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论文:心理与国际关系——国际关系心理学的理论正当性与研究路径 内容提要：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日趋走向体系层次理论建构的背景下，微观层次上的国际关系心理学分析是否还具有理论上的正当性？本文尝试从三个方面试图对这个学科本体存在问题进行初步的分析：首先从“层次分析法”和“施动者-结构”角度探讨国际关系心理学研究的理论正当性，进而对现有的国际关系心理学分析的研究路径进行梳理，最后指出心理学与国际关系学的结合所内在的问题，以及微观理论和体系理论的结合对国际关系学的发展所具有的意义。 关键词：国际关系学 心理学分析 理论正当性 研究路径 国际关系学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社会科学的本体性地位，自20世纪初一般意义上的学科诞生以降，就一直遭到人们的批评和质疑。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英国学派(English School)代表人之一马丁·怀特(Martin Wight)在《为什么没有国际理论？》一文中所做的精彩原因分析。国际关系学的学科本体地位在某种程度上的缺失，根源之一在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思想史的一个显著特征，即理论创新和发展的动力很大部分来源于对其他社会科学的借鉴。 冷战结束后，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国际关系理论异军突起，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进一步向体系理论深入和发展，国际关系理论进入“社会学转向”时期。与此相反，微观层次的国际关系心理学分析的理论与实践似乎始终处于学科发展的边缘，国际政治认知心理学代表人物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也感慨和抱怨说，“研究个性和个性的类型在心理学和政治学领域已不受人青睐。”[2]其实，国际冲突理论中一直存在着社会学和心理学两种分析路径，分析代表着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的视角[3]。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逐步走向体系层次的理论建构的情境下，微观层次的个性分析、知觉理论、社会学习理论等心理理论是否还具有理论上的正当性？微观个体理论的解释力有多大？国际关系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分析存在哪几种路径？个体理论能否与体系理论走向统一？等等，本文尝试对上述问题进行初步分析，以期确立心理学与国际关系学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可能性与正当性问题。 一 心理与国际关系：理论正当性 “层次分析法(Level of Analysis)”和“施动者-结构(Agent-Structure)”问题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中两对最基本的范畴，古典现实主义以来的任何一种科学国际关系理论都必须在这两对关系坐标中确立自身的位置和地位。这两个基本问题也是我们进行国际关系理论知识谱系归类整理的最佳路径。以这两个基本问题为分析视角，当可揭示国际关系心理学的理论正当性和合法性。 1．“层次分析法”的视角 20世纪50、60年代，国际关系学中“层次分析法”的产生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朝着更为严谨的方向发展。国际关系理论中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论划分的依据直接来源于“层次分析法”最初关于“体系”、“国家”和“个人”三个基本层次的划分。笔者认为层次分析的核心问题主要集中于两方面：从纵向来看，为层次的划分问题，即到底可以划分为几个层次？从横向来看，为方法论的(Methodological)层次、本体论的(Ontological)层次和认识论(Epistemological)的层次问题。层次本身具有两种含义：解释的来源(Sources of Explanation)和分析的对象(Objects of Analysis)。 本体意义上的层次将层次视为“分析的不同对象和单位”，而认识论意义上的层次则把层次视为“解释某一特定单位行为的一系列原因变量”。布赞依据两条路径，重新审视了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层次概念。首先，他根据空间规模的原则和组织的层次，认为这种意义上层次既是解释的来源，又是解释的结果和对象。因此，根据最基本的“个体与体系”的关系范畴，国际关系中的层次可具体划分为“体系-国家”、“国家-官僚机构（次国家）”、“官僚机构-个体”这几个基本的范畴。其次，如果把层次视为所分析对象的不同解释来源，那么个体、国家和体系层次都存在结构(Structure)、进程(Process)和互动能力(Interaction Capacity)这几个因素。[5]布赞没有把研究的重点置于层次在纵向量上的扩大，而是对每个分析层次进行了独立的本体属性的考察，这正是他对层次分析所做出的最大贡献。 尽管国际关系学界无人能否认个体层次的重要作用，学者也普遍认为“运用心理学来研究政治是一种必不可缺和不可替代的方法”[6]，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越来越倾向于宏观体系层次上的研究。整体论和结构主义理论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体系理论和结构主义理论对个体心理理论的批评是：个体心理因素在解释国家的决策行为、以及国际冲突的根源上具有说服力，但对于整个国际体系的变化发展缺乏足够的解释力。因而可以说，整个体系理论的建构过程中忽视了对个体层次的心理与认知因素的考量。 “个人在国际政治分析中从未成为一个常见的范畴”[7]，有一些学者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忽视个体层次因素的学术研究偏向表示不满。举例来说，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把国际冲突与战争的根源分为三个层次，即国际的无政府状态、国家的属性和人的侵略本性[8]，但他最后建构的是一种体系层次上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而戴维·辛格(J. David Singer)只考虑国际体系与国家单位对国家行为的影响，个体层次在他的分析框架中被筛漏出去[9]。此后，众多学者在层次的细化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个体与社会的关系范畴逐渐成为国际关系层面国家与国际社会关系分析的理论根基。但是，我们仍需考虑的一个问题是，众多层次中究竟哪一层次所起的作用最为重要？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最为重要？ 对此问题，学界往往容易产生决定论的倾向，或者是结构主义决定论，或者是还原主义决定论。尽管沃尔兹建立一种体系层次的结构主义理论，但他辩解他并没有建立一种结构主义决定理论。在解释国际事件中，没有一个层次的单元或解释来源是占主导地位的，往往是个多个层次的变量都在起着重要的作用。由此产生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假设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元或解释来源同时发生作用，那如何将这些不同的分析整合进整体理解中？”[10] 在确定分析层次的重要性时，必须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首先，不同的分析层次在不同的问题领域的重要程度不同；其次，即使在决策中，不同的决策阶段层次的重要性也不同；第三，变量在一个层次上的重要程度与其他变量的状态相关联。[11]所以，如果要确立某变量层次的重要性，必须对其他的相关变量层次做出相应的假设，在这种理论上预设的前提下，再探讨具体变量层次的作用。如我们在讨论个性对政治的影响时，关键是解释清楚“个性作为政治行为的一个制约因素的重要程度”，进一步假设个性在什么条件下以及如何影响政治行为[12]。以房子起火逃命为例，为什么人会逃生？这里或许没有唯一的答案。或许是人的求生本能促使他做出逃生的行为；或许是在其他人都逃生的情况下，人所进行的一种模仿和学习过程；或许是他头脑中已有的直接和间接经验促使他逃生；或许他在房屋内岿然不动，因为他没有形成对大火的危险性的认识，等等。但必须明确一点，即人只有在形成对大火的认知后，才能进一步确定自身接下来的行为。杰维斯指出，知觉在这一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在大火这种极端的环境下，大部分人可能都做出逃生的行为，而其个性、性格等心理因素的作用微乎其微。但希特勒在德国上台之后，丘吉尔就认为房子起火了；而张伯伦认为在1939年3月后房子才起大火；而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从来就没有出现什么大火[13]。关于人的行为的争辩始终存在着自我决定论和情境论两种不同的声音，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认为大多数人是处于两种极端之间：一种是自我导向的人，这种人的行为是自我规定的；一种是他人导向的人，他的行为方向是由当时的环境所决定的[14]。 而从实践中来看，个体在国际政治领域无疑也是具有重要地位的。国际关系心理学中个体心理分析理论的主要理论预设为国家行为的行使主体是个体，具体的国家领导人与精英才是抽象国家行为的实践者。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个体尤其是重要的领导人或领袖建构了国家行为。个体对于国家决策行为和过程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在整个国际关系史发展历程中，一些重要的国家领袖和外交家对于国际关系的进程具有重要的推动或阻碍作用。[15]那么接下来需要考证的问题是，个体层次的动力来源为何？个体心理的理性和非理性因素是人的本性，还是社会文化制度所塑造的？因此，我们可以对个体因素进行进一步的层次分析。个体心理层次同样存在环境论和遗传论之争，心理学理论中也存在个体主义与结构主义理论的区分。 2．“施动者-结构”的视角 “施动者-结构”关系范畴，即“部分-整体(Parts-Whole)”、“行为者-系统(Actor-System)”、“微观-宏观(Micro-Macro)”的关系问题是整个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新现实主义和世界体系论就是基于结构的解释力优于施动者的基本理念，建立了体系层次上的结构主义理论。从本体论意义上来说，“施动者-结构”指分析的单元何为先的问题：是施动者（个体）先于结构（社会），还是与之相反？由此可以得出三种答案，即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和结构化主义(Structurationism)。而认识论意义上的“施动者-结构”指的是由施动者（个体）的属性来解释体系的结构和施动者的行为，还是以结构（体系）为导向？[16] “施动者-结构”关系最初表达了这样一种意义，即人类社会行为分析可分为“人类及其组织的行为者”和“制约行为者的社会结构”两大对立变量层次。推及国际体系层面，这一范畴的表现形式则为“处于国际社会中的国家”与“国际体系及结构”的关系；推及个体微观层面，这一范畴的表现形式则为“微观个体心理因素”与“社会文化情境和社会心理结构”的关系。新现实主义的本体论为个体主义，而世界体系论则持整体主义的本体论，尽管存在这种差异，这两种理论都被称为结构主义理论或结构导向理论。“施动者-结构”范畴实质表现出一种微观与宏观上难以调和的矛盾，温特(Alexander Wendt)则指出社会学中的结构化理论[17]的借鉴有助于这一矛盾的化解。基于这种理念和逻辑分析路径，温特等建构主义学者建立了某种意义上的结构化国际关系文化理论[18]。可见，不仅可以在国际体系层次建构结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微观个体层次同样可以建构结构主义理论。学界传统上把体系理论与结构主义理论相联系起来，而笔者认为结构主义方法和结构主义理论并不是体系层次理论建构的专利。 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Jean Piaget)给“结构”下了一个经典的定义，即认为结构是一些实体的排列组合，这些组合呈现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的特性[19]。整体性是指结构内在的连贯性，是强调共时性特征；而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是指结构并不是静态的，它有自身的动力变换来源和机制，强调历时性特征。心理学中结构概念的出现，最早来源于思维心理学用思维的结构反对联想主义只用主体的感觉和印象来解释一切。心理学中真正结构主义的出现是“格式塔”理论(Gestalt Psychology)中结构主义的提出。“格式塔”结构主义的中心观念是整体性观念，其所指的结构类似于物理学中的场效应概念。如果以一种二分法的标准划分，结构有物质结构和观念结构两种基本形式（物质的结构与观念的结构其实就是客观结构与主观结构的区别，而国际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结构）。国际关系理论中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世界体系论等建构的是物质（权力、生产、经济）结构概念；而英国学派、建构主义和国际关系心理学则强调观念（规范、认同、心理）结构变量的影响和作用。 因此，本体论或方法论意义上对国际关系心理学的个体主义或原子论的批评效应具有一定的限度，这种批评的极端就是完全曲解了“施动者-结构”在微观层次上所具有的意义。所以，接下来的问题还是个体、国家与体系等层次的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哪一层次的变量在何种情境中起何种作用？这就回归到上文所述的层次分析问题了。 综合上述，我们从“层次分析法”和“施动者-结构”两个视角考察了心理学与国际关系学相结合的理论正当性问题。层次分析考察主要是明晰个体与群体心理作为一个独立变量分析层次在国际政治分析中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施动者-结构”考察主要是论证国际关系的心理学分析既可以建立起个体主义的还原论理论，也可以建构整体主义的结构主义理论。现代政治研究越来越重视分析制约政治行为和发展的非政治因素，行为心理学(Behavioral Psychology)和存在主义心理学(Existential Psychology)也体现了它的政治正当性和相关性[20]。同理，国际关系的心理学分析也有其理论正当性和合法性，这是我们理解和解释国际关系变化和发展所不可或缺的一条重要路径。 二 心理与国际关系：研究路径 国际关系心理学研究的主要工程就是运用心理学的基本理论范式和方法进行国际关系分析，目前主要的研究领域为国际冲突的微观心理和生理学解释以及在决策层次的心理学解释。这些基本的心理学理论范式和方法可以归类为两对基本的范畴，一是深层心理(Depth Psychology)和认知心理(Cognitive Psychology )的路径；一是个体心理(Individual Psychology)和社会心理(Social Psychology )的路径。 1．深层心理与认知心理 攻击倾向是否为人的天性？人类战争与冲突的根源为何？动物之间的种族攻击与争斗与人类的冲突与战争有何关联？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否与人的心理因素与心理基础紧密相连？以精神分析学说为基础的深层心理学家、政治心理学家以及生物学家等对这些冲突与人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展开过一些细致的论述。持这一分析路径的影响最大的心理学家非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莫属，他也是心理学历史上很少能与其并肩、所引起的争议也最多的学者。尽管对政治与政府事务关注不多，但他关于战争根源的论述以及人类文明的看法形成了其独特的战争心理学。 弗洛伊德的本能学说认为人基本上是一些本能、冲动和驱使力量[21]。人具有两种最为基本的本能，即生命本能(Erotic Instinct)和毁灭本能(Death Instinct)。毁灭本能表现为侵略、破坏和仇恨，它导致人类相互残杀和战争，文明由此走向分裂和瓦解。而生命本能则是维系人类团结和友爱的内在推动力量。尽管如此，侵略本能却是人的爱欲或生命本能的结果，尤其是生命本能遭受挫折时的表现形式。1932年，弗洛伊德在与爱因斯坦关于战争根源的讨论信件中，阐述了他的战争观[22]。他认为人类早期政治社会起源于暴力和征服的基础之上的。随后，法律和伦理的出现替代了直接暴力的使用，但法律本身是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的人群联合压迫微弱分子和势力的结果。而在相近地区形成了各种联合力量时，人类群体之间的相互冲突便无休止的发生了。总之，弗洛伊德的战争心理学集中探讨了人类的毁灭本能和侵略本能是战争的根源。另一方面，他认为两种因素推动着人类文明进步的希望。一是文化的进步有助于减弱人类本性中所固有的破坏侵略本能，认同也维系着人际之间的情感连接；一是如果建立一种世界权威组织，而且存在着维护和平的可供使用的巨大军事力量，那么战争的避免不是不可能。 法西斯主义思想的发展直接促使了二战的爆发。因此，对法西斯主义的研究成了和平与冲突解决课题中的一项重要议程。心理学家弗罗姆(Erich Fromm)通过对现代社会的自由的考察，从心理和社会环境层面指出了法西斯主义产生的微观社会根源。[23]中世纪社会，人的普遍特征是缺乏自由，但个体却能在社会中得到保障和安全；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冲击下，作为个体的人在感情和宗教上获得了解放和自由，而资本主义经济和民主的发展，人又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获得了自由。但是，现代社会中自由所带给人的不是幸福，相反，人在现代激烈的竞争社会中感到的只是孤独、恐惧、焦虑和不安等等。由此，人产生了逃避自由的愿望，或者是倾向于通过控制他人（虐待狂），或者是通过屈从于某种权威获取保护（受虐狂）。这就是二战前法西斯主义在欧洲产生和发展，并受当时大众所疯狂崇拜的社会心理根源。 国内和国际社会的种种破坏行为使人思考着人的攻击倾向是否天性的问题。很多生物心理学家、哲学心理学家通过研究动物行为，把动物攻击同类的天性应用于人际层面，指出人与动物一样具有攻击的本能，人与动物的攻击倾向出于同一渊源[24]。此外，人在遭受挫折时，容易表现出一种攻击倾向。人的攻击本能在资源缺乏、出现社会组织后表现更得更为突出和有组织性。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出现了几种较为有代表性的理论：攻击本能论、动物行为研究、洛伦茨的“种内攻击”说、挫折-攻击理论等[25]。深层心理路径的分析强调人的无意识（潜意识）、本能和人性对人的行为的重要影响，这在科学说服力上略显不足。但精神分析学说的发展及广泛影响，无不说明人类社会在对自我认识上仍需下大工夫。美国心理学家、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Horold D. Lasswell)的政治分析直接继承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他的政治理论的中心议题为“各种政治运动的生命力来自倾注在公众目的上的私人感情”，即认为政治运动其实就是个人的感情导向公共渠道的结果。另一层次，他通过分析世界政治与个人的不安全的关系，指出在国际冲突中“阉割情结”的重要影响作用。[26] 20世纪50、60年代以来，认知革命(Cognitive Revolution)在心理学学界兴起。此后，国际关系研究中也借鉴认知革命的成果，心理学中的信息处理加工、知觉与错误知觉(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意象(Image)与信念体系(Belief System)、社会学习理论(Social Learning)等在国际关系分析中得到广泛领会和运用。罗伯特·杰维斯无疑是这一领域的领军人物。[27]他对国际政治中决策领域的知觉与错误知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在归纳了错误知觉的14个假设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国际关系领域常见的错误知觉及其生成机制。错误知觉的生成机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认知相符现象(Cognitive Consistency)、诱发定势(Evoked Set)和历史学习和类比。决策中经常发生的错误知觉有过高估计自己和过高估计对方、愿望思维(Wishful Thinking)、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等。 知觉现象和过程其实就是信息加工和处理的过程，其基本认知模型为：首先是接受信息、编码，存入记忆，再利用记忆材料做出决定以指导外部行为。在这一认知过程中，作为决策者个体的个性心理特征、认知能力、本身已有的意象和信念体系等对正确与错误知觉的形成产生重要的制约作用。如决策者个体的意象对国际冲突和战争的爆发起着重要影响作用[28]。国家领袖个体的学习与历史借鉴对其决策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除个人的学习之外，还存在组织的学习。组织学习的机制为，个人思想对环境因素做出反映，然后个人的学习改变组织程序，组织变化造成进一步反馈效应，这样历经一个循环过程。而政府的学习更为复杂，受政治体制的影响较大，决策者个人的经历、智囊团和多元的政治体系都是影响学习过程的因素。[29]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提出的世界政治进化观集中表述了宏观层次上的学习行为。世界政治的结构是由进化过程塑造、调整和发展，学习模式和社会进化模式能够揭示世界政治中的结构变化过程。由此，他分析了世界政治中的每次创新的模式、起源和影响等，进而提出世界政治长周期理论。[30]我们可以通过列表来说明深层心理和认知心理路径中国际关系分析的理论与实践。 2．个体心理与社会心理 以主体属性为标准，心理因素可以划分为个体心理与群体心理（社会心理），这就是我们所要探讨的第二组分析路径与变量。个体及个体心理一直是心理学中的中心议题，精神分析学说起初是弗洛伊德等心理学家对变态心理(Abnormal Psychology)及个体心理的治疗与关怀；国际政治认知心理层次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意象与信念体系以及个体的社会学习等都是从个体心理层次出发的剖析。因此，这两组分析路径存在着变量重叠的事实。 个体心理层次研究的重要内容为分析重要领导人和精英的个性和政治态度，以揭示其与政治行为、国家政策的因果关系。这里有两种分析的方法：心理历史学(Psychohistory)和生理心理学。在这一方面，美国前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备受研究者的青睐，大量的资料和研究表明威尔逊的个人成长环境和经历对其个性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对权力和控制他人问题的态度，以及不向政敌妥协的性格与他童年跟父亲的关系密切相关[31]。而近现代而言，大国领导人的生理和心理状况对国家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当代世界政治的头号领袖们“对创造世界历史做出了贡献，但他们几乎也都在其生命的某个艰难时刻使国家走上一条危险的道路，某些人甚至将国家拖入可怕的灾难之中。”研究表明，这些领袖们在年轻时能发现某些年长者的精神与身体状况严重影响了他们个人的决定，甚至危及国家的安全，但当他们年长时却犯下同样的毛病。如果这些领袖的身体状况在某些重大时刻不一样的话，那么决策可能完全不同，事件的发展也会大大不一样，甚至世界历史将有可能重写。[32]在对领导人的个性进行分类方面，美国学者巴伯(J. D. Barder) 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根据与父母的关系以及素质将总统的性格进行一种简单的分类，以区分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总统风格的不同，由此推演出四种对应的总统个性类型[33]。二战后对法西斯主义的一项研究，试图揭示出一种所谓的权力主义人格(Authoritarion Personality)，它以一种“F量表”标准测试出被试者的法西斯主义倾向性格。[34]这种权力主义人格的测试也可以进一步在被试者的政治参与、意识形态上做出一定的预测。但是，这项研究远未揭示出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根源问题。 个人都有一些基本的心理需要，其中有些与政治相关。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Abraham H. Maslow)提出人的基本五种需求说，这些内生的需求主导着人的意识，进一步影响人的行为[35]。具体来说，自尊心强度不同的个人具有不同的行为倾向和性格；根据对于权力的不同意愿，可以区分出权力导向型和倾向于隶属他者寻求合作型的个人。这两种不同类型的个人对于外部世界的知觉、基本的心理需求、以及人际态度和冲突倾向等方面都完全不同。[36]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有一种寻求和确立外部敌人的心理需求，如果失去了一个敌人，则又会极力寻求一个替代者。这方面一项颇为敏感的心理视角定量研究为：即前苏联崩溃后，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交恶，由此从心理学的角度推测，中国是否是苏联崩溃后美国领导人所寻求一个的替代品？[37]。 如前文所述，个人心理的形成机制中社会文化情境发挥着重要的塑造作用；另方面，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身份与认同(Identity)以及民族主义(Nationalism)思想等社会心理因素是制约国家的对外政策与行为的重要变量。现代大众政治和市民社会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公众舆论对政策决策的影响。现有的研究一方面集中于公众舆论在何时、何种情形，以及多大程度上影响外交政策，另一方面，强调社会文化制度对领导决策者的公众舆论信念的塑造和影响作用。这种理论分析的两个维度为：规范信念(Normative Beliefs)，即公众舆论影响的输入是否合适？实践信念(Practical Beliefs)，即大众对政策的支持是否是其成功的必需？[38]认同与身份的概念本身来源于社会心理学，认同是对某一共同体身份的确认，这直接关系到行为者对自身利益的建构，进而影响其行为和信念。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就是遵循这种社会心理的逻辑分析路径，强调国际关系体系层次中规范、认同和价值的本体作用。从这种意义上说，心灵、自我与社会三者是密不可分的。 在现代国际政治中民族主义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一种建立在认同和身份基础之上的群体心理与心态。正因为如此，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将民族主义视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39](Imagined Communities)，这种共同体建立在一定的民族情感和文化根源之上，内部具有一致或接近的价值观和共同遵守的规范；同时，在血缘和地理上相连或相关，往往共享同一种属于共同体内部的集体记忆。极端发展形态的民族主义，如群体无意识、法西斯主义以及类似于群氓的时代具有极大的破坏力，同时也极大地影响其共同体内部的个体成员的心理与行为。在这种情境下，个体的心理特征往往从属于集体的心理需求。在中东等宗教情结浓厚的地区，民族主义所代表的社会集体心理对民众行为和国家行为甚至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爱国主义情结和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属于一种民族主义心态，尽管其往往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烙印。综合上述，笔者从第二组个体心理与社会心理路径梳理了国际关系与心理学的关系（表2）。需要说明的是，笔者所做的工作仅仅是对两组研究路径的简要整理概括，并没有深入细致探讨与总结所有的分析变量及变量关系。 三 结语 任何理论只是在某一特定领域、特定时空和特定假定下具有解释力。国际关系心理学也只是集中确立有限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一种精致实用的中观理论（当然，从层次分析上说，心理理论应属于微观理论）。所以，尽管前文已对国际关系中的心理学分析的理论正当性和研究路径进行了论证，但并不能否认这种分析路径仍存在一定内在缺陷。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追求的是精确性和规律的客观性，但社会科学研究中却很难做到这一点。政治现象具有时钟(Clock)的特性还是烟云(Cloud)的特性？政治现象在什么层次具有时钟的特性，在什么层次又具有烟云的特性？我仍然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具体分析。 第一，理论模型(Modeling)与个案研究(Case Studies)的问题[41]。在国际关系和国际冲突领域，理论模型的建构和经验层次上的个案实证研究各有各的优势和缺点，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同理，在国际关系心理学研究中，我们同样需要处理理论研究和个案研究的关系。国际关系心理学的理论来源于心理学和政治心理学，它主要借鉴心理学中已有的研究成果（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等）进行国际关系分析。政治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烟云的特性，是多种因素和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心理学研究中注重运用的是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所以，盲目地将心理学的理论应用于政治事务的分析将导致研究的僵化和灾难。 除此之外，“我们可能无法确定个人行为的动力与动机是如何转化成群体和组织行为的动力和动机的，更不用说确定它们是如何转化成决定战争或和平的国家公共政策决策的动力和动机了。”[42]国际关系心理学运用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如精神分析学说、个性分析、认知失调理论、社会学习理论等）进行国际关系层面的实证研究较多，而理论研究和创新略显不够。所以，这种研究取向客观上将导致国际关系心理学的说服力不足并限制它的发展空间。因为研究的发展与创新主要取决于心理学本身理论的发展，而剩下的工作是运用理论所提出的基本假定，用经验层面事实进行验证，或者是对国际关系进行心理学的解释。当然，不同的领域对于模型化和个案研究的倾向不同，如国际政治研究中“讨价还价”(Bargaining)更多的是着眼于理论模型的建构，而对于错误知觉的分析却更多的是经验个案研究[43]。 第二，政治心理与政治文化问题。政治心理研究与政治文化研究紧密相连，但现有的研究在两者结合上存在一定的缺陷。首先，现有的个体心理的研究、国家决策和危机的心理分析等大部分都拘囿于欧美文化情境。这种背景之下的成果能否超越时空而具有普遍相通的意义，至少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确证。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素材的缺乏造成了该研究领域的偏向，但从20世纪70、80年代以来，这种情况有了较大的改善。其次，国际关系心理学的个体层次心理分析往往从个体的微观心理特性出发解释政治人的行为，但忽视了整个社会文化、制度等对个体政治心理的塑造作用[44]。这说明需要把个体心理与社会心理的研究统一起来，需要解释历史事件和社会实践对个体的身份、思维、个性与认知等心理因素的建构作用。此外，政治事务不是孤立的现象，政治人的心理与自然人的心理，与政治化的心理必须加以区别对待[45]。 第三，个体理论与体系理论的问题。现有的国际关系研究存在各大理论各执一端，缺乏交流与互补的平台和意愿的现象。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日趋集中于体系层次理论的建构，而忽视微观层次的个体心理与群体心理的作用，就是这种极端现象的体现。正如前文布赞所言，国际关系事实往往是各层次的变量所共同作用的结果，很难说哪一层次居于主导地位。因此，笔者认为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个体理论与体系理论如何进行对话和交流、走向理论综合。 尽管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S. Kuhn)认为理论研究中不同的范式具有不可通约性[46]，但这并不表示在两种极端的理论倾向之间没有走中间道路的可能。如建构主义就是在主流理论和批判理论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在理性主义(Rationalism)和反思主义(Reflectivism)之间力主一条中间道路[47]。在微观个体和群体心理层次，既可以建立起还原论的个体主义理论，也可以建立起整体论的结构主义理论。这是微观层次个体理论与体系理论交融的表现。因而，认真思考微观理论与体系理论如何结合与统一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重要问题。从这种意义上说，国际关系心理学的发展不仅关乎微观理论的前途，更关乎整个国际关系理论的前途。从实践的角度观察，这种研究取向和路径也具有可行性，比如关于身份与认同的研究，就具有这种理论上深入和创新的空间。因为身份与认同既是以微观个体与群体的认知为基础，又在国际体系层次上具有广泛的运用空间。 国际关系论文:国际关系本体论分析 【论文关键词】　国际关系　本体论　社会事实　主体间性 【论文摘要】　本体论是我们对研究对象的根本性假定。西方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学者一般视本体论为国际关系研究对象在根本上究竟是何种存在而进行探讨。根据社会学家关于社会事实互动性的定义,国际关系事实可归类为社会事实,而社会事实的根本特性是主体间性,所以国际关系事实可视为在根本上是一种主体间事实。作者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国际关系本体论是一种主体间本体论。国际关系主体间本体论的提出有助于建构更加清楚的国际关系理论,并为国际关系诸概念的统一分析创造了条件,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通常,我们在试图认识和观察某一外在事物时,总是通过一些中间媒介间接地对认识对象进行观察和认识。比如,我们通过对光线成像的感知,可以间接地认识能反射光线事物的形状和构成。我们通过对事物特征进行合乎逻辑地预设,间接地认识“主权”、“结构”之类事物的结构和形态。我们的感官不能、常常也没有必要直接跟认识对象发生联系,这种认识方式决定了我们必须不断地根据逻辑推理或常识推理,对认识对象的根本特性做出假定,然后根据这种假定形成对认识对象的知觉框架,从而完成对认识对象的认识。在这一认识过程中,我们对认识对象的根本特性的假定就是“本体论假定”。 一　本体论的哲学含义 本体论(ontology)是指在观察和研究对象事物时,对其所做的根本性假定,也是对所认识事物的终极假定。没有这种假定,我们就难以认识外在的事物。所以,本体论假定对于我们认识和研究国际关系现象具有重要意义。“本体论”这一概念的含义在其发展演变的历程中发生过较大的变化。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将这一术语从哲学领域引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时,根据本体论的现代哲学含义对其意义做了取舍。现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本体论含义已经与传统本体论的哲学含义大有不同。所以,我们在研究和学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时,需要首先澄清“本体论”术语意义的这种变化。 理解和澄清本体论的术语意义及其变化,需要从其哲学含义开始。 在古希腊,人们认为人类之所以具有各种各样的技巧和能力,例如跳舞、歌唱、协调关系、吟诗作赋、发明创造等,是因为人类有一种叫做“智慧”的东西。智慧如此美妙,值得热爱。所以古希腊人把“热爱智慧”称为“哲学(philosophy) ”,这就是哲学一词的最初含义。 智慧使得我们有了处理各种问题的奇妙能力,但是智慧本身却不能直接体现出来,也不能直接为我们观察到。我们能够看到的只能是智慧的外在表现形式。为了方便对智慧进行研究,一些希腊哲学家(主要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逐渐把热爱智慧具体化为追求“普遍知识”,并用“普遍知识”代替“智慧”进行研究,哲学也就顺势转变成为追求普遍知识的学问,而不再是关于智慧的学问。柏拉图暗示,作为智慧替代形式的普遍知识,不是关于“现象世界”的知识,而是关于“理念世界”的知识。 亚里士多德对所有的学问和学科进行了分类,在分类的基础上,他把“寻求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的“形而上学”作为第一哲学,“它研究‘是者之所以为是’以及‘是者’由于本性所应有的性质”。“是者( being) ”的原文是ov,相当于英文的词根ont - ,加上logy (学科) ,构成“ontology”一词。所以,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就是指本体论。[3] 这是本体论一词的最初哲学含义。 黑格尔接受了这一界定,并继续把本体论局限在纯粹的理念知识,与经验知识和现象界的知识区别开来。黑格尔的逻辑学是纯粹的原理,即是所谓的本体论;自然哲学则是纯粹原理的外化和展开,具体化为自然的原则;作为纯粹原理的绝对理念经过自然界的外化,最终在人的精神生活中返回到自身,这部分内容就是精神哲学。作为绝对理念的逻辑学乃是一切的本原,是本体论的研究内容。 亚里士多德在其形而上学里面曾专门讨论过“本体(noumenon) ”的概念。他认为,只有本体是能够独立存在的,其他各种“所是”都是依附于本体才能成立的,这是他讨论“是者之所以为是”时的一个基本观点。[4] 但是,由于本体不是唯一的“是者”,而是诸“是者”之一,所以本体论实际上是关于“是者”及其“所以为是”的学说,而不仅仅是关于本体的学说。 本体论学说在西方哲学中不断发展和演化。一些现代西方哲学家对本体论做了不同的解释。美国哲学家蒯因(W. V. O. Quine)把本体论简单地归结为“何物存在(what is there?) ”, 豪尔(David Hall) 和艾姆斯(RogerAmes)则认为本体论“是对事物最基本特征的研究”,是“寻求发现是者之是”。[5] 总之,在现代西方哲学中,以“存在”代替“是”作为本体论的研究对象,而“存在”又被当成表示一般的事物及其性质的概念。于是,本体论被当成关于一般的事物及其性质的一门学问。总之,在西方哲学中,“传统本体论”是关于本体和由“本体”所衍生出来的其他“是者”及其“所以为是”的学说,这种学说是纯粹理念性的、未经证实也无须证实的形而上学理论,与实证理论和实体理论截然不同。“现代本体论”的内容有所简化,被视为关于一般的事物及其性质的一门学问,是关于一切实在的基本性质的理论或研究。[6] 二　西方学者对国际关系本体论的分析 随着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日益触及深层的本体论问题。有意识地对国际关系事实进行本体论分析、做出本体论假定日益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学者难以回避的话题。在这种背景和趋势下,自觉地加强国际关系本体论的专门分析和研究,变得至关重要。对国际关系本体论进行自觉分析始于西方学者。所以,理解国际关系理论中本体论的含义,需要了解西方学者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本体论的。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西方学者较早主张对国际关系本体论进行系统考察和研究,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Wendt)便是其中的一位。[7] 亚历山大·温特在其建构主义的经典著作《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曾在多处论及本体论问题。他指出,他这本书是关于国际生活本体论的。他认为,即使最具有经验思想的国际政治学者,也必须研究一下本体论(must do ontology)。为了说明国际体系是如何运作的,温特指出,研究者必须做出一些形而上学的假定:国际体系是由什么构成的? 它是如何被构造的? 因为人类不可能直接地、没有任何中介地接触世界,故所有的观察都一定是掺杂了理论的( theory - laden) ,这种观察依赖于一些关于“何种事物存在”以及“它们是如何被构造的”等这样一些观念,这些观念通常被当做是没有问题的,或者是不被质疑的。当我们所研究的物体不可观察时(比如国际关系中的事物) ,我们尤其需要这些本体论假定。问题是,我们如此限定我们的认知活动,本体论就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我们的实体理论的内容。[8] 在此书中,温特试图揭示新现实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的结论是存在问题的,这是因为其结论从根本上就是源自其深层的物质主义和个体主义本体论,如果我们以理念主义和整体主义的观点来审视国际体系,那么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国际政治。[9] 从这段话里我们清楚地看到,温特所谓的本体论是指关于研究对象的本质特性及其建构方式的形而上学(纯粹理念性质的)假定,比如我们从纯粹理念上假定,我们的研究对象从根本上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它是怎么被构造的? 在温特看来,新现实主义的问题根源是,它把国际体系(研究对象)看成了一种物质性的存在(物质主义本体论) ,这种物质性的存在从根本上来源于国家个体的行为表现(个体主义本体论)。[10] 理查德·阿什利(Richard Ashley)似乎对本体论的含义有不同的理解,他指出,“国家中心”主义是新现实主义理论建构的本体论原则。新现实主义采用个体主义方法论(从本体论意义上也是个体主义) ,把国家比做一个棱镜,通过这个棱镜,把集体主义理解为国家个体欲望、需求、信念和行动的集合结果。[11] 华尔兹在此意义上认为,国际体系从本源上讲是个体主义的,是自然发展起来的,而非有意设计的结果。[12] 所以,阿什利指出,“对新现实主义来说,国家在本体上是优先于国际体系的。这一体系的结构是这样产生的:先将国家定义为各个独立的个体,然后研究几个个体相互作用(mutual reference)时表现出来的特性。对新现实主义者而言,不先形成国家行为体的概念,就无法描述国际体系结构。”[13] 从这一段话我们可以看出,阿什利所谓的本体论似乎与温特的理解“不同”:阿什利所谓的本体论是指对于国际体系而言,其根本和本源是什么;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先于国际体系而存在,因而国家是国际体系的本源,所以“国家在本体上是优先于国际体系的”。[14]如何理解这种不同呢? 仔细品味一下,其实他们本质上讲的是一回事。阿什利谈的是总体上的国际体系,是以国际体系为研究对象时的本体论,试图回答国际体系根本上是什么的问题。那么国际体系在根本上是什么呢? 这是阿什利提出的问题。阿什利认为,在新现实主义看来,国家比国际体系更根本,更具有本体性,所以,国家是国际体系的根本。温特在谈到本体论时,不是指总体上的国际体系,而是指以国际体系结构为研究对象时的本体论。那么,国际体系结构根本上是什么呢? 这是温特所提出的问题。温特认为,从根本上看,国际体系结构是一种观念结构,而不是物质结构。所以,我们可以肯定,无论温特还是阿什利,他们谈论的本体论都是一回事,是指研究对象在根本上是一种什么存在。这恐怕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使用本体论这一术语时采用的一个基本含义。 三　国际关系事实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性存在 既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把本体论理解为研究对象在根本上是一种什么存在,那么从总体上看,国际关系事实在根本上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呢? 要弄清楚这一点,我们需要先明白一个重要的概念———社会。什么是社会呢? 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Georg Simmel)认为,个人之间是处在不断的互相作用过程之中的,由于个人的互相作用而联系起来的网络就是社会。社会只不过是对互动着的一群人的称呼。所以社会学的任务是要阐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即阐明个人怎样互相交往而形成群体,群体又怎样制约个人,故社会学的基本问题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16] 马克斯·韦伯也认为,社会学是一门试图说明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由此而对这一行为的过程和作用做出因果解释的科学。“行为”在这里表示人的行动,只要这一行动带有行为者赋加的主观意向即可。“社会行为”则表示,行为者的行动根据行为者所赋加的意向而与他人行动有关,并在其行动过程中是针对他人行为的一种行动。[17] 这意味着,只要某个行为者与他人发生了有意识的行动联系或行为互动,他就采取了一种社会行为而不是单个人的独立行为。所以,社会意味着人与人之间有意识的联系与互动,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有意识联系和互动而形成的关系网络就是社会。这一定义与齐美尔的定义差不多,只是马克斯·韦伯更加强调了社会行为的意图性。 根据关于社会和社会行为的这种定义,我们可以确定,典型的社会行为不仅包括社会成员之间有规范的避让(如红灯停、绿灯行) ,而且包括他们之间无规范的暴力和打斗(如韦伯所谓的两个骑车人相撞后的对骂互殴)。[18] 也就是说,从含义上看,社会行为仅仅意味着社会成员之间的有意识的互动,而与互动的方式及与互动者之间是否存在规范的秩序无关。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国际体系中,如果我们把体系成员看做是各个国家的话,那么国际社会或者说国际体系中的社会事实就不像英国学派所断言的那样,仅仅存在于有一定交往规范的国际体系中。纯粹通过暴力规则交往的国际体系(如霍布斯体系)也是一种社会体系,其中的国家交往也是一种社会交往。英国学派所谓的“国际社会”,只是一种文明程度更高的国际社会,而不是唯一的国际社会形态。笔者认为,国际关系现象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现象,国际关系事实属于社会事实。绝大多数国际关系学者都有意无意地支持了这种观点。 雷蒙·阿隆是最早把国际关系看做社会现象的著名学者之一,其巨著《战争与和平》是用社会学方法分析国际关系的重要著作。国际关系的理想主义理论以及现实主义理论的早期著作,如卡尔的《二十年危机》、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等,都是从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社会关系出发来分析国际现象的,都默认国际关系的社会性质。新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也不例外,从葛兰西到考克斯,再到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都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国际关系的社会属性与社会互动(尽管互动的主体可能主要不是国家) ,默认国际关系的社会属性。 除此之外,当前国际关系的三大主流理论———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也都坚持国际关系事实的社会属性。 首先是新现实主义。被普遍误认为采用物质主义本体论的华尔兹实际上认可了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的社会属性。他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指出,国际体系发挥作用、塑造行为的方式有两个:一个是社会化,另一个是竞争。这都是在描述社会行为。社会化通过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效仿和竞争使得社会成员变得类似。“没有人让一个学校或城镇的青少年穿着相似的衣服,但他们大部分人都这样做了……社会以一种自发和非正式的方式建立行为规范。组织的观点可以左右其成员。英雄和领袖出现了,大家竞相效仿。社会化使得一个组织的成员与这个组织的规范变得一致起来。有些成员可能会感觉到压抑并企图做出越轨的行为,但舆论的嘲弄可以使他回到正轨或者迫使他离开这个组织。社会通过各种方式建立规范并鼓励一致性”。此外,“竞争鞭策行为者,促使他们调整自身,采取社会上最能为人接受和最成功的行事方式”。所以,“社会化和竞争是减少行为及其后果多样性的两个方面”。[19] 可见,华尔兹并没有把国际政治和国际体系看成是物质事实,而是看成社会事实。华尔兹只是把他发现的国际政治研究中的一个核心变量———国际体系的结构———看成是物质性的。如果华尔兹的研究对象仅仅是“国际体系的结构”,那么我们可以说他的本体论假设是物质主义的。但是,华尔兹的研究对象不是国际体系的结构,而是整个国际政治体系,所以,将华尔兹理论的整个本体论假定理解成物质性的,就存在问题了。 其次是新自由制度主义。对于基欧汉而言,其基本的研究对象也是国际关系。总体上,他从基本的国际关系假定出发来驳斥华尔兹的理论。他关注的基本问题是:国家之间怎样通过制度合作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国际制度如何对国家行为产生影响。[20] 这显然也是在研究国家个体之间的社会行为和社会互动,其基本假定也认为国际关系是社会性的。 最后是温特的建构主义。温特更加明显地把国际关系看做是社会事实。他直接把自己的理论称之为“社会理论”,不仅如此,他还把华尔兹的理论作为社会理论的一种。温特对国际社会理论核心问题的定义及其答案与华尔兹的有所不同:温特把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定义为“观念在社会生活中起什么作用?”其答案是,观念起决定作用;而“华尔兹的社会理论”则似乎可以把核心问题定义为“物质在社会生活中起什么作用?”其答案是,物质起决定作用,因为物质主义者把社会中起关键作用的事实理解为物质力量的组合。[21] 温特明确指出,国际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这是默认的事实。对于什么因素在国际关系的社会事实中起关键作用,物质主义和理念主义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在这种认识基础上,温特明确指出自己的目的只是想“澄清国际体系的本质和作用”, [22]所以其研究对象就限制在了国际体系及其结构上面,其本体论问题就变成了“国际体系及其结构在根本上是一种什么样的事实和存在”。温特假定,国际体系结构在本质上是一种观念结构,这里的观念是指共有观念,即社会观念。 必须指出的是,华尔兹关于国际体系结构的物质性界定存在一定的问题。既然华尔兹明确假定国际政治和国际体系是一种社会事实(他本人对此有过具体的论述) ,那么作为国际政治和国际体系的“社会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国际体系的结构就应该是一种社会性事实,而不可能是一种物质性事实。此外,根据社会和社会行为的定义,社会事实的构成基础应该是人或国家这样的具有主观意图的施动者,而不可能是其他没有主观意向的物质要素。所以,作为社会事实的国际体系的结构,其构成要素不可能是物质性的,而只能是社会性的。显然,华尔兹在这里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 需要指出的是,不仅国际体系结构不可能是物质性的,国际关系的核心概念“权力”也不应该是物质性的。如果我们根据前面对国际关系是社会事实的假定,合乎情理地推导出“权力”的定义,那么我们也只能将权力界定为一种社会关系,而不是物质力量。从另一方面看,把“权力”界定为一种社会关系,也更加符合我们对它的经验认识。 四　国际关系的主体间本体论 既然国际关系是一种社会事实,那么我们用什么概念准确地表示国际关系的本体性特征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引进“主体间性( intersubjectivity) ”这一重要概念。 什么是主体间性? 马克思指出,人在本质上是一种“类”的存在物,或者说一种社会存在物。作为社会存在物的人,每个个体都会不可避免地超越自身的个体性,与其他社会个体进行交互性的活动,发生各种各样的“主体间”关系。[23] 在这种活动和关系中,各种各样的主体间性问题、意义和困境都不断地、现实地展示出来。[24]英国文化学家麦克尔·卡里瑟斯(Michael Carrithers)指出,在任何情况下,人类的特性和经验只能在任何人的关系中、并通过任何人的关系而存在。[25] 社会就是人的集合,社会问题的实质就是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类的关系问题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问题。[26]这说明所谓社会行为和社会事实,实际上是一种交互主体性的事实,或者说“主体间事实”。[27] 社会事实不是表现为某个独立个体的单独活动,而是表现为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之间的交互活动,它存在和表现于主体之间。社会事实具有主体间性。 主体间性是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英文原文是“intersubjectivity”,汉语一般翻译为“主体间性”,也有的翻译成“交互主体性”、“主观际性”、“主体通性”、“共主体性”等。就其字面意思来看,翻译成“主体间性”似乎最准确,意指事物存在于主体之间的性态。主体间的东西要与纯粹的主体性的东西相区别,这意味着“某种源自不同心灵之共同特征而非对象自身本质的一种客观性。心灵的共同性和共享性隐含着不同心灵和主体之间的互动作用和传播沟通,这便是它们的主体间性”。[28]需要说明的是,主体间性是以主体性的存在为基础的。“主体”作为一个概念,最初是指实体,但在现代哲学中,主体是指人基于自我意识确立起来的一种实在。所谓主体性是指意识本身所具有的主动性、能动性、构成性、创造性和自由性。主体性原则建立在主体与客体对立与统一的基础之上。客体性具有被动性、受动性、机械性、固定性的特点。主体间性是主体之间的关联形态,是主体之间的影响和作用, [29]所以没有主体性就没有主体间性。 国际关系作为一种社会事实,必然具有主体间性,其本质上是一种主体间事实,这是国际关系事实的本质特性和本体论属性。对于国家间关系而言,或者对于以国家为基本主体的国际社会而言,我们研究和关注的是那些存在于国家之间或被不止一个国家所共有的国际关系事实。当然,从广义的角度看,国际社会中的个体性主体不单单是国家,国际社会中还有为数众多的个人行为体和组织行为体,它们都具有主体性,是国际关系的主体。所以,从广义的角度看,国际关系的主体间事实还包括为这些个体行为体所共有的事实。 五　国际关系本体论研究的意义 笔者认为,国际关系事实是一种主体间事实,国际关系的本体论是一种主体间本体论。这一结论对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国际关系主体间本体论的提出,明确了国际关系现象的根本特性是主体间性,可以使我们更加自觉地避免对国际关系事实属性的曲解和误解,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准确地把握国际关系事实本身。例如,明白了国际关系事实的“主体间”本体性,我们就可以很容易推导出以下结论:权力不是一种物质现象,而是一种社会关系;体系结构也不是物质性的,而是社会性的,具有主体间性。这样就可以有效地避免华尔兹式的片面理解。 第二,国际关系主体间本体论的提出,有助于我们建构出理论基础更加清楚的国际关系理论。一个好的国际关系理论,必须具备“清楚”的理论基础,而不是“多重混杂”的。多重混杂意味着理论的本质不清,本质不清就难以有集中统一的逻辑起点和推理基础,从而难以建构出严谨简约的理论。国际关系主体间本体论的提出,为国际关系事实找到了一个可以信赖的深层基础和根本属性,使国际关系事实有了统一的本体论基础。这为建构基础纯净、严谨简约的国际关系理论创造了条件和可能。 第三,国际关系的主体间性的统一为国际关系诸概念的统一分析创造了条件。目前,不同流派的国际关系理论“各自为政”,物质、观念各执一词,人为地在国际关系理论涉及的关键事实和核心概念之间制造出无法通融的隔阂。物质性的权力和观念性的文化迥然相异,缺乏统一的分析基础,一个优雅的理论不大可能将它们进行合并分析。国际关系的主体间本体论可以有效地破除这一难题,使得权力和观念、规范等概念有了统一的分析基础,可以把它们放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下进行分析(无论是进行因果关系分析还是建构关系分析)而不必担心理论基础不清楚的问题。 第四,国际关系的主体间本体论为国际关系的实证研究提供了认识论基础。主体间性保证了社会事实的客观性和可观察性,而研究对象的客观性和可观察性是实证研究的基础条件。如果国际关系事实不具备这两个基本条件,就谈不上对其进行实证研究。主体间性的提出为我们从认识论上解决了实证分析的难题,批驳了反实证主义者对实证研究的非议和攻击。[30] 总之,国际关系主体间本体论的提出,不仅比较有效地解决了传统理论分析中存在的混乱和难题,也为国际关系理论的统一分析和实证研究开辟了空间,应该引起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国际关系论文:科技革命与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 摘 要 历次科技革命不仅对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而且还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二战结束以后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尤其深刻而广泛，最重要的影响是：导致了两极格局的终结与多极化的出现；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日益面临挑战；对南北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促使人类战争观念的转变，和平与发展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 关键词 科技革命 国际关系 演变 科技革命是科学技术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发生的根本性的革命性的质的突破和飞跃。它不仅对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而且还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二战结束以后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尤其深刻而广泛，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一方面导致了两极格局的终结与多极化的出现和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日益面临挑战，另一方面对南北关系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同时还促使人类战争观念不断发生转变，和平与发展日益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 1 近代科技革命与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 恩格斯曾经指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近代人类发展的进程中出现的历次科技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证明了这一点。近代以来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人类社会经历了两次科技革命，每一次都深刻地影响了国际关系的发展。 第一次科技革命是18世纪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的工业大革命，这场革命造成了纺织工业、冶金工业、机械工业、造船业以及航海交通的大发展，在极大地推动了当时欧洲各国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使人类社会从手工工场时代跃入机器大工业时代。这次科技革命不仅使一直以来处于欧洲文明边缘的小岛国——英国因为最早开始了这场革命而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且导致了现代国际关系的萌芽。在第一次科技革命之前，虽然15世纪、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使世界各大洲之间开始发生交往，但这种联系是不经常的、片面的，因而不存在现代意义的国际关系。工业革命后，随着天文学、地理学的发展，航海事业达到空前规模，各大洲内部和各大洲之间开始了经常性的、较为密切的联系，全球性的国际关系才开始逐渐形成。 第二次科技革命开始于19世纪后期开始，以电力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为标志，它引起了电灯、电话、电报和电动机的出现，以及钢铁工业、汽车工业、航空业和铁路、公路交通、化学工业等的迅速发展。使人类社会从蒸汽时代跨入电气时代，并最终促使了现代国际关系的形成。国际关系的发展从此具有了明显的全球性、整体性，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世界上发生的各种事件的影响。而每个国家，特别是一些主要国家发生的重大事件，也会对全球国际关系产生各种影响，特别是由于国家实力的不平衡发展。几个在经济、军事实力方面对其它国家具有压倒优势的强国，在国际事务中常常起着主导的作用，并相互争夺世界霸权。而在这次科学革命中处于领先地位的是德国和美国，英法紧随其后。由于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与经济发展不平衡，新兴国家要重新瓜分殖民地，争夺世界霸权。最终在20世纪上半叶爆发了两次世界性的大战。先后建立了凡尔赛体系和雅尔塔体系，并在雅尔塔体系的基础上确立了战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相互争霸的两极格局。两次大战的发生以及美苏两极格局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就是科技革命造成各国综合国力对比的变化。 近代国际关系发展演变的历史清楚地说明，伴随着科学技术中心在世界范围内的转移，国际关系格局也总是发生着相应的变化。19世纪英国称霸世界，20世纪上半叶德国对英国霸权的挑战，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两极格局的形成，都是与这些国家在当时世界科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密切相关的。 2 新技术革命对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 近代的两次科技革命以及它们引起的产业革命延续时间长达上百年，它们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往往被其他方面的影响所掩饰，因而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近代科学技术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虽然深刻，但表现却并不是非常明显，这影响了对于科学技术因素的重视程度。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迅速发展的新技术革命是以原子能、计算机、特别是微电子技术、生物工程技术和空间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主要标志。这次科技革命对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与前两次相比不仅更加直接和明显，而且更加深刻和广泛。 (1)导致了国际关系格局的转换，美苏两极格局最终解体，世界正朝多极化方向发展。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归根结底是力量对比的变化，科技革命引起一些国家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革命性增长，从而导致国际关系的根本性变化。 在历史的长河中，军事实力长期是国际较量制高点。大国都倾力于军事领域，追求着由军事强国而成为世界强国的目标。然而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现代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使科技力在国力中逐步取代军事力成为国际较量的一个制高点。在新的形势下，苏联与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科技、经济实力的差距逐渐拉大，并最终解体，由此导致两极格局的终结。与此同时，现代科技革命兴起不仅使日本、西欧等西方发达国家缩短了与美国的差距。而且，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综合国力也在近二十年来急剧上升，这些国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而推动着国际关系格局朝多极化方向发展。 (2)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使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日益面临挑战。国家主权是国家固有的区别于其他社会集团的最重要属性，表现为一国对内的最高统治权和对外的独立自主权。正是由于这一根本属性，国家才能在国际关系中发挥最重要的作用，也才能成为国际关系中最基本的行为主体。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具有不可分割、不可转让、不可共享的特性。然而，随着现代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观念正日渐受到挑战和侵蚀。特别是人造卫星、宇宙飞船和电子技术等的发展，克服了自然地理因素的限制进行信息的自由传递，使每个国家在严格意义上讲已经没有了秘密。此外，地理上边界的重要性也被国际分工、国际市场体系和科学技术在国际间的转移和流动而极大地削弱了，因而给每个国家维护自己的主权带来了威胁并产生了一些新问题。 因此，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已经使国家拥有绝对的主权是完全不可能的了。当所有的国家都在声明它们的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一个本质上互相依存的世界的运转和管理所需要的协定，正在慢慢地侵犯着它们的主权。而在未来越来越开放的国际社会，国家主权的部分削弱和部分让渡已成为发展的大趋势。传统意义的国家主权概念也必须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变化。 (3)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对南北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20世纪中期开始兴起的新技术革命与近代的科技革命相比有两个较为突出的特点：一是耗资大。新研究项目的开展，新产品的开发，实验设备的配置等都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二是需要很高的综合科研销售系统，这就涉及到很多方面，如：全面、系统、发达的基础科学，齐备的科技人才，先进的制造工艺和技术，一流的实验条件，发达的信息网络和完善的产品推广销售系统等条件，这样才能保证处于领先地位的新产品能够迅速研制、开发、利用并销售出去。 新技术革命所具有的这两个新特点使绝大多数科研活动只有发达国家才有能力进行，致使世界科技活动的80%以上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发展中国家所占的比重不到20%。而在年人均科研经费、科研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和科技人员的数量等方面，发展中国家都远远落后与发达国家。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南北科技差距将进一步拉大，而其引起的后果将是贫者越贫，富者越富。发达国家凭借其先进的技术，以低价进口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加工成技术含量高的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则因其的落后而不得不向发达国家出口廉价的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以换取外汇，再从发达国家高价进口制成品。这种不平等贸易使本已十分巨大的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南北矛盾也会因此而不断深化甚至还可能激化。 (4)新技术革命的发展还促使人类战争观念不断发生转变，使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的主旋律。在人类历史上，尽管曾发生过大小数千万次的战争，但由于受到技术条件的限制，其作战能力、打击力、杀伤力、破坏力都远不能与今天相比。今天，现代科技革命的发展、大量新型武器的产生，战争的领域向上扩展到了“无高不可攀”的境地，向下则可潜入到海底深处。山障、路障等在高科技武器的作用下，失去了昔日的威风。在英阿马岛之战中，英国的空军急速开赴远在1．3万km之外的马岛进行空战；在海湾战争中，美国的空军远涉重洋，长途飞行3 200km，进行大规模空袭。在海湾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凭借着夜战装备上的绝对优势，使夜战场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单向透明”的战场，多国部队主要的作战行动大都放在夜间进行，取得了良好的作战效果。核武器的出现及其所具有的巨大杀伤力和破坏力更是使现代战争没有真正的胜利者。在现代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的今天，全世界处于一种一按电钮就可以在一瞬间全部毁灭的状况之中。过去认为交战国必有一方胜利，一方失败，而战胜国从胜利中所得的利益一定比付出的多的想法，已不符合历史的发展趋势，为历史所淘汰了。也就是说，人类的战争观念已经发生转变。在当今时代依靠科技优势，通过和平手段来追求、实现国家目标，已有了可能。制约世界战争的和平因素正在增长。正是这种观念的转变使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的主旋律。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60年以来世界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处于总体和平状态的重要原因。 3 结论 总而言之，新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不仅推动了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对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有着重大的影响，而且对国际关系的发展和演变产生着更为深刻而广泛的影响。21世纪是科技竞争更加激烈的时代，哪个国家在科学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就会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的地位，也就会在未来的国际关系和国际事务中处于主导地位。 国际关系论文:自由主义与世界政治——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启示 【内容提要】自由主义是对国际关系实践产生最深刻影响的思潮之一。本文试图对国际关系中的自由主义发展道路进行梳理，文章对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假设进行了重新辨别，并分别阐述了国际关系中的放任自由主义与管制自由主义思想，及其在世界政治秩序演进中的意义。 【关键词】自由主义；世界政治；国际关系理论 在20 世纪的世界政治中，自由主义、建构主义与现实主义是对国际关系实践产生最重要影响的三股思潮。而在这三股思潮中，无论就影响还是对人类政治终极关怀程度而论，又尤以自由主义为最甚。自由主义为悲观时代的世界政治播下希望的火种，也为乐观时代的世界政治提供无穷的鞭策力量。自由主义无时不踌躇满志地表达着其对世界秩序的规划蓝图，并满腔激情地将其理念赋予世界政治的实践之中。自由主义因此为我们理解国际关系思想提供了一条最重要的线索。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假设 在过去的30 年中，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交锋（新-新辩论）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动力。两者在对世界政治许多基本问题（诸如合作、制度的意义、收益问题等）的看法上存在着分歧，而究其根本，在于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在基本假设上有着本质的不同，这也是笔者认为两者具有不可相容与合一性的原因。[1]自由主义在世界政治分析的起点上，至少有以下几点与现实主义相比是独特的：第一，无论在国内政治还是国际政治中，个人或者团体是最重要的行为体，个人行为是以利益与目标为导向的，在特定的条件下，他们会努力追求并促进社会秩序与个人福利的进步。因此，个人（个体，individual）成为自由主义世界政治假设的核心，个人行为与世界政治有直接的关联。第二，与第一个假设直接相关的是，在自由主义理论中，国家（或者个人意志的代表）也是世界政治基本的行为体，但是，自由主义眼中的国家不是现实主义理解的类似实心球那样的“国家”（unitary state），而是“多头国家”（poly-archy state），也就是说，国家只是国内社会利益的集合体，其政策与行为是由国内社会团体与个人的偏好累积而成的。个人、利益集团、官僚机构以及社会团体之间构成竞争关系，国家政策与行为只是国内集团利益相互博弈与谈判的结果。第三，现实主义更多是从国家-国家关系上考察世界政治，自由主义则从国家与社会关系出发考察世界政治。自由主义重视社会因素的作用，这里的社会因素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国内层次的市民社会，其二是随着相互依赖与跨国交流的发展，在国际层次出现的跨国市民社会。在国家之外，社会力量同样是国际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参与并推动着国际政治的进程。更为重要的是，市民社会从国内与国际方向上发挥着对国家的制约作用。[2] 国家-社会关系假设的引入，使自由主义得以接触更加立体的世界，从而极大丰富了国际关系研究。第四，自由主义关于世界政治性质的认识也是独特的，这一点恰为许多分析者所忽视。多数学者认为，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都假设世界政治的无政府特性。其实并不尽然。现实主义者几乎毫无例外地认为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因而通行国内政治的原则是不适用于国际政治的，试图将国内社会中的宪政与民主原则加于国际秩序设计是幼稚与愚蠢的。因此，现实主义特别是新现实主义喜欢声称自己的理论是“国际政治的理论”。与此对应的是，自由主义更接近是一种将国内社会经验放大到世界的国际关系理论。自由主义尽管承认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特性，但是此认识是在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并不存在本质性区别的假设基础上的。所谓不存在本质性的区别，是指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或者秩序的缺失，只是由于类似国内社会中的制度安排未被推及于国际社会的结果，换句话说，国内政治经验可以应用并普及于国际政治，并最终使世界政治步入秩序状态。[3] 总之，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并非同根异枝，在行为体特性、个体行为的社会背景以及国内社会与国际社会关系问题上，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有着天壤之别。 古典自由主义的世界政治哲学 与现实主义一样，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也不是铁板一块的。从饱受批判的威尔逊理想主义，直到近些年学术界讨论很热的自由制度主义与民主和平论，都属自由主义阵营中的重要代表。而在自由主义阵营之内，不同学者对自由主义派别的划分也不一样。[4]在国际关系学界，这些年人们遇见最多的一词莫过于“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有“新”当然就有“旧”，但是人们对新自由主义何以与旧自由主义区别开来，至今并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学理根据。本文认为，凯恩斯主义的出现是国际关系中新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的分水岭。我将在阐述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部分给出这一划分理由。在此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交代一下古典自由主义的世界政治哲学观。 20 世纪之前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思想，散见于洛克、卢梭与康德的政治哲学，斯密、穆勒、科布登的（Richard Cobden）政治经济学，以及像边沁和斯宾塞这些对国际关系感兴趣的学者的著作中。我把凯恩斯主义之前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称为古典自由主义。秉承同样的血脉，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在一些国际事务基本问题上看法是一致的。第一，通过各种各样的政治和经济手段，在国内与国际关系中促进与扩大自由（以及后来的民主）乃世界和平、福利与正义的基本保障，也是世界秩序之基础。自由主义者认为只有通过不懈地推广自由主义的纲领，才能获得世界持久的和平与秩序。个人自由与世界政治秩序之间因此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此种看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福关于在四大自由基础上（宗教自由、言论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建立战后世界秩序的阐述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推而广之，在自由基础上的自由国家（liberal state）是推动国际合作的重要力量。所谓自由国家，大致具有这样的特征：司法平等，对个人权利实施保护的良好宪政，代议制政府，建立在私有产权制度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体制。第二，国际合作是实现更广泛的人类自由的基本手段，自由主义者不认为人类政治生活是和谐的，但是自由主义并不认为充满利益冲突的人与人（国与国）之间合作是不可能的。[5] 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认为，或者关注的是，个体可以各种途径（制度安排、社会交往、贸易、契约等）协调彼此之间的利益冲突，他们并不理想地认为个体之间存在完美的和谐状态，他们接受纷争与强制曾经是而且一直是国际生活的一部分的事实，但是与现实主义不同的是，自由主义者坚信，共同的利益和非强制性的谈判会成为国际生活最重要的内容。因而，自由主义者试图理解的对象是特定国际生活中，冲突和共同的利益、强制和非强制的谈判以及道德和自我利益之间是如何达成平衡的；[6] 如何促进个体之间的合作，是自由主义关注的重要话题。第三，基于合作的可能性，自由主义认为世界政治在合作中可以促进自由与进步，因而与现实主义截然不同的是，自由主义把世界政治看作是进步的而非循环的，是演化的而非静止的。