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论文:论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运用 1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1.1传统农业生产方式效率低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机械化程度明显提高,农业生产取得了可喜可贺的成就。尽管如此,我国的农业生产仍然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家庭为单位,小面积经营。这种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生产方式,包括种植业和养殖业均需在单位面积投入大量的劳动力,且以低水平、重复为主,很难形成规模化和集约化,造成资源的极度浪费。既不适应不断提高的农业生产要素水平和社会化分工的要求,也无法应对日益增加的市场风险,更不利于农业科技进步。尽管农村城镇化进程促进农民收入增加、生活水平提高,但导致大量农村劳动力转向城市,造成农户兼业化和村庄空心化现象。不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传统农业生产方式效率低下的问题,反而导致城乡收入差距逐渐拉大,影响“农业、农村、农民”3者共同协调发展。 1.2农产品流通和市场建设有待优化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不断深入为现代化农业,尤其是农产品的流通和市场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目前我国市场农业还处于发展完善阶段,市场信息不能及时、准确地在供需双方交换,生产不能与市场相适应;产业布局和专业化分工错乱,不符合现代化市场的需求;储运加工系统不畅,导致“卖难”问题十分突出。这些问题都大大地抑制了广大劳动者进行农业生产和农产品结构调整的积极性。 1.3粮食安全与食品安全令人担忧解决好我国13亿人口的吃饭、穿衣问题,始终是党和政府的头等大事。作为一个全球性话题,粮食与食品安全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随着全球气候变暖的加剧带来的极端气候,导致粮食大面积减产及病虫害问题,始终威胁着我国的农业生产。当前,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转基因已走出实验室,成为动植物育种的常规手段。通过转基因技术培育的新品种,正逐步侵入和占领传统的农业国家,我国同样未能幸免。尽管该技术在提高产量、抗逆及抗病虫害方面比传统作物有着巨大的优势,但是其安全性却无法准确评估。转基因作物的大面积推广,不仅危害食品安全,更不利于我国种质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食品安全问题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影响到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和谐平稳。当下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屡禁不止。这些接连不断发生的事件,引发了党和政府对食品安全问题高度关注。 2农业科学技术发展现状 我国农业科学技术拥有悠久的历史和曾取得过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18世纪以来,西方以实验为基础的现代科技体系引领了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生命科学的发展与创新,尤其是数量与分子遗传学技术的进步,极大地促进了传统农业的发展与变革。我国用了近半个世纪,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30年,依靠自己的力量,不断努力进步与创新,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科技水平和综合竞争力。尽管我国人口增加了2.4倍多,但粮食产量由1949年的1亿t多,增加到5.9亿t,其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人口增长。 3农业科学技术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 3.1稳定发展农业生产 农业发展是“三农”建设的基础,而科技创新更是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创新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根本特征,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制度创新,彻底改变了我国农村的产业结构到现代化农业工程——超高产作物选育、现代化的畜禽育种技术、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重大工程等,通过高科技手段不仅使得农业生产环境和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更提高了对环境的适应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是古人总结出的一句老话,从中反应出了优良品种的重要性。在生命科学爆发式发展的推动下,尤其是经典数量遗传学与分子遗传学相结合促成了现代化的作物、畜禽选育技术。高密度芯片和深度测序技术的出现,不仅使科技工作者更方便地定位疾病和生产相关候选基因,其衍生出的全基因组选择技术在作物、畜禽育种领域的应用大大缩短了世代间隔、加快遗传进展,极大地降低了育种成本。而应用现代技术进行抗病、抗逆育种,使得自然环境较恶劣的地区进行农业生产成为可能。被誉为我国农业战线上的“两弹一星”——黄淮海平原旱涝盐碱综合治理更是应用现代化农业科技手段,在党和各级政府协同努力下重点针对盐碱障碍耕地淡水匮乏问题,改善种植结构,改良工程和农艺措施,选育耐盐抗旱新品种,综合利用咸水和雨水资源对这一饱受旱涝、盐碱和风沙危害的地区开展大规模的综合治理和开发。其产生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应不可估量,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热潮中起到了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3.2推动农业产业化进程 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核心是农业生产方式,如何充分发挥农业的生态、环境和经济功能,改变农村生产、生活方式,推动城镇化进程是党和政府始终关心的问题。农村传统的生产方式无法适应现代农业产业化、集约化和规模化经营的需要,而城镇化的进程使得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离开世代耕作的土地进城务工,而留守农户身兼数业,无心种田。这些归根结底是传统劳作方式生产效率低下,不能为劳动者带来切实的利益。农业产业化,这一生产方式的转变应时而生,体现了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不仅能够推动农村经济和生活结构的调整,同时也是农民增收和提高我国农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产业结构的优化、集约化程度的提高和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都为这一进程提供了有力的条件。用现代化的工业理念来规划农业生产,通过土地集约经营,不仅可以加速农业科技在实际生产中的应用,更能加速农民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农业科技园区正是这一理念的体现,作为一种新型的农业发展模式,它以技术密集为主要特征,在农业高新技术开发、试验和推广中发挥重要作用。农产品的高效快速流通也是困扰农业产业化进程的一大难题。随着我国农产品“七区二十三带”布局的完成,现代化的农产品收储、加工、运输技术为“减少流通成本,提高流通效率”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4结论 我国新农村建设正在进入新的阶段,党和政府不断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促进农村社会结构转型和城乡发展。这一过程中显现出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效率低下、粮食和食品安全及农产品流通和 市场建设问题亟待解决。借助农业科技的快速发展,不仅可以稳定快速地发展农业,推动农业产业化进程,缓解粮食和食品安全问题,使农业经济发展,农民致富,“农业、农村、农民”3者共同协调发展,才能缩小城乡差距,达到共同富裕。 科学技术论文:铁磁材料在现代科学技术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关键词】铁磁材料,磁导率,磁滞,软磁材料 铁磁材料在现代科学技术中得到广泛的应用,随着材料科学的发展,它已成为一种重要的智能材料。本文主要介绍铁磁材料的原理,分类,及其应用;并对三类主要铁磁材料详细介绍,包括软磁材料,硬磁材料,矩磁材料。 随着工及电讯技术的兴起,开始使用低碳钢制造电机和变压器,在电话线路中的电感线圈的磁芯中使用了细小的铁粉。氧化铁。细铁丝等。到20世纪初,研制出了硅钢片代替低碳钢,提高了变压器的效率,降低了损耗。直至现在硅钢片在电力用软磁材料中仍居首位。到20年代,无线电技术的兴起,促进了高导磁材料的发展,出现了坡莫合金及坡莫合金磁粉芯等。从40年代到60年代,是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期,雷达。广播。集成电路的发明等,对软磁材料的要求也更高,生产出了软磁合金薄带及软磁铁氧体材料。进入70年代,随着电讯。自动控制。等行业的发展,研制出了磁头用软磁合金,除了传统的晶态软磁合金外,又兴起了另一类材料—非晶态软磁合金。 铁磁材料是受到外磁场作用时显示很强磁性的材料。例如铁,钴,镍和它们的一些合金,稀土族金属以及一些氧化物都属于铁磁材料,具有明显而特殊的磁性。首先,它们都有很大的磁导率μ;其次,它们都有明显的磁滞效应。 磁导率(magnetic permeability):表征磁介质磁性的量。常用符号μ表示,μ为介质的磁导率,或称绝对磁导率。磁滞----铁磁体在反复磁化的过程中,它的磁感应强度的变化总是滞后于它的磁场强度,这种现象叫磁滞。高磁导率是铁磁材料应用特别广泛的主要原因。磁滞特性使永磁体的制造成为可能,但在许多其他应用中却带来不利影响。当铁磁材料处于交变磁场中时将沿磁滞回线反复被磁化。在反复磁化的过程中要消耗额外的能量,以热的形式从铁磁材料中释放,这种能量损耗称为磁滞损耗,磁滞损耗不仅造成能量的浪费,而且使铁芯的温度升高,导致绝缘材料的老化,所以应尽量减少。 软磁材料(soft magnetic material):具有低矫顽力和高磁导率的磁性材料。软磁材料易于磁化,也易于退磁,广泛用于电工设备和设备中。软磁材料在工业中的应用始于19世纪末。软磁材料主要有,以金属软磁材料(以硅钢片,坡莫合金等为代表,包括Fe系,FeSiAl系和 FeGo系等)和铁氧体软磁材料(如MnZn系,NiZn系和MgZn系等)为代表的晶体材料,非晶态软磁合金(主要分为Fe基和Go基两种)以及近年来发展起来的纳米晶软磁合金,如纳米粒状组织软磁合金,纳米结构软磁薄膜和纳米线等等。应用最多的软磁材料是铁硅合金(硅钢片)以及各种软磁铁氧体等。 硬磁是指磁化后不易退磁而能长期保留磁性的一种铁氧体材料,也称为永磁材料或恒磁材料。硬磁铁氧体的晶体结构大致是六角晶系磁铅石型,其典型代表是钡铁氧体BaFe12O19。这种材料性能较好,较低,不仅可用作电讯器件如录音器、电话机及各种仪表的磁铁,而且在、生物和印刷显示等方面也得到了应用。硬磁材料常用来制作各种永久磁铁、扬声器的磁钢和电路中的记忆元件等。在电学中硬磁材料的主要作应是产生磁力线,然后让运动的导线切割磁力线,从而产生电流。 磁带录音原理:硬磁性材料被磁化以后,还留有剩磁,剩磁的强弱和方向随磁化时磁性的强弱和方向而定。录音磁带是由带基、粘合剂和磁粉层组成。带基一般采用聚碳酸脂或氯乙烯等制成。磁粉是用剩磁强的r-Fe2O3或CrO2细粉。录音时,是把与声音变化相对应的电流,经过放大后,送到录音磁头的线圈内,使磁头铁芯的缝隙中产生集中的磁场。随着线圈电流的变化,磁场的方向和强度也作相应的变化。当磁带匀速地通过磁头缝隙时,磁场就穿过磁带并使它磁化。由于磁带离开磁头后留有相应的剩磁,其极性和强度与原来的声音相对应。磁带不断移动,声音也就不断地被记录在磁带上。 矩磁材料,这里是指具有矩形磁滞回线的铁氧体材料。它的特点是,当有较小的外磁场作用时,就能使之磁化,并达到饱和,去掉外磁场后,磁性仍然保持与饱和时一样。如镁锰铁氧体,锂锰铁氧体等就是这样。这种铁氧体材料主要用于各种电子的存储器磁芯等方面。应用于计算机磁性存储设备和作为乘客乘车的凭证和票价结算的磁性卡所用的磁性材科及作用原理,同磁带所用的磁性材料及作用原理基本相同。但材料是矩磁材料(易磁化不易去磁)。 科学技术论文:科学技术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内容提要】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内容丰富,而且体系完整。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思想的机理,集中体现了邓小平理论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机理,前者是后者的缩影。在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指导下,我国各族人民科学精神振奋,科技意识不断增强,在科技人才的培养、科技与教育的协调发展、先进科技的引进、科技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这正体现了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巨大的实践价值。 【摘 要 题】理论探讨 【关 键 词】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邓小平理论/组成部分/发展机理 【 正 文】 邓小平同志生前十分关心和密切注视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情况,具体、直接地指导和大力推动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在这一伟大的实践中孕育和形成了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思想。这一思想不仅在理论上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在实践中发挥了并继续发挥着巨大的现实作用,已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完整、全面地把握这一思想对于建设四个现代化尤其是科学技术现代化,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是,迄今在邓小平理论的宣传和研究工作中,并没有把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放在应有的高度。事实上,无论从内容、理论意义和现实作用看,科学技术思想在邓小平理论的整个系统中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完整的子系统,它应占有自己的位置,把它分散在邓小平理论的其他部分中进行研究和阐述是不恰当的,不利于更深刻地揭示它丰富的内涵和精髓。 一、丰富的内容和完整的体系 仅仅从已公开发表的文献看,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内容就已是非常丰富、深邃的了,涉及到相当广泛的领域,主要有下面6个方面的内容:1.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2.科学技术对社会及世界政治斗争的意义;3.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4.双管齐下促进科技与经济相结合;5.国家要发展就要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6.关于科技人员和科研机构管理的指导思想。邓小平在多种场合、多次对上述6方面作过深刻的说明和论证。例如: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1985年“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8年“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的谈话”及同年“听取关于价格和工资改革初步方案汇报时的谈话”等文献,结合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实践、科学技术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践,具体、系统地阐述和论证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1979年“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1985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1986年“会见李政道夫妇的谈话”、1988年“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时的讲话”等文献,深刻阐述了科学技术对社会及世界政治斗争的深远影响和重要意义;1977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同年“同中央两位同志的谈话”、1978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9年“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的报告”、1982年“陪同金日成去四川访问途中的谈话”、1985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文献,非常透彻地分析和阐述了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的道理;1977年“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83年“同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农业部门负责同志的讲话”、1985年“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8年“听取价格和工资改革初步方案汇报时的谈话”等文献,强调要抓住体制改革这一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用双管齐下的方法使科技和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协调发展,并提出了更具体、对现实更有指导意义的理论;1975年“在国务院讨论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时的谈话”、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1985年“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副总统姆维尼时的谈话”等文献,结合中外历史和现实说明国家要发展不引进先进的经验和科学技术是不可能的,这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项长远的国策;在上述众多文献中,邓小平还多次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论述过关于科技人员和科研机构管理的指导思想。上述6个方面不仅内容丰富,而且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简明、精辟地阐述了当代科学技术同经济和社会各个领域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以及科学技术对国家的繁荣、社会的进步、世界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所处的地位、所具有的意义。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就其本身而言,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有自己结构、自成体系的系统,但在邓小平理论的整个体系中,它又是一个与其他部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占有自己独特位置、不可缺少、不可取代的子系统。在整个邓小平理论体系中,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在论述其他领域的问题时,往往都从科学技术的视角加以考虑,有时还从科学技术对所论述问题起的作用和具有的意义加以说明。在论述到科学技术的问题时,往往又联系到与之有关的其他领域的实际,邓小平对当代科学技术的特性、作用、意义的认识是非常深邃的。如果我们考察一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邓小平等留下的理论宝库,除恩格斯之外,邓小平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可以说是最深刻、最全面、最自成体系的。 二、邓小平理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缩影 邓小平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种发展首先是实践的发展,是邓小平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以过人的智慧和胆略在对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进行了准确、深刻的总结和概括的基础上大力创新而形成的。它是在实践中产生和形成的,它本身的发展也离不开实践。这是邓小平理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机理。这一机理在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思想的发展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和反映。因此,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是邓小平理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缩影。比如邓小平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及其后对此的一系列阐述,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很明确地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中一个相对独立的因素,但他没有把科学技术放在生产力的首位。在马克思之后,列宁和斯大林虽然也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科学技术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和意义有深刻的论述,但是他们对科学技术、生产力问题也发表过一些不那么准确、起码是容易被人误解的言论。比如列宁讲过,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由物质力量即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全人类的首要生产力是工人、劳动者。列宁把生产力定义为物质力量,科学技术不是纯粹的物质力量,它就不是生产力要素了。斯大林也讲过,用以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工具,藉有一定的生产经验与劳动技能之助发动着生产工具实现着物质资料之生产的人们……构成社会主义生产力。斯大林实际上把生产力要素定义为生产工具和劳动者。在这样的背景下,前苏联有关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宣传和研究中,一直把科学技术摒于生产力要素之外,如果有所谓争议的话也仅仅局限于劳动对象属不属于生产力要素,即二要素还是三要素之争。新中国成立后,在这方面也承袭了苏联的理论,包括都把科学技术摒于生产力要素之外。这样做在理论上是片面的,在实践上是非常有害的,它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忽视了科学技术人员的作用,压抑了他们的积极性。粉碎“”后,邓小平拨乱反正,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第一个问题就开宗明义地讲:“科学技术是生产力”;10年之后,即1988年又不失时机地提出:“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7页。)很明显这是邓小平对马克思科学技术思想的丰富和发展。这种发展首先是实践的发展,即科学技术实践的发展,科学技术与社会生产的关系及其推动作用的实践的发展。在20世纪以前,往往是生产实际的需要刺激了技术的发展,生产和技术的实践又为科学理论的概括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即生产技术科学的过程。如16、17世纪由于社会生产对动力的需求促成了蒸汽机技术的发明,提高蒸汽机效率的实践促成了热力学理论的诞生。对此恩格斯作了十分精辟的概括:“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5页。)这与当时的实践是完全一致的。但是,进入20世纪特别是60年代以来,生产、技术、科学这种关系开始逆转过来了。由于科学迅猛发展,科学理论往往走在技术和生产的前面,并为技术和生产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它们相互促进的时间越来越短,效果越来越大。如20世纪初爱因斯坦提出的质能关系式,后来哈恩的实验和梅特纳的分析,到最后原子能在军事上和工业上的应用,都表明了科学技术生产的过程,激光和半导体产业也是这样。实践表明科学技术的地位较之马克思、恩格斯时代已有新的飞跃,具有第一位的意义,实践已凸显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地位。对此邓小平作了深刻而准确的总结和概括:“现代科学技术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了道路,决定了它的发展方向。许多新的生产工具、新的工艺,首先在科学实验室里被创造出来。一系列新兴的工业,如高分子合成工业、原子能工业、电子计算机工业、半导体工业、宇航工业、激光工业等,都是建立在新兴科学基础上的。当然,不论是现在或者今后,还会有许多理论研究,暂时人们还看不到它的应用前景。但是大量的历史事实已经证明:理论研究一旦获得重大突破迟早会给技术和生产带来极其巨大的进步。当代的自然科学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应用于生产,使社会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面貌一新。特别是电子计算机、控制论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正在迅速地提高生产自动化程度。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在同样的劳动时间里,可以生产出比过去多几十倍几百倍的产品。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4页。) 此外,从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其他因素的关系的实际来看,科学技术也凸现了其第一的地位。 从科学技术与劳动力的关系方面看,当今高科技对劳动者知识结构有特殊的、专门的要求,在高科技生产系统中人们用的主要是头脑而不是灵巧的双手,拼的是知识而不是体力。现代生产本质上已成为科学技术的物化,一个没有基本的、起码的科学技术知识的劳动者,根本发挥不了作用。当今的科学技术决定了劳动者的效率,科学技术带来的收益几乎是无限的。从科学技术与劳动资料的关系方面看,高科技使劳动资料从代替人的体力劳动朝着代替人的脑力劳动方向转化,使生产效率得到极大提高,将科技的新发展迅速融汇到劳动资料中已成为发展生产力的一条重要途径。在这一关系中,科学技术也凸显出第一位的作用。从科学技术与劳动对象的关系方面看,当今科学技术已不断改变着劳动对象的面貌,扩大了劳动对象的范围、种类,使劳动对象的品质、性能和用途发生明显的变化。据不完全统计,当代人们借助科学技术已创造出800多万种新材料,使劳动对象越来越丰富多样,大大发展了生产力。从科学技术与生产管理的关系方面看,现代管理广泛地应用最新的科技,使人、财、物得到最合理的利用,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如果说现代生产管理对生产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的话,那么现代管理又极大地依赖于先进的科学技术,一些巨大的工程离开科学技术根本无法进行管理。 正是这些实践,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上述说明可以看到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对马克思相应思想的发展的机理是非常清晰的。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思想,它的机理,与邓小平理论中的其他部分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机理是一致的。但是,其科学技术思想最清晰、最简明地凸现了这一机理。因此,在邓小平理论的宣传和研究中,把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作为一完整部分放在应有的位置上,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的。 三、巨大的现实作用 粉碎“”后不久,我国科学技术与文教事业在邓小平的直接关心和指导下,在极“左”思潮的桎梏中首先突围而出。我国科技工作者积极工作,不仅出了很多科技成果,“而且以主人翁的态度,为国家出了许多很好的主意。……科学技术专家这样广泛地参加经济、社会决策活动,是我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8页。)邓小平还高兴地指出:“现在连山沟里的农民都知道科学技术能够使生产发展起来,使生活富裕起来”。(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7页。)当时神州大地学科学、用科学的浪潮澎湃高涨,我国科技事业空前繁荣。 要发展科学技术,首先就要有人才。作为邓小平科技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强调“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他揭示了当代科学技术与教育的深刻联系,指出发展科学技术的根本在发展教育,主张将科学技术与教育的发展统一起来,使之构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机制。邓小平当时非常明确地指出:“我国科学研究的希望,在于它的队伍有来源。科研是靠教育输送人才的,一定要把教育办好。”(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7页。)“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5页。)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教育事业一派繁荣,小学、中学、大学的规模和水平空前大发展,培养了大量的优秀人才。这批人才已成为我国科学技术各个领域的主力和骨干,成为支撑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中坚力量。原来令人十分担忧的人才断层已得到较好地弥补。为了加快发展科学技术,邓小平还主张“接受华裔学者回国”、“请外国著名学者来我国讲学”、“派人出国留学”(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4页。)等措施。这些举措付诸实践后,都产生了很好的效果。正是在邓小平“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要使科学技术与教育协调发展的思想指导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事业和教育事业人才辈出,相得益彰,大大缩短了与先进发达国家的科技差距,有个别领域甚至达到世界领先的地位。 发展科学技术根本的目的就是要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这就要求科学技术与经济互相结合、协调发展。但是,这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不单我国没有解决好,连西方一些科技发达国家也没有解决好。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过几年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之后,1985年初邓小平就明确提出:“在方针问题、认识问题解决之后,还要解决体制问题。”“现在要进一步解决科技与经济结合的问题。”“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双管齐下,长期存在的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有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8页。)邓小平还主张:“生产部门的科研队伍恐怕是最大的。科学不是划分为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吗?生产部门也会有搞基础科学的,但要着重搞应用科学;科学院和大学可以多搞一些基础科学,但也要搞应用科学,特别是工科院校”。(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0页。)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国的科研机构、大学主动和企业联系,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积极牵线搭桥。大量科研成果转化为企业产品,企业急需解决的技术难题又大量汇集到科研机构,从根本上扭转了以前学、研、产脱节的被动局面。随着技术贸易市场的开发,科技成果更迅速、更直接、更规范地融入企业生产之中,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更可喜的是我国大、中、小企业按照邓小平的思路,“随着工业的发展,企业的科技人员应当越来越多,在全部职工中所占的比例应当越来越大。大厂要有自己独立的科研机构,小厂的科研可以由市里综合办,也可以由几个厂联合在一起搞”,(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页。)纷纷办起了自己的科研机构,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很多企业没有自己的科研机构的历史。这些科研机构一建立就为企业增添了新的活力,到上世纪90年代,已成为支撑企业的中坚力量。由于科学技术研究与生产紧密结合,使我国的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90年代后乃至21世纪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比如珠江三角洲高技术企业,由于有了自己的科研机构,再加上与国家科研机构和大学的紧密联系,即使是在最近几年全球经济低迷的情况下,高技术新产品产值仍以年均35%的速度增长,由于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科技对经济的贡献率普遍达到45%,有些地方更达到50%多。 邓小平关于国家要发展就要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的思想对推动我国科技和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邓小平认为:“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8页。)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8页。)“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页。)在这一思想的正确指导下,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大规模引进欧美发达国家的先进科技,一下子就把我们建设现代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起点提高了。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出发点铺垫了一个较高的台阶,改变了我国工业生产技术落后、设备陈旧、产品老化的状况,为后来跨越式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比如广东80年代引进价值10万美元以上的设备100多万台,5万美元到10万美元的设备60多万台,引进完整的生产装配线1000多条。在此基础上多渠道、多形式组织科研力量进行技术改革,使企业的综合技术水平大幅度提高,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上世纪80年代广东生产总值年均递增12.3%,国民收入年均递增11.5%,增幅比全国平均值高4.7和4.2个百分点,更远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它们最高也仅有6%)。 当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和社会所取得的跨越发展,不仅仅是邓小平科技思想指导的结果,而且是在整个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取得的。但现实的问题是我们在邓小平理论的宣传和研究中,没有把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思想摆在应有的高度和恰当的位置上,这不利于全面、完整地领会和把握邓小平理论的深刻内涵和精髓。为了更好地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我们有必要加强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的宣传和研究,这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科学技术论文:试论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对哲学观念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现代科学 哲学 影响 论文摘 要:回顾人类的文明发展史,大家会惊奇地发现科学和哲学有相同的历史起源,而且在人类的智慧和文明的最初阶段,哲学与科学是不分彼此的一个概念,主要体现在语言层面、逻辑层面、研究的具体方法领域和研究特定对象的一致性。在科学和哲学所有的互相之间的影响和具体联系当中,研究方法的联系始终是最重要的和标志性的第一位联系,还是其他联系和影响的根基,这也是本文的核心和关键论点。 一、科学和哲学历史上的互相影响 科学与哲学的相互渊源起始于现代科学最初的萌芽期。在牛顿所在的中世纪,主流学界认为物理学从属于自然哲学,但是在具体的操作方法上他们已经学会寻求运用物理实验进行实证研究,开始避免盲目运用繁琐而复杂难懂的经验论述和纯粹的哲学臆想和思辨方法去研究科学。在科学的鼻祖开普勒和牛顿等人的不断努力和斗争下,科学方法才能从哲学的重重束缚下自立门户,为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提供了扎实的基础和铺垫。对于任何一门成熟具体的科学理论,一般必须具备有相对比较完整的体系结构和有事实经验能够证明之;而哲学在长期的发展和成熟过程当中,哲学辨证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渐渐退出了诸多特殊的学科领域,这就是哲学的非常重要的第一次关键放入转向,即转向认识论,但是这种转向不是完全把哲学的全部研究的课题放手给科学,只不过是它们各自术业专攻而已,即为拉卡托斯所说的 “研究纲领”意义上的更迭。 实证的研究主要运用与具体应用科学,剩下的逻辑、心理与认识问题现在科技仍旧不能证实,成为思辨方法所固守的领域。尽管类似的更迭和转向从没有间断过,一直在进行,但科学和哲学也慢慢发现它们殊途同归,无法完全舍弃和离开对方,尤其在理论研究领域更是亲密无间。例如优秀的哲学家总会深关注科学技术领域最前沿和重要的理论研究与探讨,希望能在其中找到更多的灵感,而相对应的科学家在纯理论研究的过程当中,约定俗成的总会不自觉运用哲学工具和方法,而且“研究纲领”的转向和更迭往往需要哲学的强力进行干预,科学一相情愿是不可能实现的 二、科学哲学分科的创立 创立的科学哲学分科的初衷来源于科学对哲学强大影响的结果。科学哲学的大师卡尔·波普尔清醒的认识到分析哲学的未来正在走中世纪经院化哲学的老路,这是极其危险和错误的;他认为,哲学的严谨性和绝对性是必须已精简具体内容为代价的,这样就不可能构造出相对完整的形式理论系统描述和解释客观世界了;这样一来,哲学要想真正排除悖论,就必须不沾染任何想象和现实当中的实体,只可以探讨纯粹结构问题。然而完完全全排除理论悖论的哲学辨证语言会显得空洞毫无用处,繁琐而又复杂;总是埋头于词的意义等无用细节的反复斟酌,而对现实世界的重大问题和事件毫不关注;这也是逻辑实证主学派义和维也纳学派分崩离析的最主要原因。 波普尔的理解清楚而明确地指出了分析辨证哲学存在的巨大问题和困境,哲学最应该关心的问题是最能够影响人类自我的反省领域的问题,而人类终极的自我反省必定会受制于人自身特有的局限性—在体力、智力、和时间上的天然限制,这就必须使哲学深刻认识、承认和接受这种局限性和不完满,但这并不意味放弃对绝对真理的追求,而是我们必须实事求的研究我们能力可行的领域之内。而且哲学领域,我们既不会采用主观的随意想象,又不可能采用纷繁复杂的字句反复纠缠,必需借鉴和研究科学的特有方法技巧,进而构造系统性和综合性理论去描述、探讨和解释真真正正哲学问题。然而何谓科学的方法是我们必须仔细探讨的;事物是不是普遍联系的是众所周知的哲学全称式放的概括命题,而且其联系囊括万千往往不会局限于因果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我们检验所有能够指称个体之前,其命题就无法完全成立。然而,波普尔认为整个世界犹如一个无限大,的黑箱,不论建立何种模型也不可能完全彻底的揭开其内部具体的结构,人类理解和认识它唯一的方式就是综合运用理论、概念和模型去描述它。如果把理论是当做捕捉无限经验世界的网,那么科学发展的最终目的不在于运用科学自有的语言构建与自然完完全全一模一样的描述,而在于使“网眼愈来愈小”,对真理的无限逼近。 思想自由竞争的学说往往被公认为是科学哲学对于知识增长的根基,大家往往接受和理解这种假设,一种理论要想具备一定的公共性必须经历与同时代的诸多不同理论相互竞争和淘汰的过程,而且我们不能对这种方法的公正与否做出完全准确的价值判断。波普尔的理论认为爱因斯坦和牛顿都从属于科学领域,但他们不可能都是真的,缺有可能都是假的,他们的科学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真,并不一定因为他们可以被证实和证伪,其真实性一定都是建立在某种程度的可错性的特定基础之上的。而科学哲学重要和关键的任务就在于阐述和研究人类目前未知的竞争的模式来确立占主导地位的理论,淘汰从属地位理论。波普尔逻辑实证主义和分析哲学学派的最显著区别在于其不苛刻严格的分析非自然的科学描述,一定程度接受形而上学,认为人类科学历史的发展过程就是在增加全宇宙的负熵。对于非自然科学领域的学术探讨和研究,反驳和猜想的发展模式一定程度上同样适用。波普尔学说的目的不在于分析哲学特有的证伪主义,不在于提供具体方法区分新形而上学和科学,其核心在于阐述和解释特有的知识所谓增长模式—“批判理性主义”。从这方面来说,波普尔可以说是一个相对传统和保守的哲学家,回答的不是方法论的而是认识论的问题,区分的不是科学与伪科学而是区分人类传递和记录信息公共和私人属性。 科学哲学对于真理的维护,与分析哲学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时,二者之间的相似点也是科学对哲学层面上的流派的直接反应。哲学家波普尔发现哲学善于吸收其他学科或是规范的精华,但不会被同化,始终保持自己独有的特点。哲学无法变成准确的学问,这也是哲学的魅力所在。哲学作为和人的精神支柱最接近的学科,它的概念纷繁复杂,常常混合在一起,让人准确区分开。在《无尽的探索》这本书的序言中,赫尔穆特·科尔表达出了他对哲学的期望,认为追求真理是不能停止的,同时也要谨防幻觉,不能被某些蒙着真理面纱的假象所蒙骗。 科学技术论文:试析抑制“马太效应”对科学技术消极影响的对策 论文关键词:马太效应 科学技术 科学道德 科学精神 论文摘要:美国科学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将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的优势积累效应称之为“马太效应”。“马太效应”是现代科技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客观现象,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利弊交织的双重作用。人们应从研究主体自身以及客观体制等层面采取必要措施,发挥“马太效应”的积极作用,限制其消极影响,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因此,一是弘扬科学精神,特别是在青年学者中铸就无私奉献的良好风气;二是倡导科学道德,特别是成绩卓著者中形成甘当人梯的学术风范;三是完善管理体制,为科研资源的合理配置提供制度保障;四是健全相关法规,对学术不端和腐败行为予以惩治。 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现象亦即“马太效应”,是一种难以避免并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客观现象。“马太效应”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既有积极作用,亦有消极影响。在发挥“马太效应”积极作用的同时,应通过自律和他律相结合,内在约束与外在控制相结合,从研究主体自身与客观制度等层面采取多种措施,抑制“马太效应”的消极作用,促进科学技术健康、持续发展。 一、弘扬科学精神,特别是在青年学者中铸就无私奉献的良好风气 应该承认,在当今大科学时代,引导人们从事科学技术研究活动的动机经常是复合的,既有崇高的精神探索,也不乏一定的功利目的,科学技术活动与个人或公众利益的关系越来越直接而且紧密。处于各种社会关系之中的科学技术工作者往往扮演着多种角色,脱不开多种利益关系。在科学技术研究日趋职业化的今天,必须在满足国家、公众利益的同时满足科技工作者的个人利益,使科技工作者自身的生存需求得到保障。但同时应该认识到,在科学技术共同体内部,大多数人注定要处于金字塔结构的中下层,取得辉煌成就的只能是少数人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科学研究的艰巨性,同时也要求在科学技术共同体内部铸就无私奉献的良好风气,大力提倡以“求实、创新、献身、协作”为核心的科学精神。居里夫人说过:“人类需要善于实践的人,这种人能由他们的工作取得最大利益;他们虽不忘记大众的福利,仍能保障自己的利益。但是人类也需要梦想者,这种人醉心于一种事业的大公无私的发展,因而不能注意自身的物质利益”。在今天,这种无私奉献的科学精神仍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当代科学家一直在以自己的行动践行着这种精神。已故著名科学家王选先生曾说过,“一个好的科学家或企业家首先应该是一个好人,才能带领队伍”。王选先生面对尘世庸俗和种种诱惑始终保持着一种清醒和冷静,面对浮躁和急功近利始终坚守着一种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他曾说过,“一个科学家如果经常在电视上出现,那么他的科学生命也就结束了”。但当前少数青年科研人员心态浮躁,耐不住清贫,在其眼中科研已经不是为了揭示真理和造福社会,而是追求名利的途径。少数人贪欲膨胀,为了获得声名地位,甚至不择手段,学术不端行为时有发生。 理论与实践均表明倡导科学精神的重要意义。应通过各种渠道的渗透,使科学精神被广大科技工作者特别是青年学者所掌握,并体现在其长期的科研实践中,摒弃急功近利和浮躁情绪,发扬团队精神,牢记自己的社会责任,即便身处底层或逆境之中,仍努力做到力戒浮躁,淡泊名利,求真务实,乐于奉献,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实践,在团结协作的过程中实现个人价值的升华。 二、倡导科学道德,特别是在成绩卓著者中形成甘当人梯的学术风范 形成梯次结构合理、充满竞争意识又富于团队精神、充满活力的人才队伍,是实现科学技术事业持续发展的必备条件。“马太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学术权威的形成,某一学科领域形成权威则是其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科学技术共同体中的权威一旦形成之后,可以带领和指导广大研究者继续向这一领域的深度和广度进行探索,不但以其卓越的学识素养更以其高尚的人格力量,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正如爱因斯坦在追悼居里夫人时指出的:“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他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但如果学术权威本身道德失衡,缺乏学术民主,压制不同学术观点,则可能造成科学技术共同体内部多数默默无闻者特别是年轻人才难以顺利成长,甚至造成科学蒙难现象。减少这种现象出现的措施之一是在科学技术共同体内倡导科学道德。 科学技术共同体成员除了要在最基本的层面上格守其职业道德之外,还要不断强化其科学道德意识,以此约束科学技术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及其与公众和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特别是学术前辈应率先垂范,虚怀若谷,应如《中国工程院院士科学道德行为准则的若干自律规定》所倡导的那样:“发扬学术民主,努力培育新人。要甘为人梯,为新人的成长创造条件并支持新人超过自己。”应善于培养人才、举荐人才,带动和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担负起培养新一代优秀人才的重要使命。在科技史上,巴罗推荐牛顿,爱因斯坦提携英菲尔德,熊庆来发现并栽培华罗庚等已为后人树立了榜样。 三、完善管理体制,为科研资源的合理配置提供制度保障 有关资料显示,我国研发经费逐年增加,2020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提高到2. 5%左右。如何保证科研资源的合理配置,实现科技投人效益最大化的问题应引起足够重视。为了改变由于多种原因包括“马太效应”造成的科研资源浪费状况,国家近年来已从政策体制方面采取必要的措施,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实行限项申请规定;各类科研经费已经在向年轻科技人才倾斜,设立了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青年科学基金”和“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中国科学院的“百人计划”、教育部的“跨世纪人才计划”等,各地区亦有相应措施。但应看到,这些措施的受益者也常常是一些业绩卓著者,仍有“马太效应”的痕迹。目前我国科技投人管理和调控尚缺乏有效的资源整合机制,投人不足和浪费低效并存;注重资历和项目,轻视对科技成果质量与数量的“科研能效比”评价;绩效考评和问责机制薄弱。这种状况会使得过量占有科研资源的少数人全无担心之意,科研资源浪费的情况难以根本扭转,事实上在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如何既保证集中优势兵力,又给默默无闻者的创新以雪中送炭的支持,遏制“马太效应”的消极影响,保证科研资源的最佳利用,仍是需要深人研究的问题。 政府科技管理部门应建立严格规范的监管制度,适度控制优势累积,处理好优势累积与创新的关系。如应建立并不断完善对科研产出成果的系统量化评价及效益分析指标体系,对科研项目完成的质量、数量和真实社会效应等产出要素进行科学评价,使那些低投人而高产出的能力型科技人才能够占有科研资源并充分发挥其作用。国务院准备建立财政科技经费的绩效评价体系,明确设立政府科技计划和应用型科技项目的绩效目标,建立面向结果的追踪问效机制,对科研项目所取得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进行考核和评价,提高项目管理水平和资金使用效益。 高等学校应改革重量不重质的“量化式”科研评价体系。近年来高等学校承担的科研项目和筹措的科研经费均呈现大幅增长的趋势,为保证高等学校科研顺利进行提供了必要保证。但某些不正常的情况亦相伴而生,部分高等学校以科研项目来“圈钱”的做法已成为比较严重的现实。此种现象的出现与高等学校内部普遍采用的“量化式”科研评价体系的负面导向具有一定关系。相当一部分高效的科研评价体系类似于地方经济发展的GDP指标式考核,科研项目、论文等经折算后量化为教学科研人员晋升职称、受聘岗位的主要评判依据。这种评价体系曾对促进高等学校科研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最大弊端为重量不重质。为了通过考评,许多人不得不花费大量精力寻求各种关系跑项目、发论文,却又往往难以奏效,而某些人则利用其学术权威地位甚至官本位来申请科研经费,得以占有大量科研资源。有鉴于此,高等学校应既重视数量更重视质量,应逐步建立科研经费使用的绩效考核制度,改革完善高等学校科研评价体系。 特别要引起重视的是,应形成鼓励创新、允许失败的宽松环境,建立学术平等机制,良好的交流机制等,为默默无闻者创造良好的成长氛围,建设数量充足、结构合理、富有创新能力的高层次人才队伍,坚持以提高学术水平和创新能力为导向,通过学术梯队建设、团队吸纳、项目资助或鼓励自由探索等方式,加大对年轻科技人才成长发展的支持力度,合理配置科研资源,为年轻科技人才占有科研资源提供制度的保证。 四、健全相关法规,对学术不端和腐败行为予以惩治 由于各种原因包括“马太效应”造成的学术不端和腐败行为之所以屡禁不止,原因之一在于人们惯于用批评或道德谴责代替行政或法律的惩处,缺乏惩罚学术不端行为的法规条例。诱惑和利益相当可观,而损失与惩罚并不严重,那么有人心存侥幸、违规操作则在所难免。因此在强调科技工作者自身加强学术修养的同时,还需通过建立健全相应管理机制及法规对少数人利用自身所取得的声望,在课题申报、成果评审等诸多方面表现出学术不端和腐败行为予以约束及惩治。 科技界已形成较为完善的一系列规范、程序和工作体系,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加强科技评价工作基础建设,建立一套更为科学公正的科研基金、技奖励评价体系和规范有效的评审制度、规则和程序,进一步完善专家评价资格的认证、公开专家信誉度、严格对评审专家和被评审人建立信用档案、组织评价监督委员会、建立评价中介机构监督管理体系等制度,完善监督机构和机制。如日前发表的由国内人文社科界的109位知名学者联合签名的《关于抵制学术腐败与学术不端行为的公开信》中所建议的那样:为促使主管机构认真严肃地处理学术不端与腐败行为,尽可能地使中国学术在一种健康和良性的环境中发展,建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与教育部牵头成立由品行与学术成绩俱佳的学者组成的“学术纪律仲裁委员会”,并制定有关学术纪律仲裁的行业规范。定期公开通报批评违纪者,并责成有关高等学校或研究单位给予相应纪律处分等。 现代科学技术活动牵涉到复杂的社会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体现出深刻的利益背景和复杂的利益关系,仅仅依靠行政措施和政策不能完全奏效,需要借助于体现国家意志的法律解决问题。因此在完善管理机制的基础上还应健全学术惩戒机制,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法制建设,以法律形式约束“马太效应”可能引起的消极影响特别是学术不端行为,促进科学技术不断发展。 通过全体科技工作者的严格自律,通过科学技术共同体管理机制的日益完善,通过国家政府乃至整个社会良好氛围的逐渐形成,一定能够最大程度地限制“马太效应”可能引起的消极影响,促进科学技术不断发展。 科学技术论文:浅析论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功能 论文关键词:科学技术;管理科学与工程;社会功能 论文摘要:本文从认知、生产力、社会变革、生态调节和经济五个不同的方面描述了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功能,对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发挥的有利作用加以阐述,说明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对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更新人们的思想观念等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动因之——科学技术,己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科学是人类在长期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历史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认识世界事物的知识体系;技术是指人类根据生产实践经验和应用科学原理而发展成的各种工艺操作方法和技能以及物化的各种生产手段和物质装备。科学技术,包含着科学和技术两个概念,它们虽属于不同的范畴,但两者之间相互渗透,相辅相成,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科学是技术的理论指导,结合生产实际进行开发研究,得出新的方法;技术是科学的理论基础,是科学的实际运用,是科学和生产的中介,没有技术,科学对生产就没有实际意义。然而技术对科学也有巨大的反作用,在技术开发过程中所出现的新的现象和提出新问题,可以扩展科学研究的领域,技术能为科学研究提供必要的仪器设备。 近代科学技术的进步,有力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机器工业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马克思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科学技术就其生产和发展过程而言,是一种社会活动,是由生产决定的;就其内容属性而言,科学技术是一种生产实践经验和社会意识的结晶,就其实际的功能而言,科学技术是以知识形态为特征的“一般社会生产力”和“直接生产力”。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功能,主要表现在提高人类的认知能力、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变革和协调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等方面。其主要功能包括: (一)认知功能 科学技术对人类战胜迷信、愚昧,对文化教育的发展,对改变人的精神和道德面貌,都能起到促进作用,这些就是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认知功能的体现。 首先,科学是自然界本来面目的反映,它揭示了自然界的客观现律。成为了人们批判宗教迷信和旧的习惯势力,宏扬理性、解放思想的有力武器;其次,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着文化教育的内容,并且往往决定着教育改革的方向,为全面提高人类智能状况,开发人类的智力资源创造条件;再次,在科学研究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尊重实践、实事求是、追求真理、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大大推进了人类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进程。 (二)生产力功能 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资产阶级依靠科学技术进步,使社会生产力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进入20世纪后,科学技术逐步成为了生产力诸要素的主导要素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技术已成为现代经济发展中最主要的驱动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继承马克思的思想,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极其深刻地指出了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阐明了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生产力功能。 (三)社会变革功能 马克思“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在历史上首次揭示了科学技术的社会变革功能。科学技术变革社会的作用首先表现在对生产力的促进。生产力的大发展本身就是社会变革表现的一个方面,而且它还是其他社会变革的前提和基础;其次,科学技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或迟或早会引起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变革。当然,社会制度的变革不可能仅仅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在这里,科学技术的作用就在于给新的社会制度的产生奠定物质技术基础;再次,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科学技术的社会变革功能进一步得到发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创造了空前巨大的社会生产力,经济得以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制度日益巩固。 (四)生态调节功能 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大提高了人类改造自然界的能力,但同时也出现了盲目使用这些能力,造成生态环境迅速恶化的趋势。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生态调节功能,就是在掌握自然规律、正确认识人类对自然过程干预不当所引起后果的基础上,有计划、有目的地调节和控制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创造一个适合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自然环境。当然,生态环境问题必须在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生态调节功能的同时,加强社会的改造和管理、严格立法、执法,实行综合治理,才可能有效地解决。 (五)经济功能 在当代,科学技术作为复杂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以自身的功能为社会服务并影响社会,最主要的就是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带来了经济结构的深刻调整,科技进步不仅导致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且改变了整个经济生产的产品结构、劳动力结构及资源和资金的配置,从而导致经济结构中最主要部分—产业结构的不断变革和日益高级化。人类历史上无论是由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再到知识经济,还是由劳动力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技术和知识密集型,或者由粗放式到集约式经济形态及其结构的转变,都是由科技的巨大推动作用所促成的。 基于上述问题,科学技术与社会逐渐成为一个新兴的、独立的研究方向,通常简称为STS。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社会((Society)的研究简称为STS研究,它探讨和揭示科学、技术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研究科学、技术对社会产生的正负效应。其目的是要改变科学和技术分离,防止科学、技术和社会脱节的状态,使科学、技术更好地造福于人类。 可以说,科学技术在现代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功能具有广泛性,现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受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制约和促进。不同的历史时期,虽然科学技术带来的影响深度和广度上有所不同,但是勿庸置疑,每个时代的科学技术都深刻的影响到了那个时代的生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放眼古今中外,人类社会的每一项进步,都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为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类的文明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科学技术永无止境的发展及其无限的创造力,必定还会继续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加巨大的贡献。 科学技术论文:试论科学技术对身体伦理学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科学技术 身体伦理学 生命伦理学 论文摘要:生命科学与生物科技的飞速发展,造成了身体的不确定性。建立在传统主客二分基础上的生命伦理学,却依然在寻求相对普适的生命伦理原则。身体的缺席,使得生命伦理学的主要原则变成了追求普适价值的抽象概念,在具体的伦理实践中失去了它的有效性。身体伦理学批判地审视生命伦理学的困境,将具有不确定性的身体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在变动的实践中开拓自己的生长点。可以说,科学技术的发展凸显了生命伦理学的困境,也为身体伦理学的提出和发展提供了机遇和土壤。 一、高新生物技术应用引起的传统生命伦理学困境 随着生命科学与生物科技的飞速发展,伦理学在实践方面的有效性正逐渐减弱,越来越多的伦理学难题挑战着生命伦理学。生命伦理学所面临的实践有效性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个人身份变得含糊不清。生命伦理学建立于自我和他者,思维和身体,主观和客观,正确和错误,真理和假象,人类和动物,人工和自然等明确的二元划分的基础之上。在这样一个美丽、清洁、有序的现代世界中,世界往往被感知为确定的、可控的和安全的,在它理想的模式中,不允许一点不确定性、易变性或者暂时性。显而易见,在这样的一个对任何事物都实行简单的二元划分的世界中,与主流不一样的个体却被边缘化、被打压,被迫在"无尽的、正确的话语"下审视自身、改造自身,重塑着个人的生活。正如福柯所认证过的:"从古希腊以来,西方各种知识一直都是同西方人看待和总结其自身基本生活经验密切相关。因此,在西方的知识结构中,包含着西方人对自身、对他人、对社会生活和对世界的基本态度。"①那么,身心二元论基础上的生命伦理学,就深切关系人的生活本身。于是,当生命伦理学成为一种固化的、确定性的知识的时候,就成为了大多数人遵从的准则和道德的评判标准。例如:男人和女人的分野,在儿童时代,自他/她出生以后就已经被社会纳入固化的道德范式之中。无论是从着装、发式,还是行为教导方面都遵从着社会的道德范式,这种道德范式来自于现代医学、伦理学以及社会的意识形态。其中行为规训着儿童的身体行为,夹杂着意识形态的学习规训着儿童的心灵,这种分野是粗糙的,是建立在现代哲学的主客二元论基础之上的。 其次,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伦理边界消融,是非难以判断。"自由是伦理道德的本体论条件,而伦理道德是自由所采用的反思形式。"②生命伦理学所遵从的自由原则,伴随着一种对意识自由的预设,这种预设又根源于心身的分离的预设。也就是说忽视身体的维度的根源在于对心身关系的认识。这种预设的悬置使得在生物医学中,生命伦理学对身体的态度是机械的、冷漠的,只要维持生命的存活的效果,以保证意识的自由可能性,哪怕这种意识的存活并非病人的意愿。这种追求目的性和效果性的愿望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形成一种强迫式的拒斥"死亡"。而这种强迫式的拒斥本身就是一种对自由的束缚,就像波德里亚所言:"只有被征服的、服从法则的死亡才是'好的'死亡,这就是自然死亡的理想。"③现代医学技术发展到现在,依靠呼吸机、心脏起搏器维持生命特征已经不是一件难事,植物人的出现使得生与死的界限变得不确定。而这种传统"贵生"的观念又使得"安乐死"成为一个触及法律和道德底线的问题而保守争议,至今经过法律授权能实施安乐死的国家也只有荷兰,而我国第一例为病人实行安乐死的医生甚至被拘禁493天,即便是病人家属不忍亲人遭受极端痛苦,而主动要求该医生对其实行安乐死的情况下。④ 二、科技发展带来的身体的不确定性 20世纪60年代后,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飞速发展,器官移植、辅助生殖技术、假肢、安乐死等雨后春笋般涌现,人类在掌控自己的生命和死亡方面拥有了更大的自由。 辅助生殖技术让未婚女子有了通过高科技手段生育子女的可能,这也造成了一些伦理上的争议:计划外怀孕,这是否是对传统家庭构成方式的挑战?是否影响家庭的稳定,继而波及社会的和谐?亦或这是一种造福于人类的技术,帮一些想生育却因为某种疾病而无法生育的家庭实现了生育孩子的愿望?而且这种通过辅助生殖技术产生的孩子们的家庭社会地位又如何定位呢?呼吸机和心脏起搏器的使用,维持一个植物人的正常心跳已经成为现实,这又引起了关于死亡标准和生命价值的大讨论,一个没有感知能力长期处于植物状态的人是否还可以称之为人?以心脏跳动与否、呼吸是否停止来判定生与死的标准遭遇了挑战,无限期的维持一个失去感知能力生活的毫无尊严的"人"是否符合生命伦理学的原则?这样是否尊重了病人的自主选择权?又保障了谁的利益?是否伤害了病人的生命尊严?是否伤害了那些因医疗资料有限而无法得到及时救治的病人的权益?在脑死亡标准判定人的生死占据主流后,对长期处于植物状态的"人"实行安乐死是否符合道义?在脑已经死亡而还有心跳的"人"身上取走一些器官,救治其他病人是否可以? 三、身体伦理学在实践中不断拓展着自己的生长点 这些问题或从道德角度,或从实践角度挑战着传统的生命伦理学,让生命伦理学在伦理实践中陷入日益尴尬的局面。一方面是日益丰富的伦理实践也不断挑战着生命伦理学中身体的界限,而另一方面,随着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发展,许多已经被解决的问题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人的生命开始于何时,又结束于何时?是从脱离母体第一声啼哭开始,还是从受精卵开始?如果是后者,是否处于胚胎时期的"人"就应该享受到人的权利?那么胚胎干细胞疗法是否允许?遗传物质与个人的身份特征是什么关系?随着对基因的研究,基因决定论者甚至认为基因不仅决定一个人的外形,还决定人的行为,如果这样的话,我们靠理性建立起来的整个人类文化社会,又何以立足呢?什么是健康,什么是疾病?康尼岛的短指家族,矮人族是否应该被列为疾病的行列,被规约,被诊治,甚至被冠以道德上的不洁?拥有XY染色体的女人,想做男人的女人或者想做女人的男人,是否因为异于常人,就要惊恐地压抑地生活在他们异样的目光中,在他人的评头论足中隐藏了自我?这些被边缘化被压迫被忽视的人,他们的利益如何保障?随着生物技术迅猛的发展,克隆甚至可以构造出新人类的情况下,这些有问题的身体越来越多的时候,什么才是一个正常的身体呢? 因此,科技发展所带来身体的不确定性问题,表现在上述的两个方面:一个是高新生物技术应用带来的身份认同上的不确定性,另一个则是生命科学的发展所带来的对于身体的重新认识与伦理反思的滞后性之间的矛盾。这两方面的问题,在丰富了伦理实践的同时,也挑战着生命伦理学的规范和界限。于是,这些与涉身直接相关的问题,也让身体问题成为生命伦理学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由此科技发展使传统医学伦理学的困境呈现出来,并让身体重新的回到了伦理学的视阈之内,可以说科技发展是伦理学革命的导火索,是身体伦理学得以生发的重要因素。 科学技术论文:从科学技术影响的双重性看“微技术” 摘 要 由于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人类在自然界面前获得空前的主动地位,人类的生产、经济、军事等实践活动对自然生态环境产生着越来越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科学技术会积极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但它也有另一面,会给社会带来潜在的不良影响。科学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应该全面认识科技的影响,正确认识微技术。 关键词 科学技术 影响 微技术 1 科学技术对人类的积极影响 由于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及其他领域中的广泛应用,人类在自然界面前获得空前的主动地位,人类的生产、经济、军事等实践活动对自然生态环境产生着越来越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脑科学、神经病理学、认知心理学的迅速发展为进一步揭开大脑秘密积累了许多新的实验材料,也提出了种种脑工作模型。生命科学、遗传学的发展,特别是生物工程技术(基因工程、细胞工程、酶工程、微生物工程)的产业化,在不断地揭示生物遗传和变异规律的基础上为人类创造着新的生产力,给人类带来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现代科学技术和人类生活紧密地结合在—起,社会的科学化技术化速度不断加快,规模也不断扩大。 目前,信息技术已成为世界各国实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目标最重要的技术。由于计算机互联网的产生与普及,使得全球经济一体化,货物、技术、服务等各种信息都在全球范围内流动。政府信息化有利于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推动政府机构的改革,使政府依据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进行机构改革,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能为公众提供更有效的服务,并开启了一扇公众参政议政的窗口。由于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广泛应用,教育将呈现出现代化的特征和发展趋势。多媒体教学正在走向普及,教育方式个性化、远程化。随着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的实施,人们广泛地利用信息网络,自觉或不自觉地使日常生活便捷化,居家上班、网上购物、远程医疗、网上交友等。总之,信息技术的巨大进步是人类在科学上取得的最具有历史意义的成就之一,人类文明将越来越多地通过信息技术被创造和发展。 2 科学技术对人类的消极影响 科学技术会积极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但它也有另一面,会给社会带来潜在的不良影响。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科技异化的问题。科技成果应用不当,会异化为一种破坏人类生活,违背人的本意,制约人压迫人的“异己”力量。目前人类掌握的核武器可以毁灭地球几十次,“克隆人”会不会成为一支可怕的异己力量也很难断言。其次,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科技在综合国力竞争中地位突显,知识经济初露端倪,掌握科学技术者会不会逐步集中,形成其自身特定的利益范畴,上升为一个阶级?若果如其然,那么社会又一次趋向于阶级的简单化——技术阶级与非技术阶级,那么就会出现一系列问题。第三,科技的进步带动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因特网的建立,电子计算机的普及使网络安全、高技术犯罪成为不可不防的问题。经济发展造成的生态环境的破坏已然严峻。宇航技术的发展,移民月球并非遥不可及,人们对月球甚至太空的开发是否会造成许多太空生态灾难亦未可知。 生物工程技术也向人的传统形象、传统价值和社会伦理观念提出了重大挑战,提出了急待解决的社会伦理问题。如基因工程会不会对人类带来危险,遗传重组的生物杂种会不会引起生物公害、破坏生态平衡;人工授精、胚胎移植、体外孕育也提出了夫妇双方生育权问题、血缘关系问题、父母亲的确定问题、“母亲”的社会合理性问题、对待胚胎的道德问题、无性繁殖是否可以应用于人的问题等。 信息商品化也有负面影响。第一,它可以削弱社会的凝聚力。由于信息商品化促进了社会的分工专业化,因此它使得社会成员越来越成为一个一个的“经济人”,变成只顾自己利益,不顾他人和社会利益的自私自利者,从而大大削弱了社会的凝聚力。信息的多样化或分散化导致了不同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多样化,也不利于社会内部的整合和团结。第二,使社会的许多犯罪和腐败现象更加隐蔽。当信息成为商品,成为社会财富后,有人就可能利用自身的有利地位或采用非法手段非常容易地攫取他人或社会信息,并用来进行交换,而把所得占为己有。还有人可能通过炮制假信息来非法谋利。由于信息的非物质性和非有形性,因而利用信息进行犯罪和非法占有属于他人或社会的信息就具有极大的隐蔽性,不易被察觉,惩治起来也较困难。 3 全面认识科技的影响,正确认识微技术 科学技术本身是中性的。许多事实表明,同一种科学技术的同一种用法在一些条件下起着正面的积极影响,而在另一些条件下则起着负面的消极影响。科学、技术、社会的关系问题已成为科学技术专家和哲学家共同关心的热点问题,出现了诸如唯科学主义、技术决定论和反科学主义、悲观论等不同观点。人们特别严肃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人类应该以什么态度和价值目标来从事科学技术活动,科学家在“求真”的过程中应不应该承担道德义务和责任。科学技术是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长期积累而成,既有其自身的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发展规律,也会受到社会力量、社会条件的制约。先进的科学技术也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关键看它为谁所用和怎么用。 科技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给科技一点人文关怀,让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是每一个人追求的现代科技生活理想。同时,在经济发展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每个人有权利、有义务去了解科技发展的新动态,从而能够估量它们对于人类有什么利害。原因很简单,今天科技发展与每个人息息相关。 不能否认,科技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并将进一步改变我们的生活。就拿微技术来说吧。现在,有些人在谈论“培育人类”,有些人在设计机器人的“进化”步骤,使它们能与人脑相当,甚至超过人脑。在这一潮流中,人们把微技术当做革命先锋。美国科学家雷恩在给美国国会的一封信里说,与信息和生物技术相比,微技术将对21世纪的人类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它正式向我们宣告“微技术时代”已经到来。美国科学家麦克尔是推动微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人物,他说再过十几年我们就能生产出微型电脑,生产出比细胞还要小的微机器人用于医疗,这些小机器人能穿过人的身体,为我们清理血液,清除影响我们长寿的不利因子。他还说,非常便宜的微太阳能设备将代替煤炭、石油和核能。他介绍说,不久将制造出一种材料,糖块大的面积就可以把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全部信息存进去,饥饿、营养缺乏这些问题将成为过去。这是一个梦想,但按科学家们的说法,这种梦想有可能在今后十几年内变为现实。我国的科学家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这件事不仅涉及微技术,也涉及电脑学、遗传技术、人脑和人工智能研究,还涉及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等学科与技术。它也涉及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学科。我们要全面地看待这一现象,从整体上看待这一过程,在更大的范围内讨论这一问题。这种讨论还不够多,人们对技术的了解和技术的发展之间还不成比例。为此,德国总统也不得不呼吁,要加大这一工作的透明度。 另一方面,微技术也可能带来害处。而估量微技术的害处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它还与人文学科密切相关,至少要考虑到“生活世界”这个问题。微技术可以生产出微武器,这种武器具有前所未有的杀伤力。谁拥有这种武器就等于拥有一种不寻常的优势。防备这种武器是否意味着另一种军备竞赛呢?更大的问题恐怕是在于这种武器被哪种国家和组织所掌握。谁也不能担保这种国家不会出现。根据销毁核武器的经验,即使要销毁这种武器,也可能会遇到难以想象的麻烦。在预防种种可能爆发的瘟疫时,要防止因此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细菌与病毒,引出新的危险。要有未雨绸缪的思想准备,而且要坚持不懈。其实,微技术和其他新技术一样,即使防护和免疫系统也可能是利害双全。这是一个怪圈,仿佛是新科技的天生特性似的。微技术最大的危险不是它本身,而是人用这种技术来反对人。从历史经验看,不能把新技术简单地看作新福音。20世纪人类在这方面已有了惨痛的经验,我们无权说新技术带来的未来总是美好的。何况新科技理论家中的确有一些让人不放心的东西,有些东西现在就不能接受。今天,我们首先需要学习,比如学习分辨利害,因为一般说来,人在盲目地追求幸福与成功时而犯了重大的错误,但很少清醒地估量它带来的艰险与痛苦。《易经》中提倡明辨好坏,要有忧患意识。它不仅仅给我们设计好,而是同时也提示坏。如果要说什么是智慧的话,这就是一种智慧。这也关系到直接参与研究、试验和生产的人。他们也是人,也处在这个由他们设计的为“自己复制自己”的系统之内。他们不可能逃脱这一系统。诚然,我们必须避免731细菌部队的暴行再发生,避免德国科学家在纳粹时期所犯的那种难以想象的罪行重演。但也不能接受像冰岛德考得生物技术公司这样的研究所这几年来的行为,事先不加说明和不经国际社会同意,就把几乎人类的遗传体与资料收集起来,进行分析试验,还把这些作为自己的专有财产,在国外上市,在全球进行交易。如果对这类做法听之任之,无异于把我们的命运交给一些缺乏社会责任感的人。 在基因上没有一个人是单单的个人,我们都要重视并正确把握科技发展的方向,使科技真正为人类服务。 科学技术论文:试论理工科大学生科学技术观教育的建构 论文关键词:科学技术观 理工科大学生 建构 论文摘要:理工科大学生是参与工程实践、科学研究、科技创新的主力军。目前理工科大学生普遍缺乏科技技术观的素养,重视并加强理工科大学生科学技术观教育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构建高效、系统的科学技术观教育更是迫在眉睫。 科学技术观是关于科学技术本质、发展规律及其与社会关系的总理论,对技术实践活动起着科学指导的作用。科学技术在推动生产力快速发展,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给人类社会带来高度文明的同时,自然灾难、战争危害、环境污染、经济危机等问题也给人类造成巨大了的损失,促使人们对科学技术发展不断反思,并有越来越多的声音将这些问题都归罪于科学技术。事实上科学技术只是中介性的客体,而人类才是主体,科学技术能否为人类造福取决于我们如何利用它。理工科大学生是工程实践、科学研究、科技创新的中坚力量,对科技健康、科学、有序发展起着关键性作用。所以,对理工科大学生进行科学技术观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也迫在眉睫。 1理工科大学生的科学技术观现状 随着人们对科学技术观的深入研究,以及对科学技术负面效应的不断反思,已逐步认识到理工科大学生科学技术观教育的重要性及存在的问题。首先,社会对理工科大学生的科学技术观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由于应试教育的影响根深蒂固,趋使初等教育重心偏向于社会关注的升学率,只强调学生智力发展,造成高校将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德育工作中,进而无暇顾及理工科大学生的科学技术观教育。其次,理工科大学生的科学技术观教育还属一片空白。无论是从理工科大学生的培养方案、教学计划、课程设置层面,还是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层面来说,理工科大学生的科学技术观教育都未被列上日程,而只是到研究生的课程学习阶段才有所涉及。 2科学技术观的重要性 2.1正视科学技术观对促进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的深层次意义 科学技术在推动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也造成了生态环境过度开发和破坏,正常生态系统被打破,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不断恶化,人类自身繁衍受到威胁等种种问题。科学技术的工具性特征是靠人的意志介入生态过程,而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人的目标和人对自然的态度,所以我们要使人和自然和谐发展,只有通过完善人类自身,确立以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为核心的科学技术观,并依靠科学、合理的社会体制,促进人与自然互利共生、协调发展。 2.2正视科学技术观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指导作用 理论对实践具有反作用。正确的理论指导实践,行动则会成功;反之则会失败。科学技术观不仅是对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更是对实践活动、经验和成果的批判性反思、规范性矫正和理性引导,能预见科技发展的方向,指导人们提出正确的实践活动方案,因而对科学技术发展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在社会体制尚不健全,文化差异难以消除的情况下,充分认识科学技术应用的二重性,用正确的科学技术价值观来武装自己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2.3正视科学技术观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深远影响 我国GDP迅猛增长的背后是靠廉价的劳动力、土地,科技进步对中国经济的贡献还不是很大,而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问题和增长方式问题,科学技术观就成了指导科技发展的根本。 3理工科大学生的科学技术观教育 3.1依托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加强科学技术观的理论教育 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承担着传播科学理论知识的重任,不仅能为理工科大学生奠定扎实的理论基础,还能不断提高理工科大学生对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的认识力,从而引导其深刻理解科学技术观的内涵,帮助理工科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科学技术观,使其在多元化的复杂社会环境中,正确处理科技、自然、人、社会之间的关系。 3.1.1不断充实和完善课程内容。增加理工科大学生科学技术观教育的内容,并针对理工科大学生的特点,精心安排,与时俱进,紧跟时代步伐,提高课堂教育的吸引力、说服力。 3.1.2采用灵活的教学方式。不能光靠简单刻板的说教,还要利用网络多媒体教学,采用理工科大学生乐于接受的主题讨论,以及实践调研等方式,使教学方式现代化、科学化、人性化,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程的主渠道作用。 3.2发挥第二课堂作用,积极开展科学技术观教育活动 第二课堂是科学技术观课堂教学的重要补充,可以帮助理工科大学生将理论知识不断精炼、升华,上升到更为理性的层面,进而形成科学、系统、完整的理念。 3.2.1构建具有浓厚专业特色的学生社团,为理工科大学生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我们要根据理工科大学生的专业特点,成立相应的学生社团,让理工科大学生有组织可依靠、有活动可参与、有平台可展现,有更多深化理论机会的平台。 3.2.2增加与科学技术观教育内容相关的活动,为理工科大学生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我们既要对不同阶段、层次的理工科大学生开展以科学技术观教育为主题的活动,以保证基本的教育效果,也要开展集科学性、专业性、思想性、多样性于一体的第二课堂活动,以满足不同专业的理工科大学生的活动需求,进一步提高活动成效。 3.3利用德育优势,深化科学技术观教育 德育是科学技术观教育的基础,与科学技术观教育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对科学技术观教育起到引领和提升作用。德育有助于提高科学技术观教育的成效,科学技术观教育则有助于推动道德观念变革和新道德规范的形成。德育不仅能全面提高理工科大学生的素质,为科学技术观教育的顺利开展提供基础平台,还能改变人们盲目应用科学技术,只求私利而忽视社会基本道德原则和人类社会总体长远利益的错误思想,从根本上消除或减少科技应用的负面效应。 3.3.1进一步重视和加强理工科大学生的德育工作。我们要针对理工科大学生的特点,利用各种教育资源,通过各种科学有效的途径,不断加强理工科大学生的德育工作,全面提高理工科大学生的素质,为科学技术观教育打好坚实的基础。 3.3.2充分利用德育载体积极开展科学技术观教育。我们要在德育所提供的良好物质条件和思想基础之上,发挥德育优势,对理工科大学生进行科技道德、环境道德、伦理道德、职业道德等主题教育,并使科学技术观教育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3.4发挥辅导员教育功能,科学技术观教育 高校辅导员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大学生成人成才的指导者和引路人,直接影响着理工科大学生科学观念的形成,决定着理工科大学生的科学技术观教育的成效。 3.4.1建设高素质的辅导员队伍。我们要狠抓辅导员选聘、培训、管理、考核,以建设一支素质过硬队伍,从而帮助辅导员用人格魅力去感染和影响理工科大学生,保证科学技术观教育的成效。 3.4.2开展针对性的主题教育。针对理工科大学生的特点和科学技术观教育的要求,发挥辅导员独特的工作优势,开展主题鲜明的教育活动,提高理工科大学生科学技术观教育的成效。 科学技术论文:浅析论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功能 论文关键词:科学技术;管理科学与工程;社会功能 论文摘要:本文从认知、生产力、社会变革、生态调节和经济五个不同的方面描述了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功能,对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发挥的有利作用加以阐述,说明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对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更新人们的思想观念等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动因之——科学技术,己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科学是人类在长期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历史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认识世界事物的知识体系;技术是指人类根据生产实践经验和应用科学原理而发展成的各种工艺操作方法和技能以及物化的各种生产手段和物质装备。科学技术,包含着科学和技术两个概念,它们虽属于不同的范畴,但两者之间相互渗透,相辅相成,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科学是技术的理论指导,结合生产实际进行开发研究,得出新的方法;技术是科学的理论基础,是科学的实际运用,是科学和生产的中介,没有技术,科学对生产就没有实际意义。然而技术对科学也有巨大的反作用,在技术开发过程中所出现的新的现象和提出新问题,可以扩展科学研究的领域,技术能为科学研究提供必要的仪器设备。 近代科学技术的进步,有力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机器工业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马克思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科学技术就其生产和发展过程而言,是一种社会活动,是由生产决定的;就其内容属性而言,科学技术是一种生产实践经验和社会意识的结晶,就其实际的功能而言,科学技术是以知识形态为特征的“一般社会生产力”和“直接生产力”。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功能,主要表现在提高人类的认知能力、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变革和协调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等方面。其主要功能包括: (一)认知功能 科学技术对人类战胜迷信、愚昧,对文化教育的发展,对改变人的精神和道德面貌,都能起到促进作用,这些就是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认知功能的体现。 首先,科学是自然界本来面目的反映,它揭示了自然界的客观现律。成为了人们批判宗教迷信和旧的习惯势力,宏扬理性、解放思想的有力武器;其次,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着文化教育的内容,并且往往决定着教育改革的方向,为全面提高人类智能状况,开发人类的智力资源创造条件;再次,在科学研究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尊重实践、实事求是、追求真理、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大大推进了人类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进程。 (二)生产力功能 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资产阶级依靠科学技术进步,使社会生产力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进入20世纪后,科学技术逐步成为了生产力诸要素的主导要素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技术已成为现代经济发展中最主要的驱动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继承马克思的思想,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极其深刻地指出了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阐明了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生产力功能。 (三)社会变革功能 马克思“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在历史上首次揭示了科学技术的社会变革功能。科学技术变革社会的作用首先表现在对生产力的促进。生产力的大发展本身就是社会变革表现的一个方面,而且它还是其他社会变革的前提和基础;其次,科学技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或迟或早会引起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变革。当然,社会制度的变革不可能仅仅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在这里,科学技术的作用就在于给新的社会制度的产生奠定物质技术基础;再次,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科学技术的社会变革功能进一步得到发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创造了空前巨大的社会生产力,经济得以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制度日益巩固。 (四)生态调节功能 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大提高了人类改造自然界的能力,但同时也出现了盲目使用这些能力,造成生态环境迅速恶化的趋势。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生态调节功能,就是在掌握自然规律、正确认识人类对自然过程干预不当所引起后果的基础上,有计划、有目的地调节和控制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创造一个适合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自然环境。当然,生态环境问题必须在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生态调节功能的同时,加强社会的改造和管理、严格立法、执法,实行综合治理,才可能有效地解决。 (五)经济功能 在当代,科学技术作为复杂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以自身的功能为社会服务并影响社会,最主要的就是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带来了经济结构的深刻调整,科技进步不仅导致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且改变了整个经济生产的产品结构、劳动力结构及资源和资金的配置,从而导致经济结构中最主要部分—产业结构的不断变革和日益高级化。人类历史上无论是由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再到知识经济,还是由劳动力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技术和知识密集型,或者由粗放式到集约式经济形态及其结构的转变,都是由科技的巨大推动作用所促成的。 基于上述问题,科学技术与社会逐渐成为一个新兴的、独立的研究方向,通常简称为STS。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社会((Society)的研究简称为STS研究,它探讨和揭示科学、技术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研究科学、技术对社会产生的正负效应。其目的是要改变科学和技术分离,防止科学、技术和社会脱节的状态,使科学、技术更好地造福于人类。 可以说,科学技术在现代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功能具有广泛性,现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受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制约和促进。不同的历史时期,虽然科学技术带来的影响深度和广度上有所不同,但是勿庸置疑,每个时代的科学技术都深刻的影响到了那个时代的生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放眼古今中外,人类社会的每一项进步,都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为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类的文明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科学技术永无止境的发展及其无限的创造力,必定还会继续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加巨大的贡献。 科学技术论文:现阶段科学技术哲学研究述要 [摘要]科学技术哲学是近年来发展较快的学科,目前学界对其研究方兴未艾。本文就近年来有关科学技术哲学的产生渊源、学科定位、发展历程、学科板快、当前关注问题、未来趋势以及科学技术哲学发展面临问题的研究情况作一概述。 [关键词] 现阶段;科学技术哲学研究;概述 进入新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呈现强劲势头。每年都有大量的文献发表以及一些重要的学术研讨会召开,使得科学技术哲学的一些专题得到了深入地探讨。文章就近年来有关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情况作一概述。 一、科学技术哲学的产生渊源。科学技术哲学并非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科学技术哲学的产生有着深厚的学术渊源和历史背景,学界从不同视角阐述了科学技术哲学产生的渊源。如学者任元彪从学术渊源上指出20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哲学主要来自三个方面:(1)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及其学术传统;(2)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辩证法传统;(3)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自然哲学传统[1]。而学者郭贵春、成素梅、邢如萍则认为“科学技术哲学”的根源在“自然辩证法”,他们比较突出“科学技术哲学”与“自然辩证法”的演变关系,认为“科学技术哲学”是从传统的“自然辩证法”的基础上演变过来的,是对“自然辩证法”学科的继承和发展[2]。学者吴国盛则认为中国的科学技术哲学实际上有三种构成因素、三重历史来源,即:(1)德国古典自然哲学;(2)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3)改革开放以来“大口袋”式的整合新学科[3]。关于科学技术哲学的产生渊源,笔者认同郭贵春等人的观点。科学技术哲学和自然辩证法关系密切,科学技术哲学是“自然辩证法”在新时期的时代体现,是对自然辩证法的继承和发展。 二、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学界对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富有争议,学者有各自不同的见解。如学者黄顺基、黄天授和刘大椿在1991年编写的《科学技术哲学引论——科技革命时代的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对科学技术哲学作出了明确的定位。他们把科学技术哲学定位为以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提出的新问题为依据,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为指导,是自然辩证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是科技革命条件下的一门新学科。学者刘大椿在2001年出版的《科学技术哲学导论》一书中又进一步把科学技术哲学定位为“对科技时代提出的科技及其相关问题、要求和挑战的哲学回应”[4]。而著名学者于光远先生也曾指出,“自然辩证法”是一个科学群或科学部门体系,它是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特色和色彩的诸多科学部门的总称,其中包括许多不属于哲学的科学部门。学者于棋明据此认为,在自然辩证法旗帜下汇集或孕育、成长以至分化出了许多分支学科,其中包括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历史、科学方法论、科学认识论、科学学、科学技术社会学等[5],也就是说,科学技术哲学是自然辩证法的分支学科。学者陈其荣则认为,科学技术哲学是当代自然辩证法的新范式[6],这意味着自然辩证法的范式在当生了改变。学者郑毓信则认为,要考虑科学技术哲学的定位问题,就应该认真考虑以下几个问题:(1)由于现代的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已经极大地扩展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就要认真考虑对包括诸多现实问题进来的种种研究是否能被看成真正的哲学研究?(2)科学技术哲学的现代研究与科学技术活动的距离究竟是变近还是变远?(3)在强调中国科学技术哲学应当立足于国内的同时,还应当认真考虑如何走向世界的问题[7]。学者吴国盛则深刻地指出,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实际上存在“名实冲突”的问题,科学技术哲学虽然定位在哲学的分支学科,科学技术哲学专业的实际研究内容却远远大于哲学领域[8]。学者贾北树、陈北宁认为,在定位科学技术哲学时应该强调以下四个方面:(1)继续强调必须在哲学的层面上来建设科学技术哲学;(2)强调在科学的基础上建构科学技术哲学;(3)科学技术哲学必须有自己独立的文化意识;(4)科学技术哲学必须关注现实。从以上众多学者对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定位的不同见解中,我们可以看出,现在要想对科学技术哲学进行学科定位,至少应该考虑这样几个问题:第一是否从“哲学”的范围内界定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内容,第二是科学技术哲学的内涵和外延的问题,第三是科学技术哲学的现实性问题。 三、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历程。学界对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方面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一般都趋向认同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如学者张培富从历史的视角指出了中国20世纪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大致经历四个阶段:(1)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中国开始传播;(2)新中国成立之后,科学技术哲学及其教育步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3)十年动乱,中国科技哲学惨遭厄运,科技哲学工作受到任意摧残和践踏;(4)结束,中国科技哲学及其教育事业开始复苏,并迅速发展起来[9]。学者任元彪同样认为20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历程分为四个阶段:(1)1930年以前的“科学为本”阶段;(2)30到40年代的多种流派竞争阶段;(3)50至80年代初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成型和发展阶段;(4)80年代中期以后的国际化开始阶段[10]。从以上对中国科技哲学的发展历程的研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是一门崭新的学科,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在进入新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条件,科学技术哲学发展充满生机和活力。 四、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板块。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板块”是指科学技术哲学的核心研究领域。当前,学界在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板块的研究上争议较大,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学者吴国盛在1993年撰写《试论自然辩证法》一文中就明确表达了他对这个问题的观点,主张把自然哲学、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史和科学史作为自然辩证法事业大力发展的四大学科[11]。而学者陈其荣则指出,随着20世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自然科学的高度分化和综合的发展,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汇流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社会化与社会的科学技术化,为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的发展提供了新鲜的经验材料和理论思想,使它拓展成为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等在内的综合性的交叉学科——科学技术哲学[12],也就是说,科学技术哲学应该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几个方面。而从学者张明国、崔伟奇、蔡永海撰写的《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发展的历史与展望》文章中可以看出,他们把“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技术方法论”作为科学技术哲学的主要板块[13]。学者刘大椿指出,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自然辩证法在中国再度发展时,采取的是一个兼容并包的“大口袋”方针,比较有共识的内容可归纳为下述几大块:自然观研究、科学方法论研究、科学思想史和科学技术社会研究。他还指出,近20年来,自然辩证法在中国演变成科学技术哲学,是科学技术与哲学相连结的桥梁。同时他又指出,近10年来,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框架有了重大突破,研究内容有了新的拓展,陆续分化和形成了一系列专门的学科分支和方向,如科学学、未来学、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科学技术思想史、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等等[14]。从以上各位学者的研究可以发现,尽管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分歧较大,但是一般比较认同科学技术哲学至少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三个方面的内容。新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工程——产业”知识链条的进展和理论联系实际的紧密需要,科学技术哲学出现了新的研究领域——工程哲学。在工程哲学的研究上,中国走在了世界的前列。2007年7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殷瑞钰、汪应洛、李伯聪等人编著的《工程哲学》成为中国工程哲学研究建立的标志。 五、现阶段科学技术哲学关注的主要问题。尽管科学技术哲学关注的问题与时代主题紧密相关,但学界关于现阶段科学技术哲学关注的主要问题的研究也有所差异。例如学者赵景来对近年来关于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梳理,他认为科学技术哲学关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1)关于科学与技术的划界问题;(2)关于技术的本质;(3)关于科学、技术与社会(sts);(4)关于科技发展与人文关怀;(5)建构科技伦理何以可能[15]。学者安维复从科学哲学的视域指出了科学哲学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研究: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科学认识的方法论、科学发现的本质、科学发展的判据、科学的社会监制等问题[16]。学者郭贵春、成素梅、邢如萍指出,就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而言,90年代以来学术界一方面继承和发扬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传统,另一方面出现了更加专业化和多元化的研究局面。他们特别还从技术哲学的视域展现了当前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他们认为,对技术哲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问题:技术本质、技术认识论、技术价值论、技术伦理学、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之间的异同关系、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异同关系、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科技战略与政策研究等[17]。学者张明国、崔伟奇、蔡永海分别从自然哲学、技术哲学、科学哲学、科学技术方法论、科学技术与社会五个方面总结了当前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并且还着重指出了他们在技术哲学方面主要研究技术与文化的关系问题;在科学哲学方面主要研究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在自然哲学方面主要研究环境问题的文化成因问题;在科学技术方法论方面主要研究创造力开发中的心理学问题;在科学技术与社会方面主要研究技术与文化的现实问题和sts教育问题[18]。可以看出,学者对现阶段科学技术哲学所关注问题的研究与他们对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板块界定紧密相关。但是有一点比较明显,那就是学界一般认为“科学与技术的划界问题”、“科学与技术的本质问题”、“科学与技术的价值问题”以及“科学技术的人文关怀和文化问题”成为现阶段关注的热点。 六、科学技术哲学的走向趋势。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哲学也呈现一些新的变化。学界对这个问题尤为关注,争议较大。例如学者黄瑞雄对学界近年对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走向研究进行梳理,认为国内关于科学技术哲学走向研究分为5种类型:(1)以曾国屏和张明国为主要代表的认为从自然辩证法走向科学技术学;(2)以吴国盛为代表的认为从自然辩证法走向科学哲学;(3)以吴彤为代表的认为走向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4)以郭贵春和成素梅为代表的主张保持科学技术哲学的多元性研究;(5)主张继承发扬自然辩证法传统[19]。波士顿大学的华裔学者曹天予对21世纪的科学哲学的趋势作出了预测,他认为科学哲学的趋势大体上有两点:(1)分析哲学的逻辑语言方法要淡出,历史、社会、文化、人类学方法兴起,科学哲学要进一步融入科学学;(2)特殊科学的哲学会有很大的发展,物理学上,特别是有关复杂性问题,在生物学上,有关还原、突现、层次等概念的探讨会大大加强。在认知科学上,计算机科学哲学和神经科学哲学都将对语言哲学与心灵哲学产生重大影响[20]。学者赵跃红通过研究表明,科学哲学有三个方面的自我超越和三个路向,即:一是超越科学共同体这种社会建制的更大范围的社会建制——机制视域下的元理论建构;二是超越科学(技术)文化这种文化范型的更大规模的文化范式——机制视域下的(哲学)理性建构;三是超越了语言学、修辞学、解释学的语言学路向,以至超越了整个西方(语言-逻辑的)哲学传统,对于 (形式)逻辑范式予以彻底改造的“科学语言”的科学哲学。第一种路向是“科学社会学”的,第二种路向是“科学文化哲学”的,第三种路向似乎更多地承继了西方的哲学传统,并且还将是科学哲学的主流[21]。学者田鹏颖认为,“社会技术哲学”是科学技术哲学的新视域。他提出,确立社会技术范畴并对社会技术进行哲学反思,开拓了21世纪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新视域。特别是随着工程哲学初步建立,社会工程哲学大有作为,社会工程哲学将成为工程哲学关注的重要内容[22]。 七、新时期科学技术哲学发展面临的问题。21世纪科技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并存,科技哲学的发展也面临相同的境遇。国内一些学者通过研究认为,21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面临一些潜在的问题。中国科学技术哲学要想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实现其未来发展,必须解决这些问题。那么科学技术哲学究竟面临什么样的问题?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如学者程倩春、崔伟奇指出,21世纪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面临三个问题:(1)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总体性哲学反思;(2)对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系重新反思;(3)确立知识创新的哲学基础[23]。而学者庞跃辉则认为,以现代科技变化发展规律和特征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科技哲学,无论是从推进现代科技良性运行和创新发展的迫切需要,还是从科学技术哲学自身学科体系建设的迫切需要来看,科学技术哲学都必须下功夫解决面临的三大前沿问题:(1)如何认识现代科技和科学伦理的内在关系;(2)如何认识虚拟时空与现实时空的内政关系;(3)如何认识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的内政关系问题[24]。 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出,目前学界在科学技术哲学的产生、发展历程以及未来发展面临的问题方面的意见基本相同,但是对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板块内容、关注热点和走向趋势方面的研究分歧较大。这也正好说明我国学界对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科学技术论文:现代科学技术社会价值的异化 [论文关键词]:科学技术; 异化; 社会价值异化 [论文摘要]: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文章在肯定科学技术进步作用的前提下,着重从三个方面分析了现代科学技术社会价值的异化问题,即现代科学技术社会价值异化的表现、对科学技术社会价值的不同立场和现代科学技术社会价值的异化的产生根源。 科学技术本来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积极成果,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造福于人类的事业、服务和满足人的各种需要的手段,然而,在一定的条件下,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可能贻害自然、社会和人自身,从而使文明遭受破坏,这就是现代科学技术社会价值的异化。 一、现代科学技术社会价值异化的表现 科学技术异化不仅表现在对物质文明的破坏,同时也发生在对精神文明的侵蚀。一方面,科学技术异化对物质文明的破坏是伴随着科技发展及其对自然界改造取得巨大成果的同时产生的。随着二战以后工业的突飞猛进,人们像自然环境中排放的有害物质和噪音越来越多,使人类赖以生存环境受到极度的污染,使自然界的生态平衡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导致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在物质文明领域,现代科学技术异化造成环境污染、生态平衡失调、能源危机和人口膨胀等严重问题,造成了人类物质生产条件和生活环境的恶化,使人类的生活质量下降,在相当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物质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异化对精神文明带来的危害,主要表现在伴随着科技发展可能出现某些消极道德现象,造成人的心理失衡和个性扭曲。 二、对现代科学技术社会价值的不同观点 伴随科技进步而出现的全球问题、不同的学者对新的科技革命的挑战,对人类的未来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主要有“科技乐观派”和“科技悲观派”。 1. 悲观主义 科技悲观派的主要代表是罗马俱乐部。以罗马俱乐部学者及其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为代表。认为人口、资源消耗、粮食生产、工业发展和环境污染是按指数增长的,无限的增长与有限的环境(地球)构成的矛盾必然导致“增长的极限”;如果维持现在的人口增长率与资源消耗速度不变,那么,很可能会导致世界人口和工业生产能力发生崩溃。他们提出“零增长”,即停止增长。认为只有改变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改变社会运行的方向,向均衡的目标前进,才能摆脱危机。否则,如果人类没有意识到改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也没有为这种改变做出实际的努力,仍按照“惯性”思考和生存,将加剧危机,把人类拖向灭亡。他们在预测人类社会未来状况时,对科技的作用持消极否定的态度。 2. 乐观主义 科技乐观派的主要代表是美国的康恩、托夫勒、贝尔等人。他们批评罗马俱乐部“悲观派”的观点,从所谓“乐观派”的立场出发,得出一系列同《增长的极限》相反的结论。康恩在《今后二百年》等著作中,坚决反对限制增长的办法,主张用发展新技术和保持经济不断增长的办法使当前的“失调性问题”得到控制。托夫勒在《未来的冲击》一书中,认为技术的发展是最根本的决定因素,甚至是决定全局的因素,他坚信科学技术能够促进生产力和社会发展。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到来》这本书,也表达了这样的观点。科技乐观主义认为科技决定一切,科技发展使人类社会能够和克服由于科技进步而造成的问题,他们在面临新科技挑战的时候,表现出乐观的情绪。 科技悲观主义和科技乐观主义是对科学技术的两种极端的看法。二者的不足之处恰恰在于他们对本来是正确的东西作了片面地夸大。除此之外,还有处在两个极端之间的很多不同派别和观点。 三、现代科学技术社会价值异化的根源 1. 科学的应用过程中本身存在着科学异化的可能性 科学技术本身是人类活动的精神产品,如果不进入应用过程,它就永远无法实现其满足人类物质和精神需要的功利价值,但是科学技术一旦进入应用过程,情况就很不相同了。科学技术作为人的工具,即能够以建设性的方式被利用,也能够以破坏性的方式被利用;既可以为创造性的目的服务,也可以为毁灭性的目的服务;既可以从善,也可以从恶。科学技术成果一旦同实践要素结合起来,就直接延伸了人的能力。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刀子在人类生活中是有用的,但也能用来杀人。”[1]贝尔纳撰文说:“我们对于彻底毁灭的威胁,绝不能漠然视之”,“以裂变以及而今又以氢弹为代表的毁灭性武器,威胁着全人类。”[2]托夫勒指出:“我们的技术能力在增强,但是它所产生的副作用和潜在的公害也在不断增加。”[3]一言蔽之,科学技术到底能够给人类带来什么,关键在于掌握在什么人手里以及人们为什么和怎样利用它。有人把科学技术比作一把双刃剑,一刃对着自然界,一刃对着人类自己。正是科学技术利用的这种双重效应,为科学技术应用过程中异化的产生提供了可能。 2. 人们认识上的不完善为科学技术异化的产生提供了条件 科学的应用作为人类实际利用和改造自然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总是在一定认识的指导下进行的。长期以来,人们用以指导科学应用的认识却是极为片面和短视的,它往往过分看重了人类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不断从自然界索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的一面,片面地以为人类是自然界的主宰,却忽略了人类社会对于自然界的依赖以及这种索取活动受自然规律限制的一面;它往往只瞩目于科学应用能够带来的各种眼前的直接功利价值,而对科学技术应用的长远后果缺乏自觉意识;只看到本地区、本民族、本国家的局部利益,看不到全人类存在着共同的利益。正是这种“人类中心主义”,使得科学技术应用过程中的异化不断由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 3. 社会制度方面的缺陷加剧了科学技术应用过程中的异化 虽然科学技术本身没有阶级性,但如何应用科学技术的成果,使其服务于什么样的目的,总是与一定的阶级和社会集团的利益相联系的。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由于缺乏健全的道德监督和法律控制,滥用科技成果的行为往往不能受到应有的谴责和制裁。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科学应用过程中的科学异化。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最终一定能够克服各种科学技术异化现象,使被科学技术异化严重分裂了的科学技术价值体统一起来,使科学技术真正成为真、善、美的完整统一体。 科学技术论文:试论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对哲学观念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现代科学 哲学 影响 论文摘 要:回顾人类的文明发展史,大家会惊奇地发现科学和哲学有相同的历史起源,而且在人类的智慧和文明的最初阶段,哲学与科学是不分彼此的一个概念,主要体现在语言层面、逻辑层面、研究的具体方法领域和研究特定对象的一致性。在科学和哲学所有的互相之间的影响和具体联系当中,研究方法的联系始终是最重要的和标志性的第一位联系,还是其他联系和影响的根基,这也是本文的核心和关键论点。 一、科学和哲学历史上的互相影响 科学与哲学的相互渊源起始于现代科学最初的萌芽期。在牛顿所在的中世纪,主流学界认为物理学从属于自然哲学,但是在具体的操作方法上他们已经学会寻求运用物理实验进行实证研究,开始避免盲目运用繁琐而复杂难懂的经验论述和纯粹的哲学臆想和思辨方法去研究科学。在科学的鼻祖开普勒和牛顿等人的不断努力和斗争下,科学方法才能从哲学的重重束缚下自立门户,为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提供了扎实的基础和铺垫。对于任何一门成熟具体的科学理论,一般必须具备有相对比较完整的体系结构和有事实经验能够证明之;而哲学在长期的发展和成熟过程当中,哲学辨证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渐渐退出了诸多特殊的学科领域,这就是哲学的非常重要的第一次关键放入转向,即转向认识论,但是这种转向不是完全把哲学的全部研究的课题放手给科学,只不过是它们各自术业专攻而已,即为拉卡托斯所说的 “研究纲领”意义上的更迭。 实证的研究主要运用与具体应用科学,剩下的逻辑、心理与认识问题现在科技仍旧不能证实,成为思辨方法所固守的领域。尽管类似的更迭和转向从没有间断过,一直在进行,但科学和哲学也慢慢发现它们殊途同归,无法完全舍弃和离开对方,尤其在理论研究领域更是亲密无间。例如优秀的哲学家总会深关注科学技术领域最前沿和重要的理论研究与探讨,希望能在其中找到更多的灵感,而相对应的科学家在纯理论研究的过程当中,约定俗成的总会不自觉运用哲学工具和方法,而且“研究纲领”的转向和更迭往往需要哲学的强力进行干预,科学一相情愿是不可能实现的 二、科学哲学分科的创立 创立的科学哲学分科的初衷来源于科学对哲学强大影响的结果。科学哲学的大师卡尔·波普尔清醒的认识到分析哲学的未来正在走中世纪经院化哲学的老路,这是极其危险和错误的;他认为,哲学的严谨性和绝对性是必须已精简具体内容为代价的,这样就不可能构造出相对完整的形式理论系统描述和解释客观世界了;这样一来,哲学要想真正排除悖论,就必须不沾染任何想象和现实当中的实体,只可以探讨纯粹结构问题。然而完完全全排除理论悖论的哲学辨证语言会显得空洞毫无用处,繁琐而又复杂;总是埋头于词的意义等无用细节的反复斟酌,而对现实世界的重大问题和事件毫不关注;这也是逻辑实证主学派义和维也纳学派分崩离析的最主要原因。 波普尔的理解清楚而明确地指出了分析辨证哲学存在的巨大问题和困境,哲学最应该关心的问题是最能够影响人类自我的反省领域的问题,而人类终极的自我反省必定会受制于人自身特有的局限性—在体力、智力、和时间上的天然限制,这就必须使哲学深刻认识、承认和接受这种局限性和不完满,但这并不意味放弃对绝对真理的追求,而是我们必须实事求的研究我们能力可行的领域之内。而且哲学领域,我们既不会采用主观的随意想象,又不可能采用纷繁复杂的字句反复纠缠,必需借鉴和研究科学的特有方法技巧,进而构造系统性和综合性理论去描述、探讨和解释真真正正哲学问题。然而何谓科学的方法是我们必须仔细探讨的;事物是不是普遍联系的是众所周知的哲学全称式放的概括命题,而且其联系囊括万千往往不会局限于因果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我们检验所有能够指称个体之前,其命题就无法完全成立。然而,波普尔认为整个世界犹如一个无限大,的黑箱,不论建立何种模型也不可能完全彻底的揭开其内部具体的结构,人类理解和认识它唯一的方式就是综合运用理论、概念和模型去描述它。如果把理论是当做捕捉无限经验世界的网,那么科学发展的最终目的不在于运用科学自有的语言构建与自然完完全全一模一样的描述,而在于使“网眼愈来愈小”,对真理的无限逼近。 思想自由竞争的学说往往被公认为是科学哲学对于知识增长的根基,大家往往接受和理解这种假设,一种理论要想具备一定的公共性必须经历与同时代的诸多不同理论相互竞争和淘汰的过程,而且我们不能对这种方法的公正与否做出完全准确的价值判断。波普尔的理论认为爱因斯坦和牛顿都从属于科学领域,但他们不可能都是真的,缺有可能都是假的,他们的科学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真,并不一定因为他们可以被证实和证伪,其真实性一定都是建立在某种程度的可错性的特定基础之上的。而科学哲学重要和关键的任务就在于阐述和研究人类目前未知的竞争的模式来确立占主导地位的理论,淘汰从属地位理论。波普尔逻辑实证主义和分析哲学学派的最显著区别在于其不苛刻严格的分析非自然的科学描述,一定程度接受形而上学,认为人类科学历史的发展过程就是在增加全宇宙的负熵。对于非自然科学领域的学术探讨和研究,反驳和猜想的发展模式一定程度上同样适用。波普尔学说的目的不在于分析哲学特有的证伪主义,不在于提供具体方法区分新形而上学和科学,其核心在于阐述和解释特有的知识所谓增长模式—“批判理性主义”。从这方面来说,波普尔可以说是一个相对传统和保守的哲学家,回答的不是方法论的而是认识论的问题,区分的不是科学与伪科学而是区分人类传递和记录信息公共和私人属性。 科学哲学对于真理的维护,与分析哲学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时,二者之间的相似点也是科学对哲学层面上的流派的直接反应。哲学家波普尔发现哲学善于吸收其他学科或是规范的精华,但不会被同化,始终保持自己独有的特点。哲学无法变成准确的学问,这也是哲学的魅力所在。哲学作为和人的精神支柱最接近的学科,它的概念纷繁复杂,常常混合在一起,让人准确区分开。在《无尽的探索》这本书的序言中,赫尔穆特·科尔表达出了他对哲学的期望,认为追求真理是不能停止的,同时也要谨防幻觉,不能被某些蒙着真理面纱的假象所蒙骗。 科学技术论文:科学概念的认知进路与转向——科学技术论视野 摘要:在科学技术论视野中,视点(内部视点和外部视点)与方法(规范方法和描述方法)是对科学概念的不同认知进路和认知方式,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四种不同的科学认知脚本,并组成一个关于科学的认知矩阵。认知矩阵刻画了科学概念的四种认知进路与三次转向,随着科学概念的延伸,现代科学及其知识与权力有内在相关性,并且是一个社会协商和妥协的过程。 关键词:科学概念;视点;方法;认知转向 现代科学越来越呈现出了两种相互背离的发展趋势。一种是扩展的趋势,即科学在发展中不断地融入技术,使科学-技术成为难以拆分的整体。更进一步说,通过技术,科学融入到了经济、乃至社会生活的每一个家角落。另一种趋势是,随着学科分化的加速,科学研究的分工越来越细,逐渐被收缩到了一个十分狭窄的领域。有时除了少数同行外,人们甚至根本弄不懂这些科学家们在做什么,在说什么。[1]令人困惑的是,这两种趋向尽管表现得十分清晰,现实中却还是被扭结在一起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因素介入了人们对“科学”的认知活动中,起到了一个良好的缓冲和转译作用。现代科学因此从神坛上走下来,成为一项公共性事业;现代科学概念发生了变迁,从自然科学领域扩展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即科学包含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科学的普适性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现代科学不得不在普适性和地方性之间谋求平衡。也就是说,对科学概念的认知已经发生巨大的变迁。 1 认知进路和方式之争:视点与方法 既往的科学认知研究中,对科学概念的争议最为纷杂。以库恩为界,考察库恩前后关于科学概念的认知过程,争议的主要集中在考察科学知识的视点(内部视点和外部视点)与考察科学的方法(规范方法和描述方法)之间。视点,借用几何学的透视概念,指的是基于某个立场来看待对象的整体。基于知识看待科学的整体,是内部视点;反之,基于社会文化环境看待科学的整体,是外部视点。 正统科学的代表逻辑实证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虽然在很多观点上针锋相对,但它们共享着一些基本的前提,尤其是它们都是站在科学及其知识的角度来透视整座科学大厦,并竭力维护正统科学的形象。它们都认为,在观察与理论之间存在相当深刻的差别,知识的增长大体上是积累性的,科学是一个相当紧密的演绎结构并且具有整体性,发现的情景(the context of discovery)与辩护的情景(the context of justification)之间存在根本性的区别。[2]逻辑实证主义和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非常关注“科学逻辑”,命题、逻辑、理性和方法论等视主题,科学仅仅与经验、方法、逻辑有关;而权力、利益、心理、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外部”因素被排除在外。 科学史研究在科学认知研究中十分重要,但是占传统主导地位的内史(专门史)研究在科学史中日益衰落,外史(社会文化史)开始盛行。早在20世纪30年代默顿的《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就出现了内史向外史的视点转换:从社会文化视考察科学的社会建制。 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考察了科学史,但他并不是从传统意义上的科学内史,而是从科学的社会文化史(即外史)角度进行考察,并且附带着对科学知识的生成和辩护的考察。库恩把对科学考察的视点完整地从内部切换到外部,力图表明科学(知识内容)就是科学的历史(社会文化史),科学史就是科学社会学,也是认识论。也就是说科学哲学、科学史与科学社会学是一回事。[3] 科学的社会研究在库恩之后相继发生了两次视点转换,连同默顿的研究一共三次。[4]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社会建构论大力发扬了库恩的观点,它批判了传统科学观不对称之症结,并提出了“强纲领”的解决方案,“强纲领”直接面对科学知识的内容,认为科学事实是由社会因素建构而成的,这是一种纯外部视点的策略。20世纪80年代末,社会研究出现了新的转向,它以“反身性”为特征,认为“强纲领”由于不具有“反身性”,因而无法证明用“社会”的因素来解释科学知识究竟是否充分。这个阶段的社会研究无论对“科学”还是“社会”均采取了相对主义的立场,巴黎学派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研究完成了第三次视点转换,拉图尔等人的研究促使“内部”和“外部”相互连接起来,并进入了技术-工程研究领域,如电动车案例。[5] 规范性认知方法一直都是西方哲学的主旋律。本体论思想,从古希腊开始延续两千多年,不停地追问事物“(应该)是什么”。其特征是本质主义、基础主义,追求真理、追求先验、追求实在,并力图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即便是转向认识论后,规范认识论仍然是西方认识论的主旋律。近代科学以降,笛卡尔、弗雷格、罗素、逻辑实证主义者和波普尔,无一不是在确定的理性预设基础上开始规范性的认识论考察。逻辑实证主义者和波普尔把科学看作是一组抽象的命题集合,一堆既成的理论教条,科学是既成的知识。默顿的功能主义科学社会学也同样坚守自然科学的知识内容和社会文化环境相分离的原则。因此,传统规范化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主张是一种“预设主义”和“去情景化”(decontextualization)的研究图式,它们实际上是在本质主义、基础主义、理性主义、实在主义等问题上对科学进行规范性认知方法,强调科学“应该是什么”,强调科学真理与规范,并力图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划出界限。 这种带有理想化的规范性认知方法主要研究“既成的科学”,是一种“事后辩护”的策略;然而对于“创制中的科学”[6],即正在进行中的科学活动,规范性认知方法除了给予人们误导之外是无能为力的。此外,当人们试着打开科学生成的“黑箱”时,规范性认知方法再也无法对科学史和科学实践做出恰当的解释,科学的合理性危机出现了。因此,库恩认为发现的情景与辩护的情景相分离是不恰当的,[7]因为要想历史地、动态地考察科学,就必须考查科学的实际活动方式,在同一情景中考察科学的生成和辩护。只要发现的情景与辩护的情景统一,对科学的考察就不可避免地走向情景化和地方化,规范性认知方法图式必然被抛弃,取而代之是“描述”的认知方法。 库恩之后几十年的科学的社会研究和科学的文化研究表明,科学认知的方法论立场超越了传统科学哲学方法论的束缚,从“内部”走向“外部”,从“规范”走向“描述”,从“狭义的科学认知研究”走向“广义的科学认知研究”。 2 认知矩阵:科学认知的二维结构 基于视点和方法两个维度,我们可以构建出科学论不同时期的各种认知脚本*,如表1所示。 认知脚本ⅰ:内部视点与规范方法。这是正统科学的认知方式,包括逻辑原子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在内。在20世纪中早期,内部视点与规范性方法的结合,使得实证主义者和批判理性主义者基于科学及其知识有其自身发展逻辑,而不受社会和文化的影响,给出了一种规范性的科学概念。从近代科学的生成与发展来看,人们使用实验和逻辑理性等更能理解的认知方式,逐步取代了上帝和神等信仰的认知方式,重新对自然世界做出解释。这种思想影响了哲学的发展,使得逻辑实证主义继承实证传统,并辅以数理逻辑,替换了晦涩而神秘的黑格尔思辨哲学进路。批判理性主义尽管与逻辑实证主义在观点上针锋相对,但是借用库恩的“不可通约性”原则,正是两者具有“可通约”基础,才会有那么多的争议。两者事实上都是在维护正统科学的形象,并认为社会和文化等外部因素不会影响科学本身的发展,即发现的情景不同于辩护的情景。两者在观察和理论之间存在的明显的差异,但它们都认为知识大体上是增长性的,逻辑实证主义关注正面的积累,而批判理性主义关注反面的“不断改良式积累”;它们坚持科学发展有一贯的逻辑,或是归纳或是演绎,且科学具有严密的、整体的结构;它们注重科学与非科学的划分。这种以科学的方式解读哲学的认知方式在20世纪初获得了巨大成功,它在正反两面所刻画的科学形象,一度成为正统科学的形象,影响深远。即使在今日,政府和科普的宣传、公众对科学的理解、众多科学家的信念仍然属于脚本ⅰ类型。 脚本ⅱ:外部视点与描述方法。库恩之后,尤其是在20世纪70-80年代,随着科学论的兴起,在以爱丁堡学派为代表的社会建构论以及各种形式的科学的社会/文化研究方案中,外部视点与描述性方法取代了内部视点与规范性方法。社会建构论集库恩、维特根斯坦、科学社会学和知识社会学于一身,尤其是发扬了库恩的相对主义和解释学立场。几乎是与正统科学和默顿学派截然相反,社会建构论把“科学”理解为处于“现场制作”的知识内容而不是既成的知识体系;更为重要的是,它极为强调科学知识是在社会磋商和权力斗争中得以生成并获得合理性辩护的。它把科学生成的情景和辩护的情景统一,认为科学不可能独立与社会情景而存在,知识没有自身发展的逻辑而是社会与文化等因素“磋商”后构造的。此外,它们强调社会/文化因素决定了知识的客观性与合理性,使得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间,科学活动与其它各种活动之间的边界变得模糊起来,客观性为各种社会的竞争与磋商机制所取代;它们注重科学活动的现场,注重对实践合理性与地方性知识的细节描述。 脚本ⅲ:外部视点与规范方法。默顿主义坚持知识的内容不受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并从社会文化史角度考察英格兰在十六、七世纪的科学建制活动,后来更是基于近代科学的发展历史而形成功能主义的科学社会学,认为科学是独立的社会系统或制度,这是典型的外部视点与规范方法结合的认知方式。默顿亦提出了具有“范式”意义的科学规范:公有主义、普遍主义、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主义。默顿使用这四条带有理想色彩和情感色彩的规范,剔除外部政治权力或社会文化的干预并力图拯救科学的自主性。正是这个制度化得到的框架使得默顿完成了没有明说却是实质性的科学划界。默顿反对科学的权威被用来达到私人目的,强调当政治进入科学大门时,自主和规范的规训力量就会遭到破坏,由此导致的主张就是非科学的,[8]同时也是科学气质所不能容忍的。默顿在外部再一次刻画了正统科学的形象,尤其是四条规范和科学家气质构成了理想而神圣的科学形象。 脚本ⅳ:内部视点与描述方法。传统的科学史(内史)与巴黎学派的实验室研究和行动者网络研究都采用了内部视点与描述方法的结合方式对科学技术及其知识的生成和辩护等历史作详细考察。但是两者在具体研究方式上是有所不同的,传统的科学史研究更像宫廷书记员,记录点点滴滴的事实,如仪器、数据,科学家们行事方式,他们怎样获得课题,怎样讨论方案,怎样登录数据,怎样写作论文,甚至包括他们平常的穿着,言语禁忌,以及他们的精明与笨拙;实验室研究是一种“介入”研究,参与性的观察者与分析者成了实验室的一部分,在亲身经历日常科学研究的详细过程的同时,在研究科学这种“文化”中,作为连接“内部的”外部观察者的探示器,对科学家在做什么,以及他们如何思考作出详尽的探究。[9]行动者网络研究也是“介入”研究,略有不同的是它还力图将“外部”和“内部”贯通。行动者网络研究认为科学技术活动是情景性的实践,同时具有技术的和非技术的、人的和非人的内容,这些实践相互结合,共同构成具有概念力量和政治力量的网络;所有科学、技术或工程都是异质性要素及其相关内容的产物,技术中所有的设计活动都是工程的某种形式;科学家、技术专家和工程师同时也是社会活动家,不仅设计机器,还从事“社会活动”——设计社会或社会制度,使之适用于机器。[10] 3 科学概念认知的三次转向 考察科学哲学的发展历程,关于科学的认知方式已知有三次转向,如图2所示,分别以三支标有阿拉伯数字的箭头表示。 第一次转向是默顿的科学社会学研究,他完成了从传统科学(内)史的内部视点和描述方法到科学社会学的外部视点和规范方法的研究转变。由于默顿对科学的社会建制的强调,我们也可以把科学的社会研究的第一次转向看作“建制转向”。默顿借鉴了马克思和韦伯的研究,把宗教意识形态等社会文化因素纳入对科学的考察,如清教思想对当时英格兰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但是,默顿否认科学知识内容受社会文化的影响,提出了科学的四条社会规范,把科学确认为一种社会和文化结构。因此,在包含经验证据和逻辑一致性的技术规范和四条带有感情色彩的道德规范基础上,默顿用科学的制度化性质划分出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与认知ⅰ区中的逻辑实证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默顿刻画的是正统科学的形象。 第二次转向是由库恩开始,至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完成的。这是一次近乎彻底的科学观念转变,经常说到的“社会转向”就是指着一次,它把人们的视点从自然-社会的一维空间上的自然一面一下子拽到社会一面。ssk的“强纲领”确实转变了科学的概念,但正是由于太“强”,自出世以来不断受到内部和外部的质疑。劳丹认为,“因果性”原则似乎是能被明证的,“公平性”与“自反性”原则只不过是些从属性的因素,完全可以从其他原则中引申出来,因此不能作为独立的原则来考虑;最后,在“强纲领”中具有独立性并拥有实质内容的只剩下“对称性”这样一条原则。但这一原则带来的无非是“认知相对主义”(cognitive relativism)。[11]社会建构论仅仅用“社会因素”来解释一切,人们怀疑这种“社会学主义”的一维思维方式解释力,就像对“科学主义”的怀疑一样。因此,强纲领开始弱化,巴黎学派拉图尔等人的行动者网络研究就是“弱纲领”的代表。 第三次转向明显的特征是强纲领的弱化调整,对科学的考察首先从宏观研究转向微观研究,从外部视点转向内部视点;但最后调整到内/外视点与微/宏观研究有机结合的研究方法。第一步调整主要体现在《实验室生活》中,拉图尔所寻找到的“田野”和知识的制作现场都是一个个“小社会”。这种“微观社会学”不在考察科学的社会建制,而注重考察技术的实验室构造。第二步调整主要体现在行动者网络研究上,拉图尔与卡龙给出了一种方案与进路,从注重实验室的“内部视点”扩展到“外部视点”,从微观研究扩展为“科学、技术与社会”(sts)水平上的宏观研究,在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之间建构出一条自由出入的“转译”通道,构造了概念的和政治权力的、技术的和非技术的、人的和非人的异质性要素网络——具有工程意义的“社会制度”。第一步调整是科学论的技术转向,[12]第二步调整是科学技术论的工程转向,因此,第三次转向可以理解为“技术-工程转向”。转向后的科学概念具备了“实践”意义,科学不是研究者进行观察的对象,而是他们必须介入并参与其中的实践领域,科学的文化研究(css)思潮在实践的意义上开始崛起。 经过科学认知研究的三次转向,与正统科学概念相比,转向后的科学概念显得有点“面目全非”,尤其在思维系统上有了巨大的变化。正统科学内部,逻辑实证主义与批判理性主义的争论是归纳-演绎的一维思维上的争论;正统科学和社会建构论的争论是科学-社会一维思维上的争论;还有斯诺的科学文化-人文文化也是一维思维上的争论。人们似乎习惯于一维的思维方式,自然与社会都认为是给定的,人们别无选择地在这样一个“自己设定的陷阱”徘徊。拉图尔看到了这一点,并提出最好的解决方案不是在这样的问题上争论,而是直接建构出“自然”或“社会”。他称之为“转向之后再转向”,[13]这也就是他在行动者网络研究所做的工作,用一种工程方式设计出“社会制度”,不仅实现了对社会的“反身性”,还构造了新的“对称性”原则:自然-社会的二维结构,见图2的90度角的粗实线(nat-soc)。 4 结语 现代科学不仅要求科学家/技术专家、科学仪器等参与,还要求公众等社会要素参与进来。人们已经关注到,在科学实践中,人与物,科学理论与仪器等不可避免地被搅拌在一起。搅拌(mangle)不仅包含着相互交错混合,也包含着一种破坏性地重组整合。在实践期间(对现实中发生的活动的理解),如建造一个新的科学仪器(例如,气泡室),或者一种新技术(例如,数控机床),人类主体和物质主体缠结在一起。人类主体,以目标为形式,受到非人类主体形式的物质世界的抵抗。为了在现实实践中是因为这种抵抗,人类主体和物质主体相互“搅拌”。[14]这种搅拌的直接后果就是现代科学成为一项异质工程。科学不仅是表象,更是介入实践的活动,[15]也就是说,科学活动是情景性的实践,同时具有技术的和非技术的、人类的和非人类的内容,这些实践相互搅拌,形成了囊括概念和政治双重力量的异质性要素的网络——具有工程意义的“社会制度”。 现代科学,已经是既不具有纯粹的科学性质,也不具有纯粹的社会性质,而是两者的结合。事实上现代科学越来越像一项工程事业,它是一个充斥着不同个体、不同的理解目标的方式,但这些个体又不得不联合进行创作、想象、连接、设计、演绎、分析、测试并根据一定要求和目标而生产出一种新产品的社会协商和妥协的过程。[16]在拉图尔那里已经可以清晰的看到,经过“技术-工程转向”,现代科学及其知识与权力(force)有内在相关性。[17]科学研究项目的设计、科学争议的诊断以及科学成果的评判都有一个社会协商和妥协的过程。科学、技术和工程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三者事实上是同一回事,却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诚如人在少年、青年和壮年三个不同时期的不同表现一样。 科学技术论文:中国近百年科学技术史的分期及其划时代事件 内容提要 本文讨论了科学技术史分期的一般规律和标准,进而将中国20世纪科学技术史划分为8个时期, 并分析了其中每一个时期的划时代事件。 (一) 任何一部科学技术史,都应是科学技术发展曲线连续和间断、平滑和曲折、仰或缓慢渐进和急速推进依次呈现或交替呈现的历史。但是,历史轨迹的这些对立状态,又无不统一于一定的历史坐标上。 在众多的历史坐标中,重大历史事件占据重要历史地位,它相当于坐标原点,起着划时代的作用。世界科技史上,如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的酝酿和发表就属这类事件。事件发生过程中,科学技术以间断、曲折、急速推进的形式发展着;事件发生前或后,则以相对连续、平滑和缓慢渐进的形式增长着,并且发生前和发生后又有所不一样,表现在科学技术的性质上,在此之前可能属古代科学,之后则是近代科学了。 科学技术史上的划时代事件可以是内在的,也即是以改变科技发展轨迹的科技思想的产生或科技成果的建立。这种事件由于表现为科学技术本身,所以其划时代的作用和性质比较直观,容易为人们所接受。以此作为分期的依据或标准的作法,往往用于内史体系中。科学技术史上的划时代事件,也可以是完全外在的,也即在事件的科技性质不显著,或者不考虑科技成果的情况下,把足以结束科技运动的已有轨迹或可能导致科技发展的新趋势的环境性事件,如政治、经济、思想等,作为分期标准或依据。这种事件由于表面上看来与科技无关,所以其划时代的作用和性质是隐蔽的,有时甚至不易被科技人员接受。然而在一定意义上,这是对科技史深层次的分期。这种作法往往在典型的科技外史中使用。由于上两类事件,在科技史的分期中,各具有特殊的有利之处,也各具有局限性,这就导致了以科技成果和环境性事件的合作用作为划时代的事件。这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在一科技史的每一时期的划分中,始终贯彻重大科技成果的产生与环境性事件统一的原则;一是各个时期不同,两方面的判据间或运用,如第一、二阶段间,以科技成果划界,二、三阶段间则以环境性事件分期。一般情况下,以前者为主,因为环境性事件毕竟是关于科学技术发展环境方面的事件,环境对科技的影响不仅存在,而且或迟或早会表现出来,也即一定的环境对应于科技的一定运动。人为地隔离或间或使用两方面判据,由于二者的不同步,会导致分期失准,进而不科学。这种两重标准统一使用的作法,常出现在内、外结合史中。 统一运用科技成果性和环境性的事件作为划时代的标准,比单纯使用某一方面,对于描述科技史,要有利些。科技成果的产出与环境性事件的发生,在不同的时候,互为因果关系。这样,就要求既陈述科技成果的产出情况;又交待与之相应的环境材料;还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于是全分位、立体式地展示了科技的发展。 环境因素方面的重大事件对科技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但最本质的影响还是科技体制的变更。科技体制不仅决定对科技人员的政策、反映政府对科技的重视程度,还决定对科研的投入、国际科技交流、科技成果的转化等。因此,对科技史分期时,选取的重大事件应是直接影响科技体制方面的重大事件。 严格地说,相对于科技成果的产生、环境有内环境、外环境之分。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的环境属外环境或大环境,科技政策、投入、体制、国际交流等属于内环境或小环境。后者直接决定科技的发展;前者间接影响科技的发展,并一般通过后者起作用。所以,内、外环境方面的重大事件,作为科技史的划时代事件,选取时,可以同时并用。 (二) 中国近百年科学技术史,也即20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史,在时间跨度上,叙述的是中华民族史上的一百年。首先是政治上极为动荡。从辛亥革命到军阀混战,再到国民政府,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即使后半叶,政治上的动荡也依然存在。其次,经济上基本处于贫穷状态,多无进展。经济落后的巨大惯性,经济发展的非良性环境,使经济体制的变动成为频繁之事。这种变动,由于科技与经济的内在关系,使得科技的发展受到很大波动。第三是思想上,不同体系之间激烈碰撞。这一方面是传统与新思想之间、另方面是中学与西学之间,以至于外来思想之间碰撞激烈,致使主导思想的确立如履薄冰,表现在不同时段,情况迥异。这些不稳定的外环境,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了内环境。民众的科技意识在整体不强之时,还显出时涨时落,或此起彼落。科技体制时而趋良性循环,时而是不利科技发展。科技政策也飘忽不定,由此,科技人员的整体积极性不能不受此波动;和国际间的科技往来,未能形成合理水平上的持续行为,在完全封闭和不设国门之间摇摆;科技投入一直很低,但在不同科技领域却表现出极大反差。科技组织和机构,有时数量少,并形同虚设,有时相对繁荣、有效。内、外环境的交错,直接影响到了科技成果的产出。成果数量上,多寡相差很大,又如30年代与第二个十年;成果水平上,高低十分不同,又如50、60年代的大科学成果与20、30年代。 上述构成了外环境——内环境——科技成果这三个层次的分期标准体系。然而这三个方面既是相互密切联系的,又是在不同时段有主有次的。在不同层次的密切联系中,考虑到主导事件的重要作用,20世纪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可选取如下事件作为分期依据,相应,分为八个时期。 从20世纪的钟声敲响到1914年,是本世纪科技发展的第一个时期,〔1〕科技的特殊性,决定了其运动的承前滞后性,故应向前追溯。 这一时期,决定科技发展的重要事件是对西方科技的引进。中国引进西学,开始于17世纪。但是最初的引进是生搬硬套似的引进;引进的东西是古代与近代、科学与糟粕并存;而且引进后的科技游离地存在着,未能融进中国已有的科技。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经,直到辛亥革命后的1914年,其间的引进一反以往的状态:立足于实用,立足于先进科学技术,立足于和中国的传统融合。在完成先技术,再技术基础,后基础理论的过程中,部分人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已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中国的传统科技受到了冲击和改造,是西方近代科技重要成果进入国门,进入教材的结果。这标志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诞生。所以,世纪初的十余年,再溯至洋务运动,总体上为第一个时期,以从技术到科学的真正引进为重大事件,结果是诞生了中国的近代科学技术。 经过1914年的准备和酝酿,1915年正式成立了中国科学社。从这时直到1927年为第二个时期。从西方近代科学的一般情况看,学会是近代科学技术产生并延伸的组织基础,也是近代科技的基本象征。在中国,上一世纪7—80年代就有不少维新人士倡导过学会。科技方面,据查, 1907年成立了中国药学会,1909年又成立了中国地学会和护理学会,但这还只是一般的号召和最初的模仿,而且已有的三个学会制度上并不健全,活动也不经常,介入的人数也极少,因而影响不大。中国科学社则不一样,仿英国皇家学会建立,它不仅建制全、会员多、范围广、有刊物,而且从一成立起,就不受政府的操纵,立志于宣扬科技的功能,传播先进的科学技术,培养可贵的科技人才,其功绩正如1930年青岛年会上蔡元培所总结的“做了五个方面的工作。”〔2〕其影响是巨大的。 “”的肇始,不能说与科学社的活动、《科学》的刊行无关;此后到1927年全国性学会新成立近10个,〔3〕科学社团的广泛兴起, 科学社就起了表率作用;由于每年的年会、会刊的大力宣传,国民的科技意识正在增强;尤其近代科技成果得到了有力的传播。所以,1915年至1927年是第二个时期,以中国科学社的成立与活动为标志,其结果是中国近代科学的传播。 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这可以认为是开中国全国统一研究机构之先河。此前,学会已达成熟地步,但这毕竟属于一般的学术团体;从上世纪中叶开始,尽管设立局、所甚多,但多限于附属于生产的应用性研制;也引进传播了西方技术和科学,但在此基础上的深入和发展几近于零;虽然有人曾萌生过设立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的设想,〔4 〕但毕竟迟迟未成为现实。“中研院”成立后,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带动了大批科研院所的问世;聚集、培养了一大批科研人才;产出了较丰硕的、即使后来看来也有一定影响的成果;推进了高校科技教育。如果说20、30年代交替之际是科研院所成立的活跃时期,那么,30年代,尤其前8年是科学研究的活跃时期。抗战开始后,直到1949年, 尽管战乱的干扰和破坏,仍有少数研究院所诞生,研究气氛仍浓,并不时有成果产出,“中研院”的影响仍然存在。可见,1928年至1949年为第三个时期,“中研院”的成立和活动是重大事件,其结果是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在研究中获得了很大发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本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非科技事件,但对科技发展的影响并不亚于重大的、纯粹的科技事件。〔5 〕首先是科技体制的结构性、权力性变化。中科院最初是一级权力机构,后来虽有变化,但取而代之的是国家科委,使全国五路科技大军都置于其统辖之下,形成了较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集中统一的科技体制。其次是科技政策尤其知识分子政策的变化。以往知识分子有“自由民”之嫌,很难归于任何其他政治板块。1949年后,随着团结、教育、改造政策的确立,知识分子成为完全的“依附”者。这无疑是科技力量、科技思想、科技战略的高度集中。其三是科技发展楷模的根本变化。本世纪开始以来,一直是以欧美模式为样板。1953年以后,这一模式遭到完全否定,为苏联模式所取代。应该说,这一变化是综合性的变化,包含有十分丰富的内容。其四是科技发展战略的变化。这主要表现为科技为什么服务的问题。本来,世纪上半叶,科技的政治功能,尤其军事功能就得到体现,而1949年后,这一功能受到了更高度的注视并达强化的地步。这表明从1949年起,直到1966年属第四个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这一时期的划时代事件,其结果是科技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并产出了一批大科技成果,奠定了现代科技的必要基础。 一般认为,“”十年是前17年的延伸,是前有极左路线和政策发展的顶峰时期。可是从科学技术情况看,其发展一方面受到了极大的干扰甚至破坏,教学、研究秩序呈现出空前的有计划的动乱动态,另一方面核试验、空间技术、计算机、生物技术等〔6 〕大科学或非民用科技成果得以产生和发展。这表明1966年至1976年这十年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时期,以“文化革命”的发生和持续为特征,其结果是科学技术在整体上受到摧残的同时,某些方面得到了畸型发展。 从1977年开始,科学技术发展的环境(主要是外环境)在经历了“文化革命”这一谷底之后。开始缓慢回升,始发性事件是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由此拉开了十年改革的序幕。〔7 〕改革的中心是理顺科技体制,完善科技运行机制,目的旨在促进科技的全面发展和科技长入经济。在实际推进中,科技成果的产出呈现如下特点:成果数整体上逐渐上升,1986年达到高峰;各学科发展比较均衡,无17年中一花独秀的现象;基础研究得到加强的同时,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问题也提出来了;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国际合作项目、国际合作成果明显增多。这些表明:1977—1988年是第六个时期,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时期,其特点和标志是科技发展环境和运动机制的改革开放。 1988年底,“治理整顿”方针提出来了。虽然这并不是仅指科技领域,但表明科技本身和科技发展的环境出现了始料未及的问题和困难,预示从1989年开始,科技发展的轨迹大体仍保持改革开放的趋势外,会出现新的特征。果然1989年及其后几年,在克服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的困难的同时,又复苏了旧有的思想障碍,如“姓资姓社”问题。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再次肯定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和科技知识分子、高科技的作用,〔8〕于是出现了1992年至1994年快速发展的局面, 基础研究、高新技术以及“主战场”均呈现出良性、快速发展的态势。这表明1989年至1995年虽与前12年有诸多相似之处,但其特殊性不能忽视,故是独立的一个时期,其特点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其结果是现代科学技术向国际先进水平的靠近。 到2000年还有几年的时间,一方面若无意外,中国科技发展的大致趋势已定,另方面还存在诸如投入过低、政策欠稳、体制仍僵和与经济建设联系欠紧等问题,因而和世界先进科技相距仍大。趋势的实现、问题的解决、距离的缩小,均还未成为现实,故只能当作未来的一个时期,在预测和展望中加以描绘。
美术理论论文:中职学前教育专业美术教学的理论依据 作为中职学前教育专业的美术教师必须改变传统的教育教学观念和教学方法,采用真正适合中职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全面发展和促进其综合能力提高的美术教学策略。而好的美术教学策略必须以先进的教育教学理论为基础,必须遵循促进学生学习和发展的基本原则。 一、中职学前教育专业美术教学的理论依据 (一)建构主义教学观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它认为学习活动不是由教师向学生传递知识的过程,而是学生在外部信息的作用下主动建构知识的过程,这一过程的重心是学生和学生的学习,它强调学习的主动性、社会性和情境性。教学的目的就是充分发展学生的主动性、自主性和创造性,让学生学会学习,成为独立的学习者。建构主义教学观反对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教学模式,强调学生对知识的主动探索,它要求学生由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信息加工的主体;要求教师要由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学生主动建构知识的促进者。因此,中职学前教育专业的美术教师首先要改变以往的教学观念,作为学生学习活动的合作者,帮助和鼓励学生在美术探究中获得发展。 (二)杜威的“在做中学” 以美国教育家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的认识论提出“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提出教学应引导学生从各种活动中进行学习,即概括为“在做中学”。学生要想获得真知,就必须去“做”,在活动中主动体验、尝试和探索。教学要引起学生的学习需要和学习兴趣,促进学生能动地活动、积极地思考,就必须让学生“自己动手”、“在做中学”,从而很好的掌握专业知识和技能,这也是职业教育培养专门人才十分需要的和不可缺少的。 (三)能力本位教学观 能力本位教学观从社会和职业的需要出发,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培养出具有综合能力的现代化人才。它倡导每个人要通过发挥自身的专业技能和创造力等综合能力,服务于社会,实现个人的社会价值。“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是新的历史时期社会发展对教育提出的因要求。为生产第一线服务,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是中等职业教育的根本任务,也是职业教育的基本特色。特别是在当前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的情况下,更应该注重学生就业能力的培养,为学生将来就业和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四)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 “最近发展区”是指学生已经具备的基础和水平与学生尚未达到但经过教师的引导就可以达到的水平之间的距离。它是由前苏联教育心理学家维果茨基提出的关于教学与智力发展关系的新思想。维果茨基认为:“每个学生都存在两种发展水平。一是现有发展水平,二是潜在发展水平。现有发展水平与潜在发展水平的发展区域称为最近发展区或最佳教学区,它是一个尚处于形成的正在成熟的认知结构”。而且“只有教学走在发展前面的时候,这才是最好的教育”。 二、中职学前教育专业美术教学的理论原则 (一)主体性原则 所谓主体性原则,顾名思义就是承认并坚持主体在实践活动中的地位及作用的原则。良好的美术教育就是以学生为主体,努力使得每一名学生都能受到好的教育。中职学前教育专业美术教学更应该如此,要始终贯彻主体性原则,将学生的主体地位放在首要地位,分清主次。美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采用多种教学方法,提高与学生的互动性,设计一些可以让学生参与其中的一些活动,如分组合作完成某项任务,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激发学生的潜能,从而大大提高课堂效率与教学效果。 (二)互动性原则 在美术教学中,要想取得好的教学效果,教师应该与学生通过各种方式进行认知、价值观等方面的交往与互动。这里所指的互动不仅仅包括师生互动、还包括模拟课堂的角色互动、小组合作的团队互动,不管是哪种互动,都是出于帮助学习更好地完成学习任务的目的,通过互动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能够给学生提供更多的探究和实践的情境,学生在互动中完成学习任务,能受到更好的教学效果,提高学生美术综合能力。例如:在制作蛋蛋秀的教学活动中,在活动之前先让学生做好准备工作,多搜集一些漂亮的蛋壳,带来自己亲手煮好的鸡蛋,然后在课堂上展示一些学生原来做好的蛋蛋的图画,让他们思维更发散一点,知道可以在上面画任意好玩的图案。在课堂上,教师可以先以变魔术的形式导入活动,通过一些材料和颜料将这些蛋变换成新的东西,然后让学生自己制作,这样每位学生都可以展示自己的作品,从而实现教学目标。由此可知,在美术教学中坚持互动性原则,可以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锻炼动手能力,增加实践活动的机会。 (三)因材施教原则 所谓因材施教,就是指教师根据每个学生的自身条件和情况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有所区别的教学,这样使得每个学生都能发挥自己的特长,有较好的发展空间。在中职学前教育专业美术教学中,由于成长环境、初中教育层次的差异等等因素的影响,每个个体的美术素养与技能都有所不同,在这种情况下美术老师更应该因材施教,在了解学生的基础之上,结合学生的不同需求,设计出一套适合每位学生的教学内容及方法,使每位学生都能得到优质的教育,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取得最大的进步与发展。 (四)全面发展原则 所谓全面发展,是指使受教育者在德、智、体、美、劳方面全面和谐发展。新《纲要》中指出,在幼儿教育过程中,要加强对幼儿情感与意志的培养,这意味着在培养过程中不仅要采用多种教学方法与手段教给幼儿最基本的知识,而且还要注重培养幼儿的情感,使得每一位幼儿身心都能得到健康的发展。这就需要幼儿美术教师在情感和意志方面尤为突出。因此,中职学前教育美术专业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注重美术能力与技能的培养,还需要多举办一些有特色的教学活动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加强美术教学能力的培养,提高学生的综述美术能力与实践能力,为今后的幼儿美术教育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作者:户金 单位:商丘职业技术学院 美术理论论文:建筑学专业美术基础教学理论研究 一、美术基础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针对现阶段建筑行业总体市场需求减少、企业之间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市场萎缩、建筑业产能过剩、对于建筑从业人员的需求也随之递减等行业现状,如何培养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应用技术型专业人才是一个值得探讨课题。掌握建筑学学科的专业理论、设计原理和相关技能、综合素质高、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是我们的培养目标。在建筑学专业中,美术基础类课程的教学目的是通过一系列的学习和训练,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培养设计表达能力,增强对艺术理解力,为成为一名优秀的建筑设计师奠定美学基础。就建筑学美术专业的教育而言,相比美术专业的美术教育,不能忽视对教育对象的创造性和艺术修养的培养,注重使学生的知识向更加广的方面及领域拓展,强化基础技能训练的同时,更要强调对艺术理论的理解和审美素养的提高。这要求美术基础教学要注重对学生的综合能力的培养。特别是在教学中要处理好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关系问题,使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有机的结合起来,使艺术与建筑学有机结合起来。所以美术基础教学的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意义。 二、构建“理实一体”的建筑学专业美术基础教学体系 (一)完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设置 建筑学专业的美术基础教学针对其课程特性,划分为三个版块:理论类课程、技法类课程以及实践类课程,具体课程划分见表格。理论教学中除培养方案原有的教学内容之外,增设《中国美术史》课程,针对大一学生开设,对应后续的中、西方建筑史课程,为后续课程进行铺垫。通过大量的图片欣赏以及理论讲解,将中、西方美术中的风格流派进行梳理,使学生提高审美能力、建立学习兴趣,以美术史的学习作为学习建筑学的敲门砖,学生可以从欣赏美的角度切入到建筑学的学习中来。迅速的完成由应试模式到兴趣培养的转换。技法类课程根据教学目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造型基础类,为培养学生基本造型能力而开设的课程,通过素描和色彩的进阶性训练,掌握观察形体、认识形体、塑造形体的技能,学会认识色彩、用色彩塑造形体的方法。第二部分设计基础类,为培养学生抽象思维能力、色彩综合运用能力、工艺手工制作能力以及对形式美法则的灵活应用能力而开设的课程。包括《形态构成》和《建筑色彩基础》两门课。第三部分建筑表现技法类,是为训练学生的观察能力、深化设计素养、培养创作激情而开设的课程。包括水墨渲染、钢笔淡彩、马克笔技法三方面的训练。在实践教学板块中,以素质培养为目标,拓展建筑眼界、培养靠近建筑学的观察视角。《建筑风景写生》、《建筑摄影》课程是在学生完成了一系列的美术基础理论与技法课程后的一次实践运用。要求学生能够综合的运用学到的美术基础知识、设计构成规律,把眼中的建筑和环境进行创造性的描绘,直观的、深入的体会建筑之美,从而加强对建筑设计认知。 (二)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法 在艺术史类的理论课教学过程中,运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法,以课堂上理论知识的讲解为主,结合课下组织学生参观美术馆、博物馆,拉近学生与书本的距离。打破传统的单一的理论课课堂教学模式。在以往的艺术类技法课程教学中,往往重实践操作而轻理论讲解,然而建筑学专业的学生入学前是不具备美术基础的,针对这一特点,在教学过程中,加强理论教学环节是非常必要的。在实践课的教学过程中,往往忽视理论知识的讲授,以《建筑摄影》为例,分为摄影理论基础知识讲授和外出实践拍摄两个部分,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结合得非常紧密的课程,外拍实践的过程是对理论知识的综合运用,要求教师除了讲授摄影方面的相关知识外,还应该对所拍摄的相关建筑进行专业层面的讲解,使学生更多维度的体会建筑之美,是很好的建立学生专业素养的途径。 (三)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手段 在沿袭传统的教学模式的基础之上,建立更适合建筑学专业特性的美术基础教学体系。素描教学中,在原有的几何形体、静物素描训练的基础上,增加了柱头、斗拱等建筑构件的素描训练,在由简单形体刻画过度到复杂形体刻画的过程中,学生更加容易理解和掌握塑造形体的基本规律,建筑构件的引入也大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利用互联网的教学资源,建立网络教学互动平台。根据建筑学专业授课班型小的特点,通过网络平台创建教学分享微信群,做到“以课设群”、“一课一群”,要求教师精选网络资源,结合授课内容,每日分享一条相关知识链接,并结合分享内容进行知识拓展。学生在吸收知识点的同时也将问题反馈给老师。实现“时时不离课堂、课课不忘分享”的综合教学模式。把握前沿动态,及时更新教学内容,引进行业精英走进课堂。以《建筑摄影》为例,将VR全景拍摄、无人机航拍技术引入课堂,聘请相关专业人员走进校园进行讲解与示范,将课堂与课外、理论与实践有机的结合起来,有利于拓宽学生的眼界,提高学习兴趣。 三、坚持完善理论与实践一体化的教学思路 在理论与实践一体化教学的践行之路上,要不断优化专业课程体系,教师要提高专业水平、教学水平和教学组织管理水平,制定完善的教学方案。在整个教学环节中,理论和实践交替进行,直观和抽象交错出现,没有固定的先实后理或先理后实,而理中有实,实中有理。加大理实一体化教学设备和师资建设的投入力度,提高理论教师的实践能力,实训教师的理论水平,培养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教育教学模式改革要建立科学的课程评价体系,包括评价方式和评价内容。评价方式可以采用学生自我评价、小组互评、教师评价相结合。评价内容包括学习和实践的态度和表现,团队精神和贡献,知识竞赛、技能竞赛等评价。将理论与实践一体化的教学思路落实到美术基础教学的各个环节中,为培养优秀的专业人才打下坚实的基础。 作者:张思斯 单位:沈阳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美术理论论文:现代美术教育理论研究 【内容摘要】中国传统哲学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时至今日,中国传统哲学仍然有着特殊的含义,是当代中国文化教育建设的内在驱动力,更是我们与世界文化实现平等对话、互助互利的文化基础。毫无疑问,美术教育需要在现代视域中进行,而现代视域与中国传统哲学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有必要基于中国传统哲学的理念,研究现代美术教育。文章从中国传统哲学的和而不同、一以贯之、执两用中三个方面出发,对美术教育理论进行探讨。 【关键词】中国传统哲学;现代美术教育;理论研究 数千年的发展,使中国拥有了区别于其他文明的传统哲学文化,其内容丰富,洞悉透彻,是中华文明珍贵的精神财富。而今,人们经常会听到这么一个说法:传统哲学过于局限、迂腐,现展需要新的哲学理论指导。诚然,传统哲学中存在部分滞后的观点,但是诸如“诚、义、礼、信”“天人合一”等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仍然具备推动社会发展的能力。更为可贵的是,传统哲学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纽带,具有强大的历史穿透力,能够及时纠正社会快节奏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同时为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和谐相处、平等交流提供理论依据。本文所要讨论的美术教育,主要是现代美术教育,受现代文明的滋养,但这是否意味着传统哲学就无法参与到现代美术教育活动中呢?答案是否定的。近代存在主义哲学创始人马丁•海德格尔最早给出了时间的优先级定位,否定了普遍认为的“现代”优于“过去”和“未来”,即“重在当下”的看法。海德格尔认为,历史和现在是一个整体,并无明显的界限,“现在”不可能离开“过去”和“未来”而单独存在。这一观点被他的弟子德国哲学家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进一步发扬光大。伽达默尔强调了时间的相关性,表示现代视域与传统视域是互相融合的,离开传统视域,现代视域在严格意义上不再完整。所以,经过大量的实践研究,笔者认为,现代美术教育理论研究需要中国传统哲学文化带来深刻而丰富的启发。 一、和而不同——坚持真我与海纳百川 “和”是中国传统哲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其诠释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基础特征,充分反映了中华文明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宽广胸怀。“和”起源于西周晚期,经我国古代哲学家孔子继承后,发展成为其哲学体系的核心内容。孔子主张的“和”是和谐统一,承认事物间的不同,在积极交流的基础上,形成存在“不同”的“和”。同时,“和”也是一种平衡状态,受到原则的约束,无根无据、不加审核的迁就与苟同是不可取的。在孔子看来,人之高尚取决于这个人能否坚定自己正确的想法,在此基础上,要善于吸收和摒弃他人的各种想法,而不是单纯地追求同一、统一、相加与附和。所以,“和”的灵魂显而易见,就是批判、创新。若要实现“和”,必须以“勿意、勿必、勿固、勿我”的原则要求自己,即不以个人的妄自猜测来看待问题,不要将主观看法强加到客观事件上,不要固执己见,不要因为这个看法是自己的就不肯妥协。孔子认为,主观臆测和固执己见是错误的,同时也不应该淹没自我和任意妥协,“和而不同”意味着虚怀若谷和实事求是的人生态度。孔子对于弟子的区别看待可以说明上述观点,他欣赏能够举一反三、积极思考的子夏,谓之“起予者商也!始可言《诗》矣”;而对言听计从、乖巧懂事的颜回则颇有微词,评论道“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悦”。可以看出,孔子向往的“和”应该是“和而不流”,基于一定的原则坚持自我,同时积极吸纳其他思想和想法,取之精华、弃之糟粕,互相补进。这种先进的哲学思想成为那个时代孔子学说能够生存下来,并在后世发扬光大的重要原因。中国传统哲学也在交流中获得发展与繁荣。世界各国的现代美术教育都是以西方美术文化为基础的,尽管西方美术理论与实践存在明显的领先优势,但是孔子的“和而不同”告诫我们,以完全的拿来主义来处理外国美术教育理论与实践是不科学的。整体性的选择也许在短时间内适用,但必然会影响到未来的长远发展,无法形成中国特有的美术教育理论体系。近代以来,西学东渐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盲目模仿西方模式的现象比比皆是。而需要注意的是,世界上不存在等值作用的因素,现代美术教育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矛盾,简单代入西方体系,忽视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之间的关系将严重阻碍我国美术教育的发展。鉴于我国的特殊国情,笔者认为,“和而不同”应当成为美术教育理论体系的核心,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建设前提,明确建设中国特色美术教育理论体系的目标,以继承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为辅助,制定适合我国整体教育阶段的美术教育策略。其实,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哲学早就受到了世界范围的重视,尤其是在西方文化危机日趋显露的时候。在上世纪80年代于巴黎召开的世界诺贝尔奖获得者大会上,人们就曾达成共识,认为21世纪人类的生存需要去借鉴孔子的智慧。由此可见,集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精髓的孔子思想无论是过去、现代和未来,都具备显著的历史穿透力,魅力尽显。美术教育工作者所要做的就是充分重视和善用“和而不同”,坚持自我,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去建设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理论体系。 二、一以贯之—结合美术教育实例探索现代美术教育规律 “一以贯之”是孔子哲学思想的另一重要内容,其源于《卫灵公》的一段记载:子曰:“赐也!女以予多学而识之者也?”对曰“然,非与?”子曰:“非也,予一以贯之”。文中出现的“一以贯之”的意思就是在总结概括的基础上融会贯通。子贡博学多才,具有很好的发展潜力,孔子为了使子贡不在知识表层过多的停留,教导他深入学习,发现本质的道理。孔子所言的“一”可以认为是某一类具有一般规律的事物或现象,“一”需要长期累积,不断实践才能得到,离开万物、绝对抽象的“一”是不存在的。因而“一以贯之”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需要付出不懈的努力和具备敏锐的洞察力。与此同时,对于事物的一般规律,中国传统哲学的另一大派系——老子哲学思想给出了自己的解释,老子强调“知常”,也就是探索物质的本质规律,这对事物的发展是极其重要的,有着内在的必要性。将“一以贯之”运用到美术教育研究中,就是要求美术教育者结合丰富的美术教育实例,探索适合本国发展的美术教育理论体系。发掘美术教育现象的“一”,既包括本土美术文化的发掘,同时又涵盖外国美术教育经验的学习,找寻普遍的规律,一以贯之。当前,我国美术教育正处于瓶颈期,一方面,扩招导致学习美术的人数激增,高校相继开设美术专业来培养美术人才;另一方面,教学理念的滞后与体系的不科学使高校无法培养出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现代美术人才,毕业生普遍存在就业难的现象,严重制约了美术与美术教育的良性发展。为此,作为美术教育者,需要一以贯之,只有找到美术教育理论的一般规律,才能做出合理的调整。首先,要平等看待世界上其他国家与民族的美术教育文化,积极学习、借鉴丰富的美术教育现象、思想和解决方案,尤其是掌握亚洲其他国家的美术教育信息。其次,要开展对于本国美术教育及文化的研究,本土文化会从各个方面给予最贴合国情的发展启示,结合现象探索美术教育理论的一般规律,这就是“一以贯之”的现代意义。 三、执两用中——辩证看待多元美术教育理论 美术教育不同于其他学科,具有很强的实证性,客观事实的叙述和实践缺一不可。除此之外,融合辩证思维,辩证看待事物使美术教育具有真正的内涵。孔子提出的“执两用中”包含两种含义:第一,抓住两端的核心,知道分别相反的极端;第二,去除两个相反的极端,代之采用中间部分,也就是“中庸之道”的“中”,意味着最优方案,而不是调和极端选其“中”。“用中”彰显了孔子对于辩证思维的理解,示人以事物的完整面,是一种求平衡、求自然、求和谐的整体性思维,能够在一定范围内制约矛盾。对于现代美术教育的方法论研究而言,“执两用中”有着积极的意义。由于西方美术教育体系相对完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我国美术教育的主要模仿对象,直至今日,仍然有明显的影响,很多高校选择沿用西方美术教育方法论中的描述法、历史法和因素法就是绝佳的例证。西式教学既有科学的理性主义,也有反对科学的非理性主义;既有传统的描述法,又有现代的系统法,我国现代美术教育出现的种种问题,很多都是由于吸收这些“舶来品”不当引起的。孔子哲学的“执两用中”告诉我们,不能草率地接受或否定,应该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采用辩证批判的方法看待美术教育的各种理论,去除极端,择其优而用之。关于辩证思维,老子同样有所涉及,“反者道之动”就是老子哲学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指事物的对立性不是绝对的,而是处在一个发展的阶段,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自然转变至相反的一面。“物极必反”说的就是这样一个道理。受到西方实证主义的影响,我国美术教育缺乏适当的理论指导,而更加重视实践技能的培养。但是过于重视片面发展,根据“反者道之动”的说法,很有可能就会适得其反,导致美术毕业生出现只知理论知识,不善实践或者不谙美术基础的情况,难以满足社会提出的综合性要求。所以无论如何,美术教育工作者都应该以系统辩证的方法看待美术教育,针对不断变化的外界因素,吸纳创新方是良药。结语综上所述,现代美术教育主要还是依赖于现代视域,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哲学毫无作用。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经历数千年的实践和丰富,其中的一些思想和理论具有明显的借鉴意义。所以,要想构建中国特色美术教育理论体系,仍然需要借助于前人的智慧,做到“和而不同”“一以贯之”和“执两用中”,从而让传统哲学文化在现代美术教育领域重现光辉。 作者:王桂芝 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 美术理论论文:传统哲学美术教育理论研究 【内容摘要】 中国传统哲学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时至今日,中国传统哲学仍然有着特殊的含义,是当代中国文化教育建设的内在驱动力,更是我们与世界文化实现平等对话、互助互利的文化基础。毫无疑问,美术教育需要在现代视域中进行,而现代视域与中国传统哲学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有必要基于中国传统哲学的理念,研究现代美术教育。文章从中国传统哲学的和而不同、一以贯之、执两用中三个方面出发,对美术教育理论进行探讨。 【关键词】 中国传统哲学;现代美术教育;理论研究 数千年的发展,使中国拥有了区别于其他文明的传统哲学文化,其内容丰富,洞悉透彻,是中华文明珍贵的精神财富。而今,人们经常会听到这么一个说法:传统哲学过于局限、迂腐,现展需要新的哲学理论指导。诚然,传统哲学中存在部分滞后的观点,但是诸如“诚、义、礼、信”“天人合一”等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仍然具备推动社会发展的能力。更为可贵的是,传统哲学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纽带,具有强大的历史穿透力,能够及时纠正社会快节奏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同时为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和谐相处、平等交流提供理论依据。本文所要讨论的美术教育,主要是现代美术教育,受现代文明的滋养,但这是否意味着传统哲学就无法参与到现代美术教育活动中呢?答案是否定的。近代存在主义哲学创始人马丁•海德格尔最早给出了时间的优先级定位,否定了普遍认为的“现代”优于“过去”和“未来”,即“重在当下”的看法。海德格尔认为,历史和现在是一个整体,并无明显的界限,“现在”不可能离开“过去”和“未来”而单独存在。这一观点被他的弟子德国哲学家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进一步发扬光大。伽达默尔强调了时间的相关性,表示现代视域与传统视域是互相融合的,离开传统视域,现代视域在严格意义上不再完整。所以,经过大量的实践研究,笔者认为,现代美术教育理论研究需要中国传统哲学文化带来深刻而丰富的启发。 一、和而不同——坚持真我与海纳百川 “和”是中国传统哲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其诠释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基础特征,充分反映了中华文明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宽广胸怀。“和”起源于西周晚期,经我国古代哲学家孔子继承后,发展成为其哲学体系的核心内容。孔子主张的“和”是和谐统一,承认事物间的不同,在积极交流的基础上,形成存在“不同”的“和”。同时,“和”也是一种平衡状态,受到原则的约束,无根无据、不加审核的迁就与苟同是不可取的。在孔子看来,人之高尚取决于这个人能否坚定自己正确的想法,在此基础上,要善于吸收和摒弃他人的各种想法,而不是单纯地追求同一、统一、相加与附和。所以,“和”的灵魂显而易见,就是批判、创新。若要实现“和”,必须以“勿意、勿必、勿固、勿我”的原则要求自己,即不以个人的妄自猜测来看待问题,不要将主观看法强加到客观事件上,不要固执己见,不要因为这个看法是自己的就不肯妥协。孔子认为,主观臆测和固执己见是错误的,同时也不应该淹没自我和任意妥协,“和而不同”意味着虚怀若谷和实事求是的人生态度。孔子对于弟子的区别看待可以说明上述观点,他欣赏能够举一反三、积极思考的子夏,谓之“起予者商也!始可言《诗》矣”;而对言听计从、乖巧懂事的颜回则颇有微词,评论道“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悦”。可以看出,孔子向往的“和”应该是“和而不流”,基于一定的原则坚持自我,同时积极吸纳其他思想和想法,取之精华、弃之糟粕,互相补进。这种先进的哲学思想成为那个时代孔子学说能够生存下来,并在后世发扬光大的重要原因。中国传统哲学也在交流中获得发展与繁荣。世界各国的现代美术教育都是以西方美术文化为基础的,尽管西方美术理论与实践存在明显的领先优势,但是孔子的“和而不同”告诫我们,以完全的拿来主义来处理外国美术教育理论与实践是不科学的。整体性的选择也许在短时间内适用,但必然会影响到未来的长远发展,无法形成中国特有的美术教育理论体系。近代以来,西学东渐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盲目模仿西方模式的现象比比皆是。而需要注意的是,世界上不存在等值作用的因素,现代美术教育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矛盾,简单代入西方体系,忽视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之间的关系将严重阻碍我国美术教育的发展。鉴于我国的特殊国情,笔者认为,“和而不同”应当成为美术教育理论体系的核心,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建设前提,明确建设中国特色美术教育理论体系的目标,以继承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为辅助,制定适合我国整体教育阶段的美术教育策略。其实,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哲学早就受到了世界范围的重视,尤其是在西方文化危机日趋显露的时候。在上世纪80年代于巴黎召开的世界诺贝尔奖获得者大会上,人们就曾达成共识,认为21世纪人类的生存需要去借鉴孔子的智慧。由此可见,集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精髓的孔子思想无论是过去、现代和未来,都具备显著的历史穿透力,魅力尽显。美术教育工作者所要做的就是充分重视和善用“和而不同”,坚持自我,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去建设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理论体系。 二、一以贯之—结合美术教育实例探索现代美术教育规律 “一以贯之”是孔子哲学思想的另一重要内容,其源于《卫灵公》的一段记载:子曰:“赐也!女以予多学而识之者也?”对曰“然,非与?”子曰:“非也,予一以贯之”。文中出现的“一以贯之”的意思就是在总结概括的基础上融会贯通。子贡博学多才,具有很好的发展潜力,孔子为了使子贡不在知识表层过多的停留,教导他深入学习,发现本质的道理。孔子所言的“一”可以认为是某一类具有一般规律的事物或现象,“一”需要长期累积,不断实践才能得到,离开万物、绝对抽象的“一”是不存在的。因而“一以贯之”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需要付出不懈的努力和具备敏锐的洞察力。与此同时,对于事物的一般规律,中国传统哲学的另一大派系——老子哲学思想给出了自己的解释,老子强调“知常”,也就是探索物质的本质规律,这对事物的发展是极其重要的,有着内在的必要性。将“一以贯之”运用到美术教育研究中,就是要求美术教育者结合丰富的美术教育实例,探索适合本国发展的美术教育理论体系。发掘美术教育现象的“一”,既包括本土美术文化的发掘,同时又涵盖外国美术教育经验的学习,找寻普遍的规律,一以贯之。当前,我国美术教育正处于瓶颈期,一方面,扩招导致学习美术的人数激增,高校相继开设美术专业来培养美术人才;另一方面,教学理念的滞后与体系的不科学使高校无法培养出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现代美术人才,毕业生普遍存在就业难的现象,严重制约了美术与美术教育的良性发展。为此,作为美术教育者,需要一以贯之,只有找到美术教育理论的一般规律,才能做出合理的调整。首先,要平等看待世界上其他国家与民族的美术教育文化,积极学习、借鉴丰富的美术教育现象、思想和解决方案,尤其是掌握亚洲其他国家的美术教育信息。其次,要开展对于本国美术教育及文化的研究,本土文化会从各个方面给予最贴合国情的发展启示,结合现象探索美术教育理论的一般规律,这就是“一以贯之”的现代意义。 三、执两用中——辩证看待多元美术教育理论 美术教育不同于其他学科,具有很强的实证性,客观事实的叙述和实践缺一不可。除此之外,融合辩证思维,辩证看待事物使美术教育具有真正的内涵。孔子提出的“执两用中”包含两种含义:第一,抓住两端的核心,知道分别相反的极端;第二,去除两个相反的极端,代之采用中间部分,也就是“中庸之道”的“中”,意味着最优方案,而不是调和极端选其“中”。“用中”彰显了孔子对于辩证思维的理解,示人以事物的完整面,是一种求平衡、求自然、求和谐的整体性思维,能够在一定范围内制约矛盾。对于现代美术教育的方法论研究而言,“执两用中”有着积极的意义。由于西方美术教育体系相对完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我国美术教育的主要模仿对象,直至今日,仍然有明显的影响,很多高校选择沿用西方美术教育方法论中的描述法、历史法和因素法就是绝佳的例证。西式教学既有科学的理性主义,也有反对科学的非理性主义;既有传统的描述法,又有现代的系统法,我国现代美术教育出现的种种问题,很多都是由于吸收这些“舶来品”不当引起的。孔子哲学的“执两用中”告诉我们,不能草率地接受或否定,应该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采用辩证批判的方法看待美术教育的各种理论,去除极端,择其优而用之。关于辩证思维,老子同样有所涉及,“反者道之动”就是老子哲学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指事物的对立性不是绝对的,而是处在一个发展的阶段,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自然转变至相反的一面。“物极必反”说的就是这样一个道理。受到西方实证主义的影响,我国美术教育缺乏适当的理论指导,而更加重视实践技能的培养。但是过于重视片面发展,根据“反者道之动”的说法,很有可能就会适得其反,导致美术毕业生出现只知理论知识,不善实践或者不谙美术基础的情况,难以满足社会提出的综合性要求。所以无论如何,美术教育工作者都应该以系统辩证的方法看待美术教育,针对不断变化的外界因素,吸纳创新方是良药。 结语 综上所述,现代美术教育主要还是依赖于现代视域,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哲学毫无作用。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经历数千年的实践和丰富,其中的一些思想和理论具有明显的借鉴意义。所以,要想构建中国特色美术教育理论体系,仍然需要借助于前人的智慧,做到“和而不同”“一以贯之”和“执两用中”,从而让传统哲学文化在现代美术教育领域重现光辉。 作者:王桂芝 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 美术理论论文:计算机辅助美术教学理论探究 摘要: 计算机辅助教学在美术科目教学中的应用,能够帮助教师搭建自主性、互动性、探究性和应用性的信息化教学平台,有助于学生美术鉴赏能力、艺术思维能力和美术创作能力的培养和提高。本文首先分析计算机辅助教学在美术教学中的应用优势,并对计算机辅助美术教学的相关理论展开探究,为计算机在美术教学中的应用提供资料参考。 关键词: 计算机;辅助教学;美术;理论研究 信息时代的来临,使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多媒体技术作为信息技术在教学领域的应用,更是为现代教学提供了新的教学方式和方法。美术作为基础教学科目,在教学中应用计算机技术更是对提高教学质量尤其重要。这是因为现代美术教学开放性、互动性和创新性的教学要求,利用计算机辅助教学技术能够更好的完成。近年来,计算机辅助教学技术在美术科目教学中应用广泛,计算机辅助技术在美术教学中的应用更是极大的推动了美术科目教学的发展。 一、计算机辅助美术教学优势 1、计算机辅助美术教学的信息资源优势 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带领人们步入信息时代。在美术科目教学中应用信息技术,能够发挥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信息资源整合优势。美术科目重点培养学生的美术鉴赏能力和创作能力,这要求学生首先要对美术作品有比较广泛的了解。计算机辅助美术教学相比于传统教学方式,拓宽和教师的教学资源获取渠道,使教师能够从互联网中获取最新的教学资源,并通过多媒体技术展示给学生。这有助于加深学生对美术知识的掌握,同时也有助于拓宽学生的美术视野。除此之外,利用计算机辅助美术教学软件,还能够满足学生在线自学和在线资料查询的需求,让学生能够通过计算机软件在课下对最新的美术学科动向进行了解,从而让学生紧跟时展,将信息资源的优势变成美术创作优势。 2、计算机辅助美术教学的平台交流优势 计算机辅助教学技术子啊美术科目教学中的应用,为学生和老师提供了一个互动和交流的平台。通过计算机互联网技术和美术教学平台,教师能够与本校教师开展互动交流,还能够与其他院校的本专业教师展开教学研究和探讨,这有助于教师掌握最新的教学方法和理念,有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利用计算机辅助美术教学平台,教师还能够和学生进行线上互动和交流,通过互动交流平台的创建,能够满足一对一或一对多的互动交流需求,从而为教师和学生构建线上美术学习交流渠道,让学生能够随时、随地的学习美术知识,并接受不同教师的指导。该平台同时还是学生美术作品的展示空间,通过在平台上展示作品,学生和教师能够对学生的作品进行点评和评析,在让学生获得创作成就感的同时,了解自己美术创作和鉴赏方面的问题和不足。 3、计算机辅助美术教育的公平对等优势 计算机辅助美术教学时一种基于互联网激素的研究性学习模式,在学习平台中,教师和学生可以选择实名或匿名的参与方式。在计算机网络平台中,为教师和学生创建了更加公平的资源共享方式,在平台上无论教师和学生都仅仅是参与者的身份,这保证了学生在平台上学习、展示和鉴赏作品的主体性。计算机辅助美术教学平台中,弱化了学习者和教育者的身份,使参与者能够在教育者和学习者的身份间灵活互换,这不仅有益于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还能够为教师打造学习进步的学习空间,最大化的激发个人潜能。 二、计算机辅助美术教学的理论探究 1、计算机辅助美术教学的构建主义学习理论依据 瑞士学者让.皮亚杰(J.Piaget)最早提出来的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也称为结构主义,后经科尔伯格(L.J.Spiro)、斯腾伯格(J.Sternberg),斯皮罗(R.J.Spiro)等人的研究而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众所周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特点,即教育者不是传授知识途径,是学习者借助其一定的情境条件下(即社会文化背景下),通过其他人(教育者和学习者伙伴)的辅助,现有学习资料的运用,采用意义建构方式获得来的。建构主义的学习认知理论可作为计算机辅助美术教学模式的有力理论依据。首先,根据该理论,计算机辅助教学弱化了教师和学生的角色,能够保证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其次,计算机辅助美术教学通过多样化学习环境的创建,有利于学习者信息资料的获取和阅读,符合随机通达教学理论。最后,计算机辅助美术教学更加强调参与者在线上的互动,这符合构建注意相互作用的理论要求,有助于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计算机辅助美术教学的人本注意学习理论研究 人本理论重视学生感性和理性的进步与身体和心理的交融汇集,人本理论在美术教学中的应用有助于学生发挥个人潜能和个性化的人格。计算机辅助美术教学更加强调个人角色,学生在利用计算机辅助教学平台时,是以个人的身份决定其作用和参与方式的。这意味着计算机辅助教学符合人本主义学习理论,并能够将人本主义学习理论激发人个性化思维和创作灵感的作用发挥出来。人本主义理论在计算机辅助美术教学的多元学习模式中表现为高度的个人参与、激发学习者的内在学习动力以及影响学习者学习习惯的养成和促进自我评价能力的形成等优势。有助于帮助学习者营造学习的心理氛围,从而激发学习者在美术学习中的个性化优势。 3、计算机辅助美术教学的情境教学理论依据 自计算机信息科学技术蓬勃发展以来,美术的教学方式与教学形态正悄悄地发生变化,学习者获知的途径越来越多,知识来源不再是唯一从教育者获得,教育者角色已转化为学习者的鼓励者、示范者、辅助者、指导者甚至是团队队友,多角度的协助学习者学习成长。情境教学理论观点对基于计算机辅助美术教学的研究性学习模式的构建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 综上所述,计算机信息技术作为引领时展的关键技术,其在教学领域的应用极大的提高了教学质量和水平。计算机辅助教学技术在美术科目教学中的应用,不仅是现代美术教学发展的必然方向,也是提高美术教学水平的有效途径。想要发挥计算机信息技术在美术科目教学中的作用,就一定要把握好计算机辅助美术教学的理论基础,并不断创新教学理念和方法,最终实现学生艺术鉴赏能力和艺术创作能力的提高。 作者:王向华 单位:甘肃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美术理论论文:抽象理论下美术设计作品分析 一、抽象艺术理论的相关内涵 当代美术作品以一种不同于传统美术作品形态的姿态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之中,与传统的美术作品相比,当代的美术作品不再注重表现具体的物象和形象,而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创作手法来构图,更加注重传达作品深刻的思想内涵。在众多的创作手法之中,把抽象理论与美术设计相结合,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艺术家的青睐,下面我们就来简单介绍一下抽象艺术理论的相关内涵。首先揭示抽象艺术的内涵。抽象是相对于具体而言的,是抽取事物共同的、本质的特征,如同朱光潜曾说的:“抽象就是‘提炼’,也就是同志在《实践论》里所说的‘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这么来定义“抽象”,那“抽象艺术”应该如何定义?把抽象运用到艺术之中,最初只是把具象的事物给概括化、抽象化,而随着抽象的表现形式不断地深入到艺术之中,具象的事物发生了很大的变形,已经不存在具体的可辨识的事物,转而更加注重用变化的色彩、变形的造型、夸张的线条来构造艺术画面。抽象艺术注重的已不再是展示客观世界中具体事物的形态、特点,而更加关注通过抽象来表达主观性的世界。其次来梳理一下抽象艺术理论的分类。随着抽象艺术理论的不断深入发展,形成了众多的学术流派,因为分类依据的标准不同,形成的分类也就各异。今天,我们就其中一种相对普遍的分类来简单了解一下,主要有热抽象、冷抽象、中间抽象三大类别。热抽象又被称作抒情抽象,冷抽象又称作几何抽象,二者是相对而言的。热抽象使用的线条多无规律性,线条构成的形态更接近于山水、云彩的那种流动的状态;而冷抽象主要使用有规律的、有规则的点、线、面来构图。热抽象注重的是色彩的组合;冷抽象更多的是关注符号、几何线条。热抽象的代表人物是康定斯基,代表作品是《秋》《构图2号》等;冷抽象的代表人物是蒙德里安,代表作品是《构图》《进化》等。第三类是中间抽象,是介于冷、热抽象中间的一种构图艺术,是冷、热抽象的结合体,既注重色彩的丰富性和流动性,又使用几何线条的多样性组合。无论冷抽象、热抽象中间抽象在形式上有何区别,但有一点是它们共同的,那就是更加注重表达主观世界,更加注重传达深刻的内涵。 二、抽象理论在当代美术设计作品中的表现形式 美术设计作品可以对人产生很大的作用,一方面它能够表达艺术家们抽象的内心世界,另一方面它可以影响人们的心情,激起人们的某种共同的心理感受,所以当代的美术设计作品,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多样化的审美需求,为了把艺术家抽象的内心世界具象化,不断地进行新的尝试,不断地进行创新。借用抽象理论的原理进行美术作品的设计,是其创新性的表现之一,那么,在当代美术设计作品中,抽象理论是如何得以表现的呢?首先是以抽象色彩的形式出现在美术设计作品中。色彩在我们的世界中处处可见,不仅帮助我们传达某种信息,而且可以通过色彩来美化我们的生活,例如不同的色彩会让我们有不一样的感受:红色一般代表热情,具有向上的能量;粉色让我们感受到了温馨、温暖、可爱;绿色表示生命力旺盛,代表自然、健康、安全;紫色代表雍容华贵。自然界的颜色一般都借助某个具体的事物而表现出来,是光源和光反射而成,不同于现实的色彩,抽象色彩是通过歪曲或改变自然界色彩的真实性,通过色彩的流变或冲突色彩的搭配来进行艺术再创造。当代的许多民俗设计作品中就广泛地使用了抽象色彩,由抽象色彩构成的抽象图案打破了传统民间作品简洁、明快的感觉,突出抽象化、形式化的事物,使作品所要表达的主题更加鲜明、更加强烈,同时还增添了一份现代化的艺术魅力。例如一幅被称作《村》的民间美术作品,色彩主要以暖色调为主,橘红色居多,而后通过丰富的色彩变化,构造了类似福建土楼似的建筑形象,以此来表达希望中国各民族欣欣向荣、和谐美好的愿望。当代中国的许多民俗民间设计作品,都转而运用抽象色彩来传达主题,例如布老虎的手工制作、门神年画的绘制都倾向于抽象色彩的使用。其次是以抽象造型的形式出现在美术设计作品中。色彩和造型是美术设计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缺一不可。抽象色彩上文我们已经提到过了,而所谓的抽象造型,就是依据创作家的审美要求把某些自然景物或事物进行变形和整合,得以抽象化,从而运用到美术作品中。而把某些自然景物或事物进行变形和整合的过程,一般通过的是各种线条的交错和点、线、面、肌理等元素的配合来完成的,然后通过抽象造型的视觉艺术效果来表达艺术家的创作思维和思想感情。例如当代的陶瓷美术设计作品,艺术家们不仅在陶瓷的装饰和色彩上进行了创新,而且还创新了陶瓷作品在造型上的设计。造型上的线条更加富有动态、流动性,点、线、面之间的结合也更加多样化,给人们一种“造型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感受。当然在绘画作品中,抽象造型也炙手可热,例如画家方力钧的力作《光头泼皮系列———海滩》《光头泼皮系列———打哈欠》,在他的作品中,“光头”作为一种抽象的造型,已成为他个人作品的象征,一种独特的视觉符号。光头本身就具有泼皮感,然后再加上变形的脸部表情———嬉笑、发呆、打哈欠等极具夸张意味的表情,从而构造一种抽象的造型,表达作品的嘲讽意味。 三、抽象理论在美术设计作品中的艺术作用 抽象理论指导下的抽象艺术,大致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自然界的事物或景物为基础,从而提取灵感,进行艺术的再创造;另一种是不以自然界的事物为本质,纯粹地进行艺术形象的设计。尤其是对于第二种类型而言,很多人看不懂作品其中的抽象艺术,所以抽象性的元素经常被认为是一种涂鸦,是一种乱画。其实要看懂一幅优秀的抽象艺术作品,首先要了解艺术家本人的人生阅历以及生活感悟,因为抽象的艺术作品是艺术家本人抽象各种事物的本质,升华各种知识而创作而成的,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首先,在美术设计作品中运用抽象理论,凸显了作品主题的展现,增加了作品的艺术魅力。抽象理论使美术设计作品不再注重刻画具体物象或景象的真实性,开始注重色彩的丰富性,几何图形和线条的表现力,通过抽象的点、线、面和色彩来表现主观性的世界,如同音乐家的演奏。音乐家在演奏时,不再纠结于通过哪些具体的节奏和音符的形式,而是通过自己的演奏,让观众在聆听中感受到音乐中所传达的美和意境。抽象艺术使平静的画面更加立体化,从而更能够展现创作家强烈的情感。例如上文提到的画家方力钧在绘画过程中使用的“光头”造型,这一抽象性的造型很自然地就让我们感受到了作品所要传达的叛逆、嘲讽的主题。正是通过这些抽象色彩和抽象造型所带来的视觉冲击效果,容易触动人们的内心深处,使创作家与观看者产生心灵上的共鸣,完成一个艺术创作的过程。其次,抽象理论与设计美术作品相融合,二者相互促进。一方面,在当代美术设计作品中运用抽象理论,通俗地说就是美术艺术家们以抽象理论作为创作的指导,运用抽象性的思维和方法,把抽象的色彩、抽象的造型、抽象的线条、抽象的图案等因素加入到作品中,以此来增加美术设计作品的审美性和艺术性,从而为当代美术设计拓展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理论并不是适用于一切的实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理论应用于实践,要根据具体的实际情况作出相应的改变。在把抽象理论运用到美术作品设计的过程中,抽象理论需要不断地改变以适应美术作品设计的发展和进步,在适应和改变的过程中,抽象艺术理论得到不断地补充和完善,从而获得了更长足的发展。抽象理论和美术作品的设计作为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四、结语 总之,抽象理论运用到美术作品的设计之中,促进了抽象艺术的诞生,使得艺术作品不再是单一的现实社会的真实写照,而是倾向于表达深刻的情感和思想主题,寻求画面与精神的统一,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统一,拓宽了当代美术设计作品的发展空间。因此我们要深入对抽象理论的研究和了解,不仅要以此来促进美术作品设计的发展,而且要使其与电影、摄影、音乐等艺术相结合,促进它们的创新和进步,以适应时代的发展。 作者:徐传亮 单位:西京学院 美术理论论文:美术类高校学籍数字化管理论文 一、高校学籍数字化管理背景介绍 1.国内研究现状 学籍数字化管理是教育信息化的子概念,是指在学籍管理过程中运用多媒体技术、计算机技术和网络通讯技术的现代化管理手段,是对计算机资源的有效利用,也是实现现代化教育数字化管理的关键所在。我国高等院校大规模的学籍数字化管理建设起步较晚,大部分始于20世纪90年代,其过程大概分为三个阶段: (1)传统手工操作管理阶段。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各个高校的学籍管理工作基本上都是依靠手工录入和管理。由于统计数量和管理信息量较大,容易导致数据混乱。再者因为学籍工作时间跨度大,很多工作需要靠工作人员凭记忆或笔记去完成前后工作衔接,稍有疏漏便会导致错误发生。 (2)高校内部信息化管理阶段。 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现代化管理手段和技术逐步引入到了学籍管理工作中。使用计算机代替大部分手工操作,大大提高了管理部门的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但是,由于高校各管理部门基本上都是相互独立的,因此在信息查询、浏览和修改的功能需求上不够准确和及时,大部分工作还是需要依赖管理部门的具体工作人员。 (3)初级网络化管理阶段。 进入21世纪,网络管理平台上的学历信息查询系统开通,开始实施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制度。原有技术硬件的全面升级,有力地推动了高校学籍管理模式的全面创新。 2.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高校学籍数字化管理发展很早,始于六七十年代,现在已经比较成熟。他们一般具有较大规模的、稳定的技术队伍来提供服务与技术支持。到2002年,美国已经有超过82%的高校能够为学生提供在线课程目录、课程教学大纲服务,有70.9%的高校能够为学生提供在线注册服务。我国高校数字化建设起步相对较晚,在校园数字化建设推进、应用过程中,各高校管理层对此概念逐步增强,投入也大幅度提高。但是受整体数字化程度相对落后、理论体系不够健全、经费短缺等客观因素的制约,国内高校学籍数字化管理建设较国外相比还是存在不小差距。 二、有效管理,激发学籍管理团队的积极性 通过本论文的研究,将学籍管理制度、学籍管理主体、学籍管理对象整合成一个系统化的整体,用模块化设定调节管理过程中的布局,使管理员、教师和学生三者按布局参与到教学管理工作之中,把传统的“作业”变为“管理”,教师由“被排课”变为“被选课”,学生由“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教与学之间真正实现了双向选择,对于教学质量的提高有着非常有效的推动作用。 三、系统化设计,突显学籍数字化管理模块优势 数字化管理应尽可能全面反映学生在校期间的客观情况,反映学生入学的基本情况。新生入学登记表、学生学籍卡、学生成绩单、在校生名册、学生学籍异动信息(转系(专业)、休学、复学、退学等)、学生奖励材料(奖学金、优秀学生、参赛获奖等)、学生处分材料,笔者认为这些都应纳入学生学籍数字化管理工作范畴中。因此,数字化管理模块可分为系统维护、用户管理、学生管理、课程管理、成绩管理、毕业管理模块。这些模块可以帮助用户完成对各类信息的查询、浏览、添加、删除、修改等功能,每一个表格之间都存在关联,一经修改,及时更新。根据用户权限的不同,学生用户可以在网站上查询课程相关信息、历年成绩信息以及个人信息等;教师用户可以查看到本学期的教学任务、各班考勤表、成绩单等信息。具体功能情况如下: 1.系统维护模块。 包括院系、班级、教师代码等创建、查询和修改等内容。 2.用户管理模块。 系统管理员可以在用户权限管理中新建、查询或删除用户,并为其分配系统操作权限,用户只能根据权限进行相关操作。 3.学生管理模块。 该模块由学生信息维护、学生学籍异动、学生处分及奖励、统计查询报表等模块组成,实现学生档案的建立、修改、删除、查询功能。学生考勤管理实现系统内部录入,亦可由任课教师在有网络支持的情况下从网页录入,操作上更为灵活。 4.课程管理模块。 包括教学计划录入与执行、选课时间设定、选课门数限定、选课报表打印等功能。任何一门课程的开设都必须以教学计划为前提,具备已开、未开课程的查询功能,每一位学生都必须根据选课门数进行选定。课程设置管理实现课程基本信息的新增、修改、删除和查询功能,同时具备课表查询和打印功能。 5.成绩管理模块。 本模块由网上成绩录入控制、网上成绩查询控制、成绩录入、统计分析、成绩综合处理、等级考试维护等子模块组成,具备以学生个人、班级、专业、年级为单位进行查询和排名等功能。在本模块中,可以完成教师网上录入成绩的时间以及学生网上查询成绩的时间控制。 6.毕业管理模块。 包含了毕业成绩总表、毕业资格审查、学位预审查子模块,实现在校生、毕业生成绩单的查询、输出功能。可以查询每一位应届毕业生的毕业资格情况,有助于提前预警;协助完成对每一位应届毕业生学位资格预审。 四、科学管理,事半功倍 学籍管理工作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尤其是美术类高校在学籍管理处理上有不同于一般高校的特点和规律,往往在学生学习过程中需要反复排查。数字化管理有利于数据的更新、统计和教学过程的监控,有利于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传统的学籍管理工作一直处于被动服务状态,数字化管理模式有利于工作者由被动管理变为主动,将各项数据统计后可以提供给其他需要的管理部门,为提高教学质量提供了信息支持,为各类统计数据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学籍数字化管理有助于学生信息的统计和汇总,除了校内应用价值之外,在学生毕业之后还有应用价值。根据学生电子数据库建立人才资源库,有助于用人单位对人才的选择和判断,使得供需有针对性,对学生的就业发展会有更好的推动作用。我校具有地域优势和人才优势,便于学籍数字化管理理念的推广和应用,并存在很大的向其他美术类院校推广的潜在价值。本文以笔者所在高校学籍管理工作为出发点,完成对学籍数字化管理模块的设计。在实践功能需求的基础上,设计了数字化管理架构,融合了教学、学工和后勤等多部门的需求,打破了传统高校各部门之间各行其是的管理格局,拓宽了教学管理的空间和渠道,使学籍管理工作灵活、便捷,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 作者:曹燕凤 单位:中国美术学院上海设计学院 美术理论论文:美术学院课堂管理论文 一、美术学院课堂管理目标的明确 在美术学院课堂管理工作的优化过程中,管理目标对管理行为以及管理策略的制定发挥着指导作用。从美术学院课堂管理目标方面来看,一是突出以人为本的课堂管理理念,将推动学生发展作为课堂管理工作的重要出发点;二是实现课堂管理工作的规范性,利用秩序、制度、规则以及情感教育中确保课堂的和谐性与有序性。另外,在美术学院课堂管理工作中,教师有必要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课堂管理活动,让学生能够积极配合课堂管理实践,并在课堂管理工作中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使学生体会到更多的成就感。 二、美术学院课堂管理工作的运行 在美术学院课堂管理实践工作中,教师一是要重视创建良好的课堂环境,从而为课堂氛围的优化以及课堂教学有效性的提高创建基础。良好课堂氛围的创设要求教师能够对学生的心理需求作出了解,并通过尊重学生、推动学生价值的实现来对学生的心理需求进行满足。在此过程中教师要重视对学生开展观察并与学生开展充分沟通,从而使学生感受到教师对自身的关心、理解、信任以及尊重。同时教师需要对学生的人际关系进行干预,从而确保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与课堂教学氛围,在此基础上,教师应当重视课堂规范的制定与落实,从而指导学生的课堂行为,以便维持良好的课堂纪律;二是对教学策略作出优化,为教学成效的提升构建基础。教学策略的制定是为教学目标的实现以及学生素质的发展服务的,因此在美术学院课堂管理工作中,教师应当针对教学内容以及学生特点来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教学策略,这要求教师能够对不同学生所具有的学习经验、学习能力作出了解,并对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感知能力与能力差异作出了解,同时在教学策略的制定中可以引导学生进行参与,如教师可以出具包含多种教学策略的教学方案供学生选择,或者让学生来开展教学过程中设计,教师则通过对学生设计的教学过程方案作出优选来实施课堂教学,这对于提高学生在课堂管理中的参与性和配合度具有着重要意义;三是在美术学院课堂管理实践工作中,教师要重视提升学生的自我管理意识与自我管理能力。在此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认识到开展课堂管理的重要性,从而使学生能够重视课堂管理工作,并通过数字自我管理意识来配合课堂管理工作的实施。同时教师要引导学生强化自身的自控能力、自主学习能力等,从而让学生的自主管理能力得到强化,而这种能力的强化无论是对于眼下美术学院课堂管理成效的提升还是对于学生的终身发展都具有着重要意义。 三、美术学院课堂成效的评价 在美术学院课堂管理工作中,课堂成效的评价主要是对某一阶段的学习或者课堂管理效果作出评价。作为美术学院课堂教学过程中重要的构成内容,课堂成效评价对学生发挥着激励与监督作用,并且能够让教师得到十分有价值的反馈信息,并可以将这些反馈信息作为优化课堂管理的依据。在美术课堂评价过程中,教师有必要遵循以下四项原则:一是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为出发点。在美术学院课堂管理工作中,每个学生认知水平、学习精力方面都具有着明显差异,而教师需要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为出发点来有差异性、有针对性地对学生开展评价,从而对学生的创新行为的产生进行激励;二是重视学生在课堂评价中的主体作用。学生是课堂评价中的对象,但是同时也应当作为评价过程中的主体,因此美术学院在开展课堂评价的过程中应当鼓励学生的参与,通过引导学生开展自我评价与相互评价来发挥学生在课堂评价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三是课堂评价要重视全面性。课堂评价中的全面性体现在两个方面,即评价对象的全面性与评价内容的全面性。评价对象的全面性要求教师在课堂评价开展中不仅要对优秀学生开展认真评价,评价内容的全面性要求教师围绕学习成绩、学习能力、学习态度来构建系统的评价指标,而不能仅仅关注一方面的内容;四是发展性原则。美术学院课堂管理工作开展的根本目的在于推动学生的全面发展,因此,美术学校课堂评价工作也应当作出作出改革,即重视学生的发展与进步,用过程评价代替传统的结果性评价。 作者:刘可人 刁文玉 单位:湖北美术学院动画学院 美术理论论文:美术教学课堂管理论文 一、树立正确科学的美术学院课堂管理观念 (一)树立正确的美术教育观念 教学观念是对教师教学价值理解的反应,教师必须持有正确的教学态度,才能够在课堂上作出积极、正确的教学行为,指导学生进行学习活动。只有当教师从心理上认可自己的工作,对美术教学予以肯定,才能够让美术教学活动更有意义,才能够将美术的魅力、美术对于社会的贡献传达给学生,让学生对于这一专业、这一学科产生热爱,从而积极地去学习知识,提升自己的能力,才能达到最终的教学目标。 (二)树立以人为本的人才教育观念 在美术教学中,学生是教学的主体,教师的任务就是要引导学生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从而获得美术知识和审美、创作能力。树立以人为本的人才教育观念,将培养综合性的人才作为美术教学的最终目标,才符合现代化教育的要求,才能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用正确的观念支配课堂管理,创作良好的美术教学氛围,让学生在学习中发挥自己的潜能,才是最好的课堂管理模式。 二、优化美术课堂教学 (一)优化美术课堂的教学内容 在美术教学中,很多学生反映,美术相关理论知识枯燥无味,知识量大而复杂,学习难度大,缺乏学习兴趣。这是导致美术课堂管理问题的原因之一。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教师可以在保证整体教学进度的基础上,适当地调整教学内容,加入一些学生感兴趣的元素,将知识进行系统化的整理,让学生在学习时更有条理性,既增强了趣味性又降低了难度,学生的学习兴致必然会随之提高。 (二)优化美术课堂的教学方式 在传统的美术课堂教学中,一般都是教师使用单一的方式将知识讲述出来,学生通过记笔记等方式来获得知识,这种教学方式使得学生难以在一堂课中从头到尾集中注意力听教师所讲述的内容,导致了教学效率较为低下。针对这种情况,教师可以采取师生互动、合作学习、理论结合实践等方式来丰富美术教学,使课堂氛围活跃起来,让学生积极自主地参与到教学活动中,自然也就能够提高教学效率。 三、抓住美术课堂的管理技巧 教师的课堂管理能力是其职业基本技能之一,在教师正式任教之前,应当接受课堂管理专业培训,掌握基本的管理方法和技巧。教师任职后,应当根据自己所遇到的教学情况,对课堂管理进行适当的调整,接受新型课堂管理培训,总结课堂管理的经验,积极与学生进行沟通,从而达到更好的课堂管理效果。 (一)制定合理的美术课堂规则 课堂管理的一项重要依据就是课堂规则。以课堂规则为中心,对学生的课堂行为进行管理,能够督促学生形成良好的课堂行为习惯。课堂规则的制定,需要结合美术教学自身的特点,并征求全体教师、学生等人的意见,体现课堂规则的民主性、公平性,让教师方便于课堂管理,让学生能够赞同、接纳,从而鼓励学生与教师一起参与课堂管理工作,实现课堂管理的最终目标。 (二)美术课堂问题的预防和处理方法 大多数教师对于课堂问题的处理仅仅是在问题发生之后才会采取手段,这种方式虽然具有一定的针对性,但其效果并不佳。教师对于课堂问题行为的管理应当从预防入手。及时发现学生可能会作出的问题行为,并进行提醒和制止。例如,教师给予良好的课堂行为表扬,让学生意识到只有规范自己的行为,才会获得教师的认可与赞美,从而做到自我摒除不良行为。亦或是通过转换课堂活动的方式,让学生相互讨论问题、上台演示等以此来预防学生上课走神等情况。 (三)满足学生学习的正面心理需求 教师的工作不仅仅是传道授业解惑,关注学生的心理需求也是重要的任务。一些学生由于长期得不到教师的关注,课堂教学参与的积极性不高,学习成绩逐渐下降,更难获得教师的关注,逐渐地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教师在美术教学中,要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给予更多的关爱,让学生得到尊重、得到鼓励,使其自尊心、信心得到满足,获得更大的学习动力,也就更有利于美术课堂的管理。 (四)鼓励学生进行自我课堂管理 课堂管理中,教师所做的一切工作都只是外力,更重要的是学生要能够积极地进行自我管理。在美术课堂中,有些学生在教师面前表现很乖巧,而老师一旦离开,就控制不住开小差,这就是自我管理能力差的表现。针对这种情况,可以通过强化学生的管理观念,鼓励学生进行自我管理。让学生能够在离开教师监管的情况下,依旧保持良好的课堂行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久而久之,形成良好的自我管理习惯,获得更为稳定的课堂管理效果。 (五)转变美术教学模式,实现美术教学合理化 课堂管理存在困难的原因之一就是学生对于自身专业感到迷茫,对未来的就业等不知所措,教师应当适当转变教学模式,培养学生将美术专业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能力,让学生意识到美术专业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培养学生运用专业知识服务于社会的能力,使学生对于自我价值进行认可和肯定,积极投入到学习活动中,成长为高素质的人才。 作者:刘可人 刁文玉 单位:湖北美术学院动画学院 美术理论论文:高校美术专业科研管理论文 一、国内美术院校科研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1.缺乏科学有效的评价和激励机制 美术专业具有技能性较强的专业学科特点,强调日积月累的实践创作与艺术感悟,科研成果的形式大多是作品而非论文及著作,如绘画或雕塑作品参展获奖,企业形象设计或标志设计作品被采用等。各省市按照现行的科研管理条例对高校进行综合评价时,往往没有考虑到美术类学科的专业特性,经常以文章发表及专著的数量进行衡量,以至于在美术高校填写的上报表中,许多很重要的专业成果找不到相应的填写位置,因此很难获得更多的经费支持及成果奖励。更重要的是,由于各高校的日常科研管理条例及成果统计形式都是针对上级主管部门的要求制定的,因此,这些评价和激励机制不完善直接影响到了教师的职称评定及对优秀成果的奖励。 2.学科建设及管理模式的滞后性 目前,美术院校科研管理观念相对落后,管理模式僵化。美术院校传统的学科建设组织形式以设立二级学院及直属系为主体,按专业特点进行划分:造型学院、设计学院、媒体学院、实验艺术学院、国画系、史论系等。科学研究层级结构以校、院、系、研究所、教学研究室、课题研究组等形式进行设立,课题间及学科专业间的联系相对闭塞,缺乏长期有效的合作和沟通,阻碍了项目研究及学科专业的交叉与融合。近20年,国外新兴的视觉文化研究领域对以视觉为核心的各学科综合性研究非常重视,取得了显著的研究成果。相对而言,国内一些传统学科的组织形式制约了人才的流动,已经不能适应科学研究多样性与灵活性的需求,如何科学有效的利用软件和硬件的科研资源及人才队伍,是提高美术院校科研水平的重要环节。近些年,伴随高校绩效考核制度的深化及各校间科研成果的竞争,美术院校科研管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许多美术院校普遍存在重艺术创作而轻学术研究,重设计实践而轻理论总结,重教学工作而轻专业研究的问题,这些现象不断地积增,违背了大学教育发展的规律,迫切需要建立切实有效的科研管理创新模式。 3.科研管理人员的素质良莠不齐 美术院校科研管理队伍的建设良莠不齐,引进人员的教育背景几乎和岗位工作内容没有相关联系,其大部分管理人员的实践管理知识都是通过实际工作中的经验积累形成的,缺乏针对美术管理专业的系统培训。院校对管理人员经常重使用而轻培养,继续教育的环节薄弱,进一步造成非专业的管理人员与高水平的教师队伍之间的差距。同时,高校对科研工作的重视和支持,科研成果数量的激增,不断对科研管理者的工作提出更多的要求。成为一名优秀的美术科研管理工作者,不仅要具有高度的爱岗敬业精神和认真负责的服务态度,相应的科学管理知识储备,还需掌握全面的艺术专业知识,关注文化领域的最新学术动态,这样才能适应美术专业科研管理创新模式日新月异的发展趋势。 4.美术专业科研成果的转化率低 美术专业科研成果的推广与转化工作一直是各大院校科研管理中的薄弱环节,美术院校师生创作的艺术成果丰硕,但成果转化与推广程度不容乐观,这一现象与美术院校科研管理体系建设的不足有密切的关系,现行的科研成果量化与奖励制度只重视项目数量,专利总数、、刊物级别等,没有协助教师建立成果转化相应的渠道及搭建校企合作的平台。同时,大部分教师缺乏成果转化的意识,大多数艺术家只埋头进行专业创作,忽略了艺术成果和市场经济的对接。因此,许多艺术成果仅仅停留在学术研究、职称评定、论文撰写等层面,没有积极地进行推广,使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致使科研成果严重浪费。 5.科研经费管理中的弊端 美术院校科研项目负责人大多以副高级职称及以上的教师为主,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只能是项目参与人,以这种金字塔结构为主体的固有模式进行配置,致使项目研究人员的组成缺乏多样性与灵活性。然而,科研项目的创造性劳动,绝大多数是由这些年轻人承担,他们长期大负荷的工作,却无法成为项目的主要承担人,这种过于严格的项目申请资格的规定,虽然符合国家的项目管理要求,但在实际应用中,却间接抹杀了青年教师及学生的创造热情,无法直接地激励他们的创新思维,阻碍了艺术创新成果的产生。近年来,国家对科研项目的资金支持逐年增长,而对于承担人员资格的过度限制,使得大量的科研经费集中于少数人的手中,科研成果的数量和质量不能得到有效的监控和保证,出现了同一成果多头结项的现象,严重影响了科研经费的良性运转。 二、提升美术院校科研管理水平的策略与途径 1.科研资金组织与资金管理优化 美术院校的科研资金组织与资金管理需要根据学科特点进行优化,参考国外诸多大学的管理模式,对我们的管理创新颇有启发。比如,我国科研项目的管理经费的报销环节,人工费用还需通过其他途径进行支付,这凸显出管理制度中相关条款的不合理现象。国外大学从申请项目时,就已经严格进行了预算明细审核,项目研究过程中的经费使用严格按照预算来执行,报账的管理体系与预算的管理体系完全分开。项目经费以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两部分进行划分,间接费用的比例可占到实际费用的一半以上,项目研究中的材料费及研究人员的福利都很多。同时,项目研究中对学校内设施的使用也要收取费用。这种资金组织及管理的透明化是需要我们借鉴的。 2.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紧密结合 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同时进行,已成为国外高校科研管理中的成功案例。在美国,人才培养与一些项目研究相联系,导师招收博士生的数量与项目直接相关,博士根据导师的项目经费及研究需要来做助研工作。导师可招收博士生和博士后的数量很大,在国外一流的大学里,学术研究的辅助队伍是相当庞大的。这种管理模式为我国美术院校的科研建设提供了诸多启示。回望美术创作的发展早期,可以追溯到师傅带学徒的作坊,在规模庞大及有名望的作坊里,一位师傅拥有众多的学徒,完成大的艺术定件。这种传统的艺术创作模式与国外的科研体系有很多类似之处。首先,它可以降低进入研究领域的门槛。其次,它可以在创作与研究中培养学生。最后,它可以为国家节省大量的学费资助及科研人员工作费用。需要严格把关的是相应制度的建立,当学生参与学校的研究项目时,对该生的各种成果及学术能力的综合评定,必须有相应的顾问来监督,并设立学科组对该学生进行评分和最终的资格考核。 3.发展战略组织与科研理念优化 西方发达国家中许多大学科研管理制度的建设比较完善。美国所有大学几乎都有科研管理手册,手册中对不同专业的科研管理都有详细的规定,而且各大学的管理制度如出一辙,普遍性原则对所有研究人员及机构都是适用的。统一的标准,营造了公平的学术环境。因此,我国高校美术专业科研管理也应根据学科的特殊性,设立行之有效的统一管理模式,美术类院校与其他高校科研管理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众多复杂多变的艺术成果形式的评价与鉴定,全国美术类高校的科研工作基本相同,统一的艺术科研管理体系在全国院校都是可以使用的,具有共通性。因此,全国统一的美术科研管理体系有待建立,这既是提高管理效率及各院校横向比较的迫切需要,又是全国学术水平认定规范化的必然举措。 4.营造良好的管理文化环境 国内美术院校科研管理的文化有很多弊端,整个管理模式都是行政体制下的管理,缺乏学术研究的管理文化。许多高校把科研管理制度简单理解为项目管理、工作室制度、科研经费管理等,这是非常片面的,高校的科研管理制度不只是用于规范教师与科研人员的日常工作,更应自然成为每位教师心中的管理符号,形成普遍的约束力与认同感,同时对所有教师的行为与意识产生潜在影响。因此,以人为中心的人本管理,是高校科研管理的核心及发展方向。所谓人本管理,就是指在高校科研管理的所有活动中,首先应把教师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以服务教师学术研究的全面健康发展为宗旨,充分调动教师和管理者的积极性与创造力,从而使高校的学术成果获得效益的最大化。 5.美术专业科研管理信息系统的研发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以数字媒体为代表的互联网管理技术的研发水平日新月异。经统计表明,全国绝大部分高校已采用了计算机和管理软件进行日常科研管理工作,但缺少适合不同学科特色的管理软件研发。因此,结合美术专业自身特点,自主开发适合美术专业科研管理的信息系统是十分紧迫的工作。现代信息技术监测在科研成果认定、质量监控、制度决策及成果创新过程中广泛应用,对于简化科研管理的流程,提供科研信息与数据的统一与利用,加强管理的科学性具有重要作用。互联网管理技术不只是信息化管理的媒介,还将成为管理工作的重要手段,伴随着数字媒体网络技术在美术院校科研管理中的应用,美术院校科研管理工作必将走向信息化与规范化。 三、高校美术专业科研管理评价体系建设与实践 全国独立的八所美术院校(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天津美术学院、湖北美术学院、广州美术学院、西安美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鲁迅美术学院)经常组织联席会议,针对美术专业科研管理方面的问题进行研究与分析,内容涉及科研量化指标体系的建设、科研质量鉴定、科研成果转化、学术规范及学术不端行为的惩戒等。会议提出学术规范与管理规范的界限不能混淆,要把科研成果的量化管理变成社会评价、学术评价、长期评价而非单位评价、工作评价、短期评价的结果;要对当下美术院校的学术成果评价进行全面的检讨和反思,努力实现从行政思维转向学术思维,从形式评价转向内涵评价等问题。同时,针对部分高校试行的科研成果统计方法进行近一步探讨。试图建立起一套分值换算的方法进行美术成果量化的评价体系。美术院校科研成果评价体系由统计表格、分值说明、参考目录三大部分组成,统计表格与分值说明中10个方面的内容依次对应。首先,教师可以按科研成果形式的分类在表中填写内容,填好后根据分值说明计算分值,最后得出当年获得科研成果的总分值。例如,体系中将教师参展分成四个等级,一级为国际大型展览或国家级展览;二、三级为全国美术家协会和各专业艺委会主办的展览;四级是各省市美协主办的艺术作品展。科研处根据四个展览等级,分别列出历年展览的具体名称和相应分值。教师在填表时,很快就能查找到参展级别与获得分值。科研成果分值量化管理以整年为一周期,其中设有最低分值:助教最低需获得8分;讲师最低需获得10分;副教授和教授最低需获得15分。三年为一个奖惩周期。这种分值量化的方法,不仅为美术院校中不同专业的横向比较提供了依据,也为全国高校美术专业的总体衡量带来了可能。这些方法的探讨无疑为高校美术专业科研管理的科学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高校的逻辑起点首先应是高水平的学术研究,因此,学术是高校的安身立命之本,那么学术管理也就成为高校发展建设的重要环节。科研管理无论采用何种运行方式,都应是保证和服从于学术研究及教学实践的。科学的管理方法对高校的长远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高校科研管理部门的工作包括了特定的研究涵义,也就是说,高校科研管理具有其自身研究的学术价值,针对美术专业教学科研的实际需求而开展的学术研究,制订教学科研总体发展规划和计划;面向美术专业科研管理者的实践业务和管理专业的培训方案,对科学合理地做好美术专业科研管理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 作者:范晓楠 单位:天津美术学院 美术理论论文:技校美术课堂管理论文 一、技校美术课堂管理存在的问题 1.学生问题行为较多,课堂秩序较为混乱 在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政策的推动下,技校学生数量逐年增加,学生来源也复杂多样,水平参差不齐,总体生源质量逐步下滑,给教学带来了很大压力。在美术课堂上,学生注意力不集中,自控力差,睡觉、聊天、喧哗、随意走动、恶作剧、玩手机等问题行为非常普遍,课堂纪律较为混乱,学生的声音经常盖过老师讲课的声音。老师总是不断加大音量,竭力维持课堂纪律,但效果不理想。课堂上很多时间浪费在维持纪律上。还有一类学生不吵不闹,但对学习没有兴趣。不听讲,也不按老师的要求去做。这些问题都影响了教学目标的完成。 2.学生缺乏合理的学习方法,合作意识不强 美术课经常要进行小组合作,有的学生能够积极参与,有的学生进行低效或无效的合作,还有的学生则袖手旁观。有的学生准备齐了美术工具和材料,有的学生没有准备,有的会向别人借用,有的又不愿意借,表现出许多不会合作、不愿合作的现象,同时一些学生学习兴趣不高,对作业也是敷衍了事。 3.教师的教学方法和课堂管理方式陈旧 面对学生在课堂上表现的各种问题,有的教师会不断停下讲课,花很多时间尽量维持课堂纪律,但影响了教学效率。有的教师有时在难以忍受的情况下会批评学生,甚至出现训斥学生的情况,这就造成了师生的对立。还有的教师为完成教学进度,只顾着对少数愿意学的学生讲完自己的教学内容,不理睬其他学生的问题行为。这些课堂管理的方式都不利于整体课堂教学效率的提高,不利于完成教学目标。 二、技校美术课堂管理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除了技校生源素质下滑等共性原因之外,美术课的特殊性也是美术课堂管理较难的原因之一。美术课需要准备许多工具和材料,有大量的动手实践,不仅要在教室上课,还要到户外写生,上美术理论和欣赏课时还需要到电教室上课。特别是老师在为学生个别示范、辅导和修改画时,难以顾及到其他学生。学生不带或少带美术工具所引起的说话、走动等行为也是影响课堂纪律的重要原因。课堂秩序的混乱现象也与教师在课堂管理方面的方法措施不力有密切的关系。 三、技校美术课堂管理的优化 1.优化美术课堂空间管理策略 优化美术课堂空间管理就是改革传统课堂的排座形式,采用有利于美术课堂教学的排座形式,比如雁阵模式。它在改善课堂学习气氛,大范围提高学生成绩,促进学生形成良好意志品质等方面有显著的效果,是被世界教学理论界公认的最成功的教学改革之一。具体做法是:每三个人一组,每组派一个专业最好的作为头雁坐在前面,身后左右两侧各坐一名普通学生,共形成十多个小组,充分发挥学生合作学习的作用,每个学期再根据学生的专业成绩适当调整位置,起到以点带面、承前启后的作用。同时,尽量避免问题行为多的学生坐在一起。 2.优化美术课堂的时间管理 由于学生之间差异较大,教师在给学生安排技能训练内容时要有充分的估计,要使所有学生都在几乎相同的时间内完成。所以可以对基础高低不同的学生分层布置难度不同的训练内容,做到不同层次的学生在整个教学时间段内都有事可做。 3.优化教师的课堂管理能力 教师是课堂管理的主体,要多学习课堂管理理论和策略,加强课堂管理的能力。课前要做好充分的准备,熟悉教学内容,分析学生情况,做到胸有成竹,处变不惊,应对自如。要建立课堂常规制度,让学生在制度的约束下逐步形成良好的习惯。培养良好的师生关系,对学生进行合理评价,一切从激励学生出发,让学生体验成功的喜悦,培养他们的学习兴趣。课堂管理是教师教学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做好课堂管理,才能把知识更好地传授给学生,才能使技校美术教学得以升华。 作者:熊伟 单位:江西工业技工学校 美术理论论文:美术院校科研管理论文 一、美术院校科研管理者心智的开发 美术院校科研管理首先应开发管理者的心智,树立服务的意识,用一颗本真之心为教师提供服务,从而摆脱权利的意识,建立起管理者与教师间的良好关系。彼得•圣吉曾提出著名管理理念:“三流管理者学管理知识,二流管理者学管理技巧,一流管理者修炼管理心智”。管理,其实就是管好人、理好事。管人常是管事的前提。那么,管人的关键在何处?在心灵。管好人的心灵,方能管好一切。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心的管理就是禅的管理。因为,禅宗又名心宗,讲究明心见性。所以说,佛法中的禅的智慧就是心的智慧,禅的管理就是心的管理。在中国历史上管理阶层和社会精英,从苏东坡到雍正,都非常重视禅宗。因此,将禅宗的智慧用于现代管理具有独特优势。 1.禅与艺术的密切关系 为何要在艺术院校的科研管理中引入“禅宗管理学”?那是因为禅与艺术自古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对艺术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禅,起源于印度。它是梵语“禅那”的简称,意为:“静虑思修。”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国的禅,起源于南印度的菩提达摩祖师。佛教传入中国后,从东晋南朝译读佛经开始消化佛学至释迦牟尼的佛教心法与中国文化精神结合而形成禅宗,佛教在中国一步步地完成了本土化,渐渐与中国的艺术水乳交融,为艺术带来新内容、新特点、新思路,成为构成文艺灵魂的因素之一。禅与艺术都强调个体心灵的自由,都重视心性,是对生命的自我意识的张扬。禅是看入本性的艺术;艺术是看入本性的禅。禅与艺术都是对人类本性的审美观照。禅宗在创作思想、审美情趣等深层文化心理结构方面,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艺术家。因此,在科研管理中引入“禅宗管理学”的方法,更能使管理与艺术家的创作有效契合。 2.禅在管理中的运用 如果说西方管理学以“术”见长,那么中国传统管理智慧则以“道”为尊。“道”是东方管理的精髓,属柔性管理,与西方的刚性管理有很大区别,其中最精髓的地方就是“觉悟”。中国的管理不靠制度约束也不靠奖金刺激,靠的就是觉悟。在现代管理中出现了禅宗管理学,又名管理禅,强调管理者要有一颗觉悟的心。“管理禅”不重视制度,讲究超越现实矛盾,追求心灵自由。它不废弃经教义理,但也不拘泥于制度管理,而是活泼地把握住禅的精神所在,弘扬一种创新、自信的积极生活态度。传说少林的僧人能喝酒吃肉,因为他们是为了护法,喝酒吃肉却不因酒肉而心动。所谓“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制度是要守,但最重要的是心中要有信念。反过来,如果一味靠制度,制度总是会有漏洞的,管理者又如何能自觉执行呢。禅与艺术创作的密切关系,使得许多艺术家在创作中通过静修来体悟禅悦从而创造出具有“禅趣”的艺术作品。因此,“管理禅”的理念和方法如能运用到美术院校的科研管理中,为艺术家更好地营造禅定的创作环境,必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管理禅”在美术院校科研管理中的运用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佛禅小故事更好地理解禅修的精髓:三伏天,禅院的草地枯黄了一大片。“快撒点草种子吧!好难看哪!”小和尚说。“等天凉了。”师父挥挥手,“随时!”。中秋,小和尚去播种。秋风起,草籽边撒边飘。“不好了!好多种子都被吹飞了。”小和尚喊。“吹走的多半是空的,撒下去也发不了芽。”师父说,“随性!”撒完种子,飞来几只小鸟啄食。 “种子都被鸟吃了!”小和尚着急。“没关系!种子多,吃不完!”师父说,“随遇!”半夜一阵骤雨,小和尚早晨冲进禅房:“好多草籽被雨冲走了!”“冲到哪儿,就在哪儿发!”师父说,“随缘!”一星期过去,光秃的地面长出许多草苗。小和尚高兴得拍手。师父点点头:“随喜!”这则小故事可以给美术院校科研管理者很好的启示。随时——面对高效快捷的社会发展及当代艺术复杂多变的现状。跟随教师创作状态和艺术作品发展规律之“时”,随时发现优秀成果,随时奖励,不要制定严格的成果奖惩周期,营造和谐创作氛围。随性——面对不同专业的艺术特点,顺应个性,不能实施“一刀切”的管理模式,应制定不同方案给予奖励及资助。随遇——教师的艺术创作经常是慢工出细活,然而面对职称评定中的硬指标,总会有很多不如意,作为管理者应及时引导教师沉下心来,做“随遇”者,不是不思进取,而是能够淡定从容地面对困难挫折,得之坦然,失之泰然。随缘——面对性格秉性迥异的教师,不苛求。美术院校的教师很多都个性极强,对学校管理制度常会有不满情绪,作为管理者应给予他们足够的理解。这些教师只是观点与想法不遵守规定,但对自身的创作研究却非常严谨。我们应首先审视管理规定的合理性,同时给予个别教师最大限度的自由。随喜——面对暂时无科研成绩的教师,管理工作不能急躁,管理者应静下心来“等一等”。 一个“随”字,参透美术院校科研管理的许多禅机。科研管理者不能急功近利,漠视规律。过早地提出过多管理条款,过度地逼迫教师出成绩,做一些“舍本逐末”的事情,无异于饮鸩止渴、缘木求鱼。教师的艺术创作,要经过“随时”的播种,“随性”的选择,“随遇”的淡定,“随缘”的生长,最后才能达到“随喜”的萌发。同样,一名管理者面对教师的研究创作,只有经过“随时”的服务,“随性”的遵循,“随遇”的超然,“随缘”的等待,才能享受到“随喜”之福。如果说,随时、随性、随遇、随缘、随喜是艺术创作的生命节拍,那么,随时、随性、随缘、随遇、随喜,就是美术院校科研管理者的管理节律。世界万物皆有规律,都有自己的缘法,都有各自的运行节拍。 三、总结 禅宗管理学中需要管理者进行心性的修炼,而人性中的心性往往是不明显、深藏的,需要一个有智慧的管理者来开发。拥有宽容、劝诫、智慧、引导能力的管理者会像一个禅师,掌控自我和教师心性的相通。这样的管理者会更好地在管理工作中激发教师最大的潜能,从而使个别教师的优秀变为“人人优秀”。现代管理学之父德鲁克曾言“所谓伟大的组织,就是让平凡人做出不平凡事情的地方。”当美术院校的管理者用本真之心为教师打造良好的创作环境时,就已开始走在打造伟大组织的路上了。 作者:范晓楠 单位:天津美术学院 美术理论论文:美术专业提升艺术理论素养思考 作者:张宽武 单位:郑州大学 作为一位从事高等院校美术教学的教师,我时常会为学生艺术理论知识的困乏而感到疑惑和惊讶。之所以会疑惑,是因为在我看来,作为一名接受高等美术教育的学生,不但要画得好,而且要对中国古代、近现代以及西方的绘画思想、理论、流派等都要有一个较为系统的了解;而令我惊讶的是,目前许多学生大都片面地认为只要把画画好,那些理论知识都是一些玄之又玄的空话和套话而不愿花大力气学习。其实,凡是正在从事美术教学和研究的工作者都会对这种疑惑和惊讶深有感触,也会对这种现状深感忧虑。尤其是近年来随着高等院校美术专业的招生规模的扩大,此类问题愈加令人担忧。倘若任其发展,不对其进行认真分析和思考并找出对策,那么在未来的发展中势必会造成中国整体美术教育质量的降低,对中国美术的未来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一、高等院校美术专业学生理论素养低的原因 具体来说,高等院校美术专业学生理论素养低,既有学生自身的原因,也与社会、学校教育和教师素质有极大关联。 首先,学生对绘画缺乏全面认识和真正兴趣,重技法轻理论。有一些学美术的学生并不是一开始就对美术产生了浓厚兴趣,由于语文、英语、数学等分数低、基础差就转而学习美术,考美术只是一种临时的决定而非发自内心的兴趣与喜爱。此外,美术类高考招生对文化课成绩的要求较之其他专业相对要低,而近几年高校的扩招,对学生的文化课成绩的要求又比以前更低。等这些学生考上大学以后,由于本身文化程度偏低,再加上对自己的学习缺乏明确的目标,在专业学习时还一味看重自己所赖此考上大学的专业技能技巧的训练,以为只要画得好、画得像就等于学好了绘画。在思想认识上,对自己绘画技法和创作水平的提高很容易满足,觉得理论枯燥、抽象、乏味而忽略了对艺术理论的学习,致使自身对艺术的精神境界和内在本质认识不够,最终制约其创作实践水平的提高。因而,有识之士大声疾呼:“目前,美术教育中最大问题是不注意人的智能、想像力以及美术思想和社会意识方面的充实启发,更忘记了美术是人的事,必须培养出生动活泼的人,才有生动活泼作品……因之,当代美术教育,以技术培训为主,无论从培养画家,还是提高整个国民素质而言,皆不可取。”这确实值得我们认真加以反思和总结。 其次,高校美术教育思想和观念陈旧,专业与课程建设缺乏理论深度,缺乏自由开放的精神和艺术创新意识。目前,许多高等院校美术系在教学安排上主观随意性很大,理论课与实践课的课时比例严重失调,无视“因材施教”的传统教育理念,较少考虑各类学生的实际需求,没有从根本上对美术课程体系进行有步骤、有特色的深入研究,没有正确处理好美术课程与其他人文课程的关系,使得学生的艺术敏感度和对艺术理论能力的掌握都受到限制。 再次,高校美术教师重创作指导而轻理论引导,且自身理论素养有待进一步提高。由于受当前商业大潮的冲击和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有一些教师往往急功近利,缺乏敬业精神和教学责任感,重视对学生绘画技法的指导而忽略绘画理论的学习,不注重借鉴相邻学科的知识,视野狭窄,见识短浅,偏重一些实用性较强的知识而不注重对自身教学理念、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的革新。长此以往,无疑会给美术专业学生理论素养的提高产生消极影响。 二、高等院校美术专业学生提高理论素养的意义 爱因斯坦在《培养独立思考的教育》一文中指出“用专业知识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鲜明的辨别力”。从中,我们可以解读出完善专业教育的必要性,看到教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而且可以解读出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意义。应用在高等院校美术教育中,那就是要把美术专业教育完整化,不但要学习专业技能,而且要加大理论学习的力度和强度,要求我们所有的美术教师要用心和学生进行沟通交流,把理论学习提升到一个与技法学习同等重要的高度。因为,优秀的艺术理论是无数画家和画论家长期实践的结晶,是绘画艺术发展的航灯,使画家和观众能够在理论的指引下找到自身评判艺术的标准和方位。正如陈传席在论及傅抱石的绘画成功原因时所进行的深情、合理的论述:“他绘画之成功……其中有一点要注意,就是他精通美术史”,“古今第一流大画家没有不通美术史的……。艺术固然是以技术为基础的,但却不是以表现技术为目的,技术不过是表达画家性情的一种工具,而且这种工具还要靠人的知识修养去控制……最重要的是,美术史作为学术能丰富人的精神,充实人的心胸,提高人的品质,增益人的学问”。其中深意振聋发聩,需要每一位有志于在绘画方面有所建树的学生细细咀嚼和玩味,以期对自己有所启示。理论永远是先行的,不论它是合理的,还是有失偏颇的,它都会对现实的艺术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可以说,美术界每一次大的浪潮都是由美术理论思想和观念的变革而引起的。当前诸如“中国画已经走入了穷途末路”、“中国画面临走向死亡的必然命运”、“中国画之墙非倒不可”的争论便是明证。由此,不重视理论的学习就会使我们迷失艺术的发展方向,就会使我们在当代艺术多元发展的进程中患上“失语症”,进而影响艺术技法的提高和改进。中国画何去何从的问题归根结底要寄希望于绘画思想和理论的创新。因此,我们当前迫切需要真正有价值的学术性的理论研究来引领,迫切需要高等院校重视对绘画理论人才的培养,迫切需要学生重视对艺术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以期在将来担当起开拓绘画理论话语空间、培养绘画人才的历史重任。 三、当下高等院校美术专业学生提高理论素养的对策 第一,美术教学和招生要有当下意识,注重学生全面知识的学习。当前几乎所有的美术教育在招生、教学上都是重视素描、速写、色彩等必需的专业训练,而忽略对学生全面知识的讲授,强调工匠式的教学而不是培养具有专业素养的画家,进校后仍然整齐划一地重复着这样的训练,使得我国美术专业的学生只是拥有几本画册和美术专业书籍的技术型学生。与此相比,“西方的美术系学生美术专业的学分只占40%,文史方面的学分占40%,还有20%要到数理化等学科中去选。这就是说他们注意培养有全面知识的人才而不是培养工匠。”更亟待解决的是,我国美术专业的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冷漠和对绘画技法的过度关注令人担忧,我们必须要从根源和制度上改变当前高等院校美术专业的教学和招生,把当下意识贯穿其中,与时俱进,积极地融入活生生的社会现实。#p#分页标题#e# 第二,提高思想认识,开展多种形式,把专业技能学习与理论学习相结合。高校美术院系应该大胆革新教育理念,合理平衡美术技能课与理论课的课时比例,正确认识理论素养的提高对于学生、学校、社会的重要影响和巨大作用,从教育体制到教育体系上给理论学习以准确定位。学校、院系可以通过多种形式有效开展理论学习,邀请校外真正具有高超理论素养的专家和学者到校开设讲座,变抽象为生动,提高学生学习理论、研究理论、创新理论的兴趣。 第三,抓好美术课堂教学,不断强化理论学习。课堂教学是加强对学生理论学习的重要平台和直接途径。艺术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应该穿插到美术专业各科教学之中,要特别强调在专业课中渗透理论研究,挖掘专业课的理论深度和内涵。在学生绘画过程中,教师就要有意识的培养学生的思维和表达方式的独特性。因为美术创作所要求的形象思维、直觉、灵感以及创造力等都可以在理论知识的讲授中得到体现。尤其是在讲授美术史论与美术鉴赏的过程中,教师应着力引导学生分析美术作品背后所蕴含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意味,把重点落实到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自由开放的精神和艺术创新意识上来。 第四,不断完善美术教师的人格魅力和理论素养,激发学生提高理论素养的自觉性。教师的人格魅力,对于学生的专业学习有着特殊的意义。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认为:“只有人格才能影响人格的形成和发展,只有性格才能形成性格。”教师的人格具有崇高的价值,对学生具有巨大的感召力、凝聚力和渗透力,因而所有美术教师要明确自己在学生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处于主导地位,教学内容能否跟上时代的步伐,教学理念、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是否先进,关键在于教师的素质和责任感。由于理论本身具有抽象、枯燥的特点,这就要求高校美术院系的教师要有深厚、扎实的理论功底,能在教书育人的同时,拓展思路,迸发创造灵感,以生动、具象的语言把美术理论和美术作品中所反映出的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不同民族的绘画艺术以及画家的生活、经历、特点讲授给学生,启发学生思考,激发学生提高理论素养的自觉性。 第五,以优秀的绘画理论和优秀艺术家的事迹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无论是中国古代画论、中国近现代画论,还是西方画论,其精华都能给我们当下的绘画创作以高屋建瓴的指导和启发,例如魏晋时期顾恺之的“传神论”和谢赫的“六法”等。此外,古今中外所有优秀艺术家的事迹都会给学生直观、亲切的感受,使其见其文字、画作而想见其为人,不觉中深受感染,陶醉于艺术的愉悦之中。提高高校美术专业学生的理论素养迫在眉睫,它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学校、教师、学生的多方努力,需要我们开动脑筋,积极思考和解决这些问题,化解困扰当下阻碍高校美术发展的种种矛盾,推动我国高校美术教育的良性发展。 美术理论论文:高校美术教育心理学创造性理论 本文作者:李文奎 单位:枣庄学院美术与艺术设计学院副教授 地方高等学校的美术专业,经过十多年的增设和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办学规模。本文尝试从教育心理学层面探讨当下地方高校之美术教学活动中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 一、激发学生的心理动机 众所周知,高校美术教育是一种带有强烈情感因素的教学活动,需要心理动机的参与。学生如果处在被动的地位,绘画对象和教学过程没有激发出其积极的情感动力,就很难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学起来也就自然缺少热情了,产生厌学之感也就在所难免。教师在教学中如果不能有效激发学生的心理动机,教学的效率会大打折扣。心理学研究表明,兴趣产生的生理动机,是由于人的大脑存在一种“定向反射”的机制。定向反射是个体回答外界刺激物作用的基本反射活动之一,也是人们感知活动的最初基础。拿绘画而言,人的大脑有一个叫做“皮层”的部分,当人通过视觉感知绘画对象时,视知觉神经就把空间、形状、色彩等信息,作为一种刺激信号传送到大脑皮层,在这种持续刺激作用下,相应的神经中枢就发生相当稳定的兴奋中心,形成优势兴奋中心,这个中心便立即使学生的心理活动能够在一定时间内集中在某个特定的对象上面,从而建立起学习的兴趣。兴趣的生理动机与优势兴奋中心的关联紧密,优势兴奋中心的形成容易,消失也迅速;如果外在的刺激信号减弱,优势兴奋中心也便消失;兴趣也随之消退下来。在美术教学活动中,如何建立和保持这种兴趣的心理动机呢?一方面作为训练对象本身的石膏、静物、人物、风景等要具有一定强度的刺激性。绘画的对象如果不能使学生产生浓厚的兴趣,尽管在课堂上学生可以硬着头皮去画,但无法建立心理动机,产生不了兴趣,教学效果可想而知。倘若绘画对象(客体)有了一定强度刺激,触发了学生(主体)的兴趣,主体就容易建立起心理动机。心理动机持续越长,兴趣维持得越持久,学生的学习效能性就越好。另一方面,要充分释放学生主观上的表现意识。长期以来,在地方高校的美术教育活动中,有的教师不注意采用恰当的教学方式方法,无意中压制了学生艺术表现的主观意向,使学生处于心理动机的压抑状态,当然也就不能使兴趣成为艺术创作的动因。教师要给学生更多自由的思考和表达的空间,使之依靠积极的心理动机有效地调节学习活动。 二、打破学生的思维定式 思维定式这个问题颇为复杂,涉及深层的心理学问题—思维。美术教育离不开思维的参与,比如静物课,要把静物准确地再现在画纸上,就需要综合运用多种思维。学生经过反复练习之后,思维便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这种模式一旦形成,在开始下一幅作业时,虽然面对新的绘画对象,但其心理活动仍会沿着以前的模式支配自己的观察和表现,这种心理活动就属于思维定式。思维定式是人们从事某项活动的一种心理准备状态,也是人们长期形成的一种习惯思维方向。具体来说就是人们在长期的思维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思维条件反射,或者说是一种固定的思维方式。思维定式有其积极的一面,能帮助学生形成一定的观察方法和表现技法,但是也有很明显的负面影响。比如有的画家其作品风格数十年如一日,除了绘画对象不同之外,线条、色彩、构图等艺术语言都是万变不离其宗,这实质上都是受到思维定式影响的结果。同样这种消极的思维定式也会给教学带来不利的影响。有时候一门课程教授下来,学生的习作和老师的风格相近甚至完全相同,学生的个性和创新性受到了很大制约。科学的思维模式是绘画活动的保证,要想运用科学思维方式,就要先打破思维定式。在教学活动中,一方面教师在自己的创作和教学活动中要努力克服思维定式的束缚,做好示范;另一方面要帮助学生及时发现和纠正其在绘画过程表现出来的思维定式,养成创造性思维模式。 三、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在美术教学活动中,心理训练的主要目标在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创造性思维是高等美术教育的内在要求,也是高等学校美术专业培养目标的灵魂。这是因为艺术创作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有了创造性思维才能有艺术创造力,有了艺术创造力才能产生优秀作品。创造性思维是推进艺术向前发展的动力与源泉,比如徐渭、郑燮、齐白石、吴冠中、凡•高、毕加索、高迪等艺术大师,正是由于他们的独特的创造力,才为人类留下了开艺术新风的佳作。脱离了创造性,艺术将会失去生命力;缺乏创造性思维,艺术家也将会停滞不前。当前教学体系中的基础课程往往缺少对学生创造性思维的训练,仅仅要求学生将对象真实地再现出来为教学目的。而带有思维性训练的创作课在体系中所占比例非常小,有些教师缺乏进行创造性思维的训练意识和方法,以至于在创作课上,学生只是把一些素材生硬地搬到一起,而不能把自己的创造性思维贯穿于艺术创作活动中,这样创造出来的作品缺乏鲜活的艺术生命力,很难称之为有个性的创作。在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教学活动中,教师需要起到主导作用,要充分运用心理学的知识,形成一套科学、系统的训练方法。创造性思维是渗透于绘画始终的,从基础课就要开始将创造性思维潜移默化地渗透其中,要注意引导学生运用创造性思维来感知对象、表现对象和调控心理。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还需要在教学中激发学生的艺术个性,尽可能地培养学生的自我意识和想象力,鼓励他们大胆地去创造。在绘画过程中要激发学生对绘画对象产生独特感受,培养学生的敏锐观察力,促使学生形成个性鲜明的艺术表现语言。要积极鼓励学生敢于超越自己,超越他人,超越过去,逐步发展出创造性思维能力。 总之,美术专业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是可以通过有意识培养获得的,关键在于美术教育者能否积极地去引导和采用恰当的方法帮助学生养成创造性思维。结语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方高等美术教育还存在许多有待完善之处,还在寻求一种更符合学生学习心理的教学形式。本文从教育心理这一层面,结合教学实践,从心理动机、思维定式和创造性思维三个方面对地方高校美术教学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以期在课程结构改革、教学方法优化等方面提出创见,进而建立一种在充分观照学生学习心理基础上将技术训练和心理训练有机结合的、循序渐进的教学模式。希望与地方高校的美术同仁一起致力于探索美术教学新模式,全面提高高等美术教育质量,培养出更多的优秀美术人才。
政治哲学论文:论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政治哲学意蕴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马克思从哲学和制度层面推进了黑格尔的现代性批判事业,提出以对象性活动的主体代替绝对精神主体,以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取代伦理国家在纯思想层面对矛盾的调和,其现代性批判思想达至一个崭新的高度。这一批判的同时也展现了马克思批判近代自由主义的丰富政治哲学意蕴。 一、主体性的生成与现代性批判的出场 “个人自我意识的理性主体”是现代性的基本原则,“一般说来,现代世界是以主观性的自由为其原则的,这就是说,存在于精神整体中的一切本质的方面,都在发展过程中达到它们的权利的”。这一原则体现了前现代世界与现代世界的根本差异。在前现代世界,人们常常“把自己看成一个较大秩序的一部分。在某种情况下,这是个宇宙秩序,一个‘伟大的存在之链’,人类在自己的位置上与天使、天体和我们的世人同侪共舞”。因此,人自降生起便在社会世界中有了一个确定不变的位置。现代主体通过怀疑这些秩序,切断获得安全感的始发纽带,赢得了自我意识内在的理性独立性和自由。“在现代,宗教生活、国家和社会,以及科学、道德和艺术等都体现了主体性原则。它们在哲学中表现为这样一种结构,即笛卡尔‘我思故我在’中的抽象主体性和康德哲学中绝对的自我意识。这里涉及到认知主体的自我关联结构;为了像在一幅镜像中一样,即‘通过思辨’把握自身,主体反躬自问,并且把自己当作客体。”在现代社会,主体性原则及其内在自我意识的结构由此构成现代社会的规范源泉。 主体性原则的确立,代表了人类理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意味着西方文化的改弦更张,人的自由、价值和尊严开始得到有效辩护和论证。但与此同时,它也带来危机和挑战。从哲学史上看,“黑格尔是使现代脱离外在于它的历史的规范影响这个过程并升格为哲学问题的第一人。”主体性原则不仅造成自然与精神、感性与知性、知性与理性、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判断力与想象力、自我与非我、有限与无限、知识与信仰等在哲学上的对峙,而且它本身就体现为对象性逻辑的统治一体化原则。在黑格尔看来,出现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于启蒙时代错误地把知性反思放在理性的位置上,建构了一个虚假的“理性偶像”,进而将有限上升为绝对。反思哲学的无限实际上是由知性设定的,是一种否定有限的恶无限。为了能够“保存分离的成果、自由的理性意识,与此同时恢复统一,即恢复与自然、社会、上帝和命运的统一”,黑格尔提出用“理性”取代“知性”。在他看来,哲学是理性的事业,只有理性才能完成现代性自我确证的要求,才能替代宗教成为现代社会一体化的力量之源。“理性的使命就是使对立实现和谐,并在一个真正的统一体中扬弃对立。理性使命的实现,同时就意味着重建人的社会关系中所丧失的统一体。”可见,黑格尔不仅积极评价了近代哲学确立的理性自我意识的权能,与此同时,他也清醒地认识到现代性带来的人的自我分裂,社会一体化力量的匮乏,并力求用理性、精神完成现代性自我确证的要求,克服主客对立。 在制度层面上,黑格尔指出,近代市民社会体现了“知性反思”原则。它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作为特殊的人”本身是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这个原则同时也是近代国家原则,近代国家的方方面面都体现了这个原则。在古代国家,主观目的与国家的意志完全一致,特殊性还没有解除普遍性的束缚而获得自由。其二,“普遍性的形式”是人与人之间发生关系的中介。每个人通过他人的中介才能达到其目的,并且在满足他人福利的同时,满足自己的正当需求。特殊目的通过与他人的关系取得了普遍性的形式,但这一形式只是抽象的知性形式,无法解决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分离。“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同样,市民社会也是私人利益跟特殊公共事务冲突的舞台,并且是它们二者跟国家的最高观点和制度冲突的舞台。” 如何超越这种状况?如何取得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和解?教育(包括理论教育和实践教育)、警察和同业公会及海外殖民都是调节特殊性与普遍性冲突的形式,但在黑格尔看来,它们最终都局限于有限的目的。真正能克服这一弊端的途径在于市民社会自身的辩证运动中,它会自我否定、自我扬弃而过渡到伦理国家。黑格尔的国家观究竟是保守的,或是自由主义的,或是革命的,或是极权主义的,这是人们争论最多、误解最多的领域之一。严格说来,黑格尔的国家指的是伦理国家、有机国家,与古希腊实体性的伦理国家和近代契约国家相区分,这并不是一句简单的标签所能概括的。 首先,黑格尔不赞同近代契约论的国家观。他始终认为,一个人的自我意识,绝不可能最初作为一个个人而获得,它只有作为从一个人的最初环境为起点的区分过程的结果才可能出现。而“个人权利”这一市民社会话语,只有在家庭开始解体的时候才出现。个人、个人权利不可能先于社会而存在,社会也不是个人简单的集合体。国家是社团(‘associations)的联合,而不是个人的联合。其次,黑格尔反对将国家和市民社会混淆起来,把国家的使命仅仅看作是保证和保护所有权和个人自由的工具,把单个人本身的利益看作这些人结合的最终目的。最后,黑格尔反对将国家的各环节机械地割裂开来,国家应被理解为一个辩证统一的有机体整体,各环节既同一,又相区分。 因此,黑格尔的国家是伦理实体,但同时又是主体,是实体与主体的统一,也是特殊与普遍的统一。“现代国家的原则具有这样的一种惊人的力量和深度,即它使主观性的原则完美起来,成为独立的个人特殊性的极端,而同时又使它回复到实体性的统一,于是在主观性的原则中保存着这个统一。”这样一种国家是具体自由的现实,是政治共同体和个人自我表现的完美统一体,“但具体自由在于,个人的单一性及其特殊利益不但获得它们的完全发展,以及它们的权利获得明白承认(如在家庭和市民社会中那样),而且一方面通过自身过渡到普遍物的利益,他方面它们认识和希求普遍物,甚至承认普遍物作为它们自己实体性的精神,并把普遍物作为它们的最终目的而进行活动”。 黑格尔通过对市民社会的研究,试图在政治制度层面上诉诸于伦理国家来解决市民社会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分裂。这是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最为系统的批判。因此,“他的政治思想不仅构成自由主义批判的持久资源,也成为自由主义内部修正、自我批判的重要资源。19世纪后期社会自由主义的修正,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自由主义的重建,直至自由主义在当代复兴过程中,黑格尔政治思想一直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通过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黑格尔不仅深刻认识到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对于人成长的必要性,认识到复兴古希腊政治理想的虚妄性及现代社会主体性原则的巨大意义,而且也洞察到主体性所带来的种种弊病,并努力从哲学原则和制度批判层面探寻社会和谐发展的可能路径,成为最早辩证对待现代性的思想家。不过,作为整个西方理论哲学传统的“代言人”和近代思辨形而上学集大成者,黑格尔并没有真正克服“断言的天真”、“反思的天真”、“概念的天真”。因此,仅仅停留在近性主义传统内部,想在主体性原则内部来克服主体性很难取得成功。另一方面,“或许能这样说,黑格尔试图统一古代与现代、异教的主人和基督教的奴隶、古代的武士与现代的劳动者 、以公民献身精神为基础的城邦和以私人利益的满足为基础的社会,但他努力的结果与其说实现了这种统一,不如说留下了两极之间的紧张关系或一种不稳定的平衡。”黑格尔努力追求的古代与现代的调和,实质上牺牲了现代性。在黑格尔之后,“寻求如何在保留‘个人主体性’的积极成果的同时,克服‘个人主体性’与‘社会共同体’分裂的途径,便成为现当代哲学发展的重大脉络之一。”马克思在《手稿》中对此作出了富有成效的思考和推进。 二、对象化活动原则的提出与马克思哲学主体性的变革 在黑格尔看来,由于康德从单一的自我意识这一预设的前提出发,没有考察自我意识何以可能的问题,主体性在康德那里归根到底是抽象的、形式的,缺少鲜活的内容。“自我意识的本质”指的是真实的、普遍的自我意识,即一个自我意识对一个自我意识。从真实的自我意识出发,黑格尔提出了自己的“精神”之学。“精神是这样的绝对的实体,它在它的对立面之充分的自由和独立中,亦即在互相差异、各个独立存在的自我意识里,作为它们的统一而存在:我就是我们,而我们就是我。” 要成为真实的自我意识,不仅仅意味着单一的自我意识不能作为哲学的最初出发点,而且意味着它只有进入社会历史中才能实现自身。在黑格尔看来,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是精神不断克服自我分裂、自我异化而自我实现的历程,也是精神不断怀疑自身、否定自身而趋向自由的历史进程。在黑格尔看来,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因此,绝对精神不再是僵死的实体,而是活的实体,它能建立自身的运动,自己是自己的中介并最终扬弃历史回归自己。 马克思在《手稿》中积极评价了黑格尔的主体性思想,指出:“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这体现了《精神现象学》最后成果——否定性辩证法——的伟大,但黑格尔的主体性思想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它并没有真正解决近代主体性的弊病。 首先,人的自我产生过程必须要有一个承担者、主体,但主体知道自己是绝对自我意识的主体,即神或绝对精神,它是作为结果登场的。现实的人和自然界不过是其“谓语”和“象征”,因此,“主语和谓语之间的关系被绝对地相互颠倒了:这就是神秘的主体一客体,或笼罩在客体上的主体性,作为过程的绝对主体,作为使自身外化并且从这种外化返回到自身的、但同时又把外化收回到自身的主体,以及作为这一过程的主体;这就是在自身内部的纯粹的、不停息的圆圈。” 其次,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劳动,而逻辑学是精神的“货币”,因此,精神的真正形式是“思维着的精神,逻辑的、思辨的精神”。在黑格尔看来,语言是思想的产物,只能表示共同的意谓,凡是语言所说出的都具有普遍性,普遍概念包含着事物的价值,亦即“本质、内在实质、真理”。尽管他强调哲学思考要回到事物的“具体概念”,要把握具体内容,但他的逻辑学仅仅处理本身已是“一种概念的特殊性”。因此,自我对象化的内容丰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具体活动就成为“抽象的无内容的形式”。 最后,黑格尔认为,人的本质一自我意识,人的本质的全部异化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异化。因此,“对于人的已成为对象而且是异己对象的本质力量的占有,首先不过是那种在意识中、在纯思维中即在抽象中发生的占有,是对这些作为思想和思想运动的对象的占有。”这暴露出黑格尔思想中的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非批判的唯心主义。不仅如此,在黑格尔看来,重新占有人的异化了的对象性本质还具有扬弃对象性的意义,人被看成非对象性的存在物,而“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 在马克思之前,费尔巴哈最早以感性的对象性原理来对抗黑格尔的“醉熏熏的思辨”。在他看来,主体存在的现实性乃在于对象性,它被概括在两个命题中:(1)没有了对象,主体就成了无;(2)主体必然与其发生关系的那个对象,不外是这个主体固有而又客观的本质。但由于费尔巴哈错失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内容,最终陷入抽象的感性直观之中难以自拔,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费尔巴哈没有真正离开过黑格尔哲学的“基地”,没有走出近代主体性的困境。 马克思认为:“当现实的、有形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这种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而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对象性的存在物是进行对象性活动的,而只要它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对象性的东西,它就不能进行对象性的活动。它所以能创造或设定对象,只是因为它本身是被对象所设定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因此,并不是它在设定这一行动中从自己的‘纯粹的活动’转而创造对象,而是它的对象性的产物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动。” [字体:大 中 小] 基于此,我们能够毫无例外地发现: 其一,人是作为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而被视为主体的,也就是说“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人之外的这些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本质力量不可缺少的重要对象。如果一个存在物没有对象性的关系,它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对象性的存在物,就不能同自然界打交道。“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一种非现实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想象出来的存在物,是抽象的东西。”因此,人的主体性首先是人的对象性本质力量的主体性,人的激情、热情确证了这一点。 其二,人不仅仅作为对象性存在物而存在,对象性存在物进行的是能动的对象性活动。“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因此,“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就此说来,人的主体性不会是意识在其纯粹活动的内在性中做出设计,然后转向对象之创造,而是人自身本质力量的自我肯定,表现为人在自己的生命活动中设定对象又必然与之共为一体的发展过程。 至此,人作为主体及其主体性,在马克思的哲学境域中得到了切近的领悟。马克思的洞见在于,人的主体性赖以存在的根基乃是人的对象性活动,人的主体性只能从感性活动或实践方面去领会。这种对黑格尔主体性思想的批判,既是对现代性的犀利批判,也是对自由主义哲学基础的有力批判。 三、市民社会批判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规范向度 在克罗茨纳赫时期,马克思退守书房,广泛阅读了近代政治学、历史学的经典文献,并系统研究了黑格尔的政治哲学,开始揭露“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政治哲学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分析了近代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和矛盾,但黑格尔只是假定个人与国家之间存在利益一致性,满足于从表面上解决矛盾,但马克思认为,“在市民社会中以及贯穿整个市民社会最重要的因素是私有财产。因此,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以及先于市民社会的私有制决定国家”。尽管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讨论了私有财产的各个方面,但他“是在人类需求的语境下理解它的法律重要性,没有抓住它在市民社会中起着驱动力的深层作用”,马克思的贡献在于“把黑格尔局限于法权的私有财产分析扩展到社会经济领域”。 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指出,保护私有财产的自由是政治解放的结果。政治解放确立了人权,但“任何一种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主义的人,没有超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把人和社会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是对他们财产和利己主义个人的保护”。因此,政治解放是市民社会中一部分人的解放。尽管政治解放是一大历史进步,但这种解放是把大多数无 产者排除在外、剥夺大多数人自由的解放,是市民社会中一部分阶级的解放。自由这一人权是狭隘的、局限于自身的分隔权利,它还不是一般人解放的最后形式。马克思追求的是彻底的人类解放,要实现这点需要“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的问题不仅仅在于他只是满足于表面上解决市民社会问题,而且在于他没有真正突破政治解放的局限性。国家实质上是“虚幻的共同体”,在根本上代表的是市民社会中“私人”即资产者的特殊利益。 在《手稿》中,马克思通过研究英国古典国民经济学指出:“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作为自为地存在着的活动、作为主体、作为个人的私有财产,就是劳动”,国民经济学家能够“认出财富的普遍本质,并因此把具有完全绝对性即抽象性的劳动提高为原则,是一个必要的进步”。虽然国民经济学从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出发,但它没有给劳动提供任何东西,而是给私有财产提高了一切。由此可见,“以劳动为原则的国民经济学表面上承认人,毋宁说,不过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而已”。 在马克思之前,黑格尔曾在研究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充分肯定了劳动原则的积极价值,但黑格尔“只看到劳动的积极方面”。这并不是意味着黑格尔没有注意到现代劳动带来的问题,即使马克思没有读到他早期的手稿,但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指出,劳动分工在带来技术进步和生产增加的同时,也带来了劳动本身的异化,突出体现为现代生产中机器代替了人的劳动;随着劳动的普遍化和与之相联的社会关系普遍化,“一方面财富的积累增长了,因为这两重普遍化可以产生最大利润;另一方面,特殊劳动的细分和局限性,从而束缚于这种劳动的阶级的依赖性和匮乏,也愈益增长”。因此,马克思不可能不注意到黑格尔的上述论述,但他认为,黑格尔劳动观的真正局限性在于他仍然“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未能真正展开对私有财产的批判,未能超越古典经济学的视域。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黑格尔只注意到劳动的消极方面。当然,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认为生命权高于财产权,生命的价值高于财产的价值;认为对于更高的目标国家来说,无论财产权和生命权都可放弃。可见,黑格尔批判了被神圣化了的私有财产,从而自觉地同古典经济学保持了一定距离,但是他并没有否定一般的私有财产。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依赖于私有制或者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其实质是异化劳动的结果。换言之,工人性质的人是私有财产的最终来源,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客观后果。“这种物质的、直接感性的私有财产,是异化了的人的生命的物质的、感性的表现。”因此,共产主义扬弃异化劳动,也就意味着要扬弃市民社会的私有财产,让其成为人的财产,为每一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服务,而不是成为主宰人的异己力量,“不难看到,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在马克思看来,要扬弃私有财产的思想,有思想上的共产主义就够了,而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里所说的社会是指超越市民社会的“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因此,“马克思的‘社会’并非一个社会学或政治学的价值中立的概念,而是一个对‘自由何以可能,与‘我们究竟希望什么’作出明确回答的规范性和价值性的概念,它所指向的是‘合乎人性’的、人的自由得到真正实现的社会政治制度”。它表达了马克思旨在通过“社会政治制度规范模式”解决现代性中心问题,即个人主体性与社会共同体的分裂的努力和希望。 马克思在表达这一社会理想时,有时采用了费尔巴哈“类”概念,后者也强调要重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但实际上,在《手稿》中,马克思对“社会”、“类”概念的理解已经完全不同于费尔巴哈,因为马克思是从分析“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入手来解决劳动异化问题。在他看来,只有在扬弃“市民社会”的基础上,才会生成新的合乎人性的社会。在这个意义上,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只是达到对市民社会的直观,没有提出改造市民社会的新任务。这再次提示我们,如果马克思没有完成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的批判,他是不可能真正克服其现代性批判的局限性。 在《手稿》中,马克思从哲学原则和制度层面对现代性展开了双重批判,它不仅推进了黑格尔的现代性批判事业,而且也展现了马克思对近代自由主义批判的丰富政治哲学意蕴。这一批判尽管还未完成,但它已经预示马克思政治哲学致思的新方向 政治哲学论文:政治哲学中的平等观探索 自然天赋本身虽然被第一原则所保证,但天赋的分配应该具有公共性,因为人是群居动物,具有类本质,每个人都处于社会合作体系中,个人身体的成长、智力的开发都受小到家庭大到社会环境的影响。离开社会合作体系,人们将举步维艰,而个人天赋作为集体的结晶则散布在人们中间,因此,对自然天赋的分配理应赋予公共性。社会的链式联系是差别原则的另一个立论基础。罗尔斯假设了社会基本结构的合作状态,并用“贡献曲线”假定了社会合作的互利性。在链式结构中,人们被划分为处于不同地位的阶层,由于社会合作,他们的利益处于链式联系中,各个阶层在相互合作中共同促进利益的增加。在这个紧密相连的链条中,处于有利地位的阶层从一开始就比处于不利地位的阶层更容易获得利益,有更好的生活前景。那么用什么为这种最初的“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辩护呢?只有让不平等有利于最少受惠者,通过制度调节使最少受惠者获得最大利益才能解释其合理性。社会处于链式联系中,在平等条件下,处于有利地位的人比处于不利地位的人有更大的优势,当最有利者获利时,最不利者未必获利。但政策向最少受惠者倾斜后,处于链式联系中的中等条件者和上等条件者由于自身的优势依然会获得利益,于是社会的所有阶层都会获利。2.差别原则的三个平等倾向罗尔斯概括了差别原则体现的三个平等倾向,即补偿性、互惠性和博爱性。首先,补偿性是对弱者的补偿,以拉近强弱之间的距离。它改变了社会基本结构的功利主义目标,使整个制度不再热衷于效率优先和精英治国,而更多地惠顾不利者,寻求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使社会的整体目标体现平等。其次,差别原则是一种互惠原则。这里的互惠性是指社会结构中各阶层之间具有互惠互利的倾向。互惠的理由发轫于社会合作体系,每一个人都处于社会合作体系的链条中,差别原则为合作体系提供了一个自愿的平台,公平正义原则满足了人们天然的公平感,不同阶层的人们在自我感觉平等的前提下才愿意加入该体系。第三,差别原则用平等的维度解释了博爱原则。罗尔斯认为:“博爱的理想被认为是想在一个较大的社会成员之间建立那种不现实的联系带……看来,我们最确信是正义的那些制度和政策满足了博爱的要求,至少是在它们所允许的不平等有助于较不利者的福利的意义上。”[2]106博爱所惠及的对象应该是所有社会成员,但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最少受惠者是博爱之光最难照耀的地方,他们缺少改善生活的手段,需要社会制度的倾斜。差别原则满足了博爱的要求,它的立足点是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博爱有了理论支撑点而摆脱空泛的道德空谈。因此,差别原则是对博爱的一种解释,体现了平等倾向。 平等的划分与实现顺序 罗尔斯的正义原则体现了平等的不同倾向,其中把正义原则放在词典式序列中体现了他对实现平等路径的独特思考。平等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当代美国法哲学家博登海默认为:“平等乃是一个具有多种不同含义的多形概念。它所指的对象可以是政治参与的权利、收入分配的制度,也可以是不得势的群体的社会地位和法律地位。它的范围涉及法律待遇的平等、机会的平等和人类基本需要的平等。”[3]用不同角度观察平等,其含义不尽相同,按领域可划分为政治平等、社会平等、经济平等;按范畴可划分为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按程度可划分为绝对平等和相对平等。平等的评价标准也可以分为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 (一)政治平等、社会平等和经济平等平等的最基本分类是按领域划分的政治平等、社会平等和经济平等。政治平等是人们平等地享有一切政治权利,它是人类迈向现代文明的关键一步。它优先于其他平等,政治平等大抵相当于罗尔斯第一正义原则。第一原则优先于后面的原则,并进行词典式排列。所谓社会平等是指机会的平等,相当于罗尔斯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这种平等排除了出身、性别、宗教的差异,强调人在社会生活中拥有公平的机会,它的范围遍及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如果政治平等是宪法确认的硬性规定,那么社会平等渗透到生活的各个细节,它植根于人们行为习惯中,渗透在人们的意识里。经济平等是指人们平等的分配财富和资源。如果政治平等是拥有政治一系列权利的资格,社会平等是拥有平等的机会,那么经济平等是实质意义的分配平等,它直接关系到每个人切身的利益。罗尔斯的差别原则就是鉴于经济平等的意义而提出的。三种平等分别可用罗尔斯的三条正义原则表示,它们不但内容不同,代表的价值不同,实现顺序也有差异。政治平等是社会平等的前提,经济平等只有在实现了政治平等和社会平等的基础上才可能完成,这是因为:(1)政治权力在调解收入分配中的重要作用决定了实现政治平等的优先性。所谓政治权力,“它是某一政治主体依靠一定的政治强制力,为实现某种利益或原则而在实际政治过程中体现出的对一定政治客体的制约能力。”[4]它具有以下特征:第一,政治权力具有强制性,它是权力主体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权力客体并使之服从的能力。第二,政治权力具有专业性,它由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充当相应角色。第三,政治权力具有自主性,一旦产生,权力主体便难于驾驭。由此可见,政治权力的特征决定了它能承担起社会资源二次分配的职责。正是由于政治权力的强制性、专业性和自主性,人们只有平等地拥有权利,才能有效地对权力进行监督,政治权力才能在理性的框架内运行。只有理性之花方能结出善良之果,用理性的权力支配社会、调节经济,方能获得优良的成果。(2)政治不平等会孵化出特权阶层,从而造成社会、经济上更加严重的不平等。权力是支配、占有资源的强有力手段,掌权者会想方设法利用手中的权力攫取各种社会资源。除了腐败和寻租,掌权者还会设计出为自己牟利的政治制度。因此,政治平等是规范政治权力的重要工具,政治平等是其他平等的前提。如果没有实现政治平等而一味追求经济平等,这种经济平等起初是表面的,之后是虚伪的,而政治上的不平等却是空前的、绝对的。因为政治平等消除了政治上的特权阶层,社会平等打破了身份的限制,政治权力在理性的框架内运行,社会机会在平等的条件下向社会开放,经济平等才可能完成,如徐友渔所言:“政治自由不可避免地通向经济平等,即使我们只承认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也会导致再分配式的平等政策。在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下,决策的结果最终由一人一票的机制决定,大多数民众的平等要求会在很大程度上实现。政治平等即使不能在政治哲学家那里得到理论理性的证明,也能通过投票程序得到合理性的证明。”[5]因此,只有处于社会最不利者打破统治者对权力的垄断,实现自身政治上的自由、平等,才能为自己争取到权利,最不利者才拥有反抗不平等的坚实后盾。(3)从实现的难易程度来看,政治平等最易实现,其次是社会平等,经济平等实现起来困难最大。因为政治平等和社会平等可以通过国家颁布法律实现,它是一种资格,具有形式意义。而经济平等涉及利益的重新分配,具有实质意义。政治平等是一种通过普遍赋予的方式给予全体人民,而经济平等必须以不平等的方式实现。因为政治平等是一种资格、一种权利,可以通过国家的行政、司法等救济机关保障。而经济不平等是一种常态,人们的天赋不同,获得的收益自然不同,而人们的天赋又不能平均分配,因此需要国家用强制力进行二次分配,通过增加弱势群体的 教育、增加富人的累进税和遗产税来调节二次分配。它的实现首先是对有利于弱者不平等的承认,就像罗尔斯差别原则所设计的,使不平等有利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4)罗尔斯在作为公平的正义中设计了两个优先原则。“我们也许能把原则放入一种词典式的序列中去。这是一种要求我们在转到第二原则之前必须充分满足第一原则的序列,然后,在满足第二原则之后才可以考虑第三原则,如此类推”[2]42-43。为了说明第一正义原则对第二正义原则具有优先性,罗尔斯指出,基本自由保护了人们的切身利益,而这些切身利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罗尔斯还引出了个人与社会合作的概念。他认为,社会合作总是为了相互利益而进行的,这意味着它涉及到两个因素:第一个是一种共享的有关社会合作的公平条件的观念,罗尔斯把这一因素称为‘通情达理的’;另一个因素是指每个参加者的合理利益,罗尔斯把这一因素称之为‘合理推理的’。有关合作的公平条件的观念应当是共享的、一致的,而有关每个成员自身合理利益的观点则是容有广泛差异的。社会的统一性不是在于后者,而是在于前者,即在于所有个人都同意合作的公平条件”[6]。罗尔斯从达成社会合作的角度来确定两个原则的优先性。人们为了相互利益进行合作,首先考虑的是切身的社会利益,以政治平等为代表的基本自由正是人们切身利益的表现,满足这一利益之后才考虑合理的利益,即经济平等。社会的和谐首先是切身利益的满足,之后才是合理利益的分配。由此可见,罗尔斯对两个优先性原则的设计论证了政治平等优先于社会平等、社会平等优先于经济平等的实现顺序。 (二)第一部分表达的是一种形式平等,第二部分表达的是实质平等,罗尔斯这里又设置了一个优先原则,两个部分按照一种词典式的顺序排列,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优先于差别原则,也就是说形式平等优先于实质平等,当形式平等的所有条件都满足后再去实现实质平等。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表达着不同的含义。形式以规则、程序的方式表达出来,形式平等就是规则的平等、程序的平等。当然,程序、规则公平的实现需要一定条件,首先,程序、规则面前人人平等。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表达的就是这种形式上的平等。公职和职位公平地向所有人开放是程序正义的背景,“公平机会原则的作用是要保证合作体系作为一种纯粹的程序正义。除非它被满足,分配的正义就无从谈起,即使在一有限的范围内”[2]88。其次,程序和规则必须被严格执行。树立法律权威,法律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为了自由,做法律的奴仆”,这是纯粹程序正义的要求,也是依法治国的内在精神。形式平等既要保证形式框架内每个人的平等,也要确立形式本身的权威。只有这样,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才能实现,形式平等才能落实。另外,实质平等体现的是利益的平等。人们的自然趋向是产生不平等的根源,人是千差万别的,天赋、能力、性格、旨趣等方面的差别是难以抹去的,从任何平等的水平基点看,差异都是无法回避的。要缩小差距就要用一定的外力进行干涉。差别原则在承认差别、承认不平等的基础上把外力的干涉定格为追求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上,以此保证实质的平等。从价值哲学角度看,形式平等体现的是对人类整体价值的评价以及对抽象的人能够实现价值的肯定,但是当把人还原为具体的、一定历史条件下鲜活的个体时,每个人实现价值能力的差异便显现。作为人类整体的价值与作为抽象的、整体意义的人的价值是有区别的,正如李德顺所述:“承认人的价值是普遍平等的,这是人的尊严所在。就是说,人的价值并不取决于人的先天或自然的条件,而是取决于人在自己社会关系中的选择和创造。但并不等于说,任何人都有普遍相投、毫无差别的价值。恰恰相反,愈是权利和起点平等,就愈是会出现事实结果的差别。人与人相比,由于能力条件等不同,在同质价值上必然会有量的大小、深浅、久暂的差别。”[7]实现价值的量即为实质平等。形式平等总表现为抽象意义的人,而实质平等为具体鲜活的人。但抽象的人和具体的人并不矛盾,他们是构成人的两个维度,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也是观察平等的两个维度。总之,形式平等体现起点平等,实质平等体现结果平等。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指的是起点平等,而差别原则保障的是结果平等。两者其实存在一定的二律悖反,如果仅考虑到起点的平等,那么由于人的个体差异,结果必然不平等。如果像罗尔斯差别原则那样,把不平等建立在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的基础上,那么必须施加外力进行干涉,起点的平等又被打破,社会为最少受惠者而剥夺有利地位人的利益。罗尔斯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是把人们放入链式联系的合作体系中,合作使每个人的利益增长,每个人都会在合作中受益。但处于有利地位者一开始就比处于不利地位者有更好的前景,这造成合作体系带给每个人利益的不平等。合作体系的特征是自愿加入,如果不利地位者认为合作体系严重不合理就会用疏离或以明示拒绝的方式加以反抗,合作体系就无法正常运行。因此为了维护合作体系的运转,就要优先考虑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他们的利益增长了,有利地位者和中间阶层的利益由于自身的优势也会增长,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在罗尔斯的调和下实现统一。 罗尔斯的平等观 对当代中国的启迪罗尔斯的平等观博大精深,不但为政治哲学的思想大厦增添新的内容,而且为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提供理论启迪。第一,优先性原则的启迪。罗尔斯在两个正义原则的关系上确立了第一原则优先于第二原则,两个原则之间进行词典式排列,即第一原则的条件没有充分满足不能进入第二个原则。这意味着社会必须充分满足民众基本的政治平等和自由权利,才能去着手实现社会与经济的平等。这对当代中国规划实现平等的步骤上具有重要启示。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在经济上实行绝对平均主义“大锅饭”政策,在人民没有充分享有基本政治权利的条件下实行经济平等,结果造成人民生产积极性的巨大挫折,生产效率低下、经济发展缓慢。这种绝对经济平等实质上造成了共同贫穷,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没有得到改善。而在政治领域,政治权力得不到监督,政治生活中封建主义家长制、“一言堂”等专制现象大量存在。缺乏监督的权力粗暴地干涉社会、经济生活,酿成了“”、“化”、“文化革命”等一系列错误。历史的经验与教训验证了罗尔斯优先性原则的正确。在没有实现充分的自由权利的前提下去追求经济平等,这种平等起初是表面的,后来是虚伪的,而政治上的不平等却是空前。因此,当代中国面临的迫切任务是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使人民充分享有基本的政治权利,使政治权力在宪法和法律的监督下理性运行。在人民的基本权利得到保障的前提下,运用政治权力对经济不平等进行干预,从而实现经济上的平等,使全体人民达到共同富裕。在改革步骤的选择上,率先开启政治体制改革,规范权力的运行规则,保障全体人民的基本权利,然后运用理性的政治权力对经济不平等进行调节,最终争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第二,制度原则优先于个人原则的启发。罗尔斯正义论的主题是社会基本结构,重心是社会主要制度对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分配。罗尔斯所论述的主要制度指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及社会安排。正义原则为主要制度提供了原则,平等的原则通过社会基本结构和主要制度实现。因此,解决中国改革中的问题要首先注重制度建设。个人的平等要依靠社会基本结构来实现,个人是制度中的一员,个人平等的实现完全依赖于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在贫富差距悬殊的社会,单纯追求个体的平等是难于实现的,个体在强大的制度面前微弱而渺小,解决了某个个体的平等,会有其他无数个体的不平等涌现,而制度是产生不平等的温床。实现平等就要建立体现自由、平等价值的政治制度,而不是单纯对个体的补偿与抚恤。另一方面,制度优先原则对于治理中国发展中面临的腐败问题也有重要意义。制度是产生腐败的温床,一个良好的制度可以让坏人不能为恶,而一个腐朽的制度会让好人变坏,会让权力不受约束而滥用。“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伟大人物也几乎总是一些坏人,甚至当他们施加普通影响而不是行使权威时也是如此;而当你以自己的行为增强上述趋势或由权威导致的腐败真的出现时,情形更是如此”[8]。因此,根治腐败就要对权力进行监督与制衡,对 制度进行规范。因为权力自身有扩张的本性,权力的扩张是无止境的,只有到达一定的边界才停止。只有扩大人民政治上的基本权利,才能改变社会基本结构中政治权力的中心地位,对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在政治制度设计上,当代中国的紧迫任务是建立权力之间相互监督、制衡的机制,建立健全民主法治,在制度上根本遏制腐败。第三,对弱势群体的重视。罗尔斯平等观的落脚点是弱势群体,核心是改善最不利者的不利境地。不平等是针对不利者而言,只有他们才在不平等中煎熬,才真切地感受到不平等的境遇。罗尔斯的差别原则正是针对最不利者提出的,代表了弱势群体的心声。这对解决当代中国贫富差距、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诸多有益启示。首先,罗尔斯认为平等的实现依靠调整社会基本结构,依靠调整社会主要制度重新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为了实现平等,政府制定政策应该向最不利者倾斜,强化对弱势群体的政策支持,并使政府成为调整社会再分配的主导力量。社会中处于有利地位的人往往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更容易控制政府决策,使政府决策向其倾斜,而最不利者占有资源少,社会影响力有限。只有通过民主程序选举出来的政府,才能最大程度地代表普通民众的利益,照顾最少受惠者的利益,使政策向弱势群体倾斜。其次,罗尔斯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认为,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社会最大的不平等不是由于个体差异导致的不平等,而是社会制度引起的机会不平等。当前,影响中国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是垄断资本、权贵资本、官僚资本对资源和市场的控制,它们的存在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有序竞争,阻断了价格机制对资源的有效配置,榨取了高额的垄断利润,增加了社会的不平等。只有清除市场经济的毒瘤,使每个竞争者平等地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才能实现经济领域的机会平等。在政治领域,只有继续健全民主法治,才能实现政治上的平等,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最后,差别原则要求社会的不平等向最不利者倾斜。这就要求政府增加教育投入,让每个人都平等地接受良好的教育,用教育缩小个体差异,减少因自然禀赋差异造成的不平等。政府应该增加累进税,提高对富人的税率,用税收为最不利者增加福利。政府还要加快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和健全社会福利体系,形成一套完善的社会政策与社会服务系统,让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惠泽每一个社会成员。这既是社会公共政策的选择,又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国家通过立法确立福利政策,运用行政手段调整社会财富二次分配,对基本生活有困难的弱势群体给予更多的帮助和照顾,满足社会成员基本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使全体人民普遍受益,从而降低改革的社会成本,充分发挥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的“安全阀”作用。总之,最不利者是不平等的最后呐喊者,只有关注最不利者的切身利益,政策的重心向弱者倾斜,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平等 政治哲学论文:两种马克思政治哲学概念 一、政治事物的本质与两分法 列奥·施特劳斯曾说,政治哲学既在于认识政治事物的本性,也在于认识公正的或好的社会制度。 但我们并不能谈论单单一种政治哲学。政治哲学作为概念和范畴在西方古今实际上并不一致。一种政治哲学的概念和范畴,就像是一张撒出去捕捉政治现象的网,像是这个或那个政治哲学家如何撒网、收网,即如何提出讨论或回答上述问题。沃林说,政治哲学家都会按照一种对他而言的有意义的和相关联的方式对政治现象进行分类,其分类的方式和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立场。结果只能是,“他挑选了一张特殊的网,并把它撒到了一个选择好的地方”。 沃林说到关于政治哲学的分类法,确切地说,应该是两分法。分类是分类,两分是两分。这个区别里面包含着值得深思的意思:政治哲学家对政治领域事物的判断,一般说来,不是分类而是两分,诸如赞成或反对、选择或排斥、好或坏、敌或友这些两分,但他们并不是要把天底下的所有政治现象打包分成两类,一类好一类坏,一类敌一类友,一类赞成一类反对,一类选择一类排斥。好的政治事物,除了好,并没有包揽无遗,若说好的就是例如强的,那也只是说明好和强这两个概念有某种关联。反过来讲仍然正确:好的不一定必然是强的;再例如,敌和友是“整齐对称的”(所谓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这只是说,敌友两分是通向政治现象道路上具有显而易见性质的两分,而不是说,对天底下的所有政治事物的分析均可诉诸这种清清楚楚归入敌或友的类别。假如把所有的政治性的对立都追溯至不是朋友就是敌人的抉择,只是意味着最终归结为政治自身统一体,以满足追求纯粹、除尽余数之答案的冲动。同样,敌友两分的标准绝不意味着某个政治单元与另外某个政治单元永远为敌或永远为友,也不意味着一个中立性政治单元不可能存在或在政治上没有意义。这一点即便是强调划分敌友是政治的标准的施米特也是承认的。所以,只要政治现象存在,就必定是多元主义的。政治的本质包含在这个问题之中:无数的个体能够以什么方式聚集在一起,他们能够做什么? 如此,为了说明某个政治现象,我们或许可以做如下区分:有时从某个视角看,我们看到的政治事物真的存在,有时它并不真的存在。例如,若我们把讨论和公开性看成西方议会民主制的两个基本原则,我们就会看见它具有真实性,至少在公开讨论被认真对待和执行的时候是如此。但是,“讨论”在这里是有着特殊的内涵的,即不受党派利益的束缚,不追逐利己主义的利益,这是讨论者应该秉承的共同信念。今天,我们都怀疑这种责无旁贷的信念状态几乎名存实亡了。不过,我们最后恐怕也不会去取消真和假、表面和实质的两分去观察议会民主制。因为,即便这种怀疑也是属于议会民主制的本质性方面,它并没有什么东西原则上禁止这一两分,相反,我们会借助探讨论证性的公开讨论的方式,探讨何谓“真正的讨论”中的公开性或何谓讨论中的“空洞的形式”等等状况之间的差别和联系。因此,从这个例子看,重要的是,具体分析怎样通过这一两分来进行政治概念论证的途径。 二、马克思政治哲学与两分法的联系 众所周知,有些人把马克思哲学混同于社会哲学或经济学,但我们并不打算说马克思哲学不是政治哲学。在我们看来,要理解马克思政治哲学,经常要对照另一种政治哲学例如古典政治哲学或现代政治哲学来理解。实际上,大多数哲学家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相关阐述都是通过两分来思考和言说的。这一点存在着广泛共识,但至于采用哪一种两分来思考和言说,那便众说纷纭了。这是因为有许多种两分,要把这些个两分梳理清楚看上去并不容易。 例如,按照流行的看法,真正的政治哲学都是沿着整个历史时间延伸的多种意义的传统。因此,我们可以从中概括出两种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概念:如果从传统与创新的两分来看,那么由于西方政治哲学传统肇始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主导了接下来的所有的政治思想。即便那些反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也就可以用颠转或融合到柏拉图思想来诠释。换言之,马克思政治哲学概念就包含在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的发展史与反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的发展史之中;从纯粹形式的方面来看,这种概括虽然只是基于外在整饬的两分法,倒也是呈现出试图在同传统与现代相互纠弹中揭示马克思政治哲学性质的意图。根据列奥·施特劳斯对柏拉图式政治哲学史的精细研究来说:比较于前现代政治哲学的“清明”和“温和”,包括马克思政治哲学在内的现代政治哲学就令政治“走火入魔”了(“改变世界”压倒性地优胜于“解释世界”)。依施特劳斯的具体分析,假设前现代政治哲学具有一个基本的统一性,那么我们就可以把现代政治哲学基本上看做前现代政治哲学的反映。 也许,有人会问:这种一体化的理解没有危险吗?不同的政治哲学都用柏拉图主义或反柏拉图主义这个说法统一起来,它们之间的重要差异不依然伫立在那里吗?这些问题我们可以暂且不论,因为我们毕竟不可能避免概括和两分。否则.许多由与传统对撞而来的道理也就说不清楚了。试图重新解释政治哲学范畴的沃林就说,“传统的顽固性使得像霍布斯、边沁、马克思等,终究都接受了传统中如此之多的成分,以致他们既不曾摧毁传统,又未能将其置于一个全新的基础之上。相反,他们仅仅扩大了传统而已”。承认这种一体化的设想,或者更确切地从否定方面讲:不否认政治哲学家的原创得益于传统,这是所有理论创新之可靠无欺的经验基础。喜欢上溯到西方传统的源头思考问题的阿伦特说,尽管马克思把传统颠倒过来了,但是马克思政治哲学“并没有真正摆脱柏拉图的理念”。对阿伦特来说,“并没有真正摆脱柏拉图的理念”这句话意味着:西方这个柏拉图主义传统的力量对于西方人思想的控制,从来都和西方人是否意识到它无关。而且这之中的情形是,不管怎样,革命乃是行动者受到来自传统源头的伟大力量的激发,并始终从传统源头中吸取力量。 我们今天很可能会怀疑说,这些例证使人产生误解,以为马克思政治哲学并没有为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作出创新性贡献。如果果真可以像沃林、阿伦特描述的那样,把西方政治哲学论述的传统分为两种情况,那么它们尽可以一网打尽,称所有的政治哲学不是柏拉图式的就是现代式的,但不同的政治哲学的差异并不因此消失,我们仍然需要在政治哲学这个概念的基本根据和前提的基础上区分我们平常所识别的被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卢梭和马克思联系在一起的各种差异。如果有些人看到的马克思政治哲学“真的”存在于延续不断的政治哲学传统中,相反,其他人却不以为然,他们将马克思政治哲学理解为对传统的激进变更,那么我们就应该注意到,这两种情况是不对称的、不平衡的。问题在于,我们不是应该在传统与非传统中做出区别,而是在传统、时代、历史、经验或理想等等中做出区别。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强调政治哲学传统之顽强影响力的沃林却说:一个时代的政治经验从来不曾与另一个时代完全相同。政治概念和变化中的政治经验是个游戏过程。不同历史时代的政治理论家即使使用相同的概念,说的却是截然不同的事。因此,重要的政治哲学派别必有一些独特的东西。 我们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说明传统与创新,这两分可以称为常规与特例的两分:我们认为,但凡像马克思这样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他延续传统的概念和范畴决不是要恢复传统,而是要在传统的框架之外重建历史过去的意义,并对传统的框架打入楔子。因此,在这一意义上,我们看到的马克思政治哲学已不再真正地、原初地指向传统,说它超越传统是正常情况,有些人看到的马克思政治哲学没有摆脱传统力量的束缚则是正常情况的偏离,即特例。这种有关正常与特例的特定的两分有种种特点,马克思自己会用特别的词汇来说明他的政治判断与传统的关系。例如,马克思对传统的批判的有关说法是,“一切已死的先辈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1848年的革命只知道拙劣地时而模仿1789年,时而又模仿1793—1795年的革命传统。像一个刚学会一种新语言的人总是要把它翻译成本国语言一样;但只有当他能够忘掉本国语言来运用新语言的时候,他才算领会了新语言的精神。“在观察世界历史上这些召唤亡灵的行动时,立即就会看到它们中间的显着差别。”马克思对传统批判的这一根本感觉是:一方面,他感受 到如“梦魇”、“亡灵”般的传统的持久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当他说忘掉传统就要像能够忘掉本国语言,才算领会了新语言的精神一样时,他显然更看重对传统的超越。 这里,马克思给传统一些特别的叫法:“梦魇”、“亡灵”等等,带有“并不真的存在”这个特别的寓意,但他没有给正常看到的情况什么特别的叫法。在马克思眼里,每一个重要的政治哲学派别开启新风尚和摆脱传统的情况实际上是属于常规。给正常的情况赋予特别的称谓纯属多余。这个例子也是告诉我们,柏拉图追问正义,卢梭宣称人生而自由,马克思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都是对封闭于既定思想的解放。所有这一切看起来完全就好像人类在一种特例情况下允许了一些他们的传统禁止自己做的事情。这也意味着在政治概念和变化中的政治经验之间的各种各样的游戏中,我们不能以为有“游戏”这个词,就认定但凡我们“游戏”的事物就必定有共同点,或者我们是由于它们的共同点例如它们要求尊重某些政治规则而把它们称为游戏。因为众所周知,游戏的意义与其说在于其内容,不如说在于其游戏本身。因此,对于马克思政治哲学而言,在政治概念和变化中的政治经验之间的游戏过程中,重要的是看到它们中间的显着差别。究极意义而言,政治哲学问题,是对差别的尊重。 三、真正的共产主义与新唯物主义的联系 我认为我们最好从马克思政治哲学所探讨的问题的个别性而不是从政治哲学学科或传统来了解它。那么什么是马克思政治哲学所探讨问题的个别性呢?对于一位像马克思那样生活在整个工人运动以实现共产主义要求的哲学家来说,政治哲学的当务之急是将社会秩序的激变、社会秩序的现行颠覆、运动的解放者客观化,而马克思同时就成为新唯物主义者。在这样的意义上,科学社会主义不仅有经济学的基地,而且是同样立足于哲学世界观即唯物主义之基地上。在后一方面,马克思深受英、法唯物主义的影响,但作为一位革命者,他在探索使每个人都有社会空间来展示他的重要生命表现的条件的彻底性方面却远远超过了他们。 按照通行的想法,共产主义是一种“以科学预言的相反形式坚持着信仰的特征,坚持着‘对人们希望的东西的某种信赖’”(卡尔·洛维特语)。就是说,共产主义也是把彼岸的圣经信仰彻底此岸化。这么说来,人们也把凭借纯粹人类的手段在尘世建立天堂的学说当做共产主义的逻辑基础加以看待。在我们看来,这确实就是马克思声称在《共产党宣言》里所做的事情:用纯粹人类的手段消灭国家、消灭阶级等等。但肯定不能由此说马克思把圣经信仰世俗化了。在这方面,自然有其他人作为代表。我们将扼要地把旧唯物主义同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作一个对比。在这里我们只需大略地叙述一下霍布斯的人观和法国唯物主义的人观。 我们看到,霍布斯所声称的知识和观念起源于感性世界的观点,消除了培根唯物主义中的有神论偏见。但他又保留了圣经起源的思想习惯。他建构国家的起点是对自然状态的恐惧;其目标和终点则是文明国家状态的安全。令人惊奇的是,他所展示的国家,也即被其描述成一台纯粹的机械发明机器,也相当于人之机械观念放大了的镜像。他将人类生活固化为一种基本的两分:自然状态下的类人狼之无法控制的傲慢和激情的生活,与社会状态中人仍然保留了自然状态中意识到的互相和共同的恐惧的生活。在政治中,人们面对的是敌人。正当社会秩序的建立无它,仅仅需要的是细密精巧的制度(所谓无法则无罚)。政治现代性的结果是,国家几乎总是使得人们团结的期望落空,因为它自身就是使得人们疏离的象征。我们清楚地看到,仅仅提及国家的机械化和人的机械化就会令人想起环境造就人的法国唯物主义神话。但是,不同于霍布斯“漠视人”的唯物主义,在一些法国唯物主义者那里,人是自由的,但人之不自由的意象构成了正当社会秩序建立的另一面。由于法国唯物主义强调人性本善和人们天资平等,并迎合正在到来的机械—工业革命,立法者和教育者形象就压倒和盖过了所有其他关于国家的建构。不管它们是否确切,此后,法国唯物主义的许多刻画都成了非常流行的话,比如,人最需要的是人;美德就是为组成社会的人们谋利益;个人利益是唯一现实的利益。法国唯物主义者的一些观念,比如,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他们在自己世界观范围之内作了如此彻底而系统的思考,以至于在晚些时候,这些思考作为比较有科学根据的法国共产主义者之政治实践而产生理论效果。 但在马克思的着作中显然可见的是,法国唯物主义者在关于唯物主义的概念上并不与马克思一致,正像这里的共产主义学说一样,其本质也不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这里马克思所说的要义是:共产主义,即真正的集体能够把一切超越于政治的差异不再通过国家这个中介结合起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马克思用一对基本的两分来设想人类社会,即“‘市民’社会”与“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这一基本的两分分别被当做了旧的与新的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奠定唯物主义之上的这种着名的两分的内涵是:旧唯物主义把基于自身保存的单个个人的力量当做政治正当性、现实性,与此相反,新唯物主义根据社会力量来衡量人的天性发展之正当性、现实性。进而言之,法国唯物主义学说虽然与19世纪英国和法国的“现实的人道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具有联系,但却暴露了它的哲学基础之强烈的还原论及其个人主义特征,这个特征无法在其哲学基础之内消除。因此,我们有理由提出这样一个更深入的结论:法国唯物主义的确也“把唯物主义学说当做现实的人道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的逻辑基础加以发展”,但它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建构没有可比之处。因为它无法打开一扇通往充满希望的未来秩序的大门,在这个秩序中,人们认识到自身固有的社会力量而不再以敌对的双方之间冲突即政治力量的形式组织起来,人们将能够过上真正属人的生活。也就是说,只有到那个时候,唯物主义才真正同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 然而,今天在这里,要公正地对待马克思政治哲学带来的变化,也许如果不借助现代性政治便无法想出这种巨大变化的可能性。这里,我仅仅限于讨论马克思对政治解放幻象的揭露:只要是稍具辩证法头脑的人都不会一般地否认现代政治哲学标举的自由、平等和博爱之间不能分割的统一性,它们是相互作用的,因而也不能一般地否认自由、平等和博爱。然而,自从把个人财产权作为民主政治的基础开始,就注定了自由、平等被狭隘化了。自由被狭隘地理解为个人追求财富的权力,平等则被狭隘地当做政府分配财富的权力。而博爱则是被当做奇迹,因为它并不能被法律制度规定的。因为它触及差异性问题以及这些单个个体在同一个政治进程内如何共存的问题。简言之,从何处开始就得与敌人面对面的本质性边界问题。因此,人们从来不会将通过友爱的解决方法与通过集体占有生产资料的解决方法相提并论。这里,对于我们来说有个至关重要的政治哲学基本问题是:政治集团是否一定源于并基于斗争?假如我们考虑到那些与马克思的自我理解相关的陈述,在此必须敢于说出这个可能将我们引入歧途的词——友爱。我们知道通过友爱来解决政治和社会异化是困难的。为了反驳友爱这个词的唯心主义的政治用法和宗教用法,我们在这里无须重复大家都已知道的马克思的观点。可是,谁说在政治的理解上马克思还不曾使用它?正如阶级斗争曾将我们不幸地封闭于阶级意识;同样,友爱,也曾与政治严格分开;因此,当我们说必须恢复马克思的斗争哲学的可争议性时,我们的意思是:有两种指涉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概念:友爱政治哲学与斗争政治哲学。这种两分不是马克思政治哲学与非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区别,而是在普遍超越观念方向上,亦即在共产主义这个词应有之义上,找到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之如琴瑟般的和谐。至于这两种政治哲学在马克思那里的联系,还需要在别的地方详尽地加以阐述。 政治哲学论文: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思想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运用 普通高中政治教学本身就涉及许多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思想内容。作为高中政治教学工作者,我们如何将这些哲学思想运用到教学实践中,是非常重要的。下面我结合多年的教学经历,分析一下在实际教学中,应如何以理论联系实际原则和内外因辩证关系的原则,并阐述它们对高中政治教学的指导作用。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真理和科学理论正确地反映了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能够指导人们提出正确的实践方案。因而,理论联系实际,成为思想政治课的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 现在,高中思想政治实行新课程、新教材,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和方法仍然没有过时。然而,课程标准变化了,教材变化了,即教育理念变化了,因而这一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也应该被赋予新的内涵,或需要更加全面地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和方法,那就是:在具体做法上,要做到从实际到理论,是从实际、生活中概括出理论,抽象出理论,而不只是用实际去说明理论。这样,才是真正的坚持了实践第一的认识论精神,才是全面的坚持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就高中思想政治课的课堂教学而言,根据素质教育的要求,结合高中思想政治课的性质、任务和特点,课堂教学必须坚持全面的观点、联系的观点,实现获取知识、发展能力和提高思想品德素质三者的和谐统一。 高中思想政治课的课程标准序言指出: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以邓小平理论为中心内容,简明扼要地讲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哲学和政治学的基本观点,以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常识。它是根据教学理论和学科知识的逻辑关系组织起来的完整体系,并通过独立教学形式,实现其教育功能,其深刻的思想性是以知识的准确性、科学性作为前提的。能力通常指个体适应并胜任某一活动和调节自身行为的心理可能性和现实性相统一的品质。个体的某种能力,不仅表示一种具体的心理过程和状态,而且表示一种具体的心理活动水平。在现在的社会,因为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知识呈现了指数形式增加、更新周期短的特点,随之而来的则是科学技术的信息化、数字化、电脑化、生态化等特点。因而,这就使人类在实践上有了更高规模的广度和深度,从而也对现代人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也就是为什么要对学生能力的培养特别重视的原因。 中学思想政治课不同于其他学科的显着特点就是它既是智育课又是德育课,是学校德育工作的主渠道,它担负着培养学生思想政治品德素质教育的任务,这是其他学科或学校其他教育活动所替代不了的。 教与学,师与生是贯穿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的最基本的一种关系。教与学、师与生各以对方的存在为自身存在的前提,二者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双向关系,是主导与主体的关系,二者统一在动态的教学过程中。所谓教师的主导作用。是指教师在教学中处于指导者、组织者和教育者的地位。教师遵循学校的培养目标和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与特点,对学生进行施教和指导,促进其素质的全面发展。其次,学生是教学活动的主体,学生在课堂教学中应当主动地,而不是被动地学习。学习就是对知识和方法的内化过程,而这种内化的先决条件是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充分发挥学生主体的能动作用,促进学生主动、生动、活泼地学习,这正是素质教育赋予课堂教学的主要任务。从哲学角度看,师生关系是内外因的辩证关系。在课堂教学活动中,学生是内因,教师是外因,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也就是说,教师是否真正发挥了主导作用,表现在学生是否具有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教师的主导作用发挥得越好,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独立性和创造性也就越强。反之,没有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学生内心不启动,教师的主导作用也必然会落空,也就不会产生积极的教学效果。所以,只有教师与学生、教与学之间协调活动,双方紧密配合,使学生真正获得学习的主动权,才能优化课堂教学过程,提高课堂教学效益。发挥“主体与主导”作用的基本要求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积极地发挥自身的主导作用,并且要注意学生的主体作用,要从根本上做到外因诱导与内心启动相结合,应做到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提高教师对实施素质教育的自觉性,牢固地树立起素质教育观。 其次,激发学习兴趣,师生心理同步。“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只有当人们对于即将获得的知识有兴趣时,才会带动自己认知的需要。认知需要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是人体当中对于学习的一种内驱力,是指使人们去学习的一种动机。当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困难以及挫折时,它会激发学生面对此积极勇敢的面对,不退缩、不畏惧。 再次,课堂教学交流多向化。从信息论角度看,课堂的教学过程是一个以教师与学生作为输送者和接收者的两个媒介,以此来接受信息的传递,使信息可以顺利地完成输送的过程,即师生之间,生与生之间。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应该积极地成为教学信息传递的中心,促进学生之间的互相传递,在课堂上尽力调动学生对于学习的积极性以及主动性,以此来强化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体地位。 政治哲学论文:中共群众路线的政治哲学基础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很有必要,尤其是活动中的为群众办实事、抵制腐败等做法也很好,因为党要管党,就需要经常整肃队伍、发扬成绩、纠正错误、与时俱进,以巩固政权基础、提高执政能力。不过,群众路线并不仅仅是党和干部为群众做好事的善举,更是中共自身的政治品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功能属性;走群众路线也不仅仅是开展各种活动,而是中共一以贯之并随时随处的基本工作方法。因此,要使群众路线持续有效,还有必要进一步提高群众路线理论认识的自觉性,尤其是必须说明群众路线的政治哲学基础。 事实上,群众路线是的发明,并在长期实践中逐渐成为中共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策略的根本出发点和指归,同时也是中共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性理论贡献。因此,群众路线既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实用主义,而是具有明确的政治哲学基础的政党理论及其实践策略。从学科角度讲,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的价值导向和规范要求,也就是说,政治科学侧重的是对事实如何的描述,而政治哲学强调的是对事物应该如何的导向。因此,指明并阐述群众路线的政治哲学基础,具有指导群众路线实践(包括当前的教育实践活动)的理论意义。大体说来,这种政治哲学基础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价值论、本体论和方法论(及其认识论)。 一、价值论:共同事业 从学科分类来讲,价值论有两种含义。一个是政治经济学关于劳动价值(value)的理论,另一个是指作为人文社会科学本身的基本范畴的价值论(axiology)。前一个理论主要研究劳动能够、并如何具有什么作用,以及这种作用能够、并如何用来等价交换,也就是值多少钱。后一个理论主要研究人文和社会领域自身的价值,也就是人们为什么需要、并如何判定好的理想,以及各种好的理想的等级或重要性,所以这个理论也叫做“价值哲学”。 不难看出,上述两种理论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关于什么是“值得”及其衡量方法和标准的研究。群众路线既是值得做的好事,也是道义为善的理念,但它基本上不涉及劳动价值问题。因此,从分类学角度讲,作为群众路线政治哲学基础的价值论应该属于上述后一种理论,通俗地说就是实行群众路线的“值得”与否及其衡量标准。显然,几乎没有人怀疑实行群众路线是“值得”、甚至是应该的、必须的,但现在的问题恰恰在于,对于这种毋庸置疑的支持因素或根据、也即衡量标准往往是片面的。换句话说,提出价值论层面的政治哲学基础的主要现实意义,就在于指出和纠正群众路线认识方面的这种片面性。 上述片面性,就是作为价值针对的“值得”的单方面性,在认识上主要有三种体现。其一,由于群众路线具有实事求是的特性,坚持群众路线有助于(甚至才能够)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并取得预期胜利和提高工作绩效,所以中共必须采取群众路线。其二,由于群众路线对群众(作为主体)或者社会(作为主体条件)是有好处的,比如能接受更好的服务、得到更多的利益(或实惠)、以及能对中共和政府实施更有效的监督等,所以应该执行群众路线。其三,中共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所以必然实行群众路线。这三种看法的共同结论,就是指群众路线是值得的。但是,这三种看法分别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的。“其一”是从中共角度讲的,叫做只有采取群众路线才能达到目的;“其二”是从群众角度讲的,叫做只有实行群众路线才能得到好处。“其三”也是从中共角度讲的,叫做因为中共是为群众服务的所以它要走群众路线。 上述三种看法都是对的,也都符合事实。但是,如果价值针对的“值得”仅止于此,仍就是一种片面性,因为它们不仅都无法回答“为什么”值得,而且都是各用各的标准,所以逻辑不一、衡量结果缺失真值。就“其一”的标准来讲,或者是中共的政治导向根据不足,或者是中共的政治品格缺乏特性,所以或者不能说明必须达到目标预期和工作绩效的理由,或者无法区别为什么只有中共而不是其他什么政党必须实事求是。就“其二”的标准来讲,或者是一种实用主义的交换,或者是一种民粹主义的预期,所以或者不能回答当需要群众忍受牺牲的时候群众路线是否仍然“值得”,或者群众路线就只是中共单方面的责任。“其三”的标准明显是一种自我循环论证,而且也是针对中共的。不过,相对说来“其三”的问题涉及到中共自身的政治性质,所以为了避免重复,将此放到下面本体论再一并分析。 由上可以看出,如果仅仅从中共或群众任何一方来看问题,得出“值得”的根据都是不全面的,而且标准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即使将这两方面(包括“其三”)加起来或者结合起来,仍然难以避免片面性,因为所谓片面性指的是缺少了对中共和群众都是“值得”的同一标准。换句话说,群众路线对于中共和群众应该是同等价值的,否则或者就是中共不值得搞群众路线,甚至搞群众路线也是假的,是收买人心;或者就是群众无需对群众路线负责,只需要坐等从中获益。 这个同一的标准就是做人的价值。 从服务对象来讲,群众路线之所以要坚持实事求是的价值根据,在于“以人为本”。但是,人是具有能动性的,任何好的理想和行为也是针对人而具有真实含义的。说过,世间人是第一可宝贵的,但他在这句话后面紧接着说的是,只要有了人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所以,人的可宝贵性并不仅仅在于是一个属人的活物,而在于可以去做有意义的、符合好的理想的事情,叫做创造奇迹。换句话说,中共和群众都是群体的人,也都是个体的人,它们共同的事业使得群众路线具有了“值得”的价值。事实上,对于这个道理还说过很多类似的话,比如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了这点精神就可以成为高尚的和有益于人民的人(比如见《纪念白求恩》、《在中共八届二次全会上的讲话》等);又比如,从具体的导向来讲,人还需要具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否则就等于没有灵魂(比如见《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 因此,中共用群众路线来保证自己预期目标的实现是真实的和必须的,群众路线为群众服务也是真实的和必须的,所以都是“值得”的。但是,如果中共和群众这两方面都能够将“值得”的选择诉诸于群众路线,必定因为还有一个对双方都适用和都必须的同一衡量标准,至少逻辑上讲是如此。这个标准就是做人的价值,作为群众路线政治哲学基础的价值论,就是指中共和群众都应该具有的共同理想。事实上,也只有具备了这个政治哲学基础,以人为本才是可理解的和真实有效的,群众路线也才是值得中共和群众共同维护和实现的好的理想和事业。 二、本体论:利益代表 本体论是西方哲学的术语,17世纪初开始采用的,英文是ontology。不过,至少由于两个原因,学术界对本体论的含义理解并不一致。一个原因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极少使用这个术语,所以就把它当成关于世界本原或本性问题的研究。另一个原因在于大多数词汇都不止一个意思,专业术语也是一样,所以就可以根据研究者的需要做有选择的、甚至含义引申的使用,比如“艺术本体论”之类的说法。因此,作为译名,应该防止对“本体论”作单义化的理解,但是作为专门的问题来使用,其含义却不可随意模糊。我比较倾向于认为本体论是研究存在问题的,包括存在的不同层次和形态。①事实上,关于本原或本性的追问之所以有意义,也是因为有“存在”存在着,即使所言说的是“无”,这种言说、以及这个“无”作为能够言说的对象必定也都是一种“存在”,或者是对于存在“‘存在’ 存在着”的逻辑证明。 因此,本体论要说的存在,主要就是指性质的规定性,也就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属性和形态。群众路线是中国特色,是中共做事情的出发点和指归,所以具有党性的本体论性质,从政治哲学的角度 讲,这个出发点和指归就叫做群众观点,也就是群众路线得以存在或成立的政治属性或特性。 在《论党》的小册子里,刘少奇把中共的群众观点概括为四个方面,即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以及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毫无疑问,这四个方面表明,群众观点是中共特有的政治品格,也是中共政党理论重要的创新内容和构成部分。但是,正因为群众观点的质的规定性,或者说,正因为中共是为了群众才实行群众路线的,群众路线也就不可能是对象性的,好像党和干部要如何善待群众似的。事实上,正由于群众路线作为非对象性的政治行为的根据在于群众观点,所以中国才能够实行代表制,中共才有理由称自己为“三个代表”。反过来说,如果群众路线本体存在的规定性指的不是这种非对象性的利益代表,那么中共和群众就仍只能是对象性的契约关系,叫做人和纳税人的关系,但是这样一来,群众路线就没有自身的政治特性或质的规定性了,因为从这种对象性的契约关系来讲,资本主义国家早就有一种群众路线了,叫做资产阶级民主。 经常见到一种看法,说中国的代表制是在西方民主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不符合事实。西方民主制度的核心是代议制,其质的规定性是政治权利的市场交易;而中国代表制度的质的规定性是在根本利益体现方面的唯一和排他性形式。因此,西方民主制度根本没有“代表”的性质。如果说,民主制度都要实行选举的方法,所以都有选出来的“代表”,那么,这种代表在西方是一种量的交易,在中国才是质的规定。所谓量的交易有两层含义,一是部分权利的让渡,另一是比例分配的多与少;质的规定也有两层含义,一是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另一是权力执掌的唯一性和排他性。因此,尽管掌权的群体总是少数,但在西方这个少数就只是一种量,他们虽然为多数(即选民)做,却只是代表他们自己。中国则不同,少数的代表资格并不在于量的多少,而在于他们与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的一致性。这是一种唯一性和排他性的逻辑,就是说,这个少数如果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可以自己来改正,但决不允许让给别人(也就是中共以外的政党或团体)来做。要想使唯一性和排他性的逻辑成为现实,尤其是能够自我完善并得到群众认可,就必须实行群众路线,所以这种利益代表的逻辑,就是群众路线的本体论。 群众路线是非对象性的政治行为,所以中共和群众的关系才具有利益代表的本体论基础。但是,这种非对象性指的是一种逻辑关系,而不等于可以将中共混同于一般群众。恰恰相反,非对象性的根本利益代表是一种矢量,并具有明确的导向、目的、以及形式。对此,最为形象的比喻,就是说的种子和土地:“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1]1162种子和土地是不同的东西,但生根开花才是两者共同的导向、目的和形式,而正是在这一点上,群众路线的本体论根据和上述价值论需求是高度一致的。 由上分析就不难看出,前述价值论指出的“其三”衡量标准或认识之所以是一种偏向,就在于它违背了群众路线的非对象性本体论逻辑,因为这个逻辑在于,并不是由于中共为了群众才走群众路线,而是它不走群众路线就不叫中国共产党。换句话说,虽然不能排斥其他什么政党也可能是为群众服务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唯有中共的政治品格才要求为群众服务和走群众路线这两者具有非对象性的本体论逻辑关系,叫做利益代表的唯一性和排他性。 三、方法论(及其认识论):民主机制 群众路线当然是中共制定并实施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一种方法,也是一种策略,所以方法论(methodology)就成为群众路线政治哲学基础的又一个根据和因素。但是,群众路线又不仅仅是手段意义上的方法,而是对方法的认识,所以这种方法论又有其相应的认识论(epistemology)因素。这种方法论及其相应的认识论结合在一起所表示的核心含义,就是中共所创立的民主机制。换句话说,群众路线的方法并不是一种中性的工具,而是以其价值论和本体论基础为原则的特定的民主机制,并体现为对群众路线具体方法的三个基本要求。 第一个就是调查研究。早在1930年5月,在《反对本本主义》中的第一节标题就是“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并在1931年4月又补充说:“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2]109,118后来,中共党内多次有过反对这个口号的意见,说它是“狭隘的经验论”,则一再坚持这个口号,说他不但不悔,而且“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3]791其实,这里争论的根本不是同一个问题。反对的意见认为,发言权是每个人的民主权利,和调查与否无关;而坚持的是所发之言的真实性,也就是对群众的了解与否及程度深浅。因此,调查研究对群众路线来讲是一种新型的民主机制,既不同于一般的所谓科学研究(包括实地考察),更不是没有原则的所谓民主权利。不难看出,从调查研究旨在解决替谁说话这一点来讲,其方法论特性与前述的价值论和本体论是高度一致的。 第二个是要让群众明白。在很多地方不厌其烦地说过,中共的政策不仅要使领导者知道,也不仅仅要使各级干部知道,还要让广大群众都知道;要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要使群众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因此,必须在政策执行和实施之前就和群众讲清楚。(比如见《关于工商业政策》、《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等)这些要求看起来都是一些工作方法,甚至是达到目的的策略,但它们之所以可行并且有效,仍然在于中共的党性。一方面,中共一直说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中共说自己没有一党私利,所以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道理就在于它与最大多数人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换句话说,让群众明白也是一种新型的民主机制,明白的目的是为了共同做事情,而不是所谓的知情权,更不是每个人拿了这个权利来大家争吵不休。因此,作为一种方法,让群众明白的要求看起来简单而明智,实际做起来却很困难,因为如果没有作为党性原则的群众路线方法论基础,假、大、空和各种形式主义是难以避免的,即使在当前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也是如此。 第三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用的话说,就是“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个“来”、“去”过程所表明的,就是群众路线方法论和认识论的[:请记住我站域名/]统一,所以接着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一般和个别”以及“领导与群众”的结合。[3]899同样,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更是一种新型的民主机制,而且是民主在目的与手段上的一致、内容与形式上的一致。与让群众明白一样,这里讲的民主也不是所谓一人一票的权利,而是不同的民主机制。中共和群众都是人民的范畴,所以共同对人民的敌人实施专政;中共在实行党内民主的同时,对于党外民主的基本方式就是群众路线。因此,多次指出要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既不要在群众没有觉悟的时候搞强行冒进,更不能在群众要求前进的时候做尾巴主义(比如见《改造我们的学习》、《论联合政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组织起来》等)。 上述三个方面只是新型民主机 制对群众路线方法的基本要求,或者说,体现了群众路线方法论(及其认识论)基础的主要内容。相对说来,理论上理解这种方法论与前述价值论和本体论的高度一致性并不困难,难的是将这种方法论正确有效地运用于群众路线的实践。教育实践活动只是这种实践的具体方法之一,而就现在的情况来看,特别要避免的应该是形式主义和尾巴主义,尤其是一些说法或做法,看似不过是随意的习惯,其实却反映出对于群众路线导向的不自觉。比如,“群众”和“人民”本是中国新型民主机制的政治术语,大致是为了区别于“公众”和“公民”,同时也为了表明中共和干部都属于“人民”的范畴,但是现在却极喜欢使用“老百姓”和“百姓”的说法,表面上好像是一种亲民的关心姿态,其实已明显体现出了用语者自己的居高临下。事实上,对于导向来说更重要的是“到群众中去”,因为如果不加分析、不做集中、不更正确,那么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不仅就是一种浪费,而且是对群众路线本身的腐蚀和败坏。注释:①比如可参见刘立群:《德国思想与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本体论’译名辨正”一文 政治哲学论文:论政治哲学视野中的“日常生活审美化” 对于一贯喜欢望文生义的中国学人来说,对于“日常生活审美化”进行的探讨,人们想当然地把它当成是一个审美和美学(包括文艺学)问题。把“日常生活审美化”和美学困境联系起来,这当然也算是一个敏锐的观察,但呈现在这样的“审美”凝视的目光中的,也只是“审美”的某种平面上扩展和“增量”。就“日常生活审美化”成功地虏获了它的赞美者,使他们再也看不到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视野之外的任何东西这一点来说,它确实是一个问题,或者说,在更大的范围内,正是“日常生活审美化”本身的意识形态效应和问题症候之所在。按照施特劳斯的看法,政治哲学涉及的是关于“完美政治”的问题,而后者又指的是一个有目的的社会生活的整体而非后者的局部性的派生物[1],所以,既然“日常生活审美化”不可避免地关系到整体性的“日常生活”和“人应该如何生活”这样的政治哲学的核心关怀,那么它在更大程度和更基本的层次上,涉及到的是政治哲学问题,至少与之产生大幅度的问题交集。实际上,就中国当下的历史条件而言,“日常生活审美化”正是作为政治哲学思维和政治哲学问题的某种症候出现的,因此,从政治哲学视野出发,就不是观照“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诸多“视域”和“范式”之一,而是其绝对的对立面,这就使这种观照带有了终极性和包容性。 一、作为政治哲学问题症候的“日常生活审美化” 在没有任何的伦理规定、文化理想和政治目标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和文明共同体就会只剩下纯粹的经济契约、经济关系和经济网络,以及它们之间的自给自足和内部循环的自律性——从某方面的观点看来,这个上帝般全知全能的经济世界已经够了,它通过“市场”和经济手段就可以解决人类生活的一切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日常生活审美化”不是对于康德以来的经典美学的终结和颠覆,而是康德美学自身逻辑的片面伸展和极端性表现。它是康德的先验哲学所表征的经济自由主义逻辑的一种大幅度的量的扩张,同时也是对于自由主义的终极性论证;它不仅仅停留在私人生活和人的感性领域,而且也要全面地占领一些人臆想中的“公共领域”,从而整体上是对于某种生活伦理和生活组织方式的含混的表述和迷离的赞美。一些对于过往年代的记忆苦大仇深的人,看到这样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所带来的消解性和解构性力量而兴奋不已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这样的兴奋不应该淹没我们的理智和对于当下文化现实的真实感。“日常生活审美化”并不像人们所乐观地估计的那样,是一种感性的全面解放,至少,它在一方面是解放和释放的同时,另一方面也同样是对于感性深层次的压抑和体制化——再次的体制化和再次组织。由此它也并不只是一个艺术和审美问题,因为它同样使得艺术和审美成了问题,面临根本性的困境和危机: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个审美化的普遍过程,仅仅是以审美手段把精神生活的其他领域也私人化。当精神领域的等级体制瓦解时,一切都变成了精神生活的中心。然而,当审美被绝对化并被提升到顶点时,包括艺术在内的一切精神事物,其性质也发生了变化,成了虚假的东西。 施米特在上世纪20年代的论述,在今天的中国问题上看起来是那样地切中要害,这反过来恰恰为我们当下的历史情境和历史条件作出了精确的定位。审美从来不是像它看起来、尤其是以“审美”式的眼光看起来那样,只是一个超脱的、纯粹的形式关系,美本身也从来不只是一种形式化的东西,甚至一种“形式的形式”(席勒),它从来都是处于具体的文化内涵和实质性的价值内容的规定性当中的。如果审美背后的这种文化价值的具体性,被扩展为一个空前抽象的普遍性层面,那么,这种抽象的普遍性要么本身是一种危机的表征,要么这种抽象普遍性背后仍有着具体的价值内容和价值指涉——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下,这两种情形当然也可以共存。实际上,“日常生活审美化”它所赞美和合法化的,正是这种摆脱了任何价值重量和价值关涉的抽象的普遍性和失重的空洞性本身,是对于审美关系、价值论关系的抽象性和空洞性本身的纯粹直观和赞叹。因此,它就达到了对于日常生活的这样一种判断:“日常生活”本身已经无关于“好”与“坏”的价值判断,无关于从人性和价值本身出发的“好”与“坏”的判断。这里于是只剩下了纯粹物的标准、物的关系和物的法则,只不过它被抹去了在工业时代、机器时代的阴郁、冷漠,涂上了一层叫做“审美化”的薄薄的亮光和轻快的色泽。在这里,所谓“美的原则”就是“物的原则”。作为“需要的体系”的生活伦理和生活组织,现在纯粹经济化和物质化了,它作为经济主义的“自律性”的体系,现在变成了“自我需要”的体系:“需要”需要“需要”,“物质”消费“物质”,需要和消费本身已经失去它的生活和生存方面的根源和基础,变成一种空洞的形式和仪式化的东西。这里头确实有着物质生产丰富和某种社会生活变动等方面的因素,但却绝不是仅仅“审美化”那么无辜和值得乐观。在这里,可以看到某种比之于艰难的生存环境和赤裸裸的经济关系条件下更大的价值空洞和虚无性,一种更加接近于末世癫狂和歇斯底里式的脆弱性和危险性。 胡塞尔在20世纪早期提出“生活世界”的概念,在现象学的语境条件下,其用意一方面旨在反对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另一方面反对历史主义、相对主义。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否定了价值问题,历史主义、相对主义主张价值问题只是相对性、临时性的问题,前者使生活成为机器,后者使生活成为碎片。胡塞尔的思路,实际上肯定了生活世界本身的价值实质性,和关于生活、价值问题本身的真理性(也即否定了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至少是为这样一种思维路径留出了空间。作为胡塞尔的弟子,施特劳斯的问题性实际上与此内在地相关。出于施特劳斯式的政治哲学视野,任何政治活动实际都不可能离开关于“更好”或“更坏”的情况的考虑,而在权衡“更好”与“更坏”的情况时,不可能不考虑“好”或“坏”本身的问题。因此,从苏格拉底以来,政治哲学的根本问题,是对于最好政体或最好社会的探求,或者对关于最好政体或最好社会的学说的探求:“它们指向关于好或坏的知识,或更为准确地说,它们指向关于完美政治的‘好’(好的社会的本质特征)的知识。”这也就是说,政治哲学不仅根本不可能离开价值问题,而且本身就是某种价值论(以及以之为前提的社会科学)的元问题。如果我们还能够对于社会生活和政治社会以目的论的方式进行一种理性化的理解和认知,那么政治哲学将永远是一种前提性和根本性的东西,政治哲学对于思想者来说,将是“一个永恒的诱惑”。 因此,“何为最好政体或最好社会?”这样的苏格拉底-施特劳斯式的问题性,本身即使没有答案,也仍然是结构我们的生活体制和政治现实的实质性力量。因为说到底,政治不是采取何种理论、何种答案的问题,而是如何去生活的问题。政治哲学是在理论与实践、观念与生活二者之间的临界面上,对此两方面关系的一种强化表达,它将此两个层面之间的关联与冲突的关系突出地展示出来。政治哲学最大程度地将“实践的哲学”和“哲学的实践”这两个层面的问题维系于一身。在这样一种问题张力中,施特劳斯将现代性的危机归之于政治哲学的危机,更赋予了这一问题以一种宏大的现代性历史批判的维度。在施特劳斯看来,现代性的根本危机就在于人们已经认定,人类不再能够理性地区分“事实”和“价值”,不再能够区分好的价值与坏的价值,不再能够根据自己确信的目标来理解政治社会,于是实证主义的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由此诞生。根据这样的政治思维和政治哲学,社会生活和政治组织原则不再能够凭借某种价值目标来进行规划和设定,而完全变成了一种抽象规范形式的自我参照的 、实证主义的“合法性”体系。这样一种情形,无疑在现代自由主义政治那里得到了全面的实现。根据施米特的见解,鉴于自由主义、包括自由主义的政治概念和政治思维本身就是一种经济理性和经济思维的体现,经济由此最终变成人类生活的中心和最重要的东西,经济原则、经济法则和经济逻辑,终于成为生活世界和政治社会的或显在或隐蔽的根本律法。作为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的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都只是这一切问题本身的表征和再现,根本不能寄予什么希望。在此前提下,施特劳斯于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将现代性的危机归结为“政治哲学的危机”,这实际上赋予了政治哲学以摩西律法的地位——即使不是肯定性、正向的律法,也是一种否定性的反向律法,以此构成对于解除了任何观念和价值理念负荷的、尼采描述过的“末人”式生活方式的根本性对抗。施特劳斯的政治性,不是因为他的政治哲学的观念内容是政治性的,而最终在于他赋予政治哲学和哲学思维的这种律法力量和伦理性质。或者说,施特劳斯的“显白教诲”是哲学的,“隐微教诲”却是戒律性质的,或者说,他的“显白教诲”是疑问式-哲学式的,“隐微教诲”却是肯定式-政治式的。这不是不同部分之间或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而是不同层次的问题。施特劳斯、以及上述的施米特至少使我们明白,不仅观念的内涵,而且观念的秩序和观念的形式,会在同样、甚至是更大程度上影响生活组织和生活世界的构成。 从这样的政治哲学视野出发,我们可以将“日常生活审美化”看成是一种问题症候,那就是作为日常生活组织原则的伦理和政治法则,彻底变成了经济主义中立性的、“超功利”审美问题,价值问题以及政治理想、政治目标的问题,彻底变成了经济自律及其内部循环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在施特劳斯看来作为现代文明根本性困境和问题的东西,现在被以“审美化”的方式,优雅地加以合理化、理想化了,并且还获得了静态观照的“审美距离”:“在纯粹的审美领域,无论宗教、道德、政治的决断,还是科学的概念,都不可能有立足之地。但确实存在着这样的局面:一切重要的对立与分歧,善与恶、敌与友、基督与敌基督,都能变成审美对比,变成小说情结的手段,能够从审美角度被融入艺术作品的整体效果。”只不过,这种距离是作为对于“崇高”客体——日常生活组织和生活世界——无法把握的消极形态和消极后果出现的。当人们遭遇“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时候,就像是康德哲学中的认知理性与“物自体”的关系,恰恰表明“日常生活”已经完全处于“审美关系”之外,处于我们的理性认识和实践占有能力之外。因此,这里应该做的是先考察一下我们的认知和实践能力本身出了什么问题,而不是急于赞美这个“审美化”的世界如何如何。这和认知方式和思想方法有关,但更与生活世界的实质性改变有关,从理论上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于事实的描述上,而是到应该做出相应的改变和调整的时刻了。然而,这种理论和生存的双重失重状态,却被一部分人描述为一种“生活”世界的超升。 二、“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前世今生 对于一些人来说,“日常生活审美化”仿佛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命题,而是其中每一个字眼都像积木游戏一样可以随意地摆弄和把玩,并且总能刺激他们浮想联翩的灵感,进而从中发现了美学的“生活论转向”和“生活美学”;反过来,按照他们的逻辑,批评“日常生活审美化”,就是在批评“日常生活”,进而就是在批评“生活”本身——于是这只能让批评者无地自容。而另外一部分人也许会说,像“价值”、甚至“政治哲学”这样的概念,都是些陈旧的概念,在一个“解构主义”和“后现代”时代,探讨这样的问题未免不合时宜。这样的说法,完全没有分清问题的性质和层次:这里根本不是在探讨关于“价值”本身的概念和理论,而是在探讨现实生活和政治社会中的价值安排。从概念的意义上讲,不要说“价值”,就是“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何尝不是陈旧的概念(因此那些将它们当成时髦的东西的人才足见其不合时宜),但能否因为它们是陈旧的“概念”就不再考虑现实的价值安排等方面的问题?这就好比,能否因为“军队”是个陈旧的概念,就不再需要军队、不再需要布署军队和组织国防?连一些最基本的思想脉络和学理常识都搞不清楚,却一味地胡搅蛮缠,实在让人觉得不值得一辩。 “日常生活审美化”当然跟一种理论传统和文化传统有关,这就是认识论上的经验主义、实用主义,政治哲学和政治文化上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消费主义的生活伦理本身,就是一种“审美”主义态度:抽象的、原子化的经济-消费“个体”和“人性”,中产阶级式的审美“超功利”、“价值中立”,力图拔除一切观念和意识形态视域的“审美距离”……康德在资本主义走向全盛的前夕,用他抽象的先验哲学体系所把握住的政治经济学内容,作为充分发展了的欧洲经济自由主义的德国理论,远远比那些纯粹英美世界中的经验主义哲学更为有力和充分,同时也对于后者有着持久的规定性影响和理论激发力量,以至于无论后者怎样花样翻新,还是逃不出康德的藩篱。这也就是说,康德美学只是对于这一切的系统化和理论化充分表述,反过来,这一切也没有颠覆康德美学的基本框架,而充其量只是其极端性的表现。或者也可以说,在自由主义-消费主义的生活伦理和生活法则中,已经具备了“审美”主义、包括“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一切原则和条件。同时,从大的思想和文化渊源上看,也就是说,追溯这个命题本身的思想文化渊源而非拘泥于这个命题出现的时限,那么它与实用主义美学一样出自同一个思想文化传统,所以它们二者之间,也很难说究竟何为因何为果。 因此,“日常生活审美化”怎么看都像是经典美学框架内的一个含混不清的局部性问题或浅层次问题,或者是一种患上了思想失忆症、残缺不全的经典美学知识。“日常生活审美化”以及对于它的一些辩护,恰恰仍然延续一种将感性和理性尖锐对立起来的80年代式的启蒙思维,因而始终认为,感性的东西是更开放、更自由的,按此逻辑,“审美化”远远比不上“动物化”和动物世界“开放”和“自由”。一个动物化的感性不值得赞美,当人们说审美的感性和自由的时候,其前提是这样的审美不仅仅是感性的,而首先是人性化的东西。从一些很古老的学术传统和学术观念,我们就知道,人性化的领地,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动物化的感性,后者恰恰被束缚和拘囚于种种低层次的局限性当中。感性的东西需要文化的、理性的东西来规定、组织和中介,把这些东西抛开,那就只剩下了物质性和动物性的感性,这样的“感性”恐怕是比之文化价值和理性领域的东西更加不自由、更加贫乏的监牢。它其实也无所谓“感性”,只是一种物质性的自在和客观性的在场,最典型的动物性在场:一种不能被中介、被反思、被观照的“感性”,只是沦陷在自在的直接性中的感性,其实也就根本无所谓丰富还是贫乏,它完全是处于这样的价值评价和价值论视域之外的。但当它们在某种被中介、反思和观照的情况下,它们也就不再是那个自在的动物性的同一性和客观性了,不再是那个消极的物质性了。而中介性和反思性的媒介和介质,更不只是那个自在/!/的物质感性本身。所以动物化的“感性”世界没有价值领域和价值论空间,没有审美和艺术。当上述这样一种情形据说要被扩展到全部的日常生活领域时,或者说,“日常生活”领域已经被如此地加以“审美化”和感性化的改造时,我们可以想象那是一个何等令人窒息的情形。一切人性化的东西,都在其中失去了重量,这种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早已被一些现代、后现代的作家、艺术家作过艺术性的再现和批判,现在却被以“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名义正面肯定下来,并且据说还要继韦伯所谓的“理性化”之后,成为普遍性的社会组织法则。 在作为国内“日常生活审美化”观念来源之一的德国哲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的着作中,曾经讲到四种“审美化”:浅表审美化、物质和社会现实的审美化、生活实践态度和道德方向的审美化和认识论的审美化。首先,将欧洲语言中兼有“感性”和“审美”双重内涵的概念完全翻译和理解为汉语中“审美”和“美学”的意义,这本身就不是很恰当。实际上,韦尔施讲述的并非是一个新问题:“不管人们喜不喜欢它,一切有思想的反对意见自身将受其支配。倘若你回溯到论争的基本点上,那么通常你就会碰到审美的选择。这是因为在现代性中,真理已经表明自身就是一个审美范畴,根植于真理之中的辩解不复能够反击审美化。”作为一个后现代的美学家,这样的表述并非是一种纯粹的正面论证,我们不能用理解康德、黑格尔的哲学语言的方 式理解它。之所以“一切有思想的反对意见自身将受其支配”,之所以“真理已经表明自身就是一个审美范畴”,那是因为预先就设定了真、善、美这样的古典的概念武装,但韦尔施一方面游走于“感性”和“审美”的概念内涵的张力之间,另一方面周旋于“真理”和“美学”这样的古典概念武库当中,其中明显具有后现代式的解构、反讽和话语游戏意味,以其有意制造的丰富或含混,用来表明我们当代的思想条件和认知处境。事实上,韦尔施对于四种“审美化”中的“浅表审美化”(触动当下中国学界神经的所谓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其实主要涉及的是这一层次),就是完全持批判态度的,而韦尔施最为重视的所谓的“认识论的审美化”,无非是指现实是建构出来的对象、理解现实的“生产”范畴之类。这样一些认知方式上的感性化/审美化变动,正如韦尔施自己讲到的,在尼采那里就早已得到充分的表述。但仅仅从认识论和审美的角度理解或接续尼采的现代性批判,这只是一个很狭窄的视野,甚至是一个歪曲和误读的视野。尽管他认为对于“当前的审美化既不应当不加审度就作肯定,也不应当不加审度就否定”,但在审美问题上保持“超功利”的中立和客观,这恰恰正是“审美主义”的态度本身,表明了“审美”意识形态的绵延和现实效用。韦尔施受阿多诺等人的影响,终究对于审美赋予了过多的乌托邦色彩,尽管是一种“后现代”式的乌托邦。 当我们深究“日常生活审美化”命题的时侯,会发现它其实很难被具体化,会发现它确实只是一个“原则”,一个内容上极其空洞和可疑的“原则”和单纯的意识形态叙事。“谁的审美化?”也只是对于它的一种批判方式和向度,此外还有各种批判的可能性。它的具体所指究竟是什么,其实很难究诘,它本身就是对于那种关于审美的现实规定性与文化价值内涵的空洞性和对于生活世界、生活形式无从把握的这双重空洞性的表征,以及对于“崇高”客体(生活世界、日常生活)的震惊、发呆效果本身的写照。“日常生活审美化”作为“震惊”效果,大概就是这样一种情形:像无头苍蝇似的“文化研究”,不知在哪家高楼大厦光滑的玻璃幕墙上不小心滑了一跤,然后爬起来震惊于这个世界的“审美化”。当美或者审美脱离了任何的现实规定性和文化价值内涵,它本身就变成一种纯粹形式化和空洞化的东西。就“日常生活审美化”而言,它究竟在哪些方面体现了人性化的价值和内涵?它在哪些方面更让人们感觉到身心的舒适和愉悦?当我们细加审视的时候,会发现实际的情形正好相反,它更接近于“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的审美失控状态。对于眼前这个越来越鲜亮、愈来愈“美丽”的世界,相信每个身处其中的人都有切身感受,那就是它并不是让人越来越惬意与舒适,而是令越来越多的人焦虑和狂躁,所谓的“审美化”,其实只是审美垃圾和审美污染充斥的世界。这一切当然不能都归结为审美“增量”本身的结果,但同样也说明这样简单地赞美“增量”结果也还为时过早。 美学这个概念本身带有强烈的西方哲学传统色彩和学科规训意味,就像上文所讲到的,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意图,韦尔施这样激进的理论家也不得不在附着于它之上的传统的阴影内部工作。而在西方哲学传统内部颠来倒去地进行的概念搬运,恐怕也很难说清楚究竟是颠覆了传统的稳固性,还是论证了它的强大的在场。“认识论的审美化”实际上带来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的哲学和理论的认知和思考对象、我们生活于其间的这个世界,整体上变成了一个“审美物自体”,优雅地徘徊于我们的理论和认知能力之外,彻底消解了理论思维和认识活动的有效性。如果我们还承认人类生活还离不开哲学和理论上的认识活动,而这样的认识活动无论如何也要比审美更为基本和重要一些,我们必须将“认识论的审美化”读作强烈的反讽和讽刺。但要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需要的既不是认识论的视野,更不是美学和审美的视野,而是涉及到对于哲学和理论生活本身的正当性作出辩护的问题。这种辩护本身根本上讲不是哲学和理论的,而是政治性的——这样的对于哲学生活的政治辩护,是施特劳斯意义上的“政治哲学”的内在要求和前提条件。出于这样的哲学和理论生活的正当性要求,需要的当然不是重构形而上学体系,但也不是对于“认识论的审美化”继续进行超功利的“审美”,将这样的荒诞场景变成无关利害的“小说情节”,而是需要直面哲学和理论生活背后的价值观念的政治性冲突和文化战场。 三、人究竟应该如何生活? 人能不能够不带任何观念负荷、价值观念去生活?人能不能够带着许多种价值观念去生活?至少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下,“末人”式的生活方式好像还是只是另一种“观念”——“日常生活审美化”作为其朦胧和局部的预演,可以说明这一点。说取消任何价值观念本身仍是一种观念,从纯概念的层次上,这是一种概念上的无聊的还原主义和抽象拉锯,但从生活和生存的意义上讲却并非如此,而确实是对于现实情状的残酷指认和艰难表达。在这一点上,施特劳斯不仅像施米特一样,主张某种实质性的价值,而且他将这种实质性的价值赋予了具体的载体和“肉身”——“政治哲学”,来直接面对现代性的思想和理论上的敌人。施特劳斯将政治性化为思想和哲学本身的政治性,化为价值观念本身的肉身化的战斗与敌对性: 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声称知道或握有真理、决定性的真理、关于正确生活之道的真理。然而真理只能有一个。这些要求之间的冲突必然也是思想存在物之间的冲突;这意味着无可避免的争论。[10] 这就将问题性高度尖锐化了,也将观念之为观念的性质挑明了。但正如不能从隐喻的意义上理解《圣经》一样,一定不能从隐喻的意义上来理解这一点,即将哲学和理论上的“政治”和“敌人”理解为实际政治的投影。在施特劳斯那里,政治哲学具有摩西律法和柏拉图哲学中的“理念”的地位,“要像柏拉图理解他自己的思想那样理解柏拉图的思想”[11],所以倒过来的理解倒更接近于真实:现实的政治倒更像是政治哲学层次上的“政治”和观念敌对性的投影。正因为现代思维总是习惯于从“隐喻”的层面上进行理解,于是一开始就把哲学理解成了“哲学”而不是一种生活方式,因此根本就理解不了价值的实质性和内在性境地,根本理解不了神圣性的东西和古代哲学。于是,在这里就展开“古今之争”的恢宏战场。 像“末人”式的不带任何价值观念去生活,带着一种价值观念去生活,乃至带着许多种价值观念去生活,同样都只是一种生活方式。人类生活从根本上讲,只能是建立在某种价值上的自我肯定基础上的同一性和统一性的生活。在这里,哲学和理论并非最重要的事情,如果它不是一种完整意义上生活方式的表征的话。因此,重要的事情不是去选择何种生活观念,而是选择何种作为生活方式的观念,选择何种观念下的生活。就像犹太人问题不可解决就是犹太人的生活方式一样,带着“何为最好政体或最好社会?”这样的问题去生活,给我们带来的并不是许多种生活方式,而是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的实质,就是承认人本身的有限性、带着人先天而来的非自足性和非完善性去生活:如果我们不知道何为最好政体或最好社会,至少我们应该保持这样的提问的问题意识,至少我们应该知道什么不是最好政体和最好社会。因此上述生活方式其实就是包含了一种“负的”或消极性的价值决断。说到底,人其实最终只能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多元”和“多样”的生活方式的幻像,多数情况下只是同一种生活方式的具体内容和表象。“换一种活法”说说容易,实践起来何其难哉,而且其结果也不一定真的换了一种活法,而只是同一种生活方式内部的不同程度上的变动。所以,“多元主义”带给我们的并不是许多种生活方式,并不是“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从根本上说,它带来的同样只是一种生活方式。 带着某种观念去生活,这种生活当然不一定是理论性和哲学化的生活方式,也不一定需要通过理智上的确认和论证再去“生活”,但一定是具有某种伦理性规范和精神性重量的生活方式。现代生活根本上的自欺性质在于拒不承认这样一种基本的事实:多数人只能也必须生活在即成的观念系统当中,多数人只能且必须依赖于某种价值理念去生活。不承认这样一种事实,却一定要自己去设想某种“观念”,自己去实现某种“价值”:就像每个人分一块糖一样,人们以为精神世界中也必定有同样多的观念之糖,可以人手一块。事实上,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的观念和价值?其实又何须那么多的观念和价值?因此人们对于“自己的”观念系统的追求和价值理念上的“自我实现”,不是空洞的,就是依附在已有的更为宏大观念和价值体系之上。于是现代人的观念生活不能不成为一种纯粹的形 式和仪式,或成为一种纯粹的自我欺骗:一种形式化和仪式化的自欺,一种自欺的形式与仪式。所以不能用理解物质的方式,来理解观念世界和这种观念引导下的生活方式的“一”与“多”、单调与丰富,后者遵循的是与物质世界完全不同的秩序和规则。 就像打碎了的镜子不再是镜子,一个破碎化的观念领域,不只是带来多种多样的观念、“多元化”的观念领域,而且也改变了观念领域与生活世界的关系。观念世界的解体不是越来越精神化,而是越来越物质化,尤其是,人们已经无法辨析宏大、超越的观念性的内容,而只是以物质主义的态度面对观念。我们今天看到的是,观念世界越来越物质化,越来越获得了某种物质性的重量,这样的说法既有比喻的意义,也有非比喻的意义:这也就是说,今天这样一个挤满了物质主义世界,随时随地所分泌和剥蚀下来的一些低智商的生活观念、价值观念,不仅越来越具有物质般的微渺的坚固性,而且,观念内涵中确实也越来越充满了物质性的标准与物质性诱惑,观念领域越来越被物质主义的逻辑所主宰。它们可以轻易地虏获那些穷极无聊而又特别善于自我欺骗的心灵,它们仿佛自在自为地只是为了自身的存在而存在。过去人们直接把握观念的内容,认同观念的价值内涵,现在人们首先知道观念是一个“观念”,知道自己需要一个“观念”。然而观念的物质性重量越重,它的精神性重量越轻。人们从物质占有的逻辑出发,不可理喻地迷恋“多”而鄙弃“一”,认为“多”一定比“一”要好,“增量”一定比没有“增量”要好。数不清的“价值观念”、“价值理念”,就这样在一个离地15公分的高度上,与芸芸众生翻滚于物质主义的海洋当中。人类生活遵循着物质主义逻辑、对于观念的这种物质般的依赖性,恰恰正是现代生活的所谓“观念化”特征。人们在不同的观念之间,不是宁静地生活在观念的纯净的光照之中,而是以迷恋物质般的态度执着于自己也不知所云、辞不达意的“价值观念”。因果性在这里已经混淆不清,已经无法从理论上说明何以如此,但结果是确实如此。那些伟大的精神世界的太阳,就是这样一步步地下降到类似人造的塑料荧光棒的地步。黑格尔曾经以历史主义的姿态,揭示现代生活本身的观念化性质——但也只是历史性地揭示而已,并没有去进一步探究这种性质的根源及其背后的危机所在;尼采对于“理论人”的批判,也可以看成从另一个方向指向了这一事实。 随着观念世界的解体,因为人们已经分不清何为“观念”,人们终于达到这样一种地步,即人们根本上已经无法辨识到生活本身的肯定性和同一性、统一性。这种肯定性和同一性、统一性,本来是人们借助于观念化的东西来意识和实践的。这种观念化的东西,完全可以是前理性和前理论化的、直觉理解的东西,对于生活来说,这已经足够;只有当我们将这种观念的形式(从而也将其内容)本身置于认知和反思程序之下时,才有了理性和哲学。这种在古代哲学中曾经以本体论诘问和神圣性观念方式体现出来的实践感和存在意识,在近代哲学中或许勉强获得它的认识论和认知理性层面上的抽象对应物。在黑格尔那里,这种基础性的同一性、统一性是由意志的理性性质决定的,或不如说是由意志与理性的关系决定的。[12]但在黑格尔之后的政治哲学,根本没有能力去确证这种人类生活根基处的、肯定的同一性——也许最多是批判的同一性(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抽象的同一性(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以及由于这种同一性的变动所带来的人类生活的质变。施米特告诉我们,后者才是政治性的根源。施米特本人不得不以一种区分性和否定性的方式,重新凝聚起这种同一性和同质性,以确保政治性之为政治性。施米特的政治的概念是一个建立区分与否定基础上的概念,但它却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强化和确立起一种更深层次上的基础性的人类生存的肯定性和同一性、同质性。因此将施米特的政治理论称之为“政治存在主义”也有一定的道理。 与施米特不同,表明温和的施特劳斯的意义实际就在于以一种更为极端、更为根本也更为坚定的问题方式,重新揭示出这种同一性:人要从根本上肯定自身,才能坚持这种基础性的同一性,才能生活,因此,这种同一性既不是源于理性也不是源于意志,它本身才是理性之源。这样的一些说法,我们看出其中的“理论”意味已经很稀薄和朴素,这恰好说明它到了理论的边缘处和开始处,或者说,正如上面的论述所显示的,这是靠近理论的开端、起源处的论证。所以施特劳斯关于文明的定义是正好说反了:文明不是有意识的理性文化[13],而是理性源于生活与生存基础上的文明和文化意识。而施特劳斯的政治性也要从这里去寻找,而不是去“隐微教诲”与“显白教诲”之间的关系中去寻找:人有没有理性都要生活,但只有肯定性的生活,才可能是好的生活;而只有好的生活,才有延续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即坚持自身的同一性和统一性。带着苏格拉底式的问题和疑问去生活,也仍然是一种肯定性的生活方式,或者不如说,更加是一种肯定性的生活方式。说到底,并没有否定性的生活方式:反抗式的生活方式,隐居遁世的生活方式,在其更深层的根基处,也都是一种生活方式,都是作为一种价值上自我肯定生活方式,来延续自身。 政治哲学视野的内在要求,实际也包括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审美”情境的内在性当中自我陶醉,而是需要一种内在与外在、“内部”和“外部”贯通的整体性视野。从“外部”视野来说,一个没有政治理念和政治远见的国家和共同体,只是一个纯粹的经济符号和经济组织的存在,只是一个他者眼中与其利害无关的或正面、或反面意义上的“审美客体”。对于某些“他者”来说,其实正是以这样的超功利的“审美”的眼光,来打量那些对于他们的生存构不成利害关系的客体、对象的,而别的国家成为这样意义上的“审美客体”,正是他们不胜欢迎的。所以,我们不能只在日常生活的内部搜寻无处不在的微观政治和文化政治,而应该有勇气为整个民族和文明共同体设立一个外部的政治理想、政治抱负和政治目标,并进而从内部重新组织我们的生活伦理和生存情调。到那时,人们才不至于把“日常生活审美化”这样不堪的历史拐角处的回光和蜃影,当成是某种生存的庆典。 政治哲学论文:关于陶行知政治哲学思想论要 陶行知是民国史上重要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其教育思想在教育发展进程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要深入了解陶行知教育理论凝练与实践探索的过程,就必须了解其思想体系背后的政治学背景。陶行知也有政治哲学思想,可以说,政治上的诉求是建构陶行知理想教育世界的前提条件,陶行知政治哲学思想以自由、平等的民主共和为理想,以民主化教育为路径,以国民的民国生活和共同自治来实现。 政治哲学的核心诉求—民主共和的社会理想 陶行知的政治理想和社会愿景,是其充分吸收古今中外民主思想的结果,一方面受中国传统“民贵君轻、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的濡养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影响,一方面受到西方各种政治学说以及民主共和观念的影响。 简言之,陶行知的政治诉求就是民主共和的社会理想。早在1914年的《共和精义》中,陶行知已经表达了民主的诉求,之后在《我的学历及终生志愿》中指出:“余今生之唯一目的在于经由教育而非经由军事革命创造一民主国家……发展和保持一真正民主民国,因此乃惟一能够实现的正义与自由的理想之国”①,这说明陶行知心中的理想社会是民主社会、民主国家。 所谓共和,即“惟共则固,共而能和则固。故共和也者,国民全体同心同德,戮力以襄国事,以固国本,以宁国情,使进化于无穷之主义也”。共和主义的目的是“共和主义责之全体国民,群策群力,群运群智,群负群责,以求群之进化福利”②。共和重视个人价值和个人责任,给予个人平等之机会。共和政治图谋全体国民之福利,重视共和目的和责任,能得最良之领袖。所谓民主,它好比是政治的盘尼西林,真正的民主有如下内涵:“一是政治民主,即民有民治民享之政府;二是经济民主,即民生主义;三是文化民主,即教育为公;四是社会民主,即社会关系上发动的改革;五是国际民主,即大道之行,天下为公。”③ 政治哲学的基本内涵—平等自由的共和精义 陶行知在《共和精义》中将其民主思想的基本内涵进行展开,即自由、平等和民胞“三大信条”,其中自由和平等概括了民主共和的主要价值,即政治价值;而民胞体现的是个人价值。陶行知的自由平等观念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他认为,“法律之内有自由,道德之内有自由”,“自由有正负”之分,负自由是假自由,而正自由才是真自由,即“真自由贵自克、贵自制、贵个人鞠躬尽瘁,以谋社会之进化。” 所谓平等,即“在政治上、生计上、教育上、立平等之机会,俾各人得以自然发展其能力而为群用”④。此后,对于平等自由的涵义,陶行知又有所发展,在《平等与自由》中,陶行知首先指出:“世界上有真平等、假平等、不平等。”而陶行知认同的真平等是“大家的立脚点平等”、“大家在政治上要站得一样平,经济上也要站得一样平”,这才是真平等。然后陶行知用一副对联“在立脚点谋平等,于出头处求自由”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正像有学者阐释的那样,“这个新见解试图从发展性的角度将自由和平等统一起来,将这两种价值置于发展性上去权衡,而这两种发展价值的关系就是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关系,即自由有价值,因为个体的人需要个性发展,平等有价值,是因为社会的人需要共同发展”⑤。