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电子商务专业实训教学:五年制高职电子商务专业实训教学现状与思考 摘 要： 五年制高职电子商务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既具有扎实的电子商务理论知识，又全面掌握从事现代商务活动的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这就要求电子商务专业要构建科学合理的实训教学体系。而目前许多高职院校电子商务实训教学的实施还处于探索过程中。作者结合本校五年制高职电子商务专业实训教学现状进行分析和研究，希望对电子商务专业的专业建设和课程体系完善作出一定的贡献。 关键词： 五年制高职 电子商务专业 实训教学 一、我校电子商务实训教学开设现状 教育部【教高（2006）16】《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强调高职院校要大力推行工学结合，突出实践能力培养，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我校作为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的办学点，在五年一贯制电子商务专业学生的培养中，全面贯彻“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办学指导思想，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实训教学体系的构建，具体分为校内实训和校外实训两方面。 校内实训教学主要是利用学校现有资源，如实验室、互联网资源进行，实训的主要内容为网络基本技能、网页设计与制作技能、网站建设及维护能力、网络营销技能、电子商务综合技能等。按照实施性教学计划，以课程实训周形式，将实训教学安排在不同学期进行。 校外实训为暑期到有校企合作关系的企业实习和毕业前一年到企业的顶岗实习。 虽然实训教学体系看起来比较完整，但根据学校就业中心的近几年跟踪调查，效果不甚理想，具体表现为：大部分毕业生短期内无法适应工作，动手实践能力不强，企业不大愿意接受这些学生，等等。 二、电子商务实训教学存在问题 1.缺乏师资与完善的实训指导教材。 电子商务专业实训教学成功实施的关键是采取有效的教学方法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我校大多数担任电子商务教学的指导老师是从财经或计算机专业转行过来的，由于知识和经验的缺乏，对电子商务活动体验不深，在讲解电子商务的技术理论、电子商务实践时，不能正确指导学生完成实验实训任务，采用的教学方法也有待改进。而采用的电子商务实训教材也没有一本真正完整的实战型实训教材，使得实训的要求与岗位需求不吻合，达不到实践教学的目的。同时，“实训教材的不统一，直接导致了教学手段的缺失，这对实训教学的效果是极其不利的”［1］。 2.学生参与电子商务活动的机会较少。 目前我校电子商务专业学生的电商务综合技能类训练基本都是在校内，以模拟实训为主。模拟实训是指利用虚拟交易环境进行电子商务相关活动，包括网站建设、网上交易、电子银行、安全认证、网络营销及物流等一系列活动。虽然目前有不少电子商务模拟实训的软件可提供虚拟实训环节，可使学生感受与真实环境基本相同的过程，但“模拟软件对电子商务流程简单化，学生学到的都是零散的技能，不具备综合的应用能力”［2］。学生缺乏真实环境下的实训，不能直接感受到电子商务活动规律，不具备运用电子商务知识完成电子商务活动，并进一步发现电子商务经营模式、技术选择、市场推广等方面存在问题的潜力，因而不能发现现存模式中存在的问题，达不到提高动手能力并激发创造性思维的效果。 3.实训教学与社会需求错位。 社会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使得知识也会随之创新，电子商务专业相应课程的理论知识也随之产生一些更新与外延，实践技能更是产生较大的变化［3］。最近几年，本地区抢抓沿江开发机遇，深入实施“以港兴市、港城相依”主体战略，着力构建先进制造业基地和现代物流基地，对电子商务类专业人才的需求逐年增加，同时也对人才的技能提出更高的要求。而我校专业教师在进行专业调研时，由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对社会需求调查得并不充分，因而在制订专业教学计划时，无法将岗位的实际需求融入实训教学中去，造成实训教学与社会需求有一定的错位。 4.校外实训教学基地建设不理想。 电子商务专业实训教学体系应以职业能力为起点，搭建实训教学环境和实际工作岗位，所以实训教学基地的建设很重要。我校校内的实验环境基本以机房和模拟环境为主，校外也拓展了一些实训教学基地，但这些电子商务企业规模比较小，不可能同时容纳很多实习生。另外企业也存在很多顾虑，比如企业为保护其商业机密，不敢让学生接触核心工作岗位，或是怕学生在工作中失误，会造成经济、技术和社会声誉等方面的损失，等等，所以多数校外实训基本停留在参观、实习的层次上，无法真正将实训基地纳入实训教学体系中去，更谈不上产学研结合的深层次合作。 三、加强实训教学的对策 1.紧密结合社会电子商务岗位的需求，优化实训教学体系。 构建完善的电子商务专业实训教学体系是培养高技能专门人才的必要前提。电子商务是一个涉及面很“泛”的专业，为了能培养出特色鲜明、技能突出，能很快胜任企业岗位的电子商务专门人才，设计实训课程体系时要扎扎实实做好本地区的市场调研，了解本地区电子商务企业的岗位需求，充分体现“实用为主”的原则，合理设置电子商务实训课程。另外还要做好实训课程的理论知识的衔接，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合理设置实训和理论课程的先后次序。 2.完善与规范实训教材，提高实训教学师资水平。 首先，各门专业课程和实训教学项目均应配置相适应的实训教学教材。如没有对应的实训教材，应该鼓励教师自编校本教材，在编制实训校本教材时，一定要明确该课程所支撑的岗位职业能力目标，明晰企业需求与职业标准，做到单项能力与综合能力的有效衔接和融合。同时，在制定教材编写方案时应充分征求和采纳本行业有经验人士的意见，尽量争取吸引企业人士参与到教材编写工作中去。 其次，通过各种途径加强专业“双师型”老师队伍的建设。如定期选派教师到相关单位参与电子商务、物流、营销与策划等实践工作，既能锻炼教师的实践动手能力，又能为校外教学实训基地建设打下良好的基础。另外，还可选派教师参加电子商务师、阿里巴巴电子商务论证等培训，到开展电子商务教学较好的学校（如浙江义乌工商学院）进修，并适时地参加各种高水平的学术交流活动等，全面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 3.建立完善的校外实训教学基地。 建立功能完善的校外实训基地是“工学结合”的重要方式，电子商务专业应依托区域经济的结构和特点，充分采取多种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建立模式。 除了寻求稳定的校企合作单位，建立具备鲜明电子商务特色的实训基地外，还应不局限于本专业寻找合作伙伴。由于很多行业都需要电子商务从业人员，因此在筛选和建立校外实践教学基地时，可以“国企与私企相结合，专业对口与不对口相结合，不拘一格寻找合作伙伴”［4］，比如可以与旅行社、仓储、超市等公司合作。 另外，还可以发展一种新的实训教学基地模式，即“校中企”模式：利用学校的资源“引企入校”，开展产教一体化、半工半读式育人。其特点是能使学生尽快完成角色转换，融入工作环境，感受企业文化，为今后的顶岗实习打下良好基础；同时也弥补学校专业教师不足、实践操作经验不强等缺陷。 无论是哪种模式，目的都是为学生提供就业前企业实际工作的全方位演习，学校应该利用自己的专业特长为企业提供服务，达到双赢的效果，从而建立良好、长期合作的伙伴关系。 4.实训教学模式多元化。 （1）校内实训 建设和完善校内的基础实训教学平台，即以单机、局域网、Internet为操作平台的模拟软件和应用软件，学生通过校园网登录该平台进行在线模式购物和销售，完成在线支付，参与平台的建设和经营管理。 充分利用校内的应用设计实训平台，即在给定实训目的和实训条件的前提下，学生自己或与他人合作，通过网上或现场调查，搜集数据资料，在老师的指导下，自行选择合适的工具和方法，构思设计流程和步骤，完成个性化的设计实训，例如设计电子商务网站、开设个人网店等。 （2）工学结合 安排学生到电子商务相关的企业进行技术、营销、客户服务、前后台等岗位的实习，并运用在岗位所学习到的新知识、新技能，以及实践所积累的经验解决企业的实际问题。 （3）顶岗实习 根据电子商务专业学生应掌握的专业技术能力，与相关企业建立良好的校企合作关系，给学生提供毕业前的实习机会。这样学生在社会岗位实习过程中，能完成一个个完整的、系统的“工作流程”，从而完成对本专业课程的融会贯通和总结，体验到真实的职业氛围。同时，能在工作岗位上配合企业的员工开展各项工作，得到行业专家的指导。 （4）其他措施 组织学生参加电子商务相关资格的认证考试，以及各级各类电子商务技能大赛，等等。 目前，很多学校都在探索一种更好的实训教学模式及与企业合作的形式。《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职业教育应该把提高质量作为重点；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实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顶岗实习的人才培养模式。为了提高质量，学校应将实训教学纳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去，形成一套完整科学的实训教学体系，并落到实处，才能培养出真正有用的高技能人才。 浅谈电子商务专业实训教学:高职高专电子商务专业创业型实训教学的探索 【摘要】本文从高职高专电子商务专业人才在现阶段显示出的与社会需求不适应出发,分析了目前电子商务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局限性,提出对电子商务专业拓展实施创业型实训教学的基本思路及具体措施,以求能够为电子商务专业开展实践教学提供有益的帮助。 【关键词】高职高专电子商务创业型实训 随着高新技术的飞速发展,Internet的日益普及,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商务交流也日益数字化、网络化。电子商务是随之产生的新兴商务贸易形式。我国高等院校从2000年开设电子商务专业到现在已经有10年了,在短短的10年时间里电子商务专业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电子商务专业人才在现阶段已显示出了与社会需求的不适应,企业对电子商务专业的需求与高校对电子商务专业的培养也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因此,如何培养出能快速适应企业具体电子商务岗位的技能应用型人才,实现与企业电子商务实际应用的“零距离无缝对接”,是构建电子商务人才培养体系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目前电子商务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局限性 实践教学环节是培养技能应用型人才的关键。而电子商务作为一门新兴的综合性、交叉性学科,涉及面广,实践性强,加之国内高校开设电子商务专业的时间较短,专业发展起步晚,专业相关的课程设置还不定型,使得实践课程的教学仍处于探索之中。目前电子商务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1.“模拟实验教学平台”的局限性 电子商务模拟实验教学是指利用教学模拟环境、网络环境对电子商务专业知识的商业化运用进行观察、了解、参与、模拟和再现、修改、评价、总结和创造等教学活动。许多高校对实施这一实践教学环节的做法是不惜花重金采购电子商务模拟教学软件,构建一个所谓的电子商务模拟实验室。然而这种“模拟实践教学”的缺点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这些模拟实验系统,是对实际电子商务业务流程的固定化和简单化,与实际的电子商务业务有一定的距离,因而不利于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 具体而言,这些电子商务模拟实验系统其实是对各种模式的电子商务业务的仿真,让学生按预定好的程序、步骤、方法进行操作,通过实验,可帮助学生加深对电子商务的理解和电子商务业务流程的掌握,但在实训中,学生往往只需要被动地按照固定的步骤去操作、完成实验,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动手”,而没有开拓性和创造性思维的训练,因此很多学生在操作过程中不能认真对待,常常利用电子商务实践上机的机会,上网聊QQ、玩游戏。同时,因为这种软件往往人为预设简单的初始条件,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有时以偏概全。学生通过模拟操作以为这就是电子商务了,其实与真正的电子商务运作相差甚远。许多高校建立这样的实验室,只是为了装饰门面、应付上级领导检查,对电子商务专业学生的实践,其实根本起不到多大的帮助。 其次,许多高校采购的模拟教学软件,一用就是7、8年。而要知道电子商务的流程、交易方式、管理规范始终处于变化与调整之中,单纯的将这种与实际操作具有一定差距的软件用于教学,所产生的实践教学效果可想而知。 2.实践教学环节未突出专业特点 全国高校电子商务专业建设协作组确定的电子商务专业教学大纲的核心课程是:电子商务概论、电子商务经济学、电子商务管理、电子商务法、电子商务技术、电子商务支付清算、网络营销、电子商务物流、电子商务专业实践等。此外,电子商务专业学生还要学习生产管理、企业管理、网页设计、计算机网络、程序设计、数据库等诸多的其他课程,单从课程设计上来说,电子商务专业课程体系横跨经济、管理、营销、技术四大领域。许多高校在电子商务实践教学环节上只是将传统的商务课程实训与计算机应用课程实训进行简单拼凑,实训项目与非电子商务类专业大同小异,专业定位不明显,未能反映出电子商务专业的特点。基本出现了“要专业没专业”,技术方面没有权威,商务管理方面也没有其它专业强,充其量培养出来的是质量不高的通才,而不是教学大纲培养目标里所说的技能应用型或复合型人才,这严重影响了本专业学生的就业质量,相关数据显示,近年来电子商务专业应届毕业生就业率仅为20%左右,而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鉴约率是47%,可见,电子商务专业应届毕业生就业率远远低于全国大学生就业平均水平。 近几年来,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电子商务交易特别是网上创业正以惊人的速度增长,据官方统计:自2008年9月以来,淘宝网每个月新开店铺近20万家,每天超过5000人成了新店主,在这些创业人群中,既有因金融危机失业的白领,也有求职不顺的应届毕业生;既有二次创业的“70后”,也有初出茅庐、喜欢尝鲜的“80后”、“90后”。无处不在的Inter网是否能给电子商务专业的学生开辟一个新的实训基地呢?答案是肯定的。 二、创业型实训教学的探索 创业型实训是电子商务实训内容的核心,主要是以商业计划为教学目标而进行的训练和活动。 创业型实训的作用是比较突出的:能够帮助学生提前获得解决商业问题的经验;能够帮助学生提前获得项目实施的经验;能够使学生的学习转变为在解决实际问题中的学习,提高学习的针对性;为学生实习提供新的观念和方式;使学生提前获得“工作”经验。 鉴于专业的特殊性,电子商务专业创业型实训必须在真实的环境中完成。下面将对几种电子商务专业创业型实训方式进行探索。 1.指导学生参加电子商务系列大赛 如组织学生参加“e路通”杯第三届全国大学生网络商务创新应用大赛。 中国互联网协会建行“e路通”杯全国大学生网络商务创新应用大赛,是工信部、教育部指导并支持,中国互联网协会主办、中国建设银行主协办的全国大学生职业能力赛事活动。 大赛以真实企业商业问题作为比赛内容,辅以企业资深人士作为企业教官,加上业界专家的点评与辅导,让大学生与高校老师在了解企业现实的基础上,与企业共同配合解决实际问题,从而帮助大学生提升职业能力、促进大学生实践就业。通过大赛,还有助于高校与企业间建立长期的实习实践合作关系,从而实现产、学、研相结合的远程实践教学方式。 自2007年以来,全国大学生网络商务创新应用大赛已成功举办了三届,每届大赛均持续7个月的时间,通过“e路通”杯全国大学生网络商务创新应用大赛,不仅培养了大学生对互联网工具的应用能力,还帮助学生了解企业和社会的现实,提升了大学生的商业分析和判断能力,化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 这样的比赛不仅仅是一个创业竞技的平台,同时也是一个很好的电子商务实训平台,学生在参赛的全面竞技过程中能够不断提高理论知识和职业技能实践水平。目前国内这类著名的竞赛还有: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主办的“中国大学生‘明日网商’挑战赛”、中国电子商务协会主办的“全国高校‘创意、创新、创业’电子商务挑战赛”等。 2.指导学生开设网上商店 2004下半年,海南大学2002级学生郭耀华在淘宝网上创办了一个名为“海南大学大学生通讯店”的网店,从此开始了网上售机业务。时至今日,他的网店越做越大,目前已更名为“星星源特价手机总店”,并又接连开了两家网上分店,顾客几乎遍及全国的每一个省份,月营业额平均在5万元左右,网上顾客评价诚信度已达5颗星,成为海南高校同类网店中规模最大、诚信度最高的一家学生网店。 电子商务正逐步成为高职院校学生群体中的一大创业特色,而电子商务专业正可以将这一创业特色与实训教学相结合起来,使得实训教学与市场、行业“零距离接轨”。 具体可以由本专业的教师指导学生在国内著名的“淘宝网”、“易趣网”、“拍拍网”等电子商务网站上尝试进行个人网上商店的创办,在网店具体的运作过程中,学生除了可以掌握整个电子商务的业务流程如采购、定价、营销、物流、支付、客户关系管理、售后服务等,也可以很好的提高应变能力、社交能力、处理问题的能力,为以后走上电子商务工作岗位奠定了坚实的实战基础,同时在就业形势极其严峻的今天,鼓励学生开设网上商店也可以成为高职院校解决学生就业问题的一个新途径。 为鼓励学生积极创办网上商店,高职院校可以实施一些扶持政策: (1)鼓励电子商务专业的学生积极开网店。对信用积分达到1000分、个人好评率达到95%以上、月收入达到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给予一定额度的创业资金支持或者给予一定的学分奖励。 (2)专门设立一个实验室,为学生开网店提供支持。该实验室将起到一个创业基地的作用。具体而言,该实验室的作用是:为开网店的学生免费提供上网设备,实验室设立的创业服务小组积极寻找合作企业,寻求能够为开网店创业的同学提供物美价廉货源的商家,并与他们签定长期合作协议等等。 电子商务专业学生开网店有时间安排灵活、电子商务运用能力强、眼光超前等优势,也存在盲目、缺乏系统知识等“短腿”,该实验室正好能尽量补长这些“短腿”。 3.指导学生创建校园交易平台 可通过教师带领学生组成团队的形式,开发一个校园电子商务交易平台,平台后台的运行与维护、前台的营销推广采购供应等环节工作均可以由本专业的学生负责,以训练学生的创业精神。 如:海南科技职业学院电子商务系开发了校园交易平台“海科商城”。该平台以准公司的模式运营,设立了相关职能部门如技术部、会员服务部、营销部、采购配送部等,各部门的主管均由本专业的学生竞聘,上至总经理下至员工所有角色均由本专业的学生担任。 学生在完成本职工作任务的过程中,将专业中所学的各种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综合应用于实际工作,不仅完成了工作岗位所需要的专业技术技能训练,而且锻炼了组织能力、沟通能力、协调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和应变能力,更为他们即将走上电子商务工作岗位提供了一个“热身”的机会。 校园交易实训平台的创建突破了模拟实践教学环境,将实践教学的平台延伸到企业真实的环境下,实现了与企业电子商务应用实际真正的“零距离”。但在创建过程中,有几个问题是我们必须注意的: (1)建设电子商务交易平台的功能不必太过强大,设计也不必太复杂,最基本的是让学生利用这个平台可以自己需要或不需要的物品信息。该平台可以以校园跳蚤市场交易平台(二手交易市场)为主,再发展其他的交易模式。众所周知,每年都有毕业生要毕业,每年都有新生要报到,毕业生不可能将几年来留存下的物品都带走,有些物品已成为累赘,而学生们的消费水平本身不高,都希望能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同时,凭借校园的网络条件,利用网络高效率、低成本的特点,为学生提供网络交易平台具有较强的可行性。 (2)为了更贴近企业实际,培养学生的职业素质,校方应积极联系相关电子商务企业,争取得到他们提供的工作任务和技术指导,这种校企合作的方式可以使学校能够及时的了解企业的人才需求规格,增强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校园电子商务交易平台的开发为培养创业型人才提供了发展空间,同时随着该平台的发展,校园必将涌现出更多的电子商务精英。 三、结束语 在当前就业形势极其严峻的大环境下,通过大力开展创业型实训来改变高职高专电子商务传统的人才培养目标,培养具有创业素质和创业能力的技能实用型人才,是当前电子商务专业建设的一项重要的任务。创业型实训这种教学模式也必将成为未来电子商务专业实践类课程教学的改革方向。 浅谈电子商务专业实训教学:电子商务专业实训教学谈 [摘要] 本文分析我校电子商务专业实训教学现状，结合新的职业教学思想，探讨搞好实训教学的新方法。 [关键词] 电子商务 实训教学 电子商务专业是一个近几年出现的新专业，由于近年来其发展迅猛，目前，全国各高校都广泛开设电子商务专业，每年毕业生达20多万人，但近年来该专业的就业形式不容乐观，其主要问题是电子商务专业实训教学不到位所造成，现就该专业实训教学谈谈自己的一点看法。 一、电子商务专业缺乏系统的专业实训 近年来，各高校都加大实训教学力度，但这些实训多数是以课程为内容的实训。如学习图象制作课程后，就进行以图象和广告制作为内容的专业实训。学完网络营销，就进行市场调查为内容的专业实训。这些实训虽然能让学生掌握从事电子商务工作相关的技术，但由于是以课程为中心组织实训，这种实训将某一岗位所需技能分割来进行，缺乏合成，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学生学完后，总体感觉商务和技术是两张皮，各种技术之间缺乏联系，不明白各种技术应把握的程度。笔者认为应以项目为中心组织专业实训，如网页规划课程应将网页设计技术和市场营销结合起来，让学生就网站建设规划方案着手进行系统实训，学生既要结合专业写网站规划书、建设方案，并且还要根据规划书、方案自已动手建设网站。 二、电子商务专业实训教学缺少必要检测方法和手段 目前大多数高校的实训教学由教师根据学生作品进行评定，这种由自己指导又由自己评定学生成绩方法，不利于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从而也给实训教学带来不利影响，从而使学生认为实训课程容易的感觉。实训作品评价标准是否科学，也是急待解决的问题。目前对这方面几乎没有统一规范可行，不利于各学校专业实训教学评价，无法保证该专业学生应该掌握怎样的技术从而使该专业毕业生良隽不齐，有的学校电子商务专业学生就业形势好，而有些学校电子商务专业毕业生不适应就业市场，就业率低。我认为，目前应结合专业教学改革传统的考试和检测学生成绩的方法，不仅要变知识性考试为作品或毕业设计评定，同时，要加快建设作品和毕业设计评定体系建设，不能让教师既当教练又当栽判。在传统教学测试中，我们都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但是，随着考试方式改革，新的考试方式运行缺乏行之有效的制度，不解快这个问题，就不能促进教学双方的积极性，就不能真正做好实训教学工作，就不能按能力培养的要求培养社会需要的毕业生。 三、电子商务专业实训教学模式的单一性和刚性不利实训教学开展 教学模式是指教师如何开展教学活动，是一种教学活动的组织方式。传统的教学模式是建立在学科知识结构体系基础上的，以向学生系统地传授各科知识为教学目的，而在当今，职业院校的毕业生要适应现代的就业形势，必须以能力为本位来培养学生，教学活动不能局限于教室，实验室。教学活动可以在车间、在商场。教学活动组织不能由教务处用计划、课表的行政方法来进行。教学活动的检查，也不是象查堂一样机械，教学计划也不能是刚性的。因为每位学生学习的能力不一样，在教学中，教师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我们现在教学现状是理论教学在教室，老师在哪里布道式地讲授，学生在下边东倒西歪。学校、教师还要考勤。就是要把学生整天限定在教室里。实训教学就是上实验室。学生实验的内容是教师先规划好，学生依样画瓢。学生所学的知识不能变成能力，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因为这种教学模式违背按职业岗位要求的环境来进行教学。不按职业岗位的流程进行教学。教学活动应该按职业岗位的要求，该在教室就在教室进行，该在实验室就在实验室进行，教学活动适合在车间，我们就临时在车间进行，这种身临其境的教学模式下进行教学，学生学得快，掌握得牢，能够形成职业能力。而我们现在实训教学搞得好的学校，也是在教学过程外，按排学生在工厂实习。它是把这种实习和教学活动割裂开来，实在是“两张皮”。同时这种实习也会因为组织不周密，而让学生“放羊”。老师不是教学指导者，而是秩序的维护者。学生实习没有和课堂所学结合起来，实习并没有效果，实习回来写一份报告作为实习成果。同时实习报告也不是检检实习效果的好方式。我认学教学模式应该根据实际由教师自由决定，发挥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主导作用，应体现在教学活动组织形式由教师根据所讲授内容来决定。因而，改革现行行政式的计划管理教学的方式非常必需。采用科研项目负责制方式进行教学管理是适应这种灵活多样教学模式教学的需要。只有这样才能使实行灵活多样教学模式成为可能，才能真正发挥实训教学效果。 四、电子商务专业实训教学缺少供应链集成理念 目前电子商务专业是一个培养复合型人才的专业，也是一个工科和文科结合的专业，因而对双师教师的要求较高，而现在社会上该专业教师既懂商务，又懂网络的人才非常少，因而按照工作岗位的方法培养学生，缺乏真正具有双知识结构和能力的教师。实训教学效果可想而知。目前，各高校都是由懂这两方面知识教师组成一个教学团队，共同完成专业教学任务。由于没有一个有效的体系将各个教师协调起来，因而，形成你讲你的，我讲我的，而我们的教材又都是学科知识体系式的教材，加大各个教师之间专业的鸿沟，学生学到的是零散的知识和技能。如果我们把电子商务专业所需的各种知识和能力，按照职业岗位组织起来，这样就形成一个类似“供应链的体系”，如果我们电子商务专业的基础课和专业课教师都理解这一供应链体系，都按照一个中心来组织教学，尤其是实训教学按照这一原则开展，应能一定程度弥补双知识和技能结构教师缺少的矛盾。要做到这一点，作为我们的专业带头人必须是双知识和技能的教师，由他系统地组织各个教师的专业协作，形成集成效应。他就是这个供应链系统的集成商。另一方面，各个教师都必需结合自己的学科知识，结合专业岗位的要求进行知识和技能的再造，形成按职业岗位要求的知识和能力结构。形成以本专业知识和技能为主，对其他专业知识和技能有一定了解的知识和能力结构。 浅谈电子商务专业实训教学:如何提高电子商务专业实训教学质量 摘 要：实训教学是高职院校电子商务专业培养高技能应用型人才的关键环节。而电子商务专业实训教学质量差的问题极为严重。本文分析了该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并开拓思路，有针对性提出了两种可行的提高电子商务专业实训教学质量的方案。 关键词：电子商务 实训 教学质量 截止2010年6月，中国网民网上支付、网络购物和网上银行半年用户增长率均在30%左右，远远超过其他类网络应用。目前，我国网络支付的使用率为30.5%，用户规模达12810万，半年增长36.2%，电子商务仍然是用户增速最快的网络应用。 我国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使得电子商务专业人才需求急剧增加。但是现实却是：一方面是大量企业急需电子商务人才；另一方面是各类学校培养的电子商务毕业生的能力水平，还远远达不到企业的要求，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 在职业教育中最关键、最困难的环节是实训。但是电子商务专业实训教学的质量却极不理想。提高电子商务专业实训教学质量刻不容缓。 一、实训在高职院校电子商务专业教学中的地位 电子商务课程既涉及商务和网络营销内容，又有相关的计算机与网络技术、项目管理等内容，具有很强的操作性，需要理论和实践的紧密结合。高职院校的电子商务专业学生的培养，更讲求实践性和应用性。引入实训教学，通过亲自动手操作，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消化专业理论知识，培养实践、创新能力，提高综合素质，增强社会适应能力，为学生今后就业准备必需的岗位技能、积累必要的实践经验。 二、造成高职院校电子商务专业实训教学质量差的主要原因 1．实训教学与社会需求存在脱节现象 结合笔者多年的实训教学，并与同行不断交流后发现，对于当前我国企业需要什么样的电子商务人才，电子商务专业的毕业生到底需要具备哪些专业技能这一问题，很多开设电子商务的高职院校都没有完全搞清楚，所以在制订人才培养方案时无法反映社会的需求信息。加上实训课程的时间安排不合理，形式和内容过于单调，更不去了解学生个性发展的需要，因而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培养和需求的脱节。 2．缺乏优秀的实训教材，实训课程体系不完善 在当前的教材市场上，除了与某种模拟实验相配套的实训教材之外，还没有一本完善的实战型的电子商务实训教材，这给电子商务实训教学带来了极大的困难。而仅仅通过某种特定的模拟实验来进行电子商务实训教学显然是不够的。同时没有统一的实训教材直接导致教学手段的缺失。目前，大多数高职院校都是各自为战，往往实验内容不具体，实验环节不细致。这种没有统一，缺少权威的实训体系根本无法确保实训的教学质量。 3．实训模拟性过强，难以达到实战效果 高职院校现有的电子商务实训大多是仿真性实训和模拟实践性实训，几乎所有的模拟软件都按提前设定的程序和情景运行，缺乏变化，难以模拟现实生活中瞬息万变的市场。学生虽然从实训内容上达到了深化专业技能学习的要求，但由于缺乏实战性，学生往往不考虑成本，忽视现实环境中的干扰因素和突发事件，仅以顺利完成交易目标，使得实训结果过于理想化，有时甚至是严重失真。 4．电子商务专业的学生到企业顶岗实 习难 电子商务专业的学生真正需要接受的企业关键性工作岗位的实习实训都不对学生开放。究其原因，一是企业保护其商业机密的需要，不敢让学生接触核心工作岗位；二是企业怕学生工作失误，会造成经济、技术和社会声誉等方面的损失；三是某些企业经济效益不好，把接受学生实习当作负担；四是个别企业接受学生实习要收取较高的培训费，加大了学校的办学成本。 三、开拓思路、更新观念，提高电子商务实训教学质量 1．以网上创业推动电子商务专业实训教学质量的提高 据中国社科院的2009年《经济蓝皮书》显示，2008年底有100多万高校毕业生不能就业，而2009年有近611万大学生要就业。但在浙江省义乌工商学院，最近3年毕业生的自主创业率达到了11%。 义乌工商学院为何能逆市而上？在2007年底义乌工商学院成立了集合网络销售、仓储、物流快递等整条电子商务价值链的创业孵化园。学生在其中学习专门定制的财务管理、仓储管理、合同法等课程；在教师帮助指导下，掌握产品信息、与客户洽谈、寻找货源、配送商品等各方面的实践能力。超过1200名学生在网上进行网络销售，其中获得“钻石”以上信用等级的学生就有400多名。 义乌工商学院创业孵化园的办学模式取得“高就业”的良好效果，启发了我们的教学思路――以网上创业推动电子商务专业实训教学质量的提高。网上创业是高职院校毕业生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之一，我们可以将这个过程前移，让电子商务专业在校学生调查当前的网络销售情况，尝试在网上开店销售，用创业活动带动实训教学。在创业中，通过学生的主动发现培养、训练职业技术能力，累积实践经验，提高综合素质，增强社会适应能力。让学生在实践中成长，在成长中成熟，在成熟中实现自我。 2．在校园网上进行电子商务专业实训，提高教学质量 在互联网高度普及的今天，东部发达地区的高职院校基本都构建了校园网。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在校园网上开展校内电子商务，进行电子商务实训教学呢？ （1）在校园网上开展电子商务专业实训的优势得天独厚 首先，学校内计算机普及率高，具备畅通的网络设施，特别是学校机房为学生开展电子商务模拟、实际操作提供了良好环境；其次，校内的学生、教师是稳定的消费群体，由于年龄、受教育水平方面的因素，都易接受新生事物，且具备相当的网络应用水平；第三，学校管理严格，受外界不良干扰小，支付体系和信用体系安全可靠；第四，校园面积相对较小，物流配送准确、及时、方便；另外，不同于激烈的外部竞争，校园内竞争较为平缓，商业风险相对较低。 （2）在校园网上开展电子商务专业实训一举多得 在校园网上进行电子商务实训，不仅能够满足电子商务本专业的需要，还能为校内其他相关专业学生提供实践空间。如计算机网络专业可负责计算机、网络系统的维护；动漫专业可负责制作Flash动画及设计、美化网页广告；软件专业可负责小的应用程序开发等。 而且，学校本身就是一个小社会，它也需要一整套完善的生活消费体系。特别是近年来，不少高职院校都在城郊新建校区，因为离主城区较远，商业配套跟不上，师生生活需要成了难题。这也为开展校内电子商务创造了机会。考虑到高职院校内有许多贫困学生，还能以此给他们提供勤工助学的机会。 （3）在校园网上开展电子商务专业实训的初步设想 在教师指导下，电子商务专业学生直接参与校内电子商务实训、实践平台的建设，网络日常管理也主要由学生完成。该平台建成投入运行，学校师生实名注册认证后，可以从校园网登陆进入平台，进行电子商务活动，并可用“校园卡”“饭卡”等既有手段完成电子支付。由电子商务专业学生负责组织、开展包括市场调研、产品进货、网络营销、物流配送、售后服务、后台管理等在内的所有电子商务核心业务。 四、总结 归根结底，对于高职院校电子商务专业的学生来说，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强化动手能力，在具备一定理论知识的同时，熟练地掌握电子商务操作技能。因为对电子商务专业实训的设想、思路再多，如果不能付诸实施，其教学质量就永远不会真正提高。 作者单位：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业学校 浅谈电子商务专业实训教学:开放性电子商务专业技能实训教学方法研究 摘要：电子商务需要从业人员具备扎实的综合专业技能、丰富的互联网经验和较强的网络营销能力。传统的理论教学模式与实践教学方法难以满足这种能力的培养。开放性实验教学模式以开放实验室为教学基地，互联网为教学技术平台，通过与企业建立业务协作关系，将企业真实业务引入实验室，在校内构建企业化实训环境，用真实的业务活动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增加职业经验，取得了理想的实训效果。 关键词：开放性实训；电子商务；技能培养 一、研究背景 近年来，随着internet的发展和普及，电子商务网站的数量、规模进入了高度膨胀期。一直对电子商务持观望和怀疑态度的传统企业也纷纷开办网上业务。据有关机构统计，2010年，中国电子商务交易额已达到平均单季万亿水平。至2010年末，我国登记在册的开办电子商务企业已达到1000多万家，其中大中型企业就有近20万家。初步估计，未来我国对电子商务人才的需求每年约20万人。目前我国有超过300家高校开设电子商务专业，每年有数十万本专科电子商务专业在校学生。本应是人才供需两旺的大好局面，可事实却刚好相反：近年来电子商务专业应届毕业生一次就业率不到50%。一方面是用人单位求贤若渴难觅可用之才，另一方面，大多数电子商务毕业生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电子商务从业人员知识技能体系高度复合，且时效性强，培养难度大，这是业界与教育机构的共识。理论知识易于传授，高质量的实践教学却难于开展。电子商务实践需要同时满足电子、商务和实践三个维度的要求：要全天候、全时空、高度开放，多元参与，而且还需要引入真实的业务内容。传统三元两制的封闭性实验、实训教学无法满足要求。电子商务实践教学需要尝试开放性实训教学的道路！ 所谓开放性实训受开放性实验模式的启发。开放性实验作为对传统实验模式的一种突破和补充，具备教学主体开放、教学方式开放的、教学内容开放、教学资源开放等特点。这种开放性，基于实验教学过程和能力培养过程的复杂性、培养模式以及教学方式的多样性、人才的个性化和发展目标的多元化等因素。当把上述开放的范围拓展至企业与客户参与、真实业务导入、企业经营系统对接、企业经营资源共享后，就建立了一种实用的开放性电子商务专业实训教学模式。 二、开放性电子商务实训教学可行性分析 一个项目是否可行，要看是否满足技术、经济（或资源）、环境和操作（或运营）四个方面的要求。 目前，高校非常重视实践教学。与教学方法改革相对滞后相比，教学设施的改进可谓日新月益，尤其在IT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最为明显。无论在硬件、软件还是网络建设方面，已经可以支持运营企业级的电子商务。 资金一直是高校实践教学的“软肋”，很多好的项目，甚至必要的教学项目因缺钱而取消。电子商务实训，除了IT设施投入外，在实施过程中基本是电子化办公形式，不会产生高额的物质与能源消耗，而IT建设成本也呈现出下行的趋势。实训过程中的采购与仓储耗资巨大，但通过协作企业承担的形式而不再具有威胁性。 环境可行性指是否行到社会机构的支持。开放性电子商务实训的参与成员主要是政府部门（教育、工商、税务、司法等教育和经济活动的管理部门）和企业机构。当前政府正在着力于我们的教育事业改革，《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明确提出：“要以体制机制改革为重点，鼓励地方和学校大胆探索和试验，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步伐”，“改革教学内容、方法、手段，建设现代学校制度”。毫无疑问，以培养人才为目标的商务实践，会得到政府部门的支持而不是限制。企业部门能否积极参予与配合，关键看是否对生产经营有利。目前电子商务中小企业面临运营成本高与价格水平偏低的双重压力，纷纷在寻找低成本运营的途径。而大型企业早已谙熟于“通过IT手段，将非核心业务外包，以提高竞争优势与利润水平”。因此无论对中小企业还是大型企业，他们目前都有强烈的业务外包需求，高校具备比外包服务公司更低的成本优势，在一些较简单、次重要的业务领域备受企业青睐。 在运营管理方面。高校松散式工作方式是一种灵活性的优势。教师和学生群体庞大，通过灵活地安排课时，就可以实现全日制工作。当然业务复杂度也影响了运营管理的难度，高校可以通过控制业务规模实现顺畅运营。在实训过程中还涉及到实现资源配置及师资回报等问题，这些问题都可以在高校内部协调解决。 三、开放性电子商务实训教学机制研究 根据开放性电子商务实训的特点，实训教学机制可以考虑采用BPO（服务外包）的形式。所谓服务外包，是指企业将其非核心的或非擅长的业务委托给外部优秀的专业化团队经营，从而自己专注核心业务，达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对环境应变能力的一种业务模式。当时电子商务企业面临高成本的问题，而传统企业开展电子商务又缺乏专业团队，因此与高校的合作成为企业理想的选择。这为开放性电子商务实训提供了市场基础。 根据BPO运营环境要求和实训教学的需要，进行开放性电子商务实训需要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合作企业选择。选择标准应该有利教学活动的开展，企业有一定规模且业务稳定，对开展电子商务有迫切的需求。如果有过不成功的电子商务建设经历，则更能保障校企合作的稳定性。此外，企业内部的信息化部门也是一项重要的考查指标。 合作业务选择。适合的业务流程是开放性实训的核心。由于企业面临的市场环境远超出高校的承受能力，而且高校往往是一种松散的运营状态，加之师生企业经营经验较少，因此在注入实训业务时，高校需要认真考虑自身的承受能力，不要过度自信和承诺，为将来埋下风险隐患。一般来讲，网络营销、销售管理、客户支持、支付管理比较适合引入实训领域，而其它比较传统的领域，则为企业所擅长。另外，要尽量避免引入时效性很强、市场风险很高的业务。 实训平台建设。高校应当开发合适的IT系统，实现与企业经营系统的集成。支持实训活动的经营系统、项目管理系统是必要的。整个开放实训过程要纳入项目管理系统的管理范围，通过制定实训计划，驱动经营实训的开展。经营系统则完成与企业经营系统的对接，实现对企业业务的远程处理。 管理团队建设。由于企业参与了实训教学环节，因此整个实训管理团队的组织结构将区别于纯粹的校内教学组织。一般来讲，联合指导小组是比较常用的组织形式。这个小组一般由首席指导教师负责，其下汇集了数名专业教师和企业经理。他们定期召开会议，解决实训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实训活动的日常管理由学校老师负责。 沟通与协调管理。基于BPO业务的开放性实训，需要频繁地实时沟通，这是由真实业务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决定的。真实业务既创造了高质量的实训环境，同时也产生了管理上的困难。这就要求校企双方建立高效的沟通机制，及时解决出现的各种问题。一般来说，在管理团队中指定“联络人”的作法被证明是有效的。同时使用实时可视化通信技术可显著提高沟通的效率，而这些工具目前在网络上应用很普遍。 四、案例介绍 2009年，课题组在开放式实训设想指导下，创办了辽宁师范大学电子商务与信息管理开放实验室。该实验室是一个完全公司化的实训环境，主要培养学生利用IT技术，承接企业业务运营委托服务。目前实验室承接了东北地区最大的门户网站天健网的人才（招聘）、教育培训和留学三个频道业务的运营管理。迄今为止，该开放实验室已经培养三届学员，共计120余人，大多数同学在就业方面体现了明显的优势，部分同学入职用友、金蝶、和讯网、HP、简柏特、埃森哲等国际国内知名企业，开创了学生就业的新局面，证明了该开放实训模式的有效性和可行性。

艺术学毕业论文:高校扩招后艺术学专业毕业生就业现状形势分析 摘 要：高校扩招，这一致力于解决当下经济和就业等问题的教育计划出台。高校招生人数随之逐渐达到高峰，这直接影响到当下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尤其是艺术专业招生，随着艺术生的普及，高校更是大力扩招艺术专业学生。家长们本着艺术生易就业的说法，纷纷让孩子报考艺术专业，然而事实上因为毕业人数的急剧增加，供过于求，并且跨行就业的难度相对较大，于是导致了就业率普遍偏低。种种现象的出现表明，艺术生就业困难的现象早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艺术学专业的就业形势，总体来说，还是存在着一定的竞争。 关键词：高校扩招；艺术教育；艺术生；就业形势 前言 伴随着当今社会艺术的宣传与文化的发展，人们对艺术人才和大量艺术作品的需求量增大，以及高等教育大众化所带来的影响，更多高校持续扩大招生规模。 此次研究这个课题，主要就是，作为苏州大学艺术学院的一名大三学生，明年也即将面临就业选择，而自己了解的又少之又少，因此对这个课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高中时的艺考和高考，再到大学时我所专攻的艺术学设计专业的课程，由于自身专业的需要，天南地北地参加艺术类活动，以及进行外出写生、艺术展览、参加服装演出等一系列社会类艺术实践活动，一路走来，在这从中我学到了很多，与普通统招生相比较，不仅仅是书本上的理论知识，更多是在实践活动中所提高的能力，同时个人阅历也变得更加丰富。 对于高校扩招后艺术学专业毕业生就业现状的这个选题或许我更有我自己独到的见解与认识，我同样也是伴随着高校扩招这一股趋势进入我理想中的大学的，高校扩招这一政策对于我们这几代大学生来讲既是机遇又是挑战，这一政策的确算得上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了。通常，艺术类专业的学生以相对低的文化要求进入同等大学，而我，也选择了通过艺术学习，考入理想的大学。当年的我因为享受到高校扩招待遇而走进大学校门，如今的毕业之际，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艺术生的就业形势一直是人们所关注的热门话题。 第一章 高校扩招后大学生就业形势的变化 1.1高校扩招计划过于急切，就业形势的弊端逐步显露 “高校扩招”，这个另所有人都十分敏感的词汇，也有着大学扩招或是大学生扩招等等称呼。高校的这一举动最初源自于1999年我国教育部出台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1]，这一教育计划的出台主要致力于解决当下经济和就业等问题，这一高校扩招计划向全社会的一公布，对于还在没日没夜埋头苦读的高中生来说真可谓是一个再振奋人心不过的好消息了，犹如他们理想的大学已经向他们开启了绿灯，他们似乎感觉到有一只脚已经迈进了大学的校门，等待他们的将是令所有人向往的大学教育和大学生活。扩大普通高校本科及专科院校招生人数的教育改革政策自1999年起至今，各大高校的扩招计划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着，举例子来说，2001年统计数据得出各级各类高校统招生与艺术生的总人数达到115万人，接下来的一年就已达到145万人比前一年又增长了30万人，再到2003年竟然疯狂增长到了212万人这一巨大的学生数量。很显然以这样的高增长速度，我国高校扩招在2004年不可避免的迎来第二个就业高峰，达到280万人之多，这可是比以往平均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三，这样大规模毕业总数是在这4年中比以往翻了一翻还要多[2]。一个个惊人的数据就这样持续增长了9年，直到2008年后，我国教育部才逐渐意识到1999年开始的扩招计划的确过于急躁，并开始不断调节全国各省市的高校扩招比例，一年后的毕业生人数的确得到了一定的控制与优化。 因2008年教育部将扩招比例做出进一步的调整之后，许多本科及专科类院校针对艺术生的招收态度也变得尤为慎重，因为扩招力度调整以后，绝大多数的院校都积极采取了一定的保障措施。举例来说像增加教师工作时间来缓解教师人员短缺的问题；课堂形式更多的变成了以上大课为主、设置更多的班级、压缩课时、延长课堂上的时间，还有全天排课等方式来安排扩大招生后对学生的教学工作；以增开更多自习室、加强课后辅导课外作业等形式作为保证教学效果的辅助手段之一；还以增设高级的扩音和投影设备、增设多媒体教室和语言实验室等新形势的手段来提高和强化教学质量。不过这些都是针对扩招带来直接问题的即时性应对措施，比如像艺术学专业这样实践性较强的学科专业未来的毕业设计、毕业实习等等环节还会面临较大困难与压力。如果是从积极的一方面来讲，扩招不但可以扩大居民的消费、刺激经济增长，还可以为知识、经济培养高素质的专业人才，优化我国的人才结构，但是有多少人曾想过在持续扩招的背后将是怎样的就业状况和就业压力呢？“大学毕业生为求职给人下跪”；“大学生毕业后回家种地”；“当代大学生因找不到工作而跳楼自杀”；“大学生因就业压力大而精神崩溃”。这些让我们触目惊心的新闻虽不能简单地和大学扩招划等号，但难道说扩招后对就业没有影响吗？扩招的确让更多的高中毕业生有了上大学继续深造的机会，但是扩招会给高校的教育质量带来怎样的冲击和影响也备受教育界的关注。 1.2扩招后生源质量的下降直接关系到到就业困难的问题 高校是扩招了，基础教育却荒芜了。在基础教育没有办法创造出更多的生源的情况下，只能通过降低招生质量的方式从而盲目扩大高校招生规划，这也间接造成了当今社会对高校毕业生评价不高，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今大学生的知识文化水平也就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高中生的水平差不多。就是这样，生源质量差导致毕业生质量不高，毕业生质量不高导致就业困难，就业困难导致高校声誉下降，这一恶性循环的过程的形成也就成为必然。 当下教育的目的不在于培养多少大学生，而是提高全体民众的素质才是更加需要注重的方面，教育资源的应用不是建设多少所名牌大学，而是尽可能的将有限资源中的利用效率不断提高，其实高校扩招这一计划自身并没有什么错误，问题就出现在了扩大的幅度与用意。许多高校提出教育与科研并重的发展思路，提高对教师的要求，对于新进教师，大多要求具有博士学位或者高级职称。然而一些老教授们思想已经陈旧僵化，依旧在照搬照抄西方早期的部分理论思想与研究成果，与中国当今社会的实际情况严重脱节，常常接受这些没有价值的教育并不能帮助学生提高适应社会的能力，学生毕业后在工作中间处理各种实际问题能力，往往也没有明显的增加，因此对学生在工作中确立自己的竞争优势严重不利，也不利于毕业生在单位里提升自己的收入分配地位。高校应该是创新之源，但目前高校的学术评价机制过于重视短平快，一些为学术献身精神的教师却得不到承认，以至于被迫辞职，相反一些善于经营学术的鸡鸣狗盗之辈则是荣誉加身如果目前我国高校在招生的人数、类别、及收费标准等方面不具备足够的自主权时，就如同企业对自身的产品开发规模时丢失了选择权，这一企业也就不可能具备很强的市场竞争力，如同学校难以真正引入产业化的运作机制。长期以往，高校不但不能为民族发展培育新生力量，在基础理论上也不能有所创新，从而影响了民族发展的潜力。 现如今，无论是一本二本还是三本的就业困难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大学生就业市场不景气的现状之下，本科大学生的月收入工资水平也是在不断的下降，根据目前急剧的状态可以判断，很快就会和农民工的月收入水平相齐平了。能够拥有一份好工作是当前许许多多在校大学生读书的主要目标之一，也可以理解为古时候的读书人“学而优则仕”的观念。 