从这一点说，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是一种进步的理论，它与一般的现实主义简单甚至有些庸俗地只把国际关系视为权力政治的游戏和战争的循环往复不同，相反，它认为通过国内政治制度的改进和完善（自由国家建设），以及在世界范围不懈地推广自由民主制度，是可以克服世界政治的战争状态的，所谓的战争状态并非一成不变的，是可以而且应该能够走得出的一个困境。[7] 但是，与后面阐述的新自由主义有所区别的是，古典自由主义对世界政治理解的独特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支配17～19 世纪主流自由主义国际思想的是一整套自由放任的理念，其在经济上相信自由贸易会促进和平，而在政治上则相信类似竞争性市场的国家体系，一只无形的手（均势）会自动调节国际秩序。应该说，古典自由主义的这种世界秩序理念，与其在国内信奉的政治经济信条是一致的。古典自由主义因为相信均势会自动调节国家间关系的这点看法，容易使人把它与信奉均势原则的政治现实主义联系在一起。其实不然，古典自由主义更多地是从自动调节的意义上理解均势，而政治现实主义则更多是从作为手段与目的的意义上理解均势。[8]第二，古典自由主义在国际事务中（至少在自由的国家之间）支持民族自决与不干预政策。基于自由与民主理念为基础的民族自决运动，应该受到鼓励；而对自由国家内部政策的干预，是不被支持的。这也正是不干预原则成为19 世纪自由主义外交思想核心内容之一的原因。[9]第三，与前两点直接相关的是，古典自由主义认为受到最少干预或者不被干预的世界本身就会走向秩序，如果自由贸易与基于自由原则基础上的民族国家建设能够及于世界的话。 新自由主义的世界政治哲学 古典自由主义盛行的时期基本是以领土为中心的国际政治时期，超越国界的全球公共问题还没有成为世界政治经济中的紧迫问题。但是，随着各国相互依赖的发展，国际关系对国内政治的制约能力在加强，听任国际体系中大量跨国界问题的发展而不给予关注与治理，已经威胁到国内自由民主的生存。古典自由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开始在世界政治中碰到巨大考验。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 年危机，成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分水岭。放任自流的古典自由主义国际思想在两次世界大战面前面临严酷的挑战，民主国家内部的制度与价值以及国家间体系的生存，几乎受到自由放任世界的毁灭性打击。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首先对这种放任自流自由主义世界观进行挑战的是威尔逊。威尔逊第一次把“有组织的和平”（an organized peace）理念带到战后国际关系的实践中，其核心思想是要在国家之上形成一个超国家机构，裁判纷争与冲突，具体内容是通过国际联盟的建立，解决困扰18～19 世纪欧洲的安全问题。这是古典自由主义国际理论向新自由主义转向的开始。20 世纪20 年代末30 年代初爆发的经济大萧条，进一步催生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大萧条及由此引发的国内与国际危机，加速了人们对自由放任国际主义政策的怀疑。大萧条无论对国内还是国际生活，都产生了毁灭性的后果，它使自由主义者认识到，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一个不受管制的政治经济体系都是灾难性的。凯恩斯国家管制思想应运而生，并在美国的新政实践中大获成功。凯恩斯主义的要义不只是将国家管制的理念带到国内政治经济治理中，其国际政治意义还在于，要使世界政治免于二战这样的灾难，也必须对国际生活进行必要的管制。这也正是二战结束前后，美国把管制性多边制度理念诉诸世界秩序设计的理论基础。[10]通过国际组织与国际规则管制世界的理念的出现，标志着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生了重大的转折。自由放任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不仅在国内也在国际上逐渐失去了支持者。 由此看来，新自由主义至少在以下几点上与古典自由主义是不同的。第一，新自由主义认为自由放任的国际生活从逻辑上并不必然导致秩序，相反，理性个体行为，会导致非理性的国际政治经济市场失灵的恶果，新自由主义强调通过国际组织、多边制度与国际法对国际生活进行调控与必要的管制，非此国际政治不会进入秩序。第二，新自由主义相信和平与正义不是自然的状态，它们是人们精心政治设计的结果。新自由主义因此提出在国际层次上进行改革的问题，包括国际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提高制度安排绩效，加强多边主义，扩大跨国社会行为体的参与权等等。第三，新自由主义主张对国际政治经济生活进行必要的干预，认为在一个边界的政治经济意义正逐渐模糊的世界中，人类政治发展正面临着许多跨越国界的共同问题，这些问题必须通过更深入的合作，必要的时候借助干预以得到治理与解决。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新自由国际主义理论，由新自由制度主义、社会自由主义以及伯利为代表的法律自由主义组成。其中，新自由制度主义最为国内学术界所熟悉。在最近的新-新辩论中，以及多数学者所阐述的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几乎均把新自由主义简单地等同于新自由制度主义，而对其他新自由主义流派几乎置若罔闻。这实在是对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理解的偏缺。限于篇幅，本文着重阐述社会自由主义与法律自由主义。 威斯特伐利亚秩序，或者领土型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将国际社会中的权力彻底下放到以领土、居民为基础的主权国家身上。威斯特伐利亚秩序解决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确立主权归属各个民族国家的理念，赋予各个主权国家独立的、绝对的不受干涉的权利。在一个互相猜忌与恐惧的国际体系中，它从法律上和形式上保证国家足够的权利去维护自己的独立性。但是，随着跨国互动的加强，国内与国际事务界限的模糊，各种议题的相互交叉与重叠，领土型国际政治的“边界”在发生变化，这个边界不只是传统国际政治的地理边界，而是问题性质上的边界变化，并进一步引起国家层面与国际政治层面如何进行权力两级分配问题。换句话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没有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治理国家互动过程中出现的在国家之上的公共问题？公共问题的解决仅靠国家自觉性的约束是不够的，它们需要国际层次上必要的具有强制实施能力的制度来保障，需要国家将一些权力委托或者转让给更高的国际机构，而这一点正好与威斯特伐利亚秩序“主权在国”的理念相冲突。[11] 这是新时代国际政治与旧的领土型国际政治的最大区别所在。人类政治面临的问题性质的变化，导致国际层面上对治理的需求在增加，而威斯特伐利亚秩序下的制度安排满足不了此类需求。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在制度安排上的特点是确立“私权”（主权）的法律意义，由此形成的国家社会中（society of the states），缺少足够和必要的“公共权力”处理国家之间与国家之上的共同问题。这是威斯特伐利亚秩序的内在困境。 新自由制度主义开出的处方是强调国际层次上制度安排的意义，认为制度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与风险，改进信息质量，确立稳定可靠的预期，以促进合作与共同问题的解决。 法律自由主义对此反应有所不同。法律自由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主张将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法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伯利的作品中。[12]法律自由主义的核心观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合作国际法（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cooperation）开始代替共存国际法（theinternational law of coexistence），成为规划世界秩序的重要规范。与自由放任思想一致的是，传统国际法赋予国家以近乎无限的自由去追求自己的利益，而合作国际法则把国内人权、健康保护、经济状况以及环境保护都纳入到规范的范畴。[13]合作国际法的主体、范围与功能较之领土型国际政治下的传统国际法都有了很大的不同，其出现深受二战以后发达国家国内福利自由主义的影响，就国际层面而言，则与相互依赖加强后不断增加的跨国社会问题所带来的管理压力有关。按照法律自由主义的逻辑，国际法（transnational law，跨国法）将变成包括所有直接管制个人之间以及个人与政府之间跨国活动法律的总和，目的是要帮助形成跨国社会中个人和团体互动的结构模式，以限制国家的行动。[14]国际法调整的范围空前扩大了。 管制与干预并不是很难界定的词，但是新自由主义管制理念的实践，在以不干涉原则为主导的传统国际法下，则极容易被理解为干涉的同义词。当代国际政治中不断出现的关于干预问题的争议，从反面说明国际与国内政治经济生活中被管制问题的范围扩大了。一方面是不断扩大的管制领域，另一方面是在主权名义下对管制（干预）的抵抗，这就是新老交替时期国际政治的特点，也映照法律自由主义对跨国共同问题解决的深刻影响。 所有国家之间以及国家之上的跨国共同问题，几乎均与正义问题相关。新自由主义对此做出的反应体现在社会自由主义的主张中。[15]社会自由主义对当今国际分配正义给予格外的关注，其本质是为公正的世界秩序提供一种道德基础。贝茨（Charles Beitz）列举出当代国际分配正义问题，至少包括全球不平等与贫困；为了解决全球不平等与贫困问题，国际制度应该做出怎样的调整与变革；国际复合相互依赖中的新问题（贸易制度变迁引起福利再分配，缺乏控制的国际资本流动与跨国公司行为，国际资本流动对福利国家的威胁等）；除国家之外，谁（跨国社会中的各类非国家行为体）有权参与全球公共问题管理的决策？[16] 社会自由主义在这些问题上的许多主张带有“社会主义化”的性质。社会自由主义相信国际正义不是自然的状态，而是人类潜心设计的产物。合作可以促进福利增长，但是在不公正的制度下，合作也会导致福利分配的不合理性。社会自由主义在对国际分配正义与公正的诉求基础上，提出许多重要的主张：第一，国际民主的重要性。国际民主的核心是如何使事关全球公共问题的治理过程更多地在民主的程式下运行。社会自由主义主张对国际层次上的多边制度进行民主化改革，以使它们至少在程序上更为民主。[17]第二，检讨现有国际公共决策，淡化国家以及军事力量在全球价值分配中的作用，主张把更多的跨国社会团体纳入全球决策结构中来。第三，重视国际关系中弱势群体权利的保护。 社会自由主义因为对国际关系中平等与公正的关注，使其成为一支重要的中间与平衡力量。如果说新自由制度主义与法律自由主义强调管制作用的话，那么社会自由主义则更看重调节在世界政治秩序中的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际政治中，诸如南北问题、多边机构改革、环境领域的可持续发展等，都受到社会自由主义思想的极大影响。 结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启示 霍夫曼在论述自由主义与国际事务时，认为国际关系状态与自由主义是格格不入的，因为自由主义的本质是节制、宽容、协调与和平，而国际政治的本质则正好相反，是一种战争状态。[18]丛林法则的国际政治果真为自由主义的天敌？自由主义者对此给出了截然不同的回答。自由主义强烈的入世关怀，使它在所有的国际思想学派中，对世界秩序的规划最抱有宗教般的执著与狂热情结。如前所论，自由主义把世界政治设想为处于战争与和平的“混杂状态”（heterogeneous state）之中。自由主义并不静止地把世界政治看作是“霍布斯丛林”，自由主义认为，世界政治是一片“可培育（耕种）的园地”（cultivable garden），它既存在战争的状态，但也有和平状态的可能性。[19]自由主义相信进化与进步力量，从个人自由的保护，到自由国家的扩大，再到国际层次的制度与法律约束，国际政治生活会逐步达到自由国家内部社会那样的秩序。这就是自由主义一以贯之的国际社会改造原理。 自由主义任何时候都不失其时代意义。在所有的国际思想流派中，自由主义也是最早洞察到国际政治发生的转型及其带来的挑战。在现实主义还迷恋领土政治的游戏规则时，自由主义已经意识到超越国界的共同问题对传统国家间关系带来的革命性影响。而自由主义正是通过内在的改造，即从古典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的转换，对此做出即时的回应。二战以后国际关系领域多边制度的风行，肇始于欧洲的区域主义及其对其他地区正在产生的示范效应，多边主义作为一种理念在制度设计与改革中的意义，所有这些，都与自由主义理念在国际政治的贯彻有着密切的关系。自由主义为我们时代提出的最迫切问题就是，在国际力量参与各国内部政策调整范围持续扩大，以及跨国社会力量对国家行动制约不断加强的情况下，国家与国际的两级关系变得格外紧张，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完成了为处理国家之下问题的国家层次的权威分配问题，但是，正如前述，在国家之间和国家之上问题的解决上，国际社会所被赋予的公共权力是欠缺的。如何平衡这样一对关系，为未来世界秩序之关键。自由主义不能全部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就新自由主义力主国际层次管理机构安排的意义而言，仍然为全球化下的国际治理提供了最具创造性的一种途径。 以自由主义视角观照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于我们也不无启发意义，这是现实主义视角不能给予我们的。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如何从自由主义视角研究中国与世界？第二，如何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发现自由主义的意义？第一个问题与研究方法有关。从作为研究方法的自由主义来说，需要我们更多地从国家-社会关系看中国对外关系的变化。自由主义强调社会性因素的作用，像非政府组织与跨国社会团体等在中国外交变化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随着法治中国的发展，中国强国家-弱社会模式的变化在外交上的含义是什么？作为超大社会与单一国家，中国的央地关系以及国内不同利益集团（部门）之间的博弈怎样影响到外交领域的变化？中国独特的国内区域经济体与其周边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对未来东亚国际关系的含义为何？如此等等。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无疑为我们思考中国的国家关系提供许多全新的问题。第二个问题事关中国与世界关系中的自由主义维度。这一视野下也有许多有趣的问题，例如，经济开放及经济外交如何改变着中国处理与他国（地区）的纷争方式？中国参与国际制度以及国际制度介入中国，怎样影响着中国多边外交以及中国对多边主义的信念？中国在东亚区域化过程中怎么看待国家与地区两级层次中的权威分配？等等。显然，在现实主义主导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自由主义分析的引入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多促进研究进步的有意义问题。 国际关系论文: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沿革 [摘 要] 本文探讨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过程,也试图讨论它的未来走向。1919-1948年是国关理论初创与理想主义主导时期,源于对一战的深刻反思,理想主义谋求实现一个想象中的和平世界。从二战到1979年是现实主义的主导时期,以二战和冷战为背景,摩根索建立起现实主义理论框架,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在理论上做出了重大贡献。1979-1992年是自由主义复兴时期,新自由制度主义成为理论化程度最高的自由主义流派,与新现实主义比肩而立.1992年至今,强调观念和认同的建构主义兴起,逐渐与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形成三足鼎立。今后,国关理论将更多地表现出进化思维、权利政治和多元理论的发展取向。 [关键词] 国际关系理论;理想主义;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 关系成为一门学科有近100年的历史,1919年英国威尔士大学设立第一个国际关系教席是国际关系学科成立的标志.学科的建立反映了人们对一战的反思和对消除战争的希冀.从1919年起,国际关系理论的沿革经历了四个主要阶段.本文主要探讨在这四个阶段中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变化,并讨论国关理论可能的发展取向。 一、国际关系理论初创阶段与理想主义的兴起(1919-1948) 一战后,人们希望建立一个和平的国际社会.1918年,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十四点"计划,集中反映他的理想主义思想。威尔逊理想主义的核心是建立一个可以维护世界和平的超国家组织,具体体现在国际联盟上面.威尔逊主义影响深远,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到第三个阶段,即自由主义复兴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将威尔逊理想主义中民族自决、自由贸易、国际组织等观念重新整合梳理,并使之理论化.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关系思想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历史上许多思想家,如霍布斯、洛克、格劳秀斯、康德等人都有着关于政治和国际政治的重要论述,但没有统合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体系.威尔逊的理想主义至多是一些关于国际关系的思想和政策建议.因此,1919年开始的第一个阶段是国关学科的初创阶段、或曰幼稚阶段.从理论角度讲,理想主义是这一阶段国际关系的主导理念,考虑的是"应然"问题,就是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在方法论方面,国际关系远未形成自己的方法论体系,主要是借鉴历史学和国际法的研究方法.威尔逊的很多思想来源于国际法,他本人在任大学教授时期主讲课程也是政治学和法学.另外,一些国际联盟的积极倡导者,如塞西尔、劳特巴赫等,也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者。 但是,国际关系理论在第一个发展阶段中发生了一个重大的"断裂",这就是1939年卡尔《二十年危机》一书的出版.该书矛头直指威尔逊理想主义.卡尔认为,在国际关系思想界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思想,一种是乌托邦主义,即威尔逊理想主义,一种是现实主义.理想主义的典型实例国际联盟在制止侵略方面屡遭失败,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把世界设想得过于理想,与现实脱节.国联的失败也是理想主义的失败,它忽视了现实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问题,亦即"实然"问题.卡尔指出现实主义是一种和乌托邦主义对立的理念,它所重视的第一要素就是权力,最核心的一点是怎样看待权力和道德.卡尔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道德是不行的,但什么是道德,怎样遵循国际道德,国家怎样具有自己的道德,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正是在权力这-核心问题上,卡尔对理想主义的尖锐批判使这本书一出版就引起了很大反响,但最大的震撼还是来自二战.《二十年危机》首版在1939年,当时战火初起g此书于1946年发行第二版,二战刚刚结束.二战的实际似乎印证了卡尔的预言,此书影响力进一步加大.二战前人们纷纷谈道德和秩序,但卡尔说,国际关系的实质是权力.所谓的道德,所谓的维持国际秩序、国际组织,都是维持现状国家的口号,德国不会这样思考问题,不满意现状的国家必然要加强实力去改变现状.《二十年危机》使得理想主义的发展出现了"断裂",为战后现实主义的兴起做出了重要的铺垫。 二 、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阶段与现实主义理论体系的确立（1948-1979） 第二阶段开始的标志是1948年摩根索《国家间政治》-书的问世.如果说卡尔在理论上的重大贡献是界定了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流派并突出了现实主义理论的话,那么,摩根索则建立了现实主义的理论体系,系统表述了现实主义的整体思想、基本原则和运用方式.因此,摩根索被称为"战后现实主义之父".由于国际关系有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所以,作为一门学科,它开始走出幼稚阶段,进入发展阶段.战后最初几年,美国一度垄断原子弹,被称为"短暂单极".但冷战很快就开始了,美苏对峙局面迅速形成,这种国际政治的背景又给现实主义增添了发展的土壤与证据.美苏对峙的本质是军事对峙,最终体现在战略均势上面。在这个阶段,国际关系研究的重心转向美国,现实主义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主导范式,国际关系研究基本上是在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中展开的.现实主义的基本假定是:权力(特别是军事实力)是国际关系的最根本因素,国家的利益至高无上,普世道德是没有意义的.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中最极端的表述是将国家的一切行为动机归于获得权力、增加权力和保持权力.权力不仅是国家生存的手段,而且成为国际关系的目的和国家本身的目的.现实主义作为主导理论持续30年.在这个大框架下,许多针对实际问题(如:战略威慑问题、安全困境问题等)的研究深入展开,使国际关系学进入了迅速发展时期.标志有两个: 其一,现实主义高度理论化。《国家间政治》提出了现实主义的基本问题,但全书理论化程度并不很高.之后经过众多学者的努力,一些有影响的理论相继出现,理论化程度越来越高.比如强调权力结构决定世界体系稳定的霸权稳定论,认为霸权国和挑战国之间相对权力变化会导致战争的权力过疲论等.再如,卡普兰的体系论、文利森的决策理论等也使国际关系研究进一步规范化.《集体行动的逻辑》的作者奥尔森从经济学角度也提出了国家兴衰理论,指出大型分配联盟是国家衰退的重要原因.大型战争可以将原有的社会结构全部打乱,所以战后会有迅速的经济发展-m经济学家严谨的方法论更加受到重视.有人用这种理论专门分析了战后德国和日本的发展,也有人试图把此理论运用到分析中国""后的发展。 其二,形成了以社会科学方法为基本方法的方法论体系.在国关理论的幼稚阶段,很多学者是从历史学、法学转行研究国际关系的,前者沿着历史学的方式进行研究,后者沿着国际法学的脉络展开分析,国际关系理论本身在幼稚阶段没有自己的方法论.在现实主义主导阶段,国关理论在方法论上的突破,主要在于战后美国出现的社会科学繁荣,人们强调社会科学向自然科学靠拢,行为主义开始主导国际关系学的研究.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行为主义坚持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元论,认为二者本质上一样.与此相呼应,国际关系学学者努力将自己的理论体系化为一种极其筒约的理论,能够用公式表示出来,能够用定量方法计算出来.不仅在国际关系学界,在整个政治学界都出现了这个趋势.所谓国际关系学第二次大论战主要是方法论论战,争论焦点在于自然科学的方法到底能否运用到国际关系研究之中.结果是科学派占了上风.这种结果有利有弊.有利的方面在于将国际关系学科的方法论逐渐统合起来,形成了比较"硬"的国际关系科学方法论.与之相关的数据收集也积极展开.比如,在密歇根大学建立了庞大的战争数据库,收集了自拿破仑战争以来所有可以收集到的战争数据,建立了"战争相关系数"体系(COW,the Correlates of War)不过,这样做的负面效应是建立起科学方法论的话语霸权,其他方法都或多或少地被边缘化了。 国际关系理论和方法论这两条主线的发展,到1979年汇聚到一个顶峰,即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L以自然科学理论标准衡量,此书至今仍是国际关系理论界最严谨、最简约的著作.它以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为基本前提,将以主要国家实力分配为基本内容的体系结构视为国际政治的核心变量,形成了以国际体系结构解释国家行为的严谨理论体系,简称"结构选择".以方法论的标准衡量,它具有高度的理论简约性和可证伪性,比枝容易地演化出理论假设,通过理论、假设、数据、验证的步骤,得出分析结果.《国际政治理论》是国际关系学引用率最高的书,是第二阶段的集大成著作,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和学科趋于成熟的标志.当时的国际政治背景,尤其里根上台后美苏展开的第二轮冷战,似乎再度证明了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不可取代的。 三、国际关系理论繁荣阶段与自由主义的复兴(1979-1992) 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学科的繁荣时期,以现实主义危机和自由主义复兴为基本标志.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政治现实中出现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垮台、美元贬值、越南战争、石油危机等一系列事件,这使人们开始反思现实主义的许多基本命题是否还能解释国际关系的现实.将1979年作为国关理论发展的第二和第三个阶段的分野是因为此年《国际政治理论》出版.此前两年,即在1977年,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出版了著名的《权力与相互依赖L在这本理论著作之前,两人也已提出过"跨政府关系"的概念,对国家作为单位提出了质疑.m《权力与相互依赖》否定了现实主义的三个基本假定,虽然由于第二轮冷战开始的政治大背景,该书没有立刻掀起理论论战,但它是自由主义全面复兴的序曲。 《权力与相互依赖》提出的三个与现实主义针锋相对的基本假定是:第一,否定现实主义以国家为国际关系惟一行为体的命题,认为国家不是单一的理性行为体,其他超国家和次国家行为体也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重大影响.第二,军事安全并非总是国家的首要问题。其他问题也会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第三,军事力量不是或不完全是国际关系中实现国家对外政策的最有效手段.华尔兹对摩根索的理论做了两个重大修正.一是把国际政治的第一推动从人性改变到了无政府性.人性难以科学化,是难以验证的东西,华尔兹的理论之所以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原因之-就是他的理论变量都是可验证变量,这样华尔兹否定了摩根索现实主义的第一原则,亦即人本性好斗。华尔兹认为国家间战争的根本原因在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性,而不是人性.二是华尔兹认为权力不是目的只是手段,生存才是目的,所以,华尔兹理论又被称为"防御性现寒主义".在无政府状态下,保存自己只能靠自助,依靠军事力量,因此,华尔兹主张权力的合理性够用.但是,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基欧汉和奈提出了质疑,是否只是军事手段才是权力?例如,军事强大的美国和军事属弱的加拿大为邻,是否美国可以因渔业纠纷而派兵进攻加拿大?基欧汉和奈认为军事手段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保障国家生存和利益的最有效手段,更不能事先假定如此.权力不仅仅是军事力量,权力也可以来自相互依存,世界的相互依存度很高,但是不对等的,不对称的相互依存产生权力。 1977年以后,特别是进人80年代后,出现了各式各样的自由主义.有影响的国际关系自由主义理论包括:迈克尔·多伊尔和布鲁斯·拉塞特的"民主和平论",认为民主体制是和平的基本原因商贸和平论,继承了亚当·斯密的思想,认为只要国际上有一个开放的商贸体系,国家就不会发动战争.梳理起来,共有五种形态的自由主义,即:共和自由主义、相互依存自由主义、认知自由主义、社会自由主义和制度自由主义.各种理论纷纷出台,形成了繁荣阶段的高峰时期。 在诸多自由主义流派中,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论化程度最高,这主要归功于基欧汉.新自由制度主义在方法论上没有新的贡献,而是严格继承了科学方法论,坚持科学实在论和物质主义本体论,坚持国际关系中客观规律的存在和可发现性.从这个角度来说,华尔兹和基欧汉都借鉴了徽观经济学的理论,在理性主义这个大范畴中进行研究.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根本突破始于对现实主义一个重大理论——霸权稳定论的批判.霸权稳定论是华尔兹结构现实主义的典型范例,它的基本命题是国际体系中实力分配的结构决定这个体系是否易发战争、是否稳定.霸权国可以遏止战争,一旦没有霸权国,则会狼烟四起.根据这个理论,霸权国在军事经济上占有绝对优势,且建立起规则、机制和制度来维持霸权地位,同时也维持着世界秩序.70年代中后期,人们普遍认为美国霸权衰退了,《大国的兴衰》反映了这种共识.该书的基本观点是任何大国都要衰退,主要原因是在海外的帝国战线太长,太多的承诺必然要消耗自身的资源基础.根据霸权稳定论的基本理论,只有霸权国把自己的军事经济实力重新恢复到最高点,才能继续保持原有的规则、机制和制度,维持体系本身的稳定.基欧汉则认为,维持秩序既靠权力,也要靠制度,如一个国家或社区成员服从制度,在没有强权保障秩序时,仍然可以维持秩序,实现稳定.霸权国(指美国〉在权力鼎盛时的1945年领导建立了一系列的国际制度,根据霸权稳定论的说法,霸权国一旦跌落,它所领导制定的制度也随之瓦解.但基欧汉指出,这种供应学派观点是不适当的,应当从需求角度思考这个问题.即便制度是霸权国提供的,但由于元政府体系中国家对制度的需求,所以即使霸权国权力消退,已有的制度也不会全然瓦解,国际制度仍然可以是维持秩序的最主要的手段,促成国家阔的合作.1984年,基欧汉出版了《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L作为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表作,该书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比较完整地提出了需求学派的制度理论,也使新自由制度主义成为了众多自由主义流派中理论化程度最高的理论,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成熟。 除此之外,第三阶段还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发展: 其一,二战以后在英国出现的"英国学派"此间取得了重大进展.英国学派大致可以归为社会自由主义学派。早期重要学者马丁·怀特在卡尔分类的基础上,将国际关系理论分为现实主义、革命主义和理性主义,分别对应着霍布斯传统、康德传统和格劳秀斯传统.前两者类似于卡尔所说的现实主义和乌托邦主义,第三类则是怀特的贡献.国际社会不是霍布斯的互相征战的原始状态,而是有法律和准法律约束的社会性结构.怀特闸释的理性主义成为英国学派的基本理论出发点.布尔是英国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其著作《元政府社会》在70年代冷战非常激烈之时提出可以建立一个有规则管理的国际社会.英国学派发展至今,出现了新的一代以及《国际社会与国际关系的发展》等代表作.布赞的《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发展了英国学派的核心思想.尽管他本人不承认自己属于什么学派,但布赞探讨国际社会向世界社会的演进,其方法论特征也已经比较明显,即从历史中提炼理论,这与英国学派的基本研究脉络是并行不悖的.[叫比如说,谈国际社会、国际体系,不像华尔兹那样当成是超历史概念,而要研究在历史中的发展演变过程.这样,历史演进就成了英国学糠的主要研究方法.与历史学家不同的是,这种历史演变的方法着重于在历史中提炼国际关系理论的概念,是史学与国际政治的融合、史料为政治学研究服务.这种方法的优点是有大的历史观,很容易形成一种发展和进化的理论,弱点是以科学观来看,英国学派理论难以提出明确的因果关系假设,缺乏理论陈述的清晰度。 其二,非主流理论对主流理论的抨击日趋尖锐.一方面,20世纪60年展起来的依附理论仍然在发展中国家有着很大的影响,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也在进一步发展之中.另一方面,非主流理论也开始与主流理论正面交锋.1984年,基欧汉主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收入了批判理论和后现论对新现实主义的质疑和批判.虽然主流理论后来没有高度重视非主流理论的力量,真正的对话并没有深入展开,但非主流理论的批判一直没有停歇,一批重要著作也相继问世.考克斯(Robert Cox)的《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1987)、林克莱特(Andrew Linklater)的《超越现实主义:批判理论与国际关系》(1990)、埃尔思坦(J. B.Elshtein)的《性别与国际关系》(1987)等都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加大了第三阶段的争鸣力度,为下一阶段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国际关系理论的三足鼎立时期与建构主义兴起(1992—今) 1992年至今,是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分野再显清晰的时期,标志是建构主义兴起并与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态势。建构主义在西方社会科学中一直非常重要,只是在国际关系学中,现实主义在第二时期形成话语霸权,并借助科学方法论的工具,加之建构主义在国际关系领域自身没有形成高度理论化的体系,所以一直处于边缘状态.20世纪50年代对欧洲一体化的研究表现出了建构主义的一些思想.如:以密特拉尼(David Mitrany)为代表的功能主义学派、以哈斯(Ernst Haas)为代表的新功能主义学派、以多伊奇(karl Deutsch)为代表的社会交流学派等。但由于冷战的反复持续和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曲折复杂,这些学派没有形成重大的影响。 80年代末,奥努弗(Nicholas 011uf)把建构主义这一术语正式引人到国际关系学,并出版著作《我们造就的世界》.对国际政治学建构主义做出最大贡献的是亚历山大·温特.温特1987年在《国际组织》上发表了一篇以行动者和结构的关系为内容的文章《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施动者——结构问题》,开始探讨国际政治的社会因素.1992年,温特发表了《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立刻引起轰动,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开始得到广泛关注,因此可作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进入第四个阶段的标志.温特的这篇文章质疑的是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研究的起点问题——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把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作为事实接受下来,以此为起点开始研究.但温特指出,这种接受"无政府逻辑"的做法本身就值得质疑."无政府逻辑"并非只是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接受的那种霍布斯逻辑,而是包括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在内的多种逻辑."无政府逻辑"也不是亘古不变的客观存在,而是行为体在社会实践中建构起来的社会事实,有别于自然科学中的自然事实.国家利益、权力政治这些现实主义的基本概念同样也是社会实践建构的产物.这些思想集中体现在温特1999年出版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这部著作与新现实主义大作《国际政治理论》形成鲜明对照,被认为是20世纪国际关系学最后一本最重要的著作。 建构主义对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形成了根本性挑战,并逐步与后二者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最根本的一条是它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存在不可通约的本体论观点,认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认识论、本体论、方法论三个方面的机械一元主义是不能成立的.建构主义强调观念、认同、文化的重要性,认为国际体系的物质性结构只有在观念结构的框架中才能具有意义。考察两个国家的关系,不要只看它们是否都有核武器或是否是邻国,也要看它们到底是敌人还是朋友.温特最常用的典型例子是,美国并不担心英国的一百枚核弹头,却十分害怕朝鲜的一枚核弹头.因为英美是朋友,而朝美是敌人。 现实主义仍在发展.当前具有代表性的现实主义理论是所谓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它可被视为现实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也是后冷战时期最典型的、最激进的现实主义,代表作是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的悲剧》.虽然这部著作的理论化程度不是很高,但现实主义意识却超过了以往的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从两个源泉获得了灵感,一是摩根索的权力论,二是华尔兹的结构论。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国家的目的是保全自己的生存,因此权力是第一要素.但国际体系的元政府结构却决定了国家永远无法知道自己拥有多少权力才能实现这一目标,所以,国家必然追求无限大的权力,因而争霸也就成为大国关系的必然态势,争霸的结果又取决于经济和军事实力.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大国争霸是国际关系的铁律,人是没有任何作用的,这是机械唯物主义的错误.正因为如此,进攻性现实主义才是极其悲观的现实主义,悲观程度超过了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甚至在某些方面也超过了摩根索的传统现实主义,摩根索至少还相信外交技巧在作用,而外交的艺术恰恰是人之所为。 自由主义的发展也仍在继续.一是制度合作研究进一步深人,阿克塞尔罗德的复杂系统和合作进化理论可能是目前最尖端的合作研究,不仅研究国家在国际体系中通过复杂学习程序进行合作的问题,也研究其他行动者和生物体之间在复杂系统中的合作过程.还有学者将自由主义的几个重要因素,比如相互依存、民主政体和国际制度结合起来研究战争与和平问题,提出了三角和平的理论.二是全球治理.在全球化发展迅速的阶段,以元政府治理为基本内容的合作性治理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多边主义与多边国际组织再度成为自由主义研究的重点之一.与之相关的是软权力的概念,因为在全球治理中,仅仅依靠硬权力是远远不够的.三是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结合.自由主义从第三阶段起就开始注意国内国际政治的相关性.1988年普特曼提出了双层博弈模式,强调了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的关系.海伦·米尔纳在1991年的一篇论文中就对以无政府性划分国际国内政治的做法提出了质疑.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一研究取向更加明显地沿着国内国际政治的结合部位和相互影响方面发展。 五、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走向 从国际关系理论的沿革历程来看,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可能会有以下几个走向。 首先,从强调循环向强调进化发展.回顾社会科学(不仅仅是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大理论有两种明显的思维取向.一种是认为整个理论体系是循环的,人的社会运动也是循环的,汤因比的"文明循环论"和米尔斯海默的霸权轮回圃等都有着决定论的循环理论色彩.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也是如此,认为只要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质不变,国际体系中的行为体都会围绕权力这一轴心运转,这是不可更改的客观规律.但理论发展到自由主。之后,很大一部分就不是这样了.自由主义的制度观是进化性理论,制度是人为的社会事实.基欧汉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最简单的表述是"制度选择"——制度可以促成国家间的合作行为,若将人在建立制度方面的能动性考虑在内,就是人通过努力可以促成合作。如果这个命题确实反映了基欧汉的思想,那么意味着国际关系的整体发展可以走出循环圃,不断地向更趋合理的方向发展.建构主义则进步突破机械的历史循环论,突出了人的观念的力量,重视人的实践活动的建构功能,强调了文化的作用.从循环理论走向进化理论的实质是关注人的能动性.如果说华尔兹的理论是人失能的世界,基欧汉的制度自由主义则是人有限能动的世界,而温特的建构主义则是人积极能动的世界.人的能动是国际关系和历史的推动力,人的复活也是国际关系的希望所在。 其次,从权力政治向校利政治发展.在现实主义顶峰时期,权力变成了一切国际关系活动的核心.二战后,摩根索建立现实主义理论大厦时,权力就开始走向神话.如果以权力为政治活动目的的情况持续下去,人类是永远没有希望的.当然,在当今国际关系中,权力仍十分重要,没人会否认这一点.但是,也可以看到一种越来越清晰的理念轨迹,它在更多地向权利的方向发展.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女权国际关系理论,以及很大一部分建构主义理论都表现出这种迹象.即使把国家作为主要的国际政治行为体,作为国际社会的成员,国家之间争斗的原因很可能是权利没有得到承认而不是生存受到威胁.对等关系是要承认拥有平等的权利.即使对方再弱小,如果不承认对方的权利,就会形成不解之结。民族之间、个人之间又何尝不是如此.权力和权利是政治学中永恒的概念,核心问题是谁是目的,谁是手段.如果人类社会要不断走向进步,就不应该忽视权利,并将权利视为目的,将权力视为手段.如果说现实主义是权力政治理论,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则更加重视极利政治的历史性和现实性意义。 第三,从话语霸权向多元理论和方法论发展。如果说第一阶段是理想主义的天地,第二阶段是现实主义和科学方法论主导,第三阶段已经明显表现出多元态势,无论是理论还是方法论都是如此.无论哪个学者都很难说自己的理论就是惟一正确的国际关系理论,自己的研究方法是国际关系研究的惟一方法.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是多种理论并存,多种方法并存,而且同-个研究中有并用多种方法的现象,即所谓的后实证主义的状态.除三大主流理论之外,还有深入发展中的批判理论、规范理论、女性理论、后现论。除了实证主义方法论之外,还有解释学方法论、解构方法论等等.这样的状态应该是正常状态,因为多理论、多方法论的竞争状态,才应该是"学问"的真实状态。 国际关系学是和现实结合很紧密的学科.从理论与现实的关系看,国际关系理论,除了威慑理论等非常具体的理论外,宏理论一般对国际关系实践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却有潜移默化的功力.从理论自身建设来看,它要解决的是最根本的问题,比如,我们是谁?世界是什么?国际关系是什么?理论本身的意义在于积累思想、传播学术,实现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国际关系理论经过近百年的积淀和沿革,深化了人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为社会科学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是国际关系理论自身的学理旨趣。理论的根本功能是使人们对世界和人类的根本问题有更深刻的认识,从而能够使人类向更美好的未来发展.说到底,国际关系的根基是人与人的关系,国际关系学的终极关怀也应当是人。 国际关系论文:关于几个重要国际关系术语中文译法的讨论 [内容提要]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在译介外国国际关系文献的过程中引进了大量术语，但是在这些术语的译法上缺乏统一的规范，不利于学术研究的与交流的正常进行。本文讨论了十个重要的国际关系术语的中文译法，结合这些术语在原文中表达的意思以及国际关系的语境给出了相应的推荐译名，旨在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与讨论，促进中国国际关系专业术语译名的规范化和标准化。 [关键词] 国际关系理论；术语翻译；学术规范；译名标准化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国国际关系文献被中国学者翻译、评介，其间引进了大量的国际关系术语，但正如本文作者之一在另一篇文章中所说，“在这些名词的翻译上既缺乏权威的规定（如过去新华社出版的《人名地名译名手册》），也没有同业公会（如国际关系学会）认可的业内标准，结果就出现了一词多译的‘自由化’局面，造成了交流上的混乱和困难。” [1]专业术语规范化是任何一门学科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也是专业文献翻译水平的重要标志。如果每个学者都各自使用一种译法，没有统一、规范的术语，既不利于正常的学术交流的进行，也不利于读者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学习和理解。为了提高学术研究的精密性和准确性、保证学术交流的通畅，我们需要对这些翻译、引进的术语进行甄别和校正。正当国际关系学科在中国起步不久之际，术语译名的规范统一意义尤为重大，而任务也十分艰巨。 为了引起学界重视和讨论，争取尽早在术语译名问题上达成共识，本文将简要讨论几个重要的国际关系术语的中文译法。这里所选取的术语在国际关系文献中使用较频繁，而译法分歧较多，有些通行译法不太符合术语的本来意思。本文试图通过考察这些术语的原意及其在国际关系的特定语境中的用法来寻求它们在中文里比较贴切的对等词汇。 一、Identity（身份、认同、特征） Identity是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随着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对建构主义的介绍越来越多，这个词在中文文献中也出现得越来越频繁。在相当多的中文文献中，identity一词被译为“认同”[2]，而建构主义经典文献《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的中文译者秦亚青教授在中译本里将其全部译作“身份”。 其实identity包含特性、身份和认同等多重意思：特征是人或事物的属性，借以认定其所属或类别；“身份”一词在中文里更多外在（客体对主体）认定的成分，它是一种社会性标识，而“认同”更多内在（主体对主体本身）认定的成分，具有主体性；英文的identity是兼有以上三种意义。下文将对这个词在建构主义理论文献中的用法进行考察，以表明这个词的不同意思在不同上下文中的具体体现，而在一些中国学者对这个词的翻译中往往只表达出一种意思是不够准确的。 在1992年发表的《无政府是国家造就的：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一文中，温特对identity作了阐述，他指出，“identity是行为体对自身相当稳定的、特定角色的理解与预期……每个人都有许多与制度性角色相联系的identity，如兄弟、儿子、教师、公民等；国家同样也有许多identity，如‘统治者’、‘自由世界的领袖’、‘帝国’等等。[3]”在上文引述中，温特使用的第一个identity强调的是行为体对自身的“理解与预期”，因此应译作“认同”；而从其后强调的identity与角色的联系以及所列举的关于个人和国家的各种identity的例子来看，后两个identity应该译为“身份”。 Identity的三种意思在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也有明确表达。温特在讨论identity的定义时首先指出，“在哲学意义上，identity是使事物成为该事物的因素，这种用法在这里太宽泛而不适用。若据此用法，猎犬和自行车也具有identity[4]”。在这句话中，由于identity是使事物成为该事物的因素，应该理解为“特征”。 温特进一步指出，“我把identity作为有意图的行为体的属性（property）……这意味着identity是基于主体或单元层次上的特征，根植于行为体的自我理解（self-understanding）”。这里的“自我理解”也只是identity的一层含义，因为“这种理解的意义常常依赖于其他行为体是否以同样的方式想象这个行为体，因此，identity也具有主体间或体系特征。”在这里，温特明确地指出了identity的两种意义，即“两种观念可以进入identity，一种是自我持有的观念，一种是他者持有的观念”。[5]自我持有的观念是主体对自身的认定，而他者持有的观念是客体对自身的认定，当identity在第一种意义上使用时是主体的“认同”，而在后一种意义上是社会赋予主体的“身份”。 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还出现了identification一词，它是指“一个认知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自我-他者的界线变得模糊起来，并在交界处产生完全的超越。自我被‘归入’他者” 。[6]秦亚青在中译本中将这个词译作“认同”是贴切的，因为“身份”是一种属性，而“认同”是主体的认知。两者的联系在于，一方面认同依赖于主体的角色和身份，另一方面，认同也是主体身份形成（identity-formation）的过程。在某些语境下，identity与identification表达的意思是相同的。但是，秦亚青将所有的identity都译作“身份”也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主体对自身的认定与客体对主体的认定是两种不同的意思，一概译为“身份”显然不能体现两种意思的区别。 通过对identity一词在建构主义经典文献中用法的梳理表明，这个词在中文里最贴切的翻译应视上下文而定，不能一概而论；由于英文的identity兼有事物具有的属性、主体对自身的认定和客体对主体的认定等三种含义，而中文里需要用“特征”、“认同”和“身份”等不同词语分别表达，所以不管译成什么都会顾此失彼；但是为了表意的准确性，使用这个词汇时应仔细推敲其内涵和上下文意，以此选择合适的译法。 二、 International community（国际共同体） International community在中文里一般翻译为“国际共同体”，但也有译者将其译为“国际社会”（中文的“国际社会”一般对应international society）。考虑到society和community在国际关系中的特定内涵，澄清两者之间的区别是必要的。2002年9/10月号的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刊登了一组讨论文章，题为“什么是国际共同体（international community）？”，《国外社会科学文摘》发表了这组文章的中译文，将标题冠之以 “什么是国际社会？”[7]。参与这次讨论的都是知名人士（包括著名思想家、活动家、记者和政治决策者等），他们在international community是否存在、存在的范围以及基本特征等问题上都存在分歧。可见它与我们通常使用的“国际社会”不同，后者的含义比较宽泛也较少争议，就是指“作为国际主要行为者在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中形成的相互关系总体”[8]。 在政治学中，community是与自然亲近性、共同利益和特定的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的[9]。按照布鲁斯·克罗林（Bruce Cronin）的定义，国际/跨国共同体意味着“一系列具有共同社会特征、共同关系、共同经历和正面的相互依赖的政治行为体之间形成一种政治上的共识，使它们成为一个独特的团体。”[10]从International community对上述共同性的强调来看，译为“国际共同体”是最合适的。 值得一提的是，英国学派的核心概念international society虽然在中文里译为“国际社会”，但是它与我们通常理解的国际社会是有区别的，英国学派的international society与上面讨论的international community的内涵是一致的。按照布尔在其《无政府社会》一书中对“国际社会”的表述，“国际社会”的存在是因为“一组国家意识到特定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它们也意识到彼此之间由一系列相互关系的共同法则联系在一起”[11]。 注意到英国学派使用的“国际社会”概念与一般意义上的国际社会的不同点及其与“国际共同体”概念的一致性，对于我们理解英国学派的核心概念、理论主张是非常重要的。国际共同体在现实中是否存在及其所指涉的范围也是有争议的，由于对共同价值和身份认同的强调，国际共同体有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将international community译为“国际社会”显然抹杀了这个概念在国际关系中的特定内涵以及不同作者在使用这个词语时的倾向性。 三、International regime（国际规制） 关于international regime一词的中文译法问题，不少学者曾进行了专门论证。目前出现的不同译法主要有：国际制度、国际机制、国际规制、国际体制、国际规则等[12]。由于regime一词在英文里本身意思就很多，所以中文译法引起很大的分歧和争论也就不足为奇。《现代英汉综合大辞典》在regime词条下列出了七种汉语释义：1.政体、政权、社会制度；2.统治方式、时期；3.状况、状态和自然现象的特征；4.领域、范围；5.规范、纪律；6.方式、方法；7.制度、体系[13]。王逸舟也指出“单从字面上看，regime可以有‘规范’、‘规则’、‘体制’、‘制度’、‘政权’、‘政体’、‘安排’、‘管理方式’、‘统治形式’、‘系统设置’、‘精心安排的生活方式’等十余种译法。[14]” 目前国内学术界使用“国际机制”一词较多，并且中国学者也有这方面的专门著作[15]，但是正如李少军所说，中文的“机制”一词早有mechanism与之对应，而且机制主要是指原理和功能[16]，所以regime一词译为“机制”一方面意思不太贴切，另一方面则易与常用的mechanism的中文译名相混淆。 在国内背景下，regime是指一种既定的政府或宪政秩序，它由一套建立起来的规则（rules）和制度（institutions）所界定，用以调节国家内的个人、组织或阶级之间的关系。国内政治意义上的regime一般译作政权、体制等。虽然国内政治中的“政治体制（regime）”不如政治制度那样带有根本性、不易变更性，但是作为“一套既定的政府或宪政秩序”，或者与政权相联系的一系列“机构设置、领导隶属关系和管理权限划分”[17]，是特定政治制度的一部分，具有相当的权威性、系统性和稳定性。 而在国际背景下，这个词汇被定义为，特定的国际关系领域中一系列自愿同意的（voluntarily agreed-upon）原则、规范、规则和程序，行为体的预期聚集于此[18]。由此可以看出，国际政治中的regime既不具备权威性安排，也不具有系统性、完整性，它是建立在“自愿同意”的基础上的。注意到在国内与国际不同背景下regime的区别，将其译为“体制”也不太符合其在国际关系语境下的意思。 考虑到regime一词在国际关系中同时表达出规则、规范、制度等几种意思，而且也为了与机制、体制等常用的词语作必要的区分，似译为“规制”较妥。 四、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国际制度/机构） 在国际关系中， institution是一个与规制（regime）意义相近又不完全一致的词，随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新自由制度主义（Neo-institutionalism）兴起以来，institution一词较regime使用更频繁。 相对于其他术语，国内学术界对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的译法分歧并不大，大多数学者将其译为“国际制度”，也有少数译为“国际机构”[19]的。在一些政治学的辞典和百科全书中，institution一词也主要译为“制度”。但是正如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所言，“人们经常在根本没有定义或者仅仅随意定义的情况下讨论institution”[20]。 基欧汉在《国际制度：两种方法》一文中专门讨论了institution的定义，他将其界定为“一系列约束行为、塑好预期、规定角色的规则（rules）”，“在国际关系中，有一些institutions是正式的组织，它们有规定的等级和实现有目的行动的能力。另外，诸如货币和贸易领域的国际规制（international regime）则是规则和组织的复合体[21]”。基欧汉还特别指出，institution根植于惯例（practice）。在这段定义中，基欧汉主要讨论了institution与国际组织、国际规制和惯例之间的关系。在国内学者中，任东来曾著文介绍基欧汉的国际制度概念，指其包括国际组织、国际规制和国际惯例三大块[22]。 以上考察表明，英文中的institution有机构、规则和惯例三层含义。上文已经提到，这个词在中文里主要出现的是“制度”和“机构”两种译法。根据《汉语大词典的释义是，“制度”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法令、礼俗等规范，[23]从这个释义可以看出，制度既可以指正式的规则（法令等），也可以包含非正式的惯例（礼俗等）。因此，institution译为“制度”可以表达出其三层含义中的两层，但是“制度”并不包含“机构”的意思。 由于institution一词在中文里没有一个完全的对等词，对这个词的译法的选择也需要视上下文而定。当作者论及国际规则和惯例时，可以将其译为“国际制度”；如果主要涉及那些具体的国际机构或组织（如WTO、IMF、EU 、NATO等），则应译为“国际机构”；而当其既论及国际规则（或惯例），又涉及国际组织，则可以译为“国际制度及机构”，这样的表述虽然略嫌繁琐，但是意思明确、贴切，符合其在英文中要表达的多层含义。 五、Balance of power；Power politics）（均势，力量对比；权力政治） Power一词在中文里译法很多，主要有权力、实力、力量、权势、大国等。与这个词相关的有两个术语：balance of power和power politics。由于对power的不同理解，balance of power相应地出现了均势、力量均势、权力均衡、实力平衡等几种译法，而power politics主要被译为权力政治、实力政治、强权政治等。 在政治学著述中，power是一个经常出现的词汇，而且不同的分析家也对其进行了不同的界定。Power在国际关系中是两类力量的集合体：实体性力量和关系性力量[24]，前者是自身所拥有的实力（包括军事和经济方面），而后者体现为对其他行为体的影响力。Power的两种不同用法也给理解带来了困难，因此，“一些作者建议，应在第一种意义上使用capability一词，而‘power’只保留第二层意义可以减少表意的混乱。[25]” 由此表明，对power一词可根据两层意思分别译为实力和权力，当作者主要表达一个国家本身所具备的实力（capability）或持有物（possession）时，应译为“实力”；而当作者强调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力量关系（power relationship）时，则应译为“权力”。 Balance of power一词译为力量均势在语义有重复，力量和“势”表达的意思相同；译为均势、权力均衡、力量均衡在表达意思上是一致的，不过译为“均势”较其他译法更为简洁明确，因为“均”有“平衡（balance）”之意，而“势”则是“权力、力量（power）”。上文中讨论的“均势”实际上只表达出balance of power在国际关系文献中常用的一层意思。英文里balance有“平衡、均衡”和“余额、差额”两种基本含义，当balance作后一种理解时，balance of power应该译为“力量对比”，这一层意思一般不为中国学者所注意，但是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文献中是有明确表述的： 恩斯特·哈斯在一篇讨论balance of power不同含义的文章中所提到的第一种解释就是“力量分布（distribution of power）”，他指出，“这是balance of power一词出现在简单的描述性表达中，最简单也是最常见的用法” 。[26]马丁·怀特也指出这个术语可以表示“既定的力量分布状况，即任何可能的力量分布” 。[27] 另外，英文中还经常出现“有利于某一方的力量对比（the balance of power in one’s favor）”的表达，这时，balance of power应该理解为“力量对比”。 基于以上论述可以认定，balance of power可以表达“均势”和“力量对比”两种不同含义，后一层含义使用也比较普遍，但是一些中国学者在使用这个术语时并没有仔细辨别，因此在翻译和阅读时有必要特别注意第二种意思，以免误读作者原意。 Power politics译为“权力政治”较为恰当，上文已经对实力和权力的关系作了说明，可以看出“实力政治”表达的意思较狭窄。用“强权政治”一词则有明显的贬义色彩。 六、Public goods（公益） Public goods是一个经济学术语，最初也是由一些经济学家（如金德尔伯格对霸权稳定论的分析以及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等）引入到国际关系分析中的。这个词是本文收集到的术语中译法最多的一个，有“公共品”、“公共物品”、“公共产品”、“公共物资”、“公共商品”、“公众商品”、“公共财货”、“公益”等八种之多[28]。 在经济学中，public goods译为公共品、公共商品等都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但是goods一词既可以表示实体的物品、商品，也可以表示抽象的利益、好处。正是由于它是一个“模棱两可”的词汇，所以伯格斯（Philip M. Burgess）和罗宾森（James A. Robinson）指出，政治学家常常用意义更明确的“利益（benefits）”来替代它。[29]由此可见，goods在这里应理解为利益而不是商品、产品或物品。 在国内和国际政治领域，由国家或集团等组织提供的public goods通常是非实体性的。吉尔平分析了国际关系领域中的三种常见的public goods：自由开放贸易制度、稳定的国际货币、国际安全[30]，这些就很难被界定成商品或产品。 考虑到国际关系的特定语境，而且goods一词本身也包含“好处、利益、福利”等意思，public goods译为“公益”更能体现这个词表达的基本含义。 七、Rreductionism（简化论/简化主义） 肯尼思·沃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把reductionist一词引入到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分类中，他将国际政治理论分为两类：一类是立足于从单元或次单元层次，另一类则是从体系层次上建构理论[31]。按照沃尔兹的解释，reductionist的方法是“通过了解部分的属性和互动来理解整体……通过分解有机体、并使用物理和化学的知识及方法对它们的组成部分进行检查，进而了解这些有机体，这种曾盛行一时的尝试，也许是reductionist方法的典型例子” 。[32] 中国学者在介绍和引用沃尔兹的论述时，有的将reductionist理论译为“简化理论”，另一些则译为“还原理论”。[33] 在汉语里，还原和简化在语义上显然有很大差异，“还原”一词的意思是事物恢复原状如氧化物脱氧后还原为原物质，“简化”则是把繁杂的变成简单的[34]。Reductionist理论应该理解为一种将事物恢复原状的理论还是一种变复杂为简单的理论呢？ 维奥蒂和考皮认为reductionism是一种导致过分简化（oversimplification）和不完全的分析方法，“在一些用法中，这个词指仅仅通过考察单元内部（如国家或个人），而忽略单元所处的环境以及单元与环境中的要素之间的互动来做出解释。……同样地，试图仅仅通过社会或社会心理关系来解释革命，而忽视经济、政治以及其他因素的理论家也被批评为reductionism”[35]。在这里，无论是忽视单元所处的环境以及单元与环境中的要素之间的互动还是忽视该理论以外的其他因素，与事物恢复原状并没有关系。《美国传统词典（双解）》对reductionism词条的释义是：“reductionism是用相对简单（simple）的原理解释复杂（complex）现象或结构的企图或趋势”[36]，这里也强调的是由复杂到简单的解释过程。 由此可见，Reductionis m应该理解为“简化论/简化主义”，而不是“还原论/还原主义”。 八、Security dilemma（安全两难） Security dilemma是安全研究中的重要概念，最早由约翰·赫兹提出，按照这种观念，“在一个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A国可能完全出于防卫和自保目的而增加其防务开支的水平，但是其他的国家视A国具有侵略企图、对此作最坏的打算也是合理的。它们也相应地增加自己的军备水平，导致A国感到不安全，并且打算进一步增加军事开支。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A国最初试图增强安全的努力引起的过程使其感到更不安全[37]”。 这个术语的中文译法主要有“安全两难”和“安全困境”两种。从一般意义上理解，“两难”和“困境”的区别不大，都可以表达面临困难的选择的意思。但是考察dilemma一词的本意及其在国际关系中的应用，两种译法也是有区别的。 从词的本来意义来看，dilemma指“两个可供选择的行动方式中的每一个都会引起某个令人不满的结果。[38]”应用到国际关系方面，处于security dilemma中的国家实际上只有两种选择，而且两种选择都有不利之处：如果针锋相对，势必会加重本国的财政负担，而且会导致军备竞赛的升级，最终还可能引发军事冲突；而如果不采取措施，国家可能失去武装自己的最佳机会，使国家安全甚至生存处于危险之中。 对dilemma一词的本义及其在国际关系中的确切含义的考察表明，“困境”一词表达的意思太宽泛，而dilemma译为“两难”较之更为准确。 九、Three images（三种意象） Three image的概念是肯尼思·沃尔兹在《人、国家与战争》一书中提出来的，用来概括三种关于战争起源的理论解释，这三种解释也通常被理解为三个不同的层次（个人、国家和国际体系）。 虽然《人、国家与战争》这本国际关系经典文献很早就被翻译为中文，而且沃尔兹关于战争根源的三种解释也经常被引用和提及，但是译介者通常用“三种分析层次”来替代Three images这个关键概念。这个词的中文译法主要有“三种想象”、“三个概念”、“三个层面”、“三种设想”[39]等。 沃尔兹概括的三种解释的确存在于个人、国家和国际体系三个不同层次上，但是image一词并没有“层次”或“层面”的意思。《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多元主义、全球主义及其超越》一书中将三种国际关系理论范式也归结为三种images，在这本书中，image被定义为“一种关于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的总体看法（general perspective）”[40]。这里所使用的image与沃尔兹的用法是相同的，只是后者的范围是局限于国际关系中的某一问题（战争的根源）的“总体看法”。 作为一种“看法”的image属于认知的范畴，是对人们对事物的抽象化和认知的构建。在心理学中，image一般译作“意象”，这种译法应用到这里也是合适的。因为意象(image)是指人们曾经感知过的事物在思想中重现的形象，而沃尔兹所提出的Three images正是对政治哲学家们认识战争本源的不同“意象（观念形态）”进行的归纳。 十、 Reflectivism （反映主义） 罗伯特·基欧汉在1988年的《国际制度：两种方法》一文中提出了理性主义（rationalistic）和反映主义（reflective）两种方法的区分，这种区分后来也被应用到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分类中。中国学者在翻译和介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著述中出现了关于reflectivism一词的三种译法：“反映主义”、“反映论”或“反思主义”[41]。 按照基欧汉对那些reflective学者的表述，“他们强调国际制度活动的‘主体间意义（intersubjective meanings）’的重要性。在他们看来，在对这些规范的意义进行评价时，理解人们如何看待制度性规范与规则，以及他们就此所进行的对话，与衡量这些规范所带来的行为变化具有同等重要性。” [42]这些学者强调，“制度不仅反映了建立制度的单元的偏好和权力，制度本身也塑造单元的偏好和权力。因此，制度是行为体的构成要素，反之亦然” 。[43]由此可见，制度与单元是双向而非单向的，它们相互反映。 基欧汉进一步指出，“为了强调这种观点的重要性，也为了专注与理性主义理论的对话，我将那些强调了这些主旨的世界政治作者作为一个思想流派的成员。……既然他们都强调人类的反映（reflection）对制度的性质、最终对世界政治的特征是重要的，那么，我为这些学者创造了一个新名词，称他们为‘反映主义（reflective）’学者。”[44]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到，reflective的方法强调国际制度活动的‘主体间意义’的重要性，不是把制度与行为体的关系视为单向反映的过程，它们把被理性主义所忽视的人的理解与反映揭示出来。汉语里的“反映”是指“有机体接受和回答客观事物影响的活动过程”[45]，应用到这里就是指行为体接受和回应制度影响的过程。 在中文里，“反思”一词主要指对经验教训的总结。如果把基欧汉所归结为reflective（或reflectivism）的各种思想视为对传统的“理性主义”方法的“反思”也是可以理解的，任何一种思想的出现都可以视为对已经存在、并与之对立的思想的“反思”。但是基欧汉在这里使用reflection一词，所强调的这些理论的一致性在于它们关注人对制度的理解和认知，而不在于它们对“理性主义”进行了反思。 以上论述表明，reflectivism译为“反映论”或“反映主义”是恰当的，但是在哲学上，“反映论”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是一切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共同原则[46]”。这一点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refelctivism有所不同，因此，译为“反映主义”可以与哲学上的“反映论”相区别。 本文分析了一些在国际关系文献中出现较频繁、译法较多的术语，存在不同译名的术语远不止这些，这里就不一一讨论。在搜集相关译名过程中，我们发现，对一些术语的不同译法出现在同一作者的不同文章、著作中，有时甚至出现在同一篇文章中，这表明某些学者在处理重要概念的中文译法时的随意性，术语的规范性问题还没有成为学术界的自觉和共识。有鉴于此，本文对于上文讨论到的术语，结合这些术语在原文中的意思和国际关系的特定语境，文章也尝试性地给出了相应的推荐译名。当然，本文不可能也没有想要确定一个译名标准，只是为了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和讨论，权当是抛砖引玉，希望大家各抒己见以求集思广益。 为了推动国际关系术语译名标准化问题的解决，我们在此提出几条建议供学术界同仁参考。首先，国际关系类核心期刊在审稿、校对过程中可以在本刊物中使用统一的专业术语译法，并且将有分歧的术语的译名标准附于刊末供读者参考和讨论。其次，国外学术著作往往附有相关的索引和术语一览，以往我们在翻译、出版时多将其略去，近年来随着国内学术界学术规范意识的觉醒，对主题和人名索引的也有所重视，以后对专业术语也应跟上。有国际关系类书籍业务的出版机构可以建立一套术语数据库，在其出版著作中统一用法并在附录中加入术语的原文、中文对照一览表。最后，借鉴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编订或翻译本学科辞书的经验，可以由国际关系研究机构或专业学会组织专家学者编订出版本学科的术语辞书。总而言之，术语译名的标准化工作需要国际关系学者、研究机构、出版社、杂志社在取得共识的基础上共同推进。 国际关系论文: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源流 摘　要: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主要流派之一,它的形成和演变构成了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的重要内容。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注重理性个体的作用,坚持国际关系发展的进步论。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从康德、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开始,经过相互依存理论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发展达到一个高潮,占据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半壁河山。冷战后以全球治理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新的方向上进行探索,注重对非主权国家行为体和世界政治中的社会性力量的研究。 关键词: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理想主义;新自由主义;民主和平;全球治理 自由主义是西方政治学的重要传统,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两大主流流派之一。D 曼宁把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概括为如下几点:自由主义认为人性是向善的,并且是可以教化的;个人的自由是社会变革的动力;个人自由与福利、社会正义和安全有赖于法制;自由主义的历史观是进步的,它认为合于理性的人类社会的规范设计是可以实现的。①自由主义的发展源远流长,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的思想根源追溯到古希腊哲学中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柏拉图在其名著《理想国》中对国家(城邦)先验性正义目标以及理念的阐述可谓自由主义在此一方面的发端。②但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直接源头还是来自从18世纪启蒙运动开始的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传统。 一、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传统:从康德到威尔逊 18世纪开始的启蒙运动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次重要的思想革新。在启蒙运动中,一批睿智的思想家高擎理性主义的大旗,对以欧洲专制主义和宗教神权为代表的腐朽“旧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挞伐。理性主义和人类尊严的思想激流以摧枯拉朽之势无情地荡涤着几百年来一直禁锢人们头脑的陈腐渣滓。人类似乎重新发现了自己的智慧。正如德国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Kant)所言,这是一个“让光明照亮人类的思想的黑暗角落”③的时代。 尽管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大多是从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角度出发探讨一般的哲学问题,但也有些思想家在此哲学基础上对国际政治和世界秩序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这些思考成为了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直接源头。启蒙运动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有约翰·洛克(JohnLocke)、让 雅克·卢梭和康德。这些思想家确立了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与中世纪的神权和蒙昧主义不同,他们认为,理性是人类独有的一种天然禀赋。理性个人的目标是自我实现,这乃是一种“自然状态”。而国家不过是社会中的个体之间订立“契约”的产物,其唯一目的就是保障人们建立在推理基础上的自然权利。④ 在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中,对后世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影响最大的是康德。在西方自由主义发展史上,康德的思想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与洛克“免于侵害”的消极个人自由观念不同,在康德那里,个人自由的理念强调的是个人对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或者说,人是自由的,他可以为自己的行为准则立法。政府应该在法律和正义的原则下维护个人的安全和福利。与马基雅维里相反,康德认为个人不是手段,而是目的。积极的个人自由观是康德全部政治哲学的核心。⑤在国际政治哲学方面,康德认为,国家之间战争带来的巨大损失、公民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理性,最终会使国家之间的关系从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过渡到法制状态,从而实现“永久和平”的目标。康德的永久和平思想对于后世的共和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即民主和平论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对此我们将在后文详细论述。 然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国际政治领域发挥重要影响力的国际思想是传统的均势论,以梅特涅和俾斯麦为代表的欧洲政治家们成了维持欧洲均势的大师,他们试图通过复杂致密的结盟关系来维护国家利益和维持欧洲和平。但残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无异于对这些努力的无情讽刺。为此,当时的一些政治家和学者们开始对人类理性进行深刻的反思,希望摆脱这种均势论宿命式的悲剧,这直接催生了现代意义上的理想主义国际关系思想。 从20世纪20、30年代开始,现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美国总统兼学者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Wilson)、约翰·默里(JohnMurray)、帕克·穆恩(ParkerT Moon)和英国学者阿尔弗雷德·齐默恩(AlfredE Zimmern)、菲利浦·诺尔贝克(PhilipNoel Baker)和大卫·米特兰尼(DavidMitrany)等人。 理想主义否认人性恶的本质是导致国家间冲突和战争根源的现实主义观点。齐默恩认为人类的本性无所谓善恶,关键在于后天的教化。之所以发生战争不是人类缺乏国际共同体的观念,而是知识的局限使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⑥如威尔逊所言:“恶与善俱来来,纯金常被侵蚀”⑦。也就是说,尽管人的天性中存在着愚昧和无知,而独裁者也可以利用这个弱点实现自己的野心,但是教育和宣传的力量可以克服这个弊端。因此,理想主义者十分重视对于民众的教化。同时,世界人民的交往也有助于人类的理性和智慧充分发挥,彼此形成世界共同体的观念和国际主义精神,从而在根本上杜绝战争的根源。 在国际政治领域,理想主义的基本思想是依靠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力量来追求国际社会的持久和平和普遍正义。这集中体现在威尔逊对于战后安排的“十四点”方案,以及作为该方案的直接成果———国际联盟的建立上。威尔逊学者和政治家的双重背景使他可以把自己的理想主义和平方案付诸实践。1918年1月8日,威尔逊在美国国会的演说中首次提出了“十四点”计划作为构建战后世界和平的基本纲领。