基于此,则“个人为社会而生,社会为个人而立,实共和主义之两元也”。 民胞思想在陶行知看来,就是博爱,是共和的根基,亦是平等、自由的前提,正所谓“共和制大本则在民胞焉,民胞之义昌,而后有共同目的、责任和义务”,“苟无民胞主义以植共和之基,则希望共和,犹之水中捞月耳!”⑥ 政治哲学的基本路径—教育造国的模式选择 坚定的教育造国路。有一定的社会愿景,才会有一定教育模式的选择。教育救国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涌现出来的一种思潮,陶行知在一次演讲中指出:“教育能造文化,则能造人;能造人,则能造国。今人皆云教育能救国,但救国一语,似乎国家已经破坏,从而补救,不如改为造国……若云教育造国,则精神中自有趣味生焉,盖教育为乐观的而非悲观的也。”⑦陶行知怀揣的就是这种达观、积极的教育造国梦,并最终选择了教育成为自己的终身志愿。 早在《共和精义》中,陶行知就指出,“教育实建设共和最要之手续,舍教育则共和之险不可避,共和之国不可建,即建亦必终归于劣败。”陶行知还指出,“教育为改良社会而设,为教育社会人才而设”,之所以选择“教育”模式实现民主共和社会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教育能养成共和制要素”,以及“教育能巩固共和制基础”,只有通过教育才能真正实现民主,所以陶行知坚定地选择了教育造国这条路。 民主化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在某种程度上说,陶行知的教育就是一种民主教育,这种教育是“人民的教育,人民办的教育,为人民自己的幸福而办的教育”。陶行知的民主教育包含着天下为公、文化为公、教育为公的含义,他期望通过“全民教育,以实现全民政治”,他呼吁“教育机会均等,无论性别、阶级、信仰,无论远近、城乡都应有同等机会享受教育之权利”⑧。 而他的民主教育的起点,则开始于平民教育,诚如有学者所言,“政治上信奉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教育上奉行平民主义,是陶行知政治思想的历史本原”⑨。其平民教育主要有三个核心观点,一是关于个人,使完成其人之所以为人;二是关于国家,使中华四万万同胞,都成为“民国的国民”,九万里河山,都成为国民的民国;三是关于世界,可以使国际战争减少,促进永久和平。因此,陶行知的平民教育就是一种民主教育。 传统教育鼓吹人上人及教育的不平等,而陶行知提倡的是人中人的教育梦想,他同情民众,热爱民众,悲天悯人的情怀伴随他的一生。基于这样的观念,陶行知主张在“劳力上劳心”,扫除教育上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开启民智,促进民众意识的觉醒,一直为人民大众的教育普及和平民教育的推广而努力践行。 政治哲学的践行原则—民主生活与国民自治 关于陶行知政治哲学思想体系,还有一个践行原则的问题。陶行知试图通过国民的共同自治、共和治理和引导国民过上好生活、民主生活为旨归,来践行其政治哲学思想。 民主生活。民主生活旨向民主政治,陶行知试图培养国民过民主生活来改造国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品质,进而最终实现民主社会的理想。所谓民主生活,就是康健的、劳动的、科学的、艺术的、改造社会的生活,民主生活是一种进步和发展的生活。陶行知认为,“中国的老百姓能立法、守法,能在这种民主的生活中,学做中华民国的主人。”即“在民主生活中学、在争取民主的生活中学习争取民主”,这也再次佐证,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就是一种民主教育。 对于如何过民主生活,陶行知制定方针:一是“自立与互助”,每个人要自立,还要清楚自己是一个人中人,因此要建立互助的人际关系;二是“平等与责任”,大家一律平等,共同守法和立法,同时还要履行相应的责任;三是“自由与纪律”,国民要正确处理好自由与纪律的关系;四是“大同与大不同” ,使大不同的国民“各得其所”、“及时发荣滋长”,最后共臻和谐的大同之效。 国民自治。依据陶行知的意思,自治即是自己管理自己,大家共同立法、守法,共同治理。“国民自治”一方面要求国民的个人自治,一方面又是国民的共同自治。陶行知指出,“共和国所需的公民,是要他们有共同自治的能力。中国既号称共和国,当然要有能够共同自治的公民。”而“共和国民最需要的操练,就是自治”。在此基础上,国民要养成如下习惯:一是“对于公共幸福,可以养成主动的兴味”,关注大家共同的福祉和幸福观;二是“对于公共事业,可以养成担负的能力”,形成一定的国民责任和使命感;三是“对于公共是非,可以养成明了的判断”,形成正确的是非观和价值判断。简言之,自治可以养成国民“于公共事情上的愿力、智力和才力”⑩。 回顾陶行知的政治哲学思想体系,人们给予的“民主之魂,教育之光”的称谓,其实短短八个字基本可以表达陶行知政治哲学思想的全部内涵。 政治哲学论文:政治哲学的伦理学基础 摘要: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就是政治与道德的关系,这个问题涉及我们对政治生活的基本性质的理解。在古代政治哲学中,道德与政治是直接同一的,在近代欧洲政治哲学的发展中,出现了政治与道德相疏离的倾向,而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则普遍确认政治正义的道德依据。事实上,无论是道 ,!生活,还是政治生活,都具有建立和维护社会生活秩序的基本功能,因此表现出道德与政治的相互交融性。 关键词:政治哲学;伦理学;政治与道德的关系 在西方学界,政治哲学的复兴是以罗尔斯在20世纪70年代初发表的《正义论》为标志的,而在我国学界,政治哲学研究进入活跃状态已是21世纪的事情,晚于欧美近三十年。因此,在我国,政治哲学仍然属于新兴的研究领域,这自然会带来对政治哲学的学科性质的讨论。在这个讨论中,厘清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尤为重要。因为这个关系不仅涉及政治哲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同时也涉到我们对政治生活与道德生活的内在相关性的理解,更涉及我们对政治生活的基本性质的理解。在笔者看来,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简单地说,就是政治与道德的关系。从最一般意义上说,“善”是道德生活的核心概念,或者说是伦理学的最高范畴;“正义”是政治生活的核心概念,或者说是政治哲学的最高范畴。但无论是道德生活,还是政治生活,都具有建立和维系社会生活秩序的基本功能,而无论是“善”还是“正义”都代表着一种体现健全人格和健康社会的正面价值,因此对“善”的追求和对“正义”的追求,无论是在伦理学中还是在政治哲学中,都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表现出道德与政治的相互交融性。本文试图通过概要地梳理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的历史发展过程来阐释笔者对这个问题的粗浅理解。 一、古代政治哲学:道德与政治的直接同一 无论是在中国古代哲学中,还是在古希腊哲学中,有关政治问题的哲学思考都属于伦理学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在古代哲人看来,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权威性来自于道德伦理的基本要求。为政者必须是善者,这一点在古代哲人那里是不言而喻的。在社会生活的共同体中,掌握公共权力的政治统治者以及大大小小的官吏,他们的道德品行的优劣直接决定了政治的兴衰。如果统治者和政府官吏不顾公共利益和大众利益,而将公共权力变成谋取私利的工具,那就必然导致政权的腐败、社会矛盾的激化乃至生活共同体的瓦解。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学说,从其主要内容上看,就是一种包含政治学说在内的伦理道德学说。在这种学说中,政治的最高境界同时即是最高的道德境界,即“仁政”。儒学创始人孔子就直截了当地指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其意就是说,为政者必须良善正直,才有可能避免臣民的邪恶。道德上的正直和政治上的正义均是“道义”本身的基本内涵。离开了“道义”,不仅无从判断政治行为和政治活动的是是非非,而且会造成政治秩序的混乱,并最终导致天下大乱。孟子更注重人的道德品性与政治的关系。他强调人性在根本上是“善”的;人性的善就表现为每个人都有“不忍人之心”,即“仁心”;而君王有不忍人之心,就会有不忍人之政,即“仁政”。所以,他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孟子·公孙丑上》)人有“仁心”若能“推恩”,便可使道义原则广布天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 在古希腊政治哲学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论是最为卓越的。尽管他们二人对诸多政治问题的理解存在着很大差异,但他们都把“善”或“至善”作为政治活动、国家生活的最高目标,也是衡量政治行为和人的政治品质的最终标准,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也是从“善”的理念中获得最终的依据。如柏拉图所说:“善的理念是最大的知识问题,关于正义等等的知识只有从它演绎出来的才是有用的和有益的。”柏拉图在他的着名着作《理想国》中就是把正义作为他的国家学说的核心理念,这使他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对正义概念进行理论探讨的政治哲学家。在他看来,一个城邦(国家)主要由三个阶层的人构成,即统治者(护国者)、辅助者(保卫者或武士)和农耕商人,每种人在城邦中都做最适合他的天性的事情,互不干扰,这是构成城邦的原则。所谓“正义”就在于符合这个原则,即“正义就是有自己的东西干自己的事情。”同时,正义就是智慧与善。城邦的“正义”主要体现为“智慧”、“勇敢”和“节制”这三种美德。其中,“智慧”是属于城邦统治者的美德,“勇敢”是属于城邦保卫者的美德,而“节制”则是属于城邦中所有人的美德。因此,正义的城邦就应当是“善”的,“这个国家一定是智慧的、勇敢的、节制的和正义的”。 柏拉图还确信,城邦的正义与个人的正义具有一种同构性。国家有三个部分,每个人的灵魂也有三种品质,这就是“理性”、“激情”和“欲望”。当人的这三种品质彼此友好和谐,理智起领导作用,激情和欲望一致赞成由它领导而不反叛,这样的人就是有节制的人。这种人能够“自己主宰自己,自身内秩序井然,对自己友善”。他们能够带来城邦的和谐。 亚里士多德同样把“至善”理解为人们组成城邦所要达到的目的。所以,他在《政治学》一书中,开篇就说:“所有城邦都是共同体,所有共同体都是为着某种善而建立的(因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着他们所认为的善),很显然,由于所有的共同体旨在追求某种菩,因而,所有共同体中最崇高、最有权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这种共同体就是所谓的城邦或政治共同体。”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所谓“至善”就是“追求完美的、自足的生活”,因而也就是“公正”或“正义”。既然城邦的最高目的是至善,那么“公正”就是为政的准绳。他说:“人一旦趋于完善就是最优良的动物,而一旦脱离了法律和公正就会堕落成最恶劣的动物。不公正被武装起来就会造成更大的危险,人一出生便装备有武器,这就是智能和德性,人们为了达到最邪恶的目的有可能使用这些武器。所以,一旦他毫无德性,那么他就会成为最邪恶残暴的动物,就会充满淫欲和贪婪。公正是为政的准绳,因为事实公正可以确定是非曲直,而这就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秩序的基础。” 在古代哲学中,政治哲学之所以从属于伦理学,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就建立和维系社会生活秩序而言,习俗、习惯和道德作为生成和维系秩序的文化机制要比法律、政治制度久远得多。习俗、习惯和道德是在人们的共同生活的漫长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系列有效的行为规则以及解释这些行为规则的观念。这些行为规则和观念经过长期的演化过程已经固化到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中,甚至深深地植根于人们心理结构下意识层面中,成为社会秩序的深层机制。法律、政治制度通常是阶级、国家产生以后才形成的社会规范,因而法律、政治制度等的产生也就标志着文明社会的开始。但是法律和政 治制度与社会习俗、道德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于习俗和道德构成了社会秩序的深层机制,因而法律和制度的制定和施行就必须与这些习俗和道德保持基本的一致。事实上,大部分法律和制度都是通过立法程序和政治过程而将那些对社会整体利益和社会总体秩序至关重要的习俗和道德规范法律化、制度化。因此,法律和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习俗和道德。离开了习俗和道德,政治问题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其二,在古代哲人看来,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权威性也来自于道德伦理的基本要求。在社会生活的共同体中,掌握公共权力的政治统治者以及大大小小的官吏,他们的道德品行的优劣直接决定了政治的兴衰。如果统治者和政府官吏不顾公共利益和大众利益,而将公共权力变成谋取私利的工具,那就必然导致政权的腐败、社会矛盾的激化乃至共同生活的瓦解。柏拉图之所以在《理想国》中呼吁让哲学家出任国家统治者,就是因为他认为真正的哲学家的最高追求就是至真、至善的理念,因而能够将“善”作为自己的执政标准,他们不看重浅近的物质利益,也不在乎手中的权力,因而较之其他人更有利于政治的清明和社会良好风尚的建树。 其三,政治哲学对政治问题的考察和研究必然带有一定的价值取向,而这种价值取向归根到底来自于道德原则。也就是说,政治的合法性或合理性的根据并不在于政治活动自身,而在人们最基本的道义原则中。因此,只有伦理学才能为政治的合法性或合理性提供形而上学的终极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说,伦理学构成了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具有绝对意义的“善”,是所有道德行为和政治行为归宗。 二、近代政治哲学:道德与政治的疏离 在欧洲传统政治学说中,确信“善”与“正义”、道德与政治的直接同一始终占据主流地位。特别是在中世纪,由于宗教神学和罗马教会的强权统治,使道德与政治的直接同一采取了政教合一的政治形态,即作为“至善”的神是王权或国家权力的全部根据。然而,到了中世纪末期,教权的腐败、王权的专制、教权与王权之间的矛盾以及宫廷内部围绕权力展开的争斗等等,使人们越来越难以看到,也越来越难以相信政治统治的良善本性,并逐渐对“政治植根于道德”这一传统观念产生怀疑。 最先对这一传统政治观念提出挑战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着名政治理论家马基雅维里。他在《君主论》一书中干脆把政治统治与道德本性剥离开来,提出一种“用目的说明手段正当”为原则的政治无道德论。马基雅维里是中世纪晚期意大利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从政治理想上说,他崇尚共和政体,认为共和政体有助于促进社会福利,发展个人才能,培养公民美德。但面对当时意大利人性堕落、国家分裂和社会动乱的状态,他认为实现国家统一社会安宁的唯一出路只能是建立强有力的君主专制制度。在他看来,人是自私的,追求权力、名誉、财富是人的本性,因此人与人之间经常发生激烈斗争,为防止人类无休止的争斗,国家应运而生,颁布刑律,约束邪恶,建立秩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君主应当不图虚名,注重实际,只要能够达到目的,无需考虑手段的道德性质。残酷与仁慈、吝啬与慷慨,都要从实际出发,即所谓“明智之君宁蒙吝啬之讥而不求慷慨之誉”。所以他在《君主论》中说,君主“常常不得不背信弃义,不讲仁慈,悖乎人道,违反神道”,君主“如果有必须的话,他就要懂得怎样走上为非作恶之途”。“当君主认为“如果没有那些恶性,就难以挽救自己的国家的话,那么也就不必因为对这些恶行的责备而感到不安,一些事情看来是恶行,可是如果照着办了却能给他带来安全与福祉。”这就是说,政治统治的正义是用其最终目的和效果来说明的,一切与此无关的道德都应该被抛弃。基于这种观点,马基雅维里明确地把政治学当作一门实践学科,将政治和伦理区分开,把同家看作纯粹的权力组织。可以说,他是近代第一个使政治学独立于伦理学的思想家,因而有资产阶级政治学奠基人之称。 当然,在近代政治哲学中,马基雅维里的这种比较极端的政治学观点并不多见。多数政治哲学家并不否认政治合法性本身所蕴含的道义原则。这特别体现在近代法学和政治学有关自然法的讨论中。所谓自然法不过是一些最基本的道义原则,如“各有其所有,各偿其所负”(格劳修斯),“既受他人恩施之惠,就应努力使他不因施惠而自悔”(霍布斯)等。当然,自然法的内容应当是什么,这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但不管怎样,自然法所涉及的就是一些最基本的道义原则,法律和政治行为如果不符合自然法的要求,就是不合理的、不合法的。因为“自然法”本身就被理解为维系社会共同生活的最基本的尺度,没有这些基本要求或不符合这些基本要求,社会生活就建立不起来,即便建立起来也维持不下去。 但问题在于,如何才能使自然法成为共同的生活准则而不致于被个人的任意性所破坏?人性中是否具有足以使自然法得以贯彻的道德根基?对于这样的问题,近代思想家则比较普遍地表现出对人的德性能力的不信任,即便不否认道德良善的重要性,但也不把政治正义的实现寄希望于人的道德品性。如英国哲学家霍布斯从人性本恶的基本立场出发,干脆否认了人凭其本性执行自然法的可能性。在他看来,尽管自然法是理性法则,但人的趋利避害的自私本性使人倾向于不愿接受自然法的约束,因此,要使自然法行之有效,就必须依靠具有强制力的政治权力。他说:“正义的性质在于遵守有效的信约,而信约的有效性则要在足以强制人们守约的社会权力建立以后才会开始,所有权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按照霍布斯的这一观点,政治的正义与其说是根源于人性的善,不如说是为了防范人性的恶。 稍晚于霍布斯的英国哲学家洛克不同意人性本恶的说法,而是认为人天生就是要过社会生活,这就决定了最初的“自然状态”应当是一种社会生活的状态,一个自由、平等的状态。在自然状态中,人们根据自己的愿望行动,并受理智的约束,在理性的范围内,其行动服从自然的道德律,这就是“自然法”。洛克还认为,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人都有根据自然法来惩罚违反自然法的人的权利和要求犯罪人作出赔偿的权利,这就是所谓的自然权利。由此看来,洛克既肯定了自然法是一种道德律,又肯定了个人执行自然法的正当权利,但他同样认为,政治的正义不可能直接从这种自然法和自然权利中产生。因为,尽管在自然状态中,人们的行为是受理性的自然法约束的,但人们的行为却常常是非理性的,这就造成了自然状态的种种缺陷,其中最主要的缺陷是:第一,在自然状态中,缺少一种确定的、规定了的、众所周知的法律作为判别是非的标准和裁决纠纷的共同尺度,从而使有些人由于利害关系而心存偏见,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式理解和运用自然法。第二,在自然状态中,缺少一个有权依照既定的法律来裁判一切争执的知名的和公正的裁判者。每个人以自然法的裁判者和执行者自居,而又偏袒自己,这就使他们的裁决因情感和报复之心而超越正当的范围。第三,在自然状态中,往往缺少权力来支持正确的判决,使它得到应有的执行。这就是说,在自然状态下,人们无法解决在理解和执行自然法方面所产生的分歧,这就易于导致战争状态。要避免可能发生的战争状态,就必须走出自然状态,组成公民社会和公民政府,把每个人执行自然法的自然权利交给这样的政府,通过颁布和执行确定的、众所周知的、大家共同接受的法律,来维护自然法和自然赋予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他说:“虽然他在自然状态中享有那种权利,但这种享有是很不稳定的,有不断受别人侵犯的威胁。既然人们都像他一样有王者的气派,人人同他都是平等的,而大部分人又并不严格遵守公道和正义,他在这种状态中对财产的享有就很不安全、很不稳妥。这就使他愿意放弃一种尽管自由却是充满着恐惧和经常危险的状况;因而他并非毫无理由地设法和甘愿同已经或有意联合起来的其他人们一起加入社会,以互相保护他们的生命、特权和地产,即我根据一般的名称称之为财产的东西。” 霍布斯和洛克的上述观点在近代欧洲政治哲学的诸多学派中是很普遍的。近代欧洲正处在由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过渡过程中。而市场经济是以作为市场主体的个人最大限度地追求私人利益为内在驱动力的,这就必然要求个人的私有财产权利得到国家和法律的保护。不管这种私人财产权利被理解为来自于人的趋利避害的本性(如霍布斯),还是被理解为来自于人的劳动 (如洛克),或者被理解为私有财产制度的产物(如卢梭),私人财产权利都是不能被取消,不能被侵犯的。这也是近代政治思想家竭力予以肯定的自由平等权利的核心内容。因此,在近代政治思想家们看来,要保护私有财产权利,防止相互侵犯,靠人们的善良意志是根本不可能的,必须将私有财产权利以法律的形式确立起来,并使之得到有强制力的国家的保护。因而在近代大多数政治哲学家看来,道德的良善和政治的正义并不是直接同一的,后者总是在前者不起作用的地方才能发生。这样,政治思想家们在人们角逐私利的行为中难以相信道德意识本身可以产生积极的政治后果,同时又在自由平等的理想之下寻求实现正义的政治途径。 道德与政治之间的这种疏离使政治思想家们越来越倾向于把政治生活或国家政府之类的问题当作独立的研究领域,探讨政治过程、政治生活、政治制度、政治策略的性质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特别是在19世纪后半叶,随着各门社会科学的普遍兴起,政治问题的研究也逐渐被纳入科学研究的轨道。诞生了作为实证科学的政治学。 三、现代政治哲学:为政治正义确立道德依据 当政治学成为独立的社会科学学科以后,政治哲学一度衰落,政治问题的探讨逐渐被纳入实证科学的轨道,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将道德问题从政治视野中排除出去。并且受“唯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政治学界一度对政治哲学采取漠视的态度,认为政治哲学所关注的价值判断,没有严格的确定性,只能各执己见,莫衷一是,不可能是真正的科学,因而不值得重视。这种情况延续了几乎一个世纪。应当说,把政治生活作为独立的对象,从“事实”的意义上加以研究的确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从政治生活的总体上说,排除道德问题的或忽视“价值”维度的思考,又是十分片面的。在现实的政治活动中,事实与价值是不可分离的。从客观事实上说,人类的政治生活本身就是一个高度复杂的有机体,它在任何一个历史起点上的未来演化趋势都具有多种可能性,而哪一种可能性能够变成现实,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主体的价值选择。在这种价值选择中,人们对于正义与非正义、善与恶、平等与自由等道德原则的理解显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决定了人们的历史活动所具有的基本目的和所要采取的基本步骤。正是由于这一点,罗尔斯在试图通过对政治正义的思考来解决政治过程所面临的各种困难问题时,也指明了政治哲学对于伦理学的从属性。他说:“政治哲学有它自己的明确特征和问题。作为公平的正义是针对现代民主社会的基本结构这个具体问题而言的一种政治正义观念。就此而言,它的范围要比统合性的哲学和道德学说狭窄得多,诸如功利主义、至善主义、直觉主义以及其他的学说。它关注的是(以基本结构形式存在的)政治问题,而政治问题不过是道德问题的一部分。” 在罗尔斯看来,如果我们把社会看作是一个公民平等参与的公平的合作系统,那么这种平等的基础就是拥有最低限度的道德能力。因此他确信,作为公平的正义将公民视为从事社会合作的人,这种人拥有两种道德能力,“一种道德能力是拥有正义感(sense of justice)的能力:它是理解、应用和践行(而不是仅仅服从)政治正义的原则的能力,而这些政治正义的原则规定了公平的社会合作条款。”“另一种道德能力是拥有善观念(conception of good)的能力:它是拥有、修正和合理地追求善观念的能力。这样一种善观念是由各种终极目的和目标组成的有序整体,而这些终极目的和目标规定了一个人在其人生中被看作最有价值的东西,或者被视为最有意义的东西。”因此,罗尔斯高度注重政治的正义与道德能力的关系,他在《正义论》中这样说:“我希望强调,正义观只是一种理论,一种有关道德情感(重复一个十八世纪的题目)的理论,它旨在建立指导我们的道德能力。或更确切地说,指导我们的正义感的原则。” 不独罗尔斯这样看,几乎所有的当代政治哲学家都这样看。与罗尔斯齐名的当代政治哲学家诺齐克,尽管他在有关政治正义的理解上与罗尔斯有着尖锐的对立,而主张一种极端的自由主义,但他同样明确地强调,道德哲学为政治哲学既提供了背景又确定了边界。而具有约束力的道德禁令就是国家强制力的最根本的合法性源泉。《当代政治哲学》的作者金里卡也认为,在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之间有一种根本性的关联,政治哲学关注的焦点是那些使得公共机构的运作具备合法性的道德义务,公共责任和私人责任的内容和界限,都必须诉求更深刻的道德原则才能确定。他说:“对公共责任的任何解释都必须契合更宽广的道德框架:这种道德框架既要能够容纳又要能够说明我们的私人责任。” 从以上对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的历史梳理,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政治哲学在当代的复兴包含着人们对政治生活的道德价值的重新理解。这一点,在我国学界还是相当模糊的。不少学者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普遍的法治社会,依法治国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则,因此,确立治理社会的道德原则似乎是不合时宜的事情。这些学者也许并不否认道德建设的重要性,但却在观念上把道德建设与政治建设和法制建设看成是不同的过程。他们忽视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即任何政治生活都有其道德基础,至少在本质上包含着道德原则在其自身之中。至于法制建设,更是如此,正如美国伦理学家麦金太尔所说:“只有那些具有正义德性的人才有可能知道怎样运用法律。 政治哲学论文:文明的冲突?——后冷战时代西方政治哲学述介(上) 哲学总是与现实息息相关的。这不仅表现为哲学关心现实,而且表现为现实在某些关键的历史时刻给哲学以重大影响。冷战的结束就是这种重大历史时刻,它直接引发了关于后冷战时代的大辩论。关于后冷战时代的世界图景,西方政治哲学中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一种是“历史终结论”,另一种是“文明冲突论”。本文先介绍第一种观点。 “历史终结论”的主角是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他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1989年夏季号上发表了一篇长文,题目为《历史的终结?》。而后,福山将此文扩展为一部轰动一时的著作,于1992年以《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为题出版,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福山的文章和著作在美国引起了热烈反应,尽管也有不同的意见,但主流是佳评如潮,赢得了一片喝采声。 一、普遍历史的观念 1989年苏联和东欧骤变之后,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们苦苦思索着这样的问题:如何看待冷战的结束?后冷战社会将呈现什么样的世界图景?怎样将冷战与后冷战时代嵌入对人类历史的统一理解之中? 面对欢欣而又感到茫然和无所适从的西方人,福山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观点:“我们面对的东西既不仅仅是冷战的结束,也不是战后历史这一特殊时期的消逝,而是一种历史的终结。”[1] 福山的这种观点由两个思想支撑着。第一,人类历史是意识形态的演化史,“推动历史前进的矛盾首先存在于人的意识之中”。〔2 〕他认为,混乱的外部历史事件是表面现象,意识支配它们的本质。换言之,“意识是原因而不是结果,并能独立于物质世界自动发展,从而作为混乱外部事件之基础的真实主题是意识形态的历史。”〔3 〕如果人类历史是意识形态的演化史,那么当人类满足于某种意识形态之后,历史便停止前进了。 第二,“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最终的政府形式。”〔4 〕从“初民”的历史开端到20世纪的今天,人类经历了各种政府形式。如君主制、贵族制以及专制主义,但自由民主制度在历史发展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福山宣称:一方面,自由民主制度将先前的所有重大政治矛盾都解决了。“所有人类需要都被满足了,”〔5 〕今后不再有“大问题”;另一方面,它不仅现在没有可以与之竞争的意识形态对手,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存在更好的价值选择。因为它是唯一的,所以它是最终的。 在上述第一种思想中,福山犯了一个双重错误,他一方面追随黑格尔将历史的发展错误地理解为精神的发展,另一方面还断言这种精神发展作为意识形态演化已经达到了终点。在第二种思想中,他首先将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绝对化了,宣称它解决了所有政治问题;其次,他又将这种自由民主制度普遍化了,认为这种政府形式对全世界都有效。 二、历史发展的双重梁柱 福山主张:第一,历史是有趋向性的,朝向一个终极的目标;第二,历史是进步的,表现为由低级到高级的连续发展过程;第三,历史是普遍的和统一的,全人类最终都将达到“普遍的同质国家”。〔6 〕果真如此,那么推动历史朝向这个普遍统一的终极目标的发展动力是什么? 福山认为:“近代自然科学的进步为解释后续历史发展的许多方面提供了有趋向性的机制。”[7]自然科学不仅产生历史变化, 而且这种历史变化代表着进步,趋向于统一和普遍的目标。他特别指出,自然科学以两种方式推动着历史的发展。 第一种方式是军事竞争。古往今来,漫长的人类历史充满了冲突和战争,而科学技术赋予那些拥有它们的国家以决定性的军事优势。任何国家如果想保持自己的独立、自主和完整,想使自己在强手如林的世界中继续存在下去,想在连绵不断的战争中成为胜利者,就不得不接受科学技术,并沿着最有利于自然科学发展的方向建立其社会制度。军事竞争和战争的可能性“对于社会的合理化和创造跨文化的统一社会结构是一种巨大力量”,[8]从而,自然科学为人类的全球统一提供了基础。 第二种方式是经济发展。社会要存在下去,必须满足人类的生存欲望——衣食住行等等。“知识就是力量”,科学技术是一种巨大的生产力,为满足人类欲望提供了最有力的工具。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直接展示为社会的工业化过程。一方面,工业化创造出新的机器和制造工艺,产生出新的产品、行业和市场,另一方面,工业化要求劳动分工的不断合理化,导致新的劳动组织和产业阶级的涌现。两者交织在一起使各种不同文化的社会发生了相同的双重社会结构变化。一方面是传统社会结构基本成分的解体,如部落、部族、宗教团体、村落和传统家庭等等;另一方面是社会结构中各种现代机构的出现,如官僚机构、工会、公司、政党、传媒、大学和专业社团等等。整个社会发展全球趋同,而支配的原则是合理性。“强加给工业化社会的社会发展以相同性是合理性的要求。”[9] 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是一种什么关系?经济的现代化是否意味着政治的民主化?福山承认一个广为流传的看法: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与自由民主制度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经验相关性。但他否认两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不相信自然科学和经济现代化能对民主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他认为,“民主被选择决非基于经济方面的理由。”[10]在他看来,就单纯的经济增长而言,东亚的“市场权威主义”比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更为有效。 那么到底推动历史发展并导向历史终结的真正动力是什么呢?福山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汲取了灵感,认为历史的前进动力是一种精神力量,即人的“承认要求”。人不仅在社会上存在,而且要求被其他人作为人加以承认。这种被福山视为人性的“承认要求”完全是精神性的,与物质利益无关,与人的自保本能也无关。为了获得他人的承认,人甘愿冒生命危险从事于追求承认的血战,由此产生人与人之间的主人—奴隶关系。在他看来,这种主人(统治)—奴隶(奴役)关系开创了历史并贯穿历史的始终,而造成这种关系的“承认要求”则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整个历史中各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都是这种“承认要求”的体现:君主制承认一个人(国王),贵族制承认一些人(统治阶级或精英),自由民主制承认所有人(公民)。 在“承认要求”这种精神欲望的亢奋、扩张乃至发展为自大狂中,在由此带来的人与人之 间的矛盾和斗争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中,福山所描述的历史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进步。最终,一个“普遍的同质国家”出现了,它用法律规则确认了人人平等,一劳永逸地满足了人一直所渴望的“承认要求”,从而历史就此终结了。“在历史终结处显现出来的普遍同质国家可以被看作依赖于经济和承认要求这双重梁柱,趋向于它的人类历史过程既为近代自然科学的进步所驱动,也同样为要求承认的斗争所驱动。”[11] 三、最后的人 福山认为,冷战结束之后,在自由民主制度内部,基本的政治问题或意识形态问题都被解决了,而且今后也不会有无法解决的重大问题;在自由民主制度之外,不存在可以与之竞争的其他意识形态,并且将来也不会出现这样的意识形态,“我们不能给自己描述一个本质上不同于现在但又更好的世界。”[12]既然内无压力外无对手,今后世界必定是一派太平景象,几个世纪以来由意识形态所主导的冲突和战争将永远消失,人类再也没有价值选择了,当然再也不必为意识形态之争而牺牲了。由此福山宣布:历史已经终结,世界将进入后历史时期。 福山的历史辩证法是一个圆圈:由于有了“最初的人”(theFirst Man),才有了历史和进步;现在历史已经终结, 人从而变成了“最后的人”(the Last Man)。 福山在宣称自由民主制度在全世界获得了胜利时,喜悦之情油然而生。但在面对“最后的人”时,他心中却充满了悲凉之感:“最后的人”不再有理想和信念,不再有精神追求,永远失去了为实现理想和信念所必需的毅力、勇敢、牺牲和奉献:“最后的人”不再有冒险的战斗精神,他因曾历经沧桑而厌倦——驱使人们英勇战斗的神圣信仰被后续历史证明不过是愚蠢的偏见,他认识到了历史充满了无意义的战斗,同时又感到内心空虚:“最后的人”失去了对抽象价值的追求,而满足于直接价值的体验——沉溺于物质享受,沉溺于安逸的私人生活,沉溺于自我之中。 在福山看来,人与动物相脱离而成为“最初的人”,在于人有精神追求和理想。因此,人失去了精神和理想之后,“最后的人”便不再是人,“他们重新变成了动物”。[13]历史又回到了它的出发点,“后历史”同时也是“前历史”。 福山的历史观有两根支柱,即政治和经济。那么这两根支柱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福山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的基础是什么?这个支撑着政治、经济以及整个历史的基础就是人性。福山信从柏拉图,认为人性有三个组成部分——欲望、理性和精神,并相信它们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经济发展的人性根据是欲望和理性,其中,欲望表现为人的自我保存,而理性是实现欲望的最好工具。所以,经济进步的实质是在理性指导下以最有效的方式来最大程度地满足人的欲望。政治发展的人性根据是精神,精神追求产生价值、信念和理想,产生各种意识形态,并驱使人们从事为之献身的战斗。因为福山错误地将人性当作整个历史发展的基础,错误地将精神视为整个人性的本质,所以,在他毫无根据地断言历史已经终结之后,他不可避免地宣称人已经成为“最后的人”。 四、后历史主义的历史观 福山对历史的理解是黑格尔式的,与统治英美的盎格鲁——萨克逊传统迥然不同。但他的政治结论,他对后冷战时代的看法,与英美乃至西方的主流是完全合拍的,是对冷战结束后遍布西方的喜悦情绪的一种理论表达。 作为关于后冷战时代的一种政治哲学或历史哲学,福山的思想存在着许多严重问题。 首先,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从论证到结论始终贯穿着强烈的“西方中心论”。第一,他的理论完全依据于西方的发展模式,他的观点依赖于西方的历史经验,但他却将西方的发展模式提升为普遍的绝对的真理,将西方的现存政治制度确定为永恒的“普遍的同质国家”。第二,由于“西方中心论”的偏见,他判定西方文明是高级的,其他文明都是低级的。特别是价值体系方面,他认为只有西方的意识形态是普遍有效的,而非西方的意识形态都是狭隘特殊的。第三,他将西方的政治发展认定为唯一正确的模式,现代化就是西化,现在通行于西方的政治制度就是全人类将要达到的终点。实际上,通向现代化的道路并非只有一条,东亚的现代化过程就是一个明证。 其次,福山的历史观是极端唯心主义的。表面上,他将历史发展置于经济和政治这双重支柱之上,经济为科学技术所推动,政治则源于人的精神追求。但实际上,他所说的历史发展仅仅是精神的发展、观念的发展和意识形态的发展。一方面,他将经济与政治完全分开,政治发展与经济毫无关系,政治是一种纯粹的精神追求,政治制度是人的意识状态的外在化和客体化。另一方面,他又把价值观念当作衡量历史的唯一标准,将精神视为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将政治制度看作历史前进的基本标志。一句话,精神代表了历史的全部。没有精神,历史也就“终结”了。 最后,福山的“历史的终结”意味着历史主义的终结。他本来从黑格尔的历史主义中汲取了灵感和思想推动力,但是,当宣布“历史已经终结”之后,他便抛弃了历史主义。他的历史观是后历史主义的:历史已经进入后历史,不再有理想和信念,不再有意识形态争论,不再有需要加以解决的“大问题”。后历史犹如一潭死水,正如卡尔·曼海姆在《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结尾处描述的一样。但是,历史现在毕竟没有终结,将来也不会终结。因为只要人类存在,就会有不同的理想、信念和价值体系(意识形态),从而,人类也就永远会相互争论按照什么观念去开创历史。 政治哲学论文:谈“世界元”的政治哲学基础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为“超主权”的世界货币提供理论基础。根据社会契约论的论证,国家信用货币的基础是“主权”,而国家的主权来自于全体成员所订立的契约;与此类似,国际范围内的“共同权力”来自于各成员国主权的部分让渡。另一方面,国际范围内的“共同权力”与“主权”有着本质的区别,是一种“超主权”的权力。因此笔者认为,“超主权”的世界货币成立的基础在于国际范围内的“共同权力”,这一权力是建立在各参与国的同意的基础上的。本文还以欧元为例,对形成“超主权”货币的可能性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国际金融 世界元 欧元 主权 社会契约论 2009年3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央行网站发表署名文章《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提议建立超主权储备货币。这一想法引发了世界各国的热烈讨论,周小川本人也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被誉为“世界元先生”。周小川认为当前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存在着系统性的风险:以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国际储存货币,很难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确保币值的稳定。这是由于主权货币的币值必然受到该主权国国内经济状况和汇率政策的影响,而将其作为国际储蓄货币,就必然会因为一国经济的微小变化而引发整个国际货币体系的动荡;另一方面,世界经济的微小变化,也会给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经济造成巨大的影响。这就类似于动力系统中的蝴蝶效应,将微小的变化成百上千倍地放大。在世界经济正处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今天,这样的蝴蝶效应正在越演越烈。基于上述理解,周小川提议,我们应该建立一个由全球性机构来管理的、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减少主权国汇率政策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使全球流动性的调控相对稳定。周小川还特别指出,这一建立“世界元”的思想,并不是自己首创,早在上世纪40年代凯恩斯就曾提出采用30种有代表性的商品作为定值基础建立国际货币单位“Bancor”的设想,遗憾的是一直没有得到实施。 毋庸置疑,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有太多“一直没有得到实施的理想”:从柏拉图“共产共妻”的“理想国”到隐藏在大洋深处的“乌托邦”;从但丁“一统天下”的“世界帝国”到康德由“自由的共和制国家联盟”而达成的全人类“永久和平”;还有罗尔斯为世界各“国民”所订立的“万民法”……数不胜数的思想家为人类的美好未来构筑了形形色色的“理想”。这些“理想”正因为从未在人间实现过,所以仍然如太阳、月亮、星辰一样挂在天上,关照着人们现实的生活。“世界元”或许也正是这样一个美好的“理想”,然而,它绝不应该是一个“空想”。“理想”与“空想”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理想”是得到系统论证的想法,人们应用自己的理性在现实的基础上为“理想”构筑了上升的阶梯,而“空想”则仿佛是悬在空气中的浮尘,是人们随意说出,没有经过论证和辨析的想法。我们说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哲学王”是人类的理想而不是空想,那是因为柏拉图在自己所创立的理念论的基础上论证了“善的理念”作为城邦的根基;康德的“永久和平”是一个理想而不是空想,因为,康德系统地论证了人们达到永久和平的“先决条款”和“正式条款”。与此类似,我们如何才能使“世界元”成为一个“理想”,而不是仅仅沦为“空想”呢?我认为,唯一的途径就是要为“世界元”这一理念提供哲学的论证,给出系统的、符合逻辑的理由。而本文正是这种努力的一个尝试。 一、主权货币的政治基础 要为“世界元”这一理念提供哲学的论证,我们首先应该从更基础的概念“货币”开始分析,弄清楚“货币”是什么,以及构成“货币”的基础是什么。“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76)在其开创性的着作《国富论》中详细讨论了货币的起源。斯密认为,由于社会的分工人们为了获得生活的必需品,不得不进行货物交换,而货币正是人们进行交换的通用媒介。斯密论述道,“(货币)成为一切文明国商业上的通用媒介。通过这媒介,一切货物都能进行买卖,都能相互交换”。可见,货币就是人们进行货物交换的媒介,它可能是牛马、可能是盐、贝壳、烟草、干鱼丁、兽皮等等,当然人们最后还是选择了金属作为货物交换的媒介,这是因为金属不易磨损、可任意分割等等优越的特性。斯密虽然在《国富论》中给出了货币的定义,但是却没有说明货币得以成立的基础是什么。所谓货币得以成立的基础指的是,在进行货物交换的过程中,人们凭着什么对某种“通用媒介”保持信心。也就是说,人们为什么愿意将手中的货物换成货币,又为什么这一货币可以与任何货物相交换呢?每一个人都对这一“通用媒介”毫不怀疑,这是为什么呢? 实际上,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曾经讨论过这一问题。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讨论了正义理论当中的“交换正义”。亚里士多德认为,只要有交换的地方就需要进行比较,而所谓交换正义就是“价值同等”的交换。货币是作为比较的中间物被发明的。亚里士多德论述道,“这种使用的交换在习惯上就发明了货币,它的名字叫法币,因为它不是由于自然而存在,而是依据法律而存在,可以由我们来改变或废除。”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明确指出了货币存在的基础,货币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人为的创造,货币得以产生以及发挥作用的基础在于人们所订立的法律。 如果我们还不满足于亚里士多德所给出的答案,继续追寻货币得以通行的基础,那就触及到法律的基础是什么的问题。对于社会制度的根本性的问题,在人类思想的发展史上有着各种各样的答案。社会契约论者对这一问题也给出了系统的论证。17世纪中叶,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完成了他的政治哲学巨着《利维坦》,也由此开创了社会契约论的传统。此后,经过洛克、卢梭、康德等启蒙思想家的发展和完善,社会契约论成为了为国家、政府、法律进行正当性证明(justification)的经典论证。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撰写《正义论》,对经典的社会契约论进行抽象,并用其论证社会正义的两个原则,使这一古老的理论重新焕发了青春,推动了政治哲学的复兴。 社会契约论不仅是一种关于社会制度的理论,同时也是一种方法论,它为社会制度之成立的论证提供了方法。下面我就以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为例,简要叙述社会契约论为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以及法律提供的论证。 霍布斯首先构建了一个原始的“自然状态”,在这一状态中每一个人都可以抢占任意一片土地、任意一件财物,甚至可以任意地侵犯他人的身体;人们天然地对一切事物拥有权利,这被称作是自然权利。与此同时,在理性的指引下,每个人都凭着自己的体力和智力尽力保护自己的安全和利益。但是人们逐步发现,没有任何限制的自然权利,使得人们的安全和利益无时无刻处在被他人侵犯的危险之中。所以人们相互约定,各自让渡出一部分权利,并将让渡出来的共同权力委托给一个人(受委托者也可能是政治 精英的团体或者是所有人的代表),这一受委托者就是主权者,而在主权的基础上就形成了国家。 霍布斯与其他所有的社会契约论者一样,强调在订立契约的过程中所有参与订约的成员必须是全体一致同意,契约才能生效。关于缔结契约的方式,霍布斯论述到:“其方式就好像是人人都向每一个其他的人说:我承认这个人或这个集体,并放弃我管理自己的权利,把它授予这人或这个集体,但条件是你也把自己的权利拿出来授予他,并以同样的方式承认他的一切行为。这一点办到之后,像这样统一在一个人格之中的一群人就称为国家,在拉丁文中称为城邦。这就是伟大的利维坦的诞生……”社会契约论者所强调的在缔结契约时,“全体一致同意”的要求,既保证了国家主权的基础是所有组成国家的成员的一致同意,也保证了以国家主权为基础的一系列社会制度(例如法律)的成立也来自于全体成员的同意。因为,法律之所以得以实施,在于支持它的“共同权力”。在国家范围内,这一“共同权力”就是主权,而主权是来自于全体成员所订立的契约。正像霍布斯所论述的,“没有共同权力的地方就没有法律,而没有法律的地方就无所谓不公正。”总之,从霍布斯所阐发的契约论思想中,我们可以寻出如下的逻辑:全体成员的同意是形成“共同权力”的基础,共同权力又为法律的订立和执行提供了保障。 现在让我们回到货币之基础的问题上来,如果我们赞同社会契约论所给出的主权成立的论证和亚里士多德对货币成立之基础的解释,那我们就得出如下的推论:货币的基础是人们所订立的法律,法律得以订立和实施在于支持它的共同权力,在国家范围内就是主权;所以在国家的范围内,任何一种货币成立的基础也应该是国家主权。这样的结论并不使我们感到惊讶,因为当今世界上各个国家的通行货币无不是以该国的主权为基础的。这里涉及到一国之政治与经济间关系的问题:当然,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经济是一国之基础,政治制度是国家的上层建筑,经济决定政治,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任何一国的经济运行都是以其强有力的政权为保障的。如果一个国家没有稳定的政局,没有完整统一的主权,社会的经济活动将处于混乱和动荡之中,而货币也会出现大幅贬值、或废弃不用等等不稳定的情况。因此,政治权力永远是法律和经济制度强有力的保障,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力动摇了,其法律的施行将变得越来越没有效力,与之相应,货币被人们承认和相信的程度也会降低。总之,在政治权力受到威胁和动摇的情况下,社会中人心惶惶,人们一心自保,货物的交易量缩减,人们对信用货币丧失信心,转向储存金银等金属。这也是和平时期黄金贬值,而战争期间黄金升值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超主权货币”的政治基础 以上讨论了一国之货币和主权间的紧密联系,那回到“世界元”的问题上,我们有没有可能构建一种“超主权”的货币呢?按照社会契约论的推理,这样的设想似乎是无法实现的,因为任何一种货币都必须以主权这种国家范围内的“共同权力”为基础。然而现实中却又似乎存在着某种“超主权”货币的身影。1865年,在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倡议下,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和瑞士四国签订了实行统一货币的协议,成立了拉丁货币同盟。根据协议,该同盟成员国采用统一的面值和成色价值标准铸造货币,只是保留本国的货币徽记。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破坏,拉丁货币同盟于1928年解体。现行的欧洲货币联盟的欧元则直接继承了拉丁货币同盟的这一先例。那当今的“欧元”是否是一种“超主权”的货币呢?下面我们就分析一下欧元的货币性质及其与国家主权的关系。 1991年12月,第46届欧洲共同体首脑会议在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举行,这次会议通过并签订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根据该条约,欧洲货币联盟于1999 年1月1日正式启动,欧元随之成为欧洲的主要货币,也是欧洲货币联盟参与国共同的单一货币。由此,欧元成为了一种超国界的单一货币,这意味着在欧元区内,国别差异对货币政策与货币的使用都没有影响,参与国的货币按固定汇率被欧元所替代,市场内流通单一的联盟共同货币,也就是欧元。 在《马约》的各项条款中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马约》强调欧元是以其自身的权力成为一种货币的。按照国内学者张庆麟的看法,所谓以自己的权力成为一种货币,指的是欧元是一种独立的货币,不是由其他的货币按一定的比例共同组成的篮子货币,也不是记账单位,而是能够在市场流通的、直接充当价值尺度和交易媒介的货币。我同意这一观点,但是我认为所谓“欧元以其自身的权力成为一种货币”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首先,我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欧元得以成立的“权力”从何而来?在《马约》所规定的货币政策中将欧元的发行权、管理权以及货币政策的制定权等等,赋予了欧洲中央银行。这些原本都是属于国家主权的各项权力。例如,马约第105条A规定:“欧洲中央银行拥有授权在共同体内发行纸币的专权”,而“成员国可以发行铸币,但其发行量需经欧洲中央银行批准”。也就是说欧洲货币联盟成员国发行货币和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力是隶属于欧洲中央银行的。那么,欧洲中央银行的权力又从何而来呢?或者说支持统一的货币政策的“中央权力”从何而来呢?为了理解这一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弄清欧洲联盟的性质。 关于欧洲联盟的性质,一直存在着“联邦派”和“主权国家联合派”两种观点。支持“联邦派”的学者和政治家认为,欧盟虽然还不具备联邦国家的形式,但是已经具有了联邦的内涵,欧盟正在形成统一的中央权力和普遍有效的制度,朝着联邦国家的方向迈进。与此相对,持“主权国家联合”观点的政治家和理论家则始终坚持具有主权特征的各项政策的决定权由各国政府掌控,他们主张将欧盟内部的统一政策限定在经济活动的领域内。上述争论由来已久,自欧盟成立的那一刻起就在影响着它的发展方向。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欧盟成员国签订的各项条约都把“在欧洲各国人民之间创建一个日益紧密的联盟”作为联合的目标,这就从根本上规定了欧盟的性质是“主权国家的联合”而不是联邦。基于欧洲联盟的性质我们可以推论,欧洲中央银行发行货币和制定统一货币政策的权力是来自于各主权国家而不是来自于一个独立于欧洲货币联盟各成员国的中央权力。也就是说,通过签订《马约》,欧洲货币联盟的各成员国各自让渡出了部分的货币主权,形成了一个建立在协约基础上的“共同权力”,而在这一“共同权力”的基础上,欧洲中央银行得以发行统一的货币并制定相应的货币政策。由此看来,《马约》中所规定的“欧元以其自身的权力成为一种货币”中的“自身的权力”就是在各成员国各自让渡出的一部分主权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共同权力”。 支撑欧元的“共同权力”的形成与社会契约论者所探讨的“国家主权”的成立之间有着非常相似的地方,但也有着本质的区别。首先来看两者的相似之处:第一,支撑欧元的“共同权力”和“国家主权”的形成都是通过参与订约的成员让渡出自己的一部分权利而得以实现的;第二,这两种订约过程都明确规定,参与订约的成员之间是平等的,而只有在参与订约的所有成员全体一致同意的情况下,协议才可能生效,“共同权力”或“国家主权”才能成立。再来看两者的不同之处:第一,两种订约过程的参与者不同。参与订立形成国家主权的社会契约的成员是拥有自然权利的个人,而参与订立支持共同货币的“共同权力”之协议的成员则是拥有“主权”的国家。第二,支持共同货币的“共同权力”和“国家主权”在职权范围上存在着巨大的区别,前者的权力范围仅限于经济一体化区域内的货币政策和部分经济政策,而后者则是国家成立的根本,是国家法律、政治制度、经济活动以及社会的正义原则的基础和保障。第三,在大部分学者看来,订立社会契约形成“国家主权”的过程是一个虚构的过程,人们构建这一过程的意义在于对“国家主权”的论证,至于是否真正发生过却并不重要。与之相对,支撑欧元的“共同权力”的形成过程则是一个现实的过程,是一个在现实政治中发生的事件。在了解了两种权力之间的相同和不同之后,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支撑欧元的“共同权力”和“国家主权”之间存在的根本性区别也是由欧盟的性质所决定的。正因为欧盟不是联邦国家而是主权国家的联合,所以由其成员国让渡“主权”而形成的“共同权力”就不具备“主权”的根本特征。由此推论,以“共同权力”为基础的欧元就不能被当作是主权信用货币;更确切地说,欧元不是主权信用货币,而是一种“超主权”的货币。 通过对欧元的形成以及其性质的分析,我们似乎看到了构建“超主权”货币的可能性。既然“超主权” 货币成立的基础在于各主权国通过协议而形成的“共同权力”,那么“世界元”的基础就在于:世界范围内通过各参与国在平等基础上签订协约而形成的 “共同权力”。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迅速扩展的今天,共同的原材料、人力资源、金融市场的形成迫切要求统一稳定的货币政策,这样可以大大降低各主权国家间经济合作的风险和由于以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国际储存货币而带来的不稳定因素。通过本文的推理我们看到,一个世界范围内统一、稳定的货币体系的成立依赖于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权力”的形成,这种“共同权力”来自于各参与国让渡出的部分主权,但又与国家主权有着根本的区别。它并非是凌驾于“国家主权”之上的更高的权力,而是在经济一体化的领域内通过参与国主权的部分让渡而形成的权力。与此同时,我们更应明确的是,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权力”不应该是基于某主权国之霸权的权力,而应该是基于所有参与国的平等和同意的权力。总之,欧元因其自身的权力而成立,而“世界元”的成立则有待于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权力”的形成。 三、结论 从近30年来的发展历程来看,国际金融体系由于受到部分主权国家货币政策的影响和制约,发展极不平衡,“处于国际金融体系边缘的国家深受其苦,而处于中心区域的国家却一直繁荣稳定”,是一个充满了不平等和不公正的国际金融体系。而当今世界,公平正义的观念正逐步得到各国人民的认同。在全球经济一体化逐步扩大的背景下,为了更好地解决国与国之间的贸易、货币兑换、外汇储备等问题,各主权国家应该在全体同意的基础上,通过平等协商让渡出部分货币主权,以形成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权力”。而这一“共同权力”将支持统一的货币政策,奠定“超主权”的“世界元”之基础。 政治哲学论文:政治与哲学 [摘要]把葛兰西思想与福柯思想进行对照研究可以充分显示后现代思潮对传统思想的冲击与挑战。在政治上,葛兰西坚信团结的力量,把政党看作是“现代君主”。他倡导有组织的政治行动,对构建积极的革命策略充满热情;而福柯则沉湎于各种越轨行为与性的体验,他拒绝政党政治,认为一切以革命的名义发动的政治行动都有陷入法西斯主义的倾向,他拒绝赋予这些政治行动以道德和伦理的正当性。在历史观上,葛兰西坚持黑格尔式的历史目的论,而福柯则以尼采主义者的姿态用系谱学反对历史主义的宏大叙事,强调历史的偶然性与外在性。在哲学上,葛兰西坚持意识自主的主体性哲学,福柯则对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持激烈的批评态度。福柯以激进的锋芒批评了传统理论的缺陷与不足,但这不能说明他已经超越了康德以来启蒙主义关于人之自由的哲学规定。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抛弃启蒙理想,而在于改造理性和主体的概念,从而引导更为积极的政治与历史实践。 在20世纪最负盛名的思想家中,葛兰西和福柯当属两颗最耀眼之明星。葛兰西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战士,是具有理论深度和实践经验的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福柯则游走于马克思、弗洛伊德和结构主义的边缘,在政治上拒绝任何党派,是一位彻底的无政府主义者。葛兰西对人的前景充满渴望,向往着一种新型文化和新型社会关系的诞生;福柯则悲观地断言“人的死亡”,对未来世界充满怀疑和不信任。葛兰西富于马基雅维利式的智慧,他制定了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革命策略,希望通过有组织的革命行动夺取国家政权;福柯则对统治权理论毫无兴趣,他沉腼于与性的个人体验,热衷于使革命运动去掉中心而不是去团结和组织所有的社会力量。葛兰西认为,知识分子应当充当统治者、教育者和启蒙者的角色;福柯则仅仅把知识分子看作“战士”,他总是抗拒着成为某种权威。总之,无论在政治、历史还是哲学观念上,葛兰西和福柯都显示出了极为不同的特质,如果我们把葛兰西看作启蒙观念的继承者的话,那么,福柯所代表的后现代文化则从各个方面对这种启蒙主义的神话进行了质疑和批评。对于今天的哲学与政治来说,问题不在于对葛兰西和福柯进行二选一的抉择,而在于如何坚持启蒙理想和现代精神,摆脱思想上的极权主义,建构一种既具有建设性又富于批判精神的政治、历史和哲学话语。 一、政治 可以把发生在1968年5月的“革命”事件看作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部具有象征意义的政治寓言。正像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曾经对德国哲学产生深远的影响一样,1968年的“5月风暴”对于当代社会思潮的发展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如果说在此之前人道主义、启蒙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仍然占据社会思想的主流的话,那么在1968年之后,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的理论话语形式则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所谓的后现代思潮正是诞生在这一历史的转折点上。 那么,在1968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曾经亲身参与这次运动的青年哲学家安德烈·格吕克斯曼对其进行了这样的总结:这场风暴把“所有准贱民式的社会成员,如青年、移民、劳工等等”联合起来;它取消了一切“少数民族居住区”和传统的界限,结束了“社会和种族的隔离及性压迫”;它将索邦大学变成了“一艘新的愚人船”,统治阶级将在这艘船上发现“一切令他们伤脑筋的反常行为”。事实上,在5月运动中,人们的确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疯癫的”言语和口号,它们以一种反叛的姿态向现实的社会秩序发出挑战:“狂妄是革命的新式武器”,“拥抱你所爱,但不要放下枪杆子”,“任何人只要不是我,那就是镇压我的人”,“我们不要换雇主,要换被雇佣的生活”,“看看你的工作吧,无聊和折磨也在里头呢”,“给自己一点爱和爱的时间吧”,“打倒纲领,朝生暮死万岁——马克思主义悲观青年”,“跳个倒霉舞吧”,“不爱2%,也不爱4%”,“我有些事要说,但不知道是什么事”……这些看似疯癫离谱的口号对社会的各个方面——教育制度、分配不平等、社会分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性与文化等等——提出异议,而且获得了群众的喝彩。人们聚集起来,倾听各种各样的奇谈怪论,只因出于对现有生活的反感和厌倦。 我们可以把这种充满戏谑的政治运动同葛兰西所理解的革命进行对比。在葛兰西的思想中,他最为重视的就是思想和行动的组织性。葛兰西把哲学看作是一种有组织的、系统化的智力体系,认为“引导人民大众进行融贯的思维,和以同样融贯的方式去思想现实的当今世界,这比某一位哲学天才的发现还是知识分子小集团的财富的真理,要远为重要和“独创”得多。当然,葛兰西也看到,在变革的一开始,革新还不能来自群众,而必须通过精英的中介,因为在精英那里,暗含在人的活动中的世界观,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一种融贯的系统的和经常出现的认识以及一种明确而坚定的意志。因此,葛兰西认为,在现代世界中,人们应当强调政党在制订和传播世界观中所具有的重要性,因为只有政党才能“制订出符合于这些世界观的伦理和政治,并把它当作就是它们的历史‘实验室’那样地去行动”。政党是新型知识分子的培养者,尤其是当新世界观在人民群众中地位还不稳定的时候,政党更要永不疲倦地重申它自己的论据,重复是影响人民群众思想的最好的启发手段。总之,葛兰西把有组织地思想和行动看作是政治运动最重要的原则,在他担任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时,工作的核心内容就是维持工人和农民、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乃至社会党和共产党的联盟,力求思想和行动上的一致性。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1968年的运动中,公众已经失去了思想和行动上的组织与领导,他们到大街上抗议,就如同上剧场一样,其间充斥着喧嚷与无意义。人们没有也不准备设定统一的纲领和目标,这纯粹是一场无中心、无主义、无主体的斗争——但,这正是福柯所欢迎的反抗的方式。福柯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认为发生于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早期的一些事情是应该保存的。在我看来,应该保存的包括这一事实,即:有不少的政治发明、政治创新和政治试验都是发生在那些大型的政党和通常的纲领之外……的确,这些社会运动从总体上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精神和我们的态度,也改变了那些不曾属于这些运动的人的精神和态度。这是非常重要而积极的事情”。事实上,福柯也的确身体力行了他的政治主张,他的传记作家描写了他在樊桑纳大学与警察对峙时的情景——“那个时刻的福柯是兴高采烈的。他喜气洋洋地扔着石头——尽管同时还小心翼翼地注意着不把他那身漂亮的丝绒西装弄脏”。显然,对于参加反政府行为的福柯而言,这种行动本身充满着嬉戏和欢乐 的意味,他并不追求社会制度的变革,而仅仅是渴望体验一种“破坏的欢乐”和“革命的疯狂”。福柯渴望通过个人肉体的“极限体验”探讨未来社会的解放问题,认为“通过最近对、性和福利社的体验,以及对意识和个性的其他形式的体验,粗略地勾勒一个未来社会是可能的。如果从19世纪的乌托邦中能够产生科学的社会主义,那么真正的社会主义有可能在20世纪从‘经验’中产生”。 不难看出,从葛兰西到福柯,知识分子关于革命和反抗的政治话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组织的阶级革命被个体化的微观斗争所代替,崇高的意识形态被世俗的个体观念所冲击。发生这一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源于20世纪重大的历史事件——两次世界大战、纳粹意识形态的冲击、苏联社会主义和斯大林专制主义、“冷战”——在思想上引发的剧烈震荡。这种震荡的直接后果就是行动的无政府主义以及价值上的虚无主义。我们知道,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无产阶级作为因为失去一切、所以能够赢得一切的人,具有伦理和道德上的优越性,它能抵抗所有与过去相联系的肮脏的东西,从而创造一种新的文明。在这种新的文明中,金钱与资本将不再独揽一切,腐蚀一切,相反,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在其中,人的尊严得到承认,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其他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基础。葛兰西承续了马克思的政治价值观,他把马克思所代表的实践哲学看作一种在智力和道德上都具有优越性的世界观体系。基于这种理解,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特别强调“精神和道德改革”,认为只要考虑民族和人民的意愿,获得人民的认同和支持,就能够赢得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并进而夺取国家政权。 福柯对革命中的道德主义深表怀疑。“人们怎样才能避免沦为法西斯主义者?”福柯问道,“甚至(尤其是)当人们自以为是革命斗士的时候,我们怎样才能使我们的言论和行动、我们的心灵和乐趣摆脱法西斯主义?我们怎样才能将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我们行为之中的法西斯主义驱逐出去?”在福柯看来,法西斯主义并不是德国纳粹的专属物,它实际上是一种关于权力的妄想,是对权威和主人道德的渴望。政治斗争只是释放了人们对权力的欲望,但它与正义无关。1971年在与乔姆斯基的电视辩论中,他更是直截了当地对“革命的道德主义”提出质疑——“无产阶级向统治阶级发动战争,不是因为它认为这一战争是正当的。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发动战争是因为,在历史上,它第一次想要获得权力。如果无产阶级掌权,它很有可能对被它打败的阶级行使暴力,压制乃至血腥权力。我看不出有什么东西能够阻碍这样做”。 二、历史 葛兰西的历史观直接渊源于黑格尔主义的历史哲学,这种历史哲学最为突出的特点在于它的目的论假设。这种哲学认为,理性、历史和真理是统一的,尽管有许多曲折,但人类总体的历史发展必然是在“理性的狡计”的指引下朝着一个特定的目标前进。对于黑格尔和马克思而言,他们都认为历史有其本质和深层意义,于是,他们把历史视为一种整合各种存在现象并使之朝向既定目标发展的封闭结构,在其中,历史将沿着自身的逻辑向前发展。因此,为人类提供一种全景式的历史演进图景就显得尤其重要:黑格尔勾画了从东方世界经由希腊世界、罗马世界向日尔曼世界发展的历史进程;马克思则把人类历史按照其生产方式划分为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五个阶段。马克思坚信,人类历史最终必然会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在此状态中个体是完全自主的,而社会成员之间则相互平等。 有趣的是,无论黑格尔还是马克思,在他们的历史哲学中都存在着张力的两极:一方面是绝对的必然性,确凿的方向性和目的性,历史的发展被设定为一种合理的过程——无论经历何种险阻,历史总会向着既定的目标前进;另一方面是历史中的个人,个人的利益、意愿和需要——实践着的个体的目的与意志。黑格尔和马克思都主张用一种辩证的方法思考两者的关系。然而不幸的是,在马克思逝世以后,马克思主义内部对这种历史哲学的理解却发生了分歧,产生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是“正统马克思主义”或“经济决定论”,认为经济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将社会变革的希望寄托于经济危机,认为只有经济发生危机,才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另一种观点则采取了一条哲学式的革命道路,即将现实的革命投射为思想意识中的革命,强调从理论和道德层面改造意识的必要性。这种观点更为关注的是历史中的人的因素,而不是客观的经济规律。 葛兰西试图恢复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一方面,葛兰西毫不讳言地声称“实践哲学是黑格尔主义的一种改革和一种发展”,认为“它是和‘必然’相联系着”;另一方面,葛兰西又坚持历史和哲学的统一,反对把理论上的断言变成绝对真理的教条体系。他提出了“历史的纽结”(historic bloc)的概念。借助这一概念,葛兰西描述这样一种时刻,即主客观力量结合起来,客观的物质力量发达到有可能发生革命的地步,而人民在主观上也具有了超越旧制度的愿望、决心和历史的洞察。应该指出的是,在葛兰西的历史观中,已经关注了后现代主义所谓的偶然性事件。葛兰西把历史分为两种运动:一种是有机的运动,它在社会中具有长远趋势;一种是机缘性的运动,亦即表现为偶然的、迅速的、几乎是突发的运动。在《反对(资本论)的革命》一文中,葛兰西详细地分析了列宁所领导的十月革命的性质。他把这场革命看作是一种“非常规”事件,它与马克思所设想的革命是全然不同——“这是反对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的革命,马克思的《资本论》,与其说是无产阶级的书,不如说是资产阶级的书,它批判地证明了事件是怎样应当遵循一种预先规定的历程的:随着一个西方类型的文明的确立,在无产阶级甚至能从它自己的起义、它自己的阶级要求、它自己的革命的方面去思考之前,在俄国,一个资产阶级如何必须发展起来,一个资本主义时代如何必须开始。但是,事件却克服了意识形态,事件爆破了规定俄国的历史要按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则展开的决定图式。布尔什维克拒绝了马克思,他们明确的活动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则并不像可能被想象的和已经被想象的那样僵硬”。 与葛兰西不同,福柯对从尼采到马克思的目的论历史哲学持彻底的否定态度,认为一种历史当中如果包含着逝去的过去、预定的未来以及受到批判的现在,那么,这种历史就已经不再是历史,而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它实际上是一种思想驯化的专横形式,它迫使过去服从于现在的规则,从而为历史的发展提供一个单一的路径。福柯认为,历史的意义来自某个明确的视角:个人、社会、种族、国家、教会、信仰、文化。它并不是黑格尔那种总体的、普遍性的历史,而是一种多元化的价值选择,因此,对于一位真正致力于历史研究的人来说,所有的人类情感都必须被思考和追踪。于是,就会出现多种多样的历史——爱的历史、贪婪的历史、嫉妒的历史、良心的历史、对传统虔诚尊奉的历史、甚至是残暴的历史,等等。福柯致力于一种新的历史写作模式,这种历史写作关注被正统史学所遗忘的边缘化群体,其任务是去恢复被总体化叙事所压制的话语、知识和声音。福柯认为,历史中被压制的声音证明了统治的隐蔽性,而让这些被压制的声音发言,对于修正人们关于权力是什么以及权力在什么地方的看法至关重要。因此,在福柯的学术研究中,他始终对疯狂、疾病与惩罚的历史保持兴趣,认为这些都是未曾被人们书写过的隐秘的历史,这些历史向我们昭示了现代制度的产生过程,而福柯的目标就是要发展出一种对现代性及其制度、话语、实践以及主体性形式的多视角批判。 此外,福柯还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历史目的论。福柯认为,目的论历史哲学把多样性最终化约为时间,从而组合成为一个完全自我封闭的总体。这种历史总是使我们以一种和解的形式来看待过去的一切动荡,它总是带着世界的终极眼光来看待过去的事物。这种历史学家试图在时间之外寻找一个支点,并称其为世界的终极目的。福柯认为,一旦历史被目的论的视角所支配,就会被形而上学所利用,这种历史哲学总是喜欢把目光投向远处和高处——最高贵的时代,最高雅的形式,最抽象的观念,最纯粹的个体性。它倾向于把独特事件纳入一个理念的连续性之中,化入一个目的论运动或一个自然的链条中。然而,真正的历史却将目光放在近处,它关注的是身体和边缘,而不是时间的终点或历史的终结。 三、哲学 葛兰西与福柯在哲学上的分歧是极为明显的:一位是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理性主义者,相信主体的能动作用,把人看作具有自主意识的行动主体,相信通过理性和哲学的指引,人类能够解放自 身,控制自己的命运。而另一位则对现代性充满怀疑,热衷于揭露理性的严酷和暴虐,热衷于揭示理性统治之下的肉体是如何被权力所规训、所控制、所铭写。福柯把人、把主体视为权力生产的产品,因此,他对思想的解放和意识的自主不再抱有幻想,而决心通过肉体对抗理性的暴政。事实上,二者在哲学上的根本分歧在于:第一,葛兰西是一位对启蒙精神的信仰者,坚持以人的理性为标准来衡量一切或批判一切,而福柯是一位怀疑论者,对包括理性在内的一切都持批判态度。第二,二者对“人是什么”这一问题有着不同的理解。葛兰西所理解的人是“自主自为的主体”,人可以首先通过“精神和道德”上的改革改造自己的思想,进而改造自己的生存境遇;而福柯所理解的人是“被困的肉体”,作为权力的客体,人始终是被监视和被管制的对象。 葛兰西把人看作具有实践能力和自主意识的行动主体。他认为,在谈论“人是什么”这一问题的时候,“我们感兴趣的,并不是每一个个别的人所是的东西,并不是每一个个人在每一个时刻所是的东西……我们的意思是问:人能变成什么?那就是说,人能够支配他自己的命运吗?能够‘造就他自己’吗?能够创造他自己的生活吗?”在这里,葛兰西对个别人的属性不感兴趣,他关注人作为一个“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特征。葛兰西把这种特征归为人的自主行动能力,认为人的特征在于他能够支配自己的命运,造就自己的生活。进而葛兰西主张,“人是什么”这个问题本身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或者“客观的”问题,它其实是从人们对自己和其他人的反思中产生的,而且,就人们所想到和看到的而言,我们是什么,我们能变成什么,我们在什么程度上是我们自己的生活和命运的锻造者,这些问题都必须在特定的条件下即在日常生活的条件下进行考察。对于葛兰西来说,人之主体性的确立不仅是一种认知成就,而且带有实践内涵;人不再是历史的旁观者,而是改造自己命运的现实力量。葛兰西认为,人的力量在于他能够把抽象的意志具体化到现实的生活中去,用自己的行动去实现抽象的意志和理念。在这一行动中,人们需要自觉地和批判地制订自己的世界观。在一般情况下,人们的世界观是无系统的和偶发的,而批判人们自己的世界观,就意味着使之成为一种融贯的统一,并把它提高到世界上最发达的思想的水平。在葛兰西看来,世界观越有生气、越是富有彻底革新的精神、越是和旧的思想方式相对立,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就会变得越密切。而如果理论和实践本身的决定性要素相一致和同一,就能够加速正在进行的历史过程,使得实践在其一切要素上都更为同质、更为融贯、更加有效。 如果说,与之相反,福柯走上了另一条相反的道路,提出了“人的终结”的命题。“有人会说,荷尔德林、黑格尔、费尔巴哈和马克思都早已确信在他们那里一种思想并且也许一种文化正在终结,并且在一种也许并非不可战胜的间距的深处,另一种思想或文化临近了——在黎明的持重中,在午间的光芒或在落日的争执中临近”——福柯这样描述哲学发生转折的历史时刻——“但是,这个临近,这个危险的逼近(我们今日担心其允诺,我们接受其危险),可能并不具有相同的类型……在我们今天,并且尼采仍然从远处表明了转折点,已被断言的,并不是上帝的不在场或死亡,而是人的终结”。“人的终结”,这是一个惊人心魂的断言。当然,在《词与物》里,“人的死亡”具有特定的知识论的含义,但却明白无误地表达了福柯对以主体和意识自主为中心的哲学的失望。在以后的研究中,福柯则彻底扭转了理论研究的视角——“与其把对权力的研究指向统治权的法律建筑方面和国家机器方面以及伴随它的意识形态方面,不如把对权力的分析引向统治方面(不是统治权)、实际的操作者方面、奴役的形态方面、这种奴役的局部系统的兼并和使用方面以及最终知识的装置方面”。因此,福柯把他理论工作的重点放在针对人的“微分权力”上,他更关心作为“统治技术”的权力的运作,关心在这种权力运作下的肉体。最引人注目的是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关于制度化的规训形式的分析。这种规训形式通过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和检查制度,用一种微分的权力细致而微妙地控制和监督着肉体,使人体变得更加顺从和更加有用。福柯认为,这种规训权力看起来或许不那么恐怖,但它因为拥有高度专门的程式化技术,并以科学的方式进行精密设计,因此成为新的暴政——理性与科学的暴政——的基础。 总之,在福柯看来,西方现代性是一种基于理性与非理性的划分并由理性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它的制度化形式是现代社会中的种种权力/知识关系。从福柯的角度,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在于,它将复杂的社会现实关系简化成生产和阶级问题,把多样性的主体立场(阶级、种族、性别、民族、世代)消解为阶级立场。比如,《共产党宣言》就把一切历史都看作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并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简化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阶级之间的对抗。而福柯眼中的被统治者不仅有工人,还有疯子、犯人、病人、女人、儿童、学生、士兵等等,这些人遭受到的是不同内容但在结构上却相似的压制,仅仅出于经济上的压制而将这些人联合在一起是不可能的。现代社会的统治已不再仅仅限于经济剥削和暴力压迫,更重要的是理性对肉体和灵魂的建构和监管。我们认为,在福柯之前,葛兰西在他的着作中已经论及到现代社会统治的离散化现象,但在解决方案上,葛兰西仍然试图通过阶级概念把日益分化碎裂的社会阶层统一起来,试图通过整合意识形态,构建与工人的情感结构相符合的“阶级意识”来实现夺取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目标,这只能是葛兰西的一种革命的想象。而且,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任何意识形态上的霸权思想都具有“一元论的渴望”,葛兰西所向往的融通一贯的世界观也很可能成为一种思想的独自和意识形态的独断论。但另一方面,福柯的理论也并非毫无问题。在反抗权力关系的斗争中,福柯的策略让我们想起了霍布斯“自然状态”中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斗争”。在这里,没有有序的组织,只有混沌的互相反对。这其实是一种无意义的斗争,必然不会取得积极有效的成果,而只能是一种政治美学。正如莎蒂亚·德鲁里所评论的那样,福柯的哲学“具有激进主义的方面,虽然它不能成为一种伦理。但是,它微妙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希望摆脱规训权力与其理性主义的符咒,我们必须做什么。这个微妙的寓意是:我们必须赞美野性、疯癫、暴力、黑暗、发狂、精神错乱的和疯狂的事物。它让我们释放我们最野性的激情,从而变得放荡不羁、难以驾驭和精神错乱。后现代主义过度的浪漫正是它的魅力的来源之一”。在这里,“过度的浪漫”也许是对福柯哲学最为贴切的评价,这位当代的尼采,正在试图以疯癫、迷狂和越轨对抗以真理、理性和正义所构筑的传统哲学。这与其说是一种普罗米修斯式的救赎,还不如说是一种唐吉诃德式的冒险。事实上,康德所提出的“人是什么”的问题对于身处后现代境遇的哲学家来说,依然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抛弃启蒙理想,而在于改造理性和主体的概念,从而引导更为积极的政治与历史实践 政治哲学论文: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 2010年4月23 26日,由《哲学研究》、《哲学动态》编辑部和南开大学哲学系共同举办的“第七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论坛”在天津举行。与会学者六十余人围绕“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这一中心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现将会议中呈现的各种新观点、新见解评述如下。 一、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是历史的延续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一系列论争是历史的延续,围绕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和理解、逐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整个过程。 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景源研究员指出“唯物史观”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点,更是难点。他认为,回顾学术史,以信仰唯物史观自居的人并不等于彻底把握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本质;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等于会用它来正确分析事物和问题;口头上宣传唯物史观,实际上可能还固守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框架。有些人部分地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认识,对我们今天准确理解“唯物史观”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波副教授指出,当时恰逢思想自由时期,因而招来方方面面的批评。一开始唯物史观就沿着两个向度展开:一是对唯物史观本身的批评;二是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适用性的批评。但是,针对各种批评,信奉唯物史观的人们也做出了种种辩护。可贵的是,此时围绕唯物史观主旨和特征所做出的批评与辩护,已经蕴含着唯物史观偏重物质因素、凸显经济的决定性、忽视伦理和人的意志以及唯物史观的时代局限等学理性问题。对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早期历程的追溯和原汁原味的介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待此后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也有助于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研究。今天我们意欲对唯物史观做出新的更为深入的阐释,有必要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源头,尽可能地了解当时的总体情况和细枝末节,从而帮助我们对唯物史观研究在当今中国的走势做出审慎而清醒的判断。 近些年来,“唯物史观”已经在学界的争论中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求是》杂志社李文阁对这一争论的过程予以综合考察,并进一步深入思考和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引起广泛争论的原因。他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从来就不是什么“学问”,而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武器。这样一种理论定位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和革命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因而那些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后来者就不能无视、越过这样一种理论,必须根据时代进步“发展”之,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之。不同的人寓于不同的“前见”、“偏见”,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论。既然争论在所难免,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今天这场有关“唯物史观”的争论呢?李文阁指出,有必要把今天我们有关唯物史观的讨论置于唯物史观产生以来的历史长河中、置于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来考量。从19世纪末到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发生了四次大的争论:第一次是列宁和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之间的争论;第二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二、三代代表人物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教科书派的争论;第三次是以法兰克福学派和萨特为代表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和以科亨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第四次是在中国发生的在主张改革的反教条主义者与反对改革的教条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前三次争论是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个问题展开的,在中国发生的第四次争论则是围绕着“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展开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有两个前提性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实际上主要是围绕这两个理论问题展开的。 从以上的探讨可以看出,对于当前我国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我们应该用长远的眼光、广泛的视界来审视,不仅应将其置于历史上几次争论的背景中予以关注,更重要的是将其看作是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自觉地融入历史和现实的视野。 二、“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 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在当代呈现出来的整体趋势可以用一种总体性面相来概括: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立足当今中国现实、重新理解和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观点的交互碰撞。无疑,异彩纷呈的观点共享着一个前提:不满足于现有国内外学者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阐释。 马克思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并非呈现为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完整系统的现成体系,因此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首要的工作是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运用其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丰富成果,重点解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最后部分的十八个段落。他的具体方法是将原来的段落顺序打乱,以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核心范畴“现实的个人”、“共同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辨析为线索,重新组织其论证层次和逻辑结构,从而获得了马克思有关“现实的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新见解:“现实的人”是社会存在的前提,但是在历史的演进中社会的主体却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他们所属的阶级;每个个人迫于生存条件、受共同利益的制约而形成共同关系,进而结成共同体,但其个体和自由却又受到了共同体的制约。从“现实的个人”的角度来衡量和检视社会,也即以“现实的个人”的个性和自由是否得到显现及显现的程度,以其“自主活动”是否参与以及参与的程度来关照历史,将会非常鲜明地分辨出“古代共同体”、“现代市民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变迁轨迹。只有个人的“自主活动”参与、渗透到生产交往形式交织而成的社会结构中,才能实现上述三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真正转变。这种有关马克思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更加有力地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从更大范围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是社会历史理论探究的重要议题,而且是关乎每一时代个体生活态度、行为以及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问题。还需指出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对“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考一直是马克思社会实践和理论建构的中心线索。因而,回到文本寻找马克思历史的、逻辑的论证与当代实践的内在关联,必然是一件既有现实意义而又紧迫的事情。 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重新研读这些文献?这就需要我们在基本理念与研究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从而能够在更深层次上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此,北京大学仰海峰教授认为,今天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是为了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理念;另一方面是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念来面对当代的问题,这就决定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要具有当代的历史与 文化视野。这种当代视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文化。马克思面对的是刚从封建社会中脱胎而出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构成了这一社会的重要特征。但在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竞争转向了组织化的社会阶段,以福特制为基础的现代大工业生产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到20世纪60年代,以电子技术为主导的后组织化生产阶段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资本逻辑都体现各自的一些特征。这意味着不可能简单地以历史唯物主义来面对历史。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揭示当代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历史变迁。另一方面,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西方社会的文化理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面对的是大工业生产的资本主义,而后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是后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揭示这种社会变化与文化理念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当展历史唯物主义时必须加以探索的问题。 如果从上述意义上来理解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那么立足当今的“信息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特别是唯物史观理论确立的前提和方法进行全面反思,进一步分析和提炼它在信息时代与时俱进的新发展,我们会有许多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孙伟平研究员认为,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特别是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等因素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意义的增强,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一个全新的“信息时代”正在来临。信息等无形资本的可共享、可传承、不排斥他人的特质,至少对传统的以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以生产关系为标准划分社会形态的理论提出了理论上的挑战。在信息社会中,先进生产力应与哪些因素相联系?信息的占有者和创造者是否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拥有信息的富裕的被雇佣者、白领工人在生产中的地位如何?他们是否仍然属于无产阶级阵营?以信息为重要资源的社会将走向何处?这些现实问题已经构成了对唯物史观的新挑战,这就要求我们特别重视研究唯物史观的方法,从信息的特质出发推动唯物史观的创新。 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要想有新的发展,同时还要结合和借鉴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只有将这些成果纳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之中,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阐释,同时真正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面对当代的历史与文化。中国政法大学孙美堂教授就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引入了“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成果,同时借鉴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对当今历史唯物主义主义的研究范式提出了自己的几点看法。他指出,相比经典物理学,复杂性科学在研究范式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线性的决定论思维模式转向不确定性、随机性的开放式思维。运用复杂性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目前主要体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表现为对历史本质主义的解构。当然从这种范式出发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还可以从以下一些问题逐步深入:历史的本质是固定的还是生成的?历史发展的规律与路径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是决定式的还是随机性的?历史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封闭的系统还是开放的系统?评价历史的尺度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等等。黑龙江大学隽鸿飞教授则选择“历史哲学”这一视角切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这样一种理论视角的获得,首先应该澄清有关历史哲学的一些基本的前提性问题,如什么是历史的时间、历史的进程、历史的规律、历史的意识等基础性问题。作为这种研究视角的推进,其次要在对历史哲学的深入理解中获得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的重新理解。他本人已经对历史的意识进行了一种生成论的阐释:从生成论的视角来看,意识并不是人的先天本能,而是在历史的进程之中通过人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现实地生成的。所谓历史意识,不过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形成的人的意识,是人对自身存在的意识。 还有一部分学者通过与其他理论问题的关联性展开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思考和阐释,这些多角度的探索深化和丰富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中山大学刘森林教授通过对“虚无主义”的考察,进入了有关历史唯物主义与虚无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辨性研究。他首先对虚无主义的三个语境进行了仔细辨别和梳理,即施特劳斯所谓的特殊的德国现象、尼采所谓的柏拉图主义和认定世界是完全堕落和虚无的诺斯替主义。在对尼采虚无主义阐释的基础上,他重点研究了第四类虚无主义,即挣脱了柏拉图主义、历经新价值创造后最终否认一切存在之真实意义的彻底虚无主义。现代文化中自然与人的截然二分,以及对个别性的推崇,被施蒂纳极端化后与马克思发生冲突,再加上通过黑格尔与诺斯替主义的链接,使马克思与虚无主义发生了双重关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保持了价值与意义共存其中的形而上学维度,重新思考并确立了超验价值的路径和根基,从而在保留形而上学精神追求的同时遏制了彻底的虚无主义。北京师范大学沈湘平教授深入到近代德国思想史中考察德国“历史主义”传统对马克思产生的深刻影响,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本质上是关于存在的历史性的科学。马克思为什么会如此关心“历史”?他所说的“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其与历史主义思潮有着怎样的关系?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具有自己的独特内涵,使之区分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主义,也并不是波普尔意义上的历史主义。首先,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建立在对存在的历史性规定基础之上,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其次,马克思历史主义的本体论基础是唯物主义的;再次,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确实承认了历史的一定的客观性和可认识性,正是这种历史主义使我们有超越普遍主义、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对立的可能。 综观以上有关“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文本研究的路径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突破同样重要,同时多学科成果的借鉴丰富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关联性问题的介入和思考深化了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然而,还有一个领域或视角的研究所获得的欣喜成果是我们不容忽视、并且应该特别予以关注的,即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对于“唯物史观”当代阐释的推进。 三、“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 前述有关“唯物史观”的新理解无形中推动着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与此同时,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目前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一定意义上也拓展了“唯物史观”的理论空间。因而,怎样理解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既涉及到政治哲学与唯物史观的关系,也涉及到唯物史观的重新理解南开大学陈晏清教授特别指出,“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两个方面研究的结合是非常必要的,没有这种结合许多关键性的问题难以解决,这两个方面的任何一方面都难以向前推进。比如唯物史观是否仅仅是一种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仅仅是一种认知理论,是否同时还有规范性的理论维度?如果没有或者不能有,那它怎么能够与作为一种规范性的政治哲学关联起来,怎么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在涉及到权利、民主、正义这一类规范性问题时,话语权为什么曾经总是掌握在西方政治哲学特别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手里,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处于长期的失语状态,马克思在哲学上要不要和能不能在此类问题中掌握话语权?与此相关的是,人类解放与政治解放的关系问题,唯物史观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的实质意义是什么?在着力建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我们重新思考现实的政治生活,我们还有没有政治解放的任务或属于政治解放范畴的任务?中国社会的发展不能超越市场经济的阶段,那么能不能超越政治解放的任务?我们在什么意义上和应当经过什么样的途径超越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狭隘途径,更进一步的追问可能是在当今特殊的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思考和探讨相同的问题有时甚至可能得出在形式上相似的结论,那么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又比如说,观察政治活动的文化视角和社会视角是什么关系,西方的一些政治哲学强调文化视角、突出政治生活的文化批判,这种文化视角的局限性在哪里?它同唯物史观强调深入经济生活的社会视角的原则性区别在哪里,我们应该怎样完善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才能更加适用于关照当代的政治生活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当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在探讨唯物史观的当代意义和当代阐释的时候不可回避的问题。 明确了两者研究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之后,更应该探讨的是如何在学术研究的实践中发挥这种“结合”所产生的思想力量?南开大学李淑梅教授通过考察马克思创立和完善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包括两个基 本向度:一是揭示处于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社会本质和规律;二是揭示历史发展的一般进程和规律。前者主要聚焦于历史河流中的一段,特别是现有的社会政治结构,对其进行认识,属于社会政治哲学的研究内容;后者则放眼于人类历史长河,是一般意义上的唯物史观。南开大学王新生教授认为只有从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意义上理解我国当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才能真正把握这一正在兴起的领域哲学的意义和价值。首先,近代以来政治哲学的任务实际上就是整个哲学的时代任务,而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这一任务主要是在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完成的。其次,我们必须肯定一个事实,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它的理论始终是与作为主流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的对峙中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哲学的变革就是在超越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完成的,它超越了只能在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正义范围内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视野,也就从根本上突破了近代以来的哲学通过政治正义为人的自由规定的限度。这是一种超越政治解放,立足于人类解放基础之上的全新哲学观。它的另一个层面是其现实性层面,即对现实生活的正义关怀,而这一关怀需要通过对现实政治制度正义性的肯定得到落实。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从其历史主义出发,在理想性正义原则与现实性正义原则、终极自由与现实自由之间建构起张力关系。这是破解现代人自由秘密的钥匙。 在上述“唯物史观创立中实现的政治哲学变革”、“思想史路径考察中历史唯物主义政治哲学底蕴的彰显”和“历史唯物主义为马克思政治哲学所提供的立场和方法”的三种考察中均涉及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近代政治哲学的关系问题。近代政治哲学的实践目标在启蒙理性中呈现出自由与解放,中国人民大学罗骞副教授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承续了启蒙理性之创造性和推动性原则,发挥其对现代存在异化的批判,将未来之历史理解为启蒙之自由与解放理想的完成。然而,他更关注的是,在由资本规定的当代生存之岌岌可危的深渊中,作为类的死亡将“守护存在”作为基本的存在论任务。救亡与解放一起构成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的双重主题。救亡主题的纳入,是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项存在论阐释和补充,是历史经验提出的课题的概念化,它从根本上关系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本质及其在当代的巩固。南开大学阎孟伟教授则仅将重点放在马克思对近代欧洲自由主义运动的态度的考察,指出马克思既充分肯定了近代自由主义运动的历史进步价值,同时又深刻地揭示出自由主义运动的历史局限性、内在矛盾性和不彻底性,从而辩证地理解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近代政治哲学的关系。马克思对自由主义运动的分析和批判包含着对启蒙运动以来欧洲政治运动的理论和实践的深刻总结,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分析和评价自由主义思潮对中国市场趋向改革的深刻影响,从而正确理解当代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 无疑,上述研究成果足以表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不断丰富着唯物史观的新内涵,同时这种新理解的获得也时时推动着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日渐深入和展开。唯有继续拓展这种互动式的研究才能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研究的同时,积极建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政治哲学论文:试论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 2010年4月23 26日,由《哲学研究》、《哲学动态》编辑部和南开大学哲学系共同举办的“第七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论坛”在天津举行。与会学者六十余人围绕“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这一中心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现将会议中呈现的各种新观点、新见解评述如下。 一、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是历史的延续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一系列论争是历史的延续,围绕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和理解、逐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整个过程。 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景源研究员指出“唯物史观”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点,更是难点。他认为,回顾学术史,以信仰唯物史观自居的人并不等于彻底把握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本质;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等于会用它来正确分析事物和问题;口头上宣传唯物史观,实际上可能还固守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框架。有些人部分地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认识,对我们今天准确理解“唯物史观”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波副教授指出,当时恰逢思想自由时期,因而招来方方面面的批评。一开始唯物史观就沿着两个向度展开:一是对唯物史观本身的批评;二是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适用性的批评。但是,针对各种批评,信奉唯物史观的人们也做出了种种辩护。可贵的是,此时围绕唯物史观主旨和特征所做出的批评与辩护,已经蕴含着唯物史观偏重物质因素、凸显经济的决定性、忽视伦理和人的意志以及唯物史观的时代局限等学理性问题。对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早期历程的追溯和原汁原味的介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待此后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也有助于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研究。今天我们意欲对唯物史观做出新的更为深入的阐释,有必要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源头,尽可能地了解当时的总体情况和细枝末节,从而帮助我们对唯物史观研究在当今中国的走势做出审慎而清醒的判断。 近些年来,“唯物史观”已经在学界的争论中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求是》杂志社李文阁对这一争论的过程予以综合考察,并进一步深入思考和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引起广泛争论的原因。他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从来就不是什么“学问”,而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武器。这样一种理论定位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和革命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因而那些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后来者就不能无视、越过这样一种理论,必须根据时代进步“发展”之,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之。不同的人寓于不同的“前见”、“偏见”,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论。既然争论在所难免,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今天这场有关“唯物史观”的争论呢?李文阁指出,有必要把今天我们有关唯物史观的讨论置于唯物史观产生以来的历史长河中、置于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来考量。从19世纪末到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发生了四次大的争论:第一次是列宁和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之间的争论;第二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二、三代代表人物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教科书派的争论;第三次是以法兰克福学派和萨特为代表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和以科亨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第四次是在中国发生的在主张改革的反教条主义者与反对改革的教条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前三次争论是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个问题展开的,在中国发生的第四次争论则是围绕着“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展开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有两个前提性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实际上主要是围绕这两个理论问题展开的。 从以上的探讨可以看出,对于当前我国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我们应该用长远的眼光、广泛的视界来审视,不仅应将其置于历史上几次争论的背景中予以关注,更重要的是将其看作是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自觉地融入历史和现实的视野。 二、“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 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在当代呈现出来的整体趋势可以用一种总体性面相来概括: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立足当今中国现实、重新理解和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观点的交互碰撞。无疑,异彩纷呈的观点共享着一个前提:不满足于现有国内外学者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阐释。 马克思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并非呈现为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完整系统的现成体系,因此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首要的工作是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运用其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丰富成果,重点解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最后部分的十八个段落。他的具体方法是将原来的段落顺序打乱,以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核心范畴“现实的个人”、“共同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辨析为线索,重新组织其论证层次和逻辑结构,从而获得了马克思有关“现实的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新见解:“现实的人”是社会存在的前提,但是在历史的演进中社会的主体却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他们所属的阶级;每个个人迫于生存条件、受共同利益的制约而形成共同关系,进而结成共同体,但其个体和自由却又受到了共同体的制约。从“现实的个人”的角度来衡量和检视社会,也即以“现实的个人”的个性和自由是否得到显现及显现的程度,以其“自主活动”是否参与以及参与的程度来关照历史,将会非常鲜明地分辨出“古代共同体”、“现代市民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变迁轨迹。只有个人的“自主活动”参与、渗透到生产交往形式交织而成的社会结构中,才能实现上述三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真正转变。这种有关马克思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更加有力地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从更大范围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是社会历史理论探究的重要议题,而且是关乎每一时代个体生活态度、行为以及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问题。还需指出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对“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考一直是马克思社会实践和理论建构的中心线索。因而,回到文本寻找马克思历史的、逻辑的论证与当代实践的内在关联,必然是一件既有现实意义而又紧迫的事情。 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重新研读这些文献?这就需要我们在基本理念与研究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从而能够在更深层次上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此,北京大学仰海峰教授认为,今天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是为了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理念;另一方面是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念来面对当代的问题,这就决定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要具有当代的历史与 文化视野。这种当代视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文化。马克思面对的是刚从封建社会中脱胎而出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构成了这一社会的重要特征。但在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竞争转向了组织化的社会阶段,以福特制为基础的现代大工业生产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到20世纪60年代,以电子技术为主导的后组织化生产阶段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资本逻辑都体现各自的一些特征。这意味着不可能简单地以历史唯物主义来面对历史。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揭示当代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历史变迁。另一方面,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西方社会的文化理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面对的是大工业生产的资本主义,而后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是后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揭示这种社会变化与文化理念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当展历史唯物主义时必须加以探索的问题。 如果从上述意义上来理解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那么立足当今的“信息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特别是唯物史观理论确立的前提和方法进行全面反思,进一步分析和提炼它在信息时代与时俱进的新发展,我们会有许多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孙伟平研究员认为,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特别是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等因素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意义的增强,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一个全新的“信息时代”正在来临。信息等无形资本的可共享、可传承、不排斥他人的特质,至少对传统的以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以生产关系为标准划分社会形态的理论提出了理论上的挑战。在信息社会中,先进生产力应与哪些因素相联系?信息的占有者和创造者是否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拥有信息的富裕的被雇佣者、白领工人在生产中的地位如何?他们是否仍然属于无产阶级阵营?以信息为重要资源的社会将走向何处?这些现实问题已经构成了对唯物史观的新挑战,这就要求我们特别重视研究唯物史观的方法,从信息的特质出发推动唯物史观的创新。 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要想有新的发展,同时还要结合和借鉴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只有将这些成果纳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之中,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阐释,同时真正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面对当代的历史与文化。中国政法大学孙美堂教授就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引入了“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成果,同时借鉴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对当今历史唯物主义主义的研究范式提出了自己的几点看法。他指出,相比经典物理学,复杂性科学在研究范式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线性的决定论思维模式转向不确定性、随机性的开放式思维。运用复杂性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目前主要体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表现为对历史本质主义的解构。当然从这种范式出发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还可以从以下一些问题逐步深入:历史的本质是固定的还是生成的?历史发展的规律与路径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是决定式的还是随机性的?历史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封闭的系统还是开放的系统?评价历史的尺度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等等。黑龙江大学隽鸿飞教授则选择“历史哲学”这一视角切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这样一种理论视角的获得,首先应该澄清有关历史哲学的一些基本的前提性问题,如什么是历史的时间、历史的进程、历史的规律、历史的意识等基础性问题。作为这种研究视角的推进,其次要在对历史哲学的深入理解中获得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的重新理解。他本人已经对历史的意识进行了一种生成论的阐释:从生成论的视角来看,意识并不是人的先天本能,而是在历史的进程之中通过人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现实地生成的。所谓历史意识,不过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形成的人的意识,是人对自身存在的意识。 还有一部分学者通过与其他理论问题的关联性展开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思考和阐释,这些多角度的探索深化和丰富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中山大学刘森林教授通过对“虚无主义”的考察,进入了有关历史唯物主义与虚无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辨性研究。他首先对虚无主义的三个语境进行了仔细辨别和梳理,即施特劳斯所谓的特殊的德国现象、尼采所谓的柏拉图主义和认定世界是完全堕落和虚无的诺斯替主义。在对尼采虚无主义阐释的基础上,他重点研究了第四类虚无主义,即挣脱了柏拉图主义、历经新价值创造后最终否认一切存在之真实意义的彻底虚无主义。现代文化中自然与人的截然二分,以及对个别性的推崇,被施蒂纳极端化后与马克思发生冲突,再加上通过黑格尔与诺斯替主义的链接,使马克思与虚无主义发生了双重关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保持了价值与意义共存其中的形而上学维度,重新思考并确立了超验价值的路径和根基,从而在保留形而上学精神追求的同时遏制了彻底的虚无主义。北京师范大学沈湘平教授深入到近代德国思想史中考察德国“历史主义”传统对马克思产生的深刻影响,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本质上是关于存在的历史性的科学。马克思为什么会如此关心“历史”?他所说的“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其与历史主义思潮有着怎样的关系?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具有自己的独特内涵,使之区分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主义,也并不是波普尔意义上的历史主义。首先,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建立在对存在的历史性规定基础之上,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其次,马克思历史主义的本体论基础是唯物主义的;再次,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确实承认了历史的一定的客观性和可认识性,正是这种历史主义使我们有超越普遍主义、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对立的可能。 综观以上有关“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文本研究的路径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突破同样重要,同时多学科成果的借鉴丰富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关联性问题的介入和思考深化了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然而,还有一个领域或视角的研究所获得的欣喜成果是我们不容忽视、并且应该特别予以关注的,即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对于“唯物史观”当代阐释的推进。 三、“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 前述有关“唯物史观”的新理解无形中推动着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与此同时,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目前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一定意义上也拓展了“唯物史观”的理论空间。因而,怎样理解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既涉及到政治哲学与唯物史观的关系,也涉及到唯物史观的重新理解。 南开大学陈晏清教授特别指出,“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两个方面研究的结合是非常必要的,没有这种结合许多关键性的问题难以解决,这两个方面的任何一方面都难以向前推进。比如唯物史观是否仅仅是一种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仅仅是一种认知理论,是否同时还有规范性的理论维度?如果没有或者不能有,那它怎么能够与作为一种规范性的政治哲学关联起来,怎么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在涉及到权利、民主、正义这一类规范性问题时,话语权为什么曾经总是掌握在西方政治哲学特别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手里,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处于长期的失语状态,马克思在哲学上要不要和能不能在此类问题中掌握话语权?与此相关的是,人类解放与政治解放的关系问题,唯物史观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的实质意义是什么?在着力建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我们重新思考现实的政治生活,我们还有没有政治解放的任务或属于政治解放范畴的任务?中国社会的发展不能超越市场经济的阶段,那么能不能超越政治解放的任务?我们在什么意义上和应当经过什么样的途径超越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狭隘途径,更进一步的追问可能是在当今特殊的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思考和探讨相同的问题有时甚至可能得出在形式上相似的结论,那么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又比如说,观察政治活动的文化视角和社会视角是什么关系,西方的一些政治哲学强调文化视角、突出政治生活的文化批判,这种文化视角的局限性在哪里?它同唯物史观强调深入经济生活的社会视角的原则性区别在哪里,我们应该怎样完善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才能更加适用于关照当代的政治生活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当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在探讨唯物史观的当代意义和当代阐释的时候不可回避的问题。 明确了两者研究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之后,更应该探讨的是如何在学术研究的实践中发挥这种“结合”所产生的思想力量?南开大学李淑梅教授通过考察马克思创立和完善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指出马克思的历史 唯物主义包括两个基本向度:一是揭示处于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社会本质和规律;二是揭示历史发展的一般进程和规律。前者主要聚焦于历史河流中的一段,特别是现有的社会政治结构,对其进行认识,属于社会政治哲学的研究内容;后者则放眼于人类历史长河,是一般意义上的唯物史观。南开大学王新生教授认为只有从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意义上理解我国当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才能真正把握这一正在兴起的领域哲学的意义和价值。首先,近代以来政治哲学的任务实际上就是整个哲学的时代任务,而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这一任务主要是在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完成的。其次,我们必须肯定一个事实,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它的理论始终是与作为主流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的对峙中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哲学的变革就是在超越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完成的,它超越了只能在以个****利为核心的正义范围内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视野,也就从根本上突破了近代以来的哲学通过政治正义为人的自由规定的限度。这是一种超越政治解放,立足于人类解放基础之上的全新哲学观。它的另一个层面是其现实性层面,即对现实生活的正义关怀,而这一关怀需要通过对现实政治制度正义性的肯定得到落实。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从其历史主义出发,在理想性正义原则与现实性正义原则、终极自由与现实自由之间建构起张力关系。这是破解现代人自由秘密的钥匙。 在上述“唯物史观创立中实现的政治哲学变革”、“思想史路径考察中历史唯物主义政治哲学底蕴的彰显”和“历史唯物主义为马克思政治哲学所提供的立场和方法”的三种考察中均涉及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近代政治哲学的关系问题。近代政治哲学的实践目标在启蒙理性中呈现出自由与解放,中国人民大学罗骞副教授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承续了启蒙理性之创造性和推动性原则,发挥其对现代存在异化的批判,将未来之历史理解为启蒙之自由与解放理想的完成。然而,他更关注的是,在由资本规定的当代生存之岌岌可危的深渊中,作为类的死亡将“守护存在”作为基本的存在论任务。救亡与解放一起构成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的双重主题。救亡主题的纳入,是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项存在论阐释和补充,是历史经验提出的课题的概念化,它从根本上关系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本质及其在当代的巩固。南开大学阎孟伟教授则仅将重点放在马克思对近代欧洲自由主义运动的态度的考察,指出马克思既充分肯定了近代自由主义运动的历史进步价值,同时又深刻地揭示出自由主义运动的历史局限性、内在矛盾性和不彻底性,从而辩证地理解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近代政治哲学的关系。马克思对自由主义运动的分析和批判包含着对启蒙运动以来欧洲政治运动的理论和实践的深刻总结,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分析和评价自由主义思潮对中国市场趋向改革的深刻影响,从而正确理解当代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 无疑,上述研究成果足以表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不断丰富着唯物史观的新内涵,同时这种新理解的获得也时时推动着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日渐深入和展开。唯有继续拓展这种互动式的研究才能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研究的同时,积极建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发展:浅析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论意义 【摘 要】在我们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立场、观点体现出来的世界观的含义已有充分的关注,但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方法论的意蕴,尚缺乏足够的重视。而直接导致了当前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普遍存在的只注重理论知识的灌输、只注重基本结论的传授与考核等弊端的出现。这一弊端的存在大大削弱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影响力。为此,我们在这里探讨一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等问题。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哲学理论 思想政治教育 方法 一、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应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 我们认为,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学说视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内在统一,这构成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方法论意蕴的理论出发点。要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有一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就是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即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这个说法固然正确,但却未免简单化。因为它容易使人产生这样一个看法:似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学说涉及两个平行不一的领域,即作为客观现实世界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存在规律和作为人类主体认识和改造现实世界的思维规律。其实,这两者是一致和同一的。作为主观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客观辩证法的正确反映,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作为世界观的含义。而这一主观辩证法作为一种辩证思维的方法,在社会实践中被用以认识、规范和改造世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又具有了方法的意蕴。 据此,我们可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方法论意蕴作如下一个界定: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方法论意蕴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学说在正确揭示客观现实世界规律的基础上,又把这种认识作为主体的一种思维工具,反过来规范和改造客观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过程。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方法论意蕴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观点和学说转化为人们认识问题、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思维方法的过程。 二、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转化为方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方法论意蕴,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具体是通过如下三个途径体现出来的: 其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范畴所体现的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学说体系中,范畴是对客观现实世界的正确摹写和反映,但它一经形成便又转过来规范现实。而这个规范现实的过程也就是范畴转化为方法的过程。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物质范畴,如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曾论及的那样,作为一种方法,就是使当时许多的自然科学家从“原子非物质化”的迷误与困惑中解脱出来。因此,范畴的方法论智能是以范畴在本质上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对象的属性作为基础的。没有对客观事物本质属性的正确摹写和反映,就没有范畴的方法论意蕴。这也算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要求。 其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命题所体现的方法。与范畴的方法论意蕴相同,所谓命题转化为方法,其真实的含义也是指反映现实和规范现实的相统一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命题,其中尤其是那些重要的通常被称之为理论原则的命题,无疑都是对客观现实世界存在之规律的正确反映。只是基于这一正确反映的基础上,我们才能以此来规范客观现实世界,从而指导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这也就是理论转化为方法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命题转化为方法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值得特别加以研究,这就是,能否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所有理论命题均能有效地转化为方法。显然,对这个问题的探讨直接涉及我们现在能否和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根本问题,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其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所体现的方法。根据列宁对《资本论》方法的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普遍一般方法还具体包括如下一些方法:一是个别和一般相结合的方法;二是归纳和演绎相结合的方法;三是分析和综合相结合的方法;四是逻辑的和历史的相结合的方法。当然,这些方法就其实质而言都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具体展开和运用。 三、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之方法论意蕴的意义 在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发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意蕴,探讨理论如何转化为方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我们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从本质上讲是人类改造主观世界的一种实践活动。一些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理论作为永恒不变的真理而到处生搬硬套,而实用主义者则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片言只语为我所用,以此去任意的图解现实。在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存在的往往只注重知识的传授、结论的灌输,而忽视发掘其中所蕴含的方法论意义。 由此可见,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所具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的角度进行传授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学说绝不只是马克思、恩格斯个人天才思想营建的产物,这个学说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认识工具。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说既是我们认识和把握世界的科学世界观,更是我们探索和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科学方法论。也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对青年学生人格塑造和精神素质的总体提高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发展: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的研究综述 摘 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问题的探讨不断深入,也产生了一些不同的观点。总结相关研究,大体可以分为总体研究和专题研究;总体研究中,又可以分为综合来源说与直接、间接来源说两种。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综述 本综述较为全面地综合了1985年至今所发表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的著作、学位论文及期刊等多方面文献资料,从横向、纵向多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进行了归纳整理和评价分析,以期对该问题的研究有所帮助。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的总体研究 (一)综合来源说 北京大学黄楠森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进行了细致的综合梳理,提出了综合来源说[1]。他认为在18世纪到19世纪初期,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都取得了许多新的突破,出现了从不同方面反映现实社会矛盾的新学说,其中主要有: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复辟时代法国历史理论和德国古典哲学,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提供了思想材料和理论来源。其中古典经济学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源,而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也具有重大的影响,给马克思、恩格斯创立新的世界观以启迪。 南开大学姚顺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从创立到第二国际》中也提出综合来源说观点[2],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的历史文化环境是基于空想社会主义、英法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法国王朝复辟时期历史学的提出,但是有所不同的是,姚顺良更强调古典政治学和法学的重要意义,而将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作为社会历史条件阐述。这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二)直接来源与间接来源说 依据安徽师范大学於燕飞在《才智》中发表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3]以及吉林省高校工作委员会弓克在吉林大学学报中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新探》[4]等文献可得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也可归纳为直接来源与间接来源。直接来源包括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间接理论来源包括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历史观、19世纪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历史观、英法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复辟时期法国历史学观点等。其中,直接理论来源是作为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先导而出现的哲学思潮,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正当古典经济学家试图把资本主义制度当作永恒的自然形式来论证的时候,19世纪初的空想社会主义作为间接理论来源对其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而二者共同提出而未解决的问题,则为马克思、恩格斯新世界观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综合来源说全面地梳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但是没有区分主次;直接来源与间接来源说弥补了这个不足,但是对于直接来源与间接来源的具体划分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探讨。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的专题研究 经过整理相关文献资料可以看出,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研究,不同领域的学者往往从不同立场和角度进行探究,以期对该问题阐发独到的见解。这其中就包括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研究者在某些特殊问题上存在的一些争议和分歧。 (一)关于经典三大来源 许兴全在《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自由精神的继承和发展》[5]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地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为其哲学体系的构建提供了稳固的根基,但在当今学术界看来,这个传统的观点忽略了精神价值理念,从价值视角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继承德国古典哲学的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同时,还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中独具特色的自由传统和自由精神。 冯超英在《对科学社会主义来源的再认识》[6]中也说,纵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以上论述,尽管三大空想家的某些主张和观点具有一定理论价值,但是就其思想内核而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则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批判中就蕴含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萌芽,这些观点构成科学社会主义核心内容,但在三大空想家的思想精神中却找不到理论支撑,因此,过分强调三大空想家对科学社会主义形成的影响,缺乏充足的理论论证;更没有理由把科学社会主义的来源完全归囿于社会主义空想学说。 (二)关于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来源 赵明义、方雷在《科学社会主义:不断发展和创新的理论》[7]中提出了自己关于社会主义的构想,对未来社会主义的发展给予了科学的论证,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 冯超英也在《对科学社会主义来源的再认识》中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即科学社会主义的来源问题,学术界对此有过深入的探索和广泛的争论。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主要来源于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来源于以巴贝夫和布朗基为代表的法国空想共产主义学说。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思想来源 林锡奇在《马克思历史观的理论来源探索》[8]中提出,国外学界按现代西方哲学的说法,或者把马克思历史观归结为黑格尔历史观的简单扩展,或者把它归结为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历史观的直接延伸。而目前在我国哲学界,除现行哲学教科书有一种笼统含糊的说法外,即认为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以及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的直接理论基础。还有这样一些说法:或者把马克思历史观理论来源的各类思想资料不分主次地并列看待,或者把费尔巴哈哲学排斥在马克思历史观的理论来源之外,或者把法国复辟时期史学家的历史观作为马克思历史观最直接的理论来源等等。 三、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的研究趋势 在综合分析整理目前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理论来源的基础上,笔者认为: 第一,从宏观整体的角度看,自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大多数学者从事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的总体研究,研究趋势突破了三大来源说,且综合来源说趋于稳定,基本认同五大理论来源,即德国古典哲学、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历史观、19世纪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历史观、英法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复辟时期法国历史学观,五大理论体系均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且由于在具体理论来源上的差异而更显丰富。 第二,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研究的趋势来看,作为总体研究中的综合来源说在学术发展的过程中不断细化,在国内学界提出直接来源说与间接来源说,并且在不同领域逐渐得到认同和推广,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认为,将综合来源划分为直接与间接来源进行探讨可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的研究更具方向性。从新的角度出发去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也可以拓宽研究视野,取得更大的突破。 第三,随着时代精神的发展和研究的不断深入,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也有了更为全面和深刻的认识。21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更加关注对于马克思哲学理论来源的专题研究,针对性与学术性更强,观点更为新颖,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探索,其研究日趋深入,使对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及历史观思想的解读更上一个台阶,为我国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的开展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意义角度讲,这种专题性研究突破了三大来源学说,使我们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和理论视域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加客观全面地审视、梳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随着马克思主义文献学以及相关交叉学科(如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法学等)研究的深入,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的研究也会愈加全面和深入。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课程改革之我见 摘 要:传统的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课程教学存在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会对教学效果产生极大影响,为了进一步改善原有的教学模式,文章提出相关改革建议,从而提高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课程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教育教学;课程改革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课程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1.教学内容缺乏创新 现如今,我国高校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实践教学当中,所采用的教材虽然有很多的版本,但是,其内容让还依然延续了传统教材中的“概念+原理”这一主要模式。在课堂所用的教材当中,主要内容集中在辩证法以及唯物论等方面,其内容并没有与时俱进,而且在教学内容上主要是围绕前人所研究的重要内容进行思考,以及对生存的状态和环境进一步探讨,这导致教学内容相对保守,会对学生今后的哲学思维以及拓展思维产生不良影响。 2.教学方法过于陈旧和保守 目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教学方面主要采用实践教学法以及拓展教学法等具有创新性的教学方法。但是,这种教学方法范围太小,而且所取得的实践教学成果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除此之外,在教育教学当中,大部分的教师依然沿用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方法和“强迫式”教学方法,缺少对学生创造性思维以及哲学思维的培养和引导。在这种传统而又保守的教育教学影响之下,学生很难对哲学知识产生兴趣,进而严重影响学生的学习效果。 3.学科考核设计缺乏合理性 第一,在内容的考核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依旧以试卷的方式进行考核,其主要内容依然集中在考查学生是否能够更好地掌握理论知识。而且这些考试试题往往都是从教材中筛选,并没有为学生留下自由发挥的空间。由于这些考试内容主要来源于教材,因此这种考核方式仍旧是“死记硬背”的状态。 第二,理论考核方式具有相对单一性特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考试主要以单选、多选、填空、分析等形式出现,其试题答案往往排斥多解,不允许异向思维的存在。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课程改革的主要方法 1.加强对教学内容的创新 第一,教学内容要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一定要与社会热点相结合,丰富教学内容,并且要充分联系社会现实生活,在整个教学过程当中,对学生所关注的一些热门话题进行了解,进而将这些内容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有效结合,对这些教W内容进行丰富,激起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学习的欲望。 第二,灵活运用教材。现如今,教材内容主要集中在理论概念及其相关原理上,而教师在进行教育教学的过程中应当尽量增加一些案例分析,通过一些实际例子来引起学生的思考,进而提高教学能力,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理解。 2.对教学方式和方法进行优化 讲学的方式和方法的运用对整个教学效果而言十分重要,运用多样的教学方式不仅能够进一步提升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学习兴趣,还能够进一步增强学生对这些知识的理解和接受能力,如何进一步地优化教学的方法,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两点进行阐述。 第一,有效融入数字媒体技术,数字媒体能够促使传统黑板教学转换成现代化的屏幕教学方式,能够在声音以及图像上对一些事物进行更好的呈现,这是传统教学难以相比的重要优点,因此,有效运用数字媒体的教学资源,采用声像的方式能够更好地增强课程教学的活力。 第二,不断增强和开拓教学的优势,在教育教学当中要努力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对学生的哲学思维进行拓展,通过引导式、提问式的方法,使学生对哲学知识进行主动探索,自主进行学习和钻研。 3.进一步优化学科考核方式 对考核内容进行丰富,在教学当中充分融入自由发挥的相关题目,启发学生运用所学习知识进行解决实际问题。对考核方式进行转变,融入课题论文、课堂表现进行考核,通过一定的比例对学生的综合能力进行评分、考核,从而促进学生全方位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 摘要: 随着我国经济地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增高,人们的越来越喜欢研究一些哲学范畴的内容,特别是现在各个高校的课程中也越来越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教学,学习人数直线上升,因为它具体的指出了实践的重要性,所以作为高校教师就更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进行深入的了解。近些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研究与讨论也进行了许多必要的改革,将以往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必要的解决,这对我国未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浅议;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 一、前言 在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大众的综合素质已经成为我国发展的重要支柱,不断研究与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可以使得大众更加务实,更注重实际,这对中国现在的高校学生是十分必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健康安全发展现已成为重中之重了,本文经通过介绍何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分析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现状以及存在地问题,让读者初步了解何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基本概况 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一定是不陌生的,因为他是公认的科学的,正确的一个理论,我国一直追求实践出真知,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就是将实践通过更为科学的方式更好的展示出来,有助于我们了解事情的本质。并且现在高校中基本都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作为一种课程进行讲授,并且基本上所有的高校都设有马克思主义学院,方便我们各个高校不断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不断将正确的观念传输给将来的社会建设人才们,因为现在各个高校的学生将来会成为社会主义的接班人,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相当重要的,并且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与我国是相符的。但是在世界范围内比较,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研究并不能算是世界一流的,有不小的差距。现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一种大热的趋势,并且全国各地高校都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讲授划为重点。不过因为我国现有的某些受限因素,并且我国地域辽阔,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策略也略有不同,现在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发展还有着很多问题,当务之急我们应该尽快的解决现有问题,不断完善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体系,进而为我国的综合发展提供大力的支持。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基本现状 1、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必要性 我国提出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对我国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国家在思想觉悟上占得先机,就是在世界的经济大战中占得先机,有利于发展,获取更多的利益。并且现在高校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教学是现在当代学生对其了解的主要来源,所以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得到保障,可以更为妥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提高我国的学生的思想觉悟。但是不能否认的是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已经初具规模了,在高校进行讲授时,不断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与实际生活做结合,不断提高同学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积极性,令同学们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科学性,以及实践的重要性,实践方法的重要性。综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不断发展对我国高校教育的发展是百利而无一害的,是对人们不断将理论付诸于实践,实践变为一种方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符合我国国情,符合现如今形势的一项正确举措,我们必须对这件事情提起相当大的重视,也希望过国家相关部门大力支持以及相关的政策支持,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能安全、稳定、快速的发展。 2、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中遇到的问题以及相应的措施 我们已经清楚了不断研究以及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相当重要的,但是就目前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发展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并且现如今的应用还是有很多的问题的,下面我们就来讨论一下。第一点,就是我国的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人才并不够多,并且高校中熟练掌握的程度不够。虽然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人才有很多,但是能真正融会贯通,真正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与实际结合在一起的教育人才并不多,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使用或发展时并不能快速有效,上课方式比较死板,比较单一,不够新鲜,浪费人力物力,得不偿失。所以我国应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人才的培养,加大投入教育资金,发展潜在的人才,将教学与实践结合在一起,融会贯通,培养一线的教学人才,增加后备人才的储量。不仅仅可以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在教学中的问题,还可以加强学生毕业后的就业竞争力,人才更为多样化,毕竟在全球化的今天,现在国家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第二点就是现如今的各个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发展不均衡,像是经济基础较为雄厚以及发展速度比较快的地区,相关科研人员吸收新鲜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相关知识的速度会比经济发展较为缓慢的地区快,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展也会快不少,长久以往下去,地区间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大。不利于中小城镇的发展。解决这个问题也需要国家的大力扶持,加强城镇协调发展。第三点就是现在新时期下出现了许多在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工作建设上较为浮夸的问题,工作中有弄虚作假的问题存在,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建设工作是一个需要脚踏实地,能吃苦,付出很多的工作,所以我们一定要加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工作建设的工作态度。 四、结语 我国也应尽快提出加快提出行之有效的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措施,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利用率,使用率,为我国实践理论科学和谐发展提供服务,进而加快我国经济的更为快速、安全、稳定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发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近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的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进一步发展的阻碍。 作者:苏新宇 单位:长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发展:浅析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论意义 一、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应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 我们认为,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学说视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内在统一,这构成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方法论意蕴的理论出发点。要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有一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就是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即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这个说法固然正确,但却未免简单化。因为它容易使人产生这样一个看法:似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学说涉及两个平行不一的领域,即作为客观现实世界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存在规律和作为人类主体认识和改造现实世界的思维规律。其实,这两者是一致和同一的。作为主观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客观辩证法的正确反映,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作为世界观的含义。而这一主观辩证法作为一种辩证思维的方法,在社会实践中被用以认识、规范和改造世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又具有了方法的意蕴。 据此,我们可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方法论意蕴作如下一个界定: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方法论意蕴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学说在正确揭示客观现实世界规律的基础上,又把这种认识作为主体的一种思维工具,反过来规范和改造客观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过程。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方法论意蕴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观点和学说转化为人们认识问题、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思维方法的过程。 二、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转化为方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方法论意蕴,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具体是通过如下三个途径体现出来的: 其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范畴所体现的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学说体系中,范畴是对客观现实世界的正确摹写和反映,但它一经形成便又转过来规范现实。而这个规范现实的过程也就是范畴转化为方法的过程。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物质范畴,如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曾论及的那样,作为一种方法,就是使当时许多的自然科学家从“原子非物质化”的迷误与困惑中解脱出来。因此,范畴的方法论智能是以范畴在本质上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对象的属性作为基础的。没有对客观事物本质属性的正确摹写和反映,就没有范畴的方法论意蕴。这也算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要求。 其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命题所体现的方法。与范畴的方法论意蕴相同,所谓命题转化为方法,其真实的含义也是指反映现实和规范现实的相统一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命题,其中尤其是那些重要的通常被称之为理论原则的命题,无疑都是对客观现实世界存在之规律的正确反映。只是基于这一正确反映的基础上,我们才能以此来规范客观现实世界,从而指导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这也就是理论转化为方法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命题转化为方法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值得特别加以研究,这就是,能否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所有理论命题均能有效地转化为方法。显然,对这个问题的探讨直接涉及我们现在能否和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根本问题,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其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所体现的方法。根据列宁对《资本论》方法的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普遍一般方法还具体包括如下一些方法:一是个别和一般相结合的方法;二是归纳和演绎相结合的方法;三是分析和综合相结合的方法;四是逻辑的和历史的相结合的方法。当然,这些方法就其实质而言都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具体展开和运用。 三、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之方法论意蕴的意义 在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发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意蕴,探讨理论如何转化为方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我们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从本质上讲是人类改造主观世界的一种实践活动。一些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理论作为永恒不变的真理而到处生搬硬套,而实用主义者则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片言只语为我所用,以此去任意的图解现实。在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存在的往往只注重知识的传授、结论的灌输,而忽视发掘其中所蕴含的方法论意义。 由此可见,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所具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的角度进行传授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学说绝不只是马克思、恩格斯个人天才思想营建的产物,这个学说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认识工具。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说既是我们认识和把握世界的科学世界观,更是我们探索和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科学方法论。也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对青年学生人格塑造和精神素质的总体提高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教育哲学论文:法国中学的哲学教育 在法国,哲学是高中生的必修课和会考的第一门科目,但法国中学哲学教育的目的并非为了造就哲学家,也不是为了让法国人掌握哲学,而是为了培养公民。 ■法国年轻人的成年礼 很多年前,在一堂法语作文课上,听外教谈起她在巴黎高师预备班上的哲学作文训练。她列举的几道作文题中,我还记得一道。这道题让我印象深刻,是因为它只有两个法语词“moi,je……”这两个字的意思都是“我”,后者是主语,前者是强调后者的同位语。“我,我……”,我当时心里直嘀咕,要求刚刚中学毕业不久的年轻人用4个小时对“我”做一番哲学发挥,大概只有这个产生过“我思故我在”的哲学思想的民族才能想得出来。 这种哲学训练,针对的并非是能够进入高师预备班的中学毕业生精英。2011年前,它是所有普通高中(分为人文科、经济社会课与科学科)和技术高中(以协助学生升学为目的)的高三学生必修课,而从2011年开始,法国教育部规定从高中一年级就开始哲学教育。并且,哲学是中学毕业会考的第一门科目,所有高中的学生,只有通过这一会考,才能毕业并有资格进入大学。用一个法国记者半开玩笑的话来说,哲学会考似乎成了法国年轻人的成年礼。把哲学作为高中生的必修课和会考科目,这是法国中学教育的独特之处。欧洲另外两个伟大的哲学民族——英国和德国,并未如此推崇中学哲学教育。在德国,哲学课只是中学生的选修课;在英国,哲学课则更多的是比较宗教课或逻辑课。在欧洲,除了法国之外,只有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把哲学列为高中生的必修课。法国按照哲学概念和主题来组织哲学课,训练学生对关乎人生、社会、政治的一些根本问题,进行初步的哲学思考。 这些问题在最伟大的哲学家们那里,都是争论不休的话题,为什么法国要求其国民在年轻时就开始加以思考?事实上,在法国,中学哲学教育的目的并非为了造就哲学家,也不是为了让法国人掌握哲学,而是为了培养公民。这解释了为什么经济社会科、理科乃至技术科的中学生都被要求学习哲学。中学哲学教育的本质乃是公民教育,因为哲学被认为有助于塑造具有自由精神、批判意识和政治责任的“开明公民”。 ■学习哲学是公民的权利 通过教育塑造公民的理念,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而在法国大革命期间,革命者试图建立新的教育体系,来锻造新法国所需要的理性国民。拉卡纳尔在大革命前是天主教修会的哲学老师,他在1793年进入国民公会后,积极参与国民教育改革。他认为,自由思考和发展批判理性的权利属于每个公民。显然,哲学对于培养自由思考和批判理性至关重要。因此,从大革命教育哲学的逻辑来看,学习哲学是共和国公民的权利。 哲学教育并没有能够在混乱动荡的大革命中得到实践,倒是被终结了大革命的拿破仑纳入到法国公共教育系统中。而此时的哲学对于拿破仑而言,只是对国家教育的工具罢了。 中学哲学教育并未随拿破仑垮台而终结,而是得以不断发展。在保守的自由主义七月王朝期间,1840年担任公共教育部长的哲学家库赞强化了哲学教育在中学的地位,并引入作文的形式来培养中学生的哲学思考和表达。 在第三共和国时期,共和国和天主教会的斗争最终以确立政教分离原则告一段落,共和国因此在政治和教育上取得了完整的支配权。反教权和反旧制度的共和国致力于通过初级和中等教育向国民灌输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和精神,中学哲学教育被认为是通过思考学习自由的重要途径,是共和国通过学校展开的公民教育的顶峰和完成。因此,哲学学习不仅仅是公民的权利,也成为他们的义务。 在现代社会获得充分权利和尊严的个体,是否有能力运用自己的自由?这需要他们对人生和社会的一些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具有思考能力。哲学教育有意识地引导即将成年的少男少女们关注哲学问题,因此“自由是否意味着不遇到障碍”、“欲求不可能的事物是否很荒谬”这样的问题出现在会考当中,并不令人意外。 同时,共和国要良好运作,公民能够在自由中理解和承担自己的社会和政治责任并且相互尊重与合作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哲学教育也常常围绕一些对于政治和公共生活而言不可或缺的问题展开,如国家的权威、工作的价值、个人的权利和义务等等。 ■哲学教育也常常遭遇失败 当然,哲学教育和其他学科的教育一样,也常常遭遇失败,并且失败的比率可能更高。我有一个法国朋友,他以一篇关于卢梭的论文获得哲学博士,之后一直在一所高中教哲学。有一次他给我看学生的考卷,试题是对帕斯卡的一段话进行分析。他对某些学生非常不满,批评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也不爱读书。他给我看了两份考卷,几乎是空白,只能得一两分(满分是20分)。事实上,哲学会考的平均分也就在10分左右。 哲学教育的目的首先是让学生认识到,人类的一些根本问题和他们也是密切相关的。这种启迪和发现会影响他们一生,并非因为他们会成为哲学家或学者,而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人生和职业的意义,取决于他们是否能对这些问题给出让自己满意的答案,而他们也应当以自己的人生和职业,去理解这些问题并探求其答案。 更为重要的是,中学哲学教育是对政治生活的准备。十七八岁的中学生,在哲学课上就正义、自由、平等、国家、工作等问题所学到的知识和进行的思考,事实上是对他们成为公民的预备。差不多同时,他们获得选举权,在法律上成为完整的公民,将在生活中切身理解公民的政治和道德职责。人们只能在自由的运用中学习掌握自由,公民教育只能在政治生活中完成。年轻的法国人能够在政治参与中检验和理解哲学教育传授给他们的公民之道。 近二十年来,某些东欧、拉美国家也纷纷在中学中开展哲学教育,帮助年轻人通过自由思考来理解自由的价值。哲学教育成为民主化的重要内涵。哲学与民主的有益关联,取决于哲学的执著和民主的热忱能否在政治中化身为健全的公共精神和公民德性。只有那样,我们才能分享1995年巴黎哲学宣言所表达的信念:“哲学思考在教学和文化生活中的发展,通过发挥公民的判断力——一切民主的基本要素——积极地推动了对公民的塑造。” ■2012年法国高中毕业会考哲学试题 2012年6月18日星期一上午8时,全法国334464名报考普通类高中毕业会考的学生开始第一门科目——哲学的考试。每位考生可在3个题目中任选一题,考试时间为4个小时。 人文科考生试题 题目1:通过工作我们获得什么? 题目2:所有信仰都违背理性吗? 题目3:解释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的一个节选段落。 科学科(理科)考生试题 题目1:我们是否有责任寻求真理? 题目2:没有国家我们是否会更加自由? 题目3:解释卢梭《爱弥尔》的一个节选段落。 经济社会科考生试题 题目1:存在着自然欲望吗? 题目2:工作,是否仅仅是为了有用? 题目3:解释乔治·柏克莱《论消极服从》的一个节选段落。 教育哲学论文:关于素质教育思想的哲学思考 摘 要: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对中国教育的科学总结,也是指导今后教育实践的保证。要全面实施素质教育首先必须深入研究、深刻理解、全面贯彻,要在实践中把握好素质教育的客观性,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把握好素质教育的整体性,它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把握好素质教育的实践性,在科学世界观指导下,敢于探索、勇于实践。 关键词:哲学思考;思想;素质教育;客观性 建国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峰回路转,在曲折中前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国情结合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高度,作出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提出了“科技兴国”、“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基本国策。素质教育是对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指导今后教育实践的政治思想保证。它的提出,对中国的教育改革命运和前途有长远的决策性意义,我们必须认真研究、深刻理解、切实贯彻、全面实施。 一、素质教育的客观性 客观性原则是辩证唯物主义最基本的原则,坚持客观性原则,就要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客观性与必然性、现实性与可能性,内容与形式等诸多方面的统一,而且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要正确地反映客观实际并非易事。素质教育的形成,正是经过反复实践、反复认识的结果,它表明我们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认识的深化。 素质教育的客观性在于它充分体现了我国的国情,邓小平同志再三强调研究国情,把国情作为我们办事情的出发点。研究国情的实质是解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如果不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对社会主义教育的指导就必然脱离实际,也就是违背客观性原则。我们过去教育经历了许多曲折,很重要一条教训就是脱离国情。建国以来,我们党和国家在探索怎样根据中国国情来发展教育,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后来由于经验不足,也由于国情和经济发展规律认识有偏差,参与了应试教育的作用,曾多次出现急于求成的情况,影响了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顺利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确立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教育对提高民族素质的重要作用,高度重视素质教育。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地指出;“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教育和质量。”邓小平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把提高民族素质作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和改革的根本目标和任务。 1985年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在整个教育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必须牢牢记住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同志在党的十四大和1994年全教会上进一步强调,要“把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素质的轨道上来”。这一论述,对于我们理解素质教育的客观性及其指示作用是十分重要的。 党和国家的素质教育来自于对国情的深入了解和对历史经验的总结。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更好地全面贯彻实施素质教育呢? 我国的教育,是在旧中国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例,科技教育文化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发展壮大的,只有对国情的深刻理解,我们才能真正懂得素质教育的正确性,并自觉地为之奋斗,才谈得上理论联系实际,谈得上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 关于素质教育问题,不是哪一个人心血来潮想出来的,也不是自上而下传下来的,它是在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广大教育工作者对教育进行不断探索形成的共识。它始于80年代后期, 90年代初期,它是各国教育的共同趋势,是这个特定时代赋予教育的历史使命。 总之,认识素质教育的客观性,要十分重视对国情、省情、县情的研究,要反对本本主义和一切主观主义的东西,学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学会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完成,使我们在实施素质教育过程中更富于自觉性和创造精神。 二、素质教育的整体性 万物都是作为系统而存在,作为过程而发展的,普遍联系和辩证发展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任何的诸要素都是互相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它们的有机统一形成事物的整体。如何用联系的、全面的、发展的观点来认识素质教育,也是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所必须的。 素质教育是通过科学的、抽象的理论形式来反映我国教育实际的,从形式上看他是主观的,从内容看是客观的,是客观内容与主观形式的统一。素质教育是一个非常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它由许多子系统组成,包括社会各界的普遍理论与大力支持。不了解其中各子系统的联系和关系,就不能把握其整体,不能从整体上把握事物,就不能认识其本质和规律性。 如何把握素质教育的整体性,及其内部诸方面的有机统一,这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我们不可能一下完成这个任务,但必须努力去研究他、实践他,以期取得一定成效,有助于素质教育协调而健康地向前发展。下面试从三个方面略加分析。 从素质教育的具体内容看,我们习惯把素质教育称为面向全体、全面提高、主动发展,它简明而形象地指出了素质教育的本质所在。以其具体内容而论,它涉及到更多的方面和关系,要充分认识其整体性,必须做全面考察。素质教育是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提出来的,它是在经济文化不发达的13亿人口中实行的。它要达到的目标是: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它要依据《教育法》规定的国家教育方针,着眼于受教育者及社会长远发展和需求,为学生学会做人、学会求知、学会合作、学会纪律、学会审美,为他们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奠定基础。 实施素质教育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关键是转变教育思想。教育思想集中表现在办什么样的教育,怎样办教育和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等根本问题上。由于思想是人们行动的先导,所以,有什么样的教育思想就会有什么样的教育行为、教育实践。素质教育作为一种先进的教育思想与“应试教育”的教育思想有质的不同。 可见,素质教育是由前提、保证、目标,以及实现这个目标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手段、措施等构成整体。其中有几个具体问题需要澄清。 一是搞素质教育还要不要考试了? 邓小平同志说“考试是检查学习情况和学习效果的一种重要方法,如同检查产品质量是保证工厂生产水平的必要制度一样。”因此,考试是一种教育评估手段,不同点是素质教育把考试作为推动全面提高学生素质的手段,所以素质教育不是要考试而要对考试进行改革,有效地利用考试这个手段。只要学校存在,考试就永远不会完结。 二是搞素质教育不是就要多搞活动? 本来,学科课程和活动课程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渠道,二者都应抓好,但课堂教学是主渠道,所以素质教育绝不等于活动教育。 三是是不是条件差的学校就不搞素质教育了? 素质教育是各级各类学校必须遵循的办学指导思想,所以无论条件如何,都应该搞素质教育。 四是打牢基础与升学选拔是什么关系? 应该明确,推行素质教育不是不要升学率,而是要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只要全体学生整体素质全面提高了,拔尖人才自然会脱颖而出。 三、素质教育的实践性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是彻底的唯物主义一元论,他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了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列宁曾经指出:“实践主义(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也指出,马克思主义科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他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他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 社会生活本性是实践的。人们正是通过社会实践认识社会的本质及其规律,并依据社会的规律去改造社会,使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使主体客观化。素质教育是在教育实践中取得的科学认识,为我们提供了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迎接21世纪挑战,培养跨世纪人才的理论武器和战略举措。 然而,它毕竟是精神的东西,理论只有掌握群众才能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素质教育的实践性,也内在地蕴涵在素质教育的内容中,由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是我国教育发展与改革的根本目标和紧迫任务,党和国家把素质作为关系到面向21世纪中华民族历史命运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全局问题提到了我们面前,所以说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刻不容缓。 遵循实践性原则,我们在实施教育进程中,还要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在实践中深化对素质教育的认识,丰富和发展素质教育“三个要求”的内容。 遵循教育的实践性原则,我们要注意在实施过程中坚持科学理论性和革命性的统一,理论性是实践的前提,素质教育是符合我国教育实践的科学真理,在实施中要遵循以下原则。 一是目标指导的原则,因为目标制约着教师的教育教学活动,学生的学习活动,教育媒体的选择和教育评价。二是整体优化原则,要从素质教育这个系统的整体出发,努力探求各要素功能的优化组合,实现整体系统的功能大于各要素功能之和。 三是因材施教原则,教师要从学生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的放矢地进行素质教育。 四是内启动原则,在素质教育过程中,要注意启动学生的内因,点起他们内在因素,使其主动接受外因的积极影响,并转化生成为自己的“营养”,成为进步的内在动力。这是“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这一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在素质教育过程中的有效运用。 五是群体合作原则。在“教育社会化”的大教育观念指引下,充分发挥学校的主导作用,家庭教育的基础功能和社区教育的依托功能,构筑教育社会化体制,以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和谐发展,促进学校各方面工作整体优化,全面提高教育质量。 素质教育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人们要真正把握他、驾驭他,是很不容易的。有时会产生顾此失彼,当强调这一方面又可能忽视别一方面,抓住主要矛盾又放松了次要矛盾,注意了特殊性又忽视了普遍性,或是相反。这就要求我们始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的标准,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发扬成绩,克服缺点,增加素质教育的科学预见性,在全面实施素质教育进程中实现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 坚持素质教育的实践性,就是要在科学世界观指导下敢于探索、勇于实践、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因循守旧,具体行为是错误的,脱离实际,为所欲为是不可取的。实施素质教育是我国教育领域及教育方向、教育思想、教育政策、教育内容和方法诸方面的重大变革,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在社会转型中的自我完善。实践表明只要我们对素质教育的客观性、整体性和实践性正确把握就能在实施中由不自觉到比较自觉,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全面实施素质教育,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以十七大和第三次全教会、同志谈话精神为指导,抓住机遇,乘势而上,我们的伟大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教育哲学论文:转变哲学教育观 摘 要:由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在目的方面的认识不清,错误地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就是让学生学好理论知识,掌握好理论原理,能应付考试就可以了,以至使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模式下,受教育者仅仅被培养为恪守理论教条的保守主义者而不能适应新时期建设实践对于人才培养的要求。本文拟就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目的错位的现状、原因以及改进措施作一分析论述,以求深化对于当前乃至今后哲学教育观念的转变及其教育目的的认识。 关键词:哲学教育观念;教育模式;思维方式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目的 一直以来,理论界都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目的概括为:培养牢固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目的本身强调的是阶级性、知识性与规范性(或称齐一性),在此种教育理念的指导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成为了信念教育、“知识”教育与模式化教育的复合体,受教育者被培养为有理想、识“规律”、守纪律的人。而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深入发展,关于新时期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问题逐渐引起教育界的普遍关注。究竟什么样素质的人才能够真正担当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目前的普遍共识是,旧有的“人才”类型已不能适应新时期实践发展的需要,而具备务实精神、探索精神与创新精神的复合型人才才能引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创造出新的成就。因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作为人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领路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转变问题便成为广大哲学教育工作者不容回避的重要课题之一。 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目的的认识深化与转变 教育目的作为整个教育过程的起始环节,它决定着教育的具体实施过程及其结果。正所谓“一个好的起点等于成功的一半”,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整体转变而言,深化对于教育目的的认识,并成功实现其转型便处于决定性地位。而笔者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目的的认识深化与转变应着重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 转变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对于“知识者”的培养诉求,而引导学生按照哲学的本性,像“爱智者”那样去思考问题。在应试教育信条和工具理性主义的支配下,传统的哲学教育被简单地视作知识教育,其哲学教育区别于其他文化知识教育的独特性被抹杀了。受教育者成为一种被剥夺了思想权力和想象权力的“不在场者”,他们学到的只是呆板僵化的公式体系,而不是充满思辩富含想象的哲学思维,只是因循守旧的教条主义,而不是激情四溢的创新精神。在这样的哲学教育模式下,哲学变成了非哲学而受到学生的厌恶与排斥。实际上,就哲学的词源意义看,哲学是“爱智之学”,它来源于古希腊语philosophia,由philo(爱)和sophia(智慧)组合而成,意思是“爱智慧”。很显然,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哲学教育都应当是着重培养和激励学生的“爱智”旨趣,训练他们的哲学运思能力,引导他们以极大的好奇心与致极性思维去探索世界的多彩面貌与人生的本真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哲学体系的一个分支学科,不但继承而且发扬了哲学的“爱智”本性,其教育当然应该遵循哲学教育本来的理路,从而引导学生成为“爱智者”。 2 转变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对于单纯“理论者”的培养目标,而引导学生理论联系实际,从实际出发积极地研究新事物、发现新问题、引出新结论,从而像“实践者”、“创造者”那样去思考问题。在传统的哲学教育中,哲学被定性为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或世界观的理论体系。而世界观的问题又被界定为“不是仅仅关于世界的某一个方面或某一个局部的问题,而是有关整个世界,有关世界的一切事物的最普遍的问题”。按照这样的理解,哲学的任务就是基金项目:本论文为“四川省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研究项目 ‘阶段性成果’”;基金项目编号为:川教函2006(486) 要对整个世界的构成及其发展图景作出完整的毫无遗漏的理论陈述,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哲学体系的一个分支,也顺理成章地被诠释为描绘世界总体图景的、包罗万象的绝对真理体系。如此一来,受教育者就只需要做到将现成的理论公式体系烂熟于胸,便可成为无所不能的“全才”、“通才”,接下来的任务便是用理论公式框范现实世界,让实践的进程去牵就理论公式,而不能越雷池一步。似乎这样就可以让世界按照它的“客观规律”体系自然而然地达于理想境界(即共产主义社会)。然而,实际的情况是,现实永远不会屈从于理论,相反理论无论怎样标谤“绝对”、“万能”,在现实的问题面前,它都显得如此的苍白、无力而只能屈从于实践。以旧哲学的思维方式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造成上述问题的根源。其实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现代形态的唯物主义,作为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它拒绝任何对于终极真理的描述,它的真理是衍生于实践又反过来作用于实践并接受实践检验的相对真理,马克思本人十分清醒地认识到,任何“终极真理”都起源于狂妄无知、玄想臆断,其归宿必然是僵化守旧、停滞不前,这对于有效地改造现实世界而言毫无益处。因此马克思主张从现实实践出发去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并进而寻求解决问题的现实途径。这正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需要大力弘扬的致思方式。在这样的教育方式下,受教育者不应再是那种恪守僵化理论教条的保守主义者,而应是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创新的“实践者”、“创造者”。 3 改变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只注重知性教育的片面性,以实现知性与德性统一、科学与人文并重的当代哲学教育目标。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既包含着丰富的科学精神,同时也极力倾注了革命导师对人的关怀。可当前的哲学教育往往只关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证性质及其逻辑推理的严密性,而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文意蕴。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人的现实行动不是要去实现某个人之外的客观目的,而是要通过行动去实现人的主观目的,亦即行动是为了人的行动,因此其哲学也是为了人的哲学。革命导师的文本语言从头到尾都透露着对人们(尤其是无产阶级)现实生活境遇的忧思,而其倾毕生精力追求的理想境界也正是一个人人平等、自由、和谐、富足的社会,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知性原则只是作为工具而为德性弘扬服务的。既然如此,那么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就应该让学生既学到革命导师在理论建构中所体现出来的实证态度与科学精神,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还要让学生时时从革命导师关注人的生存境遇的德性素养中受到熏陶,从而在实际教学中实现知性与德性的融合。 二 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目的错位的原因分析 1 从社会历史背景看,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实践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赖以生长的现实土壤。作为指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理论武器,它不可避免地倾向于以绝对真理化身的形象以掌握群众,这样它对于无产阶级的团结和统一性的形成,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路线、方针、政策的统一性和合理性论证,才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这在无形中也促成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客体化、教条化以及公式化的解读。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便成了描绘世界整体图景的绝对真理体系,任何异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理论、观点及想法都被斥为“异类”,而如此一来人们积极开动脑筋以探导世界本原及生命价值的活动就受到严重的束缚,哲学之思便让位于政治教化。 2 从理论赖以建构的思维方式看,用旧哲学的抽象本体论的思维去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造成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化、公式化的重要理论根源。旧哲学幻想一劳永逸地把握世界,因而本体论成为旧哲学的核心。但这种“本体论”的思维不但使哲学处于乌托邦式的幻想之中,总想描绘出世界的终极图景,而且使哲学远远脱离生活现实,成为只有用最高的哲学直观才能领悟的彼岸存在。这就造成了哲学处于生活世界之外,它的功能只是解释世界。如果坚持这种“本体论”的思维,势必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凝固化和教条化,成为一种脱离实际的僵化模式,在这样的僵化知识体系的教育下是不可能造就出面向实践,积极改造现实世界的真正主体的,它所造就的只能是僵化思想的忠顺奴仆。 3 从目的错位的现实根源看,当代工业文明与市场经济模式的联姻共同造成了科学知识对教育世界的宰制以及人文教育的失落。自然科学知识的突飞猛进式的发展催生了当达的工业文明,在利益价值日益凸现的今天,科学技术的实用价值备受关注,工具理性、技术理性在当前的教育中居于主宰地位,而德性教育、人文教育则当作教育体系的旁支末节而被弃之一角,这直接导致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对于德性教育的漠视,加之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中机械地认为道德素养和人文精神是归属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范畴,因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畴体系中是处于被决定的位置,自然可以不予重视。在这样的教育理念基础上培养的人显然只能是马克思文本中所描述的“单向度”的人,而非全面发展的人。 三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目的错位的纠正措施 1 改变哲学教学方式,使其真正适应哲学学科的特点而成为一种激发理论兴趣、启迪哲学智慧、交流思想观念、碰撞内在心灵、师生之间双向互动的积极过程。在本来的意义上,哲学教育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对话,二是教化。这两个特点都应当在哲学教学中得到充分的重视和应用。对话是心灵沟通的管道,是人类智慧的积极碰撞,也是哲学教学的最重要手段。只在通过对话,师生之间、同学之间才能相互了解和理解,才有可能在交互作用中共同地去追导智慧和提升智慧。而教化亦不单纯是单向的知识灌输,它不仅要求同学们学理论、长知识,更要求他们到社会实践中去生活、去感受、去体验、去践行、去创造,还要引导学生学会自我反省和人格修炼,去沉思,去领悟,在对话与理解中改造外部世界,改造自我,增长智慧,获得大智慧。正是在这样的环境和过程中,教师才有可能在与同学的双向互动关系中不断加深对于哲学的理解,从而提升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质量与水平。 2 改变传统哲学思维方式,从实践出发以真正科学的态度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前文提到,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是以旧哲学的“本体论”思维方式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诠释。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被解读为描绘世界总体图景的绝对真理体系。而这样的哲学是源于对某种超越实践经验和科学知识的普遍原理的先验认定,因此是不具有科学实证性的思辩玄思。相反,以实践为基点来诠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则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了如同实证科学一样立足于科学所揭示的现实联系基础上的理论”。不仅如此,实践的思维方式还时刻提醒我们,理论要始终面向现实,使理论成为实践的一个环节,成为现实本身的构成要素,而不是对世界的外在说明。由于实践是具体的、历史的、有限的感性活动,那么参与实践的理论也是有限的、可错的和探索性的,因此这样的理论就必然要求重视与凸显受教育者在具体实践过程中的探索精神与创造精神,这样的理论对于当前历史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才有着重大的实践意义。 3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重视培养受教育者的人文精神,实现知性教育和德性教育的统一。前文提到,在利益价值日益凸现的今天,培养实用化的人才成为教育培养的第一目标,而体现人文精神的德性教育却不予重视。这显然不符合马克思对于人的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的价值取向。因此我们的哲学教育应该注重“为学”教育与“为人”教育的有机融合,在塑造知性主体的同时重视德性主体的塑造,使主体知性能力的提升从属于人的整体完善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需要。在对学生进行知性授业教育的同时,还要充分发挥教育的传道功能,积极地对学生进行德性教育、理想教育,使他们树立正解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不仅要对学生进行“何以为生”的知识教育,而且要对其进行“为何而生”的人生理想教育,使之将“为学”与“为人”有机地结合起来。 总而言之,作为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工作者,我们不仅应该以科学务实的精神去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去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还必须积极地以一个探索者、研究者、存疑者的角色去引导学生真正地依照哲学的本性去思考相关哲学问题,并相应提升学生的理论素养和道德素质,使学生真正成为全面自由发展的人。 教育哲学论文:由数学史案例渗透数学哲学、教育思想的研究 数学知识呈现静态的和绝对可靠的特性,同一性原理体现事物只意味着它自己,它是逻辑学或精确科学的核心思想,它与进化的观点有明显矛盾。p=p,这里没有论证或历史考查,不涉及到心理学或哲学上的考虑,数学在这里是不变和绝对的,社会学和社会文化的历史很少顾及它们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数学家们的多次宣称,数学没有值得人们知道的历史。 1 数学哲学指导的数学史 有人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数学史是一种教条和闲谈,这种教条排除了可供选择的数学观点和立场,而把闲谈归类为脱离记录的私人沉思。若用这种方式理解数学,只能把它看成是一种终结的理论和完成的工作,这只能作为独特的现实呈现形式,与人类情感活动没有任何关系。此种观点是错误的,比如对没有解决问题的思考等,那些重大的数学问题和它们的研究过程在数学史中占最大的部分,虽然它对于学生创造力的激励和真理精神的追求几乎没有帮助,但这种数学的历史观点对创造力和追求真理的精神是很重要的。 因为连续性与绝对严密之后的一种错觉在有关的实践方面没有被人们很好的理解,所以这种研究的主题被逐渐放弃了。连续性是理想状态,不具有自然统一性,对于变化的构想都要有建设性的努力才可达到,并且要有认识论的观点做支撑,这样给人们带来一种警示。对数学教条主义与实证主义的消极作用是历史的考虑,试图把历史用作揭穿假设的手段,在这种假设下,合逻辑的数学的发展成为错觉,有的时候还会步入抽象的意识形态领域。 valery说:“一个人有直接从活动方式中思考和联合的习惯,有只在眼前手段受限的情况下想象一个工作的习惯和从不着手处理来自一个与手段毫无关系的主题或想象的效果的工作的习惯。”所以只采取指出“人类”关心或感兴趣的数学问题,还说明不了历史的方法是正确的。而且要塑造对数学史极广泛的社会文化方法的范畴,使之对身边的数学问题和认知问题适用。 拉卡托斯说:“缺乏哲学指导的数学史,是盲目的,而背弃数学史里最有趣的现象的数学哲学,也是无知的。”然而我们和拉卡托斯的观点不同,不能确信特殊的数学哲学是从历史里证明是无误的或存在历史进程的完整的理性重建。 如今有很多论战是关于提及数学客体的时单词“real”的用法,这些论战没有在历史研究中得到解决,甚至于不可能成为这些研究的方向。它的目的首先是描述和分析,而不是替哲学辩护。不同于教育家、哲学家、历史学家那样不可能集精力于辩护。“现实”就赋予文化意义上的负载,并且比重要信息或物体的集合一定要多。实证主义者对数学产生怀疑,是因为数学所研究的客体都不具备实质性的东西。 2 数学在认识论的转变中得以发展 在研究数学意义发展和物质存在的问题时,我们确信这是需要并能解决的课题。为了解决这类课题,让学生体验概括和抽象的过程,而不是直接面对抽象的过程。 在19世纪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数学和它的物体也出现了一些关于它的新理论、新思想的变化。根据欧几里得公理化体系转化而成的集合论和形式公理学,它们的发展使数学变得越加抽象并且缺泛必要的解析。来自大范围远距离交流的必要性和抽象的纯数学的发展,这个历史事实显得非常古怪,它的符号形式既促进同时也阻碍了学习与交流,所以它遭到很大的讽刺。学生对此学习感到困难,尤其对我们的教育实践极为重要的概念解释更加困难,而现代数学没能在这个意义上对所需的任何事物提供完整的解释,它们不是特别的假设与抽象,就是特别的技术与机械。所以不能把数学作为一个主题在校园里进行有实效的组织和追求。数学学习也要与其他学科相似,一定要对明晰根本性问题的广泛探究有帮助。 所以可以得出,由欧几里得公理化体系来讲,对其有意义的语句和可以理解的概念进行逻辑还原、组织与分析,好像留给我们思考的没有复原的基本工具,但这并不能说明我们都想回到过去的风格,而欧几里得数学方法的目的在于把一切事物都化简成基本数学。但不可否认的是现代数学在方法论和认识论上是被划分开来的。 关于数学和数学对象本质的本体论在认识论转变的基础上得以巩固和发展。若我们想要把数学史用于教育来促进人的发展时,正确理解这些转变是很有必要的,下面用实例说明从机械论证到关系思维和从直接的方法到间接的方法这个认识论的转变过程。 3 利用数学看待和分析世界 在19世纪到20世纪数学在希尔伯特和皮亚诺的公理系统下出现了深刻的大变革,并已成数学史上最感兴趣的事情。数学在19世纪被看作是陈述必要结论的科学,据此数学可以完全不受存在主义的影响,可以说这是一个假说或是一种推理。在之前的公理系统就是不需要证明的,19世纪以后数学大厦的地基就变成了纯粹的臆测,只用他们可能的推论加以证明,数学涉及事物的理想状态,它具有系统化和分析思想的方法,同时也是自我反思过程,数学在一定意义上讲也是元知识,但是皮尔斯与多数数学家和哲学家不同,连他本人都在否认数学的完全解析理想,他把数学看成在动态现实之中建立客体的可能性。 公理化体系所带来的态度看作是一种运动,需要“具体对象”为它起作用,数学中还是存在一些事实和事物得不到正确的解释,这和莱布尼兹的充足理由律相悖。所以对解析态度不应过分夸大,如果夸大就象人能够预知他的所有结果。正确的观点是数学可以看作是推理形式和操作形式之间的一种递归和互动。 操作思维和操作思维所带来的观点认同从古代数学到笛卡尔观点这种转变是可能的,这其中不可缺的补充部分,被称为关系思维,莱布尼兹确信真理是可以证明的,认同关系和和理论,但笛卡尔认为真理与证明是没有关系的,更偏重于问题解决。19世纪初数学从一种语言转型成为结构科学时,数学很有优势,图示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成为思考的东西。 数学中的数字是在17世纪时变成一种语言,算术是在19世纪成为一种程序化,而且它是在代数观点下结构视图产生之后才形成的。所以数学的争论在19世纪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趋向、不同声音,每一种趋向都只强调两种基本的认知操作中一个,即对相似性和关系的研究。算术化程序试图根据具体化的实物和自然数来定义所有的数学概念,利用还原主义的方法来处理基本问题。例如复数对柯西来讲没有意义,只是成对的实数而已。相反正如一些数学家们所预期的那样,公理运动是想利用综合性的从上到下办法,通过推广公理的相关结构及原则,达到扩大它的理论的应用性并以此来解决数学的基本问题。 解析和综合两种观点基本组成了数学活动的实质,数学活动体现在一般化和具体化之间的递归活动,数学体现的是事物本质的抽象反映,一种思考是另一种思考的对象就是“本质的抽象”,这就是非常基本的现代数学思维方式。瑟斯顿从心理学角度称之为压缩,使人惊奇的是,数学是可压缩的,你可能费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和精力,分步的尝试从几种方法中找到一些结果,如果你一旦真正完全的理解它的结果,之后再从心理角度你去整体衡量它,马上就会发现有惊人的心理压缩。这样,数学就是一种创造或者成果的体现,并且不能独立于它在本质上的抽象上的发展,这样看来数学依赖来自行动的抽象更为恰当。但抽象一定与明确内省相反的过程不可分离,由此把之前的明确与分离形成一种主体感觉、思考、行为的特定方式。 现代数学已经具备了“关系思维”的特点,关系思维倾向于看待知识与现实等同,这是最大的障碍,与之相反,科学与数学,教会我们怎样看待现实世界,如何进行分析世界,数学史启发我们的是真理和人文精神,但它不是绝对的数学真理。 4 数学的分析和综合的交互作用 围绕公理方法展开的讨论,突出的显示了数学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的转变。到19世纪中叶,提出数学是否应该具有类似力学或几何学那样真正的价值,数学是否应该具有算术那样有自身心理结构,将数学进行了最大程度的划分。代数学被视为是几何或力学结构的代数化,当人们逐渐认识到代数学对几何学的作用,它不是对对象的刻画时,这些差异就逐渐的没有了。关注的焦点发生了转移,转向认知和知识的内在动力上来。数学家们开始更加深刻的反思,反思他们自身的结构和活动,而不是对外部世界的反思。 单一的运算x+1衍生出自然数的加法与乘法,格拉斯曼运用这个定义证明了算术运算其它的所有重要性质,如交换律、结合律等。格拉斯曼公理包括了归纳法,但是在它那个年代却受到了猛烈的批评。holder相信涉及递归运算的那些讲述都不是公理,因为算术是先验的。若有人认为这些公式是算术公理,则他就会把相似的公理用于数论和分析中无数的概念,如此话算术公理的数量就会大增。这陈述不够明确,因为格拉斯曼没有处理困难的部分,会指责他的处理是不完整的,只给出讨论中的一些规则,就目前情况来看,这样说法比较合理, holder还未真正的领会数学公理系统,也就是数学公理系统是建立在假设基础上的,用数学推论来评估的,并不能完全表示直觉给出的基本现实。 5 如何正确理解数学内部的对立统一 19世纪初出现积分理论从柯西到勒贝格的转换,它用实证更多涉及算术近似法及不等式语言。 利用展示函数概念柯西在一定意义上做完了笛卡尔把几何向算术的压缩过程,他把几何简化成直线,当然就受到格拉斯曼等人的强烈批评,因为他们认为数学理论应该描述与某一主题区的关系。人们都认同通过连续函数概念的介入,由此数学能真正变得很适用,应该能够生成各种各样的直接的真理,对数学问题进行构思,使其与现实有直接关系,这种实证态度和公理运动态度是完全不一样,函数与连续的概念是同时发展的,连续性是函数的基本特征。柯西将数学转变成了外延理论,必须把连续函数设想成具体表述的等价类,而不能认为它的一些表述提供等价关系的外延公理等同,只能这样来理解函数连续的性质,但不能成为表示函数形式的性质。 狄利克莱和柯西认为,函数必须被看成是解析表达式,而解析表达式是建立于外延公理的基础之上。勒贝格利用假设解析表达式都成立,继而极大的推广了函数的概念,然后又从连续函数发展到可测函数,并且在实际检验的基础上,这个可测函数能包涵数学分析内能找到的所有函数,20世纪初函数概念的发展映射了数学分析的进展。 从柯西以来,可以依据函数的某一性质或推理来理解函数,而没有必要明确表述函数就能选出函数集,这是能够做到的。如柯西证明了具有这个性质:f(x+y)=f(x)+f(y)是连续函数,它没有给出函数f(x)=ax,柯西建立了对数学概念的一种全新的理解,据此数学概念可以依据它得出某一结论来给出定义,把概念理解成具有某种行动计划的操作性,这与过去的思维方式完全不同,柯西是一位真正的现代数学家。 黎曼对积分充满兴趣,继柯西之后开始研究,与柯西研究的方式不同的是他从必要条件入手,黎曼给出了闭区间上可积的有界函数的定义,黎曼由此对连续性与可积性进行了区分,并且定义出非常重要的可积函数的概念,这个概念被人们看成“完全任意”函数中最大的子集,“完全任意”的函数从19世纪中叶以来,始终在连续函数的定义中处于尤为重要地位。黎曼将可积函数的概念进行了极大的推广,未来进一步概括可积函数的概念就是一定会发生的,黎曼对计算积分值的传统程序的做法是认同的。 勒贝格的做法是分割函数的值域,显然测量和可测性概念都可以定义积分概念,勒贝格的做法不仅仅将可测集和测度集的概念放在了中心位置,还步步加强了实证分析与公理化定义的方法论,托马斯·霍金斯给了他很高的评价,就是勒贝格建立了首个通用的积分理论,各种数学范例、定义、定理在勒贝格研究以前早已经存在着,可是它们缺少在正确理论指导下的完整性及连贯性。 作为微积分理论,从柯西就开始对连续性进行研究,距离概念成为邻近测量的适用性是连续性的定义与定理的唯一条件,由此建立了度量空间的抽象的概念,这个开放性的概念被定义成线的开区间概念,对集合x,不同度量标准决定同一连续函数,仅当x中的一个子集对一个度量标准开放,并且对另一度量标准个也开放。描述连续函数特征的工作就是选择一个拓扑结构,等同于选择一类开放集合,空间拓扑是它结构中的一个特殊性,并且非常适合成为公理化与集合论条件的特征,若没有康托尔创建的集合论,一定没有抽象测度理论与拓扑学理论。 拓扑表征对理解勒贝格的广泛的可测集、类集、可测函数都具有帮助作用,也有助于弄明白在纯数学中发生的事情,由拓扑学的概念可以简化一般形式的辩证与推理,它描述了数学探究和现实重构的特征。 那些给我们的感觉很抽象的数学思想,若只从历史的观点去研究,就变得很容易理解,过程到结构的转换还是相当有好处的,数学史作为描述成长与发展的历程,而数学哲学涉及到更多辩护的问题,这两个在教育情境中都具有了重要的地位。 一方面,历史的角度使我们对数学内部类似的对立统一有很多的理解,一是数学成为把人类的智慧释放出来的一种力量,它已起到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纯数学的发生发展时常因为正式的严格证明而出现,这些证明是公理化的数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学为操作假说工作,但不能成为客观题材的说明。从柯西以来,对算术与积分论各自的发展描述都不尽相同,但它们都的指出,公理集合论是可用于数学和数理化最好的构架。 我想还是有许多人会觉得数学还是很陌生,那些建立于19世纪的集合和代数公理,可以被看成是集论思维的工具,而且是一个有力的工具,正是这个矛盾才使得数学史的研究更有意义、更有启迪作用。 教育哲学论文:关于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思考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本应该对于提高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个人修养,推动人的全面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并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面临困境。因此,反思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如何走出的困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的误区 长期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存在着诸多的误区。这些误区正是当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遭遇尴尬的真正原因所在。 1.1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政治化 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政治意识形态化的倾向严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也就成了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混淆,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变为思想灌输和时政教育为目标。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就变为政治说教和政策宣传的工具。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过程中,教师无形中把哲学教学的任务完全等同于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政治化、绝对化、神圣化。哲学的功能侧重于“政治教育”,哲学成为“政治”的代名词。由于哲学的政治属性过于浓重,缺乏探索与创新的精神,忽视对现实的反思和批判功能。而这些弊端正是学生们排斥、厌恶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的根本原因。 1.2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知识化 长期以来,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比较重视,而对方法论教育相当忽略,将世界观等同于方法论,甚至以世界观取代了方法论。这使学生对马克思主意哲学方法论思想都不甚了解,更谈不上自觉应用,以至于他们学无所用、学无所得。我们不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知识。但是,仅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知识,甚至是一种死记硬背的认识,这就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化,同时也势必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庸俗化、简单化了。 1.3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教条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是反教条的。前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因为没有贯彻这一思想,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化,僵化、凝固化,只是作为僵化的教条和公式被运用,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越来越成为“一成不变”的真理和照搬照用的公式。而我国在很长时间内照搬照抄苏联教科书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是照本宣科的原理教学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教条主义的体系,陈旧的思维方式,使原本极具灵活性的理论变得刻板、教条,成为照搬照用的公式。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丧失灵活性、针对性,导致学生在实践中很少能做到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原理”所提供的一系列公式教条。 1.4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形式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的另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和哲学教学脱离时代、脱离生活、脱离现实、脱离学生思想实际。现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很少吸收当今重大理论研究成果,吸收其他学科知识、吸收时代精神的精华,成为形式主义的教育。而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走入困境的重要原因。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过程中,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学科体系的完整和知识的系统传授,却忽视了这些内容对学生的意义。一个明显问题是老师照本宣科,一厢情愿,而不考虑学生的实际理解方式和思想状况,造成预期教学目的与实际学习效果之间的严重脱节。 2 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出路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必须改革,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出路在于实现三个转变。 2.1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由重政治教育到重哲学教育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不能完全等同于政治教育。我们不能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有阶级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为政治服务,这是无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要引导我们树立唯物论辩证法的立场去认识分析问题,当然有思想教育功能,但马克思主义哲学服务于现实政治的方式应该是有一定间接性的、隐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政治,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不能仅仅归结为思想教育功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最为重要的功能是通过学习,潜移默化地影响、改造学生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在于它的批判性的思维。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本质上,是培养学生的一种理论思维,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和怀疑精神,通过批判获得真理,获得知识的能力。 2.2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由重世界观教育到重方法论教育 世界观不等同于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这就要求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必须传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恩格斯曾经明确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应把传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有机相结合,教给学生思考的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乃至做人的方法。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应有之义,也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根本目的。 2.3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由重知识教育到重智慧教育 知识不等于智慧。哲学是追求智慧的学问,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哲学虽然理论本性不同,但也是追求智慧之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虽然也有知识教育的功能,但它更应该发挥启发智慧的功能。倪志安教授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重要使命在于:起到一种真正的蒙智、纠智和惠智的作用,让受教育者得到思考能力和人格素养的培养”。[2]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必须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本性和精神实质,不能止步于知识的积累,而应该着重于智慧的启迪,思想启蒙,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价值所在。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要突破困境,承担使命就必须实现由重政治教育到重哲学教育、由重世界观教育到重方法论教育、由重知识教育到重智慧教育的转变。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才能培养出更多全面发展的人才。 教育哲学论文:影响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质量因素研究 一、显性因素 (一)教材以及考试模式 教学内容重复,缺乏现实性和针对性,教材内容陈旧,不够引人入胜,这些都是马哲众所周知的问题。虽然现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材版本众多,但基本上还是沿袭了传统教科书的模式,也就是由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唯物史观几个部分组合而成。它不但无法容纳随着历史前进和实践发展必须加以补充的内容,而且在表达已有基本内容的内在逻辑关系方面也存在缺陷,无法真正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实践为核心的精神实质,缺乏对当代人类生存状态和前途命运的关切与思考。 同时,当前大多数高校考查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的效果仍然采取课堂考试的形式,教师讲什么,考试就考什么,似乎在考学生的记忆力。这种片面化的文本考试模式,排斥一题多解,拒绝异质思维,限制人的创造力,无法检验学生的内在素质和实践能力,也无法体现学生的个性和创造性,结果往往造成高分低能。 (二)教法 教学方法单一,脱离学生实际。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大部分采取“教师讲、学生听”的单向传授式教学,这种方法重视理论、强调灌输,以教室、课堂、书本为中心,把哲学抽象成僵化的公式和枯燥的概念,然后再引用一些具体的事例或案例加以证明。这种过于重视理论阐释,而忽视学生实际情况的教学方法,使学生成为被动接受现成理论的机器,难以引起学生心灵的共鸣,导致许多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缺乏兴趣。 有些不喜欢马哲的同学说:“强迫使我对马哲课没兴趣!”通常我们上这种课的时候都是一边听课一边在下面做别的事。对它说不上喜欢,主要是这种课通常听起来比较枯燥、乏味。听了后也感觉没有多大收获,而且它离现实又很遥远,无法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和学习中的实际问题;另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很多人都有这种盲从心理吧,上马哲课的时候容易受周围同学的“感染”。如果大家都经常逃课或者在课堂上做其他的事,那么自己会感到有点心理不平衡,也会那样去做。一次,两次,时间长了,也就感觉不到马哲有什么意思了。有些同学并不排斥马克思主义,但课堂上的学习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强迫的意味。现在这样的学习不是学生主动去学的,而是带有很大的灌输意味,学生一开始就会对这门课带有一定的逆反或者反叛的心理。即使明明知道这东西是好的、是很有价值的,但就是因为你强制我学,所以我就不喜欢学、不愿意学。归根到底,这是导向性的问题,也是教育方法上的问题。 (三)教学制度 现在各大学都挂上了“素质教育”的招牌,“教育有层次,素质也有层次”遂成为一种时尚的观念,素质教育轰轰烈烈登上了高等教育的舞台。但实际结果又如何呢?熊丙奇先生在《大学有问题》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大学,只不过是挂上了素质教育的幌子,是新瓶装旧酒的纯粹形式主义,实际上搞的仍是应试教育那一套。 本人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中科院院士杨叔子教授的观点非常具有代表性。他认为大学有三件事:第一,学会如何做人——这是最根本的;第二,学会如何思维———这是关键;第三才是学会掌握必要的高层次的知识和运用知识的能力。古人也曾说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可见大学的核心不在教会学生知识,而在教会学生做人。而我们的大学在发展中却偏离了这一教育思路。 正如杨叔子教授所指出的:高等教育的时弊根于轻视人文素质。学校视办学如办厂,为了扩大生源提高效益,校方绞尽脑汁向学生灌输各种“有用”的知识,逼迫学生今天考这个证,明天考那个证,重教学生做事,轻教学生做人,表面上大谈素质教育,实际上却普遍表现出对人文素质教育的轻视,表现出急功近利的功利主义思想。过于注重死知识的传授,本末倒置,必然导致大学生精于商品荒于人品、精于电脑荒于人脑,必然导致整个高等教育缺乏生机与活力。 在这种大气候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必然沦为形式,不仅学生反感,就连一些教师也对此嗤之以鼻。为什么呢?就因为哲学作为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恰恰是人文知识的核心,哲学教育在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中,居于基础性地位。在高等教育为“立竿见影”的功利主义思想所笼罩的情况下,试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改革怎能取得较大进展呢? 二、隐性因素 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从没有中断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而且一直都有反思改革,但为什么我们的教育效果还是达不到我们的教育目的呢?当然,这与受教育者和社会环境有关,但是除此以外,还应该存在其他一些不容易被人发现的隐性因素。 (一)教学理念存在偏差 在目前的哲学教育理念中,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化”的倾向比较普遍,教师在教学中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几条原理和结论。这种教育理念侧重解决学生认知层面的知识传承问题,却无法解决学生将理论知识内化为信念并付诸实践的根本问题。同时,它使我们在教学中无意识地把哲学原理变成了教条,使原来充满智慧、灵性、能启迪思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一堆枯燥无味、晦涩抽象的知识。同时,他们当中还有一些人认为马哲是万金油,而马哲教育只是照本宣科。我们有的教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常常习惯于用传统的旧观念和旧理论去解释、回答已经发展变化的新现实,即使联系不上,也硬要牵强附会的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去寻找答案,这必然会让人们质疑:要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没有什么原则,要么就是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这种教育必然使群众失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信任。 (二)教育者的态度 从教育者的角度看,在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普遍地存在着各种错误倾向的干扰,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它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威信,降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效果。本人认为,教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态度是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质量和效果的主要原因。根据调查,教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普遍有三种态度: 一种态度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圣经看待。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左”的认识。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化,照抄照搬,结果是理论严重脱离实际,不能回答和解决现实的问题。由于照抄照搬的理论无法正确解释和回答客观现实问题,因而也就不能说服学生。时间一长,学生就失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信任。 第二种态度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作用。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右”的认识。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产生于一百多年前,是机器大工业的产物,回答不了今天的现实问题,它已经过时了,应该用新的理论来取而代之。甚至有的教师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已演变为新宗教,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灌输教育是一种愚民政策,窒息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生机。 第三种态度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来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坚持不是固守,也不是抛弃。它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时俱进的品质和基本原则是相对稳定的,不论形势发生什么变化,只要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都应该坚定不移地坚持,不能动摇。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理论则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不断充实和丰富,它本身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正如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就会归于失败。” (三)没有对马哲教育形成正确的认识 许多人把哲学教育简单化,把其知识、方法的传授当作是“ 政治理论”的灌输。本来是“ 哲学上的说理”却变成“ 政治上的说教” 。应当承认,不存在脱离政治的哲学,但哲学有政治无法替代的作用,二者不能简单等同。政治是瞬息万变的,经常表现为一系列原则、政策和策略,而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物史观、无产阶级价值观和辩证唯物主义真理观的有机统一。它以稳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透过瞬息万变、复杂迷离的现象,把握规律,认清政治形势。哲学不是既定不变的知识和简单现成的结论,它为人们提供解决理想、信念和价值观等问题以及评价真善美的正确标准。它重视的是引导学生思维,激发其学习的积极性,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而不是结论。把哲学简单等同政治,势必导致学生学习过程中的死记硬背,缺乏思维的训练、理性的思考,激发不出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而哲学理论教育和宣传教育有着明显的区别,宣传教育完全是为当下的政治服务。而理论教育要一分为二,客观冷静是它的理性所在。它的变化服从于实践,它只忠于实践,并对发展着的现实社会作出理性的回答。但是,由于一些眼前的阶段性工作和政治目标的需要,哲学理论教育往往失去它的客观理性,而是围绕着政治目标不断地注释,不断地演绎。只顾一时的宣传教育效果,忘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本质,其结果是自己损害了自己的形象。过去多年来曾经把哲学当作具体政策的辩护工具,弄成政策图解,搞得极其简单化、绝对化、庸俗化,以至于造成全民学哲学而又全国主观主义大泛滥的荒谬局面,这段惨痛历史要引为子孙万代的教训,再也不能重演了。 (四)在教学方法运用中,认为举例就是论证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过程中,必须坚持进行哲学论证,而不是简单地宣布这样那样的哲学原理。只有通过哲学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才会充分发挥出来。 中国的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家曾经说过:“凡哲学都要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既然高于其他哲学,就更必须有严密的论证。它的立场、观点、方法与其说是体现在它的结论中,还不如说体现在得出结论的论证过程中。只有通过论证才能使我们的教学对象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只是把结论当作如此的东西来宣布,就等于没有讲哲学。” 可我们有些教师以为举例就是论证,这种认识是片面的。“只用举例为证的方法来论证某一条原理,严格说来这是不行的。何况有时候甚至连例子也举得不合适,同原理联系不起来,这就更不行。”我们要通过教学加强哲学的论证力量,不断地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哲学不能只是用来宣布现成结论的,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成这样的学科,那自然在课堂上留不住学生,反而招致学生的反感和厌恶。 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地包含着彻底的批判精神和实践精神。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教学活动,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严密的逻辑论证力量,凸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无穷魅力。只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和思想作深入细致地科学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才会给学生带来思想的收获、灵魂上的震撼和行为上的引导。 教育哲学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瓶颈”与改革 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自建国以来便一直处于显学的地位,各种研究解读著作真可谓汗牛充栋、蔚为大观。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作为当今根本的素质教育亦是开展得如火如荼,这不仅仅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是大学生的一门必修课,更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是对大学生进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历史观培养的最重要方式。加强和改革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以使之更好地体现时代的气息,更加有效地培养和训练人的思维能力,提高人们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人的思维活动的独创性,激发人们的创造欲望,是一项至关重要且亟待解决的课题。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改革的前提与基础 其实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改革并不是一个新课题,迄今为止已有相当多的学者和教育工作者对此开展了深刻且非常有益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需要我们注意的是,无论哪一种教学改革的成功都必定是与其所属科目的本质特性相契合的,忽视课程本身的特点而一味追求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手段、课程设置等等方面的改革,无异于舍本逐末、事倍功半。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改革与创新必须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特质为前提与基础,在顺应这些特质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进行真实有效的教学改革。关于这一点,孙正聿先生曾作出过相当精辟的概括。他认为,哲学是“向上的兼容性”、“时代的容涵性”和“逻辑的展开性”的统一。首先,“向上的兼容性”,是人类认识史的积淀、结晶和升华,是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这就是说,哲学是历史性的思想,哲学史则是思想性的历史,哲学与哲学史是密不可分的,离开“思维的历史和成就”,哲学就会失去它的丰富的理论内容,就会失去它的至为重要的“历史感”。其次,“时代的容涵性”,是指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理论的力量,在于它以理论的方式去把握现实,使人们超越感觉的杂多性、表象的流变性、情感的狭隘性和意愿的主观性,达到对现实的全面反映、深层透视、理性解释、批判性反思和理想性引导。再次,“逻辑的展开性”,表现为哲学范畴的逻辑体系。用列宁的话说,概念、范畴是人类认识的“阶梯”和“支撑点”。哲学理论的深厚的历史感和强烈的现实感,都只能是实现在它的逻辑化的概念展开过程之中。从一定意义上说,哲学理论的力量,就在于这是一种理论的逻辑力量、说服力量、征服力量。当然,这段话是针对一切哲学而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除了体现出上述一般特点外,更“熔铸着人类的理想、信念、情操和教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则熔铸着它的创始人及其后继者的崇高理想、坚定信念、高尚情操和深厚教养,因而具有一种气势恢宏、博大精深、睿智通达的理论境界,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最能”以理服人“的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因此,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要充分体现、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特质,这是取得教学改革攻坚战之胜利的根本前提与基础。 二、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的“瓶颈” (一)批判与前导性的丧失 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来不是一套为现实做注脚的“辩护士”理论,而是指引人们超越现实、奔向共产主义“自由王国”的灯塔。但现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仍未彻底摆脱为政治服务、给政治决策寻找理论依据的角色,现在我们很难再看到哲学独特的滋养主体、反思现实的批判功能,无处寻觅它对于现实社会发展所提供的前导性理念,哲学日益成为“描红”现实的静态话语系统。上述束缚投射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的教学中,便是本为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人文教育被活生生“抽空”为纯时政性的苍白的政治道德说教,这样的教育根本无法内化为学生的品德素养,学生也无法从中获得科学实证与人文思辨的素质训练。由此看来,相当多的学生对本门课程表现出厌恶与冷漠也不足为奇了。 (二)“人”的隐遁 纵观马克思伟大一生的研究历程,无论是早期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还是晚年的人类学笔记,“人”都是马克思所关注的对象,人的自由解放与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一切思想的出发点与归宿。即使在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与流通等问题为主要内容的《资本论》中,我们也同样可以发现马克思对人的问题的研究与探索。同样,在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论断里,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马克思对人之彻底解放的美好未来的殷切期盼。然而遗憾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过程中,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的教学中,我们过分关注了物质世界及其发展,强调物质是世界万物的基石的论断(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认识是对物质存在的反应,社会历史是受物质生产方式支配的)。虽然这样的哲学体系也讲“人”,但这里的“人”只是物质运动的一个环节,整个人类历史也只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而已,缺少对人及其能动性的基本关注,其中的“人”已被剥离为空空如也的符号,沦为表现历史自身发展的工具。应该说,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仍浸染着浓重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色彩,甚至让我们看到了黑格尔的“理性的狡计”的身影。它没有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这些弊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上便表现为教材中映入学生眼帘的是满纸冰冷的逻辑与铁一般的法则,人的主体性、灵动性悄然隐遁,面对这种“见物不见人”的教学,学生很难适应,更无从应用。 (三)教材的陈旧 我国目前所使用的教材内容主要取自前苏联的教材,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了。虽然其间多次改动,但主体框架与主要观点并无多大变易。例如,四大板块结构即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唯物史观——的格局仍未完全突破。另外,大部分的教材不是个人的研究成果而是集体劳动的结晶,这使它更像是材料与观点的集合,而很难显现出个性与独创性。对此,一些学者认为:“前苏联教科书的哲学体系可以说只是部分地阐述了某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知识和原理(较多在唯物史观方面),总体上并未反映马克思哲学的全貌和特征;即使在当时也不能说代表了它的最高水平。其中不少内容是属于‘前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以前达到并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做了思想准备)的理论成果或形态。”近年来,不少具有创新价值的教材新鲜…炉,其中吸收了一些新内容,但有些内容目前仍是有争议的,如以实践唯物主义取代实践观的提法。这样陈旧的教材远远无法满足时展的要求,教材呈现的理论与现实热点问题相距太远,大学生真正感兴趣的和平与发展的问题、人权问题、全球化问题、科技应用所产生的伦理道德的冲击问题等等,并未纳入到教学体系中来。试想,这样一套远离现实、束之高阁的理论如何能塑造身处瞬息万变的时代潮头的大学生以健全的人格?如何能培养他们宝贵的独创欲望与卓越的创新思维呢? 三、在教学理念上,要大力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人性光辉与批判前导的维度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要重视对人的关怀 如上所述,人的问题始终是马克思所关注的领域,从中我们应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在关注人的生活世界过程中建立和确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是人的生活世界,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应回归人的生活世界”。同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一定要对人的存在、人的解放、人的发展、人的自由、人的权利、人的价值、人的个性和人的主体性等问题给予充分的重视,实现哲学主题由“物质整体的世界”向“人的世界”的重大转变。将之称为“重大的转变”是毫不为过的,因为它涉及到的绝不仅仅是研究的主题,其中更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从理论上讲,对“人的世界”的重新关注,必然高扬了人的主体性维度,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地位。这里的“人”已不是从前那个隶属于整体、依附于社会的工具,而是活生生的现实的人,是以实践作为其存在方式的创造自身历史与未来的充满自主力量的人。人的光辉的复现,同时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本体论由“物质”向“生成”的推移。所有这些转变,无疑能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理念由僵化迟滞的困境中解放出来,使其恢复从前的生机与活力。另外,从现实的层面上看,研究主题的转变,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教学从单一政治或经济功能定位的观念转变到确立引导大学生形成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培养健康、高尚人格相结合的观念上来,使其从单纯灌输意识形态的观念转变到“以人为本”的观念上来,也使其从单一的教学为本的观念转变到确立“教学”相关、“教研”共进的观念上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要给予学生的不仅是知识与智慧,更有健全豁达的人生观。这样的哲学才是“智慧之学”、“为人之学”,这样的哲学教育才是“育心之作”、“树人之作”。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要凸显“批判与前导”的维度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这里的革命性所指的不单是对资产阶级的批判,也包含着对于我国现实社会的反思与超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应该与现实保持适当的距离,以理性的眼光来审视现实,不断地超越现实,不能仅局限于对现实的注解论证。一味用庸俗的实用观点和狭隘的政治观点来看待哲学的后果是严重的。长期偏重物质文明建设、令精神文明建设流于表面化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低效率。批判功能的重现,可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焕发新的生机,彻底摆脱本本主义的僵化教条。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要努力呈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导性,积极主动地为现实社会发展提供有效的导向性理念,在宏观标向上指引现实社会的发展。这一新的转向可以消除哲学把握现实社会发展脉搏的滞后性,改变其长久以来的“注脚”形象。转而走在了浩浩历史之江水的潮头,如灯塔般照亮我们前方的征程。这样的哲学教育充满了青春的脉动,学生们又怎会不欣然接受呢? 四、在教材体系上,要实现各部分内容的创造性重组 众所周知,我国现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之体系划分为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唯物史观四大部分,内容相对独立,相互之间的联系未被充分挖掘,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改革的任务之一便是要重建这四大板块的内在联系,使之融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例如,实践这一范畴在马克思那里绝不仅是指与认识相对的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更是人的存在方式,是人类把握自然界的手段。实践是贯穿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范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近年来,不少教材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在物质观这一章的后面加入了实践观的内容,但这里仍然存在本体论意义上的物质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又如,唯物史观不仅仅是一个隶属于自然辩证法之一部分的自然历史过程,更是人创造历史、解放自身、描绘美好未来的过程。它是浸染着辩证法的、彰显着认识论光辉的开放性进程。再如辩证法,它不只体现为客观物质世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等领域的运动规律,更表现为以实践为基础的主体与客体交互作用的辩证运动,这样的思想愈发明晰地揭示出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关系。只有深入探索上述闪光点,才能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体系熔铸成一个有机的系统。 为了使上述设想得以实现,同时也考虑剑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知识体系也应随之进行分解和重新的排列组合,形成“树状”的知识结构体系。这种“树状”知识结构由“根知识”、“主干知识”和“枝知识”三部分构成。在学习中,学生通过对每一章的深入研究,首先找到贯穿于这一章中的基本原理作为知识“主干”,将构成这一基本原理的主要概念与范畴看作这一章的“根”,将每章中的其余知识视为本章的树状知识结构的“枝”,“枝”的意义取决于其依附的主干知识与根知识。主干知识遍布本章,而根知识则像一根红线贯穿于每一章的知识体系中。“改革后的哲学原理教学新体系,既具有深厚的历史感,又具有强烈的现实感;既具有深刻的理论性,又具有强烈的实践性;既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又具有丰富的知识性;既体现出理论的魅力,又具有时代的感染力”。 五、采用史、论、著、比、实有机结合的方式丰富、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体系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过分注重了原理的阐发,致使哲学教材沦为现成的结论、枯燥的条文与苍白的说教,失去了其原有的功能与作用。因此,我们必须要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与丰富性。具体来讲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史生论 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对于哲学原理的编排基本上是共时性的,学生接受到的永远只是科学且同定的结论,冰冷又干巴巴的条文。至于这些结论是如何获得的,在这样的真理产生之前,理论创建者进行了怎样深邃而艰苦的思索,这中间又与自身的哪些旧痕迹进行了彻底地清算,即马克思的伟大思想如何从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巢窠中涅磐重生的等等,我们无从得知,似乎真理对于个人来说是早已给定的,只需尽力接受就万事大吉了。正是这样的做法令教材变得枯燥乏味,学生读来亦是味如嚼蜡,难免产生厌恶、恐惧的心理。因此,在教材中引入历时性维度势在必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相当长时期的蜕变而逐步生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历史正是对这一生成的科学描绘。对于学生而言,只有充分了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流变历程,才能更深刻、更全面地把握原理的真谛。例如“人的本质”一节,为了使学生更好地理解“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应当引入马克思早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的观点,使学生在马克思关于人本质理论的嬗变中更精准、更全面地理解最终的结论。 (二)凭著丰论 从根本上讲,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中的内容是对马克思主义原典著作的科学归纳与概括,体现了原著的精华所在。然而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其一,教材不是原著,它始终只是中介,不是本原,它不能代替原著的学习;其二,由某一个体或群体所编撰的教材在全国或一定范围内普遍使用,只会使哲学教学变得单一、枯燥”。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一轮又一轮的归纳、概括、抽取极易导致对原著理解的简单教条乃至偏移曲解。前者割裂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后者则无法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本质。如对于“生产力”这一范畴的理解,马克思本人眼中的生产力内涵是极其丰富的,包括物质生产力、精神生产力、自然生产力等多个方面,但在传统教科书中,生产力却被曲解为人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的能力。因而新教材中应加强原著与原理的结合,实现以原理带原著,以原著丰原理的崭新格局。这样师生才能共同面对伟大哲学家的思想,感受伟人思想的真实脉动。 (三)借比彰论 这里的“比”有“比较”的意思,同时亦包括“借鉴”的含义,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应充分对比、借鉴中外优秀的思想成果,通过“扬弃”来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 首先我们从中国传统文化上来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源于中国的,它能够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扎根、生长并结出丰硕的果实,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在许多方面的相似性。历经几千年的锤炼而形成的中困传统义化的威力是巨大的。它曾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在今天既是“活的规范”(延续着的传统),又是正在生成着的传统。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联,促进两者的有机结合,是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影响的重要手段。例如,中国文化强调“天、地、君、亲、师”,我们可以将之改为“天、地、国、亲、师”,这里改原来的“君”为现在的“国”很重要,“君”是一个具体的君主、政府,“君师合一”亦即政教合一,这容易产生极权,不利于民主的发展,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如将其变为“国”字,则既保证了中国传统价值的有效延续性,又实现了与马克思主义的集体观的结合。这里的“国”字既非政府,也非政体,而是“家团”,是country而非state。中国人经常用“家园”指乡土。“亲”不仅仅指父母,可以扩而广之。“师”也不只是指老师,还包括朋友等。再如,中国儒士所强调的“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以及“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同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等,这些洋溢着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的儒家传统在精神意蕴上,是与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相一致的,应该实现二者的融合,以孕育和生发出新的中华民族精神来,这也是新的工业民族精神之所在。如果我们哲学教科书能够吸纳进这些东西,则哲学教学将会别开洞天,肯定会激发出学生的极大兴趣来。 其次我们再来关注国外、尤其是西方现代哲学。一直以来,教材对于西方现代哲学的态度总的来说是排斥的,要么闭口不谈,要么简单冠之以唯心主义、旧唯物主义或不可知论之类的大帽子,不屑一顾。这样的态度不是平等,而是俯视,甚至是敌视。然而细细想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性绝不是在温室中、在与致病因素隔绝的无菌室中产生与保持的。相反,它是在各种思潮的冲击、辩论、打磨中显露其金子般的光辉的。打开窗子,让新鲜的阳光进来,屋内的花朵才能焕发出生机与活力。况且,西方现代哲学的思想也并非都是谬误,其中确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这样做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放弃自己的原则和信念,而是旨在避免绝对化,能够对其他流派、思潮采取更为宽容、开放的姿态。这不仅仅是必要性的问题,同时也存在着可能性的维度。“如果说19世纪和20世纪是各种对抗和冲突激化的世纪,那么由于冷战的结束和人类面临的各种共同挑战,21世纪将会是和平竞争和对话协商为基调的世纪。对抗和冲突不会很快消失,在一定范围内还会加剧,但问题的解决最终只能靠对话和协商。在此背景下,哲学领域以往那种势不两立的对抗也必将有所缓解,协商式的争论会使人们更多的接受。事实上,西方学术界已开始出现这种倾向。有一些哲学家不仅在试图超越西方哲学中各种流派和思潮的对立,也试图在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之间寻找其共同点”。有了这样好的契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更应解除束缚,在与西方现代哲学的平等对话中展现其特有的优越性与先进性。 (四)依实话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应与现实社会的热点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借此来充分发挥其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固有的内在维度,同时也是时展的客观要求。 从哲学的性质上看,它总是以普遍、抽象的方式来把握具体特殊、表现思想的,似乎与现实没有什么关联,实则相反。纵观整个哲学史,没有一位哲学家的哲学是完全抛弃现实的,时代问题始终是他们关注的对象,只不过他们采取了比较隐晦的方式将火热的激情与深邃的思想包裹了起来罢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更是倍加关注,因为它就是在不断回应时代的过程中产生、发展和壮大的。“马克思把自己的哲学理论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就是要使之保持开放性、批判性,既要对历史开放和批判,也要对现实开放批判,在对历史和现实的开放和批判的交融中,实现对它们的超越。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不仅仅是对旧哲学传统的继承和批判,而且也包含着对其所处时代现实问题的深刻思考。这种哲学精神也是我们应该继承的”。目前,“我们的社会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时期,社会转型时期的制度问题、制度伦理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无中心价值的价值多元、无序状态问题,还有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应对现代社会、为现代化提供支持的问题,也就是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等都应关注。从国际方面看,经济的全球化问题,以及由此提出的全球伦理或普适伦理问题,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应秉持的原则的伦理前提问题、人权问题等等,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关注的,也是我们哲学教学所不可回避的问题”。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必须抛弃“原理加例子”式的假化的教材体系,真正将现实生活引入到哲学之中,这样的哲学教育才更能体现其开放性、批判性和超越性,才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使马克思哲学教育彻底摆脱目前的尴尬境况。这既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重要任务,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发展方向。 从当今世界发展潮流来看,时代特征比从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突出的表现便是上面提到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推动下全球化趋势的加速。“全球化以普遍消除资本的区域性为特征,正是使资本重新组合。‘流动空间’正取代‘地域空间’,换句话说,地域正被网络取代,而网络不再对应于某一具体地域,而是被纳入世界市场内,不受任何国家的政治限制。政治空间和经济空间在历史上第一次不再联系在一起”。全球化已经深入到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在这里,我们很明显地看到了科技革命和以社会改革为中心的当代社会实践的紧密结合所带来的巨大成果。然而如果我们向纵深处挖掘,会看到其中所蕴含的重要的哲学课题:“一是知识增长、科学发展与技术革命中的哲学问题;二是人的自由解放运动所提出的哲学问题;三是认识论与方法论的问题。前两个问题反映了当前举世瞩目的科技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两大潮流,在深层上,乃是社会进步同一过程中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反映着人类在处理同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时,既改造外部世界,又改造和发展自身。而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的突出,则反映着人类在自觉地认识和改造世界中对自身的对象性活动及其方式的自觉地反思”。忽视了对这些哲学问题的研究与探索,势必会影响社会的长远、稳定、全面的发展。而这样的任务就需要也只能依靠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来完成。正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与现实生活的紧密结合,才深化了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及形式的深刻理解和灵活运用,才切实贯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成为“时代的精华”。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四个方面的结合之间绝非是孤立的,而是体现出鲜明的整体化倾向。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发展必然与代表马克思某一阶段思想内涵的著作相关联,也必然会涵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热点问题,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发展的重要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著作总是在与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在对现实社会凸现出的各种问题的深刻剖析中诞生的,这些经典著作的真理性、时代性绝不会因时光的流逝而黯淡,如此等等。一言以蔽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材体系不仅要在形式上形成树状的知识结构,还要在内容上形成史、论、著、比、实交相辉映的全新格局。 综上所述,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形成由来已久,欲彻底根治其弊症也绝非一日之功。但只要我们不断提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教学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立足于长远的教育理念,站在民族进步、国家兴旺发达的高度,以竭力造就创新人才的哲学精神为目标不断加快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改革,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的针对性、时代性和实践性,坚决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理念、教材体系的改革,就一定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实现质的飞跃,培养出更多的德才兼备的创新型人才。 教育哲学论文:浅谈中学化学教学中的哲学教育 本文对化学中体现的哲学原理作了简要介绍,并与其他学科作了类比,力图在化学教学中对学生进行哲学教育,以培养他们的哲学品质,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 在这个充满竞争和功利性的紧张时代,我认为作为一名化学教师,应当充分利用化学课堂对学生进行哲学的教育,让学生意识到化学与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将对他们的成长大有裨益。 一、现象与本质的教育 1.现象与本质的含义。 本质是事物的性质及此事物与他事物的内部联系,是由事物的内部矛盾构成的。本质是事物的内在的、比较深刻、比较稳定的方面,它不能被人的感官直接感知。任何事物内部都有其本身的特殊矛盾,这就构成了一事物区别与其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现象是事物的本质的外部表现,是事物的外在的、表面的、多变的方面,它能被人的感官所直接感知。 2.例析培养学生的透过现象认识本质的哲学思维。 (1)元素周期表的发现:这也是一个透过事物的现象认识本质的过程,只是在这个特殊的过程中,应用了黑格尔的量变到质变的规律。门捷列夫透过六十三种元素的杂乱无章的表面现象,发现了原子量的变化引起元素性质变化的本质。这是透过事物看到本质的一个典型例子。 (2)将二氧化硫分别通入红色的品红溶液和紫色的高锰酸钾溶液后,均能使其褪色,二氧化硫是否均表现了漂白性? 通过这些实验,让学生学会用现象和本质的哲学观点周密、严谨地看问题,做实验时,要认真观察现象,并认真思考,通过实验现象认识实验本质;学知识时,也要透过事物的现象看到并抓住事物的本质。理解了知识的本质,才是真正的掌握知识的内涵。 (3)事物的现象和本质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物质的本质不同,所表现出来的现象也就不同。在中学化学教学中,石墨和金刚石都是由碳元素组成的单质,但是其性质却相差甚远。这是为什么呢?在金刚石的晶体里,每个碳原子都被相邻的4个碳原子包围,处于4个碳原子的中心,以共价键和4个碳原子结合,成为正四面体结构,这些正四面体结构向空间发展,非常牢固,因而金刚石熔点沸点都较高,并难溶于溶剂。 石墨的晶体则是层状结构,层与层之间以范德华力相结合,因此片层之间容易滑动,石墨质软。但是由于同一层上的碳原子间以较强的共价键结合,所以石墨的熔点很高。 二、量变引起质变的教育 一位伟人说过:“化学可以被认为研究物体由于量的构成的变化而发生的质变的科学。”一切自然科学的发展都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事物总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而客观事物的变化总是只有质和量的变化,质和量的发展变化必然会呈现为量变和质变的两种状态。因此,让学生充分理解和掌握量变到质变的普遍规律的哲学思想非常重要。 1.量变与质变。 量变是事物一种细小的、不显著的数量上的增减和事物各个组成部分在空间排列次序上的变化,不是事物根本性质的变化。在化学中,物质浓度的变化,分子量、原子数目、化合价、键能、温度压强等物理量上的变化,以及物质排列次序、排列方式空间取向、晶体类型等的变化,反应过程的程度改变等都属量变的范畴。 质变是指事物由一种质态向另一种质态的飞跃,是事物根本性质的变化。例如物质的变化、同分异构体的相互转化、分子组成和反应性能的改变等。 2.化学中的实例。 量的变化引起质变的例子很多,如浓度、温度不同引起的质变以及元素周期表体现的规律等。 (1)浓度变化引起质变:稀硫酸具有酸的一切通性,但当改变硫酸的浓度时,随着硫酸浓度的改变,引起了性质的变化。浓硫酸具有强烈的吸水性、脱水性和氧化性。而这些正是稀硫酸所没有的。 在一个烧杯中放入恰好能反应的1l20mol?l-1的浓硫酸和20mol铜,反应也不能进行彻底。因为在整个反应过程中,随着反应的进行,硫酸的浓度逐渐降低,“浓度”这种量的改变引起了质变,浓硫酸变成了稀硫酸,稀硫酸不能与铜反应,所以反应不能进行彻底,所以得到的产物cuso4应该是少于20mol,而不可能是20mol。 三、内因和外因的教育 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在中学化学教学中,化学反应比比皆是,参加化学反应的各种物质本身的性质就是内因,也就是通常我们化学上所说的物质的结构。影响矛盾双方转化的条件,就是化学反应所需的条件,即外因。例如,在研究化学反应速率时,主要研究了外因对反应的影响:双氧水在一般情况下不能放出氧气,但只要我们用二氧化锰做催化剂,就可以制取氧气了。这是因为二氧化锰是催化剂,加快了化学反应进行。也研究了内因对反应的影响:铜在常温下不与稀硫酸反应,而铁可以,这是内因(物质本身的性质)不同造成的。 四、看事物一分为二的观点教育 科技虽然方便了人们的生活,但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当今的大气、水、土壤等污染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这就说明了科技的两面性——对人类有利和不利的方面。教师不妨带领同学们实地考察、询问群众,了解环境污染带来的危害。 五、进行辨证唯物主义教育可采取的方法和途径 1.运用演示、实验、各种现代化教学手段,生动、形象、具体地进行教育。通过实验,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使学生以形态的模式认识事物的本质。 2.多做研究性课题,如学习环境污染这一章节时,把学生分成几个小组,让学生自己去查阅资料,考察,分析,研究,最后得出结论。通过这样一个活动,可以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观点,也可以培养学生量变到质变的观点,培养学生透过现象认识本质的能力。不仅仅让学生学到了知识,培养了学生的辨证唯物主义思想,还让学生学会了怎样去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教育哲学论文:西方教育哲学如何讲述之史学视角 在西方汗牛充栋的教育理论文献中以“教育哲学”的各种形式的文本不胜枚举。这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什么是教育哲学”的一种应答。逻辑上可把“什么是教育哲学”的问题换为“教育哲学是如何讲述”的问题。本文通过对西方教育哲学的分析,从中反省教育哲学可能具有的真正形式。 一、教育哲学的讲述何以可能 但首先是,教育哲学的讲述何以可能?换言之,教育哲学究竟应该讲述什么?只有明确教育哲学讲述的对象,教育哲学的讲述才具有可能。王坤庆教授认为教育哲学之所以在教育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不被其他学科所取代,关键就在于其学科研究对象的不可替代,教育哲学是研究教育价值的学科;在金生?教授那里,教育哲学的存在是为教育的应然性问题做一个哲学辩护,教育哲学是讲述教育的应然性问题。还有论者认为教育哲学讲述的是教育的存在之谜,追问教育之真。关于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人们回答各异其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对教育哲学何以可能的种种观点的穷尽归纳,而在于我们需要明白不同的意见和观点,它们生成的概念框架是什么。 概念框架是人们在思想中构筑经验世界并对思维中的概念进行整理的方式。在不同的概念框架中人们形成的经验世界的图景也是不一致的。教育哲学构筑的是教育世界的图景,不过,这种构筑,不是常识的,也不是科学的,而是哲学的。教育哲学对教育世界图景的构筑,是在哲学的概念框架中来进行的。区别于常识的、科学的概念框架,哲学有自己所特有的概念框架,这使得教育哲学不同于教育科学。但是甚至在哲学系统内部,哲学也有自己彼此不同的概念框架。正如西梅尔(simmel)所说,“哲学就是哲学本身首要的问题”。譬如西方古典哲学和实证哲学,虽然同为哲学,但是它们分别是在思辩的和实证的概念框架中来营建各自的哲学体系的。因此,教育哲学的讲述必然也要受到哲学系统内不同概念框架选择的制约。在不同的概念框架中会形成不同的关于教育哲学的“世界图景”。因此教育哲学的讲述离不开对哲学的反思,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离不开对哲学可能问题的思考。 同时,教育哲学的构建也离不开对教育世界着眼点的选择。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与教育世界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换言之,教育哲学讲述者所面对的经验世界的广度和深度在一定意义上也就决定了教育哲学的可能。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谈到,“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这就意味着人们只有在对世界作出经验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关于这一世界的认识。因此教育哲学讲述者讲述的世界只能是经验的可以感知的世界,是关于教育的感性活动。而由于人们对教育世界存在着不同的经验程度和经验范围,那么不同的教育哲学讲述者所面对的教育世界也就存在差别,人们关于教育的概念理解也就存在着分歧。这在一定程度上就也就为教育哲学讲述的对象的选择提供了差异。譬如如果我们把教育理解为家庭教育,那么在此概念框架中形成的家庭教育哲学肯定就有别于学校教育哲学。 因此,教育哲学讲述的种种分歧,是在于人们关于哲学和教育的概念框架选择的不同。在不同的哲学和教育的概念框架中,生成的教育哲学也就存在着差异。面对诸多的概念框架,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也就成为未决之问。但是,这种未决之问,恰恰是教育哲学有望成为可能的前提。无论对教育问题的理性思辩,还是对教育本体的存在反思,抑或对教育价值的执着追求,教育哲学都是教育和哲学的联姻。“教育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全部可能与必要都建立在对‘哲学’与‘教育’的关系认识上”。对教育哲学讲述何以可能的追问,应该上溯到关于哲学和教育何以可能的思考。 哲学和教育的可能,规定着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哲学和教育的可能只能是教育哲学前提而不是教育哲学本身,这就决定了教育哲学既不是哲学也不是教育学。对哲学和教育的可能的思考,可以由哲学史和教育史来回答。哲学史和教育史揭示的教育的可能也就决定了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但由于最终以文本形式呈现的哲学史和教育史,揭示的也不一定就是哲学和教育的本来的面貌,因此这也就决定了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不一定就是教育哲学应该有的面貌,而只能是教育哲学可能有的或正有的面貌。“在某种意义上,象教育哲学的这样东西是没有的,只有能用不同方法加以分类的各派教育哲学。”也因此下文对教育哲学讲述的种种可能的理解只能具有启发的意义,而不能作为结论的标准。 二、哲学史的回答:西方教育哲学讲述的几种可能 从西方哲学史来看,哲学的发生、发展经历了一个有规律的演绎过程,不同的时代实践派生出不同的时代哲学。以人类历史实践为线索,梳理哲学发展的脉络,可以揭示出哲学所呈现出的种种可能,进而可以把握教育哲学的讲述所具有的几种可能。 当人类还处在自然联系占优势的时代,由于人们尚远远不能破解处于优势的自然之谜,因此就难免给自然之谜以形而上学的解释,这种形而上学,也就构成了人类对自然的本体追问,对普遍规律抑或绝对理念、普遍精神的追寻。这也就是传统的形而上学式的哲学。但是近代以降,自然科学的狂飚之势,尤其是实验自然科学的发展,使得实证精神风靡一时。传统哲学对本体的追问开始转向了对本体认识可能的反思。哲学从本体论必然转向了认识论。认识论的进一步发展,导致分析哲学破土而出,哲学在近现代再次出现了重大的转折。有西方学者对哲学发展呈现出的这种形式作出了精辟的论断:“首先,哲学家们思考这个世界,接着,他们反思认识这个世界的方式,最后,他们转向注意表达这种认识的媒介。这似乎就是哲学从形而上学,经过认识论,再到语言哲学的自然进程。” 分析哲学的诞生,并没有终止哲学的自然进程。20世纪由于西方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科技理性不断扩张边界,人文世界日益受到挤压。克服人的异化、恢复人的主体性的呼声此起彼伏。对人的关注、对主体存在意义的挖掘成为西方哲学讲述的主流。哲学也进入了对既往的和现存的一切进行了批判和清思的阶段,哲学的发展开始呈现出多元的面貌,哲学的讲述表现出了多种的可能。哲学史呈现出的哲学讲述的种种可能,也必然给不同历史时代中教育哲学的讲述提供了种种可能。 (一)本体探求式的教育哲学 传统哲学执着于对形而上学的本体追求,这就给教育哲学的讲述提供了一种可能(如果存在被讲述着的教育哲学的话),那就是以思辩的方式追问教育的本体。但是“在把哲学解释为关于”普遍规律“的学说时……其结果往往把哲学理论混同为其他的实证的知识。”哲学成为“科学的科学”。既然哲学是作为“科学的科学”,那么在传统形而上学哲学占据主流的时代,教育哲学对教育本体追求的可能形式也就是对教育实证知识的揭示。而由于当时教育哲学还没有从教育学中分化,故而教育哲学对教育本体也即对教育实证知识的追求是通过教育学来体现的。在这个意义上。有人将“近代教育科学化运动”之前的教育学通称为“哲学的教育学”也就情有可原。因为在传统的形而上学哲学时代,教育学对教育实证知识的追求必须有赖于哲学关于永恒存在,尤其是关于人性学说的支撑。显然通过这种思辩的途径获得的关于教育的实证知识也就只能是思辩的,教育学所呈现的范式也只能是思辩的,进而是规范性,而不是描述性的。所以,在哲学就是“科学的科学”的概念框架下,传统的教育学与其说是“哲学的教育学”,毋宁说是教育哲学的一种怪胎。人们建立教育学的初衷是对教育进行描述,但结果却走向了规范,教育学大厦本应是立足于经验,但结果却奠基于思辩。在此逻辑下,罗森克兰茨的《教育学的体系》既被看作是教育学,又被看作是教育哲学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如此,教育哲学对教育本体探求的初衷,却对后来的教育哲学的讲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国教育哲学界一度对教育本质的深刻挖掘就是这种范式的实践。 (二)价值规范式的教育哲学 传统的形而上学哲学经过认识论的转化,为哲学本身的发展提供了种种可能。哲学家从过去致力于对终极存在的追问转向了对现象世界、经验世界的探究。而伴随着形而上学的被拒斥,传统的哲学教育学也走向了终结。教育学毅然迈向了科学化进程。显然教育哲学已经不能依附于教育学而存在了。在哲学认识论转化的背景下,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也就不再是对形而上学的本体追求,传统的哲学教育学,“一方面它借用了自然科学方法,以追求科学化、量化为目标,朝向建立教育科学体系;另一方面,它保留了哲学方法论基础,将教育学中具有价值和观念属性的内容纳入哲学范畴,朝向形成教育哲学体系。”哲学的认识论转向为教育哲学的可能提供了方向,在哲学拒斥“自在之物”的背景下,教育哲学也不再关注教育的本体,从而也不再关注教育实然,这些都交给了教育学去解决。教育哲学研究者所做的就是从各自的哲学观点中演绎出教育价值、教育目的,并试图根据这些价值、目的为教育实践提供指导。在这种意义上教育哲学是一种规范性的哲学,同时也有可能成为一种实践哲学。但是教育哲学讲述呈现的这种可能,反而给自身的可能带来了疑问,“教育倒反像仅是附在哲学骨骼上的皮肉一样,只用来阐明哲学的原则”。哲学演绎式的教育哲学如同哲学式的教育学一样,面临着成学的可能性的问题,然而也正是这种演绎式的教育哲学,极大程度地丰富了人类的教育思想,促进了世界各国教育的发展。譬如处在这一时期的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正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 (三)语言分析式的教育哲学 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虽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肯定,但是,他的教育哲学范式却并没有在学界得到一致的赞成。而当分析哲学的问世,教育哲学的合法性才得到了充分肯定。“在西方哲学不断发展的背景中,教育哲学真正开始成为一个有清晰界限的研究领域,以其强有力的分析方法著称于世。”分析哲学改变了在此之前的哲学言说方式,哲学被打上了科学化的烙印,分析哲学家试图通过语言的分析来为哲学问题的解决提供确定性。这也就为教育哲学摆脱以往对哲学的依附性提供了突破口,教育哲学开始真正关注自身,并能够为自身的科学性提供保证。显然教育哲学的这种可能性得到的认可归根结底还是哲学的可能性得到了默认。分析教育哲学依靠分析这一批判的武器真正展开了对教育理论的批判和清思。遗憾的是,分析哲学为教育哲学的可能提供了肯定的同时,也为其否定埋下了伏笔。分析教育哲学在文本分析的概念框架下,日益进入了逻辑的游戏,日益脱离了现实的教育问题,即便他们也试图对教育实践提供帮助,但是分析的方法限制了其作用的发挥。而且在另一种意义上,分析哲学的合法性本身也值得反思,分析只能是哲学的方法,而不能或至少不能代替哲学本身。所以当分析哲学走向式微的时候,分析教育哲学也就好景不长了。教育哲学的讲述再度成为一个问题。 (四)人文求索式的教育哲学 现代西方哲学在非理性主义思潮的演绎下,哲学的发展越来越关注人的存在。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生命哲学的发轫,为后继哲学对人存在意义的观照更提供了可能。分析哲学之后,语言已经被哲学演绎成“存在的家园”,通过对语言、文本的分析来找寻人的存在的意义,成为哲学不可回避的主题。哲学主题的切换给分析教育哲学的讲述也带来了挑战,以分析的方式展开对教育文本的反思、理解、体察,并从中感悟教育的意义,使得教育摆脱顽固理性的干扰,让教育对象走出对象性的存在,成为教育哲学时髦的主题。这种教育哲学在要素主义、永恒主义、存在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的哲学中都不乏存在,无论这些教育哲学所选择的教育着眼点是什么,它们字里行间都始终关注人的时间性存在,处处激荡着人文的气息,文化的关怀。然而,教育哲学的这种讲述方式依然没有摆脱自身对其上位哲学演绎的窠臼,同时,由于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哲学基于其方法论,在叙事方式上提倡“小叙事”而反对“元叙事”和“宏伟叙事”,这也就导致教育哲学研究者的视野不再是笼统的关注整个教育过程,而偏重于对微观的教学事件、课程开发、教育政策等进行哲学的审视。所以,尽管西方教育哲学的讲述在当代获得了全新的演绎,但是,西方教育哲学反而呈现出更多的可能,教育哲学的规范性反而再次迷失了。正如彼得斯在上个世纪80年代谈到英国教育哲学的发展时说道:“我希望看到的是更加强调社会价值和人性的‘伦敦学派’的发展。但是,也许会有一种‘范式转变’,有某种新的东西出现,但是我却不知道新的东西会是什么。” 三、教育史的回答:西方教育哲学讲述的几种可能 教育哲学的讲述离不开教育本身。语言是存在的显现。只有人类教育活动的存在,教育哲学才有讲述的可能。教育史是教育存在的逻辑显现,很大程度上教育史中关于教育经验世界的描述,既是教育哲学讲述的消极界限(教育世界在语言之外是存在着的无),同时也是教育哲学讲述的积极界限(教育世界在语言中对人生成为无限的有)。因此教育史关于教育的讲述也为教育哲学的讲述提供了种种可能。 这里我们不准备考察教育的起源或史前教育,起源问题本身就带有形而上学式的追问。这一问题的回答在某种意义上需要一定的哲学世界观作为前提,因而本质上也就成为哲学需要回答的问题,尽管很多人把它纳入到教育哲学体系中来。我们关注的是教育史以描述的方式对教育历史形态的揭示。只有在这种描述性的概念框架中,教育史中的教育才能将教育哲学讲述的消极界限和积极界限融为一体。 我们知道,以文艺复兴为分期,教育史对教育的前后讲述,可谓大相径庭。文艺复兴之前,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人们对教育的理解,还不是一种比较严格意义上的,即作为学校教育的理解。因为当时学校作为一种教育机构,尚为数不多,教育特权往往都还掌握在教权或皇权的手中,教育整体上还远未世俗化(偶尔也有例外,譬如拜占廷时期的教育),同时,这些教育在形式上也还停留在个别施教上,教育内容比较简单,教育方法也比较浅显,教育目标也还只是一种道德向善的追求。显然,面对这样的教育经验世界,“如何教育”乃至“什么是教育”的问题并不能够充分引起人们的关注,这也就必然决定着教育哲学讲述的必要性本身还有待思考。“自然,在漫长的岁月里,毕竟积累了许多经验,经历代有识之士的整理,形成了大量教育文献;惟这类经验总结,主要属于教材研究、治学经验、道德修养的规范及程序、教师风范之类。与其说是‘教育’的经验,毋宁说是‘学’的经验。”故而当时的教育现状限定了教育哲学讲述可能。因此,当我们有人把古代柏拉图的《理想国》作为教育哲学时,不免牵强附会,虽然其间不乏关于教育的许多讲解,但毋宁说它是一部政治学更为妥当。 到了近代,西方历史经过了中世纪痛苦煎熬的同时,也给人类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其中之一就是延续至今的大学。中世纪之后,“因为有了大学,所以一般教育,即使还很坏,却普及多了。”教育逐渐走向了世俗化。在这种世俗化的过程中,伴随教育规模的扩大,教育问题也逐渐增多。于是对教育问题的思考也逐渐增长。但这种思考出自教育实践的需要,还主要集中在“如何教育”的问题上。因此,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必然离不开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规范性也因此成为这一时期教育理论讲述的主要表征。同时,过去家庭式的、个别施教的教育逐渐被学校教育、规模施教所取代,这就决定这一时期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难免也逐渐从家庭教育、个别施教逐渐转移到学校教育、规模教育上来。再者,中世纪以来,高等教育从上往下延伸,中等教育、初等教育逐步发展,人们对初等教育,尤其是“对儿童教育的关注,自17世纪中叶夸美纽斯逝世以来,就已明确地提到历史的日程上来了。”所以,这自然也使得这一时期教育理论的讲述主要把视野限制在儿童教育上,教育哲学的讲述也难脱其咎。洛克、卢梭、赫尔巴特等人的关于教育问题的讲述也正是在这种逻辑中进行的,而这一时期教育理论研究者对儿童教育、学校教育问题的关注,甚至影响了整个19世纪乃至20世纪一般教育理论的发展。但无论如何,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就给教育哲学讲述的内容和方式提供了一种选择。 教育史的讲述充满着很多值得深究的地方。在时代的进程中,从18世纪开始,教育普及化的要求越来越高,初等教育有所发展。到了19世纪,西方师范教育开始成为一种普遍的要求。于是人们据此认为,“教育学之所以产生,实师资专业训练使然,而师资训练的需求,取决于教育事业的普及状况。”遂教育哲学的可能也就孕育于此。因此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教育学(包括教育哲学)的讲述都以初等教育的理论形式问世,而与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价值无涉。但是,这些教育理论却是在高等教育机构中产生的。德国也正是由于高等教育的繁荣,才能成为普通教育学的故乡。缘何当时教育理论不对高等教育进行必要的讲述呢?事实上,当时德国的洪堡理念已经颇具高等教育哲学的意蕴,而红衣主教牛曼的《大学的理想》也已经于1852年问世,可以说我们今天所谈及的高等教育哲学框架在那个时代也已经成型了。然而,直到20世纪,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中,依然将教育主要定位在对儿童的教育以及学校教育上来。难怪教育哲学家费茵伯格(feinberg,w.)指出,认为教育哲学的合法性基础在于“一般哲学基础”和“专业培训”的观念是不够正确的。而罗森科兰茨的《教育学的体系》由于其广阔的教育视野(该著作教育视野非常广阔,它分为三编,第一编是教育的一般观点,第二编是关于教育的要素:体育、智育、意育;第三编是关于世界教育的特殊系统:家庭生活、学校社会、公民生活、职业生活、宗教生活),后来被美国学者翻译并专门以《教育哲学》命名之,今天看来或许对教育哲学的规范性问题思考更具有启迪意义。 而当人类迈入20世纪,教育一改以往的从高等教育向初等教育下延式的发展路线,开始步入由初等教育向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上升式的发展轨道。高等教育逐渐从社会边缘进入社会中心。于是人们关于高等教育的哲学思考也变得紧迫起来,高等教育哲学也走进了教育哲学的视野中。在这种情形下,教育哲学的讲述已经不能也不可能仅仅局限在普通教育阶段了。同时,当代教育也逐渐走出了围墙,走出了专业培训,从有限的空间进入了无限的时间。当代教育出现了三种新的现象:教育先行、教育预见、社会拒绝使用学校的毕业生。教育经验世界的日益丰富性,给教育哲学的讲述也增添了丰富性。当1921年,德国教育学家j.r.克里茨玛尔(j.r.kretzschmar)在《哲学教育学的终结》中,宣判哲学教育学的死亡时,相反,人们从哲学层面对教育经验世界的思考却越来越多,教育哲学已经不局限在学校教育、儿童教育等问题上了。而时至今日,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终身教育、网络教育、普通教育、高等教育……丰富的教育经验世界都可能会进入教育哲学讲述的视野。也因此,教育哲学的规范性越来越成为疑问。 四、结语 过去的已成为历史,但历史并没有完全过去。西方哲学史和教育史揭示的西方教育哲学讲述所呈现的种种可能,也启迪着我们今天教育哲学的讲述。既然西方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性源于哲学史和教育史,而哲学理论在不断演绎,教育世界也在日益丰富,因此教育哲学的讲述方式、讲述内容必然也在不断地生成。所以,教育哲学范式的探讨,如果脱离丰富的教育实践,脱离可能的哲学语境,这种努力必然是徒劳无益,而那种试图给教育哲学提供单一模式或唯一范式的理念,无非是一种话语霸权,更是有悖历史本身的逻辑。 然而,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教育哲学范式化,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教育哲学研究也能够呈现出范式特色,譬如分析教育哲学。同时西方哲学史和教育史也表明,教育哲学范式化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根植于时代的哲学,也根植于时代的教育。如果存在唯一的教育哲学范式,那也只能是在时代实践的广阔境遇中选择哲学,运用哲学的知识和智慧来审视教育、反思教育、批判教育,从而改造和创新教育。教育哲学的讲述真正能够得到认可的过程,也正是教育哲学在时代的教育实践中得到证明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也恰恰是教育哲学范式化的过程。或许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轻易地穿过历史时空,梳理出西方教育哲学讲述的种种可能,也不过是因为我们沿着历史实践的车轮碾过的痕迹,重温一次教育哲学的文本罢了。 教育哲学论文:融入科技哲学的高职通识教育初探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推进素质教育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是贯彻教育方针的时代要求,核心是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重大问题,重点是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高等教育要重视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科研能力和创业精神,普遍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和科学素质”。高职院校在培养应用型技术人才的同时,也担负着提高学生人文素质的使命。因此,对于高职院校来说,努力探索和构建学生科技素质培养体系,对于培养创新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通识教育视阈下 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 “通识教育”的要素包括:第一,教育目的是培养自由、高尚的人,这一目的特点表现为明显的非功利性;第二,其教育对象是少数“社会精英”,只有“社会精英”,才能有闲暇超然物外,终日沉溺于非功利的活动中;第三,注重培养人的智能,教育内容全面、广泛。只有培养人的智能,才能使人成为自由且高尚的人。 高等职业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为未来所从事的技术型职业做准备。同时,要开阔他们的视野,培养他们广泛的兴趣。知识经济时代需要的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同时具备的融合型人才。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是素质教育的核心内容,也是高职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必然趋势。高等职业教育肩负着对学生进行应用技能和高素质培养的双重重任,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造就技术与文化兼备、赋有科学精神与人文素养、既会工作,又会生活的全面发展的人。因此,我们必须看到当前高职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的现状与问题,加强对高职学生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培养。提高高职学生的综合素质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当前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主要方向。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内涵十分丰富。“科学精神”是指在长期科学活动中形成的一种观念、意识和态度。“科学精神”体现在科学知识、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中。“人文精神”是指以人为本、高扬人性大旗、揭示人的生存意义、体现人的尊严和价值、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文化精神。“科学精神”的性质与特征,有人认为是人类认识自然、适应自然和变革自然活动的理想追求、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的集中表征,是人类认识自然活动及其认知成果的升华。其要点可概括为:科学精神的首要要求即客观、求实精神;科学怀疑精神即追求真理、不盲从潮流、不迷信权威;不断求知的精神;创新的精神;继承的精神。所谓“人文精神”,孟建伟认为应当是整个人类文化所体现的最根本的精神,或者说是整个人类文化生活的内在灵魂。它以追求真善美等崇高的价值理想为核心,以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为终极目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作为人类精神的两种极端存在方式,对人类文化的创造所起的作用各异。“科学精神”是人类进行科学探索的不竭动力,在科学精神的指引下,科学技术取得持续进步。同时,若无人文精神的激励,不可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通识教育维度的高职 科技哲学教育的合理性 科学技术哲学课程包括四部分:自然观、科学观与科学方法论、技术观与技术方法论、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技术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象是自然界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以及科学技术在社会中的作用。通识教育维度下,在高职教育中施行科技哲学教育,解释科技哲学中的科学理论、科学观念,如科学理论与技术理论的结构、科学知识与技术知识的本质、科学范式与技术范式的区别等。通过课程使高职学生树立正确的科学技术哲学观,正确认识高职思想教育与科技哲学之间的辩证关系。科学技术哲学课程是培养高职学生辩证思维方法,提高高职学生科学素养的主要课程,关系到高职学生的理想信念和精神支柱。其课程性质决定其人文主义思维方式与情怀。科技哲学课程的定位为:对科技发展进行哲学的反思,亦即对自然科学的发展进行人文主义的解读与反省。 高职院校开展的职业教育基本上是属于技术性教育和进入职业的适应性教育,还没有哪所高职院校设置了与科学技术发展相关的哲学课程。这就大大限制了高职院校学生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在我国,高职教育起步相对较晚,办学经验尚需积累。当前,高职教育存在两种不利倾向:一是教育目的的功利化,二是教育目的的工具化。教育目的的功利化,表现在教育者一方,就是将主要力量集中在专业教育和应用开发研究上;在课程结构方面,知识性课程比例偏大,方法类、思维类课程比例相对较小,其结果是职业教育近于专业训练。表现在受教育者方面,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催生了文凭热、证书热、考研热等,社会现实促使高职教育的功利性增强。金耀基认为,今日之大学最流行的形象不是“象牙塔”而是“服务站”。由于社会需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不知不觉中大学日趋社会化、政治化和市场化。大学如斯,高职则更甚之。教育目的的工具化,使人越来越专业化、技术化,人成为科学技术或工业发展的手段和工具。教育目的的功利化和工具化所导致的结果必然违背教育的初衷,表现为只突出做事的教育,忽略了对人的全面教育,培养的人才素质得不到全面发展。在急功近利思想和浮躁情绪的外部环境作用下,大学生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缺失现象比较严重。《高等教育法》总则第五条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同时,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反思也需要纳入人才培养体系中来,特别是对于高职院校来说,如何使学生全面发展,成为21世纪的科技创新人才,是高职教育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鉴于此,科学技术哲学应成为高职通识教育中的一项主要内容,在高职院校中开展科技哲学教育,让高职学生对科学技术的功能进行哲学反思是必要的。 在高职院校培养体系中,融科技哲学于通识教育中,促进高职学生对科学技术这把“双刃剑”有正确的认识,完成自然和人性道德的完美统一。加强科学技术哲学教育对于高职院校通识教育有着重要的意义,具体有: 增强高职学生对科学技术的全面认识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促进了人类的进步和文明,改变了世界面貌,科学技术创新已成为当今社会的主题。但创新不仅仅指科学技术创新,更重要的是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和深层次理解。通过科技哲学教育,可培养高职院校学生对科学技术发展的系统思想。同时,让学生认识到对科学技术的不合理利用会带来负面效应,科学技术有“双刃剑”的性质。对科学技术若没有全面认识,只看到和利用其功利性一面,而无视科技对人类和社会的负效应,将会给人类和社会带来灾难。 培养高职院校学生的科学素养,弘扬科学精神 在教育过程中,选择正确的教育方式促使学生辩证地认识、感受科学技术内含的人文精神,全面认识科学技术的能动性、主动性和科学理性。从某些方面说,科学精神是人文精神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孟建伟认为,科学像人类其他各项创造性活动一样,充满着生机和最高尚、最纯洁的生命力,科学在追求知识和真理的同时也在追求着人类自身的进步和发展,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在创造着精神文明,它给人类以崇高的理想的精神,永远激励着人们超越自我、追求更高的人生境界。因此,作为整个人类文化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科学活动,它所体现的精神本身就是一种人文精神。 促进高职学生对科学与技术的统一性有充分认识 “科学”、“技术”是两个不同概念。对高职院校的学生而言,区分两个概念之间的不同是十分重要的。目前,科学和技术的普适性、可检验性和统一性为人们普遍认同。特别是科学技术发展至今,任何一种商品都是科学与技术的高度复合体、统一体。通过科学技术哲学教育,高职院校学生对科学进行理性认识。学生在高职院校得到的不仅仅只是技术的掌握和提高,理论知识更有助于认识科学技术发展的历程和规律。因此,正确引导、认识科学与技术的统一性及其辩证关系,对于培养高职学生的科学与人文素质是必要的。 强调科学技术哲学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指导意义 无论是科学技术工作者或者是人文社会工作者,在从事社会实践活动时,必须既具有科学精神,又具有人文精神。唯有如此,才能做到在处理科学技术问题时既遵循科学精神,又顾及其人文社会后果。 建构科学人文的高职通识教育桥梁 素质教育是21世纪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战略方针。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是素质教育的核心内容,也是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必须看到当前高职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的现状与问题。推进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有机融合的主要途径,一是改革人才培养目标和学科专业结构及课程体系,二是培育高职学生正确的科学技术哲学观。 科学技术哲学课程的开设具有广泛的意义和沟通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双重功能。面对高职院校的实际,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坚持与时俱进,加强师资队伍培养,改革教学方法,积极探讨在高职院校开展科技哲学教育,弥补当前高职学生综合素质的缺失,促进科学教育人文化,把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文化、哲学观念,而非单纯的技术传授给学生,使他们不仅掌握科学技术本身,而且还了解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懂得如何合理地运用科学技术,使之造福于人类。 在我国研究生培养体制中,“科技哲学”类课程是指针对理、工、农、医类研究生开设的政治理论公共课。目的是通过对科学技术哲学这门课程的系统学习,使培养出来的理工科研究生对科学技术的功能有全面正确的认识,在正确的科学技术哲学观指导下运用科学技术于实践。高职院校的专业或学科设置以工程、技术应用类为主,与普通高校的理、工、农、医类有相类之处。笔者认为,高职院校并不能因为其学位层次较低就视科学技术哲学教育为可有可无;反之,对于毕业以后直接从事工程技术类工作的高级应用型技术人才开展科学伦理、技术伦理教育,让他们具备工程良心,对科学技术的“双刃剑”性质有全面认识是十分必要的。由于高职学生培养的特点是在校学习时间相对较短、理论与实践并行,所以,在高职院校开展科学技术哲学教育还是个崭新的课题。笔者认为,在高职院校中开展科技哲学教育不能像大学那样系统,可按以下步骤: 第一步:通过问卷方式选取部分对象对高职院校学生的科技哲学观进行调研,考察学生对科学技术的基本认识、对科学素质课程的教学需求,包括教学内容、教学形式、考核方式等。根据问卷调研报告设定选题目标。 第二步:以开设选修课程《科学与人文素养》或专题讲座的形式,在高职教学中融入科技哲学的通识教育内容,为高职学生建构通识教育桥梁。选修课程《科学与人文素养》或专题讲座的内容力求体现当前最新科学技术实践的最新经验,科技的最新进展,让高职学生学习了解科学技术哲学是体现现代科学的理性文化,是人类理性发展到科学时代的产物。 结语 科学技术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自觉地继承了欧洲文艺复兴以来,高扬人的价值与科学价值的人文主义传统,具有浓厚的理性精神,它关联着人类的现实关怀。高职通识教育视阈下的科学技术哲学教育,无论是以科学技术哲学所特有的科学自然观和方法论清除形形色色神秘主义与现代迷信,还是对于培养具有科学与人文素养的应用型技术人才来说,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教育哲学论文:浅析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论意义 一、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应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 我们认为,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学说视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内在统一,这构成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方法论意蕴的理论出发点。要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有一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就是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即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这个说法固然正确,但却未免简单化。因为它容易使人产生这样一个看法:似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学说涉及两个平行不一的领域,即作为客观现实世界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存在规律和作为人类主体认识和改造现实世界的思维规律。其实,这两者是一致和同一的。作为主观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客观辩证法的正确反映,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作为世界观的含义。而这一主观辩证法作为一种辩证思维的方法,在社会实践中被用以认识、规范和改造世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又具有了方法的意蕴。 据此,我们可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方法论意蕴作如下一个界定: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方法论意蕴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学说在正确揭示客观现实世界规律的基础上,又把这种认识作为主体的一种思维工具,反过来规范和改造客观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过程。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方法论意蕴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观点和学说转化为人们认识问题、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思维方法的过程。 二、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转化为方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方法论意蕴,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具体是通过如下三个途径体现出来的: 其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范畴所体现的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学说体系中,范畴是对客观现实世界的正确摹写和反映,但它一经形成便又转过来规范现实。而这个规范现实的过程也就是范畴转化为方法的过程。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物质范畴,如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曾论及的那样,作为一种方法,就是使当时许多的自然科学家从“原子非物质化”的迷误与困惑中解脱出来。因此,范畴的方法论智能是以范畴在本质上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对象的属性作为基础的。没有对客观事物本质属性的正确摹写和反映,就没有范畴的方法论意蕴。这也算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要求。 其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命题所体现的方法。与范畴的方法论意蕴相同,所谓命题转化为方法,其真实的含义也是指反映现实和规范现实的相统一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命题,其中尤其是那些重要的通常被称之为理论原则的命题,无疑都是对客观现实世界存在之规律的正确反映。只是基于这一正确反映的基础上,我们才能以此来规范客观现实世界,从而指导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这也就是理论转化为方法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命题转化为方法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值得特别加以研究,这就是,能否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所有理论命题均能有效地转化为方法。显然,对这个问题的探讨直接涉及我们现在能否和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根本问题,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其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所体现的方法。根据列宁对《资本论》方法的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普遍一般方法还具体包括如下一些方法:一是个别和一般相结合的方法;二是归纳和演绎相结合的方法;三是分析和综合相结合的方法;四是逻辑的和历史的相结合的方法。当然,这些方法就其实质而言都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具体展开和运用。 三、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之方法论意蕴的意义 在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发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意蕴,探讨理论如何转化为方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我们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从本质上讲是人类改造主观世界的一种实践活动。一些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理论作为永恒不变的真理而到处生搬硬套,而实用主义者则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片言只语为我所用,以此去任意的图解现实。在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存在的往往只注重知识的传授、结论的灌输,而忽视发掘其中所蕴含的方法论意义。 由此可见,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所具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的角度进行传授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学说绝不只是马克思、恩格斯个人天才思想营建的产物,这个学说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认识工具。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说既是我们认识和把握世界的科学世界观,更是我们探索和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科学方法论。也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对青年学生人格塑造和精神素质的总体提高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教育哲学论文:西方高等教育哲学观的反思与批判 高等教育是为了什么而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是一种高等教育的价值取向问题,也是一个哲学问题。布鲁贝克认为:“在20世纪,大学确立它的地位的主要途径有两种,即存在着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一种哲学主要是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哲学则以政治论为基础。”①他强调高深学问是高等教育共同的逻辑起点,认识论哲学认为高深知识本身就是目的,政治论哲学认为高深知识是作为手段而不是目的。显然,他的哲学思想闪烁着智慧的光辉,但是他的高等教育哲学思想也存在着某些局限性。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指出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观的三个局限性,并且认为认识论和政治论的哲学并不是在美国的高等学校中交替着占据统治地位,人本论也是高等教育合法性存在和发展的哲学,多元哲学观的冲突和并存才是高等教育多元化发展的基础,期望整合或者融合多元哲学观以实现高等教育整体功能是不现实的。 一、高等教育认识论与政治论哲学观关系上认识的局限性 西方现代高等教育发轫于欧洲中世纪大学。欧洲中世纪大学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经济发展、城市生活及贸易复兴的欧洲中世纪社会需要大量受过训练的管理者、律师、文书、医生和牧师,正是欧洲中世纪社会对于人才的需要才促进了中世纪大学的兴起和发展。最早的博洛尼亚大学(1150年)是为了满足意大利北部城市对罗马法学者的大量需求而逐渐形成的。巴黎大学(约1200年)则是神学的讲坛,是为了满足对神职人员的需要而逐渐形成的。神职人员掌握着政治和法律的权力,获得了知识教育的垄断地位,因而成为一名神职人员也就成为许多人的梦想。②萨莱诺大学(1231年)则是为了培养医生而逐步形成的。从最早形成的几所大学的原因来看,无一例外都是为了适应社会对于专门人才的需要。高等教育为社会服务的价值取向是从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形成过程中确立的。也可以说,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形成是以政治论哲学为主导的。 布鲁贝克认为,在美国建国初期,高等教育据以存在的合法依据主要是政治性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继承了德国大学的思想之后,高等教育开始主要以认识论哲学作为合法存在的依据。19世纪工业革命之前,高等教育的主要职能一直是保存、传授和发展高深学问,工业革命的力量催生了“威斯康星思想”,高等教育又担负起为公众服务的职能。认识论和政治论的哲学交替在美国的高等学校中占据统治地位。③诚然,洪堡时代德国大学改革运动所确立的思想对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实践有着重要的影响,美国大学开始注重高深科学的研究,既给教师提供充分的教学科研自由,也允许学生享有充分的学习自由,这促进了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科学研究职能在大学的确立无疑是洪堡时期大学改革运动取得的最卓越成果和最明显特征,并在美国大学得到了发展。但是,洪堡时代德国大学改革运动的真正意义是于在消除长期以来大学不断衰退的现象,让大学培养的人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不再是传统大学所培养的腐朽无用之人。正因为柏林大学以服务于国家需要为宗旨,才适应了时代的需求而得到发展。在这个时期,大学完成了其世俗化的过程。④洪堡认为:“总的来说,国家决不应指望大学同政府的眼前利益直接地联系起来;却应相信大学若能完成它们的真正使命,则不仅能为政府眼前的任务服务,还会使大学在学术上不断地提高,从而不断地开创更广阔的事业基地,并且使人力物力得以发挥更大的功用,其成效是远非政府近前布置所能意料的。”⑤洪堡的大学改革思想着眼的不是国家和政府的眼前利益,而是国家和政府的长远利益。显然,在哲学基础上,这是一种长远的政治观,不能简单地认为洪堡的大学改革思想是一种认识论的哲学思想。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继承了洪堡大学的精神,重视科学研究,重视高深学问,但高等教育最终还是为了国家的需要,仍然是以政治论而不仅仅是以认识论哲学作为其合法存在的依据。大学要长远地为国家和政府利益服务,就必须重视科学研究,就必然要摒弃经院哲学的教学,让教师和学生享有充分的教学研究和学习的自由。在19-20世纪,认识论和政治论的哲学并不是在美国的高等学校中交替着占据统治地位。“威斯康星思想”强化了高等教育的政治功能,但并没有产生新的功能。这可能正是布鲁贝克高等教育政治论和认识论哲学观关系上所存在的局限性。 二、人本论:高等教育存在和发展的另一个哲学观 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观不仅在政治论和认识论关系上存在着认识的局限性,而且在高等教育哲学观的内容上也存在着局限性,即高等教育哲学观不仅存在着政治论和认识论两种思想,同时还存在着人本论的思想。 在评述高等教育各种哲学观点时,布鲁贝克始终坚持以“高深学问”作为其逻辑起点。他认为:“高等学校有三项主要职能:传播高深学问,扩大学问领域,运用其成果为公众服务。”⑥认识论哲学是他反复强调并予以肯定的。他说:“高等教育与中等、初等教育的主要差别在于教材的不同:高等教育研究高深的学问。……这种程度在教育体系的上层如此突出,以致使它成为一种不同的性质。教育阶梯的顶层所关注的是深奥的学问。”⑦显然,布鲁贝克试图指出,由于初等和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有着不同的特殊问题,所以“从普通教育哲学中寻找线索是极为自然的,但是,要采用这种方法却是困难的”。⑧因而,高等教育的哲学观应基于高深学问。由高等教育的特征性出发是否能够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高等教育哲学思想呢?仅因为教材的不同,高等教育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吗?高等教育存在和发展是基于高深学问还是基于“人”?对此20世纪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有着不同的认识。 存在主义是20世纪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思潮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个流派。存在主义高等教育哲学关注人的存在、人的价值、人的尊严,注重现实人生。存在主义教育观强调教育要以人为本,以关注人的存在为逻辑起点;强调人的自我实现,强调学生在教育的帮助引导下自由、有选择、负责任地成为自由的人,以实现自我。其代表人物有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波尔诺夫、尼采、萨特等。雅斯贝尔斯认为,个人的存在是一切存在的出发点。他说:“所谓教育,不过是人对人的主体间灵肉的交流活动,包括知识内容的传授、生命内涵的领悟、意志行为的规范,并通过文化传递功能,将文化遗产教给下一代,使他们自由地生成,并启迪其自由天性。”⑨西方高等教育有着悠久的自由教育(博雅教育)传统,不少西方高等教育思想家,也精辟地阐发过大学教育的人文理念。[10] 教育作为培养人的活动,它既是人的生命存在的一种方式,又服务于人的生命存在。换言之,教育的根本实质是保持和促进人的生命存在,生命存在既是教育的出发点又是教育的归属,因此,教育以人的生命存在为核心。教育的本体是人的生命存在。[11]高等教育作为教育的一种类型,是从教育的不断发展过程中分离出来的,中西方早期的教育并无初等、中等、高等教育之分,教育的目的也包括了高等教育的目的,高等教育也是为了人生命的存在,这种生命存在表现为人的自由、自在、自为的和谐发展。这是人本主义哲学的主要思想, 这种思想也深刻地影响了高等教育的存在和发展。 高等教育为何存在和发展,是高等教育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高等教育存在的合理性问题,是高等教育存在的“根”是什么的问题,更是高等教育本体论关注的问题。有学者指出:“本体论是探究存在的现实终极性;表面上似乎看不出与教育目的、课程设置和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有什么联系,但本体论却是各派认识论和价值论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并以两者为中介,对教育的系列基本理论和方法产生着十分深刻的影响。”[12]高等教育本体论探究高等教育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是一种哲学形式的表达。它关注人的存在、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因而注重实现人生的人本论哲学是高等教育哲学的另一种重要形式。 高等教育哲学的人本论思想并没有因为政治论或认识论的彰显而湮灭。它作为一种重要的高等教育哲学观仍然深刻地影响到西方高等教育的实践。从亚里士多德的自由人的教育,到纽曼的自由教育观,再到《耶鲁报告》的自由教育思想,都闪耀着人本论的光辉。从美国20世纪20~30年代、40~60年代、60年代未到80年中后期这三次通识教育运动来看,人本论思想对于西方高等教育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在美国,“大学本科的教育则始终相信应该以培养具有广阔的文化意识与修养的人才为鹄的”。[13]尽管通识教育与自由教育存在着不同之处,通识教育的发展更加起伏曲折,但是通识教育已经成为美国大学本科教育的重要内容,是20世纪美国本科教育改革的主题。[14]因此,忽视人本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对于西方高等教育的影响和作用是有很大局限的性。 三、冲突与共存:多元化高等教育哲学观的必然性 布鲁贝克认为:“今天,我们的高等教育哲学流派已经太多了。面对相互矛盾的现实,每个作者都阐述各自的哲学理论,而且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哲学已经妥善地将高等教育的各种主张融合到一种连续统一的政策中。现在,我们缺乏的是把高等教育哲学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15]我国也有论者认为,高等教育的政治论和认识论哲学在实践中的冲突是必然的,但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科技以及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两种哲学观在实践中有渐趋融合之势。[16]在高等教育领域,多种高等教育哲学观不可避免地会相互冲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可能会眼前交替地发挥某种主导作用,但是否能够对多元化的高等教育哲学进行整体处理,或者不同的高等教育的哲学观是否能够融合,这确实值得斟酌。笔者认为,冲突与共存正是多元化高等教育哲学观的基本特点。 西方高等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关于大学的理念、理想、使命之争就一直伴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纽曼的《大学的理想》,加塞特的《大学的使命》,克拉克·科尔的《大学的功用》,托斯泰恩·维布伦的《美国的高等教育》,罗伯特·赫钦斯的《美国高等教育》,卡尔·雅斯贝尔斯(又译贾斯珀斯、贾斯珀)的《大学的观念》,罗伯特·沃尔夫的《大学的理想》,弗莱克斯纳的《现代大学》,赫斯顿·史密斯的《高等教育的目的》等等,许多教育家都分别提出了各自不同或相反的高等教育哲学观。这说明,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种整体的哲学观可以统摄所有高等教育哲学思想,也没有形成一种融合后的新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反而表现出多元高等教育哲学观共存的态势。 高等教育产生近千年来,总是处于不断发展和变革之中。20世纪,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更加迅猛,各种高等教育哲学观和流派都试图解释高等教育在存在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但高等教育是一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实践活动,与政府、社会、经济、科技、文化及人的发展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这些因素不可避免地要从多个角度对高等教育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和影响。在多元化的社会中,自然会产生代表各方利益的高等教育哲学观来表达自己的意愿,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可以融合一切的高等教育哲学观来解释这种复杂现象。正是由于高等教育的多种需要才会产生多元的高等教育哲学观,不同的高等教育哲学观也对高等教育的不同需求作出不同的回应,共同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多元化。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适应了国家的需要,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适应了大学追求高深学问的需要,人本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则重视人的自由发展的需要。尽管多元的哲学观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但不同的哲学观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或者在冲突中进行融合,共存是高等教育哲学多元化的必然结果。 克拉克·科尔认为,多元化巨型大学是一座充满无穷变化的城市,与纽曼时代的“村庄”和弗莱克斯纳的“城镇”不同,大学的功用几乎无所不包,任何一种高等教育的哲学观都无法全面解释这种多元化巨型大学的功用。同样,用认识论的观点来解释社区学院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或者用政治论的观点来解释研究型大学的科学研究功能显然都是不合适的。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其存在和发展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具有从业能力的劳动者,是为了经济建设的需要,显然不是为了追求高深学问,人的自由和谐发展的目标也很难实现。在综合性大学中,则可能存在着人本论、政治论、认识论等多种哲学观的影响,这些多种哲学观可以共同促进大学多种功能的实现。高等教育是为了国家或社会利益、为了高深学问本身,还是为了人的全面和谐发展,这些目标并不能够整体地融合起来,也不必要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在高等教育系统中,高等教育哲学观多元共存,更加有利于高等教育的发展。 教育哲学论文:教育哲学是实践哲学:教育价值的角度 一、教育哲学是关乎教育价值的学?? 古代的一些思想家根据各自的哲学思想阐述了教育是什么,从何而来,有什么作用,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教育哲学,拓宽了教育本身所局限的视野。在国外,“教育哲学”一词的使用最早来源于1832年美国纽约市立大学,该学校为培养公立学校教师专门开设了教育哲学讲座。80年代之前。美国教育哲学的任务是寻求教育的普遍性真理。中国教育界真正开始研究和讲授教育哲学是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是在借鉴美国教育哲学研究的基础上,以教育课程建设为出发点开展教育哲学研究。80年代之后,教育哲学的责任趋向教育的微观领域,致力于具体教育情境下教育??题的个别化阐释,通常被认为是正确理解和评判教育的有效工具。在学科功用上,教育哲学以一定的哲学观点和方法研究教育本身难以解决的基本??题,通过对教育整体性的把握给予教育事业一个正当的价值尺度。进入90年代,中国的教育哲学的研究思路从建立教育哲学学科知识体系转向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的研究,“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哲学学科体系,就不能不研究中国传统的教育哲学思想。”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完备的哲学原理,有着丰富的教育精神和教育智慧。教育哲学研究的角度一类是从哲学的体系出发来论述教育??题和教育实践,突出哲学基本原理视野当中宏观教育的本质:另一类是从教育的基本??题出发来做哲学分析,澄清教育当中相关概念的含义,突显微观教育领域的本色。整个前进的道路上,教育哲学与时代同步,但始终没有脱离对教育价值的深情关怀。 共同体以具有卓越品质的好公民来要求个体,个体不断获得关于生活的经验和知识,使灵魂得到无暇的教化。说教育单单是教化会给生活带来无法消解的隐痛。人极想从教育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上升到某种教育立场,在那里看到至善的灯塔,转化为拥有它的渴望,这才是教育的宝贵之处。教育的??题出在教育实践的价值虚无,以至于整个教育没有鲜明的方向,因此教育的根本??题归根结底是教育价值的??题,美好灵魂的生成需要经过价值的熏陶和感染。教育哲学审慎的赋予教育可能的价值,这种价值成为“自然好人”的必需,进而唤醒人类内在沉睡的潜力,促使一种寻求共同体永恒价值力量的爆发以确保共同体稳固的根基。诚然教育哲学根植于共同体的教育思想,思考整体的教育秩序。描绘出灵魂耕耘、德性自然培育的公民品质提升的图景。如果没有教育价值的教育是无意义的教育,显然教育哲学帮助教育搭建教育价值技巧的体系。 二、实践哲学本然诉求价值关怀 实践意指着人类理性生活的全部的现实以及进入现实之中,它是一种实在的生活范式,并且是由一种价值导引的生活。实践哲学的意蕴指向人类全部的现实性实践生活,人们在实践中认识自己并改造着客观现实。一方面,人的生活是避恶向善的实践,更是追求价值应然的个性解放事业。实践哲学从价值的角度思考行为的正当、善和一些原则性??题,人们应该做什么?怎么去做?追求的价值又是怎样的?另一方面。人类文明的进步离不开实践的催化和付诸行动。实践哲学规定了人们善的实践活动的奋斗历程和获取有关善的实践性知识,并以此参与到实践当中,在实践中感悟实践本身的智慧,主动积极地尝试一切可能的生活实践。从一定意义上说,实践哲学是人意识观念中的生活走向可能性实践的哲学阐释,它统合有关生活实践的普遍性知识:实践哲学更是人们走向有意义生活的哲学努力,它赋予人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和追求美好生活的热情。 实践哲学具有求真求善的实践品质,在具体的、变动的生活实践过程中实现自己,人们只能在探索生活价值的道路上把握它。实践哲学的实践品质表现为理性力量的导引,从而审思价值判断的合理性并以此走向真实的生活。如果孤立视实践哲学为确定、统一的规则,自然会破坏价值的本性,实践者也会因此走上机械的实践。外在的实践哲学表现为一种自由、开放、创造的实践境界,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发挥着价值干预的张力,使实践主体和社会主体的图景融入一体。在此意义上,实践首先是有目的的价值选择,给行动以明确的方向和原则,继而采取自由意志的行动。实践哲学把人置于一个以价值为内核的实践链中,统一人特有的存在价值与实践价值。实践哲学承载着人们实践行为趋向生活至善的活动模式,对人们的实践行为的价值作出考察,以此关乎人类的生活。 三、教育价值:教育哲学与实践哲学共通的桥梁 哲学意义上的价值指主客体之间需要与满足的一种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教育价值就是教育实践中主体人的需要与作为客体的教育活动之间的一种特定的关系。对这种关系范畴观念的认识就是人们的教育价值观,足以解释教育的正当性和人们为什么追求良好的教育。教育价值观同样是可变的,不存在没有教育价值的教育,也不存在永恒教育价值的教育。从另一层面出发,我们可以找到教育的终极价值,那就是使人过上良善的公共生活。教育价值强烈地诉求个体在幸福的教育场域中不断获得长足的完善和发展。康德说过,教育隐含着人性完善的重大秘密,正是通过教育带来了人类全部的善。追求善也是个体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并使个体能够体验到生活的快乐。 (一)教育哲学开启人们对自然好的教育实践的共识 1 教育哲学统合教育认识与教育价值 人们在教育过程中加强自我认识、自我塑造、自我完善,主体性得到高度发挥。精神世界得到充分洗礼。教育当下的生活是事实,可以由经验来验证对于人们的必要和必须,而教育实践中关于善与恶、好与坏、正义与非正义的价值知识,不能用经验来取得证明。教育价值反映的是教育对人的有用性,是教育对人的主体效益。教育哲学的言说和阐释其实是对教育这种事物的意义评价,也就是说。教育与人的需要产生必然的联系。评价这种关系生成的效益的标准是人们所从事的教育实践。教育实践的深层??题是教育实践的根本性??题。蕴含着教育价值追求的动机。因而教育哲学一方面统全教育认识,另一方面致力于教育价值的筹划,教育认识与教育价值在教育实践的基础上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提高人们的教育自觉性和主体地位,赢得人们对灵魂教育的共识和激情。 2 教育实践追寻价值判断的合理性源于教育哲学 对于教育哲学来说,教育价值的判断、选择和寻求是凸显个人主体性的过程。教育哲学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一种探询教育价值应然的学术,它通过心灵的启发而达到受教育者追求美好生活的应然愿望,培养个体成为有独立人格并有承担社会责任的时代精神。在研究对象上,教育哲学是研究教育价值的,不仅关注当下人类教育生活的整体性状况,唤醒失落的教育公共精神,还对理想中的教育做出了期待和指示。从教育的普适性价值来看,教育哲学是运用一般哲学原理去探讨教育基本??题或将教育基本??题上升到哲学的高度进行分析的一门理论学科:从根本上来说,教育哲学是研究教育领域中的“价值”??题的一门学科。因此,教育价值需要教育哲学实践化,教育哲学本应该有一颗使个体走向善的虔诚之心。 教育作为向善实践活动的价值在于培养真正意义上的人。向善的教育同时兼有灵魂的善和外在的善。教育实践的培育在本质上是指不断地个体体验。关注人教育生活的意义是教育一如既往的追求,这绝不是不可能的教育理想。教育实践不能认为教育理想是遥不可及的乌托邦,否则人不会在教育中获得本来应该获得的价值和意义。可以说教育哲学实践性乏力主要表现在教育价值的虚无。教育生活中,从表象看存在着教育价值。有规划个体社会化的统一标准。事实上,教育实然中淡化了教育本来所蕴含的鲜活生活本质的体验,虚构了一个枯燥的脱离教育实践的生活空间。教育哲学的核心内容是对教育价值的理解和实践达成,其内涵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教育哲学对教育现实性的尊重和反思,二是对教育价值走向可能性的挖掘和激励。基于教育价值视域里人的充分发展,教育哲学需要担负起搭建教育价值的逻辑框架,客观上决定了教育哲学走向实践的必然性。 3 教育哲学为教育价值达成的可能性提供内在驱动力 价值在实践中极大丰富,实践在价值中极大活跃是教育一味的奢望。教育哲学追求有关好教育的真理,热忱的探索实现教育价值的路径,这是教育哲学的使命也是教育的历史使命。更重要的是人类美好的教育生活急需切切实实地规引,首要的任务不在于忠实地墨守教育的诺言,而在阐释教育的价值和意义,并将成熟的教育价值情趣融入教育实践的预设、行动和反思性操作之中。因此教育哲学与教育生活之间存在着一种纯粹的天然的联系。教育哲学要走向教育生活,必须与生活展开对话,洽谈美好生活的由来、特质和技术路线。教育哲学如果避开教育价值的言说,只能加深教育的价值性危机。教育生活也不应该放弃对其本质性??题的理解和追思。为什么非要过当下的生活?意愿的选择还是被迫的接受?教育一旦陷入价值迷失的洞穴里,何谈人性的完善,何谈人有意义生活的生成。教育事业必须缔造有意义的生活方式,让人们不断地理解教育意义新的历史表达。教育哲学不从教育价值的维度思索教育存在的理由,不对教育生活中的善执著地求索,教育永远不会拥有最高准则,相反会成为一个让人熟视无睹的静态概念。在此意义上,教育哲学无疑是教育生活最优秀的设计师。 (二)向善教育实践化的基础 1 好教育需要合理的价值判断 教育是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对生活的价值和意义只有在行动中才能体现出来,教育不是人们常态观念下所指向的纯粹性学习。这就意味着教育不是随心所欲,人人喜好,它必须有实现远大理想的规范。教育目的体现在通过教化的方式建立共同体关于良善的生活,即教育的实践性需要一种思想的导向。教育的魅力倾向于对什么是好的教育的不断追??、达成,因而教育不是随随便便,人云亦云。其次,教育是个动态的概念,因动而活,因活而美。动态性是一种超教育的自然状态,它充分地实现着教育的公共利益。如果始终把主体性的必要性放在首位,教育的生存危机就会越大,因为个体的教育需求千差万别,没有好的价值判断和导向。就没有良善的教育,更没有智慧的教育。 个体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必须选择教育合理的价值判断。可以说教育困境的真正源头是价值的迷失甚至是虚无,这对于教育的主体或者客体来说,都是莫大的教育伤害。传统的教育曾经信奉“不打不成材”的格言,实质上??题出在教育者对教育本质的理解,认为教育就是无条件的知识灌输。教育的根本目的不是规训,而是不加任何雕饰的教化,它使共同体中的人们在崇高理想生活的呼唤下通过实践完成德性向善的自然转变。正如柏拉图所言,理想的城邦在现实中是找不到的,但那些希望看到它的人却可以在内心中见证并且分享它的存在。因此教育是一项神圣的事业。当教育过程中诸因素不断地出现矛盾和对抗时,随之而来的是教育生活场域的突变,教育不再是向善的事业,“利益”的不平衡留给教育者的印象是教育的可怕。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只有做出价值选择才能实现教育的价值。杜威认为教育是民主的教育,有民主教育的前提是民主的教育哲学。毋庸置疑,民主的教育哲学规划好了良好教育的路径。并在对教育价值不断地辩护过程中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实践哲学。进一步说,良好的教育都在实践中孕育和发展,好的教育在于教育哲学的实践化路径。教育既然是一种社会化过程,学校便是社会生活的一个小小的舞台,也是社会组织的一种形式。学校教育是学生走向社会的实践平台,学校教育关怀学生的人生价值的实现途径,思索学生公民化教育实践带给整个社会的贡献。教育哲学的目的就是“找出教育真正的意义”,探究教育理想的内容、形式和哲学体系,建构关于教育自然性命题的知识。教育哲学是教育的意见向教育真理攀爬的阶梯,有着对当下教育现实“不满”的勇气,它不会淡然得迎合教育现实的不合理性,这也是教育哲学具有实践特质的动力。但是教育哲学绝非仅仅停留在口头对教育的合理性及教育真理的理论捍卫。而是在行动中见证教育丰盈的意义之根:教育哲学畅想着教育未来的美好生活,它以宽大的胸怀和积极地态度付诸于教育行动和教育实践。并不断地期待着崭新的教育可能性愿景。 2 教育哲学走向实践化 教育在社会生活和实践中遇到了许多困难,教育哲学??题自然而然地产生了。特别是当教育过程中出现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对峙越来越明显而无法消解时,教育也一时无法取得巨大的超越和长足的发展。因此当教育原地不动地膜拜自身弱点的时候。就没有审视自身局限的意识。然而重要的是教育的利益和矛盾需要不断的消解或者弱化,从应然角度说要求某种价值来调适和平衡,促使教育不断地丰富自己的幸福场域。在这里,教育的应然不是悬而未决的可能性,教育理应在应然的感召下超越实然,在实然的现实中追求应然的可能,教育哲学的任务就在于此,而且教育哲学必须担当起这个责任。教育哲学更不是教育的宏大哲学叙事。而是实实在在地躬耕于教育事业,切切实实地解决时代变迁背景下教育的点点滴滴和是是非非,它有关爱教育成长和进步的奉献精神。 没有教育哲学的恩泽,教育不会树立起自己的信念,也不会轻而易举的找到自己回家的路。因此,教育哲学和教育之间的密切联系立刻得以显现,而且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继而教育哲学站在教育价值规划的图景上,在教育实践中践行其思想性指导,给予教育一个开阔的视野。教育事业只有单纯的理论性知识是苍白无力的徘徊,只有纯粹的实践性知识是盲目的前进。教育哲学如果一味地走从理论到理论的路线,在假设演绎中往返,它永远承担不起教育理论研究的任务,更不会达到教育的实践化。在这点上,教育哲学是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因此,教育哲学要坚决避开两种倾向:一是基于教育哲学的思辩性而忽视对实践的影响。二是基于教育哲学的目的性而忽视对教育实践操作性模式的理论探究和整合。真正能够引导教化人的精神世界的教育哲学,能够恰如其分地把教育的实然状态和应然状态紧密统一起来,整合到相得益彰的生态化境界。 (三)教育实践导向的本源 教育是关于人的教化实践,而哲学是一种思想意识形态。教育虽有了自身价值的构建,但怎样实践的??题也是急需要解决的重要??题。现代教育对人们精神文化培养的忽视,让人片面的发展,让人的心灵空洞贫乏。教育哲学关乎人生命的充盈性,它不仅在乎人的现实状态,更立足于人的未来状态,形成对教育价值的提前预设,这也是教育哲学回归最重要的地方。人们常常把教育看作是手段,甚至是对教育的麻木。没有一点情感渗透的教育曲化了人们对教育的憧憬和钟爱。事实上,教育实践活动需要理论来支撑,但当教育实践本身的理论不能很好的指导教育实践时,教育哲学的历史使命应然而生:对于教育活动的必要性通过对教育理论的影响而间接地表现出来,促使教育不断做到反思与自我调试,实现教育最美好的愿景,这就是教育哲学的理想引导功能。反思从严格意义上去说,是指深深地思索,思索什么是真正的教育,思索关于自然纯朴的教育,更是对教育合理性的谋划;反思并不单单是形成共识性的教育话语,达成教育思想,追求教育真理,而是思索哪种教育更有利于人们的生活和实践。这就决定了教育哲学对教育生活的实践品质。教育哲学的实践品质就是教育哲学所拥有对教育的崇高理想与教育当下现实生活实践的高度统一。教育哲学立足于教育生活的当下和未来,整合出合理的教育理论,并不断地作以宏观上的反思与批判。微观上的修正与融合,使人类在教育中获得有关至善的技术和实践性知识。 任何教育实践活动都是有意识的人类行为,实践者往往会依据一定的图式规划来认识自己的教育经验。教育实践的反思是教育理论不断形而上的创新。不是仅仅对教育实践本身的修正与超越。教育实践活动在本质是要超越教育主客体对感觉经验的某种设定。教育哲学积极建构教育实践的因素并成为达成理想教育经验共识的手段。在这里,教育实践的和谐状态是实现理想教育的本质基础。换句话说,人在教育实践活动中获得最大程度上的教育意义是由实践活动内在的和谐度决定的,教育实践的诸要素要努力达成实践生产与实践环境的统一。如前所述,教育实践活动是正当性和合理性的统一,是现实和理想的统一。因此当教育实践在某个阶段出现个别因素的对抗状态时,教育哲学会进行合理的调节、融通教育实践的层次结构。教育哲学的这种角色源于教育生活的实际需要,要想整合各种相互冲突的教育利益,确实需要这种行为。在此意义上,当教育哲学试图澄清教育困惑,解决教育生活中的难题时,其角色越发明显。教育哲学理论向教育实践行为的转化过程中,第一次转化是前提,必须首先转变教育观念;而第二次转化是关键,只有落实到行动中才真正有意义。人们期望实现所畅想的教育过程,容易使教育走上不涉及善恶美丑等价值的价值中立的过程,教育就是人的心灵趋向美的教化过程,没有价值判断和选择的教育实践是一件可怕的事情。自由主义教育思潮对传统教育价值的颠覆既没有为教育提供一个可行的方案,也没有为正当教育价值的确立提供一条可能的路径。 教育哲学是一门实践哲学,它给教育者提供反思的机会,批判的对当下盛行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作出合理的辩护,以提高反思的实践意义和有效性。这种反思是修正性反思,正当性反思,更是自觉性的反思。比如说,教育常常认为道德教育是理论的教育,让学生能够背出道德规范就算完成了教育。其实,通过教育哲学的分析,我们发现道德教育必须在实践中践行,它是实践智慧的教育。道德教育必须在实践中才能发挥作用,必须贯穿于教育的全过程,也就是说道德教育的实效性在与生活的紧密联系中才能自然而然的发挥出来。否则,学生就会对道德教育失去兴趣。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疑??:“哪一种生活最值得过?”显然他在思索当下生活的价值,并通过反思来确定美好生活的根基。美好的教育生活离不开教育实践,教育是善的实践活动。当不断追??教育能给我们什么、我们在教育中应该做什么时,可以看出教育是一项反思性很强的实践活动。教育哲学提供了回答这些??题的理论源泉。但是,教育哲学不能因追求指导教育实践而失去对理论思考的个性特征。教育的无序来源于教育目的的庸俗杂乱和教育实践的若影若现,扑朔迷离的实践镜像使教育的生存和发展不知去向,教育理论和实践有了共同的教育信仰避免了教育因文本的差异性而带来的诸多疑惑甚至是教育的灾难。教育内在和外在的和谐需要教育哲学。 教育哲学使教育不仅活在当下,而且瞩望未来;它扎根于教育现实世界,不断汲取教育生活的营养,在教育实践中探寻着有关教育培养人类美好品质的哲理。 四、结语 康德认为。实践哲学是整个批判哲学的核心。可见,作为教育哲学同样把教育指向了实践,开启了实践性的教育走向智慧之门。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类的实践活动都是以某种善为目的的,实践的核心要义是善的活动,是否称之为人类活动,一看有无目的性,二看是否践行善的终极目的。当然目的的具体内容千差万别,目的存在于实践本身也可以栖身于实践之外。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教育的实践性存在的伟大秘密在于人类有着天生追求完美事物的意识和行动的欲望。