同资产都持有共同的系统风险时,交易成本便可以升水形式加到期望收益率上,即:E(Ri)=Rf+β[(RM)-Rf)+f(ci),其中f(ci)表示交易成本的函数,表示受益升水。经过改进的CAPM模型更加贴近现实的证券市场环境,使得CAPM应用的效果得到改善。相信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不断完善,CAPM模型本身的不断改进,CAPM模型在我国的应用效果将会更加符合现实,CAPM模型更加有利于证券市场的实证分析和理论研究,有利于发现问题,推动我国股市的发展。 理论分析论文:分析我国历史上的人本理论 一、管理学发展中对“人”的概念 管理理论产生于实践活动,近一百年来管理理论学派林立,但大致可分为4个发展阶段:科学管理阶段,代表人物为泰勒;行为科学阶段,代表人物为梅奥、马斯洛等;管理科学阶段,代表人物众多。20世纪70年代至今,管理理论进入了现代管理阶段。在我们过去所学的管理课程以及管理学普遍提及的管理理论中,“人”最突出的时间出现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随着现代化大生产的发展,科学管理学说风行企业界,人们开始接受科学管理学说中关于“经济人”的假设,开始意识到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对生产效率的影响。经济人假设的提出是对被管理者认识的深化,这一假设的被接受带动了管理的一场革命。20世纪30年代的“霍桑试验”纠正了人们对工人“不过是一个经济动物”的偏见。并且由此推出了一系列针对社会人的管理方式方法,引发了对人管理的新革命。但“以人为本”的管理的明确出现还是人本管理思想的形成。以人为本的管理是只以人的全面的自在的发展为核心,创造相应的环境、条件和工作任务,一个人自我管理为基础,以组织共同愿景为引导的一整套管理模式。 这里对“以人为本”的概念是明确的在企业中对员工的态度。而我们现在所说的以人为本的政府治理中,不但借鉴了这个概念,并且将之发扬光大。从最根本上来讲,政府的管理治理为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人民的安定、幸福;国家的强大、兴旺。在以往的治理中,不免都会因为形式而忽略了原本的目标,所以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从新把以人为本带进了政府的管理之中。那么是不是就是说我们现在所重视的以人为本的政府管理思想就是对西方学者的借鉴呢?我认为并不是这样,相反,以人为本恰恰是我们的老祖先早就提出并强调过的概念。像我们常常说的“天时地利人和”、“水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等等典故,无不提醒着我们这点。 二、中国历史上“以人为本”的体现 今天我们所熟悉的以人为本,并不是当代创造出来的,而是出自《管子》:“夫霸王之所以始也,以人为本”。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提出了这样的思想。并且一直深远的影响着中华文明。孔子以及儒家的管理思想,把人的因素放在首位,认为应该要充分发挥人的作用。主要包括:“民为贵”的人本论思想,“举贤才”的人才管理思想等。《礼记?中庸》也曾记载“为政在人”,就非常明确的表达了这种思想。 孔子的学说,是儒家管理思想中重视人的理论基础。“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这里君子是统治者、管理者,小人则是被统治者、管理对象。孔子主张爱小人,并且以君子之道教育小人,就是为了使他们更容易接受君子的役使,也就是愿意为了实现管理的组织目标而努力。同时,他又强调“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也就是说要选拔政治的人,罢黜的人,这样才能让老百姓服从,也能管理好国家。而他在用人问题上的反对论资排辈的观点则在现代企业管理学中仍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也就是制定良好的管理条例,管理规则仅仅是有效管理的第一步,而真正要想要管理好,甚至能弥补管理规则中的某些缺陷的,却在于管理人才的运用。先秦儒家思想的这些观点都说明了重视人的因素是儒家管理思想的出发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管理工作要得到管理对象的支持;二是管理工作要依靠人才来办好。儒家思想的这一个特点一直影响着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此后历代贤能的君主都注重用贤能来管理国家,而此后的科举制也正是基于这个思想的指导下逐步发展和完善起来的。其次是重视管理中领导的作用。这种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领导者要对被领导者起表率作用。 不论是国君还是庶民都要从自我“修身”做起,孔子还把领导者自身的品质和行为对群众的影响比喻为风和草的关系,充分强调了领导者的良好表率作用的重要性。其二,领导者要宽以待人、取信于民。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即以民为贵作为了其仁政管理思想的中心,以得民心作为其仁政管理思想的原则,才能更好的维持其正常的管理。其三,领导者主要应该做好领导工作,而不要包揽具体工作。孔子认为,担负全局的领导、指挥工作的领导者和担任各种具体工作的工作者必须有所分工,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重要的管理思想——各司其职。 同时儒家思想十分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孔子的“礼之用,和为贵”,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以及荀子的“上不失天时,下布失地利,中得人和,则百事不废。”这些思想都说明了人际关系的和谐对于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在现代管理思想中,如何使被管理者和管理者之间,管理者之间,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和谐,在整个管理过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传统儒家管理思想对我国传统管理思想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几乎每个朝代的统治者无论在行政还是经济军事管理中都借鉴了其中的很多思想。 三、结论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不只是国外的学者为管理科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我们中国历史上,也有突出的人本管理科学的闪光点:儒家思想。这不仅是属于中国的管理先进思想,也为管理科学的整个体系提供了有力的佐证,丰富了管理科学体系中的人本管理。甚至直到今天,我们的国家仍然重视儒家思想对国人的影响,运用相关的理论事例来规范当权者以及造福民众;很多企业也把儒家思想当做企业文化的精髓,团结激励团队做出更大的贡献。 理论分析论文:分析管理会计理论研究现状 一、管理会计理论研究现状以及其中存在的问题 就目前的管理会计研究状况而言,学者的研究可以根据方向不同分为以下两大类:其一是注重在企业实践中总结成功经验,尤其是管理会计在中外合资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应用经验,从理论与经验方面寻找其共性所在,并将之推广;另一类则是以欧美管理会计发展为中心,推崇欧美国家的学者在管理会计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从而形成系统评价,以此对国内的实践活动进行指导,进而分析国内企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而后提出解决措施。 1.管理会计理论研究中的会计假设脱离实际。会计假设是一种逻辑性的命题或者推断,由于社会经济环境始终处于一种动态的变化之中,这就意味着会计领域中存在于某一时期内无法验证或者尚不能确定的事项,会计人员在面对这些事项时需要以正常情况下的客观实际或者发展趋势为依据,作出会计假设。会计假设同样存在于在管理会计理论体系中,包括货币时间价值、变动成本法以及成本习性分析等假设。然而,部分假设与企业中会计实践活动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对管理会计方法的应用造成了较大的影响。以本量利分析为例,若企业对单一产品的产销,需要假设产量与销售量之间存在平衡关系;若是企业进行多种产品的产销时,则需要假设这些产品具有稳定的品种结构,换而言之,即是假设在企业的总销售收入额中,多种产品的销售收入所占的比重不便。本量利分析只有在这些基本假设的前提下才能够顺利开展。然而企业行政管理与业务招待等费用没有准确的开支数额,因而企业每个会计月的固定成本额不是相等的,此外,人工效率、运输方式以及进货渠道等因素也会对单位变动成本发生改变。在进行理论研究时,我们能够做出各种假设,但是这些假设脱离了企业管理的实际情况,对于管理会计方法在企业中的应用产生直接影响,进而导致理论与实际脱离。 2.管理会计方法中引入复杂的数学模型后,其可操作性将降低。由于学者在进行管理会计理论研究是对于会计实践活动的重视程度不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研究人员在管理会计理论中设计了较多复杂的数学模型,为会计实际工作者造成了困惑。从实用性的角度看,这些数学模型严重缺乏实践基础,甚至有故弄玄虚之嫌疑,极大地降低了管理会计方法的可操作性。例如,概率分析法往往在管理会计理论研究中用于决策与预测分析,理论研究中能够将各个事项的概率直接设定,但是在实际的经济管理活动中,事项的概率难以准确界定。这些问题都会在实际中应用管理会计方法产生不利影响。假如在会计实践中,会计工作者投入大量精力进行数学模型的了解,但是这种定量分析方法难以将信贷利率、市场供求、经济环境以及国家颁布的方针政策等非计量因素纳入考虑范围,因此,决策或者预测分析结果的准确性难以得到保障。 3.管理会计不能较好地满足管理者的决策需求。部分管理会计方法若要应用在企业管理中需要付出较大代价,这些经济性较低的方法难以在会计实践活动中应用,还有部分方法与企业管理者的决策需求相关性较低,这都导致管理会计方法的应用积极性不强。就目前情况而言,管理会计教材多是将工业企业作为编写范例,而在金融保险和交通运输、建筑施工、商品流通等企业以及其他非营利性机构与服务行业中,大多数管理会计方法难以较好地满足管理者的决策需求。例如,理论上对于最优质量成本的确定,应当是单位质量的损失成本与检验成本、单位预防成本相等时存在。而在实际操作中,对于单位质量损失成本、检验成本以及单位预防成本的计算十分复杂,最优质量成本的确定知识在理论上存在可行性,但是缺乏实际操作性。就算是按照以上方法确定了最优质量成本,理论上能够保证企业的质量成本最低,然而对于最佳合格率不能保证是100%,这是由于企业若要满足质量上的高要求,则需要增加成本投入,这种做法的投入与回报不成正比,不具有经济性。 二、管理会计理论前瞻 对于管理会计的理论研究方向的探讨,应当从会计实践出发,提高管理会计理论方法的实际操作性,寻找理论方面的原因,不断进行改进,而不应寻找客观原因或借口进行开脱。因此,在管理会计的理论研究中应当始终坚持以实践需要为向导,充分发挥管理会计理论对于会计实践活动的指导作用。 1.规范化研究。规范化管理会计理论研究主要是保证管理会计方法在实践中得到推广应用,其主要内容是规范化管理会计理论以及方法体系、管理会计与其他学科划分以及管理会计教学内容。从哲学角度来看,实践决定理论,因而管理会计规范化研究是把以往会计实践中的成功经验进行汇总,将之以系统化的理论形式表现。 2.提升管理会计方法的实际操作性。对于管理会计理论的研究应当改变以往过度重视学者而忽视会计工作者的参与,应当提高会计工作者在研究中的参与性。为提高管理会计理论研究的实际操作性,应当始终坚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原则,创造机会是理论研究人员进入企业进行实践验证,在理论研究人员与会计工作人员的共同工作中,以实际 调研结果结合理论研究成果,明确管理会计方法体系中经过实践验证、切实可行的方法,并加以推广。 3.完善管理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在不断完善管理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的工作中,应当首先确定明确的管理会计目标,以此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使企业的经营活动始终处于管理者的控制之中。同时,还应该不断完善管理会计的基本假设、基本原则以及方法与智能等内容。除此之外,在进行完善工作的过程中,应当始终坚持理论服务与实践的原则,明确对“理论源于实践,而高于实践”的认识,切实发挥在实践活动中管理会计理论方法的指导作用。 三、结语 综上所述,提高管理会计方法的实际操作性是管理会计理论体系发展、完善的关键所在,应当明确管理会计方法体系中经过实践验证的、切实可行的方法,提高其于实践活动中的应用水平,使管理会计及理论研究对于实践活动的指导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理论分析论文:分析翻译中的文本分析理论及其案例 一、概述 任何材料的翻译，译前通读全文并进行文本分析，是全面理解源语文本的前提。旅游景点材料，是一种内容包含有地方历史与特色的文本，其文本分析与小说、诗歌、政府报告、产品广告等其他类型的文本分析是否有所不同，还是有某种文本分析模式作为依据呢?德国功能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克里斯蒂安·诺德(Christiane Nord)提出：“我们需要一个能够适用于所有文本类型和文本范例的源语文本分析模式，可以应用于所有的翻译任务。她认为可以建立一个无须参照源语或目标语特征的以翻译为导向的文本分析模式”[1].笔者则认为，一种模式可以起到举一反三的作用，但译者认为分析因素可根据个人主观意愿有所取舍与侧重。这正是本文旨在说明的焦点。 二、文本分析理论 翻译中的文本分析最早源起于德国学者凯瑟琳娜·莱斯(Katharina Reiss)、费米尔(Hans Vermeer)创建的德国翻译功能理论及莱斯的功能文本类型理论。在语言学家布勒语言功能三分法的基础上， 莱斯把语言功能与文本联系起来，根据交际功能范畴把文本划分为：信息功能(informative)，表达功能(expressive)，感召功能(operative)三大文本类型[2]. 在篇章语言学和文本类型理论基础上，诺德提出了翻译的文本分析模式，旨在为译者提供一个分析源语文本的模式，运用于所有的文本类型和翻译过程。 诺德的翻译导向的文本分析模式强调对源文本的充分理解和准确阐释，解释语言、文本结构及源语言系统规范的关系，为译者选择翻译决策提供可靠的基础[3].相对语篇结构语言学派的文本结构分析，诺德的文本分析模式更为详细全面，对源语文本中的文内外因素进行分析。诺德将源文本中的语言和非语言因素分为“文外因素”和“文内因素”,文外因素包括发送者、发送者意图、接受者、媒介、交际地点、交际时间、交际动机、文本功能八个方面。文内因素包括主题、内容、预设、文本构成、非语言因素、词汇、句子结构、超音段特征八个方面[4].这些因素的排列顺序可以改变，并互相依存，而且其分析是反复进行的，某一因素的分析可能会指引其他因素的分析。 翻译导向的文本分析模式放之四海而皆准，适用于任何的文本分析。因为其模式不变相当具体，对各类翻译问题的解决均有导向的作用。 三、文本分析案例 案例 The Queen of the Adriatic 和 The Majestic Acropo-lis 选自于荷兰作家 Winfried Maas 所编着的英文原版 100Cities of the World 中的两篇城市介绍文章。按照诺德的翻译导向的文本分析模式进行分析。 (一)文本外因素分析 从整体来看，此文本为呼唤型旅游文本，文本实现了唤起读者的关注、兴趣和渴望等功能目的，能够呼唤那些喜欢访寻古迹、游览名胜旅游者的探访兴趣。因此译文要实现作者的意图以及传递信息的目的，在历史材料和景色的重点翻译上，就要信息简洁，语言得体又优雅，信息重点集中，平衡好渲染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的语言信息。 此文本含有大量的历史概况信息，具有信息文本特性。翻译时，要仔细分清事实型信息及呼唤型信息，考虑语言的统一和信息的融合，合理地处理语言和信息的形式和风格。 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来看，读者要获得的是历史、文化和旅游信息及体现城市魅力特点的呼唤型信息，是信息和呼唤型相结合的文本。翻译中，语言要简洁又古雅，句子要简短优美，尽量使用归化策略，便于读者理解和欣赏;尊重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兴趣，注重读者和文本的交际融合。 (二)文本内因素分析 此两篇文章主题明确，重点内容描述扼要，作者围绕主题来展开的细节和重点清晰。以“Rivals to Venice”这部分为例，从语篇结构的角度来分析文本的基本结构和复杂结构。文本分为“导入---城市概述---特写描述---精彩描述”四个部分，不断深入提供细节的发展语篇。时间、空间和细节描述是此翻译中需要细细处理的信息，并要选择最适合的结构来组织信息和内容。 此部分的第一段，作者描述了 Ragusa 的历史变革，是典型的时间发展顺序，明确采用时间发展的结构来编织信息和语言。翻译时既要关注结构，也要关注时间为轴的信息。围绕Ragusa 历史的主题，以具体时间为轴来编排的信息细节，具有“时间---人---主要变化---特点”的思维和路径，并使用递进机构和平行结构等其他结构。翻译时要严格控制好这些结构和语言。 文本中主位和叙位推进的结构和语言处理。比如：Fromthe fortifications you can also discern the clean lines of thecity. Two main entrances,the Pile and Ploc gates lead to acar -free Dubrovnik,the heart of which clearly beats onStradun also known as the Placa (main street) with its stores,作者从“clean lines”概述信息，再到“Two main entrances”叙位变成主位来推进。信息的连贯和衔接是翻译时的关键。 从语言上来看，源文本有很多并列句、长句及右推进的句式，造成大量的细节和信息拥挤的情况。翻译时，为避免句子西化及信息堆砌，语言要归化，化长句为短句，信息要有序组合。 四、翻译策略 英语与汉语各有其独特的句式结构，翻译时句式转换，才符合行文表达习惯，避免译文出现翻译腔。以下从《环球TOP100(世界最美的 100 座城市)》中摘选译例来说明翻译策略。 (一)句子折分 英语是树型结构，十分清晰地体现各种复杂的层次关系;汉语是竹状结构，习惯于用平面性的单层结构来表达意思。翻译的策略就是折分法，复合句翻译时折分成几个句子。 例 1.Ther[，！]e was an outcry throughout the world when theSerbs fired on Dubrovnik during the Balkan War because ev-eryone knew the collective heritage was irreplaceable. 译文：在巴尔干战争期间中，杜布罗夫尼克遭受到塞尔在维亚人的炮轰，引起了全世界人的强烈抗议，因为大家都知道这里的共同文化遗产是不可替代的[5]. 例 2.When the Slavs invaded in 614 and conquered theplace the inhabitants fled to a rocky isla nd off the coastwhich today is the site of the old town of Dubrovnik. 译文：614 年，当斯拉夫人入侵并征服了这块领地，当地居民逃亡到了沿海一个岩石岛上---它就是今天杜布罗夫尼克的老城区遗址[5]. 例 3.In 1921 the Greeks and Turks exchanged their mi-norities and of the half million Greeks who had to leave AsiaMinor half of them poured into Athens. 译文：1921 年，希腊和土耳其人交战，大约有五千希腊人不得不离开小亚细亚，其中一半涌入了雅典[5]. (二)信息位置调整 英语与汉语的信息编排顺序存在明显差异。英语突显信息在前，重要信息的陈述放句首，在主从复合句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汉语突显信息在句末，句子建构主要依循事件的自然进程铺展。叙事在前，表态在后;先偏后正，先因后果。 翻译策略就是信息位置调整，将英文中置句首的突显信息，调整到句子之后的位置及结构和信息模块的组合方式。 例 4.Only four thousand people lived in the small row ofhouses on the northern hillside of the Acropolis when KingOtto was imported from Bavaria as ruler of the Greeks. 译文：1834 年，雅典成为希腊首都时，居民几乎所剩无几。 当新的统治者国王奥托从巴伐利亚来到希腊时，仅有四千人居住在卫城北面山坡上那些低矮房子里[5]. 例 5.Following independence the new capital had to copewith fourteen revolutions,occupation by German troops,anda gruesome Civil War before becoming the lively city that to-day attracts visitors form throughout the world. 译文：希腊独立战争之后，这个新首都在今天吸引世界各地游客的美丽城市之前，经历了十四场战争，经历了德国军队的占领及让人恐惧的内战[5]. 例 6.The city unusually aroused a passion in therenowned cynic George Bernard Shaw who describe the cityas “a paradise on earth”. 译：一贯以愤世嫉俗称着的剧作家乔治·萧伯纳也异乎寻常地被这座激发热情，他曾将这座城市描述为“地球上的天堂”[5]. 五、结束语 旅游景点材料，是信息与呼唤型文本。翻译时，运用诺德的翻译导向的文本分析模式对源文本的文内与文外因素进行分析，通过对主题、内容、结构及语言等方面的分析，促进源文本信息正解理解的实现，提高翻译的质量。 理论分析论文:陆学艺社会建设重要理论的分析 陆学艺晚年将相当多的精力投入于社会建设的实践与理论研究,形成了系列性的研究成果,可以说创造了他学术生涯的又一个高峰。社会建设的思想构成了陆学艺学术成果的重要板块。社会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大支柱之一,无论是实践层面还是理论研究,都应当予以高度重视。尤其是现时代,社会领域的体制改革、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社会结构调整、社会组织培育、社区建设等主题已经摆上了重要议事日程。社会建设的理论研究应当继续深化,学术界不应当在热闹了一阵后归于冷寂。 今天,重温陆学艺关于社会建设的理论成果,仍有启发意义。 一、当代中国正处于新的历史阶段 所谓新的历史阶段是说时代开辟了具有相当程度新意的境界,在这个新的历史阶段,具有一系列新的特征。陆学艺认为,当代中国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转折时期,处于从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经济、社会并重的历史新时期。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一般是由若干个历史性发展阶段所构成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体现了不同的时代特征,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特定的历史任务。在三十余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进入到了又一个历史新阶段,就是进入经济、社会并重发展、协调发展的历史新阶段。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大致经历了三次历史性转折。第一次转折是从建国到三大改造基本完成,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制度基础;第二次转折的标志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将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经历了三十余年改革开放,我国的综合国力有了显着的提高,社会各个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人民生活基本实现了小康;从党的十六大召开至今,我国现代化建设进入第三次历史转折,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要 “加强社会建设,解决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协调的矛盾,让社会更加 ‘和谐起来'.”[1](P4)这一战略性转变是由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特质所决定的。经过了三十余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阶段,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经济成果令人瞩目,但社会变革严重滞后于经济建设的矛盾越加突出了,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严重不相协调,并且成为一系列社会矛盾、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同时,经济建设的成就为进行社会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具备了进行社会建设的多方面优越条件。当代中国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因此,时代要求将社会建设提上议事日程,使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达到新的高度。所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首次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由原来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拓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新格局,可见社会建设对现时代的重要和不可或缺,到了十八大又加上生态文明建设,形成了五位一体的格局。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认识、新发展。 所谓历史新阶段是对一个国家发展过程中具有质的提升阶段的刻画,新的历史阶段具有崭新的历史任务。当代中国应当转向一个质量全面提升、社会各个方面全面改善的历史时期,应当走向建设和谐社会、精致社会的新阶段。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社会建设具有必然的要求和时代任务。 二、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不协调是我国当前主要的社会矛盾 社会建设之所以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由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历史使命所决定的。只有高度重视社会建设,只有将社会建设做好了,才能处理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矛盾,才能造就出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崭新形态。 陆学艺认为,正确认识新的时代,认识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认识社会建设的意义,就必须正确认识当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只有解决了主要矛盾,才能将时展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那么,当代中国主要的社会矛盾是什么呢?是社会与经济的严重不协调,是社会体制与经济体制的不相匹配。在陆学艺看来,“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滞后经济结构大约15年。”[2](P34)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的实施,使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问题却层出不穷,历史长时段中出现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集中地爆发出来,形成了似乎难以理解的怪现象。按说经济快速发展了,社会领域的变化、改善应当与此相应,而且经济发展了,也会为社会的改善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但社会领域出现的问题却使得经济与社会不相协调,这种不协调,主要体现在: 1.