针对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些国际政治弊端,“十四点”计划主张,各国应当放弃秘密外交、取消贸易壁垒、公海自由航行、鼓励民族自治、裁减军备等;作为“十四点”计划的核心,威尔逊强调战后应当建立一个以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为目的的国际组织。威尔逊的这一国际组织方案以集体安全原则取代了均势原则,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它也集中反映了理想主义的国际秩序理念。理想主义认为一战前的均势体系的瓦解及一战的爆发,是各国漠视国际法和国际道德正义原则的恶果,而建立一个普遍性国际组织是解决这一问题的良好途径。⑧一战后建立的国际联盟是这一理想主义理念的伟大试验⑨。它所体现的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具有非凡的意义,对于后来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但国际联盟在20世纪30年代的国际政治进程中并没有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它在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等事件中表现得软弱无力,特别是,它没能阻止法西斯势力的发展并最终制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些事态促使爱德华·H·卡尔、汉斯·摩根索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国际关系理论家开始反思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有效性问题,对它的一系列基本假设和内在逻辑进行大胆的质疑,认为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用“应该如何”(shouldbe)的乌托邦式假设代替了“现实如何”(tobe)的理性主义思考,从而必定在现实国际政治中遭到挫败。⑩他们进一步提出了以强权和利益为核心的国际政治范式,从而创立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学派。自此之后近三十年,现实主义在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研究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尽管如此,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具有非凡的意义,对于后来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是一笔不可多得的思想财富。 二、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诸流派 20世纪50、60年代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在传统主义和科学行为主义辩论中发展的。这场争论尽管十分激烈,但从根本上来说却是“一场虚假的战争” ,双方的争论仅仅是限于研究方法上的分歧,尽管这对于推动学科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但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观念和思想层面却鲜有深入的探讨。从这个意义上说,战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真正巨大进步是20世纪60、70年代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出现,以及它们在理论上的交锋,这些构成了延续至今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主导潮流。所谓“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标签,是为了区别于传统的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和经典现实主义。 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世界政治的发展呈现出一些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如核战争的恐怖阴云、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石油危机、全球环境问题等,这些问题大大增强了全球相互依存的程度,从而引发了国际政治理论家们对世界政治本质的重新思考,他们开始反思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进一步从早期理想主义的遗产中发掘出了有价值的思想,与世界政治发展的实际相结合,发展出新的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的国际关系理论,并逐渐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一大主流流派。 自然,“新自由主义”的标签只是一种泛指,因其研究重点和具体观念的差异,其中还存在着不同的流派。在这里,我们把它简单归纳为三个有代表性的流派: (一)相互依存理论 核武器的巨大杀伤力使处于冷战中的人们认识到,核战争的结果无异于人类的集体毁灭;经济和贸易的全球化发展使得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环境生态等全球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日益加剧。这些深化了国际政治研究者们对于世界政治中相互依存的认识,也最终促进了相互依存理论的诞生。 相互依存理论的代表人物有罗伯特·基欧汉(RobertKeohane)、约瑟夫·奈(JosephNye)和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Rosecranse)等。基欧汉现为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奈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两人长期合作研究,成果丰硕,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国际关系理论学界被传为佳话。相互依存理论就是两人共同创立的,其代表作也多是合作完成的。主要有《跨国关系和世界政治》、《权力与相互依存》等。后者是相互依存理论的巅峰之作。罗斯克兰斯现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其反映相互依存思想的代表作是《贸易国家的兴起》。 相互依存理论全方位挑战了现实主义的一些基本设定。现实主义认为,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中唯一重要的行为体,国家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国际政治的基本内容,非国家行为体尽管存在,却不能发挥什么实质性作用,只是主权国家权力政治的从属物。 相互依存理论反对国家中心主义,认为主权国家不再是世界政治的唯一行为体,越来越多的超国家和跨国家组织在国际层次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等。相互依存理论重视对跨国关系的研究,注重对一体化后果及影响的分析。现实主义认为,主权国家的首要目标是追求军事上的安全,其次才会考虑经济、环境等事务。相互依存理论认为,一体化的发展不仅使得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加深了,而且加强了军事、政治、经济、环境和生态等领域全方位的“复合相互依存(ComplexInter dependence)”,现实主义从军事、安全等“高政治”向经济、环境等“低政治”过渡的优先次序被打破了,世界事务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以主权国家强权和利益为核心的国际间政治模式应该逐步让位于超越主权国家范围的众多跨国问题研究议程。 相互依存理论的出现打破了现实主义理论独霸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状态,大大拓宽了理论研究的视野,带来了一种全新的世界政治变革分析的思路和议程,为现代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迅速发展和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是在相互依存理论或复合相互依存理论的基础上,新自由制度主义才得以诞生,并对于冷战后出现的全球治理论等最新自由主义世界政治理论产生了直接影响。以至于相互依存理论的代表作《权力和相互依存》被誉为“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里程碑式著作” 。 (二)新自由制度主义 在复合相互依存理论的基础上,以基欧汉为中心的一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了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被称为“制度理论(institutiontheory)”或“规制理论(regimetheory) ”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除基欧汉以外,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研究的代表人物还有奥兰·扬(OranYoung)、恩斯特·哈斯(ErnstHass)等人。 与相互依存理论不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接纳了新现实主义理论的若干基本假设,如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中唯一重要的行为体、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等,尽管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及其后果有不同的解释。 与此同时,它还吸收了博弈论、理性选择等新的研究方法,使其理论分析更加严谨而实用。 根据斯蒂芬·克莱斯勒(StephenCrasner)被普遍接受的定义,所谓“规制”指的是“一系列明示或默示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行为体对特定国际关系问题领域的预期围绕它汇聚起来” 。尽管不同的学者对于“制度”或“规制”有不同的定义,但其基本含义大多包含在这个定义中,强调了制度在规范行为体的行动,汇聚其期望上的重要作用。这也是新自由制度主义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 建立在博弈论基础上的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ChoiceTheory)是新自由主义制度研究的主要方法论工具。理性选择理论又称公共选择理论,它最早来自经济学研究的分析方法,其基本观点包括,把集体行动的个体看作是富有理性的行为者,这些个体的目的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自身行动中他们可以在权衡利弊后作出于自己最有利的选择。 从而构成集体行动的一般逻辑。理性行为体通过功能、博弈和学习三种途径建立合作。 相应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分析起点是理性地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国家。自由制度主义同样承认国家政治的无政府状态,但它认为,即使是在无政府状态的自助的国际体系里,国家之间的合作也是有可能实现的。基欧汉认为,主权国家之间的合作并不必然地依赖利他主义、理想主义、个人荣誉、共同目的、规范的内化或对某种文化价值观的共同信仰。 相反的,富于算计的理性的国家之间关系并不必然是冲突,国家的优先目标也并非仅仅是军事安全。在国际制度和规制的规范和强化作用下,国家之间的合作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甚至在开始时创建制度主导合作的霸权国家消失后,霸权后的合作也仍然是可能的。 在这里,制度的力量逐渐发挥了独立而持久的作用,国家关注的不再是相对收益,而更多的是绝对收益。为此,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目标应当转移到探讨合作在何种条件下得以出现并维持,以及制度合作的演变上来。合作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并得以维持,行为体的预期就会受其规范,增加彼此获取的信息,建立信用体系,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最终推动该制度下所有行为体利益的最大化。 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借鉴了现实主义理性分析的前提和方法,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认为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是可能的,从而在世界观上持有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它紧紧把握住了世界政治发展的新趋势和新问题,给出了全新的解释。新自由制度主义在20世纪70、80年代的崛起在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尤其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非凡的意义。尽管基欧汉自己也承认它存在不少缺点 ,但它对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意义却是显而易见的。作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要流派,它和新现实主义之间的争论构成了冷战结束前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的主要内容。当然,制度主义并非这一时期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全部,民主和平论(TheoryofDemocracyPeace)在20世纪70年代的出现及其在冷战结束前的“再发现”就是明证。 (三)共和自由主义:民主和平论 虽然“民主和平论”被认为是冷战后世界政治研究最有意义的成果 。但作为一种安全模式的思想,它早已存在,因而它被称作“重新发现的”(rediscov ered)理论 。最早提出类似理论的是康德,他论述了被称之为“永久和平”(PerpetualPeace)的安全模式。具有民主和法制精神的共和国组成的不断扩大的共同体可以在国际法的原则下最终达到“永久和平”。因为共和政体的制约机制能阻止共和国家冒险进行战争;而非民主国家是否进行战争则全凭独裁者不受制约的意志 。康德的思想被称作“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 ,它在一战前后得到进一步发展,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十四点”中提出,“依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决定自己制度的国家”“爱好和平”,“能够获得正义的保证,并得到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公平待遇而不至遭受暴力和损人利己的侵略” 。1919年J·熊彼特进一步提出“民主的资本主义能导致和平”的命题 。当代学者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重新认识民主和平的问题,并逐步理论化系统化。斯莫尔(MekvinSmall)和辛格(DavidSinger)于1976年首先把民主和平作为一种基于经验事实的现象进行描述 ;1983年多伊尔(MichaelDoyle)在《康德、自由主义遗产与外交》一文中正式将“民主和平”作为一种理论提出来 ;冷战结束后,“民主和平论”成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的研究热点之一,有关著作层出不穷,其中,布鲁斯·拉塞特(BruceRussett)在其著作《把握民主和平:冷战后世界的原则》中对它作了系统论述 。 作为一种关于国际安全模式的假说,现代“民主和平论”的主要观点有 :(1)国际关系中的一条经验法则是,民主国家之间从不(或很少)发生冲突;(2)即使它们之间发生冲突,彼此也不大会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因为这有悖于民主的原则和理性;(3)专制国家之间或者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之间更容易发生冲突,而且更易于以武力解决争端。更有甚者认为,与民主国家相比非民主国家更加好战(War prone) 。 作为一种经验法制,“民主和平论”者的重要依据之一便是“民主国家少战争”的“经验事实”(em piricalfacts)。如果说康德的“永久和平”只是一种理想的话,那么当代“民主和平论”者则试图通过各种统计与分析,证明这一现象在不同的时间段内普遍存在。斯莫尔和辛格及多伊尔认为,自1816年以来民主国家之间几乎就没有真正发生过战争 。 对此,“民主和平论”者的理由有二,一是民主国家内部的制度约束(institutionalrestraints),一是民主国家之间共同的民主规范和文化(normandculture) 。 一方面,“民主和平论”者认为,国内政治中发展起来的一些制度和规范影响一国对外行为模式,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在国内政治上的差异导致了双方在对外政策决策上的不同。民主政体强调通过和平方式进行有规则的政治竞争,因而民主国家国内政治矛盾的解决不是通过消灭对手而实现的,这使得民主社会无论从国家、地区还是个人层面上来说,都是稳定的。而在非民主国家的政治竞争中胜者得到全部,败者没有机会重新崛起;非民主国家的稳定必须建立在没有有效的的基础之上 。具体来说,制度约束体现为:首先,民主国家的选举制度决定政府要对选举实体(electionbody)负责。其次,民主国家政体中的分权(PowerDivision)和制衡(CheckandBalance)原则使得外交决策责任多元化,从而可避免作出一些极端的决定。另外,由于民主国家进行战争要经过公开辩论和民主政治诸环节的认可,故备战的时间更长,也为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在时间上提供了缓冲机会。 对于民主的规范和文化因素,“民主和平论”者认为,民主国家所共同拥有的精神气质(ethos)也使得民主国家之间很少发生战争,这些精神气质的根本特征在于和平竞争和政治妥协。一个民主国家会设想其它民主国家也会以有规则和平竞争的办法解决争端,并且将其运用到对外关系中,因此,民主国家对其他民主国家的印象是积极的,从而民主国家彼此认为是和平的,并会形成相互尊重的关系。相反,民主国家同非民主国家之间缺乏这种抑制纷争的精神气质 。 尽管“民主和平论”从概念、事实到逻辑均存在着诸多缺陷,被为数不少的学者所批评 ,但因其一个暗含的逻辑便是世界和平的稳固基础在于扩展西方所认同的民主制度,因此它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和政界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开辟了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思考的一条引人注目的蹊径。 三、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全球治理及其它 从20世纪新自由主义异军突起开始,它和同时诞生的新现实主义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但是和前两次大论战不同,双方一直未能分出高下,反而出现了明显的所谓新(现实主义) 新(自由主义)合流的趋势。即论战的双方都从自己最初的立场退却,互相吸收对手的一些基本理论要素,使得它们在一些基本理论要素方面趋同,甚至基欧汉自己都承认制度理论被贴上自由主义的标签几乎是一种“误导” 。从而,争论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价值和意义都大受影响。自由主义甚至整个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转向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特别是,1991年冷战以一种令人始料未及的方式戛然而止,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解释力不足的窘境令诸多国际关系理论家措手不及。这使得一些学者开始另辟蹊径,致力于发展一些解释力和预测性更为强大的理论。其中,从本质上属于自由主义传统的全球治理理论以其新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引人注目。当代全球治理理论的最著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家是现任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的詹姆斯·N·罗斯诺(JamesN Rosenau),此外还有大卫·赫尔德(DavidHeld)、奥兰·扬、恩斯特 奥托 泽姆佩(Ernst Otto Czempie)、马丁·休逊(MartinHewson)、马克·赞齐(MarkW Zacher)、克雷格·墨菲(CraigN Murphy)、多米尼克·鲍威尔(DominicPowell)等人。 罗斯诺对当代学理意义上的全球治理观念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特别是他所提出的“分合(fragmegra tion)论”的世界观成为全球治理理论的哲学基础,为该理论在当代的发展建立了一个共同的知识平台。“分合”(fragmegration)的英语单词是由“分散(frag mentation)”一词的前半部分(fragme )和“整合”(integration)一词的后半部分( gration)结合而成。该词的构成形象地表达了“分合论”世界观的思想内核:当代世界政治变迁的动因包含着分散化和一体化两个同时起作用的趋势,这两个因素在当代全球政治的进程中又分别指涉了全球化(globalizing)和区域化(localizing)的现象。当代全球政治的图景正是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形成的。 当代世界中全球化和区域化在时间是共时性的(simultaneous),在空间上是相互交叠的(overlapping)。一方面,随着跨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进步、全球公共问题领域的涌现以及公民政治技能革命性的提高,全球化的进展迅速而深入;另一方面,以众多的少数民族自治的要求、宗教和文化次团体的增生、形形色色认知共同体(epistemiccommunity)的出现为标志,区域化的趋势也日益突出。当代世界“分合”的进程正在三大领域展开。在经济领域,经济全球化和新的“经济民族主义”(economicnational ism)。 相互交叠。在社会领域,“分合”的趋势也十分明显,一方面是“全球公民社会”(globalcivilsoci ety)意识就逐渐形成,另一方面,国家自主权和权威的散失使得人们觉得必须依靠归属于适当的集体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并获得心理上的安慰。 恐怖组织和民族宗教分离主义势力就是最显著的例子。最后,在政治领域,全球化的动因使得传统的民族国家治理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当代世界政治中越来越多的议题超越了民族国家主权的界限。在跨国和超国家层面上,主权国家处理政治事务时深受诸多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的制约。几乎与国际组织作用不断加强同步,一般民众的政治视野更加开阔,主权国家的政治决策也越来越难以博得大多数国民的支持。在“分合”进程的影响下,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权威结构大受侵蚀,当代世界政治体系正在经历意义深远的变革,这一变革集中体现在全球事务中的权威迁移(relocationofauthority)。 全球治理论者认为,推动权威迁移的因素来自六个方面 。首先是冷战的结束和美苏两大超级大国竞争的终结去除了两极结构的束缚,使权威迁移的进程在体系层面上成为可能。其次,两极结构的崩解造成了冷战后世界局势的动荡状态(turbulence) ,与此同时,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这个世界日益缩小,这些前所未有的态势促使人们去寻找更加有效的政治组织形式。第三,公民的技能革命(skillrevolution)使他们能够更加清晰地界定自己的需要和愿望,同时更加容易地参与集体行动来表达自己的意愿。第四方面的因素来自次团体主义(subgroupism)的发展。社会越来越分化出大量有组织的实体,它们成为新的权威中心和忠诚目标。第五个因素是国家和地方经济的全球化大大削弱了维系商业和金融关系的传统方式。最后,权威迁移的进程被不断出现的全球相互依存事态所加速,这些事态强化了跨国合作的密切形式,例如新近不断高涨的社会运动 。总之,权威迁移的动因来自“分合”世界观下同时展开的全球化和区域化进程间的互动。有些情况下,超越国家边界的控制机制得到加强,而在另外的情况下,邻里间心理安慰和种族归属等需要则催生和强化了区域化的控制机制。 尽管当代世界事务大多数仍然是在主权国家管辖的框架内展开的,但是随着国家内部和外部各种新的控制机制的出现,越来越“呼唤全球政治权威甚至治理的新形式。” 罗斯诺把这种“新形式”称作“权威领域(spheresofauthority,SOAs) ”。所谓权威领域,指的是一些可以行使权力的行为体,在各自相应领域里可以得到民众的支持和服从。与国家主权权威不同的是,这种服从主要不是依靠国家机器的强制力获得的,其服从主要来自民众对于它的信任和认可。权威领域往往没有正式的组织形式,并且常常不具有领土性,它可能是全球性的,也可能是区域性的,同时其影响范围在不断地发生扩大或缩小的变化。 国家主权权威向形形色色的权威领域的迁移是当代世界政治变革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在许多问题上国家也要和其他权威领域一样去争取自己的权力以获得人们的认同。当代世界政治的主轴开始从主权国家为中心的统治(governent)向以权威领域为中心的“治理”变革 随着世界政治分合趋势的不断发展和权威迁移的不断加速,国内(domestic)和国外(foreign)之间的分野不断淡化,以前清晰坚固的划分国内和国外的边界(boundary)日益模糊和易渗(porous),以权威领域为基础的治理(governance)则大行其道。特别是,众多全球公共问题的出现使得全球规模的治理成为世界政治美好未来的必由之路。 总之,“治理从头起便须区别于传统的政府统治概念”。 全球治理论对自由主义理论的回归深刻地体现了这一点。与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不同,全球治理论大胆地放弃了国家中心论的基本限定,把世界政治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理论纬度,敏锐地发现了其中最新的发展趋势。在本体论和世界观上,全球治理无疑是自由主义传统和全球主义的融合,然而在方法论上,它一方面没有彻底放弃实证主义的实在论和个体主义,同时也能够吸收诸如建构主义和英国学派国际社会理论的社会建构方法和整体主义,这无疑折射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精神,为走进新千年的五彩缤纷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增加了一个新的方法和门径,不仅对于我们的理论研究和创建富有启迪意义,还为解决当今世界政治面临的困境指明了一条有益的道路。 国际关系论文: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历史逻辑 恩格斯说，“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5页） 今天，中国正在向现代化转型，与之相应，在理论思维上，中国也要达到一个新高峰和新境界；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时代，而国际关系理论正是中国学人认识和把握这个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理论思维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哲学层面，哲学层面谈的是本体论问题，另一个是逻辑层面，涉及的是方法论问题。当然，方法论问题也属于哲学问题，但就逻辑而言，它本身就是方法论问题。人类最初的理性思维方法是形式逻辑，其特点是排斥矛盾，强调一致和同一性。其极端发展就是近现代数理逻辑的出现。数理逻辑从笛卡尔开始，直到布尔建立逻辑代数，语言被固化为数学符号以尽量减少歧义。形式逻辑在微观和程序性较强的认识领域产生了积极作用，计算机的出现就是这种作用的物质成果。形式逻辑因其排斥矛盾的特点，所以在社会科学，特别是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始终缺乏具有革命意义的突破。 近代形而上学是形式逻辑在思维领域发展的高峰，它把本来是完整的世界切割成无限细微的片段，微积分既是这个时代的成就又是这个时代的缩影：象圆一样是个不可分割的社会科学被切割成无限多的直线片断。但不管学科分得如何细微，当对微观世界的研究达到一定的程度时，人们就发现世界本是整体性联系着的，为了研究树木就必须研究森林，需要把这些很细的部分用对立统一的方法联系在一起，于是就出现了辩证逻辑。康德、黑格尔就出现了。黑格尔是辩证逻辑的集大成者，他将原先被学科分解的肢离破碎的科学纳入沿着必然性发展着的和联系着的整体。但他的辩证法也有单线性的缺点，客观世界的演进按照其主观逻辑并服从于主观逻辑。这就产生了必然性被必然性所否定的悖论。二十世纪的科学实验，特别是爱因斯坦相对论证明，大千世界其实有着许多处于不同参照系，或着说不同时空结构中的不同必然性，其中只是被纳入人的思维逻辑即被认识和控制并服务于人的事件的才是我们人类的必然性，人们没有认识到的其他事件的必然性，对人而言则是偶然的。也就是说，必然性是多线条的，偶然性是联系这些“必然性”线条的结点。这是黑格尔的主观逻辑无法解释的更为复杂的大逻辑，这个逻辑我称之为“历史逻辑”。历史逻辑，顾名思义，就是历史本身的逻辑。 这里所说的“历史”不仅是人的历史，而是包括人的历史在内的自然历史，这里所说的“逻辑”，就是历史的必然性。逻辑是必然性的核心内容。关于历史逻辑，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提出的“历史合力”思想，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思想，都给我们提供了理解问题的线索。1890年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写道：“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行，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象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希望都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终归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第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8-479页。） 特定的规律只能是特定时空结构中的历史运动。人是历史的主体，也是历史的客体。人的认识本身是有限与无限的统一，人类，不管其个体还是总体，其生命是有限的，因此不可认识的事物，对人而言，是无限和绝对的，而可认识的事物是有限和相对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对自然的认识，对必然性的把握是脆弱和有限的。世界是多参照系下的物质的多元存在。因此，真正的偶然性只是人类认识之外的其他事物的必然性。而我们传统上讲的必然性则是对人而言并被人的主观逻辑所规定了并通过实践性扬弃了的偶然性。人的必然性的尽头则是偶然性即没有参与认识主体历史并存在于其他事物中的必然性。比如中美撞击事件，对美国的认识而言，是必然的，因为它决定要来南中国海，但对中国来说，则是偶然的，因为我们没有认识到美国人主观逻辑中的“必然性”。双方磨合的结果便形成了历史逻辑本身。这种逻辑为中美双方所认识并形成新的即更接近历史逻辑的主观逻辑。对国际关系而言，决定其逻辑走向的则是国家间动量在兴衰中转化和守恒，这包括意识形态、价值观、经济、政治等在内的动量转换；转换的结点由偶然事件所拉动，并由此引起原有必然性的终结，如1914年萨拉热窝事件引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凡尔赛体系；1917年十月革命引起两个阵营和近半个世纪的冷战。 因此，人类历史的必然性扬弃并改变着偶然性，同时偶然性也扬弃和改变着人类历史。 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终极原因（黑格尔），多元共和是世界存在的基本方式。爱因斯坦相对论证明，不同事物存在于不同的参照系之中，运动是参照系转换的结果。不同的参照系中的物质运动有不同的坐标，不同坐标中的物质运动则有不同的必然性。不同必然性间冲突，并在冲突中相“磨合”，最后形成一个类似恩格斯晚年所称的“历史的合力”，合力运动的轨迹便是自然历史逻辑演化的轨迹。人类只有认识和利用，而不能改变这个轨迹；人类只有根据主观逻辑主动认识、能动地利用历史逻辑，而不能取消历史逻辑。历史逻辑向我们展示的是一幅由多种必然性相联结、多种运动矢量相合成的开放的多棱巨网。这张巨网是以非逻辑的方式，以散状分布的偶然性事件为结点，由包括人的个性在内的诸多偶然性相互冲突和磨合后共和而成的结果。一句话，历史必然性是偶然事件之间无数有限连线联结的总和，也是人思维对历史现象的事后抽象。 黑格尔的“必然性”是对形式逻辑的“同一律”的扬弃性继续，而同一律与必然性存在的前提是坐标同一和时空同构。但世界本质是处于不同坐标系、不同参照系和不同时空结构中，因而具有不同必然性的物质运动的共和。 从这个意义上说，偶然性是历史逻辑的先导，它牵动着历史的量变，也带动着历史的质变。不是偶然性服从于人类认识到的“历史必然性”，而是人的认识要首先适应由偶然性联结而成的“历史合力”。因此，自然历史运动的法则是逻辑与非逻辑的统一；而人类历史运动的总路线是自然与自觉的统一，是历史逻辑与主观逻辑的统一。逻辑存在于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既定参照系之中，非逻辑则是诸多不同参照系因而不同逻辑体系中存在着的事物的动量交换的方式。意识是历史逻辑中的能动要素，人类只是历史逻辑构成的片断。人类历史的必然性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而自然历史的必然性则是客观与客观的统一。必然性是逻辑化的后果，就其形式而言，历史逻辑似乎是包括思维个性在内的偶然事件辩证作用后，所产生的环环相扣和无始无终的逻辑链。 国际关系是历史逻辑自我展示的形式之一，就其内容而言，历史逻辑似乎是包括国家意识形态在内的国家力量相互转化和动量守恒的轨迹。具有质变化意义的新历史多不发生在原有必然性的肯定过程之中，而是往往发生在被必然性抛弃即被否定的地方并以此为前提。比如东方文明向西方的文明转换并没有发生在东方文明发展的峰巅地带，而是发生在被中世纪文明的必然性抛弃的大不列颠孤岛上；社会主义的历史并没有发生在资本主义的发达国家而是发生在被资本主义抛弃的国家等等。对此，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中有较明白的表述，他说 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的阶段在发展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90页。） 但是，作为学科的国际关系也有自己的学术特点，而学术间不同特点的产生则是由于其逻辑原点的差异。国际关系理论是以国家主权为逻辑原点，其实践是以国家风险为代价。国际关系实践不能在实验室中预制和勘误，因此，国际关系理论也不能在实验室中证实和证伪。 有人将证伪作为认识真理的基础，其实，科学哲学中证伪主义本身也有伪问题的方面：证伪的前提是用于证伪的信息必须完全。在实践中，信息不可能完全：从横向说，我们不可能认识和把握与我们处于同时期的所有信息，从纵向说，我们甚至不能认识和把握每分钟之后我们面临的所有新信息。比如我们无法把握一场风暴是否由遥远的一只蝴蝶扇翅所致（即蝴蝶效应），也不能预知一只蝴蝶的某次扇翅是否在将来会引起一场风暴。有人说，我当然知道明天将要发生的事，这不是科学意义上的回答，这与恩格斯曾批评一些人用踩死一只蚂蚁的庸俗方法来证明死就是死，而不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一样。人的认识的有限性决定了证伪和证实的“真”与“假”的判断永远是有限的和相对的，完全的和绝对的证伪和证实都是不可能的，绝对观念的真理性在鲜活的历史逻辑面前没有立足之地。换言之，如果证伪或证实（实证）方法可以获得绝对正确的原理，人的历史就不会犯重大错误，至少不会犯重复性的重大错误。而事实上的情形是，新一代人总在重复前几代人的错误。 理论是灰色的，只有生活之树常青。1844年恩格斯提出“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 “历史逻辑”的提出，就是一个将逻辑归还历史的过程。 历史逻辑以非逻辑、偶然性为主导的存在方式，不仅使国际关系理论有了更生动的色彩，同时使国际关系学科有了实践品质；国家风险的不可实验和不可重复性质，又使国际关系的实践品质高于其他许多学科。这就要求国际关系理论及其学者应当具有较强的实践品格：它要求国际关系理论及其学者不仅要有能力解释世界，更要有能力改变世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目的并不在于束之高阁的所谓“逻辑体系”，其教学目标也不应是为了培养脱离实践的“神圣家族”，与此相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存在和发展的目标，在于研究发生在中国时空结构中的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必然性，并通过积极实践，将其他时空结构中的国家发展的必然性与中国发展必然进程相融合。因此，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不仅要有“中国主体”的概念，从长远考虑，还要有“中国价值”的概念。前者服务于中国崛起前与世界的关系，后者服务于中国崛起后与世界的关系。肯定即规定。中国价值，是一个中国规定世界同时又为世界所规定的概念，价值之间的主体是多元和平等的。 由于国际关系学术所具有的国家风险特点，国际关系学科要求其研究人员不仅要有相应的能力，而且要有特殊的国家责任的意识。外交无小事，对此基辛格有深刻的论述，他说： 学者分析国际体系的动作；政治领袖则建立国际体系，分析者与从政者的观点大异其趣。分析者可自定研究主题，而政治人物所面对的却是客观环境塑造的问题。分析者可投入充分的时间追求确切的结论；但政治领袖最大的挑战却是时间压力。学者没有风险，如果结论错误，大可重新来过；政治领袖却只有一次选择，一旦出错便覆水难收。学者可掌握所有相关事实，其成败取决于个人学养；政治人物必须在眼前无法断定利弊得失的情况下当机立断，历史对他的评价将根据他如何明智地面对无可避免的变局，尤其是他如何维护和平而定。”（《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 基辛格是一位实践性较强并对国际关系有较大贡献的学者，他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在这里婉转批评国际关系研究的坐而论道和不负责的经院学风，国际关系是有很强的实践目标即国家利益，而可以参与实践的国际关系理论附带有国家风险的。这就使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不能仅仅是坐而论道的专家，而应是致力于改变历史的实践并对国家命运负责的学者。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首先要解决中国崛起带来的利益变化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有一种重政策，轻利益研究，将“不违背政策”当作限定研究原则的倾向。但政策是随国家利益而非政策变化，如果我们不能及时研究出这种变化，那我们的研究就只能走向僵化和空泛。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要讲中国价值和中国的国家利益，要为中国崛起服务，为平等地立于民族之林服务。其次，历史逻辑的多元性和国际关系中的国家主体性，要求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要有中国的立场，没有这个立场，就不会有鲜活的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具体到研究方法，方法论不要走向庸俗，古今中外的方法论都有其合理的价值，但不合理的运用，则反会窒息科学。比如现代学术强调要学习西方，写文章要讲究完备的注释。其实，中国古代学术研究对注释的要求恐怕在当时只会嫌其过而不会嫌其无，但在其达到高峰之际反成了窒息科学的桎梏。五四时期及中国共产党时期提倡新文化，打破了这种种学术桎梏，大大地解放了科学并使其成为大众可能参与的文化活动。中国“”又将这种本有积极意义的活动推向极端并使其走向庸俗，这又从另一面窒息了科学和科学精神。今后我们当总结方法论发展的历史，科学地运用科学的方法。科学本身是最革命的东西，方法不能成为窒息科学和僵化思想的工具。历史逻辑中偶然性的主导性地位要求国际关系学者具有特殊的学术品质，即在学术上他是学理性的，而在实践及其认识上，他又是艺术的和政治的。国际关系本质上是一门艺术。 国际关系论文:科技革命与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 摘 要 历次科技革命不仅对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而且还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二战结束以后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尤其深刻而广泛，最重要的影响是：导致了两极格局的终结与多极化的出现；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日益面临挑战；对南北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促使人类战争观念的转变，和平与发展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 关键词 科技革命 国际关系 演变 科技革命是科学技术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发生的根本性的革命性的质的突破和飞跃。它不仅对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而且还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二战结束以后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尤其深刻而广泛，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一方面导致了两极格局的终结与多极化的出现和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日益面临挑战，另一方面对南北关系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同时还促使人类战争观念不断发生转变，和平与发展日益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 1 近代科技革命与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 恩格斯曾经指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近代人类发展的进程中出现的历次科技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证明了这一点。近代以来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人类社会经历了两次科技革命，每一次都深刻地影响了国际关系的发展。 第一次科技革命是18世纪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的工业大革命，这场革命造成了纺织工业、冶金工业、机械工业、造船业以及航海交通的大发展，在极大地推动了当时欧洲各国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使人类社会从手工工场时代跃入机器大工业时代。这次科技革命不仅使一直以来处于欧洲文明边缘的小岛国——英国因为最早开始了这场革命而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且导致了现代国际关系的萌芽。在第一次科技革命之前，虽然15世纪、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使世界各大洲之间开始发生交往，但这种联系是不经常的、片面的，因而不存在现代意义的国际关系。工业革命后，随着天文学、地理学的发展，航海事业达到空前规模，各大洲内部和各大洲之间开始了经常性的、较为密切的联系，全球性的国际关系才开始逐渐形成。 第二次科技革命开始于19世纪后期开始，以电力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为标志，它引起了电灯、电话、电报和电动机的出现，以及钢铁工业、汽车工业、航空业和铁路、公路交通、化学工业等的迅速发展。使人类社会从蒸汽时代跨入电气时代，并最终促使了现代国际关系的形成。国际关系的发展从此具有了明显的全球性、整体性，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世界上发生的各种事件的影响。而每个国家，特别是一些主要国家发生的重大事件，也会对全球国际关系产生各种影响，特别是由于国家实力的不平衡发展。几个在经济、军事实力方面对其它国家具有压倒优势的强国，在国际事务中常常起着主导的作用，并相互争夺世界霸权。而在这次科学革命中处于领先地位的是德国和美国，英法紧随其后。由于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与经济发展不平衡，新兴国家要重新瓜分殖民地，争夺世界霸权。最终在20世纪上半叶爆发了两次世界性的大战。先后建立了凡尔赛体系和雅尔塔体系，并在雅尔塔体系的基础上确立了战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相互争霸的两极格局。两次大战的发生以及美苏两极格局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就是科技革命造成各国综合国力对比的变化。 近代国际关系发展演变的历史清楚地说明，伴随着科学技术中心在世界范围内的转移，国际关系格局也总是发生着相应的变化。19世纪英国称霸世界，20世纪上半叶德国对英国霸权的挑战，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两极格局的形成，都是与这些国家在当时世界科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密切相关的。 2 新技术革命对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 近代的两次科技革命以及它们引起的产业革命延续时间长达上百年，它们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往往被其他方面的影响所掩饰，因而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近代科学技术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虽然深刻，但表现却并不是非常明显，这影响了对于科学技术因素的重视程度。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迅速发展的新技术革命是以原子能、计算机、特别是微电子技术、生物工程技术和空间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主要标志。这次科技革命对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与前两次相比不仅更加直接和明显，而且更加深刻和广泛。 (1)导致了国际关系格局的转换，美苏两极格局最终解体，世界正朝多极化方向发展。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归根结底是力量对比的变化，科技革命引起一些国家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革命性增长，从而导致国际关系的根本性变化。 在历史的长河中，军事实力长期是国际较量制高点。大国都倾力于军事领域，追求着由军事强国而成为世界强国的目标。然而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现代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使科技力在国力中逐步取代军事力成为国际较量的一个制高点。在新的形势下，苏联与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科技、经济实力的差距逐渐拉大，并最终解体，由此导致两极格局的终结。与此同时，现代科技革命兴起不仅使日本、西欧等西方发达国家缩短了与美国的差距。而且，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综合国力也在近二十年来急剧上升，这些国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而推动着国际关系格局朝多极化方向发展。 (2)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使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日益面临挑战。国家主权是国家固有的区别于其他社会集团的最重要属性，表现为一国对内的最高统治权和对外的独立自主权。正是由于这一根本属性，国家才能在国际关系中发挥最重要的作用，也才能成为国际关系中最基本的行为主体。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具有不可分割、不可转让、不可共享的特性。然而，随着现代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观念正日渐受到挑战和侵蚀。特别是人造卫星、宇宙飞船和电子技术等的发展，克服了自然地理因素的限制进行信息的自由传递，使每个国家在严格意义上讲已经没有了秘密。此外，地理上边界的重要性也被国际分工、国际市场体系和科学技术在国际间的转移和流动而极大地削弱了，因而给每个国家维护自己的主权带来了威胁并产生了一些新问题。 因此，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已经使国家拥有绝对的主权是完全不可能的了。当所有的国家都在声明它们的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一个本质上互相依存的世界的运转和管理所需要的协定，正在慢慢地侵犯着它们的主权。而在未来越来越开放的国际社会，国家主权的部分削弱和部分让渡已成为发展的大趋势。传统意义的国家主权概念也必须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变化。 (3)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对南北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20世纪中期开始兴起的新技术革命与近代的科技革命相比有两个较为突出的特点：一是耗资大。新研究项目的开展，新产品的开发，实验设备的配置等都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二是需要很高的综合科研销售系统，这就涉及到很多方面，如：全面、系统、发达的基础科学，齐备的科技人才，先进的制造工艺和技术，一流的实验条件，发达的信息网络和完善的产品推广销售系统等条件，这样才能保证处于领先地位的新产品能够迅速研制、开发、利用并销售出去。 新技术革命所具有的这两个新特点使绝大多数科研活动只有发达国家才有能力进行，致使世界科技活动的80%以上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发展中国家所占的比重不到20%。而在年人均科研经费、科研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和科技人员的数量等方面，发展中国家都远远落后与发达国家。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南北科技差距将进一步拉大，而其引起的后果将是贫者越贫，富者越富。发达国家凭借其先进的技术，以低价进口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加工成技术含量高的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则因其的落后而不得不向发达国家出口廉价的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以换取外汇，再从发达国家高价进口制成品。这种不平等贸易使本已十分巨大的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南北矛盾也会因此而不断深化甚至还可能激化。 (4)新技术革命的发展还促使人类战争观念不断发生转变，使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的主旋律。在人类历史上，尽管曾发生过大小数千万次的战争，但由于受到技术条件的限制，其作战能力、打击力、杀伤力、破坏力都远不能与今天相比。今天，现代科技革命的发展、大量新型武器的产生，战争的领域向上扩展到了“无高不可攀”的境地，向下则可潜入到海底深处。山障、路障等在高科技武器的作用下，失去了昔日的威风。在英阿马岛之战中，英国的空军急速开赴远在1．3万km之外的马岛进行空战；在海湾战争中，美国的空军远涉重洋，长途飞行3 200km，进行大规模空袭。在海湾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凭借着夜战装备上的绝对优势，使夜战场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单向透明”的战场，多国部队主要的作战行动大都放在夜间进行，取得了良好的作战效果。核武器的出现及其所具有的巨大杀伤力和破坏力更是使现代战争没有真正的胜利者。在现代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的今天，全世界处于一种一按电钮就可以在一瞬间全部毁灭的状况之中。过去认为交战国必有一方胜利，一方失败，而战胜国从胜利中所得的利益一定比付出的多的想法，已不符合历史的发展趋势，为历史所淘汰了。也就是说，人类的战争观念已经发生转变。在当今时代依靠科技优势，通过和平手段来追求、实现国家目标，已有了可能。制约世界战争的和平因素正在增长。正是这种观念的转变使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的主旋律。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60年以来世界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处于总体和平状态的重要原因。 3 结论 总而言之，新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不仅推动了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对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有着重大的影响，而且对国际关系的发展和演变产生着更为深刻而广泛的影响。21世纪是科技竞争更加激烈的时代，哪个国家在科学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就会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的地位，也就会在未来的国际关系和国际事务中处于主导地位。 国际关系论文:试论近现代国际关系中主权观念及实践演变 [论文关键词]政治主权 经济主权 文化主权 [论文摘要]主权是政治学的重要概念，也是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实践内容。在近现代国际关系近400年的历史进程中，主权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变化。正确认识这种代际演变的内在逻辑，有助于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给国家主权适当的定位。 一、近代国家主权的早期实践 主权是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在权力的意义上它的出现与国家是同步的。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国家主权从未得到过法律形式的确认，甚至国家本身也还没有对主权的系统和理性的认识，但对最高权力的追求始终是国家本能的目标，实际上也存在着主权的意识。到14世纪法国著名思想家布丹，首次提出主权概念，并以此作为当时世俗君主与基督教教会斗争的武器。15、6世纪的欧洲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宗教改革的运动，大量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独立自主的邦国和君主国组成的新格局。按恩格斯的说法，“日益明显日益自觉地建立民族国家的新趋向，是中世纪进步的最重要的杠杆之一”。[1] 1618年，拥护宗教改革，反对神圣罗马帝国和德意志哈布斯堡王室统治的新教联盟与天主教联盟之间因奥地利统治者压迫捷克新教徒，剥夺新教徒的政治权利而爆发了战争，在随后30年中，当时欧洲大国君主先后卷入战争，使德意志内部邦国之间的宗教战争成为一场席卷欧洲的大规模国际战争，到1648年，战争在参与各方签署《威斯特伐利呀亚和约》后宣告结束。在和约中，启蒙学者提出的国家主权主张首次通过具有国际法性质的国际条约而得到确认。国家主权原则首次在国际关系中被付诸了实践。威斯特伐利亚和会是欧洲有史以来举行的第一次几乎欧洲所有大国都参加的政治会议。教皇虽派使节参加了会议，但首次作为会议的旁听者，世俗的君主国家成了会议的主角。国家、战争等这些曾经为教皇把持的重要权力转移到外交家和政治家的手中，这种以世俗的主权国家举行会议解决国际问题做法开创了先例，标志着国际关系开始了崭新的时代。和约的签订更表明国家主权的原则正式被应用到国际关系的实践当中了。和约关于卡尔文教派和路德教派享有同等地位的规定，彻底打破了罗马教皇神权下的世界主权论，使主权原则彻底的摆脱了神权的束缚而开始成为一个世俗的概念。和约缔结后，各国普遍建立了常驻外交使节的制度，从而把主权原则日常化为国家基本的行为准则。 关于威约在国家主权原则方面的重大价值，美国历史学家帕尔默·科尔顿作过高度的评价：“和约标志着国际法法上现代欧洲国家体系的出现。聚会在威斯特伐利亚的外交家们代表着，不承认有任何有上级和公共约束力的独立势力。再没有任何人能说欧洲在宗教、政治或者其他方面具有真正意义的统一。欧洲被认为是由大量毫无联系的、主权的、自由的和分离的原子，即国家所组成。这些国家按照他们自己的法律行动，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组成或者解散联盟，交换大使和使节，抉择战争与和平，根据均势的变化而转变立场”。[2]其评价是合乎实际的。 国家主权作为进步的国际关系原则，虽在近代长期被看作是欧洲国家的专利。但这一概念的内在逻辑使其最终突破欧洲的地域，开始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延展。最早接过主权旗帜的非欧洲国家固然是美国，但美国与欧洲列强在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和经济水平相近的本质决定了它在政治地域概念上与欧洲没有太大的差别。真正突破欧洲主权藩篱的是拉丁美洲和日本。18世纪末和19 世纪初席卷拉丁美洲的第一次大规模的独立运动是欧洲以外的国家争取主权的第一次大规模的运动。经过长期的斗争，到19世纪20年代拉丁美洲先后出现了18个独立的主权国家，1823年美洲各国举行的巴拿马会议提出了“尊重各个缔约国的主权”和“不干预的原则”，著名的拉美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玻利瓦尔还提出：“我们每个国家的独立与主权是与整个大陆的独立与主权不可分割的”[3]。引申出了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主权新原则。1826年美洲大陆会议确认了这些原则，在与会国签订的《团结、联合和永久同盟条约》中，规定了共同维护各个缔约国的主权与独立；各缔约国的争端通过调解和仲裁来解决；努力发展外交政策的共同基础，但不干涉缔约国自己的决定等原则。近代日本曾与其他国家一样，经受过西方列强的侵略与干涉，但经过“明治维新”后，迅速走上发展的道路，确立了自己的独立主权地位。 二、20世纪上半期国家主权的发展 进入20世纪，一战的爆发和战后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彻底改变了主权主要局限在欧洲国家之间相互认可的现状。一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和一批民族独立国家的出现，开始打破了主权在地域范围上的有限性，使争取国家主权成为世界性的进步潮流。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产生，使国际关系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代。具体到国家主权方面，一战主要在两个方面推动了国家主权原则在国际关系中实践中的地位的进一步提升。 其一 在国际法的意义上，作为一战的产物，国际联盟是国际社会第一次以全球性的法规的形式确认主权。使国家主权和独立不受侵犯的国际关系的新原则从此确立起来。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国联的这些建议并未被当时的欧洲列强所尊重，即使在凡尔赛和会期间，不仅战败国和落后国家的主权得不到尊重，实力稍弱的国家也没有从中得到多少好处，一度对建立国联持积极态度的美国最终拒绝加入，注定了国联最终失败的结局。列宁指出，“靠《凡尔赛和约》来微细的整个国家体系，国际秩序是建立在火山上的”[4]。到30年代，德意日法西斯的兴起，最终埋葬了国联。 其二 俄国十月革命。苏维埃俄国不仅率先提出了所有国家和民族都有权拥有自己的国家的主权的主张，在苏俄政府颁布的第一个对外政策性文件《和平法令》中，宣布“凡是把一个弱小的民族合并到一个强大的国家，而没有得到这个民族同意合并、希望合并明确而自愿的表示，就是侵占和兼并别国领土的行为……最后不关这个民族是居住在欧洲还是居住在远隔重洋的国家，都是一样”[5]。在苏俄那里不仅率先宣布了主权独立的原则还身体力行地在对外关系中付诸了初步的实践，在国际关系中树立了尊重弱小国家主权和独立自主地位的典范。1919年的《苏俄政府第一次对华宣言》中，苏俄政府宣布“放弃一切特权，废弃俄过商人在中国境内的一切商站。任何一个俄国官员、牧师和传教士不得干预中国事务。如有不法行为，应依法受到当地法院的审判。在中国除了中国人民的政权和法院不应当有其他的政权与法院”[6]苏联是近代以来第一个宣布尊重中国主权，废弃在华特权的国家。 列宁时期苏俄的主权政策为国家主权原则在国际关系中的实践开创了良好前景。但到斯大林时期，苏联逐渐偏离了这一轨道，苏联在与弱小的国家打交道时不仅不尊重其主权独立，而且公然侵犯别国主权。二战后，苏联在“有限主权论”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理论指导下大肆干涉别国内政。从而在国际社会陷入孤立，而苏联解体的直接表现，就是大批加盟共和国宣布独立而成为主权国家。 三、二战后主权观念的演变 二战是国家主权原则在国际关系中广泛付诸实践的重要转折点。二战战后国际社会痛定思痛，联合起来维护国家主权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联合国宪章》宣布“欲免使后世再糟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残不忍睹之战祸，重申基本人权，人类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以及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创造适当的环境，维持正义，尊重由条约与国际法其他渊源而起之义务”。随着联合国把主权原则确立为基本的原则，大批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的出现使这一原则在国际关系中得到普遍的认可。 60年代，除了非洲国家获得主权地位，完善了主权国家体系和国际社会进一步强调国家主权不容侵犯的原则外，国家主权在实践中最显著的成就表现在：经济主权的提出和不断强化方面。基于经济受支配导致国家主权不完整的事实，发展中国家在独立之初就明确表示，西方对本国资源和经济命脉的控制是贫困和落后的重要根源，加深了政治依附和实际上的主权不完整。因此，他们在制定国内经济发展战略时，首先把矛头指向了，西方国家在其国内的经济势力，普遍地宣布取消原宗主国的经济特权。 1974年的第六届特别联大通过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规定了国际经济新秩序中的经济主权原则。1974年12月，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把经济主权的规定加以了法制化的规范，明确规定了每个国家对其财富、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享有充分的永久主权等。该宪章是自《联合国宪章》来国际社会在国家主权规范方面最重要的文件，如果说后者确立了国家政治独立的话，前者则确立了经济主权的国际关系原则。无论是在对主权内容的明确性方面，还是在内涵方面都是对联合国宪章的重突破和发展。体现了主权意识在在经历了长期的国际关系的实践发展后在国际社会不断的强化和深化。在国家主权的意义上，拥有了与联合国宪章同等重要的国际法的价值。70年代也因此成为国家主权实践的黄金时期。 进入90年代，国家主权的内涵出现新的变化，文化主权成了国际社会关注新焦点。“9·11”事件以来，在文明冲突论日益盛行，文化的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文化主权作为国际关系中出现的新概念，是在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针对西方国家的文化侵蚀和文化霸权而提出的。西方作为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和主导力量，所追求的不仅仅是一个开放的市场，还包括西方文化与价值观念的推广，想使西方式的制度模式和文化观念成为压倒一切的意识形态。很大程度上把经济全球化异化成了一场霸权色彩浓厚的文化扩张运动，面对西方文化扩张战略的挑战以及全球化和本土文化之间的表现出的紧张关系，很多发展中国家甚至包括一些发达国家赋予了主权以更多的文化内涵，提出了文化主权的概念。把维护国家文化主权同维护国家政治主权和经济主权，放在了国家主权战略的重要位置。 四、结语 从主权的概念与实践的发展演变中，我们可以看出：主权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惟一不变的是它作为国家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权力，是国家在内部事务方面不受干预的和最高的权威。虽然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这一理念有所弱化。但它仍将是今后国际关系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 当然，论及国家主权的演进时，一种主权的一个方面被强调，并非意味着主权本身趋于单一性。20世纪60年代经济主权的提出突出的是国家对控制自然资源和天然财富的紧迫性，经济全球化时代文化主权的突出并不意味着政治独立和经济主权问题已经不复存在或者已经得到切实的解决，而这是由于特定的国际背景，使文化主权在各国主权考虑中被放在了一个重要的位置。而主权的其他内涵和地位也可能因国际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这是由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所决定的。 国际关系论文: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源流 摘　要: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主要流派之一,它的形成和演变构成了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的重要内容。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注重理性个体的作用,坚持国际关系发展的进步论。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从康德、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开始,经过相互依存理论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发展达到一个高潮,占据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半壁河山。冷战后以全球治理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新的方向上进行探索,注重对非主权国家行为体和世界政治中的社会性力量的研究。 关键词: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理想主义;新自由主义;民主和平;全球治理 自由主义是西方政治学的重要传统,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两大主流流派之一。D 曼宁把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概括为如下几点:自由主义认为人性是向善的,并且是可以教化的;个人的自由是社会变革的动力;个人自由与福利、社会正义和安全有赖于法制;自由主义的历史观是进步的,它认为合于理性的人类社会的规范设计是可以实现的。①自由主义的发展源远流长,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的思想根源追溯到古希腊哲学中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柏拉图在其名著《理想国》中对国家(城邦)先验性正义目标以及理念的阐述可谓自由主义在此一方面的发端。②但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直接源头还是来自从18世纪启蒙运动开始的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传统。 一、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传统:从康德到威尔逊 18世纪开始的启蒙运动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次重要的思想革新。在启蒙运动中,一批睿智的思想家高擎理性主义的大旗,对以欧洲专制主义和宗教神权为代表的腐朽“旧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挞伐。理性主义和人类尊严的思想激流以摧枯拉朽之势无情地荡涤着几百年来一直禁锢人们头脑的陈腐渣滓。人类似乎重新发现了自己的智慧。正如德国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Kant)所言,这是一个“让光明照亮人类的思想的黑暗角落”③的时代。 尽管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大多是从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角度出发探讨一般的哲学问题,但也有些思想家在此哲学基础上对国际政治和世界秩序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这些思考成为了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直接源头。启蒙运动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有约翰·洛克(JohnLocke)、让 雅克·卢梭和康德。这些思想家确立了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与中世纪的神权和蒙昧主义不同,他们认为,理性是人类独有的一种天然禀赋。理性个人的目标是自我实现,这乃是一种“自然状态”。而国家不过是社会中的个体之间订立“契约”的产物,其唯一目的就是保障人们建立在推理基础上的自然权利。④ 在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中,对后世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影响最大的是康德。在西方自由主义发展史上,康德的思想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与洛克“免于侵害”的消极个人自由观念不同,在康德那里,个人自由的理念强调的是个人对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或者说,人是自由的,他可以为自己的行为准则立法。政府应该在法律和正义的原则下维护个人的安全和福利。与马基雅维里相反,康德认为个人不是手段,而是目的。积极的个人自由观是康德全部政治哲学的核心。⑤在国际政治哲学方面,康德认为,国家之间战争带来的巨大损失、公民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理性,最终会使国家之间的关系从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过渡到法制状态,从而实现“永久和平”的目标。康德的永久和平思想对于后世的共和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即民主和平论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对此我们将在后文详细论述。 然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国际政治领域发挥重要影响力的国际思想是传统的均势论,以梅特涅和俾斯麦为代表的欧洲政治家们成了维持欧洲均势的大师,他们试图通过复杂致密的结盟关系来维护国家利益和维持欧洲和平。但残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无异于对这些努力的无情讽刺。为此,当时的一些政治家和学者们开始对人类理性进行深刻的反思,希望摆脱这种均势论宿命式的悲剧,这直接催生了现代意义上的理想主义国际关系思想。 从20世纪20、30年代开始,现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美国总统兼学者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Wilson)、约翰·默里(JohnMurray)、帕克·穆恩(ParkerT Moon)和英国学者阿尔弗雷德·齐默恩(AlfredE Zimmern)、菲利浦·诺尔贝克(PhilipNoel Baker)和大卫·米特兰尼(DavidMitrany)等人。 理想主义否认人性恶的本质是导致国家间冲突和战争根源的现实主义观点。齐默恩认为人类的本性无所谓善恶,关键在于后天的教化。之所以发生战争不是人类缺乏国际共同体的观念,而是知识的局限使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⑥如威尔逊所言:“恶与善俱来来,纯金常被侵蚀”⑦。也就是说,尽管人的天性中存在着愚昧和无知,而独裁者也可以利用这个弱点实现自己的野心,但是教育和宣传的力量可以克服这个弊端。因此,理想主义者十分重视对于民众的教化。同时,世界人民的交往也有助于人类的理性和智慧充分发挥,彼此形成世界共同体的观念和国际主义精神,从而在根本上杜绝战争的根源。 在国际政治领域,理想主义的基本思想是依靠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力量来追求国际社会的持久和平和普遍正义。这集中体现在威尔逊对于战后安排的“十四点”方案,以及作为该方案的直接成果———国际联盟的建立上。威尔逊学者和政治家的双重背景使他可以把自己的理想主义和平方案付诸实践。1918年1月8日,威尔逊在美国国会的演说中首次提出了“十四点”计划作为构建战后世界和平的基本纲领。针对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些国际政治弊端,“十四点”计划主张,各国应当放弃秘密外交、取消贸易壁垒、公海自由航行、鼓励民族自治、裁减军备等;作为“十四点”计划的核心,威尔逊强调战后应当建立一个以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为目的的国际组织。威尔逊的这一国际组织方案以集体安全原则取代了均势原则,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它也集中反映了理想主义的国际秩序理念。理想主义认为一战前的均势体系的瓦解及一战的爆发,是各国漠视国际法和国际道德正义原则的恶果,而建立一个普遍性国际组织是解决这一问题的良好途径。⑧一战后建立的国际联盟是这一理想主义理念的伟大试验⑨。它所体现的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具有非凡的意义,对于后来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但国际联盟在20世纪30年代的国际政治进程中并没有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它在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等事件中表现得软弱无力,特别是,它没能阻止法西斯势力的发展并最终制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些事态促使爱德华·H·卡尔、汉斯·摩根索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国际关系理论家开始反思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有效性问题,对它的一系列基本假设和内在逻辑进行大胆的质疑,认为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用“应该如何”(shouldbe)的乌托邦式假设代替了“现实如何”(tobe)的理性主义思考,从而必定在现实国际政治中遭到挫败。⑩他们进一步提出了以强权和利益为核心的国际政治范式,从而创立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学派。自此之后近三十年,现实主义在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研究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尽管如此,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具有非凡的意义,对于后来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是一笔不可多得的思想财富。 二、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诸流派 20世纪50、60年代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在传统主义和科学行为主义辩论中发展的。这场争论尽管十分激烈,但从根本上来说却是“一场虚假的战争” ,双方的争论仅仅是限于研究方法上的分歧,尽管这对于推动学科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但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观念和思想层面却鲜有深入的探讨。从这个意义上说,战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真正巨大进步是20世纪60、70年代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出现,以及它们在理论上的交锋,这些构成了延续至今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主导潮流。所谓“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标签,是为了区别于传统的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和经典现实主义。 