不管怎样,实践活动中人的根本性目的是最宝贵的,体现着无条件的善的终极意义。另外,教育的理性品质只能趋向于善,而无法在有限的时空范围之内获得终极的善,这是因为人的存在规定性中有着恶的必然倾向和向善的必然欲望。教育因人性向善而有不可替代的功用,教育让人成为丰富多彩生活的享有者。因此,教育哲学是让教育生命涌动的动力。 教育哲学是对教育??题的哲学思考,用哲学的方法和语言来研究教育??题,包括教育的本质、目的、学习的历程、知识的架构、人类的课题、权威的??题、教育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教育的方针等等。人们的素养和文化的传承、演变大多取决于教育。而教育孩子及公民存在着很大挑战,因为教育的过程是复杂的。其次,教育以人的生活作为生存基础,没有人的生活何谈教育的存在?教育是在美好未来的召唤下,不得不存在和发展于当下。不得不在所从事具体实践活动的现实中找到自己的归宿,教育哲学只有依托于现实教育的健康发展,理想中的人才能脱颖而出即教育的理想才能如愿以偿。理想中的教育应该具有人的精神世界在不断成长过程中所张扬的那种诗情画意的感染力。人因教育而拥有了让生命无时无刻涌动多姿多彩的哲学旨趣。可见,教育哲学立足于生活实践又不断超越教育现实,通过规范引导教育生活的本质基础提升教育哲学的实践品性,是人在教育实践中追求精神家园的丝丝甘泉。 教育哲学论文:关于当代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哲学思考 摘要:当代高等教育价值取向基本现状值得关注,尤其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高等教育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失调,致使高等教育在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的价值取向不断出现矛盾冲突。通过分析这两方面矛盾冲突产生的原因,并从以人为本的哲学角度出发,思考对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整合对策。 关键词:高等教育 矛盾冲突 价值取向 以人为本 高等教育主要从事高深学问的应用、创新和传播,在现代社会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当人类进入知识经济社会以后,高等教育将由社会经济的边缘进入到社会经济的中心,国家、社会、个人对高等教育提出的要求也越来越多。这就意味着高等教育价值主体的多元化,并导致在高等教育价值的取向上不断涌现出矛盾冲突。因此,思考高等教育价值取向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一、当代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基本现状 所谓高等教育价值取向,是指高等教育主体对高等教育的价值判断,以及在其基础上根据自身需求来进行教育选择所表现出来的一种价值倾向性。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价值取向呈现出阶段性特征,主要是因为高等教育要根据不同主体的要求来调整其价值取向,从而产生了矛盾与冲突。目前,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矛盾冲突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高等教育社会价值取向和个人价值取向在不断地交替演变中前行。高等教育的社会价值主要体现在通过教育使人才的培养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符合国家、社会的要求,促进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和进步。高等教育的个人价值,主要体现在教育事业的发展过程中越来越重视人、尊重个人的价值和主体性,通过教育满足自己的各种需要,实现个人的自身价值。以社会价值为取向的高等教育,强调高等教育要满足国家和社会的需要,人和教育被作为实现社会的政治、经济的直接工具,忽视个人价值和人文精神的培养。以个人价值为取向的高等教育,个人为了获得利益把社会、教育当成利用工具,而对全面素质发展、创新能力的培养以及社会的整体利益视而不见。高等教育的社会价值取向和个人价值取向,两者看似矛盾但并非截然对立,因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人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社会的文明进步又终究是由社会主体的人来不断地建设和发展的。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的权衡与选择,是随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有所变化与侧重的,不应该片面强调一方面而否定另一个方面,看不到两者的辩证统一。 2.科学价值与人文价值。在20世纪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科学价值与人文价值的矛盾冲突,表现在通过何种教育价值取向来满足利益的需求。高等教育的科学价值主要体现在推崇理性至上,追求真理,它注重研究物质世界,注重获取对人类生存、发展、享受的工具的合理性。高等教育的人文价值主要体现在强调人的价值和需要,关注“生活世界”存在的基本意义,它重视对人类处境的终极关怀,注重获取人类生存、发展、享受的工具的及价值的合理性。在国家和社会主要致力于经济发展的时代,人越来越被看作为单纯的劳动者和消费者,生产和消费利益的最大化成为最高的价值追求目标。正是在这种急功近利思想的驱使下,忽视了对科学素养和人文精神的价值追求,致使人类的生存环境、道德信仰、价值理念等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科学价值与人文价值作为当代高等教育的两个重要价值取向,推进二者的融合,既符合科学发展的规律,又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它无疑将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当代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矛盾冲突的原因分析 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嬗变在客观上推动着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进程,体现了高等教育的时代性与进步性。同时,也涌现出了矛盾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等教育的最终目标,即促进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实现。分析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矛盾冲突产生的原因,主要受以下两方面因素的影响: 1.现代性价值危机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人类社会的现代转型不仅使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使人们的道德信仰和价值理念也出现了重大改变,引发社会生产关系的异化和人自身的物化。现代人在追逐和获得物质财富的同时,又被物质财富所物化,迷失了人生的价值方向,人类正经历着现代性价值危机,这就产生了物质主义、科学主义、虚无主义等现代病症。人类似乎摆脱了社会的约束力,享有了充分的自由,实际上,人类是面临着自然、社会及人类自身等方面所带来的新危机。在这种现代性境遇下,就已经预示着高等教育出现了现代性价值危机问题。因为高等教育已经以现代化为目标导向,对学生进行无原则的知识灌输,以形而下的技术塞满头脑,忽略了人的完整的精神生活,对知识和技术的重视遮蔽了教育的主动性,沦为政治和经济的工具。因此说,高等教育的现代性价值危机是其价值取向产生 矛盾冲突的一方面原因。 2.价值主体的多元化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作为哲学范畴,价值是主体与客体之间客观存在的特定关系,这种关系的突出特征是具有人的主体性。“所谓价值主体性是指价值本身的特点直接与人、主体的本性和特点相联系,直接表现和反映人的目的、需要、能力。价值是以主体为尺度的,是依主体不同而不同、依主体的变化而变化的”。②高等教育价值取向是与特定主体相联系的,具有明显的主体差异性,这种主体差异与高等教育形成不同的价值关系,出现价值主体多元化的格局。尤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主体的多元化将会与社会现实发生诸多矛盾和冲突。从形式上看,高等教育价值取向是价值主体的自主选择,但它不是纯粹主观的,因为价值主体的价值需要总是受到一定社会和历史条件的制约。价值主体只能在社会历史所提供的条件下考虑并提出自己对高等教育的价值需求。因此,高等教育价值主体的多元化出现也是不可避免的现象,这就需要在多元化中协调和明确价值主体的共同目标,对价值取向进行整合思考。 三、整合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哲学思考 高等教育的最终目标是促进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如果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矛盾冲突不加以自觉协调,将会导致高等教育对人的培养趋于片面化,与其终极目标有所背离。因此,针对高等教育的现代性危机和价值主体的多元化问题,迫切需要从价值主体角度出发来整合高等教育价值取向,树立以人为本的高等教育价值取向,从而解决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矛盾冲突。 1.以人为本——整合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立足于社会中感性现实的人的实践,致力于人的全面本质和自由的实现,将“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和“自由人的联合体”作为人与社会的终极价值目标,这也是人类为之奋斗的最崇高的理想。在这一崇高目标理想指导下,高等教育应当树立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人也是社会存在物,同时,人有理性、有意识,具有精神属性。因此,“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是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精神属性的辩证统一”③。具体说来,以人为本的高等教育价值观就是促使“个体”的人的解放、发展和完善,在个性得到充分发展的基础上使个体社会化,成为社会所要求的尽可能完善的人,以便实现人的自身价值和人的社会价值。所以,高等教育更要以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己任,将人从自然状态中提升出来,将个人的全面发展同个性发展、科学精神同人文精神的培养统一起来,塑造成一个充满主体意识和智慧力量的人,使之能够在复杂、多元、多变的社会环境中正确地进行知识选择和创新,能够不断地传承人类社会文化和文明。 2.以人为本——整合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理念创新。随着知识经济社会的到来,高等教育价值主体及其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导致高校的管理和教育理念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但是从价值追求的角度看,我国高等教育过多的立足于国家的发展目标,从而忽视了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理念。“‘教育不仅是为了给经济界提供了人才’,‘教育的首要作用之一是使人类有能力掌握自身的发展’,教育‘旨在促进人的发展’” ④。由此可见,促进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高等教育理念,精确地表达了高等教育的核心使命及其理想追求。在不同的时代或阶段,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有它的时代特征和目标。现阶段,高等教育理念创新的目标应当是,在以人为本的高等教育价值观指导下,深化教育改革并适应新世纪的政治、经济、科技、综合国力、意识形态领域的严峻挑战,坚持以科学、人文、创新融合为一体的高等教育价值观,努力把当代大学生培养成具有全面素质的一代新人,从而实现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3.以人为本——整合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时代精神。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基础。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高等教育肩负着培养高素质人才、弘扬先进文化、塑造科学精神、增强创新能力等方面的使命。因此,以人为本的高等教育价值取向是时代精神的体现与要求。以人为本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以时代的精神培育人的主体意识和创新能力,并以积极的态度对待人生和社会。面对现代化中物质主义、科学主义、虚无主义及功利主义等价值危机,面对各种全球性问题的日益显现,迫切需要高等教育在促进人类自身发展的同时,更要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这就要求坚持以人为本的高等教育价值取向,不仅要使人的个性得到充分发展,还要使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能够形成人与自然、社会和谐相处的美好局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试论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 一、“超文学研究”的性质及与“跨学科研究”的区别 我们所说的“超文学”研究方法,是指在文学研究中,超越文学自身的范畴,以文学与相关知识领域的交叉处为切入点,来研究某种文学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它与比较文学的其它方法的区别,在于其它形式的比较文学是在文学范畴内进行,而“超文学研究”是文学与“外来文化”的关系的研究 这里所说的“超文学研究”与已有的大量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著作中所说的“跨学科研究”,并不是一回事。 什么是“跨学科研究”呢?我国现有各种比较文学学科著作对“跨学科研究”的解说,大都全盘接受了美国学派所倡导的“跨学科研究”的主张,认为“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研究的组成部分。通常的解释是:“跨学科研究包括文学与其它艺术门类之间的关系研究,文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以及文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不过,我们在认可“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之前,首先必须解答这样的问题:第一,“跨学科研究”是所有科学研究中的共通的研究方法,抑或只是文学研究中的研究方法?第二,“跨学科研究”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还是文学研究中的特殊方法(只是比较文学研究才使用的方法)? 对于第一个问题,众所周知,“跨学科研究”是当今各门学科中通用的研究方法,并不是文学研究的专属。科学的本意就是“分科之学”,分科就是一种分析,然而光分析还不行,还要“综合”,而“跨学科”就是一种综合。自然科学中的数、理、化、生物、医学等学科的研究,往往必须“跨学科”,以至产生了“物理化学”、“生物医学”等新的跨学科的交叉学科。在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中,也有“教育心理学”、“教育经济学”、“历史哲学”、“宗教心理学”这样的跨学科的交叉学科。在许多情况下,需要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哲学、自然科学的跨学科研究,才能解决一个问题。如我国最近完成的“夏商周断代研究”的课题,就是历史学、考古学、文字学、数学、物理学、化学、文艺学等跨学科的专家学者联合攻关的结果。 对于第二个问题,回答也是肯定的:“跨学科研究”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而不是只有比较文学研究才使用的方法。“文学是人学”,一切由人所创造的学问,都与文学有密切的关联,这是不言而喻的。而研究文学势必要“跨进”这些学科。例如,我国读者最熟悉的恩格斯对巴尔扎克创作的评价。恩格斯从经济学、统计学看问题,这就使文学与经济发生了关系;从阶级分析的角度谈到了巴尔扎克与传统贵族阶级和新兴资产阶级的态度,这就使文学与社会学发生了关系;又谈到巴尔扎克对法国风俗史的描绘,这就使文学与历史学发生了关系。可见,文学评论与文学研究,势必会不断地涉及到纯文学之外的各种学科——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然而,虽然恩格斯评论巴尔扎克的时候跨了学科,我们也决不能把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评论视为“比较文学”。再如,我国研究《红楼梦》的“红学”,王国维的研究角度是叔本华的悲剧哲学,俞平伯等“索隐派”用的是历史考据学的角度与方法,等人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现在更有很多人从宗教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与佛教、道教的关系,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之“梦”及人物的变态心理,从性学角度研究男女两性关系,从医学角度研究林黛玉等人的病情和药方,从政治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与宫廷政治,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中的经济问题,从语言学角度使用计算机统计《红楼梦》中的用字用词规律。《红楼梦》的研究成果,绝大部分是“跨学科”的。然而,我们可以因为红学研究都跨了学科,就把“红学”划归到比较文学学科中来吗?当然不能!凡有一些文学研究经验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一旦提笔写文章,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跨学科”,“一不小心”就“跨了学科”。对文学研究来说,最容易“跨”的,是社会学、心理学、艺术学、哲学、宗教学、民俗学、历史学等。有很多文学研究的文章,仔细分析起来,就跨了许多的学科。前些年文学研究和评论界提倡的“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观照作品,其实质就是提倡用“跨学科”的广阔视野来研究文学现象,而不能一味胶着于某一学科的视角。可见,如果我们单从“跨学科”来看问题,则大部分文学评论、文学研究的论著和文章,特别是有一定深度的论著和文章,都是“跨学科”的,然而,我们能把这些文章都视为“比较文学”的成果吗?都视为比较文学研究吗?当然不能!文学研究,除了纯形式的文本研究(像当代英美有些“新批评”理论家所做的那 样,尽管纯粹的形式的、纯文本的研究极难做到“纯粹”)之外,即使纯粹的字句分析那也是跨学科的——从文学“跨”到了语言学,更不必说字句和形式之外的研究了。可见,“跨学科”是文学评论的文学研究中的共同途径和方法。文学与其它学科的这种“跨学科研究”,甚至形成了若干新的交叉学科,如“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文艺美学”、“文学史料学”等。但是,恐怕很少有人赞成把“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或“文艺美学”等看成是“比较文学”,尽管它们是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因此,我们在学科理论上必须明确: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必须是同时又是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的研究,那才是比较文学,才是我们所说的“超文学”的研究;单单“跨学科”不是比较文学。例如,在宗教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中,研究佛教与中国文学、基督教与中国文学、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是比较文学的研究,因为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对于中国来说,是外来的宗教,这样的跨学科研究同时也是跨文化的研究,属于比较文学研究;而关于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的研究,还有某一国家的政治与该国家的文学的关系研究,某一国家的内部战争与文学的关系研究等,都不是我们所说的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这种研究没有跨文化、跨国界、跨民族,这只是一般的跨学科研究,而不属于真正的比较文学研究。在这里,“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跨国界”应该是比较文学学科成立的必要的前提。换言之,有些“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属于比较文学——当这种研究是“跨语言、跨文化、跨国界”的时候;而另一些“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则不一定是比较文学——当这种研究没有“跨语言、跨文化、跨国界”的时候。总之,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是将某些国际性、世界性的社会事件、历史现象、文化思潮,如政治、经济、军事(战争)、宗教哲学思想等,作为研究文学的角度、切入点或参照系,来研究某一民族、某一国家的文学与外来文化的关系。这里应该特别强调的是与文学相关的有关社会文化现象或学科领域的“国际性”。 可见,我们不使用“跨学科”或“科际整合”这样的概念,而是使用“超文学”这一新的概念,是表示不能苟同美国学派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尽管这种看法已经为不少人所接受。使用“超文学”这一概念,有助于对漫无边际的“跨学科”而导致的比较文学学科无所不包的膨胀和边界失控加以约束。它可以提醒人们:“跨学科研究”是所有科学研究中的共通的研究方法,也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因此,我们不能把“跨学科”研究等同于“比较文学”。 二、“超文学研究”的方法及适用范围 现有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教材和专著,绝大部分都在“跨学科研究”的专章中,列专节分别论述文学与其它艺术、文学与哲学、与历史学、与心理学、与宗教、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诚然,搞清这些学科之间的关系对于跨学科研究是必要的。但是,这些只是文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研究,是一般的跨学科研究的原理层面上的东西,还不是我们所指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方法,不是总体地描述文学与其它学科的一般关系,而是要在一定的范围内,从具体的问题出发,研究有关国际性、全球性、或世界性的政治事件和政治运动、经济形势、军事与战争、哲学与宗教思想等,与某一国家、某一地区、某一时代的文学、甚或全球文学的关系。“超文学”的研究,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在这个前提下建立自己的方法,确定自己的适用范围的。 同“跨学科”的研究相比,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方法的范围是有限定的,有条件的。与文学相对的被比较的另一方,必须是“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这是比较文学“超文学研究”得以成立的前提和基础。什么是“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呢?“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不同于所谓“学科”。“学科”本身是抽象的、人为划分的东西,“学科”是科学研究的范围与对象的圈定,而不是科学研究的对象与课题本身。而“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可以被划到某一学科内,但它存在于一定的时空中,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东西。例如,对文学影响甚大的弗洛伊德主义,可以划归“心理学”或“哲学”学科,但弗洛伊德主义作为“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又不等于“心理学学科”或“哲学学科”;“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我们所说的与文学关系密切的“国际性事件”之一,可以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划到“军事”学科,但它显然不等于“军事”学科。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所涉及到的正是这种具体的“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它们不是被圈定的学科,而是在一定的时空内有传播力、有影响力的国际性的思潮与事件。这些思潮和事件大体包括政治思潮、经济形势、跨国战争、宗教信仰、哲学美学思潮等。在这样的界定中,自然科学作为一个学科与文学学科的关系,不在“超文学研究”方法的适用范围之内。而与自然科学有关的、具有传播力的国际性思潮,如唯科学主义思潮与文学的关系等,则属于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范围。 例如,在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研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所谓“红色三十年代”的共产主义政治思想对欧美文学、对亚洲文学乃至整个世界文学的影响。那时,以共产主义为理想的左翼政治思潮,极大地改变了那个时代世纪文学的面貌,而且,左翼政治思潮从欧洲、俄苏发源,迅速地波及了包括日本、朝鲜、中国、印度、土耳其等在内的亚洲国家,并影响到文学,形成了文学史上所说的颇具声势的“无产阶级文学”。同样的,六十至七十年代中国的“”运动,不仅对国际政治本身产生了影响,而且对于不少国家的文学也产生了影响。在美国、在英法等欧洲国家,在日本,甚至在黑人非洲的一些国家,都出现了呼应中国的“”的“文学作品”,出现了规模不等的青年人的“造反文学”,出现了歌颂的诗歌;相反地,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出现了反对中国“”的文学作品。另外,虽然有些政治事件并没有国际性的影响,但对比较文学而言也有价值。如,二十世纪后半期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出现了对党和国家领导人歌功颂德的文学,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具有深刻的相似性,很值得进行超文学的比较研究;在二十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的所谓“冷战”时期,在某些敌对国家出现了具有强烈冷战色彩的文学,如中国、朝鲜、越南、古巴等国家的“反美”文学,中国的七十年代大量出现的“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文学,作为政治与文学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都相当具有研究价值。但是,上述提到的这些课题,目前的研究均非常薄弱。在我国,艾晓明博士的博士论文《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1]是研究三十年代中国左翼文学与国际共产主义政治及国际左翼文学的不可多得的力作。而上述其它方面的研究,则基本是空白。 在国际经济形势与文学的“超文学”比较文学研究中,也存在着许多诱人的研究课题。例如,历史上的经济活动、商业活动对文学的影响,商人在文学的国际传播中的作用,如古代的“丝绸之路”是闻名的连接东西方重要的国际商业、经济通道,“丝绸之路”的经济活动对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对中东地区乃至古罗马帝国文学有何影响?是人们感兴趣的问题。而描述“丝绸之路”的各国文学作品,也非常值得加以收集整理和系统研究。在古代文学中,反映经济活动的作品有不少,如阿拉伯的故事集《一千零一夜》,大部分故事以商人为主角,以商业活动为题材,我国阿拉伯文学专家郅溥浩先生在其专著《神话与现实——〈一千零一夜〉论》[2]中,有一专节,从国际商贸的角度,对《辛伯达航海旅行的故事》做了独到的分析,并把它与中国的“三言二拍”中的有关作品做了比较,是经济与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成功的例子。日本 十七世纪的作家井原西鹤的作品中,有一类小说称为“町人物”,即经济小说,笔者曾在《井原西鹤市井文学初论》[3]中,以当时的东西方经济状况为大背景,对他的经济小说作了分析。到了现代社会,经济与文学的“联姻”现象越来越突出,例如法国十九世纪大作家巴尔扎克,被英国作家毛姆称为“认识日常生活中经济重要性的第一个作家”(毛姆《巴尔扎克及其〈高老头〉》);马克思也认为巴尔扎克在其作品中所提供的经济材料,比那些职业的经济学家?统计学家还要多。在现代世界中,经济的全球化对各国文学的影响,越来越成为全球化的文化现象。如1929年的那场世界经济危机就在中国文学中留下了印记,茅盾、叶圣陶、叶紫等在三十年代初写作的反映农村凋敝商人破产的作品,都以当时的世界经济危机作为大背景。九十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对亚洲各国、对我国的港台地区的文学,产生了一定影响。七十年代以来,在日本文学中产生了“经济小说”、企业商战文学这种类型,并影响到了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的文学。看来,商品经济与文学活动、文学作品的商品化等问题,已经成为比较文学“超学科”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文学与战争、与军事的关系,历来密不可分。古代世界文学的史诗,是以描写部族之间、民族之间的血腥战争为基本特征的。可以说,没有战争,就没有史诗,而这些战争往往是“跨民族”的、没有国界的战争。到了现代,除了一个国家的内战之外,所有大规模的战争都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或国际集团与国际集团之间的战争,因此,战争本身往往就是“跨国界”的人类行为,战争对文学的影响也往往是跨越国界的影响。从战争、军事的角度来研究文学现象,很多情况下就是揭示战争与文学关系的“超文学研究”。特别是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两次空前规模的世界大战,对作家的文学创作所产生的刺激是空前的。可以说,两次世界大战导致了二十世纪“战争文学”的繁荣。要深入研究以世界大战为背景、为题材、为主题的“战争文学”,就必须立足于战争与文学的关系,在“战争”与“文学”之间,在不同的交战国之间,找到独特的契合点、交叉点和问题点。一方面,研究战争及战争史的学者,应该重视并充分利用“战争文学”这一不可替代的材料,重视战争文学所特有的对战争的形象、细致的描写,以补充战争史文献的缺欠和不足;另一方面,研究文学的学者,面对战争文学作品,不能只逗留在作家作品的审美分析、人物性格的分析、作品形式与技巧的分析等纯文学层面,而必须研究战争与作家的立场与观点,例如作家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思想,人道主义思想,抑或是作家的法西斯主义思想,作家的好战态度与反战态度;必须研究战争与作品的人物形象,战争与作品中的人性、战争与审美、战争与文学的价值判断等问题。但是,在目前的文学研究中乃至比较文学研究中,关于战争文学的“超文学”的研究,还很少见,还没有被展开。笔者的《“笔部队”与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4]一书,是战争与文学的“超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尝试;倪乐雄的专题论文集《战争与文化传统——对历史的另一种观察》[5]中的有关论文,如《武亦载道——兼谈儒文化与战争文学》?〈诗经〉与〈伊利亚特〉战争审美背景与特征之比较》等,从中外文化比较的开阔视野,成功地展开了中外战争文学的比较研究。但是,迄今为止的大多数研究战争文学的论文和著作,还都局限于“战争题材”本身,局限在国别文学内部。这种研究也有战争与文学的“跨学科”意识,但是,却往往没有把视野进一步扩大为跨国界的、跨文化的广度,因而它还只是一般的“跨学科”的研究,还不是真正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另一方面,将反法西斯主义文学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进行总体的比较的研究,就很切合战争与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途径;同样,对日本、德国、意大利等国的法西斯主义文学的研究,也必须具有跨国界的世界文学的总体眼光。对中国的抗日文学的研究,仅仅站在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内部还不够,还必须有自觉的中日文化的比较意识,必须将中国的抗日文学与日本侵华文学置于一个特定的范围,进行必要的对比,研究才可能深入。 宗教是最具有国际传播性的一种文化现象。文学与国际性的宗教的“超文学”的研究,其目的在于揭示宗教与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彼此共生的关系。这种研究有两个基本的立足点。其一,是在宗教中看文学,所谓“在宗教中看文学”,就是立足于宗教,去寻找和发现宗教如何借助文学,如何通过文学来宣道布教。其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宗教性的文学作品,亦简称“宗教文学”。如起源于印度、流传于亚洲广大地区的佛教文学,包括本生故事、佛传故事等;起源于犹太民族,而流传于全世界的圣经故事、圣经诗歌等。其二,是在文学中看宗教。所谓“在文学中看宗教”,就是立足于文学,看作家如何受到宗教的影响,作家如何借助宗教意象、宗教观念、宗教思维方式来构思作品、描写人物、表达情感和思想。这两种不同立足点的研究,目的都在于揭示外来的宗教文化如何影响和作用于文学。在以往的比较文学研究中,文学与外来宗教的比较研究受到了重视,涌现出了大批的成果。在我国,关于印度传来的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的研究,已经相当广泛和深入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就陆续有梁启超、鲁迅、胡适、陈寅恪、许地山、季羡林、赵国华、孙昌武、谭桂林等重要的研究家。他们的研究成果表明,佛教及佛教文学对于激发中国作家的想象力,对于志怪小说、神魔小说的形成,对于汉语声韵的发现及诗歌韵律的完善与定型,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佛经的翻译,对于大量印度民间故事传入中国,对于引进和丰富中国语言中的词汇、语法,对于文言文体的通俗化,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关于基督教与中国文学‘特别是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研究,近年来也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光这个课题的博士论文,就出版了五六种。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特别是与我国的回族和维吾尔族等西北部少数民族文学,也有深刻的联系。近来面世的马丽蓉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伊斯兰文化》[6]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具有开拓性。 哲学与文学的关系也特别的紧密。外来哲学思想对某一本土文学的影响和渗透,可以改变本土作家的世界观,可以影响作家对世界、对人生及文艺的认识角度与方法,从而使作家的创作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貌。在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的研究中,外来哲学思想与某一本土文学的关系,有大量的课题需要研究。如,在东亚文化区域中,中国的哲学思想曾影响到了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国。中国的老庄哲学的自然、无为的观念和儒家哲学中的忠孝观念等,对日本历代文学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国晚明时期的“实学派”的哲学思想影响到了朝鲜,使朝鲜产生了“实学派”文学。对阿拉伯文学造成很大影响的“苏菲主义”神秘哲学,受到了印度的吠檀多派哲学和欧洲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影响。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哲学思潮对东方文学的影响特别明显。如尼采的“权力意志”及“超人哲学”,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哲学等,在东方文学中,或引发了相关的文学思潮,或出现了相关的文学流派,或出现了表现相关哲学思想的作品,或促进了文学批评观念与方法的变革。应该说,二十世纪东方各国的先锋派的文学,无一不同西方的哲学思潮有关,换言之,外来哲学思潮是东方现代文学发展嬗变的重要的外部推动力之一。 看来,作为比较文学的基本方法之一,“超文学研究”在谨慎规定自身的同时,也可以在许多丰富的、有价值的研究领域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中韩近期比较文学研究 在东方比较文学领域中,中韩近代文学研究部分是一片“净土”,尤其是中韩近代新小说研究领域受到了长期的冷遇。虽然中韩新小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比较系统的研究着作。韩国文学专家赵杨的《中韩近代新小说比较研究》(以下简称《中韩新小说》)一书的问世,意味着填补了中韩近代文学研究方面的空缺。尤其对于中韩近代新小说研究而言,具有开垦意义。作者先从整体上把握了中韩新小说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比较分析了两国的具体的作品———勾勒出中韩两国新小说的发展轨迹,这是本书中的亮点。《中韩新小说》无疑为中韩近代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生长点。中韩近代时期的小说发生了“新”的变化,正如康有为说:“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1](P288)随着人们意识的开化,具有了“从乡下人到国人到世界人”[2](P1217)的眼光,逐渐形成了“世界”及“世界文学”意识。 中韩近代新小说的发展历程也是如此,我们清楚地看到中韩的小说观念、文体、叙事方式及新小说与传统小说的关系等方面都受了外国小说的影响,不仅如此,中韩两国近代新小说发展也有影响关系,又有各自新小说的特点,因此,本题具有一定可比性。全书有“中韩新小说的萌芽”、“中韩新小说的历程”、“中韩新小说观念和形成的变化”、“中韩新小说个性与共性的内外因素”、“承前启后的中韩新小说”共5章,着者借鉴了中韩两国文学研究成果及其研究角度,书中指出:“中国学者惯于在新小说中寻找现代小说的源头,而韩国学者喜欢挖掘新小说从传统中承继了什么,一个向前看,一个回头看,似乎在打通整个小说史的研究中都没能做到两者兼顾,这也是双方需要相互借鉴之处”。与此同时,着者还利用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方法,结合宏观比较文学的视角,揭示出了中韩两国的近代新小说的形成、发展及其思想上的特点、艺术上的特色等诸多问题。为我们清晰地整理、概括、分析出了中韩近代新小说历程足迹。《中韩新小说》对于新小说类型方面有新颖的见解,着者主要论述了政治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共三个方面。 《中韩新小说》的研究对象新小说这一小说形式大致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着者认为:“中国新小说开始于1902年《新小说》杂志创刊、止于五四小说兴起;韩国新小说起于1906年李人稙《血之泪》的发表、止于1917年李光洙的《无情》,时间上大体相当”。从上述时间来看,中韩两国的新小说“出现盛行退潮”只不过用了11年(韩国)、17年(中国)的时间,可以说,中韩新小说在近代文坛上是“昙花一现”式的。在这短短十几年间之所以出现新小说这一小说形式,是与中韩两国的近代小说观念变化有关,而其观念的变化来缘于两个原因:一个是外部因素的“冲击”,一个是小说自身发展的规律。外部因素中,以梁启超对韩国近代文学家的影响为甚。着者在第二、三章的部分章节做了详细的论述。例如:梁氏的《译印政治小说序》(1897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年)等一系列主张“小说界革命”的文章影响了韩国近代文人申采浩的《近今国文小说着者之注意》(1908年)、《小说家的趋势》(1907年)的小说观,和李海朝的《自由钟》(1908年)等作品———分别产生以下的小说观:“小说之国民之魂”、“小说是先导国民的精神”和“批判旧小说”等等。 他们都受到了梁氏的“小说界革命”的影响,注重和强调小说对民众的教化作用。虽然这些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忽视了文学作品该具有的“审美感”,但是,从近代小说观念变化的角度来看,这还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这与此后产生种种的“新小说”有着重要的联系。由此可见,带启蒙意识的政治小说,如:中国的《新中国未来记》《狮子吼》等对于韩国的《自由钟》《禽兽回忆录》等开了中韩新小说的先河作品具有一定的启迪,梁氏《新中国未来记》倒叙的手法对韩国新小说的影响也非常深远的,可见,中韩近代新文学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关联。接着,着者在《中韩新小说》第二章第二、三节中,对中韩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政治小说这一小说形式慢慢退出中韩近代文坛之后,新小说中的社会小说逐渐占了上风。众所周知,中韩两国的社会小说之所以有不同之处,是因为受到各自传统文学的影响。着者认为:“韩国的社会小说《鬼之声》《雉岳山》《鬓上雪》等也都反映了新教育、反迷信、两班贵族的没落等(社会现实),可以说融入了一些近代化的元素,洋溢着对旧道德、旧制度的批判,但仍然沿袭了一些惯用的传统小说主题,如妻妾争端、继母虐子等,围绕着家庭问题展开社会批判。 而中国以清末四大小说为代表的社会小说对《儒林外史》的借鉴则是非常明显的,都自觉、不自觉地把揭示某种社会弊端作为小说的创作中心,由种种社会问题直接构成情节矛盾,引领读者进一步认清面对的黑暗和无奈”。同样的,在中韩近代文坛上,稍晚出现在中韩的作为新小说的言情小说也具有了各自的特点。中韩两国的言情小说都对“婚姻爱情”自由恋爱等进行了新的探讨。但是,中国的言情小说常常是“郎才女貌”式的恋爱观的模式,而韩国的言情小说结局也没能摆脱“大团圆”的俗套。如上所述,通过两国的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澄清了各自的特点。如果将政治小说和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做比较的话,不难发现,后者大大强调了其“娱乐性”和“商业性”。鉴于此,着者有一段精辟的论述:“此时的小说观念价值取向是政治思想的启蒙宣传和社会问题的揭露,小说的审美需要和人物情节等的安排都是次要的。当制约小说观念的政治因素消弱之后,小说又回到它的本色中来,消遣娱乐功能得到了强调。这一时期的中韩新小说不再是单纯的政治附属品,小说家们开始注意小说自身独特的价值和艺术特征,追求形式的创新,两国小说从注重政治性转向注重艺术性。” 可想而知,新小说经历的种种历程,亦遵循着社会的发展规律,政治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粉墨登场。在强调真实历史地写作的时期,政治小说应韵而生,而在随后的发展中,社会及读者对于其观赏性、艺术性、生活性的作品呼声日涨,对于新小说的进步,言情小说的出现可谓是众望所归。从此,中韩新小说的主题慢慢与通俗性、娱乐性靠拢,这虽与有近代出版媒体商业性操作分不开,但不可否认,到了近代末期中韩新小说的“虚构性”、“娱乐性”、“商业性”都加快了他们的普及,随之越来越受广泛民众的青睐。新小说的这种发展趋势,无疑对“纯小说”发展有积极影响的。着者在解释了新小说的观念渐变之后,又谈论了新小说的文体渐变问题,着者通过中韩两国重要历史事件与其主旨相对的思想来比较晚清的“白话运动”和韩国近代的“彦文一致”运动。从而发现了其主旨的一致性:通过“革新的文体”让更多的平民百姓接受“新思想”,借用小说这一工具来启蒙思想乃至改良社会。中国的“半白半文”的文体和韩国的“韩汉混用体”都是“文体革新运动”的结果,虽然它们都不是在现在意义上的“白话文”和“纯韩文”,但是,废除科举考试后出现的“过渡期”文体可以看作是一种突破。《中韩新小说》另一个独特和新颖的分析是在“承前其后的中韩新小说”章节上。在本书的末尾处作者从整体上研究了中韩新小说的“旧”与“新”问题。中韩两国的新小说不约而同的重要作用是承前启后、衔接古今。[3]所谓的“旧”是在中韩两国新小说中的“传统的继承”部分,所谓的“新”意味着新小说开始走向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小说”的道路。 如上所述,从文学观念上看,中韩两国的新小说虽从批判“旧小说”开始,但仍然沿用传统文学观念中的“文以载道”思想,只不过所载道由“忠孝节义”改为“爱国之思”罢了。[4](P7)从文体方面看,在中国,林纾用“文言文”翻译外国小说,后来也流行“旧文体”骈文,而韩国新文学也由于受到传统文学的影响,往往在小说重要的起转关尽文辞铺排之能 事,韵文的色彩仍然比较浓厚。[3]在具体的创作方面,中国的新小说注入了西方的“新思想”、“新观念”,但是“作者长期浸其中的传统写法还是在不经意间流露了出来”[3]与中国新小说相比,韩国新小说的审美更趋于传统。当中国新小说、特别是言情小说已表现出自觉的悲剧意识时,韩国新小说仍保持了对‘大团圆’的偏爱。[3]另一方面,着者认为新小说的“新”(文学成就)成了后世文学的“养料”。对此,陈平原也认为:新小说是“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的起点”。中韩现代文学的大家鲁迅、李光洙等人也是其中的受益者之一,他们正因为汲取了新小说的“养料”才能创作出了一系列不朽之作。当然,用现代的审美观点评价中韩现代小说,恐怕不能打高分。但是,它(新小说)尽到了从古代到现代的“转型期”文学的责任,中韩近代新小说无疑推动了中韩各方面的小说的发展。虽然真正踏入“现代文学”时期之后,中韩小说开始“分道扬镳”,各自发展,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中韩近代新小说共同发展的足迹。 纵观全书,逻辑严谨,在宏观把握整体面貌的基础上,再微观细致地分析———中韩新小说重点观念、文体、新文学中的“旧文学”传统等问题。着者在新小说的核心问题上深刻而系统地揭示中韩两国新小说的“蕴涵”,理论概括性非常强,具有深刻的启发性,必将对中韩比较文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但是,相对而言,文中涉及到的当时的文学评论、批评文的小说理论比较少———尤其是韩国新小说的序、跋。虽然着者重点论述了李海朝和李人稙二人的“小说观”(韩国新小说的代表观点),不过,除了这两位作家的小说观之外,还有着名近代作家崔瓒植之父崔永年写的《序》(1907年),《后记》(1912年),《后记》(1912年),《后记》(1912年),《后记》(1913年),《后记》(1914年),《后记》(1915年)等文章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这也是我们日后在中韩新小说这一领域继续要做的功课。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创新 内容摘要:谢天振的《译介学导论》以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为研究本体,以文化意象传递、文学翻译中的误译、翻译文学史与文学翻译史为研究客体,标志着一门新型学科译介学的诞生。译介学以不对文本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极大地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学术视野,增加了翻译研究的对象,丰富了翻译研究的方法,成为学术创新与学科开拓的典范。 关键词:译介学 新型学科 谢天振 作者简介:贺爱军,宁波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苏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翻译学研究。方汉文,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化研究。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英美海洋文学与人类核心价值观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编号:09YJC751076]成果。 1993年,苏珊·巴斯内特又提出了“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这一论断。她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气数已尽,女性研究、后殖民理论和文化研究已经从整体上改变了文学研究的面貌。从现在起,我们应当把翻译学视为一门主导学科,比较文学只不过是它下面的一个有价值的研究领域而已”(Bassnett 161)。他们最早倡导“翻译学的文化转向”和“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然而怎么转,转向后这一学科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区别何在?这一新兴学科的理论基础又是什么?研究的客体、研究方法是什么? 《译介学导论》是北京大学推出的“21世纪比较文学系列教材”中的一部,被纳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在译介学的本体研究方面,作者是从译介学的定义以及译介学与传统翻译理论的区别性特征切入的。自从英国比较文学家苏珊·巴斯内特提出比较文学应该成为翻译学下面的一个子学科以后,在比较文学界和翻译界中引起了学科概念之间的混淆,造成了学术理路的混乱。基于此种考虑,作者论述了译介学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区别,以及译介学给翻译研究带来的新视野和新领域。“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的媒介学的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其实质不是一种语言研究,而是一种文学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不参与评论其翻译质量的优劣,它关心的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展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谢天振10)。它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在研究角度、研究重点、研究目的方面不尽相同。它是一门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以文化意象和翻译文学为其研究对象,吸收了解释学、结构主义、多元系统论等文化理论的比较文学研究。 “创造性叛逆”构成了译介学本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埃斯皮卡指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137)。创造性叛逆是译介学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本体,“翻译文学不同于外国文学”“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译作具有独立价值”等命题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该书作者认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性质“使一件作品在一个新的语言、民族、社会、历史环境里获得了新的生命”。而“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在多数情况下就是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谢天振72)。 在译介学的客体研究方面,作者首先探究了“文化意象的传递与文学翻译中的误译”。“文化意象的传递,实际上反映的是不同民族文化在翻译中如何碰撞、转换、交流、接受的问题”(谢天振96)。“误译可以分为无意误译和有意误译两种”(谢天振111),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尤其是误译,“因为在有意误译里译语文化与原语文化表现出一种更为紧张的对峙,而译者则把他的翻译活动推向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为了迎合本民族的文化心态,大幅度地改变原文的语言表达方式:文学形象、文学意境等等;要么为了强行引入异族文化模式,置本民族的审美趣味的接受可能性于不顾,从而故意用不等值的语言手段进行翻译”(谢天振117)。 译介学客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是翻译文学史。长期以来,学界对翻译文学的性质和归属聚讼不已,争论不下。有些学者认为翻译文学属于外国文学,对相反的观点提出了质疑:“难道英国的戏剧、法国的小说、希腊的拟曲、日本的俳句,一经中国人(或外国人)之手译成汉文,就加入了中国国籍,成了‘中国文学’”(王树荣12)?“没有一部文学史会把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说成是本国文学作品”(施志元28)。文学翻译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形式。与原作相比,作为文学作品的一种存在形式的译作,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它可以介绍、传播和普及原作;它可以帮助作者认识原作的价值;也可以帮助源语国的读者重新发现被忽略作品的价值。翻译文学不能等同于外国文学,其原因在于:第一,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决定了原文与译文之间必然存在差距,从而决定了译作不可能等同于原作。翻译文学是民族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翻译家和作家一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深入认识作品中所要表现的时代、环境和文化背景,也要体验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方式,然后用最恰当的语言形式把这一切表现出来。第二,从写作的语言和作品的接受者来看,译者使用语言翻译与民族文学家使用的语言创作面临大致相同的问题,译作和原作一样,都要面临读者的检验。第三,翻译文学不仅与民族文学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和影响,有时候它的作用和影响甚至还大大超过了民族文学的作品。对翻译文学性质和归属的厘清,意义重大,它为翻译文学这个“弃儿”找到了家园,也为文学翻译研究开拓了一片巨大而又相对独立的研究空间,并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了国别文学史的书写。 该书是作者在大量调研,深入思考的基础上的智慧结晶。全书纲目清晰、新意迭出、语言畅达淋漓、论述通透可见。学科学认为凡是一种系统的知识所研究的对象与其它知识系统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任务并能据此产生与完成任务相适应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这样的知识体系就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译介学以“文化意象”、“文学翻译史”、和“翻译文学史”为研究对象,以探究不同文化之间彼此影响、相互作用为研究任务,并且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对译本不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具备了独立学科初步形态。全书既有理论高度,又有丰富的实例,把翻译文学作为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对象进行分析和评述,从而揭开了从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角度研究翻译的一个窗口,开拓了国内翻译研究的新领域,也为探究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该书把翻译文学定位于民族文学的范畴,这种合理定位刷新了民族文学史的书写,为民族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王元化比较文学研究 一、“饱含着东方人的智慧卓见” 学者王元化也被推重为“时代的思者”①。虽然作为学者或思想者,王元化都难以完全纳入“比较文学”论域,后者却可能是感触前者独特风貌的一个有效视角,而前者也可能为后者提示“中国气派”的启示。就王元化学术方面而言,一位前辈文艺学者将之梳理概括为八个方面后写道:“20世纪上半叶,中国出了不少学术大师,如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鲁迅、胡适、郭沫若等”。而及至21世纪,“王元化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的意义和价值,似乎还不曾被更多的人所认识和揭示”②。在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比较文学”学科领域中,着名法国文学研究者钱林森《缅怀远去的智者———王元化先生与〈跨文化对话〉二三事》中写道:“国际双语论丛《跨文化对话》自1998年创刊至今,已迈过10年历程了。……不久前离世的王元化先生,他为《跨文化对话》留下的思考和文字,更值得我们珍惜、怀念”③。王元化被推重为“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开拓者的代表作是1979年出版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该书在全国首届(1979~1989)比较文学图书评奖活动中获“荣誉奖”④。学者赵毅衡当年评论:“一九七九年或许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进入‘自觉期’的一年:钱钟书《旧文四篇》、《管锥篇》前四卷、杨绛《春泥集》、范存忠《英国文学语言论文集》、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这些解放后出版物中中西比较文学内容最集中的书籍,都出现于一九七九年。”①季羡林先生在更早的1981年写道:“应该把中国文艺理论同欧洲的文艺理论比较一下,进行深入的探讨,一定能把中国文艺理论的许多术语用明确的科学语言表达出来。 做到这一点真是功德无量。你在这方面着了先鞭。”②王元化另一部代表作《思辨随笔》于1995年获第二届中国国家图书奖。着名翻译家萧乾先生在《〈思辨随笔〉不可不读》中写道:“这里论述的真是从中至外,从古至今:从孔子、刘勰到鲁迅、胡适,从莎士比亚到普希金,没有冗长引句,更不见老生常谈,全是作者的思绪和心得。他对莎剧有些评论如译出来传到国外,估计必会赢得西方莎学家们的赞赏,因为其中饱含着东方人的智慧卓见。”③如果说萧乾评语中对“东方人智慧”的强调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界是先着一鞭,那么其所思所见与王元化本人同时期关于中西文化比较的主导思想之强调是不谋而合:研究中国文化,不可避免地需要以西学作为比较的参照系,但又不可以西学为主体,用中国文化去比附。恕我再一次借用正在受人指摘的余英时的直率说法:“今天的文化危机特别表现在知识分子的浮躁心理上,仰慕西方而不知西方文化的底蕴,憎恨传统文化又不知传统文化为何物。”④并非偶然的是,十年后日本学者将《思辨随笔》作为《王元化着作集》之一而完整译介⑤。《思辨随笔》于2004年增补修订为《思辨录》⑥。有的高校教师开始将之作为“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入学时必读的教科书”⑦。最近一位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年轻学者在《王元化〈思辨录〉的方法论意义》专题论文中提出:“《思辨录》体大思精虑全、圆融中外古今,对其展开全面研究是一门大学问。”⑧笔者初步考察统计,《思辨录》全书出现的外国作家与文学人物姓名不下三百之数。如果以外国文学作为“比较文学”参照系,则该书内涵之丰富也可见一斑。 王元化学术中的“比较文学”因素还可追溯到其历年乃至早期着述中。例如文艺评论集《向着真实》初版于1952年,其中所及的外国文学家不仅有契诃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罗曼?罗兰、果戈理、卓别林,还包括法国作家左拉、美国作家考德威尔、捷克作家伏契克,以及委内瑞拉诗人等。该书再版后记回顾道:“我写下了对自己所喜爱的某些作家的一些感受。其中有些看法现在虽然已有所变化,但对于这些引导我认识生活和怎样对待文学事业的先驱,我始终怀着青年时代的崇敬心情。今天重读这些文字,我的心中仍激起当年的感情波澜。”⑨一位年长学者回忆八十年代末读到《向着真实》与《文心雕龙创作论》二书时的心情:“那时,我在一些前辈鼓励下,正起步于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并开始招收比较文学方向的研究生。相遇王先生这两部着作,对我而言,真是不期而遇的‘机缘’。《向着真实》这部处处充满真知灼见的评论文集中,最引起我注意和兴趣、且对我产生影响的,是他评论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两篇文章,先生对罗兰作品认识独到,见解高远,我不仅在自己的论作中加以征引,也在对研究生授课中多次介绍过。”①王元化青年时代最初论文是1939年发表的《鲁迅与尼采》。他晚年自述该文“受到了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其中有“机械论的痕迹”②。然而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想史叙事中,迄今它依然不失为“三十年代关于鲁迅的最有分量的论文之一”③。《鲁迅与尼采》的标题与今天“比较文学”研究的通常模式相契。该文作为王元化最初发表而产生影响的论文,意味着其学术生涯中的某种潜在基质。如果说这种基质与后来引进的“比较文学”研究视阈和方法不谋而合,那么王元化自1939年迄至去世的2008年,在近七十年中先后出版的四十余种着述中,都可能包含“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独特因素和资源。 二、“比较文学方法”与“综合研究法” 原初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基于两个要素:一为文学对象,二为外文研译。前者是比较文学的特定对象,后者是赖以成立的前提。就此而言,王元化学术至少包含若干原初意义的“比较文学”因素。例如他的莎士比亚研究包括对西方莎剧论文的译介。他的《文心雕龙》研究,前期成果之一是对西方“文学风格”代表性论文的译介,后者成书为《文学风格论》④。此外,王元化还与父亲王维周教授合译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⑤。然而在中国语境中,比较文学研究通常也以中译本为对象。即便在这一场合,研究者是否自觉意识到外文原文与中文译文之间可能存在意味差异乃至歧义,这无疑会影响到他所作判断和所下结论是否中肯合理。这种差异乃至歧义尤其表现在一些专门术语上。因此,至少就中外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而言,对中外术语意味之差异的清醒认识,以及基于 这种认识的追溯考辨斟酌等,理应是研究者的必要条件和基本素质。王元化学术中的“比较文学”因素也蕴含于他对汉译西方着作的研读和阐释中。这方面他所提供的启示之一是,对于西方着作中的一些关键性理论术语,必须结合外文语源和语境而尽可能充分辨析、追溯和考量。例如他的《读黑格尔》中多处研讨了黑格尔术语的中译问题。诸如:“情志”、“情致”、“情欲”三者相对于黑格尔原着中古希腊词“”何者更为恰当;“知性”较之于旧译“悟性”或“理解力”为什么更能妥切传达德文原着“Verstand”之旨;“总念”、“概念”之于德文“Begriff”的孰所优劣;中国古典美学“气韵生动”、“生气灌注”与黑格尔美学“beseelt”的汉译关系;被英译为“sense”(感觉)的德文“sinn”是否可以译为“艺术敏感”;为什么应该用“宁静”来替代中文旧译的“静穆”,等等⑥。这里我们以《读黑格尔》用“情志”翻译“”的一例观之。 后者在黑格尔德文原着中就是一个源于古希腊的外来词,并且黑格尔本人认为它在德文中很难找到确切译词。而据《读黑格尔》对“”词的考察:它在英文中译作“Pathos”(意为悲哀,哀愁,动情力,悲怆性等),在拉丁语中译作“Qual”(意指本原的痛苦),在恩格斯着作中被解释为“苦闷”,在中文旧译中转成“情致绵绵”。这些译词相互歧异,究竟如何汉译为恰?王元化考辨的结论是:“”这个词不仅涉及情感方面,也潜在“志”的意蕴,它指谓的是一种“合理的情绪方面的力量”;中文旧译“情致绵绵”未能传达该词的“志”意,英译“Pathos”(悲怆情感)也遗漏了该词的伦理意味①。这个例子至少表明,王元化对黑格尔术语的把握是经过多方考究和反复斟酌的。一方面,其结合黑格尔理论体系背景而辨析的方法是超出了一般语言翻译家的关注所及;另一方面,其对该词语源的尽可能追根溯源,亦足为重思想而轻学术的年轻后辈有所借鉴。就外来的“比较文学”方法而言,通常认为主要有“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两种。而这两种方法在王元化着述中多处可见。这里仅就平行研究方面管窥一斑:在我读过的剧作中,我把具有这种特点的剧本称作是“散文性戏剧”,将它与“传奇性戏剧”相区别。……我对散文性戏剧和传奇性戏剧所作的比较说明,在我过去所写的文字中曾留下了痕迹。②王元化以“散文性戏剧”与“传奇性戏剧”来概括契诃夫与莎士比亚作品的不同特点,这显然可纳入“平行比较”。据考察,我国建国初戏剧界关于戏剧结构的分类,有开放式、闭锁式、人物展览式的三类型说;至上世纪80年代有纯戏剧式、史诗式、散文式、诗式、电影式的五类型说,其中将莎士比亚戏剧作为史诗式结构的典型,契诃夫戏剧作为散文式结构的典型;同期又有论者以“非戏剧化倾向”来指谓契诃夫戏剧的特征。 由此回瞻,王元化五十年代对契诃夫戏剧与莎士比亚戏剧之异同的概括至少可谓先着一鞭③。比较文学界通常所谓“平行研究”主要限于将A与B两个不同国别的文学对象加以比较(例如阿Q与唐?吉诃德之比较)。这一方法无疑来自国外。相对于此,王元化的方法另有其独特之处:即比较的对象常常不限于A与B,而是A、B、C乃至更多。例如在被评赞为中国比较文学“开拓”之着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中,比较所及的外国文论包括马克思、黑格尔、歌德、威克纳格、契诃夫、别林斯基等;其所涉国别则包括德国、英国、法国与俄罗斯等。这种比较显然超出了通常以两个国别文学为对象的“平行比较”模式。这种不拘常套的“平行研究”在王元化着述中多处可见,下面是另一例:《雷雨》充满浓重的传奇色彩,《北京人》只是生活的散文:平凡、朴素,好比一幅水墨画,……我不想判断传奇的悲剧好,还是散文的悲剧好。莎士比亚式的悲剧我喜欢,契诃夫式的悲剧我也喜欢。不过,传奇的悲剧容易渲染过分,以致往往有失真之弊。雨果的《钟楼怪人》是伟大的作品,可是我个人的口味更喜欢史坦培克在《人鼠之间》中所写的莱尼。这是一个力大、粗鲁、丑陋的壮汉,在粗糙的灵魂中同样充满了人性和柔情。他更平凡,也更使我觉得亲切。以上这些就是我当时的看法,其中许多观点,我至今未变。但是任何一种正确观点,如果固执地推到极端,作为审美标准的极致,就会产生片面化,从而使自己的眼界狭窄起来。……前人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话,确实是有道理的。④其中比较所及对象除了莎士比亚与契诃夫外,还包括曹禺的《雷雨》、《北京人》,雨果的《钟楼怪人》、史坦培克的《人鼠之间》。 英文中,两个对象之间的比较与三个以上对象之间的比较,在语言表述上需要分别使用不同的介词,即“between”与“among”。其差异表述如下:(1)totelldeferencebetweenAandB.(比较A与B两个对象的差异)toshowsimilaritybetweenAandB.(比较A与B两个对象的相通)(2)totelldeferenceamongA,B,C.(比较A、B、C三个对象的差异)toshowsimilarityamongA,B,C.(比较A、B、C三个的对象相通)如果将上述两种比较分别称为“between型”与“among型”,则王元化着述中的“平行比较”方法,如上所见是两者皆有,而构成其独特之处的则是“among型”①。这种独特的“平行比较”并非出于纯方法的创意,而是与王元化探究的问题有着潜在逻辑关联。就上举《文心雕龙创作论》而言,其目标是要探寻文艺创作规律;而“规律”是普遍的,因而必需尽可能广泛地比照中外文论而分析概括揭示之。该书所及诸多对象和国别的中外文论正是缘此而被纳入比较视阈。至于王元化当年之所以要探究“文艺规律”,不仅因为“在文艺领域内,长期忽视艺术性的探讨,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也是由于“那时候人们似乎丧失了理智,以为单单依靠意志,就可以排山倒海”②。值得注意的还在于,八十年代中国背景中的“比较文学”是一门方兴未艾的显学,然而当《文心雕龙创作论》在八十年代末获全国首届比较文学图书“荣誉奖”后,王元化却公开承认:“老实说,我对比较文学没有研究。在撰写本书时,我也没有想到采取比较文学的方法(例如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方法等)”。他回顾当初首先想到并尝试的是“综合研究法”,其具体途径则是“三个结合”:即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史哲结合。他还特别强调其中“古今结合”一端尤其受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方法论的“极大启发”③。由此约略可见,王元化“比较文学”方法之独特的原因,不仅与其所研究问题是有逻辑关联,也不仅是基于中国特定时代和语境中的重大问题,而且在方法论本身的思想资源方面,也包含着其独立思考探索的结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王元化“比较文学”方法之独特,同时也表征了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的某种“中国特色”。 三、独特风貌与思想关怀 王元化“比较文学”研究的另一显着特色在于贯穿始终的思想关怀。仅以他本人所说生涯中“三次反思”为焦点稍作考察可见,其思想轨迹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谓是进入和不断深入“比较文学”研究的历程。第一次反思发生在抗战时期的一九四年前后:那时我入党不久,受到了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在四十年代读名着的诱发下,很快就识别了自己身上那种为了要显得激进所形成的左的教条倾向。还要补充说,当时一些朋友,特别是满涛,对我这次反思起过很大作用。④这次“反思”对象包括苏联文艺理论、日共藏原惟人艺术观等。这意味着反思主要涉及当时新进的外来文艺思想之偏颇。而据以反思的资源包括“读名着”(主要是读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与满涛(《别林斯基论文学》翻译者)的影响。这又表明他的反思是以某种外来文学来比照另一种外来文学。换言之,贯穿这次反思之思路的是将两种不同类型的外国文艺思想进行比较。该时期王元化读得最多的是契诃夫文学:“一九三八年我认识了满涛。他从俄文译出了契诃夫《樱桃园》,……读了《樱桃园》,我马上再去找契诃夫的其他剧本。”契诃夫吸引王元化的首先是“情节上都平淡无奇”,“但是契诃夫把这些平凡的生括写得像抒情诗一样美丽”;王元化从中领悟到的是“柔和的、含蓄的,更富于人性和人道意蕴的”魅力①。这种魅力与他原先所接受的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即“为了要显得激进所形成的左的教条倾向”是迥然别趣。 这次反思的标志性成果是数年后发表的小说《舅爷爷》。据王元化当年一位学生后来回忆,《舅爷爷》发表后,时任上海地下党文委委员的作者曾遭到老文委 书记的指责:“为什么写童年时代的东西?为什么不为政治服务?”②可见该小说与当时另一种文艺观有所抵牾。而当年另一位地下党文委长者却赞扬作者“真的脱胎换骨了”;王元化从此也成为“满涛所喜爱的契诃夫作品的爱好者”③。《舅爷爷》的主人公有种种缺陷,例如喜欢赌钱喝酒,被大人们看不起,受小孩们嘲笑,妻子谩骂也不敢回嘴。但是惟独他,在涨大水时不顾危险跳入急流去救溺水小狗;惟独他,在童年“我”发烧昏睡时整夜不合眼看护;惟独他,在赌博赢钱后高兴得带“我”去看戏。小说叙事主人公说:“舅爷爷使我觉得这个世界是这样温暖、光明和可爱!”这个“舅爷爷”既不是英雄人物,也难以用善恶分明的阶级论方法归类,但是该形象蕴涵着对契诃夫文学“富于人性和人道意蕴”之魅力的认同却是显然④。就该小说在当时所触及和反思的问题而言,也是当年中国历史语境中的文艺观焦点所在。第二次反思发生于一九五五年因受胡风案牵连而被隔离审查的时期。其间王元化所读书目首先是、列宁、斯大林、苏联哲学、马恩着作等,几乎囊括了当时“马克思”系列的所有着作家:当这一切进行完毕,我把我的全部攻读集中在三位大家身上: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黑格尔《小逻辑》、《莎士比亚戏剧集》。有关前两种,我写了数十本笔记。其中《资本论》是马克思最主要经典,黑格尔是马克思思想主要来源之一,莎士比亚戏剧则是马克思着作中引用文学典故最多的对象。 因此可以说,读这三位大家的过程,某种程度也是“比较研究”的过程。这里我们仅观其读莎士比亚方面。中国最早翻译莎士比亚者梁实秋的《丹麦王子汉姆莱脱之悲剧》于193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王元化在1938年读过该书;至六十年代初,他先后写过论哈姆莱特、奥瑟罗、李尔王、麦克佩斯的四篇论文,编集为近十万字的《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手稿(“”中迫于情势而烧毁了)。然而当时王元化对莎剧的魅力并不十分推重。他自述原因之一是受“五四”流行观念的影响。当年文学思想多重功用,更关注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如胡适),以及弱小民族的文学等(如鲁迅)。另一原因是“对于三四百年前的古老艺术觉得有些格格不入”。因此,当年偏爱契诃夫的王元化与夫人张可(莎剧汉译者之一孙大雨先生的学生)之间,在艺术观念上形成有趣比照:那时我常和张可谈论这个问题。她并不赞同我的意见。她不善于言谈,也不喜欢争辩,只是微笑着摇摇头,说莎士比亚不比契诃夫逊色。当时我们谁也没有说服谁。⑤王元化对莎士比亚真正产生爱好是在五十年代下半叶的隔离时期。其时“无论在价值观念或伦理观念方面,我都需要重新去认识,有一些更需要完全翻转过来”。在这样的困厄中,王元化重读奥瑟罗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奥瑟罗的绝望这样震撼人心;因为他由于理想的幻灭而失去了灵魂的归宿。伟大人文学者笔下的这个摩尔人,他的激情像浩瀚的海洋般壮阔,一下子把我吞没。我再也不去计较莎剧的古老的表达方式……如果说西方莎学研究中鲜有把奥塞罗悲剧原因解读为“失去理想”,那么王元化的所感所悟可谓中国新论。 这个新论缘何产生?王元化自我分析道:我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是理想主义。尽管不少人后来宣称向理想主义告别,但毕竟不能超越从小就已渗透在血液中,成为生存命脉的思想根源。……这种对于奥瑟罗失去理想的共鸣,终于改变我对莎剧的看法,引导我重新进入他的艺术世界。仅此可见,王元化读莎士比亚的新认识,不仅缘起于他所遭遇的中国语境中的政治磨难,而且相当程度上表征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这样的莎士比亚观,意味的应该不仅是艺术趣味方面的新见解。第三次反思主要见于《九十年代反思录》,作者称之为自己“最好的思想劳作”①。然而以现在“学科”观念视之则该书大都超乎“文学”范围,下面且举数段与文学关系比较直接者(标题为笔者所加)。1、汉译西方名着的“奇迹”(五十年代末)我在书店看到北京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不少汉译西方名着,这些书的质量远远驾凌在过去商务印书馆出的同类书的水平之上,只要将同一原着的前后不同译本作一比较,就可以立判高下。解放后形成了一支优良的翻译队伍,他们工作认真负责,在掌握母语和外语的能力上,在专业知识的修养上,都属上乘,不仅超迈前人,而且(恕我遗憾地说)也是现今许多译者不可企及的。……这些译着的出版似乎是个奇迹。(第286页)2、“至今仍在沿袭那套陈词滥调”情志既非思想又非感情,同时既有思想的某种性质又有感情的某种性质。一般文学教程从来没有像这样来探讨问题。黑格尔的情志说不仅发人所未发,而且将艺术作品中表现思想感情的问题置于更深入更合理的地位上加以解决。遗憾的是在黑格尔提出情志说后,很少有人重视这一说法。我们的文学教科书至今仍在沿袭那套文学既表现感情又表现思想的陈词滥调。(第231页)3、“一些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我要和朋友们一起讨论的不仅是理论,还有一些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特别是狄更斯的《双城记》、罗曼?罗兰的法国革命悲剧系列:《七月十四日》、《丹东之死》、《群狼》、《爱与死的搏斗》等等。这些书我在青少年时期读过,但近来它们给予了我过去未曾领受到的一些新意蕴。(第108页)王元化(1920-2008)生涯中的“三次反思”先后发生于中国现代史以来的三个三十年。依次为:1、“五四”初期至新中国成立(1920-1949),反思“左的教条倾向”;2、建国至改革开放(1949-1978),反思“极左思潮”;3、改革开放至新世纪初期(1978-2008),反思的是范围更广的“激进主义”与世界蔓延的“物质主义”②。在这个意义上,王元化的思想历程具有持久的连续性、现实的针对性和时代的标志性。从而,王元化“比较文学”独特风貌的底蕴,与中国现代思想史并非无关。 四、推重“王国维读《资本论》”的启示 二十多年前获首届中国比较文学“荣誉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迄今依然有一个鲜为学界注意的特点。这就是同时推重王国维学术与马克思《资本论》。该书对王国维学术的推重至少有四方面表征:(1)引鉴王国维的文字考证成果,并称颂其“义据甚明,可为胜解”;(2)评赞其文艺美学观点,并结合古典美学而阐发其文论史上的现代新意;(3)运用其首倡的地下文物与地上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并率先得出相关新结论;(4)称颂其为在近现代学术方法史上“开拓新境界”的首要代表,并循此方向而继续努力①。就推重《资本论》方面而言,《文心雕龙创作论》初版后记写道:“从我开始写作本书的那天起,我就以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的最后一段话作为鞭策自己的良箴”。据笔者对该书各章考察所见,其中直接引鉴后者之处计数16条。《文心雕龙》与《资本论》两部经典,年代上有古今之隔,文字上有中外之别,内容上更有文艺学与政治经济学的截然异域之归类。缘此之故,虽然二书传播历史长久,研究文献积厚,而迄今罕见相互关联而切实研讨的文字。王元化的《文心雕龙》研究是唯一特例②。王国维曾长期被视为顽固反动,或落后守旧、冬烘迂腐的代表;王国维与《资本论》之关系通常还被认为风马牛无涉乃至对立。然而以今日中国学界通识观之,王国维已然堪称中国传统学术价值的守护人和维新者;《资本论》的作者则已被西方知识界推为“千年第一伟人”。由此可见,早在六十年代《文心雕龙创作论》手稿中就同时推重王国维与《资本论》的王元化,在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可谓先着一鞭。 2007年王元化在新编《王国维全集》序言中③,引录了王国维写于上世纪初的如下一段话: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谓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国学丛刊序》)这段话的意义在今天无疑不限于比较文学界。马克思《资本论》研究目标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隐蔽规律”,以打破资本主义永世长存的幻想;王元化研究《文心雕龙》的最初目标是揭示“文艺规律”,以破除教条主义文艺观的迷妄。《资本论》分析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文心雕龙创作论》最初是深切感应中国语境中 文艺与政治的时代性问题。《资本论》在当时欧洲政治经济学领域属于异端;《文心雕龙创作论》与当初中国文艺潮流迥异。马克思是在类似“下地狱”和“坟墓边徘徊”的艰难条件下从事研究;王元化最初撰写该书是在沦为“政治贱民”的六十年代。马克思以毕生精力从事《资本论》研究;王元化研究《文心雕龙》经历了三十年以上的“漫长历程”④。如果说马克思学说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标志性特征之一,那么王元化在研究《文心雕龙》的同时借鉴《资本论》,当亦可谓是“中国化”的“比较文学”研究之开拓者。王元化晚年写有《王国维读〈资本论〉》专文。笔者循此考查发现,王国维读《资本论》时间是在1902-1907年之间,比通常认为中国最早读《资本论》的学者早了近十年(是在1914年留学日本后开始研读《资本论》)。因而前者可能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早接触《资本论》的学者之一①。 然而《王国维全集》始终未见谈论《资本论》的文字。这意味着王国维与《资本论》之间存在隔阂。就此而言,王元化率先同时推重王国维与《资本论》,倡导的是一种打通隔阂,继往开来的新思路。王元化在《王国维读〈资本论〉》中感叹:“那时的学人阅读面极广,反而是后来的学人,各有所专,阅读也就偏于一隅,知今者多不知古,知中者多不知外。于是由‘通才’一变而为鲁迅所谓的‘专家者多悖’了。”②如果说这番感慨连同王元化“比较文学”的独特风貌,启示了一种“思通博雅”的人文境界③,那么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文学”具有走近这一境界的相对优越性,而后者也可能为前者提示并丰富“中国气派”的内涵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技巧 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相遇并存。多元共生、相互对话、相互交融的文化多元主义时代对我们的语文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文化组成部分的语文教学需要一个更为广阔与充满活力的、跨文化的“世界文学”视野。同时,许多语文教材不同程度所体现出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框架和思维特质存在着某种内在的需求,有着较大的比较空间。再者,就是教学对象的自发需求。通过培养比较文学意识,引导学生用比较思维去观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怀去创造和感悟生活。尽管现有体制下的语文课程一定程度融会了比较思维,如有的版本教材在单元的组合上已经显示出学科整合的倾向,但缺乏系统的理论提升和更大范畴的比较文学视野。鉴于此,将语文教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在语文课程中开拓比较文学视野,对于改进语文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比较文学的定义及其主要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是一门兴起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独立学科,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文明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以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 (一)影响研究法 影响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传统的研究方法之一,由法国学派所提倡。其目的在于考察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之间互相接触、渗透和影响的“实际联系”。注重材料,讲求考据,实证法是其核心操作手段。它综合运用流传学、渊源学和媒介学方法,从影响的放送、接受、传播途径这三个方面来进行研究。影响研究的具体对象包括题材、主题、文类、形象、风格、技巧等文学因素。影响的类型分为正影响、负影响、反影响、回返影响、虚假影响、超越影响。 (二)平行研究法 由美国学派提出的平行研究法是对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的比较研究,主要包括对作家、文体、主题、题材、情节、人物、风格、艺术手法、思潮流派的类比或对比研究。求同变异,经由对于精神契合的探寻和对于异质元素的离析,总结出文学发展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为沟通寻找平台,达到互证、互识。 (三)跨学科研究法 跨学科研究法又称“科际整合”(interdisciplinary)或“超文学学科研究”(extraliterary study),是对文学与其他学科相互关系的研究,旨在揭示在人类文化体系中不同知识形态的共通性,彰显文学之独特性,把握文学的内在规律。它包括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文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及其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主要研究方法是:(1)移植理论,即运用其他学科理论或艺术理论来阐释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2)平行比较,即研究文学作品与其他艺术作品在结构因素、创作规律和审美价值等方面的异同;(3)追溯影响,考证事实,探讨文学与科学、文学与艺术间的孕育、融合、影响等关系。 (四)跨文明研究法 跨文明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它运用生成于一文明中的文学观念或其他学科知识来阐释、研究生成于另一文明中的文学作品;也可以同时存在于多个文明之间。其核心是跨越文明界限的文学理解,包括作品阐发、理论阐发等。主要表现为两个向度:(1)运用西方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作品进行阐发;(2)运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对西方作品进行阐发、解读。事实上以西释中常多于以中释西。 二、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及价值 (一)拓展思维,培养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批判鉴别能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1]这种“比较”并非表面的类比和比附,而是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联系起来做跨文化的比较,是开放、开阔、开拓的比较,避免了传统语文教学仅限于同类文体、相同主题、相似情节等的狭隘、封闭、保守的比较。 在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单元适当开展比较式教学,改变对作家、作品封闭、孤立的一元解析,认识文学异中之同,辨别其同中之异,以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引导学生思维走向科学性,提供给他们新的视角和开放的意识,培养自觉比较的思维能力和世界文学眼光,从而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品的特点与价值。 在讲解初中语文的《威尼斯商人》和高中语文的《守财奴》两篇课文时,可将中西文学史上的五大“吝啬鬼”形象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一个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某些规律性和一定普遍性的文学形象——“被金钱扭曲的奴隶”。但同时,又因时代、民族和作家创作个性的差异而各具特色。夏洛克的凶狠,葛朗台的狡黠,阿巴贡的多疑,泼留希金的迂腐,严监生的薄情,构成了他们各自最显着的气质与性格。相似的人物形象体现着作家们各自不同的匠心,各吝啬鬼身上体现的不同时代特色又折射出作家对所处时代的敏锐把握。这种打破民族、地域的界限,重新组合起来的教学内容,为学生构建起一个横向比较的知识平台。同时,将外国文学中类似人物置于跨文化的语境下去进行对比阐释和理解,也改变了传统、单一的社会学分析,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既发现人物的普遍共性,又看到他们的个性差异。 比较文学研究不只局限于文学文本比较,还强调通过比较,从文化层面来理解和阐释文学现象,探讨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因素。譬如,将《愚公移山》与《老人与海》进行比较,《愚公移山》讲“挖山”,是关于山的文学;《老人与海》讲“闯海”,是关于海的文学。两部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作品体现了各自鲜明的文化特性。中国古代文化属于内陆文化,思维相对保守,精神乐观,讲求安稳,崇尚力量;而西方文化属于典型的海洋文化,思想开放,追求冒险,充满激进,崇尚智慧。不 同的地理生存环境导致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差异,这些差异也不可避免地在作品中得到体现。比较学习让学生学会思索,将自己融入到多样性的文化当中,深入到作者的内心世界,充分体验文学的乐趣并产生强烈的求知欲,从而准确把握作品所蕴涵的深意。这种跨文化的研究无疑会极大地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激发学生们从更广阔的比较视域来看待中外文学、文化现象。通过文学比较学文化,这既加深了他们对外国文化特质的认识,又加深了对本国文化的了解。 平行研究法打破了时间、空间、质量、强度方面的限制。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具有不同地位和影响的作家和作品都可以在可比性的前提下进行比较研究。透过现象,深入辨析同异。这样的比较学习既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的思辨方法和鉴别能力,还丰富和充实了知识系统。当然,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的科学对比与分析都必须是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切忌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不顾中西文学特质的迥异的为比较而比较的硬性比附。譬如,李白因有几首写饮酒之乐的诗,而“常常被称为浪漫诗人”,杜甫可能由于博学,而“总是被贴上古典诗人的标签”。[2] (二)置换视角,打开文本多重解读的审美空间 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性质。语文除其人文特性外兼有工具作用。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其他学科知识呈现的载体及进行学科性思维的必备工具,这就使语文的跨学科教学具有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在语文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关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纵向的融合与沟通,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基础性表达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强化思维训练,通过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 鼓励学生学习多角度、多层次地解读作品,不断尝试换一种角度去解读作品,建立起文学审美的多元视域。常读常新,获得新的体验和发现新的方向是语文课改所倡导的。譬如,最为传统的课文《项链》一文的教学往往是从阶级论等出发的冷峻的道德评判:所谓尖锐讽刺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和追求享乐的思想。这种对主题理解的偏颇及过于简单化难以让学生对作品产生认同,无法与文本产生心灵的共鸣。但若转换视角,采用比较文学跨学科和跨文明研究法,从接受美学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人格结构理论角度出发,关于《项链》的许多新见解得以生成:玛蒂尔德的幻想不乏自身的审美诉求;尽管她无法超越她的阶级,但她超越了自己,实现了一种生命价值的嬗变,成为由外在形象美到内在精神美的女性;玛蒂尔德的这一形象塑造,体现了作者的广博而深厚的人文情怀,为爱慕虚荣的妇女指明了一条拯救自身的道路;作者在小说中借玛蒂尔德的经历不仅展现了人性欲望发展的不同阶段,人格三重结构在现实环境中的矛盾冲突,同时也证实了“道德在拯救人性危机时的力量”。在跨学科研究的范围内,以别的学科理论对文学做出阐发,从非文学的角度解读作品,让作品获得多元化的诠释,展现另一种形式的生命价值,更让学生感受到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再如,沪教版以“爱情如歌”命名单元的选文有:苏霍姆林斯基的《给女儿的信》、普希金的《致凯恩》、夏洛蒂·勃朗特《简爱》中节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舒婷的《致橡树》、公刘的《只有一个人能唤醒它》以及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这种既跨学科又跨文化,以主题为主、突破文体的限制来结构的单元,要求教学设计要综合考虑爱情与心理学、爱情与教育学、爱情与青春期教育、爱情与人生观教育、爱情与生命教育等。跨越文学内外之分的障碍,构建穿越文学内外的桥梁,使学生沉浸在文学、音乐、绘画、戏剧等多门类艺术之中,以达成对文学的整体把握。文本的多元化解读,既还原了阅读的真正本质,又注重了学生创造思维的培养。由于受到僵化思维模式的禁锢,语文教学常常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对于文学作品的讲解缺乏对其文学特性的真正把握,往往是强调作品的现实批判价值及其阶级和时代局限。这种功利性讲解,无法帮助学生真正了解和掌握作品独特的思想艺术价值,更无助于启发和调动学生的独特见解和创造性思维能力。譬如,着名汉学家奚密就曾专门针对何其芳《秋天》中的隐喻在现代诗歌中的某些独特表现展开过论述,“这首诗表达了对主题的意象性模仿。就像F.奥康纳,她说她的故事的意义就是故事本身,在何其芳那里,诗的意义就是诗本身。”[3]国内大多学者却认为,“这首勾勒秋天景象的诗,把农、牧、渔都描绘得诗意盎然,显然是美化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中国农村”。[4]同样的《秋天》,中西学者不同的解读反映出二者在评价取向上的差异,前者更符合作品本身的艺术特色。西方学者在讨论文学作品时,角度多而新颖,有从社会、政治的角度展开的,有的甚至将作品视为研究社会历史的一部分。但总体来看,他们更关注作品的艺术性。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它从另一角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学科教学习惯和教学思维方式,在多学科的融合交叉教学中,建立各学科知识、能力之问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培养起学生的学科共通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整体发展。同时,也鼓励学生站在世界文学高度,以多维视角去进一步挖掘作品内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应以实用性、功利性的眼光来审视作品内容。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才会获得一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全新感觉。 (三)扩展和延伸文化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及其意义 文学的传承和交流是保证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它强调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寻求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要做到科学的分析,都必须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不同国家及民族的文学虽无直接联系,但也可能包含着某种“一般通行的原理原则”,世界文学正是在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中共同向前发展。 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在讲解作品时,穿插介绍对该作家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使学生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维,在“求同辨异”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众所周知,“五四”以来的中国许多着名作家,如鲁迅、巴金、郁达夫、沈从文等,都是沐浴着“西风欧雨”成长起来的。可以说,“西方文学为中国新文学提供了一种‘形成性影响’”。[5]鲁迅的小说创作就是最好的影响研究的范例。他曾公开承认,“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6]他的《拿来主义》蕴含着比较文学的精神,他的《狂人日记》有着俄国小说家果戈理和德国诗人与哲学家尼采的影子。他的短篇小说《药》更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外国文学的例证。受西方小说的叙述手法的影响,《药》采用了第三人称的限知叙事视角;小说的思想内容、主题意义、行文安排则主要是受俄国作家安特莱夫及其作品《谩》《默》《齿痛》的影响;小说的结尾,也分明留着“安特莱夫似的阴冷”。[7]当然,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途径往往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一国文学既可能播入他国而产生影响,又可能受他国文学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追溯这些文学间的因缘关系,自然要采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法。中国文学和文化自古以来就播入了邻国,其影响既久且深,近数百年也影响到了西方国家,如莱布尼茨、伏尔泰、威廉·琼斯爵士 (Sir William Jones)、歌德、艾兹拉·庞德、艾米·洛厄尔、布莱希特等。美国诗人庞德的意象派诗歌《在地铁站》就有着日本俳句的痕迹,其间更多的是对中国古典画作的借鉴,庞德成功地将中国古典画作的美学思想融进其诗歌创作技巧、审美理论和主题中。中国古典画作讲究意境及对意境的渲染,以典型的意象和巧妙的构图为背景来烘托主体。诗的两行相互依存,诗人将在车站上看到的过往人群的一张张脸与湿润黑色枝条上的花瓣并置,前者逐渐变成一片片彩色印花色底,后者成为前者要烘托的意象。花瓣随意四散,悠然落于地铁车站,花瓣传递了美的信息。这一信息由于有深色而又带湿气的树枝的反衬而变得突出鲜明。模糊重叠的意境之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比较文学不仅要研究各民族文学的相互融通,也要研究异质文化碰撞所产生的变异。文学作品与作家之意义与价值,往往就体现在这种“变”与“异”里。例如,“最初读到二十年代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还好像一见如故”[8]的卞之琳就有所选择并创造性地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与民族审美传统进行了有机融合。他的《断章》摈弃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晦涩的特征及其“出世”的超验色彩,表现的对主客体相对关系的探究有着中国道家哲学的思考。他将审美的触角伸入现实生活的情趣中,从最常见的行为和关系发掘复杂精微的意义,呈现“人世”的风貌和含蓄的审美特质。“他在选择和营造智性诗美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象征主义等西方现代诗学的创造性转化”,[9]为中国新诗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通过阅读比较,让学生明白文学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借鉴他山之石的辩证关系,以及各国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道理,以使学生逐渐养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审视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从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人类文明发展的无数事实已经表明,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互补与互渗会使各民族的文化更加丰富和完善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 【摘 要】本文探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主要有四种类型:影响研究、平行研究、阐发研究、历史类型学研究。文章探讨前三种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试图在学术论文写作范围内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有所指导、帮助。 【关键词】当代文学 比较文学研究 运用 就大多数情况而言,文学研究就是文学评论,文学研究方法就是文学评论方法。各个学科有着共同的基本的科学的研究方法,而针对具体学科,又都有专业性的研究方法。下面我就简略谈一下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众多专业方法中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运用。 二十世纪,是整个世界在各民族及其文化的急剧碰撞、交流中走向对话和交流的重要历史阶段,而二十一世纪是全球化的世纪,尤其经济全球化更促使各民族文化跨出国门,世界文化交流更是频繁。在这种情况下,比较文学作为一种“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在文学交流日益频繁的当代社会,受到众多研究者的强烈关注。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不少学者在比较文学的研究框架中,还运用心理学、文化学、形式分析等多种方法,使文学比较研究深入全面。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具有四种类型:最早的源于法国的“影响研究”,继而又有美国首倡的“平行研究”,苏联创造的“历史类型学研究”,中国提出的“阐发研究”。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主要运用“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阐发研究”这三种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研究中“影响研究”的法国学派注重国别影响,也就是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学影响,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来印证有关“影响”的假设,凸显作家作品之间的精神联系。某个作家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对外国作家及其作品有所了解,并且自己在写作中可能受到他们的影响,如鲁迅的有些小说就是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在内容和形式上体现出了和传统小说不同之处。这种研究方法目的在于寻找作家作品跨文化相互影响的规律,研究作家接受外来影响与个性创造的辨证关系,影响发生的原因、条件以及变化过程。“比较学者们对影响所作的界说大都强调它的外来性和隐含性。”在当代文学研究中,题材处理、主题原型、艺术风格、技巧等艺术创造的范围内都可以运用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展开研究和比较。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很多作家受西方文学的影响,王蒙是比较突出的一位。我们都知道,王蒙作品中的幽默是一种“中西合璧”式的幽默,他从西方的“黑色幽默”里吸取了“浓缩的荒诞性”和“黑色的”戏剧性。并且我们知道,王蒙在十七年的创作中,在作品的结构方面独树一帜地采用意识流动结构法,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他的这种写法与西方的现代派的表现手法有着深刻的联系,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方面,运用“影响研究”的方法研究西方文化对王蒙创作的影响。这方面论著如《论王蒙小说的文学空间》李珠鲁(韩国仁济大学中文系)就重点考察了王蒙小说所展现的文学空间形态及其性质,探讨王蒙在艺术创作中如何运用现代主义的意识流交错手法来结构作品,强调了西方意识流手法对王蒙小说创作的影响。再如许子东《当代小说探索与西方现代派文学影响》,就探讨了西方文学流派对新时期小说创作的影响,《沈从文与精神分析学说》注重研究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对沈从文的文学创作的影响。当然,影响都是相互的,在看到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学影响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影响,要找到文化影响对作家作品影响的普遍规律。在当代文学中这样的影响俯首皆是,我们要用发现的眼光更深入研究当代文学。 美国学派提倡的平行比较方法研究,提倡文学跨国界“共时性”研究,是“将那些相似、类似、卓然可比,但是并没有直接关系的两个民族(或几个民族)文学,两个(或多个)不同民族的作家,两部(或多部)属于不同民族文学的作品加以比较,研究其异同,并导出有益的结论。”也就是以文学作品为中心的比较方法。是对那些没有事实联系和影响的文学现象进行跨文化的对比研究,将不同的文学现象贯穿起来,揭示它们之间的逻辑和理论联系,以探索世界文学创作的共通规律。平行比较方法包括两种类别的研究,一是探讨作品的类同,一是探讨作品的对比。它并不是将两种文学简单地相比,而是在主题、题材、类型诸方面建立比较关系:以文学作品的主题为中心,考察同一主题在不同国家的文学里表现的异同点;以题材为中心,分析同一题材在不同国家文学中的不同处理;按照文学的不同类型进行分类比较,如风格比较、情节技巧比较、人物形象比较等等。如《〈天龙八部〉的原型分析(从〈俄狄浦斯王〉谈起)》,这两个作品乍看上去毫不相干,但作者通过深入研究从作品表层的巨大差异中找出了它们之间深刻的内在一致性。《不同国土上的荒野:中西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不同语境》、《廖辉英〈盲点〉与张爱玲〈金锁记〉中的母亲角色》等,都为我们的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视野和有效的研究方法。对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民族的文学作品也可以采用这种比较分析的方法。 在运用平行比较方法时,对比研究注重在某类现象的比较中寻找差异时,较多采用演绎思维方式,如对中西文学中吝啬鬼形象的比较研究;类同研究在差异中寻找共同点时,则更多使用归纳思维方式,从个别中见一般,分析文学的社会、历史土壤和文化条件的研究,如《〈莫须有先生传〉与〈堂吉坷德〉之比较研究》。平行比较研究方法拓展了文学研究的领域,让我们的视野更加开阔,在更广大的空间中来研究文学,是大有裨益的。 中国提出的阐发研究,也就是用西方的理论阐发中国文学。这种研究方法在近十几年受到学者相当的重视,并作出了相当的成绩。比如用精神分析法来分析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形象,可以更加透彻地看到狂人的无意识行为中隐藏的心理动机,能够更好地理解狂人形象,进而为理解作品找到突破口。《艺术心理与政治心理的冲突——矛盾小说理性化倾斜的心理学阐释》运用荣格的心理学理论分析矛盾的小说创作,可以说是另辟蹊径,从非传统研究方法中挖掘出作品更多的内容,让我们看到了作品内容的更多层次。二十世纪西方在文学理论方面大有收获,文学的各个环节,不管是作家、作品、读者还是文学创作过程,都有一系列的理论,这些理论传到中国,对当代文学的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如结构主义理论,新批评理论、存在主义理论、女权主义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等,我们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可以运用这些理论来寻找与当代文学的契合点,用它们的理论来分析文学作品,可以融会贯通,更加细致地解剖作品。《中韩当代女性小说的对比研究》就是运用女权主义的理论来分析中韩当代女性小说的异同。《须一瓜小说中的荒诞性》则是从存在主义的理论出发,看到须一瓜作品中的荒诞的性质。当然,不管我们运用什么理论去阐述文学作品,研究之前都要对一种理论模式做分析和选择。另外我们还可以在寻找文学创作与历史、宗教的联系中,加深对文学的认识,如当代作家的宗教信仰对创作的影响,当代作家创作与佛教、道教文化的关系等。如贾平凹、孙犁等作家作品中传递出浓重的道家文化,就可以研究他们的创作与道家文化影响的关系等。 我们对中外的文学作品、作家进行比较研究,同时我们也不要忽略了在历史纵向范围内的对比研究,可以探讨中国古代、近代文学对当代文学的影响,可以将不同时期的作家的创作行为及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如《张爱玲、王安忆小说创作中的市民意识比较》《异中有同的两种中国味:观照赵树理和汪曾祺》等,可以加深我们对作品的理解,加深对文学的认识。 总的说来,新时期文学的比较研究,是一个容易出新的批评领域。借鉴新观念、新方法,剖析比较研究对象,作出新颖而深入的发现、体现出鲜明的当代性特征。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一、现代文学作家、社群与思潮 (一)战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与文艺社群 1945年以后,大陆学者文人随国民政府来台者众,当时进入台大任教的几位师长,带来了“五四”文学的精神,也开启往后的现代文学之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文系有台静农,他是鲁迅的学生,来台后虽然转向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但他的小说集《建塔者》、《地之子》,后来也出版了,使读者一窥“五四”遗风。在外文系则以夏济安为代表,他创办《文学杂志》,带动写作风气,影响了当时仍是学生的白先勇等人,也缔造了学院派文学杂志的成果。当时的青年学生辈,有来自大陆的学生,也有台湾本地出生的青年,他们因为进入台大就读,受到这些老师前辈的启发,以及同侪间的鼓舞,纷纷崭露创作的才华,终于成为台湾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这些学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叶庆炳、张健、吴宏一、柯庆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杜国清、叶维廉等,各自在诗、散文、小说创作方面留下可贵的成果。林文月、叶庆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参与蓝星诗社的创立,张健亦为蓝星主要成员,杜国清、叶维廉则是笠诗社、创世纪诗社的重要成员。而以白先勇为主的《现代文学》杂志在1960年代创办,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等人,都是创始社员,共同推动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 (二)文学杂志对现代思潮的译介 由夏济安主导的《文学杂志》创办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结束。但这份刊物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代表台湾战后初期的文学潮流中,一群学院里的师生对于文学的喜好和坚持,并开辟另一个有别于“战斗文艺”的园地。他们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创作,文学理论的译介、中西文学的相关论述也相当多,这个现象可以说开创了一种风气,也就是将现代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理论、西方文艺思潮连结,提供给创作者和读者新颖的观念。以白先勇为主导的《现代文学》深受其师长辈创办的《文学杂志》之启发,该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发行51期,由白先勇负责筹措资金,而外文系的几位同学一同写稿、译稿和拉稿。比起《文学杂志》,《现代文学》更强调创新的精神,他们努力介绍各种西方的思潮、创作观念,以便所写的作品可以表达属于现代人的艺术情感;对于西方文学与理论的介绍,《现代文学》更以“专号”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译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绍,并附带加以评论。除创刊号推出“卡夫卡专号”,也曾刊出多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专号,对于艾略特的诗作与诗学,更前后刊出多期。《现代文学》编辑群对文学充满热情与执着,而这些译介,为创作者与读者带来不同的视野,开拓更多元的文学品味。 二、比较文学的学科成立与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以译介外国文学与理论为宗旨,进而启发作家的创作以及解读作品的角度,其实已略具比较文学的雏形。进入1970年代,台大文学院更以三轨并进的方式———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成立比较文学会以及结合《中外文学》,促进了比较文学在台大扎根与茁壮。1970年,台大外文系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推动者是当时文学院院长朱立民与外文系主任颜元叔。但这个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学博士班的路线,反而希望结合外文系与中文系的学术资源,使学生可以同时接触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进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国/外国文学双重视野的比较文学研究。纪秋郎、单德兴、李有成、高大鹏、陈昭瑛、古佳艳等,都获得此博士学位,成为外文、中文学界的优秀学者。近年台大外文系虽已将比较文学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较文学仍是其修业与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学者与叶庆炳等四位中文系学者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并藉此在《中外文学》开始介绍比较文学的观念和发展;譬如《中外文学》创刊号(1972年6月)即刊登李达三著、周树华与张汉良译的《比较的思维习惯》,仿佛已经有所预告,2卷9期则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译的《比较文学的目的与远景》(1974年2月);其后则陆续有袁鹤翔《中西比较文学定义的探讨》,李达三著、许文宏与冯明惠译的《东西比较文学史的检讨》等文章,一路推进,颜元叔、胡耀恒、朱炎、叶维廉、张汉良、陈慧桦、古添洪等,都是比较文学的旗手。古添洪与陈慧桦编著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李达三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8年)二书,可说是最早结集的相关著作。而叶维廉、古添洪与陈慧桦在东大图书公司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更可说是具体的成果。此外,结合外文、中文两系教授的“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自1974年8月起对外扩大征求会员,凡大专院校教师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较文学者,皆可申请入会。而学会也每年度主办国际或全国比较文学会议,开放对外征稿,相关的征稿主题、研究论文也都以专号的形式收录在当期的《中外文学》或另一英文的比较文学刊物《淡江评论》(淡江大学外语学院出版);譬如第4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1983年8月),第5届主题为“现代主义与中西比较文学”(1987年5月);第25届全国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灾难、创伤与记忆”(2001年9月)、第30届主题为“认同的变向:全球化时代的主体生成与转化”(2006年5月);无论其主题是企图与中国文学对话,或是呼应世界文学脉动,或是跨领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带动台湾学界的研究潮流,累积丰富的学术资源。外文系主导的比较文学博士班、比较文学会,再加上《中外文学》,形成了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铁三角。我们也可以发现,就在《现代文学》即将衰退之际,1972年6月,外文系与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发起创办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学》。这些学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齐邦媛、颜元叔、胡耀恒与中文系郑骞、叶庆炳等人;而该刊自创刊以来,迄今一直稳定出刊,在台湾学术界已占有关键性的位置。《中外文学》创刊初期,系以颜元叔为主导人物,他引进新批评,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细读洛夫的两首诗》,掀起一串现代诗论战;而后又连续登载王文兴小说《家变》,并举行座谈会,引起各方注目、论辩,具体呈现学界与读者大众对这篇小说褒与贬的两极化情形,也为现代主义小说的读者反应留下珍贵的纪录。《中外文学》也曾连载林文月翻译的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书,引起很大的回响。该刊既命名为“中外”文学,除了对外国文学以及理论的译介,当然也兼纳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论文。除现代文学研究外,也有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属于中国文学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传记考述、作品流派、文学史研究,另外更为突出的则是以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例如张汉良的《“杨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结构》(1975年4月),系以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研究古典小说“杨林”、“枕中记”系列故事,这种研究视角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台湾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综览《中外文学》的文章,可知其编辑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较文学”在台大外文系的扎根与开展着实有密切的关联。《中外文学》在1980年代以后,逐渐聚焦在对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介绍,例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后殖民等理论,透过专题邀知名学者撰稿,无论是就理论观念加以译介,或是以文学作品为例实际操作,都成为后来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长了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风气。 三、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作家的培育,本不限于任何科系,但因为小说家白先勇、王文兴等人的光环,“作家都是出自外文系”的说法也流传一时。然而随着中文系现代文学课程的增加与写作风气渐盛,出身中文系的作家,以及投入现代文学研究的中文系学者,也日渐增多,“现代文学”遂形成中文系学术传统的脉络之一;这方面,曾任系主任的叶庆炳教授实有开创性的贡献。而当代年轻一辈的作家譬如散文家陈幸蕙、简,小说家郝誉翔、黄锦树,诗人陈大为等,都是台大中文系毕业。在外文系方面,虽以外国文学课程为主,但中文、外文两系常有合作开课的例子,如外文系王文兴所授的现代小说、王建元所授的文学批评、齐邦媛所授的高级英文(讲授英美小说与诗)等,系为中文系而开;中文系也长期为外文系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因此除了在文学杂志上的通力合作,在课程、师资的援引上,中文与外文两系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担负文学教育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8月,台大成立台湾文学研究所(简称台文所),因为课程设计与发展方向的关系,进入台文所的学生,不乏已经有现代文学作品集出版,或是已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加上各教授的专业取向,台文所加入了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阵容。按,台湾文学的发展,于史可考者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除1930、1960年代是现代主义兴盛时期外,台湾文学的多元性,以及与日本文学、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关联,都可以从中发掘比较文学的议题。是故,台大教授对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除了前文所介绍外,近年可以看到的是,中文系何寄澎的现代散文研究、陈翠英的现代小说研究、外文系廖炳惠的后现代研究、廖咸浩的文艺/社会思潮研究、张小虹的性别/同志文学研究、流行文化研究,刘亮雅的台湾后殖民小说研究、朱伟诚的同志文学研究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而台文所教授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可说更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柯庆明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郭玉雯的张爱玲小说研究,王文兴小说研究,梅家玲的现代小说研究、眷村小说研究,以及洪淑苓的现代诗、女性文学研究,都已出版相关的学术论著。另外,黄美娥的日治时期台湾通俗文学研究、张文薰的日治时期台湾新文学研究以及苏硕斌的台湾都市文化与文学研究,也都为现代文学研究扩充了领域与视角。 四、结语 展望历年来的台大师生藉由现代文学创作、译介与发行文学刊物的成果,和台湾文坛产生密切的互动,在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上更有开创性、主导性与关键性的位置。现今,为了促进现代文学研究,总图书馆也积极展开作家手稿资料的典藏工作;目前已有王祯和、王文兴、林文月与叶维廉等作家的手稿典藏。而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也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常模,相信台大教授与研究生将秉此深厚的人文传统,在新世纪共同勾勒出台大、现代文学、比较文学以及文学史的复杂网络。 作者:洪淑苓 单位:台湾大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翻译与误读 [摘要]在比较文学的研究当中,由于文学作品的翻译涉及到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因此翻译不再单纯地是两种不同文化间文字符号的转换,在翻译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本文侧重了解阅读过程中产生的误读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阐述了翻译误读对跨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学发展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为了促进跨文化交际和世界文学的发展,我们应该慎重对待误读。 [关键词]翻译;误读;文学 引言 20世纪80年代后期,比较文学翻译的研究出现了由原来单纯的语言层面的翻译向了解文化的转变。而伴着全世界经济的迅猛增长,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也随之增加。两种不同的文化间的沟通也就是用一种语言去认识和解释另外一种语言。但是由于生活在一种文化里的人们在认识和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时候,常常会依照者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去对其他文化进行理解,这种情况或多或少就会产生一些文化误读。而在文化理解的过程中翻译是一种最直接、最普遍的文化交流形式,尤其是在研究两种文化的文学作品的时候,翻译也会存在一些误读现象。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误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读现象,并且这种现象对翻译起着怎么样的作用呢?笔者将在本文中逐一探讨。 一、误读定义及内涵 误读是产生在阅读文学作品中的一种现象。它是指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原有内容本身的含义和内容曲解,进行了错误性的阅读。读者对于阅读内容通常可以分为“正读”和“误读”。“正读”是读者能够正确理解作品的内涵、艺术价值和作者的创作目的;而“误读”则是不能正确理解作者的真正意图。乐黛云教授曾经给对误读进行过这样的解释,那就是误读是读者按照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去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理解方式。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就曾经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理论--即“影响即误读”理论,并且用此理论给“误读”定下一个新的含义。布鲁姆提出在弗洛伊德尼和采之后,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读者不可能完全按照原文的含义进行理解,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修改和创造。实际上很多人认为跨文化之间的文学阅读是一种“重新创造”,是另外一种创造性的阅读,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 二、翻译活动中的误读 翻译是我们在进行两种或多种文化沟通中所使用的一个非常重要手段。但在某种方面来说,它所进行的过程里会不断出现由原来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或多种文化的误读。在我们进行翻译时出现的文化误读实际是指翻译者因为受到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近而错误地对原文进行加工改造,并把这些经过加工改造的错误文化信息展示到译文中。如果从主观性的角度上看,翻译者在进行文学比较时所出现的翻译误读又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蓄意误读,另外一种是无意误读。蓄意文化误读是翻译者由于受本身主观动机的制约从而造成的误读,是一种有意识地加工改造或者曲解。无意文化误读一般是指翻译者的语言底蕴不够或者存在一些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错误地把不正确的文化信息译到译文当中,从而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误译或错译。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体现着它所代表的时代和环境,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底蕴。为了了解另外一种文化,进行跨文化间的交流,翻译是我们常常使用的一种媒介手段。所以当翻译工作者对某一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他也就在进行一种跨文化间的交流,从一种文化进入另外一种文化。对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进行对照、比较、研究,最后创作出他的译文。但是由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以翻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要充分地评估自己的译文,不能出现过大或过多的误译或错译。翻译者要充分思考如何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光从表面上来看,在翻译的过程中出现的误读没有传达出翻译的“信”,没有体现出对原文的忠实性。但是,我们不能仅从表面来看,只是重视讨论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度,没有从文化的层面上去看这个问题,这里涉及到文化的交流和传承。有些译者为了让广大读者能够对作品有深刻的印象,在翻译一些国外的作品时按照自身文化习惯把外国的主人公的姓名翻译过来。这也说明,翻译仅用“信”即忠实原文这样的标准定位为唯一的标准的话,是非常不可取的,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它脱离了实际社会和环境,没有体现出该部作品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翻译过程必须是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对目标语言进行分析研究的。 三、翻译中产生误读的原因 众所周知,在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当中,因为文化背景的不相同,翻译者是不可能避免翻译误读现象的发生的,而且这种现象出现的频率还很高。每一本具有不同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都会有它自己独特的性质,例如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等特质,并且这些不容易在另外一种语言文化中体现出来。并且翻译活动还存在时代的局限性,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翻译,或多或少体现翻译者所在的时代和文化的环境。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由于风俗习惯、知识框架和思维模式上都有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同,所以,这样的读者就会有着不同的“期待视野”。这种读者所独有的“期待视野”事实上在他阅读另外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前就已经有了的观点、立场和思想方法等。这也造成了翻译者对原文文本内容的理解含有一部分自己的主观想法,而这种新创造出来的主观想法就会对原文化中的文学作品造成一定的误读。这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一些创造性的翻译就不可避免地。尤其在翻译跨文化的文学作品时,因为翻译者不同的“期待视野”,创作出来的译文也会有不同的解读。为了不断地满足读者所持有的期待视野,有些翻译者就会对原有作品不断地进行加工修改,以便于译文可以在译文的文化和环境中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可和喜爱。正如我们所了解的翻译家林纾,他翻译了很多的外文作品,但他的译文中有很多不符合原文意图的曲解和添加,这就扩大了读者的文化视野。他在翻译外文作品的时候,同时兼顾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用能够让中国读者理解的中国文化诠释或误读西方的作品。在这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翻译者文学翻译过程中先是一位读者,其次才是一名翻译工作者。 四、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的作用 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中,文学作品会被重新理解并产生一些新的含义,所以它会体现当时的时代和环境的情况,甚至会超越那个时代和环境。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的影响下,翻译存在着误读。也是这样在翻译中出现的误读让译文有了它不同于原文学作品的审美含义。这样在历史的角度上看,这种主体文化被翻译中出现的误读体现得更为丰富了,这也对历史文化发展和文化沟通交流起着非常重要的推进意义。而且还能从不同的角度地完全扩展译文文化的解读。例如,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尼采提出向往权利是人类生活中最强的意志。按照德国人文化意识的解释,那就是“我愿成为其他民族的主宰者”。有权利的人持有一种“像对待蚊虫一样,无任何良心的悲悯击毙它。”的态度来对待那些等级比较低并没有任何权利的人们;而当年茅盾对于尼采作品就有了误读。茅盾的解读是:“唯其人类有这‘向权力的意志’,所以不愿做奴隶来苟活,要不怕强权去奋斗。要求解放,要求自决都是从这里出发。倘然只是求生,则猪和狗的生活一样也是求生的生活。”从上述解释中可知,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在特定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的语境下,会产生出非常丰富的译文文化的艺术表达,这样可以不断启发翻译者文学意识,让文学创作和翻译过程形成一种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关系。同时,因为译文中出现的文化误读不能正确地表达外来文化的内容,会造成错误的信息,不利于正常的跨文化沟通。而研究这种文化误读现象也会帮助了解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消化。这在客观上非常利于译文文化文学的发展。反之,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翻译误读也对文学的发展有一些不好的影响。众所周知,翻译误读实际上就是对原文化文学作品的错误认识,修改了原文的真实含义,这样就会造成文学作品在交流和传承的过程中有所流失和误译。译文的读者不能够正确全面认识和了解原文文化的真实含义和精神本质,真正的文化交流效果体现的就会不充分。所以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者还要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误读。 五、结语 文化误读常常会出现在文学翻译,这种现象显而易见的。由于受到时代、环境、文化等方面的不同,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鲜明地突出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曲解与修改,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在另外一种新的文化和环境里获得了新的诠释。也就是说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的创造性行为,是翻译者根据自己处于的生活环境和文化影响所进行的一种创造性文学创作。但是这种创造性文学创作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也就是说原有的文学作品所体现的内容和创作出来的译文同时都要限制翻译者。翻译者只能在读者能够接受的限度里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主观性。同时,翻译者还要考虑读者和译文的接受语境。所以,翻译不是单一的创作性活动,它是不同的两种语言文化体系的相互制约。翻译者既是表达原文内容的人,还是原著内容的重新解读的人。从文学发展的角度上来看,翻译工作者的任务不应该单纯复原和传达原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全部含义,还应该在理解作者写作意图和原作品内容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并且对跨文化交际之间的文学交流有益的作品。 作者:姜旭 单位:黑龙江工业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语文课本中比较文学研究 笔者所从教的中学语文课本选有一定数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初中计14篇,高中计10篇,其中不乏脍炙人口、情文并茂的名篇佳作,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占据一定的地位。编者基于“文道统一”的原则,一方面使学生通过学习能领会作品的艺术特色,另一方面于作品本身所蕴含的深意给学生以启迪。作为教学活动主导者——教师,怎样才能教好这些外国文学作品,并通过这个“窗口”来开阔学生的视野,使其对庞杂的世界增加感知和了解,一直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比较文学定义 比较文学是一门独立学科,最早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法国。比较文学既不是“比较”,也不是“文学”,它是一门开放性、多方位的动态学科,其定义为:研究两种语言、两种民族关系之间,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之间以及其他意识形态和相互关系的学科。学习这门学科,掌握比较文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对于中学语文教师既可以扩大视野、丰富知识,又可以在课堂上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指导学生通过学习作品来了解世界,并把课内讲授与课外阅读有机结合,培养学习的兴趣,拓宽学生的思维,使其具有全球意识。这种隐性作用,一旦发挥出来,这些经过培养的21世纪人才,不论在专业还是在建设上都会取得更大的成绩,做出更大的贡献,从而落实了教育的目的。 二、比较文学研究 在教学中,我们可以把主题相同的作品加以归类分析,进行平行研究:第一,将杨沫的《坚强的战士》与伏契克的《二六七号牢房》进行比较,两文都是以反抗殖民者和法西斯的压迫而在狱中斗争为主题,通过详细而具体的狱中人不屈不挠的斗争历程,赞扬了革命者的顽强意志和勇于献身的精神。两者不同的是,伏契克的作品属于报告文学,真实动人;杨沫的《青春之歌》则是长篇小说。结合历史的学习可以使学生了解当时风起云涌的斗争情况以及法西斯必然灭亡的规律。第二,学习都德的《最后一课》,可指导学生课外阅读郑振铎的《最后一课》。它们反映的都是外族入侵使本国语言禁教的故事,叙述了在沦陷区上最后一堂国语课的感人情景。作者细腻刻画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及思想斗争,充满着对祖国的挚爱之情以及对侵略者的切齿仇恨。文章在生动处,催人泪下。学习这样的作品,能使学生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收到良好的效果。第三,在入选的外国文学作品中,不少篇幅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本质,批判了它腐朽的金钱制度。如《最好的顾客》《竞选州长》《我的叔叔于勒》《警察与赞美诗》等文均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冷漠的人际关系和堕落腐败的制度作了曝光。作者虽然不属一国,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却是一致的。通过这些文章,学生对所谓“先进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就能有正确的认识。平行研究的题材学是研究同一题材在不同国家中的发展变异,运用这种方法,讲授巴尔扎克的《守财奴》时可联系各国形形色色的同类人物,像果戈里的《死魂灵》的泼留希金,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等,分析作品便可以发现特殊时代背景造就特殊的守财奴,有资本主义初期的,有封建社会末期的,有封建社会中期的,他们都具有贪婪、吝啬的本质,但他们也各不相同,如泼留希金呆板地守财,以致所有的家产都毁掉;葛朗台视金钱甚于生命,毫无夫妻、父女之情;严监生吝啬到令人发噱的地步。经过类比分析,学生对“守财奴”形象系列就会具有全面的认识,并于理论的高度加以批判。再如高尔基的《母亲》叙述了二十世纪初一个由逆来顺受,备受压迫的普通劳动妇女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英雄的过程。母亲叶尼夫娜就是这一过程中的一个典型。作为同种题材的叶圣陶的《夜》塑造了一个由悲痛到愤怒、由怯弱到勇敢的母亲形象。反对派的疯狂屠杀,普通家庭的悲惨遭遇,人民群众经受的深重灾难是母亲转变的原因。两文都热情讴歌了母性宽广伟大的心胸,反映了正义的革命必胜,同时也阐发出斗争使人坚强的真理。用影响研究的方法,从渊源学的角度,我们发现鲁迅的《狂人日记》是受了果戈里作品的影响。果戈里的《狂人日记》在主题、人物、情节、风格和语言诸方面成了鲁迅作品的渊源。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里说过:“但《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庭制度和礼教的弊害,都比果戈里的忧愤深广……”就是说两篇同名作品分别塑造了两个时代的狂人,而鲁迅笔下的狂人要比果戈里笔下的狂人“忧愤深广”,也可以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以“救救孩子”作结,喊出了时代的呼吁,令人不由猛然警醒。让学生了解两篇作品的内容,理解其中的渊源并着重分析鲁迅作品的现实意义,对于认识鲁迅的短篇创作是大有裨益的。 三、结束语 经过课外的阅读就会发现世界各国的文学,无论在主题还是风格上都有相同或者同中有异的特点,这是世界文学的规律。运用比较文学,可以系统的把外国文学作品和中国文学作品加以比较,这就以理性的角度使学生对世界有了更深一步的感知。对于中学生来说,要学好课本中的外国文学作品仅仅满足于课本是不够的,除了要读一些辅导书、参考书之外,还要尽可能地多读些外国文学作品。时代需求更多的人才,因此掌握科学的方法,通过作品来了解外国,对于中学生不啻为一条捷径。 作者:周琳 单位:宁夏石嘴山市光明中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全球化背景下的比较文学研究 一、比较文学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 比较文学的产生及发展对于文学研究有不可取代的贡献和意义 1.拓宽视野,扩展研究领域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语言,跨学科,跨文化,跨民族的包容性极强的学科,它跨越和打破了民族,语言,文化的障碍,双边及多边的事业取代了单一的文学视角,使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更能广泛地理解各文学及文化之间的差异及联系,大大扩宽了研究视野。比较文学的研究体系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历史类型学研究,阐发学研究,跨学科研究等。影响研究的范围包括流传学,渊源学,媒介学;平行研究的范围包括主题学,形象学,文类学,比较诗学等;文类学是对于文学种类,文学体裁的比较研究;主题学是研究同一主题在不同民族文学中的不同表现形态及其形成原因,发展过程,包括题材,人物,母题等的比较研究;比较诗学是对各民族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形象学专门研究一个民族文学中其他民族(异国)的形象,研究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文学作品如何构建它种文化的现象。这样,比较文学涉及及涵盖了许多领域,角度,跨越了多种联系,大大扩宽了研究领域和视角。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涉及广泛的领域,但仍然以文学为中心,但文学与众多学科都有联系,也可以跨越众多学科,与艺术的其他门类紧密相连,如音乐、绘画、雕塑、戏剧、电影等等;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相互渗透,如哲学、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语言学等;与自然科学也彼此关联。 2.百家争鸣,促进多元文化并存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越国家的学科,它研究各种文化形态下的文学现象,仔细研究各种文化形态下的特征和规律。不管作家作品的水平高低与名声多响,不受国际,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使各种文学形式,文化形式相互了解,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发展。比较文学这一跨越与包容的学科,使百家争鸣,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谐”现象得以实现。它曾突破了法,美学派的二元对立,改变了欧洲中心论的文化僵局,将对历史与金泰的多种国家与民族间交流的认识及思维模式打开,使各种文化平等交流得以实现,使百家争鸣的局面得以实现,促进了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谐局面的实现。 3.文化交流,推动文学发展 比较文学是在各国家,各民族文学相互交流,各种文化相互交流之上发展起来的。反过来,比较文学也将会促进文化交流,推动文学发展。比较文学的跨越性,跨越了文化,民族,学科,语言,是一个开放性的宽领域,大视野的研究学科。在其研究过程中必然会对不同的文化,文学及其它文学,文化现象加以比较进行研究,这样就会使两个不同的文化群体对对方有一些清晰深入的认识,这种认识和理解就是一种文化交流,并在某种成都市反映到文学上,不知不觉中推动了文学的发展。 二、比较文学易陷入的误区比较文学有两个易陷入的误区需要注意一下 1. 认识的误区 有的学者认为“比较文学”就是比较不同国家、民族、文化的作家作品,或者不同文学文化现象之间的异同。他们认为只要找到了两者或多者的异同,并挖掘出原因,他们的研究就成功了。但有些学者认为真正的比较研究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文化和学术背景,说明为什么要选择做这样的研究课题的原因及做了这样的研究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所以说要想做好比较文学的研究,就一定要对着一门学科有个正确的认识,对所研究的课题有个深入的认识和挖掘。 2.比较的误区 有些学者认为,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之间的文学现象只要存在相似性就可以进行比较研究。有些论文只要找到了一些相似点就匆忙进行对比研究,结果得不出什么结论,或者得出的结论没有说服力和意义。这样的比较研究只能说是浅层次的研究,因为没有得出有价值性的结论。对于文学或文化的研究是通过对作品及文化有深入地了解并精读,品味才得出的可比性,而不是在表面上看有相似性或差异性就进行对比研究的,要注意差异性不等于可比性。对精细品味之后对可比性进行研究并得出结论,才是比较文学的真谛了。 三、结语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比较文学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比较文学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也愈加显现,不仅开拓了比较的视野,促进了多元文化的共存,还加强了各民族各种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但在进行研究的同时要注意两个误区,深入认识比较文学这一学科及研究方法,并作出有价值的研究结论。 作者:王文静 单位:内蒙古大学外国语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大学语文比较文学研究 一、影响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影响研究是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首创。所谓影响,并不是在一个民族内部文学或者作家的相互影响,而是一个民族内部所不具有的外来因素。影响研究就是要运用充分可靠的材料来阐明不同民族文学之间互相影响、互相借鉴的事实,探讨其中的规律。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形成性的影响。《大学语文》中有许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名篇,可以采用影响研究的方法来分析。比如用影响研究的方法分析教材中涉及的张爱玲的《我的天才梦》、王蒙的《语言的功能和陷阱》、戴望舒的《萧红墓畔口占》和冯至的诗歌《为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等,主要探讨西方文学的艺术特点或者文化思想对我国现代文学造成的影响。 (一)分析外国文学艺术上的影响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许多文体均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包括在我国古典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诗歌和散文。通过分析这种影响,可以加深学生对文学作品艺术特点的认识。以《语言的功能和陷阱》为例。这是王蒙在2004年受聘南开大学兼职教授时发表的演讲,可以看成是一篇论述语言功用的论文。笔者在分析这篇文章的艺术特点的时候,有意引导学生将这篇文章的论说方式与中国古代文论中诗话、词话的形式进行了对比。王蒙的文章是以逻辑分析为主,而传统文论中的诗话、词话则是主要采用感悟的方式。王蒙采取的这种言说方式,其实就是西方文论的言说方式,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的《诗论》已经采用了这种言说方式。许多同学认为,这样的讲解方式加深了他们对中西方文论的认识,也使他们认识到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导致了中西文论言说方式的不同。 (二)探讨外国文学思想上的影响 汉语不仅是文学形式的载体,在更深层次上它是思想的载体。西方文学不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艺术特点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它给中国现代文学带来了新的思想。通过分析现代文学中某些篇章的思想渊源,可以使学生更深刻地明白作者或者作品的深刻思想。笔者在讲授张爱玲、钱钟书和冯至等名家作品的时候,分析了西方文艺思想对他们的影响。在张爱玲一讲中,以《倾城之恋》为例,与学生共同探讨了西方个人主义对张爱玲的影响。张爱玲在其小说名篇《倾城之恋》中现身评论说:“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总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队平凡的夫妻”。我们就以这句话为由头,讨论白流苏和范柳原是不是个人主义者。大部分同学认为白流苏和范柳原是个人主义者,因为两个人都是自私的人,在恋爱的过程中机关算尽。在学生发表完意见之后,我给学生分析了个人主义的渊源以及个人主义的本质。通过我的分析和讲述,学生明白了张爱玲在某种程度上误读了西方的个人主义。真正的个人主义,不仅是高度重视个人自由、强调自我支配的个人或自我,而且是建立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基础上的。通过影响分析,学生不但加深了对中国作家作品的认识,而且认识到了各种思想来到中国之后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 二、平行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平行研究是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理论基石。平行研究是对那些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民族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研究,比较其异同,并在此基础上引出有价值的结论。相对于影响研究而言,平行研究摆脱了“事实联系”的限制,具有更大的自由性。在大学语文的教学过程中,既可以将文中的某些内容拿来进行平行比较,也可以将整部作品与其他民族的文学作品进行比较。 (一)课文局部内容的平行分析 大学语文教材中有一些篇章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所创作。在这些文章中,学者站在中西文化交汇的立场上,将中西文化进行了对比。其中一些言论是这些学者多年思考和深入体味中西文化的结果,因此是振聋发聩的。但是由于多种原因,论者没有将一些观点进行进一步论述。在教学中可将一些观点作进一步解释,以便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作者的思想。《序二篇》是季羡林和陈省身为范曾所作诗剧《庄子显灵记》写的序。季羡林在序文中说,中西方在处理人和大自然关系的时候采用了不同的态度,西方主张“征服自然”,而中国则主张“天人合一”。这个论点无疑是非常深刻的。为了让学生理解这个观点,我们在分析这两种态度时,将爱琴海的地理特点、黄河中下游的地理特点与中西文明的产生联系起来。爱琴海的地理特点导致了西方商业社会的发达,而黄河中下游一马平川、适合耕作的特点,则导致了中国农业社会的发达。西方商业社会的发达使人们倾向于“征服自然”,而中国农业社会使人们更倾向于“天人合一”。接下来还分析了这两种态度在文学上的表现。深入分析季羡林、傅雷等学术大师对中外文学、文化的看法,可以使学生更好地了解大师们的思想,也可以进一步引发他们对大学语文的兴趣。 (二)作品的平行比较 作品的平行比较是一个较为自由的研究范围,它既可以把不同民族文学作品的艺术特点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也可以将它们的艺术思想进行比较。在大学语文教学中引入作品平行比较,将大大增加教学的信息量。许多学生觉得《诗经》里面的许多诗歌已经耳熟能详,《诗经》的艺术特点已经烂熟于心,因此对学习教材中所选《蒹葭》不怎么感兴趣。为此,笔者尝试了一种新的方法。在讲述这篇诗歌的时候,将它与象征主义诗人里尔克的《严重的时刻》进行对比。我将两首诗歌诵读之后,许多学生凭直觉发现这两首诗歌具有不同的美学特色,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两篇诗歌风格的迥异。当学生急切想知道原因的时候,我展开了层层分析。最终学生认识到,《严重的时刻》表现了生命的真实存在状态———人生的荒谬,而《蒹葭》则体现了一种虚无缥缈的审美意境。《严重的时刻》表现的是生活的“真”,而《蒹葭》反映的是生活的“审美”。教学中运用平行比较的方法,可以使学生产生耳目一新的感觉,从而提高他们对大学语文的兴趣;同时也可使学生加深对具体作品的理解,深化对不同民族文学特性的认识。 三、跨学科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中后起的一种研究类型,它以文学研究为中心,探讨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20世纪后半叶,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如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宗教、文学与人类学、文学与心理学、文学与其他艺术等,已有长足的进步。中国语言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存在着或隐或显、或大或小的关系。从这种关系入手,可以使学生触类旁通,深化对课文的感悟和认知。大学语文教学中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可从语文与艺术学科之间的关系、语文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入手。 (一)语文与艺术学科之间的打通 在中国古代,诗、乐、舞三者是紧密结合的。音乐、舞蹈、美术的变迁往往也影响着语言文学的发生与发展。许多大学语文老师在讲述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时候,只是考虑到了文学的艺术特点与思想主旨,而淡化或者忽略了文学与其他艺术学科之间的联系,因此难以收到理想的效果。应当将文学与其他艺术学科联系起来。比如讲解《诗经》,就可以适当分析《诗经》文本与音乐之间的关系;讲授《春江花月夜》,可以将诗歌与音乐、绘画、舞蹈联系起来。笔者在讲授《春江花月夜》的过程中,先朗诵诗歌文本,接着让学生初步分析这首诗歌的艺术特色,然后让他们听同名的民族管弦乐曲、欣赏同名的舞蹈、观看同名的绘画。同学们发现《春江花月夜》在不同的艺术形式下,呈现出形态各异却又大致相似的艺术特点。于是,引导大家共同寻找它们的相似点。最后,同学们终于发现各种形态的《春江花月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意境美。这样,通过学习《春江花月夜》,同学们不但深化了对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特点的了解,而且明白了意境美是中国传统艺术的共同特点。 (二)语文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打通 大学语文教学中,不仅可以打通语文与艺术科学之间的关系,而且可以打通语文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仅仅局限在文学作品本身,认识的境界就不大宽广。将文学与哲学、历史等学科联系起来,大学语文的讲授就会达到一个新的境界,使学生觉得既生动又深刻。讲解教材中的许多古代文学名篇,都可以从历史、哲学和社会科学等角度去挖掘它们所蕴含的社科内容。比如讲授《庄子•秋水》,不仅分析它艺术特点和思想主旨,而且还应该进一步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分析庄子思想对中国古代文人的影响,使学生看到道家思想的积极意义。 总之,在大学语文教学中运用跨学科的方法,将文学与其他学科联系起来,可以增强课堂的趣味性,深化学生对文学作品思想内涵和艺术特点的认识。四、结语在当今信息空前发达的社会背景下,大学语文的教学不能局限在文学作品的字词知识、段落大意、艺术特点等方面,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需要与时俱进。比较文学是一门以跨越与打通为宗旨的学科,将它的一些研究方法运用于大学语文教学中,可以使大学语文的课堂产生更多会意的微笑和深沉的思考,可以使学生的思维跨越学科、民族之间的界限,做到融会贯通,从而使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审美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学与哲学 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是基于人类文化各子系统的互渗及各学科门类的混生而提出的,它应和了人类认识世界的历程及知识系统的发展规律,是对比较文学“跨越性”的新阐释。正式的跨学科研究概念是1961年,由美国学者亨利•雷马克提出的,他在《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ComparativeLitera-ture,ItsDefinitionandFunction)一文中说:“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塑、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1]文学与哲学同属社会科学,在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诸多领域中尤其重要。哲学探索的是关于知识、真理、理性、现实、意义、精神和价值的问题,文学也以此为中心,两者关系密切。正如王国维所说:“诗人之所悲歌,哲学者之所瞑想,与夫古代诸国民之传说若出一揆。”[2]16“哲学”一词,在西方意谓“爱智慧”,在中国也与智慧相关,“哲,智也”(《尔雅》),“哲夫成城,哲妇倾城”(《诗经•大雅•瞻卬》)。西方传统中的譬喻“镜”与中国古代的“文以载道”都说明了文学与世界及对世界之反思的关系,当然也包括与反思之抽象结晶———哲学的关系。因此,对文学与哲学展开跨学科研究既有学理依据,也有重要意义。 一、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可能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在学科分类不明晰的古代,文学与哲学都是混生互渗的关系,表现为哲学的文学化或文学的哲学化。远在古希腊时期,学者们就从与哲学的混生互渗中研究文学。毕达哥拉斯认为宇宙万物的本源为“数”,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毕达哥拉斯学派从数量比例关系角度探寻文学艺术,提出“美是和谐统一”。赫拉克利特用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研究文学艺术,提出“艺术模仿自然”,艺术与自然都在对立排斥中追求和谐,“自然是由联合对立物造成最初的和谐,而不是由联合同类的东西。艺术也是这样造成和谐的,显然是由于模仿自然”。美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最美丽的猴子与人类比起来也是丑陋的……最智慧的人和神比起来,无论在智慧、美丽和其他方面,都像一只猴子”。德谟克利特认为宇宙万物是由不可分割的原子构成的,原子流放射出来造成影像,作用于人的感官与心灵,形成人对事物的认识。根据这一朴素的唯物认识论,德谟克利特建立了自己的文艺观,认为“文艺模仿自然”,“从蜘蛛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学会了造房子;从天鹅和黄莺等歌唱的鸟学会了唱歌”,而追求和创造美“是一个神圣的心灵的标志”[4]4。苏格拉底哲学的中心是神学目的论,认为宇宙、自然、人和艺术都是由神创造的,神创造自然和艺术是为了满足人的欲望,从这种神学目的论出发,他认为判断美的标准应是对人是否有用,有用即美,无用即丑。柏拉图的文艺理论是其哲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他把理式设定为宇宙的本体,认为理式世界是真实的,现象世界是对理式世界的模仿,文学艺术又是对现象世界的模仿,“他们的产品和真实体隔着三层”,“在我看,他如果对于所模仿的事物有真知识,他就不愿模仿它们,宁愿制造它们,留下许多丰功伟绩,供后世人纪念。他会宁愿做诗人所歌颂的英雄,不愿做歌颂英雄的诗人”。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哲学家是最高等级的人,是理智的化身,而诗人以虚构的谎言亵渎神明、贬低英雄、摧残人的理性,投合人性中低劣的“无理性部分”,应该被逐出理想国。“我们现在理应抓住诗人,把他和画家摆在一个队伍里,因为他有两点类似画家,头一点是他的作品对于真理没有多大价值;其次,他逢迎人性中低劣的部分。这就是第一个理由,我们要拒绝他进到一个政治修明的国家里来,因为他培养发育人性中低劣的部分,摧残理性的部分。一个国家的权柄落到一批坏人手里,好人就被残害。模仿诗人对于人心也是如此,他种下恶因,逢迎人心的无理性的部分(这是不能判别大小,以为同一事物时而大,时而小的那一部分),并且制造出一些和真理相隔甚远的影象”。留在理想国中的诗人只许描写公民的诚实、勇敢、节制等美好品行,歌颂神灵和英雄的美好性格,“除掉颂神的和赞美好人的诗歌以外,不准一切诗歌闯入国境。如果你让步,准许甘言蜜语的抒情诗或史诗进来,你的国家的皇帝就是快感和痛感,而不是法律和古今公认的最好的道理了”。 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文艺模仿自然”的思想,但反对柏拉图对现象世界和文学艺术的贬低。他认为现象世界是“第一实体”,文学艺术反映现象世界的本质和规律,不仅是真实的,而且富有哲学意味:“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希罗多德的著作可以改写为‘韵文’,但仍是一种历史,有没有韵律都是一样;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地对待;因为诗所描写的事带有普遍性,而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古希腊这种哲学与文学的混生状态被维柯称为“诗性智慧”,他说:“最初的哲人们都是些神学诗人,任何产生或制造出来的事物都露出起源时的那种粗糙情况。我们只应该根据这种粗糙情况来考虑诗性智慧的各种起源。至于流传到我们的诗性智慧起源所享有的那种巨大而崇高的尊敬,则起源于两种虚骄讹见,一种是民族的,另一种是学者们的,更多的是第二种。因为正象埃及高级司祭曼涅陀(Manetho)把埃及的神话故事性的历史都翻译成为一种崇高的自然神学,希腊哲学家们也把希腊的神话故事性的历史都译成哲学。”[6]中国古代文史哲也是一体的,如《论语》《庄子》等先秦典籍探索宇宙人生、进行哲学思辨,或深刻平实、含蓄隽永,或说理明晰、词约义丰,既是哲学文本,也是文学文本,“文化呈现一种综合的形态。先秦有些文学作品是史学或哲学著作。史学和哲学著作也富有文学意味”[7]。《论语》从文学角度讲是纯语录体散文。它的语言或者简练而用意深远,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或者诙谐风趣、和平愉悦,如“割鸡焉用牛刀”(《论语•阳货》);有的浅显易懂、接近口语,如“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论语•八佾》)。《论语》还是我国最早的文学评论,孔子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论语》还是一部深刻的哲学著作,以形象的语言表现对天、天命等的思考。如孔子将王孙贾所问“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解释为“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孔子对自己的表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孔子同时代之人更是认为孔子受命于天,“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此外,《老子》韵散结合,采用排比、对偶、比喻等手法,以诗意的语言探讨玄妙的形而上问题,犹如辞意洗炼的哲理诗;《孟子》巧用逻辑推理方法迂回曲折地表达哲学思想,长于譬喻、排比、叠句,文气磅礴,是对话式论辩文;《庄子》“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庄子•天下》),通过虚构的世界表达深邃的哲学思想,想象奇崛,是哲理抒情散文的瑰宝。在古代哲人看来,文学艺术陶冶性情的审美功能与哲学伦理功能可以一起实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可见,从根源上哲学与文学就有着紧密的联系。 二、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学理分析 文学和哲学都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特殊形式,都表达了人们对人的存在、世界的本质的认识,都要借助语词,并且依据语境进行阐释才能被接受。因此,在对世界、语言、语境、阐释的依赖上,文学与哲学是一致的。不过,从对世界的把握方式来说,哲学是对整个世界抽象化和理性化的认识,希望透过现象见到本质,而文学是对世界或人生具体问题的审美把握。从表现方法上看,哲学强调通过概括与判断等对世界进行理性的考察、逻辑的论证,文学则强调通过想象、比喻和象征等对世界进行审美表现,不要求作出逻辑判断,而主要与读者形成共鸣。从内容上看,哲学探究思想或事物的本质,如宇宙的起源、世界的本质等,是对思想的思想,即黑格尔所谓“反思”,它力求客观、理智,“不过具有为思维所决定所浸透的情绪和表象是一回事,而具有关于这些情绪和表象的思想又是一回事。由于对这些意识的方式加以‘后思’所产生的思想,就包含在反思、推理等之内,也就包含在哲学之内”[8],而文学关心的是思想的具体化,是用审美的方式表现思想,带有浓厚的现实性、形象性和情感性,“对诗人来说,文字不主要是‘符号’或一望而知的筹码,而是一种‘象征’;它本身和它的表现力都具有价值,一文字甚至可以是一‘物’或一‘事’,贵在有声音和有色彩”[9]94。从文学的内部研究看,文学尽管是对生活的感性表现,却包含着理性认识,有些甚至达到了哲学的高度,是在审美的感性形式中追问抽象的哲理。而在文学的外缘研究中我们又会发现,哲学作为独立的思想体系也会影响文学,有些文学作品就是对某种哲学思想的反映、反思或反驳。如康德哲学对唯美主义文学的影响,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和悲观主义哲学、尼采的权力意志论、克罗齐的直觉主义、海德格尔和萨特等的存在主义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正如韦勒克及沃伦所说:“文学可以看作是思想史和哲学史的一种记录,因为文学史与人类的理智史是平行的,并反映了理智史。不论是清晰的陈述,还是间接的暗喻,都往往表明一个诗人忠于某种哲学,或者表明他对某种著名的哲学有直接的认识,至少说明他了解该哲学的一般观点。”[9]123文学批评也会受到哲学的影响,尽管韦勒克和沃伦对某些特殊情况有所不满:“那些认为社会因素是文学产生的决定因素的人往往是最激进的决定论者。这种激进主义的根源在于他们与19世纪的实证主义和科学有着哲学上的亲缘关系;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忘记那些坚持思想史研究法(Geistesgeschichte)的唯心论者,在哲学上与黑格尔体系或其他形式的浪漫主义思想有亲缘关系,这些人士也是极端的决定论者,甚至是宿命论者。”[9]74文学与哲学彼此渗透、互相影响:哲学启发作家按照一定的价值观表现世界,赋予了文学深刻的思想;文学对哲学也产生了影响,有些哲学思想的提出就源于对文学现象的考察;帕斯卡尔、施莱格尔、克尔凯郭尔、伏尔泰、叔本华、尼采、瓦雷里、海德格尔、萨特、加缪、马尔库塞等都既是哲学家,又是文学家。这一课题的研究如周国平的《诗人哲学家》、刘小枫的《诗化哲学》等。 三、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实践 在对文学与哲学进行具体的跨学科研究时,必须以文学为中心,或至少以文学与哲学两者同为中心进行研究。可以对两种学科的规律进行相似性与差异性的比较研究,也可以以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为中心,研究其中的哲学影响,或者以哲学理论为工具分析具体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应该注意的是,虽然文学也会影响到哲学,但文学对哲学的影响研究不应被视为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主要内容,而只应被视为两学科跨越性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因为文学对哲学的影响立足哲学为中心,应属于哲学研究的范畴。 (一)文学与哲学的学科“间性”研究文学不是把哲学转换一下形式,塞进意象和诗行,而是要表达一种对生活的认识。对命运与自由、偶然与必然、精神与物质、生命与死亡等问题的思考贯穿于文学和哲学之中。如古希腊的克列安提斯(Cleanthes)所说,诗是传达哲理的有效工具,“韵律、歌词和节奏唯有在默想神圣的哲理时,最接近真理”[10]。薄伽丘认为文学的本质即哲理:“为了使真理因难得而显得更可爱,因而记得更牢固,诗人们往往把真理隐藏在表面看来好像与真理相反的事物之下。因此,他们就用寓言而不用别的方法隐藏真理,因为寓言之美能吸引哲学家论证或雄辩之词所不能吸引的人们。”[11]锡德尼(PhilipSidney,1554—1586)在《诗的辩护》中也说:“凡是哲学家说应该做的事,诗人就假定某一个人做了这事,给这过程画了一幅完美的图画来,因而把一般概念和个别范例结合到一起。我说一幅完美的图画,因为诗人给人心的各种能力提供一个具体形象,因而哲学家为着说明这形象的内容,却只提供了冗长的描写,这种描写决比不上形象那样能打动、深入并且占领读者的洞察力。”[12]比较研究文学与哲学这两种学科在思维方式、表达手法、思考主题等方面的同与异,以及它们发展道路的互渗影响、相合与分离,也是跨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文学作品中“包裹”的哲学思想研究“哲学是文学的思想背景。哲学乃理性的思考,它所建立的完整的思考体系可满足人类知识上的好奇心,同时哲学可使人与人之间、人与宇宙之间,亦即人的大环境、小环境有所配合。……文学家在致力于反映人生,描摹人生,提出人生的理想,把自己的情感思想表达出来的时候,显然都会受到哲学影响。事实上,文学家就是一个哲学家,而其表现方式则是多面的而更具体的,与生活及现实更为接近。”[13]文学作品中的哲学可能是作家本人的思想———有的作家本身就是思辨哲学家,他们写的诗可以称作哲理诗;也可能是作家接受影响而表现于作品中的哲学思想———这种影响可以是同一国家、民族、文化体系内的,也可以是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体系之间的。前者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一般被看作既是文学家又是哲学家、宗教思想家,其作品中包含着对人性、罪恶、拯救、正义等哲学命题的思考:《罪与罚》就是以拉斯柯尔尼科夫哲学思想的形成、实践、失败为线索构筑而成,作者借以反思青年人中流行的哲学思想及其危害,并表达其宗教拯救思想;《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兄弟四个是不同思想意识冲突的象征,同时也含有个人内在的冲突。此外,爱默生、梭罗、霍桑等作品中的超验主义思想,麦尔维尔作品中的神秘思想,斯宾塞《仙后》中的“无常”与“自然”的争执,马洛作品中的无神论与怀疑论,萨特作品中的存在主义,加缪作品中的荒诞哲学等都属此类。后者如中国哲学对东西方文学的影响,如托尔斯泰曾说:“我曾竭力要理解我所读到的一切,尤其是中国人的宗教的智慧的宝藏:孔子、老子、孟子的著作,以及关于他们的评注。我也曾探究过中国佛教状况,并且读过欧洲人写的关于中国的著作。”[14]卫礼贤(RichardWilhelm,1873—1930)、荣格(CarlGustavJung,1875—1961)、德布林(AlfredDoblin,1878—1957)等人先后译介过庄子的著作,卡夫卡(FranzKafka,1883—1924)以拥有一部《南华真经》而自豪,因为道家思想对德国文学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在表现主义运动中。[15]在东南亚,“中国古代典籍和各种著述大量输入越南”[16],最突出的是贯彻整个越南文学创作进程的思想一直是从中国传入的儒道并重的精神,“为士大夫者非尧舜之道不陈前,非孔孟之道不著述”(张汉超《北江关严寺碑文》),儒家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成为衡量社会道德的标准,文学中的正面形象都是节义兼全、忠君孝亲的典型人物。同时,老庄思想也较为普遍地被吸收,在知识分子中间则表现为遗世绝俗,消极退避。[17]这样的跨学科影响还有西方存在主义和荒诞哲学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影响,经院哲学对邓恩的影响,东方思想、柏拉图主义对弥尔顿的影响,普罗提诺、斯宾诺莎哲学对歌德的影响,康德、谢林哲学对湖畔派的影响,费希特、谢林哲学对施莱格尔、诺瓦利斯的影响,斯宾诺莎、柏拉图思想对雪莱的影响,悲观主义和无神论对哈代的影响,费尔巴哈和施特劳斯哲学对乔治•艾略特的影响,勃特勒、尼采哲学对萧伯纳的影响,维科哲学对詹姆斯•乔伊斯的影响,神秘主义对叶芝的影响,唯灵论对波德莱尔的影响、克尔凯郭尔对卡夫卡的影响等。同一位哲学家对不同作家可能产生不同影响。如杰克•伦敦受尼采影响长于描写在弱肉强食的险恶环境中个人奋斗者的形象,卡夫卡最爱读《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对《悲剧的起源》一生推崇备至,中国现代作家对尼采哲学又有不同的变异。乐黛云的《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对尼采哲学在中国的接受作了翔实的分析。乐黛云首先介绍了尼采哲学及其在西方的评价,然后分四个阶段分析其在中国的接受:“五四”前有王国维、鲁迅、陈独秀,“五四”后有傅斯年、田汉、沈雁冰、郭沫若,1925年以后有以高长虹、向培良为首的狂飙社和郁达夫,40年代有战国策派。四个阶段侧重不同:“辛亥革命前,人们从尼采找到的是具有伟大意志和智力的‘才士’,希冀雄杰的个人可以拯救中国的危亡。‘五四’前后,人们心目中的尼采是一个摧毁一切旧传统的光辉的偶像破坏者,他帮助人们向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挑战,激励弱者自强不息(虽然这并非尼采本意)。1927年后,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进步思想界已经很少提到尼采。到了四十年代,为适应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政治需要,尼采又在国统区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广为传播,这时对于尼采思想的介绍无论是目的、方法,还是社会效果都与‘五四’时期截然不同。”最后总结出文学影响的规律:“一种外来思潮要发生影响决不是偶然的、盲目的,它必然按照时代和社会的需要被检验和选择。……任何外来思潮发生影响的过程都是一个选择、鉴别、消化、吸收、批判、扬弃的过程。”可以说,这是基于影响关系而做的哲学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三)以哲学为文学批评的工具对于没有事实联系的哲学与文学,有时也可以进行研究,因为它们可能对同一命题有相近的表现,即通过第三方产生迂回的联系。例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即是运用叔本华哲学来研究《红楼梦》的成果,其中兼及《老子》《庄子》《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浮士德》《神曲》《创世记》《佛国记》《诗学》等中外哲学、宗教、文学、文论名作,可说是在跨学科研究中糅合平行研究、阐释研究的典范。全书第一章“人生及美术之概观”以《老子》“人之大患在我有身”与《庄子》“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开启,重点介绍了叔本华哲学。“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之被偿者一,而不偿者什佰。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即使吾人之欲悉偿,而更无所欲之对象,倦厌之情即起而乘之,于是吾人自己之生活,若负之而不胜其重。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怎么解除痛苦呢?王国维转述了艺术的路径:“兹有一物焉,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此时也,吾人之心无希望,无恐怖,非复欲之我,而但知之我也。”王国维还引用中国古籍辅助说明叔本华哲学:“濠上之鱼,庄惠之所乐也,而渔父袭之以网罟;舞雩之木,孔曾之所憩也,而樵者继之以斤斧。若物非有形,心无所住,则虽殉财之夫、贵私之子,宁有对曹霸、韩干之马而计驰骋之乐,见毕宏、韦偃之松而观思栋梁之用,求好逑于雅典之偶,思税驾于金字之塔者哉!故美术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而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之美者,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也。”第二章“《红楼梦》之精神”以叔本华哲学对《红楼梦》进行了演绎式的分析,解释其中的“欲”与痛苦,“《红楼梦》一书,实示此生活此痛苦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提出解脱之道是“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而非自杀:“出世者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者也。……故金钏之堕井也,司棋之触墙也,尤三姐、潘又安之自刎也,非解脱也,求偿其欲而不得者也。彼等之所不欲者其特别之生活,而对生活之为物则固欲之而不疑也。故此书中真正之解脱仅贾宝玉、惜春、紫鹃三人耳。”何以这样区分?乃是因为他们的解脱又有不同,一种如叔本华所谓“断念”,一种为文学艺术。“前者之解脱,如惜春、紫鹃,后者之解脱如宝玉。前者之解脱,超自然的也,神明的也;后者之解脱,自然的也,人类的也;前者之解脱宗教的也,后者美术的也;前者平和的也,后者悲感的也,壮美的也,故文学的也,诗歌的也,小说的也。此《红楼梦》之主人公所以非惜春、紫鹃而为贾宝玉者也。”《红楼梦》正是描写宝玉由“欲”所产生的痛苦及解脱,宝玉与浮士德相比,“且法斯德之苦痛,天才之苦痛;宝玉之苦痛,人人所有之苦痛也。其存于人之根柢者为独深,而其希救济也为尤切”。第三章“《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提出,与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相比,《红楼梦》是“彻头彻尾之悲剧也”,且为“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的人生悲剧。第四章“《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论说拒绝“生活之欲”而达到“解脱”乃是伦理学的终极目的。第五章“余论”批评了清代考证学影响下对《红楼梦》的索隐派研究,认为贾宝玉指向的是一种普遍的生存状态。 四、余论 毫无疑问,跨学科研究进一步拓展了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和理论视野,而文学与哲学的关系研究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在具体研究中,我们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跨科学研究应以文学为出发点和归宿,追溯文学与哲学间的关系,特别是哲学思想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以及以哲学为理论工具对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综合研究,而非以哲学为中心进行研究。在这方面,我国学者做出了许多颇有建树的努力,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绩,如乐黛云、王宁主编的《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高旭东的《中西文学与哲学宗教》,郭延礼的《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等。其次,相对于丰富的研究实践来说,对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理论建构稍显不足,这点已经引起学界的重视。如对于同一文化系统中文学与哲学概念进行认真梳理,才能更准确地界定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及哲学对文学的影响。在中国语境中,文学与哲学不仅互相影响,而且与宗教、艺术等其他学科门类也有交叉关系,因此概念的梳理就更显重要,何云波先生就说:“在跨学科的比较研究中,首先便需要清理其概念范畴,有哪些是共通的,哪些是各自独特的。以中国文学艺术理论为例,由于它们的研究对象分别是诗文和琴棋书画,研究对象的差异,便构成了各自的一套概念体系。而它们同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很多话语又是相通的,如道、气、形、象、意、阴阳、机、玄、妙、神、仁义、动静、虚实、奇正、理数、心数、象数、体用……问题是,同一范畴,在不同的艺术门类,其具体内容又是有差异的。就像中国艺术中的‘虚实’之‘虚’,在画论中可能是指‘空白’,在乐论中可能是‘此时无声’,在棋论中是‘空虚’、‘虚势’甚至就是一种空间的存在,在诗论中是‘意在言外’,但它们又都与中国哲学的‘无’有着亲缘关系,这就需要我们在跨学科中寻求话语的沟通时,先作一番细致的辨析。” 最后,在运用某种哲学思想研究具体的文学现象时,要认真考察其学理依据的适用性,避免做无限度的阐释。虽然文学与哲学都是对人类生存的思考和表现,但不是所有的哲学理论都可以运用于文学分析。那些有影响关系的哲学与文学,如尼采哲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关系,克尔凯郭尔哲学对卡夫卡创作的影响等,可以进行具体的事实分析。而那些没有明确的影响关系,或者根本不可能有影响关系的哲学与文学虽然也可以进行研究,但是,在进行这类研究时要注意联系历史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寻找其学理依据的适用性,并做出有理有据的分析界定。其实,早在跨学科研究提出的时候,对于其研究领域是否应限定在影响关系上,就引发了诸多争议。韦斯坦因在《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中探讨了法、美、德等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普遍争议后,提出跨学科研究可能成为一种“包罗万象”的研究,主张用影响研究中注重事实联系的“规范”来限定它,认为这种研究最好首先从“事实联系”开始。虽然关于跨学科研究的界定尚不清楚,但学者的研究实践已经表明,没有影响事实也可以进行跨学科研究,不过要注意其可比性及得出恰当可信的结论。 作者:孙彩霞 单位:河南大学 文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浅析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翻译与误读 [摘要]在比较文学的研究当中,由于文学作品的翻译涉及到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因此翻译不再单纯地是两种不同文化间文字符号的转换,在翻译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本文侧重了解阅读过程中产生的误读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阐述了翻译误读对跨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学发展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为了促进跨文化交际和世界文学的发展,我们应该慎重对待误读。 [关键词]翻译;误读;文学 引言 20世纪80年代后期,比较文学翻译的研究出现了由原来单纯的语言层面的翻译向了解文化的转变。而伴着全世界经济的迅猛增长,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也随之增加。两种不同的文化间的沟通也就是用一种语言去认识和解释另外一种语言。但是由于生活在一种文化里的人们在认识和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时候,常常会依照者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去对其他文化进行理解,这种情况或多或少就会产生一些文化误读。而在文化理解的过程中翻译是一种最直接、最普遍的文化交流形式,尤其是在研究两种文化的文学作品的时候,翻译也会存在一些误读现象。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误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读现象,并且这种现象对翻译起着怎么样的作用呢?笔者将在本文中逐一探讨。 一、误读定义及内涵 误读是产生在阅读文学作品中的一种现象。它是指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原有内容本身的含义和内容曲解,进行了错误性的阅读。读者对于阅读内容通常可以分为“正读”和“误读”。“正读”是读者能够正确理解作品的内涵、艺术价值和作者的创作目的;而“误读”则是不能正确理解作者的真正意图。乐黛云教授曾经给对误读进行过这样的解释,那就是误读是读者按照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去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理解方式。 20世o60年代后期,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就曾经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理论--即“影响即误读”理论,并且用此理论给“误读”定下一个新的含义。布鲁姆提出在弗洛伊德尼和采之后,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读者不可能完全按照原文的含义进行理解,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修改和创造。实际上很多人认为跨文化之间的文学阅读是一种“重新创造”,是另外一种创造性的阅读,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 二、翻译活动中的误读 翻译是我们在进行两种或多种文化沟通中所使用的一个非常重要手段。但在某种方面来说,它所进行的过程里会不断出现由原来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或多种文化的误读。在我们进行翻译时出现的文化误读实际是指翻译者因为受到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近而错误地对原文进行加工改造,并把这些经过加工改造的错误文化信息展示到译文中。 如果从主观性的角度上看,翻译者在进行文学比较时所出现的翻译误读又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蓄意误读,另外一种是无意误读。蓄意文化误读是翻译者由于受本身主观动机的制约从而造成的误读,是一种有意识地加工改造或者曲解。无意文化误读一般是指翻译者的语言底蕴不够或者存在一些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错误地把不正确的文化信息译到译文当中,从而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误译或错译。 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体现着它所代表的时代和环境,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底蕴。为了了解另外一种文化,进行跨文化间的交流,翻译是我们常常使用的一种媒介手段。所以当翻译工作者对某一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他也就在进行一种跨文化间的交流,从一种文化进入另外一种文化。对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进行对照、比较、研究,最后创作出他的译文。但是由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以翻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要充分地评估自己的译文,不能出现过大或过多的误译或错译。翻译者要充分思考如何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 光从表面上来看,在翻译的过程中出现的误读没有传达出翻译的“信”,没有体现出对原文的忠实性。但是,我们不能仅从表面来看,只是重视讨论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度,没有从文化的层面上去看这个问题,这里涉及到文化的交流和传承。有些译者为了让广大读者能够对作品有深刻的印象,在翻译一些国外的作品时按照自身文化习惯把外国的主人公的姓名翻译过来。这也说明,翻译仅用“信”即忠实原文这样的标准定位为唯一的标准的话,是非常不可取的,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它脱离了实际社会和环境,没有体现出该部作品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翻译过程必须是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对目标语言进行分析研究的。 三、翻译中产生误读的原因 众所周知,在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当中,因为文化背景的不相同,翻译者是不可能避免翻译误读现象的发生的,而且这种现象出现的频率还很高。每一本具有不同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都会有它自己独特的性质,例如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等特质,并且这些不容易在另外一种语言文化中体现出来。并且翻译活动还存在时代的局限性,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翻译,或多或少体现翻译者所在的时代和文化的环境。 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由于风俗习惯、知识框架和思维模式上都有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同,所以,这样的读者就会有着不同的“期待视野”。这种读者所独有的“期待视野”事实上在他阅读另外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前就已经有了的观点、立场和思想方法等。这也造成了翻译者对原文文本内容的理解含有一部分自己的主观想法,而这种新创造出来的主观想法就会对原文化中的文学作品造成一定的误读。这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一些创造性的翻译就不可避免地。尤其在翻译跨文化的文学作品时,因为翻译者不同的“期待视野”,创作出来的译文也会有不同的解读。 为了不断地满足读者所持有的期待视野,有些翻译者就会对原有作品不断地进行加工修改,以便于译文可以在译文的文化和环境中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可和喜爱。正如我们所了解的翻译家林纾,他翻译了很多的外文作品,但他的译文中有很多不符合原文意图的曲解和添加,这就扩大了读者的文化视野。他在翻译外文作品的时候,同时兼顾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用能够让中国读者理解的中国文化诠释或误读西方的作品。在这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翻译者文学翻译过程中先是一位读者,其次才是一名翻译工作者。 四、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的作用 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中,文学作品会被重新理解并产生一些新的含义,所以它会体现当时的时代和环境的情况,甚至会超越那个时代和环境。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的影响下,翻译存在着误读。也是这样在翻译中出现的误读让译文有了它不同于原文学作品的审美含义。这样在历史的角度上看,这种主体文化被翻译中出现的误读体现得更为丰富了,这也对历史文化发展和文化沟通交流起着非常重要的推进意义。而且还能从不同的角度地完全扩展译文文化的解读。例如,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尼采提出向往权利是人类生活中最强的意志。按照德国人文化意识的解释,那就是“我愿成为其他民族的主宰者”。有权利的人持有一种“像对待蚊虫一样,无任何良心的悲悯击毙它。”的态度来对待那些等级比较低并没有任何权利的人们;而当年茅盾对于尼采作品就有了误读。茅盾的解读是:“唯其人类有这‘向权力的意志’,所以不愿做奴隶来苟活,要不怕强权去奋斗。要求解放,要求自决都是从这里出发。倘然只是求生,则猪和狗的生活一样也是求生的生活。” 从上述解释中可知,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在特定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的语境下,会产生出非常丰富的译文文化的艺术表达,这样可以不断启发翻译者文学意识,让文学创作和翻译过程形成一种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关系。同时,因为译文中出现的文化误读不能正确地表达外来文化的内容,会造成错误的信息,不利于正常的跨文化沟通。而研究这种文化误读现象也会帮助了解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消化。这在客观上非常利于译文文化文学的发展。反之,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翻译误读也对文学的发展有一些不好的影响。众所周知,翻译误读实际上就是对原文化文学作品的错误认识,修改了原文的真实含义,这样就会造成文学作品在交流和传承的过程中有所流失和误译。译文的读者不能够正确全面认识和了解原文文化的真实含义和精神本质,真正的文化交流效果体现的就会不充分。所以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者还要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误读。 五、结语 文化误读常常会出现在文学翻译,这种现象显而易见的。由于受到时代、环境、文化等方面的不同,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鲜明地突出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曲解与修改,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在另外一种新的文化和环境里获得了新的诠释。也就是说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的创造性行为,是翻译者根据自己处于的生活环境和文化影响所进行的一种创造性文学创作。但是这种创造性文学创作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也就是说原有的文学作品所体现的内容和创作出来的译文同时都要限制翻译者。翻译者只能在读者能够接受的限度里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主观性。同时,翻译者还要考虑读者和译文的接受语境。所以,翻译不是单一的创作性活动,它是不同的两种语言文化体系的相互制约。翻译者既是表达原文内容的人,还是原著内容的重新解读的人。 从文学发展的角度上来看,翻译工作者的任务不应该单纯复原和传达原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全部含义,还应该在理解作者写作意图和原作品内容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并且对跨文化交际之间的文学交流有益的作品。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韩国文学作品教学中的运用 内容摘要:韩国文学作品是中国高等院校韩国语专业的专业课程,也是学生理解韩国历史和文化的最佳途径。但韩国文学作品本身具有的时代特殊性、以及作品中出现的各种修辞手法和复杂的句式结构使得韩国语专业学生无法走出韩国文学作品这一困境。若只是一味地阅读并讲解韩国作品,会造成课堂内容枯燥,学生也失去学习的兴趣。因此如何有效并有趣地讲解韩国文学作品成为高校韩国语专业所面临的问题。将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运用到讲解韩国文学作品中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方式,也是一种趋势。运用其中的平行研究方法去解读不同作家的作品,对改善课堂氛围、加强学生的理解能力、提高学生思考能力将有显著的作用。 关键词: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平行研究;历史在流淌;教学 G633.3 一、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与韩国文学作品 韩国文学作品是高校韩国语专业的专业课程,它有助于学生理解韩国文化内涵、提高鉴赏能力。随着时代的发展,高校课程的改革,单纯地阅读并讲解韩国文学作品的传统方法已不能适应高校发展的要求,因此寻找一个恰当的方法去进行韩国文学作品的教学成为教师的首要任务。中韩两国相似的历史发展轨迹和文化传统,使得教师将中国的作品纳入韩国文学作品的比较对象范畴。随着中韩交流的快速发展,将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运用到韩国文学作品的教学成为一种趋势。比较文学是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研究,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它致力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并希望相互怀有真正的尊重和宽容。其方法主要有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影响研究注重各民族文学的相互接触和交流,强调实证和事实联系;而平行研究则用逻辑推理的方式对相互间没有直接关联的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进行研究,准确地指出作品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并解释其原因。因国内韩国语专业学生是从零基础阶段开始学习韩国语,到高年级学习文学作品时,接触韩国语也不过几年光景,考虑到现阶段国内韩国语专业学生的能力,比起影响研究,平行研究方法更加适合也更加有效。将韩国作品和学生所熟悉的中国作品相比较的过程中,学生可通过寻找作品中的异同点及其原因来消除国界的隔膜,达到理解和鉴赏的目的,增进文学知识。同时通过比较中韩两国文学作品,可发掘出两国相似的文化底蕴和内涵,而通过发现的不同点,对于学生尊重不同国家的文化,学习待人接物的礼仪也有积极的作用。 二、平行研究方法在作品《历史在流淌》教学中的运用 韩戊淑的小说《历史在流淌》是一部历经朝鲜时代到光复时期的历史长篇小说,勾画出朝鲜波澜壮阔的历史发展过程。根据小说和戏剧的近邻关系及处在相同的社会制度和时代背景下的典型的女性形象繁漪和朴玉莲,挑选出具有可比性的中国作品就是曹禺的《雷雨》。在教学过程中,女性形象、不同人生结局之主客观因素和作家视角是比较的重点。 1.叛逆的女性形象:曹禺曾说过:“繁漪是一个最‘雷雨的’性格,她的生命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 繁漪以恶魔般的形象和毁灭性的杀伤力造成了同归于尽的悲剧。朴玉莲则是主人与仆人的私生女,但却在坚强勇敢的性格下,做出了勇敢的反抗,跑出家门求学,最终成为人人尊敬的女校长。两者虽都生活在父权制时代,但与生俱来的叛逆的性格下做出的反抗,使两者都成为迥异于传统道德规范的女性。 2.不同结局之客观因素:繁漪和朴玉莲都生活在男人掌权的时代,男权制的压迫使得两者都做出了反抗,成为不同结局的客观因素。繁漪的反抗结局是在傀儡婚姻中挣扎、在周氏父子的打击下爆发、面对儿子和惨死和爱人的自尽最终发疯;朴玉莲的结局则是在赵氏家庭为了生存挣扎、成功逃离赵家、求学成功最终成为女校长,为祖国光复做出贡献。两者都做出了相应的反抗,但结局却截然不同,这一切归根于主观因素。 3.不同结局之主观因素:繁漪尽管受过西方教育,接受先进的思想,但中国式封建思想已在她骨子里根深蒂固,因此她的反抗处处显露出她的懦弱与卑微。例如她顶撞周朴园却不曾与周公馆决裂、卑微地爱着周萍,视他为全部,同时她缺乏自我意识,无法独立生活,将自我的幸福从周朴园转移到周萍身上,等矍橥嗜セ丽的外衣露出狰狞的面目时,她的世界也随之倒塌,带来了毁灭性的杀伤力。朴玉莲作为大家庭中的下人,受尽侮辱与蔑视,但她却做到了自尊和自爱。打破只有男人才能读书的社会制度,接受了新教育,用新思想武装自己,明白幸福要靠自己争取,成为开创性的人物。 4.不同性别作家视角的影响:性别视角就是作家在创造作品的时候,以作家的性别为基础,对文学作品进行审视和评价的一种观念和方法。由于作家性别不同,曹禺和韩戊淑直接影响了两位女性人物的结局。男性视角是建立在男权制的基础之上对文学艺术作品进行审视和评价的一种观念和方法,也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形成的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批评观念和方法。 曹禺毕竟不是站在女性的角度去看待女性,他终究逃不过性别的束缚与限制,在潜藏意识的影响下,繁漪只能变成男权社会不能容纳的悲剧形象。女性视角指的是从性别入手来审视人类文化遗产和文化创造的一种批评观念和批评角度。 因韩戊淑是女性,了解当时女性艰难的困境,在她的女性意识下,作家将自己的梦想融入到作品中,创造出了父权社会的颠覆者,实现自己追求获得新生的女性形象。 三、结语 比较文学研究方法是帮助学生读懂韩国文学作品、理解韩国历史文化的最佳途径,也是有效适当的教学方法。其中平行研究方法对于学生找出作品异同点、理解作品内容来说有较强的操作性。学生通过平行研究方法,从熟悉的母语作品出发,根据母语作品的相关内容有针对性地找出具有可比性的韩国作品,并找出可比项。在比较分析可比项时,归纳存在的异同点及其原因,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可将两国文学知识融会贯通,开阔视野,提升思考能力和学术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 摘要:20世纪的比较文学出现了重重危机,法国的影响研究注重事实考据而否定美学评论,美国的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关注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和学科联系而忽视社会历史和学科独立性。随着21世纪的到来,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应运而生。本篇文章将以韦勒克的《比较文学的危机》为出发点,研究网络新媒体时代下比较文学面临的新的危机与机遇。 关键词:比较文学;网络时代;危机与机遇 一、20世纪比较文学的危机 20世纪的比较文学经历了一系列危机。1958年,雷内・韦勒克发表了论文《比较文学的危机》。中国学者黄源深把韦勒克文中的观点归纳为三点:第一、没有确定明确的研究内容和专门的方法。第二、机械地把比较文学局限于研究渊源和影响,以至于比较文学降到了附属学科的地位。第三、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化民族主义动机,使研究本身失去了应有的客观性,而成为本民族“争夺文化声誉的舌战”。 1993年,苏珊・巴斯奈特提出:“20世纪末的比较文学进入了灾难性阶段,这种研究在西方已经在危机之中, 这是无可置疑的了。”这可以看作是比较文学第二次危机的宣言书。对一门学科有不同的认识是正常的,但如果一门学科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发展后再次出现危机,确实值得警惕。 二、21世纪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 (一)网络时代带来的研究危机 半个世纪以来,互联网带来了巨大的社会革命。对于比较文学研究者来说,互联网带来的挑战是全面而深刻的,不仅许多新问题不断浮现。而且传统问题在新的文化语境下又面临新的追问。 网络时代为比较文学研究带来了一系列危机,首先表现为文学的经典性被日益弱化。网络的持续发展使得新媒体时代的文学创作变得越来越自由随意,也使得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在纷繁复杂的文化中地位越来越轻。对于许多的年轻学者而言,传统的纸质小说、散文、诗歌已经不再是他们研究的重点,大数据时代下的传媒研究、女性研究、后殖民研究早已经占据了历史舞台。更多的人习惯于通过网络搜集资料,通过电影研究情节。 网络给受众带来话语权实现的场所和空间,促进公众话语权实现的同时也导致任何个体都可以成为网络空间里的自由话语者,所以,信息错误流传c资源荒诞存在便成了不容质疑的事实。此外,网络也为学术抄袭提供了工具。网络的普及使得一部分学者从宁静的书斋中转移到了喧闹的网络空间,并由此失掉了研究活动的独立性,而妄图以速成的形象来成就自我。 (二)网络时代提供的研究机遇 网络时代为比较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机遇。首先,网络可以为比较文学研究实现资源共享。乐黛云说:“世界进入信息时代之后,高速信息网络、电子邮件等媒介使快速的跨文化传递成为现实,全世界各种文化的地区和人民,都可以在同一时间接受到同一信息,以至于任何自我封闭、固守自隅、逃避交往的企图都可以受到成功的抵制。”网络作为一个中介,能够使得比较文学不再局限于单一的西方文化体系内部,而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异质文化的对比和共存中获得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研究者们可以实现资源共享,使自我的研究需要基本得到满足,为研究活动的进一步提供保障。 网络运用的普及和网络技术的开发有力地促动了文学翻译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文学翻译的空间。翻译文学作为中外文学交流的主要媒介,是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于译者而言,一方面文学传播的渠道得以拓展,不同国度的作家由此获得一种世界文学在场感,有利于共时性的世界文学语境的形成;另一方面网络翻译软件的改进增强了机器翻译的效能,令翻译变得更加迅捷高效。对于读者而言,网络负载的世界文学资源远远大于纸媒传播的文学信息,读者在网上既可以阅读译作,也可以借助翻译软件和电子词典来直接阅读原著。按照网络技术的发展趋势,文学翻译的发展必将出现新的景观。 三、总结 网络时代的各民族文学正走向整体文学意义上的比较文学,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21世纪的人们更加渴望美与自由,比较文学将逐渐走向一条重情感体验的新批评之路。人们将发现跨越时空、语言、文化的界限后,人类情感世界的更多相通点。网络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开发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领域,另一方面也隐藏了意料之中的危机。只有当比较文学研究者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仔细甄别,网络才能为比较文学研究的繁荣提供更好的平台。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案例分析 【摘要】朱光潜先生以其敏锐的艺术审美眼光,加之诗歌、绘画、音乐方面的良好修养,在中西比较诗学研究领域做出了非凡的贡献。本文拟以他的一篇文章《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为案例,综述文章中的主要观点,分析朱先生对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三大方面的平行比较,分辨出中西比较诗学的联系与异质性,更进一步理解朱光潜先生对中国诗的学理研究,从而寻找中西诗学的价值联系。 【关键词】中西诗 情趣 比较诗学 平行研究 朱光潜的诗歌美学思想主要集中在《诗论》中,《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是朱光潜先生研究诗学里一主题论文,主要针对中西诗题材中关于“情趣”的平行比较,平行研究是比较诗学中一种常用的方法,朱先生通过严谨的分析和逻辑的归纳,鞭辟入里地论述,形成自己独特的视角。文章以中西诗中最普遍存在的三大题材即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为主体架构,具体深入到诗中的情理上,阐明中西两大不同文化领域的诗学同点和异点,直观简洁,层次分明,具有启发性意义。本文将以这篇主题论文为案例,综述文章中的主要观点,分析朱先生对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三大方面的平行比较,分辨出中西比较诗学的联系与异质性,更进一步理解朱光潜先生对中国诗的学理研究,从而寻找中西诗学的价值联系。 一、审美比较的特点 总的来说,朱光潜先生对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主要运用了平行研究的方法,文章的阐述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主次分明,可比性突出,把问题提到一定范围之内,准确地支出不同体系下诗作的联系和区别。平行研究里有三种基本的功能模式:一、连类比物、相类相从的类同研究;二、相映成趣、相得益彰的互衬式的平行研究;三、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的对比式、反比式研究。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一文里可以清晰看到:以“题材”的连类类同为框架,具体的内容里则以对比式的分析归纳,突出中西诗的异质性。 第二,朱光潜先生列举了许多中西诗的具体诗学例子与现象,并用多种实例详细陈述中西文学现象的同或异,很少用孤证说明问题。但他并没有只停留于表面的现象,而是进一步深入分析产生这些差异的社会原因、历史原因伦理和道德原因等等,在纷繁芜杂的事实中寻求异同之根源。例如,对比中西的人伦叙事诗朱先生就用了许多例子说明中西的交谊观,如诗人苏李,建安七子,李杜,韩孟,苏黄、纳兰成德与顾贞观诸人,在西方诗人列举了歌德和席勒,华兹华斯与柯尔律治,济慈和雪莱,魏尔伦与兰波等。又例如,如何说明中国诗有‘怨’的特点?他例举:“中国爱情诗最善于“怨”,《卷耳》《柏舟》《迢迢牵牛星》,曹丕的《燕歌行》,梁玄帝的《荡妇秋思赋》以及李白的《长相思》《怨情》《春思》诸作是“怨”的胜境”。这些都是用大量实例来说明诗歌现象,在双方的多方面对照中既加强了相互的认识,也加深了对自己的认识。 在实例现象后,他更进一步深化现象探索成因:如在第一部分“人伦”的探讨,恋爱在中国诗中不如在西方诗中重要,朱光潜先生认为原因有三:一,西方侧重个人主义,中国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强调群体意识。二,中西女子受教育的程度不同造就与男子的契合度不同。三,东西恋爱观相差也甚远。这些分析简洁,准确,到位。除了对自身民族充分了解,还需要一个宏观、非常开阔的全球文化视野和现代方法论的自觉意识,这体现了朱先生学术研究的基本立场。明确基本立场,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他的主题论文,分析其中如何进行的平行研究。 二、比较的价值和意义 平行研究的基础在于文化、文学的普适性与差异性。完全相同,甲等于乙,没有比较的必要;甲与乙不相干,没有比较的可能。正是文化和文学的这种普适性与差异性使平行研究具有了可行性。根据比较文学的理论原则:“事物在比较之中,才能显示出它的特性与价值”,②朱先生表现的态度也与之相符:“一切价值都从比较得来,不比较无由见长短优劣。现在西方诗作品与诗理论开始流传到中国来,我们的比较材料比从前丰富得多,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机会,研究我们以往在诗创作与理论两方面的长短究竟何在,西方人的成就究竟可否借鉴”。③ 《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经过这样的比较,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的差距,从而促使人们在诗歌创作时超越现实因素的羁绊,赋予诗歌深沉而永久的生命,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中国正在兴起的“纯诗”实践提供了有力的论据。 此外,平行研究打破了影响研究局限于放送源与接受者的关系限制,从而扩大了比较文学的范围,开辟了比较文学新的研究领域,使其不再受时间、空间以及地位、水平等各种条件的束缚。它以文学性、审美性作为其自身规范的基础,虽然平行研究具有很大的自由度,但它又强调,可研究的平行关系必须出自或围绕文学的审美特征。在这种条件下,朱光潜先生作为一个对中西哲学、文学、美学等学科具有渊博学识的学者,虽然不是专门从事比较文学,但是他又不自觉地运用了比较文学的研究意识和方法,聚焦中西共同诗现象,严谨地对中西诗歌的发展规律和特点进行比较、归纳和总结,从而在现代文化的语境下重新诠释它们的价值,思维的触角伸向更广阔的天地。 但是,不可否认,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仍然存在它的局限性,在朱光潜先生生活的年代比较文学在中国更是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有待蓬勃生机,故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我认为有以下的几点不足: 一,可比性的范围受较大约束。文章以三大题材为中心展开的论述显示出比较强的针对性,但是中西的人伦诗和自然诗不同的深究原因还是以哲学和宗教的为主要根源,可以说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以“哲学和宗教”这个影响因素为主,因此比较的范围放在哲学和宗教里即显范围之窄,中西诗歌的可比与参照也局限于此。 二,相似性分析略显不足。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中西诗歌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是如何滋养出不同类别的花朵,但由于民族文学缺乏共同的基础,相似和交集的范围相对较为狭窄,朱光潜先生在此文对这方面的分析也相对缺乏。相似性其实是平行研究里的一个重点,有利于对整个人类的发展进程中形成的文化特征和规律做更深入的了解。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在语文教学中应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作用 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文明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许多语文教材不同程度所体现出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框架和思维特质,有着较大的比较空间。通过培养比较文学意识,引导学生用比较思维去观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怀去创造和感悟生活。鉴于此,将语文教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对于改进语文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拓展思维,培养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批判鉴别能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在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单元适当开展比较式教学,改变对作家、作品封闭、孤立的一元解析,认识文学异中之同,辨别其同中之异,以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引导学生思维走向科学性,提供给他们新的视角和开放的意识,培养自觉比较的思维能力和世界文学眼光,从而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品的特点与价值。 二、置换视角,打开文本多重解读的审美空间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它从另一角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学科教学习惯和教学思维方式,在多学科的融合交叉教学中,建立各学科知识、能力之间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培养起学生的学科共通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整体发展。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在语文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关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纵向的融合与沟通,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基础性表达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强化思维训练,通过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同时,也鼓励学生站在世界文学高度,以多维视角去进一步挖掘作品内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应以实用性、功利性的眼光来审视作品内容。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才会获得一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全新感觉。 三、扩展和延伸文化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 文学的传承和交流是保证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它强调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寻求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在讲解作品时,穿插介绍对该作家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使学生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维,在“求同辨异”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通过阅读比较,让学生明白文学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借鉴他山之石的辩证关系,以及各国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道理,以使学生逐渐养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审视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从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英语人才培养中的作用 [摘要] 比较文学的性质及其研究方法为英美文学研究带来了勃勃生机,为英美文学的教学提供了借鉴。尤其是英美文学这门学科的教学与研究,采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 比较文学方法;英美文学教学;教学与研究 “对文学研究者来说,比较文学首先是一种胸怀和视野,是一种对文学的思考和把握方式”[1]。其研究方法主要有:影响研究、平行研究、阐发研究和科际研究等。就英语人才培养来说,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具有重要作用。 一、夯实学理基础,发展和谐主题 比较文学研究强调从宏观的角度研究文学,从国际的角度俯视各种文学现象,具有开放性、宏观性和理论性的特征。各国文学,尤其是欧美文学,是相通的,互相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运用比较文学原则,可以勾勒出英美文学、尤其是世界文学发展的线索及其文化动因。在此情况下,单单学习某一个外国文学史显然是不够的。如果一个英美文学专业的学生,只知道“贝尔武甫”而不知道法国的著名民间史诗《罗兰之歌》和俄罗斯的《伊戈尔远征记》,那他将来如何能愉快地担任文学教师这一职务呢?我们知道,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欧洲18世纪新古典主义文学和欧洲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象征主义文学以及后来的现代派等文学运动,这些不同的文学潮流都席卷了当时欧洲许多国家的文学领域,有的甚至还跨越了洲际,成为了全世界的文学潮流,影响了当时的许多国家。如果一个外语系学生只了解自己专业国家的文学史,而没有更加广阔的整个欧洲和世界文学的视野,那么他的文学知识就是不完整的。如果我们在英美文学中讲到《圣经》时,我们不仅要告诉学生它一经传入西方后,对西方文学产生的巨大影响,同时还要介绍它在东方文学史上的地位,从而加深学生对文学与宗教关系的认识。再如英美文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尽管它作为一种文学思潮产生于近代,但也必须把它放到古代、近代乃至现当代的世界文学中去分析,只有这样方可能全面、准确地认识它的实质与内涵、进步与局限。否则,离开了宏观的角度,离开了整体的观照,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就不能收到令人满意的效果。 国外传统大学教育,强调“通才教育”,让学生首先具有各种综合的文化背景,然后再进一步求“深”求“专”。实际上人类文明的发展一直有相互影响交流的特征,如我国古代文化对日本、朝、韩社会发展建设的影响。因此时代要求现代文明下的学者应有全人类的眼光与视野、胸襟与气魄,只有了解了全局,从整体出发,夯实了学理基础,才能更好地把握全球化和多元化背景下英美文学教学的和谐发展规律。 二、拓展知识领域,丰富教学内容 传统的英美文学教学,大都局限在文学课本范围内,就文学讲文学,就思潮讲思潮,就作家讲作家,就作品讲作品,教学方法都比较程式、固定,学生接受的知识面相对窄,学的知识也比较死。而在英美文学教学中适当运用比较文学方法则大大地克服了这一局限。由于比较文学的研究不受时间、空间和学科的限制,也不受著名作家与普通作家、经典作品与通俗读物的限制,只要通过比较研究能够得出有意义的结论即可。“一个优秀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往往都是以他从语言和文化上能够较为深入把握的少数国家文学和理论为研究基础和出发点,进而去展开成功研究的。”[2] 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如果教师启用平行研究的方法,通过比较讲授,就既能概括出它们公有的本质特征,又能清楚地揭示出其区别之点。如教师在讲英国文学时,就可以把《威尼斯商人》的夏洛克这一“吝啬鬼”的形象和阿巴公、葛朗台、泼留希金以及严监生等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分析,其异同点以及产生的原因就会显得十分清楚,易于学生理解掌握。像这样类似的文学形象在中外文学中比比皆是,诸如中外文学中的“个人奋斗者”形象、“父爱”形象、“仆人”形象、“僧侣”形象、“多余人”形象、“淑女”形象等。如果在教学中能运用一定的标准,恰当地进行比较分析,在有限的课时内,给听者勾画出世界文学间的相互影响与接收,都会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另外,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和科际研究方法,在英美文学教学中也是有用的。本来世界各民族的文学由于各国之间的对外开放和文化交流,其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就必然会产生,因此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就不可能忽视这种影响的作用。如在介绍16世纪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时,就必然要谈到他对中国现代戏剧的巨大影响。在介绍美国作家惠特曼时,也会论及到他对中国现代作家尤其像郭沫若之类的大作家的影响。至于科际研究用于英美文学教学也是很有必要和行之有效的。因为文学和历史、哲学、心理学、宗教、艺术乃至自然科学等其他学科之间本身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单就文学与哲学而言,可以说在整个欧洲文学发展的长河中,每一时期一种文学思潮的形成都与那一时期某种哲学思潮或者某种哲学思想紧密相关。除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外,在英美文学中还涉及到跨学科的问题。如中世纪的文学与宗教、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艺术,启蒙运动与启蒙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与佛洛依德的心理学理论,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对音乐上的四重奏在结构技巧上的借鉴等,所有这些比较研究,无疑大大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领域,丰富了英美文学教学内容。诚如托多洛夫所言:“文学既是小说,也是宣传手册,既是历史,也是哲学,既是科学,也是诗。”[3] 三、增强学术意识,激发主动思维 文学是人类心灵的产物,关乎于人的情感,“是民族的表征,是一切社会活动留在纸上的影子”。[4]将文学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对于以推进人类思想进步为己任的大学教育来说,必将是重中之重。一般说来,我国高校英语专业在本科阶段的课程设置上,除了以强化听说读写等基本语言技能以外,现都已为高年级学生开设了与英美文学研究入门相关的若干选修课,基本涵盖了小说、戏剧与诗歌三个文学体裁,使学生在学习语言点时也提高了对文学语言的感性认识,加深了对英语国家文化和思维方式的认知,这对增强学生的学术意识和激发他们的主动思维都是不可或缺的。 过去,学生在学习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停留在对一般知识的被动接受和死记硬背上,对学术理论问题不感兴趣,因而缺乏主动思维,人云亦云。教师怎么讲,学生就怎样记;教材上说什么,学生就信什么;少有独立钻研和怀疑精神。因此在学习中难于发现和提出问题。这既不利于教师的提高,也无益于学生成才。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纳入比较文学方法之后,由于开阔了学生视野,拓宽了他们的思维空间,从而也就增强了他们的学术意识,调动了他们的主动学习、积极思考的自觉性。如在讲授艾米莉的《呼啸山庄》时,就可把它的结局和亚力山大・大仲马的抗鼎之作《基督山恩仇记》的结局进行比较,完全否定了传统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即基督山伯爵正直、勇于反抗,足谋多智,是一个资产阶级个人反抗的英雄。而希斯克厉夫性格倔强、善良正直,更像一个英雄,一个类似于拜伦式的英雄。然而无论是邓蒂思还是希斯克厉夫,他们都是所生活的那个文明社会的受害者。他们的爱和恨、复仇和死亡,无不渗透出斑斑血泪,无不铭刻着资本主义社会残酷的标记。这种比较研究使学术很有兴趣,使他们认识到,对学术上的很多问题,不能人云亦云,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要善于发现问题,勇于提出问题,大胆探讨问题。更何况英美文学这门学科在过去由于受到极“左”思想的影响,对其中的不少问题的认识和评价难免存在一些偏颇之处。基于这样的认识,不少同学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自己认真读书和深入研究,对教材的一些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主动与老师商谈,在课堂讨论中提出自己的见解。如西方文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爱情描写”问题、“个人奋斗者形象”问题,李尔王的“父爱”问题,以及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等人物形象的评价问题。其中不少都运用了比较分析的方法,表现出较强的学术意识。这种科研意识的增强,无疑能为学生将来从事英美文学教学和科研工作奠定较好的基础。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近年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概述 摘要: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呈现出多维度、多层次的发展模式。学者们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探索集中于梳理比较文学学科史、开创比较文学理论范式。以跨文明和变异学为核心的比较文学新理论,直接推动比较文学科学理论建设。中西比较诗学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独树一帜。面对中国文论“失语”困境,学者们提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西文论平等对话、跨文明研究等出路。比较文学实践研究渐渐摆脱传统“X+Y”式的肤浅比较,走上跨学科、跨文明、变异学研究。对前人学术的传承与发展,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史和比较文学学术史意义重大。 关键词:比较文学学科史;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西比较诗学;跨文明研究;变异学 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迅猛,已经渐渐成为人文和社会科学中最引人注目的学科之一。一大批杰出学者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探索和实践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卓有成绩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前赴后继,优秀教材、理论著作、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面对如此红火的研究现状,及时有效的阶段性总结意义重大。本文根据近年出版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著作,从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两方面,概述近年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状况。 一、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探索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离不开理论探索。理论研究作为风向标,决定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走向和历史进程。 1.对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 中国比较文学理论研究的重点首先体现在对“中国比较文学史”及“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 1996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徐志啸的专著《中国比较文学简史》。贾植芳先生在序言中说道:“他对比较文学在我国的历史渊源、发展流变以致蔚然成为我国一门有独立的学术地位与价值的学科,做了一个全景式的叙述和描绘。……为我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建设,增加了新的学术积累。”①全书将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分为史前期、发轫期、初兴期、发展期、滞缓期、复兴期等,各时期内以富有代表性的个人学术活动和研究成果为论述对象。 乐黛云、王向远所著的《比较文学研究》虽然没有以“史”命名,但对“比较文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有详细论述。“中国的比较文学并非欧美比较文学的分支,也不像欧美比较文学发端于大学讲坛。它是中国文学发展本身的要求,是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②全书有意区分“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学学科”两个概念。前者是中国文学自身的发展要求,后者是在西方比较文学学科影响下建立的一门学科。学科化促使“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更加系统,人才培养呈阶梯式发展,效率提高,成绩斐然。不过,《比较文学研究》对此问题的探讨尚局限于理论层面。2007年,严绍璗、陈思和主编的《跨文化研究:什么是比较文学》则以“北大——复旦比较文学学术论坛”为依托,立足于比较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重点讨论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问题。首届论坛以“关于比较文学学科的范畴、观念和方法论的理解问题”为讨论核心,第二届论坛则以“比较文学的学科界限和学科身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两者的关系”为议题。全书所呈现的对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反思和建言,特别是学生培养、教师教学以及学位论文规范等方面的讨论,启发性很大。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必须以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史为根基。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关键期,曹顺庆主编的《比较文学学科史》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该书第一编“欧洲的曙光”,以法国学派影响研究为中心,兼及英国、德国及北欧,意大利及南欧,俄国及东欧比较文学学科史,分别阐明其基本理论、学科发展史及学科史地位。第二编“欧洲北美的崛起”,以“美国学派”平行研究为中心,论及加拿大比较文学学科史以及当代欧洲(法国、苏俄、英国、德国等)比较文学学科史。第三编“东方的回应”,以“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为核心回应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同时,梳理了港台、印度、日韩和阿拉伯、南非的比较文学研究情况。比较文学研究须有世界眼光,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是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洞悉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史才能够明白:继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之后,跨文明研究将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主流。中西文化的异质性决定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在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阶段所肩负的重任。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必然结果。 2.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范式的探索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进入承前启后的关键期。对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是“承前”,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范式的探索则是“启后”。一直以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秉持着以学派理论为框架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此体系造成学派与研究领域隔阂,容易产生误解,认为法国学派只有影响研究而没有平行研究,美国学派只有平行研究而没有影响研究。为了打消隔阂,消除误解,曹顺庆在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中果断打破学派理论体系,概括出一个全新的学科理论范式。该书明确提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一个基本特征和四大研究领域:一个基本特征即“跨越性”,包括跨国、跨学科、跨文明;四大研究领域即“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总体文学研究”。特别是“变异研究”的提出,拓展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一举解决了比较文学研究中不少令人困惑的难题。“比较文学的变异学将变异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学科支点,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文学交流的变异状态,来探索文学变异的内在规律。”③比较文学理应蕴含“跨越性”和“文学性”,在跨越过程中,受到文化因素、心理因素等影响和制约,一定程度上会产生变异。文学变异学主要从五个层面进行:语言层面变异学研究、跨国与跨文明形象的变异学研究、文学文本的变异学研究、文化的变异学研究以及文学的他国化研究。其中包括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译介学、形象学、接受学、文学的他国化研究等。 曹顺庆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经验,将“译介学”从“媒介学”中抽离,置于“变异研究”名下,亦属首创。在《比较文学教程》中,曹顺庆指出:传统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只注重文学传播和交流过程中的实证性影响关系,故将译介学划为媒介学。这种观点忽视了接受者主观选择的能动性和心理文化因素。这些因素会导致文学在传播和交流过程中发生变异,因此,译介学关注的是文学在被翻译过程中的变异关系,理应被归入“变异学”。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科学或一门学科,不能沉溺于学派隔阂。中国比较文学想要创新,首先要打破法国学派平行研究、美国学派影响研究、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三位一体”的学派构成论。曹顺庆的《比较文学教程》以四大研究领域划分比较文学新学科理论体系,将比较文学研究按研究领域分门别类,领域有交叉,方法可通用,既相互区别又互相联系。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的建立,迫切需要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作支撑。《比较文学教程》适时而出,“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教材的一个新体系”④。 3.学以致用——理论与实践研究相结合 张宏的《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就理论与实践结合做出了积极尝试。全书先总论比较文学的学科形态,肯定比较文学的超越性,得出“从根本上说,比较文学是一门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知识学科”⑤。比较文学不是专讲理论的学问,具有很强实践性。作者在第二编分论比较文学的方法体系。在第三编中,作者将学科理论融入实践研究,用“美国文学中的中国人和中国”阐释形象学实践研究,用“《白鹿原》和《静静的顿河》的比较”明晰主题学实践研究,用“莎士比亚和汤显祖剧作的比较”讲述历史类型学实践研究,用“20世纪文学观念的演化”考察跨学科研究。当然,书中依旧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在第五章论述“接受过程的选择与阐释”时,作者持传统观点,认为译介学是影响研究的重要分支。 张隆溪的《比较文学研究入门》利用国际视野审视中国比较文学,力图在国际比较文学发展历程中为中国比较文学找到准确定位。全书先论述中西比较文学所面临的挑战,如民族主义造成的东西方对立、文学和文学研究政治化等,然后对中西比较的可能性给予肯定回答。在作者看来,只要能正视、迎接并战胜这些挑战,东西方比较文学研究将成为“国际比较文学一个无可置疑的重要部分”⑥。根据个人经验,作者在书中开出“重视语言和文学阐释”的“药方”。从语言出发可以看出中西方在哲学思想和文学批评中怎样讨论语言、表达、意义、理解和解释等问题。注重阐释就不会将西方理论机械套用于东方文本,也可以避免把中西作品随意拼凑,做牵强附会的肤浅比较。第三章讨论西方比较文学研究中有影响的著作。第四章专论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成功范例。全书虽秉持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立场,对中国学派不置可否,但从理论与实践结合角度上看,依旧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 二、中西比较诗学研究 比较诗学在我国萌芽较早。王国维1904年发表《〈红楼梦〉评论》,运用叔本华的美学思想分析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被认为是中西比较诗学的起点。此后,裘廷梁、蔡元培、鲁迅、梁宗岱、宗白华、朱光潜、钱钟书、王元化等人,为开拓现代性诗学的中国视野做出了重要贡献。1988年,北京出版社出版曹顺庆的专著《中西比较诗学》,标志着“中西比较诗学”这门学科在大陆正式确立。全书从艺术本质论、起源论、思维论、风格论、鉴赏论五个方面对中西文论中的具体概念和术语进行梳理和比较,互证互释,双向阐发,求同存异,确认中西文论的不同文化背景和理论特色。从学科史的角度上看,《中西比较诗学》无疑“为学科史上纲领明确的奠基之作”⑦。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版《中西比较诗学》,可见此书的影响经久不衰。 2000年,王晓路的《中西诗学对话——英语世界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出版。由于中西诗学交流过程中“以西释中”为主流,不对等关系造成中国文论的全面“失语”。王晓路试图打破不对等,与西方文论展开平等对话。首先,作者从中国古代文论输入英语世界的历史轨迹和接受语境两个方面概述英语世界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状况。随后,用“他者的眼光”、“迁移的变异”、“诗学的对话”三章,阐释中国古代文论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理解,明确语言作为中介在交流过程中的“牢笼作用”。全书在翔实材料的支撑下,洞悉中国古代文论在英语世界中的生存困境,如理解与阐释不成体系、散点式研究多于全面思考等。由于语言障碍,英语世界对于中国古代文论术语的译介和接受存在困惑。因此,王晓路认为,应该“将中国古代文论中富有生命力的术语加以整理和翻译,不断地,有系统地推出,使西方世界对此有所了解并逐步熟悉”⑧。中西文论间的对话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对话。消极的对话只会停留在大原则的反复讨论中,结果只能是一厢情愿。我们只有做好具体工作,将中国古代文论加以梳理、转型、译介和推出,与西方文论展开积极对话,才能逐渐改变中西诗学对话的不平等局面。 饶芃子的《比较诗学》是一本论文集,共25篇,融汇作者20年潜心研究比较诗学的主要成果。其中,不仅涉及理论探索,还关注中西戏剧、海外华文文学等问题。赖干坚的专著《二十世纪中西比较诗学》旨在探讨20世纪“中西诗学的融汇如何推动中国诗学的现代化进程,同时揭示某些文艺思潮和理论流派的渊源流变”⑨。全书将中国比较诗学的发展历程、中国现代文论的创始、转型及嬗变与西方文论的传入、接受过程紧密结合,侧重于外国诗学对中国诗学的影响和渗透。作者发现中国现当代诗学的建立、成长、繁荣与西方文论在中国传播与接受紧密相连,但没有意识到中国诗学已经全面落入西方“窠臼”。西学传入既为中国诗学带来繁荣,也造成中国文论的“失语”。 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刘介民在《中国比较诗学》一书中提出“重建中国比较诗学”,直言根本动力是“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自身要求”⑩。他认为:要想重建中国比较诗学,必须从西方文学理论所造成的压抑和羁绊中解脱出来,与西方文论展开跨文化对话。全书从比较诗学本体论、发生论、方法论、本质论、起源论、思维论、风格论、鉴赏论、实践论、概念论等方面,概述从古至今中西方重要诗学家和理论著作的主要观点,厘清中国比较诗学的发展历程。尤其是第十章“概念论”,列举了50个比较诗学术语,深层剖析诗学内涵,明白晓畅,意义非凡。 杨乃乔的专著《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从对中西诗学“本体”的考察入手,将“经学中心主义”(如第三章第四节“儒家诗学的内在批评精神:经学中心主义”)作为中国诗学的“本体”,将儒家作为中国诗学的中心,利用“解构”和“建构”理论解释中国文化中的“儒道互补”现象。受德里达影响,作者进一步将中国诗学传统定义为“书写中心主义”(第八章第三节“东方诗学的书写中心主义与一个颠倒的形而上学等级序列”),认为中国诗学传统书写优于说话。从语言学角度,作者又将中西诗学语境分别概括为“写意”和“写音”。整体看来,《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一书站在本体论高度,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打破传统中西比较诗学范畴式研究方式,探讨诗学本源,对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全书共23章,32万字,纷繁复杂,一些定义和结论未免主观。但这些问题不能抹杀《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作为中西比较诗学本体论研究优秀著作的事实。 中西比较诗学研究走过二十余年风雨历程,在取得骄人成绩的同时也进入了研究瓶颈期。面对全球化冲击,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中西比较诗学领域急需一部总结性与指导性兼备的著作。在此背景下,曹顺庆主编的《中西比较诗学史》应运而生。全书不仅从学科史层面梳理了中西比较诗学的萌芽期、前学科期、学科创立以及港台和海外汉学界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概况,还为文论失语、中西文明交流与碰撞、全球化语境等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困境指明出路。《中西比较诗学史》不是一部浅尝辄止的学科史著作,它对中西比较诗学现状和未来的论断鞭辟入里。如第六章“诗学话语的论争与中西比较诗学的拓展”,经过缜密分析,指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西文论平等对话”、“跨文明研究”才是中西比较诗学的真正出路。面对全球化带来的交流与碰撞,中西比较诗学必须明确文明之间的异质性,以本土文化为本位,寻求与西学的沟通,通过跨文明研究,主动置身于全球化语境。只有展开积极对话,中西比较诗学才能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中“适者生存”。 三、比较文学实践研究 理论与实践研究互为表里,相辅相成。斯蒂芬·托托西的《文化研究的合法化——一种新实用主义:整体化和经验主义文学与文化研究方法》一书讲述了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整体化和经验主义。整体化认为文学是一个拥有开放、多元系统的综合体,文学研究由于作家、文本、读者均起作用,因此随时代变化而变化。这一观点为比较文学跨文化和跨学科研究奠定了基础。经验主义将文学研究作为一个包括写作、出版、发行、阅读、翻译等在内的社会活动系统来考察,其研究步骤是提出假设、投放实践、测试和评价,其使用的观点多从心理学和社会科学中吸取,力图使文学研究更科学化,更联系社会。斯蒂芬·托托西坦诚地指出,目前人文学科特别是文学研究正在被边缘化,正在越来越远离社会主流。要想使文学合法化,文学学术界必须建立起自身的学术价值,这种价值体现在多学科整合。 斯蒂芬·托托西的理论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开启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对文学与文学研究整体化和经验主义的认识,促使研究者打破传统“X+Y”式的研究模式,逐步走向跨文明和跨学科的全新视角。 1.跨文明视野下的比较文学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走过30年风雨历程,曹顺庆教授关于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的观点得到了广泛认同。2005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吴格非的专著《当代文化视域下的比较文学研究》。该书有两大特点:一是从中西文化视角研究比较文学,二是整体论述与专题研究相结合。前者站在不同文化立场,重新审视外国文学、翻译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关系与界限问题,并进行有关中外文学的比较研究:实证—影响研究,平行—对话研究,跨文化阐发研究和文化渊源研究。后者先整体论述一个研究领域,再提供两个专题研究作为示范,理论与方法兼备。全书旨在讨论西方作家、理论家及作品在中国的传播、接受和影响,借此论述当代文化视野下的中国比较文学。跨文明必须以异质性基础进行双向交流和平等对话,否则,永远摆脱不了“X+Y”式的浮泛研究。杜进的《跨文化视野中的比较文学》根植于理论研究。承袭传统“三派一体”结构,重点论述媒介与译介、翻译研究、跨文化形象学研究、跨文化文类学研究和中西叙述文类的比较。作者试图利用跨文化视野打破比较文学“三派”三分天下的局面,但这种尝试因为自身定位不清而显得淆乱无章。跨文化是一种明确文化异质性特征基础上的综合比较,不是简单的中西对比。 姜智芹的《当东方与西方相遇——比较文学专题研究》以理论为先导,主要叙述他者视角、学科边界(跨学科)、经典阐释、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变异学)等。实践研究涉及两方面:一是外国作家作品在中国的接受与影响。作者从卡夫卡的中国情结谈起,论及其作品对中国现当代作家如宗璞、残雪、余华、刘震云等的影响。这次跨文明对话是积极的对话,中国作家在卡夫卡作品中找到了灵感和共鸣。余华、刘震云等将卡夫卡的创造性叛逆、精神的真实追求、文本的哲学意义、跨越时空的精神聚合等吸收、改造并运用到叙述中国文化和社会现状中,取得了显著效果。二是中国形象、作家及作品在外国的研究状况。中国文学不能关起门来研究,借助“他者的眼光”可以拓宽视域。研究外国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首先,有助于从文化层面上寻找中外表面冲突的深层原因。……其次,可以更好地了解和认识其他国家的民族性格、社会发展及其文化潜意识中的某种心理结构”B11。跨文明对话是“迎进来”与“送出去”相结合的互动过程,对中国新时期作家及作品在国外传播与研究状况的考察,为中国比较文学提供了新的研究领域。东西方碰撞与交融,不仅体现在文学作品、文学思想上,还发生在文学理论领域。作者以跨文明视角探讨比较文学,却对比较诗学三缄其口,为全书留下了遗憾。不过,这点瑕疵不足以影响《当东方与西方相遇——比较文学专题研究》成为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2.比较文学视域下的中国古典文学 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结缘已久。随着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逐步成熟,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联姻展现出新活力。周发祥、魏崇新在《碰撞与融会: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一书中共选编20世纪国内外有关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论文20余篇,分为“文海汇流”、“殊质映照”、“出位之思”、“诗学互鉴”和“西论中用”5个部分。由此书可以看出20世纪从比较文学视角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基本状况。编者试图按照文章内容分门别类,但由于这些文章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彼此间关联性不强。2009年,魏崇新出版专著《比较文学视阈中的中国古典文学》。该书主要是个人研究成果的总结,分为“原型与母题”、“性别批评”、“叙事研究”、“比照与借镜”四编。前三编运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如主题学、形象学、叙事学等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第四编关注中西比较,如“三言”、“二拍”与《十日谈》文学精神的比较等。该书论述最精彩的部分是“性别批评”。面对以男性话语为主宰的古典小说,作者精确地分析了小说中女性角色的“失语性”,为她们翻案。不过,该书虽命名为《比较文学视阈中的中国古典文学》,但全书只论及了明清小说、戏剧、话本等,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主流“诗文”避而不谈,颇有舍本逐末之嫌。全书采用西方理论重新阐释中国古典文学,新意有余,但深度不足。作者如果能在现有基础上,总结出中西文学发展规律的异同,兼及中国古典文学在西方的传播与影响,一定会为全书增色不少。 3.中西戏剧比较研究 蓝凡的《中西戏剧比较论》是中西戏剧文体比较研究的扛鼎之作。此书由其1992年出版的专著《中西戏剧比较论稿》扩充所得,共12章,68万余字。第一、二章为总论,从本体角度论述中西戏剧的异同。如第二章,作者指出中国戏曲艺术在形式美上遵循“以一求多”,由共性见个性,在统一中求变化的规律。西方戏剧则“以多见一”,由个性见共性,在变化中求统一。这便是中国戏曲与西方戏剧最根本的内在差异。第三章以下是分论,从美学和哲学层面对中西戏剧的舞台时空、表演体系、导演风格、结构观念、语言性格及悲喜剧等进行比较。如第四章“戏剧舞台的时空观”中,作者指出,任何西方戏剧,其舞台时空都是可见的、纯粹物质的。中国戏曲的舞台时空有时却与演员的唱念做打共存,非独立存在。不同文化背景决定戏剧在中西不同文明体系内的发展道路、表现形式和表现方法均不同。纵观全书,作者从“比较”入手,熔戏剧美学、观众心理学、史学、社会学以及音乐、舞蹈、绘画等于一炉,将中西戏剧艺术放在人类文化的大背景内,寻找中西戏剧的基本特征和规律。如西方戏剧重再现、写实,中国戏曲重表现、表意。蓝凡先生凭借丰富的学识、广阔的知识面、严谨的治学精神,冷静观察西方戏剧,认真思考中国戏曲,理性比较二者的异同,最终推出这本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的著作。《中西戏剧比较论》虽为新作,多为旧谈。蓝凡先生关于中西戏剧比较研究的成果一版再版,充分说明20余年来,在中西戏剧比较领域尚没有其他著作与之比肩。 4.中国比较文学实践研究的其他表现 中国比较文学实践研究还有两个重要表现:一是对西方理论的形成、传播及其在中国的影响进行系统研究。如西惠玲的《西方女性主义与中国作家批评》对女性主义的研究。全书充分运用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跨文明研究等,打破学派与方法的隔阂,是运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有益尝试。第一、二章为总论,具体介绍女性主义的形成、发展和在中国大陆的传播。第三、四章分论女性主义对中国女作家创作的影响。最后一章探讨中国文化背景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立足于异质文化背景,作者认为:“女性主义文学在诞生时起,并不属于世界”B12,它在人性较为自由的西方产生,最终成为极富个性的“时代文学景观”。西方女性主义思想是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空前活跃的动因,“我们的女性文学研究者选择‘开放和吸纳’不仅没有造成女性文学的发展的困境,而且提高了中国女性创作的主体意识”B13。随着创作和批评实践的发生,女性主义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新变化,中国的女性主义研究和批评,作为世界女性主义研究的一部分,必然与西方女性主义走上全面对话的道路。全书基于此总结出一条“吸引——影响——融合——发展”,最终走向对话的理论研究道路。 二是将比较文学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王虹的《中日比较文学研究》是其中的典范。作为国别文学比较研究,中日文学比较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这与中日两国文化与文学的历史关联密不可分。王虹此作以多年来个人研究的部分成果为基础,共分八篇,采用中日双语形式,运用历史考证、作家论、作品论等多种研究方法,针对日本近代的文学作品和中国近代著名作家的作品进行较为详尽的比较分析,如《蜜柑》与《一件小事》的比较、芥川龙之介与郁达夫的比较等。该书虽然是一部中日比较文学研究著作,但既适用于对外汉语研究教学,也适用于中国日语专业学生研读,是一部文学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的优秀作品。 四、传承与发展——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总结 学术传承与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离不开大批学者为此付出的努力。他们用尽一生心血,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推动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留下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无论是“旧学”还是“新知”,都是前人筚路蓝缕的足迹。今人在重估和评价前人学术成果的同时,更应该从前辈学人勤勉的学术实践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中汲取丰富的学术营养。对于前人著述的整理再版,无论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史,还是比较文学学术史,都意义重大。 2009年,《宗白华中西美学论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与一些著作等身的大家相比,宗白华先生的著述少得可怜。该书虽不是鸿篇巨制,但却是宗白华先生数十年学术生涯的缩影。他从“艺术人生观”立场出发,以“审美”精神和“唯美”眼光,巧妙地将中国传统的审美智慧及生命体悟与德国生命哲学的浪漫精神相结合,进而孕育出独特的生命本体论。以此为基础,以审美为内核,宗白华先生进一步生发出对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解读。宗白华先生中西比较美学之路以两点为根基:一是他对中西美学的冷静态度;二是他的文化主义视野。前者表现为对中西两种文化的同样尊崇,这使他可以用超功利眼光客观看待两种文化各自的优劣之处。后者主要以文化的视角切入,探索出贯穿于中西文化的精神内核,并在现代及本土视野的关照下对两者加以超越。从这部“论集”中,读者不仅可以了解宗白华先生的“艺术人生观”,还可以明晰青年时代先生的一腔热血和社会责任感,更可以体悟他对中西文化碰撞与融合的深刻见解。全书散篇居多,有很多讲稿和随笔,虽不成体系,但字字珠玑。即使时过境迁,宗白华先生对于中西美学和中西文化比较的相关观点依旧不落陈套。 2005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王佐良的《文学间的契合:王佐良比较文学论集》,该书由王佐良先生1985年出版的《论契合——比较文学研究集(英文)》一书扩充而得。王佐良先生是著名学者,在多个研究领域成绩卓著。本论集精选王先生有关比较文学的论文15篇,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论契合”共8篇文章,主要研究20世纪中西方文学间的关系,特别是中国新诗中的现代主义。第二部分收录王先生讨论翻译的7篇文章,其中有对翻译家的比较和评价,有对近代翻译理论的回顾和分析,也有对翻译中语言和文化关系的解剖。王佐良先生著述颇丰,精品尤多。他善于思考,立足于教学和翻译实践,很多学问即由此而来。他巧用“契合”,列举不同文化之间多种相互渗透现象,如中西文学之间的关系、前人对后人的影响(例如查尔斯·兰姆对詹姆斯一世时期英国诗剧的兴趣)及作家之间的关系(例如美国现代诗人詹姆斯·赖特与中国古代诗人白居易)。在《Two Early Translators》(《两位早期翻译家》)中,王佐良先生对严复和林纾的翻译实践做出品评。在《严复的用心》一文中,王先生用翻译实践检验严复“信达雅”理论,认为“信”是指准确传达原作的内容,“达”是指尽量运用习见的表达方式,“雅”是指通过艺术地再现和加强原作的风格特色来吸引读者。为此,他提出两点建议:一是辩证地看——尽可能顺译,必要时直译,任何好的译文总是顺译与直译的结合;二是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浅如之,口气如之,文体如之。同样作为翻译家,王佐良先生以自己的翻译实践和心得预见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的互动发展,并丰富“信达雅”观。翻译的作品既要可靠,又要可读。王先生的论文既高屋建瓴,又明白晓畅,堪称比较文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五、小结 近年,对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史、学科史的梳理证明:中国比较文学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独特的学科特点和理论特色。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是顺应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的必然结果。学派与方法间的隔阂已经严重影响比较文学的进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首要任务是打破传统“三位一体”的学派理论体系,创造一个在比较文学跨越性基础上,综合运用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和总体文学研究的全新理论体系。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跨文明研究和变异学在中西文化、文学交流过程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西比较诗学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只有立足自身,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与西方文论展开积极、平等对话才是真正出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每个历史节点,面对每一次挑战,唯有认真思考、仔细梳理、勇于开拓、努力实践才能保持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旺盛生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的新收获 杨玉珍同志在高校从事外国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已有多年,是一位很有成绩的青年学者,看到她的这部《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著作(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我为沈从文研究领域和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新收获,感到非常高兴。 熟悉比较文学的人都知道,这个学科自19世纪下半叶诞生以来,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以影响研究为基本理论特征、以法国学派为主要代表的欧洲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研究范围局限于欧洲,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欧洲中心论”;二是以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为基本理论特征、以美国学派为主要代表的北美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研究突破了欧洲的范围,但它仍然局限在欧洲和北美之间,只不过“欧洲中心论”变成“欧美中心论”罢了。目前是以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或文明为基本理论特征的新阶段。这种基本理论是中国学者乐黛云先生提出来的。杨玉珍同志的《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就是比较文学发展第三阶段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实绩。它突破了“欧洲中心论”和“欧美中心论”的框框,这是书稿的一个重要价值。 书稿的另一个重要价值是在沈从文研究中开辟了一个新的层面。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沈从文研究的开展,世界语境中的沈从文研究也搞得有声有色。这种比较视野下的研究涉及的外国作家有福克纳、哈代、梅里美、乔治・桑、兰盖、卡拉姆津、屠格涅夫等。令人遗憾的是,在比较研究的文章中,除个别文章涉及川端康成等作家外,沈从文与东方作家的比较研究则显得比较薄弱。作为沈从文重要研究基地――吉首大学的一名教师,杨玉珍同志向读者奉献出《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一书,正好弥补了上述缺陷。正如作者在书稿的《前言》中所说:“笔者拟将沈从文置于‘东方’视域中,审视其创作个性、创作风格与文学成就,用文化学、美学、比较文学等研究方法对其进行解读,看这个在中国现代文学中风格卓异、个性突出、被论者称为‘中国现代罕有其匹的艺术家’,在文学的历史链接上所具有的东方特性和世界意义;并通过将他与东方其他几位著名作家如泰戈尔、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的比较研究”,“审视他与‘东方审美文化’、‘东方乡土文化’、‘东方宗教文化’的关联互动,在共时与历时的层面凸显东方文学的现代意义和世界性。”应该说,书稿的主旨是非常明确、很有创意的。 书稿分上、中、下三编。上编着重从与民族传统的关系、理想主义倾向、女性形象与作家自我、“死亡的东方之美”等方面对沈从文与泰戈尔、川端康成进行比较;中编主要从立足乡土的边缘文化立场和原乡追寻的美学建构对沈从文与大江健三郎进行比较;下编则主要探讨沈从文与佛教和《圣经》的关系。可以看出,书稿主要是对东方国家同质文化的比较研究,但同时也指出了沈氏在各个问题上与三位东方作家的差异,以及沈氏和三位东方作家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与西方文化的差异,既揭示了沈从文文学的独特风貌,也展示了20世纪东方文学对人类的特异贡献,这是很有价值的。 如果说,过去“发现东方”的主角是西方,那么现在,这种角色正在逐渐转换,即“发现东方”的主角正在由西方变为东方。杨玉珍同志的这本著作正是在东方人自己“发现东方”和中国比较文学“又有新的开拓与创获”这一大背景下出现的一个成果。它不仅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而且也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摘 要: 本文通过对当前比较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障碍的分析,并结合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提出了解决比较文学研究中障碍的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 比较文学 障碍 对话理论 一、引言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Habermas)为了研究关于交往的一般理论,对于交往的媒介与条件──语言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在1976年发表的《什么是普遍语用学》一文中指出:“普遍语用学的任务是确定并重建关于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即确立“交往行为的一般假设前提,以促成主体间的相互理解”。①他认为,言语行为是以理解为目的的,相互理解以取得共识,达到认同为旨归。为了确立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他提出了凡是参与言语交往行为的人所必须遵循的四项基本要求,即对于言语的可理解性、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的要求。这四种有效性要求缺一不可。 二、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只有参与言语行为的人才能够相互理解、共享知识、彼此信任、互相认同,才能形成主体之间的认同和协调。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中西文学对话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偏颇与失误,都是由于忽视了上述某种有效性要求而造成的。概括地说,当前主要有以下三种障碍值得我们认真地分析。 (一)文化客观主义 持这种主张的人自认为能够对西方文化作出全面和准确地领会,他们也期望西方人同等地对待中国文化。对文化交流中出现的任何误解和误读,他们都横加指责。他们主张有一个客观现实的世界的存在,这个世界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并且具有我们能够洞悉的确定的本质和属性。“外在”(客体)的东西被假定为独立于“我们”(主体),知识是在主体正确地反映并呈现了客观实在时所得到的。因此,在文化客观主义的认识论中,我们得到的是一种主─客体的认知模式,换言之,自我与他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目的论的主─客体关系。这样一种关系无疑与交往理论所追求的主体之间的双向的交流和选择的关系背道而驰。 (二)文化中心论 如果说在文化客观主义中作祟的是主体性,那么,左右文化中心主义的则是人类(自我)中心论。这在现代西方社会具体表现为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对于这种“主义”的揭露和批判由来已久,至尼采为一大转折。到了当代,德里达(Derrida)在《人的终结》一文中将其看成是已消逝的神话。但是目前学术界仍有两种倾向值得提防,一种是自愿地接受西方文化话语的控制;另一种则认为西方中心已成为历史,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也该让我们尝尝“中心”的滋味。然而,这两种倾向都有损于中西文化之间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因为,就语用学而言,任何一方持有中心论的观点,他都无法真诚地表达其意向,让对方欣然地接受他。 (三)文化相对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化相对主义思潮在英国兴起,其主要观点是认为土著地区有其独特的文化特性。该理论的核心人物美国人类学家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Melville Herskovits)认为,文化相对主义的核心是尊重差别并要求相互尊重。它强调多种生活方式的价值,这种强调以寻求理解与和谐共处为目的,而不去批判甚至摧毁那些与自己原有文化不相吻合的东西。简单地说,就是承认并尊重不同的文化,并在平等的基础上交流。表面上看,文化相对主义颇具说服力,但实际并非如此。文化作为人类的一种创造,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方式,是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统一。在实际过程中我们不应该走极端,把对话双方完全隔离开来,导致绝对意义上的文化相对主义或极端文化相对主义。 总而言之,以上三种主义的表达不具备可领会性,使对话双方不是落于主―客体的关系中,就是处于游离状态,无法真正达到相互理解和达成共识的目的。 三、对话理论 对话理论作为一种文学理论概念是由前苏联文学批评家巴赫金(Bakhtin)提出的。从1920年的《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1935年的《小说话语》,到1961年的《论陀斯妥耶夫斯基一书的改写》,经过逐步的补充、深化和拓展,他建立起了自己的对话理论体系,这是他哲学思想在文论中的具体体现。他指出:“一切莫不都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②换言之,相对与包容是对话主义的基本立场,他性与差异是对话主义的基本条件,互补与创新是对话主义的最终目的。 在比较文学研究的语境下,对话理论的意义在于: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操作方法,它是一种话语形式,即用“非我的”和“他者的”眼光来看待所研究的对象,把不同民族的文学视为各自独立的、各具特色的、相互平等的、能够展开对话的双方,破除一切形式的中心主义,促进当今世界的文化发展,最终实现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友好交流。 四、文化对话――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那么,我们该运用何种理论才能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呢?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对话理论是绝对必要的。巴赫金(Bakhtin)认为,一般说来,文化在定型的时期,基本上由统一的“独白话语”所支配,而转型时期的标志就是“独白话语”的中心地位的解体和语言杂多局面的鼎盛。也就是说,各类语言和文化在转型时期只有通过互相对话与交流,才能同时共存。虽然对话不能完全消除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也不能彻底地取缔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但是,对话能够帮助我们采用商谈的形式,来对待这种差异或冲突,从而克服民族的片面性和时代的局限性,最终通过对话达成相互了解。 具体而言,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只有进行跨时代、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才能冲破一切人为的界限,在各种边缘的重叠交合之中,在不同文化的人们的视野融合的基础上,寻求新的发展突破口,创造出新的未来。 五、结语 总而言之,我们正在从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时代,逐步走向一个相互理解、平等交往和对话的时代。比较文学的未来发展需要建立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我们要克服以上三种障碍的影响,就要以平等的态度去对待各种不同的语言与文化,主动地把他者作为主体来看待,并设身处地地去理解另一个自我,然后在“我们”这个集合中寻求共同的生存。
社会科学论文: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的整体化趋势:成就、问题与启示 【内容提要】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在经历了长期的专业化分化和初步的交叉、融合之后,已大踏步地向杂交、综合和整体化的方向发展。传统的学科界限已经模糊;交叉、横断、边缘性的学科分支、研究领域和理论流派大量出现;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知识的产生途径以及理论的应用方式得到了更新。简言之,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和整体化已成为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的最基本的趋势。在人类即将迈向新世纪的时候,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的基本趋势的表现、成就和问题作简要的回顾、检讨与展望,对于我们跟踪国外社会科学的新发展及新成就,加强跨学科研究,更新我国21世纪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方法,推动我国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教学体制的改革,促进我国社会科学事业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近现代社会科学的形成与分化 科学技术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整体化(古代)到专业化(近现代)再回到整体化(当代)的发展过程。近代各门实验科学在分化出来以前,是以自然哲学这一整体化的形式存在于哲学的母体之中的;而近现代各门经验社会科学在分化出来以前,则以道德哲学或人文知识的方式存在于哲学的母体之中。可以说,在文艺复兴以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其研究与教学事业是整体化的。 自文艺复兴开始,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各门实验自然科学纷纷从自然哲学的母体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领域。从16世纪开始,人文社会研究也试图以某种方式获得经验确证,从而发展出系统的世俗知识,即开始了社会研究的科学化的努力。但是,近代的经典科学观的一个基本前提是笛卡儿的二元论,即物质与意识、人与自然、物理世界与社会及精神世界的分离。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这两种文化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分界。这一点我们可以从1663年托马斯·胡克为英国皇家学会草拟的章程宗旨中得到清楚的证明。胡克写道:皇家学会要“通过实验手段增进关于自然万物的知识,完善一切手工工艺、制造方法和机械技术,改进各种机器和发明”,学会“无涉于神学、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学、语法学、修辞学或逻辑学。” 到了上一个世纪之交(18世纪末—19世纪初),各门实验自然科学以及数学已经成熟,并且占据了人类知识领域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自然科学家并不把人文社会知识当作科学,而社会科学家则以自然科学为榜样,为社会知识的科学化(科学的客观性、可证实性、定量化、形式化和精确化等)而努力。 进入19世纪,随着西方工业化、城市化、大学改革和经验研究的成长,社会科学知识的产生逐步变成一种相对自主的、由自己特殊的程序或方法所指导的活动,并逐步建立在系统的经验数据的基础上。在19世纪,社会科学作为了解和控制日益复杂的社会的手段成长起来,先是以统计学和人口统计学的形式,后以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形式确立起来。这一时期社会科学新的且最重要的东西,是理解社会及其问题的程序或方法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即想象的、神秘的、天启的东西让位给科学。这反映了经验的、定量的以及形式化科学方法的成长。这种方法论上的变化,并不仅仅是经验科学发展对经验主义认识论原则的承诺,以及社会研究模仿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研究方式的结果,而且也是人类社会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必然结果。因为社会科学的最终目标是社会问题的解决,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劳动分工的细化带来了更复杂的社会问题及管理问题,国家或政府需要更多、更精确可靠的知识和信息来制定与执行政策、管理社会。因此,新方法的应用不只是为了获得关于社会的客观知识或科学真理,更重要的是统治者要利用这种知识来控制和管理社会。此外,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美大学的复兴与改造也是近现代社会科学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经过改造的大学成为知识创造的主要场所,神学院或被取消,或缩小为一个系;医学院和法学院仍有其重要地位,但局限于特定的专业或职业训练;哲学学院以及分离出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各系科成了知识产生的主要场所。 19世纪50年代到本世纪20年代(有的学者界定为1850—1914年间),社会科学的各个主要学科(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先后形成了现代社会科学独立的研究框架,并加以制度化,尤其是在大学扎了根。这种进程主要发生在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和美国,因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西方社会科学的大部分经典也就是在这些国家出现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在16世纪后半期到19世纪上半期,人文社会研究没有涉及现代社会科学的主题。相反 ,有不少现代社会科的核心问题,如国家与法、政治制度、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国际关系、权力问题等已得到了相当充分的研究,人们不仅能在早些时候的马基雅维利、布丹、格老秀斯、配第、重农主义者和启蒙学者的著作中,而且能在19世纪上半期的托克维尔、赫尔德、基佐、费希特、马尔萨斯、李嘉图等人的著作中看到大量的社会科学主题的论述,只不过这些论述很少是在我们今天所说的特定的学科框架中来进行的。 还是让我们简要地叙述一下社会科学的各个主要学科是如何形成的吧。据说史学是一门在西方最早制度化的社会科学(在我国,人们更多地把史学当作人文科学看待,在西方也有不少学者反对把史学列入社会科学领域之中)。实际上,史学是人类知识最古老的分支之一,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各文明发祥地,遗留下大量的历史典籍,它们所记载的多是民族或国家的过去、尤其是帝王将相的生平活动。19世纪后半期所形成的新史学之所以被看作社会科学,就在于它遵循经验科学的传统或要求,提出用历史的事实来说明理论,或者说从历史事件或现象中概括、归纳出说明历史过程及其内在联系的理论,并用这些事件或事实来检验这种理论。新史学要求经验理论说明各种历史现象的相互关系以及历史过程的规律性,反对旧史学的那种讲述故事的研究方式。 经济学是另一个出现较早的社会科学学科。尽管“经济学”这一名称是19世纪才出现的,但是,经济研究及经济理论在近代成就卓著。在16—18世纪已经出现了政治经济学、统计学、财政学和国家学这样一些学科名称;重农主义、重商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都是现代经济学诞生之前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应该说,这一时期出现的经济研究与政治研究是密不可分的,“政治经济学”、“国家学”、“财政学”这些名称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现代经济学的出现,使政治经济学这种政治与经济的整合研究逐步消失。因为经济学家强调经济行为反映的是个体行为,而不是各种制度,进而又假定了自由放任或自由主义原则;经济学的普遍化假定使经济研究直接面向现实,因而经济史研究被挤到了角落的位置(后面我们将看到,在当代社会科学的整体化发展趋势中,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史的研究复活了)。 社会学的兴起几乎与经济学同步。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拉尔夫·H ·特讷在《寻求认同的美国社会学》(载于《当代美国社会科学》)一文中认为,社会学之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想法出现于动荡的19世纪中叶的欧洲。当时,传统的社会在一片革命、反革命和国际战争嘈杂纷乱中瓦解;作为对现实的反应,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提出社会学应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人类社会的相互关系,并提出采用现有科学的实证方法;而另一些学者(包括赫伯特·斯宾塞、乔格·齐美尔、埃米尔·杜克海姆、卡尔·马克思和卡尔·曼海姆等)则奠定了现代社会学的基础。他们与孔德一样,力图将不带偏见的学术性理想,与解决时代主要社会问题的原则这一目的相结合。(注:参看单天伦主编:《当代美国社会科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不过孔德所提倡的社会学与今天的社会学不同,它是一门实证的、综合的、统一的社会科学,是各学科的皇后(社会学在19世纪后半期发展起来之后,如何看待它的研究对象及其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关系,一直是有争论的问题;到了当代,主流观点主张它落脚于市民社会或狭义社会问题,即与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相对的社会问题的研究) 政治学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个正式学科,比经济学和社会学要晚一些(据说迟缓出现的一个原因是法学院不愿放弃对国家及政治领域的垄断)。它的兴起也许可以将哥伦比亚大学设立政治学院(1880年)作为标志。在此之前,政治学的研究已具备了坚实的基础。近代民族国家的生成是政治研究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美国政治学家、行政学家D·沃尔多在《政治学的发展》一文中曾这样来描述近代政治研究的进展:近代政治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范畴,即建立国家体系;改变与改善国家体系;寻求毁灭或超越国家体系。第一个范畴以马基雅弗利、布丹、霍布斯为代表;第二个范畴以洛克、边沁、密尔为代表;第三个范畴以马克思、巴枯宁及克鲁泡特金为代表。此外,孟德斯鸠、托克维尔等人也有重要的影响。(注:参看Fred I.Greenstein,Nelson W.Polsby主编:《政治学:范围与理论》,台湾幼狮文化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15-20页。)这一时期政治研究的中心主题是国家、主权、权力、法律及历史。在二战后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兴起以前,政治学的研究重心是政治哲学尤其是国家理论,它直接继承了古希腊至近、现代欧洲的政治研究遗产。政治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出现,一方面促进了经济学的成长,另一方面却加速了政治经济学的衰落。因为在人们看来,国家(政治)和市场(经济)是按照不同的逻辑运转的,必须对两者加以分别的研究(“国家学”在19世纪中后期的德国是一个兴旺发达的学科,它往往被人们当作现代政治学前身或近现代政治学的德国版本。实际上它并不是“纯”政治学研究,而是包含了当代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理学和经济史等方面的研究,相当于当时英法流行的“政治经济学”)。 人类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独立学科,其形成有独特性。按照华勒斯坦在《开放社会科学》一书中的说法,现代世界体系的建立涉及欧洲人与世界其他民族的相遇以及对这些民族的征服。在欧洲人眼里,有两类截然不同的民族和社会结构。落后民族生活在相对较小的群体中,没有文字与大范围的文教,技术、军事、经济落后,用来描述这些民族的一般术语是“部落”(tribcs)、“种群”等等。对这些民族的研究构成一个新学科领域,即人类学。它主要从探险、旅游和殖民地机构官员的活动开始,随后在大学里作为一个学科而被制度化,不过它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分支是隔绝的。尽管人类学家也研究人类的普遍自然史,但其更多地研究特定的民族,成为人种学家(西方各国人类学研究的重心与其所征服的国家或地区密切相关,英国人类学的重点是东非和南非;法国的重点是西非,美国的重点是美洲印第安人和关岛)。在西方尤其英美的大学中,人类学早已成为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领域。与研究落后民族的人类学相对,在近现代西方,曾流行一门对其他高级文明国尤其是中国、印度和伊斯兰世界的研究学科,即东方学。在近代,这些地区衰落,相继成为西方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东方研究原本发端于教会,最初是作为福音传道的辅助手段而获得存在,后来逐步世俗化,并在大学中制度化而成为一个社会研究领域。 此外,还有几个在现代没有被当作社会科学主要学科的领域:(1)法学。法律现象显然是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法学无疑应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基本分支。然而在现代,法学没有被人们当作社会科学学科看待,原因在于:一方面,在近现代社会科学形成与分化以前,大学早就设有法学院,且势力强大,其任务是培养职业法官或律师;另一方面,法律条文太规范化了,缺乏经验研究的根基,其规则也不是科学的规则,背 景过于个别或特殊化,因而受到注重经验研究、探求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家们的怀疑。(2)地理学。19世纪末期, 地理学首先在德国的大学中得到重建,获得新生。它实际上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大领域:人文地理属于社会科学;自然地理属于自然科学。(3 )心理学。它本来是哲学尤其是认识论的组成部分,较早从哲学母体中分离出来,并在近现代以新学科的形式出现。它主要被人们当作自然科学及医学的一个分支(实验心理学尤其如此);只有社会心理学才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在社会研究中幸存下来。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已形成独立研究框架或范式的社会科学各主要学科继续发展。社会科学家们继续对这些学科领域进行界定,为本学科“划界”,确定本学科的研究对象及范围,说明它与相邻学科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差别)。同时,社会科学学科的制度化建设进一步得到加强。所谓的学科制度化建设,是指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的学术团体、专业杂志、书籍出版、基金资助渠道、教育培训、职业化以及图书馆新收藏目录的确定等方面的建设,其中尤以大学的教学发展(专业、系、所、学院的设置)为要。19世纪后半期所开始的社会科学学科的制度化历程大概是:首先是各主要的社会科学学科在大学里站稳脚跟——先设立讲座或教席职位,进而成立系、所或学院,开设系列专业课程,授予专业学位,学生获得职业资格;伴随着教学制度化的是学科研究的制度化——成立地区性或全国性的学会,定期或不定期地召开专题研讨会,出版发行专业期刊与书籍,获得各种基金来源的资助,图书馆对本学科领域论著收藏的制度化等。 总之,从1850—1945年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中,社会科学的各个研究领域逐渐从道德哲学以及人文社会知识的总体中分离出来,有的学科成熟了,成为当代社会科学的主要学科(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有的边缘化了(如史学、地理学和心理学);有的则衰落了(如国家学、东方学等)。这近百年的社会科学建立学科的过程可以说是一个不断减少学科数量、以便能划分成若干学科门类以及彼此严格“划界”的过程,最后只剩下今天我们所熟知、并在世界被广泛承认的若干学科门类——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也许还有史学和法学以及社会心理学)等。于是,人类的科学知识形成了这样一个三分格局;在一端是数学和各门实验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另一端则是人文科学尤其是哲学、文学、艺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是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社会科学之所以获得这种中介地位,是因为它们具有如下几个基本的特征:第一,它们的目标是获得制约人类行为或某一社会生活领域的一般法则或规律性;第二,力图把握各种必须当作个案来加以研究的现象(而非个别事实);第三,强调必须将人类社会的现实分割成若干不同的部分来分别加以研究;第四,主张采取科学方法及程序,为科学的客观性和严格性而努力;第五,偏爱通过系统的研究方法获得证据,以控制条件下的观察,而不以普通的文献资料为主。 二、当代社会科学发展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 如果说,二战以前社会科学的形成与分化的一般趋势是各个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逐渐形成自身的学术框架,并严格与其他学科划界且学科数量不断减少的话,那么,二战后则是相反的趋势占上风,即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学科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的出现和不断加强。 按照华勒斯坦在《开放社会科学》中的说法,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科学的学科系统的分化形成了三条明确的分界线:(1 )对现代文明世界的研究(史学和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与对非现代世界的研究(人类学、东方学)之间的分界线;(2)在对现代世界的研究方面,过去(史学)与现在(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这三门研究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学科)之间存在着一条分界线;(3 )在探求普遍规律为宗旨的社会科学内部,对市场的研究(经济学)、对国家的研究(政治学)与对市民社会的研究(社会学)之间的分界线。二战后,由于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社会经济(生产力)的发展、人口增长、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社会问题的日益复杂化、大学的扩展以及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大量增加等因素的推动,这三条分界线面临严峻的挑战。 尽管战后社会科学的学科分化仍在继续,但新学科、新知识系统分支以及新思潮,更多地是以学科的交叉融合的方式出现的,社会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不断加强。尤其是60、70年代,跨学科交叉研究得到了迅速发展。在西方特别是美国,各种跨学科研究机构纷纷成立,跨学科的研究文献大大增加,并涌现大量的交叉、横断和边缘性学科。在这个时期,美国的各大学纷纷成立跨学科研究中心,兴起跨学科研究,各种不同的组织机构尤其是各种基金会也都热心支持跨学科研究。因此,60、70年代被人们称为“跨学科研究的时代”。进入80年代,跨学科交叉研究蓬勃发展,社会科学以及科学技术的杂交整体化趋势更加强劲,传统的各社会科学学科的边界日益模糊,难以清晰界定。80年代以后,跨学科交叉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 跨学科研究体制的国际化:1980年“跨学科研究国际协会”成立,到1986年已召开了四次国际大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6年召开了首次跨学科会议,主题是“科学与知识的边界”,1991年12月在巴黎召开第二次会议,主题是:“科学的传统——面向21世纪的跨学科展望”(会后发表了《巴黎宣言》)。 顺便说,我国在80年代初兴起了一个“交叉科学热”。1985年5月,在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钱三强和钱伟长的倡议下,召开了全国的交叉科学讨论会。钱三强在会上提出了“迎接交叉科学的新时代”的激动人心的口号,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本世纪末到下个世纪初将是一个交叉科学的时代”(注:钱三强:《迎接交叉科学的时代》,载《光明日报》1985年5月17日。);钱学森也认为,“交叉科学是一个非常有前途、非常广阔而又重要的科学领域,开始时可能不被人所理解,或者有人不赞成,但终究会兴旺起来”(注:钱学森:《交叉科学:理论与研究展望》,载《光明日报》1985年5月17日。)。 所谓的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研究(或多学科研究、超学科研究),按照G·伯杰在《跨学科:大学的教学和科研问题》中的说法, 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学科之间的紧密或明显的相互作用,包括从简单的交换学术思想,直到全面交流全部学术观点、方法、程序、认识、术语以及各种资料。也有人认为,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研究是对于典型学科之间的问题的研究。这种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的研究方式,导致了传统的社会科学各学科的融合和重组,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综合性知识分支,推动了当代社会科学的杂交、整体化趋势的形成与发展。 二战后,社会科学的各个主要学科尤其是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越来越多地采用了科学方法尤其是定量分析方法及数学模型,结果它们研究问题的途径、方法论以及问题切入点的各自的独特性被削弱了;实证主义的研究方式的局限性日益暴露而引起各学科学者的批判。尽管从组织方式上看,这些社会科学主要学科之间仍然存在很大差别,但研究的主题与方法日益重合。“这些学科多方面的重合产生出双重的后果:一方面,无论是依据研究的对象还是依据处理数据的方法,要想为这几门学科找到明确的分界线都越来越困难;另一方面,由于可接受的研究对象有了范围上的扩大,每一门学科也变得越来越不纯粹了。这样便导致了对这些学科的统一性和学术前提的合法性的不容忽视的内在质疑,而在以前,每一学科正是借此而为自身的独立存在权利进行辩护的。”(注: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0页。)战后特别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后,出现了一大批跨学科交叉研 究的综合性新学科领域,其中涉及面较广、较成熟、且有相当影响力的新学科,有未来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管理科学、区域研究、文化研究、现代化与发展研究等领域。兹举几例: (1)未来研究。这是一个在60年代末、70 年代初开始兴起的一个典型的跨学科、综合性领域,以对事物的未来进行研究和预测为主题,开展研究未来的各种活动,有自己的跨学科体系和分支,涉及经济、社会、科技、军事和全球问题等领域,特别是在粮食和人口、资源及能源、城市和交通运输、自动化、信息化、空间开发、教育、环境、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全球问题的研究等方面,成就卓著。未来研究通常包括未来学、预测学和分布在各个领域的跨学科分支(如社会预测学、经济预测学、军事未来学、人口预测学)所组成的学科领域。跨学科性是未来研究的最根本的特征,甚至可以说,没有跨学科性,便没有现代的未来研究。这种跨学科的特征,在研究内容、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上都得到充分的体现:它涉及的课题及研究内容大多是总体的、复杂的、多系统的问题;它的研究以问题为核心,需要依靠跨学科、多学科的专家智慧来解决;从研究方法及分析技术体系看,它基本上采用跨学科和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注:参看金吾伦主编:《跨学科研究引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307-308页。) (2 )政策科学(政策分析或政策研究)(注:关于政策科学领域的详细情况,可以参看陈振明:《政策科学的研究纲领》(载《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 《是政策科学还是政策分析》(载《政治学研究》1996年第4期)、《美国政策科学的形成、 发展及最新趋势》(载《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11期)等论文,以及作者主编的《政策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这是二战后开始出现,60年代末、70年代初异军突起的又一个跨学科综合性的新研究领域。它的诞生,是由社会科学家与科技专家联合、致力于解决人类面临的日益复杂问题的需要所推动。政策科学不是现有的某一社会科学学科的更新,而是一个全新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具有综合、交叉的特点。它的产生和发展需要以大量的知识和分析为基础,几乎迄今为止人类所创造的科学知识和方法都可以运用于政策研究之中。政策科学正是在吸收其他学科尤其是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统计学、运筹学、系统分析以及哲学和数学等学科的知识和方法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戴维·伊斯顿在载于《当代美国社会科学》的《美国的政治学:过去和现在》一文中这样描述政策分析或政策科学发展:“在研究解决〔环境污染、种族的和社会的和性别的平等、战争〕这些紧迫的社会问题的过程中,这个时期〔即60年代末、70年代初〕政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结合,对知识的应用投入了巨大的力量。我们在迅速和广泛发展的所谓政策分析运动中,亲眼看到这一点。不夸张地说,数百个学会建立起来了,不仅是为了理解政策的形成和贯彻方式,而且为了系统阐述帮助解决目前所有紧迫的社会问题的政策选择……。这样,政策研究重新唤醒了早些时候各门社会科学一体化的希望,至少在知识的应用上如此。”(注:单天伦主编:《当代美国社会科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3页。) (3)区域研究(或地区研究)。 这也是一个跨学科或多学科的研究领域,二战前已经出现,二战后迅速发展,起先出现在美国,随后扩展到西欧各国、日本、澳大利亚以及世界其他地方。区域研究的对象、范围是“区域”——即被假定在文化、历史和语言等方面具有某种一致性的地区;研究者来自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以及人文科学的各学科,也有少量自然科学家,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某个地区的历史与现状、政治、经济、文化及科技等方面。区域研究是美国大学的科研及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几乎所有研究性的大学都设有各种区域研究所(中心),主要涉及的“地区”有:东亚(中国或日本)、东南亚、南亚、欧洲(或西欧)、苏联(俄罗斯)、东欧、中欧、拉美、中东、非洲等。区域研究所(或中心)的人员大多来自于其他学科,也有少量的专职研究人员及职员。这个领域之所以首先在西方尤其在美国兴起,有其政治原因及动机。随着战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发挥领导作用的加强,需要了解世界其他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及历史,需要对某一地区有“专门知识”的专家,为政府制定及执行相关政策(尤其是外交和国防方面的政策)服务。区域研究的目的正是要培养这一类专家。 那么,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实现的?或者说,其杂交化及整体化的方式是什么?应该说,途径或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主要有研究方法的移植、模仿和渗透;研究主题或对象领域的交叉、重合或融合;概念、假定和理论的相互借用等方式。 首先,方法论的成熟程度及独特性是一个学科“范式”或“研究纲领”中最基本的构成因素之一。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和整体化趋势,首先是通过方法论上的移植、模仿和渗透来实现的。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这几个以探求普遍规律为目标的社会科学主要学科,从一开始就以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为榜样,继承经验自然科学的传统,追求知识的客观性、可证实性以及解释和预言。在其形成和发展历程中,各个社会科学学科普遍地应用自然科学及数学的方法,如观察、实验、归纳、类比、概括、模型化等;随着战后科技革命的展开以及科学方法论的进展,各门社会科学学科纷纷借助于系统分析、控制论、运筹学、数理统计、计算机模拟、博弈论等当代科学方法论及分析技术。而且,各门社会科学在模仿、移植或利用自然科学和数学的一般方法论及分析技术的过程中,也相互学习和相互借鉴,一旦一种新方法被某门社会科学所应用并取得成功,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就会跟上仿效。根据美国学者P·戴辛在《社会科学的发现模式》(1971 )一书中的说法,社会科学的方法可以归纳为四类,即实验法、调查法、参与观察法和形式化方法。实验法最早被心理学家所采用,后广泛应用于社会心理学,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后来也普遍采用这种方法;调查法是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和经济学(尤其是市场研究)共同使用的方法;形式化方法最初产生于经济学,后来被广泛地运用社会学、政治学和心理学(经济学在这方面对许多社会科学产生了示范效应);参与观察最初来自于人类学,目前在社会学、政治学、组织理论等领域中有大量的运用。自然科学和数学方法的应用以及各社会学学科方法的相互借鉴,一方面使社会科学学科的科学化、形式化的程度日益增强,另一方面使它们各自方法论和切入问题角度的独特性削弱,学科的差距缩小,逐步靠拢或趋同。 其次,研究主题、对象范围的交叉、重合或融合。社会科学的基本功能是社会问题的解决,当代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学者日益关注当代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的解决,逐步由以学科为方向,转移到以问题为方向的研究途径或知识产生方法。这在客观上推动了各学科的研究主题或对象范围的交叉、重合或融合。早在50年代,社会学就将“政治社会学”和“经济社会学”列为它的两个重要的、常规的分支领域;政治学家日益将它的研究范围扩展到国家、政府、政党这些正式的政治体制之外,把原来属于社会学研究主题的非正式组织或体制及过程,如利益团体(压力集团)、社区、抗议运动等纳入自己的视野,并日益关注经济过程及其与政治过程的相互作用。当代经济学家也同样关注经济与政治的整合研究,这导致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衰落了的政治经济学传统的复兴,即所谓“新政治经济学”的出现及其在经济理论研究中地位的日渐显赫。用经济学的假设、理论和方法(“经济学途径”)来研究传统的政治学主题(国家、政府、阶级、利益团体及权力关系等),在当代是一种时髦的做法,在这方面,当代西方经济学思潮中的公共选择理论及新制度学派是典型。此外,当代经济学家也十分注重经济史的研究,日益介入传统史学的领域,现在,经济史研究已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领域。这种研究主题、对象范围的交叉、重合或 融合,进一步使当代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越来越不纯粹,学科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状况:“对历史的关注并不是那群被称为历史学家的人的专利,而是所有社会科学家的义务。对社会学方法的运用也不是那群被称为社会学家的人的专利,而是所有社会科学家的义务。同样,经济学问题也不只是经济学家才有权研究。事实上,经济问题对一切社会科学分析都是极其重要的。我们也没有绝对的把握说,专业历史学家对历史解释、社会学家对社会问题、经济学家对经济波动就一定比其他社会科学家知道得多。”(注: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06页。) 第三,概念、理论的相互借用。这是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及杂交化、整体化的又一途径或方式。概念的提出、应用和传播是一个学科概念发展的三个基本阶段,概念在各学科的交叉、杂交中起着中介或桥梁的联系作用。列宁说过,概念或范畴是人类认识之网的“网结”。每个学科的新概念都有可能对其他学科的发展产生影响,因为人们可以借助这些新概念来观察世界,进一步加深或拓展对因果关系的认识。曾有学者作过统计研究,认为在社会科学的各学科中,政治学引进、借鉴其他学科概念的数量最多,从其他学科那里借用的概念分别是:社会学概念22种;人类学和经济学的概念各12种,心理学和法学概念各9种,新闻学概念5种,生物学、数学、社会心理学、统计学和神学概念各2-3种;“纯”政治学概念只有9种。有一种说法,认为30年代政治学开始借用一部分法学理论;50年代吸收社会学、史学理论以及少量哲学理论;70年代引进领域扩展到心理学及数学理论;80年代以后日益转向经济学理论。D·E·梅亨利在《比较政治学研究生核心课程的调查总结及分析》(1988)一文中对美国32所大学所设立的比较政治学专业研究生课程进行了归纳和分析,整理出一份核心课程表,共21门课,其中有15门课属于交叉研究或杂交领域,包括发展研究(发展经济学)、政治文化(政治人类学)、精英理论(政治社会学)、依附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团体理论(社会学分支)、功能主义(比较人类学)、系统论(生物学)、阶级理论(社会分层)等。而按照拉尔夫·H ·特讷在《寻求认同的美国社会学》一文中的说法,社会学在其发展历程中(尤其是50年代以前),与人类学关系密切,社会学家往往吸收人类学的经验,借用人类学的概念,早期社会学家从人类学那里借用了“文化”概念,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从人类学的结构功能主义借用“结构-功能”概念;随着70、80年代对功能主义的反叛及一股上升的社会结构解释文化的趋势的出现,社会学日益转向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从这些学科中借用概念、理论及模式。对社会结构兴趣的加深,使社会学家的注意力重新引向长期被忽视的政治学的“权力”与“冲突”概念,这两个概念成为60年代及随后突起的政治社会学的中心议题。与此同时,社会学家频繁地转向经济学,以寻找组织和个人决策模式,70、80年代,这种模式在社会学中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扩散,以至于“合理性”、“自利”一类的概念在社会学中也流行开来。(注:参看单天伦主编:《当代美国社会科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8页。) 理论的相互借用,也促使了社会科学各学科的交叉、融合。根据M·因特里加托在《行为科学间的相互依赖》中对社会科学理论相互借用方面的分析,经济学把竞争理论、结构模式、效益理论和决策理论分别输出给政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分别把政治学的组织理论、权力理论以及权力均衡论引入各自的学科之中;社会学的科层制理论、社会体系论和混沌学说,分别被经济学、政治学和心理学所吸收。每一学科为解决本学科的问题及促进本学科的发展而引进、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 三、评价与启示 综上所述,从二战结束到今天,在经历了半个世纪孕育之后,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整体化的趋势已清晰可辨。正如华勒斯坦等人所说:“多学科的发展趋势业已十分明朗,不管人们对此怎样评价,它对学科的组织形式所产生的后果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在1850年至1945年期间,用以给社会科学知识活动归类的名称一直都在不断地减少,最后只剩下寥寥几个公认的学科名称。然而,1945年以后却出现了一个反向的曲线运动,新名称层出不穷,并且都获得了适当的制度化基础:大学里新的研究规划甚至新建的系,新的学术团体,新创办的期刊,以及图书馆制定的新的分类目录。”(注: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1页。) 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中的这种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整体化基本趋势出现,其积极作用就在于:第一,它融合了不同学科的“范式”(尤其是研究方法及程序、研究主题、基本假定、概念、理论等),加强了各学科之间的交流,打破了以往专业化垄断现象,拓展了研究范围及研究主题,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或转换了研究视角,形成大量交叉性、综合性、横断性和边缘性的新学科,极大地增加了社会科学的知识内容。 第二,它用“以问题为中心”的新知识产生途径(方式),取代旧的“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产生途径(方式)。传统的社会科学,各学科所采用的基本上是一种“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产生途径,它们彼此划界,严格限定研究的范围,在本身的学术框架内活动,并产生关于界定为本学科问题研究的知识。当代社会科学创造了“以问题为中心”的知识产生途径,它从各学科不同的侧面或视角展开对同一问题的研究,从而促进了社会科学不同领域学者的交流与合作,大大拓展或加深了对相关问题的了解。 第三,与这种“以问题为中心”的知识产生途径密切联系,当代社会科学知识的实践性、应用性或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大大增强。尽管传统的社会科学各学科也宣称要解决社会问题,但是,它们所追求的是可以证实的经验理论,基本上属于学术研究,而不以帮助政府提出解决实际社会问题的政策方案为己任。当代社会科学仍然遵循科学的传统,为社会知识的客观性而努力,但它更关注当代人类以及各国或地区所面临的复杂社会问题的解决,为社会知识的日益增加的应用性而奋斗,它把端正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视为天职。 第四,推动了大学以及思想库的社会科学的教学、研究与应用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学科的制度化或社会建制,本身就是当代社会科学跨学科交叉研究及整体化趋势的一个重要内容,随着各种交叉、综合性新学科的出现,西方各主要大学及时调整社会科学的教学与研究体制,创建从事这些新学科领域的教学与研究的系、所、学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各种跨学科研究中心或研究所的创立、以及注重知识应用的思想库的兴起,对于打破传统的社会科学各系、所、学院的僵化体制以及彼此之间的封闭、分割状态,形成灵活的体制,对于加强各学科知识和人员的交流,增加社会科学知识对解决社会问题的应用,增强其生机活力,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然而必须指出,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在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整体化过程中,仍存在不少问题,或者说遇到了一些障碍。一是整体化与专业化的关系问题。当代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界限已经模糊,学科分类已难以做到清晰。但是迄今为止,社会科学内容的专业分工仍然存在,社会科学教学、研究及应用的体制,仍然以传统的学科分割作为基础(按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设立系、所或学院,仍然是大 学最基本的社会科学教学与研究的建制)。而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种以传统学科为基础的专业分工将继续存在。学科的确可以起到锻炼头脑、疏导学术能量以及便于知识的归类的作用。因此,如何处理整体化与专业化的关系,就成为21世纪西方乃至全球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 二是同行专家的评价与认可问题。由于大量的交叉性、综合性、横断性、边缘性学科的出现,使得从事这些领域研究的学者尤其是先驱者的学术成就的承认,成为问题。按照以往的传统,研究成果只能在本学科的专业刊物上发表,其他方面的成果不论多么优秀,只要在其他刊物上发表,往往被视为异端,不被当作本学科、专业的成果。美国学者J·科尔和S·科尔在《科学界的社会分层》(1972)一书中曾指出, 科学家的专业身份与科学成果的认可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马太效应”,不能达到一视同仁的“普遍主义”原则。这就抑制了人们从事跨学科交叉研究方面的热情与积极性,妨碍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的迅速发展。 三是跨学科交叉研究中不同学科的交流问题。这是跨学科交叉研究中深层次的方法论基础问题。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认为,相互竞争或对立的科学理论之间是不可通约的,不同学科共同体所使用的语言也是不可翻译的。既然如此,在跨学科交叉研究中,社会科学的不同学科如何做到充分完全的交流,各学科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如何真正得以融合贯通,就成了一个值得深思的方法论基础问题。 对于跨学科交叉研究中遇到的这些问题,国外学者做了不少研究。他们认为,在学科与跨学科研究之间,形成某些难以解决的“悖论”。美国学者J·T·克莱因在《跨学科的历史、理论和实践》中指出:学科的局限,与跨学科研究为打破这种局限,必然出现“悖论”;法国学者J·P·雷斯韦伯在《跨学科方法》一书中认为,跨学科方法反对学科的垄断,打破了科学的传统的统一体系,动摇了以分化为主旨的科学体系,但同时又在进行新的分化,跨学科研究出现了一种悖论。 如何解决跨学科研究中遇到的这些问题?199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召开的第二次国际跨学科会议所发表的《巴黎宣言》提出了这样的思路:跨学科研究并不寻求建立科学与传统之间的结合,而是探求使两者相互作用的方法,使两者在高度差异的基础上统一;日益显著的专业化趋势已把科学与文化分离了,跨学科性在承认专业化价值的同时,力求通过重新创立文化的统一和重新发现生活的内在意义而超越这一价值。的确,面对社会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不断加强、而传统的学科专业分工依然起作用这两者并存的局面,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承认专业分工的差别的基础上,注重跨学科交叉研究,加速各学科的融合与统一。 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及整体化趋势,对于当前我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尤其是社会科学的教学与研究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迪意义。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社会科学领域(包括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研究与教学得到了恢复与发展,学术研究、学科建设和理论应用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与国外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加强,我国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教学日益与发达国家同步、接轨;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及整体化也在逐步成长壮大,涌现出大量交叉、综合、边缘、横断学科,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管理科学、未来研究、政策分析、区域研究等已成为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生力军。 但是,毋须讳言,我国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教学中一直存在着一些障碍性的因素,妨碍或制约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教学的进一步发展与突破。这些问题或障碍主要有:一是体制僵化、臃肿、缺乏活力。各系、所、学院(研究院)一直沿用传统的社会科学的专业分工设置,这些研究与教学单位彼此分割,相互封闭,自成一统,没有足够的联系沟通的机制与渠道;二是社会科学的学科、专业的划分过细、过杂,学科专业设置老化,教学内容也相对陈旧;各学科之间没有充分的交流与融合,跟不上当代社会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发展的步伐;三是社会科学研究及教学,与社会实践、社会需要脱节,不少社会科学工作者仍然习惯于在大学或研究所的“象牙塔”做“纯”学术研究,不愿意、或无力从事现实社会问题的研究与解决;而另一方面,政府、企业和社会仍然不懂得充分利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来为决策与管理服务,学界与政界、企业界及社会之间,并未真正形成中介或桥梁。 面向21世纪的中国社会科学必须克服这些困难和障碍。一种可供参考的思路是,跟踪、研究当代国外社会科学中的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文化整体化的发展趋势,借鉴其成功和合理之处。例如,大力发展交叉、综合性新学科,加大应用性研究的比例;加强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的合作与交流,设立大量的跨学科研究中心或研究所,创建注意社科知识应用的思想库;调整社会科学的学科、专业及课程设置,扩大一级学科的比例,减少二级学科(专业)的数量;更新或充实社会科学各学科专业的课程内容,增加按一级学科设立课程的比重,引入综合、交叉、前沿的学科知识及方法论等等。 应该说,近几年来我国高校和社会科学院系统的研究及教学体制改革,基本上顺应了当代社会科学发展的这种杂交化和整体化的潮流。一些大学和社科院(如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加大了跨学科交叉研究的力度,成立了不少旨在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和知识应用的研究中心或研究所(如国情研究中心、政策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中心、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等);国家教育主管部门近期对大学教育的学科专业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本科生专业由原来的500多个压缩合并为250个;研究生专业(二级学科)由654种压缩合并为381种;相应增加了一级学科的数量,由原来的72种增加到88种;各种社科研究基金大大增加了对交叉性、综合性、前沿性学科以及应用性课题研究的资助;如此等等。简言之,当代社会科学的杂交化和整体化趋势正在悄悄地改变着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教学及应用的格局。 社会科学论文:教学《社会科学基础知识》引发思索 有人说,地球的颜色是绿色的,她孕育着生命,预示着人类的诞生和未来。我说,她是生命的摇篮,人类的母亲,她把全部的爱无私地奉献给人类的子子孙孙。她的确很大,幅员辽阔,但不是无边无际;她的确很美,山青水秀,但不是青春永远;她的确很富,资源广博,但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如今,地球生态环境已被人类活动严重破坏。尤其是水的污染更为突出。 水是地球上万物的命脉所在,水滋润万物、哺育生命、创造文明。中国水资源的分布极其不均匀。中国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低于500立方米,远远低于国际公认的人均所需1000立方米的临界值。北方许多大中城市因缺水造成工厂停产或限产,损失的年产值达1200亿元,南方一些城市也陆续出现水荒。目前全国600多座城市中,有300多家缺水,其中严重缺水的有108个,缺水量约为1000万吨/天左右。几百万人生活用水紧张。 面对“滴水贵如油”的水资源,而人类对它的浪费和污染却是令人痛心的:据统计,全世界污水排放量已达到4000亿立方米,使5.5万亿立方米水体受到污染,占全世界径流总量的14%以上。 一、石家庄水污染及主要污染物 水体污染和水资源短缺是石家庄市水环境面临的两个严重问题。由于气候变劣和生态环境破坏等原因,区域内地表水径流量减少,地下水超采严重;城镇污水排放、工业废水排放及广大农村地区超量使用化肥与农药等农用化学物质,使地表水环境质量难于根本改善。 地表水 市域河流总长为1536.4公里,其中常年干枯河段占25.21%,季节性有水河段占32.66%,在常年有水的648.2公里监测河段中,河流污染状况十分严重。 石家庄市主要监控的地表水体包括辖区内的两大水库(黄壁庄水库、岗南水库)和地表河流。 岗南、黄壁庄水库是石家庄市的重要地表水源,承担着每天40万立方米的城市供水任务。由于岗、黄水库水源地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有效地控制了水库水质的污染加剧趋势,除总磷和总氮两项指标外,两个水库的水质基本达到并保持在国家地表水二级标准范围内,但由于受上游来水和汇水区范围内面污染源的影响,两大水库氮、磷污染问题不能得到根本解决。 市区南部,源于鹿泉市上寨乡五峰山,由赵县东南部出市境,全长80公里,是石家庄市区、栾城县、赵县和鹿泉市排污泄洪河道,同时承担着栾城县、赵县沿途农田的灌溉功能。由于接纳了石家庄市区的绝大部分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沿途又汇入了栾城县、赵县、鹿泉市的部分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该河实际为一条排污河,河水常年呈黑臭状态,有机类污染严重。 滹沱河作为石家庄市的母亲河,是市域内的最大河流,也是海河流域上游一条重要支流,她发源于山西省繁峙县,在石家庄市境内全长237公里,对经济社会发展起着全局性的支撑作用,沿河地区已发展形成一条连接冀晋的经济走廊。目前,河流上游建有两座大型水库(岗南水库、黄壁庄水库),水质较好,河流下游从正定县开始水体水质为劣V类,水体中首要污染物为化学需氧量和生化需氧量。 地下水 石家庄市地下水资源短缺,地下水采补矛盾突出,地下水位埋深增大和地下水降落漏斗面积扩大的程度难以得到根本控制。地下水水位漏斗面积呈逐年增加趋势。 二、石家庄水污染危害与影响 色度:许多工业废水会使河流变浊变黑,不但有碍观瞻,而且会干扰阳光照射河水,妨碍光合作用进行,影响水中生物生存。其中,以纸厂,染料厂,皮革厂等污染最严重。 温度:有些工厂排放高温废水,使河水温度增高,水中含氧量减少,正常水生物不能适应,并会降低水的净化能力。会排放高温废水的工厂有炼钢厂、石化工厂、纸厂、食品加工厂、火力及核能电厂等。 毒素:金属、石化、农药等工厂排放的废水,常具累积性毒素,可能引发各种生物性病变,甚至导致生物体死亡。 铅: 对肾脏、神经系统造成危害,对儿童具高毒性,致癌性已被证实 镉: 对肾脏有急性之伤害 砷: 对皮肤、神经系统等造成危害,致癌性已被证实 汞: 对人体的伤害极大,伤害主要器官为肾脏、中枢神经系统 硒: 高浓度会危害肌肉及神经系统 亚硝酸盐: 造成心血管方面疾病,婴儿的影响最为明显(蓝婴症),具致癌性 总三卤甲烷: 以氯仿对健康的影响最大,致癌性方面最常发生的是膀光癌 三氯乙烯(有机物): 吸入过多会降低中枢神经、心脏功能,长期暴露对肝脏有害 四氯化碳(有机物): 对人体健康有广泛影响,具致癌性,对肝脏、肾脏功影响极大 污水种的粮食卖石家庄:子牙河水系的黑色幽默 石家庄赵县的沟段,未到河边,浓浓的臭味先至,只见乌黑的污水穿桥而过,沟边一些树木干枯死亡。邢台市环保局一位负责人说,沟段每日污水高达10万吨,主要来自石家庄市的造纸、制药等废水。记者看到,沟两岸玉米等庄稼青青,长势喜人。记者问曹务屯村一位村民,是否用污水浇地,他回答:"不用污水用啥,这水毒,菜一浇就死,只能种麦子、玉米等作物。"记者问吃不吃这地里的粮食,老农笑笑说:"不吃,全卖给石家庄。" 三、石家庄水污染防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是一部控制水污染的基本法,控制范围十分广泛,包括江河、湖泊、运河、渠道、水库等地表水体以及地下水体的污染防治,主要措施如下: (1)在开发、利用和调节、调度水资源的时候,应当统筹兼顾,维护江河的合理流量和湖泊、水库以及地下水体的合理水位,维护水体的自然净化能力。 (2)新建、扩建、改建直接或者间接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和其他水上设施,必须遵守国家有关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规定。 (3)依法划饮定生活用水地表水源保护区。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保护区分为一级保护区和其他等级保护区。在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取水口附近可以划定一定的水域和陆域为一级保护区。在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一级保护区外,可以划定一定的水域和陆域为其他等级保护区。各级保护区应当有明确的地理界线。 (4)防止地下水污染,禁止企业事业单位利用渗井、渗坑、裂隙和溶洞排放、倾倒含有毒污染物的废水、含病原体的污水和其他废弃物。 人工回灌补给地下水,不得恶化地下水质。 但是,提倡生态文明就是否定工业文明吗 ?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要求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提倡生态文明是否意味着否定工业文明? 党的十七大报告旗帜鲜明地提出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同时强调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生态文明是在扬弃工业文明基础上的“后工业文明”,是人类文明演进中的一种崭新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建立在把“人—社会—自然”看作是一个辩证、发展、整体的生态科学世界观的基础之上。它把人与人化自然(社会)看作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把人类的整体利益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崇尚“节约自然资源”、“尊重大自然的价值与权利”,追求“人—经济—社会—自然环境”的和谐协调与可持续发展,把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与美丽看作是全人类根本利益之所在和基础。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常识普及政策 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期做好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工作,必须充分认识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战略意义,针对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面临的形势,坚定不移地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多渠道、多角度探索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新思路、新举措,从而全面提高全民族哲学社会科学素质。 一、加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战略意义 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发展先进生产力、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哲学社会科学作为揭示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自身发展规律的学问,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力量。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者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指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哲学社会科学也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是自然科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必经环节。繁荣发达的哲学社会科学是自然科学进步的基础,只有依赖于哲学社会科学的正确价值导向,自然科学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造福于人类。 同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发展先进文化、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有效手段。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既可以为现实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重要的是它将为整个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全面进步营造良好的思想和精神氛围。在当代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是先进文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对发展先进文化、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极为重要。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和伟大的民族精神要始终继承与发扬光大,就要依靠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特别是大力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与传播。 同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人的全面发展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客观趋势。由于我国人口众多,文盲率较高,且基础教育还不能适应社会迅速发展的需要,公民素质偏低。公众的科学素养偏低,已成为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国际竞争力提高的关键因素。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大力推进社科普及,有利于培养公众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形成尊重科学,求真务实的风尚;有利于公众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认识社会运行和发展的客观规律,提高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有利于增强全民族的民主法制意识,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自觉性,提高民主参与、民主监督和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能力;有利于公众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际关系,在全社会确立符合社会主义伦理要求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道德规范;也有利于公众形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提高精神文化生活的品位和质量,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必将在更高层面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有力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二、新时期社科普及工作的形势 伴随经济全球化而来的文化的全面交流与渗透使社科普及工作任务异常艰巨。当今世界正处于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不仅促进了各国经济的发展,而且也深刻影响着世界各国的政治、文化的发展。经济全球化把各民族文化带人了全面的交往中,使文化的经济功能和政治渗透功能紧密结合。面对经济全球化这个不可逆转的世界大潮,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不管是否愿意,都要自觉不自觉地融人其中,否则,就会失去生存的空间。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影响是双重的,既有积极方面的影响,也有消极方面的影响。首先,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人类的普遍交往,使得不同文化之间,尤其是东西方文化之间大大增加了相互了解的机会;同时,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和管理经验以及其他方面的文明成果在国际上的广泛传播,为不同民族的人们打开新的文化视野,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环顾世界,审视自己的文化;通过对世界文化的了解,可以进一步加深对本民族文化的认识,以便采取相应的政策推进文化的发展。其次,经济全球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丰富的文化资源。 当然,经济全球化也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带来了消极的影响。首先,某些西方大国仍然坚持冷战思维,推行“西化”、“分化”战略,从而加剧了东西方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其次,经济全球化虽促进了人类的普遍交往,但同时也宜扬了西方文化霸权主义思想、文化帝国主义思想,传播了西方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种种歪曲和攻击,支持海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甚至是邪教分子进行颠覆活动。 为此,我们必须正视经济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影响,结合中国实际,加大民族优秀文化的教育和传播,大力宏扬民族优良传统,在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的指导下,积极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同社会转执时期矛质凸显,和谙社会建设对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是,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人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体制机制尚不完善,民主法制还不健全;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失范,一些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和作风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适应;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矛盾,人类社会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进步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确保社会稳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和重要环节。哲学社会科学作为分析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理论工具,对协调个人惯性与社会变化、润滑发展中的社会和谐关系,具有特别的意义。开展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宜传和普及,让哲学社会科学走进百姓生活,让人文精神渗人千家万户,是化解人民内部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和谐社会建设迫切需要广大社科工作者坚持“贴近社会、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针对百姓关注的社会热点和难点问题,释疑解惑,舒解公众的不良情绪,从而维护社会稳定和人心安定;通过普及法律知识,增强民众法律意识,培养公民法律理性,从而增强公民通过正当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和自觉性,促进社会的有序与稳定;通过人文社科知识讲座和报告会,向大众阐释和谐文化精神,倡导人文关怀,养人心志,育人情操,以文化育和谐。 信息与网络技术的迅速发 展使社科普及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网络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行为产生了并正在产生着重大而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正在对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产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改写着社科普及工作的历史,使社科普及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网络宣传形式的综合性将增强社科普及工作的吸引力、感染力和辐射力;网络的开放性、现代性将为实现社科普及工作科学化、现代化提供前提条件;网络有助于提供个性化服务,满足个性化需要,增强社科普及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网络的超时空、全天候性,有利于社科普及工作的经常化;网络的等时共享性、即时播发性和快速传播性,将大大提高社科普及工作的效率和效益。 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对于社科普及工作来说既意味着机遇,也意味着挑战。其一,网络增大了舆论管理、舆论监督和舆论导向控制的难度;其二,网络传播方式对社科普及工作者的素质提出了新要求;其三,网络传播方式迫切要求社科普及工作者转变传统的社科普及工作理念和思维。 回立法滞后,经费无保障,社科普及工作未得到应有重视。与自然科学相比,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立法相对滞后,哲学社会科学的宜传和普及基本处在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的状态。由于长期以来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保障,哲学社会科学普及的重要性尚未被全社会充分认识和重视,一些人将“科普”仅仅理解为自然科学的普及。尽管很多有识之士近年来都在呼吁,要加大哲学社会科学传播力度,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普及,提高人们人文社会科学素质,但在实际工作中,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往往被置于无足轻重、无关紧要、可有可无的地位,严重制约了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和其服务社会功能的发挥;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没有真正纳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其专项经费目前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没有列入同级财政算,使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制度建设和长期发展计划难以得到完善和落实。 闪会众对社科知识雷求增长较快,社科普及产品供给不足,会众获取社科知识的梁道不畅。 经济社会生活的迅速发展和变化,使公众对社会科学知识的需求在迅速的增长,尤其是经济学、管理学等一些实用性较强的社科知识。虽然近些年来社会各界对社科普及工作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但社科普及工作仍然没有摆脱困境,社科普及的形式、内容、方法同社会发展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哲学社会科学普及资源缺乏有效地组织整合,其宜传和普及仅限于一定的范围,不能有效地夜盖社会各个层面,难以满足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需要,与广大人民群众对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需求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三、搞好新时期社科普及工作的对策与建议 问加强社科普及工作自我宣传,营造全社会共同关注和重视社科普及的良好氛围。搞好新时期的社科普及工作,首先要普及的是有关“社科普及工作的重要性”的理论和知识,我们要通过各种宜传手段和方法,让全社会充分认识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离不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包括繁荣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方面。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与提高全民族的自然科学素质同样重要。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有发达的自然科学,也应该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促使社会各界共同关注和重视社会科学普及工作。 目以社会普遥关注的热点问题为重点,扩大普及内客的洒盖面。社会在发展,新生事物在不断涌现,人们需求的知识内容也在不断变化。这就要求社科普及工作者要深人实际,面向大众,善于抓杜会的热点难点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普及工作。一方面,要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开展理论宜传,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统一思想,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但我们也要注意社科普及不能等同于党的思想政治宜传工作,社科普及应该有更广阔的舞台和更丰富的内容。另一方面,社科普及工作要以“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为原则,以“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树立科学观念,提倡科学方法”为导向,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目标,不断拓宽普及知识面,把社会科学领域不断更新的理论、知识和方法纳人到普及的内容。要使社科普及工作真正做到与时俱进,起到引领和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 闰创新方式方法,实施社科普及品牌战略。 目前,社科普及形式多采用办学、办班、讲座、知识竞赛、展览、编写普及读物、在刊物上开辟科普专栏、成果交流、科技咨询、信息服务等。随着社会需求的不断扩展,新颖的普及形式将会不断出现。我们应该根据普及工作的不同对象、不同层次、不同要求,采取灵活多样的普及形式,而不能仅仅拘泥于某一种或某几种固定模式。只要适应社会和大众所求,方法适宜,路子对头,任何普及形式都可以探索。 网络的优势是明显的,它具有综合性、开放性、现代性、全天候性、等时共享性等特点。我们要充分利用它的优势和特点,运用社科普及网站、网业等不同于传统媒体的方法和手段,进行独具特色的网络社科普及,占领网络宣传主阵地,宏扬网络宜传主旋律,引领积极、健康、向上的网络主流文化。 做好新形势下的社科知识普及工作,还有一个比较成功且值得推广的方法是打造立得住、叫得响的公益性品牌,以凝聚力量、聚集人气。如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等品牌节目,能够有效起到激发学习兴趣、掀起学习热潮的效果。 回拓宽经费来源梁遗,建立德定的社科普及经费保津机制。稳定充足的经费来源是搞好社科普及的重要保障。首先,要积极争取政府加大投人力度,各级政府要将科普经费列人同级财政预算,逐步提高科普投人水平,改变当前很多地方一搞活动就要“请示、化缘”的尴尬局面 社会科学论文:建设高素质哲学社会科学队伍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我省高校社会科学系统和社会科学研究系统,正按中央和省委的统一部署,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职业精神职业道德学习教育活动,这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迫切需要,是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迫切需要,是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过硬的哲学社会科学队伍的迫切需要,必须认真抓好,切实抓出成效。认真搞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教育,进一步增强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运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统领哲学社会科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指导思想,更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须臾离不开的根本指针。深入学习、广泛宣传、全面贯彻、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全党的一项长期任务,也是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历史责任。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一定要不断增强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自觉地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头脑,推动工作,指导实践。首先,要在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上争先锋。要联系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的新变化,联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实践,联系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新探索,进一步拓展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视野,不断深化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历史地位的认识,在解决好自身真学、真懂、真信问题的同时,不断推出新的研究成果。其次,要在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上当表率。要自觉地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哲学社会科学的教学和研究,使之贯穿于学科建设、教材编写、课堂教学、课题研究、学术交流、成果评价等各个环节,体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各个方面。要把是否体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判断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向的根本标准,把是否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衡量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重要尺度。第三,要在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上做模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既要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真诚信仰者,热情宣传者,更要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忠实实践者。每一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要自觉地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凡是符合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事情就满腔热情地去研究、去宣传、去实践。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提出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这是我们党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新发展,也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一个新飞跃。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把学习树立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学习贯彻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深入研究科学发展观,大力宣传科学发展观,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 认真搞好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学习教育,进一步增强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沿着正确方向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绝不能搞指导思想多元化。 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词句和结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和处理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一言以蔽之,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认真学习,真正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将其运用到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各项工作中。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蕴涵在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可以说是博大精深,在具体实践中,要注意把握其精髓。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问题上,应特别注意把握住两点:一是要始终站在真理的立场上来观察和处理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它的真理性。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说到底就是一个不断探求真理、发现真理、服从真理、捍卫真理、发展真理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穷尽真理,只是开辟了一条通往真理的光明大道。马克思主义者随时准备坚持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作为一名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不断追寻真理,一切服从真理,敢于坚持真理,坚决捍卫真理,努力发展真理,自觉地和真理站在一起。二是要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观察和处理问题。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和真理性是统一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就是为全人类谋解放、谋幸福的理论。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以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无论是搞教学还是搞科研,都要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重去考虑其社会效果。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问题上,也应特别注意把握两点:一是要坚持实践的观点。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第一和最基本的观点。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动力和目的,是检验认识的惟一标准。马克思主义重视理论,但更尊重实践。当前,我们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改革的攻坚阶段,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找不到现成的答案,必须在实践中去探索,去总结。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在头脑中树立起实践的权威,满腔热情地投身到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实践中去,在实践中经受锻炼,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在实践中发现和坚持真理。二是要坚持群众观点。群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决定历史的是“行动着的群众”,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 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同时也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我们党来自于人民,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党逐步形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对人民负责、虚心向群众学习、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等一系列重要的群众观点,并在这些观点的基础上制定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工作路线。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不仅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而且是繁荣和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保证。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模范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无论是搞教学还是搞科研,都要注意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努力从人民群众的广阔而丰富的实践中挖掘研究题材,汲取思想养分,形成真知灼见,创造学术精品。要立足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理论需求,面向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火热生活,研究和回答新的实践课题,提出和概括新的实践经验,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力、说服力和感召力。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又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从总体上说,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既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观察和处理问题的方法。具体说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察处理问题的方法很多,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全面地发展地联系地看问题的方法,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方法,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方法,在处理复杂问题时抓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方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等等。马克思主义者是动机与效果统一论者。坚持正确的方法,是实现动机和效果统一的重要途径。对于马克思主义观察和处理问题的具体方法,不仅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要认真研究和运用,从事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同志尤其应该认真研究和运用。 认真搞好职业精神职业道德的学习教育,进一步增强端正学风、文风、作风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养成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先进的职业精神和良好的职业道德,搞好学风、文风和作风建设,是加强哲学社会科学队伍建设的基本要求,是繁荣哲学和社会科学的重要保证。 首先,要养成和弘扬先进的职业精神。在这个问题上,有以下五点需要认真把握:一是要养成和弘扬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哲学社会科学事业,说到底是探求真理、发现真理、服从真理、捍卫真理、发展真理的事业,而探求、发现、服从、捍卫和发展真理是要付出代价的,有时甚至要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二是要养成和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既是一项崇高而伟大的事业,又是一项十分清苦的事业。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耐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三是要养成和弘扬百折不挠的精神。马克思说过:“在科学上面,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只有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合格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具有坚强的意志、矢志不渝的品格,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都不改初衷,不移青云之志。