第二章 扩招后的艺术学专业为高校所带来的影响 2.1艺术学专业的开设已趋于普遍化，学科设置亟待完善 从1999年高校扩招实施开始像当前如此大规模的开设艺术学专业的课程教育来说，其实并没有进行过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对此类专业人才需求的论证和大规模测算。但是根据不完全统计可知，全国开设艺术学专业的院校大大小小、数目众多，排名在前十位的城市分别为：北京市、广东省、山东省、河南省、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湖南省、湖北省、河北省，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原先艺术专业发展优势并不明显领先的省份。计划招生人数河南、广东、山东名列前三，办学资源名列较低的河南省招生数量却名列前茅，而办学资源最强的北京市招生人数却趋于中游，以此为例可以看出不同地区面对招生规模有着不一样的计划与态度。近年来随着不断扩大的高校扩招规模，我国包括青海、西藏、新疆在内的等许多偏远地区的省市都已经开设了艺术类专业招生考试，从当今社会与经济发展对于艺术类专业的大量需求来看这是件好事，但是如果出现连专攻畜牧业、专攻政法类的院校也都在纷纷开设与艺术类相关的专业时，这是出于学科覆盖或办学规模的需要还是真正出于社会需要。 带着这些种种疑惑让我想起在近日浙江卫视《我看你有戏》的节目中，其中一位选手在自报家门时提到一点，自己是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一名学生，然而说到自己是属于传播系的时候，这不禁让张国立和冯小刚两位导师脸上露出十分惊讶的神情，可以看出两位导师对当前国内各大盲目增设艺术学专业的院校表示非常不理解，这一小小的细节也的确非常值得我，作为综合类大学里一名艺术学专业的学生去提出同样的质疑。冯小刚导师十分幽默的反问道：“中国的大学真是太有意思了！中国农业大学还有传播系了？”而在一旁的张国立戏谑道：“不应该是传播系，应该是播种系吧？”这也能够看出张国立和冯小刚两位导师都对当下中国综合性大学不断增设艺术类专业的学科和课程都十分的困惑，这两位导师对于各行各业发展所持的严谨态度和看法同样也需要我们深思。 实际上，在采访前武汉大学校长时他也曾表示说：“现在中国的大学乱了套，对大学一定要有准确的功能定位，必须各司其职。”面对目前国内大学不断增设专业的情况，他认为：“世界任何一个名大学也不一定是一个学科齐全的大学，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作为世界性的名校，照样没有囊括所有专业的[3]”。这也正是面对上百万人口如何开展艺术学专业教育以及人才培养最令人担忧的地方，也是需要对这种教育进行科学规划与调整的原因所在。 2.2艺术学专业的不规范性为学校管理带来困扰 众所周知，艺术类专业的学生通常是先通过艺术专业的考试，再进行高考，得出最终的成绩后择优录取的，因门槛低、录取率高，被很多学生看成是一种能够升入自己理想大学的捷径，因此与统招生的文化课成绩相比都普遍偏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很多专科院校甚至要求更低，这就使得一些文化课成绩平平的考生，为了能够进入理想中的名牌大学，把自己的学习转向了艺术学习。像这样带有很强目的性的选择，在无形之中造成了一些学习艺术专业的学生，不仅仅对艺术学习毫无兴趣同时又缺乏在艺术方面的天赋，为的都是提高艺考时的过关率，不断研究着每年的出题方向，从构图、到色彩搭配，一项项地摸索规律。这种培训谈不上艺术培训，更像是在工厂里的一条生产线上，生产出一个个画风极为类似的艺术生，千千万万名考生中很少能有人真正热爱艺术。因为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被艺考补和四处招生所填满，因此也无法静下心来投入到文化知识学习中去，丧失了一种良好的学习能力和学习习惯。在当下，也不难看出艺术学专业学生的性格特点与其专业的特殊性有着密切的关系[4]，特别是随着近几年来许多高等院校持续大规模招生，这也给该专业负责的教师对艺术学专业学生的教育与管理工作带来了不小的考验与影响。 由于艺术学专业的教育培养，特别是在艺术实践和艺术创作方面都比较注重突出和强调学生的个性化的自由发展，学生在考虑问题时容易脱离现实基础，过于情绪化，遇事不够冷静，再加上独生子女们普遍有着追求自我、注重个性、自我意识强烈等性格特点，他们以自我为中心，注重个性方面的表现。另一方面，艺术学专业的学生大多数家庭状况比较不错，这些家长在平时对子女也更是溺爱有加。日积月累下来从而导致某些学生的自我意识过强，以及对集体主义观念的缺失，生活、学习行为自由散漫，有着我行我素的一贯作风，上课经常迟到，对教师的管理也是不愿服从等多方面。艺术设计类专业学生，由于专业学习的需要，大多配置电脑，但不少学生利用电脑通宵玩游戏，上网聊天，既给舍友造成了一定的困扰，还给自己身心带来了很大的危害。因此在其不断扩大招生规模后，对艺术专业学生的教育与管理的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艺术生的文化基础相对较差，然而部分又不认真、也不是本着踏实、勤劳、刻苦的学习态度，上课听不懂便成为了他们经常逃课还有课堂不认真听讲的借口之一。虽说学艺的学生一般对专业学习比较重视，但这种重视也只是表现在艺术实践上，例如音乐专业的学生只重视声乐、器乐等这些专业性的艺术课程和文艺演出。设计专业的学生则过分依赖于电脑绘画、制图等等，而对自己本专业理论性的学习普遍轻视，理论课上不认真听讲，做自已的事情，作业不能够保质保量完成，以及迟到早退等现象实属常见，久而久之弊端慢慢暴露，不仅理论功底差、知识不系统，在艺术作品中也缺乏灵感与独到的创造性。 除此之外，大多数艺术类专业的学生经常要参加很多社团以及社会性质的艺术类展、艺术实践活动等等，因此占用了大量课内外的时间，有时甚至在课堂学习期间也要进行艺术类活动，这也间接地影响到了艺术专业学生的文化课课程的学习和文化素质的提高。据我亲身的经历我非常理解在高考前考生们天南地北地参加艺术专业考试，在进入大学之后，由于自身专业的需要，大又花费了量的时间进行外出写生、艺术考察、参加演出等一系列社会艺术实践活动，与普通统招生相比较，个人阅历也会更加丰富，但由于对某些学科和领域涉及的不够深入，求新求异意识和自我意识又比普通统招生更强，时常又缺乏理性判断的能力，在当下我们这样一个多元化社会环境的影响之下，非常容易受到社会中各种各样的负面因素和不良现象的干扰，从而极大地了影响这些艺术类专业的学生对善恶美丑判断，以及明辨是非的能力。 2.3艺术生走进综合类大学，教育教学面临挑战 2011年，艺术学专业成功被批准成为我国研究生培养专业目录中的第13个门类[5]，通过不断对艺术学专业领域内课程的规范化与系统化，我国艺术学专业领域也必将迎会来更高层次的繁荣与发展。与此同时，如何让这一专业领域在既保持较快成长的同时又能够得到各个功能与格局配置的合理、得当？如何推动艺术学专业教育？俨然已成为当今社会讨论的最热门的教育话题之一，作为普通高中教育体系中的一个特殊的教育群体――艺术学专业学生，许多大学和院校纷纷相继增设和开办了招收艺术学专业，并且伴随着当今社会艺术的宣传和文化的发展，人们对艺术人才和大量艺术作品的需求量增大，以及高等教育大众化所带来更多高校持续大规模扩招的趋势，在我国1080所本科院校中已经有近600多所院校设立了艺术学的相关专业[6]。随着非艺术类专业院校中艺术类学生的不断出现，给曾经那些作风传统、学风严谨的各类高校增添了不少新的活力与生机，再次基础上，高校也对原来相对单调、传统的教育教学理念和管理模式都提出了最新的要求与挑战。例如某高校在扩招前，每年招收艺术学专业学生近100人左右，然而在扩招政策实行后，该高校每年至少招收300至500人[7]。 近年由于招生人数和规模的不断扩大，招生人数增加，必然会导致其管理上的疏漏和教育教学模式的新问题。所以说更深层次的认识和了解艺术学专业学生的特点，探索出一种更加适合于艺术学专业学生自身特点的教育体系与管理方法，这样既能够促进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培养，又可以让大学生在实践活动以及身体、心理健康等方面得到更大的发展。 3.1艺术学专业领域人才过剩，行业秩序失衡 据报道，在最新公布的大学生就业报告上指出，音乐学专业和美术学专业已很明显成为了失业率最高的两门专业[8]， 这两门专业看起来似乎很高雅也很时尚，然而失业率却是最高的，供过于求正是音乐专业和美术专业的陷于瓶颈的原因所在，也可以说是社会对这两门专业人才的需求量的限制有关。动画专业在红牌警告的专业中排在了首位，依据当下的实际情况来看中国动画的专业的确蕴含着巨大的潜力，然而在潜力当中也蕴藏着极大地功利性和盲目性，由此看来这不仅仅给我国动画行业的发展带来深层次的隐患，而且也是近年来整个艺术学专业急速扩张的一个缩影。我，作为一名服装设计专业的学生，我就以服装设计的基础教育来讲。根据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分析得到，对优秀的服装设计人才及设计团队的需求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设计人才等方面的培养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也变得日渐尖锐起来。据不完全统计计算，当前我国设计类院校已达一千五百多所，七千多个专业和四十多万名学生，现在我以普通大学本科四年学制来计算，高校扩招后的近几年中全国学习与艺术类设计相关专业的学生人数最少超出一百五十多万人[9]。 高等教育虽然需提供了合格且必要的劳动力及就业人口的基础教育，但是对于学生更加深入的教育模式当中却隐含着令人担忧的价值导向，例如以技术操作为主要课程内容的某些艺术类专业，这会使得该专业的学生很难真正具备绘制、设计一些产品的能力，同时因课程的局限性更无法了解社会和市场，无法展开今后在事业的发展上个人对未来的憧憬与想象。一门真正的设计学专业教育是具备可以为将来发展指明方向的能力的，最现实的角度是从表面上来看，这依然不是一种只与现实要求简单对应的关系，能够真正发挥这种作用的设计人才需要有足够的社会、市场经验与丰富的文化知识储备，还需要具备创造力、引导力以及丰富的想象。然而对于一批年仅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来讲，需要经历这一系列复杂而又深入的训练才能接近这样的目标，当今社会，半年多的艺考集训加上一个无限扩张的、低端化、趋同化的教育模式，想要达到那种理想的效果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在我看来，国家对艺术的重视程度与大学生学习艺术类设计学专业教育有着最直接的关系，与国民经济规模也是息息相关，然而这并非是一个可以无限扩张扩大的专业领域。毕竟设计行业也并不是一个人数越多等同于贡献率越大的行业，如果在另一个消极的角度来说，设计者的人力资源过剩甚至泛滥，反而会加剧设计行业内部竞争的秩序，严重的说还有可能会导致整个行业走下坡路以及出现低质倾向，这也是上面报道中所提到过的我国动画行业对当下动画专业性教育盲目发展深感忧虑的原因之一。 根据对全球的设计专业的调查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每百万人口中的设计专业毕业人数，美国约为130.8人，英国约为218.2人，日本约为219.3人，挪威最低，仅为37.2人等等。中国，虽然有着庞大的人口总基数，但是以此来计算后得到的这一数字应该为340人左右，虽然说不算太高，但也已经远远超过美、英、日这样顶尖的设计国家了[10]。 3.2艺术人才结构配比不合理，市场用人机制混乱 在社会言论的批判中我们可以看出，有更多的人认为，这几年中国高校扩招政策是世界教育发展历史上的一大败笔。目前，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生走出校门走向社会之时，中国高校扩招的弊端也开始一点一滴地显露出来，每年不断创出新高的在校大学生人数，对当前的就业市场确实造成了不小的压力，与此同时如此庞大的大学毕业生人数也为中国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带来一系列困扰和问题。 令人头疼的就业问题也是大学生毕业后每个人都需要考虑的，当年因为享受到高校扩招待遇而走进大学校门的他们，如今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也许直到走出大学校门的那一刻起他们才会真正明白，有大学上并不等于有了一份好工作，更不等于出人头地、平步青云了。于是，有人便开始怀疑接受大学知识的教育毫无用处，利用上大学的时间外出打工和应聘才更有意义，而且上大学的成本高，付出却没有回报。抵触知识、抵触大学教育、抵触高等教育的言论铺天盖地，大部分都是由于就业困难、就业压力大而不断引起的，这也是高校扩招引起的间接后果之一，各大高校如果继续这样盲目的扩大招生规模，必定会对中国在经济和社会的长远发展上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除此之外，高校扩招还造成了学历贬值，高学历等于高学费高消费的不良后果。无论高校是否具有培养出高素质大学生的能力，或是不清楚该专业与市场的需求是否相互匹配，如果还在盲目的进行高校扩招，必定会造成当前社会学历上的攀比。为了高学历才去学习的不正常现象，十几年的扩招政策实行造成本科生和研究生的不断贬值，专科生的那就更不用多说了。 在近年来，由于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情况屡屡出现，就业上的职位也要面对僧多粥少的尴尬局面，越来越多的企业当然会不可避免地选择高学历人才，曾经一个专科生就能够胜任的工作，现在反而转变成了应聘者必须是研究生才有资格应聘。也因为社会的供求定律，即这种无形力量的支配下，供给者也只能不断抬高标准、降低价格，应聘者也是屡屡碰壁，找不到一份适合自己而且满意的工作。应聘上的这种不合理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某些学历的价值，造成了当前市场上用人机制的混乱局面和人才结构配比的严重不合理现象，往大里说，进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整个国家的发展。 第四章 艺术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劣势与优势 4.1艺术学专业毕业生自由职业者占据主流 每年，伴随着艺考大幕的拉开，艺考难现象、艺术学专业毕业生就业难现象就会再次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在众多新闻报道中了解到，有不少艺术学专业的毕业生后都选择了转行做其他工作，甚至在行业与行业之间的非常大，事实上，选择这种跨专业就业方式的艺术生并非个例。我通过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作为例子分析一下该校艺术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日前公布了该校2015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从就业单位的对口情况来看，工作与所学专业完全对口的比例为22.70%；基本对口的比例为61.74%；不对口的比例为15.56%。尤其是以服装表演及服饰设计类专业的就业率偏低的特点较为突出，从专业来看本科22个专业中，表演和艺术设计专业的就业率为87.88%，艺术设计的就业率为76.6%，表演类和服装设计类专业就业面比较窄，并且跨行就业的难度相对较大[11]，不如各种平面设计类的专业就业面那么宽泛，因此会导致就业率会相对偏低一点，到最后很多学生最终都选择了离开本专业，最重要的原因是工作机会太少，社会需求早已远远饱和，入学时供不应求的美术、音乐等艺术专业都面临着严峻的就业难题。通过我与我们本专业毕业后的学长、学姐进行交流我了解到，仅有极少数的人选择继续从事这个行业， 绝大多数人选择了转行，有的去参加公务员考试、教师资格证的考试，有的去应聘，希望能够进入国企单位，大约一半以上的同学把设计与绘画当成了自己的业余爱好。除了转行之外，也有不少同学选择相对口的专业继续深造，考研、考博等等，但是统计下来就业率也就大概在百分之30～40左右[12]，值得庆幸的是通过新闻和媒体等途径交接到，近几年中国家出台了新的就业政策，未来的就业率或许会比目前要更可观一些。 根据部分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可以明显看出，与非艺术专业学生不同，自由职业更受到艺术学专业毕业生的青睐，自由职业也将成为他们毕业后短时期内的就业方向的一个重要选择。通过对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的调查发现，自由职业的状况也显的尤为突出，虽然总体就业率高达96.11%，但国企就业所占的比率为8.87%，机关事业单位就业的比率仅为可怜的6.68%，绝大部分毕业生选择了进入私企公司工作或成为自由职业者[13]。艺术学专业的学生由于所学习的专业具有特殊性，与非艺术类专业的学生相比，情感表达也更为丰富，思维积极、活跃，求新求异意识较强等鲜明的个性特点。导致有不少艺术学专业的毕业生不愿意与用人单位签订合同或是就业协议书，有些艺术学专业毕业生虽然已经开始就业了，但并不与用人单位签合同，只要用人单位给找活干，工作完成给相应报酬就可以，有很多艺术生在就业过程中今天这家公司的活干完，其他空闲的时间又可以找别的单位去做工作，具有灵活性很大的优点 [14]。 4.2艺术学专业毕业生因较高的艺术素养，颇受欢迎 难道说艺术学专业的学生真的就那么难就业、难糊口吗？我们所谓的前途，往往取决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大环境之中。同样，也是有不少新闻报告显示各大企业招聘启事中都写道，在同等资历与条件下都愿优先考虑从事过艺术专业学习的毕业生。学习艺术不仅可以拓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门路，还可以有更多就业选择的机会，即使在将来，毕业后不再从事艺术方面的工作，但更多的单位在把普通大学生与艺术生作对比时还是愿意接受那些有一技之长的大学生，毕竟他们的审美能力、动手能力、整体素养、以及鉴赏能力等方面都在此之前得到了极大的锻炼与提高。据统计，北京市每年仅美术类大学生毕业生就可以消化掉15万人，而且就业方向、就业前景非常好，涵盖了装饰、建筑、报社、出版社、电视台、影视、动漫、网络设计行业和各大企事业单位等。也就是最近几年来，日本和韩国的企业也纷纷向中国投来招聘公告，提出预订某些艺术学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年薪至少都在10万元以上。举例来说，我的同学是音乐学院学习钢琴的，今年才大二，已经开始兼职做钢琴老师了，除去每月的开销，还是有比较高的收入的。很显然，这就比非艺术学专业的大学生在外打工、做兼职时赚的多很多。 不要去一味的认为学习艺术是无用的，它不仅教给人技能，让人带着技艺去谋生存，而且还影响着周围人的思维模式，让人在做事上更加感性，并且在生活的选择上有一个与普通人不一样的审美和要求。作为年轻人学习美术、学习音乐、学习其他类艺术，不仅仅是掌握了一项技能，更重要的是在学习艺术的期间或许能够尽早发现自身所蕴藏的艺术天赋，在一次又一次的练习中不断挖掘每个人自身的潜能，发挥自己的特长，并且在未来的生活中，无论是为别人打工还是自己创业，都会拓展开一片更加深入的发展空间，用音乐丰富个人的精神世界，用美术去提升对美的鉴赏与品位。 第五章 针对解决艺术生就业问题的思考与建议 艺术学毕业生是国家人才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我国新世纪飞速发展的重要力量，各高校以及用人单位要高度重视艺术人才的价值所在，艺术学毕业生由于其专业特性的因素不同于其他专业的学生，他们不仅实践能力较强，而且就业面非常广，我们要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真正把艺术学毕业生，这一专业资源优势，转变成当今社会经济与科技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这在理论上是说得通，然而落到实处却发现，当前大学毕业生就业的整体形势不容乐观，就业市场的劳动力供应量远远大于需求量，高校本科毕业的大学生也变的更廉价，其原因还是由当今社会的就业渠道不够畅通造成的，就行形式仅仅为熟人介绍、学校推荐、就业网站招聘、社会和校园招聘会等。对于大部分人而言，最主要的两条就业渠道仅为招聘会和招聘网站，但盲目性和不确定性是这两个渠道最大的弊端，缺少了必要的法律监管求职者的权益也不能得到保障，大批高校毕业生的求职需求也就不能被满足。再加上某些用人单位不断抬高对求职者的要求，挑剔用人单位在招聘通告中还要求有数年的工作经验，这对于刚刚大学毕业走出校门的学生来讲实在困难，也导致了众多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理念存在误区。在当下，大学生对工作的期望值普遍偏高，低工资往往不能对他们形成长期的工作激励，结果必然会导致用人单位对大学生的戒备心理。在求职时，缺乏技巧的大学生往往表现得不够自信，回答问题支支吾吾，他们真正的实力无法展现给面试者。更有甚者在面试时想要蒙混过关，就伪造一些假证书弄虚作假，然而这种方法往往是行不通的，久而久之，用人单位也不再信任大学生了。 第一点，高校应该为艺术生提供更多的实习机会，增强艺术生社会实践的能力。许多院校所学的专业知识在实际工作中用处并不大，导致许多艺术学专业毕业生进入工作岗位后仍然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去适应和学习。艺术专业的教育通常实践性较强，艺术生的择业方向也要顺应其专业所具有的特点，加大社会实践的比重，为学生提供更多的社会实践岗位，学生也可以根据个人的工作意向自由选择社会实践的内容，并且在实践过程中学会认识社会、适应社会。高校在鼓励学生走出校门参与实践过程的同时，也可以联系各级各地的用人单位建立起以学校为主的小型人才招聘会，充分调动起艺术生就业的积极性，拓展艺术生的就业空间，于此同时用人单位也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优化了人才结构。 第二点，艺术学专业的课程设置应该与就业市场相接轨。拥有专业设置变更权的高校，确实变得更加灵活、自由，学校也能够根据社会与市场对人才的需求作出调整。但是学校对人才供求信息的掌握不全面，因此难以保证对招生人数的制约，当人才供给与市场需求不配套时，就会形成招生人数增加，就业市场严重饱和的现象。艺术生就业难，也是高校培养艺术人才与社会就业需求脱节的一种现象，只有艺术学专业的课程设置应该与就业市场相接轨的时候，才能在就业市场竞争激烈的条件下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 第三点，各类高校应注重把艺术生向多元化方向培养，把发展艺术生综合素质的能力放在首位。从当前就业市场的需求上来看，需求量最大的是复合型人才，而不是单一的专业性人才。艺术学院的学生在组织文艺汇演和毕业设计演出时，邀请相关企业参加学生的作品展，为艺术生与文化企业之间搭建一条沟通便利的平台。学校在教授本专业的知识与学习技巧的同时，还应该开设一些对发展专业有利的课程，培养相应的组织能力和动手操作能力。因此，我们必须要拓宽就业思路，着力培养复合型艺术人才，在掌握好本专业的基础上，增设就业人才需求量大的选修课，鼓励同学去报考第二专业或第三专业，只有掌握了各种与就业市场相辅的技能，在当前充满竞争的就业市场中才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工作岗位。 第四点，转变艺术生的就业模式，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随着艺术生就业市场的供求关系不平衡、人才饱和带来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促进就业方式多元化的同时，自主创业模式也逐渐占据了主流。国家以各种形式的优惠政策对高校毕业生进行支持，就是想鼓励、引导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创业锲机。艺术生相比其他专业具有一定优势，可利用专业特长开展自主创业活动，以创业实现就业。然而这种转变并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过程，不仅要对传统就业观念的转变，而且需要有一份长效的改革计划。其次，鼓励学生建立创业工作室，学校提供场地支持，并对具有可行性和发展潜力的项目给予资金技术方面的支持。还可以邀请专业老师、企业家、市场营销、企业管理方面的专家共同组建创业顾问团队，对创业团队开展各种创业指导和企业管理培训和咨询，并推动艺术生创业团队与社会企业团体对接、交流与合作，促进创业项目的蓬勃发展。 第五点，拓展艺术生的就业思路，就业不再受地域环境所限制。许多艺术学专业的毕业生在毕业后往往都选择了留在其大学所在的城市，他们普遍的认为只有留在大城市才有好的工作机会[15]。例如北京各高校的艺术毕业生基本上都想留在北京，但这远远无法满足日益庞大的艺术生就业需求，然而我国除去北上广等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外，其他地区对艺术人才的需求量还是非常大的，尤其是较为偏远的西北内陆地区。之所以这些艺术生的就业方向出现明显的地域性，原因在于我国的地区间差异远远明显于其他国家，在相同行业内做着同样的工作，只因为地域不同，劳动者工资福利差别也不同，再加上我国住房、医疗、保险、教育制度等方面的不完善，对艺术生就业范围选择产生严重影响。我们在面对当前的就业局面下，只有转变就业观念才能更快的适应社会。除此之外，作为一名艺术学专业的毕业生，做好就业前充分准备是非常有必要的，尤其是扎实的专业性理论知识以及优秀的专业技能的掌握特。毕竟还是那句话俗语说的好，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结论 高校扩张计划从九九年一路走到今天，背负着肯定的同时也背负着骂声，艺术生的就业之路也整整走了16年，在当今社会对艺术人才以及艺术作品的需求只增不减的形势下，这显然是个好兆头，越来越多的招聘启事也是更青睐于艺术生，扩招与艺术生就业之间也延伸出了一种自然而然的关系。我认为无论你选择什么样的职业什么样方向，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抛开大形势上的种种顾虑，不断挖掘自身潜能拓展开一片个人发展的空间。通过这次对当下艺术生就业形势的分析，让我对这一领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激发了自己继续调查与研究下去的兴趣。 艺术学毕业论文:保山学院艺术学院音乐系毕业生就业现状与对策研究 作者简介：杨晓丽（1982.10-），女，汉族，云南保守人。学历：学士学位，职称：助教，研究方向：文秘。 摘要：近年来，随着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高校毕业生就业方式已由原来的“国家统一分配”变为“不包分配、竞争上岗、择优录用”的机制，从而为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广大高校毕业生施展才华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天地。然而，竞争机制的引入和就业制度的改革，也给毕业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作为音乐专业学生，在就业方面面临许多新的挑战和问题。大学就业不仅关系到个人前途和社会稳定，也关系到全面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能否实现。因此，重视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2012；高校毕业生；就业 一、音乐系毕业生就业的基本情况 音乐系是以培养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能在各类中小学校，各级文化站，艺术团体从事音乐教育、科研工作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复合型音乐教育人才的教体系。截至2012年底，音乐系为立足我市实际，面向云南省广大乡镇、农村，培养了1000多名合格人才。去年和今年都达到了就业率100%。这批学生，在各类中小学校、各级文化站、艺术团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主动适应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的要求，使毕业生就业工作始终保持着较平稳的局面。 随着高校毕业生就业方式有国家统一分配向毕业生自主择业转化，保山学院一方面重视就业工作，增加就业部门职能，成立了相应的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并指定部门党委书记、副书记亲自担任领导小组的组长。给予2012年高校班主任们极大的鼓励和支持，成为了做好毕业生工作的基础。另一方面认真抓好深化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每年除了认真组织学生参加供需见面洽谈会，积极向用人单位推荐外，还举办了毕业生就业“双向选择”洽谈会，为毕业生顺利就业拓展渠道和空间。 （二）确保音乐系毕业生为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主力军地位 今年来，我系学生就业走向略有变化：特岗考试及专升本的录取率比以往有所提高。学生改变就业观念，灵活就业，有部分学生立足边疆民族地区，到基层第一线就业。为滇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二、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从总体情况看，近几年保山学院毕业生就业基本保持着相对平稳的局面，多数毕业生均已毕业，流向则发生可喜的变化，特岗考取率增加，但也存在一系列的问题，主要是一次性落实就业单位的人数比例偏低。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一）客观因素的制约 1、2012年仍然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整个社会的就业大环境很严峻，很多工作多年的资深老员工都面临失业的危险，应届毕业生的就业难度就可想而知了。学生对于社会现状的认识不足，社会经验太少，在择业方面存在“眼高手低、挑三拣四”的心理和行为误区。以至于普遍的岗位不愿去，自己想去的单位又不能达到用人单位的招聘要求，彷徨、观望之后，就业的相对黄金时期就错过了，最后当自己想通的时候，已经没有理想的就业机会和岗位了。 2、用人单位受大环境的影响，企业不景气，不得不采取裁员或减薪，有些单位甚至利用大学生作为廉价劳动力以节约成本，往往到了实习期满后又不愿意与大学生签约或以各种理由将大学生辞退，这也是造成了签约难。 3、各高校出于对学生负责而不断动员学生外出实习、就业，毕业班学生因为交差而随便找单位实习，以求能开具实习证明，或是随便敲章应付。当然，这个原因占得比率不多，但不能说绝对没有的。 4、用人单位一般都侧重于招募一些有工作经验的员工，对于毫无经验的应届毕业生，其需求量是很少的，有些即使是因为大学生实习生可以帮助公司减少开支，但毕竟少量。 （二）主观因素的影响 1、主要是学生在就业时，因急于就业而并未全面分析招聘单位的实际情况、自己对于岗位的要求和自身能力等方面的客观实际，就到单位实习，开具相应的证明。而后，在工作中发现了各种未曾预料到的状况，对工作的满意度的不断丧失，最终离开用人单位。且这过程中的时间跨度太短，以至于未赶上签约就离开了，这就造成了“签约难”，签约率难以与“就业率”持平。 2、表现在缺乏自我约束和控制的能力。有自我设计、自我奋斗的愿望，但自身素质、能力条件不足；渴望成才，又缺乏学习毅力；希望正确认识社会，但又缺乏辩证的思维能力等。加之窘迫的经济条件所带米的生计压力，造成了毕业生程度不一的心理负担，使其在心理上产生承受压力较差、情感脆弱等。 3、学生还存在着就业地点的自我制约，“交通要方便，离家要越近越好，市区不愿往郊区跑，郊区的也不愿往市区找，本省的不愿到外省市寻求机会”，大学生的这种“圈地自限”也是影响就业的重要冈素。 当然，影响的学生就业的原因还有很多，以上只是毕业班就业工作中碰到的几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影响因素。 三、进一步做好保山学院艺术学院音乐系毕业生就业工作的思路和建议 （一）统一认识、高度重视，提高音乐系毕业生的就业率 现在，国家定期对高等院校进行监督和评估，并将就业情况作为评估的重要指标之一，以推进高校逐步形成自我发展、自我约束机制。因此，保山学院要努力提高毕业生就业率，加快学科专业结构和人才培养结构调整，统筹考虑招生、就业工作的能动性、积极性，逐步明确以就业率来考核、评价、推动和促进学校的人才培养工作，建立相应的激励监督机制。 （二）建立集体教育、管理、指导和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毕业生就业服务体系 1、多做教育工作。只要有机会，就给学生灌输“先就业，后择业，再创业”的观念。给学生泼些冷水，强调社会就业压力之大。同时，也不能把学生的自信心和积极性全部破坏，所以，应该把握分寸和尺度，择机鼓励学生，要求学生学会换角度思考问题，要有积极、乐观的心态。 2、充分利用学生家庭所具有的有利社会关系，拓宽就业渠道。鼓励学生多走出去，到其他高校招聘会走走看看，在那里寻求就业机会。 3、将往年学校的毕业生就业工作的时间提前告诉给毕业班学生，让他们有时间做些准备，特别是心理上的必要准备。强化学生紧迫感，有利于就业工作的有序开展。将学校提供的大量的招聘信息及时告知每位学生，并且鼓励他们多去参加面试，不被录取也没关系，至少可以积累面试经验，发现自己的不足。 4、对于在外实习的学生，充分利用QQ群、飞信、电信等手段，实行跟踪到每位学生的策略。特别是飞信，是极为有效的方法，能确保与每位学生都可以实时联系，是一种科学、有效的盯人战术。 5、灵活变换自己的身份，以最有利于工作的角色与学生沟通，可以是老师、姐姐、甚至是朋友，只要把握好一个度，都能有利于工作的进展。当然，其前提是几年来与学生建立的良好互动，有过深层的交流、沟通，具有很浓厚的师生情谊。其实，学生是有人情味的、讲道理的。由于各种原因，有些毕业班的学生，本人并不急于找工作，但是因为毕业班班主任的催促，甚至为了配合班主任的工作而紧盯着用人单位，要求单位与其签订就业协议书。 （三）针对保山学院自身的特点，加强毕业生思想政治教育，引导毕业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 保山学院要抓住开发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历史机遇，把向边疆民族地区各条战线输送合格人才作为毕业生就业一作的指导思想和根本方针，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使广大毕业生转变观念，顾全大局、讲奉献，把个人理想同国家的发展结合起米，积极引导毕业生到边远地区、艰苦行业等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作者单位：保山学院艺术学院） 艺术学毕业论文:艺术学类跨专业毕业设计团队教学模式分析 摘要：艺术类跨专业毕业设计能够让作品更具实用性和特色，同时也可以让不同专业的学生通过团队合作进行交流和学习，加强团队的协作能力和实践能力，这些都是现代社会对于高素质复合型艺术人才的要求。通过这种跨专业毕业设计活动，还可以为跨专业毕业设计团队教学模式提供一些有益的经验，以期今后为艺术类学生的毕业设计提供更好的指导和帮助。本文从艺术学类毕业设计教学模式的现状出发，着重探讨这类教学模式在艺术类毕业设计中的开发和运用。 关键词：跨专业；毕业设计；团队教学 毕业设计是本科教学各项环节的一个最后环节，是对学生四年学习的一个总结和鉴定，也是本科教学计划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实践环节，这一点在艺术类专业学生中体现的尤为突出。学生通过毕业设计，可以综合运用课堂所学的理论知识，结合自身专业发展和社会实际需求去完成，这样可以让学生在大学毕业之后更快地适应今后的工作环境和工作需要，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随着社会的迅猛发展，对于人才的需求愈发的挑剔和严格，复合型人才的需求量不断增大并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这让传统的毕业设计教学模式不能够满足社会的需求，因此需要及时对这些显现的弊端进行修正。因此，有必要对毕业设计教学模式进行不断的创新。笔者认为，通过运用跨专业毕业设计模式，能够对学生的综合能力、创新能力以及团队协作能力起到一个很好的促进作用。通过这种毕业设计模式，能够扩大学生的专业领域，提高学生的专业水平，更好地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能力。 一、艺术学类毕业设计教学模式现状 大部分高校采用的毕业教学设计过程首先是让学生从学院指定的题目中进行选择，或者自己拟定论文题目，然后通过文献法、调查法等对所选题目进行论证完成毕业设计；最后出具毕业设计作品或论文并参加相应的论文答辩。可是这种传统模式的毕业设计存在着以下几点弊端： 1.毕业设计选题方向单一，缺乏跨专业选题意识 不利于学生跨专业综合能力与创新能力的培养在以往的毕业设计选题过程中，大部分专业的学生都会选择和本专业相关的题目去研究和创作，很少有学生进行跨专业选题。这样做导致学生的跨专业能力不足、创新精神缺乏，不利于学生对跨专业知识的融会贯通。 2.毕业设计的完成单打独斗，缺少团队协作意识 现在的大部分工作要求员工具有良好的沟通和团队合作能力才能够出色的完成。但是，以往的毕业设计很多都是学生自己个人去完成的，这种独立精神固然尤其值得肯定的地方，但也存在弊端：在毕业设计完成的过程中，学生单打独斗、孤军作战，使得学生之间缺乏必要的交流，其作品设计也只能说是“闭门造车”。 3.学生专业知识狭窄，就业选择面单一 以往的毕业设计，关注面主要在学生对于本专业知识的运用能力掌握如何，忽视毕业设计中跨专业知识的运用，导致学生毕业后可选择的就业方向单一，影响到学生的就业质量。 二、跨专业毕业设计团队教学模式 针对艺术学类毕业设计教学模式现状，结合艺术类学生特点以及他们今后选择从事的职业进行针对性的专业能力培养，特别是在毕业设计的教学模式上，要进一步推进改革。 1.何为跨专业毕业设计团队教学模式 所谓团队教学模式是指在通过不同学科人员之间共同去参与涉及课程教学的一种合作模式。其中“团队”一词含义广泛，可以是教育者，也可以是受教育者。团队教学的最大特点是学科的融合、协作和传递。跨专业毕业设计团队教学模式则指的是在学生毕业设计过程中，去打破各自专业的隔膜，不同专业的教师和学生各自组成相应的团队，教师团队去帮助和指导学生团队，完成毕业教学设计。 2.跨专业毕业设计团队教学模式实的施过程 （1）毕业设计的团队组成。从概念出发，这种团队教学模式首先必须打破各自的专业限制，由视觉传达设计、珠宝首饰设计、服装设计等不同专业背景出身的老师来组成一个指导团队，同时选择其中一名老师来担任组长。相应地，让不同专业的学生组成毕业设计团队，选定一名同学为组长。以小组为单位，去共同完成要给教学设计作品。 （2）毕业设计的选题确定。题目的选择可以让教师团队共同商量决定，其原则是毕业设计的选题无论从选题的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应该同传统毕业设计不同，应该更加突出综合性和融合性。只有这样的选题，才能提升学生的能力，达到拓宽学生知识面的作用和目的。具体应兼顾以下几点：①选题要求：以能体现视觉传达设计、珠宝首饰设计等专业的综合性和融合性为选题对象。②选题内容：以视觉传达设计、珠宝首饰设计、服装设计专业等的交叉点作为选题的内容。 （3）教学实施方法。首先由每组设计团队去顶一个题目，通过教师团队和学生团队的集体协作，共同完成这一设计创作。具体的指导与完成步骤如下：①将选定的题目按照不同专业分解为相应的子课题，由相应专业的老师分别给予学生指导；②指导老师将子课题继续进行分解，根据学生的兴趣特点和能力下达给每个学生，分别让他们去完成；③在这一过程中，要定期召集团队老师和学生进行交流和探讨，完善各自的设计任务；④学生根据计划完成各自的任务，撰写毕业设计说明书。 （4）毕业设计的成绩评定。学生毕业设计的成绩评定依据有四部分组成，分别是平时成绩、毕业设计说明书成绩、毕业设计成绩以及答辩成绩。 （5）毕业设计展览。毕业设计的展览是按照项目进行划分。同一项目的各专业学生再同一区域进行展示，确保展示的完成性。 3.跨专业毕业设计团队教学模式的管理 （1）指导教师的管理。在毕业设计过程中，管理至关重要。每组教师组长要根据毕业设计的时间来认真计划，并监督项目的整体完成进度，确保毕业设计的整体质量，并定期组织本组各专业指导教师见面讨论、汇报毕业设计进展情况等。 （2）学生的管理。在毕业设计过程中，每组学生组长要负责不同专业学生之间的日常沟通与交流，协调他们之间的关系。同时，随时同指导教师进行联系。教师应不断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维护学生团队合作、沟通的协调性，使学生在跨专业毕业设计团队教学模式中，不断提高自身的各项能力。 作者:魏敏 单位:武汉工程科技学院 艺术学毕业论文:艺术学院本科毕业设计要求 毕业设计(论文)是教学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学生的学汇和再提高的过程。学生将综合所学的专业知识及技能，完成广告设计专业的整个毕业设计任务。设计作品应符合市场，具有独特构思，甚至是超前的，以展示学习成果。学生在参加毕业设计(论文)工作之前，必须修完教学计划中规定的全部课程（即规定的学分），毕业设计(论文)按排在第7、8学期，时间约8周。 一、毕业设计(论文)的目的和要求： （一）毕业设计(论文)的目的： 1.巩固和加深已学过的基础和专业知识，提高综合运用这些知识独立进行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掌握广告艺术设计专业设计的基本程序和方法，了解我国有关的建设方针和政策，正确使用专业的有关技术规范和规定。 3.学会针对要解决的问题，广泛地搜集国内外有关资料，了解国内外的水平和状况。 4.培养深入细致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从经济、技术的观点全面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及阐述自己观点的能力。 （二）毕业设计（论文）的基本要求： 1.为综合同学们四年所学知识，设计内容项目较多，一般选择典型性较强、风格鲜明、难度较大、任务较重的题目，这是同学们创作高设计水平的难得机会，因此要求学生认真对待，按时完成设计。毕业设计风格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自定，设计尺寸统一要求，可手绘，也可用计算机辅助，设计效果要求明快、简洁、富有设计内涵，突出自己的想法。由于展览需要，还需进行装裱，装裱材料可根据需要和可能统一制作。 2.毕业设计是学生走向社会发展自己事业的桥梁，因此要求教师有较高的学术和先进的设计水平，在辅导过程中随时启发性地给予学生更广阔的设计思路，引导学生把自己的思维能力在作品中体现出来，真正把设计做到极致。 3.毕业论文为8000字以上。论文应力求研究计划和方案合理、论点正确、论据可靠、层次清楚、文理通顺、书写工整。 4.毕业设计（论文）文本按规范化要求装订。 二、指导教师 1.由从事本专业工作的，具有中级以上职称的教师或工程技术人员担任毕业设计（论文）的指导教师。 2.每位指导教师指导的学生人数不得超过10组。每组1-3人。 3.指导教师负责指导毕业设计的全过程，并对学生的设计成果设计表现作出评价。 4.指导教师应认真负责，树立正确教育思想，认真指导学生查阅文献，做好开题报告，制定毕业设计进度计划，及时检查学生工作进展情况，发现问题及时予以纠正，并对实际完成情况做好记录。 5.指导教师应加强对学生毕业设计说明书方面的指导，做到论文及设计说明书条理清晰、逻辑性强，符合科技写作规范。并严格要求学生按照规定的文本格式打印和装订。指导教师要对论文及设计说明书、图纸认真审阅，并及时将问题反馈给学生，要求学生进一步修改，保证毕业设计质量。 三、毕业设计内容 设计题目可以根据四年的学习经历以及自己感兴趣的事件自定，做成系列招贴形式，也可结合实际项目来做。总体设计要求布局合理，构图富有创造性，色彩搭配符合设计需要，风格不限。 建议辅导方法：指导和观摩相结合，其间多学习国外大师的先进表现方法，使学生了解国外的先进经验，增加同学门对大师作品的感性认识，提高自己的审美趣味和作品的品位。 四、毕业设计（论文）选题 （一）选题原则 1.毕业设计（论文）应按照教育要“三个面向”的要求，选题要符合培养目标的要求，能达到综合训练的目的，毕业设计（论文）应当有利于学生巩固、消化所学知识，有利于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选题要尽量选取既能满足教学基本要求，又能联系生产和科研实际的题目，提倡“真题真做”。选题也可模拟实际工程。 3.选择课题的份量和难度要适中，使学生能在规定时间经努力可以完成为宜。 4.鼓励一人一题，若多人同做一个课题，每人必须完成个人基本内容，其设计内容及工作量应与小组人数相符。 （二）选题类型 论文参考题目 1.突破传统的传统—平面设计中的传统与现代 2.谈平面设计中的创意 3.非纸类材质在书籍装帧中的运用 4.浅谈对以文字为主题的招贴的视觉感受 5.包装设计的价值观 6.创意思维与图形设计 7.书籍装帧中的文字版式设计探讨 8.汉字标志设计漫谈 9.浅析现代包装设计中的色彩表现 10.平面设计中的精神与物质 11.版面设计中的“平面空间” 12.浅谈沟通在文化性广告中的重要作用 参考评分标准：创意构思（35%）、理论畅述（25%）、文字表达（25%）、答辩表现（15%）。 毕业设计参考选题： 1.酒类包装系列 2.茶叶包装系列 3.饮料、咖啡系列 4.电子产品系列 5.2008北京奥运会招贴系列 6.中、外文学名著装帧设计系列 7.环保海报设计系列 8.和平海报设计系列 9.文化、艺术博览会招贴系列 10.商业广告、艺术摄影系列 11.企业形象识别设计系统设计 12.挂历、台历设计 13.DM手册设计系列 毕业生设计作品要求：整体设计构想有创意、设计实体的制作有整体、系列效果、制作精良。 参考评分标准：设计构思（35%）、设计实体（35%）、制作精良（30%） 五、毕业设计的一般步骤： 本专业毕业设计大体分为三个阶段，选题收集资料、方案比较、设计计算绘图、编写毕业设计说明书。 毕业论文可分为三阶段：选题、调查研究、收集资料；提出论点、阐述论据；撰写毕业论文。 六、毕业设计的成果要求： 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在教师指导下，独立完成毕业，设计（论文）工作，最后提交毕业（论文）文本，包括图纸及毕业设计文本。除作品要求中展板正标题统一为“山东艺术设计学院广告艺术设计专业本科毕业设计”外，其它内容一律体现景德镇陶瓷学院艺术设计专业本科毕业设计（论文）。 （一）毕业设计论文： 论文要求 1.毕业设计论文封面（详见附表）； 2.毕业设计论文的任务书（详见附表）； 3.毕业设计（论文）目录； 4.论文摘要； 5.毕业论文及工程设计说明书； 6.参考文献； 7.附录； 以上内容的要求 1.任务书：包括设计（论文）题目、论文主要的内容及进度安排、论文主要指标及要求、主要参考文献； 2.摘要：一般为400汉字，摘要介绍设计（论文）的研究课题，本人见解和主要结论； 3.目录：按论文章节次序编好页码，设计图纸要有标号； 4.论文或说明书要求论证严格，层次分明，语句通顺，表达确切，字体端正。 5.参考文献按以下格式列出 ［序号］作者姓名，期刊、名称、卷号、期数、页码（年份） ［序号］作者姓名、书名、出版单位、页码（年份） 6.附录：与论文有关的数据表、计算机程序、鸣谢等。 论文完成后按（一）文本结构的顺序排列好，加以封皮，进行装订。 （二）作品要求 1.设计手册一本 A4规格，16页以上，主要包括封面、封底、目录、设计说明、设计草图、成品效果图等，全硬质封面、封底，并设计版面，彩色打印。版式体现“山东艺术设计学院广告艺术设计专业本科毕业设计”字样。 2.展板两张 规格：800mm×1200mm，输出时最低分辨率：300dpi。展板中不少于4张电脑效果图,展板正标题统一为“山东艺术设计学院广告设计专业本科毕业设计作品”，副标题自定或指导老师拟定，并设计版面、装裱。 3.毕业生实习鉴定表（详见附表）。 七、毕业设计的组织领导及成果评定 1.本大纲及根据本大纲所制定的毕业设计任务书，是毕业设计工作的具体依据，指导教师必须在毕业设计工作开始前阅读并领会这些文件的含义，学生要认真阅读毕业设计任务书，熟悉资料并明确自己的任务； 2.毕业设计在教师指导下由学生独立进行；指导教师应给所指导的学生指定题目，给予必须的原始资料，并下达设计任务书。在毕业设计过程中，指导教师对学生应严格要求，启发诱导，全面负责； 3.指导教师应根据毕业设计的内容由有关单位选派，必要时还应指定有关课程的教师作为答疑教师； 4.指导教师的业务领导人应分阶段检查毕业设计的进展情况，并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 5.毕业答辩 （1）学生完成毕业设计或毕业论文后，经指导教师评阅，并写出评语和平时成绩，方可进行答辩；毕业设计无成绩或成绩不及格，将根据有关规定，取消毕业答辩资格。未参加毕业答辩或毕业答辩未通过者，将影响该生的本科毕业。 （2）答辩委员会由本专业中级以上职称5～7人组成，其中高级职称不少于两人，答辩小组成员备案； （3）答辨分设计情况介绍（10分钟），基本问题（5分钟）和追加问题（5分钟）的答辩。 （4）成绩评定： 毕业设计（论文）成绩评分的办法，按百分制评分。 艺术学毕业论文:艺术学研究论文 拙著《草根的力量——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与研究》出版后，学术界的反应颇出乎我的意料。该书是我在浙江台州经过8年田野考察之后形成的最终研究成果，也是我学习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以文本与田野结合的路径从事当下艺术研究的初步尝试。