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世界政治的发展呈现出一些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如核战争的恐怖阴云、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石油危机、全球环境问题等,这些问题大大增强了全球相互依存的程度,从而引发了国际政治理论家们对世界政治本质的重新思考,他们开始反思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进一步从早期理想主义的遗产中发掘出了有价值的思想,与世界政治发展的实际相结合,发展出新的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的国际关系理论,并逐渐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一大主流流派。 自然,“新自由主义”的标签只是一种泛指,因其研究重点和具体观念的差异,其中还存在着不同的流派。在这里,我们把它简单归纳为三个有代表性的流派: (一)相互依存理论 核武器的巨大杀伤力使处于冷战中的人们认识到,核战争的结果无异于人类的集体毁灭;经济和贸易的全球化发展使得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环境生态等全球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日益加剧。这些深化了国际政治研究者们对于世界政治中相互依存的认识,也最终促进了相互依存理论的诞生。 相互依存理论的代表人物有罗伯特·基欧汉(RobertKeohane)、约瑟夫·奈(JosephNye)和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Rosecranse)等。基欧汉现为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奈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两人长期合作研究,成果丰硕,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国际关系理论学界被传为佳话。相互依存理论就是两人共同创立的,其代表作也多是合作完成的。主要有《跨国关系和世界政治》、《权力与相互依存》等。后者是相互依存理论的巅峰之作。罗斯克兰斯现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其反映相互依存思想的代表作是《贸易国家的兴起》。 相互依存理论全方位挑战了现实主义的一些基本设定。现实主义认为,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中唯一重要的行为体,国家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国际政治的基本内容,非国家行为体尽管存在,却不能发挥什么实质性作用,只是主权国家权力政治的从属物。 相互依存理论反对国家中心主义,认为主权国家不再是世界政治的唯一行为体,越来越多的超国家和跨国家组织在国际层次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等。相互依存理论重视对跨国关系的研究,注重对一体化后果及影响的分析。现实主义认为,主权国家的首要目标是追求军事上的安全,其次才会考虑经济、环境等事务。相互依存理论认为,一体化的发展不仅使得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加深了,而且加强了军事、政治、经济、环境和生态等领域全方位的“复合相互依存(ComplexInter dependence)”,现实主义从军事、安全等“高政治”向经济、环境等“低政治”过渡的优先次序被打破了,世界事务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以主权国家强权和利益为核心的国际间政治模式应该逐步让位于超越主权国家范围的众多跨国问题研究议程。 相互依存理论的出现打破了现实主义理论独霸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状态,大大拓宽了理论研究的视野,带来了一种全新的世界政治变革分析的思路和议程,为现代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迅速发展和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是在相互依存理论或复合相互依存理论的基础上,新自由制度主义才得以诞生,并对于冷战后出现的全球治理论等最新自由主义世界政治理论产生了直接影响。以至于相互依存理论的代表作《权力和相互依存》被誉为“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里程碑式著作” 。 (二)新自由制度主义 在复合相互依存理论的基础上,以基欧汉为中心的一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了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被称为“制度理论(institutiontheory)”或“规制理论(regimetheory) ”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除基欧汉以外,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研究的代表人物还有奥兰·扬(OranYoung)、恩斯特·哈斯(ErnstHass)等人。 与相互依存理论不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接纳了新现实主义理论的若干基本假设,如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中唯一重要的行为体、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等,尽管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及其后果有不同的解释。 与此同时,它还吸收了博弈论、理性选择等新的研究方法,使其理论分析更加严谨而实用。 根据斯蒂芬·克莱斯勒(StephenCrasner)被普遍接受的定义,所谓“规制”指的是“一系列明示或默示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行为体对特定国际关系问题领域的预期围绕它汇聚起来” 。尽管不同的学者对于“制度”或“规制”有不同的定义,但其基本含义大多包含在这个定义中,强调了制度在规范行为体的行动,汇聚其期望上的重要作用。这也是新自由制度主义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 建立在博弈论基础上的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ChoiceTheory)是新自由主义制度研究的主要方法论工具。理性选择理论又称公共选择理论,它最早来自经济学研究的分析方法,其基本观点包括,把集体行动的个体看作是富有理性的行为者,这些个体的目的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自身行动中他们可以在权衡利弊后作出于自己最有利的选择。 从而构成集体行动的一般逻辑。理性行为体通过功能、博弈和学习三种途径建立合作。 相应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分析起点是理性地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国家。自由制度主义同样承认国家政治的无政府状态,但它认为,即使是在无政府状态的自助的国际体系里,国家之间的合作也是有可能实现的。基欧汉认为,主权国家之间的合作并不必然地依赖利他主义、理想主义、个人荣誉、共同目的、规范的内化或对某种文化价值观的共同信仰。 相反的,富于算计的理性的国家之间关系并不必然是冲突,国家的优先目标也并非仅仅是军事安全。在国际制度和规制的规范和强化作用下,国家之间的合作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甚至在开始时创建制度主导合作的霸权国家消失后,霸权后的合作也仍然是可能的。 在这里,制度的力量逐渐发挥了独立而持久的作用,国家关注的不再是相对收益,而更多的是绝对收益。为此,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目标应当转移到探讨合作在何种条件下得以出现并维持,以及制度合作的演变上来。合作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并得以维持,行为体的预期就会受其规范,增加彼此获取的信息,建立信用体系,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最终推动该制度下所有行为体利益的最大化。 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借鉴了现实主义理性分析的前提和方法,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认为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是可能的,从而在世界观上持有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它紧紧把握住了世界政治发展的新趋势和新问题,给出了全新的解释。新自由制度主义在20世纪70、80年代的崛起在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尤其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非凡的意义。尽管基欧汉自己也承认它存在不少缺点 ,但它对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意义却是显而易见的。作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要流派,它和新现实主义之间的争论构成了冷战结束前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的主要内容。当然,制度主义并非这一时期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全部,民主和平论(TheoryofDemocracyPeace)在20世纪70年代的出现及其在冷战结束前的“再发现”就是明证。 (三)共和自由主义:民主和平论 虽然“民主和平论”被认为是冷战后世界政治研究最有意义的成果 。但作为一种安全模式的思想,它早已存在,因而它被称作“重新发现的”(rediscov ered)理论 。最早提出类似理论的是康德,他论述了被称之为“永久和平”(PerpetualPeace)的安全模式。具有民主和法制精神的共和国组成的不断扩大的共同体可以在国际法的原则下最终达到“永久和平”。因为共和政体的制约机制能阻止共和国家冒险进行战争;而非民主国家是否进行战争则全凭独裁者不受制约的意志 。康德的思想被称作“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 ,它在一战前后得到进一步发展,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十四点”中提出,“依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决定自己制度的国家”“爱好和平”,“能够获得正义的保证,并得到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公平待遇而不至遭受暴力和损人利己的侵略” 。1919年J·熊彼特进一步提出“民主的资本主义能导致和平”的命题 。当代学者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重新认识民主和平的问题,并逐步理论化系统化。斯莫尔(MekvinSmall)和辛格(DavidSinger)于1976年首先把民主和平作为一种基于经验事实的现象进行描述 ;1983年多伊尔(MichaelDoyle)在《康德、自由主义遗产与外交》一文中正式将“民主和平”作为一种理论提出来 ;冷战结束后,“民主和平论”成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的研究热点之一,有关著作层出不穷,其中,布鲁斯·拉塞特(BruceRussett)在其著作《把握民主和平:冷战后世界的原则》中对它作了系统论述 。 作为一种关于国际安全模式的假说,现代“民主和平论”的主要观点有 :(1)国际关系中的一条经验法则是,民主国家之间从不(或很少)发生冲突;(2)即使它们之间发生冲突,彼此也不大会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因为这有悖于民主的原则和理性;(3)专制国家之间或者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之间更容易发生冲突,而且更易于以武力解决争端。更有甚者认为,与民主国家相比非民主国家更加好战(War prone) 。 作为一种经验法制,“民主和平论”者的重要依据之一便是“民主国家少战争”的“经验事实”(em piricalfacts)。如果说康德的“永久和平”只是一种理想的话,那么当代“民主和平论”者则试图通过各种统计与分析,证明这一现象在不同的时间段内普遍存在。斯莫尔和辛格及多伊尔认为,自1816年以来民主国家之间几乎就没有真正发生过战争 。 对此,“民主和平论”者的理由有二,一是民主国家内部的制度约束(institutionalrestraints),一是民主国家之间共同的民主规范和文化(normandculture) 。 一方面,“民主和平论”者认为,国内政治中发展起来的一些制度和规范影响一国对外行为模式,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在国内政治上的差异导致了双方在对外政策决策上的不同。民主政体强调通过和平方式进行有规则的政治竞争,因而民主国家国内政治矛盾的解决不是通过消灭对手而实现的,这使得民主社会无论从国家、地区还是个人层面上来说,都是稳定的。而在非民主国家的政治竞争中胜者得到全部,败者没有机会重新崛起;非民主国家的稳定必须建立在没有有效的的基础之上 。具体来说,制度约束体现为:首先,民主国家的选举制度决定政府要对选举实体(electionbody)负责。其次,民主国家政体中的分权(PowerDivision)和制衡(CheckandBalance)原则使得外交决策责任多元化,从而可避免作出一些极端的决定。另外,由于民主国家进行战争要经过公开辩论和民主政治诸环节的认可,故备战的时间更长,也为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在时间上提供了缓冲机会。 对于民主的规范和文化因素,“民主和平论”者认为,民主国家所共同拥有的精神气质(ethos)也使得民主国家之间很少发生战争,这些精神气质的根本特征在于和平竞争和政治妥协。一个民主国家会设想其它民主国家也会以有规则和平竞争的办法解决争端,并且将其运用到对外关系中,因此,民主国家对其他民主国家的印象是积极的,从而民主国家彼此认为是和平的,并会形成相互尊重的关系。相反,民主国家同非民主国家之间缺乏这种抑制纷争的精神气质 。 尽管“民主和平论”从概念、事实到逻辑均存在着诸多缺陷,被为数不少的学者所批评 ,但因其一个暗含的逻辑便是世界和平的稳固基础在于扩展西方所认同的民主制度,因此它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和政界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开辟了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思考的一条引人注目的蹊径。 三、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全球治理及其它 从20世纪新自由主义异军突起开始,它和同时诞生的新现实主义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但是和前两次大论战不同,双方一直未能分出高下,反而出现了明显的所谓新(现实主义) 新(自由主义)合流的趋势。即论战的双方都从自己最初的立场退却,互相吸收对手的一些基本理论要素,使得它们在一些基本理论要素方面趋同,甚至基欧汉自己都承认制度理论被贴上自由主义的标签几乎是一种“误导” 。从而,争论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价值和意义都大受影响。自由主义甚至整个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转向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特别是,1991年冷战以一种令人始料未及的方式戛然而止,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解释力不足的窘境令诸多国际关系理论家措手不及。这使得一些学者开始另辟蹊径,致力于发展一些解释力和预测性更为强大的理论。其中,从本质上属于自由主义传统的全球治理理论以其新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引人注目。当代全球治理理论的最著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家是现任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的詹姆斯·N·罗斯诺(JamesN Rosenau),此外还有大卫·赫尔德(DavidHeld)、奥兰·扬、恩斯特 奥托 泽姆佩(Ernst Otto Czempie)、马丁·休逊(MartinHewson)、马克·赞齐(MarkW Zacher)、克雷格·墨菲(CraigN Murphy)、多米尼克·鲍威尔(DominicPowell)等人。 罗斯诺对当代学理意义上的全球治理观念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特别是他所提出的“分合(fragmegra tion)论”的世界观成为全球治理理论的哲学基础,为该理论在当代的发展建立了一个共同的知识平台。“分合”(fragmegration)的英语单词是由“分散(frag mentation)”一词的前半部分(fragme )和“整合”(integration)一词的后半部分( gration)结合而成。该词的构成形象地表达了“分合论”世界观的思想内核:当代世界政治变迁的动因包含着分散化和一体化两个同时起作用的趋势,这两个因素在当代全球政治的进程中又分别指涉了全球化(globalizing)和区域化(localizing)的现象。当代全球政治的图景正是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形成的。 当代世界中全球化和区域化在时间是共时性的(simultaneous),在空间上是相互交叠的(overlapping)。一方面,随着跨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进步、全球公共问题领域的涌现以及公民政治技能革命性的提高,全球化的进展迅速而深入;另一方面,以众多的少数民族自治的要求、宗教和文化次团体的增生、形形色色认知共同体(epistemiccommunity)的出现为标志,区域化的趋势也日益突出。当代世界“分合”的进程正在三大领域展开。在经济领域,经济全球化和新的“经济民族主义”(economicnational ism)。 相互交叠。在社会领域,“分合”的趋势也十分明显,一方面是“全球公民社会”(globalcivilsoci ety)意识就逐渐形成,另一方面,国家自主权和权威的散失使得人们觉得必须依靠归属于适当的集体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并获得心理上的安慰。 恐怖组织和民族宗教分离主义势力就是最显著的例子。最后,在政治领域,全球化的动因使得传统的民族国家治理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当代世界政治中越来越多的议题超越了民族国家主权的界限。在跨国和超国家层面上,主权国家处理政治事务时深受诸多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的制约。几乎与国际组织作用不断加强同步,一般民众的政治视野更加开阔,主权国家的政治决策也越来越难以博得大多数国民的支持。在“分合”进程的影响下,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权威结构大受侵蚀,当代世界政治体系正在经历意义深远的变革,这一变革集中体现在全球事务中的权威迁移(relocationofauthority)。 全球治理论者认为,推动权威迁移的因素来自六个方面 。首先是冷战的结束和美苏两大超级大国竞争的终结去除了两极结构的束缚,使权威迁移的进程在体系层面上成为可能。其次,两极结构的崩解造成了冷战后世界局势的动荡状态(turbulence) ,与此同时,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这个世界日益缩小,这些前所未有的态势促使人们去寻找更加有效的政治组织形式。第三,公民的技能革命(skillrevolution)使他们能够更加清晰地界定自己的需要和愿望,同时更加容易地参与集体行动来表达自己的意愿。第四方面的因素来自次团体主义(subgroupism)的发展。社会越来越分化出大量有组织的实体,它们成为新的权威中心和忠诚目标。第五个因素是国家和地方经济的全球化大大削弱了维系商业和金融关系的传统方式。最后,权威迁移的进程被不断出现的全球相互依存事态所加速,这些事态强化了跨国合作的密切形式,例如新近不断高涨的社会运动 。总之,权威迁移的动因来自“分合”世界观下同时展开的全球化和区域化进程间的互动。有些情况下,超越国家边界的控制机制得到加强,而在另外的情况下,邻里间心理安慰和种族归属等需要则催生和强化了区域化的控制机制。 尽管当代世界事务大多数仍然是在主权国家管辖的框架内展开的,但是随着国家内部和外部各种新的控制机制的出现,越来越“呼唤全球政治权威甚至治理的新形式。” 罗斯诺把这种“新形式”称作“权威领域(spheresofauthority,SOAs) ”。所谓权威领域,指的是一些可以行使权力的行为体,在各自相应领域里可以得到民众的支持和服从。与国家主权权威不同的是,这种服从主要不是依靠国家机器的强制力获得的,其服从主要来自民众对于它的信任和认可。权威领域往往没有正式的组织形式,并且常常不具有领土性,它可能是全球性的,也可能是区域性的,同时其影响范围在不断地发生扩大或缩小的变化。 国家主权权威向形形色色的权威领域的迁移是当代世界政治变革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在许多问题上国家也要和其他权威领域一样去争取自己的权力以获得人们的认同。当代世界政治的主轴开始从主权国家为中心的统治(governent)向以权威领域为中心的“治理”变革 随着世界政治分合趋势的不断发展和权威迁移的不断加速,国内(domestic)和国外(foreign)之间的分野不断淡化,以前清晰坚固的划分国内和国外的边界(boundary)日益模糊和易渗(porous),以权威领域为基础的治理(governance)则大行其道。特别是,众多全球公共问题的出现使得全球规模的治理成为世界政治美好未来的必由之路。 总之,“治理从头起便须区别于传统的政府统治概念”。 全球治理论对自由主义理论的回归深刻地体现了这一点。与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不同,全球治理论大胆地放弃了国家中心论的基本限定,把世界政治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理论纬度,敏锐地发现了其中最新的发展趋势。在本体论和世界观上,全球治理无疑是自由主义传统和全球主义的融合,然而在方法论上,它一方面没有彻底放弃实证主义的实在论和个体主义,同时也能够吸收诸如建构主义和英国学派国际社会理论的社会建构方法和整体主义,这无疑折射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精神,为走进新千年的五彩缤纷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增加了一个新的方法和门径,不仅对于我们的理论研究和创建富有启迪意义,还为解决当今世界政治面临的困境指明了一条有益的道路。 国际关系论文:浅论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 论文关键词：和平与发展；国际关系学；学科体系 论文摘要：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应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和平与发展具有恒久性、普利性、人本性的特征，以此作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的主题，能够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要求，能够反映国际关系演化发展的历史规律，能够明确评析各种国际关系现象的价值标准，能够形成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研究特色。 任何一门学科的成立，都必有其特定的主题。这一主题反映该学科的宗旨，体现该学科的存在价值。它在一门学科中是贯穿始终的一条红线，该学科的全部内容都应以其为核心和中轴而展开，从而构建成一个科学、严禁的体系。 中国对国际关系学的研究，虽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已经由原来主要是介绍、研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到有条件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的新阶段。要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就要为其确立一个合理的主题。 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确立一个主题，必须考虑到它既应符合历史规律又能表明现实状况，既具有理论价值又具有实践意义，既反映国际关系的共性又体现中国参与国际关系活动的特色。笔者拙见为，这个主题应是“和平与发展”。 和平与发展之所以应当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的主题，是因为它具有如下三方面的特征： (一)恒久性。和平与发展不仅仅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它也是全人类一直向往和追求的理想世态，是整个人类社会演化、进步的基本趋向。尽管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时常出现争斗、战乱和危难、困苦的景况，但致力于消除这些有害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不良现象，争取和保持太平盛世、国富民强则是历世历代的人们所竭力而为之的。即使到将来，人类社会没有了阶级统治和剥削，没有了民族压迫和奴役，消除了战争，摆脱了贫困，人类仍然有继续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任务。或许那时的和平与发展在内涵上会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有所不同，但它也是今天和平与发展的必然延续和更新，是一脉相承的社会进步现象。 (二)普利性。和平与发展不仅仅是哪一个国家的良好愿望，而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目标要求。和平与发展也不只是对哪一个国家有好处，而是普遍有利于世界所有国家。虽然有的国家对外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造成了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威胁，但是它们也不可能完全反对和否定和平与发展，因为反对和否定和平与发展对这些国家也是没有好处的。只不过，它们对和平与发展的理解具有片面性，只考虑自己的和平与发展，而不顾及甚至损害他国的和平与发展。所以，必须反对这种霸权主义的和平与发展观，树立公正、合理、平等、互利的和平与发展观，真正体现和平与发展的普利性本质。 (三)人本性。和平与发展不仅仅是着眼于国际社会的需要，而更重要的是为了人自身的生存、发展与完善。任何社会活动归根结底都是以人为本的，国际政治活动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就是把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和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奋斗目标的。中共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维护和平，促进发展，事关各国人民的福祉，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这是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人本性特征所作的深刻揭示。人的生存、发展与完善任何时候也离不开政治和平、经济发展这两个基本条件。以和平与发展作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的主题，就给这门学科注入了人性化的理论品质，使之真正奠定在以人为本的精神基础上。 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能够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要求。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这是无须论证的必然要求。而要做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就应当揭示和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要求。 马克思主义理论，从现实目的上来说，它为各国无产阶级和所有劳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争取翻身解放，以及反对外来侵略和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统一提供了思想武器；而从未来日的上来说，它为全人类彻底摆脱在私有制基础上形成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精神控制等各种束缚素，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奠定了理论基础。现实目的和未来目的是统一的，现实日的服务于未来目的，来目的引导现实目的。无论从哪一层目的上来说，都体现了和平与发展的要求。 无产阶级革命虽然可能离开暴力，但这种暴力本身不是目的，不是对和平与发展的破坏；恰恰相反，以革命暴力来摧毁反动暴力，是争取真正和平与发展的必要条件。在剥削阶级统治下，不会有真正的和平，所有的照能是殖民扩张和强权掠夺，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引发这样那样的战争。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消灭剥削阶级的统治，使广大人民群众获得民主、平等、自由的权利，才能为真正的和平奠定社会基础；只有恢复每个民族的独立和统一，才能有“各民族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必须实行的和睦的与自觉的合作”。无产阶级革命也为经济发展开辟新的道路，打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生产关系桎梏，从而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最终实现全世界各国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富裕。所以，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质意义就在于和平与发展。 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人们将真正成为自然界和社会的主人，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起来，人们就能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从而实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这也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样一种新的联合体。到那时，同“经济贫困和政治昏聩的旧社会”相对立，“这个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到那时，“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在未来的自由王国即共产主义社会里，和平与发展将会得到充分展现。可见，和平与发展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出发点，也是其落脚点。 第二，能够反映国际关系演化发展的历史规律。 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必须反映国际关系演化发展的规律，否则，这种研究就是支离破碎的，甚至是脱离实际的。 笔者认为，自古至今，国际关系演化的历史就是人类不断争取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我国学者丛凤辉女士曾作过《和平颂歌》，其中前两句为：“翻开人类史册，和平与发展是历史长歌的主旋律。”我对这一说法非常赞赏。影响中国社会两千多年发展历史的儒学，就是以“仁”、“和”思想为核心的。《论语》日：“礼之用，和为贵。”《中庸》日：“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因此，在对外关系上，就应“协和万邦”，“修文德以来之”。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赞美和追求“和”的思想亦十分突出。柏拉图认为，人类至善的境界就是“和”、“合”。他所设想的“理想国”就是不同等级的人既分工又合作，“使所有的琴弦都和谐一致”。亚里士多德主张，中庸致和是美德的特性，最能长治久安的国家形式是共和政体。至近代，随着国家对外交往的扩大，相互联系的加强，规范国家行为以求“和平”促“发展”的国际法应运而生。1625年格老秀斯作《战争与和平法》，为近代国际法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他指出：人们要以最大努力防止战争，即便是各国为了自卫自救在必要时而不得不使用武力，也必须遵守共同的权利和人道主义原则。战争的目标是缔结和约，造成并维持国际和平。1648年缔结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并开创了以国际会议的形式通过和谈来解决国际争端的先例。特别是1945年联合国建立并制定了《联合国宪章》，标志着国际法趋于成熟。《联合国宪章》确立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进行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经济、社会、文化和人道主义性质的问题，并促进对于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等项宗旨，还规定了各国参与国际关系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从而把人类社会推进到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新阶段。尽管近代以来国际法中的许多规则主要是大国纷争的产物，在实践中也常常受到强权国家的破坏，但世界各国所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在维护和平、促进发展方面仍然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当然，不可否认，在人类历史上也充斥着战争和暴乱，使人类陷入互相残杀、极端困苦的境地，但这不是人类所希求的现象，而恰恰是人类致力于避免和消除的东西。恩格斯说过：“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痛定思痛，人类每经历一次战争蹂躏和灾荒折磨，就使自己变得更聪明一些。他们从中总结经验教训，探寻新的改良措施，由此便更好地推动了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的历史进程。因此说，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以人类不断争取和平与发展的业绩而谱就的，而国际关系的演化史无疑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篇章。 第三，能够明确评析各种国际关系现象的价值标准。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各种国际关系现象层出不穷，而且纷繁复杂。尤其是近代以来，随着国际社会的正式形成，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愈益加强，需要各国共同参与解决的国际事务愈益增多，上述状况就更加突出。对诸多的国际关系现象如何去认识，采取怎样的态度来对待，需要确立一个统一的合理的价值标准。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标准，就会是非难辨，无所适从。笔者认为，国际关系学的研究任务，就是要为评析各种国际关系现象确立这样一个标准，以抑恶扬善，促进人类社会朝着进步的方面发展。 在国际关系的演化发展中，战争、媾和、谈判、斡旋、联盟、分裂、合作、冷战、建交、绝交等等这些现象，往往都表现出多种目的和多重意义，因而不能仅仅从一时的成败来评判这些问题，也不能仅仅从阶级的眼光来分析这些问题，更不能任由各个国家从自己的意志和利益出发而随意解释并为所欲为，超越时空狭隘限界的认识标准就应当是和平与发展。凡是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现象，就应当给予肯定和支持，反之，就要坚决反对。在当代世界中，除了上述各种传统的国际关系现象之外，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国际关系现象，诸如人权外交、人道主义干涉、国际恐怖主义、维和行动等等，对此，也应纳入和平与发展的轨道上来加以评判。此外，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领域中的分量日益增强，使许多国际关系争端带有了经济的目的性和色彩，而许多国际关系争端的解决也有赖于经济手段，如因政见不同而引发经济制裁或经济报复，利用经济援助或经济合作迫使他国进行政治变革等等。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只能在是否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价值标准上，才能做出公正的定论，也才能合理地加以解决。 发展离不开和平，和平有赖于发展。以和平与发展为价值标准来透析国际关系演化发展的历史，就可以使各种国际关系现象得到正确的解读。 第四，能够形成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研究特色。 国际关系学作为-'u-J独立学科而产生，公认是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英两国各自开始设立专门的国际关系学术研究机构，并提出了颇具影响力的理论观点，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思想体系。此后，国际关系学一直是以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学说为主导的。 西方国际关系学虽然也学派林立，各学派之间也有着这样那样的分歧并进行激烈的论战，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服务于西方国家的利益需要，因而都不同程度地带有大国强权霸权的色彩。尽管有的学派以崇尚和平的面目出现，如理想主义，但它的大国强权的气息仍然是很浓重的。威尔逊为安排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而提出的“十四点计划”，就是理想主义最具有代表性的思想阐述，“就是在这个最显得正义的理论后面，反映出它是为一定的国家利益服务的虚伪性。……威尔逊认为，在战争中，美国支持了世界，在战后，世界就应当听美国指挥。”也有的学派以强调研究方法的科学性而见长，如科学行为主义，但其为西方大国利益服务的理论实质与其它学派并无二致。还有的学派以讨论世界文明的进步为标榜，如文明冲突论，但其为美国的霸权主义作辩解并寻找新的理论支撑点的目的昭然若揭。 这样说，决不是想全盘否定西方国际关系学，也无意抹杀西方国际关系学在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而只是想说，我们不能简单地搬用西方国际关系学，简单地搬用，不符合我国社会制度和对外战略目标的要求。我们可以借鉴、吸收西方国际关系学中的好的东西，但必须形成我们自己的研究格调，构建富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体系。 笔者认为，中国国际关系学与西方国际关系学之根本区别，就在于是否以和平与发展为宗旨。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我们愿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这里所说的和平，是指全世界的普遍和平，而不是指某一两个国家的绝对安全；是指世界各国平等的和平共处、友好往来，而不是指在一两个霸权主义国家控制下的非战状态。这里所说的发展，是指世界各国在互利基础上的共同发展和繁荣，从现实意义上来说，首先是指广大发展中国家如何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问题，而不是指少数国家如何处心积虑地维持自己的发达地位、使富者愈富的问题。以这样的和平与发展为主题、为宗旨来构建中国的国际关系学，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的一致性，这样才能适应国际关系进步、发展的规律和趋势，真正发挥其积极的有益的指导作用。 国际关系论文:试论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研究 【论文关键词】 全球化　国际关系学　研究对象　基本问题　主要方法 【论文摘 要】 在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研究的对象范围广阔、内容复杂，但其基本问题是国家和国家及非国家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原则，具体的研究方法主要有：阶级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法、经济分析法等。 国际关系学是一门研究国际关系发展、演变规律的学科，主要是指研究国际关系行为体之间相互作用，各种国际体系运行和演变规律,特别是研究以国家为主体的国际行为体的跨国互动关系，并进而主要从政治的视角研究影响这种互动关系的一切因素的学科。在全球化的时代，国际关系的政治活动与国际关系、国家间的互利与合作、各个国家的政治动态有很大的关系。 一、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 国际关系学，顾名思义，是研究国家间关系的学问。然而，“国际关系”在其历史进程中，已经极大地超越了原本的含义，开拓全球空间，包容整个世界。但直至今天，国际关系仍不能算得上是一门比较成熟的社会科学，但是从现实中已经涌现的大量国际关系研究的专业机构，学术刊物乃至时事报刊看，国际关系已经成为了一门独立性较强的学科。 从某种意义上说，有国家出现就有了国际关系。但是古代对国际关系的研究没有形成一个学科，而是主要散见于古典政治学、历史学、哲学的某些部分。国际关系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是20世纪的事情。1919年英国威尔士大学设立第一个国际关系教席，一般被认为是国际关系学科建立的标志。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它才有了比较象样的可称为一门学科的轮廓，国际关系学者们在理论体系、主要概念、研究方法和主要研究对象等方面开始逐渐走向成熟。 全球化正在改变着人类历史的进程，也改变着国际关系，将其置于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视野加以重新审视，重新铸造。迅速变动中的国际关系以全球化作为新的逻辑起点，获得了意料不到的扩展空间，以至于我们再也不能把国际关系仅仅看做国家间关系，我们更应该把国际关系视为“全球关系”，这种新形态的国际关系注重所论关系的全球规模，更注重所论关系的本质意义的变化。它既有全球政治学含义又有全球社会学寓意，既包括国家间关系又包括跨国关系。国际关系日益与全球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水乳交融，合为一体，明显地表现出“全球关系”的整体性和趋势性。 国际关系在全球化趋势下迅速拓展，使得对国际关系学的界定从传统走向未来。于是关于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也成了一门范围广阔、问题复杂的科学。从其原初意义上来说，人们通常把它视为“关注国家间的联系并且主要关注对外政策”的科学，或“关于国际关系体系运行和演变规律的科学”［1］。西方学者通常把国际关系学定义为研究关于国家权力关系的学科。由于当今国际关系现实与走势所决定，必须要扩展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和视角，使它成为一门把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并适当包括自然、物理科学在内的理论观点，兼收并蓄的独立科学或边缘学科。这一界定使研究范围拓展到全球空间，强调的重点从国家中心主义的国际关系转移到合作共治的全球关系。这种新的视角与观念重视国家合作共治，关注非国家行为者参与全球政治的重大作用。研究所有行为者之间的关系，是为了有助于我们理解国际关系的全球化的现象，理解全球政治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国际关系内涵的深化，它的研究对象也在深化。非国家行为者的出现，为国际关系注入了新鲜血液，它们与国家不同，其观念、视野、关注与工作方式都是全球性的，不强调中央权威和权力，而是努力通过全球共治来管理全球事物。非国家行为者作为一种清新力量迅速崛起，导致国际关系行为者的多元化。多元化的行为者之间的互动，打破了行为者一元说及其国家中心主义。原先只有国家间的关系一种，现在演化出三种互动关系，共同构成国际关系学研究的基本内容，这种复杂多样、新旧交替的互动，充分反映了当今国际关系从传统走向未来的丰富内涵、鲜明特点和发展趋势。 二、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的基本问题 我们学习和研究一门学科，抓住这个学科的基本问题是最重要的。所谓“基本问题”，就是说它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贯穿于一切的、内在的能赋予学科生命力的东西，是该理论体系的灵魂和核心［2］。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的基本问题作为原社会学层次意义上的问题，它必须揭示学科全部研究内容的本质联系，由它可以推导出学科的范畴体系和概念体系，同时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第一，基本问题必须是从研究对象高度抽象出来的一对客观辩证的范畴；第二，基本问题必须是贯穿整个当代国际关系始终的一个较为稳定的、最基本、最核心的范畴；第三，基本问题必须能够有效说明与解释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其它理论问题，或者说基本问题可以派生出当代国际关系的其它范畴与概念。 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与综合国力的竞赛在今后国际力量的角逐和国际局势的发展演变中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随着世界经济的国际分工与合作的不断加强，经济的作用已不仅仅在于增加国民财富，促进社会繁荣，还日益成为一国保障国家安全，提高国际地位，推行政治、军事和外交战略的重要手段。国际关系的实质是各种行为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核心是国家间的利益关系。这构成了国际关系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主权国家和其他行为体各有其特定的利益。它们为实现自己的利益，在国际舞台上积极活动，力图引导或影响国际形势的发展，创造对自己有利的国际环境。各种行为体之间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既有共同利益，也有不同或相悖的利益。共同利益和暂时的共同利益，可以构成国际协调与合作的基础；而利益的不同或相悖，则是引起摩擦和冲突的根源。 国家利益是影响、推动或制止国家在国际关系中行为的基本动因，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其内容主要包括：安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以及国际威望和地位等。在不同类型的或相同类型的国家之间，彼此的国家利益经常存在着差别和对立。国家间利益的不协调是绝对的，协调一致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这就要求一国的外交政策在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还要协调同他国、本地区乃至世界各国的利益关系。当代科技的进步，国际政治和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各国和国家集团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日益加深，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变得日益重要，并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但当今国际社会，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依然存在；国际形势剧烈变化，动荡不安；广大发展中国家仍要为维护和捍卫本国利益进行长期艰苦的斗争。国家利益依然是国际关系的核心。 虽然各国间还存在着利益的分歧、对立和斗争，但在经济发展、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人类环境的改善等方面有着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这将推动国际机制朝着协调与合作的方向发展。大致表现为三种基本状态：一是竞争。一国为了实现其国家利益，必然要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内同他国相互竞争、追赶、超越，从而使本国不断发展。二是合作。国际合作是指各种行为体之间在一定领域和范围内，在利益和目标一致或基本一致的基础上所进行的一定程度的协调和联合。三是冲突。国际冲突是各种国际行为体之间因彼此利益和目标不同而造成的矛盾和对立。另外在新技术革命浪潮的不断推动下，交通、通讯手段日新月异，世界经济迅速走向国际化。各国经济利益相互渗透，紧密联系；同时，各国还面临着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人口激增、自然资源匮乏、核战争威胁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需要国家间通力合作，共同解决。 三、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的分析方法 现在，全球化视野下的国际关系学学科研究出现了新现实主义、新制度主义、建构主义等理论范式，我们必须要进行辩证的分析。该学科就方法论原则来讲，仍然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原则，坚持现实和历史相统一的原则，坚持学理的分析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就具体的方法论运用来讲主要是：阶级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法、经济分析法等［3］。 1、以唯物史观为指导 马克思从现实的个人存在这一基础与根据出发，建立起科学的唯物史观及其理论原则，并将社会历史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具体来说就是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经济和政治相互关系的原理,世界发展“合力论”的思想，世界各国相互依存的思想，国家理论，帝国主义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理论、民族解放运动理论、战争与和平理论，始终从唯物史观出发，从历史观发展的角度去进行研究，通过这种战略性研究，揭示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具有的复杂、多元意蕴，揭示出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的具体形式等等。这样就能够自觉消除唯心史观，看清国际关系的本质，看清国际关系演变和发展的历史线索。 2、历史分析法 研究国际关系或任何国际问题，都要把它们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予以考察，根据它们产生和发展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进行分析，寻求其发展、变迁的原因，既要考察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以及生产力发展这一根源，又要考察人类历史活动的动机，正确对待领袖人物和人民群众在国际关系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这是一个事实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研究方法，它的弱点是，历史经验不一定适合于解释当今国际关系的新变化。所以国际关系学要把传统的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二者结合起来。既要总揽全局，又要把握历史、时展的主要线索。 3、经济分析法 它强调世界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力量，国际关系是世界生产力的表现，它必须与世界生产力相适应，并随世界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即从国际关系是世界生产力的放映并受其制约的观点出发，分析国际关系的现象与趋势。同时，我们要重视国际关系的反作用，强调两者是辩证的、互动的关系。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各国各地区经济以及政治、文化等方面相互关系的加强，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都离不开其它国家和地区，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以及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在使用这一方法时，我们要特别注意，利益关系的核心决定性问题和线索，同时，它从其他科学中脱胎而来，从众多学科中得到借鉴，形成综合性、跨学科和多学科的研究方法。 4、阶级分析法 阶级分析方法要求全面地、动态地分析阶级状况，分析各阶级的经济地位、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准确把握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和阶级力量的对比，把握社会运动和社会生活的脉搏。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化与国际经济政治化的趋势日渐加强，我们考察国际关系时，要注意它是否体现阶级关系，以及体现何种阶级关系，要研究国际关系行为主体及其互相关系的阶级属性，分析国际关系的社会政治和阶级内容，从本质上揭示国际现象。但是，国际关系不等于阶级关系，切忌简单化、扩大化。阶级分析方法为我们透过纷繁复杂的阶级社会现象，认识阶级社会的本质和规律，提供了科学的指导。

国际法学论文:马克思主义法学对国际法研究影响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际法思想中所体现的法学研究方法 (一)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 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在法学领域内主要表现为:不同性质的经济制度决定不同性质的法，经济制度的变迁决定法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及各阶段主要的性质和特点。①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近代国际法就是随着殖民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而形成的，并随着世界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国际法作为资产阶级进行世界扩张的工具和幌子越来越偏离公平和正义的价值轨道，早已失去其调整正常的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促进和平的应有目标。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彻底抛弃和否定国际法，而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预测当世界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时，随着私有制的消灭，剥削和压迫将退出历史舞台，“和平”、“私人间的道德和正义原则”将成为国际法的主要原则。② (二)阶级分析法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的阶级性质决定了法的阶级性质。法的阶级性就是法的社会属性，亦即法的社会功能和价值所表现出来的最终利益归属。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法的阶级性并不意味着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以阶级斗争来观察一切事物和一切过程的始终，并将尖锐的阶级矛盾外化为对抗的形式。而法的阶级性则是强调法的社会经济基础的特定利益归属，强调通过法将阶级斗争控制在一定秩序的范围内，使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国际法也有鲜明的阶级性的特点。国际法调整的是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主要由国家来制定和发展，国家的阶级性决定了国际法的阶级性，没有超阶级的国际法。在他们生活的时代，资产阶级为追求剩余价值进行世界范围内的资本扩张，使其压迫和剥削具有了世界性，因此导致了世界范围内的阶级分层现实，这种国际关系的结构形式呈现出西方与非西方，世界范围内的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的不平等国际秩序特征。国际法的制定和发展主导权都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因此这种国际法必然反映和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 (三)批判的方法 阶级分析的方法必然会伴随着批判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批判国际旧秩序，揭露了西方列强之间的秘密外交和政治同盟的频繁变换使国际关系充满了欺诈和变数，批判了近代国际法的局限性。批判的观点贯穿着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和看待法律现象的始终，在批判和阶级分析的过程中，他们提出要以公平和正义为国际法的宗旨和价值目标，恢复国际法的尊严与权威。马克思主义倡导的批判方法与20世纪60年代产生的批判法学思考问题的角度上有相同之处，如批判法学也持批判的观点，从最坏的方面透视法律，揭露实质性的阶级矛盾，但批判法学在批判的同时并没有进一步提出可以操作的改革法律制度的方案，也没有提出对批判对象实行革命性改造的主张，因此它的批判缺乏持久的力量，仅仅靠否定性的批判并不能从根本上破坏它所批判的对象，因此批判法学派仍然属于资产阶级法学的范畴。①二、当代外国国际法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方法的应用周鲠生、刘丰名等老一辈国际法学者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研究方法来研究国际法，其成果对于我国建国后对外政策的开展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但苏联解体一度使马克思主义受到质疑和批评，加之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等国内外因素的影响，导致在当代中国法学领域内，淡化意识形态色彩，否认法的阶级性的观点日益增多，在国际法研究领域内更是普遍存在否认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方法指导作用的倾向。相比之下，国外国际法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法学方法论在国际法领域内的运用却保持了勃勃生机，一批国际法学者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国际法的研究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其代表学者有印度的B．S．契姆尼，英国的苏珊•马克斯，芬兰的马尔蒂•科斯肯涅米等人。下文以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研究方法为线索对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论述。 (一)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研究国际法的发展史 学者们认为，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密不可分，而国际关系则取决于各国生产力发展的对比状况。各国的外交政策与其国内政策密切相关，都由建立在特定生产方式上的社会经济决定。国际法的发展阶段是与全球资本主义的不同阶段相契合的。资本主义学者将世界经济的发展分为以下四个阶段:(1)1600～1760年，旧殖民主义发展阶段;(2)1760～1875年，自由资本主义时期;(3)1875～1945年，帝国主义时期;(4)1945年～，新殖民主义时期。②无独有偶，英国著名国际法学者布朗利也将国际法发展阶段分为1648～1750年，1750～1850年，1850～1950年，1950年～。B．S．契姆尼也认为世界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产生了相应的国际法律体系，具体可以划分为:(1)1600～1760年，在旧殖民主义发展时期，由封建国际法发展为资本主义国际法;(2)1760～1875年，在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国际法为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国际法;(3)1875～1945年，在帝国主义时期，国际法主要体现为帝国主义国际法;(4)1945年～，国际法经历了从资本主义民主国际法到资本主义帝国国际法的转变。③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各个阶段，西方国家相互之间、西方国家与亚非拉国家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国际法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在旧殖民主义发展时期，资本扩张的趋势打破了东西方之间完全隔绝的状态，西方世界和东方世界以征服和被征服的形式开始了不平等的交往，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呈现为对外剥削和征服，这种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发展特点决定了国际法由调整欧洲封建国家关系的封建国际法发展为真正具有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国际法。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进行殖民扩张的过程中利用国际法作为幌子，该阶段的国际法呈现出强烈的殖民主义的色彩。在帝国主义时期，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进行资本输出和对外剥削也影响到国际法，该阶段的国际法中出现的大量不平等条约就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特点。1945～1975年间，二战后广大亚非拉国家纷纷独立，这些新独立的国家在国内社会和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方面享有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并在国际舞台上享有了一定的发言权，新生民主力量的加入使该时期的国际法具有了一定的民主性，因此该阶段的国际法被称为资本主义民主国际法。但在20世纪70年代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却改变了这一民主化的发展趋势。世界经济的发展使跨国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和地位上升，他们拥有世界范围最先进的生产方式，拥有跨国公司和全球化的金融机构，控制着世界上的大部分财富，甚至影响到不同国家的主权行使，在这些跨国资产阶级利益的影响下，当代国际法处于从资产阶级民主国际法向资产阶级帝国国际法转变的进程中，致力于推动经济的全球化发展。 (二)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国际法 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认为，国际法也是有阶级性的，国际法所要实现的抽象的国家利益事实上是特定团体和阶级的利益。作为国际法的社会存在基础的国际社会分层的现实决定了国际法的阶级性，国际法由跨国资产阶级利益主导，主流国际法学者也代表着跨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当代国际法主要是服务于跨国资产阶级利益的。 1．国家及国际法的定义和国际法民主化发展的制约因素 主流国际法学者关于国家的定义主要围绕国家的四要素而展开，关于国际法的定义方面，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认为主流国际法学者总在谈“国家利益”，试图掩盖国际法所代表的特定阶级利益的性质。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指出，资本无限扩张的欲望是国际法民主化发展的外部制约因素，僵化的、受权力驱使的国际法的渊源，是国际法民主化的内部制约因素。主流国际法学者主张当代国际法的主要渊源包括条约和习惯。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条约是特定社会秩序的表达，反映集团利益的一定程度上的平衡。这一条约的定义揭露了条约的阶级利益的本质。习惯法的构成要素包括各国反复一致的实践和法律确信，大国的一致实践则往往被要求作为构成国际习惯的必要要素，加之国际法富有弹性，因而更能反映资产阶级的利益。国际组织的决议等“软法”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参与而具有民主化的因素，更能反映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遍利益，但主流国际法学者则认为“软法不是法”。①这种国际法渊源的界定方式剥夺了低层阶级在国际法制定过程中的话语权，使国际法完全受制于跨国资产阶级。② 2．国际法具体制度中阶级性的体现 由于代表跨国资产阶级利益的发达国家把持着制定国际法的主导权，为了保障跨国资产阶级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更多的利益，国际法的各个分支中都体现了跨国资产阶级利益主导的倾向。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与公共健康权之间的冲突、东西方国家关于征用时的赔偿标准界定的冲突、对于东道国的义务规定等都体现了跨国资本的利益。自由贸易体系不是服务于低层阶级利益的，其所倡导和推进的全球化在全球范围内遭到了低层阶级的抵抗，①就是这一结论最有力的证明。一些当代国际法学者认为国际法没有阶级性，因此，没有必要用马克思主义去指导国际法的研究。如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阶级性的科学论断，主要是针对国内法讲的，而国际法是无法用阶级性去分析的。②还有学者认为，国际法的阶级性很难论证，国际法律关系并不直接表现为明显尖锐的阶级对立。③马克思主义认为，研究法的阶级性实质是在分析法的社会功能和法所最终体现出来的社会某一团体的利益。国际法是由国家制定的，主流国际法学者宣称国际法反映的是国家利益，但国家利益太过空洞和抽象，因为国家意志仍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因此，国家利益实质上反映的仍是特定阶级的利益。在当代国际社会中，主导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层无一例外地是跨国资产阶级的代表，在这些发达国家主导之下所制定的国际法规范也反映着隐藏在国家的“面纱”之下的跨国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一点在上述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的观点的论述中已经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了。通过国际组织而形成的国际法也同样体现着阶级利益，因为国际组织同样是由国家所创建和主导的，除了极个别的第三世界国际组织外，西方发达国家垄断了绝大部分的国际组织并将跨国资产阶级的利益渗透其中。当代国际法中出现了一些新的民主化的因素，如国际强行法的出现和普及，对一切义务等新概念的出现等，有人提出这些民主化的因素突破了国际法的阶级性。马克思主义认为，统治阶级为了维持统治，总是会作出一定让步从而把阶级冲突控制在秩序允许的范围之内。④但更多的是被统治阶级的让步，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了法的阶级性并没有变化。国际法也是一样的，跨国资产阶级进行资本扩张、实现其经济利益也需要有一定程度上的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反映跨国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全球化浪潮、贸易自由化趋势需要建立在一个相对和平和平等的国际社会的基础之上。同时，低层阶级的力量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跨国资产阶级的行为，因此，国际法体系中的国际强行法、对一切的义务等民主因素并没有消除国际法的阶级性。⑤ (三)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国际法 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国际法，有助于纠正主流国际法的不公正和盲目性，有助于让低层阶级认识到当代国际法的性质和特点，有助于国际法的民主化、合理化发展。事实上，阶级分析的方法必然会伴随批判的方法，因为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正是通过批判当代国际法的不公正进行阶级分析的过程。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国际法要求马克思主义学者关注其他非主流的国际法学流派，共同形成对主流国际法学派的批判和监督。在当代国际法的研究队伍中，具有左倾倾向的学者正是以批判的方法来分析和看待各种国际法现象，对国际法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面对西方国际法学的主导地位及其对第三世界的渗透，以批判的精神进行国际法的研究可以使国际法在批判中前进。B．S．契姆尼将自己的研究方法称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方法。①但要注意在批判主流国际法时，要在批判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主张和理论，否则容易重蹈批判法学派的覆辙。 三、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方法用于当代国际法研究的时代意义 (一)有利于当代国际法朝着民主化的方向改革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方法在当代国际法研究中的运用，在分析国际法阶级性的基础上，批判了大国在国际法制定过程中的主导权和控制权，指出跨国资产阶级利益在背后的操纵是当代国际法偏离公正和正义价值的主要原因，而大国对国际法的违反是当代国际法民主化发展的真正障碍，有助于引导低层阶级、第三世界国家认清当代国际法的性质，鼓励第三世界国家积极参与国际法的制订过程，抵制霸权主义，促进国际法的公正合理和民主化发展。 (二)有利于对国际法理论进行反思与审视 作为一种非主流的国际法学观点，其批判的研究方法可以启迪人们对主流国际法学进行反思，阶级分析的方法有助于揭露当代国际法的实质和价值追求，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通过分析国际经济体系的变迁与国际法发展之间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揭露了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在近代国际法与当代国际法中所产生的影响。这些与主流国际法学者的研究方法和角度完全不同的分析方法给国际法理论研究带来了一个彻底的革命，可以启迪学者们用各种不同的角度和方法进行国际法的分析研究，并促使主流国际法学者对自己的研究成果进行反思和审视。 (三)有利于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服务于中国的外交实践 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法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着淡化意识形态色彩的倾向，国际法领域的研究最主要的趋势是追求与西方接轨，西方主流国际法学者的理论和观点被大量地引进和宣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研究方法，将阶级的、批判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引入中国国际法理论研究中可以让中国的国际法学者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立场，让中国的国际法理论研究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外交实践，更有力地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维护第三世界国家和低层阶级的利益，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作出贡献。 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作为一种非主流的国际法学流派，是与主流国际法学流派截然不同的一种流派，不同声音的呼喊可以启迪人们对主流国际法学进行反思和改革。但现阶段，将马克思主义法学方法用于国际法研究仍有许多局限性。运用马克思主义法学方法进行国际法研究的队伍势单力薄，其研究成果也仍处于分散的、非体系化的阶段，一些概念的界定仍不太明确，对于国际法基础理论的研究和对于各个部门法的研究都不够充分和完善，在批判主流国际法的基础上进行的构建新的国际法理论体系的努力仍不够充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国际法研究中的运用还要警惕过于“左”的倾向，否则无异于作茧自缚。 国际法学论文:浅析国际法学方法论的体系理解 方法论领域的每一次突破与创新对于法学的成熟与发展都是一次难得的机遇，这一点对于国际法学而言亦是如此。同对各种具体方法的简单描绘和罗列不同，方法论侧重的是揭示如何合理有效地使用各种具体认识方法的方法，是“方法的方法”或者说是方法论原则。由于“方法论”一词在我国法学领域本就属于一个“时髦”的词汇，如何界定国际法学方法论国内目前尚无权威、一致的结论。但是，从方法论的本质不难看出，国际法学方法论应当是关于国际法的本质的抽象存在和发展变化的包含国际法的性质、渊源、效力依据、运作模式等基本内容在内的综合性方法体系。与法学其他部门法的方法论相比，国际法学方法论应当既含有法学研究方法的普遍性，又具有相对于其他部门法认识方法的特殊性。具体而言，这种“普遍性”表现在国际法学方法论和一般方法论相同，主要涉及研究者思考问题的立场选择、研究对象范围的确定、研究途径的科学考量等内容;而这种“特殊性”则表现在国际法学方法论内容体系的上述三个主要方面所呈现的国际法学科专业特色。 一、国际法学方法论的体系理解 如上所述，国际法学方法论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相互结合的综合性体系，而对于这一复杂综合体的理解主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具体展开: 1．国际法研究的主体立场———实证主义与价值主义 方法论作为研究者论理所使用的方法、手段和程序的体系，不仅无可避免地受制于研究者的主观思维，并且深刻反映着研究者的思想活动。从研究者所持立场划分，对国际法的研究可以划分为实证主义研究与价值主义研究两大类。 其一，国际法研究的实证主义。国际法研究的实证主义，是指在对国际法规范、国家实践、国际司法判例等素材进行价值无涉地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客观、中立地描绘出某一国际法问题“是什么”的方法论体系。它强调事实与价值、法律因素与非法律因素的严格区分，强调以国际法规则、国家实践等实际的国际法制度为研究对象，从而有效排除道德、正义和价值等自然法要素对于国际法研究的干扰与渗透。普遍认为，实证主义方法的研究对象———“实然法”，起源于边沁对“实然法”和“应然法”概念的区分;而就实证主义方法本身则根植于以奥斯汀、哈特、凯尔森为代表的实证分析法学派的研究。具体到国际法学领域，以宾刻舒克、奥本海为代表的实在法学派(Positivist)是实证主义方法的积极倡导者和践行者。自17世纪首次被提出至19世纪占据压倒性优势，实在法学派自产生至占据主流地位经历了长达两个世纪的发展。在实在法学派看来，国际法的效力根据来自于体现各国共同意志的国际条约或国际惯例。他们肯定“公认”是国际法的唯一基础，强调法律只能是被创制出来的，不存在人定法之外的其他法律，如自然法。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将国际法作为一个独立的客体，在对大量的国际法规则、国家实践和司法判例进行客观中立的解释的基础上，从个别到一般，归纳出国际法的本质属性。主张实证主义方法论者的主要理由在于:“第一，国际法的研究如果不基于实证，会让国际法看起来不像‘法’，而更像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第二，国际法研究如果缺乏实证，会使结论缺乏说服力。”［3］51－52 其二，国际法研究的价值主义。国际法研究的价值主义，是指在以价值批判为分析方法研究国际法的效力根据、国际法的正当性和价值取向以及国际法的发展趋势是否符合正义标准的基础上，带有主观性地解决国际法“应当是什么”的问题。同实证主义不同，价值主义认为法律应建立在“理性”、“正义”、“道德”等抽象的概念之上，强调法律的合理性。国际法研究的价值主义根植于16世纪摆脱基督教神学束缚的自然法学派(Naturalist)。关于国际法的效力根据，以普芬道夫、维多利亚为代表的自然法学派学者认为国际法是自然法的一部分，其效力来自于人的本性、理智，因而不承认实在法规则及其效力。然而，建立在自然法基础上的国际法体系不禁使人疑虑重重:一项国际法规则，怎样证明其体现了人类理性?国际法中“正义”的标准又为何?