四是要养成和弘扬开拓创新精神。真理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追求真理的道路永远没有止境。马克思主义所以具有不可战胜的生命力,就在于它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模范地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正确处理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境界。五是要养成和弘扬战斗精神。尤其在今天,马克思主义既需要发展,更需要捍卫。当前,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不仅要提倡探索精神、创新精神,而且要呼唤战斗精神。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要义无反顾地去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满腔热情地去宣传,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要理直气壮地去抵制、去斗争。 其次,要养成和弘扬优良的职业道德。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职业道德上应特别注意以下三点。一是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在任何社会中,哲学社会科学都不能游离于政治之外。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既是政治纪律,又是职业道德。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有很强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时刻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二是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是一项面向社会、研究社会、面向大众、服务大众的工作。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以对党对人民对社会高度负责的态度,严肃对待自己的一言一行,认真考虑自身工作的社会效果。在教学和研究工作中,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纪律意识。当前,尤其应从哲学社会科学的角度,多做团结鼓劲的工作、正面引导的工作、化解矛盾的工作、维护稳定的工作,为促进我省的“三个文明”建设和构建和谐辽宁作出应有的贡献。三是要淡泊名利,加强修养。从事纯洁而高尚事业的人也应是纯洁而高尚的。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不断加强自身修养,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侵蚀。要把做人做事做学问统一起来,堂堂正正地做人,踏踏实实地做事,老老实实地做学问,以良好的思想和道德风范,树立和维护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良好形象。第三,作为一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养成良好的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的同时,还要特别注意端正学风、文风和作风。学风问题,说到底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是使马克思主义束之高阁,还是使其与中国改革和建设的实践紧密结合的问题。全党的学风关系到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学风,关系到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与发展。文风问题说到底是动机与效果、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问题,文风的好坏,关系到我们的理论能否真正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我们的文章、著作和报告能否发挥应有作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说服力和战斗力能否得到充分发挥。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树立良好的学风和文风,最根本的是认真贯彻党的思想路线,求真务实,大胆探索,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要坚持做到严谨而不保守,活跃而不轻浮,锐意创新而不哗众取宠,追求真理而不追逐名利。要讲真话不讲假话,讲实话不讲空话,讲新话不讲套话,讲群众听得懂又愿意听的话,不讲群众既不愿意听又听不懂的话。学风和文风建设要靠作风建设来保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一线,注意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在群众中汲取营养,在艰苦生活中磨练意志,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说明和解决问题,在继承和发展中不断推出学术精品,为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和构建和谐辽宁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和理论支持。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浅议 社会科学研究究竟是否需要将事实与价值分开,或有意识地排除价值判断?这似乎是个显而易见的简单问题。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人们暗含的价值观总是或隐或现地影响研究本身。这一问题在东方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成其突出。因此。本文先论述当代西方哲学对这一问题的若干代表性论点,然后再对我国当前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某些普遍倾向作针对性的评论。 科学价值中立说 关于科学的价值中立的观点,在西方哲学思想中在较长时期内影响了占主导地位的科学观和认识论。一般认为马克斯?韦伯引入了现代的事实—价值两分的观点。他在《社会学与经济学中“价值中立”的意义》这一经典论文论述了两方面的观点[1]。第一点他吸取了休谟的思想,认为在规范与描述之间、在断言某物实际上是什么与理想上应当是什么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我们加于事物的价值不属于这些事物的真理性,科学关心的是描述实际发生了什么,并且解释为什么。自然,科学能够而且必须注意个人和团体在事实上怎样做出评价,但他们却不能从根本上真实地记录这个或那个事物是内在地有价值的,因而是在范畴上应当被评价的。韦伯的第二个论点是有规定性的。他从不认为价值是无足轻重的,也从不宣称每个人,特别是社会科学家应当总是避免价值判断。与此相反,他坚持提出指认与评价的区别,二者不容混淆。一个人在表达价值判断时,不应当自称这种判断是得到科学地确认的;因为事实上这是做不到的。当社会科学家推崇某种行动时,他们应当尽力地说明自己所说内容中哪些是科学的发现,哪些是具有很不同地位的政策建议。这是知识分子的真诚品质与尊重真理的原则所必然要求的。 20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一般都竭力提倡科学与价值、描述与规范、实然与应然判断的严格区别,要求社会科学坚持价值中立的立场。亨普尔指出,有关科学的价值中立问题,可以说是围绕着两个不同的方面而展开,这就是:(1)科学家的实际研究行为,和(2)批判评价和论证科学断言和程序的方法论标准。在科学家的实际行为层次上,价值评价作为科学研究的一个诱导因素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道德的准则、审慎的思考和个性等等显然会影响科学家对所研究领域、问题和所采取的方法的选择。社会和政治价值有可能削弱研究某些特殊问题领域的努力,也可能鼓励人们赞同某些并无可靠根据的理论。当然,作为一种规律,科学研究中决定采取或放弃一个特定的假设或理论,将强烈地受到认知价值或准则的影响,这反映在他们坚持某种方法论程序的标准上。[2] 正是在构成研究行为的重要的诱导因素这个问题上,价值评价与科学研究相关联。因此,必须在心理学、社会学和科学史解释科学研究行为时考虑价值评价的作用。然而,这种科学解释在谈到科学家受价值影响的时候,并不涉及任何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它在解释科学家接受或放弃一个理论时,并不论证这个理论的合理性,或表明这是个不合理的科学程序。而合理性问题要求的是在可以获得的证据和其他系统的根据的基础上对理论进行批判的评价。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传统的科学观,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主张科学理论与证据关系有明确的客观标准,并认为这种标准可用证据与理论之间的肯定或否定的的逻辑关系来表示,由此而为科学的客观性与价值中立说提供了依据。按此观点,恰当的科学研究及其结果是独立于研究者个人的成见、信念或态度的,因而可以把某些程序看作违反了科学规范,并可以用对科学以外的价值观的过度依赖来解释研究者违背恰当的科学行为的动机。 与上述科学哲学观点相类似,现代知识社会学(或科学社会学)的鼻祖卡尔?曼海姆也把自然的与文化的区别了开来,把数学、自然科学与宗教、道德、实践领域等其他方面明确区分开来。“可以说,形式知识在本质上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其内容并不受个别的主体及其历史社会条件的影响。但在另一方面,显然存在着范围广泛的主体事务,它只能由某些主体、或在某些历史时期被接受,而且从个人的社会目的来看,这也是显而易见的。”[3] 他认为,自然科学具有可重复性,而宗教道德等文化的领域则具有不可比的特征。所以他断言,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非真理的。一般来说,意识形态的特征是对其范围广泛的对象进行高度明确的阐述,对其追随者有权威的明确的命令性。与其他类型的信仰相比,意识形态更加系统化,围绕一个或数个突出的价值观而整合。它往往抵制信念的变革,它的接受或推行还往往伴随着鼓动性的宣传。谁接受它,谁就要完全服从它,谁的行为就必须完全渗透着意识形态。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产生于特定的文化中,因此它不可能与该文化的重要因素完全分开。意识形态故意掩盖人们的动机与利益,这就迫使利益与对抗着的人们相互欺骗,并用貌似普遍化的方式掩盖狭隘的局部目的和利益。意识形态不会把系统地追求真理当作自己的一项义务,因而采取取教条主义的认识态度,不愿接受新经验和真理。作为一种文化的产物,意识形态对社会科学的影响尤其明显。 曼海姆坚持认为,凡政治的或是涉及世界观的一切知识,不可避免地都是有党性的。他因此而暗含的论点是,像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均无法摆脱意识形态和党性的束缚,所以他也承认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有不同的思想。这些观点引起了美国实用主义者胡克的争论。胡克在肯定了曼海姆的开创性工作以后指出,困难在于,曼海姆承认,表现阶级立场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导致在科学意义上被认为“真”的那些关于事物性质的理论和发现,因此,问题就转移到这些“真理”是否取决于导致探索和发现这些真理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这一点上。“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既然随着历史时期而改变,曼海姆认为这问题就成为一个知识社会学的问题。……现在假定科学的处理方法和客观性是同一的,使曼海姆感到头痛的问题是:任何一种的科学知识是怎样成为可能的?曼海姆在他的书中,不同的一页就有不同的答案,而使读者对于他真正相信什么完全感到茫然。”[4] 实用主义作为一种独特形态的科学主义思想,对此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胡克实际认为,即使存在阶级或党派观点的相对性,科学(包括社会科学)仍然存在超越主观价值的客观性基础,比如根据经验基础所作的证实或证伪的判定。这是我们过去在认识实用主义时所忽视了一个重要论点。 因此,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观点,反映了西方一些思想家在科学发展以后对其根本任务的一种认识论的反思。 在科学知识系统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以后,有必要主动排除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干扰,以相对纯化的方式对待其研究,以便适应客观性的要求。 对绝对价值中立说的批评 韦伯和逻辑实证主义者关于科学价值中立说的观点,在近数十年受到了西方哲学家主要是历史主义者和科学实在论者的批评或挑战。库恩以来的历史主义学派深刻地批判了科学的积累发展观,论证了科学理论的根本转变不简单地只是对关于事实的增长了的知识作出的理性反映。而科学不同学派之间的转换更像是信仰的转变,没有太多的合理性基础可言。劳丹则提出了一种关于科学家理性行为的适中的观点,指出理性的行动者持有各种目的和关于世界的预设信念,为了合理地接受一个信念,他必须能够限定与自己的目标和信念有关的推理范围。劳丹试图把科学合理性的一般要求与价值论、方法论和事实层次的共识统一起来。 科学实在论者普特南对事实与价值关系的看法具有某些独特的意义。他公然声称自己要为一种几乎被推翻了的观点恢复名誉,这种观点认为事实与价值的区分无论如何也是模糊不清、无法实现的。因为事实陈述 本身,以及人们据以决定什么是事实和什么不是事实的科学探究实践活动,都预设了价值。普特南指出,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传统观点是建立在科学的工具的成功和多数人的一致意见基础上的。怀疑价值判断具有认识功能的一个理由是,它们不能用“科学方法证实”,而且在福柯所讨论的伦理学观点中还强调调,在伦理问题上,人们不可能取得普遍一致或大多数人一致的意见。许多人相信科学理论的正确性可以作出使大家满意的论证。但在事实上,对于任意选取的一个科学理论的真理性,人们不可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赞同。许多人对于科学和很多理论都是可悲地无知,至于科学的工具的成功,由于科学的意义决非仅限于它的实际应用性,故不能由此而推出科学的合理性。所以,用工具的成功与多数主义来证明科学真理的合理性和价值真理的非合理性,这是站不住脚的。[5] 普特南强调,至少有些价值必定是客观的。精确科学的理性上的可接受性取决于像“融贯性”和“实用的简单性”之类认识上的优点,因此,至少有些价值词项不仅仅代表使用这些词项的人的情感,而且代表了它们适用的那些事物的属性。如果这些词项不代表理论的性质,而仅仅代表有关人对理论所持有的“态度”,那么像“正当的”、“充分确证的”、“最有效的解释”等等,必定也完全是主观的。因为理性上可接受性不可能比它所依赖的参项更为客观。因此,至少这些价值词项具有某种客观的用法,即某种客观的正当性条件。同样,对于伦理学判断的主观方面也不能强调过分了。如果说,在科学领域坚持科学是一项客观的事业,并不等于认为每一个科学问题都有一个确定性的答案,某些科学问题也许有一些客观的、不确定的答案,那么,在伦理学领域,某些价值见解是确真的,某些是确假的。“总而言之,某些价值见解(以及某些意识形态)肯定是错误的,某些见解肯定不如其他见解,在这个意义上坚持伦理学探究是客观的,同坚持根本没有任何不确定性的情况这种愚见,是两码事。”[6] 由此可见,普特南在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上,竭力从两方面来阐述二者之间的融合、统一与制约。一方面,他不同意证实主义和旧实在论把事实与价值截然分开的观点,而坚持科学对客观真理的追求与融贯性、正当性、实用简单性和完美性等价值要求的统一,科学的客观性与多元性要求的统一。另一方面,从伦理价值的角度来看,普特南又不同意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价值观,而认为至少有些伦理价值是有客观标准或依据的。就认识而言,对于概念构架的任一选择,都是以价值为先决条件的,在选择一个描述日常人际关系和社会事实的构架时,在众多的因素中首先会涉及到人们的道德价值。因此,真理理论以合理性理论为先决条件,而合理性理论又以我们关于善的理论为先决条件。 普特南试图把事实与价值、真理与价值有机地、内在地统一起来,既不放弃实在论的客观真理论的基本前提,又不接受事实一价值两分的传统观点。其观点属于一种形式的价值真理论,是对那种离开人的能动的认识过程,而仅仅在本体论上强调真理是对实在或事实的纯客观描述的传统实在论的批评。它告诉人们,追求直理的科学不是与人的价值无涉的中性活动。 那么,是否可以像相对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由此而彻底否定事实与价值、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区别呢?显然也不能。正如普特南所断言的,每一个事实都有价值负载,每个价值又都负载着某个事实。这后一命题说明,没有客观性依据的价值不能算作真正的价值。因此,这里的价值又与传统的事实价值两分观点所说的价值已不完全是一回事,因为后者主要指的是主观价值。可见对价值的不同解释预设了不同的结论。而从根本上说,价值具有主观与客观两重属性,纯粹的主观价值显然无法与客观性或科学性相统一。这里便存在不同层次的价值问题,客观性与价值只能在科学发展的高层次上统一起来。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 前面论述了当代西方哲学有关事实与价值关系的一些基本观点,这些观点为我们合理解决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提供了借鉴。 就本来意义而言,社会科学是以社会为对象的系统的知识探究,因此它在实质上与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有所区别。其区别主要表现在基本立场、态度和方法上。从基本立场来看,社会科学以追求关于社会的事实知识或确切知识为基本任务,因而一般不预设立场。真正的社会科学是真诚而无畏的,无须迎合某些特定的个人或社会集团的口味,因而所采取的态度是合理的怀疑。研究无禁区,一切似乎已成定论或天经地义的东西或结论,都可能成为社会科学家的怀疑对象。即使有可能在研究的过程中否定自己的先前结论或成见,也在所不惜,真正的社会科学家是“无我的”,不怕否定自己。因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是社会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方法论上,社会科学多用归纳法、统计法等科学方法,以便从具体的社会现象中得出规律性的东西。尽管归纳法是不可靠的方法,但为了探究事实,社会科学家仍然频繁地使用,包括统计法等科学的归纳方法。 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追随者则与此不同。他们固执地追求信仰,从抽象的观念、原则、口号出发,竭力为某些特定社会集团的利益服务,因而他们采取的是教条主义的顽固态度,对既成的传统和信念不敢怀疑或质疑。其方法大多为演绎法,即从抽象的大前提出发,推演出脱离现实的结论,所以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尽管也打着科学的旗号,但其论证方式却十分繁琐,追求华丽的词句或动听的口号,实质则空洞无物,思维也不讲究逻辑,经常出尔反尔。归纳法和统计方法在意识形态那里只具有纯粹工具的意义,事实成了任人打扮的女孩子。 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还存在一定的区别 ,前者指的是像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与自然科学更为接近的学科,可以采用经验研究和统计学等手段,后者指的是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学等更具有文化特点和包含更多价值判断的学科,往往与特定文化的价值观分不开。然而,当代的一个发展趋势是日益要求人文学科也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即采用更多的科学方法和论证方式。比如,伦理学曾被认为只是关于规范价值的学问,但是,20世纪的科学主义者提出了伦理学不能与现实生活相脱离的任务,伦理价值前提应从实际生活的伦理中得出。因此,人文学科如仍停留在传统的相对价值的水平,永远自说自话,无法像科学那样可作广泛而重复的比较和讨论,那显然是一种落伍的表现。 将人文和社会科学只当作特定社会集团的学问,是其利益的集中表现,甚至提出所谓民族特色的科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等,这实际上是将这些学科降至不具普遍意义的私学的水 平,与占星术、风水术没有多少区别了。一门学科只有在成为可跨文化共同研究、讨论和验证的学问时,才能成为公认的科学。社会科学也许因为研究对象的文化特色而加入了某些价值因素的考虑,从而有可能影响研究者对具体社会问题的看法,但每门科学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的公理、原则、范畴或概念,以及公认的研究和验证方法,包括共同的逻辑工具。比如政治学中的国家、政体、民主制、权利等概念及相关学说,用于民意调查的统计方法和一般数学及逻辑方法,便属于这种共同基础性的东西。 当然,如前所述,纯粹的绝对的价值中立在科学研究中也只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理想,类似于乌托邦,而且正如普特南所说,从更高的境界来看,脱离客观性的价值只是主观价值,并不具有真正的价值意义。然而,这仍然不能说明科学研究丝毫不需要警惕主观价值的束缚或影响,妨碍认识客观性的实现。而且,人的认识与科学发展的高低阶段之分,在时间上也有侧重点先后的区别。可以说,只有在较低层次上解决了事实与价值相对区分的问题之后,才能实现较高层次上统一的任务。 由此来看我国当前的社会科学研究,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处于较低层次的主客不分、科学与意识形态混淆的状况。举例来说,伦理学几乎还没有脱离规范伦理的阶段,对于当前人们实际上如何处理或对待人伦关系,较少作实事求是的描述性研究,一般仍停留在从抽象规范向下推演的水平。诚然,规范伦理是伦理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但作为科学的伦理学还要从事认定事实的工作,这就需要进行某种程度上价值中立的研究,避免把伦理的“应当”误作“是”。在传统伦理的研究上更存在事实与规范不分的情况,例如有人把写在经典中的规范伦理与中国社会实际处理人伦关系的事实混为一谈,几乎不指出两者间的区别;更有人将战后日本等东亚社会的成功归结为孔孟之道,对于这些国家在长期传统中形成的带有自身特点的伦理道德作如此轻率的概括,更显出概括者社会科学研究常识的欠缺。 至于像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也程度不等地存在着事实与价值混淆、应然判断与实然判断不分的情况。一些人不懂政策宣传与事实认定之间的区别,硬是把“应当”当作“是”,不懂得意识形态与科学并不是一回事。立场相对中立的问调查和事实报告,特别是在涉及政治、性等敏感问题上,做得还相当不够。有时候则以感情代替法律判断。例如,某个新兴小城市近年在吸引外资和城市建设及环境卫生方面做出了显着的成绩,但其干部在工作作风上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长期要求机关干部普遍加班加点,休息时间极少,在维护城市卫生时采取了一些明显违反法律规定的严厉惩罚措施等。这些都是涉嫌违反现有法律、侵犯公民权利的问题。但有研究者写文章把这些归结为“善良违法”,试图以其行为结果的某些成绩来论证其违法行为的合理性。请注意这里的“善良违法”这一提法,这是用伦理价值判断来限定事实判断。如果有点现代科学的常识,便不会这样来认识问题。因为事实首先是,这些规定违反了我国现行法律的基本精神,至于行动者的动机是否善意,则完全是另外的问题。以对动机的价值判断来为违法的行为作辩护,显然是难以服人的。 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历史上的中国社会在“百家争呜”时期多种学派并存竞争,源于民间的学问可以被某些统治者所利用,但尚未出现官方垄断学术的局面。只是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一切学问才被打上了官方的烙印。其结果是历史、文学、哲学都摆脱不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成为广义的统治术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法学和政治学了。这种情况甚至蔓延到自然科学,如天文学为皇帝订立历法服务。当西学经过外国传教士之手传到中国时,官方思想已严重僵化和落后,采取了抗拒的态度。直到20世纪初的政治和文化变革,才最终冲破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才得以在在中国生根。然而,近百年史仍然是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争取相对独立的奋斗史。实事求是的原则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真正得到贯彻,经历了百般曲折,至今仍然是项艰巨的任务。一些人习惯于唯上、唯书,偏偏不唯实, 连面对现实的勇气都没有,制造了许多指鹿为马、改事实、严重脱离实际的“研究成果”,以“遵命为术”为己任。因此,解放思想是项长期的任务,需要克服传统的体制弊端,使研究者真正摆脱各种束缚,取得真知。 由此可见,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着较普遍的事实与价值不分的问题。当然,社会科学中的事实与价值,客观性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区别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二者在更高层次上可以统一起来。但在较低层次,在社会科学发展的初级阶段,注意两者之间的区别则是更为重要的任务。只有解决了低层次的区分问题,才能解决更高层次的统一问题。另一方面,绝对化地理解科学的价值中立,在两者之间划出截然分明的界限,同样也会陷入乌托邦主义,因为我们只能做到大致的区分。 因此,问题正在于掌握一个合适的度。如果把纯粹的绝对的客观性与完全的主观价值当作两个极端,那么实际的研究者总是处在两者之间的某个位置上。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在相当程度上还处在靠近主观价值的一端,有必要经过艰苦的努力,更接近客观性那一端,当然,谁也无法奢望达到彻底的客观性这一理想状态,只能尽力做到比较高的客观性。反之,毫无客观性的自觉要求,让科学与主观价值混淆不清,那就连起码的科学性也无法保证。 社会科学论文:巩固五五普法成果服务经济社会科学发展 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五中全会对加强全民法制宣传教育提出明确要求;党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在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五个五年规划》;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的决议》;总书记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就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作出重要指示,为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指明了方向。—,我国在全体公民中实施了第五个五年普法规划。五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正确领导和全国人大有力监督下,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和各地各部门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全面实施“五五”普法规划,取得了显著成效,为保障和促进“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施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坚持突出宪法的学习宣传,各项法律法规得到广泛传播 各地各部门坚持以宪法为核心,深入宣传各项法律法规知识。一是突出加强宪法的学习宣传。组织开展了以“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为主题的法制宣传活动,举办巡回报告78600多场次,直接听众达2600多万人次。每年“12·4”全国法制宣传日,、司法部、全国普法办都确定宣传主题,指导各地各部门通过多种形式,宣传宪法知识,弘扬宪法精神。各地各部门把宪法纳入普法重点对象法制培训内容,加强宪法知识考试考核。二是深入开展国家基本法律的学习宣传。深入学习宣传与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深入学习宣传民事、刑事、行政实体法和程序法,在抓好日常宣传教育的同时,积极利用各项法律颁布实施周年纪念日,组织开展集中宣传,收到了良好效果。三是切实加强新颁布或新修订法律法规的学习宣传。编写新法知识读本40多种,免费发放1200多万册,发放张贴宣传挂图2500多万张,使各项法律为人民群众及时了解。四是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融入法制宣传教育全过程,重点抓好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的教育,促进全社会牢固树立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的理念。通过学习宣传,全社会学习宪法、崇尚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权威的氛围更加浓厚,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学法守法用法的自觉性进一步增强,进一步夯实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础。 (二)坚持以领导干部、公务员、青少年、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农民为重点,全民法制宣传教育深入推进 坚持分类指导,区分不同对象,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制宣传教育。一是领导干部学法用法不断深入。坚持党委(党组)理论中心组学法、举办法制讲座、党校和行政学院设置法制课、考试考核等,推进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工作。“五五”普法期间,有24600多人次省部级领导干部、41.53万人次地厅级领导干部参加了法制讲座,各级领导干部依法执政、依法决策意识和能力进一步提高。二是公务员学法用法不断深入。加强公务员岗位职能法律知识培训和考试考核,共培训公务员4200多万人次,公务员参加法律知识考试2700多万人次,98%以上的公务员达到了每年法律知识学习、培训不少于40学时的要求,公务员运用法律手段管理和服务社会的能力进一步提高。三是青少年学法用法不断深入。坚持课堂教育与课外教育相衔接,努力抓好课堂法制教育,广泛利用第二课堂开展寓教于乐的法制教育活动,在校青少年学生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法制教育,增强了遵纪守法意识,提高了自我保护和抵御违法犯罪侵害的能力。四是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学法用法不断深入。组织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法律知识培训3.35万多期,培训人员290多万人次,举办讲座、报告会5.13万多场次,参加人员620多万人次,提高了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依法经营、诚信经营和依法管理的能力。五是农民法制宣传教育不断深入。根据农村特点和农民群众需要,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法制宣传教育,培训农村“两委”干部1200多万人次,培训农民工1.56亿人次,提高了农民的法律意识,增强了依法参与村民自治和基层民 主管理的能力。重点对象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深入开展,有力地带动和促进了全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全体公民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进一步提高,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依法参与社会管理、维护合法权益的意识和能力进一步增强。(三)坚持以法制宣传教育主题活动为平台,法制宣传教育在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围绕“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司法部、全国普法办指导各地各部门组织开展了系列主题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充分发挥法制宣传教育职能作用,服务和促进了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一是紧紧围绕服务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各地各部门共举办促进经济发展法治论坛、法制讲座、报告会等专项法制宣传活动39.8万场次,开展“提高农民法律素质、促进农村改革发展”等主题法制宣传教育活动136万多场次。二是紧紧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大力加强劳动就业、安全生产、社会保障、社会救助、医疗改革、食品药品安全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城市和农村居民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三是紧紧围绕党和国家重大部署、重大任务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围绕改革开放30周年、北京奥运会、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等大事喜事,以及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四川汶川和青海玉树地震灾害、甘肃舟曲特大泥石流灾害、西藏拉萨“3·14”事件、新疆乌鲁木齐“7·5”事件等,组织开展了国庆60周年安保、“人文奥运、法治同行”、“加强企业法制宣传教育、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抗震救灾、“精彩世博、法治先行”、法律进帐篷、法律进寺庙等一系列主题法制宣传教育活动,为党和国家办成大事、办好喜事、办妥难事营造了良好的法治氛围。四是紧紧围绕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开展法制宣传教育。以“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促进社会矛盾化解”为主题,加强与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相关法律法规学习宣传,组织开展专项宣传活动16.2万多场次。针对重点地区、特殊人群开展法制宣传7.6万多场次,开展校园周边整治法制宣传教育活动12.5万多场次。主题法制宣传教育活动的开展,发挥了法制的规范、引导和保障作用,有力促进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服务了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 (四)坚持以“法律六进”为载体,法制宣传教育的覆盖面进一步扩大 在全国组织开展法律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法律六进”活动,是“五五”普法的一项重要创新。,、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下发通知,对“法律六进”活动进行了精心安排部署,制定下发了实施细则,组织召开了“法律六进”经验交流会和现场会,推进“法律六进”活动深入开展。各地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制订实施方案,加强考核和监督,确保“法律六进”活动扎实推进,取得了明显成效。深入推进“法律进机关”,坚持机关法制培训、考试、法制讲座制度,组织开展各种学法用法活动,加强机关学法用法工作考核,提高了各级机关依法管理和服务社会的水平。深入推进“法律进乡村”,切实加强农村法制宣传教育阵地建设,广泛开展“送法下乡”、“送法进农户”活动,大力开展“农村法律明白人”、“法制宣传员”培训,广泛利用农村广播站及农民夜校宣传法律知识,促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深入推进“法律进社区”,充分发挥普法讲师团、法制宣传志愿者作用,积极整合资源,推进社区普法广场、法制公园、法制长廊、法制宣传电子显示屏建设,开展针对社区青少年、下岗职工、闲散人员、回归人员、流动人员、安置帮教对象、社区矫正人员等人群的法制教育,服务了社区群众,提高了社区依法管理水平。深入推进“法律进学校”,扎实推进中小学课堂法制教育计划、课时、师资、教材“四落实”,组织开展“模拟法庭”、“小小律师辩论会”、“小手拉大手”等课外法制教育活动,加强学校法制教育园地建设,增强了青少年法制观念。深入推进“法律进企业”,利用职工学校、企业宣传园地、举办短期培训班、专题辅导、法制讲座,开展有针对性的法制宣传教育,引导企业员工依法参与企业民主管理,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促进了企业依法经营和管理。深入推进“法律进单位”,发挥各单位自身优势,利用公示牌、宣传册、触摸屏、开放日等多种形式,宣传与本单位业务相关的专业法律,在城市公园、车站、机场、港口等窗口行业单位设立法制宣传栏或电子显示屏,使之成为法制宣传的流动窗口。“法律六进”活动丰富了普法内容,拓展了普法途径和方式,扩大了覆盖面和影响力,增强了针对性和实际效果,使法制宣传教育更加深入基层,更好地服务群众。 (五)坚持以法治创建活动为依托,全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 坚持法制宣传教育与法治实践相结合,深入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一是法治城市、法治县(市、区)创建活动广泛开展。法治城市和法治县(市、区)创建活动是“五五”普法的又一项重要创新。在认真总结各地依法治理工作经验基础上,全国普法办下发了创建工作通知和指导标准。各地结合贯彻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和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制定完善了创建制度,建立了目标考核体系,不断推进创建活动深入开展。到底,全国已经有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41个市(地、州、盟)、1856个县(市、区)全面开展了法治创建活动。底,全国普法办评选表彰了首批266个法治县(市、区)创建先进单位。二是基层依法治理深入推进。“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活动得到了全面推进,各地建立完善了“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标准和目标考核体系,民政部、司法部分四批命名表彰了1373个“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各地还积极探索开展“民主法治示范社区”、“诚信守法企业”、“依法行政示范窗口”等创建活动,基层依法治理活动形式 更加丰富。三是行业依法治理不断深化。各部门各行业围绕推进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积极开展各种依法治理专项活动。“五五”普法期间,各部门和行业开展全国性专项整治活动130多次,开展执法检查活动170多次。多层次、多领域的依法治理活动,提升了法制宣传教育效果,有力促进了法治政府建设,促进了社会管理创新,提高了全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六)坚持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水平进一步提升 各地各部门努力改革创新,不断提高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水平。一是创新工作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服务群众作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增强了法制宣传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二是创新工作制度。在认真总结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经验和做法的基础上,制定完善了各项学法用法制度和法制宣传教育考核评估、监督检查机制。制定了关于加强新闻媒体、网络等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指导意见、关于开展“法律六进”和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等法治创建工作指导标准和意见等。各地各部门从实际出发,建立完善了普法档案、工作考核等制度。目前,全国已有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并实施了《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条例》。各地各部门还把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落实情况纳入年度综合考评体系,促进了普法依法治理工作任务的落实。三是创新工作载体。充分发挥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优势,不断拓展法制宣传教育领域。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市)级电视台开辟法制栏目430多个,县(市、区)级电视台开辟法制栏目1530多个,建立普法网站2300多个。加强城市、乡村公共场所法制宣传阵地建设,法制长廊、法制公园、普法大篷车等成为法制宣传教育的新型阵地。广泛利用公共场所电子显示屏、楼宇电视、手机报、城市公交电视、移动通信等新平台,不断扩展法制宣传的覆盖面和受众群。四是创新工作形式。广泛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法制文艺活动,共举办各类小型法制文艺演出137万多场次,参加现场观看的群众达1.8亿多人次。“12·4”全国法制宣传日系列宣传活动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已成为法制宣传的重要品牌。 (七)坚持健全完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深入开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各地各部门不断健全完善普法依法治理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普遍成立了由党委、政府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担任组长的普法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健全了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实施的普法依法治理工作领导体制。各部门、各行业也成立了由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任组长的普法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本部门本行业普法工作的领导。各级普法依法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认真履行职责,积极争取党委、人大和政府支持,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法制宣传教育。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实施,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广泛参与的普法依法治理工作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进一步完善,有力保障和推动了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深入开展。 法制宣传教育是全面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基础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必须持之以恒、常抓不懈。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科学制定好“六五”普法规划,求真务实,开拓进取,扎实工作,进一步推进新形势下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深入发展,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社会科学论文:法学自身的品性决定了社会科学方法应用前景的有限性 刻下汉语法学学术含量较低,学术规范窳败,丑闻时有。将眼光放宽,迄现代中国一百年,海峡两岸三地,整个汉语世界,既无伟大法学作品和作家,更谈不上成熟范型或者流派的提出。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也是不少法学从业者的忧心所在。有鉴于此,经由借鉴和运用社会科学的范式与方法,提升法学的学术含量乃至“科学性”,是一种可欲的选择,可能也是提升汉语法学必需完成的作业。 本次会议的主旨既是“社会科学”方法在法学中的运用,即意味着法学非社会“科学”,因此是科学话语难能完全笼罩的言说空间。这便一般性地决定了此种“科学 ”方法在该领域应用前景的有限性。所谓的“文科”、“理科”这类说法,是通常习用的,但却非“科学”的,无法用作解释此种问题的概念工具。既不算“科学 ”,亦非人文学科,那便是通常所说、行之已久的“法科”了。法学之为法科,决定了自己在人类知识体系中的位置,其之用来形成自己的知识系统、设构自己的理论命题的进路和范式。这一切叠加在一起,构成了法学的品性。 法学之为一门知识体系、理论体系和思想体系,其基本问题,其需求和担当,决定了它具有不同于“社会科学”的学术品性。法学的基本问题源于法律的基本问题,一言以蔽之,是“事实与规范”的互动。人世生活本有规范,将它们描述出来,呈现为规则及其体系,是法律的创世纪,法学的使命,也是对于法学的劳动分工要求。通常情形下,事实先于规范,规范因为有待自生活中提炼和完型,总要慢半拍。之所以说一切立法颁行之际即已“过时”,如拉丁法谚所谓“法律一旦公布即已过时”,其因在此。但是,在诸如急遽的社会-文化转型时段这种特定时期,规则可能先于事实,以整顿山河。拿百多年来的中国社会-文化转型为例,虽然迄今为止尚未形成真正的共和政体和宪政秩序,但是,自1911年以来,法律藉由立法,先在规则层面形成了宪政与共和图景,以此理想图式引导、推动、逼迫事实就范,向它靠拢,即向规则的制订者心目中拟订的生活模式看齐。正是在此,法学担当了从“发现”规则到“设定”事实的知识使命。 从而,法学-法律的需求和担当是双重的。一方面,对于规则进行静态的描述和设定。描述是“发现”生活,“设定”即归置并规制生活。另一方面,对于源于社会变迁等等因素而导致的事实提出的挑战,消极或者积极地做出规则的回应。正是在此,对于什么是事实?有哪些事实?规则的效果如何?如何获得预期的法律效果?以及为什么规则会出现与其制订者预期相悖的结果等等,恰恰是“社会科学”的用武之地。所谓“多点”、“多层”的民族志范型,人类学的田野调查,都是“观俗立法”的杠杆。事实上,伪满政体进行的民事习惯调查和民国政府组织的华北农村民事习惯调查,均为适例。通常习用的回归统计方法等等,在实证性地解答诸如“ 为什么有法不依”这类问题时,应当有用武之地。至于涉及到法律的人类学田野调查,诸如马林诺夫斯基的研究,它们是否属于这一意义上的“法学研究”,则有待辨析。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法学是一种基于特定需求而来的知识体系,而主要并非人类好奇心的产物,更非形上心性的对象。因而,法学是一种有限的知识体系,甚至是一种自我循环、自我证立的知识体系。法律的思维方式,如法律论证,常常即为一种典型的循环论证。实际上,法学共同体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学术集团,自产自销,也不是什么不可想象的事。诸多的法学刊物可能只在法律从业者圈子里流转,正像《牙科研究》这种杂志只有牙医才会去看,不是什么不正常的事。而以“解决实际问题”自勉的“务实”导向,整体上来说不是坏事。其之为“有限的知识体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即“限”定在此。这就如水利工程学,当然无需也不可能回答宇宙起源的问题,更不可能处理人生意义。但要修水坝,建水库,就得靠它。各门特定学术的定位及其价值,正在于此。从而,就整体而言,法学基本上是一种解释学,一种关于事实与规范互动图景的描述、评价和阐释的技艺。从而,它排斥对于多余学术附加值的追求。——一旦“多余”,即超出法学,而进入其他“学科”。这也就是为什么“大法学家”倒未必一定在法学院的原因,至少是原因之一。今日与会的主要是法理学、法哲学的学者,部门法学的从业者寥寥,而法学主要是由众多部门法学构成的知识家族,这就从另一侧面对此提供了说明。——这不正是我所说的“有限性”的具像吗? 所谓“多余”,即就完成法学的需求和担当来说并非必要的知识诉求、理论铺陈和思想启示。毕竟,法律及其一整套理念形态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结果导向,即订定规则、划定是非,自分配正义和校正正义归置并进而规制人世生活,——具体的、日常的、有形的、关乎什么事情的用处的打理日子的流程,是是非非的油盐酱醋,打打闹闹的家长里短。形上的人类理性成果下落至具体的法的运作和法学意义上的研究,中间存在着若干环节。不是形上的东西没价值,事实上,以实用理性著称的汉语文明今天恰需补充浓郁的形上兴趣,以益中和,而致通明,才是正道。而是说,就具体的法律和法学的担当来说,即便没有它们,也还够用。超出这一层次,即进入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哲学或者法律哲学,已然非经典的法学范式所能涵括了。有人可能会说,哪里有什么“经典”的法学及其范式?今天的法学与百年之前难道一样吗?这话没劲。因为,我们可以问今天的人类和千年之前一样吗?你与昨天之你相比还是同一个人吗?当然不一样,可人还是人,你还是你。——法学还是法学。 必须承认,在人类知识的阶梯中,不同学科的学术含量及其所要求的人类心智和心性,在层次与类型上是不同的。一般常人经过培训可以成为工程师或者部门法的专家,也会比较胜任,但要成为理论物理学家和法哲学家,甚至是小有所成的理论物理学家和法哲学家,则非中上心智之人不可。而同一层次的心智,却因心性不同,或趋于理性,或趋于情绪,有的善于事功,有的耽溺思辩,遂各 自成就一番书生事业。远的不说,就晚近中国而言,吴经熊就根本不同于王世杰,一如陈景润之迥异乎钱学森,而同为超逸灵动的心性,朱光潜还与宗白华大大不一样呢!就法学家而言,在现代学术分工体系中,他们可能在法学院,也可能在其他科系,这是现代大学“官僚行政体制”的隶属关系,不是问题所在。许多人正因为自己的心智不屑于、心性难于忍受法学的品性,遂“转行”到其他学科,找到自己的心灵投契之所, ——马克思、韦伯、巴尔扎克、吴经熊和徐志摩,无一幸免! 在科际界限趋于模糊的“后学科”时代,学科之间方法上的借鉴是常有的事。学者们大多是“心中有问题,眼里无学科”,属于哪一种“学”,倒并非什么大不了的事。这也恰恰说明了借鉴“社会科学”范式、方法的可能与必要。但是,不能因此犯晕,认为自己的那点“借鉴”,真的就是“科学”了。——别忘了 法学说自己是科学,社会学就笑了 社会学说自己是科学,经济学就笑了 经济学说自己是科学,人类学就笑了 人类学说自己是科学,物理学就笑了 …… 最后,诗人笑了 这是打油,不是取销主义的立场,也不是将探索社会科学方法在法学中的运用这一严肃用意直接扭曲为大家要将法学变成科学的天真,一如要用拼音取代汉字,更非危言耸听地直认社会科学方法为法学的“天敌”,而只是想说明我今天的发言主旨,即在法学中运用社会科学方法的有限性,从而,找准其可能用武之地。同时,对于今天会场上基于校际立场而波光旖旎的集体自恋情绪,觉得有点“那个”,所以略加调侃,不损人以利己,提醒不要过于自恋,否则小模小样,鸡皮疙瘩出,没意思,可能上帝倒哭了。自恋是动物的本性,太过自恋则为本性的倒错。诸位多谈其运用或者应用的可能性,我则提醒其有限性,正反两面,一积极,一消极,而同为 “建设性的”,则问题将趋澄明,列位看官,你说乐之何如。 我愿再次指出,陈述法学及其知识生产过程的这一品性,并非排斥法学研究借鉴社会科学范式或者方法,更不是否定法律人养成过程中对于大量非法学知识和理论的引入。恰恰相反,鉴于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价值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的进境与困境,造成了利益厘定、是非判断的一定时空的不可能性,要求法科学生在体察世态人情、历练人间冷暖的同时,尽量多具备法学之外的“社会科学”知识和文史哲等传统人文修养,使法律人成为既具备法律理性和知识力量,同时并具有道义担当和同情心,真正属于孔门所说的“文质彬彬”的人,具有现代公共理性和人文关切的人。就刻下中国语境而言,法学教育不仅应当是职业人士的养成过程,同时应当是博雅的、人文的,道理正在于此。深切的人文精神,是这个工商时代更为珍稀的人类心性,也是疗治当下汉语法学求致用而至俗、阐学理却近私这一病症的良方。—— 这可不是要让法学院毕业生个个都成“文人”,正如倡导在法学中借鉴社会科学方法并非意味着所有法学门类均无一例外地运用,并且能够运用这些方法。 否则,法学院的毕业生人人大脑发达,个个能说会道,似乎都能运用一套科学方法,却恰恰没心没肝,甚至狼心狗肺,连基本礼数也不屑,那时节,还不如没有的好。——朋友,知识并不导向善,甚至导向恶,在今天这样一个唯科学主义的时代,一个“科学裁判所”的世代,不是恰需时时警怵的吗!现今的法科学子多数只有职业关切,实用主义取向无以复加,动不动就弱兮兮地“郁闷”,好像也谈不上什么社会情怀之类,公司、财产、债券、金融等等实用法知识成为唯一选项,这难道是法学教育的福音吗?——好像实用主义的本意也并非是这个意思。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期刊的重要意义 社会科学期刊是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它来自社会实践又服务于社会实践。 作为社会科学文字载体和传播媒介的社会科学期刊是社会科学的必然产物和社会发展的客观反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科学期刊,促进社会科学研究的深化,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着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科学期刊的重要意义 1.社会科学期刊的重要地位。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是自然规律的反映,它研究自然界各种物质现象的本质及其规律,是人们改造自然的武器;社会科学则是社会规律的反映,它研究社会现象的本质及其规律,是人们改造社会的武器。主席在全国科技大会上指出:“我们要在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加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紧密结合,深刻认识井掌握当今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去指导实践。实行仕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必须用新的理论去指导实践.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就显得更为突出。 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决定了社会科学期刊的重要性。一方面社会科学期刊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很难用经济的观点来衡量;另一方面社会科学期刊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是间接的,不象自然科学同生产力要素那样直接结合.很快就会提高效率、效益,社会科学更多地体现为研究生产关系的科学,虽然科学管理也会出效益.但毕竟是间接的,社会科学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得是促进和保漳作用。所以.社会上普遍存在重视自然科学而忽视社会科学的倾向.但社会科学研究滞后于自然科学的研究,这是社会科学期刊受冷落的原因。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一个有机结合的整体,自然科学的发展带动社会科学的发展,社会科学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和保障自然科学的发展,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生产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革,社会科学许多新的未知领域需要我们去研究和开发,特别在当前科技进步带来生产力大发展和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繁荣社会科学期刊加强社会科学研究更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 2.社会科学期刊的重要作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巨大的变革,从而导致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产生,这些问题只有通过新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才能给予科学的回答和正确的解决。实践证明,如果不符合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事物发生,就会出问题。文化教育上的失误将产生思想意识上的混乱,经济管理上的失误将带来巨大的物质损失,政治决策上的失误将造成社会动乱。因此我们应当高度重视社会科学期刊的重要作用,它是掌握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学习园地,是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舆论工具,是了解社会动态和经济形势的了望之窗,是学习社会科学文化启迪智慧的知识殿堂,是研究探讨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公共讲坛,是进行科学管理民主决策的参谋和助手,繁荣社会科学期刊是时代的要求和社会的呼唤。 二、当前社会科学期刊面临的主要问题 1.经费拮据。据1991年统计,全国自然科学科研经费为11亿3千多万元,而社会科学研究经费仅为3千多万元。国家拔给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科研经费不及自然科学经费的零头。近年来这种状况并无多大的改观,凭这点经费要想举行学术交流和开展调查研究活动已显得力不从心,再投入更多的财力去办好社会科学期刊就更是举步艰难。 2.质量降低。期刊的质量要以所刊载的内在质量为标准。当前,社会科学期刊存在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倾向,有的研究者囿于经费困难闭门造车,有的不愿深入进行艰苦细致的社会调查,使科研成果和实践相脱节;有的期刊部门和单位倾向比较严重,刊物.自觉不自觉地成为领导论坛;有的片面追求名人效应,从而脱离读者大众;有的受不正之风的影响,期刊变成应酬亲朋好友的关系稿,上级领导的推荐稿,金钱来往的交易稿.评聘职称的照顾稿等等,使得文章平庸、肤浅、枯躁,影响了期刊的质量。 3.读者面窄。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社会科研工作者劳动的社会效益体现不在经济报酬上,作者千辛万苦获得的科研成果要发表不仅得不到相应的稿费,往往还要承担版面费、赞助费,作者和编者都缺少提高期刊质量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改革开放的大潮却冲破了多年被禁锢的思维定式,使读者品味不断提高趋于多样化,使社会科学期刊受到冷落。一些期刊的作者和编者与读者缺少交流和沟通,造成社会科学期刊的读者群体日益萎缩。 4.偏离办刊宗旨。社会期刊的重要作用就是发挥社会效益,除读者需求外还存在社会需求。受经济利益的驱动有的期刊忽视社会效果,偏重猎奇,追求轰动效应.背离了为j、民服务的宗旨,影响了社会科学期刊的健康发展。 5发行困难。从社会科学期刊的功能来看,不论是可读性还是收藏价值,都受到了广播、电视、报纸等大众传媒和电脑光盘等现代化存贮设备的有力冲击。归根到底社会科学期刊的发行数量要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要同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承受力相适应.期刊的过多过滥和不合法的指购派购都影响到社会科学期刊的正常发行,背离读者和社会需求的期刊也就失去了生命力。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科学期刊的对策 1.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邓小平同志指出:“仕科期刊工作者在工作上要精益求梢,力戒粗制滥造,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社会科学期刊要以社会效益为已任.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坚待四项基本原则,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从国家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求真务实地办好刊物。 2.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社会科学期刊只有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改革才能带来生机。一方面各级领导要提高对社会科学期刊重要性的认识,在办刊经费上给予政策上的倾斜。另一方面要大胆改革,引入竞争机制,打破铁饭碗、大锅饭的旧体制.允许搞一些广告和实体等合法的创收。期刊内容上要锐意创新 、广开言路、百纳群言,鼓励不同的学术观点进行辩论和探讨,提倡运用新思维、新观点、新思路来分析研究社会问题和现象,开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局面。 3.加强管理。社会科学期刊作为社会科学产品公开发行就具备了商品的属性,当然要受到社会主义市场管理的约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社会科学期刊这样的特殊商品不应当排除计划管理,读者需求用市场去调节,社会需求要计划去调节。不是所有的期刊和期刊所有的出版费用都由国家包下来.国家财政支持要有重点,即使是重点期刊国家也只是分门别类承担一个基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市场管理中的首要任务就是确定汁么可以进入市场.什么不可以进入市场,对那些社会效益好的就是赔钱也要坚待出版,对社会效益不好的就是赚钱也不能办。国家要运用价格、悦收等经济手段加强宏观调控、指导消费,使社会科学期刊在文化商品中得到资源的优先配置;运用法律手段促进和保障社会科学期刊的健康发展.运用必要的行政手段淘汰那些质量差、社会效益低、不具备办刊条件的期刊,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把社会和经济发展必需的期刊办好。 4.扩大群众基础。社会科学期刊要扩大刊物的影响,不仅要使专家学者青睐,而且还要使人民群众喜欢。要扩大读者面就必须扩大作者面.必须坚持以质量为标准,材料要实、文风要正,对有头衔和没头衔的作者都要做到一视同仁。社会科学期刊就必须走入社会贴进群众.要以群众论坛、读者专栏等形式扩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力度和范围,满足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精神文明和科学文化需要。 5.提高服务水平。社会科学期刊要提高服务水平就必须立足于从理论上解决社会经济发展的热点问题和难点问题。要根据中央的战略部署,结合国际国内形式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情况.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从科学推断预测未来发展的新动向、新趋势和发展规律出发,及时调整栏目设置和研究方向,加强相关课题的研究,发挥社会科学期刊服务社会的功能和作用。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科学期刊就必须提高对社会科学期刊重要性的认识.找准存在问题的原因,提出解决的方法和对策,只有保障规模适度的社会科学期刊群体平衡协调地健康发展,才能开创社会科学期刊欣欣向荣发展的新局面。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常识普以及探析论文 一、加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战略意义 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发展先进生产力、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哲学社会科学作为揭示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自身发展规律的学问,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力量。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者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指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哲学社会科学也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是自然科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必经环节。繁荣发达的哲学社会科学是自然科学进步的基础,只有依赖于哲学社会科学的正确价值导向,自然科学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造福于人类。 同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发展先进文化、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有效手段。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既可以为现实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重要的是它将为整个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全面进步营造良好的思想和精神氛围。在当代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是先进文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对发展先进文化、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极为重要。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和伟大的民族精神要始终继承与发扬光大,就要依靠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特别是大力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与传播。 同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人的全面发展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客观趋势。由于我国人口众多,文盲率较高,且基础教育还不能适应社会迅速发展的需要,公民素质偏低。公众的科学素养偏低,已成为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国际竞争力提高的关键因素。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大力推进社科普及,有利于培养公众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形成尊重科学,求真务实的风尚;有利于公众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认识社会运行和发展的客观规律,提高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有利于增强全民族的民主法制意识,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自觉性,提高民主参与、民主监督和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能力;有利于公众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际关系,在全社会确立符合社会主义伦理要求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道德规范;也有利于公众形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提高精神文化生活的品位和质量,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必将在更高层面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有力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社会科学论文:树立科学发展观促进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转化 摘要:树立科学发展观,提高人文社科成果转化重要性的认识,加强引导提升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质量。健全机制,搭建平台,畅通转化渠道解决转化难的问题。 关键词:成果转化;人文社会科学;科学发展观 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转化,即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具体运用,就是社会主体为实现一定目的而自觉接受社会科学成果的影响或应用社会科学成果的过程。目前,高校承担的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占全国总数的1/4,承担的国家“863”计划项目占全国总数的1/3 以上,获得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占全国总数的70%以上。据统计,一所综合性大学的人文社科类成果数约占学校成果总数的1/3。近年来,国家通过狠抓科技成果的转化,高校许多自然科学类的科研成果已经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而人文社科类的科研成果的转化则存在明显的不足,已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一、高校人文社科类研究成果转化的现状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在弘扬传统文化以及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等方面均取得重大成果,但是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转化在质量、数量和效率等方面还存在不足。许多人文社会科学成果仅仅停留在发表的刊物上,即使有少量的成果进行了转化,也存在转化的层次偏低,影响力不够,不成体系的状况。由于构建和谐社会对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需求日益迫切,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社会效用不断凸显。许多高校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还不能适应这个新的形势和新的要求,成果转化的效益无法得到保证。 二、高校人文社科类研究成果转化难的原因 (一)人文社科类研究成果自身特点决定 人文社会科学类研究成果对于社会进步的作用方式和产生的影响与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大不相同。自然科学成果应用于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可以像企业生产产品一样,从研发到投产,从生产到获利,能够比较精确地计算出成果转化的效率。社科成果一般不直接作用于社会生产力,而是与自然科学成果结合起来共同发挥作用,因此它对于社会进步的促进作用一般是间接的、伴随性的,这就增加了社科成果转化的难度。 (二)高质量应用性人文社科成果较少 科研成果质量是市场转化的生命线。我国高校文科科研成果转化少、转化难的现实,与高质量应用性人文社科成果较少有着很强的相关性。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的表现形式是论文、论著和研究报告,一所综合性大学每年发表的人文社科类论文有上千篇,其中不少发表在核心期刊和权威期刊上,但通过仔细研究发现,这些论文推广和转化的价值较低,真正对现实有指导意义的更少。究其原因一是高校里有一部分文科类的教师主动与社会接触少,对社会发展状况了解不深、不透,难以有重点、有选择性地开展针对性、前瞻性科研。如某一地方性本科学院,在申报当年所在市下达的社科科研课题时,很少申报与当地省情、市情结合紧密的课题,80%以上的教师都热衷于那些比较务虚的纯理论课题。最终的成果能直接指导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就少了。二是,高校文科科研中重数量、轻质量,重科研、轻转化的现象比较突出。许多教师为了完成科研任务,不注重社会的现实需求,闭门造车,主观臆断,直接影响科研成果的实用性和针对性。所谓的科研成果不仅与社会现实严重脱节,而且难以进行转化,成为庸俗的文字游戏。 (三)对人文社科类成果转化重要性认识不够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国家越来越重视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但是,不管是主观上还是客观上看, 谈到成果转化,各级政府部门、政府官员、企业管理人员首先考虑的就是进行自然科学类科技成果的转化推广工作。国家设立的“成果转化基金”、“产业化项目”等资助的全是自然科学类的项目。 国家1996年颁布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的第二条中注明:“本法所称科技成果转化,是指为提高生产力水平而对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所产生的具有实用价值的科技成果所进行的后续试验、开发、应用、推广直至形成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发展新产业等活动。”将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排除在可转化的成果之外。可见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的转化推广工作还没有引起全社会足够的重视[1]。 三、促进高校人文社科成果转化的对策 (一)树立科学发展观,提高对人文社科成果转化重要性的认识。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解决人们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重要性认识不足的关键。社科成果一般不直接作用于社会生产力,而是经过转化作为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武装劳动者。与自然科学类科研成果转化相比,有着软件性、滞后性、受众不确定性、效果不确定性、转化周期较长等特点。 这就要求:一是各级政府和政府官员要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不能只顾任期内短期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指标。而应该高屋建瓴、具有前瞻性,如同重视自然科学类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一样,重视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的转化。二是高校的教师和科研工作者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要有“甘坐十年冷板凳的精神”,克服急功近利和浮躁的心态,潜心研究对社会发展有巨大推动和指导作用精神产品。 (二)加强引导提升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质量。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的质量是转化的前提。社会需要大量的切合社会实际的、有转化价值的精品科研成果,这类成果的产生,需要引导和激励,需要科学的、客观的、适应于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的评价指标体系,需要与科研人员特点相适应的激励措施。中国政法大学为了鼓励精品成果,制订的《文科科研成果评价办法》对在一定考核期内有一个精品成果的教师、科研人员即可以豁免其他科研成果项数,鼓励教师用足够的时间准备高水平的成果, 起到了促进科研、激励精品的效果,有较高的借鉴价值。 省市科技、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在主持社科类科研课题立项时,应加强引导和管理,鼓励教师积极申报与省情、市情紧密结合的课题,把纯理论性的、“空对空”的课题量规定在合理的比例范围内。 (三)健全机制,搭建平台,畅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渠道。不断改革旧的体制机制,建立适合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的新机制。一是要加强高校自身的科研机制和体制改革,要变革那种纯学术、脱离实际的研究,而应将纯理论研究为主转向综合性、开发性、应用性研究为主;研究方式从无偿研究转变为有偿研究;只有实现了科研导向、运行环节、队伍结构等方面机制的转变,才能真正促进高校科研成果的转化。二是探索建立社会科学成果的产权认定制度、价值评估制度和权益保护制度。三是要建立健全社科研究机构与政府、党政、企业等部门的信息沟通机制,加强社科研究的针对性、时效性,密切供求联系[2]。 要搭建起一个平台,全面调整产方—卖方—买方的关系,使成果的转化正规化、程序化。作为买方的决策人要用社会科学成果支持和检验自己决策,作为卖方的社会科学成果管理机构要承担起监督决策者的决策是否科学的职能,同时根据需求制定合理的科研成果生产计划。作为产方的科研工作者和科研机构要分析市场动态,使自己的成果能满足市场需要。 随着改革的深入,人们对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与应用价值、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和直接价值与间接价值的认识和理解将不断加深。人文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新局面必将到来。 社会科学论文:试谈领导干部科学素养是推动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基础保障 论文关键词:领导干部; 科学素养; 科学发展 论文摘要:领导干部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领导干部是决策者,决策的科学与否直接关系着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方向与方式的科学与否。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是科学决策的基础保障。领导干部必须具有科学精神、掌握科学知识、运用科学方法,才能使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沿着科学的道路不断向前发展。 一、 领导干部科学素养的社会特征 科学素养是人们坚持科学精神,自觉地运用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修养和能力。科学素养决定着人们处理问题的方式和方法,关系着人们工作与生活发展的优劣与成败。公民的科学素养,除了关系到自身的发展,作为国民素质的基本元素也同时关系到国家的发展。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与普通公民具有不同的社会特征,作为决策者,领导干部的科学素质不仅只是作为一个普通个体对社会产生影响,更重要的是作为社会发展的领导和推动力量对社会产生影响。 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对于经济社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决策的科学性上。决策的科学与否关系着发展目标的正确与否和发展方式的优劣与否,科学的决策符合事物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能够促进事物向好的方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引领和推动力量。不科学的决策则违背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会使事物的发展与人们的希望背道而驰,阻碍社会的发展。因此,决策的科学与否,对于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是科学决策的基本保障。领导干部必须具有科学素养,才能具有科学决策的意识与科学决策的能力。首先,领导干部必须具有科学精神,才能在决策过程中自觉地以科学的态度看待问题、解决问题;才能在工作中勇于探索、不断创新,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发展。其次,领导干部必须具备一定的科学知识、掌握科学方法,才有能力在决策过程中客观地认识环境,正确地分析和判断形势,准确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从而确保决策这个主观行为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使决策具有科学性。 二、 科学精神是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意识保障 精神是推动事物发展的灵华,领导干部的科学精神是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意识保障。科学精神来自于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的积累和升华,它又反过来制约着人们行为和习惯的科学性。科学精神所代表的核心内涵是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与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创新精神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而理性精神则是各项事业沿着科学道路、按照科学方式发展的保障。 首先,创新精神是推动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动力。科学精神的本质要求是开拓创新、不断进取。科学技术之所以不断发展,就在于科学研究在不断更新观念、不断大胆创新。创新精神是一种强烈的创造欲望、开拓精神,是一种对于新问题、新方案、新途径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科学的创新精神体现在对旧概念的修正和不断发展新的概念,它对陈旧的现实、落后的现象不满、并提出质疑,而且要求改变现状,追求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创新精神是由科学探究的实践升华而来的,科学探究的过程是寻找新发现的过程,“科学上的新发现,必然冲击原有的认识,产生新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境界”。由于新的发现变革了人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又引导了人们新的行为,因此,使工作出现了新的局面,事业得到新发展。所以,创新精神是变革的动力。思想的解放、观念的转变和思维的更新都来自于人们的创新意识。事业的发展,必须依靠创新精神的推动。 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不断产生。面对新环境、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领导干部如果墨守成规,仅拘泥于经验,就有可能使新的机遇丧失、使旧的情况恶化。因此,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具有创新精神,这样才能面对工作中出现的各种新情况和新问题,解放思想、勇于探索、大胆创新。主动审视现实的状况,质疑制约发展的现象,自觉地变革陈旧、落后的东西,在思想认识上和工作实践中不断开拓进取,用新的思想和方法去分析问题,以新的目标和新的措施来解决问题,从而推动经济社会各项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第二,理性精神是促进各项事业沿着科学道路、按照科学方式发展的保障。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是科学精神的首要要求。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要求人们必须依靠理性思维来把握事物的本质,实事求是地去探索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得出事实和逻辑的必然性,而不是单凭直觉和经验。实事求是地理性精神体现的是一种尊重客观事实、探索求知、追求真理,不盲从潮流,不把偶然性当必然性,不把局部看作全体的精神。这种科学精神,来自于人们对于科学本质的认识。科学的本质就是整理事实,从中找出普遍性的规律和结论,而不是仅仅抓住现象作出的结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规律和结论,必须是在观察、试验所得到的事实基础上进行整理、分析、判断,然后经过实践的验证加以证实,这样才能将其作为具有普遍性的科学结论。因此,科学的理性精神是把握事物科学发展的保障。 促进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朝着科学的方向、按照科学的方式发展,必须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具有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领导干部的理性精神是科学决策的理性支撑。领导干部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才能自觉地排除掉主观唯心的东西,以科学的态度处理和解决发展中的问题,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调查研究来了解发展中的问题;以事实为依据来研究、寻找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以实践作为检验结论的标准。领导干部在决策过程中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使各项事业科学、系统、有序、稳健地发展,从而确保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三、 科学知识是认识和判断发展环境与形势的基础保障 科学知识是领导干部具有这种认识和判断能力的基础支撑。领导干部必须具备丰富的科学知识,才能具有正确认识和判断环境与形势的基本能力,并以此来保证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正确的方向和目标。 首先,科学知识是领导干部辨识能力的基础支撑。科学知识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客观的事实,它包括自然的事实、历史的事实和社会的事实。另一个是规律,规律是事物之间内在的、本质的和必然的联系。人们必须具有科学知识,才能认识和分辨各种自然、社会和思维现象及其规律。在促进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科学的发展中,领导干部要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必须首先对发展环境和形势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和科学的判断,这样才能为决策方案的制定提供基础信息。这就要求领导干部具有科学地辨识能力,而这种能力来自于科学知识的支撑。领导干部只有具备丰富的科学知识,才能识别国家政策方针和大众传媒中出现的各种相关信息,才能利用科学知识去分析和判断各种事物。如果领导干部缺乏必备的科学知识,就会妨碍其对于环境和形势的客观认识与科学判断。例如,为了应对资源紧缺、环境污染的局势,我国提出了“节能减排”这一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措施。为了落实这一措施,国家明确了“到2010年,中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将由2005年的1.22吨标准煤下降到1吨标准煤以下,降低20%左右”;“到2010年,二氧化硫排放量由2005年的2549万吨减少到2295万吨,化学需氧量(COD)由1414万吨减少到1273万吨”等任务和要求。但是,在我们对某市部分现任局处级领导干部进行的科学素质调查中发现:对于“标准煤的含义是什么?”这个问题,有43.30%被调查的领导干部选择了错误的答案;11.34%的人选择了“不知道”。对于二氧化硫排放主要来源的问题,有35.57%的人选择了错误的答案,6.70%的人选择了“不知道”。对于“COD是什么?”这个问题,有22.68%的人选择了错误的答案,35.57%的人选择了“不知道”,对于“循环经济的‘3R’原则是什么?”这个问题,仅有54.12%被调查的领导干部选择了正确的答案,而有近一半的领导干部对这一原则不够了解。由上可见,由于一些领导干部由于缺乏相应的科学知识,因此,无法搞清这项措施中的相关概念。这必然影响他们对“‘十一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等项约束性指标的客观认识;对发展“循环经济”这项“节能减排”的重要措施的意义的正确理解。同时,也会妨碍他们对“节能减排”这一战略措施实施后未来发展环境与形势变化的正确判断。 第二,科学知识是提高认识效能和预见能力的支撑。科学知识是人们对外部世界进行再认识的基础,人们根据已有的知识进行分析、推理、判断,寻找和认识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由此来掌握社会发展的进程,利用事物之间的促进关系、消除发展进程中的制约因素,提高预测和预见能力,使社会有计划、有目的地朝着人们希望的方向健康地向前发展。目前社会系统纷繁复杂,各个社会部门、各种社会现象相互联系又相互作用,构成社会自身的矛盾运动。因此,领导干部必须依靠科学知识去再认识这些社会现象和发展过程中各种因素的必然联系以及相互促进和制约关系,以便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正确制定社会的改革方案、工作计划、方针政策;及时调整社会关系和上层建筑,加强意识形态的建设,以此去改造和管理社会活动,引导和管理人的行为,从而推动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而如果领导干部缺乏必要的科学知识,则会制约领导干部观察和处理问题的视野和高度,影响其决策的大局性和系统性。例如,我们在对领导干部进行的科学素质调查中发现:对于“在我国,专利分为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和固定构造四种”这个判断正误的问题,有40.72%被调查的领导干部选择了“正确”这个错误的答案,17.53%的人选择了“不知道”。这说明超过五分之三的领导干部,对于我国的专利法不够清楚。对于“恩格尔系数越小,说明生活水平越高。”这个判断正误的问题,仅有43.30%被调查的领导干部选择了正确的答案;而有4.12%的人和52.58%的人,分别选择了“不知道”和错误的答案,这说明大部分领导干部对于测量人民生活水平的常用方法不了解。对于“科学决策的民主化意味着民主选举与言论自由。”这个判断正误的问题,仍有10.31%的人选择了“正确”这个错误答案。这说明,少数领导干部,缺乏基本的科学决策知识。 专利法、恩格尔系数和决策的民主化,是目前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一些横向知识。其中:专利法是保护创新的重要科技政策之一,它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决策密切相关。领导干部对于我国专利法的基本内容和内涵缺乏了解,说明他们还不能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高度,对什么是创新、为什么创新和怎样创新有一个认真的思考。“恩格尔系数”是家庭收入中食物支出金额与总支出金额的比,它是国际上通用的衡量居民生活水平高低的一项重要指标。领导干部对此指标的含义不了解,说明他对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目前的差距是什么、问题是什么、发展目标是什么还没有一个客观的判断。决策的民主化是科学决策的根本内涵,领导干部对于科学决策的民主化,除了意味着民主选举与言论自由外,更重要的是意味着“在照顾大局的条件下,公平地照顾各方面的利益”这个基本内涵都不清楚。说明他对现代社会的决策环境与决策需求还缺乏应有的理解,对于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缺乏基本的认识。 四、 科学方法是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的手段和途径保障 科学方法是领导干部科学决策能力的支撑,是推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思想方法与措施、手段的保障。面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复杂局势,领导干部只有按照科学的思维方式、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才能充分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确保决策的科学性。 首先,科学方法为领导干部科学决策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方法。科学方法为人们有计划地管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思想。例如、系统思维、辩证思维、创造思维等科学思维方法,为人们对社会的整体和部分进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确立改革和管理的最佳方案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方法。科学思维是人们利用科学方法进行思考,获得理性认识的基本途径。当今社会已发展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大系统,任何个人的行为,局部的事物都与整个社会系统密不可分。同时,现代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资源和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这使决策环境日趋纷繁复杂。这些都给领导干部的决策,提出了新的要求:决策问题复杂、规模庞大、涉及面广泛、因素繁多,决策问题变化快、动态性强是现代决策的面临的新问题。面对这种复杂的决策环境与决策需求,领导干部如果不能很好地运用现代科学思维的方法,特别是系统思维的方法,则难以把握好各项事业科学发展的方向和方式。但是,从我们在对领导干部进行的科学素质调查中发现,大部分领导干部对于传统科学思维的理解与运用能力比较好,而对于系统思维、创新思维等近代科学思维方法的理解与运用能力比较差。调查显示:80.11%被调查的领导干部,能够运用逻辑推理的方法得出测试题的正确答案。而在对系统思维方法进行的测试中,只有11.29%被调查的领导干部能以系统的观点,运用系统科学的方法处理测试题中的问题,而其余88.71%人,均按照传统思维方法对问题进行处理。系统思维是按照客观事物本身的系统性,“从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整体与环境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关系中综合地考察和研究问题,以达到最佳处理方案的思维方法。领导干部只有运用系统思维原理,来探究工作中整体与局部、整体与环境的相互关系与相互作用,才能将自己的局部工作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工作紧密联系起来,才能将各个方面的关系与利益统筹、协调起来,才能有效处理好当今经济与社会发展中诸多矛盾,按照科学发展观所提出的“全面发展”和“统筹兼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全面共同发展。 第二,科学方法为科学决策提供了先进的手段与措施。科学方法是处理问题的方式、途径、手段、程序和技巧。科学方法是把握事物发展方向与方式的有效工具与锐利武器。领导干部运用科学方法,一方面,能够为决策提供更加全面和精准依据。另一方面,能够使主观决策更贴近客观事物变化的规律。因此,充分、有效地利用科学的方法与手段,是保证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途径。但是,我们在对领导干部进行的科学素质的调查中发现:部分领导干部对于定量分析科学方法的运用还存在差距。调查显示:72.04%被调查的领导干部对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完全理解;有56.45%被调查的领导干部对于比对实验方法完全理解。但是,在对统计方法进行的调查中,对“统计科学的总体性是从整体上反映和分析事物的质量特征。”这个正误判断题,有59.79%的被调查者选择了“正确”这个错误的答案,11.34%的人选择了“不知道”。这说明有超过三分之二的领导干部,对于统计科学的总体性是从整体上反映和分析事物的数量特征这个概念不清楚。在对领导干部的综合数据分析能力测试中,我们给出了一组中国与国际先进水平能源消耗的比较数据,内容为:“中国火电厂供电煤耗为404(gce/kw.h),国际先进水平为317(gce/kw.h);中国每吨钢可比能耗平均值为966kg(标准煤),国际先进水平为656(kg标准煤);中国每吨水泥熟料燃料消耗为170(kg标准煤),国际先进水平为107.5(kg标准煤);中国每公斤标准煤能耗产生的国内生产总值为0.36(美元),国际先进水平为5.58(美元)”。要求被测试者根据给出的数据,对我国能源状况进行判断并得出结论。结果只有44.62%被调查者选择了“我国节能潜力大”这个正确答案,而超过一半的人分别选择了“我国能源消耗量大”和“我国能源安全问题大”两个错误的答案。这说明部分领导干部对于数据分析方法的运用水平还有待于提高,对于“单位”数值与“总体”数值反映客观事实的区别认识不够清楚。 由上分析可见,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是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基础保障。要使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朝着科学的方向、按照科学方式发展,关键要靠各级领导干部的科学决策。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是科学决策的保障,领导干部必须具有科学精神、掌握科学知识、运用科学方法,才能使决策成为经济社会沿着科学道路发展的动力与方向盘。 社会科学论文:生态学视野中的若干人文社会科学问题 【摘 要 题】生态文化与环保意识 【正 文】 科学的精神是统一,社会运动与自然运动的规律有着惊人的相似。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两者间有许多值得相互借鉴的成果,从某种程度上讲,两者甚至可以用更加简练和统一的语言来描述,生态文化的核心观念为此提供有价值的视角。在生命科学发展历程中,先后取得过两个对人类世界观产生重大影响的成果,一个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它使人们心目中静止不变的客观世界转变为动态、进化的客观世界;另一个成果就是随着生态科学的发展,而形成的生态文化观念,它使人类从人类中心主义的恶梦中醒来,回归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永续发展的光明大道上来。具体讲,生态文化作为以生态学基本原理为基础的文化形态,正在逐渐取代人类中心主义,成为人类发展的主导性、前瞻性文化,是现代以及未来人类文化发展的主流,也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需的基础。因此,从生态学视角认识和理解人类面临的各种困境和问题,寻求可能的、合理的解决途径,就显得格外迫切和重要了。本文试图以生态工作者的视角审视和理解若干人文社会科学问题。 一、生物与环境的关系、人与环境的关系 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了解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显然是研究生态学和生态文化的基础。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错综复杂,很难用简短的几句话来概括,但是,我们可以从历史沿革的角度对其有一个比较恰当的理解。 简而言之,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一、生命是环境的产物。在地球形成之初,表面笼罩着原始的还原性大气,没有氧气、臭氧层,紫外线强烈地照射着地面,地球上没有任何生命;经历漫长的化学演化过程,大约在35~38亿年前地球上出现了原始的生命——光合自养生物蓝绿藻(Cyano phyta);原始的生命在遗传、变异和自然选择的长期作用下,经历了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演化过程,形成了现存的多样性的生物类群。二、生物在进化与发展过程中对环境产生重大影响。原始的生命在海洋中繁殖、蔓延,消耗CO[,2],释放O[,2],地球表面逐渐形成氧化性大气和臭氧层,地表紫外线辐射减弱,昼夜温差缩小,为原始生命的演化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由于物理、化学和生物因素的共同作用,地球岩石圈的表面形成土壤,为陆生生物的生活提供了基质,也为其登陆创造了条件;在大约4亿年前,绿色植物登陆成功,从此陆地上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三、生物与环境密切相关、相互依存。现存的生物圈是生物与环境长期协同进化的结果,而这种环境又需要生物的调节来维持,生物与环境之间存在密切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共同影响着全球环境的变迁和人类的命运。 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类对这种关系的认识水平也是逐渐发展、变化的,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人类的产生开始、到文艺复兴之前,为神秘文化阶段,相当于人类文明的蒙昧阶段。在这个阶段人类对自然规律缺乏认识,对自然界充满了神秘和恐惧,人类是自然的附庸;在这个时期,人类对环境的影响局限在局部和较低的水平,以宗教为代表的神秘文化是文化的主流,社会、经济及文化缓慢地向前发展。第二个阶段,从文艺复兴开始到20世纪中期,工业文明阶段。由于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人类开始具备揭开自然界神秘面纱的能力,人类在人与环境关系的认识方面,出现了意识上的偏差,摇身一变以自然的征服者和驾驭者自居,这是人类文化发展少年时代;在这个时期,以工业化大生产为背景的工业文明成为人类文化的主流,社会、经济和文化飞速发展;人类对环境的影响逐渐超过了环境自身的调节能力,环境问题成为世界性的问题,危及人类的长远发展与持续生存。第三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至今,生态文明阶段。在此之前,以自然的征服者和驾驭者自居的人类,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环境、资源、人口、能源等危机,促使人类重新认识人与环境的关系,认识到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应和谐相处;逐渐形成了以生态学基本原理为基础的生态文化,成为人类发展的主导性、前瞻性文化;以生态文明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观念,是人类实现人—自然—社会可持续发展必需的基础,这是人类文化走向成熟的阶段。 人对人与环境关系的认识,是人类认识自然、认识自我发展过程的产物,这种认识水平体现在人类文化、科学的方方面面,形成纵横交织的人类文化与科学谱。在不同时期和社会背景下,不同的文化形态可能同时并存,各种文化形态在文化谱系中所占的比例及其变化趋势,决定了文化的现状与文化的发展方向。作为人类的一员,无论在那一种文化形态的背景下,只有溶入主流的先进文化之中,个人的价值才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 二、生态位理论与社会生态位现象 Whittaker(1975)指出:“生态位是指每个物种在群落中的时间、空间位置及其机能关系,或者说群落内一个物种与其他物种的相对位置”。通俗地讲生态位就是生物在漫长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在一定时间和空间拥有稳定的生存资源,进而获得最大生存优势的特定生态定位。生态位的形成减轻了不同物种间的恶性竞争,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使不同物种都能够获得比较的生存优势,这是自然界各种生物欣欣向荣、共同发展的原因所在。 生态位理论已经广泛应用于农林、经济、教育、政治等领域。事实上,人类社会活动的诸多领域均存在“生态位”定位问题。只有正确定位,才能形成自身特色,发挥比较优势,减少内耗和浪费,提高社会发展的整体效率和效益,促进社会良性与健康发展。在我国社会与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生态位重叠现象。以教育为例,教育部对从小学到大学教育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内容、教材版本、教师培养等都做出了严格的规定。确保全国人民在不同地区受到整齐划一的教育,培养出的人才在知识背景、能力倾向、思维模式、就业取向、发展目标等方面存在全方位的生态位重叠,甚至连知识与能力缺陷都大同小异。这与美国各个州政府负责管理地方教育,可以形成各具特色的教育体系相比,我们的教育实在是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目前中小学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可望逐步改善这种被动的局面。但高等教育的改革却显得畏缩不前、无所作为。 从事科学研究也同样存在“生态位”定位问题,人云亦云、附庸风雅的跟屁虫显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家;科学家应该将自己热衷的工作当成一种事业去追求,而不是当成一种职业仅仅用于换取养家糊口的资本和安逸舒适的生活。就社会科学而言,社会科学家的任务包括两个基本方面,一方面以其严谨的科学性预见社会发展的趋势,为社会的发展指明方向;另一方面,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及时发现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和失误,及时予以指出和纠正。新中国建国后发生的一系列失误,社会学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前我国正处于道德与社会价值重构的历史转折时期,人文社会科学可谓大有可为。人云,科学家是社会的良心,社会科学家更是如此,他们不应该,也没有任何理由把自己混同一般的民众,而应该勇敢地肩负起社会责任与科学道义。 三、生物重演律、文化重演律与社会重演 生物重演律:1866年海克尔(E.Haeckel)提出,生物的个体发育简短而迅速地重演系统演化的过程,这就是著名的“生物重演律”。如,蛙的个体发育经历了受精卵、囊胚、原肠胚、蝌蚪、幼蛙(有腿、有尾)、成蛙等几个阶段,分别相当于系统进化过程中的单细胞生物、多细胞群体生物、腔肠动物、鱼类、有尾两栖类、无尾两栖类等阶段,这说明蛙的个体发育反映了蛙的系统发育过程。 文化重演律:个人文化素养的形成过程简短而迅速地重演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教育过程的本质是人类文化的重演。在人类5000年文明发展的历程中,有无数先人、巨匠为科学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积累了大量的科学文化知识,形成了现存的多样化的人类文明。教育过程实际上是将人类已有的文化成果传承给后人的过程。但这种传承并不是机械地照单全收,而是对人类文化的精华和重要文化成果的传承。因此,个人文化素养的形成过程实际上是对人类系统文化成果形成过程的重演。这个过程相对于人类5000年文明史,简短而迅速。 与生物重演相似,文化的重演也绝不是机械的或绝对的。作为个体文化的发育,实际上应该是在继承人类系统文化成果基础上的发展,个人的学习阶段正是接受人类系统文化成果的时期,相当于文化的重演阶段。名师出高徒,为什么?之所以成为名师,因为他们对系统文化成果的认识和理解具有独到和高明之处,能够帮助学生多快好省地跨越了文化的重演阶段,少走弯路,节约时间,并为其进一步的发展提供有利的指导和支持。其实这个例子也说明了,教师的素质对教育及人口素质的发展和提高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有些教育专家提出,教育不应该只是继承。文化的继承或重演与创新并不矛盾,人类系统的文化成果是巨人的肩膀,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础,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成为伟人。对于人类系统的文化成果,不是需不需要继承,而是如何继承的问题。而是创新的继承和继承中的创新,是对人类文明的传承和扬弃。因此,教育必须不断探索教育教学规律,更新教育观念,确保不使教育这一传承人类文明的过程成为制约文明开拓前进的障碍,进而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 社会重演律:社会的重演并非新的发明创造,马克思关于社会运动与发展趋势的理论,其实也就说明了作为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个案,其发展过程在重演整个人类社会演化的过程。但这种过程并非绝对的重复。在发达国家发展过程中曾经面临和解决过的问题,在发展中国家的某些发展阶段也不同程度的体现出来。 四、生物的进化与文化的进化 1、生物进化 种群是生物生存与进化的基本单位。生物进化的微观表现形式是种群的基因频率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连续变化,这是物种进化的量变的过程。当这种量变的积累超越了物种质的界线时,就产生了新的物种。一般来讲物种的形成包括三个主要步骤,即:突变、自然选择和生殖隔离。突变是生物进化的动力,通过突变为自然选择提供素材,对物种有利或无害的基因可以通过自然选择而保留下来,并在种群中逐渐扩散;个体迁入 (基因流)也可以增加基因素材,个体的迁出与基因漂变会导致基因库的萎缩;种群基因库数量、质量逐代变化,当该种群中某些个体与其他个体之间形成生殖隔离时,就产生了新的物种。 比如:美国就是一个人口基因库质量发生连续变化的例子,这与其长期实行移民政策密切有关。美国是世界超级大国,吸引了各国高素质的移民,这种移民流的生物学实质就是优质的基因流。因此,其人口基因库质量和整体人口素质不断提高。美国经济、科技实力不断提升和人口素质的不断提高互为基础,相互促进,为美国长期的发展与强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作为快速发展的大国,拥有大量的发展机遇,这是吸引外来移民的重要条件,如果我国也能实行严格、适度的移民政策(千万别腐败),同样也会对我国人口质量的提高助一臂之力。 自然条件下的生物的进化、人工条件下的生物驯化等条件下的生物进化所遵循原理是相同的,但两者之间又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在自然条件下,生物进化过程中的选择力量是自然因素(自然选择);选择的标准是生物的适合度;生物进化的速度缓慢,但其遗传机制稳定、遗传结构均衡,有利于生物长期发展与生存。以野猪为例,在自然条件下,野猪通过发展快速运动能力来逃避捕食者和猎人的伤害,其体型紧凑而强悍,适于奔跑;体表粘有沙粒和树胶(在树上蹭痒、粘上树胶,在地上沙浴,粘上沙子),一般的子弹都难以穿透;野猪锯齿獠牙,十分凶猛,可以捕食小型动物,并可以与虎狼对抗,这都为野猪在自然界中很好地生存创造了条件。 人工条件下,生物驯化过程中的选择力量是人为因素(人工选择);以人类的好恶作为选择的标准 (生产性能、经济价值、娱乐观赏价值等);生物驯化的速度快;但人工选择会导致生物遗传结构的失衡,限制了生物进化的潜力,最终可能会导致物种的崩溃。仍然以猪为例,野猪是家猪的祖先,但家猪与野猪已经表现出很多方面的不同,家猪的体形臃肿,行动迟缓、性情温顺,这是长期人工选择的结果;但是这种选择导致家猪育种潜力或遗传潜力的衰退。比如,比利时培育的皮特兰猪,其瘦肉率达到了70%以上,经济价值极高。但其抗应激的能力极差,从种猪场运到养殖场、或从养殖场运到屠宰场,就可能导致其死亡。显然人工条件下的生物驯化是一种有限的进化,不能保证物种的长期进化与持续生存。 无论是哪一种条件下的生物进化,即使对于完全相同的种群,可以仅仅因为选择的力量和标准不同产生截然不同的进化结果。 2、文化的进化 文化进化的规律可能更复杂,生物进化的规律虽然不能简单地挪移到文化进化领域,但是生物与文化进化两者之间却有着许多相似之处。我们不妨把作为文化构成单位的个人的思想、观点、方法等视为文化的基因,某种文化基因的总和构成了该种文化的墓因库。文化基因库中基因频率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连续变化,这是文化进化的微观表现形式。文化发展的前景取决于文化、思想来源和发展的多元化(多样化)。统一行动对于社会发展的有序化是有益的,而统一思想,却从源头切断了新思想、新文化形成和扩散的途径,对文化发展绝对具有重大危害。 对于文化的进化我们也尝试从文化基因的突变、文化的选择和新文化的形成三个方面予以论述。 文化基因的突变。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的产生,可视为文化基因的突变。文化基因的突变为文化的进化提供选择的素材,是文化进化的动力源泉。但是新的文化基因能否在文化基因库中扩散,并成为文化进化的动力,还取决于文化的选择力量,不同的选择力量,塑造不同的文化形态。因此,在此阶段,应该减少对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传播和扩散的人为限制,言论和思想自由是推进文化健康发展的最基本的问题,也是先进文化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必备条件。 文化的选择。与生物的进化不同,文化选择的力量更多地属于人为因素。从这一点上看,文化的进化与人工条件下的生物驯化,在选择标准、进化潜力、进化前景等方面存在相似之处。现存的各种不同的文化形态实际上是不同的选择力量和标准长期作用的结果。因此,选择力量和标准的革新是文化创新的先导。 下面从文化选择的力量和标准、选择类型两个方面对文化选择予以简单介绍。一、文化选择的力量,可以是国家机器、宗教力量、学术力量、民众力量、随机事件、其他力量等。这其中,取兼容并包、学术自由原则的学术力量是文化选择最良性的选择力量;国家机器、宗教力量以及国教合一的选择力量,往往导致文化发展的畸形;尤其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当迷信战胜科学、蒙昧战胜理性时,如以宗教或国教合一的力量对文化进行的选择,导致文化形态的滞后更为严重。另一方面,某种文化选择力量在社会中渗透的越充分,对文化进化的影响就越大,当这种选择力量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甚至每个人的思想意识中去的时候,这种文化发展的方向就很难在短时间内逆转了。比如:适宜的文化选择的力量,直接导致文化的繁荣。文艺复兴的例子自不必说,就单以我国为例,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文化与思想空前繁荣;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大陆的思想文化激烈论争,导致文化巨星群星灿烂;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治学理念,曾经造就了北京大学的一度繁荣,并成为当时中国新文化、新思想的发源地,成为推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排头兵。 文化选择的类型有定向选择、稳定选择、分裂选择三种类型。定向选择的力量和标准只有利于文化谱系中偏向一端的部分,促使文化朝向一个特定的方向发展,这种选择类型一般是良性的和趋前发展的,以学术力量、民众力量作为选择力量的文化进化属于这种类型。稳定选择的力量只有利于文化谱系的中间部分,偏离文化谱系的中心越远,被淘汰的压力就越大;这种选择促使文化谱系高度单一化,稳定地长期处于某种文化形态,其文化进化与发展都十分缓慢,以单一的意识形态作为选择力量的文化进化多属于这种类型。与稳定选择正好相反,分裂选择的力量不利于文化谱系的中间部分,而对文化谱系的两端有利,导致社会文化形态的两极分化,进而导致文化形态的分立。世界各地民族主义的抬头,就是这种文化分立的典型现象。由于文化进化的选择力量不同,形成了千差万别的文化形态。 文化选择的结果。在过去由于交通限制,世界不同地区的文化在相对封闭的条件下,按照一定的选择标准、沿着一定的发展路线稳定地发展着,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形态。在这些文化形态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外敌入侵、朝代更迭,社会发展,在不同时期的文化选择标准发生过这样或那样的变化,这其实也是这种文化形态形成的必备的条件。在现代全球经济与文化一体化进程逐渐加快的条件下,各种文化形态之间还没有发生实质性的融合。相反,以经济和军事实力为依托的优势文化的扩散,更加充分地暴露出了不同文化形态的差别,导致了文化形态之间的持久的冲突。文化形态的不兼容,正如生物的生殖隔离一样,它是文化进化的结果,也是不同文化形态分型的依据。 五、生物进化中的遗传瓶颈与文化进化中的文化瓶颈 遗传瓶颈是指,如果一个种群在某一时期由于环境灾害或人为过捕等原因导致种群数量急剧下降,这必然会导致种群基因库质量的下降。经历遗传瓶颈后,如果种群数量不能得到有效恢复,就会由于遗传漂变其基因库质量迅速降低。如果经受连续的选择(捕猎、灾害等)压力,种群最终可能走向灭亡。如果经历遗传瓶颈后种群数量逐渐增加,并不断积累新的遗传变异,补充和扩大基因库的数量、提高基因库的质量,种群就会重新发展和兴旺起来。但是,一般而言,经历遗传瓶颈后,种群的恢复需要相当长(多个世代)的时间。比如,由于过度捕猎,19世纪90年代北方象海豹只剩下了20头,通过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直到100多年后,其种群的数量增长到3000余头,数量仍然很低。如果不是采取有力的保护措施,仍然大量捕杀,该物种可能已经灭绝了。 文化瓶颈现象在文化进化过程中普遍存在。文化瓶颈的形成通常与文化进化的选择力量的变化有关。与生态学的遗传瓶颈相似,一旦形成文化的瓶颈,其文化基因库的恢复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如果连续遭受强大的选择压力,就会形成持续的文化瓶颈,导致文化的衰落,甚至消亡。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文化瓶颈持续现象较为突出。秦朝灭六国统一天下之后,焚书坑儒,杀戮了大量的文人雅士、永久性地毁灭了大量的文化典籍,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巨大的文化瓶颈;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思想作为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而排斥其他各家思想,进一步限制了百家争鸣,形成了秦汉以后两千余年、持续的文化瓶颈现象;大清王朝灭亡前后的百年间,军阀混战、外族入侵,民族命运风雨飘摇,各家学派、思想论争激烈,文化思想空前繁荣,这一时期可谓群星璀璨,精彩纷呈,这是中华文化大恢复与大发展的时期,是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某一段时期,由于文化政策方面的失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曾经导致一种文化、一种思想长期作为文化选择的准绳,国家机器成为文化选择的主导力量,文化发展的单元化趋势压制了文化的进化与发展,形成了文化的瓶颈。这种局面在结束以后才逐渐得到缓解。 从世界文化发展史的角度看,阿拉伯文明的没落可能与其政教合一(伊斯兰教)的意识形态关系密切,印度文明的衰落也与佛教不无关系,当宗教意识成为文化选择的力量时,文化瓶颈的现象也就随之产生了,而这种文化瓶颈的长期持续必然导致文化的衰落。 突破文化瓶颈的限制,是文化走向兴盛的基础。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封建制度的逐步瓦解,打破了原有的文化瓶颈,形成了清王朝灭亡前后100余年的文化振兴。日本明治维新,引进西方文明,推动了日本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大发展。而美国南北战争打破了奴隶制度对美国政治、经济、文化的限制,形成了随后美国长达100余年的大发展。文化瓶颈效应可以用来解释人类文明兴盛与没落,勾勒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轮廓。 六、群落的演替、顶极群落与文化的演替及顶极文化 生物群落是指生态系统中有生命的部分。自然界中生物的分布并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遵循一定规律而聚集成的有机整体。每个群落都有其特定的外貌,结构(空间、时间结构等)和功能。 当群落内外环境变化达到一定程度时,生物群落中的一些物种消失,另一些物种侵入,群落的组成、结构、形态、内环境向着一定的方向发生连续的有序变化,结果一种性质的生物群落被另一种生物群落所取代,这个过程就是群落的演替。任何一种群落演替达到稳定阶段时,就形成了与当地气候、土壤、生物等条件相适应和协调的群落,这是演替的终点,也称顶极群落。在群落顶极形成之前,群落的演替过程持续进行。如果我们要求群落的演替停留在某一阶段,比如,农田生态系统、湿润地区的草坪(自然演替可形成森林)等,就必须投入相应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于除草、灭虫、修剪等。如果群落演替达到顶极状态,群落的结构、功能趋于完善,此时,群落的生物量存量达到最大,而群落生产力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对顶级群落的适度利用,有利于打破平衡关系,刺激群落生产力的提高。 文化现象虽然表面上杂乱无章,实际上相互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即所谓的文化群落。由于外来文化的渗透、自身新文化的产生,文化群落的形态、结构和功能也会发生有序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最终结果可能是一种性质的文化取代另一种性质的文化,导致文化形态的更迭,这就是文化的演替。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文化的西方化、我国文化的近代化与现代化,以及现代世界文化的一体化趋势等等,实际上都是文化演替的实例。任何一种文化发展到稳定状态时,也就形成了文化顶极。文化处于顶极状态时,其发展与进化潜力降低,文化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 在相对封闭、缺乏交流的条件下,在文化单元化(包括宗教化、神化等)条件下,在国家和政权强制力的作用下,更容易形成文化的顶极。比如:在政教合一的国家,文化顶极现象往往明显而持久。 生物群落顶极形成之前,群落的演替过程持续进行。与此相似,文化顶极形成之前,文化也是处于不断发展和持续变化之中的。同样,如果我们人为地要求文化的演替停留在某一阶段,就必须投入相应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给予压制、阻截和控制。期间,这种倾向就十分明显,导致文化的倒退。 与人类中心主义相比,生态文化是一种全新的和革命性的文化形态。而“现代”文化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和工业文明的基础之上,从这个角度上讲,生态文化是一种反“现代”文化的文化形态,这也就注定了生态文化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必然要受到“现代”文化的抵抗和阻挠,包括“现代”文化对生态文化所作出的消极和迟钝的反应。但是,生态文化作为人类发展的主导性、前瞻性文化,其发展趋势是无法逆转的,未来人类的文明必然是生态文明。 社会科学论文: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定位 有人主张将已往的“哲学社会科学”改称“人文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用以指称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另一大半(有关人、文化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的)科学领域,这是目前一股国际性的学术潮流。其用意在于强调哲学和各门社会学科的本性是面向人、社会、文化的,从而倡导立足于人、关心和服务于人的发展的价值导向。采用这一提法的好处是,强化这些学科的本意,它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导向。但其中有几个具体的理论问题是值得探讨的。 一、带有人文性质的研究和创作是否属于“科学”。 对于这个问题,国内外学术界一直有争议,关键是对“科学”的理解不同:以西方一些人的标准,一个学科只有达到了对象的可重复性、描述的客观化、形式化和定量化、知识的可积累性等一些自然科学的特征,才属于科学。这种狭隘观点目前仅承认现代的经济学、社会学等少数社会学科是科学,而把政治学、史学、法学、文学、艺术、教育、新闻乃至哲学等统统排除在外(当然,这也与有些社会学科的工作和发展水平尚不到位有关),或宁肯叫“人文学科”,也不叫“科学”。这种观点影响了不少人,特别是在自然科学界有一定市场。 按照另一种,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科学的实质在于“理性地处理感性材料”(马克思),在于通过“实事求是”(罗素)的研究去追求真理,凡符合这一实质的研究活动及其成果,就属于科学范畴。因此,哲学和各门社会科学也应该是科学,不应因为有某些形式上或程度上的差别,就否定其科学的实质。邓小平同志说“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无疑体现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一贯立场。 二、在学理上,“科学”与“人文”两个范畴是有区别的。 科学,是以强调事实、理性、描述性知识和真实性、真理为主旨的规范体系。科学仅以符合事实及其客观规律为根据,而较排斥人的主观意向、价值取向、意识形态,虽然在总体上,科学与人类的价值追求正相关(对人类有益);但在具体研究过程和具体观点上,则要求必须不带任何主观倾向,首先要如实地反映客观。科学的直接成果只给人提供可能的选择空间,并不直接规定或代表人的价值选择,自然科学最能体现这种特点。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科学技术活动可以没有价值导向、人文负载。事实上,科学总是要走向人文价值的,而技术本身就已经是科学向人文转化的一个阶段了。科学愈是走向发展和应用,就愈是离不开人文导向,这一点正是当今时代的一大特征。至于如何对待科学技术的问题(如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则显然属于社会人文领域,而不是自然科学问题。 “人文”这个概念,有“人的(人本的、人道的等)+文化、文明的”意思。其特点恰恰在于强调人的主体地位、人的需求和保障、人的情感和意志等价值性内容,即“人文精神”。“人文”的核心是价值,对于阶级、国家和社会利益集团来说,它们的人文倾向、价值观念体系如何,则构成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人文精神”的特点在于是从一定人的立场出发,一切为了现实的、具体的人。因此,它的思考和表达方式不同于科学:反对“价值中立”,要求始终体现和维护人的价值权利、价值选择,要有自己的主观倾向性,不能停留于冷冰冰的事实描述,更不能容忍依据事实和理性而得出不利于人的结果。政治、道德、文学、艺术、教育、宗教等最能代表这种特点。当然,“人文精神”说到底也有科学不科学、合理不合理之分。完全排斥科学的“人文精神”,往往是野蛮落后的。 因此严格说来,“科学”与“人文”的区别并不在于对象,不在于对象是自然界还是社会、不在于对象中是否包括人(科学也是人在活动)等等,而在于研究的方式、性质和直接的目的。因此,我认为,不宜以“科学”和“人文”作为外在的标准,去机械地划分学科类型,而应以“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作为一切思想和知识的内在要求,并用它们来反映各门学科的发展特点和程度,即:一切科学都应该严格遵守科学原则,贯彻人文精神。 在历史上,曾有人(如德国哲学家李凯尔特等)主张全部科学可以分为两类: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有人(极端的科学主义者和极端的人文主义者)则认为,把“人文”与“科学”联在一起,犹如“方的圆”和“黑的白”一样,是不成立的。从哲学上看,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这两个极端之间,有共同的毛病,就是未能全面地理解和把握真理与价值之间的关系。 三、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这两个提法,我认为名词之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明确以下两个方面的涵义: ①关于人文和社会领域(以它们为对象)的研究,应该和能够成为科学,应该使它们具有与自然科学同样的科学本质和功能。 ②以人和社会为对象的学科,不能仅仅以科学性的描述为满足,更要充分体现人文精神、发挥人文关怀的功能,并向一切科学技术领域普及这样的功能。这一点,正是当前国际性人文学术思潮所强调的重点,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特征。 这样,“哲学社会科学”就有了双重的身份和意义:一方面,它是科学,具有科学的本质和功能(经济学、史学、社会学、语言学等在这方面更突出)。在关于社会和人的问题上,自然科学不可能代替社会科学;另一方面,它又是人的价值观体系,有比自然科学更突出的人文性质和功能(伦理学、美学、政治学、法学、文学、艺术、宗教、教育学等更明显)。哲学既不是单纯的社会科学,也不属于纯粹的自然科学,而是具有两方面的综合功能(把哲学列入人文科学,仅仅是对哲学精神的一种理解)。也就是说,人文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的涵盖面更广、功能更多、意义更深远。因此,从人类社会全面的、长远发展的意义上说,我们无疑应该更重视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更依靠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 四、承认人文学科是科学,是就这些学科领域的总体和实质而言,不等于认为在这些领域中的任何一种观点、学说体系都一定是科学的。就像并非每个物理学家的观点在物理学上都能成立一样。“学科”与“学说”之间,不能简单等同,这一点有普遍意义。但我们以往似乎不够注意。 同时我们也有理由认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代表了人类已取得的最高成就,至今仍是世界上最科学、最先进的学说体系。这一点已经并将继续得到历史和实践的证明。因此,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学习、贯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用以来指导和推动我国的各项事业。 五、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的结论是: 首先,必须承认: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我国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是科学,不是非科学,因此要充分理解和高度重视它们的这一社会地位。如果说,科学技术作为社会物质生产的“第一生产力”,在于它如今已经成为生产力构成中最重要的“软件要素”,那么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则是整个社会的“软件要素”,是生产力中的“软件的软件”(掌握科学技术应用的程序)。当我们考虑社会发展要依靠科学技术的发展时,决不能忘记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否则,其科学观将是不完整、不充分的。 同时,要进一步指出:仅仅把哲学和人文社会学科当作科学还不够,它还有超过一般科学的意义和功能,即人文价值体系的意义和功能。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实现自身解放、自由和幸福的社会理想、价值观念的代表。因此,在谈论社会全面发展时,我们更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否则,其社会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也将是不完整、不正确的。 总之,我们需要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与意识形态、真理与价值统一的、先进的学说体系,从而高度重视我国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的建设和发展,高度重视这方面成果的检验、推广和应用。在我国和世界未来的发展进程中,文化和价值领域里将要面临的变革和建设任务、将要迎接的挑战和机遇,丝毫不比科学技术上的任务更小、更简单。对此,需要有充分的准备。 社会科学论文:浅论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构建的逻辑起点 论文关键词:体育社会科学 学科体系 逻辑起点 人本体育 论文摘要:要探讨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构建问题,首先必须明确它的逻辑起点。为探寻这一逻辑起点,在对近期内快速发展并已初步形成的学科体系考察基础上,运用辩证逻辑思维的方法,经过抽象和提炼,提出了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逻辑起点是“人本体育”的观点。无论从学科发展的历史,还是学科本质属性来看,“人本体育”都应是本学科最本质、最基本、最概括和不可分割的范畴,这个范畴可成为本学科体系构建的起始点和基石。 改革开放后,我国体育事业发展迅速,其规模不断扩大,水平不断提高,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成为一种日益复杂的社会现象。面对这一形势,仅靠当年单薄的“体育理论”这一具有体育社会科学性质的学科,已经无法应对我国体育事业快速发展的需要。体育运动实践的需要呼唤体育社会科学兴起,在这种需要的推动下我国体育社会科学在短短的30多年里得到了迅速发展,不少学科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独特、具体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形成了独立的学科理论框架和特有的研究角度。一定数量学科群的逐步成熟,促进了我国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初步形成,它的地位与作用逐步得到全社会的承认。1996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体育学(体育社会科学)被正式纳人由国家统一管理和规划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成为与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并列的一级学科。然而,我国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形成的时间毕竟很短,体系仍未完善,关于体系构建的一些理论性问题还未完全清晰,其中包括它的逻辑起点尚未探明。任何一个学科体系的构建都必须明确它的逻辑起点,这是学科体系构建的基石。因此在研究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时,探讨其逻辑起点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 1学科体系逻辑起点及其确定的方法论基础 “逻辑起点也称之为逻辑始项,它是指一门科学或学科结构的起始范畴,是指理论体系的始自对象,是整个逻辑体系由以展开和得以完成的一个最初的规定。用黑格尔的话说,就是‘科学应该以什么为开端’田”范畴是人类认识事物本质的一种思维形式,是反映事物发展过程最本质、最普遍联系的基本概念。人们依托范畴深入了解事物的整体和内在的联系。因此,和其他学科一样,对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内部结构的认识,实际上是对该学科的范畴体系的认识与推演过程。而这一推演过程需要一个起始的范畴,这个范畴决定了对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认识应该从哪里开始。“学科体系的‘逻辑起点’问题,既是确定学科体系展开的最原初、最基本、最简单的范畴,作为学科体系构建的出发点,又是探求能揭示研究对象的质的规定性并以此范畴作为整个体系得以建立与展开的根据和基础,整个体系是按照某种必然性由这一开端生发开来,形成系统”可以认为,任何学科体系的构建必须建立在一块基石上,而这块基石即是“逻辑起点”。 探寻学科的逻辑起点是体育社会科学学科构建其体系难以回避的问题,而且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门学科体系的构建是一个辩证逻辑的思考过程,它需要遵循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思维法则。对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认识,必须在对近期内快速发展已初步形成的体系考察的基础上,抽象出一个反映该学科最本质、最基本和不能再分隔的范畴,也就是寻找一个构建体系的逻辑起点。最后所确定的逻辑起点必须符合“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就应当从哪里开始”的规定圈,这一起点范畴,还必须是本门学科所包含的诸多范畴中那一个最原初、最抽象和规定性最简单的范畴。当学科体系的起点范畴被确定后,我们才能进行逻辑的推演,构建一个较科学的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也就有了坚实的基石。 2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逻辑起点的确定 2. 1明确研究对象 当前,我国体育学术领域中关于学科名称的提法不太一致。比如,常把“体育学”、“体育人文社会科学”、“体育社会科学”等,都看作是除体育自然科学学科之外,其他所有体育科学学科群集合的统称。《辞海》对科学所下的定义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科学可以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类,哲学是二者的概括和总结。”美、英百科全书则根据人类认识世界的知识体系包括自然的、社会的、人类思维的三大方面,而把科学分为自然、社会和人文三大类。从我国对科学统一管理和规划的角度来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1996年批准,将体育学(体育社会科学)正式纳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成为该领域的一级学科。国家管理机构这一决定,实际上是将体育社会科学等同于体育学,这里的体育社会科学即可理解为除体育自然科学学科之外,其他所有体育科学学科群的集合,其中包括体育人文与体育社会科学的所有学科。因此,本文所要探讨的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即是关于人们认识体育的社会与人文方面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 2. 2对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本质属性的理解 体育是人类创造的一种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根据文化结构的三层次理论,体育社会科学知识应当包括除外层的物态文化外的中间层与核心层文化,即中层的社会制度、关系、组织,核心层的体育认识、体育情感、体育价值、体育理想、体育道德、体育审美等。人具有物性和人性这两重性。人首先是由各种组织器官等物质构成的,组织器官是由细胞组成的,而细胞又是由各种分子构成的。体育运动实际上都是人体内部物质间相互作用、不断变化与运动的过程。因此,要了解人体运动的内在机制,要使运动更加有效和科学,要取得良好的锻炼效果或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就要运用自然科学中的一些学科知识来解决这些问题,于是就产生了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理学、运动生化、运动生物力学等体育自然科学学科,当然这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人与其他万物不同的是,人不但是由物质构成的有机体,而且人还有思想、精神、情感等;同时人还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人类选择了社会这种生存形态,人类的各种活动从此便离不开群体。为了保证社会正常运行,社会就产生了各种规范性的道德、伦理、制度等。体育是由于人的需要而产生的,因此体育运动中会有许多善与美的判断问题、价值观问题、道德伦理问题以及制度规范问题、组织问题等,需要我们去探讨、研究和解决,这必然就需要运用各种人文与社会科学学科的理论知识来指导。改革开放后,由于体育事业迅速发展的需要,我国引进、产生了一批体育社会科学的学科群,比如体育史学、体育哲学、体育人类学、体育社会学、体育管理学、体育法学、社会体育学、体育经济学、体育伦理学、体育美学、体育科学学、奥林匹克运动、运动心理学等。随着这些学科的逐步成熟,我国的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便初步形成了。在这个体系中的学科,研究的都是体育中除物性问题外的人性问题。 2. 3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逻辑起点的确定 要准确选定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逻辑起点的范畴,就需要合理的抽象,使这一抽象出来的概念能准确反映本学科本质的规定性,而且不能对它再进行分割。“作为逻辑起点的范畴,如果抽象不足或抽象过度都不可能形成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抽象不足’是指没有把那些非本质的、个别的、偶然的以及现象的因素舍弃于净而使起点范畴“过于”丰富。‘抽象过限’是指把本来体现研究对象本质规定性的因素舍弃掉了,使起点范畴过于抽象。 根据以玉对体育社会科学学科性质的分析,我们知道,这一学科涵盖的范围较大,它涵盖了除关于体育“物性”研究的体育自然科学诸学科之外所有的其他体育学科,即包含体育人文学科群和体育社会学科群。而这些诸多的学科中都有体育中的“人性”这一基因(鉴于体育概念的复杂性,在这里就不对体育概念进行讨论),也就是说这些学科的理论知识都是由体育中的“人性”成分所决定的。这就是说,体育之“人性”是反映体育社会科学学科本质的最基本的概念。但是,鉴于目前人们对人性有不同的看法,为了不引起歧义,我们拟采用“人本体育”这一概念作为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起始概念。这一概念的概括度高、外延广大,它反映了本学科体系中概念体系的内在联系,并对理论体系起着统一概括的作用。因此,我们认为将“人本体育”作为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起点范畴是合适的。 3“人本体育”作为学科体系逻辑起点的合理性分析 3. 1从形成与发展历史看其合理性 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科学长期受到忽视。在计划经济的年代里,社会的运行机制高度统一,社会的一切活动由政府规划、管理、包办,具有高度的统一性和简约化,因而对社会科学的需要并不那么迫切。这种现象造成了我国的社会科学在那些年代里发展缓慢,一些学科的研究与教学甚至被取消了,如社会学学科等。在这一背景下,我国体育事业同样由政府统一规划、管理和包办,体育工作者可以等、靠、要,无需考虑和研究更多的问题。在旧体制中,体育的任务主要是为政治服务,任务的单一性和过分偏重竞技体育促使体育界只重视物质层面的研究,如技术、战术、体能训练研究、运动员选材研究等困,由此造成了当时的体育科学研究深受工具理性思想的影响,过分地倚重于体育自然科学学科群,忽视了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具有体育社会科学性质的学科只有“体育理论”这一门,这种学科单一的状况,决定了在这一时期里难以形成具有真正意义的学科体系。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渐深人,我国体育事业生存与发展的内外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使得原有体育体制与转型中的经济体制出现异质矛盾。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推动下,我国体育事业的规模不断扩大,结构日益复杂,人民群众对体育的需求也进一步提高,呈现出多样化和个性化的趋势图。在这一时期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与原有的体育体制以及发展水平之间的矛盾突出,而要解决这一矛盾就急需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的指导,正是由于体育改革实践的需要,体育科学园地里萌发并成长了一批新学科,这些学科至20世纪90年代已初具雏形。90年代后,我国体育学术界从原来单一的工具理性思考逐步开始体育“人性”的思考,关于人文体育的研究成果在增多,在批判体育过分“物化”中“人文”的字眼也在不断增多。 2003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就是科学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把以人为本作为发展的最高价值取向,提出一切工作要以不断满足人的各方面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出发点。提出以人为本是社会发展的进步,体育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重要事业,理所当然要坚持以人作为自己发展的出发点。这就要求研究体育中的人和人与人关系的体育社会科学诸学科将自己的研究视角指向人,以人为本,将“人本体育”作为自身学科的起始范畴。 3. 2“人本体育”是学科最本质、最基本和不可再分割的范畴 “人本体育”是一个高度概括的概念,理解它实际上就是就要弄清以人为本的体育应当是什么,或者说体育应当如何以人为本。这一问题决定着本门学科最本质的问题。而要弄清这一问题,首先还是要了解“人是什么?”这一个看似简单却又深奥的难题。要真正弄清这个问题,就必须对人性、人的本质等有一个科学的认识。古今中外,多少学者探讨了这一问题,然而直至今天,其答案依然莫衷一是。但是无论对于人性有多少种不同的看法,人性不同于物性这一点则是公认的。人一方面是由物质构成的有机体,人需要靠补充各种物质与能量以保持机体的存在与发展,也就是说人有生理方面的需求。从体育的角度来说,人要参与体育运动,需要有物质性的生理基础,还需要有符合生物力学的运动技术,这些都属于体育运动的物性知识。而体育运动中的人性则是人不同于其他万物(包括动物)的特性,这就是人有思想、有精神、有感情,人除了有生理、安全等低级的需求外,还有其他万物所没有的精神上的高层次的需求。人类由于需要而创造了体育,人对体育的需要不仅仅是由于物性的需要,更由于人性的需要,即认同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以及休闲、娱乐、养性等提高精神生活质量的需要。这些需要是人类所特有的高层次的需要。人创造体育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因此认识和研究体育就应当从人的角度出发,探讨人(各种人)对体育的具体需求是什么,并如何满足不同人的不同体育需求,体现体育的以人为本的宗旨。这是体育社会科学所有学科都需要探讨的问题,也就是说以人为本的体育是所有体育社会科学学科的共同基础。 人类各种需求的满足仅靠个人是无法实现的,为了更好地生存和发展,人类选择了“社会”这一存在形态。人们为了追求更加幸福的生活走到了一起,结合成各种群体,将个体的力量有机地结合成为强大的集体力量,以求满足自身不断增长的各种需求。自从人类产生以来,这种社会性就一直伴随着他们,并成为他们得以存在与发展的重要条件。千百万年的群体生活、社会生活,使得人世世代代处在有组织的生活之中。反过来说,社会性又无时不在影响、促进着人类本身的发展,可以说离开社会就无法研究人。体育实际上是一种社会活动,在体育实践中人们为了满足各种体育需求总要产生种种体育群体、组织,产生各种能保证体育运动更好开展的种种规范,如各种体育政策法规、规章制度等。这些在体育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社会性产物,实质上是为更好地为满足人们自身体育需求的手段,在现代社会中如果没有这些社会性要素,人们的各种体育需求便无法得到满足。因此,体育中社会性问题也是体育社会科学应探讨和认识的问题,而且研究这些问题的基点同样是“人”,仍然应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就是要求我们办任何事情首先要考虑的是人,凡事以人为重,以人为出发点,要不断满足人的全面需求,促进人更好地发展。这里要强调的是,人应当指的是广大人民群众。体育作为一项促进人全面发展的事业,它关注与思考的应当是体育应当如何做到以广大人民群众为本。人类精神生活的需要是促使体育产生的重要原因。在生活中人们需要体育来宣泄自己的情感,展示自己的个性,体现自己的价值和对健康的追求。体育是以身体活动为手段去追求人的发展、个性的张扬、身心的健康和生命质量的提高,即体育应以人为本,关注人的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然而在过分强调政治和经济的年代里,却往往把体育当作是实现政治或经济目的的手段,与此同时科学主义也在对体育产生严重影响,使人们逐步形成了依靠科学技术可以解决所有的体育问题的观念。这种观念使人们在认识体育时产生了主客体的错位,造成了对待体育的“物化”现象,关注的只是运动技术、生物指标和器物等物态文化。尤其是在竞技体育中,产生了“技术异化”的现象。当人们的目光紧紧地盯着运动技术和运动成绩时,忘记了自身价值的存在,而把借助科学技术的力量极大地提高运动成绩当作是运动训练的终极目标。这种现象导致了人们忽视体育的人性的本质,忘记了体育的本意和初衷,也使得体育社会科学的发展迷失了方向。因此,我们在探讨体育社会科学不同学科的问题时,始终应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思想,将“人本体育”这一基因渗透到所有的问题领域中去。而作为体育社会科学基因的“人本体育”是不可以分割和异化的。换句话说,我们在构建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时,必须将以人为本的体育即“人本体育”作为构建的基石,在这块牢固的基石上才能构建起合理的体系。 4结语 在我国建国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体育社会科学不被人们重视,因而它的发展缓慢,显得十分薄弱和单一。然而改革开放后,在我国体育事业快速发展和哲学社会科学大繁荣的背景下,30多年来取得了迅速的发展,不断涌现出许多新的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一些较为成熟的学科正逐步集合成自己的学科体系。“一般说来,一门科学只有到了相对发达和成熟的阶段,才便于发现它的逻辑起点,作为起点的范畴也能为自己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找到充足的理由和根据。对于一门科学理论的逻辑起点,在开始时往往是不清楚的,只有经过认真地研究之后,才能逐步明确起来。”在我国体育社会科学学科形成的初级阶段,探讨其学科体系的建构,有助于学科健康发展,而要构建学科的体系,首先就要寻找它的逻辑起点。为此我们运用辩证逻辑思维的方法初步探讨了这一问题,提出了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逻辑起点是“人本体育”的观点。我们认为无论从学科发展的历史,还是学科本质属性来看,“人本体育”都应是本学科最本质、最基本、最概括和不可再分割的范畴,这个范畴可以成为本学科体系构建的牢固基石。 社会科学论文:日常生活批判与社会科学范式转换 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在《审美特性》中曾把日常生活比作一条长河,他认为,科学、艺术等更高的对象化形式都是从这条生活长河中分化出来的。他的学生赫勒在《日常生活》中明确把日常生活界定为“那些 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她认为,如果没有个体的再生产,任何社会都无法存在。然而,与每一个体的生存息息相关,而又无言地孕育和滋养着人类社会的衣食住行、饮食男女的日常生活世界,却长期处于哲学社会科学的视野之外,成为人们熟知的但又熟视无睹的背景世界,一种与物换星移、花开日落无异的自然氛围。把日常生活世界从背景世界中拉回到理性的地平线上,使理性自觉地向生活世界回归,是20世纪哲学的重大发现之一,胡塞尔、维特根斯坦、许茨、海德格尔、列菲伏尔、哈贝马斯、赫勒等许多理论家从不同层面推动了这一哲学转向。对我国哲学界而言,生活世界的概念已经不再陌生,但是,回归生活世界的真实含义,以及这一转向对于哲学社会科学范式转换的重大意义,还远远没有开展出来。 生活世界之被遗忘是在两个层面上完成的。首先,在社会结构层面上,历史的进展呈现出从日常向非日常的演化趋势,即从原初的、未分化的衣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礼尚往来的日常生活世界中逐步分化出哲学世界、艺术世界、科学世界、政治系统、经济体系等非日常世界。相应地,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的重心也由日常向非日常转移。其次,在理性反思的层面上,哲学和历史科学的关注点越来越被非日常世界所吸引。近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经历了“自然科学化”的过程,习惯于把自然科学所揭示的因果现象、必然性、线性决定特征、还原性、可计算性、普遍性等,放大为统一的、一元的、无限的世界的普遍规律,由此建立起以理性逻辑、绝对真理、普遍规律为核心的形而上学、认识论和各种社会科学体系,人真实地生活于其中的日常生活世界则被完全从理性的视野中放逐。一种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生成了:哲学成为描述普遍精神和绝对理性的纯粹意识哲学,历史学表现为环绕着政权更迭和国家兴亡的宏观史学,政治学表现为以政治权力和制度安排为核心的宏观政治学,经济学成为揭示基本经济运动规律的国民经济学,等等。 应当说,这种以追逐普遍性的宏大叙事为特征的哲学社会科学范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为,理性的反思性本身就具有抽象性和普遍性的本质特点。在人类历史由自发走向自觉的时代,对日常的微观的生活现象进行理论抽象,有助于在偶然的、差异的、个别的、多样化的社会现象中把握人类历史运行中的某些规则性和普遍性的机制。但是,当宏观的哲学社会科学把人具体地生存于其中的生活世界完全视作无足轻重的、平庸的日常琐屑而加以蔑视时,当以价值和意义为特征的人的生活世界完全被以必然性和普遍性为特征的自然世界所消解时,这种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之弊端就充分显现出来。 弊端之一:否定差异性和个体性。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的根本缺陷是用普遍化的方法来研究文化和社会现象,从而否认差异性、个别性、主体性和自由。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甚至断言,在精神的普遍性已经大大地加强的时代,“个别性已理所当然地变得无关重要”,而绝对理念的普遍性要求统治一切。 弊端之二:忽略社会发展的文化内涵。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对差异性和个体性的否定,实际上是对生活世界的内在文化内涵和意义结构的排斥。结果,在这种宏大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不仅生活世界和伦理道德世界的特殊性和个别性被抽象掉,变成数学化和理念化的无限自然世界图景中的一个案例;而且,从原初的生活世界中分化出来的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科学世界等非日常世界,也变成没有内在文化规定性和价值约束的机械的、冷冰冰的自然领域,历史成为“无主体的”自在运动。 弊端之三:理论研究的抽象化顽症。马克思关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强调思维中的具体,即思维中包含“许多规定的综合”和“多样性的统一”。恩格斯曾断言,任何一种社会哲学,它的研究结论如果没有包括“使它得以成为结论的发展过程”就毫无价值。我们发现,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的根本特征正是在普遍的知识和原理中抽象掉这些多样性和过程性,从而形成空泛的、大而化之的理论结论。目前,这种抽象化的毛病不仅在哲学研究中而且在社会科学各个领域中普遍存在。 因此,“回归生活世界”有着更为深刻的内涵和意义。真正的日常生活批判范式是要使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真正回归到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具体的生活世界,回到日常生活世界的衣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礼尚往来的具体活动,回到生活世界内在的价值、意义、传统、习惯、知识储备、经验积累、规范体系,等等;是要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批判地考察每一时代每一文化中的个体是如何展开自己的消费、交往、思考和生存,如何形成自我同一性,如何把这些文化背景带入公共的社会生活之中,还要考察生活世界内在的图式、知识储备、规范体系等是如何同社会公共生活和制度安排形成互动。不难看出,这种意义上的日常生活批判范式代表着哲学社会科学范式的深刻转变。 首先,日常生活批判或生活世界理论极大地拓宽了社会历史理论的视野。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唯物史观的内涵要比我们的教科书体系更为广泛。他们反复强调一个重要的出发点: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社会活动。因此,人的生存需要和满足需要的生产,以及人自身的繁衍和家庭等是社会历史运行的深刻基础和社会历史理论的基本主题。然而,后来的理论体系并没有对这些日常生活予以关注,而是围绕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非日常领域而展开。如果我们把衣食住行、饮食男女等日常消费、日常交往、日常思维活动纳入社会历史理论的视野,认真考察日常生活世界和非日常世界在不同历史时期此消彼长、支撑、制约、互动的关系,我们就可以构造出更为完整的人类世界图景,对社会历史运动肯定会有更为深刻而全面的理解和把握。 其次,日常生活批判或生活世界理论提供了一种微观哲学社会科学范式,一种文化批判的理论视野。日常生活批判并不是对于具体的日常活动及其要素的非批判的描述,而是对于生活世界的内在文化结构和活动机制的分析,特别是对经济、政治、科学、艺术等非日常活动的日常文化根基的挖掘。哈贝马斯把世界划分为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而由文化、社会和个性构成的生活世界不是世界的一个独立的组成部分或领域,而是为行为主体提供给定的文化传统力量(知识储备)、规则体系和价值支撑的条件和背景世界。作为交往行为主体的主体间性的生活世界实际上是以文化的解释力量内在地与所有其他三个世界相互交织和相互影响,或者构成所有这些对象领域的内在的文化机理。在这种意义上,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法学、教育学等在微观层面上开展日常生活的解读与批判,无论是挖掘生活世界内在的价值和意义以抵御技术理性的异化,还是拆解前现代的日常生活世界的自在自发的、经验式的和人情化的文化图式以铺平社会公共生活和社会运行中现代性启蒙的文化地基,或是把生活世界当作全球化交往和世界历史背景下交往行为合理化的文化基础而加以重建,都会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特别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日常生活批判范式对于克服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抽象化顽症,具有根本性的意义。20世纪,在哲学所营造的回归生活世界的文化氛围中,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众多社会科学领域中都出现了告别宏大叙事,自觉地向生活世界回归的趋势。法国的年鉴学派、意大利的微观史学派、德国和奥地利的日常生活史学派、英国的“个案史”学派等,都反对只写重大历史事件和只关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宏大叙事的历史学,而主张把关注中心转向具体的和微观的日常生活世界的各个领域。在政治学领域,开始出现微观政治学,主张从日常生活的机制去思考制度安排问题,探讨微观权力秩序的重建问题,而福柯则从监狱、医院、军队、学校等传统政治学忽略的边缘领域,开展了关于理性权力结构的微观政治学的批判。 在我国,20世纪90年代哲学领域率先开展日常生活批判研究,此后,日常生活批判的理论范式对于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文学、法学等领域的研究也开始产生重要的影响,相继出现了教育的日常生活批判、法学的日常生活批判、历史学的日常生活批判、文学的日常生活批判,等等。虽然这些探索具有初创的性质,但是已经开始展示特别的发展潜力。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开始自觉地告别那种遗忘生活世界的理论范式,自觉地摒弃那种从范畴到范畴的抽象化病症,并且开始为我们提供具有创造性的新见解。例如,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现代性的启蒙和生成所遭遇到的许多阻力都可以从日常生活批判的视角获得特别的解释:中国各级教育中的应试教育屡禁不止,而素质教育流于形式的问题,以及决策机制和行政运行机制的经验化和缺乏理性的特征,在深层次上与中国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的普遍的经验化文化图式有着紧密的关联;而中国社会公共生活之中相当普遍地存在着的“有法不依”、超越规则的现象,则与中国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的普遍的人情化文化图式有着必然的关联,也即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所分析的那样,传统农本社会是一个“无讼的”社会,其日常的礼俗文化基因阻碍法治秩序的建构。总之,日常生活批判范式将成为21世纪最具解释力和创造力的哲学社会科学范式,它同宏观的社会历史理论范式有机结合,将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开启崭新的地平线。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代表着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根本逻辑与存在基点,对其他具体学科具有指导作用。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思政教育的组成部分与理论武器,能够帮助学生深刻、准确地诠释思政教育功能价值,并且真正作用于头脑,发挥良好的育人功能。因此,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角,探究思政教育功能发挥的内在机理与实践路径,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由粟国康编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研究»一书,首先围绕思政教育要素结构进行分析,清晰论述其功能的生成逻辑、运作机理;其次,研究思政教育的内部功能与外部功能,论述协调内外功能的有效措施,推动思政教育更好地发挥育人作用,促进学生思想道德、价值理念发展;最后,结合思政教育发展趋势,详细阐述教育要素、结构与功能的互动方式,为推动思政教育功能优化提供强大支撑。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角来看, 思政教育功能具有以下三项特征——— 其一,表现形式:内部功能与外部功能相统一。思政教育作为有机的教育系统,对内发挥着促进学生价值观、道德理念、审美素养等全面发展的功能,对外起着带动社会文化繁荣、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的作用。可见,思政教育功能具有内外统一的基本特征。其中,内在功能强调学生的核心价值与主观能动性,通过培养学生的道德素养、崇高理想、爱国情感、精神意志,使其将自身才能充分运用于国家发展、社会建设,并转化为积极的劳动力要素,掌握解决问题、改造世界的能力,实现自由全面发展。外在功能强调思政教育是通过培养高素质人才进而带动整个社会和谐发展的社会性活动。在经济方面,能够为社会生产提供充足劳动力,为产业升级、科技进步提供动力支持。在文化方面,传播正能量价值观,引领先进思想理念发展,推动社会精神文明进步。在政治方面,坚决拥护党的领导,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凝聚广泛政治力量,促进政治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 其二,实施效果:直接性与间接性相统一。思政教育功能既可以对学生的认知方式、价值理念产生直接影响,也可以对社会环境、校园文化、经济发展等产生间接影响,促进社会系统内部生态结构演变。可见,思政教育功能具有直接性与间接性。直接性是指思政教育可以直接作用于学生,引导其形成科学的认知理念、思维方式、思想意识、价值观与政治理念,成为合格的社会公民。这一过程无须任何中间环节与载体,能够产生直接的教育影响。间接性是指思政教育需要借助多重介质或者教育工具、路径,培养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与主观能动性,使其为社会生产力发展与文化进步作出贡献。通常来说,间接功能的发挥需要借助学校、家庭、政府等多主体的育人力量,不断强化学生的思想情感、认知理念,激发学生为社会奉献服务的热情,并采取实际行动,创造物质成果,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 其三,作用方式:动力性与导向性相结合。动机是行为的原始驱动力,思政教育功能正是通过激发学生的各种动机,或物质财富,或精神成就,引导其在动机驱使下作出正确的价值选择,逐步实现自我价值、社会价值。一方面,动机形成需要从学生的需求出发,引导其科学认知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判断各种矛盾的内在机理,寻找自身的精神追求,获得源源不竭的精神动力。另一方面,思政教育在激发学生精神动力的基础上,还要指导其主动实践,在实践中检验思维认知的正确性,将内在意识转化为切实行动,为实现个人进步与社会发展而努力。同时,实践行为可以深化学生的思想认知,使其充分理解、领悟先进思想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精髓,将其内化为自身的思想素养、价值观,达到知行合一的目的。然而,在具体教育教学中,思政教育仍然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制约着自身功能的发挥。具体来说, 主要面临以下三方面的困境——— 其一,教育内容单一,育人功能发挥受限。思政教育是新时代立德树人目标实现的关键环节与渠道,对学生道德品质、价值理念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教育内容作为影响思政教育质量的关键因素,直接关系学生的思维格局、认知视野,能够帮助其构建全面系统的价值体系,形成健全的“三观”。但在现阶段,思政教育仍然延续着传统的政治理论思想,过于强调教育内容的学理性与规范性,未充分联系生活实际、时代背景并重新诠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价值,导致学生无法深入理解哲学理论知识及其内涵,更难以将其应用于生活与学习,价值引领功能无法得以有效发挥。对此,思政教育应该充分重视教育内容的变革创新,根据时代发展趋势,融入新的教育元素,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打造丰富生动的理论课堂,以保证自身功能有效发挥。 其二,教育主体被忽视,导向功能逐步弱化。思政教育作为一项重要的德育活动,既要关注学科教学、理论知识,把握科学讲授方式,也要考虑学生的身心特点,挖掘其心理需求、个性偏好,选择针对性教育方式方法,为学生提供有价值的教育内容,发挥良好的育人导向作用。但就目前情况来看,思政教育仍然保持传统的教师权威,通过填鸭式教学传播思政知识,使学生被动接受、机械记忆,忽视其思维方式与吸收理解程度,教育内容难以得到学生认同而将教育内容转化为自觉的思想意识并促进自身言行规范发展。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思政教育对学生主体性地位重视程度不足,仅关注课程本身,教学活动中师生互动不足,难以形成和谐的教学生态。加之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互联网时代,信息获取与传播渠道更加便捷,学生更加偏好未知的新鲜事物,思维模式呈现出个性化、多元化特点。 其三,教育模式僵化,评价机制有待完善。思政教育讲究知行合一,既要从理论层面构建完整的知识体系,提高学生认知水平,使其初步理解先进思想文化的内涵并形成一定的价值认同,也要借助实践教学路径,引导学生在社会实践中感受科学价值观、哲学理论的指导作用,深化思想意识,逐步形成健全的“三观”。但是,长期以来,思政课教师在理论课中采取单一讲授方式,即一般性讲解,再辅助简单的课堂提问,便完成教学任务。这种教学模式忽视了学生的认知规律,难以激发学生情感共鸣,削弱了学生学习兴趣。此外,评价体系作为反馈教育质量的重要环节,能够客观评估学生的学习成效,为教育教学工作优化完善提供依据。但是,“唯分数论”的评价模式,仅能反映学生的理论知识记忆能力,无法对思想道德、理想信念、哲学思维等核心素养进行有效反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思政教育功能的发挥。基于上述分析,思政教育功能发挥有待提升,教师应充分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性作用,加强对学生哲学思维、理想信念等的培养塑造,引导学生成长为有责任、有担当的时代新人,达到良好的育人成效。 具体来说,可采取以下三方面策略——— 其一,教学内容与时俱进,融入生活元素。思政教育是我国优良教育传统,对培养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优秀人才具有重要作用。随着社会变迁,思政教育应当保持创新理念,及时更新教育内容,融入富有时代价值与先进文化的教育元素,使晦涩的思政理论与学生实际生活相衔接,为学生价值选择、思维判断提供帮助。尤其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指导,基于与时俱进的实践观,深入优化思政教育内容,明确目前思政工作的问题与不足,及时摒弃不符合新时代背景的价值理念,引入先进的文化理念,使学生从日常生活、时事新闻中领悟马克思主义精神内涵,实现自我认知与思想水平的提升,促进思政教育功能有效发挥。比如,引导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分析与讨论社会热点事件,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思维能力。 其二,创新教学方式方法,尊重学生主体性。立足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思政教育功能发挥既需要重视教育者的综合素养,提高教育教学能力,也要高度关注受教育者的认知偏好、个性心理,采取针对性教学手段,充分激发学生主观能动性,使他们自觉参与知识探索,实现教育内容入脑入心,保证育人成效有效提升。为此,思政课教师应当贯彻落实民主平等理念,借此组织教学活动,给予学生自由探讨交流的空间,并注重教学情境创设,让学生深入具体的情境,体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用方式,激发自身学习兴趣与求知欲,形成良好的思想认知、政治素养。同时,积极创设第二课堂,组织不同主题与形式的实践活动,引导学生深入社会生活开展调查研究,具备良好的问题分析与解决能力,充分认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现哲学思维强化。 其三,优化评价机制,营造适合学生成长的教育环境。考核评价机制是构成思政教育系统的重要元素,能够指出教育教学中的问题与不足,准确把握内部功能与外部功能的发挥情况,推动思政工作改进完善。在实施过程中,思政课教师应当改变传统的结果性评价思维,将考查重点放在学生学习过程,从哲学视角出发,综合评估学生的学习态度、行为模式、实践成果等,构建全面客观的评价体系,获得清晰准确的认知。同时,注重校园文化环境创设,营造开放包容的环境氛围,让学生接受先进思想文化的熏陶,在潜移默化中实现思想言行的规范化发展,促进道德品质健康成长,为思政教育功能发挥提供支持。总之,思政教育功能发挥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人为本理念,致力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促进育人价值与社会功能的有机统一。 作者:郑超 单位:遵义市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指导中心
中医专业毕业论文:医校中医专业生物化学教学研讨 一努力提高教师自身专业素质 教师自身专业素质是提高生物化学教学质量的最根本因素。在教学活动中教师是主导,学生是主体,教师和学生是教学活动中相辅相成的互动双方。对于生物化学这门发展速度快、与其他学科交叉性强的学科,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想做到游刃有余、信手拈来,就一定要熟练驾驭教材内容,掌握本学科的最新发展动态,了解相关学科的知识,不断拓宽知识面,优化知识结构,保持知识体系的快速更新,这样才能使生物化学的讲授融会贯通,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积极性才能随之提高。那么,这就需要教师积极参加教学研讨会,学习名师的教学方法、教学态度,了解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多参加各项科学研究活动,使教学和科研相结合,帮助学生接受新知识、新技术和了解新动态。 二合理运用多媒体课件,将晦涩的理论知识变得生动 不断更新教育观念,改进教学方法是提高与保证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多媒体教学已成为现代教育常用的方式之一。利用多媒体技术制作的课件将图形、动画、音频、视频等糅合在一起,具有形象、直观、生动的优点。逼真的三维图像和动画效果可以最大限度地展示生物分子的立体结构和变化过程,可使原本抽象、晦涩的理论变得形象生动,这便于学生理解、掌握生物化学理论知识,提高主动学习兴趣。如在讲解蛋白质、核酸的高级结构时,多媒体能把抽象的概念变成形象具体的三维立体图像;遗传信息复制、转录、翻译的过程一经多媒体演示就可以形象地模拟、展现出来,使同学们一看就懂。但在使用多媒体进行教学时,不能一味地盲目追求多媒体,造成教师对课件的依赖,而忽视了备课环节,使教师成为放映员、播音员,而要随时注重学生的主体作用,运用诱导、点拨、启发等手段,增强与学生的互动。 三正视差异,因材施教,采用分层次教学 授课教师在生物化学教学过程中不难感到,文科生和理科生在学习兴趣、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方面确实存在着某些差异。当文科生居多的中医专业学生突然接触生物化学这门专业性较强的课程时,其学习能力的差异性就更加暴露出来了。这就要求教师改革传统的教学模式,进行具有针对性、科学性、可行性的分层次教学模式。鉴于学生学习能力的不同,可将学生根据文理科学生的基础水平分班教学。将理科基础好的理科生或文理兼优的文科生组成提高班,而将理科生中的成绩较差或理科基础薄弱的文科生分入基础班。这样,教师在教学中就可以各有侧重。对于基础班,重点放在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上。而对于提高班,除了完成教学大纲的要求外,还可以满足一部分学生想进一步深造的愿望。 四构建案例教学库,注重理论联系实际 长期以来,由于传统教学中存在的重理论、轻实践,重传授、轻参与的突出问题,严重制约了生物化学教学水平的提高。学生或对生物化学学习兴趣不高,或不能将所学的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这是传统教学的弊端。案例教学在国外的医学教育中开展较早,也取得了良好的教学经验和教学成果。近年来,我国也有部分中医院校和教师进行了生物化学案例教学的尝试,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将案例教学引入生物化学课程教学,一方面可为理论知识与临床实际情况找到直观鲜明的联系通道,为学生今后临床知识的学习和实践打下基础;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综合实践能力,提高生物化学的教学质量。总之,对于生物化学这门临床基础课程,学生是既爱之又恨之,教师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还需不断改革教学方法,使学生真正参与到生物化学的自主学习中来,这样才能更有效地提高教学质量,为学生牢固掌握生物化学知识提供保障。在今后的教学实践中,我们仍需不断探索,引用新的技术手段,以不断提高生物化学的教学质量。 作者:陈琳王义军龙昱单位:长沙医学院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教研室 中医专业毕业论文:中医专业本科生循证医学教学体会 摘要: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Medicine,EMB)是近年来兴起的一门交叉学科,其核心思想是任何临床决策都应当建立在最佳证据的基础之上。本门课程的开设对于学生的辩证思维的培养、医学文献信息的评价与运用等能力的提高效果显著。本文从开课的必要性、课程设置时间及课时量、教学过程及考核等几个方面谈谈循证医学在中医专业本科生教学过程中的体会及思考,以期为后期教学改革提供依据。 关键词:循证医学;循证医学实践;教学改革 循证医学又称循证医学实践是一种新的医学实践形式,是慎重、准确和明智地应用当前所能获得的最好研究证据,兼顾经济效益和价值取向,进行医学实践的科学。[1]其核心思想是须在当前最佳的证据基础上建立并且制定全面的临床相关实践的决策,在这个过程中,应当将医务人员个人经验与临床证据结合患者的实际情况和意愿三个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虽然这个学科兴起至今不过二十余年,但以其对问题科学辩证的思考方式、多学科融合和跨地域合作的实践模式,使其在短时间内迅速渗透到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医疗卫生领域和医学教育各个方面,为临床医疗决策的科学化,提高医疗质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2,3]。因此循证医学被《英国医学杂志》评为20世纪医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创新和革命之一。由于循证医学属于舶来品,国外对于循证医学教育起步较早,如美国超过20%的大学在2000年以前开设循证医学课程,随后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也将循证医学设置为医学生的必修课程。[4]现有更多的国家在不同层次医学生或继续教育课程中引入了循证医学。在我国中医领域最早接受临床流行病学和循证医学培训的是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中医科和广西中医药大学。我校在中医学专业本科生中开设“循证医学”课程时间较短,尚处于摸索阶段。笔者在带教的过程中的一些感悟总结如下,希望为中医学专业循证医学教学改革提供参考依据。 1开课的必要性 中医学已有数千年历史,具有独特的理论体系和显著的临床疗效,为人类的繁衍昌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中医疗效评价的科学性是中医现代化和全球化的瓶颈问题。循证医学属于临床实践的范畴,其核心思想是临床医生在对病人进行诊治时,应充分掌握当前所能获得的最佳科学证据,任何决策均建立在科学证据的基础上,结合当前的医疗环境和条件,同时考虑患者的价值观及愿望,从而体现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服务宗旨。循证医学实践的方法被广大医务工作者及国家卫生行政部门所接受,目前临床疾病相关指南、国家卫生政策的修订等都基于循证医学的评价方法。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医疗卫生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中医专业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为了推动中医药走出国门被更多人认可,加快国际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促进中医模式从传统经验型向科学型转变,中医领域的临床、科研人员逐步认识到用科学的方法对临床问题进行分析与决策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但特别需要引起重视的是,中医学有着独特的理论体系和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因此在中医学专业学生中开展循证医学教育有其特殊性,切不可照搬西医院校的方法和内容。在中医药领域进行循证研究应在其基本理论框架内进行,同时借鉴现代流行病学研究方法。对中药评价不能忽视中医药的特点,有效性评价应根据中药的功能主治选择目标病症,重视以病统证、病症结合的评价,既符合中医理论,也能为西医和国际认可,有利于国际接轨。[5,6]循证医学能帮助中医药鉴别和确认中国传统医学中真正有价值的部分,让其走出国门为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所接受,得到更好的继承与发展,因此对于现代中医学专业的学生,走上临床前学习循证医学相关知识是十分必要的。 2课程设置时间及课时量 我校于2016年下半年将循证医学引入中医学专业四年级本科生的课程体系当中,属于专业限选课,每周一次,每次2学时,共8周16学时。目前不同的学者针对课程设置时间意见不一,主要有4个时间段:低年级、实习前一学期、实习期间和实习后段。[7-9]虽然有作者认为在低年级学生中介绍循证医学原则上可以鼓励学生采用批判性的思维考虑在临床轮转时所进行的治疗和临床决策,并且可以鼓励学生学习医学基础课程。[10]但笔者认为中国低年级的医学生课程任务较重,除了要学习医学基础课程外,还需要学习很多公共必修课,使得学生可以用于实践的时间很少。而循证医学这门课本身注重的是实践,因此在实习前开设循证医学课程,可以促进学生在实习期间经常运用循证医学实践的相关方法,阅读科学期刊频率也会大为增加。而且这个阶段的中医学专业学生已经修完卫生统计学、预防医学和医学科研方法等课程。有研究表明,有一定流行病学及统计学基础的同学对循证医学部分相关章节内容的理解明显比没有学习过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知识的班级的同学课堂反映好。[7] 3教学过程及考核 由于本门课程课时量较少,因此针对中医专业本科生课堂教学旨在让其了解循证医学实践的基本概念、操作程序和方法,建立循证医学实践的思维模式。因此为中医学专业本科生编订的教学计划中教学内容主要有:循证医学基本概念、提出临床问题、循证证据及其检索、证据评价、系统综述与Meta分析。就教学方法而言,国内外循证医学教学常采用方法有讲授法、以问题为基础的小组讨论、小组学习、杂志俱乐部等方式。[11]鉴于我校的课时限制和大班授课的客观情况,为避免上大课时老师“一言堂”,学生“一听而过,听完就忘”的现象,本门课程采用课堂讲授及案例分析相结合的形式。授课分两部分,前半部分以老师讲解为主,给学生介绍循证医学的相关知识,其中贯穿一些历史上的经典案例。第二部分以学生见习中感兴趣的研究课题做具体案例,结合所学习的临床知识来进一步巩固循证医学实践的基本步骤“提问-索证-评证-用证”。由于是大班授课,案例讲解多采用学生先阅读和讨论,最后老师指导的形式,特殊问题课后单独指导,从而帮助同学们掌握和巩固循证医学实践的相关方法,培养循证医学辩证的思维,达到教学目标和要求。目前,考虑到该门课程学习的重点在于实践,因此我校对该门课程的考试方式主要采用报告考核的形式,4~8位同学组成一个小组,选取见习过程当中遇到的感兴趣的临床案例,开展“提问-索证-评证-用证”的循证医学实践,并将实践过程及收获整理成报告的形式上交。由于我校实际情况限制,目前授课都只能采取大班授课,这样的考核形式在一定的程度上补充了学生“实践”的不足。总体来说,我校中医学专业本科生循证医学教学目前受师资力量、实习医院条件及其他因素的影响,还有很多不足之处。如何将循证医学的方法与中医理论体系进行有机结合开展教学工作还需要更多的院校、教学医院、教师和学生共同尝试、摸索、创新以及不断总结和完善. 作者:陈书 魏高文 邓思思 单位:湖南中医药大学中西医结合学院 中医专业毕业论文:中医专业生物化学实验教学改革研究 摘要:医学院校中医专业生物化学实验教学改革应注重增加基础性、综合性、设计性、创新性等实验内容,提高学生的专业基础知识,依据中医专业的特殊性提升实验室实验仪器使用能力,以构建生物化学实验教学特色为突破口,以提高学生实验教学质量为根本,以突出中医专业实践技能训练为目的,培养学生对实验仪器的实际动手能力,积极探索适应现代中医医学教育的实验教学方法。 关键词:中医专业;实验教学改革;生物化学;教学方法 生物化学是医学基础与临床医学的桥梁学科,已经应用到中医药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为培养中医专业人才,提高其综合素质,学校应创造适合中医专业的实验教学环境,为学生提升实践技能提供良好的实验平台。学生通过实验,可以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科技创新与协作能力。牢固掌握生物化学理论知识,灵活运用生物化学实验技术,对中医院校学生进一步学好医学专业知识和技能,从事教学、科研和临床工作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依据中医专业创造适合的实验环境 根据中医专业学生入学基础不同的特点,按入学录取成绩分成若干实验组。实验常用仪器每2人一组,自行保管使用,如有损耗及时补充。将所有实验仪器设备统一规划使用,使其发挥最佳的使用空间。因为招生扩大,现有实验室已经不能满足学生的实验需要,由原来的固定时间上实验课,改为上午、下午、晚间循环利用实验室,提升实验室及实验仪器的利用率。将以往验证性实验内容,改为基础性、综合性、设计性实验内容,以提高学生实验操作的能力,为将来服务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以构建中医专业实验教学特色为亮点 中医专业以生物化学实验教学为改革的亮点。利用多媒体实验教学技术,把生物化学常用的仪器设备、应用技术,离心机、比色分析、层析、光谱、电泳、PCR、自动生化分析等仪器的特点、正确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根据实验教学需要,呈现在多媒体教学课件上。把生物化学实验教学中应用的电泳、透析、超滤、沉淀、离心、层析、蛋白质纯化、基因芯片等应用技术利用多媒体,用动漫图画等形象化的教学方式进行演示,较细腻清晰地分解表达知识的层次,使知识内容通俗易懂,既便于学生对知识记忆,又活跃课堂教学气氛,降低学习的难度,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有助于学生的自主学习。依据实验教学课程安排,由教师答疑讲解,使学生进一步了解生物化学实验所需仪器结构、功能、使用注意事项,全面提高了学生综合适应能力。 三、以提升学生专业实验能力为目的 依据中医专业的特点,生物化学实验教学注重专业基础性实验项目,增开设计性、综合性、创新性、开放性实验项目,以实验教学专业优势互补、科技创新促学科发展、实验内容合理完善为原则。实验教学改革应以实验教学大纲为基准,创造一种新型实验教学模式。教师应根据每一名学生的爱好兴趣,合理安排教学内容,给学生提供一个适宜自己的学习空间。针对学生的专业特长和将来的研究方向,制定切实可行的实验内容,设计不同模式的开放性实验项目,以满足学生自主学习的愿望与需求,为学生走向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另外,要增开综合设计性实验,与以往各学科相似的实验项目有机整合,形成一系列综合设计性实验内容,体现相关知识的连续性,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学生系统地掌握知识,灵活地应用知识。综合性实验涉及多个方面的知识点,对培养学生综合应用知识的能力有重要作用。 1.开设符合专业特点的综合设计性实验。在中医专业生物化学实验教学中增开基础、综合、设计性实验,加设与中医专业学科密切相关的一些基础综合设计性实验,替代以往重复性、验证性实验,以适应今后科研、工作的需要。通过实验内容的扩展,增加生物化学基础、综合、设计性实验,提升学生的实验操作水平,培养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态度,提高实验技能素质。改变传统实验教学模式,研究新的实验教学途径,以适应社会发展和人才需求。通过对传统实验内容整合、筛选、优化,顺应医学教育现代化的需求,培养具有一定理论水平和较高操作能力的应用型人才。 2.加设研究性实验。中医几千年的发展,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得到世界广泛的认可。生物化学有助于对常见病、多发疾病的研究,中医对疾病的预防、治疗起到了西医不可替代的作用。生物化学的理论与中医临床实践相结合,将生物化学应用技术广泛用于中医研究的各个领域。根据中医专业发展的特点,开展研究型综合性生物化学实验。学生运用多学科专业知识,独立实验,通过研究性实验改进学习方式,不仅使知识得以拓展,提高了学生的自身素养,还加强了学生的实践技能和创新意识,提高教学质量。 3.鼓励学生进行科技创新。贯彻落实“以学生为主”的教育方针,通过教学提前进入临床、导师制教学、大学生科技创新、社会实践活动。学生结合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体会到知识的不足,激励学生奋发学习。鼓励学生参加全国大学生技能竞赛、科技创新竞赛、“挑战杯”科技竞赛、学生知识沙龙、博士讲堂等活动。学生根据参赛实验内容自行选题,自行设计实验流程,查找数据,准备配制试剂,自行实验数据分析和研究报告等实验活动。科技创新竞赛为学有余力和有浓厚兴趣的学生提供了一个锻炼平台。科技创新推动了实验教学改革,提高了学校的地位和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学生的实践动手、团队协作和科技创新能力。实验教学改革推进了实验教学发展,完善了实验教学设施,为学生专业知识的学习发展提供良好保障,为学生提供最优良的实验仪器设备和适宜的实验环境,培养学生科学严谨态度和职业道德。培养中医专业生物化学的实验技能是中医高等医学教育教学的重中之重,是本科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高素质中医专业医学人才的重要方面。随着医药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高校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化,对医学教育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生物化学实验教学改革之路有待进一步探索。 作者:刘长福 单位:滨州医学院生物化学及分子生物学实验室 中医专业毕业论文:内科学在中医专业的教学改革 1更新知识储备,不断提高教师教学素质 目前西医内科学的发展方向是除了将基础理论和临床实践紧密联系外,其逐步涉及分子生物学相关领域,着重探讨其发病机制,但是目前中医专业的教材内容较为滞后,不能适应现代临床需求,因此本教研室定期组织学科发展的最新方向讲座,不断充实更新教研室老师的知识储备[2]。同时教师不仅要提高专业素质,也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单纯的借助课堂时间已经不能满足现代教学要求,所以本教研室采用多媒体技术以及网络信息手段将死板、枯燥的理论知识转变为生动的图像、动画,甚至是模拟真实环境,以期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 2更新传统的教学模式 在教学活动中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教学手段,传统的授课方式已经不能满足现代社会对于人才的需求。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一些较为先进的教学模式相比传统模式有着不可替代的优越性。2.1引入CBT教学模式CBT教学(Case-basedteaching,CBT)是一种以临床案例为基础的教学模式,是教师根据上课的内容,选择常见的典型病例让学生进行自主讨论的一种启发式教学。这种模式中最为重要的是病例的选择,因此本教研室首先根据教材内容选择合适的病案,病案的选择要同时具备广度、深度以及难度适宜,要从简单到复杂的反映疾病的发展过程,训练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采用CBT教学给学生创造了一个相对轻松的临床诊断环境,能够增强学生在真正诊断病人时的自信心,通过学生对一个个真实病例的分析,将书本中的理论知识转化为临床实践,这种方式不仅可以使学生加深对于理论知识的理解,更能够训练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大大缩短理论与临床之间的距离[3]。2.2引入PBL教学模式PBL教学(Problembasedlearn-ing,PBL)是一种以问题为基础,以学生为中心,着重培养学生自学以及创造能力的新型教学模式。本教研室运用PBL教学模式将教材内容和实际临床工作中遇到的具体问题相结合,然后提出相应的问题,让学生课后通过查阅大量的资料进行分析、判断,最后给出结论,教师在根据学生所得出的结论进行总结、分析,重点讲解学生容易忽略的错误和细节[4]。通过采用这种教学模式可以充分发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同时培养学生独立思考、查阅文献以及团队合作的能力,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加深了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但是这种教学方式只能作为辅助教学,是对教学内容的补充,因为西医内科学本身内容较多,PBL教学所强调的自学必然增加教学耗时,同时不同学生的学习能力和自律性不同,不能使所有学生都得到较好的开发,因此本教研室根据西医内科学的教学内容适当运用PBL教学,以期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加强临床见习 理论知识的学习最终目的就是服务于临床,西医内科学内容繁多、抽象,而尽可能多的参加临床见习有助于学生对于理论知识的融会贯通。传统的见习教学都是以教师示教为主,这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教学的质量,节省了时间,但是对学生的启发性,以及发散思维的培养不够,为改善这一状况,本教研室定期让学生进行示教,而实习老师起引导作用,然后对学生讲解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运用西医内科学的理论知识进行讲解[5]。采用这种方法可以培养学生的主动学习的能力,又可以在临床实际工作中对西医内科学知识进行消化总结,提高学习效率。 4完善考核制度 对于教学质量最直观的检测指标就是考试,考试制度能够督促学生更好的学习,从而掌握相应的理论知识。为使考试更加科学,要改变传统重理论轻实践的考试模式,因此本教研室在试卷中加大了病例分析以及资料综合分析类题目的比重,着重考查学生实际分析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学生日后的临床工作奠定基础[6]。 5总结 随着中医药事业的蓬勃发展,培养适合社会需要的高素质中医药人才是各大中医专业的教学宗旨,传统教育模式下只重视中医理论学习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对于人才的需求,因此作为高校必须重视西医课程的开展,而西医内科学又是一门重要的西医基础课程,所以必须不断提高教师整体素质、不断探索高效的教学模式,从而从根本上提高西医内科学的教学质量,培养出高素质的中医药人才。 作者:张竞之 刘彬 刘慰华 谭永振 单位: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中医专业毕业论文:小议中医专业学生疑病心理现状 1中医临床专业与非医学专业各年级间疑病得分对比 医源性影响疑病心理的重要诱发因素,其中中医专业学生所受的医源性影响更为突出。中医临床专业各年级间疑病得分有显著性差异﹙P 0.05﹚,其中三年级与一年级相比,有极显著性差异﹙P 0.01﹚,三年级与四年级相比,有显著性差异﹙P 0.05﹚。在一年级时,中医临床专业和非医学专业学生的疑病心理在同一水平,随着年级的升高,非医专业学生疑病得分没有显著性变化,而中医临床专业学生二年级时疑病平均分有所上升,但与新生尚无显著性差异﹙P 0.05﹚,三年级时疑病得分高于大一水平,而在四年级、五年级时,疑病得分重又回落,呈现中间高两边低的变化。 2EPQ各子量得分与常模的比较及与疑病得分的相关性分析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中医专业学生EPQ均分与全国常模﹙由龚耀先于1983年在全国六大区采集成人﹙16岁以上﹚样本2517人测得﹚之间差异有显著性﹙P 0.05﹚。E、N、P、L均低于全国常模,差异具有显著性﹙P 0.05﹚。表明中医临床专业学生性格较内向安静,富于内省,思维较理性,情绪比较稳定;P分低于常模,提示中医类学生对他人的敌意,冲动性和攻击程度较低。L分低表明他们不善于掩饰,也说明社会化过程还在进行中,成熟度有待提高[5]。P、N与疑病得分呈正相关,E与疑病分数呈负相关,相关系数r分别为0.249,0.363,−0.171。情绪不稳定、性格内向的人,疑病倾向更重。这一结果与众多研究资料相一致[6]。 3讨论 疑病心理是个体对自己身体的感觉和状况,做出不切实际的疑病解释,并伴有忧虑,烦恼,恐惧和广泛躯体不适的一种不良心理状态。它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如自身性格、医源性刺激,心理压力等。在本调查中,中医临床专业和非医学专业一年级新生疑病得分在同一水平,随着年级升高,非医专业学生得分没有显著变化,中医临床专业学生在二年级、三年龄时疑病程度均高于一年级,四年级时疑病得分重又回落,呈现中间高两边低的变化,这可能与中医专业学生所受的医源性影响更为突出有关。他们接受着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的两种医学体系的培养,中医学特有的整体观念和取象比类的思维方法,中医辨证论治的灵活性,都使中医学生难以在短时间内理解透彻,这更易导致对健康和疾病的认识偏差。而中医有关“虚证”的理论也成为有些学生疑病的“依据”。进入四年级后,医学生的疑病得分下降,这可能与医学生医学知识的完善和接触临床病例有关。 随着医学知识学习的深入,特别是学生进入医院实习后,对患者和疾病的表现加深了解,医学生逐渐纠正了自己的错误认知,对自身健康状况重新评价,疑病心理也随之减轻[8]。艾森克研究得出E因素与中枢神经系统的兴奋、抑制的强度相关,N因素与植物性神经的不稳定性相关。E分高性格为外向,E份低为典型内向。N分高为情绪不稳定,N分低为情绪稳定。本次调查的结果显示,中医临床专业学生性格较内向安静,富于内省,思维较理性,情绪比较稳定。E与疑病分数呈负相关,N、P与疑病得分呈正相关。即情绪不稳定、性格内向的人,疑病倾向更重[9]。这类性格的大学生在出现心理症结和身体不适后,因较敏感、腼腆,更难向同学亲人倾诉,在面对医生时也多有保留,这导致了负面情绪长时间被压抑,疑病心理得不到有效应对。中医临床专业学生作为大学生中的一个特殊专业群体,就读时间长,课业负担繁重,就业压力大,其心理卫生状况值得重视。中医院校应根据自身专业特点加强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帮助医学生发展良好的人格特性。对有严重疑病心理的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心理疏导,为他们进行仔细全面检查,以解除他们的疑病心理。 作者:闫国立张运红李志超郭春晓易玲玲舒波郭婧单位:河南中医学院 中医专业毕业论文:案例教课对中医专业统计教学的作用 一般情况实验组76名学生中,男生32名,女生44名;对照组81名学生中,男生36名,女生45名,两组间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768)。 考试成绩实验组76名学生仅有3名同学不及格,且分数介于50~59分之间;而对照组有13名同学不及格,50分以下就有3名同学。两组考生成绩均呈负偏态分布,具体指标见表1和表2。从上表中可见,实验组和对照组学生最高分基本相同,但是实验组学生的最低分明显高于对照组。两组学生的总成绩平均得分(P=0.002)和及格率(P=0.012)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但优秀率之间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86)。表2显示的是各题型成绩分析,实验组学生的选择题、名词解释和计算分析题平均得分都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判断题和简答题平均得分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考试的信度、难度系数和区分度信度是指考试的可靠性,信度高的试题表示多次重复测试会产生比较稳定和一致的结果。本次考试实验组信度系数r=0.56,对照组信度为r=0.71,符合教务处相关规定,认为考试成绩是可靠的。难度系数P和区分度D是判断试题质量的重要指标,具体数据见表3和表4。从上表中可见,试卷难度属于中等水平,学生考试成绩正常。全卷对照组学生的难度系数低于实验组,各题型中两组考生判断题和简答题的难度系数基本相同,差异较大的题型主要是选择题、名词解释和计算分区分度在0.4以上的为“优良”;在0.3~0.39之间的为“合格”;在0.2~0.29之间的为“尚可,需修改”;在0.19以下的为“应淘汰”项目。从表4中可知,本卷区分度属于较好水平,除了判断题以外,其他各题型区分度都非常合适。全卷对照组学生的区分度高于实验组,两组考生判断题和简答题区分度基本相同,差异较大的仍然是选择题、名词解释和计算分析题。 有研究显示,案例教学法适用于现代卫生统计学教学,案例教学已经成为现代医学教育的重要方式。案例教学法的教学效果与传统的教学法相比,具有很强的优越性。考试成绩是教学效果评定的一个重要指标,在本次研究中两组学生的考试成绩也很好地说明了案例教学法与传统教学法的区别。 从结果可以看到,实验组学生总成绩平均得分和及格率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虽然两组学生最高分基本相同,但是实验组学生的最低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同时对照组学生成绩的标准差也大于实验组,表明采用传统教学法学生之间的成绩差距较大。分析原因可能是在传统方法教学中,平时学习较好的学生凭借自身的努力和正确的学习方法仍然能够取得较好的成绩,而平时学习较差的学生,因其基础薄弱且缺乏兴趣而对统计学产生畏难与抵触心理。对50分以下3名同学的访问也显示传统式教学方法无法有效调动这部分同学的积极性,同时课堂灌输的理论知识学生只能被动地接受和枯燥的记忆,不能通过积极的思考与实际的应用而得到有效的消化吸收,因此拉大了考试成绩的差距。 具体题型分析显示,实验组学生的选择题、名词解释和计算分析题平均得分都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而选择题和计算分析题考察的主要是学生的理解应用及综合分析能力,表明案例教学法能加深同学们对课堂所授理论知识的理解,提高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难度系数和区分度分析也印证了上述观点。实验组学生难度系数高于对照组,显示同一份试卷对照组学生感觉难度更大,失分率更高。对照组学生的区分度高于实验组,表示本份试卷能更好地区分鉴别对照组中不同水平的学生,也就是说采用传统教学法教学,不同学习能力学生之间的教学效果差距更大。而采用案例教学法能够兼顾不同层次的学生,让更多的同学理解及掌握教师讲述的理论知识,从而提高整体教学效果。不管是难度系数还是区分度,两组学生差异较大的题型仍然是选择题、名词解释和计算分析题,显示案例教学法在提升理解应用及综合分析能力方面的优越性。 实践证明,案例教学法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模式,使用它可以显著地提高统计学教学效果。案例教学法以培养学生能力为核心,体现了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的基本要求,但将其应用于中医类专业统计学的教学中仍然处于摸索的阶段。作为一种新型的教学方式,案例教学法在师资力量、教材建设、实践形式及考核方法等多个环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相信,随着教育教学方法在中医药领域的不断实践完善,案例教学法必将为培养复合型中医药人才发挥更大的作用。 作者:魏沙张雪飞杨旻王燕黄杏单位:湖北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预防医学教研室 中医专业毕业论文:东方哲学对中医专业的影响 中医理论“粗守形、上守神”的思维理念决定了其自然哲学的属性。中医理论虽然采用感性名词来概括抽象医学理论,但其充分表现了中国古代自然哲学朴素性的特点,这也是中医理论从形而上直接走向临床应用的桥梁。在中医临床诊疗中,中医理论的辨证施治原则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自然哲学的辩证法性质。有人认为中医学就是介乎于经验科学与哲学结合起来的中间过渡形态,这样一种中间形态的理论。 1阴阳五行学说确立中医医学模式形成的雏形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医学现象的相互贯通和紧密结合,使得传统中医在阐述人体的生命活动时具有模糊而不具体、系统而不周密、广泛而不精确的哲学性思辨特点。阴阳五行、气血津液、脏腑经络、六淫七情、辨证论治等基本理论形式典型地体现出东方文明特有的整体思维方式,由此我们可推断出中医在临床实践中治疗原则和方法模糊性的由来。哲学性的建构范式确定了传统中医理论体系的内在涵义、基本结构和标准形态。同时,我们可明显感到传统中医所兼备的哲学和经验科学的双重特性。从其内涵的自然属性来讲,其科学性是不容忽视和无可厚非的。而哲学含义基本表现在以阴阳五行学说为代表的中医辩证逻辑体系。中医理论体系是以“阴阳”这种辩证矛盾为逻辑开端,用阴阳学说的对立统一制约着诊疗思想揭示生命运动中同一思想的内在差异;从动态平衡的角度,对中医基础理论的诠释和分析,体现了辩证逻辑对立统一思维规律的本质特性,从而有根据的,在大量临床经验效验下,建构了一个中医辩证逻辑体系。 对此我们可在《黄帝内经》、《难经》、《伤寒论》中屡有发现,其间论述集合临床诊疗、养生保健、生活起居等诸方面,可谓异彩纷呈,各有建树。但其核心思想和指导原则显然是由辩证逻辑思维引发而出的。可以说,辩证思维是中医理论的核心理念和指导思想。由辩证思维产生辨证论治,是不言而喻的事实,因为只有它才能充分体现医家认识和反映疾病变化客观实际的自然过程。中医理论受自然科学朴素性特点的影响,在其各部经典中表述的经验理论,其素材真实可信、可被医家临床实践检验,所以历久不衰,在临床实践中经得起推敲和考验。如从中国古代自然哲学的角度来分析,阴阳五行学说的理论内涵是最有说服力的。阴阳五行学说不仅将这种原始的朴素的世界万物构成的根本和基础加以诠释,并且将其引申到在疾病的形成发展和预后中。 中医基础理论通过阴阳的属性深刻分析了疾病本身的属性和含义,又通过五行学说使各种疾病的表象与人体内部脏腑经络的病变本质和传变规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后人可以较全面地了解我们所面对的疾病所具有的辩证统一性,由此辨证论治便自然而然的产生了。这种自然朴素的辩证思维形式同时具有的普适性、对比性以及相关性,是后来医家在临床医疗实践中继续和传扬中医理论认知及其本位功能的基础和依据。 由于阴阳学说以及由此引申出的五行学说,揭示了自然万物的基本特性和内在规律,它的普适性可以充分解释和说明中医理论的性质和问题。今人研究中医更注重它的文化内涵,既然是文化就应有它的属性,这种属性既包含文化自身的,也应有哲学范畴的。然而,如何将二者区分开来是中医理论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在中医理论的形成、演变以及指导临床诊疗中,无不渗透着哲学元素的影子,其影响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应该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特有范式和特性,构成中医基础理论的基本思维框架,而其中尤以辩证思维为代表。辩证思维的(对立统一)的独特思维方式为辨证论治的产生提供了立论确凿的依据。故此,体现了一个核心理念“辩证思维产生辨证论治”。然而,无论是中医理论研究还是临床诊疗又让我们感受到,哲学理论和中医理论这两个看似很规范很接近的成型理论,如将其两者简单套用并不一定能说明哲学在中医学中的作用以及中医理论的思维模式。哲学的辩证法特性还相对地针对较稳定的理论结构,然而就中医理论自身特点应体现一种动态变化的关系,其对立统一性是充分体现随机性和不确定性的。 2阴阳五行学说体现中医医学模式的的特性 但是哲学对医学的解释和分析还应成立,阴阳五行学说的确立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它所具有的对比性表明,阴阳互立、阴阳互补、阴阳中再分阴阳,五行中五脏主五色、五病、五味、五方、五志、五神等,都体现了对于疾病的治疗不仅要从正反两方面加以考虑,而且由于五行学说的出现使我们对于疾病的诊疗更可以拥有多元化、多因素的考量,体现了对疾病具体全面、多角度、多方位,有层次感的理解和运用。这两者的区分不是无序的、无为的,其核心理念应体现一个关键点,即哲学的对立统一律。中医理论博大精深,通过辩证思维对立统一,其对千变万化、错综复杂疾病现象的认知和诊疗思维活动的反映等诸多方面就可以具体全面、条分缕析地呈现出来,便于理论研究者和临床医家的判断分析、掌握和理解。 将中国古代阴阳五行学说的特点引申到医学领域,尤其是中医理论中,它的哲学性凸显出来是不容忽视的。这在于它与人体的生理病理现象有着较多的内在联系,其可表现于人体内部脏象的外部生理现象以及病因病机等诸多方面,联系脏腑表里上下、沟通脏腑内外虚实,并可有效地将脏与腑之间的生理联系作为病理诊断的依据和有力解释。人类通过阴阳五行之间密切相关的特性,认识人体自身的各种微妙变化的根本性质和决定因素,反映疾病现象发展变化的运动过程及其规律,再经过辨证论治、方证相应的治疗显然也是不言而喻了。 就此我们也有必要关注当代哲学元素对于中医科学性的影响,可以说中医理论体现了中国古代独特的对自然人体生命现象的研究方式,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的独特的思维方法。而这种研究方式和思维方法,与当代自然科学新发展的控制论、系统论和信息论的哲学观点不谋而合。这种情况促成了当代中国哲学元素借助控制论、系统论和信息论等方法向中医理论认知和临床实践诊疗活动中的渗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医科学性的潜能也是巨大的。 同时还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单一的营养不利于中医文化的发展繁荣。因此,中医理论从一门古老而又新兴的文化教育现象逐渐成为更多体现国家“以人为本、以民为大”意志的一隅,这是它科学性的文化特点。中医理论在科学、合理、社会价值和社会作用上的开放性、包容性十分值得我们学习和关注。传统中医理论充分认识临床医疗实践的需求和建设符合中医临床诊疗思维特点体系的态度,更应成为适应全球化日益加深过程中当代中医科研的榜样。 认知中医医学模式,中医理论的哲学性对其理论研究的解释和理解,以及对临床诊疗的全面系统了解和考量是不容忽视的。哲学的普适性、对称性以及相关性使中医理论在医疗实践中具有了客观有效合理的思辨性、科学性和实用性。 中医专业毕业论文:中医专业生理学教学探索 生理学是一门研究生命活动规律的重要的医学基础学科,是现代医学理论的基础,是沟通其他医学基础课及临床课程的桥梁,具有理论性相对较强、内容较抽象、难懂、难学、难记等特点。高职高专中医专业的生理学课时数较西医临床专业少,但需要掌握的内容及深度几乎相同,而且中医专业的学生要不断地在中医与西医之间切换思维模式,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以及已储备的相关基础知识差异很大,因此学生反映生理学的学习单调枯燥,难以理解。如何根据教学内容与授课对象,优化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倾力培养创新型中医药人才,是中医院校生理学教师的职责。本文拟结合高职高专中医专业生理学的教学实践,探讨如何在教学中提高学生对生理学的兴趣,以及提高学习能力和理解分析能力。 一、提高教师自身业务能力 当代医学科学的快速发展,使学科之间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因此医学教师除了精通本专业外,更应不断学习相关专业及相关学科的知识,把新理念、新知识、新方法、新技术融入教学过程中。作为高职高专中医院校的生理学教师,必须掌握一定的中医中药知识,因此我校生理学教师在业余时间积极向中医中药专业教师学习取经,深入课堂听课,学习了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以及中药学等课程,丰富自己的知识结构,将中医药知识融于生理学教学中,也便于在教学过程中更好地与学生探讨。生理学与中医理论虽分属不同体系,但人体的各种生命现象则基本相同,生理学和中医基础理论在阐述其机制时也会存在某些结合点,我们尽力寻求生理学与中医学的结合点进行讲授,将中西医结合授课,扩大师生的“公共信息库”,构建两种医学理论体系的沟通平台,这既克服了课程间学术语言“格格不入”的局面,也融合了学科感情,创造了和谐的学术气氛,激发了学生对生理学的学习兴趣,也加深了对中医理论的理解。 二、配备个性化教材 传统的生理学教材系统性及西医理念较强,结合我校高职高专中医专业学生的层次及专业特点特点,编写最适合学生的个性化教材尤为重要。我们教研室与中医、中药相关教研室合作,结合我校学生特点,编写了高职高专中医专业生理学专用教材,以西医生理学为重点,融入中医基础理论研究部分。学生通过学习,达到中、西医知识融会贯通,提高了学习生理学的兴趣,为学生架设了沟通中西医基础理论的桥梁。 三、多种教学方法优化组合 我们采用多媒体CAI(ComputerAssistedInstruction),即计算机辅助教学,为生理学的教学提供了丰富、直观的感性材料,给学生提供多种感官的综合刺激,提高了教学效率。另外,我们构建多媒体网络课程平台,其包括生理学基本资源和拓展资源。将传统教学方法融入网络教学,既增强了学生的理解力,又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学生也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随时随地自由自主地学习,教学内容实现了层次化、多媒体化、个性化,体现了学生的主体地位。PBL(Problem-BasedLearing,PBL)教学法是通过“提出问题”,鼓励学生参与讨论的授课方式,是一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知识和提高思维技能的非常有效的方法。课前通过病例分析,并提出问题,让学生思考,分组讨论,学生会通过各种途径寻找答案。通过这种变被动为主动的方式,提高中医专业学生对西医的兴趣,学会用医学思维分析和解决问题,同时也尝试利用中医西医相互结合的方法解决问题。生理学在授课过程中应用一些日常生活中的事例会有助于学生提高学习兴趣和理解相关内容,降低中医专业学生学习生理学的难度,也可以认识到生理学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 总之,中医院校医学生是我国未来中医药现代化的生力军,是中医药科研领域的后备力量,所以结合教学对象与授课内容,选择适宜的方法,注重和加强生理学教学创新,让学生易于理解和接受枯燥、深奥的知识,是每位从事生理学教学的教师所面临严峻的现实课题。医院校的生理学教师应当运用生理学新理论、新技术和中医理论体系相结合进行教学、科研,使不同体系的学科不断渗透、互补、发展,最终达到发展中医、共阐生命科学之真谛的目标。 作者:张彩霞 王淞 杨鹏飞 周泰冰 单位: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中医专业毕业论文:中医专业实践感想 就意味我要正式开始大内科的轮转了后面的布置是呼吸内科,这个科室实习结束。心内科,肾内科,内分泌科,过年,消化内科,神经内科,急诊科。真正空虚忙碌,真正要认真学习的时候来了终于要来了前两天心内科的 很多人很奇怪,激进中医。这是什么科室,一般医院似乎好像都没这个科室的好像只有在医院才有。虽然省人是中医院,但其实基本上已经西化了吧。为了保存,或者说是特色,或者说是应付检查,设立了这么个科室,治疗疾病时,保管中医激进特色,辨证论治。确实,这里感受到比在其他任何一个科室都要浓郁的中医氛围,也只有在这里有这种氛围吧。这里的病人在治疗上首选是中药治疗,不得不供认,主任开得方是好,很多西医无法诊断的疾病,这里都得到很好的解决。但也不得不否认,激进病房给我感觉,像是个养老院,很多老人终年累月住在这里不肯走,有些是绝症患者,这里等待那个。 真的很好的休息了下,这三周。实在太闲了跟之前的科室打仗似的工作状态比起来。跟的这个带教因为一些个人的原因这几周都没有收病人,就只好守着手上这本文来自转载请保管此标记。两三个少的可怜的病人。还好其他组的老师有收病人,可以学习学习。这里,闲也有闲的好处,赶上专业认证的关口,多的考试和培训,正好趁这三周好好看了看书,空虚了下理论基础。其实我一直在埋怨说考试太多,培训太多,还让不让我好好实习?其实仔细想一下,这样也很好,理论知识的强化对上临床的很有必要的此外,还有很多临床技能方面的培训,突然觉得自己能在这里实习,多么幸运,不能再这么一次次的应付,应该认真对待! 就意味我要正式开始大内科的轮转了后面的布置是呼吸内科,这个科室实习结束。心内科,肾内科,内分泌科,过年,消化内科,神经内科,急诊科。真正空虚忙碌,真正要认真学习的时候来了终于要来了前两天心内科的病例讨论,着实让我着急了一把,对于那个讨论的病例,如此的一头雾水,太久没看西内了什么心梗、心绞痛,稳定型不稳定型,诊断鉴别诊断,评级等,居然一窍不通,真的真的觉得好难过,觉得自己要学习的东西真的还好多好多。一定要好好认真的血,不喜欢那种一无所知,不知所措的感觉。 中医专业毕业论文:高职高专中医专业《中医基础理论课》混合式学习教学模式的研究与探索 【摘 要】在我国现代职业教育改革的步伐加快的背景下,高高专中医专业《中医基础理论课》的课程也面临着教学方法的改革。混合式学习教学模式作为一种新型的、现代的学习方式,能够有效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课程教学的效率和质量可以进一步提高。本文简单介绍了混合学习的含义, 职业教育中医类高职院校的教学现状。混合学习应用的基础设施、中医基础理论课程教学中的教学模式进行了探索和研究。 【关键词】高职高专;中医基础理论课;混合式学习 一、混合式学习的概述 “混合式学习”是把传统学习方式的优势和现代学习方式(即数字化或网络化学习)的优势结合起来;混合式学习(B-learning)是在“适当的”时间,通过应用“适当的”学习技术与“适当的”学习风格相契合,对“适当的”学习者传递“适当的”能力,从而取得最优化的学习效果的学习方式。所谓混合式学习就是要把传统学习方式的优势和网络化学习的优势结合起来,也就是说,既要发挥教师引导、启发、监控教学过程的主导作用,又要充分体现学生作为学习过程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国际教育技术界的共识是,只有将这传统学习与网络化学习结合起来,使二者优势互补,才能获得最佳的学习效果。《中医基础理论课》要达到最佳的学习效果,只有将传统学习方式和现代化学习结合起来,才是最佳的教学模式。 二、职业教育中医类高职院校的教学现状 中医类高职院校应适应医疗事业的发展。传统的教学模式是对学生进行批量生产,采取“理论知识+技能”的简单叠加的方法,侧重于强调基础理论知识的传授,实践教学和效果评价往往流于形式,造成了医药卫生类高职高专的教学质量逐年下降。学生的职业能力、就业质量、用人单位满意度普遍较低,严重制约着高职高专医学院校的发展,不能适应新时代下卫生职业教育的目的。“混合式学习”的教育理念是新时代的需求,为高职高专中医专业教学模式的改革指明了方向。“混合式学习”是学习理念的一种提升,这种提升使学生的认知方式以及教师的教学模式、教学策略和角色都发生了改变,其核心思想是根据不同的问题要求采用不同的方式解决问题,具体到教学就是采用不同的媒体和信息传递方式解决问题,而且这种解决方式的目的就是要付出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效益。 三、混合式学习在中医基础理论课程教学中的教学模式 (1)完善网络系统。研制中医基础理论课网站,网站有教案、讲稿、教学大纲、教学课件、试题库、微课、优质课视频、校讲课比赛视频。业余时间,学生可以通过中医基础理论网站,查询相关知识及获取需要的资料, 学生也可以做练习题,检验自己的学习效果。 加强网络教学资源的建设。其中包括网络教学平台、网络题库、多媒体教学设施、电子邮件、校园论坛等网络系统,教室、图书馆、宿舍等校园实现免费3G无线网络,实现数字化的校园建设。 目前学校正在智慧家园网络建设之中。在网络学习的基础之上,课下通过WiFi或智能手机在课堂内外随时随地学习, 将实时交互功能有机的融入,学生、老师建立“QQ学习群”、“微博群”、“微信群”等,学生学习中如果有疑问,“QQ学习群、微信群”进行课后实时互动。中医基础理论是一门基础课,进行课后实时互动,可以弥补学时的不足。这种模式简便易行。 (2)重点是改进教学方法。首先是要确定学习任务。制定合理的学习计划。活动探究。学习任务的完成。课堂外临床诊治教学方法:教学直接转化为临床,中医实训室临床诊治,学生正常的课程不耽误,遵守纪律在教室上课。学生充分利用课余时间,到中医实训室。老师为校内的任课专业老师,老师主要传授内容专业理论知识,并结合临床实践知识,让学生们带着问题去学习和思考。然后将学生带至教学医院,选择合适的病例,老师演示接诊病人的流程,学生在旁边观看,听讲和记录。使其熟悉各级各类人员岗位职责,了解看病的过程和掌握一定的技巧。比如胃痛中医分为几个证型:寒邪犯胃、饮食积滞、肝气郁结、脾胃虚寒、胃阴不足。如何区分证型,辨证要点记住。 在没有患者就诊的闲暇时间,练习病史采集,学生先把所叙述的病史读懂,把该病的病名搞明白(一般显而易见),然后根据该病的具体表现看该问些什么东西,一般的内容各病都要问,特殊的病要着重问些特殊内容。其实各病采集病史仅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按照这个提纲回答。这种模式提高了学生的临床操作和实际技能,从而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 (3)完善考核系统。实行“6、3、1”考核系统,打破以往的期末成绩“一次定终身”。成绩有多部分组成。其中“6、3、1”理论课考试占60%,实训课占30%,加强了学生的实训动手能力。平时成绩占10%,学生也注重自己的平时表现,平时的学习。形式多种多样,提问、作业、模拟考试。实训课练习临床操作技术:“中医实训室”进行简单的实践操作,按照中医执业医师的操作考试来进行模拟练习,穴位操作、推拿操作、针灸操作、拔罐操作,推拿操作。中医实训室1为穴位操作,有模型人或者电子发光仿真模型人,老师带领学生操作练习。中医实训室2为拔罐刮痧操作,有玻璃罐、抽气罐、竹罐,老师带领学生操作练习。中医实训室3为推拿操作,学生两两结合,老师演示完后,学生互相结合操作。中医实训室4为辨证操作,病例可以是生病的学生教师。让他们早见习、早临床、早就业。这种模式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主动性和积极性,理论知识更加扎实。 四、结语 目前,高职高专医学院校承担着基础医药卫生机构培养专门人才的任务。医学专业不同于一般的职业教育,培养的是基础医药卫生机构的医务人员。高职高专医学专业教育更应该建立高效的教学模式,中医基础理论课程教学中如果能够运用混合学习多种教学方式,让每个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课堂学习中得到最大限度发挥,使学生愿学、乐学、会学,提升普通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中医课堂的教学品质,建立高效的中医课堂,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使学生的理论知识、实践能力、基本操作得到提高,成为优秀的医务人员。 中医专业毕业论文:中医和中西医专业医用化学实验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摘要:我国在中医、中西医专业的医用化学教学中的问题需要进行改革。文章首先分析了医学院校医用化学教学的现状,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归纳概括医用化学教学改革应遵循的原则;最后,为医学院校医用化学教学的改革实践提出几条建议。 关键词:医用化学;实验教学;改革 1中医、中西医专业医用化学教学现状 (1)从学生角度分析。 医学化学,顾名思义就是“医学+化学”的结合,因为有学科交叉,因此内容比较复杂、难度也比较大。学生在学习前本身就要有良好的化学知识作为前提。但是,当前学生的化学知识储备不足,无法满足现有医用化学对化学的需求。且很多专业学生认为,医学化学并不重要,学习仅仅是为了考试。 (2)从教学内容分析。 当前,医学院校的医用化学教学内容过于落后,基本处于重视理念,不重视实践的阶段。有的专业则直接选择本科的教学教材,内容和本科教学同步。 (3)从教学方式分析。 在具体教学中,医学化学的教学方式过于传统,主要是以“满堂灌”的方式来进行教学,且这种现象非常普遍。教师未能重视与学生的沟通、交流,教学设备过于落后等,这些均对教学起着一定的制约作用。 (4)教师本身的职业素质有待提高。 在中西医、中医专业中,医用化学课程教学教师一般是由化学专业出来的。这类教师有丰富的化学知识经验,却没有医学经验,因此在教学中无法兼顾化学及医学两门学科,无法让医学和化学融合。 2中医、中西医专业医用化学教学改革应遵循的原则 (1)学生主体原则。要把学生当成是教学主体,学生是学校教学主要的培养对象,在教学内容、方法改革中,均要以学生作为主体。 (2)实操原则。医学化学本身就具有极强的操作性。中西医及中医专业主要以培养具有实际操作能力人才作为目的。 (3)普遍性、应用性原则。需要拟订具有针对性的方案,以此提升学生兴趣,增加学生医用化学知识储备以及实践能力提升。 3中医、中西医专业医用化学教学改革的实践 (1)教学内容改革。 中西医、中医专业的医用化学内容方面,优化落后的教学内容,根据学生实际情况,拟订教学大纲,把教学内容的理论、实践性有机结合,并且补充最新现实需求内容的有关教学。 (2)教学方法改革――分层次教学。根据之前教学经验分析,对学生开展统一教学方式未有针对性,因此可根据学生原有知识基础、发展潜力开展教学,如分层教学方法:①根据学生个体差异,进行分开备课。在这之前,要研究每一个学生的基础、智力因素等,将各种因素综合分析,对学生进行科学、合理的层次划分。②根据学生的个体差异开展分开式教学。在具体教学中一定要处理好共性、个性关系,根据教学大纲、课程内容,对学生开展整体式的分层安排,确保基本教学目的完成。③分层指导、训练。教师可对学生开展分组式指导或是个别式指导,不单对课堂上学生未理解、掌握的内容开展指导,又可对学生开展拓展性知识的指导。④考查的分层。在考试中,也可对不同层次的学生开展不同的考试,让学生根据自己的能力对题目进行选择,或是拟订多份试卷,让学生可以更好选择。 (3)重视实验教学和多媒体教学。 在教学过程中不可不重视实验的教学,让学生可以通过亲身实验,开展研究、总结,对相应问题可以提出更加科学、合理的解决方案。同时,当前是科技的时代,在多媒体技术进步的现代,可以利用此技术开展课堂教学,极大地提高学生对医用化学的兴趣。 (4)教师自身素质的提高。 想要切实提升有关专业医用化学的教学质量,首要任务是提升教学者本身科学素养的水平,在教学中不断开展研究、总结并提升教学能力等。 总之,在具体实践中,教育工作要认真分析学生的学习整体效果、质量,在原有教学方法上创新,以此达到提升医学院校医用化学教学的质量。 中医专业毕业论文:国外学府也设立中医专业 近年来,在我国中医学院门下的“洋徒弟”颇多,中国传统的中医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在西方主流医学界早已名声大振。如今,国外“中医热”再度升温。国外高等学府在专业设置上也把中医专业纳入旗下。据不完全统计,在欧洲和美国所创办的中医高等教育机构已经超过半数以上。此外,美国知名学府60%的医学院开设“替代医学”课程,其内容也涉及中医。那么,我国传统中医为何在国外如此“走热”呢?走进国外中医专业的学府需要什么条件呢? 国外的“中医热”将给留学生带来契机 一方面,国外社会需求催生“中医热”。据英国《地平线》杂志报道:“英国五分之一的人口经常使用中医药或其他传统医学做医疗保健,每年在中医等传统医疗方面的消费开支达1.3亿英镑。使用中医做保健医疗,已经成为英国公共利益和社会需求的一部分。”资深专家告诉记者,现在的社会更注意绿色环保,中医药正是符合了这种社会需求,因为中药都是些植物、动物等为原料,污染少,副作用小。在国外的医疗保健市场上,对于传统中医被越来越多的国外消者费者所看重是其保健的功效。由于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国外对中医保健理疗的需求呈现不断上升态势。这就要求国外医疗保健市场提供给消费者更全面以及高质量的中医保健服务。在国外社会需求的催生下,使中医在国外不断升温。 另一方面,国外中医专业入标准因校方而定。对于国外中医专业入学标准大都由校方而定,一般说来其申请者要达到学校的最低学术要求方可被录取。以澳大利亚某大学申请中医硕士为例,首先,申请中医专业的学生必须在该校完成相关的学士或证书课程,并至少在最后一年的学习中成绩优良。另外,申请者还要提供从事过相关工作实践经验的证据,而且所有的申请者还要具备很强的中医背景。最后,申请国外中医专业最适合于致力投身中医事业的学生。而且,要有一定中医药学习、工作背景以及优秀的英文成绩和交流能力。 对国外中医专业前景引发不同声音 声音一:国外中医专业将“持续升温” 专家告诉记者,调查显示:在美国范围内,已有超过80所的中医高等教育机构。这些教育机构所设的中医专业设置的规模较大,学生人数达400或500以上。此外,在欧洲范围内,法国和西班牙是较早提供中医课程的国家,其中在法国仅私人中医学校就超过30所。欧洲其他国家诸如英国、德国、意大利、挪威、芬兰等,也纷纷开办形式不一、规模不等的中医教育活动,而且培养许多相关人才达到数千人。 目前在国外从事中医的人数很少,但是需求量却很大。近几年来中医在国外呈现增长的态势,而且外国人对中医的看法不再感觉是很稀奇的医术,慢慢地对中医的兴趣在升温。各国高等学府火热地设立中医专业,对于中医在国外的发展态势很乐观。这不仅是东方与西方在医学领域的交融,更重要的是中国传统的中医得到世界认可,以及为东方文化的传播提供很好的平台。 声音二:学透中医还需在中国深造 国外中医专业的授课教师一般都是从中国的合作院校聘请的教授。如果出国读中医专业,对于签证官来说是比较难理解的问题,出国读书通常都去学习那个国家比较领先的技术。相信中医药学还是在中国比较发达,其中的辨证论治、阴阳五行、子午流注恐怕很难理解了。本国具有学习的优势为何还要到国外申请中医专业学习呢? 虽然中医近些年在其他国家也逐渐有些市场,尤其针灸和按摩发展得比较快,学生到国外研究一段时间,考取资格证书后就业前景虽好,但是对于有些中医的精髓外国人能掌握的还很少。最好学生可以在中国学习传统的中医,把中医的精髓得以领会并很好地继承发展下去。 选择国外中医专业需注意 专家指出,首先,学生应该对自己所要申请的国外大学相关信息有充分的了解,主要看学校是否需要中医药的背景或是其他专业背景。其次,申请者要分清是授课还是研究性质的学历,因为不同的学历申请过程完全不同。最后,选择到国外读中医专业,对于中国学生来说,多少应该抱着中医与西医对比研究的心态去学习。毕竟中医药学的鼻祖是中国人,到国外对比研究后,也许能够更好地领悟中医的精髓所在。并且,在国内学好了中医,在国外又深入研究并有了一定的工作经验,取得相应的职称后,在一些国家确实可以有不错的发展空间。 中医专业毕业论文:中医专业学生创业意识培养的探索 [关键词]中医专业学生;创业意识;就业问题 近年来,随着医疗体制改革,中医医疗行业用人缺口逐年缩小,但高校的不断扩招,中医专业学生上岗就业要求增高,因此,就业问题日益严峻。2014年12月10日教育部公布《关于做好2015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更加鼓励大学生创业,而此举对于就业难的中医专业学生也是除就业之外的新兴机遇。 1 中医专业学生对创业的认识 1.1 学生对创业认识较浅 据调查,中医专业学生在毕业后多数选择到继续深造或者到医疗岗位就业。就中医专业的特点,谈到创业,学生结合本专业首先想到的是开中医诊所、社区医疗服务,进行医疗美容或者推拿按摩,但是这些都必须建立在有职业医师执照、有启动资金、有工作经验的基础之上;而其他创业形式,对于中医专业学生,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转行,同时在创业中还需面对未知的失败风险,对大多数中医专业学生来说,自主创业只是无法进入医疗机构后的权宜之计,无奈之举。 中医院校受办学理念、中医教育传统性、专业特殊性的影响,大部分中医院校的创业教育尚处于起步期,也未开设相应创业教育课程。因此,中医院校学生没有机会接受系统的创业教育,以致学生的创业基础知识薄弱,意识淡薄,仍停留在浅层面。 1.2 学生缺乏创业实践经验 调查发现部分医学生虽有创业想法,但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对创业的程序和创业所需条件不太清楚或根本不知道,缺乏参加创业培训、比赛等实践活动的主动性。医学生的创业意识比其他专业学生要弱,除了缺乏系统的创业教育外,创业实践主动性缺乏的主要原因是缺少一套科学规范的创业理论应用体系来指导医学生参加和开展创业实践活动。由于缺乏创业基金和创业基地等保障支持措施,医学生的创业活动很多局限于参加“挑战杯”创业计划大赛、编写创业计划书等纸上谈兵的方式,缺少有资金注人、注册企业的亲身体验式创业实践,不利于对医学生实际创业能力的培养,致使很多医学生认为创业离自己很遥远,或者干脆彻底放弃创业的想法,从长远而言,将会影响或限制学生的职业发展。 2 培养中医专业学生创业意识的方式 2.1 转变传统观念,培养中医专业学生创业意识 就业理念决定就业取向,中医专业学生需要认清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清楚地认识到自我的价值,不能仅仅为就业而就业,而应做好自己的职业规划,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向。所以,中医专业学生应该激发自己的思维,拓展自己的思考范围,要敢于破除中医就业的局限性,要多多学习创业知识,扩宽自己的就业面。改变以往就业只选医疗机构和创业就开诊所的狭隘观念,拓宽就业及创业思路,积极参加医学生创业教育,提高医学生创业意识。 2.2 调整教学内容,完善中医专业学生创业教育 目前创业教育在各大中医学院校中少有开展,这局限了中医学与中医专业学生的事业发展,创业教育包含三个方面,即创业意识教育、创业素质教育、创业技能教育。中医院校可以循序渐进,分不同年级开展不同的创业教育,可在大一、大二时开展创业意识教育,可在大三时开展创业的素质教育,最后在大四、大五时开展医创业技能教育。构建中医学专业本科生创业教育体系,首先,开设中医学生创业教育课程。要达到创业教育的核心宗旨和基本要求,必须依托课程来进行。课程采用学分制管理,在中医学生中开展普及教育。在课程设计上,要结合中医学生的个性需求,积极优化课程建设。其次,建立中医学生创业教育专兼职队伍。要在中医院校开展创业教育,必须要配备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既有理论知识丰富的专职教师队伍,又有创业经验丰富的企业家、创业者做兼职教师队伍。同时给专职教师提供机会走出校园,参与各类专题培训、到创业一线去兼职学习,以提高授课的质量和实效性。 2.3 与实践相结合,提升中医专业学生创业能力 社会实践活动也是中医专业学生创业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学生了解社会,将所学知识运用于实践,从而增强社会适应能力、拓宽就业渠道、提升就业能力、拓展职业发展空间的有效方式。中医院校应重视并组织好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利用暑假和寒假组织学生到乡镇以上医院、农村卫生所、制药厂等进行实践锻炼,加深对群众健康状况、各种病情及医疗卫生状况的了解,有利于学生提升专业素养和医德修养,使医学生根据社会需要修正自己的创业和职业发展目标。 2.4 整合资源优势,搭建中医专业学生创业平台 创业能力的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中医院校除了在教学层面上渗透对学生创新观念和创业能力的培养外,还要开展创业活动,激发大学生的创业欲望。要积极整合校内外资源,搭建医学生创业技能的应用平台,使学生在活动中运用创业技能,从而培养其创业能力。在校内可通过以下途径为医学生搭建创业技能应用平台:①通过社团、学生会等学生团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创业主题活动,激发学生的创业热情,在活动中培养学生的能力,但要注重活动项目设计的合理性、针对性。②利用学校现有的各类实践基地开展创业活动,最大限度、最有效地开发、利用好校内的创业教育基地。③建议开设创业园区,既营造中医院校的创业氛围,又为学生自主创业提供现实可能,增加实践的机会。在校外,要注重开拓中医学生创业的幅度与深度,增加学生接触社会,接触新鲜事物的机会:①要加强与企业、科研院所的沟通与合作,引进成功人士为学生授课,并指导中医学生开展创业活动。②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各类国家、省、市级的创业计划大赛、创业项目,以增加学生的实战机会,培养学生的创业操作能力。 2.5 落实创业政策,激励中医专业学生创业动力 首先,国家要出台鼓励大学生创业的优惠政策,各地基层政府或部门要加快政策落实的速度,让大学生尽早享受到国家给予的帮助。其次,中医院校应该为创业学生提供各种创业支持。如: 定期为创业中医学生强化中医学专业知识,定期考察创业中医学生的情况,定期指导创业中医学生开展活动。相信在中医学院校的大力支持下,中医学生创业困难必定减少许多。中医院校要充分发挥促进学生创业的作用,通过资金和政策优惠等支持,帮助学生更好创业。最后,要善于发挥宣传的作用,号召社会各界的支持,需要人们改变“经验医疗”的看法,给创业的中医学生更多的机会;需要中医学生改变学中医就是进中医院工作的传统观念;需要家庭成员以及学校给医学生创业提供帮助和支持。加大对创业成功人士及其事迹的宣传,发挥媒体的作用,在社会、校园营造创业氛围,倡导创业精神,激励大学生在创业中就业,在就业中创业。 中医专业毕业论文:中医院校对外中医专业《组织学》全英文教学实践与思考 摘要:随着我国高等教育逐渐走向国际化,教育改革是必然趋势,而全英文教学更是适应教学改革、迎接新世纪挑战的全新教学模式。对中医院校而言,要使中医更好地在国际上发展,应用新的教学模式及与国际接轨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是必然趋势。我们选择对外中医专业学生作为全英文教学实践的对象,以探索一种培养国际化中医药人才的教学模式。 关键词:全英文教学;对外中医专业;中医药人才 近年来,随经济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国际化,我国医学高等教育也日趋国际化,教学模式也日渐革新,而全英文教学更是适应教学改革、迎接新世纪挑战的全新教学模式。对中医院校而言,要使中医更好地在国际上发展,应用新的教学模式及与国际接轨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是必然趋势。但是目前很多高等院校的全英文教学开展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在管理体系、教学方法、师资培养、教材建设及学生接受程度等方面都还面临很多问题。如何更好地协调与解决这些问题是目前全英文教学的重点和难点。组织学是一门很重要的医学基础课程,作为一门形态学科,是连接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必不可少的桥梁之一,其在全英文教学方面与其他学科有很多差异。因此,多方面探讨提高组织学全英文教学效果的有效途径,对改善临床医学教学效果,促进我国高等医学教育国际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外中医专业是我校特色专业之一,专业上还是属于中医学专业,但是该专业的学生入学时英语成绩要求比较高,并且入学后的第一年并不安排学习医学课程,而是先接受高强度的公共英语训练(包括听、说、读、写、译),期间还酌情进行医学基础课和临床课的中英文教学的前期训练,所以对外中医专业的学生英语基础都比较扎实,这为开展全英文教学提供了基本的保障。故我们选择此专业学生作为全英文教学探索的对象。以下对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进行总结和讨论,以探索一种可行的培养国际化中医药人才的教学模式。 一、完善全英文教学管理体系 全英文教学是一项复杂的、全新的系统工程,它涉及到教育理念、语言环境、教学方法及学生观念等各个方面,其起步必然会碰到很多的困难和阻力,故建立一套与全英文教学发展相适应的新型管理体制是全英文教学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全英文教学能否顺利进行的“指路明灯”。这就需要学校、教研室两方面全力配合、通力协作,在思想上重视,转变教育教学观念,才能开展针对对外中医专业的全英文教学课程。具体措施上,学校要足够重视,要给与足够的教学课时,要制定相应的学分政策,给学生一定的心理压力,同时给与一定的经费政策倾斜。教研室则要制定完整的教学计划,在教材选择、备课环节、课件制作及课堂授课及考试改革等方面制定好完整的管理体系。 二、课前认真备课,课堂激发学生学习主动性 1.课前认真备课。不管是传统的中文教学还是全英文教学,备课都是组织好整个教学过程、保证教学质量的重要前提,认真、全面地备课对于保证全英文教学质量更为重要。首先,教研室每周二下午固定半天时间用于全英文教学的集体备课,明确每一章节的教学重点、教学难点等问题。备课时要求教师认真撰写出详细的英文教案,比如,要写出每一课堂所讲授的内容哪些是要掌握的,哪些是熟悉,哪些是了解的内容等。为了保证教学质量,要求每位主讲老师都在备课前进行大量准备工作,包括广泛阅读和研究所用教材、通读大量相关的英文资料,扩大和熟悉相关专业的专业词汇等,这样才能在课堂上展现自如,给学生更好的印象。 2.课堂激发学生学习主动性。在课堂教学方面,要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组织学本来就是一门比较枯燥难懂的学科,中文教学学生都一时难于理解,更不用说全英文教学给学生带来的难度,所以课堂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主动性尤其重要。首先,在课件上要能吸引学生的兴趣,我们的课件以英文形式出现,配以相应的图片、视频,教师在上课前所制作的课件要事先请教外籍教师修改,以求达到相对准确的表达,尽量制作出适合该专业学生特点的教学课件;课堂上教师授课均用英文讲课,目的是激发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应用英语进行实际交流的能力,建立一种开放的应用英语的教学模式。其次,学生都喜欢生动、灵活、有趣的课堂氛围,所以课堂的教学氛围也很重要,对知识的吸收起到直接的作用。我们的课堂采用提问式、讨论式以及结合临床案例式等教学方法,同时让学生走向讲台,尽最大可能鼓励学生参与课堂教学活动,尽可能训练学生运用英语来表达相关的专业知识,改变填鸭式教育;教师围绕课程内容,设计课堂讨论题目,采用分组课堂练习的形式,也就是小组教学,将学生进行分组讨论问题,讨论过程中教师及时进行有效的指导,引导学生正确思考,确保小组教学活动的顺利进行。在教学内容上,要有选择的教,课堂上主要教重点和难点,其他大纲要求熟悉和了解的内容可让学生课外自己学习,这样课堂就有较多的时间让学生对所讲的知识进行消化。课堂尽量留给学生足够的思维空间,让学生有思考的余地,培养他们用英文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教师队伍的培养 高素质的全英文师资队伍是顺利实施医学全英文教学的基本保证。目前国内各医学院校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医学全英文教师非常匮乏,而引进外籍教师又不太现实。因此,加强专业教师英语能力的培养已经成为各高校的共识。与传统的教学相比,承担全英文教学的教师需要承受比较大的压力,主要是因为涉及到英语水平问题,这其中包括专业英语和公共英语两方面。如组织学专业英语词汇的发音、课堂上要准确的用英语表达以及全英文课件的制作等等。针对这些问题,我们采取如下措施:教师在教学前所制作的课件请教外籍教师修改,尽量能达到专业表达;关于英语词汇的发音问题,则建议学校出面,定期组织外语学院的教师进行专门的发音指导,包括常用的词汇和常用的英文表达;此外,教研室还要严格规范教学的整个过程,制定岗前试讲制,比如对初次用全英文授课的老师,要求要课前进行试讲,试讲结束后教研室全体教师对其进行评定,肯定其优点,指出不足之处并大家一起讨论如何更好的改进。还要采取随堂听课检查,及时指出教师在授课中存在的不足,并提出合理建议,以便不断提高和进步。 四、教材建设 目前各高校尚无统一的全英文教材,西医院校和中医院校所用的英文教材也是不尽相同,毕竟专业不一,各学校得因材施教。我们所使用的教材资料是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的《组织学与胚胎学》(第一版),同时配套由高英茂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组织学与胚胎学》英文版教材作为教辅,配于必要的复习资料,并提供给学生相关参考书籍以及参考网站,这样便于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进行预习和复习。总结前几年的双语教学经验,上述两本书感觉在内容上既具科学性,又有实用性,比较适合我校队外中医专业学生进行全英文教学。 五、学生方面 对外中医专业可以说是我校的特色专业,该专业的学生和其他中医专业的学生存在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一般本科医学生学制都是无年,但是该专业的学生学制为六年,学生的入学成绩尤其是英语成绩都比较高,入学后的第一年还不接受传统的中医专业学生要学的课程,而是专门接受高强度的英语训练,这其中主要包括听、说、读、写以及翻译等方面,此外,他们还要接受医学基础课和临床课的中英文教学的训练。所以,通过在大学一年级专门的一年英语学习,这些学生在听、说、读、写等方面都具备了比较扎实的基础,这样就克服了由于不同层次的本科院校学生入学时英语水平参差不齐而造成的双语教学方面的困难。也就是说,他们具备接受全英文教学的能力,这也就是为何我们选择该专业学生进行全英文教学的探索对象,因为他们为全英文教学提供了基本的英语保障,对该专业学生进行全英文教学是可行的。此外,我们也对学生进行严格的要求,包括要求他们课前进行预习,课堂要积极参与到全英文教学的氛围中,课后要及时复习。考核方面,建立公平的考试方式与成绩评定方式,考试采取闭卷考试,考核成绩包括理论考试成绩和实验课成绩,这样,理论课闭卷考试既给学生一定的压力,但是加上实验课平时成绩又可让学生学习起来相对轻松。 六、结语 在对外中医专业组织学教学过程中,实施全英文教学势在必行。为顺利实施全英文教学工作,学校、教师与学生都应该高度重视,学校给予政策倾斜,教师选择适合的教材,不断探索新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手段,使课堂教学更有实效;同时加强师资队伍的培养;教学方法上,要指导学生尽快运用全英思维去学习新知识,提高学生全英自学的能力。总之,在现阶段国内高校,不论什么专业,全英文教学尚属初步发展阶段,本文也只是初步探讨了中医院校组织学全英文教学的特点与方法,望能为各中医院校实施全英文教学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
中医论文范文:谈中医护理在医院管控中的效益 在各科室按照中医辨证施护病种和中医护理操作技术项目达到护理部要求的前提下,科室将每月中医特色护理开展情况上报护理部,经核实统计后上报院部,院部根据科室住院病人床位使用情况,按特色操作的收入予以一定比例奖励科室护理人员,调动护理人员的积极性,促进中医特色护理的开展。制定系统的培训计划护理部制定了护理部临床护士全员培训计划、科内培训计划、院内护士针推科轮转计划、外出进修学习计划等,以确保各项培训制度的落实。制定护理人员培训目标要求护理人员接受系统中医知识与技能培训,非中医护理专业护士三年内接受中医药知识和技能岗位培训时间≥100学时,中医护理培训人数达到医院护理人员总数的70%以上。各临床科室开展中医单病种≥2项,开展中医护理特色操作项目≥3项。要求中医护理操作开展项目尽量和单病种相关联。全院护士中医基本理论考核通过率达100%,中医护理操作技能考核成绩≥90分。院内培训(1)护理部理论培训。护理部基本理论和技能培训做到一线护理人员全员参与,采取“集中学习与自学相结合”的方法。集中学习后,护理部上网下载专题学习资料下发到科室,课后出思考题,由护士长督促学习、提问,使护理人员巩固所学知识。2010年上半年,院部订购本科教科书《中医护理学》[2],人手一册,开设中医护理基础理论学习班,邀请院内主任中医师、针推科主任等给护理人员进行系统的中医基础理论授课。全院临床护理人员怀着极大的热情,利用业余时间参加听课,4~6月两个月的时间共完成了38次、72学时的中医基础理论知识学习,并进行了四次阶段性的理论知识考试、一次综合性的中医理论考试。素日里,护理部每月组织1次中医护理知识专题讲座,护理部每半年对全院护理人员进行中医知识考试,对不合格人员进行补考,直至考核合格。(2)护理部技能培训。根据中医医院管理年活动检查评估细则,并结合本院实际工作情况选定了穴位注射、穴位按摩、耳穴压豆、艾条灸等共4项中医传统技术操作作为培训内容。护理部组织护士长、护理骨干外出短期培训、参观学习、观摩,护理部要求外出学习、进修回院的人员写学习体会,在护理人员中进行针对性的护理业务讲座,并制定在科室开展工作的计划。护理部定时督查,以点带面,带动其它科室中医护理操作新项目的开展。 评价指标理论水平 以本科教材《中医护理学》[2]等考试成绩为指标,技术水平以《中医护理常规技术操作规范》[3]技能考核成绩为指标,护理质量检查成绩以每季中医护理质量检查得分作为指标。提高了护士学习中医知识的兴趣系统的中医护理知识和技能的培训使全院护理人员对中医知识的学习产生了兴趣,促进了护理人员中医知识学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2009年10月呼吸内科护理单元被评为全国中医特色护理优秀科室;2010年10妇产科护理单元获中华中医药学会“第二届全国护理先进集体”荣誉称号。至2010年10月全院有66人取得丽水市中医药学会和丽水市中医院联合举办的中医基础理论和技能培训合格证书,有125人3年内接受中医药知识和技能岗位培训时间≥100学时。2011年10月在浙江省中医医院“三级乙等”等级评审中我院的中医特色护理得到好评。护士的中医理论、技术操作成绩有大幅度提高,中医基础理论成绩、考核技能成绩,活动前后成绩比较经统计学处理差异有显着意义(P 讨论 根据科室的实际情况带动各护理单元中医特色护理工作的开展。经过3年的系统培训,中医特色操作开展项目从4项增加到12项,开展次数从186人次到10385人次,取得如此大的进步,得益于系统的中医护理培训。促进中医护理操作技能的临床应用对护理人员进行基础理论、技能应用的系统培训,护士的中医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明显提高,为临床护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大大提高了护士工作能力,增强了自信心,提高了工作积极性。加上医院给予合适的奖励机制相结合,进一步促进了中医护理技术的开展。中医护理技能如拔罐、熏洗、敷贴、耳穴压豆等方面,具有操作方便、使用器具简单、适用范围广和见效快的特点[4]。在本院住院的老年病、常见病,及需长期治疗患者的治疗中有着积极作用,病人乐于接受。由于效果明显,提高了住院病人的满意度,同时促进了中医护理技术的临床应用。 中医论文范文:中医学中的对身体素质 1体质与病因 中医病因学对体质决定某种致病因素和某些疾病的易感性和耐受性这一现象早有认识,所谓"同气相求" 之说,指的就是不同体质对某些病因和疾病有着特殊易感性,如偏阳质者易感受风、暑、热之邪而耐寒;偏阴质者易感受寒湿之邪而耐热;肥人多痰湿,善病中风;瘦人多火,易得痨嗽;年老肾衰,多病痰饮咳喘;小儿气血未充,稚阴稚阳之体,常易感受外邪或因饮食所伤而发病。脏气偏聚盈虚的改变,形成体内情感好发的潜在环境,使人对外界刺激的反应性增强,使情志症状的产生有一定的选择性和倾向性。如《素问·宣明五气篇》指出:"精气并于心则喜,并于肺则悲,并于肝则忧,并于脾则畏,并于肾则恐。"凡此种种,均说明了体质的偏颇是造成机体易于感受某病的根本原因。 2体质与发病 中医学认为,正气虚是形成疾病的内在根据,而邪气只是疾病形成的外在条件。疾病发生与否,主要取决于正气的盛衰,而体质正是正气盛衰偏颇的反映。邪之所客必因正气之虚。正气虚,则邪乘虚而人;正气实,则邪无自人之理。正气决定于体质,体质的强弱决定着正气的虚实。因此,发生疾病的内在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指人的体质因素。 3体质与病机 体质因素决定病机的从化。在中医学中,病情随从体质而变化,称之为从化。人体遭受致病因素的作用时,由于体质的特殊性,病理性质往往发生不同的变化, 不同的体质类型具有不同的病变特点。六气之邪,有阴阳的不同,其伤人也不同,又随人身阴阳强弱变化而为病。如同为感受风寒之邪,阳热体质者得之往往从阳化热,而阴寒体质者则易从阴化寒。又如同为湿邪,阳热之体得之,则湿易从阳化热,而为湿热之候,阴寒之体得之,则湿易从阴化寒,而为寒湿之证。因禀性有阴阳,脏腑有强弱,故机体对致病因子有化寒、化热、化湿、化燥等区别。从化的一般规律是:素体阴虚阳亢者,机能活动相对亢奋,受邪后多从热化;素体阳虚阴盛者,机能活动相对不足,受邪后多从寒化;素体津亏血耗者,易致邪从燥化;气虚湿盛者,受邪后多从湿化。 体质因素决定疾病的传变。患者体质不同,其病变过程也迥然有别。传变并非一成不变,一切都因人而异。体质主要从两个方面对疾病的传变发生作用:①正气的强弱,决定发病和影响传变, 如体质强壮者则正能敌邪而病自愈, 而体质虚弱者易病情多变甚至发生重证或危证;②病邪的"从化"而影响传变。如素体阳盛阴虚者,感邪多从阳化热,疾病多向实热或虚热方面演变;素体阴盛阳虚者,则邪多从阴化寒,疾病多向实寒或虚寒方面转化。总之,疾病传变与否,虽与邪之盛衰、治疗得当与否有关,但主要还是取决于体质因素。 4体质与辨证 体质是中医辨证的基础,体质决定临床证候类型。所谓"异病同证"和"同病异证",在一定程度上以体质学说为依据。同病异证是指同一致病因素或同一种疾病,由于患者体质各异,其临床证候类型则有阴阳表里寒热虚实之别。如同样感受寒邪,因患者体质的不同和所感风寒之邪的偏重,有人表现为太阳中风证,有人表现为太阳伤寒证。同病异证的决定因素,不在于病因而在于体质。又如伤寒的传变途径一般是由太阳而阳明而少阳,然后传人三阴。为何有人从厥阴而热化,有人却从少阴而寒化。其原因就在于,从热化者素体阴虚,从寒化者素体阳虚。异病同证亦与体质有关。 5体质与治疗 体质是中医治疗的重要依据。在疾病的防治过程中,按体质论治既是"因人制宜"的重要内容,又是中医治疗学的特色。临床所见同一种病,同一治法对此人有效,对他人则不但无效,反而有害,其原因就在于病同而人不同,体质不同,故疗效不一。体质与治疗有着密切的关系,体质决定着治疗效果。由于体质受先天禀赋、年龄、性别、生活条件及情志所伤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故"因人制宜"其核心应是区别体质而治疗,把"审机论治"、"辨证论治"、"辨病论治"有机的结合起来,同时还要考虑到"因时、因地制宜"的体质治疗的基本原则,从而获得最好的疗效。 6体质与养生 中医学的养生方法很多, 如顺时摄养、调摄精神、起居有常、劳逸适度、饮食调养及运动锻炼等贯穿于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然而善养生者,无论选择何种调摄方法,都应兼顾个体的体质特点。如在饮食调养方面,体质偏阳者,饮食宜凉而忌热;体质偏寒者,饮食宜温而味厚忌寒;形体肥胖者,食宜清淡而忌肥甘;阴虚火旺者,食宜甘凉滋润而忌辛热,阳虚之体宜多食温补之品。在精神调摄方面,也是根据个体体质特征,采用各种心理调节方法,如抑郁质之人,应注意情志的调节,消除其不良情绪。在体育锻炼方面,要因人而异,不同体质的人,应根据自身的体力和爱好,选择适宜的锻炼方法和强度。在音乐娱心养性时,须因个体心理特征的不同,而选择适宜的乐曲。 总之,中医体质学作为一门应用性学科,源于临床,最终也要服务于临床,并从临床实践中获得自身的发展。中医体质学的贡献,不仅在于生命科学,更在于临床医学,它将更全面、本质地揭示人类健康与疾病的关系,从而更有力地用以指导医学实践。 中医论文范文:心理暗示法在中医教学中的运用探析 中医教学目前西医院校的中医教学面临很多困惑,从调查来看学生对中医学习的兴趣不高,主动性差,课堂出勤率低,教学效果差强人意。究其原因,学生对中医的认同度不高,中医知识晦涩难懂,教师教学方法传统单一等。怎样才能营造一个互动、和谐的教学氛围,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笔者在多年的中医教学过程中总结出运用心理暗示法教学,效果较好。 1. 心理暗示的涵义《心理学大词典》是这样描述心理暗示的:用含蓄、间接的方式,对别人的心理和行为产生影响。心理暗示是一种特殊的人际影响方式,它是在无对抗的条件下,以无抵制的接受为基础,通过语言、行动、表情等符号,含蓄而间接地对人的心理和行为产生影响,使人不自觉地按照一定的方式行动,或者不加批判地接受一定的意见或信念。 2. 运用策略洛扎诺夫曾经说过暗示教学法是创造高度动机,建立激发个人潜力的心理倾向。在教学中,学生是意识学习的主体,与此同时他们的潜意识也在积极参与知识的学习,当意识和潜意识形成积极作用时,学习效率就会成倍增长;反之,当意识和潜意识不和谐时,潜意识就会消极抵抗意识活动,学习效率就会降低。因此,在教授中医课程时尽可能帮助学生建立积极的心理暗示,激发起潜意识才能提高其记忆思维能力和学习效率。 2.1营造良好的专业环境暗示。任何环境都是以具体、直观、生动的形象呈现在人们面前,易于激起人们情感的共鸣,不同环境对人的心理会产生不同的暗示效应。营造具有良好学习氛围的教学环境,对学生专注、投入地学习可起潜移默化的暗示效果。教学环境的暗示主要指授课教室的布置,教师的专业气质和教学态度所形成的氛围,以及学生的学习态度所形成的氛围对学生产生的暗示。前者指的是教学的硬环境,对于中医课教室来说,要有中医的舌苔模型、脉象仪、针灸图谱、针灸模型、银针、古典医籍等;另外,中医大师的肖像画、各种充满中医氛围的小装饰等也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授课教室所营造的这种氛围,让学生一迈入就有种想学的冲动。 2.2运用激励性和启发性语言暗示。教学语言是实施教学的最重要的手段。利用教学语言的暗示功能指导教学的情况在教学实践中非常普遍。运用语言进行暗示教学,要把握好分寸,讲究语言的艺术,要使教学语言的暗示对学生的学习有激励性和启发性。心理学研究表明,赞赏与信任的言语能对人的心理产生积极的暗示效应。不被重视和激励,人往往会受到负面信息的左右,对自己做出比较低的评价;而在充满信任和赞赏的环境中,人则容易受到启发和鼓励,往更好的方向努力。不难看出,赞赏所产生的暗示效应属于激励效应,这种心理作用能使学生产生被器重的自我意识,从而增强学习的自信心,减少自卑感,进而积极乐观奋发向上,充分挖掘内在潜力。所以当教师看到学生的进步时,不管进步是大是小,都要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表扬,这既能表明教师在密切关注学生的点滴进步,同时也能表达教师对学生学习前景充满乐观的信心的潜在信息,从而有助于学生消除心理障碍,勇于克服学习中医方面的困难。在教学实践中,我们常常会发现学生的学习由于受到某些因素的干扰和影响陷入困境。为了打破实训的僵持局面,帮助学生调整心态,有经验的教师常常会通过学生不易觉察的启发性教学语言暗示对教学训练加以引导,将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 2.3综合运用多种心理暗示手段。暗示教学理论认为,语言的内容是思想交流的第一层面,讲话的语调、表情、手势、目光、仪态等是思想交流的第二层面。因此,教师上课时的喜、怒、哀、乐的形象性和传神性将直接影响学生的心理。例如,面对难懂不易理解的中医辩证时,教师谦和的表情、赞赏的语言、亲切的微笑、肯定的眼神、微微的点头、竖起的拇指等会减轻学生的紧张心理,从而减少学习的情绪阻力和畏难情绪,对知识点树立起信心。再有目光的交流与恰当的目光暗示也是教师教学中不可或缺的教学手段。在教学中,教师一个赞许的眼神常常让学生觉得课后的刻苦练习所付出的汗水是值得的;教师一个关爱的眼神也常常使学生感受到师生情谊的温暖,从而为不辜负老师的期望发奋学习。 另外,教师与学生间的体位、距离同样也很重要,距离教师近的学生接受的暗示较强,距离教师远的学生接受的暗示较弱。所以,在目前教学都是大班教学的情况下,教师就更应该随时改变自己的位置,以便通过距离的效果来达到关注关爱暗示,引起学生课堂积极反应。 2.4多用积极的心理暗示,避免消极的心理暗示。当前,中医学术空气沉闷,学术氛围不佳,中医市场空间变小这些都是长期以来困扰中医发展的现实问题,教师在上课时就要有效避免这些消极的暗示,而应坚持多举例积极、正面的事例来引导学生,避免负面暗示对学生心理和行为产生不良影响。再如,中医知识发展及知识背景与现代相差甚远,认知通感就显得很难,所以给教学带来了不可避免的困难,这时教师尤其在课堂上发挥积极暗示就尤为重要,例如这时就多阐述中西医学领域中存在的认知通感的可能性和可行性角度、多从中西医结合的有效性等方面去激励学生,以形成积极的心理暗示。 中医论文范文:乡镇基层中医人员培训的作用研究 问卷调查结果 接受培训前问卷68人,培训后问卷61人,经过实践后接受问卷57人。培训前调查有82.35%表示接触过名中医处方,17.65%反映从未接触过。其它困难包括:中医基础差,欠缺临床带教,基层中药房药品不齐,年纪大难记忆及掌握,实践机会少,不在中医科坐诊,认识理解有欠缺,患者信任度不高,掌握中医处方量少等。在实践后培训中对名中医处方在基层中医药人员培养中的作用调查,认为作用明显的为49.12%,有一定作用的为50.88%,作用不明显为0,愿意接受(或继续接受)名中医处方培训的占98.25%。对于名中医处方培训方式的选择,另外,许多学员还提出了多种形式的培训方式,如:师承带徒和临床实践相结合,名医现场指导,整理名中医经验集,制作名医视频课件,网上交流学习,增加名中医处方培训次数,名医单、验方交流,病案分析,开展处方点评等。 讨论与分析 培训前接受问卷的学员中有82.35%曾经接触过名中医处方,并且有94.12%认为名中医处方对中医诊疗工作非常有必要,这说明名中医处方在基层中医人员中有应用需求和主观能动基础,这是名中医处方在基层中医人员培养中能起到独特作用的基本条件。通过名中医处方的培训教育,对基层中医人员名中医处方认知程度的提高起到了应有的效果,其中一些内容的认知,如临床应用、心得体会、同行交流等,培训后认知提高的程度显着。培训前,79.40%的学员感到应用名中医处方有困难。通过培训有近58%的学员表示应用名中医处方仍有困难,主要表现为:在技术上加减应用,专科疾病的认识,辨证论治水平,中医处方掌握程度,中医基础等有欠缺;其它方面如患者信认度不高、病员少、药房品种不齐、欠缺临床带教,不在中医科坐诊等,说明这方面的困难是多元性的。培训和实践后参加问卷的学员中有98.25%表示愿意接受名中医处方的培训,100%认为名中医处方在基层中医药人员培养中的作用明显或有一定作用,这说明名中医处方培训在基层中医药人员的培养中是有作用的,并且绝大多数基层中医药人员愿意参加此类培训。基层中医人员对名中医处方的培训教育方式选择,主要集中在“名医讲课”、“名医亲临指点”和“名医带徒”。 对策与建议 建议卫生行政部门积极支持“名中医处方对城乡基层中医人员培养”这项工作,在进一步完善的基础上加以推广。采取多重措施,解决名中医处方学习应用中的实际困难针对基层中医人员在名中医处方培训中所反映的实际困难,建议采取以下措施加以解决:其一,各级领导要进一步重视和加强基层中医药工作,要加大对中医药工作的投入和宣传,出台相关政策,提升基层中医药人员的培养力度,在中医药人员分配及中医人才引进中予以政策倾斜及给予基层医疗单位以扶持。其二,进一步加强县级中医院的建设,使其充分发挥区域内中医医疗、教学、科研、康复保健的龙头作用。建立和完善中医药适宜技术的培训基地,更好地进行中医药适宜技术(包括常见病、多发病中医药常规诊疗和名中医处方应用等)的培训及推广。其三,结合县、乡一体化建设,加强上下联系(包括网络及通讯等),采取中医药人员短期进修学习、中医继承带教、名中医及中医骨干定期指导、中医药学术交流、病案分析会诊或请教答疑,以及县、乡镇中医药技术对口支援、新分配中医药人员规范化中医培训、定期举行各种中医药技术培训班等多种措施培养中医人才。同时,加强县级综合性医院中医科及乡镇卫生院中医科、中药房的规范化建设及配套政策的落实,完善基层中医药人员的考核机制,促进中医药业绩考核。要建立投入、培养、考核、提高的完善机制,促进中医药人员基础理论水平和临床诊疗水平的全面提高。其四,将名中医处方的培训常态化、制度化。建议在基层中医人员知识技能培训和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中,专设名中医处方培训,从而使名中医处方培训常态化、制度化,使名中医处方对基层中医人员培养的“桐庐模式”更为完善和易于推广。加强以名中医处方为主要内容的中医处方教学研究与实践中医处方是中医教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但中医教科书中没有专设处方教学内容,长期以来成为中医教学中的一项空白。建议加强以名中医处方为主要内容的中医处方教学研究与实践。一是充分认识到以实例论证处方的重要性,强调实践的重要性,鼓励中医人员积极大胆的临证运用名中医处方,并开展交流、撰写心得体会与论文等活动。二是将处方教学穿插在中药、方剂教学中,使中医人员进一步明确中医处方,特别是名中医处方的特殊之处,除了了解、熟悉处方的开方规则和格式外,必须做到辩证精当、选药正确、剂量准确、给药途径无误。充分挖掘名中医处方的文化内涵,培育中医人员的人文精神中医处方,特别是名中医处方和一切文学艺术作品一样,也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它记载了我国历代医学的昌明进步和中国医学史的渊源和发展,反映了医学流派和中医名家不同的个性和学术特征。要引导中医人员注意探索名中医处方的风格,了解名家临证认识疾病、处理疾病的思想方法和逻辑规律,增进中医人员的综合分析能力,有助于中医人员深刻认识丰富多彩的中医学术流派和中医学的科学特色,从而提高医学理论修养和实际工作的能力。学习和应用名中医处方,还要注意从名中医处方中学习优良的处方行为,包括历来中医名家所提倡的博极医源、精勤不倦、系统学习等精神;正确处理症状、证候、疾病、治则、方剂、药物之间的逻辑关系。还要重视药物配伍以外的处方内容,如选择适当的药物炮制方法、剂型及煎服方法,辅助措施及服药禁忌等。此外,提倡正确、灵活地运用名医处方,要懂得名家随证以立方,旨在示人以法,并非立方以套病的道理,因为疾病是千变万化的,人的体质, 气候、环境也不尽相同,因此学习名中医处方不可机械搬用。这些都是在学习名中医处方时同时要学习的处方行为。发扬名中医处方的优点,纠正中医处方应用中的误区目前,随着传统中医药的不断发展壮大,越来越多的人群接受并喜爱应用中医药防病治病。但据文献报道,当前在中医处方中出现了一些误区,主要表现一是中医处方反映重复用药日益加剧的趋势,二是中医处方反映“量偏重”的趋势,三是中医处方出现“大处方”的趋势,四是中医处方中出现不恰当的中西药联合应用的趋势。由于中药价格便宜,副作用少,安全度高,对慢性病作用显着等优点而前景广阔。但目前中医处方中的问题如果不加以正视和解决,那么传统中医就难以发扬光大。有专家提出中医处方应有科学的原则,即最好的效果,最少的副作用,最好的配伍,最少的开支,四条有机结合,有机协调,才是优秀的中医处方。而绝大多数名中医处方由于经过名家长期的“精雕细琢”,是最具备以上要求的中医处方。因此,在中医处方教学中,以名中医处方为楷模授以学员中医处方原则规范教育,也是十分重要的。 中医论文范文:中医中药在重症胰腺炎治疗中的作用 临床上,重症胰腺炎(SAP)是一种致死性高危急腹症,死亡率近乎100%。在SAP的早期,由于机体受到各种致病因素的侵袭,胰酶活性对腺胞细胞的损害,大量细胞因子及炎性介质的释放,大量炎性介质入血,引起超强的炎性反应,异常的免疫反应,导致全身炎性反应综合征(SIRS),以致多器官功能不全综合征(MODS)和多器官功能衰竭(MSOF),这是SAP的主要死亡原因,所以要防治SIRS,阻断其向MODS发展的这一关键环节,是治疗SAP的重要措施。临床上,除常规治疗外,着重注重中医中药的治疗作用。对48例SAP患者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取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报告如下。 资料与方法 2002年5月~2005年1月收治SAP患者48例,男36例,女12例;年龄18~72岁,平均45岁。其性病原因:胆源性22例,饮酒性10例,暴饮暴食8例,特发性7例,外伤性1例。本组8例中转手术,均采用中医中药治疗。所有病倒均符合国内SAP的诊断标准。 治疗措施:在内环境稳态治疗、代谢支持治疗、抗生素治疗、手术治疗、生长抑素应用的基础上,加强中医中药的治疗。中医中药对SAP的治疗,在不同发展阶段,进行不同的治法与用药,中医药的介入治疗,越早越好、越理想。中医辨证治疗SAP可分为3个阶段:第1阶段,腑实期:表现为腹膜炎、肠麻痹、SIRS,中医辨证属少阳阳明证或阳明腑实证,中医治则,通里攻下为主。辅以疏肝理气及活血化瘀,代表方剂为清胰陷胸汤。第2阶段,热毒期:表现为败血症,MODS、MSOF,中医辨证属热毒炽盛,气营同病,中医治则,清热解毒,清营凉血及活血化瘀为主,辅以通里攻下,代表方剂为清胰承气汤。第3阶段,脾胃不和,气阴和胃,代表方剂为香砂六君子汤。在SAP整个治疗过程中,应做到“攻”、“补”、“清”一步到位,中医药的应用应早期、足量、反复、多途径。早期胃管注入,肛管保留灌肠,做到“上推”-肠管平滑肌的推动作用,“下吸”-中药的虹吸作用,做到“六腑以通为用,通则不痛,釜底抽薪,急下存阴”这样一种观点和治疗特点,以达到中医整体化治疗的目的。 结 果 本组病例,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均采用中医中药治疗。在SAP发展的不同时期,不同阶段,采用辨证施治,整体化治疗。达到:“攻”、“清”、“补”一步到位。其中8例中转手术治疗,并发胰性脑病2例,治疗无效死亡。并发MSOF、AROS’经临床抢救治疗无效死亡。并发胰腺假性囊肿5例,后期经内引流术治愈,1例并发胰周脓肿,经手术引流治愈。治愈率91.7%(44/48),住院时间7~92天。 讨 论 “通里攻下,活血化瘀,清热解毒,健脾和胃、益气养阴”是临床中西医结合治疗SAP应用的主要治则,体现的是:“釜底抽薪,急下存阴”、“六腑以通为用,通则不痛”的治疗特点。SAP一经诊断就要介入中药治疗,是中西医结合治疗成功的关键。因此,临床上强调中医药SAP治疗的原则是:早期、足量、反复、多途径。早期是指一经明确或高度可疑病倒。开始就投用中药治疗;足量是指病人用药是常规剂量的2~4倍;反复是指24小时内多次给药,至少4次/24小时,而不是传统的一剂两煎给药;多途径是指中药到经胃管、肛门灌肠、空肠造瘘给药。 在对SAP的治疗中,应逐步形成和完善针对SAP并不是生理改变的中医药治疗体系。中医“通里攻下、清热解毒、活血化瘀、健脾和胃、益气养阴”治则,就是这一体系的集中体现。其作用机理包括:缓解肠麻痹和促进肠内容大量排空;改善胰腺及胰周的微循环;促使胰液和胆汁内引流;增加生命器官、胰腺血液灌流和组织氧利用;阻断全身再灌注损害和内皮损害;拮抗细胞因子自损伤;保护肠黏膜屏障和维持肠内微生态系统;清降内毒和内毒素血症;抑制进入血液循环胰酶的活性。 中医药治疗SAP是最显着优势在于阻断急性胰腺炎的重症化过程。有学者认为,胃肠道损害是MSOF是发动机,中医药能有效地控制胰性SIRS、MODS和阻止或减轻坏死感染性SIRS、MODS。中药治疗SAP介的时机越早越好、越理想。中药的应用,有利阻断SIRS,平衡抗炎症反应和促炎反应。使促炎因子明显下降,抗炎因子升高,有利发送重要脏器功能,防止MODS、MSOF的发生。 总之,中医药治疗SAP的特点在于“整体调节、动态平衡”的作用,能有效地、全面地调节机体的免疫功能,维持内环境稳态,既防止了SIRS又避免矫枉过正,MODS的发生率下降。有利提高疗效缩短病程,减少治疗费用。在对SAP的治疗上有明显优势,中医中药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和令人鼓舞的临床疗效。 中医论文范文:中医学对腰椎间盘突出症推拿治疗的认识 腰椎间盘突出症(LIDP)是推拿临床中的常见病,大多数患者可以通过保守治疗达到临床治愈,中医推拿疗法是有效的保守疗法之一。但目前的推拿临床医生多从现代解剖学及病理生理学相关理论知识出发来指导推拿临床治疗方法,采用或复位或松解的手法来针对腰、臀及大腿与小腿等病变部位及连及部位进行治疗。中医学对本病有着不同于现代医学的认识,主要体现在治疗学上尤其重视整体观念及辨证论治。为进一步提高推拿治疗本病的临床疗效,现就中医学对LIDP及其推拿疗法的认识以及它对临床的指导意义等问题进行探讨。 1 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病因病机 中医学认为LIDP属“腰腿痛”、“痹证”范畴。其病因主要有气滞血瘀、风寒湿邪侵袭及肝肾亏虚三个方面,且三者常常相互夹杂、互为因果,只是在某一个病人或同一个病人不同病期以其中一个方面作为首发或主要病因而已。 1.1 气滞血瘀 多于腰部劳累后因体位不正或扛抬重物,不慎致腰部用力不当,或跌仆外伤,腰脊闪挫受伤,致局部经络损伤,导致局部及至全身气血阻滞不通,均可使瘀血留着腰部等部位,经络气血闭阻而“不通则痛”。正如《索问》中所说“中路之脉令人腰痛,不能俯仰,仰则恐仆,得之举重伤腰”。此外,《景岳全书·腰痛》也有论述:“跌仆伤而腰痛者,此伤在筋骨而血脉凝滞。” 1.2 风寒湿邪侵袭 风寒湿邪侵袭也是LIDP发病的重要原因。LIDP在中医学中属“痹证”范畴,《素问·痹论》中有“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也”的记载。由于风、寒、湿等外邪侵袭人体,闭阻经络,气血运行不畅,导致肌肉、筋骨、关节发生酸痛、麻木、重着、屈伸不利。 1.3 肝肾亏虚 多因先天禀赋不足或后天失养或年老体衰所致。后天失养包括房事不节、劳累太过及久病体虚等。上述因素均可导致肾精亏损、体弱身衰,筋骨失养而致腰腿疼痛、活动不利及麻木。《黄帝内经》中指出:“肝主筋,藏血”,“肾主骨,生髓”,因此当进入中年以后,肝肾渐衰,骨髓生化无源,不能濡养筋骨,故出现腰及下肢痿弱乏力。肝。肾虚损,气血不足,风寒湿邪容易乘虚而入,流注经络导致气血运行不畅而出现腰及下肢疼痛、酸重及麻木症状。 总之,LIDP的发病是以肝肾虚损为本,跌仆闪挫及感受风寒湿等外邪为标,本病日久常常虚实夹杂。肝肾亏损属内因,外感风寒湿邪等外因与内因常常相互影响,互为因果。正如《杂病源流犀烛·腰脐病源流》所论述:“腰痛,精气虚而邪客病也。……肾虚其本也,风寒湿热痰饮,气滞血瘀闪挫其标也,或从标,或从本,贵无失其宜而已。” 2 推拿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中医学原理 总的来说,中医认为推拿是通过手法对人体经络腧穴的刺激性来达到调和气血、调整脏腑功能的目的,从而平衡人体失衡的阴阳关系,使人体重新回到“阴平阳秘”的健康状态。对于推拿治疗LIDP这一具体病症来说,推拿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疏通经络与行气活血及理筋整复三个方面。人体经络系统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通路,具有“行血气而营阴阳,濡筋骨,利关节”的功能。人体的气与血周行全身,皮肉筋骨与五脏六腑无所不达。推拿治疗LIDP所体现的疏通经络与行气活血作用实质上是一致的。推拿手法通过对腰局部及其与之经脉相关的远部进行操作与刺激,可以达到温热的目的,从而推动气血运行。《黄帝内经》中有两段文字,其一是《素问·血气形志》中所说:“形数惊恐,经络不通,病生于不仁,治之以按摩醪药”;还有一段是《素问·举痛论》中所记载:“寒气客于背俞之脉,则血脉泣,脉泣则血虚,血虚则痛。其俞注于心,故相引而痛。按之则热气至,热气至则痛止矣”。这两段文字明确地告诉我们推拿按摩可以治疗因经络不通之“不仁”及寒邪致血行不畅、局部血虚之“相引而痛”。此外,推拿还可能通过经络系统来调和气血以滑利关节与理筋整复。正如《灵枢·本藏》中所说:“是故血和则经脉流利,营复阴阳,筋骨劲强,关节清利也。”《医宗金鉴·正骨心法要旨》中也指出:“因跌仆闪失,以致骨缝开错,气血郁滞,为肿为痛,宜用按摩法。按其经络,以通郁闭之气,摩其壅聚,以散瘀结之肿,其患可愈。”说明推拿具有滑利关节和理筋整复的作用。 3 对推拿临床的指导意义 综述可见,推拿治疗疾病是通过经络与腧穴来发挥治疗作用,且肝肾亏虚、外邪侵袭及气滞血瘀是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主要病因病机。既然如此,那么从中医学角度来讲,推拿治疗本病时就必须重视具有补益肝肾、祛风散寒除湿及行气活血作用的经络与腧穴在临床中的应用。如病人以肝肾亏损为主者,操作的重点部位宜在肝经与肾经,以求补益肝肾;以外邪为主者,操作的重点部位宜在足太阳膀胱经及五脏背俞穴之肾俞、脾俞等,以求疏风散寒、温肾健脾除湿;以气滞血瘀为主者,操作的重点部位宜在腰的病变局部及手、足阳明经,以求解散局部之瘀结,并通过补益气血的方法以达活血化瘀的目的。 上述中医学理论指导下的推拿治疗思路与现代解剖学与病理生理学指导下的LIDP推拿治疗思路虽然有较大不同,但它强调了整体观念与辨证论治思想,强调了中医脏腑理论与经络腧穴理论,符合中医治疗学原则与中医思维。至于其临床疗效及现代医学依据则有待于临床验证及进一步探讨。 中医论文范文:中医药现代化的思路探讨 摘要】 分析了中医药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中医中药密不可分,临床疗效是中医实践应坚持的标准。认为中医药现代化的思路应遵循中医药自身发展规律:发展整体优势,从宏观角度研究中医;以中医理论为指导,中医中药一体化发展;立足临床实践,提高中医药疗效。指出中医药的现代化应建立自己的标准,以提高临床诊疗的可操作性和操作的准确性为依归。 【关键词】 中医现代化 辨证论治 整体观 循证医学 蛋白质组学 中医药现代化是中医药创新和发展的必由之路。目前,中医药现代化的探索工作有以下几个方向:(1)基因组学研究。国家人类基因组陈竺院士提出,我国将用已经掌握的人类基因组知识技术为平台,推动中医药的发展[1];(2)蛋白质组学研究。虽然蛋白质组学技术在中医药领域的应用刚刚起步,且目前多集中在对病理学、给药前后的生化指标变化等方面的研究,但已经展现了蓬勃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2];(3)将现代医学中的生理学、病理学、药理学和解剖学等基础知识运用到中医的诊疗手段中;(4)采用实验室技术分析中药化学结构和提取分离有效成分。上述工作或许可以称之为中医药现代化的大胆探索。但实践证明,由于理论体系和医疗实践的截然不同,所得结论并未使中医药理论体系昭然天下,反而让研究人员自己都感到更加困惑,甚而使研究进程逐步偏离了中医药的本身。因此,仍然不能称之为中医药的现代化。由此看来,在促进中医药创新和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坚持某个"原则",而这个"原则"就是中医药自身独有的特点和发展规律,也是其优势所在。 1 中医药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规律 1.1 整体观念与辨证论治 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是中医药学的两大特色,它们是中医学的理论基础和临床治疗指南。 整体观念的思维模式一方面注重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正如《中医基础理论》总结的"人体是一个以心为主宰,五脏为中心的有机整体"。人体的五脏六腑是这个整体中的一部分,通过全身经络而互相联系起来,既反映整个生命活动的信息,又受其他各部分活动的影响,所以《素问·灵兰秘典论》说:"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另一方面中医注重人体与周围环境的统一性。认为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生命活动与自然运动规律相统一,人体的生理活动和病理变化乃至疾病的诊断、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是发展中医药学所必须继承的。在与现代生命科学的竞争发展中,只有坚持自己的特色,才能逐步吸收对方的优势而为己用,并最终超越对方。 1.2 中医中药不可分 目前有关中医药现代化的探索研究中,有一种明显的倾向,就是把中药独立于中医学进行单独研究,也就是上述的实验室采用分析中药化学结构和提取分离有效成分的探索方向。综观目前中医药领域,从教育的学科设置到院校的设立,都将中药设为中医学大专业下的一个分支学科,说明中药不应脱离于中医学独立存在。而将中药学更名为"生药学"的做法显然试图是把中药学从中医学中分离出来。 中医经典着作中确实有诸如《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等本草专着,但只要浏览一下,就可以发现,这些经典着作中都有相当大的篇幅论述中医理论,甚至中医临床。所谓的"中药学"的理论基础和"中医学"的理论基础其实是同源的,也是一致的。脱离了中医学,就不是中药;脱离了中药的中医,也不再是真正的中医了。将中药独立于中医学将使学中医专业的人不认识中药,不知道中药理论和应用;学中药的人根本不懂中医,只能成为了药物化学、药物动力学的专家。 中医中药是密不可分的整体,任何试图将中药独立于中医进行研究的探索都不可能反映中医的本来面目,反而给中医药的发展设置更多的障碍。 1.3 临床疗效是中医实践应坚持的标准 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医学均来源于临床实践,中医也不例外。要检验一种治疗技术、治疗方法、治疗思想是否可取,必须以临床疗效作为标准。 中医在其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积累了很多经验,也产生了很多学说。经过反复的临床验证,有的得到了肯定,成为指导原则被记录到经典着作中;有的则被否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目前临床上普遍使用的 "验方"、"验案"都是历史积淀的成果,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 目前西医为主流医学,当然是因为其确切的疗效。回顾其发展历程,也是经过了这个临床实践的筛选过程,才逐步确立了一个又一个的标准治疗方案。由于中西医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体系,两者能否最终达至结合甚至融合,仍然有待实践验证。如果因为中医的理论、治疗方案、治疗措施不符合西医的体系就以"不科学"为由对中医进行批驳甚至否定,就好比是医学上的"种族歧视"。 "科学"只是验证真理的途径,并不是鉴定真理的标准。如果以现有的或已知的科学理论和方法对中医进行"去粗取精",被"去"掉的"粗"也许就是中医的"精华"。 2 遵循中医药自身发展规律,实现中医药的创新和发展 2.1 发展整体优势,从宏观角度研究中医 中医药学是以整体、辨证的观点去把握生命、健康、疾病与药物的关系,其特色是"天人相应"和整体调节。由于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限制,中医学的整体观在很长时间内不会被当代科学所认识,甚至被认为是神秘的。 中医药现代化研究尤其需要重视的是宏观整体优势与特色的发掘,重视解释证候、方剂乃至于中药等概念中有关的整体、系统、协调、整合等复杂性问题;应充分吸收、借鉴现代生命科学的新成果,弥补自身不足。 可以说,中医药学是典型的复杂性科学。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成果能够为中医药学方法论的创新提供全新的视角。例如:复杂适应系统关于涌现的认识,可以考虑用来揭示方剂疗效机理、证候形成机理所包含的"多因微效"基础上系统的"涌现"。因为方剂疗效和复杂性疾病及其证候的形成,很可能是在微小的变动基础上系统"涌现"的结果[3]。 蛋白质组学研究是对机体、组织或细胞的全部蛋白质的表达和功能模式进行研究。将传统的中医治疗过程与蛋白质组学研究相结合,从整体、宏观的角度揭示机体内蛋白质的表达情况,从而阐释以宏观辨证、整体观念为核心的中医理论体系。通过对机体功能的体现者--蛋白质进行研究,可以直接发现由于药物作用而差异表达或特异表达的靶蛋白质,验证中医"四诊法"的科学之处[2]。 2.2 中医药现代化不能走"医药分离"的道路 从中医药现代化的多年实践来看,其基本思路是按西医科研模式,主要采取量化、直观化方法,通过动物实验与数据统计,研究中药的化学成分,提取其有效物质,制成针对某一疾病的"新型中药"。但是,中药的重要理论是四气五味,将中药的有效成分提纯后,它就不再具备四气五味等性能,不能参与中药处方的配伍,而应归于西药的化学成分范畴。因此,中药的现代化不能违背中医辨证立法、依法处方用药的原则。如果中药现代化走向简单模仿西药研究的道路,将使中药研究逐步失去自身理论基础、脱离特有临床经验体系的特点。其结果,不仅永远赶不上西药,而且将重蹈 "废医存药"覆辙,阻碍中医药学发展,难以实现中医药现代化。 中医中药不分家,必须清楚认识到研究中药的药性理论与中医理论的关系,以及临床应用的规律。利用功能蛋白质组学技术,分析经这些单味药或 复方药处理过的组织、细胞或体液表达的蛋白质组,并比较治疗前后蛋白质组的表达差异、鉴定其中发生相应变化的蛋白质,从蛋白质组水平上对中药的多环节、多靶点调整作用进行研究,可揭示中药单方、复方的作用机制,阐明药物作用的物质基础及内在的配伍规律,这无疑是中医药走向世界、进一步发展所必需的。近年来,我国学者在这方面已作出了一定的研究 [2]。 2.3 立足临床实践,提高中医药疗效 医学的起源和发展都是以临床为立足点。回顾中医的发展历程,这一特点更为突出。可以说,中医的生命力就是体现在临床实践中。在以阐明中医药治病机理为目的的探索过程中,必须清醒认识到,中医药疗效如果得不到提高,即使机理再清楚也是徒劳。因此,切不可一味沉迷于基础研究,忽视临床实践。"纸上谈兵"不应为中医者所为。 长期以来,我国中医药学的临床研究主要停留在临床观察和个案报道上。而且,中医对疾病证据的采集和分析多是从宏观入手,主观因素较多,对疾病的命名一般以主要症状为依据,缺乏系统性,难以建立统一的评价标准。而循证医学模式恰恰在这些方面有其独特的优势,能弥补中医之不足。循证医学采取完全随机、对照、双盲的科研设计和大规模、多中心、前瞻性的研究,以降低研究结果的片面性,提高可重复性。 中医辨证论治与循证医学是一致的,都是来源于实践又应用到实践。遵循此模式所得结论经得起临床实践的检验。因此,应大力提倡采用循证医学的方法开展中医的辨证论治研究工作,以期使可靠的治疗方法规范化、普及化,提高中医药疗效。 综上所述,中医药现代化应遵循中医自身发展的规律,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和信息手段,继承和发扬中医学的优势与特色,使中医药学从理论体系到临床实践都产生新的变革与升华,满足时展的需求,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健康的需求,成为既具有中国医学特色,又具备当代科技水平的中国医学理论体系[4]。 目前,标准化、规范化、定量化已成为中医药学术创新和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中医对病的诊断有自身的特点,对证的诊断则为中医学所特有。虽然西医的发展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并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但是这些模式对中医的效果甚微,简单的"拿来主义"已经严重制约中医药前进的步伐。因此,立足于建立自己的标准,提高临床诊疗的可操作性和操作的准确性,开展大规模的临床观察对照研究,才是中医药现代化的出路。 中医论文范文:论营销管理在中医院护理服务中的应用 摘 要:目的:为中医医院适应激烈的医疗市场竞争及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将有效灵活的营销管理应用于中医护理服务中。方法:护理人员培训、将营销管理应用于工作流程。结论:护理人员整体水平的提高,有效地提高了病人满意度,营销策略应用于中医护理工作中,做好市场调研,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项目,树立品牌意识,不仅可以调动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同时也赢得了人们的认可、提高了中医医院的核心竞争力。 关键词:营销管理;中医护理服务。 现代营销观念认为,医院营销的出发点是病人,不是医院自身,目的是通过病人的满意获得利润,而不是通过病人数量来获得利润,采用的方法是整合营销,而不是营销部门及其人员进行的营销活动。 1 营销管理的概念。 是为了实现企业目标,创造、建立和保持与目标市场之间的互利交换关系,而对设计方案的分析、计划、执行和控制。本质是需求管理。 2 营销管理的应用。 2.1中医服务是中医护理营销的根本。 2.1.1护理人员培训。 2.1.1.1每月进行相关理论知识、操作的培训:包括营销管理学、中医学、护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法制等各方面的学习和特色中医技术操作培训,从而提高护士的业务能力及中医专业技术水品。 2.1.1.2必要的礼仪训练:请礼仪专家讲课,从外表到语言谈吐、到行为规范、待人接物等多方面训练,树立大方得体的外在形象、优雅的谈吐、文明的举止习惯、良好的气质。 2.1.2 中医理论结合临床实际,提高病人对中医的认识2.1.2.1 科室开展了如耳穴埋豆、拔火罐、艾条灸、穴位按摩等中医护理技术操作,中医辨证施护、中医护理处方、中医食膳指导,使病人体会到了中医整体护理的内涵及精髓。 2.1.2.2 每月第二周、第四周周五下午召开工休座谈会,参加人员包括全体护士、值班医生、所有在床的病人。进行疾病的中医治疗及护理、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讲座、患者交流、医(护)患交流、进行满意度调查,收集患者的意见、建议,对临床中医护理工作进行持续改进。 2.2.2 形成成本意识,减轻患者负担:提倡节约,养成勤俭节约的习惯,从每张纸、每度电做起,降低医疗成本。使用经济有效的中医护理措施解决护理问题等,减轻了患者负担。 2.2.3 提倡以人为本:设身处地地为病人考虑问题,关心体谅病人,言语和蔼、态度亲切。从每件小事做起,如免费为病人提供微波炉加热饭菜、提供便民箱一次性纸杯,夏天蚊虫多的时候提供蚊香、冬天提供热水袋、免费送餐等。 2.3 做好售后服务:于病人出院后一周内进行电话回访及定期上门服务,进行必要的中医健康指导、康复锻炼。 2.4 扩大对外影响:医护人员每季度下社区为群众进行义诊、体检及中医相关知识的宣传,免费发放中药饮片等。 3体会。 3.1护理人员整体水平的提高:通过中医理论操作、人文知识、营销理念的学习,使我科护理人员中医业务水平不断提高,年终理论和操作的考试合格率分别是96%和98%。 过硬的中医操作技巧、热情的态度、扎实的中医理论知识不仅赢得了病人的认可,也体现了中医护理服务的价值。 3.2 病人的认可:由于转变了观念,中医护理服务从病人,即顾客需要出发,提供了最好的中医服务和最优惠的价格,不仅可以满足病人需要,同时赢得了病人认可。制定的营销策略加强了护患之间的沟通和交流,降低了护患纠纷的发生率,为医疗护理工作创造了温馨和谐的平台。2009~2010 年病人满意度为 94.3%,2010~2011 年病人满意度提高至 99.5%。科室的病床使用率从56%提高到现在的 90~95%。 3.3 结论:通过营销管理理论的学习转变了服务模式,变被动为主动,注重降低成本、提高服务质量,努力寻找新市场,并扩大市场占有率,运用营销策略及手段,树立中医护理品牌,提高了中医医院核心竞争力。 中医论文范文:道教哲学与中医学的发展 道教和中医学的关系, 一般而言, 就其内在的文化本体的一致性上, 是在哲学层次上的统一。因此, 道教对中医学的重大影响, 就必然表现为以道的本体论对中医学发展所作的哲学贡献。关于道的哲学研究, 以及对中医学的发展的相关性研究,学界的研究文献可谓汗牛充栋, 但是, 由于西方文化和哲学对中国文化发展在近代以来的滥殇,致使对道教和中医学的关系的研究也受到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影响,这种对中医学的形式化的研究道路使中医学的发展迟缓甚或倒退。显而易见, 中医学的形式化研究的方式悖离了道的哲学。限于本文的篇幅, 本文就道的本体论对中医学的影响进行哲学反思, 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医学向道教医学模式发展的理论问题。 一、道教哲学的道本体论和中医学 道教哲学与中医学的发展密切相关, 以中医学为主体性而言, 在哲学上表现出以《周易》、 道教、中医学三位一体的道本体论的系统关系。 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在中国文化中可谓一以贯之。表现为道统文化特性的中国文化以“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为最高目标, 因此, 尽管中国文化的内容博大精深, 但都没有离此鸿的。就中医学自身的发展而言, 以道的哲学思维方式所受的影响就更是显而易见。就中国文化的历史而论, 由于社会实践中的问题所引发, 对道的抽象和身体力行成为思想家所研究的具体内容。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以道规范自己的理论体系, 并直接的影响了《易传》的形成和歧黄之术的理论体系。表现在哲学思维上形成了所谓的“医易相通”和“医道相通”的哲学观。道教为彻底贯彻和实现道家的终极关怀问题,以人生的终生修道为实践, 在练功的实践中由于对中医学的需要, 实际中的道教与中医学的关系就必然表现为道教学者以道的哲学观对中医学的具体运用, 以及在修道的实践中以自身的练功实践对医道的理解而发展为道教医学。因此, 道教学者是在修道中身体力行的发展了中医学,并结合练功的机制, 对中医学的阴阳、 气? ⒕纭⑷埂⒕瘛⒁约氨缰な魏屠矸ǚ揭┑壤砺奂笆导鞒隽颂厥獾墓毕住F渲?不但以医道对身体的作用加深了对道的理解, 而且也以道的本体理论推动了中医学的发展, 为中医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的大家世人皆知, 为人称道, 例如葛洪、陶宏景、孙思邈等人。 显然, 中医学是主体存在价值关系的主体自为的学问, 而道教则是超越主体存在的自为的价值从而达到自在的学问。具体而言, 中医学在道教哲学的影响下, 以其老子“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的哲学观制定了中医学的医学模式,而道教则具体的应用了中医学对人体理论的认识, 尤其是唐宋以后道教的内丹理论的成熟, 更是大量的借鉴中医学有关精气神的理论的结果。这些, 都表明了中国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 我们在当代讨论道教哲学与中医学的关系问题, 最重要的当属道教哲学的道本体论的问题, 非但如此, 就人类哲学自身进步的需要, 也极需从道教哲学中汲取营养, 以走出当代哲学的困境, 所以, 对道教哲学的研究应当是当代哲学研究中的相当重要的一部分。 然而, 道的本体论哲学研究一直不被世人所重, 或者被斥之为形而上学。所以,对道教哲学及道教医学的研究是相当薄弱的, 因此, 应当引起重视, 这不但为中医学的继续存在和发展之必需, 以推动中国传统医学模式的进步, 为人类作出新的贡献之必然; 就走出当代的哲学困境而言, 对道教哲学的研究也必然在发现其对本体论的贡献中认识到其重大的理性意义和社会实践意义。 因此,道教哲学的道本体论意义的研究是相当重要的,以道本体论对人的存在及医学模式的定位, 将决定中医学的今后的发展方向。表现为当代气功热形式的文化现象, 已透视出道教本体论哲学的潜在性影响。但进一步对气功理论的深入研究受到当代思维方式的限定而出现重重困难, 因此, 对道教本体论哲学的正本清源──对道教哲学在哲学发展中重新定位, 即在其自在的道本体上对人的存在的终极意义的关切和可能实现的方法论中实现当代哲学的革命, 是道教哲学研究的最重要的方向。 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 在对道教哲学的终极关怀所能实现的道路中, 反观中医学的理论和实现其在当代社会中的合理定位, 以发现西方医学模式中的问题, 并在人类存在的问题中发现其本质性的问题, 以此映现出道教本体论哲学的重要性, 在这一共识的基础上使人类的存在方式和所实现的价值与自然之道真正的统一起来 ,使人类社会的发展从自为转向自在。显然, 这已超出了医学模式所研究的问题, 也正是这样, 才显现出中医学的整体和全面性, 因为中医学历来主张人的生存环境的自为不但是医学应注重的, 同时也是政府和社会应与其统一的, 因此, 古代的“儒必通医”的主张在当代不失其重要的社会和历史的意义。 二、道的形上学及其对人的形而下存在的统一 道的形上学问题及其在哲学史上的地位, 以道教哲学的形式来定位, 其中需解决一系列的问题, 其中主要的问题是道教哲学何以能够成立, 及其道教哲学的优越性何在以及对当代哲学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意义。 道教哲学何以能够成立, 这一问题自在于道教的思想体系之中,如果以“智慧”定义哲学, 毫无疑问, 道教的思想体系中处处充满智慧, 如果从黑格尔的哲学标准定义哲学, 则道教哲学并不属于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哲学体系。道教哲学表明, 道教哲学以“道”的本体论规范主体的修为与“道”合一, 这种哲学在中国哲学中的本体论地位始终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源于道家的“道”的哲学, 并以“道”规范主体的修为而成道教的形式其本质上是“道”哲学的统一性。今天看来, 这种哲学在人类哲学中尽管有相当多的内容需要完善, 但其表现的重要性是相当明显的, 因为主体的存在本质及其实现在本体中的地位是人类哲学的终极关怀之所在。显然,其中的形而上学与《周易》的形而上学同出一辙, 人的形而下存在的中医学体系的形上部分与《周易》及道教的形而上学统一, 这在一个方面说明了中国文化的整体性, 也在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医学不仅是医学, 而是关于人的完善自身存在的学问。中医学所包含的道德和伦理的思想, 以及人文关系, 天人合一及运气学说的规则 ,都表明实际上的中医学被中国哲学所包容。 但是, 应强调指出的是, 中医学的哲学因其对主体的关怀所必需, 导致其重要的理论支柱就只有向道家及道教的终极关怀中汲取。如果说中医学的发展是在的索取了道教对主体的终极关怀的理论形式而成功的解决了其中的重大的理论和医疗实践中的问题, 那么, 这一历史事实所反映的道教哲学中的关于解决终极关怀问题的成就本身就成为当代重要的哲学问题。 老子在《道德经》中规范了道的本体论意义并在相当多的方面由此指示出主体的方法论。《周易》在基本的意义上指出了道的形而上学问题。关于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 这始终是哲学的重大问题, 但西方哲学对此已无能为力。由于《道德经》和《周易》以道的方式对这一问题的限定, 使之对人的本质性存在的形式问题没有在基本的哲学意义上给出, 所以, 人类的存在的所有问题表明, 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是当代哲学应重点解决的问题。中医学在映射这一问题中, 表露出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 尤其《内经》中的有关论述, 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和研究。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 见端倪。笔者在对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 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 受《周易》的道器之论之启发, 形成了形而中论的哲学。 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 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的始点, 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间者也”, 因次, 人是存在中的形而中者。人是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 因此, 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 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将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的重大的中医学的哲学问题。(限于本文的篇幅, 有关的具体论述请参看笔者的其它文章)。 三、中医学的医疗模式及其在当代的发展道路 自晚清开始的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在中国近代和当代文化中的主体性地位以来,对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的研究, 其中的重要的反映思维模式及其哲学的中医学范畴几乎都以西方哲学的模式进行了解释。对于这些解释, 已成为中医学的哲学研究的主流, 但是, 由于哲学本体论在西方哲学中的失缺, 以西方哲学作为主体形式的研究就不能正确的和全面的反映出本在的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 因此,从本质上重新把握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道家和道教哲学对中医学的重要性及其在当代的发展方向, 是相当重要的。 如果思维方式和其产生的对思维的形式的统一性是哲学的自在, 那么, 一定的知识形式将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 哲学只是从形式中所发现的基本规则。因此, 就中医学的形式而言, 如果承认其是不同于西方医学的独立的形式 ,那么,自在的哲学就是与西方哲学的形式所不相容的。所以, 与西方医学是西方哲学所生成的医学形式一样,中医学也只能是其自身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形式。所以,从中医学的形式中分析其哲学思维, 体认其自在的哲学, 也许是比以西方哲学为主体的研究方式对发现中医学的哲学模式更为有利。 长期以来, 有关中医学的哲学的研究, 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其哲学思维属于辨证法的思维方式或朴素的辨证法, 由于中国哲学的自在方式产生的中医学, 使以西方哲学中的辨证法的方法认识和研究中医学形成相当大的曲解, 由此导致不但不能从本质上认识中医哲学, 而且对中医学的研究和发展形成了相当大的障碍。因此,从哲学上的正本清源就是当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任务。 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是中医学的主要理论之一, 两者的理论关系在哲学中的统一, 构成了独具理论特色的中医的治法和治则的诸要素, 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的关系反映出中医学中的认识论的哲学体系, 是与中国哲学的本体论一脉相承的。探讨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的关系, 分析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所反映出的中国哲学内涵 ,是哲学的重要任务, 而道教学者在修练和医疗实践中总结出的功理功法, 无疑是对问题的解决, 而这些应在当代加以研究的。 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是对疾病认识并采取相关的医治方案的中医学的重要的理论,两者反应出的对疾病的认识, 就人是自然界的整体存在物于其中而言,是相当深刻的。八纲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脏腑辨证、气血津液辨证, 病因辨证等, 辨证虽有相当多的方式, 但以阴阳为体。 《周易》有“一阴一阳之谓道”之论, 是辨证的总纲。施治与辨病施治虽表现为“同病异证 ”、“异病同证”、“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等较为复杂的关系, 但只要在阴阳上辩病识证, 就可事半而功倍。总之, 中医学理论体系是一种高级的综合性的学术修养, 与形而下的西方医学绝不相同。 由于以上的中医医疗特点的存在, 中医学人才的培养的教育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这关系到中医学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就目前我国的中医学人才的培养教育体制而言, 由于与中医学自在的规律相悖, 已严重的阻碍了中医学的发展, 降低了中医的医疗水平, 不但少有近古以前的大家, 而且使目前的中医学人才也青黄不接。 我认为, 中医学的发展道路应在以下的改革中进行: 1, 改革中医学的教材。应编写中医哲学教材, 增加开设以“道”为基本内容的“中医哲学”课, 锻练加强学生的哲学思维能力, 使学生建立起一定结构的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 以利于中医学的学习和中医的医疗实践。不但如此, 还应在普通小学教育中, 增加以中医学为基本的世界观和养生学教育, 真正的使学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对生产高素质的中华民族而言, 这一点也是相当重要的。 2, 中医人才的培养道路, 应走“师徒制”, 这是中医学内在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模式之传承所必需的, 这不但为中医学技术的口授心传特点所决定, 更多的则是中医学的道德伦理的特色所限定的问题。实践表明, 这一不成制度的制度, 为中国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医圣手。但现代的中医教育体制下少有这样的人才出现, 其中的教育体制不可不彻底的反思。 3, 中医学问中, 向有“学医三年, 天下无不治之病; 行医三年, 天下无可用之方; ”之论。因此, 中医学不同于其它学问, 其所探索和解决的问题, 是中医学者终生所追求的学术问题。所以, 政府在医学的管理模式上, 应尊重中医学的学术特点, 保护和礼遇中医学人才, 使其学术研究不被政治所左右, 并为其创造优越的学术研究和生活环境, 使优秀的青年能够走进学习中医学的大们并为此而贡献。这是保护和发展中医学的当务之急。 4, 改革中医学的医疗模式, 采用以中医诊断为主、西医医疗仪器诊断为辅;中药和道教内丹疗法为主、西药为辅的治疗方法。 5, 抱朴子葛洪有“食补不如药补,药补不如气补 ”的重要的医疗思想, 因此,中医疗法应采用以重在内养精气神、以合大药为内药的治法治则为主, 辅以中药调整和治疗的道教医学体系。道教医学体系的实行, 不但可彻底根治疾病, 提高人们的生存境地, 并可在相当的程度上补中医和中草药资源的紧缺。因此: 6, 中医院的办院方针应以道教内功为主, 药物为辅; 疗养与治疗并重的医疗模式。 对患者授以道教内丹功法、四时养生、动静相宜为辅的医疗思想,在练功中辅之于中药。这一医疗模式的实行, 使之患者能在今后的生活实践中持之以衡并长期受益。 以上应为中医学在当展的长期国策。 总之, 中医学是人类文化中独特的不可多得的宝贵的财富, 在其发生和发展的历程中与中国道家哲学息息相关、与道教学者的身体力行的医疗实践中所做的贡献密不可分。但是, 中医学尽管理论成熟, 门派众多, 在历史中所形成的医疗模式表明(以中医七大门派的理论为主), 其治法治则上的主体部分都是采用投以中草药物、以经方为主、时方验方为辅的医疗方法。在人类理性不断进步的当代, 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不断深入, 随着当代哲学革命的完成, 中医学必将最后完成以道教医学为主体医疗模式的转向, 而这一转向是在近代就应完成的, 只是由于西方文化的冲击, 致使这一工作无法进行。历史将表明, 厚西薄中是浅薄的。在当代中国文化热的国际大环境中尽快的完成这一工作, 使中医学在世界医学中重放异采, 中国的哲学和医学学者责无旁顾、任重道远。我们当以此共勉。 中医论文范文:乳腺癌围手术期中医药参与治疗的若干问题探讨 [摘要] 乳腺癌围手术期中医药参与治疗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随着乳腺癌的生物学特性不断明了,其治疗观念发生了转变,如手术范围有缩小的趋势、术中可能采用一次性大剂量放射治疗以及术后早期的辅助化疗等,使得围手术期干预因素有所变化。本文就中医药参与乳腺癌围手术期治疗的有关问题进行探讨,以便使其日臻规范并发挥更有效的作用。 [关键词] 乳腺癌; 围手术期; 中西医结合疗法 中医药在参与围手术期处理方面已有许多研究报道,其结果显示中医药有助于提高患者对手术的耐受性,缓解手术创伤和麻醉干扰等带来的副作用,促进术后恢复。随着人们对乳腺癌认识不断深入,乳腺癌围手术期干预也将发生变化,如手术范围有缩小的趋势、术中可能采用一次性大剂量放射治疗以及术后早期的辅助化疗等。中医药参与乳腺癌围手术期治疗的研究至今仍少见报告,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且某些问题仍值得商榷。本文就中医药参与乳腺癌围手术期治疗的若干问题进行讨论,以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使中医药参与乳腺癌围手术期的治疗日臻规范并发挥更有效的作用。 1 乳腺癌“围手术期”的界定 “围手术期”是指以手术治疗为中心,包括术前、术中和术后的一段时间。Dorland医学词典对围手术期解释为:从患者住院准备手术到术后出院的这段时间[1]。国内有学者认为:围手术期是指从确定手术治疗时起,到与这次手术有关的治疗基本结束为止的一段时间。基于上述观点并结合临床实际,我们将乳腺癌围手术期的概念界定为:从确定手术治疗起,至手术后第1周期辅助化疗完成止的一段时间。在乳腺癌的当代治疗概念中,包括在术中和术后早期(1~2周)进行化疗以及新近开展的术中一次性大剂量放疗,用以减少因手术操作引起的癌细胞入血和原发肿瘤切除后残留癌细胞生长活跃所造成的复发转移。而乳腺癌的新辅助化疗因持续的周期较长,不便计入围手术期中。 2 中医药参与乳腺癌围手术期治疗的目的 在我国目前新发现的乳腺癌病例中,ⅡⅢ期患者仍占大多数,各种根治术仍然是当前的主要术式,术后仍有一些并发症的发生;且多数属于中、老年患者,常常伴有并存疾病。围手术期处理的目的在于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以及患者对手术的耐受性,减少手术对机体的创伤和术后并发症的发生。因此,中医药参与乳腺癌围手术期治疗主要针对以下几个方面:(1)提高患者对手术的耐受性。因乳腺癌患者本虚标实,特别是中晚期患者,正气已亏。手术虽有祛邪之功,却有耗气伤血之虞,通过扶正培本的方法可提高患者对手术的耐受性。(2)并存疾病的治疗。心、肝、肺、肾等重要器官的合并症,需要在手术前进行纠正。(3)处理手术、麻醉带来的副作用。术后机体功能紊乱、疲劳综合征、术后早期的血液高凝状态等,可引起术后并发症的发生,如皮瓣缺血、皮下积液、下肢血栓形成等,影响患者的康复。中医药通过益气健脾、养血生津等法可改善疲劳、增加食欲;通过活血瘀法改善皮瓣血运、减少血栓形成以及淋巴渗液的产生,促进术后恢复。(4)术中、术后放、化疗的减毒增效作用。通过益气养血、滋补肝肾等法治疗骨髓功能抑制,升高周围血白细胞、红细胞和血小板;益气健脾、和胃降逆等法改善化疗所致的恶心、呕吐等消化道反应。 3 中医药参与乳腺癌围手术期治疗的指导原则 3.1 整体与局部相结合 乳腺癌治疗的“整体观念”是基于以下3个方面的认识:首先,目前已公认乳腺癌是一种全身疾病,根据Fisher的生物学理论,在疾病的早期就可能有癌细胞转移入血,并潜伏在骨髓中,当原发肿瘤被切除或机体抵抗力下降时即可迅速繁殖,成为临床所见的转移灶[2]。其次,乳腺癌的局部手术处理依赖于机体全身良好的状态。如患者伴有其他严重疾病,如心、肝、肺、肾、脑血管等重要器官合并症以及糖尿病、甲状腺疾病等,需要控制好上述病情后才能施行手术。第三,乳腺癌局部处理也影响机体的整体状态,如手术创伤和麻醉过程所引起的机体功能性、甚或器质性改变等。因此,手术作为乳腺癌局部治疗的重要方法,也必须服从整体内治法,坚持以“整体观”进行实施,这对中医药参与围手术期的治疗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3.2 辨证与辨病相结合 辨证论治是中医药治疗疾病的根本大法,也是中医药参与乳腺癌围手术期治疗的根本大法。乳腺癌患者常有不安、恐慌、抑郁、焦躁、孤独感和失败感,再加上对癌症和手术的担忧,往往形成肝气郁滞证;而且手术创伤和麻醉干扰,术后常见脾胃虚弱证、气阴两虚证、气血两虚证。这是辨证论治的基础。然而患者并存疾病的处理以及术后并发症如皮瓣坏死、淋巴渗液、气管插管所致的咽喉部炎症等,又需要我们施行辨病治疗以弥补辨证论治的不足[3]。 3.3 扶正与邪相结合 乳腺癌的发生发展是因虚致实,又因实致虚,形成本虚标实、虚实夹杂的复杂病理过程。在乳腺癌围手术期,正邪变化规律是,术前邪盛正亦盛,术后邪去正亦虚。因此术前以祛邪为主,扶正为辅;术后以扶正为主,祛邪为辅。扶正祛邪是中医药参与围手术期治疗的大法。乳腺癌围手术期邪之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术前以癌毒之邪为主;术后癌毒之邪已去,六淫之邪易乘虚而入形成外感之邪;手术也易损伤局部脉络,血溢脉外而形成内伤瘀血之邪。乳腺癌围手术期祛癌毒之邪的方法主要有手术及化疗,手术邪直接而迅速,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祛外感六淫与内伤瘀血之邪的方法主要有解表法与活血法;而扶正的主要方法为健脾益气法、益气养血法等。 由此可见,中医药针对癌毒之邪较常用的“以毒攻毒”法,对可手术的乳腺癌且综合治疗明显进步的今天已不常使用,乳腺癌的围手术期也不宜使用。因此中医药参与乳腺癌围手术期的治疗应在扶正固本大法的前提下,根据具体情况结合不同疗法的特点,本着“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的原则注重扶正与祛邪相结合。 3.4 按期分治 围手术期又分为术前、术中及术后3期。术前处理目的是治疗并存疾病,改善机体功能,增强应激能力,使患者能以最佳的状态进入手术,为手术成功提供保障。术中处理主要集中在全麻过程中生命体征的改善方面,中医药参与的成份相对较少。术后处理目的在于预防和减少手术与麻醉产生的并发症和后遗症,尽快地恢复机体功能,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使患者尽早地康复。各期处理目的不同,其处理方法亦不尽相同,应根据各期不同的特点制订相应的治疗措施。 4 乳腺癌围手术期的中医辨证论治 根据我们多年的临床经验,由于手术与麻醉药物的干预,乳腺癌围手术期的证候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术前患者因对肿瘤、手术的恐惧与焦虑,常表现出精神抑郁、失眠、纳差、烦躁等肝气郁滞证与肝郁脾虚证的征象;术中的证候变化多因麻醉药物的干预,使患者出现肢冷、肤白、脉缓等阳气亏虚的表现;术后因手术、化疗药物的干预,患者多出现神疲乏力、少气懒言、面色无华、纳差、脉细等脾胃虚弱、气阴(血)两虚等表现。因此,相应的治疗方法应为:术前以疏肝解郁、疏肝健脾法为主,方药以逍遥散加减;术中静脉给药扶阳固脱,方药以参附注射液为主;术后脾胃虚弱者,治以健脾益胃,方以香砂六君子汤加减;气阴两虚者,治以益气固表、养阴生津,方以生脉散加减;气血两虚者,治以益气健脾养血,方以归脾汤加减。 5 中医药参与乳腺癌围手术期治疗存在的问题 由于乳腺癌围手术期治疗是中医药研究的一个新领域,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存在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如缺乏规范的诊疗措施,在乳腺癌围手术期的证候诊断方面目前尚无公认的、规范的辨证标准,也就没有相对固定的治疗方药。在辨证证型和治疗方药上各自为政,不利于疗效的系统评价及推广应用。目前的疗效评价标准不统一[4],需要确立临床疗效评价体系。现代医学的近期疗效指标有疲劳综合征、术后并发症、平均住院日、经济学指标、血液生化、各种量表等,我们理当可以借鉴。在评价临床疗效的研究中,对照组的安慰剂是目前实施的困难之处,汤药的色和味难以与治疗组类似,丸药和胶囊剂可能是解决此问题的方法之一。目前还没有中医药围手术期干预的大样本随机临床试验,因而缺乏可循之经验。 6 展 望 随着科学技术特别是现代医学的飞速发展,不断涌现的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必将渗透到中医药参与的围手术期治疗研究之中。然而,完善乳腺癌围手术期中医药干预治疗的诊疗体系与疗效评价体系仍然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此外,乳腺癌术后上肢水肿、皮瓣坏死以及顽固性淋巴渗出等的适宜中医药治疗的技术亦是研究的重点。解决以上问题的措施首先应该成立乳腺癌中医药治疗的多中心协作网络,开展围手术期多中心协作的前瞻性随机临床试验,完善乳腺癌围手术期中医辨证标准和相对固定的基础方药,建立符合中医药特点的临床疗效评价标准。将现代医学的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整合到中医药参与乳腺癌围手术期的研究之中。如将中药药理学以及现代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成果引入到乳腺癌围手术期中医药研究中可能推动研究的进度及深度;而将循证医学理念引入到本领域的研究中,从卫生经济学着手,进行成本效果效益的可行性分析,将有益于客观地评价中医药在乳腺癌围手术期治疗中的特色与优势,以便推广运用。 中医论文范文:对高等中医院校西医内科学教学实践探索 《西医内科学》为一门临床专业课,是各临床专业医学生应掌握的最基本的课程之一。复习各高等医学院校内科学教学大纲不难发现,内科学的教学重点为各系统常见病与多发病。目前中医院校临床专业教育均开设西医内科学,并为后期重要的考试课程之一。本文通过对教学规律及教学方法的研究和实践活动的总结,对高等中医院校西医内科学教学作了一定的探讨。 1 明确课堂教学的重要性 要想正确、有效地进行中医专业西医内科学教学工作,就必须对教学目的有深刻的认识。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对中医专业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医专业人才不但要有过硬的专业素质,而且对西医的思维模式和诊治手段也要有深入的了解。高等中医药院校临床专业学生,毕业后能够顺利从事临床工作,适应当前医疗服务特点,学习与掌握西医内科学等各西医临床专业课,尤为重要。因此,中医专业学生绝不能忽视对西医的认识和了解。对中医专业进行西医内科学教学的目的是使拥有扎实中医专业知识基础的中医专业学生对西医内科学也有深刻的理解。内科学是临床医学各科的基础,是学习临床医学的关键,学生务必扎实地掌握内科学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从而能在毕业时承担适当的临床职责,而课堂教学则是实现这一教学目标的重要环节。长期以来高等中医院校始终重视西医临床专业课的设置与教学,其中西医内科学为最重要的临床专业课之一,其课程教学时数在众多高等中医药院校,近年来有明显增加的趋势,同时多数中医院校已将其作为毕业理论考试与技能考核的内容与重点。明确了目的,就应该适当加大西医内科学教学力度,增加西医内科学课时比重,更为重要的是要使教师、学生以及教学管理部门和领导认识到中医专业西医内科学教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2 高等中医院校西医内科学教学的特点 2.1 前期西医基础课课时较少,为临床教学增加一定的难度 相对于西医院校,人体解剖学、生理学、生物化学、病理学、药理学等主干西医基础课课时较少。前期西医基础课课时较少,部分学生西医基础知识较薄弱,应掌握的相关知识在临床课的教学中显示出不足,为临床课的教学增加一定的难度。 2.2 学生思维不够活跃,有模式化倾向 西医基础课程开设的同时,开设中医基础课程,由于中医基础课程多数需要学生熟记,以达到熟能生巧,使学生养成按条例记忆的学习习惯,而西医基础课程的学习,很多内容不需强行记忆,应用思维与推理的学习方法,掌握的知识才能灵活运用。教学中发现基础知识掌握较好的学生,存在不能灵活应用的特点。 2.3 西医内科学课时相对较少 尽管西医内科学的教学课时在很多院校有所增加,但相对于教学要求与教学目的,仍显紧张。众多院校西医内科学均在一学期内完成教学任务,课时多为90~126学时,使很多疾病的讲授受到一定的限制,不能充分进行理论联系临床实践,穿插疾病诊治的进展内容。 2.4 学生对课程的重视程度不够 通过问卷调查发现,绝大多数学生在未接触临床,不了解临床的情况下,对西医课程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很多学生抱着应付考试过关的心理学习。因为中医与西医的学科特点明显不同,如果没有任课教师的引导,对为什么要开设西医课程,很多学生存在疑惑。 3 教师的素质及行为是保证课堂教学质量的关键 扎实的理论基础、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和教学经验是对内科学教师的基本要求。内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只有临床经验的教师才能充分理解理论的深度与广度,把握重点及难点,这是分析教材的基本要求。把基础理论与基本知识传授于学生!则是课堂教学的目的,而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又起到了主导作用,只有具备丰富临床实践经验的教师才能使这一传授过程变得生动活泼,具有实践性,也才能使学生容易接受和建立起理论概念。由于相关基础医学、生物医学工程等学科的迅猛发展以及医学模式的改变,使得内科学理论不断丰富,如果教师的理论基础不扎实,则很难适应内科学的发展,更谈不上站在教材的理论高度之上得心应手地传授知识。与西医专业学生相比,中医专业学生西医基础相对薄弱。如何在较短的时间内使基础较差的中医专业学生获得较好的西医内科学学习效果成为我们思考的问题。要避免以下 3 种情况发生:①有些教师认为中医专业学生学习西医内科学以后用不上,了解一下就行了,于是对授课内容大删大减,敷衍了事,使知识缺乏必要的连贯性,学生听起来似是而非,难以理解,从而丧失了学习西医内科学的兴趣。②有的教师过分低估了学生的基础水平,害怕学生听不懂,所以讲课总是点到为止,对知识点既不深究也不展开,更不介绍学科的新技术和新进展,使得学生掌握的知识不够深入,知识面也过于局限。③还有一部分教师虽然重视西医内科学教学,但是他们往往采用“填鸭式”的教学方法,这样使教学效果事与愿违。 4 理论教学模式的改革 内科学是一门涉及面较广的临床学科,传统的教学手段已远不能满足现代教学的需要。随着理论教学改革的深入,多媒体教学给内科教学工作注入了生机,但是,单一的多媒体教学并不能完全满足完整的教学需求。多媒体教学可使教学内容形象、直观、生动,便于理解、记忆,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课堂气氛。但从学生和教师的反馈信息可以发现,它同时存在着许多不足。一是教学速度快,学生难于记笔记,也难于跟上授课节奏;二是多媒体教学过分强调直观,忽视了学生的思维培养;三是教学按部就班,忽视即兴发挥,教学互动性差,抑制了教师的一些突发灵感和创造;四是喧宾夺主,课堂实效性差。传统教学虽然不及多媒体教学形象、直观,但其最大的优点是教师能根据学生课堂听课的信息反馈,及时判断学生对所学知识的了解程度,可及时调整教学方法和内容,以达到预期的教学目的。另外教师也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使得他们能跟上授课节奏,更好地掌握所学知识。教师除可用语言来吸引学生 的注意力外,还可用板书及肢体语言增加互动性,可即兴发挥,帮助学生理解所学内容等。由此可见,多媒体教学的优势,也正是传统教学的不足之处,而多媒体教学的弊端,又可以用传统教学的长处来弥补。 5 多元教学方法的运用,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新的教学模式中主要强调的是人的主动性。社会需要、学生的自身特点要求改革传统教学手段,应用合适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来提高教育质量。教无定法,教学方法和手段不是单一的。不同的教师上课有不同的方法,但优秀的教师在上课时无不灵活运用了现有的教学资源,采用提问、设疑、举例、导入等方法由浅入深,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内科学又是实践性很强的科学,基于此,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将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也是教师教学能力的具体体现。能在启发式、讨论式等基本教学方法之上充分利用数字化、可视化教学平台实现直观教学对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则大有帮助,这个平台包括多媒体课件、图片数据库、医学标本库等,它可变抽象为具体,使需要冗长文字描述的特定内容以图片、视频等形式清晰表达,易于理解。尤其具备较丰富完整的反映疾病的病理、临床表现及诊治过程的科教短片在课堂上的灵活运用,将会使课堂教学发展到新的历史阶段。 总之,在高等中医院校中,西医内科学的教学工作面临诸多困难,只有创新改革,提高应变性,才能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出基础理论扎实、技能操作规范、动手能力较强的适应临床工作需要的应用型综合人才。 中医论文范文:婴幼儿外感发热的中医护理 【关键词】外感发热;中医护理;婴幼儿 外感发热是指人体感受六淫(风、寒、暑、湿、燥、火),以发热为常见症状的一种病证。婴幼儿外感发热在临床上很常见,起病急,病情变化快,需要及时处理。笔者自2008年1月至2009年1月对100例高热患儿在抗生素药物治疗的基础上,施以中医护理方法,效果较为显着,现报告如下: 1临床资料本组100例病例均为儿科外感发热住院观察病儿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其中男64例,女36例;年龄6个月至6岁,平均年龄3岁。患儿均为急性发病,病程最短5小时,最长7天,均表现为发热,兼有恶寒、头痛、无汗、流涕,或有咽喉疼痛、口干、脉浮等症,符合中医外感发热的诊断。经过治疗、护理总有效率达95%. 2护理措施在应用抗生素的基础上合用中药灌肠、穴位敷贴、中药擦浴,同时施以中医护理。 2.1生活护理卧床休息,注意保暖防寒,避免直接吹风,中药汤剂宜热服,药后盖被安卧发微汗,注意观察服药后出汗情况。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温度18~20℃,湿度以50%~60%为宜。勤换内衣,保持口腔、皮肤清洁,衣着适度,因衣服过多影响皮肤散热,过少则受凉。 2.2饮食调护以食辛味发散食物和热食为宜,多饮开水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以利驱邪外出,忌生冷。给予清淡、易消化的营养丰富、富含维生素的流质饮食,如猪肉瘦肉汤、新鲜蔬菜、果汁等,忌食牛肉、狗肉、羊肉、鸡肉等。也可给予桑叶6g,菊花6g,薄荷3g,白糖适量,以沸水浸泡代茶饮。 2.3预防并发症小儿体温突然、显着升高时,易发生抽搐惊厥,因此应密切观察患儿的病情变化,如患儿精神状态、面色、呼吸,是否出现频繁呕吐、头晕、头 :请记住我站域名/ 2.4心理护理给予正确治疗与护理,及时解除患儿的痛苦,赢得患儿的初步信任。在护理操作过程中,衣帽整洁,态度和蔼,模仿小朋友的语言,增加亲和力。对家长耐心做好解释、指导工作。 3讨论小儿外感发热多因外感风寒、风热所致,小儿多为“纯阳之体”,最易化热。故伤风虽有风寒、风热之分,但风寒失治、误治迅即化热而为风热。因此治疗小儿伤风发热,多以辛凉解表为主。 我科采用穴位敷贴治疗外感发热,因石膏是苦寒之品,可宣通内蕴之热,有明显的退热作用,透表解肌之力强,为透胃腑实热之圣药,尤其内伤外感,用之皆效。涌泉穴又名地冲,属于足少阴肾经,为历代医家常用的穴位。涌泉穴是人体位置最低的穴位,可引气血下行,功擅主降,是升降要穴,既可针刺、按摩,也可外敷、艾灸,现代还可穴位注射,既可治疗急症,也可治疗慢性病。穴位贴敷法是中医内病外治的一种独特疗法,采用穴位贴敷法具有双重作用,既可刺激穴位,激发经络之气,又可使药物经皮肤由表入里,循经络传至脏腑,发挥药物的作用,以调节脏腑的气,扶正祛邪,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直肠黏膜有很强的吸收能力,直肠给药后,药液混合于直肠分泌液中,通过黏膜吸收后进入血液循环,从而对疾病产生治疗作用。中药灌肠既能保留中医辨证论治特色,又能避免因味苦引起呕吐难以口服之弊。此法具有给药方便,无大汗淋漓,完全退热时间短,体温反跳现象少,无明显不良反应的特点。经保留灌肠后吸收,以通腑泄热之功效而达到降温。中药灌肠降温后维持时间长,且对于高热惊厥、昏迷、肿瘤、年老体弱等发热患者尤为适宜。中药擦浴不仅降温快,还能消除高热带来的头痛、全身肌肉关节痛等。 综上所述,在治疗小儿外感发热时,在重清热解表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发散外邪。同时通过生活饮食调理,并取得患儿与家属的配合,积极地配合治疗和护理,可使患儿很快康复。 中医论文范文:论中医药对子宫内膜容受性改善作用 1中医药对ER改善作用的实验动物研究 大量的动物实验表明,中医药对实验动物ER有较好的改善作用。经过中医药的应用,可以改善实验动物子宫内膜胞饮突的发育,增加子宫内膜的厚度,改善子宫内膜的血流,并通过调节多种细胞因子、活性蛋白的功能以提高ER,提高受孕率。闫文杰等[15]研究中药助孕方对促排卵和胚泡着床障碍小鼠ER的影响,结果表明,中药助孕方可以提高小鼠LIF蛋白OD值、整合素β3蛋白OD值和妊娠率,认为中药助孕方可以通过上调LIF和整合素β3的表达来改善ER,提高妊娠率。宋殿荣等[16]观察补肾活血方中药对妊娠大鼠ER的影响,结果表明,补肾活血方能明显改善胚泡着床障碍大鼠子宫内膜表面胞饮突的发育,并显着提高子宫内膜整合素β3mRNA的表达,有助于ER的建立,最终提高胚泡的着床率。周惠芳等[17]观察补肾助孕方对大鼠胚胎着床期子宫内膜细胞雌激素受体、孕激素受体及整合素α5、β3蛋白表达的影响,结果表明,补肾助孕方可下调胚胎着床期子宫内膜细胞雌激素受体、孕激素受体的水平,提高整合素α5、β3蛋白水平的表达,改善黄体功能不全状态子宫内膜的容受性,从而创造了良好的受孕环境。陈倩等[18]研究发现紫丹饮(主要由紫河车、丹参、熟地黄等药物构成)含药血清在子宫内膜免疫微环境中可显着促进子宫内膜细胞LIF、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的表达,表明中药紫丹饮在子宫自然杀伤细胞(uNK)的旁分泌作用下通过增强ER相关细胞因子的表达改善ER。曹蕾等[19]探讨补肾健脾中药复方对肾虚模型大鼠模型ER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补肾健脾中药复方能够有效改善肾虚模型大鼠子宫内膜腺上皮细胞功能,调节子宫内膜NK细胞亚群含量,提高内膜LIF表达,从而改善其ER。王振迎等[20]观察寿胎丸加减方(其方药组成:菟丝子100g、杜仲100g、黄芪100g、当归100g等)对超排卵小鼠种植窗期子宫内膜整合素β3蛋白表达的影响,研究表明寿胎丸加减方可提高超排卵小鼠种植窗期子宫内膜整合素β3蛋白的表达水平,改善小鼠子宫内膜的容受性。张雏怡等[21]观察针刺对克罗米芬促排卵治疗的多囊卵巢综合征大鼠ER的影响,结果发现,针刺有上调大鼠子宫内膜雌激素受体、孕激素受体、A10(HOXA10)、LIF蛋白及mRNA表达水平的作用,能显着改善克罗米芬促排卵治疗导致的ER不良状态,促进胚泡着床。 2中医药对ER改善作用的临床研究 关于中医药对ER改善作用的临床研究,已有许多报道。研究显示中医药对ER的改善作用是明显的。 2.1单味中药对ER改善作用的临床研究 苏念军等[22]选用单味中药阿胶30g自月经周期第7天开始给予口服至下次行经或证实临床妊娠为止,期间观察子宫内膜、子宫动脉血流阻力指数(RI)和搏动指数(PI)。结果显示,通过口服阿胶,子宫内膜厚度显着增加,增加值为(3.88±1.54)mm,子宫动脉血流RI和PI明显下降,表明阿胶能增加诱导排卵助孕周期子宫内膜的厚度,加速子宫内膜的增长并改善子宫动脉血供。 2.2中成药对ER改善作用的临床研究 韦艳萍等[23]探讨左归丸对黄体功能不健所致不孕症的治疗作用,设治疗组和对照组,结果显示,治疗组妊娠率(40%)高于对照组(17%)。治疗组中医证候改善程度优于对照组,血清孕酮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认为左归丸可能通过舒肝补肾来升高孕酮水平,健全黄体功能,提高子宫内膜表达,从而影响ER,治疗不孕症。孙振高等[24]通过超声检查评价补肾中药改善超排卵过程ER的临床价值,将进入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VF-ET)治疗周期的不孕患者随机分为两组。选用控制性超排卵方案。分别用二至天癸颗粒(由女贞子、旱莲草、枸杞子、菟丝子、当归等药物组成)联合促性腺激素(治疗组)和单用促性腺激素(对照组)治疗。结果显示,治疗组在改善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CG)注射日子宫内膜分型、内膜及内膜下血流、子宫动脉PI和RI方面优于对照组,两组临床妊娠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明在IVF-ET过程中联合应用补肾中药,可改善诱导排卵周期子宫内膜厚度及分型,显着降低HCG日PI和RI,改善ER,提高临床妊娠率。 2.3中药验方对ER改善作用的临床研究 刘雁峰等[25]观察二补助育汤(着名老中医肖承悰教授调治ER低的经验方,由骨碎补、补骨脂、巴戟天、桑寄生、续断等药物组成)对ER的作用,对因ER低造成IVF-ET失败的肾虚型患者,给予二补助育汤服用3个月,结果显示半年随访受孕率为57.1%;治疗后临床症状积分较治疗前有显着改善;治疗后HCG注射日子宫内膜厚度明显大于治疗前,且雌激素水平较治疗前显着升高。表明二补助育汤在改善ER低患者的症状、增加子宫内膜厚度、提高雌激素水平等方面都有较显着的疗效。 2.4中西医结合治疗对改善ER作用的临床研究 李秀然等[26]将促排卵周期不孕症患者随机分为两组,中药组加服助孕增膜方(菟丝子、淫羊藿、熟地、当归、川芎、首乌等),西药组加服戊酸雌二醇。排卵日B超监测显示,两组内膜厚度改善情况无明显差异,中药组对内膜类型的改善情况与西药组相仿,对PI及RI的降低及临床妊娠率优于西药组。提示助孕增膜方能促进子宫内膜生长并改善子宫动脉血供,改善ER,有助于胚胎着床。冉雪梦等[27]将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促排卵、联合中药(含当归、白芍、熟地、山萸肉、续断、菟丝子、紫石英等)促排卵,与正常排卵周期妇女的着床期子宫内膜整合素β3进行对比。结果显示,后两者整合素β3表达强且无差异,提示补肾调经中药增强了促排卵后着床期子宫内膜整合素β3表达,改善了ER,有利于孕卵着床。徐淑萍[28]将黄体功能不全性不孕症患者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两组均给予黄体酮治疗,试验组加用补肾汤(由紫河车、熟地、巴戟天、菟丝子、丹参、当归等组成)治疗。结果显示,两组治疗后肾虚证候积分低于治疗前,黄体中期血清雌二醇及孕酮水平均高于治疗前;治疗后试验组肾虚证候积分低于对照组,血清孕酮改善程度优于对照组。表明补肾汤联合黄体酮治疗黄体功能不全性不孕症有较好的疗效,其机制可能与提高黄体功能、改善ER有关。连方等[29]探索中药参芪寿胎丸方(由党参15g、黄芪15g、菟丝子15g、桑寄生15g、杜仲15g、川续断15g等组成)治疗黄体功能不全性不孕症的疗效,将黄体功能不全性不孕症患者随机分为参芪寿胎丸联合西药组(试验组)和西药组(对照组),结果显示,试验组临床肾虚症状改善优于对照组;排卵期血小板活化因子(PAF)及黄体中期孕酮血清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试验组服药后黄体中期子宫动脉血流及子宫内膜血流的RI、PI均低于对照组;两组患者服药后黄体中期血清雌二醇水平均较服药前升高。试验组妊娠率高于对照组。表明参芪寿胎丸方治疗黄体功能不全性不孕症有较好的疗效,其机制可能与调节子宫内膜血供,提高黄体功能,改善ER有关。张敏等[30]探讨温肾活血汤联合克罗米芬(CC)促排卵治疗后对ER的影响。结果发现治疗组在内膜厚度、周期排卵率及周期妊娠率高于对照组,未破裂卵泡黄素化综合征(LUFS)发生率低于对照组。表明温肾活血汤能提高CC促排卵治疗后的妊娠率,其机制可能与促进排卵、降低LUFS发生及改善ER有关,其改善ER的效果优于阿司匹林联合CC。 2.5针刺疗法对ER改善作用的临床研究 陈雪梅[31]探索针刺疗法对提高ER的效果,将不孕症患者随机分三组:针刺测试组取穴关元、中极、子宫(双)、三阴交(双)、归来(双)、血海(双),针刺对照组取穴风市(双)、阳陵泉(双)、外关(双)、四渎(双),空白对照组不行针刺治疗。结果显示,妊娠率分别为58.69%、38.29%、33.33%,针刺测试组高于后两组。妊娠组螺旋动脉的血流指数PI、RI均显着低于未妊娠组。结果表明,螺旋动脉的血流指数和ER呈相关性,针刺疗法可以提高ER,进而提高妊娠率。潘碧琦等[32]观察腹丛刺辅助促排卵治疗的效果,该针法施针部位是子宫、附件的体表投影,针之所及,直达病所,具有活血化瘀之功效,发现经施针后的患者RI、PI较未施 针患者明显降低。因此认为腹丛刺可以改善患者盆腔血循环,使血流更为充沛和流畅,排卵率提高,ER和营养条件得以改善,因此妊娠成功率提高,同时流产率降低。 3结语 ER引起胚胎着床障碍的机制,尚未找到特异性的环节或因子。目前西医改善ER的措施有激素、抗凝剂以及手术,临床有一定疗效。中医药在IVF-ET的应用已做出有益的尝试,研究表明中医药对调节ER的作用是肯定的。中医学以其整体观念为指导,辨证与辨病相结合,中药复方调经促孕的作用是多途径、多环节、多靶点的。在临床与基础研究方面,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绩。但也存在许多不足,临床上经验性治疗较多合理但疗效不确切,作用机理尚未十分清楚,而且,对某些研究结果也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在评价ER方面,至今未有统一并公认的指标,也不利于研究的进一步开展,这些问题有待今后不断地解决。 中医论文范文:中医药类风湿关节炎教学创新 笔者从事风湿科临床工作多年,本方应用得当,收效颇着,此方若无黄柏、苍术、川芎三药,疗效会明显降低,使用时应加注意。在临床实习课教学中,学生是学习的中心,是知识的主动构建者。由于学生的原有知识结构和经验不同,导致学习具有个性化的特征,因此中医药特色的风湿科临床教学创新探究不仅要考虑到班级的专业特点,比如:中医专业、中西医结合专业、运动康复专业、针灸推拿专业等,而且更要考虑到每个学生的特点,要根据学生的现有水平和个体的差异来确定合适的教学目标。老师应该把学习设置到复杂的、有意义的问题情境中,教师在学生学习中充当指导者和帮助者的角色,教师的一项很重要的任务是创设真是情境,提出高质量的问题。目前的临床实习课教学中,较以往传统老师的讲授与学生的接受而言,形式和内容上已有很大改观,但如何使学生更有兴趣的接受知识,理解、掌握并灵活运用知识,是临床实习课教学老师更为关注的问题。 在教科书中关于川乌这味中药的描述如下:药性:辛、苦,热。归心、肝、肾、脾经。功效:祛风湿,温经止痛。应用:1.风寒湿痹;2.心腹冷痛,寒疝疼痛;3.跌打损伤,麻醉止痛。这些中药书上的知识点对于考试来说,甚是重要,但在临床实习课教学中,这些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川乌是一味中医风湿科常用药,笔者在临床实习课教学中,通常给实习医生讲医案的同时,喻方于理,讲授清楚用药的宜忌,让同学们生动地理解并掌握风湿科药物的应用,共同探究中医药特色风湿科临床带教的方法。为了检试乌头的毒性,近代名医张山雷曾以身试之。张氏云:“予曾以天生之乌头附子等分为末,试服二厘,至一小时,力轻浮微茫,如分剂再加,即至眩晕,因知此药先至脑部。”张氏此举,颇有献身精神,深受医界赞誉。古称乌头为“大辛、大热、大毒”之品,乌头的块根中含有乌头碱,有很强的镇痛、镇静作用,但具有强烈的毒性,2~4mL的乌头碱结晶体或2~4mL的乌头酊就可以使人中毒而亡。 乌头碱中毒,病人很快会感到头昏眼花,口舌及四肢发麻发胀,由于乌头碱对迷走神经的强烈兴奋作用,出现口角流涎,恶心呕吐,腹泻,出冷汗,心跳减慢。又由于乌头碱对心脏的直接毒害作用,而表现出各种心律紊乱,甚至出现心室肌肉颤动或心脏停搏。乌头碱对神经系统,特别是呼吸中枢有麻痹作用,出现呼吸困难,手足抽搐,神志不清,二便失禁,血压下降,以致呼吸心跳停止而死亡。乌头的有毒成分为乌头碱,而有效成分也是乌头碱。据日本矢数道明博士研究,发现乌头含有六种生物碱,其中四种是有毒成分,另两种是无毒乌头碱,前四种在高温下,可以被破坏,后两种则不能被破坏。日本研究乌头,是有血的教训的。《头注本草纲目》的作者白井光太郎博士,就是因为乌头碱中毒而献身的。这种用生命换取的教训,在日本国研究中药史上,还是很少的。现在,日本加工无毒乌头的方法很简单,用高压锅加温120度,经过2h就可把有毒成分全部破坏掉[4]。 从上面的两个医案我们不难看出,临床用药是很灵活的。我本人从事临床教学工作多年的经验之一是:学生很喜欢这种灵活的教学方式方法,记忆深刻,学生更愿意主动学习知识,使学生正真意义上成为教学双边关系、临床实践的主动方。中医是一门实践医学,中医风湿科的临床病症更是注重实践。学生学习知识的主动性在中医风湿科的临床病症实践中更显现出尤为重要的作用。注重实践论是从辨证论治,还是遣方用药都能深刻的反映出之一道理。 所以,单单是川乌这一味风湿科最常用的中药来说,都有这么多的知识要理解、掌握、灵活运用,我们临床带教老师的责任还是很重的。医学研究的对象是生命机体的生理活动和病理变化,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不同医学始终存在着各自的局限性,如何取长补短、结合创新变成了又一重要途径。随着中医药特色风湿科临床教学创新的深化,中西医有机结合与互补的临床教学已成为医学生重要的教学环节,它将越来越受到师生的重视。只要我们遵循一定的教学规律,并结合其自身特点,勤于思考,努力探索,就能更好更多的解决学生重书本轻能力、依赖性强,缺乏创造性、灵活性与主动性的问题,能够切实地解决学生在临床学习、实践过程中存在的误区,提高风湿科中西医结合实践教学质量。