著作已经出版，同行乃至一般读者自会判断其中得失。但是我深知诸多学者对拙著的兴趣并不完全针对拙著本身，学界的反应涉及到艺术学研究方法论层面的重大问题，而有关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还需要做一些更深入的探讨。 一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曹禺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欢桓鑫薹ɑ乇艿氖率凳牵渲兄辽?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需要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其次，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每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我在从事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时经常提醒自己将艺术层面的问题作为主要对象，不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艺术学研究的训练，因此只有艺术学问题才是我在专业领域范围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艺术学领域的问题才是我所真正应该去关注和感兴趣的。举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许多有关宗教与民间祭祀、民间信仰方面的现象，我当然知道从人类学或者社会学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会相对地集中于这些现象与民间戏班的运作和表演、与当地观众的欣赏之间的关系，将这些现象与戏剧活动之间的联系，小心地剥离出来，分析它们对戏班以及戏剧活动的艺术方面的影响力，寻找这些现象与近二十年台州戏班的繁荣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样，当我剖析和研究戏班的内部构成以及戏班内部的人际关系时，不仅把戏班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亚群体看待，同时更注重把它们看作一个关乎戏剧艺术的群体看待，这样的研究当然明显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 而我深信，这样的研究正是艺术学的发展所需要的，寻找更多学术途径，利用更多研究方法，通过更加多维的视角，以探索和解决我们面临的诸多艺术学问题，这也正是我们把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引进艺术学研究领域的初衷。 如前所述，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之所以值得注重，在于它会给中国当前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注重实学的研究风气，并且最终导致当代艺术学研究的转型。田野研究始终只是艺术学研究多种方法中的一种，然而随着英美经验主义学术传统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后在世界学术整体发展格局中越来越明显的强势地位，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在现代学术研究中的地位会越来越显著。也许若干年后，我们将不得不再来讨论宏观的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以及田野方法的诸多弊端，重新认识基于文献的研究的意义，但就目前而言，我相信倡导田野研究，对于中国的艺术学研究不仅非常之必要，而且非常之迫切。 艺术学毕业论文:中等艺术学校素质教育研究论文 教育部颁发的《关于加快发展中等职业教育的意见》中明确指出：“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大力推动中等职业教育快速健康持续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教育事业改革与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作为中等职业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中等艺术教育更应快速健康持续发展，但目前，全国大多数中等艺术学校的发展遇到了较大困难，招生持续滑坡，生源素质下降，规模开始萎缩等。在这种形势下，中等艺术教育该如何摆脱困境，快速健康发展？笔者认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切实加强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业务素质和身体心理素质教育，努力提高学生的综合职业素质，乃是强有力的措施。 一、加大思想品德教育力度，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 目前，艺术学校的学生年龄大致在10—18岁之间，正处于半成熟、半幼稚阶段，是独立性与依赖性、闭锁性与开放性、自觉性和幼稚性错综矛盾的时期。针对学生的这些特点，学校必须做好以下几点：第一，建立健全学校各项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严肃校风校纪，并真正贯彻落实到教学、日常活动中去。第二，加强和改进德育工作，成立德育委员会，由副校长主管学生工作，学科设专职支部书记主抓学生管理和德育工作。旨在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建设社会主义的志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等。第三，活跃校园文化，努力营造健康、文明、向上的校园文化气氛，使学生有进取心，教师舒心，家长放心。第四，实行封闭式管理模式，重点培养学生的集体观念、遵守纪律的观念、文明的行为习惯、自我管理的能力，提高学生适应社会需要的思想道德素质。 二、强化文化课教学，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 由于中等艺术教育的专业性和特殊性，学生的文化素质相对薄弱，给他们的升学和就业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若想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就必须大力加强文化素质教育。 第一，要调整课时比例，细心研究教材，精选教学内容。在遵循文化部指导性教学计划的基础上，根据专业的不同，调整文化课程比例。目前，艺术类中专大多采用全日制普通初、高中教材。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时必须对教材进行深入细致地分析研究，科学地精选、取舍，尽快建立符合自己实际的文化课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第二，注重教研，探讨艺术学校文化课教学的方法和途径。组织文化课教师参加“新大纲、新教材”及各种教学改革研讨会，定期到重点中学听课、观摩，积极撰写教改、教研论文，研究艺术类文化课教学如何在课时少等条件下提高教学质量的新途径、新方法。 第三，要在课堂教学主渠道之外，开设各种文化辅导、补习班。对文化课基础差的学生要进行个别辅导；对入学后文化成绩较差的部分学生利用业余时间，以小班形式补课，使之尽快达到中等生水平；对参加高考的毕业生开办高考补习班，进行强化训练，提高升学成绩。三、改革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提高学生的业务素质 从一定意义上讲，未来人才质量和水平如何，关键在于学习了什么课程，从所学课程中获取怎样的知识、素质和能力。因此，中等艺术学校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关键，在于深化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的改革。 第一，调整课程体系结构。在课程体系中，根据实用、实效的原则，形成以文化知识为基础、专业技能为核心、专业理论和专业基础知识为专业技能服务的课程体系结构。这就需要适当压缩理论课和专业基础课，加强文化课和专业课，以适应学生升学就业的需要。 第二，加大专业课程教学改革。大部分艺术学校都是以戏曲专业起家的，可以把戏曲专业作为课程改革的突破口，从而积极推进各学科的专业课程改革。戏曲专业课程改革首先要以京剧表演专业为主攻方向，紧紧围绕推进素质教育这个中心，加强专业基础课教学、调整部分专业课的设置，遴选规范教材内容，优化课堂教学结构，加强教学研究，强化集体备课，博采其他艺术门类之长为京剧教学所用。在实施专业课程教学改革中，要充分发挥教师、教研组、学科和学术委员会的积极作用，认真论证、抓住重点、举一反三、务求实效。积极倡导教学方式改革，使学生从“要学会”向“要会学”；从“要我学”到“我要学”的方式转变，使学生从纷繁的灌输教学中解脱出来，留给学生更多的消化吸收空间，突出学生能力的培养。其他学科的专业课程教学改革，要以京剧表演专业改革的思路为指导，根据自身专业特点加强教研，及时总结，扩大积累，特别是新专业要尽快形成自己的课程体系。 第三，建立课程教学质量评价机制。要建立校、科两级课程教学质量评价机构，学科评价机构由科主任牵头组成，学校评价机构由校学术委员会组成；采取多种形式，逐步对全校各门课程的教学质量进行评价，重点评价各学科的专业主课；并把评价结果以书面形式通知学科主任及个人，存入教师业务档案，作为评职、晋级及岗位工资的重要依据；还要逐步建立科学的课程质量评价体系，以保证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的顺利进行和学生全面素质的稳步提高。 四、重视青春期教育指导，提高学生的身体心理素质 中等艺术学校学生的心理素质和身体素质虽然好于中小学和其他中专学生，但继续提高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要开设青春期教育课程，配备专职的心理咨询教师，让学生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对美术、器乐等专业做到保证体育课时、有专职体育教师、有体育设施等，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还要加强疏导教育，使学生正确对待人生、前途、家庭、社会、荣誉、人际关系等。 综上所述，中等艺术学校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是摆在当前需要认真思考并积极落实的重要工作。只要艺术教育工作者求真务实、锐意进取，就一定能使艺术教育走出困境，快速健康地发展，迎来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 艺术学毕业论文:我国抽象艺术学研究论文 一、他自己把自己逼到一种绝境 我们十分欣喜地看到了一本图文并茂的艺术理论专著《中国抽象艺术学》的出版。 《中国抽象艺术学》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抽象艺术理论学术专著。作者许德民，是一位跨领域的艺术家。作为抽象画家，他从半具象、意象画开始，在二十多年前走进抽象，坚持至今。作为诗人，许德民曾是复旦诗社第一任社长，他从写哲理诗、抒情诗、城市诗、意象纯诗到抽象诗，已经走过三十多年的历程。匪夷所思的是，他的绘画和诗歌竟然都在抽象境界中异途同归——从情感型到非情感型到对情感的摒弃，从理性到非理性的探索与实践，走过一条否定之否定的艰难崎岖的艺术道路。 近十多年来，许德民除了绘画、写诗，还把更多的时间用于抽象艺术理论研究。我曾经和他聊过这事，按理说一个画家的本分应该是画好画，少分些心。他说他的理想不是仅仅做一个好画家或好诗人，而是要做一个有自己独立学术思想的艺术家，做一个对历史和社会有贡献的学者型艺术家。一个没有独立学术思想的画家是不能称为艺术家的。同样，艺术如果没有学术的总结、归纳和引导，也影响艺术的深入发展，更不能转化为社会成果让更多的人接受和了解。 他说，中国的抽象艺术文化有五千年的历史，但是我们在各种文本上都找不到它的踪影。抽象文化、抽象审美、抽象思维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在中国却没有一个研究机构和单位，甚至没有一个专职人员在研究它，这种巨大的文化反差也是他重拾理论的重要原因。他宁可花上几年的时间不画画，或少画画，来做抽象艺术的学问。“我是先行者，使命感和虚荣心都逼着我在这条路上一路走到黑。”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社会理念，至今在他身上保存完好，他自己把自己逼到了一种绝境。 二、看了这本书，我们能得到什么？ 如果是画家或美术爱好者，你会全面了解抽象艺术的理论，知道抽象艺术应该具有完整而严密的审美和价值标准，它们是原创、审美、精致、中国文化元素、艺术家的素养和资历。其中最重要莫过于原创。原创是一切艺术的灵魂，更是抽象艺术的灵魂。它的图式、符号、材料、技法、题目、题材应是独创性地运用。就像看到世界上第一幅架上抽象画诞生于一次偶然性的颠覆：康定斯基以“构图”、“即兴”、“抒情”命名的作品，它的陌生化，和“这幅画中无法辨认出构成我们日常生活的那种客观真实。”（米歇尔·瑟福）成就了康定斯基抽象艺术之父的地位。譬如，美国表现主义抽象艺术大师波杰克逊·波洛克，因其独特的“滴洒法”创作了《1948五号作品》，并以1.4亿美元的成交价格成为世界艺术的“标王”。 如果是一个不懂抽象艺术的读者，看了这本书会知道抽象艺术是怎么回事了：他们不会再信口雌黄地说什么抽象画看不懂，或太难懂；是“乱画”，太简单，小孩都会；早过时了，没有标准等等。他会懂得什么叫抽象艺术，抽象艺术该如何审美和理解，并对它产生了一种敬畏。抽象艺术是人人可以进入的艺术，但是要画好抽象画，是十分艰难的。 如果是文化人士或者学者，这本书会告诉你中国五千年抽象文化的诞生、变化和发展。他会更深刻地理解抽象艺术的价值取向和对生命的意义。“象形文字出现以前，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抽象符号和元素就出现在史前石器和用具上。从七千多年前中国仰韶文化时期开始，丰富多彩的彩陶纹饰就将中国人的审美带入抽象美。”但长期以来，中国抽象文化是“实证”大于言论，史料多，言论少，使得中国抽象文化一直以“潜在”的方式分散在工艺美术、书法、织锦、建筑、庭园设计等各个领域，没有成为一个单独的美术体系被人认识。因此在漫长的中国美术史上，抽象文化处在一个失语的状态。我们虽为中国庞大的抽象文明而骄傲，却又更为长期以来抽象文化没有受到重视、得到珍惜而惋惜。 三、“抽象诗学”的学术含金量 书中有“抽象诗学”一章，这是许德民近年来研究抽象艺术的最新成果。作为诗人，他始终有着诗人情怀。当他把抽象艺术的研究推向一个高度之后，自然想到了诗歌。诗歌在美术的各个流派里：浪漫主义、超现实主义、荒诞主义、印象主义、意象主义、后现代主义等，都能够找到对应的形式，甚至在很多学术流派里，是诗歌影响了绘画。但是，当绘画走到抽象绘画阶段，诗歌失语了。至今一百年，诗歌（文学）拿不出和抽象艺术对应的文学作品。许德民的抽象诗的出现，在理论上打破了这个僵局。他使得诗歌在创作和审美的理念上，有了和抽象艺术创作和审美相同的途径和境界。抽象诗（抽象文学）的理论的出现，是许德民此书中学术含金量最高的一章。 四、许德民的若干“原创” 《中国抽象艺术学》纠正了中国抽象艺术是跟西方学、西方走的偏见。 抽象艺术被认为是西方的舶来品的原因之一是“抽象”是外来语，一百年前，西方人开创了“架上抽象画”时代。作为20世纪最流行的抽象艺术，西方架上抽象绘画也直接影响了中国当代抽象绘画的集体萌发。但是，外来的激发和本土文化的传承是不矛盾的。用外来的观念审视和重新认识本民族的文化，并从中得到新的启示，发现新的“大陆”，也是顺理成章的。许德民在此书的“中国抽象艺术的民族化、本土化的研究”一章里，以图文的形式雄辩地论述了中国抽象艺术源远流长的历史，中国当代抽象艺术理应成为本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并以民族文化的形式与世界对话，显示了一位中国抽象艺术家的雄心与抱负。许德民认为：抽象艺术是人类的审美艺术，审美是人的天赋，人的天赋怎么可能只属于西方？中国人的抽象审美天赋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天赋极高，足以和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媲美！ 从书中，我们还惊异地发现，作为抽象艺术家的许德民的许多“原创”——他在上海开设的“角度抽象画廊”，是中国第一家抽象艺术的研究和文化推广机构。举办讲座、展览，组织学术论坛，坚持至今已经十年，文化的意义远大于市场的意义。他在书中第一次提出抽象艺术必须有审美和价值标准，并且建立以原创、唯美、精致、中国文化符号、中国人文精神和画家的知名度等六大标准的价值体系。他创办了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唯一一本《中国抽象艺术》学术刊物，成为抽象艺术在中国发展和成长的见证。艺术学毕业论文:艺术学研究方法论文 拙著《草根的力量——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与研究》出版后，学术界的反应颇出乎我的意料。该书是我在浙江台州经过8年田野考察之后形成的最终研究成果，也是我学习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以文本与田野结合的路径从事当下艺术研究的初步尝试。著作已经出版，同行乃至一般读者自会判断其中得失。但是我深知诸多学者对拙著的兴趣并不完全针对拙著本身，学界的反应涉及到艺术学研究方法论层面的重大问题，而有关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还需要做一些更深入的探讨。 一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曹禺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欢桓鑫薹ɑ乇艿氖率凳牵渲兄辽?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 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需要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其次，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每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我在从事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时经常提醒自己将艺术层面的问题作为主要对象，不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艺术学研究的训练，因此只有艺术学问题才是我在专业领域范围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艺术学领域的问题才是我所真正应该去关注和感兴趣的。举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许多有关宗教与民间祭祀、民间信仰方面的现象，我当然知道从人类学或者社会学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会相对地集中于这些现象与民间戏班的运作和表演、与当地观众的欣赏之间的关系，将这些现象与戏剧活动之间的联系，小心地剥离出来，分析它们对戏班以及戏剧活动的艺术方面的影响力，寻找这些现象与近二十年台州戏班的繁荣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样，当我剖析和研究戏班的内部构成以及戏班内部的人际关系时，不仅把戏班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亚群体看待，同时更注重把它们看作一个关乎戏剧艺术的群体看待，这样的研究当然明显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 而我深信，这样的研究正是艺术学的发展所需要的，寻找更多学术途径，利用更多研究方法，通过更加多维的视角，以探索和解决我们面临的诸多艺术学问题，这也正是我们把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引进艺术学研究领域的初衷。 如前所述，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之所以值得注重，在于它会给中国当前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注重实学的研究风气，并且最终导致当代艺术学研究的转型。田野研究始终只是艺术学研究多种方法中的一种，然而随着英美经验主义学术传统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后在世界学术整体发展格局中越来越明显的强势地位，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在现代学术研究中的地位会越来越显著。也许若干年后，我们将不得不再来讨论宏观的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以及田野方法的诸多弊端，重新认识基于文献的研究的意义，但就目前而言，我相信倡导田野研究，对于中国的艺术学研究不仅非常之必要，而且非常之迫切。 艺术学毕业论文:职业艺术学院职业教学论文 引言摘要： 二十世纪，对于中国来讲是一个不平常的世纪。中国人民经历了巨大的历史变迁，同时也经历了空前的文化转折。尤其是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作为文化艺术事业的一个分支，中国职业正经历着最为辉煌的高峰和最为险恶的低谷。80年代上海美影厂出品的《大闹天宫》（1982年）、《哪吒闹海》（1983年）、《三个和尚》（1982年）、《小蝌蚪找妈妈》（1981年）、《人参果》（1982年）、《金猴降妖》（1989年）、《女娲补天》（1986年）等一大批职业影片在国际上获奖，为中国赢得了世界的目光。在此之后，随着90年代的来临，《狮子王》（1994年）、《钟楼怪人》（1996年）、《花木兰》（1998年）等一大批海外商业职业大片的成功上映，使得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新的职业热潮，中国职业相形见绌。因为90年代，中国职业几乎没有能和之抗衡的作品。再加之现代高科技的引进，为外国职业艺术家提供了更先进的和充分表现艺术的可能。1995年《玩具总动员》、1999年《泰山》、1999年《恐龙》、2001年《怪物史莱克》、2001年《怪物公司》等一大批数字职业电影的涌现，将职业艺术的视听表现力推向极至，同时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回报，也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创造了《狮子王》获3亿1290万美元票房，《玩具总动员2》获2亿4580万美元票房，《泰山》获1亿7110万美元票房，《恐龙》获1亿3780万美元票房，《怪物史莱克》获2亿6766万美元票房，《怪物公司》获2亿4463万美元票房等商业奇迹。 另外，职业的周边产品的开发更使商业潜力无限。外国电视版职业的大量引进，极大的促进了这一领域的发展，这使我国小至家家户户的电视节目，大到大街的书店报亭，玩具、礼品店，无不充斥着外国职业的周边产品摘要：漫画、宣传品、装饰品、服装鞋帽、日用品、玩具等等。由此，外国职业不仅获得了巨额的利润，而且又极大的促进了下一部影片的成功推出。机器猫、米老鼠、皮卡丘、蝙蝠狭、史努比等大批卡通名星已深入人心，而我国传统职业中的孙悟空、葫芦娃等中国明星，在当今中国年轻人当中，却很少被谈及。至此，中国职业面临着最严重的考验。 造成这一形势的原因很多，这不是历史发展的偶然，而是在长期计划经济下进行创作的必然结果。那么，在新形势下，中国职业该何去何从，中国职业人做出了明智的选择。有资料指出摘要：从1990年10月召开的“全中国职业联席会议”开始，九十年代中国职业实际上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随着整个中国社会大的转型，职业界进行着新的一轮创业。面对新文化的建构.新的职业艺术理念和新的经济观念，以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世界职业业对中国职业的冲击，中国职业应改进自己的创作，向职业的商业化，市场化迈进。 1999年8月上海美术制片厂率先推出了《宝莲灯》，这便是中国职业对职业大片完全商业性运作的第一次尝试。票房收入2000万人民币，加之影片后期产品及衍生品如光碟，画册，文具，玩具，服装等，商业回报相当可观。由此可见，不是中国职业无市场，而是中国职业缺乏商业性。尽管此片还存在着诸多的争议，从历史的角度看，它无疑有着极为重大的转折意义，它为中国职业吹响了向商业化迈进的号角。 （一）。中国职业产业要发展，应注重职业教育。 中国职业产业要发展商业性，教育是关键。正如我国中心电视台青少部主任梁晓涛在他的文章《国产职业事业发展中的几个新问题》中将目前中国职业片创作和制作的全程比喻为一条鱼摘要：鱼头为前期创作（包括剧本、美术设计、动作设计、导演、文字分镜头及画面分镜头台本等），鱼身为中期制作（包括设计稿绘制、原动画绘制、背景绘制、描线上色、拍摄等），鱼尾为后期制作（包括剪辑、作曲、演奏、声效、配音、合成等）。梁晓涛说摘要：“很遗憾，我国动画的创作和制作恰如中间粗两头细的鱼一样，前期创作和后期创作薄弱，而中期制作倒已经和国际准相接轨”。前期和后期创作的薄弱严重影响我国动画片的品质，阻碍我国动画片顺利进入国际市场。 梁晓涛在文中还指出摘要：在前期创作中，剧本和导演两个环节的薄弱程度尤为突出。目前，我国具有专业水准的职业编剧凤毛麟角，我国制作的职业片故事性不强即为佐证。目前从事职业片编剧的人员中，儿童作家和美术制作人员居多，这使职业片的文学和美术的含量很高，但是，由于这些编剧对电影语言运用的不成熟，导致职业片的影视感不足，缺少视觉震撼力。和此相类似，职业导演也存在同样的新问题。在我国，职业导演多为从美术人员转行而来，美术含量高而影视思维弱。而对于职业导演来说，虽然需要美术修养，但电影语言的娴熟运用才是职业片成功的根本。因为职业片是电影的一个片种，它要遵循电影创作的所有规律，它和其他电影片种相区别的根本点只不过是它用职业的形式来表现而已。由于我国目前的职业导演很多都没有经过系统的电影理论学习，对电影语言的运用就显得不娴熟，更缺少创造性，所以我国多数职业片的电影含量不高，播映效果欠佳，这是我国和其他职业大国职业节目的主要差距之一。 这两个薄弱环节恰恰体现了中国职业商业性不强的新问题。正是剧本和导演两个环节的薄弱，导致中国职业片成为“内容贫乏，情趣低下”的代名词。中国职业失去了市场，失去了观众。造成这两个环节薄弱的根本原因，是我们的从业人员缺乏商业意识，不能从市场出发进行创作，忽视了商业性在职业中的重要功能，要增强职业创作的商业性，就必须从职业教育中抓起。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培养有商业性思维的高素质创作人才，是发展中国职业，当务之急。 （二）。商业性在教育中的体现。 那么，何为职业的商业性？它自身又有哪些特性呢？ 那麽先让我们明确以下两组概念摘要： 职业传统的分类摘要：艺术职业片和商业职业片。商业职业片又包括影院职业片和电影职业片。 艺术职业，多为40分钟以下的短片，这些影片不以盈利为根本目的，而以追求某种艺术境界或表现艺术技术为宗旨。在我国，更加重视这类影片的艺术性中所包含的教育意义或道德情操。如《骄傲的将军》（1956年）、《牧笛》（1963年）、《三个和尚》（1980年）、《超级肥皂》（1986年）、《山水情》（1988年）等，都是这一类的优秀职业片。为艺术而艺术，固然是一种善的追求，但遗憾的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故事在一定意义上早已断言最终会到来的优劣之差；在商业大潮冲击下的职业片市场，艺术职业片的发展可以说是举步维艰。 商业职业片，顾名思义是以追求商业价值为主要目的的影片，市场利润是衡量此类影片成功和否的标准。在这类影片中，一切艺术性因素都首先是现实经济效益的手段。商业职业片又可分为影院职业片和电视职业片。 美国迪斯尼公司出品的《白雪公主》（1937年）、《狮子王》（1994年）、《花木兰》（1998年）等可说是典型的影剧片。新中国成立至今，严格意义上以商业价值为目的的影院职业片应从《宝莲灯》算起，而它之前的几部职业片《大闹天空》（上，下集）（1961-1964年）、《哪吒闹海》（1980年）、《天书奇谭》（1983）、《金猴降妖》（1985年）等虽然也有拷贝远销国外，但人们更重视它们的是社会效益和艺术影响力，所以称其为影院艺术片更为恰当。 商业职业片具有的那些商业化特性便是职业的商业性。它不单纯指传统意义上的商业性职业片，也不单纯指好莱坞式的商业片，而是指在中国国产职业民族风格基础上增添的商业化成分。这样，我们就不会完全否定历史成果，而是更多考虑如何继续和发扬。韩国电影1995年之后的崛起，再次证实任何单纯意义上的模拟都不是职业艺术的真正出路。韩国电影商业化的成功，仍然保持着浓厚的民族气息和较高的艺术品味。他们之所以会为世界认可，就是在推动影片商业化的同时，不忘保存民族风格，根据自己国情，不盲目降低艺术水准。注重商业性，是指培养这种观念，培养在这种观念指导下的艺术创作才能。这种能力具体表现为摘要：过硬的视听语言表达能力，扎实的绘画功底，善于讲故事构思剧情的创意能力，和人协作能力，整体的卡通意识及对新鲜事物的把握能力。 综上所述，培养具备以上能力的从业人员，才能够真正适应新形势的需求，才能凝聚了更多人（社会团体）的聪明和力量，共同创作完成艺术作品，最终实现商业利润的最大化及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1．国内各院校职业教育目前状况。 我国职业教育的起步应该说较早。回顾职业人才培养的进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五十年代初。1950年钱家骏、范敬祥等职业家曾在“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开办职业科，先后招收两届学生。该科在1952年全国大专院校调整时，并入北京电影学校，学生于1953年毕业，而后停办。其中大部分师生进入“美影”工作，为美术电影增添了一支重要的新生力量。第二个阶段是在六十年代初期。1959年“上海电影专科学校”成立，设立职业专科，由钱家骏任主任、张松林任副主任培养具有大专程度的职业人员。该校共培养了两届毕业生，先后于1961、1963年毕业，但于1963年停。，这批专业人员又充实了“美影”的创作队伍。 由于“”的干扰，培养职业人才的工作中断了十多年，出现青黄不接的局面。第三个阶段就是在十年动乱之后，“美影”采取多种形式，培养动画人才。一是电影学院开设动画班，多次派专业老师任教，培养了一批高等程度的动画人员。二是和上海华山中学合作，开设中等程度的动画动画班，共招收三个班级，培养了六十多名动画人员。三是在厂内开办动画练习班和动画设计练习班，以边实践边学习的方式，培养了一批年轻的创作人员。通过上述三种途径，在八十年代，又有一大批动画人才正在茁壮成长。但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动画教育仍显得规模很小，专业学科建设欠缺，而且没有形成系统性和联系性。乃至今天在课堂设置上和教学布置上，还没有实现完全的正规化。 近些年来，发展职业教育已被摆到议事日程上来。美术电影人才的培养，尤其高等职业教育工作，迫切需要发展。两年来，国内已有近十所高校开设了职业专业。新的职业艺术家将在他们中间出现。目前，开办职业专业的院校大致分为两种，一类为影视艺术类院校，包括中心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北京广播学院等，其办学特色以电视节目制作、艺术性电影、脚本编剧等为主。另一类为艺术类院校，包括吉林美术学院、西安美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四川美院等，办学特色以平面漫画出版物、多媒体技术、影像视频编辑为主。从办学数量上看我国职业教育已经有了很大改观，而培养人才的层次也有了显著提高，并且逐渐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色。这无疑是对整个中国职业发展的有益补充。然真正的实现中国职业的商业化，还须继续努力。 2．汇佳职业艺术学院的专业教学分析 面对蓬勃发展的职业教育行业，汇佳职业艺术学院保持着冷静的思索。我们根据自己的特征，分析当前形势并做出了自己的判定，确立了自己的教学体系和思想体系，走出一条新路，确立了自己在职业教育中的地位。 中国需要大量的职业从业人员，学校教育是一条重要途径。课程设置必须明确培养方向，如一般的业务人员要加强其动手能力的培养，而高级专业人才，除了具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和动手能力外，更要加强其艺术修养和理论素养，即着力培养其艺术创造力。 汇佳职业艺术学院针对当前职业业面临的人才新问题，制定了科学、系统、正规的职业专业课程。以宏观的职业产业为切入点，重新整合职业专业各门课程的概念和含义，充分发掘和倡导职业的时尚性和娱乐性，深抓有专业特征的基础课建设，重视影视语言修养的培养，有机搭配成熟商业职业人所应具备的各学科知识。 表四摘要：专业 分类课程内容目的内容要求针对新问题 文化课语文、英语、法律、哲学、西方美术史、艺术概论、美学基本素养和社会生活知以课本为纲要，以职业专业角度为切入点，思想不深刻思维狭小艺术修养低 专业课基础素描、速写、色彩、绘画技能具有职业专业特征的基础教学。强调空间造型结构特征，要求学生要理解型和把握型。绘画能力差造型能力差 专业课职业、原画、设计搞、造型设计、场景设计、画什么练习学生严格的达到标准的职业制作工艺的能力，同时练习学生达到较高的职业表演能力，及丰富的想象能力。高标准的制作水平 专业微机课二维拍摄后期合成、特技、三维、建模、渲染、贴材质、自然现象、利用科技手段做职业。把握高科技手段实现职业意识。技术能力弱工作效率低 专业理论课。影视鉴赏、视听语言、电影艺术史、职业市场学怎样画结合职业专业特征，电影语言及理论探究。编剧能力差，市场观念弱 这样的课程设置层次分明，所包含知识全面，有利于学生将来从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加深对职业的理解、熟悉。这样的课程设置体现了专业和基础的并重，协调了二者的关系。正如电影学院院长孙立军所说，“让我们来看看迪斯尼做职业人物造型的方法摘要：造型设计师在对剧本有了深入了解后，在现实生活中找和职业人物性格相近的模特，对其写生。在把握了对象的总体形态和性格特征后，再来进行抽象和提炼。这样创作出的造型才生动，才能打动人。”可见，二者皆重要，不可偏废一方。 其次，汇佳职业艺术学院建立了一支强有力的师资对伍，为各级各类优秀人才倍出提供保障。汇佳职业艺术学院的教师不仅具备广泛寬博的知识面，灵活机智的教学法，专业精深专业知识和技能还具有以下特征摘要： 教师素质优势 文化课专业学科院校毕业头脑灵活由学术著作的优秀人才知识渊博能灵活调度知识间有机联系增强信息量 专业课基础背景设计或有专业知识的美术院校本科生使基础和专业课更有机联系 专业课从事专业创作多年的有高等教育经历的创造性人才使学生学习到更有高度的专业知识 专业理论课影视，编导专业的有建树优秀人才增强学生的电影知识 专业微机课熟悉软件，有多年创作经验的优秀业内人才增强表现手段的先进性 （2）。显著的教学成效 经过一年的教学探索，我们已取得显著成果。第一学期，学生已经完整地将整个职业流程系统地学习了一遍。基本上能够独立完成小短片，创作出各种教学短片不下20余部，其中较为成熟的有3部。学生的创作思想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从一般的传统职业向新式风格化的影片提升。第二学期，一方面增强了基础课学习，为进一步表现更加深刻的造型和动作打下基础；另一方面，增加了对业界目前状况的了解，通过对上海美影厂即相关动画公司的考察学习，学生开阔了眼界，熟悉到了当前形势，更加深刻理解，学校课程的实用性以及科学性。加上影视理论课的学习，学生都在原来基础上有了很大的提高。学生对本专业有了更深的熟悉，并确立了奋斗目标。 和此同时，良好的办学声誉为学生提供了极好的社会实践机会。学生完成社会项目多个（短片8个，及其他职业片多个）受到社会广泛好评。广泛的社会活动，为学生创造了展示自己的机会。2002年5月20日，在北京电影学院举办的全国高校动漫节上，我校一名学生的作品获优秀奖。 由此可见，汇佳职业艺术学院教学模式已基本形成，艺术风格及取向基本形成，集中体现为当前正在积极制作的职业片《库比》。 我们取得的成绩再一次证实，专业方向的正确性及实施的有效性。它不但解决了学生将来就业的顾虑，同时也解决了家长的顾虑，极大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得教和学达到了真正意义上的方向一致。 （三）。在教育中体现商业性应注重的新问题。 虽然我们在很短时间取得如此显著的成绩，但仍存在不足。如学籍管理的有关细则还有待完善，各学科的自身建设还有待于深化，各学科间的有机联系还有待于加强，学生的综合素质及对专业的熟悉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在尊重各学科独立性的同时，应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增强知识的联系性、有机性。这将更加符合教学规律及学生的学习规律。 汇佳职业艺术学院作为一个年轻的学院，带着蓬勃的朝气，不会墨守陈规，而是积极进取，注重探索和实践，时时刻刻关注着业界的动态，把握着时代的脉搏，在既定的方向上进行探索。我们在今后的教学中，还将及时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改进不足，对各学科知识的不同层次提出更加细化的要求，坚持创新、求实的治学精神。 （四）。强调商业性并不等于否定艺术性，二者应实现统一。 汇佳职业艺术学院倡导商业性，但并不等于排、否定艺术性。我们对艺术性的追求是建立在商业性基础上，即建立在务实基础上的艺术追求。在教学中这样教导学生，职业不是单纯的商品，它是承载着精神内涵的文化产品，它的宣传、诱导功能绝不可忽视。目前在中国，14至17岁的青少年已经成为低幼儿之外的第二个职业片大宗受众，也是卡通消费的主要群体。这一年龄正处于有一定的判定和选择权，但没有成熟的判定和选择能力的阶段。这就对我们的职业创作提出一个严重的课题，是顺应他们的盲目选择，被他们的喜好牵着走，还是用既能够占领市场又具有高尚艺术品位的优秀作品来教育、引导他们，帮助他们形成理性、健康的判定和选择能力。假如职业创作采取盲目迎合的姿态，必将造成深远的负面影响。同学们对此也有深刻的熟悉，进一步明确自己肩上的责任感和应处的地位，既是大众文化的创造者，更是大众文化的引导者，而不是被动的跟随着。这样，一方面避免商业性影片不至于庸俗化；另一方面也使艺术性不至于过于超脱。我们的动画艺术是能被广大观众接受的高档次高品位的商业动画艺术。这样艺术会成为有本之木，商业性会成为有源之水。艺术性和商业性互为补充，相互促进，这样才能最终发展中国动画。 随着我们的努力，我国的商业职业必将带动动画经济及文化消费的提升，同时也将给动画的艺术性创造更丰厚的物质基础和社会环境。汇佳动画艺术学院一定会做出商业性、艺术性皆高水准的动画影片来服务社会，这是每位汇佳动画人的理想。不可或缺的商业性是艺术性提高和发展的有力保障，是汇佳实现其理想的必行之路。 艺术学毕业论文:职业艺术学院职业教学论文 引言： 二十世纪，对于中国来讲是一个不平常的世纪。中国人民经历了巨大的历史变迁，同时也经历了空前的文化转折。尤其是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作为文化艺术事业的一个分支，中国职业正经历着最为辉煌的高峰和最为险恶的低谷。80年代上海美影厂出品的《大闹天宫》（1982年）、《哪吒闹海》（1983年）、《三个和尚》（1982年）、《小蝌蚪找妈妈》（1981年）、《人参果》（1982年）、《金猴降妖》（1989年）、《女娲补天》（1986年）等一大批职业影片在国际上获奖，为中国赢得了世界的目光。在此之后，随着90年代的来临，《狮子王》（1994年）、《钟楼怪人》（1996年）、《花木兰》（1998年）等一大批海外商业职业大片的成功上映，使得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新的职业热潮，中国职业相形见绌。因为90年代，中国职业几乎没有能与之抗衡的作品。再加之高的引进，为外国职业艺术家提供了更先进的和充分表现艺术的可能。1995年《玩具总动员》、1999年《泰山》、1999年《恐龙》、2001年《怪物史莱克》、2001年《怪物公司》等一大批数字职业电影的涌现，将职业艺术的视听表现力推向极至，同时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回报，也引起强烈的反响，创造了《狮子王》获3亿1290万美元票房，《玩具总动员2》获2亿4580万美元票房，《泰山》获1亿7110万美元票房，《恐龙》获1亿3780万美元票房，《怪物史莱克》获2亿6766万美元票房，《怪物公司》获2亿4463万美元票房等商业奇迹。 另外，职业的周边产品的开发更使商业潜力无限。外国电视版职业的大量引进，极大的促进了这一领域的发展，这使我国小至家家户户的电视节目，大到大街的书店报亭，玩具、礼品店，无不充斥着外国职业的周边产品：漫画、宣传品、装饰品、服装鞋帽、日用品、玩具等等。由此，外国职业不仅获得了巨额的利润，而且又极大的促进了下一部影片的成功推出。机器猫、米老鼠、皮卡丘、蝙蝠狭、史努比等大批卡通名星已深入人心，而我国传统职业中的孙悟空、葫芦娃等中国明星，在当今中国年轻人当中，却很少被谈及。至此，中国职业面临着最严峻的考验。 造成这一形势的原因很多，这不是历史发展的偶然，而是在长期计划下进行创作的必然结果。那么，在新形势下，中国职业该何去何从，中国职业人做出了明智的选择。有资料指出：从1990年10月召开的“全中国职业联席会议”开始，九十年代中国职业实际上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随着整个中国社会大的转型，职业界进行着新的一轮创业。面对新文化的建构.新的职业艺术理念和新的经济观念，以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世界职业业对中国职业的冲击，中国职业应改进自己的创作，向职业的商业化，市场化迈进。 1999年8月上海美术制片厂率先推出了《宝莲灯》，这便是中国职业对职业大片完全商业性运作的第一次尝试。票房收入2000万人民币，加之影片后期产品及衍生品如光碟，画册，文具，玩具，服装等，商业回报相当可观。由此可见，不是中国职业无市场，而是中国职业缺乏商业性。尽管此片还存在着诸多的争议，从历史的角度看，它无疑有着极为重大的转折意义，它为中国职业吹响了向商业化迈进的号角。 （一）。中国职业产业要发展，应注重职业教育。 中国职业产业要发展商业性，教育是关键。正如我国中央电视台青少部主任梁晓涛在他的文章《国产职业事业发展中的几个问题》中将中国职业片创作与制作的全程比喻为一条鱼：鱼头为前期创作（包括剧本、美术设计、动作设计、导演、文字分镜头及画面分镜头台本等），鱼身为中期制作（包括设计稿绘制、原动画绘制、背景绘制、描线上色、拍摄等），鱼尾为后期制作（包括剪辑、作曲、演奏、声效、配音、合成等）。梁晓涛说：“很遗憾，我国动画的创作和制作恰如中间粗两头细的鱼一样，前期创作和后期创作薄弱，而中期制作倒已经与国际准相接轨”。前期与后期创作的薄弱严重我国动画片的品质，阻碍我国动画片顺利进入国际市场。 梁晓涛在文中还指出：在前期创作中，剧本和导演两个环节的薄弱程度尤为突出。目前，我国具有专业水准的职业编剧凤毛麟角，我国制作的职业片故事性不强即为佐证。目前从事职业片编剧的人员中，儿童作家和美术制作人员居多，这使职业片的文学与美术的含量很高，但是，由于这些编剧对电影语言运用的不成熟，导致职业片的影视感不足，缺少视觉震撼力。与此相类似，职业导演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在我国，职业导演多为从美术人员转行而来，美术含量高而影视思维弱。而对于职业导演来说，虽然需要美术修养，但电影语言的娴熟运用才是职业片成功的根本。因为职业片是电影的一个片种，它要遵循电影创作的所有，它与其他电影片种相区别的根本点只不过是它用职业的形式来表现而已。由于我国目前的职业导演很多都没有经过系统的电影，对电影语言的运用就显得不娴熟，更缺少创造性，所以我国多数职业片的电影含量不高，播映效果欠佳，这是我国与其他职业大国职业节目的主要差距之一。 这两个薄弱环节恰恰体现了中国职业商业性不强的问题。正是剧本和导演两个环节的薄弱，导致中国职业片成为“内容贫乏，情趣低下”的代名词。中国职业失去了市场，失去了观众。造成这两个环节薄弱的根本原因，是我们的从业人员缺乏商业意识，不能从市场出发进行创作，忽视了商业性在职业中的重要作用，要增强职业创作的商业性，就必须从职业教育中抓起。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培养有商业性思维的高素质创作人才，是发展中国职业，当务之急。 （二）。商业性在教育中的体现。 那么，何为职业的商业性？它自身又有哪些特性呢？ 那麽先让我们明确以下两组概念： 职业传统的分类：艺术职业片与商业职业片。商业职业片又包括影院职业片与电影职业片。 艺术职业，多为40分钟以下的短片，这些影片不以盈利为根本目的，而以追求某种艺术境界或表现艺术技术为宗旨。在我国，更加重视这类影片的艺术性中所包含的教育意义或道德情操。如《骄傲的将军》（1956年）、《牧笛》（1963年）、《三个和尚》（1980年）、《超级肥皂》（1986年）、《山水情》（1988年）等，都是这一类的优秀职业片。为艺术而艺术，固然是一种善的追求，但遗憾的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故事在一定意义上早已断言最终会到来的优劣之差；在商业大潮冲击下的职业片市场，艺术职业片的发展可以说是举步维艰。 商业职业片，顾名思义是以追求商业价值为主要目的的影片，市场利润是衡量此类影片成功与否的标准。在这类影片中，一切艺术性因素都首先是现实经济效益的手段。商业职业片又可分为影院职业片和电视职业片。 美国迪斯尼公司出品的《白雪公主》（1937年）、《狮子王》（1994年）、《花木兰》（1998年）等可说是典型的影剧片。新中国成立至今，严格意义上以商业价值为目的的影院职业片应从《宝莲灯》算起，而它之前的几部职业片《大闹天空》（上，下集）（1961-1964年）、《哪吒闹海》（1980年）、《天书奇谭》（1983）、《金猴降妖》（1985年）等虽然也有拷贝远销国外，但人们更重视它们的是社会效益和艺术影响力，所以称其为影院艺术片更为恰当。 商业职业片具有的那些商业化特性便是职业的商业性。它不单纯指传统意义上的商业性职业片，也不单纯指好莱坞式的商业片，而是指在中国国产职业民族风格基础上增添的商业化成分。这样，我们就不会完全否定历史成果，而是更多考虑如何继承和发扬。韩国电影1995年之后的崛起，再次证明任何单纯意义上的模仿都不是职业艺术的真正出路。韩国电影商业化的成功，仍旧保持着浓厚的民族气息和较高的艺术品味。他们之所以会为世界认可，就是在推动影片商业化的同时，不忘保存民族风格，根据自己国情，不盲目降低艺术水准。注重商业性，是指培养这种观念，培养在这种观念指导下的艺术创作才能。这种能力具体表现为：过硬的视听语言表达能力，扎实的绘画功底，善于讲故事构思剧情的创意能力，与人协作能力，整体的卡通意识及对新鲜事物的把握能力。 综上所述，培养具备以上能力的从业人员，才能够真正适应新形势的需求，才能凝聚了更多人（社会团体）的智慧和力量，共同创作完成艺术作品，最终实现商业利润的最大化及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1．国内各院校职业教育现状。 我国职业教育的起步应该说较早。回顾职业人才培养的进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五十年代初。1950年钱家骏、范敬祥等职业家曾在“苏州美术专校”开办职业科，先后招收两届学生。该科在1952年全国大专院校调整时，并入北京电影学校，学生于1953年毕业，而后停办。其中大部分师生进入“美影”工作，为美术电影增添了一支重要的新生力量。第二个阶段是在六十年代初期。1959年“上海电影专科学校”成立，设立职业专科，由钱家骏任主任、张松林任副主任培养具有大专程度的职业人员。该校共培养了两届毕业生，先后于1961、1963年毕业，但于1963年停。，这批专业人员又充实了“美影”的创作队伍。 由于“”的干扰，培养职业人才的工作中断了十多年，出现青黄不接的局面。第三个阶段就是在十年动乱之后，“美影”采取多种形式，培养动画人才。一是电影学院开设动画班，多次派专业老师任教，培养了一批高等程度的动画人员。二是与上海华山中学合作，开设中等程度的动画动画班，共招收三个班级，培养了六十多名动画人员。三是在厂内开办动画训练班和动画设计训练班，以边实践边学习的方式，培养了一批年轻的创作人员。通过上述三种途径，在八十年代，又有一大批动画人才正在茁壮成长。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动画教育仍显得规模很小，专业学科建设欠缺，而且没有形成系统性与联系性。乃至今天在课堂设置上与教学安排上，还没有实现完全的正规化。 近些年来，发展职业教育已被摆到议事日程上来。美术电影人才的培养，尤其高等职业教育工作，迫切需要发展。两年来，国内已有近十所高校开设了职业专业。