经济发展成就卓着,社会问题越发增加 我国经过了三十余年的经济建设,成绩斐然,国内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二,工业生产能力世界第一,成为名副其实的 “世界工厂”.然而另一方面,社会问题则越加突出,历史长时段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差不多都出现了,有些矛盾还非常尖锐、加剧。 收入差距扩大, “城市病”加剧,环境污染突出,官民矛盾激化,违规征地拆迁剧增,劳资纠纷普遍,引起社会极大震动的恶性案件时有发生,影响极大的群体性事件逐年递增。 2.经济总量迅速增加,发展成果共享不足 1978年到2010年,我国人均GDP总值增长近80倍,①但城乡差距拉大,城乡经济增速不平衡,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扩大。城乡教育、医疗、文化、卫生等方面资源配置不均现象更加突出,“城多乡少,城优乡劣”的态势日趋严重。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在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后依然没有根本性改变。基于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形成了两亿多的农民工群体,他们既是经济建设中非常活跃的一个群体,又是城市中的边缘群体、弱势群体,而且往往成为城市问题的渊薮。 3.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基本确立,社会体制改革滞后 经过艰难的探索,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人民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尝到了甜头,但另一方面,社会体制则基本上还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那一套,学校基本还是公办一统天下,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教育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致使大量年轻人花大钱出国寻找所谓的优质教育资源。劳动 力配置基本市场化了,但劳资关系、按照户籍配置社会资源的格局并未根本改变。城市涌入了那么多的外来人口,但人口管理仍沿袭着旧的一套做法。人的基层生活空间在形式上改为了社区,但自治性不足,居民参与不够,政府与自治体功能划分界线不清,社区建设的任务还相当繁重。这样,社会活力受到抑制的同时也影响到经济活动的展开。改革开放政策消除了人员城乡流动的限制,使得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农民工是改革开放政策造就出来的一大群体,每年有数量庞大的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如此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给社会管理增加了很大的困难。社会生活虽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我们管理人口的方式、管理城市的模式、配置资源的方法、基础设施的建设、社会事业的投入还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老办法。城市人口大量增加了,有的城市甚至外地人口超过了户籍人口,但医院、学校几十年却没有增加,城市的各项设施严重跟不上人口的增速。这样,大量社会问题涌现就是必然的了。 4.社会组织化程度严重不足 经济活动的基本单元是企业,企业的数量、组织化程度、市场参与度已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得到充分发育,但与经济活动相对应的社会领域,反映社会组织化程度和社会活力标志的社会组织的数量、社会事务参与度却很低,我国的社会组织数量严重不足,功能远未发挥出来,本来应当由社会组织起作用的领域却因社会组织的缺位而错位现象严重。现有行业组织、自治组织存在运行不规范、功能错位的问题。政府、市场、社会应有的现代格局尚未确立,符合现代化要求的社会领域的治理结构远未建立起来。 5.经济结构日趋现代型态,社会结构的变化不大 我国的经济结构已经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根据 “配第-克拉克定律”,产业的产值结构从1985年的 “二一三”转到了2011年的 “二三一”,2011年农业产值已占不到GDP的10%.在二、三产业就业的劳动力占比达到50.1%,二、三产业名副其实成了就业的主体部分。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4429美元,已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显示社会人群组合的社会阶层结构尚处于现代化状态的初级阶段水平,我国中产阶层的规模在28%-30%,距离中产阶层应在工业化中期要达到40%的水平还有不小差距。 2011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3.12∶1,城乡结构还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城市人口虽首次超出农村人口,达到51.27%,但40%多的农村人口的总产出却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0%②,说明农村人口的劳动生产率仍相当低。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镇流动的事实与农民工体制问题并存,现代化的 “国际大都市”与城中村同时出现在城市中,形成了独有的城市内部的所谓新二元结构,加上本来就有的、现在尚未改变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我国的城乡结构、社会结构变得越加复杂。目前,我国的社会阶层结 构 是 “中 间 小 底 层 大”的 结 构 与 形 态,该“大”的地方没有大起来,该 “小”的地方没有小下去。人群的阶层结构距离现代化社会应具有的“两头小中间大”的 “橄榄型态”还有相当大的距离,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严重不相对称。 6.市场经济体制日渐成熟,但现代社会规范尚未完全建立 市场经济追求平等交易,公平竞争,率先优先,优胜劣汰,这些特征在经济活动中日显突出,但与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应的、也是现代社会应当具备的诚信、守则、自律等社会规范则还未完全建立起来。日常生活中潜规则盛行,道德滑坡,法治松弛,商品交易活动中坑蒙拐骗、损人利己现象时有发生。通过不规则手段暴发与不健康的仇富心理同时并存。 7.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尚未破题 经过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并不断完善。但社会体制基本还是旧的一套,社会领域的体制变革可以说尚未破题。政府很强,社会很弱,政府 “包打天下”、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格局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一方面,政府承担了过多的社会事务,无限责任,任务重,压力大,运作成本高,管的多,而不少职责范围之内的事反而没有管好;另一方面,政府一方独大,钳制了 “社会”的发育壮大。政府管理与社会管理的关系是,政府应着力放权,做好本职工作,给予社会组织更多的责任和发展空间,让更多的社会组织参与社会事务管理。 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是认清现状的基本要求,是理清社会问题进而着力解决社会问题的前提,也是把握时代走向的必要环节。当代中国,社会变革严重滞后于经济变革,社会体制改革严重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由此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方法就是进行社会领域的体制改革,进行社会建设,从而使得社会与经济相协调、相匹配。 三、现代化建设必须经历一个着重于社会建设的新阶段 从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的实践来看,在工业化初期,一般注重于经济发展、技术进步、积累资本,进入到了工业化中期,面临社会问题往往增多,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的情况。陆学艺认为,从粗放型发展模式进入讲究质量提升型的发展,从注重经济发展速度到进入社会全面进步,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标志着时代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性阶段。这个阶段的基本任务是社会全面进步、重大发展要素的协调发展。当代中国已经进入到了这样的历史阶段,这符合现代化国家演进的一般规律,美国就有所谓的“进步运动”[1](PP.7-8)。时代要求社会与经济协调发展,现代化要求将社会建设提到应有的高度,新的历史阶段要求充实社会建设的内涵,要求社会领域的现代化。 一个国家的发展,很难按照一种理想的模式来展开。人们希望平平稳稳地发展,发展过程非常理想,完全符合理性,发展过程非常协调,什么问题都不会出现,但这是一种假设,一种理想。实践证明,现代化的展开过程常常出现各种不平衡,有时甚至是严重的不平衡。发展往往是在克服重重困难,解决一系列问题的过程中实现的。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发展过程中充满矛盾则是普遍的规律,现代化就是在曲曲折折的演进过程中实现的。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个性化培育 1实施思想政治教育个性化培育的重要性 1.1时展的必然趋势 教育委员会提出,教育的宗旨就是培养人的自我发展和生存的能力,并促进人的全面和个性化发展[1]。在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普遍存在单向强制性灌输学生思想政治,并迫使学生形成统一性思想政治的格局。这种教育模式,存在多种误区,最为突出的就是压制了学生的个性化思想,不利于学生思想政治的健康发展。随着时代的发展,要求解放人的个性,并发掘人的思想潜能,促使人全面自由发展。因此,对学生实行个性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改变统一性的教育格局,培养学生的选择能力、学习能力、创造思维能力等全面发展潜能,是时展的需要和必然趋势。 1.2适应我国高校的教育改革和发展需要 在我国的教育改革中,对于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在其重要内容。开发学生的个性和潜能,促使高校学生的思想更加活跃以及激励学生开创新的事业,成为广大教育工作者实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改变统一、标准、规范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充分激发学生的个性化思想,培养学生的思想政治个性化,是高校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 2实行个性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所面临的问题 在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往往忽略了对学生的实践能力的培养,并压制了学生的个体思想的发展。造成学生单向思维和经验思维的发展,而抑制了多向思维和理性思维的发展,非常不利于学生的思想成长。并因此引发多种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2.1忽视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价值 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很少有师生间、学生间的互动,导致思想政治教育难以被学生接受和理解。并且思想政治教育采用传统的统一性教育模式,抑制了学生的个性思考能力,如批判、怀疑精神,对问题的个人见解和深入思考等[2]。 2[！].2学生中两极分化问题严重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虽然促进了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但同时也拉大了贫富差距。导致人们对社会的认同感以及心理出现不同程度的差异,这点在高校中也普遍存在。但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却忽视了学生间的这一实际现象,导致思想的两极分化现象表现得越来越明显[3]。例如,有些家庭优越的学生,过早的离开群体生活,在外自由租房生活,有些甚至雇佣保姆料理生活,生活过于散漫和奢靡。而有些学生却连学费都交不起,生活艰辛,导致自暴自弃的心理偏差等。 2.3各种心理问题的出现 计划生育的成果之一就是独生子女队伍越来越庞大。虽然有利于我国人口的健康发展,但也带来了相关负面问题。独生子女大多对社会的适应能力较弱,加之社会的各种竞争压力,如人际交情感、就业等负面的压力和挫折,导致各种心理问题的出现。作为引导学生思想政治健康发展的学校,难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给予个性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导致学生的心理问题难以得到解决,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难题。 3在高校实行思想政治教育个性化培育的相关对策 3.1以学生为中心进行全面的思想政治教育 实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促使学生更好地发展和生活。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全面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推动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标准统一化向个性化转变的重要途径。所谓的以学生为中心的全面思想政治教育,具体来说,就是根据学生的个体差异性,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并考虑各方面综合因素的思想政治教育。如面对家庭较为困难且出现自卑情绪的学生,教师应结合心理学教育,充分考虑这类学生的自尊,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不能表现出明显的特殊对待迹象。可在私下多给予学生关怀,并引导其走出自卑心理,重拾自信和成就感。 3.2建立高素质思想政治教育团队 教师是学生心灵的导致,在高校中,任课教师是引导和培育学生思想政治的主力军,学生对于思想政治的理解都源自老师的影响。因此,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并专业性强的思想政治教育团队对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水平至关重要。高校组建的高素质思想政治团队应满足以下条件:第一,重视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第二,本身具备较高的思想政治水平以及专业能力;第三,善于与学生沟通,并了解学生的个性差异。 3.3坚持与时俱进,尝试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模式 构建个性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应以良好的教育理念为基础和前提。思想教育的实质就是用精神魅力影响人的心灵,并以实际行动引起他人互动的活动。这要求思想教育教育工作者必须坚持与时俱进,用具有创新性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培育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个性化发展。如时代的不断发展,要求学生必须具备较强的社会竞争意识。教师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不只是从思想层面让学生树立竞争意识,还应鼓励学生走出去,多参与社会实践,在实践中更好地定位自身。这种思想与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政治教育新模式,有利于学生的个性化发展。 4结语 在高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个性化培养,应了解实行思想政治教育个性化的重要意义,并总结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弊端和不足,从学生的实际出发,以学生为中心进行全面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并注重教育团队的质量,坚持与时俱进,用新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真正实现高效的思想政治教育个性化培育。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关于新中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的理念综述 任何一项政策的变迁都不是随意进行的,在其变迁的背后存在着各种制约力量。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的变迁不是单一动力作用的,而是由社会环境、政府、大学生三个方面的分力融合而生成的合力作用的结果。在这个动力系统中,根本动力是社会环境,基础动力是政府,直接动力是大学生。 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根本动力——社会环境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作为一个子系统,其“外围”有一个更大的系统,即社会环境,包括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产生制约作用。 (一)经济体制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 马克思指出:“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1]因此,经济关系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主导因素。政策作为人们“思想”的产物,自然受到经济关系的制约。自建国以来,我国形成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对社会事务进行集中管理,高校被定位于政治之中。围绕政府意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只规定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旋律等意识形态教育。如1950年《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确定在高校设立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程后,直至1976年的政策始终强调通过“学习着作”、“选读马列主义经典着作”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从社会主旋律教育的规定来看,1950年《关于高等学校政治课教学方针、组织与方法的几项原则》规定了“反帝教育、教育、五爱教育”的工作重点。1961年《高教六十条》提出,要使大学生“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愿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出现,高校逐渐脱离政府的控制而拥有了非政治领域的自主社会空间。同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大学生群体表现出“拥紧现实而放逐理想,追逐功利而嬉戏道义,尊重自我而淡薄群体”的价值取向[2]。对此,政府不得不调整政策,结束以阶级斗争为教育内容的时代,开始重视学校和学生的实际需要。1986年《关于在高等学校开设“法律基础课”的通知》强调要普及法律常识。1995年《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把心理健康教育作为高校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1994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生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校园文化”的教育途径。2004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推进网络化教育的开展。 (二)政治体制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 公共政策总是在一定的政治体制下制定和实施的,“体制上容纳的可能性决定了公共政策选择的结果。”[3]因此,对政策变迁影响最大的政治因素是政治体制。建国初期,我国建立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反映在政策领域即以中央精神和领导指示作为逻辑起点。如1950年《关于全国高等学校暑期政治课教学讨论会情况及下学期政治课应注意事项的通报》强调,“根据共同纲领文教政策”来规定“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重点”及其他方面。1970年《关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的批示》指出,遵照的教导,培养有文化科学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劳动者。《关于在高等学校开设“法律基础课”的通知》强调,遵照胡启立同志关于“在全国各大学开设法律基础课”的指示开设法律基础课。 随着国家与社会二元分化进程的到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中仍存在集权政治的“阴影”,但已不是“主流”。如1998年《关于普通高等学校“两课”课程设置的规定及其实施工作的意见》强调,根据十五大精神进行课程设置及有关工作。2004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强调,“深入贯彻十六大精神”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这些政策中,我们明显感觉到政策导向的变化,即开始关注大学生的道德、心理和生活需要,政策的文本表述由“引导”代替“应当”、“必须”。在制定政策时,政府也逐渐跳出“权力的圈子”,积极迎合学校、教师、学生的利益和需要。如2005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历时9个月的调研,涉及全国几乎所有高校,体现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设置、宏观管理、教材建设 等几个方面[4]。 (三)文化价值观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 文化的因子总会深入制度的具体规定和内在精神,成为决定政策变迁的重要变量。改革开放前,社会文化价值观高度同质,人们把无条件地服从集体和权威的意志作为价值尺度,绝对否定人作为个体自我的存在。这种文化价值观决定了社会的一切事务由政府直接决定,民众(包括大学生)无权利质疑政策或拒绝执行政策,即使政策发生方向性错误仍得到运行,进而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一错再错”。如1957年《关于在全国高等学校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指示》出台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越来越“左”,教育目标转向阶级斗争教育,教育内容转向对马列着作的学习,教育方式转向劳动改造,管理体制转向工农兵学员管理。1980年《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意见》出台后才逐渐“转轨”。 改革开放后,文化价值观多元突显,大学生群体出现了价值观“迷失与缺失、多元与偏离”[5]等现象,使政府主动地变革政策。如《在高等学校逐步开设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程的通知》、《关于在高等学校开设“法律基础课”的通知》、《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增加了适合大学生价值观发展的教育内容;《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增加了适合大学生个性需要的教育途径。在教育管理方面,1987年《关于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提出“全党全社会都应当关心青年学生的健康成长”。在教育制度方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学校德育工作要有法制保障。”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基础动力——政府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6]因此,在政府管理国家公共事务的众多活动中,教育从来就是统治阶级维护、加强其政治统治的重要工具。大学生作为社会中具有一定知识水平和技术能力的行为个体,他们的思想和行为状态如何将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发展。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始终是政府工作的重要部分。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管理不是我国政府独有的,世界各国政府都在采取各种方式对高校德育进行管理,只是管理方式不同而已。从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发展来看,政府通过制定和实施政策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全面干预,以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服务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政府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主导力量,是基础动力 政府在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过程中,由官方主体(中共中央、国务院、教育部、、团中央等)主动提出,并在各高校选择有经验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师进行旧、新政策的讨论,最终以官方主体的名义发文。如《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首先是总书记专门就大学生思想教育作了3次重要批示,要求对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做出部署,接下来由教育部组织力量对全国10个地区,包括北京地区、东北地区、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南地区、华中地区、上海地区、天津地区、西北地区、西南地区等多所高校进行调研,征集大量材料,并从地方高校选拔有一定教学经验的专家进行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最后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形成的。在这种制度框架下形成的政策,更多地反映和代表了政府作为公共权力主体的利益,而大学生利益却无法真正得到体现,这种政策是“义务型”政策,即一项政策出台后,目标群体不得不履行一些新的义务或者增加履行原有义务的总量。由政府主导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以渐进变迁为主,少有激进变迁。从政策变迁的60余年来看,除《关于在全国高等学校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指示》、“”时期对政策作全面调整外,基本保持了政策的稳定变迁。