这些通过演绎方法推导出的自然法规则，给人以空中楼阁的感觉，使国际法体系岌岌可危，因此自19世纪开始，自然法学派开始逐渐衰落，并最终被实在法学派所取代。 价值主义的研究方法侧重于通过运用演绎推理的方法，寻找国际法规则有效之“理性之命名”。而对于国际法本身，价值主义更是认为需要从国家的本性或国家存在的目的上去推求。尽管主张价值主义的自然法学派已经衰落，但是价值主义本身仍然是与实证主义相对应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范畴。价值主义的拥护者认为:“首先，‘事实’的丰富性或者说现实世界人们关系的复杂性、多样性，迫使研究者或立法者不得不选择一些关系进行研究或规范，而选择总是与选择者的价值取向有关;其次，观察者和等待解释的客观事实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因为人们能够观察到什么东西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他所接受和拥有的理论结构。”［4］47因此，通过价值主义方法研究国际法时，就同一法律制度，不同学者往往会站在不同的立场进行分析，如对WTO体系的理解和评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因立场不同得出的结论就会有所不同，甚至截然相反。除了分析现行的国际法外，价值主义还着眼于对当下的国际法进行反思，提出批评和改进的建议，并预测其发展趋势，其典型代表为:如就国家间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问题，遵循价值主义的学者在总结当下制度存在的缺陷的基础上，往往也会探讨其相应的解决策略，例如将其纳入WTO机制解决的可行性等。 2．国际法研究的素材客体———学说研究、规则研究与实践研究 “进行国际法领域的各项研究，首重资料。”［5］74因此，无论是实证主义还是价值主义方法论，除了确定研究者的主观立场外，还需要根据学科特点明确把握国际法的主要研究对象。 其一，学说研究。学说或学说史研究，是研究该学科产生、发展与演变的学问，体现了以历史视角把握该学科发展脉络的内在要求。［6］13在国际法领域，许多权威法学家的学说都曾经在历史上对国际法规则、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例如，在国际公法领域，欧洲近代国际公法的奠基人格老秀斯的著作《战争与和平法》就曾对近代国际公法的整体发展产生过突出影响;又如“在条约解释上，瓦尔特的‘无需解释的事项不须解释’的学说竟成为习惯国际法规则，并且也成为《维也纳条约公约》第31条解释通则的组成部分”［7］78。而回顾国际私法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从没有一个学科像国际私法一样创造出如此多的学说和理论，例如就一国法院审理涉外民事案件何以适用外国法这一国际私法核心问题之一，自12世纪以来先后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学者及其学说，这其中包括巴托鲁斯及其意大利法则区别说、以胡伯为代表的国际礼让说、萨维尼及其法律关系本座说以及里斯提出的美国《第二次冲突法重述》等等，可谓数不胜数。至于学说能否作为国际法渊源的问题，《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规定，权威公法学家学说只能作为确定法律原则的补充资料，其本身并不是法律渊源，不能产生法律拘束力;而在国际私法领域，学说也被普遍认为一般不能成为国际私法的渊源;在国际经济法领域这一点更是没有争议。尽管学说一般不能被视为国际法渊源，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学说无论是对国际法的规范体系建立还是对国际司法实践都曾发挥过重要的指导作用，在一些普通法国家，学说甚至是法官据以裁判的根据。因此，对于学说的研究有利于我们在重新审视历史的基础上，将国际法研究推向一个更高的水平。 其二，规则研究。对于国际法规则的研究，既包括对国际法现行有效的法律规则的研究，也包括对国际法“软法”的研究。就研究现行有效的国际法规则而言，需要从法律渊源角度入手。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规定，国际公法的渊源包括国际公约、国际习惯和一般法律原则以及作为辅助性材料的公法学家学说和司法判例。国际私法的渊源，一般而言，除了国际公约、国际习惯和一般法律原则外，还包括国内立法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内判例，其中国内立法不仅是国际私法规则的最早表现形式，也是迄今为止国际私法最主要的渊源。比较而言，国际经济法的渊源则主要包括国际公约、国际惯例以及国际司法机构和准司法机构的有法律拘束力的裁决。以上这些构成了现行有效的国际法规则的基本内容，在具体研究这些规则时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值得特别注意:(1)鉴于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其规范呈现出的各自特点，在研究国际法规则时，我们必须准确把握它们之间的共性与特性，不可一概而论。以国际习惯和国际惯例为例，前者常出现在国际公法的概念中，要求必须是国家实践的产物;而后者则常出现在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中，常常指向国际民商事私主体实践的产物。在国际公法中，习惯只要一经证实，即可直接作为法律执行;而在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中，惯例只有在经当事人选择或法律和法院认可的情况下，才能作为法律执行。(2)即使是已经明确的国际法渊源本身也呈现出一定的规则模糊性，这无疑给研究国际法规则造成一定的困难。以国际公法中的国际习惯为例，如何确认某一事项构成国际习惯，需要考虑两个因素，即国家的确信和国家的实践，而这两项标准往往不能轻而易举就得出结论。除此之外，即便是得到缔约国共识而广为使用的国际条约，也可能会表现出模糊性，如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由于各国无法在实际履行等问题上达成一致，因此对于合同的效力、合同的转让、营业地在非缔约国的当事人能否通过意思自治选择适用公约等重要问题，CISG都没有涉及。(3)随着国际交往的日益密切以及国家和跨国民商事主体的实践累积，国际法在不断发展，而国际法规则也始终处在变动之中。以一直不断更新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INCOTERMS)和《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UCP)为例，尽管这些改变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国际法规则的不稳定性，但是我们应当看到，这些更新后的惯例因切合国际商事交往的实际需要，不仅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普遍认同和接受，而且也不断完善着国际经济法的规则体系。所谓国际法上的“软法”，是指不具有强制力的某些宣言和国际组织的决议，以及尚未生效的国际法公约等等。这些“软法”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际法渊源，但是他们在调整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也不容忽视。如2005年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尽管该公约目前尚未生效，但是通过该公约，我们可以看到各国在国际民商事管辖权方面表现出的加强司法合作的意图，而这一意图又充分反映了该领域的最新立法成果。由此可见，国际法中的“软法”为处理国家关系、国际民商事关系和国际经济关系提供了一定的指导原则和磋商基础，以联合国1974年《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为例，尽管其内容多为建议性的规范，但是其仍然可以称得上是国际经济法的辅助渊源或准渊源，理所应当纳入国际法规则研究的范畴。 其三，实践研究。通常而言，国际法中的实践包含司法判例和国家实践这两大类。其中一国的国内司法判例因体现的是一国的国家意志，因此除具有判例属性外也是国家实践的一种具体形式。由此，“国际法判例”和“国家实践”这两个概念便在“国内司法判例”领域存在内容上的重合，其具体关系。 有鉴于此，关于国际法的实践研究，笔者也将按照图1所示，将其划分为国际司法机构和准司法机构等的判例、一国国内判例和非判例的国家实践三部分展开分析。 (1)对于国际司法机构和准司法机构等作出的判例，按照国际法的一般原理，它只对个案当事人和当事国有效，对其他案件或当事人和国家并无拘束力。但是，随着国际法的不断发展，司法判例在国际法上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在国际公法领域，尽管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和第59条的明确规定，司法判例只是辅助性渊源，但是国际法院等国际司法机构在判案时还是会经常援引先例，其中以1949年“科孚海峡案”和1953年“诺特鲍姆案”最为典型。此外，除了为法院今后审理相似案件提供可援引的依据外，某些判例甚至创造出新的国际法规则，并且这些规则为一般国际实践所承认和遵循，例如领海直线基线的确立就来自于1951年“英挪渔业案”的判决。除国际法院、海洋法法庭等国际司法机构外，一些准司法机构的实践也越来越受到理论和实践界的关注，这其中以解决投资争端的国际中心(ICSID)和WTO争端解决机构(DSB)最具代表性。就ICSID而言，其仲裁裁决本身并不存在遵循先例的原则，如就两国双边投资协定中的最惠国待遇条款是否包含对ICSID仲裁的同意的问题，ICSID先后裁决的“玛芬兹尼诉西班牙案”和“普拉玛诉保加利亚案”得出的结论完全相反，然而这两个案子最后都得出ICSID享有管辖权的结论又反映出它们在扩大ICSID管辖权方面起到的先例指导作用。如果我们研究WTO框架内的争端解决，我们会发现它更是如某些学者所言“明显地表现出了案例法的方法或特点”。［8］123以1995年至2001年7月为例，DSB形成的54个专家组报告和38个上诉机构报告中，阿根廷鞋保障措施案、日本酒税案、美国汽油案、美国羊毛上衣案和欧盟荷尔蒙案在40个以上的报告中被引用，欧盟香蕉案和印度专利案被引用的次数也超过30次，而美国虾案、美国内衣案和澳大利亚鲑鱼案也被引用过20多次。［9］276由此可见，这些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不仅已经成为国际经济法领域的经典案例，而且为DSB处理以后相关的争议提供了参考和依据。 (2)一国国内判例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在国际法实践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在国际公法领域，国内司法判例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作为国际习惯法的证据，尽管其证据效力与国际法院等国际司法机构作出的判决相比要小得多。而在国际私法领域，国内判例对于国内法院审理案件更是具有重要意义，在秉承“遵循先例”的普通法系国家，国内判例更是重要的法律渊源。除此之外，一国国内判例同样有助于促成国际法新规则的形成，这方面的例子有:1812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的“斯库诺交易号案”开启了美国历史上坚持“绝对豁免主义”的时代;1878年法国最高法院判决的“鲍福莱蒙案”引起了人们对法律规避问题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1926年英国法院审理的“安斯利继承案”正式确立了双重反致原则，等等。 (3)非判例类的国家实践既包括单一的国家实践也包括国际社会的共同实践。研究这些国际实践的意义在于，它们深刻地反映着当前一些国家的利益诉求和国际关系的最新趋势，表明着某些规则正面临的挑战或者在某一领域出现新规则的可能。一方面，需要肯定的是有些国家的单一实践已经形成了新的国际规则，典型代表如“即时国际习惯法”(in-stantcustomaryinternationallaw)，与通常意义上的国际习惯法强调国家的长期反复实践和各国的内心确信不同，即时国际习惯法只需要一国采取一次性的国家行为，如果没有遭到其他国家的反对，其合法性一般就会得到国际法的承认，如某一国家向太空发射卫星的行为便是即时国际习惯法的典型代表。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注意到一些国家的实践由于不符合当前的国际法规则，非但无法构成新规则反而有可能成为国际社会制定新规则加以规制的对象，例如“预先性自卫”。所谓预先性自卫是指一国对其主观认为即将来临的攻击率先采取军事打击的行为。近年来，美国以打击恐怖主义的名义采取了许多预先性自卫行为，对此，各国普遍感到不安，不仅强烈反对这种扩大自卫权范围的主张，并且希望能够在联合国框架内利用一切办法应对这一国家实践。［10］51 3．国际法研究的阐述路径———单独研究与比较研究 在进行国际法的阐述时，有两种可遵循的研究路径:单独研究和比较研究。前者的优势在于这种研究方式能够有效把握问题的核心，始终围绕问题本身分析，不会造成思维和叙述上的混乱;而后者的优势则在于发散思维，通过比较从不同侧面分析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更为全面的认识。支持单独研究的学者认为:国际法具有自成一体的特征，注定与国内法或一般法学有所不同，比较方法并不适用于国际法。事实上，国际法中的“联合国”、“WTO”等概念及制度确实与一般法学或国内法不具有可比性，因此在研究这些国际法特有的制度上，有必要通过单独研究展开具有针对性的讨论。与之相反，支持比较研究的学者则认为，国际法总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而且其概念本身都是在和国内法进行关系比较的基础上形成的，因而比较法更适合说明国际法问题。而事实上，这两种研究路径由于侧重不同，在不同的国际法问题研究中都各自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单独研究。通常而言，单独研究可以划分为对某一制度整体进行的宏观研究和对该制度中某一个体进行的微观研究。以WTO为例，作为当前国际社会协调和约束各成员贸易政策、法规、措施等关涉多边贸易关系的最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WTO在性质上的唯一性决定了对其从宏观角度进行单独研究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与此同时，WTO的机构设置、法律体系、争议解决机制以及众多国家和地区的参与成员等客观现实又天然地要求对它的研究必须着眼于微观。因此，如果说宏观的研究模式使人能够对WTO有一个全面的、综合的认识和把握的话，那么，微观的研究模式则使人能够更加深入理解WTO的各项具体规则，更有助于实践操作。 (2)比较研究。“早在1900年，就有学者指出比较法的两大作用:它既是‘解释法律的宝贵工具’，又是‘立法进步的有力工具’。”［11］54在笔者看来，用这句话来说明比较研究对于国际法的重要性也同样正确。由于国家法本身的国际性和多元性，国际法学比较研究本身也具有多种形式。例如，在研究作为国际私法渊源之一的国内法时，常会涉及各国国内法之间的立法比较，而由于各国语言的不同，立法比较又会建立在对各国立法文意和对国际私法规则理解的比较基础之上;在研究海上货物运输的相关规则时，我们总是会将调整提单运输的国际公约海牙规则、维斯比规则、汉堡规则、鹿特丹规则放在一起进行前后比较，以便思维得到清晰的梳理;在研究国家责任时，历史比较的眼光又会使我们充分了解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责任对传统国家责任的补充和完善。总之，比较式的阐述方式早已深入国际法研究的各个领域，成为国际法学方法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国际法学方法论研究之我见 关于方法论对于法学研究的基础性地位及重要意义，拉伦茨教授在《法学方法论》一书中曾经给予高度评价———“法学之成为科学，在于其能发展及应用其固有之方法”［12］21。笔者认为，这些评价也可以适用于国际法学和国际法学方法论之间的关系。自奥本海在1908年撰写《关于国际法的任务与方法》［13］313的论文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国际法领域正在发生的两点根本性转变:“第一，国际关系尤其是新生领域的国际关系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法规则和制度的制约和影响;第二，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为解决以上新生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14］291这种转变在笔者看来，深刻地展现着国际法学方法论对于国际法发展的重要意义。目前我国关于国际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尚不够成熟，未形成任何研究体系，而就其发展笔者愿意提出自己的拙见，即:从方法论角度研究国际法学，应当在坚持实证主义立场的基础上辅之以价值主义，并且结合多种方法选择合适的阐述路径展开分析。 其一，面对实证主义与价值主义之争，纵然有学者认为价值主义的意义在于:“法学中弥漫着意识形态，并在某种意义上讲，意识形态一直哺育着法学理论，事实上不受意识形态约束的实证法学根本上不存在。”［4］47然而，我们应当注意到国际法学本身方法论上的特殊性:一方面，国际法规则大多是国家间利益妥协与平衡的产物，是国家的现实实践，在研究时不应涉及价值判断;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认清国际法的发展并非是普通人甚至专家学者可以预测的。仅以国际公约为例，很多时候只要符合公约要求的缔约国之间同意，随时可以修改公约，但是缔约国家间在什么情况下会达成一致意见则涉及诸多不确定因素。因此，在研究国际法时，笔者认为最好将其限定在当下的国际法框架内，坚持实证主义的方法，既不对现行有效的规则作过多的“善恶”判断，也不要动辄就修改国际规则或预设国际法的发展方向。但是，这并不是说要完全放弃价值主义的立场，相反，在坚持实证主义的前提下，国际法的研究也应当适当考虑价值主义的方法，在立足现实的基础上，把握“适度”原则合理批判，准确理解国际法学的现在和未来。 其二，在具体研究国际法问题时，应注意灵活运用多种方法，选择合适阐述路径。(1)以现行国际法为核心展开的国际法研究，要求我们观察、分析实际的法律制度及其运作，而且必须注重采取规则研究、实践研究等多种方法。这种围绕国际法规则、案例等法律因素展开的讨论和研究，恰恰是实证主义所倡导的。(2)除了现行国际法外，研究者还应当以动态的历史眼光审视国际法的过去，建构国际法的未来，因此除以上方法外还有必要对国际法展开学说研究。尽管学说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成为国际法的渊源，而且随着国际法的不断发展和国家实践的积累，以学说作为国际法的证据或者调整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依据的情况正在日趋减少，然而权威的国际法学者提出的理论学说仍然为我们研究现行国际法提供了多角度的思路与可靠的资料，而且近些年出现的独具视角的新国际法学说也为我们解决当下国际法面临的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和新途径，应当善加利用。(3)在前两点的基础上，我们应当注意分析所研究问题的特性，在单独研究和比较研究中选择更有利于清晰阐述观点的方法，从而完成揭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研究过程。 因此，尽管国际法学方法论涵盖内容之广泛不是一时一刻就可以罗列完全的，而我国国际法学研究方法及其方法论体系“先天不足”的缺陷也不是短时间可以弥补的，但是从现在起不断完善我国国际法学方法论的体系架构却是可以做到的。鉴于对国际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其他国家比我国开展的时间要早得多，甚至有些国家已经在大学开设了具体的国际法学方法课程［16］388，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些资源一方面对国外学者成熟的理论加以借鉴移植，另一方面针对我国的特殊国情和法律制度完善我国独有的国际法学方法论体系。总之，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国际法学方法论作为今后国际法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为我们开启了研究国际法的一扇新的大门。相信只要我们善加利用，其必将为我们研究国际法拓宽思路，使国际法的研究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本文作者：刘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 国际法学论文:论国际法学教育的发展 在这一阶段，国立北京大学、国立中央大学、朝阳大学、东吴大学、北京法政专门学校的法学教育中似最具规模、影响力最盛。节取上述各校的课程设置，以及20世纪40年代国民政府所修正的法律学系科目表，可有如下观察： 首先，国际法课程在得到一如既往的重视的同时，也在教学上有了更为精细的授课安排。除在课程中普遍将国际法区分为国际公法与国际私法独立授课外，一些学校也进一步将国际公法区分为平时国际法与战时国际法在不同学年各自讲授。虽然这种课目划分并非此阶段的新兴现象，但更多学校对这一国际法课程设置的采用，既是国人对国际法学的认知更为系统全面之体现，也意味着法科学校愿意给予国际法更为充分的学习时间，显示出对国际法教育有了更高的评估与偏重。如，国立北京大学20世纪20年代的法学专业课程中，在第二、三学年开设国际公法，而在第四学年开设国际私法。国立中央大学从第三学年划分组系，而无论是司法组、行政法组，还是法学组，都将在这一学年开设国际公法课程，而在第四学年开设国际私法课程。其中，国立北京大学的国际公法课程更细分为平时国际公法与战时国际公法，前者讲授于第二学年，后者则讲授于第三学年。 其次，国际法课程得到授课时数或年限上的较好保证。在多数学校，国际法课的授课年限至少为一年。如，中央大学法学院为三个不同组系所安排的国际公法授课时间均为一年，即使是列为选修课目录中也未缩减。东吴大学的国际公法课程的学习年限也为一年，且在那一学年中所占学分最高。较之同校一些仅开设半年的基本法学课程，如中国宪法、中国刑事诉讼法、中国刑法总则、中国民法总则等等，国际法一年的学习时限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其在中国法学教育中所占之地位。而在北京大学法科，由于平时国际法与战时国际法的分开授课，实际也分配给国际公法两年的学习时间。 最后，国际法出现从法学教学科目向法学教育专业上升的迹象。作为法学教育的必要构成，清末以来的国际法教育一直是作为教学科目之一得以重视并渐为发展。而至20世纪40年代，按国民政府教育部1945年修正之法律学系科目表所示，中国国际法教育有了性质与地位的又一次提升。据此科目表，除共同必修科目以外，法律系可采两种学分制度，一为混分制，二为分组制。在分组制教学中，四大组系分别为：司法组、行政法学组、国际法学组、理论法学组。在这种分组制的科目列表中，对于司法组、行政法学组以及理论法学组而言，国际法仍作为共同必修课之一门；但对于国际法学组而言，国际法教育不再单单体现于一或两门法学课程，而成为了一个法科教育的专业或培养方向。国际法教育由此开始了从法学学科下的一门课程向高等教育的一个独立学科的演进轨迹。 国际法学师资构成的演变与充实 早期从事中国法学教育的多为西方传教士，丁韪良无疑是在中国教授国际法课程的第一人。至清末修律，大量外国法律专家被聘来华执教，日本学者则成为其中之最。据载，清末京师法政学堂、京师法律学堂、直隶法政学堂、山西法政学堂等22所法政专门学堂均有延请日本教师，达311人之多。以京师法律学堂的课程开设为例，包括法学通论、宪法、国法学、刑法、民法、商法、法院编制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破产法等在内的全部法学主干课程都由日本学者担纲。其中，担任国际法教学的为岩井尊闻，而教授国际私法的则为志田钾太郎[2]116，726。时至民国，国际法教学的师资队伍开始出现明显的本土化趋势。随着法科留学生的陆续回国，以及中国各类法科学校所培养人才的日渐出炉，民国时各大学法科或专门法政学校中执教的中国教师越来越多，国际法师资队伍中的中国教师比例也日益提高，至20世纪30年代后已经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以当时法学教育界享誉盛名的“北朝阳南东吴”为例。从民国元年发展至20世纪20年代前后，朝阳大学的法学教员中尽管仍有冈田朝太郎、岩谷荪藏等外国教师，但其主要教学任务已交由中国教师来完成，所聘请者不乏当时中国各知名法家，如余棨昌、钟赓言、程树德、陈镐生、王家驹、李怀亮等等。最初在该校教授国际公法的为来自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巽来次郎，但据1917年《教育部视察朝阳大学报告》，当时亦有中国教员承担此门课程的讲授。报告中提及，检查当时正逢中国教师钱泰在讲授国际公法课程，报告评价其教学为“讲解详明，学生尚能注意”[3]464。而作为与朝阳大学齐名的又一著名私立高校，东吴大学的本土师资也得到明显充实。由于创建东吴大学法科的美国人兰金本是律师出身，为在中国培养具有现代专业素养的司法人才，东吴大学最初所聘教员都为实务界人士，并有不少外籍专家，如“大美国按察使衙门”的罗炳吉（CharlesS.Lobingier）。而随着学校的扩充，如董康、吴经熊、梅华铨、张君励等中国法界名人都陆续受聘开始于东吴大学法科执教。至20世纪30年代，在东吴大学法学院执教各主干课程的人员中，除教授英美法的萨莱德（GeorgeSellett）与教授国际公法的路义斯（Robert.E.Lewis）外，其他如法理学、宪法学、罗马法、法制史、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等各门课程的授课教师均为中国人。而在路义斯外，其他担任国际公法教学的都为中国教师，如梁鋆立、姚启胤、夏晋麟、倪征燠。就当时在各校教授国际法的中国教师的学历构成来看，其大部分都具有外洋留学背景。其中，小部分人求学于东洋日本，如周鲠生曾于1906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并在那里加入中国同盟会；更多人则选择远赴欧美，如在东吴大学教授国际法之钱泰就留学于法国巴黎大学，并获博士学位。不过，这些后来活跃在中国国际法教育舞台上的身影，留学前多已在国内研修过法律，往往同时具有中外两方的法学教育背景。可以认为，对于曾积极参与过民国时期国际法教学研究的上述各人，留学是对其学识的提升与眼界的拓展，但这种收获与国内法学教育所提供的有益导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息息相关。这也从又一侧面印证了民国时期中国国际法教育的成长与收效。 国际法学教育对国际法理论研究繁盛之促成 外国著作或教材的翻译无疑是中国国际法教学资料的第一来源。早在京师同文馆开设国际法课程的最初，丁韪良主导下的一系列国际法译著就作为同文馆之授课教材而集中出现。据《同文馆题名录》所载，除丁韪良所译之《万国公法》外，当时既为早期国际法输入中国的代表作品，又作为同文馆授课教材使用的还有《星轺指掌》、《公法便览》、《公法会通》、《中国古世公法论略》。至20世纪上半叶之法科大学与法政学堂中，外国国际法著作及教科书的翻译更为活跃，劳麟赐所著《万国公法要略》、今西恒太郎所著《国际法学》、高桥作卫所著《最近战时国际公法论》、中村进午所著《战时国际公法》及《平时国际公法》、今井嘉幸所著《中国国际法论》、横田喜三郎所著《国际法》等的中译本纷纷现世。一些编撰者在书中甚至连教材资料来源、适用学校、建议课时或学分都进行了专门交待。如宁协万在其《现行国际法》中称：本作为“著者历年关于国际法之札记、杂录、论著、译述、及讲演各稿，为有系统之整理，而仿德国黎斯特国际法与英国罗连士国际法之例，分作四部以成本书”。著者在“国立北京法政大学专任教授，在职八载，逐年将新得材料，加入本书，讲授学子”，而其在“中国大学、朝阳大学、中央大学之讲座，均以本书为讲授之资”[4]1。周纬《新国际公法》中也谈及，其先“担任北大法科国际公法教授、旋南下改任中央大学国际公法教授”“，今以其两处讲义”，“出版问世”，“不负国际法学院之期望”[5]11。谭锡庠在《新编平时国际公法》中介绍，“本书原为民国十九年时之讲稿徒以材料及编制未妥善故特重行增删之”“，本书可供大学教本或参考书之用”[6]7。朱建民的《侵略问题之国际法的研究》中附有说明称“，本丛书每册各附导言或编后记，并各跋以讨论大纲，以便各训练班或小组讨论会之应用”[7]3。张道行的“部定大学用书”《国际公法》则有更具体的指导：“本书力求深入浅出，以冀能合于初学者的应用，若采而为教科书，则以四学分至六学分为宜，每周讲授两章，适可供一年的学程之用，书中所引成案，已不算少，苟有不足，则Scott，Evans，Briggs，Dickenson的编本都可补充，实则各生如能于上述各种成案的课本中，详研其内容，成为有用。”[8]6 由此，国际法教育的需求牵动了国际法学研究的进步：教材的编写是教学开展的要件，也成为国际法理论延展的基础与构成；学校刊物的创办是国际法教研成果的展示，也是国际法学科成长的助力与印证。可以说，中国国际法教育为中国国际法学生长不可或缺之内容，其前行之步伐与国际法学之成长丝丝相扣，为近代中国国际法学体系的生成贡献良多。（本文作者：刘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教育模式研究 当前我国法学教育，存在理论教学力量雄厚，实践教学力量薄弱的重要现实。法学院不乏具备博士学历和高级职称的法学专家，但是法学教学实践基地却较少，尽管有些院校也对外宣称建立诸多法学教学实践基地，但是由于资源的限制，大多数也是徒有其名，这对学生法学实践技能的培养造成不利的后果。 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学教育模式 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学教育模式，基本使用“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主要通过引导学生之间对法律问题的辩论，逐渐的发现各自的错误，进而达到对法学问题认识深刻，并提高法学思维和法学素养的目的。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学专业学生主要通过学习上诉法院裁决编写的案例教科书来提高自身的法学素养和技能。案例教学法的特点是，学生主要通过学习和研究大量的司法案例来研究法律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精神。英美法系法学院的教师大多由具备多年司法经验和实践的法官和律师担任，这样他们在传授学生法律知识的时候，能够做到法律知识和司法实践的有效结合，真正培养学生的法律分析能力和应用能力，对学生的法律职业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但是英美法系案例教学也存在一些弊端，由于司法判例不能囊括所有的法律问题和法律知识，因此这种教学方法不能使得学生系统地掌握法律的知识体系。 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学教育模式 大陆法系的法学教育模式，采取课堂讲授和课外课程讨论的学习，学生不仅要在大学校园里学习书本上的法律，通过系统的科班教育，掌握法律的基本原理、基本体系和基本原则;还要到司法、行政部门去练习运用法律的能力，并且最终检测学生学习成绩是否合格考试，不是由大学教授而是法官、高级行政官员主持的。大陆法系国家注重对法学理论和原理的研究，实践以理论知识的掌握为基础，在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展开。 建构我国实践性法学教育模式的建议 我国传统的法学教育在教育体制、教育方式与培养目标与英美法系国家有显著区别，不可能照搬西方国家的“判例教学法”，也不可能完全照搬大陆法系的职业教育模式。在当前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我国社会对法学人才越来越缺乏，我国法学教育模式的改革也势在必得。 1．提高教师使用案例教学的能力和水准 案例教学要求法学教师具有掌握司法案例的能力和水平，能够根据法学问题和社会发展选择具有“典型性”和“针对性”的案例，从而适合法学教学内容的需要。另外，在法学讲授的课堂上，法学教师在运用案例教学的时候，要具有掌控和引导学生对案例产生兴趣的能力，能够激发学生对司法案例分析和探究的兴趣和积极性，提高学生掌握运用法律原理，分析和解决实际案例的能力。 2．重视法学模拟教学的推广和使用 “法律的生命力始终不是逻辑，而是实践”。法律如果制定出来不出执行，不去规制社会经济秩序，保障社会权利，那么法律就会成为“死法”。因此，在法学教学中，要注重将死板的法律教活，这样法学模拟教学便应要求而受到广大法学教师的应用。因此，重视法学模拟教学，具体可以利用模拟法庭、庭审观摩等形式使学生置身于模拟和现实的诉讼活动，使得学生真正体验诉讼主体的角色和诉讼程序，进而掌握和理解模拟过程体现的法律精神和法律原理。 3．实行法学专业学生双导师制 法律是实用性的科学，英美法系国家的教师多数都是法官和律师，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能有效的促进实践和理论相结合。我国大多数教师没有司法实务经验，这对于学生法律职业素养的培养是很不利的，因此高校可以对法学专业培养采取双导师制度。具体来说，就是对现行法学专业教师侧重于对学生法学知识的传授，校外导师(法官、检察官、律师、企业法务人员)侧重对学生法律职业素养的培养。（本文作者：佟曾单位：沈阳建筑大学）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家对国际关系学科理论贡献 自1919年国际关系作为独立学科成立以来，它经历了92年的变迁，其中包括20－30年代的初创时期，二战之后的重建与美国支配时期(1945－1990)，以及苏联解体后对国际关系重新认识的现阶段(1990－)。由于美国的学术理论与研究方法在该领域的影响近半个世纪，以致当今人们谈论起国际关系研究时，首先想到的是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摩根索(HansMor-genthau)、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家沃尔兹(KennethWaltz)、新保守主义代言人米尔斯海默(JohnMearsheimer)、新建构主义理论新秀温特(AlexanderWendt)等，甚至连国际关系学科也常被称为“美国学科”。可是对那些在国际关系学科初创时期有过重要理论贡献的国际法学者及其学术思想却论述甚微。其实，在第一代国际关系学者中多为知名的国际法学者和历史学者。 本文以20世纪20－30年代国际关系学科形成时期为背景，分析当时三位国际法学者诺尔－贝克(Phil-ipNoel－Baker)、曼宁(C．A．W．Manning)、劳特派特(HerschLauterpacht)关于国际关系的论述，旨在论证他们对国际关系学科的内容、理念以及研究方法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实际上，作为国家间行为的规范，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内容常为混同之形。无论从国际法学史还是从国际关系学视域，两者具有的共同点甚多，只是其着眼点迥异。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国际关系学科的奠基之辈多有国际法学者了。然而，由于二战后的国际关系研究在当时特殊历史条件下被武断地“科学化”、简单化，其结果导致了后来国际关系学者过于追求抽象理论的研究，从而忽视甚至歪曲了国际法与外交史在理解与研究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从此导致了国际关系学科陷入长期低迷的状态。这一现象值得中国学者和其他国家的相关学者们认真地反思和总结，以求推动和繁荣国际关系学科体系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给欧洲带来了空前的破坏，而且也使其部分地丧失了世界上的主导地位。随后，渴望避免再次发生此类战争演变成社会的要求，并推动了国际关系学科的创建。不言而喻，对和平的普遍期待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际关系学科初建时期的学术方向与研究方法。当时英国仍拥有世界上一流的海军和庞大的海外属地。此外，它的高等教育制度暨学术传统，包括对国际问题研究的理念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对国际秩序中的传统机制———外交、国际法、均势原则更有系统的理论体系与丰富的实践经验。〔2〕学术界普遍接受1919年英国创立了国际关系学科，而第一代学者开始探讨如何构建国际秩序并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宏观的视角。〔3〕由于国际关系研究产生的历史条件是在当时仍为世界近现代文化、教育重镇的欧洲，所以初创时期的奠基者多为欧洲学者、尤为英国法学者和历史学家。这一群体中较为影响的是伦敦经济学院(LSE)的诺尔－贝克、接替诺尔－贝克并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34年的曼宁，以及同在伦敦经济学院讲授国际法与国际组织的国际法学界新秀劳特派特。1919年，诺尔－贝克以英国首席谈判代表塞西尔(SirRobertCecil)的高级助理身份同往巴黎和会，他目睹了主权国家、尤其是大国之间在构建国际秩序问题上面临的困境。不久，基于他的外交经历以及长期从事集体安全和裁军问题的研究成果，诺尔－贝克被伦敦经济学院聘为首任国际关系教授(1924－1929)。他在相继出版的代表著《裁军》、《论国联的作用》中阐述了他对国际社会与集体安全的思考，这一论述曾引起摩根索(HansMorgenthau)等国际关系学者的重视。〔4〕的确，诺尔－贝克的教育背景很具国际化，这使他在看待国际问题时更注重国家间的了解与合作。不过，他在晚年谈到裁军时也曾伤感地说:“在人类已经成功地掌握了原子能技术、成功地探索了月球、成功地控制了某些险恶疾病的时代，如果裁军问题还是如此难以实现的话，那就意味着人类的未来是黯淡的。” 历史上，集体安全的理念与实践早已存在于国家间的互动中。就其性质而言，摩根索认为:“建立集体安全的目的就是为了克服由于没有执行国际法的权威机构，从而存在国际社会中的无政府状态。”〔6〕而诺尔－贝克强调，集体安全是在无政府状态存在的情况下，各国有义务以集体而非个体的名义维护国际法与国际秩序的尊严，从而“让潜在的侵略者意识到，他们的行为必将面临世界其他国家———国际社会的反对。”〔7〕一战后，集体安全在欧洲被看作是“世界政府”的理念与现实中存在的主权国家体系之间的妥协。由于当时“世界政府”的理念被视为过于理想主义，而“均势政治”又在战后备受指责，因此，集体安全的提法似乎更为人们所接受;随之，也就成为战后欧洲各国谈论最多的议题之一。那么，什么样的集体安全才是当时自由主义理论家的期望?对此，诺尔－贝克指出:集体安全的目标必须是满足各国的安全需要，即带有普遍性，因为“一个不能消除战争威胁的集体安全机制是不可能解决任何国际问题的。”就思想传承而言，诺尔－贝克属于格劳修斯代表的欧洲古典自然法学派，他们相信国际法与集体安全最终能够取代国际关系中占支配地位的强权政治规则。他的思想与已故的国际法学家奥本海(Lassa．F．L．Oppenheim)和当时的法学新秀劳特派特的主张较为接近，即倡导国联发展成为集体安全机制的最高形式，并以国联公约作为国际法的基本准则。作为英国政府派驻国联的常任代表(1929－1932)，诺尔－贝克建议各国政府遵循体现集体安全精神的国联公约。他指出，集体安全的意义在于各国政府能够、也应该一起探讨并解决他们面临的共同问题，而其成功则取决于各国间的信任与合作。这种合作不仅要体现在移民、跨国税收、医疗卫生、万国邮政等社会问题上，更应该以集体安全来取代传统的军事同盟。诺尔－贝克的主张在当时有着广泛的社会认可，英、美乃至欧洲知识界、政界中不少人赞成国联公约应成为国际社会的法典，并将它独立于任何国家的意志，其最终目的是取代各国的国内立法机构。 然而，外交经历丰富的诺尔－贝克深知理念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别。生活于现实中的国家通常首先关心的是自己的安全，故集体安全的首要任务是使“排他性”的国家利益具有“兼容性”和“共性”。这样才有可能促使各国相信:构建国际社会并使其制度化是实现各国的共同利益———集体安全的必要条件。为此，诺尔－贝克主张在和平时期就应当制定一个全面可行的裁军方案，以落实国联公约第8条规定的，“普遍裁军计划将由国联委员会起草，其成员国须承认该举措为维持和平之必要。”〔10〕近代历史上，欧洲思想家孟德斯鸠、康德等人早已指责过军备竞赛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例如对经济资源的挥霍以及在民族心理上产生的恐慌。1899和1907年相继在海牙召开的国际裁军会议，更是旨在消除大国间的军备竞赛以及必然产生的恶性后果。但是，由于国家间的合作不甚理想，上述理念和实践并未能真正消除普遍存在的“安全困境”。针对30年代中期出现的军备竞赛及其导致的国际困境，诺尔－贝克这样写道:“当一国开始在与他国对抗(rivalry)中武装自己时，新一轮的扩军便会出现。首先是这一方，而后是另一方。国家间的对抗情形还会导致军事同盟的形成。同盟各方必然会不断地怀疑对方想要实行军事打击，或者是正在发展超越捍卫自身的实力，于是便力图重新调整彼此间的力量对比。欧洲国家应该明白，正是相互对抗才致使他们陷入战争的灾难;各国实行的自我防卫的军事准备摧毁了他们苦苦追求的和平。”〔11〕诺尔－贝克的集体安全理念是战后欧洲时代精神的一种体现。鉴于1919年后的欧洲均衡政治已无法通过自发调节来维持和平，集体安全则取而代之、并受到了欧洲社会的普遍重视。新诞生的国联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临时性组合，其实质是为了遏制未来敌人的潜在联盟。后来，马丁•怀特(MartinWhite)的观点十分接近诺尔－贝克的这一看法，他们把集体安全定位为国际社会的联合防御体系，并分别在1936年和1946年提出，集体安全意味着它最终成为国际安全组织的基石。同样在裁军问题上，诺尔－贝克与怀特也先后主张各国接受裁军以表示对未来国际社会的高度信任，同时呼吁《国联公约》第8条应对各国发展军备予以法律上的限定。的确20－30年代要求裁军的呼声高涨，各国政府不得不举行多次谈判并签有条约;其中包括1921年华盛顿会议上的《四国海军条约》、1927－1934年间的国联裁军计划和筹委会的建立，这些都反映出当时国际社会致力于裁军的努力。为此，诺尔－贝克、劳特派特与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齐默恩(AlfredZimmern)、汤因比(ArnoldToynbee)等统被称为自由主义理论的代表。 但凡一个新学科的建立都应该有较为明确的教学体系，其中包括课程设置与相应的研究方法。国际关系研究也是如此。深受一战后欧洲渴望和平与避免战争的影响，诺尔－贝克积极推动了国际社会对集体安全与裁军的关注。毫无疑问，它们均是当时亟待解决的紧迫问题;同时也是国际关系、尤其是国际安全关注的核心议题。但是这也表明诺尔－贝克的研究方法仍然袭用传统的历史学和国际法来解读20世纪、特别是一战后的国际问题。〔12〕这就很难给这一新生学科定位，即它属于传统的人文学科还是社会学科，因为这涉及到该学科的研究方法与发展方向。为此，学界认为诺尔－贝克的继任者———查尔斯•曼宁则是提出国际社会为国际关系学科研究对象的第一人。〔 曼宁1894年出生在时属英帝国自治领的南非，那里仍实行着严格的“种族隔离制度”。年轻时的曼宁深受影响，并接受这一制度是“文明的西方对非文明的非洲土著人文化的保护”。〔14〕他甚至在民族解放运动方兴未艾的60年代依然为这一制度辩护。不过，曼宁在种族问题上的偏见并没有妨碍他对国际关系的兴趣。他在南非完成大学学业后，获得了罗兹奖学金(RhodesScholarship)前往牛津大学攻读法律(1920－1922)。毕业后，他被派往日内瓦担任国联首任秘书长迪拉芒(JamesE．Drummond)的助理。在此期间，曼宁参与了处理战后海外殖民地的托管事务(Mandatesystem)。这六年的工作经历以及他对国际事务的理解促使曼宁支持国联的作用，并一直关注这一新创立的国际关系学科的建设与发展。1928年，他先是受聘于牛津大学，但不久转往伦敦经济学院接替了资深的国际法学者、国际关系教授诺尔－贝克，并在那里执教至1962年退休为止。曼宁属于第一代国际关系学者中从事教学时间最长、最早探求国际社会的学者。据菅波英美(HidemiSuganami)追忆，他是第一个潜心把国际法中的国际社会理念扩大到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并借用社会学方法研究国家间的问题。〔15〕与同时期的其他学者，如齐默恩、诺尔－贝克、卡尔(E．H．Carr)等人相比，曼宁的理论贡献主要是他把国际社会明确定为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概念，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国家体系。他在研究国际关系时强调不能忽视国家间的外交承认与均衡政治的作用，但更应该关注国际法体系与集体安全机制的构建。〔16〕显然，曼宁的学术论述体现了西方政治思想的传承，也反映出当时流行的自由主义政治倾向。〔17〕因此有人认为，曼宁的学术思想源于其法律的训练和对欧洲文化的理解。他本人也坚持，在理论与实践上，由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社会必须受到国际法与集体道德的约束。〔18〕这一观点显然来自他本人的信念和在国联的实践，同时也还深受英国近代法学家奥斯汀(JohnAustin)的影响，即国际法体系虽然缺少“宪法”特征以及强制的执行手段，但它毕竟能够在主权国家间的互动中促进稳定、规范和安全。〔19〕1962年曼宁在退休之际，完成并出版了其代表作《国际社会的性质》一书。其中收录了他对国际关系、特别是如何构建国际社会的思考以及他30年来的教学总结。回顾与探讨曼宁的学术观，我们不难发现他对国际关系学科建设的贡献是具体而有远见的。首先，曼宁十分重视国家主权与国际法原则之间的兼容或和谐。当面临如何解释二者可能出现的冲突时，他则从社会学的视角考虑构成国际社会的基本准则、国家身份认同，其中包括国际法在内的国际环境的变化所产生的后果。曼宁认为，国际法应该是整个国际社会成员相互遵守的行为准则，而非超越主权国家之上的法规。正如法泰尔(EmerichdeVattel)解释的那样，“如果没有规范各成员国之间的法律体系，也就没有所谓的社会。这是因为法律只能存在于具体的社会形态中。”〔20〕在国际关系理论层面，曼宁坚持主权国家、国际社会和国际法规的三重关系;并认为他们虽是三个不同的概念，但是只有将其一同使用才能够理解国际关系问题的本质。〔21〕曼宁分析了主权国家的性质，并认为由此构成的国际体系是一个独特的现象。这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超国家的权威能够提供给各国必要的安全或约束;同时也正是主权国家的存在才构成了国际秩序的前提。为此，曼宁把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建立在两个假设上。首先，无论是君主国还是共和国，其实都是由人来制定国家内外政策的。在国家的互动中，各国政府不仅必须考虑到它们的名声和信誉，而且更会以体系成员的身份进行交往。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国家政府拒绝获得外交承认和必要的援助。其次，主权国家通常在一定程度上自愿接受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约束;这与股票市场的游戏规则差不多。〔22〕因此，纵观欧洲国家体系演变的历史，当前的国家虽为主权实体(sovereignentity)，但其性质不应与国内君主(sovereignperson)相混淆。曼宁认为，主权国家的对外权限仅仅指它在缺少“超国家治理”时拥有独立的、不受外来干涉的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主权国家或君主可以在国际上同样行使其在国内政治中享有的最高权利。在国际交往中，国家只能在受到国际法原则制约的同时，享有所规定的权利与义务。说到底，国际关系需要一种共同接受的社会准则(socialnorms)，才能保障整个体系或秩序的平稳运转。〔23〕对此，他明确强调国际关系的教育对象应该是包括民众在内的国际社会，特别是国家政府所应该承担的集体责任。〔24〕曼宁的学术理论对国际关系学者、特别是“英国学派”成员，如布尔(HedleyBull)、詹姆斯(AlanJames)影响颇深。他们坚持国际社会已经存在，并解释它实际上更多地是存在人们的共识以及相互遵守的国际法规中。例如，那些来往于国家间的外交官员、跨国企业人员或者是穿梭于国家间的文化艺术人士。〔25〕尽管目前国际社会在功能上存有问题，但它存在本身则表明，人类有责任去思考如何构建一个基于法治、道德与合作的世界秩序。 与诺尔－贝克、曼宁直接从事国际关系教育的经历不同，劳特派特则是位国际法学者兼律师。虽然他未担任过国际关系教职，但却一直心系国际关系学科的建设。特别是劳特派特在思考战后国际法与国联的作用时，往往会从构建国际社会的视角进行探讨。如果用学术成果和影响衡量的话，国际关系学者———从卡尔、摩根索到曼宁、布尔———都会提及或引用劳特派特的观点。1897年8月16日，劳特派特出生在奥匈帝国的加利西亚省(今属于波兰)。他在维也纳大学读书的岁月恰逢一战期间;虽然劳特派特的天资与勤奋让他荣获法学和政治学博士学位，但是战后奥匈帝国的解体、以及中东欧出现的社会动荡迫使他和一些同代人前往社会稳定、学术氛围宽松的英国。1923－1937年间，他先在伦敦经济学院做访问研究;然后得到了讲授国际法的教职(但1938年转入剑桥大学)。1933年劳特派特出版了他长期研究的《法律在国际社会中的职能》一书，并于1935年在日内瓦国际关系论坛上发表了题为“国联公约对国际法之影响”的报告。这时期完成的学术成果基本上体现了他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及其学术思想。〔26〕从学术传承上讲，劳特派特属于维也纳学派(theViennaSchool)，即反对国家主权至上并否认国家意志创造法律之说。就像该学派的创始人凯尔森(HansKelson)一样，他认为全部法律应该归纳于一个体系，在其最上端为国际法;而它的效力溯源于一个“最高的规范”或称“原始规范”(normeoriginaire)。〔27〕劳特派特本人通过考察国际审判案例的历史轨迹，来论证国际法是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以此增进法律在国际社会中的实效性。他实际上一直以此作为从事国际法所肩负的使命。劳特派特当时已开始思考国际人权与国际法庭的作用，并视其为研究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他二战后出版的《国际法与人权》一书是这一领域里的早期成果。〔28〕深受20－30年代集体安全与裁军呼声的影响，劳特派特主张国联必须在未来国际社会中扮演一种“超越主权国家”的角色。他写道“国联公约应该是整个国际社会的法律基石并独立于或超越国家的意志。”〔29〕这是因为《公约》的核心理念是通过集体强制措施来执行和平解决争端。为此，劳特派特与齐默恩、曼宁等人极力反对把国联变为各国政府代表定期会晤的国际会馆而非有实际效果的国际组织。他试图从国际法的视角理解国际关系、特别是国联的性质与作用。 鉴于当时国联的使命是“维护和平与推动国际合作”，他努力提高这一国际组织的权威以及赋予其权威的合法性。而国联公约在事关主权国家传统的核心利益上应该具有束缚某些国家权利的权威，这就要求《公约》须有相应的执行力度。劳特派特倾向把《国联公约》看作是一种强制性的法律体系，以代表国际法体系上的根本性变革。〔30〕他在曼宁主编的《和平转变》一书中写道:“如何使国际法在国际社会中‘和平转变’成一种有效的机制，答案只能是各国政府需接受国际法规定的责任职责，并承认由国际组织做出的对国际法的裁决或修改。”〔31〕如果我们分析劳特派特思想的话，会发现他实际上相信国际冲突不是来自人类的邪恶或国际体系本身的不健全，而是来自国际法律机制的不完善或者说国际法缺少应有的“实效性”。因此，这里包括建立一个真正意义的国际法庭，因为它是“维护国际和平正常机制的必要条件(sinequanon)”。〔32〕显然，致力于国际法研究的劳特派特一直坚持“条约必须遵守”(pactasuntservanda)这一欧洲古老的惯例，而任何国际秩序的“破坏者”必须受到应有的惩罚。值得注意的是，在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的问题上，劳特派特与格劳秀斯、卡尔森、特别是他的学术前辈奥本海一样认为，国际社会与其受约束的成员国之间关系的法律是存在的。他坦承地写道，国际关系学科的建设需要不懈的努力和长远的眼光，如果国际法不能“变革”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就很难为国际社会的治理做出理论与实际的贡献。〔33〕这一观点对当今国际关系学者而言仍然值得深思。劳特派特的学术思想得到学界、包括当时自由主义学者的认可;不难理解也同时招来了指责。历史学家卡尔对他的抨击最为严厉。作为当时现实主义理论的代言人，卡尔对齐默恩、诺尔－贝克和劳特派特等人观点的批评，主要是认为这一群体对国际政治现实报以盲目乐观，并且分析方法上多有纰漏。在20－30年代的不稳定期间，这种态度会导致极其危险的后果。可是，卡尔对上述学者的批评显然带有很深的误解。正如劳特派特所言，双方的分歧实际上来自对问题关注的视角不同，即目前的危机处理还是长远的理论探究。 劳特派特的理论体系形成于1938年慕尼黑协议签订之前，当时他对国联的信心主要来自三个层面。就欧洲近代历史发展而言，这一国际组织是欧洲外交体系长期演变的结果，即从国家间的冲突发展到相互制衡;再从19世纪的大国协调演变到20世纪初提倡的集体安全。因此，集体安全意味着主权国家分担共同的责任与义务，这是国联存在的核心基础。就国际舆论而言，国联是由新崛起的美国、特别是威尔逊总统提议、并由巴黎和会批准成立的国际组织。劳特派特相信20世纪的国际趋势只有一个可能的方向，那就是推动各国间的普遍合作与磋商而非抗衡。国联是集体合作的形式，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同盟;因此它没有明确的假想敌，只是根据国联公约第16条规定，“所有成员国家有义务对进行侵略国家予以各种可行的制裁;其中包括授权国联统率其成员国的军事力量去恢复现状”。〔34〕就现实利益而言，一战中暴露出来的残酷性、破坏性，让当时有识之士意识到，任何国家试图通过战争手段来追求排他性的国家利益，到头来必然是适得其反。同时，劳特派特也表示，法律对世界和平虽是必不可少的，但它并不是万能的。 可是，鉴于欧洲仍处于战后的痛苦中，他相信，只有当各国政府与人民意识到他们的职责是维护国联，并通过这一国际组织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公正的国际秩序时，这种痛苦与迷茫才有可能消失。国联的使命在于不仅要防止世界战争，而且要努力消除未来所有的战争。〔35〕他支持设在海牙的国际法庭，并期待通过国联与国际法来处理国家间的关系。如果能实行的话，这将意味着各国最终会迈向一个稳定、公正的国际社会。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劳特派特并未忘记，没有实力保障的国际秩序只能让侵略者产生错觉，有效治理无政府状态必须拥有“世界警察”的能力，当然也需要各国认同的道德准则和法律。为此，他希望国联成为一个真正有效、公正的国际组织，诚如英国政治家索尔特(ArthurSalter)指出地那样，国联将应扮演一个“抗击未知敌人”的永久性的潜在联盟。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科教学若干疑问思索 摘要:本文从目标的确立和兴趣的激发、教学风格、讲授方法、内容设计和因人而异以及爱国主义情愫和思维方式的培养等方面对国际法学科的教学特点和规律以及经验进行了初步探索和思考。 关键词:国际法学;教学;思考 自改革开放恢复法学教育以来,国际法学科在许多高校本科阶段更不用说研究生阶段划分为三个专业细分为众多方向,后经教育部调整为一个专业(即大国际法学)三个方向(原先的专业变为方向)。笔者曾较长时间从事过国际法学科诸多课程的教学,后集中到国际法,加上现已转入新的领域,所以,有必要对这一教学旅程予以总结,并有助于探讨和求教于同仁。作为教研论文,又限于篇幅,不得不对写作目的予以限定:一,围绕教学效果和教育质量这一中心;二,紧扣国际法学科教学的应有特点和规律;三,突显个人特色和风格。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必须着重体现和把握好以下方面: 一目标的确立和兴趣的激发 教好一门课就要善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其明确学习目标。在目标的确定上,笔者注意因人而异,定位实际。对大部分学生来说,达到本科教学程度即可;对少数有志于外交外事工作和考研学生(包括报考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者),适当加宽、拓深其知识,并介绍外交工作的重要性、特点和优势等。因为外交部是一个大部包括其所辖驻外使领馆和国际组织代表,另外国务院其它各部委局和金融机构均有条法司以及省市外事部门,而进入这些单位的大都须是国际法包括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专业的研究生才有可能。在兴趣引发方面,笔者注意以下几点:(一)强调学习这门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客观澄清并明确强调国际法的性质;①国际法是有别于国内法的一个丰富而独立的法律体系,仅具有国内法知识而缺乏国际法知识则于法学本科生知识结构不完整;它是学好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的前提和基础,因为后者孕育于前者,它们的一些基本概念、原理和制度具有相通性,前者对后者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对学好国内法课程的作用也不可小觑,因为国内法各部门几乎都有相应的国际法律制度的存在,主要表现为条约形式,有些更健全和超前,两者紧密相关;在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信息网络化时代,国家间交往和人员往来更加频繁,“地球村”和“世界公民”概念渐显,涉外事务、涉外案件日益增多,缺乏国际法知识将难以正确应对和处理;国际事件频繁发生,常见诸于报端等媒体,对其正确认识和评价非运用国际法知识不成。因此,学好国际法有助于培养学生科学、全面和宏观的思维方式。(二)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讲授法,注意生动形象性,既有助于学生对比较陌生的国际法概念、原理和知识的理解和接受,又有利于增强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此点下文再议。(三)时常穿插国际时事点评,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有助于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此点下文再议。 二符合学科特点的气质、风格和语言特色 教学风格和语言特色因人而异,但也会因学科而有别。国际法在内容、适用范围和运用人员上不大同于国内法,主要适用于外交场合,大都由专门外交人员运用。这一专门职业群体形成了其特有的气质、风格和语言特色,主要体现为端庄、整洁、潇洒、大度、严谨而又不失洒脱、轻松之风,外交辞令具有不同于其它场合辞令特色,具有专业性、特定性、严肃性而又不乏技巧性、轻松感和特有魅力。所以,笔者在教学实践中自觉不自觉地适当体现和保持这种特有教学气质、风格和语言特色,既体现了学科特点,又增强了教?42?学魅力。 三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讲解法 鉴于国际法概念、理论和制度于学生比较陌生,更难领会,笔者注重采用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讲解法。既有助于学生理解和接受,又增添了生动性和形象性。例如,对“主权”概念(乃国际法最基本概念,可谓国际法基石)的诠释,将其概括为“六性”,这样不但便于学生理解,而且使其印象深刻;在讲解“斡旋”、“紧追权”、“国际法上的承认和建交”、“国际习惯”、“反报和报复”等概念和制度时,笔者联系到朋友关系的处理等日常事例;在讲解国际法的特征(即与国内法的区别、外交特权与豁免和领事特权与豁免包括外交职务与领事职务及其任职资格和履职时间等理论和制度时运用对比分析法,辨析其异同,虽打破了教材体例,但易于学生把握,使学生记忆深刻;在分析国际法特征、领土组成部分、海洋区域划分、大陆架划界等内容时,则利用图表予以展示,增强了直观性,自然使学生易于领悟,印象颇深;在讲解安理会强制解决国际争端的程序和方法等制度和概念、理论时,结合一些典型案例进行:例如,对利比亚因“洛克比空难案”的制裁,对南非曾推行种族歧视和隔离政策的制裁,尤其对伊拉克因发动对科威特战争的制裁全面展示了安理会职权特色。另外,还有“中美撞机事件”、“美炸毁我驻前南联盟使馆事件”等。这样便于学生清晰理解,全面掌握所学知识点并学会学以致用。对于颇难理解的联合国国际法院诉讼管辖权类型,笔者撇开教材用语,用自己的话予以概括,使学生一下子抓到了问题的精髓,吃透关键;在讲解“缔约权”和“缔约能力”等概念和原理时,适当结合已学的有关国内法概念和原理对比进行,既使学生融会贯通,又使其理解得快。 四联系时事,穿插点评 理论讲授若脱离实际,不仅枯燥无味,而且听者难以领会,印象不深,所以,法学课大都注重联系案例和事例。笔者时常联系国际时事,穿插点评,不但活跃了气氛,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而且加深了学生对所学知识点的理解,有助于培养学以致用之风。例如,笔者在讲领土主权、海洋法、国家管辖豁免制度、国际责任法和国际航空法时就联系到“中美撞机事件”;“美国炸毁我驻前南联盟使馆事件”就涉及到外交关系法,国际犯罪和国家责任法;伊拉克发动的吞并科威特战争,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先后发动两次对伊拉克战争以及联合国对伊武器核查就涉及到国际法基本原则、战争法规、安理会解决国际争端的职权、程序和方法、战争犯罪、国家责任法、单边主义对联合国和国际法的挑战以及有关禁核包括其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际习惯法规则;巴以冲突和各种国际恐怖主义事件就涉及到国家领土法、民族自决权原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法、安理会和国际法院的职权、国际刑法、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新威胁———国际恐怖主义犯罪以及国际合作反恐机制的建立等;“前南刑庭”和“卢旺达刑庭”等就涉及到安理会职权、武装冲突法、国际人道主义犯罪和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的管辖权等国际刑法问题,尤其是国际刑事法院的成立对有关国际法和国家带来的影响和冲击,例如对国际刑法、武装冲突法、国际人道主义法、国际组织法和某些国际习惯规则(如“条约相对效力原则”等)以及美国和中国的立场和态度。再如,中越北部湾划界,中越、中国和南海邻近岛国关于专属经济区、捕鱼和油气资源开发以及某些岛屿领土之争的协议和谈判,东海大陆架与日、韩划界问题,钓鱼岛事件等就涉及到领土法和海洋法;“10+1”和“10+3”、APEC、上海合作组织就涉及到国际组织法、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反恐等问题等等。 五重点突出、详略得当的设计 鉴于国际法内容丰富繁复,已有十几个部门法,几乎每一个都可独立成科,又受限于学时,所以,不可能面面俱到,平均使用力量,而应进行重点突出、详略得当的设计。笔者的设计标准主要有:是否紧扣学科特点;是否达到本科教学程度;是否照顾到绝大部分学生的要求和兴趣;是否能更多地联系本国和本地实际;其制度是否足够健全和成熟;是否能更多结合国内法现实;是否适当顾及自我优势和特色;其难易程度是否具有时代性。因此,笔者将具有统领各部门法作用的基本概念、原理和理论即“总论”部分作为重点予以详讲;另外还包括:海洋法,因为海南省是全国最大的海洋省;条约法,因为它乃国际法最主要的渊源,各部门法包括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都离不开它;国际争端解决法,因为它有助于学生学以致用,正确认识和评价国际事件,另外具有触类旁通于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之用;国际组织法,因为国际组织众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早已成为国际法的又一大主体,预示着人类组织化趋势以及我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国际人权法,因为其中包含着众多人权规则和刑事诉讼基本准则,而这些正是我国目前大力提倡且有待完善的地方;外交关系法,因为它有助于鼓励有志于外交外事工作和考研生的积极性,同时有助于学以致用,以之评判国际关系,另外,运乎处世为人也有相通之妙;主权和国家管辖权,因为主权是国际法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概念,国家管辖权的行使具有经常性和现实性且与他国易生冲突,这就涉及到如何妥善处理的问题;国际习惯,乃国际法的特有渊源且不大好理解,所以,应当详讲;国际知识产权法,乃国际法的一个新型部门法,在知识经济时代意义重大,知识产权在我国已上升到战略高度,也是我国比较落后的制度,所以,也安排为重点讲解内容。非重点和略讲的部门法和内容有:外层空间法,因为相对离现实较遥远且其制度尚未健全;国际法中的居民法,因有些内容也属国际私法范畴;战争法,和平和发展已成时代主流;国家的构成及其类型,已为有关国内法所包括且易于理解等。对于这些非重点和略讲的部门法,主要由学生根据兴趣自学。 六量体裁衣、因人而异的点面平衡 学生的基础和理解力参差不齐,学习兴趣和动力也存在差异。因而,在教学中,都应当注意量体裁衣,因人有别,因材施教,点面结合,综合平衡,无论是内容的安排,还是方法的设计以及语言风格。这里关键是点面关系的处理,就本人体验,所谓面就是绝大部分学生的水平、要求和兴趣,这是需要首先照顾的。于他们千万不可高估和拔高,而应专注于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即可。对他们,教师应不厌其烦,耐心细致,反复强调,语速舒缓。否则,难以收到好的教学效果。所谓点就是极少数基础较好,感受力较强,学习用功,立志较高(例如准备报考研究生包括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以及树立其它涉外志向等)的学生,于他们可适当拔高要求,即适当拓宽、加深其知识面,同时语言简洁、轻快,少重复。但点的照顾只能放在其次或通过单独辅导补之,否则教学效果难优,因为忽略了多数人利益。另外,还有对学生的亲和力等问题。这些都是需要注意和改进之处。 七爱国主义情愫的培养 国际法主要是调整国家间关系的法,自然言必称国家,?43?因而也就是最宜于寓爱国主义教育于教学中的一门课程。培养爱国主义情感于国家和学生都十分必要和重要。目前,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弱国无外交”已成历史。但是,我国在国际生活中发挥的影响和作用与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的大国地位还很不相称。我们正在走和平崛起之路,这就需要薪火相传的青年一代满怀爱国热忱努力学习,掌握本领,为国家的更加富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我国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提高而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直接从事国际事务的人,更应时刻注意维护国家形象,运用好国际法维护国家利益,同时为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和人类共同事业发出中国最响亮声音;不直接从事外事工作的人,也不要小觑自己的工作与国家利益和前途的关系,应认识到自己的工作也是在为国家利益和前途添砖加瓦,也体现着爱国主义精神。同时,我们要有大国民意识,在涉外场合,要表现出大国民风范。爱国是一个国民或公民应具备的基本品格,就如同儿女爱母亲一样。在目前市场经济环境下,爱国情操的培养更应从青年学生着手。基于上述理念,笔者在教学中时刻注意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愫。例如,在讲国际法史和条约法时,近代中国“无外交”,不懂国际法或无权运用国际法来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而被迫接受含有“割地、赔款、领事裁判权、租借地和势力范围”等反动国际法原则和制度的不平等条约,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的中国积弱积贫;在讲国家的构成要素时,笔者就联系到其它国家国民的爱国意识和表现……,我国历史上主权和领土残缺的屈辱事件……,引用“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只要我能活到九七年,我就要到回归的香港去走走”———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执著的爱国情怀……等;在讲外交关系法时,联系美国炸我驻前南联盟使馆事件,青年学生如何正确地表达爱国情感;在讲到国家领土法、国际航空法、海洋法、国家管辖豁免法和国际争端解决法时,联系到中美撞机事件,也涉及学生如何正确表达爱国情感;在讲领土法和海洋法时,结合南海诸岛有关领土纷争、钓鱼岛事件和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有意识引发学生爱国热情,甚至联想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一部影片———“西沙儿女”(“西沙保卫战”)中的主题曲“美丽富饶的西沙,我可爱的家乡”;在讲外层空间法时,联系到“神州五号”圆飞天梦和航天英雄杨利伟;在讲国际法的居民法中的无国籍人和海洋法中的“方便旗”时,在讲武装冲突法中的战争法规和日本遗留在华的“毒气弹”事件以及中国民间因侵华战争受害向日本政府索赔诉讼时都自觉引发学生的爱国激情,联想到母亲、祖国之意,等等。另外,设有专题讨论:引导大家思考探讨在和平崛起,靠自身力量实现祖国的腾飞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时代,青年学子应肩负什么样的历史使命,我们的爱国思想应如何确立,爱国情感应如何培养和表达,爱国行动如何表现等。如此寓爱国主义教育于知识传授中,引起学生的极大共鸣,更直接、生动地引发了学生的爱国热情,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意识、爱国情操和爱国理念,从而使他们心中时刻装着祖国,进而为国奋发。 八思维方式的培养和为人处世之道的感悟 科学、正确的思维方式和习惯与通达、合宜的为人处世之道于青年学生的成长和发展至关重要,而这可从国际法的学习中得到培养和感悟。国际法是放眼全球,适用于世界的法律,所以,通过学习国际法有助于学生养成登高望远、放眼世界、立志高远的宏观视野和思路。国际法与国内法具有密切联系(几乎所有国内法部门均有相对应的国际法律制度,国际法所涉范围上至外层空间,下至海床洋底,几乎包括了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这样,可以有意识地培养学生习惯于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即将国际法和国内法结合起来进行学习、观察事物\思考问题、钻研和写作的思维方式,而这才是符合时宜的全面和科学的思维方式和观察视角。如果仅仅将目光局限于国内,则不仅思维单一、视野狭窄,而且难以知识全面,有所创新和突破。因此,笔者在教学中总是注意引领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例如在讲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关系理论、各部门法和论文写作时,都适当联系有关国内法,结合国内层面事宜。国际法的调整对象主要是国家间关系(即国际关系),国际关系和人际关系有许多相通之处;作为国际社会主体的国家和作为国内社会主体的个人也具有相同或类似的思想、秉性、风格和情感,可以概括为国家性(民族性)和个人性(个性),它们都是法律人格者,只不过前者可拟制为活动于国际社会的抽象的“人”。那么,通过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和把握,就可获得一些为人处世的启示,感悟其真谛,从而触类旁通,有助于正确、合理地运用于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例如,曾被誉为“日不落”帝国的大不列颠被其后裔美国取代,这体现了后来者居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律,日韩与中国有类似之处。美国在当今世界的声音最响凭借的是其强大的综合国力,所以,青年学子想要今后于国于民于己有所作为,就必须充实自己、增强实力、提高自己、完善自我,具有真才实学。因二战惨败以致几乎一片废墟的日本和德国短短几十年一跃而为世界经济强国,启发我们在逆境中要心中充满太阳,卧薪尝胆、励精图治、韬光养晦、积蓄力量,同时注意从自身实际出发,扬长避短,敢于和善于学习和借鉴他人之长;国际纠纷的处理最提倡用和平方式,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营造安宁、友好的周边环境和良好稳定的国际局势有利于国家建设和发展,于不同类型的国家(大小、强弱、贫富、远近、特征和与其历史现实关系等)和事件采取不同的外交政策、对策和行动(总方针是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务实,包含着丰富的外交智慧),对我们理性、友好处理人际矛盾,与人和睦相处,营造良好氛围和适应环境,培养原则性和灵活性不无启迪;国际舞台往往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凭实力说话,均势打破又平衡,力量对比常转换,这启示我们要有竞争意识。尤其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接受和遵循优胜劣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律,培养坚强意志和善于平衡、调适和重塑的良好心态和习性。当某国遭遇灾难,他国出于国际人道主义往往施以援手,我们的人际关系中不也应提倡助人为乐,同情弱者,援助弱势吗?国家人格和尊严不容侵犯,我们个人也要注意维护自身尊严,切不可为贪图名利而置人格和自尊于脑后,而应自尊自爱;国家利益是国家考虑国际事务的出发点,但同时有责任的国家也还要为他国、国际社会和人类的共同繁荣和发展作出本国的贡献,这启示着我们个人在实现自我时还要兼顾他人、社会和国家利益并对之有所贡献,就是所谓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之理,否则就会陷入极端个人主义泥潭,自然也难以有利于自己的全面发展。外交场合,国际关系中充满着礼仪规则,十分讲究外交礼节,同样,我们人际关系中亦应以礼相待,文明交流与合作。相反,粗暴、盛气凌人、无礼不但于事无补,而且会引发矛盾和问题,等等。因此,通过国际法教学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科学全面的思维方式和通达、合宜的处世为人之道将会大有裨益,并能使其受益终身。因此,不能不说国际法是最适宜于寓教于乐的学科之一。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研究论文 “倾销”（DUNMPING）一词，实际上是经济学中的概念。是指出口商在海外市场的波动导致了该市场上其他竞争者的销售困难，并以掠夺性的价格消灭进口国的竞争对手，进而图谋垄断进口国市场。作为法律上的名词，《布莱克法律辞典》（Black''''sLawDictionary）是这样定义倾销的：倾销是以低于国内市场的价格在海外市场大量销售商品的行为。经济学家根据维纳（VINER）的理论将倾销分成三类：偶然性倾销、掠夺性倾销和连续性倾销。对于第一种，不必介意。对于第二种，各国是一致反对。因为这是超贸易保护的工具，具有侵略性，自然不“公平”，应予惩罚。对于第三种持续性的倾销，有人认为该倾销行为对进口国工业的损害就只有一次，即受到冲击抑或被迫转产，而进口国消费者从中却可以长期获利，此消彼长，无须抵制。有一部分专家却认为，在现代国际贸易中，由于各国都采取以出口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使其生产能力大大超过了国内需求。过剩的生产能力在全球各国已经比较普遍，因此生产商为了扩大或保持生产规模，在维持国内高价水平的情况下，也常常在国外市场进行长期性的倾销。这种倾销会造成全球资源分配和使用上的误导，从而给进口国产业造成损害。据反倾销专家帕米特（PALMETER）统计，1980—1986年，澳大利亚、加拿大、欧共体和美国所发起的767起反倾销诉讼案中，没有一起是掠夺性倾销，而绝大部分为长期或连续性倾销。①因此，我们下面讨论的反倾销指的就是反长期或连续性倾销。 一、反倾销的立法概述 （一）WTO反倾销规则的形成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些欧洲国家就制订了反倾销协议。当时以英国、荷兰为首的欧洲国家不满来自其他国家的食糖倾销，于1920年签定了关于反倾销的国际条约。并先后有10个欧洲国家加入，首开反倾销先河。美国反倾销法是世界上较为完备的反倾销法。以该法为蓝本，产生了1948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六条“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的规定，把各国反倾销法纳入国际统一化轨道，为各国制订反倾销法设立了基本框架。其宣称：倾销行为应当受到谴责，各缔约国均享有对倾销的单方抵制权。但是，关贸总协定的反倾销条款仍是一个总原则，缺乏具体内容和操作性。各国都从本国利益出发对反倾销条款加以解释。因此，反倾销条款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改变这种状况，关贸总协定成员国于1967年6月30日在日内瓦讨论通过第一个《反倾销协议》，该协议是对关贸总协定第六款的解释和具体化。1979年在“东京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该协议又被进一步修订和补充，形成了《实施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简称《反倾销协议》）。但是，80年代以来，反倾销法的适用愈来愈走向极端，反倾销措施也成为一种新的贸易壁垒。“乌拉圭回合”谈判再次将修改反倾销协定提到了日程上。首先提议在乌拉圭回合中加入反倾销内容的是韩国。当时，韩国出口增长最快的“现代汽车”正在加拿大遭受反倾销调查，因此韩国政府谈判代表决定在1987年5月21日提议修改反倾销协议。1990年6月6日以关贸总协定副总干事Carlisle为组长的一个非正式起草小组拿出了反倾销协议第一个草案《CarlisleI草案》。该草案做了很多的规定来迎合欧美，因此，受到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此后，尽管关贸总协定作了很多的努力来协调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冲突，直到《邓克尔文本》的出现，仍无法达成一致。《邓克尔文本》充分考虑到了美国和欧盟这两个最大成员方的要求，但该文本也未完全采纳欧美的提议，特别是美国要求对第三国组装产品进行规避的情况做出规定和要求建立特别争端解决机制这两方面没有得到满足。②因此在该文本的基础上，1994年，“乌拉圭回合”顺利结束并达成了《关于履行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该协议为WTO现行的反倾销法。它是WTO法律框架中非关税壁垒的多边协定中的一部分，为WTO的各成员国制订了一个总的框架。同时，它也进一步放宽了反倾销措施适用的条件，扩大了反倾销法适用的范围，增强了国际反倾销的透明度、预见性和可操作性。更为重要的是，不同于肯尼迪回合和东京回合达成的反倾销协定只对签约国产生效力，它是作为WTO众多多边协定中的一个而存在的，对WTO全体成员国都有约束力。其影响力要比以前的反倾销协议大得多。显而易见，《1994年的反倾销协议》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重大成就。 （二）我国反倾销立法概况 自1994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实施生效以来，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反倾销法律制度。该法第30条明文规定了中国的反倾销规则，即“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方式出口，并由此对国内已建成的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的威胁，或者对国内建立相关产业造成实质阻碍时，国家可以采取必要措施，消除或者减轻这种损害，或者损害的威胁或者阻碍。”其第32条规定：“当发生上述情况时，国务院规定了有关部门依法做出调查，并做出处理。”上述规定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规定几乎一样。1997年3月25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该条例将反倾销实体法和程序法集于一身，对于从申请、立案开始到终裁，征收反倾销税为止的每一个具体环节，均作了相应的规定，为我国的企业针对外国产品的倾销提起反倾销诉讼，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法律依据。此外，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还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产业损害裁定听证规则》，该规则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的有关规定，制定的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在反倾销和反补贴程序中组织的产业损害裁定听证。它较全面、系统的规定了产业损害裁定听证的原则及当事人、听证主持人、回避以及听证程序等问题。③但这些法规与WTO的有关基本原则仍然有不尽符合之处，因此，2001年11月26日我国又颁布了新的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废除了97年《条例》中的有关反倾销的规定。该法律是参考国外发达国家和世界贸易组织比较完善的法律规定而出台的，较之以往，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其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再商榷，以便更好的保护我国工业的发展。