新的职业艺术家将在他们中间出现。目前，开办职业专业的院校大致分为两种，一类为影视艺术类院校，包括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北京广播学院等，其办学特色以电视节目制作、艺术性电影、脚本编剧等为主。另一类为艺术类院校，包括吉林美术学院、西安美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四川美院等，办学特色以平面漫画出版物、多媒体技术、影像视频编辑为主。从办学数量上看我国职业教育已经有了很大改观，而培养人才的层次也有了显著提高，并且逐渐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色。这无疑是对整个中国职业发展的有益补充。然真正的实现中国职业的商业化，还须继续努力。 2．汇佳职业艺术学院的专业教学分析 面对蓬勃发展的职业教育行业，汇佳职业艺术学院保持着冷静的思考。我们根据自己的特点，分析当前形势并做出了自己的判断，确立了自己的教学体系和思想体系，走出一条新路，确立了自己在职业教育中的地位。 中国需要大量的职业从业人员，学校教育是一条重要途径。课程设置必须明确培养方向，如一般的业务人员要加强其动手能力的培养，而高级专业人才，除了具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和动手能力外，更要加强其艺术修养和理论素养，即着力培养其艺术创造力。 汇佳职业艺术学院针对当前职业业面临的人才问题，制定了科学、系统、正规的职业专业课程。以宏观的职业产业为切入点，重新整合职业专业各门课程的概念和含义，充分发掘和倡导职业的性与娱乐性，深抓有专业特点的基础课建设，重视影视语言修养的培养，有机搭配成熟商业职业人所应具备的各学科知识。 表四：专业 分类课程内容目的内容要求针对问题 文化课语文、、、、西方美术史、艺术概论、美学基本素养和社会生活知以课本为纲要，以职业专业角度为切入点，思想不深刻思维狭小艺术修养低 专业课基础素描、速写、色彩、绘画技能具有职业专业特点的基础教学。强调空间造型结构特点，要求学生要理解型和掌握型。绘画能力差造型能力差 专业课职业、原画、设计搞、造型设计、场景设计、画什么训练学生严格的达到标准的职业制作工艺的能力，同时训练学生达到较高的职业表演能力，及丰富的想象能力。高标准的制作水平 专业微机课二维拍摄后期合成、特技、三维、建模、渲染、贴材质、现象、利用科技手段做职业。掌握高科技手段实现职业意识。技术能力弱工作效率低 专业理论课。影视鉴赏、视听语言、电影艺术史、职业市场学怎样画结合职业专业特点，电影语言及理论。编剧能力差，市场观念弱 这样的课程设置层次分明，所包含知识全面，有利于学生将来从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加深对职业的理解、认识。这样的课程设置体现了专业与基础的并重，协调了二者的关系。正如电影学院院长孙立军所说，“让我们来看看迪斯尼做职业人物造型的：造型设计师在对剧本有了深入了解后，在现实生活中找与职业人物性格相近的模特，对其写生。在把握了对象的总体形态和性格特征后，再来进行抽象和提炼。这样创作出的造型才生动，才能打动人。”可见，二者皆重要，不可偏废一方。 其次，汇佳职业艺术学院建立了一支强有力的师资对伍，为各级各类优秀人才倍出提供保障。汇佳职业艺术学院的教师不仅具备广泛寬博的知识面，灵活机智的教学法，专业精深专业知识与技能还具有以下特点： 教师素质优势 文化课专业学科院校毕业头脑灵活由学术著作的优秀人才知识渊博能灵活调度知识间有机联系增强信息量 专业课基础背景设计或有专业知识的美术院校本科生使基础与专业课更有机联系 专业课从事专业创作多年的有高等教育经历的创造性人才使学生学习到更有高度的专业知识 专业理论课影视，编导专业的有建树优秀人才增强学生的电影知识 专业微机课熟悉软件，有多年创作经验的优秀业内人才增强表现手段的先进性 （2）。显著的教学成效 经过一年的教学探索，我们已取得显著成果。第一学期，学生已经完整地将整个职业流程系统地了一遍。基本上能够独立完成小短片，创作出各种教学短片不下20余部，其中较为成熟的有3部。学生的创作思想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从一般的传统职业向新式风格化的影片提升。第二学期，一方面增强了基础课学习，为进一步表现更加深刻的造型和动作打下基础；另一方面，增加了对业界现状的了解，通过对上海美影厂即相关动画公司的考察学习，学生开阔了眼界，认识到了当前形势，更加深刻理解，学校课程的实用性以及性。加上影视课的学习，学生都在原来基础上有了很大的提高。学生对本专业有了更深的认识，并确立了奋斗目标。 与此同时，良好的办学声誉为学生提供了极好的实践机会。学生完成社会项目多个（短片8个，及其他职业片多个）受到社会广泛好评。广泛的社会活动，为学生创造了展示自己的机会。2002年5月20日，在北京电影学院举办的全国高校动漫节上，我校一名学生的作品获优秀奖。 由此可见，汇佳职业学院教学模式已基本形成，艺术风格及取向基本形成，集中体现为当前正在积极制作的职业片《库比》。 我们取得的成绩再一次证明，专业方向的正确性及实施的有效性。它不但解决了学生将来就业的顾虑，同时也解决了家长的顾虑，极大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得教与学达到了真正意义上的方向一致。 （三）。在中体现商业性应注意的。 虽然我们在很短时间取得如此显著的成绩，但仍存在不足。如学籍管理的有关细则还有待完善，各学科的自身建设还有待于深化，各学科间的有机联系还有待于加强，学生的综合素质及对专业的认识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在尊重各学科独立性的同时，应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增强知识的联系性、有机性。这将更加符合教学及学生的学习规律。 汇佳职业艺术学院作为一个年轻的学院，带着蓬勃的朝气，不会墨守陈规，而是积极进取，注重探索与实践，时时刻刻关注着业界的动态，把握着的脉搏，在既定的方向上进行探索。我们在今后的教学中，还将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改进不足，对各学科知识的不同层次提出更加细化的要求，坚持创新、求实的治学精神。 （四）。强调商业性并不等于否定艺术性，二者应实现统一。 汇佳职业艺术学院倡导商业性，但并不等于排、否定艺术性。我们对艺术性的追求是建立在商业性基础上，即建立在务实基础上的艺术追求。在教学中这样教导学生，职业不是单纯的商品，它是承载着精神内涵的文化产品，它的宣传、诱导作用绝不可忽视。在，14至17岁的青少年已经成为低幼儿之外的第二个职业片大宗受众，也是卡通消费的主要群体。这一年龄正处于有一定的判断和选择权，但没有成熟的判断和选择能力的阶段。这就对我们的职业创作提出一个严峻的课题，是顺应他们的盲目选择，被他们的喜好牵着走，还是用既能够占领市场又具有高尚艺术品位的优秀作品来教育、引导他们，帮助他们形成理性、健康的判断和选择能力。如果职业创作采取盲目迎合的姿态，必将造成深远的负面。同学们对此也有深刻的认识，进一步明确自己肩上的责任感和应处的地位，既是大众文化的创造者，更是大众文化的引导者，而不是被动的跟随着。这样，一方面避免商业性影片不至于庸俗化；另一方面也使艺术性不至于过于超脱。我们的动画艺术是能被广大观众接受的高档次高品位的商业动画艺术。这样艺术会成为有本之木，商业性会成为有源之水。艺术性与商业性互为补充，相互促进，这样才能最终中国动画。 随着我们的努力，我国的商业职业必将带动动画及文化消费的提升，同时也将给动画的艺术性创造更丰厚的物质基础与社会环境。汇佳动画艺术学院一定会做出商业性、艺术性皆高水准的动画影片来服务社会，这是每位汇佳动画人的理想。不可或缺的商业性是艺术性提高与发展的有力保障，是汇佳实现其理想的必行之路。 艺术学毕业论文:艺术学研究与学术规范论文 拙著《草根的力量——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与研究》出版后，学术界的反应颇出乎我的意料。该书是我在浙江台州经过8年田野考察之后形成的最终研究成果，也是我学习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以文本与田野结合的路径从事当下艺术研究的初步尝试。著作已经出版，同行乃至一般读者自会判断其中得失。但是我深知诸多学者对拙著的兴趣并不完全针对拙著本身，学界的反应涉及到艺术学研究方法论层面的重大问题，而有关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还需要做一些更深入的探讨。 一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曹禺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欢桓鑫薹ɑ乇艿氖率凳牵渲兄辽?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需要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其次，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每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我在从事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时经常提醒自己将艺术层面的问题作为主要对象，不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艺术学研究的训练，因此只有艺术学问题才是我在专业领域范围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艺术学领域的问题才是我所真正应该去关注和感兴趣的。举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许多有关宗教与民间祭祀、民间信仰方面的现象，我当然知道从人类学或者社会学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会相对地集中于这些现象与民间戏班的运作和表演、与当地观众的欣赏之间的关系，将这些现象与戏剧活动之间的联系，小心地剥离出来，分析它们对戏班以及戏剧活动的艺术方面的影响力，寻找这些现象与近二十年台州戏班的繁荣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样，当我剖析和研究戏班的内部构成以及戏班内部的人际关系时，不仅把戏班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亚群体看待，同时更注重把它们看作一个关乎戏剧艺术的群体看待，这样的研究当然明显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 而我深信，这样的研究正是艺术学的发展所需要的，寻找更多学术途径，利用更多研究方法，通过更加多维的视角，以探索和解决我们面临的诸多艺术学问题，这也正是我们把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引进艺术学研究领域的初衷。 如前所述，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之所以值得注重，在于它会给中国当前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注重实学的研究风气，并且最终导致当代艺术学研究的转型。田野研究始终只是艺术学研究多种方法中的一种，然而随着英美经验主义学术传统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后在世界学术整体发展格局中越来越明显的强势地位，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在现代学术研究中的地位会越来越显著。也许若干年后，我们将不得不再来讨论宏观的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以及田野方法的诸多弊端，重新认识基于文献的研究的意义，但就目前而言，我相信倡导田野研究，对于中国的艺术学研究不仅非常之必要，而且非常之迫切。 艺术学毕业论文:电视剧艺术学建构管理论文 一 任何一种理论，无论它是属于自然科学还是属于社会科学，都是对一种现象的描述、概括和总结，并且在运动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电视剧艺术学创建活动即是由于在社会展衍进程中现实地存在着的电视剧文艺实践所发出的历史必然要求而产生的一种理论把握行为。正如其它艺术模式和艺术阐释一样，电视剧艺术实践和电视剧艺术理论也并不能脱离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而独存，其必然是作为整个人类大文化环境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存在的。在这个大文化环境里，艺术实践与艺术理论既受这个环境的制约和催发，又以能动的积极参与精神扮演着文化环境本体拓展的主体角色。这是一种辩证运动的关系。人类大文化环境和各文化组成形态在互相作用的状态下按照它们的内在规律向历史的另一端行进，而从宏观文化与微观理论思维的相互作用与辩证交融的界面上出发去探究与二者相联系并且积极介入其中的一种建设性意识及其属性就成为一件有意义的事。先锋意识正是我们在文化迅速嬗变的当前历史背景下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所要求的重要质素之一。 这里，在概念内涵上我们首先要把这里所说的“先锋意识”同西方的先锋派艺术及其理论区别开来。自本世纪初以来先锋派崇尚者及实践者们尽管所持具体观点各异，哲学流派背景错落纷杂，包括精神分析、存在主义、现象学甚至老庄哲学等都被其所采携，但在求奇索怪这一层面上却殊途同归。虽然不能否认在某些艺术领域内确有出色的专门家的存在，但一般来说，对一切传统模式的极端反叛构成了他们“独创性”的主要艺术趣味，从总体上看类似迪尚把小便池以《喷泉》命名后提交艺术博物馆要求展出的行为也就基本上反映了该艺术思潮的艺术追求。毫无疑问，这种具有强烈消解色彩的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艺术实践和理论当然不会成为我们散发清新朝气的崭新艺术学的催化剂，不论从外表还是内里都无法看出两者有太多相接近的地方。我们所说的“先锋意识”，指的是主体在理论施事前在大脑中所孕育的一种运动的积极的充分的能动的观念，它包含丰富的潜意识和显意识内容，并深刻地在整个理论思维生长过程中发生着影响。显然，这更接近“先锋”一词的原始意义，而在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前和建构中做为一种认知态度的存在它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为什么要拥有这种“先锋意识”呢？在众多考察视角之中，我们可以选取两个有代表性的向度来审视：一是从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与文化环境变迁的运动关系来看；二是从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与当前大文化条件下其它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的关系来看。 必须承认，虽然与整个宇宙时空相比人类的历史显得十分短促，但人类文化在数千年的发展进程中确已取得了巨大成绩。这一过程不仅仍在蓬勃地继续着，而且在量的积累上也越来越是以一种加速度的方式来完成的。进入20世纪以来，原来需用千年百年才发生较大流变的诸多传统文化模式受到了革命性冲击，发韧于欧洲的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生革命循环模式已经可以用几十年甚至几年的时间来完成一个更新周期了。在人类文化模式遽变的状态下，包括传统艺术及文艺理论在内的所有人文现象都毫无例外地重新受到了现实的拷问以求证其文化生存权力。幸运的是，以现代自然科学成果为物理基础的电视艺术（含电视剧艺术）在新的大众文化角逐中不仅没有落得下风，反而取得了不俗的话语权力。而在这种新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电视剧艺术理论建构之所以要有一种先锋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并不由它自己所决定，在更深的层面上是生产力水平扩张到一定程度后对其表层文化形态的必然要求。这是因为，包括哲学、美学、文化学等等在内的全部人类精神产品以及复杂多变的人类文化现象无不是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基础之上而存在的。恩格斯说：“在从笛卡尔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这一长时期内，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象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速的进步。”电视剧艺术实践及其理论是文化嬗变的产物，而文化嬗变又根本上是受生产力的推动才得以进行的。因此，在缤纷的艺术部落中由于先锋性生产力因素的介入而获得多种优势从而兼具传统文化、工业文化和科技文化属性的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具有一种内涵丰富的先锋意识就不仅是其理论本身的要求，也是它所存在的环境对它的必然规定。 横向地看，电视剧艺术学建构对“先锋意识”的要求在与其它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的相较中会有一个更为清晰的把握。我们知道，人类庞大的艺术殿堂中珍藏着无数瑰宝，有的历史极为悠远，从原始社会绵延至今，如歌咏、舞蹈；有的在早期艺术形态发育并不充分，后随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进一步从社会实践中分离出来，如书法、篆刻；有的本来根本就不存在，而是伴随着人类新的物质产品和技术手段的产生而产生的，如电影、电视。无疑，在这个艺术大家族里，电视艺术是诞生较晚但却发展最快的一个。它所具有的文化先锋色彩不仅在与音乐、舞蹈、绘画、书法、戏剧、雕塑、建筑等传统艺术相比时可以直接地感觉得到，而且从技术支持层面上看同与其相差不大的电影艺术、电脑艺术以及其它融入更多新科技因素的艺术相比，从目前看它仍然拥有领先一步的受众认同感。这一地位的取得不是偶然的，从根本上说是由于电视本体对作为当代社会群体主体的“人”的更胜一筹的适应能力决定的。作为电视艺术重要组成部分的电视剧艺术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其艺术实践同姊妹艺术电影或者其它艺术形态相比在先锋性内容上也要更特殊一些。以综合艺术面貌出现的电视剧从接受视角看比传统的电影方式有着获取更便利、选择方式更灵活和审美持续时间更长等一系列新特点，在内容和形式上有着极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是一种几乎集中了所有传统艺术样式于一身的现代艺术体裁。电视剧的创造过程得到了戏剧、音乐、美术、摄影等艺术因素的积极介入，而每一艺术样式自身亦处于时刻运动状态之中。这样，不断变化着的其它艺术动态便会在电视剧的生产中体现出来，电视剧艺术本体亦酝酿了更多的先锋意识生长点，而这同时也就必然提高了电视剧艺术学构造理论神经的反应能力。 二 那么，电视剧艺术学建构在文化嬗变中的先锋意识都有哪些内容呢？我们可以从五个方面来把握： 一、整体把握的自觉性。 这里所说的整体把握包括两部分：一是把电视剧艺术学与其生长的文化环境做为一个紧密整体来把握；一是把电视剧艺术学内部众多组成因素做为一个有机整体来把握。电视剧艺术学所生长的文化环境是一个随时处于运动变化之中的复杂组织体，电视剧艺术学是其中的组成部分，在这个环境中任何其它成分的改变都会或多或少地对电视剧本体的衍变脉络发生影响。同时，电视剧本体也处于一种由许多艺术因素和非艺术因素所共同组成的极具综合性的交融状态，其组成因素的任何变动亦会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提供新的切入点。电视剧的外部因素构成了电视剧文化的大环境，其内部各要素则构成了电视剧文化的小环境，不论对大环境还是小环境都必须用整体的眼光对待之。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整体眼光必须是在充分自觉的基础上所施为的。可以说，能否自觉地运用不同方法对电视剧实践做整体的分析和梳理是电视剧艺术理论最终能否全面而扎实地建立起来的一个重要保证。 二、联系实践的敏锐性。 电视剧是一项与实践活动紧密结合的事业，简单停留在纯文本层面上是不能够对其有太多助益的。而理论的特点是往往在不知不觉中易于走近它的书面性内容循环，正如电视文艺理论家曾庆瑞先生指出的：“人文社会科学，包括艺术科学，在构建自己的学科体系的时候，容易封闭自足，容易满足于自我欣赏，而脱离实践，不少的学科都有这样的教训。”在艺术实践中，电视剧与其它艺术相比起来的综合特征十分明显，它的实践内容也更为丰富，这就必然要求电视剧的艺术理论要更紧密地联系实践。我们不仅在考察电视剧的艺术本质、艺术哲学、艺术史等宏观内容时随时要以实践做为立论行文的根本，而且在探求诸如电视剧艺术创作、艺术接受、艺术管理等应用行为突出的电视剧本体形态时更要强化一种敏锐的实践观念。对电视剧理论工作者来说只有具备了有着灵敏的实践感应度的理论触角，才能真正为电视剧艺术学大厦的崛起做出大的贡献。 三、文化适应的主动性。 在科学技术和物质创造都取得巨大进步的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被改变。如前文所述，在新的人类文化条件下所有人文现象都要受到现实的重新拷问以求证其话语权力，历史将迫使种种艺术形态为其存在的理由注入新的规定性，如果艺术不能合理地调整自身对一定时代和社会的适应状态，那它就会随时处于可能被淘汰的危机之中，这就是说，艺术本体应该有主动更新价值取向的能力，不应成为一成不变的教条。在艺术文化和信息文化的历史新背景下保持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稳定和提高的关键就在于能否用主动而不是被动的思维去适应文化的流变过程。在文化适应上的消极被动心态是殊为有害的，不少所谓“不景气”的艺术从表面上看好像是由于环境的变迁等外力因素使其容光不再，实际上从深层看相当大程度上是该艺术模式对环境的主动适应性较差造成的。电视剧艺术从目前看无疑是在文艺实践中较为出色的弄潮者，但不可忘掉的是，电视剧理论时刻要怀有一种文化竞争者的危机感，唯其如此才有可能在未来可能出现的网络剧时代以一个建设者而不是一个迷惘者的角色出现。 四、贴近大众的积极性。 与文化适应相伴，电视剧艺术学还要特别注意明确其同广大受众之间正确的关系。电视剧的大众文化属性是我们在讨论电视剧艺术学种种属性时须臾不能被忘记的。可以说，如果不是作为大众文化的重要生力军而昭显于当世，电视剧是不可能有着如现在一般旺盛的生命力的。在理论施事中切勿把这项鲜活的理论形态搞成一种只为“精英”们所瞻阅的书斋文本，在这方面理论界的教训是不少的，特别是在许多人文科学理论的阐释方面，有相当多的理论被搞成了逻辑水平不高但又艰涩费解不知所云的半成品。电视剧与广大受众贴近程度的高低决定了作品的接受价值的高低，而电视剧理论对大众文化切入程度的深浅又直接影响到了电视剧艺术实践正确的方向感的树立。电视剧艺术理论积极地投入到大众文化氛围之中去，不仅可以了解社会受众对电视剧艺术的接受程度和接受水平，而且又可以捕捉社会心理对艺术生产的新的审美需求，从而得到丰富的文化给养。 五、道德建设的紧迫性。 表面上看，电视的艺术学理论同道德建设没有太多的直接联系，它们好象是两个相距较远的属于不同范畴的概念。但需要强调的是，在电视剧艺术理论工作者的思维中道德建设不仅不能消解而且应始终把其放到一个极为重要的位置上。一种理论，特别是一种与“人”密切相关的社会科学理论如果不能怀有充分的责任感去关注一个时代的道德建设，而只满足于在它狭窄的圈子内搞所谓“纯理论”的研究，那么这种理论就必定是一种残缺的不完整的理论。电视剧理论建构中的先锋意识所包含的重要因素之一即是对社会中的人的道德感的积累和张扬，这是由电视剧的大众文化属性所决定的。电视剧在作品中所传达的内容往往成为大众精神给养的一个重要源头，因而传递怎样的符合历史和美学双重要求的正确价值观就显得特别重要。在当代复杂的社会精神背景下坚持给予道德建设以充分关注，始终不放弃对人类高尚的精神家园的追求，保证大众文化时代的电视剧艺术实践和理论不会在躁动不安的虚浮状态中迷失自己，对电视剧艺术学来说无疑是不可或缺的。 上述五个方面作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在文化嬗变中的先锋意识组成部分，它们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紧密相联的。可以说，在理论建构过程中能否自始至终地抱持这些先锋意识内容不仅是塑造良好理论施事心理的需要，而且也是电视剧艺术学学科质量和水平能否得到保证的重要前提。 艺术学毕业论文:影视艺术学研究论文 [内容提要]艺术与技术合流、电流与电视联姻之后，将会出现两个新的学科生长点——影视技术学与影视艺术学。这种组合不是一种简单的相加，它应该意味着一次触及本质的学科变革，我们完全可以将其描绘成一种“范式变化”。 本文简要回溯了影视各自独立成为艺术并形成学科的历史，指出正是在电影电视为争得艺术地位所进行的一系列努力的过程中，电影艺术学与电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逐步得以确立，如何在整合的基础上构件超越原有范式的影视艺术学的新的学科范式，是当前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本文即旨在从学术层次探讨电影与电视作为艺术的结合，并给这种结合以学理上的论证。 [关键词]影视艺术学范式变化整合理论重构 新世纪伊始，一个新系在北京广播学院电视学院成立，名曰“影视艺术与技术系”，乍一听，这名字稍嫌冗长，读之也觉拗口。不过因为她是在理顺了各方面关系并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精心运作的，而且她依托于广播学院及其所属电视学院这一强大后盾，所以组建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将原来分属不同系别的四个相关专业——表演专业、导演专业、戏剧影视美术设计专业和动画专业结合，组成一个新系，这更多涉及的是操作层面的问题，比较易于解决，因此，虽然两年多的筹建时间不算很短，但一个全新的艺技系毕竟顺利地诞生了。而从学术层面探讨电影与电视作为艺术的结合，则显然比单纯的一个系的挂牌成立困难得多。能否及早给这种结合的产物——这个诞生于千禧年的幸运儿——以学理上的论证，也许会关乎她日后的顺理成章。 一 艺术与技术携手、电影与电视联姻之后，将会出现两个新的学科生长点——影视艺术学与影视技术学，要使这两门学科成为真正规范的常规科学，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之所以称之为新的学科生长点，并不是指这两个学科的名称是新的（它们在不同的场合已被屡屡使用过），而是因为这种组合不是一次简单的相加，它应该意味着一次触及本质的学科变化，我们完全可以将其描绘成一种“范式变化”。 “范式变化”是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因（ThomasKuhn）定义并经常使用的一个术语，⑴意指学术研究的全套方法及其态度正被另外一套方法及态度取代。影视技术学尚处于草创阶段，其“范式变化”还不明显，本文姑且不论，而由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发展到影视艺术学，⑵其间经历的学科的“范式变化”将是巨大和不可避免的。托马斯•库恩曾指出，一门学科是否成熟，取决于该学科是否提供了被广泛接受的范式（Paradigm，或译范型，规范），范式乃是理论由以设立探讨目标、解决方式以及断定其价值的依据。换言之，也就是有没有提供构成该学科的基本结构、基本概念以及特有的研究方法。而一门学科范型的推陈出新，则标志着该学科的革命性发展。⑶任何一个新学科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对本学科研究的方式方法、成就和缺点的清醒认识，⑷若以此标准衡量，作为学科的影视艺术学还远远谈不上成熟。在谈论电影艺术与电视艺术的结合，以及因此产生的从电影艺术学、电视艺术学到影视艺术学的“范式变化”之前，有必要先来简单回顾一下电影和电视成为艺术的历史，从一定意义上说，电影和电视为争取艺术地位而奋斗的历史，同时也就是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逐步成型的历史。 尽管电影和电视是如此年轻，但是我们仍然无法确知电影艺术和电视艺术的起点。因为与其他传统艺术相比，电影和电视带有如此浓厚的技术色彩。电影的诞生不过百余年，电视的历史就更短，众所周知，两者诞生之初都没能在艺术殿堂中占有一席之地，而此后电影和电视的每一次飞跃，都笼罩着技术进步的耀眼光环，当人们瞩目并惊叹于技术的伟大时，艺术之被忽视就是自然的了。电影由最初的杂耍技艺和一种以娱乐为目的的商品争得艺术的称谓，花了相当的时间。“把电影的诞辰定在1895年是出于对电影技术发明人的尊重，或者说，这只是电影技术的诞辰，这个日子和电影作为一门艺术并没有直接的关系。”⑸电影“作为艺术，它实际上是20世纪的产物”。⑹即使“在艺术理论界，电影也被视为一种不入流的东西，所谓‘电影不是艺术’曾是德国吐林根大学美学和艺术史教授康拉德•朗格的著名结论……英国著名作家肖伯纳也曾经是一个最瞧不起电影的人，他可笑地预言说，‘电影要成为艺术，惟一的办法就是摄制一部完全用字幕构成的影片’”。⑺最初的电影是无声的，只用作客观世界的记录，必然强调电影的复制能力，但即使是电影获得了声音之后，一些写实主义电影理论家如安德烈•巴赞和克拉考尔等人仍对电影能否称为真正的艺术表示怀疑，克拉考尔说：“如果电影是一门艺术，那么它便是一门不同寻常的艺术”，“是惟一能保持其素材的完整性的艺术”，⑻尽管没有直指电影不是艺术，但是这种论调对电影成为真正的艺术起到了消极的阻碍作用。他们认为电影仅仅是“照相艺术的延伸”，电影的早期就是“活动的照片”，是“物质现实的复原”，邵牧君先生干脆断言克拉考尔等人的理论是非纯理论：“物质现实的复原”与其说是一个审美性的命题，不如说是一个社会性的、意识形态性的命题。克拉考尔理论的非纯性质几乎是无须论证的。”⑼巴赞—克拉考尔学派对电影自身形式和电影内部语言的轻视，至少从客观上助长了“电影不是艺术”观念的流行。 但是另一方面，有些导演开始在实践中尝试镜头的运动，段落的剪辑，逐步摸索电影特有的语言，此后，随着有声片的出现，色彩的应用和特技的使用，逐步形成了完整的电影叙事手法，电影开始有了自己的文法和修辞手法，尤其是以探讨镜头的不同组接为核心的蒙太奇理论逐步完善，使得电影渐渐被人们视为独立的艺术。一批造型派理论家如雨果•闵斯特堡、谢尔盖•爱森斯坦、鲁道夫•阿恩海姆等人在这个过程中贡献巨大，正是他们强调电影必须脱离单纯的机械复制，发掘出电影影像的表现力，从而确立了电影作为艺术的美学特性，确立了电影的艺术品格。 电视的命运与电影相似。电视的发明与科技的进步更加密不可分，当电视在本世纪30年代正式播出时，就显示了余生据来的大众传播媒介的顽固特性，它想争得艺术的地位就更加困难。不仅传统艺术的领地不肯接纳电视这个新生儿，即使是在早期遭受同样冷遇的电影也不愿承认电视的艺术地位，上文提及的电影理论家鲁道夫•阿恩海姆说：“电视是汽车和飞机的亲戚，它只是一种文化上的‘运输工具’”，⑽既然都曾受人冷遇，更应惺惺相惜，但是电视表现出来的工具理性实在太强，所以对它作艺术上的价值理性的评价就尤其困难。之所以至今仍有相当数量的人不承认电视也是艺术，恐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电视的形态过于驳杂。在我国，人们惯常把电视形态分为三大类：纪实形态（非虚构类节目），如新闻节目、社教类节目、纪录片等；表现形态（虚构类节目），如电视剧、电视文艺等；混合形态，如综艺类节目、某些少儿节目等等。在这些纷繁复杂的形态之中，艺术与非艺术的因素相互掺杂，是非莫辨。前苏联电视理论家A•尤罗夫斯基说：“电视报道的视觉和造型实质决定了它始终拥有审美元素。屏幕上的图像不可能脱离一定的范围、拍摄角度、照明度、镜头结构与镜头剪辑、速度节奏，以及图像和音响、语言等的相互关系而存在。因此，电视中的审美范畴（与电影一样）不仅包括艺术报道，也包括争论报道和科学报道。”⑾我不赞同把电视报道也归入电视艺术的范畴，尽管如这位前苏联的电视理论家所说，电视报道的制作方式也许采用了某些技巧，但是以传播信息为主要目的新闻报道仍然不能算是艺术。这里又要涉及一个争论不休的难题，即什么样的东西才是艺术？如果说有一个评判什么是艺术的终极标准的话，那这个标准只能是审美的标准。我认为，以审美的标准衡量，则电视剧和纪录片最具备成为艺术的特质。而拍摄方法，镜头结构、速度节奏等借鉴自电影的技巧不过是构造艺术的手段而已。 [page_break] 二 尽管举步维艰，但是电影和电视毕竟都跻身于艺术的殿堂了。也许是因为影视之间的区别太多而且过于明显的缘故，所以很长时间以来，尽管被人称为“姊妹艺术”，电影艺术和电视艺术还是没有多少真正的沟通和交流。人们津津乐道的影视之间的区别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二者传播的物质材料有别。电影的承像物质是昂贵且冲洗工艺复杂的胶片，而电视的承像物质是简便且无需冲洗的磁带。磁带记录的拍摄成果是即时可见、随时可以修改的，导演在现场就能进行艺术上的鉴定，决定取舍，但其放映效果和清晰度远远逊色于胶片，胶片拍完后到冲洗出来总有一个间隔期，如果导演对样片不满意，要组织重拍，在情绪、气氛和影调上当然会受到影响，从而损害影片的质量。二是二者的欣赏方式不同。电影是封闭型的大集体的欣赏方式，电视则属于开放性的家庭欣赏方式。三是两者的传播媒介的差别。电影以面积较大的银幕作为媒介，而电视则以面积小得多的荧屏作为媒介，从而造成观看影视时极大的视距差别。上述区别实质上更多体现了电影和电视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区别，探讨这些区别应属于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范畴。而作为艺术，电影和电视有太多的共同语言，这种共通之处恰恰是影视艺术学学科范式重构的基础。 正是在电影和电视为争取艺术地位所进行的一系列努力的过程中，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逐步得以确立。在我国，通过几代电影理论家和艺术家的摸索，电影艺术学的学科范式已经确立，近年来，经过以高鑫为首的几位学者的努力，电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也已初见雏形，⑿但是影视艺术学要建立自己的学科范式，还刚刚起步，广院影视艺技系的成立，是建立中国影视艺术学学科范式的一个良好开端。如何在整合的基础上构建超越原有范式的新的学科范式，是摆在影视理论学界的一个重大课题。 相对文学、哲学、历史、美学、社会学等等传统学科而言，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都是十分年轻的学科，其学科范式还很不稳定，这对突破它们并构件以之为基础的新的影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非常有利。当然，一种范式取代另一种范式可能历时甚长，有时长达20甚至30年之久。因为范式变化涉及的不仅是理论建构的问题，它应该包含解构基础上的理论重构。值得欣慰的是有些学者已经在影视艺术学的理论重构方面做了很多宝贵的探索。外国学者主要探讨了影视剧本创作和导演的一般规律，如英国人威廉•米勒的《叙事性影视脚本创作》，⒀法国人米歇尔•西翁的《影视剧作法》，⒁美国人阿伦•A•阿莫尔的《影视导演》。⒂在我国，每年都有大量探讨影视艺术的，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专门设立了“影视艺术研究”的专题。近年来国内也出版了不少研究影视艺术的论著，比如刘书亮先生关于电影电视导演实践和理论的研究（刘书亮著《电影电视导演术》，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张凤铸先生关于电影电枢艺术的本体研究（张凤铸著《电影电视艺术导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张凤铸主编《影视艺术本体论》），郑国恩先生关于影视摄影构图的专题研究（郑国恩著《影视摄影构图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傅正义先生关于影视剪辑的专题研究（傅正义著《电影电视剪辑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天版），韩世华、朱少玲关于影视编剧的研究（韩世华、朱少玲著影视剧作引论），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此外宋家玲的《影视文学创作论》，周传基的《电影•电视•广播中的声音》等等也是研究影视艺术的很有特点的著作。上述学者中不少人把影视放在一起来讨论并非完全出于自觉，许多著作和论文把影视相提并论，但实际上却只单独论述了电影或电视中间的一种，如王心语主编的《影视导演基础知识》就只论述了电影导演的一些基础知识，而丝毫没有涉及电视导演方面的问题，对此主编者是这样解释的：“鉴于电影与电视在艺术创作上的相通之处，所以我们把书名定为《影视导演基础知识》。”⒃这种被忽视的共通之处正好是重构影视艺术学学科范式的基础。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长期分离，造成了由研究视野和方法所决定的具体学科的局限，使影视之间难以找到一套公认的“游戏规则”，这种局限往往妨碍着我们的学者对一些整体性、共同性问题的把握。重构影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必须结束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长期分离的局面，打破具体学科的局限，制定影视两种艺术都要遵守的“游戏规则”。 新旧两种学科范式之间并不是二元对立的，新学科不会立刻与旧学科彻底决裂，新范式容易对旧范式有归属感和认同感，比如这也正是为什么不少学者进入了新的领地之后还操着过去的一套话语，在此意义上，学科范式的更替将是一个历时性的动态过程，所以电影（视）艺术学和影视艺术学两种不同的范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共存是十分自然的现象。要使构成一种学科的基本规则和用法的那些“游戏规则”获得某个知识共同体成员的一致认可，决非易事。学科理论的沿革，正是这种共同体成员对旧范式的摈弃和对新范式的认可。一个成功的学者应该具有吐故纳新的理论勇气，因为科学是通过传统的维持和传统的变革而进步的；而一个高明的学者更应在这两种学科型式之间维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妥善处理新旧理论框架及学科范式之间的关系，两种范式的接触乃至最终“融合”，将意味着长期歧异中的共存，每一个参与这种新旧范式变革的人面临的都是一场勇敢者和智慧者的游戏。 影视艺术学范式的重构和在重构过程中涉及的范式变化，必须虑及中国当前影视理论界的研究现状。当前，我国专门从事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研究的学者不多，这为数不多的人在论及影视艺术学时，侧重点又有所不同，比如广院学者的论述侧重于电视艺术，而电影学院以及其他部门学者的论述则可能偏重于电影艺术。表面来看，这是学者从事研究时的学术背景不同所致，而实质则反映了学术范式的动态选择以及相对稳定成型的问题。广院电视艺术学的发展就是这种过程的生动体现。广院电视系有相对长期的历史，在电视系的学术发展史上，一批学者或主动或被动地选择了（电视）新闻学，而另一批学者则选择了电视艺术学，这两个学科沿着不同的路径在动态中发展，形成了不同的学科范式，各自成型以后，就有了现在广院的两个拥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学科——新闻学和广播电视艺术学。而在学术范式的选择和成型的后面，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价值观问题，选择新闻学还是艺术学，不同的选择体现出来的学者价值观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 今天，相对成型的范式开始分化，新一轮选择摆在我们面前：如何在遵循已有学术规则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自身的学术潜力，在学术规则的转换与研究范式的重建中扮演主角？每一个关心影视艺术学学术范式重构的人都面临机遇和挑战。 艺术学毕业论文:田野艺术学研究管理论文 《草根的力量——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与研究》出版后，学术界的反应颇出乎我的意料。该书是我在浙江台州经过8年田野考察之后形成的最终研究成果，也是我学习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以文本与田野结合的路径从事当下艺术研究的初步尝试。著作已经出版，同行乃至一般读者自会判断其中得失。但是我深知诸多学者对拙著的兴趣并不完全针对拙著本身，学界的反应涉及到艺术学研究方法论层面的重大问题，而有关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还需要做一些更深入的探讨。 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曹禺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著，然而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其中至少8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从事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时经常提醒自己将艺术层面的问题作为主要对象，不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艺术学研究的训练，因此只有艺术学问题才是我在专业领域范围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艺术学领域的问题才是我所真正应该去关注和感兴趣的。举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许多有关宗教与民间祭祀、民间信仰方面的现象，我当然知道从人类学或者社会学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会相对地集中于这些现象与民间戏班的运作和表演、与当地观众的欣赏之间的关系，将这些现象与戏剧活动之间的联系，小心地剥离出来，分析它们对戏班以及戏剧活动的艺术方面的影响力，寻找这些现象与近二十年台州戏班的繁荣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样，当我剖析和研究戏班的内部构成以及戏班内部的人际关系时，不仅把戏班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亚群体看待，同时更注重把它们看作一个关乎戏剧艺术的群体看待，这样的研究当然明显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 深信，这样的研究正是艺术学的发展所需要的，寻找更多学术途径，利用更多研究方法，通过更加多维的视角，以探索和解决我们面临的诸多艺术学问题，这也正是我们把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引进艺术学研究领域的初衷。 所述，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之所以值得注重，在于它会给中国当前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注重实学的研究风气，并且最终导致当代艺术学研究的转型。田野研究始终只是艺术学研究多种方法中的一种，然而随着英美经验主义学术传统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后在世界学术整体发展格局中越来越明显的强势地位，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在现代学术研究中的地位会越来越显著。也许若干年后，我们将不得不再来讨论宏观的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以及田野方法的诸多弊端，重新认识基于文献的研究的意义，但就目前而言，我相信倡导田野研究，对于中国的艺术学研究不仅非常之必要，而且非常之迫切。