政府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时,不是保持“价值无涉”或“价值中立”的,而是以一定的价值取向为基础。政府的价值取向表现在:(1)服务于社会发展的需要;(2)统一大学生思想和行为;(3)培养社会的接班人。 政府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主导力量,主要是根据社会环境和大学生思想、行为的变化调整和终止旧的政策,制定和实施新的政策。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来看,建国之初政府全面学习前苏联,使政策在课程设置、教材选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育管理的规定上明显带有前苏联教育制度的痕迹。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受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大学生群体出现了不满和躁动倾向,为此政府推动政策转向服务于阶级斗争的需要,并相应增加了“阶级教育”、“劳动教育”、“社会教育”等内容。改革开放初期,受“”的影响,大学生群体出现了对“自我”、“人生”、“价值”的认识和讨论,为此政府主动结束了阶级斗争教育,并推动政策从重视马列主义理论教育转向突出品德教育、法制教育、人生观教育。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受“市场化”、“利益化”、“功利化”倾向的影响,大学生队伍出现了“理想淡化”、“信仰动摇”、“价值扭曲”、“责任感缺乏”、“心理素质欠佳”等倾向,为此政府再次调整政策,提出“校园文化建设”、“心理健康教育”、“网络教育”、“社会实践教育”等教育形式,提出建立德育工作的评估制度,制定有关德育工作的考核评价条例及实施办法。同时,制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经费投入制度,形成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建设指标。 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直接动力——大学生 政策总是指向一定的目标群体。一项政策如果使目标群体获得一定的利益,那么它就较容易被目标群体接受;反之,一项政策如果被目标群体视为对其利益的侵害和剥夺,那么它就难以得到目标群体的认可[7]。因此,大学生作为目标群体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直接动力。 50年代大学生对政治、马列主义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据回忆:当时同学间谈论最多的话题不是体育、不是游戏、甚至不是学业,而是政治,大家都坚定地笃信马列主义[8]。因此,不论政策怎样学生都“心安理得”地接受它,学生的表现促使政府沿着建国初期的政策走下去。从课程规定来看,1956年《关于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程的规定》与1952年《关于全国高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课程的指示》相比较,除增加马列主义基础外,其余保持一致。1957年后,部分大学生思想的波动状态才促使政府进行政策微调。如1958年《对高等学校政治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规定,一律停开政治课,改开一门“社会主义教育”课程。1959后又回到原来的“轨道”。 60年代大学生共同拥有着“讲政治,不讲出身”的时代心理,对党、国家和表现出无限忠诚,拥有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理想追求。学生的表现使政策在延续的基础上向绝对服从于政府和社会的方向发展,以至于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如1961年《改进高等学校共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意见》、1964年《关于改进高等学校、中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其目的均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武装青年,宣传党的总路 线和各项方针政策,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觉悟。 80年代大学生更多地表现为“自我搜寻”、“自我设计”、“自我实现”、“自我奋斗”、“自我超越”,逐渐散去了对政治理论课的热情,认为“政治理论好像没有多少用处,是可有可无的。对于现在的功课不像入学时那么热心了。有时甚至想抛弃它,但又觉得束手无策,陷入痛苦的彷徨中。”[9]同时,少数学生中也出现了某些思想消极、混乱等现象,并多次发生学潮。学生的变化使政府作出政策调整,增设思想品德、法制教育的课程体系和教育内容。 90年代大学生思想动荡比较明显,如面对腐败、分配不公等问题感到迷茫和困惑,面对“脑体倒挂”现象和新的就业制度心理问题急剧增加。学生的变化使政府积极进行政策调整。如1995年、1998年分别形成“两课”改革的“95”、“98”方案。从课程改革来看,浓厚的政治色彩降低,道德教育得到提升。同时,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中,以“德育”代替“思想政治教育”,并整体规划学校的德育体系。这表明政府努力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向科学化、规范化、生活化方向发展。 进入新世纪,独生子女、网络信息良莠混杂、人才双向选择、“分配不公”、“腐败”等社会环境的出现,使大学生群体的问题愈加增多。有调查显示,“考试焦虑、不善于人际交往、就业焦虑、社交恐惧、梦境解析、网络成瘾、个人情感问题和强迫症八大问题”是困扰大学生的普遍问题[10]。学生的变化使政府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央领导多次发表讲话强调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也着手对政策进行调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规划思想政治教育的战略地位、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主要任务、教育途径、队伍建设、组织保证等方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对课程体系、教育内容、管理方式进行了调整。 从上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分析来看,社会环境和大学生向政府输入“信号”,政府在接收“信号”后作出政策调整,实现了政策变迁。如此决策虽然可以解决问题,但政府的“被动”给人感觉就是“当消防员”,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被消解。从行动者来看,主要由政府、专业人士、大学生影响着政策变迁。由于专业人士与政府的利益一致,实际只有政府和大学生两个行动者。这是不科学的。约翰·金登认为,行动者应有“显见的参与者”和“隐身的参与者”之分。前者是指与政策直接相关的群体,如行政官员、民选议员、政党成员以及利益团体等,后者是指与政策间接相关的群体,包括专家学者、社会名流及与政策具有利益关系的社会大众[11]。因此,成立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的各种社会组织才能推动政策有效变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试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常用方法论文 坚持自我教育 随着近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不断深化,“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日益彰显,它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指导着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方法的科学化发展。然而,目前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还未能有效地体现“以学生为本”,大多思想政治教育课仍以灌输为主,其内容仅仅停留在知识化层面,教育过程偏简单形式化,学生只能被动地接受老师讲授的思想道德观点,难以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化。无论是通过对古代还是国外的道德教育了解,实现思想政治教育都离不开引导学生坚持自我教育。 (一)学思结合与克己自律 学思结合是自己解决认知问题的一种修养方法。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通过学习与思考的辩证关系,强调自己解决认知,提升理论修养。克己自律就是要通过行为修养方法达到自制的要求,“克己复礼为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些都表明孔子提出自我约束的要求,让自己的言行符合良好道德的思想。 (二)自省内求与慎独 儒家思想中,自省内求,即自我反省,是在思想深处进行的自律修养。孔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并提出“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他认为,自省是完善人格,追求道德至高境界的一种途径。慎独,是一种习惯的自律养成,指在独处无人监督的情况下,也能小心谨慎地坚持自己的道德信念,自觉地按照一定的思想和道德准则来思考并付出行动。它们二者不仅是重要的道德修养方法,也是道德修养应当追求的崇高境界,均为我国古代修养传统中的精华。 当代西方国家的德育体系无疑是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但是我们不能仅仅因为与他们意识形态上的差异而单纯地肯定或者否定其德育发展,要看到他们的德育发展长处,实现一定条件下的“洋为我用”。在加强“自我教育”这一问题上,英国和荷兰的做法值得我们思考,如,英国在实施德育过程中树立以“学生为本”的大德育观念给于我们很好的启示,他们国家德育的首要目标就是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并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淡化学生“受教育者”的角色意识,让他们自觉地接受思想政治教育。这一点具体说来,英国学校的德育既通过一些与德育紧密相关的课程开展,也用过其他课程的渗透方式进行,让学生主动参与其中自觉学习;还广泛开设道德课,使用讨论的学习方式,让学生从中提高道德判断能力,为学生的自我教育打下基础。荷兰高校则主张让学生在开放中去思考,去选择,重视挖掘他们自身的潜能,教师对学生的错误积极引导,给于学生自由的空间去释放创造力。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功能必须引起我们高校工作者的高度重视,这就要求我们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需要发挥学生的主体性教育潜力,教育工作不能离开对学生精神世界的真切关怀,如,将丰富政治理论学习置于生动的载体之中,与分组思考讨论相结合等方法。由于每一个学生秉赋各不相同,思想道德教育要从实际出发,根据教育对象性格和能力等不同,对他们施以不同的方法,做到“因材施教”。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策略 一、在网络文化背景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界定 (一)网络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在基本内容上的契合之处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以及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党和国家的行动指南,是培养大学生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政治观、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的理论基础。通过网络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大学生完整而准确地理解和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与大学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的课堂相辅相成的教育方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根本任务,是要通过灌输、渗透、引导,使大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和理解社会主义,正确认识中国历史和现实,正确认识和掌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树立坚定的社会主义方向;使大学生在观察、处理问题时有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有辨别是非的能力,能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侵袭,自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 (二)网络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在道德法纪要求上的契合之处当代社会竞争只是手段,发展才是目标。要通过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引导青年大学生诚实守信,从具体的事情做起,养成良好的道德法纪品质和文明行为。公民基本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中心内容,应更加注重教育力度和实际效果,要发挥多种教育载体的综合作用,强化青年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法制特别是宪法的学习和把握。只有这样才能使青年大学生在社会转型、各种价值观念相互涤荡、碰撞的时期,严格遵守社会契约,公平参与社会竞争,合法获取个人利益,正确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这在道德教育方面,在大学生的法纪教育方面,又分为法制教育和纪律教育两个方面。法纪教育的目的,就是使大学生具有法纪观念,形成遵纪守法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明确自己的权利义务,懂得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解决大学生的“知法”问题。法律教育是高校以培养大学生社会主义法律意识为核心,重点加强对学生的基本法律知识和法制观念教育,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和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法律观。纪律教育主要是指针对高等教育所制定的一系列教育方面的法律和行为法规、规章,乃至高校为保障教学科研和日常管理所制定的校规、校纪,约束和规范大学生在校期间的日常行为。校规校纪一定程度上是法律规范的具体化,这一环节主要帮助大学生解决“守法”的问题。法制教育主要是指教育者引导大学生将自己所接受的法律和纪律知识不断运用到自己的生活实践中,将理论变成指导自己行为的指南,使自己在实践中做到既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又敢于同违纪违法行为做斗争。 二、在网络文化背景下,切实加强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探讨 (一)加强大学生网络思想道德意识,教育大学生知荣辱网络是人的活动场所,人的道德修养和道德品质不仅应当体现在现实的社会行为中,同样应该体现在网络行为中。要教育大学生充分认识到网络道德与现实道德的区别和联系:区别一在于网络道德的自主自律性。网络社会中的道德不同于传统道德,主要依靠舆论监督、导向作用来约束和规范网民个人行为,要以网民的独立自觉,“慎独”“慎初”“慎微”作为基本的道德自律的逻辑前提。因为网络的虚拟性,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都是隐身的,对一些错误甚至不法的行为缺乏有力的惩戒措施,所以道德自律就愈发显得重要。这样,也只有将道德意识、道德行为、道德习惯提升到道德信念的层次才能更加科学有效地规范和约束网民的网络行为。区别之二则是其多元兼容性。网络作为一个开放的交流平台,不同种族、不同国界、不同信仰、不同价值取向、不同立场的人在一起不可避免地产生碰撞、摩擦、冲突。所以必须教育青年大学生充分认识网络道德的特点,教育其把握网络交际的规律和尺度,明是非,知荣辱。 (二)加强大学生道德判断能力教育,提高大学生分辨是非的能力在较为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大学生作为受教育者只是无条件地吸纳、接受、认同既定的主流道德价值、道德规范和道德理想。因此,基本不涉及道德判断能力教育问题,更谈不上是非辨别能力教育。而今,网络开放性与兼容性并存,各种信息包罗万象,“一人一媒体”的现象广泛存在,这样加强大学生对是非、善恶、美丑的道德判断能力教育必要且迫切。 (三)提高大学生的网络自我控制能力,养成健康的网络人格大学生心理的不成熟和不健康是构成其网络中行为失范的一个重要因素。网络的诱惑很多,特别是网络中泛滥的色情、暴力信息,很容易使人的性心理畸形发展,产生暴力和极端的倾向。另外,大学生都喜欢上网聊天,进入聊天室后就与自认为志同道合的网友大聊特聊,甚至上网聊天,下网约会。孰不知,这种不设防带来了许多问题。学校应加强大学生的网络安全意识教育,培养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大量个案表明,许多网络上瘾的大学生或网络信息污染的始作俑者和沉迷者,往往都性格孤僻,缺乏理想, 缺少责任感,甚至出现各种各样的网络心理问题,比如网络伪装心理、网恋、网络成瘾、网络依赖等人格障碍。这里我们还应该锻炼大学生的自我控制能力,大学生需要在网络社会里保持清醒的认识和理性思维,正确认识网络世界,正确对待网上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差距,正确对待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的区别,能在发生心理冲突时做出合理的判断和选择,采取理智的应对方式,能在网上生活中有效地进行自我管理,学会自我心理调适。只有具备良好的自我意识和健全人格的网络主体,才有可能成为适应网络和现实社会的人。 (四)采取“外堵内防”的技术措施,加强对高校校园网络管理所谓“外堵”就是利用现在的技术和手段,在网络界面上设置“网络管理器”,对所有的不良信息加以过滤,达到净化网络空间的目的。所谓不良信息主要包括一些反动、恶作剧、暴力或黄色信息,这必须要通过技术手段来过滤。而对于网络盗窃、诈骗、犯罪等各种违法行为,我们仅仅通过“拦截”是不够的,要增强自我防范意识,同时还要加强网络防范相关技能。其基本出发点是大学生还处于生长发育期,思想还未完全成熟,自控能力不强等诸多因素。 (五)加强网络法制建设,提高网络监管实际效果网络管理的最大难题之一就是网络的虚拟性,但虚拟并不是虚空,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而是人的现实生活的网络延伸。虽说现实的法律不一定能及时地应对网络上的各种问题,但是网络社会仍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特殊形式。欲加强网络法制建设,笔者认为应努力提高网络管理技术,尽快推进实名制上网,努力使虚拟网络现实化。现在我们国家推出《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等一系列网络相关法律,这些法规对网络和个人的网络行为的法律责任做出了具体规定,但就实际状况而言,现在的网络管理是不够的。现在就产生了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将网络规定管理执行自觉化;二是各个网站要积极推出相关的管理规定。而在网络文化管理方面,高校网站更要走在前列,切实保障网络管理的实际效果。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分析 视觉文化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外在文化环境,两者具有同一性,但视觉文化的个性也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视觉文化的产生与后现代主义文化、解构主义等文化现象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中,事物总是以二元对立项的形式出现,如男人/女人、白人/黑人、好/坏、真理/谬误等,而在这二元项中第一元总是高于第二元,两者并不是处于平等的地位。解构主义者认为这种划分是不正确的。事物间的对立并不是绝对的,也并不是某一元高于另一元。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中也同样存在着对传统教育的解构:对严肃话语的解构、对命令式话语的解构、对单一式对话方式的解构、对语言式教育方式的解构、对教育者中心权力的解构。伴随着这种解构,新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和方法也将需要重构。思想政治教育语言图景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以政治教育为主,思想教育为辅。特别是在某些政治年代,这种不平衡状态更为明显。在政治教育中往往是上传下达、命令式的语言。在教育语言中文字和口头语言是主要的形式,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往往是教育统治者的文件或教育传达者的口头语言,内容不仅单一、集中、书面化,而且政治色彩浓厚,说教色彩浓厚。这种教育方式在当今时代已逐渐显出其弊端。大学生群体已不再是原先的精英化群体,他们不仅数量较之扩招前大幅增加,而且思想动态也呈现出多样化和复杂化,特别是在视觉文化的冲击下,他们的信息输入渠道更为丰富也更为便捷。国内较早研究视觉文化的研究者周宪曾指出:“视觉文化是指文化脱离了以语言为中心的理性主义形态,日益转向以形象为中心,特别是以影像为中心的感性主义形态。视觉文化,不但标志着一种文化形态的转变和形成,而且意味着人类思维范式的一种转换。”[1]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到形象、影像、感性是重要的词汇。事实上视觉文化的这种转变也给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挑战和机遇。一方面,原先的以语言为中心的、偏向理性思维和理性判断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已开始不易被大学生接受;另一方面视觉文化带来的大量形象和影像也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新的信息输送渠道和理解方式。前者要求我们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与时俱进,变挑战为机遇;后者则要求我们利用视觉文化的优势,把环境变为工具,进一步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广度和深度。视觉文化以图像为基点,不仅将文字变成图像,还将文字意义变成图像意义。 在图像的背后不是能指与所指的断裂,而应仍是能指与所指的融合。比如在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对思想政治教育观点的阐释往往是教育工作的口头解释或文字解释,仅仅需要层层信息传输的递进,将原本就比较枯燥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变得更加单一和无趣。大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观点不能认真领悟,而只是迫于对教育者的畏惧,效果自然不佳。而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语言图景化即利用视觉文化的图像,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以形象化的方式展现则能将枯燥、深奥的观点传输变成直观、形象、易于接受的双向交流。比如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大量引入电教化教学方法就是一个最为简单和有效的方法。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课堂是单向式、填鸭式的教学,不仅学生听起来厌倦,教育者本身也会失去兴趣,而在教学课堂上广泛使用现代化教学方法如多媒体、投影仪、幻灯片等,在理论中加入案例、图片等则可以大大提高教学兴趣。2005年2月,、教育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要求在“大力推进多媒体和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实现教学手段的现代化”。在意见实施的几年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媒体建设取得了诸多成果。“精彩案例”、“精彩教案”得到了广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欢迎,并取得了资源共享。虽然我们说“多媒体无用论”、“多媒体万能论”等观点都是将问题简单化,但不可否认的是,多媒体的利用和开发是视觉文化视阈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技术化视觉文化的背后是技术力量的支撑。无论是认为视觉文化的突出特点是图像、媒体,还是数字化,其实质都是技术力量与文化的融合。在文化的生产、传播和接受过程中,技术始终是逃脱不了的伴随者。这种技术化力量以无所不在的势力范围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娱乐,同样对思想政治教育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合理利用这种技术化力量会大大增加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方式的感染力。技术力量贯穿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方面面,其中网络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它一方面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传播和接受的平台;另一方面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式。伴随着网络的发展和壮大,网络文化已成为视觉文化中不可忽视的部分。作为一种世界范围内资源共享的信息文化,网络文化以其开放性、交互性、动态性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网络,大学生可以及时、通畅地了解到国内外发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信息,不仅节省了信息传送的环节和时间,克服了传统思想政治信息传送空间狭窄的局限,更是以更为公正、客观的方式向大学生展示了社会生活的真实现状。正是有了这些丰富信息的来源,大学生们才有可能将传统的被动思考转向了主动思考。在上文周宪学者对视觉文化的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视觉文化更注重感性。这种转向不仅是在形式上由传统的语言转向图像,更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变。的确大量、感性、直观的图像让大学生们在接受信息时会出现不假思索、不加甄别的吸收、接纳,也会弱化语言时代对信息进行的判断、归纳等思维方式,但只要教育者能有效、合理的引导,对信息进行及时的过滤,并进行选择性利用,不仅会大大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也会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和兴趣。比如利用网络资源上的微博、论坛、QQ群、博客、各类媒体的新闻等等,针对热点话题和事件进行讨论。在讨论中教育者可利用与学生讨论交流的机会,将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传输给学生。这样的方式不仅可以摆脱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容易出现的枯燥、单一的桎梏,而且因为有了网络这个交流平台而不是面对面作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身份,学生更能畅所欲言,想法更真实。 