WTO的成立，尤其是1994年的《反倾销协议》的签订，对世界各国的反倾销立法都起了推动作用。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间，又才迈进WTO大门，如何运用WTO法和与WTO接轨直接关系到我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贸易中的利益得失。同时，我国正承受着倾销和反倾销的严峻现状，这些都对我国反倾销立法的制定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WTO反倾销规则及对我国立法的约束 WTO是世界上一个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贸易规则的国际组织，其宗旨是为了保护世界贸易自由化以实现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保证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的增加，扩大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以及产品的生产和交换，实现这一目的的办法就是通过互惠互利的协议，导致各成员国大幅度地削减关税及其他贸易障碍，取消的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待遇。为了达到这一目的，WTO实施了一系列的保障机制：〈一〉世贸组织规则的透明度要求它要求各成员国应迅速公布有关法律、法规等，无法公布时，必须提供公众可以获得的条件。旨在使各成员国及贸易者对成员的法律、法规、司法判决、行政决定及相关的其他国际协议有充分及时的了解和熟悉，为贸易机会提供可靠性和预期性。〈二〉通知要求其要求成员国向世贸的有关机构通知其法律法规的情况，通知要求进一步促进了成员法律法规的透明度与世贸规则的一致性。通知的事项既包括现有的规定，也包括对现行法律规章的修改和新颁布的规定。〈三〉贸易政策评审制度该制度是“乌拉圭回合”中达成的新协议。贸易评审机构每隔一段时间对成员的贸易政策进行审查，审查的频率依据成员的贸易量确定，贸易政策制度是确保透明度和一致性的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虽然评审结果和提出的建议对被评审方没有约束力，但该制度提供了一个监督和反馈的机会，有助于其他成员利用争端解决程序提出指控。〈四〉争端解决机制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制度是保证成员的国内法律法规与世贸组织规则要求一致的最有力的措施和制度。争端解决制度将成员间的贸易争端解决置于多边制度的约束之下，成员在寻求解决违反义务和利益损害途径时，应诉诸并遵守争端解决体制的规则和程序。对争端解决机构的裁决和建议，申诉方可请求赔偿或要求争端解决机构授权中止对有关成员的减让或其他义务，甚至采取“交叉报复”的手段。 世贸组织协定是各成员机构依宪法程序正式批准的国际条约，各成员国的立法机构在批准这一协定时也应承担使国内立法同世贸规则接轨的义务。任何国家的经济立法与世贸规则相抵触，就可能被裁定违背世贸规则并受到制裁。《世贸组织协定》第16条第4款明确规定：各成员国应保证其法律、规章与行政程序符合附件各项协议规定的义务。这也表明世贸组织成员有义务使其国内立法与世贸协议相一致。④ 我国加入WTO后，可以享受一系列权利，但同时，我们也要承担相当的义务。而在法律上，我们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使我国法律法规和WTO的系列规定不相抵触。人们常常把国际法称为“软法”，因为国际法的遵守主要是通过国际社会舆论形成的，依仗人们内心的信念、道义力量来实现，是一种不确切的规范。此外，各国为了彼此尊重，交往方便和友好合作，往往相互之间也采取各种国际礼让。但这些一旦与某个国家的实际利益相抵触，那么利益至上的原则，就会阻挠国际法效力的实现。同时，当事国也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就这一方面而言，它不像国内法那样具有强制实施的保障和有力措施，确实是“软法”。但实际上，从上两个世纪以来，国际法一直在作为国际交往中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规则而不断发展的。各国不但通过其议会和政府宣示愿意遵守作为国际行为规则的国际法，而且各国为了使国际法更好的在国内有效的加以适用，不是采用“转化”的方式使国际法变成国内法的具体规则，就是采用“并入”的方式直接在宪法里承认国际法的效力。我国的做法就是“转化”法和“并入”法兼用。我国的宪法虽然没有就国际法在国内的适用和地位做出一般性的规定，但在若干部门法中已为此设有专门条款。如《民法通则》第八章“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中规定：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我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我国法律和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此外，为了履行我国加入的国际条约，还制定了一些专门条例，以便将国际法“转化”为国内法。我国为履行有关外交关系和领事关系的两个维也纳公约而制订的《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和《领事特权与豁免条例》，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⑤显然，我国是遵守国际法的规定的。WTO作为一个国际性的组织，其制定的规则也是我国所尊重和执行的。实际上，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采取相应的立法措施与建立和完善我国市场经济的法制目标是相一致的。只是加入WTO对我国现行法律的修订、补充提出了更快更全面的要求。 中国在改革不断深化之际，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长期实践中，已深刻的认识到了反倾销法的必要性：1、自从1948年总协定文本的生效以来，反倾销措施已被现行国际贸易制度确认为一种合理合法的保护国内相关产业的手段。2、反倾销法作为维护国际贸易秩序，保护国内产业的一种合法手段，与其他同样被认可的反补贴法、反托拉斯法、保障条款等相比较，有着其不可替代的作用。3、反倾销法的实施可以有效的防止和消除倾销造成的侵害。它使进口商品在没有倾销性影响的前提下，进入中国市场。使进口商品真正体现市场价格，参与市场的公平和正当的竞争。4、在反倾销生效期间，进一步提高中国企业自身的竞争实力。客观上，国外进口商品因其被征有反倾销税，而不得不提高产品价格。这对倍受损害的中国国内产业来说，给了它们一个喘息和调整的时机。⑥ 三、完善我国反倾销法的建议 《反倾销条例》的出台，是顺应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是我国加入WTO后对我国法律逐步进行修改的一个方面，是我国立法技术不断提高的一个证明。应当说，反倾销法的制定非常有意义。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囿于我们反倾销的实践不多，还有其他诸多的现实问题，新颁布的反倾销法仍有很多的不足。可以想象，随着我国进入WTO，外国的企业与我国各个领域的企业面对面交锋的机会不断增加，我们的反倾销法在发挥其作用的同时也会日益暴露它的不足。因此，笔者认为，应当积极着手反倾销法的修改工作。在修改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考虑以下几方面： 1、提高反倾销法律的“档次”。如前所述，我国《反倾销条例》为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这种行政法规效力毕竟不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颁布的法律。鉴此，结合我国几起反倾销调查案件的实践，在现行《条例》的基础上，加快研究和制定一部经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反倾销法律，对于促进我国反倾销法的不断完善和趋势稳定，并与国际接轨都十分重要。 2、配套法规的完善。我国除了出台专门的反倾销条例，还应该考虑到法规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的关系。我国对《价格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外贸易法》和《关于处罚低价出口行为的暂行规定》等法条也要做相应的修改。譬如，在《关于处罚低价出口行为的暂行规定》中就要充分补充对低价倾销产品的企业的法律责任和制裁措施。对出口企业相互倾轧，低价竞争的做法给予严厉制裁，以维护出口秩序，打击倾销行为。而在完善《价格法》时，就要调整关于价格调节基金制度的规定。在全国或一省制定统一的价格调节基金制度的规定，使其逐步走向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⑦ 3、因果关系及附加条件。GATT《1994年反倾销协议》对与倾销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采取了列举式和排除式相结合的做法，即应当审查提交给当局的所有相关证据，并排除倾销产品外的、同时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其他因素，如非倾销价格出口的进口产品的数量和价格、国内需求的减少或消费模式的变化等。这些都是值得在修改我国反倾销法中予以借鉴的。而对于附加条件，笔者则认为，必要的附加条件，诸如对国家总体利益的考虑，国内消费者可能因该产品被征收反倾销税而增加的负担与国内产业所受损害的程度相比较等等，有益于：（1）增加有关调查当局实际操作中的灵活性；（2）避免因片面保护某一产业部门而招致国家总体利益、对外贸易大局以及广大消费者利益的巨大损失；（3）有利于我国加强对外贸易经济谈判，因为征收反倾销税并非唯一的、最优先的抵制倾销的方法。当然，对“附加条件”必须严格加以限制，以防止有关调查部门的主观随意，增强反倾销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4、进一步明确和规范反倾销调查程序。（1）明确规定“申请人”、“国务院有关部门”、“利害关系方”等规定；（2）依照《协议》的规定，完善我国反倾销复审与审查制度；（3）在调查程序中，主管当局要向当事人披露重要事实，使当事人有充分的时间发表意见，陈述看法，提供相关的资料以求的最大程度的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这是各国规定，我国亦如此。但我国对何为“重要事实”却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我国反倾销法对此应有具体的操作标准。（4）参照《协议》第10条的规定进一步明确追溯征税的效力、期限、程序及限制等；（5）进一步明确规定反倾销案件在调查过程中的期限，各部门调查和做出初步裁定的期限，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根据外贸部的建议做出是否同意征收（临时）反倾销税的期限，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调查或做出裁定的阶段的规定，中止或终止反倾销调查的效力期限，复审和审查以及多征退税的期限等等。 5、建立与完善我国反倾销诉讼体制。 （1）、合格的诉讼主体。一般而言，原告是指反倾销诉讼中“利害关系方”。虽然我国《反倾销条例》也有“利害关系方”的概念，但是却没有对其做出明确界定。从现行《条例》第19条的规定来看，所谓“利害关系方”似乎仅限于反倾销调查对象——被控告倾销产品的出口商及其进口经营商以及相同或类似产品的国内产业，而并不包括其他各方。笔者认为：“利害关系方”的范围应当包括现行《条例》第11条之反倾销调查案的申请人所包含的“有关组织”，因为从利害关系角度考察，一个反倾销案件不仅事关该产品的出口商、进口商与国内同类产品产业的利益，而且也同我国各产业部门公会、工会以及消费者密切相关。而在当前我国国内产业与企业法律意识不强，市场本身尚缺规范的情形下，尽可能地拓宽“利害关系方”的范围则更加有利于尊重和维护各方利益，保护我国市场。同时，鉴于我国的行业组织的发展还不具备一定规模，为了更好的保护我国经济，我们还可以规定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有权提起反倾销诉讼。 （2）、管辖法院。参照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4条、17条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受理反倾销调查案件之诉的法院应当是被告所在地——外经贸部、国家经贸委机构所在的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样，有权对反倾销调查案进行二审的就理所当然地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了。我国《反倾销条例》对反倾销调查案的管辖法院没有规定成为一大缺憾，按《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这种管辖也令人质疑。由于反倾销调查是技术性强、专业化要求高、程序复杂的工作，对其进行司法审查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普通法院处理可能有时间和精力乃至能力上的困难；况且，地方中级人民法院和中央部委地位上、权威上的实际反差在当前的司法体制下，也难免影响国内外当事人对反倾销司法审查的独立性，公正性和准确性的信心；再者，所有对国务院部门所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都由北京的某一中级人民法院初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那么，这两级法院将会面临着越来越沉重的负担，也难免会影响到司法效率。鉴此，有必要在反倾销立法中建立我国反倾销诉讼制度，包括管辖法院。参照各国经验暨我国实践，比较理想的法院管辖模式为：在最高人民法院下设专门法院——国际贸易法院，由该院受理反倾销调查案的初审；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国际贸易庭）负责二审即终审。这样设置的优点在于集中专业法官审理技术性强、影响性较大的反倾销案（实际上，国际贸易法庭不仅审理反倾销调查案，还可以审理涉外贸易的其他案件），更加体现效率与公正。 （3）、法院的受案范围。参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有关立法实践和我国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的具体规定，笔者以为我国的反倾销诉讼的受案范围可以是以下几项：反倾销调查申请做出的不立案调查决定；对倾销和反倾销幅度做出的最终的决定；对损害和损害程度做出的最终的决定；对是否征收反倾销税做出的最后裁定等等有关的具体行政行为。⑧同时，我国也应该参考欧洲国家的做法，不允许对我国的法律规定提起诉讼，这是对我国法律尊严和国家主权的维护。 四、基本认识 反倾销具有两面性，它既有制止倾销达到公平贸易的目的，但它又有可能因被滥用而成为另一种非关税壁垒。因此，我国应在符合世界贸易组织反倾销法律框架内构筑反倾销机制：一方面，利用贸易组织法应对外国对我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努力消除外国对我国的歧视性待遇，以促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我国应该修改、完善我国的反倾销法，并据此对外国产品在中国的倾销采取措施，以保护我国的民族产业。而综上所述，我们必须依据WTO的有关规定修改和完善我国反倾销立法。首先，符合WTO反倾销规则的反倾销法是我国善意履行国际条约、承担国际义务的体现，可以避免因为国内立法与WTO规则不符引发的贸易争端——协商、调解、仲裁、专家小组直至报复和制裁。其次，科学、完善和高度透明的反倾销立法、司法体制有利于树立和维护我国反倾销法律与实践的公正和权威性。其三，明确详尽、易于操作的反倾销法可以促进我国反倾销实践的规范化，以适应可能日益增多的反倾销案件。其四，修改和完善反倾销立法有利于进一步实现反倾销法的宗旨，有效地保护国内市场，维护正常的竞争秩序。最后，它还可以为我国产品打入和扩大国际市场争取更为公平有利的环境，促进我国对外贸易。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研究会论文 “倾销”（DUNMPING）一词，实际上是经济学中的概念。是指出口商在海外市场的波动导致了该市场上其他竞争者的销售困难，并以掠夺性的价格消灭进口国的竞争对手，进而图谋垄断进口国市场。作为法律上的名词，《布莱克法律辞典》（Black''''sLawDictionary）是这样定义倾销的：倾销是以低于国内市场的价格在海外市场大量销售商品的行为。经济学家根据维纳（VINER）的理论将倾销分成三类：偶然性倾销、掠夺性倾销和连续性倾销。对于第一种，不必介意。对于第二种，各国是一致反对。因为这是超贸易保护的工具，具有侵略性，自然不“公平”，应予惩罚。对于第三种持续性的倾销，有人认为该倾销行为对进口国工业的损害就只有一次，即受到冲击抑或被迫转产，而进口国消费者从中却可以长期获利，此消彼长，无须抵制。有一部分专家却认为，在现代国际贸易中，由于各国都采取以出口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使其生产能力大大超过了国内需求。过剩的生产能力在全球各国已经比较普遍，因此生产商为了扩大或保持生产规模，在维持国内高价水平的情况下，也常常在国外市场进行长期性的倾销。这种倾销会造成全球资源分配和使用上的误导，从而给进口国产业造成损害。据反倾销专家帕米特（PALMETER）统计，1980—1986年，澳大利亚、加拿大、欧共体和美国所发起的767起反倾销诉讼案中，没有一起是掠夺性倾销，而绝大部分为长期或连续性倾销。①因此，我们下面讨论的反倾销指的就是反长期或连续性倾销。 一、反倾销的立法概述 （一）WTO反倾销规则的形成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些欧洲国家就制订了反倾销协议。当时以英国、荷兰为首的欧洲国家不满来自其他国家的食糖倾销，于1920年签定了关于反倾销的国际条约。并先后有10个欧洲国家加入，首开反倾销先河。美国反倾销法是世界上较为完备的反倾销法。以该法为蓝本，产生了1948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六条“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的规定，把各国反倾销法纳入国际统一化轨道，为各国制订反倾销法设立了基本框架。其宣称：倾销行为应当受到谴责，各缔约国均享有对倾销的单方抵制权。但是，关贸总协定的反倾销条款仍是一个总原则，缺乏具体内容和操作性。各国都从本国利益出发对反倾销条款加以解释。因此，反倾销条款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改变这种状况，关贸总协定成员国于1967年6月30日在日内瓦讨论通过第一个《反倾销协议》，该协议是对关贸总协定第六款的解释和具体化。1979年在“东京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该协议又被进一步修订和补充，形成了《实施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简称《反倾销协议》）。但是，80年代以来，反倾销法的适用愈来愈走向极端，反倾销措施也成为一种新的贸易壁垒。“乌拉圭回合”谈判再次将修改反倾销协定提到了日程上。首先提议在乌拉圭回合中加入反倾销内容的是韩国。当时，韩国出口增长最快的“现代汽车”正在加拿大遭受反倾销调查，因此韩国政府谈判代表决定在1987年5月21日提议修改反倾销协议。1990年6月6日以关贸总协定副总干事Carlisle为组长的一个非正式起草小组拿出了反倾销协议第一个草案《CarlisleI草案》。该草案做了很多的规定来迎合欧美，因此，受到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此后，尽管关贸总协定作了很多的努力来协调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冲突，直到《邓克尔文本》的出现，仍无法达成一致。《邓克尔文本》充分考虑到了美国和欧盟这两个最大成员方的要求，但该文本也未完全采纳欧美的提议，特别是美国要求对第三国组装产品进行规避的情况做出规定和要求建立特WTO规则与我国反倾销法的完善 ■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张志兵 “倾销”（DUNMPING）一词，实际上是经济学中的概念。是指出口商在海外市场的波动导致了该市场上其他竞争者的销售困难，并以掠夺性的价格消灭进口国的竞争对手，进而图谋垄断进口国市场。作为法律上的名词，《布莱克法律辞典》（Black''''sLawDictionary）是这样定义倾销的：倾销是以低于国内市场的价格在海外市场大量销售商品的行为。经济学家根据维纳（VINER）的理论将倾销分成三类：偶然性倾销、掠夺性倾销和连续性倾销。对于第一种，不必介意。对于第二种，各国是一致反对。因为这是超贸易保护的工具，具有侵略性，自然不“公平”，应予惩罚。对于第三种持续性的倾销，有人认为该倾销行为对进口国工业的损害就只有一次，即受到冲击抑或被迫转产，而进口国消费者从中却可以长期获利，此消彼长，无须抵制。有一部分专家却认为，在现代国际贸易中，由于各国都采取以出口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使其生产能力大大超过了国内需求。过剩的生产能力在全球各国已经比较普遍，因此生产商为了扩大或保持生产规模，在维持国内高价水平的情况下，也常常在国外市场进行长期性的倾销。这种倾销会造成全球资源分配和使用上的误导，从而给进口国产业造成损害。据反倾销专家帕米特（PALMETER）统计，1980—1986年，澳大利亚、加拿大、欧共体和美国所发起的767起反倾销诉讼案中，没有一起是掠夺性倾销，而绝大部分为长期或连续性倾销。①因此，我们下面讨论的反倾销指的就是反长期或连续性倾销。 一、反倾销的立法概述 （一）WTO反倾销规则的形成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些欧洲国家就制订了反倾销协议。当时以英国、荷兰为首的欧洲国家不满来自其他国家的食糖倾销，于1920年签定了关于反倾销的国际条约。并先后有10个欧洲国家加入，首开反倾销先河。美国反倾销法是世界上较为完备的反倾销法。以该法为蓝本，产生了1948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六条“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的规定，把各国反倾销法纳入国际统一化轨道，为各国制订反倾销法设立了基本框架。其宣称：倾销行为应当受到谴责，各缔约国均享有对倾销的单方抵制权。但是，关贸总协定的反倾销条款仍是一个总原则，缺乏具体内容和操作性。各国都从本国利益出发对反倾销条款加以解释。因此，反倾销条款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改变这种状况，关贸总协定成员国于1967年6月30日在日内瓦讨论通过第一个《反倾销协议》，该协议是对关贸总协定第六款的解释和具体化。1979年在“东京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该协议又被进一步修订和补充，形成了《实施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简称《反倾销协议》）。但是，80年代以来，反倾销法的适用愈来愈走向极端，反倾销措施也成为一种新的贸易壁垒。“乌拉圭回合”谈判再次将修改反倾销协定提到了日程上。首先提议在乌拉圭回合中加入反倾销内容的是韩国。当时，韩国出口增长最快的“现代汽车”正在加拿大遭受反倾销调查，因此韩国政府谈判代表决定在1987年5月21日提议修改反倾销协议。1990年6月6日以关贸总协定副总干事Carlisle为组长的一个非正式起草小组拿出了反倾销协议第一个草案《CarlisleI草案》。该草案做了很多的规定来迎合欧美，因此，受到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此后，尽管关贸总协定作了很多的努力来协调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冲突，直到《邓克尔文本》的出现，仍无法达成一致。《邓克尔文本》充分考虑到了美国和欧盟这两个最大成员方的要求，但该文本也未完全采纳欧美的提议，特别是美国要求对第三国组装产品进行规避的情况做出规定和要求建立特别争端解决机制这两方面没有得到满足。②因此在该文本的基础上，1994年，“乌拉圭回合”顺利结束并达成了《关于履行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该协议为WTO现行的反倾销法。它是WTO法律框架中非关税壁垒的多边协定中的一部分，为WTO的各成员国制订了一个总的框架。同时，它也进一步放宽了反倾销措施适用的条件，扩大了反倾销法适用的范围，增强了国际反倾销的透明度、预见性和可操作性。更为重要的是，不同于肯尼迪回合和东京回合达成的反倾销协定只对签约国产生效力，它是作为WTO众多多边协定中的一个而存在的，对WTO全体成员国都有约束力。其影响力要比以前的反倾销协议大得多。显而易见，《1994年的反倾销协议》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重大成就。 （二）我国反倾销立法概况 自1994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实施生效以来，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反倾销法律制度。该法第30条明文规定了中国的反倾销规则，即“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方式出口，并由此对国内已建成的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的威胁，或者对国内建立相关产业造成实质阻碍时，国家可以采取必要措施，消除或者减轻这种损害，或者损害的威胁或者阻碍。”其第32条规定：“当发生上述情况时，国务院规定了有关部门依法做出调查，并做出处理。”上述规定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规定几乎一样。1997年3月25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该条例将反倾销实体法和程序法集于一身，对于从申请、立案开始到终裁，征收反倾销税为止的每一个具体环节，均作了相应的规定，为我国的企业针对外国产品的倾销提起反倾销诉讼，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法律依据。此外，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还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产业损害裁定听证规则》，该规则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的有关规定，制定的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在反倾销和反补贴程序中组织的产业损害裁定听证。它较全面、系统的规定了产业损害裁定听证的原则及当事人、听证主持人、回避以及听证程序等问题。③但这些法规与WTO的有关基本原则仍然有不尽符合之处，因此，2001年11月26日我国又颁布了新的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废除了97年《条例》中的有关反倾销的规定。该法律是参考国外发达国家和世界贸易组织比较完善的法律规定而出台的，较之以往，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其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再商榷，以便更好的保护我国工业的发展。WTO的成立，尤其是1994年的《反倾销协议》的签订，对世界各国的反倾销立法都起了推动作用。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间，又才迈进WTO大门，如何运用WTO法和与WTO接轨直接关系到我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贸易中的利益得失。同时，我国正承受着倾销和反倾销的严峻现状，这些都对我国反倾销立法的制定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WTO反倾销规则及对我国立法的约束 WTO是世界上一个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贸易规则的国际组织，其宗旨是为了保护世界贸易自由化以实现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保证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的增加，扩大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以及产品的生产和交换，实现这一目的的办法就是通过互惠互利的协议，导致各成员国大幅度地削减关税及其他贸易障碍，取消的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待遇。为了达到这一目的，WTO 国际法学论文:世界新格局下的中国国际法学研究 关键词：世界新格局；中国国际法学研究；挑战；应对 摘要：近现代国际法发展表明，实证国际法制度本身多源于经济贸易发展到一定阶段特定国家学者的国际法理论；格劳秀斯的思想对近代国际法的形成及杰克逊的观点对世界贸易组织建立的影响便是例子。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的国际法理论尚难满足国家在国际社会应对相关事务的需求，中国国际法学者面对诸多挑战。为此，我们的国际法学研究应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作为这个特定时代国际法理论创新的指南，努力增加国际法体系中的中国元素，提高中国在国际法规则制定方面的话语权，在维护国家正当利益的同时，也为人类做出积极贡献。 一、引言 本文所说的世界新格局是指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第一大贸易体对全球经济、政治等格局带来变化的状况。大国要靠经济实力说话，也需要有能够维护自己正当利益的国际法律制度。多年来，中国在国际法规则制定方面处于难以与其地位相称的位置，多是被动接受已经形成的所谓的国际规则，特别是在经济贸易领域。毋庸置疑，世界新格局对世界的发展带来了一些影响，这些变化也必将反映到国际法及国际贸易制度中。 回顾近四百年国际法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一国国际法理论对世界的影响与该国的经济、政治等综合实力及国际上的影响力是密切相关的；而且，诸多的国际法规则总是最先产生于学者的理论，尽管国家之间的冲突往往在先；正是因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不同于国内主体之间的冲突，结合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使得很多的国际法规则不可能先于冲突而产生；针对这种情况，解决问题的规则往往只能以学者的理论为依据来确定了。而且，自从主权概念诞生以来，其对内最高统治权和对外独立权的本质及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定主权国家平等原则，使国际法的本质最终体现就是各国之间意志的妥协，而这又不同于国内法。因此，通常在特定的时代，强国的国家意志多能左右着国际法的制定、执行与发展，而最终规则制定背后的依据均是相关国家国际法学家们的理论与学术观点。 大国国内产生的国际法概念或规则，常多源于其国内学者的观点和理论，这已经被历史所证明。国际法中最为重要的“主权”概念源自16世纪法国的博丹与该国当时的综合国力及其在欧洲的影响有很大的关联，实力强大要求世俗世界国家君主的权力有合法来源，主权应之而生。荷兰17世纪初中叶的崛起导致它与其前的强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发生冲突，以致时代为格劳秀斯推动近现代国际法形成创造了条件。格劳秀斯能够写出《捕获法》《论海洋自由》及《战争与和平法》等划时代的巨著与荷兰当时的经济贸易状况及格劳秀斯的人生经历等密不可分。他所主张的“海洋自由”就是为荷兰在为荷兰人争取利益寻找国际法依据；在他国的航海技术、贸易技术没有达到荷兰水平的情况下，荷兰对已有既得利益者西班牙、葡萄牙形成的秩序之挑战，会让自己成为最大受益者。“海洋自由”这一规则被普遍接受成为海洋法的重要原则。此外，格劳秀斯在1625年出版的《战争与和平法》对其去世后3年结束欧洲30年战争所达成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恰如学者赫德利.布尔所言，格劳秀斯所提倡的国际社会的观点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给出了具体的表达，格劳秀斯可能被认作是近代史上这一划时代的首次普遍和平解决争端的思想之父。这说明该著作对《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签订做出了贡献，也为后来国际法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此后强大了150多年的英国取代了荷兰，在国际法的制定和执行中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该阶段英国产生很多个知名国际法学者，如约翰・塞尔登（1584-1654）、边沁（1748-1832，最早提出“国际法”一词、戴西（1835-1922）、奥本海（1858-1919，被誉为“现代国际法之父”）等；英国鼎盛时期的国际法学家有很多，他们为英国在国际上的殖民主义扩张行为寻找国际法依据，并推动相关国际规则的形成与发展。 美国在20世纪初逐渐成为世界上头号强国之后，开始注重国际法学的研究。在钢铁大王卡耐基的支持下，美国国际法学会组织一批学者陆续将欧洲大陆的一些非英文版的国际法经典之作译成英文，在美国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事实证明，美国的国际法也是在学习借鉴他国的理论的基础上，并结合本国实际发展及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而日渐形成的，并对他国产生了影响力；但其不变的一条就是：在全球争取和维护本国利益，服务本国国家利益的需要。国际法规则的背后预示着国家利益，一直遵循着国家利益导向主义。二战以来国际贸易规则先由学界推动制定，进而进入政府国际谈判桌上，最终多数成为国际条约的内容。20世纪美国的国际法学者很多，知名的有美国前总统威尔逊（1856-1924）、鲁特（1845-1937）、修斯（1862-1948）、赫尔（1872-1955）、哈德逊（1886-1860）、杰塞普（1897-1986）、沙赫特（1915-2003）、路易斯・亨金（1917-2010）、杰克d（1767-1845）等。美国的国际法学者今天仍占据着国际法研究的主流地位，主导着国际法的发展方向，其国际法制定的霸主地位仍无人撼动。 国际法在无政府国际社会中通常是强国意志的体现，这已无需太多的证明。近代国际法的产生与发展的重地欧洲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随着欧洲内部的法西斯主义德国、意大利的失败及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法国的衰落才日渐减弱了其对国际法的影响。二战后，国际法发展的重心由欧洲转向了借助于两次世界大战迅速崛起的美国。罗斯福总统在二战结束前设想的政治、金融和国际贸易的三大国际组织中，联合国（政治性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先后如期设立，而尽管他设想的国际贸易组织因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经济贸易制度的根本对立未能建立，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却起到了临时性的国际组织的作用。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最终使美国在战后主导国际社会的意图得到了实现，其国家意图在国际法层面得到充分反映。这些脱离不了学者的贡献，如被称为世界贸易组织之父的杰克逊教授的相关理论被当做WTO建立的重要理论依据。与此相适应，国际法学随着一国经济发展及在世界经济、政治和贸易中的作用因本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及国际法规则形成中的作用也日益得到彰显。17、18世纪欧洲大陆的国际法思想较为发达和有影响力，而整个19世纪及20世纪初，英国国际法学者的思想在国际社会有较大的影响力；美国则在二战后至今，其国际法思想在世界发挥着主导作用，其重要表现就是美国的国家政策及在有关国际法规则的制定及执行中的表现就是明证。尽管其中不乏欧洲、日本甚至韩国等国际法学者的一些论点偶尔点缀，但美国的国际法思想主导着国际法领域的发展。 二、中国国际法学研究面对的挑战 中国国际法学的发展与本国经济发展几乎同步，但与国家的实力、经济增长速度及其在国际上的地位似乎未能同步，与我们在国际立法中的话语权及应对国际纠纷的效率还有差距。除了通过战争解决冲突之外，我们在国际社会中纠纷处理中，尤其是与西方列强的冲突中，政治形式的和平解决常使我们处于有些被动的地位，不能最为有效地保护我们的利益。国际社会是一定程度的无政府社会；国际法向来与政治、经济等难以分离。中国百年国际法发展的挫折坎坷之路随着中国和平发展和日益强大，应不再重现，而应让中国及其学者担当起中国国际法随着国家的强大而获得其在国际法领域中应有的地位。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清楚我们面对的挑战。我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政治上大国地位早已为世界所认可（常任理事国是其标志之一），但在国际法的创制、理论及实践方面，似乎还显得较弱，与中国的国际地位严重地不相称。 在国际实践活动的某些方面，我们走在世界前面，2008年北京奥运会及2010年上海世博会彰显中国的影响力，2015年8月北京又成功申办2022冬奥会；上海合作组织于1996年在上海成立，2015年6月29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签署仪式在北京举行，亚投行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财长或授权代表出席了签署仪式，其中已通过国内审批程序的50个国家正式签署《协定》，2015年底符合生效条件，亚投行届时正式成立，总部设在北京。然而，尽管近年来中国国际法学者产生了一些新观点、形成了一些新思想，并在服务着我国的外交、国际贸易等实务，但我们原创的国际法理论不多，限于语言等因素，与老一辈学贯中西的世界级国际法学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与中国的大国地位对国际法理论提出的要求尚有差距，特别是在有国际影响力的理论、学术思想或流派方面，我们尚难于有所建树。 （一）领土、海洋主权方面面对的挑战 中国今天在世界上政治、经济的地位，需要有与之相应的国际法思想与理论。然而，近来中国南海诸岛主权不断遭到周围实力不强、国家不大的8个国家的不断挑衅，日本、韩国在东海大陆架与中国不断产生摩擦，如何利用现有的规则和国际法理论维护国家利益是一大挑战。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南海地区的干预，增加了问题的复杂化。至今我们在国际法理论和学术中未能为政府主张中国合法权益找到具有较强说服力的国际法依据。中国当下需要适合其要求的国际法学理论来为上述争议的解决提供路径。 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在形势变化的国际背景下，通过国际司法路径解决中国与他国如日本就钓鱼岛事件等产生的争议，是否是一条可以考虑的路径？依赖政治途径难以解决时，久拖不决，可能会使争议变得更为复杂：历史越久远，证据、事实会变得模糊，争议会变得更不容易解决。就如同在WTO框架下解决问题一样，可以据理力争，并在国际社会赢得尊重；而且，依据国际司法路径，未必一定对中国不利。国际社会日渐走向法治化，在法治观念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下，我们是否须有所突破？就这一点而言，我们需要充分的研究；就算结论是不借助于国际司法路径，在理论上也需为解决这类领土、海洋之争找到切实的解决方法。 （二）国际贸易领域中国际法研究面对的挑战 苏联解体后，美国通过新的贸易规则及知识产权制度，仍在干着殖民主义时期的事情，只不过今天不再是通过武器和战争，而是依赖于知识产权、国际制度与市场。我们以中国的铁矿石进口和稀土资源出口为例：在铁矿石上，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买方，在买方市场情况下，应该掌握着较多的主动权，但实际情况不是，我们对价格没有话语权；在稀土矿上，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卖方，在稀土资源严重稀缺的情况下，我们也应当有主动权，但也没有话语权，在WTO争端解决机构遭诉后败诉的案件较多。2007年4月，美国就中国著作权法“依法禁止出版、传播的作品不受本法保护”之规定申诉到WTO争端解决机构，最终以要求中国修改著作权法而告终；2012年和2015年WTO争端解决机构分别裁定中国9种原材料和稀土出口限制措施违反WTO规则。这些均是典型例子，且现在还面临着更多被诉的危险。不论是作为买方还是卖方，我们均无话语权，或说我们均是处于被动地位。这样的国际贸易规则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随着中国的全面发展，我们面对的国际法的挑战也越来越大。看看稀土领域，在中国投资的企业是哪些？是日本企业。20世纪，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罪恶意图就是抢夺中国的资源，今天依然是这样。只不过战争对它来说是失败的手段，但今天的投资手段却是成功的。有资料表明，日本在东海海底的稀土存储量至少够其用40-50年；其储存量是中国的10倍。难怪有人发出惊叹：日本通过侵华战争实现不了的东西，在我国改革开放后通过投资、技术转移和其他的知识产权战略在一一的实现；日本仍在续写着“侵华”的梦想，不过不再是血淋淋的战争，而是温情脉脉面纱下的和平掠夺。 在国际贸易中，我们日渐成为贸易争端中的大国，争端案例从反倾销、反补贴到知R产权再到稀土出口等，几乎涉及所有贸易领域，在国际法以保护主权国家利益为重要宗旨之一未改变的今天，如何利用国际法维护国家利益，俨然成为严峻话题。 很多人以为，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的历史可以画上句号了。但接下来，人们发现，美国开始“张着大嘴吃世界”，对全球实施“新殖民主义”。美国的富足，多是建立在掠夺他国的基础上。1997年，亚洲爆发了金融危机，美国坐收渔翁之利。比如，很多韩国企业都被美国收购了。 上述国际贸易领域的问题的解决，维护自己正当合法权益，对形成贸易规则增加自己的话语权，显然需要国际法学者的理论突破及为此付出的不懈努力。 （三）全球环境保护、气候变化控制等公共问题方面面对的挑战 处于工业化、城镇化阶段的中国对能源（尤其是石化能源）的大量需求和使用，既给中国带来环境污染问题，也让中国成为世界头号排放大国。在各种相关会议上，中国温室气体减排及环境保护成为其他国家关注的焦点。这些也给国际法研究人员提出挑战。尽管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环境污染治理等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从国际法的角度，我们应当探索找到充足的理由为正在谈判的后京都议定书时代气候条约的制定寻求更为公平合理的方案。这也需要理论上的探索。比如，我们的直接目标常放到“减排指标”分配上，但忽略导致排放的原因在于先进技术没有得到充分的使用，原因是我们没有充分认识到“排放”是果不是“因”。为此，我们如何在后京都议定书时代谈判的条约中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先进技术的转让和使用作为条约的重要内容纳入进去，可能比只看减排指标分配更为有效；但这需要充分的理论论证，也需要相应的文本草案。这对我们而言是一个挑战。 在国际环境法、国际海洋法及外层空间法等新兴领域也尚有很大的拓展空间，特别是涉及到“人类共有财产或遗产”的使用与分配方面，尚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努力。随着中国的技术发展，过去我们“鞭长莫及”的领域现在也有能力介入。我们如何利用现有的制度，或创造出一个既有利于本国又有利于人类的制度来获得国家的正当利益，并在特定领域有话语权，也需要有关国际法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显然，在这些领域，我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积极谋求有中国声音的国际法研究方向。 （四）其他方面面对的挑战 笔者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访学时，一位来自英国在该法学院从事教学的教授认为，至今为止，中国经典国际公法教材主要参考了奥本海国际法，而且诸多教材中涉及中国的国际法案例甚少。她问：“为什么中国的国际法教材中很少使用与本国有关的案例？要知道，美国的国际法教材，55%以上的案例与美国相关。英国的教材也有1/3以上的案例与英国相关。”她还问：自己本国的教材都不以本国的国际法案例为主要研究对象，那么你们的学者研究国际法的意义何在？这些问题，让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的确，我们研读的中国法学院使用的很多国际公法教材，包括案例分析，除了老掉牙的“湖广铁路债券案”及“光华寮案”外，少有案例与中国相关，其他案例似乎与中国没有直接联系。如果国际法教材与本国无关，那我们用这样的教材培养的学生们，将来会关心国际法与中国的关系吗？这从一定层面说明我们目前的国际法教材存在的普遍问题。好在近来WTO争端机构处理的涉及中国的案子已经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及充分的讨论，并在相应的教材中体现。尽管如此，完善教材使其更为合理、符合中国需求仍是国际法学人面对的挑战。 至于其他方面，如国家主权相对论挑战传统的国家主权绝对论、国际法主体的拓展（非政府组织、私人主体特别是跨国公司国际法主体地位等）的讨论，都是我们在理论上需要完善和拓展的领域。 不同阶段的学者，对当时的国际法探讨和国家利益维护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作用很有限，因为国际法与政治向来很难分离，国际法建立在国家实力的基础上。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国际法理论的扎实对维护国家利益也能超越于国家实力而发挥作用，如冷战时期南斯拉夫一些国际法学者、印度、巴西甚至非洲的尼日利亚等国的国际法学者可以不受国家实力的影响而依据国际法理论起到维护国家利益和国际秩序的作用。因此，应对挑战，创新自己的国际法理论，与国家和政府而言意义无疑是重大的。 三、未来中国国际法学发展的思考 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活动中参与的V度和深度的不断拓展，中国对国际法理论的诉求毫无疑问也在不断增加。这是全体国际法学者面对的大好时机，也是国际法学者促进中国国际法发展的时代使命。如何利用现有的国际法规则维护国家利益，并修正不公平的国际法规则及对正在形成的新国际法规则产生积极影响，以听到更多的中国声音，体现中国国际法学者的智慧，是21世纪国际法对中国学者提出的要求。 中国错过了国际法发展的几个较为关键的时期：一是60、70年代，发展中国家纷纷崛起并提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中国由于刚刚全方位介入国际社会，再加上国内的混乱，对国际规则尚未充分了解和掌握，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对当时的活动施加影响。二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会议上的中国谈判力量的影响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由于此前国际法尤其是海洋法研究被荒废近20年，人才培养没有跟上，在国际谈判中显然难以收到理想的预期效果。三是乌拉圭回合谈判等。考虑到法学的继承性，老一辈为我们打下的国际法学基础，我们需要在其上适应时代的发展做出满足国家现实的需求的努力。尽管国际法的基本原理、原则与规律是不变的。我们今天遇到的问题是前辈们没有遇到的问题，既要继承，更要有所突破和创新，这是时代赋予当今国际法学者的使命。 （一）加强国际法理论的研究，为实务提供依据 我们需进一步加强学习西方现有的相关理论及现行国际法律制度，把握国际法学的原理及制度的本质，充分利用国际法的效力根据原理，在掌握他人理论基础上，结合国内国际实际，形成自己的国际法理论体系或流派，为国家的国际事务需要服务。近现代国际法其诞生本身源于学者的理论，然后将其上升为实证的条约或规则，尽管产生理论的缘由是实际生活中纠纷；今天依然如此，国际法理论研究走在前面，甚至公法学家们的观点可以作为国际法院判案的补充性渊源。有史料表明，中国1689年与俄国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也是在徐日升等传教士在参阅早期国际法学者如荷兰格劳秀斯及西班牙苏阿瑞兹等的著作下为中国的钦差大臣提供建议而签订。 对中国而言，由于历史原因，我们对国际法的接受由被动变为主动，且也是从翻译有关学者的学术专著开始的。林则徐因禁烟及处理英国人在中国的违法行为，他被迫请人译出了《各国律例》；清政府各国事务衙门因处理与各国之间的关系，被迫出版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西方列强将各种不平等条约强加在中国人的头上，引起了各种自强运动和革命，我们被迫利用国际法的合理部分为自己挣得生存权益。新中国成立后，基于特定的环境，我们被迫接受苏联的国际法的影响；经济全球化下，为了加速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加入WTO，被迫去适用西方列强主导下的贸易规则，它虽然给中国带来很多利益，但也在严重伤害中国利益（如反倾销、反补贴、知识产权案及稀土出口案等）。这些都是我们被动的体现。尽管近百年史上，我们曾经有过很大贡献，如总理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席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理论等对国际社会和国际法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但与泱泱大国应有的地位相比，这是远远不够的。今天中国在逐渐强大，我们在国际立法中的地位和话语权也应该提升。它除了各种有利因素支持外，依赖于国际法学者努力。 学者理论研究的深度一定程度上影响该国利益在国际社会得到保护的程度。笔者曾经参加2014年4月7日至14日在华盛顿召开的第76届国际法学会年会和第108届美国国际法学会年会，体会到发达国家学术界对时下国际法问题的关注、研究的深入及为政府提供应对策略探讨的投入。这里仅从他们对后京都议定书时代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条约的《气候变化相关法律原则》的起草便可看出端倪。国际法学会为负责起草该条约的原则部分（共10条），学会专门成立一个委员会（约30人），至少自2010年就开始进行研究；每一条由来自不同国家法学院、律师事务所及政府部门的3-4个专家（教授60%以上）负责。在该次大会上，小组人员展示他们的草案，说明理由，并请与会者参加讨论，提出建议，然后他们再去修改。最终他们会将修改后的草案提交给有关的谈判代表。在谈判时，经过充分研究的条约，与那些仓促上阵、提出的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研究的约文草稿相比，哪一个更具说服力，不言而喻。 国际法学理论的薄弱，会让我们在国际谈判及国际规则制定及国际事务应对中处于劣势。美国国际法的强大，除了其自身的国力之外，学者为其政府提供充分的论证和理论依据，是美国在国际社会及国际法产生影响力方面进退有余的重要条件之一。美国学界与实务界（如政府机构、律师及法院等）之间流动十分频繁，学术与实务问题解决结合紧密，能够满足实际需求，又对相关理论提供证据，推动理论的形成。 这种行为为我们提供一定的借鉴，我们的学会可以变得有组织，并且划分不同的专题组，平时加强研究，为国家的有关外交政策乃至世界范围内的相关法律事务服务。 （二）国际法理论研究拓展的原则 1.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作为国际法学研究发展的基本指南 中国强大了，我们要有自己的国际法理论，不能跟着别人的理论转圈，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国际法准则。有学者提出，面对大数据、网络时代，中国在新的国际规则的形成过程中，要提出“中国方案”、体现“中国智慧”，这指明了中国国际法未来可能发展的方向。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指的是什么？其具体内容如何？我们提出后如何使他国接受并成为国际规则？这些都为研究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中国经过160多年的国际法实践探索，构建的方案涉及的国际法理论应当包括和平发展、和谐国际社会构建与以人为本等要素。它要求我们在国际社会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致力于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履行应尽的国际责任和义务，继续同各国人民一道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这种理论的形成有其必然性。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当时的处境，第一代领导人、等提出“和平共处”五原则，关键在于和平，以为新中国赢得生存机会，站稳脚跟。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针对结束后，中国落后于世界的状况，亟需和平的发展环境，邓小平与大树“和平与发展”旗帜，既主张中国的和平发展、也期待世界和平发展。时代，国际社会已经走向“合作社会”而非“共存”，面对公共问题，各国需要合作。全球化日益深入，商品价值链分布于全球，技术使世界联系更为紧密，任何一个区域性的问题都是世界性的，合作是本世纪以来的必然选择，因此“和平、发展、合作（包括技术共享等）”成为我本世纪前十年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指南。在几代领导人取得成就的基础上，将“共赢”融入到国际关系行动指南中，彰显出负责任大国与世界共同前进的胸怀：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合作，不是出于中国一国之利，而是兼顾天下之利。因此，“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国际法理论研究的指导思想也是顺应这种规律；为此我们要慎提“崛起”而多谈共赢。 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思想指导下，我们以实证的研究方法，探索工业革命以来，人类遭遇的种种不幸，尤其是面对气候变化等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的情况及其根本原因，以分析已有的国际法理论或制度已不合时宜；现在需要有足够的勇气以人类共同利益为导向，以和平、发展、合作与共赢及构建和谐世界为指导思想，创设中国的国际法理论。在经济全球背景下，以70年展中国家提出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为诉求，根除新经济条件下“新老殖民主义”再生的土壤，为国际社会和平发展提供依据。 世界发展趋势也证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当下的主题。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的巨大灾难使人类深恶战争，渴望和平，“和平”成为人民的当然选择。只有和平没有发展，难以改善人们的生活，也不符合人类发展规律，所以发展也成为上世纪后半叶人类共同关注的议题。20世纪90年代末经济全球化及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国与国之间的依赖更加紧密，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的利益格局。世界已经连为一体，任何一个单个国家的行为都有可能成为全球性的行为，进而对全球造成影响：如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疾病传播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谁也离不开谁的“地球村”意识似乎正在取代狭隘民族主义的纷争意识。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通过市场交易和民主协商来解决资源匮乏、领土争端、民族纠纷等各种问题比通过战争解决好得多。这些客观上要求国家与国家或其他国际法主体之间进行密切合作，并为这种合作准备了条件。合作、尊重民主的行为准则和全人类价值成为新的国家间相互关系的实质。所以本世纪以来合作一直是中国政府提出的重要原则。国际条约及国际组织在国际社会中发挥作用越来越大就是各国“合作”的重要体现。然而，国际组织的形成及国际条约的作用并非只是让部分国家受益，而是要让所有有关条约缔约方或国际组织的成员都从中受益，分享文明及科技进步带来的积极成果；这就是“共赢”“互利”。比如，加入WTO，并不意味着其成员放弃其国家主权或地区经济权益，而是要求通过较为合理、公平、透明的规则不要把弱势成员变为他人刀俎上的鱼肉。在越来越多发展中成员参与的情况下，它要改变殖民主义时期“你的东西，通过不公平的规则，要变成我的”之强盗逻辑，让各成员在合作中互利共赢。当然，WTO中仍有很多有待进一步完善的规则，如技术贸易方面，在知识产权保护的政策下，在所谓的国家技术出口管制法规下，技术后进国没有办法从公平的贸易规则中分享到技术进步的成果，但有谁会说西方国家因控制的“高端技术”未让发展中国家分享而当上被告？而中国出于保护环境、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对九种原材料如稀土等不可再生资源进行出口限制时则遭到美国等国家的申诉，进而在所谓的WTO规则下裁定这种行为违反WTO规则；这是否有承袭老殖民主义时期政策的迹象：只不过当时是通过战争来占领他国领土、武力迫使他国提供原材料和农产品，而今天是通过贸易制度？可以看出，美国等发达国家借助于WTO规则，利用中国等成员方的技术后进、国际贸易经验不足等因素，实行新殖民主义政策，以所谓文明的方式强迫其他国家继续为它们供应原材料，使后进国仍然成为它们廉价的加工地。这种合作显然有违公平正义精神，难以带来共赢的积极效果。因此，当下国际法理论的研究，必须在“和平发展合作”原则下，强调“共赢”，这是我们要积极改进或完善国际规则的重要出发点。 2.主张人类共同利益与国家利益相结合为原则 21世纪国际法与国际秩序的主旨是：人类共同利益至上，在国际法的价值取向上，当使人类的共同利益优先于狭隘的民族利益。全球化下，任意一个消极的影响会波及全球，如环境污染、气候变化、核事故等，这些使人类共同利益变得更为突出。对恐怖主义、人类认定的国际犯罪如奴隶贩卖、种族灭绝、海盗等行为的遏制和打击需要各国国家的共同努力。技术发展已经使国际法理论创新变得更为迫切：在人类可用陆地资源基本耗竭的情况下，南、北极及海洋（特别是专属经济区、公海等）、外层空间将成为人类竞争的主要领域。人类共同财产（南北极、公海、电离层空间、外层空间――含月球及人类目前所发现的天体――及其所拥有的物体、生物、天梯等）、公共空间（含公海、外层空间、南极等）、人类共同利益在今天显得更为重要。 处于伟大复兴进程中的中国，在追求本国利益、争取国家利益最大化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维护人类共同利益，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坚持把本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共同破解人类发展难题。这是我们在发展自己国际法理论时应当坚持的态度。 在追求人类共同利益的同时，我们需要警惕某些国家假借国际法之名而行“单边利己主义”及貌似合法实质上损害他国权益的行为。它们试图努力地让全球国家碎片化或实行它们所设想的民主化，这背后都其不可告人的意图：被肢解的国家没有足够的强大的实力与其相抗衡，通过它们扶持的国内人实现对他国的战略资源的掠夺，奴役、剥削这些被肢解的国家。无论是科威特在西方操纵下从伊拉克独立，还是科索沃从塞尔维亚独立出被宣布不违反国际法、阿拉伯国家发生的茉莉花革命，更不用说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解体等事件在西方引起的欢呼雀跃：被视为民主的伟大胜利。但我们必须看到：这些国家变化后，并没有给其本国带来真正的福音，如茉莉花革命没有给埃及和利比亚人民带来安宁、民主和幸福；伊拉克战争及阿富汗在美国干预后并没有给两国带来和平，相反它们的国内战争、贫穷依然如影随形；美国对中东地区的干预没有带来进步，反而刺激了伊斯兰国的恐怖主义活动等，以致给欧洲国家带来了一波又一波的难民潮。虽然这些国家的变化短期看都反映西方意图的实现，但长期地看，都留下了祸根。在意识形态高压之下，某些国家借助于所谓的民主、人权，满足本国人民的需要（准确地说，一小部分统治集团利益的需要），在全球扩张自己的利益。短期地看，它损害的是部分国家的利益，但长期地看损害的是人类的整体利益。特定制度下的跨国公司行为给人类带来的公共问题越来越多，如果它们的行为仍得不到控制或引导，最终会毁坏全球环境和气候，最终使人类像恐龙一样遭遇突然的气候变化一夜间从地球上消失。无论从维护国家利益还是人类利益，我们都必须坚守最起码的原则：在国际社会尚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下、在国家作为最根本的利益单元存在背景下，任何国家都应当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要在西方利益集团的叫嚣下，毁了自己的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而纵容跨国公司的猖獗行为，最终毁了它们自己，也毁了人类。美国对我国西藏等问题一直或明或暗地染指或干预，并利用一小撮看不到美国险恶意图的分裂主义者来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也是这种行为的表现。 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在全球化背景下，人类的总体利益高于单个国家的个别利益；而主权国家在强调自己主权和利益的同时，不应侵犯或损害别国的主权及人类整体利益。有学者将民法原理运用于分析国际法的法学理论部分，并提出全人类总体利益原则作为国际法原则的新发展（和平权利、生存权利、自由权利、发展权利、物质文明权利及精神文明权利）；这是很有道理的。 在国际社会，长期以来强国对国际法的态度是：根据其利益需要来遵守或要求他国遵守，规则只是约束弱者，强者都会根据规则来做出利于自己的解释。美国对有关关键产品、涉及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的高端技术等出口实行管制，但有谁对美国、西方国家的出口管制提出过质疑？这种国家利己主义或单边主义与时代赋予国际法所要求的合作、共享、共赢等原则相违背。各国间的共同利益应该是我们的追求，但它不是共同意志而是各国问意志的妥协，即出于人类利益的需要，各国问在利益方面一定的妥协，它遵循人类发展的客观规律，寻求的是安全、有序、和平、公平和正义。因为国际法不是超国家法，不是各国的共同意志，而是各国协调的意志。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是WTO框架下必须遵循的原则，而这些目标的实现需要以环境友好技术作为基础，在人们普遍关注货物贸易、金融等服务贸易的时候，又有多少人关注技术贸易中的公平？发达国家将要求他国“公平”开放原材料、廉价劳动力等市场时，何时要求过他们的技术市场也要公平开放让他人容易获得？因此，将技术贸易纳入WTO体系中，制定相应的规则，应该是经济、技术后进国力图突破的领域，以便于我们也可以利用类似的公平规则制约西方。 在探寻人类共同利益的同时，对有关私人主体在国际法中的地位与作用也颇值探讨。在全球公共问题日益严峻情况下，企业和其他私人主体在相关的国际关系或国际活动中也在积极介入。有些国际条约中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诸多的私法行为主体的意志（如《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最早就是十二家跨国公司率先提出的）。充分利用非政府组织等其他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法制定、实施中的重要作用。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及各种利益趋同者共同维护国际正义。 3.充分挖掘中国本土的“国际法”元素 随着中国国际法研究水平的提高，对外交流的日益深入，专著、论文等研究成果的不断提升及中国影响力的日益增加，国际法中应当有更多的中国元素。基于国际法的本质及其形成规律，我们不能盲目提倡与“与国际接轨”，涉及某些特定领域，如主权、国家政治利益等，提与国际接轨是危险的；但在商事、贸易领域，技术性规范或商业运行规则，与国际接轨，可能并无害处。但不论何种情况，需增加中国的话语权。与国家的国际法实践相一致，我们的国际法学只是处于被动的翻译、学习、接受和消化阶段，未能产生出真正对国家发展有用的、有自己特色的国际法理论。国际法领域创新是一个艰难的过程，特别是在西方经过400多年的实践与理论研究形成的规则对后来者形成较高门槛，突破原有的不公平做法，形成既能体现中国意志、维护中国利益又能被多数国家接受、体现公平正义精神的新理论与新规则，需要国家良好实践及学者们的理论挖掘与创新，这并非易事。 中国本土（并非仅限于传统文化）文化中国际法思想的挖掘十分重要：如和平共处的“和而不同”“大同社会”和谐相处，墨子的“兼邸薄胺枪ァ薄敖焕”的崇尚和平互利思想（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不希望战争在本土上发生，同样他国人民也不希望战争在本国领土上发生；自己不想环境被污染，他国也同样）；“不战而屈人之兵”（发动战争的目的主要是获取财富与利益，而通过非战之措施同样可以实现类似目的，并共同促进人类的繁荣）；“伐交”对于利益冲突，可以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即外交、和平争端解决机制等。 我们应该用中国的“和”文化来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并将其体现在国际法理论与规则中。和文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深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必须让世界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和”文化，所以他不仅反复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而且他本人就是最好的中国故事讲解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攻克人类的共同难题。指出：“当代人类也面临着许多突出的难题，比如，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等等。要解决这些难题，不仅需要运用人类今天发现和发展的智慧和力量，而且需要运用人类历史上积累和储存的智慧和力量……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比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等等。”我们要以此为指导结合中国、世界的现实，并将它们同相关的国际法理论结合起来，形成自己的国际法思想体系，这对利益冲突纷繁的现实问题的解决有着积极意义。 （三）国际法理论的实践基础 学界与实务界的专家学者应该可以进行双向流动，以促使国际法理论研究与国家国际事务实践的结合。这方面最成功的例子是美国。美国最著名的国际法学者都不同程度担任过政府部门的要职。这样的结合，使现实问题对理论的需求直接变成动力并为理论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对国际法而言，实务和理论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实践是理论产生的源头又要求理论服务于其，而理论是实践的先导并高于实践，但它必须服务于实践。国际法本身的发展验证了这样的判断。 国际法史证明：国际法学强大了，该国在国际法领域的影响就会强大；国际法案例，最终的解决均是源自国际法理论，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对条约的解释，而条约的解释实际上就是理论的诠释。国际法理论的创新十分重要。百年来中国的国际法学理论基本上还是处于学习国外尤其是西方与苏联国际法理论阶段；我们原创的国际法理论较少，适合中国国情的国际法理论更少。但国际法理论不是一个独立发展的学科，它也依赖于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如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社会学、哲学等学科的发展为其国际法理论打下了一定的基础，结合其实力，使其国际法理论处于一种较为突出的优势地位，其实用主义哲学指导的特征较为明显，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其国际法中占据主导地位。占据传统国际法优势地位的欧洲，在自然法与实证法理论交融的体系下发展着自己的国际法理论。在中国的未来，经过国际法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会在研究国际法的方法、基础和理论等方面形成自己的特色。 四、结论 总体上，国际法在中国演进的轨迹是：先是被动接受国际法，但在西方列强主导的国际法下，中国遭受到不公的国际待遇，未能利用国际法真正维护自己的权益；北洋军阀及国民政府时期产生过一批杰出的国际法学家，他们在相关活动中维护中国利益，在重要的国际法文件形成中发挥过积极作用，同时也为新中国的国际法发展准备了人才。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至80年代，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在国际社会意识形态影响下，迫于自己的生存空间及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等阶级斗争思想的影响，中国对西方传统国际法的主要内容扮演着革命者、挑战者的角色，给予批评和否定，但对于《联合国宪章》等国际法律文件中的合理部分及西方一些学者较为公允的国际法理论也在充分利用，并阐释自己的国际法思想。在1978年之前，几乎没有国际法的教学和研究活动，国际法理论研究较为单薄，主要以服务国际政治斗争和外交政策为目标。不过也收到一些实际效果，在法学家努力和参与下，国际化研究有了一定基础，形成了“和平共处”国际法思想。8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的实际需要及世界技术、经济、贸易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开始对现存国际法采取接纳并积极参与的态度，虽然对其中不合理的部分在努力改变，但是，国际法中中国元素还是较少，中国声音较为做弱，这种局面亟待改变。 在国际法研究中存在着上述问题，也是可以理解的。中国逐步开放并融入国际社会才近40年，我们对许多规则还有一个认识的过程。规则是别人先制定好的，我们能做的就是先接受、参与，再在学习、分析和适用的基础上，参与更多的立法、修法活动，逐渐增加中国的影响，增加中国的元素，展现中国人的智慧，为世界的和平与和谐作出中国人的贡献。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缩短这样的时间。在中国已经成为第二大经济实体、日新月异的技术等改变世界交往方式及经济一体化更为深入等背景下，形成适合新形势发展、富含中国元素的国际法理论和国际法思想是对当下国际法学人的重大挑战。 国际法学论文:议国际法学之方法论 摘 要：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要依据其所调整的法律关系和研究对象的特点有针对性的选择，不仅要借鉴国际关系、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知识，还要以相关学科的自然科学知识为基础，综合运用逻辑思维和实证分析、自然分析等方法来研究问题。 关键词：国际法学；方法论；研究对象 引言 法，大体上可以分为国内法和国际法两部分，相对应的，也就分为国内法学和国际法学。从国际法本身的产生、发展和壮大来看，它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各国联系的日益紧密而产生的，伴随着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的日益增多而发展起来的。在不存在一个有效的国际政府的现状下，国际法的研究注定与国内法大不相同。 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离不开其所调整的法律关系，某种意义上，正是研究对象的特点才决定了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尽管国内学者对国际法的定义各有千秋，但争议较少的一点是，国际法的发展趋势是调整不同的国家、国际组织、法人乃至自然人之间相互关系的法律规范。即“国际法已不是传统的国际公法，而是反映国家意志的协调，调整一切国际关系（不仅仅限于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规范的总和”。① 国际法学的研究对象与国内法研究对象有显著的不同。国内法的研究，比如一国的民法、刑法等实体法，以及各部门法的程序法，都不可避免地由本国的统治阶级或者说是立法机关的立法目的决定，其范畴大体在一国范围内，而很少涉及与其他国家、国际组织以及法人、自然人之间的关系。而国际法的研究应该从宏观上，以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不同国家之间的国际法主体，其各自的诉求不同、立场不同、知识背景或者生活环境不同，也决定着国际法主体之间的关系调整达成统一、协调的过程更难。 一、国际法学的传统研究方法 鉴于国际法与国内法的不同，以及国际法学所调整的法律关系的不同。其研究方法应该更侧重于比较研究（包括横向的各国之间比较和纵向的历史比较），价值研究，体系研究，实证研究，演绎与归纳研究，以及结合运用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研究方法等等。以上这些研究方法在国际法学的学习中不可或缺。诚然，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必定是建立在普遍的法学研究方法之上的，但也有特殊之处。下面就作者发现的应当受到重视的几种研究方法或者国际法学的学习方法做一些理解和阐述。 首先，从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角度来看，有学者认为，“国际法学研究的确对我国的涉外实践―广义上的―未起到有力的指导作用”[1]，尽管大体如此，但也应该看到我国的国际法学已经在处理WTO争端、松花江跨界污染、解决钓鱼岛争端、大陆架的主张等等领域起到了一些作用。普遍认为，国际法学始于西方，发展于西方，我们所要做得更多的是消化吸收，才能有所创新。孙世彦研究员认为，当前的国际法学研究过多侧重于理论研究，理论创新只能作为我们长期的目标，而不能每日追逐的目标。从这一角度来看，国际法学的研究更应该从实践入手，从案例入手，从我国所面临或可能面临的国际法问题入手来做一些研究。从历史上来看，国际法在中国的产生发展，正是现实所迫，才得以引进。在晚清和民国时期，针对理论研究较少，而主要是针对中国面临的国际问题寻找解决办法。中国那段时间“面临着收回租界的斗争、日本侵略、两次世界大战、联合国成立等重大事件”[2]，因而当时的研究重点放在“国家主权（领事裁判权）、条约法、战争法等国际法领域”[2]等领域。尽管当时的研究是被人牵着鼻子走，是不得不为之举，却奠定了中国国际法研究的良好基础，产生了一批国际法学巨著，如1932年周鲠生先生的《国际法大纲》，1943年的王铁崖先生的《新约研究》，1948年李浩培先生的《国际私法总论》等等至今仍被国际法者视为经典大作。所以，无论从理论研究，还是实践研究的角度来看，可能还是侧重于实践研究能取得更好的效果。从这一角度来看，目前我们学习国际法学还是要多从实践入手，多从我国遇到或可能遇到的国际法问题入手，多关注我国的经济贸易发展现状和前景，才能更有可能主动地学好国际法学。 其次，由于“国际法学看起来不像‘法’的特点”[3]，国际法需要运用更多的实证方法来充实研究，使国际法学也更有血有肉一些，不是仅仅有国际法原则和国际条约的骨架。国际法着眼于国际法主体之间法律关系的调整，相对更抽象，运用好实证研究的方法，才能更好地为国际实践服务。从实证方法本身来看，其经典论点是“恶法亦法”，侧重于研究对象“是什么”，注重于还原研究对象的本来面貌，因此，首先要获得大量真实确切的第一手资料，才能进而加工提炼。那么，如何搜集资料，显得尤为重要了。尽管现在搜集资料的方式很多，如文章检索方面可通过Westlaw、Lexisnexis、Heinonline、JS-Tor等外文数据库，中文的CNKI等数据库以及WTO、ICJ等判例，而一些核心的第一手资料的确很难掌握，比如近期中国与欧盟的光伏谈判，由于是闭门谈判，以至于基本不可能拿到未公布的第一手资料。看来，要用实证方法必须要多下功夫，仅仅依靠书籍、检索文献、判例等还是不够的。因为，缺乏第一手资料区还原、分析该问题的实际情况。然而，宋连斌教授认为“就算是纯基础理论构建，也并不排除实践”，因为“没有一个时代像美国冲突法革命那样，选法理论与方法层出不穷，但其中有影响力的，还是那些从实证中来，到实证中去的。”[3]实证研究对国际法学的学有裨益，不过确实需要下苦功夫，否则即使有大量翔实的第一手素材，也不能做出创新的结论来，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实证阐释是国际法学的看家本领”[4]。 从传统国际法学的角度来看，自然分析法对于国际法学的研究，地位与实证分析法基本相当。自然研究的方法，解决的是国际法“应当怎么样”，它主张国际法应该体现普遍的价值，应该是正义的、公正的，对国际法主张进行价值评判。对于当前国际法的现状，不存在一个行之有效的国际政府的情况下，国际法在判定国际法主体的行为上，更多的是运用评价的方法，包括肯定性评价和否定性评价等，来影响国际法主体的行为。因此，对于研究国际法本身来说，不仅仅在于要重要国际原则、国际习惯等准则，更要抓住国际事件和国际关系的内在主线进行分析，也要注意价值评判和道德评判本身就具有“立场”，因此在研究中，分清事实是什么，立场是什么对研究的中立性格外重要，更进一步来说，自然分析与实证分析并重，才能改变一些学者认为的目前国内国际法研究上的“注释法学”趋势。 二、跨学科研究方法 从国际法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来看，国际法天生与其他学科不可分割，需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知识，甚至于要以其他学习为根基。比如国际经济法，天生与国际贸易相关联，不熟悉国际贸易的规则和实物，无异于闭门造车。正如周忠海教授所言，不知道什么是波、什么是涛，怎么作好海商法的研究？因此，有学者主张国际关系与国际法是包容与被包容，一般与特殊的关系，提出一条从国际关系理论入手来分析国际法的新路[5]。这种理论认为，不能仅仅关心，何时、何地以及什么，而是要分析如何、为何。该理论主张，要避免实证分析所带来的国际法学趋向“注释法学”的危险，避免脱离国际关系的现实来论国际法，要以国际关系入手，分析原因，进而真正繁荣国际法学。在国际关系理论看来，国际法的产生、发展等要从历史角度、政治角度来衡量，要国际关系入手作为研究主线。如“一战”以后“巴黎和会”的召开，国际联盟的建立，这都与国际关系中的理想主义密不可分，也就是说为了形成战后新的国际局势，避免战争，从而促进了“一战”后国际法的繁荣局面。而“二战”后，联合国、关贸总协定等国际组织的建立，以后随之的联合国法律体系的制定与遵守都受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很大。 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博弈论来分析，国家之所以遵守国际法，是因为国家在合作中关心的是相对获益，也就是本国所得利益多于还是少于其他合作国家。国家并不在意是否所有参与方都能获益，而关注的是谁获益多。这种博弈论可以很好地解释国际立法博弈的失败原因，以及一些国际条约迟迟不能生效的原因。与博弈理论不同的是，国际关系中的新自由主义认为，理性国家关注的是本国的获益，而不是其他伙伴获益的多少，因而在一次博弈中，一国不惜代价获得利益，容易导致欺诈的产生，从而忽视了长远利益。又如，在GATT乌拉圭回合中引入的“议题挂钩”理论，即同时构建和谈判多个领域的国际规则，用国际关系的理论来看，它避免了在蛋糕做大之前而分割蛋糕，满足了利益的分配和平衡，取得了很好的效果[5]。诚然，国际关系的理论对于理解国际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与协助提出了独特的看法，加强了对国际规则制定的客观认识，不失为国际法理论的很好补充，似乎看来为构建国际法上的法理学提供了可能。 除国际关系外，国际法学与逻辑学、经济学等天生存在密切联系，国际法学无论采取何种研究方法都离不开逻辑的基本规则，而经济学是进行国际经济法研究的必备工具。还有一些基础学习，如外语，在国际法发展的今天，不掌握一门以上的外语，想研究好国际法已经不存在可能。在一国法律体系内，还需要具备民商法、仲裁法等国内法律学科来促进国际法的研究。除此之外，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知识和研究方法都对国际法学研究有重要意义。 