1引言 文脉一词最早是体现在语言学中表示上下文的连贯，引入城市文脉理念是由于在城市建设的过程中过多重视单体建筑空间而忽视城市整体脉络的传承问题。在城市化进展过程中，历史街区的保护与创新成了城市建设过程中的一大难题，如何有效整合历史资源，在现代化城市建设浪潮中做到文脉延续基础上的融合与发展成了我们研究的重点。文脉主义的引进是在后现代主义的盛行中推行的一种新思潮，文脉主义与城市的结合就构成了城市文脉。城市文脉是一个广博的概念，城市文脉是指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及特定条件下，人、自然环境、建成环境以及相应的社会文化背景之间一种动态的、内在的本质联系的总和。[1]我们所生活的城市不应该仅仅是冰冷的钢筋混凝土所组成的庞大单体，更应该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灵魂有温度的城市，历史漫长的演进留给我们绵延的文化脉络，历史街区的留存恰巧是这种文脉传承的表现，面对全球化背景下信息传输爆炸式增长引发的毁真建假、千城一面、脉络割裂等问题，我们不得不基于文脉主义重新审视历史街区的民间特色、传统标识、地方文化等城市设计问题。 2历史街区城市设计文脉传承的内涵 历史街区根植于文化并以物化的形式彰显脉络传承，建立在以“街、巷、院”为组织的空间模式的历史街区鲜活的反应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情怀，反应了一个城市强劲生命力的延续。基于文脉视角的历史街区城市设计应是一种多维度的思考与发现，从其内涵来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内涵空间引领场所精神迈进 传统风貌的更新与保护是对城市历史街区场所精神的传承。高楼林立的现代化城市建设往往忽视了人们归属感的价值，形单影只的穿梭在千篇一律的都市街头仿佛只是个过客，而历史街区却往往能够带给人们温暖的感情世界，从历史街区城市设计的文脉视角来看，联动建筑单体、景观营造、街巷组织，从街区肌理空间、文化底蕴、人文价值、习俗风情入手正确考究历史街区新旧结合、继承创新的方法与原则能够增进街区精神内涵，从而提升城市文化魅力。 2.2传统文化优化城市空间秩序 大拆大建的营造方式造成历史街区大面积遭到破坏已然成为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历史街区的存在是城市肌理脉络的延续，从文脉视角的城市设计理念来看，历史街区的再生长更多是从历史空间的创新演进为切入点，结合空间环境品质提升、公共服务设施完善配套、业态构成创新等方式营造文脉传承基础上的风貌特色，在多方利益主体有效协作、精细化管理、共同参与的基础上构建适应于现代生活要求背景下历史街区传承的新空间，在不割断文化脉络的前提下创新空间构建，以优秀的传统文化联动卓越的建设与管理模式从而带来城市空间秩序的优化式发展。 2.3历史传承延续人文魅力 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给城市营造崭新面貌的同时也让历史街区的生存越来越紧张，从文脉主义视角入手重新思考历史街区的留存与发展问题是彰显城市底蕴，弘扬城市文化魅力的关键。历史街区通过有机更新，以街区空间与社会活动的互动强调建筑形式、空间尺度、色彩风格等内容，严格控制拆真建假、弃旧造新、肆乱搭建等行为，做到新旧结合、尺度统一、风貌协调。一些历史街区由于长时间废弃而失去原本的生活样貌，通过文脉统一的城市设计能够有效协调空间秩序与人文情怀，从原则上延续历史肌理，从而突出人文魅力。 3历史街区发展过程中的文脉危机 全球化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由于信息交流的便捷化与快速化，发达国家的生活观念及价值标准正在影响着发展中国家，城市特色危机越来越严重。过多重视物质空间忽视文化传承导致城市失去温度感，一座具有人文底蕴的城市才能在历史不断演进的浪潮中不失真我。纵观历史街区发展脉络中的传承与发展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3.1盲目割弃历史文脉导致“千城一面” 悠久的历史沉淀酝酿了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可随着全球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传统正在逐步失去它原本的韵味。趋同化的城市建设模式充斥着整个街头，一片片积淀文化特色的传统街区被无情摧毁，受经济利益与政绩工程的驱动影响，过度开发的商业化运作模式和肆乱的房地产建设侵占已然割裂了传统的历史文脉，千城一面的现象使得人们没有了城市的认同感与归属感，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就在于缺少对文脉本质的理解、对自身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和对文化价值的忽视。 3.2定位不准肆乱开发致使文脉割裂 历史街区的开发常常以旅游业作为契机，而定位不准的商业开发不但不利于历史街区的保护而且助长了不合理生长的风气。作为景区打造的历史街区充斥着林林总总的宾馆、饭店、商店等现代商业经营模式，忽略了原本的环境承载力而盲目追求经济效益提升。表面上叙说着历史保护界限、天际线控制、历史风貌控制等规划措施，实际上是拆掉真建筑仿造假建筑，修缮单体建筑而忽视了整体环境空间的传承与融合，割裂了文脉传统致使历史街区失去民族特色、民俗风情、文化底蕴。 3.3非理性规划造成建设性破坏 历史街区传统肌理是长久的社会生活与风俗民情岁月的累计，追求指标化的城市生活在空间的刚性需求中忽视了城市的历史文化内涵。穿街走巷的步伐追赶不上汽车飞驰的速度，低矮的古建筑不能满足众多人口居住的使用要求，传统的生活习惯不符合时代潮流需要更新换代。功能至上的追求打开了历史街区的缺口，现代建筑材料与城市规划模式迎合着现代化建设的要求，非理性规划模式下摒弃传统历史记忆贪大慕洋尘封岁月痕迹，留给后人的只是一座座失去精神文化的空心城市。 4文脉视角下历史街区城市设计策略 文化价值是一个城市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经久不衰的底气，对于中华民族来说丢失传统文化相当于失去了民族的根本之魂。历史街区传承着城市的人文情怀和综合价值，通过合理的城市设计手法延续历史街区传统空间，慎重考虑历史街区的存在与发展创新，在修缮个别建筑的同时整体考虑街巷空间、环境整治、业态构成等问题从而提升城市文化魅力。城市设计在城市更新过程中，既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城市空间研究方法，又是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试图解决问题的系统思考的城市空间方案，更是提供了可供多方共同探讨方案的平台。[2]就历史街区的城市设计策略而言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4.1探寻文脉延续，激发历史街区新活力 历史街区独特的肌理图底凸显出时代的记忆，众多的优秀单体建筑也难以掩盖历史街区的空间营造特色，从历史街区的文脉探寻入手，通过肌理图底、色彩风貌、空间尺度、景观环境特色等城市设计研究手段，充分历史城市营造特色与文化底蕴价值，综合整理城市碎片空间。面对日渐破败的街区环境，激发自身造血活力以旧创新，依据本地特色资源激发街区活力，通过规划指导、公众参与和社会决策的手法综合开发历史街区，因地制宜地针对社会生活需求与经济发展需要开展根植于文脉传统上的经济建设活动，力求改变街区破败形象走符合时代要求的继承与发展之路。 4.2控制历史街区建造要素，维持文脉和谐 历史街区通过城市设计对文脉的传承方法多样，针对历史地段严格控制区，从建筑色彩、材质、尺度、体量、布局等角度多方面修缮历史建筑与传统空间，结合历史传承性与时代标准型进行准确修缮整治，注重保护范围的适当性与修缮活动的准确性，综合挖掘地方文化特色彰显文脉价值。针对传统生活区或工业园区为构成业态的历史街区，可以适当加入时代元素，充分考察街区建筑风貌新旧结合、街巷空间交通组织、业态构成良性植入等文脉语言，尊重传统生活与生产要素背景，协调传统文脉精神与新元素之间的比例与尺度问题，在创造性的构建过程中保持界面和空间尺度的完整性与延续性，适当修补历史街区残缺空间从而营造文脉传承基础上的新时展需要。 4.3营造历史街区品牌环境特色，延续文脉风格 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与丰富性酿造了各色各样的地域特色，通过传统建筑与街巷空间彰显出历史韵味是一个城市的文化标签，通过挖掘地方文化特色探寻点线面的城市设计营造手法已然成为了历史街区改造的重要手段，然而历史街区整体空间开发离不开传统风貌环境的营造，多角度审视景观艺术空间设计手法，多维度推敲建筑与环境的融合手段，多视点考察物质空间与文脉精神结合的创新做法，在最大程度尊重历史文脉的基础上塑造自身的环境品牌特色，从而在趋同化的浪潮中独树一帜凸显历史街区文化魅力。 4.4综合协调历史街区社会、经济、文化效益 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对城市设计与建设提出了新要求，在追求物质生活满足的过程中更加注重精神文化生活的培养。基于历史文脉价值的城市设计应该综合考虑历史街区的社会、经济与文化效益，实地考察并深入研究历史街区的生活方式，多层次挖掘地方特色有效促进生活与经济的融合，如利用当地独特的建筑风格开展文化旅游宣传，利用特色美食营造品牌商业，文化产品植入旅游产业等构建历史街区游憩功能的同时孵化培育多功能产业模式，与街区“起承转合”空间设计有效融洽，带动周边地区联合发展，增添从而为历史街区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5结语 历史街区是一个城市不可忽视的物质与精神财富，守住历史街区文脉的根基并使之不断适应新时代标准要求，有效整合城市历史碎片化空间，延续文脉特色，综合考虑传统空间的物质、社会、环境、人文、心理等多重属性，并对价值主体的取向做深入了解。历史街区的城市设计应涵盖传承、创新、协调等方面，积极争取构建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更高水平的历史街区城市设计，在传统空间中通过空间秩序、文脉延续、社会环境、产业创新等方式激发历史街区新活力，成为城市中富有活力与人文内涵的一极。 参考文献： [1]孙俊桥.走向新文脉主义[D].重庆大学，2010. [2]王林，莫超宇.城市更新和风貌保护的城市设计与城市治理实践[J].规划师，2017，33(10):135-141. 作者:舒薇 李铌 李向阳 单位:中南大学;湖南城市学院

艺术学论文:田野艺术学研究论文 拙著《草根的力量——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与研究》出版后，学术界的反应颇出乎我的意料。该书是我在浙江台州经过8年田野考察之后形成的最终研究成果，也是我学习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以文本与田野结合的路径从事当下艺术研究的初步尝试。著作已经出版，同行乃至一般读者自会判断其中得失。但是我深知诸多学者对拙著的兴趣并不完全针对拙著本身，学界的反应涉及到艺术学研究方法论层面的重大问题，而有关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还需要做一些更深入的探讨。 一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曹禺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欢桓鑫薹ɑ乇艿氖率凳牵渲兄辽?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需要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其次，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每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我在从事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时经常提醒自己将艺术层面的问题作为主要对象，不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艺术学研究的训练，因此只有艺术学问题才是我在专业领域范围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艺术学领域的问题才是我所真正应该去关注和感兴趣的。举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许多有关宗教与民间祭祀、民间信仰方面的现象，我当然知道从人类学或者社会学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会相对地集中于这些现象与民间戏班的运作和表演、与当地观众的欣赏之间的关系，将这些现象与戏剧活动之间的联系，小心地剥离出来，分析它们对戏班以及戏剧活动的艺术方面的影响力，寻找这些现象与近二十年台州戏班的繁荣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样，当我剖析和研究戏班的内部构成以及戏班内部的人际关系时，不仅把戏班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亚群体看待，同时更注重把它们看作一个关乎戏剧艺术的群体看待，这样的研究当然明显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 而我深信，这样的研究正是艺术学的发展所需要的，寻找更多学术途径，利用更多研究方法，通过更加多维的视角，以探索和解决我们面临的诸多艺术学问题，这也正是我们把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引进艺术学研究领域的初衷。 如前所述，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之所以值得注重，在于它会给中国当前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注重实学的研究风气，并且最终导致当代艺术学研究的转型。田野研究始终只是艺术学研究多种方法中的一种，然而随着英美经验主义学术传统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后在世界学术整体发展格局中越来越明显的强势地位，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在现代学术研究中的地位会越来越显著。也许若干年后，我们将不得不再来讨论宏观的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以及田野方法的诸多弊端，重新认识基于文献的研究的意义，但就目前而言，我相信倡导田野研究，对于中国的艺术学研究不仅非常之必要，而且非常之迫切。 艺术学论文:设计艺术学科实践论文 我国的设计艺术教育从初创期算起，已经走过了80多个春秋，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所起的作用日益凸显，这不仅激发了企业创立设计部门提高新产品的研发力度，以提升企业的形象、增强企业的活力，也使社会对创新设计重要性的认识大大提高。随着社会及市场机制的逐渐成熟，设计艺术的专业人才需求呈急速上升之势。近10年来，全国开设设计艺术类专业的院校由过去的几十所猛增到1400所。一些院校专业仓促上马、学科基础薄弱、毕业生就业比例等问题，直接影响到设计艺术学科的发展。我们该培养出什么样的学生、如何迎接现实和发展的挑战，是当前设计艺术教育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全面学习与把握学科建设“四要素”，以质量求生存 任何事情要办好，都有它的规律，有它的基本要素。笔者以为，从创建第一个专业起，就应站在学科发展制高点来把握学科方向、学术梯队、基地平台、项目成果四要素。笔者所在院校从1987年开设第一个专业——“工业设计”起，看准了它是“一种创造性行为”，要狠抓创新意识教育，不断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高度，强化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实干精神，这关系到学科与专业的生存和发展。 面对市场对人才培养的挑战，高校设计人才培养的质量应突出表现为人才特质上的“三重”和“三性”，即“重素质、重能力、重实践”和“适应性、可塑性、创造性”。设计艺术院校需要着重培养出一大批“创新意识强、适应能力强、实干精神强”的“三强”人才，以适应国家和社会的需要，这是设计艺术教育的趋势。具体而言，教学应该根据社会对各专业人才培养的特殊要求，在主干专业教学内容设置、实验条件建设、在思想政治教育和校园文化建设方面充分考虑设计行业所需的素质教育，使培养的学生有振兴各设计专业所需的知识、能力和素质。设计艺术学院的发展加强与行业的共建合作、产学研结合，强化实践教学，坚持把解决行业发展中的共性关键技术问题、输送行业所需要的高级设计专门人才放在办学的首要位置。 “三强”型人才把创新意识强摆在首位。在竞争中，特别是面对创意产业的迅猛发展，创新意识与原创意识更具优势，充满艺术与个性气息的产品必将成为消费新追求。具有感性形象创造性的设计师和善于推理与分析进行技术结构创新的设计师，都是所需要的。设计教育努力培养具有两种综合素质的人才，这需要以搭建扎实的知识结构交叉平台为基础，奠定学生将来进行“越界”设计、“越界”沟通的能力。只有具备学科交叉的知识结构和善于“越界”设计的能力，才是成为合格设计人才的基础。 “三强”型人才把适应性摆在关键的基础位置，这与设计工作本身的性质紧密相关，设计工作具有灵活、协调和市场的偶然性，设计开发过程就是一个了解市场——调整适应市场——改进适应市场的过程。此过程可以借用设计原理中的“适应性系统”概念，设计艺术适应性系统是处于内在因素与外在环境之间的交界面处、具有一定目标与功能的系统。这个适应性系统需要从内外环境、因素两个方面去考察，系统的复杂行为主要是其所处外部环境的复杂性表现，同时也受内在因素少量限定性质的制约。它的理论根据是人为创造的第二自然与第一自然协调形成天人合一的系统，这个系统针对环境规定具体的目的或意图，具有适应环境的根本特征。适应性系统的行为具有复杂多变性，但这种复杂多变的行为主要是其所处外在环境复杂性的反映。它运用规范性、限定性的描述方法，即：从目的、手段适应环境的角度去讨论“应当是何种方式”的问题。产品的内部因素、外部因素及目标也是适应性系统的三大组成要素。该系统的目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它对内外环境之间的关系——特定方式的理解程度。因此，设计专业学生必须从入学就逐步建立“适应性系统”意识，无论是适应社会的强化协作意识，还是具体的设计开发和改良工作的开展本身，都要重视“适应力”。 现代社会真正需要的设计艺术人才是能吃苦、肯实干的人，设计工作与市场紧密相连，从市场调研开始就有大量繁重且要求细致严格的工作要做，而且在专业和社交技能上对设计人员提出了很实际的要求：现代社会需要的是能与他人合作、能不断地发现市场中的空缺点并根据市场需求灵活地运用设计程序与方法；利用理性的设计思维分析和引导产品设计、熟练运用现代表现技能进行产品设计的设计人才，这些能力也都建立在实干精神的基础上才能充分发挥，为企业认可。 二、“三强”人才培养的教学改革措施 为了多培养出“三强”人才，设计艺术教育和管理可采用以下措施。 1.以学术梯队建设为关键，造就人才培养的高质量教师队伍 坚持“人才强校”的原则，设立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专项，运行“高层次拔尖人才引进和培养工程”“中青年学术骨干培养工程”“中青年教师博士化工程”，支持杰出人才和创新团队建设。通过与国际知名大学和科研机构建立合作关系，每年派出教学科研人员出国留学、学术访问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邀请外国专家、学者短期来校访问、讲学及合作研究，发起和主办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推动师资培养国际化。实现教师队伍“四个转变”，即以科研项目和教学为纽带的松散组合转变为以学术带头人为核心并具有内生凝聚力的科研和教学团队为主体；以本科学历为主体转变为以博士学历为主体；以中老年教师为主体转变为以中青年教师为主体；偏单一血缘教师为主体转变为血缘结构合理的教师为主体。梯队的建设要做到：一方面，授课老师要有全面的知识结构、先进的教学程序和方法、实践的经验及能力，并能明晰有效地引导学生进入设计的殿堂；另一方面，教师要懂得因材施教，克服传统中国教育的学生被动学习模式，激发学生智慧、创造能力，挖掘潜力，运用科学的方法活跃教学思想，启发学生专业学习的热情，释放教与学的创造性能量。 2.以条件建设为基础，实施人才培养的高起点教学质量工程 例如，武汉理工大学加大本科教学条件建设力度，在预算编制上“重点向教学倾斜”，2004至2006年用于教学4项经费总计达1.7亿元，2006年4项经费占学费的比例达到31.31%，校园基本建设累计投资达到24亿元以上。网络学堂、网络教学平台为重点的数字化校园等基本办学条件指标均超过国家规定标准。 与此同时，学校制定了一系列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强化工程实践能力训练等教学质量标准和规范教学环节、规范教学管理的文件和规章制度，实施高起点的教学质量工程，使良好的教学条件充分发挥应有的效益，推行教学名师制度，启动多级本科品牌专业建设，加强教学研究与改革，实施多级精品课程建设工程，支持精品教材建设。因此，笔者所在院校设计艺术学科的平台建设有了明显进展，拥有该学科本、硕、博和博士后层次，工业设计、动画等专业成为国家特色专业，“设计概论”等课程成为国家级精品课程。 3.建设新的课程体系和培养模式创新 首先是按社会的需求安排教学内容和培养着重点，建设新的课程体系。以学科建设为核心，构建人才培养的高水平学科专业体系，通过制订发展规划、开展教育思想大讨论、召开“两代会”，确立学科建设在学校办学中的核心地位。优化学科结构与专业布局，整体推动学科、专业建设，着力构建人才培养的高水平学科专业体系。 其次是培养模式创新，积极探索教改试点班，从教学内容、教学方式、评价方式和管理模式上强调因材施教、个性发展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建立了“2+2”“3+1”等多种培养模式；同时营造创新氛围，积极引导教师参与教育创新，开展教学研究，积极引导大学生课外科技活动，培养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学生在全国各类设计大赛中居先进水平，并率先在全国设立500万元的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基金，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 4.积极共建合作，建立校外“三强”人才培养运行模式 在设计艺术教学中，实践是产品设计的最好教学方法，设计艺术教学应以实践环节教学来带动理论教学，只有实践才能带动创新，走学院与企业相结合的教学路线，可以较好地解决设计脱离实际的问题。设计院校应开拓社会办学资源，优化“三强”人才培育环境，重视搭建科研合作、教学交流、学生互换的国际合作人才培养平台，引进国外优质资源开展国际合作教育。坚持科研促进教学的原则，广泛开展科技合作，利用教学与科研的有机融合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2006年笔者所在院校的学生毕业设计（论文）选题数中，科研课题或来源于生产实际的课题占毕业设计（论文）选题总数的90%以上。科研时间增强了学生创新意识和团队意识，增强了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进一步培养了学生的创新意识。 结语 设计艺术学科，特别是工业设计专业是一门交叉性、“越界”性极强的学科，是技术和艺术的结合体，必须本着尊重科学、尊重发展规律的态度，正确认识设计艺术专业的本质，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教书育人这项神圣的工作。“三强”类型的设计人才是设计艺术教育的培养方向，具体可行的设计教育改进措施有：以学术梯队建设为关键，造就人才培养的高质量教师队伍；以条件建设为基础，实施人才培养的高起点教学质量工程；建设新的课程体系和培养模式创新；以服务地方、服务行业、服务社会为前提，“以服务求共建”，推进产、学、研积极共建合作，建立校外“三强”人才培养运行模式。“三强”型的设计人才步入社会可以大大提升工业设计的辐射力，为经济全球化下的中国企业竞争力的增长做出重要贡献。 艺术学论文:设计艺术学科思路论文 我国的设计艺术教育从初创期算起，已经走过了80多个春秋，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所起的作用日益凸显，这不仅激发了企业创立设计部门提高新产品的研发力度，以提升企业的形象、增强企业的活力，也使社会对创新设计重要性的认识大大提高。随着社会及市场机制的逐渐成熟，设计艺术的专业人才需求呈急速上升之势。近10年来，全国开设设计艺术类专业的院校由过去的几十所猛增到1400所。一些院校专业仓促上马、学科基础薄弱、毕业生就业比例等问题，直接影响到设计艺术学科的发展。我们该培养出什么样的学生、如何迎接现实和发展的挑战，是当前设计艺术教育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全面学习与把握学科建设“四要素”，以质量求生存 任何事情要办好，都有它的规律，有它的基本要素。笔者以为，从创建第一个专业起，就应站在学科发展制高点来把握学科方向、学术梯队、基地平台、项目成果四要素。笔者所在院校从1987年开设第一个专业——“工业设计”起，看准了它是“一种创造性行为”，要狠抓创新意识教育，不断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高度，强化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实干精神，这关系到学科与专业的生存和发展。 面对市场对人才培养的挑战，高校设计人才培养的质量应突出表现为人才特质上的“三重”和“三性”，即“重素质、重能力、重实践”和“适应性、可塑性、创造性”。设计艺术院校需要着重培养出一大批“创新意识强、适应能力强、实干精神强”的“三强”人才，以适应国家和社会的需要，这是设计艺术教育的趋势。具体而言，教学应该根据社会对各专业人才培养的特殊要求，在主干专业教学内容设置、实验条件建设、在思想政治教育和校园文化建设方面充分考虑设计行业所需的素质教育，使培养的学生有振兴各设计专业所需的知识、能力和素质。设计艺术学院的发展加强与行业的共建合作、产学研结合，强化实践教学，坚持把解决行业发展中的共性关键技术问题、输送行业所需要的高级设计专门人才放在办学的首要位置。 “三强”型人才把创新意识强摆在首位。在竞争中，特别是面对创意产业的迅猛发展，创新意识与原创意识更具优势，充满艺术与个性气息的产品必将成为消费新追求。具有感性形象创造性的设计师和善于推理与分析进行技术结构创新的设计师，都是所需要的。设计教育努力培养具有两种综合素质的人才，这需要以搭建扎实的知识结构交叉平台为基础，奠定学生将来进行“越界”设计、“越界”沟通的能力。只有具备学科交叉的知识结构和善于“越界”设计的能力，才是成为合格设计人才的基础。 “三强”型人才把适应性摆在关键的基础位置，这与设计工作本身的性质紧密相关，设计工作具有灵活、协调和市场的偶然性，设计开发过程就是一个了解市场——调整适应市场——改进适应市场的过程。此过程可以借用设计原理中的“适应性系统”概念，设计艺术适应性系统是处于内在因素与外在环境之间的交界面处、具有一定目标与功能的系统。这个适应性系统需要从内外环境、因素两个方面去考察，系统的复杂行为主要是其所处外部环境的复杂性表现，同时也受内在因素少量限定性质的制约。它的理论根据是人为创造的第二自然与第一自然协调形成天人合一的系统，这个系统针对环境规定具体的目的或意图，具有适应环境的根本特征。适应性系统的行为具有复杂多变性，但这种复杂多变的行为主要是其所处外在环境复杂性的反映。它运用规范性、限定性的描述方法，即：从目的、手段适应环境的角度去讨论“应当是何种方式”的问题。产品的内部因素、外部因素及目标也是适应性系统的三大组成要素。该系统的目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它对内外环境之间的关系——特定方式的理解程度。因此，设计专业学生必须从入学就逐步建立“适应性系统”意识，无论是适应社会的强化协作意识，还是具体的设计开发和改良工作的开展本身，都要重视“适应力”。 现代社会真正需要的设计艺术人才是能吃苦、肯实干的人，设计工作与市场紧密相连，从市场调研开始就有大量繁重且要求细致严格的工作要做，而且在专业和社交技能上对设计人员提出了很实际的要求：现代社会需要的是能与他人合作、能不断地发现市场中的空缺点并根据市场需求灵活地运用设计程序与方法；利用理性的设计思维分析和引导产品设计、熟练运用现代表现技能进行产品设计的设计人才，这些能力也都建立在实干精神的基础上才能充分发挥，为企业认可。 二、“三强”人才培养的教学改革措施 为了多培养出“三强”人才，设计艺术教育和管理可采用以下措施。 1.以学术梯队建设为关键，造就人才培养的高质量教师队伍 坚持“人才强校”的原则，设立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专项，运行“高层次拔尖人才引进和培养工程”“中青年学术骨干培养工程”“中青年教师博士化工程”，支持杰出人才和创新团队建设。通过与国际知名大学和科研机构建立合作关系，每年派出教学科研人员出国留学、学术访问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邀请外国专家、学者短期来校访问、讲学及合作研究，发起和主办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推动师资培养国际化。实现教师队伍“四个转变”，即以科研项目和教学为纽带的松散组合转变为以学术带头人为核心并具有内生凝聚力的科研和教学团队为主体；以本科学历为主体转变为以博士学历为主体；以中老年教师为主体转变为以中青年教师为主体；偏单一血缘教师为主体转变为血缘结构合理的教师为主体。梯队的建设要做到：一方面，授课老师要有全面的知识结构、先进的教学程序和方法、实践的经验及能力，并能明晰有效地引导学生进入设计的殿堂；另一方面，教师要懂得因材施教，克服传统中国教育的学生被动学习模式，激发学生智慧、创造能力，挖掘潜力，运用科学的方法活跃教学思想，启发学生专业学习的热情，释放教与学的创造性能量。 2.以条件建设为基础，实施人才培养的高起点教学质量工程 例如，武汉理工大学加大本科教学条件建设力度，在预算编制上“重点向教学倾斜”，2004至2006年用于教学4项经费总计达1.7亿元，2006年4项经费占学费的比例达到31.31%，校园基本建设累计投资达到24亿元以上。网络学堂、网络教学平台为重点的数字化校园等基本办学条件指标均超过国家规定标准。 与此同时，学校制定了一系列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强化工程实践能力训练等教学质量标准和规范教学环节、规范教学管理的文件和规章制度，实施高起点的教学质量工程，使良好的教学条件充分发挥应有的效益，推行教学名师制度，启动多级本科品牌专业建设，加强教学研究与改革，实施多级精品课程建设工程，支持精品教材建设。因此，笔者所在院校设计艺术学科的平台建设有了明显进展，拥有该学科本、硕、博和博士后层次，工业设计、动画等专业成为国家特色专业，“设计概论”等课程成为国家级精品课程。 3.建设新的课程体系和培养模式创新 首先是按社会的需求安排教学内容和培养着重点，建设新的课程体系。以学科建设为核心，构建人才培养的高水平学科专业体系，通过制订发展规划、开展教育思想大讨论、召开“两代会”，确立学科建设在学校办学中的核心地位。优化学科结构与专业布局，整体推动学科、专业建设，着力构建人才培养的高水平学科专业体系。 其次是培养模式创新，积极探索教改试点班，从教学内容、教学方式、评价方式和管理模式上强调因材施教、个性发展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建立了“2+2”“3+1”等多种培养模式；同时营造创新氛围，积极引导教师参与教育创新，开展教学研究，积极引导大学生课外科技活动，培养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学生在全国各类设计大赛中居先进水平，并率先在全国设立500万元的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基金，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 4.积极共建合作，建立校外“三强”人才培养运行模式 在设计艺术教学中，实践是产品设计的最好教学方法，设计艺术教学应以实践环节教学来带动理论教学，只有实践才能带动创新，走学院与企业相结合的教学路线，可以较好地解决设计脱离实际的问题。设计院校应开拓社会办学资源，优化“三强”人才培育环境，重视搭建科研合作、教学交流、学生互换的国际合作人才培养平台，引进国外优质资源开展国际合作教育。坚持科研促进教学的原则，广泛开展科技合作，利用教学与科研的有机融合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2006年笔者所在院校的学生毕业设计（论文）选题数中，科研课题或来源于生产实际的课题占毕业设计（论文）选题总数的90%以上。科研时间增强了学生创新意识和团队意识，增强了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进一步培养了学生的创新意识。 结语 设计艺术学科，特别是工业设计专业是一门交叉性、“越界”性极强的学科，是技术和艺术的结合体，必须本着尊重科学、尊重发展规律的态度，正确认识设计艺术专业的本质，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教书育人这项神圣的工作。“三强”类型的设计人才是设计艺术教育的培养方向，具体可行的设计教育改进措施有：以学术梯队建设为关键，造就人才培养的高质量教师队伍；以条件建设为基础，实施人才培养的高起点教学质量工程；建设新的课程体系和培养模式创新；以服务地方、服务行业、服务社会为前提，“以服务求共建”，推进产、学、研积极共建合作，建立校外“三强”人才培养运行模式。“三强”型的设计人才步入社会可以大大提升工业设计的辐射力，为经济全球化下的中国企业竞争力的增长做出重要贡献。 艺术学论文:学术研究是一种修行――关于艺术学科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 摘 要：艺术学学科是我国的一个新兴学科。随着艺术学科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点的不断增加，艺术学科研究生的数量也日益增多。标志着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学位论文的质量日渐成为一个受人关注的问题。本文作者通过指导研究生的实践，深深地感觉到，提高艺术学科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质量，关键是要从强化选题的问题意识、重视学术训练、坚持认真读书三方面着手，端正学术研究态度，把学术研究作为一种学术素养和学术能力的修行。 关键词:艺术学；学科建设；学术研究；发展；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 近几年来，随着我国高校和艺术研究机构艺术学学科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授予点的不断增加，艺术学学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数量日益增多。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质量成为一个受人关注的问题。笔者从近十多年来指导硕士、博士研究生的教学实践和评阅校内外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切身感受中，深深地感觉到，艺术学科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质量，直接关系到研究生培养的质量以及艺术学科建设。而近几年来学位论文的质量明显地呈下降趋势，学位论文中存在的问题不少。其中突出地表现在论文选题大多缺乏问题意识，学术训练普遍不足，读书问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要想提高艺术学科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关键是要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一、强化选题的问题意识 从事任何学术研究，尤其是学位论文，首先要有问题意识。问题是学术研究的起点，也是学术发展的生长点。而现在一些学位论文，研究者花的精力不少，仅从写作的角度讲，写得也不差。但是，由于论文研究的课题大而笼统，缺乏明确而集中的问题，往往泛泛而论，最后得出的结论，很难说得上有什么学术价值，更谈不上创新，有的甚至还不如已有的研究成果，形成现在学位论文中常见的低水平重复。有的论文研究的课题，如笔者指导的博士学位论文《对契斯恰可夫素描体系的再认识》，从整体上看论文写得不差。从课题上看，研究者要论证的问题似乎比较明确，有问题意识。研究者研究这一课题又具有相当好的有利条件、即在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留学期间，搜集了不少有关契斯恰可夫素描体系的第一手资料，研究者本人又有比较丰富的素描教学实践。但是，由于研究者在思想上对问题意识的重视不够，加上客观条件的一些困难，关于过去国内美术界对契斯恰可夫素描体系的认识（包括正确的或片面的、以至不正确的认识），未能作出全面、深入的分析，对原来认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明确，所以，论证起来缺乏明确的针对性。论文得出的“再认识”，总显得不是那么有说服力，更难说有什么创新。由此可见，论文选题有无明确的问题意识，直接关系到论文的学术价值和有否创新。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说过：“创造始于问题”。当然，有问题固然不一定就有创造，但没有问题，就不可能有所创造。所以，问题意识，是创新的基础。不少研究生对于学位论文研究课题中的这个“题”字，往往只是把它理解成论文的题目，实际上应当把它理解成学位论文所要研究论证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论文选题缺乏问题意识或问题意识不强，不仅仅发生在艺术学科的学位论文中，而是我国自然科学研究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的问题。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深入的思考。笔者认为，形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与我国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观念中的偏差有关。研究教育学的学者正确地指出：“问题意识是与生俱来的本能”。袁振国著《教育新理念》，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的确，小孩子从开始学会说话以后，对大人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诸如“这是什么？那是为什么？”等等，有时可能问得大人很不耐烦，生气地回答：“那有那么多为什么？”当孩子上小学后，他们仍会向老师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他们提出的问题或者对问题的回答，很可能是不正确甚至浅薄可笑的。这是正常的现象。因为，正是由于求知才上学。然而，我们一些老师遇到这种情况时，不但不注意保护孩子们的这种可贵的渴望求知的积极性，而是采取不适当的批评以至嘲讽。久而久之，孩子们提问题和回答问题的积极性受到了严重的挫伤。以至越往高年级，学生提问题的主动性越来越差。现在不少研究生在听学术报告时，报告人要大家提问题，往往很少有人提问，即使有人提问，所提问题往往很肤浅。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缺乏问题意识，应当说就是我们教育观念中的偏差所种下的恶果。 其次，我国高中阶段过早地文理分科、以及普通高校过早地分专业，促使学生的知识结构不尽合理，学术视野十分狭窄。单一的知识结构和狭窄的学术视野，是很难激发学术研究中的问题意识。 还有，研究生对本学科领域学术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缺乏必要的了解，也是造成问题意识缺乏的重要原因。一般来说，一个比较成熟的学科，对于本学科学术研究的历史与现状，都开设有相应的课程或编写相关的学术著作。例如，北京大学中文系，凡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一入学都要求他们上一门被称为“研究之研究”的入门课程，名称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该门课程的目的，是从学科评论的高度，回顾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实际是一个学科），其发生发展的历史、现状、热点、难点以及一些前沿性的课题。从而让研究生寻找自己可能适合的位置，明白自己可以从事那些研究，什么样的问题的研究可能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同时领略各种不同的研究方法、研究角度以及多种多样的治学风格，由此找到自己进入学术研究的门径，学会触发研究的问题，找到适合自己的研究课题。2005年1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一书，便是上述课程的教材。稍稍浏览一下这一教材的内容，就可以感觉到它对研究生选择研究课题、触发问题意识，将会起到重要的引路作用。因为，所谓问题意识，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源自对本学科的历史、现状以及一些学科前沿问题的深入思考，包括对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充分把握。也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当今学位论文中比较普遍的，选题缺乏问题意识、从而造成研究成果低水平重复的现象。 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相比，我国的艺术学学科是近十几年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这一学科的硕士学位、博士学位授予点，虽然不断增加，但学科建设严重滞后。不少研究生学位授予点缺乏像北大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的课程和教材，研究生对本学科学术研究的历史、现状以及一些前沿问题，缺乏应有的了解。而这单凭研究生个人的能力是很难做到的。应当从加强学科自身建设、即尽快开设和编写像北大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那样的“中国艺术学学科概要”课程和教材。 二、重视学术训练 学术研究，是需要不断训练、不断培养的。学术训练的目的是培养研究生的学术素养和研究能力。这种训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阅读和写作以及学术规范的养成。关于阅读的问题，下面专门再谈，这里只谈写作训练和学术规范的养成。 1、写作训练 有学者正确地指出：“大学，特别是文科大学，主要教同学们三样东西：读书、思考、写作。”参见郑也夫著《与本科生谈论文与治学》，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美国名牌大学对文科学生也主要是强调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的培养。要求文科本科生具有很强的独立学习能力，每一门课，都要求学生读大量的书籍。文科类博士生课程主要使文选精读和讨论，精读则要求写大量的读后分析和体会。 我国高等院校文科类本科生，一般都根据专业特点开设不同类型的写作课，或是通过写作学年论文等方式，有意识地训练学生的写作能力。即使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本科生，他们本来就以文科类成绩高分进入大学的，但他们仍要上“专业写作”课，可见写作能力是要不断训练的。有机会读读由北京大学出版的《中文学科论文写作训练》一书，便可以看到他们对写作训练之重视。然而，同样属于文科类的我国高等艺术院样，在本科生阶段，除了不数艺术史论专业开设有专业写作课外，其他很少有开设写作课程的，即使有一点写作训练的课程，教师与学生大都不予重视。这样一来，来自于艺术类本科毕业生的研究生，在写作能力上就存在“先天不足”的缺陷，如果，在硕士生阶段再不重视写作能力的训练，那就是“后天失调”，而写作能力的低下，必然影响到论文的质量。现在，艺术类研究生、包括博士生在学位论文中暴露出来的写作方面的问题是很多的。诸如论文结构不尽合理以至混乱、缺乏逻辑学的基本常识，基本概念不清，论述主次不分，论点与论据脱节，论证简单，文字表述不清，以至语法不通，标点符号错乱，错别字时有出现。至于论文完成后，还应当有一个修改阶段，研究生对此普遍不予重视，不懂得好文章是通过反复修改而产生的。而所有这些有关写作能力训练方面的问题，目前尚未受到艺术学学科研究生、包括一部分研究生导师应有的重视。 2、学术规范的养成 学术规范，对于一个学术训练有素的研究者来讲，是个初级的问题。但对于我国高等院校和学术研究机构长期缺乏学术规范教育，学术失范严重，以至屡屡出现的严重的学术腐败事件的现实而言，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1988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在《t望》杂志发表《关于“学术语法”》一文，文章一开头明确提出：“做买卖得讲‘商业道德’，做游戏得讲‘游戏规则’，做学问当然也得讲‘学术语法’”《t望》，1988年第38期。。所谓学术语法，就是学术规范。上世纪90年代初，学术规范成为中国学术界最为关注的中心话题之一。这一场学术讨论的一些重要文章收录在杨玉圣、张保生主编的《学术规范读本》杨玉圣、张保生主编《艺术规范读本》，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2006年6月经国家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的《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以下简称《学术规范》）正式下发，学术规范问题开始成为我国高校师生及相关人员在学术活动中自律的准则。这一文件包括：总则、基本规范、学术引文规范、学术成果规范、学术评价规范、学术批评规范、附则等七个部分。这一文件应当引起高校研究生导师和研究生的重视。 所谓规范，是指“约定俗成或明文规定的标准”参见《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学术规范，就是学术研究应当遵守的约定俗成或明文规定的标准。按照笔者的理解，学术规范包括道德、精神、技术三个层面。 从道德层面来讲，学术研究者应当遵守学术道德，主要包括“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剽窃或侵吞他人学术成果”；“凡引用他人观点、方案、资料、数据等，无论曾否发表，无论是纸质或电子版，均应详加注释。凡转引文献资料，应如实说明”；“学术成果的署名应实事求是。署名者应对该项成果承担相应的学术责任、道义责任和法律责任”，（《学术规范》）这些要求归根结蒂是要求学术研究的真实性，反对和杜绝学术造假。 一旦违反上述学术道德、一些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可以加以法律制裁，但主要的还是靠研究者自律。我国老一辈学者在这方面给我们做出了良好的榜样。例如，我国著名红楼梦研究专家冯其庸先生，他近年发表的论文《项羽不死于乌江考》，文章一开头便说明他的这篇论文是受他人的启迪而作、即安徽省一位中学教师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项羽究竟死于何地？》，突出地体现了老一辈学者良好的学术品格。 从精神层面上讲，学术规范就是要求学术研究者“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敢于学术创新，努力创造先进文化，积极弘扬科学精神、努力创造先进文化，积极认真弘扬人文精神与民族精神”（《学术规范》）。 从技术层面上讲，学术规范要求我们遵守国家的有关学术研究在技术层面上的一些法规，如国家标准局的《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的编写格式》、《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等。值得注意的是，不少艺术学科的研究生导师包括研究生教育管理人员，不了解或者根本不重视这些法规。因而在学位论文的编写格式、学位论文格式的各部分如摘要、关键词、绪论、结语、致谢、参考文献等部分，明明有明确要求，但大多不按要求去做，从而出现了许多不应该有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在“绪论”（或称“引言”）中的文献综述、论文的“结语”和“参考文献”三方面。 论文主体部分开头的“绪论”中，一般应包括对研究课题的文献综述，即对本课题研究的历史回顾，前人有什么成果？解决了什么问题？还存在什么问题？本论文要解决什么问题？这些问题说清楚了，论文所要解决的问题也就明确了，论文的学术价值也由此来判断。所以，有学术素养的学者审阅论文往往首先是看这一部分。而现在不少论文恰恰在这一部分的写作上暴露出了不少问题。有的是不懂得这部分对论文的重要性，也不懂得怎么写。有的则是虽懂得这部分的重要性，但要对本课题的学术研究史作一回顾和评价，并找出其中存在的问题，不仅工作量大，而且需要一定的学术眼光，就采取避重就轻的办法，开列一些已有研究成果的书目或论文的篇目，不痛不痒的评价几句，最后用一句“已有的研究成果不全面、不系统”来结束，至于“不全面”、“不系统”究竟表现在那里，根本说不出来。像这样的文献综述，对于学位论文写作是毫无意义的。 至于论文的“结语”，国家标准局的学位论文的格式中，明确指出“论文的结论是最终的、总体的结论，不是正文中各段小结的简单重复。结论应该准确、完整、明确、精练。”可是，不少论文的结语都达不到这一要求。大多写成论文中各段小结的简单重复。此外，不少论文结语中所用的词语，常常表现出绝对化和简单化的倾向，滥用“最”、“极其”、“所有”、“都”、“独有”、“毫无疑义”等绝对意义的词语。按常规，对于学术研究中的许多问题，特别是古代史研究中的许多问题，都是探索性的，发表意见时，不要急于下结论，应当使用一些探索性的或弹性较大的词语，尽量留有余地。因为学术探讨是没有绝对真理的。即便有了99%的论据，也不能忽略和排除1%的例外。 论文后面参考文献的写法，现在流行一种书目列得越多越好的做法，有的甚至将小学生用的《新华字典》都写进去，最多的多达二、三百种。事实上，文后的参考文献只是指对论文的写作中参考过并产生了影响的书目和篇目，并不是书目列得越多越好。相反的，不分学术价值，不分主次地罗列一大堆书目，是缺乏学术素养的表现。具有深厚学术素养的专家学者，仅看论文后的参考文献，大体能判断出该论文的学术价值。 艺术学论文:从高被引论文和期刊探析艺术学科学术影响力(2002—2011) 〔摘 要〕本文基于CSSCI数据库，统计分析近十年我国艺术学科高被引作者、高被引期刊频次，并用h指数评价高被引作者学术观点的影响力。统计数据客观显现我国艺术学科近十年期刊和作者高被引现状，引证分析的结果表明，高被引论文与学术影响力的正比关系。在艺术学这门学科中高被引论文表明学术期刊及论文作者的学术影响力。 〔关键词〕学术影响力；CSSCI；艺术学科；h指数；引文分析 高被引论文和期刊客观反映了一个地区、一个单位及个人的科研实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学术著作或者一篇学者的论文若被学术界众人重视及多次被引用，说明著作或者论文本身就有理论创新或实践价值。本文尝试从艺术学科高被引论文和期刊视角分析其学术影响力。 1 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数据库，以2002-2011年我国艺术学科来源文献、总被引篇次为依据，统计2002-2011年的相关数据。 2 数据分析 2.1 高被引论文源自文献类型的数据分析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把学术文献分为12种类型：期刊论文、图书、报纸、会议文献、学位论文、信件、汇编、报告、标准、法规、电子文献、其它。本文核心期刊数据来源于CSSCI收录艺术学期刊19种（2010-2011年）以及其它相关期刊。它们是我国艺术学科传承和发扬光大的主要载体。本文讨论的论文被引数据来源于上述文献类型及期刊种类。2002-2011年CSSCI收录我国艺术学科被引文献类型、总被引频次统计表见表1[2]。 统计结果显示，2002-2011年CSSCI收录我国艺术学科被引文献类型12类总计31 097篇，其中，图书、期刊、汇编合计为29 147篇，占全部文献类型的93.37%，占绝对比重。图书占38.75%略高于期刊2.57个百分点，凸显在艺术学科领域图书仍然占第一位，期刊占36.18%位列第二。汇编占18.80%位列第三。艺术学科总被引频次为40 349，图书、期刊和汇编3项之和占94.94%，其中，图书总被引频次为19 975次，达到49.50%,已独占鳌头，这在其他学科中为数不多。究其原因，与其重要学术专著更受学者青睐有关，这是艺术学科的特点。同时表明，篇均被引次数大幅度提高，主要原因是最近五年来，我国艺术学科学术论文发文数量及论文质量增长很快。 