各种信息媒体不仅是以影像符号表征的视觉文化的物质载体,更是现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载体和内容。思想政治教育地位平等化在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 的地位是不平等的。教育者将教育内容传输给受教育者,其方式是直接的、强迫的、单向的。受教育者往往没有话语自主权,处于地位不平等状态。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中,这种地位的高低划分显然有些不妥。如何处理好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两者间的关系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思考的重要方向之一。在视觉文化中由于技术力量的支撑,大量图像与信息同时出现在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视线中,文化从精英走向大众。只要受众者愿意,任何东西都可能成为文化,受众者与文化创造者的地位不再是绝对的接受和创造了。这种地位的转换同样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借鉴方法。在现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不仅在信息的获取、选择、判断和讨论上有着同样的主动权,而且在两者之间的交流中也完全平等,交往机会均等。如在对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的看法上,传统教育方式中教育者说的对或错已不再被接受,相反,在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交流、讨论甚至争论中最终得出的结果要更容易让学生信服,比如大学生遇到溺水者要不要救、如何看待刘翔事件、如何正确认识高校扩招等等。这样的平等化教育方式无疑是更有效、更鲜活、更有说服力。当然这同时也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育工作者不仅要对社会问题和热点事件有着正确、及时的了解,更要有思辨能力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只要这样才能在辩与不辩中固守阵地,引导学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作。它不仅有着自己的学科特点,更要顺应时代的发展,特别是文化的发展。面对在视觉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交往活动的开展也必须尊重主体生活经验。在思想政治教育交往过程中充分运用视觉手段展开教育和交流,更为符合现当代大学生的认知和思维习惯[2]。扬长避短,大力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新局面。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创新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机制的思考 [摘 要] 高校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离党中央提出的“互联网站要成为传播先进文化的重要阵地”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还有不小差距。为此,应创新机制,多管齐下,形成强大的工作合力,把建立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系统和实现思想政治工作网络化,加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人才培养,提高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等作为机制创新的目标。 [关键词]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网络机制 创新 2000年,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进网络工作的若干意见》,就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进网络工作作了部署。许多高校在实践中采取“总体规划,分步实施,全面推进”的原则,积极探索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工作思路和有效的工作方法,但工作成效离党中央提出的“互联网站要成为传播先进文化的重要阵地”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还有不小差距。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总体上处于起步阶段,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理论研究还须不断加强,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要取得更大成效,必须创新机制,多管齐下,形成强大的工作合力。 一、网下思想政治教育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方式的比较 网下思想政治教育,也称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是指在没有计算机技术和信息网络技术条件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它是建立在物理空间条件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其方式区别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1、网下思想政治教育一般采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通过课堂讲授、个别谈心、座谈讨论等面对面、一对多等方式,对受教育者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从而使其提高认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是利用现代的计算机网络技术,让受教育者在网络上获取信息,学习知识,从而提高认识。它们是两种不同的教育方式,有共同的目的,但各有利弊。网下思想政治教育受时间、地点、场所等条件的限制,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受软件、硬件等条件的限制。一场生动活泼的形势报告会的气氛、效果,计算机网络是无法达到的,因此在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时候,不能忽视网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网络不是万能的,不是任何思想问题都可以解决的,不能用网络完全代替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应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网络的先进功能和先进技术,将网下思想政治教育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才能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活力。 2、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从信息的处理、传输角度而言,就是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获取、选择和传播的过程,就是用丰富、正确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影响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和精神状态的过程。在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中,思想政治工作者常常是从报纸、书本、文件、身边的具体事例中甚至是自己的记忆中寻找素材,搜集资料,信息量有限,其中许多信息内容滞后,缺乏时代感、吸引力。网络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信息资源。网络不仅促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依赖于信息,而且在方式上,也开始采用信息、传递、筛选、过滤、整合的方式。网络技术的发展,在为人们提供信息的同时,也加大了信息接受者选择信息的难度。为了正确利用网络技术和信息网络资源,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者改变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不仅要接受信息,而且要善于筛选信息,既要防堵有害信息的传播、扩散,又要正面引导,坚持用正确、积极、健康的思想文化和信息占领网络阵地,引导人们正确选择信息,还要学会利用BBS信息,利用E—mail交流信息,建立网站传递、整合信息。 3、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教育者往往处于一种居高临下、主动给予的态势,受教育者在被动接受的过程中,往往容易产生逆反心理,而且在直观的、现实的环境中,思想教育还存在许多自身无法克服的弱点。而在互联网络,教育者与被教育者都是一名普通的用户,在聊天室里大家都仅仅是互相交谈的网友,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地位没有从属关系,处在一种平等互动的状态下,教育者更容易了解掌握被教育者思想上、心理上存在的问题,有利于教育活动的深入进行。 4、实践证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还有自身优势。一是利用信息网络技术可以优化教学环境,缩小理论说教与客观现实的差距,积极调整“受教育者”与“施教育者”的关系,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题大讨论、演讲、征文、书画等校园文化活动,发挥大家在教育中的平等性和民主性,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二是利用信息网络技术优化教学手段,注重大学生的心理教育和心理疏导,培养大学生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心理品质;在网络开展在线交流,及时把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化解学生的思想困惑;加强网络正面宣传,开展网络“两课”教学,将课堂延伸到网络,打造教育教学的网络平台。三是利用信息网络技术优化教学内容,解决大学生的疑点、难点、热点问题。 二、创新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机制的要求 当前,思想政治教育既要立足网下,又要关注网络,构筑网下网络互动、全时关注、全程覆盖的立体交叉网络。反映到新机制的建立上,应体现整合性、规范化和有效性的要求。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无论对其工作系统内部,还是与外部的联系,必须进行整体性的统一协调,才能使其处于一种良性运行状态,保证目标的实现。整合性是思想政治教育运行机制具有的整体综合、统一协调的功能。思想政治教育运行机制的整合性功能,能协调各部分的行为,使之相互关联,相互促进,形成共同的着力点,产生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综合效应。同时,整合性还体现在系统内部各个要素间的相互制约作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应在师资力量、信息传输、思想信息反馈渠道、规章制度建设等方面加以研究,以形成网下网络互动的工作合力。 加强规范化建设,规范学生的行为和健全规章制度,成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的重点。目前,高校已基本形成校园网络化,网络的自由性、开放性、虚拟性和平等性,使大学生的价值观念更趋于个性化、多样化,但社会道德的主要规范作用则可能减弱甚至消失,由此造成道德评价失范,最终导致大学生选择迷茫和价值取向紊乱。在“网络社会”中,已经出现了许多目的不相一致、利益相互冲突、需要相互撞车、情趣相异、态度相左的情形,网络时空中充满着竞争、冲突与斗争,甚至出现了大量的网络犯罪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有一定的社会道德、法律规范来调整网络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维护正常的网络秩序。 有效性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生命。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不是说日常的思想政治教育可以放松了,相反,对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更高了。一方面,网络信息的开放性、无序性要求青年学生提高自律水平和对信息的甄别选择能力,而这取决于平时所接受的教育和积累的经验。另一方面,调查研究发现,大学生容易在网络中获得成就和满足感,逃避现实世界里的人际交往,而帮助学生正确认识网络,戒除对虚拟生活的迷恋,建立正常的生活方式,需要我们建设丰富多彩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同时,对一些重大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仅仅依靠网络沟通是难以奏效的,需要有针对性地开展网下引导工作。网下和网络的互动,是网络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要求。 三、创新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机制的目标 1、努力建立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系统,实现思想政治工作网络化。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指一般性地通过网络传播我国社会发展所要求的思想观念、价值观点、道德规范,各种思想政治教育信息,而且更重要的是要进行技术、资金、人员的投入,建立健全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主题的网站,以精彩的动感画面和丰富的内容吸引人们,同时开发和运用其他网站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资源,以形成全方位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态势。 2、加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人才培养。培养网络教育人才,造就一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队伍,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建设的当务之急。为此,人才培养应做到:(1)转变教育观念,充分认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与网下思想政治教育有很大不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人员一定要树立网络育人的理念,由被动型转变为主动型,封闭型转变为开放型,灌输型转变为引导型,服从型转变为选择型,单向型转变为交互型。在信息时代,只有成为一名专业化、专家化的工作者,才能胜任日益繁重、复杂的教育管理工作,确保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先进性和实效性。(2)注重加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理论探索。要深入研究探讨分析网络对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影响,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遇到的问题进行正确客观的判断和分析,提出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和防范手段,提出适合高校特点的、有推广价值的理论成果,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和水平,做到防患于未然。(3)熟练掌握基本的网络知识和技能。掌握了足够的网络知识技能,就可以通过网络,深入把握网民的思想状况,使思想政治工作更加有的放矢。(4)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信息素质。即具备优秀的信息意识、信息能力和良好的信息道德。 3、提高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综合当前各高校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要取得实效,除了进一步建立健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运行机制外,还应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1)帮助青年学生切实解决思想问题。对学生中的思想问题,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加以收集,分门别类,在网络进行解疑释惑。(2)帮助青年学生切实解决实际问题。学生的主要实际问题是“成才”与“就业”方面的问题。学校可以充分利用网络的多功能特点,在促进学生学习、生活、就业等方面提供便利。(3)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网站的点击率。可以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网络活动,提供全面、及时、精彩的网络信息,搭建网络学习平台等来吸引学生的眼球.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深入学习邓小平思想政治教育理论 实加强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 摘要：邓小平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是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深入学习邓小平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从始终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高等教育的第一位；加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加强法纪教育；加强第二课堂建设；加强学校、社会、家庭相联系，形成教育合力以及加强学校党委对思想政治工作领导，建设一支高水平的高校政工干部队伍等几方面，切实加强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 关键词：邓小平，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工作。 邓小平同志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在邓小平理论宝库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的设计中，教育始终占据主要的位置，其中思想教育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他围绕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作用、任务与目标、原则与方法、组织领导与队伍建设等基本问题作了一系列论述。它们前后联贯、相互联系、内在统一，构成了一个完整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科学体系。邓小平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继续和发展，对于改进和加强新时期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始终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高等教育的第一位。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我们党的优秀传统和政治优势。教育好、引导好一代一代的青年学生健康成长，是我们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的重要保证。邓小平同志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从培养接班人，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思想政治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1978年他就明确地指出：“我们的学校是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人才的地方。培养人才有没有质量标准呢？有的这就是同志说的，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在这段话中，他强调了培养人才的几个标准，首先是思想政治标准，即“有社会主义觉悟”，另一是文化素质标准，即“有文化”。他还指出：“我们一定要把思想政治教育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切实认真做好，不能放松.。”(2)“学校应该永远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3)他在充分肯定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同时，还明确指出了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目标。他指出：“要加强各级学校的政治教育、形势教育、思想教育，包括人生观教育、道德教育。”(4)“我们要大力在青少年中提倡勤奋学习，遵守纪律，热爱劳动，助人为乐，艰苦奋斗，英勇对敌的革命风尚，把青少年培养成为忠于社会主义祖国，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忠于马列主义、思想的优秀人才，将来走向工作岗位，成为有很高政治责任心和集体主义精神，有坚定的革命思想和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严守纪律，专心致力为人民积极工作的劳动者。”(5) 随着世界多极化的形成,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知识经济的到来,各种文化、思想相互激荡，相互撞碰。而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社会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式和收入分配形式的多样化,必然形成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多样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将长期面临着如何理解和处理多样化存在的新特点,如何坚持社会主义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如何弘扬时代主旋律,如何坚持用科学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教育人民,以及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发展时期,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与政治,经济发展与道德升华,经济增长与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将是新时期思想教育长期面临的新课题。2004年，党中央作出《关于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正是应对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面临挑战而向全党、全社会发出的号召。 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摇篮，担负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培养的任务，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如何，科学文化知识如何，将直接影响未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此，2004年3月26日至27日，教育部长专门在京召开了加强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研讨会。周济同志就学习贯彻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批示精神，切实加强大学生思想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他指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办好让人民满意的教育，一定要坚持把德育放在首位，坚持“巩固、深化、提高、发展”的方针，坚持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主体，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有文化的一代新人。因此，高等教育必须始终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努力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增强他们的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提高他们抵御风险和侵蚀的能力。 二、加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是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内容。 理想是指人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和追求。它是人们的政治立场、世界观、人生观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表现，是支配人们社会行为活动的强大精神动力。我们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而现阶段各民族的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现代化。邓小平指出：“树立共同的理想信念，是我们的事业发展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证，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有共同的理想，也就有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6)在“四有”中，邓小平也最强调的，是有理想。他在一次接见外宾谈话中说：“根据我长期从事政治、军事活动的经验，最重要的是团结，要团结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我们过去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7)这充分说明了理想和信念在革命年代政治、军事等生活中成为人们追求的方向和行动的指南，起到凝聚人心、团结群众的作用。同时，他也反复强调对青少年要加强理想教育。早在1978年，邓小平就强调：“革命的理想，共产主义品德，要从小开始培养。我们党的教育事业历来有这样的优良传统。”(8)“我们一定要教育我们的人民，尤其是我们的青年，要有理想。”(9) 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有经济关系决定的，以善恶为评价标准的，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内心信念来维系的调整人们的行为的规范的总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道德状况如何，是关系到这个民族和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和社会进步的大问题。