三、综述 由于国际法学的研究对象相对分散，研究领域广阔，因此选取何种研究方法，还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总体上来说，要遵循实证分析、自然分析的原则，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从思维上来说，要有强的逻辑思维能力，有客观国际关系的分析能力；从研究工具来说，要必备一定程度的外语知识，掌握与研究对象相关的经济学、政治学等理论；从研究对象上来说，国际法学要借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如果研究海商法，要掌握潮汐、水文反面的自然科学知识，研究外空法，要掌握航天领域的知识等等。从研究的态度上来说，还需保持不怕吃苦，不能偷懒的态度深入研究。 在国际法哲学中，有学者提出了呈倒金字塔状排列的五个层次的知识结构，最底端是哲学，往上依次是社会学、经济学、国际关系等社会科学，法理学，民商法、宪法等部门法学，最顶端是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等国际法学[4]。可见，国际法学要想有所创新，必须要实现与其他学科融会贯通，具备更加开放的视野和视角来分析国际法问题。 国际法学论文:严峻国际局势下的国际法学教学改革 摘 要：国际争端的不断涌现，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提出极大需求和更高要求，但当前的国际法学教育模式使得国际法学专业人才出现断层，亟需进行改革。对此，应以先进的教学理念为指导，明确教学目标，从教学模式、教学语言、考核方式等角度，深化国际法学教学改革，以应对国际局势严峻挑战。 关键词：国际法学 教学改革 指导思想 具体措施 法学教学改革一直都是高等教育界非常热衷研究的问题，这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对法学教育的必然要求，因为法律是正义的象征，法律人才是实现正义的主体，法律人才队伍的建设水平则代表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明程度和法治化进程，这就要求对传统的法学教学模式进行改革，从而为社会提供最专业的法律人才。 1 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国家间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联系日益密切，整个国际社会在各个领域呈现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态势，而且在日益频繁的国际交往中，各个领域的国际争端不断涌现，国际法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提出极大需求和更高要求。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受传统教学观念的影响，国际法学在大多数高等院校法学教育中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导致国际法学专业人才出现断层，根本无法满足国际局势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需求。基于此，国际法学教学改革引起了各高等院校的重视，逐步成为法学教学改革研究的重点领域。 1.1 国际法学在法学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 国际法是以国家间关系为主要调整对象的、有法律拘束力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体，在规范国家行为和调整国际关系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国际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1]1998年，教育部将国际法学纳入到法学高等教育专业核心课程体系，具体包括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三个分支，各高等院校国际法学方向课程围绕这三个分支开设；2002年开始的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亦将这三门法学高等教育专业核心课程纳入到其考查范围。 由此可见，国际法学无论是在中国法学高等教育体系中，还是在中国法律人才筛选体系中，都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2]但是，正如开篇所述，由于中国大多数高等院校法学教育未给予国际法学应有的重视，致使中国国际法学学科的发展非常缓慢，而且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出现了断层。这些都要求我们对传统的国际法学教学模式进行深入改革，进而使国际法学得到其作为中国法学高等教育专业核心课程的应有尊重，并培养出适合国际社会发展需求的国际法学专业人才。 1.2 迎接国际局势严峻挑战的迫切要求 进入21世纪，国际社会在各个领域面临重大的机遇和挑战，国际关系进入重新整合的新时代，新的国际秩序将建立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国际法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能够在新的国际秩序建立过程中更好地反映本国的立场和主张，世界各国对国际法学的研究和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培养愈来愈重视，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因为先进的国际法学理论和专业的国际法学专业人才，能够为其本国外交政策的实施提供各种合理有效的借口，进而为其实现本国的外交目标提供各种有利条件。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有着五千多年的悠久文化，从汉朝“丝绸之路”开始，中国就开始了广泛而频繁的对外交往。在当代，中国的对外交往更加频繁，在整个国际社会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政治上，中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经济上，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世界第二大进口国，并拥有最多的外汇储备；军事上，中国是世界上军队规模最大的国家，拥有各种自主研发的先进军事设备傍身；文化上，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世界上最悠久的历史文化和最丰富的人力资源。中国如此显耀的优势，使其在国际社会颇受关注，同时也使其遭受诸多挑战，这从近期的国际局势就可窥探一二。政治上，黄岩岛、钓鱼岛的领土主权问题；经济上，欧盟针对中国出口的光伏产品反倾销、美国针对中国出口的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进行反补贴；军事上，美日、美韩在我国周边进行军事演习，妄图威胁我国。所有这些都彰显着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 2 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的指导思想 基于国际法学在中国法学高等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当前国际局势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我国传统的国际法学教学模式亟需加以深入改革。为此，我们应该以社会需求为本位，明确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的指导思想，为具体实施国际法学教学改革奠定思想基础。 2.1 树立正确的国际法学教育理念 深化国际法学教学改革，首先要明确国际法学教育理念。国际法学与国内各部门法学是法学的两个相互独立的平行领域，两个领域解决的问题迥异，社会对相关人才的需求亦大不相同，这就决定了两个领域法律人才的培养模式大相径庭。在国际法学教学改革中，应注重国际法学专业人才与国内各部门法学专业人才的不同，以当前国际局势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为导向，紧跟世界国际法学学科的发展前沿，在培养模式、专业结构、课程体系、评价机制等方面进行优化，采用先进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国际法学高质量、高层次人才。 2.2 引入先进的国际法学教学方法 在国际法学教育领域，一大批国际法学学者一致致力于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研究，他们开拓创新，先后提出了一系列先进的教育方法，其中，最为典型的当属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黄进教授和武汉大学肖永平教授所提出的教学方法。这些国际法学教学方法，经其本校实践取得了很好成效，应将其推广运用到整个国家的国际法学教学中。 2002年9月，在华东政法大学召开的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年会上，黄进教授针对国际法学的分支之一―― 国际私法的教学提出了一系列先进的教学方法，具体包括“国际私法教学与5H人才培养观、国际私法教学与3D课堂教学模式、国际私法教学与实践教学、国际私法教学与双语教学”等。其中，“5H人才培养观”是指在国际私法教学活动中教会学生how to be（如何为人）、how to do（如何做事）、how to learn（如何为学）、how to be with others（如何与他人相处）、how to enjoy life（如何享受生活的乐趣）；“3D课堂教学模式”是指在课堂教学中广泛使用discussion（讨论）、dialogue（对话）、debate（辩论）方式进行教学。[3] 武汉大学肖永平教授在国际法学教学方法上提出要实现“五变”，具体是指变“以教师为中心”为“师生共同探索”，变“以教材为中心”为“教材和课外读物并重”，变“以课堂为中心”为“课堂与课外并重”，变“以传授知识为中心”为“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并重”，变“以学会为中心”为“以会学为中心”。同时肖永平教授还提出了“五I学习法”，指出在国际法学学习过程中，要做到正确识别法律争诉点、准确解释法律规则、善于确定关键事实、养成不断追问的习惯和得出自己的结论。[2]而“五I学习法”的养成，则离不开国际法学教学过程的引导。 3 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的具体措施 国际法学的教学改革，应充分调动教师和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整合一切可利用的教学资源，从教学模式、教学语言、考核方式三个方面深入进行，从而培养出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国际法学高质量、高层次人才。 3.1 改革国际法学教学模式，采用新颖教学方式 国际法学的教学改革首先需要对教学模式进行改革，在传统教学模式的基础上，结合国际法学教学内容的特殊性，引入新的教学方式。由于国际法学内容繁杂，涉及公法、私法的各个领域，为保证学生学习国际法学知识的系统性和连贯性，在国际法学教学体系和教学结构上必须由专业教师主导，因此，传统的“灌输式”的教学模式不可抛弃。但基于传统教学模式过于抽象枯燥，教学效果会因此受到印象，因此，国际法学教学改革过程中需要引入各种新颖的法学教学模式，主要包括多媒体教学模式、案例分析教学模式、模拟国际组织教学模式等，这些新型教学模式使原本抽象枯燥的课堂讲授变得生动形象起来，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听课兴趣，加强专业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和思考，进而使学生能够自主分析当前的国际局势与国际争端，把这些枯燥的国际法规则灵活运用到保护国家利益的实践中。 3.2 改革国际法学教学语言，引入双语教学因素 国际法学与国内各部门法学相比，最大的特点在于其国际性，这就使得对于国际法学的研究不应局限于国内领域，而应走出国门进入国际领域，这需要有非常高超的语言能力作为研究手段才能完成，因此，在国际法学教学改革中引入双语教学因素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随着我国加入WTO和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我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国际交往越来越频繁，国际问题和国际争端相应的也越来越多，这些国际问题和国际争端的解决迫切需要一大批掌握国际局势发展动态、具有坚实理论基础和开阔视野的高素质国际法学专业人才。为了满足这一需求，培养高素质国际法学专业人才，对国外相关知识的涉猎是必不可少的，双语教学因此应运而生。所谓的“国际法学双语教学”是指在教师讲授国际法学的相关概念和规则，应该提供标准的英文注释，尤其是对于其中的专有名词，必须能够标注准确的英文翻译；在介绍相关国际条约时，对于其出处和原文内容必须向学生加以介绍；在介绍经典的国际法学案例时，应将裁决原文中的关键部分向学生展示。[4]通过以上双语教学途径，在教学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提高学生的国际法学专业外语水平，从而为其自主学习国外先进的国际法学专业知识提供便利，以进一步培养出高素质的国际法学专业人才。 3.3 改革国际法学考核方式，进行多角度效果考查 教学过程分为授课和考核两个阶段，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考核是督促学生认真学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其中，期末考试时最传统的验收学生学习效果的考核方式，但从培养应用型人才的角度出发，考核方式不应局限于此。基于培养高素质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要求，国际法学的考核方式应该多样化、灵活化，从多个角度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考察，从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除了期末考试之外，国际法学的考核还可以通过布置案例分析式作业、设置模拟法庭或模拟仲裁庭、针对热点问题撰写毕业论文、分小组讨论并展示探讨结果、组织辩论等多种方式灵活进行。通过对国际法学教学效果进行多方位、多角度考核，保证学生既能够掌握国际法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同时又能够灵活运用国际法学专业知识分析国际局势、解决国际争端，进而使他们成长为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国际法学科高质量、高层次人才，满足国际社会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需求。 法学高等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信仰法律、熟练掌握法学理论知识并能将“教条化”的内容“务实化”的法学专业人才，作为法学高等教育体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国际法学的教学目的亦是如此，但是当前中国的国际法学虽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但无论是人才的数量和质量还是研究成果的水准，仍然远不能适应中国对外开放的速度与规模。为了应对国际局势的严峻挑战，满足国际社会对高素质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需求，我们应该通过国际法学教学改革，调动学生自主学习和运用国际法学知识的积极主动性，从而培养出高层次的国际法学专业人才。 国际法学论文:案例教学在国际法学教学中的运用 摘 要：目前，案例教学已成为国际法学教学过程中的重要方法。然而在国际法学案例教学过程中出现了将案例教学等同于举例教学、对案例教学不够重视、案例选择不恰当、以学生为中心的模式很难达到等诸多问题。国际法的案例教学应当合理选择案例，教师应当恰当运用讲授案例的技巧，在课程设计方面应增加实践性教学环节时间。 关键词：案例教学；国际法；课程实践 国际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但现阶段我国学生普遍缺乏锻炼和实践的机会，接触国际法实例很难，学习过程中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在国际法教学中采用案例教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方面的缺陷，提高学生学习国际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案例教学法，就是运用典型事例进行教学，目的在于通过对典型事例的分析和解决思路、方法等的掌握，使学生进一步理解一般的分析原理，并借助这一原理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 [1]。其本质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互动式教学。 一、国际法案例教学易出现的问题 （一）将案例教学等同于举例教学 案例教学成功的重要基础之一是案例报告的规范化和权威性。在目前的国际法教学实践中，有的教师将案例教学理解为简单的援引案例来说明理论知识。虽然在系统知识的讲解过程中穿插案例有助于提高课堂气氛和加深学生的理解，但是这仅仅是系统教学的手段之一，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案例教学。案例教学作为一种教学方法，具有丰富的内涵，包括从案例选择到课堂设计的一系列过程。 （二）对案例教学不够重视 案例教学作为一种教学方法，与其他的教学方法处于同等地位。引进案例教学方法却将其作为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不给予足够的重视，或者过于依赖案例教学方式都是不正确的。案例教学应当与其他方法并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课程分配上的均匀。案例教学有其自身的特点，需要将其与其他教学方式进行合理的搭配。 （三）案例选择的不恰当 案例的选择存在有难度，一旦选择不当，会直接影响案例教学的整体效果。案例选择困难的局面，一方面是因为案例来源不充足，另外一方面因为教师在选择案例时没有把握好标准。在案源上，困难的不是案例的数量问题，而是符合案例教学要求的案例质量问题；在教师选择案例方面，既要顾及到案例自身的价值，还要考虑到学生的基本情况，考虑到教学的进度和整体的教学状况，这些因素处理不好，就会降低案例教学的质量。 （四）以学生为中心的模式很难达到 通常的讲授式教学，以教师讲授为中心，教师处于课堂的中心地位，学生只是单纯的听课、记笔记，在课堂上没有主动性。这种影响呈现在案例教学中表现为教师在台上陈述案件事实，讲述案件涉及的法律知识，总结案件的意义，其中插入学生对于问题的看法。这种模式实际上是案例讲解，是传统的讲授式教学的一种，只是将系统知识换成案例，而不是案例教学。案例教学要求以学生为中心，要求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互动以及学生之间的互动。教师的角色转换不当，过于主动，就会削弱学生的主动性，同时也会限制学生的思维活动，达不到案例教学的目的和效果。 二、国际法案例教学的课堂实践 选择精确、有效、典型的案例，是实行国际法案例教学成功课堂实践的第一步。所谓精确，是指所选案例内容要与有关国际法理论相吻合；所谓有效，是特指国际法案例的政治性。国际法调整的国际法律关系除了包含法律因素外，更多的还要包括国际政治因素和国际关系的现实，与国际政治太过脱节的案例是没有生命力的。所谓典型，是指该案例在相关法律领域具有代表性。 实例演示：以WTO海龟海虾案为例 该案件的案情如下：印度、马来西亚、巴基斯坦、泰国投诉美国对某种虾和虾类制品的进口限制（WT/DS58）（禁止进口没有使用排除海龟捕捞装置捕捞的虾）。1996年10月8日，上述联合投诉方提出磋商要求。争端起因是1996年5月美国颁布609条款，禁止在捕虾时没有安装防止误捕海龟的装置TED的虾类产品进口。投诉方认为美国违背了GATT1994第1条、 第11条和第18条，并造成了利益的丧失和损害。1997年1月9日，马来西亚和泰国要求设立专家组。1997年1月30日，巴基斯坦也提出这一要求。1997年2月25日，DSB设立了一个专家组，澳大利亚、哥伦比亚、加拿大、菲律宾、新加坡、危地马拉、墨西哥、日本、尼日利亚、斯里兰卡、中国香港等11个国家（地区）保留第三方的权利。1997年2月25日，澳大利亚也要求就同样的争端事由设立专家组；1997年4月10日，DSB同意这一要求，决定由同一专家组合并审理澳大利亚的要求。专家组认为，美国禁止早虾和虾类进口的措施违反了GATT1994第11条第1款，不能被认为是GATT第20条中的例外。1998年5月15日，专家组报告由成员各方传阅。1998年7月13日，美国对专家组适用法律和法理解释问题提起上诉。随后，专家组推翻了专家组的一项调查结果，即专家组认定美国的被诉措施不包括在GATT1994第20条的序言允许的范围内。上诉机构推断出，美国被诉措施虽然符合第20条g款的要求，但却不能满足第20条序言中的要求。1998年10月12日，上诉机构报告由成员各方传阅。 该案若实践案例教学，大致可以分成如下步骤： 第一步，教师先将海龟海虾案分配角色，角色的分配应尽可能使大多数学生参与进来。在该案中，教师可以设定主持人1人，该主持人负责介绍案情，并以一段开场白开始这个案件的模拟。教师设定申诉方4人，分别代表印度、马来西亚、巴基斯坦、泰国四方；设定被申诉方2人，均代表美国，由其2人共同搜集资料加以抗辩；设定第三方11人，这11人分别代表澳大利亚、哥伦比亚、加拿大、菲律宾、新加坡、危地马拉、墨西哥、日本、尼日利亚、斯里兰卡、中国香港等国家或地区；设定专家组成员3人；设定上诉机构成员3人；设定一定的评委（最好基数），由评委对上述人员进行打分。 第二步，专家组审理程序。这个过程先由申诉方发言，然后由被申诉方抗辩，期间听取第三方的意见，最后由专家组做出裁决。这个过程评委应该对各个人员的表现进行打分，然后取平均值。 第三步，上诉机构审理程序。这个程序是上诉程序，具体设计跟第二步大致相同，最后由上诉机构做出终裁。 第四步，由评委进行核分，并将结果予以告知。同时，旁听观众（未分配任务的同学）可以向任何发言的同学就其所陈述的相关问题进行提问，这个环节要求准备案例的同学需要课下认真准备，确保就自己负责的部分了然于心。 第五步，由教师进行最后总结，并就相关知识点进行讲解，讲解的过程中需要将核心争讼点详细阐释，并积极给学生提供参考资料或推荐相关书籍、论文，以便学生在课后能够及时查阅。 第六步，由学生课下及时查阅资料并进行复习，教师可以在下一堂课时检查学生阅读资料的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法教学中可以援引案例的选择范围不仅仅局限于国际法院的判决。国际法院对国家的管辖权是建立在国家自愿的基础上的，由它审理的案件数量、范围有限，但根据国际法对国际法院职能的规定，国际法院除了拥有诉讼管辖权外，还有咨询管辖权。所以国际法中的教学案例除国际法院审理的成案外，还应该包括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仲裁机构的裁决、以及国际关系中发生的重要事件等等。这些意见、裁决和事件虽然不同于法院审结的成案，但它们都可以说明与论证国际法的原理、原则的产生和存在，同时也能说明国际法的现实性和复杂性，所以都应该在国际法案例教学中得到合理的运用。 三、国际法案例的教学设计 国际法案例教学设计大致上可以分为以下步骤： （一）案例的选取和整理 “法学案例教学以法律案例为课堂教学的起点，选择恰当的典型的案例是成功实施案例教学的先决条件。”[2]一个好的国际法案例必须具有实际价值，从法学教育来讲，首先，国际法案例的价值集中体现在案例中体现出的法律知识与法律运用；其次，国际法案例必须具有现实性，教师所选择的案例必须具有现实性和真实性，避免凭空虚构案例；再次，国际法案例必须具有启发性，这是案例教学目的的要求，启发性强的案例可以促进学生的思考和分析能力；最后，国际法案例的选择还要考虑学生的心理要求，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争议性强的案例能引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案例教学的效率。 （二）课堂讲授的技巧 国际法案例教学的方式可以多样化，可以有不同的课堂讲授方式和手段，恰当的形式可以使得课堂教学达到意想不到的结果。讨论法和质疑法是案例教学中常见的方法，组织学生就案例所涉及的法律知识进行讨论，发现案例中涉及的法律知识；不迷信案例中的结论，在论证结论的正确与否的过程中达到对案例知识的深刻认识和体会。在此过程中，教师要随时把握课堂进程，在应当给与提示、启发或者进行总结的时候能适时地做出反应。除了这些一般的方式，组织学生观看法庭审判或者邀请非课堂人员参与课堂讨论都是可以采取的方式。 （三）增加实践性教学环节时间 由于法学课是一门理论和实践结合较为紧密的课程，因而针对这一特点，教学管理部门在制订教学计划时，要充分考虑实践性教学环节。然而目前对实践性教学环节似乎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它还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或者虽有少量安排，却是杯水车薪。这样要想把学生培养成动手能力强的应用型人才恐怕会成为美丽的肥皂泡。所以，对现行教学计划也应进行改革，要把实践性教学环节时间增加到总课时的1/4甚至1/3，并加强检查落实，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讨论案例，有更多的时间进行法律操作训练，这更有利于将其培养成应用型法律人才。 国际法的学科理论和实践在普通高校的法学或国际政治学专业的大学生看来是充满吸引力的，但同时又难免产生隔空喊话的距离感，因为他们生活的空间终究与风云变幻的国际社会相去甚远。[3]案例教学是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应当在国际法法学教育中予以广泛采用。我国不是普通法系国家，案例教学不可能成为主要的教学方法，但是吸收案例教学方法可以弥补目前我国法学教育的不足。要使案例教学在我国的法学教育中达到良好的效果，必须将其与传统的教学方法结合起来，使二者能够相辅相成，同时应当正确认识案例教学，采取科学合理的方式使案例教学达到最佳的效果。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方法论中的分析实证主义 【摘要】面对国际法学方法论的选择，历史上的东西方法律文化都倾向于在国际关系上采用道德哲学的进路，将问题的解决诉诸于抽象意义上的原则与教义。近现代以来，国际法上道德哲学进路与社会科学进路的冲突集中表现在自然法学派与分析实证法学派两种不同的国际法学方法论中，社会科学的明显优势使得分析实证主义在方法论中处于主导地位。国际法学的发展需要法理学的理论支撑，在分析实证主义方法论的统治下，中国的国际法发展需要更多的吸收借鉴包括国际关系在内的多种社会科学进路，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追求创新与突破。 【关键词】国际法；法学方法论；分析实证主义；社会科学进路 一、历史上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哲学进路 传统意义上，自然法学家们认为道德原则是比法律更高的标准。传统法学确实乐于接受道德哲学的教诲，这来源于道德高于法律的基本假设，道德可以为法律提供评价标准和合理性依据。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道德哲学被认为是永恒不变的，这种进路在国际关系处理中不可替代。随着国家不断的强大，世界上每一个君王或政府不论对内统治或者对外交流都无法离开道德哲学的帮助，道德哲学成了统治一个强大的专制国家并有效进行国际交往的必然选择，古代的国际法带有了明显的道德哲学色彩。 在古代中国，周朝就出现了“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的统治思想，随后的国际交往制度中，“朝贡体制”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朝贡体制”起源于先秦的服事制度，《尚书·禹贡》所载“五服”制和《周礼·秋官·大行人》所载“六服”制，依据血缘亲疏、尊卑高下、地理远近，确立了一套以王畿为中心向周边层层扩散的统治结构，将夷狄置于边远地区。在朝贡体制下，中央王朝有抚驭、开化夷狄的责任，而夷狄则有义务向中央王朝进贡。这样，在高尚德行的感召下，中央王朝和夷狄之间将处于和平的状态。这既体现了华夏民族高度的政治智慧，又体现了道德哲学在冷兵器时代处理国家关系问题中的强大作用。 在西方社会，传承千年的古老文明抵挡不住野蛮人的入侵，黄金时代和民主政治消散在马其顿王朝的铁蹄之下。人们惊奇地发现，经济的繁荣和政治的先进无法转化成一种绝对的强大。在生产力尤其是军事科技无法取得压倒性超前的时代，专制集权的制度才能保证集结全社会的力量。于是，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划分，人们为了生理和安全的需求，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放弃更高层次的需求，抛弃了诸如“品德”、“节制”、“荣誉”等美好的词汇，甘心在“恐怖”下“幸福”地活着。顺势而为，道德哲学披上了神学的外衣，成为专制统治的精神载体，恰如其分地渗透社会的各个阶层的每个细微的角落，把脆弱的国家沾粘起来，创造了一个看似稳定实则压抑了诸多矛盾的秩序。从西欧封建社会的形成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自然法在古代社会可以给一个区域带来和平，只有当国家和民族的棱角被道德哲学所磨平，才能真正带来国际社会的稳定。相对于灿烂不朽的古希腊文明，运用道德哲学伪饰的宗教统治来处理国际关系有着一种不可逆的进步性。古代中国的“朝贡体制”和古代西欧的宗教统治都同样体现了道德哲学在其处理国际关系上的重要作用。 二、国际法学方法论的思想定位 （一）近现代两种不同视角下的国际法 1、自然法学派的国际法学方法论 从历史上的国际关系可以看出，自然法学派带有明显道德哲学价值判断的思想一直是确立国际法的指导理论，这种普遍的道德原则和宗教教义在处理国家之间关系时被理所当然的顺从。格老秀斯作为“国际法之父”，在《战争与和平法》中明确支持国际法学中的自然法理论，认为国内法、国际法甚至战争法都应当遵循自然法的基本原则。近代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对人权的呼吁让人们切实感受到了自然法中的“恶法非法”思想。20世纪的新自然法学派同样传承了这种对法律应然性的推崇，马里旦所谓的尊严，富勒的道德，德沃金的权利，罗尔斯的正义等等无不体现了他们的价值评判标准，即那种抽象意义上的道德哲学。 面临对国际法问题的评价时，自然法学派主张的道德哲学进路要求人们去考虑国际法“应当”如何，这种预设带有明显的价值衡量倾向。不可否认的是，国际法应当具有道德性，但在复杂的国际关系背景下，道德标准如何确定？法律应然性的具体表现在哪个方面？这种抽象的原则教义无法解决真正的国际法难题，如国际争端的具体解决机制、WTO的具体贸易规则等，道德哲学无法为人们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思路，自然法学派的道德标榜与口号在面临现实质疑时只能偃旗息鼓。 2、分析实证法学派的国际法学方法论 与自然法学派的国际法“应当怎么样”相对应，分析实证在解决国际法问题时更多的关注其具体“是什么”以及“如何解决”。分析实证的方法论要求人们将国际法从实然之法的角度去研究，进行最基本的实证阐释，从国际条约、国际判例中寻找最基本的逻辑起点和规则。所谓国际法的实证分析，即“对于国际法的规范、实践所进行的描述性研究，解决国际法某个领域、某一方面、某一问题上的规则或者实践‘是什么’的问题。”这种方法论以奥斯汀、凯尔森、哈特等人为代表，在不考虑道德的同时注重研究法律规则、文本和体系。 分析实证主义认为，国际法不仅存在于高层次的道德原则和教义之中，更存在于具体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中，软法便是国际法的重要研究对象。这种方法论要求我们的关注点在于实际起作用的法律究竟如何，能够切实解决国际纠纷的国际法才能最大程度上满足现实的需要。“一项法律的制定过程就是力量博弈的过程。 （二）社会科学进路的理论优势 抽象的教义原则高于具体的法律规则，前者可以为后者提供评价标准或正当化依据，这种被德沃金称为“正当化追溯”的道德哲学学术进路源远流长，道德哲学所推崇的正当化基础和“公平正义”的理念在人们心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但不可否认的是，道德哲学在法律甚至是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给予了人类社会一个简单而又稳定的是非评判标准，但它的局限性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矛盾的增加而日益暴露。抽象的原则在不断涌现的实际问题面前显得无比乏力，一个笼统的、普遍的、神圣的教义被证明根本不是适用于所有时代的万能钥匙，道德哲学不再像之前的一千年一样高高在上，国家统治者作为法律决策者开始注意更为细节的东西，他们思考并论证着每个棘手的问题，从中获得更为珍贵的价值判断。 道德哲学所说的更高的原则教义，比如对权利话语的推崇或者对自然法、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仅仅是意识形态上的，并不能指导具体的法律制度，最多算作是最后的保障或检验标准。在国际法学领域甚至整个法学理论体系中，真正能够改善人民生活和解决法律疑难问题的只能是社会科学。毕竟，法律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的工具，解决问题才是王道。国际法学的时代任务不是单纯的寻求正当性基础和标准，而要努力解决国内统治和国际交往关系运行中的一系列问题，特别是疑难问题。莎士比亚说过，“简洁是智慧的灵魂”。社会科学并没有道德哲学如此繁琐和夸张的法律修辞，然而却能提出最简洁的方案和策略去化解法律面临疑难问题的尴尬，因此获得了解决问题的指导权。 国际社会的客观现实日益复杂，在处理日常法律问题尤其是国际法问题上，人类需要一种更犀利，更高效，更能直指问题本质的思考方式，这就是社会科学进路。道德哲学所统治的生产力低下的古代社会相对稳定，但法经济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让当前商品经济高度繁荣、社会制度日趋完善、社会矛盾增多、文化多元、道德分质的现代必须抛弃这种进路，道德哲学的传统进路已经不能给予复杂的国际问题以充分的援助，法律决策者必须采用社会科学进路，以应对法律发展的需求。当然，社会科学的各种实证分析方法并没有要通过研究法律疑难问题本身的各种经验要素去取代法律实践中的价值判断，因为毕竟道德哲学的进路解答了人们为什么要受到某种约束的原因。社会科学在解决法律疑难问题时并不能忽视道德哲学的存在，比规则更高层次的法律原则和教义仍然具有指导性，又或者在疑难问题得到解决时用来验证判决和解决方案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社会科学和道德哲学一样，都不可能包含所有的思考。其实，没有哪种进路可以囊括所有问题的复杂性并且完全取代其它的理论竞争者。 三、分析实证主义统治下的国际法学与中国 （一）国际法研究中的法理学基础 与各部门法不同，法理学为法学研究提供的是一种共同的基础理论，国际法的方法论研究需要法理学基础作为强大支撑。有学者已经用法理学的理论来分析论证国际法中的基本问题，如从不同流派的视角分析人道主义干涉的法律框架，特别是《联合国宪章》中的部分规定；从法理学的角度分析国际习惯的构成要素等初步探索，但这远远不够，整个法理学的理论框架仍然架构在国内法的研究基础之上，国际法的法理基础与国内法相比明显缺失。 十九世纪，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轰隆声，孔德的实证主义和边沁的功利主义把古典自然法学拉下神坛。随后，奥斯丁把两者结合，创造出了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并把法学从伦理学中独立出来，使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近代以来，分析实证主义已经取代了自然法理论，在国际法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到了当代，虽然在国际人权法等领域，自然法理论有所复兴，但实证分析仍然是大多数国际法学者采用的研究方法。”虽然有学者曾提出质疑：“独木不成林，倾分析实证主义国际法理论一派之力，尚难以支撑起一个国际法之‘法理学’学科。”但这并不能改变分析实证主义“一派独大”的现实局面，国际法学方法论的法理学基础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分析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进路之中。分析实证主义需要不断的丰富和扩充基本理论知识，进入一个更广阔的发展平台，以此来弥补相对于国内法“百花齐放”的理论缺失。 （二）分析实证主义与我国的国际法理论 中国传统文化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使得传统的法文化并不具备分析实证的特点，分析实证作为一种外来的法学方法论，从近代开始传入我国。有学者将其在国内传播以1919年的“”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一个初步传人阶段，之后进入深入的探索研究。梁治平先生明确肯定了分析实证主义对我国的影响：“20世纪初输入于中国并且很快在中国思想界取得支配地位的，是19世纪在西方达于鼎盛的科学实证主义思潮，而中国法律学的出发点正是法律的实证主义。”然而中国的现实情况并不如此乐观。分析法学强调法律的概念和规则分析，试图使包括国际法在内的法学理论成为一门与道德分离开来的独立科学，这本身便与中国本土的意识形态存有隔阂。尽管司法实践中一直在强调法官的中立性，但注重情理的儒家传统文化与政治政策压力使得分析实证主义并没有很好的在中国社会生根发芽，在国际法方法论体系中的作用更加微乎其微。但是，“从研究方法上看，分析实证主义最具国际法律思维的特色；而且在对国家权利和义务的精确界定上，离不开实证主义依概念和逻辑的技术分析方法。”面对中国的国际法理论，实证分析的方法论仍然需要处于主导地位。 道德哲学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更多的采用政治艺术和道德感召。面对如今的分析实证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或许会为其在中国国际法的方法论发展中提供新的思路。国际法学的方法论作为整个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其与其他领域的社会科学进行融会贯通更有利于我们找到最为正确的社会科学进路。在运用分析实证主义的方法论中，国际关系理论可以更好的研究国际法律制度，实现与国际法学的有效融合。随着新现实主义、制度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国际关系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国际关系中对国际法律制度的体现也越来越深入，美国的实用主义法律价值观已经使得多种社会科学方法并存的国际法学理论拥有广阔的用武之地。目前的中国国际法律制度并不处于学术高位，要想取得突破性进展，在坚持分析实证主义的基础上，要广泛吸收借鉴各种社会科学进路的优秀理论成果，在总结归纳的基础上谋求创新与提高，用科学的方法论来更好的指导国际法学理论和实践。 国际法学论文:中国国际法学会在西北政法大学召开年会 李适时、娄勤俭出席 2012年5月26日，中国国际法学会2012年学术年会在西北政法大学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国际法学会会长李适时，陕西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娄勤俭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西北政法大学党委书记朱开平致欢迎辞。朱开平说，这次大会的主题选定为“当代中国与国际法——国家实践及理论思考”，非常契合当前我国的外交法律实践，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会议选题立足于当代中国的具体情境来解释和适用国际法的原则和规则,将为我国更好地参与国际实践提供良好的决策建议，必将对我国国际法学科的发展和进一步提高我国在国际法框架内的外交政策水平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他希望中国国际法学会和国际法学界的专家学者和西北政法大学建立更进一步的交流与合作，为我国国际法学科建设发展和我国教育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娄勤俭首先代表陕西省委、省政府对年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对中国国际法学会长期以来对陕西经济社会发展所给予的关心与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说，陕西文化资源丰富、自然资源富集、科技资源优越、工业门类齐全。近年来，陕西抓住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着力推进结构调整，经济社会发展处于上升通道。当前陕西正处于全面建设以经济强、科教强、文化强、百姓富、生态美为主要标志的西部强省的关键时期，诸多知名国际跨国公司纷纷来陕投资，设立研发中心、建设生产基地，迫切需要更加完善的、符合国际惯例的税收、信用、监管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体系作保障。他希望中国国际法学会进一步加强对西部地区特别是陕西对外开放的国际法律问题研究，进一步加大对西北政法大学的支持力度，为陕西培养更多的涉外法律理论与实务人才，为政府决策提供更多更好的法律服务和智力支持。 李适时在讲话中指出，当前国际法在国际交往中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应对挑战，加强研究，快出成果，既是客观形势的迫切需要，也是国际法学人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他强调，加强国际法研究，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以我为主”，冷静分析、理性判断，准确把握国际关系发展演变的特点和规律；要始终服务国家利益，“为我所用”，立足实际、着眼长远，紧紧围绕我国对外发展战略的现实需要，不断拓展国际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要着力培养青年人才，努力造就一批适应形势需要的高素质、复合型、专业化人才，为我国的对外发展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力支持，要不断加强学会建设，促进学会与政府部门及企业的沟通，进一步强化桥梁纽带和服务作用。 据悉，本届年会是中国国际法学会第一次在西部地区召开的学术年会。在为期两天的活动中，会议围绕当前国际法领域若干前沿问题，就中国国际法事业的繁荣发展面临的形势、挑战和任务等进行交流探讨。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及省人大常委会、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全国各地国际法教学科研机构的二百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在开幕式上，中国国际法学会与西北政法大学签署了共建“中国西部涉外法律人才教育培养与科研创新基地”协议。 来源：西北政法大学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方法论探究 【摘　要】国际法学的深入发展，需要以建立有效的方法论为基础，来解决传统法学方法论的问题；通过对不同方法类型的选择，以形成国际法学的方法体系，同时结合本专业的特点提出一些具体的学习方法。 【关键词】国际法学；方法论；方法体系 对国际法的研究，像对任何社会科学的研究一样，有它的不同的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方法表明了国际法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如历史方法、政治学方法、经济学方法、社会学方法以至于各种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等。这些研究方法对于国际法问题的深入分析起了重要作用。本文从方法论界定入手，阐述了法学研究方法的类型，进而论述了国际法方法体系的构建，并介绍了相关的具体研究方法。 一、方法论概述 方法论，也称科学方法论，是有关各类科学研究的方法的理论，是关于科学研究活动的程序、途径、手段、模式及其规则的理论体系。方法是重要的，但在不同领域所适用的方法不可能都完全相同，解决不同的问题，需要用最合适的方法、最有效的“招数”，因而需要对各种方法进行类型划分，以便于人们选择和取舍，从而能够针对不同的问题，根据不同的需要，运用不同类型的方法。而研究不同的方法类型及其所构成的方法体系，同样也是方法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二、国际法方法体系的构建 国际法作为法律的一个部门，除了上述这些研究方法以外，特别重要的、也是首先要使用的研究方法是法学方法。所谓法学方法指的是在阐述和分析问题中运用法律概念和法律逻辑。法律概念和法律逻辑不是抽象的、空洞的，而是以法律的拘束性为依据的。在国际法上，主要是指对国家的拘束性，在研究的过程中，不能脱离对国家的法律拘束性这个基本点：概念是对国家有拘束性的概念，逻辑是以对国家的拘束性为其特点。因此，深入分析需要善于使用法学方法。然而在研究或确立国际法方法论的过程中，还应当注意以下问题: （一）方法体系的开放性。即国际法研究的方法体系，应当具有开放性。随着人们认识的不断深化，特别是随着方法的不断创新，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自然也会不断得到更新。与此同时，由于作为国际法学研究对象的国际法系统十分复杂，对于这样的复杂系统，无论某种方法多么重要，也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必须要采取多种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因而国际法的研究方法必然要体现出一种多元化的趋势。 （二）研究方法的综合性。即尽管研究方法可以是多元化的，但从现代的发展需要和国际法自身的系统协调来说，不仅要强调对具体问题的分析，而且还要强调对相关问题的综合，因而不仅要强调具体的分析方法，而且同样也要强调方法的综合性、系统化，使方法得到整合，使具有综合性的方法能够得到应用。为此，不仅要注意一个个具体方法的应用，还要注意国际法研究方法的系统化。 （三）研究方法的协调性。强调方法的系统化，进而言之，就是要强调方法的协调性。事实上，事物之间是普遍联系的， 国际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也是普遍联系的，与其他部门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也是普遍联系的。因此，在国际法研究过程中，对于研究各类不同事实的方法，尤其应注意其协调性，从而更好地发现事实与事实、方法与方法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索相关领域的一般规律。 三、国际法学习的具体方法 任何学科都需要掌握外语，以便扩大知识，打开眼界。而国际法尤其如此，因为国际法研究的对象是国际问题，需要广泛地了解外国情况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把知识只限于一国之内是根本不行的。掌握外国语言，当然是越多越好，至少也要通晓一种外国语文。如果是一种外国语文，最好是英语。因为英语在当前是国际上最为流通的语文，英语国际法材料是最为丰富的。 其次是广泛的基础知识，任何一个部门科学都不是孤立的，它必定与其他部门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国际法也不例外，因此，对某一部门科学进行研究，必须涉及到一些其他有关的部门，所以较广泛的基础知识是十分必要的。以前，国际法除了作为法学的一个部门以外，主要与历史和政治学有密切的关系。现在，国际法所涉及的学科更多了，它与经济学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它的一些分支逐渐与一些自然科学部门发生了关系，例如海洋法、外层空间法、国际环境法等等就需要一些自然科学和技术的知识。因此，研究国际法要求有相当广泛的学识，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一些学科的知识。当然，这并不是说，国际法研究工作者必须是其他有关学科的专家，但是，为了深入地进行研究，对于一些有关学科具有一定的知识，却是必要的。要对国际法进行研究，当然必须有国际法的专门知识。这里应该提及，国际法是一门范围很广的学科。在传统上说，国际法的范围已经很广，其中有国际法的基本理论、国家作为国际法主体的地位、国家领土、居民与个人、国际条约、外交及领事机关、解决国际争端以及战争与中立等方面。 四、小结 对国际法的研究，像对任何社会科学的研究一样，有它的不同的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方法表明了国际法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如历史方法、政治学方法、经济学方法、社会学方法以至于各种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等。这些研究方法对于国际法问题的深入分析起了重要作用。阐述国际法问题的历史发展，或者从政治或经济的角度来研究国际法问题，或者以国际社会结构为背景或以各种自然科学知识为基础来探讨国际法问题，无疑都将使国际法问题得到深入的分析。然而，一个国际法研究者不易同时使用各种方法，而往往偏向于某种方法，从而使自己的论点在理论上成为一个学派。

幼儿蒙氏教育论文:蒙氏教育对我国幼儿教育的启发 一、蒙台梭利和平教育课程 蒙台梭利的和平理念贯穿于她整个教育体系的全部学科教学中，她虽然并没创设独立的和平教育课程，但她的追随者根据其和平教育的理念，发展了比较系统和完整的和平教育课程。 (一)建设和平、民主、文明的环境 蒙氏和平教育是从环境开始的，通过成人对幼儿外在的和平、民主、文明的生活环境创设，来建立孩子的内心和平，与他人相互关怀、相互友爱、和平相处。这些幼年时期的经验，是孩子成人以后与他人、与社会、与环境和谐相处的基础，也是孩子和平教育的内在生命，帮助孩子从外在和平走向内在和平。 (二)了解生命的发展规律，珍爱生命，尊重生命 生命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前提，同时还是教育的最高追求。生命教育不仅要让孩子了解生命发展的规律，教会孩子珍爱生命，尊重生命，更要启发孩子对完整生命的理解，积极创造生命的价值。生命教育不仅要告诉孩子珍爱自身生命，还要帮助孩子关注、尊重、热爱他人的生命，更要惠泽到一切有生命的物种，让所有的生命能和谐地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 (三)发展儿童情商，使儿童具备健全的人格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情商的价值，对一个人的成功、控制管理自身情绪、尊重理解他们，建立完善的人际关系等，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情商的发展始于婴幼儿时期，成型于儿童与青少年阶段，一个人情商的高低，与幼年时期的培养是分不开的。在情商培养的同时，完善健全的人格也是使儿童具有和平内心的不可忽视的课程。社会是由确立了个性而具有人格的个人组成的，国家社会形成的基础是全体国民的个人人格。蒙台梭利对今日教育忘却幼儿人格的形成的现象发出了警告，强调深入而有规律地开展和平教育，儿童健全人格的形成是重要的课程。 (四)理解和尊重各种文化形式与自然规律 蒙台梭利认为，作为创造超自然世界工具的文化，是人类生存的根本，与人类一同诞生，统领人的精神世界。假如全球文化能通融发展，那么整个世界的和平就指日可待。让孩子从小接触了解不同民族的文化，让文化的力量渗透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融入生活的方方面面，理解和尊重各种文化，保护传承各种文化，遵循自然发展的规律，同样是和平教育的必修课。 (五)提供非暴力形式解决冲突的技巧和经验 我们赞同人与人之间的不同，允许冲突与矛盾的存在，但我们需要做到尽量化解冲突，教育幼儿要宽容别人、理解别人，当发生冲突时，学会正确地解决冲突的方法。蒙台梭利在幼儿园的和平教育课程中提供了很多非暴力解决冲突的活动，如:和平桌、和平树、和平角、心情墙、心情卡等活动课程让幼儿学会用非暴力的形式解决遇到的冲突。 二、蒙氏和平教育对幼儿民族团结教育的启示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长期以来，各民族都为中华民族的发展与振兴做过巨大的贡献，特别是近百年来在抵御外敌的斗争中，发展成了相互依存、休戚与共的共同体。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少数民族发展的政策，进一步推进了少数民族各地区的发展繁荣。我国当前的民族关系主流是好的，但还存在着大量违背民族政策和挑起民族争斗的不法分子，他们正利用着民族间的文化差异、宗教问题从事着民族分裂活动。一个家庭不团结，可能亲人反目;一个民族不团结，可能一盘散沙;一个国家不团结，可能分崩离析。民族团结是社会主义社会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前提，处理好各民族间的关系，已成为我国和平教育中一个重要课题。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幼儿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他们能否牢固树立民族团结意识，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关系到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能否后继有人。但对孩子来说，光是嘴巴上的说教或者书本上的理论，不会让他们形成深刻的认识，蒙台梭利认为教师靠说教，让儿童死记道德准则及其应用不会使他们变为有道德的人，“我们迄今一直倚重的说教的问题才是重大的、名符其实的社会问题。”对儿童的教育需要的是具体的行为、形象的活动，贯彻在幼儿的一切生活中。这就要求我们在对幼儿进行民族团结教育时，能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创设一个尊重关爱的环境 蒙台梭利博士意识到，爱的精神存在于孩子的心中，每个人的内心都有爱的存在，应该把幼儿的生活环境建成一个相互尊重和相互关爱的环境。让幼儿懂得如何付出爱、学会关心、帮助他人、爱护尊重他人，懂得爱护环境、爱护动植物、爱护自己的物品、爱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让爱和与他们和平相处的种子在幼儿的心理生根发芽，那么幼儿随着年龄的增长就会学会尊重、学会关爱、学会合作、学会团结。 (二)了解各民族风情 在幼儿教育中，把我国各民族的风土人情、地理位置、人口分布等列入孩子的必修课程中，让孩子了解不同地域生活着不同民族，他们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艺术、建筑和游戏活动等。通过对各民族民俗民风的介绍，民族歌舞和各类游戏活动的学习，让幼儿真正理解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着非常多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我国的民族团结是差异基础上的团结，各民族虽然有不同的差异，但在国家的领导下共同生活、共同进步、共同发展繁荣。 (三)进行挫折教育 和平教育提倡爱，要适度地应用爱心、同情心等情感，要让他们经历一定的挫折教育，经历冲突体验，让他们知道失败、错误、困难是成长的一部分。让他们懂得如何去面对这一切。人生教育应该是贯穿始终的，这是教育应该起的作用，也是蒙台梭利一再倡导的教育方针。 (四)形成全民价值观 我国的多民族文化背景，要求孩子明白多文化、多民族、多信仰等问题会长期存在，这与我国的和平与发展，人民的稳定生活息息相关，也与战争、暴力等息息相关。和平教育是以价值观为本，通过同情包容，能降低民族偏见;通过客观公平，能加强沟通交流与理解;通过尊重与赞赏，能获得民族认同感，形成全民意识。 本文作者：李娟 单位：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幼儿蒙氏教育论文:蒙氏教育理念在幼儿教育品格养成中的运用 摘要:蒙台梭利教育（简称蒙氏教育）教育理念的核心是将儿童培养成身心健康的人，培养儿童积极向上的优良品格。通过有准备的教学环境发挥教师启发和引导作用协助孩子的自我发展，发挥儿童自身的巨大潜能和创造力，形成和培养孩子的健全品格，蒙氏教育的教学法精髓在于培养幼儿探索精神和自觉主动的学习精神，培养幼儿喜欢上学、热爱学习的态度。孩子在不断的自我重复操作蒙氏教具和参与运用蒙氏教学内容，懂得尊重别人、学会接受别人、学习如何分享自己从中得到了多方面的能力训练，形成健全人格的基础从而创新和建构完善的品格。从小培养和养成良好的品格习惯,不仅是儿童成长的需要,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需要,因此在幼儿园实施品格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关键词:蒙氏教育；幼儿教育；品格；思考 古人云：“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3岁看小,7岁看老”,也就是说幼儿时期是养成行为习惯的最佳阶段，3岁--7岁这个阶段养成的品格会影响和跟随人的一生。《狼孩》的故事人尽皆知，当狼孩刚刚被人们发现的时候，不喜欢与人接触，喜欢用牙撕开吃生肉，走路和跑步时手脚并用，不会语言，只会像狼一样嚎叫，就是因为在行为习惯养成的最佳时期与狼生活养成了狼的生活习惯。为了帮助狼孩适应了人类生活，用了两年学会简单会话，用五、六年的时间学会走路，但跑的时候还会手脚并用，直到死也没像健全人一样说话，《狼孩》的故事告诉我们，幼儿教育和良好行为习惯和健全心理及品格教育的重要。蒙氏教育以其以幼儿为中心利用预设教育环境教育为特色，培养孩子健全品格的教育方式和理念值得让我们借鉴和思考。 1.蒙台梭利的幼儿教育理念 1.1蒙台梭利幼儿教育内容 蒙台梭利教学法是意大利第一位女医学博士玛丽亚•蒙台梭利女士（MariaMontessori)所提倡的教学方法，着重于培养孩子专注度、秩序感、独立能力和手眼协调等多方面能力。主要包括日常生活教育、数学教育、感官教育、语文教育、文化教育五个方面内容。通过日常生活教育对幼儿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加以训练，以培养其良好习性和独立自主的人格；通过触觉、嗅觉、视觉、味觉、听觉等感官教育结合感官教具培养孩子对感官的敏锐；数学教育通过由少至多量的比较然后引入加、减、乘、除等简单运算操作，从而介入四则的运算的数学基础；语文教学方面强调拼音、笔顺语言表达等母语教学，同时培养英语入门教育；文化教育方面在蒙氏教室配备了植物、动物、天文、地理、历史、地质等玩教具教孩子学习怎样照顾动植物、认识自然、了解环境和宇宙万物的奥秘。 1.2蒙台梭利幼儿教育的特点 蒙台梭利幼儿教育的特点是以儿童为主、注重完全人格的培养、顺应儿童自然成长的规律、提供充分的教具、不“教”的教育、把握敏感期的学习、教师居于协助启导的地位等特点。蒙台梭利幼儿教育强调以儿童为中心，专门为孩子打造一个可以让他们“独立自主”的“儿童世界”。反对以教师为中心的“填鸭式”教学，注重教师的启发式引导教学。在教学中提供充分的教具进行教室分区的环境情景教学，蒙氏教室是缩小版社会的雏形，孩子通过学习如何分享和学会知识技巧并懂得尊重别人、接受别人和如何领导别人。通过学习动作、感觉、语言、技能和道德发展等，使儿童形成一个身心统一、品行自律、心智平衡的独立人格。认为儿童具有无限的潜能，其生命的最终发展是走向独立，应着重培养孩子健全独立的品格。教学中通过具体的练习如五官感觉练习、生活基本能力练习、智能练习等方式来形成健全的人格基础。 2.对蒙台梭利幼儿教育理念培养幼儿人格的思考 2.1幼儿园和教师对幼儿形成健全品格的思考 幼儿园是是幼儿通过班级形式组成的“儿童之家”，幼儿园内教学布置按日常生活区、感官区、美术区、语言区、数学区、自然区、情景游戏区等不同功能组成的“区角教育”又仿佛儿童了解社会、认识世界的“儿童社会”通过创设了温馨舒适和优美和谐的“有准备的环境”让幼儿在自主、宽松的氛围中敢做、敢说、敢想，表现出较强的独立自理能力、独立学习能力、独立生活能力、独立思考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让幼儿通过自我校正和自我学习,体验探索的艰辛与成功的喜悦。孩子是老师的影子，要塑造幼儿的品格意识首先要塑造教师的品格意识和提高教师的品格素质，这样才能让儿童通过对良好品格教育的模仿最终形成内化。优秀的幼儿教师不仅有高尚的品格和广博的知识，还要善于去发现和创造，要不断的根据孩子的需求最大限度地去发现和寻找适合孩子的教学设施和活动材料。积极为幼儿的成长创设良好教学环境,促进幼儿的优秀品格塑造和身心和谐优化发展。 2.2家庭教育和家园同步教育对幼儿健全品格的思考 幼儿不好的习惯和毛病往往是因为家庭成员对幼儿的溺爱和宠爱造成，家长是幼儿的第一任老师，一些孩子在引起争执时经常会说“妈妈就是这样说的”、“爸爸也是这样做的”或者“老师告诉这样的做的”充分说明家长和老师行为、语言的导向作用。作为家长也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和举止做到言传身教，对待孩子不要过度保护、溺爱娇纵和包办代替等行为。幼儿园在课上要求的衣、食、住、行等日常行为的优秀品格教育，幼儿会通过学校的蒙氏教育学习和体验回到家庭就会自觉地实践、模仿和情景再现。作为家长要积极配合学校的教学还要大胆而耐心地给孩子机会“自己做”，并成功地引导孩子“如何去做”。做到家园同步相得益彰，并鼓励幼儿让幼儿懂得沟通、交流、分享培养良好的习惯和优秀的品格。 作者:李景辉 单位: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存金沟乡中心园 幼儿蒙氏教育论文:幼儿数学蒙氏教育理念研究 在传统教育理念下，很多家长或者幼儿教师，对幼儿在幼儿园认识多少字、识多少数较为关心，但对幼儿思维能力却放任不管。而蒙氏教育理念下，在满足幼儿认知需求基础上，重视幼儿思维、心理等各方面发展。现阶段，我国幼儿教育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加强对蒙氏教育理念在幼儿数学思维能力培养中运用的研究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 1创造良好的环境，促进幼儿数学思维能力的提升 1.1构建较为宽松的心理环境，消除幼儿对数学的恐惧 在幼儿数学教学过程中，为幼儿构建愉悦、宽松的学习与心理环境，保证幼儿不会受到外界的干扰，能够在自己兴趣支配下进行学习和操作。每个幼儿都是一个个体，个体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学习兴趣也不相同，其对于数学会表现出不同的看法。很多幼儿对数字不感兴趣，甚至产生对数学的恐惧，在具体教学中应该因材施教，对于学习能力较强的幼儿适当的增加难度，而对于学习能力较差的学生应该放慢学习进程。同时为学生创造宽松的环境，让每一个幼儿都能在数学学习中体验到快乐，同时尊重幼儿习惯，鼓励其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在兴趣面前才能做到全身心的投入，对提升幼儿数学思维很有帮助。 1.2丰富物质环境，激发幼儿数学兴趣 在幼儿园中都设置了教学活动室，幼儿园需要为幼儿准备丰富的操作材料，满足幼儿千奇百怪的思维。材料的种类要多，同时保证色彩的多样性，确保这些教学工具与幼儿的年龄相当，能够勾起幼儿的好奇心，让幼儿主动走向数学探究的世界中。 2在操作活动中培养幼儿数学思维能力 2.1通过蒙氏教育操作材料激发幼儿对数学的兴趣 在幼儿教育中，常规的操作材料通常没有较大的差别，同时对这些材料的操作也通常是教师为了模仿或重复动作，操作材料在教学活动结束后基本上就算完成任务，这对于幼儿探究能力的发展造成一定的制约。相对来说，蒙氏数学教育理念对幼儿操作能力培养十分看中，要求幼儿对每个活动进行个别操作、分组才做以及机体操作等，幼儿具有充分的材料选择权，不仅符合幼儿认知规律，还能够提升幼儿的兴趣，锻炼幼儿打开思维空间。蒙氏教育数学教育材料都是利用十进制原理设计而来，根据十进制规律进行数的增减。同时，这些教具具有自动订正性特点，对提升操作效果很有帮助。值得注意的是，在教学活动区，教师应该重视操作材料的投放，应该为幼儿提供创造的空间，锻炼幼儿的想象能力、概括能力等，促进其数学思维能力的形成。 2.2通过数学游戏，帮助幼儿构建数学思维模式 数学不同于其他学科，具有高度的逻辑性、抽象性以及概括性的特点，且传统的数学教学以集体教学为主，在幼儿数学教育过程中，往往会忽视幼儿能否接受或幼儿思维能力，采用重复灌输的方式，希望能够加深幼儿对数学知识的印象。其实不然，这种教学模式不仅起不到应有的效果，反而会导致幼儿厌学，对数学产生恐惧，无法形成数学思维模式。通过有效的游戏，能够为幼儿构建数学思维模式提供一条捷径。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教师应该根据幼儿的兴趣，通过多元化的智力游戏，开发幼儿的数学思维。在蒙氏教育理念下，存在一套利用游戏激发幼儿兴趣的教材，给幼儿更多表现自我的机会与空间，在游戏的欢乐中，帮助幼儿构建数学思维方式，提升其对数学概念的理解与掌握。 2.3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引导，帮助幼儿理解数学概念 数学是生活科学，在生活中处处包含着数学知识，同时蒙氏数学材料往往都是生活中相关的东西，与数学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在日常生活中，教师可以有计划的引导幼儿，帮助其对数学概念的理解。例如，在进餐过程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将餐具分发出去，通过分发餐具的过程，引导学生联系一一对应的数学关系；同时，在户外区域活动中，教师可以指导幼儿对自身位置进行观察，锻炼幼儿辨别方向的能力。从现实生活中可以看出，在自然生活中包含了大量的数学现象，在幼儿无意识下就能够发生，教师通过有效的引导，能够让幼儿对这些生活中的数学现象更加理解。当然，师在幼儿园再怎么进行引导也很难使幼儿理解那些抽象的数学概念。而当教师组织了适合幼儿水平的数学活动之后，就更需要家长在生活中为幼儿提供运用这些经验的机会了。因此，家长同样是幼儿学习数学的老师。教师还应该加强与幼儿家长的沟通，让家长给予其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指导家长对幼儿进行引导，逐渐提升幼儿的数学思维水平。值得注意的是，蒙氏教育在我国幼儿数学教育过程中的运用，并不能死板硬套，还应该根据我国幼儿的具体情况，对先进的理念、教具等进行借鉴，同时加强科研，完善我国现有教学模式，形成具有中国化的蒙氏教育体系，促进我国幼儿教育水平。 3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蒙氏教育理念在我国幼儿教育中的运用具有明显的优势，能够帮助推动我国素质教育的发展，是一套优秀的幼儿教育法则。在幼儿教育过程中，通过对于蒙氏教育理念的借鉴，同时结合幼儿的实际情况，不断的完善现有的幼儿教育模式，努力培养幼儿数学思维能力，促进幼儿健康成长。 作者:黎晓敏 单位:达州职业技术学院 幼儿蒙氏教育论文:幼儿数学蒙氏教育理念论文 一、有准备环境在发展幼儿思维能力方面所产生的影响 （一）为幼儿创造出相对宽松的心理环境，避免其在心理上对数学学习产生恐惧 所谓的宽松的心理环境其实是指愉快、自由的学习环境，幼儿可以不受到外界环境的干扰，按照自己的兴趣、愉快地进行自主选择和独立操作。因为幼儿个体在发展水平方面是存在着差异的，并且学习兴趣也存在着差异，因此，每个幼儿在学习数学的时候就会表现出不同的需要。那么对于学习能力比较弱的一些幼儿可以适当降低学习难度以及放慢学习进程；对于学习能力比较强的一些幼儿则可以适当提高学习难度以及加快学习进程。给幼儿提供一种愉快、自由的数学学习环境能够让其在进行数学学习的过程中获得欢乐，并激发其学习兴趣，避免其对数学学习产生恐惧或者是自卑心理。运用蒙氏教育理念可以为幼儿创造出安静和谐的环境，其对幼儿给予了充分的尊重，允许幼儿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幼儿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时，往往能够全身心投入其中，同时安静和谐的环境也有助于培养幼儿的专注力。那么幼儿的数学思维能力也可以得到提高。 （二）为幼儿提供丰富的物质环境，有效培养其学习数学的兴趣 教师可以将丰富的且便于幼儿操作的材料放置在“蒙台梭利”的教学活动室中，以便对幼儿的发展需求形成满足，比如除法板、塞根法、彩色串珠、纺锤棒、数棒等，为幼儿提供这些操作材料主要是为了让他们熟悉数量以及在数的概念上获得真正的经验。几乎所有摆放在蒙氏数学区的教具都有助于幼儿的数学学习，并且和幼儿的身体发育情况以及年龄特点是相符的，因此，会对幼儿形成很大的吸引力。 二、操作活动可以培养幼儿数学思维能力 （一）利用蒙氏操作材料对幼儿数学学习的探究兴趣进行培养 幼儿在常规教学中所能接触的操作材料一般都没有什么区别，并且操作目的也一直停留于在教师讲解后进行模仿与重复上，只要结束教学活动，那么，操作材料就完成了其任务，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幼儿发展其探索能力，但是，蒙氏数学教育理念注重的是幼儿的操作，在蒙氏教育理念的指导下，幼儿需要对每个活动进行个别操作、分组操作以及集体演示操作，幼儿可以自主选择操作材料和操作方式，对于幼儿来说，这种方法不仅符合其学习特点，同时还能够激发其学习的积极性，可以使幼儿在反复操作中培养主动探究的精神。蒙氏数学操作材料可以为幼儿提供丰富生动的想象空间。蒙氏的所有数学教具都是根据数学的十进制原理设计出来的，这种做法有助于让幼儿感受到怎样按十进制规律实现数的增减。此外，蒙氏数学教具还具有自我订正性这一特点，这种特点不仅可以提高幼儿操作材料的效果，还可以提高其操作材料的兴趣。蒙氏教学能够将高深的数学思想以及抽象的数学概念都融入于简单有趣的操作材料当中。这样一来，幼儿就能够在利用蒙氏数学纸面教具兴致勃勃的完成配套练习之后，对数学概念形成一种潜移默化的理解，并有效形成生动形象的直观思维。当然，在对教学活动中操作进行重视的同时，还需要重视活动区中操作材料的投放，为幼儿的操作提供条件，为幼儿的想象创造空间，进而促使幼儿的概括水平和概括能力都得到有效的提高。 （二）在进行游戏时，培养幼儿主动构建数学思维能力 数学具有高度的概括性、抽象性以及逻辑性，是比较枯燥的一门学科，并且数学教学大都是集体教学，因此，教师在进行数学教学的过程中往往会对幼儿的思维能力以及幼儿数学本身的特点形成忽视，一般会选择灌输和重复的教学方法，这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对幼儿的积极性以及主动性形成抑制作用。游戏能够让数学变得有趣，并且，游戏也是幼儿最主要和最基本的活动，所以，游戏对于幼儿学习数学来说，可以算得上是一种最佳途径。幼儿教师在进行实践的教学过程中，应该以幼儿的兴趣为着眼点，选择形式多样的益智游戏来发展幼儿的数学思维能力。蒙氏数学是一套利用游戏激发幼儿数学学习兴趣的教材。比如教师在教授数量大小时，就可以利用0的数字游戏让幼儿感受数的大小，特别是可以让幼儿对零的意义进行理解。幼儿在游戏中不仅能够获得数学知识，同时还有机会将自己的感受自由的表达出来，幼儿只有在使用了大量材料以及参与了大量活动的情况下才可以对数学概念进行掌握。 （三）在日常生活中引导幼儿对数学概念进行理解 只要是生活中的东西都和蒙氏数学材料相关，数学同生活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比如，在日常进餐的时候，教师可以让学生将碗勺分发出去，幼儿在这种分发碗勺的过程中已经练习了数量的一一对应；在进行户外活动的过程中，教师可以让幼儿观察自身所处的位置，这就已经练习了幼儿对方向的辨认。因为这些数学问题以及数学现象大多发生在自然状态下，所以它常常让幼儿在无意识下就感受到了数学，并且学习了数学。除此之外，幼儿所获得的数学教育如果没有家长的支持与参与，就是不完整的，家长也是幼儿学习数学的启蒙教师。比如，家长可以带幼儿去逛他们喜欢的超市，在逛超市的过程中，幼儿不仅能够学会看价格标记，还能够学习到一些钱币的简单运算方法。 三、结语 总而言之，教师以及家长在对幼儿进行教学的时候应该尽量利用蒙氏教育理念中一切有用的资源，并且，要将蒙氏教育理念中国化，因为，盲目照搬其教育理念难以与我国当前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相适应。那么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教育工作者，就一定要不断的学习并努力专研，促使蒙氏教育理念更好地服务于幼儿数学思维能力的培养。 作者:张培赵红蕾梁羽单位:石家庄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白求恩医务士官学校 幼儿蒙氏教育论文:借鉴蒙氏教育理念培养幼儿数学思维能力 摘 要：幼儿教育是我国教育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培养幼儿数学思维能力是幼儿教育中重要的内容。蒙氏教育理念在培养幼儿数学思维能力方面具有有力的条件，符合我国素质教育理念。本文从创造优良准备环境、操作活动两个方面入手，分析了如何利用蒙氏教育理念培养幼儿的数学思维能力。 关键词：蒙氏教育理念 培养 幼儿 数学思维能力 在传统教育理念下，很多家长或者幼儿教师，对幼儿在幼儿园认识多少字、识多少数较为关心，但对幼儿思维能力却放任不管。而蒙氏教育理念下，在满足幼儿认知需求基础上，重视幼儿思维、心理等各方面发展。现阶段，我国幼儿教育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加强对蒙氏教育理念在幼儿数学思维能力培养中运用的研究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 1 创造良好的环境，促进幼儿数学思维能力的提升 1.1 构建较为宽松的心理环境，消除幼儿对数学的恐惧 在幼儿数学教学过程中，为幼儿构建愉悦、宽松的学习与心理环境，保证幼儿不会受到外界的干扰，能够在自己兴趣支配下进行学习和操作。每个幼儿都是一个个体，个体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学习兴趣也不相同，其对于数学会表现出不同的看法。很多幼儿对数字不感兴趣，甚至产生对数学的恐惧，在具体教学中应该因材施教，对于学习能力较强的幼儿适当的增加难度，而对于学习能力较差的学生应该放慢学习进程。同时为学生创造宽松的环境，让每一个幼儿都能在数学学习中体验到快乐，同时尊重幼合肮撸鼓励其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在兴趣面前才能做到全身心的投入，对提升幼儿数学思维很有帮助。 1.2 丰富物质环境，激发幼儿数学兴趣 在幼儿园中都设置了教学活动室，幼儿园需要为幼儿准备丰富的操作材料，满足幼儿千奇百怪的思维。材料的种类要多，同时保证色彩的多样性，确保这些教学工具与幼儿的年龄相当，能够勾起幼儿的好奇心，让幼儿主动走向数学探究的世界中。 2 在操作活动中培养幼儿数学思维能力 2.1 通过蒙氏教育操作材料激发幼儿对数学的兴趣 在幼儿教育中，常规的操作材料通常没有较大的差别，同时对这些材料的操作也通常是教师为了模仿或重复动作，操作材料在教学活动结束后基本上就算完成任务，这对于幼儿探究能力的发展造成一定的制约。相对来说，蒙氏数学教育理念对幼儿操作能力培养十分看中，要求幼儿对每个活动进行个别操作、分组才做以及机体操作等，幼儿具有充分的材料选择权，不仅符合幼儿认知规律，还能够提升幼儿的兴趣，锻炼幼儿打开思维空间。蒙氏教育数学教育材料都是利用十进制原理设计而来，根据十进制规律进行数的增减。同时，这些教具具有自动订正性特点，对提升操作效果很有帮助。值得注意的是，在教学活动区，教师应该重视操作材料的投放，应该为幼儿提供创造的空间，锻炼幼儿的想象能力、概括能力等，促进其数学思维能力的形成。 2.2 通过数学游戏，帮助幼儿构建数学思维模式 数学不同于其他学科，具有高度的逻辑性、抽象性以及概括性的特点，且传统的数学教学以集体教学为主，在幼儿数学教育过程中，往往会忽视幼儿能否接受或幼儿思维能力，采用重复灌输的方式，希望能够加深幼儿对数学知识的印象。其实不然，这种教学模式不仅起不到应有的效果，反而会导致幼儿厌学，对数学产生恐惧，无法形成数学思维模式。通过有效的游戏，能够为幼儿构建数学思维模式提供一条捷径。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教师应该根据幼儿的兴趣，通过多元化的智力游戏，开发幼儿的数学思维。在蒙氏教育理念下，存在一套利用游戏激发幼儿兴趣的教材，给幼儿更多表现自我的机会与空间，在游戏的欢乐中，帮助幼儿构建数学思维方式，提升其对数学概念的理解与掌握。 2.3 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引导，帮助幼儿理解数学概念 数学是生活科学，在生活中处处包含着数学知识，同时蒙氏数学材料往往都是生活中相关的东西，与数学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在日常生活中，教师可以有计划的引导幼儿，帮助其对数学概念的理解。例如，在进餐过程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将餐具分发出去，通过分发餐具的过程，引导学生联系一一对应的数学关系；同时，在户外区域活动中，教师可以指导幼儿对自身位置进行观察，锻炼幼儿辨别方向的能力。从现实生活中可以看出，在自然生活中包含了大量的数学现象，在幼儿无意识下就能够发生，教师通过有效的引导，能够让幼儿对这些生活中的数学现象更加理解。当然，师在幼儿园再怎么进行引导也很难使幼儿理解那些抽象的数学概念。而当教师组织了适合幼儿水平的数学活动之后，就更需要家长在生活中为幼儿提供运用这些经验的机会了。因此，家长同样是幼儿学习数学的老师。教师还应该加强与幼儿家长的沟通，让家长给予其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指导家长对幼儿进行引导，逐渐提升幼儿的数学思维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蒙氏教育在我国幼儿数学教育过程中的运用，并不能死板硬套，还应该根据我国幼儿的具体情况，对先进的理念、教具等进行借鉴，同时加强科研，完善我国现有教学模式，形成具有中国化的蒙氏教育体系，促进我国幼儿教育水平。 3 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蒙氏教育理念在我国幼儿教育中的运用具有明显的优势，能够帮助推动我国素质教育的发展，是一套优秀的幼儿教育法则。在幼儿教育过程中，通过对于蒙氏教育理念的借鉴，同时结合幼儿的实际情况，不断的完善现有的幼儿教育模式，努力培养幼儿数学思维能力，促进幼儿健康成长。 幼儿蒙氏教育论文:学习蒙氏语言教育方法 创设幼儿语言发展的条件 摘要：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幼儿的语言学习与成人不同，我们可以将蒙特梭利教育理念与语言活动发展特点相结合，引导幼儿理解、运用日常语言，促进幼儿学习文字语言，并以此提高幼儿的语言能力。 关键词：蒙特梭利；语言教育；语言发展条件；发展策略 语言是表达自我的主要工具，孩子有吸收周遭环境语言的本能，也需要和亲人沟通以满足他生理和情感方面的需求，如何激发幼儿的在语言方面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地促进幼儿语言的发展是家长和幼儿教师所面临的一个问题。著名意大利幼儿教育学家蒙特梭利，她从实践中总结出崭新的、具有巨大教育魅力教学方法备受推崇，而她关于语言教育的理念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 一、蒙特梭利语言教育理念及启发 蒙特梭利认为：一个人的智力发展和他形成概念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语言能力。因此，幼儿语言表达能力的培养要尽早应该着手，引导和挖掘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让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在成长过程中得到充分的锻炼和发展。 蒙特梭利在著作中完整论述了语言教育的相关内容，包括语言概述，语言文字教育的意义、目的、特点、发展、方式等理念。而其中三点语言教育理念则更让人深受启发： 1、语言发展是有敏感期的，错过敏感期，就会阻碍语言的发展。（0～2岁――听的敏感期；6个月～3岁――说的敏感期；2～6岁――阅读、书写的敏感期）幼儿教师要适时、有计划、有目标地抓住婴幼儿语言发展的敏感期，以日常生活为途径，利用一切积极因素和机会，灵活、随机地引导幼儿的语言活动，使他们乐意运用语言进行交往，以帮助他们积累运用语言的技能，培养其听说能力以及交往技能。 2、语言的学习来自于听、看、模仿、练习、正确的辅导。蒙特梭利注重语音、语调、文字应用并进。语言机能结构复杂，感官的发展与语言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在学习中可通过感官训练与操作，获得实际的经验，逐步培养孩子听、说、写、读的能力与习惯。 3、提供丰富的语言学习环境，加强语言学习。幼儿语言的发展同成人学习方式不同，是在自然环境下学习的，如口语教育要从交谈身边的事物开始。要把孩子放在预备的环境中，要得到成人的帮助。 二、幼儿语言发展的条件解析 蒙特梭利认为，幼儿语言上的缺陷和不完善，一是由于先天原因造成的生理性缺陷；二是由于后天原因造成的功能性缺陷，即在幼儿的语言形成期，因为听不到正确的发音、完整的语言，或是由不好的（或错误的）发音习惯造成的言语缺陷。因此，幼儿语言发展的条件主要有两点：一是要有健全的大脑与言语器官；二是要有适宜的语言环境。 1、保持健全的大脑与言语器官是幼儿语言学习的基础。正常的生理结构为幼儿语言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人类完整的语言活动包括听、说、读、写四个部分。大脑皮层有主言中枢”。由此可见，完整的言语活动需要整个大脑的协调运作。它受整个大脑皮层机能的制约，并不是某个语言中枢能独立完成的。 2、提供有准备的语言环境是幼儿语言发展的关键。学习语言需要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进行。