2.2 用h指数分析高被引论文作者的学术影响力 J.Hrsch教授提出的h指数作为一种定量评估论著质量的方法[1]，本文尝试用h指数进行统计。经过检索统计，我国艺术学界h指数最高的作者是作者A（王一川），其h指数为13，即作者A（王一川）发表的文献中，有13篇至少每篇的被引用次数不小于13。并给出其总被引次数的最低估计：h2=169。当然，实际的总被引次数通常会远大于h2，数据检索的结果，作者A（王一川）的《文学理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被引达37次；《语言乌托邦》被引35次，作者A（王一川）的实际总被引篇次是564。其他h指数在10以上的艺术学专家有作者B（尹鸿）（h：指数＝12）、作者C（周星）（h：指数＝11）、作者D（于润洋）（h：指数＝11）、作者F（乔建中）（h：指数＝10）；作者G（汪毓和），其《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年版，被引篇次达到112次。作者M（薛艺兵），其《神圣的娱乐：中国民间祭祀仪式及其音乐的人类学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出版，被引篇次为49次。还有作者I（陆晔），其“成名的想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被引篇次为51次，不胜枚举。 另据笔者统计，30名高被引作者h指数合计为225，平均为7.50。总被引篇次合计5 874，平均为195.8篇次。可见作者高被引论文、尤其是学术专著在艺术学界独具慧眼、学术影响力较大。这也与艺术学文献类型统计的图书数据基本吻合。 在h指数方法中，总被引次数Nc tot与h指数之间的关系取决于方程Nc tot=ah2，其中a是系数。一般a介于3和5之间[3]。这对于统计作者的高被引论文数据比较科学。一般而言，作者较多，h指数较高。但是，也有作者较多，而h指数较低的情况。此外，笔者在实际分析作者被引频次与h指数关系时发现，还有一种比较简便、科学、实用的方法来确定作者的h指数：就是直接把作者的全部论文按照被引频次依次从高到低排，并用序号1、2、3…n标注排列。例如，A作者有30篇论文被引，当按被引频次从高到低排列至其第13篇被引论文时，序号是13，则A作者的h指数就是13。若B作者被引频次从高到低排至第5篇被引论文时，序号为5，则B作者的h指数就是5，（5=5）。此种方法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可以商榷。 2.3 高被引作者来源文献（作品数）和平均被引率分析 2002-2011年，高被引作者来源文献（作品数）、平均被引率见表2。（去除自引） 表2显示，30名艺术学高被引作者来源文献（作品数）合计为1 208篇，平均为40.26篇；总被引率合计为155.05，平均被引率为5.16。从中可以看出，高被引作者的作品数与被引率显著正相关。其中，来源文献（作品数）最多的作者是作者B（尹鸿），有73篇，平均被引率为6.47。平均被引率最高的是作者D（于润洋），虽然，其来源文献有30篇、不是很多。但是，平均被引率高达12.33。究其原因，其《西方音乐通史》，上海音乐出版社，2001年出版，被引篇次高达62次；还有《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2010年仍然持续被引，被引篇次高达76次，独显其平均被引率相对最高。还有作者H（修海林），平均被引率也高达10.04，其《音乐美学通论》，上海音乐出版社，1999年出版，被引56次；《中国古代音乐史料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出版，被引26篇次，等等。凸显其学术研究成果被艺术学界普遍认可，学术影响力较大。同时也注意到，有些作者来源文献（作品数）比较多，但平均被引率却较低，主要是其个别作品被引率较高，而多数作品被引率较低所致。 艺术学论文:电视剧艺术学建构论文 一 任何一种理论，无论它是属于自然科学还是属于社会科学，都是对一种现象的描述、概括和总结，并且在运动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电视剧艺术学创建活动即是由于在社会展衍进程中现实地存在着的电视剧文艺实践所发出的历史必然要求而产生的一种理论把握行为。正如其它艺术模式和艺术阐释一样，电视剧艺术实践和电视剧艺术理论也并不能脱离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而独存，其必然是作为整个人类大文化环境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存在的。在这个大文化环境里，艺术实践与艺术理论既受这个环境的制约和催发，又以能动的积极参与精神扮演着文化环境本体拓展的主体角色。这是一种辩证运动的关系。人类大文化环境和各文化组成形态在互相作用的状态下按照它们的内在规律向历史的另一端行进，而从宏观文化与微观理论思维的相互作用与辩证交融的界面上出发去探究与二者相联系并且积极介入其中的一种建设性意识及其属性就成为一件有意义的事。先锋意识正是我们在文化迅速嬗变的当前历史背景下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所要求的重要质素之一。 这里，在概念内涵上我们首先要把这里所说的“先锋意识”同西方的先锋派艺术及其理论区别开来。自本世纪初以来先锋派崇尚者及实践者们尽管所持具体观点各异，哲学流派背景错落纷杂，包括精神分析、存在主义、现象学甚至老庄哲学等都被其所采携，但在求奇索怪这一层面上却殊途同归。虽然不能否认在某些艺术领域内确有出色的专门家的存在，但一般来说，对一切传统模式的极端反叛构成了他们“独创性”的主要艺术趣味，从总体上看类似迪尚把小便池以《喷泉》命名后提交艺术博物馆要求展出的行为也就基本上反映了该艺术思潮的艺术追求。毫无疑问，这种具有强烈消解色彩的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艺术实践和理论当然不会成为我们散发清新朝气的崭新艺术学的催化剂，不论从外表还是内里都无法看出两者有太多相接近的地方。我们所说的“先锋意识”，指的是主体在理论施事前在大脑中所孕育的一种运动的积极的充分的能动的观念，它包含丰富的潜意识和显意识内容，并深刻地在整个理论思维生长过程中发生着影响。显然，这更接近“先锋”一词的原始意义，而在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前和建构中做为一种认知态度的存在它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为什么要拥有这种“先锋意识”呢？在众多考察视角之中，我们可以选取两个有代表性的向度来审视：一是从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与文化环境变迁的运动关系来看；二是从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与当前大文化条件下其它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的关系来看。 必须承认，虽然与整个宇宙时空相比人类的历史显得十分短促，但人类文化在数千年的发展进程中确已取得了巨大成绩。这一过程不仅仍在蓬勃地继续着，而且在量的积累上也越来越是以一种加速度的方式来完成的。进入20世纪以来，原来需用千年百年才发生较大流变的诸多传统文化模式受到了革命性冲击，发韧于欧洲的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生革命循环模式已经可以用几十年甚至几年的时间来完成一个更新周期了。在人类文化模式遽变的状态下，包括传统艺术及文艺理论在内的所有人文现象都毫无例外地重新受到了现实的拷问以求证其文化生存权力。幸运的是，以现代自然科学成果为物理基础的电视艺术（含电视剧艺术）在新的大众文化角逐中不仅没有落得下风，反而取得了不俗的话语权力。而在这种新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电视剧艺术理论建构之所以要有一种先锋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并不由它自己所决定，在更深的层面上是生产力水平扩张到一定程度后对其表层文化形态的必然要求。这是因为，包括哲学、美学、文化学等等在内的全部人类精神产品以及复杂多变的人类文化现象无不是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基础之上而存在的。恩格斯说：“在从笛卡尔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这一长时期内，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象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速的进步。”电视剧艺术实践及其理论是文化嬗变的产物，而文化嬗变又根本上是受生产力的推动才得以进行的。因此，在缤纷的艺术部落中由于先锋性生产力因素的介入而获得多种优势从而兼具传统文化、工业文化和科技文化属性的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具有一种内涵丰富的先锋意识就不仅是其理论本身的要求，也是它所存在的环境对它的必然规定。 横向地看，电视剧艺术学建构对“先锋意识”的要求在与其它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的相较中会有一个更为清晰的把握。我们知道，人类庞大的艺术殿堂中珍藏着无数瑰宝，有的历史极为悠远，从原始社会绵延至今，如歌咏、舞蹈；有的在早期艺术形态发育并不充分，后随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进一步从社会实践中分离出来，如书法、篆刻；有的本来根本就不存在，而是伴随着人类新的物质产品和技术手段的产生而产生的，如电影、电视。无疑，在这个艺术大家族里，电视艺术是诞生较晚但却发展最快的一个。它所具有的文化先锋色彩不仅在与音乐、舞蹈、绘画、书法、戏剧、雕塑、建筑等传统艺术相比时可以直接地感觉得到，而且从技术支持层面上看同与其相差不大的电影艺术、电脑艺术以及其它融入更多新科技因素的艺术相比，从目前看它仍然拥有领先一步的受众认同感。这一地位的取得不是偶然的，从根本上说是由于电视本体对作为当代社会群体主体的“人”的更胜一筹的适应能力决定的。作为电视艺术重要组成部分的电视剧艺术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其艺术实践同姊妹艺术电影或者其它艺术形态相比在先锋性内容上也要更特殊一些。以综合艺术面貌出现的电视剧从接受视角看比传统的电影方式有着获取更便利、选择方式更灵活和审美持续时间更长等一系列新特点，在内容和形式上有着极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是一种几乎集中了所有传统艺术样式于一身的现代艺术体裁。电视剧的创造过程得到了戏剧、音乐、美术、摄影等艺术因素的积极介入，而每一艺术样式自身亦处于时刻运动状态之中。这样，不断变化着的其它艺术动态便会在电视剧的生产中体现出来，电视剧艺术本体亦酝酿了更多的先锋意识生长点，而这同时也就必然提高了电视剧艺术学构造理论神经的反应能力。 二 那么，电视剧艺术学建构在文化嬗变中的先锋意识都有哪些内容呢？我们可以从五个方面来把握： 一、整体把握的自觉性。 这里所说的整体把握包括两部分：一是把电视剧艺术学与其生长的文化环境做为一个紧密整体来把握；一是把电视剧艺术学内部众多组成因素做为一个有机整体来把握。电视剧艺术学所生长的文化环境是一个随时处于运动变化之中的复杂组织体，电视剧艺术学是其中的组成部分，在这个环境中任何其它成分的改变都会或多或少地对电视剧本体的衍变脉络发生影响。同时，电视剧本体也处于一种由许多艺术因素和非艺术因素所共同组成的极具综合性的交融状态，其组成因素的任何变动亦会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提供新的切入点。电视剧的外部因素构成了电视剧文化的大环境，其内部各要素则构成了电视剧文化的小环境，不论对大环境还是小环境都必须用整体的眼光对待之。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整体眼光必须是在充分自觉的基础上所施为的。可以说，能否自觉地运用不同方法对电视剧实践做整体的分析和梳理是电视剧艺术理论最终能否全面而扎实地建立起来的一个重要保证。 二、联系实践的敏锐性。 电视剧是一项与实践活动紧密结合的事业，简单停留在纯文本层面上是不能够对其有太多助益的。而理论的特点是往往在不知不觉中易于走近它的书面性内容循环，正如电视文艺理论家曾庆瑞先生指出的：“人文社会科学，包括艺术科学，在构建自己的学科体系的时候，容易封闭自足，容易满足于自我欣赏，而脱离实践，不少的学科都有这样的教训。”在艺术实践中，电视剧与其它艺术相比起来的综合特征十分明显，它的实践内容也更为丰富，这就必然要求电视剧的艺术理论要更紧密地联系实践。我们不仅在考察电视剧的艺术本质、艺术哲学、艺术史等宏观内容时随时要以实践做为立论行文的根本，而且在探求诸如电视剧艺术创作、艺术接受、艺术管理等应用行为突出的电视剧本体形态时更要强化一种敏锐的实践观念。对电视剧理论工作者来说只有具备了有着灵敏的实践感应度的理论触角，才能真正为电视剧艺术学大厦的崛起做出大的贡献。 三、文化适应的主动性。 在科学技术和物质创造都取得巨大进步的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被改变。如前文所述，在新的人类文化条件下所有人文现象都要受到现实的重新拷问以求证其话语权力，历史将迫使种种艺术形态为其存在的理由注入新的规定性，如果艺术不能合理地调整自身对一定时代和社会的适应状态，那它就会随时处于可能被淘汰的危机之中，这就是说，艺术本体应该有主动更新价值取向的能力，不应成为一成不变的教条。在艺术文化和信息文化的历史新背景下保持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稳定和提高的关键就在于能否用主动而不是被动的思维去适应文化的流变过程。在文化适应上的消极被动心态是殊为有害的，不少所谓“不景气”的艺术从表面上看好像是由于环境的变迁等外力因素使其容光不再，实际上从深层看相当大程度上是该艺术模式对环境的主动适应性较差造成的。电视剧艺术从目前看无疑是在文艺实践中较为出色的弄潮者，但不可忘掉的是，电视剧理论时刻要怀有一种文化竞争者的危机感，唯其如此才有可能在未来可能出现的网络剧时代以一个建设者而不是一个迷惘者的角色出现。 四、贴近大众的积极性。 与文化适应相伴，电视剧艺术学还要特别注意明确其同广大受众之间正确的关系。电视剧的大众文化属性是我们在讨论电视剧艺术学种种属性时须臾不能被忘记的。可以说，如果不是作为大众文化的重要生力军而昭显于当世，电视剧是不可能有着如现在一般旺盛的生命力的。在理论施事中切勿把这项鲜活的理论形态搞成一种只为“精英”们所瞻阅的书斋文本，在这方面理论界的教训是不少的，特别是在许多人文科学理论的阐释方面，有相当多的理论被搞成了逻辑水平不高但又艰涩费解不知所云的半成品。电视剧与广大受众贴近程度的高低决定了作品的接受价值的高低，而电视剧理论对大众文化切入程度的深浅又直接影响到了电视剧艺术实践正确的方向感的树立。电视剧艺术理论积极地投入到大众文化氛围之中去，不仅可以了解社会受众对电视剧艺术的接受程度和接受水平，而且又可以捕捉社会心理对艺术生产的新的审美需求，从而得到丰富的文化给养。 五、道德建设的紧迫性。 表面上看，电视的艺术学理论同道德建设没有太多的直接联系，它们好象是两个相距较远的属于不同范畴的概念。但需要强调的是，在电视剧艺术理论工作者的思维中道德建设不仅不能消解而且应始终把其放到一个极为重要的位置上。一种理论，特别是一种与“人”密切相关的社会科学理论如果不能怀有充分的责任感去关注一个时代的道德建设，而只满足于在它狭窄的圈子内搞所谓“纯理论”的研究，那么这种理论就必定是一种残缺的不完整的理论。电视剧理论建构中的先锋意识所包含的重要因素之一即是对社会中的人的道德感的积累和张扬，这是由电视剧的大众文化属性所决定的。电视剧在作品中所传达的内容往往成为大众精神给养的一个重要源头，因而传递怎样的符合历史和美学双重要求的正确价值观就显得特别重要。在当代复杂的社会精神背景下坚持给予道德建设以充分关注，始终不放弃对人类高尚的精神家园的追求，保证大众文化时代的电视剧艺术实践和理论不会在躁动不安的虚浮状态中迷失自己，对电视剧艺术学来说无疑是不可或缺的。 上述五个方面作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在文化嬗变中的先锋意识组成部分，它们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紧密相联的。可以说，在理论建构过程中能否自始至终地抱持这些先锋意识内容不仅是塑造良好理论施事心理的需要，而且也是电视剧艺术学学科质量和水平能否得到保证的重要前提。 艺术学论文:职业艺术学院职业教学论文 引言： 二十世纪，对于中国来讲是一个不平常的世纪。中国人民经历了巨大的历史变迁，同时也经历了空前的文化转折。尤其是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作为文化艺术事业的一个分支，中国职业正经历着最为辉煌的高峰和最为险恶的低谷。80年代上海美影厂出品的《大闹天宫》（1982年）、《哪吒闹海》（1983年）、《三个和尚》（1982年）、《小蝌蚪找妈妈》（1981年）、《人参果》（1982年）、《金猴降妖》（1989年）、《女娲补天》（1986年）等一大批职业影片在国际上获奖，为中国赢得了世界的目光。在此之后，随着90年代的来临，《狮子王》（1994年）、《钟楼怪人》（1996年）、《花木兰》（1998年）等一大批海外商业职业大片的成功上映，使得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新的职业热潮，中国职业相形见绌。因为90年代，中国职业几乎没有能与之抗衡的作品。再加之高的引进，为外国职业艺术家提供了更先进的和充分表现艺术的可能。1995年《玩具总动员》、1999年《泰山》、1999年《恐龙》、2001年《怪物史莱克》、2001年《怪物公司》等一大批数字职业电影的涌现，将职业艺术的视听表现力推向极至，同时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回报，也引起强烈的反响，创造了《狮子王》获3亿1290万美元票房，《玩具总动员2》获2亿4580万美元票房，《泰山》获1亿7110万美元票房，《恐龙》获1亿3780万美元票房，《怪物史莱克》获2亿6766万美元票房，《怪物公司》获2亿4463万美元票房等商业奇迹。 另外，职业的周边产品的开发更使商业潜力无限。外国电视版职业的大量引进，极大的促进了这一领域的发展，这使我国小至家家户户的电视节目，大到大街的书店报亭，玩具、礼品店，无不充斥着外国职业的周边产品：漫画、宣传品、装饰品、服装鞋帽、日用品、玩具等等。由此，外国职业不仅获得了巨额的利润，而且又极大的促进了下一部影片的成功推出。机器猫、米老鼠、皮卡丘、蝙蝠狭、史努比等大批卡通名星已深入人心，而我国传统职业中的孙悟空、葫芦娃等中国明星，在当今中国年轻人当中，却很少被谈及。至此，中国职业面临着最严峻的考验。 造成这一形势的原因很多，这不是历史发展的偶然，而是在长期计划下进行创作的必然结果。那么，在新形势下，中国职业该何去何从，中国职业人做出了明智的选择。有资料指出：从1990年10月召开的“全中国职业联席会议”开始，九十年代中国职业实际上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随着整个中国社会大的转型，职业界进行着新的一轮创业。面对新文化的建构.新的职业艺术理念和新的经济观念，以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世界职业业对中国职业的冲击，中国职业应改进自己的创作，向职业的商业化，市场化迈进。 1999年8月上海美术制片厂率先推出了《宝莲灯》，这便是中国职业对职业大片完全商业性运作的第一次尝试。票房收入2000万人民币，加之影片后期产品及衍生品如光碟，画册，文具，玩具，服装等，商业回报相当可观。由此可见，不是中国职业无市场，而是中国职业缺乏商业性。尽管此片还存在着诸多的争议，从历史的角度看，它无疑有着极为重大的转折意义，它为中国职业吹响了向商业化迈进的号角。 （一）。中国职业产业要发展，应注重职业教育。 中国职业产业要发展商业性，教育是关键。正如我国中央电视台青少部主任梁晓涛在他的文章《国产职业事业发展中的几个问题》中将中国职业片创作与制作的全程比喻为一条鱼：鱼头为前期创作（包括剧本、美术设计、动作设计、导演、文字分镜头及画面分镜头台本等），鱼身为中期制作（包括设计稿绘制、原动画绘制、背景绘制、描线上色、拍摄等），鱼尾为后期制作（包括剪辑、作曲、演奏、声效、配音、合成等）。梁晓涛说：“很遗憾，我国动画的创作和制作恰如中间粗两头细的鱼一样，前期创作和后期创作薄弱，而中期制作倒已经与国际准相接轨”。前期与后期创作的薄弱严重我国动画片的品质，阻碍我国动画片顺利进入国际市场。 梁晓涛在文中还指出：在前期创作中，剧本和导演两个环节的薄弱程度尤为突出。目前，我国具有专业水准的职业编剧凤毛麟角，我国制作的职业片故事性不强即为佐证。目前从事职业片编剧的人员中，儿童作家和美术制作人员居多，这使职业片的文学与美术的含量很高，但是，由于这些编剧对电影语言运用的不成熟，导致职业片的影视感不足，缺少视觉震撼力。与此相类似，职业导演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在我国，职业导演多为从美术人员转行而来，美术含量高而影视思维弱。而对于职业导演来说，虽然需要美术修养，但电影语言的娴熟运用才是职业片成功的根本。因为职业片是电影的一个片种，它要遵循电影创作的所有，它与其他电影片种相区别的根本点只不过是它用职业的形式来表现而已。由于我国目前的职业导演很多都没有经过系统的电影，对电影语言的运用就显得不娴熟，更缺少创造性，所以我国多数职业片的电影含量不高，播映效果欠佳，这是我国与其他职业大国职业节目的主要差距之一。 这两个薄弱环节恰恰体现了中国职业商业性不强的问题。正是剧本和导演两个环节的薄弱，导致中国职业片成为“内容贫乏，情趣低下”的代名词。中国职业失去了市场，失去了观众。造成这两个环节薄弱的根本原因，是我们的从业人员缺乏商业意识，不能从市场出发进行创作，忽视了商业性在职业中的重要作用，要增强职业创作的商业性，就必须从职业教育中抓起。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培养有商业性思维的高素质创作人才，是发展中国职业，当务之急。 （二）。商业性在教育中的体现。 那么，何为职业的商业性？它自身又有哪些特性呢？ 那麽先让我们明确以下两组概念： 职业传统的分类：艺术职业片与商业职业片。商业职业片又包括影院职业片与电影职业片。 艺术职业，多为40分钟以下的短片，这些影片不以盈利为根本目的，而以追求某种艺术境界或表现艺术技术为宗旨。在我国，更加重视这类影片的艺术性中所包含的教育意义或道德情操。如《骄傲的将军》（1956年）、《牧笛》（1963年）、《三个和尚》（1980年）、《超级肥皂》（1986年）、《山水情》（1988年）等，都是这一类的优秀职业片。为艺术而艺术，固然是一种善的追求，但遗憾的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故事在一定意义上早已断言最终会到来的优劣之差；在商业大潮冲击下的职业片市场，艺术职业片的发展可以说是举步维艰。 商业职业片，顾名思义是以追求商业价值为主要目的的影片，市场利润是衡量此类影片成功与否的标准。在这类影片中，一切艺术性因素都首先是现实经济效益的手段。商业职业片又可分为影院职业片和电视职业片。 美国迪斯尼公司出品的《白雪公主》（1937年）、《狮子王》（1994年）、《花木兰》（1998年）等可说是典型的影剧片。新中国成立至今，严格意义上以商业价值为目的的影院职业片应从《宝莲灯》算起，而它之前的几部职业片《大闹天空》（上，下集）（1961-1964年）、《哪吒闹海》（1980年）、《天书奇谭》（1983）、《金猴降妖》（1985年）等虽然也有拷贝远销国外，但人们更重视它们的是社会效益和艺术影响力，所以称其为影院艺术片更为恰当。 商业职业片具有的那些商业化特性便是职业的商业性。它不单纯指传统意义上的商业性职业片，也不单纯指好莱坞式的商业片，而是指在中国国产职业民族风格基础上增添的商业化成分。这样，我们就不会完全否定历史成果，而是更多考虑如何继承和发扬。韩国电影1995年之后的崛起，再次证明任何单纯意义上的模仿都不是职业艺术的真正出路。韩国电影商业化的成功，仍旧保持着浓厚的民族气息和较高的艺术品味。他们之所以会为世界认可，就是在推动影片商业化的同时，不忘保存民族风格，根据自己国情，不盲目降低艺术水准。注重商业性，是指培养这种观念，培养在这种观念指导下的艺术创作才能。这种能力具体表现为：过硬的视听语言表达能力，扎实的绘画功底，善于讲故事构思剧情的创意能力，与人协作能力，整体的卡通意识及对新鲜事物的把握能力。 综上所述，培养具备以上能力的从业人员，才能够真正适应新形势的需求，才能凝聚了更多人（社会团体）的智慧和力量，共同创作完成艺术作品，最终实现商业利润的最大化及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1．国内各院校职业教育现状。 我国职业教育的起步应该说较早。回顾职业人才培养的进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五十年代初。1950年钱家骏、范敬祥等职业家曾在“苏州美术专校”开办职业科，先后招收两届学生。该科在1952年全国大专院校调整时，并入北京电影学校，学生于1953年毕业，而后停办。其中大部分师生进入“美影”工作，为美术电影增添了一支重要的新生力量。第二个阶段是在六十年代初期。1959年“上海电影专科学校”成立，设立职业专科，由钱家骏任主任、张松林任副主任培养具有大专程度的职业人员。该校共培养了两届毕业生，先后于1961、1963年毕业，但于1963年停。，这批专业人员又充实了“美影”的创作队伍。 由于“”的干扰，培养职业人才的工作中断了十多年，出现青黄不接的局面。第三个阶段就是在十年动乱之后，“美影”采取多种形式，培养动画人才。一是电影学院开设动画班，多次派专业老师任教，培养了一批高等程度的动画人员。二是与上海华山中学合作，开设中等程度的动画动画班，共招收三个班级，培养了六十多名动画人员。三是在厂内开办动画训练班和动画设计训练班，以边实践边学习的方式，培养了一批年轻的创作人员。通过上述三种途径，在八十年代，又有一大批动画人才正在茁壮成长。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动画教育仍显得规模很小，专业学科建设欠缺，而且没有形成系统性与联系性。乃至今天在课堂设置上与教学安排上，还没有实现完全的正规化。 近些年来，发展职业教育已被摆到议事日程上来。美术电影人才的培养，尤其高等职业教育工作，迫切需要发展。两年来，国内已有近十所高校开设了职业专业。新的职业艺术家将在他们中间出现。目前，开办职业专业的院校大致分为两种，一类为影视艺术类院校，包括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北京广播学院等，其办学特色以电视节目制作、艺术性电影、脚本编剧等为主。另一类为艺术类院校，包括吉林美术学院、西安美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四川美院等，办学特色以平面漫画出版物、多媒体技术、影像视频编辑为主。从办学数量上看我国职业教育已经有了很大改观，而培养人才的层次也有了显著提高，并且逐渐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色。这无疑是对整个中国职业发展的有益补充。然真正的实现中国职业的商业化，还须继续努力。 2．汇佳职业艺术学院的专业教学分析 面对蓬勃发展的职业教育行业，汇佳职业艺术学院保持着冷静的思考。我们根据自己的特点，分析当前形势并做出了自己的判断，确立了自己的教学体系和思想体系，走出一条新路，确立了自己在职业教育中的地位。 中国需要大量的职业从业人员，学校教育是一条重要途径。课程设置必须明确培养方向，如一般的业务人员要加强其动手能力的培养，而高级专业人才，除了具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和动手能力外，更要加强其艺术修养和理论素养，即着力培养其艺术创造力。 汇佳职业艺术学院针对当前职业业面临的人才问题，制定了科学、系统、正规的职业专业课程。以宏观的职业产业为切入点，重新整合职业专业各门课程的概念和含义，充分发掘和倡导职业的性与娱乐性，深抓有专业特点的基础课建设，重视影视语言修养的培养，有机搭配成熟商业职业人所应具备的各学科知识。 表四：专业 分类课程内容目的内容要求针对问题 文化课语文、、、、西方美术史、艺术概论、美学基本素养和社会生活知以课本为纲要，以职业专业角度为切入点，思想不深刻思维狭小艺术修养低 专业课基础素描、速写、色彩、绘画技能具有职业专业特点的基础教学。强调空间造型结构特点，要求学生要理解型和掌握型。绘画能力差造型能力差 专业课职业、原画、设计搞、造型设计、场景设计、画什么训练学生严格的达到标准的职业制作工艺的能力，同时训练学生达到较高的职业表演能力，及丰富的想象能力。高标准的制作水平 专业微机课二维拍摄后期合成、特技、三维、建模、渲染、贴材质、现象、利用科技手段做职业。掌握高科技手段实现职业意识。技术能力弱工作效率低 专业理论课。影视鉴赏、视听语言、电影艺术史、职业市场学怎样画结合职业专业特点，电影语言及理论。编剧能力差，市场观念弱 这样的课程设置层次分明，所包含知识全面，有利于学生将来从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加深对职业的理解、认识。这样的课程设置体现了专业与基础的并重，协调了二者的关系。正如电影学院院长孙立军所说，“让我们来看看迪斯尼做职业人物造型的：造型设计师在对剧本有了深入了解后，在现实生活中找与职业人物性格相近的模特，对其写生。在把握了对象的总体形态和性格特征后，再来进行抽象和提炼。这样创作出的造型才生动，才能打动人。”可见，二者皆重要，不可偏废一方。 其次，汇佳职业艺术学院建立了一支强有力的师资对伍，为各级各类优秀人才倍出提供保障。汇佳职业艺术学院的教师不仅具备广泛寬博的知识面，灵活机智的教学法，专业精深专业知识与技能还具有以下特点： 教师素质优势 文化课专业学科院校毕业头脑灵活由学术著作的优秀人才知识渊博能灵活调度知识间有机联系增强信息量 专业课基础背景设计或有专业知识的美术院校本科生使基础与专业课更有机联系 专业课从事专业创作多年的有高等教育经历的创造性人才使学生学习到更有高度的专业知识 专业理论课影视，编导专业的有建树优秀人才增强学生的电影知识 专业微机课熟悉软件，有多年创作经验的优秀业内人才增强表现手段的先进性 （2）。显著的教学成效 经过一年的教学探索，我们已取得显著成果。第一学期，学生已经完整地将整个职业流程系统地了一遍。基本上能够独立完成小短片，创作出各种教学短片不下20余部，其中较为成熟的有3部。学生的创作思想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从一般的传统职业向新式风格化的影片提升。第二学期，一方面增强了基础课学习，为进一步表现更加深刻的造型和动作打下基础；另一方面，增加了对业界现状的了解，通过对上海美影厂即相关动画公司的考察学习，学生开阔了眼界，认识到了当前形势，更加深刻理解，学校课程的实用性以及性。加上影视课的学习，学生都在原来基础上有了很大的提高。学生对本专业有了更深的认识，并确立了奋斗目标。 与此同时，良好的办学声誉为学生提供了极好的实践机会。学生完成社会项目多个（短片8个，及其他职业片多个）受到社会广泛好评。广泛的社会活动，为学生创造了展示自己的机会。2002年5月20日，在北京电影学院举办的全国高校动漫节上，我校一名学生的作品获优秀奖。 由此可见，汇佳职业学院教学模式已基本形成，艺术风格及取向基本形成，集中体现为当前正在积极制作的职业片《库比》。 我们取得的成绩再一次证明，专业方向的正确性及实施的有效性。它不但解决了学生将来就业的顾虑，同时也解决了家长的顾虑，极大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得教与学达到了真正意义上的方向一致。 （三）。在中体现商业性应注意的。 虽然我们在很短时间取得如此显著的成绩，但仍存在不足。如学籍管理的有关细则还有待完善，各学科的自身建设还有待于深化，各学科间的有机联系还有待于加强，学生的综合素质及对专业的认识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在尊重各学科独立性的同时，应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增强知识的联系性、有机性。这将更加符合教学及学生的学习规律。 汇佳职业艺术学院作为一个年轻的学院，带着蓬勃的朝气，不会墨守陈规，而是积极进取，注重探索与实践，时时刻刻关注着业界的动态，把握着的脉搏，在既定的方向上进行探索。我们在今后的教学中，还将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改进不足，对各学科知识的不同层次提出更加细化的要求，坚持创新、求实的治学精神。 （四）。强调商业性并不等于否定艺术性，二者应实现统一。 汇佳职业艺术学院倡导商业性，但并不等于排、否定艺术性。我们对艺术性的追求是建立在商业性基础上，即建立在务实基础上的艺术追求。在教学中这样教导学生，职业不是单纯的商品，它是承载着精神内涵的文化产品，它的宣传、诱导作用绝不可忽视。在，14至17岁的青少年已经成为低幼儿之外的第二个职业片大宗受众，也是卡通消费的主要群体。这一年龄正处于有一定的判断和选择权，但没有成熟的判断和选择能力的阶段。这就对我们的职业创作提出一个严峻的课题，是顺应他们的盲目选择，被他们的喜好牵着走，还是用既能够占领市场又具有高尚艺术品位的优秀作品来教育、引导他们，帮助他们形成理性、健康的判断和选择能力。如果职业创作采取盲目迎合的姿态，必将造成深远的负面。同学们对此也有深刻的认识，进一步明确自己肩上的责任感和应处的地位，既是大众文化的创造者，更是大众文化的引导者，而不是被动的跟随着。这样，一方面避免商业性影片不至于庸俗化；另一方面也使艺术性不至于过于超脱。我们的动画艺术是能被广大观众接受的高档次高品位的商业动画艺术。这样艺术会成为有本之木，商业性会成为有源之水。艺术性与商业性互为补充，相互促进，这样才能最终中国动画。 随着我们的努力，我国的商业职业必将带动动画及文化消费的提升，同时也将给动画的艺术性创造更丰厚的物质基础与社会环境。汇佳动画艺术学院一定会做出商业性、艺术性皆高水准的动画影片来服务社会，这是每位汇佳动画人的理想。不可或缺的商业性是艺术性提高与发展的有力保障，是汇佳实现其理想的必行之路。 艺术学论文:电视剧艺术学管理论文 一 任何一种理论，无论它是属于自然科学还是属于社会科学，都是对一种现象的描述、概括和总结，并且在运动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电视剧艺术学创建活动即是由于在社会展衍进程中现实地存在着的电视剧文艺实践所发出的历史必然要求而产生的一种理论把握行为。正如其它艺术模式和艺术阐释一样，电视剧艺术实践和电视剧艺术理论也并不能脱离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而独存，其必然是作为整个人类大文化环境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存在的。在这个大文化环境里，艺术实践与艺术理论既受这个环境的制约和催发，又以能动的积极参与精神扮演着文化环境本体拓展的主体角色。这是一种辩证运动的关系。人类大文化环境和各文化组成形态在互相作用的状态下按照它们的内在规律向历史的另一端行进，而从宏观文化与微观理论思维的相互作用与辩证交融的界面上出发去探究与二者相联系并且积极介入其中的一种建设性意识及其属性就成为一件有意义的事。先锋意识正是我们在文化迅速嬗变的当前历史背景下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所要求的重要质素之一。 这里，在概念内涵上我们首先要把这里所说的“先锋意识”同西方的先锋派艺术及其理论区别开来。自本世纪初以来先锋派崇尚者及实践者们尽管所持具体观点各异，哲学流派背景错落纷杂，包括精神分析、存在主义、现象学甚至老庄哲学等都被其所采携，但在求奇索怪这一层面上却殊途同归。虽然不能否认在某些艺术领域内确有出色的专门家的存在，但一般来说，对一切传统模式的极端反叛构成了他们“独创性”的主要艺术趣味，从总体上看类似迪尚把小便池以《喷泉》命名后提交艺术博物馆要求展出的行为也就基本上反映了该艺术思潮的艺术追求。毫无疑问，这种具有强烈消解色彩的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艺术实践和理论当然不会成为我们散发清新朝气的崭新艺术学的催化剂，不论从外表还是内里都无法看出两者有太多相接近的地方。我们所说的“先锋意识”，指的是主体在理论施事前在大脑中所孕育的一种运动的积极的充分的能动的观念，它包含丰富的潜意识和显意识内容，并深刻地在整个理论思维生长过程中发生着影响。显然，这更接近“先锋”一词的原始意义，而在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前和建构中做为一种认知态度的存在它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为什么要拥有这种“先锋意识”呢？在众多考察视角之中，我们可以选取两个有代表性的向度来审视：一是从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与文化环境变迁的运动关系来看；二是从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与当前大文化条件下其它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的关系来看。 必须承认，虽然与整个宇宙时空相比人类的历史显得十分短促，但人类文化在数千年的发展进程中确已取得了巨大成绩。这一过程不仅仍在蓬勃地继续着，而且在量的积累上也越来越是以一种加速度的方式来完成的。进入20世纪以来，原来需用千年百年才发生较大流变的诸多传统文化模式受到了革命性冲击，发韧于欧洲的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生革命循环模式已经可以用几十年甚至几年的时间来完成一个更新周期了。在人类文化模式遽变的状态下，包括传统艺术及文艺理论在内的所有人文现象都毫无例外地重新受到了现实的拷问以求证其文化生存权力。幸运的是，以现代自然科学成果为物理基础的电视艺术（含电视剧艺术）在新的大众文化角逐中不仅没有落得下风，反而取得了不俗的话语权力。而在这种新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电视剧艺术理论建构之所以要有一种先锋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并不由它自己所决定，在更深的层面上是生产力水平扩张到一定程度后对其表层文化形态的必然要求。这是因为，包括哲学、美学、文化学等等在内的全部人类精神产品以及复杂多变的人类文化现象无不是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基础之上而存在的。恩格斯说：“在从笛卡尔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这一长时期内，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象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速的进步。”电视剧艺术实践及其理论是文化嬗变的产物，而文化嬗变又根本上是受生产力的推动才得以进行的。因此，在缤纷的艺术部落中由于先锋性生产力因素的介入而获得多种优势从而兼具传统文化、工业文化和科技文化属性的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具有一种内涵丰富的先锋意识就不仅是其理论本身的要求，也是它所存在的环境对它的必然规定。 横向地看，电视剧艺术学建构对“先锋意识”的要求在与其它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的相较中会有一个更为清晰的把握。我们知道，人类庞大的艺术殿堂中珍藏着无数瑰宝，有的历史极为悠远，从原始社会绵延至今，如歌咏、舞蹈；有的在早期艺术形态发育并不充分，后随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进一步从社会实践中分离出来，如书法、篆刻；有的本来根本就不存在，而是伴随着人类新的物质产品和技术手段的产生而产生的，如电影、电视。无疑，在这个艺术大家族里，电视艺术是诞生较晚但却发展最快的一个。它所具有的文化先锋色彩不仅在与音乐、舞蹈、绘画、书法、戏剧、雕塑、建筑等传统艺术相比时可以直接地感觉得到，而且从技术支持层面上看同与其相差不大的电影艺术、电脑艺术以及其它融入更多新科技因素的艺术相比，从目前看它仍然拥有领先一步的受众认同感。这一地位的取得不是偶然的，从根本上说是由于电视本体对作为当代社会群体主体的“人”的更胜一筹的适应能力决定的。作为电视艺术重要组成部分的电视剧艺术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其艺术实践同姊妹艺术电影或者其它艺术形态相比在先锋性内容上也要更特殊一些。以综合艺术面貌出现的电视剧从接受视角看比传统的电影方式有着获取更便利、选择方式更灵活和审美持续时间更长等一系列新特点，在内容和形式上有着极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是一种几乎集中了所有传统艺术样式于一身的现代艺术体裁。电视剧的创造过程得到了戏剧、音乐、美术、摄影等艺术因素的积极介入，而每一艺术样式自身亦处于时刻运动状态之中。这样，不断变化着的其它艺术动态便会在电视剧的生产中体现出来，电视剧艺术本体亦酝酿了更多的先锋意识生长点，而这同时也就必然提高了电视剧艺术学构造理论神经的反应能力。 二 那么，电视剧艺术学建构在文化嬗变中的先锋意识都有哪些内容呢？我们可以从五个方面来把握： 一、整体把握的自觉性。 这里所说的整体把握包括两部分：一是把电视剧艺术学与其生长的文化环境做为一个紧密整体来把握；一是把电视剧艺术学内部众多组成因素做为一个有机整体来把握。电视剧艺术学所生长的文化环境是一个随时处于运动变化之中的复杂组织体，电视剧艺术学是其中的组成部分，在这个环境中任何其它成分的改变都会或多或少地对电视剧本体的衍变脉络发生影响。同时，电视剧本体也处于一种由许多艺术因素和非艺术因素所共同组成的极具综合性的交融状态，其组成因素的任何变动亦会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提供新的切入点。电视剧的外部因素构成了电视剧文化的大环境，其内部各要素则构成了电视剧文化的小环境，不论对大环境还是小环境都必须用整体的眼光对待之。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整体眼光必须是在充分自觉的基础上所施为的。可以说，能否自觉地运用不同方法对电视剧实践做整体的分析和梳理是电视剧艺术理论最终能否全面而扎实地建立起来的一个重要保证。 二、联系实践的敏锐性。 电视剧是一项与实践活动紧密结合的事业，简单停留在纯文本层面上是不能够对其有太多助益的。而理论的特点是往往在不知不觉中易于走近它的书面性内容循环，正如电视文艺理论家曾庆瑞先生指出的：“人文社会科学，包括艺术科学，在构建自己的学科体系的时候，容易封闭自足，容易满足于自我欣赏，而脱离实践，不少的学科都有这样的教训。”在艺术实践中，电视剧与其它艺术相比起来的综合特征十分明显，它的实践内容也更为丰富，这就必然要求电视剧的艺术理论要更紧密地联系实践。我们不仅在考察电视剧的艺术本质、艺术哲学、艺术史等宏观内容时随时要以实践做为立论行文的根本，而且在探求诸如电视剧艺术创作、艺术接受、艺术管理等应用行为突出的电视剧本体形态时更要强化一种敏锐的实践观念。对电视剧理论工作者来说只有具备了有着灵敏的实践感应度的理论触角，才能真正为电视剧艺术学大厦的崛起做出大的贡献。 三、文化适应的主动性。 在科学技术和物质创造都取得巨大进步的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被改变。如前文所述，在新的人类文化条件下所有人文现象都要受到现实的重新拷问以求证其话语权力，历史将迫使种种艺术形态为其存在的理由注入新的规定性，如果艺术不能合理地调整自身对一定时代和社会的适应状态，那它就会随时处于可能被淘汰的危机之中，这就是说，艺术本体应该有主动更新价值取向的能力，不应成为一成不变的教条。在艺术文化和信息文化的历史新背景下保持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稳定和提高的关键就在于能否用主动而不是被动的思维去适应文化的流变过程。在文化适应上的消极被动心态是殊为有害的，不少所谓“不景气”的艺术从表面上看好像是由于环境的变迁等外力因素使其容光不再，实际上从深层看相当大程度上是该艺术模式对环境的主动适应性较差造成的。电视剧艺术从目前看无疑是在文艺实践中较为出色的弄潮者，但不可忘掉的是，电视剧理论时刻要怀有一种文化竞争者的危机感，唯其如此才有可能在未来可能出现的网络剧时代以一个建设者而不是一个迷惘者的角色出现。 四、贴近大众的积极性。 与文化适应相伴，电视剧艺术学还要特别注意明确其同广大受众之间正确的关系。电视剧的大众文化属性是我们在讨论电视剧艺术学种种属性时须臾不能被忘记的。可以说，如果不是作为大众文化的重要生力军而昭显于当世，电视剧是不可能有着如现在一般旺盛的生命力的。在理论施事中切勿把这项鲜活的理论形态搞成一种只为“精英”们所瞻阅的书斋文本，在这方面理论界的教训是不少的，特别是在许多人文科学理论的阐释方面，有相当多的理论被搞成了逻辑水平不高但又艰涩费解不知所云的半成品。电视剧与广大受众贴近程度的高低决定了作品的接受价值的高低，而电视剧理论对大众文化切入程度的深浅又直接影响到了电视剧艺术实践正确的方向感的树立。电视剧艺术理论积极地投入到大众文化氛围之中去，不仅可以了解社会受众对电视剧艺术的接受程度和接受水平，而且又可以捕捉社会心理对艺术生产的新的审美需求，从而得到丰富的文化给养。 五、道德建设的紧迫性。 表面上看，电视的艺术学理论同道德建设没有太多的直接联系，它们好象是两个相距较远的属于不同范畴的概念。但需要强调的是，在电视剧艺术理论工作者的思维中道德建设不仅不能消解而且应始终把其放到一个极为重要的位置上。一种理论，特别是一种与“人”密切相关的社会科学理论如果不能怀有充分的责任感去关注一个时代的道德建设，而只满足于在它狭窄的圈子内搞所谓“纯理论”的研究，那么这种理论就必定是一种残缺的不完整的理论。电视剧理论建构中的先锋意识所包含的重要因素之一即是对社会中的人的道德感的积累和张扬，这是由电视剧的大众文化属性所决定的。电视剧在作品中所传达的内容往往成为大众精神给养的一个重要源头，因而传递怎样的符合历史和美学双重要求的正确价值观就显得特别重要。在当代复杂的社会精神背景下坚持给予道德建设以充分关注，始终不放弃对人类高尚的精神家园的追求，保证大众文化时代的电视剧艺术实践和理论不会在躁动不安的虚浮状态中迷失自己，对电视剧艺术学来说无疑是不可或缺的。 上述五个方面作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在文化嬗变中的先锋意识组成部分，它们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紧密相联的。可以说，在理论建构过程中能否自始至终地抱持这些先锋意识内容不仅是塑造良好理论施事心理的需要，而且也是电视剧艺术学学科质量和水平能否得到保证的重要前提。 艺术学论文:艺术学研究与学术规范论文 拙著《草根的力量——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与研究》出版后，学术界的反应颇出乎我的意料。该书是我在浙江台州经过8年田野考察之后形成的最终研究成果，也是我学习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以文本与田野结合的路径从事当下艺术研究的初步尝试。著作已经出版，同行乃至一般读者自会判断其中得失。但是我深知诸多学者对拙著的兴趣并不完全针对拙著本身，学界的反应涉及到艺术学研究方法论层面的重大问题，而有关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还需要做一些更深入的探讨。 一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曹禺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欢桓鑫薹ɑ乇艿氖率凳牵渲兄辽?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需要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其次，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每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我在从事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时经常提醒自己将艺术层面的问题作为主要对象，不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艺术学研究的训练，因此只有艺术学问题才是我在专业领域范围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艺术学领域的问题才是我所真正应该去关注和感兴趣的。