在邓小平同志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非常重视思想政治工作要进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他强调指出：“我们一定要在全党和全国范围内有领导、有计划地大力提倡社会主义道德风尚。”(10)邓小平同志也非常重视在青少年中加强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他指出：“我们要向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努力宣传这种高尚的道德。”（11）根据邓小平的思想和新时期的实践经验，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前进的人际关系。”（12） 面对世界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的发展，面对世界各种文化的相互激荡，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不可避免地对青年学生产生重要影响，使一些人淡漠国家的观念，消解民族意识，失去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经济成分、社会组织形式、就业分配方式多样化，归根到底是利益的多样化。利益原则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利益作用激发了人们进取意识和创新热情。然而，利益驱动也使一些人物欲膨胀、道德沦丧，引起许多负面影响。对于大学生，一方面他们是容易接受新鲜事物的知识群体，另一方面他们又缺乏辨别真伪的能力，容易受一些反动、低级、迷信等内容的影响，从而弱化淡化人格精神。因此，越是全球化，越是要加强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育，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树立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坚持对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信仰，对共产党领导的信任，对坚定社会主义改革事业胜利的信心，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决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三、加强法纪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 思想政治教育是提高人的思想觉悟，纠正人的错误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其作用是巨大的，但也不是万能的，还必须制定严格的法律和纪律，才能有效地规范人的言行。在邓小平思想教育理论中也特别强调法制教育，他指出：“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没有广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没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民主要坚持下去，法制也要坚持下去。就好象两只手，任何一只手削弱都不行。”（13）“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律，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14）这些观点都充分说明法制建设的重要性，把法律和民主放到同等位置。他在强调法制建设的同时，还强调了法律教育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他指出：“法律教育要从娃娃开始，小学、中学都要进行这个教育，社会主义也要进行这个教育。”（15）邓小平也非常重视纪律教育，他认为，纪律是实现理想的保证，是达到团结不可缺少的手段。他指出：“有了理想，还要有纪律才能实现。”“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16）在八十年代初邓小平也指出：“在党的机关、军队、学校和全体人民中，都必须加强纪律教育和法制教育。……大中小学的学生从入学起，工人从入厂起，战士从入伍起，工作人员从到职起，就要学习和服从各方面必须遵守的纪律。对一切无纪律、无政府、违反法制的现象，都必须坚决反对和纠正。”（17） 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未来社会发展的栋梁，高等学校的学生必须加强法制教育，培养他们的法律意识，增强法律观念，做到依法行使权利，依法履行义务，遵守法律。通过教育和引导，使他们懂得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敢于并善于运用法律武器同违法犯罪作斗争。“马加爵事件”，“兰州铁路运输技校新生入学三天被学生会干部殴打至死事件”，“高校学生网络犯罪”等都说明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法纪教育方面还存在薄弱的环节。因此，必须坚持把法纪教育作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一项重要内容长期抓，把它纳入素质教育中，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和诚信品质，引导学生确定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观，学会正确的行使权利和义务，自觉具备社会主义法律国家公民应有的基本素质。 四、加强第二课堂建设，是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途径。 理论灌输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形式，开展科技、文化、社会实践等第二课堂活动也是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途径。邓小平同志非常重视学生的课外实践活动，他指出：“要恢复对学生课外活动的指导，增长学生的知识和志气，推动学生的全面发展。”（18）同时他还指出：“不仅大中学校招生要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而且各部门招工用人也要逐步实行德智体全面考核的办法，择优录取。”（19）这段话指出学校除了要开展好课堂教育，学习理论知识和间接经验外，还必须开展好课外教育，注重理论指导实践，学习课堂上学不到的实践知识和经验，这也是为实现我国的教育目标所必须的。在课外实践活动中，邓小平同志也非常强调劳动教育，他指出：“一般学校要给学生参加劳动的机会。劳动也是教学，是政治思想课。”“学生参加劳动一是必须，二要适当，三要可能。”“学校要把劳动定到课堂中，每周规定半天，主要训练娃娃们养成劳动习惯，加强集体观念。”（20）这些充分说明了劳动也是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法，同时这一要求也是符合我国教育方针的。 因此，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围绕我国的教育方针，实现教育目标开展工作。通过开展科技竞赛、文体竞赛、社会实践等第二课堂活动，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提高学生的实践技能，培养学生集体主义意识、团结协作精神、吃苦耐劳品质和开拓创新思维，让他们更多地接触社会，了解社会，服务社会，增强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为将来投身到改革大潮中奠定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五、加强学校、社会、家庭相联系，形成教育合力，是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方法。 思想政治工作不是孤立存在的，其效果与整个社会大环境、大气候之间有着共同关系。环境好，风气正，思想政治工作就事半功倍，否则，就会事倍功半；同时，思想政治工作也是一项系统工程，贯穿在各项工作之中，仅仅一个方面、一个部门去管，是难以奏效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十分重视动员和组织全社会力量，做改善社会风气和教育人的工作。1979年面对、“”一伙严重破坏社会风气的现实，指出：“一定要教育好我们的后代，一定要从各方面采取有效措施，搞好我们的社会风气，打击那些严重破坏社会风气的各类行为。”（21） 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发展，大学生接受的信息越来越多，知识更新也越来越快，这给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更多便捷，但同时也带来许多冲击和挑战。邓小平也曾指出：“现在学生中出现的某些问题，有多种原因，有社会原因，有家庭原因。”（22）这充分说明了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正面临着更加复杂更加艰巨的任务，需要全社会来共同关心共同支持。面对这种情况，他强调：“我们希望从事教育工作的同志，各个有关部门的同志，整个社会的家家户户，都来关心青少年思想政治进步，把被‘’破坏的优良传统恢复和发扬起来。”（23）“教育决不只是教育部门的事，各级党委要认真地作为大事来抓。各行各业都要来重视教育事业，大力兴办教育事业。”（24）当然，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学校、社会和家庭三者之间，学校仍起着核心和主导着用。邓小平同志非常重视学校和家庭教育互相联系，他指出：“教师要成为学生的朋友，与学生家长联系，互相配合，共同做好教育学生的工作。”（25）因此，面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思想政治工作的系统性、复杂性和时效性的特点，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适时地调整工作方法，积极探索有效途径，密切联系学校、社会和家庭，善于整合三者的力量，形成教育合力，使思想政治工作更加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共同开展好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 六、加强学校党委对思想政治工作领导，建设一支高水平的高校政工干部队伍，是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有力保证。 随着高等教育体制改革，高校办学规模的不断扩大，学校各项工作更加纷繁复杂，越是纷繁复杂，越是不能放松党委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早在1983年，邓小平同志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强调了要加强党委对思想战线的领导，他指出：“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克服软弱涣散的状态，已经成为党委的一个迫切任务。不仅理论文艺界，还有教育、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群众文化和群众思想政治工作等各个方面，都有类似的或其他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26）他还指出：“我们说改善党的领导，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各级党组织应该把大量日常行政工作、业务工作，尽可能交给政府、业务部门承担，党的领导机关除了掌握方针政策和决定重要干部的作用外，要腾出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来做思想政治工作，做人的工作，做群众工作。如果一时还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至少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重要地位上，否则党的领导既不可能改善，也不可能加强。”（26）因此，作为高校党委也同样必须关心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协调好党政工作，完善制度建设，切实加强学校党委对思想政治工作领导，从而保证学校稳定发展，学生健康成长。 加强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不仅要有党委的领导，还要有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高素质政工干部队伍，这是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开展的又一有力保证。建立一支高素质政工干部队伍涉及到人员的选拔、任用、培养和关心等方面。邓小平同志非常重视教师队伍建设。在教师的任用问题上他指出：“师资问题要注意，正规大学、中学现有的师资力量不能降低。”（27）这里的师资力量，一是指教师数量，二是指教师质量。在教师的培养上，他也指出：“要提高教师水平，包括政治思想水平，业务工作能力，以及改进作风等”“要加强师资培训工作，要把教师培训列入规划、列入任务。”（28）当然在任用教师时他也要非常关心教师，关心如何调动教师积极性问题，他指出：“对知识分子，除了精神上鼓励外，还要采取其他一些措施，包括改善他们的物质待遇。”（29）“要调动科学和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光空讲不行，还要给他们创造条件，切切实实地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30） 因此，作为高校如何建立一支高水平政工干部队伍？首先，学校党委必须高度重视，将这一问题纳入党委议事日程、制度规划、组织实施。其次，要加强对政工人员的教育和培训，不断提高他们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第三，安排帮助他们解决工作中、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以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第四，要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加强对政工人员的管理。 邓小平同志的教育思想，为新时期高校开展好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奠定了理论基础，对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明确方向、总结经验、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要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坚持以人为本，树立科学发展观，不断探索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新途径、新方法，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事业，培养高素质的合格人才而奋斗。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试论近年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转变与挑战 论文摘要：党的十六大以来，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正在从“文本”范式向“人本”范式转变；从主体中心模式向主体间性转变；由经验形态向科学形态与学科形态转化；从重视单一的意识形态目标向强调人的素质的全面发展的转变，以单一理论课课堂教育为主向重视各门课的育人作用转变；从救火式模式向育人模式、前瞻模式转变；从以传统课堂教育为载体为主向校园文化与网络为主的现代载体转变；思政队伍由在实践中摸索成长向专业化培养成才的转变；由封闭的学校教育向注重家庭、社会与学校的合力构建的转变。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挑战。 论文关键词：以人为本； 主体间性； 理论课； 专业化； 专家化 高校是人才汇集、知识荟萃、各种社会思潮交汇的地方，大学生是民族的未来、祖国的希望。我们党一直高度重视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2004年中共中央提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任务、途径和领导等九个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是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纲领性文献，文件的下发，极大地推动与促进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与研究工作的发展，使思想政治教育出现了许多新变化。 1、从“文本”向“人本”的转变；但“以物为本”与“以文为本”的理念还根深蒂固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也是现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理念。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是以“封闭性、知识化、教条性、理想化、泛政治化”为特征的“文本”教育范式。“文本”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是四重四轻：重教育者的主导性，轻学生的主体性；重普遍性，轻差异性；重共性要求，忽视个性发展。在教育实践中，也较多地强调社会价值，忽视个人自身发展的需求和价值，是“工具型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知识型思想政治教育范式和灌输型思想政治教育范式”；“文本”思想政治教育范式，造成思想政治教育边缘化、外在化、低效性，也形成了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者脸谱化、思想政治教育非科学化的刻板认识。[1]5 以人为本的思想政治教育坚持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目的与手段，精神需求与物质需求的有机统一。以“开放性、主体性、情感性、生活化为特征”，其教学形态由单向灌输转换为平等对话，“教育方式从‘独白式内容范式’到‘问诊式方法范式’向‘对话式效果范式’转变。[1]5 “以人为本”作为一种新的理念正在改变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模式，带来教育目标、方式、手段的新变化。随着科学发展观学习实践活动的深入，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的转变将更为显现。但以人为本思想的确立，是一个历史的、复杂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就现实而言，还存在以下困惑： 第一，中国高等教育在市场、社会、国家与学术四种力量之间的处境较为尴尬，还没有一套较为成熟的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管理机制，高校的发展还处在一个比较无序的状态，管理层面低，各项工作疲于应付，深层次、长远的问题无心过问，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的转变还没有成为主动的行为。 第二，观念转变与行为方式的转变，是需要创新精神与自我否定的勇气，需要学习与提升的。从中央来看，一直把培训与学习作为转变观念、提升能力的重要内容，但不排除我们的培训方式本身还是“文本”的，实效性与针对性有待加强。同时转变观念也意味着失去一直习惯与驾轻就熟的工作方式，想不想学以致用与能不能学以致用的问题同时存在。 第三，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学科的历史还比较短，缺乏科学、系统的理论论证，如缺乏中国特色的人性假设理论，缺乏对当代大学生需求的理性、科学与具体的研究，以人为本还停留在口头上、观念中，没有落实在实践中。 2、从主体中心模式向主体间性转变；但单一主体与主体缺位的现象还依然存在 主体与客体范畴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范畴，在哲学意义上主体是指有目的、有意识地从事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的实践的人。客体是指在主体活动的对象性指向中获得自身的基本规定（即主体活动所指向的），并反过来制约主体活动的外界对象。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单一主体论或主体中心模式，是一种以教育者为主体，受教育者为客体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认为教育过程的实质是教育工作者根据一定的需要，有目的、有计划地对学生施加各种影响，对学生进行教育和塑造的过程。这种教育模式具有明显的单向性、强制性。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主体、客体及其关系问题不约而同地成为我国哲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热点问题，其影响之大使思想政治教育也不例外。西方教育个性化思潮和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思想以及近年来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理念深入人心，“客体中心模式”，即以受教育者为主体，教育者是受教育者的看护人，对受教育者的发展只起指导作用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和“双主体模式”，即从施教过程方面来说，教育者是施教的主体，受教育者是施教的客体；从受教过程方面来说，受教育者是接受教育的主体，教育者则是接受教育的客体，成为学界关注的模式。客体中心论与双主体论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单一主体论的局限性。随着互联网等现代载体在思想教育中的运用越来越广泛，主客的互动性、交往性、平等性、民主性要求越来越多地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成为新趋势。 张耀灿等在《思想政治教育学前沿》对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了界定：“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是指两种关系的统一：一种关系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都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二者构成了主体——主体的关系；另一种关系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二者都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是复数的主体，他们把教育资料作为共同客体，与教育资料构成主体——客体的关系，这样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是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维度，是受教育者主体能动性的一种展示。主体间性切实体现了以人为本的要求，教育者与被教育者在教育实践过程中的独立性、主体性、主动性、创造性都得到尊重与体现，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是平等、互动的关系，是一种涵盖历史、文化的社会交往活动，教育者与被教育者在理解与对话中实现“视界”融合与思想碰撞。 主体间性前提是教育者与被教育者都是具有主体性与创造性的主体，教育与接受教育都是积极、主动的创造性活动。从单一主体模式向主体间性模式转变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的重要趋势，但在现实中，单一主体论与主体缺位的现象同时并存。主体不了解、不分析学生的思想状态，把青年学生在逻辑上作为普遍是有品德缺陷的，把教育者视作是无缺陷的，通过控制话语权对学生采取传统的、强制的、统一的灌输，是单一主体模式的体现；而对学生的思想状况不闻不问，放任自流是思想政治教育无主体的体现。 3、由经验形态向科学形态与学科形态转变，但理论与实际两张皮的现象依然存在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以经验形态为主要特征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如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是“生命线”理论，就是1929年的古田会议对我党我军的政治工作的基本经验系统总结而得出的结论。1944年，在、的主持下，由谭政同志起草并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的问题》的报告，又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部队政治工作的经验，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方面进一步系统阐明了我军政治工作的性质、方向、地位、作用、任务和方法。党的七大正式确立了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历史地位，使其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坚实理论基础和重要教育内容。1957年2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确立了社会主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方针和方法，成为我党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最高成果。 改革开放以后，逐步开始了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和学科化的进程。1980年5月底至6月初，原第一机械工业部召开的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上第一次提出了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这一命题，指出：思想政治工作要科学化，首先要学科化。孙友余提议：“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研究发挥人的积极性的这门科学叫做思想政治工作学”。第一次正式提出本学科的名称。1981年出版的论文集《论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代表了这一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最高水平。1984年部分高校开办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1987年开始设立思想政治教育硕士点，1996年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博士点，2006年思想政治教育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下独立二级学科，思想政治教育终于得以科学化地独立成为一个二级学科，其研究队伍、研究方向、研究课题都有了明确的划界，从而成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科学与学科化的发展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针对性，对转变思想政治工作者的社会形象与学术地位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思想政治工作是理论性与实践性都很强的科学，是科学、是技术、也是艺术。“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理论教育，但它的价值却体现为一种实践价值”。[3]190其科学性往往是以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作为衡量的主要标准；本来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动行动者是一个群体概念，是由决策者、管理者、研究者、工作者等组成的共同体，但由于这个共同体内部还缺乏有效的联系和相应的机制，一些研究者出于对理论的偏好，往往对经验与实践不以为然，有的研究者本身缺乏实践经验，研究的针对性不是很强；而有些从事是想政治教育管理工作的同志对经验过于依赖，实际上并不把思想政治理论当作学科与科学。