科技史论文:科技史与历史关系研究论文 摘要:历史开创了自然史与社会史之后在科技史中实现了自己的自我认识;科技史是历史自我认识发展的高级阶段,它所描述的是一个介于自由意志与客观规律之间的世界;科技史史料不仅具有历史价值,同时还具有科学价值;科技史的建构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主体性与客观性的统一;科技史的思想基础是历史科学而不是科学哲学;历史的客观主义原则必然表现为科技史的当代主义;科技史中蕴含着一种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崭新的人文精神。 关键词:科技史;历史;历史哲学;科学主义;思辨理性 科技史是伴随着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发展而出现的一门源远流长的人文学科。它首先是在科学家专业群体中产生的,它不仅较为全面地反映了科学技术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而且还集中地体现了科学家求真务实的独特和珍贵的人文精神。科技史与历史的关系不只是部分与整体的单纯形式关系,其中包含极为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理解和把握二者之间的关系,不仅对科技史自身基础理论建设,而且对传统历史学思想和方法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尤其在帝王将相主宰历史的中国社会,它还将超出历史学科本身,对未来的思想文化与社会发展产生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一、“存在”视域中的本体论关系 历史首先是一种存在。然而它并不是某种可以直观地呈现在物理空间中的物质实体,而是一种呈现在时间关系中的属性存在。时间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前提,如果不是引入时间尺度,则任何实体都将只有现在而不会有过去和未来;实体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基础,如果没有实体在时间中的变化,则所有的时间都将会聚成为现在。历史之所以能够被识别而成为一种存在,正是由于实体在时间中所发生的某种变化。也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原因,历史又表现为一种特殊的否定性存在,它不能够像科学家在实验室中所处理的物质实体那样重复发生。一切事物和现象稍纵即逝而成为一种历史。 现代哲学拒斥本体论问题,所以西方的历史学家们大都是历史的不可知论者,他们习惯于悬置存在问题,从而使得西方的历史概念重“史”轻“历”。《新不列颠百科全书》是这样解释历史的:历史“是一门研究事件(影响国家和民族的事件)的编年纪录之学科,它奠定于对原始史料的考证之上,并对这些事件的缘由做出解释。”[1]与西方不同,经验形态的中国哲学还没有能力给历史学家提供太多的理性教条。所以中国的历史概念是尊“史”重“历”。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的历史大国。国内目前流行的工具书基本上反映了国人的历史概念。《辞海》认为,广义的历史“泛指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包括自然史与社会史”,而狭义的历史“通常指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它们“是史学研究的对象”,而“一般说来,关于历史的记述和阐释,也称为历史。”[2]可见中国人首先考虑的是存在,其次才是关于存在的描述。这是一种直观的和朴素的实体中心主义的历史概念。虽然它在本体论上作出了一种承诺,然而浓厚的经验色彩则束缚了其历史视野,限制了中国人的历史空间。比较起来,《现代汉语词典》表述要更为全面,它认为历史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也指某种事物的发展过程和经历”。[3]尽管它还是一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唯像描述,却毕竟意识到了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外还存在某种东西,只是没有明确表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 历史是一种时间性的属性存在,它表现为某种流变的过程。从实体方面来看,历史过程的主体包括自然界与人类社会;而从关系方面来看,则历史过程还要包括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它一方面表现为自然界对人类的统治和奴役,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人类摆脱种种奴役而在自然界中的解放。而且只有这种相互作用才能够更深刻地体现历史在时间中流变的本质。当然,这里并不是说没有人类社会就没有自然界中所发生的那些变化,而是说自然界中所发生的一切变化都只有借助于这一相互作用才能够被识别从而成为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创生人类的那个所谓纯粹的自然界也是立足于这一相互作用获得的经验经由推测而成为历史的。所以从实践本体论的观点看,一部完整的历史应当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样三个方面。这种历史概念不仅超越了实体中心主义思想的束缚,消除了自然与人类、科学与人文之间的两极对立,更重要的是把人类的历史观从人类社会内部的尔虞我诈、互相残杀提升到了人类在自然界中寻求解放的共同事业中。 科技史从属于历史,它是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相互作用的产物。所以它既不能够被错误地归结为自然史,也不能够被简单地归结为社会史。自然史是指独立于人类的那个外在的和天然的自然界在时间中的演变过程,包括宇宙史,天体史,地球史,动物史,植物史等许多具体分支。它们首先是科学研究的对象,其次才能成为史学研究的对象。自然史的史料绝大部分来源于科学活动,它所以能够成为我们所谓的历史,是由科学研究加以确认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自然史研究领域中,科学与史学是直接合一的。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自然史也日益成为人类科学研究的一部分,甚至有人还把它看成科技史的一部分,这当然就更是错误的。社会史是指内在于人类自身的那个由人际关系所关联起来的社会在时间中的演变过程,它包括家庭史、家族史、民族史、国别史、世界史等众多的分支。它们首先在人类的感知中直接成为历史,而后才被纳入到历史科学中。许多人认为,科技人员是属于社会的,科学活动也是在社会中展开的,所以他们把科技史也看成社会史的一部分,这就未免失之浅薄了。因为我们也可以在同样的意义上接着讲,科技人员是属于自然的,科学活动也是在自然界中展开的,所以科技史也是自然史的一个部分。事实上,科技活动既不是一个简单的自然过程,也不是一个纯粹的社会过程。自然过程是一种相对自足的存在,而社会的意志性活动则无疑是对自然过程的一种否定。科技活动既是对以自由意志作为特征的社会非理性过程的一种否定,同时又是对自然理性的一种回归。历史正是通过自己的否定性在科技史中实现了它的自我认识。 科技史是历史自我认识的一种高级形式。在历史的本体论结构中,它处于自然史与社会史之间,隶属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范畴。人类社会所曾历经的种种自然灾难史,是自然界统治和奴役人类的历史,正是它开启了人类人化自然和人工自然的历史,迫使人类走上了一条摆脱奴役、寻求解放的智慧之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盘古开天地、羿射九日、女娲补天等,就是人类人化自然思想的早期萌芽。从神话史开始,经过巫术史与宗教史,历史在哲学史中开始了自己的理性认识,并最终在科学史与技术史中实现了它的自我认识。这里之所以说科技史实现了历史的自我认识,是因为科技史不仅谱写了自然界的历史,而且开启了人工自然的历史,第一次在实证的意义上描绘了一幅完整、系统和详细的历史全景图。如果说自然史所反映的是一个客观规律支配的世界,社会史所记录的是一个自由意志相互碰撞的世界,则科技史所描述的是一个介于自由意志与客观规律之间的世界,是一个从自由意志走向客观规律的过程,是人的自由意志与客观规律的一种和谐与统一。它不仅关联着自然界所发生的各种变化,而且直接关联和影响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 科学技术是人类精神回归自然的一种方式,就其本质来说是反社会关系的,而且它从自然界所呼唤出来的巨大的物质力量对现存的社会关系来说也确实具有一种革命的意义。科技人员是科技史的主体,从物质的和世俗的层面来看,他们同其所生活的社会具有广泛和密切的联系,而从精神的和超越的层面来看,他们则同社会的其他成员具有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与人生追求。这就使科技史表现出了一种浓厚的和不同寻常的人文精神。科学与技术首先是科技人员的一种生存方式,是他们修身养性的一种形式。这在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和最杰出的能工巧匠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即使在现代为功利主义所主宰的所谓大科学和高技术社会中,真正的科技人员精神始终也还是面向自然而不是面向社会的。科学活动是这样,技术活动也是这样。所以,科技人员只有首先把自己的精神从社会人际关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才能够使他们的思想伸向自然界的深处,欣赏到绝大多数人所无法观赏到的那种独特景观。这是在科技史的深处所隐藏的一条独特和永恒的规律或法则。 二、思维“建构”中的认识论分析 历史不仅是一种存在,而且是对存在的一种感知和描述。它是一种呈现在史料关系中的虚拟性存在。由于历史事件的流变性和否定性特点,人们通常所能够面对的就只能是关于历史事件的各种回忆和记录。事物和现象的稍纵即逝、不可重复性不可避免地把历史史料推到历史前台,人们只能根据这些史料重构人类已经逝去了的历史。在认识论的视野中,史料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没有保存下来的史料,就没有任何可以知晓的历史;构造是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的关键,如果没有对于历史史料的梳理,历史就只能是一种僵死的文字堆积而不可能真正成为鲜活的历史。历史之所以能够被表述成为一种存在,正是由于史料在梳理的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某种内在一致性。也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原因,历史又表现为一种可能性存在。它永远也不可能达到绝对的真实,未来所发掘的新史料还将不断地丰富、完善和修正人们头脑中的历史,有时甚至重构正在传世的历史。 历史是一种呈现在史料中的摹本存在,它表现为某种史料之间的依存关系。传统史学非常重视收集历史史料。中文中的历史与英文中的History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然而都同时指称历史过程与历史记录。司马迁把自己所撰写的从黄帝到汉武帝时代的中国历史称之为《史记》,而西方史学的奠基人希罗多德则把他描述希波战争的著作直接称为《历史》。历史史料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本来的历史作为一种在时间和空间中曾经存在的具体事件已经烟消云散了,人们只能根据那些历史记录在客观知识世界中再现那一去不复返了的历史。从原则上讲,史料在总体上应当内在、自足、唯一地蕴涵一种历史。这种历史无论同本来意义上的历史有多大的差别,人们也只能、而且必须把它作为本来的历史来追求。因为从认识论上讲,史料之外的历史是一个永远也无法知道的、没有任何意义的伪问题,其存在问题确实应当被悬置起来,不予理睬。然而史料之中的历史可知性与真实性问题则全然不同,尽管这种记录在史料中的历史仍然保留了历史自在之物的某些特点,但它却绝不能够继续被悬置起来;否则,史学将丧失自己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追求而彻底蜕变成为一种文学。 历史是一种被建构起来的可能性存在。历史学家不仅需要考证和梳理历史过程遗留在客观知识世界中的种种历史史料,而且还必须综合各种史料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完整地再现一个感性具体的历史过程。任何一种历史都是在特定史料的基础上被建构起来的。由于不同历史学家所占有的具体史料不同,从而关于同一历史过程的描述就必然会有所不同。同时历史学家要超越有限的具体史料再现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就不能不依赖于某种合理的推测与说明,对于可疑的或存在争议的具体史料还需要做出某种特殊的解释,从而也就不可避免地让不确定性侵入史料的梳理过程中。它必然要不同程度地牺牲历史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所以,任何一种历史所描述的事实上都只能是一个可能世界。然而这决不意味着在可能世界面前各种不同的历史一定是平权的。建立在不同史料基础上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历史版本,其各自的竞争力与生命力一方面依赖于自己所赖以建立的史料本身的可靠性,另一方面则取决于它们相互之间的开放性及其对未来所出现的新的史料的包容性与适应性。把历史的建构性推向极端的建构主义是对历史的科学精神的一种反叛,在科技史中尤其不能认同。 首先,在形形色色的历史史料中,科技史的史料具有其显著的特点,其中历史记录与研究成果是同时保存的。科技史中不仅具有文字记载,而且同时具有与文字记载相应的思想成果和物质产品一起保存下来,里面有一些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还依然发挥着自己独特的和不可替代的作用。一般的历史事件过去了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除了当事人的回忆和记录很难再找到其它的旁证。然而在科技史中,大凡是值得记录下来的科技活动,就一定具有传世的东西存在,其中不同程度地保存着当时的历史,后人可以理性地加以解读。牛顿与麦克斯韦早已经成为历史,然而经典力学与经典电动力学仍然活跃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瓦特与法拉第也已经成为历史,可是蒸气机与电动机则继续构成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些鲜活的历史史料中,人们可以见证到当时的历史。当然文学史中也有类似的情况,然而文学作品的意义通常需要读者结合自己所生活的时代加以阐发,而且不同的读者往往具有不同的解读,缺乏必要的确定性。科技产品则不同,它们的意义将由逻辑、符号与实物内在地和无歧义地规定在具体的概念、理论和产品中,从而永远都是确定的与历史的。尽管不乏一些后现代思想家热衷于把科技产品作为文艺作品加以解读,试图阐发其中所蕴涵的思想解放意义及其社会颠覆作用,然而最终则还是无法撼动它们的科学意义。 其次,科技史的史料不仅有其历史意义,而且同时还具有它的科学价值。科技史中不仅包含着人类科技活动的历史记录,而且包含着有关自然史乃至社会史方面极为丰富的历史信息,其中不仅保存着大量已经过去了的科学事实,而且隐含一定的科学问题、丰富的科学思想与独特的科学方法,从而它也就不仅是历史的,同时无疑也是科学的和现代的。竺可桢先生曾经把科学与历史结合起来开创了科学研究的历史方法,他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在世界上曾产生了巨大反响;席泽宗先生利用古新星记录证认超新星遗迹并判定其年龄也在天文学领域里产生了很大反响;吴文俊先生曾吸取了中国宋元时期数学的代数化和机械化特点,他首先将几何问题用代数方程表示,然后对代数方程组求解提出一整套切实可行的计算机算法,从而开创了机械化数学的新时代。中国拥有五千年绵延不断的历史史料。在中国科技史上虽然缺乏某种成熟的理论思维成果,然而却不乏方方面面的观测记录资料。全面、深入、系统地发掘和整理这些珍贵的历史史料无疑将是一件极为重要的工作。实证主义曾试图把整个历史学变成一种经验科学,就像竺可桢先生在气象学方面所做的那样,它让历史哲学在其中去发现支配各种历史事件过程的一般规律。这种科学主义的宏伟蓝图虽然倍受中外某些人文学者的多方责难,然而它无疑是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价值与现代价值。 再次,科技史的建构是当代价值取向的,它的客观主义原则最终必然要表现为当代主义。如同自然史的时间具有其不可逆性一样,科技史作为科学知识的进化史也是不可逆的。萨顿认为科学“是人类唯一真正积累性的、进步的活动”,“是唯一可以反映出人类进步的历史”。[4]用恩格斯的话说,“科学就是这种谬误逐渐消除,或是更换新的但终归是比较不荒诞的谬误的历史”。[5]这种历史只要有所选择和取舍,其结果就必然是当代取向的。所以,坚持历史的客观主义原则最终就必然要选择历史的当代取向。就连以反历史的辉格解释著名的巴特菲尔德本人一旦进入科技史领域,也不能不选择当代的价值取向。事实上,按克罗齐的说法,“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6]这个判断在自然史与科技史领域里还是显而易见的。只是到了社会史领域中,当代价值被淹没在党派的阶级利益之中,人们已经很难看到什么是真正的历史了。因此,辉格史的核心问题是党派利益,而决不是什么当代主义。所以客观地说来,反历史的辉格解释断然不能适用于科技史领域;否则,将会导致现代科学彻底丧失自己的历史,而这恰恰是形形色色的蒙昧主义者所企求的。至于那些“为历史而历史”的历史学家们所向往的所谓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不仅是一种不切实际的乌托邦追求,而且很容易导致历史学家丧失自己对现代社会的道义责任。当然在社会史领域中,这个问题仍然有其独特的价值。 最后,科技史的建构是主体性与客观性的统一,它截然不同于在其它历史中的建构。自然史是一个不依赖于人类意志的客观历史过程,它的建构是人类科学认识发展的一种产物,其建构性直接表现为它的客观历史性,或者具体说来,就是科学认识的阶段性;社会史是一个人类自由意志相互冲突的自然历史过程,它的建构往往伴随着强力意志的发展,其建构性首先表现为人类的主观性与阶级性;而科技史是一个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它是人类的自由意志与自然界的客观规律的一种历史性统一,是主体性与客观性的和谐统一。科技史的建构性集中表现在它的当代性这一缺省配置上。本来意义上的科技史只能是一部编年史。只要有选择和取舍,就一定会有建构问题。巴特菲尔德要求历史学家具备一种能够看到重要的细节与发现事件之间的关系与影响的天赋,以及领悟使历史过程得以起作用的整体模式的天赋。而所有历史建构的一个无法回避的硬约束就是作为历史过程结果的当代。倘若一种历史没有能够走向当代,则它无疑是历史学家们的一种历史幻觉与文学虚构。反辉格史的巴特菲尔德正是由于自己具备这样一种历史天赋,从而才更加无法回避科技史的当代取向。当前有一股史学思潮一方面以历史的建构性解构历史的当代取向,另一方面又以莫须有的历史客观性恢复所谓历史的本来面目,其目的无非是要把科学与宗教等一系列本质上对立的范畴淹没和消解在历史的琐碎细节之中,把科学淹没和消解在传统的社会历史文化之中,解除科学批判和改造传统社会历史文化的理性职能,为基督教文化垄断现代文明提供历史依据。事实上,科技史始终都是建构性与客观性的内在统一。作为一个现代人必须时刻保持自己清醒的头脑。 三、“客观知识”传统之间的方法论分歧 历史作为人类思想的一种建构,内在地关联着一系列不同层次的理论和方法。它是一种呈现在思想关系中的建构性存在。这里方法是历史建构的工具,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前提,没有一定的方法,不仅难以鉴别史料的真伪,而且更不可能澄清史实;理论则是方法得以运用的动力和指南,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基础,如果没有一定的理论,方法将失去其灵魂而被淹没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之中。历史之所以能够被建构成为一种特殊的存在,正是特定的理论和方法共同运作的结果。科技史作为一种历史,在世界观和终极的意义上,无疑是应当同自然史与社会史共同分享一种统一的元历史理论与方法,然而在其具体操作的不同层面上,它常常具有一些自己独特的理论与方法,其中有些根源于科技史的本性,具有其内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有些则显然是由于学科发展的不完善所产生的。 首先,科技史是在科学家专业群体中产生的,因而其研究方法同科学方法之间具有一种天然的联系。科学研究中的分类、比较、分析、综合、归纳、类比、假说等逻辑思维方法和直觉、想象等创造性思维方法都曾被广泛地应用到科技史史料的鉴别、科技史事件的梳理与科技史过程的建构中。科技史研究虽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然而科学方法的应用却绝不仅仅局限于科技史领域中。事实上,科学研究中的绝大多数方法很早就已经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于史学研究领域中了。中国传统的史料学与考据学中就包含着多种科学方法的萌芽。清代乾嘉学派的训诂、校勘和类推就是以归纳为主兼及演绎,他们首先是广泛地收集例证,在头脑中形成通则,然后再用通则推演同类;而“理断”则是以演绎为主,是以常理推断某一史料的真伪。实际上,在乾嘉朴学中归纳和演绎是经常同时并用的。当然其间也常常交替穿插着分类、比较、分析、综合、类比等多种方法。顾炎武倡导的“实事求是”正是朴学精神的集中体现。梁启超就认为:“乾嘉间学者,实自成一种学风,和近世科学的研究法极相近”。[7]胡适也认为“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8]他还把中国传统史学中提问、设答和证伪之术进一步提炼和概括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样一项重要的史学方法论原则。 从原则上讲,科学方法应当普遍地适用于整个历史学研究领域。因为历史学就其思维形式来讲,是一门非常典型的科学。这集中地体现在历史学所特有的怀疑、批判、求实和理性等科学精神方面。不同的是,科学处理的大都是即时和直接的观察材料,而历史学所处理的则大都是时过境迁的历史遗存。当然也有一些方法还存在着争议,例如演绎方法,迪昂就明确反对把演绎方法应用于史学,他认为“历史将永远不是演绎科学。”[9]不过西方人重视抽象的理论和建构,中国人重视具体的史料与方法;西方人重视先验的原则,而中国人更重视经验的实效。所以在两种不同语境中所说的演绎显然不在同一层面上。一般说来,任何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都存在着特定的适用范围,从而它总是有限的,然而不断发展着科学方法的总体则是无限的。目前所存在的问题似乎还不是如何在技术上确定各种方法的适用范围,而是科学与人文的背景冲突,反科学主义的实质是元历史理论与方法的主导权问题。记得金观涛曾把系统方法应用于中国历史研究,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假说,就颇受到一些历史学家的非议。当然这种问题只能在科学与人文的持续冲突中自然历史地解决。 其次,科技史作为历史自我认识发展的一个高级阶段,不仅是历史的,同时也是逻辑的,它是历史与逻辑的有机统一。作为人类关于自然过程的认识史,科技史是对主体与客体、人类与自然界相互作用过程的历史表述,它必须反映这一客观历史过程的内在逻辑。恩格斯在谈到逻辑与历史的关系时曾经讲到:“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10]恩格斯这里所说的“历史”,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历史Ⅰ,是指客观世界现实的发展过程本身;而“逻辑”则是广义上的逻辑,泛指人类的理性认识过程。作为事件的历史Ⅰ已经消失了,然而作为史料的历史Ⅱ保存下来了;同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关于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的研究还揭示了隐藏在历史过程背后的一些重复的和稳定的关系,以这些普遍的历史规律作为基础梳理历史史料,可以揭示出特定历史阶段起作用的特殊规律。历史研究首先应当在思想上理性地把握历史Ⅱ中所蕴涵的内在逻辑,然后再以这一客观逻辑作为蓝图在思想上建构一种具体的和丰满的历史Ⅲ。这就是所谓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它应当作为编史学领域一项总的方法论原则。 在科技史领域,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具体地体现为逻辑主义编史学纲领。无论是萨顿和李约瑟的编年史,还是柯瓦雷与巴特菲尔德的观念史,本质上都是逻辑主义的。从亚里士多德到伽利略、从哥白尼到牛顿,从牛顿到爱因斯坦,既是一个历史流变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科学思想逻辑演化的过程。吴文俊教授利用计算机甚至从开普勒运动三定律中自动推导出了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所以如果说编年史还是萌芽状态的逻辑主义,则观念史直接就是完成了的逻辑主义。二者彼此表里呼应,互为补充,共同构成科技史的主体。有一些科技史家被埋葬在历史的史料中丧失了理智,似乎不把牛顿的炼金术编进科技史中就是歪曲了历史本来面目的辉格史;还有人热衷于张扬科学的宗教起源。这都是非常可笑的事情。不过在社会史领域,情况就要复杂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总是不可避免地表现为历史主义编史学纲领。这一方面是由于以自由意志相互冲突作为特征的社会历史过程本身的逻辑就不是很明朗,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人们自身无法排除的利益关系,从而使得社会史领域充满了难以捉摸的复杂性。要超越这种复杂性必须超越社会历史过程本身,把它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来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社会史领域中这样一个卓有成效的逻辑主义编史学纲领。 再次,科技史的思想基础应当来自于历史,而不是哲学,它是一门历史科学。然而由于科技史与科技哲学长期的暧昧关系,使它不同程度地背离了历史的科学精神。尽管“没有某种理论偏见的历史是不可能的”,[11]然而历史科学的基本精神是实事求是,科学的客观性原则就是要把偏见降低到最小。相反,哲学家则常常是一些制造偏见的高手,哲学中充满了形形色色的偏见。尤其是当科学哲学发展到连科学家都不想接近的时候,科学史家就更是没有理由同这种东西联姻了。早在19世纪时,坦纳里就曾注意到一些科学哲学家在研究培根和笛卡尔等历史人物时,其特有的哲学偏见致使他们离开了真实的历史,从而变得“非历史”了,所以他提醒历史学家要警惕“科学的哲学”。随着逻辑实证主义的兴起与科学史的社会建制化,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开始彼此自觉地疏远了。然而历史主义的兴起又吹起了层层波澜。拉卡托斯所谓“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12]其实是在现代哲学社会学化的历史背景中出现的一种谬论。它不仅断送了科学哲学,而且扰乱了科学史。有人曾经这样评价拉卡托斯的这一命题:“由教条的自命不凡的科学哲学所支持的科学史要冒双倍盲目的风险,而由党派的科学史支持的科学哲学则要同时冒盲目和空洞的风险!”[13]以至于就连库恩这样的著名的老牌历史主义者也认为,按照哲学理论“重建”历史的做法“可能会成为编造历史的借口”,[14]而且“为哲学而写的历史,往往几乎不是历史”。[15] 然而,科技史真是同哲学水火不容吗?恰恰相反。真正的历史需要一种真正的哲学。这种哲学是一种恬静无为的哲学,它应当是超越历史的演变过程而不是陷入其中;它应当是客观的和理性的,而不是主观的和武断的。倘若科技史不得不依赖于某种哲学的话,则它应当回归一种元史学或历史哲学,而不是科技哲学。而真实的情况正如美国科学史家费诺乔罗已经指出的,迄今为止所有希望担任这个角色的人都没有成功。同时,真正的科学哲学也不是像历史主义者所向往的那样利用概念逼近真实的历史。无论科学哲学家如何努力逼近科学史实,它也绝不可能代替科学史的认识,反而科学哲学自身的价值在这种迎合科学史的逼近中丧失殆尽了。杜赞奇认为历史是反理论的,“历史学可能是唯一一个不反思自身假设的学科,而且很可能还是习惯上不作自我剖析的学科。”[16]这种说法虽然过于绝对化,但是至少可以提醒历史学家警惕哲学家的圈套。哲学家不要自作多情地贴近历史,哲学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逻辑的,它是人类思维的一种自由创造。默多克有一种说法颇有启发意义。他说哲学家的讨论几乎从来不和历史学家的工作“相符”,然而科学哲学对于科学史的价值恰恰在于这种“不符”。换句话说,哲学也正是由于它所带来的与历史的“不符”而成为有价值的、启发历史分析的工具。[17]显然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的理想同这样一种价值是相去甚远的。 最后,科技史可望通过外史的扩展走向社会史领域,最终实现整个历史科学理论与方法的统一。本来意义上的科技史应当是内史,是科技思想的演化史。外史的性质则比较复杂:一部分可以作为内史的扩展,例如萨顿的《科学史导论》和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等,它们原则上可以纳入逻辑主义的编史学纲领中;另一部分属于社会史的延伸,例如默顿《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和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历史上的科学》等,严格说来,这一部分应当作为社会史专题研究,它们在原则上可以纳入历史主义的编史学纲领之中。一般说来,前者的研究方法要较为规范,而后者则是五花八门。从总体上看,科技史还没有自己独立的理论和方法,缺乏统一的评价标准。这里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各种研究方法跨学科应用的试验区,是各种外来的方法生死角逐的战场。而任何一种方法在科技史领域中应用的合法性并不取决于它在理论上的自我证明,而取决于统一的历史科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以逻辑主义为纲领的科技史和以历史主义作为纲领的社会史之所以可能实现沟通,一方面是由于科技史的内史可以通过外史横向扩展自己的外延,展示自己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社会史也可以通过自然主义化纵向收缩自己的内涵,增强自己的理论性,使其能够被纳入逻辑主义的纲领之中,进而实现历史与逻辑的真正统一。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绝大多数场合都把科学技术连在一起使用而不加区分,这是由于科学理论中内在地蕴涵着技术原理,从而技术原则上应当作为科学的一种应用,尽管许多技术事实上都出现在科学之前。 四、社会“利益关系”中的价值论批判 历史中蕴涵着价值,它归根到底是一种价值性存在。无论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历史Ⅰ,还是作为一种史料而存在的历史Ⅱ,抑或是作为一种思维的建构物而存在的历史Ⅲ,本质上都是一种价值性存在。这里价值是一个关系范畴,它隶属于主客体相互作用过程之中。其中主体的历史需求是历史价值存在的前提,正是这种需求把历史的可能意义加以肯定并转化为现实的形态,没有主体需求的这种肯定和转化作用,也就无所谓历史的价值;而历史的客观属性是历史价值存在的基础,是历史价值的一种载体,没有这样一种属性,历史价值将会失去它的依托,从而也同样无所谓历史的价值。人类出现之前或迄今依然独立于人类的天然自然史之所以具有价值,不仅是由于历史内在地蕴涵着人化自然史与人工自然史的可能性,而且更重要的则是由于人类的存在本身已经把这种可能性转化成为现实性。历史正是在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不断地生产着人类的历史需求并不断地满足这种需求的。它是一个以人类作为核心的价值增值过程,而科技史是历史价值运动的一个制高点。 首先,科技史是全部人类文明史的轴心。人类的文明是人类在摆脱种种自然奴役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从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从钢铁时代、电力时代到信息时代,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从天然自然、人化自然到人工自然,标志着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和水平。而科学技术则始终是推动文明发展的革命性力量。萨顿曾经呼吁历史学家在把注意力从政治史与军事史相继转移到文学史、艺术史、宗教史和经济史之后,再进一步转移到科学史中来,因为“科学是我们精神的中枢,也是我们文明的中枢。它是我们智力的力量与健康的源泉”,[18]“文明史应该主要集中于科学史。”[19]而“科学史的目的是,考虑精神的全部变化和文明进步所产生的全部影响,说明科学事实和科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从最高的意义上说,它实际上是人类文明的历史。其中科学的进步是注意的中心,而一般历史经常是作为背景而存在。”[20]事实上,科学技术不仅是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人类文明,而且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科学技术还在创造和扩展着历史本身。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印刷术,不可能完整地保存如此丰富与珍贵的历史史料;如果没有音像制品,也不可能轻松地拓展如此广阔和充实的历史空间;如果没有互联网,如果没有现代科学与技术,历史或许将永远尘封在历史学家的书斋里,而不可能进入人们的社会生活中。 其次,科技史是地方性知识全球化的历史,是我们理解世界历史和把握全球化发展的重要思想基础。不同的民族拥有不同的文化,塑造着自己丰富多彩的内在精神世界,然而它们所面对的却是同一个自然界。科学技术是人类理性同自然界相互作用的产物,是人类理性超越各种不同精神世界回归同一的自然界的结果,是全人类集体智慧的结晶。按照萨顿的说法:“科学从根本上说是国际性的,或许我们应该说它是超越国度的。”[21]李约瑟则把人类科学的发展形象地描绘为一个“朝宗于海”的过程:“不同文明的古老的科学细流,正像江河一样奔向近代科学的大海。”[22]因为人类是统一的,自然界也是统一的,作为自然界在人类精神中的镜像的科学技术也必然是统一的。统一的科学技术为统一的世界历史提供了一种发展的可能性。科学技术的求真务实与分工协作精神不断地破除民族国家所固有的狭隘视界,推动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发展,创造着统一的世界历史,使越来越多的民族国家的历史不仅是民族的,同时也是世界的。科学技术是人类文明的基石,是世界历史全球化发展的动力。一般说来,民族国家对于科学技术、尤其科学精神普世价值的认同与接纳程度,是其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标志。只有具备浓厚科学精神的民族,才能昂首阔步地面向全球化的世界历史大潮;否则,必然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借口拒斥全球化,并最终走向反科技。近年来形形色色的所谓地方性知识的流行以及世界各地反科技与反全球化思潮的风起云涌也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 再次,科技史是人类智慧逻辑演进的历史,是人类在这种智慧演进中逐渐摆脱奴役和寻求解放的历史,是逐渐消解与颠覆传统历史价值观的历史。萨顿曾反复强调过:“科学活动是人类最主要的创造性活动,不只是在物质上,而且在精神上。”[23]科学技术不仅是能够把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而且可以使人类从此摆脱种种精神奴役。一部科技史就是人类逐渐战胜迷信、摆脱神像、告别奴性、走出蒙昧的历史。按萨顿的说法,“科学史是人类的统一的历史、人类的崇高目标的历史和人类逐渐得到拯救的历史。”[24]“我们的主要目标不是简单地记录孤立的科学发现,而是解释科学思想的进步和人类觉悟的逐步发展,理解并扩展我们在宇宙进化中的职责地位。”[25]这样一种宏伟的目标还将使科学家进一步摆脱狭隘的自我利益的内在精神奴役成为一个截然不同于传统历史主体的崭新的人类。爱因斯坦曾讲过:“一切宗教、艺术和科学都是同一株树上的各个分支。所有这些志向都是为着使人类的生活趋于高尚,把它从单纯的生理上的生存的境界提高,并且把个人导向自由。”[26]“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断地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27]而这样一种天地境界则显然是在以往的帝王将相尔虞我诈的历史中所不可能存在的。科技史是科技活动的历史,是科技劳动者智慧和创造的历史,它无疑是对人类传统历史价值观一种根本性颠覆。 最后,科技史中蕴涵着一种新的和科学的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并没有传统人文主义的豪言壮语,然而却更加求真务实、客观公正;它也没有传统人文主义那种贵族化的浪漫情怀,但却更加积极进取、无私奉献。它是一种以人类作为终极关怀的、既具有浓厚理想主义色彩然而却又是大众的、理性的和世俗的人文主义。这是我们在科技史以外的其它历史中难以看到的。萨顿毕生致力于利用科学史来弘扬和传播这样一种科学的人文主义。在他看来,“无论科学活动的成果是多么的抽象,它本质上是人的活动,是人的满怀激动的活动。”[28]“科学只不过是自然界以人为镜的反映。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始终是在研究人,因为我们只有通过人的大脑才能理解自然,然而,我们同样也可以说我们一直是在研究自然,因为没有自然我们无法理解人。”[29]“每一个科学思想,无论它多么神秘,从其诞生到成熟都彻底地是人性的。由于它的最终表现是无生命的抽象形式,因而否定它所固有的人性,那就如同因为我们只是通过冷漠的印刷字体了解诗歌的人性,就因此否认诗歌具有人性一样愚蠢。科学也像其它人类活动一样充满生机,正是由于产生它的特殊活动是最高级的活动之一,它充满了最高级和最纯洁的生命力。”[30]因此,一个真正的人文主义者必须能理解科学的生命,正如他必须理解艺术的生命一样。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萨顿的理想和愿望并没有能够实现,科技史中的这种科学的人文主义或者说新人文主义至今依然风雨飘摇在人类社会历史的惊涛骇浪之中。 科技史论文:科技奥运历史特征探析论文 摘要:通过对科技奥运历史进程中现代技术角色演变的考证,分析了科技角色由辅助者、支持者转向被依赖者的历史过程及必然性,论证了科技与奥运的契合历程,阐述了二者契合的基本特点:科技应用的加速性、科技嵌入的全面性、科技种类应用的广泛性以及科技由应用转向自主开发。进而指出在奥运发展过程中,科技与奥运的相互契合形成了科技奥运现象。科技日益成为奥运发展有力的技术保障,并逐渐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奥运科技体系;奥运成为科技发展新的引擎。 关键词:科技奥运;契合;技术 一般说来,契合有“投合”、“符合”、“相通”、“约定”、“约束”、“机缘”等含义[1]。作为一个历史的必然产物,科技奥运现象的出现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与技术“契合”的必然结果。当我们根据奥运发展不同阶段来分析科技角色变化时,科技与奥运的契合过程就会很清晰地展现出来。 一、科技与奥运契合的历史进程 1.奥运初期发展与技术的辅助者角色 在法国人皮埃尔·德·顾拜旦的不懈努力下,第1届现代奥运会于1896年在希腊首都雅典隆重举行,由此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兴起了。由于受到当时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奥运会虽然被称为“现代奥运会”,但是举办的最初几届奥运会无论是从比赛场地、设备还是从运动员服装上来看,几乎无法体现出“现代”的特点,也几乎看不到现代技术的影子。例如,在第1届奥运会上的男子100米跑决赛中,绝大多数运动员所穿的运动服装与普通人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差别,穿着长衣长裤比赛,甚至有人穿着礼服比赛。在这些运动员当中,只有美国运动员托马斯·伯克的穿着类似于现代运动员着装背心和短裤。再如,游泳比赛是在冰冷的海水里进行的。游泳池的泳道是用水面上漂浮的南瓜作为泳道标记组成的,泳距也未经过认真地测量,仅仅凭借感觉估计来确定,起终点采用浮艇拉着缆绳作为标线。比赛时,先用小轮船把运动员载离海岸,发令员估计距离合适了,便发令让选手游回岸边,以到达岸边的先后决定名次。比赛中对运动员的泳姿也没有任何特殊要求,任由运动员自由发挥。 再如,第2届巴黎奥运会的设施很差,田径场地十分狭小,土质松软,跑道不平,且夹杂着横生的林木,场内根本就没有什么运动设施、设备等比赛必需品。跳远比赛需要跳远选手自己动手挖掘沙坑;跨栏比赛的个别栏架临时用树枝架起来凑合。 所以,在最初的四届奥运会上,无论是从运动会的体育场、设施等来看,还是从参赛运动员的技术水平、运动装备等来说,都很不规范。运动设施和比赛方法的不规范,一方面严重地影响了比赛的顺利进行,使得运动员取得比赛成绩的偶然性大大提高;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比赛结果判定的不准确性和不公平性。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虽然兴起于技术逐渐占据统治地位的现代社会中,但是一开始却几乎看不到技术的影子,技术与奥林匹克运动的关系一直比较疏远,在奥林匹克运动中表现出来的技术大多数都是其他领域的一般性技术的借用,例如利用建筑技术来修建体育场、游泳池等等。总体而言,技术在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初期所起的作用大多是辅助性的,扮演的是辅助者角色。但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全球性发展战略的确立,客观上为科技与奥运自身的契合提供了必要条件。众所周知,现代技术的全球性扩展,最终促进世界一体化发展。在这样的前提下,作为立志于成为对全球发展产生影响的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其全球化过程必然要与现代技术紧密结合起来。换言之,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全球化发展目标的确立与现代技术体系构建全球化生活这一现实存在客观契合了。这最终为二者的现实契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奥运快速发展与技术的支持者角色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奥林匹克运动逐渐地引进了各种技术成果来促进自身的发展,这就使得每一届奥运会在场地、设备、器材和运动员装备等技术环节方面的更新都会比上一届有一些进步。 1912年的第5届斯德哥尔摩奥运会取得了重大的科技方面的突破,大会在运动场内试验性地安装了电动计时器和终点摄影设备,使时间计量精确到01秒。 第7届比利时安特卫普奥运会兴建了一个能容纳3万人左右的体育场,并且配备了当时比较先进的各种体育设施,体育场的跑道是由煤渣铺成的、周长为400米的专业跑道,这也是奥运会第一次使用标准跑道。 从1932年美国洛杉矶奥运会开始,现代奥运会开始走上了规范化的发展道路。这主要表现在这样的几个方面:一是举办时间的规范,即奥运会首次在两个多星期内进行;二是准备工作提前完成;三是比赛使用的体育场地、设施、设备及器材等更加规范和标准;四是专用于游泳比赛的场馆游泳馆开始使用;五是为男选手专门修建了一座漂亮、舒适的宿舍奥林匹克村。 在1936年德国柏林的第11届奥运会上,德国第一次通过电视播放了奥运会的比赛盛况,这不仅在世界范围内极大地扩大了奥运会的影响,从而为奥运会的全球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也为以后电视转播奥运会开创了先例。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开始借助于技术支持的巨大作用,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地传播开来。 在第16届墨尔本奥运会上,使用了飞机来传递奥运圣火。 在第17届罗马奥运会上,科学技术的“双刃剑”特征也开始显现出来。一方面,现代技术的大量使用为奥运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另一方面,从这届奥运会开始,人们走上了反对科学技术反面力量的道路,即与日益严峻的服用兴奋剂行为所进行的漫长而艰苦卓绝斗争之旅。本届奥运会自行车比赛出了事故,一名服用了兴奋剂的丹麦选手马克·詹森在比赛进行过程中,摔下了自行车,不久就猝死在比赛现场。这一事件,引起了大会的震惊,也成为推动奥运会进行全面的兴奋剂检查的原动力。 可以说,在这个阶段,即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更新的现代技术成果开始被更加广泛地应用于运动领域之中。但是,这些技术应用过程具有一个新的特点,即这些技术的应用是在奥运会赛场之外展开的,所以其使用并不像前面所描述的一些在奥运会上被直接使用的技术那样,能够被人们直观清楚地看到并真正地认识到。但是,毋庸置疑的是,新材料技术革命确实给奥林匹克运动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方面使得运动员的服装开始脱离了普通服装系列,而逐步发展成了一个新的服装体系,运动服逐渐变得随意、舒服而利于运动;另一方面,现代技术在运动设备制造过程中显示出了强大的威力,极大地推动了各个运动项目的发展。例如,巴克于1948年引进一种利用300片相互连接的战争剩余的正方形铝管来制成了新型的跳板巴克跳板。但此后不久,这种跳板就让位于更结实更轻的用铝合金设计制成的跳板。到了60年代,跳板的弹力又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增强,从而使得原来只能在3米板上完成的动作,这时在1米板上就能够轻松地完成了。 而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撑竿跳这一运动项目借助于改进的新材料完成发展飞跃的事实。60年代,詹克斯(一位玻璃纤维鱼竿的制造商)曾经生产过一种长10英尺、直径为1英寸多的深海鱼竿。他的儿子是一位初中的撑竿跳运动员,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借用父亲的鱼竿进行练习,结果竟然超过自己最好成绩半英尺多。他的这次偶然性的行为的结果是,撑竿跳高项目从此借助于技术的力量,迅速发展起来。 在第18届日本东京奥运会上,美国发射的“辛科姆”通讯卫星,向世界各地转播了奥运会盛况,这在奥运会史上还是第一次,科技所展现出来的无穷魅力也从此被人们深刻地认识到,在更大程度上、更广的范围内借助于技术的巨大力量,来推动奥林匹克运动发展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这就为科学技术全方位地进入到奥运会体系中奠定了坚实的客观基础。 在1968年墨西哥举办的第奥运会上,使用了当时较为先进的电子计时设备。 在这个阶段,特别是二战后,全球科学技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技术也开始更多地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广泛地使用起来。借助于技术的力量而得到快速发展的奥林匹克运动开始全方位地引进现代技术成果,特别是一些尖端技术也开始被广泛使用,例如利用飞机、卫星传递圣火,利用通讯卫星对比赛进行转播等等。现代技术也已经不再仅仅是一种有效的辅助手段,更主要的是成为人的“替代者”。具有突出特点的是电子测距技术和传媒技术的使用,前者使运动比赛成绩的评定更加准确、客观,促进了公平竞争;后者的迅猛发展则有力地推动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全球化发展。而在另外一个方面,凝聚着高新技术结晶的兴奋剂在提高人们运动成绩方面的巨大作用使之成为某些运动员竞相追逐的东西。 在这个历史阶段,技术扮演的是一个能够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高速发展提供巨大动力的支持者角色。作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支持者,现代技术开始在更广的范围和更深的层次上介入到奥林匹克运动领域当中,从运动设备、场地、器材、服装的技术开发与创新,扩展到对运动员训练过程的技术控制、调节,然后再到体育学科的成熟和发展,再到体育的基本理念的变化体育领域中的技术进步与创新,就是体育的进步与创新的观念客观存在。所以,这也是一个全方位的技术介入过程。现代技术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开始逐渐地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一方面,技术为奥运发展服务,促进了奥运的全球化发展。可以说,现代技术的全面应用,特别是媒体技术的全面介入,使得奥运最终摆脱了欧洲地域性形象,开始被世界各地的人们逐渐地认识和接受。另一方面,奥运为现代技术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逐渐得到全球性关注的现代奥运会,成为科技延伸和自我展现的重要领域。科技与奥运开始相得益彰,逐渐地走上了契合之路。 3.奥运成熟发展与技术的被依赖者角色 在1972年第20届慕尼黑奥运会上,全面地启用电子设备,首次采用了光电测距仪和精度可达0.001秒的电子计时器,高速摄影摄像设备、激光装置、计算机等逐步代替了人的眼和手,成为奥运赛场和裁判员们不可缺少的工具和伙伴。 正是因为科学技术过程的广泛应用,从而使得本届奥运会看上去似乎已经完全被现代高技术武装起来,并且体现出技术与现代奥运会的完美结合的特点,所以,本届奥运会也被人们称为“Hi-techOlympics”[2]。 伴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成熟和计算机的普及,借助于计算机技术来开发运动员的训练、比赛指挥系统,成为人们的一项新的工作。事实证明,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确实大幅度地提升了运动训练的科学化水平。这样,没有人可以拒绝计算机技术所带来的巨大效益,依赖于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等各种高新技术来提升运动员运动能力,并有效地促进比赛成绩提高的做法被人们普遍地作为理所当然的东西接受下来,从而形成了一种技术依赖。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信息技术迅猛发展,计算机技术得到广泛应用,网络技术日益成熟,新材料技术日新月异,现代技术已经成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发展必不可少的依赖性力量。 第25届西班牙巴塞罗那奥运会首次使用了“全能运动操作系统”,利用计算机的巨大作用将分散在各个赛场的电子计时器、光电测距仪和自动计分装置等联结在一起成为网络。伴随着高科技的迅猛发展,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的信息科技解决方案主要包括三套核心系统,分别为:奥运信息检索系统、奥运竞赛结果系统、奥运管理系统。 除了信息技术在悉尼奥运会上大显身手以外,其他诸如新材料技术等尖端科技也为改善运动员们的装备,提高运动成绩立下了汗马功劳,游泳运动员所采用的鲨鱼服就是这样的一个有力的例证;在环保技术、新能源技术等现代高新技术的大力支持下,悉尼举办了一届环保的奥运会。从而,环保运动借助于奥运会的平台在世界强化了环境保护意识,使环境的伦理问题更加引人瞩目,这也充分地体现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教育的本质。 在这个阶段,技术不仅在场地、设施和运动员装备等领域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且在运动训练和比赛等方面也开始显现威力。正是因为折服于技术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力量,人们开始更多地依赖技术手段来促进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和获得更加突出的运动成绩,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已经走上了无法脱离技术的道路。 在这个阶段,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与技术完成了深度的契合,发展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一方面,科技不再仅仅是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一种支持力量,而逐步地形成了自己的“奥运科技体系”[3],由辅助、支持转变为自主行动的力量,并依据自身的逻辑自主地发展着,从而最终成为一种统治[4]。另一方面,奥运成为科技发展新的引擎,在奥运需求的带动下,逐渐形成了一个科技创新工程体系。科技奥运就是这一现象的直观的、生动的描述。换言之,我们可以这样来表述:科技奥运是科技奥运化和奥运科技化发展的直接反映,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共生演化(co-evolution)的契合关系。科技奥运化是指科学技术以奥运需求为导向,依据奥运的特殊要求创新性地应用科技成果的过程;奥运科技化是指奥运在奥运精神的引领下,以科技为发展手段,并引发科学精神和技术理性对奥运理念的创新。 二、科技与奥运契合的特点 1.科技应用不断加速 我们通过对技术在现代奥运会上应用史的考察,可以发现,现代技术从其产生到在奥运会上的应用时间越来越短,特别是近几年来,一项新的技术成果会很快地被应用于体育领域之中,从而使技术应用加速的特点越来越明显。例如,1912年奥运会使用的摄影技术距离1875年摄影技术发明是37年,而1976年利用卫星传递火炬距离第一颗通信卫星发射成功只有14年,而目前新技术在刚刚出现时就迅速地在奥运会上使用已经是一个普遍现象了。因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科技在奥运会中的分量越来越重,从新技术诞生到应用到奥运会中去,间隔的时间也越来越短。现在,与体育相关的新技术刚一产生就会很快地转化为真正的产品,然后很快地被应用到科学训练当中去,为运动员在奥运会上创造更好的成绩而做贡献。可以说,这也与体育领域主动地开始基于运动本身需要而进行的技术开发有关,体现出了技术创新的基本特征。 技术应用的加速,一方面体现在技术本身的创新上,由于不断进行的技术创新过程,使得技术的发展和更新的速度大大地提高了,而提高的更新速度又进一步促使了技术的下一个创新周期的缩短,从而使得技术应用不断地加速。另一方面,受到技术创新的鼓舞和提高人体运动能力的需要的激励,科学技术在体育领域中应用的周期也在大幅度地缩短,这是与技术创新加速背景分不开的,更是与对运动成绩提升产生的越来越强烈的需求分不开,这就使得这个加速的过程越来越快,技术应用的周期越来越短。 2.科技全面嵌入 现代技术在奥运会上的应用范围已经由开始的几乎仅仅是建筑领域扩展到奥运会的每一个角落和细节,即使是被人们认为是技术含量最低的田径项目,也完全被现代高技术武装起来。从运动员脚上穿的运动鞋、运动袜,到身上穿的运动服,再到训练和比赛过程中所使用的计算机辅助分析系统,无一不是现代高技术的杰作。我们已经难以辨别现代奥运中对比赛结果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到底是科技的还是非科技的;我们也已经无法区分“奥运信息检索系统”、“ID徽章”、“碳素纤维运动衣”等等这些似乎是一夜之间冒出来的新名词到底是属于科技概念还是应该归类为奥运会的体育概念。 现代技术在物质上的应用是一个方面,而另外一个方面则多数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这就是技术规则在奥运会规则上的广泛应用的现实。实际上,我们在奥运会上,或者说在体育领域中关于运动成绩的测定、比赛办法、器材的限定指标等等,几乎无一例外地来源于技术体系,所以技术在规则上全面地渗透到奥运中,从而建构起科技奥运的技术体系,这也使得奥林匹克运动朝向技术规范的方向发展。也就是说,技术的逻辑已经成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逻辑,技术的思想也已经成为奥林匹克运动新的思想体系,即依据技术理性的要求而展开的对运动过程及其结果的效率性、效益性和根本性的关注,这也是一种技术全面渗透的现实。 3.科技应用种类越来越多 在奥运会上应用的现代技术种类越来越多,在奥运会刚刚举办时,对奥运会起到主要的、积极的帮助作用的技术大约仅仅是建筑技术,而随着现代技术的快速发展,更多的技术开始在奥运会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光电技术、摄影技术、传媒技术、电视技术等等。今天,当我们提出科技奥运概念的同时,我们也在建构着一个由更多种技术所构成的技术支撑体系的奥运会,或者说是真正的高技术的奥运会。目前的科技奥运不仅仅局限于普通的技术应用,而是更多地使用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成果,如数字技术、新能源技术、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仿生技术、环保技术等等,甚至是最为先进的基因技术也开始在体育领域中被使用。我们甚至无法准确地说出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领域中被使用的全部的现代技术的种类,或者弄清楚每个环节中到底有多少技术在为奥林匹克运动服务,例如,从运动员身上穿的运动服到脚上穿的运动鞋,从运动器械到运动场地,从运动营养到训练过程中对训练合理性的科学与技术的监控,从赛场上的种种电子设备到用于传输信息的互联网络等等,到处都是现代技术的身影。因此,可以说只要具有效益,就有新技术的应用;或者说,科技奥运就是一个纯粹的高技术自身的奥运会。 4.奥运成为科技发展新的引擎 在持续不断的奥运需求的带动下,逐渐形成了一个科技创新工程体系。现在,与最初开始借用技术来促进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发展不同,现代技术已经被人们最大限度地应用到奥林匹克运动中去了。种种证据显示,人们对现代技术的态度已经不再仅仅是满足于借助技术本身所提供的帮助了,而是转向根据自身需要来主动地、更积极地开发技术,以获得收益。例如,北京2008年奥运会为了使现代技术能够更好地满足“科技奥运”目标和理念的要求,成立了“第二奥林匹克运动会科学技术委员会”,负责为科技奥运提供技术咨询和帮助。其基本职责有四项:一是围绕奥运信息系统建设、场馆建设、赛事组织优化、安全保卫、开闭幕式等,组织专家进行研究论证,为奥组委提供完备的技术咨询和解决方案建议;二是针对与奥运比赛直接相关的比赛场馆、信息通信、奥运气象保障、科学训练等领域以及与奥运会间接相关的交通、能源、环保、绿色食品等领域的科技需求,各部门联合共同实施好科技奥运项目;三是与奥组委、科技界以及奥运工程建设单位建立通畅、高效的沟通渠道和机制,将奥运对科技的需求及时传递给科技界,同时将最新奥运科技和成果传递给奥组委和其他奥运工程建设单位,并及时向公众宣传科技奥运建设的最新进展,争取全社会对科技奥运建设给予更大的支持;四是就科技奥运建设开展有针对性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追踪、引进奥运建设相关领域的国际最新科技成果,并加以消化吸收,在北京2008年奥运会上加以应用[5]。因此,根据需要而展开的技术开发活动,就必然地成为了现代技术在奥林匹克运动领域中的一个新的特点。因此,奥运已经成为一个新的技术开发包,一个新的科技创新源[6]。 现代技术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领域应用过程中,从一开始的被借用的辅助者角色逐步地转变为支持者的角色,然后再转化为被依赖者的角色,最终成为自主者的角色。造成这样的原因是由于现代技术在应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巨大的效益,以及这种效益能够带给人们一种极度的胜利满足感,这又推动了技术角色向更深的层次发展,从而使得现代技术的角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技术不再仅仅是一种引进的东西,而是转变为决定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发展方向和速度的内在的逻辑,从而成为使奥林匹克运动转变为一种“运动—技术系统”的力量。这样,技术在带给人们巨大效益的过程中逐渐地摆脱了被动的从属地位,逐步地确立了权威,成为主动的力量。 技术的巨大效益驱使人们将对运动成绩追求的目光从运动员自身着手提高运动成绩,转向了依赖于技术力量来提升运动能力的做法。其实,这样的转变是具有客观原因的,一方面成绩至上的观念越来越强烈,以至于似乎完全地取代了体育活动原来的目的,胜利等于一切;另一方面,体育运动发展到近期,由于运动技术的革新已经基本完成,并且几乎是趋于完美,所以通过改进运动技术的做法来获得更好的运动成绩的可能性几乎不再存在了,这样,借助于技术的力量一种体育活动外在的力量来提高运动成绩就成为一条途径,更何况技术在体育领域中的应用已经显露出巨大的威力呢?所以,归根到底,人们仍然是将运动成绩作为了终极目标。这就造成了一个这样的局面:一方面运动员在努力训练,另一方面却又在努力开发新的技术来提高运动员训练的水平和提升运动员身体运动能力。可以这样说,目前的运动员似乎是一个结合体一个自己与技术的结合体,这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对技术的依赖,由此,技术同时也就扮演了被依赖者的角色。 三、结语 通过历史的轨迹,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样的一个过程:现代技术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领域应用过程中,从一开始的被借用的辅助者角色逐步地转变为支持者的角色,然后转化为被依赖者的角色,因此现代技术在奥运上的角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表明,人们对现代技术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即人们已经不再仅仅满足于借助技术的帮助,而是转向根据自身需要主动地、更积极地开发技术,来达到自身的目的。 这个过程其实质是科技与奥运的契合过程。在奥运发展过程中,科技与奥运的相互契合形成了科技奥运现象。科技日益成为奥运发展有力的技术保障,并逐渐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奥运科技体系;奥运成为科技发展新的引擎,在奥运需求的带动下,逐渐形成了一个科技创新工程体系。 科技史论文:新的历史时期高校科技产业问题研究 摘要:随着高校产业规范化建设工作取得了决定性成果,高校科技产业的经营管理状况和内外环境发生较大改善,但是高校科技产业在规范管理方面仍存在很多问题。只有继续完善制度建设,建立科学的考评和激励约束机制,积极拓展融资渠道,适度放宽管理权限,培养高素质的管理人才,强化专业化服务,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构建科技产业新的发展模式,才能实现高校产业跨越式的发展。 关键词:高校科技产业;科技成果转化;融资渠道 一、概述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需求旺盛的大背景下,高等学校积极响应党和政府“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号召,积极投身国民经济建设主战场,大力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作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一种重要途径,不少高校创办和发展了一批科技产业。几十年来,高校科技产业在参与国民经济建设、承担教学实习任务、积极开展科研试验、多渠道补充教育经费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成为高校教学科研重要的实践和试验基地,在推动国家经济增长,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换代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根据《教育部关于积极发展规范管理高校科技产业的指导意见》文件精神,绝大多数高校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基本完成了校办科技产业的改革改制工作,组建了学校经营性资产管理委员会,履行资产公司出资人的职责,行使资产公司股东的权利,并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分别设立了学校资产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同时组建了资产公司运营管理团队,初步建立了高校资产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高校产业规范化建设工作取得了决定性成果。高校科技产业的经营管理状况和内外环境发生较大改善,但是由于受诸多因素的限制,绝大多数国内高校科技产业的规范管理方面仍有较多问题,需要完善和下大力气去解决,进一步巩固高校产业改革和发展成果。 二、高校科技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根据教育部有关文件的要求,我国高校基本完成校办科技产业的规范化改革工作,搭建起新型的科技产业管理框架结构。然而,由于传统体制的惯性和改革逐渐触及深层次问题,虽然组建了资本运营主体,但没有真正实现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和按照市场化的原则开展,尚有以下问题亟待解决: (一)制度建设不完善,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 我国高校科技产业发展多采取单一的制度约束,即强调各项规章制度对具体经办人员的约束,大多表现为党政纪律,没有建立起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激励约束机制。 (二)融资渠道不畅,缺乏资金投入,科技成果转化成功率低 从国内高校科技产业的整体情况来看,绝大多数高校科技产业都面临资金紧张的局面,学校对科技产业开发投入力度不足,所以科技成果转化的成功率较低。多年来,高校科技产业除学校给的一小部分启动资金外,大多是企业自我积累而发展起来的。因此,为维持企业生存,工作重点都放在了原始资本积累上,从而导致对科技开发的投入力度不够。很少有高校在高新技术产业化上设立转化基金或风险基金,使高校高新技术成果的转化工作缺少必要的物质基础,许多有市场前景的成果无法向商品化阶段推进。 (三)高校产业管理模式滞后,经营决策效率低下 从我国高校科技产业管理的现状看,大部分高校的校办企业管理模式仍留存浓厚的行政管理特征,现行事企不分的管理模式滞后效应严重制约了高校产业的发展。根据教育部的统一部署,绝大多数高校已经成立了资产公司,纳入资产公司管理的高校科技企业内部经营决策等经济行为经常请示资产公司,而绝大多数资产公司作为学校管理机构或派出机构,职能和作用能力有限,缺乏决策权,上级管理部门审批程序繁琐,不能像社会化企业那样迅速及时为企业解决实际问题。 (四)缺乏专业化的科技产业管理队伍,员工身份转换相对困难 目前,我国高校科技产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大多为学校教师,他们擅长教学以及技术研发,但是缺乏高层次战略决策和市场运作的经验,不能完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受高校人事制度和薪酬制度的制约,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很难成为高校科技产业的高级管理人员,从而导致企业缺乏高素质经营决策队伍。 三、推进高校科技产业规范快速发展的若干建议 我国高校科技产业在发展中存在的这些问题,严重限制了高校科技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必须加快高校科技产业改革与规范化建设进程。在具体工作中,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完善制度建设,建立科学的考评和激励约束机制 建立和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科学的考评和激励约束机制,是推进高校科技产业规范发展的重要保障。高校应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地与本校的实际情况,积极探索,建立符合本校特点的各种激励约束机制。构建科学的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采用经营者年薪制、股权激励、精神激励以及董监高派出、考核和激励政策等,这些措施可以强化企业家和专业人才的能动力,为企业创造更好的业绩。在挖掘企业家潜能的同时,还应充分激发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高职工工作效率并使其智慧潜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在构建激励机制的同时,还应制定相应的约束机制,可以从企业内部、市场和法律等方面加以约束。 (二)积极拓展融资渠道,改变企业资金紧张的困境 加快高校科技产业的发展,必须积极借助政府和资本市场,实现企业的快速成长和发展。近年来,政府为了推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采取了很多方式。2011年开始,高校部分企业被列入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单位,高校科技产业应抓住机遇,采取各种方式积极申报和参与国家重大技术创新及产业化资金等项目,争取获得国家各项资金的资助,从而补充自己研发资金的不足。与此同时,高校科技企业还可以在积极引进风险投资,利用国家推出创业板市场的有利时机大力推动高校科技企业融资上市。 (三)适度放宽管理权限,科学管理 高校科技产业发展的最低目标定位于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依法维护学校合法权益,有效规避企业经营风险。因此作为高校科技产业的管理机构资产公司,要明确自己的职责,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规范运作。同时,各级管理部门应将部分审批权限逐级下放,赋予高校和高校企业更大的自主权,减少审批环节,降低管理成本,提高工作效率,规范出资人和经营者的行为。 (四)培养高素质的管理人才,强化专业化服务 高校科技产业应注重加强人才培养,重点是加强对具有创新意识的经营管理人才、市场营销人才、技术人才和领导人才的培养,只有拥有大批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的管理人才,充分发挥他们自身专业和管理优势,才能提高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效率,从而提升企业的整体水平,使高校科技产业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健康发展。 四、结语 总之,高校科技产业的发展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政府、事业、企业、人才、制度和资金等诸多因素。只有科学的规范管理,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构建科技产业新的发展模式,才能不断壮大产业的规模,提高经营效益与水平,实现高校产业跨越式的发展。 科技史论文:关于科技史的教学思考 [关键词]科技史,概念,科学传统 近代以来的科学技术发展史是高中历史教学的难点,很多老师在教学实践中往往把重点放在属于史实层面的近代以来的科技发展历程上,而没有在史识层面进行拓展和深入。甚至还有老师在课堂上花了很大精力去讲解经典力学和相对论的内容,把历史课上出了物理课的味道,既失去了科技史教学的特点和魅力,也有违课标“进一步提高人文素养”的要求和勇于探索创新的科学精神。虽然早有论者指出,科学史的重点不是“科学”,而是“历史”,科学的萌发、科学的环境、科学的影响才是科学史教学的重点。但笔者囿于自身学识,讲起该内容总是左右为难,不知如何把握。吴国盛教授的新作《什么是科学》令我茅塞顿开,在该书的启发下,我确定了科技史教学的基本思路:在引导学生梳理近代以来科技发展的脉络和架构的基础上,重点讲解和探讨如下几个问题。 一、什么是科学 吴国盛教授认为,今日所谓科学,不单是一种自然知识,从对待自然界的态度、研究自然界的方法,到所形成的各种关于自然界的理论,以及在这些理论之下对自然界的改造,都已形成了一套特定的体系,这个体系主要是在近代欧洲成长起来的,常常称作近代科学。也就是说,要真正理解“科学”,就必须进入西方的语境,因为“科学”本来就来自西方,是西方人所特有的东西。西方语境中的“科学”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德语Wissenschaft基本代表了广义的科学,即自希腊以来追求确定性、系统性知识的理性探究传统。英语和法语的Science基本代表了狭义的科学,即现代自然科学。西方理性科学一近代数理实验科学代表了“科学”一词的严格指称,构成了“科学”一词的狭义定义。狭义的科学构成了科学的小传统,广义的科学构成了科学的大传统,这个大传统是西方之所以为西方、西方区别于非西方的关键所在。 西方科学的大传统源于古希腊,在人类历史上,希腊人第一次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性自然观,这正是科学精神最基本的因素。首先,希腊人把自然作为一个独立于人的东西加以整体地看待;其次,他们把自然界看成一个有规律的、其规律可以为人们把握的对象;再次,他们创造了一套数学语言,力图把握自然界的规律。在这三个方面,希腊人都开了科学精神之先河。其典型表现是希腊人建立了以追求确定性知识和逻辑演绎体系为主要标志的理性科学。希腊理性科学具有非实用性和内在演绎两大特征,它包括两个层面,基础层面是数学四科(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学),高阶层面是哲学。希腊理性科学的精神气质贯穿了西方文明发展的始终,为现代西方科学所继承。与希腊科学相比,现代科学呈现出两个新的特点,第一,现代科学能转化为技术,从而转化为生产力;第二,现代科学大量使用数学,以至于一门科学的成熟程度取决于它使用数学的程度。 由于近现代中国的特殊历史遭遇,中国人眼中的“科学”首先是“现代科学”,而且侧重于现代科学的技术化、效用性方面。其实,科学全方位转化为技术,显示其改造世界的巨大力量是在19世纪。在现代科学发源的16、17世纪,科学并没有表现出这些有用的方面。也就是说,古希腊科学是典型的无用科学,即所谓“求真的科学”,现代科学则是典型的有用科学,即所谓“求力的科学”。 自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带来西方的学问以来,中国人一直把来自西方的自然知识翻译成“格致”或“格致学”,但后来这一翻译被“科学”所取代。在现代汉语中广泛使用的“科学”一词,实则是来自日本人对英语science一词的翻译,而日译“科学”一词基本沿袭了英语science自19世纪以来的用法和意思,默认是指“自然科学”。在现代汉语里,“科学”一词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用法,广义的科学指高端知识、典范知识,狭义的科学指现代科学(经验科学、实验科学、技术科学)。也就是说,今天中国人的“科学”概念中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把“科学”作为任何领域里正面价值评判的标准;二是倾向于从实用、应用的角度理解科学,把“科学”混同于“科技”,“科技”混同于“技术”。在理解科学方面,中国人最大的误解是没有真正意识到科学的独特性。 此外,我们还应该告诉学生:不能将“科学”与“正确”等同起来。江晓原教授指出,判断一种学说是不是科学,不是依据它的结论在今天正确与否,而是依据它所用的方法、它所遵循的程序。因为科学是一个不断进步的阶梯,今天“正确的”结论,随时都可能成为“不正确的”,科学中必然包括许多在今天看来已经不正确的内容。西方天文学发展的根本思路是:在已有的实测资料基础上,以数学方法构造模型,再用演绎方法从模型中预言新的天象;如果预言的天象被新的观测所证实,就表明模型成功,否则就修改模型。在托勒密及其以后一千多年的时代里,人们要求天文学家提供任意时刻的日、月和五大行星位置数据,托勒密的天文学体系可以提供这样的位置数据,其数值能够符合当时的天文仪器所能达到的观测精度,它在当时就被认为是“正确”的。后来观测精度提高了,托勒密的数值就不那么“正确”了,取而代之的是第谷提供的计算值,再往后是牛顿的计算值……如此等等,这个过程直到今天仍在继续之中――这就是科学。 二、“李约瑟难题”及其解答 中国古代无科学,曾经是中国学界的公论和共识,20世纪50年代,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提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长期领先西方,而现代科学为什么竟出现于西方而不是中国?”这就是所谓“李约瑟难题”。吴国盛教授认为,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并没有说清楚他所谓的科学是指什么,其论述至少有三个让人困惑之处,第一,他经常将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第二,他用来对“发达的”中国古代“科学”进行整理的框架和范畴,完全是现代西方的科学分类概念,这给人一种印象,中国古代的科学其实就是近代意义上的科学;第三,他似乎认为全人类的科学都有一个统一的发展模式,即由原始型到中古型再到近代型,是典型的欧洲中心主义。其实,问题的关键是对科学这一概念的理解问题。如果李约瑟所谓的科学是指西方历史上出现的主流科学,那么中国古代根本就没有科学,更谈不上“中国古代科学很发达”;正因为如此,吴国盛教授指出,“有无”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定义问题,而不是历史经验问题;是一个观念问题,而不是事实问题;是一个哲学问题,而不是历史问题。基于不同的科学定义,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 爱因斯坦曾说过:“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陈方正指出:“西方科学虽然历经转折、停滞、长期断裂和多次移植,但从方法、理念和内涵看来,它自古希腊以迄17世纪欧洲仍然形成一个前后相接续的大传统,而且现代科学之出现虽然受外部因素(诸如社会、经济、技术等等)影响,但最主要动力仍然是内在的,即来自这个传统本身。换而言之,现代科学基本上是西方大传统的产物,忽视或者否定这一点,就没有可能了解现代科学的本质与由来。”希腊科学是现代科学遥远而强大的源头,几乎为科学史家所公认,中国古代虽有大量的技术发明与成果,也不乏自然哲学以及对自然现象的探究与认识。然而,中国没有发展出西方那样的科学传统,中国古代科技至终没有获得现代突破,也是不争的事实。所以,“李约瑟难题”应当修订为:在过去两千年间,中国与西方科学的发展为何出现如此巨大的差别?造成此差别的基本原因何在?对此,吴国盛教授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古代中国与西方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中国是典型的农耕文明,人民与土地高度绑定,因而是熟人文化、血缘文化和亲情文化。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精英文化以“仁爱”为理想人性,以“礼”为人文教化的手段。仁一礼构成了古代中国人的人文结构,从而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伦理传统;而希腊是海洋文化、游牧文化和商贸文化的混合体,迁徙是常态,因而是生人文化、契约文化,以“自由”为理想人性,以“科学”为人文教化的手段。自由一科学构成了古希腊人的人文结构,由此形成了西方文明的理智传统。在希腊人眼里,科学是通往自由人性的基本教化方式,没有对科学的追求之心,你就不配做一个自由人。希腊人的科学本质上就是自由的学术,这种自由的学术具有非实用性和内在演绎两个特征。中国古代在演绎科学方面欠发达,不是因为智力欠缺,而是因为缺乏自由的人性理想,因而不可能对无实用价值的科学情有独钟。也就是说,现代中国人所说的“科学”来自西方,科学由古希腊基于自由人性的自由的学术,转变为现代数理科实验学,完全是西方语境下自我演绎、自我进化的一种特定文化现象,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非西方文明并无直接关联。陈方正教授总结道:具有非常特殊性形态和内在逻辑的西方科学,必须有非常特殊的社会、环境、文化氛围和人才的结合才能够发展,中西科学发展模式的巨大分别,最终可能是由地理环境所决定的文明结构差异所产生。 吴国盛教授还特别比较了古代中国和古代希腊的天文学在研究动机、研究的主要问题和研究方法上的区别。 古代希腊人相信天界不生不灭、接近永恒,是理念世界最完美的模本,因而坚信天界唯一的运动就是天球的匀速运动,发现天体有不同的运动形式,设法解释这些运动是希腊天文学的根本目标,这最终使得希腊天文学发展成了一门应用球面几何学,用球面层叠的方式解释行星的运动、预测行星的未来方位,是理性科学处理经验世界的最早的成功尝试,也为现代实验科学提供了示范。中国天文学则认为天是一个有意志和情感的、至高无上的存在者,以某种神秘的方式与地上的人事发生关联,于是了解天象、破解天意成了最高统治者的政治需要,也是所有中国人的礼仪需要,研究天文学表现为对一种贯通天人的政治秩序和伦理秩序的忠实维护。皇帝为垄断来自上天的消息,不仅高度重视天文学,而且垄断天文事业,禁止民间研习。虽然中国天文历法也推算日月行星方位,而且建立了自己独特的推算方法,但在根本上并不以发现天界运行规律为目标,因为不相信存在这样的规律。所以中国天文学有浓郁的政治含义和文化含义,就其研究动机而言,是政治占星术和日常伦理学,一言以蔽之,是礼学。 江晓原教授正是深刻认识到中西天文学的根本区别,始终不使用“中国天文学”一词而称“中国天学”,以免与西方天文学混淆。 三、宗教(基督教)与现代科学的关系 怀特海在追溯现代科学的起源时说:“在现代科学理论还没有发展以前,人们就相信科学可能成立的信念,是不知不觉地从中世纪神学中导引出来的。”怀特海深刻地认识到,神学(尤其是经院哲学)作为希腊理性科学传统的继承者对于现代科学的重大意义。可以说,没有经院哲学这个环节,就没有理性科学在欧洲的复兴。吴国盛教授认为,现代科学是希腊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相融合的产物,甚至可以说,没有基督教就没有现代科学。他还指出,中世纪大学和经院哲学分别为现代科学的诞生做了制度和思想上的准备。 圣奥古斯丁和其他早期基督教作家都认为,上帝以两种不同方式向人类显示自己――一是启示人写出《圣经》,二是创造这个世界即“自然之书”。这种深植于正统基督教之中的想法意味着对世界的研究本身就可以是一种宗教行为。也就是说,神学研究与科学研究并不截然分离:研究物理世界意味着研究上帝的创造物,研究上帝则意味着了解世界。追求、发现、阐明自然规律的效果,足以显示上帝造物之奇妙与思虑周详,这一神学动机为整个近代早期的科学研究提供了最大的驱动力。经院哲学认为,人的理性是上帝赋予人类的一种特殊本领,人类没有足够的智慧窥探万物的本质,只有运用理性才能一步步接近真相;理性是人类理解上帝和自然的认识工具,运用理性可以越来越精确地理解上帝的意志。托马斯・阿奎拉在《神学大全》中更是提出了把神学看成是一门科学的观点:“我们必须牢记,科W有两种。其中有些是基于那些因理智的自然之光而了解的原理,比如算术与几何之类。还有一些是基于更高级的科学所得出的法则。所以,神学也是一门科学,因为作为它的基础的原理,来自一门更高级的科学,上帝与圣人们的科学。”这样一来,神学与自然哲学作为科学的不同门类就成了并列的、相互独立的学科。把神学看成科学,加强了神学的权威性,另一方面,自然哲学则被从神学中解放出来,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推动了自然哲学的迅速发展。正是在此基础上,很多学者甚至认为,神学与科学不仅不是矛盾关系,而且基督教促进了科学进步。(请注意:在古希腊,哲学和自然科学是不分家的,二者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哈维、波义耳、牛顿这些被后世尊称为伟大科学家的人当时被称为“自然哲学家”或“哲学家”,从事的是哲学工作,如牛顿那部伟大著作的标题是《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从19世纪开始,science一词在英语世界才被广泛采用)。 在中国,由于多年的意识形态宣传,人们大多认为,宗教是科学的死敌,天主教会对现代科学的先驱者哥白尼、伽利略和布鲁诺等进行过残酷的迫害。而实际上,现代科学是在基督教的大海中生长起来的,现代科学的先驱者们都是基督徒。如果宗教是科学的死敌,科学怎么可能出现并成长壮大?美国学者劳伦斯・普林西比指出,在16、17世纪和中世纪,并没有一个“科学家”阵营在奋力摆脱“宗教人士”的镇压,这些不同阵营根本就不存在。当时每一位思想家都确信人、神与自然界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并因此确信神学真理与科学真理的内在关联。哥白尼长期担任教堂神父,从未因为他的“日心说”受过教会的迫害。布鲁诺被烧死,不是因为他宣传哥白尼的学说,而是因为他的宗教信仰。伽利略的确因为传播哥白尼的学说被判终身监禁,著作被查禁,但这是一个特别的个案,牵涉到当时的教会、王权以及复杂的人际关系,不能看作天主教会一贯敌视科学的证据。面对科学已经证明的事实,基督教也在不断调整自己的解释,力图将科学发现与基督教信仰的基本要义相调和。在1878年至1903年间担任教皇的利奥十三世提倡托马斯・阿奎拉的神学,强调信仰和理性是相容的,他愿意接受得到证实的新的科学信条。他及其继任者们所持的立场逐渐变为:自然科学不属于教会范围,进化论可以作为一个学说在教会学校讲授,《创世纪》第一章可以用比喻的方法理解,以及在这些前提下相信进化论是个人的私事。 综上,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宗教与科学的关系、教会对待科学的态度都在改变,我们不能笼统地说宗教是科学的敌人,也不能把科学与宗教根本对立。现代观念中科学与宗教的严重对立,只不过是17世纪以来科学不断发展而出现的新情况。科学与宗教之分道扬镳,上帝之被摒弃于自然哲学以外,是从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开始的。 四、科学革命与思想解放的关系 “科学史之父”萨顿指出:“科学不仅是改变物质世界最强大的力量,而且是改变精神世界最强大的力量。”因此,科学史“就是人类思想和文明史”。科学革命与思想解放的互动关系是科技史教学中体现“历史味”的重要着力点。例如,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推动了人们思想的解放,促进了近代科学的诞生与发展,牛顿创立经典力学体系,极大地影响到整个欧洲思想界。由于牛顿证明了地上的力学也能适用于天上的星球,揭示了简单而统一的自然规律,使人们豁然开朗:原来自然界也是按照某种法则运行着。这就动摇了经院哲学中将宇宙秩序归结为上帝安排的说法,神学必须再给科学划分出一大部分地盘。由自然界联想到人类社会:既然自然界有统一的规律,那么人类社会呢?牛顿力学体系从两个方面给人类以伟大的启示:其一,“宇宙万物的发展是有规律的,是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的……这种自然规律是完全可以认识的……人类社会也有支配其发展进步的永恒法则”;其二,“人们在认识自然规律的进程中不需要上帝,只需要理性……人们只要想自然科学那样运用理性主义的方法,同样可以解释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规律”。毫无疑问,经典力学为启蒙运动提供了锐利的武器。“科学促使法国启蒙运动洋溢着崇尚理性、确信社会进步的乐观主义精神。杰出的科学成果及其广泛应用,推动着生产技术的进步。这使启蒙思想家们深信:人只要从屈服于神转而面向自然、征服自然,就能从愚昧和迷信中解放出来,获得巨大力量,推动社会前进。科学的本质就是启蒙,启蒙必须依靠科学。科学能……引导人们从黑暗走向光明。” 再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在科学领域之外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在生物学等领域内的影响。马克思说:“达尔文的著作,非常有意义。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做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进化论在社会科学和哲学领域引发的争论更加激烈。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可以把达尔文学说的基本思想用于说明人的本质。社会达尔文主义试图把进化论应用于社会学,用“生存竞争”为资本主义竞争精神辩护,倡导实行彻底的自由竞争,要求国家放开对个人行动自由的限制,只有当最适应者占据经济上的主导地位,不适应者承受竞争的后果,社会才会出现进步。有些工业家根据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竭力证明残酷的自由公平竞争是资本主义的合理性,进而证明财产和利润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德国纳粹也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拥护者,他们的种族灭绝政策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应用。这样的争论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影响了很多思想家。 五、科学家给我们的启示 讲述本单元内容时,不能没有关于科学家的小故事,当然,讲述这些小故事不是为了猎奇,而是为了让学生从中得到一些感悟,无论是在科学精神方面还是人生态度方面。故事的选取要有代表性,要能引起共鸣和深思。 故事一:1632年,伽利略因出版《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宇宙体系的对话》,而被罗马宗教裁判所传讯。次年五月底,伽利略被羁押。在看守所里,伽利略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他决定向当局妥协。这意味着,伽利略要放弃他的地动说。宗教法庭宣读伽利略的悔罪书后,血气方刚的伽利略的学生安德雷亚怒不可遏地训斥伽利略:“酒囊饭袋!保住一条狗命了吧?”还歇斯底里地叫道:“没有英雄的国家真不幸!”伽利略平心静气地说:“不,需要英雄的国家真不幸。”伽利略的意思是,如果一个国家需要英雄,说明这个国家正处在某种灾难之中。在被软禁在家期间,伽利略写出了或许是他最重要的著作《两门新科学》。后来安德雷亚问伽利略:“当年您为什么要悔罪呢?”伽利略坦率地说:“因为我害怕皮肉之苦。”面对伽利略的坦诚,安德雷亚深情地说:“怕死是人之常情!人的弱点和科学毫无关系。”显然,这时的安德雷亚早就理解了老师。但伽利略后来经常自责:“有数年之久,我和当局一样强大。但我却把我的知识拱手交给当权者,听任他们为了自己的目的决定用或不用或滥用。我背叛了我的职业。一个人做出我做过的这种事情,是不能容于科学家行列的。”也就是说,伽利略至死并没有原谅自己的懦弱。 故事二:近代化学之父拉瓦锡1743年出生于法国巴黎一个富裕的家庭,从小对科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1765年,22岁的拉瓦锡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引起科学界注意。24岁就被选入法国科学院。大革命开始之初,他的科学研究还没有受影响。但雅各宾派上台后实行恐怖政策,法庭以“可恶的包税人”“在人民的烟草中加水”等罪名判处他死刑。法国科学界呼吁赦免拉瓦锡,法官的回答是“共和国不需要学者。”1794年5月8日,拉瓦锡同其他包税商一起被处死。拉瓦锡被处死的第二天,法国数学家拉格朗日悲愤地说:“他们砍下拉瓦锡的脑袋只需要一瞬间,可法国再过一百年也长不出这样一颗脑袋。”两个月后,雅各宾党被推翻,但拉瓦锡的生命已经无法挽回。 故事三:达尔文1809年出生于英国希罗普郡,幼年时代的达尔文没有表现出什么特别的天分。8岁那年被送进了一家教会学校,但他对圣经故事一点兴趣也没有,倒是喜欢在河边钓鱼、上树摸鸟蛋,还喜欢搜集杂七杂八的物品。中学时成绩很一般,却迷上了打猎和养小动物。老师对他很恼火,认为他“不可救药”,父亲也经常训斥他:“你除了打鸟、玩狗和抓老鼠外什么也不会,这样下去会给我们家庭丢脸的。”进入爱丁堡大学后,他先是学医,因为没有兴趣,改学神学,也没有兴趣,整天跟一些纨绔子弟一起赛马、打猎、酗酒。但他结识了一位植物学教授,并在他的介绍下去听了著名的地质学家塞奇威克的地质学课,后来还跟随塞奇威克一起去进行地质考察。达尔文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学习到了一个科学家的工作方法,他认识到“所谓科学就是综合事实,从而根据事实得出一般的规律和结论”。后来当英国海军“贝克尔号”舰招聘随舰去南美考察的博物学家时,达尔文排除了父亲的阻拦,争取到了这个机会。 故事四:德国著名物理学家普朗克年轻时曾向他的老师表示要献身于理论物理学,老师劝他说:“年轻人,物理学是一门已经完成了的科学,不会再有多大的发展了,将一生献给这门科学,太可惜了。”1900年4月27日,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开尔文勋爵作了题为“热和光的动力理论上空的19世纪之乌云”的长篇演讲,指出古典物理学本来十分晴朗的天空出现了两朵乌云。正是这些乌云带来了世纪之交的一场物理学革命,在这场革命中诞生了相对论和量子论。1921年爱因斯坦获得了诺贝尔奖金,但奖得来十分不易。当时不少德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威胁说,如果给相对论授奖,他们就要退回已获的奖章,结果评委会找到了一个办法,让爱因斯坦作为光电效应理论的建立者而得奖,相对论始终没有获得诺贝尔奖。 故事一告诉我们,一个矛盾的伽利略,一个未经掩饰的伽利略,才是一个真实的伽利略。我们不怕科学家没成就,就怕科学家缺乏说真话的勇气。故事二则说明,动荡的社会环境对科学家个人和整个科学的冲击太大了。故事三通过达尔文的亲身经历,告诉学生找到和明确自己的爱好和兴趣所在是多么的重要。故事四说明,人们对新生事物的认识是一个极其艰难的过程。虽然,人们往往由于认识的局限,对新理论不屑一顾甚至打压,但是,真理最终必将战胜谬误。另外,科学家必须要有尊重事实,不迷信权威、勇于探索创新的科学精神。 教育部的“中国学生核心素养”包括人文底蕴、科W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等六大素养,其中人文底蕴和科学精神两大素养在本单元教学中可以得到充分训练和培养。在教学中重视人文精神的培养才是符合社会进步的教育,才是我们对莘莘学子进行科技史教育的宗旨。这样我们才能把科技史上出浓浓的历史味。 科技史论文:从经济史的制度分析和经济制度的历史分析中看制度变迁对科技和生产力的促进作用 [摘 要]从经济史的制度分析和经济制度的历史分析中,对比探讨马克思和诺思把历史分析和制度分析引入经济学分析的理论,得出制度分析离不开历史分析,找出马克思和诺思各自理论分析的优势,得出我国改革实践中不仅要重视发展科学技术和生产力,还要注意制度变迁对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促进作用,高效率的制度对技术充分发挥潜能、发展生产力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经济史、经济制度、制度变迁、经济学说史 古典经济学较早的把历史分析和制度分析引入经济学分析,而把历史分析和制度分析引入经济分析最完美的理论是马克思经济理论。马克思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原理,对当代经济仍有巨大解释能力。经济学方法边际革命后,新古典经济学占据了统治地位,马歇尔和瓦尔拉斯认为经济中存在局部和一般均衡点,经济制度是外生变量,生产和生产率是资源和边际收益相结合的函数,科斯认为制度运行存在交易成本,诺斯以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为核心,运用历史分析方法对制度变迁作了合理解释。 一、经济史和经济制度的不可分割性 马克思经济理论认为,制度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马克思认为历史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辨证关系的不断运动过程。而将理论体系建立在“经济人”假定基础上的新古典经济学,忽略了社会制度因素。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行为完全理性,市场通过完全竞争可解决一切问题,使社会各方利益得到满足。随着社会发展,新制度经济学对此作了修正,主要有“经济人”行为有限理性假定、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假定,并引入制度因素分析和交易成本概念。诺斯认为制度是社会的游戏规则,为协调人们的相互关系人为设定的制约,包括正规约束和非正规约束,制度的主要功能就是通过内部和外部两种强制力来约束人的行为,防止交易中机会主义行为以减少交易后果的不确定性,帮助交易主体形成稳定的预期而减少交易成本。诺斯认为历史表现为制度变迁,即制度创立、变更及随着时间变化而被打破的方式,还包括对构成制度框架的规则、准则和实施组合的边际调整。因此马克思和诺斯都认为历史和制度是不可分割的,历史表现为制度变迁,制度变迁和生产力又密切结合在一起,尽管马克思和诺斯对两者间的关系解释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对历史采取了制度因素分析方法。 二、经济史的制度分析 首先,马克思和诺斯都把历史分析和制度分析引入经济分析。他们都认为作为历史的制度变迁和生产力之间有着某种联系,都把制度因素作为分析生产力发展、社会经济进步的主要因素。马克思认为人们在社会生产中必然产生与物质生a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其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其上为上层建筑,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社会经济的技术进步是人类社会在探索自然奥秘和生产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科学和技术知识存量,科学和技术知识存量的增长是个自然历史过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作用的辨证关系。当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也适合生产力时就会为科学和技术知识的应用和发展提供可能性空间,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其次,诺思对马克思制度演进模型的悖论。马克思制度演进模型:技术改良和发明导致新工具出现及协作、分工等生产技术组织形式产生变化,从而导致人与人之间生产关系发生变化,最后引起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发生变化。新的上层建筑为科学和技术知识在经济中的应用提供了可能性空间,刺激新的生产技术的改良和发明的出现,形成一个循环往复不断进步的过程。诺斯用事实批评马克思模型:1600-1685年间世界海运业并没发生轮船代替帆船之类的重大技术进步,但海洋运输力却有了提高。尽管海运成本没大的变化,但因海洋运输变得更完善和市场经济的扩展,船运制度和市场制度发生了变化,从而降低了海运成本,最终使海运生产力有了较大提高。诺斯得出结论:在没有发生技术变化的情况下通过制度创新可提高生产力实现经济进步。这与马克思模型相悖。诺斯还用实事反驳马克思模型:14世纪上半叶因人口增加推动了欧洲边疆拓殖运动导致贸易的发展、需求的扩大、土地相对价格的上升,使土地专一所有权和土地转让权得以确立;14世纪中叶发生黑死病,使人口急剧减少,劳动的相对价格上涨,使劳动者在契约谈判中的地位上升,致使封建农奴制解体,自由劳动权得以确立,从而为技术创新提供了刺激和收益保证,导致了产业革命。所以诺斯认为制度和制度变迁是生产力发展的原因,生产力发展是制度变迁的结果。再次,诺斯的新制度经济学用交易成本理论概括了制度变迁的过程:某种模型外生变量的改变如人口的增长带来相对价格(包括要素价格比率、信息成本、技术的变化等)或偏好的变化(来自观念、宗教教义及其他意识形态的变化),由此引起精神结构和行为方式的变化。原制度框架内发生潜在获利机会,但因交易成本较高,社会上存在军事、经济、政治组织及其他行为在原制度框架内按追求自身收益最大化原则,无法实现这些潜在利润。在原制度框架内总会有人为获取潜在利益来克服这些制度障碍。当潜在利润大于制度障碍所造成的成本时新的制度安排就会出现,降低制度带来的交易成本让各个行为主体推动技术变革,社会生产力就会发展。马克思和诺斯的理论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分析不同,都从制度的角度分析了历史,但他们却得出不同的结论,关键在于他们对制度的理解和分析的侧重点不同。 三、经济制度的历史分析 马克思把逻辑分析和历史分析统一起来,历史是实际的存在,逻辑是主观的过程,两者之间不可能绝对统一,历史的运动不可能完全被研究者的逻辑所把握。逻辑用高度概括的方式从现象中揭示其本质,有很大的能动性和相对独立性。 首先,诺斯用历史分析方法解释制度变迁时,没有否定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定和信条,只对基本假定进行了修正,即经济人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等。他认为人总是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而因认知能力有限又总是处于信息不完全环境中,在交易中会发生欺骗、偷懒、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增加交易成本,最终损害自己的福利,制度就是人们为了防止机会主义而缔结的契约。从而得出两个假设成立的前提:一是发生欺骗或偷懒或搭便车的当事人,必须有能力承担被发现后逐出交易的后果,即交易双方都有离开对方生存的能力;二是市场交易双方没有离开对方生存的能力,不可能会有欺骗、偷懒或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的意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定脱离“现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现实中不存在经济人的完全理性,也不存在完全市场竞争。修订的基本假定,虽然更符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但并不一定符合制度变迁的历史,而是用一种静止眼光去分析动态历史。资本主义制度不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而是历史发展的起点,不是生产发展的结果而是生产发展的前提。其次,马克思的历史分析中也有人的基本假定,但其嵌入了社会制度变迁模型,科学技术决定了生产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人性就在生产关系中得到体现。随着生产力的进步,人性也不断发展。逻辑和历史在人性的发展变化中得到了统一。诺斯认为技术变化不能解释制度的边际调整,即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模型,即使能解释制度的质变,也不能解释制度的量变。因此制度不具有技术的自然历史性而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根据减少交易成本的规则发生变化,而交易成本的下降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不是生产力决定了制度,而是制度决定了生产力。这就是马克思和诺斯在制度涵义上的差别。诺斯说制度是社会的游戏规则,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人为设定的契约;制度变迁是制度创立、变更及随时间变化被打破的方式。诺斯的定义既包括制度质的方面,也包括制度量的方面。马克思的制度是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相互联系的层次,更强调质的方面。马克思在论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时,不是只有单向的决定关系,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力水平只是决定了生产关系以至上层建筑的基本形态即质的方面,并不决定制度的具体形式即量的方面。上层建筑并不是一下子完善的,基本形态中必然残留着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具体形式,需要在基本形态上进行制度的边际调整。伴随着制度的边际调整,生产力会有或大或小的进步。渐进式的中国改革实践更能理解马克思反作用的涵义。 四、制度变迁对科技和生产力具有促进作用 第一,经济制度分析无法撇开历史分析。运用历史和制度分析的方法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分析经济,能寻找人类经济发展的深层原因。两种分析方法不能分割,历史总是以制度变迁来表现,并螺旋式的上升,分析历史离不开制度因素。而制度分析的逻辑必须和历史相一致,制度分析离不开历史分析。第二,马克思和诺斯的理论分析各有优势。马克思更强调生产力,着眼于社会制度变迁大的结构,注重质变,以变化来分析变化;诺斯更强调制度,把大的框架和边际变化结合在一起,注重量变,以不变去分析变化。从分析的角度看,马克思的分析比诺斯更为一致、更为完美,诺斯的分析更注重制度变迁,对制度的历史分析无法和马克思相比。第三、理论对比分析的目的是指导我国的改革实践。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更强调发展科学技术和生产力,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发展,需要重视制度变迁对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制度变迁不仅是制度框架的变革,而且还是制度的边际调整,高效率的制度对技术充分发挥潜能、提高生产力水平有重要作用。 科技史论文:科技史维度下科普从业人员科学素养测评研究 摘 要:科技史是科普从业人员科学素养重要维度之一,通过科学史教育,有助于科普从业人员更好地了解科学知识、科学过程和方法及科学对社会的影响。针对科普从业人员科技史,设计了反映科普从业人员职业特点的测评方案,对科普从业人员以及非科普从业人员对照人群开展了实际测评,结果表明科普从业人员对科技史的总体认知程度偏低,略高于对照人群。 关键词:科普从业人员;科技史;科学素养;测评 1 前言 科普事业的发展并非是自身独立进行的,它与社会的经济水平、政治制度、思想意识、哲学文化等等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是分不开的[1]。科学史独特的研究视角决定了它在提高公众科学素养中可以发挥其它学科无可替代的作用。根据科学素养五维度测评模型[2],科技史是科普从业人员科学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科普从业人员科技史维度科学素养的细化研究,能为科普行业乃至学科发展提供更具针对性和有价值的参考依据。 2 相关概念界定 2.1 科学素养 科学素养是指科普从业人员掌握现代科学知识和方法、运用科学原理处理实际事务的能力,以及所达到的科学意识的水平。由科学术语、科学意识、科技社会功能、科技史、科技副作用五维度构成[2]。这五个维度虽然没有包罗科学素养的方方面面,却是基于国内外对“科学”含义的大致共识而来[3],具有较强的相对性、比较性和通约性。由此而设计测评指标和问卷,能对包括科普从业人员在内的各类职业人群开展测评和比较研究。 2.2 科技史 科技史是关于科学技术的产生、发展及其规律的知识。科技史的创始人、英国著名学者萨顿说过,科技史是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的桥梁,它能够帮助人们获得自然科学的整体形象、人性的形象,从而全面地理解科学、理解科学与人文的关系[4]。因而,不同的科学观往往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形成对科技发展历史的不同看法。按照不同科学观的视角,科技史又可分为科技通史、科技编年史、科技思想史、科技社会史、分科史、国别史等等。本文科普从业人员科技史的考察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对自然科学发展进程的了解,包含对有关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发展史的了解等;二是对有关科学事实的判断和有关科学原理的判断。对于普通公众来说了解科技史是必要的,对于科普从业人员这样的专业人员来说,科技史更是科学素养的一个重要组成内容。 3 研究方法 3.1 科技史维度权重值确定 按照“最小公约数”原则,由“科学”的共识性含义推导出科学素养的结构,分析提出科普从业人员科学素养五维度模型,在此基础上,采用一种改进型的AHP,即运用模糊层次分析法(Fuzzy―AHP)并结合专家排序意见来确定各个维度的权重,分别为:科学术语0.20000、科学意识0.33333、科技社会功能0.26667、科技史0.13333、科技副作用0.06667。 结果表明,科技史作为科学素养基础维度之一,与科学术语具有相似的功能定位,两者的权重值也较为接近。为此,本文单就科技史维度作测评研究,以求更深入的研究结果。 3.2 调查问卷的设计及修订 科普从业人员科学素养的测评体系,是由多级指标构成的。科学素养作为整体概念构成了测评的顶层目标,维度的选择构成了一级指标,调查问卷的题目构成了二级指标。调查问卷的内容是整个问卷设计工作的关键环节,要根据国情适应性、国际比较性、科普行业特殊性等要求,设计具体的问卷题目内容。题目的来源和构思主要考虑3个方面,一是我国历次科学素养测评中使用过的调查题目,这样的题目便于理解及与其他测评的衔接;二是国外科学素养测评通常采用的国际通用题目,这样的题目能够从某些角度与国际对照;三是基于本课题研究目标而新编的题目,这样的题目能够根据测评需要反映目标要求。当然,对前两类题目的选取,也是要从中选出符合科普职业特点的相关题目,这是问卷设计的基本要求。 3.3 样本选择与资料收集 本研究采取了随机抽样的方法,样本选择涉及多个单位,主要有:科技主管部门、中学、高校、科研院所、科学技术馆、自然历史博物馆、国土资源博物馆、湿地类博物馆、专业科技博物馆、水族馆、天文馆、自然保护区、文化宫、活动中心、动物园、植物园、标本馆、图书馆、农业科普基地、其他类型科普基地、非科普行业等各类型科普单位。此次问卷共收集有效访问样本数630份,其中科普从业者524份,非科普从业者106份。 4 结果与讨论 4.1 测评的综合结果 调查形式采用了集中式问卷调查与限时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科学素养的分值,采用综合评价方法得出。我们在设计题目时基本上考虑到答案的唯一性,因而问卷题目的答对率去掉百分比的单位就是一个无量纲的分值,再用这个分值乘以相应维度的权重后经加权计算,就可得到科学素养的综合得分。 测评结果表明,在科W意识维度上,科普从业人员和非科普从业人员的综合得分分别为69.90、67.45,在科技史维度上,科普从业人员的综合得分略高于对照人群,但是两者得分都不高。科普从业人员在科技史维度上没有显现出其专业优势,与其他职业让人群相当,这说明科普从业人员亟需加强科技史方面知识的学习。 表1表明,科技史维度的试题也有一些特别之处,在第1题采用了一道4选项的系列题目,这是考虑到各学科知识面而设计的。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科普从业者对科技史维度13个问题的测评,答对率超过60%的只有3个,仅占到问题总数的23.08 %。因而从总体上看,科普从业者对科技史的认知程度亟待加强。 4.2 科技史各指标的测评结果比较 4.2.1 请您判断以下几个说法是否正确 (1)古希腊自然科学最大特点就是自然科学知识与哲学思想交织在一起。 表2表明,从表中可以看出,两组人群认为“古希腊自然科学最大特点就是自然科学知识与哲学思想交织在一起”的正确答对比例都很高,分别达到93.70%和87.74%,说明对古希腊自然科学的基本情况认知程度普遍较高。统计检验结果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存在显著差别,有统计学意义。科普从业者在该项指标的测评上略高于对照人群。 (2)19世纪末,物理学上出现了三大发现,即X射线、放射性和电子。 表3表明,从表中可以看出,两组人群认为“19世纪末,物理学上出现了三大发现,即X射线、放射性和电子”的正确答对比例都较高,分别达到68.89%和70.75%,说明人们对近代科学发展的认知程度普遍不低。统计检验结果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无显著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3)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地球”。 表4表明,两组人群认为“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地球’”是错误的正确答对比例都很低,分别只有66.60%和67.92%,说明人们对古希腊科学家名言的认知程度普遍较低。统计检验结果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在该项指标的测评上没有显著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4)英国科学家布朗是同位素的发现者。 表5表明,两组人群认为“英国科学家布朗是同位素的发现者”是错误的正确答对比例都不高,分别只有57.63%和59.43%,说明对近代科学一些重要发现的认知程度普遍较低。统计检验结果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在该项指标的测评上没有显著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4.2.2 请问以下哪一位被称为近代科学之父 表6表明,两组人群认为“近代科学之父”是伽利略的正确答对比例都很低,分别仅有53.44%和54.72%,说明对近代科学兴起历史的认知程度普遍不高。统计检验结果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在该项指标的测评上存在显著差别,有统计学意义。科普从业者在该项指标的测评上高于对照人群。 4.2.3 请问您知道近代科学诞生至今大概有多少年 表7表明,两组人群认为“近代科学诞生至今”大概年数是400多年的正确答对比例都很低,仅有26.53%和19.81%,说明对近代科学诞生的认知程度普遍不高,缺乏哥白尼革命的知识。统计检验结果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存在显著差别,有统计学意义。科普从业者在该项指标的测评上高于对照人群。 4.2.4 请问您知道电磁波是哪位科学家发现的吗 表8表明,两组人群认为“电磁波的发现者”是科学家麦克斯韦的正确答对比例都较高,分别达到63.93%和58.49%,说明对电磁波历史发展的认知程度普遍较高。统计检验结果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在该项指标的测评上存在显著差别,有统计学意义。科普从业者在该项指标的测评上高于对照人群。 4.2.5 请问发现太阳系行星运动规律的科学家是 表9表明,两组人群认为“发现太阳系行星运动规律的科学家”是开普勒的正确答对比例都很低,分别仅为50.00%和53.77%,说明对经典天文学和力学历史的认知程度普遍不高。统计检验结果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存在显著差别,有统计学意义。科普从业者在该项指标的测评上高于对照人群。 4.2.6 请问您知道以下哪一位是经典遗传学阶段的著名科学家 表10表明,科普从业者认为“经典遗传学阶段的著名科学家”是孟德尔的正确答对比例较高,达到56.49%,说明科普从业者对经典遗传学历史的认知程度比较高,而对照人群的答对比例仅为54.72%。统计检验结果也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无显著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4.2.7 请问您知道著名的四体液说是谁创立的医学观点吗 表11表明,两组人群认为著名的“四体液说”是希波克拉底创立的医学观点的正确答对比例都较低,分别只有45.61%和44.34%,说明对古希腊医学的认知程度普遍较低。统计检验结果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无显著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4.2.8 请问以下哪一项不属于近代自然科学诞生阶段的大事 表12表明,从表中可以看出,两组人群认为“显微镜打开了微观世界”不属于近代自然科学诞生阶段的大事的正确答对比例都很低,仅为 16.41%和17.92%,说明对近代自然科学诞生阶段大事的认知程度普遍不高。统计检验结果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无显著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4.2.9 请问您知道第一台电子显微镜是什么时候问世的吗 表13表明,科普从业者认为“第一台电子显微镜”问世的时间是20世纪30年代的答对比例比较高,达49.81%,而对照人群的答对比例仅为45.28%。统计检验结果也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存在显著差别,有统计学意义。科普从业者在该项指标的测评上明显高于对照人群,说明科普从业者对电子显微镜技术比一般公众有更高的认知程度。 4.2.10 请问您知道是哪几位科学家因为发现DNA双螺旋结构而一起获得1962年度诺贝尔生理W或医学奖的吗 表14表明,两组人群认为克里克和沃森、威尔金斯“因为发现DNA双螺旋结构而一起获得1962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正确答对比例都不高,分别只有33.78%和40.57%,说明对DNA双螺旋结构发现历史的认知程度普遍较低。统计检验结果也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存在显著差别,有统计学意义。科普从业者在该项指标的测评上高于对照人群。 5 结语 调查结果表明,科普从业人员的科技史素养普遍较低,这可能会成为推进科普发展的一个制约因素。在科技发展史方面,科普从业人员的总体认知程度较低,特别是对古希腊医学的了解和把握、对近代自然科学诞生阶段的大事以及科学史上的一些重要发现等的认知程度还有待大力提高。对科普从业人员来说,掌握科学传播事业的发展规律,学习、认知、传播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方法,都离不开对科技史的了解和把握,这也是实现科普创新发展的主要根源之一。因此,大力加强科技史教育,是科普人才培养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 调查结果表明,科普从业人员对科技史的认知程度与对照人群相近,两者都偏低。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与我国文理分科过早的教育现实相关。科技史是典型的文理交叉、融合、渗透的学科,而文理分科过早则会造成学生知识结构残缺,过于重视知识的学习而忽略了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的教育,这就必将造成科技史认知的缺乏。因此,要改革大学课程、成人继续教育课程,首先是科技史教育是当务之急,普遍开设科技史课程,也是最佳的补救方法之一。 科技史论文:现代科技在历史风貌建筑修缮维护中的应用 天津是中国近代北方重镇,开创了从晚清洋务运动开始的中国近代工业文明。由于其工业发达,经济繁荣,城市中遗留下来各个时期、多种风格的建筑,它们见证了天津从被迫开埠到如今150多年的历史变迁,是一座万国建筑的城市展览馆。这些历史风貌建筑历经风雨、战火及人为破坏,不管是建筑表层还是内部结构、附属设施、使用功能,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本着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近20年来,天津风貌建筑管理单位对现存的历史风貌建筑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使得这些建筑重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为这座城市增加了一道靓丽的风景。在维护改造过程中,使用魍澈拖执技术相结合的方法,在保障建筑结构安全的前提下,使历史建筑展现了原有的风采。 一、检测技术 使用三维激光扫描技术手段来代替人工检测,可以实现精度测量和精准检测,又可以省却大量的人工成本,同时又避免了人工检测取芯对建筑物结构带来的破坏。 三维激光扫描技术是不同于传统的高精度测绘技术,它利用激光测距的原理,通过记录被测物体表面大量的密集的点的三维坐标、反射率和纹理等信息,将各种实体或实景的三维数据完整地采集到电脑中,进而快速复建出被测目标的三维模型,为保留建筑的原始风貌提供了精准的数据。无损检测技术的应用使得可以在不破坏建筑物构建的基础上,对构件内部异常及缺陷进行检测,为建筑结构的修复提供了有效的依据。 现代化检测手段的应用,为保护历史风貌建筑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使我们能够更加全面具体地了解建筑物的真实情况,维护方案做到有的放矢。 二、地基基础维护技术 天津是一个滨海城市,地下水位高,土壤含水率高,盐碱度大,容易对地基、基础造成腐蚀伤害。因此,多数风貌建筑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基础受损现象,严重危害着房屋的安全使用。 地基基础的加固多采用扩大基础面积来提高原有基础承载力。扩大的基础宽度要视建筑物结构状况而定,开挖的过程中,要对原基础的基底部分进行承载力加固处理,对地基有空洞的部位灌入掺有速凝剂的水泥浆液加固地基,使地基变形得到稳定和遏制。同时,将扩大基础的钢筋与原基础相连接,浇筑混凝土使之成为一个整体,共同作用,提高了基础的承载能力。 在历史风貌建筑的维护过程中,防潮层的修复也是一个普遍问题。传统的防潮层施工往往需要破坏墙体,这对于具有保护价值的建筑物来说可能会造成不可逆的损害。因此,对于老建筑的防潮修复,经常会采用墙体内部化学注射法进行。这种修复方法是先用设备在墙体底部钻孔,然后将特种防水剂沿钻孔注入墙体。防水剂一方面会通过毛细作用进入墙体材料中,另一方面会沿墙体内裂缝、薄弱带渗透流动扩散,使钻孔周围墙体的毛细系数降低,形成膜状的整体,从而达到防水、防潮的效果,这种方法业内俗称为“扎针治病”。这种方法对老建筑的破坏程度小,经过处理可几乎不影响外观,且操作方便,根据注入浆体的不同,可以适应不同的地质条件,是一项很有发展潜力的新技术。 三、主体结构及墙体维护技术 风貌建筑主体结构的构件及墙体按照正常的设计年限,一般不超过50年。天津处于地震多发带,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就对天津的建筑物造成了大量的破坏,但由于当时财力、物力、重视程度的影响,只采取一些临时性措施加以补救。通过管理单位加大风貌建筑的整修力度,这些问题逐渐得到了解决。 墙体开裂是结构问题中最常见的问题。因此,我们可以根据裂缝的宽度和性质进行有针对性的维护。简单的就可以将裂缝进行剔槽、灌浆处理;严重的采用双面钢筋网水泥砂浆外包加固法对开裂墙体进行加固补强,提高了砌体的抗剪和抗拉能力。但这两种方法都需要注意施工过程的监控,防止对老旧墙体的二次损坏。 对于风貌建筑中的梁、板、柱这些重要结构部件,目前比较成熟的做法就是采用碳纤维复合材料加固法。把碳纤维用含浸树脂系粘贴剂贴合在混凝土构件受力部位,使之与基体合为一体,共同作用提高结构构件的承载力,减少构件的变形和控制结构裂缝扩大。这种加固方法的优点是:一是抗拉强度,且自重小;二是具有很高的刚度;三是抗腐蚀性能和耐久性好;四是抗疲劳能力强;五是结构外观和尺寸不会出现明显变化,修复加固效果好;六是施工过程简单,大部分为手工操作,无需特殊的装备,不需要特别的技术工人,无需焊接,没有噪声。 伴随着工程技术的进步,风貌建筑也在新技术、老经验的作用下以新的面孔展现给世人。作为管理单位,需要将工程实践中的经验加以总结,并不断将新技术、新知识充实到实际维修工程中去,为这些承载历史的风貌建筑展现往日风采起到更大作用。 科技史论文:中学科技文化史教学模式的实践与思考 (江苏省溧阳市埭头中学) 摘 要:中学历史关于科技文化史这部分课程内容,贴近学生的生活、难度较小、具有学科交融性等特点,以人教版必修3《文学的繁荣》一课为例,从教师和学生两方面出发,研究教学策略,探讨中学科技文化史这一类课题的自主学习课堂模式,使学生通过自主学习和小组合作,完成课程目标,从而真正成为课堂学习的主体,这也是新课程改革的目标和归宿。 关键词:科技文化史;自主学习;小组合作;主体地位 现代教育思想认为,学生的学习是一种将外在的知识观念转化为其内部的精神财富的过程,这对于我们教学模式的探讨具有启发式意义。在传统教学模式下,学生在课堂活动中处于服从与接受的状态,不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学生的学习能力发掘有限。在中学历史教学内容中,科技文化史这一类课题具有以下特点:(1)内容体现学科交融性,贴近学生的生活,学生具有较大的学习兴趣。(2)课程内容难度较低,学生易于理解。因此关于中学科技文化史这一类课程,非常适合开展学生自主学习的课堂。笔者从历史教学实际出发,以人教版必修3《文学的繁荣》一课为例,从教师和学生两个方面出发,研究实施策略,探讨中学科技文化史这一类课题的课堂自主学习模式,使学生通过自主学习和小组合作来完成课程目标。 一、教师关于自主学习课堂的教学设计 在自主学习课堂中,教师的职责是“组织”与“帮助”,因此,教师对于自主学习课堂的教学设计是关键。据课程标准的要求,《文学的繁荣》这一课,学生要能够列举19世纪以来西方文学、20世纪苏联文学、亚非拉文学的主要成就,并认识文学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分析其对社会产生的影响。笔者认为,为了达成核心目标,本课的设计重点在于19世纪以来的文学成就,设计难点在于认识文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影响。关于19世纪以来的文学成就,可依据教科书的线索将其归纳表达,主要分为三大块,西方文学、苏联文学、亚非拉文学,让学生结合教科书自学,完成表格,为认识文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影响作铺垫。 关于认识文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影响,可以给学生提供相应的史实资料,让学生在小组合作探讨中共同完成。一定社会的思想文化史、一定社会政治经济的反映,因此,我主要给学生选择了各流派文学作品相应的时代背景材料。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我给学生简列了19世纪初期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史实,“1825―1826年,俄国进行废除农奴制的革命;1820―1823年,西班牙爆发反对专制统治的革命;1830年法国爆发推翻复辟波旁王朝的七月革命;1832年,英国进行议会改革,工业资产阶级获得更多议席”;西方现实主义文学,我联系了必修二工业革命的相关内容,“19世纪三四十年代,伴随着是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的普遍建立和工业革命的发展,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所带来的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扩大,阶级对立、人情冷漠、拜金主义等一系列社问题,对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产生了深刻影响”;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我给学生提供了20世纪政治经济发展的状况,“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1939―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经济大危机;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20世界初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反殖民反侵略的解放斗争风起云涌”。苏联文学,我建议学生结合必修2《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一课进行思考,亚非拉文学则结合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 全班小组合作讨论环节结束后,在时间安排上,还需要留5分钟的时间,由教师启发答疑、总结概括、构建知识网络,巩固自主学习效果。 二、学生推进自主学习课堂的注意事项 1.学生个人思考,培养自主意识 学生的学习是一种将外在的知识观念转化为其内在的过程,所以有效的学习,关键在于学生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和自我管理,对相关问题的独立思考与分析,改变以往大部分学生在课堂活动中习惯处于服从与接受的状态,积极承担学习的各种责任。因此,推进自主学习课堂,就必须要改变学生的这种依赖思想,强调学生自主学习的重要性,给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提高创造空间。 2.小组合作讨论 在学生自主学习、独立思考、完成19世纪以来的世界文学成就这一目标之后,为达成认识文学作品产生的背景和分析其影响的核心目标,需要进行小组合作与讨论,这是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主的课堂模式的另一重要方面。学生在阅读中发现的问题和独立思考中遇到的困惑是小组讨论的主要内容,如在讨论文学作品产生的背景时,从多角度各抒己见,充分体现了现代教育思想所强调的学生主体地位。 综上所述,科技文化史的自主学习课堂教学模式主要环节是:教师分析课程目标、设计问题―学生结合问题、独立思考与探究―学生小组合作、讨论难点问题―教师总结概括、构建知识板块。学生通过独立分析和探索,提高自主学习的能力,从而真正成为课堂学习的主体,这也是新课程改革的目标和归宿。 科技史论文:科技文化发展历程中的逻辑实证到到历史主义的演变浅析 【摘 要】现代西方科技哲学,是从19世纪30年开始的,大致可以分为两大思潮,一个是科学主义思潮,另外一个是人本主义思潮。本文将通过对逻辑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描述,详细讲解这两大流派的演变过程,以此来说明西方科技哲学受到客观辩证法自发支配这一论断。 【关键词】科技文化;逻辑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客观辩证法;自发支配 一、浅析逻辑实证主义 逻辑实证主义的产生是有一定的科学基础和思想背景的,我们都知道在19世纪末发生了以黑体辐射实验和以太实验为代表的物理学危机,这就为逻辑实证主义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和可能,人们开始寻求一种新的方法,来解释这场物理危机,那么这种方法的来源就是现代的逻辑技术,现代的逻辑技术就演变出了一系列的逻辑解释,逻辑实证主义也就悄然诞生了。20世纪初产生的反黑格尔形而上学的思潮是逻辑实证主义诞生的直接思想原因。外加上从休谟到孔德再到马赫的思想的发展,逻辑实证主义就此孕育而生并发展成熟。 那么逻辑实证主义究竟有哪些特征,它所代表的主要思想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对之进行理解:第一,逻辑实证主义以意义理论反对形而上学,反对传统的对于本体论的讨论,这明显可以看出是一种新的思潮,它反对的时旧的哲学领域中一直探讨的本体问题,反对形而上学;第二,逻辑实证主义强调经验证实的原则。老的实证主义强调的是对经验进行描述,主要研究对象是经验的来源,而逻辑实证主义则不强调研究经验,更主张研究命题的意义,再看这个命题能否被经验所证实;第三,逻辑实证主义将数理逻辑引入哲学,认为哲学的任务就是进行数学分析,也正是逻辑实证主义开启了西方分析哲学的新时代的到来。 针对性提出三种观点,首当其冲的是逻辑原子主义,这个学派主要是对哲学的本质进行探讨,他们认为哲学的本质是逻辑,以数理命题为工具对科学的陈述命题进行分析。那么何谓科学的陈述命题呢?分别则是主谓命题,是肯定某一个事物的属性,可以这样理解:S是P。另外的一个命题则是关系命题,这个命题主要是表示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事物有何种关系:A和B,R(a,b,c)。另外这个学派还想表达这样的思想:原子命题与原子事实同构,原子命题是原子事实的逻辑表示,原子事实则是构成经验世界的客观材料,是最基本的感觉经验。这二者是同构的,性质和本质是一致的。以上介绍的这些就是逻辑原子主义。i 二、从逻辑实证主义到历史主义的转变 现在我们熟知的历史主义可以主要分为新历史主义和老历史主义两个流派。这两个流派是相辅相成的,也是不可分割的,新历史主义是对老历史主义的发展和传承。老的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主要有:作为开创者的库恩、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则有:劳丹、夏佩尔。历史主义的各代表哲学家都有自己的独到的观点,也有对前面逻辑实证主义进行的各种批判。 无论是新历史主义还是老历史主义,都包含了以下四个基本特征:首先,历史主义开始对科学的发展进行了动态的分析,主张对客观事实进行归纳形成理论;其次对科学的发展进行社会历史分析,站在社会历史的角度来剖析科学的发展;再次对科学进行整体的分析,科学更加的整体化,历史主义学派对科学的分析也顺应了这一潮流,用整体化的目光来看待历史;最后,历史主义否认有普遍的方法论规则和评价标准,认为对科学和客观事物的评判要依据其本身的特点进行评价。 库恩最早提出了科学的范式的概念,“范式”这个词语最早是来源于模型、模式。它主要是指一项具体的科学成就,或伴随着某一项科学成就而出现的复合点,或者是指某一科学共同体在某一专业或者学说中所具有的共同信念,范式的主要包括;符号、概括、模型、范例。库恩的“范式“思想,提出了一种新的科学发展模式,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范式也是科学与前科学的一个分界标准。以下是科学的发展模式: 前科学常规科学科学反常危机科学革命新常规科学时期ii 费耶阿本德的理论则包括以下的几点:第一就是多元方法论,他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都行。在这一点中我们也许能够看出费耶阿本德的无政府主义的方法论,更加的集大家之所长来解决问题。第二是多元理论,也可以将之理解为理论的多元化,经验论者将理论一元化,而费耶阿本德在这一点上面进行了一个突破,认为理论是多元的,这也印证了他的第一点多元方法论。第三点是理论不可比,认为科学无进步。当然,费耶阿本德的理论看起来是十分极端的,甚至是无法理解的,但是我们还是要看到他得思想理论的进步,和他敢于突破常规的精神。 新的历史主义都坚持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相结合的传统,都反对批判非理性主义和相对主义。劳丹将问题分为两类,分别是经验问题和概念问题,经验问题是包括了未解决的、已解决的、反常的问题三个方面。夏佩尔则提出了一个新的说法,就是信息域理论。信息域的意思是指有一系列信息构成的,用来解释科学发展。iii 三、西方科学文化的发展思考 从前文的对逻辑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科学文化范式演变的两条线索:逻辑实证主义侧重于对科学本身的解释与说明,历史主义侧重于从科学史的角度对科学发展的内外环境进行剖析。也正是由于逻辑实证主义的各种不足,历史主义才会应运而生。科学哲学在这一过程中受到了客观辩证法的自发支配。 我们应该这样理解客观辩证法,它是客观世界由其自身的矛盾运动所引起的变化、运动和发展的过程,是以物质联系运动发展的客观状态形式存在的辩证法,总体属于物质的范畴。客观辩证法以外部必然性的形式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与此同时,客观辩证法也可以称“事物的辩证法”、“存在的辩证法”。 那个时代的哲学家们似乎正确认识了这一观念的总要意义,他们从科学的发展现状出发,批判了逻辑实证主义的种种弊端,逻辑经验主义的研究提出了现代科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问题,如科学知识的基础、科学理论的解释、科学假说的确认等。经过了历史主义、新历史主义等,把新的、更深入的问题,如科学发展模式、科学内史与科学外史、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科学进步的合理性、科学实在论等引入科学哲学研究。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现代西方科学哲学有它特殊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不能用它来取代自然辩证法,恰恰相反,应该在客观辩证法的基础上,二者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西方科学哲学对传统哲学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把一般的哲学一律斥之为“形而上学”,认为科学与哲学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合的,用实证哲学来取代哲学本身,抛弃传统哲学,否定哲学的基本问题,并以之与客观方法论相对抗,拒绝回答关于世界的最普遍的规律问题。由于他们排斥彻底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指导,往往在哲学的结论中陷入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的极端中。但是我们庆幸的看到,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史收客观方法论的自发支配的,从逻辑主义到历史主义的转变的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一点。用更加客观的、矛盾的、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和解决问题,这是一种历史进步的表现,同时也是一种受到自发支配的表现。 科技史论文:在历史教学中如何加强科技史的教育 面对新世纪愈加激烈的国际竞争,切实推行国家科技发展战略尤为更加重要。历史学科不像自然学科那样直接服务于科技事业,但也不应无所作为。加强历史教学中科技史教育,有利于培养学生执着追求真理和勇于探索创新的科学精神,帮助他们树立强烈的科技意识,并以此为动力,献身于科技事业。在几年的历史教学中,我总结了一下几点看法: 首先,比较系统地讲解人类历史上优秀的科技成果。让学生清楚人类科技史的轨迹,同时让他们认识到人类从古至今在险恶的大自然面前不是无能为力的,从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到今天自然科学的开发,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在不断地增强。 例如,四大文明古国在奴隶制时代就积累了丰富的天文学知识,制定了比较准确的历法,尤其是古代中国天文学一直遥遥领先于世界。15世纪以后,欧洲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天文学革命,从哥白尼到布鲁诺,从伽利略到开鲁勒,人类对宇宙的认识不断深入,并一步步发展到现代。20世纪50年代末,前苏联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从此开始了人类航天的历史进程。今天,人类不仅实现了遨游太空的夙愿,而且航天技术突飞猛进,人类征服大自然的能力进一步提高。 又如,自从18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以来,科技浪潮此起彼伏,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时展到工业文明时代,再发展到当代的信息文明时代。人类有史以来所取得的科技成就令人欣喜,催人奋进。但这些知识在历史教材中是不连贯不系统的。这就需要教师进行纵向、横向比较,综合挖掘内在的联系,研究这些成就的时代意义和教育价值,以达到激励学生的目的,而学生得到的也不在是一个个孤立的知识点。 其次,帮助学生从历史的高度深刻理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断的正确性,引导他们崇尚科学、尊重科学、研究科学。 历史教学的任务就是让历史说话,以丰富的史实帮助学生深刻理解科学技术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作用。例如,春秋时期,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发明了冶炼生铁的技术,之后,铁器工具在农业、手工业生产中被广泛推广使用,由此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变革,以至在社会发展史上,有了铁器时代的说法。又如计算机,它被称为“人类所创造的最了不起的工具”。从最早最原始的计算机发展到现在的笔记本电脑,它对人类社会的重大影响,充分显示了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巨大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科学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再如,欧洲国家自近代以来之所以飞速发展,主要是因为第一次工业革命,使欧洲实现了从手工工场到大机器生产的重大变革,使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发展。到第三次技术浪潮的时候,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日益重视科学技术的研究和推广,重视科技教育,重视科技人才的培养,对于饱经历史沧桑的中国来说,更是痛定思痛后的奋起直追。 最后,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历史上无数优秀科学家是当代青年学生学习的楷模。历史教师在讲授科技成就的同时,更要以科学家们不畏艰难险阻、勇于探索创新的精神和感人事迹激励学生,教育他们积极进取,,献身于科学事业。例如,法拉第是电脑理论的奠基人,从小家境贫寒,靠自学成才,他不仅研制出第一台感应发电机,开创了一个新时代,而且还拒绝他人的高薪聘请,坚持为青少年举办科普知识讲座。“发明大王”爱迪生只上过几个月小学,也全靠自学成就了近2000项的发明,为了研制碱性蓄电池,他经历了上万次的失败,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还有许多科学家为了科学实验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用这些感人的事例教育学生热爱科学,并树立追求真理、知难而进的献身精神。 科技史论文:从历史角度看两岸科技合作新机遇 人类近现代史上最具意义的里程碑非工业革命莫属。工业革命不仅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生产工具也有了空前飞跃,同时,她还毫不留情地把雄踞东方的第一文明大国从王者宝座上踢了下去。 在欧洲孕育工业革命之时,尽管大清皇帝们非常喜爱西方钟表、珐琅彩、数学等,但只是把这些当作奇技淫巧之术来对待,而近现代科技带来的生产力进步却令封建统治走向瓦解。以工业生产总量为例,18世纪中国的工业产量占世界的32%,欧洲各国加在一起也只有23%。而到了甲午战争前夕,中国工业生产总值只占世界的6%,欧洲却上升至62%。劳师远征的外国人轻易打败了曾经号称虎狼之师的八旗军,东方大国很快堕入任人欺辱、宰割的境地。在这个历史变化过程中,科技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日本是亚洲最先步入现代化的工业发达国家。如今,日本的数码照相机、精密仪器在世界上大行其道,这个资源匮乏、经济模式“两头在外”的国家多年前就定下了以高科技、高附加值、低消耗、低运输量为特点的精密仪器制造业为主的发展方向。精密仪器设备不仅消耗能源、资源少,运输量也小,而且易形成垄断,更重要的是精密仪器设备往往与标准制定密切相关。日本可以通过精密仪器来控制他国的生产标准。这样,科技在日本人手中既是赚钱工具,又是控制它国的手段。 上世纪中后期,中国结束了十年动乱,海峡两岸局势也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期,中国终于迎来了宝贵的发展机遇。大陆在钢铁、煤炭、造船、汽车、水泥等传统工业的产量不俗;台湾地区也在平面显示、芯片等方面有着骄人的业绩,如今,两岸科技经济合作在双方积极推动下已初具规模,但是,除了“量”以外,在“质”与“独创”、“独占”方面,我们依然缺少高科技含量的称雄产业,两岸科教发展质量仍有待提高。 中华民族不仅有悠久历史,而且在饮食、医药等方面创造了最灿烂的文明,这些文明完全可以凭借科技手段向更高的层面发展。如在标榜“脱亚入欧”的日本,其电影、动漫产业却在不断地借助《三国演义》、《西游记》等中国故事演绎其新产品;在市场上,色香味俱佳的中华美食与西洋快餐难分伯仲;在健康产业领域,中医、中药至今不能进入世界主流医学的序列,其本身以辨证施治、整体调养观念为主的特色始终没有在世界舞台上得以充分表达。 显然,我们迫切需要发挥悠久传统文化的优势,结合科教进步来提高产品质量,从战略角度打造拳头产品、塑造支柱产业。 在优秀文化与现代科技的结合上,两岸炎黄子孙应该看到自身的发展优势,抓住机遇,努力营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科教合作新局面。 科技史论文:从唯物史观解读中国古代宋元时期科技兴衰原因 摘 要:中国古代因地理及政治上相对独立性,科技文明的发展也相对独立。两千多年的时间尺度上中国政治的相对稳定性,使中国科学技术缓慢进步,从未间断。在公元五世纪欧洲开始黑暗中世纪时,中国步入宋朝,科学技术达到了世界的高峰。在大约十六、十七世纪之前,科学技术都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除了对后世影响巨大的四大发明之外,在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医药、建筑、特别是农业和手工业方面,都为世界近代科学的诞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试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观入手,解读中国古代宋元时期科技文化的发展历程。 关键字:唯物史观;宋元时期;科学技术 一、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观 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马克思与恩格斯创立,用于表述这一科学的社会历史观:“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他们称它为“唯物主义历史理论”或“唯物主义历史观”。【1】 即: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的历史观。【2】 历史唯物主义者认为历史发展是有其特定规律的,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凡是认为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是由历史发展而来、社会存在和发展离不开历史、社会和历史存在着必然的继承和发展关系的观点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观的观点,科学的理解和研究中国古代宋元时期科技的发展历程。 二、宋元时期科技文化发展的原因和特点 公元221年,嬴政建立了中央高度集权制的封建专制政治格局。此后两千多年,这种皇权政治保证了在大部分时间中国版图的统一、中国经济和科学文化的稳定发展。由于长时间地理上的相对隔绝,政治上的相对独立,古代中国人创造了自己独特的科学技术体系。在中世纪最为耀眼夺目的科技成就通过阿拉伯人传到欧洲之后,对欧洲的近代科学革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尤其是中国的四大发明,对整个世界近代文明和科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马克思曾写道:“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的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原因:1.北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元朝实现了大统一,使社会出现相对安定局面;2.宋元时期的经济继续发展,仍领先世界,经济的高度发展是科技文化发展的物质前提;3.民族融合加强,各族间经济文化交往频繁;4.对外交往有了重大发展,在同亚非欧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中,中国的先进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的同时也吸收了外来文化,丰富了本民族文化;5.文化在隋唐文化高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各族人民共同创造文明。 特点:1.封建文化高度繁荣,无论在科技、哲学思想、教育、文学、艺术、史学等方面,都取得长足进步;2.辽、西夏、金随着同汉族经济联系的加强,其文化与汉文化进一步交融,保留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同时又有各自的特点;3.科技有突出发展,印刷术、指南针、火药传往世界。 三、联系唯物史观观察和分析宋元时期科技兴衰成因 社会形态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随着生产力的加速发展,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了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社会意识形态,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先进的政治法律部门组织与制度、思想、道德文化、艺术哲学与等等。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中,上层建筑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各种制度、设施和意识形态的总和。而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上层建筑,他们通过不断的改良制度或沿袭制度,反作用于并适应着生产力的发展。 史学家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中华科学文化发展的最高峰就是两宋时期。宋太祖在建国时为避免唐安史之乱以来藩镇割据和宦官乱政的悲剧,遂采取重内轻外和崇文抑武的国家政策,以及在军事上采取消极的防守战略。对后世影响长远,其一宋朝内部安定而少内乱,有利于经济发展与文化的繁荣;其二也因此导致武力积弱不敌北方外敌。但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其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3】 宋朝的经济繁荣程度前所未有,农业、印刷业、造纸业、丝织业、制瓷业均有重大发展。航海业、造船业成绩突出,海外贸易发达,和南太平洋、中东、非洲、欧洲等地区50多个国家通商。南宋时期对南方的开发,促成江南地区成为经济文化中心。据现代学者测算,北宋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当时世界的80%,国民总收入是明朝的10倍。【4】 但宋朝因重农抑商政策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力,市场经济无法形成,就没能给科学技术的进步带来强大的动力。被李约瑟称为中国科学史上最卓越人物的北宋科学全才沈括,在其《梦溪笔谈》自序表示书中所记录的只是山水之间,纵情谈笑,不关系他人利得失的事。沈括在社会政治制度和人文因素的制约下,无法将其在科技方面的成果完全运用到国家和社会的改革当中。由于经济未能在改革社会上发挥作用,导致科学技术无法系统地演进。【5】且不能用于军事国防事业的发展。 社会形态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宋朝变法失败,上层建筑的封建专制制度已不能适应高度发展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无法做出正确的调整。宋朝的社会形态逐渐走向灭亡,随后被蒙古人用武力所征服,这是落后社会制度代替先进社会制度的战争。 在此历史背景下,本来就无法大规模系统地发挥作用的先进科学技术遭到了破坏。在元朝统一初期,对中原文明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和丢弃。中后期由于封建中央集权对教育制度的束缚,导致教育落后,影响科技的传播和进一步发展。众所周知,实现科技可持续良性发展,首要前提是提供一个以科技、文化、治学为职业的社会阶层,且此阶层需享有较高社会地位及言论思想自由。而元朝文化无用思想盛行,使得科技文化的发展受到重创。但元朝庞大的帝国版图为远程贸易提供了保障,却为科技的传播和交流提供了便利,促进了科技文化的交流。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元王朝的中央集权制度,遏制了新社会制度萌芽的发展,最终导致元朝的覆灭。 四.结论 我们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研究了中国古代宋元时期科技发展及衰落的原因。无论是发展还是衰落实际上都是一种基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中国古代科技的成果仍奠定和影响着世界现代科学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要实现科技可持续良性发展,必须存在一个以科技、文化、治学为职业的社会阶层,使他们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以及言论自由,是最基本的条件。对科技史若干问题,有必要立足于系统论、耗散结构理论、突变论、协同学及混沌理论等角度进行深入再分析,换个角度思考才会有新的认识、新的理论成果。 科技史论文:安徽科技学院植物标本室发展的历史、现状和展望 摘 要:对安徽科技学院植物标本室现存标本进行了整理,依据标本信息,从类群、采集地点和植物类别等方面分析了植物标本室的构成,回顾了标本室的发展历史。对标本室的现状进行了总结,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统计并提出了解决方法,对未来发展方向进行展望。 关键词:标本室;标本;历史;现状;展望 标本馆是标本的贮存场所和载体,标本是其承载对象在时空存在的第一手证据。植物标本是植物学工作者科研活动的积累和自然遗产的永久记录,是研究物种的分布及历史、现状、系统演化的证据,也能反映标本馆拥有者的学术氛围和历史积淀。 安徽科技学院植物标本室始建于1954年。目前,浸制标本大多已经超过了保色期,颜色开始消退、失真,大部分20世纪采集制作的标本出现破损、脱落和丢失现象。受场地、开放制度和使用制度的限制,标本在教育教学上的功能受到限制。因此,标本室和其中存放的标本急需整理、修补,有些甚至需要废弃。为此,自2012年3月,我们对安徽科技学院标本室的标本进行了归类、整理,目的是整理、挖掘和系统化利用直观教学素材,为植物学和生态学的实践教学改革拓宽渠道,探讨一条切实可行、能充分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和充分利用校本资源的植物学教学模式。 本文是对标本前期整理工作的总结(主要针对维管植物),并就我院标本室的发展历程和标本现状做简单回顾。 1 标本基本情况 我院标本采集和保存始于1954年,距今约有60a的历史。未经整理的室存标本总共2 023份。从保存方式上来分,主要是腊叶标本,也有少量浸制标本、风干标本和种子标本;从分类类群上分,涵盖了藻类植物、菌物(含地衣)、蕨类植物、裸子植物和被子植物,其中被子植物占90%以上。由于年代久远、管理不善,这些标本中的一部分(809份)已经不能使用。整理后,较为完好的有1 214份,在这些标本中,蕨类植物有9科、12种、46份,裸子植物6科、15种、53份,被子植物的情况汇总于表1。 3 我院植物标本室的发展展望 自2004年始,我院就致力于校园教学资源直观素材的开发利用[2],探讨新形式下的植物学教学模式改革,尝试将我院标本馆中历年采集、制作的标本进行数字化,并研讨与之有关的标本馆管理模式和开放使用模式,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3-4]。 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与国际同步进行标本信息数字化的工作。代表性的工作有: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信息系统;中国微生物与病毒主题数据库;中国数字植物标本馆(CVH);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初步建成的中国植物图像库(PPBC)、中国自然标本馆(CFH)、物种2000中国节点高等植物信息系统(CNPC)和中国数字植物园(CVBG)等一批覆盖全国植物标本、图像、物种和引种植物的信息系统。这些生物或植物学信息平台,为科技工作者、大专院校师生和植物学爱好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互联网背景下植物学教学模式的改革和深入,对传统的植物科学的教学模式注入了新的内涵。作为与植物学教学和科研密切相关的植物标本和标本馆,其构成、管理、使用和开放模式,是其改变方向之一。改变的结果,会使更多的使用者享受到互联网为之带来的迅捷、便利和翔实。毋庸置疑,能提供更多方便、能为教学提供更多服务的植物标本的数字化、标本馆数字化平台的建设,将是植物标本和标本馆未来的发展方向。 科技史论文:中国农业科技园史述论 摘 要:中国农业科技园的探讨源头始于20世纪80年代,从1994年正式提出中国农业科技园概念并建立农业科技园以来,至今经历了18a光景,在农业现代化、农业产业化基础上提出了农业科技化暨农业科技园的模式。基于中国农业科技园的状况,从科技史角度展开研究,对农业科技园史进行梳理阐述,深入挖掘农业科技园的发展脉络,力求呈现中国农业科技园清晰的变革过程。 关键词:农业科技园;科技园史;中国农业 随着我国农业生产方式由传统农业型向现代农业型发展,社会与科技对现代农业提出了具体的三高要求,即: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因此,要发展农业生产力,必须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于是一种新型的农业生产模式——农业科技园开始酝酿发展。农业科技园是以市场为导向,在一定区域内运用信息技术、生物学等科学技术手段发展农业生产,以达到经济、环境、社会最佳的协调状态和经济最高效益的产业综合体。农业科技园是我国新时期农业改革中制度创新与制度变迁的必然结果,是一种新型的农业科技与经济组织活动[1]。也是我国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 1 中国农业科技园概况 我国对农业科技园的探讨始于20世纪80年代,1994年提出农业科技园建设,到1996年才开始发展,至1999年后全国开始进入建设农业科技园的高峰。目前,我国共有国家级农业科技园65个,分别是2001年8月第1批认定的21个国家农业科技园、2004年4月认定的第2批15个国家农业科技园、2010年12月认定的第3批国家农业科技园27个,另外,还有2010年3月有公布确定沈阳辉山农业科技园和江西井冈山农业科技园为国家级农业科技园。目前,全国县级以上的地方农业科技园已达六千多个,园区的类型也呈现多样化,有政府主导、科研院校主导、企业主导、国际或者地区之间的合作以及其他类型的农业科技园。 我国农业科技园的概念是在1994年提出的,从无到有,至今虽只经历了18a的发展历程,但农业科技园的学会组织、发展模式、类型、理论等各方面不断深入,发展迅速,如:成立了中国农学会农业科技园区分会,已举办过11届中国农业园区论坛等,出版了《中国农业科技园区持续发展》和《农业科技园区规划理论与实践》等众多的相关专题论文集。现阶段有关农业园区规划的法规有:《农业科技园区指南》、《农业科技园区管理办法》、《“十一五“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发展纲要》、《农业部关于创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的意见》等,以及各省、市、县的农业科技园均有相关的法规和政策,但目前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关于全国农业科技园区通用法律法规体系和技术标准规范体系,致使各地的农业科技园发展导向模糊,各农业科技园良莠不齐,但总的方向仍然保持快速向前发展。 2 中国农业科技园的历史沿革 如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都要经历从萌芽到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只有经历了曲折漫长的成长,才能不断的完善。本文把农业科技园发展历程和前人研究的资料进行综合整理,从科技史的角度展开研究,针对农业科技园史进行梳理,把农业科技园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进行研究,力求呈现中国农业科技园清晰的变革过程。 2.1 农业科技园萌芽(20世纪80年代~1992年农业产业化的提出) 农业科技园萌芽时期是20世纪80年代到农业产业化的提出。长期以来,中国农业一直是传统型农业。改革开放后,随着农业体制和结构的调整,人们的认识也进入质的深化,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号召下,农业与科技的相联性变得更为紧密,农业技术与农业科技大步的走入普通农民的视野,探讨如何推动发展生产力是这个时期的主旋律。与此同时,改革开放让更多的人接触到外面世界的信息,同一时期这个阶段,美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完全实行了农业机械化和规模化,生产方式也逐步由粗放型转化到集约型,其农业生产特点和效益有较之明显的优势。 我国根据实际情况提出要实现农业现代化,这是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过程和手段,最主要的就是提高资源利用率和生产力,但是如何突破呢?人们已经意识到应该实行农业科技变革。农业科技变革是一个求变的过程,是呈隐性的,人们开始大量的把产前、产中、产后各种整体与部分相结合,只是当时无法清晰的表达出这个概念,这一时期一直持续到农业产业化的提出。 2.2 农业科技园的发端 农业科技园的发端是以农业专业化、产业化经营作为一种新的生产经营方式。农业产业化诞生于1992~1993年,是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时期。农业产业化经营是一种新的生产经营方式,主题是探讨如何形成规模和提高产量。 20世纪80年代末新加坡首先明确提出了农业科技园这个新概念,新理论需要一个时间检验的过程,直到新加坡农业科技园成功得到肯定时,很多国家开始效仿设立农业科技园区的做法。中国此时正是全国农业产业化的运作期,各地都开始运行农业产业化,打造产前、产中、产后一体化经营特色。国内对农业科技园探讨还只停留在与农业产业化进行对比,以及对新加坡的农业科技园进行研究,如:发表最早的农业科技园的论文是1992年刊登在《东南亚研究》期刊上的《新加坡的农业科技园》一文,中国农业科技园区正是基于此而开始发端。 2.3 农业科技园的兴起 农业科技园兴起阶段为1994~1999年,这时期农业科技园的建设还处于摸索阶段。 随着科技的进步,利用科技成果围绕农业产业化进行发展成为必然趋势,在农业现代化的基础上,进而提出了现代农业概念,即:利用生物学、信息技术等高科技运用到农业产业化生产当中。当然这一期间的类型是以政府主导为主,科研院校参与为辅。因为在建立农业科技园的时候,选择的是高投入、高技术的项目,同时需要配置相应的技术和管理人员,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这一时期农业科技园主要是以引进国外技术为主。1993年北京建立的以展示以色列设施农业和节水技术为主体的示范农场,1994年上海建立的引进荷兰技术进行工厂化生产的上海孙桥现代农业开发区[2]。值得注意的是,烟台、南京、上海、广州等一些城市也都相续开始在做农业科技园的实践尝试,虽然规模和动作比较小,还处于兴起阶段,但这一举动直接推动了我国农业科技园区的建设。 2.4 由点到面发展 农业科技园兴起后实践的直接后果,即经济效益导致了对农业科技园的发展由点到面全面铺开,这一阶段为2000~2011年。据国家农业科技园区联合管理办公室统计,2002~2008年间,试点的36个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就自主开发科技项目2331个,引进农业新技术3870项,实现年产值959.92亿元[3]。 这一时期各种农业科技园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据不完全统计,截止2012年,全国各级各类农业科技园已达六千多个。从类型上来看,由兴起的政府主导单一模式发展为以企业型主导园区、科研院校主导或参与的综合农业科技园等各种类型。从功能上看,从示范功能发展出培训功能、科研功能、示范功能、推广功能以及公司与农户形成基地的“龙头”功能。当然,还可以从经营方式、立项类型、生态类型等各种角度进行划分。总之,不管如何划分,农业科技园区的发展蓬勃向上,有力地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农民的增收起着显著的作用。 2.5 农业科技园现今状况 农业科技园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初步形成了多形式、多层次、多功能的示范园区,包括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开发区、企业和民营农业科技园区、都市现代农业科技园区、工厂化高效科技园区、生态农业园[4]。农业科技园有效辐射带动了农业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及农业产业化,使大家认识到科技支撑现代农业发展是农业科技园的必然选择。 企业—生产—科研三者高度结合,相互依赖的程度加深,但农业科技园只是一个平台,与国外对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目前存在的问题就是管理体制和政策及科技人员三者之间的协调关系,人的因素决定着农业科技园的发展之路,目前急需突破现有的理论框架,加深农业科技园的认识,深入挖掘地方特色,把外延和学科交叉结合进行彻底研究应用,才能最大限度的挖掘生产潜力,所以现今阶段依然处于成熟完善阶段。 3 中国农业科技园的未来发展 农业科技园自萌芽、发端、兴起、发展,这一切悄然的转变,它的历史进程与人们的认识和政府的重视程度紧密相联。从事物发展的关键主体来看,人的因素至关重要。为农业科技园源源不断地输入人力资源,才能保证农业科技园日益发展壮大,更好地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由此,培养适应农业科技园区发展的相关人才就成了必然。目前,国家研究生教育逐步加大专业硕士人才培养的力度就在此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特别是农业推广专业硕士的培养,不仅学制缩短至两年,而且更加注重与生产实际的结合,这无疑为农业科技园的发展储备了潜在的人力资源。农业科技园建设逐步走向常态化和高端化的发展趋势,对农业科技人才的需求不断增长,一方面可以促进涉及农业科技人才培养的相关学科的发展,另一方面农业推广专业硕士的培养正迎合了农业科技园发展的需求,二者一拍即合,具有很大的合作潜力。我们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二者密切合作,定能开拓更为广阔的互惠双赢空间。
经济学基础论文:经济学基础下公路路政治理措施 公路超载主要是指公路车辆装载货物的质量(吨位)超过了行驶证上规定的质量标准,车辆自身对装载的一种限制[1]。公路超限主要是指在公路上行驶车辆装载的货物超过了国家规定的标准,是公路对车辆装载的一种限制[2]。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当今社会,社会的各个行业和领域都对社会经济的稳定增长保持着高度关注。为此,我们从经济学角度出发,对公路运输中的超载超限问题从如下三个方面站展开了具体论述。 1经济学基础上公路路政超载超限的主要原因 市场环境下,利益是所有事物和行为产生的根本动力。为了带动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很多地区在充分发挥当地资源优势的同时也加快了招商引资的步伐,为地区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在利益的驱动下,部分运输单位和和个体车主为了获取最大利益,开始无视国家的法律法规,超载超限运输。这种运输行为不仅会对公路的基础设施和运输秩序造成破坏性的影响,还会对当地经济的稳定和长远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之所以出现超载超限运输,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就是利益的驱动和利益的分配问题,主要可以从如下几点体现出来。(1)可以促进地区优势资源的输出,从而带动当地整体经济的发展,为地方财政创收,这是从地方利益角度出发的。受到经济条件和运输方式的限制,很多地区的主要运输方式就是公路。如果公路运输不能满足地区对运输的需求,或者是为了降低运输成本,就会导致超载超限现象。(2)从运输行业利益的角度出发,超载超限可以实现公路经营的利润最大化。(3)从个人利益的角度出发,超载超限因为具有多超暴利的特点,是个人经营增加收入的主要途径,是超载超限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 2公路路政超载超限对经济发展产生的严重危害 2.1破坏了当地的投资环境 在经济的全面发展中,各地区都在积极的招商引资,这就要求它们必须具备良好的投资环境,除了政治环境之外,经济环境也是招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3]。经济环境包括硬环境和软环境,其中的硬环境是指包括公路运输在内的基础服务设施情况,而软环境则是指当地的风俗、文化和制度等精神文明的综合。而超载超限除了会破坏交通运输的基础设施的硬环境之外,还会破坏当地的交通制度等软环境。 2.2破坏了生态环境 车辆在超载超限的过程中,因为载重超过了标准,所以会导致车辆废气的排放量超标,增加大气污染的程度。同时,车辆在行驶的过程中还会产生大量的粉尘和噪音,加剧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限制了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4]。 2.3破坏了运输市场的秩序 虽然我国的运输产业在经济发展的推动下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机遇,但是从很多地区的公路运输实际来看,却缺乏长远的发展规划和有效的制衡措施。由于运输的主体构成成分比较复杂,其中的小运输企业和个体运输占据的比重较大,除了不利于运力的集中之外,还会加剧行业的内部竞争,相互压价,降低运输价格等现象。在这种市场环境中,部分企业和个体运输业主就会采取超载超限等违规措施来增加经营利润,和对合法运输的企业和个人的合法利益造成了影响,会加剧超载超限,不利于良好运输风气的形成。 3经济学基础上治理公路路政超载超限的主要措施 3.1加强法制宣传的力度,增强运输从业人员的法律意识 加强法制管理是规范交通运输管理的根本性措施。因为运输从业人员是有效治理公路路政超载超限的主体和关键,所以增强他们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对于杜绝超载超限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在进行法制宣传时,可以重点从如下两方面入手:(1)增加对《公路安全保护法》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扩大宣传的范围和对对象,让运输企业和驾驶员在工作中能遵纪守法,为路政管理部门创建一个良好的执法环境[5]。(2)积极向广大群众宣传超载超限运输的严重后果,例如通过社区宣传、广播讲解和电视讲座等方式的播放一些典型案例,获得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提高他们的交通法制意识。 3.2组建一支高水平和高素质的公路路政执法队伍 路政管理部门的执法能力和执法水平是治理公路超限超载的根本性措施,因为他们是各项治理措施的执行主体,所以他们的综合素质是超载超治理效果的关键。具体的措施如下:(1)加强对路政执法队伍的教育和培训,培训的主要内容包括执法的宗旨、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职业素质培养,依次来提高他们的政治、业务和法律素质,为组建一支高水平和高素质的公路路政执法队伍奠定夯实的人力资源基础。(2)加强路政部门的服务性管理,树立执法人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努力做到文明执法、全面热情服务,以适应当前国民经济发展的需求。除了上述两点重要的治理措施之外,为了从根本上杜绝超载超限现象,还需要加强得各部门之间的相互配合,走综合治理之路,从当前运输发展的需求出发,制定详细、科学的发展计划。 4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们从经济学出发,对公路路政超载超限屡禁不止的原因从地区利益、行业利益和个人利益等三个方面进行了简单概括,然后对公路路政超载超限对地区投资环境、生态环境和运输秩序三个角度阐述了它的严重危害,最后总结出了几点改进公路路政超载超限现象的建设性意见,对于规范公路路政的运输秩序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千万要避免盲目套用,搞一刀切,而是要根据当地路政管理的实际情况来进行改进。治理公路路政超载超限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切勿操之过急,只要我们不断探索,并加强各部门之间的配合,优化公路管理的法制环境,才有可能这正杜绝超载超限,促进公路交通运输的稳定发展。 作者:张茗榛 单位:甘肃省白银公路路政执法管理处 经济学基础论文:创业的经济学基础教学设计 1课堂教学设计 基于创业情境的经济学基础教学实践中,应该围绕创业项目来进行具体的课堂教学设计。为了刺激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可以要求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自行选择、设计小型创业项目,以项目运营过程为主线,对这个项目进行全面的项目经济分析。在项目运营分析中,教师导入理论知识,指导学生实践。比如,以在学校开立一个饰品店作为一个小型创业项目,把每一个章节以此项目运营为核心串联起来。每次上课,都是具体创业项目运行的一个环节。比如:“情境1——市场供求分析”教学中,应该先要求学生在课前在校园内调研饰品的需求状况,调研结果显示,头花等价廉物美的小装饰品很受女生欢迎,而别具一格的手机链、钥匙扣等装饰品业普遍受到男女生的欢迎。再让学生调研,校园内有多少家装饰品小店,去观察、分析装饰品的供求情况。再学习理论知识、运用理论知识去进一步做准确的饰品店市场前景分析。从而,通过小组讨论,决策饰品店创业项目的可行性。而“情境2——消费者行为分析”教学中,就可以采用小组讨论的方式,先让学生列举出学生消费群体的心理特点和爱好倾向,从而分析出合适的产品策略和营销策略。 2课外辅导设计 突破传统的职业教育理念,构建高职学生专业学习的新模式,培养“高端技能型专门人才”,进行基于创业情境的高职专业课程教学改革,从课外辅导的角度,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第一,根据课程特点,积极组织学生开展创业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的知识运用、实践创新能力、计划与组织能力、应变能力和团队精神、沟通技巧。第二,开展各类创业大赛。利用专业优势组织校内创业技能大赛,同时鼓励参加国家、省、市有关部门举办的各种创业大赛活动。第三,充分发挥学校创业孵化中心(UHS)的作用,搭建学生创新创业平台,帮助部分学生实现创业。 3课程评价体系设计 为了培养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进行基于创业情境的课程教学改革。课程评价体系方面,笔者认为,应该建立过程考核(平时创业项目完成情况考核)与课程考核(期末考核)相结合的方法。强调过程考核的重要性,以突出培养具有创业创新能力的高端技能型人才培养目标。平时成绩50分,期末考核50分。期末考试采用闭卷形式,主要考核基本理论知识及其应用。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50%,其中课堂表现占15%,创业项目分析报告占35%,要求会运用理论知识去进行具体的项目分析。 4结语 创业教育是现代高职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职业院校教育改革的必然选择。进行基于创业情境的教学改革,实现理论教学与创业教育的融合,正是契合了国家对高职院校培养“高端技能型”人才的要求,也是高职学生就业和推动学生学习的要求。本课题打破高职经济学基础现有教学模式,以创业项目为主线、创业情境为载体,重构课程,把理论知识融入创业情境中,激发学习兴趣。在创业情境教学中,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磨砺学生的创业能力,以达到培养高端技能型人才的目的。 作者:徐杰王磊单位: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经济学基础论文:低碳经济理论基础及经济学价值 摘要:随着公众经济理念的变化,低碳经济已经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主导形式。但是当前学术领域对于低碳经济的发展意义关注较多,但是对其理论方面的研究则相对薄弱。基于此,本文首先传输了低碳经济的理论基础,并且结合生态经济、气候经济以及资源经济等多种理论体系,对低碳经济的影响及其学术价值进行分析。在肯定其理论基础的同时,进一步提出低碳经济的经济学价值。 关键词:低碳经济;理论基础;经济学 价值2009年11月26日,政府出台关于2020年碳排放降低目标的整体规划,并将其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长期目标。现阶段,针对低碳经济所进行的研究不断升温,而低碳经济理论体系的构建又是推动这一课题研究的关键环节。从经济学角度对低碳经济的发展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尤其是对其经济学价值进行研究,有利于低碳经济的强势发展。 一、低碳经济的理论基础分析 1.生态经济与低碳经济 生态经济学侧重于生态结构以及发展规律的研究,是生态与经济相融合而衍生出的边缘学科。低碳经济则是根据生态变化规律而进行重构的科学体系,目的在于将经济原理与生态系统相结合,进而形成全新的生态经济,并以此作为指导公众生产、发展的理论依据。生态经济注重生态的平衡性和可持续发展性,具有“三高一低”转变为“三低一高”的典型特色。也就是将低效率、高能效、高成本、高排放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为低成本、低能耗、低排放、高效率的崭新模式。生态经济体现出生产活动与自然发展的顺应和谐性,也就是强调经济发展必须服从生态规律,从而形成绿色化发展的态势,强调“绿色GDP”理念。在温室气体严重威胁人类发展的前提下,低碳经济被广泛倡导,提出经济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指导思想。低碳经济思想的提出与当前资源危机以及经济主体的客观反省有直接关系,生态与经济并非对立关系,在经济主体的协调下两者能够成效互补效应,从而为低碳经济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2.气候经济学与低碳经济 气候经济性学概念的提出源自2005年,德国学者施瓦茨在《气候经济学》中对其进行了深刻阐述,提出气候与经济所形成的密切关系。由于温室效应的不断加剧,对于全球经济的不良影响也将越来越明显,其破坏程度不低于战争和全球经济危机。气候对经济所形成的影响已经超出了公众的设想范围。气候经济学以气候环境的变化为主导,诠释出气候与经济的内在联系。低碳经济则主要侧重研究二氧化碳超量排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两者从本质来看具有高度相似性,只是在表达形式上有所不同。国外在低碳经济发展中主要以气候经济性为依据,这一取向对于国内经济性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3.资源环境经济学与低碳经济 资源环境经济学主要探索环保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致力于寻找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物质交换规律,从而使经济发展兼顾环境效益,主要研究内容有对环境污染损失进行评估,对环境治理成本和产出进行评价,根据生产排污量确定其收费标准,确定科学的排污指标并界定其转让金额。资源环境经济学重点研究资源的既有价值,提出环境破坏需要付出相应成本,并明确其核算方式和解决对策。从高碳对环境的破坏以及低碳对环境的保护层面来看,低碳经济与资源经济之间有着交叉联系。当前,资源经济性已经构建起相对完善的学科内容,在低碳经济研究中,要充分借鉴其理论体系,从而丰富低碳经济学的研究范围。 二、低碳经济的经济学价值 1.缓解国际经济合作矛盾,构建完善的国际经济学体系 在既有的经济性研究理论中,主要理论思想体现在利用国际领域的经济合作提升本国经济发展能效,进而提高本国经济贸易的国际实力。如果单纯从经济收益层面而言,国际经济合作对本国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从生态效益层面而言,则会产生更多的负面效应,环境问题将更加棘手。现阶段,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呈现“微笑曲线”的整体格局,也就是将曲线低端高能耗、高污染的制造业转移至欠发达国家,这就使这些国家面临更严峻的环境与生态危机,如资源的过度开发、有害气体的过量排放等。但是二氧化碳具有高度流动性,最终会危机全球大气和生态环境。由于温室效应所造成的危害远远高于其经济价值,这也会直接导致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合作冲突。在当前的经济换做中,这一问题尚不能完全避免,以国际视角进行的低碳经济合作则有助于破解这一问题。此外,低碳经济是以全球生态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从这一特点来看,该理论能够融合与国际经济学研究范畴,从而使其研究领域有所拓展。在传统国际经济学研究中,更侧重于通过国际经济合作提高本国经济发展效率,而未将国际社会视为整体进行研究讨论。如果单纯应用这一理论,则每个国家都会遭受环境损失,因此只有将低碳经济融合其中,才能使其具有真正的国际经济学价值。 2.为经济发展新模式奠定理论基础 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的经济活动破坏性较低,虽然也会产生部分温室气体,但是在生态系统的调解下能够得到恢复和平衡,经济与生态之间处于协调发展态势。但是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机器和化工原料的应用使温室气体排放逐步增加,凭借生态系统的自身调节能力已经无法消除温室气体的破坏影响,进而使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传统经济学侧重于对财富指数提高的研究,将物质作为核心,以农学为基础的经济研究领域则侧重于物质种类的增加,商学派经济学家则关注货币经济的发展,现代经济性则以本国GDP的增长作为核心要务。如果单纯以上述理论作为经济发展的理论指导,则有可能造成更为严重的问题。因此近年来低碳经济、生态经济逐渐走入公众视野,并成为经济性研究的重点内容。温室效应已经成为威胁全球环境安全的重大问题,其产生根源在于经济发展中的不科学方式,对于不科学方式的转变已经形成了系统性工程,必须有经济性理论进行指导才能实现其预期效果。低碳经济理论有利于转变当前经济发展格局,为实现低碳经济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 3.促进消费方式发生转变 从当前经济发展格局来看,拉动物质消费有可能造成温室气体排量增加,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则可能导致消费环境受到抑制,这就是低碳经济与物质消费之间形成冲突,也就是经济学领域所提出的“目标冲突”。运用低碳经济理论,则能够对目标冲突进行有效的协调和解决。对于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来说,对于享受性消费更加注重,甚至崇尚奢侈消费。如果不能改变当前利用物质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面,那么温室气体的排放还会无度增加,对于可持续经济的发展造成破坏性影响。低碳经济不但倡导生产形式的改变,同时也会倡导生活和消费方式有所改变,改变以往对物质消费的高度依赖,进而转向精神消费领域,使其成为经济驱动的主动力。 4.拓宽环境问题解决途径,充实经济学研究内容 在国际经济发展中,“负外部性”问题始终存在,当前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增税,二是产权界定,这两种方式的共同点在于必须有政府机制的干预才能产生作用,带有明显的国界局限性,这就为温室气体的产生这一国际性问题的解决设置了障碍。而借鉴低碳经济理论当中的“碳交易、碳关税”等方式,则有利于提出更有实践价值的改进对策。同时,低碳经济学的发展已经融合了金融、国际贸易等新的内容元素,但是,在生态环境方面由于其复杂性、不确定性,使传统经济学必须在风险控制、贴现管理方面引入新的生态概念,对这些传统概念进行重新界定,从而使低碳经济与经济性研究融为一体,成为其中一个重要分支。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发展在形式上出现了巨大变革,成为国际经济发展的主流趋势。由于低碳经济理论研究相对薄弱,因此公众倾向于将相关学科理论作为研究低碳经济的基础。如果没有鲜明的理论指导,那么经济活动就容易偏离预期目标,从而造成低碳经济发展受到不利影响。因此本文针对低碳经济的理论基础以及经济性价值进行分析,目的在于突出低碳经济的理论研究基础,体现其经济学领域内的特殊价值,从而形成更完善的理论支持体系,为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提供更有参考价值的理论指导。 作者:张佳萱 单位:辽宁大学 经济学基础论文:经济学基础课堂教学论文 1明确教学目标,有的放矢 想要提高经济学基础的课堂效率,不仅要理解经济学学科特点,还要明确教学目标。中职经济学基础定位不同于大学生所学的经济学基础。笔者认为中职经济学基础的首要教学目标是激发学生对该学科的兴趣,让学生能主动运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思考经济现象。其次是要学以致用,就是能够运用经济学知识分析经济现象,指导市场经营实践。最关键的就是要学生学会一种人生态度,正如著名作家萧伯纳所说:“经济学是一门使人生幸福的艺术。”学习经济学更多的是学习理性思维,对于中专生来说,只要能通过经济学基础这门课程获得理性思维的能力就真正实现了教学目标。 2改变传统课堂形式,把舞台交给学生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主体。随着教学改革的深入,我国教育也越来越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中职教学也应该积极改变传统课堂形式,改变以教师讲授为主的教学方法,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无论是小学、初中、高中或者大学,围绕学生为中心的课堂教学形式越来越受到重视,职业学校的教学改革却迟迟无法前进。究其原因一是中职教师普遍认为中职学生基础差无法适应新的教学方法;二是没有考学压力,中职学生缺少学习的内在驱动力,学习主动性不足;三是由于学不会、听不懂,中职学生对学习失去兴趣,尤其是经济学理论抽象难懂,很多学生干脆放弃。要想提高课堂效率必须改变旧模式,充分认识到自控能力差不代表学习能力差,理论知识基础差不代表实践能力差。在课堂上应该充分调动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真正做到“以学生为中心”开展教学。 3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重案例教学 经济学理论多是建立在数学推理和经济模型论证上,对于中职学生来说难以理解和应用。讲授经济学基础课程首先要深入浅出讲授基本理论,然后用生活中的经济现象加以分析,使学生能够获得感性认识。经济学基础课程要注重使用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是一种重要的教学方法,尤其是针对经济学基础课程中较为抽象的概念和理论。例如讲解木桶效应就可以用学生考试偏科来说明问题,简单易懂;博弈论可以通过“囚徒困境”的故事来加以说明;外部性理论可以通过“蜜蜂与果园”的故事来加以阐述。除了利用这些经典的经济学案例意外还要加以结合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式,我们身边的经济现象,利用经济学理论来解决实际问题。比如在讲解机会成本的过程中,可以通过人生选择、就业选择、考学选择等来讲解。比如在讲授博弈论的时候也可以引用数学大师纳什关于博弈论最简单表述:如四个男生都去追一个漂亮女生,那她一定会摆足架子,谁也不搭理。这时男生再去追别的女孩,别人也不会接受,因为没人愿当次品。但是,如果他们四个先追其她女生,那个漂亮女孩就会被孤立,这时再追她就简单多了。这样就可以通俗易懂的解释经济学概念。 4增加教学语言的趣味性,增强教材可读性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过去的教学过程中,由于经常以“教师”为中心,造成学生对学习失去兴趣,尤其是中职学生,基础较差,上课听不懂,也没有高考这一学习的驱动力,对学习更是提不起兴趣。经济学本身并不是一门枯燥的学科,其中很多经济学理论与生活息息相关。在教学过程中除了使用案例教学,还应该使用通俗的语言增强教材的可读性。在课堂上可以使用故事来提高学生学习经济学的故事。比如讲述“消费习惯具有不可逆性”的时候,可以使用“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这一古训;在讲授经济学基础课程中也可以在课堂上引入一些流行的经济学段子,比如“何谓第一产业?喂牛,养羊。何谓第二产业?杀牛,宰羊。何谓第三产业?吃牛肉,喝羊汤。”这样可以增强课堂的趣味性,学生也更乐于学习经济学基础这门课程,教学就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提高课堂效率是教学改革永恒的话题,更是中职经济学基础课程教学改革亟待解决的问题。当然除了教师本身意外还有国家政策、社会环境等因素影响这中职教学改革。但是作为教师,我们应该永远探索好的教学方法,创新教学形式,不断提高课堂效率能够使学生能学有所获。 作者:魏周节 单位:兰州市商业学校 经济学基础论文:基础数学经济学论文 1基础数学在经济学中的意义与作用 ①运用精炼的数学语言陈述经济学研究中的假设前提条件,使人一目了然。 ②运用数学思维推理论证经济学研究的主要观点,使条理更加清晰,逻辑性更强。 ③运用大量的统计数据让论证得出的结论更具有说服力。 2常见的基础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具体运用举例 2.1现实世界中一切事物都在一定的空间运动着,对种种不同量的假设与推测,是许多科学理论的中心问题。在经济分析中,对成本、价格、收益等经济量的关系研究,就要用到基础数学方法,来构建该问题的数学模型,找出该问题的函数关系。常用的经济函数有:单利与复利、多次付息、贴现、需求函数、供给函数、成本函数、收入函数、利润函数等等。 2.2在经济问题中,经常会用到变化率的概念,而变化率又分为平均变化率和瞬时变化率。平均变化率就是函数增量与自变量增量之比,就像我们经常用到的年产量的平均变化率、成本的平均变化率、利润的平均变化率等等。而瞬时变化率就是函数对自变量的导数,即当自变量增量趋于零时平均变化率的极限,在经济学中被称为边际函数。经济学中常见的边际函数有:边际成本、边际收益、边际利润、边际需求等等。在我们的边际分析中,讨论的函数变化率与函数改变量均属于绝对数范围内的讨论。在经济问题中,仅仅用绝对数的概念是不足以深入问题并分析透彻的。例如:A商品每个单位价格为10元,涨价1元;B商品每个单位价格为100元,也涨价1元,两种商品价格的绝对改变量都是1元,哪个商品的涨价幅度更大呢?我们只要用它们与原价格相比就能获得答案。此时我们就有必要讨论函数的相对改变量与相对变化率,也就是经济学中的“弹性概念”。而常见的弹性函数有:需求弹性、供给弹性、收益弹性等等。对于商家来说,进行边际分析和弹性分析是非常必要的,商家如果离开边际分析而盲目生产,就会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商家如果离开需求与价格的弹性分析,就不可能达到利润的最大化。这时候就要用到导数,因为导数是边际分析和弹性分析的最有力的工具,可以给决策者提供客观的、精确的数据,进而做出比较合理的决策。 2.3经济学中的最值在经济问题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怎样才能使“产品最多”、“用料最省”、“成本最低”、“效益最高”等等。这样的问题在数学中有时会归结为求某一函数(通常称为目标函数)的最大值或最小值问题。例如:在分析收入最大化与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假定价格不变的情况下,产量最大就会形成收入最大的局面,但是,收入最大时的产量不一定产生最大的利润。而产量为多少时才能取得最大利润,就需要运用导数的知识来解决问题。利用导数解决最值问题的步骤是:求一阶导数,找出可能取得最值的点(包括驻点、一阶导数不可导的点和区间端点),再计算各点的函数值,对其进行比较,哪个最大就是最大值哪个最小就是最小值。经济学中常见的最值问题有:最大利润问题、最大收益问题、经济批量问题和最大税收问题等等。 2.4经济学中的积分“积分学”是微分学的逆运算,积分学的主要经济应用是对已知的边际函数求积分,得出总经济量函数。定积分是求原函数在某个范围内的改变量,是积分学中的重要概念之一,它在自然科学和经济领域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在经济学中经常用改变上限的定积分来讨论总经济量函数问题。如某商品的价格p是销售量x的函数,此时我们要想计算当销售量从a变动到b时的收益,就需要用到定积分的计算方法。 2.5经济学中的微分方程为了研究经济变量之间的联系及其内在的规律,常常需要建立某一经济函数和经济变量的导数所满足的关系式,由此而确定所研究的函数关系,从而根据一些已知的条件来确定该函数的表达式。以上一套套路,从数学上说,就是建立微分方程并求解微分方程。具体步骤如下:在相关的背景知识下,用数学知识来描述经济问题中的变量和参数之间的关系,从而建立微分方程;根据具体问题适当的调整假设使建立的微分方程,尽可能地使其接近实际,这样可以相对的减小误差;运用已知的条件和测量的数据,对所建的微分方程中的参数给出相应的估计值;继而分析比较方程中的结果与实际观测之间的差异,若结果与实际情况基本一致,说明建立的微分方程符合实际问题,接下来就可以将它应用于对实际问题的进一步分析或者预测中;如果微分方程结果与实际观测不一致,就需要重新检查方程在哪出现了问题,以便对方程进行调整修正,再重复前面的过程直到建立出一个经检验符合实际问题的微分方程为止。微分方程在经济学中的实际应用主要有:分析商品的市场价格与需求量(供给量)之间的函数关系、预测商品的销售量、进行成本分析、净资产分析、国民收入与储蓄、投资的关系分析等等。 3基础数学在经济学应用中的局限性 基础数学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也是一个计算工具,它可以把实际问题抽象化。而经济学重要的是经济思想。基础数学只有在经济理论的合理框架下去研究分析问题才能发挥它的实用性。因此,基础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要时刻注意以下几点: 3.1经济学不仅仅是数学概念和数学方法的简单叠加,不能把经济学中的数字随意的数学化,在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到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会受到多方面的影响(如制度、法律、道德、历史、社会、文化等等)。 3.2经济理论的发展要有自己独立的研究角度,只有从经济学的本质出发,分析、研究现实生活中的经济规律,才能得到较为准确的结论。在此基础上,在一定条件的假设基础上,辅之以适合的数学方法和数学运算,才能解决实际生活中出现的一些经济问题。 3.3运用数学知识分析研究经济学中出现的问题不是唯一的道路,数学知识也不是万能的,它只是研究经济问题的工具之一。要根据具体的问题,灵活地与其他学科(如物理学、医学、生物学等领域)相结合,不要过分地依赖数学,否则会导致经济问题研究的单一化,从而不利于经济学的发展。总的来说,用数学方法和数学运算来分析求解经济领域的实际问题,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研究的主流。而个人日常生活中遇到一些问题,例如购物、贷款、股票、住房、日常锻炼等问题,为了获得最佳的解决方案,也可以求助于数学模型,用其做出较理想的决策。可以说数学的引入,给经济学的发展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灵感。不敢预测也不敢断言,在未来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中数学是否会占统治地位,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数学在经济学研究中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对促进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作者:李立红单位:北京青年政治学院 经济学基础论文:经济法经济学基础思索 现代经济法,是法律与经济在较高层次上的结合,是多学科、多领域的大融合。因此,毋庸置疑,经济法更是与经济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德国学者海德曼曾指出,现代社会的时代精神就是“经济性”,经济法就是渗透着这种经济精神的现代法。在我国经济法学界有“七分经济三分法”、“经济法者,在某种意义上可谓经济为其质,法为其形”,之说法。因此,研究经济学基础,是研究经济法的逻辑起点,研究经济法有必要从经济学角度来考察。本文拟从市场失灵、国家干预以及政府失灵等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阐释经济法的产生与之发展变动轨迹的切合点,发一家之言,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市场失灵理论对经济法产生与存在的影响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200年左右的时间里,世界上几乎只要是实行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和地区,都实行的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政府几乎是站在市场之外的彼岸。在这个阶段占统治地位的西方经济学是“古典”的经济学,也就是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理论。在这些经济学家的眼里,市场是完美的,他们信奉甚至崇拜市场经济,相信所谓“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按照这种“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的见解,当个人在实现他自己的利益目标时,他好像在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去引导着实现公共利益。在这种理想化的状态中,政府对于自由竞争的任何干预都是有害的。 所以,出现了“干预的越少的政府是越好的政府”,“最好的政策,还是听任事物自然发展,既不给予津贴,也不对货物课税”的信条。萨伊在此基础上,于1803年提出了“供给能够自行创造需求”,即著名的萨伊定律,把“看不见的手”推到了一个极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主要作用,其最理想效果的发挥,必须是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基础之上。但完全竞争在市场经济的现实中根本就无法实现。因此,西方经济学家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中,并从不同角度客观深入地分析导致资源配置无效率———“市场失灵”的种种表现和成因,同时提出了解决“市场失灵”的途径和方法,为经济法的产生与存在提供了充分的经济学理论准备。 有四种情况会引起经济学家所谓的“市场失灵”:垄断、外部效应、公共产品和信息的不对称。第一,垄断。垄断的市场结构所引起的经济损失是巨大的,一方面会导致资源分配无效率,另一方面会产生资源运用无效率。因此,“市场失灵”理论认为,要解决垄断仅靠市场无法完成。因为垄断是由市场所产生的,只有借助市场以外的力量———即靠国家来校正和规制。第二,外部效应。外部效率有两种情况:或者是当事人不付代价便可得到来自外部的经济好处,即正的外部性;或者当事人经济活动造成外部主体经济损失而受害者得不到赔偿,即负的外部性。 经济学基础论文:漫谈道德基础与经济学的现代化 我们可以事先武断甚至走极端地把道德定义成:道德的行为就是不能给你带来眼前好处的行为。比如,有人落水,你为救他而献身,或与一个抢了别人东西的歹徒搏斗受了伤,这时,我们很难说你是自利的,就是说在你的理性考虑中,你很难考虑到如果活下来,你的英雄称号会在你的效用函数中占多大的地位。这是我们就极端而言的,用以反驳另一种观点:市场经济没有必要谈道德,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要是从经济学阵营中来的。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往往强调要道德干什么,有市场经济就够了,市场经济会在竞争中自然产生出道德机制、道德规范来。应该说,我在许多方面与他们是一致的。在这一点上甚至也是一致的。但我想将道德的重要性突出到这样的高度,就是说,不妨将道德定义成:凡是理性的考虑都不会做的那种事。只要是考虑效用函数极大化,就绝对不会干的那类事中,有一类事叫道德行为。当然还有非道德的事也可能处于非理性范围内。我们就是在非理性范围内考虑道德事件。这里我们是将道德作为一次事件来考虑。这就不必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纠缠于:到底道德有没有必要,道德是否是一个交易的结果,是个充分竞争的行为之后自然就会产生道德规范,还是先有道德规范才有交易这样一些鸡和蛋的问题。 既然道德与理性是对立的,是非理性的,那么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道德行为发生?道德是否是作为社会的基础存在的,也就是说一个市场社会(请注意不是市场经济),需要不需要一个道德基础,这个道德基础包括对产权的尊重、对他人权利的尊重、自我约束等等。 如果用我对道德事件的定义,那么基本的逻辑关系已经包含在这个概念里了。就是一群充分理性的自利的人(self-interested),是为自己的利益牟利的。但他们如果仅仅在自私的意义上是充分理性的(selfish),仅仅是自私的一群人,那么所有的其他人都只是他们的手段,是他们达到自私目的的一个手段。别人是我的手段,同样你也是别人的手段,你的生命、你的财产、你的幸福都是他人的手段。在这样一群人中可不可能有市场社会,再退一步可不可以有社会。在传统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讨论中,答案是很明确的:不可能。在我们熟悉的一些政治哲学著作中,像英美传统的洛克、霍布斯或康德哲学传统中的有关论述,在自由意志这个传统中生长出来的道德哲学,欧陆哲学,像卢梭,都有这一观点:即便是一群自利的人,如果他们完全是自私的,那就是野蛮人,就没有文明社会。 在英美传统和欧陆传统中都认为社会是文明社会(civilsociety),是civil,而不是野蛮(barbarian)状态。而一个文明社会或市民社会、公民社会,这些词在英文中都是civilsociety。civil在洛克的产权理论中,就意味每个人都必须尊重他人的生命、自由、财产占有权利,也就是他所讲的property。虽然在欧陆传统中关于对财产占有的尊重与英美传统有很大的不同,但从学术上欧陆传统和英美传统都承认只要是人类社会就要有一个文明的基础,这个文明基础就是道德共识(moralconsensus)。在霍布斯、洛克、黑格尔的论述中,道德共识的意思就是人们相互间有一个起码的尊重。这个尊重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即在欧洲进入启蒙时代之前的时期,并不显得很重要,因为它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没有人认识到它一旦缺乏将是什么样子,因此没有形成启蒙时代的道德危机。德克海姆关于社会道德共识的看法:在一个前分工社会或前资本主义社会、前现代社会中,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机械式的同一(mechanicalsolidarity)。因为那时分工不发达而且社会规模很小,秩序扩展得还不宽泛,所以就一小群人而言,他们之间的共识比较容易达成。这一小群人大都面临同一种风险――大自然,他们之间没有很广泛的地理差别,人种上单一,在血缘上也是相互联系的,而且他们的能力、他们的知识结构也差不多是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不会产生现代社会的萌芽,它只能有mechanicalsolidarity,机械式的团结、聚合(这个词中文不太好翻),总之是一种前现代的共识:我们面临同样的生存问题,我们拥有几乎同样的生存手段,也就是我们拥有同样的效用函数,那么我们就是一家子。这就是从血缘和地缘关系上形成的前现代社会,用中国人的话就是乡土社会。 当进入现代的时候,黑格尔和德克海姆就发现前现代社会开始瓦解,这些思想家认识到了道德危机,或者说是现代性危机,这种危机是从分工开始的。用德克海姆的话说就是分工的发展同时也就是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的发展。因为分工以后,人们的知识结构就局部化而固定在了所分工的工作上,人们在具体环境中积累知识,那么每个人判断事物的经验、知识积累就与在其他方面分工的人产生了差异,从而价值判断就会产生差异,利益就会有冲突。例如,工农之间的利益差别,就会有谷贱伤农、谷贵伤工的情况。所以前现代社会的道德共识很轻易就瓦解了。而新的道德共识只能建立在德克海姆所说的有机的凝聚(organicsolidarity)社会中。有机的意思就是指文明的人虽然是分工的,但他们通过交易、通过市场贸易互相尊重这种有机的关系,并结成个互相依赖、互相依存的社会。因此,在分工的现代社会,人们也能找到共识和基础,这个共识就是制度,是非道德的,因为它不是依赖于共同的前现代的共识,而是依赖分工制度,就像将每个人固定在一张网上的一个个点上一样,将每个人行为束缚起来。德克海姆被哈耶克认为是社会主义者,因为德克海姆强调的就是传统政府权威,是权威的建立,像强权政府甚至宗教的作用。他企图这样来摆脱韦伯的悲观的解昧状态。 对于道德共识、产生现代危机等问题认识最深刻的主要是欧陆哲学家。包括德克海姆、韦伯、黑格尔。按照哈贝玛斯的观点,黑格尔毕生精力要解决的就是为现代社会找到它的道德基础。而哈贝玛斯的解就是建立在正当交往的基础上。这是欧陆传统的努力。 在英美思想传统中,我们还想不出有思想家例如启蒙时代的洛克、休谟、斯密这样的人,在重要的文章,重要的语句中涉及到现代性危机,也就是道德瓦解的危机问题。这可能因为当时的英国社会比较稳定,没有发生与法国大革命相似的动荡使然。英国是通过习惯法的健全逐渐取代君主法庭(royalcourt)和宗教的法庭(churchcourt)而形成一种非常灵活的习惯法体系(caselaw),来解决日常的问题。这是个积累的过程是casebycase。法官遇到问题,先看看前面有没有案例,如果没有就按自己的理性、公益来点一点解决。可见这是典型的演进秩序。这使人们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和处理很稳定,用不着一次性的革命。就像没有大的地震,完全是小震。因此,生活在其中的思想家们感受不到革命和推动革命的道德基础的危机。在道德基础开始瓦解的时候就会有革命,革命无非是道德共识不能达成的产物,是一种极端的手段。 我们中国人基本就受这两方面西学的影响。要么就沿着英美的思路,提出一些适合中国的问题或中国式的问题;要么就受到欧陆哲学的影响,包括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提出中国式的问题。所谓中国式的问题就是中国人关心的是中国、立足于中国的前途、中国的命运,考虑的是中国人所考虑的问题。也就是问题意识是中国的。像国有企业改革、农业发展问题、关贸问题等等一些很细致的现实问题。当与一个外国人讨论时,如果他不知道提出问题的背景,你提出一个学理性问题,他就会照本宣科地告诉你,这个概念是怎么回事,像公民权利是什么意思,法制是什么意思,但他不会涉及中国的问题。所以问题意识很重要,问题意识只能是本土的。现在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有问题意识的,在许多学者提出一个政策或一个理论中完全看不到问题意识。当然,一些海外的学者也是没有这种问题意识,而只是隔靴搔痒。如果有了这种问题意识,并在这里面提出正确问题,在求解时再参照一些其他社会、其他民族的历史过程、经验,回到西方去看(因为很多学问都是西学)时,就会出现几种倾向,一部分人就到欧陆哲学中去找一个合适的参照系、一个启发,经过启发后回来独立地求解中国式的问题;另一部分人是从英美传统中去寻找启发;还有一些学术训练比较全面的人综合考虑两方面的传统,同时还有问题意识,这三者兼得是不容易的。 在此我们强调的是作为社会一定要有一个基础的道德共识,而西方思想传统中的两个源流对我们中国人处理问题有不同的影响。当我们处理道德共识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处理什么是自由这个概念。在欧陆传统里,卢梭有一个看法:田园诗式的野蛮社会里每一个人都是充分自由的。因为那时候人少地多,从树上摘果子就能吃,也就是完全没有资源稀缺性,没有对于稀缺资源的竞争关系,所以那时也许是非常美好的,像田园诗式的浪漫的,在这样的标准下,每个人是非常非常自由的,他不必考虑其他任何人与他的竞争关系。卢梭当然很羡慕那时候的人,霍布斯也非常羡慕这些野蛮人,这种田园诗式的野蛮生活。但是由于经济学家看到的资源稀缺和对稀缺资源的竞争,产生了残酷的以他人作为手段的生存方式,这时候人就开始不自由了,那么每一个追求自己充分自由的人,如果对自由无限地要求下去,一定会逻辑地把其他人作为自己生存的手段。在欧陆,在法国传统里就是充分的个人自由,在德国从康德的要意志(will)的自由,发展到黑格尔极端的状态,中经谢林、费希特的思想。总之,欧陆传统中提出了像伯林讲的两种关于自由的态度。这里用态度(attitude)而不用立场,是很重要的。因为每个人都认为自由是好事,可对自由的程度每个人的认识并不一样,你可以追求很大程度的自由,以致追求到你认为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你自己,这就是所谓积极自由的态度,如果你追求的个人自由那么广泛,那么彻底,以致你的主观意志、个人意志的充分自由体现出来后,结果就是你控制了其他人,你把所有的人都作为达到你的个人意志的手段,解放你自己的一个手段,这就很可怕了,这就是希特勒的集权。我个人所主张的自由,是所谓消极的自由态度,就是你站在自由两个极端的中点上,在这样一个适可而止的,止于至善的点上,你向左边望就是积极自由,你就非常地想控制别人,你向右边看,你就抱着一种消极的自由态度。 经济学基础论文:科学发展观的经济学理论基础探究论文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人文关怀思想 (一)马克思主义强调人是一切经济活动的主体 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时就明确指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回顾马克思如何发现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时说,马克思首先发现的是历来为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论述说明什么呢?那就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 (二)马克思主义强调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强调要关心和重视作为社会历史活动主体力量的劳动者的需要及其满足,要求一切社会历史活动必须在根本上造福于广大劳动者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有利于人民群众作为“人”所具有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充分发挥及其才能的全面发展。马克思在谈到理想的生产时认为“这种生产,是以满足社会以及每一成员的需要为目的的”;“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看法,造福于劳动者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应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人的物质生活需要及其满足。不断创造日益富裕的物质生活资料,是实现这一人文关怀所必需的条件。二是人的精神生活潜能及其需要。三是人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需要。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是人的社会性的根本体现,人的社会性在人类本质中具有基础性地位,是人类本质得以形成和实现的必备条件。要满足人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需要,就必须自觉地调整人们的社会关系及其制度安排,适时进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所以,搞好人类的制度文明或广义的“政治文明”建设,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人文关怀的必然要求。 (三)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是完整的人且强调人的全面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人是既作为主体又作为客体而存在。作为主体的同作为客体的人的统一,或者说,人的主体性和客体性的统一,充分体现了人的完整性。在唯物史观中,一方面,人是一个客体化了的主体,也就是说,当人作为社会历史的主体创造着社会历史的进程时,他们是受着客观制约的,因为他们是一个具有自然的和社会的客观规定性的主体,他们创造历史的活动是在这种客观规定性的范围内或前提下进行的,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因而他们的活动才是有规律可循的。从另一方面来看,人又是一个主体性的客体。 马克思研究完整的人,是为了更好地研究人的本质。马克思认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它“将使它的社会成员能够充分发挥他的各方面的才能。”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指出:“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生产发展本身要求造就全面发展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使资本主义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成为可能,这是一种客观趋势”。当今人类社会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物质生产力的限制,取决于物质生产对于个人的完整发展的关系”,“在这个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础的,是社会个人的发展”。“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人文关怀思想的极大提升,也是马克思人文关怀经济思想的核心。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人本主义思想与科学发展观 (一)注重人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始终占据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位置。在马克思那里,追求人本身的全面发展是人全部历史活动的目的,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由此,马克思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创建未来社会的本质要求。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灵魂和生命力所在。继承、坚持和发展这种科学的思路和方法,就要求人们在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中关心人、尊重人、依靠人,把人看作是一切经济活动、经济关系的主体、目的、基础和希望,改变在理论及实践中存在的单纯关心经济客体状态,而忽略对经济活动的主体和目的的人的关心。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经济活动的重要性在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中被无止境地放大,导致经济活动中以人为本的价值矢量被倒转,主体被客体所湮没,目的被手段所代换。人逐渐变成了经济活动的工具,物质财富的生产和聚敛成为人所争相追逐的目的。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人的需要满足的价值主旨日渐远离,甚至两相悖逆。经济活动由人是主体的价值实现过程,异化为人被当作客体和工具手段受到支配和驱使的过程。结果人的发展和人的本质实现问题淡出经济发展的目标和任务。把人只当作经济发展的手段或者把经济发展中的物质价值放在人的价值之上,都是发展观的偏颇。要坚持科学的发展,就必须要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把满足人的全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围绕人的生存、享受和发展的需求,提供充足的物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围绕人的全面发展,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二)正确处理人类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认为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质是人的本质力量即创造力的充分体现。从根本上说,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人的需要。一般来说,低层次所需要的一定程度上的满足是高层次需要产生的基础。而低层次需要,尤其是物质享受需要的满足程度,是因人的价值观而异的。只有在满足基本需要的前提下,转变人的价值观念,提高人的素质,追求人的全面发展,才能从根本上遏止恶性消费和恶性开发,转变传统的发展模式和非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所以,要正确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必须在人的深层意识上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承认人类是自然界的普遍成员,承认自然界变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承认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是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共同财富,承认人类在环境问题上的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从而建立起一种既符合人类持续发展的主观需要,又符合生态环境自然客观规律要求的、现代的、人与自然的新型关系——平等、和睦、协调、统一、相互尊重。这应是人类追求的理想目标。要坚持科学发展,就要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的观念,从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的视角理解人类生存,建立和维护人与自然相对平衡的关系,只有这样,人类才能获得自身比较满意的存在和持续发展。 (三)正确处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 马克思研究完整的人,把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有机结合了起来,强调人类按照自己的利益、需要、目的去认识和改造世界,但必须要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去认识和改造世界,强调社会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内在统一。马克思的这些重要思想,对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有指导作用。人文精神强调人之为人的尊严,其核心是对人的尊重,把人作为评价价值的尺度和标准。科学精神尊重客观事物和客观规律,把人的认识看作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科学精神重在“求真”,人文精神重在“求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作为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的过程中形成的两种价值体系,二者是互相统一而不是互相排斥的。要坚持科学发展,在现实生活中,就既要提倡人们对人生终极目标的追求,又要大力宏扬科学的理性精神。在发展过程中就要努力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统一,使得求真、求善、求美之间走向一致和融合,使我们的社会不断完善、发展。 经济学基础论文:道德基础与经济学现代化研究论文 摘要:我们可以事先武断甚至走极端地把道德定义成:道德的行为就是不能给你带来眼前好处的行为。比如,有人落水,你为救他而献身,或与一个抢了别人东西的歹徒搏斗受了伤,这时,我们很难说你是自利的,就是说在你的理性考虑中,你很难考虑到如果活下来,你的英雄称号会在你的效用函数中占多大的地位。这是我们就极端而言的,用以反驳另一种观点:市场经济没有必要谈道德,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要是从经济学阵营中来的。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往往强调要道德干什么,有市场经济就够了,市场经济会在竞争中自然产生出道德机制、道德规范来。应该说,我在许多方面与他们是一致的。在这一点上甚至也是一致的。但我想将道德的重要性突出到这样的高度,就是说,不妨将道德定义成:凡是理性的考虑都不会做的那种事。只要是考虑效用函数极大化,就绝对不会干的那类事中,有一类事叫道德行为。当然还有非道德的事也可能处于非理性范围内。我们就是在非理性范围内考虑道德事件。这里我们是将道德作为一次事件来考虑。这就不必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纠缠于:到底道德有没有必要,道德是否是一个交易的结果,是个充分竞争的行为之后自然就会产生道德规范,还是先有道德规范才有交易这样一些鸡和蛋的问题。 关键词:道德基础;经济学;现代化 引言 既然道德与理性是对立的,是非理性的,那么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道德行为发生?道德是否是作为社会的基础存在的,也就是说一个市场社会(请注意不是市场经济),需要不需要一个道德基础,这个道德基础包括对产权的尊重、对他人权利的尊重、自我约束等等。 如果用我对道德事件的定义,那么基本的逻辑关系已经包含在这个概念里了。就是一群充分理性的自利的人(self-interested),是为自己的利益牟利的。但他们如果仅仅在自私的意义上是充分理性的(selfish),仅仅是自私的一群人,那么所有的其他人都只是他们的手段,是他们达到自私目的的一个手段。别人是我的手段,同样你也是别人的手段,你的生命、你的财产、你的幸福都是他人的手段。在这样一群人中可不可能有市场社会,再退一步可不可以有社会。在传统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讨论中,答案是很明确的:不可能。在我们熟悉的一些政治哲学著作中,像英美传统的洛克、霍布斯或康德哲学传统中的有关论述,在自由意志这个传统中生长出来的道德哲学,欧陆哲学,像卢梭,都有这一观点:即便是一群自利的人,如果他们完全是自私的,那就是野蛮人,就没有文明社会。 在英美传统和欧陆传统中都认为社会是文明社会(civilsociety),是civil,而不是野蛮(barbarian)状态。而一个文明社会或市民社会、公民社会,这些词在英文中都是civilsociety。civil在洛克的产权理论中,就意味每个人都必须尊重他人的生命、自由、财产占有权利,也就是他所讲的Property。虽然在欧陆传统中关于对财产占有的尊重与英美传统有很大的不同,但从学术上欧陆传统和英美传统都承认只要是人类社会就要有一个文明的基础,这个文明基础就是道德共识(moralconsensus)。在霍布斯、洛克、黑格尔的论述中,道德共识的意思就是人们相互间有一个起码的尊重。这个尊重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即在欧洲进入启蒙时代之前的时期,并不显得很重要,因为它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没有人认识到它一旦缺乏将是什么样子,因此没有形成启蒙时代的道德危机。德克海姆关于社会道德共识的看法:在一个前分工社会或前资本主义社会、前现代社会中,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机械式的同一(mechanicalsolidarity)。因为那时分工不发达而且社会规模很小,秩序扩展得还不宽泛,所以就一小群人而言,他们之间的共识比较容易达成。这一小群人大都面临同一种风险――大自然,他们之间没有很广泛的地理差别,人种上单一,在血缘上也是相互联系的,而且他们的能力、他们的知识结构也差不多是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不会产生现代社会的萌芽,它只能有mechanicalsolidarity,机械式的团结、聚合(这个词中文不太好翻),总之是一种前现代的共识:我们面临同样的生存问题,我们拥有几乎同样的生存手段,也就是我们拥有同样的效用函数,那么我们就是一家子。这就是从血缘和地缘关系上形成的前现代社会,用中国人的话就是乡土社会。 当进入现代的时候,黑格尔和德克海姆就发现前现代社会开始瓦解,这些思想家认识到了道德危机,或者说是现代性危机,这种危机是从分工开始的。用德克海姆的话说就是分工的发展同时也就是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的发展。因为分工以后,人们的知识结构就局部化而固定在了所分工的工作上,人们在具体环境中积累知识,那么每个人判断事物的经验、知识积累就与在其他方面分工的人产生了差异,从而价值判断就会产生差异,利益就会有冲突。例如,工农之间的利益差别,就会有谷贱伤农、谷贵伤工的情况。所以前现代社会的道德共识很轻易就瓦解了。而新的道德共识只能建立在德克海姆所说的有机的凝聚(organicsolidarity)社会中。有机的意思就是指文明的人虽然是分工的,但他们通过交易、通过市场贸易互相尊重这种有机的关系,并结成个互相依赖、互相依存的社会。因此,在分工的现代社会,人们也能找到共识和基础,这个共识就是制度,是非道德的,因为它不是依赖于共同的前现代的共识,而是依赖分工制度,就像将每个人固定在一张网上的一个个点上一样,将每个人行为束缚起来。德克海姆被哈耶克认为是社会主义者,因为德克海姆强调的就是传统政府权威,是权威的建立,像强权政府甚至宗教的作用。他企图这样来摆脱韦伯的悲观的解昧状态。 对于道德共识、产生现代危机等问题认识最深刻的主要是欧陆哲学家。包括德克海姆、韦伯、黑格尔。按照哈贝玛斯的观点,黑格尔毕生精力要解决的就是为现代社会找到它的道德基础。而哈贝玛斯的解就是建立在正当交往的基础上。这是欧陆传统的努力。 在英美思想传统中,我们还想不出有思想家例如启蒙时代的洛克、休谟、斯密这样的人,在重要的文章,重要的语句中涉及到现代性危机,也就是道德瓦解的危机问题。这可能因为当时的英国社会比较稳定,没有发生与法国大革命相似的动荡使然。英国是通过习惯法的健全逐渐取代君主法庭(royalcourt)和宗教的法庭(churchcourt)而形成一种非常灵活的习惯法体系(caselaw),来解决日常的问题。这是个积累的过程是casebycase。法官遇到问题,先看看前面有没有案例,如果没有就按自己的理性、公益来点一点解决。可见这是典型的演进秩序。这使人们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和处理很稳定,用不着一次性的革命。就像没有大的地震,完全是小震。因此,生活在其中的思想家们感受不到革命和推动革命的道德基础的危机。在道德基础开始瓦解的时候就会有革命,革命无非是道德共识不能达成的产物,是一种极端的手段。 我们中国人基本就受这两方面西学的影响。要么就沿着英美的思路,提出一些适合中国的问题或中国式的问题;要么就受到欧陆哲学的影响,包括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提出中国式的问题。所谓中国式的问题就是中国人关心的是中国、立足于中国的前途、中国的命运,考虑的是中国人所考虑的问题。也就是问题意识是中国的。像国有企业改革、农业发展问题、关贸问题等等一些很细致的现实问题。当与一个外国人讨论时,如果他不知道提出问题的背景,你提出一个学理性问题,他就会照本宣科地告诉你,这个概念是怎么回事,像公民权利是什么意思,法制是什么意思,但他不会涉及中国的问题。所以问题意识很重要,问题意识只能是本土的。现在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有问题意识的,在许多学者提出一个政策或一个理论中完全看不到问题意识。当然,一些海外的学者也是没有这种问题意识,而只是隔靴搔痒。如果有了这种问题意识,并在这里面提出正确问题,在求解时再参照一些其他社会、其他民族的历史过程、经验,回到西方去看(因为很多学问都是西学)时,就会出现几种倾向,一部分人就到欧陆哲学中去找一个合适的参照系、一个启发,经过启发后回来独立地求解中国式的问题;另一部分人是从英美传统中去寻找启发;还有一些学术训练比较全面的人综合考虑两方面的传统,同时还有问题意识,这三者兼得是不容易的。 在此我们强调的是作为社会一定要有一个基础的道德共识,而西方思想传统中的两个源流对我们中国人处理问题有不同的影响。当我们处理道德共识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处理什么是自由这个概念。在欧陆传统里,卢梭有一个看法:田园诗式的野蛮社会里每一个人都是充分自由的。因为那时候人少地多,从树上摘果子就能吃,也就是完全没有资源稀缺性,没有对于稀缺资源的竞争关系,所以那时也许是非常美好的,像田园诗式的浪漫的,在这样的标准下,每个人是非常非常自由的,他不必考虑其他任何人与他的竞争关系。卢梭当然很羡慕那时候的人,霍布斯也非常羡慕这些野蛮人,这种田园诗式的野蛮生活。但是由于经济学家看到的资源稀缺和对稀缺资源的竞争,产生了残酷的以他人作为手段的生存方式,这时候人就开始不自由了,那么每一个追求自己充分自由的人,如果对自由无限地要求下去,一定会逻辑地把其他人作为自己生存的手段。在欧陆,在法国传统里就是充分的个人自由,在德国从康德的要意志(will)的自由,发展到黑格尔极端的状态,中经谢林、费希特的思想。总之,欧陆传统中提出了像伯林讲的两种关于自由的态度。这里用态度(attitude)而不用立场,是很重要的。因为每个人都认为自由是好事,可对自由的程度每个人的认识并不一样,你可以追求很大程度的自由,以致追求到你认为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你自己,这就是所谓积极自由的态度,如果你追求的个人自由那么广泛,那么彻底,以致你的主观意志、个人意志的充分自由体现出来后,结果就是你控制了其他人,你把所有的人都作为达到你的个人意志的手段,解放你自己的一个手段,这就很可怕了,这就是希特勒的集权。我个人所主张的自由,是所谓消极的自由态度,就是你站在自由两个极端的中点上,在这样一个适可而止的,止于至善的点上,你向左边望就是积极自由,你就非常地想控制别人,你向右边看,你就抱着一种消极的自由态度。所以这是一种态度,大部分人立场都是差不多,没有多少人是希特勒,大部分人也不是完全不要个人自由的,这就是一个态度区分,态度区分非常重要。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导致“”悲剧或法西斯专制。处理得好就会出现市民社会或社区生活。这都是从两种态度的差别生发出来的。所以我强调先在态度上讨论。两种自由态度就是伯林的名言,一个是freeto,你做事情的自由,一个是freefrom,我避免事情的自由,我不愿意去干扰别人,同时我也从控制中避免出来。追求这种自由的人一定会承认他对别人同等的消极自由的责任,也就是在自由中间没有绝对的自由,这里有个度的问题,那么为了维持这个自由的度,你将对其他人的自由负担你的义务,你只有这样按基本的对等原则(道德黄金律)做才能够有你的自由。否则我们之间就是野蛮的、互相杀戳的关系。所以消极的自由态度包含着一个硬币的两面,一面是个人活动的空间,你的隐私、小天地(privacy),别人不来干涉你,另一面是别人不来干涉你的义务,是社会所有人达到的一种道德共识,比如像认为不应该闯入别人家拿了东西就去卖等等。所以,你在享受别人不干预你的权利的时候,也担负着尊重别人同等权利的义务。这是一个辩证统一关系。我们谈的自由就是这样的自由,而不是单向的自由,不是积极的自由。所以我们可以说,为了确保最大限度的这种消极自由,我们迫不得以,非要加入这样一个文明社会,在这样的社会,每一个人都承担着对这样的自由的权利和义务,这就是洛克说的产权。这就是在我们这个传统中所说的道德共识。就是每个人在宪法上都签约: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同意尊重其他所有公民的生命、基本自由、基本财产占有的权利。在这个根本宪法的签约之下,你才谈得上立法过程、执法政府,因为抽象的宪法不能解决各种具体的日常生活中问题。所以你要立法,要有符合宪法的政府。总之,这一套是属于政治哲学的内容。这一套之前是属于道德哲学的内容,只有在这两套体系之后,我们才能谈到所谓经济生活,经济生活才有一个规矩,才有德克海姆所说的有机社会的结构――每个人都在服从一套规范,都在自己相应的网眼里自由地活动,同时,也充分地信赖其他人也在他自己的网眼中活动而不越轨。那么这个社会就成了德克海姆理想中的有机凝聚的社会。 如果我们将以上这套体系称为道德基础,又将道德事件规定为非理性的选择行为中的一类行为,哪么道德事件怎么可能发生。这就涉及到欧陆传统和英美传统里共同遵守的道德黄金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所有文明社会中,我们发现都有这样的说法,在《圣经》里,在孔孟思想中。不同的文明社会时间、历史、地理差别很大,但都有这样的思想。因为你不服从这一条,你就结不成社会。所以,我相信在目前所生存下来的7个文明中都有这个道德金律。像在西方的传统中,欧陆和英美都有一个共同的希腊、罗马传统,也就是斯多葛学派的正确推理:理性的人不会理性地去做错事,去伤害他人,因为他会理性地推断如果这样做,别人也会反过来伤害你,这就非理性了。所以理性推理中可以推导出来道德金律。这是斯多葛传统,也是基督教的来源之一,到了后期就演变成了两个分支:英美的和欧陆的传统。而欧陆一派对道德哲学的影响更大一些。因为,一来他们有危机,还有他们具有不是新教传统的基督教传统,更古老的犹太教影响,导致康德的自由意志,他从自由意志推出一种责任,推出一种普适原则下的个人责任,而真正继承了这一思想的是萨特。 康德的欧陆传统要追求的是自由意志,而不是英美的在基本权利的基础上,人们有一个消极的自由态度就够了。如果你要追求你的自由意志,你线性地走下去,你可能就走到法西斯主义。这并不是康德的意思,康德所讲的意志自由是完全不受现实世界物质约束的个人意志,是一种精神。但如果我们将它放到现实中考虑,我们每日每时都被现实所困扰,所以我们的意志不可能是充分自由的,也就推不出自由意志下应该做的那些事。而这并不是康德的出发点,康德的出发点是我先要假设一个抽象的人,他是完全不受限制的,不去做因受日常生活烦恼不得不为之的一些事,完全是自由的,就像上帝那样自由,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人应该做的事是什么。由此出发推出一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规则。那么如何从康德的思想推出道德金律呢?罗尔斯曾专门有一篇文章论述从康德的意志自由到罗尔斯的普遍主义正义原则。推理过程是这样:首先,第一个检验就是,你做任何一件事的时候(比如是否撒谎),你要用自由意志判断这件事对不对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此时此刻,如果你认为在这件事上你的自由意志不受任何环境约束,你得出结论该做或不该做这件事,那么你再把这个检验深入到第二层检验,即是不是你自己在所有的场合,所有的情况下都应该做或不做这件事,才能完成你的自由意志,如果也通过了,那你再问第三个问题,是不是所有的人在所有的场合、所有的情况下,都做或不做这件事。如果是,那么做或不做这件事就应该成为普遍遵守的规则。 当然在伦理学史上有很多学者围绕康德的例子来批评,比如有人在追杀你的朋友,这时只有你知道朋友的隐匿之处,当杀手逼迫你讲出你朋友的藏身之处的时候,你是撒谎还是不撒谎。康德对此的回答是,这不是他所讲的自由意志,这已经是不自由的意志了,因为你面临着有人持枪,他在物质上束缚着你。所以康德不回答这个问题。 由此,从欧陆哲学中衍生出来了一种看法就是,真正的自由,也就是自由意志意义上的自由,应该是由普适主义或普遍主义原则来保证的。这就涉及上面提到的用正确推理原则得到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行为规则。所以很有意思的是从两个对自由的理解都可以得到道德金律。普遍主义原则下,可以出现看上去“非理性”的道德事件。 这里又涉及到道德问题的另一个维度,它是特殊主义呢,还是普适主义。现在很多的道德研究都认为,仅仅靠普遍主义推出来的原则,可不可以推出指导我们日常生活的那些道德准则,恐怕还是不行。这就像宪法并不能处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事,还需要商法、民法等等具体的法律。所以,为处理我们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麻烦、冲突,还不能仅仅依靠一些最普遍的道德准则,我们还得承认具体的义务、责任,也就是所谓特殊主义的道德。 就我们中国的文化来说,除了孔子对仁的看法具有普遍主义外,后来是越来越相信特殊主义。像韦政通先生总是强调中国的差序格局,就是非普遍主义,是人们之间的交往有差等。最爱的是父母,再次是兄弟,再后是邻居,然后推及其他人,像水的波纹一圈圈扩展下去。这都是相对主义的、特殊主义的原则表现。这是我们中国的实际情况。 面对我们今天现实生活中道德滑坡的局面,在我们将抽象的理论用来解释现实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的分析也刚刚进行了一半。在中国社会里,什么是道德行为。我觉得,就是每个人要把自己特殊的环境考虑清楚,你是这个环境的中心,你有父母、子女、亲戚、邻居、朋友,你把自己与这些人的关系都做一个理性的认识,做一个很深切的理解,判定你与他们之间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然后按照你确定的理想模式去处理各种关系,去与别人博弈,一直处理到符合你理想模式的程度。你的理想模式就是你的道德准则,你就这样行为。比如,孔子说,子为父隐,直在其中。那么父亲犯了罪,儿子包庇,这里包含了正义。你说要大义灭亲,那不行,不现实。所以在一个特殊主义的文化中间,没有宗教传统的文化中间,就得从特殊的角度每一个人都来判断,理性的判断,利己地但不是自私地来判断你应该怎样处理,而不是实际上怎样处理(是应然而不是实然)人际关系,然后以这个判断来指导你的行为。在道德准则之下,在道德理解之下,尽量地朝这个方向努力的时候就涉及到实然,实际上很多事情你不得不做,但你认为不道德,你认为可能不对。这是每一个人都需要解决的人生问题、冲突,每个人总是处在这种冲突中,这是你的生命过程。这没办法,每一个个体都是这样。 这种情况下,一个可以说是最严重的问题就出来了:就是从乡土中国到一个现代市场社会的过渡时期,由于我们缺乏强有力的普遍主义原则,那么怎样才能形成道德共识?例如,当分工充分发达了以后,农民本来是一个村,通过婚姻关系都是新戚,本来是很有共识的。而现在搞乡镇企业了,你生产钢管、他生产水泥、我生产煤炭,有专业分工,就有了利益冲突,就面临启蒙时代人们所遇到的道德危机,原来的共识就开始崩溃,就开始“杀熟”,越好的朋友越宰你一刀,因为他没有办法不这样行事,因为这是在特殊主义原则指导下。结果有很多在乡土中国条件下可以达成的道德共识这时就达不成了。像义利之辩影响就很大,例如反暴利法的产生,就有一个文化背景,有一个传统。 所以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本来就缺少普遍主义原则的社会,一旦走入市场经济或现代的分工社会,那么原来赖以维系社会的家庭联系就被冲烂了,血缘关系就被淡化了,那么与血缘关系联系的前现代化的共识就瓦解了。而宗教生活我们又没有,没有一个从中世纪带来的遗产,就是把上帝变成法就完事,使社会有一个自然秩序的条件。所以就变成了无法无天的情况,人们就开始追求最眼前的利益――货币,用钱来指导人的行为。这时你没有道德准则了,你从小到大,没有人告诉你什么行为是道德的,道德是教育出来的,是一点点在传统中熏陶出来的,可我们的传统正在巨变,正受到冲击,每一个人都开始失落。如果按正常的状态,即便在一个特殊主义社会,也先有一个道德的基准,在这个参照系之下,人们知道向道德方向去努力,就是文明化的过程(civilization),而现在我们似乎不是这样,而是有点野蛮化过程,因为,没有人去指导,人们完全是看怎么自私就怎么来了。人们只是靠理性驱动,他的利益函数、效用函数,力求在目前最大化,今后的事也不想了。严格地讲,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事是要经过多次博弈的,就是说一个充分理性的人应该考虑到无穷远的未来的收益,然后将它折现到现在使效用最大化,这个最大化就有可能是道德性的行为,也就是顾及他人的行为,因为如果毁掉了名誉,以后就没办法与人合作。但我们处在过渡时期,未来贴现值不确定,以致没有人考虑。结果每一个人都越来越短视,所以就会看到我们社会目前的假冒伪劣,这都是不要未来名誉的行为,一个规范的社会不会有这种现象。这又形成劣币淘汰良币,如果你顾及名誉,你就吃亏,以致生存不下去。结果就很危险了。一旦出现了这种道德风险(moralhazard),影响破坏了互相信任的关系,如果这种道德风险代价太高,没有一个机制来平滑它,那就是逆淘汰,是劣币驱逐良币,那么最后这个社会里都是坏人,那些稍微好点的人都生活不下去。我总举这个例子,就是人类学家(RuthBenedict)观察到的一个部落,这个部落以能骗住所有的人为英雄人物的标准,就是大家都服骗术最高的人。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一直坚持这种标准,那就没有贸易、交换、信任可言,市场在这个意义上就崩溃了,结果这个部落几十年以后就会自然消失。 在目前的时刻,我并不是雷锋,我也不想让每一个人来考虑道德问题,但我觉得道德的危机就在我们身边,如果我们处理不好,那无论是改革还是市场社会的发展都很困难了。 很可惜,对目前的状况,我提不出任何具体的办法。我在香港除了制度经济学,就一直都是研究企业家行为,这两者是有关系的。制度创新是企业家的行为而不是理论家的行为。那么什么样的制度可以使我们的道德危机得到缓解,我不知道,我只是说这是一个企业家创新的过程。我总用这样的例子,就是在最大的企业之间,他们已经形成了一种强盗对强盗的规则,就是说,如果你不守规则,那你就死了。所以在这一层次的企业家里名誉非常重要,他们开始向长远着眼,不是搞短平快。所以有恒产者有恒心是有道理的。因此,有充分的竞争就会产生一个良性的秩序。但这个秩序是否能够扩展,扩展到中小企业,那还得观察,这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但这是一种希望。从理论上可以提出来的一个原则(不是规则),就是竞争性原则。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是真正好的制度,但我知道真正好的制度一定是竞争的产物,是制度创新,是各种不同制度之间竞争产生出来的结果。这个竞争的结果可能是没有一个人满意,但这是我们得到的最好的制度或最不坏的制度。所以,只有充分竞争才是我们得到好的制度,解决道德危机的唯一途径。这就回到了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阵营,只要允许我们自由交往,也许就可以建立规范及道德共识。 但是,现代经济学还不现代,因为它没有思考人存在的意义这个现代问题,或上面我们说的现代危机这个问题,我们声称现代只不过是数学用多了点。因此,为了使经济学进入现代,经济学必须首先回到古典,处理古典的问题。因为古典经济学的时代正是启蒙时代,正是那时候人们认识了现代危机。所以我们要回到古典经济学,重新梳理出现代传统,这才可以继续往前走,进入现代。如果缺乏这种眼光,就值得批判。我一直在思考现代经济学,我是从存在哲学、从生存论的角度来从新写经济分析。实际上我们做的任何一项经济分析都不可能脱离价值判断,我们的价值判断最基本的就是从生存哲学、从生存论的角度、从这个世界对我们有什么意义这个角度,来给出我们的价值判断。在这个判断基础上,才可能有类似效用函数,博弈均衡的选择这些能动的选择,去改变传统、去改变均衡、去进行制度创新,我认为从这个意义上,经济学才现代化了。就是把人的意义考虑进来,而不是像新古典的现代经济学所表现的就是把人当成一个东西来控制。现代经济学无非做得动态化一些,像最优控制理论,但我们只要问人在哪里的问题,就会发现现在经济学的缺陷。我想中国人如果说能够超越西方的经济学或者说能够继承它并超过它,一个可能出现突破的点就是结合我们的文化强势,也就是文化的比较优势,因为在中国哲学中的深厚的人文基础、人文传统,把人的意义带回到经济学中来,这就有可能形成一个中国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 经济学基础论文:经济学基础学科研究论文 加强理论分析与理论抽象,将中国经济史课程教学的主要目的,由使学生了解经济发展过程,变为了解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蕴含的经济工作经验和经济理论与历史理论,是我在面向21世纪中国经济史课程改革建议中的三个目标之一。 一、经济史学是理论学科 经济史学教材之所以要加强理论分析,是根据以下三种情况: (一)经济史学科的性质与学生的要求。开设中国近现代经济史课程,是为了使学生知道本国经济国情,包括本国经济发展的过程、规律、特点,中国经济发展已达到的水平与阶段,它的历史方位,经济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为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问题而提出过的各种理论和方案,等等。要使学生深刻地掌握这些问题,教材必须给予理论的回答,即对一些问题进行理论分析和将对这些问题的分析成果凝聚成理论观点,以便于学生接受它们,并具有启发性。 经济史教材必须具有启发性,而不能限于告诉学生中国近现代时期里经济领域发生了哪些事实。教材不仅要使学生知道有关中国近现代经济发展过程、经验、方案的理论,而且要使他们知道,要用什么理论和怎样运用这些理论去分析史实与过程,得出新的理论结论,使他们从这个分析过程中学到经济理论、历史理论和分析问题的方法,启发他们的理论思考和运用理论分析具体经济问题的能力。具有理论性是经济史教材应有的特色。 任何一本经济史教材,它的首要任务是将历史过程事实叙述清楚。历史过程是进行理论概括的依据。学生对仅介绍史实的教材有意见。他们需要知道史实,也需要知道用以分析史实的理论和从分析史实中得出的理论。为了满足学生的这种要求,本书在叙述史实过程中,采用夹叙夹议的表达方式,对史实作理论分析。在每章的末尾设“结语”,概括该章的理论观点,在每个历史大阶段后设立专章或专节,对相关的经济形态作理论分析。 讲授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直接目的,是分析历史过程,探索历史规律,总结历史经验,以说明现在,启示未来。没有理论分析和理论结论,达不到此目的。认为经济史学科就是讲史实的,是一门没有理论的学科,这是一种偏见。它的形成,与一些人对真正的经济史不了解有关。事实是,所有的经济理论都来源于对经济历史的分析。马克思“这个人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2](P37)经济学史证明,不仅是马克思的全部理论,而且是所有含有真理成分的经济理论,无一不是研究经济史与经济现阶段状况的结果。现状转瞬即是历史。故理论出自历史。历史出科学。经济史学担负着出经济理论的任务。 (二)教学改革的要求。当前,高等学校有关专业开设中国经济史课程的情况是:开设一门“中国近代经济史”课的,讲一个学期,每周4课时或3课时;开设“中国近代经济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两门课的,各讲一个学期,每周3课时或2课时。采用本教材开设“中国近现代经济史”课,从开中国近代经济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两门课来说,是精减了一门课,但内容上不仅未减少,反而增加了。比“中国近代经济史”课增加了1949年以后的经济历史,比原来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这两门课程增加了港、澳、台的殖民地经济形态史和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史,增加了大陆1979年或1984年以后的经济发展史。教学改革要求给学生更多的自学时间,以发挥他们的主动精神,因而必须精减课程与课时。故教学时间不可能增加,且有可能减少。教学内容增加与教学时间减少的这种情况,要求教学内容与教材内容少而精。加强理论分析与理论色彩,将大量史实与过程提炼为理论,这是达到少而精目的的办法。 (三)中国经济发展和中国经济理论发展的要求。中国经济的出路在于走自己的路。这需要有从本国经济发展过程与成败得失经验中抽象出来的经济发展理论作指导。100多年来,由于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理论的落后,中国长期没有摆脱搬用外国经济理论来指导本国经济发展的窘境。向西方国家学习经济理论经历了多个阶段。向西方国家学习资本主义经济理论,有成绩,但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道路,在主体部分未获成功。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有成绩,也有教训。1958~1978年经济处于基本停滞和徘徊状况,就是与所学的经济理论有关。鉴于这种经验教训,1984年,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的开幕词中宣布中国要“走自己的路”。这是一个正确的决策。邓小平确立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既缺乏充分的实践经验,也缺乏系统的理论准备。西方国家发展市场经济已有300余年的历史,对于市场经济的研究比较充分,其中的许多成果值得我们借鉴。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都在学习西方经济学的原因。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并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西方经济学是从西方国家的经济历史中抽象出来的。其中,有许多东西必然不合中国的国情。照搬西方经济学不能解决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寻求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必须采取两条腿走路的办法:一方面学习西方经济学,吸收外国的经验;另一方面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学,从中国经济的历史事实出发,总结中国的经验,揭示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建立中国经济学。这后一个方面是基础。因为,学得的外国经济理论是用于中国,必须与中国的经验相结合;从根本意义上说,中国经济发展要走自己的路,必须有自己的经济理论作为指导。这种理论只能从自己的历史中抽象出来,从本国经验中抽象出来,并系统化为中国经济发展学。 二、分析理论举例 《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作指导,尽可能地吸取国外研究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理论成果,同时也凝聚了作者50年来研究中国经济史所形成的部分观点,并使之系统化。它是一本专著性教材。因此,对某些理论观点需要作点介绍。 作者在加强理论分析上所作的努力,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用于分析经济史实的理论,二是从分析经济史实得出的理论概括。在分析理论中,有用于某章某节某个专门问题的,有贯穿于全书的。后者对理解本教材的内容与结构颇为重要。现略举数例如下。 (一)经济现代化两个主要层次理论。经济现代化包括市场化与工业化两个主要层次,市场化是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的基础与前提理论。这个理论既与通行的“现代化在经济上表现为工业化”不同,也与“现代化就是市场化”有区别。本书以经济现代化为主线。对经济现代化内含的新解释,和用这种认识分析经济现象,给本书带来一些新的观点。例如,用经济现代化包括市场化与工业化的理论观察经济变化,就会发现自然经济结构的瓦解,商品生产的发展,农产品的商品化,国内商业与对外贸易的发展,货币制度的统一与废两改元,地租与财政收支的货币化等等,都是经济现代化在前进的表现;就会发现在1842年之前,中国经济已存在经济现代化的因素(萌芽),在向经济现代化方向前进,在走向经济现代化的门槛,中国经济现代化具有内在的基础与动力;就会发现中国近现代时期经济演变的基本趋势是发展、进步、上升,而不是如某些书所描绘的破产、进一步破产、崩溃或倒退、落后、破坏。 (二)过渡性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中国近现代时期社会经济形态的过渡性主要表现为多种经济形态并存与经济形态迅速转变。在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存在6种经济形态。在中国的主体部分(大部分地区),发生过3次重要的经济形态转变:从封建经济形态转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半封建半殖民经济形态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转变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形态。在1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存在这么多种经济形态,经济形态发生这么多次转变,这在世界经济史是绝无仅有的。在这个意义上,1842~1991年的中国近现代经济史是一部经济形态转变史。这是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一大特点。在6种经济形态中,封建经济形态和殖民地经济形态在不少国家存在过;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仅存在于土耳其、伊朗、中国等3个国家,其中以中国的最为典型;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是中国特有的,其理论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理论创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形态也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它是中国共产党的另一个重要发现。1842~1991年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形态,都是过渡性经济形态。多种经济形态并存与经济形态迅速转变,是中国近现代经济复杂性与过渡性的表现。本书沿着经济现代化这条主线,依时序考察这些经济形态的嬗变与相互影响,考察封建经济形态中经济现代化因素的形成与成长,考察经济现代化在其他5种经济形态中的历程与成效,从而比较其优劣,证明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形态是最有利于经济现代化的经济形态。 (三)互补理论。互补理论(对立互补理论)是对经济历史的如下现象所作的概括与抽象。历史上的经济都是多元的,而非单一的。多元的,即多个侧面和多个层次。这些侧面和层次之间,矛盾双方既有利益冲突、斗争、竞争的一面,又有互补、利益一致、相互依存的一面。这是一条经济规律。争取实现某种单一经济的努力,在历史上出现过多次。它们或者未能成为现实,或者一度成为现实,但不久又回到多元状态。总之,这种努力未曾成功过。在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研究中、经济学研究、历史学研究,以及经济工作中,在理论上和思想方法上存在的一种毛病,是对经济的某些侧面和层次之间的关系,只看到对立的一面,而抹煞了互补的一面。这在分析外国资本与本国资本,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市场与计划等的关系上,尤为突出。本书以互补理论分析中国近现代时期经济的各个层次和各个侧面,认为诸如生产力中手工业和机器工业,所有制中的公有制与私有制,经济成份中的个体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私营经济与公有经济,中国资本与外国资本,地区关系中城市与乡村、东部与西部,等等,都存在既竞争又互补关系。当然,它们之间竞争与互补关系的情况各不相同。它们在对立中互补,有的层次且互相渗透与互相转化。把它们之间的关系看成只有矛盾、对立、竞争、排斥,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把这样的观点教给学生,对他们思维方式是有害的。 互补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在特定历史阶段存在的各种经济形态中,那种最能发挥经济各个侧面与各个层次之间互补作用的,便是最有活力、最有优势的经济形态。用此理论分析中国近现代时期的各种经济形态,发现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和1979年以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形态就是这样的经济形态。它们中的互补关系主要是多种所有制、多种经济成份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以适应生产力多层次的结构。多种所有制、多种经济成份同时共存又能共同发展,是这类经济形态独有的特征与优势。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称它们为多元互补经济。其他包括资源配置手段中市场与计划的互补等等。中国的经济调节手段,在1949~1956年之间,主要是以市场为基础,同时使用计划调控手段,是市场经济加计划的体制,效果很好。1956年以后实行计划经济,市场仍存在,但失去调节作用,是计划经济加市场的体制。此时期经济长期处于徘徊状态。自1979年以后,逐步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是市场经济加计划的体制。这个时期经济发展迅速。中国经济增长状态的事实说明,多元互补型经济适合中国国情,单一型经济对经济发展不利。互补经济形态适合中国国情。这是由中国近现代时期社会经济形态的复杂性与过渡性决定的。 三、理论概括举例 (一)三次现代化机遇的丧失。1842年以后中国丧失了三次现代化的机遇。 第一次是1842~1895年。19世纪下半叶是后进国家追赶现代化先进国家的一次极好的机遇。中国的邻国俄国和日本,与中国一样,都是后进国家,同为依附国。在这个时期,俄、日取得现代化的成功。中国清政府与太平天国及之后的捻军长期打仗,一方面交战双方均将大量的人力、物力消耗于战火之中;另一方面战火燃烧的地方,生产力遭受惨重的破坏。清政府在镇压了太平天国、捻军及少数民族起义之后,自诩“同治中兴”,但清政府只想维护统治,对现代化的积极性不高。引进外国机器、技术的洋务活动,多由地方督抚进行。这与同时期俄国与日本的统治集团励精图治,热心现代化,大力推进改革,大不相同。中国与俄国的这种不同,表现在俄国1861年实行农奴制改革及其后国内市场、资本主义工业交通业迅速发展,俄国成为侵略中国并在中国获得广泛特权的国家之一。中国与日本的这种不同,表现在日本1868年实行明治维新及其后国内市场、资本主义工业交通业的迅速发展,在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中败日胜,中国除割让台湾外,还向日本赔款2亿两白银,赎辽费3000万两白银。此后,日本用此款项推动进一步现代化,清政府因赔款而陷入财政困境,无力搞大型现代化事业。中日经济的差距越来越大。中国之所以丧失这次良机,主要原因是慈禧太后领导的清政府腐败与外国的侵略,特别是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 第二次机遇的丧失是1912~1945年。在此期间,在国内,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和满洲贵族统治,建立民主共和政体,国内民心大振。资本家阶级的代表人物参加政府,制订了一系列有利于私营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国际上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欧洲的一些先现代化国家连续遭到重创。此时是一次新的科技革命(电气工业引起的革命,有人称为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这类后进国家迅速现代化并赶上先进国家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与中国同为半殖民地的亚洲国家土耳其,就是在这个时期变成独立国家,并成为经济现代化国家的。在这段时期里,中国逐渐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现代工业增长率高(1926~1936年,8.3%。1928~1936年,8.4%)。现代工业(包括矿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的比重,1920年为5%,1936年为10.8%。如果连同工场手工业的产值一并计算,则资本主义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1920年为10%左右,1936年为20.5%。单就工业来看,则工业总产值中的58.6%,即一半以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在交通运输业方面,1936年在航空、水运、铁路、汽车、人力车、搬运、电信、邮政等总收入13.5亿元中,51%是现代企业经营的。可以说,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中国的工业和资本主义经济呈现快速上升趋势。但是,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夺取了政权,他一心想当皇帝。袁世凯死后,各地军阀混战。1927年以后,领导的国民政府为了巩固一党执政,把主要精力用于对付国内的异己势力上。日本不允许中国强大,以战争方式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直接进行破坏和摧毁,使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中断。这次良机丧失在袁世凯等北洋军阀领导的民国政府、领导的国民政府和日本侵略者手中。 第三次机遇的丧失是1957~1978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内空前统一。1952年土地制度改革完成,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为经济现代化消除一大障碍。同年,国民经济在总体上大体恢复到1936年水平,创造了经济恢复速度上的奇迹。这说明新的经济制度充满活力。20世纪50年代后期,美国学者罗斯托等人认为1952年的中国经济已具备经济起飞的条件。此时,在先现代化国家产生了计算机等工业,使新的产业革命兴起(有人称为信息工业革命或第三次工业革命)。发达国家将许多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后进地区转移。这为后进国家或地区加速现代化提供了机遇。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香港地区(亚洲“四小龙”)是在这段时期实现经济起飞的。另一个邻国日本,在这个时期由战败国一跃而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中国则从1953年起,先是加速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比原订计划提前10多年),将多种所有制改造为单一公有制经济,同时实行计划经济。接着建立“一大二公”的农村体制,发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开展压制不同意见的反右派、反右倾、“四清”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直至“全面内战”的,造成经济22年基本停滞与徘徊,从而丧失了实现现代化的又一次良机。这次良机的丧失,是由于晚年错误思想的泛滥。 (二)经济现代化起步的被动型与嫁接型。世界上各个国家或地区都经历经济现代化过程,它们各具特点,属于不同的类型。对各国各地区经济现代化过程,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归纳为不同的类型。从经济现代化起步而言,可以在两个层次上各自区分为两种类型。 从经济现代化的最初推动者或动力而言,世界经济现代化进程发生于欧洲南部西部的一些国家,然后扩及到其他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现代化,有主动的和被动的两大类型。主动型是主权独立国家经济现代化类型。在主权独立国家中,有不少是殖民国家。被动类型是主权不独立或不完全独立国家经济现代化类型。这两种类型的重要区别之一,在于前者是由本国政府依据自己的经济状况采取措施,推动经济现代化进程。后者是在殖民侵略者的压力下,被迫采取经济现代化措施。中国经济现代化属于被动型。 在被动型经济现代化国家中,外来现代化因素与内在因素的关系各不相同。有些国家,在遭遇外来因素之前,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外来经济现代化因素与本国传统经济可以衔接。另一些国家,因原有的经济很落后,外来的经济现代化因素与传统经济不能衔接。外来因素与内在因素结合的情况,前者类似植物的嫁接(即将一种植物的枝接到另一种植物上。它们必须是同科的植物),后者则类似移植(将一块土地上的植物移栽到另一块土地上)。其所以会有嫁接型与移植型的区分,主要是各个国家在经济现代化起步时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嫁接型的国家是本国有了较高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和经济现代化因素萌芽。移植型的国家则缺乏这类嫁接的基础(犹如缺乏可用于嫁接的砧木)。就一个国家整体的现代化而言,大体上可以分此两类。就某一国家的具体领域的现代化而言,也有此两类。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起步,从总体上讲,属嫁接型;就具体领域讲,既有嫁接型的,又有移植型的。中国现代化是有内在因素作基础的。 (三)“之”字形路径。世界上万事万物,其前进的轨迹都是波浪式的,螺旋型上升的。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也是这样的。从本书的叙述中,人们可以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层次看到这种“之”字形路径。下面是3个例证。 从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看,中国经济,无论是国内生产总值的总量还是人均占有量,在11世纪,在世界经济中,是最先进的国家。15世纪以后,在世界各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排名中,地位逐步下降。18世纪中叶降到中等发展水平。从18世纪后期起,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降至世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水平之下。20世纪70年代退到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7%以下,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30%以下。80年代以后,无论是前一种数据还是后一种数据,都在迅速上升。1991年,前者升至11.8%,后者升至60%,在世界各国的排名名次随之逐渐前移,朝着回到世界经济先进国家最前列位置的道路前进。预计21世纪中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恢复到中等国家的水平。这是一条从最前列——落后——最前列的“之”字路。 从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看,8世纪(唐代中叶)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萌芽。这种萌芽逐渐地、曲折地壮大。19世纪4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迅速发展,至20世纪30~40年代,市场体系与市场机制已基本建立起来。20世纪50~70年代,市场经济从萎缩到被计划经济所代替。20世纪80年代以后,实行市场导向和以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市场经济逐步恢复与发展。从市场经济的3个主要方面,即市场主体的自立性,市场体系的完善性和运用市场机制的规范性来看,市场经济经历了发展——衰落——恢复与发展的“之”字路。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看,1949~1956年、1959~1978年和1978年以后所有制结构是从多种——单一——多种,经济体制是市场经济加计划——计划经济加市场——市场经济加计划,经济增长速度是快——慢——快,经济增长质量是好——坏——好,如此等等,呈现多个明显的“之”字形。 (本文是《中国近现代经济史·导言》中的第二部分。第一部分载《经济学动态》2001年第5期。该书是国家教育部“经济学、法学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中一个项目的最终研究成果。) 经济学基础论文:经济学现代化与道德基础论文 我们可以事先武断甚至走极端地把道德定义成:道德的行为就是不能给你带来眼前好处的行为。比如,有人落水,你为救他而献身,或与一个抢了别人东西的歹徒搏斗受了伤,这时,我们很难说你是自利的,就是说在你的理性考虑中,你很难考虑到如果活下来,你的英雄称号会在你的效用函数中占多大的地位。这是我们就极端而言的,用以反驳另一种观点:市场经济没有必要谈道德,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要是从经济学阵营中来的。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往往强调要道德干什么,有市场经济就够了,市场经济会在竞争中自然产生出道德机制、道德规范来。应该说,我在许多方面与他们是一致的。在这一点上甚至也是一致的。但我想将道德的重要性突出到这样的高度,就是说,不妨将道德定义成:凡是理性的考虑都不会做的那种事。只要是考虑效用函数极大化,就绝对不会干的那类事中,有一类事叫道德行为。当然还有非道德的事也可能处于非理性范围内。我们就是在非理性范围内考虑道德事件。这里我们是将道德作为一次事件来考虑。这就不必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纠缠于:到底道德有没有必要,道德是否是一个交易的结果,是个充分竞争的行为之后自然就会产生道德规范,还是先有道德规范才有交易这样一些鸡和蛋的问题。 既然道德与理性是对立的,是非理性的,那么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道德行为发生?道德是否是作为社会的基础存在的,也就是说一个市场社会(请注意不是市场经济),需要不需要一个道德基础,这个道德基础包括对产权的尊重、对他人权利的尊重、自我约束等等。 如果用我对道德事件的定义,那么基本的逻辑关系已经包含在这个概念里了。就是一群充分理性的自利的人(self-interested),是为自己的利益牟利的。但他们如果仅仅在自私的意义上是充分理性的(selfish),仅仅是自私的一群人,那么所有的其他人都只是他们的手段,是他们达到自私目的的一个手段。别人是我的手段,同样你也是别人的手段,你的生命、你的财产、你的幸福都是他人的手段。在这样一群人中可不可能有市场社会,再退一步可不可以有社会。在传统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讨论中,答案是很明确的:不可能。在我们熟悉的一些政治哲学著作中,像英美传统的洛克、霍布斯或康德哲学传统中的有关论述,在自由意志这个传统中生长出来的道德哲学,欧陆哲学,像卢梭,都有这一观点:即便是一群自利的人,如果他们完全是自私的,那就是野蛮人,就没有文明社会。 在英美传统和欧陆传统中都认为社会是文明社会(civilsociety),是civil,而不是野蛮(barbarian)状态。而一个文明社会或市民社会、公民社会,这些词在英文中都是civilsociety。civil在洛克的产权理论中,就意味每个人都必须尊重他人的生命、自由、财产占有权利,也就是他所讲的Property。虽然在欧陆传统中关于对财产占有的尊重与英美传统有很大的不同,但从学术上欧陆传统和英美传统都承认只要是人类社会就要有一个文明的基础,这个文明基础就是道德共识(moralconsensus)。在霍布斯、洛克、黑格尔的论述中,道德共识的意思就是人们相互间有一个起码的尊重。这个尊重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即在欧洲进入启蒙时代之前的时期,并不显得很重要,因为它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没有人认识到它一旦缺乏将是什么样子,因此没有形成启蒙时代的道德危机。德克海姆关于社会道德共识的看法:在一个前分工社会或前资本主义社会、前现代社会中,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机械式的同一(mechanicalsolidarity)。因为那时分工不发达而且社会规模很小,秩序扩展得还不宽泛,所以就一小群人而言,他们之间的共识比较容易达成。这一小群人大都面临同一种风险——大自然,他们之间没有很?惴旱牡乩聿畋穑酥稚系唬谘瞪弦彩窍嗷档模宜堑哪芰Α⑺堑闹督峁挂膊畈欢嗍且谎摹T谡庵智榭鱿拢换岵执缁岬拿妊浚荒苡衜echanicalsolidarity,机械式的团结、聚合(这个词中文不太好翻),总之是一种前现代的共识:我们面临同样的生存问题,我们拥有几乎同样的生存手段,也就是我们拥有同样的效用函数,那么我们就是一家子。这就是从血缘和地缘关系上形成的前现代社会,用中国人的话就是乡土社会。 当进入现代的时候,黑格尔和德克海姆就发现前现代社会开始瓦解,这些思想家认识到了道德危机,或者说是现代性危机,这种危机是从分工开始的。用德克海姆的话说就是分工的发展同时也就是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的发展。因为分工以后,人们的知识结构就局部化而固定在了所分工的工作上,人们在具体环境中积累知识,那么每个人判断事物的经验、知识积累就与在其他方面分工的人产生了差异,从而价值判断就会产生差异,利益就会有冲突。例如,工农之间的利益差别,就会有谷贱伤农、谷贵伤工的情况。所以前现代社会的道德共识很轻易就瓦解了。而新的道德共识只能建立在德克海姆所说的有机的凝聚(organicsolidarity)社会中。有机的意思就是指文明的人虽然是分工的,但他们通过交易、通过市场贸易互相尊重这种有机的关系,并结成个互相依赖、互相依存的社会。因此,在分工的现代社会,人们也能找到共识和基础,这个共识就是制度,是非道德的,因为它不是依赖于共同的前现代的共识,而是依赖分工制度,就像将每个人固定在一张网上的一个个点上一样,将每个人行为束缚起来。德克海姆被哈耶克认为是社会主义者,因为德克海姆强调的就是传统政府权威,是权威的建立,像强权政府甚至宗教的作用。他企图这样来摆脱韦伯的悲观的解昧状态。 对于道德共识、产生现代危机等问题认识最深刻的主要是欧陆哲学家。包括德克海姆、韦伯、黑格尔。按照哈贝玛斯的观点,黑格尔毕生精力要解决的就是为现代社会找到它的道德基础。而哈贝玛斯的解就是建立在正当交往的基础上。这是欧陆传统的努力。 在英美思想传统中,我们还想不出有思想家例如启蒙时代的洛克、休谟、斯密这样的人,在重要的文章,重要的语句中涉及到现代性危机,也就是道德瓦解的危机问题。这可能因为当时的英国社会比较稳定,没有发生与法国大革命相似的动荡使然。英国是通过习惯法的健全逐渐取代君主法庭(royalcourt)和宗教的法庭(churchcourt)而形成一种非常灵活的习惯法体系(caselaw),来解决日常的问题。这是个积累的过程是casebycase。法官遇到问题,先看看前面有没有案例,如果没有就按自己的理性、公益来点一点解决。可见这是典型的演进秩序。这使人们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和处理很稳定,用不着一次性的革命。就像没有大的地震,完全是小震。因此,生活在其中的思想家们感受不到革命和推动革命的道德基础的危机。在道德基础开始瓦解的时候就会有革命,革命无非是道德共识不能达成的产物,是一种极端的手段。 我们中国人基本就受这两方面西学的影响。要么就沿着英美的思路,提出一些适合中国的问题或中国式的问题;要么就受到欧陆哲学的影响,包括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提出中国式的问题。所谓中国式的问题就是中国人关心的是中国、立足于中国的前途、中国的命运,考虑的是中国人所考虑的问题。也就是问题意识是中国的。像国有企业改革、农业发展问题、关贸问题等等一些很细致的现实问题。当与一个外国人讨论时,如果他不知道提出问题的背景,你提出一个学理性问题,他就会照本宣科地告诉你,这个概念是怎么回事,像公民权利是什么意思,法制是什么意思,但他不会涉及中国的问题。所以问题意识很重要,问题意识只能是本土的。现在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有问题意识的,在许多学者提出一个政策或一个理论中完全看不到问题意识。当然,一些海外的学者也是没有这种问题意识,而只是隔靴搔痒。如果有了这种问题意识,并在这里面提出正确问题,在求解时再参照一些其他社会、其他民族的历史过程、经验,回到西方去看(因为很多学问都是西学)时,就会出现几种倾向,一部分人就到欧陆哲学中去找一个合适的参照系、一个启发,经过启发后回来独立地求解中国式的问题;另一部分人是从英美传统中去寻找启发;还有一些学术训练比较全面的人综合考虑两方面的传统,同时还有问题意识,这三者兼得是不容易的。 在此我们强调的是作为社会一定要有一个基础的道德共识,而西方思想传统中的两个源流对我们中国人处理问题有不同的影响。当我们处理道德共识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处理什么是自由这个概念。在欧陆传统里,卢梭有一个看法:田园诗式的野蛮社会里每一个人都是充分自由的。因为那时候人少地多,从树上摘果子就能吃,也就是完全没有资源稀缺性,没有对于稀缺资源的竞争关系,所以那时也许是非常美好的,像田园诗式的浪漫的,在这样的标准下,每个人是非常非常自由的,他不必考虑其他任何人与他的竞争关系。卢梭当然很羡慕那时候的人,霍布斯也非常羡慕这些野蛮人,这种田园诗式的野蛮生活。但是由于经济学家看到的资源稀缺和对稀缺资源的竞争,产生了残酷的以他人作为手段的生存方式,这时候人就开始不自由了,那么每一个追求自己充分自由的人,如果对自由无限地要求下去,一定会逻辑地把其他人作为自己生存的手段。在欧陆,在法国传统里就是充分的个人自由,在德国从康德的要意志(will)的自由,发展到黑格尔极端的状态,中经谢林、费希特的思想。总之,欧陆传统中提出了像伯林讲的两种关于自由的态度。这里用态度(attitude)而不用立场,是很重要的。因为每个人都认为自由是好事,可对自由的程度每个人的认识并不一样,你可以追求很大程度的自由,以致追求到你认为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你自己,这就是所谓积极自由的态度,如果你追求的个人自由那么广泛,那么彻底,以致你的主观意志、个人意志的充分自由体现出来后,结果就是你控制了其他人,你把所有的人都作为达到你的个人意志的手段,解放你自己的一个手段,这就很可怕了,这就是希特勒的集权。我个人所主张的自由,是所谓消极的自由态度,就是你站在自由两个极端的中点上,在这样一个适可而止的,止于至善的点上,你向左边望就是积极自由,你就非常地想控制别人,你向右边看,你就抱着一种消极的自由态度。所以这是一种态度,大部分人立场都是差不多,没有多少人是希特勒,大部分人也不是完全不要个人自由的,这就是一个态度区分,态度区分非常重要。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导致“”悲剧或法西斯专制。处理得好就会出现市民社会或社区生活。这都是从两种态度的差别生发出来的。所以我强调先在态度上讨论。两种自由态度就是伯林的名言,一个是freeto,你做事情的自由,一个是freefrom,我避免事情的自由,我不愿意去干扰别人,同时我也从控制中避免出来。追求这种自由的人一定会承认他对别人同等的消极自?傻脑鹑危簿褪窃谧杂芍屑涿挥芯缘淖杂桑饫镉懈龆鹊奈侍猓敲次宋终飧鲎杂傻亩龋憬云渌说淖杂筛旱D愕囊逦瘢阒挥姓庋椿镜亩缘仍颍ǖ赖禄平鹇桑霾拍芄挥心愕淖杂伞7裨蛭颐侵渚褪且奥摹⒒嗌贝恋墓叵怠K韵淖杂商劝乓桓鲇脖业牧矫妫幻媸歉鋈嘶疃目占洌愕囊健⑿√斓兀rivacy),别人不来干涉你,另一面是别人不来干涉你的义务,是社会所有人达到的一种道德共识,比如像认为不应该闯入别人家拿了东西就去卖等等。所以,你在享受别人不干预你的权利的时候,也担负着尊重别人同等权利的义务。这是一个辩证统一关系。我们谈的自由就是这样的自由,而不是单向的自由,不是积极的自由。所以我们可以说,为了确保最大限度的这种消极自由,我们迫不得以,非要加入这样一个文明社会,在这样的社会,每一个人都承担着对这样的自由的权利和义务,这就是洛克说的产权。这就是在我们这个传统中所说的道德共识。就是每个人在宪法上都签约: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同意尊重其他所有公民的生命、基本自由、基本财产占有的权利。在这个根本宪法的签约之下,你才谈得上立法过程、执法政府,因为抽象的宪法不能解决各种具体的日常生活中问题。所以你要立法,要有符?舷芊ǖ恼W苤庖惶资鞘粲谡握苎У哪谌荨U庖惶字笆鞘粲诘赖抡苎У哪谌荩挥性谡饬教滋逑抵螅颐遣拍芴傅剿骄蒙睿蒙畈庞幸桓龉婢兀庞械驴撕D匪档挠谢缁岬慕峁埂扛鋈硕荚诜右惶坠娣叮荚谧约合嘤Φ耐劾镒杂傻鼗疃保渤浞值匦爬灯渌艘苍谒约旱耐壑谢疃辉焦臁D敲凑飧錾缁峋统闪说驴撕D防硐胫械挠谢鄣纳缁帷?/P 如果我们将以上这套体系称为道德基础,又将道德事件规定为非理性的选择行为中的一类行为,哪么道德事件怎么可能发生。这就涉及到欧陆传统和英美传统里共同遵守的道德黄金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所有文明社会中,我们发现都有这样的说法,在《圣经》里,在孔孟思想中。不同的文明社会时间、历史、地理差别很大,但都有这样的思想。因为你不服从这一条,你就结不成社会。所以,我相信在目前所生存下来的7个文明中都有这个道德金律。像在西方的传统中,欧陆和英美都有一个共同的希腊、罗马传统,也就是斯多葛学派的正确推理:理性的人不会理性地去做错事,去伤害他人,因为他会理性地推断如果这样做,别人也会反过来伤害你,这就非理性了。所以理性推理中可以推导出来道德金律。这是斯多葛传统,也是基督教的来源之一,到了后期就演变成了两个分支:英美的和欧陆的传统。而欧陆一派对道德哲学的影响更大一些。因为,一来他们有危机,还有他们具有不是新教传统的基督教传统,更古老的犹太教影响,导致康德的自由意志,他从自由意志推出一种责任,推出一种普适原则下的个人责任,而真正继承了这一思想的是萨特。 康德的欧陆传统要追求的是自由意志,而不是英美的在基本权利的基础上,人们有一个消极的自由态度就够了。如果你要追求你的自由意志,你线性地走下去,你可能就走到法西斯主义。这并不是康德的意思,康德所讲的意志自由是完全不受现实世界物质约束的个人意志,是一种精神。但如果我们将它放到现实中考虑,我们每日每时都被现实所困扰,所以我们的意志不可能是充分自由的,也就推不出自由意志下应该做的那些事。而这并不是康德的出发点,康德的出发点是我先要假设一个抽象的人,他是完全不受限制的,不去做因受日常生活烦恼不得不为之的一些事,完全是自由的,就像上帝那样自由,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人应该做的事是什么。由此出发推出一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规则。那么如何从康德的思想推出道德金律呢?罗尔斯曾专门有一篇文章论述从康德的意志自由到罗尔斯的普遍主义正义原则。推理过程是这样:首先,第一个检验就是,你做任何一件事的时候(比如是否撒谎),你要用自由意志判断这件事对不对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此时此刻,如果你认为在这件事上你的自由意志不受任何环境约束,你得出结论该做或不该做这件事,那么你再把这个检验深入到第二层检验,即是不是你自己在所有的场合,所有的情况下都应该做或不做这件事,才能完成你的自由意志,如果也通过了,那你再问第三个问题,是不是所有的人在所有的场合、所有的情况下,都做或不做这件事。如果是,那么做或不做这件事就应该成为普遍遵守的规则。 当然在伦理学史上有很多学者围绕康德的例子来批评,比如有人在追杀你的朋友,这时只有你知道朋友的隐匿之处,当杀手逼迫你讲出你朋友的藏身之处的时候,你是撒谎还是不撒谎。康德对此的回答是,这不是他所讲的自由意志,这已经是不自由的意志了,因为你面临着有人持枪,他在物质上束缚着你。所以康德不回答这个问题。 由此,从欧陆哲学中衍生出来了一种看法就是,真正的自由,也就是自由意志意义上的自由,应该是由普适主义或普遍主义原则来保证的。这就涉及上面提到的用正确推理原则得到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行为规则。所以很有意思的是从两个对自由的理解都可以得到道德金律。普遍主义原则下,可以出现看上去“非理性”的道德事件。 这里又涉及到道德问题的另一个维度,它是特殊主义呢,还是普适主义。现在很多的道德研究都认为,仅仅靠普遍主义推出来的原则,可不可以推出指导我们日常生活的那些道德准则,恐怕还是不行。这就像宪法并不能处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事,还需要商法、民法等等具体的法律。所以,为处理我们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麻烦、冲突,还不能仅仅依靠一些最普遍的道德准则,我们还得承认具体的义务、责任,也就是所谓特殊主义的道德。 就我们中国的文化来说,除了孔子对仁的看法具有普遍主义外,后来是越来越相信特殊主义。像韦政通先生总是强调中国的差序格局,就是非普遍主义,是人们之间的交往有差等。最爱的是父母,再次是兄弟,再后是邻居,然后推及其他人,像水的波纹一圈圈扩展下去。这都是相对主义的、特殊主义的原则表现。这是我们中国的实际情况。 面对我们今天现实生活中道德滑坡的局面,在我们将抽象的理论用来解释现实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的分析也刚刚进行了一半。在中国社会里,什么是道德行为。我觉得,就是每个人要把自己特殊的环境考虑清楚,你是这个环境的中心,你有父母、子女、亲戚、邻居、朋友,你把自己与这些人的关系都做一个理性的认识,做一个很深切的理解,判定你与他们之间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然后按照你确定的理想模式去处理各种关系,去与别人博弈,一直处理到符合你理想模式的程度。你的理想模式就是你的道德准则,你就这样行为。比如,孔子说,子为父隐,直在其中。那么父亲犯了罪,儿子包庇,这里包含了正义。你说要大义灭亲,那不行,不现实。所以在一个特殊主义的文化中间,没有宗教传统的文化中间,就得从特殊的角度每一个人都来判断,理性的判断,利己地但不是自私地来判断你应该怎样处理,而不是实际上怎样处理(是应然而不是实然)人际关系,然后以这个判断来指导你的行为。在道德准则之下,在道德理解之下,尽量地朝这个方向努力的时候就涉及到实然,实际上很多事情你不得不做,但你认为不道德,你认为可能不对。这是每一个人都需要解决的人生问题、冲突,每个人总是处在这种冲突中,这是你的生命过程。这没办法,每一个个体都是这样。 这种情况下,一个可以说是最严重的问题就出来了:就是从乡土中国到一个现代市场社会的过渡时期,由于我们缺乏强有力的普遍主义原则,那么怎样才能形成道德共识?例如,当分工充分发达了以后,农民本来是一个村,通过婚姻关系都是新戚,本来是很有共识的。而现在搞乡镇企业了,你生产钢管、他生产水泥、我生产煤炭,有专业分工,就有了利益冲突,就面临启蒙时代人们所遇到的道德危机,原来的共识就开始崩溃,就开始“杀熟”,越好的朋友越宰你一刀,因为他没有办法不这样行事,因为这是在特殊主义原则指导下。结果有很多在乡土中国条件下可以达成的道德共识这时就达不成了。像义利之辩影响就很大,例如反暴利法的产生,就有一个文化背景,有一个传统。 所以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本来就缺少普遍主义原则的社会,一旦走入市场经济或现代的分工社会,那么原来赖以维系社会的家庭联系就被冲烂了,血缘关系就被淡化了,那么与血缘关系联系的前现代化的共识就瓦解了。而宗教生活我们又没有,没有一个从中世纪带来的遗产,就是把上帝变成法就完事,使社会有一个自然秩序的条件。所以就变成了无法无天的情况,人们就开始追求最眼前的利益——货币,用钱来指导人的行为。这时你没有道德准则了,你从小到大,没有人告诉你什么行为是道德的,道德是教育出来的,是一点点在传统中熏陶出来的,可我们的传统正在巨变,正受到冲击,每一个人都开始失落。如果按正常的状态,即便在一个特殊主义社会,也先有一个道德的基准,在这个参照系之下,人们知道向道德方向去努力,就是文明化的过程(civilization),而现在我们似乎不是这样,而是有点野蛮化过程,因为,没有人去指导,人们完全是看怎么自私就怎么来了。人们只是靠理性驱动,他的利益函数、效用函数,力求在目前最大化,今后的事也不想了。严格地讲,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事是要经过多次博弈的,就是说一个充分理性的人应该考虑到无穷远的未来的收益,然后将它折现到现在使效用最大化,这个最大化就有可能是道德性的行为,也就是顾及他人的行为,因为如果毁掉了名誉,以后就没办法与人合作。但我们处在过渡时期,未来贴现值不确定,以致没有人考虑。结果每一个人都越来越短视,所以就会看到我们社会目前的假冒伪劣,这都是不要未来名誉的行为,一个规范的社会不会有这种现象。这又形成劣币淘汰良币,如果你顾及名誉,你就吃亏,以致生存不下去。结果就很危险了。一旦出现了这种道德风险(moralhazard),影响破坏了互相信任的关系,如果这种道德风险代价太高,没有一个机制来平滑它,那就是逆淘汰,是劣币驱逐良币,那么最后这个社会里都是坏人,那些稍微好点的人都生活不下去。我总举这个例子,就是人类学家(RuthBenedict)观察到的一个部落,这个部落以能骗住所有的人为英雄人物的标准,就是大家都服骗术最高的人。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一直坚持这种标准,那就没有贸易、交换、信任可言,市场在这个意义上就崩溃了,结果这个部落几十年以后就会自然消失。 在目前的时刻,我并不是雷锋,我也不想让每一个人来考虑道德问题,但我觉得道德的危机就在我们身边,如果我们处理不好,那无论是改革还是市场社会的发展都很困难了。 很可惜,对目前的状况,我提不出任何具体的办法。我在香港除了制度经济学,就一直都是研究企业家行为,这两者是有关系的。制度创新是企业家的行为而不是理论家的行为。那么什么样的制度可以使我们的道德危机得到缓解,我不知道,我只是说这是一个企业家创新的过程。我总用这样的例子,就是在最大的企业之间,他们已经形成了一种强盗对强盗的规则,就是说,如果你不守规则,那你就死了。所以在这一层次的企业家里名誉非常重要,他们开始向长远着眼,不是搞短平快。所以有恒产者有恒心是有道理的。因此,有充分的竞争就会产生一个良性的秩序。但这个秩序是否能够扩展,扩展到中小企业,那还得观察,这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但这是一种希望。从理论上可以提出来的一个原则(不是规则),就是竞争性原则。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是真正好的制度,但我知道真正好的制度一定是竞争的产物,是制度创新,是各种不同制度之间竞争产生出来的结果。这个竞争的结果可能是没有一个人满意,但这是我们得到的最好的制度或最不坏的制度。所以,只有充分竞争才是我们得到好的制度,解决道德危机的唯一途径。这就回到了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阵营,只要允许我们自由交往,也许就可以建立规范及道德共识。 但是,现代经济学还不现代,因为它没有思考人存在的意义这个现代问题,或上面我们说的现代危机这个问题,我们声称现代只不过是数学用多了点。因此,为了使经济学进入现代,经济学必须首先回到古典,处理古典的问题。因为古典经济学的时代正是启蒙时代,正是那时候人们认识了现代危机。所以我们要回到古典经济学,重新梳理出现代传统,这才可以继续往前走,进入现代。如果缺乏这种眼光,就值得批判。我一直在思考现代经济学,我是从存在哲学、从生存论的角度来从新写经济分析。实际上我们做的任何一项经济分析都不可能脱离价值判断,我们的价值判断最基本的就是从生存哲学、从生存论的角度、从这个世界对我们有什么意义这个角度,来给出我们的价值判断。在这个判断基础上,才可能有类似效用函数,博弈均衡的选择这些能动的选择,去改变传统、去改变均衡、去进行制度创新,我认为从这个意义上,经济学才现代化了。就是把人的意义考虑进来,而不是像新古典的现代经济学所表现的就是把人当成一个东西来控制。现代经济学无非做得动态化一些,像最优控制理论,但我们只要问人在哪里的问题,就会发现现在经济学的缺陷。我想中国人如果说能够超越西方的经济学或者说能够继承它并超过它,一个可能出现突破的点就是结合我们的文化强势,也就是文化的比较优势,因为在中国哲学中的深厚的人文基础、人文传统,把人的意义带回到经济学中来,这就有可能形成一个中国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 经济学基础论文:道德基础与经济学现代化论文 我们可以事先武断甚至走极端地把道德定义成:道德的行为就是不能给你带来眼前好处的行为。比如,有人落水,你为救他而献身,或与一个抢了别人东西的歹徒搏斗受了伤,这时,我们很难说你是自利的,就是说在你的理性考虑中,你很难考虑到如果活下来,你的英雄称号会在你的效用函数中占多大的地位。这是我们就极端而言的,用以反驳另一种观点:市场经济没有必要谈道德,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要是从经济学阵营中来的。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往往强调要道德干什么,有市场经济就够了,市场经济会在竞争中自然产生出道德机制、道德规范来。应该说,我在许多方面与他们是一致的。在这一点上甚至也是一致的。但我想将道德的重要性突出到这样的高度,就是说,不妨将道德定义成:凡是理性的考虑都不会做的那种事。只要是考虑效用函数极大化,就绝对不会干的那类事中,有一类事叫道德行为。当然还有非道德的事也可能处于非理性范围内。我们就是在非理性范围内考虑道德事件。这里我们是将道德作为一次事件来考虑。这就不必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纠缠于:到底道德有没有必要,道德是否是一个交易的结果,是个充分竞争的行为之后自然就会产生道德规范,还是先有道德规范才有交易这样一些鸡和蛋的问题。 既然道德与理性是对立的,是非理性的,那么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道德行为发生?道德是否是作为社会的基础存在的,也就是说一个市场社会(请注意不是市场经济),需要不需要一个道德基础,这个道德基础包括对产权的尊重、对他人权利的尊重、自我约束等等。 如果用我对道德事件的定义,那么基本的逻辑关系已经包含在这个概念里了。就是一群充分理性的自利的人(self-interested),是为自己的利益牟利的。但他们如果仅仅在自私的意义上是充分理性的(selfish),仅仅是自私的一群人,那么所有的其他人都只是他们的手段,是他们达到自私目的的一个手段。别人是我的手段,同样你也是别人的手段,你的生命、你的财产、你的幸福都是他人的手段。在这样一群人中可不可能有市场社会,再退一步可不可以有社会。在传统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讨论中,答案是很明确的:不可能。在我们熟悉的一些政治哲学著作中,像英美传统的洛克、霍布斯或康德哲学传统中的有关论述,在自由意志这个传统中生长出来的道德哲学,欧陆哲学,像卢梭,都有这一观点:即便是一群自利的人,如果他们完全是自私的,那就是野蛮人,就没有文明社会。 在英美传统和欧陆传统中都认为社会是文明社会(civilsociety),是civil,而不是野蛮(barbarian)状态。而一个文明社会或市民社会、公民社会,这些词在英文中都是civilsociety。civil在洛克的产权理论中,就意味每个人都必须尊重他人的生命、自由、财产占有权利,也就是他所讲的Property。虽然在欧陆传统中关于对财产占有的尊重与英美传统有很大的不同,但从学术上欧陆传统和英美传统都承认只要是人类社会就要有一个文明的基础,这个文明基础就是道德共识(moralconsensus)。在霍布斯、洛克、黑格尔的论述中,道德共识的意思就是人们相互间有一个起码的尊重。这个尊重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即在欧洲进入启蒙时代之前的时期,并不显得很重要,因为它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没有人认识到它一旦缺乏将是什么样子,因此没有形成启蒙时代的道德危机。德克海姆关于社会道德共识的看法:在一个前分工社会或前资本主义社会、前现代社会中,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机械式的同一(mechanicalsolidarity)。因为那时分工不发达而且社会规模很小,秩序扩展得还不宽泛,所以就一小群人而言,他们之间的共识比较容易达成。这一小群人大都面临同一种风险――大自然,他们之间没有很广泛的地理差别,人种上单一,在血缘上也是相互联系的,而且他们的能力、他们的知识结构也差不多是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不会产生现代社会的萌芽,它只能有mechanicalsolidarity,机械式的团结、聚合(这个词中文不太好翻),总之是一种前现代的共识:我们面临同样的生存问题,我们拥有几乎同样的生存手段,也就是我们拥有同样的效用函数,那么我们就是一家子。这就是从血缘和地缘关系上形成的前现代社会,用中国人的话就是乡土社会。 当进入现代的时候,黑格尔和德克海姆就发现前现代社会开始瓦解,这些思想家认识到了道德危机,或者说是现代性危机,这种危机是从分工开始的。用德克海姆的话说就是分工的发展同时也就是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的发展。因为分工以后,人们的知识结构就局部化而固定在了所分工的工作上,人们在具体环境中积累知识,那么每个人判断事物的经验、知识积累就与在其他方面分工的人产生了差异,从而价值判断就会产生差异,利益就会有冲突。例如,工农之间的利益差别,就会有谷贱伤农、谷贵伤工的情况。所以前现代社会的道德共识很轻易就瓦解了。而新的道德共识只能建立在德克海姆所说的有机的凝聚(organicsolidarity)社会中。有机的意思就是指文明的人虽然是分工的,但他们通过交易、通过市场贸易互相尊重这种有机的关系,并结成个互相依赖、互相依存的社会。因此,在分工的现代社会,人们也能找到共识和基础,这个共识就是制度,是非道德的,因为它不是依赖于共同的前现代的共识,而是依赖分工制度,就像将每个人固定在一张网上的一个个点上一样,将每个人行为束缚起来。德克海姆被哈耶克认为是社会主义者,因为德克海姆强调的就是传统政府权威,是权威的建立,像强权政府甚至宗教的作用。他企图这样来摆脱韦伯的悲观的解昧状态。 对于道德共识、产生现代危机等问题认识最深刻的主要是欧陆哲学家。包括德克海姆、韦伯、黑格尔。按照哈贝玛斯的观点,黑格尔毕生精力要解决的就是为现代社会找到它的道德基础。而哈贝玛斯的解就是建立在正当交往的基础上。这是欧陆传统的努力。 在英美思想传统中,我们还想不出有思想家例如启蒙时代的洛克、休谟、斯密这样的人,在重要的文章,重要的语句中涉及到现代性危机,也就是道德瓦解的危机问题。这可能因为当时的英国社会比较稳定,没有发生与法国大革命相似的动荡使然。英国是通过习惯法的健全逐渐取代君主法庭(royalcourt)和宗教的法庭(churchcourt)而形成一种非常灵活的习惯法体系(caselaw),来解决日常的问题。这是个积累的过程是casebycase。法官遇到问题,先看看前面有没有案例,如果没有就按自己的理性、公益来点一点解决。可见这是典型的演进秩序。这使人们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和处理很稳定,用不着一次性的革命。就像没有大的地震,完全是小震。因此,生活在其中的思想家们感受不到革命和推动革命的道德基础的危机。在道德基础开始瓦解的时候就会有革命,革命无非是道德共识不能达成的产物,是一种极端的手段。 我们中国人基本就受这两方面西学的影响。要么就沿着英美的思路,提出一些适合中国的问题或中国式的问题;要么就受到欧陆哲学的影响,包括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提出中国式的问题。所谓中国式的问题就是中国人关心的是中国、立足于中国的前途、中国的命运,考虑的是中国人所考虑的问题。也就是问题意识是中国的。像国有企业改革、农业发展问题、关贸问题等等一些很细致的现实问题。当与一个外国人讨论时,如果他不知道提出问题的背景,你提出一个学理性问题,他就会照本宣科地告诉你,这个概念是怎么回事,像公民权利是什么意思,法制是什么意思,但他不会涉及中国的问题。所以问题意识很重要,问题意识只能是本土的。现在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有问题意识的,在许多学者提出一个政策或一个理论中完全看不到问题意识。当然,一些海外的学者也是没有这种问题意识,而只是隔靴搔痒。如果有了这种问题意识,并在这里面提出正确问题,在求解时再参照一些其他社会、其他民族的历史过程、经验,回到西方去看(因为很多学问都是西学)时,就会出现几种倾向,一部分人就到欧陆哲学中去找一个合适的参照系、一个启发,经过启发后回来独立地求解中国式的问题;另一部分人是从英美传统中去寻找启发;还有一些学术训练比较全面的人综合考虑两方面的传统,同时还有问题意识,这三者兼得是不容易的。 在此我们强调的是作为社会一定要有一个基础的道德共识,而西方思想传统中的两个源流对我们中国人处理问题有不同的影响。当我们处理道德共识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处理什么是自由这个概念。在欧陆传统里,卢梭有一个看法:田园诗式的野蛮社会里每一个人都是充分自由的。因为那时候人少地多,从树上摘果子就能吃,也就是完全没有资源稀缺性,没有对于稀缺资源的竞争关系,所以那时也许是非常美好的,像田园诗式的浪漫的,在这样的标准下,每个人是非常非常自由的,他不必考虑其他任何人与他的竞争关系。卢梭当然很羡慕那时候的人,霍布斯也非常羡慕这些野蛮人,这种田园诗式的野蛮生活。但是由于经济学家看到的资源稀缺和对稀缺资源的竞争,产生了残酷的以他人作为手段的生存方式,这时候人就开始不自由了,那么每一个追求自己充分自由的人,如果对自由无限地要求下去,一定会逻辑地把其他人作为自己生存的手段。在欧陆,在法国传统里就是充分的个人自由,在德国从康德的要意志(will)的自由,发展到黑格尔极端的状态,中经谢林、费希特的思想。总之,欧陆传统中提出了像伯林讲的两种关于自由的态度。这里用态度(attitude)而不用立场,是很重要的。因为每个人都认为自由是好事,可对自由的程度每个人的认识并不一样,你可以追求很大程度的自由,以致追求到你认为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你自己,这就是所谓积极自由的态度,如果你追求的个人自由那么广泛,那么彻底,以致你的主观意志、个人意志的充分自由体现出来后,结果就是你控制了其他人,你把所有的人都作为达到你的个人意志的手段,解放你自己的一个手段,这就很可怕了,这就是希特勒的集权。我个人所主张的自由,是所谓消极的自由态度,就是你站在自由两个极端的中点上,在这样一个适可而止的,止于至善的点上,你向左边望就是积极自由,你就非常地想控制别人,你向右边看,你就抱着一种消极的自由态度。所以这是一种态度,大部分人立场都是差不多,没有多少人是希特勒,大部分人也不是完全不要个人自由的,这就是一个态度区分,态度区分非常重要。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导致“”悲剧或法西斯专制。处理得好就会出现市民社会或社区生活。这都是从两种态度的差别生发出来的。所以我强调先在态度上讨论。两种自由态度就是伯林的名言,一个是freeto,你做事情的自由,一个是freefrom,我避免事情的自由,我不愿意去干扰别人,同时我也从控制中避免出来。追求这种自由的人一定会承认他对别人同等的消极自由的责任,也就是在自由中间没有绝对的自由,这里有个度的问题,那么为了维持这个自由的度,你将对其他人的自由负担你的义务,你只有这样按基本的对等原则(道德黄金律)做才能够有你的自由。否则我们之间就是野蛮的、互相杀戳的关系。所以消极的自由态度包含着一个硬币的两面,一面是个人活动的空间,你的隐私、小天地(privacy),别人不来干涉你,另一面是别人不来干涉你的义务,是社会所有人达到的一种道德共识,比如像认为不应该闯入别人家拿了东西就去卖等等。所以,你在享受别人不干预你的权利的时候,也担负着尊重别人同等权利的义务。这是一个辩证统一关系。我们谈的自由就是这样的自由,而不是单向的自由,不是积极的自由。所以我们可以说,为了确保最大限度的这种消极自由,我们迫不得以,非要加入这样一个文明社会,在这样的社会,每一个人都承担着对这样的自由的权利和义务,这就是洛克说的产权。这就是在我们这个传统中所说的道德共识。就是每个人在宪法上都签约: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同意尊重其他所有公民的生命、基本自由、基本财产占有的权利。在这个根本宪法的签约之下,你才谈得上立法过程、执法政府,因为抽象的宪法不能解决各种具体的日常生活中问题。所以你要立法,要有符合宪法的政府。总之,这一套是属于政治哲学的内容。这一套之前是属于道德哲学的内容,只有在这两套体系之后,我们才能谈到所谓经济生活,经济生活才有一个规矩,才有德克海姆所说的有机社会的结构――每个人都在服从一套规范,都在自己相应的网眼里自由地活动,同时,也充分地信赖其他人也在他自己的网眼中活动而不越轨。那么这个社会就成了德克海姆理想中的有机凝聚的社会。 如果我们将以上这套体系称为道德基础,又将道德事件规定为非理性的选择行为中的一类行为,哪么道德事件怎么可能发生。这就涉及到欧陆传统和英美传统里共同遵守的道德黄金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所有文明社会中,我们发现都有这样的说法,在《圣经》里,在孔孟思想中。不同的文明社会时间、历史、地理差别很大,但都有这样的思想。因为你不服从这一条,你就结不成社会。所以,我相信在目前所生存下来的7个文明中都有这个道德金律。像在西方的传统中,欧陆和英美都有一个共同的希腊、罗马传统,也就是斯多葛学派的正确推理:理性的人不会理性地去做错事,去伤害他人,因为他会理性地推断如果这样做,别人也会反过来伤害你,这就非理性了。所以理性推理中可以推导出来道德金律。这是斯多葛传统,也是基督教的来源之一,到了后期就演变成了两个分支:英美的和欧陆的传统。而欧陆一派对道德哲学的影响更大一些。因为,一来他们有危机,还有他们具有不是新教传统的基督教传统,更古老的犹太教影响,导致康德的自由意志,他从自由意志推出一种责任,推出一种普适原则下的个人责任,而真正继承了这一思想的是萨特。 康德的欧陆传统要追求的是自由意志,而不是英美的在基本权利的基础上,人们有一个消极的自由态度就够了。如果你要追求你的自由意志,你线性地走下去,你可能就走到法西斯主义。这并不是康德的意思,康德所讲的意志自由是完全不受现实世界物质约束的个人意志,是一种精神。但如果我们将它放到现实中考虑,我们每日每时都被现实所困扰,所以我们的意志不可能是充分自由的,也就推不出自由意志下应该做的那些事。而这并不是康德的出发点,康德的出发点是我先要假设一个抽象的人,他是完全不受限制的,不去做因受日常生活烦恼不得不为之的一些事,完全是自由的,就像上帝那样自由,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人应该做的事是什么。由此出发推出一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规则。那么如何从康德的思想推出道德金律呢?罗尔斯曾专门有一篇文章论述从康德的意志自由到罗尔斯的普遍主义正义原则。推理过程是这样:首先,第一个检验就是,你做任何一件事的时候(比如是否撒谎),你要用自由意志判断这件事对不对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此时此刻,如果你认为在这件事上你的自由意志不受任何环境约束,你得出结论该做或不该做这件事,那么你再把这个检验深入到第二层检验,即是不是你自己在所有的场合,所有的情况下都应该做或不做这件事,才能完成你的自由意志,如果也通过了,那你再问第三个问题,是不是所有的人在所有的场合、所有的情况下,都做或不做这件事。如果是,那么做或不做这件事就应该成为普遍遵守的规则。 当然在伦理学史上有很多学者围绕康德的例子来批评,比如有人在追杀你的朋友,这时只有你知道朋友的隐匿之处,当杀手逼迫你讲出你朋友的藏身之处的时候,你是撒谎还是不撒谎。康德对此的回答是,这不是他所讲的自由意志,这已经是不自由的意志了,因为你面临着有人持枪,他在物质上束缚着你。所以康德不回答这个问题。 由此,从欧陆哲学中衍生出来了一种看法就是,真正的自由,也就是自由意志意义上的自由,应该是由普适主义或普遍主义原则来保证的。这就涉及上面提到的用正确推理原则得到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行为规则。所以很有意思的是从两个对自由的理解都可以得到道德金律。普遍主义原则下,可以出现看上去“非理性”的道德事件。 这里又涉及到道德问题的另一个维度,它是特殊主义呢,还是普适主义。现在很多的道德研究都认为,仅仅靠普遍主义推出来的原则,可不可以推出指导我们日常生活的那些道德准则,恐怕还是不行。这就像宪法并不能处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事,还需要商法、民法等等具体的法律。所以,为处理我们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麻烦、冲突,还不能仅仅依靠一些最普遍的道德准则,我们还得承认具体的义务、责任,也就是所谓特殊主义的道德。 就我们中国的文化来说,除了孔子对仁的看法具有普遍主义外,后来是越来越相信特殊主义。像韦政通先生总是强调中国的差序格局,就是非普遍主义,是人们之间的交往有差等。最爱的是父母,再次是兄弟,再后是邻居,然后推及其他人,像水的波纹一圈圈扩展下去。这都是相对主义的、特殊主义的原则表现。这是我们中国的实际情况。 面对我们今天现实生活中道德滑坡的局面,在我们将抽象的理论用来解释现实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的分析也刚刚进行了一半。在中国社会里,什么是道德行为。我觉得,就是每个人要把自己特殊的环境考虑清楚,你是这个环境的中心,你有父母、子女、亲戚、邻居、朋友,你把自己与这些人的关系都做一个理性的认识,做一个很深切的理解,判定你与他们之间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然后按照你确定的理想模式去处理各种关系,去与别人博弈,一直处理到符合你理想模式的程度。你的理想模式就是你的道德准则,你就这样行为。比如,孔子说,子为父隐,直在其中。那么父亲犯了罪,儿子包庇,这里包含了正义。你说要大义灭亲,那不行,不现实。所以在一个特殊主义的文化中间,没有宗教传统的文化中间,就得从特殊的角度每一个人都来判断,理性的判断,利己地但不是自私地来判断你应该怎样处理,而不是实际上怎样处理(是应然而不是实然)人际关系,然后以这个判断来指导你的行为。在道德准则之下,在道德理解之下,尽量地朝这个方向努力的时候就涉及到实然,实际上很多事情你不得不做,但你认为不道德,你认为可能不对。这是每一个人都需要解决的人生问题、冲突,每个人总是处在这种冲突中,这是你的生命过程。这没办法,每一个个体都是这样。 这种情况下,一个可以说是最严重的问题就出来了:就是从乡土中国到一个现代市场社会的过渡时期,由于我们缺乏强有力的普遍主义原则,那么怎样才能形成道德共识?例如,当分工充分发达了以后,农民本来是一个村,通过婚姻关系都是新戚,本来是很有共识的。而现在搞乡镇企业了,你生产钢管、他生产水泥、我生产煤炭,有专业分工,就有了利益冲突,就面临启蒙时代人们所遇到的道德危机,原来的共识就开始崩溃,就开始“杀熟”,越好的朋友越宰你一刀,因为他没有办法不这样行事,因为这是在特殊主义原则指导下。结果有很多在乡土中国条件下可以达成的道德共识这时就达不成了。像义利之辩影响就很大,例如反暴利法的产生,就有一个文化背景,有一个传统。 所以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本来就缺少普遍主义原则的社会,一旦走入市场经济或现代的分工社会,那么原来赖以维系社会的家庭联系就被冲烂了,血缘关系就被淡化了,那么与血缘关系联系的前现代化的共识就瓦解了。而宗教生活我们又没有,没有一个从中世纪带来的遗产,就是把上帝变成法就完事,使社会有一个自然秩序的条件。所以就变成了无法无天的情况,人们就开始追求最眼前的利益――货币,用钱来指导人的行为。这时你没有道德准则了,你从小到大,没有人告诉你什么行为是道德的,道德是教育出来的,是一点点在传统中熏陶出来的,可我们的传统正在巨变,正受到冲击,每一个人都开始失落。如果按正常的状态,即便在一个特殊主义社会,也先有一个道德的基准,在这个参照系之下,人们知道向道德方向去努力,就是文明化的过程(civilization),而现在我们似乎不是这样,而是有点野蛮化过程,因为,没有人去指导,人们完全是看怎么自私就怎么来了。人们只是靠理性驱动,他的利益函数、效用函数,力求在目前最大化,今后的事也不想了。严格地讲,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事是要经过多次博弈的,就是说一个充分理性的人应该考虑到无穷远的未来的收益,然后将它折现到现在使效用最大化,这个最大化就有可能是道德性的行为,也就是顾及他人的行为,因为如果毁掉了名誉,以后就没办法与人合作。但我们处在过渡时期,未来贴现值不确定,以致没有人考虑。结果每一个人都越来越短视,所以就会看到我们社会目前的假冒伪劣,这都是不要未来名誉的行为,一个规范的社会不会有这种现象。这又形成劣币淘汰良币,如果你顾及名誉,你就吃亏,以致生存不下去。结果就很危险了。一旦出现了这种道德风险(moralhazard),影响破坏了互相信任的关系,如果这种道德风险代价太高,没有一个机制来平滑它,那就是逆淘汰,是劣币驱逐良币,那么最后这个社会里都是坏人,那些稍微好点的人都生活不下去。我总举这个例子,就是人类学家(RuthBenedict)观察到的一个部落,这个部落以能骗住所有的人为英雄人物的标准,就是大家都服骗术最高的人。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一直坚持这种标准,那就没有贸易、交换、信任可言,市场在这个意义上就崩溃了,结果这个部落几十年以后就会自然消失。 在目前的时刻,我并不是雷锋,我也不想让每一个人来考虑道德问题,但我觉得道德的危机就在我们身边,如果我们处理不好,那无论是改革还是市场社会的发展都很困难了。 很可惜,对目前的状况,我提不出任何具体的办法。我在香港除了制度经济学,就一直都是研究企业家行为,这两者是有关系的。制度创新是企业家的行为而不是理论家的行为。那么什么样的制度可以使我们的道德危机得到缓解,我不知道,我只是说这是一个企业家创新的过程。我总用这样的例子,就是在最大的企业之间,他们已经形成了一种强盗对强盗的规则,就是说,如果你不守规则,那你就死了。所以在这一层次的企业家里名誉非常重要,他们开始向长远着眼,不是搞短平快。所以有恒产者有恒心是有道理的。因此,有充分的竞争就会产生一个良性的秩序。但这个秩序是否能够扩展,扩展到中小企业,那还得观察,这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但这是一种希望。从理论上可以提出来的一个原则(不是规则),就是竞争性原则。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是真正好的制度,但我知道真正好的制度一定是竞争的产物,是制度创新,是各种不同制度之间竞争产生出来的结果。这个竞争的结果可能是没有一个人满意,但这是我们得到的最好的制度或最不坏的制度。所以,只有充分竞争才是我们得到好的制度,解决道德危机的唯一途径。这就回到了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阵营,只要允许我们自由交往,也许就可以建立规范及道德共识。 但是,现代经济学还不现代,因为它没有思考人存在的意义这个现代问题,或上面我们说的现代危机这个问题,我们声称现代只不过是数学用多了点。因此,为了使经济学进入现代,经济学必须首先回到古典,处理古典的问题。因为古典经济学的时代正是启蒙时代,正是那时候人们认识了现代危机。所以我们要回到古典经济学,重新梳理出现代传统,这才可以继续往前走,进入现代。如果缺乏这种眼光,就值得批判。我一直在思考现代经济学,我是从存在哲学、从生存论的角度来从新写经济分析。实际上我们做的任何一项经济分析都不可能脱离价值判断,我们的价值判断最基本的就是从生存哲学、从生存论的角度、从这个世界对我们有什么意义这个角度,来给出我们的价值判断。在这个判断基础上,才可能有类似效用函数,博弈均衡的选择这些能动的选择,去改变传统、去改变均衡、去进行制度创新,我认为从这个意义上,经济学才现代化了。就是把人的意义考虑进来,而不是像新古典的现代经济学所表现的就是把人当成一个东西来控制。现代经济学无非做得动态化一些,像最优控制理论,但我们只要问人在哪里的问题,就会发现现在经济学的缺陷。我想中国人如果说能够超越西方的经济学或者说能够继承它并超过它,一个可能出现突破的点就是结合我们的文化强势,也就是文化的比较优势,因为在中国哲学中的深厚的人文基础、人文传统,把人的意义带回到经济学中来,这就有可能形成一个中国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 经济学基础论文:实验经济学基础理论论文 直到最近,经济学尚被普遍看作一种必须依赖于对现实世界的观察、而不能依靠在实验室里做受控制的实验来进行研究的非实验性科学。许多评论者发现受利己主义和理性决策所支配的“经济人”(homooeconomicus)这一普遍假设存在局限性。然而,经济学研究已经开始朝着新的方向起飞。大量和日益增多的科学工作致力于对经济学传统的基本假设的经验检验和修改,特别是有关无限理性、纯粹利己主义和完全自治的假设。而且,目前的研究越来越依赖于来自实验室的新的实验数据,而不是从对实际经济的观察中所得到的传统的现场数据。最近的这些研究源于两个区别显著、但正趋于一致的传统:一是认知心理学中有关个人决策的理论和经验研究;二是以实验的方法对经济理论预言的检验。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已经跻身于经济学最活跃的领域之列。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就是在这两个领域从事研究的前辈。 一、实验经济学的基础 传统上,经济学被看作一种完全依赖现场数据的非实验性科学。许多人认为,这一点是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继续发展的障碍。除非我们可以进行受控制的实验,否则对经济理论的检验将永远是有限的。仅仅根据现场数据,人们很难判断一个理论是否失败或何时失败,并正确地指出失败的原因。在理论与受控制的实验观察两者之间的反馈渠道在经济学中基本不存在。 一种新兴的、被称作“实验经济学”的研究领域的建立从根本上对这一观点提出了挑战。在受控制的实验室里,实验者以简单、抽象的形式模仿在市场和其他经济交往形式中出现的场景,以研究这些场景中的人类行为。这些实验的结果能在多大程度上推广并应用于市场环境,对此尚有争议。但是,微观经济行为的实验结果能为经济理论的发展提供重要信息。 早年已有前辈学者从事经济学的实验研究。50多年前,张伯伦(Chamberlin,1948)试图通过实验来检验新古典的完全竞争理论。约翰·纳什(JohnNash)——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与他的同事通过设置一个实验对博弈论的预测能力进行了早期研究。 然而,毫无疑问,实验经济学的主要研究者是弗农·史密斯。史密斯不仅作出了最重要的早期贡献,而且始终是这一领域中的一个关键人物。他培养并联合了大批从事实验经济学研究的年轻人,其中成就最为卓越的当属查尔斯·普洛特(CharlesPlot),他在这一领域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1.市场机制 弗农·史密斯的意义最重大的工作涉及市场机制。他对竞争性市场所做的创新性实验 (1962)、对不同拍卖形式的检验(1965,1976,1980),以及对“诱导价值法”(induced-value,1976)的设计,都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史密斯第一篇实验文章的灵感来自张伯伦(1948)的课堂实验。当时,张伯伦是史密斯在哈佛大学的老师。他让实验参与者扮成一个虚构商品的买者和卖者,进行讨价还价。张伯伦认为实验结果证明标准新古典理论关于完全竞争市场的模型是错误的。 史密斯意识到,如果接受实验的人被放在一个与现实市场更加相似的场景中,张伯伦的结论将更加引人注目。于是,史密斯设置了一个实验,在一个“双向口头竞价”(doubleoralauction)中参与者被分成潜在的买者或卖者两个群体。买者和卖者的角色是随机分配的。为每个卖者提供一个单位将要出售的商品和一个保留价格v。卖者不允许以低于v的价格出售商品,而以p v的价格出售,卖者可以获得p—v的收益。同理,每个买者也被分配了一个保留价w,这是他们允许购买的最高价格。 史密斯(1962)就此总结到:“只要共谋被禁止,所有的出价和交易都绝对公开……竞争性的均衡就很有可能实现。……供给和需求条件的变化引起每个时期交易量和成交价一般水平的变化。后者与竞争性价格理论的预言合理相符。” 为了检验与理论的一致是否纯属巧合,史密斯和其他的研究人员后来做了一系列相似的实验,实验结果反复证实了史密斯最初的结论。此外,史密斯和普洛特(1978)的合作研究还发现:市场制度确实重要。他们比较了当买者和卖者被允许在一个交易期内不断改变价格和在整个交易期内必须出示同一价格的实验。结果发现,后一方案向理论均衡价格的集中减慢了。与收集现场数据相反,实验方法得出的这个结论不可或缺:在以一种受控制的方式改变“市场制度”(本例中关于价格调整的规则)的同时,保持“市场环境”(本例中对保留价的分配)不变是可能的。 在几乎所有市场实验中,对一个假说的明确检验都需要控制接受实验的人的偏好。这是一个主要困难,因为买和卖通常会受到参与者个人对收益和损失的特殊评价的影响,而研究人员不能直接观察到这种评价。张伯伦(1948)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以及解决方法,主要是为每个接受实验的人提供一种货币刺激,这就是“诱导价值法”。史密斯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方法。 为了说明这一方法,可以考察一个在同质商品市场中扮演买者角色的人,假设实验者想让这个人表现出一个特定的需求函数D,然而,实验者不知道这个人的财富效用u(w)。史密斯的方法是:对以价格p购买q个单位商品的人,付给R(q)—pq美元的报酬,其中R是所选取的适当的报酬函数。根据经济学理论,这个人所消费的产品数量q将使q不断增加所带来的边际收益等于所付出的边际成本,即R’(q)=p。如果对于任何相关价格,(R’)-1(p)=D(p),只要未知的效用函数不断上升且呈凹形,那么他的需求将与我们所希望的需求函数一致。 2.对拍卖理论的检验 自20世纪60年代初,拍卖理论便成为微观经济学理论和博弈论中最为成功的发展之一。史密斯用实验对其中的许多主张进行了检验,而且,是他最先在实验室把受控制的实验作为“风洞”来检验新的拍卖形式。 随着拍卖形式由简单到复杂,理论研究深化了人们对现实世界市场运行的理解。传统上人们把拍卖分成4种类型:英国式拍卖、荷兰式拍卖、第一价格密封拍卖和第二价格密封拍卖。微观经济学理论还区分了具有个人价值和共同价值的拍卖。在个人价值拍卖中,拍卖者的评价在统计上独立。相反,在共同价值拍卖中,买者的价值具有共同的成分。 经济学理论对个人价值拍卖作出以下3种预言:(1)就谁将获得该物品和卖主的预期收益而言,英国式拍卖和第二价格密封拍卖相同。这一结论源自个人理性;(2)荷兰式拍卖和第一价格密封拍卖相同,这一结论源于对纳什均衡行为更加有限的假设;(3)如果所有买者是风险中性,4种拍卖形式相同。 为了检验这些和其他一些理论预言,史密斯做了许多实验。他发现:关于预言(1),正如理论所说,英国式与第二价格密封拍卖确实产生相似的结果;关于(2),与理论相反,荷兰式与第一价格密封拍卖没有产生相同的结果;关于(3),假设买者具有相同风险态度的模型应当被抛弃。此外,他还发现英国式和第二价格密封拍卖的平均销售价格高于第一价格密封拍卖,后者的平均销售价格又高于荷兰式拍卖。 在这些结果中,最意外的一点是荷兰式拍卖与第一价格密封拍卖不同。对此的两种理论解释是:在荷兰式拍卖中,效用不仅取决于货币结果,而且取决于“等待的焦虑”;出价者低估了与荷兰式拍卖中的“等待”相关联的风险的上升。 3.实验室是“风洞” 为了研究人们为放松管制、私有化、公共物品供给所设计的制度机制的表现,史密斯和普洛特首创了把实验室作为“风洞”(一种用于检验航空器模型的实验装置)加以运用的方法。由于上述机制往往很复杂,实验方法就尤其适用。史密斯研究了为公共物品提供所设计的激励相融机制。在实验中,他检验了由经济学理论家所提出的机制和自己所作的某些变形的有效性。 4.实验方法论 除了关于市场和拍卖的大量研究结论之外,史密斯的工作对经济学方法论也具有重要影响。他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实验经济学:诱导价值理论”,为在实验室里设计经济学实验提供了富有实践性的详细指导。近年来,这篇文章已经成为实验经济学者研究的范例。 由史密斯开发的实验方法不同于心理学中使用的实验手段。为了抵销决策成本带来的扭曲,这种方法强调为接受实验的人提供足够货币刺激的重要性。他还着重指出将实验设计成重复实验的重要性,从而使接受实验的人熟悉并理解实验环境。 二、行为经济学的基础 大约半个世纪以前,爱德华兹(Edwards,1954)引进决策作为心理学家研究的主题,同时,西蒙(Simon,1956)也提出一种基于有限理性的信息处理和决策方法。然而,认知心理学中的研究并没有推而广之,直到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维尔斯基(1996年逝世)发表了他们关于判断和决策的研究成果。虽然卡尼曼的研究遵循了认知心理学的传统,但对经济学家也具有指导意义。在讨论卡尼曼的特殊贡献之前,下文将简要介绍经济学和心理学中关于决策概念的某些区别。 1.经济学和心理学中的决策 经济学家通常假定市场行为主要受物质利益的刺激,经济决策主要受利己主义和理性支配。理性意味着决策者为了在一定的目标和可选择方案下作出最优决策而以一种富有逻辑性和系统化的方式使用现有信息。这些决策是以一种前瞻性的方式作出的,充分考虑了当前决策的未来后果。 在心理学,特别是认知心理学中,一个人通常被看作一个系统,以自觉、合理的方式编码、解释现有信息。但是,其他一些不太能意识到的因素也被认为在以系统化的方式支配人类行为。正是这种更为复杂的观点开始渗透到经济学理论近来的发展当中。 传统上,经济学家给定决策者对可用选择的偏好,并使其保持不变,认为决策者对自然状态和自己行为的效果会形成预期,并根据统计原则处理现有信息。在既有的市场条件下(该条件决定了决策者可选择的方案组合),决策者的行为就被假定为:正确地分配相关随机事件的概率,选择一个使预期效用价值最大化的行动。 相比之下,认知心理学家考虑的是一个交互作用的过程,几个因素都会对决策产生重要影响,比如知觉、信仰或心智模式。诸如感情、态度等内在动机也会影响一项决策。此外,对以前决策及其后果的记忆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认知函数。在这种复杂观点下,人类行为被认为是局部地适应于一个既定的环境。行为具有适应性,取决于环境和瞬间的感知状态。 卡尼曼等人通过调查和实验收集到的事实,对经济学的理性假设,至少是对复杂决策情景下的理性假设提出了质疑。例如,现实世界中的决策者不总是依据概率法则评价不确定前景,有时,制定决策会违背预期效用最大化原则。卡尼曼的贡献主要是关于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和决策。 2.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直观推断和偏见 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发现了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是如何系统性偏离传统经济学的理性原则的。隐含在他们早期研究中的基本观念是:人们通常往往无法充分分析包含经济和或然判断的情境。在这样的情境下,人的判断依赖于特定的捷径和直观,有时会产生系统性的偏见。 一个基本偏见是:人们似乎会使用“小数定律”,将相同的概率分布用于小样本和大样本的经验平均值,违背了概率理论中的大数定律(特维尔斯基和卡尼曼,1971)。例如,一个著名的实验发现:接受实验的人认为,不管是在小医院还是在大医院,某天出生的婴儿中男孩的可能性都有60%以上。总之,人们似乎不会意识到随机变量样本平均数的方差随着样本规模的增大而递减的速度。另一个相关的例子是“赌徒的谬论”:许多人认为在随机机制下第二次抽签与第一次抽签负相关,即使每次抽签在统计上独立。 小数定律与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有关,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发现这一直观推断在人的判断中是一个重要因素。特维尔斯基和卡尼曼(1973,1974,1982)在几个简洁的实验中举例证明了这种直观推断的功能。他们要求接受实验的人在既定描述的基础上给人归类,比如是推销员,还是议员。如果对某个人(从总体中随机抽取)的描述是“关注政治,喜欢参加辩论,渴望在媒体上露面”,大多数接受实验的人会说这个人是一个议员,即便推销员在总人数中占较高比例而使这个人为推销员的可能性更大。此后特维尔斯基和卡尼曼(1973)为了进一步考察这种思维的直观,为接受实验的人提供了关于总体人群真正比例的信息。实验结果证明,这些信息几乎对人的判断没有任何影响。 另一个或然判断中普遍存在的偏见是可用性(availability),即人们是通过很容易想起的事例来判断概率,结果造成较高权重被分配给突出或容易记住的信息。认知心理学中的一个研究成果是:与陌生的信息相比,熟悉的信息更容易从记忆当中获取,被认为更实际或更相关。仅仅在媒体上重复某一信息而不论它的准确性,会使该信息更容易获取,从而被错误地认为更准确。 这些关于人类判断的事实证明,人们的推理以系统化的方式违背了概率基本原则。因此,卡尼曼的研究对一个传统经济理论基础的经验有效性提出了强烈质疑。 3.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预期理论 现有事实表明,不仅判断,而且决策也系统化地偏离了传统的经济学理论,特别是许多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背离了预期效用理论的预言。 对不确定条件下决策的预期效用理论的偏离首先由198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里斯·阿莱(MauriceAllais)第一个指出,形成了“阿莱悖论”。卡尼曼提供了更广泛的关于预期效用理论偏离的事例。 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在一篇具有重大影响的文章“预期理论:关于风险状态下决策的分析”中提出了另一个模型架构。预期效用理论是自明之理,而他们的预期理论则是描述性的,是从经验观察中以归纳的方式发展而成,不是从一组逻辑公理中演绎而来。后来,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1986)认为,事实上两种方法都是必需的:预期效用理论描绘了理性行为的特征,而预期理论则描述了实际行为。虽然预期效用理论为某些简单和透明的决策问题的现实选择提供了准确的代表,但大多数现实生活中的决策问题是复杂的,需要更加丰富的行为模型。 预期效用理论的模型表达是:假定对财富w存在一个实际价值函数u,如果行动a使出现不同wi的概率为Pi,行动b使出现不同wi的概率为qi,那么当满足下列条件时决策者选择a行动而不选择b行动: 相比之下,预期理论规定了两个函数的存在,即v和π当满足下列条件时,决策者选择a行动,不选择b行动: 可见,两个理论模型存在三点区别。第一,在预期理论中,决策者感兴趣的不是财富的最终价值,而是财富相对于某一参照点的变化Δw。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认为,一个决策问题具有两个阶段。为了给眼前的决策确定一个合适的参照点,问题首先被“编辑”,接着选择的后果被“编码”:超过参照点的视为赢利,低于的视为亏损。编辑阶段之后是评价阶段。 第二,就是关于预期理论中的价值函数v(图1)。除了该函数的自变量是财富的变化之外,这个函数还呈S形。凹的部分是收益,凸的部分是损失,显示了对两种方向上的变化的敏感性的逐步降低。而且,它在0的位置上有一个拐弯,少量损失比少量收益上的函数更加陡峭。相反,预期效用理论中的效用函数u在任一点都是平滑、凹陷的。 第三,预期理论中的决策权重(DecisionWeight)函数(图2)是目标概率p和q的变形。这个函数单调上升,在0、1处间断,它系统性地给小概率过多的权重,给大概率过小的权重。 这些区别使预期理论与上文所提到的经济事实相符。既然人们在财富变化的基础上评价风险前景,关于编辑阶段的适当假定将使模型与普遍观察到的、人们根据问题的构筑方式不同而作出不同选择的现象一致。价值函数v在参照点上的拐弯意味着人们的选择与损失厌恶假设相符。对价值函数上变化的边际敏感性逐渐降低的后果是使决策者变成了面向收益的风险厌恶者和面向损失的风险偏好者。而且,决策权重函数高估小概率、低估大概率的事实可以解释“阿莱悖论”。 总之,由卡尼曼等人所做的经验研究揭示了几个在不确定条件下进行选择的规律,预期理论中蕴涵的思想对解释这些规律大有帮助。与预期效用理论相比,预期理论及其扩展在更为准确地描述风险条件下的个人行为方面迈出了重要的步伐,现已成为该领域许多应用经验研究的基础。 三、总结 丹尼尔·卡尼曼运用认知心理学中关于心理过程的深刻见解,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了人们制定经济决策的行为。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对不确定条件下决策行为的研究最有影响力。卡尼曼还对行为经济学等其他领域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卡尼曼已经成为近期在行为经济学和金融学研究领域中所出现的繁荣景象背后的一个主要灵感来源。他的研究对其他领域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弗农·史密斯是开创以实验作为经济学经验方法论的一个最有影响的人物。与卡尼曼不同,他没有以挑战传统经济学理性决策理论而开始,而是检验了关于市场表现的假说。卡尼曼的调查和实验主要关注个人的决策,而史密斯则将实验的重点放在特定市场环境下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上。他还强调了方法论问题,发展了具有实践性的实验方法,建立了构筑一个良好实验的标准。基于史密斯的成就,许多经济学家开始把实验室实验作为一个基本工具。 近来的一股研究热潮利用了心理学和实验经济学传统的结合,对经济学和金融学的所有领域意义深远。尽管卡尼曼和史密斯的研究在许多方面不同,但他们的科学贡献联合起来已经改变了经济科学的方向。最初,经济学界对他们的研究持怀疑态度。在经历了长期和进一步的研究工作之后,他们的主要思想开始在这个领域渗透。正是他们的成就使今天的许多经济学家将心理学的见解和实验方法看作现代经济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教育专业论文:探讨汉语言文学专业教育 论文摘要:我国各个高等学校专业设立中,设立最多、设立时间最长,同时又是学校专业组成中必不可少的专业之一便是汉语言文学。它具有众多的优势,例如基础实力雄厚、就业范围较为广泛、社会各个行业对其需求比较稳定,等等。但是,在信息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同时,我国的科学教育事业与经济文化也在飞速向前发展,这都在渐渐改变着人们传统的教育观念以及人才战略观念,更对传统的人文类专业造成巨大的冲击。 作为历史久远的传统类专业之一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早在“五四”时期便已确立其基本内涵,而其专业中的课程系统组成是在20世纪中叶左右,在借鉴前苏联模式的基础上确定的。在时代的限制下,汉语言文学的人才培育方式发展为知识性的,其能力培育仅仅是知识传播下的衍生品,能力本质并不是其目的。如今社会迫切需要专业性能力较强的应用型专业人员对于汉语言文学类专业毕业的学生来说,展现自身能力及才华的主要方式就是写作,这也是社会各界对此类专业毕业生的最基础性的要求。从当今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的学生就业状况来看,他们的主要工作类型有:语文教育、文化宣传推广、新闻类工作、秘书、行政管理等,这些工作都要求相关从事人员具备较高的写作能力。所以,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在大学时期要进行语言及文学基础知识的扎实积累,同时还要进行文学气质的培养、语言表达能力的提升、审美观念与创新思想的培育,这都是为毕业生踏上社会赢得欢迎所做的备战工作。所以,要从当前社会对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所要具备的能力培育出发,针对其课程系统与培育方式进行相关的改进以及结构性的调整,整体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对社会发展的适应能力,以此形成自身特有优势,不仅顺应实际需求,同时也是顺应时势潮流。 一汉语言文学专业所具有的教育特色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生的职业定位是比较模糊的,它不像建筑工程学、会计学以及医学类专业那样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与实用性,因此难以与应用型直接相提并论。汉语言文学专业是传统的人文类学科,不仅承载展现人文精神风貌的重任,还承载着发扬和提高全民整体语言文化素质的重任。它的主要内容是对中外优秀文化及其遗产的学习与传承,其核心内容是关心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意义与价值,即对人类、国家、民族、集体、个人与自身的一种认知和社会责任。因此,其专业教育的特色在于其培育出的毕业生主要就职于人事的相关工作,对专业生人文素质的培育比较重视;教育非直接体现于应用方面,而是从对社会人文观念及精神文明择取的影响上加以体现;不注重直接创造出的、可以进行计算的经济收益,而是注重对无法以数值计算的社会收益的创造,等等。目前,在社会不断进步以及就业形势逐渐严峻的情况下,教育的实用性逐渐成为教育的追求目标。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育来讲,进行适当变革是很有必要的,在坚持传统的同时,积极与社会需要接轨。 二当前汉语言文学教育存在的问题 课程设置中存在的问题。比普修课课程安排,专修课的上课时间明显太少,导致对专业的深度学习出现不足;其次,教育教学方式中存有的问题,实践类课程安排较少,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不强。 考核体制与考核形式方面的问题。部分学生对专业知识的研究及掌握不足,但是都能够顺利获得相关学分以及通过最终毕业考核,这其实是对专业考核体制与专业考核形式存在缺陷的一种展现。例如:部分试卷考核的只是一些简单的专业概念,等等。同时,试卷决定课程最终成功的观念使得学生们只关心考试的最终结果,而忽略教育教学的整个过程。 学生对自身所学专业的热爱程度不足的问题。对自身所学专业的认知不足,缺少对优秀文化传承与发扬的光荣感及使命感,同时自身专业素养还有待提升。 三汉语言文学专业教育可采取的措施 1专业教学借助实用性理念来指导 在《中国大学生》这本杂志中,该专业的就业方向被描述为各类的编辑职务、教师、文案策划工作人员以及文秘等。然而,现实中, 这个领域的毕业生的就业方向多为新闻出版社、政府工作机关、企业公司以及科研机构,还有部分人从事了新兴的产业,诸如房地产、律师、金融外贸等。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汉语言文学这个专业的就业面是非常广泛的,但是此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往往面临着有关专业的竞争压力,比如像新闻、公共管理、广告、文秘等专业。 2优化课程,增加学生专业知识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量多且杂,包含了诸如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古代文学以及现当代文学等十几门课程,为了使汉语言专业具有更好的竞争力,我们应当从三方面对课程进行优化:(1)课程内容精简化,要随着本领域的发展步伐,将最新的知识体系以及分析方法注入每门课程中。(2)核心内容凸显化,每门课程的结构都必须优化,学科基础的建立应根据此学科当前的发展来确定。(3)课程内容体系突出化,将各课程中的内容进行整合,使交叉重复现象最大限度地消除。 3提高学生的专业应用能力 为了满足就业的需求,必须提高专业的应用性,根据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就业方向,增加其专业应用性。应该在“读”、“写”、“说”这三个领域下功夫,这三方面的技能必须得到强化。此专业要从以下五个方面来进行实用性教学工作:现代各种类型问题的写作能力、古今各种问题类型的阅读能力、信息的调研能力、语言的教学能力以及口头表达能力。课程体系必须得到良好的设置,教学内容也应丰富化,最好是能够形成某些应用模块来辅助专业课程的教学。只有这样,学生的这五个方面的能力才能加强,为以后的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成为一个专业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人才。 4要始终围绕着目标进行教学内容的改革 结合开放式的人才教育培养目标,教育教学中后续课程与该课程的衔接工作应得到我们的重视。比如,在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中都有某些相同的文字,我们应该对此部分知识进行整合梳理,让重复度降到最低。安排课程内容的教学工作,不必追求过深,只要“够用”“必须”即可。要结合本专业的最新动态精选课程内容,培养学生的语言敏感度以及自主学习的能力。 关于教学资源的选取问题,学校应根据课程改革以及教学大纲的需求,优化选择各种不同的教材。一方面要选择使用频繁的教材,满足语文教师的各种新需求以及现代教育的新挑战;另一方面要选择足够量的参考教材作为后备资源。这样一来,诸如教学标准的制定、教学大纲的实施、课程体系的确立、教学辅导的夯实、教学资源评价以及数字化工作才能得到有效的开展。我们要借助网络,稳步有序地组织有关的教学辅助资料以及与本课程有关的教材档案体系。 四专业教育要具有创新的理念作为指导 我们进行创新就要做到内容创新、教学方式创新以及教学思维的创新,各自的具体内容如下。 1教学内容创新要突破专业限制 该专业的毕业生虽然拥有着一个广阔的就业面,然而因为专业针对性不强,其就业工作往往受到其他专业学生的强力冲击。因此,本专业的教学工作不能仅仅考虑文学和语言本身,而应该适当地结合就业现状和学科的发展历史推陈出新,增强学生的职业技能。其实说白了,像广告、公共管理、文秘以及新闻专业,其实就是在汉语言文学这个领域经过创新发展起来的。由此可见,在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前提下,我们还应该突破传统的限制,不断改革创新,让汉语言文学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诸如新闻传播、教育教学工作、社区文化管理、公关和文秘、广告文秘等,都可以成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个应用模块,借助各个模块的学校教育,学生可以获得宝贵的从业能力和动手能力。 2强化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 汉语言文学专业有着极强的文学底蕴,要求学生不仅要有坚实的东方文化底蕴,还要有深厚的汉语感情。学生创新素质的形成能力与自身关于东方文化的亲和力以及自己推陈出新的能力有很大的关系。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非常重要。一方面,教师要在思想上与时俱进,具有极强的意识以及新颖的教育教学思路,他们不仅要潜心实验、乐于探索,还要不断地开拓进取。要一改以往的那种文化传声筒的角色,通过创新活动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针对某些社会问题(例如新媒体传播方式、博客等)可以为我所用,将其带到课堂之上供学生思考。另一方面,教师也要培养自己的思维创新能力。他们要利用自己渊博的知识,在教学工作中不断地创新,用新观点、新思想不断地激励学生,学生在巨大的感召力之下也会感同身受,进行探索、发现、分析、思考、创新。虽然,根据专业特点,此专业的教师大都不讷于言,然而,他们必须要以实际行动,言行结合,培养学生的自信心和善于思考的能力。 总之,新课堂不仅饶有趣味充斥着人文气息,而且还洋溢着人性的光辉,它让师生之间的交流互动工作做到了最好,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求知欲望。新课堂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成为了精神栖息的最佳港湾,培育新型思维的一方沃土,更成为师生人生历程的一次洗礼。如今的我,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还不能实现如此完美的教学目标,但只要我站在了神圣的三尺讲台之上,我就要孜孜不倦、竭我所能地工作。学生是我国的未来,我们在进行中文教学的过程中,更应该贯彻实施上面提到的问题,学生实际掌握的语文知识丰富了,学生的汉语言体系自然就完善了,只要这样,中华文化才能不断地流淌,传统文化才能不断地传承和弘扬。 教育专业论文:专业人才需要的计算机基础教育知识结构 内容摘要:文章通过曲式公共课面临的教与学的现状,从“学非所用”、因“才”施教、课程对接、课件运用四个方面,论述了曲式公共课改革的必要性,并提出应对措施。 关 键 词:曲式公共课 教学改革 对接 一名优秀的演奏(唱)者必须充分理解作曲家的基本构思,把握作品的风格、情绪和意境的要求,进一步理解作品所要揭示的音乐内容和音乐发展的逻辑,从而在作曲家界定的框架内进行二度创作。音乐基础理论学习的过程,正是使演奏(唱)者理解作曲家基本意图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途径。因此,音乐基础理论的学习对学习音乐的学生来说至关重要。 沈阳音乐学院本科公共课的音乐理论课程,都是由作曲系担任的,它包括曲式、复调、和声、乐理和视唱练耳5门课程。因此,作曲系的音乐理论课教学质量的高低,对学院整体教学水平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笔者所讲授的曲式公共课程,采取了理论讲授——音响感觉——谱例分析的结构形式,在讲授这门公共课过程中,笔者深深体会到,以相同的教学内容与谱例分析应用于不同专业各系的这种形式,不利于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 一、“学非所用”的教学方法应予改革 目前曲式公共课分析的绝大部分曲目都是以欧洲经典钢琴曲为主的。按照一个课程模式,以同样的要求、相同的谱例、相同的深度来教授不同基础、不同专业的学生,妨碍了他们掌握自己专业所需要的更多、更深的知识,结果在演唱、演奏中,学过的用不上,用得上的又没有学,甚至是简单分析一下曲式结构,也感到力不从心。这种“学非所用”的教学方法,应该进行改革。 例如,钢琴系的学生,接触了许多大型独奏和协奏作品,有许多是协奏性奏鸣曲式结构、边缘曲式结构和大型复杂自由曲式结构,在教学中仅仅要求他们掌握到常规奏鸣曲式,显然是不够的。对于学声乐的学生来说,分析大量的钢琴音乐作品,也是不合适的,应以分析声乐作品为主,以分析钢琴作品为辅。特别是学习民族声乐和民族器乐演奏的学生,应当针对其“民族”的特点,加大民族声乐曲和民族器乐曲的分析比重。 民族器乐曲在曲式结构和陈述结构上有自己独特的特点,与西欧传统曲式有一定的区别。在民族器乐曲的整体曲式结构方面,并不总是应用所谓的“三段体”形式。特别是对于小型民族器乐曲来说,四部再现曲式或多部再现曲式是十分独特的,这在西方传统音乐中为数不多。我国的散——慢——快的程式方法,是一种独特的、区别于西欧传统曲式结构的传统艺术手法。在曲式部分内部特有的复合呈示手法,以及各种乐思陈述的结构形式等都说明了民族器乐曲在曲式结构方面,有着十分丰富的创造力。这些优秀的民族艺术手法,都应在民乐系学生的曲式公共课的教学中得到充分运用,而不应没有针对性地,把不同基础,不同专业的学生,硬要按照一个课程模式按部就班地学习,那样不仅难以达到最基本的要求,而且还会因此而牵制课程的进度,妨碍他们掌握自己专业所需要的更多、更深的知识。一个学期跟下来,结业成绩虽然能及格,但在自己的实际演唱演奏中,学过的用不上,用得上的又没学,即便是简单分析一下曲式结构,也感到力不从心。这种“学非所用”的教学方法应该进行改革。 二、因“才”施教、学有所用、增强学习的积极性 教学改革应针对不同系的具体情况,制订出以部分典型的钢琴作品为核心并各有侧重的教学大纲和谱例。讲授及分析的内容应根据各系相应的情况而定。如钢琴系、电子琴系可用相同的大纲和谱例,以西方巴洛克时期、古典时期、浪漫时期和中国现代的钢琴作品为主,旁及印象派之后的作品,以声乐作品为辅,并对于部分复调作品进行分析与讲解。曲式范围可延伸至协奏性奏鸣曲式、边缘曲式以及自由曲式。声乐系的学生,应以分析中外艺术歌曲、歌剧为主,辅之以典型钢琴作品分析。民族器乐演奏的学生应以分析民族器乐曲为主,以分析钢琴作品为辅,掌握民族器乐曲式及陈述结构特点。只有这样以相应的教学大纲和谱例,来教授不同专业的学生,才能做到因“才”施教,针对性强,才可以更多、更广泛地接触与自己专业相关的音乐文献,做到学有所用,有利于学生专业课水平的提高,增强学习积极性。 以相应的教学大纲和谱例,教授不同专业学生,有如下好处: 1.针对性强,可以更多、更广泛地接触与自己专业相关的音乐文献,学有所用。 2.增强了公共课的学术性,能激发教师的进取精神。 3.因“才”施教,减轻了学生的负担,解决了基础差跟不上、基础好不解渴的问题,增强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4.与学生的专业联系密切,有利于自己专业课的提高。 三、应加强曲式课与和声课、乐理课的对接关系 笔者在教授曲式公共课时,深深体会到曲式课与和声课、乐理课的脱节现象,特别是和声课,这给教学带来了一定的困难。首先,在曲式课的实际分析中,学生不能熟练地分析出和弦功能以及调式调性;其次,曲式课中所涉及到的和声远远不止和声公共课讲授的一级关系转调的范畴;再次,单纯的四部和声写作已很难适应曲式课的需要。 因此衔接好这三门课程势在必行。 那么如何能在有限的课时内把三门课程衔接好,达到最佳效果呢? 首先,这三课应该由一位老师来贯穿讲授,这样教师在讲授一门课程的过程中,可以兼顾其他两门课。如在乐理课的讲授中,对于调式调性的分析,除了单声部旋律外,还应加强由旋律与和声结合而成的主调音乐的分析。同时还可以把曲式课中,涉及到的重复、再现、模进等发展音乐的基本手法,在乐理课中讲解、分析。而和声的学习,应以谱面的和声分析为主,并且一定要结合曲式结构分析。 其次,应该把这三门课的课时重新调整分配。目前沈阳音乐学院乐理课、和声课和曲式课这三门课,由以前的2.5学年变为2学年,其目的就是要把这三门课融为一个整体,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把学习效果达到最高。但就目前学时分配,笔者认为不太合适,乐理课36学时、和声课72学时、曲式课36学时,乐理课学时过长,而曲式课学时过短。把乐理课的学时减缩为16学时左右即可。因为在入学前,学生都系统地学习过乐理,有的学生学过若干遍,而入学后再让学生重新学习,学生感到乏味,教师也没有热情。如果一味地加深乐理的难度,可能会出现死钻牛角尖并且是毫无意义的问题,不实用,要么就是涉及到了和声、曲式其他学科的问题。所以,笔者认为,用16学时把乐理复习一遍,足矣。 在和声课的72学时中,用36学时学习四部和声写作,范围到一级关系转调的程度,虽然时间比较紧,但还是可以做到。在后36学时的学习中,主要是和声分析的学习,分析的深度可扩大到和弦外音及远关系转调,曲式结构掌握到单三部曲式的程度,并且分析的谱例尽量以完整乐谱为主。这样经过72学时的学习,学生能较好地掌握小型曲式的结构分析、和声分析、调式调性布局及发展音乐的基本手法等,为大型曲式的掌握打下牢固的基础,使学生在曲式课的学习中,能够适应授课的难度及节奏。由于曲式课涉及的内容多,难度较大,把乐理课剩余的课时,加入到曲式中,使曲式课的学时扩展到60学时左右,这样时间就比较充裕了。通过学时的调整,把乐理、和声、曲式三门课程的讲授真正地成为一个整体,而不是相对独立,使学生能在有限的时间内,达到最佳的学习效果,也为研究生入学及读研期间 曲式的学习铺平了道路。 然而,要真正去实施曲式公共课的改革并非易事。改变多年上课的模式,一下子恐怕在感情上难以接受;还有,新的理论体系的确定、新的教材的编写、教学大纲的制订、谱例的选择、分析的范围都需要一个重新梳理的过程,很难在短时间内完成,并且对教师的知识也要求提高。 四、充分利用课件辅助教学 曲式公共课教学改革,还要充分利用课件辅助教学,改变传统单一的教学模式,提高学习效率。 在传统的教学中,分析谱例,通常要说在多少小节,是谁的重复、变奏、模进、减缩、倒影等;在多少小节处,第几拍,是什么音,和弦是什么,这样分析起来特别麻烦,而且有些学生经常不能及时地找到谱例位置,久而久之,学生便对这门课失去了兴趣及信心。通过课件及展示台把谱例、文字、图形、图像、视频、音频等方式融入到教学过程中,使教学更方便、生动形象,有利于学生思维的发展,对教学内容更容易领会和掌握,提高学习效率。一改大家普遍认为呆板、机械、缺乏启发性、缺乏创新思维与能力的传统教学模式,从而把枯燥乏味、被动学习的习惯变为主动,并且教师利用先进的备课工具进行备课,不仅可以提高教师的备课效率,而且教案还可以永久保存,方便了教案的再利用和教师之间的交流。 在自制课件时,教师首先考虑的是怎样才能把课堂教学达到最佳效果,变枯燥为有趣,因此自制课件的过程也是对知识重组的过程,这个过程必然会使教师教学的创新能力得以发挥。如果所制作的课件与传统的教学模式一样,那实际就失去了运用现代化教学设备的意义。 但在教学中也不能过分依赖课件,即使水平再高的多媒体课件也代替不了整个教学,它起到的只是辅助作用。教师的人格魅力,以及通过师生间的互动、情绪的相互感染、调动学生积极参与教学,是任何形式的多媒体所不能替代的。就目前而言,多媒体教学只是教学中的一种重要辅助手段。既然是一种辅助性的手段,在运用中就不能过于夸大它的作用,更不能喧宾夺主。 教育专业论文:对交通运输专业教育方式研讨 1通过理论联系实际,增强学生的就业能力 大学生就业困难是当前社会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追根溯源就是学生学到的知识和社会需要严重脱钩,面对这一越演越烈问题,高等教育部门必须引起重视,将实践真实地引入课堂,而不仅仅是只停留在形式上而已。学生只有真正的将所学知识应用到实际,具有交通运输方面的能力,才会被用人单位接受,并且在实践的过程中,学生也会养成善思考、会分析、能应变的能力,了解知识转化为生产技能、社会效益的途径和方法,还能有助于学生在更广大的范围内熟悉生产实际,了解社会生活,开阔视野,提前实现社会化。才能有助于学生就业相关的各种能力的形成,才能逐渐减轻我国大学生严重的就业压力。 2将理论联系实际融入交通运输专业课程教学的几点建议 2.1改革教学方式 目前,从我国的教学现状来看,仍然以传统的“一支粉笔、一块黑板、一本教科书”的教学方式为主,但是这种传统的“你讲我听”的方式已经很难适应快速发展的社会需求。课堂教学应设计出一种使学生犹如置身于现实的虚拟环境,增加学生的感性认识,启发学生运用交通运输的观点和方法去分析现实问题,寻找理论和现实的最佳结合点,这样才能起到提高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能力的效果[2]。案例教学就是一种可行的教学方式,授课老师通过对现实生活中一些重要事件与项目的精心筛选,提炼出一个个案例,并利用先进的多媒体设备,集文字、图片、音像与模拟软件为一体,将教学内容生动地展现在学生面前,引导学生利用所学的原理剖析这些案例,在分析的过程中,使学生融会贯通,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2加强师资力量 建设以理论联系实际为导向的交通运输专业教育教学模式,离不开一支有力的教师队伍。但就目前而言,大部分专业教师都毕业于以基础理论教育为主的名牌老大学,往往实际动手能力不够强,所以除了要鼓励教师多组织研究项目外,还应该鼓励教师在行业组织和机构中兼职,鼓励他们在规划、设计、综合调度与运筹学等方面的综合发展。对现有院校中进行职业实践和教学培训的中青年教师给予资金帮助与时间上的保证,支持各种途径的进修学习。并聘请相关专业部门的高水平人才进行讲座,组织青年教师们进行谈论,共同提高专业时间能力,使他们既具备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和较高的教学水平,又具有较强的专业实践能力和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打造一支适应社会需求的专业教师队伍[3]。 2.3重视实验教学 总所周知,交通运输专业知识的相关模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必须拥有相关的独立实验设备,所以交通运输专业的教育教学对实验室建设的要求是很高的。授课教师必须通过实验室的仿真模拟,真实的表现所学内容,使学生真实的感受所学知识的具体表现,从中找出某些设计方案的缺陷与不足,从而分析其原因,并进行改善分析。所以,对实验室的建设要求就显而易见了。学校首先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保证实验室设备的购置与更新;其次,需要专门的实验室管理教师,熟练掌握所有的设备应用;最后,实验室应随时开放,欢迎广大师生去实验室进行实验,并在实验中对所学知识融会贯通。 2.4增加社会活动和实习的机会 对于交通运输专业,它是一门动态的专业,许多课本上学到的东西由于社会的发展也在逐渐的淘汰,所以对于交通运输专业的教育教学,不能只着眼于课堂上的教学,应该增加社会活动与实习的机会,组织学生去一些规划院、交通局、枢纽站进行实习,将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与实践动态的结合在一起。并可以明确一些当前的社会需求问题、与一些相关领域的空白知识,为以后的科研方向与就业方向做准备。并且,通过真实的社会实践活动,不仅能让学生全面、系统的了解交通运输专业,更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学生善于发现问题、勤于思考、精于分析、懂得应变的能力,使学生可以提前了解社会生活,开阔视野,为将来的就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2.5改革考试方式,组织模拟竞赛 传统的单一的、闭卷的考试方式过分的追求同一的标准答案,很大程度上促使学生只是上课记笔记、复习背笔记,考试考笔记,无法真正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没有真正考核出学生的真实实力。所以,应采取灵活的考试形式,除将课堂讨论、上课出勤、综合表现等内容纳入平时成绩外,还应该增设调查报告、实习心得等考试内容。有条件的话,可以组织模拟竞赛,可以通过以对某路网规划,或某枢纽的选址规模等研究为课题,进行模拟竞赛,全体学生参与,专业的相关教师们进行审核并打 分,最终以一定的比重记入考试成绩。通过多样化的考试形式,对学生的综合实力进行评分,充分、客观的反应了学生的真实水平,通过多方面的考试,也增进了学生对交通运输专业课程学习的热情和动力。 3结论 本文以以理论联系实际为导向,全面提高交通运输专业教育教学水平为主线,深刻分析了其重要意义,并提出了几点意见。交通运输专业教育教学模式的建设和完善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事业,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惟愿此研究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让更多的力量参与到交通运输专业教育教学模式的研究工作中来。 教育专业论文:大连大学音乐教育专业声乐教学改革研究 摘 要: 在当前的音乐教育改革背景下 , 大连大学音乐教育专业声乐教学改革采取改变原有课程体系、改变教师声乐教学观念、改变学生学习方法、完善声乐教学条件等办法 , 旨在强化职业技能培训 , 培养高素质的师资人才。 声乐教学是以声乐演唱为主要内容的一种教育实践活动 , 是一门规律性极强的应用科学 , 也是高师音乐教育专业的一门重要技能学科。大连大学几年来积极进行声乐教学的系列改革 , 旨在进一步强化职业技能培训 , 培养高素质的师资人才。 一、大连大学音乐教育专业声乐教学改革的历史长期以来 , 我国普通高校音乐教育专业声乐教学受专业音乐院校影响 , 教学观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模式等都没有体现出自身特点。2001年教育部制定的 《全日制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 》(以下简称 《标准 》 ) 正式出台 , 强调以音乐审美体验为核心 , 使学习内容生动有趣、丰富多彩 , 有鲜明的时代感和民族性 , 重视音乐实践 , 提倡学科综合 , 鼓励音乐创造。 《标准 》的提出不仅对我国音乐教育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 而且对从事普通高校音乐教育专业声乐教学的广大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大连大学音乐教育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具有合格教学能力的音乐师资人才。 这就要求学生不仅具备完成课堂唱歌、欣赏、弹唱等内容的教学能力 , 还应具备讲授科学声乐理论知识的能力 , 掌握科学声乐教学方法。因此 , 声乐教学改革力图探索新颖的教学方法 , 更新教学内容 , 实施多样化教学 , 采用集体课、小组课、个别课相结合 , 艺术实践课、多媒体教学等多种教学手段相配套 , 以弥补一对一授课形式的不足 , 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 促进教学的改革和发展。 二、大连大学音乐教育专业声乐教学的主要问题 1 . 大量扩招 , 生源质量下降。 随着国民教育的发展 , 对音乐师资的需求不断增多。新形势下,大连大学音乐教育专业声乐教学出现了许多新问题 , 扩招生素质偏低给声乐教学带来难度 , 旧有的教学及管理模式与新形势不适应。 2 . 专业能力不强 , 忽视师范素质培养。 大连大学音乐教育专业担负着为社会培养合格教师的重任。 “ 合格 ”已不再是高水平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而是新世纪所需要的综合素质和敬业精神 , 仅仅上好专业课已达不到新的教学目标。 3 . 过多注重技术训练 , 学生综合素质不强。 音乐教育专业声乐教学在关注技术训练的前提下,应加强相关学科的综合素质。声乐教学不仅要弘扬我国民族声乐文化艺术 , 还要关注世界多元文化;不仅要提高专业综合素质 , 还要加强相关学科的综合素质 (特别是艺术类学科 ) ; 要与文学、历史、民族、宗教、民俗等紧密联系 , 使学生的人文内涵更加丰富和鲜明。 4 . 声乐教学内容单一 , 参与教学研究活动能较低。 一直以来 , 大连大学音乐教育专业声乐教学课程基本延用传统的声乐表演专业设置 , 尽管增设一些特色课 , 但也存在随意性设置的现象。课程设置显然是不全面的、不适应时展要求的。经过改革后 , 确定了新的教学内容 , 更加突出了师范性。 三、大连大学音乐教育专业声乐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1 . 社会经济文化等发展的需要。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 , 我国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都有了发展与进步。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 ,音乐教育对社会的影响都是非常重要的 , 人们需要多元文化的真、善、美来陶冶情操 , 提升精神境界 , 因而对声乐教学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 2 . 全民素质教育的需要。 目前 , 我国教育模式更多倾向于理性素质的培养 , 但感性素质的培养更应得到重视。感性素质的培养只有通过艺术教育来实现 , 其中音乐教育起着重要作用。 3 . 高校新课程标准的需要。 新课标为大连大学声乐教学改革的发展创新提供了理论依据 , 使学校及学生真正认清自己专业的职能所在 , 并正确地规划设计 , 这是教好学好声乐 , 贯彻新课程标准的必要前提和重要手段。 四、大连大学音乐教育专业声乐教学改革的策略与实施 1 . 声乐教学内容的改革与实施。大连大学在教学改革中 , 改变原有课程体系 , 强化各种演唱技巧及声乐基础理论学习。 新课程体系要求学生不但要加强声乐演唱的技能训练 , 还要学好声乐理论基础知识和声乐教学方法。学生不但要唱得好 , 还要懂得多、教得好。大连大学在教学改革中 , 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 , 首先加强音乐教育专业声乐教学的内容改革 , 加入声乐教学法的课程内容;加入声乐理论的课程内容; 加强声乐教材的选编工作; 加强音乐教育专业声乐教学的实践活动; 加强音乐教育专业学生的舞台演出实践活动; 积极开展教师声乐技能大赛; 在确立声乐学习目标前提下 ,抓住发声训练与作品演唱 , 抓住声乐理论、声乐教学法 , 以及舞台表演、教学实习等环节 , 立案备课 , 有的放矢地实施教学。 2 . 改变教师的声乐教学观念。 专业声乐教学正处在高速发展和急剧变革的关键时期。一方面 ,高等教育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先导性、全局性作用日益突出; 另一方面 , 市场经济体制也日益深刻地影响着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在这种状况下 , 培养专业音乐人才 , 切实提高教师声乐教学观也成为必要的趋势。 教育专业论文:如何提高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练琴的积极性 摘要:本文通过巩固学前教育学生的专业思想,激发练琴的兴趣、排除常见的心理障碍等论述来对如何提高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练琴的积极性展开一些探索。 关键词:学前教育专业练琴兴趣积极性 钢琴是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必须掌握的一门技能,在对这门课程学习的过程中,每一个学生都要面临着练琴和回琴。一节钢琴课中学生回琴效果是否好,主要是要看两方面:一是教师的教;二是学生的练。由于键盘是一门技能课,所以在这两方面中,教师的教固然重要,但学生的练也是非常关键的。曾记得一位学者用过这样一个划船的比喻:教师只能指给学生划船的方向,但船桨是掌握在学生手中的,所以能不能到达目的地,关键是在于学生是否努力去划了。确实,学生练琴的积极性直接影响到学生对这门技能的掌握。那么如何提高学生练琴的积极性是至关重要的。 一、巩固学生的专业思想 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是未来一代的启蒙老师,钢琴是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必须掌握的一门技能,这个专业意识应该是学生去练琴的一个指导思想,也是学生练琴的一个最基本的 ! 二、激发学生练零的兴趣 首先是课堂上教师的范奏。因为接受任何新事物,意识上总是先入为主的。一首乐曲,教师范奏的好坏会直接影响到学生练琴的积极性,如果教师的每一次范奏都能做到认真、严格、规范、有艺术感染力,让学生在第一次听到时就能感受到乐曲之美,并能产生我也要把它弹得像老师这样好听的想法,这样,学生最初的练琴积极性就会提高。但是范奏始终又要适合学生的接受能力,既要在音乐方面适合学生的境界,又要寻找比较简易的技巧解决方法,因为过于华丽或者过分细腻的解决方法都是学生所难接受的,而且也会影响学生课后练习的自信心。其次是教师的讲解。因为一首乐曲,光使学生觉得好听,但练习起来却困难重重,那会大大削减了刚开始想去好好练的兴致,所以教师在课前一定要仔细备课,分析教材、在指导练法时能把学生练琴时将会出现的难点一一列举出来,更重要的是要提供给学生解决这些难点的具体的并适合学生能力的方法。再次是要培养学生对乐曲的理解。在二年级的教材中,有一首由歌曲改编的乐曲《小白船》,旋律很美,一般学生都会唱这首歌曲,我就试着让学生回忆原来的歌词内容是什么,然后再根据内容去理解想象这首乐曲,使学生从旋律中体会出乐曲所表现的内容,学生课后练琴的积极性都相当高,在回课时学生也都弹得相当不错,都能够进入到乐曲所表现的意境中去。因此,让学生在练琴时能感受音乐之美,是可以使学生练琴的积极性大大提高,而不致产生乏味之感。但是音乐作品之中的美,需要教师先要去领悟、洞察、创造,然后才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带领学生去寻求和感悟:(1)领会乐曲的风格美;(2)建立音乐形象与文学形象联系的美;(3)掌握乐曲的节拍与节奏型的规律美;(4)把握旋律的趋势美;(5)熟悉乐曲中对称与对比美等。从美学角度看,也只有形成正确的审美意识和审美评价,才能有创造美的欲望。因此,在钢琴的教与学中,如果教师能够充分挖掘到作品中的美,使美的种子真正埋藏在学生的心灵之中,那么,对于学生来说,也将会由苦学变为乐学,练琴的积极性自然也就会高了。 三、排除心理障碍 心理障碍直接影响了学生练琴的积极性,这些心理障碍有许多种,如基础差的学生,看到别人弹得好,就会产生强烈的自卑心理,对自己失去信心,就容易产生越差越不想练的恶性循环,对于这种情况,首先教师要帮助这些学生树立自信心,在平时的回课中,不要总是归咎为学生主观不努力的结果,而应该耐心地去听学生弹奏,适当指出优缺点,并以理解为出发点,控制自己的情绪,多为学生考虑,告诉他们努力的方向,使他们能感受到自己正在进步,从而加强他们的自信心。其次教师要培养学生在平时练琴时的互助习惯,因为学生一周只有一次钢琴课,其余时间只能学生自己练习,一些基础差的同学在练习时有时会出现错音或错节奏,但这个时候学生自己并不知道,此时,班组里一些成绩较好的同学就可以起到“小老师”的作用,能及时纠正错误。 还有一种情况,是学生一进课堂回琴,自然产生了一种害怕的心理,平时练得好好的,这下子却弹砸了,久而久之,学生就认为平时练琴都是白练了,从而练琴的积极性也大大削减了。那么如何帮助这些心理素质差的学生去克服这种情况,使学生有兴趣继续认真练琴呢?我认为,首先教师要创设一个良好的课堂气氛,这期间,教师要和蔼、耐心,并要有鼓励的目光,使学生能心平气和地回琴,在学生的弹奏过程中也不要随意打断,也不要看一个地方弹错了,马上就严厉批评。键盘老师的耐心和爱心,能够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回琴,这样会间接提高学生平时练琴的积极性。其次,指导学生在日常练琴的同时加强练习心理适应力,比如,平时练琴时给自己录音,多请些同学站在旁边听等方法,有意给自己制造压力,然后逐步去适应这种压力,或者平时练琴时进行情景设想,想象中就在课堂回琴,老师和同学都在听的情景,这样,慢慢地,这种感觉逐渐适应,能让自己放松下来,发挥便正常了,既然发挥好了,那么对下节课也自然有信心了,也就形成良性循环了,当然平时练琴的积极性也就大大提高了。确实,排除学生的心理障碍,对于提高学生练琴的积极性是非常有效的。 教育专业论文:学前教育专业美术人才创新能力培养模式探索 高等学校学前教育专业当前迎来了空前的发展机遇,但同时也面临着问题与挑战。培养创新型的高等学前美术教育人才,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是我国高等美术教育面临的重要挑战。因此,对我国高等学前美术教育人才的培养模式这一课题进行深入研究探索,成为当前一个迫切需要完成的任务,为国家培养出更多的高素质、具有创新能力型的教育人才来,这也是作为一名当代教育工作者应尽的职责。 一、教师具有创新思想是培养创新人才的前提 教师要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活动,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必须首先要使自己成为一名创新者,要具备较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只有这样的教师才能实施创新教育,培养出具有创新型能力的学生。 教师具有创新思想,首先,要有不断探索,更新观念,锐意进取的意识。能经常给自己提出新任务、新课题,树立不断追求新事物的思想;能有大胆改革、不断完善新目标的精神;更重要一点是要有高度的职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要把自己的灵魂投入教育,教学的过程不仅是塑造学生灵魂,也是塑造教师灵魂的过程。去年,陕西师范大学附中语文老师杨林柯的给家长和学生的万言信,给笔者带来了很多触动。他们是让自己的灵魂走进了学生的心灵,以为学生前途负责的高远理想、渊博的知识、丰富的创造力在担负着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重任。笔者认为,像杨老师这样有理想、有行动、有创造力的老师是我们培养创新人才的教师楷模。 其次,教师具有创新思想,还表现在教师在美术教学中能够创造出富有个性的、独特的、新颖的教学方式,并用以指导学生创造性地设计和完成自己的美术作品。例如,教师在进行教学活动时,能够根据具体的教学情境和每个学生的个性、知识、技能等,适时地运用各种新颖的现代技术教育手段,启发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发展。现代社会发展很快,作为一名教师只有不断学习,不断获取最新信息更新固有观念,才能使自己保持艺术创造力和教学中的青春活力,也才能培养出更优秀的创新型美术教育人才。 二、具有创新意识的教学内容是培养创新人才学习兴趣的关键 创新教学不是一句空话,成功的教学所需要的不是强迫的教与学,而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兴趣是学习的推动力,是帮助学生获取知识的捷径。首先,美术课的教学内容一定要让学生感兴趣,要选择有利于激发学生求知欲,触动学生好奇心,调动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的教学内容。让他们充分感受、去体验,让趣味的内容、美感吸引学生、感染学生,让学生能积极、主动地“要去学习”,而不是“让我学习”。笔者在教学实践中,根据在众多幼儿园的观摩、调研的实践活动中,结合该校学生培养目标和需求,创建了适合学前教育美术专业课的教学内容大纲。例如,在进行色才构成的练习与运用,把先修课程中的简笔画的内容与色彩构成的练习相结合,同时以主题创作的方式,如四格、或六格简单的简笔画造型设计以春夏秋冬为主题元素的简单连环画,并用基础色彩构成的要求搭配画面色彩等,这样新颖、有趣、实效又有针对性的教学手段,再通过点评与评比学生作品,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创作兴趣和热情,课堂气氛十分活跃,很多学生主动要求希望能再多增加美术课课时。 其次,理论课结合实践课,实践课结合设计与创作,让学生从接触一个新理念到实践应用,以便学生更好地将新知识及时地通过思维转化为创新设计能力。我们的目标就是让学生爱上美术课,让他们把上美术课当成一种快乐的享受,只要学生对美术感兴趣,就会有学习的愿望和动力。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就是要根据学生的心理特点,利用各种有效途径,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将兴趣变为动力。教学内容的不断创新,才会为培养学生创新能力提供更好的平台。 三、具有创造性思维的教学方法是培养创新人才思维积极性的有效途径 课堂教学一直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主要阵地,而教师必须转变观念,在教学意识上要重视学生创新能力的诱导,教学方法上要有利于学生创造性思维的训练发展,把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落到实处,才能培养出国家所需的创新人才。如笔者前面所提到的陕西师大附中语文老师扬林柯在给学生和家长的万言信中就提出:要多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批判性思维能力,指出这是培养创新人才,使学生对自己、对社会负责的关键。笔者认为,现在的教育教学方法大多忽视了学生个性的培养,致使创造性人才相对缺乏。以往的美术教学也通常是一味地临摹范本,缺乏创新性培养和个性化思维的理念。学生的作品没有自己的独特感受和见解,只是一些僵化的、教条的模仿。这种美术教学,压制了学生个性的发展,阻碍了学生的创新思维,不利于创新人才能力的充分发挥与施展。创新思维活动具有新颖性、独创性,而创新性人才最显着的特点是拥有自己的个性以及多元的思维方式。我们的教师就是要在指导学生绘画实践中,首先要让学生在心理上获得自由,让学生想到什么就表述什么,充分调动学生思维的积极性,这是激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有效途径。笔者在教授简笔画时,就有意采取让学生任意想象、大胆思维设计自己作品的方法,如给学生出题画一个面带笑容的儿童头像,学生们就绘画出造型各异的各种头像,或形态可掬,或生动活泼,甚至有些学生一人就设计出三四种笑容的画面。这极大地调动了学生思维的积极性。在学生绘画的过程中,学生的一些夸张、具有丰富想象力的、有趣的形象作品我们都应加以赞赏与鼓励,让他们勇敢、大胆地无顾虑地画,敢于表达和表现自己不同于老师不同于其他学生的独到见解和创新,排除学生创作时的一切心理障碍,使他们在完成自己的创作过程中充分地发掘自己的艺术直觉和创造潜能。每一位教师还应注意尊重和保护学生的个性,正视其差异,给予其自由发挥的环境和空间,最大程度地发挥学生的创造思维。另外,作为教师还要有意识的诱导学生运用一双画家的眼睛,多观察生活中的各种事物,这也是提高学生创造想象力,从而发现美、创造美的必备条件。 四、具有宽松和谐的教学环境是培养创新人才的摇篮 宽松的环境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摇篮,也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重要条件,而压抑的环境则会扼杀创新型人才。笔者认为,营造宽松和谐的教学环境的关键,就是要营造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民主 、平等的师生关系就是要求师生之间应在民主、平等的水平上交流意见,教师应运用良好的情感引导方式去激发学生积极的情感反应,创设师生情感交融的氛围,使学生在轻松和谐的学习氛围中积极主动地渴望去探究新知,从而使学生敢于创造,继而迸发出创新思维的火花。教师应多给学生一些鼓励和关爱,使学生在自我表现的过程中增强自信,提高创新能力,这种自信心和成就感就是推动学生创新和自主探究的最大动力。必须克服那些课堂上老师是主角,学生是观众的教学模式,传统的教师主导模式课堂,限制了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发展。教师应尊重、理解和信任学生,和学生建立起和谐、朋友式的师生关系,以平等、宽容的态度对待学生。开放、自由和民主的教学环境,有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增强学生的参与意识,能激发他们的创造热情,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作为一个合格的教师也只有不断创设这种宽松和谐的学习环境,学生的思维才会不受束缚,他们才会放飞思维,才可能去探索、创新。 综上所述,要为我们学前教育事业培养出更多具有创新能力的美术人才,作为一名专业教师,我们需要的是更加不断地探索进取,创新改革,不断研究出更适宜与教学和开发学生创新潜能的多种教学方法与思路,使我们学前教育的美术人才具备更优秀的创新能力,推进我国的学前教育专业更好地长足发展。 教育专业论文:土木工程专业教育可持续性发展研究和实践 分析了全国高等学校土木工程专业的教育现状,研究了土木工程专业的培养方案、教育评估指标体系和工程教育认证情况。从我校土木工程专业教育实际出发,提出了转变教育思想观念、加强师资队伍专业化建设、深化实践教育和素质教育的方法措施及修订专业教学计划的设想,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保持土木工程专业教育的可持续性发展。 目前,我国有近300所高等学校开设有土木工程专业,涉及工、理、农、林、师范等学科。各校每年招生人数不等,最少60人、最多可达600人。这些学生毕业后将从事建筑工程、桥梁工程、地下工程、道路工程、岩土工程、隧道与涵洞工程、铁道工程、市政工程、水利水电工程、安装工程、矿山建设、交通土建等行业的建设工作。土木工程专业适应了我国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就业形势良好,但是,居安思危,有必要深入研究如何保持土木工程专业本科教育的可持续性发展,不断提高土木工程专业学生的培养质量。 一、土木工程专业培养方案(一)培养目标和从业范围土木工程专业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德智体全面发展,掌握土木工程学科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获取工程师基本训练并具有创新精神的高级专门人才。毕业生能从事土木工程设计、施工与管理工作,具有初步的项目规划和研究开发能力;能在房屋建筑、隧道与地下建筑、公路与城市道路、铁道工程、桥梁工程、矿山建设等的设计、施工、管理、咨询、监理、研究、教育、投资和开发部门从事技术或管理工作。 (二)毕业生基本规格在德育方面:热爱祖国,有为国家富强、民族昌盛而奋斗的志向和社会责任感;具有艰苦奋斗、遵纪守法、团结协作的品质;具有良好的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具有文明礼貌、心理健康、勤奋努力、积极向上的心理素质。在智育方面:具有基本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知识和素养,较扎实的自然科学基本理论知识,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在体育方面 具有一定的体育和军事知识,达到国家规定的体育锻炼和军事训练标准,形成健康的体魄。在素质教育方面:具有获取知识的能力、运用知识的能力、创新的能力、表达和交流能力、管理和组织能力。 (三)教学计划从课程设置上看,教育部1998年专业目录设置的土木工程专业,涵盖了原来的建筑工程、交通土建工程、矿井建设、城镇建设等专业,是一个宽口径的专业。专业的拓宽主要体现在专业基础课程的拓宽和对专业课程和实践教学环节的设置、内容编排、教学方式等,应充分反映各校培养特色。对此,专业指导委员会建议课内总学时控制在2 500学时之内,其中公共基础课不低于50%,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分别占30%和10%左右,剩余10%由各院校根据自己特点安排。课程性质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选修课又分为限定选修课和任意选修课,并规定课程总量中至少应有10%左右的课程为选修课程。 从必修课程来看,主要包括公共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其中专业基础课程构成了土木工程专业共同的专业平台,为学生在校学习专业课程和毕业后在专业的各个领域继续学习提供坚实的基础。这部分课程包括了工程数学、工程力学、流体力学、结构工程学、岩土工程学的基础理论,以及从事土木工程设计、施工、管理所必须的专业基础理论6类课组。 二、土木工程专业教育评估与工程教育专业认证长期以来,许多国家都建立了土木工程师注册制度。为使土木工程专业的教育质量能够符合土木工程师注册制度的要求,在全国统一质量标准, 1993年建设部成立了“高等教育土木工程专业评估委员会”,对全国高等学校土木工程专业进行评估。评估的目的是加强国家对土木工程专业教育的宏观指导和管理,保证和提高土木工程专业的教育基本质量,更好地贯彻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针,加强教育界与工程界的联系。并且,使我国高等学校土木工程专业毕业生符合国家规定的申请参加注册师考试的教育标准,为 与国际上发达国家相互承认同类专业的学历创造条件。 教育专业论文:浅析财务管理专业教育评价制度 摘要:教学评价是教学过程的最后环节,建立科学的教学评价制度,加强素质教育,注重创新能力的培养是财务管理专业本科教育研究的重要问题。 关键词:财务管理;专业教育;评价制度 一、财务管理专业教育评价制度 教学评价是教学常规过程的最后一个环节。笔者认为,教学评价制度应贯穿于教学活动的始终,即从学生课堂教学前的准备、课堂教学中的表现到课程结束时的考试,对学生作全方位、全过程的动态考核。 传统的学期结束时的考试有两大弊端:①学生为了应付考试,常会临时突击,把该门课程作为一个独立的部分单纯地去背去记,而很少将该课程与其他课程、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联系起来,灵活应用知识的能力差,知识的含金量低,这样,四年学习始终处于一种知识量的简单积累过程中,而很难达到质的飞跃。②传统考试会形成由于一次偶然失误而影响整个课程最终成绩的结果,从而也导致学生忽视日常的学习过程。因此,我们倡导实行动态的、全面的、形式灵活多样的评价制度。考核学生成绩可以包括课堂发言、书面作业、科研论文写作等。 1.课程参与及评价。首先,教师应向学生讲明课堂参与的重要性,告诉学生完全靠期末考试来争取好分数是不明智的,只有积极地参与课堂讨论,学生才会有若干次让教师了解他的机会,而期末考试却只有一次机会。其次,选择适当的评价课堂参与质量的时机。笔者认为,课堂参与质量的评价应放在每一次课结束后,因为,课堂上的打分,会影响教师听取学生发言的注意力,同时也可能会干扰学生自由发言。比较好的做法是:每节课后,教师回忆每一位学生发言的情景,标出有突出表现的学生;标出能推动一堂课前进的学生;标出能从不同角度深入分析问题,贡献大的学生;标出那些被点到名才被动发言的学生;标出那些发言偏离主题的学生;标出那些有独特观点,有创新精神的学生。 2.期末考试及评价。对于标准化的考试题,教师应给出每一主要步骤的评分要点,而对实务性的案例分析考试题,笔者认为应采用更粗放的评分方法,只要学生能找出案例中80%的主要问题,运用了正确的分析方法,分析判断思路、计算结果与正确结论一致,就可以给出较高的分数。 3.书面作业及评价。书面作业既能起到对基础知识的巩固,又能为科研论文的写作奠定良好的基础。好的写作卷面会使学生能够把自己的论点综合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找出规律,加以评价并提出解决方案;而差的卷面大部分是鹦鹉学舌,重复题目中的细节,很难切入主题。 多样化的考试形式与灵活的评分方法相结合,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过程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动态的、多样的、全面的教学评价方法,更有利于客观、准确地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 二、财务管理专业素质教育问题 素质教育的中心是提高劳动者的综合素质,包括文化素质、创造性思维和综合分析与判断能力、专业知识与技能。素质教育观念的形成,使学生更加注重应用能力的提高。教学中同学们要求增加实践教学、案例教学、课堂讨论,财务管理的热点问题、前沿问题等内容的讲座,这正是素质教育的体现。针对这一要求,教师更应注重学习方法、思维方法的教育,课程设置应具有超前性、实用性,要求学生增强对会计信息的职业判断能力、财务问题的洞察分析能力、以及专业知识的自我更新能力。实施素质教育应把握以下三点: 1.素质教育的核心是思想政治素质。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树立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是素质教育的灵魂,德育教育必须摆到素质教育的首位。良好的职业道德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在长期的学习和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因此,在学生人生观和道德品质形成初期,接受正确、严格、规范的职业道德教育,对学生一生的思想品德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2.素质教育改革教育评价制度。笔者认为将应试教育转变为素质教育并非是取消考试,而是要加强对学生思想、政治、道德品质的考核,建立全面反映学生德智体各种素质的考核体系,改变考试方法、内容,考核重点应放在考核学生综合分析能力、实践能力、创新思维能力上。 3.素质教育主张淡化专业界限,这对于改善学生的知识结构有益处。我国 学校专业设置总数曾经多至2 500个,之后,压缩到500个,目前约有25个左右。这种压缩不是知识面的压缩,而恰恰是知识面的拓宽,把相近专业的知识进行综合。这种综合的趋势是与世界科技潮流由分化走向综合的大趋势相吻合的。这种拓宽与综合正是高校素质教育的重大改革,对培养一流人才极有好处,素质教育不会冲击专业教育。 三、财务管理专业人才创造力培养问题 创造力是进行创造性活动的能力,根本特点有二:一是首创性,能给予新的,第一次创造的活动;二是有社会意义,能给社会以有益的成果。心理学专家认为,创造才能是一种广泛的综合才能,包括探索问题的敏锐性,创新思维活动的能力,转移经验的能力,形象思维、逆向思维的能力,联想的能力及记忆力,产生思想的能力,运用语言的能力和实践能力。这些能力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构成了创造力完整、统一、有机的结构。为适应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的需要,培养具有创造力的人才是财务管理专业教育的重要内容。为此,我们应注意三个问题。 1.培养创造力要以基本知识的传授为基础。先进的教育方法是以一定知识量的积累为基础的。创造力培养过程的关键是把教育的重心从学生学习和记忆知识转到培养他们的求知欲、独立性和创新才能上来。创造力建筑在想象力上,而想象力又建筑在广博的知识基础之上。创造力的培养绝不能忽视基础知识的学习。 2.培养创造力要将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创造力的实现途径多种多样,科研作为教学过程的继续和深入,对于提高学生创造力有积极、重要的意义。在财务教学过程中,可以把一些既有理论价值又有现实意义的问题,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布置给学生,要求他们广泛搜集资料,写出自己的新观点,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创造力可以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学生也可以在创造性的学习中领略实现自我的乐趣。 3.培养创造力要注重创造性思维的训练。人的创造力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实践中点滴积累,由量变到质变的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因此,在教学中应注重对学生的创造性思维的训练,培养其分析、综合、比较、抽象、判断和推理能力,提高其逻辑思维能力,加强思维的广阔性、流畅性与灵活性训练,要求学生勤于思考,积极想象,引导学生分析问题,理清思路,使学生的创造力在学习过程中逐渐提升。 教育专业论文:谈本科临床医学专业双学位教育 随着社会发展,生活节奏加快,就业压力、工作压力、家庭压力、社会压力日益突出,心理疾患逐年增长,另一方面随着科学技术高速发展,将会有更多高新技术应用到医学领域,要求医生不但要掌握人体科学,掌握疾病的发生、发展规律,掌握治病救人的本领,还要了解新设备新技术的运行原理,具有捕捉分析不同病人心理变化能力,善于沟通正确处理医患关系能力。医学双学位教育为培养这种复合型人才提供了新的途径,但由于医学院校专业单一,专业性较强,教学资源不足,双学位教育开展相对滞后,甚至有些单独设置的学校尚未开展,不利于培养医学复合型人才,本文就本科临床医学专业双学位教育的意义、组合形式及注意事项做简要阐述,以期促进医学院校双学位教育的开展。 1、开展双学位教育的意义 1.1 开展双学位教育有利于医疗卫生事业发展 医学双学位教育就是结合社会对不同医学人才的需求,培养英语能力强,计算机知识丰富,掌握法律、心理、管理学等知识的复合型医学人才。这样的人才不但专业技术好,知识面广,且知识结构合理,有利于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提高人们健康水平,推动医疗卫生事业发展。 1.2 双学位教育是彰显学生个性、就业的需要 目前我国的大学教育专业流动性非常小,学生一但被录取到什么专业学习,一般是不能够改变的,这种做法虽有利于稳定高校教学秩序,但极大的限制了学生个性发展[1]。加之很多学生在高考填报志愿时由于对社会的了解不够,不明确将来从事什么工作,随意性比较大,到学校后专业又不能够改,只好硬着头皮学,导致很多学生产生厌学,不通充分发挥学生的专长,制约了学生个性发展。双学位教育开展使学生有了选择的机会,可以学习自己喜欢的知识,可以促进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在掌握主修专业知识的同时通过自己努力获得了更多知识。目前我国在校大学生约2100万,用人单位选择人才的空间和自由度很大,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不再是他们的唯一,他们更喜欢实践能力强,善于沟通,团队精神好,知识面广的复合型人才,具有双学位的学生无疑更容易获得他们的青睐,就业机会显着提高。 1.3 双学位的开展有利于学校的发展 随着我国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大学教育竞争越来越激烈,学校除必须加大教育投入外,应注重内涵建设,双学位教育以其灵活性和实用性越来越被高校领导重视,不但可以提高学生培养质量,提高学生就业竞争力,而且根据相关精神收取一定费用,弥补学校硬件建设资金不足,促进学校的发展。 2、本科临床医学专业双学位的几种组合形式 双学位是指在校本科学生在修读主修专业(第一专业,即指学生入学时所选专业)获取学士学位的同时,又修读其他学科门类专业(第二专业,即指学生入学后兼修的专业)而获取的学位。结合现代医学的发展及市场,需要懂管理、通法律且具有较强外语应用能力与高科技术能力的复合型医学人才[2],本科临床医学专业辅修学位常见有以下几种形式。(1)临床医学专业+卫生事业管理专业:通过对管理学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学习,具备管理学知识,管理基本技能得到较好锻炼,这种组合有利于提高医院管理水平。(2)临床医学专业+应用心理学专业: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节奏的加快,心理疾患有逐年上升的趋势,特别是有些心理疾病是无法通过药物治愈。这种形式为医学人才解决人们心理障碍提供了有利条件。(3)临床医学专业+英语专业:就目前而言,西方国家医疗水平较高,能够阅读外国文献的医生就多一条信息来源的渠道,能够第一时间了解先进技术先进理论。(4)临床医学专业+法学专业:通过法理学,宪法,法社会学,中国法制史,民法总论,刑法总论,国际公法,国际私法,经济法,劳动与社 会保障法,刑法分论,物权法,债权法,合同法,刑事诉讼法,行政法,知识产权法,国际经济法,民事诉讼法的学习,掌握相关法律知识,避免医疗纠纷的发生,更好地解决医疗纠纷,保护医生的合法权益。 3、开展本科临床医学专业双学位教育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要达到本科双学位教育目的,培养出高质量的复合型医学人才目,应做好如下几点。 3.1 大力做好双学位的宣传,帮助学生做好职业生涯规划 双学位政策已不是新生事物,早在80年代很多综合性大学已开始实行,至今已有30多年了,但对刚入大学校门的学子来说就是新鲜事物,他们对这方面的了解太少,甚至有的同学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双学位”。为保证双学位教育质量,学生真正受益,一方面要加大双学位的宣传[3]。可以通过专题报告,现场解答,印制宣传单,师兄师姐介绍经验,邀请刚参加工作同学做报告等形式进行宣传,使每位学生了解双学位制度,了解各个辅修学位情况、作用和意义。另一方面要帮助学生做好职业生涯规划。职业生涯规划一经确定,就是学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学生根据职业规划有目的有计划地选择修读学位,更能够实现双学位教育的目的,同时避免因随意选择而导致中途退出,无法获得学位等情况的发生。 3.2 合理安排工作,优化师资结构,充分调动教师的教学热情 辅修学位的课程除和主修学位课程相同的外,一般安排在晚上或周末进行,这无疑增加了教师的教学工作量,导致有些教师产生抵触,而且有些教师正常情况下课已经很多,根本就没有精力在业余时间再教学,特别是年纪较大的教师难以承受。为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对双学位课程精心安排,尽可能的安排教师教学相对较松的时候开展,要优化师资结构,让年轻的教师多承担些任务。除课时酬金外给予适当的补助,在外出进修、职称晋升等优先安排等,充分调动教师教学热情各积极性,确保授课质量和效果。 3.3 加强教学管理,确保教学质量 由于双学位是各高校根据自身条件开展的一种教育形式,国家没有对其提出相关管理制度[4],这就要求学校领导高度重视,建立相关制度,确保经费投入,加强教学管理和监控。一方面要加强学生管理,做好修读学生的筛选,设立课堂签到制度,督促学生学习。另一面要加强考试管理,不能因为是辅修学位,或学生另外交了双学位修读费就放松考试制度,要按主修课程一样对待。第三,加强教学质量监控,加强对课堂的巡视,对教师备课情况不定期检查,对双学位教师实行竞聘上岗。第四,通过网络教学,教师答疑、定期辅导等多渠道为学生自学提供条件和便利 开展本科临床医学专业双学位教育,有利于培养知识结构优化、综合素质较高的医学复合人才,有利于促进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 教育专业论文:香港专业音乐教育的定位问题 摘 要:文章以香港历史为背景,以各专业音乐教育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对课程内容、演奏技巧、作曲技法、电子音乐等方面的研究,指出香港音乐教育在技巧或技法上模仿欧美,忽略了理论和修养方面的培养,对中国音乐和欧美音乐以外的音乐文化,仍然未够重视。并以此探讨香港专业音乐教育的定位问题。 严格地来讲,中国的专业音乐教育始自1927年成立的上海音乐院,后改名为“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而“专业”这个名词,其内涵是十分现代化的。从这个角度来探讨香港的专业音乐教育,本文在时期上的上限应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因为香港在割让给英国(1941)之后论文直到抗日战争(英国称之为“太平洋战争”)战胜(1945),不仅没有专业音乐教育,连中、小学音乐教育都可有可无。假如“专业音乐教育”是指从音乐教育机构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学成后可以在社会里各个音乐行业从事实际工作,如演奏、指挥、作曲、音乐行政管理、主持广播节目、为电影配乐、灌制音乐录音,等等,那么大学音乐系或音乐学院的毕业生算不算“专业音乐”人才?若依照律师、医生、建筑师、会计等专业标准来要求,大学音乐系或音乐学院的毕业生还不能算是合格的专业人员,因为他们没有像律师、医生、建筑师、会计师等专业那样,在大学毕业后经过一两年实习、考牌及格后成为正式、拥有执业资格的专业人员。 音乐学院毕业的演唱、演奏、指挥、作曲系学生当然可以算是“专业音乐”人才,但音乐学系和大学音乐毕业生则只能算是“学者”,不是“专业音乐”家。也正由于这个原因,伯恩斯坦、马友友等人读完哈佛大学学位后,还跑去寇蒂斯、朱莉娅音乐学院进修演奏技巧。我提出这个问题,是想提醒音乐教育界的决策者,在制定高等和专业音乐教育策略上分清学术、理论和技巧等不同领域、不同的标准和要求。依我个人之见,学作曲、演奏、演唱的用不着去念博士,因为他们最终的目标是要成为“大师”(Maestro);学音乐学、音乐美学、音乐史和理论分析的则需要攻读博士,因为他们最终的目标是要做“学者”、“教授”。本文所讨论的“专业音乐教育”,是指香港中学教育以上的音乐教育,包括大学音乐系,演艺学院里的音乐学院、私立音乐专科学校和私立音乐学院。 一、历史背景专业音乐教育在香港最初是以业余兼时形式出现的。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内战,一些共产党员音乐工作者于1947年4月初在香港成立“中华音乐院”,院长由着名小提琴家马思聪担任,但实际工作由从上海南下的赵和李凌负责,真正的领导是中国共产党南方局党委。这所音乐院集中了为数颇多的音乐家任教,也培养了不少的学生,以声乐歌咏为主,电影音乐为次。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音乐院的部份教师留港发展,大部份则北返大陆,成为中国内地的音乐干部。中华音乐院结束后,另一所夜间“以培养宗教音乐基本人才,促进圣乐布道工作”为宗旨的“基督教中国圣乐院”成立。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学院毕业的邵光于1950年在香港教育署立案注册“基督教中国圣乐院”为专科音乐学校。这所专科音乐学校于20世纪70年代中自置校舍,并改名为“香港音乐专科学院”,现以培养中级音乐人才为主,学生毕业后名继续深造进修,有的则返回东南亚国家工作。上述两所专业音乐教育机构是在香港经济非常因难的时期成立的。 到了60年代初,德明书院和清华书院也先后建立了音乐系,前者只办了两年(1961~1963),后者则一直坚持到70年代。70年代末80年代初,岭南书院(后升格为“学院”,再于1997年成为香港政府资助的“大学”)也办了一阵子音乐系,由于过于昂贵,于80年代初结束,部份教师与学生分别分配到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和新成立的香港演艺学院音乐学院。此外,香港联合音乐院和海燕艺术学院于1969年成立,前者以报考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在香港的公开考试为其主要招生来源,故就读学生不少;后者则难以为继,于90年代末结束。1975年成立的南方艺术学院,后改名为“黄自艺术学院”,现在事实上已变成个别教授的音乐“私塾”。与“官方”关系较密切的一批音乐界人士于1978年7月成立“香港音乐学院”,为不牟利并获慈善捐款的专业音乐教育机构,规模远较上述各“音乐院”和“艺术学院”为完善———在香港艺术中心租了近万英尺的地方,可收学生90名、雇用兼职教师20余名。这所音乐学院于1985年合并入香港演艺学院音乐学院。从上述音乐院、艺术学院和下文所叙述的大学音乐系以及香港演艺学院音 乐学院看,香港的专业音乐教育机构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1.夜间上课的私立民间学校。2.私立专上学院、书院如清华书院、岭南书院的音乐系。3.香港政府资助的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大学的音乐系、浸会大学的音乐及艺术系以及香港演艺学院音乐学院。 二、目前的专业音乐教育目前,香港培训专业音乐人才主力由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香港大学音乐系、浸会大学音乐艺术系以及香港演艺学院音乐学院四院系负责。在上文提及的《香港的音乐(1841~1993)》一文里,我已交代了这四个院系从成立到90年代中的教与学以及研究的情况,下面将谈谈他们的近况。 1.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成立于1965年的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是香港专业音乐教育历史最悠久的学府,目前设有:(1)全日制学士学位课程。(2)兼读学士课程。(3)硕士、博士学位课程。现简略介绍如后。修读三年全日制学士学位课程的本科生,在毕业前至少修毕123学分。除特别注明外,所有科目均为学期学科目:3学分,每周授课3小时。凡属两学期科目,第一学期科目是第二期之先修科目。供选修的科目如下:合唱训练(1)至(8)、音乐术科(1)至(16)、中国戏曲专论、音乐之材料与结构(1)至(3)、音乐学导论、西洋音乐史(1)至(4)、对位法(调性及现代)、曲式及音乐分析(1、2)、配器法、听音训练(1、2)、乐器教学法及作品研究、中国音乐历史及理论(1)至(3)、中国民歌专论、世界音乐导论、中国说唱音乐专论专题研读(1)至(4)、西洋音乐史专题(1、2)、毕业音乐会、音乐讯息科技、室内乐(1)至(8)、电子音乐、当代亚洲音乐、指挥学、20世纪音乐材料与技巧、中国音乐历史专题、圣诗学及比较礼仪音乐、记谱及分析法概论、作曲技巧、中国音乐专题研究(1、2)、对位法(调式)、圣乐专论、作曲(1)至(3)、西洋歌剧专论、中国器乐专论、管弦乐团及管弦乐专论、管弦乐合奏(1)至(8)、记谱法、19世纪前的演奏传统。 据统计,中大音乐系本科毕业生在海外考获博士学位的约在13%,考获硕士学位的更多。有毕业生现任教于美国密芝根大学和夏威夷大学、香港大学、中文大学、香港演艺学院、香港浸会大学及教育学院等;还有些毕业生任职于电台、电视台、香港政府音乐事务处和教育署以及其它艺术及行政机构,或从事专业演奏及作曲工作。除一般中、西音乐基础科目外,专研范围包括理论、作曲、演奏、欧洲音乐史、民族音乐 教育专业论文:对非哲学专业学员哲学教育探索 教育工作者要学会从哲学原典中抽取学生感兴趣的哲学理论来讲解,原典即为原着与经典,哲学思想在原典中才有深刻体现,在具体教学过程要将教材与原典结合起来讲解。哲学不是智慧本身而是对智慧的爱,所以不要把哲学当成单纯的知识来传授,那样会把哲学教育教条化,会显得生硬与枯燥,学生接受起来更为困难,给学生带来厌学情绪。适当举办哲学论坛,让更多的非专业学生参与进来。论坛可以课上举行,也可课下举行。举办论坛的好处可以不必拘泥于课堂教学模式,而在论坛中充分调动学生的思维积极性,把内心的思维火花撞击出来。论坛主题也不必拘泥于传统的哲学论题,要注重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哲学。课堂上学习基本理论而论坛里可应用这些理论解释与解决学生切身的现实问题,这样哲学教育便与现实很好地结合起来,不会像很多人误解的那样哲学总在“天上”而不在“人间”。引导学生对哲学经典的理论兴趣,提高学生阅读经典的能力。课堂讲授与论坛的开展往往都是为了激发学生对理论的兴趣,从而使学生从自发的学习状态到自觉的学习状态转换。不能只泛泛讲些哲学理论便完成教育任务,还要将学生引导到独立阅读哲学经典的层面。这个教学层面很少引起教育工作者的重视,学生往往完成正常教学要求便放弃对哲学的继续学习,从一定程度上看,如果到此便完结我们哲学通识教育,那证明我们的教育并未成功。针对不同专业不同志趣的学生引导他们阅读相关哲学经典着作,比如针对理工类学生可引导其阅读关于经验性及科学性强的哲学经典,针对文史类管理类等学科同学可引导其阅读人文性强的哲学经典。在阅读过程中讲究方法也非常重要,不要走马观花式的阅读,要和自己的切身经历以及对社会对人生的体验结合起来阅读,另外应进行读书笔记的梳理。在教育过程中不断探索新的教育方法对于教育工作者与学生来说都将有益处。 非哲学专业大学生哲学通识教育目标探析 进行哲学通识教育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培养学生的批判意识和批判精神,不唯书,不唯上,在对现实进行肯定性的理解的同时还要进行否定性的理解。这一点对非哲学专业大学生非常重要,这种批判思维不是培养学生对一切都进行任意批判,而是要学生不局限于已有的思维模式,对现实进行深入的批判性反思。大学生往往接受的是现成的体系化的知识形式,这种知识本身是否真正符合学生成长和成材,是否真正对人生起到有价值的指导作用,另外以何种眼光来看待当前社会的发展以及发展前景,自己在社会中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地位等等很多方面都需要哲学批判性思维来指导。培养学生的哲学品格。这意味着不要使人永远停留在现实的实用主义立场来看待人生和社会发展,要从形而上的高度来反观现实反观人自身的发展,这就要求大学生要有远大的理想和志向,把目光放在远大的未来,社会是有广大发展空间并大有可为的。在有限的生命周期内要使自己的生命质量提高和完善,要有对人生理想持之以恒的追求,另外,需要建立起坚定的信仰和有所归依的精神家园。这样就需要依据于哲学自身所具有的反思性、批判性、求索性的品格来支撑学生培养,实现人生目标。要把哲学的理论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哲学通识教育的目标不是单纯的培养学生具有哲学理论素养,更重要的是通过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推进哲学的应用性。这绝不是说要把哲学降至一种实用主义层面,其实哲学本身永远不会脱离它所处的时代,哲学就是思想所把握的它的时代。非哲学专业大学生在掌握必要的哲学知识地同时应注重自我内在素养的提升,主动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这意味着人不但要创造物质财富更要创造精神财富,这针对当前大学生的教育是有很大的价值和意义的。从总体上说,非哲学专业大学生哲学通识教育要“激发理论兴趣、拓宽理论视野、撞击理论思维,其目的与结果都是要提升理论境界。哲学是理论化的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它决定人们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价值理想、审美情趣和终极关怀,也就是从根本上决定人们想什么和不想什么、怎么想和不怎么想、做什么和不做什么、怎么做和不怎么做。这意味着,哲学是每个人的‘终生大事’。”[2]作为通识教育形式,哲学通识教育仍然要不断探索新形式和新内容,并且和时代本身发展相关联。 教育专业论文:汉语言文学专业就业教育创新 [论文关键词]汉语言文学 就业 教育创新 师范 文秘 [论文摘要]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就业能力,实施就业教育创新已成为必然。在承袭传统的汉语言文学教育方法基础上,针对当下社会对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的要求,改革汉语言文学教育机制,是从根本上改善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就业情况和提高就业质量的必经之路。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就业方向基本上可归为两大类:一类为教师方向,另一类则是文秘方向,本文就这两个方向的就业教育创新给出几点建议。 一、 师范类方向就业教育创新 市场经济中“生产”和“消费”的理论告诉我们:消费决定生产的方式和数量。消费促进生产,如果把学校培养出学生比作生产的话,那么社会对学生的需求就是一种消费。时代在前进,社会在不断的发展,对人才的要求也不断提高,对人才类型的需求也在不断的改变。生产出逢时对路的“产品”、产学结合是当下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 就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就业来说,从事语文教学工作是大部分同学的首选。但是,就当前中国高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来看,更重视语言和文学的理论教学,注重提高学生的文化底蕴和文学素养,在这方面投入的资金和人力也很大。相对来说语文教学等实践方面则被忽略了。很多高校包括重点大学都会用很大一部分时间来开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课程,而语文课程与教学论和语文教育学这些实践性课程则相对薄弱,这就造成了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的一个困惑——学不能致用。针对这个问题,笔者提出以下两个方面的建议: 1.优化课程设置 首先应该提倡创新性课程设置。身为母语教学的语文教师,他们是对后代人影响最早,也是最久远,最深刻的群体,中国的人才是否能跟上时代的步伐与教师的教育方式息息相关。因此,教育观念非常重要。高校汉语言专业必须培养学生的前瞻性、创新性观念,为中国的创新教育培养一批预备队员,以便他们把这种精神一代代传习下去,为中国未来的创新人才培养奠定基础。 要优化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设置,就必须对传统的“一听到底”,“满堂灌”的授课方式进行改革。传统的课程体系过于封闭,很多同学都带着“熏”和“浸”的意识在听课,当然,这种听课方式可以好好的感受大学教师的学者风范,体会他们滔滔不绝,声情并茂的讲述,但是,很多同学听完后脑子里面什么都没留下,也从来不思考,自己应该怎么样去让自己以后的学生学到一些东西。所以,优化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设置,应该把学生纳入课堂中来,让学生参与教学过程,真正做到“熏”、“浸”之后的“刺”和“提”,真正做到教学相长。改革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设置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增强课程的人文性品格。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大特色是它的人文性,学生不仅在本专业可以学到关于汉语言文学的系统的理论知识,还可以在本专业感受到强烈的人文关怀。这对于学生将来步入教师队伍具有不可忽略的意义。增强课程设置的人文性同时也是为了回应新课改和新热点,做到教学联系实际,当下小学和中学教学都提倡人文教育,对小学生、中学生实施人文关怀,给学生减压,所以,在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设置中加入人文性元素是对同学自身的发展同时也是社会对教育者提出的要求。二是提高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具体来说就是把学生纳入课堂的主体地位,改变传统的学生只要带“两只耳朵”去上课的方式。例如,教师可以先把要讲授的内容告诉同学,让同学们预习,然后在上课之前每个学生都要提一个问题,看看谁的问题最具有建设性。 2.提高实践能力 实践是师范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提高自己能力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对于这些学生来说,他们不仅仅要通过理论性的课程汲取精深的专业知识,还要通过实践课程掌握扎实的实践知识。作为一个教者,他必须知道“教什么”和“怎么教”,不懂得实践,就有“心中浪翻浪,口中不见波”的感觉,学得再好,不懂得教,也不是一个好老师。究竟怎样才能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呢?改变传统的实习方式势在必行。老一套的实践方式无非是在大学的最后一年出去实习一个月,这种方式可能对某些同学有用,但是它只是给同学一个实践机会而已,并没有在观念上给学生们一个实践的转变,有很多同学并不能适应角色的转变,等到自己适应老师的角色之后实习已经完了。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关键是从观念上的角色定位,也就是说让学生一进大学就有老师的观念在他心中,在大学四年间,无论什么时候都是学生的实习期间。这就相当于每个学生都有四年的工作经验。 二、文秘方向就业教育创新 文秘方向的学生就业方向要远远大于师范类的学生,记者、编辑、机关单位的文书等等都比较适合文秘方向的同学,但是近年来文秘专业毕业生表面上的供不应求和实际上的就业质量不高,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分析文秘专业学生就业趋势和就业影响因素,从而提出提高文秘专业学生就业质量的有效路径,为文秘专业的建设指出努力的方向。从文秘专业就业方向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工作的的共同点都写作。 小结: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专业技能强,适合市场发展的人才,闭门造车并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产学结合以成为现代教育办学的宗旨。高校就业教育与教育一样重要,汉语言为学专业不是应用性较强的专业,加强就业指导显得尤为重要,为适应当下市场对人才的要求,对学生进行必要的就业教育必不可少。 教育专业论文:对于小学教育专业学生专业素质培养探析 使小学生在德、智、体等方面获得全面发展,成为“道德高尚、知识丰富、身体健康、人格健全”的人,比单纯传授知识更为重要。因此小学教育专业更应该注重对学生整体专业素质的培养。 一、小学教师专业素质的内涵与作用 教师专业素质是指教师在教育活动中体现出来的直接作用于教育过程的,具有专门性、指向性、不可替代性的品质,主要包括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和专业情意。 2003年教育部颁布的《三年制小学教育专业课程方案(试行)》中特别指出,小学教师要“懂得小学教育教学的规律,具有先进的教育思想和进行小学教育科研的初步能力”。 因此,小学教师的专业素质主要是指教师应具有扎实的基本实践操作技能、全面的人文素养、崇高的职业理想、积极健康的德育组织管理能力和一定的教育研究技能。小学教育专业人才的培养本着“综合培养,学有所长”的要求,主要包括语言表达能力、文字与图形表达能力、课堂教学基本技能、现代教育技术与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美育与艺体活动技能、学生教育与班级管理能力、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技能等方面的系统的培养和培训。 二、小学教师专业素质的内容 根据教育部的有关文件以及时代的要求,小学教育专业学生应该具备的专业素质主要包括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和专业情意。 1.专业知识 主要包括学科知识、一般教学理论知识、课程知识、学科教学知识、学习者及其特点的知识、教育情境知识,还包括关于教育的目标、目的和价值以及它们的哲学和历史背景的知识等。 2.专业技能 主要包括学科教学技能、班集体管理技能、教学研究技能、教学实践性知识与理论性知识互化的技能、人际交流的技能等。 3.专业情意 教师的专业情意是教师对教育专业所抱有的理想、情操、信念和道德操守,是教师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融合,也是教师专业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 三、小学教师专业素质培养的途径与方法 小学教育专业是高等师范教育体系中的一个源于中等师范教育的新专业,因此,小学教育专业在培养方式上既要吸收高师其他专业的长处,重视学科专业知识的教学和教育理论修养的提高,又要注意保持中师的传统优势,注重学生“三字一话”等职业技能的训练。从培养目标来看,小学教育专业培养的是小学教师,而小学教师的工作对象——小学生具有独特的心理特点,这些特点对小学教师职业伦理和职业行为提出了特殊要求。也就是说,小学教育专业所要培养的小学教师,必须具有坚定的职业信念、综合的知识能力和系统的职业技能。这些都决定了小学教育专业必须重视对学生进行系统化的职业素质的训练。 1.激发学生的主体性,使学生具有良好的职业意识 激发学生的主体性就是使学生明确专业定位,热爱小学教育专业,知道专业素养对于未来从事职业的重要性,清楚决定专业素质高低的关键在于自己的态度和付出,从而发自内心积极主动地进行专业素质的训练。为此,学校要让学生了解教师成长与发展的基本阶段,理解教师成长发展的基本规律,树立当一位优秀的小学教师的职业理想。 2.整合相关课程,全面提高学生的学识素养 适应小学课程改革需要,整合相关类课程和小学教育本科专业课程,提高学生的专业知识素养,培养学生的学识素养。目前,许多高师院校在小学教育专业本科的课程设置上主要照搬高师的“中文专业”,形成了相对“专门化”的课程设置。这种课程体系不符合小学教育专业的特点,培养出来的学生也不能适应小学教育课程改革对教师素质的要求。小教专业的特点强调“综合培养,学有所长”,高师院校小教专业的学科专业知识要相对宽厚一些,因此需要对相关类课程进行整合。通过整合,使学生不仅对枯燥的教育理论产生了兴趣,还能提高他们的现代教育技术水平,同时使他们充分掌握小学课堂的教学规律,从而大大提高高师小教专业学生的学识素养。 3.使学生掌握较为实用的综合专业技能,提高学科的专业化技术水平 综合教学技能是指在基本教学技能形成的基础上,在课堂教学情境中,综合运用基本教学技能的能力。这一阶段的训练反映了学生运用已形成的一定的教学技能来完成特定教学任务的熟练程度和水平,是对基本教学技能的运用和发展。这一阶段的训练目的是开发学生潜能,使其形成一定的教学能力,学会做小学教师。其特点是紧密结合具体的教学情景,开展见习、实习、调研等综合性的训练,使各种技能达到熟练与和谐,形成完整与灵活的教学能力。 以往的小学教育专业教师专业技能训练内容多为普通话和口语表达、文字和图形表达、课堂教学以及班主任工作等传统教师技能方面。在新的形势下,教师要新增有关新课程和信息社会等所需的现代教师教育能力。小学教师教学技能具有基本性、全面性和规范性、展示性的特点。这就要求小学教师能从事小学多学科教学的能力,不仅具有扎实的听、说、读、写技能,还应具有能唱、会演、能做、会画等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基本能力。小学教育具有强烈的示范性,儿童模仿性强,具有向师性,对教师有着特殊的情感。教师自身基本的人文素养、教学技能对小学生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这就要求小学教师的教学技能不但要全面,而且要规范,要成为小学生模仿的榜样。因此,小学教育专业教学技能的培养要具有规范性、展示性的特点,小学教育专业在对学生基本技能的要求上,例如读、写、算、艺体等基本技能不但要会,而且掌握得要准确、扎实、规范,且富于美感,切实提高未来小学教师的人文素质,提升教学技能的内涵品质。 4.采用学习与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培养学生教育研究能力 为适应新时期的教育教学要求,教师应由过去的“作为技术员的教师”转变为“作为专家的教师”,全面了解教育科研的基本方法,具备初步的教育科研能力。在信息化社会。终身学习的要求变得日趋明显。教师在其职业发展过程中,要不断提升自己的知识修养,提高教学与管理能力,为了更好地 认识教材、了解学生,教师应加强研究意识,并通过研究促进自身的发展。 要使学生成为有专长的小学教育“行家”。首先,要使其精通“教什么”和“如何教”这两方面的专门知识,有坚实的学科专业知识和教育学知识。其次,从一入学起,就要培养他们的科研意识,训练他们形成教育教学研究的习惯,使之掌握从事教育研究的基本方法。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可试行“导师制”,由学有专长的导师带领他们从事一些课题的研究,以此提高他们的科研水平。 在日常学习过程中可以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对于当下小学教育的各个环节(教育制度、学校、学生、教师、教材等)进行思考、讨论并形成心得体会,可以利用教育见习、实习等专门教育教学实践活动或通过社会调查、社会实践活动等自由多样的途径进一步深入了解;通过撰写读书笔记、调查报告等形式逐步完善学生的科研意识和科研能力。 教育专业论文:谈我国汉语言文学专业教育 一、汉语言文学专业所具有的教育特色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生的职业定位比较模糊,因为它不像法学、会计学以及医学类专业那样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与专业性,因此难以与应用型直接相提并论。汉语言文学专业是传统的人文类学科,不仅承载展现人文精神风貌的历史重任,还担任着提高全民族整体语言文化素质的重任。它的主要内容是对中外优秀文化及其遗产的学习和传承,其核心内容是关注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意义与价值,即对人类、国家、民族、集体、个人与自身的一种挖掘。因此,其专业教育的特色在于培养出的毕业生主要就职于人事的相关工作,对专业学生人文素质的培育比较重视;教育并非要直接体现于应用方面,而是从对社会人文观念及精神文明择取的影响上加以体现;不注重直接创造出的、可以进行计算的经济收益,而是注重对无法以数值计算的社会收益的创造等等。目前,在社会不断进步以及就业形势逐渐严峻的情况下,教育的实用性逐渐成为教育的追求目标。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育来讲,进行适当变革是很有必要的,在坚持传统的同时,积极与社会需要接轨。 二、当前汉语言文学教育存在的问题 课程设置中存在的问题。比普修课课程安排,专修课的上课时间明显太少,导致对专业的深度学习出现不足;其次,教育教学方式中存有的问题,实践类课程安排较少,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不强。 考核体制与考核形式方面的问题。部分学生对专业知识的研究及掌握不足,但是都能够顺利获得相关学分以及通过最终毕业考核,这其实是对专业考核体制与专业考核形式存在缺陷的一种展现。例如:部分试卷考核的只是一些简单的专业概念,等等。同时,试卷决定课程最终成功的观念使得学生们只关心考试的最终结果,而忽略教育教学的整个过程。 学生对自身所学专业的热爱程度不足的问题。对自身所学专业的认知不足,缺少对优秀文化传承与发扬的光荣感及使命感,同时自身专业素养还有待提升。 三、汉语言文学专业教育可采取的措施 1专业教学借助实用性理念来指导 在《中国大学生》这本杂志中,该专业的就业方向被描述为各类的编辑职务、教师、文案策划工作人员以及文秘等。然而,现实中,这个领域的毕业生的就业方向多为新闻出版社、政府工作机关、企业公司以及科研机构,还有部分人从事了新兴的产业,诸如房地产、律师、金融外贸等。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汉语言文学这个专业的就业面是非常广泛的,但是此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往往面临着有关专业的竞争压力,比如像新闻、公共管理、广告、文秘等专业。 2优化课程,增加学生专业知识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量多且杂,包含了诸如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古代文学以及现当代文学等十几门课程,为了使汉语言专业具有更好的竞争力,我们应当从三方面对课程进行优化:(1)课程内容精简化,要随着本领域的发展步伐,将最新的知识体系以及分析方法注入每门课程中。(2)核心内容凸显化,每门课程的结构都必须优化,学科基础的建立应根据此学科当前的发展来确定。(3)课程内容体系突出化,将各课程中的内容进行整合,使交叉重复现象最大限度地消除。 3提高学生的专业应用能力 为了满足就业的需求,必须提高专业的应用性,根据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就业方向,增加其专业应用性。应该在“读”、“写”、“说”这三个领域下功夫,这三方面的技能必须得到强化。此专业要从以下五个方面来进行实用性教学工作:现代各种类型问题的写作能力、古今各种问题类型的阅读能力、信息的调研能力、语言的教学能力以及口头表达能力。课程体系必须得到良好的设置,教学内容也应丰富化,最好是能够形成某些应用模块 来辅助专业课程的教学。只有这样,学生的这五个方面的能力才能加强,为以后的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成为一个专业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人才。 4要始终围绕着目标进行教学内容的改革 结合开放式的人才教育培养目标,教育教学中后续课程与该课程的衔接工作应得到我们的重视。比如,在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中都有某些相同的文字,我们应该对此部分知识进行整合梳理,让重复度降到最低。安排课程内容的教学工作,不必追求过深,只要“够用”“必须”即可。要结合本专业的最新动态精选课程内容,培养学生的语言敏感度以及自主学习的能力。 关于教学资源的选取问题,学校应根据课程改革以及教学大纲的需求,优化选择各种不同的教材。一方面要选择使用频繁的教材,满足语文教师的各种新需求以及现代教育的新挑战;另一方面要选择足够量的参考教材作为后备资源。这样一来,诸如教学标准的制定、教学大纲的实施、课程体系的确立、教学辅导的夯实、教学资源评价以及数字化工作才能得到有效的开展。我们要借助网络,稳步有序地组织有关的教学辅助资料以及与本课程有关的教材档案体系。 四、专业教育要具有创新的理念作为指导 我们进行创新就要做到内容创新、教学方式创新以及教学思维的创新,各自的具体内容如下。 1教学内容创新要突破专业限制 该专业的毕业生虽然拥有着一个广阔的就业面,然而因为专业针对性不强,其就业工作往往受到其他专业学生的强力冲击。因此,本专业的教学工作不能仅仅考虑文学和语言本身,而应该适当地结合就业现状和学科的发展历史推陈出新,增强学生的职业技能。其实说白了,像广告、公共管理、文秘以及新闻专业,其实就是在汉语言文学这个领域经过创新发展起来的。由此可见,在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前提下,我们还应该突破传统的限制,不断改革创新,让汉语言文学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诸如新闻传播、教育教学工作、社区文化管理、公关和文秘、广告文秘等,都可以成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个应用模块,借助各个模块的学校教育,学生可以获得宝贵的从业能力和动手能力。 2强化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 汉语言文学专业有着极强的文学底蕴,要求学生不仅要有坚实的东方文化底蕴,还要有深厚的汉语感情。学生创新素质的形成能力与自身关于东方文化的亲和力以及自己推陈出新的能力有很大的关系。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非常重要。一方面,教师要在思想上与时俱进,具有极强的意识以及新颖的教育教学思路,他们不仅要潜心实验、乐于探索,还要不断地开拓进取。要一改以往的那种文化传声筒的角色,通过创新活动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针对某些社会问题(例如新媒体传播方式、博客等)可以为我所用,将其带到课堂之上供学生思考。 总之,新课堂不仅饶有趣味充斥着人文气息,而且还洋溢着人性的光辉,它让师生之间的交流互动工作做到了最好,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求知欲望。新课堂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成为了精神栖息的最佳港湾,培育新型思维的一方沃土,更成为师生人生历程的一次洗礼。如今的我,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还不能实现如此完美的教学目标,但只要我站在了神圣的三尺讲台之上,我就要孜孜不倦、竭我所能地工作。学生是我国的未来,我们在进行中文教学的过程中,更应该贯彻实施上面提到的问题,学生实际掌握的语文知识丰富了,学生的汉语言体系自然就完善了,只要这样,中华文化才能不断地流淌,传统文化才能不断地传承和弘扬。 教育专业论文:从网络新闻传播特质看专业人才教育 随着时代的进步,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网络成为一种非常广泛的传播方式;网民的急速发展奠定了网络新闻传播成为主流传播的基础,它取代了传统的新闻传播方式,如报纸、广播等,从非主流传播地位上升到主流传播地位。这无疑给网络新闻传播带来了严峻的考验,在网络信息时代的大背景下,究竟要怎样的专业才人才可以适应网络新闻传播的发展趋势,本文对其进行讨论。 一、网络新闻传播特质 网络新闻传播从本质上说,仍然是新闻传播,只不过其载体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不再是报纸、广播、电视,而是新时代的计算机、手机等高科技产品,通过这些载体形成新的新闻传播方式。但网络新闻传播的社会分工变得模糊、不明确,传受关系不在是单向的,而是受众与传媒双向交流。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网络来传播新闻,并发表自己的看法以及意见,从而影响到他人,微博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当今网络传播发展速度之快,让人不得不加以重视。它的传播速度快捷,并且传播便利,不受空间的限制。像世界瞩目的奥运会,无论在何地举行,都可以在第一时间通过网络传播出来,实现新闻传播的全球性特征。并且传播的方式往往也并不单一,不像报纸只是通过纸质、文字和图片来进行传播,也不像广播通过声音来传播,更不同与电视单一的声像传播方式。而是融合了多种方式,多种媒体的传播方式,可以是文字、图表、图片、声音、动画、影像多种方式并存。 传播的快捷,也直接带来了大量的网络信息,这些信息内容广泛、涉及生活、社会、人文、科普等等,具有明显的开放性。但同时也给网络新闻传播带来的新的挑战,过多的信息量会使广大群众难以分辨是非,无法确定其真假,从而导致网络新闻传播混乱,影响网络新闻传播的健康发展,同时也使群众对其权威性有所保留。 二、专业人才教育 面对网络新闻传播的新方式,笔者认识到其为传统的新闻传播带来了挑战,边缘化了报纸、广播等传播方式,成为了主流传播主体,那么究竟应该怎样来迎接这种挑战呢?笔者认为重中之重就是要加大专业人才培养,这种培养不在是单一的、传统的培养,而是要结合网络信息时代的大背景,与时俱进。 1.无论是哪个领域的人才培养,都对其自身素质有着严格的要求。这种要求不仅仅在专业上,更应该表现在思想、生活等等方面。作为新闻传播者,要有过硬的基础知识,坚定的思想原则,忠诚的政治素养。在面对网络新闻传播复杂的情况下,这些条件必不可缺;试想在面对众多的新闻时,怎样正确的引导群众,发挥新闻传播的作用,对传播者都是十分大的考验。新闻传播者要对新闻内容,有着正确的认识、深刻的理解。同时,在全球化的急遽发展下,英文也成为新闻传播者的必修课,想要获得传播第一手的信息,就必须具有一定的英文水平。并且要知法懂法,这种法律不仅仅是中国的法律,也要懂的国外的法律,只有知法懂法了,才能正确的判断出新闻内容的正误,从而正确的进行新闻传播工作。总之,只有新闻传播者自身素质上的去,才更有利于新时代的网络新闻传播。 2.那究竟怎样才能使得网络新闻传播者具有高素质呢?这就对专业人才教育上,提出了新的要求。网络新闻传播者不能像从前一样只注重人文,而不注重其他学科,当代的网络新闻传播不在单一的属于文类,而是一种文理交叉的学科。这种性质上的转换,让我们不得不对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网络新闻传播中,网络占有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这就对计算机的水平提出了要求,不在是你会写稿子便可以进行新闻传播,只有懂得网络技术,利用视频、动画、文字等等多媒体方式,才能更好的进行工作。这就要求在培养专业人才的时候,不能只看重文学素养,同时也要文理兼顾,培养复合型人才。在文理兼顾的基础上,还应该认识到网络新闻传播者也要对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等领域有着相应的理解,网络新闻传播不能只掌握专业内知识,其他领域的知识也十分重要,只有凝聚各个领域的精华,融会贯通才能更的做好网络新闻传播工作。 3.对于专业人才的培养,关键就是要注重培养的方式。新闻传播学在中国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对于这门学科的教学,已然形成了一定的规律,但这种规律在实践中,向我们表现出来其缺点。传统的培养方式并不适合新生的网络新闻传播工作者的成长。纵观当下的各种学府,对于网络新闻传播的专业人才培养并没有明确的教学体系,有的只按照新闻传播者进行培养,有的也只不过加入了计算机教育,甚至对于这门学科,都没有一个统一的名称。在课程体系上也明显十分混乱,公共基础知识、专业课知识等包含的内容复杂、混乱。这都影响专业人才的培养。并且,专业人才培养中“专业”,也向我们揭示培养方式需要改革,传统的授课方式并不适合“专业”培养,只有做到因材施教,并且具有自己的特色进行培养,才更有利于网络新闻传播的专业人才培养。在因材施教的同时,更要注重实践,现今许多大学生都感觉在大学上所学,和到岗位上所做,没有什么关系,甚至是一无所用,空有一腔理论,却只能纸上谈兵,这种不能学以致用的现象并不少见,想要减少这种现象就只有加大对实践教学的力度,可见只有实践才能更好的进行培养,只有实践才能验证其成果。培养方式的创新才能产生更多网络新闻传播的创新型专业人才。 三、结语 快速发展的网络新闻传播,无疑是一种多元化的传播方式,成为主流传播主体,对于怎样做好这项工作,是对其专业人才培养的一种考验,这种传播方式的壮大依靠的是人才。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做好创新型专业人才培养工作,从根本上变革,迎接网络信息时代的考验。