举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许多有关宗教与民间祭祀、民间信仰方面的现象，我当然知道从人类学或者社会学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会相对地集中于这些现象与民间戏班的运作和表演、与当地观众的欣赏之间的关系，将这些现象与戏剧活动之间的联系，小心地剥离出来，分析它们对戏班以及戏剧活动的艺术方面的影响力，寻找这些现象与近二十年台州戏班的繁荣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样，当我剖析和研究戏班的内部构成以及戏班内部的人际关系时，不仅把戏班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亚群体看待，同时更注重把它们看作一个关乎戏剧艺术的群体看待，这样的研究当然明显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 而我深信，这样的研究正是艺术学的发展所需要的，寻找更多学术途径，利用更多研究方法，通过更加多维的视角，以探索和解决我们面临的诸多艺术学问题，这也正是我们把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引进艺术学研究领域的初衷。 如前所述，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之所以值得注重，在于它会给中国当前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注重实学的研究风气，并且最终导致当代艺术学研究的转型。田野研究始终只是艺术学研究多种方法中的一种，然而随着英美经验主义学术传统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后在世界学术整体发展格局中越来越明显的强势地位，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在现代学术研究中的地位会越来越显著。也许若干年后，我们将不得不再来讨论宏观的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以及田野方法的诸多弊端，重新认识基于文献的研究的意义，但就目前而言，我相信倡导田野研究，对于中国的艺术学研究不仅非常之必要，而且非常之迫切。 艺术学论文:影视艺术学研究论文 [内容提要]艺术与技术合流、电流与电视联姻之后，将会出现两个新的学科生长点——影视技术学与影视艺术学。这种组合不是一种简单的相加，它应该意味着一次触及本质的学科变革，我们完全可以将其描绘成一种“范式变化”。 本文简要回溯了影视各自独立成为艺术并形成学科的历史，指出正是在电影电视为争得艺术地位所进行的一系列努力的过程中，电影艺术学与电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逐步得以确立，如何在整合的基础上构件超越原有范式的影视艺术学的新的学科范式，是当前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本文即旨在从学术层次探讨电影与电视作为艺术的结合，并给这种结合以学理上的论证。 [关键词]影视艺术学范式变化整合理论重构 新世纪伊始，一个新系在北京广播学院电视学院成立，名曰“影视艺术与技术系”，乍一听，这名字稍嫌冗长，读之也觉拗口。不过因为她是在理顺了各方面关系并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精心运作的，而且她依托于广播学院及其所属电视学院这一强大后盾，所以组建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将原来分属不同系别的四个相关专业——表演专业、导演专业、戏剧影视美术设计专业和动画专业结合，组成一个新系，这更多涉及的是操作层面的问题，比较易于解决，因此，虽然两年多的筹建时间不算很短，但一个全新的艺技系毕竟顺利地诞生了。而从学术层面探讨电影与电视作为艺术的结合，则显然比单纯的一个系的挂牌成立困难得多。能否及早给这种结合的产物——这个诞生于千禧年的幸运儿——以学理上的论证，也许会关乎她日后的顺理成章。 一 艺术与技术携手、电影与电视联姻之后，将会出现两个新的学科生长点——影视艺术学与影视技术学，要使这两门学科成为真正规范的常规科学，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之所以称之为新的学科生长点，并不是指这两个学科的名称是新的（它们在不同的场合已被屡屡使用过），而是因为这种组合不是一次简单的相加，它应该意味着一次触及本质的学科变化，我们完全可以将其描绘成一种“范式变化”。 “范式变化”是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因（ThomasKuhn）定义并经常使用的一个术语，⑴意指学术研究的全套方法及其态度正被另外一套方法及态度取代。影视技术学尚处于草创阶段，其“范式变化”还不明显，本文姑且不论，而由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发展到影视艺术学，⑵其间经历的学科的“范式变化”将是巨大和不可避免的。托马斯•库恩曾指出，一门学科是否成熟，取决于该学科是否提供了被广泛接受的范式（Paradigm，或译范型，规范），范式乃是理论由以设立探讨目标、解决方式以及断定其价值的依据。换言之，也就是有没有提供构成该学科的基本结构、基本概念以及特有的研究方法。而一门学科范型的推陈出新，则标志着该学科的革命性发展。⑶任何一个新学科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对本学科研究的方式方法、成就和缺点的清醒认识，⑷若以此标准衡量，作为学科的影视艺术学还远远谈不上成熟。在谈论电影艺术与电视艺术的结合，以及因此产生的从电影艺术学、电视艺术学到影视艺术学的“范式变化”之前，有必要先来简单回顾一下电影和电视成为艺术的历史，从一定意义上说，电影和电视为争取艺术地位而奋斗的历史，同时也就是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逐步成型的历史。 尽管电影和电视是如此年轻，但是我们仍然无法确知电影艺术和电视艺术的起点。因为与其他传统艺术相比，电影和电视带有如此浓厚的技术色彩。电影的诞生不过百余年，电视的历史就更短，众所周知，两者诞生之初都没能在艺术殿堂中占有一席之地，而此后电影和电视的每一次飞跃，都笼罩着技术进步的耀眼光环，当人们瞩目并惊叹于技术的伟大时，艺术之被忽视就是自然的了。电影由最初的杂耍技艺和一种以娱乐为目的的商品争得艺术的称谓，花了相当的时间。“把电影的诞辰定在1895年是出于对电影技术发明人的尊重，或者说，这只是电影技术的诞辰，这个日子和电影作为一门艺术并没有直接的关系。”⑸电影“作为艺术，它实际上是20世纪的产物”。⑹即使“在艺术理论界，电影也被视为一种不入流的东西，所谓‘电影不是艺术’曾是德国吐林根大学美学和艺术史教授康拉德•朗格的著名结论……英国著名作家肖伯纳也曾经是一个最瞧不起电影的人，他可笑地预言说，‘电影要成为艺术，惟一的办法就是摄制一部完全用字幕构成的影片’”。⑺最初的电影是无声的，只用作客观世界的记录，必然强调电影的复制能力，但即使是电影获得了声音之后，一些写实主义电影理论家如安德烈•巴赞和克拉考尔等人仍对电影能否称为真正的艺术表示怀疑，克拉考尔说：“如果电影是一门艺术，那么它便是一门不同寻常的艺术”，“是惟一能保持其素材的完整性的艺术”，⑻尽管没有直指电影不是艺术，但是这种论调对电影成为真正的艺术起到了消极的阻碍作用。他们认为电影仅仅是“照相艺术的延伸”，电影的早期就是“活动的照片”，是“物质现实的复原”，邵牧君先生干脆断言克拉考尔等人的理论是非纯理论：“物质现实的复原”与其说是一个审美性的命题，不如说是一个社会性的、意识形态性的命题。克拉考尔理论的非纯性质几乎是无须论证的。”⑼巴赞—克拉考尔学派对电影自身形式和电影内部语言的轻视，至少从客观上助长了“电影不是艺术”观念的流行。 但是另一方面，有些导演开始在实践中尝试镜头的运动，段落的剪辑，逐步摸索电影特有的语言，此后，随着有声片的出现，色彩的应用和特技的使用，逐步形成了完整的电影叙事手法，电影开始有了自己的文法和修辞手法，尤其是以探讨镜头的不同组接为核心的蒙太奇理论逐步完善，使得电影渐渐被人们视为独立的艺术。一批造型派理论家如雨果•闵斯特堡、谢尔盖•爱森斯坦、鲁道夫•阿恩海姆等人在这个过程中贡献巨大，正是他们强调电影必须脱离单纯的机械复制，发掘出电影影像的表现力，从而确立了电影作为艺术的美学特性，确立了电影的艺术品格。 电视的命运与电影相似。电视的发明与科技的进步更加密不可分，当电视在本世纪30年代正式播出时，就显示了余生据来的大众传播媒介的顽固特性，它想争得艺术的地位就更加困难。不仅传统艺术的领地不肯接纳电视这个新生儿，即使是在早期遭受同样冷遇的电影也不愿承认电视的艺术地位，上文提及的电影理论家鲁道夫•阿恩海姆说：“电视是汽车和飞机的亲戚，它只是一种文化上的‘运输工具’”，⑽既然都曾受人冷遇，更应惺惺相惜，但是电视表现出来的工具理性实在太强，所以对它作艺术上的价值理性的评价就尤其困难。之所以至今仍有相当数量的人不承认电视也是艺术，恐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电视的形态过于驳杂。在我国，人们惯常把电视形态分为三大类：纪实形态（非虚构类节目），如新闻节目、社教类节目、纪录片等；表现形态（虚构类节目），如电视剧、电视文艺等；混合形态，如综艺类节目、某些少儿节目等等。在这些纷繁复杂的形态之中，艺术与非艺术的因素相互掺杂，是非莫辨。前苏联电视理论家A•尤罗夫斯基说：“电视报道的视觉和造型实质决定了它始终拥有审美元素。屏幕上的图像不可能脱离一定的范围、拍摄角度、照明度、镜头结构与镜头剪辑、速度节奏，以及图像和音响、语言等的相互关系而存在。因此，电视中的审美范畴（与电影一样）不仅包括艺术报道，也包括争论报道和科学报道。”⑾我不赞同把电视报道也归入电视艺术的范畴，尽管如这位前苏联的电视理论家所说，电视报道的制作方式也许采用了某些技巧，但是以传播信息为主要目的新闻报道仍然不能算是艺术。这里又要涉及一个争论不休的难题，即什么样的东西才是艺术？如果说有一个评判什么是艺术的终极标准的话，那这个标准只能是审美的标准。我认为，以审美的标准衡量，则电视剧和纪录片最具备成为艺术的特质。而拍摄方法，镜头结构、速度节奏等借鉴自电影的技巧不过是构造艺术的手段而已。 [page_break] 二 尽管举步维艰，但是电影和电视毕竟都跻身于艺术的殿堂了。也许是因为影视之间的区别太多而且过于明显的缘故，所以很长时间以来，尽管被人称为“姊妹艺术”，电影艺术和电视艺术还是没有多少真正的沟通和交流。人们津津乐道的影视之间的区别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二者传播的物质材料有别。电影的承像物质是昂贵且冲洗工艺复杂的胶片，而电视的承像物质是简便且无需冲洗的磁带。磁带记录的拍摄成果是即时可见、随时可以修改的，导演在现场就能进行艺术上的鉴定，决定取舍，但其放映效果和清晰度远远逊色于胶片，胶片拍完后到冲洗出来总有一个间隔期，如果导演对样片不满意，要组织重拍，在情绪、气氛和影调上当然会受到影响，从而损害影片的质量。二是二者的欣赏方式不同。电影是封闭型的大集体的欣赏方式，电视则属于开放性的家庭欣赏方式。三是两者的传播媒介的差别。电影以面积较大的银幕作为媒介，而电视则以面积小得多的荧屏作为媒介，从而造成观看影视时极大的视距差别。上述区别实质上更多体现了电影和电视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区别，探讨这些区别应属于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范畴。而作为艺术，电影和电视有太多的共同语言，这种共通之处恰恰是影视艺术学学科范式重构的基础。 正是在电影和电视为争取艺术地位所进行的一系列努力的过程中，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逐步得以确立。在我国，通过几代电影理论家和艺术家的摸索，电影艺术学的学科范式已经确立，近年来，经过以高鑫为首的几位学者的努力，电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也已初见雏形，⑿但是影视艺术学要建立自己的学科范式，还刚刚起步，广院影视艺技系的成立，是建立中国影视艺术学学科范式的一个良好开端。如何在整合的基础上构建超越原有范式的新的学科范式，是摆在影视理论学界的一个重大课题。 相对文学、哲学、历史、美学、社会学等等传统学科而言，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都是十分年轻的学科，其学科范式还很不稳定，这对突破它们并构件以之为基础的新的影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非常有利。当然，一种范式取代另一种范式可能历时甚长，有时长达20甚至30年之久。因为范式变化涉及的不仅是理论建构的问题，它应该包含解构基础上的理论重构。值得欣慰的是有些学者已经在影视艺术学的理论重构方面做了很多宝贵的探索。外国学者主要探讨了影视剧本创作和导演的一般规律，如英国人威廉•米勒的《叙事性影视脚本创作》，⒀法国人米歇尔•西翁的《影视剧作法》，⒁美国人阿伦•A•阿莫尔的《影视导演》。⒂在我国，每年都有大量探讨影视艺术的，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专门设立了“影视艺术研究”的专题。近年来国内也出版了不少研究影视艺术的论著，比如刘书亮先生关于电影电视导演实践和理论的研究（刘书亮著《电影电视导演术》，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张凤铸先生关于电影电枢艺术的本体研究（张凤铸著《电影电视艺术导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张凤铸主编《影视艺术本体论》），郑国恩先生关于影视摄影构图的专题研究（郑国恩著《影视摄影构图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傅正义先生关于影视剪辑的专题研究（傅正义著《电影电视剪辑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天版），韩世华、朱少玲关于影视编剧的研究（韩世华、朱少玲著影视剧作引论），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此外宋家玲的《影视文学创作论》，周传基的《电影•电视•广播中的声音》等等也是研究影视艺术的很有特点的著作。上述学者中不少人把影视放在一起来讨论并非完全出于自觉，许多著作和论文把影视相提并论，但实际上却只单独论述了电影或电视中间的一种，如王心语主编的《影视导演基础知识》就只论述了电影导演的一些基础知识，而丝毫没有涉及电视导演方面的问题，对此主编者是这样解释的：“鉴于电影与电视在艺术创作上的相通之处，所以我们把书名定为《影视导演基础知识》。”⒃这种被忽视的共通之处正好是重构影视艺术学学科范式的基础。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长期分离，造成了由研究视野和方法所决定的具体学科的局限，使影视之间难以找到一套公认的“游戏规则”，这种局限往往妨碍着我们的学者对一些整体性、共同性问题的把握。重构影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必须结束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长期分离的局面，打破具体学科的局限，制定影视两种艺术都要遵守的“游戏规则”。 新旧两种学科范式之间并不是二元对立的，新学科不会立刻与旧学科彻底决裂，新范式容易对旧范式有归属感和认同感，比如这也正是为什么不少学者进入了新的领地之后还操着过去的一套话语，在此意义上，学科范式的更替将是一个历时性的动态过程，所以电影（视）艺术学和影视艺术学两种不同的范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共存是十分自然的现象。要使构成一种学科的基本规则和用法的那些“游戏规则”获得某个知识共同体成员的一致认可，决非易事。学科理论的沿革，正是这种共同体成员对旧范式的摈弃和对新范式的认可。一个成功的学者应该具有吐故纳新的理论勇气，因为科学是通过传统的维持和传统的变革而进步的；而一个高明的学者更应在这两种学科型式之间维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妥善处理新旧理论框架及学科范式之间的关系，两种范式的接触乃至最终“融合”，将意味着长期歧异中的共存，每一个参与这种新旧范式变革的人面临的都是一场勇敢者和智慧者的游戏。 影视艺术学范式的重构和在重构过程中涉及的范式变化，必须虑及中国当前影视理论界的研究现状。当前，我国专门从事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研究的学者不多，这为数不多的人在论及影视艺术学时，侧重点又有所不同，比如广院学者的论述侧重于电视艺术，而电影学院以及其他部门学者的论述则可能偏重于电影艺术。表面来看，这是学者从事研究时的学术背景不同所致，而实质则反映了学术范式的动态选择以及相对稳定成型的问题。广院电视艺术学的发展就是这种过程的生动体现。广院电视系有相对长期的历史，在电视系的学术发展史上，一批学者或主动或被动地选择了（电视）新闻学，而另一批学者则选择了电视艺术学，这两个学科沿着不同的路径在动态中发展，形成了不同的学科范式，各自成型以后，就有了现在广院的两个拥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学科——新闻学和广播电视艺术学。而在学术范式的选择和成型的后面，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价值观问题，选择新闻学还是艺术学，不同的选择体现出来的学者价值观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 今天，相对成型的范式开始分化，新一轮选择摆在我们面前：如何在遵循已有学术规则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自身的学术潜力，在学术规则的转换与研究范式的重建中扮演主角？每一个关心影视艺术学学术范式重构的人都面临机遇和挑战。 艺术学论文:田野艺术学研究管理论文 《草根的力量——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与研究》出版后，学术界的反应颇出乎我的意料。该书是我在浙江台州经过8年田野考察之后形成的最终研究成果，也是我学习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以文本与田野结合的路径从事当下艺术研究的初步尝试。著作已经出版，同行乃至一般读者自会判断其中得失。但是我深知诸多学者对拙著的兴趣并不完全针对拙著本身，学界的反应涉及到艺术学研究方法论层面的重大问题，而有关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还需要做一些更深入的探讨。 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曹禺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著，然而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其中至少8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从事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时经常提醒自己将艺术层面的问题作为主要对象，不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艺术学研究的训练，因此只有艺术学问题才是我在专业领域范围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艺术学领域的问题才是我所真正应该去关注和感兴趣的。举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许多有关宗教与民间祭祀、民间信仰方面的现象，我当然知道从人类学或者社会学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会相对地集中于这些现象与民间戏班的运作和表演、与当地观众的欣赏之间的关系，将这些现象与戏剧活动之间的联系，小心地剥离出来，分析它们对戏班以及戏剧活动的艺术方面的影响力，寻找这些现象与近二十年台州戏班的繁荣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样，当我剖析和研究戏班的内部构成以及戏班内部的人际关系时，不仅把戏班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亚群体看待，同时更注重把它们看作一个关乎戏剧艺术的群体看待，这样的研究当然明显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 深信，这样的研究正是艺术学的发展所需要的，寻找更多学术途径，利用更多研究方法，通过更加多维的视角，以探索和解决我们面临的诸多艺术学问题，这也正是我们把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引进艺术学研究领域的初衷。 所述，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之所以值得注重，在于它会给中国当前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注重实学的研究风气，并且最终导致当代艺术学研究的转型。田野研究始终只是艺术学研究多种方法中的一种，然而随着英美经验主义学术传统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后在世界学术整体发展格局中越来越明显的强势地位，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在现代学术研究中的地位会越来越显著。也许若干年后，我们将不得不再来讨论宏观的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以及田野方法的诸多弊端，重新认识基于文献的研究的意义，但就目前而言，我相信倡导田野研究，对于中国的艺术学研究不仅非常之必要，而且非常之迫切。

住宅市场的不景气局面促使大量资源向商业地产市场涌流，然而现阶段我国商业地产的发展模式存在较为严重的问题，部分商业地产项目的建设存在非理性、趋同性问题，加之近年来电商行业的蓬勃发展也为商业地产行业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在此形势下，如何突破商业地产现有的发展模式、顺利实现转型发展，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探讨。 一、商业地产转型发展的主要趋势 1.利用大数据实现精准营销 伴随现如今互联网与信息行业的迅猛发展，大数据时代已经悄然到来，为我国各个行业领域创造了潜力市场。以万科地产为例，万科地产于2014年与百度搜索强强联合，借助百度所提供的大数据更加精准、充分的了解到消费者的喜好、分析消费人群的特点以及活动轨迹等数据，以此为依据进行战略调整与营销策略的制定，消费者可以借助手机查询广场周边信息、道路情况以及进行线路导航等，标志着商业地产正式步入大数据时代。在此基础上，商业地产应当着重把握大数据技术所提供的数据挖掘能力，推动精准营销的实现。 2.向互联网金融转型 互联网金融的迅速发展也为商业地产的转型升级提供了选择通道，互联网金融平台的开发成为商业地产行业发展的大势所趋。以恒大集团为例，恒大金福这一互联网金融平台已于2016年正式上线，此后恒大集团还不断推进与大型金融机构之间的对接合作，进一步在互联网金融领域扩展了市场份额。同时，万达集团也逐步推出网络信贷、移动支付等互联网金融业务，在互联网金融领域中不断开拓市场。商业地产进军互联网金融领域已成为转型发展的必然要求，不仅能够实现地产领域与金融领域的跨界整合，还能够拓宽商业地产行业的融资渠道，进一步推动商业地产朝向轻资产模式转型。 3.创新采用轻资产模式 传统商业地产采用以储备土地为主要手段的重资产模式，然而现如今国家出台政策抑制房价上升，相应也致使土地升值的速度有所减缓，过度储备土地反而会使地产企业的负担加剧，甚至会造成亏损。基于此，轻资产模式应运而生，着重将商业地产企业的经营战略调整为赚取增值服务收益，可以有效提高企业效率、拓宽资源渠道，进一步推动传统商业地产企业朝向轻资产转型，寻求更加长远的发展。 4.应用T2T商务模式 T2T模式主要是指商业地产将高科技娱乐化应用嫁接到购物中心、百货大楼等商业地产主体上，增加商业地产的附加值。该模式的应用充分借鉴了高科技体验娱乐项目的优势，增加了消费粘性，进一步提高商业地产应对电子商务冲击的抗衡力，助推商业地产的转型发展。 二、当前时期商业地产发展的现存问题 1.缺乏长效政策引导 在商业地产市场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在宏观调控方面缺乏足够力度、缺乏长效政策引导等问题日益凸显，还有部分地方政府为追求业绩而盲目鼓励开发商兴建大型购物中心，缺乏针对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考量，对于商业地产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2.缺乏成熟商业环境 我国商业地产存在起步晚、体系不完备、粗放式经营发展等弊端，难以针对自身发展战略导向、客户需求等实现精准定位，缺乏对于市场业态与市场规律的明确把握，盲目跟风、定位不明等问题突出，导致商业地产在产品开发方面缺乏创新。同时，外部商业环境的不健全、不成熟也为商业地产的转型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助长了商业地产“野蛮生长”的发展模式，进一步导致其呈现出整体过剩的发展问题。 3.电商模式带来冲击 一方面，传统商业地产行业仍然保持着旧有的粗放式发展模式，加之缺乏合理的布局规划，致使商业地产项目缺乏长足的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互联网与电子信息技术的出现推动了电商模式的发展，其突破时空局限的优势以及便捷的支付方式也对于传统商业地产造成了一定的冲击，致使依托于实体店的商业地产交易数量被电商所瓜分，进一步加剧了商业地产的经营困境。 三、加快商业地产转型发展的创新策略 1.实施O2O营销模式，制定差异营销策略 在2012年11月的易观第五届移动互联网博览会上，“互联网+”这一概念被首次提出，自此互联网科技呈现出加快发展的形态，电子商务模式、互联网金融等概念也在商务、金融等各领域得到了广泛普及，诸如BTB、C2C等商业模式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在此基础上，O2O营销模式应运而生，该模式将线下消费与线上消费有机相连，将线上消费的顾客资源延伸至线下，有效拉动了线下消费的增长，也弥补了电商模式缺乏客户体验以及质量保障的缺陷，为商业地产的转型发展指引了新的方向。O2O模式创造性的实现了商业地产与电子商务的对接合作，不仅能够在保留商业地产行业优势的同时创收营业额，还能够加强应对电子商务冲击的抵抗能力。例如苏宁、国美等国内知名电器企业在经营线下商场的同时，也着重打造网上购物平台，引导顾客在线下进行产品体验、在线上提交购买订单，实现了线上线下的协同发展。O2O营销模式有效突破了原有线下消费的局限性，实现了消费决策的前置，引导顾客利用闲暇时间在网络平台中做出预先的消费判断、节省大量思考时间，有效优化顾客的消费体验，进而更好的促进客户群体的扩展与营业额的增长。在创新营销模式的基础上，还应当借助合理营销策略的制定推动方案的具体实施。衡量商业地产发展动力的重要因素取决于地段，因此应当强化市场需求分析，因地制宜的强化市场定位，借助差异化营销战略的制定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同时也应当兼顾诸如区位环境、交通线路、人流量等相关因素。以邻里商业区为例，在此商业区内适宜建立社区购物中心、社区商场等，虽然这类商业建筑相较于大型购物中心、大型商场而言在体量上不占据优势，然而却能够满足距离城市中心较远的社区居民的日常消费需求，借助配备齐全的餐饮、娱乐设施，能够更好的赢得社区居民的青睐，从而为商业地产的转型提供有效驱动力。在满足居民消费需要的基础上，商业地产要想提升竞争力还应当注重高端品牌的引进、争取品牌授权，满足高消费人群的选购需要，引导顾客在线下实体店进行消费，直观体验、鉴定产品的质量，从而更好的优化顾客的消费体验、满足其个性化需求，提高服务质量与商业地产的竞争力。 2.采用T2T商务模式，强化客户体验需求 现如今互联网与信息技术为商业地产的转型带来了新的借鉴模式，商业地产应当积极主动的把握行业市场规律，创新应用T2T商务模式，深入体察消费者在物质与精神层面的迫切需求，进而更好的强化客户在品牌、业态、服务、娱乐等方面的体验。以万达商业地产为例，万达集团已将T2T商务模式应用在旗下儿童游乐场项目的规划建设中，在保留传统购物中心形式的基础上实现城市综合体的升级，着重考察顾客需求、强化顾客体验，并在一、二线城市的基础上将建设触角逐渐延伸至三、四线城市，借助差异化的经营模式与手段实现对于消化力的兼顾。具体来说，万达集团利用T2T模式将业态体验、餐饮体验与零售体验三者之间的比例调整为7:2:1，借助高科技体验娱乐实现了客户导流，保留现有商业形式的优势，以此推动客户模式的顺利实施。例如借助手机APP软件的开发为消费者提供预约停车位的服务，倘若消费者未能在超出约定时间的20min内到达，则可以随时取消预约或通过付费的方式保留车位，该APP还可以为消费者提供停车的线路，免除了消费者难以寻找到停车位的烦恼，从而进一步为客户提供了更加完备的购物消费体验。与此同时，T2T商务模式的优势在于弥补了电子商务体验性不足的短板，有效满足了消费者在网上购物中无法实现的社交、体验等需求，进而也为实体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助推力。T2T模式的应用由物质层面渗透到消费者的精神层面，注重消费者体验的发掘，例如许多商业地产开发商都在商场中引入了影院、游戏厅、KTV以及冰场等体验类业态，更有部分商业地产的开发商在购物中心内强化了生态景观的建设，不仅为消费者提供了充足的吸引力，也能够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体验需求。从动态发展视角出发，商业地产应当将原有的购物服务与客户体验相结合，针对顾客综合需求实现精准定位，更好的寻求符合自身发展路径的转型方向。 3.创新采用轻资产模式，深入拓展融资渠道 现如今轻资产模式已成为国内商业地产企业寻求转型的优先选择，轻资产模式将成本与租金定义为资产考核的主要目标，鉴于当前我国商业地产的分布范围较广，因此可以依照不同的区位因素进行轻资产成本标准的区别建立。鉴于当前我国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情况与人民消费水平都存在显著的差异，因此应当系统把握不同地区的特点进行投入计划的精细化制定，例如相较于西北地区而言，我国西南地区的市场潜力相对较大，因此应当加快西南地区商业地产市场的扩张。借助轻资产模式的应用，不仅可以推动商业地产实现规范化转型，还有助于更好的提高管理效率、节约投入成本，进一步推动传统商业地产朝向轻资产转型。但需要注意的是，不能将轻资产模式进行盲目的套用，应当采取合理方式针对该模式的可行性进行评估。以万达商业地产为例，应当由独立团队针对各自的租金模式进行测算，再将不同部门的测算结果进行比较，倘若二者测算结果的误差值较小，则可以判断该模式具备可行性，进而在相应地区进行大力推行。鉴于当前互联网金融的迅速发展，商业地产应当将发展目标驻足在该领域中，强化互联网金融领域的战略布局。做好互联网金融不仅可以为商业地产企业拓宽内部融资渠道，为传统商业地产朝向轻资产转型提供支撑，还能够为商业地产企业创造更多的收益，进一步提高商业地产的竞争力。然而现如今商业地产企业在入驻互联网金融领域的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问题，部分企业内部整合的难度较大，还有部分企业存在招商困难等问题，在现如今互联网金融领域理财产品所占据的市场份额居高不下的形势下，传统商业地产企业应当将发展战略着重投放在金融理财产品的创新中，加大内部资源的整合力度、实现系统协调合作，同时争取社会力量的支持与认可，将自身优势与金融理财产品进行充分结合，例如可以将金融理财产品向实体产品延伸等，从而进一步发挥跨行业的协同价值，更好的拓宽融资渠道，实现商业地产的转型发展。 四、结论 总而言之，伴随现如今互联网与大数据技术的迅速普及，互联网金融已经逐步朝向商业地产领域渗透，商业地产要想在新时期市场上占据稳固地位，就务必将转型提到日程上来，寻求精准行业定位，将电子商务的优势予以充分利用，强化客户体验，进而有效把握互联网所赋予的机遇、直面挑战，实现自身的顺利转型与长足发展。

当代西方大众文化本质解读:对比研究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途径探析 [摘要] 具有丰富内涵和表现形式的大众文化在任何一种体制和文化下都起到引领意识领域方向的作用，因此对于包括影视、报刊、文学诸形式在内的大众文化的研究必不可少。深入研究较为成熟的西方大众文化并充分借鉴对发展东方大众文化理论意义非凡。结合东西方大众文化发展现状，理论结合实践，通过采用对比研究方法对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进行横向和纵向对比，可以作为研究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途径。 [关键词] 对比研究 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 对比研究途径 一、了解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最早出现在美国哲学家奥尔特加《民众的反抗》一书中的“大众文化”概念，指一地区、一社团、一个国家中新近涌现的，被大众所信奉、接受的文化。大众文化与官方的主流文化、学界的精英文化成为社会主干性文化形态。人们对其定义提出各类解读：约翰.费斯克认为大众文化是大众利用现有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性活动的活生生的实践过程；罗森贝格认为大众文化通过大众化媒体的传播和表现来克服大众文化的不足之处：“单调、平淡、庸俗，以及容易在富裕生活中产生的诱惑和孤独感，人们在现实中的茫然和孤独感以及生存的危机感。”因为受众众多，以文学、影视、报刊、网络等为表现形式的大众文化理论影响巨大，因为较之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的狭小受众群体，大众文化无疑在大众意识、舆论领域发挥无可替代的精神引领作用。 然而，在东西方文化交融日益增强的背景下，文化产品纷繁复杂、良莠不齐，尤其网络这种大众文化的表现形式流于可控性缺失，大众文化的发展进程更多的不可确定性。站在意识领域前沿的新闻工作者、文学文化精英等作为大众文化的先锋和发言人，需东西方文化融会贯通，自我建构具有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的意识理论框架，并自觉将正确的大众文化理论观与实际工作相结合。对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有着精深了解的外语工作者，也可利用对外国文化的了解，对比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将本土大众文化现象放到全球化大语境下进行观照、解读，引领本土大众文化的方向。 二、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成熟性决定其可借鉴性 以霍克海默（Horkheimer ）、阿多尔诺（Adorno）、马尔库塞（Marcuse ）为代表的西方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研究提出了比较完整的理论框架，称为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不但为西方大众文化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东方大众文化理论发展提供了可供参考借鉴的范式。大众文化研究的主要特征是反体制性（anti-institution）和批判性（critical），尤其是西方法兰克福学派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文化进行了尖锐彻底的批判，认为工业社会背景下大众受到工业文化彻底的欺骗。显然中国学者不能以拿来主义评价中国的大众文化，但工业化这一全球性主题确可成为东方大众文化理论的研究目标。东方的大众文化理论研究可以以西方的法兰克福大众文化理论为坐标，观照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大众文化产品是否验证或冲突西方的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也可突破西方中心的研究模式，把本民族语言文化传统在自身充实的前提下向外辐射，即指导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所有文化现象的研究，也可在大众文化理论方面实现适当输出。对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理论与西方进行对比研究，探寻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众文化研究和批评理论之路，可发挥先进文化对思想意识的导向作用，为未来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三、对比研究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途径 采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形式进行，首先对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进行梳理并对比，然后通过列举中国大众文化的表现形式，即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产品来作为与理论相结合的实际范例，通过把理论和文化产品进行对照，以理论来检验实际并得出结论，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大众文化来进行分析和解构，文化产品可采用文化范畴内的文学和电影等模式，搜集畅销小说和最受观众欢迎的影视作品来总结大众文化的审美模板。同样对代表西方国家最高文化成果的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和好莱坞电影节电影大奖（Hollywood Awards Gala）作品进行汇总分析，以总结西方大众文化的审美模板，最后将东西方大众文化进行对比分析论证。可采用对比研究的方法进行，包括横向和纵向对比，如：西方大众文化理论中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和非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的对比，找出相异之处；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产生的理论语境与中国大众文化理论产生语境相对比，找出相异之处；西方非法兰克福学派理论与中国大众文化理论相对比，找出相同之处以发现对中国本土大众文化理论的适用性；西方大众文化与中国大众文化对比后的异同，在进行多组对比研究之后，分别找出各组对比中对于推动中国大众文化可以起到指导作用的独到之处。 文化的体现大多以语言为媒介实现，以对比分析为主要途径，可以探讨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异同并挖掘其结论对中国大众文化理论发展的启发性。 当代西方大众文化本质解读:对比研究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对发展中国大众文化理论的意义 [摘要] 在东西方文化交融性日益增强的背景下，对比研究包括电影、电视、报刊、网络传媒、文学等形式在内的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对于发展中国的大众文化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因为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对大众文化理论的研究始终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另一方面，良莠不齐的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现状使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意识理论框架任务迫在眉睫，将正确的大众文化理论观应用于新时代背景下的实践应该成为中国文化精英的必备武装。 [关键词] 东西方 大众文化理论 对比研究 一、大众文化内涵 当代中国社会文化主要包括主导文化（Dominant Culture）（执政党和政府倡导的以保持本国、本民族特色为根本目标的主旋律文化）、精英文化（Elite Culture）（代表知识分子理性思维、自觉意识和审美情趣的经典文化），和大众文化（Mass Culture）（工业化背景下由消费意识引导的、以普通大众为指向的通俗文化）。以普通社会大众为受众的大众文化在工业化背景下异军突起，在今天全球化跨文化交际增强的大环境下，关于大众文化理论尤其是跨越东方和西方的大众文化理论研究更加成为焦点。 大众文化建立在工业技术和商品经济体系的基础之上，反映大众对日常生活的实践、思想、体验和感悟，具有生活化、多样化、商品化和娱乐性等特征。它是一种借助大批量生产、面向大众传播，使大多数人形成一致的生存方式和趋同的需要并凝聚为一个共同整体，最终在趣味、意义、信仰和价值上共享的后现代文化现象。 二、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发展现状 西方发达国家对大众文化理论的研究始终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与技术的进步使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研究产生了不同的流派。一是兴起于20世纪30～4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 （Frankfurt school） 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为西方大众文化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以霍克海默（Horkheimer ）、阿多尔诺（Adorno）、马尔库塞（Marcuse ）等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研究形成了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史上的所谓法兰克福模式，提出了分析大众文化概念比较完整的理论框架。 东方特别是中国的大众文化理论研究源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形成高潮，在跨文化交流日益加强的当代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知识分子密切关注着西方国家的文化研究，并从不同层面或视角对大众文发表见解。但总体趋势是我国学者更多地对西方大众文化理论持“拿来主义”，以启蒙者身份自居，将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简单横移，用以批判中国本土的大众文化理念，必然由于东西方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诸多差异产生西方理论的语境脱离，带来内容和思想上的双重错位。对法兰克福学派发出补充或反对声音的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葛兰西（Gramsci）费斯克（Fiske）、旅美华人徐贲等为我们提供了比较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新思路。 三、对比研究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意义 首先，研究大众文化的意义重大。任何一种体制下、任何一种文化下对于大众文化的研究都必不可少。大众文化对民众的影响巨大，对于大众文化的正确界定、预测、和建构、改造对于我国增强民族凝聚力、加强对大众利益与幸福的人文关怀等意义重大。既然大众文化的创造者实际是属于非大众的文化精英，那么具有国际视野的文化精英们完全可以在引领大众文化向正确健康方向发展的事业上起到精英作用。其次，全球化（globalization）语境下对于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进行对比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将当代文化研究与西方的文化批评理论进行对比研究可以他人为镜，知己知彼。经济、文化、信息的全球化带给我们发展契机的同时也出现某些弱势文化趋同于强势文化的现象，尤其是西方生活方式、意识形态、思想观念等大众文化向东方的辐射，对于应该在大众文化中起到引领作用的精英文化的代表者尤其应该保持清醒的自觉意识，探究本土大众文化的发展格局，并对西方大众文化发展走向及内部规律进行破解，将本土大众文化现象放到全球化大语境下进行观照、解读，抗争西方大众文化的霸权话语，引领本土大众文化的方向，并最终服务于保持本国、本民族文化特色的根本目标。 现今，我国对当代东西方大众文化进行对比研究的过程中主要存在几个问题：第一，在中国本土的文化研究或文化批判中，有忽视社会、历史与文化差别，搬用西方文化理论的话语的现象。不少批评者不是把西方文化研究的反思精神、批判精神继承过来，用以批判本土语境中的支配性压迫力量，简单地把西方文化研究的批判对象当作自己的批判对象；第二，缺乏对中国大众文化理论的深入、系统的研究与梳理，缺乏对中国大众文化基本特征和独特功能的系统分析，更缺乏对中国大众文化本质内涵的深层次发掘，无法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众文化理论；第三，主要是采用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来分析中国大众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理论上的不足。因为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并不是一种普适性的观点，它所针对的时代和大众文化状况与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有一定的区别。 西班牙文学理论家乌纳穆诺在其《生命的悲剧意识》中说：“向一个人建议他应当成为其他的某些人，就好像是向他建议说他应该停止成为他自己。每一个人都必须守护他个人的人格，而如果他愿意改变他的事项与感觉的模式，这也只是当这一项改变能够进入他精神世界，这一项变动必须发生在他个人的连续体之内。”其核心在于为大众文化推波助澜的每一个个体都有坚持本我文化、思维模式的固守性，如果想要对之进行渗透、引导，只能以进入其精神内核的形式和强度促使其自我潜意识的革命，通过对比研究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并与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则可以改变大众文化个体精神世界。 当代西方大众文化本质解读:浅析西方大众文化研究视角的转换 摘 要：西方大众文化通过媒介、图像等形式参与形成了今天世界上大多数人所共享的文化，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无处不在的背景。二十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占据主角。进入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主张“文化主义”的伯明翰学派在对大众文化的研究上，经历从“批判”到“理解”的视角转换过程。 关键词：西方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文化主义；视角转换 西方大众文化是指在现代商品社会中以大众传播媒介为载体的、以现代都市大众为对象的文化形态，是一种带有浓厚商业色彩的、注重满足人们感性娱乐的文化。西方大众文化研究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与技术的进步，该研究领域也发生了诸多变化，产生了不同流派。主要分为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对以往有关意识形态的经典论述进行了批判和分析，借此对大众媒体与国家、个人的关系，消费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等问题作了新的探讨和阐释，提出了新的理论。 一、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转换 以往的从艺术单一视角对它所进行的理论研究陷入了阐释的困境。很多问题，如大量不具有审美意义粗制滥造的文本主要依赖的是声像、光电的技术手段而非炉火纯青的艺术手法等等，仅从艺术的角度难以解释。资产阶级艺术的作品都是商品，它们也许就是为了拿到市场上去而被当作商品创作出来的。艺术今天明确的承认自己完全具有商品的性质，这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法兰克福学派所讲的大众文化主要是指二十世纪三十至六十年代在美国出现的一种新型文化现象。