这些都导致理论与实际两张皮的现象，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深入，也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创新。 4、从重视单一的意识形态目标向强调人的全面发展转变，但意识形态功能弱化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机制还不完善同时并存 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是指教育者根据社会的要求和人的发展要求，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使受教育者的思想品德、心理素质、人格及行为实践等方面在一定时期内所要达到的预期结果。 我党三代领导人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都有明确的阐述，党的三代领导人对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论述中都包含了对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体现思想政治教育“为了人、发展人”的根本目的与价值。但在思想政治教育实际工作中目标功利化的倾向却十分明显。往往只把思想政治教育的落脚点更多地放在保证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上，而淡化了其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作用。只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目标与社会价值，忽视其个人目标与个体价值。 “以人为本”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是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转向的指南。人的全面发展使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有了共同的价值观念和共同的动力。这样的目标的实现核心是承认人与人的差异性，尊重人的主体性，把人作为整体的人，以实现不同人的不同方面的全面发展。现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由单一的政治功能向重视大学生主体性的培育，增强大学生的主体意识、培养大学生的主体精神、开发大学生的主体能力、塑造教育大学生的主体人格转向，从空洞理想的说教实现向以人为归宿的现实的生活世界的回归。 当然，实现这样的目标需要还原思想政治教育与其他学科的整体关系，但也不能淡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导向性功能。“人的全面发展既包括人的独立性、主动性和创新性在内的主体性的发展，也包括人的民主性、规范性与开放性在内的社会化的发展”，[3]290而是采取更为针对性的方法，使思想政治教育从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把握教育对象的思想，从其所处的社会关系及其变化中了解他们的思想及变化，充分认清他们思想的具体性、复杂性、变化性和必然性，从他们最切身的利益要求的满足中，逐步走到对各种大道理的接受；从空洞的说教转化为对物质利益的引导，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利益观，将人格塑造与世界观的教育结合起来，为每一个人的全面发展和所有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现实条件。 而现实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却存在着不协调现象：一种把思想政治教育等同于一般的知识教育，忽视思想政治教育的导向性与社会价值，存在意识形态弱化，政治素质、道德素质与知识素质脱离的现象；另一方面或者虽然强调人的全面发展，但却仍然用传统的模式推进思想政治教育，人的全面发展实质难以实现。 5、从单一以理论课课堂教育为主向重视各门课的育人作用转变；但理论课的低效性和各门课的教育的合力还未形成 2004年中央16号文件指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的必修课，是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途径，体现了社会主义大学的本质要求。”我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基本框架，形成于上世纪50年代全面学习苏联的时期。改革开放以来，先后经历了恢复建设时期的“82方案”、曲折发展时期的“87方案”、全面加强时期的“98方案”三次重大调整。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对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尤其是对高校思想政治课程体系的第四次调整和改革做出了新的部署，这就是21世纪以来的“05方案”。目前，各高校都在推行“05方案”，理论课教学的主渠道作用日显明显。16号文件要求把形势与政策教育看作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和途径，高度重视形势与政策课的开设，形势与政策课主动联系社会与学生的思想实际，形成以专题化为主要形式的多种形式的改革，同时开设人文素质选修课，加强师德建设，各门课的育人功能日渐重视。 但新的教材体系如何转变为教学体系还需要深入研究与探索；大众化带来的课堂教学方式的变化，我们还没有找到与之相适宜的新的教学组织形式；市场取向、国际化、教育多元化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以及高教改革带来了学校、教师和学生关系的新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的实效性；理论课低效性的困境并没有完全解决；思想政治理论课、形势政策课、人文素质课与其它各门课的育人功能缺乏整体设计与科学的监督与考评方式，育人的合力并未真正形成。 6、由救火式模式向育人模式、前瞻模式转变，但只有危机时才到位常态缺位与不到为现象还比较严重 改革开放以后，针对传统工作模式的局限性，思想政治工作积极推进创新，但相当长时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还处于比较被动的状态，仅仅当成一种应急工具，思政工作的主要功能体现在应对学潮，维护社会与校园的稳定上，矛盾凸显时，思想政治工作者、特别是辅导员成了救火队、应急队，一旦局势平稳，思想政治工作就不被重视。近几年，为了改变这一局面，思想政治工作坚持贴近学生、贴近实际、贴近生活，依据时展和社会进步，制订思想政治教育规划，确定大学生全面发展的阶段性目标；研究与关心大学生的实际思想状况与需求，既强调教育者发挥教育引导的作用，又强调尊重大学生接受教育、主动学习、自觉践行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大学生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的自觉能动作用；注重全面发展与和谐发展，努力促进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的协调发展，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预见性与前瞻性。 但必须看到，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常态化的机制与力度在不同的学校存在不平衡性，依然存在着但只有危机时才到位，常态下缺位与不到为现象。有些规划与育人目标科学性与操作性不强，有的只停留在书面上，并没有变成现实。 7、以传统教育载体为主向现代载体转变，但对现代载体运用能力与综合管理能力还比较弱 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是促进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物质形式和物质实体，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活动方式。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传统的载体主要是通过课堂教育特别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进行，各高校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进课堂、进教材、进学生头脑，通过教学改革，逐步形成结构合理、功能互补的课程体系，主渠道的功能进一步强化，与此同时，现代的思想政治教育正在从课堂到课外延伸，从教室到寝室延伸，从真实的空间向网络空间延伸，从思想教育到心理教育的延伸。校园文化、网络媒体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影响力最大的载体。心理健康教育与社会实践成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 但是，校园文化育人作用还缺乏整体规划和有效的评估手段，网络的吸引能力还比较弱，课上与课下、网上与网下的联动机制的形成也还在探索的初级阶段，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体系的形成，在许多高校还是一个没有完全破题的问题。心理健康教育的覆盖面不足，社会实践的方式、途径、实效性以还有科学的理论界定也没有可靠的经费保证，综合管理与运用各种载体的能力还比较低，主流价值观还在以传统的方式传播，而非主流的价值观却早就用现代方式传播。 8、思政队伍由在实践中摸索成长向专业化培养成才的转变，但辅导员的专业化、专家化还处于起步阶段 2006年9月1日起施行的《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明确规定“辅导员是高等学校教师队伍和管理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教师和干部的双重身份。辅导员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的组织者、实施者和指导者。辅导员应当努力成为大学生的人生导师和健康成长的知心朋友。要统筹规划专职辅导员的发展，鼓励和支持一批骨干攻读相关学位和业务进修，长期从事辅导员工作，向职业化、专家化方向发展。 辅导员的专业化是提高辅导员的学术声望与社会形象，提高辅导员队伍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提升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实效性的重要保证。加强高校辅导员队伍的专业化建设，建立一支精干有专长、有专业依托的专家型学生工作队伍，也是提高高校学生管理水平的必由之路。 目前，各高校都在积极贯彻关于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的文件精神，同时随着大学生就业的日趋严峻，高校辅导员已成为一个热门行业，学历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但如何培养、提升与考核高校辅导员的专业素质已成为当前需要积极研究、探索的主要问题。一些专家学者和思想政治工作管理者认为，要建立职业准入及资格认证制度，实行职业准入和从业资格考试，规范从业人员资质。也有人认为要对辅导员职业分类，设立专业系列职务岗位，建立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咨询、职业生涯辅导、法律服务、学生发展、学生管理等方面的专门队伍，改变辅导员队伍身兼多重角色的现状，结束辅导员专业界限不清的局面。[4]一些专家与学者和思想政治工作管理者注重研究辅导员工作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不同，提出了设立高校辅导员培养专业的思路与设想。提出了构建辅导员核心的核心素质与能力，建构辅导学学科的核心内涵。通过以上探讨以推进辅导员队伍的专业化，实现辅导员队伍的专家化。 9、由封闭的学校教育向注重家庭、社会与学校的合力构建的转变，但社会教育资源与家庭教育资源难以有效利用的现状还没有以扭转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以学校为中心与主体的教育方式，学校用有形和无形的围墙在人的完整世界和整体活动中圈出的特殊的场所，学校教育特别是思想政治教育采用的是与生活、社会、家庭从话语方式、内容要求都不同的教育，是围墙内的理想教育。 由于个体思想品德的生成在时间上是持续终生的、在空间上是超出于学校之外的完整的存在，学校在时空上的有限性决定了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的局限。现代社会日益开放，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使大学围墙淡出，学校、家庭、社会形成更加直接、有机的联系，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实施无法离开学校、家庭和社会教育合力的发挥。但由于高考这一特殊的指挥棒使家庭教育与基础教育还是成绩至上的应试教育，导致中学与大学的教育严重脱节，大学教育事实上是矫正教育；中国大学本身与家庭的联系是非强制性的，许多家长也认为孩子上大学就是交给学校，学校是学生成长的无限责任公司，家庭的作用不仅微弱，有的还是负效应，在社会教育方面教育资源的整合与利用方面，高校本身缺乏应有的控制力和利用能力，整体合力并未形成。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浅析高校辅导员主持班会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艺术 [论文摘要]以“壹周立波秀”为代表的海派艺术在近年来的文艺娱乐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创新的形式给高校辅导员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有力的参考。通过幽默的语音和独特的形式，让辅导员在隐性教育中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论文关键词]三贴近 幽默 主题班会 面对新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当代90后大学生的思想呈现多元化、个性化，辅导员在进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时应当遵循马克思主义原理利用新事物的规律，创新方法来进行正确地引导。2010年，壹周立波秀在全国范围内刮起了一股海派清口的热浪，赢得了不少的观众，大学生群体便是其中之一，不少段子在高校校园里流传。“壹周立波秀”的形式也给高校辅导员开展主题班会提供了全新的借鉴。 一、“壹周立波秀”、“三贴近”原则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 （一）“壹周立波秀”与“三贴近”原则 “壹周立波秀”的新颖深深地打动观众，这种喜闻乐见的形式让全中国观众认识到源自于上海的海派文化，这种新颖与党中央对宣传思想战线提出的“三贴近”原则不谋而合。 “三贴近”是在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对党的宣传思想工作提出新的要求。“三贴近”就是指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三贴近”，将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优良传统与时代责任融为一体，既体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根本性要求，又体现了我们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成为在坚持和发展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原则、基本经验的基础上开创工作新局面的突破口。 （二）“三贴近”原则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明确指出：“大学生是十分宝贵的人才资源，是民族的希望，是祖国的未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把他们培养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对于全面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确保我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确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这充分体现了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高校辅导员在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遵循党的“三贴近”原则，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战线中，辅导员应当将这条原则作为改进和加强自身工作的一条重要指导原则。贴近实际，就是贴近大学生实际，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把回答和解决大学生的道德思想问题作为中心任务，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更好地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贴近生活，就是贴近大学生的生活，深入到大学生学习和生活中去，关注他们生活中的问题，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充满生活色彩，富于生活气息，反映生活本质。贴近群众，就是贴近大学生，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把握大学生的脉搏，了解他们的愿望，以喜闻乐见的形式，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可亲可信、深入人心。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三贴近”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实际，是大学生生活的实际；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大学生的实际生活；大学生，是社会实践中的大学生，实际生活中的大学生。实际是根基，生活是源泉，大学生是出发点和落脚点。 （三）“壹周立波秀”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壹周立波秀”在大学生中的反应十分热烈，许多经典的台词让大学生在平时社会中侃侃而谈。一些国内外时事政治或者新闻人物也被周立波调侃，但其中的道理仍然发人深省、引人深思，不仅仅是说笑那么简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立足国情、立足当代、立足于大学生活，紧紧围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紧密结合大学生的思想实际，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大学生心声统一起来，多用大学生的语言，多联系大学生身边的事例，多采用大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把党的方针政策化为大学生的自觉行动。高校辅导员可以充分借鉴“壹周立波秀”的形式，在主持班会时通过风趣的语言、引人深思的事例来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壹周立波秀”体现了“三贴近”的原则，辅导员在班会中采用类似这种新的形式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既能坚持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化的统一，坚持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统一，使大学生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美的享受；又能把党的先进性要求与大学生的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把解决实际问题与解决思想问题结合起来，起到教育人、引导人、鼓舞人的作用。 二、“壹周立波秀”对辅导员主持班会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一）以小见大，突出自我教育 周立波说：“那时候大力宣传雷锋，你们想，一个人做一辈子好事，不知道扶了几千个老太太过马路啊！我就和几个同学天天候在马路旁边，就盼着可以有一个老太太过来可以被我们扶过马路，结果发觉，现在这个时候，老太太都脱销了！”调侃中折射出一种社会现象，就是为了学雷锋而学雷锋，这就给人们深层次的反思。针对以往中国足球的萎靡不振，“立波梦话”虚构了这样一条新闻：“国家体育总局最近召开记者会，正式宣布解散中国国家足球队，永不重组。中超联赛停办十年，中国足协和中国消协合并，以后做球鞋贸易生意，自负盈亏。”这条新闻虽然纯属虚构，但寓意中国足球的打假问题等，让人忍俊不禁。 幽默是一种智慧的表现，在人际交往中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它可以缩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可以化解人际的冲突或尴尬的情境，使交流气氛轻松融洽，从而促进人与人关系的和谐。高校辅导员可以从周立波的调侃中，可以得到这样的启发：从社会现实和大学生生活中找素材，经过语言的加工，将有教育意义的道路通过幽默的语言表达出来，让学生能够在笑声中明白道理。 （二）与时事热点相结合，突出思想政治教育 周立波对深圳原市长许宗衡的调侃：“许市长在位时最喜欢讲，我是人民的儿子。人民养一个儿子不容易，养大一个，捉进去一个。”对于国际国内的一些重大事件，周立波通过幽默的语言进行调侃，把时政运用到笑料中。高校辅导员可以通过调侃时事腐败事件时，能够让学生去关注这些时政新闻，也起到教育作用。德国著名演说家海因·曼麦说过：“用幽默的方法说出严肃的道理，比直截了当地提出更能为人接受。”辅导员通过运用富有情趣、意味深长的表现手段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以达到激发大学生学习兴趣，启发主动思考，潜移默化地影响大学生思想情怀的目的。 （三）增加娱乐时尚元素，突出个性化教育 周立波每次开始节目是通过木门打开，周立波穿着风衣，戴着墨镜，顶着“许文强帽子”跳了出来在舞台上秀了大半圈。观众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笑声。报幕员问：“你这身打扮是许文强还是小马哥？”周立波开口了：“我是小马哥的粉丝周润发…（停顿，观众大笑）的粉丝周立波。”观众再大笑。高校辅导员面对的是广大兴趣爱好和性格不同类型的大学生，特别是“80后”、“90后”的大学生，需要根据这些群体的个性来召开富有吸引力的主题班会，如果是一言堂，呆板的说教，是难以达到效果的。幽默的语言有利于营造和谐的氛围，也是开展好学生工作的润滑剂。如果辅导员能够结合一些身体语言，那么所起到的作用就更加明显，学生也会更喜欢主题班会。 （四）调侃社会不文明现象，突出文明礼仪教育 周立波自己说过：“调侃是没有恶意的。”周立波的海派清口绝大部分时间在调侃社会不文明现象时，不粗俗，也不针对个人的名誉权。周立波在接受《杨澜访谈录》节目采访时说，“传统曲艺节目，他们是以搞笑为终极目的的，而搞笑只是我的手段。我是要通过搞笑的手段来达成我的一个观点，或者是和大家一起对这座城市或者对这个事件进行一些思考”。由此可以看到壹周立波秀的最大不同点在于它的思想性。幽默可以将平时的同学矛盾产生引起的尴尬化为轻松和自然，使大学生在幽默中有所思，既得到释放，又能分析产生矛盾的现象、提高认识，达到德育教育的目的。所以，辅导员在调侃校园里的不文明或者某些违法违纪的现象时，应当注意不能直接点名道姓，而是对事不对人，让大学生自己学会思考，去感悟。 语言表达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虽然和人的先天因素有关，但更有赖于后天的训练和实践。周立波将上海改革开放三十年包括开埠百多年的能捕捉到的细节用俏皮生动的上海方言表达出来，体现了他深厚的语言功底。辅导员要有意识地学习语言知识，并善于与实践相结合，灵活运用。只要肯下工夫，勤于训练，虚心学习，不断总结，定会有所收获。同时，周立波说过：“文化要有本位主义，占领自己的领域，把它做深做透。”所以，辅导员更要创新的思维去研究社会现象、研究大学生的心理、研究如何将思想政治教育“三贴近”大学生，最终才能更好地占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这块“阵地”。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试析高校大学生漠视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因及对策 论文关键词:高校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　漠视　对策 论文摘要:在新的历史时期，国内国际环境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新情况，从而对当代大学生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冷漠。针对高校大学生漠视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原因，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呼吁全社会特别是高等院校的各级领导给予思想政治教育以高度的重视，加快政治理论教育改革的步伐，加强政治理论教师队伍自身的建设，开创高校大学生政治理论教育工作的新局面。 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当代大学生的思想也有了一系列的改变:由关心西方思潮逐步转变为关心国家的改革开放事业，由习惯于高谈阔论转变为比较务实;由关心多方面的事务转变为关心个人的前途。在这种情况下，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学生跳出短期行为的圈子，正确认识和分析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国家的关系，树立其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就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个重点。但是，从目前来看部分大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却十分冷漠，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由于东欧的剧变和苏联的解体，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遭受到了严重的打击，暂时处于低潮。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西方的一些政要人物加紧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和低毁，企图把打开东欧“铁幕”的经验用于中国，大力宣称“马克思主义过时了”、“社会主义失败了”。国际上一定范围内存在的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情形，必定对高校大学生的思想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 2.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人们的价值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改革开放的不断深人，确实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注人了生机和活力。与此同时，由于“经商热”、“下海热”、“第二职业热”的兴起，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不断蔓延滋长，政治淡漠主义和理想虚无主义抬头。高校大学生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谈钱言利、计较得失已成为部分大学生的人生目标，“一切向钱看”甚至成为少数大学生的座右铭。 3.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与社会不正之风的矛盾。