计算机科学论文: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前景论述 当下,无论是在国家、企业、家庭或者个人层面,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应用都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和飞跃的进步,我们可以轻易发现,计算机科学技术是一个具有超强生命力和发展前景的领域,其无论在运算速度、开发成本和使用性能尚都得到了质与量的飞跃。每一次计算机科学技术的进步都带来软件工程、材料科学、集成电路技术、网络技术的发展,而这些技术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计算机科学技术的提高。 现在计算机已经运用于各行各业(工业、农业、文化教育、卫生保健、服务行业、社会公用事业等),走进万千普通人的家中,更为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首先,计算机将会推动社会生产力以更快的速度发展。当下计算机时代中,信息便是最重要的元素,通过对互联网和计算机,将会加快信息技术发展,人们传递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对于信息的了解也会越来越多,因此对信息的有效性和及时性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于此同时,信息技术发展不仅会拖动和其相关茶叶的法阵与进步(如电子技术和生物技术),还会对新能源、新技术的发展和开发有一定的影响和帮助,促进科技是人类社会第一生产力的地位也愈加明显突出。而信息对于个人来说,通过网络与计算机,人类的劳动方式和工作方式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人类可足不出户的完成各项学习任务和工作,让人们节省出更多的时间去做其他事情,在各方面均会得到一定的解放,如行动或者思想。在将来社会中,计算机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作用也将越来越大,越来越贴近人们的生活,计算机也会越来越小型化,智能化。未来我们将可以通过计算机做许多事。 势 展望未来,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发展又将是一片生机,前景广阔.计算机学家、数学家等科学家们的执着追求和不懈努力,将会使他们在21世纪的计算机发展史上谱写出更加灿烂辉煌的新篇章。 1.生物计算机 生物家算计在1994年11月美国的异位博士便提出,其以DNA碱基序列作为信息编码载体,使用当代分子生物技术,食管内使用控制酶,使得DNA碱基对序列发生变化和反映,从而实现数据的运算。阿曼德在杂志《科学》上公布了DNA计算机理论,引发全世界各个方面的学者关注。过去的半个世纪内,计算机意义几乎和物理芯片一样,但是阿德勒提出DNA计算机,不仅拓宽人类对计算机的了解,而且计算机也不再是简单的物理性质的操作,还增添了粘贴、复制、剪切、插入等方式。就在2013年的3月,英国生物信息研究院的科学家们将莎士比亚的154首十四行诗的mp3文件和相关数码照片编入了DNA序列,储存密度达到了惊人的每克2.2PB(1PB=1024TB)。这条消息引爆了人们对信息存储概念的认识大转变。基于DNA的存储技术诞生以及得以实现,给人们对生物计算机的构想以坚定的信念。 2.量子计算机 量子计算机是指处于量子状态下的原子,将其作为CPU和内存,使用原子量子特性进而对信息进行处理。因为原子具有在同一个时间点,可以未出不同位置之间奇妙的特性,使用0和1表示处于量子位的原子,而处于量子位的原子可以同时使用0和1中间的值进行表示,所以不管从处理的角度还是从数据存储的角度,量子位能力,量子位能力是晶体管电子位的2倍。有人这样比喻:一个老鼠在绕过一只猫的时候,根据经典物理学理论,若是从左边过,那么便不能从右边过,左右两侧只可以选择一个方向,然而若是根据量子物理学理论,老鼠.可以同时从猫的左右两边绕过。 3.光子计算机 光子计算机和传统芯片计算机比较可以看出,光计算机可以使用光速来提到电子进行存储和运算等工作:其将会以不同的波长来表示不同数据,并以大量的棱镜、透镜以及反射镜将数据从芯片之间进行传递。研制出的光计算机摄像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便已经被提出。在1986年,贝尔实验室的戴维•米勒研究出小型光开关,为同实验室的艾伦•黄研制光处理器提供了必备元件。1990年1月,黄的实验室开始用光计算机工作。从采用的元器件看,光计算机有全光学型和光电混合型。1990年贝尔实验室研制成功的那台机器就采用了混合型结构。相比之下,全光学型计算机可以达到更高的运算速度。但是,若是想将光计算机研制成功,则需要开发出可用一条光控制另一条光的光学“晶体管”。而现在光学“晶体管”体积较大,且较为笨拙,若是实用现代的“晶体管”制作出的光子计算机,其体积将和汽车一样大。所以在短期内使用光子计算机,比较遥远。 4.模糊计算机 有些词语的意思完全相反,例如好和坏、黑和白、美和丑、瘦和胖、暗和明等等,即使他们意思相反,但他们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进行邠,类似这些没有明确的规定的界限食物及表达形式,则将其成为模糊概念。所以科学家设计出模糊计算机的制造,此种计算机不仅具有普通计算机的功能,而且还可以和人一样,用脑思考、对话、判断和学习等等,此种计算机便是第六代计算机的发展趋势和方向。在1984年,日本是第一个提出制造模糊计算机的国家,同时因其非逻辑、不规则函数作为制作的基础,并进行设计、研制成功模糊集成电路,从而使得当时的计算机体积有明显的下降。若是想要成功的研制出具有人脑功能的模糊计算机,则需要将大量的学科进行整合和开发,如大脑生理学、电子学、心理学、语言学等等。相关研究资料显示,此种具有人脑功能的模糊计算机将在2000年之后研制出,但是一旦研制成功出此种计算机,将对对社会及人类各方面生活有非常重大的影响。 结语 随着社会经济不断的向前发展,计算机科学将会更加深入的融入到各个阶层的人们生活中,使全球进入经济时代的信息阶段,让使得计算机的发展成为了人类文明史上非常重大的突破,为社会发展及人类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 作者:张锋张云涛王永杰单位: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论文:数学哲学计算机科学管理 【内容提要】本文对存在于数学哲学与科学哲学、以及数学哲学与计算机科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和渗透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并以此为依据提出了“能动作用”这一知识与概念发展的普遍模式,即我们不仅应当高度重视在不同领域之间所存在的重要联系,而且应当明确肯定这种关系的能动性质。 【正文】 1引言 这一文章有两个相互关联的目标:第一,表明数学哲学在20世纪中与两个很不相同的领域,即科学哲学和计算机科学(包括人工智能),产生了重要的相互作用,而且,这三个领域都由这种相互影响得益匪浅;第二,作为对于这种相互关系的进一步分析,文中提出了“能动作用”(dynamicinteraction)的概念,作者认为,这事实上代表了知识与概念发展的一个普遍模式。 为了讨论的方便,以下先对“能动作用”这一概念作一较为具体的刻划。笔者认为,这主要包括以下四个特征: (1)在两个先前被认为是互不相关的领域之间可能发现某些出乎意料的联系; (2)这两者都由这种联系,或者更精确地说,由这种相互作用,得益匪浅; (3)这并非是静态的、而是一种能动的关系,特别是,先前处于次要地位的领域可能转而占据主导的地位,反之亦然; (4)在保持相互联系的同时,对立双方又都应当保持一定的相对独立性,这事实上也就是主次地位发生变化的一个必要条件。 数学哲学与科学哲学在本世纪中的相互作用,可以被看成上述“能动作用”的第一个例子:在本世纪上半叶,数学哲学显然在这两者中居于主导的地位,例如,维也纳学派就是由数学哲学(这在当时主要是指数学基础研究)吸取了不少重要的基本思想从而发展起了自己的科学哲学理论,后者并曾在很大时期内一直被看成是科学哲学领域中的正统观念;然而,自60年代以来,科学哲学已逐渐取代数学哲学而在两者中占据了主导的地位,例如,主要就是由于科学哲学的影响才导致了数学哲学在现代的革命性变化。对于数学哲学与科学哲学的这种能动作用我们将在第二节中作出具体分析。 其次,在数学哲学与计算机科学之间我们也可看到同样的“能动作用”。事实上,计算机科学的一些奠基者,即如冯·诺意曼(VonNeumann)和图林(A.Turing)等,先前都曾直接从事数学哲学(基础)的研究,而且,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些年中,计算机科学家们更不断由数学哲学中吸取了一些十分重要的思想,后者并在以后的人工智能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应用;然而,计算机科学的现展,特别是所谓的“机器证明”,则又对数学哲学的研究提出了新的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数学哲学的现展,这样,作用双方的主次关系也就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对于数学哲学与计算机科学之间能动作用的具体分析即是第三节的主要内容。 显然,以上的两个实例也已表明:“能动作用”的概念具有一定普遍性,从而可被看成知识与概念发展的一种模式。 应当提出的是,“能动作用”并非一个全新的概念,特别是,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我们即可找到很多类似的思想。 例如,《老子》中的以下论述显然就是与上述关于“能动作用”主要特征的分析直接相对应的: “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二章)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五十八章) “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四十章) 另外,除去在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早期萌芽外,现代的一些学者也曾通过自己的研究提出了类似的思想。例如,特别重要的是,美国女学者格拉斯赫尔茨(E.Grosholz)就曾对数学领域中不同分支间的相互作用,包括逻辑与算术(1981)、逻辑与拓扑(1985)、几何与代数(1991)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格拉斯赫尔茨的结论是:这种相互作用对于数学的发展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如果在互相作用的同时,相关的分支能保持一定的独立性,那么,这种相互作用就最为有益,与此相反,如果力图将一个领域完全化归成另一领域,则就可能阻碍进一步的发展。 从而,尽管格拉斯赫尔茨并没有能明确地提出“能动作用”的概念,也未能清楚地指明作用双方主次关系的能动(变动)性质,但上述的分析仍可被看成对于她的相应观点的必要深化和合理发展。 2数学哲学与科学哲学的能动作用 众所知,就科学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而言,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逻辑实证主义(更为准确地说,即是维也纳学派),而又正是数学哲学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具体地说,对于维也纳学派的贡献我们可以从两个不同的层次上去进行分析: 第一,维也纳学派提出了关于哲学本质的一种新的观点,并突出地强调了逻辑分析方法对于哲学的特殊重要性,从而事实上发展起了一种新的哲学传统,即分析哲学,后者曾在英语国家中长期占据主导的地位。 例如,上述的立场在维也纳学派的“宣言”,即《世界的科学观念:维也纳学派》这一著作中就有着明确的反映:“哲学的任务在于问题和命题的澄清,而不在于提出特殊的‘哲学的’命题。这种澄清的方法就是逻辑分析方法。”([11]p.8) 第二,只是通过维也纳学派的工作,科学哲学才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这也就是说,只是通过这一学派的工作,科学哲学才获得了明确的意义,并有了确定的研究问题和方法。事实是,尽管科学哲学的内容和范围等有一个历史演变和发展的过程,但是,维也纳学派的科学哲学观却曾在西方学术界中长期占据支配的地位,以致被看成科学哲学中的正统观点。 就数学哲学对于科学哲学的影响而言,我们显然应当集中于上述的第二方面,但是,由于维也纳学派在科学哲学领域内的工作是与他们的一般哲学立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只有以后者作为背景来进行分析,我们才能很好地理解此学派在科学哲学领域内工作的性质以及数学哲学在这方面的重要影响。 例如,只有从这样的角度去进行分析,我们才能很好地理解维也纳学派在科学哲学领域内为自己所设定的工作目标,因为后者事实上就是其基本哲学立场在这一领域中的具体体现,或者说,即是由他们的基本哲学立场所直接决定的。具体地说,对于形而上学的反对(或者说,对于经验主义基本立场的坚持)和对于逻辑方法的强调无疑是维也纳学派(更为一般地说,就是逻辑实证主义)最为重要的两个特征,而这一基本哲学立场也就直接决定了其在科学哲学领域内的主要目标,即是要通过逐级的化归,直至那些处于最低层次的直接涉及“直接给予”(immediatelygiven)的概念和命题,以对科学的概念和命题的意义进行澄清(与此相反,如果一个词项不可能借助于直接给予得到建构,那么,所有包含这一词项的命题就都应当被看成无意义的,也即应当被看成形而上学的伪命题从科学领域中排除出去);另外,从整体上说,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应以直接给予为基础去建构或重新建构出全部科学(这就是所谓的“统一科学”)。 显然,我们在此即可清楚地看到数学哲学的重要影响:正是逻辑主义的基础研究,也即如何以逻辑为基础建构或重新建构起全部数学的工作,为维也纳学派提供了直接的范例或样板。 然而,就如逻辑主义者把全部数学化归成逻辑的工作遭遇到了严重的困难,维也纳学派建构“统一科学”的努力也并非一帆风顺,并因此而引起了进一步的理论思考,特别是人们开始深入地考察以下的问题:科学的经验基础究竟是什么,是个体的经验,还是公共观察的记录?另外,在所谓的“观察命题”与“理论命题”之间究竟又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或者说,在什么样的意义上,理论命题可以由相应的观察得到确证? 容易看出,相对于科学理论的具体建构而言,上述的思考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因为,它所关注的已不再是任何一个特殊的科学理论的具体建构,而是科学理论的普遍结构。从而,这事实上就代表着维也纳学派科学哲学观的一个重大变化。后者可简单地表述为:科学哲学即是所谓的“元科学”。 从而,这也从又一角度清楚地表明了数学哲学的重要影响,因为,归根结蒂,“元”(meta)这一概念就是由数学哲学中直接借用过来的:它直接渊源于希尔伯特的基础研究,也即所谓的“元数学”。 综上可见,源自数学哲学的概念和思想确曾在维也纳学派的科学哲学研究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从而,就数学哲学与科学哲学的相互关系而言,我们就应当说,在本世纪上半叶,数学哲学占据了主导的地位。 自40年代开始,数学哲学进入了一个“悲观和停滞的时期”;与此同时,科学哲学却已逐步摆脱逻辑实证主义的传统进入了一个欣欣向荣的新发展时期。从本文所采取的角度看,促成后一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尽管科学哲学在此之前曾长期处于基础主义的数学哲学的直接影响之下,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科学哲学仍然保持了一定的相对独立性,特别是,科学哲学始终具有自己特殊的研究问题。由于后者是与数学哲学中的基础问题不很相同的,因此,正是围绕这些问题科学哲学逐步开始了自己的独立发展。例如,在此首先有逻辑实证主义者与波普尔(K.Popper)关于什么是科学与非科学命题划界标准的论争,即这究竟是可证实性还是可证伪性?其后,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我们又可看到逻辑经验主义与历史主义学派关于科学本质的争论。最后,所谓的新历史主义学派则又对先前的各种观点进行了广泛的批评,并通过不同观点的整合提出了关于科学发展合理性的新见解。从而,从整体上说,科学哲学就已脱离逻辑实证主义的传统而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由于在科学哲学的现代研究中出现了如此之多的新的概念、观点、问题和方法,因此,这就对处于困境之中的数学哲学家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例如,在后一领域中工作的学者们迟早会想到这样的一些问题,即如我们是否应当把那些在科学哲学的现代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概念或思想推广到数学哲学的领域?又如,有些问题已被证明对于深入理解科学的本质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从而,在数学哲学中我们是否也应当去讨论同样的、或类似的问题? 例如,正是这样的氛围中,克伦瓦(M.Crowe,1975)、默尔顿斯(H.Mehrtens,1976)和道本(J.Dauben,1984)等就曾先后对库恩(T.Kuhn)关于科学革命的理论在数学中的可应用性进行了分析。另外,更为一般地说,托玛兹克(T.Tymoczko)的下述言论则更可以被看成集中地代表了在这一方向上工作的数学哲学家的共同心态:“科学哲学看来确实处在前进之中,数学哲学为什么不前进呢”?([7]p.127) 尽管上述方向上的研究在最初主要是一些推广和移植的工作,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这种来自科学哲学的影响对数学哲学的现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并与数学哲学自身的动力因素一起(后者主要是指对于基础主义的数学哲学的深入批判以及关于应当如何去从事数学哲学研究的自觉反思),事实上造成了数学哲学中的革命。[15][17] 从而,就数学哲学与科学哲学的关系而言,这清楚地表明了一个重要的变化:科学哲学现已取代数学哲学在两者中占据了主导的地位。 最后,应当提及的是,拉卡托斯(I.Lakatos)的工作可以大致地被看成上述转变的实际转折点。具体地说,在60年代初,拉卡托斯曾通过把波普尔的证伪主义科学哲学推广应用到数学领域从而发展起了自己的数学哲学理论,而这事实上也是科学哲学的思想首次被应用到数学哲学的领域。另外,除去上述的工作以外,拉卡托斯又曾在相反的方向上进行了工作,也即是以“数学发展的逻辑”作为基本的概念框架发展起了新的科学哲学理论:“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14]从而,拉卡托斯就不仅最早促成了上述的变化,更从这种“交叉研究”中得到了最大的收益。 综上可见,就本世纪数学哲学与科学哲学的发展而言,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能动作用”得以实现的。 3数学哲学与计算机科学的能动作用 数学哲学对于计算机科学的影响主要表现于以下的事实:一些源于数学哲学(数学基础研究)的概念和理论在计算机科学的历史发展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例如,在此可以首先提及(一阶)谓词演算理论:这是由弗雷格(G.Frege)在1879年出版的《概念语言》中首次给出的,而后者则又常常被看成数学基础研究的实际起点;然而,这一主要是为了数学的严格化(更为一般地说,即是思维的严格化)所创立的概念工具现已成为计算机科学最为重要的理论工具之一,特别是,谓词演算的一种特殊形式(theclausalform)更被证明对于人工智能(即如机器证明)的研究是特别适用的。 另外,由图林所给出的“图林机”(Turingmachine)和“通用机”(universalmachine)的概念则可说是一个更为典型的例子。具体地说,这两个概念是由图林在1937所发表的一篇论文中首次引进的。正如这一论文的题目——“论可计算数及其对于判定问题的应用”——所清楚地表明的,图林之所以引进这两个概念,主是为了解决希尔伯特的“可判定性问题”,而后者则就是著名的“希尔伯特规划”的一个部分,即其直接目标仍在于如何很好地去解决数学的基础问题;然而,这两个概念后来却又在计算机的历史发展中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正是基于“通用机”的概念,人们才最终构造出了现代意义上计算机,即带有内存(程序)的计算机——由于后者较好地解决了早一代计算机(即如美国在1946年所建造的第一台电子计算机ENIAC)所存在的“计算”快、但却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来编制相应的程序的弊病,因此,这确实代表了一次真正的进步。 最后,我们在此还可提及罗素的“类型论”。如众所知,罗素之所以提出“类型论”,其直接起因是为了能够很好地解决悖论的问题,罗素并以此为基础而提出了关于逻辑主义的一个新的纲领,即是如何以逻辑为基础去开展出全部数学,同时则又可以避免悖论的威胁。令人吃惊的是,这一完全源于数学的哲学思考的概念现也被证明对于计算机科学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计算机的程序语言通常是分类的。这也就是说,为了避免混乱,在给出一个函数时,我们应当具体地去指明其中所包含的变量的类型。显然,这事实上就是类型论的基本思想。 如果说源自数学哲学的概念和理论曾对计算机科学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那么,就如前述“能动作用”的模式所表明的,数学哲学与计算机科学的主次关系现在似乎也已发展到了一个转折点,即计算机科学现正反过来对数学哲学的现代研究发挥着实质性的影响。 具体地说,就计算机科学对数学哲学的影响而言,机器证明可以说起着最为重要的作用,而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四色定理的机器证明(1977)就可被看成上述主次关系转变的实际转折点。因为,在人类的历史上,这真是破天荒的一个事件,即是一个重要的数学定理由于使用计算机而得到了证明,而且,后者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计算机在此被用于对各种特殊情况的检验,由于后者的数量如此之多,相应的检验又是如此之繁琐,因此,如果不使用计算机,所说的检验过程就不可能得以完成)。但是,人们又不禁要问:这种借助于计算机的证明能否算是一个真正的证明?这样,计算机科学的发展就直接导致了如下的哲学思考:什么是“数学证明”?或者说,究竟什么是“数学证明”的本质? 自1977年以来,已经有二十多个年头过去了;但是,上述的问题却象一个幽灵一直缠绕在数学家和数学哲学家的心头,因为,计算机在数学中的应用现已不再是一个偶见的现象,而且,这种应用的性质也已发生了十分重要的变化:如果说在四色定理的证明中计算机只是充当了某种较为次要的角色,即只是具体地去实施某些细节性工作,而主要的证明思想仍然是由人类所事先设计好的,那么,一些现代的证明机器(即如由LarryWos所设计的)就不仅可以对一些已知的定理设计出某些新的、也即从来没有为人们所想到过的证明,而且已成功地证明了某些人们所一直没有能够证明的重要的数学结论。 事实上,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来说,计算机可被认为正在改变数学的性质,因为,计算机不仅为数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工具(应当明确,所说的工具作用不只限于计算和逻辑演算,而且也包括其它的功能,如图象显示等),而且也直接导致了数学研究方向或重点的转移(例如,由于计算机的使用使得大量过去无法实现的计算成为可能,这就不仅使一些传统的研究问题得以复活,而且还直接导致了一些新的研究分支,如“计算数论”、“计算几何学”等,另外,也有一些概念和理论由于计算机的使用变得特别重要,即如算法的概念和离散数学等)。再者,计算机的使用并导致了数学观的重要变化,即如人们对什么是数学问题的“满意解答”的看法等。从而,总的来说,计算机正在改变整个数学(包括数学活动)的面貌,而这当然也会引起相应的哲学思考:什么是数学?或者说,究竟什么是数学的本质? 在笔者看来,以下的事实也许最为清楚地表明了这种由于计算机所导致的变化的深刻性和重要性:一些自称为“实验数学家”的新潮数学家现正试图创立一种新的作数学的方法,即主要通过计算机实验去作出新的发现。由于所说的方法是与传统的作法很不一致的:“传统数学家设想证明,实验数学家设计实验;传统数学家用手进行繁复的计算,实验数学家把例行的计算交给计算机去快速地完成;传统数学家所作的例行推导和证明许多也可以交给计算机完成”——因此,在这些数学家看来,计算机正在改变数学的性质:数学正在成为一门“实验科学”。[18] 综上可见,计算机科学的发展正在对数学哲学的现代研究发挥十分重要的影响,而且,可以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影响的程度将会不断得到加强。从而,总的来说,我们在此看到了关于“能动作用”再这一发展模式的又一实例。 4结束语 卡尔纳普(R.Carnap)在其《思想自述》中曾经这样写道:“倘若有谁对那种依据传统的学术界线划分而属于不同的学科领域之间的关系感兴趣,那么,他肯定不会如他自己所期待的那样,被当作学科之间的桥梁建造者而受到欢迎,相反,他将被双方同时视作局外人和令人生厌的入侵者。”([9].p.11)由于以上的讨论显然即已表明这种态度是错误的(事实上,卡尔纳普本人的工作也已清楚地表明了“交叉研究”的积极意义),因此,现在确是改变这种态度的时候了。 计算机科学论文:信息时代中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应用 摘要:随着人们生活和经济的快速发展,计算机科学技术推动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为各领域带来了便利和好处。本文主要针对分析计算机科学技术在各领域的应用,对计算机的发展做出深度的研究并找出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发展的正确方向. 关键词:信息时代;计算机发展;技术应用 随着人们生活时代的快速发展,计算机科学技术在各个领域的运用也是十分的广泛,计算机具有广泛性、智能性、实用性的发展特性,要充分发挥计算机所具有的特性,扩展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应用,保证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应用发展具有深刻的意义。 1计算机的发展历史与现状 第1代:电子管数字机(1946-1958年)世界第一台由美军方制定的计算机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问世,这台计算机采用17840根电子管,长80英尺,宽8英尺,重28T,功率消耗为170kW,特点为体积大、功耗大、速度慢、可靠性差、价格昂贵。技术方面使用的机器语言跟汇编语言来编辑程序。第2代:晶体管数字机(1958-1964年)晶体管计算机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晶体管为主要的元件,高级语言和编译程序的程序更加高级。特点是体积比一代变小、功耗也降低、可靠性也提高了、速度提高。并开始运用到工业控制领域。第3代:集成电路计算机(1964-1970年)在20世纪60年代,由于半导体的快速崛起与发展,集成电路也因此被制造出来,特点是速度比一代和二代更快,体积更小了,可靠性也提高,价格也没之前昂贵了,并开始应用到文字的处理和图像处理的领域中去。第4代:大规模集成电路机(1970-至今)第四代计算机的体积更加的小,速度也加快了、容量更大了。采用大规模的集成电路,开创了计算机一个改革创新的时代。应用逐步向人们生活进步,在生活、工作、学习都会运用到计算机。从一开始的第一代计算机到现在的第四代计算机,从一开始到后面的家喻户晓,计算机科学技术对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计算机的智能性,极度改变了人们的存在方式,为人们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无限的贡献,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计算机科学技术是多方面的,它主要包括软件应用、硬件应用、系统软件、操作系统、语言处理系统等,它在人们的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现在计算机在教育、办公、经济管理等应用领域都有着重要的地位,计算机明显的提高了人们做事的效率。例如,将应用运用到办公系统中,无纸化办公不再是柯南一梦,防止了纸张的不必要浪费,保护了树木保护了环境,也提高了人们的办公效率,人们只要将资料储存在计算机里,方便使用与快捷传送,有效提升人们的做事效率。 2计算机科学技术的特性 2.1广泛性 现在人人会使用计算机,在生活上,工作上遇到问题都会想到使用计算机来解决问题,比如,在网上购物,不出家门竟知天下事,收集资料,图片与文字的编辑等,无一步体现出计算机的广泛性。 2.2实用性 计算机可以为人们提供更便捷的服务,比如在线交流,使用编程控制机械的生产。 2.3智能性 计算机越来越智能化,不仅由台式计算机,更有便携式笔记本,更加轻薄方便,利于办公。2.4网络化互联网将计算机串联在一起,人们可以在网上通过QQ、微信、微博进行交流与资源共享,提高了人们生活的便捷化。 3计算机科学技术应用领域的研究 3.1科学研究的方面 第一代计算机就是由美军定制用来进行计算弹道而研制成的,所以科学计算是最早也是最基本的应用领域。计算机科学技术的主要作用是数据的采集、存储、检索和、数值计算、自动控制、翻译等。数值计算主要就是利用计算机的运算速度、容量大和连续运算的能力,解决人们无法算出的科学问题,例如:地震的预测、天气预报、火箭发射的时间与轨迹等都需要由计算机来进行高快速的运算。 3.2在机械和电子控制产业领域的应用 在电子机械产业的迅速发展之下,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广泛性使得电子控制产业的功能强大。生产率提高,计算机的发展对控制产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我国在控制技术这个方面发展是比较缓慢的,起步比较晚,计算机的技术又处在发展中的阶段,计算机进行精确的数据检测对控制着科技的完成,计算机技术的快运算会迅速的将数据系统进行分析和判断判断,并发出指令控制系统自行操作。这样自动控制的操作理念既节约了人们的劳作的时间和人们的劳动力,还提高了工作效率与产品的合格率,满足生产中的所以需求。 3.3在交通运输业的应用 在交通运输业应用中,计算机科学技术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主要有GPS全球定位系统,其次还有位置地理信息,座位预订及交通系统的智能化。GPS主要就是用于追踪、道路的查询、紧急救助和跟踪系统等;交通系统的智能化是将计算机的技术、网络通信的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结合为一体并用于交通运输业的应用;坐席预订就是为人们提供方便,比如,人们可以利用网络购买火车票、飞机票、船票等,购票的效率提高了,劳动力的成本业减少了;位置地理信息是运用计算机技术在集成系统和信息科学技术的运用下,分析数据,提供相对于的信息需求。 4总结 在人们生活的发展过程中,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各种应用领域都做出了巨大贡献,计算机科学技术也在不断的发展与改革,发展的同时业不断的对人们的生活、工作、学习做出巨大的贡献,计算机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并占有重要的位置。计人们的生活水平被计算机所改变,人们的社会文明也被计算机的发展进一步推进。计算机发展的迅速,我国必须健全对计算机管理体系的管理,必须重视对计算机专业人才的培养,提高计算机软件的质量,深入改革计算机技术的重要理论,广泛运用到我们的生活中,是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智能化。未来的计算机科学会有更多的发展,是无尽的,多方面的,创新的,开发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应用,使它成为体现我国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 作者:刘子盟 单位:福建省厦门市厦门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论文:计算机科学在计算机教育中的应用 摘要:随着我国科学技术不断的发展进步,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发展进程,此外,随着计算机科学技术得到广泛的普及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生活当中的各种方面,尤其针对于教育领域来说,更是有着很大的影响,而现如今在我国各个学校当中,都已经建立了多媒体教室,并且我国很多城市,也逐渐的加强对于计算机教育的新的教学模式,本文主要立足于计算机科学技术在计算机教育当中的具体应用,以此展开了深入的研究与分析,以此期望为我国后期在研究计算机科学技术在计算机教育当中的具体应用时,提供一些参考性的建议. 关键词:计算机;科学技术;计算机教育;具体应用;分析概述 随着互联网、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到来,在此背景之下,人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也是越来越离不开计算机的使用,而对于我国教育的领域来说更是如此,计算机科学技术在整个计算机教育当中,是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的。而在我国之前的教育当中,也由传统的教学方式逐渐的转变为计算机教育方式,这种有效的替代,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我国整体的教育效率水平。而计算机科学技术在整个计算机教育当中具体有着哪些作用,下文将对计算机科学技术在我国计算机教育当中的实际应用进行阐述。 1有效的帮助相关的教师来进行日常的教学管理 计算机,在我国各个学校的日常实际应用当中,主要是体现着简洁、高校等特点。并且,在实际运用到教师以及学校的日常管理过程当中,对于在校的众多学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所出现的一些琐碎问题,而利用我国传统的教学管理方式,是以及远远不满足于现在时代所对其提出的要求,传统的教学处管理方式,不仅存在着效率低下的问题,并且,还不能够很好的对在校学生的一些日常生活以及学习过程进行很好的监控以及了解。而有效的利用计算机科学技术,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原来传统教学管理方式上的一些漏洞。例如:学校学生在平时的作业上,通常来讲,都是由老师先布置之后,学生在根据布置的内容进行完成,最后在由课代表或是相关的人员统一收上之后,在交给教师来进行批阅,而在教师批阅之后在发放回去。而合理的使用计算机去管理学生日常作业的过程当中,就可以很好的省掉一些繁琐的环节,教师可以直接在网络通知平台上布置学生的作业,很好的免去了学生以及老师在布置作业上的环节,并且,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交作业以及发作业当中的浪费的时间精力。 2很好的方便了学生日常的学习 而很好的方便了学生日常的学习,其主要是因为,计算机网络自身不受到来自时间、空间等方面限制的特点,并且计算机网络自身还具有非常良好的快速查阅、上传等一些特点,这些特点都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以及方便了各个学生对于学习的各种要求。与此同时,合理有效的利用好计算机等相关科学技术的搜索功能,就能够帮助学生在第一时间内找到自己需要的资料信息,此外,对于网络上庞大丰富资源,也能够很好的培养学生举一反三的能力,使得学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自然而然会提高学习的兴趣,而在学习兴趣的趋势下,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型。此外,还由于每个学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接受知识的能力上是有着差异化的,所以,在利用计算机科学技术就可以很好的打破之间的差异化的,使其灵活的调整整个教学实践,教师还可以将与本堂课与之相关的视频发送给学生观看,这样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学生对于内容的掌握能力。 3有效的丰富教学的资源,同时还能够节约教育的资金成本 在合理的利用计算机科学技术来讲进行教育的过程当中,不仅仅能够很好的丰富广大教师自身的教学方式,还能够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看到文字、图片、以及视频,这样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整个教学的趣味性,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学生对于课堂知识的掌握。与此同时,计算机在拥有非常庞大的资源时,自身还具有节约资源的这一良好特点。如果,在我们把原来的教科书,逐渐的变为电子稿的形式,并且将学生在日常考试的当中所用到的一些笔试换成为机考,这些不仅能够节省掉大量的纸张资源,而且,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节约因为这些资源所投入的人、物、资金等方面的开销。而从学生学习的内容上来将,在有效的降低整个资本成本的同时,不仅没有减少原来的一些学习内容,反而是将基于原来教学内容上在使得变的丰富多样。并且,由于计算机本身就是作为一种工具来进行使用,所以它还具有随地随时使用的能力,而当学生在进行朗读以及背诵的过程当中,就可以很好的通过计算机来进行资源的搜索,而不光是对于音频上还是对于相关的视频上甚至一些动漫上,都是能够很好的帮助广大学生对于课堂知识的理解,并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将原本枯燥、乏味、单一的朗诵课堂变得更加具有乐趣性。 4结论 只有真正的加强对于计算机科学技术在我国计算机教育当中的具体运用,就能够很好的推动我国整体教育的发展进步. 作者:田雅菲 单位:郑州财税金融职业学院 计算机科学论文:计算机科学和软件工程教育的影响 【摘要】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社会对于计算机科学与软件工程方面的人才需求量在不断的扩大,计算机科学和软件工程教育的教学占有比例也在逐步提高,计算机科学和软件工程教育课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同时我们要认识到软件无形性对计算机科学和软件工程教育所造成的阻碍和负面影响。本文主要阐述软件的无形性对于计算机科学和软件工程教育的影响,从客观上分析了实际的影响结果,以及培养软件思想的重要性。接着对计算机科学和软件工程教学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和意见仅供参考,希望能为我国培养高素质且全面发展的计算机科学和软件工程教育人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 【关键词】软件无形性;计算机科学;软件工程;教育影响 从目前的行业发展来看,软件行业已经发展的较为不错,论其发展方向也比较全面,且在推进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相关软件工作人员也在逐渐的完善和搭建自己的软件工程知识体系架构。那么这样看来只有对计算机科学和软件工程这两个学科进行全面的了解和认识,自己从事到软件工程工作中,才能更加深刻体会到软件工程行业的整体市场需求以及工作要求,这样才能对软件工程教育的进一步开发和研究有所实质性的帮助。 1计算机科学与软件工程的区别与联系 1.1计算机科学 计算机科学主要是研究计算机以及和计算机相关的现象和规律的一门科学,主要包含和各种计算相关以及信息处理等等方面的内容。 1.2软件工程 软件工程主要指的是对使用工程化方法来构建和维护,使得软件保持高效实用的效能的一门科学。软件包括电子邮件,嵌入式系统,人机界面等等交互设计。 1.3计算机科学与软件工程的区别与联系 现在社会是信息社会,也是高科技主导的社会。因此几乎各个行业都会涉及到和计算机软件相关的应用。计算机不仅方便了我们的生活,提高了人们的幸福指数,在工作方面也提高了人们对信息的处理能力和分析比对,大大提高了人们的生产工作效率。我们在了解计算机科学和软件工程的联系后,也要清楚的认识到计算机科学和软件工程两者的不同,相比较而言,计算机科学更多的涉及到计算机原理,主要阐述的是与计算机科学相关的理论知识,软件工程则更偏向于实践的运用,在实际工作和软件开发中对应用软件和设计系统的维护和处理,主要强调学科知识在实践中的运用,这是理论和实践两个区别很大的种类学科。从理论的本质来看,软件工程主要是同时在实践操作后扩展且是进一步的扩展,在实践方面的应用比较多。相比较而言,计算机科学对理论知识的实践应用就不是很多,主要还是强调理论研究,那么在进行计算机科学和软件工程教育的同时,要注意结合两者的特点和要求,来进行计算机科学和软件工程教育,充分将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并且重点是要关注当下的科技发展水平,紧跟时代步伐,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取得一定效果的进步,为计算机科学和软件工程的教育贡献一份自己的绵薄之力。 2软件无形性对计算机科学和软件工程教育的影响 2.1在教学过程中体现软件思想 本文探讨的是软件无形性对计算机科学和软件工程教育的影响,那么其实重点还是在于教育,也就是最受关注的教学过程。所以在教学过程中就需要教师对于如何引导相关培训人员,也就是未来的软件开发工作人员对于软件思想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这个问题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和探讨。毕业于计算机科学专业或软件工程专业之后的学生如果日后能够从事并投入到软件开发的工作当中去,这就是一件非常值得鼓励和赞赏的事情,正所谓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尽其用。考虑到由于个体都具有特殊性,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所以每一个程序员相应的就会有属于他自己的软件思想。这种软件思想是在不断的工作和磨练中逐渐积累形成的。这是非常宝贵和难以学习到的经验,通过这种常年积累的软件思想,程序员在设计软件程序过程中会潜移默化和不自觉的使用这种在学习和实践的过程中逐步的积累的经验。软件思想对于设计程序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出来,往往刚开始从事计算机科学和软件工程相关工作的人员,对于实践工作任务都是存在一定的困难和困惑的,主要原因就是他们没有相关经验和自己的软件思想,在一开始处理工作时往往摸不着头脑。对于他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积累经验并且逐步形成自己的软件思想。因此在教学过程中,相关培训人员也要注重对于学生的软件思想重要性的强调,并在日常教学过程中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们对于软件思想的主动培养的相关意识。 2.2正确的教授软件思想的方式 在上文中提到,软件思想是需要长年积累和不断的实践工作磨砺出来的,由于软件思想是比较抽象的,教师和相关培训人员难以在短时间内很好的将软件思想的具体内涵和要领表达出来。在学生比较难以理解软件思想的情况下,教师就要想方设法的对其进行正确的引导,可以通过生动形象的事例阐述,也可以通过具体的时间任务来让他们亲身体验等等这几种方式来帮助他们理解和接受软件思想,逐步的形成软件思想。设置一些时间任务或程序设计,当学生在实践的操作过程中,他发现了问题所在,在接下来的思考解决程序问题的过程中,他也就逐步的使用了属于他自己的思考过程也就是软件思想,那么这样才能正确的达到教育的根本目的,也才能为我国源源不断的输送相应的软件人才打下坚实的基础和铺垫。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软件思想也是区别于其他计算机科学技术的。软件思想虽然可以应用在程序设计之中,但是软件思想的应用是需要在一定的实践环境下才能实现或者是被激发出来的。因此在特定的时间环境中,程序设计员才能使用软件思想对程序进行设计,对于整体的运行系统进行维护和推动。由软件环境,软件设计和软件思想三者构成的有机的整体是同时运作的,三者之间是相辅相成,彼此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此外,教师要充分意识到软件的无形性和软件思想的复杂性对于在日常教学中所造成的阻碍和负面影响,并对这个方面加以重视,可以多听取一些经验丰富的教师经验,增加丰富而多变的教学手段来对提高教学质量做出真正的改变。为培养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计算机科学与软件工程人才作出贡献,维护我国经济的长久稳定和持续发展。 3软件思想的教授方法 在日常的软件思想的教授课堂中,教师要善于沟通,多和学生进行交流,对于学生们在学习过程中所出现的困惑和问题,能够给予及时的引导和解决,帮助他们提高学习效率,提升学习能力。并且能深入浅出地对软件思想和学习方法进行阐述,对于如何将抽象的软件思想生动形象的使用具体的案例或相关的实践表达出来,这是非常考验教师的教学功底和教学经验的,甚至对教师的临场应变能力也有一定的要求。那么如果没有对相应的软件思想进行较深层次的阐述,这样的教学成果往往不仅得不到保证,还会对学生产生负面影响。这样使得学生也难以理解在计算机科学和软件工程的学科学习过程中所需要注意的问题以及在学习过程中的有效学习方法和技巧等等。在教学过程中,比较好的方法就是让学生投入实践,真正的接触软件设计和系统维护,让他们在实践过程中就会发现相应的问题让他们在实践过程中就会发现相应的问题教师可以因材施教,根据相应出现的问题,给出相应的意见或策略。可以根据学生接受程度进行分层次教学,这样不仅可以提高教学的质量,还能大大提高教学效率,保证学生的学习效果和学习质量,使得学生们都尽可能的全面发展,提升自己在计算机科学和软件工程方面的能力。3.1利用案例介绍软件思想的使用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多使用一些生动形象的教学案例,比如在课前准备一些小测试来测试学生对于计算机科学和软件工程的专业学习功底,他们对所出现的问题进行原因的讨论,逐步的向他们过渡软件思想在程序设计中的应用,逐渐在熟悉这个过程后,可以在课堂教学中适时的进行观察,对他们所进行的软件系统的设计和维护,作出相应的指导和点评,帮助他们在学习过程中对所学知识进行及时的巩固,并且在加深对软件思想的理解方面加以重视,多下功夫,鼓励他们在课后可以适当自学一些相关的知识,为他们以后的学习做更好的铺垫。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往往遇到的困难使得很多人有挫败感,在这种较为枯燥无味的教学中,也很难激起学生的主动性和学习兴趣,因此老师在上课时要多准备一些生动有趣的案例,提高课堂的气氛和活跃,鼓励学生去主动思考,提升他们的学习积极性。3.2运用反向思考方法教师在教授计算机科学与软件工程的课堂上,可以多使用一些奇特的教学方法,比如反向思考法,也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提到的逆向思考,对于一些软件设计的逆向推导,这样不仅使得学生在能力方面有所进步,还对他们思考和认识问题的方式做出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和改变,在学生今后熟悉计算机科学和软件工程方面的知识后,对于所给的项目或者是实践应用都能够积极的参与和维护,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并努力尝试自己解决问题,提高了学习的主动性和求知欲,长期下来的教学成果将会非常瞩目,可以培养出一批优秀的软件工程人才。 4结束语 综上所述,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充分意识到软件的无形性对计算机科学和软件工程教育所带来的阻碍和困难,对于软件工程思想的抽象与复杂性的解释这方面是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多花心思和下功夫的,这些都可以向有多年经验的老教师进行请教。从当前市场现状的整体情况来看,对于计算机科学和软件工程方面的人才是需求量是非常大的。市场的软件开发人员的整体素质的提高,是非常有助于推动我国在计算机软件方面经济的不断增长,对于我国建立高新科技产业园,以及接下来走高新科技发展道路铺垫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国家要对计算机科学和软件工程的教育给予相应的重视,对我国计算机科学和软件工程教育的再开发表明立场并提供相应的支持政策,为进一步提升我国计算机科学和软件工程教育质量作出相应的调整和改变。 作者:涂中明 单位:江西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计算机科学论文:计算机科学技术在计算机教育中的应用 摘要:在信息已经得到了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都看到高新的技术已经占据了世界知识市场的主导地位,知识经济普遍地开展起来。为了更好地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实现知识化的高速发展,各个国家都已经把计算机技术当作了国家高端发展对象来看待。我国教育部曾表示我们要在中小学的教育中就开始普及计算机信息化教育,我们要尽我们能够尽到的最大的力量去把这件事办好。信息教育的重要意义是我们要看到的不可忽视的一个环节。 关键词:计算机科学;经济发展;多媒体教学;智能辅导 1计算机技术对计算机教育的辅助作用 人类社会已进入21世纪,积极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是我国教育的目的。按照素质教育的要求,建设高素质的基础教育,正是贯彻“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战略方针的具体体现。现代化是科学技术与生产结合的标志,而人是现代化的主体。如何使21世纪的主人更好地适应“地球变小了”的时代,如何适应知识经济等问题就放在教育者的面前。让他们学会自行获取知识,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学习方法将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之一。用电子计算机来辅助学生学习是帮助学生形成主动获取知识的众多学习途径之一。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越来越取决于教育发展、科学技术和知识创新的水平,教育将始终处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现代信息技术在教育中广泛应用并导致教育系统发生深刻的变化,终身教育将是教育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共同要求。当前,许多国家政府都把振兴教育作为面向新世纪的基本国策,这些动向预示未来教育将发生深刻的变革,我们应当及早准备,迎接新的挑战。计算机当学习的工具的时候是很有实际作用的,帮助学生获得,储存,还有交流的整个过程,计算机的这些功用都是通过一些软件来得到实现的。计算机里都会能安装很多的软件的,我们会使用到的有数据库处理的软件,文字处理的软件,绘图用的软件,都是很有用的软件。除了这些日常用的软件还有一些是专业用的软件,比如动画制作用的软件,计算机的编程用的程序语言,还有用来制作多媒体的软件;学习领域的软件也是有的,在通过选配了一些很不一样的装置以后,可以用来给学生提供很有效的帮助,一起来组成一个实用的组件,学生们可以选择来掌控实验要设定地条件,要测量的数据和实验得出的结果。 2计算机在计算机教学中的管理作用 2.1多媒体在教学中的应用 计算机教学要想有很好的效果就要和老师进行交流,老师们对我们整个的教学的程序上所做的工作,对学生的学习进行统一地管理是必不可少的,要对整个教学程序进行管理是需要对学生学习的结果进行评测,还有要对班级进行日常工作的管理。在一般的课堂里,这些工作都是由班主任来做的,这些事其实是非常繁琐的,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老师对学生们进行更能互相理解的交流和辅导,也影响了老师发挥其创造性地一面。计算机的很多的软件其实都能对计算机管理整个教学系统起到帮扶的一面,我们也要看到在管理的教学上,计算机的集成系统能够计算和检测各种软件,还可以在管理的时候给老师腾出时间和空间来辅导更多的学生学习。 2.2远程教育的开发 计算机教育离不开远程教育,现代的远程教育是在通信技术的作用基础上来使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计算机的之间的相互性和网络的广泛分布的情况都是综合性的体现,计算机的这些功能是能够使人们得到广泛地远程教育的机会。整个世界现在都已经对教育有了很大程度上的重视,在全世界的范围内,现代的远程教育都是一个受到很多关注的项目,许多的科技创新人员和教育研究的人才都把这个远程教育当作了重点的研究的对象。 3计算机技术对计算机教学的贡献 3.1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环境 用计算机来制造出学生掌控这个能发现很多新信息的学习环境,这是我们在计算机技术发展的过程里可以看到的一个大的趋势。像在这样的环境下进行学习,学生们都能够很快地掌握学习方法,并且在探索的领域里得出正确的假设和实验的结果。这种模式是把学生的自知的能力摆在了首位,充分地发展了学生进行复杂思维的能力。教师们也会使用到信息技术来给学生进行组织和解释一些用普通教学方式难以传达的知识。信息技术所带来的便利是很能帮助计算机学习的人得到很多现在社会所产生的有用的新信息。 3.2电脑的职能性辅导 根据教育科学家的预测,在即将到来的智能机器人时代里,在计算机教学的过程里也会有智能的辅助学习的程序。学生们能从这些智能的辅导者那里得到学业问题的专业解答,学生能从它们那里学到各种不同专业的专家的科学思想。这些程序是能够帮助我们学生认识到在系统中能被专家进行辅导的这样一种学习条件。总而言之,教育是要面向全体学生,要把我们的学生培育成为一个个真正地能够在社会上立足的并掌握一技之长的人。我们要把高新科技推广到教育科学上来,并且能进一步地应用在企业的新技术的开发和得到普遍的应用,推动着整个社会地向前发展。在这场技术革命的风暴中,生产领域突飞猛进的行业是计算机行业。社会生产也需要我们能够培养出可以接受新兴科学技术的知识人才出来,从计算机教育的广泛实施可以看出,我们的拥有计算机技术的人才也越来越多,也就越有利于社会的生产。 作者:刘小松 单位:西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论文:论计算机科学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计算机成了一个重要的工具,但是在高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教学领域中,相关的教学工作和人才培养模式还需求进行更多的研究和改革,以此实现计算机行业人才的培养和输出。在该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上,应该注重拓展学生学习的领域,培养综合性的人才,并且与时俱进推动课程的改革进行,加强教学和实验的融通与结合,为专业型人才的培养提供帮助。 关键词: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现状分析;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计算机也越来越普及,从而需要更多的技术人才来推动计算机的更好发展。对于高校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来说,进行人才培养模式的分析和改革,将为该专业人才的培养和计算机行业的发展提供更加充足的动力和帮助。 1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发展背景 计算机是人类的一个伟大发明,它的诞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推动了社会的更好发展。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推动计算机的发展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因此,相关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也开始得到了发展,并且着力于该行业的人才培养。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计算机专业的人才培养开始慢慢兴起,并且迅速成为了一个热门的专业。我国很多高校都设置了与计算机相关的专业,用以为该行业培养专业的人才。随着行业人才培养过剩,培养模式缺乏创新等情况的出现,计算机专业的发展也受到了限制,不利于高素质人才培养的更好进行。 2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发展现状 2.1专业发展与就业之间不平衡状况明显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是培养计算机人才的摇篮,在人才的培养上面,不仅对于学生的理论水平、编程能力和逻辑思维有要求,在社会发展的背景下,还需要学生具备大量的数字编程的理念。当前,我国在该专业的人才培养上面,出现了专业发展和就业之间的不平衡的现象。首先该专业每年的毕业生数量都是比较庞大的,但是真正能被社会所吸纳的人才只有五分之一,究其原因,在于人才的培养还不能完全的符合社会的需求,使得不平衡现象更加严重。 2.2实践操作能力薄弱 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人才培养中,很多高校都较为注重理论的学习,在教学模式上面也偏重于理论教学,对于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还是较为缺乏的。随着计算机专业的人才的培养不断地向社会进行输入,相应的问题也就出现了。这些人才出现了严重的实际操作能力低下的现象,不能更好地处理实际中遇到的问题,使得人才不能更好地得到社会的认可。 2.3专业发展滞后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建设应该随着计算机行业的发展进行相应的改革和创新,否则就难以推动IT行业的发展,从而推动社会的发展。但是,在该专业的发展上,存在着滞后的现象,没有很好地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需求进行内容、模式上的更新,因而造成了对人才培养的滞后。 3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 3.1拓展学习的领域,培养综合性人才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在人才培养的问题上,不仅仅要注重专业知识的融入,还需要拓宽学习的领域,让学生的知识面得到扩展和提升。在人才培养上,除了要求学生学习相关的计算机知识,还应该组织他们学习各方面的综合知识,提高学生的综合水平和能力。在学习的内容上,除了专业知识,还应该加入职业道德的培训、公共科目的学习等等,促进内容之间的融会贯通,为计算机的发展提供人才方面的帮助。 3.2与时俱进,推动课程的改革 课程的改革是高校推动自身发展和人才培养更好进行一个有效途径和必走之路,在课程的改革方面,高校要结合当前存在的问题,勇于改革,敢于转型,从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学科建设到师资队伍的建设,都要进行相应的革新。同时,要注重关注社会发展的状况和对人才的需求,保障课程的改革能够跟上社会的发展脚步,能够为社会的发展提供帮助。 3.3加强教学和实验的融通与结合 计算机行业人才的培养不仅仅要有理论的学习,更应该加强实践能力的培养,推动教学和实验的融合与结合。因此,在高校的教学方面,应该在学生的实验课上下功夫,让其真正成为促进学生科研能力、实践能力和综合能力提升的一个平台。实验是检验学生理论学习和专业学习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促进教学和实验的融通结合是必须的,也是人才培养的一个关键所在。 3.4重视专业型人才的培养 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人才培养中,要注重专业型人才的培养,要凸显出人才培养的精良化,提升人才在就业中的竞争力,同时也能促进社会的发展。专业型人才的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高校在人才培养模式上丰富基础知识的建设的同时加强专业化的建设,使得人才凸显出专业的一个发展方向,加强对某一方面的专注钻研,打造专业型的人才。 4结语 计算机的广泛使用推动了计算机行业人才培养的进行,人才的培养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对于计算机行业而言,人才的培养要与现状进行结合,从而结合实际的情况推动人才培养模式的更好地改革和创新,使得人才的培养模式能真正推动人才培养的进行,推动社会发展的进行。 作者:徐丽涛 罗昊 单位:保山学院 计算机科学论文:计算机教育中计算机科学技术的运用 【摘要】伴随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计算机在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的应用逐渐增多,计算机技术趋向普及化发展。计算机教育作为普及计算机应用能力的重要环节,在提高人们计算机应用水平和能力上发挥重要作用。所以,计算机教育必须紧随时展的步伐,全面提高教学水平。本文以计算机教育为研究视角,针对计算机科学技术在计算机教育中的应用做出分析,旨在全面提高我国计算机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 【关键词】计算机科学技术;计算机教育;应用 前言伴随教育事业的全面发展,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计算机教育已经成为现阶段我国各阶段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有效的提高计算机教育水平成为教育部门和计算机教育工作者普遍关注的话题。计算机科学技术是伴随计算机技术高速发展产生的先进技术,将其应用到计算机教学中必将使得计算机教育迈向新的高度。因此,笔者针对“计算机科学技术在计算机教育中的应用”一题的研究具有现实而深远的意义。 1计算机科学技术在计算机教育中的意义 伴随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计算机技术在社会生产、生活各领域扮演者越来重要的角色,计算机科学技术极大的提高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根据计算机科学技术的优势和计算机教育的特征,将二者有机整合,必然产生积极的效应。 1.1改善教学管理层面 计算机教学是一项系统的教育工作,涉及到系列的管理活动。将计算机科学技术与计算机教育有效的整合,能够使得日常教学管理活动变得简单,教师可以通过互联网技术、信息技术对学生的学习状况进行动态的了解和分析,使得原本复杂化的工作通过计算变得清晰明了化[1]。 1.2方便学生日常学习层面 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出现终结了计算机教育受到时间和空间限制的时代。教师可以在网络上上传一些具有教育意义的计算机知识,学生能够根据自身的需求随时随地的进行查阅,极大的方便了学生的日常学习行为,符合全面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要求。同时,利用计算机科学技术能够有效的实现按需施教、因材施教,避免了传统计算机教学中“一刀切”的现象。 1.3丰富教学资源、节约教学成本层面 利用计算机科学技术能够将计算机教育中的枯燥乏味的理论知识形成生动化、趣味性的课件或者视频形式,极大的丰富了教学资源。同时,利用多媒体等计算机科学技术的教学活动,有效的节约了纸张等教学成本,符合成本精细化管理的需要。 2计算机科学技术在计算机教育中的应用 2.1变革传统教学观念 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中指出,实践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实践。所以将计算机科学技术有效的应用到计算机教学中,首要问题是变革教育工作者的传统教学观念[2]。①需要全面树立学生的教学主体地位;②在教学过程中需要对全新的技术进行应用和整合,而且需要根据客观实际情况发挥教师的创新思维,使得计算机教育在创新中谋得发展,在发展中继续创新。 2.2规范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应用 在将计算机科学技术应用到计算机教育的过程中,必须充分遵循教育的客观规律,即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通过主观能动性对知识形成自身的建构;另外,针对信息资源的利用必须根据学生的身心发展特征,选择具有代表性和时代而且有利于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信息资源进行利用;最后,在制作课件的过程中一定要重点突出、层次清晰,不要追求过分的美观和形式,忽略了教学内容,也不要因为对教学内容和目标的重视使得课件过于生硬枯燥,导致学生学习兴趣缺失[3]。 2.3提高学生对计算机科学技术的认知 素质教育观念要求不断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所以将计算机科学技术有效的与计算机教育整合必须全面提高学生对计算机科学技术的认知程度,使得学生在主观上接受计算及科学技术,进而保证学习的高活力、高兴趣,使得计算机教育水平得到全面提高。 3结语 将计算机科学技术有效的应用到计算机教学中是全面提高计算机教育水平和教学质量的必然要求,是培养和提高人才计算机应用能力的必要措施,是创新教学模式的必经之路。希望通过本文的阐述,能够引发教育部门和工作在计算机教学一线的教育工作者对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关注,在开展计算机教学实践工作只能够,变革传统教育理念、创新教育工作方法、整合先进教学技术,根据我国计算机教学中存在的不足探索出适应我国个教育阶段学生特色的计算机教育路线,全面提高受教者的计算机应用能力,为社会范围内普及计算机应用技能做出新贡献。 作者:朱岩 单位:陕西省西安市西安文理学院 计算机科学论文:计算机教育中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应用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对于人才的需求更加倾向于多面化,不仅要求人才具备较高的专业素质,还要求其具备一定的计算机技术水平。因此计算技术在教育过程中非常重要,对于学生的就业、学习等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高校开展人才培养时,必须融合当前时代的先进性,将计算技术融入到教育中,让学生可以掌握一定的计算机技术,为今后的工作打下坚实基础。本文针对计算机科学技术在计算机教育中的优势进行分析,提出了一些计算机科学技术在计算机教育中的应用。 1计算机科学技术再现代教育中的优势分析 1.1可以摆脱时间限制 随着计算机应用日益普遍,现代教育中对于计算机信息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因为计算机信息技术可以突破时间限制,将影像资料储存起来,然后供学生学习。计算机的强大之处不仅是其具有极快的运算能力,而且还具有极高的信息处理能力,这一切保证了计算机技术在教学系统中正常实施。 1.2可以摆脱空间限制 计算机技术可以有效延伸教育空间,能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段通过网络技术获取各个高校教育信息的最新成果。信息成果通过网络进行资源分享,当然也可进行网络下载,然后供不同地区的人学习。网络课堂作为在线专业教师学习和交流平台,可突破空间上和时间上的限制,更能有效加快教育改革开放,促进全球信息共享以及相互交流。 1.3可促进教学交流和沟通 计算机信息技术在现代教学过程中可以发挥出比较好的沟通作用,其符合当前时代的发展规律。计算机信息技术可以促进师生之间的交流,保持沟通畅快,整个过程不需要承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计算机教育在师生沟通方面显得更加生动、形象,计算机教育将传统教学内容转变为一种互动式、动态教学过程,可有效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 1.4教学自由性 计算机技术在现代教育中使得教育各个主体通过计算机网络自主且不受约束即可参与。计算机技术使得现代教育能充满到社会各个角落,能满足学生自己学习的需求。教师在进行教学的时候还能根据课堂教学内容选取合适教学方式,而学生在则可通过计算机技术选取学习内容、授课教师、学习空间、学习时间以及学习方式等。因此计算机技术给现代教育带来了教学的自由性,为参与计算机学习的学生带来更多选择。 2计算机科学技术在计算机教育中的应用 2.1预习环节应用 计算机教学和传统模式教学进行对比,计算机科学技术能有效解决学生预习的随意性和盲目性。学生开课之前,教师可指出相应的学习重点,并在课前制订学习目标和学习计划,然后学生在预习的时候通过计算机来查询资料,让学生了解课程的难点和重点,进而增强学生预习深度为课堂学习提供有效支持。 2.2课堂教学环节应用 课堂教学始终是当前教学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课堂教学过程中计算机能实现对教学内容的直观性、生动性以及丰富性等教学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传统教学环节离不开黑板教学,而计算机则可以替代黑板省略去了繁琐的板书,从而提升课堂教学效率。另外计算机技术可以帮助教师制作出精美的课件,课堂教学中能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以维护学生的自主学习地位。 2.3远程教学应用 将计算机技术应用于现代计算机教育之中,可避免传统教育束缚,可以为所有人提供平等教学的机会。计算机教学允许学者能不限地点、不限时间、不限教学规模地域开展学习。远程教育作为一种新型教学模式,要求学生和教师必须掌握计算机技术,教师教学过程中也必须像正常教学一样认真对待,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也必须认真做好记录,针对重点知识需做笔记,为后续学习打下基础。 2.4多媒体课堂教学应用 多媒体教学课堂由多媒体音频、多媒体数据存储、计算机、输入输出设备等组成。同传统课堂教学相比多媒体课堂教学在更加注重媒体与教育相结合,既要满足现代化的教学需求,同时也要满足多媒体课堂教学要求。多媒体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必须对教学过程进行优化,还应针对学生的实际情况制订出个性化教学方案,以此来提升教学工作效率。 3结语 随着我国教育制度不断改革,针对计算机教学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那么计算机科学技术在计算机教育中的应用也会相应提升。针对计算机科学技术进行深入研究,探讨计算机科学技术在计算机教育中的优势,为实现计算机科学技术在计算机教育中的应用提供支持。本文针对计算机科学技术在计算机教育中的应用情况进行分析,以期提升计算机教育水平。 作者:孙慧青 单位:九江外国语学校 计算机科学论文:办公信息系统中计算机科学技术分析 实际上,办公信息系统不管是在科学技术或是社会属性表现方面都与众不同,需要配合计算机操作系统,进行社会、经济、知识工程等专业内涵解析,并且在最近一段时期,办公信息系统开始向计算机科学制定更多挑战性课题方案,相应地令计算机科学技术开发人员始终不敢产生任何懈怠心理。 1办公信息系统内涵机理以及具体服务对象论述 所谓的办公信息系统,实质上就是利用电子会议进行信息传输的行为模式。涉及此类体系架构内部必备设备资源主要包括:计算机硬件与软件、文字处理媒介、印刷设备等,当中计算机终端被视为核心支撑引导单元。此类系统基本上长期围绕人类行为、计算机系统、通信技术学科等内容加以灵活穿插,并且作为一类人际交互式调节资源,其对于各类数据、软件等保留高度依赖特性,但是最终决定权始终维系在办公人员素质、技能层面之上。截止至今,其所调试的数据内容,已经开始透过以往单纯样式的文本,朝着语音、图像、视频等多媒体形态过渡延展,借助以往国际办公自动化主题研究会议结论对比论证,如今此类系统分析职务会在地理空间、人类行为科学和网络通讯等现代科学项目方面投入适当探究精力,相信至此过户,一类以综合业务管理和辅助决策水准提升为动机的人机交互式系统必将大展身手。需要注意的是,此类系统内部指导思想主导地位不可忽视,否则涉及一切硬件、软件维护和系统管理应用工作都将难以顺利开发延展。在探究此类系统具体服务管理对象期间,相关工作人员开始主动整理以往信息搜集、存储以及高效传输工作经验,发现以往创造的各类社会、经济效益,都不可脱离办公人员信息服务单元而独立扩展疏通。实质上,办公信息系统自从全面推广沿用过后,一时间使得各类办公机构以及内部业务流程都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结果,尤其在内部人员技能和素质规范方面更提出前所未有的限定要求,相对地更是一场全新的就业机遇。归结来讲,此类系统架构具体服务对象,基本上包括一般性业务管理人员、技术操作主体、秘书和不同层级领导等,其中单位较高层级的领导始终承接内外战略化发展决策制定和公布职务,也就是说其核心注意力始终投射在宏观信息分析结构之上;而特定机构领导在内部战略决策上发挥着独特引领功效,其往往关心本机构的管理信息内容;一般性业务管理人员则是进行各自业务调节与管制;最终秘书与技术操作主体负责监管办公信息系统下层的事务操作环节。 2目前我国办公信息系统计算机科学技术控制应用状 况研究截止至今,我国大部分企业都已经在各自小局域网内部布置运行各类样式的办公信息自动化系统,并且内部主体程序始终沿用ASP(ActiveServerPage)与数据库技术交接而成。透过目前此类事务规划发展状况解析,相关技术人员决定配合WindowsXPServer+IIS(InternetInformationSystem)+ASP予以协调改造,确保有关网页查询、数据添加以及删除功能得以顺利实现。其基本操作理念就是借由后台数据库客户端进行服务器请求信息发送,之后利用服务器终端设备及时接收并精确处理各类用户请求,并将最终处理结果直接下载到客户端浏览器,最终客户、服务器终端交互操作流程也算告一段落。 1)网络信息传输途径改造层面我国社会已经全面步入计算机信息科技时代,不同事业发展期间对于信息资源系统化开发和多元化利用需求不断增大,尤其是在计算机、通讯技术细致交接背景下,使得处于分散空间的数据库集中化检索功能变得更加完善。透过国外相关实践操作经验观察解析,计算机网络提供的信息服务市场已经飞速发展,特别是利用HTML语言作为媒介的WWW技术广泛沿用过后,使得信息服务在国际化反应热潮处于急剧澎湃之势,并且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会朝着多媒体模式方向过渡延展。相对地,我国在计算机技术专属应用研究起步时间不是很早,自从实现网络TCP/IP连接指标过后,有关全国范围内的计算机信息网络项目开始自由启动,当中包括北京地区的ChinaOnline,上海地区的公共信息网,以及广州的视聆通等,开始向社会基层大众提供各类信息精确查询、电子邮件快速发送与接收等多项业务。对于各类办公用户来讲,其只有保留计算机以及网络内外传输媒介,就可以透过入网手续办理享受当中特定服务功能。需要注意的是,经过长期实践调查,发现技术人员在进行ISP期间经常会出现以下突兀性问题:首先,服务中继线选取不够精细,经常会令办公人员登录期间浪费大量时间精力。其次,不同ISP单位在对应服务费和网络用量计费方式上都所有区分,需要办公主体在沿用前期多加审核。 2)远距离信息传输通讯软件开发与补充层面现如今我国办公市场内部提供的通讯软件种类繁多,包括WINFAX、QuickLink等软件,布置沿用期间一旦产生任何瑕疵迹象,就会使得既有应有界面变得不够友善,再就是因为内部资源设备配置环境过于复杂,加上办公人员操作技能水准的低下现象制约,都会令既定办公信息系统深度应用功能难以顺利呈现。之后经过相关部门验证调节过户,有关BitWareforWindowsVersion3.24F/D软件程序得以覆盖拓展,经过一定时间考察研究过后,发现尽管其隶属于英文软件,但是综合控制实效相对稳定,对于今后计算机在办公自动化事务中的科学沿用成就提升来讲,支撑辅助意义极为重大。这里所陈述的BitWareforWindowsVersion3.24F/D软件,主要是由美国CHEYENNE公司在Windows操作系统内部开发完善的远程通信媒介,其最大特征便是不会对计算机设备资源提出过于严苛的规范要求,并且远程通信功能设置上十分齐全,使用方式上也相对简易一些,可以提供给我国办公用户更为理想友好的操作交流界面。归结来讲,此类软件安装工序不是十分复杂,办公人员只要确保自己的计算机内部保留SETUP.EXE运行程序,就可以根据上部提供的向导信息进行自主安装调试。 3)办公信息系统计算机技术运行控制环境层面目前此类程序已经针对办公信息自动化系统提供一下辅助功能,包括传真高速传输、灵活接收,以及EDI功能等。首先,传真发送功能调试层面。主要便是应用Windows程序进行word、excel文档直接发送,并且可以借助BITWARE附加传真封面概述信息。如若因特殊状况,要将同分资料一起给不同接收主体,则可以利用软件赋予的接收者小组自由定义功能,进行传真发送时间确认过后,等待自由传输。再就是存储文件格式一般被定义传真文件,这样能够进一步确保后期转发、浏览和打印工作的流畅化交接结果。其次,传真接收功能控制层面。其实就是将BITWARE置于接收传真状态后,继续你在其他WINDOWS应用程序的工作,当有传真来时,可自动接收传真。之后拔出电话来接收传真,如果有一电话接在FAX/MODEM上,就可自己拔出电话并用手动接收功能来接收传真。这种功能貌似多余,但在以下几种情况下还不得不用此功能。第一,接收传真前需要与发送者交谈。第二,对方电话是由接线生接转的分机。第三,接收来自“后台传真”服务的传真。最后,EDI功能补充调试层面。涉及EDI技术,实际上便是BWV3.24F/D最实用的功能,也是在未入网的情况下实现远程文件交换的一种有效而简单的方法,它传输的文件可以是电子数据表格、WOERD或其他格式文本,甚至是应用程序。利用BWV3.24F/D实现远程文件传输指标包含多种调节途径。第一,两台计算机之间实现远距离文件传输。初始阶段便是与远程计算机建立连接,单击“TELEPHONEBOOK”,选择想呼叫的远程计算机的号码后,单击“DIAL”即开始呼叫远程计算机,自动应答后,即建立连接,此后双方可用键盘“对话”,当在屏幕上看到对方输入的信息后,说明已建立连接。之后等待接收方准备接收文件。第二,以主机模式实现远距离文件传输。主要是借用BWV3.24F/D设置为主机模式后,在离开计算机后,如果有远程计算机呼叫时,机器可自动建立连接,远程计算机可以显示“欢迎信息”并要求输入口令(如果在主机模式上设置了要求输入口令的话)。此后,远程计算机可以对主机进行UPLOAD(发送文件)或DAWNLOAD(接收文件),发送或接收的文件只能在BFPROXFER目录下。 3今后我国办公信息系统内部各项计算机技术科学调试策略内容解析 1)覆盖和实施串联式的计算机系统架构单元透过我国现代化企业核心办公区域基本形态观察,始终延续着总部-基层排列规则,尽管说当中异质化单位关联特性较强,但是在处理特定事务上还是会清晰划定职责范畴,避免一切冲突事件的重复上演。也就是说,如今大部分办公活动会主动选取DBA集中化管理方案,其核心指标便是运用最新技术手段将分散在不同区域角落的数据资源细致搜集整理,确保当下全局都将得以共享。毕竟此类数据样式冗杂,无法全面迎合办公信息系统协调发展需求,就算是将全局计算和后期管制难度因素加以忽略,想要在较短时间范围内主动贯彻办公信息系统多样化环境改造指标也是不现实的。随后,有人立即提出联邦式系统架构设计理念,并且经过长期开发试用过后,的确为办公信息系统成功转型做出协调支撑贡献。其旨在有效沿用输入、输出数据端口,使得下层不同用户都可以结合当下实际发展需求进行其余单位数据吸纳共享;并且依照其余单位输出数据类型,开创本单位独特形式的输入数据渠道,配合联邦系统标准化语言协商机制,进行自主化发展和协作项目灵活架设,尽管全程不存在统一性控制系统单元,但是创新时代背景下的办公规范特征却表现得淋漓尽致。 2)各类多媒体信息科学管制、调试手段的精确设定如今信息技术狂潮席卷世界各个角落,使得我国既定办公区域和设备资源样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结果,各类管制单元可以随时借助计算机科学技术进行声音、图像等材料传输、接收,一时间为日后办公信息流程安定和谐秩序做出优异疏导贡献。现如今办公文件资料样式五花八门,需要技术人员根据音频、视频资料特性加以精细化存储和灵活抽取沿用。需要加以强调的是,多媒体信息资料在物理表示形态上没有固定规范要求,但是单纯凭借以往数据模型格式化处理手段加以调试,又很难彰显时代科技多元化发展特征。因此,需要主动围绕办公市场和科学技术灵活发展诉求,进行内部处理人员技能和素质有机培训拓展,督促其在进行信息整理期间,在精细分解抽象数据前提条件下,进行日常办公机制内容捆绑搭接,规避以往服务过程中产生的任何突兀状况。客观来讲,其在规划理念上始终不存在创新性突破成就,长期以来仍旧沿用信息封闭式管制方式,其实就是借助抽象形态将已经整理的信息内容向社会大众公布,使得特定用户在进行筛选沿用期间,能够事先将内部数据操作过程或是任何不须用户注意的信息屏蔽,必要情况下委派信息整合单位进行现场资料存储单元维护。此类手段可以有效克制以往用户信息沿用期间冲突性问题广泛衍生迹象,同时经过办公信息系统开发市场有机发展背景影响,使得各类商品化信息能够第一时间呈现在客户眼前。相信此类结构单元经过合理开发和改造过后,有关内部一切面向对象的数据库管制系统,都将顺利过渡成为办公室内部信息精确处置的核心手段。 3)通信技术工作质量的进一步改善目前我国社会处于多元化改革发展前端,市场竞争氛围十分激烈。企业在与洽谈合作项目期间,不可避免地需要针对自身库存状况加以精细化查询,但是如若流程交接速率过于缓慢,合作另一方便会考虑另觅其他协议,这不单单会令该类企业损失一单生意,同时会直接落于市场竞争下风。由此看来,办公信息系统内部的通讯质量控制工作也是不容忽视的。在开展此类通讯改造工作期间,技术人员需要尽量稳固信息完整特性,避免一时大意而令企业最终落入竞争失败困境。关于细致化应对策略,就是在确保通信内容完整性前提下,主动运用最新技术手段,克制信息整合漏洞迹象,为企业经济效益全数获取提供高效指导经验。4结语综上所述,现如今我国计算机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对于市场竞争氛围产生更加强烈的牵引作用,各类企业如若想要在其中保留自身独特的发展空间,就必须主动开展自身业务办公信息系统细致化改造活动。事实证明,唯独稳固计算机技术整体创新改造效率,才有可能在今后的办公信息精确化处理竞争项目中立于不败之地。这是笔者经过上述内容系统化论证过火的由衷感言,希望能够得到相关办公信息系统规划工作人员的关注和灵活引用。 作者:温泉 单位:贵阳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论文:计算机教育中计算机科学技术应用 21世纪以来,社会科技领域的发展给计算机科学技术在各行各业中的应用创造了可能,计算机科学技术逐步在教育领域中凸显其应用价值,尤其是在计算机教育中的应用。目前,计算机科学技术已经逐步取代传统教学,成为教育领域不可或缺的教学手段和工具,可以有效促进教学质量,提升教学水平,教学效果更佳。同时,作为一门渗透力强大的新型教学方式,计算机科学技术可以有效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操作实践能力,最大限度地为社会培养高素质高能力的技术型人才。 一、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双重角度辅助应用 步入21世纪新时代以来,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教育发展和科技知识创新的水平,因此,国家始终将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大力推行教育改革,大力提倡以素质教育为主教育改革,为社会新发展全面提供新型人才。新课程改革形势下,素质教育理念要求教育以生为本,面向现代化,面向社会,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更加关注学生自学意识的培养和终身学习观的形成。在计算机教育中,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应用可以很好地贯彻这一要求,帮助学生自主学习,锻炼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最终促使学生养成终身学习观。目前,随着全球信息化的发展,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新型科技的发展,世界逐步成为“地球村”,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应用给学生的学习和交流创造一个信息量更加丰富、知识体系更加新颖、眼界更加开阔的区域界线不复存在的平台,可以对学生进行教学辅导、科普知识传播、思想道德文化的现代化教育,以使学生更好地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在计算机教育中,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应用从双重角度辅助计算机教育教学,即从教师和学生的双重角度以及教学手段和工具的双重角度发挥作用。当前,计算机科学技术可以从教师的角度辅助教师进行日常管理工作,提供更加丰富的计算机教学内容,给学生的计算机学习提供更多的学习资料;同时,计算机科学技术也可以从学生角度辅助学生的学习,以终端工具和使用工具的形式给学生的计算机作业操作提供平台,辅助学生完成并检查计算机作业,并将学生的学习情况反馈给教师,辅助其进行学生学习的评价和指导。例如,在计算机作为学习工具的时候,计算机可以提供数据库处理软件、文字处理软件、绘图处理软件等多种学习实用软件,辅助学生进行相关学习的测验和检评操作,计算机教学质量便能得以保障和提升。 二、计算机科学技术的教学管理开发应用 (一)计算机科学技术的教学管理应用。 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交流效果是计算机教学预期效果的必要保证,这就依赖于教师在计算机教学程序上的管理工作,包括对学生计算机学习的统一管理、对学生计算机学习质量的统一测评管理以及对班级计算机教学的日常管理。通常情况下,这些教学管理工作由班主任完成,其管理的繁琐程度大大增加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相互理解、共同交流的预期效果,在很大程度上阻碍着教师教学管理创作性的发挥。因此,在计算机教学管理中应用计算机科学技术,利用计算机相关软件进行教学管理工作,可以有效降低教学管理的繁琐程度,减轻班主任的教学管理工作量,给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创造更多地时间和机会,交流效果更加理想,计算机教学质量也能得以提升。 (二)计算机科学技术的教学远程开发应用。 就计算机教育的发展现状而言,利用网络通信技术等的计算机科学技术进行计算机远程教育是其核心,也是计算机教育和网络通信技术整合的综合性体现,是计算机教学的远程开发应用。目前,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教育事业的发展受到的社会关注度越来越高,教育事业的创新发展逐步引人关注;其中,作为计算机教学的创新发展,利用计算机科学技术进行计算机教学的远程开发教育是教育界关注的焦点。相比于传统的计算机电视教学,利用科学技术开发的远程教学实时性更高,适时交流效果更为理想。在这种远程教学中,计算机可以将生成的图像和声音呈现给学生,帮助学生进行多种信息转换工作,学生可以适时适地查询到自身想要查询的计算机相关知识,学习资料更加丰富便捷,学习进度更加灵活,计算机教学质量更加高效。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教育就是要面向所有学生,要把我们的学生培养成为一个个真正可以在社会上立足的并且具有一技之长的人才。我们不仅要将高新科技应用到教育工作之中,并且需要进一步地应用于企业中新技术的开发,助其得到广泛的应用,促进整个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在这场技术革命的风暴中,生产领域突飞猛进的行业是计算机行业。社会生产也需要我们能够培养出可以接受新兴科学技术的知识人才出来,从计算机教育的广泛实施可以看出,我们的拥有计算机技术的人才也越来越多,也就越有利于社会的生产。 作者:雷巧娟 单位:西安文理学院 计算机科学论文:计算机科学技术在现代教育中的应用 1现代教育中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应用 现代教育对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应用较普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 1.1学生预习环节 与传统教学模式相比,应用计算机科学技术可有效解决学生预习的盲目性与随意性。即课前,教师可指出学习的重难点及课前预习的目标,同时教师可以展示课前预习课件的方式来评价学生的课前预习效果,以帮助学生了解学习过程需要解决的难点,由此增强课前备课的目的性,并有效引导学生理解教学内容及拓展知识面。 1.2课堂教学环节 课堂教学环节对计算机辅助教学手段的应用,对提高教学内容的直观性与生动性及丰富课堂教学的方法与手段具有重要作用。例如,课堂教学环节对多媒体技术的应用,使计算机成功取代传统的教学工具——黑板,如此可使教师省去繁琐的板书工作,从而实现课堂教学效率的提高。与此同时,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应用可帮助教师制作出极具吸引力及形式多样的教学课件,且可设置开放性的问题,由此引导学生开展自主性及探究性的学习活动,从而为学生营造出极具参与性及吸引力的学习环境,以维护学习过程学生的主体地位。 1.3远程教学过程 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应用使现代教育免受教学时间及教学空间的束缚,因此能为各类求学人群提供开放且平等的学习机会,同时开放性教学及远程教育逐渐兴起。现代远程开放教育模式允许求学者不受时间、空间、年龄及办学规模的束缚而开展自主式的学习活动,如教师把制作好的网络课程上传至教育网站,以便求学者结合自身学习需求进行相关课程的学习,同时求学者亦可就疑惑点与专家或教师进行在线交流。此外,教师可借助视频传输技术对求学者进行远程的实时性指导或建立在线答疑系统,以强化教育活动过程师生的交流,从而方便教师就学生的个性特点开展更具目的性的教学管理活动。 1.4多媒体课堂教学过程 多媒体课堂由计算机、数据存储设备、多媒体音频输入设备及控制软件组成,具体以传统的课堂教学为基础,采用计算机科学技术与传统媒体技术相结合的方式,满足现代教育的教学要求,如多媒体课堂教学过程,教师不仅可对教学过程进行优化,亦可就学生的个性特点实施专项指导,以提高教学评价的工作效率及现代教育的效用。 2结语 尽管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应用对现代教育的促进作用显而易见,但具体实践过程,务必要主要下列事项:提高计算机科学技术的时效性,以免误入形式主义的困境;强化人机交流的同时,切记不可小觑师生面对面交流及教师面对面指导学生的重要性;教师“教”法革新的同时,也应引导学生“学”法的同步革新,以强化课件的交互性;多媒体课件材料的制作务必做到“内外美”相结合,切忌过分强调华丽的外表,而忽视课件内容的合理性,以满足现代教育的需要。 作者:柳善文 单位:琼台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计算机科学教育与学生能力培养对策 摘要:在初中的计算机教育中,需要为学生以后的计算机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满足社会对于人才的要求。本文就初中计算机科学教育教学中学生创新能力培养问题提出探讨,提出提高初中学生在计算机学习的创新能力的对策,为广大教育者提供参考。 关键词:初中;计算机科学教育;学生创新能力;培养 提高初中学生在计算机课程中的创新能力,必须要根据计算机课程的特点,改变过去落后的计算机的教学模式,从教育的创新理念、教学方式、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等多个方面进行改革,才能真正地使初中学生在计算机教学中的创新能力等到提升。 一、改进教学理念,提高学生创新意识 教育在不断地发展中,在教育的改革进步中,教育的理念的改变是改革的第一步,教育的理念进行改进和改革才能促使教育出现不同的发展方向。提高学生在计算机教育中的创新能力、改变过去落后的教育理念就必须要提升教育的创新理念,才能从根本上将创新能力的培养贯穿在教学过程中,达到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目的。 (一)改变教师的教育观念 教师作为学生在学习中的引导者,对于学生的学习生活有着重要的作用。提高学生在学习中的创新能力,就必须要要求教师摒除过去落后的教育观念,意识到创新对于学生的重要性,并将创新能力的培养贯彻在教学过程中。对于创新能力是每一个学生都可以拥有和掌握的,需要教师去进行正确的引导,促使学生主动去学习和创新。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必须要尊重每一位学生,根据每一位学生学习能力的不同,因材施教,采取不同的教学方式进行教育,在教学过程中注意对于学生的创新精神的培养,保证每一位学生的创新能力的提高。 (二)改变学生的学习观念 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学生才是学习的主体,需要在学习过程中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就必须要改进学生的学习观念。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学生的学习是以倾听老师的讲授为主,学生并没有主动地参与到学习中去,对所有知识的学习都是在被动的接受。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就必须要提高学生的学习的主动性,改变过去被动学习的学习观念,学生才会主动地学习,从而在学习中学会创新。 二、培养学生学习兴趣 想要提升学生的学习创新能力就必须要学生具有主动学习的学习观念,而促使学生具有主动学习的学习观念就必须要学生对学习产生兴趣,因此提高学生对于计算机学习的兴趣也是对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计算机作为一个实践性较强的学科,在初期学习时不像数学等学科那么枯燥,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老师要根据计算机的特点进行课程设计,在学习过程中,必须将理论学习和实践操作相结合起来,让学生体会将知识运用在实践中的乐趣,从而提高学生对于计算机学习的兴趣。除此之外,在计算机的学习过程中,必须要注意对于学生的动手能力的培养,将抽象的理论知识和实际的操作结合起来,更有助于提高学生对于知识的消化,增强学生对知识学习的自信心,提高学生对于学习的兴趣,为学生的创新能力的提高打下基础。 三、营造创新的课堂氛围 目前我国的计算机学多是在教室或计算机机房中进行,为了提高对于创新能力的培养的效率,在教学过程中就必须注意时刻营造出创新的课堂学习的氛围,这样可以潜移默化地将创新的理念灌输给学生。初中学生处于一个好奇心相当浓厚的时期,因此在课堂学习中,教师不能遏制学生的好奇心,当学生有了新奇的想法,不能一概而论地粗暴批判,而是可以通过适当的引导和指导,鼓励学生进行自我的表达。同时知识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教师也必须要告诉学生知识不是一成不变的,知识随着不断地探索会不断地改变和发展,在教学过程中注意对于新知识的学习和探索,更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创新精神。 四、提高学生的探索精神 在初中学习计算机的前期阶段,对于计算机的学多是以计算机的基础知识和简单的操作为主,同时计算机的运用和操作十分的灵活,对于同一个操作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进行,因此教师在进行教学时应当注意学生对于“一个问题多种解法”的思维方式引导,不能将计算机的学习刻板化。因此当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发现:同一个问题有不同的解法或是同一个做法有不同结果时,教师应该鼓励学生勇于提出质疑,同时鼓励学生自己在学习过程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且自己解决问题,增加学生的探索精神。初中计算机的教学对于学生以后的学习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初中计算机学习中就必须要注意对于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可以通过改进教学理念、提高学生创新意识、培养学生学习兴趣、营造创新的课堂氛围、提高学生的探索精神等方式来提升课堂对于创新精神的培养力度,真正地使学生喜欢计算机,达到社会对学生在计算机学习中创新能力的要求。 作者:李芹 单位:滨海县第三中学 计算机科学论文: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本科人才培养探索 [摘要]信息技术发展日新月异,高校计算机专业教育重知识轻实践的人才培养观念与培养模式亟待改革。积极致力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本科专业创新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实践,在“厚基础、宽口径、重实践、求创新”的教育理念指导下,改革培养模式、优化课程体系、夯实教学团队、强化实践环节,打造一支教学科研能力强、结构合理的高水平师资队伍,构建较为科学的人才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培养一批综合素质和核心竞争力强的创新应用型人才,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人才培养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培养模式;课程体系;教学团队;实践教学 一、转变教学理念,重构较为科学的创新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 针对目前高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本科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各高校应主动转变教学理念,建立较为科学的“厚基础、宽口径、重实践、求创新”的人才培养模式。“厚基础”就是使学生专业基础知识扎实、基本技能牢固、能力突出、个性鲜明;“宽口径”就是加强通识教育,使学生有很强的多行业适应能力和宽广的就业前景;“重实践”就是使毕业生通过课程学习和专业实践,具备在信息技术教育和信息工程等多个领域和岗位就业的专业实践能力;“求创新”就是培养学生综合运用能力、独立思考能力及创新思维能力。注重学生综合素质尤其是实践能力的培养,坚持走“产—学—研”相结合的途径,坚持整体优化、学科融合、创新性和个性化的原则[1],充分体现“学习—实践—再学习—再实践”的培养过程。突破思维定势,改革传统的培养学术型人才的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根据学科特色,优化课程体系,改革教学方法,加强特色教材建设,提升教学内容的创新性,以“厚基础、宽口径、重实践、求创新”为目标,构建较为科学的人才培养体系。 二、优化课程体系,实施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的改革 针对计算机学科教学内容缺乏前沿性、教学模式和手段缺乏多样性、教学资源缺乏实用性等问题,按照计算机专业全国研究生入学考试大纲的要求和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以“合理配置,资源共享”为标杆,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本科专业核心课程(程序设计基础、数据结构、计算机操作系统、计算机组成原理、计算机网络)的授课、实践等教学环节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统筹优化,融合各课程的内容,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2],使学生能够较容易地理解和掌握课程的重点内容,理解课程间的连续性。 (一)核心课程教学内容与体系的改革 对各核心课程的安排顺序、授课内容、授课重点、授课计划等按照计算机专业研究生入学大纲的要求和社会对人才的需求进行调整和整合,将新知识、新理论、新技术和新方法充实到教学内容中,弃旧扬新,使教学内容与技术发展和行业需求相适应。 (二)教学方法与手段的改革 遵循以“教为主导,学为主题”的授课思路,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在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中,采用综合案例引导学生进行分析和设计[3],以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激发学生的创造性;并将课堂讲授与参与式、提问式、讨论式、启发式等教学方法相糅合开展教学活动,让学生主动参与整个教学过程,因材施教,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三)优质教学资源的整合 利用Web教学服务平台、FTP服务平台、实验教学网、毕业论文管理平台,实现核心课程之间教学资源的共享和在线指导。在这些平台上提供了各核心课程的教学大纲、电子教案、多媒体课件、实验指导、试题库等教学资源,从“授前、授中、授后”三个环节给学生提供自主学习的机会;另外,为了让学生了解学科前沿,可邀请国内知名院校的教授、博士开展新技术论坛,介绍国内外学科前沿及最新技术,这能极大地开拓学生的视野,激起学生认真学习知识的兴趣。 三、夯实师资培养,通过“科研引领教学”创建高水平教学团队 要注重师资队伍培养和教学团队建设,提高教师的整体素质和教研水平。 (一)组建核心教学团队,形成合理的教学梯队 根据课程体系的建设思路,形成以课程体系为核心的教学团队。在职称、学历、年龄、教学经历、科研能力等方面自然形成梯队形式,通过成员之间的协作与交流,开展教学研究、教学改革和教学技能比赛等活动,从而提高教师的整体素质和教学水平。 (二)培养“双师型”教师,提升团队业务素质 采用“请进来,送出去”的办法,邀请国内外著名学者专家,开展学术交流、教学研讨,鼓励中青年教师赴国内外知名高校进修、攻读博士学位、出国访学,提高团队整体素质;加强校企合作,选派中青年教师进入企业,学习实践经验技术,提高实践教学水平,以满足本科生“双师型”人才培养的需要。 (三)营造“以科研促教学”的学术氛围 积极引导教师树立以高水平科研支撑高水平教学的发展观念,组织教师参与新教材编写;教师紧跟科技前沿的发展动态,将科研中获得的新知识和新成果融入课堂教学[4],促使科研工作与教学工作的有机结合,保持教学内容的学科前沿性,增强教学的深度和拓展教学的广度,提高教学质量;教师将自己的科研与学生的毕业设计相结合,对学生进行有的放矢的指导,并吸纳优秀学生进实验室,直接参与教师的科研项目,增强学生的科技创新能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鼓励团队教师开展科学研究,提高科研水平,做到科研与教学相互促进、共同发展;通过开展一系列教研、评优、评奖活动,增强了优秀“老”教师和青年教师之间的交流,快速提高青年教师的科研能力和教学水平,壮大优秀青年教师队伍。同时采用“请进来,送出去”的办法,提升中青年教师的业务素质,以满足对“双师型”人才培养的需要,实现团队梯队发展,最终形成一个基于课程体系的高水平教学团队。 四、强化实践教学,推进“过程式多元化”的实践能力培养体系 构建以实践能力培养为核心的实践教学培养体系[5],采取“过程式多元化”的实践教学培养方法,建立“课程实验、实验课程、校外短期见习、校内单项实训、校外综合实训实习”五位一体的实践教学模式,并结合科研训练、创新实践、学科竞赛、社会实践和创业实践等课外实践,让实践训练贯穿整个培养过程。 (一)实践教学体系的综合改革 对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学生,仅提高学生的理论水平是远远不够的,还需注重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加强学生的实践能力锻炼,即“理论与实践一体化”,这是本专业人才培养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只有将实践和理论紧密结合,互为补充,才能使学生尽快掌握课程知识,并利用所学知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为此,坚持以传授知识、培养能力和提高素质协调发展为根本,以培养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自主获取知识的能力和创新能力)为重点,建立以能力培养为主线,分层次、多模块、相互衔接的科学系统的实践教学体系。第一,除了课程实验外,针对实践性较强的课程,实行实践教学单独设课,开辟新实践领域,扩大综合型实验的比例,与理论课程的教学进度相配套,通过预习报告、讲解演示、上机实验、分析总结和撰写实验报告的方式,注重学生创新、实践能力的培养。第二,重视实习和实训环节,实行校外短期见习、校内单项实训、校外综合实训实习的多元式实习实训教学,锻炼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第三,将科研训练、创新实践、学科竞赛贯穿到大学四年的教学过程之中,着重提高学生的科研素养和创新能力。第四,与实际应用相结合,通过社会实践和创业实践,增强学生的业务能力,为将来进入社会实际生产生活领域的工作做充分的训练与准备。 (二)实验教学内容的融合重构 对于课程实验和实验课程,实验内容由基础型、设计型、综合型和研究型等四个各具特色的模块组成。各模块侧重点不同,学生可以根据自身接受和掌握知识的实际情况循序渐进地进行训练。基础型实验重在加强对本课程内的知识点的掌握和理解;设计型实验强调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和创新性思维;综合型实验充分考虑课程间的可融性,渗透多个课程的相关知识点,并突出以项目训练为主的教学实践;研究型实验是培养部分学生以科研项目为支撑的实践能力。 (三)实训实习环节的双轨交叉 把实训实习工作进行分解,分成校外短期见习、校内单项实训、校外综合实训实习等几个环节,在校内和校外进行双轨交叉。通过校外短期见习开阔学生视野,在见习中理解专业理论和技术,增强实践动手意识。通过邀请企业工程技术专家进入学校,利用学校开设的大实践课程时间,集中对学生进行校内单项实训,增强学生应用专门技术的能力。通过校外综合实训和实习,让学生深入企业和应用部门,在校外实训和实习导师的指导带领下,完成完整的项目设计和应用部署,增强学生完成综合项目和应用的能力。 (四)课外科技创新活动与课内实践教学的有机结合 以“产—学—研”相结合的思想为指导,推行学科竞赛制度化,创新训练常规化,支持学生参加机器人、智能车、电子设计、创新创业等各类学科竞赛,鼓励学生主持或参与学校、省厅、教育部和企业创新创业类等科研课题,理论联系实际,强化项目驱动的实践教学[6],注重对学生过程式的培养和科研创新能力的培养。采取“过程式多元化”的实践教学培养方法,通过基础型、设计型、综合型和研究型模块化实验内容重构课程实验和实验课程,通过校外短期见习、校内单项实训、校外综合实训实习,施行校内校外双轨交叉式实习实训教学,建立“课程实验、实验课程、校外短期见习、校内单项实训、校外综合实训实习”五位一体的实践教学模式,能解决学生理论知识和实际问题脱节的矛盾,有效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强化以“项目+竞赛”驱动的创新训练模式,形成“实战”性的项目开发,形成“以赛促学”和“学以致用”的学习氛围,通过本科生进实验室及参加各类高水平学科竞赛等方式,提升了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就业竞争力。 五、结语 课题组通过改革培养模式、优化课程体系、夯实教学团队、强化实践环节,探索创新应用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本科专业人才培养,并在实践中检验各项举措的效果,取得了良好的人才培养效果,获得安徽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作者:陈付龙 罗永龙 郭良敏 孙丽萍 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数学计算机科学学院 计算机科学论文:信息技术与计算机科学的应用 摘要:现代社会科技飞速发展,促使信息技术和计算机科学技术得以迅速发展,并且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为此,文章从信息技术和计算机科学技术的进展及应用进行探究,分析信息技术与计算机科学技术的智能化一体化发展,以供参考。 关键词:信息技术;计算机科学;数字化 1信息技术的进展及应用 信息技术主要应用于基于情境的信息获取整合服务、基于数字产业化数据信息获取与利用服务、基于社交驱动的信息技术应用、基于“平台即服务”的信息技术应用、基于统筹分析的信息安全技术等几个方面。 1.1基于情境的信息获取整合服务 此种信息技术能够将虚拟的数据信息实现同真实的世界实现对接。依托对此种信息技术的应用,使企业能够实现对各种数据信息内容的高效整合。为企业的管理者提供企业业务发展战略决策依据,使企业的经济效益实现稳定增收。 1.2基于数字产业化数据信息获取与利用服务 此种信息技术依赖于企业的信息数据库建设与完备情况,企业通过对自身信息数据库的建设与完善,并且依托互联网技术的开放性特质,从而实现同其它企业之间的信息高速共享,进而改变企业以往的数据信息单一获取模式。由此来看,依托对此种信息技术的应用,将使企业实现更多途径的数据信息获取,从而帮助企业管理者实现决策效度地提升。在未来一个时期,企业能够依托数据的多途径获取,从中整合、遴选对自身战略实现有益的相关数据信息内容,进而使企业依托数字化产业化建设,实现组织绩效的明显增进。 1.3基于社交驱动的信息技术应用 从现代企业营销战略选择情况来看,尽管当前多数企业仅仅将社交媒体视为自身产品推广与服务推介的渠道。然而随着技术的进步以及公众消费观念的转变,此种信息技术必然成为企业能够依凭其实现客户沟通、合作伙伴交流的关键工具。 1.4基于“平台即服务”的信息技术应用 “平台即服务”(PaaS)架构不仅是企业节约成本的一种模式,未来还将对企业灵活应对市场发展变化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PaaS提供商将逐步提供3项附加内容,即可重复使用的商业服务、整合能力以及拓展能力。 1.5基于统筹分析的信息安全技术 此种信息技术在于为企业提供足够的数据安全。信息时代的到来,使得企业同客户与合作伙伴之间的沟通、交流更为便利,提升了企业的运营与生产效率,然而随之而来的便是,企业必须积极应对互联网技术的开放性所易于引致的企业信息数据安全问题。通过对此种技术的推广与应用,将使企业的数据库系统处于安全状态,进而规避了网络黑客、木马病毒对企业数据库的侵入,避免了企业因此遭受不必要的损失和承担不必要的风险。 2计算机科学技术的进展及应用 审视当代信息技术的总体发展情况能够看出,计算机技术较比先前已经一日千里,具体表现为下述几个方面:①计算机技术在研发应用方面实现了性能的不断提升,运算速度不断加快,信息整合能力也突飞猛进;②随着周边技术的发展,计算机技术所涵盖的技术广度不断扩大,从而便利了公众的生活;③当代计算机技术通过同智能化技术的结合,已经实现了智能化发展。总体而言,随着计算机技术在前述三个研发领域取得的重大进展,未来计算机技术必然使人类的生活状况得到大幅改观。 3信息技术与计算机科学技术的智能化一体化发展 通过对结构技术的不断创新,将使计算机研发技术实现同现代信息技术的有效融合,进而实现对计算机运算速率的大幅度提升。在数据分析、整合方面,也将提升计算机数据分析、整合的精度与效度;依托智能化技术在计算机研发技术中的应用,将使计算机技术能够为公众提供人性化的智能服务,从而使以往需要人力方式完成的工作被计算机有效取代,实现对社会生产力地解放。在计算机技术实现了智能化处理和运算之后,以往需要人工操作的一些高危行业也将成为历史。信息与计算机科学技术为人们生活带来了巨大便利,也存在着潜在性网络安全问题。因此需要重视网络安全修复工作,避免出现信息泄露,还需要做好黑客攻击危害预防工作,避免出现不可挽回损失。 4结束语 从当代计算机技术的研发情况来看,依托对周边技术的研发应用,推动了计算机技术的研发升级与应用范围拓宽,从而使计算机数据分析、整合能力较比先前均取得了显著进步。计算机技术的研发升级与应用范围拓宽,有效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降低了对人力资源的依赖。随着现代公众对于计算机技术的倚重,计算机技术必然改变社会公众现有的生活方式,同时计算机技术的进步必将带来信息科学的高速发展。在社会发展如此迅速的今天,网络信息技术也同样取得了飞速发展,由于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对电子信息工程的关注程度也日益加深。目前来看,电子信息工程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因此我国电子信息工程事业还有巨大的提升空间。 作者:石爽华 单位:邵阳学院 计算机科学论文:二十一世纪信息与计算机科学的运用 摘要:随着网络的不断进步,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信息与计算机科学得到了人们的广泛接受及充分性的运用。广大用户能够通过网络实现信息的交流与资源的共享,二十一世纪的信息与计算机科学与以往复杂的计算机技术对比来看,逐渐向便捷、简单、容易接受的方向不断演变。对此,本文针对二十一世纪信息与计算机科学的具体运用及作用进行论述,望能够对大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信息与计算机科学;运用;作用 1信息与计算机科学介绍 1.1信息技术基本内涵 电子信息工程主要是通过电子计算机网络技术运用的方式促使信息实现顺利地传输、接收与处理。这些信息帮助人们更好地对客观事物进行一个正确的了解,将信息理解为一种可传输性的信息。通过对其严格地标准化运用对现实情况中潜存的不稳定因素、突发情况等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信息通过电子数据运动的方式促使信息得到有效性的传输,这些信息能够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客观世界,同时能够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及自然社会带来很大的影响,推动着人类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迅速发展。 1.2信息的概念 从哲学的角度出发,信息作为客观事物运动的基本形态,属于一种物质的客观属性。二十世纪末期信息论正式形成,在这一时期,信息指的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形式对人们生存的客观世界进行相关的概述,把信息当做与物质同等重要的内容,同时纳入到哲学体系当中。我们站在科学的角度进行分析,这里所说的信息并非是消息,而是指,消息内容中的重点信息;然而,信号作为一种信息的载体,为信号荷载的重要内容。 1.3信息与计算机科学的本质 信息与计算机科学是有信息技术、计算技术共同构成、彼此联系的统一整体。信息科学研究大体上包含有:信息获取-信息传输-信息处理;其中,计算机科学主要是对数值计算方法的科学合理性设计,对相关理论的有关研究。 2信息与计算机科学技术的综合性研究 2.1信息与计算机科学研究方向 众所周知,信息与计算机科学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其中,计算机科学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信息技术的发展亦为计算机技术不断进步的巨大动力,二者是在历经长期实践与真理考验的基础上进行研究的,对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有着巨大的作用。在信息与计算机科学日益发展的今天,其运用范围十分广泛,但是人们对于信息与计算机科学的利用早已不能满足现代化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针对目前的利用成效的改进与广泛化利用演变为信息技术与计算机技术未来的发展主流。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过程中,信息与计算机科学势必会运用到各行业信息的采集、全球资源一体化实现、国际航空航天技术等方面。有人预言,未来人类有可能定居到其他星球,实现地球人与其他星球间的超远程通信。与此同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信息与计算机科学技术的运用将促使家庭设施不断向人性化、电子设备智能化的方向不断发展。 2.2信息与计算机科学的运用研究 通过对信息本质属性进行相关研究的基本前提下,需要针对生物、人类相关信息的获得-转换-传输-处理-运用-控制等客观规律开展具体的研究,同时需对信息与计算机科学进行深层次的研发,这样才能够促使计算机科学技术得到广泛化的运用,促使其作用得到有效性地发挥。信息与计算机科学属于一种复合型的学科,其中涵盖了各种不同形式的信息。然而,信息的本质属性是物质性,为此需把信息与一般性质的物质正确地区分开来,以此才能对信息的本质属性进行正确地把握。 2.3信息与计算机科学的关联性 计算机科学与数据有着根本性的联系,以数学的思维方法及相关理论实现对信息科学的深入性探究,具有其他信息无法比拟的独特优势。培养具备良好数学素养的信息科学人才,为未来信息科学的发展提供强有力地支持,这对于推动国家经济建设起到了强大的作用。将信息与计算机科学有效地结合起来,可促使其彼此间的关联作用得到充分性的发挥与展现。 2.4信息与计算机科学的未来发展 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信息工程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在此过程中得到了不断地创新,在这一时期,整个社会也获得了快速地进步与不断地发展。随着信息与计算机科学对人们赖以生存的社会带来的影响越来越大,对信息与计算机科学进行了解早已成为整个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主流趋势。但是,随着信息与计算机科学在社会的广泛运用,计算机科学运用过程中一系列安全问题不约而同的出现,这些问题的存在逐渐演变为人们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严重地甚至会危及到人类社会的健康稳定发展。譬如:随时都有可能出现的黑客,对现运用的信息与计算机科学进行攻击,这种攻击不仅会危及到信息使用者的安全,并且会借助计算机对传输过程中的信息不断地破坏,这种形式造成的破坏是无法挽回的。为此,一定要做好充分的预防措施,这样才能够促使信息与计算机科学得到稳定性的可持续发展。 3计算机信息技术的运用 3.1信息技术在企业中的运用 企业在会议当中通常会选择视频对话、视频会议等方式,这些方式中都有计算机信息技术的有效运用,此种信息处理技术能够在极大程度上将沟通交流的时间显著缩短,为广大企业、个人提供实时性的交流平台。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视频信息处理技术能够促使人与人间的交流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是实现办公自动化的有效途径。最近几年中,无线网络演变为一种新型的信息传播模式,此类技术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企业传统的办公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将无线网络作为基本前提,无论是哪一地区都能够变成灵活的办公区域,企业可利用无线网络的独特优势,对办公自动化实施深入性的探究与浅析。 3.2信息技术在物质流通方面的应用 伴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及迅速发展,人们的日常工作、生活节奏不断增快。计算机信息技术为物流工作供应了一种非常便捷的模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物流成为物品及时成功转移的一种关键性媒介,一般是非常复杂、麻烦的,可是,这些最新的信息技术能够为其供应极大的便利。譬如:条码技术,能够促使物品在储存、管理上变得更加简单、方便;GPS定位技术,能够为人们提供最为便捷的路径;采集数据信息的智能化、自动化管理,能够给物流的繁琐复杂工作带来非常大的便利。由此可见,信息计算机技术在物流工作当中的实际运用将会促使工作效率大大提高。人类目前已步入到网络化时代,因网络化,我们可成功地突破时间和空间的约束,与全世界有效地联系在一起。目前互联网技术是一部通过通信线路将世界的所有网络与计算机联系在一起,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机器,并且促使我们全人类成为机器中的重要构成部分,如此构成了一个与物理空间相对应的信息区域,为此,信息技术设备的联网将会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方向。 4信息与计算机科学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目前,信息与计算机科学早已演变为推动社会经济进步与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科学技术,特别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计算机信息技术在社会上得到了大范围的有效运用。我们从目前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出发,信息与计算机科学步入到了迅速发展的阶段。可以看出,其为二十一社会经济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明确的方向。与此同时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在目前的国民经济当中,信息产业已经成为一个全新的经济增长点,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国与国之间的交流变得更加密切,被社会各界公认为二十一世纪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目前,八大网络信息系统、各企事业单位信息体系等都在逐步创建,由此可见,信息与计算机科学相继融入到了社会各个领域当中,并且发挥着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5结束语上文是对信息与计算机科学的运用及作用进行的系统性研究,可以了解到,信息与科学技术的运用在极大程度上推动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在信息科学技术日益更新及广泛性的运用的现状下,计算机科学技术开始不断地渗透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人们的基本生活、工作也正在从计算机网络、电子信息工程的创建及运用上不断受益。可是,计算机网络技术、电子信息工程并非是那么简单、容易理解的。若想要更好地将信息与计算机科学技术进行有效性地运用,促使其对我们的日常工作起到一定的支持作用,则一定要正确地掌握先进的信息与计算机科学,促使信息计算机科学的作用得到最大限度上的发挥,这样才能够更好地推动社会的进步与经济的迅速发展。
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探讨:中西方自由主义法思想产生根源之比较研究 摘要:法治这一极具西方特色的话语,在现代中国语境中逐渐获得合法地位,法治的自由价值也逐渐得到认可,而中国传统文化以群体本位的经验性伦理文化为核心,缺乏个体独立意识,个性自由不发达,法治因素严重缺乏。中国法治发展应当建立在对我国法律传统的深入理解基础之上。因此,将我国的自由主义法传统以及西方自由主义法思想加以总结概括,并对两者差异的产生根源加以比较,可以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 关键词:法治;自由主义;自由价值 在制度技术层面上,中国的法治发展有很多是借鉴西方法律制度。肇始于经济领域的全球化形势,促使其他的社会领域需要统一的社会规则来加以规范,故此法治层面之全球化渐显端倪。西方法治崇尚个体自由,而中国文化传统,缺乏独立的个体意识和个体自由。鉴于此,阐明东西方自由主义法传统的差异,对我国转型期法治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从我国当前法治自由价值的研究现状上看,主要集中在法学理论领域,自由作为法治的核心价值已被确认,但却缺乏对其深入、系统的阐述、论证。本文采用比较研究方法,揭示中西方自由主义法思想发展的概况,并就中西方自由主义法思想差异产生的根源进行探讨,对中国法治自由价值进行深切关注。 一、西方自由主义之概况 自由主义法学是当代西方一个重要的法学流派,而自由作为西方法治的核心价值,其理论上的自觉发展从古希腊开始走过了漫长的演化过程,人们对法治自由价值的理解与认识也一步步深化。 1.启蒙思想家突显政治自由的法律 启蒙思想家认为政治自由是法律下的自由,坚持自由应该从公民自由、社会政治与法律这几方面来加以讨论。洛克在其《政府论》一书中,先是从人类原始自然状态加以论述,论证了自然状态、自然权利以及自然法,并提出自然状态是必然要过渡到社会状态,而人的自然自由终将转变为社会自由,也就是前文所述的法律之下的自由。在此之后,孟德斯鸠则从自然法与人为法的关系着手,将讨论法律与自由关系的核心转移到政治领域中的自由问题上。洛克和孟德斯鸠突出政治自由的思想为英国自由主义法传统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样,另外一名极具影响力的启蒙思想家卢梭则丰富了社会契约论的内容,他把“公意”视为法或权利的基础,他注重社会群体及共同体的利益和要求,赋予了自由主义新的内容。 2.康德与黑格尔张扬自由的理念之法 康德的社会理论受其在哲学史上哥白尼式革命的直接影响,他认为“认识对象围绕认识主体来旋转”,打破之前认为“认识主体围绕认识对象旋转”的认知,从而提升了认识主体的地位。同时,他张扬自由的社会之法,认为社会应是“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与别人的自由共存共处的社会”,这才是真正自由之体现。而黑格尔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对卢梭的观点有所继承和发展,他注重对于个人主义的个人概念的质疑,同时,也注重找寻共同体和个人之间的联系,以将两者紧密连接起来。由此可知,黑格尔所认为的自由并非单纯个人自由,真正的自由应该是在普遍自由及共同体的自由与个体自由相结合的情况下才可能存在。可见,康德与黑格尔都将自由与法融为一体,并认为法的本质属性为自由[1]。 3.马克思回归生活世界的自由与法律 黑格尔对马克思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就是在黑格尔唯心主义思想基础上的扬弃。对于黑格尔将国家与市民社会加以明确区分的观点,马克思予以继承,但是将黑格尔的认识加以修正,并得出“不是国家和法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的结论。且马克思认识到,国家和法是存在于一定社会物质生活关系之中,要将国家和法与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情况相联系;而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由于市民社会中物质利益的冲突和矛盾使得国家丧失了其应有的权威,法律也沦为维护单方利益的工具。由此可见,马克思以更加复杂和辨证的方式来看待自由与法律之间的关系,这又是一大进步。 二、中国自由主义法传统 “自由”代表了人类的最高理想,可以将其划分为政治自由和精神自由两种,而政治自由是外在的,精神自由是内在的。总的来说,中国文化侧重于精神自由,而西方文化则侧重政治自由。政治自由在西方得到了全面而系统的发展,并形成自由主义,而反观中国,自由的发展却远不如西方那样的顺利,纵观整个中国法律思想史对于“自由”、“自由主义”的描述非常之少,笔者将其中较具代表性的观点及流派作如下梳理。 1.道家之自由观 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道家、禅宗可谓是典型的注重精神自由的代表,他们为追求精神自由所设计的理想人格就是最好的体现。道家、禅宗所追求的是对于世俗、欲望、外物的一种超脱,从而达到心灵上的纯净与自由,而这是需要从修养中才能获得的自由。除此之外,这种自由也可以从认识上予以实现,也就是改变对外物的看法从而从外物的羁绊中超脱出来,从而获得精神自由。而道家、禅宗所设计的自由人格对政治自由却很少涉及。由此可见,道家、禅宗所设计的理想人格早已无法适应当代人的人格要求,这一人格显然带有很大的片面性。 庄子所追求的自由也是一种精神的自由,他更侧重于追求一种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心理状态。庄子认为,要想得到这种精神自由需要做到“无心无情”才有可能。这种“无心”的状态并非是要求要毫无心思,而是指不要过分执着于某些人事物,不要有执著之心;而所谓的“无情”亦非要求要无任何感情,而是指不要刻意追求某种情感,不要有执著之情。庄子崇尚一种无拘无束,不过分执著追求的心境和随遇而安的境界。但是,需注意的是,虽然追求无拘无束,无心无情,但是他对与外物打交道或从事俗务却并不反对,个中的关键在于要做到不过分沉迷和执着。 2.儒家之自由观 儒家式的“自由”是指一种道德意志的自由。先秦儒家发现道德意志自由,这一伟大的发现和进步,但是却一直处于消极悲观的状况之中,并未在现实生活中让人感到自由和幸福,反而让人感到处处受限、不自由。例如,儒家一直强调“人的尊严”,但是实际情况是,这种人的尊严仅限于原则性的,并没有任何实际可操作的内容,结果可以想见,人的尊严也就成了一个抽象、虚幻的理念,而并不能使人民获得真正的尊严。同时,人的尊严的形成需要在人际交往中相互的尊重,彼此的承认,而非仅仅停留在人们内心的自觉上。因此要想实现人的尊严需要有人人权利平等的思想为基础,要有个人自由思想为铺垫,但是这在中国的古代传统文化中是极其缺乏的、不被重视的,那么人的尊严成为一纸空谈就成为理所当然了。 三、中西方自由主义法思想产生根源之比较 从以上对于中西方自由主义法思想的概括可知,中国文化重精神自由,西方文化重政治自由。两者的自由主义法思想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而这样差异是有一定原因可循的,这与两者各自的法律观念、法律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以下笔者就中西方自由主义法思想差异之背景加以梳理,以期对此问题可以有深入理解,以助于我国法自由主义之发展。 1.法治与礼俗之对抗 在西方社会,启蒙思想家们对自由价值的高扬并使之得到社会的认同,现代社会烙上自由的印迹。自由是发展的前提,没有自由,就没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就没有社会的全面进步。只有个体的人有了自由意志,有了主体性,才可以自由决定自己的价值与行为选择,也就是哈贝马斯所说的自我决定、自我实现的自由,而不依附于他人的意志与权力。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伦理纲常为核心内容的治理方式与西方的法治主义形成鲜明的对照。中国古代法体现在制度上行政和司法不分家,成一体化之形态;而在法律之渊源上,则体现伦理高于法理,礼法重于法律规则;在司法制度中,作为中国特色的情理是一种审判的普遍标准,情理较之法理有更大的普遍适用性,人情成为一切评判标准之首。并且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之中,伦理与法理并未得到区分,两者处于结合之状态。 2.个体自由主义之发达与缺失 亚里士多德认为,西方民族,特别是希腊民族“既有热忱,也有理智;精神健旺,所以能永保自由,对于政治也得到了高度的发展”。相比之下,东方民族则缺乏自由,“亚细亚人民多擅长机巧,深于理解,但精神卑弱,热忱不足;因此,他们常常屈从于人而为臣民,甚至沦为奴隶。”[2]东西方本质差异的表现在于,“东方文化强调一种普遍性品格,是以群体为本位的,它否认个体存在的价值和自由,而西方则发展了个体本位,注重个体的独立自主与自由。”[3]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总体特征中很难寻找到个体自由的印迹。在行政权力至上、司法过程重刑轻民、司法审判重礼法之治以及追求无讼等思想观念的驱使下,人的主体性无处寻觅。所以一谈及自由问题,中国人常常讳莫如深。 3.法律观念之差异 作为一国文化传统的重要构成,法律观念与该国文化传统的特征具有很大关联性。一般观点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最突出或最核心特征为群体本位,因而在文化精神之中极其缺乏独立的个体意识;中国作为一个在过去注重经验积累以及有保守思想的国家,在其传统文化中反映为具有保守性以及“以过去为定向”的特征,并由此形成一种经验主义文化的形态;而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较重的礼法伦理思想,具有伦理中心主义之特征,是一种自然主义的文化。在中西文化比较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在类型上是属于“宗法—伦理”型的文化模式,宗法伦理在司法过程中起着极大地作用,其地位甚至高于法律规则,这是完全不同于西方“个人—契约”类型的法律文化模式。中国传统文化模式对法治存在天然的拒斥,这使得中国文化的总体特征与法治对自由的价值追求缺少必要的融通,不利于现代法治的生成。 四、结语 西方法治是以个体自由为中心的,具有理性的契约文化的精神。相较而言,中国传统文化则是以群体的宗法伦理本位精神为核心。个体自由程度的不同,这直接决定东西方对待法治的不同态度。现代法治与礼俗社会的对抗成为中国法治现代性批判的核心问题。在中国法治建设中,如何将人的个体自由、人的主体地位从传统文化中解放出来,如何处理传统的、经验的、超稳定的文化结构对理性的、个体化的、契约化的法治文化模式的拒斥,将成为一个最根本、最迫切的问题。 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探讨:关于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体系的几点思考 摘 要:西方自由主义是西方整个意识形态的主流,国内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或偏激或客观地对自由主义进行了诠释和理解。意识形态的分歧与信仰、文化背景等等息息相关,随着西方意识形态对我国带来冲击,正确认识西方自由主义已成为一项重要的课题。本文将从客观的角度,简要分析整个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体系的概况,将西方自由主义体系分为纯粹理性的自由主义、感性层次的自由主义两大部分来进行概述,并通过分析从中感受并认识中西方自由的区别。 关键词:自由主义 政治 自由经济 自由宗教 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各种思想潮流不断引起国内学者的讨论和争辩。西方自由主义是西方整个意识形态的主流,国内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或偏激或客观地对自由主义进行了诠释和理解。随着西方意识形态对我国带来冲击,正确认识西方自由主义已成为一项重要的课题。本文将从客观的角度,简要分析整个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体系的概况。 一、纯粹理性的自由主义 西方普遍认为,神是高于人的存在,人的存在是趋向于神的。这来源于宗教信仰,可追溯到古希腊宗教。将古希腊宗教和理性落实到人的生产生活之中,形成自由主义。没有神和理性,就没有西方的自由主义。 我们可以将纯粹理性的自由称之为最抽象的自由,最抽象的自由只需要人的理性和神统一。按照西方的观点,即人从理性出发,追求高层次的神。人的理性与神统一,是需要经过一系列的过程来完成,即通过宗教、理论、艺术的自由来完成这个层次的自由。 (一)宗教自由 西方宗教自由经历了古希腊古罗马时期、中世纪后期、文艺复兴时期、近代时期几个阶段的发展,最终成为今天普天下共识的人权制度。宗教自由是一定历史阶段发展的产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宗教自由是指公民享有依其主观需要而信仰或不信仰、以及公民依其信仰的召唤而依法享有行使与信仰相关的某种行为的自由。 (二)理论自由 在自由主义理论体系中,人的理性表达还表现在理论自由维度。哲学、科学都是理性的表达方式。在哲学方面,从霍布斯、洛克到罗尔斯,自由主义者一直坚持个人权利与个人价值,强调由于个人的天性潜能而与生俱来的超越万物的价值,强调最高的尊重应赋予个人,个人应该享有一些权利。 个人主义是西方自由主义体系中理论自由的前提。纵观现代西方哲学,其中的自由观,源自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他通过自然原子个体运动论证个人自由。中世纪,由于神主宰世界,个人主义被淡化,但是唯名论之兴起,依旧为个体存在争得了一席之地。进而,罗吉尔・培根通过物的个体性原则论证个人自由。在西方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之后,个人主义开始得到最充分的发展。资产阶级人文主义兴起,立足于“人”,非一般的人,而是指“个人”。个人主义成为人文主义哲学的中心。个人主义强调个人的自由和个人的重要性,被哲学家们抽象概括成客观的个体性原则和个体主观性原则。斯宾诺莎则是运用客观个体性原则论述自由思想的代表,把自由和必然统一起来,提出“自由是认识的必然”这一重要的辩证法思想。笛卡尔是首个通过个体主观性原则论证个人自由的哲学家,将“个体”具体化为“我”,提出“我思故我在”。 (三)艺术自由 在艺术与自由的关系上,西方也崇尚自由的选择。由于种种限制,纵使艺术有了自由的可能,艺术的自由也会遇到阻碍。艺术家通常拒绝在束缚之下,进行有限制与规定的创作。也就是说,只有在自由的状态下,创作才是真实且成功的。艺术家需要在进入创作阶段进行创作时保持自由。从这一角度看,自由对艺术家和艺术品都是重要前提。然而,“自由”更多应该是精神上的,即创作者创作的精神状态是“自由”的,而非受束缚,在外界力量压制下进行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时的“自由”是一种抽象自由。因为创作者的自由不可能是纯粹的自由,也就是说,创作者可以突破限制,从而达到创作的自由。创作者作为创作艺术的主体,其本身的自由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对艺术与自由之间关系的紧密度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创作者本身是否“自由”和创作者对自由的向往程度就在一定条件下为艺术自由创造了可能。 康德从分析艺术的本质入手,提出了艺术的自由原则和创造原则,并通过对美的艺术论述,指出了天才的本质特征,进而确立了想象力在艺术创造中的基础地位。康德的这一艺术理论,对西方艺术观跳出古典的模仿向近代浪漫艺术和现代艺术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感性层次的自由主义 感性层次的自由主义主要包括道德自由、法律自由、伦理自由,综合起来构成社会的政治自由问题,是西方抽象人性论在政治方面的具体体现。例如,天赋人权,实质还是神在感性层次的显现。从西方自由主义角度讲,不论道德、法律、伦理,最根本的自由都来自神,进一步落实,才出现政治自由。 (一)政治自由 政治自由的发展有其独特的历史发展过程和逻辑发展脉络,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7世纪自由主义制度的确立,相伴产生以洛克的思想为代表的政治自由主义理论,这一阶段为自由主义的奠基阶段;第二阶段是18~19世纪自由主义制度正式确立,以密尔为代表对政治自由主义理论进行修正和证明,是功利主义的最大捍卫者;第三阶段是20世纪对自由主义理论原则的重新认识和反思,由于对苏联的极权主义和德国纳粹的分析与批判,从而提出了奠基于多元主义的自由主义,以伯林的思想为代表,他的思想就是把自由主义的宽容和多元主义思想贯彻到底;第四阶段是在正义原则基础上对自由主义进行新综合,特别是在理性多元论基础上的重叠共识的综合而产生的协调多元主义和普遍主义的政治自由主义,以罗尔斯的思想为代表,主张正义理论。 (二)经济自由 经济自由提倡市场机制,反对人为干涉经济。最初由法国路易十五的外交大臣达让逊提出,后来魁奈等人确认社会中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秩序支配着社会的发展。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详尽地论述了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提出“一只看不见的手”,对经济自由思想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自由经济”思想是亚当・斯密整个经济学说的中心,李嘉图也论述过同样的思想。经济自由主义在西方长期发挥重要作用,经济自由主义支持个人财产和契约自由权利的意识形态,主张让市场机制发挥调节资源的作用,限制政府在经济事务中的干预。经济自由主义者并不等同于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并非完全反对政府的作用,然而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干预过度。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提出“萨伊定律”。尔后,凯恩斯又提出经济干预理论,论证了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具有内在的缺陷,必然会导致过剩的经济危机。1929年~1933年发生了世界范围的经济大危机,这场危机充分暴露了市场自由调节机制的严重缺陷:自由放任主义盛行、盲目生产、无序竞争、财富分配严重不均,以及政府的不干预等。这场危机的爆发使得原本占统治地位的马歇尔经济自由理论开始失去人们的信任。20世纪70年代,长期实行凯恩斯主义,导致滞胀,通货膨胀与失业同时并存。这也说明过度自由或者过度干预对于经济运行都是有害的。 三、中西方关于“自由”之比较 自由主义内涵非常广阔,非常复杂。通过对西方自由主义体系的了解,我们基本可以从中体会一些中西方关于“自由”理论的区别。 纵观历史发展的线索,中西自由观都有其内在的发展逻辑。中国自由观自秦汉至明清,基本主题未变,道德自由、政治自由、精神自由始终围绕着天人关系、人伦关系、身心关系展开。儒家的道德自由思想强调对人生之“礼”与“理”的体悟,并借助人人固有的血缘亲情和不可脱离的人伦关系,化“礼”为“仁”,化外在的他律为内在的要求,充分发挥了道德主体性,并深入研究了道德自由得以实现的内在心理机制。究其本,则是对个体人格的重视和对和谐关系的维护。 在西方,思想家们从古希腊时就采取外向度的求知路向,试图探究宇宙自然的奥妙,认识客观必然性,摆脱意见的束缚,获得真理性的认识。因而,自由和必然的关系一直隐含其中,到近代越发明朗化,成为探索自由的一个基本路径。同时,西方古代也重视权利观念。 纵向的把握后,如果突出中国古代自由思想和西方近代自由思想的区别,我们还需从横向上来看它们之间显而易见的差别及其合理性和片面性: 第一,中国的自由观和“一体”的思维模式相联系,西方的自由观和“两离”的思维模式相联系。中国古代思想家在思考宇宙人生时主要采取的是整体辩证的思维方式,倾向于在动态的过程中灵活地把握瞬息万变的天人关系、人际关系和身心关系,很少把它们分开。 第二,中国的个体自由主要和道德自由、精神自由相联系,西方的个体自由主要和认识自由、政治自由相联系。 中西方关于自由的探索,远远不止这些方面。因此,本文仅做概述。文后将继续探索关于中西方对自由主义的认识差异。 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探讨:西方自由主义思想评议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历史渊源,要了解和认识它就要研究它发展的整个过程,“自由”作为现代法律的基本价值之一,作为最根本的价值,有很多的社会原因,经济原因等。本文在此探讨了自由的思想渊源,即西方自由主义思想。 一、西方自由主义的产生和种类 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最早可以追溯至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对于国教权威的对抗。人文主义的主要思想是主张个性解放,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和宗教观:提倡科学文化,反对蒙昧主义,摆脱教会对人们思想的束缚;肯定人权,反对神权,屏弃作为神学和经院哲学基础的一切权威和传统教条。所以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就开始以各种艺术形式来表现自由和追求自由。而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理论、一种完整的思想体系最早出现在英国,确定在m世纪,确切的讲是a}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后。 自由主义的分类有很多种,有的把自由主义分为积极自由主义和消极自由主义,有的把自由主义分为大陆自由主义和英美自由主义,有的把自由主义分为经济自由主义,政治自由主义,伦理自由主义和哲理自由主义。虽然对自由主义的分类很多,而且也有助于对自由主义从不同角度来研究,但目前我们国内对西方自由主义的分类主要倾向分为西方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 经济自由主义是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而发展的,政治自由主义表现在积极的政治行动上,“如起草宪法和权利法案,建立代议制政府,推广选举权,实现制衡制度,编制法典等,最高主权被认为属于人民全佩政治制度则必须顺应人们的意志”,其中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马歇尔,还有哈耶克。政治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和思想流派,代表人物主要有托马斯·霍布斯,约翰·洛克,边沁等。 二、西方自由主义的作用 首先,西方自由主义具有世界性。它虽然产生于西方,但自由作为人类普遍追求的价值,是不分地域和种族的,这就使得它具有世界性。当代西方自由主义的政治文化社会化是实现自由民主的“崇高使命和最高使命”。以西方为主导的政治社会化是将经济上的强大实力同自由主义政治文化向世界各地强行推行“民主和自由市场”.在实施社会化的过程中,它虚拟了一个“全球社会”,将国家与非政府组织所推行的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拟化为社会化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它所型铸的政治主体不是“公民’,而是文化的“消费者”:政治社会化途径不是“家庭、学校、社会各组织共同体”的有机谐合,而是倾销文化产品的“购物商场”。全球化以特定的形式促成了人类共同利益的形成,并使其以否定的形式表现为各种全球问题的出现。而人类共同利益的形成和各种全球问题的出现客观上又反过来向当代人类的全球性社会提出了一种共生共存的价值规范,这就是要求当代全球性社会中的人们以人类的共同利益为价值取向来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世界的关系,以便解决当代的各种全球问题,使人类能够继续生存和持续发展。 其次,西方自由主义具有创造性。自由主义是实现人的解放,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基本力量。它是一种创造力量,因为要创造而要求进步,因为要进步而必须反对束缚,反对干涉。近世的文明,可谓为自由主义所放出之花。"19世纪在西方形成与发展的所有不同形式的政治社会无不是自由的创造物,没有自由就不会出现民主政体,亦不会出现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更不会出现任何多样化的发展前景。 三、西方自由主义对中国的影响 大约从1900年左右,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将西方自由主义的理念译介到中国,最具有代表性的自由主义者有严复、谭嗣同、梁启超等。但是由于中国的传统和长期所受教育而形成的思想,使得中国人在自由的思想上起步较晚。中国人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而儒家思想强调“礼”,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这样的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使得人们对自由的观念很淡化。并且,自由主义的命运与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有密切的关系。在近代中国与自由主义相互配合的资本主义逐渐受到排斥,而资本主义是强调私人财产和市场经济的,这也影响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随着经济发展和对外的开放,西方自由主义思想逐渐渗入中国。1980年代之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思想界之中自由主义的声浪再度抬头,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首先,中国自由主义者将自由社会理想化,因而表现出乌托邦精神。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思想几乎都和乌托邦主义纠缠不清。中国传统思想一向对人性论比较乐观,除了孟子主张性善外,即使提倡性恶论的荀子,亦认为透过学习、经由礼法规范,可以把人们导向善途。因此当时的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倾向于乐观的自由主义。其次,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多半较为强调柏林所说的积极自由,而忽略消极自由的若干方面。在中国思想传统中最具自由色彩的。 自由作为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和意识形态,会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断演进。只有深入了解了自由思想所产生的背景和自由所拥有的价值,才能更好的促进社会制度的完善,实现和谐社会稳步进展,自由主义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更会对民生建设与民众意识的提高产生积极意义。
中医学论文:对中医学重视地理环境的探究 摘要:中医学重视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的体质、寿命、疾病、治疗以及药材等方面的影响。现代中医人,不仅要注意人体的地域差异,也要考虑药材是否道地;即使是同一个地域,生态环境从古至今在不断的发生变化,应当灵活理解和运用古医籍中的理、法、方、药;即使同在今日,对南北各地临床辨证施治的经验不可拘泥。 关键词:中医学;地理环境;体质;寿命;疾病;治疗;药材 中医是运动变化的医学,它将天地万物看作是永恒运动变化并普遍联系的统一整体,在处理生命问题上是随着天、地、人等情况灵活多变。地域不同,人体质的强弱,寿命的长短,疾病的状况,治疗的法则,以及药材的质量等,都有很大的差异。重视地理环境是中医学的重要特点之一。古医籍,特别是《内经》中有很多相关记载,兹概述如下。 1人与地的相应关系 祖国医学强调“人与天地相参也”。《素问。六节脏象论》云:“其气九州(九野)、九窍,皆通乎天气。”《灵枢。邪客》云:“地有九州,人有九窍。”都是说人体与天(自然界)相通,与地相应。《灵枢。九针论》还论述了“身形之应九野”的具体情况。《素问。三部九候论》云:“一者天,二者地。三者人,因而三之,三三者九,以应九野。”是说诊脉的三部九候,以合“天地人”,以应“九野”。《素问。金匮真言论》、《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等篇运用五行学说,以五方配五脏、五体、五味等,说明了人与地的相应关系。 2《内经》对地理气候的认识 我国幅员辽阔,古代先民早已认识到不同的地域,具有不同的气候特点。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东方生风,风生木”:“南方生热,热生火”:“中央生湿,湿生土”:“西方生燥,燥生金”:“北方生寒,寒生水”。这是运用五行学说概述了我国五方气候的基本特点。《素问。五常政大论》:“东南方,阳也。阳者,其精降于下,故右(南方)热而左(东方)温。西北方,阴也。阴者,其精奉于上,故左(北方)寒而右(西方)凉。是以地有高下,气有温凉,高者气寒,下者气热。”这是运用阴阳理论,解释了地域有南北高下之不同,气候亦有寒热温凉之差异。《素问。异法方宜论》云:“东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鱼盐之地,海滨傍水”:“西方者,金玉之域,沙石之处,天地之所收引也”,“水土刚强”:“北方者,天地所闭藏之域也,其地高”:“南方者,天地所长养,阳之所盛处也。其地下,水土弱,雾露之所聚也”:“中央者,其地平以湿,天地所以生万物也众”。这是具体说明五方的地形、地貌、水土、气候、物产:东方象春天一样,得天地始生之气,气候温和,地处海滨,盛产鱼、盐。西方是金玉沙石之处,气候象秋天,有收引之象,水土强硬。北方象冬天,有闭藏的气象,地势较高。南方象夏天,自然界多长养之气,是阳气最盛的地方,地势低下,水土薄弱,雾露经常聚集。中央之地平坦多湿,利于种植,且与四方交往便利,所以物产资源丰富。 3地域不同体质不同 不同的地理环境,营造了人们不同的生活习惯,饮食结构,进而形成了地域性体质类型。《素问。异法方宜论》云:“东方之域,其民食鱼而嗜咸”,“鱼者使人热中,盐者胜血,故其民皆黑色疏理”:“西方者,天地之所收引也,其民陵居而多风”,“不衣而褐荐”,“华食而脂肥,故邪不能伤其形”:“北方者,陵居,风寒冰铡,其民乐野处而乳食”:“南方者,其民嗜酸而食驸(腐),故其民皆致理而赤色”:“中央者,其民杂食而不劳”。是说东方之地的人们习惯吃鱼类和咸味食品,因鱼性属火,会使人积热于中,成能走血,多食伤血,所以该地域的人大多皮肤色黑,肌腠松疏;西方之地的人们依山陵而居住,宅简多风,披毛布,盖草席,吃鲜美的酥酪骨肉类食品,形体较肥壮,抵抗力较强,不易受外邪侵袭;北方之地人们依山陵而居住,经常处在风寒冰冽的环境中,过着四野临时住宿的游牧生活;南方之地的人们喜欢吃酸类和腐臭的食品,肤理致密而色红;中央之地的人们吃的食物种类繁多,劳动比较少,生活相对安逸。这些论述初步概括了前《内经》时代五方之地人们的生活习俗、体质等特点。元代着名医家朱丹溪认为:“西北之人,阳气易于降;东南之人,阴火易于升。”也是强调人的体质有地域性的差异。 4地域不同寿命长短不同 人的寿命亦有地域性差异。如《素问。五常政大论》云:“东南方阳也,阳者其精降于下”,“阳精所降,其人天”:“西北方阴也,阴者其精奉于上”,“阴精所奉,其人寿”。是说东南方阳气有余,阳精自上而下降,所以气候温热,人的由寿命较短;西北方阴气有余,阴精自下而上奉,所以气候寒凉,人的寿命较长。现实生活可见,气侯温暖,万物生长快,收成都比较早;气候寒凉,万物生长慢,收成都比较晚。早成熟,早衰退;晚成熟,晚衰退。由于地域不同,气温不同,动植物的生成速度不同,人体寿命长短同样有差异。 5地域不同疾病不同 学各地区虽然都与时令季节同步,但自然地理环境不同,阴阳之气盛衰各异,人体的疾病也表现出地域性的倾向。古籍中的记载大抵可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所在地域的水质、土质不同而造成的地域性疾病。如《吕氏春秋》云。轻水所,多秃与瘿人;重水所,多旭(足部肿胀)与跫(瘸腿)人;甘水所,多好与美人;辛水所,多疽与痤人;苦水所,多虺(类似鸡胸)与伛(脊柱弯曲)人。“《嵇中散。养生论》云:”颈处险(通“岩”)而瘿,齿居晋而黄。“古人虽然还没有认识到水土中具体缺乏某种成分,但已经认识到了这些病主要因于水土。二是由于不同的地理气候、饮食习惯、体质等特点,造成某些疾病容易在某些地域多发、易感。如《素问。五常政大论》云:”地有高下,气有温凉,高者气寒,下者气热,故适寒凉者胀,之温热者疮“。《素问。异法方宜论》:”东方之域,其病皆为痈疡“;。西方者,其病生于内”;。北方者,脏寒生满癍“:”南方者,其病挛痹“:”中央者,其病多痿厥寒热“。《瘟疫论》云:”西北高原之地,风高气燥,湿证希有;南方卑湿之地,更遇久雨淋漓,时有感湿者。“这些都是从不同侧面说明了地域性的多发病。 6地域不同治疗法则不同 《素问。五常政大论》根据在西北寒凉之地多胀病,东南温热之地多疮疡的病变特点,提出了“下之则胀已,汗之则疮已”的治疗大法。该篇还云:“西北之气,散而寒之;东南之气,收而温之,所谓同病异治也。故日,气寒气凉,治以寒凉,行水渍之;气温气热,治以温热,强其内守。必同其气,可使平也。假者反之。”是说西北方天气寒冷,其病多外寒里热,应散其外寒,而凉其里热;东南方天气温热,因阳气外泄,故易生内寒,所以应收敛其外泄的阳气,而温其内寒,这是所谓的“同病异治”,即同样发病,因地域不同而治法不同。所以说气候寒凉的地方多内热,可以用寒凉药治之,并可以用汤液浸渍的方法;气候温热的地方多内寒,可治以温热的方法,以加强内部阳气的巩固。治法必须与该地的气候相同,才能使之平衡无病,但必须辨别相反的情况,如西北之人有假热之冷病,东南之人有假寒之热病,又当用相反的方法治疗。充分体现了治的灵活性。 《素问。异法方宜论》在逐一分析了五方区域各自的地理环境、人的生活习俗、体质特点以及发病情况后,也提出了相应的治法:东方之域,其治宜砭石;西方者,其治宜毒药(泛指药物)。北方者,其治宜灸螨。南方者,其治宜温针。中央者,其治宜按跷。因东方之人易患痈疡,其病在肌表,热毒血壅,故宜取砭石宣泄热毒,排除脓血。西方之人抗外邪能力较强,疾病多属内伤,宜服药物调治。北方之人多脏寒腹满,宜用艾火烧灼,以温经散寒。南方之人易生筋脉拘挛、肢体麻木,宜用针刺,以疏通经络气血,祛除湿热之邪。中央之人,生活安逸,易发生肢体痿弱、厥逆、寒热等病证,宜用导引按跷等方法,以活动肢 体,疏通经脉气血。该篇还说:砭石的治法来自东方,药物治法来自西方,灸螨的治法来自北方,九针的治法来自南方,导引按跷的治法来自中央。说明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同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结合各自所处的自然条件,创造出适宜各种不同病证的治疗方法。该篇最后还指出:“故圣人杂合以治,各得之所宜。”是强调上述的治法不可拘泥,一个高明的医生应当结合各方面的情况,综合分析,随机应变,灵活运用。特别是中的这些治法是针对当时的情况制定的,由于历史的变迁,社会的发生,生态环境、生活习俗等因素的改变,病变特点、治疗方法都有很大的变化。今人应当灵活理解和运用古医籍中的理、法、方、药。此外,即使同在今日,对南北各地临床辨证施治的经验也不可拘泥。 7地域不同药材质量不同 五方地域各自盛产的动植物,亦具有明显的差异性。除了前面提到《索问。异法方宜论》有所论及外,《素问。金匮真言论》根据五行理论宏观概述了五方动植物之异:“东方色青,其畜鸡。其谷麦”,“南方色赤,其畜羊,其谷黍”,。中央色黄,其畜牛,其谷稷“,”西方色白,其畜马,其谷稻“。北方色黑,其畜彘,其谷豆”。(素问。汤液醪醴论)还指出稻谷的生长,得益于适宜的地理气候环境。 古代对药材质量的判定,除了考虑外观、质地、气味、采收季节等因素外,药材生长的自然地理环境也是判断质量好坏的重要因素之一。古人特别强调药材的“道地”性,即有名产地出产的。东汉药物专着《神农本草经》云“土地所出,真伪新陈,并各有法”。强调了区分产地,讲究道地的重要性。而且,在所收载的365种药物中,不少从药名上看就带有道地色彩,如巴豆、蜀椒、秦艽、吴茱萸、阿胶等。南朝梁代。陶弘景《本草经集注》日:“诸药所生,皆有境界。”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序例》云:“古之医者??用药必依土地,所以治十得九。”并在《千金翼方》中用“药出州土篇”专门记载了十道各州的药材,他首先按当时行政区划的“道”来归纳药材产地,这为后世正式采用“道地”的术语奠定了基础。唐。苏敬等编着的《新修本草 亦认为“离其本土,则质同而效异”。唐。蔺道人传《理伤续断方》中云:“凡所用药材,有地道者,有当土者。”书中大量使用川药,如川当归、川独活、川牛膝等。“道地”作为专有名词正式见于明。刘文泰等编修的《本草品汇精要》,该书每种药都列“地”项,标明药材产地,并在某些药材的“地”项下又列“道地”专项,特别指出来源于特定产地的药材具有更好的疗效。如川芎:“地:生武功、山谷、斜谷、西岭及蜀中秦州、山阴、泰山。道地:蜀川者为胜”。又如当归:“道地:以蜀及陇西、四阳、文州、当州、翼州、松州者为胜。”宋-苏颂的《图经本草》和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两书,都非常重视药材的产地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 医者虽然辨证准确,选方得当,但如果药材不道地,也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清代医家徐大椿在其《药性变迁论》中云:“今以(古)方施用,竟有应有不应,其故何哉?盖有数端焉:一则地气之殊也,当时初用之始,必有所产之地,此乃本生之土,故气厚而力全;以后移种他方,则地气移而力薄矣。一则种类之异也,当时所采,皆生于山谷之中。元气未泄,故得气独厚;今皆人工种植,既非山谷之真气,又加灌溉之功,则性淡而薄劣矣。”由于特产地的“道地”药材产量难于满足临床需要,因此人们进行了大量的移地引种,其生长环境发生了变化,品质自然退化,临床疗效也下降。更何况古方中所用之药有很多原本野生,与人工种植的更是名同实异。临证处方用药切忌对此忽略。 综上可见,中医学从整体观念出发,运用变易的思维方式,充分认识到自然地理环境不同,人的体质、寿命、疾病、治疗以及药材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我们现代中医人,在临床工作中必须重视地理环境,辨证施治要因地思变。即使是同一个地域,生态环境从古至今在不断的发展变化,应当灵活理解和运用古医籍中的理、法、方、药。即使同在今日,对南北各地I临床辨证施治的经验不可拘泥。既要重视人的地域差异,也要考虑药材是否道地。 中医学论文:道教哲学与中医学的发展 道教和中医学的关系, 一般而言, 就其内在的文化本体的一致性上, 是在哲学层次上的统一。因此, 道教对中医学的重大影响, 就必然表现为以道的本体论对中医学发展所作的哲学贡献。关于道的哲学研究, 以及对中医学的发展的相关性研究,学界的研究文献可谓汗牛充栋, 但是, 由于西方文化和哲学对中国文化发展在近代以来的滥殇,致使对道教和中医学的关系的研究也受到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影响,这种对中医学的形式化的研究道路使中医学的发展迟缓甚或倒退。显而易见, 中医学的形式化研究的方式悖离了道的哲学。限于本文的篇幅, 本文就道的本体论对中医学的影响进行哲学反思, 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医学向道教医学模式发展的理论问题。 一、道教哲学的道本体论和中医学 道教哲学与中医学的发展密切相关, 以中医学为主体性而言, 在哲学上表现出以《周易》、 道教、中医学三位一体的道本体论的系统关系。 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在中国文化中可谓一以贯之。表现为道统文化特性的中国文化以“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为最高目标, 因此, 尽管中国文化的内容博大精深, 但都没有离此鸿的。就中医学自身的发展而言, 以道的哲学思维方式所受的影响就更是显而易见。就中国文化的历史而论, 由于社会实践中的问题所引发, 对道的抽象和身体力行成为思想家所研究的具体内容。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以道规范自己的理论体系, 并直接的影响了《易传》的形成和歧黄之术的理论体系。表现在哲学思维上形成了所谓的“医易相通”和“医道相通”的哲学观。道教为彻底贯彻和实现道家的终极关怀问题,以人生的终生修道为实践, 在练功的实践中由于对中医学的需要, 实际中的道教与中医学的关系就必然表现为道教学者以道的哲学观对中医学的具体运用, 以及在修道的实践中以自身的练功实践对医道的理解而发展为道教医学。因此, 道教学者是在修道中身体力行的发展了中医学,并结合练功的机制, 对中医学的阴阳、 气? ⒕纭⑷埂⒕瘛⒁约氨缰な魏屠矸ǚ揭┑壤砺奂笆导鞒隽颂厥獾墓毕住F渲?不但以医道对身体的作用加深了对道的理解, 而且也以道的本体理论推动了中医学的发展, 为中医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的大家世人皆知, 为人称道, 例如葛洪、陶宏景、孙思邈等人。 显然, 中医学是主体存在价值关系的主体自为的学问, 而道教则是超越主体存在的自为的价值从而达到自在的学问。具体而言, 中医学在道教哲学的影响下, 以其老子“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的哲学观制定了中医学的医学模式,而道教则具体的应用了中医学对人体理论的认识, 尤其是唐宋以后道教的内丹理论的成熟, 更是大量的借鉴中医学有关精气神的理论的结果。这些, 都表明了中国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 我们在当代讨论道教哲学与中医学的关系问题, 最重要的当属道教哲学的道本体论的问题, 非但如此, 就人类哲学自身进步的需要, 也极需从道教哲学中汲取营养, 以走出当代哲学的困境, 所以, 对道教哲学的研究应当是当代哲学研究中的相当重要的一部分。 然而, 道的本体论哲学研究一直不被世人所重, 或者被斥之为形而上学。所以,对道教哲学及道教医学的研究是相当薄弱的, 因此, 应当引起重视, 这不但为中医学的继续存在和发展之必需, 以推动中国传统医学模式的进步, 为人类作出新的贡献之必然; 就走出当代的哲学困境而言, 对道教哲学的研究也必然在发现其对本体论的贡献中认识到其重大的理性意义和社会实践意义。 因此,道教哲学的道本体论意义的研究是相当重要的,以道本体论对人的存在及医学模式的定位, 将决定中医学的今后的发展方向。表现为当代气功热形式的文化现象, 已透视出道教本体论哲学的潜在性影响。但进一步对气功理论的深入研究受到当代思维方式的限定而出现重重困难, 因此, 对道教本体论哲学的正本清源──对道教哲学在哲学发展中重新定位, 即在其自在的道本体上对人的存在的终极意义的关切和可能实现的方法论中实现当代哲学的革命, 是道教哲学研究的最重要的方向。 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 在对道教哲学的终极关怀所能实现的道路中, 反观中医学的理论和实现其在当代社会中的合理定位, 以发现西方医学模式中的问题, 并在人类存在的问题中发现其本质性的问题, 以此映现出道教本体论哲学的重要性, 在这一共识的基础上使人类的存在方式和所实现的价值与自然之道真正的统一起来 ,使人类社会的发展从自为转向自在。显然, 这已超出了医学模式所研究的问题, 也正是这样, 才显现出中医学的整体和全面性, 因为中医学历来主张人的生存环境的自为不但是医学应注重的, 同时也是政府和社会应与其统一的, 因此, 古代的“儒必通医”的主张在当代不失其重要的社会和历史的意义。 二、道的形上学及其对人的形而下存在的统一 道的形上学问题及其在哲学史上的地位, 以道教哲学的形式来定位, 其中需解决一系列的问题, 其中主要的问题是道教哲学何以能够成立, 及其道教哲学的优越性何在以及对当代哲学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意义。 道教哲学何以能够成立, 这一问题自在于道教的思想体系之中,如果以“智慧”定义哲学, 毫无疑问, 道教的思想体系中处处充满智慧, 如果从黑格尔的哲学标准定义哲学, 则道教哲学并不属于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哲学体系。道教哲学表明, 道教哲学以“道”的本体论规范主体的修为与“道”合一, 这种哲学在中国哲学中的本体论地位始终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源于道家的“道”的哲学, 并以“道”规范主体的修为而成道教的形式其本质上是“道”哲学的统一性。今天看来, 这种哲学在人类哲学中尽管有相当多的内容需要完善, 但其表现的重要性是相当明显的, 因为主体的存在本质及其实现在本体中的地位是人类哲学的终极关怀之所在。显然,其中的形而上学与《周易》的形而上学同出一辙, 人的形而下存在的中医学体系的形上部分与《周易》及道教的形而上学统一, 这在一个方面说明了中国文化的整体性, 也在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医学不仅是医学, 而是关于人的完善自身存在的学问。中医学所包含的道德和伦理的思想, 以及人文关系, 天人合一及运气学说的规则 ,都表明实际上的中医学被中国哲学所包容。 但是, 应强调指出的是, 中医学的哲学因其对主体的关怀所必需, 导致其重要的理论支柱就只有向道家及道教的终极关怀中汲取。如果说中医学的发展是在的索取了道教对主体的终极关怀的理论形式而成功的解决了其中的重大的理论和医疗实践中的问题, 那么, 这一历史事实所反映的道教哲学中的关于解决终极关怀问题的成就本身就成为当代重要的哲学问题。 老子在《道德经》中规范了道的本体论意义并在相当多的方面由此指示出主体的方法论。《周易》在基本的意义上指出了道的形而上学问题。关于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 这始终是哲学的重大问题, 但西方哲学对此已无能为力。由于《道德经》和《周易》以道的方式对这一问题的限定, 使之对人的本质性存在的形式问题没有在基本的哲学意义上给出, 所以, 人类的存在的所有问题表明, 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是当代哲学应重点解决的问题。中医学在映射这一问题中, 表露出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 尤其《内经》中的有关论述, 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和研究。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 见端倪。笔者在对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 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 受《周易》的道器之论之启发, 形成了形而中论的哲学。 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 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的始点, 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间者也”, 因次, 人是存在中的形而中者。人是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 因此, 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 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将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的重大的中医学的哲学问题。(限于本文的篇幅, 有关的具体论述请参看笔者的其它文章)。 三、中医学的医疗模式及其在当代的发展道路 自晚清开始的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在中国近代和当代文化中的主体性地位以来,对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的研究, 其中的重要的反映思维模式及其哲学的中医学范畴几乎都以西方哲学的模式进行了解释。对于这些解释, 已成为中医学的哲学研究的主流, 但是, 由于哲学本体论在西方哲学中的失缺, 以西方哲学作为主体形式的研究就不能正确的和全面的反映出本在的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 因此,从本质上重新把握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道家和道教哲学对中医学的重要性及其在当代的发展方向, 是相当重要的。 如果思维方式和其产生的对思维的形式的统一性是哲学的自在, 那么, 一定的知识形式将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 哲学只是从形式中所发现的基本规则。因此, 就中医学的形式而言, 如果承认其是不同于西方医学的独立的形式 ,那么,自在的哲学就是与西方哲学的形式所不相容的。所以, 与西方医学是西方哲学所生成的医学形式一样,中医学也只能是其自身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形式。所以,从中医学的形式中分析其哲学思维, 体认其自在的哲学, 也许是比以西方哲学为主体的研究方式对发现中医学的哲学模式更为有利。 长期以来, 有关中医学的哲学的研究, 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其哲学思维属于辨证法的思维方式或朴素的辨证法, 由于中国哲学的自在方式产生的中医学, 使以西方哲学中的辨证法的方法认识和研究中医学形成相当大的曲解, 由此导致不但不能从本质上认识中医哲学, 而且对中医学的研究和发展形成了相当大的障碍。因此,从哲学上的正本清源就是当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任务。 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是中医学的主要理论之一, 两者的理论关系在哲学中的统一, 构成了独具理论特色的中医的治法和治则的诸要素, 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的关系反映出中医学中的认识论的哲学体系, 是与中国哲学的本体论一脉相承的。探讨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的关系, 分析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所反映出的中国哲学内涵 ,是哲学的重要任务, 而道教学者在修练和医疗实践中总结出的功理功法, 无疑是对问题的解决, 而这些应在当代加以研究的。 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是对疾病认识并采取相关的医治方案的中医学的重要的理论,两者反应出的对疾病的认识, 就人是自然界的整体存在物于其中而言,是相当深刻的。八纲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脏腑辨证、气血津液辨证, 病因辨证等, 辨证虽有相当多的方式, 但以阴阳为体。 《周易》有“一阴一阳之谓道”之论, 是辨证的总纲。施治与辨病施治虽表现为“同病异证 ”、“异病同证”、“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等较为复杂的关系, 但只要在阴阳上辩病识证, 就可事半而功倍。总之, 中医学理论体系是一种高级的综合性的学术修养, 与形而下的西方医学绝不相同。 由于以上的中医医疗特点的存在, 中医学人才的培养的教育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这关系到中医学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就目前我国的中医学人才的培养教育体制而言, 由于与中医学自在的规律相悖, 已严重的阻碍了中医学的发展, 降低了中医的医疗水平, 不但少有近古以前的大家, 而且使目前的中医学人才也青黄不接。 我认为, 中医学的发展道路应在以下的改革中进行: 1, 改革中医学的教材。应编写中医哲学教材, 增加开设以“道”为基本内容的“中医哲学”课, 锻练加强学生的哲学思维能力, 使学生建立起一定结构的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 以利于中医学的学习和中医的医疗实践。不但如此, 还应在普通小学教育中, 增加以中医学为基本的世界观和养生学教育, 真正的使学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对生产高素质的中华民族而言, 这一点也是相当重要的。 2, 中医人才的培养道路, 应走“师徒制”, 这是中医学内在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模式之传承所必需的, 这不但为中医学技术的口授心传特点所决定, 更多的则是中医学的道德伦理的特色所限定的问题。实践表明, 这一不成制度的制度, 为中国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医圣手。但现代的中医教育体制下少有这样的人才出现, 其中的教育体制不可不彻底的反思。 3, 中医学问中, 向有“学医三年, 天下无不治之病; 行医三年, 天下无可用之方; ”之论。因此, 中医学不同于其它学问, 其所探索和解决的问题, 是中医学者终生所追求的学术问题。所以, 政府在医学的管理模式上, 应尊重中医学的学术特点, 保护和礼遇中医学人才, 使其学术研究不被政治所左右, 并为其创造优越的学术研究和生活环境, 使优秀的青年能够走进学习中医学的大们并为此而贡献。这是保护和发展中医学的当务之急。 4, 改革中医学的医疗模式, 采用以中医诊断为主、西医医疗仪器诊断为辅;中药和道教内丹疗法为主、西药为辅的治疗方法。 5, 抱朴子葛洪有“食补不如药补,药补不如气补 ”的重要的医疗思想, 因此,中医疗法应采用以重在内养精气神、以合大药为内药的治法治则为主, 辅以中药调整和治疗的道教医学体系。道教医学体系的实行, 不但可彻底根治疾病, 提高人们的生存境地, 并可在相当的程度上补中医和中草药资源的紧缺。因此: 6, 中医院的办院方针应以道教内功为主, 药物为辅; 疗养与治疗并重的医疗模式。 对患者授以道教内丹功法、四时养生、动静相宜为辅的医疗思想,在练功中辅之于中药。这一医疗模式的实行, 使之患者能在今后的生活实践中持之以衡并长期受益。 以上应为中医学在当展的长期国策。 总之, 中医学是人类文化中独特的不可多得的宝贵的财富, 在其发生和发展的历程中与中国道家哲学息息相关、与道教学者的身体力行的医疗实践中所做的贡献密不可分。但是, 中医学尽管理论成熟, 门派众多, 在历史中所形成的医疗模式表明(以中医七大门派的理论为主), 其治法治则上的主体部分都是采用投以中草药物、以经方为主、时方验方为辅的医疗方法。在人类理性不断进步的当代, 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不断深入, 随着当代哲学革命的完成, 中医学必将最后完成以道教医学为主体医疗模式的转向, 而这一转向是在近代就应完成的, 只是由于西方文化的冲击, 致使这一工作无法进行。历史将表明, 厚西薄中是浅薄的。在当代中国文化热的国际大环境中尽快的完成这一工作, 使中医学在世界医学中重放异采, 中国的哲学和医学学者责无旁顾、任重道远。我们当以此共勉。 中医学论文:对西医院校进行中医学教育的通识教育探讨 通识教育是英文General Education的译名,主要指为了提高大学生的教育水平,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通过对大学生共同进行普遍的文化教育,它包括语言、历史、文化、科学等基础性知识的统一讲授,公民意识的陶冶及实际能力的共同培养,使学生对自然、社会和人文有所批判性地了解,从而“生为有教养的人”[1]。所以,通识教育是在文理交叉以及通才教育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到人的内心,深入到人格,深入到一个完整的人的教育,通识的“识”不是知识的“识”,而是识科学、识社会、识人类[2]。在西医院校进行中医学教育时,通识教育与中医学专业教育并非完全割裂,运用通识教育进行中医学教育育人的方式,可以较为通俗地表达中医学的抽象和精髓,拓展医学生医学知识的广度和深度平衡发展,使学生个人素质全面发展。 1 中医学的特点需要通识教育 传统文化是在朝代更替战争以及思想冲突中不断完善进步的,作为传统文化奇葩的中医学更是如此,它与各种哲学、科学技术以及人文信息乃至社会、战争等关联较为密切,具有较强的通识性,是个体与整体的统一。传统中医学[3]是我国古代哲学与医疗实践结合的一门学科,以阴阳五行为理论基石,通过“望、闻、问、切”探求病因、病性、病位、分析病机及五脏六腑、经络关节、气血津液的变化,归纳证型,辨证论治,使用多种中医治疗手段,如中药、针灸、推拿等使人体达到“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的理想健康状态。理论精髓是对在长期临床诊疗过程中出现的个案与可重复验案进行“因时因地因人”的科学归纳、总结、推理得来的。中医学是涵盖思想、哲学、文学、思维、伦理等诸多内容的大文化,医学生对中医学哲学思辨体系、思维判断模式、人生价值观念的学习过程,必须在把握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才能融会贯通,进而促进学生对民族文化自信的形成和思想感悟力的提高,吸收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加强和促进中医学与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学科交叉融合,提高综合人文素质,发扬传统医学。 2 在西医院校进行中医学教育更加需要通识教育 现在西医院校学生对于医学的认识多以西医为主,对我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医学虽然有一定的认识,但在理论认知和建构中,很难理解建立在古代朴素辨证法上,并以直观思辨为特征的传统中医学。所以他们对中医学的精华理论学习状况不理想,对于初次学习中医的西医院校学生来说,常常觉得内容枯燥乏味,理论艰涩难懂,难以把握。而且《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等中医经典着作不单字词难懂,其意难通,甚至还需要不断地背诵,反复记忆,费时费工,收效甚微,往往知难而退,无法深入学习研究。由于中药药性的五味和四气在经验世界里找不到任何解析,给人不科学的感觉,另外随着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现代医学,突飞猛进。小至人体细胞、细菌、病毒、立克次体、分子生物,大至组织器官、躯体结构乃至生理病理的奥秘,甚至心脏起搏器、人工肝、人工肾的发明,成功移植或人体某个器官部件的克隆似乎说明现代医学已经无所不能。所以有的学生在入学以后的学习过程中,现代医学先入为主,认为现代医学对于所有临床疾病都能解决,根本没有必要学习中医。种种情况导致在西医院校进行中医学系统讲授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深入提升学生中医理论水平,达到中西互重的难度较大。 所以就需要一种方法可以解决这一问题,通识教育不失为一个好办法。我们可以把中医学的通识教育理解为人文、社会以及哲学等教育的综合教育。由于在西医院校内,西医知识体系的教育是教学主要内容。西医理论、解剖、生理、药理、病理、诊断以及内科学等西医课程大约占总课程90%,所以我们可以进行中医理论乃至中医文化的拓展,在中医学教学时加入医古文以及中医历史乃至哲学等多个方面的补充,加大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和积累,在此基础之上在进一步讲授具有深厚文化积淀的中医药理论经典,比如《内经》和《伤寒论》、《神农本草经》等经典课程的讲授,这样就可以更好的增加学生学习中医的兴趣和对中医的更加全面和科学的认识。 3 中医学通识教育的特点 美国一些大学校长认为:跨学科通识教育是美国高等教育领先的法宝,有助于培养大学生创新能力。医学健康领域尤其需要创新,“不创新,毋宁死”。应打破传统的院系之间僵化界限,不要因为限定学科专业而抑制创新能力的培养。香港大学把通识教育作为所有在校学生的核心课程。复旦大学将通识教育分为6个核心模块,涉及经典文化传承、科技进步与科学探索、生态环境与生命关怀、审美体验等诸多方面。此外,台湾的中医药院校也有通识教育课程。而内地中医药院校通识教育目前还在起步阶段。在西医院校进行中医学教育通识教育几乎没有。所以这是具有创新性和挑战性的课题。 我们首先要确立中医学通识教育的目标就是把医学生培养成中医西医两条腿走路,同时最终融入整体观的医疗模式中去,争取提升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着重于医学人才更符合时展的培养。 其次,可以在医学专业的教学思想或教学理论指导下,建立起通识类型的教学活动的基本结构或框架,表现通识 教育教学过程中程序性的策略体系。使医学教师尤其是中医学教师普遍认可的现代医学生对中医人格教育的体会,通过中国传统文化这一载体,结合其他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内容,进行中医学教育。 还可以在西医院校进行中医学教育同时,注重教学实践的代入式教学,比如进行中药讲授时给学生进行中药的实体讲授,让学生对于中药具有直观的认识,讲授时把中药的产地以及相关联的各个时期医学大家应用的体会以及经典验案等系统回顾,深入细致的展现在学生面前,更好的接受中医学教育。 总之,通识教育与中医学教育并不矛盾,它可以较通俗全面的表达中医学的精髓,确保培养医学生知识的广度和深度的平衡,获得全面发展。 中医学论文:探讨中医学说下的音乐治疗观 一、中医学说的音乐养生理念 1.中医阴阳学说与音乐养生 音乐养生,换句话说,实际上就是中医学说中,提前祛除可能致病的诸多因素,或对已有病症,通过参加音乐活动、聆听音乐等缓解或帮助恢复正常(或部份阻断致病因素),通过心理调节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病人躯体上的症状。中医学中的阴阳学说是中医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部分,它始终贯穿在中医临床实践的整个过程之中。在中国人的哲学思想中,阴阳是用以表达相互联系的事物和现象正反两方面属性之间既对立又相互统一的关系。《内经》把阴阳的平衡看作是身心健康的基础[1]。人体的阴和阳具有相互对立、相互制约、互根互用、相互消长的特性,而且通过这些特性维持阴阳的动态平衡,从而保持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阴阳平衡才能使人的“气”升降、出入正常,才能使人的肌体和心理达到平衡。音乐的进行和发展也可以用阴阳变化的规律来阐述,比如音的高低、长短、强弱、音色、快慢、疏密等的变化。运用音乐进行和发展中的阴阳变化、平衡来调节人体阴阳平衡以达到养生的目的,使人体阴阳时常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就应针对其阴阳的偏胜或偏衰,选择不同的音乐进行调理,以恢复其身心的健康。如,应该让阳亢者选择安静型音乐听;让阴虚者听刺激型音乐或让其主动参加气氛活跃的音乐活动,如听《旱天雷》、《丰收锣鼓》、《战马奔腾》、《奔驰在千里草原上》、《步步高》、《狂欢》以及多参加唱红歌比赛、多欣赏交响音乐会;而对阴阳偏衰者则可以选择听一些抒情、优美、柔和又略具激情的音乐作品;如听《彩云追月》、《翻身的日子》、《北京颂歌》、《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等。对阳虚且寒者则选用活跃、欢快、激情振奋的音乐作品进行欣赏。如听《春节序曲》、《阳光照跃在塔什库尔干》、《真的爱你》、《祝酒歌》、等。同时音乐作品的选择也要注意因人因气候适当调整,才能达到养生的目的。 2.中医五行学说与音乐养生 中医理论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五行学说也与音乐养生有密切关系。五行最初指“五材”,即木、火、土、金、水,古人用其特性来归纳自然界的的事物以及说明事物间的相互关系,并总结出五行学说。而且以五行特性将人体中的器官及体内所有宏观微观的变化机理都进行分类,其原理跟自然界五行相通。五行学说相生相克的关系常常被运用到临床的治疗、保健、养生上,如“培土生金法”即肺虚补脾“、滋水涵木法”是肝阴需补肾阴等。中国古代就已经将音乐与五行联系起来,要获得较好的养生效果,就应该根据五行学说选用适当的音乐。中国的五声音阶由宫、商、角、徵、羽五音构成[2]。木、火、土、金、水与五音对应。其间的关系与五行的相生、相克相对应;如五音中,宫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就是与五行对应的相生关系;而木得金而伐,火得水而灭。商、角属金、木,徵、羽属火、水,均为大二度,系不协和音程,这样的音程在中国传统音乐中属相克。《黄帝内经》中更是运用五行规律和角、徵、宫、商、羽五音对不同病症进行治疗,按患者对不同音调、音量、节奏、旋律产生的不同情志反应以及所对应的五脏,创立了“五音疗法”,即“宫动脾,商动肺,角动肝,徵动心,羽动肾”。古人有语:“宫音悠扬谐和助脾健旺,旺盛食欲;商音铿锵肃劲善制躁怒,使人安宁;角音条畅平和,善消优郁,助人入眠;徽音抑扬咏越,通调血脉,抖擞精神;羽音柔和透彻发人遐思、启迪心灵。”一般情况下,宫调式和徽调式属于色彩明亮的调式音乐,有让人欢乐、激励的效果,具有健脾养心的作用;羽调式和角调式则属于色彩较暗淡的音乐,给人舒缓、平和之感,有补肾、舒肝的作用,商调式则介于两者之间,可以使人欣慰而具有清肺的作用[3]。 3.七情与音乐养生 在中医理论中,情志因素被认为是影响机体健康的重要因素,因而情志变化成为养生的关键。七情指喜、怒、忧、思、悲、恐、惊七种情绪,它们在正常情况下起到调节机体生理功能的作用,但七情之病起于脏[4],七情过激,必生拂郁,病从内起。七情和悦是健康长寿的根本,而学会“疏泄”则是七情和悦的关键。古代典籍有载:“宫音和平雄厚,庄重宽宏;商音慷壮哀郁,惨怃健捷;角音圆长通澈,廉直温恭;徵音婉愉流利,雅而柔顺;羽音高洁澄净,淡荡清邈”,将五音各调与对应的精神效应进行归类,说明音乐的内蕴是以人的情感为轴心的,人的情感变化受五音的精神效应影响:宫音让人温舒广大;商音让人方正好义;角音让人恻隐爱人;徵音让人乐善好施;羽音则让人整齐好礼。音乐养生的原理可以总结为以情胜情来疏导情志,即利用一种情绪的音乐来使另一种偏胜的情绪得到渲泄。也就是使消极的情绪变得积极,使积极的情绪变得丰富和充实,从而达到养生的目的。 4.中医静神与音乐养生 中医注重恬淡虚无,从某种角度来说即要求清静、安静和调、凝神敛思。静神理念同样贯穿在中医的养生理论中,其主张心神宜相对静,不妄动,用之有度,不用不动固属于静。“静则神藏,操则消亡。”强调静神使精气神内守而不散失,调畅精神,保持人体形神合一的生理状态。《荀子?乐论篇》曰:“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说明音乐具有直接、迅速、深刻影响人的情志的特性。而《吕氏春秋》也记载:“故耳之欲五声,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此三者,贵贱愚贤不肖欲之若一,虽神农、黄帝其与桀、纣同。”反映了音乐的需要是人的共性。通常情况下,用于静神养生的音乐,宜选择曲调节奏流畅舒缓、和声简单和音色典雅的乐曲,而且播放音量宜轻柔,此类音乐会让听的人自然沉浸在音乐美的境界中,这就满足了内心泰然的需要,从而达到养生的目的[5]。 二、中医学说下的音乐养生理念之核心 1.在大自然中感悟身心统一 整体观念是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理论之一,指的是人自身为一有机整体,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也是一个有机整体,这可以归结为人的身心统一和天人合一,而这一理论核心同样适用于音乐养生。古有云“音乐达天地之和而与人之气相接”,意指音乐由人心而生,人心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正是由于人的身心对大自然的感悟才产生了音乐。天人合一的观点是指人的健康和大自然是相互联系的,而身心合一则主要指人的生理和心理是分不开的。人与自然的互根性和统一性,决定了音乐具有调整情志而健体养生的作用,即调节人心神的作用。 2.迟以气用,远以神行 环境的选择对音乐治疗的效果也是个关键的因素,音乐配合环境对心境的变化更加明显。“在夷陵,青山绿水日在目前,无复俗累,琴虽不佳,意则自释",欧阳修这一描述体现了优美环境对音乐治疗的重要性,情境的合理设计才能使人与音乐水乳交融。现代音乐养生强调环境和色彩的选择,不同意境的设计应根据不同的对象,使其如临其境,才能使音乐与治疗对象的身心交融。明代古琴大师徐上瀛提倡的“音与意合”,适用于音乐的欣赏、演奏、创作方面,也正是“迟以气用,远以神行”。音乐的养生作用可用“入人也深,化人也速”来形容,从中医的阴阳、五行、七情和静神理论与音乐养生的关系可以看出,音乐对情绪的调整作用是直接而强烈的。将中医学的音乐养生理论广泛运用到养生实践中,丰富养生的方法与方式,可以使养生效果更加理想。21世纪是至今中国经济发展最突出的时代。在工业化过程中社会经济生活 的各个方面均经历深刻的变化,如生活节奏的加快、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人们的精神压力越来越大,“心病还要心药治”,中医学说中的音乐疗法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不同的音乐可以防治不同的疾病,其特殊的疗效已逐渐得到重视,对其的研究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医学论文:西医校园中医学教学概念 中医学与西医学虽然同属医学范畴,都以病人为治疗对象,但两者的理论体系截然不同。中医学是在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自然观影响下,以实践为基础,以脏腑、经络学说为核心,强调整体观,通过调整阴阳平衡而达到治愈疾病的目的;西医学以解剖学为基础,是建立在实验学基础之上的多学科相融合的一门科学。如何使已较全面接受西医理论,形成了较稳定的现代医学思维模式的学生,在较短时间内接受另一门完全不同的医学体系,是西医院校中医学教学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本文就西医院校中医学教学谈点体会。 1明确中西医概念的本质区别 在中医学教学中,普遍存在学生对中医学理论体系认识与认同困难的问题。由于学生已接受了西医理论,故在学习中医学时常有先入为主的思想,习惯将中医的“心”“肾”与西医的“心”“肾”进行比较,对“心主神明、肾主纳气”等中医脏腑功能感到不可思议,不能认同。因此,必须使学生清楚地认识到中医的“脏腑”与西医的“内脏”“器官”等,在概念上有很大区别。西医的内脏是解剖上有形可见的,而中医的五脏六腑是一个功能上的概念。如中医将“心”的功能归纳为“主神明、主血脉”,其含义已超出解剖概念的“心脏”。因此,教学中要注意引导学生用中医的思维理解中医,用西医的概念学习西医,不能相互混淆。另外,中医的“证”与西医的“病”有本质区别。西医的“病”指人体的器质性病理变化,临床中有实验室证据可循;而中医的“证”是机体功能失调后连带出现的一系列证候群,更多的是人的一种主观感受。 2训练学生的形象思维,进行直观教学 中医的“望、闻、问、切”和西医的“视、触、叩、听”都是从研究病人的外在表现,即症状和体征开始的。但中医四诊重点在于把握机体脏腑气血经络的外在表现及相互联系,用取象比类、由表及里的方法,借助阴阳五行理论,把生理功能、病理表现、体表部位进行归纳总结,形成一个整体、恒动的系统。中医学独特的司外揣内、取象比类等认知方法属于形象思维,其建立在宏观的自然观察、表象观察基础上,并以哲学为核心,注重整体联系和感悟、推理,经高度概括、抽象而成,与现代医学的微观结构和直观形态的思维方式截然不同。因此,训练学生的形象思维,注重功能模拟和直观教学尤为重要。在教学中,可采用表象和形象化的语言解释枯燥的名词术语,应用临床病例的辨证分析提高学生思维能力;运用教学的直观性原则,调动学生视听等感官功能;采用各类直观教具,特别是运用多媒体技术将抽象的中医理论形象化、具体化,以利于学生理解和记忆。 3注重教学的艺术性和技巧性,培养学习兴趣 中医学具有文学、艺术、哲学、社会学等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相融合的特点,具有西医学无法比及的丰厚的人文底蕴。在教学中,可强化中医学这一特点,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采用诗句、顺口溜等形式帮助记忆。如中药学及方剂学教学中,“穿山甲王不留,妇人吃了乳长流”,白虎汤主治“大热、大渴、大汗、脉洪大,四大症”等,这些琅琅上口的歌诀、顺口溜,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加深了理解、记忆。在针灸学教学中,讲授经络的循行路径时,除借助图片的动态演示阐明经络的循行外,还可对比武侠小说中的一些事例,以吸引学生注意力,增强感性认识,帮助理解记忆。这就需要教师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学修养,多途径、多方式综合各类知识。 4突出中医学优秀的医学观念,适应医学模式的转变随着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变和疾病谱的变化,中医学以人为本的医学观念和在慢性疾病、感染性疾病、康复医学、养生等方面的优势越来越显示出其独特的魅力。现代医学中高、精、尖设备和先进仪器的使用在临床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也容易导致“物化”倾向和产生大量的伦理问题,如“见病不见人”等现象已成为医患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而传统中医学具有重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自身的整体性等观念。因此,在教学中突出中医学优秀的医学观念和哲学思想,通过运用和借鉴中医学在生命观、疾病观和临床诊治中的整体观念、辨证观念、天人合一思想,启发、熏陶、培养学生的医学思想,有利于学生建立科学的医学观点,适应医学模式的转变和21世纪医学发展趋势。此外,传授学生传统的保健康复技能,如针灸推拿、保健按摩、中药薰洗、刮痧拔罐等,使学生在强身健体的同时,学有所用,增强对祖国医学的认知。 5应用多媒体辅助教学创建新型的中医学教学模式 中医学课堂教学教具甚少,可利用计算机、数码照相机、扫描仪等,把讲授的内容按教学大纲要求制成多媒体演示稿,结合文字、图像、声音、动画等多种形式,采用动静结合、声情并茂的方式进行授课,激发学生想象力,引导他们多动脑、勤思考,活跃课堂气氛,从而加深其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总之,在西医院校要讲好中医学有很大难度,教师应在充实专业知识的基础上,从多方面提高教学质量,努力把学生培养成高素质的现代医学人才。 中医学论文:中医学中津液在诊断疾病上的重要性 津液是指有滋养各组织器官,濡润空窍和滑利关节作用的物质。津液为饮食经脾骨消化吸收而成,由脾、肺、肾吸收,分布、排泄,以调节维持其平衡,循行周身,出脉管内外和组织同隙之中,供给各部分的营养需要,剩余的水分和废料,则成汗、尿排出体外。《灵枢》云:“五脏六腑,皆有津液,……。”又云“膀胱为津之腑,热则津液内虚”等。 可以睦出津液是一种液质成分,成在于机体之内,分布于周身各处,内至五脏六腑,外至皮肤肌肉,皆其所布。它由口引入并由尿、皮肤、大便、呕物、泪、肺脏等上排出体外,我们知道汗、尿、吐物等除液质占绝大部分外,其中还溶有其他物质。于此可知津液是一种液体成分为主的并溶存有一定的溶解物质组成。 津液和体液:由上看出,津液是一种液体成分为主要的物质,液体成分分布于人体细胞内及细胞外各处,能补充,能排出,但与现今医学所称的体液有无关系,从下面比较可以看出。 从体液的组成成分及分布来看,体液分布在细胞内及细胞外者叫细胞外液,占人体重20%~25%,是人体的内环境,浸润着细胞以作转运营养物质之用,细胞外液以分布的范围和质量的差别有不同的名称,如在血管内叫血液,在淋巴管者叫淋巴液,在脑和脊髓者叫脊液,在组织间叫组织间液,体液在内者叫细胞内液,为辅助代谢的媒介。虽然体液各在不同的部位而细胞外液之间及细胞外液与细胞内液之间,是直接或间接相通的而且成分是稳定质中含有不等量的溶解物质组成,即是说:水质和含有不等量的溶解物构成体液。从体液的组成分布和上面的津液比较起来看是相似 ,因此说津液相当于体液。 从体液的平衡调节来看:体液中小部分是溶解物,大部分是水、水的平衡调节代表了体液的平衡调节,同时水的调节与某些溶解物如氯化钾等也有一这的影响。水在人体内是维持平衡的,即是说每日摄取的排出的是相等的(生长需要除外),排泄的器官是肾、皮肤、肺、大肠等处,其中以肾的排泄为要,但体内水分平衡调节的转机有以下几点:①饮水管制,在唾液分泌减少时或血浆的渗透压增高时,通过中枢神经系统,反射性的引起口渴。②动向管制:水喝得多的时候血中水分并不增加多,很快的被肾排出及进入细胞间液,水分少的时候则反之。③排出管制:在正常情况下肾为排水器官,受着中枢神经的管制及激素的调节。 我们从体液的调节上也可以看出津液是相似于体液的,因津液的调节与体液的调节是相似的。 《伤害论》云:“大便硬,小便当数”。又“大渴欲饮水,其腹必满,自汗出,小便不利。”以大便硬即肠道的水分被吸收,吸收得多故小便多,若饮水多必是汗多而小便也多,以使身体的水分维持平衡。关于津液平衡的调节,我们可以从古代医书中看出,先谈水的调节。《伤寒论》云:“呕家本渴,渴者为欲解。”《灵枢》云:“咸入胃,其气上走中焦,注于脉,则血气上走之,血之咸相得则凝,凝则胃中汁注,注入则胃中竭,竭则咽焦,故本干而善渴。”说明呕吐失水后及唾液分泌减少而“咽焦”时,对机体均是刺激而反射性的引起口喝。至于津液的动向调节,中医学家已利用此原理津液平衡改变而显出的某些症状,是不加以治疗的。《伤寒论》云:“本自汗出,医更重发汗,病心瘥,尚微烦,不了了者,此大便必硬故也,从亡津液,胃中于燥,故令大便硬,当问其小便日几行,若小便日三四行,今日再行,故知大便不久出,今为小便数小,以津液当还地胃中,故知大便不久必大也。”又“凡病若发汗,若吐若下,若亡津液,阴阳自和者,必自愈”等。又“大便之后,复发汗,小便不利者,亡津液故也,勿治之,得小便利,必自愈”。以津液自动的平衡调节。 体内的津液是维持平衡的,过多过少则由人体的调节机能来维持平衡,多则增加排泄,少则减少排泄,使人处于健康状态,但这种调节机能是有一定限度的,受着时间,调节力量,人体器官机能是否健康等因素的影响,因些会有增多和减少的情况出现。 津液的增多与水气病的形成:人体的水分排泄过多叫亡津液,相反的人体的水分排出过少则叫水气病。水气病所表现的症状,是逐步进展的疾病,初期、晚期的表现以及在切脉上的表现是不同的。这样,在望诊上触诊上来检查诊断水肿病及其程度。 津液是沿着经脉不断流行,输布到全身各个脏腑各个部分,是人体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之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津液的改变,会对人体的疾病产生不良影响,这说明津液在中医学中,对疾病的产生是占重要地位的,在诊断疾病上不可忽视。 中医学论文:中医学护理带教新方法的实用性综述 制定具体完善的教学计划明确的目标和合理的计划是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护生入科前带教老师根据学校和护理部的实习计划,针对中医科特点制定切实可行的教学计划。教学内容分中医理论知识与中医护理操作训练,强调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教学方法追求多样化,注重学生思维型和能力型培养,开启了启发式、讨论式、小讲课、角色扮演、批判式等多种方式教学[2]。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激发护生的参与意识,调动护生的内在潜能,也符合现代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的观点“人类具有先天的学习潜能,教育应当将这种潜能激发出来,成为护生的内在动力,使之成为自发指向的学习者”[3]。 做好护生入科教育为帮助护生尽快适应新的环境,带教老师要热情接待,详细介绍中医科病区环境、病房结构、治疗室、操作室布局,技术设备及物品的摆放等,使护生尽快熟悉环境,尽快适应角色,增强自信心,为临床实习打好基础。详细介绍科室的中医特色:中医基本特点是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中医治疗既考虑局部,又采取扶正培本的方法。中医护理也具有整体护理的鲜明特点,指导护生运用中医整体观和辨证施治原则,通过望、闻、问、切了解患者的生活起居、身体机能、心理状态、舌苔、脉象、体质、治疗用药等情况,分辨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及邪正关系。根据缓急,扶正避邪,因地制宜,辨证施护,辨证施教。 严格带教过程的管理注重护生对中医护理兴趣的培养,培养护生对中医临床护理的兴趣,不仅能最大限度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而且还能指导老师进行针对性的教学。护生刚接触到中医临床,对中医的阴阳、五行、舌诊、切脉、经络、百草等理论有着浓厚的兴趣,临床教师要抓住护生的学习热情,重点运用生动的事例,介绍中医治疗、中医护理在临床治疗、养生、保健、心理调护等方面取得的应用实效,与护生共同探讨现代中医在国内外的发展前景和巨大潜力,激发护生探索中医的渴望。同时让护生参与临床特殊病例讨论、护理查房、护理竞赛等活动,进一步激发护生的学习兴趣。 培养护生临床实践操作能力规范中医护理操作流程,标准参照文献中常用中医护理操作,把临床常用的中医护理技术,如中医的“四诊”、拔罐、中药灌肠、中药导入治疗、针灸、艾灸、熏洗等操作制成多媒体形式,增强直观性教学,强化护生在进入临床操作前的中医护理操作规范。在临床实际操作带教中,带教老师对各项操作要认真讲解步骤、要点、注意事项,指导护生将所学理论与实际操作相结合,做到多示教、多提问、多鼓励,在“放手不放眼”的监控下,创造更多机会让护生独立操作,提高护生临床实践操作能力。 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实习期间,困扰护生最常见的问题是“师生关系”,带教老师要经常主动与护生沟通,了解她们的心理、在学习和生活上的需求,正确给予指导和帮助,及时征求护生对教学计划内容及进度的意见,及时做出调整[4]。在护生出科前,召集护生对本科室带教情况进行总结,评选出优秀带教老师,鼓励护生提出带教过程中的不足。科室将护生的反馈信息,及时归纳、总结,积累带教经验,改进带教方法,提高带教质量。3.7严格出科考核护生入科时带教老师便将考核项目分发给护生,让护生做到心中有数,有的放矢,提前准备。考核分理论与实际操作两部分,学生出科前由带教老师按要求和程序对护生逐一进行考核、考试,将成绩当面告知学生,记入护生实习档案,对不合格者,给予护生一定期限重新补考,直至合格。 中医学论文:《易经》与中医学发展的相关性探讨 成书于殷周之际的《易经》是中国文化的始祖,对中医学发展的影响很大。谚云:“医易相通”。《易经》“托物以明义,用小以喻大”的直觉思维模式以及由此发生的理论模式,直接影响着中医学的理论思维。《易经》理深意宏,是自然科学的胚基,宇宙观的萌芽,多种学科的渊薮。中医学是自然科学的一部分,与《易经》亦必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内经》中的重要基础理论,如阴阳学说,藏气学说,气化学说,即递嬗于《易经》。与《易经》一样,中医学也可看作是中国古代文化积淀而仍然生机勃勃的活化石,因此中医学在文化人类学家眼中,即是一种古代文化研究对象,又是一种现实文化的研究对象。[1]《易经》在一 定范围内促进了中医学的发展,同时也增添了不少迷茫。许多现代生物科学的最新进展与《易经》64卦有着惊人的对应关系。可以预言《易经》的独特思维方法和西方科学试验相结合,是揭示生命奥秘的金钥匙。其意义是不可估量的。本文谨就《易经》与中医学发展的相关性做一初步探讨。 一、对中医阴阳学说的影响 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受《易经》的影响很大。贯穿《黄帝内经》一书始终的阴阳学说,直接来自先成书的《易经》。阴阳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宇宙观和方法论。《易经》八卦中的阴(--)爻和阳(—)爻,最早出现在我国夏朝的占书《连山》之中。古人以阴阳二气为中心,从千变万化纷繁复杂的事物中概括出八种基本物质形态,并以天、地、水、火、雷、风、山、泽命名,从而创造了八卦。[2]八卦和64卦中几乎都由阴爻和阳爻组成,体现了每一卦中阴阳的互依和互制,即使纯阳乾卦也有纯阴坤卦相配。《易经·系辞传》从哲学高度概括为“一阴一阳之谓道”。[3]阳爻与阴爻乃矛盾对立之两种符号,阳性与阴性乃矛盾对立之两种事物。[4]《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 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可见阴阳学说是中医理论的核心,源自《易经》无疑。《易经·系辞》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为父,坤为母,生震、艮、坎、巽、离、兑六子,六子分男女,即天地万物,这便是划分事物和现象阴阳属性的标准。[5]事物和现象中对立着的阴阳两方面是互相依存、互相为用的。《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阴在内,阳守之,阳在外,阴之使也。”正反映了《黄帝内经》对《易经》阴阳学说的发挥和应用。事物或现象中对立的阴阳两方面是运动变化的,其运动的方式是彼此消长并在一定条件下向自己的反面转化。《易经》在三组卦《泰》与《否》、《损》与《益》、《既济》与《未济》中体现的对立统一、互相转化的观点,被《黄帝内经》在解释健康与疾病的关系和疾病转归时广泛应用。可以说,正是在借鉴《易经》阴阳观念的基础上,中医学的阴阳学说才得以进一步形成。中医阴阳学说的形成和发展,逐渐导致了经络学说、脏腑学说、气血津液等一系列中医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针灸子午流注即是根据《易经》与《黄帝内经》阴阳盛衰消长原理,认为经气在人体中盛衰流注与昼夜日月运行相应,从而掌握经气的周期性盛衰开合进行取穴,这也是《黄帝内经》生物钟原理及干支纪时的发挥。中医的藏象学说也源于《易经》,并在天象、物象和人象三结合中,进行发展。尤其在接受易理取类比象的基础上,使法象有了新的突破,创立了颇具特色的中医藏象学说。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肝主目。其在天为玄,在人为道,在地为化,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神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体为筋,在藏为肝,在色为苍,在音为角,在声为呼,在变动为握,在窍为目,在味为酸,在志为怒,怒伤肝,悲胜怒;风伤筋,燥胜风,酸伤筋,辛胜酸”。正是把天象、地象、人象合三为一。虽然《易经》64卦中,在表 面上呈现阳占优势或阴占优势,但总还是由阴与阳共同组成的,这种看法,非常接近现代科学的见解,因为这种思维方法,正是所谓“场”的思维方法。其实中医的“气”,以广义的气本身就包括了“实体”和“场”两方面。尽管阴阳学说不具备严格科学的表现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猜测和神秘的色彩,但作为中医的指导思想,至今仍有深远影响和指导意义。 二、对中医人体科学的影响 《易经》中医术方面的记载,除散在64卦的一些卦爻辞中外,主要集中在《剥》、《豫》、《萃》、《艮》、《咸》五卦之中。《易经》义理的本质特征是天人合一,它对中医学所倡导的“气一元论”的理论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易经·系辞》曰:“精气为物者,谓阴阳精灵之气,氤氲积聚而为万物也。”明确指出一切事物均由精气构成。中医的“气一元论”认为,精气的运动引起五脏六腑的活动,人体内的气是一种活力很强的精微物质,输布全身无处 不到,机体的生命活动从根本上说,就是气的升降、出入活动,气活动一旦停止,生命活动就停止了。医易相通,《易经》中常用人体器官描述卦象,如乾为首、离为目、坎为耳、兑为口、坤为腹、艮为手、震为足、巽为股。其中《咸卦》是关于针石术的萌芽。咸,马王堆帛书作钦。《归藏》有钦卦,朱彝尊《经义考》云:“钦在恒之前,则咸也”钦与针皆在十二侵韵,同声相转,钦借为针、或箴。……针与箴通,皆为古针字,咸为省文。是最早的针灸记载。 从象数学的观点看64卦的递次变化,很象人一生的生长衰老过程。《黄帝内经》说:“年四十,阴气自半。”表明中年保肾精十分重要。现代研究,64卦卦象严格对应着遗传密码中64个dna密码子。东方神秘的《易经》存在有几千年的历史,如《易经》中64卦之间存在着的这种阴阳互补与生克关系,这是西方科学全然不知的。这种科学的思维方法,对基因调控和癌症研究是十分有益的。 《黄帝内经》“取类比象”的思维格局对中医藏象学说的形成影响很大,藏象一词,首见于《黄帝内经素问·六节藏象论》。这种以“象”“论”“藏”启导于《易经》的爻象概念。《易经·系辞》谓:“易者,象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医家又据爻象之理,效法于人体,于是有藏象之称谓。《易经》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对中医人体科学的影响很大。生命是复杂的有序结构,躯体内外部的总体稳定即阴阳平衡的维持,是非常重要的。从机体的整体水平探讨、研究人体科学的方法,正是中医学的根本特点之一。现代医学中流行的观点认为, 揭示生命奥妙的关键,在于对遗传基因和它的构造单位,以及受它们控制的化学反应的深入研究,科学哲学理论已经指出了这种看法的片面性和机械性。认真探讨人体内部与外部,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已越来越受到生命科学家的重视。《易经》独特的思维方式对现代人体科学的研究具有重要启迪作用。 三、对中医防治学的影响 《易经》对中医防治学的影响很大,如坤卦初六“履霜坚冰至”,强调杜渐防微,和《黄帝内经》治未病的防治思想相一致。《易经·否卦》云:“其亡!其亡!系于苞桑。”人在面临否卦的严重时刻,倘能经常保持“我将灭亡!我将灭亡!”的警惕,加强锻炼身体,这样不但不会灭亡,还会像根深蒂固的桑树一样长生。 《易经》十分重视心理因素与疾病的关系。《易经·萃卦》曰:“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即谓因病而唉声叹气,没有丝毫好处,不如扶病走动走动,虽有小吝,终究对病无大妨碍。也就是说,“即忧虑,又叹息,这样是没有什么吉利的”。[6]《易经·无妄》说:“无妄之疾,勿药有喜。”得病之后不要胡思乱想,只要心情舒畅,不吃药也会好的”。《易经·乾卦》九三爻辞:“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过度紧张却使我们长期而反复地处于超 生理的紧张状态,如果不加警惕,将会危害身体健康”。中医心理学的观点与《易经》的看法相一致。情绪失调常常是疾病的先兆。忿怒能引起一系列生理心理变化,诱发心脑血管疾病。《易经》在养生方面的许多重要的富有哲理的见解,告诉我们必须注意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注意身体所发出的各种信号。多数严重的疾病往往是经过多年缓慢发展的结果。这对中医养生学也有直接的重要影响。 《易经》对中医治则的影响很大。机体阴阳失衡即为病态,调整阴阳为中医的根本治则。易道尚中,中医的理、法、方、药,都离不开“中”字,选方遗药,掌握药味、药性和药力,都以“中”病为宜,过与不及都不能达到扶正祛邪的目的。《既济》与《未济》二卦相对,相互对立转化。临床上心火与肾水未济,可致心神不宁,腰痛头晕等证。如水不涵木而致风火上窜,头疼目赤,用“滋水涵木”法治疗,可使水火既济,保持阴阳平衡。中医学维持机体稳态的治则,与易象卦理息息相通。东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运用八卦取象比类和阴阳观念,总结前人用药经验提出了“四气五味”、“升降浮沉”理论,明确了中医用药原则。张仲景《伤寒论》把阴阳学说和太极含三为一发展为六经学说,创立了六经辩证的原则,奠定了临床医学的基础。秦国名医医和即曾自觉运用当时卦象成说解说、分析晋侯的病情(《左传·昭公元年》)。《易经》提出“八卦气验”,论及节气与疾病的联系,是中医气象医学之发源。如每年春分惊蜇前后,天气突变日数最多,人为祸事、空中或地面意外伤亡也是全年之冠。无明患病的频率,更是春分和秋分前后最为显著。由此,我们领悟到一个道理,宇宙是大周天,人体是小周天,人还是脱离不了潜在自然率周而复始的摆布和干扰。[7]《易 经》的这种思想促进了中医气象医学和时间医学的发展。所以,中医理论的发展才是振兴中医之根本。 总之,《易经》一言以蔽之,曰:变易而已矣。曰变易,曰不易,曰渐变,曰突变,括此数义,医道可尽矣。作为中医学的源头活水,《易经》的天人合一整体观,阴阳对立统一观以及取类比象等义理在中医理论体系中得到了详尽的发挥和成功的运用。甚至当今世界上许多物理学、生物学和医学领域的重大发现也多受《易经》思维方式的影响。美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f.卡普拉吸收了中国古代《易经》和道家著作中关于阴和阳的互补、平衡、循环的概念,以及道家的自然无为的思想,构造新的世界文化模式。[8]在中国三千年的文化中,几乎所有最伟大和最重要的著作都受到这本书的启发,或者对它的论题的解释产生影响。[9]特别是对中医学发展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只有用古老《易经》的思维方法和现代 西方的科学方法,来重新审视和研究中医学才能取得本质性进展。这种中西文化的融合,正是中医振兴的契机。 中医学论文:让传统中医学焕发出绚丽的时代色彩 几千年来,在中国传统医学的发展中,中医学的发展经久不衰。为了让中医学始终扎根于中华大地深厚的沃土,为了让中医走向世界,千千万万的中医人前赴后继。彭金维就是其中的一个。 彭金维和中医的缘分由来已久。小时候,彭金维家附近有个卫生院,他经常跑过去看医生怎么给病人诊脉看病。他一有空便跑到卫生院看,并开始用心去学,从而萌发了长大后也要有自己的诊所为病人看病的愿望。于是,只有小学文化的彭金维开始看医书,尤其是中医药方面的书籍。他父亲有一个做中医的朋友,彭金维便近水楼台先得月,经常去他那里,看他如何给病人诊脉治病。闲下来的时候,朋友也会教给他一些中医“望、闻、问、切”的方法,长期的耳濡目染,彭金维对中医的兴趣便与日俱增,同时开始研读有关中医方面的书籍。 为了追寻自己的“中医梦”,后来,彭金维又来到了香港,直到现在他还经常回想起初到香港时的情形。那时候,他带着空空的行囊,在陌生的环境里感到迷茫。就在他对中医前途感到犹疑的时候,一个报道使他看到了希望。报道上说,一位外国科学家正在运用中医理论进行一项科学研究。彭金维的爱国心再一次被激发了:一个外国人都能够熟稔中医理论,更何况我是一个中国人!他更加坚定了自己做一名中医的愿望,增加了学医的信心。五年来,彭金维利用晚上时间,参加了香港中国国医学院的学习,并取得了学士学位,随后开始了对中医理论进行更系统、更专业的学习。 彭金维一边钻研中医理论,一边给人看病。经过多年的积淀,2001年,“彭金维中医诊所”终于成立了。在这里,他以传统中医学为主,结合针灸、耳穴,综合诊治,使许多罹患疑难杂症的患者远离了痛苦。经过多年的摸索,彭金维对治疗中风后遗症、子宫肌瘤、面瘫、失眠等疑难杂症都有了自己一套自己独特的方法。特别是他用中医针灸治疗子宫肌瘤,更是开了传统中医的先河。他用传统的针灸和中药调理气机气血,加强气化动能,化有形为无形,达到了治疗效果。在此基础上,他摸索出了中医的外治疗法 “天灸疗法”。即借助药物对穴位的刺激,使局部皮肤发红充血,甚至起泡,以激发经络、调整气血而防治疾病的一种方法。据彭金维介绍,“天灸疗法”可以治疗小儿痉挛性支气管炎、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等肺部疾患,五更泄、虚寒胃痛、肾虚腰痛。但是用“天灸疗法”治病有一个时间限制,就是必须选择三伏或三九天。至于为什么会是这样,彭金维解释说,中医理论讲究天人合一,气候可以帮助调节机体功能,再利用针灸、药物透过特异腧穴的皮肤,有效成分可通过血液循环直达病体部位,从而发挥药理效应。更重要的是,药物通过经络腧穴吸收、传输、利用的同时,经络腧穴对药物刺激可做出较强反应,将药物作用放大,其疗效是经络腧穴与药物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潜心中医的同时,彭金维还不断奔走于各个中医学术交流会和学术讲座之间。在2007年广州第二届世界中西医结合大会、2007年安徽合肥中华中医药学会、第十五届仲景学说学术研讨会以及2008年澳门世界中医药大会上,人们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如今,每天前来就医的患者络绎不绝,彭金维和中医的情缘仍在继续。为了把祖国神奇的中医学发扬光大,为了更多的人早日恢复健康,彭金维仍然在努力。 中医学论文:浅议衰老的机理的现代医学和中医学研究 衰老是机体固有的、复杂的、不可逆的过程。揭示衰老的机理,探索出高效、安全可靠的抗衰老方法,这是老年医学研究的重要领域。本文就衰老时的机理和机体体内发生的变化进行综述,为抗衰老的研究提供临床资料。 1、衰老机理的现代医学的研究 (1)遗传基因与衰老。衰老是一连串基因激活和阻抑,及其通过各种自产物相互作用的结果。基因表达理论认为衰老是与热激蛋白转录因子三聚化失败、迁移、磷酸化、脱磷酸化失败、热激蛋白转录因子与dna结合下降导致的翻译后修饰失败、hsf mrna成熟和翻译有关[1]。(2)免疫系统与衰老。机体免疫功能和衰老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随着衰老的进程,机体免疫系统功能降低,免疫器官,免疫细胞和免疫因子等发生了许多变化[2],通过改善免疫系统功能则可以延缓衰老的进程。(3)脑内神经递质和氨基酸含量变化与衰老。脑内的一些神经递质及氨基酸的含量对机体发育和功能的维持至关重要,在参与身体组织老化及寿命的调节方面有着重要作用。随着年龄的增长,下丘脑各核团的神经元呈现不同程度的丢失,其递质含量也有不同程度的改变,从而导致内分泌功能不足,加速机体衰老[3,4]。(4)自由基与衰老。自由基在机体内有很强的氧化反应能力,对生物膜类脂结构破坏性极大,自由基还可直接或间接氧化蛋白质,并且可以使蛋白质生物合成的量下降,尤其是自由基可与dna、rna反应,引起主键断裂、碱基降解、氢键破坏、发生基因突变、细胞老化,导致机体衰老疾病的发生[5]。人体内具有一整套产生和清除自由基的平衡体系,机体的衰老是由于受到内、外环境的影响以及机体抗氧化酶的活性不断下降使体内自由基物质过剩的结果[6]。(5)端粒、端粒酶与衰老。端粒是真核生物细胞线性染色体末端的特殊结构,其长度、结构、功能与机体衰老及癌症的表型等密切相关。在某些情况下,端粒可影响细胞核内基因的表达。端粒具有保护染色体末端,维持染色体结构的稳定与完整的功能。细胞衰老是由于随着细胞的有丝分裂,端粒长度缩短、端粒酶的活性降低致染色体末端端粒缺失所致[7,8]。(6)线粒体dna与衰老。呼吸链反应是产生自由基的重要来源,线粒体在活细胞内产生90%的自由基,同时也是自由基损伤的重要目标。尤其是线粒体dna裸露,无组蛋白保护,并且修复校正系统功能较差,因此线粒体dna比核内dna 更易产生突变。自由基对线粒体dna造成的突变积累到一定程度,会导致线粒体dna重要功能的丧失[9]。(7) no变化与衰老。no是体内重要的信使分子和神经递质[10]。nos是no生物合成的关键酶,在机体各组织细胞普遍存在。研究发现衰老组中枢神经系统、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内分泌系统、生殖系统组织中no含量和nos活性降低,而通过提高组织中no含量和nos的活性可以延缓衰老的进程[11]。 2、衰老机理的中医研究 (1)精气神衰老学说中医认为精、气、神三者的状态标志着一个人的健康,如三者虚衰,则是衰老的征象。历代医家对人体的精、气、神非常重视,精充、气足、神旺即是健康的标志,如精亏、气虚、神萎则是衰老的征象,从精、气、神三方面的表现,完全可以反映出人体衰老的程度。(2)阴阳衰老学说中医学认为阴阳之间的变化是一切事物运动变化的根据,同时也是生命生长、发育、衰老以至死亡的根本原因。机体衰老的过程也就是阴阳失去平衡,出现偏盛偏衰或阴阳两虚的结果。(3)肾虚衰老学说肾为先天之本,人体生长、发育、衰老以至死亡的过程就是肾气逐渐充实、隆盛、衰少乃至衰竭的过程。中医认为:肾藏精,肾主骨生髓,腰为肾之府,齿为骨之余,肾外荣于发。齿、骨、发的生长状况是判断机体生长发育状况和衰老程度的客观标志。(4)脾胃虚弱衰老学说脾胃为后天之本,为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在人体活动中起着升降枢纽的作用,肾中的先天精气也依赖于脾胃化生的后天水谷精微的充养脾胃虚弱是导致衰老发生的主要原因。 综上所述,人体衰老过程是人体内部环境各因素间、人体与外环境各因素间在生命活动的过程中不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综合性结果。衰老原因是多方面的,衰老的机理也是极为复杂的。衰衰老时机体内更多的变化及其机制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去探索和发现。 中医学论文:简论中医学睡眠理论的特色 论文关键词:睡眠理论;睡眠障碍;心神;营卫 论文摘要:睡眠是人类生命活动的重要内容,对睡眠的研究由来已久。早在秦汉之际,在我国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中,就记载着睡眠理论的内容,相关论述涉及睡眠的生理机制、睡眠障碍的病因病机和病症分类以及症状描述等多方面内容,形成了阴阳睡眠理论、营卫睡眠理论和五脏睡眠理论,为后世医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从人类发展史上看,在很长的时期,人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以这样的方式生存,很大程度上是限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是出于无奈,最初也许没有人去注意为什么天亮了人会醒来,天黑了人要睡觉,但也由此适应了自然变化规律,正是这种与昼夜更替和谐的痛寐节律为人类自身的发展提供了保障。 睡眠是人类生命活动的重要内容(在此不谈及其他生物的睡眠),与人的生命健康息息相关,良好的睡眠不仅是健康的重要保障,同时也是机体功能活动正常的写照。我国历史上不同时代对睡眠有不同称谓,先秦多称“寐”、“寝”、“膜”,为其前后的文献广泛应用。《黄帝内经》除沿用以上称谓外,以“卧”表达睡眠之义的情况比较多,如《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篇》即属此种情况,早在马王堆医书《十问》中就有“一昔(夕)不卧,百日不服”的论述。汉代以后惯称“睡”或“眠”,以单音词形式表达,“睡眠”一词以合成词形式表义最早见于翻译后的汉文佛经,南朝慧影《智能疏》:“凡论梦法,睡眠时始梦。如人睡眠中梦见虎威号叫,觉者见其如其梦耳。”《黄帝内经》对睡眠有独到的认识,并形成了中医学睡眠理论的基本框架,内容涉及睡眠的生理机制、导致睡眠障碍原因及辨证治疗等。西医学关于睡眠有抑制扩散学说、中枢学说和睡眠物质三大学说。巴甫洛夫以大脑的兴奋与抑制论述觉醒与睡眠,睡眠是人体的抑制扩散状态。之后神经生理学家们,从动物实验认识了睡眠中枢。又有对激素和神经递质的系统研究,以及在上世纪80年代,睡眠研究者从尿中提取出“尿核贰”,该物质有引发睡意的功能,被称为睡眠因子或睡素。这种睡眠因子,既能促进睡眠,又能增强人的免疫功能。事实证明,人在发烧生病时,睡眠因子分泌增加故睡眠量也随之增加,使人体白细胞增加,吞噬细胞活跃,免疫功能和肝脏解毒功能增强,体内代谢速度加快,从而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故尔有人称睡眠是治病良药。总之,睡眠这一十分平常的生理现象的确涉及诸多复杂的因素与机制,较之西医学而言中医学睡眠理论独具特色。 1睡眠的生理机制 中医睡眠理论认为睡眠是以神的活动为主导,营卫之气的阴阳出人为机枢,五脏藏精化气为基础的整体生理过程。 中医理论中神的含义较为复杂,本文提及的神主要指五脏所藏之神,即心之神一神、肝之神一魂、脾之神一意、肺之神一魄、’肾之神一志。睡眠以脾肾意志为基,心神的自觉意识内敛为主导,肝魂随之潜隐,肺魄失出人之机,则精神活动减弱乃至停止、各种感觉与运动反应迟钝,进人睡眠状态。在睡眠状态下,心神屈藏止息,魂魄相合而安宁,魂不游荡而无梦,魄处其舍而形静。《庄子·齐物论》:“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 营卫之气的阴阳出人为睡眠之机枢,《灵枢·口问》云:“卫气昼行于阳,夜半则行于阴。阴者主夜,夜者卧,……阳气尽,阴气盛,则目螟;阴气尽而阳气盛,则痞矣。”《灵枢·营卫生会》云:“卫气行于阴二十五度,行于阳二十五度,分为昼夜,故气至阳而起,至阴而止。……夜半而大会,万民皆卧,命曰合阴。”《灵枢·卫气行》:“天周二十八宿,……房昴为纬,虚张为经。是故房至毕为阳,昴至心为阴。阳主昼,阴主夜。故卫气之行,一日一夜五十周于身,昼日行于阳二十五周,夜行于阴二十五周,周于五藏。是故平旦阴尽,阳气出于目,目张则气上行于头,……。”冈五脏主气化。睡眠的各种神志信息由营卫气血载负运转,而营卫气血的生成、运行与五脏密切相关。只有五脏气化和调,营卫气血充实、升降出人有序,才能使气顺神灵,睡眠以时而沉酣。故肝之藏血疏泄生发气机、心脾之化营生血、肺之主气行营卫、肾之主水蒸腾津液,以及肝脾调和、肝肺升降相因、肝肾藏泄适宜、心肾水火相交、脾肾先后天互养等,对睡眠活动的各个环节都有着重要的生理意义。 五脏藏精,是一切生理活动,也是睡眠活动的基础根底。先天之精化为五脏躯体,五脏主躯体又生化后天之精,以为气化活动基础。五脏之精充盛,其气化活动才有充足化源,睡眠以精为根基,精盛体壮才能痞起神情充沛、寐息深沉酣畅,如《营卫生会》述少壮之人“昼精而夜眼”、老人“昼不精不夜眼”。 概括地说,《黄帝内经》睡眠理论有三,即阴阳理论、营卫理论和五脏理论,而五脏理论当为核心。中医学睡眠理论体现了其天人合一思想,重视整体,重视时间因素,重视时间的周期变化,又强调睡眠(寐)与清醒(痞)由心神所主宰,神静则寐,神动则痞。心神是五脏神之一,心神能否发挥主宰作用有赖于五脏神之间的协调与各司其职,这一认识确立了以五脏精气神论睡眠的基本原则。后世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不断丰富祖国医学睡眠理论,为养生及临床开创了独具特色的道路。 2睡眠障碍 2. 1睡眠障碍的主要病症睡眠的正常机制遭到破坏即导致睡眠障碍,主要表现为失眠、嗜睡、梦寐不宁、睡行症。 失眠,或称不寐、不得眠:表现为夜间难以人睡、或难以持续睡眠,并在隔天清晨醒来时有疲劳感。从神的层面看,心神受扰,动摇不定,可致不寐;从气的层面看,卫气留于阳,不人于阴则不寐;从精的层面看,五脏阴精不足,心神的活动、气的运行失去原动力,亦可致不寐。 嗜睡:嗜睡总属心神不能应时外张,魂魄沉溺于内,以致寐而不痛的病证。究其原因总以阴、寒、湿、痰为患。而嗜睡见于大病后者,多气虚懒卧;见于病证危重者,是精气衰竭,神败难振,当另论。 梦寐不宁:表现为多梦,常伴梦魔、梦惊、梦吃、梦交等,因梦不能安卧。一般以不快梦境反复出现,醒后身心不适为要点。从五脏神的层面看,梦之所生,在于寐后魂不安舍,魂不安多因魄受到内外刺激,魂有所感而受扰,魂魄分离,魄静而魂动也。内刺激与生理或病理状态有关,也可因情思经历之痕记有所忆起而使魂不安宁而梦。《黄帝内经·素问·脉要精微论篇》云:“阴盛则梦涉大水恐惧,阳盛则梦大火播灼。阴阳俱盛,则梦相杀毁伤。上盛则梦飞,下盛则梦堕,甚饱则梦与,甚饥则梦取。肝气盛则梦怒。肺气盛则梦哭。”《黄帝内经·素问·方盛衰论篇》云:“是以少气之厥,令人妄梦,其极至迷。三阳绝,三阴微,是为少气,是以肺气虚则使人梦见白物,见人斩血藉藉,得其时则梦见兵战。肾气虚则使人梦见舟船,得其时则梦伏水中,若有畏恐。肝气虚则梦见菌香生草,得其时则梦伏树下不敢起。心气虚则梦救火阳物,得其时则梦播灼。脾气虚则梦饮食不足,得其时则梦筑垣盖屋。”《黄帝内经·灵枢·淫邪发梦》云:“……肝气盛,则梦怒;肺气盛,则梦恐惧、哭泣、飞扬;心气盛,则梦善笑、恐畏;脾气盛,则梦歌乐,身体重不举;肾气盛,则梦腰脊两解不属。将以上三段经文的内容归纳起来可见:梦境的不同与脏腑阴阳的盛衰虚实有关,由此可见《黄帝内经》对睡眠中梦的现象已经有高度的认识,并引导人们通过了解病人的梦境,测知病人的脏腑阴阳气血之盛衰,邪气之强弱,病变之部位,从而正确诊断,以利于有效施治。 睡行症,或称梦游,表现为睡中起来,睁开眼睛,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往往步伐缓慢但能避开障碍物,有时只限于睡房内活动,有时会走出去,严重者有离开住处很远的情况。通常能自行返回继续人睡,醒来对此毫无记忆。其原因是人寐后虽然心神内敛,意识潜而不张,但魂魄不宁,相为颠倒,魄激而形动,故睡中起坐或行走而不自知,醒后亦不能回忆;并非意识下的魂魄活动,故无“形开”(觉醒),多无感知,或仅有表浅感知。常见于少儿神志发育不全者,亦可发生在成人。 2. 2睡眠障碍的辨治思路睡眠障碍的病机之本在于机体阴阳失调,一般地说不外饮食劳倦、情志刺激伤及人体脏腑气血,导致脏气不平,气机逆乱,阴阳所主失序,出现少寐,或梦寐不宁、或嗜睡、或睡行等症。从睡眠由心神主宰这一观点出发认识睡眠障碍,启发了从脏腑精、气、神的角度分析睡眠障碍的病因病机思路,从而历代医家在临证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逐步形成了以脏腑为核心论治睡眠障碍的基本原则。由于阴阳、营卫、五脏精气神之间彼此联系,故对于睡眠障碍的认识允许多视角、全方位,对不同体质、不同性格、不同年龄、不同地域、不同病因、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季节所发生的同类疾病,均为辨证的重要依据,因此,中医“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方法,体现了人性化治疗的重要特色。 3结语 重视五脏精气神,以脏腑辨证治疗睡眠障碍是中医临床的一大特色,也堪称一大优势,其理论依据源自《黄帝内经》,加之后世医家的不断探索,中医学睡眠理论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体系。目前,睡眠障碍仍是困扰人们健康的棘手问题,临床上以失眠最为常见,如何发挥中医睡眠理论的优势,更好地解决复杂的睡眠障碍问题,对此中医工作者责无旁贷。 中医学论文:外科临床实习中医学留学生的教学体会 成为一名合格的临床医生是培养临床医学生的最终目的,而一个临床医生的品格素养、思维模式及工作技能等与医学学习期间的临床实习密切相关[1]。在现代医学教育中,医学留学生的教育已成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反映医学教育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对于医学留学生在临床实习中的教学,对笔者在外科学教学中的实践体会进行总结,现报道如下。 1医学留学生在外科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1医学留学生的语言问题 笔者所在学校的医学留学生大多来自印度、印尼等国家,在教学中笔者发现留学生的英语词汇量比较充足,但同样存在的问题是留学生的口语带有明显的地方口音,与平时接触到的美式或英式英语有较大的差异。因此,在师生间的沟通中也存在一定困难。更为重要的是,在临床实习过程中,留学生与患者之间的语言沟通是阻碍学生深入临床实践获得更好学习机会的主要障碍。 1.2医学留学生自身的问题 在临床实习过程中,笔者发现与中国医学生相比,留学生有其自身的特点:(1)医学留学生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家庭条件各不相同,前期的受教育程度也参差不齐,在医学教学中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及学生之间的知识水平差异较大。(2)留学生有较大的自由度,组织纪律性相对较差。(3)留学生临床实习过程中过于注重单一的实践操作,缺乏实践和理论结合的学习意识。 1.3医学留学生教学中的教材问题 目前国内外有一些英文版本的外科学教材,但主要是针对理论教学内容编写的,对于能结合临床实践教学的英文教材较少。对于医学留学生,临床实践尽管以病案等资料为基础,但仍然有必要配备用于临床实习指导和参考的教材。 1.4医学教学中的教师问题 在医学留学生教学中,教师除了掌握扎实的专业知识及丰富的教学经验,还需要能较流利的用英语进行沟通交流。而笔者发现部分高年资教师最欠缺的正是英语口语的表达应用能力。青年教师口语虽相对较好,但临床专业知识和教学经验的欠缺,难以保证较高的教学质量。因此教学老师的选拔和培训有待进一步加强。 2因地制宜克服困难,提高教学质量 2.1重视医学留学生汉语口语的教学 在临床实习教学中,学生和老师及患者需要有很多的交流,尤其是患者的第一手临床资料的取得相当重要。针对留学生与患者间的语言沟通是阻碍学生深入学习的主要障碍之一,医学留学生掌握一些常用的基本汉语口语显得很有必要[2]。在教学中可以采用双语教学,循序渐进地培养留学生用汉语提问、表达观点以及与患者的沟通。通过训练语言交流能力,不仅提高了他们与患者之间交流的能力,同时也培养了他们严谨踏实的学习工作作风,从而使教学成效得以提高。 2.2医学留学生教学教材的选择 好的教材是进行医学教学的重要保证。笔者通过多年的教学实践,经过精心挑选,并征求了学生意见,主要选择医学英文原版改编系列《外科学》作为临床实习过程中的主要教材,它是国内首部针对于留学生双语教学的教材。此外,根据临床实践的实际情况,还制定了留学生临床实习的教学大纲和讲义,作为在临床实习的教学参考教材。 2.3进一步培养青年教师力量 青年教师对于英语的学习和应用能力上都相对优于高年资教师,他们也具有更旺盛的精力和更强的创新力。因此,青年教师始终是留学生教学的主力军。但是笔者在教学过程中看到,青年教师对教学内容欠熟悉、教学经验的不足也是客观存在的。通过集体备课和试讲,由有丰富教学经验的高年资教师和督导点评并提出相应意见,使其提高教学成效。青年教师与留学生年龄相差不大,更易为留学生所接受,两者亦师亦友,交流更易进行。在临床实习教学过程中,青年教师更应做好留学生与患者沟通间的桥梁。 2.4积极引入“以问题为基础学习(pbl)”的教学方法 医学教学应积极开展以学生为中心、以自主学习为内容的改革,注重医学生科学思维的培养。在临床实习教学中,pbl教学方法已在国外很多医学院校得到了广泛应用,能很好的促进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培养学生自学能力[3-4]。在临床实习中,同样可以将问题作为基本因素,将临床知识相互联系起来,通过问题提出,让学生可以从一手的患者资料和前期的理论学习中寻找答案,积极参与思维过程,相互交流并讨论解决问题的方法。这种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得这种教学模式我们应积极引入。 2.5加强医学留学生的责任感和行为规范 医学留学生自小的教育模式与国内差异较大,笔者发现他们活泼外向,自由度大,纪律性相对较差。因此,在临床实习教学中,除了讲授医学知识技能外,还必须注重学生行为规范和责任感教育,帮助他们完成从学生到医生的角色转变,培养学生的服务意识与奉献精神。只有一切从患者角度出发,才能达到医疗工作的极至,真正从一个普通的医学生转换到一个合格的临床医生。 3结论 总之,近些年对于医学留学生的临床实习教学,笔者也只是刚刚起步。在教学过程中需要继续探讨和解决的问题还很多。通过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地推进教学改革,不断总结经验,笔者相信在将来医学留学生教学定能取得更好的成效。 中医学论文:“象”模型:易医会通的交点——兼论中医学的本质及其未来发展 摘要:易学与中医学的会通问题历来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本文从一个特定的层面即思维方式的层面探讨了这一问题,提出“象”思维是医易学共同的思维方式,是医易会通的交点。“象”思维包括“象”思维方法和“象”思维模型,本文认为“象”思维方法是一种模型思维方法,“象”思维模型有卦爻模型、阴阳模型、易数模型、五行模型、干支模型等多级同源、同质、同构的子模型。文章进而探讨了“象”思维具有整体性、全息性、功能性、关系性、超形态性、时序性以及重直觉、体悟、程式、循环的特征,指出这一特征正是中医学理论的本质。中医学与西医学的本质差别就是“模型论”与“原型论”的差别,两者各有优劣。文章还从“象”模型角度提出了“修补”中医思维方式、促进中医学术发展的中医未来观。 关键词:象;模型;思维方式;中医学。 综观20世纪的易学与医学研究,可以说走过了一条“之”字形的道路。20世纪初,唐宗海写成了医易学专著《医易通说》(1915年上海千顷堂印本),目的在于“为医学探源,为易学引绪”,唐氏是最早提出“中西医汇通”的医学家,本书从一个特定层面论证了中医并非不科学,在医易相关方面着重论述了人身八卦理论及其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原理,既是对前代医易研究的总结,又开创了20世纪医易研究的新路。近代大医恽铁樵是反对“废医存药”、捍卫中医的主将,主张以中医本身学说为主加以改革,他在《群经见智录》中论述了医与易的关系,认为“《易》理不明,《内经》总不了了”,“《内经》与《易经》则其源同也”。可以说,20世纪前半叶,“医易同源”、“医易会通”是医家的共识。 然而,50年代以后,“医易”研究趋于低潮,尤其是十年“”时期,《易经》和中医“阴阳五行”都被打入封建迷信的行列,医易研究成为禁区。 80年代以来,医易研究逐渐趋热,到90年代初达到高潮。在短短的十几年中,研究“医易”的著作出版了十几本,①有关“医易”的专门学术会议开了八九次,②论文竟高达数百篇之多。在医与易关系如“医易同源”、“医源于易”上,大部分研究者是持肯定态度的,也有一些研究者提出相反的意见,认为“医学理论与《易》无关”。③“《易经》、《易传》都不是中医学的直接理论渊源,自《易经》产生后直到隋唐以前,在此长达一千六百多年的时间内,它对医学几无影响”。④“将医理放入《周易》之中,认为医生必须通晓《周易》,是从明末才开始的思潮,是一部分医家的认识和主张”。⑤由上述可见两派在对待隋唐以后“医易会通”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分歧的焦点是在隋唐以前,尤其是《黄帝内经》与《周易》有没有关系的问题上,肯定派承认两者有密切关系,《周易》对《内经》有影响;否定派不承认两者之间有关系。本人是持肯定态度的,并从实践操作层面、文字载体层面、思维方式层面对《周易》对《内经》作了详尽的探讨⑥,此不重复。近20年的医易研究应该说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不能不看到不少研究还处在低层面地比附、无根据地猜想、想当然的拔高和低水平地重复之中。对深层面的理论本质、思维方式的研究还远远不够。 本文旨在探讨易与医的共同的思维方式、思维模型,并从中探讨中医学的理论本质及其未来发展方向。 一、“象”思维方法与“象”思维模型 考察《内经》与《周易》在思维方式上是否一致,不但是判断易学与中医学有无关系的重要依据,而且是探讨易学与中医学理论本质的必由之路。笔者认为《内经》与《周易》都是采用了“象数思维方式”,因“象数”的“数”实质上也是一种特殊的“象”,因此“象数思维方式” 实质上就是“象”思维方式。 “象”思维方式的特点是:以取象(包括运数)为思维方法,以阴阳“卦象”为思维出发点和思维模型,以具有转换性能的“象数”、“义理”两种信息系统为思维的形式和内涵,以外延界限模糊的“象”(或称“类”)概念对指谓对象及其发展趋势作动态的、整体的把握和综合的、多值的判断。 1. “象”思维方法 所谓“象”思维方法即取象(包括运数)的方法,是《周易》的基本方法。从本质上说,“象”思维方法是一种模型思维方法。中医采用据“象”归类、取“象”比类的整体、动态思维方法。所谓“象”指直观可察的形象,即客观事物的外在表现。以《周易》为代表的取象思维方法,就是在思维过程中以“象”为工具,以认识、领悟、模拟客体为目的的方法。取“象”是为了归类或类比,它的理论基础是视世界万物为有机的整体。取象比类即将动态属性、功能关系、行为方式相同相近或相互感应的“象”归为同类,按照这个原则可以类推世界万事万物。 中医即采用这种方法,有学者称之为“唯象”的方法。中医在分析人的生理功能结构时,将人体脏腑、器官、生理部位和情志活动与外界的声音、颜色、季节、气候、方位、味道等按功能属性分门别类地归属在一起。《素问 五脏生成篇》:“五脏之象,可以类推。”如心脏,其基本功能是主神明,主血脉,宇宙万物中的赤色、徵音、火、夏、热、南方、苦味、七数、羊、黍、荧惑星等均可归属于心。五脏均以此类推。这种取象的范围可不断扩展,只要功能关系、动态属性相同,就可无限地类推、类比。如果客体实体与之发生矛盾,那么也只能让位于功能属性。中医有一个“左肝右肺”的命题,历来争议很大。肝在人体实体中的位置应该在右边,这什么说“左肝”呢?其实这是从功能、动态属性上说的,肝有上升、条达的功能,故与春天、东方等归为一类,东方即左边。同时这个方位又是“象”模型的方位。 中医在对疾病的认识上,也是据象类比的。中医重“证”不重“病”。将各种病症表现归结为“证”。如眩晕欲扑、手足抽搐、震颤等病症,都具有动摇的特征,与善动的风相同,故可归为“风证”。中医“同属异治,异病同治”的原则,就是根据动态功能之“象”类比为“证”而制定的。因此,有些病的病因症状相同,却分属不同的“证”;有些病的病因症状不同,却归为同一“证”。关键在于是否有相同的病机,而不是取决于症状或病因。例如慢性腹腔、脱肛、子宫下垂这三种不同的疾病,其症状(象)不尽相同,发病的原因也不同,但它们的病机(动态功能)都有可能属于“中气下陷”,故可归为同一“证”,都可采用补中益气汤法治疗。 中医以“象”建构了天人相合相应、人的各部分之间相合相应的理论体系,取象可以不断扩展,没有范围限制。这种“象”已超出了具体的物象、事象,已经从客观事物的形象中超越出来,而成为功能、关系、动态之“象”。由静态之“象”到动态之“象”,使得无序的世界有序化,使得人体与宇宙的关系有序化。 所谓运数思维,就是以“数”为思维工具来把握客观世界。值得一提的是,运数之“数”实质上就是“象”,它并不偏向于定量,而是偏向于定性。《素问·金匮真言论》将五脏中肝、心、脾、肺、肾与八、七、五、九、六相配,这是依五行生成数图(即后世所谓的“河图”)中的成数配五脏,木的成数为八,火的成数为七,土的成数为十,金的成数为九,水的成数为六。中医理论中“五”脏、“六腑”、“十二“经脉、奇经”八“脉、”“十二”经别、“三”阴“三”阳、“五”运“六”气、“五”轮“八”廓、“六”淫“七”情、“三”部“九”候、“八”纲辨证、“八”法、“四”气“五”味、“五”腧穴、“八”会穴、灵龟“八”法、飞腾“八”法,等等,均是运数思维的体现,其数字虽带有量的规定,但主要是为了表性,“数”与其说成“数”不如说成“象”,同时也是为了满足象数思维模式的需要。在后世的了展中,中医理论大量吸收了天文、历法、卦爻的知识和框架,扩大取象范围。《灵枢·阴阳系日月》将十二经脉与十二月相配,《素问·阴阳别论》:“人有四经十二顺(从),四经应四时,十二顺(从)应十二月,十二月应十二脉。”杨上善进一步解释:“四经,谓四时经脉也。十二顺,谓六阴爻、六阳爻相顺也。肝心肺肾四脉应四时之气,十二爻应十二月。”《黄帝内经太素·阴阳杂说》在诊断辨证学说中,无论是脉诊、舌诊、眼诊、尺肤诊、都有遵循全息的八卦结构规律,依此规律可取象比类。《伤寒论·伤寒例》提出外感病决病法,直接以四时、八节、二十四气、七十二候观测外感病,以乾坤阴阳爻的消长取象比类说明一年四时阴阳变化规律及外感病发病规律。而运气学说、子午流注则是将天文历法之“象”与人体生理、病理综合研究的代表,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具体体现。 2、“象”思维模型 “象”思维方法是和“象”思维模型分不开的。 “象”实际上就是一种思维“模型”。所谓“模型”,是人们按照某种特定的目的而对认识对象所作的一种简化的描述,用物质或思维的形式对原型进行模拟所形成的特定样态,模型可以分为物质模型与思维模型两大类。《周易》“象”模型是一种思维模型,而不是物质模型。 “象”模型导源于《周易》经传及其其他先秦经典,由汉后“易学”总其成。“象”模型是中医思维所采用的理论模型。作为一种思维范式,“象”模型具有程式化、固定化、符号化的特点。 “象”模型主要有卦爻模型、阴阳模型、易数模型、五行模型、干支模型等。 (1) 卦爻模型:《周易》用卦爻作为思维模型,卦爻最基本的符号是阳爻—和阴爻--,阴阳爻的三次组合构成八卦(23=8),阴阳爻的六次组合构成六十四卦(26=64),六十四卦也可看成是八卦的两两相重构成(82=64)。六十四卦是《周易》的基础模型,这个模型不仅包含六十四卦的卦象符号,而且包括它的排列次序。卦爻辞及《易传》则可看成是对这个模型的文字解说或内涵阐发。阴阳卦爻既有生成论意义,也有结构论意义,是象数思维的基点。其余六十二卦可看成是乾坤二卦的交合与展开。六十四卦是宇宙生命变化规律的完整的符号系统,也是理想的“象”(符号)模型。 中医有关生命的藏象模型有多种,其中就有一种是八卦藏象。如《灵枢·九宫八风篇》直接将九宫八卦与脏腑配合,以九宫八卦占盘作为观察天象、地象及人体、医学的工具,将八卦、八方虚风与病变部位有机对应,以文王八卦作为代表符号,表示方位(空间),显示季节物候(时间)变化特征。后世基本依据这种配属关系。不过《黄帝内经》中这种藏象模型并不占主要地位,除此篇以外,《黄帝内经》几乎没有直接运用卦爻模型的记载。 (2)阴阳模型:“阴阳”模型从实质上看正是卦爻模型的文字形式。虽然“阴阳”的概念《周易》经文中并没有出现,而是首见于《国语·周语上》,时为西周末年,然而阴阳的观念则至迟在殷、周时期已相当成熟,当时成书的《易经》(《周易》经文)的卦爻符号、卦名等已说明这一点。而《易传》则毫无疑问是先秦“阴阳”哲学的集大成者。 《黄帝内经》虽然不是主要采用卦爻模型,但却采用阴阳思维模型。在《内经》中,无论是作为生理学、病理学基础的藏象学说、经络学说,还是作为诊断学、治疗学基础的四诊、八纲、证候、本标、正邪等学说,均是阴阳思维模型的运用。中医说到底就是“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中医以“阴阳”模型阐释人天关系与人体生命结构功能。中医认为人体和宇宙万物一样充满“阴阳”对立统一关系,“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医认为人体组织结构符合“阴阳”模型:上部、头面、体表、背部、四肢外侧为阳,下部、腰腹、体内、腹部、四肢内侧为阴;六腑为阳,五脏为阴;手足三阳为阳,手足三阴为阴;气为阳,血、津为阴。五脏按部位、功能又可分阴分阳,每一脏腑又分阴分阳。可层层划分。中医运用“阴阳”以阐释人体生理功能,人体病理变化、疾病的诊断辨证、治疗原则以及药物的性能等等。阴阳的对立制约、互根互用、消长平衡及相互转化用以阐释人体生命现象的基本矛盾和生命活动的客观规律以及人体与自然相应的整体联系。阴阳模型是中医的最基本模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为三阴三阳。三阴三阳用以阐释经络,手足分别配以太阴、阳明、少阴、太阳、厥阴、少阳,共十二经脉,三阴三阳有开合枢的序次和功能。三阴三阳还指伤寒热病邪侵入经络以后的传变次第、地球公转形成的气候周期(主气)、日月星等天体运动变化形成的气候周期(客气)。《内经》中还有四阴阳说,《灵枢·阴阳系日月篇》将心、肺、肝、肾分别称为“阳中之太阴”、“阳中之少阴”、“阴中之少阳”、“阴中之太阳”。加上脾为“阴中之至阴”,该模型又与五行模型相通。 (3)易数模型:《周易》以及后世易学还构建了“易数”模型,如爻数、天地数、大衍数、河图数、洛书数、五行生成数等,笔者认为这些数并不是表示数量的,而是表示功能属性的,实际上就是一种特殊的“象”,属于“象”模型范畴。 《内经》已开始用易数模型解释人体生理、病理现象。《内经》依据易“数”模型建构了中医生理、病理、诊疗理论体系。如以“八”、“七”为周期论述男女生长的节律,以五行生成数与九宫数论证五脏学说,以天地之至数了论述三部九候、九窍、九脏、九针,以六位数论述三阴三阳……如上文所言《素问·金匮真言论》中“八、七、五、九、六”配属五脏,乃是河图中五行之成数。“左肝右腑”除上文所述是取动态、功能之“象”,同时还是遵循后天八卦模式中的方位规律,并不是指形体上的解剖位置。十二经络的形成也与卦爻模型有关。马王堆汉墓帛书记载的经脉还只有十一条(见《阴阳十一脉灸经》、《足臂十一脉灸经》),并且还没有完整的“手足”“阴阳”的名称。从马王堆帛书到《内经》,从十一脉发展到十二脉,《周易》六爻模型起了一定作用。运气学说更是遵循河洛卦爻模型,《素问·五常政大论》除“五运平气之纪所应”之数为河图生成数外,还将五脏病变与洛书九宫数相联系。 (4)五行模型:“五行”模型虽然在通行本《周易》中没有出现,而是最早出现于《尚书》中的《甘誓》篇与《洪范》篇,但帛书本《周易》已言“五行”,更重要的是汉以后讲“五行”的主要是易学家,“五行”成为汉以后易学的基本内容。 中医把五行作为人体与事物的归类及相互联系的模型,体现人体的功能分类及生克乘侮、亢害承制的变化规律,并用以解释人体生理、病理现象,用以说明诊断、辨证和治疗原则。《黄帝内经》将“五行”模型与“阴阳”模型相结合,共同构成阐释生命现象和规律的理想模型。在五行模型中,五行与五脏的配属为中心,五行是个纽带,将器官(五官)、形体(五体)、情志(五志)、声音(五声)以及方位(五方)、季节(五时)、颜色(五色)、味道(五味)、生化(五化)等纳入其中,以此说明人与自然的统一性、人本身的整体性。五行的生克乘侮是事物联系、人体功能活动联系的法则。五行相生、相克说明脏腑之间资生与制约的联系,五脏中每一脏都具有生我、我生、克我、我克的生理联系,这种联系把五脏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病菌理上相生表主母及子、子病犯母的传变过程,相克代表相乘(相克太过为病)与相侮(反克为害)的传变过程。五行模型还广泛地用于诊断、治疗等方面。五行模型是中医最基本模型,它与阴阳模型互为补充、互为印证。 (5)干支模型:天干、地支也同样不是最早出现于《周易》,而是甲骨文,但汉以后易学家将干支纳入易学,从而成为象数易学的重要内容。 中医学特别重视时间,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医学就是时间医学。因此作为表示时间、历法的天干、地支,在中医学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从藏象、经络、脉象、证象等生理病理学说,到运气、针灸、处方、用药等诊断治疗学说,无不有对干支的运用。 总之,卦爻、阴阳、易数、五行、干支是“象”思维的子模型,从属于“象”模型的大范畴。各级“象”模型其实是同源、同质而且同构的关系,只是有的偏于表示数理(如易数河洛模型),有的偏向于表示关系(如五行模型),有的偏于表示方位和时间(如八卦模型),有的偏于表示分类(如阴阳模型),把它们综合起来可称为“象”统一模型。 “象”模型是中华传统思维方式的基本模型,决定了中华文化的面貌和走向,也深深影响着中国传统医学科学的理论建构,成为中国传统科学文化的本质要素。象数模型是与象数方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象数方法也是《黄帝内经》建构中医理论体系的基本方法。《黄帝内经》采用取象运数的方法,创立了藏象、脉象、证象以及治则治法学说。后世如《伤寒论》、《千金方》、《素问》王冰注、金元四大家、孙一奎《医易绪余》、张介宾《类经图翼》、邵同珍《医易一理》、何梦瑶《医碥》、唐宗海《医易通说》等都直接或间接运用或发展了这个模型。尤其是隋唐以后,医学家自觉地引易入医,最明显的表现则是采用了卦爻、阴阳、易数、五行、干支等“象”思维模型。 二、从“象”思维的特征看中医学的本质及其走向 1.“象”思维的特征 “象”思维方式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⑦: (1)重整体、类比,轻个体、分析。中医不但将人本身各部分之间看成一个整体,而且将人与自然看成一个整体。这就是所谓的“人身小宇宙,宇宙大人身。”在这个理论基础上采用类比、类推的方法,将人体各部分与外界各事物融为一体。对人体各部分不作个体的、深入的分析,对人与外界事物为什么“合一”、怎样“合一”不进行具体的分析,只重视在模型范式上的归类“合一”。中医对疾病的认识也体现这一特点。如“龋齿”,甲骨文中已有文字记载,说明“虫”是病原、病因,后来从整体上考察,认为胃热、虚火是其病因。 (2)重动态、功能,轻实体、结构。中医类比之“象”是动态、功能之“象”。中医很多概念只代表功能,不一定非有实体结构。《灵枢·阴阳系日月》说:“阴阳者,有名而无形。”“阴阳”已从“日月”的实体意义抽象为动态范畴,是泛指,指事物的共性,而不是指具体事物的形体。中医“脏腑”概念绝非指生理解剖意义上的实体结构,而是指功能相同、时空节律形态具有同步性、全息性和一组动态结构。“左肝右肺”绝非指肝在左边,肺在右边,而是指“左”与“肝”具有上升的阳性功能,“右”与“肺”具有下降的阴性功能。“左”与“右”的动态功能由太极象数模型的规定性所决定。 (3)重直觉、体悟,轻实证、量化。直觉体悟是中国传统的认知方法,中医对人体生理、病理的认识体现了这一特点。脏象、经络学说主要是通过直觉体悟感知的。脏腑的生理结构与人体实际解剖部位并不相同,说明不是由实证方法得出的。经络主要是循经感传的认知固化的产物。中医在诊断、辨证上更体现了这一特点。望闻问切四诊是一套由表知里的诊断方法,通过对脏器经络的功能性变化的感知,把握疾病发生病因、病变机理。与西医运用仪器、直接从病变部位摄取体质方面的信息来把握病变机理的实证、量化方法有所不同。中医诊断辨证有高明与低劣、正确与错误的差异,主要取决于认知主体----医生认知、感悟能力的高低,中医尚缺乏一套具有量化规定性的诊断标准。 (4)重程式、循环,轻创造、求异。中医理论体系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程式化的体系。从生理学说看,早期是从解剖实体形态出发认识脏腑的,如古文《尚书》、《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均认为脾属木、肺属火、心属土、肝属金、肾属水(参见孔颖达《礼记正义疏》),而今文《尚书》和《内经》则从功能出发,确定了肝木、脾土、心火、肺金、肾水的模式,并一直沿用下来,成为中医生理的最基本框架。经络的定型同样也是程式化的产物。中医诊断、辨证也可以说是程式化的,如面部诊、寸口脉诊、尺肤诊、舌诊等,其与内脏相对应的部位排布均是依准后天八卦结构规律,笔者提出一维和二维的八卦全息结构模式。再如八纲辨证,六经辨证,主要是遵循阴阳模式。注重程式、模型,注重循环往复,必将导致创造性、求异性的缺乏,几千年来中医的理论基本没有突破。 总之,以象数为思维模型、以取象运数为思维方法,注重天人的整体性、全息性,注重生命的功能性、关系性、超形态性、时序性,注重认知方法的直觉、体悟、程式、循环,是中医学理论的本质。⑧ 2. 中西医学思维方式的差别与优劣比较 (1)中医学与西医学思维方式的差别。关于中西医学思维方式的差别,学术界有“元气论”与“原子论”、“整体论”与“还原论”、“系统论”与“分析论”、“功能论”与“结构论”等观点,笔者认为中医学与西医学思维方式的本质差别是“模型论”与“原型论”的差别。⑨中医学和中国传统生命科学采用的是“模型论”思维方式,即从功能模型、关系虚体出发,建构人体生命系统;西医和现代生命科学是“原型论”思维方式,即从解剖原型、物质实 体出发建构人体生命系统。 西医学采用“原型论”的思维方式,遵从“原子论”和“二元对立”的哲 学传统,采用分析、实验还原的方法认识人体生命。西方传统认为原子是世界本原,有限、有形的原子构成物质及其运动,运动的根源在原子的外部,原子与原子之间是间断的、虚空的,要认识“原子”,必须采用分析、还原的方法,由此发展出十七世纪以机械自然观为背景的西文近代实证科学。在对生命的认识上,由古希腊四体液学说,到19世纪30年代德国科学家发现细胞,并逐渐发展为以细胞学说为基础的近代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和治疗法,直到进入当代分子生物学,医学从细胞水平进入分子水平。统观这个过程,其实都是在运用分析、实验、还原的方法,探求构成物质、生命的最基本元素、基本结构功能,这就是“原型”。西医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治疗学等均从人体“原型”出发,以阐明人体的形态结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疾病治疗为目的,解剖学、生理学是西医的理论基础。西医学和现代生命科学从物质结构层面将人体生命还原成分子生物结构,并可望在近几年内提前完成人类基因组计划。可以说西医学和现代生命科学在人体生命“原型”的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无可替代的。 中医学采用的是“模型论”思维方式,遵从“元气论”和“天人合一”的哲学传统,在“象”模 型支配下,采用横向、有机整合的方法认知生命。中国则形成并遵从“元气论”的传统。从《周易》、道家到中医无不讲“气”。“气”是世界本源,“气化”运动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源泉,这种运动是“气”内部的相互作用。“气”是连续不断、流动有序的,是介于有形有状的粒子与无形无状的虚空的中间状态,可双向转换。中医在对待人的生命时,即从“气”入手,“气”既是生命的最小物质又是生理动态能。“气”的生命体现必然导致整体性、功能性、直觉性、程式化的方法论。“气”是中医学的最基本模型,“气”也是一种“象”。如上所述,气-阴阳-五行-象数模型是中医学的思维模型。《黄帝内经》遵循这个思维模型,一开始就没有走向机械、分析之路。《黄帝内经》将人看成一个有机的、开放的系统,而不看成是个不断分割的机体。在人体这个系统中人体小时空对应天地大时空,对应天时、物候、方位及万事万物,这种对应是由象数模型决定的。因此人体和整个宇宙在中医看来都是很容易把握的,只要用这个模型去推测、比拟就可以了。中医所谓的“模型”与科学所谓的“模型”内涵不尽相同,科学“模型”分为思维模型与物质模型,对此笔者已另文论述。就中医学“模型”与现代科学“模型”的区别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现代科学的“模型”是定量化的,包括了数学模型,能从一定的基本概念和数量关系出发进行推理和演算,对有关问题和现象作出定量的回答和解释 ;而中医学的“模型”是定性化的,五行并不表量而是表性,不是作为数量的依据,而是提供定性的参考性推论。二是现代科学的模型是一种纯科学模型,不包含社会政治、哲学文化等非科学因素;中医学模型则带有浓厚的人文色彩,中医模型方法包含哲学的、主观的、体悟式的方法。三是目的不同,现代科学的模型方法是以自然或人的“ 原型”为目的,最终是要揭示自然或人体的实体本质、物质结构及其功 能、规律,关注的是“原型”;而中医学关注的是“模型 ”, “原型”往往服从于“模型”,“藏象”即是一种典型的模型,对藏象模型的构建成为中医人体生命科学的目的 。“模型”只是现代科学、现代医学的研究手段,并不是研究的目的和思维方式,而“原型”才是其研究目的和思维方式。 (2)中西医思维方式的优劣。中医和西医在思维方式上各有优劣,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在生命观上,中医的优势主要体现在生命的精神层面、功能层面、整体层面、动态层面,体现在对生命复杂现象的直觉观测、灵性感悟、整体把握上。与之相比,西医则在生命的 物质 层面、结构层面、个体层面、静态层面,以及对生命现象的知性观测、数理分析、微观把握上占有优势。 在疾病观上,中医的优势体现在未病养生的预防观念、辨“证”求“本”的诊断方法 、发掘正气潜能、自稳自组自调节的治疗原则上。西医的优势 在于对病因病理病位的物质性指标的精确把握,对疾病病灶的定位、定量的准确消除上。 在医学模式上,西医主要采用生物医学模式,而中医则是一种综合性的、大生态、大生命 的医学模式,以五行—五脏模型而言,它既包含有文化社会的因素,又包含有自然科学的 因素;既反映了人体五脏之间不可分割的复杂关系,又反映了人体内“藏”与自然万物外“ 象”的对应关系。自从1977年恩格尔(g.l.engel)提出超越生物医学模式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中西医都面临着如何实现医学模式转变的任务,而在这 点上中医学因其比较重视整体和综合,因此在这个转变中有着一定的优势和机遇。 在思维方法上,西医采用纵向的、机械的、还原分析的方法,导致对人的认识从器官、组织、细胞到dna、rna,注重生命微观的纵深探讨,在形态、结构、细节上达到相当的高度,占有相当的优势。中医采用横向的、有机的、整合的方法,从整体、宏观、动态、联系上认知生命,是中医的强项。 3. 中医学的未来发展 在中医的未来发展战略问题上,目前有“传统派”与“现代派”之争。笔者属于“传统派”。笔者认为“现代派”提出的最响亮的口号 “中医现代化”实际上已构成一个悖论,我称之为“中医现代化悖论” ⑩,这个“悖论”可描述为“中医要实现不改变其非现代科学形态的现代科学化”。也就是说所谓的“现代化”在相当多的人看来就是要“现代科学化”(其实“现代化”的含义远非这么简单),而中医学是一种传统科学,不是现代科学,要“现代科学化”就是丢弃自己的特色;而不现代化,在现代科学技术面前又难以保持自己的特色。如何既保持自己的特色(传统科学形态)又实现“现代科学化”,无疑构成了一个“悖论”,自从笔者提出这一“悖论”以来,已引起业内、业外人士的较大注意,并引发了一场中医存亡世纪大论争。如何走出这个“悖论”的怪圈?的确需要我们好好研究,而首先应当解决的当然就是中医理论模型问题。 就“象”思维模型而言,我是持 “修补” 观点的。医易“象”模型是古人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通人事逐步摸索出来的,是对天地人(三才)运动规律的一种形象、模糊的图示,它是建立在以天道推及人道、天道即是人道(天人合一)的认 识基础上的,它原本关注的是天道的动态功能。这个模型对天地包括人的运动大规律是基本适合的,它揭示了在对立面的相互作用下呈现盛衰消长、周而复始的运动变化的根本规律。中医即用它来建构五脏生命模型,应该说通过二千多年的医疗实践,五行—五脏模型还是基本能 够反映人体的功能特征和生命运行规律的。《黄帝内经》采用“象”思维方式,以横向、有机、整合的方法认知生命,这无疑是生命科学的大方向,但也不能不看到中医“象”思维模型并不能完全精确地、数量化地反映人体各个脏器实体的所有生理结构功能、病理变化,不能不看到中医不重量化、不重分析的思维取向导致对生理病理的细节认识不清,诊断辨证的较大“艺术性”、“模糊性”,理论框架的万能化甚至僵化,造成了中医发展的缓慢,造成了中医与现代科学的隔阂,可见象数的思维方式给中医带来的正负面影响都是巨大的。 一切模型都来源于实践,随着实践的发展,模型也在流动、变化、更新之中。医易“象”模型也不例外。由于生命世界的高度复杂性,借助于一种或几种模型往往不能详尽地、精确地反映原型的结构、属性和行为。以阴阳-五行为代表的“象”模型是一个先验的、不能变更(“不易”)的模型,它好比一个一开始就设计得过于完美的大框子,后来的东西只能分门别类、按部就班去填入这个大框子。以这个模型去 限定活生生的、变化莫测的人体生命原型,无疑是不完备,也是不可能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对这一思维模型与人体生命原型进行双向研究,抛弃错误,修正不足,逐步寻找到一种合理的、逐步逼近原型的模型,当然这就不能不借助于多学科的尤其是现代科学的新成果、新手段,这种借鉴的目的不是去验证中医、衡量中医,更不是去否定中医、改造中医,而是在更高层面上修正、补充、发展中医。 现代中医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应该在真正认清“象”思维的前提下,继续把握宏观、整体、动态认知生命的大方向前提下,致力于研究怎样弥补微观、分析、形态方面先天不足的问题。具体地说就是继承整体性,强化分析性;继承动态功能性,强化形态结构性;继承主观性、直观性,强化客观性、逻辑性;继承求同性,强化求异性。中医的重点应放在后者,相对地说,西医的重点应放在前者。在思维方式的层面使中西医达到一种最佳配置上调节,实现形而上意义上的中西医结合,这无疑是中医发展的走向,也是实现中医现代化的前提。 中医学论文:“五味”在中医学中的运用 [摘要] 中医五行学说将五味归入人体五脏。本文根据五味生克乘侮规律与五味作用探讨了五味在中医临床诊断、治疗用药、养生康复方面的运用。 [关键词] 五味;中医学;运用 五味,即酸、苦、甘、辛、咸。中医学运用五味指导诊断、治疗疾病和养生康复,颇具特色。本文就此探讨如下: 1 五味运用于中医诊断、治疗、养生康复的理论依据 中医学根据五行学说的取象类比与推演络绎方法,将五行与五味、五脏、五色、五方等联系起来。如《素问·金匮真言论》“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其味酸,其类草木”;“南方赤色,入通于心……其味苦,其类火”;“中央黄色,入通于脾……其味甘,其类土”;“西方白色,入通于肺……其味辛,其类金”;“北方黑色,入通于肾……其味咸,其类水”;又如《素问·宣明五气篇》说:“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咸入肾,甘入脾。”这些阐明生理上五脏对五味各有所主,五味对五脏各有所归。 五味应五行,把五行生克制化规律推演到五味中则形成五味间的生克乘侮关系,即相生关系为酸生苦,苦生甘,甘生辛,辛生咸,咸生酸;相克关系为酸克甘,苦克辛,甘克咸,辛克酸,咸克苦。中医学据此来阐释五味间相互联系和制约的协调平衡的整体性。另外,中医学认为不同的味有不同的作用,辛味能散能行,甘味能补能缓,酸味能收能涩,苦味能燥能坚,咸味能下能软。这些为应用五味指导临床诊断、治疗用药和养生康复提供了理论依据。 2 五味运用于中医临床诊断 中医学认为五味源于天地之气所化,靠舌的味觉功能感知,机体病变会影响舌的味觉功能而使患者产生异常味觉和对五味的好恶发生改变。应用五味与五脏间的关系来分析这一变化,有助于临床诊断。 2.1 问患者口味以知五脏病变 口味即患者口中的异常味觉。口为脾窍,五脏六腑都直接或间接地通过经络、经筋与舌相连,脏腑精气上荣于舌,脏腑病变必然影响精气的变化而反映于舌的味觉,口中异常味觉常是脾胃功能失常或其他脏腑病变的反映,故临床可根据味脏关系分析患者口味的异常变化来诊断疾病。如口咸者多属肾虚,因咸味入肾,肾病可使口中咸;口甘多脾胃湿热,因甘味入脾,湿热蕴结脾胃,浊气上泛,故感口甘;口中泛酸多肝胃蕴热,因酸味入肝,肝热之气上蒸于口则口中泛酸;口苦多心火,因苦味入心,心属火,火邪炎上则口中苦。可见临床问诊病人异常口味可助诊断。 2.2 问患者对五味喜恶可测知五脏病变 五脏对五味各有好恶,五脏病变也会使好恶发生改变,不同脏腑的疾病可产生不同的饮食嗜味,临床可据此测知五脏情况及病变性质。《难经·六十一难》指出:“问其所欲五味,以知其病主所起所在。”如嗜甘者多脾虚,因甘入胃后先入脾,能补脾体,助脾用,复其运化;又脾欲缓,甘者能补能缓,故脾虚者嗜甘。其他如肝病嗜酸,心病嗜苦,肺病嗜辛,肾病嗜咸,其理同。因此问诊患者对五味的好恶对于诊断其患病情况及性质,无疑是一大帮助。 3 五味运用于中医临床治疗 五味与五脏相互应通,五味间存在生克制化,且五味又各有不同的作用,因此临床上可根据药物性味及对脏腑的影响选择适当药物进行治疗。 3.1 运用五味分析药物归经 一般药物均具一定的味,根据五味与脏腑的关系可知其归何经,因此五味可作为分析药物归经的依据。如酸入肝,白芍、木瓜等味酸故均可入肝经;苦入心,黄连、苦参等味苦故均可入心经;甘入脾,茯苓、山药等味甘故均可入脾经;辛入肺,麻黄、桂枝等味辛故均可入肺经;咸入肾,海藻、昆布等味咸故均可入肾经。 3.2 运用五味指导方剂配伍 中医学认为五味各具功用,因此根据五味各自的不同作用进行组方是古人重要的方剂配伍原则。如治营血亏虚,疏泄失常致月经失调等证的四物汤即按《素问·脏气法时论》之“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以辛补之,酸泻之”的原则组成。肝欲散,故方以辛散的当归、川芎助肝用,复其疏泄,顺肝条达之性为补;白芍味酸,补肝体,性能收涩而缓肝急,熟地味甘,甘味能补而养肝血,肝血能藏,逆肝条达之性为泻。辛酸补泻,切中病机,使肝功能恢复,其病自愈。又如治太阳中风表虚证的桂枝汤即遵《素问·至真要大论》之“风淫所胜,平以辛,佐以苦甘,以甘缓之,以酸泻之”的原则。可见药物的味及作用是古人制方的重要依据。 3.3 运用五味指导治疗用药 知道患者所喜所恶之味与药物之味,在遣方用药上对如何安脏气、祛病邪会更有把握。即从所喜某味知某脏虚,以具某味之药助某脏气以祛病邪。如中气不足,脾精偏虚喜食甘味者,可用黄芪、大枣、茯苓等味甘之品甘温健脾或甘淡实脾;肝阴不足喜酸味者可以山茱萸、白芍等味酸之品以补肝体,缓肝急;心火旺喜食生冷可以苦寒之黄连、知母、木通等清心泻火。总之五脏各有体用,临床用药得当,效果明显,相反若用药之气味与脏之体用不符,必益病邪,病不易愈。 4五味运用于中医养生康复 临床上一方面可根据患者对五味的喜恶通过食物来补所病脏腑之不足,平调其偏性,提高药物的治疗效果;另一方面可据四季变化与味脏关系调整饮食,达到养生防病的目的。 4.1 运用五味指导食物调养 饮食具有五味,五味内通于脏,因此治疗疾病用药固属重要,饮食调养亦不可忽视。一方面,根据食物的性味、归经及患者病情、习惯口味对食物加以选择,通过合理调配,增进患者食欲,利于脾胃运化,发挥后天生化功能,提高抗病能力,促进患者康复。另一方面,患某病不宜过食某味,否则不但不利于治病,甚至加重病情。如《素问》指出:“气病无多食辛,血病无多食咸,肉病无多食甘,筋病无多食酸,骨病无多食苦。”又比如从现代医药角度看高血压患者过食咸食会加重高血压,溃疡病患者食甘味会刺激胃酸大量分泌,加重病情等。因此,当据病情而近其所喜,远其所恶,给以适当食物之味调养,补养脏气,有助于药物发挥疗效,促进疾病康复。 4.2 运用五味指导预防养生 饮食养生是中医养生学的重要内容,它具有养生防病、益寿防衰的作用,但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和法度,其中饮食之味尤为重要。首先当调节饮食,不偏嗜某味,若偏嗜某味久必致某脏机能偏盛,机体阴阳失调产生疾病。如《素问·五脏生成篇》指出:“多食咸,则脉凝泣而变色,多食苦,则皮枯而毛拔,多食辛,则筋急而爪枯,多食酸,则肉胝而唇揭,多食甘,则骨痛而发落。”可见五味调和的重要性。此当为养生者戒。其次,根据自然变化规律、五味间生克制化及味脏关系调节饮食,天人合一,对于保证机体健康很有好处。如春季肝气旺,其味酸,木能克土,脾属土,其味甘,故当春之时饮食之味要减酸增甘之物,以护脾气。同理,夏季宜减苦增辛之物以护肺气,秋季宜减辛增酸味之物以养肝气,冬季宜减咸增苦味之物以养心气。由此可见运用五味指导养生防病有重要的意义。 综上所述,中医学运用取象类比与推演络绎方法,据五味生克制化规律与味脏关系,将五味用于指导临床诊断、治疗用药和养生康复的确具有非常重要的临床意义。
系统科学论文: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中系统科学应用初探 一、经济法理论中的系统科学思想 经济法思潮的出现和发展乃至走向初步的理论成熟,与系统科学几乎完全同步,这决非偶然巧合。应该说,经济法理论是系统思想被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到法律调整领域的结果,或者说是在法学领域对系统规律独立认识的成果。经济法学的一些概念和原则,实质上是系统科学的概念和原则在法学领域的不同语言表述。 (一)从对经济法产生的根源和本质的揭示看经济法理论中的系统科学思想 本世纪初,资本主义各国在经济政策上,都开始将国家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并逐步协调起来,在实践中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不断地调整二者作用的范围、力度及彼此的配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自70年代末始,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各国政府,一直都在探索把两种手段结合起来的最佳方案。这种经济政策的大调整使社会经济关系的特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此前,纵向经济关系与横向经济关系只是板块式结合,彼此孤立且有我无你,因而都是纯而又纯的纵向或横向关系,即行政管理关系和完全意思自治的契约关系;此后,二者彼此制约、彼此配合、相互转化和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此前,行政法与民法能对板块式构成的整个经济关系进行有效的分割调整,在上述变化过程中,这两个传统的法律部门虽然已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即公认的“私法公法化”和“公法私法化”,但行政法终不能放弃其命令与服从的方法及“国家权力本位”的精神,民法也终不能抛弃其意思自治、契约自由的理念及追求个体效益最大化的价值取向,因而二者对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整个经济关系的调整便渐感吃力而终至不能,必须要有一个新的法律部门或公法、私法性质兼具的法域来补充原经济关系法律调整体系之不足,经济法便应运而生了。尽管在经济法产生的根源问题上学者们的观点不尽一致,但主张国家干预论的学者丝毫不否认:导致经济法产生的国家干预是以市场机制为前提条件的。 法制史上,经济关系法律调整模式的演变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即古代诸法一体并统一于刑法阶段,近代民法、行政法分割调整辅之以刑法阶段和当代民法、经济法、行政法协作调整辅之以刑法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反映了统治阶级在法律调整问题上所采用的不同思维方式:即古代朴素的整体观、近代机械的还原论和当代系统科学的思想。经济法现象的出现,标志着第三个阶段的开始。经济法思想扬弃了过去把经济关系简单地分为纵向与横向两种并分别交由行政法和民法独立调整的做法,把它们看作一个整体,主张对其予以综合、系统的调整,整个调整经济关系及相关社会关系的法律部门应相互协调和促进,形成整体的合力。前者把纵、横经济关系看作完全孤立、封闭的两个系统,简单地认为纵向+横向=经济关系整体;后者则把它们既分别视为一个系统,又看作整个经济关系这个更大系统的子系统,更强调二者的相互联系:“它们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转化、相辅相成”,(注:潘静成、刘文华主编:《中国经济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8页。)主张既要“以纵制横”,又要“以横制纵”,认为经济关系的整体大于其各组成部分(纵向与横向)之和,即经济关系整体=纵向+横向+纵、横间的相互联系。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纵向与横向的矛盾问题,对经济关系整体进行调整的法律整体的功能就会小于各相关部门法功能的简单相加。这也是经济法学强调要对纵、横经济关系的联系进行深入研究的原因。 有学者说得好:“经济法既是国家全面调控经济、实行综合治理经济的法律部门,也是体现法制系统工程的法律部门,综合调整与系统调整是经济法特有的调整机能。”(注:潘静成、刘文华主编:《中国经济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9页。)并指出,经济法的本质可从以下不同的侧面来揭示,即经济法是“综合、系统调整法”、“平衡协调法”、“经济集中与经济民主对立统一法”、“社会责任本位法”、“以公为主、公私兼顾法”。(注:潘静成、刘文华主编:《中国经济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8~43页。)这些本质特点是经济法完成其根本任务所必需的,同时也都体现了系统科学的整体性、有机关联性等重要原则和规律。 (二)从对经济法宗旨的揭示看经济法理论中的系统科学思想 经济法的宗旨是“社会本位”,这是经济法各种理论观点的共识。“社会本位”可理解为社会整体利益至上,体现为有利于每个社会个体维护和实现其合法权益的良好的社会秩序以及对国家、地方、集体和个人等各种主体的权利(力)和物质利益、当代利益和未来利益的兼顾与协调。 笔者认为,经济法宗旨中的“社会”不是国家,也不是国家、地方、集体和个人等的简单相加,除这些内容之外,它还包括上述各利益主体间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联系,而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它还会越出国界,成为多个国家(地区)、多种因素构成的更大的整体。另外,它也不仅仅指当代的、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静态的社会,而且还包括发展中的、将来我们的后代还要生活于其中的动态的社会。因此,在这个“社会”中,既有“人际关系”,又有“代际关系”。这种理论不是对经济法宗旨的简单“过奖”,因为“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新的发展观、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已被世界各国所肯定和接受。为实施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21世纪议程》(1992年),我国制定了世界上首部国家级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国21世纪议程》(1994年)。其第一批优先项目计划中的首位项目,就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法律制定和实施》。”(注:王全兴、 樊启荣:《可持续发展立法初探》, 《法商研究》1998年第3期。 )经济法在市场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根本任务决定了它应该,并且其本 质和特有的价值取向也使它能够在法律调整领域解决好可持续发展问题。 经济法的宗旨要求:在建设现代市场经济的实践中,要兼顾效率和效益、近期利益与远期利益、个人与集体、局部与整体的利益,既要保障每个市场主体参与竞争的权利,又要维护整个经济领域自由竞争的公共秩序;国家的各种宏观经济政策,如对计划手段和市场机制的使用、区域经济政策、产业政策、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政策以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等,均应符合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要求。一切经济行为都应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要求,行为人应承担对整个社会的责任。任何主体,包括国家、企业和个人,都应对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整个社会长期的经济效益负责。在这个前提下去实现个体和局部的经济利益,并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 部门法的宗旨是其本质、根本任务、价值取向以及基本原则的高度概括和总结,是该部门法基本精神最凝炼的表述。因此,它同时又是该部门法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和该部门法理论思想的最集中体现。经济法宗旨的上述内容,集中体现了系统思想的基本原则和规律,如“整体性”、“有机关联性”、“动态性”、“有序性”及结构与功能关系规律等的要求。实际上,“社会”本身就是一个系统科学的概念。经济法的宗旨也要求,在经济法理论研究和经济法制实践中,要自觉地运用系统科学的思想和方法。 二、在系统科学指导下对经济法若干理论问题的反思 (一)经济法的地位问题 部门法的地位,即部门法在一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包括它能否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及其重要程度。研究这一问题,首先应有全局和整体的观念,把部门法作为法律体系这个大系统的子系统,从系统整体的功能和要求出发,结合它与相关部门法即其他子系统的联系,找准它在法律体系中的位置,最终目的是要使整个法学研究能为建设法制大系统的实践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因此不能带有狭隘的部门法偏见。如果必要的法律部门被人为地取消了,或一个部门法不能取得应有的地位以及取得了不应有的地位,那么这种理论就不能指导建成功能最优的法制系统,应该说这不仅是该部门法学研究的失败,而且是所有相关的法学学科的研究缺乏科学性的表现。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是系统内部元素间的协作关系,而决不能被看成是互斥关系。 经济法的地位,首先是它在由调整经济关系及其他相关社会关系的各部门法构成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地位。本文主要从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的相互关系中来探讨这个问题。 民法的主体平等、契约自由精神与市场经济有着天然的内在和谐。此外,市场的繁荣必须要有个体的活跃,而“权”是其活跃的前提,“利”是其活跃的动力。因此以保护个体权益为目的的民法至关重要,没有民法就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行政法主要调整国家在权力分配和行使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关系。“控权”与“限权”已成为当代行政法的根本任务之一。在行政权极度扩张的当今社会,没有行政法对其作出限制,市场经济就不会有健康运行的环境。特别是我国目前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将计划经济时期政府权力中本应属于企业的权利归还给企业是这一过渡时期的根本任务,依法行政显得更为必要。 然而,现代民法虽强调公序良俗、社会公共利益,但它在公法化的道路上不能走得太远,否则它就不是民法,就不能很好地完成其根本任务。所以,民法对个体权利的限制只能停留在上述原则规定的水平上,并因无具体的制度及规范作支撑而无法靠自身去实现。它无力解决公共竞争环境遭到破坏而最终导致整体及个体的低效率或无效率问题;行政法则因其根本任务及调整方法的限制,对市场经济的调整只能以一种外在的力量发挥作用,对这一问题也爱莫能助。另外,行政法也不能根本解决政府对经济干预过多、管理方法不当的问题。行政行为的“合理性”也只能是一种缺乏具体制度或规范保障的原则,因为行政事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使法律不得不赋予行政机关很大的自由裁量权。 正是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出现使经济法的产生成为必然。经济法的“社会本位”宗旨使它能够平衡和协调各种主体包括民事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其具体的法律或制度如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为民法的遵守“公序良俗”、“不得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原则提供了具体的、可操作的制度和规范;经济法调整纵向经济关系,它的“责、权、利、效相统一”原则使政府机关在经济管理过程中有权必有责,其管理行为必须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出发,并以此作为正确、合理与否的评判标准。经济法还用各种经济责任制和法律责任来保证经济管理行为的正确性和合理性,从而为行政法的合理性原则提供具体的保障。 经济法调整对象的重要性,它的宗旨和本质以及它对对经济关系应该综合、系统调整的主张,都使经济法思想对经济关系的整体法律调整应该并能够起指导作用。也正因此,80年代初,就有学者指出,应在适当的时候,由经济法理论指导,制定一部能够统一调整纵、横经济关系的,效力仅低于宪法的“经济小宪法”,在其之下,各个调整经济关系的法,都可以是独立的法律部门,分别调整各类经济关系。(注:参见潘静成、刘文华主编:《经济法教程》,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42~43页。)目前,“建立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提法受到了学界及立法机关广泛的重视。(注:参见张守文:《经济法学发展中的若干问题》,《中外法学》1998年第3期。)在这一理论研究和立法实践中, 经济法理论无疑应承担起指导或领导责任。经济法在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应有类似于“足球队长”的地位。 经济法通过以下途径实现其在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指导或领导作用:第一,对经济关系进行现实的调整,并因此影响相关部门法的调整对象和调整过程本身;第二,通过规定基本原则来指导相关部门法的立法和调整;第三,通过与相关部门法学理研究的合作,指导建立协调统一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 有人认为“经济法属于‘二次调整’的法律,是对已经由传统的民商法调整而形成的经济关系再次调整的法律”,类似于英美法系中的衡平法。(注:参见王志勇:《关于经济法概念和调整对象的再思考》,《厦门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从系统的功能与结构的关系来看,最优的系统应该有且仅有其必要的元素,各元素之间只能相互合作而不能相互抵触,“二次调整”现象是法制建设中的败笔。正是由于这个原因,1875年生效的英国《最高法院审判法》已废除了普通法院与衡平法院之分,并明确在普通法与衡平法规则发生抵触或不一致时,以衡平法规则为准。(注:参见《中国大 百科全书》(法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283页。) (二)经济法的价值问题 价值一般可理解为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作用或积极意义。(注:参见孙国华主编:《法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4页。)在法学研究中,“法的价值”这一概念主要在三种含义上使用,可分别称为法的“目的性价值”、“评价标准”和“形式价值”。其中“目的性价值”居于主导地位,反映立法所追求的社会目的。(注:参见张文显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81~282页。)笔者认为,法的目的性价值也可称为法的价值取向,而其他两种价值分别指法是人们行为的评价标准和法本身所具有的简洁、准确、严谨等特点,属于法的“工具性价值”,是法为实现其目的性价值(法的理想)应具备的基本属性或共性价值。所以,研究经济法的价值,主要是要揭示其价值取向,这是它区别于其他部门法的特有的价值。 速度(效率)和质量(效益及更多物质保障的公平)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主要矛盾。作为国家经济政策贯彻实施主要保障手段的经济法,无疑应把它们作为确立自己价值取向的最高层次的决定因素。“效率”是个客观的概念,可分为个体效率与整体效率:“效益”有两方面的含义,即效果(体现为效率)及其给主体带来的利益,也可分为个体效益和整体效益:“公平”也可称为“公平观”,与效益一样,是个主、客观统一的概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平观具有多层次的含义,即基本需要公平、经济公平(包括机会均等和结果的对称性)和社会公平-在前两个层次公平的基础上,国家通过再分配,把不同个体收入和差距调节或控制在一个社会多数成员能够承受和接受的范围内。社会公平是最高层次的公平。(注:参见李龙主编:《法理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0~151页。)经济法由其根本任务和宗旨决定,其价值取得中的公平因素应是社会公平(体现为整体的利益)。 经济法在对经济关系进行综合调整时,应以促进整体的高效率和整体的共同获益即共同富裕为理想目标。也就是说,它把整体的效益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这种对经济法价值的认识符合系统科学的整体性原则。同时,系统还具有开发性和动态性,即系统总是不断地与其环境进行着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换并不断地变化和发展的。系统的生存和发展是通过不断从其环境系统中吸取负熵来维持的。经济关系也是这样。例如,通过国家经济政策的调整,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能够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存续,并且会不时出现繁荣景象;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也在改革中不断地焕发出新的活力。因此,经济法还必须考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即经济关系存续和发展的环境问题。目前人们一般认为这个环境包括自然环境条件和自然资源条件,这是不够的,还应包括国家经济政策及其结果-经济结构条件等。如在产业结构、地区经济布局等方面要为未来提供可持续协调发展的条件。这也是系统思想对经济法应考虑的“可持续发展”的不同理解。 考虑到这个制约因素,经济法的价值就可表述为“整体的、长期的、对人类有益而无害的高效率”,或“整体的、长期的效益”。这里的“整体”也应作发展的理解。目前一般仅限于国家,将来还要发展成为全球。欧盟等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已体现了这一趋势。 但不能将“可持续发展”作为经济法的最高价值取向。因为可持续发展只是决定经济法价值的多个因素中的一个,它强调的中心是经济发展的“可持续”而不是“效率”,以此为价值,经济法则沦为片面的“公平法”,而实质上,经济法是效益法,更强调效率。 还应指出的是,经济法价值是一个由多层次价值构成的系统,上述结论只是经济法的最高价值,即经济法系统的价值。经济法系统要使其整体的最高价值得以实现,必须靠其元素-各个部门法及具体的法律、法规乃至规范对经济关系的实务调整。它们又具有各自不同的最高价值。如企业、公司法重效率;金融、保险法重安全;社会保障法重公平;国资法重效益;等等。下一层次的价值是上一层次价值(目的性价值)的手段性价值。只有同时对经济法各亚部门法、具体的法律、法规甚至具体的制度或规范的价值进行研究,才能得出对经济法整体价值的既完整又充实的认识。但是,经济法的最高目的性价值只有一个,不能将其亚部门法甚至具体法律、法规的价值或法所共有的一些工具性价值视为经济法的价值,如“安全”、“秩序”、“公平”、“正义”、“效率”、“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等。 (三)经济法的调整对象问题 经济法的调整对象问题一直是经济法理论研究中争议的焦点,目前主要又集中在经济法是否应该并能够调整部分横向经济关系上。因此,研究这个问题,应首先解决一个部门法能否调整两种以上的社会关系问题。笔者同意这种观点:部门法与各类具体的社会关系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即一种社会关系可以由不同的法律部门来调整,一个法律部门可以调整不同性质的社会关系。(注:参见潘静成、刘文华主编:《中国经济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6~27页。) 从系统科学的观点来看,系统各元素总是相互关联的,即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彼此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并共同或分别作用于系统的对象之上。其中,分别作用也是以各元素间的联系为前提的。对于法制系统来说,各部门法(子系统)间应相互配合,包括它们在总的原则指导下对各部分社会关系进行分别调整。但仅此还不够,还必然包括有时又共同对某种社会关系进行综合调整。当然,由于各部门法宗旨不同,其调整的目标、层次、角度、程度及方式等均有所不同。一种社会关系由几个部门法调整,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往往是必需的;一个部门法调整多种社会关系也是如此,刑法就是既调整财产关系,又调整人身关系,既调整横向关系又调整纵向关系的法律部门。把相互联系的几个对象和相互联系的解决问题的几种手段看作一个整体(系统),正是系统方法的精髓。 本文无意否定部门法及其调整对象划分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笔者只是想说明,有必要允许一定程度上模糊性的存在。部门法及其调整对象之间往往有部分程度不同的交叉,只能“界定”而无“界线”。 经济法因纵、横经济关系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传统部门法无法继续对其有效地分割调整而产生,其历史使命就是要解决好经济关系的法律调整中这一新出现的重大矛盾问题。因此,它必须有整体性的思维和综合调整的方法,它在实际调整过程中也必然涉足传统部门法的调整对象,即已构成大系统之子系统的纵、横两种经济关系。 1.纵向经济关系应完全由经济法来调整 当代国家的管理应分为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两个相对独立的部分,由此产生的行政管理关系和经济管理关系应分别由行政法和经济法调整。 首先,经济关系日趋复杂化:经济关系运行的范围由地区至国家至全球,显著扩大;经济运行的形式由实物形态(有形)至价值形态(形)发展,目前以无形形态为主,知识经济将逐渐成为经济的主流;生产力及经济的发展由低速度至几何级加速度飞跃;经济运行节奏由慢至快现已远非过去可比……这些变化使经济管理的决策要考虑更多且瞬息万变的信息,决策越宏观需要处理的信息就越多。决策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形成和实现;否则会因不合已变化的形势而失效。这样,“生产队长分工”式的、以命令与服从为手段的行政管理是不能胜任的,即经济的“行政管理失灵”。 其次,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轨及公有制观念的突破,使经济生活中主体及其经济利益日趋多元化和平等化,国家日益成为社会利益主体中平等之一元;各种利益的增减主要通过市场规律的作用来实现,对经济生活的管理必须由“国家管理”向“社会管理”转变。管理者虽仍是国家,但它应是整个社 会各种利益主体的代表而不能仅反映自己的利益,管理的方式也应由“管制”、“控制”转变为“调控”或“协调”,行政管理是不能满足这种转变要求的。 不能放弃对经济的国家管理而将其完全交由市场自由调节。社会化大生产一方面要求有生产力诸要素配置的更大自由,另一方面又要要求加强超然于市场主体之上的公共权力的管理。这种权力只能由国家行使。经济管理从行政管理中独立出来后,必须尽快形成一套有效的程序和方法,经济管理必须考虑它与市场机制的关系问题。因此,管理中的决策本身就含有市场机制的制约因素,由此形成的纵向经济关系本身就含有横向的因素,纵向关系在运行时又要受到横向关系的再次制约(其运行内容就是制约后者并受后者的制约)。所以说,纵向经济关系受到的横向经济关系的制约是从内在到外在、内外兼有的。因此,行政管理失灵导致了对纵向经济关系的“行政法调整失灵”。 2.部分横向经济关系也应由经济法调整 横向关系如果不制约纵向关系,就会导致纵向关系的专断(如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前),从而最终失去其自身存在的条件;纵向关系如不制约横向关系,则无存在的必要(如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横向关系会破坏其自身运行的环境并最终灭亡。实际经济生活中,不管是否承认,纵对横的制约已遍及每个领域,市场行为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个体意志与社会整体的意志(体现为国家意志)协调的结果,只是在不同的行为中后者在量和力度上有所不同。但是,将国家经济管理只视为对市场个体权利和自由的限制,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认识。当代国家的经济管理,更多的是为市场主体服务,为其追求个体效益的最大化创造更好的环境。所以,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用“调控”、“管理”来表示更好,而“干预”一词,不论作何解释,都免不了让人产生“外力管制”、“干涉”的联想,它体现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对政府在经济生活中作用的否定评价。 上述情况说明,纵对横的制约也是内在、外在都有的。经济关系的这种变化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单独调节“失灵”和民法不能单独调整全部横向经济关系的根本原因。 横向经济关系又可依其与纵向关系联系的密切程度分为两部分:与纵向关系相互作用较直接的由经济法调整或由经济法与民法共同调整,与纵向关系相互作用间接的由民法调整。从形式上看,前者一般是宏观的或有关影响整体利益的主要产品和服务的横向关系。当然,这一标准也是相对的,因而民法与经济法在这一领域既有分别调整,又有共同调整。 应指出的是,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也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系统,其内部元素及元素间相互联系的方式在不同时期会有所变化。特别是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新的经济关系会不断产生,许多存量经济关系也会发生性质的变化,因此经济法调整的具体经济关系在量上必然会发生较大的变化。但是,两种手段协调运用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内涵和要求,经济法不会因无调整对象而先于法的整体消亡。 系统科学和经济法都是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新学科。系统科学对经济法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也体现在经济法学大小不同的各种理论问题之中,除上述基本问题外,它对于正确地认识经济法的调整方法、经济法律责任、经济法基本原则、经济法的主体体系等其他经济法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有着科学的和现实的意义。例如,目前法理学已认为法的调整方法也应作为划分部门法的标准。(注:参见孙国华主编:《法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80~381页。)笔者认为,经济法之所以能够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主要就是因为它提出了对经济关系法律调整的不同主张,并综合运用了多种调整方法,其中包括民事制裁、行政制裁和刑事制裁的方法。但是,经济法方法是否具有独特性?这一重大理论问题还未得到根本的解决,持不同观点者知无不言,言已殆尽,却莫衷一是,至今仍无突破。依笔者愚见,根本原因在于方法论的局限性,经济法学研究中一直存在的最大的问题也许就是未能自觉地使用科学的方法论。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的社会化程度都要求我们用整体的和联系的观点来认识和处理当代经济关系,只有抛弃那种认为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仍应对纵、横经济关系分而治之的机械的还原论思想,代之以辩证的系统观,经济法学才会有新的发展和重大突破。 系统科学论文:系统科学在校内教导中的实用性 作者:王浩 单位:太原科技大学哲学研究所 学生在实践过程中,会适时通过个人情绪等形式进行反馈,这就要求教师要及时获取教学反馈信息,随时调整教学计划。在整个教授过程中,教师引导学生完成情感转移,使师生间的感情渐渐趋于一致,进而完成知识的反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教育要重视前馈,教师应该预见到偏差提前加以干预,而不是等到学生出了偏差来纠正,以保证其不要出现大的偏差。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进行有针对性的给予前馈信息,对提高教学质量大有益处。有序原理在高校体育教学中的运用在高校体育教学中,只有处理好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以及内外部环境间的关系,让整个系统处于有序开放状态下,以保证教学的有序。为了使课堂教学成为开放的系统,就要求高校体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按照有序原理组织教学。在这个过程中,就需要教师保证每个个体之间畅通的信息交换。教师应给学生充足的时间去思考、分析各要素关系,使其找出规律,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的独立自主能力。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尽量保证教学信息在内外部之间的交换,使学生的思维积极活跃,保证其处在非平衡状态。在有序原理的指导下,教师应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把结构化的知识信息传递给学生,让学生将记忆中相关的信息都联系起来,使之组成一个更复杂、更有序的结构。整体原理在高校体育教学中的运用整体原理对高校体育教育有着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在教学理论中,强调系统性、完整性、连贯性。高校体育教师对知识体系的整体结构把握,形成一个内在联系,进而形成一种对抽象形态的构架的准确把握。在体育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注意知识间的内在联系,把每一个独立的知识联系起来,让学生可以对在体育教学过程中所学知识有一个整体性的认识。还需要教师有较宽的知识面,在教授本学科知识的同时,穿插讲授其他学科和体育学科的外在联系,让学生分析思考,最终使学生具备复合知识。高校体育教学各要素如教学设计、教学目的、教学方法之间一定要协调配合,这就要求在教学环节中,教师要对整个教学过程进行系统分析,以发挥系统的整体功能。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使学生大脑中各子系统所储备的信息联系起来,不断促进学生的成长。 系统科学可以使高校体育教师发现,大学生也是一个动态和开放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每一个学生的具体情况都不一样。随着生活和学习环境的不断改变,大学生在思想上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高校体育教学应从实际教学情况出发,按照系统科学的结构性和层次性的原理,根据不同对象,采取相应的教育方法,对大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把学生为主体的思想真正体现到教学中。有助于学生对高校体育教学的重新认识高校体育教学的主要任务是增强体质、陶冶情操、提高学习效率,使大学生身心健康,实现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如果只是单纯片面发展智力而忽视体力发展的教育是有缺失的,就不是全面的教育。体育运动可以有效调节大脑的兴奋和抑制,能使大脑供氧更加充足,获得更高的营养物质,提高脑细胞的反应速度,从而促进智力的发展。高校体育教学不是独立于社会大系统外的系统,它也是其中的一个子系统。为了保证高校体育教学的顺利开展,就需要不断与社会进行有效的信息交换,不断把能量充实到高校体育教学系统中来。高校体育教学必须树立未来教育的观点,未来教育就是从空间和时间上来探索研究。研究未来高校体育教学,要以大量统计数据为基础,运用系统科学的方法,把高校体育教学放在社会大系统中去考虑,最终让学生可以系统的、科学的对高校体育教学有一个新的认识。有助于完善高校体育教学模式解决某一类问题的方法论就是模式,一般指可以作为模板、模本。美国学者乔伊斯和韦尔最先将模式一词引入到教学领域加以系统研究,是研究教学模式的先驱。他俩在《教学模式》一书中认为“:教学模式是构成课程和作业、选择教材、提示教师活动的一种范式或计划。”通过教学设计,将教学系统各要素在一定教学理论思想指导下,进行科学的安排,建立起来的较为良好、稳定的教学活动结构和活动程序就是教学模式。 引导示范和自主学习要穿插进行,循序渐进,查缺补漏,及时获取学生反馈信息,提高教学质量,使不同的学生在体育教学过程中素质得到全面的发展。在高校体育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积极创新。由于学生存在个体差异,其学习能力、运动技能、身体素质等都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其生理、心理是在不断变化的。这就需要教师针对不同的情况要选择与其相适应的教学模式,做出相应调整,促进学生向更高层次发展。这样体育教师的综合教学能力就显得十分重要,就要求教师在不断加强自身能力的同时,灵活运用教学手段,应用体育教学模式的不同特点,最终达到教学优化的效果。 系统科学论文:系统科学理论在煤矿中的体现 作者:李林 姜德义 单位:西南资源开发及环境灾害控制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系统科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科学,也是一门极为庞大的学科,系统一词的定义或解释是多种多样的,共同点是把系统看作一个整体,由许多部分或许多因素组成,这引起因素或部分彼此之间有密切的关联。系统具有整体性、相关性、目的性和环境性等特点。以此科学为指导,并应用于我们的各项管理工作中,必将使我们的资源规划管理水平走向规范化、科学化。 1系统及其结构 系统是存在于一定环境中,由若干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要素构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整体。系统在整个自然界中普遍存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或思想领域,大到整个银河系,小到微观世界的原子,系统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万事万物都自成系统,而又互成系统。 1.1系统应具备的条件(1)系统都是由两个以上的要素组成,按照一定的方式组合成,而这些要素本身也自成系统。如在整个人类资源中,由矿产资源、人力资源、水资源、生物资源等组成;而每种资源又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分别有各自的组织结构。(2)系统中的各个要素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其中任何一个要素的性质和行为发生变化,都会影响其他要素,甚至系统整体的性质和行为发生变化。例如,对于矿产资源来说,如果不对其进行科学的规划开采,将直接对水资源、生物资源构成极大的威胁;同样的,水资源的泛滥,也影响着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3)系统总是存在于一定的环境中,并且与环境不断的交换物质、能量和信息。世界上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封闭系统。正如我们进行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一样,资源的开发处在生物环境、水资源环境、大气环境和人类本身的环境之中。 1.2不同结构的系统具有的特征系统的组成是通过其自身的特定的结构而组成的,而结构是系统内各要素联系的全体和集合。同样的要素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组合,而这些不同的组合,可以直接影响到整个系统的总体功能,可能会产生1+1 2或1+1=2甚至于1+1 1的结果,这取决于系统的结构。(1)稳定性。任何系统都具有自稳、自组的功能。这就是说,系统内各个要素之间,只要保持稳定的相互联系和有序的相互作用,就能构成相应的自我稳定、自我组织的状态。(2)层次性。任何一个复杂的系统,都可以在纵向上把它分为若干等级。如:教育管理系统可以分为国家教委、地区教委、院校、年级、班主任。同样的矿产资源规划也可以划分为国家级规划、市省级规划、区县级规划。这样将系统在纵向上的线性划分,可以使复杂的问题简单、清晰化,便于问题的梳理和研究解决,而避免“胡子、眉毛一把抓”。(3)开放性和动态性。在系统的世界里,任何类型的系统结构,都不会是绝对封闭和绝对静止的,它总是存在于一定的环境之中,与外界保持着不断的能量、物质和信息的交换,总是处于由量变到质变的动态之中。 2矿产资源规划中的系统体现 2.1矿产资源规划与环境保护当今,环境与发展是全世界人民共同关注的问题。环境的好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地球上的生态环境的平衡程度,最终会影响到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人类在发展的过程中,要受到环境的制约,良好的环境会又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进程。地球系统科学是一门崭新的科学,它是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同时也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方法论。在矿山的露天开采中,需要大面积剥离岩土岩。所以,露天开采会大面积的破坏矿区周围的生态环境。所以,如何在开发矿产资源的同时,保护好我们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土地和环境,是矿产资源规划过程中要注意的重要一环。利用地球系统科学的方法与手段,对各种影响环境变化的因素进行分析,可以对环境变化进行预测、评估和治理或控制。在矿产资源规划中,应该坚持“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并重,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 2.2矿产资源规划与水资源随着矿产资源的不断开采,整个矿区范围内的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煤矿的开采使地下水急剧下降,季节性河流断流。露天开采更加会在一定范围内破坏仅有的一点植被,加剧了水土流失。矿产资源开发对水资源的破坏,主要表现在对地表水的污染和造成地下水资源减少甚至枯竭三个方面。有的矿业开发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不重视环境保护,将生产过程中的矿渣、尾矿、废石、弃土直接倒入江河中,造成地表水严重污染。有的将矿渣、尾矿等堆放在江河岸边,长期受到阳光、雨水和空气的作用,会产生有毒有害的液体,排入江河水中,引起水资源严重污染。为了控制环境进一步恶性变化,在矿产资源规划过程中,要注意水土资源的流失而造成的环境污染。污染的种类繁多,涉及面广。要治理与预防环境污染,必须针对不同的污染采用不同的治理与预防措施。在矿产资源规划中,新建矿山的准入条件中有一条:应该具有矿山开采过程中的地下水源的保护措施。 2.3矿产资源规划与生态资源大规模的矿产开发活动,引起地形地貌发生改变,破坏了风景名胜,地质遗迹受到破坏。如在四川龙门山一带的石灰石矿开采,对龙门山推覆构造、冰川遗迹的破坏;又如在云南澄江帽天山动物化石群自然保护区附近大规模露天开采磷矿的行为,造成对地貌景观与地质遗迹的破坏。所以,在矿产资源开采规划中,将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重要地质遗迹、重要文物古迹、机场、军事设施、桥梁等列为禁止开采区,这就是对重要地形地貌的一种保护。 2.4矿产资源规划与大气污染矿业开发引起的环境污染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主要是矿产资源开发中形成的废气、废水和废渣中的有毒有害物质。如烟尘、灰尘、二氧化硫、硫化氢、氰化物、重金属等,对大气、地下水、地表水、土壤和农作物等的污染,使矿区生态环境遭到破坏,造成对人、畜生存的危害。所以,在矿产资源规划中,新建矿山准入条件中有一条:具有矿山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价报告和环境影响评价报告。 2.5矿产资源规划与可持续发展现在存在相当数量的集体、个体矿山,正在进行掠夺式采冶矿产资源。这些小型生产企业往往设备简陋,对矿产资源采用“采富弃贫”的开采方式。矿产资源浪费严重,使宝贵的矿产资源受到破坏,甚至严重影响到国有矿山的正常生产。可持续发展包含两层含义:首先它应列属于发展的范畴,发展应同时涉及经济效益的增长与社会进步等方面。目前,许多国家与地区以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系统为代价所带来的暂时性的经济效益之活动,不应作为发展的范例。其次,它具有可持续性,说明了人类在满足自身目前的物质生活条件与精神享受的情况下,应该为自身的未来以及子孙后代,创造一些便利条件或机会,至少应不以损害后人的利益为前提。在发展的可持续性过程中,必须保持环境、社会、经济发展的协调性,才能使发展达到优化。发展的可持续性,要求当代人之间,以及当代人与后代之间在自然资源的利用与获得效益上,应该体现出机会均等性。在矿产资源总体规划中,矿山资源的开发要在统一规划中进行,要坚持大中小矿体、高低品级矿体统一规划,不能滥采乱挖,长远与短期规划相结合,不能“急功近利”。 3结语 我国矿产资源总量丰富,但人均占有量少,人均占有矿产资源为世界人均占有矿产资源的58%,居世界第53位,从人均占有矿产资源量的角度来看,我国是一个矿产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过程中,我们要眼观全局,利用系统科学的观点,来进行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规划。可持续发展要以大自然的承受能力为限度,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经济的发展,所以要努力实现矿产资源的有效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在进行规划的过程中,要兼顾环境问题和生态问题等。这样,我们的规划才能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才能满足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系统科学论文:中医系统科学理论论文 1系统科学概况 系统的概念最早来源于古代人类的社会实践经验,自人类有生产活动以来,就无时无刻不在同自然系统打交道;在人类知道系统科学之前,就已经在进行辨证的系统思维了;我国古代的农事、医药、天文、工程等方面的成就,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朴素系统科学思想的自发应用。作为现代科学技术结构体系中的系统科学,是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总结概括已有科学技术分支并根据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特点提出和创立的。他从三个层次概括了建立系统科学的重要意义,一是直接改造客观世界的科学指导;二是为工程技术直接提供理论基础;三是在技术科学的基础上进一步抽象概括为认识、揭示客观事物规律的基本理论。系统科学的学科结构包括一门基础科学,即系统学;三门技术科学,即控制论、运筹学和信息论;以及一门工程技术,即系统工程。总体而言,系统科学是以系统为研究对象,研究系统内部诸要素之间规律的科学,其研究对象十分广泛,从研究物质运动规律的自然科学,到研究人类社会活动规律的社会科学,只要具有系统的特点,均可作为研究对象。 2中医理论与系统科学理论的契合点 系统是指由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一些部分组成的具有某种功能的总体,其共性特点可以概括为整体性、关联性、动态性、有序性和预决性。而中医学理论具有强调整体观念、遵循阴阳五行规律、重视脏腑经络联系等特点;因此,体现我国古代医疗实践经验和规律的中医学完全具备系统的特点,可以成为系统科学的研究对象,就理论实质而言,两者亦十分相似。 首先,就系统的整体性而言,是指系统具有其组成部分所没有的功能,即“整体大于各孤立部分之和”。中医强调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由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所构成,各部分有机配合,共同实现人的形体完整和功能正常。并且,人体还与所处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构成一个系统,从而影响人体的健康。 其次,系统的关联性,是指系统各组成部分之间以及系统和其环境之间具有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关系,并且这种系统的关联性决定了系统整体性的存在。不难理解,人体五脏六腑的功能都不是独立的,比如脾与肝虽功能各异,但相互影响,情志不遂,肝气郁滞乘脾,形成肝郁脾虚证,就是很好的例证。人体中的气、血、津液等物质可以将各组织器官有机地联系起来,相互联系、促进和滋生,共同决定人体的整体功能水平。 再次,系统具有动态性和有序性的特征。动态性是从时间的维度来观察系统,其每时每刻都在运动变化,不存在绝对的静态;而有序性则是系统关联性在空间上所表现出来的结构层次,以及动态性在时间上所表现出来的演化方向,使得系统具有在空间、时间和功能上的有序性质。总结起来,即是系统的整体和各个部分都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而且这种运动越是有序,其组织化程度也就越高。人体的生理功能变化和病理演变过程都充分体现了这种动态性和有序性的特征。比如,中医理论中有“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也”的描述,充分体现了人体的动态特性。而根据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人体五行之间的生、克、制、化都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则是人体有序性的真实反映。 最后,系统的预决性表现为系统的有序性能够使其自动导向它的终极状态,这一特性在生命和生物系统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生理学中的正反馈概念,就是对人体系统这一特点的真实反映。不仅如此,人体的预决性在中医学理论中也有充分的体现,比如"久病入络"的理论,就描述了人体久病必然导致病邪逐步由外向里,由浅入深,最终导致络脉损坏、脏腑衰竭的病理变化规律。从以上阐述,可以看到中医理论中的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藏象学说和经络学说,六淫、七情致病理论,以及中医的辨证论治思维过程,这些都无不强调了人体的整体观和人体与环境、社会的整体观,也就是系统的观点。因此,运用系统科学的理论开展中医学的结构化和规律性研究是可能的。前面提到,医案是中医名家临床经验的结晶,是传承中医学术思想和经验理论的重要载体;因此,医案的系统研究就是应用系统科学开展中医研究的重要内容。系统科学理论的引入,使我们能够从宏观的角度,透过极其复杂的医案信息表达,把握中医辨证论治的总体发展变化趋势,以及医案中各要素间的内在有机联系;从而能够确定宏观的医案结构,并且细致地描述医案中各信息的发生规律;因此,系统科学思想为中医医案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科学依据和理论基础。 3展望 迄今为止,中医医案的系统研究方法还处于起步阶段,如何更好地改良以适应中医医案研究的需要还应不断探索。通过分析,我们认为运用系统科学建立医案结构化模型并进行规律性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开展这一研究,能够使我们从宏观上把握医家的学术思想和理论风格,充分展示其临床辨证论治的丰富内容和思维特质;亦能够变革中医医案的现有形态,使医案的研究和学习真正成为与中医学性质相一致的系统工程。总之,这种研究方法能够集中医专家、系统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专家的共同智慧,为医案研究的发展提供广阔的前景和余地,也为医案研究同临床医学、基础医学的有机结合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综上所述,系统科学对思维科学的深入认识,将有助于将医案研究引向更深的层次,运用系统科学理论的原理和方法研究中医医案具有科学性和可行性。 作者:熊丽辉 单位:长春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 系统科学论文:系统科学理论在医疗管控中的应用 作者:张秋民 单位:永煤总医院 一、系统科学的基本思想及基本方法 1.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系统论的创始人是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系统论要求把事物当作一个整体或系统来研究,并用数学模型去描述和确定系统的结构和行为。所谓系统,即由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若干组成部分结合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而系统本身又是它所从属的一个更大系统的组成部分。贝塔朗菲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系统观点、动态观点和等级观点。指出复杂事物功能远大于某组成因果链中各环节的简单总和,认为一切生命都处于积极运动状态,有机体作为一个系统能够保持动态稳定是系统向环境充分开放,获得物质、信息、能量交换的结果。系统论强调整体与局部、局部与局部、系统本身与外部环境之间互为依存、相互影响和制约的关系,具有目的性、动态性、有序性三大基本特征。控制论是著名美国数学家维纳(WienerN)同他的合作者自觉地适应近代科学技术中不同门类相互渗透与相互融合的发展趋势而创始的。它摆脱了牛顿经典力学和拉普拉斯机械决定论的束缚,使用新的统计理论研究系统运动状态、行为方式和变化趋势的各种可能性。控制论是研究系统的状态、功能、行为方式及变动趋势,控制系统的稳定,揭示不同系统的共同的控制规律,使系统按预定目标运行的技术科学。信息论是由美国数学家香农创立的,它是用概率论和数理统计方法,从量的方面来研究系统的信息如何获取、加工、处理、传输和控制的一门科学。信息就是指消息中所包含的新内容与新知识,是用来减少和消除人们对于事物认识的不确定性。信息是一切系统保持一定结构、实现其功能的基础。狭义信息论是研究在通讯系统中普遍存在着的信息传递的共同规律、以及如何提高各信息传输系统的有效性和可靠性的一门通讯理论。广义信息论被理解为使运用狭义信息论的观点来研究一切问题的理论。信息论认为,系统正是通过获取、传递、加工与处理信息而实现其有目的的运动的。信息论能够揭示人类认识活动产生飞跃的实质,有助于探索与研究人们的思维规律和推动与进化人们的思维活动。 2.耗散结构论、协同论和突变论。耗散结构理论是比利时物理学家普利高津于1969年提出来的。一般说来,开放系统有三种可能的存在方式:(l)热力学平衡态;(2)衡态;(3)远离平衡态。耗散结构论者认为,系统只有在远离平衡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向着有秩序、有组织、多功能的方向进化,这就是普利高津提出的“非平衡是有序之源”的著名论断。在长期的研究工作中普利高津发现,当一个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由于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而出现非对称的涨落现象,当达到非线性区时,在不断与外界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的条件下,系统将可能发生突变,由原来的无序混沌状态自发地转变为一种在时空或功能上的有序结构。事物的这种在非平衡状态下新的稳定有序结构就称为耗散结构。而耗散结构论则是探索耗散结构微观机制的关于非平衡系统行为的理论。系统论所要寻求的也就是这种具有有序性的稳定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说,耗散结构论与系统有异曲同工之妙。协同论是20世纪70年代联邦德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赫尔曼•哈肯在1973年创立的。他科学地认为自然界是由许多系统组织起来的统一体,这许多系统就称为小系统,这个统一体就是大系统。在某个大系统中的许多小系统既相互作用,又相互制约,它们的平衡结构,而且由旧的结构转变为新的结构,则有一定的规律,研究本规律的科学就是协同论。协同学理论是处理复杂系统的一种策略。协同学的目的是建立一种用统一的观点去处理复杂系统的概念和方法。协同论的重要贡献在于通过大量的类比和严谨的分析,论证了各种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从无序到有序的演化,都是组成系统的各元素之间相互影响又协调一致的结果。它的重要价值在于既为一个学科的成果推广到另一个学科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人们从已知领域进入未知领域提供了有效手段。突变理论是比利时科学家托姆在1972年创立的。其研究重点是在拓扑学、奇点理论和稳定性数学理论基础之上,通过描述系统在临界点的状态,来研究自然多种形态、结构和社会经济活动的非连续性突然变化现象,并通过耗散结构论、协同论与系统论联系起来,并对系统论的发展产生推动作用.。突变理论通过探讨客观世界中不同层次上各类系统普遍存在着的突变式质变过程,揭示出系统突变式质变的一般方式,说明了突变在系统自组织演化过程中的普遍意义;它突破了牛顿单质点的简单性思维,揭示出物质世界客观的复杂性。突变理论中所蕴含着的科学哲学思想,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内部因素与外部相关因素的辩证统一;渐变与突变的辩证关系;确定性与随机性的内在联系;质量互变规律的深化发展。 二、医疗质量管理的特殊性 1.影响医疗质量的因素众多且关系复杂,如环境、设备、员工心理与专业素质、服务对象、管理与关系协调、勤务保障等构成复杂的网络系统,各因素之间不是简单线性关系。 2.医疗质量全面、动态优化控制难度较大,一时一点一人的质量状态达标易,全面、动态的实现“时、点、人”最优难,而病人对质量要求确是全面、动态最优且不断进步提升。 3.高度的个体生理、病理与服务需求差异性大、随机性强,质控团队与技术团队之间信息不对称,不能简单套用宏观统计规律。 三、系统科学思想与方法在医疗质量管理中的具体应用 1.建立完善的医疗质量管控的组织体系。实行院、科(病区)个人三级质控组织体系,明确职责分工和活动方式。组织层级与幅度要结合医院业务规模、经济规模等实际情况而定,追求组织体系简洁灵活、响应有力、经济实用、可控可变,反对形式复杂、体制僵硬、反应迟钝的官僚组织形式。 2.建立科学的医疗质量评价标准的指标体系(见表1)。从员工素质、行为规范及执行力、环境条件、设施设备状态、制度标准、服务对象认知度、终末事件等方面入手设计质控指标体系,特别注意预警指标即红线指标为安全保底指标,蓝线指标为质量优秀指标。衡量质控指标体系设计科学与否的标准是层次分明、重点突出、表达有效、可客观测度、过程与结果相统一,防止指标繁杂、相关性差、观测成本过高情况。 3.建立明确的、可追溯、能追究的医疗质量)管控的责任体系。建立质量管控的责任体系就是回答“谁?干什么事?什么时间干?干好吗?”的问题,做到人人有事干、事事有人干、做事要负责、失职可追溯、应追究。影响医疗质量诸多因素中,人是最关键的因素。影响人的因素中责任心占据重要地位,个人能力的发挥好坏与个人责任心密切相关,因此建立明确的、可追溯、能追究的医疗质量管控的责任体系是质量管理的基础,一定要高度重视。在建立责任体系时要注意岗责、人岗、责权利的科学匹配,才能最大限度发挥责任体系协同效应。 4.建立持续有效的医疗质量管控的内生动力机制。严把员工入口,加大全员培训,增强质量意识,树立“质量就是效益,质量就是品牌、质量就是荣誉”的价值观念和质量导向,形成全员质控自觉意识和内心自我激励,这是质量管控的可持续内生动力源泉;加大质量管理奖罚力度,建立质量淘汰机制,强力约束质量管理失职失范行为;实行质量考评累计积分制,积分数量与劳动合同续签、转正,职称职务晋升、岗位调整、荣誉称号、薪资提升等长期切身利益适度挂钩,责、权、利保持一致。加大医疗服务过程质量监控力度及透明度,防止质量死角和细节盲区,消除侥幸心理和偷懒、敷衍了事行为。 5.建立完善的医疗质量信息化测控考评分析系统。面向服务需求,面向实际问题,以病人为中心优化医疗流程,引入现代信息化技术手段上线入网全面整合信息流、物流、人流,实现关键数据存储、测量、分析、控制、预警的自动化、连续化、信息化,建立电子质量监控中心对病历、医嘱、处方、医技报告单、手术麻醉记录、护理记录、医疗管理等集中中央监控,设定标准和逻辑流程、逻辑关系,自动检测、分析判定,结合现场人工监督检查结果对分级(院、科、个人)、分质控单元实时动态质量评价,评价结果与动力机制联动推进质量状态稳步上升,通过现代技术手段提升质量管理水平。 6.重视系统分析与整合及分类管理与动态化管控,增强质控实效性。人、财、物,制度规范、信息监控、激励机制等相互作用使得质量管控系统行为复杂多变,甚至微小变化导致质控系统紊乱失控。通过系统分析和系统整合,针对不同环境、不同状态抓系统主要矛盾或矛盾主要方面采取动态化管控手段和纠偏机制,力争使系统目标保持在最优区间;不断优化管控路径保持最小资源消耗(投入)最佳输出的状态,增强质控实效性和经济性。 系统科学论文:系统科学下工业产品构造观 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是与当时的科技和哲学思想相关的。工业产品是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并且受到此阶段科技和哲学认识的制约。从工业革命时代一直到20世纪末,机械唯物主义是占据一定地位的,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具有孤立、静止、片面的一面。而系统科学的出现给现代人的认识带上了一个新台阶。从系统科学的角度研究工业产品,将给产品的设计带来新的视野。 1工业产品系统、元素与环境 工业产品是个复杂的系统,它由许多元素组成,同时又处于一定的环境中,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同时工业产品系统与环境之间不断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流,离开了环境,工业产品系统就成了孤立的、封闭的系统。因此,元素和环境对研究工业产品系统具有重要的意义。 1.1工业产品系统概述工业产品是否是系统,是否具有系统的特性?让我们先来看看系统的定义。一般系统论的创始人贝塔郎菲定义为:“处于相互关系中并与环境相互联系(从而形成组织整体)的元素的集合。”这说明,系统与环境的相互联系和作用,具有整体性的行为和功能。每个工业产品都是由一定的元素组成的,各元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组成了一个新的整体,具有新的产品功能。如工业产品冰箱的各个组成部分由压缩机、冷凝器、温度控制器、箱体等,组成一个有机系统,就成了一个具有冷冻、保鲜功能的新产品。而如果把这些零件单独的扔在一起,就成不了特定的产品为人们所使用。这表明,工业产品是一个系统,它符合系统的一般定义,具有系统的普遍特性。因此,我们因从系统科学的角度对工业产品进行系统的考虑与研究,以便工业产品更好的为人类服务。 1.2工业产品的元素系统科学认为:“构成系统的最小组成部分或基本单元,即不可再细分或无须再细分的组成部分,称为系统的元素。”并且,“系统内部诸元素不是毫无关系的偶然地堆积在一起的,而是有着紧密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否则它就不是一个系统。”如冰箱中各元素(压缩机、冷凝器、温度控制器、箱体等)相互作用,通过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流才使这个整体产生保鲜、冷冻新的功能,否则只是一堆普通的工业零件。 1.3工业产品的环境任何工业产品都存在于一定的环境中,并和环境保持着密切联系。长期以来,人们对产品环境的理解只是从产品使用的自然环境着手,把产品使用的地点当成了产品的唯一环境,而忽略了其他因素。这是简单的、线形的环境观。为了更加全面理解工业产品的环境,先来看看系统科学中环境的含义。“所谓系统的环境,指的是与系统组成元素发生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而又不属于这个系统的所有事物的总和。”这说明环境是系统之外所有与之相关联的事物。可见,产品的环境并非仅仅指产品使用的地方,而是产品系统之外的所有与它有关联的因素,包括自然、社会、经济等等因素。当我们分析产品与其环境的关系时,应当将产品作为其环境所构成的大系统的元素,从而使环境的功能最优化。因此,工业产品系统、元素以及环境,这三者之间关系十分紧密。工业产品系统决定着产品元素,同时元素的组成制约着产品系统。环境对工业产品系统也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产品通过与环境之间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可以使产品自身更加稳定,从而给产品用户带来方便,给人类带来舒适的生存环境。 2工业产品系统的功能 “凡系统都有自己的功能,这是功能的普遍性。”前文已说明工业产品是系统,那它就有功能。如手机的功能是通信,并且系统的功能不是单一的,而是有多种功能。手机不仅满足通信功能,还有娱乐功能等。另外“,系统的功能还与环境有关。同一系统对不同功能对象可能提供不同的功能服务。对象选择不当,系统无法发挥应有的功能,即所谓‘大材小用’。”冰箱具有保鲜冷冻的作用,但我们不能在夏天的时候把冰箱门打开来降低房间的温度。这会对产品系统功能的发挥产生不利的影响,从而影响产品的使用寿命。总之,系统的功能由元素、环境共同决定。 3工业产品系统的特性 工业产品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由许多部分组成。由于人们长期受线性思维的影响,把工业产品看成是线性系统。在这种思想下,人们往往只注重产品的各个部分,而忽略了对各个部分之间关系的重视。工业产品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它主要有整体性和自组织性等特性。 3.1工业产品的整体性在工业产品设计中,往往有这种现象,设计师在遇到一个自己喜欢的结构或外观时,总喜欢把这种样式附加到其他产品中去,即便这种样式与该产品的功能不符合。为什么一个工业产品的组成部分均来自于其他经典产品样式,而整体效果却并不理想呢?那是因为工业产品系统的整体性强调的是综合性,目的是总的效果,而不是简单的组分叠加。设计师陷入了对产品局部功能的追求,而忽略了对整体的考虑,从而破坏整体功能。只有处理好各部分的关系,才能使产品的整体功能得以发挥。仅仅认识部分不可能真正地认识整体,单单从整体来把握对象而不深入到部分也不可能全面地认识整体,必须将两者统一起来。 3.2工业产品的自组织性在产品设计中,设计师经常抱怨,自己满意的设计作品却得不到市场的认可,只是主观的认为是消费者对产品的欣赏能力有问题。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设计师没有认清产品自身的规律,把自己的意志当作产品本身的规律。工业产品作为系统,有它自己特定的规律。如果设计师能按照产品自身的规律去设计,那么上面的现象将会得到根本好转。按工业产品自己的规律进行设计,在系统科学中称作自组织性。“自组织是开放系统在内外因素的非线性相互作用下,自发地组织起来,使系统从无序到有序,从低级有序到高级有序的活动。”并且“自组织表示系统的运动是自发地、不受特定外来干预地进行的,其自发运动是以系统内部的矛盾为根据、以系统的环境为条件的系统内部以及系统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系统的自组织常常与系统的自发运动相联系,是系统本身存在的客观规律。工业产品系统的自组织作为一种客观现象体现在产品处在自发运动、自发地组织起来、自发地形成结构的过程之中。 4系统科学的工业产品设计方法 4.1工业产品的整体性设计工业产品的整体性特性要求产品的整体性设计,整体性设计原则就是各组成元素相互协调,相互合作,平衡各个方面,而不是只求一点。我们在设计时应该从产品的各个组成部分构成的一个整体来研究产品的功能以及它的运转规律。那种只追求经济不注重质量,或者只追求外观而不注重实用的产品都不是一个好的产品。只有各种元素相互和谐的产品才是好的产品,并且我们追求的是产品的整体优化。系统科学认为“优化是在一定条件下对系统的组织、结构和功能的改进,从而实现消耗最小而效率最高、效益最大的过程。”优化的最终目的是生成后的产品消耗最少、功能最大,使它在竞争中取得有利地位,否则就会被淘汰。这就要求设计师在设计时把握每个细节,做到产品整体最优化。 4.2工业产品的自组织规律设计工业产品系统的自组织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应该利用它。目前,产品的设计与开发大致分为6个阶段:(1)方案的提出:寻求产品构思,是产品创新过程的一个必经阶段。(2)可行性分析:包括市场需求分析,经济分析以及技术分析。(3)样品开发:试制少量产品,看看在产品和工艺规格方面是否存在问题。(4)设计审查:进行必要的修改,或者放弃。(5)市场检验:通过市场检验确定顾客的接受程度。(6)后续评估:确定是否需要对产品做一些改进。以上是产品的设计开发流程,设计师应该按照产品的自组织规律来设计开发产品。协调好每一个步骤,而不是人为的干预其自组织规律,最后使其功能最大化。 4.3对工业产品功能设计的要求系统都具有功能,并且功能不是单一的。最主要的是以下几个功能:目的功能:这是最简单也是最重要的功能,如前文提到的汽车的功能是代步,冰箱的功能是保鲜冷冻。这是产品的主要矛盾,在设计时尤其考虑这一点。社会功能:这是针对产品的社会环境决定的。例如现在都讲究环保,在设计时就需要考虑这点,以满足人们的消费心理和国家政策。混合动力汽车和太阳能汽车就是最好的例子。另外,在社会功能中还具有文化功能。人类的设计活动所创造的产品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物质性的存在,而且已经成为了一种重要的文化形式,产品可以传播文化。审美功能:为避免视觉疲劳,产品在获得使用功能外,还应具有美观性。这样产品外观就非常重要:古典的、现代的、后现代的,以及产品的色彩都应在设计时考虑清楚,以满足不同用户需求。人机工程:人对于产品来说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因为人不仅是产品的设计者,更是产品的使用者。这就需要在设计时考虑人的因素,使人的生理尺度与产品尺寸协调起来,从而设计出更宜人、更有效的产品。因此在设计产品时应注意以上这些功能的协调性,不是简单的功能叠加,而是对产品的整体考虑,以便获得产品功能优势最大化。 5结束语 总之,系统科学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方式,并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各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系统科学作为一个有效的研究工具,从不同的角度对工业产品系统进行剖析,对工业产品具有积极意义,并具有十分广阔的前景。 系统科学论文:系统科学与系统工程学科发展战略模式探索 【摘要】在系统科学同系统工程学科于我国不断发展的几十年里,系统科学同系统工程学推广及其应用已逐渐渗透到社会各领域中,并对我国生产和社会活动产生较为深远影响,与此同时,也出现更多亟待我们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复杂系统结构;系统科学;系统工程;复杂网络 在社会不断发展与进步过程中,环境、生态等自然问题以及社会工程技术等经济问题逐渐引起国人关注。社会研究人员与环境管理等工作人员曾多次对问题进行分析并解决,同时遇到很多本质问题,进而模糊了人们对问题客观认识。 一、学科发展趋势分析 对于系统科学而言,主要对系统一般属性及系统运动规律、系统与系统之间结构和功能关系等进行细致研究并进行有效分析。不论何种系统,系统内部结构及系统外部环境共同决定着系统性能;系统内部结构和系统外部环境所发生的改变都将对系统功能产生或多或少变化。系统工程,主要在于对人工系统抑或是对人工系统同人类相关系统进行的研究。 系统工程较系统科学涉及领域广,具体包括军事方面、工业方面、农业方面、交通运输方面、经济方面、能源方面等。我国所拥有系统科学及系统工程学科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正面临重要挑战,如何准确确定我国系统科学同系统工程学科发展策略与方向,对我国系统科学同工程学科在未来社会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和重要意义。 二、学科重要问题及学科优先发展方向 1.复杂系统结构及其功能涌动机制以及进化历程 涌现作为复杂性科学较为核心议题,其研究充分体现我国系统科学最为基本思想,部分之和略小于整体,并由此产生新层次系统功能及结构。层次问题也是复杂性科学较为核心议题之一,涌现问题与层次问题息息相关。层次问题主要研究对象即为层次形成条件、层次区分方法及层次稳定条件。系统涌现与系统演化过程在管理方面、引导方面以及控制方面共同组成系统涌现与系统实际应用完美结合的桥梁。涌现现象具有普遍性且其实践意义较为清晰。针对环境和文化等不同类型系统所产生涌现现象,并通过理论与实际有效结合方式,揭示了涌现现象存在的普遍规律。这一规律在许多学科中均可得以充分有效利用。 2.复杂群体系统行为机制、模拟及调控 群体系统作为较典型的复杂系统,指的是通过系统科学有效方法对自然群体、工程群体及社会群体等进行定量建立有效的群体行为模型,进而对此类群体实施调控,令群体内涌现我们期望的行为。涌现是由于个体和其周边个体以及环境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而群体行为产生需要通过建立有效模型并进行分析。群体协作机制及其调控作用在工程运用过程中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3.复杂网络在其结构、功能、性质及其应用等方面分析 复杂网络指的是拥有复杂拓扑结构及复杂节点等行为网络系统,复杂网络对于现实世界是一个涵盖各种较大规模网络的抽象概念。复杂网络在理论上需要研究的内容为各种各样看似毫无关系可言的复杂网络相互之间存在的共性问题及其相应解决办法。当前复杂网络在研究方面存在的较为重要问题即为对于网络结构和性质以及网络演化机理等方面依然欠缺可靠系统性理论支持,而网络结构和网络功能相互之间存在的关系研究依然存在其片面性,针对有效调整网络结构及网络性能缺乏及时可靠办法。各工作人员从不同角度出发对相同问题进行探讨研究,使得在对复杂网络进行研究过程中出现越来越多矛盾、互不相容、甚至完全对立结果。 4.面向复杂任务进行有效调度、规划和决策理论及方法 诸多领域均或多或少包含复杂任务。复杂任务在进行有效调度、规划和决策等问题过程中应以实践为基础,且以实际运用为宗旨,此类问题大多具有较强随机性、动态性及其不确定因素。就目前而言,解决具备复杂任务进行有效调度、规划和决策问题过程中涉及相关问题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 面向具备不确定因素、定性和定量信息共享、多决策目标等特性复杂任务进行合理规划及决策问题多个领域内知识获取与表达方法;面向具备结构化或非结构化、信息不确定性、目标相互冲突等相关特性复杂性任务决策问题方法与理论;面向具备递阶、分层、多人决策等特性复杂任务决策方法及理论;在进行复杂任务有效调度、规划和决策过程中,具备任务连续性以及任务时变性等重大问题。当前多数人凭借经验解决问题,显然无法适应现代化问题,然后动态算法则是解决此类问题的有效手段。 三、系统科学同系统工程学科发展战略建议要点分析 1.重视复杂系统和复杂性科学有效研究 自动化学科发展特点大致分为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及网络化,自动化学科研究系统在其复杂程度方面也越来越高,急需在理论及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相应改善,复杂性科学地位及其作用越来越重要。 2.重视真实且复杂的系统研究 复杂性科学在研究方面重点在于以下几点:(1)首先研究具备复杂性这一特征真实系统;(2)其次对具备复杂性这一特征机理进行揭示;(3)寻找描述复杂性系统演变过程中进化方法;(4)最后将理论与实践进行有机结合。 3.注重学科之间相互融合与交叉 复杂性科学在研究对象方面涉及许多领域,这一特点使其成为宏观意义上具备一定基础性的复杂学科,该学科在发展过程中应不断汲取相关学科成果,并与相关学科进行有机融合和交叉,促进自身不断发展与进步。 4.明确系统科学与系统工程学科的定位 在系统科学同系统工程学科研究过程中,更多强调较为常见的理论及方法步骤,符合自动化学科以应用基础学科定位这一理念,而且其研究基础方法及其理论同自动化学科具有极大共性。 四、结束语 在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信息技术发展愈加重要,系统科学同系统工程学科地位日益提升,系统科学同系统工程学科所产生的新理论及实践运用等问题层出不穷,急需较为有效解决方案,希望更多有识之士投入到系统科学同系统工程学科发展研究课程中来。 作者简介:黄志伟(1977―),男,江西南昌人,硕士,工程师,现供职于江西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从事计算机与系统工程、决策支持等问题研究。 系统科学论文:“系统科学”视角下做好高校信访工作的思考 摘要:高校信访工作是高校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所处环境相对独立,与社会信访工作相对比,有其特殊之处。而高校信访问题的产生,也有其历史、现实和未来三个维度的原因。系统科学的整体优化、合理组合、动态平衡、环境适应、开放与闭合统一五项原则,对于高校构建大信访格局,实行网上受理制度,做好信访工作具有非常有益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系统科学;高校;信访工作;网上受理 信访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来信、走访等形式向国家机关反映情况,表达自身意见,吁请解决某些问题的活动[1]。信访工作是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各级领导机关了解基层情况、获取有关政策和规定实施情况的重要渠道。高校信访工作作为高校管理服务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既是高校党政领导联系广大师生员工的桥梁,也是广大师生员工参与学校各项管理、向学校反映心声和沟通信息的重要渠道。同时,高校信访工作对于妥善化解学校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类纠纷矛盾,维护高校稳定发展,创建和谐校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和高等教育改革的逐步深入,复杂的形势给高校信访工作带来了新的压力和挑战。如何在“系统科学”视角下,维护好和谐稳定的校园环境,积极促进解决改革过程中遗留的老问题,及时化解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成为高校信访工作人员必须思考的课题。 一、高校信访工作特殊性分析 高校是进行人才培养和开展科学研究的地方,所处环境相对独立,因此高校信访工作有其特殊之处。与政府部门的信访工作相对比,高校信访工作的特殊之处有以下四点:一是信访问题的来源和产生地域相对单一,主要以校园内或与校园生活相关为主。二是信访人员的构成相对简单,主要以学生、教职员工以及部分与学校工作关联的社会相关人员,缠访、闹访者相对较少。三是信访人员的受教育层次普遍较高,民主意识和维权意识普遍比较强,并且善于利用各种途径维权。四是高校人员集聚度高,加上青年学子辨别能力不强和网络传播的便捷性,校园中的事件可以迅速成为网络上的热点话题,短时间内就能造成大范围的社会影响。 二、高校信访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 高校信访问题的产生,可以从历史、当前和未来三个维度来寻找原因。 一是历史维度,主要指高校管理体制改革深化和利益格局调整所遗留的问题。近年来,随着国家政策调整以及高校各项改革的进行和深化,高校合并、整合、划转、兼并等带来的工作安置、住房待遇、事故纠纷等历史遗留问题,以及劳动人事制度改革、后勤社会化、校办企业改制等,实质上都是涉及对原有格局的改变和人们实际利益的调整,在收益分配、人员安置等问题上如果论证不充分、考虑不全面,或思想工作不到位,都有可能引发信访问题。 二是当前维度,主要指高校在运行过程中,因涉及到师生员工的利益或职能部门工作不到位、政策和规定不完善等原因产生的信访问题。有学者做过调查,信访事项反映最多的问题主要是学生的管理,所占比例为69.1%,其次为住房和职称等问题,所占比例分别为27.6%和24.1%[2]。此外,在教学管理、后勤服务、校园治安、学生评奖评优、推荐免试研究生、党员发展等方面,也产生了许多信访问题。 三是未来维度,主要指师生员工以及关心高校的社会人士,为高校未来事业的发展建言献策,从提高学校的声望与管理水平出发,通过信访渠道检举揭发个别违法乱纪行为,对高校事业的发展提出意见和建议,参与高校建设和发展等[3]。 三、系统科学理论概述 系统科学[4]是20世纪40至50年展起来的一组新兴的科学技术群,包括贝塔朗菲提出的系统论、维纳提出的控制论、香农提出的信息论、普利高津提出的耗散结构理论、哈肯提出的协同理论以及托姆提出的突变论等。系统科学属于一般科学方法论层次,它的概念、原理和方法对若干个领域、若干门学科具有普遍适用性。它对教育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推动了教育管理理念的更新,为解决教育管理中的复杂问题提供了分析工具,促成了教育管理新模式的出现。 系统科学理论包括五项原则,即整体优化原则、合理组合原则、动态平衡原则、环境适应原则和开放闭合统一原则。整体优化原则认为,任何系统的整体功能(E整),等于各部分功能(E部)之和,加上各部分相互联系形成结构产生的功能(E联)。合理组合原则要求对管理中的各个要素(人、财、物、时空、信息)之间进行合理的搭配和组合。如果各要素之间的结合方式不当,就会制约各要素能量的发挥,甚至会产生内耗,降低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益。并且,由于环境的变化影响着系统的有序、稳定与平衡的状态。因此,要使系统在外界相对微小的干扰之下,系统的状态和系统内部秩序(即结构)保持不变或经过调节控制而保持不变,从而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而环境适应原则要求系统应具有根据环境变化不断调整自身、保持稳定的能力。因为环境在吸收系统的产出,为系统提供资源和机会的同时,又给予了系统许多约束条件。最后,开放与闭合是系统运动的两种方式。开放是指系统与系统之间或系统与环境之间相互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流的方式。系统都具有开放性,系统与其外部环境的有机关联保证了系统的开放性,是系统与环境之间有物质、能量与信息的交换。闭合也是系统的一种属性,系统内部各个要素的有机关联保证了系统的闭合性,使系统实现自我调节、自我控制。 四、系统科学理论在做好高校信访工作中的借鉴与思考 (一)构建大信访格局,实现高校作为一个系统的整体优化和合理组合 按照系统理论的观点,从“功能”的意义上讲,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具有其各组成部分所不具备的功能,整体不等于各部分简单相加。由于高校这个系统整体不是各个单位、部门杂乱无章的堆积,而是各个单位、部门之间合乎规律的有机集合体。这样的整体具有调节和控制功能,它不仅使各个单位充分发挥自己的功能,而且通过部门间的相互作用,发挥其结构的功能,减少相互之间的摩擦与损耗。 高校作为一个系统,按照整体优化原则,在这里,我们可以将信访部门的作用视作E联,如果信访部门作用发挥比较好,则E联的取值就大于0,所以整体大于各部分功能之和,就实现了整体优化。否则,就很可能产生非整体优化的局面。 构建高校大信访格局,即建立高校内部各个部门共同参与校内校外互相联动、网上网下相互结合的信访工作格局[5]。一方面,要充分发挥高校办公室等部门的综合协调、整合资源、督查督办的职能,对信访所涉及的问题“横向联系到边” (相关职能部门及负责人)、 “纵向负责到底”(信访人员的诉求处理情况);另一方面,需要各单位共同参与、各负其责,从合理组合的原则出发,将信访工作列入部门工作职责范畴,建立责任追究制度,使信访工作中所涉及问题的解决得到体制上的保障,促进各部门职能和关系的理顺。同时,各单位和部门要规范和明晰工作流程、工作的注意事项,对于办理所需材料、办理流程、所需时间等提前在网上或者公告告知。对于涉及多部门的事项,信访部门要从整体优化的角度出发,加强职能部门间的横向联动,协调相关部门形成合力,更妥善地处理好师生诉求,避免信访问题拖而不议、议而不决、决而不办、办而不结,要“案结事了”,不留后遗症。 (二)以开放的观点主动适应校内外环境变化,在动态平衡中推进信访工作 系统科学认为,管理就是求得系统与环境的平衡。对于开放的高校来说,校内外环境的变化影响着学校各项工作的有序、稳定与平衡的状态。无论是历史遗留问题,还是现实发生的和未来可能要发生的问题,都需要高校管理者具有动态管理观念,从历史中得到经验教训,从现状中剖析本质联系,从未来中看到变化趋势,不断地对高校内部进行整顿、调整、改造,以便建立新的秩序、新的稳定、新的平衡。相对稳定的状态是高校各项功能发挥的前提条件。要达到动态的平衡,就需要有相应的调节控制机制。从信访部门承担的职责出发,我们认为,调节控制作用的发挥就要依靠信访部门的横纵向联系与协调沟通。 在具体工作方法上,要抓好信访工作机制建设,预防和化解信访问题。一是建立健全领导机制。充分发挥领导干部密切联系群众的政治优势,抓好组织领导,确保信访责任落实到位。坚持分级负责制,各级领导要按照工作分工统筹部署和调度协调分管系统、部门的信访问题,特别是突出信访问题的化解工作。二是完善保障机制。从人、财、物三方面入手,做好信访工作基础保障。加强信访干部队伍建设,通过开展信访业务培训等方式,提高信访干部队伍整体素质和业务水平;提供资金经费保障,专门用于信访突出问题的解决和救助;建设完善信访工作平台,包括实体信访平台(信访接待室等)、虚拟信访平台(信访网络服务平台)及相关设施、设备,为信访工作开展提供物质保障。三是创新工作机制。要大力推进信访工作创新,以“畅通、规范、公开、有效”为指导,从畅通拓宽信访渠道、规范信访工作、推行“阳光信访”、推动合理诉求有效解决着手,创新工作方法,千方百计推进信访事项解决,严谨细致地做好矛盾化解工作,增强信访公信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改革信访工作制度,实行网上受理信访制度,健全及时就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机制。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治轨道解决,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6]就我校工作实践来说,当前重点是要做好信访网络服务平台“师生e线”的运行推广工作。首先,要积极推进信访网络服务平台“师生e线”的功能整合和运行机制建设,以全方位的服务功能和健全的规章制度提升工作效果,从源头上减少信访问题的发生。其次,做好“师生e线”的推广宣传工作,引导信访人员多上网、少走访,让“数据多跑腿,群众少跑路”,逐步把网上信访作为解决信访问题的主渠道。再次,还要注意网上信访和网下督办相结合,既要做好师生诉求网上受理、在线流转办理工作,更要做好跟踪服务,督促各业务部门和单位及时回复信访人员所反映的问题,限期予以解决,责任到人,力求“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 系统科学论文:系统科学视角下职业教育城乡统筹发展 [摘要]破解城乡二元教育结构,赋予城乡居民以平等身份来获取接受职业教育的机会,促进城乡职业教育资源要素的双向流动和优化配置,是当前职业教育系统关注的热点和难题。文章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定格城乡职业教育二元格局困境、城乡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方向背离城乡统筹发展趋势、城乡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结合度失调导致职业教育供需失衡三个方面揭示了城乡职业教育统筹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并基于公共服务均等理论、资源集约理论及产业关联理论提出了支持城乡职业教育统筹发展的可行策略。 [关键词]职业教育 城乡统筹 产业转移 二元格局 城乡职业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有助于深度挖掘我国丰富人力资源的内蕴价值,提高我国职业教育体系服务区域经济的能力。从城乡经济统筹发展角度分析,当前制约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问题是就业人口问题和区域产业升级问题。就业人口问题主要集中体现为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地区的非农产业转移问题。大力建构适应现代区域产业发展特点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着力促进农村职业教育事业的规模扩张和质量提升,有助于将众多的农村低素质劳动力人口转变为适应现代生产力发展所需的高素质产业技术人才,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对农村经济稳健发展的制约问题。我国国民经济正迈向稳步增长的新常态发展阶段,制约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障碍是高级技术工人的匮乏。城市职业教育系统的办学资金和教学设施设备实力相对雄厚,技术娴熟型教师资源丰富,但城市生源受传统教育价值观的影响,多数不愿入读职业院校。农村职业教育系统的教学设施设备数量充沛但质量相对低下,教师总量庞大但对先进专业技术的掌握水平有限。城乡职业教育系统应当基于合作共赢理念来优化职业教育资源配置,结合地方政治与经济发展现状来制定城乡职业教育统筹发展策略,以有效促进城乡职业教育事业与城乡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一、城乡职业教育统筹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 (一)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定格城乡职业教育二元格局困境 1.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环境奠定城乡二元化职业教育发展格局。城乡职业教育发展水平失衡问题是我国城乡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阵痛,其背后的核心逻辑在于城乡居民身份的差异性,以及由此引致的与城乡居民身份相挂钩的城乡居民所享有的福利差异性。国家在一定时代背景下实行的城乡户籍制度、集中发展城市工业战略和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是导致城市与乡村地区经济差距加大的制度根源。由此造成的城乡二元分裂问题扩散到职业教育领域,最终表现为传统的相对落后的农村职业教育与少数较发达的城市职业教育并存的二元化职业教育发展格局。受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制约,在职业教育资源的投放上也呈现重城市、轻农村现象和东多西少的阶梯状。虽然职业教育主管部门认识到该发展模式的问题的严重性并力图消弭二元化格局的恶果,但在相对稳定的宏观政策格局约束下,其政策缺乏实效性。 2.城乡二元化职业教育格局下的农村职业院校在职业教育领域的话语权缺失,进而冲击农村社会与经济发展的人才基础。职业教育界对农村职业教育发展水平的相对落后性有着一定水平的认识,并采取积极措施来缩小城乡职业教育发展水平间的差距。凭借城市的政治与经济优势,城市职业教育管理者享有对农村职业教育发展方向和发展内涵的决策权。但是,当前职业教育宏观发展规划决策者多具有城市背景,缺乏农村职业教育经历,这使得其所制定的城乡统筹发展规划更多的是基于城市职业教育知识,其政策实质是将农村职业教育视为对居于相对发达地位的城市职业教育的补充。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与经济发展资源基础不同,社会与经济发展逻辑也有较大差别,依据城乡统一的职业教育发展模式而非城乡统筹的职业教育发展模式来发展两地的职业教育事业,对于我国富有农村文化传统的职业教育而言是一种缺憾。农村职业院校对其自身发展战略话语权的丧失,使得掌握职业教育发展政策话语权者将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战略定格为培养城市工业化进程所需技术类人才的方向上,这种定位将农村职业院校排除在农村职业教育事业发展战略决策权外,缺少自主参与、自我决策的农村职业教育的改革历程势必艰辛,由此导致的农村职业教育发展严重滞后的现实势必影响城市职业教育发展的后劲,破坏城乡职业教育的和谐发展。 (二)城乡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方向背离城乡统筹发展趋势 1.农村职业教育内涵式建设滞后于城市职业院校内涵式发展。城市产业化进程的加速吸收了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而城市产业升级则对农村富余劳动力提出了技术升级的要求。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事业符合我国当前宏观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国家教育管理部门为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而将职业教育机构设置权限下移到省职业教育主管部门,由此催生了职业院校办学规模的大幅扩张。但是,职业教育质量并未随着职业教育规模的扩张而同步提升,新建及扩建职业院校的教务管理水平和教学软硬件设施都处于相对短缺的状态,生均教学资源的严重匮乏影响了职业院校毕业生的素质与能力,进而降低了职业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的能力。城市工业化所引致的技术类人才供不应求的职业教育现状提升了城市职业院校吸纳包括农村职业教育资源在内的各类职业教育资源的能力。由于农业产业的生产效率相对较低,在与城市职业院校展开职业教育资源竞争的过程中,传统的服务农村社会和农业产业的农村职业院校缺乏竞争资本,由此导致农村职业院校的专业职业教育教师的大量流失。因支持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宏观经济格局未改观,农村职业院校缺乏吸引新职业教育人才的经济实力,造成农村职业院校将其更多的办学精力放在了维系生存而非内涵式发展上,从而导致城乡职业教育内涵发展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2.城乡职业教育的内涵式发展方向与职业教育的城乡统筹发展方向相背离。职业教育系统的人才培养结构类型与城乡统筹发展战略所要求的人才需求结构不一致,其根源在于职业院校的专业设置理念短视化问题严重,缺乏对城乡统筹发展格局下的长期人才需求结构的有效预期,从而导致城乡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结构脱离社会与经济长期发展趋势所提出的人才需求结构。具体而言,部分职业院校片面地迎合当前区域经济发展热点来设置专业或者改造旧专业,其专业建设的基本出发点是谋求职业院校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在经历短期的火热招生洗礼后,却又陷入了毕业生就业难的尴尬境地。 (三)城乡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结合度失调导致职业教育供需失衡 1.城乡职业教育的总量供需失衡和结构化供需失衡问题并存。自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拉动了职业教育需求,我国职业院校技术人才呈现供不应求的状态。但是,区域经济对技术人才的需求与职业院校的技术人才供给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现实社会中的技能型人才供需关系的影响要素呈非线性关系。