在当时许多欧洲学者的眼中，美国是文化自由生存的最好空间。然而随着对美国大众文化的深入，他们渐渐发现，欧洲法西斯的高压统治，在美国以另外一种和缓的强求一致的方式进行着，这种高压在文化领域表现得最为明显。基于此，到了四十年代中后期，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重心转向对美国大众文化的研究。在早期法兰克福学派中，阿多诺是最早将眼光投注到大众文化的人，他“最早把大众文化和高等文化同时纳入到现代文化的理论研究视野”。在垄断下所有群众文化都是一致的，他们的结构都是由工厂生产出来的框架结构。在垄断下所有群众文化都是一致的，他们的结构都是由工厂生产出来的框架结构。“文化工业”是他们对物化的大众文化的定性，意在指出这种商业性的文化因其技术化而在本性上侵蚀了艺术和美，也是对人的丰富性的“去势”而使人成为“单向度的人”。文化不再是标志着一种富有创造性的人的生命的对象化，而成为异化劳动的另一种形式的延伸，它以同样机械的节奏和标准化的情节操纵着大众的口味，以一种强制性的方式窒息了个体的生命力。 二、伯明翰学派的文化主义理论的转换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是西方大众文化研究的转折点。这个时期，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几乎进入了高度发达的阶段，市场高度完善、资本走向国际化，福利制度和物质生产的丰富在技术上消灭了饥饿和贫困，工业制造和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对物质世界的支配和利用达到了前所末有的地步。与这样的时代相呼应，后现代文化形式诞生了。这个时期所形成的后现代社会文化状况使得讨论“大众文化”的历史语境发生了根本转变。这体现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面临“批判”的尴尬。此时人们会发现，过去所说的“大众文化”就是这个时代的文化，文化彻底走出了“象牙塔”。正是基于这种情况，西方发达国家的学术界对“大众文化”的研究视角发生了转变，即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批判”视角转向了“理解”的视角，从彻底的否定转向了接受和融合。他们不满于法兰克福学派那样站在精英主义立场来研究文化的方式，特别是他们认为的本真的大众文化，即底层的工人阶级的文化，力图从英国文学批评的利维斯主义传统中脱离出来。伯明翰学派认为任何文化或文化分析都是受制于特定群体的特殊利益，因而是特定群体态度和立场的表现，以此开展他们的文化研究。伯明翰学派是以严肃的方式对待大众文化，同时也坚持文化研究的社会批判维度，意图将大众文化放在与社会相关联的政治框架中加以分析。 三、西方大众文化研究视角的转换对中国的影响 在垄断下所有群众文化都是一致的，他们的结构都是由工厂生产出来的框架结构。享乐以为着全身心的放松，头脑中什么也不思念，忘记了一切痛苦和忧伤。这种享乐是以无能为力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中国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马克思主义核心术语的中国化。实际上，近代以来中国人话语的变迁就是一定程度上从“传统话语”向“革命话语”的转变历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核心术语产生与流变研究，一方面可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令人信服的科学描述，而且可以明晰马克思主义是如何中国化的。 当代西方大众文化本质解读:论西方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研究的进路 论文关键词：大众文化；文化精英主义；文化工业；后现代主义 论文摘要：以大众文化的批判理论为研究视角，从文化精英主义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三个阶段，对西方大众文化研究的进路进行梳理和评析，以期对西方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有一个整体性的把握。 目前，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大众文化研究都已经成为理论界的一门显学。大众文化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复杂的新兴文化现象，随着时代的变迁必将呈现出新的特征。纵观国内外对大众文化的研究，无非是从批判理论的视角、符号学研究的视角和文化研究的视角进行研究。本文主要从文化精英主义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三个阶段对西方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研究的进路进行归纳梳理，力图从宏观上把握西方大众文化批判的整体发展脉络，以期对当前大众文化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文化精英主义批判理论 大众文化研究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英国马修·阿诺德在1869年出版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阿诺德认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是“世界上最美好的思想和言论”、“是对美好的追求”，在社会中肩负着主导、引领文化发展的作用，这些文化仅仅掌握在少数“有教养的知识分子”手中，而广大的工人阶级被认为是“没有受过教育、缺乏教养”的人，大众文化就是这些“没有受过教育没有修养的民众发展壮大的文化”，是一种离散的“无政府主义”的文化，它与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处于一种对立的态势。阿诺德的这种观点流露出明显的精英主义色彩。艾略特继承了阿诺德这种文化观，认为文化只能为社会中的文化精英所理解，并对工业文明和大众文化抱严厉的批评态度。1930年利维斯出版了著作《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在书中他把当时流行的电影、流行小说、广告等文化现象统称为“大众文化”，他认为这是一种没有受过教育的大多数人消费的商业文化，已经大规模地充斥于社会文化领域，它对传统的精英文化构成巨大的威胁，使传统价值受到挑战，少数文化精英的地位日益式微。他号召“精英们”武装起来，以抵制大众文化。 德怀特·麦克唐纳也是一个文化精英主义者，在他的视野中“大众”(mass)是没有个性的、彼此之间失去精神联系的群氓…。1944年他撰写《大众文化理论》，他通过对民间文化与大众文化的比较后认为，民间文化是来自下层、直接反映民众生存经验、不受高雅文化的恩惠、与统治阶级的阴谋没有关系的文化。而大众文化则是从上面下达的文化，是面向市场成批制作出来的，包括广播、电影、电视、卡通侦探小说、科幻小说等。大众文化并非大众主动生产或接受的文化，是统治阶级赚取高额利润维护其统治而开发的，是文化商人花钱雇佣技术人员制作出来的文化。它的观众是被动的消费者，它破坏了高雅文化的生命力，它是一种寄生文化，是统治阶级为维护其统治和庸俗作家们赚钱的工具。“大众文化是上面强加的，是商人雇佣技术人员创造的，它的观众是被动的消费者，他们的参与仅限于在买与不买之间选择。简言之，庸俗作家们利用大众文化需求来赚钱，或者为了维护他们的阶级统治……民间艺术是人民自己的风俗，是他们的私人小花园，与统治者的高雅文化深墙壁垒的大公园格格不人。但大众文化拆掉了这堵墙，把大众纳入了一种庸俗化了的高雅文化，从而成为政治统治的一个工具。”可见，在阿诺德、利维斯、怀特·麦克唐纳等人的视野中，文化是完美的思想和言论，是理想的人性和谐发展的状态，是人们谋求实现完美的智慧和道德的过程，是对完美思想的传播；文化只能为少数人所拥有，而一般社会大众是反文化的，是粗俗的群氓，他们根本不可能拥有真理，必须要靠文化精英来引导。由于这些文化精英主义批判观对大众文化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西方社会称之为大众文化研究中的“利维斯精英主义”。文化精英主义以一种“文化贵族”的身份，站在精英主义的立场极力的排除日常生活中丰富多彩的大众文化，认为只有通过对经典文学作品的阅读和批评才能达到改造人性、以使人达到“高贵化”目的，其内心渗透着“文化中心主义”的偏见。 二、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 “文化工业”这一概念的提出，首次出现在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中，在西方学术界对“文化工业”进行全面批判，是从法兰克福学派开始的。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成员，本雅明先是默默无闻，死后因阿多尔诺等人介绍而名震天下。杰姆逊说：“从今天的眼光看来，本雅明无疑是20世纪最伟大、最渊博的文学批评家之一”。尽管本雅明没有明确地提出过“大众文化”一词，但本雅明的美学思想是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雅明认识到在机械复制的时代对艺术品“韵味”的强烈冲击。他说：“即使是艺术作品中最完美的复制品，也会缺少一些成分，即它的时空存在，它在其偶然问世的地点的唯一无二性的存在。艺术作品的这种唯一无二的存在决定了它的历史，在它存在的全部时间里是历史的主旋律。”但总的来说，本雅明对大众文化基本持肯定的态度。他认为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艺术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导致了艺术的进步和发展，机械复制理论作为一种艺术生产力将推动艺术的进步。但诚如德国学者布罗德森所言：“本雅明对于他对机械复制为大众带来了理解和领悟艺术作品的新的可能性这一估计是过于乐观了”。 在本雅明之后的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对大众文化持激烈的批判态度。他们认为，大众文化是指借助大众传播媒介(电影、电视、广播、报刊、广告、杂志等)而流行于大众中的通俗文化，如通俗小说、流行音乐、艺术广告等批量生产的艺术品等。阿多诺在《文化工业再思考》中直接把这些“大众文化”称为“文化工业”。他解释说：文化工业别有用心地自上而下整合它的消费者，它把分离了数千年的高雅艺术与低俗艺术的领域强行聚合在一块，结果使双方都深受其害。纵观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 1．大众文化是一种商业文化。阿多尔诺在《启蒙辩证法》中说道：“艺术今天明确地承认自己完全具有商品的性质，这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但是艺术发誓否认自己的独立自主性，反以自己变为消费品而自豪，这却是令人惊奇的现象”。的确，艺术向商业屈服甚至献媚，是艺术最大的堕落!一方面，意味着文化艺术成为获取利润的手段，意味着文化艺术必须服从市场机制和商品价值规律，服从于经济规则，这样艺术必然受制于他者，不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纯粹个人的精神领域，不再履行着批判与否定的职责，而是屈从于现实法则以证实自己的社会效用，结果艺术也就将自己终结了。另一方面，由于大众化的商业化文化，使文化丧失了真正的文化的本质规定性，即丧失了艺术品的创造性，呈现出商品化的趋势和商品拜物教的特征。这些商业化特征导致的恶果是使“大众文化成了一种可怜而贫困的美学产品”，丧失了艺术品的创造性。正如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所言：在文化工业中，普遍存在着“个性的虚假”无论在文化艺术创作中，还是在艺术欣赏中，创造性的个性都不复存在。 2．大众文化具有很大的欺骗性。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认为大众文化主要是迎合在机械劳动中疲惫的人们的需求，它通过提供越来越多的承诺和越来越好的无限的娱乐消遣来消解人们内在的超越维度和反抗维度，使人们失去思想和深度，从而在平面化的文化模式中逃避现实，沉溺于无思想的享乐。这样在大众文化“虚假幻觉”的笼罩下，人们习惯于无思想的平面生存模式，艺术家很少能创作出具有个性和思想深度的作品，而且，人们也不愿欣赏严肃的艺术品，而满足于和习惯于平庸的无个性的大众文化消费品。 3．大众文化是一种意识形态。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认为，大众文化表面上满足了大众的精神需求，而实际上却是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服务的，是通过文化上的麻醉来使大众接受资本主义秩序，大众文化具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功能。按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的说法，文化工业给大众提供感性的满足，但实质上只是以不断的许愿来欺骗大众。“文化工业”不仅说服消费者，相信它的欺骗就是对消费者需求的满足，而且它要求消费者，不管怎样都应该对它所提的东西心满意足。“它(文化工业)刻意地由上而下，藉着一种意识形态将消费者收编进去，让人以顺从替代主体意识，压根儿不允许人脱离规范而存在，文化工业整体效果是违反启蒙原则的，它是一种桎梏意识的手段”。阿多诺进一步指出“意识形态纯粹是谎言，这种谎言不是直截了当地说出来的，而是用诱惑的方式和锤炼的方式——大众文化表达出来的”。 作为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马尔库塞继承和发展了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他认为： 1．大众文化缺乏否定性和批判性。马尔库塞将文化的发展历程划分出两个阶段，即前技术时代和后技术时代。他认为前技术时代的文化是真正意义上的高等文化，“它的合法性得自于一个因技术社会的出现而不再存在、也无法恢复的世界的经验”。到了技术时代，文化与社会的“间距”已经消弭，文化不仅是“韵味”消逝殆尽，而且文化丧失了批判性的立场，沦落成为“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这样“艺术的异在效应在艺术中的消亡使今日艺术的革命性大为失色”。 2．大众文化压抑人的自由，以虚假性、幻象性来满足人们的日常需求。马尔库塞认为人类社会不是根据劳动建立而是根据需要的个体满足建立的。他认为：“真正的自由仅存在理念中。因此解放乃是一个精神的事件。”¨刮但大众文化以“假的”幻象性来满足人们的日常需求，所谓“‘假的’需要是这样一些需要，它们是通过社会对各人的压抑的特殊影响附加到他头上去的，这种需要使得劳苦、侵略性、困境及非正义永恒存在。”大众文化以广告、购物指南等形式向大众灌输消费意识造成了人的精神需要是不自由的，导致了人的需要的异化。 3．大众文化是以快乐为原则的“工业化”文化商品。马尔库塞认为，随着社会发展到发达工业社会阶段。高层文化沦落成为“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资产阶级的艺术品都是商品，它们也许甚至是作为上市销售的商品而被创造出来的。”它们的特点是以快乐为原则的。快乐原则与物质享受结合起来，“它被结合到了厨房、咖啡馆、商场，它为工作提供松弛与快乐……快乐原则同化了现实原则。”人们沉浸于物质享乐中，接纳了这种文化，“它创造了这样一种形象，这些形象与既定现实原则不可调和，但作为文化典型形象，它们就变得可以容忍”。 20世纪70年代，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阿尔都塞对现代文化工业也持激烈批判态度。他认为：“文化工业的每一个产品，都是经济机器上巨大机器的一个标本，所有的人从一开始起，在工作时，在休息时，只要他还进行呼吸，他就离不开这些产品，没有一个人能不看有声电影，没有一个人能不收听无线电广播。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受文化工业品的影响”。大众文化成为已成为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商品拜物教。“文化工业通过娱乐活动进行公开的欺骗，这些文娱活动，就像宗教界经常说的，心理学的影响和妇女连载小说所喋喋不休地谈论的，进行装腔作势的空谈，以便能更牢靠地在生活中支配人们的活动。” 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导人哈贝马斯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建立起了以否定辩证法为基础的否定主义大众文化观。一方面他充分肯定霍克海默等人的文化批判理论；另一方面修正了本雅明对于大众文化的乐观主义立场。哈贝马斯认为，大众文化的突出贡献在于创造了一个理想型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这个“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具有很强的社会批判的功能，在这个公共领域所培养出来的公众是具有批判意识的大众，文化在他们那里不仅仅是消遣或愉悦的对象，更是一种批判的武器。哈贝马斯认为，由于市场规律在文化商品领域的广泛蔓延，文化的内在规则遭到了彻底破坏，市场最终成为了文化创造的内在法则，在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文化由作为批判的武器落入到交换关系的魔爪，异化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它迎合的是教育水平很低的消费群体的娱乐需求和消闲需求，追求的再也不是知识或社会责任，而是剩余价值。文化不是被导向大众，而是屈从于大众；在市场规律渗透和支配下，批判意识逐渐转换成了消费观念，在拜物教潮流的支配下，“大众传媒塑造起来的世界所具有的仅仅是公共领域的假象。即便是它对消费者保障的完整的私人领地，也同样是幻象”。文化工业造就了缺乏个体认同和集体认同的消费公众，他们不再是批判意识的知识分子，而只是丧失了交往方式和文化共识的消费大众。 三、后现代主义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 “后现代”是一个极为模糊的术语，它既是一种文化景观的描述，也是一种文化批判的视角，更是一种理论的思维方式。在西方许多理论家都对后现代文化进行过探讨，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是其中重要的代表。研究西方大众文化的批判性研究进路，我们不能回避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 詹姆逊批判地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批判的观点。他认为后现代社会是一个完全商品化的社会。商品经济极度扩张，彻底打破了文化与商品的界限，商品已进入一切领域，并产生出遵循商品逻辑的新的文化工业。在新的文化工业中，文化彻底商品化了。文化和工业生产及商品已经紧紧结合在一起，如电影工业，以及大批生产的录像带、录音带等消费文化的出现，消解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界限。他同样认为大众文化具有阶级压迫性，它们宣传统治阶层意识形态，维护现存社会秩序，同时又具有理想主义的乌托邦性质。詹姆逊说：“所有的当代艺术作品——不论是那些高级文化和现代主义作品，还是那些大众文化和商业文化的艺术作品——都把我们对社会生活(包括我们现在的生活和我们骨子里觉得应该有的生活)性质的深刻幻想作为它们潜在的动力——尽管常常采取被歪曲和压制的无意识形式。” 詹姆逊还从后现代社会呈现出来的特征人手，具体分析了大众文化在后现代社会中表征形态。在詹姆逊看来，后现代主义的出现标志着异化、焦虑、资产阶级个体化、文化生产的个别风格、艺术以及社会的中心主体等因素的终结。而后现代文化与后现代社会的主体在特征上是一致的。它缺乏统一性、逻辑性、整体性、中心性、纵深性、必然性、明晰性、稳定性，呈现出多元性、碎片性、边缘性、平面性、随机性、模糊性、差异性和世俗性的特点。他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和《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中揭示了后现代主义的逻辑：到了后现代主义阶段，文化已经完全大众化了，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的距离正在消失，艺术品成为商品和消费品。从艺术的审美形式来看，有创造力的形式和风格，被机器复制的类象所代替，当代社会正在成为一个视像文化社会，文化文本成为一种一系列毫无关联的因素而拼凑起来的类象，这种现象已成为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独特徽章；从艺术的价值内涵来看，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作品呈现出深度消失、历史意识消失、主体消失、距离感消失等表征。大众文化沦落为纯粹的形象或幻象，话语或游戏，并表现出自我与社会的精神分裂症状态。无疑，在现代主义立场上，詹姆逊与法兰克福学派站在了一起。他对与现代主义同质的精英文化情有独钟，而对大众文化及其与之同质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多有贬损，他有时干脆将大众文化叫做视听文化、商业文化、通俗文化、文化工业。但詹姆逊反对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绝然的对立起来，认为大众文化有自己的判断标准，不能用精英文化的伟大作品作为永恒的标准来衡量大众文化为“低级”状态；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不是相互对立的两极，而是互相补充、互相依存的两种文化形态，应该充分重视二者共存的合理性。他强调：“我们必须重新考虑精英文大众文化的对立，使传统上流行的对评价的强调——这种由二元对立价值体系运作的评价倾向于在绝对审美判断的某种永恒领域里发生作用——被一种真正是历史和辩证的探讨这些现象的方式代替，这样一种方式要求我们把精英和大众文化读作客观上相联系的、辩证地、相互依存的现象，作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美学产生裂变的孪生子或不可分离的两种形式。”这表现出詹姆逊辨证文化批判立场和宏大的文化视野观。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数字金融企业凭借着海量流量资源、核心科技能力以及创新的运营模式，在支付、财富管理、信贷等领域吸引了大批的客户，对传统银行机构的存款、贷款和中间业务均造成较大的冲击。与此同时，数字金融的发展也促使商业银行加快了业务转型的步伐，加强了商业银行与数字金融企业在业务、人员、技术等多方位的合作，提升了商业银行服务效率、服务质量与服务范围。商业银行作为中国金融体系的主要力量，对中国实体经济的稳健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而利息净收入则是商业银行利润的核心来源。因此，如何更好地促进商业银行与数字金融的融合与共生，明确数字金融的发展对商业银行利息净收入的影响方向与影响路径，对中国实体经济、金融体系以及银行业均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选取2011—2020年中国42家上市商业银行的相关数据以及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编制的数字金融发展指数，系统地分析了数字金融发展与商业银行利息净收入的关系，以及数字金融对商业银行利息净收入的相关影响路径。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商业银行利息净收入具有负面影响，数字金融的发展导致了银行利息净收入的下降，并通过降低存款规模、降低贷款利率以及降低付息负债中存款占比三种影响路径降低银行利息净收入。文章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第三部分为研究假设，第四部分为研究设计，第五部分为研究结果，第六部分为相关建议。 二、文献综述 黄益平、黄卓(2018)指出数字金融为互联网公司与传统金融企业通过使用数字技术实现投融资、投资、支付和其他新型金融业务模式[1]。将2004年支付宝账户体系的上线时点作为数字金融的起点，且一般将2013年余额宝的发展年作为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的元年。近年来随着蚂蚁金服、京东金融、百度等数字金融企业的蓬勃发展，中国数字金融的业务规模已经居于全球领先位置。经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区域经济活动、货币政策、传统金融机构、家庭经济活动、企业经济活动等方面均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2]。数字金融对传统银行业的发展同时具有正面影响与负面影响。正面影响方面，数字金融催生的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先进技术被传统银行学习，产生了示范效应、人员流动效应和业务联系效应，促使银行业提升服务效率与服务质量[3]。负面影响方面，第三方支付、货币基金、互联网贷款、数字保险等数字金融业务的快速发展加剧了传统银行的竞争压力，对传统银行的存量业务规模产生了分流与侵蚀。具体来说，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数字金融对传统银行业的利润、风险管理、资产负债业务、经营效率等方面的影响。数字金融对传统银行业的利润影响方面，部分学者认为数字金融对传统银行业的利润具有负面影响。傅顺、裴平(2022)研究发现，第三方支付、互联网理财等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分流了传统银行的存量存款业务、促进了中间业务的发展，从而显著降低了银行的净息差，改变了银行的利润结构[4]。刘孟飞、王琦(2021)指出，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对传统银行业的盈利能力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冲击，并对商业银行的利息收入和非利息收入均造成了明显的负面影响，且对区域性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大于全国性大中型银行[5]。顾海峰、闫君(2019)通过对125家商业银行的数据分析指出，第三方支付对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和非利息收入均具有显著的冲击效应，而P2P对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非利息收入的影响均不显著[6]。刘忠璐(2016)指出互联网金融显著降低了城商行、大型商业银行和农商行的盈利能力，而股份制银行的盈利能力反而提升。王锦虹(2015)指出，互联网金融对商业银行的负债影响较大，对资产类和中间类业务影响较小[7]。 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数字金融的发展对传统银行业的利润具有正面影响，指出数字金融通过对银行资产业务、负债业务和中间业务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从而扩展了业务范围与业务规模，促进银行绩效的提升。王诗卉、谢绚丽(2021)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可以促进商业银行的数字化创新，他们的另一项研究指出银行管理层对数字技术所带来的创新机会的理解与认知，对商业银行线下分支机构的调整行为和数字化创新均具有提升作用[8]。李建军、姜世超(2021)指出，金融科技可以扩大商业银行金融服务的包容性，促进商业银行的盈利性和成长性[9]。于凤芹、于千惠(2021)利用文本分析法编制商业银行的金融科技相关指数，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研究发现金融科技的提升可以促进银行增强盈利能力，且金融科技的提升对银行的资产、负债业务的管理能力及经营效率、风险管理水平都大有益处，同时也是影响银行盈利能力的传导途径[10]。在数字金融对传统银行业风险管理的影响方面，王依婷等(2020)指出，金融科技与商业银行的竞争会增加传统银行的资产风险，利率市场化会减弱金融科技竞争对银行资产质量的负面影响[11]。戴国强、方鹏飞(2014)研究发现数字金融提升了商业银行的负债成本，从而促使商业银行贷款利率增加，导致贷款申请者更偏好于选择高风险高收益的资产，从而增加了商业银行风险[12]。郭品、沈悦(2015)发现数字金融发展会加剧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13]。顾海峰等(2022)利用170家商业银行年度数据，通过面板回归模型发现，数字金融通过“数字金融—收入结构—银行风险承担”的传导途径，对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有促进作用，且对股份制银行的风险承担促进作用更大[14]。 在数字金融对传统银行业资产负债业务的影响方面，邱晗等(2018)发现金融科技的发展推动了存款利率市场化，对传统银行体系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影响了传统银行业负债端的结构与资产端的定价及风险[15]。段永琴等(2021)指出，数字金融对商业银行贷款业务定价的市场化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并通过提升商业银行贷款业务定价的技术能力、提升商业银行对市场各项利率变动的敏感度、优化商业银行贷款业务定价模式三种途径影响贷款定价[16]。郑志来(2015)通过使用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与银行业务经营数据研究认为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对传统商业银行存款业务的负面效应[17]。王喆(2021)等研究发现，传统金融机构与数字金融之间存在“业务互补”的关系，银行信贷业务发展的越充分，数字金融发展越快，传统金融的发展水平对数字金融的使用深度和覆盖广度均具有明显的正面影响[18]。在贷款业务方面，Tang指出(2019)以P2P为主的互联网公司业务虽然部分地替代了传统银行的借贷业务，但是这部分替代主要发生在银行低质量客户以及银行并未拓展的下沉客户上，因此互联网公司的借贷业务与商业银行贷款业务形成互补关系[19]。Jag-tiani等(2018)采用美国2013—2016年的传统银行网点数据、信用贷款数据和互联网贷款数据分析指出，在银行实际网点少的地区，互联网贷款业务的渗透率更高[20]。 综上可知，目前数字金融对商业银行业务影响的研究文献较少细化到利息净收入的影响路径层面，且数字金融对商业银行利润的影响方面暂时未有一致的结论。利息净收入是商业银行利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商业银行2021年利息净收入在利润的占比约为80.19%。由此可见，研究数字金融对商业银行利息净收入的影响对商业银行利润的提升和业务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文章拟将数字金融对商业银行利息净收入的具体影响路径以及影响程度作为研究目标。 三、研究假设 数字金融对商业银行利息净收入的影响路径主要有存贷款业务的规模、存贷款业务的定价、付息负债和计息资产的业务结构三个层面。 1.存贷款业务规模的影响路径 对存款业务规模的影响方面，数字金融企业与商业银行的竞争促进了金融脱媒，互联网理财、数字保险、货币基金等数字金融业务分流了商业银行存款业务的市场份额，尤其是个人活期存款业务的规模。商业银行贷款业务的规模是建立在存款业务规模的基础上的，同时基于存贷比的要求限制，导致商业银行贷款规模的进一步降低以及利息净收入的降低。因此通过“数字金融—存款规模降低—利息净收入”的传导途径对商业银行利息净收入具有负面影响。对贷款业务规模的影响方面，数字金融企业通过互联网贷款分流商业银行存量贷款客户，从而降低商业银行的贷款规模，导致商业银行贷款利息净收入的降低。因此通过“数字金融—贷款规模降低—利息净收入”的传导途径对商业银行利息净收入具有负面影响。 2.存贷款业务定价的影响路径 对存款业务定价的影响方面，数字金融的发展加剧了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促进了利率市场化，提升了商业银行对利率的敏感度，促使商业银行提升存款利率，通过“数字金融—存款利率提升—利息净收入”的传导途径提升存款利率、降低利息净收入。对贷款业务定价的影响方面，数据金融的发展一是通过加强贷款市场竞争，加强利率市场化，促使商业银行降低贷款利率；二是商业银行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等金融科技功能，加强了贷款产品的定价能力和高风险客户的识别能力，从而通过更加精准的贷款定价降低了贷款定价中的风险成本，从而促进了贷款利率的降低。因此，商业银行通过“数字金融—贷款利率提升—利息净收入”的传导途径对商业银行利息净收入具有负面影响。 3.付息负债和计息资产业务结构的影响路径 对付息负债和计息资产的业务结构的影响方面，数字金融的发展凭借着便捷灵活的交易模式，各类高收益的理财、基金产品以及流量效应，对商业银行的存款业务进行分流，并将吸收的居民的储蓄存款大部分都投向了银行间市场[17]。商业银行为了满足资金需求，增加了对同业负债的依赖程度。因此，数字金融增加了银行同业负债在付息负债中的占比，降低了存款业务在付息负债中的占比，尤其是活期存款业务在付息负债中的占比。而存款业务同时也是计息负债中的低成本业务，因此数字金融降低了计息负债中低成本业务的占比，通过“数字金融—付息负债中低成本负债占比降低—利息净收入”的传导途径增加了商业银行的利息支出，降低了商业银行的利息净收入。而对于计息资产的结构方面，数字金融的发展减少了存款规模，同时对贷款规模也具有负面影响，而贷款业务也是商业银行计息资产中的高收益资产，因此数字金融通过“数字金融—计息资产中高收益资产占比减少—利息净收入”的路径，降低了商业银行的利息净收入。综上，文章提出如下研究假设：假设H1：数字金融对商业银行利息净收入具有负面影响。假设H2：数字金融通过降低商业银行存款规模，从而对商业银行的利息净收入具有负面影响。假设H3：数字金融通过降低商业银行贷款规模，从而对商业银行的利息净收入具有负面影响。假设H4：数字金融通过提升商业银行存款利率，从而对商业银行的利息净收入具有负面影响。假设H5：数字金融通过降低商业银行贷款利率，从而对商业银行的利息净收入具有负面影响。假设H6：数字金融通过降低商业银行存款业务在付息负债中的占比，从而对商业银行利息净收入具有负面影响。假设H7：数字金融通过降低商业银行贷款业务在计息资产中的占比，从而对商业银行利息净收入具有负面影响。 四、研究设计 1.被解释变量 文章选取商业银行利息净收入在商业银行营业收入中的占比作为银行利息收入的衡量指标，同时将商业银行的净息差作为辅助指标做稳健性校验。 2.解释变量 文章解释变量为数字金融的发展程度，选取了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编制的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19]作为数字金融发展程度的衡量指标。该指标是由北京大学金融研究中心和蚂蚁集团研究院合作共同编制的，基础数据主要来源于支付宝生态系统，从数字金融覆盖广度、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和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等3个纬度构建了数字普惠金融指标体系，覆盖年份为2011—2020年。 3.控制变量 文章对银行层面和宏观经济层面的影响因素均进行了控制，其中银行层面的控制变量为资本充足率(car)、不良率(npl)和资本收益率(roa)，宏观层面的控制变量为gdp增长率(gdp)、m2增长率(m2)和通货膨胀率(cpi)。同时也通过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控制了个体的影响因素。 4.中介变量 依据上文的分析，文章的中介变量为存款规模(ck)、贷款规模(dk)、存款利率(ckll)、贷款利率(dkll)、存款规模在付息负债规模中的占比(ckzb)和贷款规模在计息资产规模中的占比(dkzb)。 5.主要数据来源及变量汇总表 文章相关数据来源主要为wind数据库和国泰安经济金融数据库，选取的银行为中国A股42家已上市的银行，各项指标的数据时间维度为2011—2020年，并对其中的个别缺失数据通过均值法进行处理。有关变量的计算与模型处理主要是通过stata17.0统计软件完成，相关变量的定义如表1所示。 6.模型构建 通过面板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同时采用中介模型分析数字金融对商业银行利息净收入的具体影响路径。考虑到商业银行当年的利息净收入与上年利息净收入之间存在连续性，为克服内生性问题，文章选择了将上一期的利息净收入值加入模型。检验商业银行利息收入与数字金融发展程度的模型如下：lxi，t=β0+β1lxi，t-1+β2sjt+β3roai，t+β4cari，t+β5npli，t+β6gdpt+β7m2t+β8cpit+γt+εi，t(1)在模型(1)中，lxi，t表示i银行在第t年的利息收入，β0为截距项，β1至β8为解释变量或控制变量的估计参数，γt是指个体固定效应，用于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银行个体特征，εi，t为随机扰动项。为进一步检验数字金融对商业银行利息净收入的影响路径，在文章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中介变量，建立中介效应模型如下：medθ，i，t=α0+α1sjt+α2roai，t+α3cari，t+α4npli，t+α5gdpt+α6m2t+α7cpit+γt+εi，t(2)lxi，t=δ0+δ1lxi，t-1+δ2sjt+δ3medθ，i，t+δ4roai，t+δ5cari，t+δ6npli，t+δ7gdpt+δ8m2t+δ9cpit+γt+εi，t(3)在模型(2)中，medθ，i，t表示i银行在第t年的第θ个中介变量的数值，其中中介变量包含存款利率(ckll)、贷款利率(dkll)、存款规模(ck)、贷款规模(dk)、存款规模在付息负债规模中的占比(ckzb)和贷款规模在计息资产规模中的占比(dkzb)。模型(3)为包含了中介变量、解释变量、控制变量、个体固定效应、截距和随机项后的模型。 五、研究结果 1.描述性统计 从表2可知，42家样本上市银行在10年间的观测值共420个，对于样本缺失值采用了线性平均值的方法进行填补。数字金融(sj)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341.2和40.00，平均值为216.20，由此可见，中国数字金融的发展速度较快，在观测期间有了较大的差距。 2.结果分析 （1）数字金融对商业银行利息净收入的影响分析 第一，模型结果。由表3的回归结果可知，支持了假设H1中数字金融对商业银行利息净收入具有负面影响的假设，变量数字金融(sj)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数字金融的发展导致了商业银行利息净收入的降低。第二，稳健性分析。为确保上述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文章通过替换被解释变量的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通过将被解释变量将利息净收入的衡量指标由“（利息收入-利息支出）/营业收入”调整为净息差(jxc)，净息差（jxc）=（利息收入-利息支出）/生息资产平均余额。得到表4中回归结果显示，数字金融对净息差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数字金融对商业银行利息净收入仍然具有负面影响作用，因此实证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及可靠性。 （2）商业银行存贷款规模的中介效应分析 中介效应占比的计算公式为ab/(ab+c′)，其中a代表解释变量sj作用于中介变量M的效应，b表示中介变量M作用于被解释变量lx的效应，c′代表考虑或控制中介变量M后，解释变量sj作用于被解释变量lx的效应。由表5结果可知，解释变量sj作用于中介变量ck的效应a、中介变量ck作用于被解释变量lx的效应b、考虑或控制中介变量ck后解释变量sj作用于被解释变量lx的效应c′的系数均显著，同时数字金融通过商业银行存款规模的中介效应占比的计算公式为(-0.034)×(0.163)/[(-0.034)×(0.163)+(-0.05)]=9.98%，该中介效应成立。该结果证实了假设H2成立，数字金融通过降低商业银行贷款定价，从而对商业银行的利息净收入具有负面影响。由表5结果可知，解释变量sj作用于中介变量dk的效应a、中介变量dk作用于被解释变量lx的效应b、考虑或控制中介变量dk后解释变量sj作用于被解释变量lx的效应c′的系数均显著，而数字金融通过商业银行贷款规模的中介效应计算公式(0.023)×(0.269)/[(0.023)×(0.269)+(-0.06)]=-11.50%，表明中介效应与直接效应方向相反，中介效应不成立，该结果证实了假设H3不成立。主要原因可能为线上贷款业务的客户主要为传统银行并未拓展的下沉客户，数字金融的发展并未降低商业银行的贷款规模，反而与商业银行存量贷款业务形成“互补”；且目前商业银行与数字金融公司通过业务合作，已经成为了互联网贷款重要的出资方。由数字金融与商业银行贷款规模的回归系数0.055可知，数字金融的发展进一步提升了商业银行的贷款规模。 （3）商业银行存贷款定价的中介效应分析 由表6结果可知，解释变量sj作用于中介变量ck_ll的效应a、考虑或控制中介变量ck_ll后解释变量sj作用于被解释变量lx的效应c′的系数均显著，而中介变量ck_ll作用于被解释变量lx的效应b(-1.17)不显著，同时数字金融通过商业银行存款定价的中介效应计算公式(-0.002)×(-1.056)/[(-0.002)×(-1.056)+(-0.055)]=-3.99%，说明中介效应与直接效应方向相反，可知该中介效应不成立，因此假设H4不成立。主要原因可能为中国商业银行存款业务的利率暂时未实现完全的利率市场化，虽然从2015年10月起，中国人民银行放开了对存款利率的行政性管制，但是各家商业银行存款利率仍然是参考2015年10月24日央行公布的最后一次存款基准利率。直至2022年4月《2022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商业银行存款利率主要参照1年期LPR为代表的贷款市场利率和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为代表的债券市场利率，才进一步推进了存款利率的市场化进程。因此，在样本数据检测期间，数字金融的发展未通过提升存款利率对商业银行利息净收入产生负面影响。由表6结果可知，解释变量sj作用于中介变量dk_ll的效应a、中介变量dk_ll作用于被解释变量lx的效应b、考虑或控制中介变量dk_ll后解释变量sj作用于被解释变量lx的效应c′的系数均显著，同时数字金融通过商业银行贷款定价的中介效应计算公式为(-0.003)×(2.157)/[(-0.003)×(2.157)+(-0.047)]=12.10%，该中介效应成立。因此，该结果证实了假设H5成立，即数字金融的发展促使商业银行降低贷款利率，进而降低商业银行的利息净收入。 （4）商业银行计息负债与付息资产业务结构的中介效应分析 由表7结果可知，解释变量sj作用于中介变量ck_zb的效应a、中介变量ck_zb作用于被解释变量lx的效应b、考虑或控制中介变量ck_zb后解释变量sj作用于被解释变量lx的效应c′的系数均显著，同时数字金融通过付息负债业务结构的中介效应占比计算公式为(-0.036)×(0.182)/[(-0.036)×(0.182)+(-0.052)]=11.59%，中介效应成立。因此，该结果证实了假设H6成立，数字金融通过降低存款业务在银行付息负债中的占比，从而对商业银行利息净收入具有负面影响。由表7结果可知，解释变量sj作用于中介变量dk_zb的效应a、中介变量dk_zb作用于被解释变量lx的效应b、考虑或控制中介变量dk_zb后解释变量sj作用于被解释变量lx的效应c′的系数均显著，而数字金融通过计息资产业务结构的中介效应占比计算公式为(0.037)×(0.188)/[(0.037)×(0.188)+(-0.06)]=-13.11%，表明中介效应与直接效应方向相反，中介效应不成立，该结果证实了假设H7不成立。主要原因与假设H3相同，互联网贷款业务与商业银行信贷业务形成互补，且目前商业银行已经成为互联网贷款的重要出资方，因此数字金融的发展增加了贷款业务的规模。从数字金融与贷款占比的回归结果0.056可知，数字金融的发展并未降低高收益资产在计息资产中的占比，反而提高了高收益资产在计息资产中占比。 （5）结果分析 由上述实证分析可知，数字金融对商业银行利息净收入具有负面影响，文章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净息差，得出与上述实证分析相同的结果。经中介效应分析可知，数字金融通过分流存款规模、降低贷款利率、降低付息负债中存款业务规模占比三种中介途径，降低商业银行利息净收入；而文章提出的通过数字金融通过分流贷款规模、提升存款利率、降低计息资产中贷款业务规模三种中介途径降低利息收入的假设不成立。 六、相关建议 由文章的研究结果可知，数字金融对商业银行利息净收入整体具有负面影响。数字金融通过降低存款规模、降低贷款利率、降低付息负债中存款业务规模占比三种影响路径，进而降低商业银行利息净收入。而文章最初提出的数字金融通过降低贷款规模、提升存款利率、降低计息资产中贷款规模的占比的中介路径，实证检验结果均不成立。根据分析，因商业银行与数字金融企业的客群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同时商业银行通过为数字金融公司提供资金支持，使得数字金融的发展对商业银行的贷款规模具有促进作用。由此可见，数字金融公司凭借着先进的技术和创新的思维，对商业银行以利息净收入作为主要利润来源的盈利方式产生了较大的冲击，而商业银行通过与数字金融企业通过贷款业务的合作，在一定程度上缓冲了对利息净收入的冲击。为了应对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中国商业银行应加快数字化转型的步伐，加强与数字金融公司的业务合作，积极应用金融科技进行内部创新，从而力求在数字经济的浪潮中稳健发展。 【参考文献】 [1]黄益平，黄卓.中国的数字金融发展：现在与未来[J].经济学（季刊），2018(4)：1489-1502. [2]郭峰，熊云军.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测度及其影响研究：一个文献综述[J].金融评论，2021，13(6)：12-23+117-118. [3]沈悦，郭品.互联网金融、技术溢出与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J].金融研究，2015(3)：160-175. [4]傅顺，裴平.互联网金融发展与商业银行净息差———来自中国36家上市银行的经验证据[J].国际金融研究，2022(2)：55-64. [5]刘孟飞，王琦.互联网金融降低了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吗?———基于收入来源与结构的视角[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3(6)：96-109. [6]顾海峰，闫君.互联网金融与商业银行盈利：冲击抑或助推———基于盈利能力与盈利结构的双重视角[J].当代经济科学，2019，41(4)：100-108. [7]王锦虹.互联网金融对商业银行盈利影响测度研究——基于测度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分析[J].财经理论与实践，2015，36(1)：7-12. [8]王诗卉，谢绚丽.经济压力还是社会压力：数字金融发展与商业银行数字化创新[J].经济学家，2021(1)：100-108. [9]李建军，姜世超.银行金融科技与普惠金融的商业可持续性———财务增进效应的微观证据[J].经济学（季刊），2021，21(3)：889-908. [10]于凤芹，于千惠.金融科技影响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机制分析[J].金融与经济，2021(2)：45-52+62. 作者:高洁琼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应用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