社会上存在的不正之风、党内存在的不正之风以及种种社会丑恶现象都会对大学生的思想产生一系列的不良影响，导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与社会现实之间产生了相当的差距，这样既增加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难度，也诱发了一部分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抵触情绪。 4.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差距较大。在高等学校的理论讲坛上，教育学生要讲奉献、培养高层次的道德情操和理想人格，而一些家长却凭自己的生活经验感化子女。家教的实惠性与学校教育的高层次性，呈现“两张皮”的状况，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 5.政治理论课本身也存在一定的问题。近些年来，我们在政治理论教育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这是应当肯定的。但由于多种原因，政治理论教育本身仍有许多不足之处:第一，中学、大学的政治理论教育内容存在重复的现象，机械的“烫剩饭”难以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和兴趣;第二，部分高校教师尚未较好地解决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的实践中，如何用正确的理论武装人的问题，这势必影响政治理论教育的效果;第三，政治理论教育联系社会实际和学生思想实际不够，教学方式单一、呆板，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教育的吸引力，随社会实际的变化，学生关心的热点问题也不断变化，他们不再满足于老师从书本到书本注释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教学方式，要求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剖析现实和学生关心的热点问题。而我们的政治理论教育不能适“实”改革，也是使部分学生对政治教育失去兴趣，产生淡漠感的原因之一。 面对新时期大学生价值观念的变化，部分大学生对政治理论教育的冷漠，我们应引起高度重视，要加以正确引导，进行深人教育，否则，就可能导致个人主义的泛滥和集体主义的沦丧，损害社会主义的精神支柱，贻误一代跨世纪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对此我们应采取积极的对策: 1.全社会特别是高等院校的党政领导对于政治理论教育必须给予高度的重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就必须倡导一种精神，这种精神需要通过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等政治理论教育才能得以产生、发扬和光大。教育是一种带有明确目的性和强烈的主观能动性的社会实践活动，取消了人为的努力，事情是难以自发地朝着我们期望的方向发展的。高等院校的各级领导对于政治理论教育的重视和支持，是促使高校政治理论教育上一个新台阶的重要保证，也是消除部分学生对政治理论教育冷漠的一个重要方面。作为高等院校的党政领导要在人财物方面给予大力支持，通过一系列的有效措施在校内形成良好的政治理论教育气氛，从而使政治教育得以通过理论灌输、教书育人、日常教育、文化熏陶、社会实践和心理疏导六渠道顺利地完成。 2.加快政治理论教育改革的步伐，使政治理论教育更有针对性，更具吸引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政治理论教育的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政治理论教育的内容、模式、手段等方面也都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作出相应的改革。 首先，对于政治理论教育的内容要进行新的充实。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随着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科学管理经验的引进，大量的反动思潮也蜂拥而至，严重地冲击着大学生的思想，对此，我们不能采取被动的防御式的、救火式的政治理论教育模式，让学生一味地回避西方思潮，而应该把西方的主要思潮纳人教学中，通过正面接触伴以科学的分析使学生彻底了解外来文化，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明辨是非，从而真正提高他们在政治思想上的免疫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政治理论教育必须利用市场经济等价交换规律引导学生深刻认识个人与社会、索取与奉献的关系;利用市场经济竞争的特点，逐步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和开拓精神;利用市场经济质量和信誉观念，教育学生树立严谨的政治态度，培养一丝不苟的学风等等。在日新月异的现代信息技术面前，政治理论教育的内容应该是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充实，政治理论也是一门开放的学科，政治理论教育如果不能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充实自身的内容，就永远不会有吸引力。其次，对于政治理论教育的方法和手段也要不断地进行改进。政治理论教育传统的作法是“你听我讲”，偏重灌输，而不注重“双向交流”，这样就不能把握学生的思想脉搏，就不能真正了解青年学生的思想实际和生活实际，也就不能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事实上大学生关注更多的不是我课堂上讲授的理论知识，而是他们在社会实践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和困难，实践已经证明，靠单纯的说教已不能适应新时期的要求了，因此改革政治理论教育的教学方法已势在必行。打破传统的教育模式，把政治理论教育渗透到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文化娱乐之中，寓教于知、寓教于乐、寓教于美，教书育人、管理育人、科研育人、服务育人。打破传统的教育模式，把先进的多媒体技术手段应用于教学中，融文字、声音、图像于一体，这样可以增加政治理论教育的立体感，使其更生动、更形象，让学生亲身感受到现代信息社会给学习、生活带来的变化，有利于增强政治理论教育的吸引力。 总之，开放式教学是政治理论教育的发展趋势，它既可以运用和检验在课堂上所学到的知识，又可以学到在书本上所学不到的知识，是读社会之书、自然之书的极好机会。 3.加强政治理论教师自身的建设，是解决部分大学生漠视政治理论教育的根本。高校政治理论教师肩负着既教书又育人的双重任务，他们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政治理论教育的实效，关系到政治理论教育是否具有吸引力和战斗力。 政治理论教师不仅要有专业教师应有的一般的基本的教学素质，而且还要有其自身的特殊要求。首先，政治理论教师要有坚定的理论信仰。只有真信马克思主义，才能向学生传授马克思主义。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可能有良好的教学效果的。其次，政治理论教师应具备深厚的理论功力。只有努力攻读马列原著，认真学习和邓小平的著作，理解了原理的真谛，才能向大学生深人透彻的讲授。良好的理论素养是取得政治理论教育的不可替代的途径。再次，政治理论教师还要有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他们必须能够紧密联系理论涉及的社会实际和学生的思想实际，对于思想理论界的动向和问题应有高度的政治敏锐性，这样才能抓住联系实际的要点和重点。同时，政治理论教师还必须具有广博的相关科学知识并获得和掌握当代科技社会发展的最新信息。总之，教育要面向现代化，就要有掌握现代化知识的教师。因此，高校政治理论教育工作者只有勤于思考、勇于探索、刻苦学习、提高素质，才能跟得上时代步伐，才能完成政治理论教育本身所赋予的历史使命。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浅析当前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机遇与对策研究 [论文摘要]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形态，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开辟了新阵地、注入了全新的内容、推进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网络背景下的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现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产生了一些新问题，文章分析了当前环境下的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从教育主体、学生、内容与形式四个方面探索了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 [论文关键词]高校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机遇与挑战 对策 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校在网络环境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形态，是指高校教育工作者用积极的道德规范、思想观念、政治观点、网络素养等精神文化，以现代网络为媒介和阵地，用互动引导、建设管理、制度规范等基本方式，对高校学生实施的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的教育实践活动，促进学生自主构建积极的思想政治品德。在大众传播时代，网络为高校学生开拓了全新的生活空间，而这一全新的生活空间也对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品德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之呈现出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特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变化使得网络逐渐进入思想政治工作的范畴，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阵地和重要工具。 一、网络媒介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意义 以网络为代表的大众传播媒介具有监控环境、联系社会、传承文化等一系列的重要功能，通过网络能管窥当代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能反映出大学生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的认知程度，可以说网络世界里有当代大学生的精神与实践状态的缩影。因此在网络环境下，网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开辟了全新的传播空间，以网络为媒介实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必要也是非常重要的。 1.网络媒介促进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阵地建设。人类传播历经了口语传播时代、文字传播时代、印刷媒介时代，现已进入快速发展的大众传播时期，网络因其图文并茂、视听一体、实时传输等功能一体化的特性，以超越传统媒介的优越性，对整个社会以及人们的价值观、认知与实践方式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网络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当代大学生在学习方式、交往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等方方面面都受到网络深刻的影响，网络促进了学生个体的个性觉醒，他们采用开放式的态度接受网络信息，也依存网络为实践活动提供依据。在媒介形态的变革中，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主动适应新媒介环境的变化，针对高校学生认知与行为方式的特点，积极利用媒介技术，建设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新阵地。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变革的内在要求。 2.网络媒介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注入了新内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应能根据社会的发展要求，从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和教育对象的思想实际出发，随着教育环境与教育因素的变化而改变。网络的发展改变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对教师、学生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针对变化中出现的新问题，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应能及时改变和增加教育内容，以实现对学生的思想、道德、政治、心理等方面的正确引导。当前条件下，具体而言，应加入诸如正确对待世界多元文化的问题、建设积极的网络伦理观问题、构建网络心理教育与咨询平台等内容。 3.网络媒介推进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大众传播媒介功能经历了由分化到统和的发展历程，新媒介有集多种单一媒介功能于一体的优势，但却不能从根本上取代原有的媒介，就如网络媒介深入社会角角落落，但以期刊、杂志、广播、电视为代表的传统媒介依然欣欣向荣一样，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阵地的开辟也不能取代原来有的思想政治教育途径与方式。 网络这个开放式的互动平台打破了少数人的信息垄断，拓展了受众参与信息采制与传播的权利。网络环境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应能体现传统教育途径与新教育媒介的融合性，坚持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虚拟思想政治教育空间与现实教育空间、传统教育方式与网络教育方法的契合。立足于现实发展实际，以学生为本，综合运用多种教育途径和媒介，形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合力。 二、当前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随着我国建设信息高速道路的步伐不断加快，各高校也日益重视网络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建立起了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阵地。总结已取得的成绩与经验，分析其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发现并解决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是推进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不断深入发展与持续创新的内驱力。 1.高校“红色网站”建设卓有成效，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流信息的传播效果偏弱。以网络为阵地不断深入实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丰富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拓展实施途径，最为突出的成果是高校蓬勃发展的红网建设，如南开大学的“觉悟网”、西南财经大学的“光华园”、清华大学的学生红色网站、上海交通大学的“交大焦点”等，集聚着相当高的人气，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与快速发展的红网建设相比，“点击率”与“互动率”却持续低迷，成为制约红网深入发展的难题，红网中只有主流的观点与思想，缺乏互动、讨论与争议。这种尴尬的局面一方面是红网这个新兴事物在发展中的必然现象，更主要的原因是来源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能贴近学生的实际生活，没有把握住学生生活形态和关注的热点。在匿名性的虚拟网络世界中，是否参与到信息的接受与传播完全是受众的自主选择，高校网络思想教育传播的主流信息只有特近学生的生活，遵循网站生存发展的“点击率”原则，才能为实现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打下坚实的基础。 2.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与形式日渐丰富，但缺乏时新性与权威性。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为取得有效性，不断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与形式，日益重视对教育环境的充分调试，已经清晰地意识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无法缺乏网络，也开始注意“时时在线”，但其适应行动常常滞后，权威性遭到解构。网络阵地里的思想政治教育不似传统思想政治教育那样，从教育过程到教育结果都具有可控性，网络空间的话语权常常被转移，权威性面临被肢解，它是一个开放的体系，需要用开放的姿态，渗透到学生生活的方方面面，走进学生的虚拟生活空间、深谙学生的话语体系，从他们的思维与行为方式入手分析，才能卓有成效地引导大学生的思想与行动。 3.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下的学生思想无比活跃和外显，但匿名性使得学生的思想行为变化更难以把握。网络环境下，学生的思想状态持续活跃、外显于网络中，这一方面便于教育工作者及时了解学生思想的变化情况，但匿名性的状态又使得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充满不确定性。网络的开放性及由此创造的网络环境里的群体压力、趋同心理、群体模仿和求异心理等现象，常规状态下的网络思想变化就已经难以掌控，特殊状态下的“匿名性”与集合行为，使得对学生的思想状态把握变得更加困难，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三、推进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策略分析 1.提高教育主体适应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能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能充分认识网络的消极与积极因素，重视网络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作用与意义，分析当代网络环境下学生的认知与行为方式，树立教育民主化的观念，能以网络技术为基础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进行科学的“把关”，建立思想政治网络信息资源，树立权威性，引导学生的思想政治品德形成。 这些新要求一方面是对教育工作者观念上的更新要求，另一方面是基于网络技术的专业素质要求。当前最为重要的是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海量的信息环境中甄别、把关与引导的能力。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贴近学生生活与社会实际、具有时新性与真实性是其发展的趋势，因此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阵地上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网络信息良莠不齐、真假难辨，各种思想观点、价值观、道德规范的冲突等一系列问题，这就需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结合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目标和网络生活实际，帮助学生选择、梳理和甄别信息，以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引导网络舆情的发展，当好“把关人”。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唱响网络思想文化的主旋律。 2.培养高校学生客观运用网络的正确观念与素养。当代大学生畅游在网络信息的海洋，享受着平等、便利、民主的网络生活方式，但网络作为一个较新的事物，诸如网络对学生素质的影响、网络伦理道德、未来人的生活形态等问题目前尚缺乏深层次的思考。网络信息参差不齐，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世界观尚未固定成型，较易受到不良信息的影响。因此，对于大学生进行科学、客观的网络教育，树立正确的网络观是十分重要的。鼓励学生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树立正确的网络文化观；引导学生正确对待网络时代的人际交往方式，树立正确的网络人际观；加强大学生的网络道德教育，树立正确的网络伦理观。以增强学生对于网络信息的需求、检索、评估和有效利用的综合能力，自觉追求真善美、抵制假丑恶，提高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规范网络行为，抵制消极、腐朽、落后、反动的思想观念的侵蚀。 3.丰富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传播内容。高校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就是要运用网络传播平台，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网络文化生活。丰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传播内容应在弘扬主旋律的基础上，倡导多样性。发扬优秀民族文化的同时汲取其他文化的长处，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与感召力抵御网络上文化霸权的侵蚀。注意科学使用学生喜闻乐见的网络语言与交往方式，传播具有实效性、真实性与价值性的内容，以时新性的信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真实性的内容能增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公信力与权威性，具有不同价值性的信息能满足学生多样性的信息需求，网络语言的恰当使用拉近了教育者与学生的心理距离，更加贴近学生的生活和心理，为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取得成效做好准备。 4.创新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网络时代背景下思想政治理论课仍然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除了将网络技术引入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深化学生的读、听、看、思以外，首先应是以各高校教学网站为依托，建立思想政治课教学网页开展高校思政教育，设立学习与答疑专栏、学术观点阐述、时政热点分析等，辅助思想政治课堂教学。其次是建立具有鲜明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观点，宣传党的思想政治问题理论和工作方针的思想教育专题网站，如“红网”等，对学生进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用健康的思想文化占领网络阵地。再次是实现校园网络与其他媒体的资源整合，网络信息浩若烟海、良莠不齐，高校网络思政教育应为学生提供经过质量“把关”过的形式多样的信息资源，如时政热点、突发事件、学生关心的问题等，引导学生思考与讨论，占领网络思想政治问题阵地。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浅析普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就业问题研究 论文关键词：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硕士研究生 就业 论文摘要：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高等教育由精英化向大众化转变，普通高校的硕士研究生人数不断攀升。“入口”处招生比例逐步扩大， “出口”处的毕业生就业状况究竟如何。笔者就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作为探讨对象，就当前的就业现状展开调查，分析其存在的主要原因，最后结合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特点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的今天，中国高等教育为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人才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到来，大学生为缓解就业压力不断走向考研道路，硕士研究生的招生人数不断放大。那么，经过三年的学习后，研究生的就业情况到底如何，笔者走进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进行调查研究，针对具体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就业状况展开分析，试探普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就业问题。 一、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就业现状 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一门悠久而又崭新的学科，学科建设随着改革开放而不断发展和丰富。1984年我国正式创立了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该专业学生毕业后可从事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教育、教学、学生教育管理；科研；党政群团、企事业单位的思想政治工作；社会工作等。但是跟据实际的调查显示，该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去向大概是考博、考公务员、考各类学校和其他。考博方面，很少再有继续攻读本专业的学生，大都选择类似学科或者直接转向其他学科。考公务员方面，该专业研究生一直在屡败屡战中摸爬滚打，据其介绍，由于专业需求量小、没有工作经验等原因，他们只有选择条件较少但竞争激烈的岗位，也使得其不断受挫，困难重重。到各类学校方面，在被调查人数中，大都签约的是高职院校、本科院校，与普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对口” 的岗位就要属辅导员了，但是如今辅导员制度建设、队伍建设等也在不断深化，还有部分毕业生表示并不愿意做学生工作，所以学校就业前景也不容乐观。其他的一些就业方面，诸如各类企业、创业等，比例较少，该专业研究生大多倾向稳定保障的行业，也存在“高不成低不就”的就业尴尬。 总的来说，该专业实际就业范围比较狭窄，毕业生就业集中在高校辅导员行列，考公务员和考博难度较大。加之该专业的理论水平较高，对现实社会的适应性和针对性较低，思政学生对本专业的就业信心不强，担忧“毕业即失业”，出现一些就业恐慌，没有表现出硕士研究生的竞争优势，当然，其中还有一些社会环境、就业观念等的影响。 二、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就业问题的原因分析 当前随着扩招的步伐，普通高校的硕士点不断增多，硕士研究生的招生数量不断上升，但是普通高校的教育体制、师资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却没有同步的跟上。就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来说，首先研究生的教育管理涣散，某些高校研究生处不能针对各个专业特点具体管理，大一统的管理方式既没有针对性又不能立竿见影，管理空泛。其次学科点建设缺乏资金和人力支持，专业教师配备不齐，课程设置陈旧落后。没有确实加强导师队伍建设，导师制管理流于形式，许多研究生与导师联系甚少，没有较好指导研究生的学习和工作。再次就是人才培养方式上，思想政治教育具有较强的实际工作处理能力，然而研究生在校学习期间大都只是理论学习，埋头写论文，缺乏实践锻炼。