部分职业院校缺乏对人才市场的深入调研,对区域经济发展所需的特定专业技术人才的规模和质量缺乏必要认知,这导致职业院校的专业技术人才供给结构与区域经济发展所需专业技术人才结构之间产生错位。解决技术型人才供求均衡问题的要点并非在于作为供给方的职业院校,而在于技术型人才需求方。技术型人才需求方需求信息的不透明性导致人才供给方难以清晰直观地了解到需求方信息,从而延长技术型人才供给方和需求方的信息匹配时间。另外,从技术型人才需求信号发出到人才需求得以满足之间的时间间隔较长也导致职业教育人才供需失衡问题。区域经济的人才市场对技术型人才的需求信息呈现动态变化态势。技术型人才需求与供给匹配结果虽可迅速反映为技术型人才的市场价格,但职业院校从获悉特定专业的人才短缺或人才过剩信号到学院做出调整该专业人才培养规模决策,再到该专业职业技术人才的成功培养所需的周期较长。考虑到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的长周期属性,由供需双方信号传递时滞问题所引致的技术人才市场的供需失衡问题难以被消除。 2.城乡职业教育系统缺乏与区域经济互动的有效平台。城乡职业教育系统服务区域经济企业的过程是职业教育系统人才服务功能的发展与完善过程,横亘在二者之间的主要问题是沟通平台缺位制约了技术人才供需信息的顺畅交互。从政府层面而言,职业教育主管部门惯于采取过分强调政府行政干预的传统方法来治理区域产业经济与城乡职业教育统筹发展问题。由于企业参与职业院校技术型人才培养的过程实质上是企业对其所需人力资源类型的投资行为,这决定了利益基础在促进企业与职业院校间建立合作关系中的核心地位。而在单纯行政干预下的职业院校与企事业单位的互动关系缺乏利益交集基础,难以建立深入和持久的合作机制。 二、系统科学审视城乡职业教育统筹发展策略 (一)基于公共服务均等理论的城乡职业教育统筹发展策略 1.推动政府主导型职业教育发展模式。城乡统筹职业教育发展战略目标是统筹职业教育规模及职业教育质量,确保城乡职业教育办学结构与城乡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城乡职业教育办学效益与职业教育的社会投入成比例。职业教育在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社会公平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村职业教育具有半公共产品属性,需要政府公共力量的支持。职业教育主管机关应坚持以政府为主导的市场调节式职业教育发展模式,结合各地的区域经济发展现状来定位本地职业教育统筹发展方向,并根据各地的职业教育发展基础来稳步提升职业教育发展质量。地方政府应当从财政拨付办学经费层面有效调控城乡职业院校的发展水平。各地职业教育主管部门对上级政府拨付的用于职业教育的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和本级政府的财政拨付款实施统收统支式统筹管理。职业教育主管部门通过深入调研生均所需实际办学经费来确定财政拨付办学经费的实际额度,并按资金用途足额拨付给各职业院校。针对农村职业院校贫困生较多的问题,地方职业教育主管部门应当在落实国家对职业教育的财政支持政策基础上,对职业院校中的农村生源贫困学生给予学费减免和生活费补助支持。地方政府对农村贫困生的财政支持并非单向的财政资源耗费,而是对促进区域经济长期发展的人力资源投资。这是由于农村职业教育可以有效提升农村居民的职业技能,消除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技术障碍,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高效农业产业领域转移。 2.以城乡职业教育机会均等化为切入口来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城乡职业教育事业发展有助于提升城乡居民掌握社会化大生产所需技能的能力,增进区域经济社会各界成员间的融合,以有效应对新技术进步对弱势群体所提出的生存挑战。城乡职业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本质是指在政府职业教育主管部门主导下,以城乡职业教育资源统筹规划方案为指导,通过城市与农村地区的职业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方式,实现城乡居民享有大致公平的职业教育机会的权利。城乡职业教育基本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应当注意如下要点:一是城乡职业教育基本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要求政府转变以经济为中心的单调式政绩评估方式,转而建立起以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水平为标准的政绩衡量新体系。二是城乡职业教育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均等化并非简单的人人享有同样的职业教育服务,而是城乡各阶层民众享有均等的接受职业教育的机会,其均等化落脚点在于城乡居民享有职业教育的机会权的相对均等性,其公平性则内蕴着相对性的含义。三是城乡职业教育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均等化要求突出对包括农村生源在内的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性。地方政府要保障包括城乡居民在内的全体公民接受职业教育的均等机会,使得出身境遇不同的城乡居民都能有尊严地从事各类社会工作。将职业教育纳入政府供给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发展战略的首要内容是拓宽接受城乡职业教育人口的基本覆盖面,将城市与农村地区的失业和半失业者、失学者、妇女群体和残障群体纳入城乡职业教育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象。 (二)基于资源集约理论的城乡职业教育统筹发展策略 1.实施区域范围内城乡职业教育资源的集约化统筹发展战略。在城乡区域职业教育资源总量有限的约束下,城乡职业教育资源的粗放式配置模式将增加职业教育存量资源配置的无序性和职业教育增量资源的无效性。各地职业教育主管部门应当积极推进区域职业教育资源集约化战略,通过优化区域职业教育资源配置方案的方式来积极推进集约型职业院校建设,使本地区职业教育事业步入良性发展循环系统中。职业院校的常设专业在长期办学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城市与农村职业院校应当结合自身办学特色,集中其职业教育优势资源,形成支持区域范围内城乡统筹发展的精品职业教育专业。由于职业教育资源的生均办学经费开支高于基础教育阶段的生均办学经费支出水平,办学经费短缺势必对职业教育质量造成持久性冲击,削弱职业院校毕业生对用人单位的吸引力,降低学生报考职业院校的积极性。职业教育资源集约化战略有助于城乡职业院校消除专业重复性建设所造成的办学经费开支浪费问题。职业院校可将削减的重复性专业建设占用的办学经费开支用于打造特色化精品专业,增强职业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提升职业院校特色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 2.推进跨区域职业院校师资力量统筹配置战略。职业教育管理部门应畅通城乡职业教育互动渠道,建立有序的职业教育资源流动机制。城市与农村职业院校应当统筹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通过城乡职业院校间的职业教师交换工程来促进农村地区职业教师队伍从业素质的提升和师资队伍结构的优化。由于城市与农村地区职业院校的薪酬待遇和工作环境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在推进城乡职业教师交换工程时,职业教育主管部门应充分考虑教师的切身经济利益,在保障参与城乡职业教师交换工程的职业院校教师的薪酬福利水平不降低的前提下,优化农村职业院校的既有师资队伍。农村职业院校可在专任教师整体队伍相对稳定的基础上,适当加大兼职教师占比,以形成专兼教师合理搭配的师资力量格局。通过引入城市职业院校优质教师资源,可以对农村地区原有职业院校教师施加良性的竞争压力,为农村职业院校培育掌握新知识和新技术的师资力量。农村职业院校还可大量吸收社会各界优秀的管理人才和工程技术人才,以有效弥补农村职业院校实践类教学实力相对不足的缺陷。 (三)基于产业关联理论的城乡职业教育统筹发展策略 1.与区域经济支柱产业之间建立起关联发展机制是统筹城乡职业教育发展战略的重点。当前我国改革事业步入深水区,宏观经济发展基本面从过去的高速增长向新常态的稳定增长方向转型,调整产业结构成为促进区域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新主题。这要求城乡职业院校采取可行的因应策略以配合当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和区域产业结构的升级需要。当前区域经济产业结构正朝着高技术化、高经济附加值的方向发展,各种基于新兴技术的新兴产业层出不穷。城乡职业院校应与区域产业建立起有效的信息沟通机制和工作关联机制,通过创新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方式来适应区域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同时,随着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产业链内部分工合作关系日益复杂,产业内部各企业资源的整合度和产业外部的跨产业关联度日臻强化,区域经济以实现产业链整体竞争力的方式来参与全球化的产业竞争。新的产业链竞争格局决定了单所职业院校的有限办学资源难以独立担负全产业链竞争所需人才的培养工作。城乡职业院校需强化区域范围内的校际合作,增强其服务区域产业链系统的能力。地方职业教育主管部门可以按产权市场规律来将地方各职业院校整合为职业教育集团,以产权为纽带来强化城乡职业教育系统内部成员间的有机联系。城乡职业院校可通过行业协会等形式来建立起松散型城乡职业教育联盟,以增强城乡职业教育系统的自组织能力。同时,城乡职业院校也可基于职业教育集团或职业教育联盟平台来与区域产业链企业签订人才培养订单,强化职业教育系统与区域产业系统之间在人力资源培养领域的协调力度。 2.促进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互动是城乡职业教育统筹发展的要点。职业院校毕业生的就业结构揭示了区域产业结构的内在特征,职业院校毕业生的岗位收入水平则直接揭示了区域产业发展水平。基于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来讨论,职业院校的办学终极目标指向解决学生就业问题,以有效满足区域经济发展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这决定了城乡职业教育事业统筹发展策略的制定应当以深入调研区域经济的人才市场需求为前提。当前制约城乡职业院校统筹发展的首要障碍在于城乡职业院校之间存在围绕生源争夺和就业市场竞争问题的冲突。诱发城乡职业院校冲突的根源在于各职业院校的办学方向重叠,以及因办学实力相对薄弱使得各职业院校停留于低层次的招生就业竞争。城乡职业院校的低技能型人才培养模式限制了区域产业升级的空间,区域产业升级受困则反向作用于城乡职业院校,迫使其通过持续培养低技能型人才来满足区域经济的低级产业的发展需求。为此,城乡职业院校需增强在高技能型人才培养领域的合作,以大规模的高技能型人才供给来推动区域经济形成新兴高技术产业链条,以新兴高技术产业来促使区域经济体内的人力资源需求结构变迁,进而以大规模的高技术型人力资源需求来拉动区域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层次升级。上述区域经济的产业演进与就业结构之间良性互动关系促成了地方职业院校的高技能型人才培养和区域产业企业的高技能型人才需求之间在新技术水平上形成新供需平衡关系。 系统科学论文:系统科学哲学研究论纲 [摘要] 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方面构建系统科学哲学论纲:系统科学哲学之本体论研究包括系统科学的“语词系统”、系统的存在状态及其特征和系统科学的元研究;系统科学哲学之认识论研究包括系统如何可能、系统科学知识如何可能和系统科学的认识如何可能;系统科学哲学之方法论研究包括系统科学方法的具体内容及其相互关系、系统科学方法的性质及其原则、系统科学方法论的元研究和系统科学知识是如何获取的。三个方面具有内在一致性,共同构成系统科学哲学研究论纲的有机整体。 [关键词] 系统科学;系统科学哲学;论纲;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 系统科学哲学的研究是系统科学相关研究的思想基础。系统科学哲学不同于贝塔朗菲、拉兹洛等人提出的系统哲学,从学科定位看,前者属于具体科学哲学问题的探讨,后者属于自然哲学的探讨,也有学者把二者等同对待。[1]论纲可以成为系统科学哲学展开研究的重要框架,苗东升曾经做过相关研究[2]1820,从国际视阈看尚显不足。随着近些年来系统科学的高速发展,系统科学哲学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本文将在国内外系统科学研究差异比较[3]的基础上,从一般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方面系统阐述系统科学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尝试为系统科学哲学的研究提供研究纲领。 一、系统科学哲学之本体论 系统科学哲学本体论的研究是以一般哲学的本体论研究为基础的。“本体论”这一范畴最早是由德国经院学者郭克兰纽首先提出来的,他将其解释为“形而上学的同义语”[4]35。简单来讲,本体论是“研究存在的理论”[5]6667,“是对是、存在和实在的最一般的学科或研究。 这个术语的一个非正式含义是指,……即哲学家思考世界由什么构成。……但是,更正式的含义,本体论是通过确定所有本质范畴和阐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表征实在的形而上学方面。”[6]2122 “本体论的首要任务是提供范畴的详细目录,即实在的最一般分支。”[6]23 系统科学哲学之本体论研究比一般哲学本体论研究要具体一个层次,或低一个层次。系统科学哲学本体论研究从系统科学基本范畴开始,涉及系统及其系统的关系性存在本身的问题、系统演化与生成问题,以及对系统科学的元研究等问题。以哲学上的本体论范畴为基础,本文把系统科学哲学之本体论的研究内容总结为以下三方面: 第一,系统科学基本范畴或“语词系统”。吴彤在复杂性科学研究中,提出学术研究应该从基本概念开始的思路,他认为对于复杂性科学或非线性科学的研究应该从复杂性、非线性的概念或含义开始。[7]系统科学涉及范畴很多,尤其是在不同学科中又存在不同含义。库恩后期试图在某种程度上用“语词系统”代替其有重要创建但富有争议的“范式”范畴,对系统科学语词系统的研究,是作为范式的系统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库恩意义上的科学革命就是用一套新的语词系统代替原来旧的语词系统。[8]金吾伦对库恩语词系统的主要性质进行过总结,总体上说就是“由一套具有结构和内容的术语构成;诸术语构成一个互相联系的网络。一本辞典就是具有一套特定结构的词汇”[9]。系统科学范式已经逐渐形成[10],一种新的语词系统将逐渐代替经典科学的语词系统,最明显的体现就是诸多系统科学范式下的术语或范畴开始出现并逐渐代替经典科学的诸多范畴。Flood和Carson在系统科学研究中,简要介绍了61个系统科学范式内的术语和概念,如组织整体、关系、反馈、输入、输出、环境、开放系统、内稳态、熵、适应性、控制论、黑箱、正反馈、负反馈、整体论、系统方法论等。[11]521Ackoff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认识到了“系统”这一概念在当今科学中的重要地位,他试图建立起一个系统概念的系统,在他的体系中,主要介绍了11种系统类型、4种系统变化、11种系统行为类别,另外,他还对系统及其元素之间的关系、适应性和学习、组织等涉及的共32个范畴或术语进行了系统探讨。[12]吴彤也对系统科学涉及的一些基本概念进行了深入研究。[1314]语词系统的研究是伴随着系统科学发展而发展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术语或范畴的扩展;二是术语或范畴之间组成的网络关系的发展。 第二,系统的存在状态及其特征。这里的系统包括贝塔朗菲提到的“实在系统和概念系统两类”。[15]460国外诸多学者都在这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贝塔朗菲对系统的界定以及对系统特征的研究[16]、拉兹洛《系统哲学引论》中第一部分“一般系统论”的探讨[17]、邦格的科学唯物主义以及系统本体论的探讨[1819]等都属于这方面的研究。国内也有诸多学者对系统进行了研究,如陈忠等人的《现代系统科学学》的第一部分“基础系统论”基本上都属于这方面的研究[20]3165;苗东升在《系统科学大学讲稿》中对系统的概念、系统的结构、系统的环境、系统的功能、系统的属性、系统的形态与状态等问题进行了系统说明,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存在的系统的状态及其特征。[21]系统的演化也是系统的重要存在状态,所谓系统的演化,“包括系统的孕育、发生、成长、完善、转化、消亡等”[22]42。演化特征是系统科学区别于经典科学的重要特征,因此,对系统演化特征的研究也是系统科学本体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对系统的存在状态及其特征的研究为系统科学哲学的探讨提供了现实材料,同时它也是系统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逻辑前提。 第三,系统科学的元研究。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系统科学的学科定位、系统科学的存在状态、系统科学的发展演化、系统科学的理论体系等。诸多国内外系统科学研究的学者几乎都涉及了这方面研究,只是研究视角、问题不同。几乎每本系统科学著作在开篇或第一章都会直接涉及这方面的内容。自钱学森以来,诸多国内外学者都构建了自己的系统科学理论体系,这些研究都属于该方面内容。Gigch在20世纪80年代初做的系统科学分类学研究也是这方面研究的重要代表,他以系统科学主要关注的问题为出发点,依据两个不同的标准对系统科学进行了分类学研究,把系统科学分为理论本体型、应用本体型、理论概念型和应用概念型四种不同类别,并对应着不同的系统理论类型。[23]179191当然,在这个方面,对系统科学各论,如一般系统论、控制论、耗散结构理论、混沌学等相关学科存在状况的研究,也属于系统科学哲学本体论研究的范围。 二、系统科学哲学之认识论 认识论是由“苏格兰哲学家J.F.费利尔在《形而上学原理》(1854年)一书中首先使用的”。[4]719在《剑桥哲学辞典》中对认识论进行了明确阐述:“认识论:知识和辩护的本质的研究;具体说,是对知识和辩护的(1)定义特征、(2)存在的条件和来源、和(3)限制的研究。这三个范畴代表了传统哲学三个方面的争论:知识和辩护的分析、知识和辩护的来源(如唯理论和经验论)和关于知识和辩护的怀疑论的生存能力。”[24]273“认识论试图解释知识和理性信仰的本质和范围。它的范围也包括阐述和评价各种怀疑论结论的论据。”[6]270徐向东把传统认识论的研究归结为五个问题:分析问题、划界问题、方法问题、怀疑论和认知辩护问题以及价值问题。[25]简单总结为一句话:认识论回答认识或知识如何可能,主要探讨作为存在的认识的本质及发生、发展的规律,以及对认识的辩护等。 系统科学哲学之认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可以简单概括为系统科学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这里的知识主要指系统科学科学学科(钱学森等人称之为系统学)的知识,也包括技术学科和工程学科。系统科学哲学认识论的建构论转向使其在研究内容方面明显区别于经典科学。系统科学的认识论研究在学科内部具有重要地位,甚至Gigch直接把系统科学称之为认识论领域的学科。[26]对于该问题的探讨主要包含以下三方面内容: 第一,系统如何可能。系统的存在是系统科学知识可能的基础,因此对于该问题的探讨是系统科学之认识论研究的首要内容。和经典科学的研究类似,国内外对于该问题的研究也主要存在两个对立的观点:实在论与建构论,部分观点处于二者之间。实在论观点认为,系统客观存在于现实世界,系统科学是对现存的系统进行研究的科学。部分国内外学者坚持实在论观点,国外较有代表性的是加拿大系统哲学家邦格,他认为:“每个事物都是系统或系统的成分。这一原理对具体事物和观念都同样适用。原子、人、社会以及他们的成分和由它们所组成的事物都是这样。”在他看来没有孤立的事物,“世界是系统的世界”[18]1120。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系统观也是典型的实在论观点。国内学者中,大多数都持实在论观点。如苗东升认为:“现实世界中系统是绝对的、普遍的,非系统是相对的、非普遍的……一切事物都以系统方式存在”[22]22;许国志等人编辑的《系统科学》也持这样的观点,认为“系统是一切事物的存在方式之一”[27];另外,李曙华[28]、陈忠[20]、邹珊刚[29]等人的著作也都是建立在实在论基础之上。持建构论观点的代表人物是Klir,他认为:“所有系统都是人工抽象物。它们不是自然呈现给我们被我们发现的,而是我们通过我们的感知和精神能力在经验领域内的建构。要求与真实世界对应的系统概念是虚幻的,因为没有办法核实如此的对应。除了通过经验以外,我们没有机会接近真实世界。”[30]88,[31]Bhola同样认为系统“边界”不是先验存在,而是被系统思考者在主观内容上为了专门的需要建构起来的。[32]Boulding认为:“系统没有必要与我们周围的真实世界相联系。它研究所有从任何具体情景和经验知识中抽象出来的可以想象到的关系。”[33]当然,除了坚持这两种观点的学者以外,还存在大量学者像哲学认识论研究一样行走在实在论与建构论之间,本文不再多述。总之可以说,对该问题的回答,两种观点并行,国内实在论观点占优,国外建构论观点占优。 第二,系统科学知识如何可能。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是哲学认识论的核心问题,当然在系统科学哲学这里也必然是一个重要的需要探讨的问题。哲学认识论对于知识如何可能的探讨是不区分经典科学与系统科学的,但是以前哲学探讨所针对的或主要使用的基础性资料都属于经典科学知识。无论是从知识本身的特征还是从知识的获得途径看,系统科学知识相对于经典科学知识都发生了重要变革,这必然为系统科学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提供新的材料。系统科学知识的出现和发展必将改变传统认识论中的某些观点,同时,也使新的认识论观点成为可能。国内外对该问题的具体研究现在还比较少,日后有待研究的进一步展开和深入。对于该问题的回答,同样主要存在两种观点:实在论或建构论,以及行走在二者之间。在经典科学界,实在论观点明显占据主体,但是,在系统科学界则明显不同,建构论已经逐渐成为了系统科学界的主流观点。[30]对系统持实在论或建构论观点的人基本上对系统科学知识持相同的观点。在系统如何可能问题的探讨中已经对主要代表人物进行了说明,不再重复。国内系统科学界大多数学者都坚持实在论观点。对于系统科学知识如何可能持建构论观点的人除了上文提到的Klir以外,Vmos也是系统科学建构论的重要代表。[34]总之,对于该问题的回答构成了系统科学哲学之认识论的重要研究内容。 第三,系统科学的认识如何可能。认识如何可能是对系统科学认识本身的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主要研究认识自身,认识的本质、结构、过程等。系统科学哲学认识论的这部分研究内容即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基础上对系统科学认识进行哲学探讨。苗东升系统科学哲学论纲中的认识论即是在这个方面的研究。[2]1820系统科学的认识过程相对于经典科学的认识过程而言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它不再依托传统的获取知识的模式――“观察―归纳”或“假说―演绎”。系统科学认识模式逐渐转化为哲学思辨、系统仿真建模等方式,如一般系统论就是通过哲学思辨获取系统的相似性或同型性,从而建立系统的一般理论;控制论也是通过思考动物与机器的结构同型性或相似性而创立的理论。正是由于系统科学认识方式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因此必然要求对系统科学的认识进行专门探讨,通过对认识的结构、认识的过程、认识的方法等的深入研究洞悉系统科学认识的本质。这种研究不仅可以推进系统科学认识方法的发展,进而推进系统科学理论和方法的进步,还可以反过来影响哲学认识论的发展。系统科学认识论相对于一般哲学认识论而言,更加接近具体科学,必然为更一般层次的哲学认识论的发展提供重要例证,推进哲学认识论的发展。国内外系统科学界对这个方面的研究都不是太多,且有待深入。国外系统哲学界基本上不在这个视角上进行探讨,但是他们在系统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中渗透着诸多这方面的内容。国内这方面的研究也不是太多,李建中对系统认识论的研究属于这个方面,他在比较了黑格尔、马克思的认识论基础上对系统认识论进行了一定探讨。[35]苗东升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初步探讨。[2]1820,[36]在这一角度上,系统科学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研究存在诸多交叉之处,某种程度上具有一致性,对认识过程的研究事实上就是对认识方法的研究。因此,这方面的研究可以成为沟通系统科学哲学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桥梁。 从系统科学哲学认识论的发展和研究内容、问题来看,它并没有带来认识论领域的根本变化,只是为认识论的研究增加了新材料、提出了新问题。或者说它并没有带来认识论模式的变革,只是改变了不同观点在认识论中的地位。系统科学认识论的研究会伴随着哲学认识论的研究永远进行下去,也许人类理性永远无法得出确定性的结论,正像哲学也许正在做一件注定失败的事情一样。[37] 三、系统科学哲学之方法论 一般来讲,方法论是“关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的学说和理论”[5]8。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科学哲学界关于方法论的研究出现了一股新趋势,主要表现在冲破对科学理论静态的逻辑分析,从而把对方法论的研究同科学发展史联系起来,如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和费耶阿本德都试图从方法论角度说明科学理论的革命和发展。[4]205在《剑桥哲学辞典》中给出了一个兼容以上但更偏重于后者的论述:“方法论是科学哲学的一个分支,它与知识论密切相关,探究科学达到关于世界的预置真理的方法和批判性地探究这些方法的基本原理。在科学中理论被承认的问题,证据和假说之间确证关系的本质,科学断言能被观察数据证伪的程度等这些问题都是方法论所关注的问题。”[24]700总之,在当今科学哲学界,方法论在两种含义上被使用:一是论“科学研究的方法”,即对科学研究方法的研究;二是科学的规范性研究。从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到培根的《新工具》,以及国内李志才等的《方法论全书》、吴彤的《自组织方法论研究》、黄欣荣的《复杂性科学的方法论研究》等都是在第一种含义上使用方法论的。第二种含义是知识如何获取或为获取的知识进行逻辑辩护。从波普尔、库恩,到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等都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的。 系统科学哲学之方法论即是以系统科学方法为研究对象,探讨获取系统科学知识的路径及其特征。“系统科学首先具有科学方法论的意义”[2]1820,进一步讲,系统科学就是一门方法论性质的学科。[20]13,[23],[29]1,[3840]Klir把系统科学方法论看作通常意义上一门学科三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之一[41],Flood等人也提到“系统科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是通过方法论把它的概念应用到当今的解决问题、计划和决策当中”[11]5。国外系统科学界探讨的系统科学方法论主要涉及硬系统方法论、软系统方法论、批判系统方法论等,但主要是介绍解决问题的方法,而非对方法进行系统的哲学研究;国内相关研究刚刚展开。本文把系统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内容总结为以下四方面: 第一,系统科学方法的具体内容及其相互关系。方法论的核心内容是论方法,因此,对系统科学方法具体内容的探讨就成为了系统科学方法论的首要也是基础性内容。从时间顺序来看,系统科学方法的内容可分为三个阶段,传统系统科学方法(一般称老三论时期的系统方法)[42]、自组织系统科学方法[43]和各种系统思考方法。系统科学方法之间的关系、方法体系即分类学探讨是该部分的第二个研究内容,即以具体方法的研究为基础系统梳理系统科学各种方法之间的关系,并尽可能建立起系统科学方法体系。国内外对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方法相互关系的研究相对比较深入,但是对于所有的系统科学方法而言,这方面的研究还刚刚起步,国内外少有系统研究。陈忠把系统科学方法论内部方法的相互关系进行过初步分析,划分了三个层次:“系统科学方法论原则”;“以各种理论为出发点的各种认识系统规律性的方法,处理系统一般问题的方法”;“针对某类具体的系统问题的方法”。[20]613614对系统科学具体方法的分类学研究为方法论的后续研究提供了体系化的研究对象。 第二,系统科学方法的性质、特征及其原则。系统科学各方法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构成一个有机体系。对这些方法的性质、特征以及原则的探讨有利于更全面地认识系统科学方法的整体特征,有利于系统科学方法的普遍运用,也使得系统科学方法自身更加系统。魏宏森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就对“系统科学方法论的基本特征”进行了探讨,提出了系统科学方法论具有的八大特征[42]6470,但是笔者认为,作者所谓的特征应该是系统科学方法的特征而非方法论的特征。当前学界诸多对系统科学方法论性质、特征和原则等的研究事实上都是对系统科学方法的相关研究,对方法的研究恰恰是方法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吴彤在具体阐述自组织方法的基本内容基础上研究了自组织方法论的几个重要特性[43],朴昌根对系统方法的基本原则进行了简要总结[44],Laszlo对系统哲学方法论的原则以列表的形式进行了说明[45]。对系统科学诸多性质、特征等的研究对于方法的实践应用以及方法论研究都能起到巨大推动作用。 第三,系统科学方法论的元研究,即系统科学的学科地位、特征及其哲学意义。这部分内容属于系统科学方法论的元研究,即对系统科学方法论自身进行的研究。系统科学方法论是以哲学上的方法论为基础,区别于经典科学方法论发展起来的理论体系。系统科学方法论学科地位的研究涉及其与系统科学哲学、系统科学的具体科学之间的关系,认清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于系统科学的整体发展大有益处。所谓系统科学方法论的特征是指与经典科学方法论的差异,深入理解两者的差异才能从根本上弄清系统科学方法论相对于经典科学方法论所引起的革命性变革所在。对这种变革的探讨是系统科学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对系统科学方法论学科性质的认识反过来会促进系统科学方法的发展和完善。总之,对方法论的元研究至关重要,Warfield认为,科学由两部分组成,“主体”和“方法论”,他认为:“没有方法论的主体就像没有身体的脑袋;没有主体的方法论就像没有脑袋的小鸡,在血腥的牲畜棚里戴着枷锁扑腾。”[46] 第四,系统科学知识是如何获取的。以系统科学知识为对象的方法论研究在学术界尚未引起重视。传统科学哲学主要就是探讨方法论问题,从孔德等人的实证主义到波普的证伪主义,再到库恩的范式理论、费耶阿本德的反对方法等都是为知识如何获取提供理论辩护,但是他们的理论主要针对的是以实在论为认识论基础的经典科学知识。对于部分坚信实在论的系统科学家而言,传统科学哲学的方法论虽然存有诸多争议但依然适用。系统科学认识论方面的建构论转向必将引起方法论的重要变革。以建构论为基础的系统科学知识如何获取,或者说是否存在获取这种类型知识的原则或方法就成为了系统科学方法论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笔者认为,由于系统科学知识及领域的特殊性,相关的方法论研究前景广阔,甚至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复苏传统科学哲学,笔者将另文专门探讨该问题。 四、结语:研究纲领的一致性 正像哲学上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具有内在统一性一样,系统科学哲学之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也具有明显的内在统一性。本体论的研究提供“是什么”的问题,即系统、系统科学以及系统科学知识是什么的问题;认识论回答系统科学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为获取系统、系统科学知识的合理性进行辩护;方法论的研究提供知识“如何获取”的问题,即获取知识方法的研究。这种内在统一性,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推动系统科学哲学乃至具有跨学科统一性的系统科学的发展。系统科学哲学除了以上三方面主要内容之外,还包括其他一些哲学问题的探讨,如系统科学价值论、系统科学引起的观念变革、系统科学及其技术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对所有相关哲学问题的探讨必将加深对系统科学理论、方法及其技术成果的认识,同时推进系统科学哲学的研究进程,为哲学知识论的探讨提供重要的基础原料。诸多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形成一个正反馈回路,最终推动系统科学的发展。 系统科学论文:面向MPA学员开设系统科学课程的探索与实践 摘 要 探讨了面向MPA学员开设系统科学课程的必要性及意义,从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介绍了国防科技大学面向MPA学员开设系统科学课程的教学实践,为完善MPA教育课程体系提供有益的参考。 关键词 公共管理硕士 系统科学 复杂系统 公共管理硕士(Maste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缩写为MPA)是为适应社会公共管理现代化、科学化和专业化的要求而设立的,其培养目标是为政府部门及公共机构培养德才兼备、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的管理人才。课程设置在MPA教育中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合理的课程设置有利于学员知识结构的构建以及指导学员的工作实践。我国MPA课程设置尚处于初步完善阶段,课程结构一般分为核心课、选修课、社会实践与研讨。本文讨论了面向MPA开设系统科学选修课程的必要性及意义,并介绍了国防科技大学在开设相关课程方面的探索与实践。 1 面向MPA学员开设系统科学课程的必要性与意义 MPA专业学位教育的学科基础是作为公共部门管理及政府管理研究领域的公共管理学。公共管理学研究的是公共组织尤其是政府组织的公共管理活动,是研究公共管理机构的组织机构设置、管理过程、管理手段、管理效能及其规律性的科学。随着信息化、全球化和科学技术发展,公共管理问题日益复杂,其理论和实践都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① 公共管理研究对象复杂是公认的,而且其研究重点、范围还在不断发展变化,有学者形象地将其比喻为“变形虫”。②单一学科、简单还原论的方法是难以满足公共管理科学这种“变形虫”式发展的需要。事实上,围绕社会公共事务的解决,研究者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整合来自各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数学、统计学、运筹学、未来学和系统分析等。多学科交叉与方法融合始终伴随着公共管理的发展,非还原论研究策略也为公共管理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但是,由于公共管理研究是以问题为导向的,目前对方法的关注主要来自统计学、数学、管理学等其他领域的研究者。当以复杂系统为研究对象、方法论研究为特点的系统科学发展并日益受到其它研究领域关注的时候,公共管理学相关的研究还不多见,也不十分系统,这样的情况在国内尤为突出。③④ 系统科学是一门研究事物整体的学科,是一门从事物整体性的角度观察世界、研究事物、认识问题的学问,是人类对于系统规律认识的总结。⑤系统科学作为横断学科,比一般的交叉学科如生物物理等涵盖的范围更宽。系统科学把事物看做系统(物理系统、化学系统、生物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各领域的大量实际经验的基础之上,总结出人类认识、描述、设计、管理、控制系统的一般性的理念、方法与具体步骤,是各门学科的方法论和基础。系统科学以系统论为哲学基础,一般系统学作为基础理论,运筹学、控制学、信息学等为基本方法,以系统工程为工程技术,为人类从整体的观点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一整套的思想理论和技术方法。 面对当今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各国的高等学校都在进行教育改革,探索如何培养适应时代要求的人才。加强通才教育,提高学生的思维素养,重视文理相通,扩展学生的视野,已成为高等教育界的共识。MPA学员作为政府部门以及非政府公共机构的高级管理人才,除了学习公共政策分析、公共管理学等专业选修课程,还非常有必要学习系统科学这类通识性选修课程,其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层面:(1)系统科学的思维。通过系统科学课程的学习可以培养MPA学员从整体出发、从全局出发考虑问题的系统思维以及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2)系统科学的方法。通过系统科学课程的学习使得MPA学员掌握构建、管理、运行公共组织以及合理高效处理公共事物的方法。(3)系统科学的工具。通过系统科学课程的学习使得MPA学员掌握相关系统建模、分析、仿真的工具。 2 面向MPA学员开设系统科学课程的教学实践 国防科技大学是在钱学森倡导下在国内最早开设系统工程专业的高校之一,遵照钱老的专业建设思想和规划,经过20多年建设和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教学科研成果。⑥依托相关学科优势,作为全国首批试办MPA的院校之一,国防科技大学自2001年招生以来,开始面向MPA学员开设系统科学课程,不断探索、积极改革,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2.1 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员熟悉系统科学的基本概念和发展历程,重点掌握动态系统理论、自组织理论、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复杂网络理论以及系统工程方法论,使学员具备初步运用系统思想、理论、方法分析和解决公共管理中的复杂系统问题的能力。 2.2 教学内容 按照钱学森提出的系统科学体系结构,系统科学可分为“三个层次一座桥梁”,其中系统学为基础科学层次,信息学、运筹学、控制学等为技术科学层次,系统工程为工程技术层次,系统科学哲学为连接系统科学与哲学的桥梁。具体教学内容包括如下。 第一讲:系统科学的基本概念。 重点介绍系统的定义及其相关概念,包括系统的分类、结构、行为、功能、状态、演化;系统科学的概念及内涵;系统科学的体系结构。 第二讲:系统科学的发展历程。 主要介绍古代系统思想的萌芽;近代科学中的系统思想;现代系统科学的兴起与发展;系统科学在中国的发展。 第三讲:系统学基础理论。 主要包括确定动态系统理论,包括轨道、暂态和定态解、轨道稳定性与结构稳定性;随机动态系统理论,包括随机过程与随机涨落、主方程与福克普朗克方程;自组织与他组织、序的概念与内涵;静态有序、动态有序;耗散结构与协同学;自组织理论的应用等。 第四讲:复杂适应系统理论。 主要介绍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基本概念,包括Agent及其相关概念,包括聚集、非线性、流、多样性、标识、内部模型、构筑快;复杂适应系统的基本观点,即适应性造就复杂性;复杂适应系统的主要特点。复杂适应系统整体建模方法,包括刺激响应模型,包括规则的表示、适应度的修改与确认、新规则的产生;回声模型,包括资源、位置;复杂适应系统软件平台等。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在经济领域的应用;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在军事领域的应用;人工生命等。 第五讲:复杂网络理论。 该部分内容主要有复杂网络的结构属性,包括度分布、小世界性、积聚性、度关联性;复杂网络的结构模型,包括规则网络模型、随机网络模型、小世界网络模型、无标度网络模型。复杂网络同步动力学、复杂网络传播动力学、复杂网络交通动力学、复杂网络抗毁性等。 第六讲:控制论、信息论、运筹学。 控制、控制论、控制系统;控制的任务,包括定值控制、程序控制、随动控制、最优控制;控制的方式,包括简单控制、补偿控制、反馈控制。信息的概念、信息的度量、信息的传递;信息论的概念、信息论的历史、信息论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运筹学的概念、运筹学的发展、运筹学的分支。 第七讲:系统工程概述。 系统工程的基本概念及发展历史,系统工程的基本方法等。 第八讲:系统工程案例。 系统工程发展史上的典型案例,以及当前国内外的热点大工程项目等。 2.3 教学方法 理论、技术、方法与实践的有机结合,是MPA教育质量与效果的重要保证,其中理论、技术与方法是核心,实践是理解消化理论、技术、方法的重要途径。系统科学是一门理论性、技术性都很强的课程,甚至被学员戏称为“MPA的哲学课”和“MPA的数学课”,很容易陷入“听不懂、没有用”的尴尬境地。 考虑到MPA学员哲学、数学基础普遍较差的实际情况,我们在教学过程中采取了案例驱动的教学方式,除了第一讲、第二讲以理论讲述为主外,本课程教学内容均以实际案例作为入手点,通过案例引出理论、技术、方法,通过理论、技术、方法归纳总结实际问题,引导学生举一反三。例如,第三讲动态系统理论我们从计划生育政策讲起,第三讲自组织理论我们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区别讲起,第四讲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我们就从股市震荡、大规模群体性事件讲起,第七讲系统工程我们就从三峡工程讲起。 此外,我们还引导学员结合现实世界中的热点问题利用系统科学的相关知识进行思考和讨论。例如,我们在课程中讨论了“从系统科学角度看中医”、“从系统科学角度看风水”、“从系统科学角度看科学发展观”、“从系统科学角度看全球金融危机”等等。同时,我们还鼓励学员结合自己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去理解和认识系统科学,并把它作为开卷考试的论述题。 3 结束语 MPA教育作为一种全新的学位教育,为培养我国公共管理领域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开辟了一条新路。但同时也应看到,MPA教育在我国尚处于方兴未艾的发展时期,特别是课程体系建设方面尤其薄弱。为此,必须不断进行教育创新,以促进MPA教育的持续健康发展。本文探讨了面向MPA学员开设系统科学课程的必要性及意义,从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介绍了国防科技大学开设相关课程的教学实践。希望与广大从事MPA教育的工作者们一同探讨。 系统科学论文:在实践中完善形成系统科学的工作方法 一、亲近学生,研究学生;展现自我,树立威望 班主任要善于接近孩子,体贴和关心学生,和他们进行亲密的思想交流,让他们真正感受到老师对他的亲近和爱,这是班主任顺利开展一切工作的基础。研究学生是教育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最好的途径是首先通过活动观察了解班风、学风,了解全班主要的优缺点并分析其原因所在,了解家长普遍的文化层次,找到亟待纠正的弱点;其次要研究学生的个性特征,了解个人的生活环境,掌握哪些是积极分子,哪些是特别需要注意的学生等等。 在亲近与研究学生的过程中,我们班主任要努力展现自身广博的文化与高尚的道德情操,使学生对你既亲近又崇拜,既认定你是值得信赖的老师,又把你当作好朋友,树立起班主任崇高的威望。那么,你的教育可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班干部队伍的组建和培养 一个班的集体面貌如何,很大一部分是由班干部带头作用和管理能力决定的。小干部对班集体有着“以点带面”和“以面带面”的作用,他们是“班主任的左右手。”所以唯有慎重地选拔和培养干部队伍,班主任工作才能逐渐从繁重走向简单与轻松。 当选的干部应具有较强的号召力和自我约束和管理能力。干部队伍的组建不能仅仅作为一种形式存在,班主任必须精心培养:其一,要大力表扬学生干部优点,宣传他们的先进事迹,帮助小干部树立威信;其二,在鼓励班干部大胆工作,指点他们工作方法的同时,要更严格要求班干部个人在知识、能力上取得更大进步,在纪律上以身作则,力求从各方面给全班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其三,培养干部团结协作的精神,要能够通过干部这个小集体建立正确、健全的舆论,带动整个班集体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形成集体的组织性、纪律性和进取心。 三、以强化常规训练带动教育教学工作 良好的常规是进行正常的学习和生活的保障,一个学生调皮捣蛋、不合常规的举动往往会使一堂好课留下遗憾,使整个集体活动宣告失败,甚至使全班努力争取的荣誉付诸东流,直接影响到班集体的利益。因此,要扎实有效地加强一个学生的常规训练。训练的内容包括《小学生守则》和《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要求的常规、课堂常规、集会和出操常规、卫生常规、劳动常规、参观常规以及路队常规等等诸多方面。并且还要根据学生的特点,结合我国多种优秀的启蒙学书籍的学习,强化学生内在素质。日常行为的训练要通过集体或个人、单项强化或全面优化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务必使每个学生具有“服从集体,服从命令”的思想,具有自我约束力,形成习惯,保证整个班集体随时表现出“活而不乱,严而不死”的良好班风班貌。 四、拟定集体与个人的远、近期目标 有目标才有动力。班主任要根据学校工作安排和本班实际情况,拟定全班与小组在知识、能力、情感等方面的远、近期目标,让每一个学生明确我们全班和小组正在努力奋斗的目标是什么,避免盲目、低效地学习和生活,从而增强班集体的凝聚力和动力。然后,要引导每一个学生拟定切实的个人远、近期目标,将班集体的动力落实到每个学生身上,帮助和鼓励每一个人进步,使每个人都在明显而又易于承受的压力下自觉要求自己。 目标的制定不是目的,如何通过努力去实现目标,提高学生的素质才是目的。因此,鉴于小学生年龄与心理特征,有两点需注意:一是近期目标较之远期目标更有激励作用;二是目标的制定必须切实,要让孩子能“跳一跳摘到苹果”,不能好高骛远,以免丧失孩子信心。 五、激发学生竞争意识 竞争是一股巨大的、潜在的、其它任何外力都不可能达到或替代的动力。班主任应在班内掀起激烈的、持久的竞争活动。必须强调,这是“互助”、“友好”的竞争而不是“敌视”和“保守”的竞争,其目的是为了取得共同的、更大的进步。 一是激发与其他班级学生的竞争意识:从集体活动的表现、班级荣誉的争取、留给老师的印象以及个人获将情况等等多个方面激发全班由整体到个人的与外班的竞争意识。这也是一种集体主义精神的培养。二是设立定期评价制度:以班报“小红花”等相对固定的评价模式,对学生个人和小组的各种表现定期评价,使每个学生和小组明确近期优缺点何在,在班上居何位置,从而增强警惕性和进取心,培养学生的自觉性。三是建立互助组:以互助小组、1+1小组、小组帮助组员等等多种互助方式促使差生取得更大进步,共同实现个人、小组与集体奋斗的目标。四是奖励和批评:奖励与批评的方式各种各样,目的都是鼓励先进、指出缺点、激励所有学生争取更大的成绩。奖励比批评的教育效果更明显。 六、重视主题班会与主题队会的开展 要注重每次活动的实效性,使每次活动都让学生得到一次思想和灵魂的洗礼,留下深刻印象并指导自己以后的言行。其主题可以根据社会影响、学生思想动向以及偶发事件拟定。比如激励学生好好学习的班会《古代勤奋学习的故事》,教育学生正确对待金钱的班会《一分钱》以及教育学生讲究卫生、预防非典的队会《非典可防也可治》等等,主题都非常优秀。 七、学生个性特长和创造能力的培养 素质教育应时代需要所培养的人才应是高素质的,是有创造性的人才。班主任在使素质不同的全体学生在各自原有基础上都得到尽可能大的提高和发展的同时,更要努力发掘学生的潜能,充分发展学生的个性特长、培养创造能力,培养他们成为班上各方面的顶梁柱和带头人,也为培养21世纪的专业人才奠定基础。 诚然,在我国的班级授课制度下,在教育学生“学会生存,学会学习,学会关心,学会做事,学会生活”的过程中,小学班主任工作的内容是复杂的,任务是繁重的。但是,只要我们真诚地捧着一颗“爱心”,加深理论修养,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自己,形成系统科学的工作方法,是完全能够出色的完成班主任管理工作的。 【作者单位:漾濞县上街完小 云南】 系统科学论文:系统科学方法探赜 [摘 要] 系统科学方法是以系统科学相关学科理论为基础,处理各种类型系统问题的方法的集合。在内涵的规范下,外延涉及国内外代表性的系统科学方法,包括“综合集成方法论”、“物理―事理―人理方法论”、“硬系统方法论”、“软系统方法论”和“批判系统思考”等。 [关键词] 系统科学方法;内涵;外延;综合集成方法论;软系统方法论 方法论研究一直是科学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在科学世界中也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被认为是科学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之一[1],或“必不可少的要素”[2]80。系统科学是一个具有较强方法论性质的学科,系统科学方法在诸多学科领域(如管理学、教育学、生物学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对系统科学方法的认识却存在着一定混乱,本文在结合学界观点的基础上,将通过对内涵与外延的探讨全面分析系统科学方法,为它的广泛运用奠定理论基础。 一、方法与方法论 方法与方法论在国内外学术界经常被混用。吴彤把方法定义为:“探索事物的一种途径,其字面的含义也是‘论述行动的途径’。方法也是一种运用手段的认识活动过程。”所谓方法论,“就是讨论、研究方法的理论,也是关于方法的合理性的理论,即关于方法的哲学。”[3]李志才用“五个有机联系着的层次或要素”表征方法的内涵,并进一步指出“方法论,是关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的理论系统。它的原理应包括方法的内在结构、方法的本质特征、方法的来源和发展、方法的分类、方法的功能评价、方法的选择和运用等等一系列问题”[4]。这两个概念看起来非常简单,但在国内外学术界经常被混用。 Klir在探讨系统方法论时,“把系统方法论定义为研究各种类型的一般系统类别及其处理与这些类型系统相关问题的具有内在一致性的方法的集合”。简单讲,他把方法论看作是方法的集合,另外,他进而提出了“系统元方法论”概念,“即对系统方法和方法论(整合的诸方法之集合)的研究”,“它的研究目的是确定一种方法(或方法论)的一些专门的特点”,“系统元方法论的主要功能是评价和比较处理系统问题的各种类型的方法,同时去除那些不适宜的方法”[5]。从物理学的量纲来讲,方法的集合一定只能是方法,因此可以看出,在Klir这里的方法论更接近于通常意义上的方法,元方法论接近于方法论。国内的几本科学方法论史的著作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几乎每本方法论史准确的说都是方法的历史。在系统科学领域,这种方法与方法论的混乱更加明显,诸多冠之以方法论的内容基本上都属于方法范围之内。比如,硬系统方法论、软系统方法论等,以及国内学者钱学森、顾基发、吴学谋等人的方法论,某种程度上更像某种研究方法,后文会具体说明这些方法。但事实上,对于方法和方法论这两个范畴的说明在国内还是比较清晰的,如上文吴彤的观点,再比如陈忠的观点:“方法就是人们看事物、想问题、办事情的思路、原则、程序、步骤和技巧。……方法论则与方法不同,它表现为一系列方法论原则,是比方法高一个层次的东西,方法论要回答的问题是方法的客观基础,以及各种方法的相互关系等等。……方法论研究的一个直接目的就是要获得好的方法。……方法论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各种方法的相互关系,即体系结构。”[6]612-613另外,朴昌根论述系统方法和系统方法论所提出的观点,也是笔者所赞同的,只不过他称方法论为方法学。[7]79-81 笔者同意吴彤、陈忠等对一般意义上方法以及方法论的界定。诸多学者探讨过的实验方法、观察方法、归纳方法等,或者各种方法的组合,观察实验―归纳方法和假说―演绎方法等都是科学方法,并非方法论。这种界定的直接结果就是当前许多书名为方法论的著作可能都要改称为方法的研究,这种研究本身即是方法论,或论方法。如果方法论是关于方法的理论[6]613,那么方法论研究就应该是对“关于方法的理论”的研究,笔者认为这种研究尚不存在,因为研究方法的理论还不存在,谈何对之进行研究。Klir的元方法论在这种意义上很明显更应该称之为方法论。因此,很多文献中提到的方法论研究、方法论变革等也就失去了指代的意义。换个角度说,当前学界提到的方法论变革指的主要是方法的变革,是在做方法论,研究方法,理解其意即可。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本文是以方法为研究对象,做方法论研究。 进一步讲,与科学发现相对应的是方法,与科学辩护相对应的一般是方法论。以波普为例,他提出的解决问题获取知识的四段图示[8],是向人们展示他提出的获取知识的方法,告诉人们如何做,即方法;他进而把这种思想上升为与实证主义相对立的证伪主义观点,即进入了科学辩护的层面,即方法论。因此,包括库恩的范式理论、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费耶阿本德的无政府主义等都属于方法论,或者说是通过对获取知识的科学方法的思考总结出的一些思想理论。 二、系统科学方法的内涵 (一)系统方法与系统科学方法辨析 当前学术界提到最多的是“系统方法”,所指的含义却有所不同,事实上是在两种含义上使用该术语。一是以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论为理论基础形成的系统方法,魏宏森的观点是其典型代表:“系统方法,就是按照事物本身的系统性把对象放在系统的形式中加以考察的一种方法。即从系统的观点出发,始终着重从整体与部分(要素)之间,整体与外部环境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中综合地、精确地考察对象,以达到最佳地处理问题的一种方法。它的显著特点是整体性、综合性、最佳化。”[9]另一种含义是在系统科学方法意义上使用的系统方法,如朴昌根即是如此。[7]80丁把它总结为:“以一般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以及耗散结构、协同学、超循环理论等众多现代科学理论为科学基础而形成和发展的一种科学研究方法。”[10]19-22或者说,是以系统科学的相关理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方法的集合。为了避免混乱,后文把以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为基础的系统方法称之为系统论方法;把以系统科学理论为基础的系统方法称之为系统科学方法,前者是后者的真子集。 国内第二个具有代表性的方法体系是由顾基发、朱志昌等人提出的“物理―事理―人理系统方法论(WSR)”,它是把物理、事理、人理有机融合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的方法体系。 [22]8在该方法体系中,“‘物理’指涉及物质运动的机理,它既包括狭义的物理,还包括化学、生物、地理、天文等等。……‘事理’指做事的道理,主要解决如何去安排。通常运用运筹学与管理科学方面的知识来回答‘怎样去做’的问题。……‘人理’指做人的道理,通常要用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知识去回答‘应当怎样做’和‘最好怎么做’的问题”[22]15。物理―事理―人理系统方法论的实践准则是“懂物理、明事理、通人理”[22]16,它的基本原则主要包括:综合原则、参与原则、可操作性原则和迭代原则。[22]20苗东升通过对这种方法或方法论进行分析,把它归于软系统方法论名下。[23] 邓聚龙创立的“灰色系统理论”在国内外已经产生了重要影响。该理论中的灰或灰色指“信息不完全或不确定或者二者皆有的现象。灰或灰色亦可称为贫信息现象”[16]231。“灰色系统是指信息不完全,信息不确定,或二者兼有的系统。”[16]239以此为基础,灰色系统理论就是“处置少数据不确定性问题的理论”[24],“灰色系统理论属系统论范畴。灰色系统理论以信息不完全,不确定系统的行为表现、行为内涵、行为关系、行为环境的层次性、动态性、信息性、量化性……为主要研究目的。”[16]239它的主要内容包括:灰观念、灰生成、灰建模、灰预测、灰决策、灰控制、灰数学、灰哲学等。[16]240相对应的,应用灰色系统理论处理灰色系统各种问题的方法就构成了灰色系统方法。 吴学谋创立的泛系理论与方法也已经在国内外诸多领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应用。泛系方法论是“泛系哲学的主要组成之一”,它是将“泛系理论(泛系哲学、泛系数学、泛系工学等)运用于科学认识和科学研究过程,运用于认识与实践”形成的各种泛系方法的总和。[16]112或者可以把泛系理论与方法简单总结为“研究广义系统、关系的理论和方法,……它的特点是宏观、微观兼顾并具有多层次网络体系”[25]。 (二)国外提出的系统科学方法 国外提出的较有代表性的方法或方法论体系,主要包括系统工程、系统分析、系统动力学等方法在内的硬系统方法或硬系统思考,切克兰德提出的软系统方法论,Ulrich的“批判系统启发法”(CSH),还有“全面系统干预”(TSI)和“批判系统实践”(CSP)等在内的批判系统思考(CST)方法,以及Klir创立的被称之为“一般系统问题解决者”的方法体系等。 系统工程自从20世纪中叶由贝尔公司提出以来,在国内外都得到了广泛运用和发展,已经成为管理学及其相关领域的重要方法。系统工程可以简单总结为:“系统工程是一门纵览全局,着眼整体,综合利用各学科的思想与方法,从不同方法和视角来处理系统各部分的配合与协调,借助于数学方法与计算机工具,来规划和设计、组建、运行整个系统,使系统的技术、经济、社会效果达到最优的方法性学科。”[26]7当前系统工程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严格的、可操作的程序处理复杂的系统问题。系统分析方法、系统动力学方法等经常被认为是包含在系统工程大的方法体系内部处理问题的具体方法。关于系统工程的具体操作与实践问题,在任何一本系统工程的教材和著作中几乎都有详细说明。在国内外各个高校的相关院系也都开设了相关课程,表明了这一学科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尤其是管理学中已经得到普遍认可。这些切克兰德笔下的硬系统方法论主要是解决问题比较确定的问题,随着系统分析方法在诸多领域的广泛运用,问题本身就成为了问题。[26]27-28用切克兰德的话讲,软系统方法论是专门处理不良结构的问题[27]161,或者说为这种问题本身不确定性的问题的解答提供一种方法论的指导。切克兰德提出的七个步骤的方法循环图是其方法思想的集中代表。[27]163切克兰德虽然也给出了他的方法的具体操作步骤,但是也正如他所说,他的方法更多的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提供解决问题的基本原则。[27]161-162 近些年的学术界,在切克兰德软系统方法论以及诸多系统思考相关思想与方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了多种应用于管理学的系统科学方法。其中Ulrich提出的“批判系统启发法”、Flood和Jackson创立的“全面系统干预”以及在这些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批判系统实践”是最有代表性的思想和方法。后两种方法是“批判系统思考”(CST)的典型代表,Jackson用“创造性整体论”一词表示这些方法或方法论思想。[28]在Jackson的《系统思考》中对这些方法的形成与发展、方法及方法论的理论与实践、哲学根源与影响,以及对实践管理人员的具体价值都进行了深入分析与阐述,此处不再重复。Klir为了处理各种具有关系性的系统问题,提出了他称之为“一般系统问题处理器”(GSPS)的方法论体系结构。包括三个部分:概念框架的执行部分、操作部分和两个交界面。[29]该方法论可以被应用于诸多一般系统问题的处理与解决。Klir和Elias专门撰写《系统问题解决的体系构建》,详细阐述了该问题。 除了以上具有代表性的系统科学方法之外,应用各种系统科学理论处理问题形成的方法都属于系统科学方法的范围之内。比如应用一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混沌学、CAS理论等分析问题形成的方法。魏宏森的《系统科学方法论导论》和周昌忠《西方科学方法论史》对所谓老三论基础上形成的方法进行了研究,吴彤的《自组织方法论研究》则对之后的自组织理论、非线性科学形成的方法进行了深入研究。CAS理论与方法在国外的诸多领域都已经得到了广泛发展和运用。另外,像黑箱方法、模型方法、复杂网络方法等也在诸多领域得到了广泛运用。由于本文的重点不在于介绍这些方法,而在于通过对这些方法的分析进行方法论探讨,因此不再对具体方法做一一阐述。 系统科学论文:系统科学引领英语系统教学 摘要:系统科学是信息时代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研究事物系统性的科学是系统论。课堂教学是一个整体,也可构成不同的系统。我们试图运用系统科学理论,打开课堂教学改革之窗,为一线教师深入教学改革的深水区探路提供便利,获得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系统科学;改革;启示 英语系统教学就是运用系统科学理论的观点和方法指导教学设计和实施教学改革。事物系统性特征表现在多方面,如非线性特征、涌现性特征、不确定性特征、整体性特征、有序层次性特征等,但与英语系统教学密切相关的,又能给教改有一定启示的特征,主要有整体性特征、有序层次性特征、反馈控制性特征,我们依据自己的实践具体阐述如下: 一、英语系统教学的特征 1.教学整体性特征 教学整体性原理是系统教学的核心理念。教学整体性原理要求教师把系统教学看成是个整体,以系统科学理论为指导进行教学设计和施教。 整体是由部分(要素)组成的。需要指出的是系统整体并不等于部分的总和。系统教学的整体是一个有机体,会产生新质的活力和生命的美感,即整体大于部分功能之和。英语教学整体由教学目的、教学主体(师生)、教材体系等要素组成,教学方法和手段是为教学目的服务的,他们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构成了一个具有新质的整体。 英语课文是一个整体。课文内容由词汇、词句、语段构成语篇整体。作为一个整体,它不仅是词、句、段的总和,这是编者把学科知识系统化的结果。当一篇文章进入课堂教学,反映了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教学要求,代表着学生认知水平的变化,也体现了一定的教学行为要求的新意涵。所以课文教学也是个整体,整体是由要素组成的。进入课文教学就会形成一定的结构,结构是功能的基础,所谓结构就是指系统要素的组合方式。不同的结合方式就会有不同的组合结构,不同的组合产生不同的功能,于是教同一篇课文因结构差异就会形成低效教学、有效教学、高效教学、优质教学的不同功能。爱迪生最早研制的灯炮只能连续照明40小时,而现在的节能灯可以照明6000小时,这是因系统结构中的要素改变了,功能也就显著提高。同样,生物系统之有以有生命,就在它与环境之间的新陈代谢,以完成自身的不断更新。因此任何开放系统都是相对稳定而又在不断进化的。我们的教学改革和教学设计也应遵循这一规律,要求教师要不断地优化教学结构,把主体、主题、主线等教学要素融为一体,以获得最佳的教学功能。 2.教学有序层次性特征 整体是由要素或系统组成,系统是一个多层次概念。教学过程需要有序的层次发展,如果把客观世界视为一个大系统,它包括许多小系统,每个小系统又包含许多更小的系统,层层分化,乃至无穷。系统论创始人贝特兰菲指出层次结构是系统的部分秩序。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一个系统总是把它当作一个层次系统来对待,因此系统的发展总是有序的,系统从无序走向有序就是系统的进化发展,反之则为系统的退化消亡。系统的发展进化是一个不断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有序化的组织过程。人的学习也是一个从易到难,从低级到高级的运用实践过程。教学就是一个人工的有序开放系统,其概念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认识: a.层次系统的分类:系统可以分为自然系统和人工系统。自然系统是自然形成的,是一种自在的运转。外语教学不是自然存在,而是人们依据认识建构起来的,是由自为目的控制运转的。它还是一个开放系统,与外界有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是人工可控系统。 b.教育系统是个大系统,又是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也可分为各个层次系统,如:1.国家教育层面,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人才。2.学校教育层面,由教育、科研、管理层次系统,完成培育人才的任务。3.跨学科层面,主要组合学科知识,促进有机融合。4.学科教育层面,协调知识系统层面的联系与组合。5.课时教学层面,优化课时结构,获得最佳功能,实现教学目标。 c.课时系统教学层面:课时系统教学是最基本的工作时段。一篇课文结构复杂,内容丰富,不可能在一课时内完成。在新知识处理中,我们可以分为三个层面,课内学科教学层面主要解决知识的理解与掌握。校内学科层面把所学的知识通过变式练习,转化成技能。校外社会实践层面把知识和技能转化成为解决问题的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教学设计必须以系统论的观点和方法为指导,依据教学目标和计划,系统教学的过程设计就成为整体认知(W)、层次切分(L),课时设计(C)、反馈调控(F)、教学目标(O),详见系统教学的设计图:整体认知(W)层次切分(L)课时设计(D)反馈控制(F)教学目标(O) 在系统教学的设计过程中,一篇课文仅是学科系统的小整体,一课时仅是课文中的小整体。教师在施教过程中必须关注系统之间的内在联系,从教材编写、课程标准、课程设置、教学设计等内容上去盘算思考,有时还会受到国际教育发展的影响,如果语言学、认知学科有了新发展,那么课时系统教学也会受到影响,教学过程中教师还必须注意到,有时教学要素不变,但是组合方式变了,功能也会产生变化。 3.教学反馈性控制特征 反馈控制原理普遍存在于自然、社会、思维之中。反馈在系统中起十分重要的作用,所谓反馈则是通过系统信息反馈,调控要素之间相互作用,使系统按照预定的最佳目标发展的必要条件。任何系统只有通过信息反馈,才能实现对系统的有效控制。2013年中国的神州十号飞船与天宫一号成功实现交会对接,是由于地接受反馈信息,不断地对他们的飞行轨道进行调控的结果。女航天员王亚萍在飞行中向6000万中小学生授课,展示在失重条件下一些奇特的物理现象,也是依靠信息的反馈和调控,让学生去感知神奇而奥妙的太空,品味蓝天深空的美妙。 反馈控制原理也存在于教学系统之中,而且处于相当重要的地位,只有用好反馈反思控制原理,才能使教学系统不断进化和稳定运行。教学系统还是一个开放系统,系统的开放性是系统从无序走向有序的必要条件,但它不是系统发展的根本原因,其根本原因是系统内各要素按照一定的目标协同运动的结果。只有协同运动,才能取得最佳效果。正是有些老师所说,如果学生不想学,老师再绞尽脑汁也与事无补。因为要素间缺乏协同运动,教学系统很难稳定有序发展,有序稳定地发展需要师生不断地反馈、反思,适当进行调控。 系统科学论文:基于高速铁路牵引供电系统科学管理及安全预警体系的探讨 摘要:牵引供电系统在高速铁路安全稳定运行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旦牵引供电系统发生故障将引起高速列车的全面停运。文章对高速铁路牵引供电系统基本组成进行介绍的基础上,对当前高速铁路牵引供电系统故障诊断以及管理存在的重要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对确保高速铁路牵引供电系统实现更加科学化管理的措施进行了深入探讨。 关键词:高速铁路,牵引供电,科学管理,安全预警 前言 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伴随着我国铁路事业的高度发展,高速铁路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据统计,“截至 2010 年底,我国高铁投入运营里程达8358千米,高速铁路运营里程已居世界第一,2012 年底我国高速铁路总规模达到13000千米,我国已成为世界上高速铁路发展最快、系统技术最全、集成能力最强、运营里程最长、运营速度最高、在建规模最大的国家。” 伴随着高速铁路事业的飞速发展,其安全性、稳定性也日益引起整个社会的广泛关注。在高速铁路整个系统中发挥核心作用的供电牵引系统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 一、高速铁路牵引供电系统基本组成介绍 第一,高速铁路牵引供电系统外部电源。牵引供电系统外部电源在整个高速铁路系统中发挥着“源头”作用,为整个高速列车提供能量持续性供给;供给的方式和途径是通过牵引变压器从电力系统到牵引供电能量的转换来实现的。不同于普通铁路,高速铁路牵引供电系统所接入的电压一般为220千伏。高速铁路牵引供电系统外部电源的主要功能是为高速铁路持续性供电提供更加完备供电保障。 第二,高速铁路牵引供变电所。如果外部电源发挥的作用主要是提供持续性的保障,那么牵引变电所将外部供电根据电力牵引对电流以及电压的不同需求,转化为适用铁路牵引需求的电能,之后将转化后的电能输送到接触网。高速铁路牵引变电所所在整个牵引供电系统发挥着“心脏”般的功能。在整个高速铁路运行线路中,一般每间隔40-50千米就会设立一个变电所,每个变电所所中安装两套设备,确保铁路稳定、持续运行。牵引变电所包含牵引变压器,除此之外也包括给牵引变压器配套的其它相关设备,如开关设备、电压电流、测量设备等。 二、高速铁路传统牵引供电系统故障诊断及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一,传统牵引供电系统故障诊断及管理的主要特征。传统模式下,对牵引供电系统故障进行的管理主要是对已经出现的故障,是对已经发生故障的诊断、维修,而当故障出现之前,证明系统已经在非常不健康的运行条件下运行过一段时间;传统条件下的对牵引供电故障发生位置以及原因进行排查后也能够使系统恢复到以前状态,但是从很大程度上对铁路运行秩序产生不利影响,对铁路运输带来一定损失,其经济性、时效性不强。 第二,传统牵引供电系统故障诊断及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对出现的故障难以查找到真正原因。二是只是针对故障发生后进行的处理。传统条件下的故障诊断只能是对已经出现的故障进行诊断管理,难以实现事先性、预警性预见。三是排除出现故障的时间较长,影响铁路运行秩序。由于只能是针对故障发生之后进行的处理,故障排除需要一定的时间,在此过程中会对铁路运行秩序产生诸多不利影响。 三、高速铁路牵引供电系统科学管理及安全预警的主要措施 第一,采取多元化的牵引供电数据采集与处理技术。该种技术包含对牵引变电所各自动化系统、数据采集与监视控制系统、故障录波装置、接触网检测车等监测数据的精度、正确率以及各系统监测数据相互之间的关联性进行管理,获取高铁牵引供电变压器的局放以及互感器介质损耗信息,并对不同数据的来源以及特征进行综合分析,例如,数据发生的时间与空间等,在相关数据分析处理的基础上建立起多元化的故障预警与诊断数据模型。多元化的牵引供电数据采集处理技术所涉及到的主要层面包含四个板块,分别为数据的采集与处理、牵引设备状态的信息采集与处理、牵引设备基础性的信息采集与处理以及牵引维修信息的采集与处理,在相关数据与信息采集处理的基础上,作出对故障性相关分析、监测特征量的选取以及故障特征的提取等方面的分析结果。 第二,高铁牵引供电正常状态下的综合评价技术。对高铁牵引供电正常状态下的综合评价,主要涉及通过建立相关标准对供电系统正常运行的结构、特征、运行等进行诊断定义,建立包括各项数据指标的重要度和时效性的动态评估指标、设备的重要度评估指标、元件及网络的健康程度指标等一系列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对高速铁路牵引供电系统的正常运行状况是否健康、良性作出全面的评估。 第三,高铁牵引供电故障预警技术。对于高铁牵引供电系统出现的故障,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是诸多因素予以累计的结果。当故障发生时,其前期必然经过一段时间的不健康运行状态,当不健康运行状态难以承受正常工作负荷的时候,故障必然发生。究竟故障在哪个环节发生、在哪个设备中发生,则难以作出预先性的判断。如果建立起高铁牵引供电故障预警技术体系,则能够在故障发生之前就能够识别出设备的异常,对潜在发生的故障予以避免,建设事故发生的概率。高铁牵引供电故障预警技术,重点包含两种:一种是对潜在的隐形故障予以预警;第二种是对早期出现的、或已经初露的故障端倪进行的额预警。潜在的隐形故障主要是已经发生却未直接表现出来(或未被发现)的故障,由于其具有随机性和隐蔽性,对于该类故障可以借助于牵引供电故障预警技术中的各设备相互之间关联所形成的制约关系技术予以解决。对于对早期出现的、或已经初露的故障端倪的这种情况,早期故障的特征比较微弱,提取往往比较困难,主要采取保证数据间几何关系和距离测度不变的前提下,展开观测空间卷曲的流形来发现内在主要变量的技术措施。 第四,高铁牵引供电故系统维护技术。对于高铁牵引供电系统而言,采用科学、规范的系统维护技术能够有效延长系统寿命,提高设备性能,提高牵引供电系统的稳定定与安全性。高铁牵引供电系统维护技术包含以下两种:一是主要涉及运行状态检修技术,在科学降低维修成本、提高系统稳定性基础上实现二者的协调;二是主要采用定量方法,对不同线路等级的牵引供电系统维护费用和故障后果损失费用之间实现最优化。高铁牵引供电故系统维护技术,能够有效降低维修保障费用,提高牵引供电系统运行的经济性与可靠性。 四、结语 伴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高速铁路在整个国民经济秩序中所发挥的作用越加突出。而高速铁路牵引供电系统是确保整个高速铁路系统稳定、健康运行的关键环节,尤其是作为高速铁路上电力机车能量的来源,高铁牵引供电系统的安全可靠对整个高速铁路的可靠运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牵引供电系统一旦发生故障,不仅会影响到铁路运行秩序,为铁路系统带来一定的经济损失,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到铁路的安全稳定运行。确保高速铁路牵引供电系统管理的科学化,必须要综合采用采取多元化的牵引供电数据采集与处理技术、供电正常状态下的综合评价技术、故障预警技术、供电故障排除与处理技术,以更好的确保高速铁路稳健、安全运行。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东西方文化和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发展逻辑研究 一、东西方文化的渊源和发展 以中国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和以欧美国家基督教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流文化。东西方文化因为起源不同,所以两者存在很大的差异,也存在很多的冲突,有着各自的历史发展逻辑。 1.东方文化的渊源和发展。东方文化是以中华文化为代表,中华文化在秦以前,百家争鸣,没有明确的主流思想,但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以后,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主导思想。中华文化共有三个层次组成,第一层是以儒、道、释为中心,第二层是以法、墨、农、名、兵、纵横、阴阳为副线,最外层是民族特色文化,形成了一个多元文化体系。在整个东方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儒家思想是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道家思想和佛家思想是发展中的两条副线。儒家思想是一种以规则和说理的方式来传播的思想,而道家是以一种辩证的理论而使人信服的,佛家则是以一种哲学的方式来解释世界。它们对人生、对事物发展的规律都有自己的解释理论,对人性的认识,对社会的认识都有自己的角度,尤其是对人生对人的本质的理解,更是各有不同。有人说,儒学治皮肤之疾,道学治血脉之疾,佛学治骨髓之疾。这里说出了三个层次:儒学尽管提出了许多的治国方略,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但是它的致命的弱点是缺乏严密的理论体系;道家有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是由于过于消极,同时又没有得到统治者长期的青睐,而没有在东方的文化中占主体地位;而佛学是一门出家人的学问,它有着一套严密的逻辑体系,对于事物发展的规律有一种自圆其说的逻辑。 2.西方文化的渊源和发展。从历史进程看,西方文化至少包含着三种传统,古希腊、罗马和基督教。古希腊的文化带有一种和谐的特点,在现实和彼岸、理想和现实之间,它力求达到一种和谐;罗马文化,则完全是另一个方面,它一头扎进了功利主义、物欲主义的浊流里;到了中世纪则进入了基督教时代,基督教文化是惟灵主义,它把眼睛盯在天国,导致了人性的异化和中世纪落后的经济和愚昧的文化。到了近代,西方文化呈现出一种融合的趋势,既有希腊那种对人的尊重、对知识的追求,又有罗马那种对功利的向往、对世俗国家的热爱,同时也有基督教对现实的批判、对理想主义的向往,这样的融合性的文化是符合现代社会发展逻辑的。 二、东西方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冲突 1.价值观的冲突。东西方文化在价值观上有着本质的不同。美国学者linell davis(2001)通过调查发现,中美之间在价值观上存在着五个方面的区别:(1)人性,中国人认为人性基本上是善良的,而西方则认为人性是善与恶的结合体;(2)人与自然,中国人强调天人合一,而西方人则强调人控制自然;(3)时间观念,中国人珍惜过去,而西方则重视未来;(4)社会活动,中国人重视身份,而西方则重视所作所为;(5)社会关系,中国讲究等级,而西方则讲究个性。 2.思维模式的冲突。东方文化讲究天人合一,在思想意识、思维模式等方面都倾向于求整体、求综合和知觉上的垂直感。东方人表达时总是由整体到具体再到局部,因而体现在语言表达方式上就是表达事物总是按时间和事理发展顺序由因到果、由先到后由小到大、由具体到一般进行阐述。西方的思维模式将人与自然分离开来,崇尚“人物分离”,西方人对原罪的自我意识使他们为赎罪而不屈不挠地征服自然,天人相分的思想决定了西方人一切二分,改造自然,讲究理性。久而久之,使得西方人习惯于分析事物、习惯于抽象思维和重形式逻辑的思维以及求精确的语言观,在具体表达事物方面,总是先概括后分解,先表态后叙述,先总结后事例,先总体后具体,先结果后原因,先大后小。 3.人际关系造成的社会角色期望的冲突。在不同的文化里,人和人之间交往的行为准则不一样,于是人际关系以及相互之间信任建立和维持的基础随之也不一样,人际关系的不同造成了社会角色的期望也不同。在中国,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很是模糊和微妙的,往往除了单纯的工作关系外还会涵盖到朋友关系、师生关系等。下属对上司的期望也很是广泛,一个称职的上司要是个比自己强的“专家”。可是在西方文化里,上司仅仅是个问题的解决者,也就是说“我是老板,可是我不一定要比你强,你也不必期待我会比你强,你只要相信在关键的时候我会很好的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并站在一种高角度上给予各方面的指导。”他们之间除了工作中的上下级关系外,没有什么额外的附属关系。 三、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创新 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导致存在着互补性。西方文化是以基督教为立国之本,强调科学的进取和民主法制的游戏规则,重视发展和个性化;而东方文化是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强调的是关系的协调,重视家庭和群体的利益。所以东西方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就应该逐渐融合创新,取长补短,把西方的法制、法规融入到东方的文化中,使东方文化也加入定量的元素,走向规范;西方也把东方文化中的对群体利益的关注和关系的协调等元素融入西方的文化,使得西方文化在规范中更加人性化,这样文化的发展就更加能适应我们现在社会的发展。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影响不仅渗透到我们的工作中,也将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中。文化差异既影响人的思维和行为,也将导致东西方管理思想的差异,所以有人说,管理思想既是文化环境的一个过程,也是文化的产物。东方习惯以管理家庭的方式来管理企业和国家,而西方则以管理国家的方式来管理企业和家庭;东方管理重态度、重情理,西方管理重程序、重法理;东方管理情、理、法兼顾,西方管理法、理、情兼顾。它们之间管理思想的不同都是建立在文化不同的基础上的。 四、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发展趋势 东方管理思想在新的世界经济环境中不断地显示出巨大的威力,尤其是日本的企业文化在企业管理中的巨大作用,使得欧美的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常常处于不利的地位,于是西方不断的向东方寻求新的管理妙方。被尊为“日本近代工业化之父”的涩泽荣一先生认为,给东方经济带来繁荣的“天机”不是别的,正是“论语加算盘”的管理理念。“论语”是传统东方儒家文化的经典,代表了一种先进的、融合了东西方管理特色的管理理念;而“算盘”则代表了谋取利益的先进手段和方法,在这里,主要是指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在“论语加算盘”中,“论语”是管理活动的灵魂,在管理活动中起到核心作用。这样,东方管理思想不断和西方的管理思想进行交融。西方的管理思想,是一种制度化、规则化管理,已经制约了人的自主性,出现了“管理有余,领导不足”的情况;而东方管理,缺乏规则,强调打好基础,失去了管理的科学性。所以我们发现,东方和西方的管理思想是各有千秋的,它们是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的管理规律,他们是互补的,是兼容的,只有相互结合起来,才能更好的施行管理,所以东西方管理思想的发展趋势是在融合的基础上实现创新。 1.全球化是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前提。管理科学作为一门学科建设,是人类知识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势必带来各民族管理理念的冲突、交流和融合,东西方管理理念的融合就是全球化条件下的产物。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日趋频繁,各种文化相互冲突和融合,在客观上为东西方管理理念的融合创造了条件。 2.互补性是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基础。东西方的管理思想各具特色,外在的表现为一“柔”一“刚”,在客观上存在着互补的条件和要求,其一,东方儒家管理理念可以有效弥补西方科学管理理念的不足,在西方传统的管理理念中,强调“物”的作用,把“人”与“物”归为一类,强调管理全过程的标准化、量化,称为“科学管理”;在东方的管理理念中,注重“人”的积极作用,称为“人本管理”,两者可以互相弥补;其二,西方的管理理念促使东方儒家管理理念走向规范化,弥补了东方管理思想中的定量性问题。由此可见,东西方的管理理念的融合,互相补充,互通有无,可以达到“刚柔相济”的效果。 3.“拿来主义”是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途径。在对待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管理经验和先进的文化上,我们也曾走过不少弯路,一方面全盘否定,另一方面崇洋媚外。其实我们对待管理思想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也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只要对我们有用,就要奉行“拿来主义”,结合自己的特点和民族特色,把这三者加以整合,发展出适合自己企业、适合自己国情的新的管理思想。其次,东方的和谐思想在西方管理思想中将越来越重要。东方管理思想中的和谐思想告诉人们,和谐是取得最大受益的最好方法,所以在西方的制度化、规则化管理思想中应该融入东方管理学中的和谐思想。在人的行为的研究上,主要放在对物的管理和对组织的管理上,尽管也有对人的研究,但主要偏向于对人的行为的研究,从理性的思维出发,认为应该是怎么样的,而不是考虑人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没有真正站在人的角度看问题。而东方的管理思想认为人是属于社会性的,很多时候不是规章而是道德告诉人们应该怎么做。所以西方的管理思想应该引进和谐的思想,加强对人的研究,加强一些柔性管理因素。 4.跨文化管理是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趋势。东西方文化和管理思想的融合创新在跨文化管理中表现尤为突出。典型的美国式管理以“法”为主,强调个人管理、强调严格的制度、理性决策和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等等。而中国式管理则是以“情”为主,注重发掘人的内在的价值和积极性,强调管理的人和效应,对制度管理比较松懈,理性精神严重不足。现在,美国企业开始注重社会效益和人力资源的开发和职工的稳定,而中国文化也开始摒弃论资排辈,强化竞争机制,开始强调能力至上的观念。跨文化管理会使得东西方文化和管理思想的融合创新在实践中得到加强和提升。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从日本的企业文化看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 【摘要】现代西方管理日益趋向复杂化,片面追求数学化、模型化的管理技术,无视人的心理情感因素和管理艺术的丰富性。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管理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点。日本企业文化不仅推行现代管理的体系、制度、方法,也重视属于文化层面的“软”的因素。如员工归属感、价值观的培养。在当代东西方文化进一步交流融合的趋势中,应当注意既学习西方的管理之术,又领悟中国的管理之道。 【关键词】管理哲学;管理技术;文化融合;管理之术;管理之道 西方管理学从泰勒、法约尔开始,逐渐架构成完备的体系,又衍生出众多的流派、学派、丛林。与此相对,中国古代诸子百家,虽观点各异,但都离不了理国治邦,他们的文化精髓既是人生哲学,也是管理思想。东方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思想不乏深邃闪光之处,却沧海遗珠,散见于经、史、子、集,缺乏系统的于是,学院教授的“正统”管理学“言必称希腊”,基本是西方管理学一统天下。 一、西方管理学分析 西方管理在直接为现代市场经济服务中积累出明显的优点:善于运用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在试验和逻辑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严格地控制和严密地管理,注意引进竞争机制,提高整个管理活动的效率,不断根据管理实践的结果来变革管理模式和创新管理理论,重视发挥个人的能力和专长,充分利用法律和契约在管理中的作用等。而其缺点也是明显的:重视对管理的理性分析,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管理技术片面追求数学化、模型化和计算机化的倾向,无视了人的心理情感因素和管理艺术的丰富性;对管理中某一要素进行深入地、科学地分析,总结出的某一方面的规律,却往往把局部的规律看成是一个管理活动的普遍法则,产生了以偏概全,走极端的弊病;现代西方管理日益趋向复杂化,复杂也带来新的矛盾。组织结构复杂常常使各种矩阵结构相互牵扯,扼杀了创造行为。 二、东方管理思想的内核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人文精神,重视社会人生。所以东方管理文化也是以人为核心,具有浓烈的人本主义色彩;协调各种组织、群体间的关系,强调整体协同,而且这种协同不仅是在人与人之间,而且包括人与自然之间。 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管理哲学在很大程度上解决的是“愿不愿、想不想”的问题,是如何激发员工“心愿”的问题;而西方则注重员工“会不会、能不能”,是针对企业管理制度和方法方面下工夫,各有侧重。一个企业家,如果没有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不断提升境界的养料,把企业当成一个大家共同发展的平台,而不只是个人财富积累的木桶,那他前进的动力在某些阶段会受到限制和影响。 相对于西方系统的、并在某种程度上已发展起来的科学监督和统计制度,东方管理思想更注重人的自我约束、修身养性的自我管理,通过高度的自律适应自然。从“性善论”出发,通过自身修养来解决问题。这些和现在比较流行的“人本管理”思想有共通之处。儒家讲究的是“宽容和谐内部环境”,但在管理中的感性成分较大。极端的感性管理也会导致具体管理者无所适从、无所凭依,管理走型。 东西方管理文化不同,对管理的本质和认识也就不同。但是在当代东西方文化的进一步融合的趋势中,现代管理本质越来越体现为“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为核心的人本管理思想。对于“人本”管理思想的回归,中国上古时代提出了“德为贵”的思想,强调伦理道德的重要性。儒家管理思想的逻辑起点是“修己”,即自我管理;其归宿是“安人”,即理想化的社会管理及最终的天下大同。“修己安人”包含了根本性的个人修炼与管理方法。市场经济体制更加需要提倡诚实守信、意志坚强、艰苦奋斗的精神。西方也普遍认识到了这种重要性,在mba课程中也开设了“管理伦理”的课程,东方管理学派提出了“以德为先”观念,强调在市场经济下企业把道德行为放在首位,遵行“德智兼容”。日本企业的成功更是有力的证明了这一点。 三、日本企业文化的示范意义 进入20世纪70年代,日本企业在全球开始展露风采。当时美国正在受到石油危机的冲击嘛。企业劳动生产率在连续增长了20多年后骤然停止了增长。而这时,日本作为战败国,战后国民经济面临崩溃边缘,石油等原料全部依靠进口,但他们的企业在石油危机中安然无恙,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日本企业管理的成功离不开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古典管理思想的长期熏陶。很多日本企业界人士认为,日本现代企业管理与竞争是建立在中国古典思想的基础之上的。 (一)日本企业文化中体现的东方传统人文精神 中国儒家思想对日本的影响最为深刻。早在公元八世纪,儒教就以行政手段得到日本政府推行,国民诵读《孝经》,提倡孝道。进入十六世纪,儒教被奉为日本官方哲学,日本兴起了对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古典思想的全面研究。直至今日,儒家思想的痕迹,依然显著地存在于日本人身上。二战以后,日本经济奇迹般崛起,令世人瞩目。于是全世界都开始掀起了一股研究日本经济成功奥秘的热潮。包括曾经是日本人老师的美国人也放下架子,“拜徒为师”。经过一番探讨研究,欧美学者惊叹地发现,日本经济的奇迹来自于旺盛的企业活力;企业活力又源于成功的企业管理;而日本企业管理成功的奥秘则在于日本企业强大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既是一种文化现象,又是一种管理思想,日本企业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与日本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相结合形成的;因此日本企业的成功不仅与美国的资金扶持有关,而且他们在实践中能够打破西方注重理性的管理理论的框架,不是单纯就管理论管理,而是把企业作为一个文化实体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不仅强调设备、技术、产量等“硬件”,也推行现代管理的体系、制度、方法,还有一个重要因素:特别重视人的价值,重视属于文化层面的“软”的因素。如员工归属感、价值观的培养,“企业风土”等企业文化建设,包括如“社风”、“社训”、“社长信条”、“经营原则”、“企业使命感”等。而儒家思想正是日本企业管理成功的动力因素。是创造“软”因素(日本企业文化)的关键所在。 日本企业从儒家思想中汲取了积极向上的正面价值因素,如中国儒家的讲求“和”的哲学观念,重视集体主义、重视人际关系等,但同时又克服了儒家思想中只强调人的社会性而忽视人的个人主体性的弊端,所以,日本企业对儒家思想的吸收,实质上是一种嫁接,即将儒家思想原体系打破,对构成要素进行分解,把正面价值的留下,负面价值的弃之,形成全新的排列组合,然后再将重新排列组合的儒家思想精华与西方强调人的个性与自主性的人文精神相结合。这种杂交式的结合,不仅保留了儒家思想的合理内核,而且更重要的是使儒学扎根于市场经济的土壤中,以发扬其超越时空的优势。于是产生了现在很多企业都在强调的“人本管理”思想。这种人本管理思想与儒家的人本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以人的管理为中心,强调员工的教育培训,如松下幸之助有句名言:“经营就是教育”就是这一思想的写照;强调企业内良好的人际关系,如日立的“和”,松下的“和亲”,丰田的“温情友爱”等管理思想;强调集体主义观念,培养员工“以厂为家”的团体精神等。日本企业文化的精粹——“大和精神”,也是儒家人本文化影响的产物。即把儒家人本思想的重视思想统治,讲求伦理道德与日本民族精神结合为一体,形成日本企业文化这一灵魂。日本企业在对员工的教育培训中,也是以中国儒家人本思想中的“和”、“爱”、“诚”、“信”、“忠”为行为标准来提高员工素质的。 日本企业管理还讲求施义,这种管理思想,与儒学中的“义”是一脉相承的。中国儒家义学,至精至微,日本企业管理者不断从中汲取营养。有的日本公司在经营宗旨中就明确直奉行“先义后利”!“先义后利”思想出自中国古代思想家荀子所著的《荣辱篇》。荀子曰:“荣辱之大分,安危利害之常体。先义后利者荣,先利后义者辱;荣者常通,辱者常穷;通者常制人,穷者常制于人,是荣辱之大分也”。成功的日本公司重视对职工进行先义后利的思想教育,教育职工要顺应时代潮流,创新服务方式,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日本企业家认为,优质的服务是利益的源泉。搞企业不能先考虑利益,而要先考虑怎样才能给顾客提供最优质的服务,若全体员工皆能晓此大义,自然就会给公司赢得信誉,从而产生不为盈利却又自然盈利的结果,这就是所谓的“先义后利”。 (二)日本企业文化成功案例简析 日本松下电器公司是世界上九大公司之一,是目前日本获利最高的企业之一,其营业额从战后至今增加了4000倍以上。松下公司的创始人及领导人松下幸之助被誉为“经营之神”。该公司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有很强东方色彩的企业文化建设,突出表现在:一是强化企业命运共同体建设,在日本首先创作公司歌曲并制定价值准则;就像现在你一走进“好又多”超市,你就会听到他的公司歌曲,这样的文化熏陶很容易让人们不自觉的将公司的命运和自己的联系起来。日本的横滨饭店规定对新雇员培训的一半时间不是讲业务,而是教他们懂得自己应对周围的社会承担责任,其中包括让他们到饭店前面的公园打扫卫生。在日本,有一句很响亮的话:“没有文化,就没有企业。”由此可见日本企业家对文化在企业活动中的地位的认识。二是重视人才培养,这从松下幸之助的名言“松下电器公司是制造人才的地方,兼而制造电器产品”中可见一斑;另外一家日本企业——日本京滨制铁所是一家高度自动化企业,在技术管理和工序管理上全部采用电子计算机技术。但这样一家企业却也十分强调人的作用,建立很强的工作道德观念,在企业文化建设中以培养职工道德观念为主,并围绕道德观念在其他方面协调发展。三是注意丰富企业文化的内容,使员工易于接受。比如开会,可以选择不在会议室里,而在其他地方。比如开会迟到的人,可以叫他们请按时到场的人吃饭等等。这样一些比较远离传统的企业文化,可以让员工避免被束缚的感觉,从而能够更容易的接受。 四、结语 日本是“东方的西方国家”,或许正是特殊的地理位置让日本同时受到东西方文化和管理思想的熏染,它才能有这样一个契机将这两者融合起来。所以才有了后来的日企横扫英国的摩托车业,超越德国和美国的汽车工业,抢夺德国和瑞士的钟表和光学仪器市场,打击美国在钢铁、造船和一般电子产品上的传统优势等一系列的企业神话,这些神话不断的被文化管理学、企业战略学、工商管理学等学科选入教材,流传起来。我们应该学习日本企业的成功,掌握西方的管理理论,领会东方的管理思想,借着改革开放的契机,将东西方的管理哲学在中国来一个第二次融合。 美国华人管理学家成中英教授说,中国是“心”文化,美国是“脑”文化,管理是外在伦理,伦理是内在的管理。西方的管理方法在国外公司有时很好用,但现在我们的员工是中国人,就出现了一些问题。这就需要我们从亚文化的角度来观察,在东方文化背景下运用西方习以为常的管理方法。虚实结合,既学习西方的管理之术,又领悟中国的管理之道,从让我们中国的企业也成为全世界学习的样板。 不可否认的中西方文化和思维差异,既不能消灭它,也难以统一它,因为世界需要五彩斑斓的文化,问题的关键是应当在差异彼岸构筑起一座沟通的桥梁。搞洋务运动的张之洞在他的《劝学篇》里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今天用在现代管理中,仍然有借鉴意义。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东西方企业质量管理论文 一、东西方企业的质量管理特点 (一)东方企业质量管理特点 东方企业质量管理最具代表性的国家要数日本了。以下以日本为代表谈论一下东方企业质量管理特点;自主,主动是日本企业的独特的特点。日本企业质量管理成功的原因在于其最主要的思想是来源于美国著名质量管理专家戴明的PDCA(计划,执行,检查,处理)循环管理思想。顾客至上是他们企业的经营理念。最为值得学习的是,日本企业的质量政策在内容上不仅体现出了“把顾客作为焦点”的原则,而且能够在各个生产活动中得以全面的执行应用。 (二)西方企业质量管理特点 质量管理的起源地在美国。美国企业一直重视质量管理,其质量管理方法当然是各不相同,比如:“统计质量管理法”,“全面质量管理法”。因此,美国企业在质量管理思想,质量管理组织和质量管理方法等方面,都有其特点。美国企业的质量管理注重规范化和程序化管理,讲求质量控制,在管理方法上,美国企业是在标准的规范下进行的,也有一些企业为了解决质量管理的具体问题设置一些临时的机构:如福特汽车公司为生产专用零部件而设置的临时工作小组等。 二、东西方企业质量管理比较分析 通过以上对日本和美国的企业质量管理的分析,我们可以得知日本企业的质量管理理念是在生产过程中综合考虑产品的质量,美国的企业则是在规范化的过程中生产产品。通过对其优缺点分析可以对我国企业的质量管理有一个很客观的改正标准:第一,中国的企业质量管理研究还停留在非常表层的层面;而西方企业已经有自己独特的质量管理理论体系。因此,应该借鉴国外企业质量管理研究,加强中国企业质量管理研究。第二,中国企业质量管理重形式轻实践。我国的绝大多数企业管理者只是把质量管理这一重要的操作流程当做是无关重要的环节,而不是具体的去实施它的作用。第三,需要提高中国企业员工的个人素质。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员工的素质,因此我国企业管理部门最重要的职责是提升员工的文化素质。 三、加强我国企业质量管理的对策 (一)我国目前企业质量管理的现状 目前,我国大多数的企业的产品质量、服务质量与国外的企业相比是令人堪忧的。我国目前企业质量管理的现状如下:第一,企业产品质量差,浪费生产的原材料。第二,质量不合格的各种产品横行于市场,损害消费者利益乃至生命。第三,我国企业对TQC(TotalQualityControl)和贯彻ISO9000系列标准不进行实际实行。 (二)加强我国企业质量管理的对策 我国企业质量管理远远落后于美日。因此,我们应该从以下方面来加强我国企业质量管理:第一,真正把全面质量管理放在重要位置。企业必须按照全面质量的原理来重新安排质量战略策划,真正将全面质量面质量管理放在首位,以顾客满意为中心。第二,真正实施ISO9000系列标准,切实做到运用此标准来对质量体系进行规范。第三,注重质量文化的作用。我国的企业应该学会创建文化企业,把员工的个人素质首要位置,以此来提升企业产品的质量。对我国的企业质量管理的思考,切实做到从我国自己的实情出发,总结我们之前的经验教训,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借鉴国外质量管理好的方法,活学活用现代科学的质量管理手段,认真预测世界质量管理的发展趋势,在理论的基础上重实践,一定能把我国质量管理提高到现代质量管理的水平,走出一条属于中国特色的质量管理道路。 作者:刘艳菊郑满单位:西藏民族学院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东西方管理思想哲学论文 俗话说,无规矩就不成方圆。纵观人类的发展史,从新石器时代的原始社会到奴隶制社会、再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人类经历了漫长而又复杂的过程,人类的这些进步,一个又一个发明创造,经济不断发展都离不开管理,包扩人的管理和物质的管理。管理思想的发展按时间划分大致分为四个阶段:早期的管理思想、古典的管理思想、中期的管理思想、现代管理思想。 毋庸置疑,人类早期的管理思想至今还在影响着今天的管理思想,管理是一个一直在发展中的课题,不同时代的管理有着适用于那个时代不同的含义,但是很少全部弃旧立新,不能说过去的管理思想已无用途,现在科学的管理也是在建立在前人的思想的基础上的。之所以过去的管理思想还在影响着现在的管理活动,有多种原因:首先,事物的发展必须经过一定的过程和遵守客观规律,人类早期并没有一系列的理论概念,我们靠的是日常生活的经验,就在这些看似平常的经验之间,蕴藏的管理思想的萌芽。要怎样安排怎样分配才能更好的完成生产生活任务。这些生产生活中所积累的技巧和经验想法已经融入到我们的血液中,当然每个名族每个地域的人会有不同的继承,所以我们现在的管理思想和管理行为中都会有自己名族的特点在内,也就是说早期的管理思想会对现代的管理思想影响。例如《道德经》上说:“天地所以能长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说的是天地是永久存在的,天地之所以能永久存在,是因为它不是为了自己的运动变化规律而存在,而是万事万物运动变化规律平衡的集合,因为他是和谐平衡的,让人生存,无私奉献,所以它能够永世长存,而现代管理思想中有关企业要承担什么样的社会责任的问题其中就有企业要有造福社会,回馈社会的责任,这就是个影响的例子;其次,现在所说的管理思想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伴随着人类的发展一路走来,从欧洲的古希腊神庙到中东的古埃及金字塔再到东方的长城,这些奇迹的诞生不仅仅是技术方面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有许多的管理经验。虽然时代一直在变,但是一些理论的有效性还是没有变,例如马基埃维利的思想领导原则和现代领导理论的一些原则的是相当类似的。还包括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巴贝奇对劳动分工的研究等等。 当今世界经济再次步入新的历史时期,现代的管理不仅仅是一门学科更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运用科学手段来管理的是新的特征之一,包括很多学科要素在内,不单单是对于人行为的管理或者是对怎样提高生产效率来思考而是运用心理学、计算机、运筹学、统计学等学科手段来综合管理一个企业。第二是注重人的因素,把人的因素放在第一位,加强了人的培养,企业生产运营更人性化。职工的满足感,归属感成为了影响管理好坏的重要原因。最重要的一点是就是现代管理中的创新意识,现在的经济社会飞速发展,企业和国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和机遇,适者生存,不仅要适应更重要的还是创新。根据形式不断改革管理体制。这些就是新的特征。 人类早期的重要思想到现在也能指导管理实践,比如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杰出的军事家孙武所著的《孙子兵法》中比较有名的一句话“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告诉我们要分析客观规律才能克敌制胜,这句话在现在的一些企业的竞争的到处都能体现;孟子主张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在当今社会中对人的管理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孟子肯定了人性本质上是善良、美好的,荀子认为恶是人性自然需要善来改造。现代管理实践中需要把二者结合起来,人是复杂的动物,有两面性,对人的管理要运用不同的手段。15世纪著名的思想家马基埃维利提出了四项领导原则,这四条原则同样也在现代的领导实践中发挥着作用,比如领导需要得到拥护和领导需要团结群众等。以上这些就是我们可以吸取的早期管理思想之一。 无论是东方的管理思想还是西方的管理思想,都具有自身的传承和自己的特点。这和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的不同是分不开的。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偏向与理性的思考,逻辑推理,追求的是最根本的性质。在管理理论中,多数是以工作本身为目标,提高经济效益。很少考虑人的因素,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提出了工作定额原理、差别计件付酬制等。而东方人更注重人的本身,诸如修身养性、忠孝义等词。把个体和外界都有联系在一起,强调事物都是相联系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倡导的先义后利的价值取向至今仍然对人们的观念具有较强的影响力。由于东西方的思想上的这些差异,导致东西方思想的发展也有诸多理念上的不同。西方的管理理念强调科学与效率,注重科学手段;东方的管理理念是以人为本,更加关注人的力量,强调自身行为的激励和修养,控制和调整自己的行为,创造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激励环境,使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能够持久地处于激发状态下工作。 虽然东西方管理思想有所不同,但是整个世界是在相互联系之中的,经济已经全球化势必会带来两种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当代东西方管理思想就是在不断的在互相学习交流中发展的。西方在强调科学方法,运用各种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加入了伦理价值观念和人际关系,科学严谨的同时,也不缺个性化,既追求卓越也追求和谐。东方当代的管理思想也越来越重视科学和严谨。用以人为本的态度来领导群众,用科学的指标来要求群众。把西方先进的科学管理理念取其精华运用到自己的管理实践中,升华为自己的特色。 作者:罗孝骏 单位:江西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东西方图书馆公管管理 文化比较的前提是文化接触与交流,没有文化的接触,就谈不上文化的比较。中西图书馆文化的接触和交流源远流长,一部图书馆事业史也就是一部中西图书馆接触和交流的历史。中西图书馆文化交流经历了古代东学西渐到近现代西学东渐两个完全相逆的阶段。来新夏先生将文化划分为三个层次:即表层的器物层、中层的理论制度层和深层的文化心态层。由此图书馆文化也可分为物质层、制度层和精神层三个层次。[1]藏书是图书馆文化赖以存在的重要物质基础,本文试图从古至今分三个阶段对中西图书馆藏书文化进行比较研究。 第一个阶段:东西方古代形态各异的自然书写载体比较 在早期图书馆的发展过程中,书写的材料即藏书的载体十分重要。载体是图书存在的依据,又是图书赖以传播的凭藉。由于载体的不同,出现了各种生产制作图书的方法,形成了各种书籍制度和多种不同形态的图书。同时图书馆藏书的编排和使用也随着载体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事实上,在人类历史的整个过程中,人们几乎尝试过使用每一种可用的材料,希望能找出一种最合适的书写材料。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试用木片、石片、各种金属片、各式的兽皮、树叶、树皮、布匹、泥土以及纸张作为书写材料。由于社会发展程度、自然环境和科学技术水平等诸多原因,中国和西方国家在使用的书写材料上存在很大差导。 在造纸术发明之前,中国古代书写载体主要是龟甲、兽骨、青铜器、石头、竹木片和缣帛。中国文字发展到殷商时期,已经很进步了,当时记录文字的材料主要是甲骨。甲骨文大多是商王朝当时占卜的记录,因此又称它为卜辞。因为多是刻写的,所以又叫殷契、契等,清末河南安阳殷墟大量出土的甲骨,内容涉及很广,是殷商时期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情况的真实记载。从殷墟出土的甲骨,并不都是单片存放的,有的是成套甲骨,即将较长的卜辞分刻在几块龟甲或肩胛骨上,有的三板,有的四板不等。龟甲有的截成半圆形,中凿一孔,贯连起来,称为龟册书。这就是我国最早的典籍。中国图书馆,从殷墟甲骨卜辞起,即随着社会前进的步伐,蜿蜒曲折地前进,所以说,殷墟甲骨卜辞是对中国图书馆进行研究的起点。 随着殷商后期人们对冶炼铸造技术的掌握,生产了铜、锡等金属器物,青铜原是铜、锡的合金,以青铜为材料做的青铜器是商周时期极受重视的器具,分为礼器、乐器、兵器、食器及日用器物。其中礼器是统治权力的象征,所以被称为“重器”。当时的统治阶级凡遇重大事情,必铸器物一件,并把那桩盛事记于青铜器上。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称为铭文,或金文、钟鼎文。铭文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当时战争、盟约、条例、任命、赏赐、典礼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虽然铭文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书籍,但却起了书籍的作用。它是商周时期一种重要的历史文献。 简牍是对我国古代遗留的写有文字的竹简和木牍的概称。用竹片写的书称简策,用木版写的叫版牍。由于竹木方便书写和易得,汉代以前,简牍是我国图书的主要载体形式。竹木应用于书写起源很早,在甲骨文中“册”“典”二字不仅指甲骨龟册,也包括史官记录帝王诰命的“简策”。简策从公元前1300多年沿用到公元4世纪,对后世影响很深。 缣帛是丝织品的总称。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与制作丝织品的国家。制丝织绢在殷代已较发达。帛书与简策几乎同时并行使用。缣帛作为书写的材料,只要有笔墨,就能立刻写出来,具有质地轻软、便于携带、易于收藏等特点,且色白、吸墨、不易腐蚀、经久耐用,纤维能适当伸缩,卷舒自如,便于阅览,很适宜绘画和制图,可弥补简牍之不足。但缣帛当时是与同等重量黄金进行交换的贵重物品,而且产量也有限,所以价廉易得的简策是当时的主要文献载体。[2] 古代西方应用最普遍的书写材料有三种,大多数现存的早期文献都是记载在这三种书写材料上,即纸莎草纸、泥版和羊皮纸。其中应用时间最长、区域最广的可能就是纸莎草纸了。纸莎草纸出产于尼罗河下游和地中海沿岸。 羊皮纸卷的质地和外表与纸莎草纸不同,但其形态却相似。羊皮纸以及与其关系密切的羔皮纸,是经过处理的小绵羊皮或山羊皮。羊皮除去毛和油脂,然后经过硫化鞣制,做成薄薄的半透明薄片。制成的羊皮纸可以裁剪成页,也可以粘成长幅。羊皮纸是在天然羊皮用于书写几个世纪后才发展起来的。但后来特殊情况下仍然使用天然羊皮,特别是用于书写宗教著作和仪礼方面的文章。天然羊皮和羊皮纸比纸莎草纸耐用,并适于两面书写。而纸莎草纸则因为过薄,墨水可以渗透,只能单面书写。羊皮纸的使用始于公元前两世纪,而后数百年间与纸莎草纸同时被普遍应用。 第三种在西方古代广泛用作书写材料的是泥版。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及其邻近地区,泥版是用来书写楔形文字的。泥版使用的地域从波斯湾直到地中海地区,使用时间自公元前四千多年至公元后数世纪。 此外,在公元4世纪时,另一种形式的图书,折页式图书在西方开始广泛流行,其形式和现代图书基本相同。“折页书”一词来自拉丁文,原意是“树干”。最早的折页书是“书写板”,由两片木板或象牙板组成,在一边用链连在一起。两片板的里面涂上蜡,可以用带尖的笔书写,蜡面涂平后还可以再用。这种书写板是由单片的涂蜡板发展演变而来的,是将单片的蜡板用链连接而成的。书写板可用来写信函、演算、备课或做记录笔记。后来连接在一起的板片逐渐增多,有了金属片、木片、象牙片等。当易于折叠的羊皮纸广泛应用时,一张羊皮纸也可以像书写板一样,折成两页或四页来使用。几张折叠好的羊皮纸沿折线缝好,就成了单独的小折页本;若干这样的小折页本经缝合粘连而成册,加上皮革或木头的封面,就成了折页本图书,可以保存几百年之久。[3] 在古代西方虽然也有连句成篇的泥版书和纸沙草书的存在,但当时从形式上尚未编连成册 ,更缺乏丰富的古代文献的直接描述。因而从文字体系的载体——典籍方面来讲,中国早于西方并优于西方。 第二个阶段:造纸术和印刷术发明后藏书文化的东学西渐 中国造纸术的发明和传播对人类文化的进程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对图书馆的发展更是意义巨大。纸质书籍的生产、贸易和保存远远优于简、帛、纸莎草纸和羊皮纸,最终取代了它们。但这一过程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 “灞桥纸”“罗布淖尔纸”“扶风纸”和“居延纸”等考古发现证明,纸在西汉时期就已经发明,在东汉时期经蔡伦改良已得到明显的发展,但由于初期的纸张质量不高,产量有限,再方口上当时的人们尚有轻纸重帛的观念,纸在汉代并没有广泛地用作书籍载体,简帛仍占着绝对的主导地位。魏晋以后,随着造纸术的提高,纸的优越性逐步为人们所认识,纸也就逐渐地由下层平民的使用进入上层贵族的使用,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之一,与简帛并行使用。直到东晋末年(公元404年)桓玄帝下令:“古者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纸才得以广泛地使用,纸写本书才基本上完全取代了简帛而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形式。中国书籍制度从此由简帛阶段过渡到写本书阶段。到隋唐时纸写本书的发展达到全盘。纸写本书籍制度基本上沿袭简帛制度,虽然写本书出现了卷轴装、经折装和旋风装等三种装订形式,但卷轴装出现得最早,应用的时间最长,影响也最大。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东西方管理思想对比研究论文 内容摘要:本文从西方历史、文化、社会和哲学背景的角度分析了西方管理思想的演化规律,指出了西方管理思想演化的哲学逻辑,论述了西方管理思想发展的历史和现代西方管理思想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文章最后阐释了东方思维方法对现代西方管理思想发展的重要借鉴意义。以期为解决现代管理学思想与理论和管理实践界不能对接的困境提供了一种解决思路。 关键词:管理思想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东方思维 管理学只是近一二百年才出现的名词,而人类的管理实践却几乎同人类的历史同样悠久。一般认为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一书标志着现代管理学的诞生,但是一直到现在人们还没有办法给管理和管理学一个可以广泛接受的定义,对管理思想的研究也还局限于管理学自身,没有从社会和历史甚至哲学的角度,也没有从一个更广阔的层面来研究西方的管理思想。从现实的角度看,一方面现代的各种管理方法、理论和思想层出不穷,管理学空前“繁荣”,另一方面管理上和社会上各种问题越来越多,而一贯的解决方法在不断变化的现实中越来越没有效,其根本原因就是西方管理思想失去哲学基础支撑,不能进行思想和理论创新。本文试着从社会、历史和哲学的角度来研究西方的管理思想,通过对西方管理思想发展的哲学基础进行挖掘,得出东方思维对西方管理思想的借鉴意义。 西方管理思想演化的哲学逻辑 管理思想的演化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整个社会的思潮对具有历史性的管理思想影响巨大。而一个社会思潮的形成在于人们的实践和伟大思想家和哲学家的天才思维。归根到底,管理思想历史演化的背后是其深刻的哲学渊源,掌握了管理思想发展的哲学路线,就能把握管理思想的未来发展方向,为管理实践者和管理学者提供指导。 (一)西方管理思想演化的哲学逻辑 从哲学角度看,西方管理思想的哲学线索有两条,即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 1.理性主义是西方哲学和思想的主流。按照一般的理解,理性与迷信愚昧相对立,理性主义泛指健全的理智和思想,具有逻辑化、系统化、规范化等根本特点的思想或倾向。近现代的西方理性主义开始于文艺复兴,理性取代上帝成为时代变换的最主要标志。中世纪的人相信神的启示至高无上,而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人渐渐相信人的理性才是至高无上的。理性主义从古希腊的自然理性开始,认为“水是万物的始基”;后来发展到经验理性,企图用经验来界定理性的范围,把理性的内涵封闭在经验的范围之内;再后来发展到天赋理性,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理性主义变为科学理性,认为科学就是真理;后来发展到机械理性、工具理性和数学理性,认为只有那些能用数学和几何学准确推导的才是科学和真理。理性主义的科学思想是还原论,它认为各种现象都可被还原成一组基本的要素,各基本要素彼此独立,不因外在因素而改变其本质。通过对这些基本要素进行研究,可推知整体现象的性质,还原论对应的是分析的研究方法。 沿着理性路线的管理学理论和思想的特点是以“工作”为中心,遵循理性的逻辑和管理活动的客观规律,强调理性的决策、定量化、标准化的管理、稳定有序的组织结构、明确的职责分工和权限隶属关系、严格的规章制度以及采用金钱刺激和纪律控制等。理性路线的管理理论和思想有泰勒等人创立的科学管理理论、韦伯的行政组织理论等。二战后,运筹学的成功,加上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及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为科学管理提供了深厚的科学方法论基础和技术支持。这时相继出现的数理学派、社会系统学派、系统管理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等,都从某种意义上表现出对科学管理的进一步强化,同时对人性的关注相对忽略。其中尤以管理科学学派为典型,他们强调运用新的科学方法,建立管理的数学模型与逻辑程序。在管理科学学派看来,管理是一门纯粹的科学,完全可以而且只能用数学模型和逻辑程序进行,不容许有半点非理性的艺术成分的存在。 2.非理性主义不是西方管理哲学思想的主流。非理性主义是指那些将人的心理的非理性因素置于优先地位加以强调的思想。它强调人的意志、欲望、情感、直觉的作用,不过分强调理性与逻辑的作用。它的理论表现有生命哲学和心理分析理论。非理性主义是将人心理中与思想无关的因素,如情绪、本能、冲动、直觉等置于最高的地位,进而认为一切存在的最深的本质是非理性的。理性主义是注重研究外部世界,非理性主义则从自身内部找原因。当面对许多问题的时候,理性主义认为“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哪个推导错了,甚至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而非理性主义认为“是我的哪里出了问题,是我心里的欲望太多、太杂而又不切实际,还是我的想法根本就不对?”。它从古希腊的神化故事开始,表示人向一种更高的智慧和力量的屈服;从古希腊一直发展到中世纪的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它极大发展了非理性主义,牢牢的控制了人们的思维和行为;在经过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与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交锋后,到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非理性主义重新被人们拾回,因为社会和经济等发展的本质是人的发展。 (二)西方理性主义的成就与困惑 西方理性主义的科学思想是还原论,方法是公理化研究方法。基于还原论的西方科学体系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经非常庞大和完整,在它的基础上诞生的工程技术,创造了空前繁荣的人类文明。 西方理性主义对现代社会的贡献不容忽视,但科学所培育出那种理性计算精神,自我膨胀的技术以道德中立的外观加速发展着人类自我毁灭的力量,社会管理日益趋向非人性化的工程化控制方向,所有这些的结合,使对人本身的迫害和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这种负面的影响可以从技术层面和系统层面来看。 从技术层面来看,它本身内部就存在许多的“悖论”。首先,人类科技知识的进步和发展需要人类理智和思想力量的强大支持,但人类的理智和思想造出的产品反而压制了人类的思想和理智。其次,由于科技的大规模广泛应用,电子文化乃至人工智能装置却以其精神生产的工业化、平面化、批量化、非个性化消除了人的思想创作的冲动,抹煞了人类的个性。各种应用于生活中的软件设计活动的高度技术化和产业垄断,无形地剥夺了他们培养和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机会,人们必须被动地接受各种设计,人把自己的理性变成了技术,交给了技术,物化的技术理性却抹煞了人的思想和灵魂。再次,由科技发展而来的工具理性,由市场竞争而来的功利理性,以及由货币广泛媒介关系而来的价值理性等,它们都抛弃了培育它们的人文精神,让本来作为手段的它们成了主宰人生的目的,把本属于目的的人变成了服务于它们的手段。 从系统层面来看,首先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的发展模式,特别是生产和消费模式已经走进死胡同,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这种模式的劣势在于:虽然使一些幸运的地方富裕和发达起来,却在更多的地方造成了贫困和落后,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虽然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但却过度地消耗资源,破坏了生态平衡和生存环境;虽然部分满足了部分人们的近期需要,但总体上却牺牲了人类长远的发展利益。因此,这种模式既没有带来全球普遍的和共同的发展,也没能保护好环境。其次,西方理性主义过度繁荣也使得伦理、道德的沦丧,人类的精神家园遭到破坏。这种精神的沦丧并不是由于外敌入侵,而是因为某种错误的学说使我们误入歧途。技术理性、工具理性、实用理性等,所有这些“理性”,都因其方法的简便易行和实际有用而博得人们的欢迎。然而“简便易行”和“实际有用”的代价,却是从最深的根处切断了精神源头的活水。东方思维对西方管理思想和思维方式的借鉴 (一)东方思想和思维方式的主要特点 东方思维可以概括为:整体论、超级系统论、和谐论、太极思想。根据刘长林在《中国系统思维》里面的论述,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具有三个特点:第一是“天人合一”的宇宙整体观。认为主体和客体是统一的,人是整体宇宙中的一部分,自然与人类有统一性,统一的基础在人之内。第二是整合的系统思维方式。这种系统整合的思维方式不是一般的系统论的思维方式,它是一个超级的有机系统,也许目前人类的智慧还不足以完全掌握,所谓“道可道,非常道”。西方文化注重分析,中国思维注重综合,着重从整体上掌握事物,强调事物的结构和功能,不注重它微观实体和元素。第三是以社会和谐为本位的人文精神。和谐包括人与自身心灵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做事情讲究“合情合理”。中国传统文化的科学精神是,宇宙以人为中心,知识以利于人为准绳。“太极思想”是中国又一重要思想,太极图被人们誉为“第五大发明”,但现代人类没有完全认识到它的价值。在目前人类可以认知的时空状态下,太极思想能被人类认识的至少包括有:矛盾的观念(阴阳鱼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永恒变化的观念、永恒不变的观念。以上这些都是高度的思维方式,它引导西方管理哲学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发展。 (二)东方思维解决西方现代管理思想发展的困境 西方管理思想自身的理性和非理性维度都不能很好的解决自身增长的极限问题、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人类自身心灵和道德的问题。从西方的历史可以看出,物质上极大的丰富却没有真正使西方幸福、快乐起来。 西方理性主义的未来发展方向也必然是东方的实践理性。因为人类创造的工具、方法、流程最终都要回归到人类的实践中来,回到“知以致用”、“知行合一”的实践理性上来,可以有“真空的数理推导”,但不可能有“真空的管理”。 西方非理性主义有着悠久的历史,从文艺复兴开始全面的快速发展,时至今日,已经从最初的对人自身的关怀悄悄的演变为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他们的本质已经变为把自身欲望的满足和各种动机的得到响应看成是个性的解放与张扬,这种自高自大和自私自利的、不受束缚的自由精神,创造了一个自由竞争的社会环境,但是正由于这种“自由竞争的环境”却不同程度的损害了其他一些人的真正的自由,它在本质上缺乏对人性真正的关怀和对心灵的呵护。从历史的角度看,西方管理思想非理性维度的未来发展方向必然是东方人文主义。东方人文主义与西方自高自大、自私自利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有着深刻的不同,东方人文主义主张人类与自身的心灵和谐相处,即所谓“正心、诚意”,在自身心灵得到呵护、合理欲望得到合理满足的同时能增进与周围人的和谐,至少不能破坏这种和谐。东方人文主义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是“和为贵”、“合情合理”、“和气生财”、“互惠互利”;表现在处理人与自然和周围环境关系上是“天人合一”,共生共荣。 综上所述,西方管理思想无论是从非理性路线还是理性路线最终都要回归到东方思维方式上,这种西方管理思想的东方回归是历史的必然。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东西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比较分析研究 [摘 要]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与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步完善,人力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也成为了企业建设与发展的必然要求与基础,人力资源的重要性被越来越多的管理者所认知。高效的人力资源不仅有助于员工之间人际关系的改善,更有助于企业经营战略目标的实现,进而让企业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胜利。但在实际工作中,人力资源依然存在很多问题。基于此,本文把中西方人力资源差异作为研究课题,阐述了相关的理论知识,分析了东西方人力资源管理的差异。 [关键词]人力资源;外企企业;可持续发展 0 引 言 S着现代企业行政管理理念的发展,绝大多数的企业认识到,企业如果要想在复杂的市场竞争环境中获得优势,必须将企业自身的长期战略规划和人力资源管理有机的结合起来,且笔者发现企业战略规划的各个方面与人力资源管理有关。人力资源的合理利用是企业获得充足效益的基础和核心,并在企业的市场竞争中占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经济环境的快速变化和发展,大部分的大型企业都在为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而头疼,企业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建立优秀的企业文化。而人力资源管理作为企业文化精神的一部分,对企业的长远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1 人力资源的内涵 人力资源也称作公司企业文化精神,指的是企业在一定的时代环境中长期实践形成的带有企业特色的价值观和社会定位,是企业所有人员的社会文化共识,同时和全体员工的各项需求统一,是企业长期以来,在广阔的社会经营中实践凝聚的精神财富,其中包括经营的目标和战略、企业的社会责任和精神等。 2 东西方企业人力资源比较分析研究 2.1 东西方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念的比较 2.1.1 我国企业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念 人力资源管理包括人力资源规划、激励、绩效、培训、考核、员工招聘以及晋升机制等多方面的内容,是企业能否长足发展的最关键因素之一。但国内绝大多数企业的中高层领导对人才是企业竞争的核心要素的意识较弱,在人员技能与岗位的匹配上与如何留住人才的工作上缺乏实践;在对人才的管理和定义上,仅仅停留在以公司日常经营事务的表面来简单定义人才。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才概念片面,有些小微型企业甚至是大型国企领导对“人才”的认识存在偏见,其认为人才只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或者是从国外引进的高级技术人员,并未把企业内部业绩优秀突出的员工纳入“人才”的行列,这使员工的付出与收获不成正比,造成企业的人才大面积流失,影响了企业的长远发展;二是不能满足员工多样化的需求,现代企业的竞争本质是利用人才的竞争,人是具有高度复杂心理的动物,人在具有经济属性的同时也具有社会属性。当下绝大多数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者单纯认为员工需要的仅是经济上的收获,而忽视了员工作为社会人的复杂需求,企业以金钱来驱使员工付出的想法是不成熟、不科学的管理思想,忽略了人的社会属性,只看到人的经济属性,在工作中只以经济利益为基础,人际关系单薄,导致员工对公司缺乏归属感和凝聚力。 2.1.2 西方人本管理理念 西方企业较早地树立了“以人为本”的观念。日本的企业文化在这一方面具有显著的特点,其把员工问题视为企业自身的责任,在绝大多数企业裁员以保证公司的资金安全时,日本企业几乎很难进行裁员,同时日本企业的高层也非常注重保护员工的各项权利,他们把员工当作创造企业市场价值的根本资源,在企业经营中充分考虑和尊重员工的劳动价值和各项权利。人本管理理念对企业长远发展起着根本性的作用,是企业发展的需要。随着西方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西方企业管理模式也将与时俱进,人本管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人本管理战略的制定将以企业的发展目标和方向为导向,并对未来方向进行规划。人本管理理念是西方企业发展的基础保障,西方企业认为人本管理对企业的长远发展有着根本性的作用。 2.2 激励考核机制的比较 2.2.1 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激励考核机制 对于有些员工来说,报酬不仅仅是生存的手段,更多是对自身价值的肯定,是自我满足、自我尊重、自我实现的需要。我国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由于基础弱、起步晚,缺乏对人力资源系统科学的认识,造成了在人事政策的制定上,很难做到细致全面,导致制定的政策不符合员工实际的需要。公司管理层对激励的理解单一,认为“奖惩”是最科学公平的方法,缺少完善的绩效考核标准和章程,仅以晋升、加薪、奖金激励员工,导致员工工作缺乏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实际激励时,往往凭领导的个人判断进行奖惩,公正性缺失使激励行为适得其反。 企业在实际管理中难以做到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领导甚至会因为私人关系对个别员工进行特殊关照,而对有的员工故意刁难;员工奖惩管理处罚多于实际的奖励,现金奖励缺乏明确的标准,甚至使承诺变成空头支票,成为公司部分管理者挤压员工的借口。即使公司有明确的奖惩制度,但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往往对员工的奖惩不能进行客观、公平的判断;如果对员工的绩效评价仅靠领导个人评判,会使企业缺乏公平的工作环境,导致人才大量流失,进而产生企业留不住人、人才找不到企业的矛盾。 2.2.2 西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激励考核机制 西方企业一般都有一套公平性和外部竞争性的激励管理机制,公司在设计激励政策时注重内外部的均衡,在确保外部激励具有一定的竞争力时,为员工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并与绩效挂钩,保证及时支付不随意拖欠工资。在强调激励时注意物质与精神相结合,充分激发员工工作的动力,发挥人才的作用,给员工以归属感;制定明确清晰人事考评的办法、标准、程序,让员工从自身的实际出发,寻求最适合自己的岗位,达到岗位匹配。建立健全企业民主制度,例如成立公正的公会组织,鼓励员工为企业发展积极献言献策,通过物质、精神的双重刺激,使员工和企业荣辱与共。 2.3 沟通文化的比较 2.3.1 西方企业沟通文化 在一个关于梅赛德斯奔驰公司的专访中,笔者注意到整个公司的高层有接近60%是工人代表。通常在西方企业的管理理念中,其只是把员工视为公司整部机器上的一个零件,员工只需要按照具体流程和规则,像流水生产线一样正常运作就行。但他们把零件看的非常重要,正如当时接受采访的主管所说“每一个员工都应该是企业的一部分,所以领导非常支持员工的提议,且通常绝大多数的提议都是有效可行的。”他们给予员工丰厚的社会福利保障,这不仅未使企业的生产效率和营业额下降,反而效益得到了更明显的提升,西方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上,不单纯的以“经济人”的科学管理理论进行管理,而更多的尊重员工的“社会人”属性和需求,所以在企业沟通上,西方企业的沟通更加有效且富有价值。 2.3.2 国内企业沟通文化 2013年7月,深圳富士康公司员工集体罢工事件,就是因付出与收获不成正比,集体罢工停工事件是由于企I忽视了员工的理性诉求,单纯的以“经济人”眼光进行管理,导致企业停工,当下我国很多企业在人力资源的管理上相对落后,企业沟通不到位,这也是富士康公司频繁出现员工罢工和跳楼事件的原因之一,其应加强与员工的沟通,满足员工合理、合法的要求,事实上,员工利益和企业利益是对立统一的整体,双方应和谐共生。 在现代企业管理理论中,企业文化是企业自身的价值及行为规范的统一。企业文化对组织的沟通方式有重大的影响,畅通无阻的沟通交流是优秀企业文化形成的必要条件,和谐的企业文化可以创造良好的沟通氛围。高效的沟通应该以双方的平等为基础,要让沟通变得开放、公正。首先,管理人员要具备开放的思想,积极接受别人的建议,注重沟通;领导在同下属员工进行沟通时,要放弃个人的偏见,要公平公正的评价,择优听取。其次,依靠合理、公平的公司规章制度,鼓励主动沟通。员工淤积太多负面情绪无法疏通,会导致其对企业失去信心,从而造成人才流失。 3 结 语 我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为企业带来了更多的机遇和挑战,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能满足员工多层次的需求,增加员工对企业的满意度和组织内部的稳定性,减少人才流失,保持企业竞争优势。员工是企业长远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企业应致力于对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在企业的经营实践中形成科学、合理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总之,人力资源工作是企业发展的长久之计,以人为本是企业经营长盛不衰的秘诀。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东西方人本管理思想的比较 摘 要:东西方管理思想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中不断发展并完善成熟,形成了有各自特色的管理思想体系。然而我们在学习西方管理思想的同时,对东方管理思想的学习比较模糊,本文从人本管理在东西方管理思想中的不同表现入手,探讨东西方人本管理思想的不同。 关键词:人本管理;行为科学学派;儒学;融合创新 一、西方人本管理思想――以行为科学学派为代表 行为科学学派是在梅奥开创的人际关系学说发展起来以人的行为及其产生的原因作为研究对象的学派,把对于人本身的管理提升到了最高高度,从而形成了现代管理理论的各种人本主义学派。 (一)行为科学学派的代表人物及其思想 行为科学学派的创始人乔治・埃尔顿・梅奥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包括车间照明实验、继电器装配实验、大规模访谈计划等。以这些实验为基础,梅奥建立了人际关系学说,提出了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并在实验中发现了人的动机与非正式组织的存在。 弗雷德里克・赫茨伯格提出了激励理论:双因素理论。他认为有两个因素对于人们工作情况的影响最大:其一是保健因素,其二是激励因素。保健因素是人们最低需要达到的需求,只是一种保证,而激励因素才能鼓励人们朝更高的目标发展,使得自身有满意感。 道格拉斯・麦克里戈提出了X和Y理论:X理论指人性本坏,一般人都有好逸恶劳的、尽可能逃避工作的特性;而Y理论相反,指人都是勤劳的,他们是否喜欢这一份工作取决于这对于他们是一种惩罚还是奖励,在一般情况下,人们乐意于发挥自身的价值为这份工作而努力。 (二)行为科学学派的贡献 1、管理对象中心转变 传统的古典管理理论的管理对象是事情与物体,它强调的是生产过程需要有一定的标准,整个组织需要有一定的秩序等等,而忽视了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行为科学与此相反,他们认为一切事情都是依靠人来完成,一切的组织目标都需要人才能得以实现。因而,行为科学学派的管理对象就是人本身及其行为。这样,管理者就可以通过对人们行为的观察和激励,来实现对人及其行为的指导与控制,并通过管理人达到管理事与物的目的,从而实现管理的最终目标。 2、管理方法转变 由于管理的对象发生了改变,管理的方法也就随之而改变,由原来的机械管理,转变到更为人性化的管理。传统的古典管理理论是一种有严格的等级规定与权力规定的管理理论,不重视人的能动性与创造性,以及人在事情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作用。与此相反,行为科学则重视人的感情和工作动机的作用,所以在管理方法上强调尊重人的个性、关注不同人的需求,以及用鼓励与引导的方式引起人们工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发挥其自身的潜力,这种方法显得更加人性化。 二、东方人本管理思想――以中国儒家管理思想为代表 东方管理文化是以中华优秀传统管理文化为核心,取西方管理文化之精华并与中华国情相联系,并融合世界各民族管理文化之精华的系统性文化。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一直沿用至今,所以本文以中国作为东方人本管理思想的代表。 (一)中国古代儒家孔子人本管理思想 先秦时期的儒家学说中“重民”、“贵民”、“惠民”等一系列思想都体现对人的关怀和重视,儒家管理思想以德治为核心,提出施仁政、德治礼制的管理方式。儒家代表人物孔子的人本管理思想非常全面而且深刻,他强调人的基础和核心作用,重视管理者的地位和作用。 春秋中晚期,孔子对那时候的统治者提出,首先要爱人民,还要为民表率,兢兢业业,不避辛劳。孔子认为不仅要“爱人”,还需要重视选拔优秀的人才来治理国家。 孔子特别主张用“礼”和“义”这些道德规范来协调统治者上下左右的关系,因此孔子的人本管理思想是一种主张按照伦理原则进行管理的思想。孔子的管理思想中最优特征的内容是重视人的因素,擅长用教育手段来改善自身的素质与思想,人是先秦儒家管理思想研究的核心内容。 (二)中国现代人本管理思想 中国的东方管理科学也称作“东学”,是由复旦大学东方管理学派带领各地管理学人员对于东学的研究与探索。东方管理科学是以东西方管理思想为基础,融会贯通,并随着时展有所创新,在文化、哲学、人本、道德、方法五个方面都有所涉及。 东方管理科学相比于西方管理学,主要体现在五个字上:学、为、治、行、和。东方管理学包含了东方文化最基本的特征,核心是“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的“三为”原理。它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是将人视为管理的首要因素,围绕着满足人的需求,观察人的需求,以及调动人的积极性来开展管理工作;二是通过给人们提供充分施展才华的空间,提高人们的智力、磨练人们的意志,使得人们得以摆脱自然的束缚,达到更高层次的发展,提高人的生命价值与社会价值,这才是“以人为本”的深层内涵。 三、东西方人本管理思想的比较 (一)文化起源不同 西方人本管理思想起源于古希腊的人本主义探索。他们从古希腊神话笼罩与神权主宰的桎梏下,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认识你自己”等富有主体意识和挑战意义的人本宣言,第一次将人提升到不屈于神的地位。它对于在一个神权社会唤起“人权”意识,发起“人权”抗争,并最终赢得“人权”,特别是启迪后人对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以及宇宙大观意识的确立和提升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这是一种“赋予性”关怀与尊重,即基于主体的客观属性所应该获得的关怀与尊重,是“道本”义上的人本启蒙和奠基。 中国的人本管理思想起源于先秦时期的儒家学说,儒家人本的“本”意是立足于主题内部的力量,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关怀与重视,且其关怀与重视的动因也主要落脚在对于统治阶级统治秩序与利益的尊重和维护,而缺乏主体性的尊重与回馈。当时一些儒家学派所倡导与弘扬的思想,基本上属于“官方认可”、“民间运作”的希望工程,但其实质上是为了达到笼络老百姓进而维护统治阶级统治的目的。因而,其人本价值主要停留在“力本”,最多也就是还存在“义本”的取向,没有上升到古希腊从人类的视角和宇宙万物的情怀审视人的地位与作用的高度。 (二)人本思想的侧重点不同 中国的人本管理思想注重以人的自然思考方式和逻辑为基础,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强调通过对人们思想上的教育与引导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将个人的思想状态升华到一个高度上,为社会、为国家作出自己的贡献。因此中国的人本管理思想社会性比较重,偏重于感性,模糊化分析,是一种“软”性的人本管理思想。 西方的人本管理思想以效率、利润为出发点,用制度和流程等合理科学的方法提高整个组织的效率,并且通过一定的管理模式、一定的制度流程来为人们提供自我发挥的环境与空间,以保障人们自我实现的可能性。因此西方的人本管理思想科学性比较重,偏重于理性,定量化分析,是一种“硬”性的人本管理思想。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不断加快,国际文化交流向纵深发展,东西方管理文化融合与发展越来越成为当今管理理论与时间发展的重要趋势,这种融合与发展的趋势不可阻挡。 (作者单位:南京工业大学)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东西方管理哲学思想的差异 摘 要:东西方管理哲学的主要区别在于:东方管理哲学基于民本的哲学前提,而西方管理哲学基于人本的哲学前提;东方管理哲学具有非系统性,而西方管理哲学具有系统性;东方管理哲学偏向思辨性,而西方管理哲学偏向实证性;东方管理是一种宏观管理,而西方管理是一种微观管理;东方管理哲学体现出一种情感管理,而西方管理哲学着重于制度管理。 关键词:东西方;管理哲学;差异 管理哲学共同探讨一个问题,即关于管理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在现实的管理领域中,西方管理哲学由于其专业化、系统性、制度规范性等原因,一直处于主流地位。然而,具体哲学总是适用于具体的环境。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等都有自己的独特性,不同区域的管理也应该区别而论。区分东西方管理哲学思想的差异尤为重要。 管理哲学产生于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之中,同时,又对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具有反作用。东西方管理哲学都具有实学性,即都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而提出来的。但是,由于东西方环境的区别、人们思维方式的差别、理论基础的差别等,其管理哲学也存在着一些具体的差别。 一、分别基于民本和人本的哲学前提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思想,从《管子・牧民》中的“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到孔子提出的“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的思想,发展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仁政思想,无不是告诫统治者要“爱民”“利民”,与民同乐,即管理的重要内容在于“以民为本”。在东方社会中,“家庭”是重要的社会组织细胞,因而东方“以民为本”的管理中渗透着群体本位的思想。“民本”中的“民”本就属于一个群体的概念。群体本位强调以群体为中心,以群体利益为核心利益,即集体利益优于个人利益。此外,它还强调个人对家族、社会等群体的责任、义务和贡献。 而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熏陶下,西方管理哲学以“人本”为前提,强调的是个人主义至上的管理思想。所谓的“人本”是相对于“神本”“物本”而言的。也就是说在管理中,人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是各种实践活动中的主体而非客体,人是管理的出发点和目的,而不是工具和手段。因而,在现代西方管理中,管理者更注重被管理者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注意为管理对象创造有利于激发他们创造力的环境和条件。 曾经西方管理学界认为,群体本位与工业是格格不入的,它不利于人的独立创造性的发挥。荷兰的文化大师吉尔特・霍夫斯坦特还用定量分析法,得出一个结论:一个国家的自由主义的程度与该国的贫富差距有很大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推翻了霍夫斯坦特的结论,使得人们对群体本位和个体本位重新进行深度的思考和认识。特别是80年代,企业文化使群体本位在现代管理重点地位上升到一个新高度。 二、非系统性与系统性 东方的文化圈是一个典型的儒家文化圈,东方各国都深受华夏文明的影响。而儒家文化或整个中国传统文化,都是在着重探究社会国家治理以及个人修身之道。在整个传统的东方儒家文化圈中,没有专门提出管理哲学的论著或文章,就连修身齐家治国之道也是零散地分布于各大思想家的论著之中。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否认东方文化中没有管理哲学。事实上,东方管理哲学渗透于关于道德、国家等建设的思想之中。比如“人之初,性本善”这句最为人所普遍了解的命题,包含着对人性的判断,而正是在这种“性善论”的儒家思想的官方指导下,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从古至今都强调“以德育人”“以德感人”“以德服人”[1],体现在国家管理上,就是强调一国之君要作“贤君”,而不能作“昏君”。正是后人对这些思想的整理和总结,构成了整个具有东方特色的管理哲学。它的原始文本虽不成系统,却依然对管理哲学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21世纪的今天,在世界经济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经济都找不到突破口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却得到飞速发展,呈现出风景这边独好之势。与此同时,中国的管理哲学也成为世界管理学界所关注和研究的热点问题。 与东方管理哲学的非系统性相反,西方管理哲学体现出很强的系统性。西方不仅有专门研究管理的管理学家,而且他们形成了各大管理哲学学派。二战后,孔茨在美国的《管理学杂志》上发表了《管理理论的丛林一文》,他将西方管理哲学主要划分成六大学派:管理过程学派、人类行为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经验学派、社会系统学派、数学学派。西方管理哲学经过自然经济与“自然人”的管理哲学、工业经济与“经济人”的管理哲学、知识经济与“文化人”的管理哲学三个阶段,其理论体系越来越庞大而完善,这也与他们系统而逻辑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思辨性与实证性 东方的管理哲学与东方哲学一脉相承。哲学更注重思辨,通过思辨来认识客观世界以及万事万物。东方管理哲学更多的是哲学家通过“格物”以“致知”,然后根据自己对世界的认识,提出对应的方法论,通过这些方法论来引导各领域的管理实践活动。 西方的思维方式深受自然科学的影响,本身就具有严谨性,具有严格的推理、论证和较强的逻辑性,就像科学家对待自然科学那样既严谨又细致。因此西方管理哲学更接近于管理科学,西方管理哲学本身就是从管理科学中分离出来的。科学更注重实证,通常要对研究对象进行观察、实验和分析。而西方管理科学的研究是通过对一些自发式的管理行为进行研究、归纳和总结,从而得出管理活动中具有一般性的,即规律性的知识,上升到理论层面,则形成了管理科学的基本理论。现代西方管理则看到了管理中人的主体性作用,越来越注重人的情绪、需要、价值等非理性因素的发挥。于是现代西方管理也看到了“软管理”的作用,注重管理的艺术性。但是这些改变仍然不能占据西方管理哲学的主要部分,理性依然是其主流。 四、宏观管理与微观管理 由于东方国家封建时期历史更为悠久,国家统领各个领域的现象更为普遍,反映在管理上就是国家从宏观上掌控着各个方面的规范和管理。与之相对应,东方管理哲学则更重注宏观管理。在中国,人们关注的仁、义、礼、智、信、忠、孝等道德行为规范最开始是适用于管理实践的社会领域的问题,这些道德规范流传至今,就逐渐扩展并应用于各个领域,包括各个具体的管理领域。而且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关注人的精神,关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统一、和谐,因此关注的范围广而抽象。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也建立了中央集权国家,此后,日本开始从国家层面大量学习外来经验文化。这一时期,日本明治政府开始注重国民教育的开展和国民意识的培养。尽管他们大量学习西方的管理哲学思想,但是,作为一个深受传统东方哲学思想影响的国家,他们的管理特色仍然具有鲜明的宏观性,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以政府为主导。 而在西方,国家对具体的领域掌控得没有东方社会那样严格,各个领域需要自行管理,于是为了适应各个领域的管理需要,一些针对具体领域的管理科学应运而生。特别是在经济领域,西方主要实行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那只“看不见的手”代替政府,发挥着更多的作用,“管得越少的政府越是好政府”。于是,各经济组织便开始摩拳擦掌,各自探索着自己的管理模式,准备在自由的国家氛围中大显身手。另外,自然科学也较早地在西方得以发轫。自然科学的研究“具有具体性、经验性、精确性等特点”[2],这种研究的思维方式对社会科学,如管理哲学的研究范式和实践范式也产生一定的影响。 五、情感管理和制度管理 东方管理哲学向来重视人的力量,认为人的道德、情感等可以作为纽带,维系一个管理团队。“传统东方管理模式强调‘人性’的管理,如强调人际关系、资历、群体意识、忠诚、合作等的作用,是‘情、理、法的统一’”[3]。也就是说,东方的管理是以“情”作为纽带的中庸的管理模式。与这种管理模式相符合的代表就是日本企业的“7S”管理模式,即融合策略、结构、制度、人员、技巧、作风和共同的价值观的管理模式。 日本企业家“涩泽荣一的‘论语加算盘’的管理思想,就代表一种将道德与经济相结合,用道德进行经济管理的思想”[4]。日本的企业管理在推行西方现代管理体系、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的同时,更注重“软管理”,即注重一种柔性管理,而不是刚性管理。这种柔性管理注重对管理对象的价值、情绪和需要的关照,在管理中注意对被管理者的尊重,以及对过错充满宽容。这种管理模式更注重管理中“软”的因素,如员工的认同感、归属感、价值观等。 而西方国家则更注重规章制度、组织结构、竞争机制等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其管理模式更是以“法”为重心,偏重理性管理。其典型代表就是美国的“3S”管理模式,即利用策略、结构和制度进行管理与规范的管理模式。 由于西方管理科学的研究运用的是严谨的推理论证、逻辑论证、实证分析以及精确的数学计量等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不能运用于对人的复杂的主观因素的研究和处理,在这种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的影响下,西方管理哲学中也缺乏对人的主观因素的考虑和关照。例如,早期的管理学家“科学管理之父”泰勒所提出的科学管理理论,其原则就是用来决定完成一项工作最佳的、最科学的方法。泰勒的科学管理思想是将理论重点着眼于工作任务本身,即“重事不重人”。就像电影《摩登时代》中表现出的那样,他把人所要从事的工作视为一种纯粹机械式的运动,从而忽略了人性。而其他,如“法国人法约尔提出的行政管理理论,以及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提出的官僚组织理论等,这几种西方早期管理思想都是以工作本身为侧重点,以经济效益为管理的目标,以‘科学的方法’为手段来实现管理,也没有考虑到人的因素。”[5] 随着社会经济和技术的发展,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经验主义学派基础上发展了“权变理论”。权变理论认为,人是复杂的,受多重因素的影响。企业管理没有什么最为理想和普遍适用的理论和方法,应该根据企业所处的内外条件权益而变。莫尔斯和洛尔施所研究的“超Y理论”,也属于权变理论的观点,又被称为“组织行为中的人性理论”,它就将人性也列为管理中要考虑的因素,将“由自然需要质变而来的社会性需要”[6]考虑进来。这些理论为西方管理思想的进一步完善做出了努力。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东西方管理融合背景下的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摘要:随着国际交流的逐渐加深,各国思想文化的不断碰撞,出现了东西管理的融合。本文简要介绍了东西方管理的融合及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融合现状,对我国的中小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管理文化 融合 文化价值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物质文明越来越发达,精神文化交流向纵深发展。在管理领域,东西方管理文化的交流逐渐增多,在碰撞融合中相互学习。 1 东西管理融合趋势及人力资源管理融合的现状 1.1 东西管理融合的趋势。东西方管理文化融合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及历史必然性,经济发展是其根本动因,文化交流是其主要形式,融合的深度和广度也随着管理研究的推进不断得到发展。苏东水教授认为东西方管理文化融合主要体现在以下五大方面:一是人本管理文化的回归;二是人德管理文化的回归;三是人为管理文化的回归;四是人和管理成为东西方的共识;最后是人道哲学的融合。 1.2 人力资源管理融合的现状。在人事管理的融合上作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1.2.1 “以人为本”总体人事思想的融合。在我国古代的用人思想中,以儒学为主流的诸子百家,对人本主义看的很重,在治国安邦、经商为官等领域,不断践行着这种思想。无数经典的历史故事,都演绎了深刻丰富的用人思想,体现了对人才的尊重、关怀和爱惜。在历史上的先秦时期,就有不少思想家从不同的视角论证了以人为本这一思想的合理性。如孔子提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墨子提出人与人之间能够“兼相爱,交相利”,说明人的本性相同;孟子从性本善出发,提出“恻隐之心,善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的理论等。在政治层面上墨子指出“尚贤者,政之本也”,唐太宗讲“为政之要,惟在得人”。所有这些都强调的是“以人为本”。 1.2.2 “选人”方面的融合。选人思想主要体现在选人的标准、吸引人的条件与选人的方法等方面。古代许多学者非常强调人才兼备的选人标准,如管仲提出,君主选用人才一定要审查三个问题:“一曰德不当其禄,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这三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让品德高尚的人处低位,就是人才浪费,让品德低下的人处于高位,更是一种错误;无功者受禄,有功者就得不到激励;无才之辈身居高位,有才能者就会被埋没。在吸引人的方面孔子提出“君子不器”的观点,不能把人才当做器具使用,而应以礼相待,尊重他们的人格,承认他们的自主权。也就是说要把人作为一种资源,一种有着主动性和无限开发潜力的资源,而不是一种器具。选人的方式一般通过考试、招贤、自荐与推荐。在西方管理的发展中也是由刚开始的把人看做简单的没有人格没有思想的生产工具,发展到现在提出人力资源的这个概念。在选拔人才上也是采用德才兼备,并考虑到性格与岗位的适合度等等因素。东西选人的标准和途径逐渐走上融合。 1.2.3 “用人”方面的融合。古代许多思想家、政治家都把任用贤能之士看做治国之首务,为政之根本。古代强调的是知人善任,合理用人的前提是知人。只有知人,才能做到善任。司马光对汉高祖刘邦的评价是“奋布衣提三尺剑,八年而成帝业,……惟其知人善任使而已”。司马光认真总结了历代王朝兴亡更替的经验教训,发现无一不与当朝者用人政策相关,因而得出:“兴亡在知人”的结论。此外用人不疑与疑人不用是古代使用人才的一个重要原则。在用人方面,西方的用人更是不拘一格,大胆提拔有能有绩之人,任其所长。西方的专业分类比中国还要细致,在用人方面强调专业对口,也强调授权管理的重要性,强调对人对下属的信任。 1.2.4 “育人”方面的融合。孔子最早提出“有教无类”的观点。人才的培养既要开发才智,又要完善德行,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因此管仲提出:“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也就是强调终身教育。以前我国的教育比较关注的是理论知识的学习,偏重应试教育,对实践能力的培养不足。西方对人才的培养比较注重人的兴趣的培养,实践能力的培养,也强调终身教育,干中学。我国也借鉴西方的教育体制,重视实践教育及人才的兴趣及分层次培养。东西方“育人”方面渐渐趋向融合。 1.2.5 “留人”方面的融合。所谓的“留人”主要从企业激励人员,增强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责任感、荣誉感、归属感等等方面。我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中关于激励主要有:“所欲给之,所恶去之”的满足需要型激励;“赏有功,罚有罪”的行为改造型激励法;“交相利,兼相爱”的利、誉激励;“行其所想,致其所欲”的心理动力诱发型激励;“令之以文,齐之以武”的心理调谐型激励;“改之所行,在顺民心”的疏导型激励;“有欲而后为”的诱导型激励等等。这与西方人事激励思想中的激励思想有不谋而合之处。如马斯洛的层次需求理论、麦克利兰的成就需要理论、奥尔德弗的ERG理论、斯金纳的强化理论等等,强调人的动机、人的需求及行为导向的强化激励。由最简单的需求激励到后来越来越复杂的激励思想,显示了随着时代的进步,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个人对自我对社会的要求不断的变化的趋势,并逐渐走向融合。 2 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的问题 虽然东西方的管理以及人事管理的文化在融合中发展,但是现实中还是存在很多问题。这是在发展进步中必然存在的问题。下面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在目前管理融合的背景下,我国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2.1 人力资源管理理念比较滞后。现阶段,绝大多数企业把人力仅仅视为一种资源,不承认人力资本的贡献就会使得企业内部失信状况严重,也就必然引起非理性的反抗,其结果必然导致高级人才的流失,而使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蒙上阴影。此外主要表现在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误区。教条主义主要表现全盘引进西方的管理理念、管理方式和制度。经验主义者认为西方的管理思想不符合我国的实际,不吸取西方先进的管理理念,还执着于以往的家庭作坊式或者迷信个人的以往的经验。 2.2 人力资源投资不足。在我国中小型企业中,对人力资源的投入严重不足。重利用、轻投入的培训模式使中小型企业倾向于直接利用“现成”的人力资源,不愿意、不舍得对人力资源进行时间和资金上进行培训投入。特别在家族企业中存在重血缘、轻外人的培训模式,家族血缘关系和信任心理,把培训的精力和资本花在自己人身上“肥水不流外人田”。 2.3 人力资源绩效评估和激励机制不完善。中小企业员工对薪酬现状不满,难以有效激励他们积极地工作。此外,激励手段单一,忽略员工需求的多层次性,以物质激励代替一切;忽略高层次人才对精神激励和自身发展的需要,结果造成能人留不住。忽视了专业技术人员的激励、核心知识员工的激励。 2.4 价值文化建设滞后。企业的价值文化属于企业的软实力,但对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企业价值文化,是企业整体的精神内涵,对企业的全体员工有着约束和激励作用。目前好多中小企业,由于自身的规模、实力较小,在企业价值文化建设方面投入的精力较少,导致企业的价值文化建设相对滞后。 3 东西管理融合下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建议 3.1 引导管理者转变观念,提高管理者的素质。道家认为,管理者“知不知”,即知道自己还有所不知,是实现轻松管理的前提条件。德鲁克也说过:有效的管理者都知道一项决策不是从搜集事实开始,而是先有自己的见解。所以企业管理者的观念的对管理效果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尊重人、尊重知识、尊重劳动。要重视知识工作者的重要作用,德鲁克先生也说过:组织中的每一位知识工作者必须是一位决策者,至少也得在决策过程中担任一个积极的角色、智慧的角色和自主性的角色。 3.2 设计科学的人才聘用机制,提高引进人才的质量。科学的人才聘用机制,是保证引进人才质量的制度保障,所以企业要设计一整套科学的人才选拔、考核、引进流程,采用多维度的指标评价体系,综合衡量每一个人的综合技能。做到发现适合的人才,引进实用的人才。 3.3 建立全面薪酬制度。全面薪酬主要由4部分组成,由核心至边缘依次为:薪资、福利、事业、环境。因为现在无论是西方还是我们东方,个人的需求出现多样化、复杂化的趋势。激励的制度、考核的机制以及薪酬制度都要进行调整。首先应制定合理的绩效考核体系,确保金钱分配的内外部公平。该体系的建立不能一味的采用西方的量化的思想,中国讲求长远的眼光,潜力的发掘,所以要定性和定量相结合,成绩要给以突出,优点要给以发扬,具体岗位指标要有所侧重。其次在福利上要建立弹性化或者是菜单式的福利模式,避免简单的一刀切。而且目前国家还准备对福利的收入进行征税,怎么才能真正提高员工的福利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再次事业上确切来说是个人的发展上,要帮助员工建立个人的职业发展规划,一方面按照我国传统的思想,尊重资历比较老的员工,一方面大胆采用有能力的青年员工。特别是针对一些专业人才,要建立多种途径的晋升渠道,弥补因管理岗位不足而带给专业人员的职业发展空间不足的问题。最后在环境上要建立良好的工作氛围和良好的办公环境。对于在一些恶劣环境工作的员工要给以一定的补贴和关怀。 3.4 利用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逻辑层次建设企业文化。顾文涛、李东红、王以华提出我国古代的管理思想有其逻辑层次,它凝结了我国古代多家的管理思想。首先对基层员工管理的中心在于“法”字;对中层干部管理的中心在于“忠”字,忠于自己的信念。要使中层干部忠于上级,儒家用“德治”而法家则用“权治”;而高层领导团体管理的关键在于志同道合,管理的中心则是一个“道”字。具体在一个企业管理中,就是要有健全的制度,有一批有敬业精神、忠诚于企业的中层,还要有明智的、道德高尚的高层管理者。在我国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人缘文化很突出,而且是强势文化。中国有句俗语称:做事的企业做不大、做人的企业做不小。企业就要利用我国现有的文化背景,去培养企业的员工的认同感,归属感,提高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这样的话,企业文化的倡导就不会得到太多人的反对,在这个文化的建立过程中再借鉴西方的一些科学化的管理方式,中西合用才能起到很好的效果。 4 结语 企业的发展,最稀缺、最宝贵的资源,是高素质的人才,任何科学技术的创新、生产工艺的改进、管理制度的创新,都离不开专业人才。人才的培养和人才队伍的建设对于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应当提高对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视,将其纳入企业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对东西方优秀的管理文化加以融合,取长补短,兼收并蓄,逐步建立完整科学的人才文化价值体系,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充分发扬我国的经典用人哲学,结合西方现代管理理念,在融合中不断创新发展。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东西方管理理念在企业的冲突与融合 【摘 要】理论主要来源于中国古代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以及《周易》和佛学等众多学术流派。通过各个方面不断强化个体道德感和责任感的培养,即形成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舍生取义”等。东方管理理论的精髓和创新在于“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就是“以人为本、以德为先”。另一方面是“人为为人”。他们的观点构成了西方管理理念发展的轨迹,从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到复杂人的转变。西方的人性理论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充实,为企业发展而提出,以效益为目标,其发展经历了“对工作与组织的研究对人与组织的研究对生产与营运过程的研究对企业文化的研究对以人为本的研究对以人力资本为依托的知识管理的研究”的过程。 【关键词】冲突;融合;价值观念 1.东西方管理理念对比 1.1 注重文化与伦理引导的东方管理理念 东方管理理念是以中华传统管理文化为主要内涵的管理理论。非常注重文化和伦理的引导。在17世纪之前,这种管理思想给东方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带来了巨大的繁荣和昌盛。但近代东方的衰落与西方的迅速崛起,使管理学理论成长的落脚点一直停留在西方管理理念体系之中。 东方管理理念:基于文化与伦理的约束和激励。东方管理理念是在中华管理实践与理论探索的基础上形成的一整套理论体系。理论主要来源于中国古代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以及《周易》和佛学等众多学术流派。 这些思想包括以儒家学派为代表的“人性之善”、“修己安人”;以道家学派为代表的老子“道法自然”、“无为而治”;以墨家为代表的“兼爱”、“利人”;以法家为代表的“唯法为治”;以兵家为代表的“运筹定计”、“知人善任”;以《周易》为代表的“刚柔相济”、“崇德广业”;以佛家为代表的“以善为本”;等。 东方管理理念有其独特的思想魅力,具有极高的现实价值。其主要特征表现为: (1)通过文化和伦理引导人性,从而规范个体行为 东方对于人性假设在初期就有不同,但以人性本善为主流思想。以儒家为代表。儒家文化认为人生有性善的一面,孟子在《告子上》中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他还进一步指出:仁、义、礼、智这“四心”是人皆有之的善性。并且认为人的善性可以通过教育、修养和德化保持,因此主张德治,强调教育的作用。人的管理是可以通过保持和发展这种善端而达到的,是可以通过人本身的内在的而非外在的制度和刺激而达到的。 (2)强化道德观和责任感的约束与激励 东方管理理念在人性本善的假设前提下,其管理方法表现为“仁政”、“信民”和道德感化。更关注个体的情感需求,强调心治,重视精神激励与精神塑造,主张通过教育来造就有理想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通过各个方面不断强化个体道德感和责任感的培养,即形成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舍生取义”等。 约束和激励更多的表现为正向性、侧重于“软管理”手段。 (3)东方管理理念的现实意义 东方管理理论的精髓和创新在于“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人”是东方管理哲学的核心,包括两大层面:一方面要求管理者为他人着想,重视人际关系的协调,通过自身的道德威望感召和示范,在无形中影响被管理者,从而使社会与人际关系处于最佳状态,达到最佳的管理绩效。就是“以人为本、以德为先”。另一方面是“人为为人”。作为东方管理文化的本质特征,“人为为人”揭示了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是激励与服务的综合体现,强调自身行为的激励和修养,控制和调整自己的行为,从而创造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激励环境,使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能够持久地处于激发状态下工作,主观能动性得到充分的发挥,人与人互相联系,并且可以转化。对任何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有一个从个人行为逐步向为他人服务转化的过程,即从“人为”向“为人”转变的过程,从而达到群体和谐。 随着柔性管理时代的到来,东方管理中的人本管理和群体和谐思想必然是未来管理的重点与方向。 对冲突的态度存在着文化差异。在中国特有传统文化的影响下,组织冲突管理存在着其特有的问题。 1.2 强调科学与效率的西方管理理念 (1)人性假设与科学管理 人性假设对于管理理论和方法有重要意义。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的涉及和措施的采取,都是以对人性的一定看法和理解为基础,可以说没有对人性的理解就没有对人的管理。多年来,西方学者从不同的侧面提出了关于人性的各种看法,其中泰勒、薛恩、波特、麦格雷戈等学者的人性假设最具有代表性。他们的观点构成了西方管理理念发展的轨迹,从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到复杂人的转变。这些人性假设成为不同时代背景下管理者采取措施的必要前提。西方的人性理论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充实,为企业发展而提出,以效益为目标,其发展经历了“对工作与组织的研究对人与组织的研究对生产与营运过程的研究对企业文化的研究对以人为本的研究对以人力资本为依托的知识管理的研究”的过程。 西方管理理念代表着当时时代的需要,侧重于方法意识和技术层面。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为提高工人的劳动效率,采用“任务管理”的方法,制定恰当的工作定额,这一定额是通过精确的“时间―动作”研究而确定的,这是一种制度化、标准化、定量化的科学式管理,热衷于追求管理的数字化、模型化和计算机化。即使是以“社会人”假设为基础的Y理论时期,或者以“文化人”假设为基础的超Y理论时期,这种制度化的、标准化的、定量化的方法论意识并未偏离,只是在此主流之外,西方开始重视人际关系在管理中的作用、员工自我发展的价值、管理员工方法的差异性等作为辅线发展,而科学管理一直是西方管理理念的主流,也是西方核心的管理方法。 (2)西方管理理念的发展与创新 西方管理原创建立了一整套管理科学的理论框架和概念,使管理学成为一门科学,并成为今天管理发展的基础。无论管理学如何发展,都抛弃不了它的基本框架体系和概念范畴,以及一些根本性的管理理念和思维方式。 西方管理理念对管理的理性分析格外重视,企业依靠严密的组织机构、健全的控制手段实施管理。随着管理思想的不断完善,企业文化越来越被重视,非理性主义思潮的人本理念兴起,建立学习型组织的理念,建立虚拟企业动态协作团队和知识联盟理念,建立知识型企业的理念,重视知识管理的理念等。 2.管理理念冲突融合的措施 2.1 运用有效的沟通策略化解冲突 2.1.1 对不同价值观引发的冲突融合 加强沟通。最简单的策略就是通过与发生冲突的人聊天,了解对方的立场和观点,避免因为自己的价值观的差异产生不必要的偏见,使得双方都对对方有一个和以前不一样的认识。 保持距离。这种策略是用于冲突双方实在是无法化解之间的矛盾,价值观的差异确实是无法消除,就只有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免矛盾激化,不能将两个势不两立的人放在一块工作。 官方命令。这种策略往往是用于无法自己化解冲突,但又不得不需两个人之力来共同完成工作,这就需要管理者用强制的命令方式或权威来暂时缓冲双方的冲突,保证工作的继续进行。 2.1.2 如何化解由于沟通问题引发的冲突 和当事人直接沟通。这是最直接的方法,可以防止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也有利于管理者的管理工作,因为如果管理者对每个冲突都要过问,这样的管理工作会很大,所以让员工自己解决是最好的也是最省事的方法。 培养沟通能力。其实很多情况下,冲突双方不是不愿意自己化解矛盾,而是由于缺乏必要的沟通技巧以至于事情越弄越糟糕,造成矛盾的停滞甚至激化,因此企业就要为员工开展必要的沟通能力的培训。 2.1.3 如何化解由于不同认识引发的冲突 换位思考。运用“同理心”,尝试着从别人的角度想想“如果我是她,我会怎么想”,这样会很容易看到自己平时看不到的问题甚至是自己一直坚持的错误的观点。 尝试接受他人的看法。这个策略和上一个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俗话说得好“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只要自己放开胸怀,用公正的态度去接受别人正确的、好的看法,就会很容易化解双方的冲突。 2.1.4 如何化解由于个人主义引发的冲突 提倡员工的奉献精神和团队精神。作为管理者最不喜欢遇到个人色彩很强烈的员工,他们所希望的是以团队为重,乐于奉献的员工,因而遇到个人主义型的员工,管理者一定要在组织内通过培训,培养与他人的合作并大力宣传奉献精神,让员工以和企业荣辱与共而自豪。如联想集团,其内部提倡的是一种亲情文化:平等,信任,欣赏,亲情。这种文化激励了多少联想人的忠诚和奉献,激荡了多少联想人的心,为了联想的成功,联想人愿意付出他们的青春、汗水、鲜血和生命。由此可见,赢得员工的献身精神是企业成功的关键。 加强合适人员的选拔。如果一个团队里面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冲突,那么作为管理者一定要设计好相应的甄选程序,严格把关以保证所甄选的人才是具有合作精神和奉献精神的人,以避免那些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人进入企业。 2.2 立足本土借鉴西方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方法 西方经营管理造就了另一种文明,它是一面镜子,可以折射出我们自己的优劣。但是不学习古代文化,我们就没有自己的根;不学习西方智慧我们就不能真正进入现代化。西方管理随着信息经济、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发展更是突飞猛进、日新月异,理论体系的完整、思维严密、逻辑性之强,都令我们叹为观止。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西方经营管理成果已深入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西方经营管理的科学成果,对于刚步入市场经济的中国企业,有着非常宝贵的知识和经验可供我们学习借鉴。中国企业向西方学习,要学习西方经营管理的内在精神,其内在精神就是科学精神―探索,创新,怀疑,实证,理性,独立,造就了西方近代的科学。然而管理既是科学,又是艺术,相比较而言,西方管理的内在精神偏于科学,而缺少艺术;中国式管理则更偏向于艺术,而缺少科学。 2.3 健全管理制度、规范业务流程 企业依法制订规章制度是企业内部“立法”,是企业规范运作和行使用人权的重要方式之一。企业应当最大限度地利用和行使好法律赋予的这一权利,聪明的企业都看到了这一点。 成功的企业制度,其效果是使企业运作平稳、流畅、高效,并可基本上防患于未然,使企业不战而屈人之兵,不得不战时则也可使企业尽作有准备之战,胜券在握。由制度规范程序,在程序中建立体制,在体制中形成习惯,这便是一个企业制度健全,流程规范的结果。 西方文化则以制度为基础,企业管理讲究原则追求效率。公司应根据自身特点不断改革分配办法,建立合理的工资、奖金等物质分配机制,使员工的精力集中到努力工作、提高工作业绩上来。有条件的企业还可以探索建立股权、股票增值权等长效激励机制,以达到稳定管理人员和骨干员工的目的。 在分配物质利益的同时,合理运用精神分配模式。精神分配是针对员工心理上的行为动机而进行的工作,虽然精神分配表现是隐性的,但却是企业管理者调动员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和工作热情持久性的有效方式。 要尊重员工。这是一种基本的精神分配方式。企业领导者要尊重各级员工的价值取向和独立人格,尤其要尊重普通员工。尊重是加速员工自信力爆发的催化剂,上下级之间的相互尊重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它有助于企业员工之间的和谐,有助于企业团队精神和凝聚力的形成。 2.4 树立冲突管理的权变思想 西方近20年来管理理念的新发展,至少给我们以下几点启示: (1)在管理中要重视人的作用。在西方管理理念的新发展中,无论是非理性主义思潮,还是学习型组织、虚拟组织、知识型组织等理念都高度强调人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这标志着西方管理又重新回归到以人为本的轨道上来,因为人毕竟是管理的关键,而管理的根本目的是为人的利益服务。这与东方管理文化强调的“以人为本”思想是相吻合的。 (2)在管理中极为重视文化的作用。无论从西方比较管理研究,还是从企业文化研究都可以看出,西方最新的管理理念极为重视管理文化对管理的巨大影响。根植于企业文化的软约束在管理中作用并不比来自企业制度的硬约束小。企业文化往往成为一个企业的无形资产,并使其他企业难以模仿。从更大的层面看是不同国家或地区长期形成的文化对管理的影响。西方在对日本企业管理的研究中认识到东方古老的儒家思想在企业成功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3)在管理中更加重视文化的融合。正是基于对文化在管理中重要作用的认识,西方最新管理理念中出现了重视文化融合的趋势。东西方管理文化的融合越来越受到重视,特别是日本、韩国、东南亚国家或地区经济腾飞,以及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经济高速发展之后,更为突出。东方管理文化对西方管理学者也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例如彼得・圣吉提出建立学习型组织的理念就深受东方哲学思想的影响。从西方管理理念的新发展,我们也可以得出新世纪是“东方管理文化复兴的世纪”的结论。东西方管理文化的融合发展是新世纪管理学发展的主流。 2.5 进行有效的组织沟通 信息经济与信息化企业、组织的运行和管理,其关键是信息采集、掌握与信息加工处理。而信息采集、掌握与处理,都必须以信息交流即沟通为前提、手段和内容。信息的采集、传送、整理、交换,无一不是沟通的过程。沟通交换了有意义、有价值的各种信息,交换和传播了知识、思想、意见、想法和科技,从而使团队合作、组织协调、目标完成、资源优化组合、组织文化形成、发展、企业战略制定等等企业组织功能得以实现。而且由于沟通加强了企业、组织对所有能利用的各种资源的组合和优势配置,从而使相同的资源得以发挥出更高的效率、效能和效益。 相应的,在企业管理中,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在现代信息社会,企业管理的本质和核心是沟通,管理的难度和难题也就是沟通的难度和问题。许多大企业和跨国公司,由于沟通的不足和失误,普遍地存在管理沟通的问题,因而使企业有限的人力资源和其他资源无法实现最佳配置,不仅产生不了合力,反而互相牵制,严重影响企业日常正常运行和发展前景。沟通的问题现在变得如此的多样和突出,以致在现代信息化企业,离开沟通我们甚至无法谈论管理。 如果能从企业管理学专业的角度来深入分析,我们对管理沟通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迫切性理解会更加清晰。著名管理学家西蒙曾提出了管理就是决策。而笔者认为,管理与决策还不止于此:管理不仅是决策,而且还是沟通,决策也是沟通。 作者简介:白(1976―),男,现供职于宁夏西蒙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浅析东西方班级管理差异 【摘 要】本文以东西方班级管理作为研究对象,以探索当代班级管理改革共同理念作为研究目的。本文通过对班级管理的概念和东西方班级管理的具体特点进行分析,且尝试结合当今新课改的趋势的分析来探索东西方班级管理改革追求的共同理念。然而东西方各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具体的班级管理模式,本文仅通过对西方的美国的班级管理与中国的班级管理特点作对比来研究东西方班级管理的差异。本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本文涉及的基础理论,通过对班级管理的理论研究,认识到不同班级管理理念的观点与发展现状;第二部分是在前面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针对分析,对东西方教育的班级管理进行对比,认识东西方不同班级管理的特点,并且从不同的班级管理模式中寻求共同的特点探寻东西方教育改革追求的共同教育理念。 【关键词】特点;差异;东西方;班级管理 一、班级管理的概念 班级管理是指教育者根据一定的目的要求,采用一定的手段措施,带领全班学生,对班级的教育资源进行计划、组织、协调、控制,以实现教育目标的动态组织活动过程。班级管理在广大教育者和教育家的实践下逐渐发展为四种比较成熟的模式。第一种是常规管理,既通过设定和执行规章制度来指导和组织学生完成班级各项工作,该模式能使得班级工作井然有序地运行;第二种是以班主任核心的班主任管理模式,即班主任带领全班学生领导、组织和实施班级各项工作,管理又可根据民主程度具体分为目标模式和平行管理模式;第三种是民主管理模式,班级活动由集体来决定和承担责任,每个学生都可参与班级管理的模式。在东方盛行班主任管理模式,在西方则盛行民主管理模式。二者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利弊。 二、东西方班级管理特点的对比 (一)东方教育的班级管理的特点 第一,管理者以班主任为管理核心。班主任负责制最早源于20世纪30年代苏联计划经济时代的教育体系,在新中国成立后传入我国并得到了大规模推广并延续至今。班主任负责制中,班主任是班级管理的核心,在班级工作的决策与实施中起主导作用。由于班主任在组织和实施班级工作中具有权威,因此该模式能高效地发挥班主任的教学协调、强化常规管理、德育学生等功能,班主任也因此成为了学校教育的枢纽,沟通师生情感,联接科任教师以及家庭、社会、学校等各种教育力量,直接决定着学生的全面、健康成长和学校的教育质量。班主任制初期对教育有明显的积极作用。随着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我国步入市场经济时代,与计划经济相对应的班主任管理模式也出现一系列弊病,与教育民主化改革冲突问题最为突出。不同的教育家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有认为应加强班主任地位的“强化”说,取消班主任职能的“取消”说,二者都遭到了学校与家长的一致反对,而目前教改提倡的弱化班主任职能的“弱化”说也建立在以班主任为中心的前提上的。因此以班主任为管理核心是东方教育班级管理中最显著的特点。 第二,管理方法以专断式管理为主。中国的班主任负责制确定了班主任的权威。班主任单方面主导着班级教学和德育工作,是主要的决策领导者与实施者,班主任凭借个人的经验判断进行班级决策,班干部和学生则从上到下服从执行决策。班主任通过专断式管理可以很好地把教学任务和班级工作的意志贯彻给班级,并使其能但得到有效实施,使班级工作能得到有序而高效地完成。但是专断式管理也面临着班主任工作负担过重,班干部职能被弱化,班级决策缺乏科学性,师生信息缺乏有效互动,学生参与班级管理主动性不高等问题。 第三,管理目标为应试成绩服务。东方大部分国家教育人口基数大,教育资源缺乏,因此不得不实行精英化教育和应试教育。以中国为例,教师工作业绩取决于学生的分数和排名。 因此,班主任在安排班级工作中,将资源倾向课堂教学和考试学习,而忽略了学生多样性的需求。例如,班主任更愿意学生将更多的课后时间分配在学习和考试上;更愿意挤用音乐、美术等课程时间来为语数外等应试科目服务。因此,东方教育的应试教育特别发达,学生的基础知识也比较扎实。不过由于忽视学生的个性发展,为应试成绩服务的管理也面临着学生综合素质不断下降等问题。 (二)西方教育的班级管理的特点 第一,管理者以学生为主体。美国实行的班级管理体制是“走班制”。走班制是指学科教师和教室固定,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和兴趣意愿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层次班级上课的班级管理制度。不同层次的班级的教学难度和内容都不同。“走班制”也被推广到了各种学习生活中,诸如自主管理、社团活动和社会实践等课程中。走班制与班主任责任制完全不同,没有一个确定的老师来负责学生的平时的学习和班级工作,而是由学生自己来选择、比较和决策自己的学习成长方案,由自己独立实施的过程。充分体现了学生在学习管理中的主体性与独立性。但是走班制也面临着学生在自我管理过程中缺乏自我认识而导致管理盲目性等问题。 第二,管理方法以民主式管理为主。走班制班级管理模式中学生是根据兴趣爱好来选课学习,学生可以自由选择谁来担任他的授课老师,使得师生之间有了双向选择的机会,保障了师生之间的平等性;自由的选择也使得任课老师变动性很大,因此无法确定一个具有绝对权威的老师来管理学生,师生之间消除了权威的阴影而具有了平等对话的空间。这种民主式管理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的主动性与自信,广受学生欢迎。然而民主式管理也使得教学内容无法得到高效贯彻,学生学习兴趣的频繁变化导致学习的不稳定性。 第三,管理目标为发展学生个性服务。走班制充分保障学生的兴趣爱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听自己感兴趣和合适的课程,充分满足了学生的多样性学习需求,避免学生能力同质化情况发展,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能力提高。但是随着世界经济科技的激烈竞争,美国的走班制教育模式的后遗症开始显现,美国大学毕业生的数学、物理等基础知识相对于亚裔等东方学生弱的现状也让美国教育家们开始呼吁改革走班制班级管理模式。 (三)东西方班级管理改革追求的共同理念 东西方教育虽然班级管理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是二者理念的交流却有力地推动了班级管理改革的发展。随着新课改如火如荼的发展,东方教育的班级管理改革也在尝试着新的突破。以中国的班级管理改革为例,南京外国语学校仙林分校尝试通过班级教育小组负责制来替换班主任负责制,小组由班主任、任课老师、学生代表和家长代表集中负责各项班级工作,试图贯彻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注重学生主体性等典型的西方的班级管理的某些观念;同时美国面对其教育体制下的学生的基础能力和知识不断被弱化的情况,不得不硬性加大了数理化等基础学科的学时比例,限制和削弱了走班制的学生的自由选择的权力,保障学生学习知识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同时西方教育也坚持严格的学年与年级制,并没有放弃应试教育方面的选拔。东西方两种不同的班级管理模式却在如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不断地相互学习、交流融合,取长补短,推动自身的班级管理改革,有力地推动了当代教育的共同发展。 笔者认为,随着全球化的发展,面对越来越多共同的教育问题,东西方班级管理改革追求的共同理念也越来越多。西方教育过度注重学生的个性的发展的走班制管理模式,客观上弱化了学生对基础知识的学习,不得不参考东方教育的教师主导教学工作的班级管理模式,硬性强化学生的基础学科的学习;而东方的班主任负责制的班级管理模式在面对市场经济要求的多样化人才培养与民主化管理实际时,尝试着引进西方的以学生为主的班级管理理念来推动教育改革。因此东西方班级管理改革只有相互借鉴,相互融合才能共同推动当代教育改革。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以Z公司为例谈人力资源管理观念上东西方企业的差异 摘要:加入WTO后,各行各业都面临着世界经济浪潮的挑战和冲击,东西方在人才管理理念上的差异势必给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带来一定的影响。本文以特定的企业为例,分析东西方企业人才管理观念的差异,力求构建合理和谐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以便为企业在激烈的人才竞争中赢得主动提供借鉴。 关键词:人力资源管理;东西方;差异 当今社会,科学技术的进步使自然资源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支撑力逐步下降,而人才资源的作用正在不断上升。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更加速了各国对人才,特别是高科技人才的需求。综观世界各国之间以经济、科技、国防实力为主要内容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随着我国跨入WTO的大门不断深入,势必会有更多的外资企业大举进入极具吸引力的中国市场,各行各业都面临着世界经济浪潮的挑战,对企业也会产生诸多方面的巨大冲击。企业的人力资源作为企业兴衰成败的关键因素当然也不能例外。东西方在意识形态、文化底蕴及风土人情等方面的巨大差异,深深地影响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进而使得东西方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产生了激烈的碰撞。 入世以后国际化竞争的影响使得企业人才争夺战此起彼伏,人们称之为没有硝烟,没有战争宣言的战争。如何建立规范合理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如何在激烈的人才竞争中赢得主动对企业提出了极其严峻的考验,本文将以地处山东省的Z公司这一有代表性的制造类高新技术企业为典型,共同探讨人力资源管理观念上东西方企业的差异。 一、人才管理理念上的差异 文化是一个民族、国家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地域、环境等诸多因素的不同,导致了各国、各民族间文化的巨大差异。东西方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使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上存在着极大的不同,因而使东西方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上有许多显著区别。 任何企业,无论东方西方,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赢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必须想方设法赢得人才。基于这样的前提,东西方企业都通过种种方法吸引和挽留人才,但核心理念存在着许多不同之处。从西方企业来看,主要是许以优厚的待遇,通过对个人的尊重、生活的改善等人性思维来吸引人,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路。而东方企业,尤其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强调以个人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来激励员工,吸引人才,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比较深远,这在国有资产重组成立的Z公司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并且在有的情况下,权利本位较浓厚。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尽管Z公司已实行了股份制改革,但是高层领导有很多是国资委直接派员,因而,对于Z公司来讲改革工作还任重道远。 二、人才选择方面的差异 每一个企业,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为了自身发展的需要都要不断招聘人才,为自己企业输送新的血液,但在人才选择标准上东西方存在巨大的差异。在选人方面,西方企业注重选取最好的人才,并且有一整套严谨的招聘程序,比如宝洁公司,在人员招聘时,要通过面试、笔试、心理测试的严格的程序后,才能成为公司的员工,力求在应聘者中挑选个人能力最强的人加入公司,注重人才的创造性,张扬个性。而东方企业虽然也希望得到最优秀的人才,但多以品质德行排在第一位,不是一味追求最优秀的人才,不追求个人的突出能力,而是强调合适即可,希望获得适合于企业的能满足工作要求的人才。以Z公司为例,该公司在招聘时便提出:我不要求你最好,我只要求你好,适应公司节奏,懂得精诚合作,演奏和谐音符即可。 三、在用人方面的差异 东西方企业都希望在用人时发挥人才优势,达到人尽其才的理想状态。然而,西方企业在用人时以才为主,突出“个人英雄文化”,强调英雄个人的作用。对于高级的管理人才往往从外部直接招聘,等级观念不是很强,敢于提拔低层的年轻人,并且在员工的培训上,教多的依靠外部力量,与各大高校及科研机构合作培养适合公司所需的各类人才,重视管理者的培养。东方企业强调集体主义,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尤其对领导者和管理者要求更严格。领导阶层多是从低层干起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老员工,等级观念比较强,为了追求集体和谐可以适当牺牲个人才能的要求,小我要服从于大我。多注重培养技术人员的技能,往往忽视管理人员的素质提升。在这些方面,Z公司体现的尤其突出,公司的中高层技术领导大部分是从一线车间干起的普通员工逐步成长起来的。并且对于管理人员的培训也是从近几年才开始,技术人员的培训还是公司培训的重点,他们先后与山东大学、武汉理工大学等高校签定了培训计划。尽管如此,Z公司还是以技术人员的内部培训为主,较少的依靠外部力量。 从以上的简单比较可见,东西方企业存在很大的差异性,但到底谁优谁劣,不可以“一刀切”。客观的讲,对于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没有世界最佳,只有企业本身最合适。随着经济的国际化趋势进一步加强,应在充分了解本企业文化理念和国外理念的基础上,深入、系统、全面地研究企业中的中西方观念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使不同的文化观念达到最佳的结合,双方势必互相影响,互相交融,发挥其最大优势。 对于Z公司而言,要想走出国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西方观念与公司内的文化、制度等观念上的冲突不可避免,势必给其各个方面带来巨大影响,在此基础上,整合企业文化,加强沟通,建立共同价值观念,积极进行跨文化沟通与培训,要认清现实,把握机遇促进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和方法的不断创新。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试论东西方文化遗产管理制度差异 【摘要】我国和西欧国家在遗产管理方面差距很大,需要合理借鉴,化解遗产保护与利用的文化悖论,加强遗产的技术管理与精细化管理,“尊重古人,服务今人”。本文从组织结构、权力配置、法律法规、经费筹集、公民参与、经营机制等6个方面对中国与欧洲文化遗产管理体制进行对比分析,得出结论:第一,在遗产管理的模式上,西方国家更强调“科学”和“理性”,中国自古注重人与人的协调和统一,而不是对象本身的垂直管理。第二,在修护和保护方式上,西方国家在维护遗产古迹方面注重遗产的原真性、完整性、可持续性等,中国在维护遗产古迹时的原则是“修旧如旧,维持原貌”,但相关部门、行业、政府往往合谋拆旧建新。 【关键词】文化遗产;管理体制;文化悖论 一、引文 本文试图从文化遗产的组织结构、权力配置、法律法规、经费筹集、公民参与、经营机制六个视角对比分析,分析我国和西欧国家在遗产管理和保护方面的差距。鉴于我国现阶段的国情不同,直接照搬西欧国家的遗产管理模式和制度,是行不通的。真正要做的,是借鉴发达国家遗产管理的先进经验,并将其管理经验与我国历史传统、现实土壤结合起来,特别是根据我国具体的遗产国情和转型时期社会经济环境,积极探索适合中国现阶段与长远发展的不同遗产管理模式和制度,改善我国文化遗产的管理模式,改变“十八龙治水,浑水摸鱼”的混乱局面,化解遗产保护与利用悖论,加强遗产的技术管理与精细化管理,最后“尊重古人,服务今人”,这才是我国文化遗产管理改革的关键所在。 二、中国与欧洲文化遗产管理体制分析 (一)比较视角一:组织结构 西欧国家在文化遗产组织结构上表现为:不同层次的管理都只设一个行政主管部门,其他相关部门在自身职责范围内协助与监督该主管部门工作。这样就从体系上避免了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因存在两或多个主管部门而造成的互相扯皮、推诿、职责不清的状况,符合了亨利.法约尔的统一命令、统一指挥的管理原则。中国在文化遗产组织结构上表现为:中国目前文化遗产分别由相应的职能部门,即建设部、文物局共同管理。这些职能部门从中央到地方形成完整的垂直序列,各自依法律和部门政策对遗产地资源进行管理,形成“条”的组织格局,地方政府设立管理机构并规定设在景区内的所有单位都应服从管理机构的统一管理[1]。 西欧国家的组织结构更有利于管理,意大利在行政上的划分同我国有相似之处,行政区划如同我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但是,在对待文化遗产问题上,意大利始终强调保护和管理文化遗产是中央政府的职责,在管理体制上的突出特点是实行中央政府垂直管理制度。自1870年统一建国以来,意大利一致奉行这种垂直管理的制度,使得所有文化遗产统一由中央政府行使管理权,地方政府不得任意干预管理[2]。这种统一管理的制度,有其优越性。因为地方政府在考虑本区域的经济发展中难以摆正经济发展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这个问题在我国的遗产管理和保护方面体现得很明显。笔者曾经分析梁思成、林徽因故居拆迁问题,北京为了加快城市建设步伐,位于老城区的一些胡同面临被拆除的命运,其中就包括梁思成、林徽因故居在内的众多名人故居。到底是选择经济的短暂繁荣与官员业绩,还是选择牺牲长久的经济利益、保存修缮名人故居,缅怀名人,传承文化精神,这些问题开始浮现。城市建设与经济发展,名人故居保护与遗产传承,两者之间很难找到一个完美的契合点。面对这样的文化悖论,地方政府更倾向于选择前者,学术界更倾向于选择后者。如果有效借鉴意大利这种中央政府垂直管理的制度,那么决策层在做出任何一个拆迁决定之前,会权衡文化因素及经济因素,顾及更多的群众因素,舆论导向等。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深思。 (二)比较视角二:权利配置 西欧国家在文化遗产管理上权利配置只有一个领导部门,其他部门只有协作和监督的责任,并不承担管理职权,这样可以避免在遗产遇到困难时各部门相互推卸责任。中国在文化遗产管理上权利配置是文化、城乡规划、旅游、宗教等部门同样拥有对部分文化遗产的管理职权,公安、工商、海关等部门在其职能范围内都承担着相关职责[3]。我国现在多部门共同拥有对文物的管理职能,导致每个部门所追求的目标、利益都不同,不利于遗产管理方式的统一。 我国的遗产管理组织结构和西欧国家有很大区别,西欧国家是典型的直线制,而我国的遗产管理直接涉及到8个部门,分别是文物局、农业部、林业局、海洋局、旅游局、宗教局、国家民委和水利部等,这些部门在各自业务范围内主管文物类、农业类、自然保护区类、海洋水下考古类、A级以上风景区、寺庙道观、民族文化类、水利风景区类等不同类型的自然与文化遗产,各自为政,互有重复;同时我国遗产管理还间接涉及到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环保部、国土资源部等8个部门。而国家文化部是国家文物局的上级主管部门,指导国家文物局业务工作,同时又负责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审核等。教育部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中国政府联系单位。每个部门都拥有对遗产的管理职能,谁都能够管理,条块分割严重。甚至公安、工商、海关等部门在其职能范围内也承担着相关职责(图1)。 早在2004年,九部委就联合了《关于加强我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意见》的通知。通知中提出:①要提高认识,端正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指导思想;②强化责任,加强对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领导;③加大力度,全面推进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工作。但是,在这种水平管理模式下,容易造成部门之间相互推卸责任的情况,同时,每个部门所追求的利益不同,也容易产生矛盾。例如,从旅游业的角度来看,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凡能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可以为旅游业所利用的事物和因素都可视为旅游资源[4]。所以国家旅游局看重的是对于挖掘世界文化遗产背后的旅游资源;而国家文物局可能更看重的是对于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这很容易引起平行各部门之间的矛盾,也会导致国家提出的新政策无法顺利的实施。 图1 我国的遗产管理体制模式简介 (三)比较视角三:法律法规 西欧国家在文化遗产管理上具有统一性的全国性的法律、法规,且法律法规比较健全。就英国而言,关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就有很多,主要有: 1882年的《古迹保护法》,1913年的《古建筑加固和改善法》,1933年的《城市环境法》,1944年的《城乡规划法》,1953年的《古建筑及古迹法》,1962年的《城市生活环境质量法》、《地方政府古建筑法》,1967年的《城市文明法》及1990年的《登录建筑和保护区规划法》。这些法律法规,使得文化遗产的管理和保护有了根本性依据。 中国在文化遗产管理上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使得我国文化遗产的保护没有法律依据。我国诸多专门针对世界文化遗产的法规、规章大多只停留在政策性层面,且多以国务院及其部委或地方政府制定颁布的“指示、办法、规定、通知”等文件形式出现,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法规很少[5]。没有相关的法律体系对管理制度、机构设置、各方面责任与义务进行明确,也没有相关法规对保护运行过程中具体管理操作所涉及的法律问题予以规定[6]。再加上我国文化遗产管理结构的混乱,使得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工作无法顺利有效地进行。 遗产管理制度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法律法规问题,法律是管理的基础,有了法律作为保证,再加上一个合适的遗产管理制度,才能促进我国遗产管理和保护事业的发展。英国的法律很明确的体现了国家对于保护文化遗产的坚决性,我国在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的时候,也应该向公众传达政府保护文化遗产的决心和态度。同时,法律法规也应该明确遗产管理的程序,以及国家、地方及民间团体的各自职责与相互关系,还要对资金的来源、经营内容等进行详细的规定。这样就不会存在像名人故居在没有被批准的情况下被拆除的事件发生,也不会存在遗产机构滥用、挪用资金的现象。 (四)比较视角四:资金筹集 西欧国家在文化遗产管理上资金来源渠道的多样化。资金筹措方式,如减免税收,贷款、公用事业拨款、发行奖券、自筹资金等形式。遗产单位保护资金既包括传统上来自公共财政的资助和税赋优惠,还包括来自私人(基金会、企业、家庭或个人)的投入、资助与捐赠,其中也包括通过发行彩票来募集资金,而我国用于文化遗产管理和保护的资金多来源于财政拨款,过分依赖一种资金来源途径,有很大风险。国家和地方的财政拨款是需要经过预算的,像医疗、教育等方面都需要财政拨款,所以一旦政府加大了对于某一方面财政支持力度,那么对于文化遗产和管理的经费投入就会减少,这样一来,就会导致遗产保护工作的停滞。而西欧国家实行的多渠道资金筹措方式,则更为保险。一条筹措资金的渠道出现问题,还有其他方式,不会造成遗产管理和保护的停滞。所以,我国的当务之急是寻找合适的募集资金的新渠道,摆脱对于国家和地方财政拨款的依赖。这样才能推动遗产保护事业发展。 中国在文化遗产管理上,从资金来源上看,渠道比较单一,除获得上级政府预算投资以外,遗产机构的主要收入是门票收入,但是门票收入大都用来保障日常管理。用于遗产保护和管理的费用基本上由各级政府财政拨款支付,费用支出远远大于政府拨款[8]。由于我国文化遗产数量多、级别不一,仅仅靠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拨款难以满足遗产管理和保护的需要。需要多渠道筹集资金,实行分类别、多样化的融资、收入模式。 (五)比较视角五:公民参与 西欧国家文化遗产管理在公民参与上,善于调动民间和私人积极性参与文化遗产管理。将公众利益、公众服务置于遗产管理工作的关键地位,已成为西欧国家文化遗产管理的重要特点。笔者在欧洲考察期间,见到一些城市博物馆主体游客都是社区居民,居民义务讲解,参观者在其中培育与社区、家乡、民族、国家的感情。他们公民参与积极性高,以博物馆为荣,将博物馆的精神传承给了下一代和其他民众。 真正健全的遗产管理体系的形成,依赖于公众对于遗产的保护意识和监督机制的完善。在发达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支持公众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的各个方面,所以,在欧洲,可以看到各种民间遗产组织、公众活动、社会团体,正是因为这些团体的存在,使得民间自发的保护意识能够通过一定的途径转化为具体的保护参与。积极的公众参与使遗产事业所需的资金与人才得到不断补充,遗产的保护和管理始终处于公众的监督之中[7]。 我国文化遗产管理公民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和程度都较差。因为文化遗产数量多,类型丰富,同时限于国情,许多文化遗产都是实行现状保护,只求最低程度的防盗、防雨等,甚至一些遗迹面临被破坏、拆毁的命运。例如,为了城市建设,北京众多胡同、名人故居被拆除,星巴克一度“入侵”故宫,一些高级别单体古建筑出租打造成商业会所;为了修建三峡大坝,壮丽的三峡激流景观不复存在,产生了“高峡出平湖”的新景观。如果更多的公民参与到保护和管理文化遗产之中,那么民众的呼声可能会影响甚至改变相关部门的草率决定,有公民参与的决策会实行更有效文化遗产保护措施。公众的参与,能够起到很好的监督作用。同时需要考虑的是,我国公众对于遗产管理和保护的参与程度不高,这可能与公众的遗产保护意识不足有关,也和我国封闭式的管理制度以及相关政策不完善有关。试想一下,如果在梁思成、林徽因故居拆除问题上,公众能够很好的发挥舆论和监督作用,让有关部门意识到保护故居的重要性,那么梁、林故居可能就会免遭拆除的厄运。 (六)比较视角六:经营机制 西欧国家文化遗产管理的经营机制体现在政府对文化遗产管理的放权,即进行“私化”改革,私化改革的基础是文化遗产经营实行“非营利化”,这种模式无碍于遗产的文化价值,且更有利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8]。本文第一部分分析的内容就是西欧国家的文化遗产经营机制,西欧国家文化遗产经营的核心就是“私化”,基础是“非营利化“,从本文提到的三个案例中也可看出这种“私化”的经营机制在西欧国家的实行是成功的。 中国文化遗产管理体制存在多头管理,各部门追求的目标和利益不同,导致了管理部门之间的相互矛盾[9]。我国的文化遗产经营与西欧国家有着鲜明的对比。中国遗产机构的所有权和经营权都是归国家所有,行政部门对遗产机构进行直接管理,有的遗产机构本身也是行政机构[10]。文化遗产名义上归国家所有,遗产管理机构并不掌握遗产资源的产权(如土地权、林权等),而只有对资源的部分管理权。这样导致了遗产管理结构对自身的定位不明确,不知道应该定位于“非盈利的”遗产管理部门还是“盈利性”的遗产管理组织。定位的不明确,会导致管理责任的不明确而且这种政企合一的模式,也不利于文化遗产的管理与保护。 将以上所述内容汇总如表1所示。 三、总结 第一,在遗产管理的模式上,西方国家更强调“科学”和“理性”,西方国家在工业革命进程中开创了相对独立的遗产管理制度、体系,遗产多由某一国家级政府部门直接管辖,或将管理权交由某一机构管理。大多由一个专门上级部门统筹协调,化解保护与开发悖论。例如美国的直属于内务部国家公园管理局的国家公园体系;意大利的中央政府垂直管理制度;英国的中介机构模式等。中国自古注重人与人的协调和统一,而不是对象本身的垂直管理,这使得中国的遗产管理以一种“多部门协调”的方式进行,最后“十八龙治水”,越搅越混。由于经济利益的驱使和相关责任的交叉、行政分割等,使得中国文化遗产管理的多个部门管理、人为管理 、重复管理、最后出了事情谁都不管理。 第二,在修护和保护方式上,西方国家在维护遗产古迹注重遗产的原真性、完整性、可持续性等,这充分体现了西方科学管理、尊重历史传统的思想。在日常的维护过程中,西方国家利用严谨的数据测量、技术分析等方式对遗产进行严格的保护,修缮,维修,谨慎性地重建等。针对不同的遗产对象,采取精细化的遗产保护技术方式。中国在维护遗产古迹时的原则是“修旧如旧,维持原貌”,往往将遗产本体与遗产环境割裂。甚至在旅游开发的商业驱动之下,拆了原真的“旧古董”,大量仿造和重建“新古董”,这不仅破坏了遗产本身所承载的历史和文化,而且使之成为了旅游开放商、地方政府追逐现实利益的工具,最后还要将这种污名强扣在“旅游管理”的头上。其实不是旅游管理本身拆旧建新,而是其他部门、行业、政府合谋拆旧建新,最后给“旅游管理”戴了一顶破坏文化遗产的坏帽子而已。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东西方文化和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发展逻辑研究 【摘要】以中国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和以欧美国家基督教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是当今世界两大主流文化。东西方文化因为起源不同,两者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文化的差异直接导致东西方管理思想的差异,所以有人说,管理思想既是文化环境的一个过程,也是文化的产物。但是东西方文化和管理思想都有自己的一个历史发展逻辑,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逐渐走向融合和创新。 【关键词】东西方文化;管理思想;融合;创新;发展逻辑 一、东西方文化的渊源和发展 以中国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和以欧美国家基督教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流文化。东西方文化因为起源不同,所以两者存在很大的差异,也存在很多的冲突,有着各自的历史发展逻辑。 1.东方文化的渊源和发展。东方文化是以中华文化为代表,中华文化在秦以前,百家争鸣,没有明确的主流思想,但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以后,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主导思想。中华文化共有三个层次组成,第一层是以儒、道、释为中心,第二层是以法、墨、农、名、兵、纵横、阴阳为副线,最外层是民族特色文化,形成了一个多元文化体系。在整个东方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儒家思想是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道家思想和佛家思想是发展中的两条副线。儒家思想是一种以规则和说理的方式来传播的思想,而道家是以一种辩证的理论而使人信服的,佛家则是以一种哲学的方式来解释世界。它们对人生、对事物发展的规律都有自己的解释理论,对人性的认识,对社会的认识都有自己的角度,尤其是对人生对人的本质的理解,更是各有不同。有人说,儒学治皮肤之疾,道学治血脉之疾,佛学治骨髓之疾。这里说出了三个层次:儒学尽管提出了许多的治国方略,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但是它的致命的弱点是缺乏严密的理论体系;道家有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是由于过于消极,同时又没有得到统治者长期的青睐,而没有在东方的文化中占主体地位;而佛学是一门出家人的学问,它有着一套严密的逻辑体系,对于事物发展的规律有一种自圆其说的逻辑。 2.西方文化的渊源和发展。从历史进程看,西方文化至少包含着三种传统,古希腊、罗马和基督教。古希腊的文化带有一种和谐的特点,在现实和彼岸、理想和现实之间,它力求达到一种和谐;罗马文化,则完全是另一个方面,它一头扎进了功利主义、物欲主义的浊流里;到了中世纪则进入了基督教时代,基督教文化是惟灵主义,它把眼睛盯在天国,导致了人性的异化和中世纪落后的经济和愚昧的文化。到了近代,西方文化呈现出一种融合的趋势,既有希腊那种对人的尊重、对知识的追求,又有罗马那种对功利的向往、对世俗国家的热爱,同时也有基督教对现实的批判、对理想主义的向往,这样的融合性的文化是符合现代社会发展逻辑的。 二、东西方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冲突 1.价值观的冲突。东西方文化在价值观上有着本质的不同。美国学者Linell Davis(2001)通过调查发现,中美之间在价值观上存在着五个方面的区别:(1)人性,中国人认为人性基本上是善良的,而西方则认为人性是善与恶的结合体;(2)人与自然,中国人强调天人合一,而西方人则强调人控制自然;(3)时间观念,中国人珍惜过去,而西方则重视未来;(4)社会活动,中国人重视身份,而西方则重视所作所为;(5)社会关系,中国讲究等级,而西方则讲究个性。 2.思维模式的冲突。东方文化讲究天人合一,在思想意识、思维模式等方面都倾向于求整体、求综合和知觉上的垂直感。东方人表达时总是由整体到具体再到局部,因而体现在语言表达方式上就是表达事物总是按时间和事理发展顺序由因到果、由先到后由小到大、由具体到一般进行阐述。西方的思维模式将人与自然分离开来,崇尚“人物分离”,西方人对原罪的自我意识使他们为赎罪而不屈不挠地征服自然,天人相分的思想决定了西方人一切二分,改造自然,讲究理性。久而久之,使得西方人习惯于分析事物、习惯于抽象思维和重形式逻辑的思维以及求精确的语言观,在具体表达事物方面,总是先概括后分解,先表态后叙述,先总结后事例,先总体后具体,先结果后原因,先大后小。 3.人际关系造成的社会角色期望的冲突。在不同的文化里,人和人之间交往的行为准则不一样,于是人际关系以及相互之间信任建立和维持的基础随之也不一样,人际关系的不同造成了社会角色的期望也不同。在中国,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很是模糊和微妙的,往往除了单纯的工作关系外还会涵盖到朋友关系、师生关系等。下属对上司的期望也很是广泛,一个称职的上司要是个比自己强的“专家”。可是在西方文化里,上司仅仅是个问题的解决者,也就是说“我是老板,可是我不一定要比你强,你也不必期待我会比你强,你只要相信在关键的时候我会很好的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并站在一种高角度上给予各方面的指导。”他们之间除了工作中的上下级关系外,没有什么额外的附属关系。 三、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创新 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导致存在着互补性。西方文化是以基督教为立国之本,强调科学的进取和民主法制的游戏规则,重视发展和个性化;而东方文化是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强调的是关系的协调,重视家庭和群体的利益。所以东西方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就应该逐渐融合创新,取长补短,把西方的法制、法规融入到东方的文化中,使东方文化也加入定量的元素,走向规范;西方也把东方文化中的对群体利益的关注和关系的协调等元素融入西方的文化,使得西方文化在规范中更加人性化,这样文化的发展就更加能适应我们现在社会的发展。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影响不仅渗透到我们的工作中,也将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中。文化差异既影响人的思维和行为,也将导致东西方管理思想的差异,所以有人说,管理思想既是文化环境的一个过程,也是文化的产物。东方习惯以管理家庭的方式来管理企业和国家,而西方则以管理国家的方式来管理企业和家庭;东方管理重态度、重情理,西方管理重程序、重法理;东方管理情、理、法兼顾,西方管理法、理、情兼顾。它们之间管理思想的不同都是建立在文化不同的基础上的。 四、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发展趋势 东方管理思想在新的世界经济环境中不断地显示出巨大的威力,尤其是日本的企业文化在企业管理中的巨大作用,使得欧美的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常常处于不利的地位,于是西方不断的向东方寻求新的管理妙方。被尊为“日本近代工业化之父”的涩泽荣一先生认为,给东方经济带来繁荣的“天机”不是别的,正是“论语加算盘”的管理理念。“论语”是传统东方儒家文化的经典,代表了一种先进的、融合了东西方管理特色的管理理念;而“算盘”则代表了谋取利益的先进手段和方法,在这里,主要是指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在“论语加算盘”中,“论语”是管理活动的灵魂,在管理活动中起到核心作用。这样,东方管理思想不断和西方的管理思想进行交融。西方的管理思想,是一种制度化、规则化管理,已经制约了人的自主性,出现了“管理有余,领导不足”的情况;而东方管理,缺乏规则,强调打好基础,失去了管理的科学性。所以我们发现,东方和西方的管理思想是各有千秋的,它们是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的管理规律,他们是互补的,是兼容的,只有相互结合起来,才能更好的施行管理,所以东西方管理思想的发展趋势是在融合的基础上实现创新。 1.全球化是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前提。管理科学作为一门学科建设,是人类知识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势必带来各民族管理理念的冲突、交流和融合,东西方管理理念的融合就是全球化条件下的产物。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日趋频繁,各种文化相互冲突和融合,在客观上为东西方管理理念的融合创造了条件。 2.互补性是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基础。东西方的管理思想各具特色,外在的表现为一“柔”一“刚”,在客观上存在着互补的条件和要求,其一,东方儒家管理理念可以有效弥补西方科学管理理念的不足,在西方传统的管理理念中,强调“物”的作用,把“人”与“物”归为一类,强调管理全过程的标准化、量化,称为“科学管理”;在东方的管理理念中,注重“人”的积极作用,称为“人本管理”,两者可以互相弥补;其二,西方的管理理念促使东方儒家管理理念走向规范化,弥补了东方管理思想中的定量性问题。由此可见,东西方的管理理念的融合,互相补充,互通有无,可以达到“刚柔相济”的效果。 3.“拿来主义”是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途径。在对待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管理经验和先进的文化上,我们也曾走过不少弯路,一方面全盘否定,另一方面崇洋媚外。其实我们对待管理思想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也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只要对我们有用,就要奉行“拿来主义”,结合自己的特点和民族特色,把这三者加以整合,发展出适合自己企业、适合自己国情的新的管理思想。其次,东方的和谐思想在西方管理思想中将越来越重要。东方管理思想中的和谐思想告诉人们,和谐是取得最大受益的最好方法,所以在西方的制度化、规则化管理思想中应该融入东方管理学中的和谐思想。在人的行为的研究上,主要放在对物的管理和对组织的管理上,尽管也有对人的研究,但主要偏向于对人的行为的研究,从理性的思维出发,认为应该是怎么样的,而不是考虑人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没有真正站在人的角度看问题。而东方的管理思想认为人是属于社会性的,很多时候不是规章而是道德告诉人们应该怎么做。所以西方的管理思想应该引进和谐的思想,加强对人的研究,加强一些柔性管理因素。 4.跨文化管理是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趋势。东西方文化和管理思想的融合创新在跨文化管理中表现尤为突出。典型的美国式管理以“法”为主,强调个人管理、强调严格的制度、理性决策和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等等。而中国式管理则是以“情”为主,注重发掘人的内在的价值和积极性,强调管理的人和效应,对制度管理比较松懈,理性精神严重不足。现在,美国企业开始注重社会效益和人力资源的开发和职工的稳定,而中国文化也开始摒弃论资排辈,强化竞争机制,开始强调能力至上的观念。跨文化管理会使得东西方文化和管理思想的融合创新在实践中得到加强和提升。
基础理论论文:论构建我国现代经济法基础理论的若干基本点 摘要:本文是对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的探讨,论述了现代经济法学的四个基本问题:现代经济法价值取向的问题、现代经济法的主体架构问题、现代经济法作为独立部门法的哲学基础理论论证和现代经济法的主要研究方法。希望通过对这些基础理论问题的深入探讨,能够加强我国经济法学界基础理论统一与共识。 关键词:经济法基础理论、现代经济法的价值取向、第三主体 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与转轨,我国的经济法学基础理论也已经历了20多年的争论与发展,在发展中争论,在争论中发展,在实践中检验各种理论的正确与谬误,正是在这样一种对真理的不断追求与探索中,我国的现代经济法学已经颇具规模。 目前,我国的经济法学界已经形成了多种流派学说,从最初的“纵横说”、“学科经济法说”、“密切联系说”、“经济管理关系说”、“综合经济法说”、“经济行政法说”、“企业法说”、“国民经济运行法说”,到现在的“经济协调关系说”、“需要干预经济关系说”、“经济管理与市场运行关系说”、“宏观调控说”、“国家调节关系说”、“国家参与关系说”、“新经济行政法说”、“二次调整说”、“模糊说”、“限定的纵横统一说”,等等。 百家争鸣的景象当然我国现代经济法学蓬勃发展的最好表征。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各种经济法学说相互并立,甚至一本书就代表着一种经济法流派,既给经济法学的讲授工作带来了相当的难度,也是一门独立学科还不够成熟的表现。笔者认为一门成熟的学科不仅要有促进该学科发展的争论,更多的要有促进该学科独立而稳定的共识,而在我国的经济法学界显然缺少一种“求同存异”的认识。在我国经济法基础理论日益丰富的条件下,我国的经济法学者应该尽可能的抛弃所属学派的意气之争和门第之见,在一切为我国经济法学独立和发展的大局观的指引下,尽快将各学派相同相通的经济法学理论统一起来,以谋求我国经济法在未来更大的发展。 笔者拟通过本文,在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的“求同”上作一个初步的尝试。在我国的经济法学界至少有现代经济法的价值取向、现代经济法的主体架构、现代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部门法的哲学理论论证和现代经济法的研究方法等四个问题应该形成共识。 一、现代经济法价值取向的问题 现代经济法的法律价值取向:经济法是以社会为本位的法,而非以国家为本位的法。 我们首先来谈谈现代化这个常识性问题,有的学者认为:“现代化有两个核心问题,一个是发达的市场经济,一个是民主政治,这两点背后共同的东西就是社会的个人本位化,也就是从一个共同体为本位的传统社会过渡到个人本位的、尊重公民个人权利和个性价值的社会。”[1] (P231)对于此种认识,笔者认为“尊重公民个人权利和个性价值”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关于“社会的个人本位化,也就是从一个共同体为本位的传统社会过渡到个人本位的社会”的提法,值得商榷。 回顾人类近现展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在社会价值取向上始终存在着以个人为本位的西方国家同以国家为本位的东方国家之争。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和个人本位的思想理念,在反封建的斗争和人类思想解放的过程中其进步作用当然应当肯定。而在相对贫穷落后的东方国家,正是以国家为本位的主导思想,才使得整个国家的稀缺资源掌握在该国先进的阶层或统治阶级手中,由政府加以调配,从而集中力量办几件大事。例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正是藉此赶走外来压迫,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在国内进行政治和经济革命,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奠定了有力的工农业和科技基础。 然而无论是以个人为本位的理念,还是以国家为本位的理念在人类生产力不断提高的情况下,特别是在人类社会化大生产的背景下都遇到了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和问题,于是它们都自觉或被迫地选择了或正在选择一种现代化的本位理念观:以社会为本位的理念观。在信奉“个人本位”的西方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深刻认识到极端的个人主义和自由放任非但不能保证个人充分发展,相反会危及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关于对“个人本位”危害的认识,早在19世纪,作为美国社会学法学派的创始人庞德就已经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他把利益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并进一步指出:“包含社会利益的个人生活是一种道德的、社会的生活。所以社会利益不能容忍为了满足反社会的邪恶目的而行使个人权利。”[2](P138-140) 而在信奉“国家本位”的东方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同样认识到国家的过分集权,大大损伤了社会个体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力,也就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也正是基于这种本位观认识的转变,无论这种转变在当时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它都体现在了对国家经济关系的调整上,而这种调整体现在社会上层建筑的法律中,便是现代化的经济法理念观。绝对的计划经济以国家为本位,绝对的市场经济以个人为本位,而经济法是以社会为本位的法。所以“绝对的计划经济不需要经济法,绝对的市场经济容不得经济法”[3] .只有在市场与计划(西方国家)或计划与市场(东方国家)相互融合,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经济法才得以产生。 综上,经济法是社会转变中产生,其本身也在随着社会不断发展而转变。现代经济法的法律价值取向与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相一致:经济法是以社会为本位的法。因此,现代经济法是具有时代特征的新型部门法,是法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而随着经济法社会化本位的日益凸现,经济法的现代化主体—第三主体,一个完全以社会为本位的主体,也逐渐显露出庐山真面目,登上了历史舞台。 二、现代经济法的主体架构问题 经济法主体二元架构的突破,三元架构的初探。 我国一些传统经济法学者的“国家—市场”二元框架理论的基本特点是:将政府和市场作为对等的非此即彼的两个主体,他们把政府和市场作为经济资源配置的两种基本方式。当“市场失灵”的时候需要政府权力的适当介入或干预,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国家指导”;而政府的调节行为则可能会有调节“不适当”情况的出现,这就需要完善的法律对政府的经济行为及其后果加以规范。从正面说,政府对市场失灵时的正确干预需要法律的确认;从反面说,政府干预的缺陷和有时的失灵与不适时也需要法律的纠正、限制和禁止。这样就产生了一些经济法学者认识经济法本质的基础。对于这种经济法的国家干预和协调学说这里我们不做评论,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经济现象的日益丰富,我们越来越认识到第三部门的存在和其对经济资源配置影响力的日益加强。 对于第三部门的认识,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的认识是不统一的,这里限于篇幅笔者不能一一举例,笔者认为所谓的第三部门就是与国家政府和私人团体相对应的社会团体,社会团体不具有国家机关的官方性质,同时也没有私人团体的赢利唯一性。这里需要对“赢利唯一性” 做一特殊说明,“赢利唯一性”不同于赢利性,它强调唯一性,即第三部门可以有赢利的要求和需要,但赢利不是第一性的,它往往服从和服务于其它社会公共目的。社会团体具有极强的社会公益性,着眼于人类社会长远的整体利益,随着其范围和主体的日益扩大,其社会为本位的价值观正日益受到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的认同,因而其对经济生活的影响也在不断扩大。社会团体作为经济法的第三部门的提出,恰恰反映了人类价值观的转变历程:由国家为本位到个人为本位,由个人为本位“回归”到社会本位。社会团体的范围至少包括各种公益事业基金会、文化团体、学术组织、运动协会、现代化的教会、“在野”派、民间环保组织、红十字协会以及独立的传媒等等。 特别地,在当代高科技日益深入人们生产、生活的条件下,以国家、政府的立法行为来弥补高科技所带来的法律真空已经明显滞后,在全球范围内的因特网的技术标准、保护协议和相关游戏规则几乎都是在没有国家的参与的情况下,由一些社团组织不待政府授权而自行制定和实施的,这种超越国界,没有国家参与的立法在现实中也得到了很好的保障与实施,这更从现实的角度证明了作为第三部门的社会团体的独立的主体地位和其存在的必要性与价值:即第三部门是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新型主体,它的出现是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必然和客观需要。 作为第三部门的社会团体同国家政府对经济资源配置调整的优势在于:第一,经济资源配置效率大大提高。作为第三部门的社会团体同国家政府相比显然缺少了官僚的拖沓作风。第二,经济资源配置更加人性化。与国家的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职能不同,由于社会团体更着眼于社会整体利益,所以它会将更多资源应用于相对贫困和需要投入的经济个体。中国古语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补有余。”这句话充分说明了人类历史上的贫富差距总在不断拉大的社会根源。而第三部门的出现则真正有可能使人之道符合天之道。而且我们也有理由相信随着生产力的日益提高,第三部门在这方面的职能将越来越强大。第三,第三部门经济资源配置范围将有可能超越国家领域。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超越国界第三部门也越来越多,它们对经济资源配置当然地不限于一国之内。这无疑为突破各国政府相对狭隘的贸易保护壁垒,反垄断特别是反国家垄断提供了一个的新的解决途径。 三、现代经济法作为独立部门法的哲学基础理论论证 经济法的哲学基础理论的现代化: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与延伸-系统论。 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部门法的地位长期以来受到一些民法学者的质疑,在他们看来:经济关系可以分解为行政性经济关系、平等主体的经济关系和劳动经济关系,所谓的经济法法规可以分解为民法的规范、行政法法规和劳动法法规,而经济关系的综合调整则可以分解为行政法的调整方法、民法的调整方法和劳动法的调整方法,既然这三个部门法可以分割“独立”调整经济关系,经济法也就丧失了其存在必要性。 笔者认为这些民法学者之所以会得到上述错误结论,主要是采用了片面的形而上学的分析方法,更是对马克思哲学的辩证法和现代科学的系统论缺乏应有的认识。 经济法调整的经济关系是一种综合性的经济关系,所谓的综合是有机的结合,绝对不是简单的相加混和,所以采用“平面层次的分割法”来分析分解经济法的研究对象当然是行不通的!笔者认为法律本身就是一种有机的系统,而法律中的各个部门法本身也是一个有机系统,部门法系统就构成了法律系统的子系统。引用哲学中充满了辩证唯物主义色彩的系统论的观点来理解现代化的法律体系关于部门法的划分,从而从哲学的角度为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来正名,无疑对丰富现代化经济法基础理论有重大意义。 辩证唯物主义系统论认为:系统虽然由子系统或元素构成,但系统具有子系统或元素不具备的某些特性,系统一经子系统或元素构成就发生了质的飞跃与提升。所以系统不能理解为其子系统或元素的简单集合。此哲学观点无疑为现代法律系统的子系统划分(部门法划分)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论。一些传统的民法学者划分法律部门时认为:横向的平等主体间经济关系由民法部门来调整,纵向的经济关系则由行政法来调整。而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既有横向领域又有纵向领域,那么经济法是否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呢?依照系统论的观点:系统(经济法)一经子系统或元素(横向领域的经济关系和纵向领域的经济关系)构成就发生了质的飞跃与提升,这种质的飞跃与提升具体表现在现实中就是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关系既不可能由单纯调整横向经济关系的民法来实现,也不可能由单纯调整纵向经济关系行政法来实现。相应地,这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所调整的一定范围内的纵横统一的经济关系相对于单纯的横向经济关系与单纯的纵向经济关系,有质的变化,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关系。这里我们可以借鉴化学来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比如C + O2 = CO2,CO2显然与C和O2不是同一种物质。这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我国学者提出的著名的结构质变规律。通过上述带有思辨色彩的哲学分析,我们可以很自然的确信:新兴的经济法系统当然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 四、现代经济法的主要研究方法 经济法的研究方法体系一般认为主要有三个层次:哲学层次的抽象思维方法、法学学科的研究方法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哲学层次的抽象思维方法在讨论第三个问题时我们已经使用过,它从人类的思维逻辑上论证了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从而驳斥了少数其它部门法学者对经济法地位不能独立的攻击。 法学学科的研究方法当然是经济法研究的最基本方法。但笔者认为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才是经济法的最主要研究方法。 对于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这里笔者作如下定义:将原本为甲学科特有的研究方法应用在乙学科中,从而使乙学科有意想不到的突破或发展的研究方法,叫做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是现代学科研究中最锐利的研究方法。例如现代生物学基因排列发现就是借鉴了物理学科的研究方法;而现代最出色的经济学者和其理论往往都借鉴了数学的分析方法。凡此种种,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那么作为新兴的部门法-经济法而言,它的研究方法就更具备了这样一种特性。对于经济法的跨学科研究方法主要是指对经济学的借鉴。这种借鉴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借鉴源自于经济法与经济学的天然联系,是伴随着经济法刚刚产生的那一刻就开始了。 显然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时期,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的市场一手论是不可能使经济法成为独立的部门法。而只有在现代经济学认识到国家适度干预的理论后,才使经济法的独立成为可能。所以经济法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不可避免地与经济学联系在了一起,甚至可以这样说:经济法就是法学借鉴经济学而从传统法律体系中独立出来的部门法。因而它也就常常为近乎“完美的”传统法律体系固执的拒绝和不容。 从宏观经济学的国家和市场对经济的调控理论到微观经济学的效益和成本、供给和需求、均衡理论,现代经济学几乎无一不为现代经济法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和吸收的理论。 综上:法学学科的研究方法是经济法研究的最基本方法,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尤其是现代经济学理论)才是经济法的最主要研究方法。 结论 经济法作为法律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从它的价值取向到它的主体,从它的独立基础到它的研究方法无一不闪烁着各种学科的前沿性与现代化的光芒。因而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法律体系中冉冉升起的新兴部门法必然和其它新兴事物一样有着无限美好的前景。 基础理论论文: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回顾与述评 摘 要:文章回顾总结了近二十年来我国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简要历程,划分了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两个重要阶段;对我国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研究发展的原因和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三大成果进行了概括;并对今后我国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研究方向与研究方法提出了见解。 关键词:经济法学;基础理论;回顾;总结;前瞻 一、回顾与启示 我国法学界对于经济法学理论的研究兴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已有二十多年,应该说经历了二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92年)为大量兴起到走向徘徊阶段。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于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经济体制改革快速发展起来,这为当时经济法学理论研究大量的兴起奠定了社会经济基础。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法学界一些专家学者致力于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不少学者著书或发表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和理论主张,当时主要集中在法学院校的经济法学教学中。从80年代初始,我国司法部组织各法学院校专家学者编撰高等院校法学统编教材。1983年由法律出版社出版了第一本《经济法学》统编教材,书中阐述了经济法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归纳主要有以下几点: 1.关于经济法的定义和调整对象。“经济法是调整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及其相互之间,以及它们与公民之间的那部分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1](P6-8),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曾经盛行一时的“纵横说”,“既包括调整国民经济管理在经济活动中社会关系———纵向社会关系;也包括调整社会经济组织之间以及他们与公民之间在经济活动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横向经济关系。”[1](P6 8)“纵横说”遭到民法学界人士的强烈反对,由此展开了经济法与民法调整对象的大辩论。这种辩论一直到1986年《民法通则》颁布,由于《民法通则》第二条界定了民法的调整范围,再加上时任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王汉斌同志在《民法通则》起草说明中指出:“平等主体之间横向的经济关系由民法调整,纵向的经济关系由经济法和行政法调整。”[2](P44)至此为民法与经济法调整对象的争论从法律依据上划了一个句号。 2.关于经济法学理论体系的构建。20世纪80年代初,不少学者仍主张建立以计划法律制度为核心的经济法体系。1981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颁布后,当时所有的经济法学教科书都把这一法律规范作为其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这是因为有些经济法学者认为,《经济合同法》是经济法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阶段(1993年以来至今)为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徘徊发展到走向基本完善时期。这一时期的社会背景是中国从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在经济改革取得了初步成绩后,出现了停滞徘徊状态。究其原因是人们的主观思想仍受到计划体制思想观念的束缚,对改革形势产生怀疑,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姓“资”还是姓“社”的疑问和讨论;客观方面由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新生事物,没有现成的经验参照,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车到山前疑无路”的困惑;再加上89年“六四”政治风波的影响,有人担心进一步改革开放会给国家稳定带来影响。在这关键时刻,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于1992年初南巡发表重要讲话,明确阐明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从根本上破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制度范畴的框框,解决了当时困扰人们姓“社”还是姓“资”的思想认识问题。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和同志的十四大报告,不仅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指明了方向,同时也为我国经济法学理论研究指明了方向。所以,1992年以后我国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研究出现了历史性转折。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关于经济法的定义及调整对象。1995年6月,高等法学院校《经济法学》教材第五版由法律出版社出版,书中将经济法定义为:“调整宏观调控下一定的市场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1](P14)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宏观调控下一定的市场经济关系,具体包括宏观调控经济关系与一定的市场经济关系。”[1](P22-27)从该书第一版和第五版内容来看,对经济法定义及调整对象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明显的转变,主张“纵横说”的经济法学者逐步转至“市场关系说”的认识上来,1986年《民法通则》颁布后,由于该法明确否定了有些经济法学者提出的“纵横说”,经济法学研究对象一度出现了断层。这时,以西南政法大学李昌麒教授为代表的学者提出“密切联系论”,他在1987年出版的《经济法教程》中将经济法定义为:“调整经济管理关系以及与经济管理关系有密切联系的经济协作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3](P18)从而对当时盛行的“纵横经济法论”提出限制,这在当时完全符合《民法通则》立法精神。李教授在此基础上又发展提出“国家干预说”,他在1994年出版的高等政法院校规划教材《经济法学》中,将经济法定义为,“国家为了克服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和局限性而制定的调整全局性的,社会公共性的,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或者简而言之,经济法是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4](P33)该书将经济法调整对象分为四个部分:(1)微观经济调控关系;(2)宏观经济调控关系;(3)市场调控关系;(4)社会分配关系。[4](P34-49)“需要干预经济关系说”在法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2.关于经济法学理论体系的构建。虽然在学界仍然强调计划法反映经济法本质特征,但多数学者已不主张把计划法列为经济法的“龙头法”。另外,“经济组织法”、“宏观调控法”与“社会分配法”,作为经济法学理论体系包含的基本内容在学界逐步形成共识。 二、发展与成就 (一)经济法的独立地位得到确立与承认 从我国经济法研究的兴起开始,就产生了经济法与其它学科(主要是民商法、行政法)的理论争议,与前苏联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经济法学界与民法学界产生了五十余年的争论相似,我国经济法与民商法也存在相当激烈的争论。大经济法主义与大民法主义相互排斥对方,不承认各自的独立性。80年代初期以陶和谦教授为代表的大经济法主义者强调经济法的重要性与独立性,提出“纵横论”,以排斥民法的地位和作用,先后遭到佟柔先生、张佩霖、杨振山、冠志新、王家福、梁慧星等教授的强烈反对与批评。后来,佟柔先生提出“学科经济法论”,王家福教授提出“综合经济法论”,梁慧星教授提出“经济行政法论”,虽然研究的角度不同,但共同点都否认经济法的独立性,当然这些都是80年代初期的观点和主张。1986年《民法通则》颁布后,一些专家学者的观点发生转变,这一方面得益于王汉斌同志在起草《民法通则》说明中指出民法、经济法、行政法划界问题;另一方面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两法对经济发展的独特作用及相互不可替代性。1986年后,李昌麒教授首先倡导有限制的纵横论,即“密切联系论”;北大杨紫火亘教授提出“管理———协作论。”①均是在克服“纵横论”对经济关系做纵向和横向划分之缺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些主张强调经济法的独立地位,同时承认经济法调整的社会经济关系有一定范围的限制。事实上对大经济法主义的“纵横论”提出批评与否定。1993年民商法学著名学者梁慧星教授在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民事立法》中指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秩序,要求建立和完善两种不同性质的立法体系,即为市场提供一般规则的民商法体系和以维持公平自由竞争秩序为目标的经济法体系。后者主要是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质量管理法以及各种市场管理法。”[5](P43)武汉大学漆多俊教授1995年6月在海南讲学时提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调整需要两手,即‘无形之手’和‘有形之手’。民法为‘无形之手’,经济法为‘有形之手’。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既有看不见的无形之手———民法起作用,又离不开看得见的有形之手———经济法宏观调控。”我们看到,经济法由于扎根于我国经济改革发展的土壤之中,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在经历过徘徊状态后,经过认真反思,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研究显示蓬勃生机,而民商法学者们也大多认识到经济法独特的作用民法是不能代替的事实。应该说到90年代初,中国经济法的地位才真正得到承认和确立。 (二)经济法调整对象渐趋一致 1994年,西南政法大学李昌麒教授在其“有限制的纵横论说”基础上提出现今盛行的“需要国家干预经济说”。①他对经济法的定义及调整对象,前文已有说明,这里不再重复。中国人民大学刘文华教授认为:“经济法是国家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协调发展而制定的,有关调整经济管理关系和市场运行关系的法律规范的统一体系。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包括:(1)国家经济管理关系;(2)市场运行关系;(3)组织内部经济关系;(4)涉外经济管理关系。”②有关理论被学界称为“经济管理与市场运行说”。北京大学杨紫火亘教授认为:“经济法是调整在国家协调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所谓经济协作关系,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1)企业组织管理关系;(2)市场经济关系;(3)宏观经济调控关系;(4)社会经济保障关系。”③有关理论被学界称为“经济协调关系说”。漆多俊教授认为:“经济法是规范和保障国家调节之法。现代国家调节社会采取强制、参与、促导三种方式。为了规范和保障这三种国家调节,需要制定和实施竞争法、国家投资经营法,国家宏观调控法”。④有关理论被学界称为“国家调节关系说”。上述四位教授的学说,可以说代表了经济法学界最新研究成果和研究水平。通过比较就会发现有共同特点:第一、各种学说都肯定了宏观调控经济关系作为经济法调整对象,经济法应积极建立宏观调控法律制度,这一点各位学者均形成共识。第二、经济法调整对象以市场经济秩序法为重点,如漆多俊教授提出的竞争法,李昌麒教授提出的市场调控法,刘文华教授提出市场运行法,虽然表述不同,但实质上都是以重点发挥经济法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中的功能与作用为目的,来构建以市场经济秩序法为重点的经济法律体系。第三、关于市场经济关系的重要主体———经济组织的调控,多数学者认为应纳入经济法调整的对象,如李昌麒、杨紫火亘、刘文华教授均认为经济法应包含对企业等经济组织管理监督的职能,而主张将其纳入调整对象,漆多俊、梁慧星教授认为其应属民商法调整对象。第四、对于社会分配调控关系,有人主张应由劳动法来调整,如漆多俊教授;李昌麒教授认为应属经济法调整范畴,学界对此争议颇多。笔者认为在市场经济资源配置过程中,国家通过干预可以保持社会分配的公平、公正和合理性,因此,笔者同意李昌麒教授的观点。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经济法调整对象或范围渐趋一致,多数专家学者已取得共识,即经济法从微观上调整国家对社会经济组织的管理关系,宏观上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社会经济关系,经济法的任务在于维持市场经济正常秩序,保证社会分配的公平公正和合理性。 (三)构建的经济法学体系基本形成 从目前经济法学理论研究现状来看,学者们基本上抛弃了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影响下所形成的“大经济法主义”,经济法的调整范围相对缩小,趋向科学合理。在构建经济法学体系的思考上,对其内容的统一认识也逐渐靠近。根据对前几位教授各自编撰的经济法论著的考察,发现理论体系上都是五编三十章左右,第一编都是关于经济法基本理论的阐述;第二编除漆多俊教授外,其他几位教授都编写了经济组织法(有的称为企业法),以李昌麒教授主编的《经济法学》为例,经济组织法的内容包括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私营企业和个体经济法,外商投资企业法、公司法、经济组织承包、租赁经营法,与杨紫火亘、刘文华教授编写的内容如出一辙;第三编市场调控法(杨紫火亘、刘文华教授称为市场运行法,漆多俊教授称为市场障碍排除法),虽然称谓不同,但其内容几乎都是包括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反垄断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等法律制度;第四编宏观调控法,包括产业结构调节法、计划法、投资、国有资产管理法,银行法、票据、证券法、保险法、劳动法、环境法、自然资源法、对外贸易法;除票据、证券、保险法、环境法、自然资源法有不同观点,如有的学者认为不应由经济法调整而应由民商法调整外,对其他法律制度应列为经济法学理论体系,各家学说意见是统一的;第五编社会分配调控法,包括财政税收法,劳动报酬、社会保障法,对此编内容,学者意见不一,漆多俊、刘文华、杨紫火亘教授认为财税法应属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对于劳动报酬,社会保障法,江平教授认为应属社会法范畴。笔者从经济法具有保障社会资源分配的公平、公正、合理考虑,赞成李昌麒教授的主张,上述具体制度应纳入社会分配调控法制体系中。 我国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经过20年的洗礼已日渐成熟,经济法是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法的理念已被广泛认同与接受,其调整对象日渐明确一致,经济法体系的构建基本形成并趋向合理完善。整个经济法研究领域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的看到,在经济法学界目前仍然存在着不愿放弃旧观念,甚至想拓宽经济法调整范围的倾向。如有的学者仍然把合同制度作为经济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把公司,票据、证券、保险、破产等作为经济法体系应包含的内容较为普遍,而这些内容在传统意义上属于商法调整范围。笔者认为,这些内容不应并入经济法而应归入民商法体系,这样做可以维护中国本不发达的私法体系的完整。 三、前瞻与方向 首先,我国加入WTO,市场经济逐步国际化,世贸组织规则将直接影响并作用于我国市场经济关系。因此,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首要任务是世贸组织规则与中国经济立法相互协调,共同为我国经济建设发展服务的问题。其次,知识经济时代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新的社会因素不断涌现,所引起经济关系也迫切需要经济法学理论加以研究。经济法学基础理论应为立法与实践提供理论基础,这是摆在中国经济法学家面前的任务。面对新的社会经济因素,经济法学基础理论最重要的研究内容是必须划清经济法与民商法、行政法的界限。有学者称经济法与相邻部门法界限存在“模糊性”,提出“法律部门间的界限适当模糊化原则”。[6]笔者认为这是不可取的,以经济法与民商法、行政法关系存在交叉性而主张几个部门法界限适当“模糊”,其结果会扩大经济法调整范围,就会又回到80年代初的旧思维上去。近年来出版的经济法教材,其内容庞杂,把属于民商法体系如合同、公司票据、证券等法纳入经济法体系就是研究对象模糊不清的结果。 笔者认为,在研究方法上要充分借鉴国外先进的研究理论,“法经济学当会成为经济学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的重要构成”。[7]法经济学的创始人为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罗纳·德哈里·科斯,他用经济学的观念研究法学,提出经济的成本论,注重追求法的经济目的与效率。重庆市委党校张正德教授认为,用经济学的观点研究经济法应带给我们三个方面的启示,“一是经济法学应更加强调运用法律准则和法律价值观去分析经济问题;二是对经济行为的法律调整应以提高经济法效益作为第一价值取向;三是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确定,经济法规体系的确立应从适应和保障价值规律的实际出发。”笔者非常赞同以上两位学者的意见,我国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研究在解决了一系列误区之后,应该理性地看到,国家采取何种调节、干预手段才能取得更高的个体效率和社会效率,这是中国经济法研究的核心问题。我们在研究世贸组织规则对我国经济法产生的影响和作用,以及研究知识经济对我国经济法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时,必须要使经济法学者与经济学者联合起来,进行法学经济的研究,才能取得新的突破和更大的成绩。 基础理论论文:我国开征物业税的几个基础理论问题 要在我国开征物业税,最早是在2003年的中央文件中提出来的。开征物业税的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和政界关注的热点,研究论文颇多,见仁见智。本文从基础理论的角度探讨在我国开征物业税的问题。 物业税实际上和财产税的含义是相同的,前者在东南亚国家和我国的香港地区使用;后者则是英语国家“Property Tax”的中文翻译。因此,“物业税”和“财产税”是同一概念的不同表述。物业税并不是一个具体的税种名称,而是税收分类中的一个类别,其基本含义是对财产征税。那么,什么是财产?凡是对人有用的东西都是财产,包括可用于消费或可用于取得收入。对财产征税和对财产的收入征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对财产的价值存量征税;后者是对财产产生的价值流量征税。财产税不可能对所有财产普遍征收,而只能是选择性征收,通常可供选择的财产税税种有:房产税、遗产税和馈赠税。有些学者或政府官员认为印花税也属于财产税的一种,这是可以商榷的。从印花税的制度安排来看,是对合法权利的征税。“权利”也是财产,但印花税中征税对象的“权利”是由政府认定的,因此印花税虽然有“税”的形式,实际上却是政府对提供公共劳务收取的使用者费。印花税可以大大节约商品劳务交易税和生产要素收入税的征管成本,对减轻纳税人的税收负担是有利的。而财产税的征管成本是很高的,也不存在降低纳税人税收负担的功能。 开征财产税的目的是使税收制度和财政体制更能体现效率和公平,理由如下:(1)房产税有利于房产转移到更能创造价值者的手里。物业税属于对物税,并不考虑纳税人的纳税能力,因此当纳税人缺乏负担能力的时候,只能把房产转移到更有纳税能力者的手里,有利于社会价值财富的增加,从而提高经济运行效率;(2)遗产税和馈赠税有利于实现“人”的公平。一个人一生中拥有的财产分两种:一种是靠自己挣得的财产;另一种是靠继承遗产和馈赠获得的财产。因此对后者征税更能体现“人”的公平;(3)房产税有利于提高政府的资源配置效率。公共受益和公共成本负担对称原则是构建效率财政体制的要求,房产税通常是地方税,以房产作为居民公共受益的成本分摊依据可以较好地贯彻对称原则。这正如对高速公路的收费可以由汽油税和轮胎税替代一样,因为以汽油和轮胎的消耗来计算使用高速公路的费用是符合效率原则的。 当然,财产税也经常遭到批评。因为房产税是对物税,所以不符合税收量能负担的基本原则,有失公平,同时遗产被征税却会挫伤财产所有者创造价值的积极性。财产税虽然有利有弊,而且也是一些实施国家争论的热点之一,但基本倾向是认为利大于弊,也没有更好的政府收入形式来替代财产税。因此,房产税一直是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例如英国,平均要占财政收入的30-40%,高的可达70-80%,低的也有10-15%。 但我国却有另一种观点,认为开征物业税的主要目的是理顺房产的市场价格,或者说有利于改善房产价格过高的态势。由于这种观点开始是由官方人员说出来的,因此影响很大,以致于对物业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房产税,甚至使居民产生要通过增加税收的办法来降低房产价格的印象。这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有问题的。从理论上看,房产税和房产的市场交易价格是两个不同领域的问题。前者属于公共劳务的成本分摊问题;后者则属于私人商品的资源配置问题。因此,前者属于公共财政的范畴;后者则属于市场经济的范畴。把不同性质的问题相混不利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从实践上看,将会产生“劫贫济富”的不良效果。因为在我国购买得起房产的只是极少数人,但人人都要有房居住,因此人人都成为降低房价的负担者。这显然是极不公平的。应该说,房产价格过高与土地非农业利用的政府垄断和其他政府垄断有关,和房产税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而前者的问题是公有制国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重点和难点之一,是全局性的问题,不是靠房产税可以解决得了的。 如果要开征物业税,那么要了解中国的现状,然后再考虑如何通过物业税来改善我国的税收制度和财政体制。在我国的税收制度中,物业税安排了房产税,但没有遗产税和馈赠税。 我国的“房产税”究竟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财产税这个问题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我国的房产税只是对盈利性企业的房产和出租的房产征税,而对非盈利组织、政府公共部门、居民自有住房的房产都是免税的。在征税房产中,计税依据也是不统一的,盈利性企业房产的计税依据是房产的原值而对出租的房产则采用租金。在市场经济中,房产价值是被不断折现的过程,因此从效率的角度看应该对房产的现值征税而不是对房产的原值征税。对原值征税失去了财产税的性质,更有点象投资方向调节税。以租金为计税依据虽然是对房产现值征税的一种方法,但我国的计量办法却失去了房产估值的特征。房产的租金是房产的利率回报,要使其反映房产的市场交易价格,就必须是市场利率而不是个别利率。但我国的计税办法是房产的实际租金而不是市场租金。这样,对出租房产的现实租金征税实际上成了“营业税”而不是财产税。因此,我国税收制度中虽然有房产税名称的税种,实际上却并不是真正的财产税。 在我国的税制安排中,征税对象涉及到“土地”财产的税种有三个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和土地增值税。它们是不是属于财产税的问题需要研究。 为什么叫“城镇土地使用税”而不叫“城镇土地税”或“城镇地产税”?主要原因可能是:我国的城镇土地都是国有(公有)的,国家征税也是代表国家的,因此不存在国家对国有土地征税的问题。但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是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因此对“分离”出去的“土地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进行征税。土地使用权是国家认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属于政府对公共劳务收取使用者费。但城镇土地使用税是按土地面积定额征收的,因此还具有国有土地租金的性质。因此,现有的城镇土地税并不是财产税。 耕地占用税是对农用土地转为非农利用的一次性征税。在我国的税制安排中,对农用土地形式上是免税的,但土地使用方式的转变可以看作是一种“交易”,因此实际上是对土地交易设置的一种特别税,属于商品交易税范畴。农用土地转为非农利用是政府垄断的,最初改变使用方向的是政府,因此政府似乎应该是纳税人。然而,政府只是土地非农利用的“批租人”,因为最终非农利用的是社会其他组织和个人,所以后者是真正的纳税人。由此,政府可以获得大量的“批租”净收入。土地批租净收入由两部分构成:一是政府批租土地使用权的价格和政府征用农用土地的价格之间的差额;二是政府利用土地这一特殊商品的交易获得的税收收入。因此,土地批租收入实际上是政府土地经营收入和土地交易的税收收入集于一身的收入,并没有财产税的性质。这种处理方式在逻辑上似乎是有疑问的,原因就在于土地所有权、国家征税权、国有资产经营权等一些基础理论问题并没有完全搞清楚。 土地增值税是按土地使用权可以交易的原则设置的税种,因此属于商品交易税的特殊税种。政府认定使用权的费用一般说来不会有很大的增加,增加的实际上是土地的价格。土地价格为什么会上升,一般说来和该地方段的投资密集度和消费密集度有正相关。这是政府和市场共同作用的结果。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式思维,那么属于市场经营的增值收入应该属于经营者;属于政府投入引起的增值额应该由真正意-义上的房产税解决。但该税的设置可能是从所有权角度考虑的,认为土地所有权是国家的,因此应该把土地增值的一部分收归国有。因此这也不属于财产税。 上述分析表明,我国确实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物业税。在我国开征物业税的问题应该提上议事日程。上述分析也同样表明,应该从完善税制和财政体制的角度研究物业税的开征问题。当然,国有资产(包括土地)市场化的制度安排是必要的前提条件。 在我国开征物业税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如何开征房产税的问题,因此下文主要讨论与此相关的理论问题。由于我国目前存在房产税名称的税种,为了区别新开征的具有财产税性质的房产税,因此把后者称为“物业房产税”。上述分析表明,我国现行的房产税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财产税。要把我国的房产税改造为物业房产税需要进行三个方面的改造:以房产现值为税基、对房产普遍征税,以及房产税的优惠设置。 以房产现值为税基是物业税特征的关键,对房产现值的评估有两种方式:按房产市场交易的效率价格估值;或按房产的效率租金估值。前者称之为房产交易法;后者称之为房产收入法。理论上说,如果能正确认定房产市场交易的效率价格或房产出租的效率租金,那么两者的现值评估应该是一致的。但房产的市场交易频率和出租频率都不是很高的,而且市场制度总是有缺陷的,因此评估方法的选择对房产现值的评估会产生很大的差异。由于房产税是地方税种,国外通常的作法是由地方政府确定评估方法,原则是使评估更接近市场的效率价格。 在我国开征物业房产税,尽管效率价格和效率租金价格的市场条件都不具备,但笔者认为采用房产收入法评估税基有利于税负的设计。我国的房产已经进行了私有化改革,但这一政策只适用于199g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国有职工,享受了按工龄和职级为计算依据的房价补贴。这种补贴可以理解为以往的工资中不含住房费用,因此相当于专用于房产投资的工资补发。也可理解为房产投资的收益补助,因为职工购房的房产价格即使按银行贷款利率计算也大大超过了改革前支付的租金。开征物业房产税意味着减少补贴,因此以收入法评估税基有利于税负设计。1999年底以后参加工作的国有职工,按政策应享受房租补贴,但至今并未真正落实,以收入法评估税基也有利于房租补贴额的确定;同时也有利于1999年底以前参加工作但房改政策没有落实到位者的补助。如果按上述思路设计物业房产税的税负,意味着和工薪制度的改革是联动的。 另一个方面应该考虑的是税率,即开征物业房产税以后,居民总税负有所增加还是保持目前的水平?如果是前者,那么意味着将增加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如果是后者,那么意味着将调整我国的政府收入制度,包括税收制度和非税收入制度。笔者主张后者。目前我国的预算支出占GDP的比例在23%左右;预算外和制度外支出占GDP的比例估计不会少于预算内的50%,两者合计占GDP的比例高达35%左右。这个总负担率是很高的,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以及历史的经验来看,总负担率的水平是不宜再提高的。但开征物业房产税需要对房产进行全面的重估,征管成本是非常之高的。如果总负担相对稳定,那么意味着将会减少政府的可支配财力。这是静态地看问题,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态势来看,将有利于效率、公平原则的贯彻。但这需要思想观念上的转变,即效率和公平原则的贯彻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提高政府收入的比例。减少政府的收入比例,意味着增加市场经济发挥作用的空间。因此,非但不会增加财政困难,还能促进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对房产普遍征税,意味着所有房产都是征税对象。对非盈利组织和政府公共部门房产征税的依据是什么?这主要涉及国家征税权和财产所有权的关系问题。在国家征税权中,“国家”是公众(全民)的代表;在我国的公有制中,“国家”又是“全民所有制”的代表。因此,似乎不存在“国家”对自身征税的问题。我国房产税中的免税制度可能是出于这种考虑。尽管“利改税”突破了这一思路,但仍然在其他领域顽强地表现出来。 其实,国家征税权应该高于财产所有权。“国家”是“市民社会”和“政权社会”的统一体。市民社会由家庭、企业和非盈利组织构成;政权社会是凌驾于市民社会之上的组织。市民社会从事物质财富或货币表达的价值财富的再生产,政权社会从事精神财富或非货币表达的价值财富的再生产。两类社会中的财产所有权虽然是由政权社会界定的,但目的是为了规范市民社会和政权社会的行为。国家征税权虽然也表现为政权的行为,但却是为了维护市民社会和政权社会的存在而设定的,因此高于财产所有权。这表明,不论是市民社会的财产,还是政权社会的财产都在国家征税权的覆盖之下。 我国现有的房产税对非盈利组织和政权组织占用的房产免税,相当于对这些组织的运行费用的补助。这会扭曲资源配置效率。因此,如果我国开征物业房产税,对“国家”内部的所有房产征税是符合效率原则的。但这需要重新核定上述组织的经常费用和政府预算的支出额,这涉及到预算制度和财政体制的改革。 在物业房产税的优惠问题上涉及到纳税人的负担能力和房产的性质问题。物业房产税的征税对象是房产,并没有考虑纳税人的负担能力,因此从负担能力方面考虑优惠是必要的。有一种观点主张对居民住房优惠一定的面积,即把一定面积作为物业房产税的免征额或起征点。这种观点是可以商榷的。以面积为免征额或起征点形式上似乎很公平,实际上是有利于富人的。一般说来,富人房产的单位面积的租金较高,穷人房产的单位面积的租金较低,这意味着对富人的优惠高于穷人。因此,这种优惠政策是不可取的。笔者主张设立包括住房租金在内的最低生活标准,家庭收入达不到的应予免税,差额部分还应该得到政府的社会救济或房租补助,后者相当于物业房产税应设置负税率。 家庭住房形式上是消费品,但从人的再生产角度看应该属于投资品。而且,住房建筑是纳入城市建设规划的,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也属于投资品。对于社会价值财富的增长来说,投资是应该受到鼓励的。因此,如果住房出售收入用于住房再投资的话,相应的交易税应该返回,即只对改变用途的交易收入部分征税,这表明优惠还涉及到其他税种之间的联动关系。 基础理论论文:三峡工程应用技术基础理论的研究 摘要:三峡水利枢纽应用基础的研究,是由国家自然基金委员会与三峡开发总公司联合组织的大型综合性研究活动。结合三峡工程生产实际,对三峡工程泥沙问题;通航建筑物应用基础;高边坡基础理论;混凝土材料及水工建筑物安全监测五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探讨,不少成果可以直接应用于三峡工程建设中,这些研究也推动了我国工程应用基础的提高。 关键词:仿真模拟 岩体力学 混凝土耐久性 高掺粉煤灰 《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几个关键问题的应用基础研究》是1994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联合资助和领导下开展的一项大型综合性研究。所谓“应用基础”实际是指工程设计、工程施工应用技术的基础理论。经过5年研究。取得了预期的成果,已于1999年6月在三峡坝区通过国家科委组织的专家组验收。 此项研究涉及三峡工程的几个关键问题,侧重于从应用基础理论上解决工程疑点和难点,在研究中理论与工程实际相结合。所获成果,对三峡工程有的具有直接应用价值,有的需要在工程进展中加以验证。从专家意见中反映出,这些研究推动了我国相关领域工程应用基础理论水平的提高,一些技术还可以推广应用到其它水利水电工程上去。现将研究的内容和取得的成果按以下五个课题予以介绍: 1 三峡工程泥沙问题研究 三峡枢纽上游年输沙量大,枢纽建成后,大量泥沙将在水库内淤积,坝下游河道则发生冲涮,若不加以妥善解决,将影响水库寿命和枢纽效益的充分发挥。本课题研究了以下内容。 1.1 几个泥沙基础问题 主要有:淤积物的密实度及干容重变化研究;泥沙起动规律研究;推移质运动特性和输沙率研究;底层泥沙交换、状态概率及推悬比研究;水流挟沙力研究。 1.2 坝区泥沙淤积和坝下河道演变 内容有:通航建筑物引航道防淤清淤措施研究;电站引水防沙措施研究;河道床面粗化研究;河道床面形态和阻力;坝下游河道演变及河型转化。 1.3 数学模型和实体模型技术研究 进行了模型沙特性研究;实体模型变率研究;实体模型图像分析系统;长系列试验方法比较;数学模型试验中a系数研究;回流区泥沙淤积计算。 关于泥沙的基础理论研究,在水库淤积物密实过程、泥沙起动规律、冲积河道阻力和床面粗化、推移质运动特性、底层泥沙交换和水流挟沙力等问题上都获得了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对于通航建筑物引航道的防淤清淤措施、电站的引水防沙方案已为设计部门所采用。对于实体模型中的模型沙特性研究、模型变率的影响、长系列试验方法以及数学模型中不平衡输沙恢复饱和系数,回流区泥沙淤积等都作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其研究成果有助于澄清三峡工程泥沙科研中长期存在的不同认识,本课题中建立的实体模型图象分析系统能够在短时间内量测大面积水域的流场,是一项十分有用的新技术。 2 通航建筑物的应用基础研究 本课题对三峡工程通航建筑物的通航条件、船闸水力学、船舶运行仿真模型和船舶技术应用中的一系列基础理论问题进行了研究。 2.1 枢纽泄洪对坝区通航条件的影响 从枢纽泄洪对上下游航道通航条件的影响、电站调峰非恒定流对通航条件的影响、通航水流条件的航行判据的研究表明,通过采取相应的措施,优化船闸与电站的运行方式,可以达到坝区通航条件的要求。 2.2 船闸输水系统和闸阀门水力学解决以下技术难题 (1)输水系统水力学:三峡永久船闸输水系统采用了4区段8支管,顶支孔出水,盖板消能的动力平衡系统,它可使水流均匀分布于整个闸室平面,从而可减少闸室输水所导致的非恒定流水面波动和局部水流紊动。通过试验及计算分析得出,支孔形状、廊道雷诺数、廊道阻力、支孔高宽比、支孔总面积与廊道面积比等,是影响出流的一些因素,并提出了改进意见。 (2)船闸阀门水动力学特性。 (3)阀门空化特性及控制空化措施。 (4)阀门流激振动特性及减振措施。 (5)船闸人字闸门运行动水阻力。 (6)船闸水工模型试验缩尺效应。 2.3 船闸运行过程仿真模拟试验 采用计算机仿真模拟方法对船闸输水及船舶过闸过程进行模拟,其优点是经济、快速、宜于长期保留,预演过程整体性强。主要模拟过程有:船闸输水过程仿真、航行条件的快时模拟、船舶航行条件实时模拟器的研究、船闸运行可行性分析。 本课题的主要研究成果:如超高水头大流量的阀门水力学、通航建筑物的通航条件和船舶试验技术研究等都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对于非恒定流减压模型试验方法和试验设备的研制、阀门段廊道流态特征和急变分离流机理、门楣通气减少空蚀的综合措施、分散输水系统中出水支孔流量分配规律、泄洪产生引航道往复流的机理、小尺度船模的相似性等研究成果都已应用于三峡工程设计,并据此修改了《船闸设计规范》中的输水系统部分条文,成果具有广泛的推广价值。 3 三峡船闸高边坡若干基础理论研究 此轮高边坡研究基本上是国家八五科技攻关三峡研究的延续和深化,内容侧重于工程岩体力学的应用基础理论。由于研究工作与永久船闸高边坡施工平行进行,因此研究成果除了一部分可以用于指导反馈设计和施工以外,大部分成果对我国高边坡工程,特别是卸荷高边坡工程,可为设计提供理论武器和较先进的分析手段。 3.1 关于岩体力学性质的研究 三峡坝区的闪云斜长花岗岩属性良质优的岩体。由于建闸开挖体坡高(170m)、体长(1610m)、堑深(67m);由于山体下部诱发的地应力释放;由于风化和岩体结构面的发育发展;导致岩体宏观力学性质与按常规试验获得的力学数值之间存在差异,而且在开挖后会有性质弱化的趋势。 通过研究,在试验与调查基础上,建立了岩体宏观力学参数模拟理论,提供能较真实反映现场岩体性质的参数值。如岩体的变形模量,微新岩体可取为20~30GPa。研究表明,岩石在三向应力状态下,卸围压可导致岩石的开裂。开挖后的高边坡,岩体同时存在加载和卸荷,卸荷效应会引起岩性区域的重新划分,从坡表至深层出现程度不同地岩体变形、松动和开裂。研究认为区内花岗岩体存在着卸荷流变效应,此种流变可通过正、反分析予以界定。 3.2 高边坡岩体稳定分析方法的研究和应用 在具有不同理论背景的岩体破坏机理研究分析基础上,采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对高边坡的稳定进行了分析计算。以反映变形规律和变形量。 分析使用的方法不同于过去较明显的是,在计算模型中较多地运用了脆性理论。如有的引进、开发、应用“断裂损伤介质分析系统”,对高边坡进行了断裂损伤弹塑性与流变分析;有的针对三峡船闸高边坡建立了脆弹粘性理论分析的计算模型;亦有数家单位采用其它方法试图解释三峡船闸高边坡卸荷岩体的变形和非连续性问题,如离散元法(DEM)、不连续变形分析法(DDA)、数值流形方法及卸荷非线性分析。 从分析结果看,在三峡船闸高边坡不同断面的特征点上,在垂直于船闸轴线方向上,最大水平位移大都不超过50mm。清华大学用断裂损伤流变模型计算的位移量在坡顶最大,为100~300mm,其它部位为50mm左右。给出的流变量,即开挖结束后继续随时间发展的位移量为5mm,收敛期为一年。 此外,有的运用潘家挣塑性力学的上下限理论,用组合塌滑体的刚体极限平衡分析方法,给出高边坡整体稳定问题中沿最大可能滑动面滑动的边坡体稳定安全系数大于5。 完成的其它成果有:对渗流水荷载、爆破动力荷载的分析研究;用锚固模型的流变损伤分析方法研究锚固机理等。 4 三峡工程混凝土原材料研究 本课题结合三峡工程的需要,以提高混凝土的耐久性为中心,研究混凝土的配合成份,配置出高性能混凝土、抗冲耐磨混凝土、微膨胀水泥和灌浆改性超细水泥等方面都有所创新,其中改性超细水泥灌浆已在三峡工程中试用。研究成果的水平总体上处于国际前列。 4.1 混凝土耐久性及破坏机理 本课题侧重研究混凝土自身因素对耐久性的影响。对混凝土原材料特性进行分析,找出不利因素,提出改进的措施,从提高混凝土自身的性能来达到抵抗外界环境的影响,从而提高了大坝混凝土的耐久性。 (1)对大坝混凝土所用水泥及粉煤灰性能进行了试验研究。对三峡大坝所用中热硅酸盐水泥和低热矿渣硅酸盐水泥的性能进行了全面的性能测试分析,均符合国家规定指标。中热水泥的含碱量可达到小于0.55%(熟料小于0.5%),低热水泥的含碱量可达到小于1.0%的指标。对粉煤灰品质、水化速度和贫钙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粉煤灰在拌制混凝土时有三种效应并产生三种势能:形态效应产生减水势能;火山灰活性效应,使粉煤灰具有受激活反应的势能;微集料效应造成致密势能。粉煤灰的水化速度与温度有密切关系,且随时间增长而增加。混凝土在20C下,粉煤灰在3~4年中仍在水化,只是水化速率缓慢,因而强度也是在缓慢增加。 (2)三峡大坝混凝土必须使用高效减水剂和引气剂。在确定高掺一级粉煤灰的前提下,必须选用与粉煤灰相适应的高效减水剂至关重要,两者配合应用,在降低每m3混凝土的用水量方面,能产生叠加效应。能使总减水率达到20%~30%。掺入引气剂后能使混凝土抗冻性能大幅度提高,也提高了混凝土韧性和抗折强度。 (3)混凝土的微观结构研究试验得出:①水胶比对孔隙率和孔径分布有较大的影响,水胶比大,孔隙率就高,大于100nm的孔增加;②每m3混凝土用水量降至100kg以下,总孔隙率大大降低;③掺入30%、50%、70%的一级粉煤灰,浆体总孔隙率随掺量增加而增加,但孔径大于100nm的有害孔仍较少,小于20nm的无害孔增加。 水泥浆体于集料界面存在富水层,较多的SO3溶解于此,造成人Aft富集和Ca(OH)2晶体的择优取向生长,构成混凝土中的薄弱部位。当水胶比降低,对界面结构有所改善;掺加20%或者40%粉煤灰及高效减水剂和引气剂后,改善了界面结构,但粉煤灰应低于50%。 4.2 微膨胀型中热和低热水泥研究成果 研究成果表现在两方面:第一,已研制出微膨胀型中热及低热水泥;第二,对两种膨胀源氧化镁及钙钒石的膨胀机理,微膨胀中热和低热水泥的膨胀机理有了了解。 4.3 高掺粉煤灰大坝混凝土 由于优质粉煤灰的大量掺入,其需水量比为90%左右,加之高效减水剂联合使用,产生叠加效应,使每m3混凝土的用水量减少20%~30%,由于用水量降低加上高掺粉煤灰,就使得水泥用量可以大大降低,得到质量较好的混凝土。 4.4 抗冲磨高性能混凝土研究 三峡工程特种混凝土原设计是采用C40抗冲磨混凝土,这种混凝土曾用于葛洲坝水利枢纽的特殊部位。本课题研究出C60抗冲磨高性能混凝土,它的特点是限制水泥浆体积在混凝土中的总含量,掺入高活性掺合料-硅粉和优质粉煤灰取代水泥,以减少水泥用量,选用与之相匹配的高效减水剂及膨胀剂,使C60抗冲磨高性能混凝土的水泥用量降至330kg,掺合料的总重量达37%。用铁矿石粗骨料制备的抗冲磨高性能混凝土28d抗压强度可以达到89.6MPa,抗冲磨失重率又比C60低40%,抗冲击韧性提高1.8倍,但单价较C60高。 研究表明抗冲磨混凝土的改性机理是由于大量极细的活性掺合料水化后生成得C-S-H凝胶改善了集料与 水泥胶体的界面结构,使总孔隙率减少25%,有害孔减少,使混凝土密实性大大提高。 4.5 大坝基础处理水泥灌浆材料改性及其机理研究 三峡大坝防渗帐幕设计标准要求ω≤0.01L/(min·m·m),在细微裂隙发育的大坝基岩,用普通水泥灌浆无法灌入的地段。采用超细磨水泥灌浆能达到设计要求且不污染环境。 1)超细磨水泥主要性能如下: ①细度D95≤16μm,平均中值粒径小于4μm。 ②浆材的稳定性和流动性,当 W/C=1.0时,析水率小于5%。 ③强度:3d为52.5MPa,28d为72.5MPa。 ④膨胀率:3d不小于0.15%,28d不大于0.60%。 (2) X光衍射分析现场灌浆情况,可以看出绝大部分水泥熟料已水化成 C-S-H凝胶、Ca(OH)2和钙矾石 (Aft),仅有少数石英(SiO2)及碳化的 CaCO3,所以水泥结石强度高,无体积收缩。 5 三峡水工建筑物安全监测与反馈设计 本课题分五个专题:安全监控系统结构与方案优化,安全监测信息分析的新理论与新方法,安全监测高 新技术及自动化监测系统,混凝土坝施工期仿真计算与温控反馈设计,开放式大型通用水工结构分析系统原理及研制技术等。 5.1 安全监控系统结构与方案优化研究 三峡工程包括永久船闸、升船机、左岸大坝及厂房、泄洪坝段、右岸大坝及厂房、茅坪溪防护坝等建筑 物的监测系统,另外还有专项监测、地质环境及其他监测,其中仅永久性测点就有6000多个,是当今世界上最庞大的安全监测系统。为此,对总体结构、监测仪器布置和变形监测网等进行了全面系统地优化研究。 (1)总体结构优化针对三峡工程大坝特点及安全分析、评价和监控的要求,对安全监测系统总体结构, 依据信息可靠、有序采集、保存、查询、调用等原则,应用优化理论,将原设计大坝三级监控(建筑物、分区和工程监测中心)改为二级监控(建筑物,监测中心),从而减少了结构层次,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节约了费用。 (2)监测仪器布置优化结合技术设计和招标设计,依据少而精等原则,对监测仪器的布置进行优化研究。经优化后,变形和渗流监测仪器、设备数量减少约 1/2,应力应变监测减少约2/3,水力学和动力监测减少约1/2,监测费用减少1亿元以上,经济效益显著。 (3)变形监测网络化对变形控制网和倒垂等进行优化研究,突破常用的模拟法,提出用解析法的优化方 案,构成目标函数。以精确、可靠、灵敏度和费用等作为约束条件,形成一个二次规划模型,并以此编制变形监测网自动化分析软件。应用这一个优化软件,对升船机及临时船闸高边坡水平监测网进行了优化设计。 5.2 安全监测信息分析新理论和新方法 安全监测的主要目的是通过监测资料的分析和反分析,对水工建筑物的安全状况作出综合分析、安全评价和监控。为此,针对三峡主要水工建筑物在施工期、蓄水期和运行期的不同特点,吸收国内外安全检测领域的最新信息分析理论和方法,提出了安全监测信息分析的理论和方法。主要分三大类: (1)综合分析和安全评价的理论和方法用层次分析和模糊评判及其相结合、突变理论、多级灰关联分析、可靠度理论等方法和理论,依据实测资料对大坝的实测性态进行综合分析和安全评价。应用可靠度理论方法,以风险分析为基础,建立大坝安全风险评估的框架。 (2)结合已建工程和三峡大坝的典型坝段(泄洪2号坝段等),建立了施工期的特殊监控模型,时空分布的确定性模型及反分析模型,多测点监控模型因子集分析模型,另外还提出用数学滤波法分离时效分量,采用回归与时序模型,用瑞利分布研究监控模型中环境量对效应量的滞后效应等。 (3)拟定变形监控指标拟定的理论和方法 主要包括用结构分析法和数学监控模型拟定监控指标。 5.3 安全监测高新技术及自动化监控系统 鉴于三峡工程的特殊要求,决不允许中断监测和采集数据,这就要求安全监测系统能精确、稳定、可靠、长期而又实时地采集数据。为此,在吸收目前国内外传感器(主要是变形、裂缝等)及自动化监测技术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开发和研制精度高、稳定可靠的自动化监测仪器和设备,对稳定性检查,对监测系统的构成和选型提出优化方案等。 5.4 混凝土坝仿真计算与施工期温控反馈设计 混凝土高坝,工程规模大、工期长、施工和自然条件复杂,使设计与实际施工有一定差别。为此,开展混凝土坝仿真计算与施工期温控反馈设计的研究,对优化设计和施工,提高混凝土坝的设计施工水平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实用价值。对此进行下列研究,并取得了相应的成果。 ①提出了一整套混凝土高坝的仿真计算新方法;②研究了通仓浇筑重力坝和碾压混凝土重力坝温度应力的特点和规律及其与常规柱状浇筑重力坝的差别;③编制了混凝土坝和基础温度场、渗流场和位移场反分析软件;④研制了混凝土高坝施工期温控反馈设计软件。⑤对三峡大坝进行系统仿真计算,提出了合理的温控措施。 5.5 开发式大型通用水工结构分析系统原理及研制技术 对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①系统设计原理及实施方法;②系统工具环境的设置;③系统应用软件 的引进和开发;④计算机新技术在大型水工结构分析系统中的应用。 上述研究成果,大部分已用于三峡工程设计,为优化设计提供了理论基础,为创造一流的三峡工程提供了技术保证。 基础理论论文:水土保持治理对河道系统影响研究的若干基础理论问题 摘要:依据流域环境系统的观点,认为开展水土保持治理应考虑对下游河道系统的影响,并通过近期初步研究,论述了河道系统对流域治理的反馈响应问题。由此,提出了建议开展水土保持治理对河道系统影响的若干基础理论问题。 关键词:土壤侵蚀 水土保持治理 河道演变 流域环境系统 1 绪论 江河流域多是开放的复杂环境巨系统。从地貌学的角度而言,该系统是由以坡面为主的能力聚集区子系统和以河道为主的能量及物质输移通道子系统构成的。水土保持治理不仅会对坡面生态环境变化产生影响,而且对下游河道的演变也会有很大作用,就是说,在流域环境系统下,水土保持的效应具有级联性。然而,关于后一效应问题的研究目前并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随着社会经济、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山地的大规模开发,水土保持在解决江河水患和山区自然灾害中所具有的作用愈加被人们所认识。不过应当看到,水土保持是人类加诸自然环境的一种外界干预,对其必然有正负两方面的效应。如果这种干预适应自然环境的演化规律,就会促进自然环境的改善,增加其承载能力;反之,就难以达到治理的目的,可能会以系统性的或大局的损失换取局部或部分的利益,例如,若水土保持治理方案不合理,将对河流系统的水沙组合关系及其输移规律产生大的干扰或破坏,很可能在得到流域局部地区的经济效益的同时而造成下游河道泥沙灾害进一步加剧的局面。 目前,国内外对流域治理的方法和模式都有不少研究成果,例如,我国80年代提出的以小流域为单元综合治理的模式,就是我国在流域治理应用基础理论方面作出的一项重大贡献。但是,就研究现状看,这些研究多局限于流域水土流失治理的土壤侵蚀学科范畴,忽视了从流域整体系统出发,研究河流对流域治理的反馈响应;片面强调了水保措施在流域治理中的减沙效益,而忽视了流域治理对河流水动力学特性及水文学特性、输沙规律的影响;更多地研究水保治理对流域大时域平均意义上的产水产沙的影响,而对洪水要素影响的研究有嫌不足;只从总量上研究水土保持的减水减沙效益,忽视了因措施配置方案不宜,而可能造成的不利水沙关系,使河道淤积加剧等问题。这些均属水土保持建设中存在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是泥沙灾害防治中理论性与实践性很强的重要科学命题,直接涉及到制定江河治理方略及总体规划的科学决策。当前,国家对江河流域治理、生态环境保护极为重视,大大加强了投资力度。同志提出了“经过一代一代人长期地、持续地奋斗,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的宏大目标。此时对有关水土保持治理效应研究的现状进行分析并提出加强研究水土保持治理对河道系统影响的几个重要基础理论问题是十分有意义的。 2 研究现状及问题 我国的水土流失相当严重,尤以黄河中游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最甚,土壤侵蚀模数可达20000t/(a·5km2)以上。长江流域的水土流失面积近年来有增无减,如以80年代与50年代相比,增加了52.9%~210.7%,且部分地区的土壤侵蚀模数也增加了30%左右[1]。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黄河流域逐步开展了大规模的水土保持工作,实施了各类治理措施,在保护和改造当地的土地资源、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及改善生态环境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效益。同时,不同程度地发挥了减少入黄泥沙的作用。据统计,黄土高原138个水土流失重点县,1984年粮食总产比1979年增加了22%,其中陕西、甘肃、山西、内蒙古4省(区)所辖的122个县,1984年人均收入为1979年的3.7倍。水土流失严重的无定河流域经过20多年的治理,1984年的粮食总产量为1972年的近3倍。根据水文法计算,从黄河流域大规模开展水土保持治理的70年代以来,黄河中游多沙粗沙区水利、水保工程年均拦减径流量超过10×108m3,80年代的为13.98×108m3,70年代年均拦减沙量为3.56×108t,80年代为3.95×108t[2]。 但是,就黄河下游河道冲淤调整趋势及近年来的洪灾情况看,黄河下游的泥沙灾害仍未明显减轻,甚至在诸如“96.8”洪水期间,尽管流量属中常洪水,但不少河段水位却达到或超过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经济损失也是建国以来最大。根据1969~1990年实测资料统计,黄河下游花园口至艾山河段粒径大于0.05mm的粗泥沙淤积量始终占其来沙量的15%左右。进入80年代以后,粗泥沙淤积量占该河段淤积总量的1/3,比80年代以前的还大32%[3]。同时,近年来该河段的淤积量占全下游淤积总量的比例有增无减。另外,根据无定河、秃尾河等黄河支流流域水土保持治理前后的河道冲淤变化分析,尽管经治理后取得了一定的减水减沙效益,但在有些年份其支流河道仍是淤积的。分析还表明,一些支流流域治理后,河道的水流输沙能力不一定能够增大,特别是对于粗颗粒泥沙,其输沙能力反而有所降低[4]?。 因此,从全面防治泥沙灾害的角度而言,对上述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实际上,从流域地理系统的观点来说,河流作为其中的主要子系统,其发育演变与水沙动力输送的关系极为密切,水沙条件一旦发生变化,河流必然会以河道的冲淤、形态变化作出相应的反馈调整。而且,河流的调整方向与水沙条件的变化趋势具有直接的关系。水土保持措施具有工程、生物等不同的类型,其减水减沙作用是不同的,有的减水效益明显,有的则减沙效益明显。不少专家研究均表明[5,6],不同类型的水土保持措施的拦水拦沙作用具有很大差异,对流域的产水产沙量及洪水过程有不同的影响。如根据分析[5],黄河支流汾河流域水库淤地坝等治沟工程措施拦沙量占流域治理措施总拦沙量的65%,梯田、水保林等坡面治理措施拦沙量占35%,相应的拦水量分别占总拦水量的11%和89%。显然,如果在黄河中游大规模开展水利水保工程治理,不同的措施配置方案,就会使进入河道的水沙条件产生不同变化,也就直接关系到河道的冲淤演变方向。我们近期的初步研究进一步表明,不同的水土保持措施配置方案,减水减沙效益比是不一样,对水沙过程的改变,包括对水沙搭配的调整都是不一样的,下游河道的冲淤变化也相应不同。如根据多沙粗沙区个别重点支流的资料分析,只有当减水减沙效益比在某一范围时,河道的冲淤才能基本达到平衡,否则,淤积反而有所加重[8]。因此,我们必须从宏观的角度出发,依据流域地貌系统的观点,进行全流域的整体研究,才有可能解决这些重大问题。只注重水土保持改善农业生态经济的作用,而忽视对河流输沙及河床冲淤规律的改变效应,就难以全面解决土壤侵蚀灾害问题,就无法真正解决河道淤积、水患灾害的问题,就有可能形成“减蚀不减淤”或“减沙不减淤”的局面,因此,必须对江河流域的水土保持治理对水沙组合及运行、河床冲淤演变的影响进行研究,探索出治理下游河道淤积灾害的新途径。 坡面及沟道的水土保持治理对进入河道的水沙量及其过程的改变,实际上就是对流域系统内的能量进行了时空上的再分配,破坏了原有长期形成的河流的水动力平衡输入条件,改变了天然情况下的河流动力特性。作为一种响应,河流的能量耗散过程必然作出调整。河流能耗过程调整的方式、幅度和速率是与水土保持措施对河流系统能量分配的干扰作用大小有关的。因此,认识水土保持治理对河道冲淤调整的影响,应以分析水沙过程的改变与河流动力特性的调整作为基础和依据,这也是评价水土保持治理方案合理性的理论前提。 从河流系统来说,流域坡面的产水产沙及河道的演变调整是能量耗散的两个子过程,而在以前的研究中,人们着重注意的是前一过程的变化,忽视了作为流域重要子系统的河流的演变调整问题,多数仅限于流域的地理因子(如流域面积、纬度等)及地貌因子(如沟壑密度、植被度等)与河流径流量、输沙量的关联性的分析。关于水土保持措施对河流动力特性的影响研究却很少。 流域治理干预了自然条件下流域系统能量的分配过程,引起河流水动力学特性(包括输沙水力特性)方面的变化,那么,作为能量耗散的主要形式,河床冲淤演变趋势亦将进行调整。如对黄河支流皇甫川流域资料统计分析,该流域从60年代以来,各时期单项水土保持措施的配置比例均有差异(表1),相应地,河流能量(单位时间动量)与河道的冲淤量关系也有所变化(图1),根据对河道发生冲刷的平均情况初步分析,其变化关系与坝地、草地的面积比(单项面积与总治理面积的比值)显得较为密切。另外,不同年代的单位水流动量的冲刷量是逐年减小的,至90年代稍有回升(图2)。根据统计[9],从50年代至90年代,汛期降水量、汛期径流量及洪水径流量年内分配是基本相同的,就是说外界输入流域系统内的能量过程变化并不大,这显然是与输至河流的能量过程及水流的动力特性变化有关的。可见,河流系统的能量变化对河道的冲淤演变趋势起着很大的制约作用。认识流域治理对河床演变规律的影响,对确定江河治理的规划设计及治理方略均是极为重要的。 3.3 水土保持治理对河流水文学特性的影响 主要是对洪水特性的影响。目前,不少专家认为水土保持治理对一般洪水有明显的影响,可使洪水过程趋于坦化,洪峰流量减小,历时加长。但对大洪水尤其对特大洪水是否有影响,有何影响及影响多大等需要研究,这不仅对认识下游河道的演变趋势是必要的,而且对制定下游的防洪宏观决策和规划也有十分重要意义。 3.4 水土保持治理对河道演变的影响 关于水土保持治理对河道的冲淤演变影响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主要有:流域产水产沙与河道冲淤演变的关系、流域治理后河床冲淤变化、横断面形态调整、纵剖面调整等等,及其与流域治理的关系。 在大的流域自然地理系统中,一定的自然地理背景决定着特定的河流演变规律,这种演变规律实质上是河流为适应集水区内各种地理环境因子繁纷复杂演化过程的一种由无序到有序的自组织功能的体现,就是说,河流的性质和演变过程集中反映了流域控制变量的影响,这些变量共同决定着河流的水文泥沙特征、河道形态特征和演变趋势。 尤其对于黄河这类含沙量大的河流,其下游河道特征及其演变规律是在具有中游水土流失极为严重的黄土高原地理背景下经漫长时期形成的,一旦开展大规模的水土保持治理,不仅直接改变了土壤侵蚀的环境演化过程,还必然使径流量及其过程受到调蓄或干扰。而正如上述,在流域环境系统行为中存在着集水与产沙、供水与河道演变的平衡阈,当水土保持治理达到一定规模后,流域环境系统的行为将逾越这种阈,各项控制因子演变过程将处于一种突变性的振荡态势,不过,这种演变过程却又总是力求达到另一种新的平衡,建立相应的阈。各级支流是直接受到感应的第一层次。因此,分析水土保持治理对河道演变影响的科学关键点是搞清水保措施与产沙、产水产沙与河道演变的平衡阈关系,并以支流作为基本层次,研究下游河道演变对水土保持治理的反馈响应。 3.5 水土保持治理方案的河流效应约束参数的研究 从流域环境系统的观点,水土保持治理的主要目标应获得三方面的效益,即防治土壤侵蚀效益、农业增产效益及减少河道泥沙淤积灾害效益(或作用),而这三方面的效应具有相互联系、相互平衡的关系,这种关系受约于流域系统整体稳定运行的要求。事实上只有此,才可能实现整体流域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可持续发展。关于水土保持治理减少土壤侵蚀效益及农业增产效益的约束参数已有不少研究,但如何选择减少河道泥沙淤积效益或水土保持治理的河流效应的约束参数需开展研究,同时,关于河流效应同其它效应间的关系以及在考虑河流效应约束条件下水土保持措施配置体系的比选原理及依据也是应开展研究的重要的基础理论问题。 基础理论论文:电力系统灾变防治基础理论 摘要:电力系统灾变的特点、灾变原因及灾变防治策略。 关键词:电力系统 灾变特点 灾变原因 防治策略 一.电力系统灾变概况 电力是国家的支柱能源和经济命脉。目前我国电网装机容量2.5亿千瓦,居世界第二位。随着三峡等大型电厂建成,必将出现超大规模的联合电力系统。我国计划在2010~2020年间建成安全可靠、满足电能传输和市场化运作的全国范围联合大电网。如何保证其安全、稳定和经济运行,是一个及其重大和迫切的研究课题。 而自6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已发生了多起灾变性的重大电力系统事故,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影响。如美国1965.11的东北停电事故,停电2100千瓦,停电面积达20万平方公里;1977.7美国东北停电25h;1978.12法国停电75%,时间7h;1982.12加拿大魁北克州全停;1983.12瑞典停电67%,时间6~7h;1987.8东京大停电,时间6h;1996.9马来西亚全国大停电;1996.8美国西部大停电,损失3200万千瓦负荷,停电时间7h。这些事故的起因均为某一局部故障,但由于控制措施采取不当或不及时、电网结构的不合理、继电保护装置的误动或拒动,或者是上述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最终导致了系统的连锁性故障以致于大面积停电,即所谓灾变的发生。大区电网的互联和电力市场机制的引进在给人们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潜在的威胁,电网的运行增加了更多的不可预知性,电网运行在稳定极限边缘的可能性也大为增加。这些事实告诉我们,只按现有的可靠性准则来保证电力系统的安全是不够的。应建立电力系统的第三道安全稳定防线,即必须对系统中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做好准备。尽早开展电力系统灾变防治系统的研究,避免灾难的重演已成为目前电力系统研究的当务之急。 二.电力系统灾变的特点 现实的电力系统同复杂的甚至是不可预测的环境相联系,它随时都可能受到来自自然或人为因素的干扰,要完全防止事故的发生是不可能的。电力系统灾变是指电力系统主要由连锁性事故导致的电力系统稳定破坏而发生的大面积停电。电力系统事故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可逆性事故,即电力系统受干扰后,能从一种正常工作状态走向另一种或回到原来的工作状态。二是不可逆事故。即电力系统受干扰后,电力系统功角稳定破坏,或电压稳定破坏即电压崩溃,或频率稳定破坏即频率崩溃,或三者中的任意二者或全部破坏,电力系统瓦解,大量损失负荷。 下面例举了电力系统的一类灾变的发生发展过程。 1.假设 l 事故前潮流如图1所示,且节点2、节点3联络开关通过功率很大;线路1~2,1~4接近稳定限制功率运行。 l 线路配置较完整的继电保护和重合闸,且线路1~2,1~4跳闸可联切电源1号机组和分别联切节点2、4部分负荷,但事故当时联切装置停运检修中。 l 变压器配有常规保护;发电厂配有常规保护和自动控制装置。 l 电源节点2与系统联络开关有振荡解列、低电压解列联系;节点3与系统联络开关有振荡解列、低频率解列联系。 2.灾变发生和发展过程 (1)线路1~4永久故障,两侧保护正确动作掉闸。1号电源因离故障点近,冲击较大。 (2)线路1~4负荷转移至线路1~2,1~3,线路4~3潮流反向。 (3)电源1,3间功角稳定破坏,系统振荡,1号电源侧频率大幅上升,3号电源侧频率大幅下降;电源1,3之间联络阻抗二分之一处(电源2附近)为振荡中心,电压稳定破坏。 (4)1号电源部分发电机过速解列停机。2号电源与系统联络开关振荡解列、低电压解列供电地区,但因事故前该地区受进功率很大,事故时电压很低,低频切负荷装置启动功率不足,大都未动,故解列以后,频率陡降,最终该地区所有发电厂被迫解列,部分停机,局部系统瓦解。3号电源与系统联络开关振荡解列、低频解列动作供电地区,但因事故前所在局部系统功率外送较大,加之在系统振荡过程中部分低频减载动作,解列后功率过剩,频率上升,部分发电机组被迫减出力或解列停机。负荷节点4,因在振荡过程中频率很低,低频减载动作,大部分负荷损失。 灾变最终结局是:2、3号电源解列,系统损失大量负荷,全网和局部系统2均瓦解,局部系统3解列后也几近瓦解。 由上述简单系统灾变的示例以及结合多次实际电力系统灾变事故经验,可将电力系统灾变的主要特点总结如下: 1.具有极强的综合性。电力系统灾变几乎涉及到电力系统中的所有重要问题,几乎每一起电力系统灾变事故均与系统失去稳定有关,灾变是系统失去稳定并导致大面积停电的结果。因此在研究中必然会遇到电力系统原有的众多难题,如系统的动态等值与简化、稳定判据的选择、负荷的动态模型难以获得、控制方法的适应性以及系统的强非线性和时变性等问题。 2.连锁性故障是导致电力系统灾变发生的主要原因,它表现为一系列线路和电源的连锁反应跳闸,并最终发展为系统的解列、频率或电压崩溃。连锁性故障往往由极其罕见的严重事故造成,具有偶然性和不可预测性。典型的严重事故包括同一走廊的输电线路全部同时断开、枢纽变电所全停或占系统容量较大的一个发电厂全停等。目前人们对连锁性故障发生的机理只有一些定性的认识,对连锁性故障发生机理的系统性研究仍不多见。 3.连锁性故障发生时的控制方式及策略与常规情形不同,要求在灾变研究中应考虑罕见严重故障发生时的控制方式和策略,这与以往的基于个别故障发生后采用的控制方式和策略明显不同,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很少见诸于文献。 三.电力系统灾变原因 仔细考察过去发生的多起重大电力系统灾变事故,可知导致事故扩大的原因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种: a)输电线路过负荷或故障跳闸,引起大量负荷转移,最终造成一系列线路和电源的连锁反应跳闸。1961年英国东北部、1965年美国东北部和1967年美国东部的大停电等事故均是由上述原因引起。 b)负荷增长过快,系统无功不足而导致电压崩溃。1978年法国和1987年日本大停电事故便是由这一原因造成的。 c)系统元件的保护或自动装置拒动或误动。 d)线路多重多次故障,导致一系列跳闸,最终发展成稳定破坏事故。 e)大机组跳闸,引起连锁反应,最终发展成稳定破坏事故。 f)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或人为因素(如地震、战争等)。 灾变是系统稳定破坏的结果,根据系统失稳的特征不同,稳定问题包括功角稳定、电压稳定、频率稳定以及电力系统非管制后所呈现的电力市场稳定问题。 l 电力系统功角稳定 所谓电力系统功角稳定就是要求保持电力系统中所有同步发电机并列同步运行。交流电力系统的正常运行条件是各发电机按同一供电频率同步运行以保证为用户提供统一频率的电能。电力系统失去功角稳定的原因是在运行中不断受到内部和外界的干扰,使电气连接在一起的各同步发电机的机械输入转矩于电磁转矩失去平衡,出现各发电机转子不同程度的加速和减速,以及各发电机转子相对功率角的变化,如果这种变化随时间增大,则最后将使发电机失去同步运行。由于各发电机的频率不相同,电力系统中的电流和电压将发生很大幅度的振荡,用户得不到正常供电,保护装置动作,一般要断开受影响的发电机、线路等元件,有可能使系统解列为几个子系统并不得不切除负荷及发电机,从而导致全系统的崩溃。失去稳定的现象可能是发生一台发电机与其余发电机间,或者发生在几群发电机间,每群发电机内还是同步运行的。 l 电力系统电压稳定 电力系统的电压稳定性是电力系统维持负荷电压于某一规定的运行极限之内的能力,它与电力系统中的电源配置,网络结构及运行方式、负荷特性等因素有关。在电力需求不断增加,受端系统不断扩大,负荷容量不断集中,而电源又是远离负荷中心的情况下,以及输电系统带重负荷时,会出现电压不可控制连续下降的电压不稳定现象,即电压崩溃。它往往由于电力系统电压的扰动(如发生短路,大容量电动机的启动,冲击负荷等)、线路阻抗突然增大(断开线路或变压器)、无功功率减小(断开发电机或无功补偿装置)或节点负荷的增大而诱发,使大量用户断开和大面积停电。 l 电力系统频率稳定 在电力系统稳态运行情况下,全系统的发电机出力和负荷(包括线损)是平衡的,电力系统频率是一个全系统一致的运行参数。在实际运行时,当电力系统出现干扰使发电机的总出力和负荷的总功率出现不平衡时,相应地将导致各发电机转速和频率的变化。在频率变化的第一阶段调速器和调频系统还没有动作,系统的平均频率将下降或增大,各发电机间将产生振荡;第二阶段发电机的调频系统以及负荷的频率调节效应,导致发电机有功出力以及负荷的变化,随着电力系统容量的增大,频率的微小偏移均将发生很大的有功潮流波动和调整,如果电力系统频率进行的监视和调节不够,就会导致系统频率的进一步恶化,这又将导致系统电厂中锅炉出力的变化,以及电动机负荷的变化,使得电力系统的出力和频率进一步变化,最终使系统走向频率崩溃,一致全系统大面积停电。 l 电力市场稳定性 当前电力市场化浪潮席卷诸多国家,我国也在积极推行市场化改革。先进国家电力工业走向市场的经验表明:电力系统的市场化运作由于打破了垄断,引入了有序竞争机制一般将使发电成本降低30%,电价降低26%左右,这对降低产品成本,提高产品竞争力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但是电力市场的发展在带来明显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对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性提出了新的课题,即电力市场经济稳定性。从而电力系统的稳定性将由两部分组成,即前述的电力系统物理稳定性和电力市场经济稳定性,而且两种稳定性紧密交织在一起,灾变发生的可能性将大为增加。比如1996年发生的两次美国西部大停电以及马来西亚大停电就是市场化改革带来的惨痛教训。 电力市场稳定性指电力市场必须保证其经济活动的稳定性。政府部门和电力市场的各参与方都希望评估影响电力市场稳定性的各种因素,了解电力市场在受到预想扰动时的动态行为和稳定程度,并希望可靠的算法支持其决策,防止市场的崩溃。 影响电力市场稳定的因素有: 1) 市场经济下的系统运行工况将由市场需求来决定,系统间大量的电能交换和交易、不可预测的潮流和线损等因素都增加了运行调度的不确定因素,更容易遇到离线分析未考虑的工况。 2) 电力市场下,发电、输电、供电将各自成为独立的经济实体,电网公司将不再具有在传统垂直一体化电力结构下的调度能力,网络的安全问题将更为突出。 3) 在宏观经济方面,能源政策、环境法规和国民经济发展态势的调整 4) 在微观经济方面电力市场规则的修改,各参与者的博弈 5) 在技术方面,电力系统的物理特性、安全稳定导则、稳定传输极限引起的阻塞、分析技术和控制技术 电力市场稳定性的研究内容是: 1) 在市场均衡价格下,研究市场价格微小偏离市场均衡价格时的市场稳定性 2) 研究市场在大扰动情况下,系统是否能够保持足够多的发电公司、充裕的可发电容量及可输电容量,也即电力市场的大扰动稳定性问题。美国加州电力市场崩溃时发电成本上涨和发电容量不足,造成加州批发电力市场价格飞速上涨,而当时的用电端是按照冻结电价售电的,这样就失去了电价调节的杠杆作用,用户的用电弹性作用完全丧失,市场价格失衡 3) 研究电力市场的动态品质问题,如电价的渐进性、对振荡的阻尼等。 四.电力系统灾变防治策略 电力系统灾变防治研究是一项复杂的综合性工作,涉及到电力系统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在连锁性故障的机理及其发生时的控制方式和策略、电力系统隐患的探测和预防、决策准确性与快速性的兼顾以及完善预警系统的建立等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 电力系统灾变防治系统(Power System Collapse Prevention System,缩写为PSCPS)研究的目标 1)准确地进行判断并给出正确的控制措施是对PSCPS的基本要求。电力系统扰动发生后,要求PSCPS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对系统的有效控制。在紧急情况下,只有准确的决策和快速的执行才能有助于电力系统状态或性能的改善,否则会加剧系统的崩溃。然而,目前研究中采用的算法和方法多数仍难以满足PSCPS的实时性要求。快速性和准确性要求一直是电力系统研究中的一对矛盾,同时满足快速性和可靠性要求的安全及稳定控制算法才具有实用价值,机理可行而缺少实时性的算法虽具有研究价值,但却不宜采用。 2)PSCPS应具有鲁棒性和适应性,不应受到某些虚假现象的影响而产生误判。电力系统的时变性要求采用的控制方法和策略具有适应性和鲁棒性,即要求针对不同的问题采用不同的控制方法和策略以确保控制的准确性。电力系统的扰动具有不确定性,危险形式也千差万别。不同的扰动和危险方式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需要各自不同的判定方法和控制策略。PSCPS必须能正确地识别各种危险发生或即将发生时系统的相应特点,并做出合理的决策。此外,PSCPS还应能正确识别系统正常的扰动和真正的危险,并做到“去伪存真”。 3)PSCPS的算法应能反映系统的实际,采用的假设应具有合理性,其对系统危险指标的判据应是充要的。这主要体现在研究中采用模型的适应性、系统等值的准确性、预想事故集筛选的合理性以及判定方法的选取等多方面。在PSCPS研究中,针对不同的问题应采用更接近实际的系统模型。首先,假设应是合理的,在做系统简化和等值时,需使简化后的系统符合实际的未简化系统,或者保证简化引起的误差不使PSCPS做出虚假或错误的判断;其次,所采用的预想事故筛选原则应是准确的,不应遗漏任何具有潜在危险的预想事故。 4)PSCPS包括的一系列重要稳定裕度指标如电压稳定、功角稳定和频率稳定指标等应是基于参数空间的,且具有可操作性和直观性。它能回答诸如某条或某几条母线上可同时增加的负荷有功和无功功率数量,某条或某几条输电线上可同时增加的有功传输功率等具有实际物理意义的问题。基于系统状态空间的性能指标虽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但常常缺少实际可操作性。 5)在紧急或事故情况下,PSCPS给出的控制决策除了要考虑系统安全性外,还应使控制代价最小。保守的决策虽能保证系统的安全,但却会带来不必要的损失,因此要求PSCPS具有优化控制决策的功能。 6)在电力市场环境下,PSCPS应能准确在线度量当前市场的结构稳定性和有界稳定性,基于发电及用户侧的市场报价,解决含动态稳定约束的阻塞问题,优化调度,以及提供高质量的各种辅助服务决策。 因此电力系统灾变防治急需解决以下问题: 1)电力物理大系统的稳定性理论 包括建立电力物理大系统的整体建模;电力大系统全局稳定性的定量测度理论,研究电力系统稳定域的拓扑结构,失稳模式及其演化规律;电力大系统稳定性的在线快速评价方法体系。 2)电力市场稳定性理论 建立电力市场的动力学模型,研究电力市场竞价、交易、调度运营等动态行为对市场稳定性的影响,研究物理系统与经济系统稳定性的交互关系。 3)连锁性故障发生的机理和控制策略 研究连锁性故障发生的条件和特征,探索研究连锁性故障的理论和方法,制定反连锁性故障的相应措施。 4)电力大系统的非线性优化控制和优化调度理论 研究电力大系统的非线性鲁棒控制原理,使得系统具有鲁棒稳定性和高干扰抑制能力;研究混杂系统复合控制理论,解决非线性高维、分块、多层、连续信号和离散信号并存的控制系统设计及求解方法;研究混杂系的调度策略。 5)电力大系统的实时仿真决策系统 建立全新概念的发电厂与电网控制与调度的计算机实时信息处理系统,即需研究电力大系统整体和各个组成部分的实时仿真决策系统,分层分块地建立运行中各发电厂与整个电力系统的在线实时仿真决策系统,它可实时给出潮流调度最优方案和反事故紧急措施的合理建议等。 6)建立电力市场的实时仿真决策系统。 五、电力系统灾变防治策略示例——先进励磁控制技术运用 电力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依托清华大学)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下,在中电联合水力发电学会自动化专委会推动帮助下,与长办机电处、水科院自动所、华中电力集团公司、内蒙电力公司、广东电力集团公司以及葛洲坝能达公司等单位合作,经过近十年的努力,已成功地研制了GEC-I性全数字式非线性最优励磁调节装置,并已投运于丰满水电厂、海渤湾电厂、沙角电厂(A)、焦作电厂、沙岭子电厂等十多台机组,提高了有关电网的安全稳定性,产生了重大经济和社会效益。近期内丰满第二台和广东连州、韶关、华北大同一电厂以及浙江镇海等电厂的该型装置即将投入运行。目前,该国家实验室在东北电力集团公司支持下,研制了双工控机,具有彩色平板数据和波形显示器(PPC)的新型非线性最优控制装置GEC-II,可望于1999年三季度以前投入白山水电厂30万kW机组试运行,为三峡机组励磁系统国产化作进一步技术准备。 上述励磁调节器,从理论、软件到结构完全具有我国自主产权。其理论上的领先地位已为国际有关专家公认;对提高和改善电网稳定性的重要作用不仅被理论和仿真证明,而且已为内蒙电网实际发生的故障所验证;也为华中、西北、浙江、四川等电网科技人员独立进行的物理和数字仿真(用“综合稳定程序”)所证实。本文将对这已具有我国完整知识产权的高科技装置从理论优势、装置特点、仿真结果和实际运行等方面作扼要阐述。 5.1 理论上的创新性 首先让我们对励磁调节器设计的理论基础发展过程作简要的回顾。 5.1.1单参量辅助控制 60年代,随着美国电力系统的发展,特别是发电机快速励磁(自并励方式)的广泛应用,工程控制论中的一对最基本的矛盾即控制系统的灵敏性与稳定性的矛盾便日益显露出来。美国一些电网产生了多起“低频振荡”(LFO,Low-Frequency Oscillations),这种LFO现象从物理观念上可归为“欠阻尼”问题。约30年前(1969年)美国de Mello F等人提出了可用辅助励磁控制(SEC,Supple mentary Excitation Control)来提高系统阻尼[1],并给出了辅助励磁控制通道的具体传递函数为: 式中,是辅助控制环节的输出; 是转速偏差。 由于转速的导数近似地与发电机有功功率成正比,故上式中的反馈量亦可换成,当然传递函数亦应作相应的改变。 以上这种单参量(或)辅助控制环节,发明者将其称为PSS(Power System Stabilizer)。从那以后北美大多机组都装上了“PSS”,随后其他国家和我国也不同程度上引用这项技术。 国际励磁控制界权威学者,加拿大温哥华B.C大学终身教授Yu Yaonan(余耀南),对PSS做过精细深的研究,发展了de Mello等人的方法,提出了一套算法和设计方法,其成果载于他的ELECTRIC POWER SYSTEM DYNAMICS(《电力系统动态学》)这本名著中[2]。虽然不少学者就按单机系统模型设计的PSS在多机系统如何协调问题上想了不少办法,但仍然存在着如上述著作第3和第4章中所指出的问题:①尽管北美大多数电厂装有PSS,但LFO现象仍时有发生;②由于设计方法本质上是单机单参量的相位补偿法,其所适应的系统振荡频带相当狭窄。 我国华南电力系统原打算采用“PSS”来提高系统小干扰的稳定性, 但在计算中发现难以用一种不变的PSS参数来适应系统运行方式的变化。 5.1.2线性最优化励磁控制(LOEC) 为了对励磁控制技术作进一步改进,余耀南教授于1970年在IEEE期刊上发表了他在电力系统线性最优控制领域的开篇文献[3],随即在国际电工界掀起了线性最优励磁控制(LOEC,Linear Optimal Excitation Control)研究热潮。这种控制理论与技术和以往相比,主要有以下两点革新:第一,将单参量辅助反馈改进为多参数反馈(反馈量为电压,功率,转速和转子电压。);第二,运用“线性、二次型、黎卡梯”,(LQR)这一成熟的控制方法,求得多个反馈量之间的最恰当的放大倍数匹配关系,因而实现“最优化控制”。 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本文第一作者等在高景德教授、余耀南教授指导下,在LOEC的设计理论的系统化和工程实用化等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这种以LQR方法为理论基础的线性优化励磁控制装置从1986年第一台在碧口水电厂试验并成功投运后。在国内得到了推广与运用,该技术被成功地用于红石和刘家峡等水电厂(调节器由洪山电工所制造)。在国外,法国EDF比我国约晚5年,也独立的研制出线性多变量优化励磁控制器,称为“四通道控制”,解决了法国电力系统的低频振荡(LFO)问题。 由于LOEC有如上所述的两点革新,故显著拓宽了所适用的振荡频带(亦即增强了对振荡频率变化的鲁棒性);更加有效地抑制LFO,这一点不仅为动态模拟实验、数字仿真所反复证实,也被碧口水电厂和红石水电厂令人信服的现场试验结果所验证。1990年清华大学进一步改进的线性优化控制——“零动态最优励磁控制”,在微机励磁调节器上得以实现。至此,我国已从理论和装置上占据线性化励磁控制技术的制高点。 5.1.3 近似线性化模型的局限性 上述两种控制方式虽有种种差异。但它们本质上部是基于单机系统在一个特定的平衡点(即特定潮流)处近似线性化的数学模型设计的。虽然PSS模型是以传递函数G(S)表示的,LOEC是以线性定常系数微分方程组表示的。但我们知道,传递函数只是线性微分方程的拉氏变换形式而已。 电力系统实际上是一个强非线性的系统,其中第i台发电机有以下模 型: (1) 式中,—皆为常数,和分别为转速和暂态电势;为转子电压,是控制量。 和是关于和的非线性函数,分别为: (2) 式中,为发电机转子角;为常数。 把非线性函数在某一特定状态下近似线性化后,代入原方程即可得近似线性化数学模型。其近似线性化的处理方法是把和在某一特定状态处按台劳多项式展开后只保留首项,而把二次方和高次方项统统忽略。该处理方法在微分学中称为“以非线性函数在某一特定点处的全微分代替其在该点处的增量”。用几何学的观点来看,即以状态空间中在点处某曲面的切平面代替其曲面(参见图1)。 图1 以处的切平面近似代替曲面示意图 问题很清楚,这种近似只是在当实际运行的状态点离开点很近时才是对的。在电力系统发生短路故障时,实际运行点必然会远离初状态。由图可知,这时近似线性化的数学模型就完全不对了。因此按这种模型设计的励磁控制器,在大干扰下控制效果将会大大削弱,甚至产生负作用。为此PSS环节的输出必须加严格限幅(美国学者坚持限幅在土5%);LOEC虽尚未发现有负作用产生,但对提高暂态稳定作用甚微。 5..1.4 非线性最优励磁控制 目前我国电网,低频振荡和小干扰稳定性的改善固然重要,但更具重要意义的是要提高其暂态稳定水平,为此迫切需要发展直接按多机系统精确非线性模型设计的最优励磁控制器。在过去的十年里,国际上基于微分几何方法的非线性系统控制理论有了较系统的发展,美国将其用于如飞行器和机器人等控制系统。在我国,本文作者首先将其用于复杂电力系统,并发展了这种理论,在IEEE/PES,1989年第一期上发表了该领域的开篇文献[4];随后MIT的Ilic教授和多国学者在该领域进行了跟踪研究。1993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电力系统非线性控制》专著[5],奠定了基于微分几何方法的电力系统控制理论基础。1996年11月IEEE电力系统卷发表了本文作者的“分散非线性最优励磁控制”一文[6],该文在国际上首次给出了关于这类非线性控制解最优性质严格数学证明,使这种理论上升到“非线性最优”的高度。论文为SCI收录,被各国学者多次引用,使我国在该前沿学科领域占有国际上一席之地。 90年代初,IEEE自动化学会主席华盛顿大学Tarn T J教授对我国学者这一成果是这样评价的:对非线性系统微分几何方法的发展有重要意义,且这种理论和方法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应用领域。他们明确指出:研究结果表明,与传统方法相比,这种非线性控制方法在改善电力系统暂态稳定性、动态品质优化方面有着突出的优越性。最后他得出结论:中国这方面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美国科学院院士Zoborszky J教授热情评论道:非线性几何方法是一种高新而精深的科学方法,加之电力系统模型的极其复杂性,中国作者成果是一个通过精确与博识的分析使问题得到明澈无疑解决的范例,是一项极具吸引力与挑战的新贡献。 其实这种理论和方法的主要思路是相当简单明了的。 电力系统中运行的发电机组的数学模型有以下形式(具体模型见(1)): (3) 式中,是状态量;是的非线性函数向量;是常数向量;是励磁控制量。 方法是要求找到一组非线性坐标变换: (4) 同时又找到非线性控制律(状态量非线性反馈) (5) 这里都是的非线性函数。使得发电机组励磁控制模型(3)精确地在全动态过程意义上转化为Z坐标下的线性系统(故称作“通过反馈的精确非线性化”方法): (6) 根据线性优化原理很容易找到(6)式中最优的,将代入(5)式,即可得到非线性励磁控制策略。 (7) 上述结果已由本文作者在1996年IEEE上发表的论文证明:以上非线性控制解对原非线性系统(3)也是最优的。 用以上方法得到的非线性最优励磁控制规律为: (8) 式中,分别为发电机有功功率、无功功率、端电压、转速,其它皆为这台发电机本身的参数。 励磁控制规律(8)有以下特点:第一,其中仅含有受控发电机可测的状态变量,所以实现了真正的分散控制;第二,仅含有受控机组本身的参数等,故对网络结构的变化有完全的自适应能力(鲁棒性);第三,由于在求解该控制律中,未对模型作近似线性处理,该控制规律对“小干扰”和“大干扰”同样适用;第四,文献[6]业己证明,该控制规律对一类二次型性能指标是最优的。 应指出(8)式所示的是发电机全状态量非线性最优反馈策略,这种策略对电力系统起着镇定(Stabilizing)作用(无论对于小干扰还是大干扰)。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它是:全状态量非线性最优PSS(Power System Stabilizer)。 5.2.装置的先进性 由我国自主开发的高科技产品GEC-I型微机非线性励磁调节装置是在先进理论指导下 设计的并采用现代微机技术,集先进性与可靠性于一身,专为大、中型发电机组设计的励磁调节装置。 通过近十个电厂中的运行,显示出该装置除采用了先进的励磁控制理论外,还有诸多的特点: (1) 实现了全数字化设计。该励磁调节装置从交流输入到控制脉冲全部实现了数字化,完成了交流采样、数控脉冲等一系列先进的微机技术,取消了模拟环节和电位器调整环节,在硬件结构上实现了最小系统配置,提高了装置的可靠性和调节精度。 (2) 实现了国际标准化的软件设计。该励磁调节装置在实现了最小系统配置的条件下,保护与调节功能均采用软件设计得以实现,如TV(电压互感器)断线保护、强励反时限保护、低励限制保护、V/F限制保护,以及功能齐全的调节方式,如非线性最优励磁调节方式,线性最优调节方式,PSS方式以及PID调节方式,恒无功和恒功率因素方式也在考虑之列。 (3) 实现了设备调试智能化。该装置具有方便直观的人机接口;运行中不仅能直观地了解装置的工作状态和发电机的运行状态,而且一切调试均能由计算机系统的功能键完成,如零起升压、土10%阶跃响应。调节器参数和保护参数的整定均能由加有密码的键盘来完成。 (4)实现了系统元件板的故障自诊断功能。整个调节装置在运行过程中,具有完整的故障自诊断系统,一旦故障出现能明确地指出故障板,使之可达到最快修复的目的。 (5)故障信息记录也是该励磁调节装置较为突出的优点之一。当系统出现故障或操作人员误操作引起的故障,以及装置本身故障都可由故障信息记录系统查明原因,对于分析故障原因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5.3.非线性励磁控制对提高系统安全稳定性的重要作用 同步发电机励磁调节对提高电力系统稳定性的重要作用早在四五十年代就已引起了充分重视,非线性最优励磁调节对提高电力系统的静态稳定、暂态稳定和电压稳定方面己发表了多篇研究论文。从计算机仿真研究、动态模拟实验研究、直至现场故障的实际动作行为都证实了非线性最优励磁调节的重要作用。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己完成了华中电网、西北电网、新疆电网、浙江电网的仿真研究,华北电网和广东电网以及西南电网仿真工作正在进行中。仿真研究是基于电科院电力系统分析综合程度(PASSP)进行的,几个系统的仿真结果如下。 5.3.1 对提高西北电网稳定性的仿真研究 西北电网包括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四省。截止1996年底全网统调容量1300万kW。西北电网主网架为330kV电压等级。主网联接是一个环形网,其环网总长度近 2000km,而东西部之间的输电距离为500km.,位于北部的宁夏网是通过双回线以三角环网的形式与主网联络,西北电网的接线示意图参阅文献[7]。 就运行的稳定性而言,目前西北电网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1) 西电东送方式存在弱阻尼现象,动稳极限仅为80万kW,无法满足功率交换的要求; (2) 东电西送时存在暂态稳定问题。暂稳极限仅为73万kW; (3) 区域网的局部稳定问题也较突出,特别是宁夏网、陕南网和汉中网都存在电压稳定性问题亟待解决。 通过对西北电网详细的仿真研究,可得出以下结论:西北电网在安康、渭河、碧江、清远、龙羊峡、大坝、大武口7个电厂中装设非线性最优励磁调节器,西电东送的动态稳定极限可由原80万kW提高到100万kW。东电西送的暂态稳定极限由73万kW提高到80万kW,对区域网中的各局域网的稳定水平和电压水平也有显著的改善。典型的仿真结果参阅文献[7]。 5.3.2 R4华中电网稳定性改善的仿真研究 在华中电网中,由于湖北电网与江西电网之间的弱联系,当500kV葛凤线发生三相短路后,葛洲坝大江机组对南昌机组的功角摇摆出现等幅(甚至增幅)的低频振荡,鄂东下陆至江西柘林线路的有功潮流出现等增幅的低频振荡。研究表明,若在葛洲坝电厂、汉川电厂和南昌电厂的机组上装设非线性最优励磁调节器,不仅可有效抑制上述的低频振荡问题,而且还可改善系统的暂态稳定性,其仿真结果见图2所示。 葛洲坝大江机组对南昌机组功角摇摆曲线 虚线为常规控制 实现为NOEC控制 图2 华中电网仿真结果 从以上几个系统仿真结果可以看出,发电机非线性励磁调节器对于同时改善电力系统的静态稳、定暂态稳定和电庄稳定均能起到重要的作用。 5.4. 结论 “一个没有创新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我国政府强调要特别重视“研制开发出一批具有我国知识产权的高技术产品”。本节所介绍、评述的全数字化非线性最优励磁调节器;从理论到装置具有完整的我国知识产权。 本节所介绍、推荐的控制装置是在我国的基础理论研究成果电力系统非线性控制理论指导下设计的。该理论在电力系统小干扰和大于扰稳定控制的统一性,控制对于电力网参灵敏和结构改变的鲁棒性,各发电机控制所需反馈量的独立性以及控制规律的最优性这4个长期希望解决但未能解决的问题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国际一领域起着“挑头”作用。 装置实现了从采样到脉冲输出的全数字化和100%的冗余度,并且以国际上最可靠的工控机总线为硬件核心和依托,可靠性高;新改进的产品具有彩色平板显示器,可显示和记录运行状态和波形,这一点也比国外同类产品先进。在我国目前已有24套装置投入运行。 国务院领导同志和三峡总公司的负责同志对三峡发电机组控制系统和二次系统国产化问题十分重视。鉴于三峡电厂的特殊重要性,我们在为三峡而研制的励磁控制器中除其硬件核心部分采用国际上最可靠的工控机外(这一点已做到),其它部件,包括开关、插件、端子等所有零部件也应采用国际上最先进可靠的产品。这样做与自主知识产权丝毫也不矛盾。如果我们在硬件上采用国际最先进可靠的产品,在理论和软件上我国已经领先,二者结合起来,就能使整个产品跨入到国际先进水品行列。 基础理论论文:传播学基础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内容摘要】建立可靠的传播学基础理论是当今传播学研究面临的一个紧迫问题。而哲学问题、社会学问题及文化问题都不同程度关联到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现象学、解释学及“法兰克福”学派等几种有影响的主体哲学通过社会学理论及文化理论内在地决定了传播理论的框架和体系,因而,反思主体哲学根基的弊端,超越人类中心论思维的局限是现代科学认识论的核心问题。马克思的实践理论及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为主、客体的协调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当代社会学中的结构化理论及文化研究中的人类共同心智及社会知识型理论都提出了结构重于主体的解释模式。这些理论不仅在社会学和文化研究方面有十分积极的意义,而且对传播理论研究也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传播学基础理论;主体哲学;主客体协调;社会学理论;文化理论 传播理论集中体现了现代知识的综合,这种综合体现在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和开放性上。传播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既可以指狭义的创新和发展(指传播理论自身),也可以指广义的创新和发展(指影响到传播理论体系的建立),由于学术界对后一个问题论述不多,本文主要论述影响传播理论的基础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本文谈到的基础理论主要分为哲学问题、社会学问题、文化问题等3个方面,这3个方面不同程度涉及到传播理论。理论界选择什么样的基础理论,传播理论相应地就会带什么样的印记。就目前有影响的传播理论来看,主体哲学(对哲学的基本问题偏于主观的理解)及相应的社会学理论和文化理论的影响更大。今天,审视传播理论的基础理论,使传播理论建立在可靠的根基之上,继而创新和发展传播理论,是传播学界面临的一项基本任务。 影响传播理论的几种主体哲学 在当代,哲学思想对传播理论的影响通常是通过社会学为中介的,我们在评判一种社会理论时,总是在评判一种哲学思想。为了叙述的便利,我们首先分析影响到社会理论的哲学思想,然后分析其相应的社会理论和文化观。众所周知,主体哲学在西方哲学中更为典型和明确,在西方思想史上有其长久的历史背景。自文艺复兴以后,绝大多数哲学流派都是以主体意识的第一性作为理论的起点。在20世纪,从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到解释理论,从精神分析到现象学,从存在主义到“法兰克福”学派,主体第一性的观念以各种体系表现出来:心灵、心理、直觉、精神、体验、理性观念、人道主义等等,它们都指代一个实体——主体,是主体赋予了人类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这种信念在现象学哲学、解释学哲学和“法兰克福”学派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它们在社会——文化理论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它们也通过社会——文化这个中介间接地影响到传播理论。至今,我们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的争论仍是这些方面的延伸。 我们首先来看现象学,胡塞尔提出现象学的观念并发展了现象学的方法,现象学哲学有一套较为完整的认识论,以现象学为框架的社会学也多以此为根据发展了意向理论及价值理论。现象学的基本任务是以直觉达到人类理性的深刻基础,这一任务的前提是直觉是一切知识的合理根源,一切在初始状态的直觉中呈现的事物将会完全地如其所呈现自身的那样被接受。这个假设中,主体的理性被赋予了不可动摇的地位,直觉是我们接受事物的外在方式,最后还会有一先验的自我来保证直觉的可靠。为了达到本质的直观,他提出了“现象学的还源”,简单地讲,这一命题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 历史的加括弧:即把我们的各种信念(不论是经验的概括还是各种现实的信念)全部悬置起来,并不对它们作是非的判断。2.存在的加括弧:放弃一切有关存在的判断,因为哲学的认识是对本质的认识,而对现实存在的判断则非本质,所以,对存在的判断也应中止。3.先验的还原:这种还原使我们从此验的自我走向先验的纯粹自我,这是世界上一切意义被建立起来的基础。胡塞尔晚期则将自我纯粹意识视为最终的绝对领域,即它的存在不需要任何实在为前提。纯粹意识的地位确立后,即可以解释经验世界,如果人们在经验的世界找到共同之处,那么,这是因为他们在意向性上是一致的。 正是这种主体哲学的框架和意向性理论,影响到后来的现象学社会学的发展,舍勒提出的价值哲学、舒茨的意义理论都与现象学有着密切联系。现象学对现代微观社会学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只要我们看一下戏剧理论(戈夫曼),本土方法理论(加芬克尔),交换理论(雷克斯)及冲突理论(霍克斯),无不带有意向性理论的影子,无论是日常的自我还是掩盖了意图的自我,都可以在现象学纯粹那里找到最后根源。 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将胡塞尔的现象学观念扩大到社会领域,认为对社会活动的理解取决于主体间的一致,意义在于主体赋予对象的过程上,社会互动之所以可能,也是由于主体间的一致性。和一些其他的微观社会学理论相似,现象社会学也是以个体为基本的考察单位,尽管这些理论以互动来解释社会系统,但它们几乎都忽视了社会制度对个体的制约。从理论上讲,社会结构的形成总是离不开个体及集体的参与,但社会制度形成稳定状态后,它总是从语言到思想、从法律到伦理、从制度到信念各个方面来制约个体。主体既参与了社会制度的形成,同时,又是社会制度的产物,个体的动机和行为往往是制度化的结果。离开了社会结构和制度,很难解释一些行为和动机的原因,这也是微观社会学理论普遍的局限所在。 一些其他的微观社会学理论如符号互动论等也都是以个体为根基来解释社会,个体往往成为不受社会制度制约的个体,微观理论的共性表现在它们几乎都在表述主体哲学的一些基本主张。 解释学也存在着类似的理论。解释的根基建立在个体的体验和理解之上,为了说明解释是普遍有效的,就要说明解释在主体间是一致的,为了说明主体间的一致还要找到更基础的东西。当代的伽达默尔是用语言来解释主体间的一致,语言既是解释学的根基,也是对世界的体验,其核心观念是人类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用委婉的体验解释世界无疑要比现象学更少地依赖于主体,但体验的背后又隐含着原来的主体。 解释学赋予了个体极大的心理自由,个人的体验成为分享共同意义的重要方式,特别是对解读精神性文本来讲,由于时间的差别,也由于解读者所处社会历史背景的条件,解读者不可能得到文本的原始意义,解读总是充满了个体的理解,因而文本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在所难免,这种多样性和差异性也是合理的。显然,在文本和读者的关系上,解释学以牺牲文本来迎合读者,其相对主义的结局不可避免。 “法兰克福”学派发展了一套批判理论,批判理论旨在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思想体系。从认识论上看,批判理论主要对实证主义提出了批判。批判理论的核心是人与自然的对立,精神与物质的对立。批判理论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矛盾可以从近代的启蒙找到根源,启蒙精神在改变自然时从认识理性中发展了极度的工具理性,科学技术也是工具理论的集中体现,当世界都变成可度量的对象时,人也变成了被奴役的对象。在当代,启蒙精神变成一种操纵意识,这又是通过大众文化来实现的,大众文化造就了文化产品的单一化和标准化,文化工业代表了这种单一化和标准化。简而言之,“文化工业”已成为当代一种新的社会控制形式。 纵观以上几种哲学思想,无论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有多么不同,确定主体意识优于并高于所有一切,是他们哲学推论的前提。正因为存在着主体意识与外在世界的对立,他们的结论几乎都包含了事实与价值的对立,世界与心灵的对立,以致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对立,在更极端的态度上往往以牺牲认识的理性法则来换取意识的自由。我们在伽达默尔及“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胡塞尔那里,可以看到精神世界的无限膨胀,科学涉及到的物理世界往往被看成对意识自由是一个极大的妨碍,甚至对意识自由是有害的。主体哲学很少考虑这样的问题:即主体——客体二元对立的框架中,主体的推论是否包含了局限和偏见的问题。绝大多数的主体哲学将理性看成是自明的,客体就是呈现为主体推论的结果,这个假定预设了主体不会出现任何偏差。而事实上无论在哪种意义上,这种假设都是不可能的,特别是近代科学的发展,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主体意识不可避免地会包含着局限。思想史的发展能清楚地说明这一点,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在未能把握其本质前,总是以主体的图式看待世界的,以人的特性解释世界注定会产生拟人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也不可避免地暗含了人类中心论的思想,主体哲学就是按这种推论极端发展的结果。主体哲学是在人类中心论和拟人论的框架下来看待人与世界的,这样,对世界的认识总是折射出主体的意图和限度,世界的存在往往被看作人类中心的象征。换言之,它没有实体性的地位,它的性质全靠主体意识的解释。这种认识世界的方式不仅存在于西方古典哲学中,也存在于其他民族的哲学中。当人类不能分离出单独的客体时,除了用人这个尺度解释外别无其他方式,这也不难理解为何主体哲学一直是哲学史中最有影响的理论。 认识到人类中心论及主体意识的局限是近代科学理论的成果,这个开端就是哥白尼的天文学革命,在他的日心说中,太阳是宇宙的中心,地球自转并和其他行星围绕太阳公转。与地心说相比,这是一幅全新的世界图像。这里,不论是地球还是人类,都不具有特殊目的和意义,相反,他们(它们)只是宇宙系统的一部分,这种理论最早喻示了人类从中心到系统的变化。 在以后达尔文的理论中,也提供了反对人类中心论的又一种理论。按照其理论,人是生物连续进化的一个环节,人也像其他生物一样组成了一个系列。这里,人不具有特殊的意义及目的,这种理论也排除了神学理论的创世说。达尔文理论与哥白尼理论在反对人类中心论上是一致的。这两种理论都说明了人既不是世界的创造者,也不是世界的目的。此外,当代量子力学也提供了背离人类中心论的理论。这里,主体哲学与人类中心论有着天然的联系,正因为它假定了人是世界的终极目的,因而,它无法解释真正的客观世界,也不可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理论,而科学理论总是呈现出反拟人化的结果。 现代科学理论的发展过程越来越趋向将人视为无数系统中的一部分,人类既不是世界的创造者也不是世界的目的。如果这样看待人类,人类中心论的思想是值得怀疑的,主体哲学的观念也是值得怀疑的。 建立主、客体相协调的理论 就认识论来看,主体哲学代表了解释世界的一个方向。除主体哲学以外,一些哲学家力图使主客体协调起来,这种努力在近代开始显示出积极的成果,超越主体哲学的有效途径在于恰当地说明主客体的关系。对马克思来讲,解决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首先是实践的问题,因为实践包含了将两者统一起来的可能,思维的观念只能在实践中加以验证:“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①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与其他哲学的根本区别,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到了实践对人与世界的双重作用:在实践中,自然成了人化的自然,人通过实践也在改变自身的特性,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实践的观点说明,主、客体本性的确定是从对方的作用中获得的。 在20世纪,思考主、客体的关系仍是思想界面临的主要议题,皮亚杰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提出了认识的发生问题,再次涉及到主、客体的关系。传统认识论大多在两种态度上摇摆:一种是经验主义,往往将认识看成信息来源于客体,主体只能受教于客体;另一方面,先验论和天赋论则认为主体一开始就有内部生成的结构,然后这些结构加诸于客体。这两种理论涉及的都是在高度成熟阶段上的认识,而没有涉及认识的起源,认识的起源要比这两种理论设想复杂得多。皮亚杰根据心理研究的成果,证明了认识既不起因于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主体,也不是起因于一个业已形成的客体,而是起因于主、客体的中途,它同时包含着主体又包含着客体,这样,充分考虑到联系主、客体的中介就十分必要。皮亚杰作了这样的设想:“如果从一开始就既不存在一个认识论意义上的主体,也不存在作为客体而存在的客体,又不存在固定不变的中介物,那么关于认识的头一个问题就将是关于这些中介物的建构问题:这些中介物从作为身体本身和外界事物之间的接触点开始,循着由外部和内部所给予的两个相互补充的方向发展,对主客体的任何妥当的详细说明正是依赖与中介物的这种双重的逐步建构。” 认识的过程事实上也就是一个建构过程,它从感知运动阶段经前运算阶段、具体运算阶段到形式运算阶段,才能达到通常意义上的认识。认识图式的发展是主客体之间的同化和顺应,相互协调的结果,经同化、顺应的平衡作用,使主体的认识图式逐步接近客体的结构。 在建构的过程中,我们很难看到有一个本质不变的客体,也很难看到有一个本质不变的主体,顺应说明了主体会在对环境的适应中造成认识图式的改变;同化说明了主体对环境的过滤和改变,使之符合主体的认识图式。建构就体现了相互制约、相互转化的过程,认识的过程就是从简单低级的结构向复杂高级的结构不断过渡,这也是一个永无终结的过程,客体意味着主体所能达到的极限。 皮亚杰的理论建立在大量心理学及生物学的实验基础上,因而,它代表了解释认识形成及发展的科学解释方向。它的要点仍是沟通主客体的中介,在中介的关系中说明主客体。如果将这个中介与马克思的实践联系起来,它们的近似就在于从联系主客体的结构模式上解释主客体。 除了皮亚杰发生认识论以外,语言哲学关于语言对世界的组织成形作用也作了出色的论述,这一理论涉及到的指称问题、真理问题、意义问题及言语行为对我们理解语言与认识、语言与主体及语言与社会有积极的启发作用。 此外,值得提到的还有结构主义,结构主义建立在严格的理论法则之上,它以语言模式为出发点,突出强调了结构和系统的观念。结构的观念表明了它对表层对象背后共时的关心;系统的观念表明了它试图通过关系的模式来解释对象,和语言哲学一样,它也是通过观众形态来说明主体的。就此来看,以上几种有影响的哲学与主体哲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传播体系建立在主体哲学之上时,我们很难察觉主体哲学的局限,这种局限势必通过其社会学理论内化于传播理论之中。毋宁说,主体哲学的蓝本和传播理论的摹本存在着一种对应关系,主体哲学对心灵的能动作用的强调会贯穿于传播理论中。同样,它的局限(没有看到认识总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也内涵在传播理论之中。因而,借鉴科学的认识论建构主、客体的关系,使传播理论建立在可靠的哲学的社会学根基之上,是传播学界需要思考的问题。 以上我们曾对主体哲学与微观社会学的关系作过分析,确实,微观社会学对主体的动机、行为、意义是主体间的互动曾作过详细分析。然而,微观传播学理论几乎都没有考虑到既定的社会结构对主体动机和行为的作用和影响,没有考虑到社会结构与动机的辩证关系,因而无法说明动机和行为的真正动因,最终使陈述的理论趋于表层化。显然,问题的真正源头在于如何看待行动和结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是一个如何从社会学的角度理解主、客体的问题。 目前,大家经常谈到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该理论的核心问题就是结构与主体的关系问题,与微观社会学理论不同的是结构化理论力图在更客观的立场使结构与主体协调起来。 传统宏观社会学偏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对个体的塑造上,而大多数微观社会学理论将注意力集中在个体和行动的意义的理解上,吉登斯提出了将两者协调的结构化理论。结构化的核心旨在说明社会结构既是通过人类的行动建构起来,也是行动得以建构的条件和中介,即结构与主体存在着一种二重化的过程,结构并不是外在于主体的活动,而是通过主体的特定活动而构成;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既是其不断组织的实践的条件,又是这些实践的结果,结构不应简单看作对主体的外在制约,它既有制约性同时又赋予行动者以主动性。这样,结构和主体存在着一种生产和再生产的方式,对结构和主体的妥当说明,需依靠对它们二重化关系的说明。 鉴于目前传播理论更多地依靠微观社会学来维系,清醒地看到微观社会学的不足,并从社会学层面考虑结构与主体的协调关系也是传播学界不容忽视的问题。 主客体的关系也涉及到如何看待文化,一个多世纪以来,文化研究一直是全球性关切的问题。通常大家谈到有影响的几种理论大多集中在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两个领域。 社会学中占主流地位的理论是价值论,其理论源头可以追溯到韦伯及狄尔泰,用价值解释文化的各种理论几乎都将文化视为对象满足主体需要的一种活动。现象学、解释学、“法兰克福”学派及大多数实用主义理论都代表了这个方向。它们的共性是:都给予了主体以至高无上的地位,无论是生命、体验、理解、自由或人与社会、精神与物质的对立,都要根据主体意识来评判,文化几乎没有自己的实体地位,文化的存在完全要看主体间的解释。本来,用价值解释文化并不是没有说服力,问题在于对主体的极端信赖除了走向自我中心论以外别无选择,此外,价值论的解释还面临着文化相对主义的危险,事实上,这两个方面的危险也是价值论所无法克服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人文科学的研究区别于自然科学除了对象不同外,还在于研究者适度的介入是可行的。但研究者介入到什么程度则是价值论和解释学所无法回答的问题。以此为框架,总是面临着解释过度的问题,而解释学通常也把解释的多元化视为合理的。这样,在价值论和解释学的背后,我们看到的仍是主体哲学的主张。 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主体与世界的对立变成为精神与“物化”的严重对立,工具理性的扩张必然在制度上、精神上对人进行新的操纵,文化的单一性及庸俗性不可避免。所以,由于工具理性的极度扩张,人类未来的文明也是暗淡的。 该学派的许多主张都建立在主、客体的对立上,为了维护主体的至上性,不得不排斥非主体的存在。“法兰克福”由于把个体与社会看作完全都是对抗性关系,现代工业文明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被看作是一种倒退,与之相关的是工业社会及科技进步造就的大众文化根本不具有以往精英文化的单纯和高贵。“法兰克福”学派从主、客体的对立进而过渡到人与社会的对立,再过渡到文化的对立有其内在的必然性。这样,我们除了看到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对立外,我们根本看不到它们是如何协调在一起的。 纵观以上几种有影响的文化理论,几乎都是从主体来解释文化,其结果要么是价值涵盖了一切,要么是文化存在着对立。因而,超越主体哲学的局限就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大家知道,近几十年来,结构主义提出了一套与主体哲学截然不同的理论,包括其文化理论(主要集中在文化人类学),其核心是以语言模式来看待社会系统,进而解释主体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从结构主义的影响来看,它提供的超越主体哲学的途径和方式是可行的。 结构主义主要关心文化的共时性问题,莱维——斯特劳斯集中表述了结构主义的文化观,即文化不仅是共时的问题,也可以通过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加以说明。文化人类学家经常可以看到大量重复出现的文化形态,是什么决定了它会重复出现?如果人类没有普遍共同的心智,这一问题也就不可能产生,是各个文化外观形态的差异重要还是内在的共同模式重要,两种不同的选择会有不同的答案。 按照这种方式来理解文化,各种文化现象就不难解释了。无论文化人类学提供多么不同的文化差异,但共时态的文化是存在的,因为像亲族系统、婚姻系统、神话系统、图腾系统反复出现在不同民族的文化中,这恰好证明了各民族具有构造文化的共同能力。它通过转换系统,成为我们可以看到的各种具体文化形式,而共时模式为这些形式找到了答案。考察各种具体文化的差异不是人类学的任务,人类学要探讨决定文化现象的深层内容——人类共同的心智。 共同的心智,在他那里也就是无意识问题,它不是与意识相对立的下意识或潜意识的概念,毋宁说它是人类先天的一种构造功能。它普遍地存在于各民族中,因而是普遍的理智功能,正是它的存在,可以解释各种文化的普遍共时。 结构主义的重要代表福柯在思想史领域提供了一种非主体解释思想的方式,福柯对思想史的分析集中在权力对知识的形成上,换言之,社会的知识型总是体现了权力的支配,主体正是在各种制度性场址的权力关系中生成的。 如果主体总由其他因素所决定,那么,确定的主体是不存在的。毋宁说主体总是由特定的知识型所决定,《词与物》表明了知识型如何决定着主体。按着结构主义的解释,它会引出许多被忽视的结论:如果文化不存在着高低之分,发达和落后之分,那么,各种文化之间的比较只能得到现象的差异,追问这种差异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很想知道热衷于中西方文化比较的研究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如果文化现象的差异只是表层问题,那么中西方文化在心智的创造上具有的共同性不更重要吗?难道它们不都是共同心智的结果吗?如果表层的背后确实存在着普遍的东西,揭示这些普遍性正是文化研究要回答的。知识型理论也使我们看到了思想的另一个方面:我们认为许多不可动摇的观念其实是用某种占主导地位的信念所支配的,主体不仅无法意识到这一点,在大多数情况下反而在强化这种信念。事实上,能超越既定知识型的人少之又少,我们通常表述的知识大多数情况下是某一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知识而已。 综上所述,建立主、客体协调的认识论是社会人文科学的可靠前提,它影响到在什么样的方式上看待社会理论和文化理论,客观的社会理论直接关系到传播理论的根基问题:个体既是社会制度的结果,又参与了社会制度的形成,这样,两者存在着密切的对应关系。同样,非主体解释的文化理论旨在说明文化共时模式的存在,表层文化现象的对立和无序并不反映内在层次的共同模式,如果我们做深层分析,各种文化可以找到普遍的共性。 结语 近50年来,人类的知识积累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以往许多被认为是经典的理论和命题,现在被看作是有条件的和相对的,知识的不断综合和更新要求我们的思维与时代保持同步,特别是像传播学这种新型的综合性学科,如何使其理论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是不容回避的问题。 近代科学反复证明了这样的事实:一门学科的成熟与否,在于其基础理论的成熟与否,而不在于其表象形态的丰富,这一道理同样适用于传播理论,相对于传播理论的应用理论来讲,其基础理论的研究就更为重要。 目前,传播学界对狭义的传播理论讨论较多,而对广义的传播理论讨论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对传播理论的深化理解。如果我们仅仅讨论狭义的传播理论,我们只能得到一个相对封闭的解释体系。问题在于对传播理论基本观念的讨论常常会将问题引向更基本的问题,例如,信息问题、语言符号问题、意义问题、传播的存在及目的等等。对任何一个问题完整的回答都会涉及到人的问题,涉及到人对世界的理解,涉及到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些问题都属基础理论的范畴。这样,借鉴基础理论的成果,无疑会强化传播理论的解释力,使狭义的传播理论更为健全。 本文谈到的传播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论述的。以上谈到的三个方面直接关系到我们建立什么样的传播理论。主体哲学曾在哲学史上产生过长期影响,而现代科学的发展愈发证明了其内在的局限性,我们只有从主、客体相协调的途径上来看待主体意识时,我们才能更好理解主体意识,我们只有恰当地说明了主体,我们才能恰当地理解人与社会的关系,才能恰当地说明文化的本质特征。这既是我们探讨广义传播理论的目的所在,也是我们探讨传播理论创新与发展的核心所在。 基础理论论文:英、德行政程序基础理论之比较 [内容提要] 通过正当的行政程序来规范行政活动参与者的行为已成为世界上多数追求法治国家的必然选择。由于历史背景、法律传统、社会现实和理论体系的不同,各国赖以建立行政程序的理论基础也不同。英美法系国家强调自然正义、正当程序;而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程序处处体现法治行政原则。本文将通过两大法系的典型国家——英国和德国行政程序的理论基础的介绍与比较,以期对我国构建行政程序法治有所借鉴。 [关键词] 自然正义 法律优先 法律保留 法治主义是现代法治国家追求的目标与基本精神,经过历史的变迁,法治国家的价值已得到各国的普遍公认。法治国家理论在行政领域主要体现为法治行政,其核心是国家权力的组织与运行要受法律的制约,以法律来制约政府的行为。法治行政已成为现代法治国家行政领域的一项重要原则。 从各国行政程序法治的情况来看,英国的行政程序立足于自然正义原则,这一点发端于有关公正合理的运用行政权的宪法原则。英国的行政法有很长的历史,但早期的行政并非现代形式的行政,在中世纪,一切行政权属于国王,这一时期实际上存在构成行政法的法律规范,但人们还没有意识到法律体系中行政法的存在。现代意义上的行政法直到17世纪下半叶才出现。1608年的革命摧毁了许多枢密院的行政权,王座法院对行政权控制的时代开始了。一直到19世纪后期行政国家的出现,一些重要原则,如司法复审管辖原则、自然正义原则等才开始广泛适用于各级政府部门。中间行政法的发展虽然经历过退步与低潮,但二战以后,为了适应现代行政发展的需要,英国先后制定了行政立法规则,裁判所和调查法等多部法律,以此确立了英国行政法的体系,使其获得了全面发展的客观条件。从英国行政法的发展可以看出,英国行政法是一种控制政府权力的法律,强调控权的价值与意义。英国行政法是有效控制行政权力组织与具体运行过程的规范体系,强调权力行使过程的正当性,即权力行使要有合法而正当的程序。它源于自然正义原则,自然正义原则作为英国行政程序的基础理论,其适用范围十分广泛。 德国是典型的大陆法系国家。德国行政法经历了“警察国家”行政、自由法治行政和社会法治国家行政三种历史类型。现代意义上德国的社会法治国有两层含义:一是国家拥有广泛的社会管理职能;二是国家在行使其职能时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法治国理念的发展也使德国成为世界上最早出现行政程序法的国家之一。从1883年开始,德国各邦开始了广泛的行政程序立法。二战使德国对民主与自由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公民获得了直接参与行政行为的权利,这一观念引导了行政程序的理论基础。自此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已成为大势所趋。1963年德国就有了总共85条的行政程序标准草案,现行的行政程序法是1977年生效的《行政程序法》。德国行政程序的理论基础源于其法治国的宪法观念,表现为法治行政原则。 一、英国行政程序的理论基础——自然正义原则 (一)自然正义原则的历史发展 古希腊哲人亚里斯多德在他的《伦理学》中提出了“自然正义”概念,他说“在政治正义中,一部分是自然的,一部分是法律的,——自然是指在每个地方都具有相同的效力,它并不依赖于人们这样或那样的想法而存在;而法律的则意味着起初既可以这样,又可以那样,……。”近现代意义上自然正义的观念最早出现在英国1215年制定的《英国大宪章》之中。该宪章第39条规定,“除依据国法之外,任何自由民不受监禁人身、侵占财产、剥夺公民权、流放及其他任何形式的惩罚,也不受公众攻击和驱逐。” 这可以被看作是自然正义原则的最初体现。而体现自然正义原则的正当程序的概念最早出现于1354年爱德华三世颁布的第28号法令中,“任何人,无论其身份、地位状况如何,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予以逮捕、监禁、没收财产或处死。”正当法律程序的本意是指刑事诉讼必须用正式的起诉方式并保障被告接受陪审裁判的权利,后来扩大了其适用范围,即广义上剥夺某种个人利益时,必须保障他享有被告知权、陈述权和倾听权等。一直到18世纪,虽然现代议会主权原则取代旧观念在英国已逐渐确立,但这并没有因为立法机关权力的扩张而使自然正义原则在理论上予以改变。英国是判例法国家,许多原则正是经过一个个案例逐步建立起来的,自然正义原则也不例外。 直到19世纪末,行政法伴随着国家权力的扩大而发展,但是到了20世纪,行政法的发展受到了阻碍,自然正义原则也受到了挫折。1914年的地方委员会诉阿利奇一案中,上议院错过了一个运用自然正义原则的重要机会。在该案中,汉普斯特自治区议会命令关闭某座房屋,理由是不宜住人,经房主向地方委员会申诉,举行了一个公开调查会。房主向法院控告地方政府委员会未经公平审讯即撤销了他的申诉。因为没允许他会见做出决定的官员,也没让他看举行调查会的视察员的报告,那个报告理所当然是案卷中的主要文件。这些控告在上诉法院得到胜诉,在上议院却失败了。该案本应当成为重新塑造行政程序新形式的一个机会,但这样一个契机被错过了。但这并没有结束,二战期间及其战后,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行政权出现了空前的强大,而行政法却出现了极大的衰弱,大量的判例是放弃司法复审和错误。 直到1958年这个错误才被纠正。1958年《裁判所和调查法》的产生导致了程序改进计划,带来了行政法的复兴。法院通过一系列的判决使自然正义原则重新获得了适当的应用,为依法行政规则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里不得不提及一个著名的案例:里奇诉波德温案。该案中,上议院做出了恢复自然正义原则的决定,它是有关自然正义的代表性案例,在英国行政法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1963年布莱顿警察长因被指控犯有阻碍司法程序的刑事罪而受审,但被宣布无罪,其他两名警官被判定有罪,法官趁机抨击警长对警察队伍的领导,因此布莱顿警察事务委员会一致决定开除了该警长的职务,他的辩护律师申请庭审并被允许出席尔后的一个会议,委员会议认同以前的决定并以9比3的投票结果通过。警察长行使了他向内政大臣上诉的权力。但上诉被驳回,最后他转向法院,要求宣布那个开除他的决定无效。因为没有通知他任何针对他的指控,也没有给他辩解的机会。这被高等法院驳回,上诉法院也一致予以驳回,但上议院以4比1的多数支持了上诉请求。这意味着自然正义原则重新得到重视并将在广泛的基础上予以适用。同时该案也改变了英国行政法的历史。正如雷德大法官在1963年所说:“我们没有发达的行政法体系。”1971年丹宁大法官则说:“可以说,现在我们已经真正拥有发达的行政法体系。” (二)自然正义原则的内容 自然正义原则不是一个实体内容,而是支配行政机关活动程序方面的规则。他要求行政机关的活动要符合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的规定,即使法律无规定时,行政机关在行使其权力时也不能违背自然正义原则。这是一个最低限度的公正原则,它是对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中的实质性要求。 自然正义原则包括以下两项基本内容: 1、不能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 任何人不能在自己的案件中充任法官作为自然正义原则的一项基本内容在英国法上又被称作反对偏私的原则。在司法上,法官如果可能或可以被正当的怀疑与所受理的案件有个人的利益牵连,那他就没有资格去裁决该案件。该项原则甚至可以使法官以此为由宣布议会的法律无效。同样,这项原则也适用于行政决定,行政机关不得就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事实做出决定,以避免偏私。在英国行政法历史上,由于行政决定中的偏私从而导致该决定无效的案例很多。比如1730年法院撤销一个有关迁走一位贫民的命令,因为其中的一个地方治安官是该贫民将被迁离的那个区的居民与纳税人。法院还曾经撤销了私下征询过消防队长意见的纪录委员会的决定,因为正是消防队长报告了某消防队员不守纪律。 但在实际情况中,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形:法律授权某官员采取行动,尽管他与该行动有利害关系,但依据法律,他是唯一有权这样做的人。这时自然正义不得不让位于此种必要性,因为如果不这样做,那行政机制将会发生故障。因此一方面,法院严格的适用反对偏私的原则,另一方面议会试图通过在特定情况下授予一定的豁免来予以缓解。比如1875年的《公共卫生法》中允许地方治安官依本法进行裁决,而不顾他们可能是地方机构的成员。但法院只是从狭义上去理解这些规定,认为任何偏离这一自然正义原则的情况都必须有立法的明确规定。该法被认为排出了仅仅基于地方机构成员资格而提出的丧失资格的可能,但不排除地方治安官办事时实际上与司法公正不一致的情况。但在诉讼中如果一方当事人或他的律师知悉裁决人不合格以及自己有权提出异议,但让诉讼继续而不加异议,那他们便被认为放弃了提出异议的权利,不得对裁决以此为由提出上诉。 关于裁判者会发生偏见的可能性存在两种标准,一是“合理怀疑”标准,一是“确实可能”标准。英国法院曾数次认为两种标准是不同的,因此不得不在其中予以选择。丹宁大法官交叉使用了这一标准,他说:“法院不看是否真正可能或已经事实上偏袒一方而牺牲另一方。法院着重看别人得到的印象如何。但必须看上去真有偏私的客观可能。猜度与推想是不够的。必须存在这样的情形,从那种情形中正常的人认为地方治安官或主席可能或极可能会或已经以一方为代价不公正的偏向另一方。正常人会认为他这样就足够了。道理再简单不过了。正义必须植根于信赖,当心地正直的人们转而认为法官有偏私时,信赖也便荡然无存了。” 2、接受公正的审讯 在司法上,任何人不能未经审问就受处罚,法官必须在听取双方意见的基础上才能作出判决。该原则从司法本土移植到行政领域中,开始适用于行政机关的活动。他要求行政机关在进行行政裁决时,必须给予双方陈述自己的理由的机会,让双方了解对方的论点和依据,在此基础上行政机关才能作出裁决。当行政机关本身与公民发生关系时,如果将做出对公民不利的决定,也必须事先告知对方做出该决定的依据,并听取相对方的意见。接受公正审判的原则涉及到获悉对方理由的权利,提出证据和辩论的权利等。法院坚持被赋予合法权力的机关事先非经听取对方的意见将不能有效的行使权力这一原则,并且几百年来一直在执行这一原则。该原则广泛适用于司法行为和行政行为。法院赖以适用这一原则的假设是,给每个受害者接受公平审讯的权利既是良好法律程序的准则,同样也是良好行政的准则。即便命令或决定在实质上是无可挑剔的,法院也可以控制其程序,要求公平的考虑双方的意见,没有什么比这更能有益于良好行政了。 上文所提到的里奇诉波德温案中重申公平受审权,使这一原则已经成为对侵害权利的行政行为或决定所普遍适用的规则。“提供审讯是落在每个裁决人身上的义务。”这句话经常被人所重复提及。接受公正的审讯原则包括以下几项重要权利:(1)知情权。这其中包括了解针对他提出的案情,知道相关的证据以及不利于他们的各种观点。该原则并不要求行政机关在反对意见提出之前公开他所收集到的所有信息,但一旦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行政机关将不能只从一方接纳证据而不向别的当事人公开。(2)听证权。听证权是自然正义原则内涵的一项重要权利。行政机关如果给予当事人以听证的机会,那他就应当做到:考虑当事人希望提交的全部证据;让各方当事人知道要考虑的所有证据;允许向证人发问以及允许对本案中的证据和论点进行评论。但听证并不仅仅限于口头听证,在有些案件中并不排除只给予书面陈述的机会。(3)要求说明理由的权利。说明理由在一开始并不是自然正义原则的题中应有之意,但随着行政程序的发展,自然正义原则的内容也在不断修正和扩充中。现在要求说明理由也已成为自然正义原则的一个关键因素。该权利之所以如此得到重视则是因为如果不知行政机关做出行政行为的理由,公民便无法找出充足的理由要求复审或上诉,从而失去法律的充分保护。 自然正义原则在英国有逐渐扩大的趋势,那么自然正义原则的适用范围究竟有多大,对此有不同的理解。行政机关主张自然正义不应适用于纯行政性的行为。而绝大部分法官主张每项司法性行为都应受制于自然正义原则。并且为此他们将大多数的行政行为都称为“司法性的”。法官并没有说自然正义原则应普遍适用于司法性行为与行政性行为,而是扩展了司法性的含义,即当在某项行为中如果自然正义被遵守,那该行为即是司法性的。实际上,凡是具体的影响公民权益的行政行为都应被认作司法性的行政行为,他要求那些虽然是行政性的权利但要求像司法性权力一样行使,必须遵循自然正义原则。 二、德国行政程序法的理论基础——法治行政原则 法治行政要求任何行政活动都依宪法与法律进行,因行政活动自身利益受侵害者能够得到有效的救济。法治行政是民主主义与保障人权理念的体现。在德国法治行政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法律优先原则和法律保留原则。 (一)法律优先原则 法律优先原则是指行政应受现行法律的约束,行政机关不得采取与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措施。法律优先原则无条件的适用于一切行政领域,包括干预性行政行为、授益性行政行为等各方面。该原则有德国基本法第20条第3款予以确认。该款规定:“立法权受宪法的限制,执行权和司法权受法律和权利的限制。”如果该原则未被遵守,将会有相应的制裁,这包括:与法律相抵触的法规命令无效;违法的行政行为可撤销或被废除;违法的行政合同无效等。法律优先原则实际上是对违法行政的禁止,他是消极意义上的法治行政。 (二)法律保留原则 法律优先原则是一种消极意义上的法治行政,法律保留原则则是一种积极意义上的法治行政。他要求行政机关只有在取得法律授权的情况下才能采取相应的行为。当法律出现缺位时,优先原则并不禁止行政活动,而保留原则将排除任何行政活动。相对于优先原则,保留原则的内容更丰富和复杂。法律保留原则拥有广泛的宪法基础,这包括民主原则、法治国原则、基本权利保留原则和议会保留原则。1、民主原则要求,颁布普遍适用的、对公民具有约束力的规范只能由人民选举产生的议会做出。从这一点可以得出,凡在议会范围之内的事物均由立法机关保留。2、法治国原则要求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应由法律予以规范,即由法律予以保留。3、基本权利保留要求必须全面保护公民的自由和财产,对自由和财产等基本权利的限制只能由法律予以规定。4、议会保留原则要求特定事项绝对需要法律予以规定。 随着行政活动领域的扩大,法律保留的适用范围也产生了争论与分歧,并产生了相关的学说,主要有:1、侵害保留说。该学说认为法律保留原则只适用于限制个人权利与自由方面的行政;2、全部保留说。该学说认为保留原则应适用于行政的所有领域;3、社会保留说。它认为除传统的干预行政以外,在给付行政领域也要适用保留原则;4、重要事项保留说。该理论由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提出。重要性的标准是某个规则对公民和联邦的意义、份量、强度等。某一项事务对公民或联邦越重要,就越属于保留的范围。 法律保留原则的适用范围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自由法治国时代,法律保留的范围限于所谓干预行政,在现代社会这已经显得不够了,无论是干预行政还是给付行政都需要体现保留原则,以保障个人权利与自由。1、干预行政。对于公民自由与财产的干预, 必须纳入法律保留的范围。这也正体现了德国基本法所确立的对基本权利的要求。上文已经提到,基本权利保留要求全面保护公民的自由和财产,只有通过法律或者根据法律才能予以限制。对于行政机关的干预行政职权,法律应当对其内容、对象、目的和范围等方面予以确立和限制,以使公民对这种干预具有可预见性和可预测性。2、给付行政。法律保留仅限于干预行政已经被突破。给付行政的扩大要求相应的扩大法律保留的范围。但这里的问题是法律保留在多大范围内包括给付行政,国家是否可以提供法律没有规定的给付。实际情况是法律的约束程度因行政领域的不同而不同。 (三)法治行政在行政程序中的体现 德国行政程序主要体现在1977年生效的《行政程序法》中,它要求行政决定必须采取合法的程序和形式。 1977年的《行政程序法》并不是一个关于在实施某一个行政行为时必须遵循的严格步骤的法律,而是规定了在德国法中有关已经形成的程序的一般规则。 这主要包括:1、调查程序。该法第24条规定了调查原则。行政机关可以依职权查明事实,确定调查的方式与范围,不受参加人的意见和所提供的证据的限制。但行政机关应当考虑一切对案件有意义以及对各方当事人有利的事实,不得以案件的陈述或申请未经准许未经证实为由拒绝接受属于其管辖范围内的陈述或申请。2、告知程序。该法第25条规定,如果参与人因为疏忽或无知而没有提出对自己有利的陈述,那么行政机关应当建议提出有关的陈述或申请,必要时,可以告知参与人在程序中的权利与义务。否则,可能会导致对公民的侵害因而承担国家赔偿责任。3、听证权。该法第28条规定了参与人的听证权。该条第1款规定“干预参加人权利的行政行为公布前,应当给予参加人对有关决定的重要事实进行陈述的机会。听证的权利已经成为不得违背的法律程序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但与英国等普通法国家的听证权相比,德国行政程序中的听证有更多的限制。例如第一款中的限制包括一方面限于”干预“参加人权利的行为,另一方面限于必须是”重要事实“。第二款中列举了五种具体案件没有必要举行听证。第三款规定如果听证与公共利益冲突,不得举行听证。4、阅卷权。阅卷权与听证权是紧密相关的,因为只有经过阅卷,行政程序的参加人才能有效的行使自己的听证权。该法第29条规定了参加人有权查阅有关程序的案卷以维护其合法权益,但同时对阅卷权作了相应的限制。5、保密权。公民有权保守个人秘密和商业秘密。如果行政机关有权公开,则保密保护不复存在,这个权利一方面来自公民的同意,另一方面来自法律的明确规定。6、说明理由程序。该法第39条规定,对于书面的或书面确认的行政行为,行政机关应当书面说明理由,理由包括做出行政决定的主要事实和法律理由。对裁量决定的理由说明,也应当使人认识到行政机关作为行使裁量权出发点的观点。同时该条第二款规定了不需说明理由的五种情况。 三、结语 英国行政程序以自然正义原则为其基础,并且已经成为行政程序中一条不变的公理,它并不通过一部法律予以体现,在行政程序中即使法律没有规定,行政机关也必须遵循自然正义原则,它是一种内在的和普遍的要求,因此被认为在行政程序中具有实质意义。而德国的法治行政原则要求行政机关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活动,尽管他也能够制约行政活动,实现对权利的保护,但立法终究无法满足不断发展的社会对法律的要求,而且德国并没有具体的承认自然正义原则。因此有人认为德国的法治行政原则在行政程序中只具有形式意义。实际上这种看法是不确切的,一方面上文所提到的德国行政程序中的一些原则与权利,如听证权、说明理由等正是自然正义原则的体现,而且从某些方面来看,德国行政程序法中的一些原则所包括的内容比英国的自然正义原则所包括的内容又有所发展;另一方面德国的宪法法院可以依据宪法对法律进行违宪审查,以确认该法律是否合乎宪法的基本价值和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以及时对法律进行调整。因此法治行政原则在德国行政程序中既具有形式意义又具有实质意义。 基础理论论文:关于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几个基础理论问题的思考 论文关键词:高等教育质量观 评估制度安排政府 角色扮演 社会态度 论文摘要:我国当前的评估制度在施行过程中产生的一些弊端,并不完全是由于评估指标设计不够科学、评估技术不够完善,而是由于更为深刻、更为根本的原因所导致的,充分探讨适合我国国情的评估制度安排及其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是较研究评估技术更为迫切的一项工作。尝试从高等教育质量观、不同评估制度安排的效益存在差异、政府在高等学校评价中的角色扮演、对不同高校的社会态度等四个方面对评估制度之基础理论进行初步探讨。 2003年 ,我国正式确立了五年一轮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制度 (以下简称评估制度)。截至2008年6月,第一个五年评估工作已经结束,其间有 500多所高校先后接受了评估。然而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程度的不断加深、高等教育质量问题的日益凸显,评估制度也暴露了一些不足之处,如由于委托关系而产生的评估主体的道德风险问题,由于行政性评价而导致的评价指标体系单一问题等。其实,现有评估中的一些弊端,并不完全是由于评估指标设计不够科学、评估技术不够完善所导致的,而是由于更为深刻、更为根本的原因,如评估制度安排不尽合理等。本文认为,充分探讨适合我国国情的评估制度安排及其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是较研究评估技术更为迫切的一项工作,因为它是评估制度不断走向完善,在实践中走的更远,更能发挥实效的基础。 一、 对高等教育质量观的看法 高等教育质量观是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概念,它会因为研究者所站的立场、层面的不同而不同。例如,站在学校的立场,从微观的、具体的、操作的层面思考的研究者可能会着眼于学校的专业布局、课程结构等;站在社会的、政府的、公共福利的角度,从抽象的、宏观的、指导性的层面思考的研究者可能会着眼于人才培养的价值取向,如学术性与职业性的消长问题等。本文所说的高等教育质量观是站在社会的、政府的、公共福利的角度,从抽象的、宏观的、指导性的层面而言的。国内外有关专家学者已经对大众化条件下的高等教育质量观作了很多的探讨与论述,例如戚业国提出了高等教育多元化质量观,认为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甚至不同定位的院校应当有自身的质量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 “避免用一个统一的尺度来衡量”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的高等教育质量,这实际上也是坚持了高等教育多元化质量观。 本文坚持高等教育多元化质量观,其特殊内涵简述于下。一所高等学校可以有不同于其他高等学校的质量追求。例如,同样是办土木工程专业的两所高校 (甲与乙),甲校以培养土木工程基础理论或技术研究人员胜任力为价值追求,如果其预期目标达到,那么它的办学可以称之为有质量,应该被社会承认;乙校以培养建筑工地工程技术人员胜任力为价值追求,如果其预期 目标达到,那么它的办学同样可以称之为有质量,同样应该被社会承认;类似上述甲乙两校关于土木工程专业的办学质量不应该进行排队、比较,否则会误导高校的发展。 推而广之,同质的事物才可以进行排队、比较,不同质的事物不可以直接进行排队、比较。也就是说只有同质的高校、专业等才可以进行质量达成度方面的排队、比较。一所学校将来的发展不应该过早地被非科学外力所决定,而应该建立一套发现其“内力”的机制,发挥其内力的平台,在科学外力的激励下,不断获得成长条件,逐步发展壮大,或者及时淘汰,有效提高社会的整体福利水平。当然,多元化的质量观并不排斥不同高校质量追求达成度之间的排队、比较,只是说,多元化质量观是一个更基础的观念,只有在此基础之上,只有在坚持不同高校可以根据自己的学校定位、专业发展目标、课程设置标准等多元化发展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进一步审慎地探索对同质高校、同质专业等进行质量达成度方面的排队、比较,或者根据特定的技术处理将不同质的高校、专业等进行同质转换后再进行排队、比较,进而根据排队、比较的结果以及相应的技术措施赋予相应的社会资源。同质转换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 ,不是本文探讨的重点。下面我们可以用图示的方法揭示本文所秉持 的高等教育质量观的内在要求,这也是我们探讨高等学校评估制度安排的一个基础。 二 、不同评估制度安排的效益存在差异 高等学校的客户是多个群体的混合体,这个混合体里有家庭、企业、还有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的政府等。不同的客户对于高等学校的期待是不一样的,这取决于客户的结构状态、理智水平等,例如家庭可能期待学校能够提供富有竞争力的文凭,丰富学生的学识,提高学生的能力 ;企业可能期待学校能够提供使受教育者具有团队协作精神、扎实专业知识、良好综合素质的教育服务或者具有市场价值的研究成果 ;政府可能期待学校能够加强基础学科的研究,生产具有重大理论或应用价值的研究成果 ,塑造学生的精神品质。一所高等学校要想存在发展乃至辉煌卓越 ,必须考虑其是否能够满足客户的需求 ,如果能够很好地满足客户的需求,那么它可以被称之为是有质量的,否则是无质量的。从理论上讲 ,一所高等学校最终的客户即直接利益相关者利益的满足程度应该作为评价其办学质量的基础。评估制度安排的设计应该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否则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所以,评估制度安排中评估主体的设计应该紧紧围绕直接利益相关群体开展,建立利益诉求信息通道,使利益诉求信息得到充分表达,从而为科学评价高等学校的办学质量建立一套有力的动态标准、监督体制。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多样化发展的高等学校集合与其主要客户群体互动 的良性平台,这个 良性平台类似我们建立秩序良好的市场环境以供买卖双方互利互赢增加社会总剩余一样。假设高等学校有三个主要的客户群 A、B、c和误差客户集合(0,理论上讲,高等学校的评估制度安排(记作 cuES)应该考虑到这三个要素和误差客户集合的利益诉求,应该是 A、B、C和利益诉求的一个函数,即 F(A、B、c、‘o),当缺少一个及以上主要客户群或者显著但没有考虑时,高等学校的评估制度安排就是不完全的,不良性的,不平衡的。 当前我国的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制度是政府主导的行政性评估,评估制度安排忽视了部分直接利益相关群体,如企业和家庭,造成了部分直接利益相关人利益诉求渠道缺失或利益诉求链条过长而导致利益诉求信息扭曲的结果,从而难以发挥企业和家庭在评估中的作用,难以形成合理的制约监督机制。当然,企业和家庭在评估制度中的体现并不一定是实实在在的所有家庭和企业 的参与,而是一种更加可行、合理的制度安排,如可以是企业的人或者家庭的人,这两个人能够受到家庭和企业充分的监督与信任,能够充分代表家庭和企业的利益等。 三 、 政府在高等学校评价中的角色扮演 政府是购买高校 “产品”的一个重要客户,例如培养学生的思想品德、民族精神等。由于某些高校 “产品”的特殊性 ,如果没有政府或者某些特殊机构 (例如企业、慈善机构等 )的支持或采购,这些 “产品”可能难以被高校生产出来。从评估角度来讲 ,当前评估制度安排的一个基础无疑是 “政府评价政府”,也就是说,政府办学 ,同时政府评价自己的办学,尽管政府办学的主体与政府评价的主体不同且有着不同的职责,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人并不一定会严格履行职责,他们很有可能背着被人谋取私利,很可能使评价大打折扣。这里我们有两个根本的问题需要思考:一是政府充当了评价的主体,忽视了高校 “产品”的其他直接利益群体的监督参与,政府是否可以很充分地代表其他直接利益群体的利益;二是当前本科教学评估中政府的评价者是否可以政府对政府的办学者进行很好的评价。通过当前社会对高校教学质量的一片唏嘘声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到,社会直接利益群体的利益没有被很好地通过政府内化为学校的专业建设、课程更新、教学模式、管理行为等。另外,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制度运行过程中的一些弊端也充分说明了“政府评价政府”,委托之问进行评价的制度设计问题。所以说,政府在高等学校评价中到底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关系评估制度设计的又一个基础理论问题。通过上边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评估制度和现代高等学校制度的建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也就是说,政府首先需要确定自己在高校 “产品”生产中扮演生么样的角色以及如何扮演这个角色。其次,“政府评价政府”是一种非良性评价制度。评价制度设计中应该充分考虑高校 “产品”其他直接利益群体的参与,使其利益得到表达转化为高校 “产品”的特性 ,同时通过评价主体多元化制度安排,也有利于形成评价主体之问相互监督、相互制衡的格局,从而为高校 “产品”质量的提高打下一个坚实的导向环节。 四 对于不同高校的社会态度 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很多高等学校从产生之日起就存在着差别,或是由于办学 目的不同而引起的办学资源的差异 ,或是由于某种难以改变的外力的原因而导致的办学资源的差异等等 ,总而言之学校存在差别是一种常态现象 ,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看待这种差别。本文认为,任何一所高校都应该有平等发展的权利。所谓平等发展的权力是指,社会应该为高校的产生,发展,消亡提供一个公平、科学的制度平台,依托于该平台,高校可以平等地产生 ,与此同时,其内部力量也将获得公平发展的条件,如果高校的内部力量能够有效发挥那么它将得到直接利益相关群体的认可,获得相应的社会资源,否则就应该予以淘汰或者并人其他效率更高经营更好的管理者手中,否则就是对社会财富的一种侵蚀。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在高等教育领域建立一种 “优胜劣汰”的制度机制,从而更加有效地利用高等教育资源。这种对不同高校的社会态度直接关系着评估制度的设计。依据这样的对不同高校的社会态度,评估制度的设计应该着眼于每一所高校的发展 ,关注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高校,通过实施评估,一方面通过给予适当资源量的正向激励手段激励经营得当的高校发挥优势,继续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减少或者剥夺资源的负向激励手段对经营不当的高校予以相应的惩罚。 基础理论论文:试论中国死刑复核程序的基础理论研究 论文摘要:死刑复核程序是我国特有的司法制度,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在中国文化、理念中传承而来。研究死刑复核程序的基础理论,将为新时期死刑复核制度的完善与重构提供众多宝贵的参考、借鉴意义,是死刑复核学术研究不可逾越的阶段。 论文关键词:死刑复核程序 借鉴 基础理论 发展 死刑复核程序与任何一种法律制度一样,都是扎根于一定的理论基础之上。在我国历史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死刑复核程序较大的受到了封建传统思想的影响,并毫无疑问的在其中包含着一定的小农经济的观念。而随着当今中国的文明社会的进一步形成,经济的不断发展,现代法治的进步以及人权保障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将死刑复核程序放在新的理论基础上进行重新构建成为了历史的必然选择。这不仅仅是人们的主观认识所决定的,更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死刑复核程序在中国诉讼发展史,尤其是刑事诉讼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种客观存在的重要性决定了我们必须重视并完善这项制度,这是中国司法制度的完善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步。 一、中国死刑复核程序的性质 (一)死刑复核程序性质的实然界定 应用实证分析模式考察死刑复核程序的性质,通常是在现行立法实务层面进行。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各地方人民法院依法报请复核的死刑案件,应当全面审查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是否正确,最终对正确的判决和裁定予以核准、改判不正确的判决和裁定。然而,仔细研究后我们可以发现,现有的法律规范对死刑复核程序的性质的界定,还不是很明确。 现行法律条文中,只有《刑事诉讼法》第199条至204条法律条文简单对死刑复核程序作了规定,其他司法解释中关于此制度的规定也不多。《刑事诉讼法》第200条规定,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办理死刑案件质量的意见》的通知中有文字进行说明。因此,实际上现有的死刑复核程序并未充分确认审判程序的司法权属性,倒是由于目前的法律规范空白处较多,以及在实践中一些秘密进行的情况存在,导致了它更多得反映了“审核”过程中的行政权性质。 (二)死刑复核程序性质的理论之争 这个层面上的争执属于死刑复核程序性质的应然角度探讨。目前国内理论界对于死刑复核程序的性质定位,基于立法和实务的具体表现,存在着很多争议,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 第一种意见,审判程序说。细化又可为两种分说。其一是“认为应当在核准死刑裁判时分别听取检察人员、辩护人的意见,构建更接近于一种不开庭的审判程序”。另一种则主张“死刑复核程序开放化,从书面审理转变为开庭审理,让人民检察院、诉讼当事人、被告人的辩护人等都参与到这一程序中来,甚至以死刑案件三审终审制取代死刑复核程序,来实现诉讼的目的”。持这种观点的人实际上也就是主张对死刑复核程序进行诉讼化改造。 第二种意见,法院内部监督程序说,即将死刑复核程序定位于行政审查审批程序。樊崇义写的《死刑复核程序的性质定位和运作》持该种意见认为,“核”才能体现死刑复核程序的本质,而不是“审”,也就是说更近似于“批准”,只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在原一、二审的基础上进行复查、核准,应当按照审批的思路设计复核程序,而不能按照独立审级的模式来看待复核程序。 (三)死刑复核程序性质的应然定位 “建构在侧重于打击犯罪的理论基础之上的死刑复核程序性质定位的行政性观点,忽视了死刑复核程序的本质,没有站在应然的角度来观察这个问题,而是从现行立法的实然角度来分析的。行政权的最高价值在于效率,而与司法权永远相伴随的则是权利救济和维护正义”。从根本上讲,死刑复核程序是为了少杀、防止错杀,而不是像行政权那样以追求效率价值为目的的,如果将这二者混淆了,那么将十分不利于保护被告人的人权。 我认为,死刑复核程序是我国刑事诉讼所特有的一种诉讼程序。在1979年与1997年的刑事诉讼法都将死刑复核程序与第一审程序、第二审程序与审判监督程序分专章并列规定。可见,立法者显然是充分认识到了死刑复核程序的重要性,才将死刑复核程序作为如此重要的诉讼程序来对待的。从立法目的来讲,设置死刑复核程序主要就是为了使被告人可以在上诉之外再取得一次权利救济的机会。从程序完善角度来讲,在这种性质定位基础之上,目前应当进一步强化死刑复核程序的审判权性质,对死刑复核程序进行正当程序改造,这就主要涉及到控辩审三方的关系具体到在死刑复核程序中的架构问题,应将控诉职能和辩护职能引入到死刑复核程序中来,明确被告人刑事辩护权,统一死刑适用的严格证明标准并完善相应配套规则,设置合理科学的死刑复核程序期限,实行开庭审理,建立直接言辞审理原则,实行合议庭负责制,并仍然采用合议庭一致或绝对多数同意的表决机制,健全检察机关对死刑复核案件的主动监督机制,分离最高人民法院死刑复核程序与死刑一、二审程序,使该程序真正走向诉讼化。 二、中国死刑复核程序的价值 在哲学理论的概念中,存在于主、客体的关系之中的“价值”,是客体自身具有的某种功能或者属性,这种功能或是属性能够满足主体的某些需要。主体在作用于客体的同时,客体也会相应的对主体发生反作用,在这个作用于反作用的过程中客体能够满足主体的某些方面的需要。价值不是主观任意的,而是客观存在的。它必须以客观事物自身具有的属性的实际存在为前提,并依附于主体身上客观存在着的某种需要。这样看来,价值就是主体客体之间客观存在着的一种有用的关系。 关于刑事诉讼价值,陈瑞华教授认为有三种基本含义:一是价值观念,也就是存在于某些人或者某一社会之中的法律价值理念;二是为人们所接受的一些基本的法律评价标准;三是值得人们追求和努力实现的价值目标。??我认为,如果仅仅将刑事诉讼程序的价值扣上一顶“有用性”的帽子,那么刑事诉讼法也将会被简单的看做实现刑事实体法的工具而已。这样又使得程序法再次陷入成为实体法工具的命运。所以我们不应该忽视刑事诉讼程序存在着的自身价值,它本身的运作过程也是一种价值的体现与实现。刑事诉讼价值是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的统一。其中,刑事诉讼的内在价值或者公正价值,则主要是指刑事诉讼在过程中是控辩双方的利益得到平等的尊重和维护,刑事诉讼的功利价值或工具价值则主要表现为它对于刑法规范实施的积极意义。所以说,作为刑事诉讼程序的一部分,死刑复核程序当然应将刑事诉讼公正、秩序和效率这三个方面的价值完整的体现出来,并促使三种价值各自应具备的功能有序、和谐的实现。 (一)公正价值视角下的我国现行死刑复核程序 死刑复核程序是判决、裁定生效前进行的审查核准,是从诉讼程序上保障死刑正确适用的一种诉讼制度。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死刑复核程序的规定,是我国尊重人权与严肃、谨慎的慎杀与少杀刑事政策的集中体现,这一审查程序的设置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有效地保证了办案质量,更是为正确适用死刑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诉讼程序保障。死刑复核程序具有毋庸置疑的公正性,应注意的是,这种公正性不仅需要指向受害人一边,也更需要指向被追诉人以及社会公众。通过死刑复核程序审查报请复核的死刑案件材料,审查司法机关在一、二审程序中认定犯罪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是否存在瑕疵,对少数罪大恶极、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非杀不可的犯罪分子核准死刑裁判,处以极刑,使正义得到伸张,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不受侵害。此外,如果在这个程序中发现之前的死刑裁判有任何不适当或者错误的情况发生就必须予以及时的制止和纠正,防止错杀无辜,给可杀可不杀的犯罪分子获得重新做人的机会,更甚者是还无罪者清白,这样做不仅是有利于缩小死刑的适用范围,并最终有利于得到社会公众对死刑复核程序公正性的认可。可见除了对实体公正具有保障作用,其独立的诉讼价值才是程序公正更重要的价值。 (二)效率价值视角下的我国现行死刑复核程序 波斯纳认为:“公正在法律中的第二个意义是指效率。”由此看出,以很快的速度达到审判结果一直是诉讼进行的理想状态,这里也体现着刑事诉讼的效率原则。 死刑复核程序是把握生死的最后一道关卡,鉴于其重要性,所以审查时间长且对执行官员要求也很高,在死刑复核过程中,合议庭要了解案件事实、证据、程序、法律适用等各方面的情况,全面审阅案卷。这些成本随着死刑案件复核时间和进程而变化,时间长、进程慢则成本高;时间短、进程快则成本低。??自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后,最高人民法院耗费大量资金扩充数百名法官,打造全球最大的刑事审判庭用于死刑复核。而死刑复核收益等于无复核所造成的损失的期望值,在敬畏生命、尊重人权的今天难于直接量化,所以我们应该注重生命而不是只注重成本。与经济成本相比较,生命的价值自然是要优先考虑的因素。正是想通过完善死刑复核制度体现对人的生命敬畏,避免冤假错案、避免错判错杀,所以才有了中国特色的死刑复核程序。 (三)秩序价值视角下的我国现行死刑复核程序 刑事诉讼的秩序价值包括两方面含义:一方面是追究犯罪活动的本身必须是有序的;另一方面是通过对犯罪行为的惩治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秩序价值要求必须防止政府滥用权力而使社会成员处于无安全保障的状态,所以国家刑事司法权的行使也必须是有法律规范且有序的。一方面我们要对“犯罪故意明显,社会危害大,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处以死刑,以维护法律的尊严,保障社会稳定;另一方面,也要严格限制法官滥用“自由心证”,防止权力的滥用。 三、中国死刑复核程序的功能 法律功能的发挥与法律目的的实现实际上都是对法律进行的社会学思考,在本质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异,所以二者的关系可以归纳为“体”和“用”的关系。 (一)死刑复核程序的纠错功能 死刑直接涉及到被告人的生命权,如果出现错判死刑的案件,会极大地影响公众对法律的信仰和司法权威的树立,后果是极其严重的。所以防止错杀不仅是死刑复核程序设置的初衷,更是死刑复核程序的第一位功能。实际上,从中外死刑案件的审判实践看,死刑案件的错判率极易高于其他罪案。 有学者认为,死刑复核程序纠正冤、假、错案的功能是有限的,而且具有成本高、代价大的缺陷。案件事实认定问题的性质决定了,法官在查明事实上,并不优于普通民众,上诉法院法官并不优于初审法院法官。因此,我们不能将防止事实认定错误的所有希望都寄托于死刑复核程序。诚然,死刑复核程序不可能将一切冤假错案一一纠正,但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实现凭借一种制度完全解决案件的真实性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多一道审判程序,自然就多给了含冤的犯罪嫌疑人得以救济的机会,也就给了正确司法增添了一分希望。死刑复核程序的价值,也许就在于这多出来的一个机会。 (二)死刑复核程序的控制功能 保留死刑,严格控制死刑,是中国一关的基本死刑政策。实体法之路与程序法之路是对死刑的限制的两个方向。前者是根本性的,主要是通过刑法立法减少死刑罪名的设置,能够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由于文化、国情与民意等原因,短时间内还不能够彻底得废除死刑,死刑复核制度作为程序法之一,在限制死刑方面有着实体法道路所不具有的超越性,更容易被接受。 基础理论论文: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基础理论、运行模式和机制研究 内容提要 本文论证发展农业高新技术的必要性,提出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渗透理论,并结合近年来我国各地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实际情况,总结归纳出我国各地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运行模式和机制,提出加快利用高新技术改造我国传统农业的对策和措施。 关键词:高新技术 改造传统农业 理论 运行模式与机制 当今世界新技术革命发展迅速,一场以高新技术为中心的科技革命正在全球蓬勃兴起,推动着传统产业的变革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农业这个传统产业正面临新技术革命的挑战。目前,我国农业在由“资源依存型”向“科技依存型”转变。高新技术正逐步地走进我国农业的每一个领域。如果我们能抓住时机,采用先进的农业科技成果加快对我国传统农业技术的改造,那么在二十一世纪初期,我国农业现代化水平就会迈进一步。 一、发展农业高新技术的必要性 (一)农业高新技术的概念 所谓农业的高新技术,是指能广泛用于农业领域的,对农业经济发展和农业科技进步产生深刻影响和重大推动作用,并能形成新型农业产业的高技术和新技术。包括国家科技部认定的航天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激光技术、自动化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等7个高新技术领域的相关内容。但目前具体应用于现代农业,主要指农业生物技术(转基因技术、酶技术和发酵技术等)、农业信息技术(包括计算机农业应用和各种农业专家系统、农业网络技术)、设施农业技术(包括各种温室技术、无土栽培技术)、节水农业技术(改善地面灌溉系统和滴、微灌、喷灌技术)、核技术(用于农业育种技术)、现代农业机械技术(带电脑程序控制)、农产品精加工技术、遥感遥测技术、新能源、新材料技术、激光技术(激光平地)等。 (二)传统农业的经济增长潜力有限 传统农业是一种技术状态和资源要素水平长期内大致保持稳定不变的农业状态,经过世代适应,各种生产要素已达到最佳配合,但由于其物质和能量的低层次循环,其内部发展的潜力有限,由于其生产工具以手工操作为主,劳动力、畜力、土地等传统要素是其主要生产资源因子,新生产要素对农业生产的促进作用微乎其微,从而造成了土地生产率及劳动生产率的双重低下。概而言之,传统农业具有以下五个特点: l 传统农业是一种自给自足的产业; l 传统农业的技术停滞不前; l 传统农业中的劳动者文化素质较差; l 传统农业对外部环境依赖性较强; l 传统农业是一种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 因此,传统农业不能成为社会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 (三)现代农业是一种商业性的农业 现代农业是一个由市场导向的与发展农业相关、为发展农业服务的产业群体。从农产品生产过程看,农业关联产业群包包括产前、产中、产后的各行各业。产前主要是农用物资的生产与供应,如机械、肥料、种子、饲料、农药、农膜、电力及其他物资;产中主要是直接与农业生产耕作或为之服务,包括耕作、播种、施肥、收获等环节及植保、病虫害防治、卫生防疫、种苗与繁殖等;产后主要是农产品的流通与加工,如收购、运输、保鲜、加工、销售等。这个围绕着农业生产而形成的庞大的产业群,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与农业生产形成稳定的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利益共同体;它们相互之间又及时传递各种市场信号,并以科技进步成果、市场供求信息和各种物质力量支撑着各个环节的发展。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现代农业已沿着资源投入、生物生产和经济增值三方面有了很大发展,基本上是把平面结构的农业转化为空间结构的三维农业。是按三维农业的概念,把产前、产中和产后的各项内容及其在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基本形式显示出来。 (四)高新技术对改造我国传统农业具有重要的作用 我国人多地少,落后传统农业一直是困扰着我国经济发展的后顾之忧。因此,引入国内外农业高新技术来促进我国农业的发展,已成为我国改造传统农业的强大动力。为了使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有一个带动性的突破,全国各地在实施“九五”农业科技计划中,把建设现代农业示范区作为重要内容。据农业部科教司的统计,到1999年为止,我国拥有各种形式的农业高新技术园区和现代农业示范区405个。在这些园区中,大量农业生物技术、无公害食物生产技术、工厂化农业生产技术、智能农业生产技术等现代农业新技术得到广泛开发应用、示范和推广,为园区所在地区的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新技术、新信息,展示了现代农业新的经营方式,有些地方因此而培育了新的农业经济增长点。 由于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对于实现我国农业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探索21世纪我国农业发展的新的途径,迎接新的农业科技革命到来,促进我国农业发展上一个新的台阶具有积极意义。我国各地政府予以十分重视和支持,将其列入本地经济和农业发展规划,并筹集和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开发建设。预计在未来五至十年内我国农业现代建设将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将有大量高新技术成果进入农业领域,通过现代农业示范区的示范、推广而达到产业化规模。 二、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渗透理论 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就是使高新技术向传统农业领域的产前、产中、产后阶段迅速地渗透和扩散,使高新技术不断地渗透到传统农业领域的产前、产中、产后的关联产业,从而造成农业产业链条不断延伸,农业科技产业不断出现,农业关联产业不断扩大,形成和构建一个全新的现代农业产业链条,如图1所示。 图1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渗透理论示意图 三、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运行机制 在我国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主要是通过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的实施来进行的,而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的建设和实施,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实现全面协调的动作,必须有完善的运行机制保障其运行。要使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建设顺利进行,进而对农业的科技示范推广起到应有的作用,就必须建立和健全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的五大运行机制。 (一)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的资金筹措机制 良好的资金筹措机制是保证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实施成功和得以发展的基本前提。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的建设资金一般实行多渠道、多层次的筹集。按投资主体的划分,分为政府项目筹措型、民营筹措型和混合筹措型三种。 (二)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的技术依托制度 所谓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的技术依托单位,是指为了搞好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农业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与示范项目的建设单位,通过签订技术承包合同或协议的方式,建立一种联系紧密、互惠互利、长期合作、稳固可靠的关系,在项目区内,针对不同类型的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技术关键问题到项目区进行技术成果转让、技术承包、技术开发、咨询服务、高新技术成果示范等活动。这样的农业科研单位或高等院校称之为技术依托单位。 根据我国农业科研单位与生产经营单位联合发展的现状,以及目前农业科研成果的转化渠道、种类和途径,把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的技术依托单位分为科技基地依托型、科技企业技术依托型、科技服务依托型三种。 (三)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的管理机制 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要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农业高新技术成果为依托,根据农业科技示范项目区的社会经济和技术条件,因地制宜,逐步建立起科学、简明、高效的管理机制。在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区,应逐步建立和健全以下运行机制。 l 科技成果引进、示范的推广机制; l 技术承包机制; l 经营机制; 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的经营运作,可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和社会经济条件,采用不同的经营机制(目前一般采用农业企业化经营、承租反包和股份合作制的三种模式)。这些经营机制主要有如下运作机制所组成。 l 农业企业化经营机制 l 承租反包制 l 股份制经营 l 利益共享机制 l 竞争激励机制 l 完全成本核算机制 l 吸引人才机制 四、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运行模式选择及影响因素 (一)运行模式 通过对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运行模式的研究。对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运行模式的概念界定、模式的特性和影响因素,以及模式构建的基本原则进行界定。结合近些年来我国各地实践,按照不同的农业科技示范类型和农业产业化经营类型进行分类,归纳出十三种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运行模式。这十三种模式分别是:1、农业高新技术走廊模式(潍坊模式);2、院地联营型模式(唐河模式);3、“公司+农户”运行模式(温氏模式);4、高效农业开发区运行模式(许昌模式);5、工厂化农业开发区运行模式(孙桥模式);6、农业企业开发型运行模式(锦绣大地模式);7、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示范区模式(张掖模式);8、龙头企业带动型运行模式(新兴模式);9、外向型高科技农业模式(珠海模式);10、工商企业带动型模式(野力模式);11、“政府+企业”的农业示范区运行模式(顺义模式);12、“以工补农”运行模式(龙口模式);13、“农业企业集团”运行模式(烟台中粮模式)。 (二)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运行模式的影响因素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运行模式一旦形成,便在一定时期内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是这种稳定性不是绝对的,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运行模式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会随着外界环境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1、农业经济发展水平 农业经济发展依靠科技进步,尤其是高新技术的采用会极大的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反过来,高新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又会受到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和制约,建立在不同农业发展水平基础之上的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运行模式必然呈现出阶段性特征。 2、农业科技创新水平 农业科技创新是农业技术进步的源泉,农业高新技术成果来源于农业科技创新,农业科技创新水平的高低决定了农业高新技术成果的多少。无论生物技术、育种技术、设施农业技术和农业工程等高新技术应用,还是基因技术、3S技术和激光技术,进入农业领域都离不开农业科技创新。 3、农业教育 这里的农业教育包括各种基础教育、中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以及专业人才的培训等。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国家的教育状况反映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的高低,直接和间接影响和制约着高新技术转化为现实农业生产力的全过程,同样也影响和制约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运行模式。 4、社会经济制度和体制 不同的经济体制和社会制度会影响农业高新技术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快慢。在市场体制下,经济体制的完善程序和社会制度环境的优劣,如农业科技管理体制、农业生产组织管理体制、农村产权制度、土地使用制度等,也在不同程度上制约农业高新技术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 5、宏观政策导向 主要包括农业科技政策以有其他相关的农业产业政策(如价格政策、财政政策、税收政策等),政府的宏观政策影响农业经济发展的方向、重点。比如政府的农业科技政策会影响农业科技力量在各层次、各环节、各专业的安排和分配比例以及农业科研单位、科技人员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而这又会直接影响农民采用高新技术的现实性、可能性、积极性。 6、宏观经济环境 宏观经济环境主要指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运行机制。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应该是有利的宏观经济政策加经济运行的市场机制。在这种宏观经济环境中,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运行模式必然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效益型运行模式。 7、市场环境 这里的市场主要包括农业技术市场、农业要素市场和农产品市场等。农业技术市场的发育程度关系到农业科技供需的衔接以及高新技术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速度。农业生产要素市场的数量、质量、价格等影响农民采用高新技术成果的规模、成本。农业产品的市场供求、供销、流通等影响到农民采用高新技术的收益。农民采用高新技术成果的经济界限是使用农业高新技术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如果超过这一界限,即使技术效果再好的高新技术,农民也会拒绝采用。 五、加快高新技术改造我国传统农业对策和措施 (一)加强领导,成立全国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和应用工作委员会 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为了便于统筹安排,组织宏观协调工作,建议国家科技部、农业部牵头,组建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和应用工作委员会,由国家科技部、农业部、教育部、林业局、中国人民银行等有关部门组成,负责组织、协调等具体工作。 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和应用工作委员会下设专家组,下设大田种植、蔬菜花卉、畜牧水产、果木林业、水利工程、生物工程、土肥栽培、植保防疫、农业项目投资评估等9个分组。编制总体规划,研制定政策,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合作,加强对全国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和应用的宏观指导。 (二)制定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园和示范项目的发展规划 根据农业高新技术的成熟度及今后我国的农业发展趋势,从加速农业高新技术的示范和应用,促进农业产业结构升级和调整的高度出发,制定不同地区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和示范项目的发展规划。各地在建立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区时,应选择若干地区作先行一步的试点,以取得经验,确实验证该项目区已有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再考虑逐步推开,以避免盲目攀比,一哄而上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三)明确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建设的指导思想与实施的总体思路 第一、在指导思想上:牢固树立高新技术为实现我国农业综合开发持续发展,农业经济持续发展和农村持续发展服务的思路,注重五个结合:即农业与农村经济、农业研究与开发推广、近期与远期、科研院所与项目区、高新技术技术与常规技术、传统技术的有机结合,充发挥高新技术组装、技术中试、技术辐射、技术扩散、技术转化的基本功能。 第二,在战略部署上:以科技带企业,以企业带基地,以基地带农户,逐步形成有竞争力的农业科技企业,形成技贸工业一体化的模式,走出国门,跻身国际市场。 第三,在经营模式上:由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实施单位以及企业经营者共同投资,组建产权明晰、职责明确、风险共担、利益分享的股份制企业化经营,创造经济效益,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大,滚动发展。 第四,在开发方向上:按照“农科教、种养加、产供销、农工贸、城乡一体化”的要求,实行多层次、多形式、多元化的优化组合、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综合开发的产业体系。 第五,在运行步骤上:从简到繁,从易到难,不断探索,继续试点,积累一套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的成熟经验,成功后再进行全面推广,逐步建立高效运行,自我发展的新机制。 (四)制定长期稳定的科技政策 1、放宽经营政策 允许项目区的科技企业经营农业技术成果,包括农作物种、种苗、畜禽良种、配合饲料,复合肥料、生物农药、动物疫苗、加工产品、农牧机具等。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区经营技术产品,应当从政策上享受现行的种子公司同等待遇,或与种子公司联营,实行利润分成,以保征项目区有可靠的收入。 2、在投资、税收、贷款上给予优惠 凡是批准进入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区的企业和外商投资项目,以及农业高新技术引进项目,在工商、税务,金融、外交、海关、商检、人事工资、奖励等方面的政策,必须配套优化,并且优于其它(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才能富有吸引力和保证实施。 3、放活分配政策 切实贯彻“按劳分配与按资分配相结合,多劳多得,突出重点,兼顾一般”的原则,对于项目区从事科技开发,新产品生产,市场营销等方面的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在分配上给予优惠,拉出档次,对于有突出贡献者应予重奖,要支持一部分科技开发人员,通过正当的劳动致富,并实行先富带后富,走共同富裕之路。 4、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的建设形式要灵活多样,不拘一格 建设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也应充分考虑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的农民对农业科技的多样化需求,本着多渠道建设、多形式开发、全方位辐射的原则,统筹规划,协调布点,灵活运作,不断探索项目区建设的新路子,在鼓励各级政府及农业科技、农技推广等部门带头建设农业高新技术范区的同时,积极引导农村专业合作组织、骨干龙头企业、个体种养大户以及外商独立创办或以资金、设备、技术、信息入股等形式,联合开发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区。 今后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区的运行要逐步建立企业化经营管理的运行机制。项目区农业高新技术企业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原则组建、管理和经营,并逐步建立“产权清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不断完善市场导向与技术创新有机结合的、科工贸、科农贸一体的企业经营机制。项目区内农业高科技术企业,实行国有和非国有经济成份共存、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并举的方针,平等竞争、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五)扶持一批以“高、新、外”为特征的高新技术龙头企业,支持民营农业科技(知识)型企业发展 把我国农业科技型龙头企业建设当作重中之重,在发展方向上突出“高、新、外”。即档次高、规模大、围绕主导产业或拳头产品,集信息、生产、加工、贮运、销售于一体,成为产业或产品的主体。采用的技术新,不管新上项目,还是老企业改造,都要注意发展高技术、高层次的企业、外向型,重点扶持面向国际市场,有出口创汇能力的龙头企业。 要优先发展生物工程、农业信息、节水灌溉等辐射和渗透力强企业。加大对种子、生物农药、生物制剂以及微生物肥料、饲料企业支持力度。扶持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把民营科企业发展纳入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按照“支持现有的、培育优势、鼓励改制的、吸引外来的,发展新办的”基本原则,因地制宜,进一步加大创新力体系的建立,支持民营科技企业上总量、上规模、上水平。 (六)加快我国农业高科技术产业的风险投资体系建设 建立不同类型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风险的投资基金。一是可以考虑由我国财政部门和银行出资成立我国农业风险投资基金,对农业的技术产业化风险资本市场市场起引导作用,并成为政策性融资机构。二是由政府,农业科研、教学单位、有关企业、农户共同出资创立地方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风险基金。三是动员和鼓励社会各种基金组织向农业高新技术企业提供融资或投资。四是成立中外合资风险基金。五是在农业高新技术开发区设立风险投资基金。对于部分市场前景看好的农业高新技术项目,可以采用股份制形式,由政府、集体、民营企业、金融机构、居民、农户共同入股,组成股份公司,共担风险。 (七)尽快建立农业科技示范区项目管理信息系统 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信息系统建设主要应抓好农业科技信息、农业生产资料产品市场信息、农产品供求及其价格信息和农业政策法规等子系统的培育以及因特网的信息网络、农业信息服务机构的建设,特别是重视国际国内互联网建设,加强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与国内外的交流与联系。 (八)走产学研一体化的道路,鼓励农业科研院所积极参与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的建设 要建立双向科技人才兼职制度,加强农业科研院所与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的智力和信息交流。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的科研人员可利用业余时间到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区兼职,从事技术开发和创新活动,把过去的个人渠道变为公开渠道。科研院所领导应支持这项活动,并加强管理工作,这有利于加强产学研合作和技术转移。 (九)培养农业的技术人才,提高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的整体素质 培养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人才应采用多渠道培育方式,如利用现有的农业大专院校为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培养生物技术、设施农业、农业工程等方面的技术人才,还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培养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急需的经营管理人才。各级党校、行政管理学院、农业大专院校、电大、函授大学都可以开设有关专业,实行脱产、半脱产或业余学习,为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培养一批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践经验的农业企业经营管理人才。还可以通过农校、电视中专、绿色证书培训等形式,造就一代有文化、有知识、懂技术、懂生产的新型农民。 基础理论论文:英、德行政程序基础理论之比较 [内容提要] 通过正当的行政程序来规范行政活动参与者的行为已成为世界上多数追求法治国家的必然选择。由于历史背景、法律传统、社会现实和理论体系的不同,各国赖以建立行政程序的理论基础也不同。英美法系国家强调自然正义、正当程序;而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程序处处体现法治行政原则。本文将通过两大法系的典型国家——英国和德国行政程序的理论基础的介绍与比较,以期对我国构建行政程序法治有所借鉴。 [关键词] 自然正义 法律优先 法律保留 法治主义是现代法治国家追求的目标与基本精神,经过历史的变迁,法治国家的价值已得到各国的普遍公认。法治国家理论在行政领域主要体现为法治行政,其核心是国家权力的组织与运行要受法律的制约,以法律来制约政府的行为。法治行政已成为现代法治国家行政领域的一项重要原则。 从各国行政程序法治的情况来看,英国的行政程序立足于自然正义原则,这一点发端于有关公正合理的运用行政权的宪法原则。英国的行政法有很长的历史,但早期的行政并非现代形式的行政,在中世纪,一切行政权属于国王,这一时期实际上存在构成行政法的法律规范,但人们还没有意识到法律体系中行政法的存在。现代意义上的行政法直到17世纪下半叶才出现。1608年的革命摧毁了许多枢密院的行政权,王座法院对行政权控制的时代开始了。一直到19世纪后期行政国家的出现,一些重要原则,如司法复审管辖原则、自然正义原则等才开始广泛适用于各级政府部门。中间行政法的发展虽然经历过退步与低潮,但二战以后,为了适应现代行政发展的需要,英国先后制定了行政立法规则,裁判所和调查法等多部法律,以此确立了英国行政法的体系,使其获得了全面发展的客观条件。从英国行政法的发展可以看出,英国行政法是一种控制政府权力的法律,强调控权的价值与意义。英国行政法是有效控制行政权力组织与具体运行过程的规范体系,强调权力行使过程的正当性,即权力行使要有合法而正当的程序。它源于自然正义原则,自然正义原则作为英国行政程序的基础理论,其适用范围十分广泛。 德国是典型的大陆法系国家。德国行政法经历了“警察国家”行政、自由法治行政和社会法治国家行政三种历史类型。现代意义上德国的社会法治国有两层含义:一是国家拥有广泛的社会管理职能;二是国家在行使其职能时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法治国理念的发展也使德国成为世界上最早出现行政程序法的国家之一。从1883年开始,德国各邦开始了广泛的行政程序立法。二战使德国对民主与自由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公民获得了直接参与行政行为的权利,这一观念引导了行政程序的理论基础。自此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已成为大势所趋。1963年德国就有了总共85条的行政程序标准草案,现行的行政程序法是1977年生效的《行政程序法》。德国行政程序的理论基础源于其法治国的宪法观念,表现为法治行政原则。 一、英国行政程序的理论基础——自然正义原则 (一)自然正义原则的历史发展 古希腊哲人亚里斯多德在他的《伦理学》中提出了“自然正义”概念,他说“在政治正义中,一部分是自然的,一部分是法律的,——自然是指在每个地方都具有相同的效力,它并不依赖于人们这样或那样的想法而存在;而法律的则意味着起初既可以这样,又可以那样,……。”近现代意义上自然正义的观念最早出现在英国1215年制定的《英国大宪章》之中。该宪章第39条规定,“除依据国法之外,任何自由民不受监禁人身、侵占财产、剥夺公民权、流放及其他任何形式的惩罚,也不受公众攻击和驱逐。” 这可以被看作是自然正义原则的最初体现。而体现自然正义原则的正当程序的概念最早出现于1354年爱德华三世颁布的第28号法令中,“任何人,无论其身份、地位状况如何,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予以逮捕、监禁、没收财产或处死。”正当法律程序的本意是指刑事诉讼必须用正式的起诉方式并保障被告接受陪审裁判的权利,后来扩大了其适用范围,即广义上剥夺某种个人利益时,必须保障他享有被告知权、陈述权和倾听权等。一直到18世纪,虽然现代议会主权原则取代旧观念在英国已逐渐确立,但这并没有因为立法机关权力的扩张而使自然正义原则在理论上予以改变。英国是判例法国家,许多原则正是经过一个个案例逐步建立起来的,自然正义原则也不例外。 直到19世纪末,行政法伴随着国家权力的扩大而发展,但是到了20世纪,行政法的发展受到了阻碍,自然正义原则也受到了挫折。1914年的地方委员会诉阿利奇一案中,上议院错过了一个运用自然正义原则的重要机会。在该案中,汉普斯特自治区议会命令关闭某座房屋,理由是不宜住人,经房主向地方委员会申诉,举行了一个公开调查会。房主向法院控告地方政府委员会未经公平审讯即撤销了他的申诉。因为没允许他会见做出决定的官员,也没让他看举行调查会的视察员的报告,那个报告理所当然是案卷中的主要文件。这些控告在上诉法院得到胜诉,在上议院却失败了。该案本应当成为重新塑造行政程序新形式的一个机会,但这样一个契机被错过了。但这并没有结束,二战期间及其战后,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行政权出现了空前的强大,而行政法却出现了极大的衰弱,大量的判例是放弃司法复审和错误。 直到1958年这个错误才被纠正。1958年《裁判所和调查法》的产生导致了程序改进计划,带来了行政法的复兴。法院通过一系列的判决使自然正义原则重新获得了适当的应用,为依法行政规则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里不得不提及一个著名的案例:里奇诉波德温案。该案中,上议院做出了恢复自然正义原则的决定,它是有关自然正义的代表性案例,在英国行政法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1963年布莱顿警察长因被指控犯有阻碍司法程序的刑事罪而受审,但被宣布无罪,其他两名警官被判定有罪,法官趁机抨击警长对警察队伍的领导,因此布莱顿警察事务委员会一致决定开除了该警长的职务,他的辩护律师申请庭审并被允许出席尔后的一个会议,委员会议认同以前的决定并以9比3的投票结果通过。警察长行使了他向内政大臣上诉的权力。但上诉被驳回,最后他转向法院,要求宣布那个开除他的决定无效。因为没有通知他任何针对他的指控,也没有给他辩解的机会。这被高等法院驳回,上诉法院也一致予以驳回,但上议院以4比1的多数支持了上诉请求。这意味着自然正义原则重新得到重视并将在广泛的基础上予以适用。同时该案也改变了英国行政法的历史。正如雷德大法官在1963年所说:“我们没有发达的行政法体系。”1971年丹宁大法官则说:“可以说,现在我们已经真正拥有发达的行政法体系。” (二)自然正义原则的内容 自然正义原则不是一个实体内容,而是支配行政机关活动程序方面的规则。他要求行政机关的活动要符合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的规定,即使法律无规定时,行政机关在行使其权力时也不能违背自然正义原则。这是一个最低限度的公正原则,它是对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中的实质性要求。 自然正义原则包括以下两项基本内容: 1、不能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 任何人不能在自己的案件中充任法官作为自然正义原则的一项基本内容在英国法上又被称作反对偏私的原则。在司法上,法官如果可能或可以被正当的怀疑与所受理的案件有个人的利益牵连,那他就没有资格去裁决该案件。该项原则甚至可以使法官以此为由宣布议会的法律无效。同样,这项原则也适用于行政决定,行政机关不得就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事实做出决定,以避免偏私。在英国行政法历史上,由于行政决定中的偏私从而导致该决定无效的案例很多。比如1730年法院撤销一个有关迁走一位贫民的命令,因为其中的一个地方治安官是该贫民将被迁离的那个区的居民与纳税人。法院还曾经撤销了私下征询过消防队长意见的纪录委员会的决定,因为正是消防队长报告了某消防队员不守纪律。 但在实际情况中,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形:法律授权某官员采取行动,尽管他与该行动有利害关系,但依据法律,他是唯一有权这样做的人。这时自然正义不得不让位于此种必要性,因为如果不这样做,那行政机制将会发生故障。因此一方面,法院严格的适用反对偏私的原则,另一方面议会试图通过在特定情况下授予一定的豁免来予以缓解。比如1875年的《公共卫生法》中允许地方治安官依本法进行裁决,而不顾他们可能是地方机构的成员。但法院只是从狭义上去理解这些规定,认为任何偏离这一自然正义原则的情况都必须有立法的明确规定。该法被认为排出了仅仅基于地方机构成员资格而提出的丧失资格的可能,但不排除地方治安官办事时实际上与司法公正不一致的情况。但在诉讼中如果一方当事人或他的律师知悉裁决人不合格以及自己有权提出异议,但让诉讼继续而不加异议,那他们便被认为放弃了提出异议的权利,不得对裁决以此为由提出上诉。 关于裁判者会发生偏见的可能性存在两种标准,一是“合理怀疑”标准,一是“确实可能”标准。英国法院曾数次认为两种标准是不同的,因此不得不在其中予以选择。丹宁大法官交叉使用了这一标准,他说:“法院不看是否真正可能或已经事实上偏袒一方而牺牲另一方。法院着重看别人得到的印象如何。但必须看上去真有偏私的客观可能。猜度与推想是不够的。必须存在这样的情形,从那种情形中正常的人认为地方治安官或主席可能或极可能会或已经以一方为代价不公正的偏向另一方。正常人会认为他这样就足够了。道理再简单不过了。正义必须植根于信赖,当心地正直的人们转而认为法官有偏私时,信赖也便荡然无存了。” 2、接受公正的审讯 在司法上,任何人不能未经审问就受处罚,法官必须在听取双方意见的基础上才能作出判决。该原则从司法本土移植到行政领域中,开始适用于行政机关的活动。他要求行政机关在进行行政裁决时,必须给予双方陈述自己的理由的机会,让双方了解对方的论点和依据,在此基础上行政机关才能作出裁决。当行政机关本身与公民发生关系时,如果将做出对公民不利的决定,也必须事先告知对方做出该决定的依据,并听取相对方的意见。接受公正审判的原则涉及到获悉对方理由的权利,提出证据和辩论的权利等。法院坚持被赋予合法权力的机关事先非经听取对方的意见将不能有效的行使权力这一原则,并且几百年来一直在执行这一原则。该原则广泛适用于司法行为和行政行为。法院赖以适用这一原则的假设是,给每个受害者接受公平审讯的权利既是良好法律程序的准则,同样也是良好行政的准则。即便命令或决定在实质上是无可挑剔的,法院也可以控制其程序,要求公平的考虑双方的意见,没有什么比这更能有益于良好行政了。 上文所提到的里奇诉波德温案中重申公平受审权,使这一原则已经成为对侵害权利的行政行为或决定所普遍适用的规则。“提供审讯是落在每个裁决人身上的义务。”这句话经常被人所重复提及。接受公正的审讯原则包括以下几项重要权利:(1)知情权。这其中包括了解针对他提出的案情,知道相关的证据以及不利于他们的各种观点。该原则并不要求行政机关在反对意见提出之前公开他所收集到的所有信息,但一旦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行政机关将不能只从一方接纳证据而不向别的当事人公开。(2)听证权。听证权是自然正义原则内涵的一项重要权利。行政机关如果给予当事人以听证的机会,那他就应当做到:考虑当事人希望提交的全部证据;让各方当事人知道要考虑的所有证据;允许向证人发问以及允许对本案中的证据和论点进行评论。但听证并不仅仅限于口头听证,在有些案件中并不排除只给予书面陈述的机会。(3)要求说明理由的权利。说明理由在一开始并不是自然正义原则的题中应有之意,但随着行政程序的发展,自然正义原则的内容也在不断修正和扩充中。现在要求说明理由也已成为自然正义原则的一个关键因素。该权利之所以如此得到重视则是因为如果不知行政机关做出行政行为的理由,公民便无法找出充足的理由要求复审或上诉,从而失去法律的充分保护。 自然正义原则在英国有逐渐扩大的趋势,那么自然正义原则的适用范围究竟有多大,对此有不同的理解。行政机关主张自然正义不应适用于纯行政性的行为。而绝大部分法官主张每项司法性行为都应受制于自然正义原则。并且为此他们将大多数的行政行为都称为“司法性的”。法官并没有说自然正义原则应普遍适用于司法性行为与行政性行为,而是扩展了司法性的含义,即当在某项行为中如果自然正义被遵守,那该行为即是司法性的。实际上,凡是具体的影响公民权益的行政行为都应被认作司法性的行政行为,他要求那些虽然是行政性的权利但要求像司法性权力一样行使,必须遵循自然正义原则。 二、德国行政程序法的理论基础——法治行政原则 法治行政要求任何行政活动都依宪法与法律进行,因行政活动自身利益受侵害者能够得到有效的救济。法治行政是民主主义与保障人权理念的体现。在德国法治行政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法律优先原则和法律保留原则。 (一)法律优先原则 法律优先原则是指行政应受现行法律的约束,行政机关不得采取与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措施。法律优先原则无条件的适用于一切行政领域,包括干预性行政行为、授益性行政行为等各方面。该原则有德国基本法第20条第3款予以确认。该款规定:“立法权受宪法的限制,执行权和司法权受法律和权利的限制。”如果该原则未被遵守,将会有相应的制裁,这包括:与法律相抵触的法规命令无效;违法的行政行为可撤销或被废除;违法的行政合同无效等。法律优先原则实际上是对违法行政的禁止,他是消极意义上的法治行政。 (二)法律保留原则 法律优先原则是一种消极意义上的法治行政,法律保留原则则是一种积极意义上的法治行政。他要求行政机关只有在取得法律授权的情况下才能采取相应的行为。当法律出现缺位时,优先原则并不禁止行政活动,而保留原则将排除任何行政活动。相对于优先原则,保留原则的内容更丰富和复杂。法律保留原则拥有广泛的宪法基础,这包括民主原则、法治国原则、基本权利保留原则和议会保留原则。1、民主原则要求,颁布普遍适用的、对公民具有约束力的规范只能由人民选举产生的议会做出。从这一点可以得出,凡在议会范围之内的事物均由立法机关保留。2、法治国原则要求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应由法律予以规范,即由法律予以保留。3、基本权利保留要求必须全面保护公民的自由和财产,对自由和财产等基本权利的限制只能由法律予以规定。4、议会保留原则要求特定事项绝对需要法律予以规定。 随着行政活动领域的扩大,法律保留的适用范围也产生了争论与分歧,并产生了相关的学说,主要有:1、侵害保留说。该学说认为法律保留原则只适用于限制个人权利与自由方面的行政;2、全部保留说。该学说认为保留原则应适用于行政的所有领域;3、社会保留说。它认为除传统的干预行政以外,在给付行政领域也要适用保留原则;4、重要事项保留说。该理论由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提出。重要性的标准是某个规则对公民和联邦的意义、份量、强度等。某一项事务对公民或联邦越重要,就越属于保留的范围。 法律保留原则的适用范围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自由法治国时代,法律保留的范围限于所谓干预行政,在现代社会这已经显得不够了,无论是干预行政还是给付行政都需要体现保留原则,以保障个人权利与自由。1、干预行政。对于公民自由与财产的干预, 必须纳入法律保留的范围。这也正体现了德国基本法所确立的对基本权利的要求。上文已经提到,基本权利保留要求全面保护公民的自由和财产,只有通过法律或者根据法律才能予以限制。对于行政机关的干预行政职权,法律应当对其内容、对象、目的和范围等方面予以确立和限制,以使公民对这种干预具有可预见性和可预测性。2、给付行政。法律保留仅限于干预行政已经被突破。给付行政的扩大要求相应的扩大法律保留的范围。但这里的问题是法律保留在多大范围内包括给付行政,国家是否可以提供法律没有规定的给付。实际情况是法律的约束程度因行政领域的不同而不同。 (三)法治行政在行政程序中的体现 德国行政程序主要体现在1977年生效的《行政程序法》中,它要求行政决定必须采取合法的程序和形式。 1977年的《行政程序法》并不是一个关于在实施某一个行政行为时必须遵循的严格步骤的法律,而是规定了在德国法中有关已经形成的程序的一般规则。 这主要包括:1、调查程序。该法第24条规定了调查原则。行政机关可以依职权查明事实,确定调查的方式与范围,不受参加人的意见和所提供的证据的限制。但行政机关应当考虑一切对案件有意义以及对各方当事人有利的事实,不得以案件的陈述或申请未经准许未经证实为由拒绝接受属于其管辖范围内的陈述或申请。2、告知程序。该法第25条规定,如果参与人因为疏忽或无知而没有提出对自己有利的陈述,那么行政机关应当建议提出有关的陈述或申请,必要时,可以告知参与人在程序中的权利与义务。否则,可能会导致对公民的侵害因而承担国家赔偿责任。3、听证权。该法第28条规定了参与人的听证权。该条第1款规定“干预参加人权利的行政行为公布前,应当给予参加人对有关决定的重要事实进行陈述的机会。听证的权利已经成为不得违背的法律程序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但与英国等普通法国家的听证权相比,德国行政程序中的听证有更多的限制。例如第一款中的限制包括一方面限于”干预“参加人权利的行为,另一方面限于必须是”重要事实“。第二款中列举了五种具体案件没有必要举行听证。第三款规定如果听证与公共利益冲突,不得举行听证。4、阅卷权。阅卷权与听证权是紧密相关的,因为只有经过阅卷,行政程序的参加人才能有效的行使自己的听证权。该法第29条规定了参加人有权查阅有关程序的案卷以维护其合法权益,但同时对阅卷权作了相应的限制。5、保密权。公民有权保守个人秘密和商业秘密。如果行政机关有权公开,则保密保护不复存在,这个权利一方面来自公民的同意,另一方面来自法律的明确规定。6、说明理由程序。该法第39条规定,对于书面的或书面确认的行政行为,行政机关应当书面说明理由,理由包括做出行政决定的主要事实和法律理由。对裁量决定的理由说明,也应当使人认识到行政机关作为行使裁量权出发点的观点。同时该条第二款规定了不需说明理由的五种情况。 三、结语 英国行政程序以自然正义原则为其基础,并且已经成为行政程序中一条不变的公理,它并不通过一部法律予以体现,在行政程序中即使法律没有规定,行政机关也必须遵循自然正义原则,它是一种内在的和普遍的要求,因此被认为在行政程序中具有实质意义。而德国的法治行政原则要求行政机关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活动,尽管他也能够制约行政活动,实现对权利的保护,但立法终究无法满足不断发展的社会对法律的要求,而且德国并没有具体的承认自然正义原则。因此有人认为德国的法治行政原则在行政程序中只具有形式意义。实际上这种看法是不确切的,一方面上文所提到的德国行政程序中的一些原则与权利,如听证权、说明理由等正是自然正义原则的体现,而且从某些方面来看,德国行政程序法中的一些原则所包括的内容比英国的自然正义原则所包括的内容又有所发展;另一方面德国的宪法法院可以依据宪法对法律进行违宪审查,以确认该法律是否合乎宪法的基本价值和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以及时对法律进行调整。因此法治行政原则在德国行政程序中既具有形式意义又具有实质意义。
人文管理论文:管理的终极价值及人文管理学与中西方管理差异 [摘 要] 管理寄寓了人们实现生存的最终目的或最高理想,即管理的终极价值;管理的具体目标及其效率,即管理的工具价值。管理的工具价值依赖于管理终极价值而存在;工具价值本身渗透了终极价值;终极价值也必须依靠工具价值而实现,这就是管理价值的二重性。撇开管理的终极价值,仅仅将管理视为工具,管理就是同质的。只有从管理的终极价值这个角度出发,才能真正理解中西管理差异。尽管在现实生活中不存在“人文管理”,但将管理价值中的“人文价值”作为重点来进行研究却是可能的。因为“人文管理学”是一门普适的管理学分支。 [关键词] 管理的终极价值;管理的工具价值;管理价值的二重性;人文管理学;中西方管理差异。 一、管理的终极价值、工具价值与管理价值二重性。 (一)管理的终极价值。 从存在关系的角度来看,人类的存在是作为生产关系的人类社会存在的,而维系这种生产关系的就是管理活动。从存在状态的角度看,存在是在关系中生成和变化的,不同的社会结构有不同的管理理念,或者说,不同的管理理念塑造了不同的社会结构,人类社会正是在管理活动和管理结构中存在和发展的,因此,管理是人类社会存在的方式,管理本身必然渗透了人类对于自身如何存在的理念。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绝不会采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管理理念,反之,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也绝不会产生民主治理、现代企业等管理结构。 将管理与人类的存在方式来联系起来,意味着如何理解人类的存在就会如何理解管理,而反过来,有怎样的人类理想,就有怎样的管理理念。人类的本性是在管理中实现的,管理及其理念代表了人类作为社会性存在的本质,正是管理构建了人类世界。人类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本质上是一种为了更好地协调社会活动而形成的管理结构,抽离其中的管理实质,人类社会将变成一盘散沙,正是管理构建了人类社会。 尤其是进入近代以来,人类社会愈来愈以组织的方式而存在,现实的人们必定处于某一组织之中,而管理作为维系组织存在的关键因素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与实践有着巨大的影响,人们生存、劳动、生活的意义与管理的理念息息相关。在这一理念中,必定寄寓了人们实现生存的最终目的或最高理想:即一种合适于人性理想的存在方式和社会协调方式,这就是管理的本体价值或终极价值。 (二)管理的工具价值。 管理不仅仅是关于人类如何作为社会性存在的理念,管理必须有具体的目标。正如管理思想史家雷恩指出的那样,组织的管理必须要有一个目标,或者要实现的某件事,也许这种目标就是一年一度的采集果实、狩猎、播种农作物或者保护集体免遭游牧民族的掠夺等等。除了具体的目标之外,组织的成员还需要拥有工作或战斗的工具,这些工具是实现目的的资源或手段,其中包括人、武器、耕作工具或者其他任何东西;还需要对参加组织的人的各种活动作出明确的安排,其目的是在实现具体目标时,能使他们的行动相互作用和协调一致;最后,这个集体发现,如果有一个专门承担保证使整个组织不断实现其具体目标的任务,那么就有可能取得更好的结果。 因此,管理除了渗透人类关于如何生存的理念之外,还必须关心“如何达到具体目标”的技术性问题。在20世纪初期,法国人法约尔提出,为达成组织的具体目标,所有的管理者都必须执行 5 项管理活动: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为高效地实现具体目标,还必须遵循分工、权力、纪律、统一指挥、统一指导、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报酬、集权、等级链、秩序、平等、人员保持稳定、主动性、团结精神共 14 条原则。 马克思认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这表明价值是主客体之间的需要与满足关系的不断生成。从价值的这一定义来看,人类不仅需要有“理想”“信仰”等终极价值,而且需要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实现其具体目标,从所以,在管理中如何计划、如何组织、怎样协调、如何控制的方法和手段也当然具有价值。 历史上首先认识到管理具有上述价值的仍然是法约尔。法约尔所受的是作为工程师的教育,但是作为一个具有9000 多名员工的多部门大型企业总经理,法约尔认识到,组织的成功更多地取决于其领导人的管理能力而不是技术能力,管理具有与技术相互独立的价值。与管理的终极理想或终极价值相对,管理具体目标及其效率的价值可以称之为管理的工具价值。 (三)管理价值的二重性。 管理既渗透人类关于社会实践组织形式的最终目的或最高理想,也还必须确定组织的每一项工作内容和具体目标,以上二者同时构成组织中人们的需要,形成各自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统一体,这就是管理价值的二重性。 1.管理的工具价值依赖于管理终极价值而存在。因为人是从狭义的动物界进化而来的,动物的知觉、好恶等等,都是着眼于功效性的具体目标,都只服从于“物竞天择”的进化论原则。在人类社会的早期,认知、道德、艺术都是手段,短期性的、具体的目标就是根本性的目的,如狩猎活动必须要擒获猎物,种植必须收获果实,人类的实践水平越是低下,与眼前的功效目的的联系就越密切。 随着人类社会实践水平的提高,生存条件的改善,人们开始对与短期的、具体的功效无关的事物开始产生兴趣,逐渐发现这些区别于具体目标的事物的价值,这就是终极价值。例如,在实践中人们发现了社会中“人性的尊严”有时候比具体的目标更重要,为了维持人性的尊严,在一些情况下人们宁愿舍弃具体的目标。再例如,人们发现人生价值的意义不仅来自于吃饱喝足以及维持生存,还可以有更高远的意义:即使人性变得高尚、更美好,使人类社会变得更完善、更值得热爱,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偶然降临到世间来的人的目的和生命的终极价值。 脱离了原始社会的人的所有行为正是在这样的终极价值的指引下而实施的。在蜂蚁之中,我们已经发现了一种清楚简捷的劳动分工情形和一个惊人复杂的社会组织,即蜜蜂在建造蜂巢时,其精确性和准确性几乎与几何学家一样。这样的活动需要一个非常复杂的“协作系统”,然而我们并不认为蜜蜂和蚂蚁所做的是“管理”的工作———尽管这项工作无论从任何方面来说都是“有目的、协调的、群体性的工作”。 从与蜜蜂的对比中可以看到,管理具体目标的确立依赖于管理主体现有的观念以及对未来的理想结果所作的遇见和推测,而这种理想结果在管理活动实施之前还没有实现。因此,具体目标依赖于终极目标而存在,管理的工具价值依赖于管理终极价值。 2.工具价值本身渗透了终极价值。效率是管理最重要的工具价值之一,现代管理学奠基人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的核心内容正是如何提高车间的工作效率:它包括著名的工时研究、差别计件工作制、职能工长以及任务管理制。 然而众所周知,管理史上就泰罗的效率主义曾经出现过激烈的辩论。在 1911 年举行的有关“科学管理”的意见听证会上,双方问题的焦点毫无疑问地集中于渗透在“管理效率”之中的管理终极价值之上:反对者认为,在科学管理制度下,作为一个工人,如果他不属于“头等”,在世界上就没有出路———如果他在某个具体行业里不是一个“头等”的工人,难道他就应该被毁灭,被赶走?而泰罗坚持认为,如果世界上所有的人不管是劳动还是偷懒,如果他们都有权过同样好的生活,这种现象肯定是不合理的,对效率的追求将使得他们的生活不会是一样好的,这是正常的。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效率”其实渗透了泰勒的有关管理终极价值的理念:在确保每一个雇主获得最大限度财富的同时也确保每一个雇员能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益,这一理念体现的完全是资本主义早期的人性理想,即“适者生存、优胜劣汰”。这一理念当然具有进步性,但它忽视了组织除了效率之外,还有其他的追求———组织不单纯是实现效率的机器;而且实现效率的手段并不只有工时研究、计件工资制,还有其他更为“人性化”的手段。 3.终极价值也必须依靠工具价值而实现。虽然管理的工具价值是被终极价值所决定的,但终极价值并不能单独存在。管理的终极价值是伴随着管理具体目标的实现而实现的。 从价值哲学的观点来看,价值不是“为客体所固有”,价值是关系概念而不是实体概念,价值的特点在于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从而对主体产生意义。 因此,管理的终极价值一定与每一次管理活动的具体目标有关,它不能脱离管理的具体目标而单独存在,终极价值依附于工具价值之上,在管理的具体目标实现的同时也实现自身。 二、管理的终极价值与人文管理学。 现代主流管理学对于管理的价值是忽视的,它甚至没有意识到在管理的具体目标之外还有一个前提,这一前提就是管理的终极价值———而具体目标依赖于终极价值而存在,具体目标亦渗透终极价值,这实际上是将管理与更广泛的人类生活与人类理想割裂开来。 首先,人类的实践过程就不是一个价值无涉的过程。 从价值的本质来看,“所谓价值不过就是人作为人所追求的那个目的物,而这个目的物也就是人的自身本质。” 马克思指出,“实践是人类根据自己的价值理想对现有状态的改造,'实践'范畴,内在地包含了人的目的性与价值选择。 人的需求和对未来的期望和理想、改变现有状态的渴望,或言创造价值和享用价值,是实践的动力和目的。” 既然人类的一切实践都是价值导向的,那么管理活动作为人类重要的社会实践,自然也是价值导向的。其次,现代管理学没有看到,管理的终极价值才是人类管理实践的最终目的,它决定着管理的具体目标。 鉴于此,管理学不仅要研究目标的实现过程,也要研究管理活动中价值的实现过程。当然,这种价值指的不单是工具价值,而更重要的是蕴含在工具价值之中的管理终极价值。由于管理的终极价值是由各国各民族的人文理想所决定的,因此,管理的终极价值也可以称为管理的人文价值。 相应地,以管理人文价值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管理学分支学科可以称之为人文管理学。 三、人文管理学视野下的中西管理差异。 (一)人文价值的多元性与中西人文价值差异。 就普遍的人文价值而言,作为人类,就是要对真、善、美三者进行永恒的追求,并且力图表现这种追求本身的自由品质,人文价值永远体现一种自由、向上的精神,体现人类对美好生活和幸福人生的向往与追求。透过人性历史、民族、文化的多样形态而感受到一种普遍而崇高的人性,这始终是古今中外人类共同趋向的心态,失去这种统一性,人文价值就没有了统一的对象。 然而,在这种统一性之下,人文价值还具有多元性的特点,体现为不同文化传统之下中西差异。现代西方人文价值观主要来源于 14~17 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与 18 世纪的启蒙主义:针对中世纪贬抑人的现世及自然感性倾向,文艺复兴借助古希腊罗马资源,复兴并张扬了现世的自然欲望,对现世的自然欲望与古希腊罗马理性的结合,是近代科学技术乃至管理思想的重要源头。启蒙主义作为继文艺复兴之后扩展并奠定现代性的思想运动,把对神学信仰的批判和对理性的尊崇推进到了顶峰,可以说泰罗以来的西方管理完全体现了启蒙运动的精髓。 中华民族的人文价值则主要表现为伦理中心的道德教化,中西人文价值的最大差异在于对“人” 的不同理解上,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人文价值以古希腊的原子论和雅典学派的人性论为根据,强调人是具有理智、情感和意志的独立个体,而中国的人文价值则将人看成群体的分子,不是个体,而是角色,得出人是具有群体生存需要、有伦理道德自觉的互动个体的结论,并把仁爱、正义、宽容、和谐、义务、贡献之类纳入这种认识中,认为每个人都是他所属关系的派生物,他的命运同群体息息相关。 (二)人文管理学视野下的中西管理差异。 撇开管理的终极价值,仅仅将管理视为一种工具,事实上就不存在中国管理思想或中国管理模式与西方的区别———从工具价值的意义上而言,管理确实是同质的。 然而,如前文所述,管理的具体目标依赖于终极价值而存在,管理具体目标的确立依赖于主体现有的观念以及主体对未来理想结果所作的预见和推测,而这种理想结果在管理活动实施之前还没有实现,管理的具体目标是人性理想与社会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只有从管理的终极价值这个角度,才能真正理解中西管理差异,而将这种差异仅仅归结为背景、某些特征是远远不能揭示中西管理差异的实质的,中西管理差异的根源是终极价值或人文价值上的差异。 结语:不存在人文管理,但存在普适性的人文管理学目前学术界提到较多的所谓“人文管理”,其实作为一种方式本身并不存在。由于管理价值的二重性,任何管理方式都是终极价值与工具价值的统一,没有脱离管理的具体目标而存在的所谓“人文管理”。但是,尽管在现实生活中不存在“人文管理”,将管理价值中的“人文价值”作为重点来进行研究却是可能的,这就是“人文管理学”。例如在经济学中,马克思舍弃商品的使用价值而只研究商品的价值,而主流经济学并不关注商品的价值而只关心商品的交换价值。进一步说,将管理的人文价值作为研究对象的人文管理学是一门普适的管理学分支,如前所述,人类的一切管理皆包含终极价值元素,即使是泰罗的科学管理,也强烈地体现了早期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和追求。 人文管理论文:公共图书馆人文管理与科学管理的关系分析 一、科学管理的特点 19世纪末,美国人泰勒——科学管理之父在历史上第一次使管理从经验上升为科学,随后的几十年间,先后兴起的数理学派、决策学派和系统学派,使泰勒的科学管理得到了进一步完善与发展。它要求遵循科学原则,运用科学方法对企业实行合理化和标准化管理。 首先,在管理目标的出发点上,其数量意识和精确性原则非常突出,具有明确的量化指标,“一是一,二是二,非此即彼“不容许“大概、也许、差不多”等似是而非的模糊概念。其次,在方法论层次上,它充分运用科学的分析方法,将管理目标层层分解、细化为各种量化指标,落实到各个最基本的工作环节上,必须遵守和完成,要求准确无误、一丝不苟,拒绝“亦此亦彼”的灵活性。其三,在管理过程中主要是依赖政策、规章、制度等“明文规定”,以及法律的、行政的和经济的强制手段,进行组织指挥和协调控制。对于被管理者而言,它们是外在的硬性规定。因此,人们常常把传统的科学管理形象地称为“刚性管理”或“硬管理”。 这一理论体系的突出特点是:主张运用科学知识(科学原理)代替个人的判断、意见和经验;注重借助数学模型或计算机技术研究管理问题;强调通过高度集权、严密制度和物质激励手段来提高管理效率。尽管科学管理使管理走上了规范化、制度化和科学化的轨道,在社会各行业得到普遍应用并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但科学管理一个本质性弱点即:以物(技术、生产、财务)为中心的管理理念严重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忽视了人的作用和人的价值。 二、图书馆人文管理的内涵 管理是人类一项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基本活动,自古有之。管理是人共同劳动的基础。管理是一种社会现象,随着杜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展。美国女管理学家玛丽·相莱特认为,管理就是借他人之力把事情办好。当代著名管理学家赫尔伯恃·西蒙认为:管理就是协调一个团体的活动,以达到其共同的目标。给管理完整的定义是:管理是运用计划、组织、协调、指导(指挥)、控制等基本功能,有效地利用人力、物力、财力等基本要素,促进其相互密切配合,发挥最高效率,以期达到最佳的总体目标。 图书馆管理是促使图书馆能够为社会的科学技术发展和经济、文化建设更好地服务的,对人、财、物进行的一系列活动。目前,我国的图书馆事业取得了最大的成就,图书馆的管理工作也日趋科学化与合理化,许多图书馆采用以岗位责任制为核心的管理方法,基本工作秩序得到了整顿及加强,工作效率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即便如此,未达到有效调动人们主观意识的能动作用,未能促使组织和个人潜在的积极因素得到充分发挥。 20世纪30年代,在对科学管理内在缺陷和功能局限批判反思的基础上,人文主义管理(简称人文管理)理念和实践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它强调管理要“看重人”“满足人”的需要,重视被管理者“人的尊严”,为人提供更多的“自我实现”的机会,以提高人的积极性,从而提高管理的效率。 人文管理又可称为人文主义的管理,是站在人类利益的高度上,以人类的价值观系统为指导,以人类共同利益为指引的一种行为指导模式,是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的管理理念。人文管理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把人类价值观和有关人的因素整合到计划、协调、组织、委派等行动之中,该过程涉及由为共同目标工作的个体组成的组织的结构和产品成果的控制。人文管理是一种管理思想、管理理念、管理理论,是人类管理智慧的结晶,是科学管理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产生的一种更先进、更现代化的管理手段和方法。它是建立在科学管理基础之上的,是对科学管理的修正和补充。它把理解人、关心人、爱护人作为管理者最根本的使命。图书馆的人文管理是图书馆管理的一种新模式。这种新模式的内涵、实践与传统的图书馆管理有着很大的区别,但它并不是完全脱离传统的管理模式而凭空产生的,而是在传统的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吸收现代管理学理论并根据变化了的客观实际情况和时代特征而生成的。图书馆的人文管理就是通过确立人在图书馆管理工作中的核心地位,把人作为管理活动的核心和组织的重要资源,把组织全体成员作为管理的主题,围绕着如何充分利用和开发组织人力资源,充分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使其实现组织目的和组织成员个人目标,并要求能最好发挥图书馆职能的一种管理理论和管理活动的总称。 三、科学管理与人文管理的关系 人文管理与科学管理的根本区别主要是:首先,在管理理念上,人文管理以管理对象“人”为中心,重视人的本体价值及能动性和创造性。其次,在管理实践上它更注重目标宏观导向和调控,而过程管理则实行充分的民主化,为管理对象——活动主体提供更自由的选择空间和选择权利,由他们根据客观目标和主客观条件,自由选择、自主确定、灵活掌握具体的程序和方法。其三,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上,它更重视管理的服务观念,而管理的权力意识则相对弱化,“寓管理于服务”。其四,在管理方式和手段上,它更注重教化、疏导和激励,用理性召唤和情感互动等柔性手段去影响、感召人的心理与行为,用非强制性的方法进行调节与控制,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群体意志和力量,从而实现管理目标。因此,人们常常又把它称为“模糊管理”、“柔性管理”或“软管理”。 人本管理的功能虽然不像科学管理那样具有“立竿见影”的显效性,但它却是战略性的和长效性的,与科学管理之间具有突出的互补性,可以从根本上避免或弥补科学管理“用人不养人,养人不育人”的特殊政策短效性等内在缺陷和功能局限。 探讨图书馆人文管理基本特征有两个意义。一是为我们区分科学管理与人文管理提供了重要依据。本文所使用的科学管理是就其经典意义而言,现代人们通常理解的科学管理因受到社会学、人类学及多种管理理论的影响, 已经克服了一些传统弊端,增添了一些人文色彩,以至于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无法对两者做出明确界分——有时你所说的科学管理(或人文管理)与他所理解的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探讨人文管理的基本特征, 有助于避免理论和实践上的混乱。二是为图书馆实施人文管理提供了明确方向。人文管理不仅是图书馆管理的发展方向,而且也是二十一世纪整个管理理论发展的一个大方向,对人文管理实质性内涵的把握,有利于我们将人文管理理论上的“应然”优势转变为实践中的“实然”推动力, 进一步提高图书馆的管理水平和管理效率。 人文管理论文:科学人文主义管理 摘要:在简要分析科学人文主义的缘起、内涵及意义的基础上,提出了在科研中实现科学人文主义的手段,即在科研中奏行人本主义。 关键词:科学人文主义;萨顿:人本主义 “科学人文主义”一词是萨顿首先提出的,其提出目的是为了解决科学和人文这两种不同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协调、紧张关系的。然而,在内在论影响之下,科学哲学向来是见物不见人,把科学活动看作一个封闭的系统,只研究科学自身的因素,而忽视了研究科学的人的因素的重要性。近代以来,逻辑实证主义者片面强调主观感觉的“中性”,更使科学逐渐脱离社会因素和人的因素。这里仿照萨顿科学人文主义和罗杰斯的人本主义,寻求一种在科研活动中实现科学人文主义的手段,即人本主义思想。 一、科学人文主义的缘起、内涵及意义 近代以来,科学技术高速发展并展现出了无穷的魅力,使“瓷本主义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科技的繁荣压倒了其他文化形式,衍生出了惟我独尊的大科学主义。但是,繁荣的背后往往总是存在着阴影,科学过度发展所带来的种种负面效应也日渐突显,人文主义者们对其的批判之声越发之大,发科学主义的浪潮也变得日渐高涨,不可避免的就是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对立日益加深,后果愈加严重。对此,萨顿指出,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可怕的冲突”。这种冲突必将伴随着科学和人文的发展进一步加深·旧人文主义是以解放人性、寻求自由为主题的,而萨顿就针对科学与人文的矛盾敏锐地提出了新的科学人文主义。萨顿明确指出:“我们必须使科学人文主义化,最好是说明科学与人类其他活动的多种多样关系——科学与我们人类本性的关系”。在萨顿看来,只要关注科学中的人性,或者在科学中“注入”人性,问题就会得到解决,他于是提出一种以科学为基础的新人文主义,即“科学人文主义”,他又将之称为“科学人性化”。 萨顿指出仅仅依靠科学并不能使我们的生命变得更有意义。爱因斯坦也曾说:“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手段,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是取决于工具。”所以,必须使“科学人性化”,强调促进科技发展的目的是服务于人,在这一点上。科学发展观与之完全一致。它主张科技发展要以人为本,因此,是萨顿科学人文主义的继承、弘扬、创新与实践。 如仅就文化层面而言,科学人文主义产生的总背景是“两种文化”的分裂与对立。所谓“两种文化”,在目前状况下,可按萨顿和斯诺所指认的加以理解,即:一是科技专家的文化,另一是人文学者(文学知识分子)的文化。具体而言,科学人文主义产生的基础至少有三:一是传统人文主义,二是近现代科学及科学文化:三是现当代的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冲突以及人们对此问题的求解。萨顿的科学人文主义是一种理想的科学技术发展观,它至少包含四层意义:作为一种新人文主义,其以科学为基础:同时肯定人文的价值,强调必须以正确的人文价值观为导向促进科技的发展;倡导科技与人文的协调共进;其目的是使科学发展完全为人类服务。 科学人文主义自提出后,引起科学哲学等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及深入探讨。至20世纪50年代末,斯诺明确指认了“两种文化”现象,之后布罗克曼提出“第三种文化”,同时伴随着“索卡尔事件”、“科学大战”,科学人文主义思潮在西方得到时代的关注,获得了新的发展。 既然科学人文主义在科技发展中的作用如此重要,那么作为科研工作者又如何才能在日常的科研活动中实现科学人文主义呢?这需要寻求一种适用的手段。 二、在科研活动中实现科学人文主义的手段——科研人本主义 (一)人本主义思想的起源和特点 在古希腊时期智者学派普罗泰戈拉就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强调入的理性力量。在西方中世纪,哲学成为“神学的婢女”,封建神学的蒙昧主义和禁欲主义成了束缚人的枷锁。到了14世纪时,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威尼斯、热那亚新兴的学者以研究古代文化为借口,首先在思想上展开了反封建主义和天主教的神学统治的斗争。文艺复兴在15世纪扩展到了整个欧洲,到16世纪达到高潮。在文艺复兴运动中,资产阶级思想家抨击封建神学的“神本主义”,要求“以人为中心”,提倡以“人性”来反对教会的“神性”,主张个性解放和自由,把人们的价值由天堂拉回到人间,高扬人的意义和价值,形成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主义。 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再次兴起则首先是基于其发展之中面临的新矛盾,因而现代西方人本主义与传统的人本主义比较出现新的特征:传统人本主义从人本身出发研究自然、以某种精神或物质的实体为基点来说明人。在认识论上要求得某种共性的东西,因此是本质主义的,并且强调人的理性作用。而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反对自然的研究,认为哲学只研究人,把人的存在提到本体的高度,主张建立一种以人为中心的本体论。对人的理解,排斥做自然主义、理性主义的解释,认为人是孤立的个体,其存在及本质是情感意志和心理体验等,是超出精神物质之外的。现代西方人本主义不承认世界有所谓共性的东西,强调人的个体性,在个体的自我中寻找人格的完整,更注重于人的非理性的情感意志及体验。 (二)从罗杰斯的人本主义思想发现科研中的人本主义 美国心理学家、教育学家罗杰斯是现代人本主义心理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所创立的“以人为中心”理论在当代社会工作教育、实务的发展上都享有特别的声誉。罗杰斯的人本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人为本”的人性观,“性本善”、“自我实现性”、“潜能”及“以人为中心。“达到良好的心理氛围中的尊重与理解”是罗杰斯人本主义思想的主要观点。罗杰斯信奉“人性本善”,认为人生来是积极的、要求上进的,并在条件适合时努力使自身不断发展完善。在《论人的形成》中,他曾这样描述:“人的行为是理性的。伴随着美妙的有条理的复杂性,向着他自身机体所能达到的目标前进。”他指出人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自我实现倾向”,并认为“所有的生物学趋力皆可归属于这种实现倾向的名义之下”。这种倾向使人不仅要在生理、心理上满足,而且要不断发展和完善自己。罗杰斯还认为,人具有理解自己、不断趋向成熟、产生积极建设性变化的巨大潜能,这种潜能性使人得以发展和进行自我塑造。 科研工作对于其从事者们来说就是一种自我价值的实现过程,这个实现往往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的实现。物质方面,譬如待遇、级别、实验设施乃至在科研攻关中的地位是否重要等等;精神方面主要来自于自我的满足、社会的评价以及同行的赞同与否等等。当前在国内。我们在对待这两方面的价值实现往往通常都容易只注重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甚至对科研工作者自身的价值采取漠视的态度,只看到是否能出成果,这种只重结果不重过程,只看成就不视细节的做法只会对许多科研 工作者们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导致大量人才的埋没和流失。人不是机器,这一点所有人都清楚,但人才是机器的主人,这一点却往往容易被人忘记。科研的主体还是人,而不是好的设备和条件。因此,在科研工作开展中,我们也要相信人都有自我实现性和潜能性,要做到以人为中心,不光达到极丰富的物质财富奖励,还要做到良好的心理环境中的尊重与理解,使得科研工作者们的自我实现倾向都能达到最大程度的激发,这样就形成了科研中的人本主义氛围。 总之,科学人文主义的精神要想在广大科研工作者之中实现就必须要先实现科研工作者们自身的人本主义,由人及物,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的使科学和人文得以和谐发展,才能使科研工作健康有序的实行,才能使科学的产物与人类对美好幸福生活的憧憬更加接近。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精神科学管理 一、更新学科理念 据国际工业设计协会理事会[ICSID]在1980年对工业设计下的定义:“就批量生产的工业产品而言,凭借训练、技术知识、经验及视觉感受而赋予材料、结构、构造、形态、色彩、表面加工及装饰以新的品质和规格叫做工业设计。”由此确定了工业教育在以上几个方面全部或部分的内容。如今知识经济时代的科技日新月异,生产力水平日益提高,社会对工业设计人才的知识结构与技术水平的要求更高,类似产品包装、广告宣传、商业展示及市场开发等等,这一系列与之相关的学科内容也都纳入了该学科范畴,工业设计也被重新定义为现代工业、科学技术与装饰艺术等相互结合。并可交叉应用的学科体系,是一种以实用与美观并存的视觉传达、意识物化形式,为创造、美化和改善大众生活质量与生活品味而展开的一系列社会生产实践活动。在市场机制的触动下,工业设计正逐步朝着个性化、人性化、专业化方向发展,工业设计教育也由此加强对设计人才综合技能与综合素质的培养。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对工业设计的现代教育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内容: 第一,相关材料工艺等方面的技术知识,主要包括:机械制图和造型设计、工业美术、材料工艺、结构力学、人机工程、视觉传达等,其中也包括高科技时代的信息技术、电脑辅助设计。通讯工程、人工智能等都为该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理论基础。新世纪到来社会要求我们工业设计人才必须紧跟时代步伐、把握时代脉搏,不断地开拓创新、努力进取,时时都以先进的理论与技术武装头脑。 第二,产品的功能与装饰是工业设计最为突出特征反映,好的产品总以美观的造型与多样的功能赢获市场,从而要求设计师具备一定的美术基础与艺术鉴赏力(包括绘画基础、写生能力、设计创意、形态构成等美学知识)。尤其如今信息时代技术交流极其迅速且广泛,产品设计的风格与造型出现多元化、个性化趋势,这要求设计师开阔设计视野,及时把握潮流动向,提高设计思维与创作实践能力,要在已有基础上积极探索与勇于实践,只有对设计相关的地理、历史、民俗等一系列社科知识深入学习,才能设计出符合当地生活习俗、满足当地生活需求、甚至能够表达当地情感的优质产品。 第三,为使产品在社会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要求设计师在设计构思之初对该产品的设计与生产所需的经济成本正确估算,充分了解该产品的市场需求、设计范本、材料工艺、风格特征等相关内容,产品设计也要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也要求设计师具备如市场营销、商业管理、广告策划等相关学科的知识运用能力,甚至包括信息采集、管理与技术处理,消费心理、及其产品营销等,还有市场信息及各项商业法规等能够保证产品的设计、生产、流通等环节顺利完成的相关政策条文,也都成为当前工业设计教育的重要组成。 第四,产品设计实质是一项综合型的社会实践活动,各项工作环节必须由多人分工合作完成,这要求设计师要具备一定的设计协调与设计管理能力。 第五,处于发展中的工业设计是产业竞争和企业振兴的关键,它集中反映了民族或地域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水平,与之相关的内容非常广泛,这又要求设计师培养和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对多元文化进行有机地整合,全面了解国内外产品市场,设计出适应市场发展需要具时代感的新产品。 第六,由于学习和掌握知识的最终目的是解决问题,而我们生活的物质世界是不断变化着的微观世界,产品设计的问题也将伴随着物质世界的变化而不断向前发展,因此新时期的设计教育也是一种动态的知识更新过程,面临自主学习向终生学习的教育转型,我们必须“学会求知、学会做事”,所谓“学会求知”即是“学习-工作-学习”,所谓“学做事”,是由对专业技能的培养转为对环境适应力的素质培养(如合作、创新、风险、交流等)。 由此可见,未来工业设计教育在朝智能化方向发展的同时,教育的重点将由专业技术职能转变为对综合环境的适应与协调能力的培养,相比以往对技术与物质的教育,更加突出强调社会人际关系与社会行为技能(其中包括:团队合作、风险投资、技术交流、设计创新等等)要学会处理人际关系、解决人际矛盾、管理群体等等,“学做事”与“学会求知”彼此间相互结合,共同贯穿于教育的全过程,这些都并非是书本上现有的知识,必须通过长期的人际交往过程来实现。 二、问题与现状分析 工业设计教育在我国形成与发展的历程仅短短二十几年,相比西方发达国家晚了近半个多世纪,其间虽然也有初步的发展,但仍是一门幼稚而年轻的新兴学科。近年国内高校为适应市场经济一体化发展局势,竞相创办起了各自的工业设计教育,然而它们教育普遍重实践而轻理论,导致学生误将相似的造型与工艺当设计手段反复运用实践,相继出现了一些有如:招生人数剧增、教育与产业失衡等不良状况,从而严重阻碍了国内教育的正常发展。 随着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日益加速,国际消费市场的竞争日渐激烈,作为一个企业实体只有不断开发出标新立异的产品才能稳住市场,国内许多高新技术企业也逐渐将市场重心转向消费者的个性化生活需求上,并为提高自身竞争实力建立了许多科研机制,国内工业设计行业的发展也由此而步入一个新的历史台阶,但未来还将面临更多机遇与挑战。这对当今工业设计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新时期的工业设计教育应是对知识经济时代设计方法论的研究,是社会物质文明与工业文明不断作用的成果:那么对新时期工业设计教育的研究必须上升为设计本质的认识,把握时展的基本规律,及时调整办学思路,制定相应的改革对策,尤其对工业设计内涵及外延的理解最为重要。 三、转换教育方式 工业设计属于一门新兴的应用型学科,因此工业设计的教育也应当遵行一种应用型的人才教育方式,然而我国现行的工业设计教育还尚未完全脱离形式单一的理论灌输与技能训练的传统模式,教育体制过于偏重对产品造型、装饰、技术等相关产品生产加工方面的技能培养,而轻视了学生设计创新能力的提高。从教育整体看来无论工科院校还是工艺美院等的学生普遍反映在形象思维、视觉感应、造型创意、工程技术等专业技能方面出现严重的知识断层。由此国内各大高校为适应如今信息时代的经济发展和社会需求,为工业设计教育的发展正在进行着积极地探索与实践。美国哈佛大学率先实现以传授为基础到以自我教育为主的现代设计教育转型,由此开创了多元化教育的新纪元,成为现代社会设计教育的一面旗帜,明确提出现代教育关键是通过教学引导激发学生的创作思维和设计表现技艺。 基于当前工业设计人才教育现状,国内众多院校也就“如何发挥各校人才教育优势,为社会培养不同层次不同规格的工业设计人才,全面提升学生设计、审美、思维、想象等等一系列综合技能”这一主要议题,进行过一系列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并得出一些好的见解:如艺术院校学生的形象思维与视觉感应较强,适合于偏重外观的轻工业产品设计,包括服装、玩具、日常百货等,可以在艺术学院创办轻工业产品设计方向的设计教育:而工科院校的学生鉴于逻辑思维能力较强,且具有良好的专业基础技能,对新的科技成果十分敏感,易从事家用电器、电子通讯、交通设施等等一系列功能型重工业产品的设计开发,可在工科院校设置重工业产品设计专业。 如今我国工业设计教育的重点应当迅速转向对学生设计创新、设计思维与抽象思辩等设计技能的培养。广西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的工业设计办学就坚持“二基二强”教育方针,主张以工业设计基本技能、机械工程理论基础,强化电脑设计与创作实践等技能,该校的工业设计方向的课程设置采用“模块式”教学结构,且十分注重不同学科板块间的有机结合,在人才计划中课程学时的纵向结构比例为:公共基础课765,工程技术基础课320,艺术技能基础课302,计算机课程379,专业知识课程320,总比例为2.5:1:1:3:1。 总之,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经济技术的进步,人们的物质追求与审美品味正不断提升,未来社会期盼的工业设计教育将面临着技术化、多样化、个性化的全面转型,以促进学生自身知识的全面提升。对于如今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新时期,工业设计教育方式应当适应时展的脉搏,结合地域经济发展的步伐,充分利用自身办学优势与教育资源,因地制异、因才施教,勇于探索积极实践,根据市场需要灵活调整并及时更新,永远走在时代前列,不断地开拓创新、努力进取,冲破教条主义与墨守成规的思想牢笼。 四、强化人文精神 如今伴随着设计工业的教育改革与行业发展,静观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与现状,人文知识的渗透在知识经济时代的设计教育中显得尤为重要,只有贯注人文精神的工业设计才能抵御高科技产品的设计生产给社会经济与人类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孕育出一方人”,一段艰辛的成长历程。如今我们生活所需的产品更应当全面展示出时代的人文特征,更应能充分利用一些现有的自然资源及人文要素进行产品的设计创新与实践。我国虽是一个工业设计教育的后进国度,却拥有着丰厚的历史资源,其中不乏大量人文哲学与古典美学的深层烙印,可见我国工业设计教育潜藏的发展空间还未曾真正地被开发和利用。对于新时期的工业人才应当尽可能去启发和引导他们去体味和深嚼我国古代哲学与历史文学所蕴涵的人文思想精华,鼓励他们从传统中吸取创作养分,站在历史的发展轨迹上来设计创新,丰厚他们的设计潜能与综合素质。 从国内工业设计发展的状况观之,世界各国都在国内设有产品消费市场,但我国设计教育却“大而不强”,工业设计产业“小而残疾”,也正因如此中国工业设计教育问题引发了国人的深刻反思。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辨证论观之,我国工业设计的总体水平实则早已同国际社会发展同步,仅是出于国内外工业设计人才综合素质的悬殊而产生的差距,他们试图以西方的产品造型与技术工艺为范本将设计东拼西凑,如产品设计中大量仿效与抄袭,中国产品设计的知识产权争议问题在国际时常时有发生等等一系列相关问题都充分应证了此观点,国内学术界仿佛也已意识到在网络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中国人好似都忘却了自身的地域文化与民族传统。不久前我国工业设计协会就提出“以一个时代、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特有的装饰元素,创造出最能体现传统文化、人类历史、生活习惯、审美(包括宗教信仰)特征,且具人文精神的现代化工业产品”——议题,现已成为当代工业设计教育研究的焦点。 虽说新兴的工业设计学科也是一门知识交叉型的应用学科,其中也包括对抑制外来装饰与外来文化的消化与吸收,但这都是建立在我国固有之传统历史根基之上的技术与艺术创新。 现代社会新型的设计教育应当尽可能避免以往教育注重产品设计与造型工艺的思想误区,积极向学生灌输现代化的工业设计理念与人文精神。德国斯图嘉特国家造型艺术学院就通过学院间的合作开设美术、音乐、建筑等人文艺术培训课程。主张通过实施人文艺术教育来强化和提升设计人才的综合素质与艺术修养。产品设计如若真正地让人感受到精神愉悦,真实地贴近现实生活,无疑人文精神在设计中必须发挥出积极作用。尤其如今社会大众的消费潮流已从基本生活消费转移到个性化炫耀消费上,人们需要拥有外形使人心情愉悦,功能让人尽情享受的高档产品。从通讯、家具、电器到数码消费产品,设计师可将其变成一个以产品设计为导向的广阔世界。 五、结束语 本文对目前社会工业设计教育现状与发展,结合个人观点作了一些初浅的探讨。未来中国的工业设计教育体系还有待经历一个不断改革与实践的动态发展过程来逐步完善,如今工业设计已不仅仅定位于一些家具、机器、生活用品,而沦为对工业社会人类生活方式合理规划的设计,设计的思维方式已不仅仅局限于对产品使用功能和造型风格的思考,从产品的外延层面出发,从事物外侧去透视、剖析,开创产品设计的新思路。尤其如今信息技术多元化社会发展时期,工业设计人才的专业技能与综合素质也将随着时代的发展及时调整及时补充新的知识内容,可从其他学科领域不断吸取新的创作养分来丰厚自身的设计潜能。 摘要:教育是对知识学习和传授的循环反复——正所谓“教学相长”,经由这一互动过程使知识丰富我们的大脑,增强了我们对事物的分析与判断的综合能力,从而为以后生活作好智力准备,这是有关教育本质的认识。工业设计作为一门跨世纪的交叉应用学科,其知识的传授过程相比普通教育更显复杂,而加强工业设计教育是提升国内设计水平与人才素质的关键,尤其面临全球一体化市场竞争的时代,工业设计教育更是促使民族富强与企业振兴之关键,出于社会与时代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又再次提上议程。如今国内工业设计教育正处于改革与发展的巅峰时期,就国内外工业设计教育发展动向进行分析与研究,将有助于我国教育改革的顺利开展,本文借此对当前国内的问题与现状展开分析,一并结合未来经济技术与行业发展趋势,试图探寻工业设计教育改革的创新之路。 关键词:更新;观念;转换;方式;强化;精神 人文管理论文:美术人文素质教育管理 摘要:美术课程是一种人文课程,是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本文从人文精神的内涵与价值;人文精神在美术课程中的体现谈起,尽而从联系学生生活实际,体验生活的乐趣;注重学生情感体验,提高审美情趣;了解人类文化背景,尊重多元文化;整合美术与其他学科,使身心得到协调发展;加强艺术修养,提高审美素质等五个方面阐述了培养人文精神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美术课程人文精神培养 自新课程标准颁发以来,我校在美术与人文教育上得到充足的发展,笔者根据自己多年的教学和对美术与人文的探索结合同事的经念,对我校美术与人文教育总结如下,以供同行赐教。 美术与人文教育是以人文素养为核心内涵的艺术教育活动。从大的方面来说,是通过美术教育强调目前科技与经济高速发展影响下低落的人文价值和反思。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爱与关怀,人在社会中的认识与体会,尊重个性的发展,培养良好的品质和素养。从小的方面来说;是通过美术教育来培养学生自我探索能力,提高对美术的鉴赏能力及动手能力。为了让学生更深入地了解人文与美术,我校在课程目标的制定上突出了三个层面: A探索与创作:上好每节艺术课,挖掘教材中人文内涵,培养学生审美情趣,是我校向任课老师提出的最基本要求。因为音、美艺术本身就是一种极高的人文情怀、文化底蕴相当丰富的艺术门类。它更多的关注人的精神境界,关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关注人类灵魂的呼声。应当说音、美艺术本身就是对学生进行人文素质培养的极好教材。老师们在教学中更多的是关注美的熏陶,不光说教,不靠灌输,把教学内容中那些最富美感,最具艺术感染力的亮点挖掘出来,呈现给学生,引导学生去感悟美、发现美,从而形成一种积极乐观的求知态度。关于这一点,我认为应从四个方面去教学。第一、让学生了解美术与社会的关系。美术是一种艺术,它来源于生活同时又高于生活,即美术必须建立在对社会的理解和认识的基础上的,但美术作为一种艺术是对生活的加工和提炼。美术是人类文化最早和最重要的符号性载体之一,记录和再现了人类文化和思想的发生、发展过程。运用美术形式传递情感和思想是整个人类历史中的一种重要的文化行为。第二、发挥学生独立思考能力,运用适当的方法进行创作。美术是表现和激发学生创造才能的最佳方式之一。美术活动最能提高学生的想象能力、观察能力。学生通过观察生活来感受生活。体验来自生活的情感和乐趣。如引导学生观察周围生活、自然环境、自然景观等,并用点、线、面、色彩、空间、明暗、质感等绘画要素,进行对比、和谐、节奏、韵律、均衡、黑白、排列、堆积、组合等构成因素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引导学生发现身边的美,把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美感相联系,将自己对生活和自然的感受、体验与艺术家对它们的表达联系起来。尝试用自己喜欢的绘画方式表达出自己的体验和感受,或将自己对生活和美的理解写进美的成长记录里。第三、联系社会:找出美术与社会的结合点,运用恰当的方式和技法表现自己对社会的认识和看法。了解人类丰富的文化遗产和文化发展,了解艺术与社会、艺术与历史、艺术与文化、艺术与生产、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学会分析、综合和评价的思维技能,多给学生感悟艺术作品的机会,引导学生展开想象。通过比较、讨论、体验、思考、鉴别、判断等方法以及各种形象的教学手段,如电影、电视、录像、范画、参观、访问等,增加直观形象感受,提高其审美能力。使学生受到良好的艺术熏陶,使学生具有积极向上的精神追求,摆脱物质利益的束缚,并具有文明感和历史感,是我们应不断追求的人文精神。第四、结合学科,尝试用不同的方式表现相同的题材。在方法的选择上充分遵从学生的个性,发挥其长处。取得最好效果。学科间整合或统整,是现代教育理念,亦是美术课程改革的内容之一。未来社会需要具有探究精神与创造能力的人才。通过建立在广泛的社会、文化情景中的、以美术为主体并联合其它学科部分内容的学习,引导学生学会在新情景中探究、发现与美术有关的问题。在寻找解决问题方法时,主动地融会不同学科内容,使各种知识与技能相互融通、彼此联系,使他们真正获得探究能力和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使学生在理性与感性之间求得和谐平衡。使身心得到健康和谐发展。由于美术学科具有人文性质,因此美术学习的范围不能仅仅局限于美术自身的领域中。需要在美术学科与其它学科之间架起桥梁,通过引导学生对一些美或跨越美术学科的课程进行综合与探索性的学习,能使学生在良好的时间内比较全面地认识美术的特征、美术表现的多样性以及美术发展规律与趋势。 美术与其它学科相结合的活动内容可表现为: (1)美术与文学:创作童话故事的插图、连环画等。 (2)美术与戏曲:舞蹈:设计、制作并表演皮影戏、影子戏等。 (3)美术与音乐:用造型艺术的方式来表现音乐,包括描绘乐感,设计制作乐器,并用这些乐器演奏等。 (4)美术与地理:绘制地图、设计、制作游乐园模型等。 (5)美术与物理:设计与制作会发光、会转动的环境艺术模型等。 (6)美术与自然:创作居住地区昆虫、植物、风景的图鉴,创作反映居住地区风貌的美术作品等。 (7)美术与历史:调查当地文化遗产以及传统艺术,用报告、画、雕塑或建筑模型表达调查结果等。 B审美与辩证:在美术课堂中培养学生审美情趣,使每个学生能通过美术教学了解艺术的价值,重视艺术作品和文化,提升生活素养。首先、我让学生主动学习书上的基本知识,了解艺术的起源与发展,了解我国及国外美术的各种风格及流派,知晓艺术发展的方向。其次、让学生参加各种活动,诸如观看画展,拜访名家并观其作画,相互交流。提高鉴赏能力。通过各种美术实践活动,使学生的美术经验不断得到丰富和升华,从而获得感受美、创造美、鉴赏美的能力和健康的审美情趣。正如英国的怀海特所说“艺术教育的目的,就是唤起智慧和美感”。美术课程充分考虑学生的可接受性,并联系学生心理、生理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教学内容贴近学生的生活,与学生经验相联系。如利用游戏、表演等方法,让学生来参与、交流、体验、表现生活,使学生学会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愿望。通过创设多种多样的方法和形式,挖掘其内涵,使学生从自我中心走向与他人共处。学生在活动中通过交流、体验,能够积极主动学习,由生活激发兴趣,带着饱满的热情去体验、表现、创作。再次、分析社会与艺术的关系及相互之间的影响,对一些社会活动或建设做出比较积极的建议。 C文化与内蕴:我校美术课堂力求使每一个学生了解每种艺术的发展脉络及其风格流派。让学生积极参加各种艺术活动,提高鉴赏能力,尊重科学与人格,扩展艺术视野。第一、我国地大物博,有极为丰富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让学生了解并珍视它们。第二、比较地方文化古迹、景观的特色,加强对历史文化的了解。第三、珍视、探讨多元文化。美术是人类文化最早和最重要的符号性载体之一,记录和再现了人类文化和思想的发生、发展过程。运用美术形式传递情感和思想是整个人类历史中的一种重要的文化行为。通过美术与文化的联系,可以了解不同地域文化背景,学会尊重多元文化。我们所接触到的很多美术作品都有象征意义,这是由文化所规定的。人类社会的神话、史诗、传说、典故、宗教、寓言都是规定象征的重要原因。如苹果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有着不同的象征性,在基督教艺术中,由于苹果是夏娃从智慧树上摘取得禁果,一般象征着人类的坠落,而婴儿耶稣手拿苹果,其实是象征着赎救人类。这些象征关系的规定性是来源于希腊神话,如果我们不理解这些规定性,就不可能真正解读作品,甚至还可能对作品做出错误的解读。所以美术教学可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的多元文化的总体效益,整合社会、社区、家庭各方面教育影响,引领学生走向生活、走向自然、走向社会。通过欣赏、认识自然美和美术作品的材料、形式与内容等特征;通过描述、分析、对比与讨论等方式;了解美术表现的多样性;通过走进博物馆、美术馆、民俗馆,了解其中的民族民间美术、艺术等文化,了解它们与其他地区或其它民族美术文化的异同;通过参观、座谈、调查、访问艺术家工作室等参与活动,了解中外艺术家的艺术思想、生活及作品诞生的过程,或结合有关资料,让学生了解相关国家的地理、历史、风俗人情、社会风貌、增进对不同国家、民族,不同风格画派的了解与尊重。 总之,培养学生人文态度,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是一个长期的工程,决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教师必须在自己的教学活动中精心设计,充分利用各种机会去作好这方面的工作。 人文管理论文:风景名胜区人文景观管理 中国是世界造园发祥地之一。中国园林历史悠久,崇尚自然,独树一帜,影响深远。而中国自古便有注重人文的传统。“中国之宫室庭园,家屋居住,莫不有人文精神其内”。我国传统的风景名胜区往往蕴含着丰富的人文因素。也正因此,许多甲盖天下的园林胜景,并不仅仅胜在湖光山色,更胜在源远流长的人文景观,它们往往由人文荟萃的历史文化积淀而成。所以,我们在进行风景规划中应充分重视人文景观的作用。 所谓人文景观,是指可以作为景观的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与成就,是以人为事件和人为因素为主的景观。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中华民族,在上下五千年的社会实践中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并成为人类社会的重要而又独特的文明成果。在内容非常丰富、门类异常复杂的成就中,可以成为人文景观的大约可分为四类。 1文物古迹 包括古文化遗址、历史遗址和古墓、古建筑、古园林、古窟卉、摩岩石刻、古代文化设施和其它古代经济、文化、科学、军事活动遗物、遗址和纪念物。例如,北京的故宫、北海,西安的兵马俑,甘肃莫高窟石刻以及象征我们民族精神的古长城等等这些闻名于世的游览胜地,都是前人为我们留下的宝贵人文景观。 2革命活动地 现代革命家和人民群众从事革命活动的纪念地、战场遗址、遗物、纪念物等。例如,新兴的旅游地井岗山除也具有如画的风景外,“中国革命的发源地、老一辈革命家曾战斗过的地方”这些人文因素,无疑使其成为特殊的人文景观。而大打“鲁迅牌”的旅游城市绍兴,起主导作用的鲁迅故居、三味书屋、鲁迅纪念堂等旅游点也都是这类人文景观。 3现代经济、技术、文化、艺术、科学活动场所形成的景观 例如,高水准的音乐厅、剧院及各种展览馆、博物馆。像农业示范园、农业观光园这样把科研、科普、观赏、参与结合为一体的符合新时代要求的观光地也是此类人文景观的一种。 4地区和民族的特殊人文景观 包括地区特殊风俗习惯、民族风俗,特殊的生产、贸易、文化、艺术、体育和节目活动,民居、村寨、音乐、舞蹈、壁画、雕塑艺术及手工艺成就等丰富多彩的风土民情和地方风情。例如,近几年的旅游“旺地”云南,除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外,还有赖于居住于此的各民族独特的婚俗习惯、劳作习俗、不同的村寨民居形式、服饰、节日活动等。傣族的泼水节、彝族的火把节、白族服饰上的“风花雪月”、石林和蝴蝶泉壮丽的爱情故事,这些都为如画的风景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正因为这些独特的人文景观,才使得云南更具魅力。 我们应该清楚,中国悠久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无比丰富的人文景观资源,只有充分开发和利用好这些资源,才能使我们在风景规划中取得成功,发挥人文景观资源在旅游业上的作用。 无论是自然的景观,还是人造的景观,好与坏的评判都不能离开人类的审美观。在古代中国,人们强调内在的情感想像与外在的形象塑造的统一。中国古诗词中讲究“托物寓情”,由此丰富引申出更饱满的情感。“情景合一”由此而出。情景合一才能使人产生意境,由此达到审美的最高境界。园林意境的产生也离不开“情”。绍兴沈园是宋代的“越中名园”,而真正使其成为千古名园的却是那首千古绝唱《钗头凤》。重新修复开放后的沈园,吸引了无数的游客,人们畅游在“竹影清幽”、“红梅照水”的美景之中的同时,无不为陆游与唐婉凄美的爱情悲剧而唏嘘不已,“情景合一”的诗意境界由此而生。园林审美的过程就是游客对园林艺术的观感、体味、思索,直至升华为主体意境的过程。这也是园林艺术的生命。而园林景观中最能引起人们情感变化的即为人文景观。故从美学意义上来说,人文景观不仅是风景名胜区规划中不可缺少的因素,而且也是人们审美出“情”的主要对象,一个风景区的灵魂之所在。 中国是世界造园发祥地之一。中国园林历史悠久,崇尚自然,独树一帜,影响深远。而中国自古便有注重人文的传统。“中国之宫室庭园,家屋居住,莫不有人文精神其内”。我国传统的风景名胜区往往蕴含着丰富的人文因素。也正因此,许多甲盖天下的园林胜景,并不仅仅胜在湖光山色,更胜在源远流长的人文景观,它们往往由人文荟萃的历史文化积淀而成。所以,我们在进行风景规划中应充分重视人文景观的作用。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技术管理 一、人文:自由的理想 二、技术:人的本质构成 三、技术与人文的原始关联(一):语言 四、技术与人文的原始关联(二):时间 五、技艺与人文:匠心 六、现代技术与人文:异化 一、人文:自由的理想 人文学科(Humanities)字面上自然首先是一种学术分科,以别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但人文学科又不只是一种学术分科――如果那样的话,它就可以简单地归入社会科学的行列,就像中国目前的学术管理体制所做的那样――而且首先不是一种学术分科。人文学科首先着眼的是对于“人”的“培养”,是对于“理想的人”、“完全的人”、“最具人性的人”,一句话,“自由的人”的“培养”,这样的人(性)被称为Humanitas,对这样的人的培养希腊时代称为Paedeia(英文教育学Pedagogics和Pedagogy一词来源于此)。从Paedeia到Humanitas再到Humanities,其间贯穿的是理想人性的观念,即人的理念。所以,人文学科的精神实质是树立和培育人的理念,至于通过什么途径,学习什么知识内容,还在其次。或者说,学习什么知识内容、通过什么方式来学习,都取决于有什么样的“人的理念”。 如果说“人文学科”的内容取决于“人的理念”,那么“人的理念”又如何规定和选取?一般来说,应该做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是理想的人,看法很多,似乎具有某种相对性和多样性。是否基于不同的人文理念可以造成不同的人文学科呢?如果我们准备把人培养成听话合用的工具,培养成大工业流水线上的螺丝钉或者有专长和技艺的专家,那么也存在一个相应的人文学科吗?事实当然不是这样。 人文学科具有某种历史的延续性,关于理想人性的概念也存在着历史的继承性。在这里,多样性总是服务于统一性。教养和文化、智慧和德性、理解力和批判力这些一般认同的理想人性,总是与语言的理解和运用、古老文化传统的认同、以及审美能力和理性反思能力的培养联系在一起,语言、文学、艺术、逻辑、历史、哲学总是被看成是人文学科的基本学科。今天,人文学科总是能够相对的与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区分开来。 这同时也意味着,关于人的理念有着历史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在这种连续性和统一性中,希腊人的“自由人”概念贯穿始终。理想的人是自由的人,或者说,“自由”是人之所以为人所最后持守的东西。一切人的价值、尊严、理想、美德,都建立在人的自由之上。 自由不是人特有的一种能力,而就是人的存在方式本身。自由的存在方式是“为自己”的存在方式。亚里士多德在谈到哲学时说,“正如我们把一个为自己、并不为他人而存在的人称为自由人一样,在各种科学中唯有这种科学才是自由的,只有它才仅是为了自身而存在。”(《形而上学》982b26)什么是自己呢?如何达到自己?人身上的许多“东西”,也许一切“东西”都不是自己的,其物质组成属于这个古老的宇宙,其社会行为受制于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若是把人当作一件物进行分析,那就确实找不到什么独特的“自己”。要达到自己首先要具有一种悬搁的能力。自由正就是这样一种悬搁。人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就是对一切外在事物的悬搁,向着“无”(它)回归。 向着“无”回归,便同时是向着无限的可能性展开――向着无限的可能性展开与向着无回归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或者说是一回事。这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对无的持守是人的本质,也是人的“无”本质,因为人确实没有本质。对无的持守也就是永远保持一种超越的姿态,不限定在任何既有的格局之中,向着过去、现在和未来开放。 向着无穷的可能性展开、向着过去和未来伸展,这正是时间性的根源。自由就是时间性。正像只有人才是自由的,只有人才拥有时间,只有自由的人才会有历史。反之,人在也只有在他的历史性中持守着自己的自由。这就是为什么一切人文学科本质上都是历史学科的根本原因。 二、技术:人的本质构成 人没有自己的本质。并不存在一个永恒不变的人性,这是人的基本的悖论:人的本性就在于它没有本性。人文学科的目的就在于唤醒人们身上的这个最原始的本性,即回归“无”的本性。人的无本质包含着两层意思,第一,它没有固定的本质――人是一种未完成的存在,一直处在流动变化之中;第二,它的本质的构成是一种向着“无”的,受着“无”的规定的构成,这里的“无”是“无它”,即它是自己创造自己。 一方面是无固定的本质,另一方面是自己创造自己,这种关于人的起源的思想早在希腊神话中就已经出现:这就是艾比米修斯(Epimetheus)神话和普罗米修斯(Promethus)神话。柏拉图在《普罗塔哥拉篇》中讲述了这个神话故事。大意是说,从前有一个时候只有神没有生物,神们用土和火这两种元素的混合物来塑造各种各样的生物,并赋与每一种生物种种特有的品质。艾比米修斯和普罗米修斯两位神界兄弟负责分配事务,前者管分配,后者管检查。结果爱比米修斯给有些生物配上了强大的体力但没有给予敏捷,有些柔弱的生物则配给了敏捷。身体小的配上翅膀,身体庞大的则配上各种保护装置。总之都是采用取长补短的办法,以防止每一种类陷入灭亡的境地。“艾比米修斯如此一一作了安排,可是由于他不够聪明,竟忘记自己已经把应当分配的性质全都给了野兽之类了――他走到人的面前,人还一点装备都没有呢,于是他就大感窘困了。正当他无法可施之际,普罗米修斯前来检查分配的情况,他见到别的动物全都配备适当,唯有人还是赤脚裸体,既没有窝巢,也没有防身的武器。轮到人从地下出世的规定时刻即将来到了;普罗米修斯不知道怎样施行援救才好,就偷了赫斐斯特(司火和冶炼技术的神)和雅典娜(司智慧、战争、农业和各种生?际醯呐瘢┑闹圃旒际酰庇滞盗嘶穑挥谢鹗遣荒苋〉煤褪褂谜庑际醯模透巳恕!庖焕慈司途弑噶宋稚氖侄瘟恕?墒瞧章廾仔匏咕菟稻陀捎诎让仔匏沟墓Ш罄幢豢胤噶说燎宰铩!保ā镀章匏缋?20D-322A)[1] 艾比米修斯的过失使得人一无所长,这象征了人的“无”本质――人不是那种靠先天禀承的“本质”特性而能够稳定生存下去的生物;普罗米修斯的盗火义举则把人的本质构成与“技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了。人之所是、人的存在,是由人自己通过技术造就的。技术是人之本质构成的基本要素。当代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Stiegler)在他的《技术与时间》一书中充分揭示了人与技术的这种关系。这样的思路对一切简单的反技术主义者是当头一棒:卢梭所谓的技术对于原始人性的背离只是一个形而上学的神话,这样的原始人性只是一个抽象。理性也好,主体也好,时间也好,都只能从技术中找到根据。 如果人的本质是人通过技术自己构成的,如果说技术就是人的(无)本质,那么,技术必然存在着两面性。一方面,是它把自由由潜能带向现实,自由只有依靠技术才可能表达 出来,因为正是技术展开了人的可能性空间:有什么样的技术,就有什么样的可能性空间,因而也就有什么样的自由。另一方面,技术所展开的每一种可能性空间,都必然会遮蔽和遗忘了更多的可能性,使丰富的可能性扁平化、单一化。当代技术为着合用和效率所展开的工业世界,确实更多的表现了技术的后一方面。技术既是去蔽,又是遮蔽,既成就时间,又遗忘时间,既使记忆成为可能,又导致记忆的丧失。对整个人类而言,技术既是主体彰显自我的力量的象征,也是自我毁灭的力量。这是技术根深蒂固的二元性。 三、技术与人文的原始关联(一):语言 在技术为人挣得自己本质过程中,第一步是为人建立了一个“家”,一个天然的“处所”。从人类学的角度看,这个“处所”、“居所”是城市、村庄、墓地、房舍。但从哲学上讲,这个“处所”首先是语言。海德格尔因而有言:“语言是存在的家”。 语言是否是人通过技术挣得的?如何挣得的?这里所要求的并不是人类学的证据。因为这里所谓的技术并不能归结为考古中发掘出来的工具。各式各样的工具、器皿可以看成是技术的某种形式,人类的集体劳动,有预见性的有规模的生产,都可以看作是技术的某种形式,但技术不能归结为它们。事实上正好相反,它们被称为技术的东西,是因为技术已经以某种方式先行驻留。这种方式就是语言。在类人猿的集体捕食成为人类的劳动生产之前,在动物的代具成为人的工具之前,语言已经先行在发生作用。正是语言使劳动成为人的劳动,使工具成为人的工具。因此,语言应该正确的看成是技术的原初形态。 语言的基本功能是“汇聚”。我们都知道,任何一个最基本的名词都指的不只是一个特定的东西,“桌子”一词指的并不是某一个桌子,而是所有的桌子。在“桌子”这个词里,汇聚了所有的桌子。命名并不能简单地解释成给出一个与物相对应的符号,因为是否对应,用什么符号来对应,都是问题。相反,命名应该恰当的理解成为某一类物的聚合提供了一个“公开场”,因为有了这个公开场,所有这类物突现出来成其所是,并共同分有这个名字。所以,语言的功能不是给出一个与物相对应、相符合的符号,而是展开一个物以类聚、物成其是的“场所”,从而物分有这个名字。因此,命名的过程不是一个被动的反映过程,而是一个创造世界的惊天动地的壮举。命名即是开辟一片天地,让那些被命名的物显出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语言是存在的家,因为一切存在者都必定“住”(驻留)在语言之屋里。 被今人理解成“理性”的希腊词logos本作“说话”解,所谓人是理性的动物原本应该理解成“人是说话的动物”,但什么又是“说话”呢?其实,logos更原始的含义是“采聚”、收集、汇聚。把事物收拢来,使其结成一体,这是使物成其所是的过程。古希腊人阿那里西米尼论世界的本原是“气”的时候,曾经留下了这样的残篇:“我们的灵魂是气,将我们结合起来并支配着我们”,这种结合的力量是灵魂的本质。Logos也是这种意义上的“灵魂”。这里,词源上的关联是不言而喻的:因为说话本来就是一个汇聚过程。真正意义上的说话首先是一种召唤,把被召唤者聚拢前来。 技术思想家芒福德正确的意识到,人首先不是工具的制造者,而是意义的创造者;语言的进化比武器和工具的进化更原始更具先导作用,一切工具的进化都以特定的语言进化为前提。工具并不是人类特有的,许多昆虫、鸟类和猩猩都在人类出现之前做出了大量的工具意义上的技术发明。看看它们复杂的巢窝:海狸做的坝、蜜蜂几何状的蜂窝、城市般的蚁丘和白蚁窝,都是令人叹为观止的发明。但是人类首先是说话的动物,或者说是“听”得懂话从而能够说话的动物。听得懂话意味着进入了一个相互展开又相互连结的领域,从而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双手的活动就不只是“单纯”为了达成某种目的的工具,它意味着更多的东西,并且把这些东西相互联结起来:它产生有意义的手势,它在舞蹈中表达强烈的感情,它抚摸爱人的身体,等等。从发生学角度看,手语以及身体语言可能是最原始的语言,而最原始的技术都是身体方面的技术。最原始的语言与最原始的技术同一。 把语言只是理解成一种传递信息的工具,与现代人对技术的工具性理解偏差直接相关。为着实现外在目的而起作用的工具,只是技术的一种堕落形态。工具性的语言也是本真语言的一种堕落,它是语言之召唤和汇聚能力的一种遗忘和丧失。 四、技术与人文的原始关联(二):时间 时间作为存在自身开显的领域,应该看成是技术的一个必然结果。时间性的出现要求未来对于现在的先行和过去向现在的驻留,也就是说,在现在中聚集着现在、过去与未来三种形态。差异是它们的先决条件,因此,德里达恰当的把时间性称之为相关差异(différance)。但是,在人的“无”本质中并不存在差异,是技术带来了这种相关差异。 人是有时间意识的动物,意思是说人是有死亡意识的动物。死亡的“先行”或者向死而生是时间性的基本原则,技术在什么意义上提供了这种“先行”呢?一切技术都含有预测的因素,因而都预示着未来,是向未来的先行。前面说过,技术是把自由由潜在化成现实,技术也就是现实性本身。因而也可以说,技术是那种实现了的时间。 普罗米修斯的原则(先行)和爱比米修斯(遗忘)的原则共同构成了技术的原则,而技术的原则也是时间的原则。普罗米修斯所盗取的火种是一个“先行”的因素,它在一片无差异的“黑暗”之中引入了差异――在火光之下,“他物”渐次出现;光明带来希望,因为它开启了未来。但是普罗米修斯所盗得的火种如何保存?如果没有语言,就不会有知识的传播,因而也就没有对火这种最原初的开启者的维护。勿庸置疑的是,语言作为最原始的技术形态,包含着对过去和未来的揭示,以及对这种揭示的维持。 爱比米修斯的遗忘原则也是技术的原则,这意味着技术在实现“开启”作用的同时也起遗忘作用。遗忘是时间性的一个内在因素。从语言到文字的技术进化,就曾被柏拉图敏锐的意识到是一种遗忘过程。在《斐德罗篇》中,他先讲述了一个关于文字的古代传说。传说埃及的塞乌司发明了文字,以此可以使埃及人增长记忆、变得聪明,但国王萨玛斯却持相反的看法,他认为文字只会使人们容易依赖外在的书写符号,而慢慢丢弃其内在的记忆力,所以反而使人们容易忘记。柏拉图发挥说,文字只提供死的图象,而丧失了活泼泼的生命,既不能对话,也易遭误解。(274C-275E)自从人类有了文字的历史,鲜活的历史就成了被遗忘的历史。 计算技术也是如此。计算从另一个方面构造了时间,并掌握了人们通常所具有的时间意识。我在《时间的观念》一书中把这种时间称为测度时间,其要害在于计算。但是计算带来的是遗忘。我们可以注意到,严格的说,钟表并不指示过去和未来,它永远只指示现在。它在描绘一个线性的数字系列时,悄悄地褪除了时间性,把时间还原成了一个非时间性的系列。当计时器械沿着计算的路线进一步前行的时候,所得到的是只是某种“遗忘”的时间。柏拉图在《蒂迈欧篇》里把时间说成是对永恒的一种摹仿,而且是以数的方式进行的摹仿。亚里士多德进一步把时间规定成运动的数目。他们都强调了时间的数的方面,计算的方面,从而把“遗忘”的动机深深的注进了西方思想的血脉之中。 五、技艺与人文:匠心 按照上面的分析,从存在论的层面上看,技术与人文(人之本质)根本就是一回事:技术构成了人文学科的诸核心学科如语言学和历史学的哲学基础。然而,我们也表明,作为人文之哲学基础的技术是两面的:一面是时间性的实现,一面是对时间的遗忘;一面是人的潜能的自我实现,一面是人性的自我毁灭。今天我们使用技术一词,更多的指的技术的后一方面,它的计算、预测和控制的方面。技术(technology)指的是一个片面发展了的计算型的工具系统,因而常常听到人们谈论技术与人文的对立。事实上,技术的更早的形态是技艺(technics),而技艺又被认为合乎人文法度。技术与人文的这种双重关系,可以在庄子那里找到很好的表述。 通常认为庄子是一个反技术主义者,其著名的反技术主义篇章是《庄子·天地篇》:“子贡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滑滑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圃者仰而视之,曰:‘奈何?’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跌汤,其名为槔。’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为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与这里对“投机取巧”的不屑相反的是,庄子十分推崇庖丁解牛一类的巧夺天工的精湛技艺,认为它们“游刃有余”、“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道之会”。他在《天地篇》里还说:“通于天地者德也,行于万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艺者技也。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技与道可以相通,这对于今天陷于技术与人文对立之泥坑的现代技术而言,是一个得救的福音。为了达成技术与人文之间的沟通,我们需要回溯技术的技艺的层面,打破现代社会所赋与技术的狭义化和低级化局面。 匠人和匠心今天没有获得应有的尊敬,现代技术的恶名也殃及了传统的技艺。高超的技艺出神入化、炉火纯青,其结果是达到一个高超的“境界”。在这个境界里,真正获得的是自由,所谓随心所欲不逾矩就是这种自由的境界。在这种有境界追求的技艺里,技术并没有片面化为达成某一单个目的的工具,而是一种全身心的修炼过程。他们所生产的技术产品勿宁说是附产品,而他们的工艺活动成了他们的存在方式,在制作过程中,他们领悟到存在的意义和自由的真谛。因此,古代的许多工匠、艺人,其所操持的手艺并非单单为养家糊口,而乃性命所系、生命的意义之所系。 “文化”一词印证了技艺与人文的同一性。英文的文化(culture)一词来自拉丁文耕作(colore),是原始的农业技术;而在中文中,“文”来自“纹”,是“装饰”,“文”又通“艺”,艺则本来指农事稼穑之技。可见,技术在原始意义上是与文化、艺术同一的。它们都起“揭示”作用,一方面把世界带出来,一方面把人带出来。技术正是一个“人文化成”的过程。 六、现代技术与人文:异化 下面要进入对现代技术与人文关系的分析。与传统技术(technics,craft)相比,现代技术(technology)有两个特征:第一是规模宏大、形成体系和建制,特别体现在工业制造业(manufacture)和商业运行方面;第二是现代科学高度的渗透,使得现代技术看起来像是现代科学的一个应用部门。现代技术支配着今日人们对“技术”的理解,今天的技术与人文话题,也更多的是从现代技术对人文的背离这个方面切入的。因此,我们需要讨论现代技术对人文都有哪些背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背离?技术时代人的自我拯救有哪些可能的路径? 现代技术以其单一化、片面化和系统化特征,而成为人文的一种巨大的异化力量。前面我们已经提过,人性的核心是自由,技术从根本上是成就和实现自由,使自由成为一种现实的力量。但是,技术在成就自由的同时又可能构成对自由的威胁,这个两面性是基本的,因而维持这种基本的张力也是技术本身的题中应有之义,所谓匠心即是对这种基本张力的维持。但是现代技术打破了这种基本的张力,片面的放大了“成就”的方面,而掩盖了对自由的“威胁”这一方面。 “成就”的片面放大集中体现在,渗透着“权力意志”的“效率”概念成为核心的形而上学概念,今天,“效率就是生命”。“效率”概念里蕴涵着新的“目的”概念,新的“工具”概念,新的“时间”概念,理性和计算从此上升为占支配地位的存在论构成原则。 目的因在希腊哲学中一直是一个内在的东西,对于处处充满着生命的希腊人的世界而言,目的因也是变化的动因,因为目的以一种榜样的力量,唤发事物内部的动力。事物朝着目的的运动和变化,是一种自然的事情。种子总要长成植物,一棵树的种子目的是长成参天的大树,但不可“拔苗助长”,因为其生长的速度都有着内在的根据。但是,在渗透着“权力意志”的“效率”概念里所蕴涵的“目的”不是内在的目的因,而是外在的目标。内在的目的肯定可以达到,而且应该达到,但必定是在自身规定的时间内以自身特有的方式达到。外在的目的可能达到,也可能达不到,而且达到目的的方式并无一定之规,因此才会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样的说法。目的成了目标,外在性的目标只是人类“权力意志”的一种外在指向,因而是不确定的。重要的是目标的“实现”,也即权力意志的实现,而非目标本身。而“实现”要求一种单纯的手段,于是出现了对纯粹手段的偏好。 对手段和工具的重视古已有之,类似的格言比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磨刀不误砍柴工”等我们耳熟能详。但是,我们今天对这些关于“器”的格言做了过分的强调,而有意无意的忘记了那些关于“道”的格言。对器的重视甚至片面强调,来源于目的的外在化和意志化。随着目的本身的淡化和退隐,“手段”成了“效率”中一个引人注目的因素,因此我们到处都能听到对“方法”的崇拜和颂扬[2]。技术时代的人们特别渴望的是一种普遍的方法,一种到处适用的点石成金术,掌握了这种方法,就保证了“效率”。现代技术自觉地在充当这种意义上的“方法”,流水线生产、标准化作业都是这种意义上的“方法”。但是能够发挥作用的每一种“器”都必得在“道”的指引下,受制于道,才可能发挥它的“带出”和“去蔽”作用。今天“器”脱离“道”的单纯的、独立的片面发展,事实上使得“技术”那种原初的创造的能力和活力逐步丧失。传统上,每一项技术都是在它的特定目的和方案被制定出来之后发展出来的,这种发展本身是受制于方案和目的的。今天,由于找到了一般方法,人们便不再有提出新鲜目标的能力。所以,现代技术造就了工人以及全体消费者的“傻瓜化”,在流水线上、在标准化作业中以及在日用品的使用中,大家?记宦傻纳倒匣僮鳌?/P 对普遍方法论的追求、技术的工具化,与自然的数学化、科学的数学化相辅相成,计算成为对世界进行筹划的主要方式。数学化的基本原则是把质的特异性、多样性还原成量的普遍性和纯一性,一切经过数学化的事物都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已知的,而未经数学化的东西则被排除在认识的可能性范围之外。数学化的世界是一个单纯而片面的世界,但有利于实现那种普遍的“控制”和“预测”。现代技术作为现代科学的一种应用,整体上坠落为普遍合用的工具,丧失了“技以载道”的功能,传统技术所包含着的独特而又丰富的人性内容被扁平化、虚化。技术被广泛的认同为“中性的”工具,据说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就看什么人使用,如何使用。技术成了人类实现其“权力意志”的驯服的工具。 与技术的工具化相适应的是,语言也被理解为一种工具,即交流的工具。现代人将语言与它的思想内容剥离开来,把语言降格为一种单纯的传递思想内容的工具,而思想据说也可以最终还原成信息,因此,语言不过是信息传递、转换、加工的工具。今天热火朝天的人工智能研究,就是以语言的工具化为前提的。专家们想把语言的内容与其形式剥离开来,发展一种形式化的语言,并最终把一切语言还原为这种最基本的形式化语言。这里最大的失误在于放弃了语言与人性的最根本的关联之处:语言不是用来传递什么的单纯的工具,它本身就是创造的力量,是构造实在的能力,是意义的来源。如果说语言是传递信息的工具,那么“为什么要传递信息、为什么要使用这种工具”的问题也得由语言本身来说明和解释。语言和语言的意义是交织在一起的。任何形式化都不可能把语言框定,语言总是能够逃脱形式化的限定,相反,形式化的结构本身不是自主的。语言的计算机化之所以停滞不前,问题就在这里。 语言的工具化是技术与人文相分裂的一个比较突出的表现,另一个同样突出的表现是时间的钟表化。效率的规定性首先来自时间的可计量化:一切效率均可以定义成单位时间的最大利用,而“时间单位”必须事先被规定出来。计时是技术,而且是最原始的技术,但这种最原始的技术是内在于生活世界的。日出月落、斗转星移是时间的计量尺度,沧海桑田是时间的尺度,花开花落、万物的生长盛衰,也是时间的尺度,对于农民而言,母猪下崽,稻子结穗,也都是时间的尺度。前现代时期,正像文化保持多样性一样,时间的尺度也保持其多样性。然而,时间的钟表化使得时间被独立出来成为一个纯粹的计量体系,时间开始从生活世界中剥离出来。“能够持续不断工作的机械钟的出现,改变了白天黑夜分别计时的传统,使一昼夜均等24小时的计时制得以推行。这一计时体制的出现,是时间观念史上的一件大事。一种终年不变的、各地统一的普适的时间体系,开始取代从前当下的、临时性、局域性的计时体系。时间正在脱离人们日常的、具体的生活的象征和制约,成为一个独立的我行我素的客体。”[3]时间的钟表化是现代技术的核心因素,曼福德一语道破天机:“现代工业时代的关键机械(key-machine)不是蒸汽引擎,而是钟表。”[4]钟表是一切?髦福柚颖恚执际醯靡匀轿坏恼季葑磐持蔚匚弧T谥颖淼闹富酉拢执似S诒济苤朴诩际醯穆闪睢<际醯囊旎ü奔涞谋硐殖隼础?/P 现代技术所代表的一方面是人类“权力意志”的无限膨胀,另一方面是技术理性的无所不在。权力意志表面看来是人的自由的一种实现,其实是“自由”的一种堕落。自由意志(freewill)变成了权力意志(willtopower),自由就得屈从于权力了,这正是技术时代技术理性一统天下的真相。今天的权力不是由恐惧和威胁来维持,而是由理性和逻辑来支撑着。理性和逻辑是一张无缝之网,把一切都纳入自己的瓮中。海德格尔称这样的瓮为“座架”(Gestell,enframing)。作为座架的现代技术把一切都归入了一个无“差异”之中,从而使现代技术彻底成为一种“非技术”的东西,原始技术那种保持“差异”于“缝隙”之中的微妙精神全然丧失。 技术、语言和时间在现代遭遇着同一命运。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技术与人文(自由)处在一种原始的矛盾之中:既成就它又毁灭它。任何一个已经实现了的自由,或者成为实现新的自由的条件,或者成为扼制新的自由的条件。今天,现代技术开始对人的自由构成全面的威胁,通过发展和改进现代技术本身,并不能使人类从这种困境中解脱出来。相反,反对一切技术也是一种幻想,因为的人的(无)本质正是由技术建构起来的。 得救的希望在于重温原始技术,回忆我们作为人的所是(存在)。这里不仅包括对工匠手艺、艺术家的作品的重温,也包括对语言和时间的重温。20世纪的哲学相继把思想的焦点会聚在“时间”和“语言”问题上,实际上是在为技术时代的救赎准备条件。也许通过语言的运用,通过对“天时地利”的领悟,通过生活技术的恢复,人们可以从现代技术的魔力下解放出来。 人文管理论文:审美人文叙事管理 【论文关键词】人文审美新闻作品 【论文摘要】审美表述形态是多元的、个性的,新闻传播活动是独具个性魅力的审美创作过程,为了实现审美价值的合理表述,提高新闻作品的审美感染力,它要求审美创造者即新闻记者,要敢于在传播价值和形态上进行创新和突破。情感是对客观现实的最活跃的—种表现形式,注重情感氛围的营造是纪实类报道获得强势传播效果的重要审美特征。《内蒙》系列片从取材、用景、镜头处理、细节设计都很注重突出提起受众的审美感染力。 《内蒙边防纪事》系列片(以下简称《内蒙》)从策划到拍摄,从选材到内容,非常注重凸现电视文本人文化的传播价值和审美性的表述形态。全部纪实内容以审美主体即记者亲身经历事件或直接介入事件,近距离地感知、接触和体验传播对象,同时该片的取材和选景均从细节、微小处入手,通过生动的画面和极富感染力的电视语言,体现审美与人文的有效结合,深入客体内心,实现情感共鸣。 正是凭借这种人文化的传播策略,它在播出后,引起社会极大关注。受众直视记者对生活原生态的审美化表述和对审美对象深层次的人文化挖掘。 一、主体全方位亲历原生态,实现传播者审美与人文意识的高度融合 在所有的20多篇纪实亲历中,记者对审美对象进行探索隐式的解读,体现了人生对于记者的一种考验,从某种程度上讲,记者体验的背后其实就是一种“冒险”,在面对特殊的审美对象时,记者要敢于去接触和征服。因此,主体全方位亲历原生态,是构成审美和人文致效的首要因素,没有这种全方位接触,记者即使去亲历,也只是与审美对象“蜻蜓点水”,难以形成能传输深层审美意义的体验。 此次走访不到一个月时间,五组记者深入到内蒙古八千里边防一线几十个连队、哨所,行程上万公里,他们上高山、下哨所、穿雪原、走戈壁,拍摄了大量真实感人的故事。生动细腻的电视画面,除了反映出记者高超的电视表现能力和素质,更是在很大程度上彰示和折射出了记者作为审美主体对采访对象即审美客体所表现和融入的深厚情感。期间,采访小分队一行奔赴了雪域孤岛伊木河、额尔古纳原始森林、博克蒂沙漠,从大兴安岭茫茫林海到阿拉善大漠戈壁,从巴尔虎草原的夫妻哨到三角山上的“相思树”,哪里有哨所,哪里就有记者的足迹,哪里有士兵,哪里就有记者的身影。正是凭借着这股执著和热情,记者们与八千里边防生活原生态进行了全方位的接触,用电视画面纪录了大量感人生动的细节。如在大兴安岭最高的宝格达山哨所拍摄的两名记者,忽然发现天空中出现了罕见的“三日同辉”景观,为了给观众呈现完美的电视情境,记者立刻掉转摄像机,记录下这难得的画面。然而,其中有位记者只顾拍摄,却丝毫没有察觉到自己的鼻子已经被冻白了。后在医务人员的悉心呵护下,才将冻伤的鼻子救治好。试想,记者如没有不畏艰险、大胆剖析审美对象的敢性意识,怎可给观众留下美丽感人的画面呢。 正是凭着这股记录真实的亲历理念,边防记者此行创造出了很多感人心弦的记录和“第一”,拍摄出了充满审美魅力的精品,如《最后的夫妻哨》、《生命禁区的巡逻兵》、《初识大漠驼兵》、《诺门罕的回忆》、《三角山哨所“相思树”》、《神山上的“神哨所”》、《阴山脚下的骑兵》、《雪域孤岛中的热血卫士》,等等。记者们对生活原生态的全方位亲历在电视文本中得到了充分证明,边防生活作为审美对象感动了记者,记者作为审美主体有效再现镜头,在叹服自然的同时,折服了自己和受众的心灵。《最后的夫妻哨》中,记者通过直接现身与张坤红进行对话,“每次查线回来都带干粮吗”、“为什么靠在电话杆上”、“暴风雪过后怎么样”、“冬天经常发生故障吗”,四个简单的发问和张坤红朴实的回答,引起的是主客体心灵的强烈震撼,作者与审美对象的接触,在向受众传达这样的哲理:亲历是人类征服自然的首要条件。对于新闻记者来说,主体思维的全方位亲历意识,是记者进行审美表达的首要因素。 二、审美主体的策略性选题,实现和满足了社会大众的主流心理诉求 有效而恰当的选题,是实现记者与新闻事实一体化,引发审美主体与客体、传播者与受众之间情感共振效应的前提基础。良好的选题要求记者必须对社会大背景景观进行全面而透彻的分析,在此基础之上,再对报道对象进行积极而有效的剖析,实现思想意识和审美领域的双重变奏,达到一种情感趋同、角色类同、认知略同和行为协同的状态,从而向受众展现极具审美内涵的客体,对受众实现情感引导和心理关怀。 在此次边防行采访中,我们可以透过细腻的电视文本,鲜明地看出记者对报道对象深入而细致的分析,20余段感人情节尽数立足展现内蒙古边防的小、散、远个体,这首先就是社会大众心理的普遍反映之一。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流民意人文化倾向的日益凸显,大众关注的焦点开始向弱势群体和小散远群体转移,这种积极的价值取向引导着社会舆论朝着良性和健康前进,它是社会整体价值取向积极提升的有力展现。 《内蒙》纪事片正是有效把握住了社会舆论关注的重点和焦点,将镜头定位在内蒙古八千里边防线上的平凡而又伟大人与物,始终用细腻的画面情节展现不外世人所熟知的个体,从而唤起普遍社会大众的心理认同。从骑兵到驼兵,从雪域孤岛到生命禁区,从兵妈妈送健康到祖孙三代同守生命线,从物到人再到景,记者展现给受众的是一道道远离都市生活的嘈杂、遥远、陌生而又感人至深的风景,在《生命禁区里的巡逻兵》中,记者用一句谚语引出生命禁区清河口的危险,“过了贺兰山,越走越辛酸,到了清河口,扭头就想走。”但随后的描述可以让大众一目了然,“这里干旱少雨,风大沙多,年平均降雨量只有37毫米,蒸发量却是3700多毫米。全年6级以上的大风要刮260多天,经常要遭受沙尘暴的袭击。冬 季最低温度零下35摄氏度,夏季最高气温46摄氏度……清河口哨所有8名官兵,一个月由连队派人来轮换一次。生活给养要从300多公里以外来补充,当地水源全部是苦咸水,生活用水要跑100公里才能运来。值勤和巡逻是他们在这里的主要任务,巡逻方式根据不同的任务,通常采用徒步、乘车和骑骆驼。”短暂的细节描写,让读者对清河口的恶劣环境一目了然,受众在不经意间只能唤起一种心理上的认同,对边防军人的一种高度的崇敬感油然而出。试想,作者若选择在繁华喧嚣的都市或灯红酒绿的风场,此情此景何能把握住大众内心深处 的心弦。因此,有效而策略性的选题是提升电视文本魅力的有效砝码。 三、主体叙事技巧的人文化撷取,提升电视文本的审美性和情感性效应 电视文本较之其它媒体表现形式,具有鲜明的直观性和形象性,这是电视媒体自身的魅力所在。一步好的电视纪实作品不仅需要作为审美主体的记者拥有全方位的亲历意识和有效选题,而且还要能够策略性地灵活运用电视镜头手段和语言来展现情感。在《内蒙》系列纪实片中,记者在整个媒介事件和形象传播中,运用大量人文化的操作手段来减少传播信道中的“噪音”,无形中为审美价值的表述创造情感上的积淀。 首先,适时的主体介入有效提升作品感染力。主体化的叙事情境表现为新闻记者完全存在于报道内容里,并以第一人称身份与作品中的其他人物进行情感和语言的直接交流,两者共同融入同一世界,实现心灵的直接对话与碰撞。受众在进行新闻阅读之前,都有一定的审美心理期待,希望被传递信息拥有很高的“保真”度和情感性就是重要的审美阅读心理,在主体化的叙事情境里,作者完全与报道客体处在同一世界里,以“我”的身份频繁出现,与文章中的人物直接进行情感和语言的交流,自然能够得到受众审美心理的认同。在《初识大漠驼兵中》中,记者跟随驼兵进行了巡逻,为避免巡逻之路在电视文本上的繁冗拖沓和单调乏味,记者在巡逻队做饭时切入自己和主人公关于巡逻常识和背景的系列对话:“像这样的活动一年搞几次?你们今天出来在沙漠中要走多少公里?”寥寥数语,就将关于本应提前讲述的信息介绍完毕,既不突兀又很自然。 其次,生动人性化的语言魅力增强人文效果。语言是电视文本向审美对象展现主体内在魅力、实现主客体情感共振效应的有效手段。作为审美创造者的记者从审美创作的意图出发,运用合理的审美框架对叙述者的语言和审美对象的语言进行审美选择,并借助一定的词语和句式来实现审美情感的渗透。《内蒙》系列纪实片,能产生内在审美感染力的重要原因就是生动化和人性化的语言措辞。在《三角山哨所“相思树”》中,整个文本在简要的口导之后,用了记者与军嫂郭凤蓉的对话同期处理。前后三个简短的问答有效反应了郭凤蓉的人格魅力,尤其是最后的“那我们去您家行吗?”“那不方便吧,就这样吧,再见啦,抱歉……”她的意外拒绝之辞让记者恰到好处地展现了军嫂的人格魅力,同时,又从暗处映衬出受众对丈夫李向恩连长的尊敬和期待。独特的语言运用有效彰显了丰富的人格魅力,是电视文本产生活力的源泉。 再次,借助精巧的细节展现独特而细腻的情感风貌。细节是新闻文本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用特定的媒体文本形式来表现审美感染力的一种手段。投射在电视文本中,在画面的展现、镜头的运用和影像文本的连续性上采用细腻的刻画和设置来展现主客体的意识和思想。在《兵妈妈送健康》中,记者注重通过多次展现兵妈妈、心理学教授王立秋和哨所战士的之间心理咨询互动的细节,来展现边防战士同样呼唤心理关爱的命题。通过新战士白龙打消退堂鼓、士官狄少波增强信心以及哨所其他战士的心理和行为的变化,向受众展示了边防线上存在心理防线,将心理问题进行积极地提升和展露,是很大的创举。记者反复运用王教授和边防战士的镜头交接来展现真诚的交流,细腻而极富感染力的画面在给官兵带来精神上享受的同时,也让受众感到了心理上的健康。 四、多元化的层次结构形式,增强文本内在的审美性和人文性厚度 新闻作品的结构,就是新闻作者在新闻作品的写作活动中,对新闻作品的组织、安排、构造。在电视文本安排中,合理的叙事结构不仅能突出新闻事实的意义,而且能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这一切都需要作为审美创造主体的记者对叙述文本进行人性化的权衡与审美化的思考。《内蒙》系列纪实片之所以能让受众感受到一种内在的人文魅力和审美厚度,和文本自身多元化的结构安排是分不开的。《初识大漠驼兵》中,记者在展现了博克蒂沙漠的实际情形后,就采用人物现场对话的结构形式来表现和衬托人物的内心世界,大面积的对话同期声的运用将驼兵魅力深刻展现。在《生命禁区巡逻兵》中,记者运用大块镜头重点展现巡逻路上供官兵休息和避难的“风雨亭”,通过将1995年3月11日的一幕和现今的连队、哨所情况进行双向对比,灯亮了、水净了、路通了,驻扎在生命禁区里的部队正在发生信息化和基地化。官兵在生命禁区里体会到组织温暖,受众通过镜头感受到人文关怀。巧妙的对比安排鲜明、自然地展现出一种积极向上的情感。同样的对比安排在《边防官兵的绿色行动》中也得到恰如其分的运用。 直观叙事和间接叙事的双向运用也可有效提升文本的内在魅力。在《千里边防网络牵》中,记者以一个运用信息手段处理马群越境事件的场景进行直观叙述,反映边防信息化建设成果。 随后又通过大量的同期画面,以战士唐世甲之口来讲述边防管理的信息化和现代化。直观描述和间接叙事的双效运用将边境管理的进步展现的完美无遗,观众在轻松的文本解读中即可获得直观的审美愉悦。 五、一点警示:人文情感的营造,要坚持准确而和谐的审美理解 情感是对客观现实的最活跃的—种表现形式,注重情感氛围的营造是纪实类报道获得强势传播效果的重要审美特征。《内蒙》系列片从取材、用景、镜头处理、细节设计都很注重突出提起受众的审美感染力。但是,记者在进行情感氛围的营造时,也应要注意不可滥用情感,处处煽情,尤其是在进行具体的细节描述时,一定要坚持审美适度的法则,过分地渲染情感则会使新闻事实失去其应有的客观性与真实性,起到相反的传播效果。 因此,对审美客体进行准确而和谐的审美理解,才能使作为主体的记者在审美感知、审美情感和审美想象方面“获得深刻性的决定性心理因素”。记者要深刻、准确地解读被报道的人物、事件,只有这样,才能把握好审美氛围营造的度,使纪实类报道焕发出更加浓烈饱满的审美魅力。 正如,此次《内蒙》全程纪实采访心得所言,“回望兴安林海,再现你的容颜;聚焦你的笑脸,定格在我心间;编辑你的情感,播出我的遗憾;带着无尽思念,续写荒漠草原月缺月圆……” 人文管理论文:科学人文主义管理 论文关键词:范式理论镜像思维解释学科学主义人文主义 论文摘要:随着近代以来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认识论的镜像思维模式主导着各种领域的理论研究,并导致哲学史上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流。历史主义科学哲学中范式理论的研究同样受这种思维方式的束缚。通过对范式理论产生、发展进程的分析,更重要的是对其內在矛盾与困境的揭示,可以发现范式理论向实践哲学回归的清晰线索,从中看到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合流的必然趋势。 库恩首次在历史主义科学哲学领域中提出“范式”这个概念及相关理论,后来“范式”被广泛使用于其他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其使用领域之所以如此广阔,本身就说明范式理论的产生绝不是一种偶然,它适应了近代以来的实践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科学普遍的思维方式,而这些思维方式又与近代哲学的认识论相关。其基本特征,用罗蒂的话说就是“镜像思维”。“镜子”可以是主体也可以是客体,与之相对的一方是被镜子衡量的东西,镜子是标准和模式,决定着被照物的特性及运动方式和规律。这种思维方式首先促使范式理论的产生、发展,但范式理论的困境也同时源自于此。从前一方面讲,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科学领域不断扩展,由于科学基于这种镜像思维方式,“镜子数量”必然增多,即衡量标准必然多元化,这在以前科学被认作单一模式和单线发展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范式理论的提出首先应该是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从后一方面讲,主体和客体、经验与逻辑、观察与理论,一句话,镜子与被照物的割裂,使得人们习惯于一种还原式的思维,即以某一方为衡量另一方标准的镜子,这就导致从近代开始,经验论与唯理论、实证主义与假设主义、逻辑实证主义与证伪主义等无休止的争论,从更宏观的方面看,所谓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流也是由于一方偏向“经验自然”,而另一方注重“内心体验”,双方都试图从自己一方来吞掉或拒斥另一方。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内部关于范式的主客观之争、范式问题本身的复杂性,特别是它所面临的困境,都可以说是认识论困境的具体表现,也可以说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歧在历史主义科学主义与哲学内部的表现。以前关于科学人文主义合流问题的讨论,一般都着眼于宏观的思想发展,从某个基本概念、问题的发展来探讨这种合流趋势的很少。罗蒂曾经在《哲学和自然之镜》中把认识论和解释学结合起来,但他的切入点是不可通约性问题,而多元化的不可通约性在伦理道德领域却有可能导致相对主义,所以,罗蒂从这个问题切入很有创见;但是,不可通约性问题的产生,其根源恰恰在于范式概念的内涵,其实就是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因此,本文准备从最基本的单元人手“以小见大”,从范式理论本身的发展及其困境中,发现镜像思维的局限性,并看到经过哲学家们的不断探索,终于使人们认识到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合流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一、库恩的“范式”概念之复杂性和范式理论的困境 库恩首次提出了“范式”这个概念,当然,有关范式理论的思想早就有人提出,无须前溯,就科学哲学领域之内就有假设主义、证伪主义等先行理论。观察负载理论的思想、整体主义的思想、科学发展的猜想模式等类似库恩范式的理论,已经被很多哲学家提出。但是,库恩作为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中最为重要的一员,他对范式本身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揭示了范式现象的诸多复杂矛盾;同时,这种矛盾也暴露了他本人研究方式的局限性,因此,从库恩人手展示范式的复杂性和范式理论之困境就是顺理成章的。 库恩提出范式概念,其目的是要解决科学史领域的科学思想革命的问题。在《科学革命的结构》的前言中,他首先十分戏剧性地回忆说,在他提出范式理论的最后关键时期,“甚至更为重要的是,那一年我是在主要由社会科学家所作成的共同体中度过的……尤其令我震惊的是,社会科学家关于正当的科学问题与方法的本质,在看法上具有明显的差异。我的历史知识和学识使我怀疑,自然科学家们是否比他们的社会科学的同行们的解答更坚实或更持久”。接下来他就纲领性地提出了范式的概念,“力图找出这种差异的来源,使我认识到此后我称之为‘范式’的东西在科学研究中所起的作用。我所谓的范式通常是指那些公认的科学成就,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实践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很明显,库恩是从社会科学范式差异中得到启发,并将之运用于自然科学领域,这本身就已经暗示着范式不仅仅局限于自然科学研究领域,随着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分流,库恩以前的提出早期类似范式思想的科学哲学家们,大多只是局限于从自然科学发展来看待范式及相关问题,库思的范式概念一开始就取自更为广泛的领域,这就必然具有复杂性。另外,尽管他在前言中就给“范式”下了一个定义,但有学者统计说,“库恩在仅170页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竟先后对范式作了20余种不同的解释”。大概有以下一些主要说法:一、理论、实践和方法等的“模型”“模式”“框架”;二、事例或例证;三、解题或解题的标准;四、各类从不同角度划分的成规;五、一致意见或判断;六、科学成就、特别是常规时期的稳定成就;七、方法及其来源;八、信念、预想和假设;九、学科专业的基体、科学的基本部分;十、各种层次的理论和观点以及相关的仪器、设备。甚至库恩本人后来也承认,范式是他理论中最重要的概念,可惜却没能定义清楚。这些复杂的含义势必引发进一步探讨的复杂性,其中最为突出的当然是范式到底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范式革命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由此产生了科学革命的模式以及理论之间可否通约等一系列棘手问题。库恩自己虽然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但范式的内涵决定着其成败的关键;他没能摆脱镜像思维模式,在范式的主客观问题上选择了以主观为镜子,以经验为被照物。范式的主观性决定了范式革命的非理性以及理论间的不可通约性,并最后导致相对主义。此外,库恩本来提出范式理论是受社会、人文科学的启发而提出的,但在说明范式革命时,由于先把“科学的”和“人文的”相互割裂之后,再回过头来用“人文的东西”来解释科学范式革命的原因,结果只能是:“客观的”科学理论的发展,却是由“主观的”甚至是非理性的人文的东西造成的。这一点对库恩来说有点戏剧性,因为他提出的范式概念,就其内涵的复杂程度来说,超越了以往的科学哲学家们的思想概念,但这种超越并没有给他本人带来解释的便利,反而成为他走进相对主义的方便之门。尽管库恩具有作为一个大思想家所通常具有的彻底性,使得他宁可激化并暴露矛盾,他的理论对于彻底打击极端的实证主义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毕竟矛盾只是被提出,真正的解决还要求范式理论进一步的发展,甚至可以说,只有到其复杂性被更加充分展示出来的时候才有可能。 二、范式理论的内涵和领域的进一步扩展 在库恩那里,由于科学与人文的区分,使得来自社会人文领域的东西,仅仅沦为说明自然科学范式革命的工具;他本人的研究“范围”反而“变窄了”。这其实是割裂主客观的一种必然结果。几乎是库恩提出范式理论的同时,另外一些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对此或赞同或批判或发展,但结果却是使范式本身的内涵不断扩展,使这个概念重新被运用于本来就应该非常宽广的领域。这反而使人觉得它本来就是出于科学哲学的狭窄领域的一种扩张,在范式的多层次性和整体性发展方面,拉卡托斯和夏皮尔值得注意。库恩的理论由于过分地偏向主观,完全用主观的镜子收摄经验的东西,不但导致相对主义,而且高层理论与低层理论划分得过于僵化,导致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的界限过于分明,所描述的科学发展模式不符合历史事实。鉴于此,拉卡托斯修正了库恩的理论,将他类似范式的“研究纲领”分为“硬核”、“保护带”、“启示法”等几个部分。应该看到,尽管拉卡托斯所作的工作,在彻底的历史主义者看来,并没有真正接触到问题的实质,但在范式结构化、层次化的探索中较库恩却有所突破。 夏皮尔进一步将范式的整体性和层次的复杂性,给予了较完善的说明。他进一步将库恩范式转化为更加复杂的“域”。“如果我们考察科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的某个特定阶段的相对发达的领域,就会发现,在这个阶段,人们把某种信息群当成了研究对象……而且,这些一般的课题本身在许多情况下被认为是以一定方式联系着的。我将把这些相关的项构成的群称作域。”域是一种存在问题的信息群,域中不存在高层理论与低层理论的僵硬区分,其中的“项”可以“低”到直接经验,“高”到观点、理论、方法、原则甚至传统等。各种不同层次的“项”,或项所结合成的不同“域”不仅相互关联,而且可以消失、修改或重新组合、扩大。同时,夏皮尔看到了这种域的变化的动态“生成性”,因而科学革命也就不再是常规科学泾渭分明的突变式革命,而是“规模可大可小”域的不断重组和进化的过程。与此相关,夏皮尔还提出了“背景信息”概念。尽管它和域一样与范式内涵相似,但重要的是,他却坚决不把背景信息看作客观认识的障碍,恰恰相反,他把它看作是进一步获得新信息,使得域及其项不断发展的桥梁。“关于域的许多问题变得具体了,研究变得有指导了:这是由于我们称为背景信息的东西所致”。知识进步的理由、求知的根据不是抛开原来的域或背景信息,从而导致相对主义,而恰恰相反是要从中找到着眼点和合理性。因此,夏皮尔在接受库恩范式论的前提下,既用它来反对以前的逻辑实证主义,又试图避免相对主义,进而丰富了范式理论。从我们所关注的问题来看,他提出多层次的域的理论,使得范式的整体性更加精致化,特别是范式的多层次性直接关系到人类科学实践的整体性和多层次性,有助于实践主体的确证。 但是,夏皮尔作为科学哲学家,他的研究领域仍然只是局限于科学发展问题。因此,他所谓的科学发展的理由“相关性”、“成功性”、“无怀疑性”等条件,也受到极端历史主义者的质疑,特别是放到费耶阿本德的视野中,就难以有充足理由了。因为且不说这些标准是否也被范式所“污染”,至少这些条件仍然只是局限于科学标准。费耶阿本德的极端相对主义显然有其不足之处,但从我们所关注的角度来看,费耶阿本德在范式的扩展,特别是超出自然科学狭小范围方面,还原了范式所源出的领域之广阔性的本来面目,客观上有助于迫使人们不得不去思考科学思维的局限性,这从而加速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合流。费耶阿本德认为,从一种更宏观的角度看,科学本身从近代以来已经并正在成为一个超强范式,以至于任何学科都必须将自己打扮成科学才会得到承认。但“科学的优越性是被假定的,并没有得到论证。在这个问题上,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的做法就像过去为只有一个罗马教会作辩护的人的做法一样:教会的教义是真理,任何其他东西都是胡说”。科学只是人类实践所形成的诸多范式之一,这样,范式理论就扩展到了人类实践的一切领域。更加值得注意的是,费耶阿本德提出了“观察者”和“参加者”的概念:“参加者的问题涉及的是一种实践或一种传统的成员,对另一种实践或传统(可能的)入侵应采取的态度问题。观察者问的是:发生了什么?将要发生什么?参加者问的是:我将做什么?”显然,从这个角度,即实践的角度,费耶阿本德的所谓相对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极端理论会被更好地理解。他已经有意试图将范式问题从一种纯粹理论问题,转向实践问题。这种转向必然离不开实践主体,因此,纯粹科学主义渐渐地发现了自身的局限性,但是,从客观上看,费耶阿本德理论的极端形式,更加激化了范式理论的矛盾,这是由于他本人仍“处于”这个镜像思维的范式之中。 三、罗蒂对范式理论困境的解释学分析 夏皮尔、费耶阿本德等人无疑丰富了范式理论,但同时,由于当时的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们跳不出镜像思维框架,这种扩张更进一步将范式理论推人困境。用库恩,特别是费耶阿本德的理论反对夏皮尔和拉卡托斯,是有力的和无法回避的,但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又是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们所不愿承认的。与之相应,可通约与不可通约性问题、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等问题非但没有很好解决,反而更加各持一端,中间派也处于进退两难之境,理论的彻底性和普适性难以得兼。另一方面,尽管夏皮尔重视了范式的生成性,费耶阿本德本人在历史主义科学哲学领域,较为明确地提出了实践概念,但他们的研究方式仍然可以说是“跳出圈外”,是理论性的。库恩和费耶阿本德主张相对主义,正是看到人们不可能跳出范式,但实际上我们仍然会发现,他们只是“指出”了这种现象。真正让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们进退维谷的原因,在于他们缺少方法,他们的描述仍然是外在的,他们“提到了”实践但没有“深入”实践。对范式本质的研究,以及相关一系列问题,都不能从与主体相关的实践角度来考察,实践的考察必然既是科学的,又一定离不开主体的、人文的东西。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长期的对立限制了很多人的视野,甚至人文主义实际上也是“科学地”考虑的主体,考虑人的意志、情感等因素。人文主义之所以与科学主义一段时期内泾渭分明,也正是由于和科学主义一样忘掉了实践,在这方面,罗蒂通过对历史主义范式论的分析与改造,比较深刻地洞悉到了实质性问题。因此,他在其《哲学和自然之镜》的著作中提出从镜像思维的“认识论”,向超越镜像的“解释学”的发展,从而在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合流进程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在罗蒂的视野中,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们在思考有关范式理论的问题时,遵循的仍是“认识论”的方式,由此总是在两个极端上跳来跳去,比如范式要么客观,要么主观,科学发展要么是理性的,要么是非理性的等等。即使试图调和的中间派,也只能说“既是……又是……”。这种“既是……又是……”仍是一种外在的联系,并没有看到其内在的关系;而要想揭示内在关系只能“深入”到关系本身中去,这就要求突破镜像思维方式。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们看到了认识论建构的知识基础的多样性,并将这种东西定义为范式或类似的东西,这是对认为科学只有唯一标准并单线发展的巨大革命。“库恩特别追问科学哲学能否为诸科学理论间的选择建立一个规则系统。对于这个问题的怀疑,使他的读者加倍怀疑认识论从科学出发能否通过发现凡可被看作‘认识论’或‘合理的’人类活动的共同基础,而被推广到文化的其他部分中去。”但哪怕最极端的、最具相对主义特征的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仍然把范式革命归结为一种东西;哪怕这种东西是非理性的,这种归结本身就是在找一面镜子,尽管镜子看起来好像不同于以往的理性。但是,“认识论与解释学各自领域之间的界限不是一个有关‘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间的区别的问题,也不是有关事实和价值、理论和实践之间、‘客观知识’与某种可疑的知识之间的区别的问题”。通常认为代表获得自然科学知识的“认识论”和代表获得人文知识的“解释学”实际上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常态科学的知识不是“客观知识”,决定科学革命的也不是类似价值、心理、宗教信仰等“可疑知识”,而是人类整体的、广泛的、多层次的实践的不同环节。范式的发展所体现的,正是这种活生生的、充满矛盾的实践。范式理论不断向整体性、复杂性、多层次性的发展,范围的不断扩张,是人类实践活动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样,罗蒂就通过将范式理论带到解释学的视野中,从而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带到了一起。 四、实践哲学视野中的范式理论 历史主义科学家站在认识论的角度只能看到范式的诸多矛盾,但无法从本质上充分展示范式本身的存在结构。而对于解释学,伽达默尔曾经说,它根本不是一种“理论”或“方法”,而是对人类存在活动的展示,是一门实践性的“学问”。人类活动就是带着自身对世界的“前理解”,面对陌生事物进行解释和理解,理解的结果又重新成为下一次解释的前理解或基础。而历史主义科学哲学中所提出的“范式”、“研究纲领”、“域”、“背景信息”等,正是解释学中“前理解”的认识论式的表达,科学的范式革命表达的正是“前理解”或“传统”的不断解释和发展。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没有真正进入解释学的循环之中,因为认识论害怕循环,而实践恰恰是一种更高意义上的“循环”;认识论害怕主体干扰对事物的客观认识,而实践恰恰是带着主体的“偏见”进行的。前理解或传统不是实践的障碍,而是连接主客体的桥梁。夏皮尔对背景信息作用的说明,隐约透露出了这个意思。一旦进入突破镜像思维的实践活动中,范式的诸多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当然,不是“解决”了矛盾,而是辩证地看到了矛盾。作为前理解的范式,是主体所带着的“偏见”,从这方面看是主观的;但这种前理解决不只是个人的任意主观幻想,它是由客观的传统所决定的,因而,范式不能简单地说是主观或客观。它一方面表现为科学共同体的意见、观点、理论等,另一方面表现为所共同认可的仪器、设备、实验方法。这两方面不是水火不相容的,有什么样的主观的东西就有什么样相应的客观的东西,这正是范式理论的精华所在。范式是实践的产物,只有突破镜像思维的认识论,深入到实践中,其本质才能被看清楚。科学活动作为实践活动的一种,也是解释学的不断解释、不断形成传统的过程,因此,范式革命就是在各种范围、不同层次上不断进行着的,是渐变的常态阶段和突变的革命阶段的统一。夏皮尔的理论也从认识论角度反映了这些情况。实践具有广泛性,所以费耶阿本德将范式扩展到科学之外,也就是一种理论自身顺理成章的发展结果。关于理论之间可否通约的问题,解释学的视域融合理论告诉我们,各种理论间相互交流的条件,恰恰是承认对方的不同,但交流本身就代表着交流之可能性,视域融合就是“不同”的东西的融合,这本身就是辩证的,只有非此即彼的认识论才会认为是矛盾的。关于科学革命是否理性的问题,解释学认为,相互交流的双方都站在自己“理性”的前理解即范式的立场上去交流,但交流的结果却是任何一方都无法左右的,只能是一种“合力”的结果;超越双方的框架,对于交流前的任何一方来说,从认识论来看,就是无法把握的、“非理性”的。关于真理问题之争,每一个范式所规定的理论、思想或经验、方法,都在某种范围内、某个层次上是合理的,但相互交流正表明,这只是相对的真理,绝对的真理不会落到某个范式之中变得僵化,而是不断的范式融合的过程,这个过程表明了真理的实在性,同时表明僵化范式的非真理性。解释学揭示的是实践所展现的世界。马克思明确指出:“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对人有意义的世界是人实践所创造的入化世界,实践本身就是带着一定的理论或“范式”的实践;人化世界是客观的世界,但对于人而言又是有意义的、人的“范式”所规范的世界。因此,范式理论所涉及的实在论与非实在论之争,从非镜像式的实践来看,也不是针锋相对的、你死我活的。 范式理论的产生、发展、演变及最终向哲学主流的复归,都不是偶然的事情。随着近代以来社会实践和生活方式的发展,镜像思维模式的形成、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流正是这种实践方式在理论上的具体体现。范式理论自身由于认识论模式的讨论而不断丰富、完善;同时,其困境也日趋明显,究其原因是缺乏了实践的根基。范式理论向解释学复归,实质是向实践哲学的复归,通过这种合流,科学主义不拘泥于“客观经验”,人文主义也超越了“主观情意”,两方面都获得现实的根基,范式理论的发展正好体现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分合的历程。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管理 论文关键词:现代人文主义自我实现整体性创造性 论文摘要: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是20世纪60、70年代盛行于美国的一种教育思潮。它以人的“自我实现”为最终目的,推崇人的个性和谐发展;着重强调培养人的整体性、全面性和创造性;提倡在教育过程中应用人本化的课程和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创造性。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开创一种自由宽松的学习氛围,对美国以及世界的教育实践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是20世纪60、70年代在美国盛行的一种教育思潮。它秉承西方历史悠久的人文主义教育传统,推崇人的个性和谐发展,深受20世纪复兴的各种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以现代人文主义哲学和心理学为基础,着重强调培养人的整体性、全面性和创造性;提倡在教育过程中应用人本化的课程和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创造性,开创一种自由宽松的学习氛围。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对西方教育思想、教育观念、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式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概述 西方的人文主义教育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总体来看,它经历了古典人文主义教育、人文主义教育、新人文主义教育和现代新人文主义教育这四个发展阶段。古典人文教育强调把理智的发展当作教育的最终目的,对儿童的情感和理智进行陶冶。人文主义教育的出现是针对中世纪封建神学泯灭人性、压制人性,其核心是恢复人的地位。人文主义教育强调个性自由和发展,强调用古希腊、罗马的文学艺术来陶冶心性、启迪智慧,但是对自然科学却持冷漠态度。新人文主义教育的最高原则是发展个体的自由,强调用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来陶冶和教育人。 二、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产生背景 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是一个融合了众多教育流派的体系。广义上说,进步主义、要素主义、永恒主义、存在主义等教育思潮以及教育人类学,法兰克福学派和以马斯洛、罗杰斯为代表的人本主义教育思想都可以称为现代人文主义教育。从狭义上说,现代人文主义教育特指20世纪60、70年代盛行于美国的一种人本化教育思想。 总的来说现代人文主义教育经历了两个主要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19世纪初产生的新人文主义教育倾向。它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教育思潮的继续和发展,具有尊重历史文化及调和发展的特点。第二阶段是20世纪60、70年代盛行于美国的人本化教育思想。这种教育思想产生是由于二战后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人异化为物的现象逐渐加剧。人类成为科学技术的奴隶,面临着外部价值体系的瓦解,随之转向内心世界寻求价值目标。 三、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 (一)哲学基础 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在人性论、认识论之上吸收了存在主义哲学的观点,核心内容是“人的存在”。同时,把人的存在视为是不断发展的过程。此外,现代人文主义把丰富发展人的情感生活看作是人整体发展不可缺少的部分。在教学过程中吸收了存在主义哲学家贝尔提出的著名的“我与你”关系理论重视师生间良好关系的培养,认为情感发展主要得益于良好人际关系的建立。 (二)心理学基础 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以人本主义心理学为理论基础。它认为人具有完整的人格,因此不仅从直觉的角度去把握整体性,而且要“从意识经验自身这一整体去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在教育的过程中,主张发挥人的整体性,使身心的发展协调一致,同注意人的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的统一。 四、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主要特点 (一)注重个人的“自我实现” 人文主义教育思想重视教育在培养人的过程中的作用,强调培养身心两方面和谐发展的“新人”。明确提出,教育必须以人的“完美人性的形成”和“人的潜能的充分发展”为最终的目标,即人的“自我实现”。认为一个自我实现的人应该在其人格特征上体现出人的整体性和创造性。所谓整体性是要达到人的内外统一。 (二)强调学校教学内容的扩展 教育的目的决定教育内容。现代人文主义教育内容注重满足学习者的个性特点和整体协调发展需要。在课程的安排上富有弹性,注意课程内容的思想性与情感性的相互渗透,要求课程内容的安排以学生为中心,考虑为不同能力的学生提供相适合的课程。它充分考虑了学生的个体差异,将学生分为不同层次施以相应的教育,是每一个学生的潜力得到最大限度发掘。 五、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 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是在美国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给人们的精神带来危机的背景下提出的,主要是针对20世纪60年代美国在课程改革中,只重视学生的知识结构,忽视学生的身心发展。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继承了西方人文主义教育传统,尊重学生的价值、自由、道德、理性、情感,以人的“自我实现”为教育目标,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提出了适应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的教育教学方法。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以学生的需要为核心,注意课程内容的统一性,使学生的情感发展与自我认知发展协调统一。 我国现在大力提倡素质教育,使学生不仅具有专业的学科知识、专业技能,而且要把学生培养成为具有适应瞬息万变社会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学生潜能的发挥、高尚道德的培养、正确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这就要求教学必须适应人的需要,强调以人为本,而不是人去适应教学过程。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提出的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学方法等为我国现阶段教育教学的改革提供了借鉴。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主义教育观管理 [论文关键词]人文主义教育观美术教育艺术修养 [论文摘要]美术课程是一种人文课程,是人文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美术是人类文化最早和最重要的载体之一,运用美术形式传达情感和思想是人类历史中的一种重要的文化行为。美术并不是单纯的技艺,而是人类文化的积淀和人类想象与创造力的结晶。 教育的人文主义是以人的和谐发展为目标,希望人的本性、人的尊严、人的潜能在教育过程中得到最大的实现和发展。在我们提倡素质教育反对应试教育的今天,人文主义教育观对我们现行教育有很好的指导作用。美术教育作为一门学科教育,它有自己的独特性,它主张以学生自身的发展为目的,强调发展人的天性,发展人的个性,发展人的潜能。因此,用人文主义教育观来指导美术教育是顺应时代的潮流,是未来教育的一个发展趋势。 美术课程是一种人文课程,是人文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人文主义指的是一种高度重视人和人的价值观的思想态度。它注重人的自由与平等,人与社会、自然之间的和谐。美术是人类文化最早和最重要的载体之一,运用美术形式传达情感和思想是人类历史中的一种重要的文化行为。美术并不是单纯的技艺,而是人类文化的积淀和人类想象与创造力的结晶。它记录着不同时代的文明,闪烁着人类的智慧、代表着人性的深度。美术是人类情感和精神生活的创造表现。任何美术表现形式都包含着一定的情感和思想。学生通过美术学习与自己情感生活的连接和相互作用,学习用美术方式表达和交流情感,使学生的不良情感情绪得以释放和宣泄,恢复他们心理的平衡,从而获得创造、表现和交流的能力,达到健全人格,陶冶性情的目的。因此,通过对美术的学习,将使学生的审美情趣和能力不断提高,性情不断得以陶冶,从而增强对自然和生活的热爱和责任感,形成尊重和保护生命和自然环境的态度,以及创造美好生活的愿望与能力。可以说,美术已经成为人文教育的核心学科。 美术课程的人文性开始受到广泛的关注和重视。美术教育作为一门基础学科教育,它没有应试教育的功利性和目的性,能更好地贯彻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即使在高等教育阶段,美术教育作为艺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教育目的和作用也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1997年5月,北京大学隆重宣布成立艺术学系,并明确表示:希望通过在全校开展艺术教育,培养学生的艺术感受力与理解力,用艺术生动的表现形式陶冶他们的情感,使他们具有更高的精神境界、更开阔的胸怀和眼界、更丰富多彩的生活经验和人文修养、更健全的人格,成为21世纪合格的人才。我们知道,当下的美术教育不再是传统的素描、绘画、版画、雕塑课程及欣赏课,它有了更宽泛的内容。在欧美很多国家,开始用视觉艺术教育来代替美术教育,它超越了传统的“纯艺术”范畴的教育,为学生提供了更广阔的艺术教育。美术教育的对象不是针对那些对美术感兴趣的少数学生,而是面对全体学生的,倡导全面发展的人文主义教育理念。强调通过直觉、推理、想象、技巧以及表达和交流的独特形式过程逐渐形成丰厚的文化修养。美国的《艺术教育国家标准》在强调美术学科结构特点的同时,始终贯穿着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思想,内容标准是根据学生达成目标来制定的,注重学生在参与美术活动时的感性体验,发展美术创造的基本能力。中国现行的美术教学也开始以强调美术学科体系转向激发学生创新意识和创造精神,强调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精神。因此,用人文主义教育观来指导美术教育,成为对现行教育进行改革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开始受到更多的关注。 美术课程具有人文性质,是学校进行美育的主要途径,在实施素质教育的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如何在美术教育过程来充分体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呢?首先,创设良好的人文环境,培养人文精神。美术教学可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的多元文化的总体效益,整合社会、社区、家庭各方面教育影响,引领学生走向生活、走向自然、走向社会。通过欣赏、认识自然美和美术作品的材料、形式与内容等特征,通过描述、分析、对比与讨论等方式,了解美术表现的多样性;通过走进博物馆、美术馆、民俗馆,了解其中的民族民间美术、艺术等文化,了解它们与其他地区或其它民族美术文化的异同;通过参观、座谈、调查、访问艺术家工作室等参与活动,了解中外艺术家的艺术思想、生活及作品诞生的过程,或结合有关资料,让学生了解相关国家的地理、历史、风俗人情、社会风貌,增进对不同国家、民族,不同风格画派的了解与尊重;通过借助信息技术手段来更加全方位直观地了解艺术作品。其次:整合美术与其它学科的关系。未来社会需要具有探究精神与创造能力的人才,通过建立在广泛的社会、文化情景中的、以美术为主体并联合其它学科部分内容的学习,引导学生学会在新情景中探究、发现与美术有关的问题。在寻找解决问题方法时,主动地融汇不同学科的内容,使各种知识与技能相互融通、彼此联系,使他们真正获得探究能力和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使学生在理性与感性之间求得和谐平衡。使身心得到健康和谐发展。由于美术学科具有人文性质,因此,美术学习的范围不能仅仅局限于美术自身的领域中。需要在美术学科与其它学科之间架起桥梁,通过引导学生对一些美术或跨越美术学科的课程进行综合与探索性的学习,能使学生在良好的时间内比较全面地认识美术的特征、美术表现的多样性以及美术发展规律与趋势。其次,加强艺术修养,提高审美素质。艺术修养是衡量一个人审美素质高低的重要因素。艺术修养的规定将直接影响个体人格素质与生存质量的高低。一个有较高艺术修养的人,能够主动地、充分地使其感性、情感和理智得到协调共处,使其心理结构的各个方面得到较好的发展和完善。假如整个社会成员都有一定的艺术修养,那么,就有助于在心灵和交流的氛围中培养一种协调的人际关系,就有助于人们更好地交流内心感受,更好地实现人际间的沟通和理解。只有艺术修养在社会上升值,才能全方位地提高人们的精神素质,协调人际关系,重塑健全、自由的人格形象,从而在根本上推进一个社会的内在品格。 人文性质应该是美术课程的基本性质,通过美术教育我们可以有效地形成和发展学生的人文意识。人文精神就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追求的终极维护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和现象的高度珍视,是素质教育中理想人格塑造的肯定!因此,人文性质应该是美术课程的基本性质,通过美术教育我们可以有效地形成和发展学生的人文意识。用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来指导我们的美术教育是顺应时代要求,符合历史之规律。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主义价值教育管理 [论文关键词]教育管理人文主义实践价值中小学人文管理 [论文摘要]以格林菲尔德为核心代表人物的西方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是一个影响深远的理论学派。该学派不仅有重要的理论贡献,而且有着不可忽视的实践价值,具体表现在学校管理中的组织目标、管理制度、领导行为、系统环境等方面。同时,从该派理论可以观察到当前我国中小学人文管理中存在的误区并有助于改进之道的探寻。 西方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是在针对科学主义教育管理论尤其是盛行于20世纪50-60年代的“教育管理理论运动”提出强烈批评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尽管国内目前已有一些相关理论文献但为数不多,而从实践角度探讨其价值的文献则更为少见,这与人文教育管理论作为一个影响深远的理论学派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在把握其主要理论观点的基础上,对其实践价值联系实际进行剖析,并对我国中小学校人文管理问题进行反思。 一、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的主要观点 持有人文主义立场的教育管理思想家以T·B·格林菲尔德(T.B.Greenfield)、C·霍金森(C.Hodgkinson)、W·英格里西(W.English)、S·J·麦克西(S.J.Maxcy)等为代表,其中格林菲尔德是领袖人物,其理论观点集中反映在《格林菲尔德论教育管理——走向一门人文科学》一书中。总体而言,这批人是在对过去的教育管理理论,尤其是行为科学影响下的“教育管理理论运动”提出猛烈批评的基础上,逐渐形成旗帜鲜明的一派理论观点:组织不是自然实体,而是人为适应社会而自行创造的产物;组织的目标其实是人的意志、权力、价值的体现;组织的结构也不是实在的和预先建构好的,而是组织成员相互作用的产物;既然组织是人为的产物,因此也不存在统一、客观、普适性的组织理论;教育管理面对的问题不仅是事实问题,更重要的是价值问题,撇开价值问题就无法认清教育管理的现象和本质;教育管理活动中事实与价值不能割裂,如果管理者只看重管理中的结构、形式、工具意义,就会把更重要的教育目的置于脑后,这样教育管理的意义和价值就会被大大削弱。[1] 不得不特别指出的是,国内有些研究者由于已经习惯于将西方人际关系理论看作是一种所谓的“人本管理”理论而有可能将人际关系理论混同为或认为至少部分属于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需要澄清的是,人际关系理论因其只是在常规视角下对结构功能主义范式主导下的古典和现代组织理论进行反思而在根本上持有科学主义立场,如将其与人文主义管理论相混淆,难怪有学者会说这是“滑天下之大稽,可能要贻笑大方”[2]。 二、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的实践价值探析 尽管说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在批判教育管理理论运动的同时所持有的许多观点有矫枉过正之嫌,但事实上它除了有理论贡献外在实践上也不无裨益,尤其是它对个体及其价值重要性的强调。在对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中片面、极端的观点保持足够警惕的前提下,我们可以从组织目标、管理制度、领导行为、系统环境等方面来考察其实践价值。 (一)组织目标 一般而言,管理是围绕着一定组织目标展开的各种具体活动,因而组织目标具有鲜明的导向作用。在组织目标上,人文主义学派强调的是个体的目标而不是组织整体或其所属各个部门机构的目标,甚至否认有组织目标的存在。格林菲尔德曾经说过:“许多人并不相信组织的目标,他们只有‘在组织中做什么和怎样做才正确’的认识。”[3]152这种观点从现实看来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组织成员对其所在组织的目标还是会有所认同或共识,就如教职员工对学校的发展目标有其理解和共识一样。对于这一点,格林菲尔德最后不得不指出,所谓组织的目标实际上是有权力的组织成员的目标:“组织目标是当前最有势力的组织联盟的当务之急和意旨。”[3]152显而易见,校长的职位和权力足以使其意志转化为学校的目标。对此,笔者曾经在做一个中学校长负责制的调研中,发现教职工对学校的发展目标确持有此种态度,认为“那都是领导们的意思”“校长说了算的”。这样的学校发展目标对教职工中的认同感及其产生的导向作用可想而知。因此,人文主义学派比较极端的强调个人目标的观点事实上从一个反向的角度揭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学校组织目标如发展规划的确立必须倾听教工的意见、反映个体的心声、调动群众的参与,从而充分代表利益相关个体的意志;退一步讲,即使是校长有好的规划与设想也应当在充分征求意见、获取教职员工支持与共识的前提下予以合法化。 (二)管理制度 制度对组织的正常运转具有工具理性的规范性意义。但在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那里,连组织的存在都予以否认,当然也就无组织制度可言。不过,人文主义学派并不否认个体的存在也需要一定的规则,只是认为这种规则不是从外部强行赋予和设定的,而是由个体成员共同认可和建构的,强调规则的人文化。事实上,这种个体间的规则类似于组织中的制度。进而可以认为,人文主义学派对制度的形成要求所有组织成员的参与、要充分融入组织成员的意志、愿望、价值和主张。一般而言,组织的制度有3个来源,即源于组织文化的内生制度、组织创始人或管理者设计的制度,以及社会权威规定的制度。[4]其中组织文化的内生制度可能与人文主义学派的规则观有更多的相似。由于学校的主要成员都是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在尊严、情感层面的需要比一般群体要高得多,因此学校的制度建设应当在把握这个特点的前提下有效地实现制度的人文化。具体而言,学校制度建设一方面要重视源于组织成员共同信念和多数成员偏好行为方式的内生制度的形成,另一方面在新的制度设计过程中应当由全体成员共同参与并体现大家的价值和利益,此外即使是社会权威规定的制度也应该在“使命”说服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获取他们的真正认同和服从。 (三)领导行为 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充分说明校长领导能力和领导行为的重要意义。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认为,和其他组织成员一样,领导也是个体,也有他们自己的价值观、信仰和目标,也追求他们的自己的利益,只是组织的领导会以自己的职位和权威将他们对问题的看法强加给其他成员。但他们认为这种强加是不对且无效的,应该强调的是个人素质在管理中的作用而非正式职位所享有的法定权威,认为“在某种情况下,需要寻求解决问题的恰当行为和最适合于做这项工作的人,而不需要去考虑这些人在组织里的正式职务或身份。”[3]158其实这就是强调教职工个人的特点与能力,反映到校长身上就是认为:校长对一个学校的领导作用是其个人素质和能力的产物而不是校长这个职位权威或职务权力的必然结果。这对于我们校长的领导行为是有其启发意义的。其实,在一般管理学原理中谈到领导权威时,经常提及权力性影响力和非权力性影响力,其中非权力性影响力可能与人文主义学派对领导的看法是相通的。因此,校长作为学校的领导者,应该意识到非权力性影响力对自己威信树立和工作开展的重要意义,进而在领导过程中要更多的展示自己的人格魅力、领导艺术、民主作风,从而营造能够激发和强化每个组织成员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文化氛围,使大家在团结、和谐、温暖、愉快的人际关系中努力工作,实现组织目标和个人自身价值。总而言之,校长的领导行为中应体现人文精神和饱含人文意蕴。 (四)系统环境 时至今日,人们对学校组织性质的认识已经超越了封闭科层组织阶段,而对开放社会系统或松散结合系统有更多的认同,意即强调学校与社会外部环境之间信息与资源的交换及其相互影响。但是,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对环境有其独特的认识:所谓学校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学校内个体成员与组织外部之间的联系,而不是整个学校与外界的联系;教师的行为产生于每个人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信仰对环境的认识与理解。进而,人文主义学派认为更应该关心个体教师所受环境的影响及其内心感受与行为反应。在对人文主义学派否认组织作为实体与外界环境之间联系的极端观点不敢苟同的同时,还应该看到——这种充分肯定教师作为个体可能受外界环境影响的观点对我们的学校管理工作尤其是教师管理还是有其启发意义。考察我们的教师管理现状,校长或管理者的立场和出发点主要是校方或组织,借助的手段或方法主要是政策规章、激励机制、考核评比,动人的说法则是待遇留人、事业留人、感情留人。尽管这些管理方式方法不失科学和必要,但对教师个体所受外界环境影响及其内心体验并不太关切也不够深究,事实上如果能重视从教师个体的角度开展教师管理工作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因而,教师管理工作既需要管理者站在学校的立场上通过正式途径开展,也需要注重从教师个体所受外界环境影响及其心理效能的视角去关心和理解他们,如此效果才会更理想。 三、我国学校人文管理的误区与改进 尽管上文我们从组织目标、管理制度、领导行为、系统环境等4个方面对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所蕴含的实践价值作了粗略梳理。但我们难以就此住笔,因为在我国学校人文管理的理论认识与实践操作上存在着不容忽视的误区甚至曲解,极有必要借这个议题进一步予以讨论和澄清,这样也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借鉴和发挥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的实践价值。 (一)学校人文管理的认识误区与澄清 就人文管理这个提法而言,常听见的说法有“人性管理”“非理性管理”“文化管理”“人本管理”“人文管理”,等等。说法的不统一说明认识的不统一和不深刻。当然,要搞清何为人文管理,不可避免的需要谈到科学管理,因为现实中很多不当说法正是由于对科学管理的理解失当造成的。学校管理现实中,人们对人文管理与科学管理之间关系的认识误区集中表现为将科学管理与人文管理对立起来。下面我们就循着科学与人文这对范畴的发展轨迹试着来澄清误区。 考察整个西方哲学思想史,可以发现人文与科学之间关系的一条粗略线索:在古希腊罗马时期,人文与科学混沌而统一地存在于百科全书式哲学家的思想中;宗教统治下的黑暗中世纪时期,神性代替人性,既无人文也无科学可言;文艺复兴时期,科学与人文携手反对宗教神学以张扬人性;启蒙运动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科学与人文依然结盟战斗且产生人道主义,但开始孕育唯科学与反科学的因素;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近现代以来,科学与人文开始分道扬镳甚至针锋相对;后现代以来,随着科学哲学的反思发展和人文精神的觉醒而在当代表现出科学与人文的再趋融合与统一。由此看来,有着内在联系的科学与人文在历史长河中历经了混沌统一、携手战斗、针锋相对、又趋融合的发展过程。相应地,它们反映到整个20世纪的管理理论与实践发展中就表现为管理上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种价值观的争论。如此看来,我们今天要提倡的既不是科学主义管理、也不是人文主义管理或人本主义管理,而应是科学管理和人文管理(鉴于历史上“人本”含义中的非理性色彩太浓,笔者不主张使用“人本管理”的说法)。那么,我们所提倡的科学管理和人文管理又当如何理解呢?笔者以为:在内涵上,科学管理和人文管理是指分别强调体现科学精神(是指管理者在管理活动中逐步形成和完善起来的求真、求实、求证之理性精神)和人文精神(是指管理者在管理活动中强调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包括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承认人格平等,等等)的管理;在关系上,科学和人文作为管理的二维,是管理理论与实践中贯彻始终的一对基本价值关系,他们同时作用和影响管理发展并反映在具体的管理实践活动中,现实中既不存在纯粹的科学管理、也不存在纯粹的人文管理,尽管有时候可能表现出来的是科学多一点或者人文多一点。如此看来,现实中关于科学管理与人文管理“对立论”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科学管理与人文管理根本无法剥离开来加以讨论。 (二)学校人文管理的实践曲解与纠偏 无论是与中小学管理者接触和交流,还是阅读期刊杂志上校长们写的文章,可以发现,他们理解和践行的人文管理主要表现为诸如校长应该“以身作则、为人师表,尊重师生、宽而有度,谦虚谨慎、团结协作”[5]“细节关怀”[6]“在信任中产生力量、在理解中换取真情、在宽容中凝聚人心”[7]等等,甚至还可以听到不少把人文管理与制度管理对立起来的言论。应当说,校长们站在领导者的立场已经认识到,实施人文管理就意味着自己要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并且尊重人、信任人、关怀人,这是对的但也是片面的;而将人文管理与制度管理对立起来就有失偏颇甚至是一种曲解。这种片面和曲解的背后,不仅是我们学校管理者的水平有待提高,更是反映教育管理理论研究的盲点或欠缺。那学校人文管理的着力点何在呢? 要厘清学校人文管理的着力点,首先要弄清楚管理的逻辑框架。在较为深入研读丹尼尔·雷恩的《管理思想的演变》、克劳德·小乔治的《管理思想史》、孙耀君的《管理思想发展史》等国内外数部经典管理思想著作的基础上,笔者勾勒出了一个初步的管理逻辑框架:人性是主线,目标是导向,组织是平台,科学与人文是两个维度,理论、研究、实践是3种形态,技术、制度、行为、文化是4个层面。其中科学与人文作为两种有着内在统一性的价值维度,它们不仅反映在人性、目标、组织上,而且在管理理论、研究与实践等3种管理形态上有其体现,但最为直接体现的是在管理技术、制度、行为和文化层面上。就4个层面而言,从整个西方管理的发展史来看,基本上历经了一个重技术、重制度、重行为、重文化的演变过程。那么科学与人文的价值影响到底如何体现呢?事实上,科学与人文两维在管理技术、制度、行为、文化4个层面上都有体现,而不是我们习惯中把技术与制度管理当作科学管理,而把行为和文化管理当作人文管理。就管理技术与制度而言,其科学色彩不言而喻,但它们同样需要体现人文精神而具有人文属性,如管理技术的研发必须考虑管理对象的需求,应用首先取决于员工能否接受,推广必须注意其适用的人文环境等;管理制度的设立必须符合人的发展的原则,体现对人格的尊敬和保护,制度的执行应当有其人文基础,考虑到不同的文化背景等。就行为和文化而言,我们一般认为这是比较容易体现人文管理的方面,如实践中校长们对人文管理的认识正是从领导艺术或管理行为这层面出发,但领导行为同样需要讲科学,西方管理思想中就有一个重要的行为科学学派;文化管理可以认为是一个偏重人文的管理方式或层面,反映到我国学校管理实践中就是现在“流行”的学校文化建设和知识管理,其实文化建设也需要制度的作用,因为制度可以制约传统文化负作用的发挥、制度可以使文化具有可操作性、而且制度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如此看来,学校的人文管理并不像校长们所理解的那样仅仅体现在其自身的领导行为和领导艺术上,而在技术、制度、行为、文化等方面均有其用武之地,而将制度管理与人文管理对立起来的看法则完全是一种曲解。同理,学校科学管理也是如此。此外,学校管理中的人性假设、目标制定、组织设计也同样需要体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要求。因此,整个管理的逻辑框架都是学校实施人文管理和科学管理的着力点。 (三)我国学校管理模式的应然选择——人文化的科学管理模式 我国学校管理应当采取何种模式呢?科学管理模式?人文管理模式?科学化的人文管理模式?人文化的科学管理模式?这也许是校长们最最关心的问题。所谓科学管理模式,是指突出强调管理技术、制度、行为、文化及整个管理逻辑框架的科学精神与科学属性,在现实中尤其表现为偏重于管理技术和管理制度的健全与运用。反观实践,我国中小学管理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科学管理的异化和科学管理的不足。如教师管理制度上,一方面过分地依赖量化指标的评比考核而压抑个性和影响积极性,另一方面培训进修制度因落不到实处而成为摆设;又如很多校长热衷于学校发展规划的制定和特色学校的创建而对作为学校技术核心的教学并不真正关心,尽管近些年来“校本教研”比较红火但实效不佳,这与泰罗当年在车间里通过管理技术来实现技术管理的做法相差甚远,新课程改革中的种种问题[8]与学校管理者对发生在课堂里的技术细节缺乏兴趣不无关系。由此看来,我们的学校管理在整体上并未达到科学管理模式的要求,但在异化方面却是不容乐观。所谓人文管理模式,是指突出强调管理技术、制度、行为、文化及整个管理逻辑框架的人文精神与人文属性,在现实中尤其表现为偏重于管理行为的人文化和管理文化的建设。在对校长们的人文管理之狭隘理解深表忧虑的同时,考虑到我国传统管理文化的负面影响而不主张在学校管理中单独提倡人文管理模式。因为,我国传统的管理文化整体上表现为以德性主义和人治主义为调控机制,这在根本上就是一种人治的管理文化。今天不少校长简单地把人文管理仅仅理解为个人魅力的发挥甚至曲解为人情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这种传统人治文化的深层影响。如此看来,单独的科学管理模式或人文管理模式可能都不适合我国学校管理的实际需要。 西方学校管理的发展历程中走过了一个科学管理的阶段。就拿美国来讲,该国在20世纪上半叶主要是探索和实践学校的科学管理,如作为学校效率研究前奏的教育测验运动、学校调查运动的兴起、斯波尔丁和鲍比特的学校效率论、应用科学管理之典范的葛雷制学校、斯特雷耶的学校成本分析等等,[9]但在同时及随后的发展过程中,该国的学校管理开始发生由重科学向重人文的转向,如杜威的民主管理哲学、约契的学校人际关系改善论、直至当代萨乔万尼的道德领导理论等等,但科学管理从未受到消弱和忽视。如果说美国学校管理追求实现的是科学化的人文管理模式的话,那么我国学校管理应当选择的模式是人文化的科学管理模式。主要基于4点考虑:其一,既然单独的科学管理模式或人文管理模式不适合于我国学校管理,那么只有从科学与人文二者有机融合的角度去寻求合适的管理模式,人文化的科学管理模式正好体现了这种融合。其二,由于受传统影响我国学校管理中人治与人情因素的明显存在,当务之急的是要实现科学管理而非人文管理,因此该模式的落脚点应该在科学管理上;同时鉴于管理现实中非人的、异化的手段与方法同样存在,因此在实施科学管理的同时必须注意体现人文精神,进而我们提倡人文化的科学管理模式。其三,笔者以为,科学化的人文管理模式是学校管理追求的更高境界,目前我国学校管理的主要目标应该是实现科学管理也即陈玉琨教授所提出的学校管理3个阶段中的规范阶段,[10]当然在科学管理目标追求过程中必须注意体现人文精神和人文属性。其四,对该模式的明确理解和把握,有助于我们在学校管理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操作中有取舍批判地借鉴和吸收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的合理主张,从而更好的实现学校的人文化科学管理。当然,该模式的倡导是针对我国学校管理的整体水平而言的,但就具体的每一个学校及其每一个管理领域而言,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主义取向管理 论文关键词:教育研究范式人文主义取向本土化 论文摘要:在当前我国教育研究创新乏力的情况下,确立一种新的教育研究范式取向,将成为我国教育研究创新的突破口。鉴于我国教育研究者对研究范式重视不够,对科学实证研究范式过于迷信和信仰等问题,又由于当代社会主流思维方式转换、教育过程的本性和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理趣使然,必然要确立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人文主义取向。以人文主义研究范式作为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新取向,必须重视本土化问题,为此,应处理好传统与现代、外来与本土、本研究范式与其他研究范式的关系。 一、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现实问题 从总体上讲,目前我国教育研究范式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 一方面,教育研究者对研究范式缺乏应有的重视,很多研究者尚无明确的研究范式意识。有学者以某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2004年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为文本,分析了这些论文中所体现的教育研究范式。结果发现,“大部分的研究者缺乏方法论的自觉意识,甚至有些研究者还没有这方面的意识”[1]。教育研究中有太多的直觉、思辨,有的研究甚至就是想当然,过于模糊、宽泛、松散,许多结论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具有较大的随意性、习惯性和自发性,所能起到的主要是议论和舆论的作用。它更多的是一种研究者个人观点和感受的阐发,通常结合社会当下的时弊和需要对有关问题进行论说或提出建议”[2]。教育理论中充斥着“正确的废话”,这样的教育研究,难以在学术界获得应有的地位,难以为教育实践工作者关注,更谈不上教育研究的创新发展。 另一方面,人们对科学实证研究范式又过于迷信和信仰。当代教育研究笼罩着缠绵悱恻的经验主义的情趣。许多人认为,运用观察和实验等所谓科学的手段与方法就能确保经验事实不断得到积累,如能对不断得到的丰富的经验事实加以归纳、总结,就能自动产生科学理论。狭隘的经验主义使教育科学研究第一线的实践工作者非常蔑视思想和理论,尤其蔑视哲学。在不少人眼里,所谓教育研究不过是搞几张问卷或量表去调查,或在某个范围内进行种种测试或实验。这种单凭经验或经验至上的情绪,使教育研究实际走到了极端缺乏思想和理论的地步。 人文主义研究范式,作为崛起于20世纪中期的一种在自然情境中以收集定性资料为主,通过诠释和移情的途径来揭示和理解教育及其内部意义的研究范式,虽自20世纪90年代已引入我国教育研究领域,但之后并未获得正常发展。它对我国教育研究创新的引导作用也就没能发挥出来。 二、确立教育研究范式的人文主义取向的理由 从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现实问题出发,实现我国教育研究的创新,就必须从教育研究的生产方式上进行变革,也就是说,我们须深刻认识人文主义研究范式在当前教育研究中的意义与价值。确立教育研究范式的人文主义取向,其理由如下: 1.当代社会主流思维方式转换使然 影响教育研究的因素很多,其中有一种历史的因素时刻与教育研究的每一个环节相关,它就是一定时代的主流的思维方式。 从思维方式的角度看,当代社会思维方式的变革在于转换了一种模式,即从主体与客体对立的、以实证科学为楷模的认识模式,转向以主体间性和互动建构为主的认识模式。这种转变不仅表现在认识的目的、真理、知识的性质等问题的界定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对认识模式本身的解释上。也就是说,认识不再被看做是在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之间产生的表象与本质的符合,而是被看做一种解释的活动。这种解释活动依赖于解释者生活于其中的语境,即“生活形式”之中,并且解释所产生的意义是一个过程,且永远没有穷尽。 人文思维逻辑与科学思维逻辑作为两种不同的思维工具有着各自的用途与适用范围,并随对象的不同特性与需要而决定取舍。当世界经济表现为一体化趋势的时候,科学思维的逻辑就派上了用场,而在当今这个文化多元和追求差异的社会里,追求多样性的人文思维逻辑就占据了主流地位。在此背景下,教育研究过程中也必将注重人文思维逻辑的运用,教育研究范式也必将转向人文主义的研究范式,这是适应哲学思维方式转换潮流的必然选择。 2.教育过程的本性使然 教育过程是教育研究的重点,其本质属性决定了教育研究范式的应然取向。 首先,教育过程是一系列对立范畴的辩证统一体,即物质的与精神的、事实的与价值的、外求的与内省的、存在的与意义的、物化的与人文的等等,但教育活动或教育实践并不是在两极之间摇摆的,而是有层次的。教育的完整意义具有一个“核心”,在一系列对立的两极之间,笔者坚信,教育的“核心”是内隐的和精神的,教育活动的本性在于精神的、价值的、人文的和意义的—面。 我们可以说,没有校舍、没有课本,就没有正规教育;没有了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知识准备,教育活动就很难达到它应有的效率。但不能说,有了校舍,有了课本,有了掌握心理学和生理学知识的教师,所发生的教育活动就是有意义的和有价值的。有这样的情况,即一个现代化设备的课堂,传递的却是非科学的知识,这是一种异化的教育,一种负教育。校舍、桌椅、课本和知识等,虽然是教育活动所不可缺少的,但不是教育活动的核心。教育活动的核心是教育活动所欲表达的人类对真、善、美等价值的追求以及对意义的关怀与寻觅。因此,教育活动具有极强的人文性,它内在地与“理解”、“体验”、“价值”、“意义”等范畴联系在一起。 其次,教育活动的核心是精神的和人文的。因为我们无法将全部教育问题的意蕴客观化,无法从纯粹客观的角度理解教育活动和教育实践。教育过程无法还原为一个实体或得到严格控制的操作过程。教育活动中较高层面的内涵并非在归纳推理或统计规律的意义上由低层面的内涵推演而来。教育中的人文性或人文精神是历史地生成的,同时也是依据个体的智慧与觉悟而存在的,也就是说,不同见识、不同修养的个体所见到(悟到)的教育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教育的核心由于文化历史和人格个性的参与,所以它本质上是约定的,而不是外在规定的。因为其约定性,人类理解或说明教育的历史是一种互为主体性或主体间性的历程,教育活动就具有了很强的独特性和个体性。由上述可知,教育过程深刻的人文性决定了教育研究范式人文主义的取向。 3.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理趣使然 教育不是当时当世之事,而是古已有之,教育研究亦是如此。因而,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的理趣就成为今日教育研究的前提和基础。 首先,从我国传统教育的内在意蕴来看,我国传统强调为学贵在觉悟。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认为,“学”为“觉悟”。为学的根本意义在于觉悟,这一点决定了我国一切学术的根本路向。中国人为学的目的,是致力于学问的探讨,不仅求真,而且求善、求美、求意趣。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的核心是意义的生成,强调教育研究的主题在于深入解析教育现象背后的意义。人文主义研究范式追求意义的建构,这与我国传统为学求意趣的研究指向有殊途同归之妙。 其次,我国传统教育研究讲求道理,道理是开创性思想家的洞见慧识,是以其学养、智慧和觉悟作铺垫的,脱离不了主体性的肯认或体认。道理所具有的哲理强制性和普遍接受性,本质上是建立在相互主体性脉络意义的合情合理与共认共识之上的。合情合理指道理的强制性,共认共识指道理的普遍性,意味着相互主体的可体认性与可接受性[3]。人文主义研究范式强调研究主体和客体的互动和融合,走向“主体间性”,教育研究的目的是主体和客体达到“视域融合”式的理解。这与我国传统教育探究中注重研究主体的相互可体认性与可接受性不谋而合。 最后,我国传统教育探究所达成的是学问,是觉悟,这决定了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的路向是内省而不是外求;是体验(体悟),而非经验(感知)。一句话,它是为求“心”,而非为证“物”。心的觉悟或者说生命的体验是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的法门。人文主义研究范式强调研究者的重新体验和表达,这与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的路向是一致的。 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的理趣与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的种种暗合为其在我国的生长提供了可能。三、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的本土化 以人文主义研究范式作为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新取向,必须重视其本土化问题。为此,应处理好以下几方面的关系: 1.要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做到“古为今用” 要使外来理论在我国生根发展,不仅要研究中国教育的实际问题,更要透过表面现象,去把握教育文化传统的内在血脉。因为我们始终处在传统中,而且传统始终是我们生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失去了本国文化传统的支撑,再好的理论和方法也难免走样。教育研究必须对本国的教育传统进行应有的提炼和升华,才能使民族精神在研究范式的演进中得以弘扬。人文主义研究范式要实现本土化,无论如何都应以我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这就意味着我们在进行教育研究时,不能人为地割断现代教育研究与其历史之间的联系,否则,我们的研究就只能是一具外壳,而没有生命活力。 2.恰当解决外来与本土的关系,做到“洋为中用” 众所周知,实践总是特定时空中的实践,悬离于特定文化与社会境脉之外的教育实践并不存在。由于教育思想构建过程本身也是在特定文化与社会境脉中进行的,因此,尽管特定文化与社会境脉可能具有某种类型的代表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类文化与社会的某些共同特征,但任何教育思想都首先是体现或蕴涵着特定文化与社会的属性,反映着特定文化与社会的价值诉求。正是这些具体的文化与社会意蕴,正是这些背后的东西,使思想具有了某些相应的话语特征[4]。就人文主义教育研究范式的引进而言,它生长于西方特定的文化与社会境脉之中,它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社会的话语特征。要想确立对中国教育研究真正具有引导力的教育研究范式,就必须深入研究中国的文化与社会境脉,并使其最终带有“中国话语”的特征。也就是说,我们在吸收外来优秀成果之后,还要有一个“外来思想的本土化”过程。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经过这样一个基于本土实践的再赋义、再改造的工作,便不再是外来的理论,而成为本土的教育研究范式。 3.本研究范式与其他研究范式的关系 实际上,教育研究的不同范式之间并不是一个简单替代和否定的过程。迄今为止,任何一种单一的研究范式都不能在整体上为教育提供全面合理的解释。各种研究范式都有其长处和短处,这说明每种研究范式都有其价值性和局限性,其合理性是相对的。笔者认为,当前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人文主义取向是基于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现实问题而补偏救弊所做出的选择。为了更全面合理地解决教育中的问题,教育研究需要各种范式的“和平共处”,以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 人文管理论文:大学人文主义管理 论文关键词:白壁德大学观启示 论文摘要:白壁德认为大学的人文性和贵族性是大学之为大学的根本所在。现代人文主义的真谛就在于以一种“中庸”的尺度,在极端的功利主义和极端的人文主义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反观当下中国大学,笔者认为人文精神的复归是当代大学改革的重要使命,这种复归并不是将大学变成封闭的象牙塔,而是与功利主义形成一种适度的张力。它需要从以下方面入手:确立大学的学术性;严格大学和一般专门院校、社区学院的区分;学生接受人文教育。 大学是什么?纽曼、洪堡都有过关于大学的经典论述,上个世纪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也有过大学的名言。但是对大学性质和大学与人文主义的关系的论述,有一个人是不能忽视的。那就是美国著名的人文主义学者欧文·白壁德先生。(IrvingBabbitt,1865-1933)。他是美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教育家,“新人文主义”的鼻祖。他的《文学与美国的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值得特别一提。在该书中,白壁德对大学的精神、大学的性质和大学与人文主义的关系进行了深刻地阐述,并对大学如何面对社会的变化,寻找功利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平衡进行了思考,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重温白壁德的经典论述,无疑对我们今天的大学走向更加理性的发展,具有非常深刻的现实意义。 大学及其人文内涵 在书中,白壁德阐述了大学的三层内涵:(1)大学的指导精神是人文的,并且是贵族的;(2)大学是为塑造社会精英而悉心选择研究方向的场所;(3)大学的培养目标是造就有“质”的人。 在白壁德的论述中,最值得我们重视的是他对大学实质的揭示。他强调,“大学的指导精神却既不应是人道主义式的、亦不应是科学式的,——尽管这些因素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体现,而应该是人文的,并且是贵族式的。”这句话揭示了大学实质的两大含义,一是人文性,二是贵族性。一方面,大学作为培养人的场所,从根本上说,它是人文的。它以人为中心,“教人所以为人之道”,关注的是人的全面和谐发展,关怀的是人的终极理想:另一方面,大学约束性的人文标准的存在,使它不可能指向多数人,而只能是少数人,这就体现了它的贵族气质。这从人文主义一词的含义中就可以得到说明。人文主义一词是英语humanism的中文译名,它的含义是“信条和纪律”。接受人文主义教育者通过“信条和纪律”约束自己的行为,来不断完善自己的人格,这在整体上就与未受过教导和规束的人是完全不同的。他以“严格的选择”,而不是“泛滥的同情”,表明它只适合于那些“挑选出来”的小部分人,而不是普遍的大多数人。所以大学从本质上说又是贵族的。这是白壁德先生在20世纪初,面对美国日益严重的大学社会化倾向,而着意提醒人们要注意大学根本的特性。 如前所述,由于大学人文、贵族气质,这就决定了大学不同于社区性学院,它是为“精心挑选”出来的小部分人塑造完美人格的场所。因此大学内涵的第二条就是,大学从其性质上,应该界定为一个为塑造社会精英而悉心选择研究方向的场所。对此,大学必须避免两种倾向:一是“大学被定义为让任何人做任何事的东西”;二是把大学变成“科学大工厂”。关于前者,白壁德将矛头指向卢梭,他认为卢梭人道主义最大的问题就是过分鼓励人类任其自然地发展他的性情,它使大学成为让任何人做任何事的东西。因此,他对于大学实行选课制并不支持。他认为,选课制固然逃脱了高头讲章与权威论断的武断呆板的教育方式,但却是陷入另一种危险——不受限制的个人主义式的学究作风。在这里,白壁德并不否认民主化是现代社会的需要,但是他认为大学需要的民主应当是一种“选择式的民主”,而不是“博放式的民主”,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大学的人文精神。 事实上,白壁德的观点不无道理,如果一个大学完全成为由学生自己来决定自己想选什么课就选什么课的所谓菜单式学习,那么这与市场上的买卖商品又有什么区别呢?所以,白壁德主张“选择式的民主”的观点,还是比较合乎人才发展的规律,它既满足了人才个性的需要,同时又保证大学所应有的“心智训练”。 基于这样的逻辑思维,白壁德还对大学与社区学院的功能做了严格的区别:社区学院,可以追求博放式的民主,以大众化教育为目标,让更多人受到教育。但是大学则不然,它应当成为一个能为人文主义者按自身律法完善自我提供丰富机会的场所。 对于后者,白壁德着力提醒的是现代科学主义对大学的影响,正在使大学一步一步变成“科学大工厂”。培根科学主义倾向于单纯使用量化检测手段并用自然科学的术语来表达一切事物,它对大学最严重的影响就是人的法则完全被自然的法则所代替,从而导致功利主义在大学校园的畅行。 对于大学的第三条内涵,白壁德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学的目的就是(如果它有独立的目的的话):它必须在这个量化的时代中造就有“质”的人。所谓的有“质”的人,白壁德作了这样的解释:“尽管整个世界都醉心于量化的生活,大学却必须牢记自己的任务是使自己的毕业生成为高质量的人——这就是‘质’这个词的真正意义而非通俗意义而言。”有质的人就是“高质量”的人。那么什么是高质量的人呢?这里白壁德的意思不仅仅是指大学毕业生成为某一专业的行家,更主要的是指成为一个有人文气质和内涵的人,即“获得人文的教养”,包括“趣味和判断力的原则”、“明智、集中的观点”、“对以往历史应有的尊重”等。有质的人避免了由于专业的学习(对任何一种学科过于熟悉)所可能导致的“人类心智的失衡”,对此,白壁德提醒道:“现代生活所特有的环境要求我们几乎全部成为行家与专家,而我们因此更加需要自我防范,勿使自己的头脑因过分沉迷某一学科而有损健全。”换句话说,大学生先成为人文学者,然后始从事于专门之学,这才是有“质”的人的真正含义。 适度的平衡——现代大学人文主义的真谛 可见,大学的人文性,是大学之为大学的根本所在。可是,现代社会发展的特点是,一方面专业化、都市化、世俗化程度越来越高,要求教育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发挥协调社会发展的功能;另一方面,大学生存和发展面临市场经济的压力。学校规模的急剧扩大,教师、学生、后勤人员的激增以及图书、设备的完善,需要大量的经费,不能不迫使学校管理者在筹措经费上花费大量的精力。而学生需要面对社会严峻的就业压力,为将来的就业谋生做准备。市场经济发展对大学的渗透使得人文的坚守变得非常的困难和不切实际。 面对工业革命以来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大学不可能不对社会的急剧变化作出反应。继续固守传统就显得迂腐和不合时宜。事实上,从学校发展史来看,学校越来越专业化,培育之人才亦越来越重职业之专才已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但是片面地迎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把直接的功用性作为主要的教育目的,就有可能使教育成为受教育者的一种“人力投资”,学校成为训练社会各业人力的“知识的工厂”,就有可能导致学校教育理想的丧失。这似乎是一个两难的问题。事实上,白壁德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但他认为现代大学人文主义的真谛就在于:在极度的同情与极度的纪律和选择之间、统一与多样之间寻求平衡,并根据它调节这两个极端的情况而相应地变得更加人文。其所包含的意义是以一种“中庸”的尺度,在极端的功利主义和极端的人文主义之间保持一种平衡。抱着人文主义的态度,同时期的美国学者弗莱克斯纳也认为,现代大学在现代社会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大学不能远离社会”,但是大学要有一种基本的原则和立场,这就是“大学不是风向标,不能什么流行就迎合什么。大学应不时满足社会的需求,而不是它的欲望”。深受西方大学理念影响的蔡元培、竺可桢、李登辉,在他们办学理念中也高度强调教育超然于社会的重要意义。相信“教育指导社会,而非随逐社会也”,“大学是社会之光,不应随波逐流”。“假使教育事业,要对现在和将来的社会有所贡献,不当仅注重物质的进步,而更当注重道德的进步”。这就是说,在他们看来,教育并非只是满足社会现实功利需要的一种制度和机构,而更是社会理想的制定者和实行者。这就是说,人文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冲突和矛盾是必然存在的,重要的是如何在二者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余英时先生曾说过,相对于任何文化传统而言,在比较正常的状态下,“保守”和“激进”都是在紧张之中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例如在一个要求变革的时代,“激进”往往成为主导的价值,但是“保守”则对“激进”发生一种制约作用,警告人不要为了逞一时之快而毁掉长期积累下来的一切文化业绩。代表激进的功利主义追随者和社会变革者,和理性主义追随者正好形成了张力,相互对立和抗衡中推进了大学在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下更为合理的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随着赠地学院和实用技术大学的兴起,传统大学以培养个人为目标、注重心智发展的理性主义理念受到社会的挑战,大学服务社会的观念获得许多大学的响应,并渐趋上风,影响着美国高等教育的基本走向,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的主流思想。在这个社会现代化和世俗化的过程中,“大学不容置疑地成为社会的知识工厂和思想库、成为科技进步的‘孵化器’和社会进步的‘加速器’,由社会边缘的‘象牙塔’成为现代社会的‘轴心机构’”。大学的人文传统因此备受世俗的挑战。但是应当注意到的是,在现代大学的发展过程中,理性主义作为传统的大学理念并没有因功利主义的兴起、猖獗而消退,相反,在功利主义大行其道时也是理性主义给予抨击最猛烈之时。以白壁德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对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的抗争,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对实用主义的纠偏,它使美国大学教育的“教育钟摆”并未真正偏斜,而是能在一种合乎社会发展而理性中向前发展,大学的人文精神因此从未真正丧失过。 超越功利与回归人文——当代中国大学改革的使命 如果我们依此来反观一下当下中国的教育,实事求是地讲,今天的大学在功利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天平上已经发生了倾斜。因此,对于当下中国的急功近利现状,我认为中国大学最需要的就是人文主义的复归。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大学自12世纪产生以来,虽有过很多发展,但是仍然继续遵守某些显然不变的规律。”这种“不变的规律”,也就是大学根本之所在的东西,它规定着大学之为大学。 在美国,大学尽管充斥着非常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但是作为学术组织,其基本的特性和人文传统没有改变。而中国大学的情况就不是这样。由于中国的高等教育现代化在建国后一度与传统断裂,失去了积累。教育从“政治的婢女”转向“经济的侍从”,一直未能正视教育自身,这就导致了建国后中国教育的人文精神的缺失。因此人文精神的复归是我们今天在面临浮躁的功利世界时特别需要召唤的,人文主义的复归也是与功利主义形成必不可少对话的需要。当然,这种复归,并不是将大学重新封闭起来,成为象牙塔,而是与功利主义达成一种平衡,形成张力。具体来说,这种人文主义的复归,需要从哪里入手? 首先,确立大学的学术性。大学是学术组织,不是行政组织,更不是经济组织。现代大学是学者云集之所,有自己独特的使命,“无论现代大学发生了何种变化,大学在本质上仍然是社会的学术组织,是学者的共同体。”“学术功能仍然是其最为主要和不可撼动的部分,这是大学成其为大学的关键。”因此,对于现代大学来说,学者治校是体现大学学术性质的主要方面。 学者治校就是强调由学者来管理学校。蔡元培先生从教育目的出发,对此作了专门的论述: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使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为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的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所以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因此,大学校长的人选,首先必须是一位学者,一个教育家,有自己独到的大学理念和管理大学的能力。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原则。而在学校内部管理体制中,学者治校的要求就是实行教授治校和学生自治。 就我国目前高等教育而言,在管理体制上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大学特定的学术性被轻视,大学的管理体制并不蕴涵现代大学自身独特的人文精神。其表现就是大学在管理上与机关没有差别,行政机构主导大学的教学和科研。在北大教改的论坛中,就有人尖锐地指出:“在中国大学里,行政权力是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的,学术权力长期以来得不到应有的尊重,难以发挥作用。”所以,即使是2003年北京大学出台的教改中,为了与国际接轨,而提出要设立教授会,但有人即尖锐予以了抨击,“在中国大学这样一个官员治校的组织中,教授会的设立并不是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的自然产物,而是领导批准,依然处在行政权力之下,因此很难享有真正的独立性和权利。”因此,对于高等学校的改革而言,尊重大学的学术性,构建现代大学民主精神和民主制度,实际上就是中国大学创建出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所在。 其次,复归人文主义就必须严格大学和一般专门院校、社区学院的区分。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庸俗化、世俗化的一个典型表征就是大学与一般专门院校、社区学院之间没有了明显的区别。一般专门院校、社区学院都升格为大学了,这是中国大学丧失人文气质、沦为世俗工具的体现。复归人文主义首先必须为大学正名。如前所述,为精挑出来的小部分人塑造健全的人格是大学创办的真正目的,它的目的不仅在“训练一技之长而尤在养成宏正通达之士,不仅在传授知识技能,而尤在陶冶品学才识具备之完人与培养健全之士风”。因此,保有人文、贵族的气质应该成为大学区别于较为一般专门院校、社区学院之所在。 一般专门院校适应社会发展对专业人才的需要,侧重于高级专业人才的培养,社区学院灵活应对社会急需的实用和应用人才,可为普通公民的就业出路做好充分的准备,服务于大众化的教育需要。但是大学作为一个塑造社会精英的场所,不应以追求大众化为目标,保持它独特的贵族气质,是大学人文精神和人文价值的体现,因此,大学无须承担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责任。 对此,我国学者梅贻琦的见解也是颇值得我们今天大学主政者借鉴的。梅贻琦在批评大学迎合社会对技术人才的需要广设工学院的现象时说到,大学教育毕竟与其他程度学校教育不同,它的最大的目的原在培植通才;文、理、法、工、农等等学院所培植的是这几个方面的通才,甚至于两个方面以上的综合的通才。“它的最大的效用,确乎是不在养成一批一批限于一种专门学术的专家或高等匠人。”他认为,大学工学院在造就高级工业人才与推进工程问题研究方面,应该有更大的使命,不应使其只顾大量的生产,而将品质降低,而且使其更重要的任务,无力担负。为此,他强调工业化程序中所需的大量的技术人员,大学工学院实无法供给,亦不应尽要他们供给。 复归人文主义第三个要点就是,学生必须首先接受人文教育。毫无疑问,今日社会上的职业结构越来越要专门知识的情形下,高等教育的分科分专业是必要的,但大学毕竟不应只是训练一技一能的专门之士,大学的人文特性决定了大学不仅为社会培养专业人才,还要着眼于人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为实现这种理想,现代大学一方面设置各种学科广泛适应社会的需要,培养专门人才,并以教学科研的成果服务于社会,对社会作出贡献;另一方面,作为高等学术的中心,大学又有继续承担保存和增进社会中最宝贵的学术的责任。但是长期以来,教育工具性的一面得到广泛的张扬,教育片面追随市场的需求,进行专业性教育几乎就是高校单一的职能,根本忽视大学教育的本体价值和人文精神。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现代教育在增加它的长度(终身教育、继续教育)和广度(大教育、泛教育),却在丧失它的深度(对人生的关怀、对人性的提升)。现代教育在教学内容上、教学方式上绝对崇尚理性,过分追求规程化、单一化、一律化的教育模式,忽略了人的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一非理性层面在人的精神世界中的地位及其在人的精神发育、成熟中的作用。教育重心的失衡,导致人性得不到健全的发展。 因此,为了保证学生健全人格的完善,学校必须在实行人文教育(通才教育、自由教育)的基础上进行分科教育,即梅贻琦所称的“通识为本,专识为末”。人文教育的主要价值正在于通过人文学科,主要是文史哲的学习,使学生“获得人文的教养”,包括“趣味和判断力的原则”、“明智、集中的观点”、“对以往历史应有的尊重”等等,而成为一个道德高尚、有人文气质和内涵的人。正因为人文教育在人性完善上的重要价值,一直有“中国通才教育重镇”之称的三四十年代的清华大学和后来的西南联合大学,从1935年起,就实行通才教育的培养模式。以培养通才为目标,而不以培养专家、行家为满足。清华大学和后来的西南联大规定大学一年级不分院系,学生修习包括自然、社会、人文三个方面的公共必修课,此外,还开设大量的选修课供学生选择。为引起全校上下对通识教育的重视,梅贻琦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如专门设立一年级课业指导委员会、规定必须由教授上基础课、规定基础课达不到标准,不能升入二年级等,确保基础课教学质量。 当年通才教育的理念不独清华大学之一家,事实上,作为二三十年代大学杰出成就之一的标志就是大学培养出了一大批具有现代人文精神,具备基础学术训练的又博又专、适应社会生活能力强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这在北京大学、在东南大学、在浙江大学等等,都是如此。这个由一个时代所造就的知识群体在以后很长的历史阶段中一直承担着推进中国现代化的中坚力量,这是大学实行通才教育的最大成就。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素质教育管理 论文关键词:工科大学人文素质重要性 论文摘要:本文就口前部分工科大学重专业教育轻人文素质教育问题,提出在工科大学生中进行人文素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同时就如何提l高工科大学生人文素质提出自己的观点和想法、 当今时代,是一个急速发展和急剧变革的时代,是科技转化越来越快的时代。这个时代要求人才必须具备广博、扎实的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具备一定的道德修养和政治素质,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方法论,有高度的民族自尊心和社会责任感、高尚的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具备动脑、动手解决问题的能力、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技术更新的周期越来越短,职业变换的频率越来越大,一职多能的人才越来越受到用人单位的青睐,社会对人才的素质的要求也逐渐由单一性向复合性,单向型向综合型人才转变、当今人才市场的竟争主要是人的综合素质的竟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企业的生存不仅取决于员工的知识层次,更取决于员工的事业心、责任感、认识态度等非智力因素、)一个优秀的毕业十不但要具备学术活动的能力,还必须具备基本人文素质和道德准则。 当前,在工科院校的一部分学生中,除专业知识外,基础文化素质较差。一篇应用文写下来,格式不正确,许多语句不通顺、错字连篇、文体不整、相关知识缺乏,对音乐、美术、戏剧、艺术、古典文学这此人类共同的精神遗产知之甚少,曾有人对某理工科院校某班调查有57%的学生没有看过四大古典文学名著。有的甚至对祖国的历史、发展史及优秀道德传统一知半解;少数学生缺乏理想与追求,学习无目的,相当一部分学生心理素质差,在各种挫折面前无能为力,马加爵事件是最好的例证;在生活中少数学生公众意识差,在课桌、墙壁上乱刻乱问,公众场所大吼大叫,上课迟到、早退、泰然不觉羞愧,甚至在课堂上打手机;在宿舍里唯我独尊,不能与舍友友好相处、)这此现象的存在说明正是由于缺乏丰富的人文底蕴,深厚的理论素养、高尚的人格追求和良好的道德品质。 那么造成工科大学生某此同学人文素质缺失的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要原因是一些中学片面追求升学率,忽视人文教育,这此中学要求学生全身心投入学习,只看学习成绩,不重视理想、信念教育,学生整天理在考卷中、试题里,从而造成一些学生对一些优秀的文化传统和精神遗产几乎没有接触,对政治思想道德方面的书籍更是不闻不问。 第二是家庭及社会环境的影响,特别是有的家长只注重孩子的学业,学习一好百好,而太不注重对孩子进行如何做人的教育,不允许孩子接触与考试无关的书籍,限制参与与单纯学业无关的活动、 自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较大改善,但随着西方新技术的引入,一些西方的不良习气侵入我国,相当一部分学生不能持正确态度,人生观和价值观或多或少发生扭曲。 第一是我们国家高等学校工科专业开设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数量少、学时少,运用达不到教育的目的。据有关资料显示,美国各大学开设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一般占总学分的13%-25%,如麻省理工学院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有:美国研究、人类学、考古学、创作学、西方传统、外语、历史、艺术史、语言史、文学、音乐、析学、政治科学、观赏艺术等十几个大类,100多门课程,学生必须从中选择8门课程,共72学分,占总学分的20%、我们国家高等学校工科专业人文教育环节薄弱,又没有其他方面的硬性措施加以弥补。 笔者认为,对于大学生既成的事实,再去追究中、小学的责任已无意义,但在中、小学中应引起重视,具体在大学中我们应该做到以下几点来改善、 第一、加大宜传力度,提高教师队伍全面素质,做好正面教育。 作为大学的各级机构人员,首先要身体力行,用自己的行为、语言做好宜传工作,通过宜传提高大学生对人文素质的认识。某综合大学曾推出“微笑服务”,我想我们工科大学也应该推行类似的“文明服务”,在我们的校园创建文明、和谐的环境,让每一位大学生感受大家庭的温暖。同时,在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体大力宜传文明行为,表扬好人好事,揭露批评不文明行为,在校园中形成“讲文明、懂礼貌、有道德”的新风尚。 第二、加强第一课堂人文选修课的学习。 近年来,世界各国都在加深拓宽学生知识面,有选择、有目的地开设系列人文课程,并将文理有机结合,加深文理的相互渗透。同时教师加强个人修养,使课程生动、形象、富于活力,而不要让学生感到枯燥乏味,产生逆反心理。让学生真正认识到,人文选修课是提高人文素质的重要途径,中国传统文化才是需要融入自身素质的最宝贵的东西。 第一、引导学生积极参加校园文化活动、 为了丰富校园文化生活,校团委、学生会及各院(系)会举办一定的文艺体育活动及讲座。然而由于课程压力及其他(诸如漠不关心的态度)原因,参加活动人数总不尽人意,更不用谈质量、为此,我们要积极引导同学们投身于校园文化活动,同时提高活动的有效性、)把同学从宿舍、网吧、影厅、剧院中拉出来,使学生在浓郁的文化氛围中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和内化作用,从而深刻影响学生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及行为规范。从而提高大学生的素质,塑造大学生完美的人格,陶冶大学生高尚的情操。 优秀的大学应该是全社会的思想库、人才库和人文主义教育基地、人文缺乏,我们面对的将是一个价值失范、理想萎缩、人格有缺陷的未来。如今大学校园里人文教育已经薄弱,我们每一个教育工作者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大学生不仅应具有较强的业务素质,还要有较深厚的人文素质,只有这样才能文理结合,成为适应社会的综合创新的复合人才。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课程特点改革管理 [摘要]人文学科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高等教育变革的重中之重,人文学科的变革又最终落实在其课程的变革中。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大学人文课程的变革,一方面表现为大学公修课由原来的通识课转变为纯粹的政治课,另一方面表现人文学科专业课的宽口径、厚基础培养模式走向了窄口径、专门化的培养模式。这一转变大大削弱了人文学科的整体实力和学术基础。 [关键词]人文课程;政治化;专门化 课程是高等教育制度的基础和核心,任何高等教育的变革最终要落实在课程的变革中。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文学科作为高等教育变革的重中之重,其课程的变革在公修课和专业课两个方面都有集中而鲜明的表现。本文试图对人文课程在这两个方面的变革过程作一详尽的考察和分析,以探求人文学科在这一时期的基本发展态势。 一、公修课改革:政治课取代通识课 华北地区政治课教学改革早于其它地区。1949年10月,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公布了《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其中对文学、哲学、历史、教育、经济、政治、法律7个文科系的公共必修政治课的科目与时间作了如下规定:“一是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包括社会发展简史)(第一学期学完,每周3小时);二是新民主主义论(包括近代中国革命运动史)(第二学期学完,每周3小时)。三是政治经济学(第二学年起,每周3小时,一年学完)。”[1](P128-129)华北地区各大学文科系在这一规定的指导下普遍开设了政治课。1949年9月至1950年1月开设了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课程,为了指导其教学工作,还专门成立了华北地区唯物论教学委员会,负责编写唯物论讲义大纲。在各大学也成立了包括教授、讲师、助教、学生代表及党团代表在内的唯物论教学委员会。1950年2月至7月开设新民主主义论,为此,成立了专门的华北地区新民主主义论教学总委员会。1950年7月召开了全国大学政治课教学讨论会,来自全国的大学政治课教师120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归纳了一年来政治课教学实践中存在的四点问题,明确了今后政治课教学的“三个重点”和“三项原则”。同时,会议还要求各大学成立政治课教学委员会或政治课教学研究指导组。 在全国大学政治课教学讨论会的推动下,1950~1951学年华东地区、中南地区、西南地区的政治课教学改革大踏步向前。其中政治课教学内容的改革进展很大。1951年7月和9月教育部分别发出了《对各大行政区分别召开暑期高等学校政治科目讨论会的指示》和《关于华北地区各高等学校1951年度上学期进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等科目教学工作中的指示》,其中重要的变化是,要求政治课应由专门教师担任,政治课应作为业务课之一,取消“政治课”这一名称,让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新民主主义论、政治经济学分别成为独立的学科。这是对政治课性质的新规定,即把政治课从公修课程上升为专门学科。可是,这一指示并没有付诸行动。1952年院系调整结束后,教育部立刻发出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课程的指示》,对全国高等学校政治课进行了统一的规定。 以上政治课的导入过程(见表1),显示了如下趋势:一是政治课的内容逐步稳定下来,最终由新民主主义论、政治经济学、唯物论三门组成;二是每门课的教学时间逐步延长,从最初的每门课半年延长为一年;三是政治课教学从部分院系走向所有院系,从最初的文科系走向所有的系科;四是政治课教学由部分地区的部分高校走向全国所有高校;五是学校层次越高,政治课的科目越多,政治课总的教学时数越长;六是形成了完整的政治课教育教学组织机构,即“教育部——区市教学委员会——课程教学委员会——校教学研究组”这样一个组织严密的系统网络。这六个趋势的共同特点是政治课作为大学公修课的地位不断增强,重要性不断增加。从此,政治课作为大学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的大学扎下了根。 改革后的大学公修课与新中国成立前的公修课在教学内容上有很大不同,下面对1944年和1950年文法学院和理学院公修课的内容进行比较。 从表2、表3可以看出:一是从教学分量来看,1952年的公修课学分少于1944年,减少了近一半,其中理学院减少得最多。二是从教学内容来看,1944年的公修课以通识教育为特色,1950年公修课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1944年的公修课除了理科基础理论、社会科学基础理论外,以经典人文学科文史哲知识为主。如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有12个学分,哲学概论、逻辑学有7个学分,语文占6个学分。三门小计25个学分,占公修课总学分的一半。而1950年的公修课以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和新民主主义论为主,侧重于意识形态的灌输。其历史部分只有中国近代史,语文与写作显然有突出语文的应用性淡化其文学性之倾向,哲学在公修课中几乎丧失殆尽。总之,1944年的公修课是文理相通的大通识课程,而1950年的公共必修课是文理不通的专门政治课程。 二、1949~1952年:人文学科专业课的精简 1950年8月教育部了《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对当时高等学校课程状况的描述是:“相当大的部分不是新民主主义的,即还不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还不能符合新中国建设的需要。”对进一步改革高校课程的指示是:“废除政治上反动的课程,开设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的政治课程,藉以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实行有计划有步骤的改革,达到理论与实际的一致。一面克服‘为学术而学术’的空洞的教条主义的偏向,力求与国家建设的实际相结合,这是我们现有高等学校主要的努力方向;另一面防止忽视理论学习的狭隘实用主义或经验主义的偏向”[2](P395)。与此同时,教育部还了《高等学校课程草案——文法理工各系》。与新中国成立前的任何时期相比,这个时期的课程规定都是相当具体的,不仅规定了课程科目、开设时间、学分数,还规定了个别主要科目的具体教学内容。在这些规定指导下,各大学就校内各专业的课程设置进行了调整,主要是去除旧课程和反动课程,增加了新课程。在此,以重庆大学的改革情况(见表4)进行说明。多智网校诚招全国各地市独家线下商,共同开发网上教育市场。多智教育()! 由上表可知:一是从院内各系课程变动来看,文学院中国语言系变动最大,法学院法律系变化最为明显,商学院银行保险系变化最为明显。二是从各院系之间比较来看,医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各系课程的变化很小,如工学院主要是各系名称的改变而非内容的改变。停办的课程几乎没有。三是从文学院课程科目变动来看,停办57种,新设84种,保留28种。保留的只占停办的一半,即只保留了原来课程的三分之一。新设课程84种与原有课程总数85相近。这表明,文学院课程精简和变更幅度是最大的。 三、1952以后:人文学科专业课设置的专门化 1952年院系调整后实行的课程教学改革是以专业设置为中心而开展的:专业是大学教学制度的核心,大学按专业招生,专门人才按专业培养。政府根据国家建设所需要的专门人才种类制定专业,大学设置专业必须经过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的批准。与这一指导思想相一致,各大学纷纷进行了专业课程的改革。 在各校进行专业设置调整的基础上,全国性的综合大学专业调整于1953年开始,标志是该年9月召开全国综合大学会议,提出了《关于综合大学1954年专业设置及发展规模问题的报告》,制定了综合大学专业调整的原则及具体方法:“专业的目标表示国家建设对这类人才要求的规格。凡目标过狭而教学计划中的课程不能成一完整体系的专业,拟暂不设立;目标过宽而教学计划中的课程虽已可分为几个体系,但为条件所限未能立即分设的专业,将来再分设几个专门性的专业。”[2](P407)根据这个报告,1953年综合大学里社会科学的专业设置现状与调整方案如下(见表5): 从上表可知,在13所综合大学中,哲学学科减少最多,只有北京大学一个学校开设。历史学和中文在各个大学均有开办。社会科学的减少也相当严重,法律学只在东北人民大学一所学校开办,心理学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开办,但还没得到教育部的认可。 1954年11月高等教育部制定了《高等学校专业目录分类设置》(草案),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份全国统一的专业目录,它把高校课程设置的专业化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该《目录》共有专业257种,其中工科类专业147种,占一半以上。1956年5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章程草案》指示“高等学校根据高等教育部批准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进行教学工作”,对大学改革的成果进行了总结,将在改革基础上建立的新的大学制度以法规的形式规定了下来。1957年以后,各大学按照专业制定教学计划,根据教学计划开展教学活动的教学制度依然沿袭下去。 这一时期的课程改革,其过度专门化的课程设置在培养各种专门人才服务于新中国的建设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然而,这对于大学人文学科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其原因在于:它削弱了综合大学的实力;人文学科减少过多;学科发展所需要的无形的历史积淀在院校合并中流失了;强调高度的集中统一,学校主动权太少。马叙伦在1953年的一次关于综合大学的报告中谈到:“在某些地方调整时未能照顾到某些大学的原有的优点与系科特长及其本身的需要,或者移重就轻,使其多年积累起来的能代表该校特点的教学基础失掉应有的作用,或者把某些重要系科连根拨掉,使该校其他相关系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受到很大影响。”[1](P213)因此可以说,50年代初期的院系调整削弱了综合大学的系科设置,实际上削弱了综合大学的整体学术水平与科研实力,使我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之间的差距更大了。 人文管理论文:图书馆人文关怀管理 论文关键词:现代图书馆人文关怀管理理念 论文摘要:人文关怀理念的提出是现代图书馆的管理理念飞跃,现代图书馆通过实现对馆员的科学化管理、对读者自由与个性,价值与尊严的尊重、并以积极的公益性的活动向广泛的社会辐射面展现了管层面理上的人文关怀理念。它是提高图书馆管理水平的内在要求,也是图书馆事业长足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历史时代中,图书馆改进了它的服务理念,扮演了与时俱进的历史角色。 图书馆作为社会教育的重要机关,它“是一个信息知识资源所蕴涵的文化与现实社会的人群交流的平台,是人与文化和谐与统一的基点”。①在建设和谐社会中具有不可取代的历史作用,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我国现代图书馆建设,与时俱进事业取得了卓著的成效。尤其在管理理念上实现了飞跃。 一、图书馆的社会性与现代图书馆的管理理念飞跃 图书馆是以社会全民为对象,提供文献和信息的检索查阅服务的社会机构,其对社会来说其既有广泛传播文化的作用,又有增进全民的整体素质社会功能。其既是社会体系中的独立机关,也是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区教育必不可少的社会辅助机关。图书馆的社会性,也决定了其服务的广度是社会的全体人民,其服务的目标满足读者检索和查阅基本需求,同时让读者满意其服务。提高图书馆服务的质量,一方面取决于硬件设施的完备,另一方面取决于管理水平的高低。随着文明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现代图书馆硬件设施已不断的得到完善,实现了对现代信息技术广泛运用,走向图书馆事业的现代化,丰富了检索查阅的方式方法,逐步服务人们对文献和信息的的需求。但是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到图书馆运用先进技术是为达到图书馆服务的手段,是图书馆实现其社会职能的重要工具。而图书馆要与时俱进,实现现代化,最根本的是其内在的管理理念。管理水平高低取决于先进的否与的图书馆管理理念。近年来,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的得到提升,图书馆管理理念从过去“衙门式”服务忽略了读者的内心感受与要求,逐步发展到要求不断的改善服务的质量,并提出了“读者第一”的理念,却忽略了图书馆馆员内心感受与要求,而现代图书馆提出了“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的管理理念这标志着现代图书馆的管理实现了理念上的飞跃。“人文关怀就是以人为本,强调人的价值和尊严,重视对人的爱,提升人的境界,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②。人文关怀的理念用于图书馆的管理就是要求指尊重包括馆员、读者个性与需求,价值与尊严。为读者或是更广阔的社会辐射面提供文献信息保障并营造一种充满人性化环境。 二、图书馆管理中人文关怀的实践 图书馆服务的最高目标满足读者检索和查阅基本需求,同时让读者满意其服务。要实现这一目标也即要贯彻图书馆管理中的人文关怀理念。 首先,实现对图书馆馆员的人文关怀。图书馆馆员是图书馆实现其社会职能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是图书馆对外的外服务窗口也是图书馆外部形象之代表,实现对馆员的科学化管理是实现提高图书馆服务质量的根本所在。已往图书馆教条式的要求所有馆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强调有义务而权利所言,在工作之中也带有一定情绪,也忽略了自己与读者的平等关系。在图书馆管理理念中实现对馆员的人文关怀,其一,就是重视馆员的内在心理感受和要求,尊重馆员的价值与尊严,坚持馆员是提高管理水平的基础所在,做到“物尽其用,人尽其才。”鼓励馆员认识到并且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其二,“仓禀实而后知礼节”在对馆员的管理也要充分重视馆员合理的物质利益要求,而且做好图书馆内部的奖惩激励机制。图书馆学中最基本,最首要的就是“要求给馆员以良好的待遇”。 ③物质利益和劳动成正比,是可以促进馆员们保持应有的工作热情和事业心。做出贡献。其三,加强图书馆馆员职业道德修养。对图书馆员要不断进行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正确引导,提高职业道德修养。增强对社会的责任感。让馆员充分认识刀片图书馆工作价值和意义,树立职业理想,弘扬敬业、乐业精神。 其次,实现对读者的人文关怀。读者是图书馆服务对象,同时也是对图书馆服务和管理水平的客观评价主体。在图书馆管理理念中实现对读者的人文关怀,也即要求重视读者的内在心理感受和要求,尊重读者的自由与个性,价值与尊严。坚持服务中的“以人为本”理念实现对读者的人文关怀。一方面,现代图书馆实现外部环境的绿化美化,为读者营造了安静、舒适、雅致的人文环境。另一方面,现代图书馆实现了对读者个性化需求的考虑,结合了图书馆资源的多样性,提高了各式各样的个性化服务,包括了检索方式,资源的表现形式等等。更为重要的是现代图书馆与读者的互动关系,常以调查问卷的模式从读者处获得反馈意见,同时,增加了图书馆各处可见的“意见册”。这无一不体现了现代图书馆管理中的人文关怀理念。 最后,实现对图书馆社会辐射群体的人文关怀。图书馆作为社会必不可少的社会机关,除了直接读者服务对象,还有广泛的辐射面。现代图书馆对其辐射群体的人文关怀不仅包括了,举行各种公益性的讲座、图片展、优秀影视作品展等,还包括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弱势群体是指“在社会结构急剧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因社会环境和自身条件的限制,其经济收入、社会地位、权益保护、竞争能力以及发展机会等方面均处于弱势的人群共同体”。④现代图书馆所面对的弱势群体主要包括了生理上的“老、弱、病、残”群体,现代图书馆建设注重依据此类群体的需求来购置报刊书籍,或开办阅览专架,阅览专座等具有人文关怀的措施,方便了此类群体阅览需求。同时还建设相关残障通道、康复文献阅读室,提供各种康复知识和信息;为肢残人士和老年人配备轮椅;提供盲人阅读的盲文,在电脑上安装盲人发音软件系统,等等这些都向更广的社会展现了图书馆管理层面上的人文关怀理念,而这些措施和理念也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应,向图书馆所面向的社会辐射群体做了积极健康的社会教育宣传。 综上所述,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历史时代中,图书馆是文化信息资源的富集地,它扮演了现实中的个体与文化信息资源的交流平台,是社会与文化和谐发展的重要基地,同样也是社会和谐的文化精神支柱。实现图书馆事业的现代化是时代的需求,“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是现代图书馆的管理理念飞跃,提高图书馆管理水平的内在要求,也是图书馆事业长足发展的必然要求,图书馆改进了它的服务理念,扮演了与时俱进的历史角色。
教师生活在生动可感的文化图景中,其教育信念的涵养应以传统文化为根基,以社会文化为背景,以学校文化为基本场域。教师的教育信念是涉及教师精神层面的一个概念,它主要体现教师在看待教育问题时持有和坚守的内在观念。教师的精神成长离不开文化的熏陶,教师所持有的教育信念是在特定文化中潜移默化生成的,是文化的产物,可以说,教师的教育信念在本质上具有天然的文化性格。 一、何谓教师的教育信念 诠释教师教育信念的前提是要深刻理解信念的含义。信念从不同的角度解析有不同的涵义。从哲学的角度来看,金炳华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辞典》指出,信念是指对某种理论、思想、学说的心悦诚服,并从内心以此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1]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心理学词典》的定义是:“信念是主体对于自然和社会的某种理论、思想坚信无疑的看法。它是人们赖以从事实践活动的精神支柱,是人们自觉行动的激励力量。”[2]从教育学的角度来看,信念是个体想当然地确信为真的先验性假定,它包含了认知成份、情感成份、评价成份和行动意向,受不同内容情境和时间的影响而具有个体性、相对稳定性、非一致性和非必然性等特征。[3]综合哲学、心理学和教育学三个方面的解释可以看出:信念强调的是对某些事情、事实或结论发自内心的认同和坚信;信念与行动相互影响,且以信念指导实践为主。因此,信念的特征主要表现为从内心里坚信,同时指导行动。石中英曾说,教育概念的真正意义不存在于语词的逻辑形式之中,而存在于它所依托的文化语境之中,离开了一定的文化语境,我们就很难理解教育学的概念。[4]教育信念与文化密切相联,教师教育信念的形成和转变是一个潜移默化地受到文化形塑的过程。简而言之,教育信念问题是一个文化问题。根据上述对教师教育信念与文化关系的理解,我们可以把教育信念界定为:教育信念是指处于特定文化中的教育者对某种教育观念、教育价值、教育思想的确认和坚信。具体而言,是教师在教育过程中形成的对相关教育现象和学生的主体性认识,它直接影响着教师的知觉、判断,进而影响其教育行为。 二、教师教育信念构成要素的文化性 教师教育信念的文化性格不仅表现在教师教育信念本质上具有文化性,同时,教师教育信念的构成要素也具有深刻的文化性。我们认为,教师教育信念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教育信念的价值取向、知识基础和外在教育行为三个要素。 (一)教育信念的价值取向具有文化性 教师教育信念的价值取向涉及的是教师对信念的自我理解,对教育理想、教育理论及基本教育主张的确认和坚信。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教师教育信念的价值取向与文化息息相关。“教育”不是一件物,所以不可追问它“是什么”。“教育”是一种价值的引导和建构,所以我们只能问它“意味着什么”,“追求着什么”。教师教育信念在教学场域中直接支配和调控着教师的教育教学行为,实质上也在引导教师思考对于教育观、教师观以及学生观有什么追求,因此,教师教育信念对于教师来讲是一种价值引导。“大量的跨文化研究表明,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教师明显地持有不同的教育信念,同一文化背景下不同历史时期的教师也有不同的教育信念。”[5]文化是一种社会公众可共同察知或共同认识的现象,按帕森斯的看法,文化是指引人们如何看待自己、对待他人、对待周围世界的架构,就像教师教育信念是指引教师如何去看待教育场域中发生的一切,包括自己、同事、学生、领导等。教师教育价值取向便不可避免地与文化联结在一起。文化学者格尔茨认为,人是悬挂在由他们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文化就是这一张网,教师与文化相互塑造,教师教育价值取向与文化相互涵泳,教师教育信念价值取向的文化性体现在文化促使教师建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完成教育“育人”的终极价值目标。 (二)教育信念的知识基础具有文化性 教师成长过程中获取的知识是其教育信念的依据和思想资源,笃信何种知识就会形成何种信念。波兰尼指出,一切知识都是个人知识,客观性与个人性的结合就是个人知识;个人知识的典型特征是它的个人性、默会性与寄托性;任何知识都蕴涵着求知者无所不在的求知热情。波兰尼的个人知识观对于我们理解教师的教育信念具有重大意义。教师的教育信念是教师个人知识的一部分,这意味着教育信念的生成必然是教师与其所处文化环境主动互动的结果。“教师对教育事实的认识和对教育理论的理解都只是从其个人特有的角度出发,以自己的努力按照自己认为最合适的方式行事,探求自己心目中确信的‘真实的教育’。”[6]作为规范教师的思想与行为的“背景”,教师拥有的知识成为他们所持守的教育信念深层的解释原则和概念框架。一方面,“各种各样的格言、警句式的生活常识、简洁、明快的自然常识,凝重、睿智的政治常识,构成了人们日常的思想与行为的根据……健全的常识是正常人之所以正常的根据。”[7]教师所信奉的格言、常识成为他们在日常教育教学中思想和行为的根据。另一方面,教师头脑中的各种类型的知识又常常会带有其所处时代知识范式和“意见氛围”的痕迹。正如殷海光所指出的,“从知识社会学的眼光来看,人的思想或见解是多么不易避免他所在时代的‘意见氛围’之影响。一个人要从他所在时代的‘意见氛围’中超拔出来,真正作独立的思想以始终从事独立的评论,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8] (三)教育信念的外在教育行为具有文化性 行为是信念的外在表现,一个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所有教育行为可以说是其教育信念的反映。人们的一切活动和问题都受人意志的指引,打上了文化的烙印,教师也不例外。例如,一个社会或时代允许教师对学生进行体罚,另一个社会或时代恰恰是反对体罚,孰是孰非?这只能诉诸各自的文化传统,从文化身上找寻根源,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文化与教师教育行为休戚相关。教师教育行为具有明显的文化性。教师教育信念对教师行为的影响是潜在的,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教师教育信念的重要作用,都不能否认教育信念确实实实在在地渗透到教师的教育行为中。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关于教师教育信念的研究日趋成熟,学者们对教育信念的研究和认知主要是通过观察教师的外显行为,因为研究涉及到精神层面、价值层面、信念层面等,它看不见、摸不着,只能通过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心与心的交流或观察分析教师的外在行为去求索。宏观上来看,每个时代或社会的教师外在行为有很大的差异,其根本原因在于所处时代或社会的文化氛围不同,例如,孔子坚持“三人行,必有我师”的教育信念,当弟子对自己的讲学提出质疑时,他不认为弟子不如师,而是选择与学生一起学习;而当下很多教师在面对学生的质疑时,会认为学生的提问毫无价值,肯定学生甚至会让自己丢失“面子”。由此可以看出,一个时代教师的教育行为是文化的间接彰显。 三、教师教育信念的文化涵养 教师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而是生活在生动可感的各种文化图景、文化图式之中,教师独特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都包容在其文化样式之中。[9]教师身处的复调式文化图景是涵养教育信念文化性的根基、场域和背景所在。 (一)传统文化:教师教育信念涵养的文化根基 关于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曾这样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10]而作为教师,更应该从传统文化中习得怎样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怎样坚定自身的教育信念更好地为教育事业谋发展。首先,传统文化对教师构建良好的教育信念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传统文化一直推崇的师德精神,例如,“诲人不倦”、“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等敬业奉献的传统精神指引着当下广大教师如何构建教育信念,以及向哪个方向努力不断更新自身的教育信念。传统文化中的师德精神对现代教师提出的要求可以归结为注重道德修养,以身作则,以优秀的榜样示范给学生,这既是教师自身素养的提升也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其次,要加强传统文化对教师教育信念培养的导向作用。为确保我国教师教育发展的质量,以及培养兼具文化学识和品德修养的未来“好”老师,需要依托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在关注教师学科知识和教学技能的同时,也应给与教师教育信念、道德修养、文化涵养等精神方面的品质以足够重视。对于教师教育文化的发展图景可以从课程体系方面入手,例如,在教师教育课程中增加中国传统文化的课程比重,通过传统文化课程教育来提升教师的人文精神和教育信仰。 (二)社会文化:教师教育信念涵养的文化背景 教育信念不仅仅是教师自身的问题,它还和整个学校、教育界以及社会和国家有重要的联系,它的重建还需要多方面的支持,尤其是社会文化的引领。所谓社会文化,就是指社会中人们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11]社会文化对于教育教学的重要性体现在:直接影响教师教育行为和教育信念的学校文化是在社会文化大环境的笼罩下形成的,宽松、积极学校文化的形成需要社会文化的指引,因此,社会文化对于教师教育信念的作用也不可忽视。首先,构建理性和谐社会文化涵养教师的教育信念。这是新时代文化发展的要求。教育与文化休戚相关,教育活动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进行的,无论是教育变革亦或教师个人的改变都离不开社会文化这一主要脉络。“社会文化是一把达摩克利斯剑,积极的文化可以促使教育正态发展,消极的文化则阻碍着教育前进的脚步。”[12]当下,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转型影响社会文化的氛围,社会文化的样态影响教育的形式,这种影响在教师教育信念方面表现的尤为明显。理性和谐的社会文化推动教师积极寻变,构建理性和谐的社会文化是教师教育信念发展的另一文化图景。其次,完善社会文化管理体制促进教师教育信念的健康发展。和谐社会文化的构建依托于严格的管理体制,管理力度不足或者疏于管理,社会文化极有可能会被负能量包围,这直接影响教育环境,进而影响教师积极教育信念的形成。因此,对于社会文化管理体制需严格把关,不可松懈。一方面,要积极营造一种有利于形成积极教育思维、呵护积极教育信念的社会文化理念和文化氛围;另一方面,借助于社会文化管理体制的创新、政策保障机制的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的加强促进全社会对教育和教师的尊重,促进教师形成健康的教育信念。 (三)学校文化:教师教育信念涵养的文化场域 人是文化的人,生活在一定文化环境中的人总会受到周围文化环境的影响。学校教师长期生活在学校中,学校的文化环境对教师教育信念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学校文化表征一个学校群体成员的价值取向、信仰、态度和行为。”[13]在这个意义上,学校文化反映了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要求,承载着学校和家长的殷切希望,是中小学教师建构积极的、正向的、教育信念的必要前提、方向引导和重要保障。相对于传统文化、社会文化来说,学校文化对教师文化以及教师教育信念的构建影响更直接、更具体。在学校文化建设中,要以“人”的成长为目标,为学校中的“人”创设优美的环境。首先,要构建校长精神引领的文化氛围。校长的办学精神和教育思想直接决定着学校的文化氛围与整体走向,是学校文化的核心要素,也是学校文化的深层价值导向。杨叔子先生认为,办学实际上办的是一种氛围,这种氛围就是一所学校特有的学校文化。环境在一定程度上能影响人的观念和行为,一个好的环境能引领一个人成长。一个宽松和谐的工作氛围能激发人的工作热情。[14]而学校是何种文化氛围直接取决于校长的办学精神和教育思想,可以说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如果校长具有积极的深刻的教育思想,那么学校也会形成积极的学校文化氛围。其次,学校制度文化建设也尤为重要。如果说校长精神是学校文化的深层价值内核,那么学校制度文化建设则是学校文化发展的重要外在条件。学校文化建设的一个最大阻碍就是功利性的学校制度文化。某种意义上,一种制度甚至就是一种文化,其对于生活其中的人之影响可想而知。[15]学校制度文化建设的重要因素就是确立学校的愿景。愿景会使人产生高度认同感,促使自己做出决策、付诸行动。因此,学校通过制定明晰恰切的愿景,指引教师在自己认同的学校文化中产生真切的感受和认可,让教师在一种良好、宽松、平等的文化氛围中获得成长,同时,当大多数教师对学校愿景的认同感一致时,学校文化就会获得进一步优化。 参考文献: [1]金炳华.马克思主义哲学大词典[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565. [2]林传鼎.心理学词典[Z].南昌: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307-308. [3]谢翌.教师信念:学校教育中的“幽灵”[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6. [4]石中英.教育学的文化性格[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7:186. [5][6]易凌云.教师个人教育观念[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0:153,23. [7]孙正聿.人的精神家园[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51. [8]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M].北京:中华书局,2016:456. [9]龙宝新.教师教育文化创新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34. [10]让传统文化焕发新活力[EB/OL].新华网,2017-5-29. [11]樊硕,董海霞.社会文化视域下中小学教师教育信念的表征与重建[J].当代教育科学,2016,(16). [12]李家黎、刘义兵.教师信念的现实反思与建构发展[J].中国教育学刊,2010,(8). [13]谢翌.关于学校文化的几个基本问题[J].外国教育研究,2005,(4). [14]姜新生,傅瑶.传统教师文化的病理现象及现代教师文化建构[J].中国教师,2011,(6):61. [15]慈继伟.正义的两面[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163. 作者:董海霞 单位:渤海大学师范学院
中小学音乐教育论文:我国中小学音乐教育发展史探讨 一、社会主义过渡时期(1949-1956年) 从建国到三大改造基本落实,当时的中小学音乐实现了对就有教育体系的系列的沿袭和改造: (一)逐渐形成稳定的音乐学科:1949到1956的七年间,音乐课一直被作为中小学教育的固定科目,总体课时量也较为稳定。 (二)音乐教学模式已基本建立:虽然最初缺乏基本的音乐教学模式,但是教育部在1950年正式了暂行的音乐教学标准,并于1952年谈到了美育的重要性,并将音乐教育作为开展美育的主要手段。 (三)音乐教育服务于政治教育:根据对当时公布的系列文件的研究发现,音乐教育中也包括了大量突显政治特色、强化国家观念的相关内容,当时的中小学音乐教育是以服务国家建设需要为主旨的。 二、社会主义探索时期(1957-1966年) 1957-1960间爆发的“教育大革命”给我国当时的教育事业带来了很大的冲击,扰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此外,由于并没有明文规定“美育”的必要性,当时中小学的音乐教育并不很受重视,音乐教育的总课时量有了明显的减少,很多学校压缩了音乐教育的所占比重,甚至曾经一度被部分学校取消过。直至1963年国家教育部正式了工作条例文件,中小学的正常教学工作才得以逐渐恢复,音乐教育的教学质量才有了相应的制度保障。这十年是我国包括了中小学音乐教学在内全体教育界曲折发展的十年。虽然也曾历经波折,但是其发展整体方向还是积极向前的,也为后来音乐教育的逐渐完善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 三、改革开放初期(1978-1990年) 适时正逢全国推广改革开放和落实现代化建设的大好时期,我国的经济水平和文化事业都有了较长足的发展: (一)教学整体内容日益丰富,并得到了很大的改进,音乐教育的具体内容所占的比重也有了详细规定,这些改进都有助于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 (二)教学考核体系也日益完善,具体的考核要求、方式以及时间都有了较为精准的规定,明晰了音乐课程的考核必要性和实践性。 (三)音乐教育的内在功能也日渐被认可和接受,音乐教育不仅有利于让中小学生学会必要的音乐知识和技能,更有利于完善中小学生精神世界和道德体系的发展,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 四、改革开放飞速发展时期(1991-2000年) 上世纪末我国的中小学教育进入了飞速发展阶段,音乐教育也得到了很显著的提升。我国的中小学音乐教育在历经多年的摸索和调整后,迎来了迅速提升发展的阶段,并取得了明显的进步: (一)将音乐教育纳入艺术教育范畴:长期以来,我国习惯将音乐教育划分到文化课范围内,不能体现音乐教育的特殊性。如果将音乐教育纳入艺术教育范畴,则可以很清晰地体现出音乐教育的艺术特点,并且将知识学习和技能学习同时囊括在内,实现了与其他艺术教育课程的具体区分。 (二)音乐教育的功能、目标、内容、方法、评估等具体环节的相关体系逐渐形成并得到了较好的完善。音乐教育为培育人和发展人而服务,音乐相关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学习很有必要,树立并形成了应有的音乐教育系统理念,同时还增添了必要的教学评估体系。 (三)音乐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一大重要组成得到了深入发展。我国的教委会于1989年了国内第一部明确艺术教育的总体规划要求和执行标准的规定文件,具体阐述了艺术教育在我国整体教育体系中的重大作用和重要位置,分析了艺术教育对于提高人才综合素养和总体竞争力的战略意义。1993年中共中央更是针对“美育”对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大作用正式了我国的教育发展及改革纲领文件。 五、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时期(2001年至今) 当今社会对全面发展和素质教育的认可度及推崇度越来越高,音乐教育作为艺术教育、美育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步入了全面改革的新阶段。 (一)教育部颁布的最课标为我国中小学音乐教育的评估体系提供了建设和完善标准。新课标强调要发展多元化的评价主体,扩充音乐教学效果评估成员的规模和构成。与此同时还要设立和发展多元化的评估方式,例如开展老师与老师、老师和学生的互评、自评,以及上级部门的和学校高层的跨越评审。新课标的颁布和推广、落实不仅对各位老师的专业水平和教学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学生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提出了一定要求。 (二)我国的音乐教学实现了以老师讲解为主到以学生自学为主的模式转变,“以生为本”的教学新理念不断被学校和老师认可和实行。时至今日,我国的中小学音乐教育的培育目标已经发展为从学生角度出发、为学生创造学习条件,引导学生形成和加强正确的道德意识和个人三观理念,培样学生尊重和理解差异性文化等等思想高度层面的相关要求。 六、结语 总结历史是为了更好的反思和创新,本文希望通过对我国中小学音乐教学发展历史的研究,能促进中小学音乐教育的更进一步发展。 作者:关群 单位:沈阳师范大学教师专业发展学院 中小学音乐教育论文:传统音乐在中小学音乐教育中的传播 一、师志传承,提高素养 教师作为培育祖国花朵的园丁,他们的一举一动将会影响着学生们的思想和认识。所以,教师自身的素质对学生的影响是相当大的。据调查目前我国音乐教师在课堂上更多的是以传授西方音乐体系为主体。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下三点:首先,自1840年以后,国人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其中中小学音乐教师在音乐方面也颇受影响。因此,当面对学生时,他们教授更多的是欧洲音乐体系。其次,由于打开国门后的中国人为了使国家富强起来在各方面向西方学习,却忽视了中国传统文化,音乐领域也是如此,因而造成了国人对我国的传统音乐知之甚少。再次,音乐教师由于自身长期生活在这种重视西方轻视传统的环境中,没有意识到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博大精深。由此得知,如果想提高我国中小学学生对传统音乐的兴趣,首先必须提高我国中小学音乐教师在传统音乐方面的素养。关于如何提高中小学音乐教师在传统音乐方面素质的途径和方法有不少学者对此提出观点。冯光钰提出从音乐教育的“母体”出发,即从师范类院校的音乐系入手,此类高校在培养中小学及幼儿教师时,应当注重类似传统音乐文化等课程的开设和培养。从而使从师范类院校毕业的学生在未来的教师岗位中可以有能力传授中国传统的音乐文化给予学生。 二、尊重传统,把握方式 目前我国中小学音乐教师在教授学生学习音乐知识时大部分是按部就班的遵循教学大纲完成教学任务,并通过钢琴精准的音高和准确的节奏节拍教会学生演唱歌曲。然而,当学生在学习中国传统音乐时,我们最好较少的运用钢琴和固定的节奏节拍教授学生。其原因有两点:一是我国传统音乐的律学运用的是五度相生律,而钢琴则是十二平均律;二是我国传统音乐中民间音乐有许多都是以自由的节奏节拍表现的。所以,较多的运用钢琴教学会导致学生在学习传统音乐时失去最初的音乐风格。我国传统音乐的教学方法主要是以“口传心授”为主,这种教学方法不仅可以使学生能够整体把握音乐感觉,而且可以直接通过音乐和语言交流从而加强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心灵沟通。在学生学习传统音乐时,我们应该遵循“口传心授”的教学方法,以便学生更好的把握传统音乐的学习。除此之外,由于中小学音乐课程本身的内容是让学生感受和欣赏音乐。所以,作为中小学音乐教师应当尽量的让学生身临其境的感受和欣赏到最真实的音乐。由此我们应当提倡“请进来,走出去”的教学方法。“请进来”是指在有限的条件下,可以请一些民间艺人走进课堂,为中小学学生讲述我国传统音乐的历史与发展。“走出去”是指我们应该带领学生走出校园、走进社会,去感受我国最纯真、最淳朴、最淳厚的传统民族民间音乐。通过实地观看传统音乐的形式,体会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博大精深,让学生从理论到实践感受和欣赏我国传统音乐,从而提高学生对传统音乐文化的兴趣。 三、坚持方向,实现创新 在当今全球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下,我国各领域各部门分都应该充分加强对中小学音乐教育的重视,要坚持中小学传统音乐教育的正确方向,把握好当代文化与传统文化、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本文的目的并不是简单地恢复中国传统音乐的统治地位,忽视西方音乐,搞文化复古主义。我们并不是要原封不动地继承传统音乐,而是要实现要对传统音乐教育的创新。立足于当代中国中小学音乐教育的实践,是进行创新的基本要求。我们一方面不能离开传统音乐,空谈教育创新,任何形式的音乐,都不可能摒弃传统音乐而从头开始。这是我们进行音乐教育创新的根基,这其中蕴含了太多艺术家们一生的积淀。另一方面,在音乐教育创新的过程中又不能过分拘泥于传统音乐,也要随着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体现出新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这就需要不同民族音乐之间的交流、借鉴与融合。在音乐交流、借鉴与融合的过程中,必须以世界优秀音乐为营养,充分吸收西方音乐中的有益成果,海纳百川、熔铸百家,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永葆文化生命力和文化的民族特色。中国音乐教育的发展犹如一条奔腾不息的大河,要想让这条河流越流越大、越流越长,就必须保护好它的源头和支流,也就是说我们在音乐教育创新的过程中,既要反对一味固守本民族传统音乐,拒绝接受任何外来新音乐的“守旧主义”和“封闭主义”倾向,又要反对一味推崇西方音乐,根本否定传统音乐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倾向。 作者:苏杭 单位:浙江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中小学音乐教育论文:中小学音乐教育改革探析 一、素质教育背景下的中小学音乐教育改革的重要意义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音乐家协会党组书记徐沛东在2015年两会期间提出,家长都希望孩子能茁壮成长,培养孩子的艺术素质,但每个时代都有明显时代特征的教育方式。在计划经济时代,有各级少年宫和文化馆,现在变的更家庭化、个性化,有些家长互相攀比,花了很多钱,负担很重。徐沛东认为,要加大社会对儿童艺术教育的力度,不能光靠家长。应该由国家来负责,不是盖几个图书馆,弄些设施就可以,而要真正的把实际有用的教育让孩子们学习。徐沛东还建议,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艺术修养是好事,针对特殊的艺术天才,可以特殊培养。 二、让中小学音乐课“活起来” 在大多数学生家长的意识里,我国的中小学音乐课传统的教学模式基本等同于“唱歌课”。顾名思义就是教师打着节拍唱,学生跟着教师唱,毫无新意可言。事实证明,这种教学模式并不能有效激发学生热爱音乐的本性,反而会增加学生对艺术的厌恶和排斥。学生的创新意识和热爱音乐的情感受到极大的抑制。而素质教育下的中小学音乐教育,要让课堂“活起来”,要满足学生自我表现欲,让音乐课堂焕发活力。 (一)突破传统音乐教学,寓教于乐 中小学生,特别是低年级的学生,他们天性活泼好动、好奇心强、想象力丰富。他们对音乐的感受是通过各种动作表现出来。因此,在小学音乐教学中,为了让学生充分展示智慧,教师要为学生提供较为宽松和自由的课堂氛围和表现平台,给学生提供一个自由活动的空间寓教于乐,展示才华。 (二)为音乐教学注入鲜活气息 素质教育下理想的音乐教学应该是将歌唱、身体律动、游戏、表演、即兴创作等形式相结合,这样可以统一调动孩子们的听觉、视觉、身体动作与心理情感,让孩子们理解复杂的韵律的同时,得到完整的音乐体验。这一教学过程的最大优点是将枯燥的教学活动变得轻松和快乐,引发孩子们对音乐艺术的兴趣,从而自觉自发地学习音乐,并逐渐形成其全面的音乐素质。作为一名中小学音乐教师,只有不断探索和实践,才能让音乐课真正活跃起来,全面提高学生的音乐素质。爱因斯坦曾经说过说:“我的科学成绩很多是从音乐启发来的。”实践证明,音乐可以启迪智慧、开发智力,在提高人的创造力方面具有独特的功能。音乐教育是中小学必备课程之一。音乐中乐曲的旋律美、歌词的语言美、音响的意境美、是其它学科难以比拟和代替的。音乐教育不仅能够陶冶儿童情操,活跃思想,还能激发创造想象力,放松自己,使学生在享受音响美、配器美、意境美的过程中以美怡心,彻底放松。 作者:蔡珍 单位:湖北省红安县七里坪镇中学 中小学音乐教育论文:中小学学生音乐教育论文 一、创新教育应树立新的教师观 在时代不断发展的今天,人们对教育工作者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教师不单单只是传道、授业及解惑,而是不仅要教书育人,还要具备视野开阔,学科专业水品要高,有较高的职业道德,较高的理论水品以及沟通能力。当然,总结下来要想当好新时期的教师,无疑就是要树立新的教师观。 1.教师不代表权威 陈旧的教育比较强调教师的尊严,学生对于教师的一言一行需要听取,非常注重教师在学生心中的地位。这也导致了教师的权威地位,致使学生的想法被忽略、拒绝,长此下去对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以及主动性都会失去。因此,要让学生与教师之间是对等的关系,就要把学生当成有主见、有思考能力的人,尊重他们的选择,对学生自己的意见要允许他们发表。在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积极参与,激发学生的学习自觉性、主动性及创造性。 2.教师只是作为对学生学习科学文化知 识能力的一个培养者现今计算机辅助教学已经实施,网络教育也逐渐开展起来,科学文化知识覆盖面也不断扩大,且速度也逐年上升。在短短的几年间,教师不可能完全把学科的所有知识传授给学生,教师也不是过去单一的角色,即知识传授者的角色,而应该是学生学习的激发者、辅导者,培养各种能力与积极个性的人。所以,其教学中心应是“学”。 3.在学生的人生中,教师只是引路人 教师为了对学生的性格特点、学习潜能有更好的掌握,观察及交流沟通的能力是必不可少的。为了让学生能正确把握人生目标、方向,在学习过程中,教师可以利用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及能力等特点,在学生成长的道路上不断地设置不同的路标,引导学生有更高远的奋斗目标。当然,另一面上,教师要想作为学生健康心理、良好品德的促进者、催化剂,就需起到自身经验与榜样的作用,引导学生进行自我调试、自我选择,鼓励学生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和个性发展的动机,并能使其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 二、创新教育应建立平等民主的师生关系 教师要在传授知识及培养能力两者之间把关系处理好,就一定要在学生的独立性、自主性上加重培养,从而引起学生的质疑,进而去调查、探究。教师应做到对学生人格的尊重,对不同的需求都要满足,对个体之间的不同也要关注。在教育环境的创设上,教师需要引导学生去主动参与,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让学生能很好运用知识、掌握知识。 三、只有对教学方法设置的加强,才能创新教育 (一)为激发兴趣应采用背景音乐,创造艺术氛围 学生上课进出教室时,其背景音乐一定要选择明快、活泼且节奏感强的优美歌曲或者是乐曲。这样在音乐课中可以创造不一样的艺术氛围,对学生在学习音乐课的过程中会激发起兴趣与向往。 (二)为引发兴趣应采用范唱、范奏 为了使中小学学生的情感得到共鸣,可以采用教师或学生范唱、范奏。这样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甚至可以引起学生的学习热情。比如,在对《天鹅》欣赏时,会大提琴的学生可以进行演奏,这对课堂教学会有明显的促进效果。 (三)为增加兴趣应采用电教、媒体等教具 对音乐教育的感染力、时效性的增强离不开电教及媒体。教师可以在开头,就创设出引人入胜的效果,在中间营造出花团锦簇,结尾时抛砖引玉,这样能让音乐课更加形象、生动,让知识成为一体化、网格化。这样,在现代化的音乐教学实践中,可以让学生产生愉悦之感。 四、结束语 为了让中小学音乐教育得到创新,对学生的创新意识有所培养,就需要在中小学音乐教育基础之上,对其课程、课堂教学、学科评价等方面进行改革,对其内容开始拓展,对其学科的特点优势充分利用。这样可以对科学文化的发展有所推进,也可以让人类历史向前迈进一大步。 作者:卢君 单位:河北省廊坊市第十七小学 中小学音乐教育论文:国内中小学音乐教育状态研究 什么是音乐?识谱、乐理究竟是学生学习音乐的一把钥匙,还是一堵墙?法国作家雨果曾经说过“:开启人类智慧的钥匙有三把:一把是数学,一把是文学,一把是音符。”美国一科学家对学生做了多次实验,结果表明:每天坚持听十分钟音乐的学生,比不听音乐的学生智力得分要高得多。拓展艺术视野,提高学生的音乐综合技能技巧,大力发展中小学的音乐教育是当前艺术教育的重要内容。 1我国中小学音乐教育的现状 1.1学校音乐教育不够普及、不够深入 基础差,底子薄,发展很不平蘅,中小学音乐教育的管理机构和管理队伍仍不健全,音乐课开课率不平衡,有的还很低,音乐师资缺额大,外流情况严重,对音乐教育的重视往往只停留在口头上,真正的投入少,整体上教学设备奇缺等等。面对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新形势,由于主观和客观等方面的原因,我们的教育观念、课堂结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相对滞后,仍然沿用以前的模式:重理论,轻实践;重广度,轻深度;重传统,轻创新。音乐教师常为“阵地被占领”(音乐课被“主课”占用),“地盘被侵略”(音乐教室被挪做它用)而苦恼和叹息。这种现象在高中阶段尤为普遍与严重。这种为了提高升学率,忽视音乐教学的现象大量存在,从而音乐教学也就走了过场。 1.2社会主流媒体的责任心不强 社会科技的高速发展使学生有更多的条件和机会去获得自己喜爱的音乐。电视、录音机早已司空见惯,复读机、随身听、mp3、电脑等都已成为学生们获取各种社会信息的渠道,音乐也不例外。近几年网络歌曲、超级女生已风靡全国各地,这些新时代的产物对我们的中小学生及社会青年一代无疑造成了一股很强的冲击影响。运用这些音乐资源的时候,要注意给学生以必要的指导,不能放任自流。首先要提供好的内容和引导正确的艺术观,在这些资源库中,存在着良莠并存的无序状态,对艺术鉴别能力有待提高的中小学生来说,如不加以引导,势必会受到一些低级庸俗音乐的消极影响,以致产生负面效应。因此传媒对于青少年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 2中小学音乐教育模式的改革势在必行 2.1中小学音乐是中小学生人格、品质的净化剂冼星海说得好:“音乐,是人生最大的快乐;音乐,是生活的一股清泉;音乐,是陶冶性情的熔炉”。音乐课是一门具有开发智力、陶冶情操、培养能力、提高素质的综合性育人功能的课程,它主要是通过美的渗透来影响青少年的精神境界,也是他们心灵的净化剂。教师应该用音乐艺术那独特的艺术魅力去感染学生,使他们的思想受到震颤,心灵得到净化,情操得到升华。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指出:“对艺术,特别是音乐,道德内容是其灵魂,是其存在的意义。可见,音乐在净化人类灵魂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学校音乐课的一切形式都应当宗旨在发展学生的精神生活,帮助他们的道德水平,让学生在音乐课内感受美,欣赏美,识别美,创造美,并在教育过程中渗透思想品德的教育,使音乐教学真正成为灵魂的净化剂。 2.2音乐教育有利于培养和开发中小学生的音乐潜质 音乐教育观念的转变是改革的首要任务,艺术教育不应只注重知识技能,而更重要的是艺术感受,培养人的创造性。音乐课不单纯是教学生唱歌,学生还要看、要听、要动。要让学生充分地感受音乐、鉴赏音乐、表现音乐、创造音乐。教师要鼓励学生大胆参与,破除学生对音乐的神秘感,使学生对音乐感到十分亲切,在多听、多唱、多想、多做、多动中进行音乐的学习和创造。听赏课曲目的选择则要为学生提供多听、反复听、对比听的可能。还有,新教材中出现了一种新颖的教学活动形式——综合表演,小学低年级主要安排了“歌表演”、“随着音乐表演”、“音乐网页”等活动形式,教师则在具体环节上给以指导。因此,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培养学生音乐兴趣的同时,还应着重学生音乐潜能的挖掘,激发每个学生的音乐潜质,为学生学习音乐,享受音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3加强中小学生对音乐的理解有利于培养人的综合素养 俄国音乐理论家霍姆斯基说过“音乐教育不是音乐家的教育,而应该是人的教育。”这句至理名言告诉我们:学校音乐教育的目的是除了让学生具备一定的音乐修养之外,更重要的是使人的综合素质得以培养与提高。但是喜欢音乐却缺乏音乐素养的人却很多。现在的中小学生都是偏爱流行歌曲,无论是在放学的路上,还是课后,你都能听到学生哼唱的总是流行歌曲,甚至在校园歌曲大赛上也听不到民族风的艺术歌曲,取代的都是通俗和摇滚乐。怎样提高学生的音乐素养呢?教师应从“多听、多练、多看”这三点来抓起。多听:聆听能使学生欣赏和理解音乐;多练:练习识谱,视唱,节奏与和声等;多看:看音乐方面的书,比如音乐专业基础知识,音乐文化书籍。学校应以多种手段来鼓励学生提高音乐素养。 音乐是美的艺术,音乐教师是美的传播者。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带领学生走进音乐的殿堂,去感受美、理解美、表现美与创造美,塑造美的心灵、美的人格,让学生热爱音乐、热爱艺术、热爱生活。这个过程是漫长而曲折的,这就需要广大音乐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为培养造就适应新时展的具有高尚审美情趣的高素质人才而奋斗! 中小学音乐教育论文:中国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创新 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民族文化,中国民族音乐更是绚丽多彩,在世界乐坛独树一帜。中国民族音乐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形成而形成,是中华民族精神和气质的象征。今天民族音乐被赋予了更加重要的意义,它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象征符号,是各个国家、各民族之间增进了解的通用语言。中国民族音乐为其他国家和民族打开了了解中国、认识中国的窗口,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也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因此,在中小学生中进行中国民族音乐教育是十分必要的,它不仅可以让中小学生更好地了解中国民族音乐、民族文化,拓展他们的艺术视野,增强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同时,更是一种极为有效的审美教育形式。 一对中小学生进行民族音乐教育的意义 民族音乐教育作为一种审美教育手段,它的作用不只是美育本身,而且有益于中小学生的德、智、体全面提高。首先,民族音乐教育对提高中小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我国的民族音乐在给中小学生以美的享受的同时,也教育中小学生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如刘天华先生作于1931年春的二胡独奏曲《光明行》。1931年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内有军阀混战,外有日寇入侵,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对生活都抱有一种悲观情绪,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或多或少地出现了一些偏移。刘天华先生的这首《光明行》就出现在这个时期,是一首振奋人心的进行曲。旋律明快坚定,节奏富于弹性,用主和弦分解进行构成的号角式音调,在乐曲中占主导的地位,这一切都使全曲生气勃勃,充满勇往直前的进取精神和对光明前途的乐观自信。刘天华先生借这首乐曲来鼓励国人,并且告诉国人,只要我们努力奋斗,我们的未来就会充满希望。中小学生们在学习这首乐曲的过程中,通过老师的正确引导,很容易理解这首乐曲的中心思想。这样一来,中小学生通过民族音乐不仅接受了审美教育,同时也接受了思想道德教育。其次,民族音乐教育对提高中小学生的综合文化素质有积极的作用。民族音乐赏析是一个全面的过程,它可以让中小学生在赏析民族音乐的过程中了解音乐家以及音乐作品的意义、价值,使中小学生掌握大量的感性材料。如在欣赏二胡曲《二泉映月》的过程中,老师可以讲讲其作者华彦均的故事,通过对曲作者生平的讲解,让同学们了解到《二泉映月》并不是一首赞叹美景的作品,而是一首作者吐露心声的作品。通过这种方式,同学们不但懂得了《二泉映月》这首乐曲的真正意义和价值,还学会了应该如何去赏析其他同类型的乐曲。所以说,民族音乐教育对提高中小学生的综合文化素质是很有帮助的。再次,通过民族音乐教育可以培养中小学生发现美、认识美的能力。前面已经提到过,民族音乐教育是审美教育的重要手段之一。中小学生在学习民族音乐的同时,老师还应该教授一些基本的音乐知识,让同学们通过这些基本的音乐知识去发现民族音乐之美,并学会怎样认识民族音乐的美。综所上述,民族音乐教育对中小学生各方面的提高有着重要作用,应该在中小学教育中受到更多的关注。 二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所面临的问题 虽然现行的音乐教材中,民族音乐的内容占了很大的比例,各地音乐教材中都增加了乡土教材的内容。这表明教材编写者的基本方针是正确的,愿望是美好的,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却是另外一种情况。那么我们的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到底面临着什么样的问题呢? 第一,我国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受到了流行音乐和西方音乐的强烈冲击。现在大多数的中小学生张口就能说出一大批流行歌星的名字,他们平日里主动接触的也仅限于流行音乐。因此现在大多数的中小学生对音乐的了解仅限于流行音乐,而对民族音乐的了解少之又少,在中小学生的音乐生活中民族音乐已经变得无足轻重。另外,现在很多中小学生热衷于钢琴、小提琴等西方乐器的学习。而在对民族音乐的学习上,尤其是民族器乐的学习上,很多家长和学生视民族乐器为“土”乐器,不愿意学习。这样就造成了某些民族乐器后继无人,乃至失传。 第二,在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下,中小学生民族音乐教育不被重视。虽然现在的中小学教育提倡素质教育,但是在很多地方的中小学实际教学中看重的还是升学率,把升学率看作是衡量教学质量的唯一标准。这样一来,不属于升学考试课程的音乐课自然而然地就受到了其他“主课”的排挤。很多中小学的音乐课可有可无,音乐课的情况无人问津、无人监督、无人关心。使得音乐教育无法按照《课程标准》执行,更不用说完成《课程标准》所规定的内容了。 第三,在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中过分地注重音乐知识与技能的掌握,忽视了中小学生在民族音乐教育中应该得到的审美体验和情感体验。虽然在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提出“以审美为核心”的基本原则,并且许多中小学校都摒弃了以往把音乐知识和技能作为音乐课程的首要目标的做法,而是强调音乐兴趣爱好与审美能力的培养,强调通过音乐教育开发创造潜能,培养全面、和谐、充分发展的个体。但还是有很多的中小学校在民族音乐教学过程中违背了“以审美为核心”的原则,依然过分地强调知识点的掌握,从而忽视了中小学生在欣赏和参与中体验、探索、感知民族音乐。 第四,现代社会过分地看重音乐的功利性。因为学习民族音乐不能给人带来现实的利益,从而使得中小学的民族音乐教育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很多人不注重民族音乐的审美价值,而是用其他音乐所带来的现实利益来与民族音乐作比较。人们逐步远离民族音乐是因为学习民族音乐不能给人带来现实的利益,人们不会只重视审美的价值而对民族音乐的深远意义发生兴趣。这种思想也影响到了一部分中小学生,使得一些中小学生对学习民族音乐产生了抵触情绪,进而影响到了民族音乐教学的正常进行。众所周知,音乐是一门情感的艺术,它带给人们美的享受,而不是某种现实的利益。如果我们一味地追求音乐带给人们的现实利益,那么我们就偏离了音乐的本质,曲解了音乐的真正价值。 第五,音乐的娱乐功能被过分地放大,主要表现为“快餐式”的流行音乐盛行。这种音乐的确可以起到为高节奏生活减压的作用,但其内容大多与爱情有关,且传递的音乐思想过于低俗,所以并不适合中小学生。如果中小学生过多地接触这种“快餐式”的流行音乐,首先会对他们的身心健康产生不利影响,其次会影响到他们学习文化的态度,再次会对他们学习民族音乐形成障碍。举个例子,近几年来类似于“超级女声”等平民选秀活动特别火爆,无论是参赛者还是观众,学生都是活动的主体。这其中有个重要原因是一赛成名的选手幸运地过上了他们梦寐以求的生活:前呼后拥、光彩照人、名利双收等等。而且这一切似乎不需要付出太大的努力,往往是被星探相中,然后重金包装就行了。由此可见,过分放大音乐的娱乐功能会对中小学生产生负面影响。以笔者之见,现在的中国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还存在着很多问题,但上述几个问题是最为突出的,也是亟待解决的。 三解决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所面临问题的途径 民族音乐是本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是民族意识与民族精神在音乐领域的积淀,它体现着本民族的民俗、民情,具有巨大的教育价值。 第一,我们要创造良好的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气氛。学校可利用广播、报刊等各种宣传手段宣传民族音乐,传播民族音乐的知识,组织民族音乐知识讲座,成立民乐学习兴趣小组,组织民族乐队,举办民族音乐演唱、演奏比赛,组织学生下乡采风,广泛收集本地区、本民族的民歌。在这些活动中培养学生兴趣,传授音乐知识,提高民族音乐的演唱、演奏能力,真正繁荣民族音乐的教育,提高学生的民族音乐素质。 第二,加强对民族音乐教育的重视。各中小学校应该意识到民族音乐教育是素质教育中一个重要的环节,是审美教育的重要手段。音乐课和其他课程一样,是同等重要的,不能片面地为了提高升学率而忽视甚至放弃对中小学生进行民族音乐教育。因为弘扬民族音乐文化还是要从中小学音乐教育做起,从娃娃抓起。我们应该继续发掘民族音乐教育的巨大价值,肯定民族音乐在中小学音乐教育中的地位。 第三,培养中小学生赏析民族音乐的能力,增强中小学生的感性经验。民族音乐的欣赏应本着以主观体验为主,增强学生的感性经验,在教师的引导下发现民族音乐的美,领悟民族音乐的妙,体验民族音乐的情,感受民族音乐的真的原则,吸收本民族所特有的精神气质和艺术神韵。在欣赏的过程中,不要拘泥于乐曲结构、旋律发展手法等内容的分析讲解,以学生自我感受为基础,启发学生展开想象的翅膀,令学生将民族音乐与自我的情感认识不断协调起来,使民族音乐的欣赏成为学生情感体验的活动,在活动中令学生自我振奋、自我感动。乡土教材的挖掘和利用,可使学生从自己生活的区域中、从自己熟悉的生活中获得民族音乐的素材,更加愉悦地接受民族音乐文化的熏陶。 第四,用正确的态度对待民族音乐教育。我们不应该用功利的目标去衡量民族音乐教育,应该认识到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的核心是“审美”,重在培养中小学生的民族审美观,加强学生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了解、继承和发展传统音乐文化,提高中小学生的民族音乐素质,开创民族音乐文化繁荣的新局面,培养中小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 第五,突出民族音乐的文化内涵。面向中小学生的音乐应该承载更多的文化传递的功能。我国的民族音乐不仅包含了我们民族特有的审美观念、审美表现意识,而且各种传统文化都可以在民族音乐中找到缩影。所以我们应当引导学生学会辨别音乐,使学生能分辨出什么样的音乐才是好音乐,并且带领学生深入地挖掘民族音乐中的文化内涵,使学生在学习民族音乐的同时受到文化熏陶、提高文化素养。这并不是说中小学生的音乐不可以娱乐,但不能只是娱乐,必须在娱乐的过程中提升文化,提高素养。 建国以来,我国的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不断地发展完善,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虽然仍存在着不少的问题,但我们还是应该看到我国的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正在探索中稳步前进,我们的音乐教育工作者也为之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我国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的美好! 中小学音乐教育论文:国内中小学音乐教育现况探索 什么是音乐?识谱、乐理究竟是学生学习音乐的一把钥匙,还是一堵墙?法国作家雨果曾经说过“:开启人类智慧的钥匙有三把:一把是数学,一把是文学,一把是音符。”美国一科学家对学生做了多次实验,结果表明:每天坚持听十分钟音乐的学生,比不听音乐的学生智力得分要高得多。拓展艺术视野,提高学生的音乐综合技能技巧,大力发展中小学的音乐教育是当前艺术教育的重要内容。 1我国中小学音乐教育的现状 1.1学校音乐教育不够普及、不够深入 基础差,底子薄,发展很不平蘅,中小学音乐教育的管理机构和管理队伍仍不健全,音乐课开课率不平衡,有的还很低,音乐师资缺额大,外流情况严重,对音乐教育的重视往往只停留在口头上,真正的投入少,整体上教学设备奇缺等等。面对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新形势,由于主观和客观等方面的原因,我们的教育观念、课堂结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相对滞后,仍然沿用以前的模式:重理论,轻实践;重广度,轻深度;重传统,轻创新。音乐教师常为“阵地被占领”(音乐课被“主课”占用),“地盘被侵略”(音乐教室被挪做它用)而苦恼和叹息。这种现象在高中阶段尤为普遍与严重。这种为了提高升学率,忽视音乐教学的现象大量存在,从而音乐教学也就走了过场。 1.2社会主流媒体的责任心不强 社会科技的高速发展使学生有更多的条件和机会去获得自己喜爱的音乐。电视、录音机早已司空见惯,复读机、随身听、mp3、电脑等都已成为学生们获取各种社会信息的渠道,音乐也不例外。近几年网络歌曲、超级女生已风靡全国各地,这些新时代的产物对我们的中小学生及社会青年一代无疑造成了一股很强的冲击影响。运用这些音乐资源的时候,要注意给学生以必要的指导,不能放任自流。首先要提供好的内容和引导正确的艺术观,在这些资源库中,存在着良莠并存的无序状态,对艺术鉴别能力有待提高的中小学生来说,如不加以引导,势必会受到一些低级庸俗音乐的消极影响,以致产生负面效应。因此传媒对于青少年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 2中小学音乐教育模式的改革势在必行 2.1中小学音乐是中小学生人格、品质的净化剂冼星海说得好:“音乐,是人生最大的快乐;音乐,是生活的一股清泉;音乐,是陶冶性情的熔炉”。音乐课是一门具有开发智力、陶冶情操、培养能力、提高素质的综合性育人功能的课程,它主要是通过美的渗透来影响青少年的精神境界,也是他们心灵的净化剂。教师应该用音乐艺术那独特的艺术魅力去感染学生,使他们的思想受到震颤,心灵得到净化,情操得到升华。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指出:“对艺术,特别是音乐,道德内容是其灵魂,是其存在的意义。可见,音乐在净化人类灵魂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学校音乐课的一切形式都应当宗旨在发展学生的精神生活,帮助他们的道德水平,让学生在音乐课内感受美,欣赏美,识别美,创造美,并在教育过程中渗透思想品德的教育,使音乐教学真正成为灵魂的净化剂。 2.2音乐教育有利于培养和开发中小学生的音乐潜质 音乐教育观念的转变是改革的首要任务,艺术教育不应只注重知识技能,而更重要的是艺术感受,培养人的创造性。音乐课不单纯是教学生唱歌,学生还要看、要听、要动。要让学生充分地感受音乐、鉴赏音乐、表现音乐、创造音乐。教师要鼓励学生大胆参与,破除学生对音乐的神秘感,使学生对音乐感到十分亲切,在多听、多唱、多想、多做、多动中进行音乐的学习和创造。听赏课曲目的选择则要为学生提供多听、反复听、对比听的可能。还有,新教材中出现了一种新颖的教学活动形式——综合表演,小学低年级主要安排了“歌表演”、“随着音乐表演”、“音乐网页”等活动形式,教师则在具体环节上给以指导。因此,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培养学生音乐兴趣的同时,还应着重学生音乐潜能的挖掘,激发每个学生的音乐潜质,为学生学习音乐,享受音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3加强中小学生对音乐的理解有利于培养人的综合素养 俄国音乐理论家霍姆斯基说过“音乐教育不是音乐家的教育,而应该是人的教育。”这句至理名言告诉我们:学校音乐教育的目的是除了让学生具备一定的音乐修养之外,更重要的是使人的综合素质得以培养与提高。但是喜欢音乐却缺乏音乐素养的人却很多。现在的中小学生都是偏爱流行歌曲,无论是在放学的路上,还是课后,你都能听到学生哼唱的总是流行歌曲,甚至在校园歌曲大赛上也听不到民族风的艺术歌曲,取代的都是通俗和摇滚乐。怎样提高学生的音乐素养呢?教师应从“多听、多练、多看”这三点来抓起。多听:聆听能使学生欣赏和理解音乐;多练:练习识谱,视唱,节奏与和声等;多看:看音乐方面的书,比如音乐专业基础知识,音乐文化书籍。学校应以多种手段来鼓励学生提高音乐素养。 音乐是美的艺术,音乐教师是美的传播者。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带领学生走进音乐的殿堂,去感受美、理解美、表现美与创造美,塑造美的心灵、美的人格,让学生热爱音乐、热爱艺术、热爱生活。这个过程是漫长而曲折的,这就需要广大音乐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为培养造就适应新时展的具有高尚审美情趣的高素质人才而奋斗! 中小学音乐教育论文:中国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创新 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民族文化,中国民族音乐更是绚丽多彩,在世界乐坛独树一帜。中国民族音乐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形成而形成,是中华民族精神和气质的象征。今天民族音乐被赋予了更加重要的意义,它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象征符号,是各个国家、各民族之间增进了解的通用语言。中国民族音乐为其他国家和民族打开了了解中国、认识中国的窗口,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也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因此,在中小学生中进行中国民族音乐教育是十分必要的,它不仅可以让中小学生更好地了解中国民族音乐、民族文化,拓展他们的艺术视野,增强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同时,更是一种极为有效的审美教育形式。 一对中小学生进行民族音乐教育的意义 民族音乐教育作为一种审美教育手段,它的作用不只是美育本身,而且有益于中小学生的德、智、体全面提高。首先,民族音乐教育对提高中小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我国的民族音乐在给中小学生以美的享受的同时,也教育中小学生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如刘天华先生作于1931年春的二胡独奏曲《光明行》。1931年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内有军阀混战,外有日寇入侵,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对生活都抱有一种悲观情绪,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或多或少地出现了一些偏移。刘天华先生的这首《光明行》就出现在这个时期,是一首振奋人心的进行曲。旋律明快坚定,节奏富于弹性,用主和弦分解进行构成的号角式音调,在乐曲中占主导的地位,这一切都使全曲生气勃勃,充满勇往直前的进取精神和对光明前途的乐观自信。刘天华先生借这首乐曲来鼓励国人,并且告诉国人,只要我们努力奋斗,我们的未来就会充满希望。中小学生们在学习这首乐曲的过程中,通过老师的正确引导,很容易理解这首乐曲的中心思想。这样一来,中小学生通过民族音乐不仅接受了审美教育,同时也接受了思想道德教育。其次,民族音乐教育对提高中小学生的综合文化素质有积极的作用。民族音乐赏析是一个全面的过程,它可以让中小学生在赏析民族音乐的过程中了解音乐家以及音乐作品的意义、价值,使中小学生掌握大量的感性材料。如在欣赏二胡曲《二泉映月》的过程中,老师可以讲讲其作者华彦均的故事,通过对曲作者生平的讲解,让同学们了解到《二泉映月》并不是一首赞叹美景的作品,而是一首作者吐露心声的作品。通过这种方式,同学们不但懂得了《二泉映月》这首乐曲的真正意义和价值,还学会了应该如何去赏析其他同类型的乐曲。所以说,民族音乐教育对提高中小学生的综合文化素质是很有帮助的。再次,通过民族音乐教育可以培养中小学生发现美、认识美的能力。前面已经提到过,民族音乐教育是审美教育的重要手段之一。中小学生在学习民族音乐的同时,老师还应该教授一些基本的音乐知识,让同学们通过这些基本的音乐知识去发现民族音乐之美,并学会怎样认识民族音乐的美。综所上述,民族音乐教育对中小学生各方面的提高有着重要作用,应该在中小学教育中受到更多的关注。 二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所面临的问题 虽然现行的音乐教材中,民族音乐的内容占了很大的比例,各地音乐教材中都增加了乡土教材的内容。这表明教材编写者的基本方针是正确的,愿望是美好的,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却是另外一种情况。那么我们的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到底面临着什么样的问题呢? 第一,我国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受到了流行音乐和西方音乐的强烈冲击。现在大多数的中小学生张口就能说出一大批流行歌星的名字,他们平日里主动接触的也仅限于流行音乐。因此现在大多数的中小学生对音乐的了解仅限于流行音乐,而对民族音乐的了解少之又少,在中小学生的音乐生活中民族音乐已经变得无足轻重。另外,现在很多中小学生热衷于钢琴、小提琴等西方乐器的学习。而在对民族音乐的学习上,尤其是民族器乐的学习上,很多家长和学生视民族乐器为“土”乐器,不愿意学习。这样就造成了某些民族乐器后继无人,乃至失传。 第二,在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下,中小学生民族音乐教育不被重视。虽然现在的中小学教育提倡素质教育,但是在很多地方的中小学实际教学中看重的还是升学率,把升学率看作是衡量教学质量的唯一标准。这样一来,不属于升学考试课程的音乐课自然而然地就受到了其他“主课”的排挤。很多中小学的音乐课可有可无,音乐课的情况无人问津、无人监督、无人关心。使得音乐教育无法按照《课程标准》执行,更不用说完成《课程标准》所规定的内容了。 第三,在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中过分地注重音乐知识与技能的掌握,忽视了中小学生在民族音乐教育中应该得到的审美体验和情感体验。虽然在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提出“以审美为核心”的基本原则,并且许多中小学校都摒弃了以往把音乐知识和技能作为音乐课程的首要目标的做法,而是强调音乐兴趣爱好与审美能力的培养,强调通过音乐教育开发创造潜能,培养全面、和谐、充分发展的个体。但还是有很多的中小学校在民族音乐教学过程中违背了“以审美为核心”的原则,依然过分地强调知识点的掌握,从而忽视了中小学生在欣赏和参与中体验、探索、感知民族音乐。 第四,现代社会过分地看重音乐的功利性。因为学习民族音乐不能给人带来现实的利益,从而使得中小学的民族音乐教育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很多人不注重民族音乐的审美价值,而是用其他音乐所带来的现实利益来与民族音乐作比较。人们逐步远离民族音乐是因为学习民族音乐不能给人带来现实的利益,人们不会只重视审美的价值而对民族音乐的深远意义发生兴趣。这种思想也影响到了一部分中小学生,使得一些中小学生对学习民族音乐产生了抵触情绪,进而影响到了民族音乐教学的正常进行。众所周知,音乐是一门情感的艺术,它带给人们美的享受,而不是某种现实的利益。如果我们一味地追求音乐带给人们的现实利益,那么我们就偏离了音乐的本质,曲解了音乐的真正价值。 第五,音乐的娱乐功能被过分地放大,主要表现为“快餐式”的流行音乐盛行。这种音乐的确可以起到为高节奏生活减压的作用,但其内容大多与爱情有关,且传递的音乐思想过于低俗,所以并不适合中小学生。如果中小学生过多地接触这种“快餐式”的流行音乐,首先会对他们的身心健康产生不利影响,其次会影响到他们学习文化的态度,再次会对他们学习民族音乐形成障碍。举个例子,近几年来类似于“超级女声”等平民选秀活动特别火爆,无论是参赛者还是观众,学生都是活动的主体。这其中有个重要原因是一赛成名的选手幸运地过上了他们梦寐以求的生活:前呼后拥、光彩照人、名利双收等等。而且这一切似乎不需要付出太大的努力,往往是被星探相中,然后重金包装就行了。由此可见,过分放大音乐的娱乐功能会对中小学生产生负面影响。以笔者之见,现在的中国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还存在着很多问题,但上述几个问题是最为突出的,也是亟待解决的。 三解决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所面临问题的途径 民族音乐是本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是民族意识与民族精神在音乐领域的积淀,它体现着本民族的民俗、民情,具有巨大的教育价值。 第一,我们要创造良好的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气氛。学校可利用广播、报刊等各种宣传手段宣传民族音乐,传播民族音乐的知识,组织民族音乐知识讲座,成立民乐学习兴趣小组,组织民族乐队,举办民族音乐演唱、演奏比赛,组织学生下乡采风,广泛收集本地区、本民族的民歌。在这些活动中培养学生兴趣,传授音乐知识,提高民族音乐的演唱、演奏能力,真正繁荣民族音乐的教育,提高学生的民族音乐素质。 第二,加强对民族音乐教育的重视。各中小学校应该意识到民族音乐教育是素质教育中一个重要的环节,是审美教育的重要手段。音乐课和其他课程一样,是同等重要的,不能片面地为了提高升学率而忽视甚至放弃对中小学生进行民族音乐教育。因为弘扬民族音乐文化还是要从中小学音乐教育做起,从娃娃抓起。我们应该继续发掘民族音乐教育的巨大价值,肯定民族音乐在中小学音乐教育中的地位。 第三,培养中小学生赏析民族音乐的能力,增强中小学生的感性经验。民族音乐的欣赏应本着以主观体验为主,增强学生的感性经验,在教师的引导下发现民族音乐的美,领悟民族音乐的妙,体验民族音乐的情,感受民族音乐的真的原则,吸收本民族所特有的精神气质和艺术神韵。在欣赏的过程中,不要拘泥于乐曲结构、旋律发展手法等内容的分析讲解,以学生自我感受为基础,启发学生展开想象的翅膀,令学生将民族音乐与自我的情感认识不断协调起来,使民族音乐的欣赏成为学生情感体验的活动,在活动中令学生自我振奋、自我感动。乡土教材的挖掘和利用,可使学生从自己生活的区域中、从自己熟悉的生活中获得民族音乐的素材,更加愉悦地接受民族音乐文化的熏陶。 第四,用正确的态度对待民族音乐教育。我们不应该用功利的目标去衡量民族音乐教育,应该认识到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的核心是“审美”,重在培养中小学生的民族审美观,加强学生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了解、继承和发展传统音乐文化,提高中小学生的民族音乐素质,开创民族音乐文化繁荣的新局面,培养中小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 第五,突出民族音乐的文化内涵。面向中小学生的音乐应该承载更多的文化传递的功能。我国的民族音乐不仅包含了我们民族特有的审美观念、审美表现意识,而且各种传统文化都可以在民族音乐中找到缩影。所以我们应当引导学生学会辨别音乐,使学生能分辨出什么样的音乐才是好音乐,并且带领学生深入地挖掘民族音乐中的文化内涵,使学生在学习民族音乐的同时受到文化熏陶、提高文化素养。这并不是说中小学生的音乐不可以娱乐,但不能只是娱乐,必须在娱乐的过程中提升文化,提高素养。 建国以来,我国的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不断地发展完善,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虽然仍存在着不少的问题,但我们还是应该看到我国的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正在探索中稳步前进,我们的音乐教育工作者也为之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我国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的美好! 中小学音乐教育论文:中小学音乐教育的创新探讨 摘要: 中小学现代音乐教育的实施状况处于不断完善的趋势,课堂教育和课外教育相互补充,给学生营造一个持久的学习氛围。本文通过对泰安市几所具有代表性的中小学进行调研,对课时量、课程内容、授课方式方法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总结,并提出创新性思考观点。此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也给现代音乐教育打开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局面。 关键词: 音乐教育;信息化;学生 一、中小学音乐教育的实施现状 中小学现代音乐教育的实施状况正处于不断完善的趋势,不论是从师资配备方面,硬件设施提供方面还是授课方式、音乐活动展开情况等都优于过去。笔者走访了泰安市多所中小学,了解到,音乐教育领域的师资力量正在逐渐强大起来,学校广泛招聘业内优秀教师,形成了越来越强大的教师队伍,在文凭、学历、从业经验方面都有较高的要求。学校对于音乐类课程的授课方式也在与时俱进,大力倡导使用新媒体,实现现代化教学。不仅多媒体教具广泛运用到教学中来;艺术活动使用的会堂、多功能厅、活动教室、排练教室等也在不断进行修建或者翻新、完善,甚至各种艺术活动学生所需要的用具也越来越充盈,服饰、舞台化妆品、合唱谱夹、谱架、音乐情景剧道具等等。由此一来,艺术活动的展开就更加丰富、更加便易,学生的积极性也逐渐提高。不过,当前音乐教育在实施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具体的问题,笔者选了泰安市三所具有代表性的中小学作为例子来进行比较分析,在下面将做详细阐述。 1.1课堂教育课堂教育 一直在学校教育工作中占有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不仅对于学生的覆盖面广,而且易于管理,易于形成系统性、规范性,对于教育成效也相对直观,通常来讲,学生呈现出一定的积极性和纪律性,尤其是对于音乐学科兴趣浓厚的学生来讲,他们往往能从课堂教育中收获大量的音乐基础理论知识,兴趣稍淡的学生也能够在纪律的约束和规范下很好地完成学校设置的课程学习,并在长时间的音乐熏陶中有所改变、提高,受到良好的影响。课堂教育在中小学的音乐教育实施中起着重要作用,也是学校惯用的传统方式。 1.2课外教育艺术教育 除了传统的课堂教育以外,课外教育也逐渐被重视起来,并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常用的方式有各类大小型活动,例如校园音乐戏剧节活动、六一儿童节文艺展演等等。这些艺术活动、讲座大大丰富了学生的课余文化生活,让他们在不经意间便接受到强烈的艺术感染,对于传统式教育而言,这些方式更灵活、新颖,更加有利于他们的学习。课外教育是课堂教育的辅助和补充,也是良好的实践,已经逐渐被综合性大学的师生重视起来,并且在年复一年的活动中不断的完善和创新,在音乐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中小学现代音乐课程的潜在问题 首先是受重视程度不够。中小学教育对于音乐类课程的重视程度不够的问题依然存在,主要体现在学生的认识上。他们通常认为语文、数学才是应该努力学习并且花费时间的科目,从而忽视对自己审美能力的培养和艺术熏陶。对于上课的纪律往往也容易忽视,甚至有些同学一到上音乐课的时间就去做数学作业。课程内容较单一也是综合性大学艺术教育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据问卷调查显示,平均20%--35%的学生表示对于音乐学科的学习感觉有些枯燥。而音乐教育在中小学教育中本应该起着平衡、调剂的作用,又有35%以上的学生希望再增加一些和现有学科相关的内容,使音乐课的内容更丰富一些。再就是实践的机会相对较少。由于繁重的学习任务,学生总是缺乏课余参加音乐实践的时间和精力。例如,文艺演出的排练,这就需要花很大部分时间,有些学生因为面临期中考试或者感觉近期学习任务较重,就选择放弃。有些学生总认为只需要掌握基本的理论知识即可,实践是可有可无的事情。这是由于他们对于音乐学科的特点还认识不够。 三、创新性思考 3.1多样化设置 音乐教育是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的,必须是一个长期缓慢的熏陶过程。笔者认为,在现有的日常课程安排基础上,可继续增加一部分音乐类课程的时间。此外授课方式也可多样化一些。音乐学科需要融入学生自己的创造性思维,这样才能将学科优势最大化发挥出来。吸引更多的学生主动参与进来,培养他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是很重要的。近年来很多教师在摸索总结下对于课堂教学都进行了创新和完善。音乐活动的开展也可多样化,例如加强校与校的交流与合作等等。 3.2客观需求与主观愿望相交融 在实施音乐教育过程中,需结合本校学生的自身特点进行工作的开展,学校可参考学生自己的学习愿望来调整学科设置的比例和分量。例如,有一些学生对某一种学习方式尤其感兴趣,而他所在的班级又没有或者缺少相应的学习机会,针对这一类学生,笔者认为学校应该考虑到他们的诉求,多提供一些机会,鼓励师生之间加强交流和探讨。再比如对于课余实践活动更加重视起来,配备好的指导老师,创造更多艺术实践的平台,满足学生自身的需求。总之,音乐教育的实施要将学生的客观需求和主观愿望相交融,过分地强调客观需求或者主观愿望都难以达到最佳成效。 3.3学生受益,变化显著 3.3.1积极性提高 通过对音乐类课余活动的更新、课程设置的改进,再融入学生自己的主观愿望。笔者认为,学生对于音乐教育的接受程度和参与积极性会大幅度提高。选课会更加主动积极,上课会更认真投入,课外活动的学生覆盖面也会扩大不少。对于开展音乐教育的老师们而言,效果也是显著地,学生课余生活、课堂氛围都更加丰富了起来,大部分学生都能找到与自身兴趣爱好相契合的接受音乐教育的方式,这是尤其重要的,只有学生的主动性被激发出来了,才有利于更好地发挥音乐教育的作用。 3.3.2学生身心受益 良好的音乐教育带给学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它能使其轻松愉悦地浸泡在艺术氛围中进行耳濡目染地感受和熏陶,长时间维持这样的状态之后,对于学习压力较大的同学来说都是一种极好的释放和调节途径,也为他们投入到日复一日的繁重学习中不断储备新的能量。心理健康教育一直是中小学教育很重视的工作,艺术教育作为重要途径之一,一定会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在接受音乐教育的过程中,学生的情感有所共鸣,心灵得到净化,各种负面情绪也能很好地舒缓。参与一出励志音乐剧的排演可能让人重新燃起对理想的追求,一段诙谐幽默的歌剧片段也许能让人开怀一笑……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是密不可分的,良好的音乐教育对于二者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四、音乐教育在现代中小学教育中的前景展望 4.1被重视程度大大提高 随着精神文明建设愈发被重视,国家的大力倡导,人们对于音乐教育的重视程度也在逐步提高,不论是学校领导、教师,家长还是学生,都从思想上、工作学习思路上有很大的转变。音乐教育的重要性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学校所认识,他们对于音乐教育的重视程度会日渐提高。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重视孩子的培养,尤其是在城市,从一线大城市到县级市,家长们通常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最大努力给孩子提供一个从小接受音乐熏陶的机会,例如,在艺术培训中心学习钢琴、声乐、古筝等等。对于中小学阶段,家长和孩子自身对于艺术教育的重视将会呈缓慢上升的趋势,前景还是比较乐观的。 4.2现代化、信息化 信息化网络时代的到来加快了我们的生活生产方式改变的步伐,教育事业也很快随着进入了改革的进程。随着现代化信息化的推进,音乐教育迎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局面,学生可以轻而易举地在互联网上找到各种信息,有谱例图片、视频、教学视频、教学文案、各学科专家的讲座视频等等。并且,也有越来越多的学校愿意加入优质课程视频分享的活动中来。日前,国内外很多知名学校正在推广一种名为MOOC的教学方式,也就是“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中文昵称“慕课”①。据了解,以后会出现越来越多的情形是老师在网络上通过视频给学生讲课,甚至连校外的人,只要打开电脑,连上网络,即便不是该学校的学生,也完全可以享受到名校名师的讲课。互联网深度介入教育领域的时代势不可挡地到来了。借助于网络的便捷传播,能听到优质课程的人数会翻倍,能吸引人们的各种艺术呈现形式越来越丰富,接收起来方便快捷,视觉冲击力更强,对学生的创新思维训练极其有利,专家大师们的学问和精神也将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对学术振兴、文化繁荣、社会进步也就顺理成章了。更重要的是,互联网的介入为学生的艺术创作提供了极为广阔的空间和平台,在那里,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尝试、创造、展示,互相学习、互相借鉴。与此同时,这种新形势下的教育模式对传统的师生关系也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对于教师们是机遇,也是极大的挑战。这就需要教师们在熟悉掌握学科构架的同时,不断熟悉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与时俱进,吸纳学科最前沿的理念,对学生起到很好的引领作用。当然,这样的信息化教学和学生的年龄有密切的联系,太小的学生只能在老师和家长的辅助下完成,较大一点的则可以独立进行学习和资源利用。 五、结语 本文主要以泰安市几所中小学为例,做了相应的问卷调查,进行综合比较。较为仔细地分析了中小学现代音乐教育的实施现状,参考结合多位国内专家教授们的文献著作,提出了一些对于现代音乐教育的创新性设想及看法。音乐教育的不断完善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在一代又一代音乐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在广大学生、家长的密切配合下,中小学的音乐教育一定呈现出乐观的走势,更加光明的前景。 作者:胡薇 单位:山东服装职业学院 中小学音乐教育论文:中小学音乐教育哲学观分析 中小学音乐教师作为儿童音乐素养发展的促进者,其专业的发展是个“动态”的过程,它是在研究自身教学经验和改进教学行为的过程中实现的,是在不断学习和完善自身素质的过程中实现的。在我国中小学音乐教师的专业化发展过程中,由于缺少对音乐教育基础理论的学习,其专业化发展历程被动且迟缓。在《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2011版)》(以下简称“新课标”)已经实施了十五年的时候,一些问题就显现出来,即中小学音乐教师教育理念与教学行为的改变均来源于官方“外驱力”的驱使,大部分中小学音乐教师改革意识被动,教学实践呈现出机械模仿,甚至是换汤不换药,应付检查的现象。究其深层原因,是因为中小学音乐教师专业化的发展缺少内动力。因此应寻找到中小学音乐教师专业发展的内动力,增强其专业发展的自觉性,最终使其在职业成长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个人的教学风格。作为音乐教育的基础理论———音乐教育哲学,应该受到中小学音乐教师的普遍关注,因为坚实的哲学基础可以帮助教师形成独特的教育观点和有效的教学策略。对于中小学音乐教师来说,缺乏对音乐教育基础理论的研究,尤其对音乐教育哲学思想的无视和冷漠,导致音乐教育哲学理论与音乐教育实践之间长期得于隔离状态。中小学音乐教师应该尊重当今国内外音乐教育哲学思想的观点,对音乐教育哲学研究成果做出正确的鉴别和选择,并在教学实践中加以验证与运用,使其成为自身专业化发展的内动力,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实现中小学音乐教师的专业化发展。 一、建立兼容的音乐教育哲学观 在当今音乐教育发展历程中,出现了多元的音乐教育哲学观,其中影响在我国较大的有“审美的音乐教育哲学”“功能(社会)的音乐教育哲学”“实践的音乐教育哲学”“文化的音乐教育哲学”“以创造为核心的音乐教育观”等[1]。我国鲁东大学的崔学荣在深入研究以上音乐教育哲学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兼容的音乐教育哲学观[1]。 (一)兼容的音乐教育哲学观的理论基础1.多元音乐教育哲学思想之间存在兼容性纵观多元的音乐教育哲学思想,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其哲学思想呈现出普遍的兼容性。比如美育音乐教育哲学观兼容了审美哲学与功能哲学的思想,主张音乐教育既要培养人的审美观和欣赏能力,又要培养人的健康人格,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审美音乐教育哲学在强调音乐教育首先是审美教育的同时,认同音乐教育同样具备教育、社会、文化、创造等功能。实践音乐教育哲学兼容了文化音乐教育哲学的思想,在强调音乐是多样化的人类实践与学生的亲身参与的同时,提倡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理解音乐。音乐创造为核心的音乐教育哲学观既从审美、实践出发,又超越审美和实践,达到审美与创造的高度,主张音乐教育重在培养人的创造能力与创造性思维能力,把音乐教育提高到培养创新型人才的目标上。纵观多元的音乐教育哲学思想,既各具特性,又存在相互兼容的性质。2.课程标准中体现出兼容的音乐教育哲学思想在“新课标”中所确立的课程性质以及课程理念中,均以“美育”“文化”“审美”“实践”“创造”的音乐教育哲学思想作为基础。比如,在“新课标”课程性质的人文性中就是这样表述的:“音乐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和智慧结晶。无论从文化中的音乐,还是从音乐中的文化视角出发,音乐课程中的艺术作品和音乐活动,皆注入了不同文化身份的创作者、表演者、传播者和参与者的思想情感和文化主张,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时代文化发展脉络以及民族性格、民族情感和民族精神的展现,具有鲜明而深刻的人文性。”[2]在“新课标”的课程总目标的表述中融入了“功能”音乐教育哲学的思想;在三维目标视阈以及在教学内容所指向的“感受与欣赏”“表现”“创造”“音乐与相关文化”四个领域,进一步体现出以兼容的音乐教育哲学思想作为理论基础。广大中小学音乐教师只有全面了解制定与修订课程标准背后的哲学理论基础,深入、透彻地把握其内涵,认同并理解课程标准中所体现的兼容的音乐教育哲学观,才能从更深层次上解读课程标准,才不会出现教学行为的机械模仿、盲目跟风的现象,才会避免出现诸如关注了学科综合与文化的多元性、却偏离了音乐本体,强调了音乐实践活动而导致音乐活动的花哨作秀等一些较为极端的现象。 (二)兼容的音乐教育哲学观的哲学主张鲁东大学崔学荣提出的兼容的音乐教育哲学观,从三个层面阐述了其哲学观点:第一个层面,是从音乐教育的内容层面进行阐述,即“在音乐实践与音乐创造的过程中,体现音乐审美与文化的统一、美育论与功能论的统一。也就是从音乐教育的内容来看,要以审美的音乐教育哲学和文化的音乐教育哲学为基础”[1]。第二个层面,是从音乐教育的过程来阐述,即“从音乐教育的过程来看,以实践的音乐教育哲学和创造的音乐教育哲学为载体”[1]。第三个层面,是从音乐教育的目标进行阐述,即“从音乐教育的目标来看,以美育论哲学和功能的音乐哲学为指导”[1]。兼容的音乐教育哲学观融合了各种哲学思想的合理性,规避其局限性,向我们提出了开放哲学视野下的音乐教育哲学观。我国中小学音乐教师应该建立起“基于音乐学科本体及其文化语境的,以音乐的实践和创造能力培养为重点,同时使学生受到美育的和功能的音乐教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成长的兼容的音乐教育哲学观”[1],才能将其转化为专业发展的“内动力”,从根本上实现音乐教育的优质教学,使自身成为推进基础音乐教育改革的践行者。 二、兼容的音乐教育哲学思想在基础音乐教育中的运用 广大中小学音乐教师要充分认识音乐文化的多样性和音乐教育的多维性,丢弃“非黑即白”的单一思维惯式,运用兼容的音乐教育哲学思想来指导教学实践。 (一)以文化为引领,以审美为核心“文化中的音乐与音乐中的文化”理念已广泛地被运用于基础音乐教学中,一些中小学音乐教师也在不断探索着文化的切入点与音乐审美的融合与贯通。因此,在音乐教学中,首先要以文化为切入点,通过创设相应的文化情境,引领学生在音乐文化的“原始语境”中进行音乐性的审美,促使音乐“原始语境”与学生“主题文化语境”的融合。要始终沿着文化的主线展开,不能偏离轨道。其次,要以音乐为本体,坚守音乐艺术的独特禀赋,引领学生探索音乐的内在表现力,使学生深入到作品内在的音乐性中,培养学生对音乐表现要素的精确体验,充分领略音乐要素所蕴含的民族性格、民族情感和民族精神,深刻领悟音乐艺术的独特美。同时,要避免文化淹没音乐审美,或音乐审美没有文化的现象,从而达到音乐审美体验的真正目的。例如,在全国第六届中小学音乐课评比中获得一等奖的课例《跳竹竿》,就是以彝族民歌为教学内容,通过用方言朗诵歌词,用惊钟、椰壳为歌曲伴奏,跳彝族竹竿舞等,将学生带进了彝族的文化语境中,充分体现了以文化为引领的教育理念。该课例在演唱、伴奏、跳舞等艺术实践中处处以音乐审美为核心,突出了以音乐为审美本体的教育思想。 (二)强调音乐实践,突出创造能力培养在基础音乐教学中,引领学生参与聆听、演唱、演奏、综合性艺术表演和音乐编创等多样性的音乐实践活动是教学的主体内容,要使每位学生都做到情感参与、行为参与和认知参与是音乐实践的关键所在。首先,教师既要有精心设计音乐实践活动的能力,又要有探索教学中新生成的教学资源的勇气,只有如此,才能不断将实践活动推向纵深。其次,创造力的培养是儿童内在发展的需要,音乐是极富想象力的一门艺术,能刺激儿童产生丰富的想象,是培养儿童创造能力的重要途径。要使学生在音乐活动中始终保持持续的兴奋度,就要不断地给予学生新刺激与新挑战,精密设计每个环节的创新点,不断给予学生更多的创造机会,“使音乐创造即贯穿于‘立美’的音乐创作、音乐表演,也贯穿于‘审美’的音乐鉴赏”[3],使音乐活动真正成为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与能力的有效途径。需要注意的是,在教学中音乐实践与创造活动的设计要紧紧依托学生的音乐认知能力,契合学生的内在需求和知识储备,只有如此,才能深深吸引学生,使其投入其中,乐此不疲。例如,全国第六届中小学音乐课评比中获得一等奖的课例《月亮月光光》,教学紧紧围绕为台湾民歌《月亮月光光》配伴奏而展开,教师精心设计了聆听、演唱、演奏、音乐编创等层层递进的实践环节,活动内容丰富多彩,活动形式灵活多样,使全班学生做到了人人参与,亲身体验,实现了音乐实践活动的有效教学,充分突出了学生的主体地位,使每位学生都做到情感参与、行为参与和认知参与。另一方面,在音乐实践活动中,教师引领学生探索三角铁、蛙鸣器、小纸片、钢片琴等打击乐器的音响特点,使学生创造性地用它们来模拟月光、蛙鸣、风声、流水声,进一步烘托了歌曲意境,有效激发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培养了学生的创造能力。 (三)以美育和功能为借鉴,实现育人目标教育是人类最具目的性的一项社会活动。对于音乐教育来说,它综合了音乐和教育两种实践活动,也就是说,我们除了培养学生的音乐素养、审美情感、音乐技能外,还要关注学生接受音乐教育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的问题。音乐教育不仅要培养人的审美观和欣赏能力,还要培养健康人格。广大中小学音乐教师应该借鉴古今中外的美育哲学思想和功能的哲学思想,将教育理念提升到培养人的层面上,使音乐教育成为促进学生知、情、意、行全面发展的育人教育。总之,通过音乐教育,不仅要使学生成为热爱音乐的人,更要成为人格健全、富有创造力的新时代的谦谦君子。例如,全国第六届中小学音乐课评比中获得一等奖的课例《三只小猪》,在教师的积极引领下,学生们在音乐实践活动中即有秩序,又有合作,他们快乐地表演,并在表演中享受着快乐,在愉悦的氛围中认知曲式结构、乐句、音乐情绪等音乐基础知识,整个课堂和谐、友善。 三、结语 面对国内外多元音乐教育哲学思想并存的总体态势,我们的基础音乐教育实践中应该尊重和学习当今国内外音乐教育哲学思想的观点,对音乐教育哲学研究成果做出正确的鉴别和选择,以发展的眼光,融会贯通的智慧,建立起兼容的音乐教育哲学观,在教学实践中灵活地加以运用,并不断针对个人所处的教学环境与社会文化环境做出修正与完善,做到研究和教学一体化、理论和实践一体化。不断增强专业发展的自觉性,寻找到专业发展的内动力,使兼容的音乐教育哲学对我国的基础音乐教育起到真正的指导作用,使我国的基础音乐教育朝着理性的、合理的和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方向发展。 作者:王景 单位: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音乐学院 中小学音乐教育论文:中小学音乐教育论文 一、音乐教育的方法 合适的教学方法能够将音乐旋律当成调动听众的工具,进而使其进入一种新的情绪状态。中小学音乐教育需要用演唱以及美妙的音乐来感染、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动力,所以要积极探索合适的教学方法,以强化学生自身情绪的管理。目前,在音乐教育的方法上,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一是方法不够灵活,教学手段单一。目前,中小学音乐课的教学大多比较死板,教师教学过于看重书本教学。在调查中我们常常发现,有很多学生虽然喜欢音乐,也有音乐特长,但当问起他们的音乐课堂学习时就会摇头。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大多是音乐教师没有把音乐课所特有的轻松活跃氛围带到课堂上,从而使很多学生根本不喜欢上音乐课,提不起积极性。音乐课的教学方法应该是多彩的,多样的,而不是单一的。不能只以教师为中心,要看重学生学才是有效的教学思路。音乐教育的主要目的是给学生足够的创新和思索空间,进而挖掘出学生的潜能,发现并培养音乐人才。二是共同参与不够,双向互动匮乏。为什么学生普遍喜欢音乐但仍有相当多的学生总是不愿意上音乐课呢?可见我们的音乐课教学方法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弊端。青少年学生简单、天真,他们对课堂的要求其实也很简单,尤其是音乐课堂,每个孩子心中都有一个美丽的梦,那就是期待被老师提问和重视,期待在课堂上有所表现,期待参与到音乐课堂互动中。事实上,也只有他们积极地参与进来,音乐课堂教学才是成功的、有效的,学生的潜能才能开发出来。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特别注重学生的参与接触状态,不仅要为学生营造一种民主、和谐、活跃的课堂环境,同时也要为学生参与沟通提供合适的、有自由发挥空间的课堂氛围。总之,“教学”包括了教与学两个部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能只顾自己在讲台上讲,还要与学生互动,重视学生的反应状态,看学生是否接受。如引导学生讨论一些音乐问题,应尽可能使学生的思维过程得到释放与开发;还可让学生简单评赏一首乐曲或对某一位歌唱家的艺术特点进行简单点评等等。从整个教学过程来说,教师不能时时处处包办,应给予学生独立思考的机会和空间,学生始终应该是主体,主动性也始终属于他们,而教育工作者的重要作用则是抛砖引玉,这样的课堂教学才有效,这样的教育才会得到更多人的认可。 二、对中小学音乐教育的建议 1.优化组合,最大限度利用现有资源一是教师要有分工。一般城镇中小学设有音乐教师三人左右,这对于只在低年级开设音乐课,且每个教学班每周只有一节音乐课的中小学来说,师资也不算紧张。重要的是现有的音乐教师一定要分工明确、合理负担,这样才有利于中小学的整体音乐教育质量提升。据笔者调查,不少中小学音乐特长班的教学几乎全由老资格的音乐教师承担,而其他几位较年轻的音乐教师则闲置一边,这样一来,不仅他们的音乐才能得不到发挥,还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等于是资源浪费。如果让仅有的几位教师联手合作,把试唱、乐理、声乐、钢琴、加试等项目加以分工,这样中小学特长班的成绩肯定会更加辉煌,资格较老的教师压力也会缓解很多。另外,在负责组织学生课外娱乐活动的时候,这几位音乐教师也能各负其职,分工明确,共同完成任务。二是合理利用现有资源(如乐器、教室等)。对于提高整体音乐教学质量来说,有良好的硬件设施作保障是不可或缺的条件。但由于不少地区经济条件有限,音乐教学设施普遍不足,所以笔者建议在资源利用上多做文章。如不少乡镇学校还没有舞蹈房和排练房,每到有大型文艺活动,学生一般在露天场所排练,如遇刮风下雨天气就无法正常进行。为了解决这种不便,我们可以把学校的闲置房简单布置成舞蹈房和排练房,供学生平时学习或排练时使用。三是合理利用课外活动。调查发现,很多爱好音乐的学生都盼望着过十一、过元旦,这样就可以有文艺晚会之类的音乐活动。这个问题引发了我们的深思,如果我们能给学生们多一些展示自我的机会和空间,学生也许对音乐教育的感触会有另一番反应和见解。笔者建议平时可以组织业余的合唱团、舞蹈队之类的团体,以提升整个中小学的音乐教育氛围。对这一方面,江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就做得非常好,他们利用周六下午组织爱好音乐的学生排练合唱、学习乐器,还组建了合唱团、小乐队,经常演出,在江西省中小学乃至全国都有一定的名气。四是适当添置基础设施,改善办学条件。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及学校领导应尽力改善音乐学科的教学条件,筹备音乐教学用具专项资金,对教室环境、教师用具、音响设备、多媒体等方面逐渐进行补充、配套,使之适应素质教育下的音乐教学。此外,学校还可发动一些有条件的教师和学生提供自己多余的音乐器材,如手风琴、电子琴等常用乐器及教学挂图、教学光盘等教学用具;还可自制一些道具、教学挂图等,以填补音乐课教具的不足。 2.对教学系统的建议一是课程方面的建议。中小学因为受到应试教育的限制和目前社会、家长双方面的升学压力,在音乐教育方面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都存在着许多不足。对此,建议教育当局一定要转变对音乐课的态度,方能使这一现状得到改观。首先,要把音乐课放在恰当的位置上,做到既不抬高,也不压制。其次,保证每周的音乐课有足够的课时。在课时上努力做到既不能取缔,也不能虚位。最后,让音乐课成为活跃和拓展师生业余文化生活的阵地。二是教师方面的建议。教育当局应当给音乐教师提供进步的时机,如进修、培训、交流等,经过一些专业院校的培养、培训,使之成为业务精、素质高的骨干音乐教师。目前,在新课改的冲击下,全国上下掀起了教师继续教育、学历培训等热潮。在各级各类培训中,利用现有资源,通过双休日、寒暑假、节假日等课余时间来给音乐教师队伍充电,这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十分可行的。另外,如能给音乐教师一定量的工作压力(申报课题、写学术论文),也可使之有一种责任感,容易发挥主人翁的精神。 3.对改变教学观念的建议“蹲下来,同孩子一起看世界。”作为中小学音乐教育的老师,要以学习为本,克服对学生音乐学习所带来的各种束缚,要创新学习方式[。一是积极引导,尊重学生天性。教师虽然要时刻把握学生的学习方向,正确引导学生学习,不能完全按照他们的喜好,由着性子发展,但同时也要尊重他们的学习天性,更不能抹杀他们的个性。这让人想起流行于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由徐楠、尚纪元作词,谷建芬作曲,苏红演唱的《我多想唱》,在当时唱出了那个时代中小学生的心声,成为他们挣脱束缚在身上那根无形链条的呐喊。转眼已经过去20多年了,当年正值中小学生时代且备受压抑的少男少女们,如今已经为人母、为人父或为人师了,他们的孩子也多半都处于高中即将毕业或已经迈入大学门槛的青春期,如何处理当年自己所面临的问题,是再次跳入自己父母当年的思想旧巢里、压抑孩子的个性发展,还是思想解放地任由他们发展,值得我们深思。看来压制打击、回避无视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而尊重学生活泼爱唱的天性、积极引导才是最佳的出路和归宿。按我国的传统观念,认为掌握一定的知识和技能就是中小学音乐教育的所有目标了,但新课标实施后,我们发现中小学音乐教育不再只是掌握基本的乐理知识和发声技能就可以的,新课标更加注重创新,注重个性的发展。这样的课标也要求我们在音乐教学过程中,不仅要学生学会听懂还应该做一些调研,深入到学生中去,看看他们是否感觉到了音乐课堂的轻松和愉悦,以及唱好了的那种成功的喜悦感,或者听到美妙音乐的那种憧憬和朦胧的幸福感。二是开放办学,实践多练。在音乐课堂教学过程中,要给中小学生较多的尝试机会,让学生自身感觉不到老师先入为主,而是尝试自己试一试。所谓开放办学,就是在充分发挥学校师资资源的基础上,邀请社会知名音乐人及本地有一定知名度的演奏家、歌唱家、戏曲家参与学校教学,如开演奏会、演唱会、办讲座等,藉以丰富学校音乐教学的形式和内容,弥补课堂教学单一化产生的疲软效应。还可邀请兄弟学校的音乐老师来交流学习,并给同学们介绍他们是如何上课、培养学生的,这种新鲜感会刺激学生的学习兴趣。另外,让本校一些具有音乐特长的学生现身说法,谈谈自己是如何利用业余时间达到现有水平的,并通过他们的表演,使具有同样爱好的学生找到自己的差距,努力克服困难以达到自己的目标。有了以上眼见为实的成功范例,给学生提供一定的平台,老师精心辅导,学生多实践练习,在学校的各种文娱活动舞台上给予展示,同时也走出去,到社区、工厂、企业、部队等单位慰问演出,提升学校的知名度,给特长学生更多锻炼机会,把音乐课堂无限延伸扩大到社会上……这样,才能让老师赢得学生的尊重,而学生也喜欢上老师和音乐这门课程。 三、结语 我国自古就十分重视音乐教育,音乐不仅可以培养人的鉴赏、表现和创造能力,还可以培养人的良好品德和高尚情操。青少年是祖国的花朵和未来,重视音乐教育应是教育界的神圣职责和义务。因此,就目前音乐教育的情况来看,我们不仅要把中小学音乐教育开展得红红火火,还要努力把城乡差距缩短,让远在乡下的孩子们也能公平地享受到接受音乐教育的权利,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合格的公民,才能全面提升国民的整体素质。 作者:王媛媛单位:河南郑州师范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 中小学音乐教育论文:中小学音乐教育近况与策略 1南充地区农村音乐教育现状 (1)在教师方面问题突出。首先,音乐教师负担繁重。由于农村地区中小学师资极其有限,特别是在小学里,音乐教师往往除了要任教音乐课程以外,还要肩负起语文、数学等文化课程,有的音乐教师甚至还同时兼任班主任工作。繁重的文化课教学和班主任工作让音乐专业毕业的教师无法顾及音乐课教学。其次,音乐教师非常缺乏。由于南充农村地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生活设施落后,对优秀师资的吸引力有限,所以大多数南充地区农村中小学都只配备了一名音乐教师,而且以女性居多,如果这名教师遇到休产假或者因其他情况请假,音乐课就会无限期停上。再次,音乐教师待遇较文化课教师有所区别。如今南充地区义务阶段的教师都实行了绩效工资,其中有30%是根据教学成绩来考核和发放的,虽然需要音乐教师组织或参与的学校文体活动较多,但均未折算和纳入绩效考核的课时数,而音乐教师却因为课少甚至没课可上,导致这部分工资无法发放,音乐教师工作的积极性严重下降。此外,音乐教师不重视科研与再教育。笔者通过与部分教师的交谈中了解到,南充地区农村中小学音乐教师基本不开展教研活动,对“国培计划①”也反应平淡,报名并不踊跃。很多年才搞一次区域性的竞教比赛,完全是应付评职称而进行的竞教,也不需要精心的准备,目的只是去拿个证书,达到评职称的基本要求就够了。在发表教育科研论文方面,就少之更少了,笔者询问了数名音乐教师,他们在近5年内的科研成果基本都为0。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南充地区教育主管部门对农村中小学音乐教师的科研要求不高,没有像中东部部分地区按年划拨科研任务及目标,教师只要上好自己专业领域的课程,具备基本的专业技能就算合格。 (2)社会捐赠系统不完善,常常赠非所需。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受到影响的学校,大多都得到了国家灾后重建资金的扶持。南充地区很多的农村中小学都重建了新的教学楼,并由其他省市和地区的援建单位捐助了最新的教学设备、仪器等等。数码钢琴教室、多功能排练厅、舞蹈房等在经济较发达地区学校才具备的教学设施开始在四川农村中小学中普及。另外,南充虽然是个人口大市,但经济却欠发达,许多农村孩子的家长为了生计都远赴沿海或经济较发达地区工作,留下子女在家乡跟着爷爷奶奶们学习和生活,也就是俗称的“留守儿童”。专门针对四川地区留守儿童就读学校而定向扶持的“阳光育苗工程”、“彩虹工程”等项目,也给南充地区的农村中小学提供了各种先进的教学设备。设备先进了,但问题也随之产生了。就是想要的设备得不到,不想要、不会使用的设备又源源不断送过来。这不仅是南充地区中小学教育中的单独现象,而是已经成为社会捐赠中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这也暴露出了我国社会捐赠中流行粗放型捐赠方式的一大弊病。送来的电吉他、电贝司、数码调音台等设备,农村音乐教师没有经过培训根本就不会使用,更别说教孩子了。本来学校需要几台古筝,结果送来几台架子鼓;需要一台钢琴,却送来一批吉他,很多时候都是赠非所需。究其原因,社会捐赠的物资和设备一般都由捐助单位或企业自发购买,然后捐献到市一级的教育主管部门,然后由教育主管部门分配给各个辖区的农村中小学,这种捐赠都只能是被动的接受。因为这个问题,笔者专门走访了本地教育部门相关工作人员,得到的答复是:“别人有心捐赠都不错了,也不好意思找捐赠单位主动要求什么。” 2针对南充地区农村音乐教育存在问题的思考和发展对策 (1)改变社会各界对音乐课程歧视的观念,共同提高对音乐教育的认识。音乐课程是艺术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南充地区的农村中小学中根本没有意识到开展音乐课程的重要意义。孔子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在新课标中明确提出,音乐课程的价值在于审美体验、文化传承、社会交往和创造性发展四个方面。农村地区的学校教育中,必须有音乐教育的一席之地,以促进音乐教育与其他各科教育的共同发展,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因此,首要的问题是改变教育主管部门、学校领导、教师及家长在农村音乐教育中的不良教育观念,让他们意识到素质教育在农村音乐教育中同样重要。要着眼于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并能够积极而正确的处理文化课与艺术课程的关系,实现以知识本位向发展本位的转变。同时,在学校教育中要充分认识音乐教育在农村中小学教育中的地位和积极作用,及其在农村青少年成长中的重要作用和深远意义,让农村音乐教育正常而有序的开展起来,使其成为推进素质教育发展的主力军,着力培养适应未来发展的新一代,达到共同构建和谐社会的深远意义。还要通过举办一些有意义的文艺活动和比赛积极的向家长宣传艺术教育的功能,争取获得家长的认同和支持,为学校的音乐教育奠定坚实的社会舆论基础。 (2)为农村地区音乐教师减负并提高待遇,同时重视音乐教师的科研与再教育。首先,要着力解决音乐教师负担问题,使农村音乐教师从繁重的文化课和班主任工作中解脱出来,让他们将自己的专业优势发挥出来,并有时间和精力投入到音乐课程的教学与研究中来,从而实现新课标中普及素质教育的目标。其次,应该按付出教师付出劳动的多少,而不是完全以“主科”和“副科”来划定绩效工资的发放标准。应将音乐教师组织学生开展的各种文体活动也纳入绩效工资的考核中去,努力提高音乐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再次,中小学音乐教师除了具备一定的教学水平以外,科研能力也不能忽视,开展科研,可以促进教师教学水平往深层次发展。196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关于教师地位的建议》中明确的之处:教师职业是一种“专业”。说明教师不仅要有专业的知识和学问,同时还要兼备与教师职业相应的品格与专业技能,要有对基本教育规律和儿童成长规律的深刻认识,还要有不断进行思考和改进教育工作的能力。科研就是培养教师进行思考和改进工作的最直接最合理的方式。随着中小学新课程标准实施的深入,音乐教师面对全新的教育理念、教育思想、教材的变革及课程功能的转变,这就要求如今的中小学音乐教师不仅要科学的使用教材,而且还要创造性的使用教材,甚至根据民族、地域等特点开发出最合适的校本教材,这些都是需要有科研能力的应用。此外,还要鼓励教师多参与各种形式的再教育活动,随时进行必要的知识更新,只有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增加、更新自己的知识,才能将教材中有限的知识拓展到无限的生活当中去。 (3)建立捐赠需求制度,避免盲目捐赠造成资源浪费。民政部在2012年针对社会捐赠制度混乱的情况,下发了关于完善捐赠导向机制的通知,要求各地建立捐赠需求的制度,及时将受捐地区所需的物资公布,以引导公众有针对性地捐款捐物,避免物资浪费。相关教育主管部门也应效仿民政部的举措,建立捐赠需求制度,避免受捐学校“需要的得不到,不需要的对成山”的情况重复发生,要减少甚至杜绝“赠非所需”现象。因此,必须构建捐受双方的沟通机制。受捐方应派出代表,与捐献方进行讨论和协商,将最需要的设备提供给捐助方,由捐助方自主选择所要捐赠的设备。 3结语 音乐教育是素质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长期的实践,充分证明了只要重视音乐教育,就能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农村中小学音乐教育是素质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是培养符合时展要求的综合性人才。本文通过调研的亲身体验,分析了南充农村地区中小学音乐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认真细致的分析了导致这些问题的源头所在,以期能引起广大教育界同仁的关注,共同推动南充地区农村中小学音乐教育的可持续性发展。 作者:李嵬单位:西华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中小学音乐教育论文:我国农村中小学音乐教育研究 摘要:在我国素质教育的号召下,农村教育的差距也在进一步拉大。素质教育的其中一部分就是音乐教育。本文根据我国农村音乐教育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并且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措施。为了更好响应国家号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进程中,农村音乐教育应该是义不容辞地承担了历史责任,足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 关键词:农村;素质教育;音乐 一、农村中小学音乐教育现状 1、滞后的教育观念 我国号召全面的素质教育在农村中小学中并没有得到及时的实施,多数农村中小学中学生的个性发展几乎被忽略,学校领导和教师一味追求所谓的升学率,学校中大量的音乐教室占用学生。音乐课的重要性常被老师们忽视,甚至有些教师认为音乐课是无关紧要的,与其花费时间学音乐不如多做几道数学题实际。殊不知,美育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性不比数理化的小。。落后的教育理念,不进行升级,不只对音乐教育的发展和我国的教育质量有影响,而且对学生的害处也很大。应试教育在我国仍然被运用,而应试教育的实施使得学生的全面发展受到限制,大部分老师忽略了音乐的特殊功能,音乐作为一门艺术,它具有任何科目不能替代的作用,它不仅可以陶冶情操,而且能给学校带来轻松的环境,更有利于学生的学习。但是现在忽略音乐在农村中小学的作用,有限的条件,上课时间不能保证,教师专业素质偏低,各种因素使音乐教育的作用不能很好的发挥 2、音乐教师素质较低 在许多农村学校音乐课大部分是主课教师代课进行的,教师的专业素质十分低,课堂上的音乐课只是教师用敷衍的态度进行的简单的听歌或者唱歌课。不仅如此,许多农村音乐教师的空缺使得音乐课被取消。底下的教学素质和敷衍的态度根本无法使音乐课的意义得到体现,更保证不了音乐的课的教学质量。师资短缺的问题和低质量、教学模式的呆板也影响到学生的素质发展。据我所知,许多农村中小学音乐教师都没有正式的音乐训练,职业素质低,教师的水平相对较低,教学过程的随机性抑制了学生个性的发展。其他任课老师兼职音乐课的现象并不罕见,学生从根本上得不到正规的音乐训练,这也是农村中小学音乐教育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因素。 3、教学设备落后、经费不足 目前制约我国大部分中小学音乐教学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教学设施落后、经费不足。我们都知道,音乐课不仅仅是单纯的老师教、学生常的科目。在我国城市中小学,教学设施十分齐全,这也使城乡差距一步一步拉大,城乡教育发展步伐不一致。目前,当地政府对农村小学和中学音乐教学的投资仍然非常有限,基本的教学不能别满足。另外,偏远的农村财政收入是非常困难的,当地政府对教育的投入是比较低的,更何况在投资的音乐,这是非常小的,这样也使音乐教育受到了限制。 4、偏远农村家庭收入低 有些偏远的农村家庭条件艰苦,经济水平远远落后城镇,没有文化的父母从小教育孩子要好好学习,主要是教育孩子学好主课,一门心思把主课学好,考个好成绩从而走出贫穷的农村,在他们看来音乐不能养家糊口,不能找到一份好工作,只有学好数理化才有出路。孩子们受家人的影响,对音乐不感兴趣,这也是导致中小学音乐教育难以顺利发展的原因。 二、改变农村中小学音乐教育现状的措施 1、更新教育观念、全面实施素质教育 在迅速发展的素质教育过程中,音乐教育在城市里额外的受关注,城市音乐培训也在逐渐增加,在审美享受的过程中提高学生们的素质。在农村地区,强调音乐的力度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们要注意培养农村小学和初中音乐,音乐教育在学校教育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加强音乐教育的力度可以激发学生的审美能力。如果想改变农村音乐教育的现状,首先,教育部门和音乐教育工作者转变观念,教师更应该从根本上提高意识,有长远的眼光、尽快从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的转变、音乐教育倡导者的作用,建立正确的教师评价机制消除对音乐课的偏见,音乐课与其他同样重要的科目都应该被受到同等的重视,并允许农村音乐教育的正常有序的进行,让小学和中学音乐成为教学中不可替代的重要组成部分。 2、加强师资队伍 教师是学生最好的引导者,教师身上具备的素质应该是全面的,而且在本专业领域,教师的专业知识面也应该非常广泛,能够满足学生的求知需要。为了很好的引导学生,教师自身要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素质,而且不断扩大知识的范围,加强对使用音乐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提高自己的音乐修养,不断拓展自己的知识视野,加强音乐技术与音乐文化的理解,尽可能在学生的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从而提高学生对美的认识。另外学校应该增加对兼职教师的专业培训;充分发挥专业能力强的教师做好带头作用,通过走出去学习和请进来更好的教学方法来提高学校的教育水平。 3、加大音乐教育投入 在小学和中学音乐教学中,音乐教学设备是确保正常教学的重要条件,为了能够达到良好的结果,因此,国家应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努力,地方财政补贴不足的部分投资,改善办学条件,使中国的农村中小学音乐教育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主要是在有效地执行多种教学硬件设施,使教学过程所需的各种乐器的音乐已达到规范要求,在检查和维修定期对乐器的同时,保证音乐教学的正常开展。中小学有其自身的生理和心理的特点,学校和教师应该根据他们的成长特点积极引导,而在音乐教学中很好的利用音乐教学设施,吸引学生的眼球,增强他们的好奇心,从而达到很好的教学效果。增加更多的音乐资料使教室有更多更新的信息来丰富学生的视角。 三、结语 在发展的过程中,在农村中小学音乐教育还存在许多问题,比如教材的安排是不是合理,教师、教学设备短缺和低的水平,不仅解除了距离对城市和农村发展,不利于有效的传播和弘扬中国音乐文化。因此,要想促进农村中小学音乐教育的发展,需要从根本方向入手,不断更新教师的教学观念,适时的引进优秀的音乐教师,学校领导要注重学生全面素质的发展,在教学设备上也兼顾。[2]总之,在素质教育的影响下,为了更好的响应国家号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进程中,农村音乐教育应该义不容辞地承担了历史的责任,以满足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 作者:赵浩雨 单位:河北师范大学 中小学音乐教育论文:中小学音乐教育具体性和不平衡性特点研究 摘要:我国中小学音乐教育教学中存在着具体性特点和不平衡性特点。本文认为进行综合课程理念的应用,可以缩小中小学音乐教学水平的差异,可以有效地提高课堂内外中小学生对音乐的感受力与审美意识,提高其综合的理解力,在不断进行综合知识的扩宽和延伸过程中,提高中小学学生的综合素质。 关键词:中小学;音乐教育;具体性;不平衡性 我国当前的中小学音乐教育,具有很大的复杂性、不平衡性特点。我国的中小学音乐教育不仅是一门包含教学规范理论、实践操作的理性学科,同时它更是一门关于创新力与创造力培养、实现教育理念公平和教学资源平衡配置等诸多要素在内的社会学科,还是涉及学生情愫发展与审美意识培养的一门高级别的感性学科。 一、城乡间中小学音乐教育的不平衡性 鉴于中小学音乐教育的重要性意义,我国多年来在推行这门课程的教育教学活动方面,一直是不遗余力的。但是目前我国城乡间的中小学音乐教育依然存在着很大的不平衡性特点。首先,课堂活动作为我国中小学音乐课程教学的主要模式,依然具有重要影响。体现在这方面的不平衡,主要是在我国创新教育教学的新时代背景下,各地配置的教师资源和硬件资源方面的差异,导致当代城乡中小学生接受音乐方式、信息的不均衡。其次,我国开始推行新的中小学音乐教育课标,这次课标的主要目标是针对城乡间中小学生的音乐教育情况,推广以音乐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学,实现对中小学生的素质教育。农村则面临着设备设施缺乏,无法有效进行音乐教育,更无法保质保量地完成教育目标。 二、城乡间中小学音乐教育的具体性 首先,很多的农村音乐教育教学,需要根据师资的具体情况和教学目标、设备等情况做出具体的教学设计,尤其需要针对教学的具体方法进行全新的探索,很多客观条件的限制需要通过在音乐课程实践中发挥教师的能动性,针对很多需要补充和完善的因素进行弥补。其次,当前我国的城乡中小学音乐教学实践活动中,还常常出现对音乐教学模式多样化、片面化理解的问题,这就需要教师在具体的教学中进行不断尝试和改革,实现包括课堂教学与课外教学观念、教学模式、思路和具体方法等在内的素质教学观念的转变。 三、城市间中小学音乐教育的不平衡性 相对于城乡间的具体性、失衡性,城市间的不平衡性特点则更多是由于经济、文化和政治等原因引起的。城市间的不平衡性,主要体现在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大城市与中小城市间。首先,针对上述情况,需要教师们着眼于各城市中小学音乐教学的目标,进行失衡情况的完善和改革,需要通过多维努力、多种模式探讨,从当前中小学音乐教育城市差距的具体问题着手,对需要改革的环节和涉及的参与人群、因素、单位机构等进行立体化统筹。其次,还需要教师从社会、教育机构、学校教师和学生家长等多个维度来综合考量中小学生的音乐接受问题。教师需要在教学中全方位地进行多种具体要素的调动,将这些不同层次、类别的人群和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实施对中小学生音乐教育目标的补充性改革和教学策略性改革,从这些方面出发才可能让社会对中小学音乐教育有更多关注,才可能在音乐教学改革的过程中,实现更多因素的支持,才可能进行更好的思维发展与模式探索,才可能在教育理念和机构要素等硬件和软件两方面都获得社会广泛的支持。 四、乡村间中小学音乐教育的具体性 首先,一方面新型的教育者往往留在了大中城市,乡村普遍缺乏专业音乐教育者;另一方面是新型的教师培养机构与传统培养中小学教师的中师相比,虽然专业的具体课程、模式、知识结构、技能等方面都有所提升,但是在培养优秀教师的目标模式与层次方面依然还未有根本的改进与提升,因而体制内的改革很难完成所有城乡中小学教育发展的新型师资需求,也很难在教学思路与模式等方面实现彻底的颠覆。其次,中小学教育专业的音乐课程建设在这些年获得了一定发展,但是针对全国城乡间差异性问题的教学并没有获得彻底解决,人才流动和流失反而导致了情况的加剧,这是尤其值得重视与探讨的问题。音乐教学教育目标的实施过程中,需要音乐教师综合各类课程的结构特点,综合多种不同专业的特点,进行以音乐为主体的多种知识内容的综合,准确地进行综合性教学目标的定位,在具体的课内与课外教学、辅导过程中,实现兴趣的培养和网络教学平台的运用,进行富有个性和针对性的课堂内容设计。总之,综合课程,不是各类课程的形式上的综合,而是一种内容的兼容与设计,需要教师在深思熟虑和纵观所有教学课程特点的基础上进行音乐为主题的课堂内容设计和目标设计。
在“陶瓷文化与艺术设计”课程中,必须借助课程实践的特质,把“陶瓷文化与艺术设计”和思政教育学习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一种以“艺”扬“道”;“道”入“艺”心;“艺”、“道”合一的新型教学形态.将“思政课程”转变到“课程思政”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次序调换,而是通过探讨与实践后形成的一种新型思想政治的教学模式. 马克思曾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如何将思想政治教育和陶瓷艺术内化到学生之心外化于社会实践,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重大问题。且这一方向的研究在高等教育的科研中也相对空缺。在引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思辨过程中,有必要引发艺术学子的兴趣,需要抛弃纯哲学理论的讲授,扎根在“陶瓷文化与艺术设计”这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中,探索新的艺术化教学形式,势在必行。 1陶瓷文化与艺术设计专业课程思政的难题与目的 陶瓷的发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划时代的象征。因此,陶瓷艺术创作源于生活,是人类通过生活实践活动来不断提升人类的感知能力,并且在生活中不断发掘功能与艺术的关系。随着智能网络时代的日益普及,中国的网民快速增长,其中大学生网民为网民数据增长做出巨大贡献。在校园中,随时可见,每一名学生都被智能网络包围,尽管上课时段,也需要智能网络辅助教学。虽然,智能网络时代的到来为我们带来了全新的教学方式,学习方式,以及生活方式,但对陶瓷文化与艺术设计带来了难题,更加对政治思想教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难题。首先,就整体信息环境而言,由于信息时代的迅速发展,信息也快速膨胀,我们称之为“信息爆炸”,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1)新闻信息飞速增加;(2)娱乐信息急剧攀升;(3)广告信息铺天盖地;(4)科技信息飞速递增;(5)个人接受严重超载。面对季度膨胀的信息量,面对“混沌信息空间”和“数据过剩”的巨大压力,人们对于信息的苦苦追求和期待忽然变得踟蹰了。据英国学者詹姆斯·马丁统计,近年来,全世界每天发表的论文达13000~14000篇,新理论、新材料、新工艺、新方法不断地出现。汹涌而来的信息使人无所适从,从浩瀚的海洋中迅速而准确地获取需要的信息,变得十分困难,其中存在着大量无用的,甚至不真实的信息。在这一背景下,高校学生通过网络惯性搜索来获取有关于陶瓷文化与艺术设计的准确知识是相当困难的,经常会产生信息误解。其次,就教学环境而言,由于智能网络的发展,现在大学生基本沦为“低头族”、“微信控”。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离不开电脑、手机等网络工具。对于艺术课堂来说,教学实践中我们无法避免使用手机或者电脑等网络工具作为教学手段。因此,如何让学生抬起头来,至始至终集中注意力,认真听讲,是教学实践中最大的问题。最后,就陶瓷文化与艺术设计的课程性质来说,主要目的是弘扬陶瓷文化,通过实践活动来转变艺术视角,完善学生对待学习以及生活的感知能力,完成“感知——实践——再构筑”这一教学目的。让学生扎根在传统文化,通过感知来内化文化,立足于实践,构筑新的设计体系的过程。过多的信息,以及分散的注意力会弱化学生的感知能力,让学生对学习与生活缺乏敏感度,从而无法体会这门课程的核心价值。因此,我们必须把课程思政与陶瓷文化与艺术设计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攻克我们的教学难题,达到我们的教学目的。 2探索思政教育中以人为本的教育功能 “中国梦”,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大以来,提出的重要指导思想和执政理念。把“中国梦”定义为“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国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根据这个指导方针,我们首要任务是扎根于我们陶瓷传统文化,迎合时展,回应时代问题,在实践教学中扭转单一的教学模式,向多元化教学模式变革。狄更斯曾在《双城记》中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糟糕的时代。此言同样适用于当前的陶瓷文化与艺术设计课程中。传统的陶瓷文化教学还是存在教学模式上的单向输出,让学生单向的接受文化传播,导致学生缺乏主动性、积极性,以至于课堂学习气氛淡漠。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以扭转这种局面。以人为本的教育就是要把学生作为主体,只有这种教育,才能开发学生的潜能、发展学生的个性,并在此过程中输出陶瓷文化。在艺术院校中,这一点尤为需要注意,艺术类学生性情活泼,富有好奇心和想象力,创造性较强,喜爱独特新颖的新生事物,对新鲜事物有较强的接受力。在这样的情况下,陶瓷文化的输出必须充分利用学生的这种心理来教育。因为陶瓷的工艺美术属性,所以过程是陶瓷的标签,动态是陶瓷的特征。由此可见陶瓷文化传播有极强的体验性,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增加陶瓷文化的参与感。陶瓷文化的动态特征可以体现在,陶瓷文化的时间动线和地域动线。第一,就陶瓷文化的时间线来说,它不是简单的线性时间的发展,它还具有跨时间线的特点。陶瓷发展随着时代的发展,材料和技术,文化也不断发展,但是却不是简单的新的材料、技术与文化代替旧的材料、技术与文化,而是传统材料、技术、文化与新型材料、技术、文化融合发展,互相跨越。根据这一特点,在陶瓷文化传播中我们可以立足于学生容易接受新的材料、技术文化,来传播传统的材料、艺术、文化,使得提升学生对陶瓷传统文化的积极性;第二,陶瓷具有地域性特征。不同的地域,地貌以及生活习惯都会影响陶瓷的文化。通过这一现象,我们可以组织学生实地考察,让学生“走出去”,通过对当地的生活习惯,地质地貌,传统文化的深入考察,来近距离接触陶瓷。通过实地考察不仅能加深学生的记忆,更加可以深入体会陶瓷文化的发展过程,让学生参与到文化本体里,成为推动陶瓷文化发展的主力军,实现“中国梦”的社会正能量。 3探索陶瓷文化与艺术设计课程中的实践方式 3.1技进乎艺,艺进乎道,艺道于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教育 清代《魏源集》曾记载:“技可进乎道,艺可通乎神,中人可易为上智,凡夫亦可祁天永年;造化自我立焉”。书中反对脱离实际的“心性迂谈”和“玄虚之理”,提倡“亲历诸身”和“验诸实事”,认为人的知识是通过学习实践去取得的,强调直接经验的重要性,认为“身教”比“言传”重要。魏源把人的认识比作“水”,把客观事物与“盂”作为比较,认为“水”必须随着“盂”的方圆而方圆,强调主观认知必须符合客观事实,同时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客观规律与主观能动性的辩证关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陶瓷文化与艺术设计应注重实践教育,开展工作室教学模式,反转课堂,坚持以学生为本,注重培养学生的感知能力。首先,学习陶艺技术之前开展调研,通过观察生活,学会感知生活的细节,通过实地考察,了解材料、技术与文化的特质,通过全方位的调研,发现陶瓷艺术与设计的创新点;其次,通过工作室的教学模式——“以师傅带徒弟的形式”,根据每个学生不同的观察视角和设计来示范教学,让学生切身体验“从做中学”,通过实践来检验调研的合理性、科学性,从而调整之前片面性的知识框架,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最后,根据实践结果进行反思,再次整合知识,扎根陶瓷文化反思实践结果,为深入学习打好坚实的基础。陶瓷文化与艺术设计这门实践课程很好实现了技进乎艺,艺进乎道,艺道于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教育核心。 3.2互联网+的教学目标 “互联网+”是互联网发展的新格式,“互联网+”就是“互联网+各个传统行业”,但这两者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利用信息通讯技术以及互联网平台,允许互联网与传统产业进行深度融合,创造新的发展生态。在马化腾提交的《关于以“互联网+”为驱动,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建议》的议案中,呼吁我们需要持续以“互联网+”为驱动,鼓励产业创新、促进跨界融合。同样,我们高校的教育者也应该将此作为教学目标和手段落实到我们实践教育中。陶瓷文化与艺术设计实践艺术课程可以把“互联网+”作为教学目的,通过开展校内工作室的方法来实现这一目标,鼓励学生创新、创业。校内工作室需要通过“O2O”方法来作为教学手段,把陶瓷文化与艺术设计这门实践艺术课程打造成一个“艺”“道”“技”“心”融合为一体,通过线上进行文化与知识的传播,线下来完善时间技术的校内工作室,创造“课程品牌”,让校园里的“低头族”门通过“互联网+”的方式来不断学习,同时也要开展艺术设计的跨界融合,不仅让艺术设计类学生参与进来,也应该发动其它专业的学生积极参与,不断丰富知识,为陶瓷文化与艺术设计提供新的思路,真正实现“艺”“道”“技”“心”的核心价值,达到“互联网+”的教学目标。 4结语 综上,陶瓷文化与艺术设计课程思政,只有与时俱进,不断发展,迎合时代要求,扎根传统文化,并结合专业的实际要求,体会课程思政的核心价值,学生才能在实践中锻炼能力,全面创新,提综合素质,实现“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