对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实践锻炼要求不强，没有较好指导研究生认真参加思政工作助理环节和教学实习环节。另外研究生的就业能力也是值得思考的原因。 三、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就业问题的对策研究 （一）加强导师队伍建设 要提高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增强其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各种素质和能力，就要不断加强硕士研究生的导师队伍建设，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达到和谐共赢的双向效果。各个学科点可以组建几支高水平的导师团队，研究生既可以跟随自己导师做科研，又可以在导师团队影响下，学习他们共有的学术道德素质、精湛的业务技能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加深导师与研究生的情感。同时，人的教育管理是主观的，需要客观的规章制度来完善导师制度建设，应建立一系列导师任免制度、导师评估制度、导师汇报制度等。 （二）硕士研究生自我能力提升 硕士研究生要成为一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走专业化道路，在知识、能力和素质等各方面综合发展,这样才能增强自己的就业竞争实力，把专业与自身更好的结合起来，突出个性优势，优质就业。 首先要坚定信仰，做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其次要扎实学习理论知识，不仅要具备专业知识，还要多学习相关学科理论，将他们融合贯通。在理论学习的同时，要特别注意实践操作，运用到实际的教学实习和思想政治工作助理实习中，学以致用。再次要提高能力，提升素质。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浅析探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论文关键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思想政治教育 论文摘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培养出来的目标不仅是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还应当是可靠接班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与一般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为此，本文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必要性及意义等。 目前，我国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以大学生总体与宏观研究居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都以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思想与理论为主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作为大学生群体里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的一部分。对这一微观群体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与工作关系到他们是否可以真正地成为未来社会的积极管理者、思想政治教育者等。 一、研究现状 教育和工作及其学者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研究却不够细化、具体。特别是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这个特殊群体的思想政治教育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对其研究的个案与案例较少。本人通过图书资料等渠道搜集学界关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出版的著作或发表的论文，没有一本（或篇）是以“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为对象，几乎都以“大学生”为主体。 同时，本人在CNKI上搜索近十年来关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相关的研究，只有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的车广吉在2003年第2期的《白城师范学院学报》中分析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择业观念；吉林通化师范学院政法系的吕良在《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12期探讨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理论构建能力及建构；中国矿业大学法学院的胡廷龙在《考试周刊》期刊2007年27期对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研究生教学与课程改革提出了几点思考。 由此看来，尽管部分学者涉及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研究，但都未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作些探讨，学界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还缺乏主动性、针对性、实效性。特别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关注却尚未涉及，对这个特殊群体的思想政治教育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值得研究者们去探究这一特殊群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及其相关政策与对策。 二、存在与亟待解决的问题 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教育方法与内容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深入探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提高思想政治教育针对性与实效性的需要。目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存在且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有： （1）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地位与作用的认识存在偏差，即重外延，轻内涵；重能力，轻素质；重教书、轻育人；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思想政治的实际心理需要认识不足，学生的思想政治认识水平的提高并不必然导致相应行为的发生，这就是所谓“知行脱节、言行不一”。 （2）科学认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与一般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异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呈现出专业的独特性；政治理论的高层次性；教育内容的广泛性；社会实践的深度性等特点。他们的思想素质、政治素质、业务素质、人文素质、创新素质状况如何将直接影响到其本身的发展，甚至社会的发展方向。 （3）需要进一步明确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使得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学生更加地明确自己所学，同时高校应建立与完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与效果的评价机制，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水平。 三、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 由于我国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以大学生总体与宏观研究居多，主要表现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紧扣时代主题，坚持与时俱进，突出强调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思想和理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方式和载体创新研究不断丰富，教育体系不断丰富完善，内容不断充实、实践活动形式多样、学科交叉研究的现象越来越多等，这些研究为探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这一微观群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奠定了丰硕的理论与实践基础，这对于我们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1）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知识水平高的大学生不一定能成为思想政治教育者，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理论研究存在不少薄弱环节，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值得探讨与研究这部分特殊群体的思想政治教育。 （2）在探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现状的基础上，以调查研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思想为立足点，以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有利于提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方法、内容与途径等。 （3）有必要探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为高校制定新的人才培养目标与完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科建设、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提供重要依据和决策参考。 四、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培养出来的目标不仅是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还应当是可靠接班人；主要任务就是做人的思想工作，他们是未来社会的教育者、管理者、政治领导与干部等。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如何将直接影响到其本身的发展，甚至是社会的发展方向。 如今，高校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知识理论灌输，广大学生主要凭借对思想理论知识的理解与掌握来提高思想政治素质。但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学生，他们今后从事的职业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充满着艺术性。他们的思想政治教育目的除了掌握思想政治理论知识外，还应学会如何主动运用、教授思想政治知识对他人和社会产生一定的实践作用。 （1）探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发展社会主义的需要，是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可靠接班人的需要，对于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备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深远的意义。 （2）启发从新的视角对思想政治教育作出新的理解，重新定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进一步完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科建设，明确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 （3）探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发挥其对他人的思想和行为树立榜样与产生辐射效能、带动力、感染力的需要。有利于培养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政治敏锐感，从而学会运用政治眼光评判问题、解决问题，成为社会的积极管理者、教育者、政治领导者；有利于引导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主动探索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措施、工作机制。 （4）重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丰富和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与途径，提高教育的针对性。对于提高我国行政领导与干部的政治素质，加强思想教育人员的职业教育，完善高校教育体制及我国政治教育体系与制度均具有导向意义。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浅析高校国防教育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 论文关键词： 国防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 论文摘要： 国防教育不仅是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载体，而且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具有重要的育人功能。 高校国防教育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既有内在的一致性与互补性，又有一定的区别，二者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国防教育不仅是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载体，而且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具有重要的育人功能。 一、高校国防教育是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载体 在高校中开展国防教育，对于增强大学生的国防观念，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激发他们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促进他们的思想道德和素质的全面提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载体。 国防教育可以成为对大学生深入进行以理想信念为核心的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的有效载体。国防教育以其特有的方式，在对大学生进行以理想信念为核心的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军事技能训练和军事理论教学可以帮助大学生了解当今世界的军事状况，并激发他们顽强拼搏、振兴国家的热情，从而树立起科学的世界观；在军训中普遍开展的解放军优良传统教育，可以使学生学习到为祖国、为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有助于他们在国家、集体、个人利益之间相冲突时，做出正确的选择，从而培养大学生树立勇于奉献的人生观、价值观。 国防教育可以成为组织大学生开展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为内容的民族精神教育的有效载体。国防教育所要培养的国防意识正是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为内容，以国家防卫问题为中心的理性意识，是中华民族精神中最重要的精神支柱，是国防赖以确立的精神根基。通过国防教育，可以更加激发起大学生热爱祖国、热爱集体、热爱社会主义的高尚情操，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精神发扬光大。 国防教育可以成为组织大学生开展以基本道德规范为基础的公民道德教育的有效载体。引导大学生自觉遵守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文明行为，是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 国防教育可以成为对大学生深入进行以全面发展为目标的素质教育的有效载体。国防教育所依托的学科体系是军事科学。现代军事科学是一门范围广博，内容丰富的综合性科学。学生学习军事科学，不仅有利于开阔眼界，扩大知识面，而且有利于他们打破专业学习的思维定势，拓展思维空间，进一步提高其创造力和综合思维能力，促进科学素质的提高。军事科学知识本身所具备的前沿性、神秘性还可以极大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军事科学本身就是人文社会科学，学习军事科学有利于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 总之，通过国防教育，有助于促进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身体素质、心理素质等方面的不断提高，成为“会做一切工作的人”、“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以及“高度文明的人”。 二、高校国防教育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 我国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是为国家和社会培养高素质的专门人才，为社会发展和进步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持和智力保障。高校国防教育对于青年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培养和提高具有其他任何学科门类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对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起着特殊的、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高校开展国防教育，首先就是要对青年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加强大学生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军队的深厚感情，树立为国家和民族献身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政治思想工作是从我们军队里出来的，是我们军队的看家本领。”开展国防教育，可以改善大学生的知识结构，拓宽大学生的视野，极大地提高大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有利于促进大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开展国防教育也有利于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通过开展国防教育，参加军事训练，可以有效地提高大学生的身心素质，增强大学生的集体主义观念和荣誉感。因此国防教育有利于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首先，高校国防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在内容上具有一致性。高校国防教育的内容紧紧围绕着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看，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理想信念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长期和根本的目标和任务。因此，高校国防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是新时期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力补充。 其次，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包括政治理论的教学，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其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培养青年大学生具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提高他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增强他们辨别事物，判断是非的能力。高校国防教育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从根本上抓住了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线，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基础。 第三，新时期高校国防教育不仅传授军事理论知识，而且开展军事训练活动。在传授军事理论知识的同时，让学生明白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帮助他们明辨是非，培养学生的是非判断能力，增强他们的危机感和责任感，使学生立志报效祖国。在军事训练中，培养了学生吃苦耐劳，勇敢顽强，坚韧不拔，互相团结，互相帮助的优秀品质，增强集体主义观念等等，都为思想政治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配合思想政治工作的展开。 三、高校国防教育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功能 (一)国防教育有利于培养大学生艰苦奋斗的精神 艰苦奋斗是中国无产阶级在为革命理想和美好事业奋斗的长期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不怕艰难困苦、顽强奋斗的品质和作风，是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和精神力量。因此，高校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必须要特别强调艰苦奋斗教育，而国防教育则是一种有效途径。首先，集中军训不但使大学生们掌握了一定的军事基础知识和基本军事技能，更重要的是通过时间紧、训练强度大、军事化程度高、条件艰苦等困难条件下的集中军事训练，使参训学生既磨练了意志又锻炼了吃苦耐劳的精神。其次，军事理论课的开展能使广大学生得以从我军光荣历史中学到以“老山精神”为代表的“为了祖国不怕流血牺牲、为了人民甘愿付出”的崇高精神，并结合自身树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信念。最后，通过中国革命史的学习使大学生们明白当前的安宁和幸福是来之不易的，进而懂得要珍惜机会，抓紧学习，艰苦奋斗早日成为高素质的人才的道理。 (二)国防教育有利于增强大学生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 所谓居安思危是指和平安定环境下人们对于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忧患意识和关注，它是国防观念的一个重要方面。国防教育一方面能使学生树立关于战争和和平关系的正确的认识，能清醒的看到世界并不完全太平，各种冲突因素在相当长时期内将会仍然存在，我们要居安思危高度警惕敌对势力的破坏活动。另一方面，通过中国近代国防屈辱史、革命史、人民解放军军史的教育，帮助同学们了解中国人民革命的历程使其能够更加理性的看待我国的国家安全问题，从而激发广大学生的爱国热情和献身精神，加深他们国防事业的热爱。 (三)国防教育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 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事业承前启后的一代，其综合素质高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当前许多大学生往往只重视自己专业的学习，对其他方面知识则表现出极少的兴趣。这种现象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多方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当前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下，外界充满着对大学生的诱惑，仅仅网络一项已经使一部分学生深陷其中。同时当前通俗文化泛滥，不少学生追逐通俗文化比加强个人修养有着更大的兴趣。另一方面，广大大学生又面临着过级、考证、就业的压力这使的他们对一些课外知识的学习往往能减就减。所有这一切造成了部分学生知识面狭窄和视野狭隘。国防教育则是一种全面的综合性教育，对大学生德智体各方面的发展都具有一定作用。国防知识不仅内容丰富知识覆盖面广而且综合性很强，覆盖了从内政到外交、从历史到现实、从基础科学到当今顶尖科技的多学科知识体系。通过国防教育可以使大学生们熟悉和掌握基础军事理论和军事科技知识，既能提高他们的创造思维和综合分析能力，又能带动和促进相关专业知识的学习和巩固，以此开阔大学生们知识视野，改善大学生们知识结构。此外，在艰苦的军事训练中，大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和自我约束能力普遍增强，这就为造就大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打下了基础。与此同时，集中训练过程中通过紧张的队列、战术、射击、拉练等科目的训练对大学生身体素质也是一种极大的锻炼和考验，这也是综合素质提高的一个具体表现。 (四)国防教育有利于大学生拥军意识的形成和集体主义纪律观的树立 军队对大部分人来说是神秘的，大学生也不例外，由于对军队的不了解他们往往会对军队产生不客观的认识。部分学生认为部队是艰苦的代名词，认为军人是严肃难以接近的。军训则给了大学生们一次近距离接触部队、接触军人的机会。训练时教官们的纪律严明、忠于祖国以及过硬的政治军事素质往往会感染很大一部分学生，加深他们对军队的热爱和向往并养成良好的拥军爱兵意识，这种亲身感受教育的效果远远胜过枯燥的课本教育。同时国防教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集体主义精神的教育。集体训练、集体活动、集体生活都体现了集体的精神，此外通过不同科目的训练更能体会到团队协作集体精神的重要性。军训实行的是准军事化管理模式，军训期间各项活动都要严格遵守纪律服从命令安排。这种经历对大学生纪律观的树立极其有效，同时对大学生们将来的学习和生活将会产生积极作用。 国防教育不仅是加强我国国防后备力量建设，提高全民国防意识的重要途径，而且也是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措施。它不仅丰富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而且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新的理论方法和工作方法，它的作用是其他教育形式所无法取代的。高校国防教育与思想政治工作相结合，不但可以使学校国防教育更具有长久的生命力，而且也充分发挥了高校育人的综合效益。总之，在高等学校实施国防教育，不仅是法律赋予的一项任务，也是学校实施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和形式，是大学生磨炼自己、提升自己、证明自己、成长进步的重要机遇和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