因为字、词、句子都要与一定的语言情景结合在一起才有实际意义，若脱离具体的语言环境死记字、词、句，即使记住了也是不会理解运用的。语言能力是在语言的运用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将幼儿放置在有准备的环境中，循序渐进地让幼儿学习语言，其发展效果是惊人的。这一个学习语言的特点正如蒙台梭利教育强调的：成人应为幼儿准备一个符合幼儿需要的真实环境，它能为幼儿身心发展所需提供活动与练习，并且像家一样充满爱、快乐与便利。 三、创设幼儿语言发展条件的策略 （一）充分锻炼幼儿大脑与言语器官，为幼儿语言学习打下物质基础。 蒙特梭利语言活动的重点是口语表达的能力，我们认为口语是所有其他语言表达形式的基础。透过语文图卡和分类卡、故事、新闻、谜语、童谣、手指谣、诗词，甚至延伸到其他工作区的活动范围，孩子有许多机会吸取正确的新词汇，这些丰富的词汇和表达自我的能力是蒙特梭利环境给予孩子在语言方面的第一把钥匙。 在奠定口语基础的同时，孩子由“声音的游戏”和“注音符号砂纸板”，认识语言的声音和符号，听力的提高对语言的学习至关重要，先有听后才有说；此后，孩子将用“拼音盒”开始拼字、造词，甚至写故事或其他的文字创作；而阅读能力随著孩子对文字的解析自然地发生了；孩子由日常生活区和感官区所磨练出的手眼协调和控制手肌肉，间接为他日后书写的能力建立稳固的基础。我们以孩子所显现的敏感期作指南，给予适时的工具和辅助，促进幼儿大脑言语器官的成熟，幼儿对语言文字的吸收及探索便会随之自然地发生。 （二）创设一个让孩子想说、敢说、爱说、有机会说的环境。 在蒙特梭利环境中，任何语言活动都和孩子周遭的生活及喜好息息相关，惟有透过对孩子有意义的学习情境才能产生共鸣，并且引发孩子自我表达的兴趣和动机。 1、创设丰富的生活场景。丰富的生活内容是幼儿语言学习的源泉。有效的语言学习并非一定需要正式的教学，在有意义的生活情景中使用语言也同样可以有效地学习语言。幼儿的语言学习就融合在日常生活中，它几乎无所不在，可能是在起床穿衣时、在餐桌上用餐时、在户外游戏时，在幼儿所经历的各种生活场景中。生活是语言学习的源泉，有了丰富的生活内容，才能有丰富多彩的语言。所以，我们要创设各式各样的生活场景，让孩子多看、多说。 2、提供标准、正确的语言示范。幼儿最初学习语言的方式是模仿，而其出生以后又是在成人的照料下成长起来的。幼儿生活的照顾者（家长、幼儿教师等）是其直接学习的“榜样”，幼儿语言的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使用语言的质量。因此，成人在与幼儿对话时应注意：说话语速要慢，口型明确、语音清楚、准确，语调抑扬顿挫；坚持使用正确的词语和语法正确的句子与幼儿交流，不要用不准确的词来逗孩子，避免使用儿语。 3、创造自由交流的语言环境。 《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明确指出，幼儿的语言能力是在交流和运用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应为幼儿创设自由、宽松的语言交往环境，鼓励和支持幼儿与成人、同伴交流，让幼儿想说、敢说、喜欢说并能得到积极回应。教师要重视为幼儿创设自由、宽松的语言交际环境，支持、鼓励、吸引幼儿与教师、同伴交谈，寓语言教育于一日生活（来园、进餐、睡觉、如厕、盥洗、饮水、散步、做操、户外游戏等）之中，在帮助幼儿建立生活常规的过程中，提高幼儿的语言能力。自由是蒙台梭利环境中的重要因素，幼儿只有在自由的气氛中，才能将学习潜能发现出来。还要家园合作，举办大型户外活动带孩子多接触大自然和社区、多接触伙伴，如多去公园、游乐园、动植物园等地方举办活动，给孩子创造与伙伴们自由交往的环境。这样做可弥补幼儿交往经验的不足，有助于孩子人格和语言的发展。 除此之外在蒙特梭利语言教育中，还要侧重于培养幼儿乐观、自信的品质，激发幼儿的想象力、创造力。 幼儿蒙氏教育论文:初探如何将“蒙氏纪律”渗入幼儿常规教育 摘 要：幼儿园传统的常规教育是一种外在的纪律，教师借助着各种方式完成了对幼儿的管理与控制，注重常规的完善和训练，幼儿管得太多，控得太死，严重束缚他们的主动性和创造力发展。而蒙台梭利的纪律是一种“内在的自律”，是在儿童充分的自由和自主活动中建立起来的纪律，也是建立在儿童积极、主动、理解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将蒙氏纪律通过一些有效的方式渗入到幼儿常规教育中，能够进一步满足幼儿发展的需要，具有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蒙氏 纪律 常规 幼儿 常规是社会的客观存在，处在一定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中的个体必然受到该社会和组织中为大多数人所认可的常规的制约。因此，在幼儿期逐步认识、理解和正确掌握这些常规，非常必要，而且相当重要。 幼儿园在开展常规教育的过程中，教师会把重心放在幼儿常规的完善和训练方面。利用常规来限制和控制幼儿的各种行为，以保证幼儿园一日活动的顺利开展和保障幼儿在园的活动安全。传统的常规教育把幼儿管得太多，控得太死，严重束缚了幼儿的主动性和创造力发展。 本班开展了蒙氏教学活动以来，通过学习蒙氏的教育理念，我们知道了在蒙氏工作中，孩子有很大的自由空间。幼儿只要是在“不伤害环境，不伤害人”的前提下可以自由的做自己喜欢的工作。因此，通过吸收蒙氏的纪律观来指导我们班级的常规管理，给孩子们一个宽松、自由、民主的环境。 那么，如何将蒙氏纪律引入到日常常规中去，让孩子学会自己管理自己，给孩子创造一个宽松、自由的环境呢？我认为要做好以下几方面： 1 了解蒙氏纪律与传统常规的差别 1.1 传统常规教育的形式 在目前的幼儿园常规教育领域中，教师常利用儿歌、铃鼓、口令来完成对儿童身体及其动作的规范，或使用惩罚、命令、表扬、物质奖励等手段来使幼儿听话，完成对幼儿的管理与控制。幼儿教师把常规作为一种强制性的标准施加给幼儿。于是，常规教育便成了教师对幼儿严格控制的过程。幼儿一日生活中存在过多的限制和统一管理，集体活动时间远远多于个体自由活动的时间，造成孩子少有自主活动的机会，限制了幼儿的个体发展。教师的严厉让幼儿不得不屈从于各种常规管理之中，不敢表达自己的意愿和观点，影响孩子的性格形成。 1.2 蒙台梭利的纪律观 蒙台梭利的纪律是一种“内在的自律”。蒙台梭利认为：“只有当一个人具有充分的自由和自主活动的权利，他才能建立真正的纪律，而非强迫手段培养的外表纪律”。 可以说，我们的常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种外表纪律。真正的纪律，不是靠训斥、棍棒、惩罚训练出来的。我们要将幼儿的需要作为我们教育的主体，让儿幼能在活动中理解纪律，进而接受、并逐步内化为集体规则，养成“内在纪律”，发自内心的愿意主动遵守，形成秩序感。 2 转换幼儿教师角色 传统常规教育中，幼儿教师一直充当着“管理者”和“指挥者”的角色，幼儿则只能是“服从者”和“执行者”。老师利用说教、命令、惩罚，把一大堆的条条框框强加给幼儿。其实很多时候孩子们并不明白“为什么老师要不让我们这样做？”“我到底哪里做错了？”在强制与压抑的环境下长期生活、学习，孩子绝不会展现他们的原来本性，抑制了孩子的个性发展。因此，我们必须以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孩子。 作为幼儿教师，要懂得在教育过程中，真正占主导地位的是幼儿。要为幼儿提供全面发展的环境和机会。我们必须研究和了解他们的兴趣和需要，了解每一个幼儿发展的个性差异，要给他们根据自己的意愿、兴趣、需要，选择学习内容和学习方式的自由，给幼儿提供充分自由活动和自主活动的环境和机会。 3 创设可发展的环境 蒙台梭利十分重视环境，她说，“在我们学校中，环境教育儿童。”蒙氏纪律的形成，要重视环境在教育中的重要意义与作用。蒙台梭利看来，“纪律来自工作，因为只有在工作中，儿童的自我才得以自由发展，能力得以发挥”。在活动中儿童获得了自由工作的环境，他们的活动更加完善，从而产生良好的纪律。 如果把幼儿长时间固定在座位上无事可做，幼儿的发展没有得到满足，他们便会互相打闹，大声喧哗，来发泄自己内心的情绪，这时候的纪律就只能是靠教师的严厉控制。因此，教师要为幼儿提供适合他们节奏和步调的环境，服务于幼儿的发展需要，从而在活动中形成良好的纪律。比如，在各个活动区域中投入丰富的，多层次的活动材料，让不同能力和兴趣的幼儿都能充分地，自由地选择适合自己的活动，并在活动中得到轻松、自由的发展。在这样的活动中，幼儿可以自由的运用他的技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精力，并按照自己内部发展的速度和节奏来行动时，他就会表现出遵守纪律，长时间注意力集中等优秀品质。 4 把纪律说出来 蒙台梭利认为，应当在自由的基础上培养纪律性。自由和纪律是统一事物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所谓自由不是孩子喜欢怎样就怎样，爱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要服从真理，做正确的事情。因此，一定要让幼儿在活动中理解纪律，由于理解而接受集体规则。所以，当我们让孩子去做一件事情时，要把应该遵守的纪律告诉他，而不是只是要求他怎样去做。比如，我们让孩子们去喝水时，就要把排队的纪律说给他们听，使他们懂得排队喝水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不会因为拥挤而受伤，或是把水洒出来。又比如进餐时，把进餐的纪律告诉幼儿，使他们理解进餐说话不卫生，还会容易引起食物误入气管。通过这样对纪律的解释，逐渐会使社会规则内化，使幼儿懂得遵守纪律的意义和价值，将会从心而为。比起教师时时处处的控制、强迫，内化秩序具有更持久的效力和深远的意义。 5 坚持教育的一贯性，统一性 在蒙氏活动中，也有很多相应的纪律需要幼儿遵守，比如“进教室前坐着脱换鞋子，并确定放入鞋柜内摆正。”“在教室要轻声慢步地走。”“坐椅子或离开椅子时，应先拉开或收起椅子再取物或置物。”等等。这些纪律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一种习 惯的养成，需要有效的环境和时间。 我们在蒙氏工作中，每一次老师演示完工作，都会重复一句话“从哪儿拿的，放回哪儿去。”刚开始，幼儿会忘记，没有归放到位，老师不会责备他，整理教具时老师会把教具放回去。接着每一次都这样做，幼儿就会慢慢记住并做得很好。最初，我们班上开展蒙氏教育时，幼儿在蒙氏教室能很好地遵守蒙氏纪律，而一旦离开了这里，他们就会完全按照之前的习惯进行，变得散乱，没有规矩。或者是在幼儿园养成的习惯，回到家里就会抛之脑后，任性妄为，随心所欲。这都是因为对幼儿的培养教育不一致，不统一造成的。 因此，同班级教师之间，幼儿园与家长要做到坚持一贯性、统一性的教育。教师与家长要做好沟通，开办家长学校，将蒙氏教育的理念传达给家长，与家长共同分享教育的观念和方式。一段时间后，定期走访幼儿家长，及时与家长反馈幼儿在园、在家的情况，根据幼儿的行为表现及时调整教育思路和方法，这样才能帮助幼儿逐渐形成良好的常规习惯。 蒙台梭利的强调的“纪律”是一种内在控制的纪律，而我们传统幼儿园常规教育更倾向外部控制纪律，外部纪律的维护更强调的是群体的利益，而忽略了幼儿的需要。因此，我们要在充分理解幼儿发展需要的基础上，通过上述一些方式把蒙氏纪律的新理念运用到我们幼儿园的常规教育中去，建立积极、主动、理解的新常规模式，为幼儿创造一个轻松、自由的发展空间。 幼儿蒙氏教育论文:如何在蒙氏教育中培养幼儿的数学逻辑思维能力 摘 要：在数学教学领域中，有一个经典的教学方法，便是蒙氏教育，蒙氏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本着以儿童为中心，教师扮演协助者的角色，完全对孩子的人格进行培养为原则。蒙氏教育中的数学教育对幼儿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起到关键作用，通过幼儿对数的思维与运用，为将来的数学学习打下牢固的基础。 关键词：蒙氏教育;数学;思维能力 数学是一门逻辑思维能力很强的学科，就目前的学习状况来 说，数学已成为一门令多数幼儿头疼的学科之一，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学习方法，幼儿在今后数学的学习过程中会越来越吃力，所以，如何在蒙氏教育中培养幼儿的数学逻辑思维能力就显得很关键，以下就笔者多年的工作经验总结了几点关于幼儿数学思维能力的方法，供大家借鉴。 一、营造轻松健康的学习氛围 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很重要，因此，幼儿在成长学习的过程中，他们所处的环境与他们的学习效果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蒙氏教育中也强调，主张幼儿的学习环境不仅要与日常生活相联系，还需教师们创建良好的学习氛围和有趣的课堂游戏等等。将现实生活中与数学有关的实物拿到课堂，例如将颜色相同和形状相近的水果归集到一起，然后数数有多少相同，有多少不同，或者找出与幼儿兴趣有关的游戏，运用到实际教学中，比如“小木棒”游戏，在游戏中，幼儿可以自行将小木棒组拼成不同形状，然后让其他幼儿猜，拼小木棒的时候，幼儿就已经用到了数学概念，增强了思维的灵 敏性。 二、给幼儿属于自己的空间和自由 这里所说的自由，并非放纵，而是以正确的学习方法和生活方式为前提。当代教育中，我们可以看到，学生每天沉浸在各种题海中，为了应试，他们不得不逼迫自己在各种题库中煎熬，长此以往，学生的思维、探索能力日渐减弱。所以，蒙氏教育中培养幼儿数学能力，并非以题为主，而是更多地让幼儿自己主动探索知识，例如，一张长方形的纸，你会将其变为哪些形状，没有时间的限制，没有固定的答案，让幼儿自己操作实现，从而达到最好的学习效果。 面对思维缜密的数学学科，怎样减轻幼儿和教育工作者的压 力，需要我们共同研讨和总结，通过蒙氏教育理论，我们不难发现，逻辑思维能力要从幼儿抓起，教师要多以儿童为中心，摒弃不良的教育模式，给幼儿自主发挥的空间，使他们的思维爆发出属于他们自己的美丽的火花。 幼儿蒙氏教育论文:谈蒙氏教育法在农村幼儿园的运用 一、当前我国农村幼儿教育存在的问题 1.教育理念落后。长期以来，农村幼儿教育理念被定位在对幼儿的“保”安全、“保”成长上，“教”的内容也只是识字、学数等小学教学内容的延伸，忽视了对幼儿人格的尊重、个性的发展、习惯的培养。 2.师资力量薄弱。农村幼儿园保教人员不仅数量不够，而且还综合素质低，大多都没有接受过幼儿专业教育，缺乏必备的幼教专业知识、技能，再加上普通话水平达标率低，采用方言教学，这些问题都对正处于成长关键期的幼儿来说影响深远。 3.课程内容单一。农村幼儿园课程以传授知识为主要目标，教学内容以“读、写、算”为主，“放羊式”、“小学化”的问题长期严重存在，忽视幼儿情感、态度、能力的培养，弱化了幼儿德、体、美等方面的全面协调发展。 4.资金投入不足。在1990年至2010年的20年间，我国学前教育经费一直在全国教育经费总量的1.2%至1.3%之间徘徊，财政性学前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不到1.15%，远低于世界水平。财政资金投入的不足，致使农村优质幼教资源稀缺，乡镇幼儿园设施老化，教具短缺，培训不足。很多农村地区“无园上”、“入园难”、“入园贵”的问题层出不穷。 二、蒙氏教育在农村幼儿园的运用 蒙氏教育是以科学的方法为根本的教育，它坚持的原则是以孩子为中心，通过对孩子的深入了解，尊重其人格尊严和成长的过程。农村留守儿童居多，在农村运用这种教育模式可以为幼儿提供一个感觉亲切的生活学习环境，从小培养幼儿良好的生活习惯。 1.转变教育理念。首先，要树立科学的幼儿观。农村幼儿园要按照蒙氏“以幼儿为中心”的核心育人理念，在把保护幼儿的生命和健康放在工作首位的同时，还要牢固树立尊重幼儿人格、关注幼儿差异、发挥幼儿个性和主体性，最大限度地发展幼儿的潜力，树立促进幼儿身心全面健康和谐发展的科学幼儿观;其次，要树立先进的教育观。要按照蒙氏教育法尊重幼儿内在的需求，摒弃“小学化”教育倾向，培养幼儿适应未来的基本素质;再次，要树立正确的学习观。以“不教的教育”作为教学指导思想，以丰富的教材教具作为教学手段，主张由日常生活训练着手，配合以良好的学习环境和丰富的教育内容，让幼儿自发地主动学习，自己建构完善的人格。 2.外引内培，提升师资水平。蒙台梭利教育法在理念体系和操作方式上都与我国传统幼教教育法存在差异。农村地区可以一个学区派出一名园长或是业务骨干到专业培训机构参加蒙台梭利教育培训，通过系统学习，具体操作，全面引入蒙氏教育法，再在辖区内建立蒙台梭利示范幼儿园，对其他幼儿教师进行轮岗培训。对于教师的专业成长采取考核认证制，以科学合理的激励制度引导督促农村幼儿教师转变教育理念，提升专业素养，切实提高农村幼儿教师的水平。 3.因地制宜，丰富课程内容。课程是教育之本，是实现教育目标、体现教育内容的学科总和和进程安排。以日常生活教育、感官教育、数学教育、语言教育、科学文化教育为课程内容，利用农村幼儿具有对动植物的感性认识强、农村可以用来制作教具的材料更为丰富，室外可利用空间大等比较优势，在具体的课程设计上坚持课程以真实的经验与真实的事件为基础，给予幼儿动手操作、直接观察、复述表达的机会;还可提供直观教学材料，关注幼儿的兴趣和需要，灵活选择有教育价值的内容及时纳入课程;保障幼儿在学习过程中的主动性，重视幼儿的实际动手操作过程;将游戏作为实现课程目标的有效手段，让游戏成为幼儿园一日生活的基本活动。 4.开源节流，改善硬件设施。近年来，公办农村幼儿园的校舍和设施都有了很大改观，项目资金投入有了持续保障，同时也适当提高了保育费标准，这些都为农村幼儿教育发展提供了有利契机。现阶段在农村幼儿园的创办上，要做到开源节流。开源就是要拓展“输血”渠道，积极争取项目资金和外界捐助。节流就是在勤俭办学理念的指引下，因地制宜，发挥农村优势，师生合作创造性地设计、制作教具。在提升资金利用率的同时，提高教师的教具制作水平和学生的参与意识、动手能力。 幼儿蒙氏教育论文:蒙氏教育理念在培养幼儿专注能力中的应用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幼儿的培育渐渐地得到了广大家长的重视，而培育幼儿又该从何做起呢？通过大量的研究表明，幼儿专注能力的培养是一个重要的并且不可缺少的环节，幼儿正处在一个智力发育的时期，培育幼儿的专注能力，有利于提高幼儿的综合素质，并能为他们后期的学习和成就奠定基础，由此，蒙氏教育应运而生，它以其独到的理念，获得了教育界的认可，是一种适合幼儿早教的优良方法。 关键词：蒙氏教育理念；幼儿专注能力；应用 蒙氏指的是意大利首位女医学博士蒙特梭利，她是历史上杰出的幼儿教育专家，她的教育特点就是注重儿童的早期教育，通过对儿童的深入了解，从促进儿童身心发育的各个方面去教学，教学内容涵盖日常生活教育、感官教育、数学教育、语言教育、文化教育等，培养幼儿自主学习的能力，以幼儿自主学习为主，以教师从旁协助为辅，是适合现阶段中国幼儿教学的好方法。 幼儿专注能力是学习不可缺少的一种综合素质，专注能力高的幼儿，做事的效率就高，效率高从而就会对幼儿的自信力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就使得幼儿热爱学习，幼儿在学习中找到乐趣，就会对广阔的书海产生求知欲，这有利于孩子的后期发展。 1.秩序中萌发专注 蒙氏教育研究表明，在幼儿一到四岁这个阶段，正处于秩序的敏感期，在这段时期，幼儿极喜欢去区别各种各样的事物关系，而不是事物的本身，所以，我们要在这段时期内，努力去创造一个适合幼儿的学习环境。蒙氏教育认为"工作"是幼儿身心协调的活动。给他们安排好各种各样的工具，让他们在自己的区域内集中注意力的展开自己的工作，在他们区域的四周摆放好属于他们自己的小抽屉，放上一些小工具，在工作用到工具时自己有序的使用工具来完成工作，还要嘱咐他们要在用完后及时的放回这些小工具。而且还可以在他们工作的区域有意的安放一些装材料的瓷器、玻璃瓶，并且要告诉他们好好保管，不要弄坏这些物品，从而让他们养成一种仔细认真的态度，这样也有利于避免他们的漫不经心和毛毛躁躁的坏习惯，从而对一种事物专注认真。在培养幼儿专注能力的同时，教师在展示教具时，用一种最完美、不可再改进的步骤，来防止其他因素把幼儿的注意力分散，让他们集中精力的去完成自己选择的工作，这样也有助于对幼儿专注力的培养。 2.自主中孕育专注 蒙氏教育认为，只有幼儿自身才能让自己达到专注。由于幼儿的注意力经常容易转移，所以在安排幼儿"工作"时，允许他们自由的选择自己喜欢的工具，这样可以让他们集中注意到自己选择的工具上，一门心思的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集中注意力在一件事物上。幼儿不像是我们成年人，他们有自己的思维方式，当他们做一件事成功以后，就会不厌们其烦的去重复做下去，当他们在这种重复中找到足够的自信后，他们就会再去关注其他的，所以，在他们的重复工作中，他们会投入注意力在工作上，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引导，使他们在专心致志的工作状态下乐此不疲的工作。但是也不能让他们总是沉浸在这种重复的工作中，还需要老师的引导，让他们发现新的乐趣，使他们在重复的工作中延续他们的专注力。 3.活动中延续专注 蒙氏教育表明，活动中可以延续专注。各种有趣的活动可以开发幼儿的智力，然而有些可以在活动中把幼儿的专注力渐渐地提升。比如说在教育幼儿时的走线活动，给幼儿听着音乐，让他们和着音乐节拍，在事先设定好的步行线上，有秩序的走动，跟着音乐的节拍去完成动作，这样做不仅要求幼儿协调各种动作，并且还要保持身体的平衡，有效地促进了身体各个感官的平衡，这样会让他们自己进入一种专注的状态。除了这种方法，根据蒙氏教育的思想设计一种肃静活动 ，让幼儿在活动中静静地聆听周围的声音，去辨别各种声音，为了保证能听到各种声音，他们必须保持安静，为了保持安静，他们又要保证使自己不分心，集中精力去听，慢慢养成注意力集中的好习惯。 4.引导中发展专注 最主要的还是需要去引导，教师要扮演好角色，充分的去理解幼儿，尽量的多去观察他们，充分的信任、尊重幼儿的选择，在观察幼儿举动的同时要耐心的等待，让他们的内心充满想象，在一种自由的环境下去工作，尽量避免去打扰幼儿的发展。实践证明，幼儿专注力形成的快慢和教师关注幼儿次数的多少不成正比，并不是教师对幼儿关注的越多他们的专注力就会形成的越快，如果不循序渐进的去辅导，反而会对幼儿造成影响。教师在引导幼儿专注力养成的时候，要有时刻准备的态度，在将幼儿带入工作环境后，退至一侧，等待幼儿的召唤，教师去全面的查看幼儿的工作，但是不要打扰他们的工作，他们在工作时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要耐心的并且以尊重的态度去指导他们，这也为教师做出了一个要求，在教导幼儿时，要熟练掌握幼儿使用的教具，在幼儿遇到困难麻烦时，可以很快的帮他们解答疑难。 综上所述，我们领悟到幼儿的专注力的发展都是从日常生活教育开始的，我们要注意在日常生活中多观察幼儿的行为举止，多多的去赞美他们，让他们自己找到属于他们自己的乐趣，在其中培育他们的专注力。在蒙氏教育理念中，最主要的还是要靠幼儿自己自主的找到专注力的方式方法，让幼儿在自主学习中，通过教师在一旁的辅助，慢慢找到通向专注力的道路。 蒙氏教育是一种适合现代中国幼儿教育的全新的模式，通过这种教育，可以更好地帮助中国的幼儿在专注力方面获得更好地发展，同样也可以借鉴蒙氏教育的理念，结合现代教育，在幼儿教学方面创造出一片新的天空，让幼儿在自主学习的同时把自身的专注力提升上去，在快乐的自主工作中，不知不觉的把专注力稳定下来。 幼儿蒙氏教育论文:运用蒙氏教育理论培养幼儿良好的区角常规 近段时间以来，我们发现班上有的幼儿在区角活动中表现出了不专心、情绪浮躁、持久性差，出现了一种学具没操作完就换另外一种学具、学具乱放的现象。刚开始，我们按照传统的常规训练方式引导幼儿，但收效甚微。后来，我们运用蒙氏教育理论创设有序的学习环境，在区角活动中采取灵活多样的方法，对幼儿良好常规的养成有很大促进作用。 一、创设有序的环境，营造有序操作的良好氛围 蒙特梭利的秩序敏感期理论认为，人类的各种智慧与能力都是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不断增长的。秩序是各种物品与环境的关系，即每一种物品在环境中应该处于什么位置。幼儿天生有一种对秩序的爱好和追求（即敏感性），因此，教师应根据幼儿特点创设有序的环境，使幼儿在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中积极投入，形成有序活动的良好习惯。 1.布置有规律、有秩序、允许儿童自主活动的环境 蒙氏教育理论对教室的布置是比较讲究的，主张活动室中每一件物品的摆设都应有固定的位置。根据我园房间小、幼儿人数多的情况，我们运用蒙氏教育理论，将操作性、合作性强的热闹区域和安静区域分隔开，以便减少幼儿活动时的互相干扰。 在材料投放方面，我们重视投放游戏性、趣味性、开放性强的材料，让幼儿根据自己的兴趣及需要自选。例如，生活区有喂小动物吃食物、夹乒乓球比赛、给娃娃穿鞋等所需的多种操作材料；语言区除了有幼儿看的图书，可供幼儿讲述故事的背景板和人物、动物指偶，故事拼图，还增加了一个有声玩具，可以让幼儿合作讲述、创编故事。 2.建立合理完善的活动区规则，使幼儿自觉形成有序的行为习惯 布置好活动区后，我们首先向幼儿介绍了各个区域，然后带领幼儿共同制定入区规则并张贴在区角明显的位置。如“商店”里的物品玩后要放回原处，图书看完后要放好……为了加强幼儿的自律意识，我们设计了各种进入区域的标志牌，让幼儿挂牌进区。为了让幼儿养成游戏后将物品放回原位的良好习惯，我们在柜子及活动材料上都贴上了相应的小图案，方便幼儿在活动结束时将材料有序地放回原位。同时，我们在区域内巧妙地根据地毯上的拼图做标志，提醒幼儿有序就座，避免了幼儿在活动中拥挤在一起、互相干扰。久而久之，幼儿不但在活动区中学会了遵守秩序，在日常生活中也养成了良好的行为习惯。 二、通过自我控制游戏让幼儿养成有序安静的入区常规 成人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在我们专注地做某件事情之前，都会或多或少地做一些准备工作，既有生理上的准备，也有心理上的准备。例如，写论文之前会平心静气、排除干扰，以期达到写作思路的顺畅。蒙氏教育理论非常注意按幼儿的生理、心理曲线开展活动。走线活动和肃静练习就是蒙氏教育中让幼儿做好学习准备的铺垫活动，是蒙氏教育理论的特色之一。 为了让幼儿能以平静的心情进入活动区开展活动，在幼儿进区前，我们运用蒙氏教育理论的走线活动和肃静练习原理，设计了一些简短的小游戏，以培养幼儿的自我控制能力。 走线游戏――这是蒙特梭利为训练幼儿的专注、平衡等能力而专门设计的。走线游戏可以有效地促进幼儿主动地运用各种感官调控自己，以进入聚精会神的状态。为增加走线游戏的趣味性、游戏性，我们为幼儿提供了一些辅助材料，如让幼儿头顶玩具、端着盘子、手持装着珠子的汤匙、平举的胳膊上放着沙包……使幼儿的专注力在走线游戏中自然而然地生发出来，为幼儿进入区域后专心活动做好准备。 听听猜猜游戏――让幼儿闭上眼睛玩“听一听、猜一猜”的游戏。我们有意设置了一些有趣的声音，如心跳声、小溪的流水声、刮风声，让幼儿静静聆听，然后猜猜是什么声音。听听猜猜的过程，培养了幼儿的倾听习惯，锻炼了幼儿排除干扰的意志。 吹气娃娃游戏――让幼儿在优美轻柔的音乐中，模仿为吹气娃娃吹气的动作，做呼吸调整练习。慢吸慢呼、慢吸快呼、快吸快呼、快吸慢呼的腹式呼吸法，可以使幼儿通过对呼吸的调整达到对自己心境的控制。 实践表明，在做过各种自我控制的游戏后再进入活动区学习或玩游戏，幼儿往往比较能够集中注意力。 三、灵活运用多种方法巩固幼儿的良好常规 蒙特梭利认为，儿童的自觉性和自我认识是通过爱实现的。儿童自身具有发展的能力，有自我教育的方法。因此，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活动区活动，能够引导幼儿在自由与尊重中获得发展，形成良好的常规。在幼儿动手操作的过程中，教师要学会尊重幼儿、相信幼儿、深入地了解幼儿；要做一名幼儿学习的观察者，细心观察每个幼儿的活动意图，揣测他们的思维方式，即使幼儿做错也不急于干预，而是给予幼儿思考的时间，让幼儿在操作中进行自我教育。当然，由于幼儿年龄小、自制力差、缺乏经验，正处于获得感知印象的阶段，在幼儿常规培养的过程中，教师还需要从幼儿的身心发展特点出发，灵活运用多种方法，适时对幼儿进行引导和帮助。 1.语言提示 语言提示的方法因简捷、方便而经常被采用。教师在指导幼儿的过程中，要注意提示语的艺术性。提示语有时可以是直观的，即用正向言语代替负向言语，如告诉幼儿“不要吵”，不如告诉幼儿玩玩具时要安静，如果有问题可以小声交谈，不要影响其他小朋友。有时可采取带有启发性、建议性的语言。如表演区的幼儿因为争抢角色而发生纠纷时，教师可以启发幼儿进行协商，引导他们自己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2.动作暗示 教师在指导过程中，适当运用动作提醒幼儿，不仅可以减少幼儿的心理压力，也可以让幼儿在模仿中学习遵守常规。例如，当发现感官区的幼儿在操作粉红塔时经常将最小的积木乱扔，我悄悄来到了他们的身边，和他们一起操作，在拿取最小的积木时，我用双手将它捧在手心，然后再轻轻放下，显示了我对它的珍惜。我的举动影响了幼儿，在以后的操作中，再也没有出现幼儿乱扔积木的现象。 3.材料调整 当幼儿违反常规时，作为教师，我们都该首先想想，是什么原因让幼儿不去遵守规则，是幼儿忘记了，是幼儿的自制力不够，还是材料等其他因素干扰了幼儿？如结构区的幼儿在活动中持久性差，往往还没有拼出成型的作品就离开，玩具也被扔得乱七八糟。这时教师就要仔细考虑，是不是材料太小、太单调、操作性不强？继而对材料进行调整，增加一些性质不一、型号不一的材料，如易拉罐、纸盒等，并扩大结构区的场地。这样可以提高幼儿对结构区的兴趣，让他们改掉以往的不良操作习惯，形成良好的结构区活动常规。 4.行为评价 在幼儿活动结束后，教师可以组织幼儿进行交流与评价，以促进幼儿巩固良好的常规。这时，教师的评价可以是表扬性的，如说“你把珠珠穿得真长”，表扬幼儿专心学习、有始有终地完成一项任务；可以是勉励性的，如说“你今天进步可真大，剪纸剪得太好了，下次剪纸如果记得把纸屑放进美工区的小纸篓里，那就更棒了”；可以是讨论性的，如通过讨论离开座位时为什么要把椅子推到桌子下面，让幼儿了解到，如果不这样做，很可能让别人走路时撞到椅子而受伤，而且教室里的活动空间会因此变得比较小……这样，幼儿除了有更强的参与感，还能真正了解常规的意义，自然而然地认同教室常规并自觉遵守。 幼儿蒙氏教育论文:蒙氏教育法对幼儿发散思维的影响 摘 要：蒙氏教育法是一种风靡全世界的幼儿教育理论方法，在我国也受到幼儿教育者的广泛认可与追捧。将蒙氏教育方法应用于幼儿教育，可以有效的促进幼儿的发散思维发育与培养。本文因此为主要线索，论述了蒙氏教育法对幼儿发散思维培养的影响。 关键词：蒙氏教育；幼儿教育；发散思维；创造力；孩子们 蒙氏教育在世界范围内有着广泛的影响，尤其在幼儿教育领域可谓是大名鼎鼎。蒙氏教育着重强调对幼儿思维发育、身心健全和创造力的培养，其根本诉求是帮助幼儿、孩子们健康快乐的成长。所以，研究蒙氏教育法对幼儿发育、学习的正面影响，极具现实意义。发散思维作为幼儿创造力的主要标志，历来是幼儿教育的一个重点培养方向。将蒙氏教育法与幼儿发散思维培养结合起来，很有现实价值。 一、蒙氏教育法的“人本位”和“人性化”特点决定了其对幼儿发散思维培养的促进作用 蒙氏教育法是意大利著名教育学家玛利亚・蒙台梭利创立的一张幼儿教育理论，涵盖了现今幼儿教育领域的大部分成果和内容，在世界幼儿教育范围内都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依据蒙台梭利的蒙氏教育创建的蒙氏教室则可以视为一个儿童的乐园和小世界，其间快乐无穷，因此深受儿童的欢迎和喜爱。同时，在开展幼儿教育的初始阶段，如何培养孩子们的发散思维，往往是幼儿教师和家长们较为关心的问题。所谓的发散思维，其实就是思维的扩张与辐射的状态，也可以看做思维能力的蓬勃发展与拓宽，其实是创造性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蒙氏教育法的基本理论架构其实包含着培养幼儿发散思维的内容，这些着重体现在蒙氏教育法的“人本位”和“人性化”特征中。 蒙氏教育的核心理论就是强调“以儿童为中心”，“尊重孩子的人格与天性”，这与发散思维的基础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幼儿教育的一切工作都应该以幼儿的实际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以孩子们是否通过教育活动取得了思维、能力的进步作为衡量教育质量的标准。发散思维是幼儿思维培养的一个重点，也是儿童天性的展现，这与儿童占据幼儿教育中心的理论不谋而合。利用蒙氏教育法培养幼儿的发散思维，不但是可行的，而且能够突破传统幼儿教育模式的束缚，走出一条全新的路径。所以，总体来看，蒙氏教育法对幼儿发散思维的发育、培养都有着积极的正面促进作用。 二、蒙氏教育法的“独立性”和“完整性”特点可以推动幼儿发散思维的培育 幼儿的成长过程，其实就是思维不断发育、提高和实践能力不断进步的过程，其中包含着“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两个关键要素。思维能力中，创造性思维、发散思维和独立思维意识是幼儿教育的着重点所在。发散思维的培养其实是引导孩子们更好的思考问题。更广泛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更加灵活解决遇到的各种问题，这是对思维活跃度的锻炼。蒙氏教育法人为，儿童的个体应该符合“自由，独立，完整”的特点，即孩子们既要充分保持思维的灵活性、活跃度和专注度，同时也要具备集体协作的意识和能力，这些其实都与发散思维密不可分。蒙氏教育法强调的“个性”与“群体”的兼顾，其实也正是培养发散思维的重要窗口。 所以，当幼儿能够独立的思考和表达的时候，其实就是思维体系独立的时候，这背后需要发散思维的支撑。发散思维为幼儿提供了开阔的视野、崭新的感官体验和独特的反应享受，这与蒙氏教育的精髓是一致的。独立的幼儿应该具备独立的思维能力，身心、意识和行为完整的幼儿，也就是健康快乐成长的典范。总体来看，蒙氏教育法为幼儿发散思维的培育开辟了一条新路，打开了一扇大门。 三、丰富的教材和教具为幼儿发散思维培养提供物质保证，形成实践式思维 在蒙氏教育的理论体系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即教材和教具的使用。蒙台梭利之所以如此重视教材和教具在幼儿教育阶段的作用，就是看准了幼儿的天性和需求。简言之，幼儿、儿童们大都活泼好动，喜欢各种各样的新鲜事物，喜欢接触不同类型的知识，而丰富的教材和教具则可以满足孩子们的需求。回归到幼儿发散思维的问题，发散思维的培养同样需要教材和教具的辅助。这是因为，孩子们在学习丰富内容的教材的过程中，可以不断调动起思维和情绪，拓宽思维面，激发思维的活力，对发散思维的引导式很有好处的。教具是各种各样的教学器材、工具，孩子们在不断感官学习的过程中，透过与教具的接触，可以形成实践化的意识，这也为思维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所以，丰富的、充分的教材和教具是蒙氏教育的一个重要要求，也是培养幼儿发散思维的一个重要方法。对广大的幼儿教师来说，想方设法的提供更加充足的教材、课本，让孩子们更大的接触到教具，并形成思维意识和自觉体验，进而转化为发散思维能力。长此以往，幼儿们的思维能力会朝着纵深方向发展，思维的活跃度、拓展度也必然可以再上一个台阶。 总之，蒙氏教育法为新时期的幼儿教育提供了全新的路径和策略，也为幼儿发散思维的培养提供了新的空间，很值得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和推广使用。 幼儿蒙氏教育论文:浅谈蒙氏教育中环境对幼儿的影响 人们的活动总是在一定的环境中进行，它是支持和影响人的活动的外部条件。我国《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中明确指出：环境是重要的教育资源，应通过环境的创设和利用有效地促进幼儿的发展。蒙台梭利也说过：环境就像人类的头部，影响着孩子的整体发展。并提出“儿童之家”的环境，应该是一个符合儿童需要的真实环境，是一个供给儿童身心发展所需的活动练习的环境，是一个充满爱、营养、快乐与便利的环境。这种环境对幼儿的影响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真实、美观的环境，有利于幼儿尽快适应新环境，促进幼儿积极参与活动 蒙台梭利的“环境适应”教育理论就指出人类的各种智能与体能都是为适应环境而增长。她一再强调：无论你的经济条件如何，无论你是贫穷还是富贵，它必须像一个“家”。我园近两年开设了蒙台梭利教学班，通过仔细观察我发现蒙台梭利教育的环境创设对幼儿的发展确实有良好的促进作用。首先，开放、有序的摆放玩教具不仅给了孩子一种美的享受，同时也给孩子一种秩序教育。其次，对班级人数的控制，使幼儿有更多的机会与老师进行积极、有效的互动、交流。对空间、设施、活动材料及常规要求等方面也十分重视，老师为孩子们准备了杯子、碗、勺子、夹子、螺丝、瓶盖、吸管、花生、玉米、豆子等。这些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美观、实用、对孩子有吸引力的生活设备和用具被搬到教室，幼儿感到亲切、自然，让孩子有主动去接近它的愿望，它还能丰富幼儿的生活印象，给孩子们营造了一个像家一样温馨的环境，使他们有了安全感。 如：有一个刚入园上普通班的孩子，一个星期都安定不下来，总是在哭。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带着他去蒙氏班，一到蒙氏班他就被这既陌生又熟悉的环境所吸引，轻轻地走到橱柜边玩了起来，竟然不哭了。进入蒙氏班后他很快适应了这里的新环境。与普通班相比，蒙氏班的孩子更容易适应新的环境。 二、自由的环境，有利于幼儿想象力、创造力的发挥 蒙氏教育没有课程表，教具的摆放也是自然、开放、有序。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提供不同区域的教材或教具，每个幼儿都可以自由选择教具、自由选择活动、自由进行人际交往、没有人为的比赛和奖励。幼儿独立地进行活动，自然的表现，在反复的摆弄中可以挑战自我、超越自我、完善自我，从中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同时幼儿之间进行独立的无竞争的操作，可以提升幼儿的专注力。良好的活动秩序，能引导幼儿形成一定的行为规范。 如一名幼儿陶陶对“舀米的工作”专注了长达45分钟之久，老师观察到他每次舀的过程及以后的表现都不同。开始他用手检撒下的米粒，第一次舀完后他将盘子端起将撒落的米粒倒回容器中，第二次他的鼻涕流下来，他用带鼻涕的手去沾撒落的米粒并放回了容器中。正是因为给了孩子们自由的空间，他们的想象力、创造力和探索精神得以充分发挥。正是因为充分尊重儿童，让他们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孩子自发学习的欲望得以产生。 三、社会化环境，让幼儿学会商量、等待、思考，有利于健康人格的形成 蒙氏教育在幼儿刚入园时就暗示幼儿有序地进行活动，活动时每种材料只有一个，让幼儿学会商量和等待，使幼儿知道遵守社会秩序，不争抢，养成幼儿良好的行为习惯。 一次，一个小朋友去玩“荡秋千”，可是己经有小朋友在玩了，他走过去和那个小朋友商量“给我玩一下，好吗?”那个小朋友摇摇头。“我只玩一会儿，行吗?”那个小朋友仍然摇摇头没有同意。最后，他说“我玩2分钟就让你玩”，他终于得到了这次玩的机会。在交往中他学会了尊重别人、学会了思考、学会了商量，这为孩子以后的社会交往积累了经验。 另外，其设计的“邮票游戏”“银行游戏”等一些社会化的游戏，以及丰富多彩的教具幼儿都十分喜欢，它不仅丰富了幼儿的数学知识，也让幼儿知道了做这些事的流程，不仅培养了幼儿认真做事的习惯，还为幼儿了解和进入社会奠定了基础。 还有她提出的混龄教学，对孩子的成长与发展有很大帮助。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生活在一起，使大孩子有了责任感，他们会主动帮助年龄较小的幼儿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指导他们操作、游戏。孩子们在朝夕相处的过程中相互相影响，他们的语言交往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做事的秩序性都会得到发展。同时，还学会了关心、照顾他人。 蒙氏教育环境不但优美而目温馨，给幼儿一个自由空间，让他们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并有一定的范围和要求。孩子们在这里学会了关心别人，和别人分享自己的东西，学会了与他人合作，一切都是那么的温馨，充满家的温暖。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下教学内容符合孩子的需要，让孩子的智能伴随生活经验一起生长，保有了孩子最大的学习弹性，使之成为蒙氏教育与素质教育相结合的最大受益者。 幼儿蒙氏教育论文:蒙氏教育提升幼儿的生活能力 意大利著名幼儿教育家玛丽亚・蒙台梭利创立了科学的幼儿教育方法，她发现了儿童成长的自然法则，主张由日常生活入手，配合良好的环境，让儿童自发性地主动学习，建构他们完善的人格。蒙台梭利教育的这些理念无不渗透着追求儿童真实、内在、可持续发展的质量观，这与现代幼儿素质教育的发展观念不谋而合。尤其是《纲要》中指出：儿童不仅要掌握基本知识和技能，更要有运用知识和技能去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探索研究发现解决新问题、从而学会生活、适应社会的能力。幼儿教育应围绕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学会生存这人生四大支柱而加以安排。蒙氏教育独特、真实、主动学习的教育方式正是这人生四大支柱的学习方式。 一、为孩子准备了适宜的环境，为培养生活能力打下基础。 蒙台梭利强调指出，给儿童准备一个适宜的环境，才能开创一个教育的新纪元。这种适宜的环境应该是一个自由发展的环境，更适应幼儿内在发展的需要，有助于幼儿创造自我和自我实现。 1，开放所有的物质空间环境 在蒙氏教室里，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为幼儿专门设置的，对幼儿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教师为幼儿准备了大量的符合幼儿成长发展需要的操作材料，这些材料放在易于取放的学具柜中，高度正适合于幼儿身高，无门遮挡的特点有利于从各个方向取放，为幼儿自主活动创造了首要的条件。以前只有存放在教师柜中的与儿童相关的剪刀、纸张、胶带、钉书机等材料，也统统放入幼儿可随时取用的学具柜中，孩子在自己的学习、生活、游戏过程中都可以自由取用。 2，创立自由的精神空间环境 从尊重每一个孩子的人格、个性角度出发，蒙氏教室里为具有不同兴趣爱好、能力、水平的幼儿提供了分层次、分步骤的多结构材料，使每一种材料都能够以不同的速度来进行，适合幼儿许多能力的不同。比如生活区里的量杯操作一一由于量杯是大小不同的容积，可以分别练习倒大的固体、小的散状物、以及液体的水的动作，逐渐提高控制、协调能力。对于幼小的孩子可以练习倒的动作，而对于年龄较大或已具有倒的能力的幼儿可以利用该材料进行容量的比较工作，运用倒水的方式观察、发现不同容量之间的关系。在这样的环境空间内，每一个孩子都可以在不耽误其他人的情况下，花一些时间在自己感兴趣和自己力所能及的材料上，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从一项材料转换到另一项材料，不必等待他人来完成同一个进度。孩子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每一天的工作内容、方式、时间，这种自由、主动、灵活的活动环境与活动形式，使孩子获得了自我选择的权力，以全神贯注、积极投入的态度充分展现着自我教育的能力，得以自由地发展。 二、给幼儿把握生活的权利，掌握生活的基本技能。 1，幼儿拥有照顾自己的权利 帮助幼儿形成照顾自己的意识、能力，不仅是为他们今后的独立生活奠定基础，也是为在照顾自己的基础上照顾他人而准备。蒙氏教室中所有设备设施的设计，都为幼儿创设了自己照顾自己的条件。如班级中的幼儿生活、作品柜，可以让幼儿学习自己管理，练习衣物、学具分类分层摆放，掌握学习用具的整理、保管的方法，养成主动整理用品的习惯；小号的衣服架子可以让幼儿练习将脱下的衣服架在架子上挂好，培养自我服务能力i幼儿专用垃圾箱的使用把教师负责处理的教学垃圾调整为幼儿在自己的生活、学习中自觉收集垃圾、废物进行处理，养成了幼儿维护环境清洁的品行；专供幼儿使用的缝纫用品，引导幼儿学习缝扣子等等。完善的设施与设备，增强了幼儿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自己照顾自己的意识。 为了给幼儿自己照顾自己的机会，蒙氏教育要求将幼儿自己能做的事全部自己承担――自己独立添加饭菜，使他们掌握自己的进餐量，同时练习舀、铲等动作，发展肌肉动作的准确性与协调性：自己练习剪指甲；睡觉前自觉放下窗帘，起床时再主动拉开窗帘，自然有序地做事。 给予幼儿自己照顾自己的机会，不仅让幼儿学会了生活的技能，也逐渐养成了幼儿良好的生活习惯、整洁有序的生活方式。 2，保障孩子照顾环境的权利 蒙台梭利日常生活教育中包括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照顾环境的练习，包括打扫房间、养护花草、照顾小动物等。蒙氏班级采用幼儿定点、定员的方式维护班级环境，有的擦拭学具柜，有的洗勺子，有的给小动物喂食，每天必须按时将自己的任务完成，把责任区打扫干净。大年龄的孩子还会定期对幼儿园中的环境进行维护。这一系列的照顾环境的目的是通过维护环境的活动，让幼儿从居住、生活、学习环境的照顾开始，形成良好的维护环境的意识并逐渐扩展到对公共环境的爱护，对大自然的保护等更广泛、更深远的范畴。 三、提供尝试生活的机会，提高幼儿适应社会的能力。 蒙台梭利主张要为幼儿提供真实的材料，决不用虚假、模拟的玩具代替。在蒙氏班中，孩子们用真的茶具、茶叶练习沏茶，懂得了小心使用瓷器；用真的刀具小心地切真实的蔬菜、水果，练习削皮、切片、穿串，获得了食物制作的真实经验，学会了正确、安全地使用刀具；用真锁和钥匙掌握了开锁的方法；他们用夹子夹核桃，用打蛋器打泡泡，用刷子刷鞋，自己榨果汁、冲饮料，在真实的活动中获得的是真实的生活经验，而不是模拟的、脱离生活的想象中的经验。 规范社会行为练习也是蒙氏日常生活教育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楼道内张贴箭头标识，引导幼儿遵守靠右行走的规则；鼓励孩子去办公室、资料室、厨房做事，学习敲门、关门及有礼貌的请求；教师带孩子乘车远足，引导幼儿学习乘车礼仪；带孩子去图书馆阅读，学会在公共场所不打扰大家；带孩子去超市购物感受与人交往等等。这一切活动，让孩子摆脱了枯燥的说教、讲解、练习，而是在真实的社会生活、在实际的情境中去真实地面对，从而使幼儿掌握社交礼仪，懂得与人交往的方式，使自己成为一个有公德、懂礼貌、守秩序、尊重他人也获得他人尊重的合格的社会人。 因此，在幼儿发展的关键时期，蒙台梭利教育为幼儿准备好了适宜的学习、生活环境，让孩子自主学习、独立操作，丰富他们的生活经验，发展他们独立的生活能力，完善他们的个性与人格，适应社会、适应环境，为幼儿的整个人生做好准备，其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长期以来，国防动员系统在文化建设方面有着深厚积淀，形成许多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国防动员特色的军营文化，为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发展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省军区系统划归军委国防动员部领导管理后，面对新体制、新职能、新使命，迫切需要通过打造富有特色的国防动员文化，培塑共同价值追求，凝聚官兵意志力量，助推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在新的起点上不断创新发展。 一、国防动员文化的时代要求 每种文化都具有自身独特的内涵。与一般文化相比，国防动员文化有鲜明的特色，它根植于国防动员实践，又服务于国防动员实践，是“国防动员人”共同的价值取向、精神追求、思维模式、行为准则和情感寄托的凝练凝结，其时代要求丰富、文化蕴意深刻。 一是铁心向党的坚定信仰。从我国国防动员实践看，不管是革命战争年代“国防动员人”踊跃支前、英勇战斗，还是和平建设时期，“国防动员人”服务大局、牺牲奉献，靠的都是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信仰。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尖锐复杂，特别是国防动员领域军地联系紧密、军民互动经常，在这种更为开放的环境中，“拔根、蛀魂、去本”的考验更加直接。培塑国防动员文化，必须把坚定“四个意识”、做到“三个维护”放在首位并贯穿始终，铸牢“国防动员人”铁心跟党、看齐追随的思想根基。 二是保障打赢的崇高使命。服务保障打赢是国防动员的职业特色和目标追求。国防动员文化建设，应聚焦军事斗争国防动员准备，牢固立起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聚力纠治和平积弊，大力强化后备先用、后备重用、后备急用的思想观念，努力增强“国防动员人”服务备战、保障打赢的使命意识。 三是拥政爱民的优良传统。战争年代，广大人民群众全力以赴支援前线，谱写出一曲曲拥军支前的壮丽凯歌。和平时期，特别是近年来，国防动员系统体制重塑、机制重建、力量重组，聚沙成塔、专司主营，双拥共建工作蓬勃发展，双向任职、议军会、联合考评等党管武装制度创新落实，新型军政军民关系不断巩固。培塑国防动员文化，就是要继承和弘扬军民鱼水深情的传家法宝和特有优势，凝聚起军地共同推进强军实践的强大合力。 四是军民融合的路径选择。党中央、把军民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实现历史性跨越。国防动员的过程，就是将蕴藏于民间的战争潜力转化成战争实力的过程。当前、新型企业、重点科研机构、军工企业迅猛发展，其产品、技术、人才等优势集聚，能够极大地提升新质战斗力。因此，加强国防动员文化建设，要注重涵养融合意识、跨界思维，将军地优势资源整合好、利用好，不断为创新发展国防动员文化注入新的动力。 五是依法尽责的行动自觉。省军区系统领导体制军地兼管、工作性质军地兼容、物资经费军地兼供，受此影响，容易导致工作靠感情、凭私交、讲关系等倾向，这与当前全面依法治国、依法从严治军的形势要求是不相适应的。对此，国防动员文化要突出培养法治思维，浓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氛围，打造清清爽爽、依规运行、相互配合的军地协作关系，真正做到“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 二、国防动员文化的特色优势 在历史长河中积蓄沉淀、在民族文化中孕育形成的国防动员文化，始终是国防动员系统发展壮大的智慧源泉、厚植根脉的肥沃土壤，具有极其鲜明的特色优势。 一是上下同心的思想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带领我们重振政治纲纪、重塑组织形态、重构建设布局、重树作风形象，人民军队凤凰涅槃、浴火淬炼，体制一新、结构一新、格局一新、面貌一新，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产生了巨大的变革。尤其是国防动员系统经过深入调整改革，广大“国防动员人”思想统一、意志坚定、旗帜鲜明，乘势推进国防动员文化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契机性、引领性和针对性。 二是浓郁深厚的资源优势。近年来，国家层面和地方政府先后出台了文化建设实施纲要。国防动员是连接军地的桥梁和纽带，地方性文化政策的出台，有利于把国防动员文化嵌入城市文化、乡村文化、旅游文化、企业文化之中同步建设；有利于嵌入红色教育基地、革命遗址遗迹、各种纪念场馆之中融合发展，形成独特的国防动员文化优势。此外，省军区系统驻地高校多、军地媒体多。这些优势，能够为国防动员文化的凝练和弘扬，提供丰富的资源和全新的载体。 三是形式多样的阵地优势。省军区系统是地方党委的军事部、军民融合的协调部。多年来，以国防教育、民兵训练、征兵宣传等为有效载体，通过采取创作文艺作品、张贴海报、印发宣传单等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有力增强了全民国防观念，营造了浓厚的国防动员文化氛围。这些丰富的宣传载体，也是培塑国防动员文化的良好阵地。 三、国防动员文化建设的方法途径 国防动员文化建设涵盖军地双方、涉及多个部门，应紧密结合实际，统筹规划计划、规范工作秩序、健全保障措施，努力促进国防动员文化建设创新发展。 一要坚持军地统抓共管。加强国防动员文化建设，是地方党委政府和省军区系统的共同任务。要把国防动员文化建设作为党管武装的重要内容，摆上议事日程，纳入总体规划，使其与时代同步、与发展同行；定期召开军地联席会议，分析形势，通报情况，研究解决新情况新问题，总结推广新经验好做法；充分吸收拥军企业和社会团体、优秀企业家、民兵预备役骨干等，汇集国防动员文化建设的洪流力量，着力在全社会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军地互促互动、群众广泛参与”的工作格局。 二要规范工作运行秩序。要着眼当前和长远，制定国防动员文化建设的规划计划，画出路线图、明确时间表；组织科学考评，纳入第一书记述职、纳入双拥模范城评比、纳入党政机关党的建设目标考核，促进国防动员文化建设落地落实；立起鲜明导向，在党政领导中遴选培养一批坚持党管武装制度、认真履行国防建设职责的“领头人”，在国防动员系统遴选培养一批主动作为、开拓进取的“实干家”，在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各界遴选培养一批安不忘战、富不忘军的“奉献者”，积极营造国防动员文化建设的良好社会氛围。要围绕“能打仗、打胜仗”要求，通过规范国防后备力量组织整顿、军事训练、征兵工作、国防动员演练、遂行重大任务等工作秩序，在提升国防动员系统遂行应急应战任务能力的同时，强化官兵对国防动员事业的理解与认同，框定行为准则，校正价值取向，厚植文化根基。 三要健全各项保障措施。各级党委和政府对加强国防动员文化建设要在精力上重点关注、经费上予以倾斜、政策上积极扶持。要建立专项经费保障措施，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坚持把国防动员文化建设所需的物资、器材、场地等，纳入常态化保障渠道；完善人才队伍建设措施，坚持把热爱国防事业、衷情传播国防动员文化的文艺工作者编入民兵队伍，作为开展群众性国防动员文化活动的骨干力量，加强培养，发挥作用；研究出台激励保障措施，对在加强国防动员文化建设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要及时予以表彰奖励，并与单位评先、个人进步挂钩，积极营造促进国防动员文化建设的良好社会氛围。 作者:鲁娜 单位:空军工程大学信息与导航学院

地域文化与城市公共艺术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伴随着当今社会的飞速发展，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大众活动需求的增加，使人们对城市公共艺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城市规划设计过程中，需要建设许多公共艺术作品时，就要对城市的历史文化予以关注，更要敏锐地从城市的地域历史文化中探索和挖掘能表现出城市特色的景观要素，并要把它融入到城市公共艺术当中。地域文化作为公共艺术的组成部分，是人们经过长期总结出的珍贵财富，反映了人们对自然的理解和把握。 一、城市公共艺术与地域文化的关系 城市公共艺术并不能用单纯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它有多种多样的风格。城市公共艺术的产生借助于公共空间中的艺术，它是一种思想方式，它能够将现代文化意义与现代社会公众联系起来，是用来表现公共空间民主、沟通、分享的一种态度与理想［1］。城市公共艺术思想方式的社会价值不光在于它是一种和中表现方式的形态，现实中城市公共艺术可以运用不同的表现方式。例如城市建筑物、书画作品、海报、园林景观作品、喷泉、公共设施等等。公共艺术是强调建设过程的全社会参与，是倡导由社会大众与代表共同参与商讨和民主决策，公共空间中融入包涵地域文化的公共艺术已经越来越受到广大百姓的关注。地域文化的定义是指其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地理结构等因素的作用下，经过长时间的社会发展，最终形成具有悠久历史底蕴和鲜明的历史文化色彩的文化现象。区域文化的差异而引起的形成不同的城市或区域的文化各有自己的优点。古语中“百里不通风，千里不同俗”就形象的说明了这一点。地域文化的范畴，可以是某地的习俗，可以是某地的历史，也可以是某地的文化背景等等。国家在不断的发展，地域文化也在不断变化，它是一种富有鲜明文化色彩的遗产，与国外文化一道，共同促进文化的发展。地域文化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地区的自然环境和经济发展的不同影响着文化形态的不同。中华民族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演变形成现如今的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几千年的演化中都形成了各自的特点。如果一个地方的历史遗存越多，那么这个地方的特色就越明显，地域文化越浓厚。公共艺术设计是对空间场所的重新塑造，是对环境的重新理解，这种被创造出的新的空间造型代表着这个地方的文化与精神，顺应着历史的变迁，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设计是否实用，关系到设计的成果是否能够为人们所用;而设计的审美价值关系到人们内心的文化认同感，是文化与艺术的完美融合，启发人的内心。地域文化决定着公共艺术设计的方向，是公共艺术设计创作的源泉，同时公共艺术设计是对地域文化具象的阐述，这种新的公共造型艺术随着时间的发展将形成新的地域文化。然而，公共艺术所包含的地域文化，在城市建设和城市文明的传播方面，其也具有大众艺术的特性，让当地传统文化加入信息时代的行列，例如将城市雕塑作为传播体，继承与发扬其地域文化的特性。 二、地域文化体现在城市公共艺术中的应用 城市雕塑是一种具有鲜明特色的历史性强而又常见的公共艺术作品，用它来点缀现代城市，可以给人们眼前一亮的感觉。因此，它慢慢的提升了现代城市的品味。雕塑是城市公共艺术体现的一部分，正一步一步的渗透人们的生活，人们对它也越来越关注。城市必须要有优秀的雕塑来展现其城市魅力，彰显城市所具有的文化韵味。城市雕塑艺术与其它城市建筑共同营造出一个优雅的城市环境，让人们充分享受到公共艺术带来的审美冲击，也让人们享受到地域文化带给人们的审美体验，另一方面城市雕塑也无形的对周边环境起着促进作用，提高了人们对审美鉴赏的能力。城市雕塑在现代城市中是可以凸显其城市形象，可以作为游客的旅行景点，可以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城市雕塑的内容可以是文化的标签和象征，又可以是人民文化生活的总结。雕塑代表着人类发展的过程，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文化，体现了各个时期人们的文化背景，表达了人们从古至今的对审美和艺术的向往之情。城市雕塑乃至任何城市中的建筑，都强有力的表现出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城市雕塑承载了人类文化不同时期的特点与本质。民族的历史被表现在城市雕塑的外形与意境当中，不同民族采用不同的雕塑形式来表达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崇高理想的追求，这些都是先辈们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从而让人类文明可以经久不衰的发展。城市雕塑是一种独一无二的艺术价值，其可持久的代表民族文化的精髓，具有很深远的意义。目前我国大致有四个种类的城市雕塑得到了很好的发展:第一种雕塑是领导人和艺术家的肖像类城市雕塑;第二种雕塑是现实主义特色的。像见义勇为者、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2］;第三种雕塑是缅怀烈士的，它们表达了人们对革命英雄的缅怀之情;第四种雕塑采用抽象的形式，这类型的抽象雕塑往往代表了人们想要纪念的场景和事情。安徽合肥的城市雕塑起步较早，初步统计，目前合肥共有城市雕塑百余座，这些雕塑不仅艺术表现形式多样，而且充分体现了徽文化的地域文化特色［3］。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雕塑有:步行街系列雕塑、九狮雕塑、环城公园动物系列雕塑、和平广场系列雕塑，及逍遥津公园内张辽像等［4］。这些雕塑作品不仅提升了合肥城市形象，也装点和美化了合肥的城市环境，既满足了合肥城市居民的精神享受，又丰富了合肥的城市景观特色。城市公共艺术不论宽窄大小，都应当具有明确的主题，这样，整个城市景观才统一完整，也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景观特色的吸引力。在城市公共艺术中应力图突出展示城市地域形象，这也有利于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在城市公共艺术设计时要注意把周围的建筑与街道景观融合在一起，尊重设计空间，寻求景观空间与建筑的密切联系，形成统一的设计理念。这样，城市公共艺术才能真正体现出城市的地域文化特色。在进行城市公共艺术设计时要从城市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现状着手，适应考虑当地的风土人情，重视与自然生态环境的结合，提炼、浓缩历史文化的内涵。城市公共艺术大都建设在繁华街道、大型公园、小区中心，这些地方是城市重要的交往空间，是市民的精神生活中心，凸显出城市的精神面貌。它能展示着浓重的历史文化氛围。例如，位于合肥城南的天鹅湖畔公园，其规划设计了大量非常具有生活文化气息的场景雕塑。整幅雕塑作品以徽派设计元素表现自然与环境的浑然一体。写实的风格表现，在建造技术，造型设计等方面体现了一流水准，使得整个公园富有生活化的韵味。从而让整个雕塑不再冰冷，注入新的生命和情感。合肥和平广场系列雕塑也被称为徽派文化应用的典范。和平广场是合肥市向国庆50周年献礼项目之一，广场位于明光路、大通路、和平路、全椒路之间，占地83亩。今天的和平广场，明显是合肥的标志性景点，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它都将会是合肥环境、城市风景，不可缺少的风景线。一座成功的城市公共雕塑艺术将会成为一座城市、一个国家和一个时代文化的记忆点，也将成为传承了这个城市、这个国家历史和文化的载体。在城市公共艺术中，公共环境设施也是一类重要的要素，它包括电话亭、垃圾桶、公共座椅、街道装饰照明、道路指示牌、广告牌等设施。公共设施是城市艺术构成的重要元素，也是展现城市历史和文化最直接和有效的方式。城市街道设施是城市功能完善、地域特色和城市形象的重要体现，公共设施的设计和陈设风格应与整个街道景观的整体风格相一致，从特色建筑中提取设计元素，结合当地的地方性材料、气候条件等要素综合设计。同时更要考虑到使用人群的需要，对所提取的设计要素进行分解、重构、组合、变形，将其融入设计当中。 三、城市公共艺术中地域文化的融合发展 城市公共艺术与地域文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但是在城市建设的过程中，它们却有着丰富而紧密的关系［1］。尤其是在当今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追求功能的和实用的所谓“现代”的生活方式，缺少对历史文化的传承，城市就缺乏特色。地域文化是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能够体现城市精神、反映城市地域特色的一种文化。城市公共艺术是从形式上通过塑造具体的造型大小、颜色和肌理等表达出的景观外在特性，而从内容上则结合具体场所、环境通过组织空间结构和必要的符号化的造型来表现城市景观的内在含义。在城市公共艺术中如何用深层次的文化内涵体现城市的时代精神、反映城市特性是当代城市规划设计时必须面临的问题。伴随社会的进步，一个城市的标志性建筑越来越受到追捧，也成为了一个城市的风向标。当人们走进城市，能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并不是那些摩天大楼，也不是葱葱的绿地，真正给人们留下印象的是优美的景点，美丽的公园，广场，雕塑等标志性建筑，让来的人们可以领略地域文化的洗礼，所以，有人说一座城市的雕塑就是这个城市的名片，通过这个名片，可以了解这个城市的历史文化，和这个城市的魅力。公共艺术作为现在新兴的一门学科和艺术形式，还没有太多的准确的结论。公共艺术本是从国外引入中国的一种文化概念，引入之初，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国内的一些艺术家也曾感到迷茫过，不知道要怎么把这种艺术相识和中国自己的公众产生共鸣［5］。伴随社会不断地进步，大家对于公共艺术的要求和品味越来越高，不但要符合文化特点，还要适合人们的生活要求，还要扩大生活圈。中庸之道，和谐共存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增进公共艺术里不同地区的文化进展。所以，一定要达成未来梦想的生活并且符合可持续发展道路，并发展公共艺术，提高人类生存环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的生活也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改变。面对当今快速发展、焦躁不安的现代生活，人们不免常常追思记忆里的那片净土，是人们心灵的港湾，灵魂的归宿，带给人心灵的抚慰。因此，城市公共艺术设计就是要扎根本土，充分认识地域文化的重要性，努力挖掘地域文化，提炼出地域文化的核心价值，结合现代科学技术，努力构造出适合人们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归宿。现代城市规划建设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需要坚持探索，设计出有特色的城市公共艺术，伴随科技和社会进程的不断进步，会有越来越多的新生创意萌生，让我国的城市建设不只具有科技性，更加有自身的本土文化风味，让国人自豪，让外国游客流连忘返。城市公共艺术的同质化，使得人们对文化的认同感逐渐消失，真正以人为本是对人性的关怀，是对人本身的价值观给予肯定，是对生活方式的尊重。只有立足于地域文化的公共艺术设计，才真正富有内涵和生命力，才能得到人们的认可。 参考文献: ［1］李健盛．公共艺术与城市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2012:36． ［2］翁剑青．城市公共艺术［M］．长沙:东南大学出版社，2004:13． ［3］鲍诗度．城市公共艺术景观［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61． ［4］丁毅．自然与人文相融合的地域性城市公共艺术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10:47． ［5］王中．公共艺术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80． 作者:朱大发 单位:合肥学院艺术设计系

国际理解教育论文:小学英语教学中如何渗透国际理解教育 [摘 要] 国际理解学科渗透教育是以文化为主线、以学科为载体，培养学生的国际理解意识和视野。国际理解是对异文化的认知能力，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小学英语是基础教育的必修课程，其课程本身就传递着外语国家传统习俗和生活方式等文化内容。因此，小学英语教学中渗透国际理解教育具有可行性和合理性。美国中小学的国际教育实践对我国小学英语教学渗透国际理解教育具有借鉴意义，基于美国两例教学实例的分析，试析在小学英语教学中如何渗透国际理解教育。 [关键词] 小学英语教学；国际理解；学科渗透教育 国际理解教育在小学阶段一般不涉及敏感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而是通过文化现象透视政治和经济根源，按照学生对多元文化的认识过程选择内容，形成文化主线贯穿的逻辑体[1]。小学阶段国际理解教育的核心观念是多元、人本和责任。要求学生了解多元的差异文化，培养文化的自豪感和尊严。国际理解学科渗透教育以文化为主线，而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英语课程标准和教材中都涉及国际理解教育的内容，因此小学英语教学渗透国际理解教育具有可行性。以国际理解教育中异文化认知能力的提高为目的的外语学习，为迅速提高外语水平和对外交流能力提供了必要的动力，对异文化认知能力的培养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对于目的语国家文化的了解，必然有助于学生对于外语的掌握和适当运用[2]。所以，不论是扩宽“国际理解视野”，还是提高学生的异文化认知能力，国际理解教育在英语学科中的渗透都十分必要。 1 小学英语教学中国际理解教育的现状 1.1 小学英语教学中国际理解教育的必要性 我国关于国际理解教育的理论研究分两个阶段，前期是借鉴和探索阶段，后期是本土化学科与国际理解教育的融合阶段。截至2013年，中国知网上关于英语学科的国际理解教育有13篇文章，仅有一篇是融入教学，且关于国际理解教育的地区普遍在一线城市。在实践中，课堂教学仍存在如下问题：一是教师在教学中往往把国际理解教育作为简单的文化介绍，使其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二是教师不重视此部分课程内容，侧重于语言教学，一味地传授语音、词汇、语法知识；三是教师在课程目标设置上往往忽视国际理解教育，忽略了培养学生开放、平等、尊重、宽容、谨慎的国际理解态度。从宏观方面，相比美、英、日、韩等国家，我国的国际理解教育缺乏本土创新。从微观方面，在国际理解教育与学科融合的实践中，我国也处于探索阶段，只在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有实践基地。因此，小学英语教学中渗透国际理解教育十分必要。 1.2 小学英语课堂渗透国际理解教育的可行性 中小学国际教育指向学生介绍其他国家地区的不同历史、文化和一些国际问题，向学生传授其他国家的语言，培养学生在跨文化环境中的交际能力及对其他国家、种族人民的尊重与理解[3]。小学英语是我国小学生接触外国语言和文化的重要媒介，小学英语课堂暗含大量渗透国际理解教育的契机。 《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指出“学习一门外语能够促进人的心智发展，有助于学生认识世界的多样性，在体验中外文化的异同中形成跨文化意识，增进国际理解，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形成社会责任感和创新意识，提高人文素养。”在课程标准理念的指导下，教材的编写也凸显了国际理解教育的核心理念。如人教版PEP在三年级My food、五年级Cooking中讲解了中西方饮食，提到了西方文化产物如汉堡和水果沙拉等。三年级加拿大庆祝新年、四年级万圣节介绍了英语国家的文化行为。但是教师在目标定位、教材理解和课堂教学中把国际理解教育边缘化，以下教学实例供一线教师参考。 2 美国教学课堂案例分析 美国经济界研究表明，世界购买力和 95%的消费者在除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4]。美国学生将进入一个高度竞争的国际市场，具有国际视野与国际知识是未来美国经济发展的基本保证[3]。因此，美国颁布了《外语学习标准：为 21 世纪做准备》，将培养具有国际理解能力的学生纳入正式的教育目标，在外语学科中融入国际理解教育。课程标准是教学的指向标，教学案例在实施过程中均以“5C”标准为依据，即：Communication（沟通）、Cultures（文化）、Connections（贯连）、Comparisons（比较）和 Communities（社区）。 其中，Communication的标准为：要求学习者参与到对话中，传递和获取信息、表达情感和交换意见（The Interpersonal Mode）；要求学习者能理解和诠释不同主题的书面和口头用语（The Interpretive Mode）；要求学习者能向读者和听众演示和呈现信息、观点和概念（The Presentational Mode）。 Cultures的标准为：要求学生能陈述practices与perspectives之间的关系（文化行为与文化理念）；要求学习者能陈述Products与Perspectives之间的关系（文化产物与文化理念）。 Connections的标准为：要求学习者能通过学习其他语言扩宽其他学科的知识；要求学习者可以通过学习其他语言获取信息，并感知和认同语言背后的文化和不同的观点。 Comparisons的标准为：要求学习者通过比较目的语和其他语言的异同，探究语言的本质；要求学习者对比目的语与所学语言的文化，理解文化差异。 Communities的标准为：要求学习者能在学校及校外的社区运用所学语言；要求学习者出于个人兴趣或提高自己而学习运用所学语言，为终身学习者做准备。 以下案例来自于美国《21 世纪外语学习标准》附录部分提供的外语课堂学习方案。 案例一：汉语教学中的中国日历教学设计。 1）教学内容简析。美国West Hartford八年级学生在Ms.Chen汉语学习班学习中国日历的内容。 2）教学目标：（1）Interpretive Communication，学生理解用目标语介绍的关于中国日历的故事阅读文本；（2） Products of Culture，学生阅读和讨论作为文化产物的日历；（3）Culture Comparisons， 学生对比中美日历的异同，比较其背后的文化。 3）教学过程。分发给学生关于中国十二生肖来历的故事卡片，教师用目标语讲解卡片。故事教学完成后开展十二生肖讲故事比赛，要求学生用中文回忆复述其故事。之后探讨日历在本民族和其他文化中的重要性，学生讨论中美日历异同并用汉语为自己家里制作中国日历，日历中可以是家人生日、家庭纪念日、学校活动日和其他重要事件日期[5]。 案例二：美国二外西班牙语课堂的新闻播报 1）教学内容简析。美国Williamston 高中八年级学生第二外语西班牙语课堂，教师设计了用西班牙语进行新闻播报的活动。 2）教学目标：（1）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学生以小组合作的形式用本族语进行新闻撰写和构思；（2）Presentational Communication，学生能用目的语西班牙语进行新闻播报；（3）Practice of Culture，学生能以批判性的视角呈现出新闻事件背后的文化；（4）Furthing Connections，学生能够将不同的新闻话题进行对比分析；（5）School and Community，学生能用西班牙语在课堂上进行交际；（6）Life-long Learning，学生能够对新闻事件形成自己的见解。 3）教学过程。教师要求学生以小组合作的方式用西班牙语进行新闻事件构思和撰写，写完以现场直播的形式进行15～20分钟的陈述。学生可以自主选择新闻播报的内容题材，既可以是新闻事件的报道，又可以是天气预报、体育赛事或文娱新闻。这些新闻的题材来源可以是西班牙当地，也可以是美国或其他国家地区[5]。 3 美国课堂案例对我国小学外语教学渗透 国际理解教育的启示 3.1 国际理解教育应明确定位，贯穿教学始终 以上教学实例基于美国“5C”标准进行设计，依据这5个维度形成围绕语言能力和人文素质的编织型外语课堂。课堂教学目标与5个维度层层相扣，将国际理解教育定位在文化交流、比较和沟通中。从案例一可以看出，第二、三个教学目标侧重语言背后的文化和文化异同。案例二的教学目标有两个涉及文化和开拓学生国际视野。其学科自身教学目标和国际理解教育的切入融为一体。如案例一，教师牢牢把握汉字识记和日历文化等学科教学目标的同时，进行美国与中国日历的对比，提高学生的异文化能力。 这对我国教师是个有意义的借鉴，在优秀教案设计中教师往往看重知识与技能目标，情感态度价值观等甚少提及。朗文材料有一篇Inventions Make Our World Smaller的阅读，也有关于日历的发明，教师仅仅要求学生熟记新单词，用思维导图归纳故事信息，回答日历的发明与哪个国家有关。对于一年有12月份背后的文化来源和价值观等只字未提。虽然课程标准明确提出教学目标多元化，材料也很丰富，但教案设计中很少看到国际理解教育的渗透。教师可以参照美国案例，将其有机的纳入教案中，有意识的在英语教学中渗透国际理解教育。 3.2 挖掘教材，寻找渗透国际理解教育的契合点 教材是教学的重要依托，要想在教学中融入国际理解教育，教师应充分挖掘教材，在没有偏离教材内容的前提下适当拓展。如上述案例一，美国教材仅是关于中国日历的介绍和月份年月的文化知识，但教师以文化为主线，用单词卡片进行十二生肖的补充，抓住中国日历的文化核心，让学生学习汉语的同时了解背后的文化故事，激发了学生的兴趣，也让学生更深刻的了解中国文化。同时比较中美日历的异同，加深学生对不同国家文化的理解。 我国英语教材中也有许多渗透国际理解教育的契合点。以人教版PEP为例，教材展示了主要英语国家的标志物，如美国自由女神像、英国大本钟等，教师应挖掘这些产物背后的文化，增长学生对其他国家的认知经验，帮助学生开拓视野。同时可以将中外文化进行对比，如教材中出现的特色标志物如长城、天坛，可以与外国标志物进行比较。不仅增强学生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豪感，也能使其更宽容的接受外国的文化。这正是课程标准提出的“国际视野”，也是国际理解教育的基本内涵之一。 3.3 创设情境，凸显国际理解教育理念 学科教学与国际理解教育理念应该融合，而非生硬拼凑。在英语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创设情境将国际理解教育融入英语教学中。案例二中，教师以新闻播报的形式，创设新闻直播间的现场播报情境，不仅能让学生踊跃参与，同时引导学生以批判性的思维探究所播报事件背后的原因，在西班牙语学习过程中增进了对不同国家的理解。该案例可以应用到我国小学英语教学中，如六年级上册“Birthday Parties around the World”介绍了中国、俄罗斯、阿根廷、丹麦4个国家庆祝生日的方式，可以创设情境以新闻播报的方式进行介绍，凸显国际理解教育理念，让学生感知文化差异。国际理解教育不仅是对文化的尊重和理解，更重要的是能提升学生的人文素质，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教师应该通过创设情境，适时的传递给学生积极的人生信念和正确的人生态度，如在学习英语单词water时，教师可以带瓶水，采用海伦凯勒的老师沙文老师那样的教学方式，让学生接触实物水，这时教师可以创设情境，把海伦凯勒学习water的故事讲给学生，通过学习外国名人轶事提升自身的人文素养。 正如Cook所说，“从马利诺夫斯基到韩礼德、乔姆斯基都说过，交流只是语言在人类生活中的一个功能，学习外语并不仅仅是要学习者会使用另一种语言与人交谈，而是在各方面改变他们的生活和心智”[6]。美国教学实例把国际理解教育定位在教学目标之中，以教材为依托，用单词卡片和创设情境的方式激发学生兴趣。对比目的语国家与其他国家的文化，拓宽学生视野，培养学生对异国文化尊重、理解、包容的心态。小学英语作为我国的基础教育学科之一，语言和知识的学习中十分重要，但学习语言不是复制语言，学习英语单词并不是死记硬背，学生更应该在学习中学会成长，健全的心智和包容的心态对于学习外语的学生来说更为重要。 国际理解教育论文:高职国际化需加强“理解教育” 随着区域市场对国际化高端技能人才的需求，高职院校在普通高等院校之后也相继提出了国际化的发展战略。部分高职院校与国外同类院校的交往范围日益扩大，交流层次也在逐步加深，理解和尊重的问题变得前所未有地紧迫起来。然而，由于办学传统等因素的制约，高职院校在国际交流中出现了许多障碍，而相关教育也出现了缺失。 一是观念上的不认可。高职院校突出技能训练，强调校企合作，学生三年的受教时间除了基础课、专业课学习，多还有一年的顶岗实习。因此很多老师会感慨：“规定动作”还完成不了，何来“自选动作”之说？二是运作中的“两层皮”。一些高职院校或迫于形势、或赶着“潮流”将国际化纳入了发展规划，但多是“纸上谈兵”。在倡导国际化发展时迈过了“理解”，而过分强调“交流合作”，结果多停留在形式上的“你来我往”，并未进入实质合作层面。三是机制上的无保障。许多高职院校教师到国外培训时“感慨颇深”，回国后又“恢复常态”，甚至认为国际化是院校顶层设计的任务，与己无关。 显然，诸多问题束缚了高职院校国际化发展。要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应借鉴国外经验，切实加强国际理解教育。所谓国际理解教育，通俗讲就是理解国际的教育，就是国家间、民族间和文化间不断开放、合作与融合的教育，包括国际交流、国际理解和国际合作。虽然人们对国际理解教育还稍显陌生，但在《教育规划纲要》中有明确表述，要“加强国际理解教育，推动跨文化交流，增进学生对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从人才培养需求来看，国际化背景下新的社会理念（如可持续发展、协同发展、多元化等）对高职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区域国际化经济发展现状也对国际化人才需求迫切，但社会市场的旺盛需求与高职人才培养的现状并不对接。因此，高职院校不仅应推行，还应在开展国际交流合作之初就有意识地重视对学生的国际理解教育。那么，该如何推行呢？ 首先在实施原则上，要有一个系统化的理念。不能与院校现行的教育理念相剥离甚至相冲突，而应厘清国际理解教育的目的及目标，与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相一致；再如到国外是开展国际理解教育最便捷的形式，但不现实，所以应基于本土，通过开设或融入相关的课程来渗透国际理解知识、创新教学模式来认同国际理解态度、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来实践国际理解行为、培育多元文化来营建国际理解校园文化环境，并注重在过程中探索和验证策略、途径实施的可行性及有效性，与人才培养质量相挂钩等。 其次在实施途径上，要以国际理解教育课程为重点。再则，在实施保障上，除了从试点专业开始推行双语教学、通过校园多元文化建设营造环境外，还应注重管理制度上的配套。通过制度上的完善和创新，充分调动和提升教师尤其是行政管理人员有效沟通、协调、管理的积极性和能力，这不仅能直接影响国际理解教育工作的实际进展，还将助推院校的国际化进程。 国际理解教育论文:谈以“生命教育”为核心的“国际理解教育” 暑假里，学校号召教师―读书以修身养性，写作以蕴积智慧。偶然间，我收拾初中义务教育课程教科书，发现了两门课程用书―《生命教育》和《国际理解教育》。联想到我校教师对建设生命课堂的探索和实践，以及每周开设的外教课程，我兴趣顿增，快速阅读了两本教科书。放下书，我陷入沉思：世界发展到今天，人类在享受物质和精神文明，不断进步的同时，越来越关注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国际理解教育是人们尊重生命，爱惜生命，关注生命的进一步升华。可以说，国际理解教育是以“生命教育”为基础，培养人了解国际知识，学会掌握国际交流的基本技能，养成国际理解的态度，从而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中小学开设国际理解教育是时展的趋势；也是教育以人为本，尊重生命的体现；是课程多样化，人文化的需要。作为一名教师，我应对此有所思考，下面来具体谈谈我的认识。 一 国际理解教育的背景和意义―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国际理解教育是“全球一体化”发展所需要的价值理念支撑。它的目的是以“国际理解”为教育理念开展教育活动，帮助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各国人们之间相互了解和相互尊重，以便促进世界的合作与和平，发展与团结。它将爱国主义教育上升到全球意识，唤起了人类最本位的价值观―向往和平，合作发展。这是各国在教育上的一种突破，也是人类人文素养提高的一种表现。因为，国际理解教育以全球的和平与发展为目的，帮助人们树立了全球公民的责任和义务，促进了整个人类的共同繁荣和发展。无论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都应在国际理解教育的帮助下，形成追求人性真，善，美的精神理念。 二、国际理解教育的育人目标―国际知识；国际交流的技能；国际理解的情感态度；国际理解的文化意识；国际理解的学习策略 国际理解教育无论是作为一门课程还是一种教育理念，都是以育人为目的的。这里借鉴《英语课程标准》的五个维度的分级目标，来归纳国际理解教育的育人目标：1.在知识领域，包括对中外各国事实性知识的了解，如文化，政史，自然，人权，环境等。2.在技能领域，包括语言交际能力，合作竞争能力，沟通交流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等。3.在情感态度领域，包括和平，民主，宽容，坦诚，同情的价值观体现等。4.在跨文化意识领域，包括区分本土国家与世界各国的文化，意识的差异等。5.在学习策略领域，包括以活动为载体，学会与人交往的策略；利用信息化媒体手段获取大量信息的策略；小组合作学习，国际合作交流学习等方法。 三、国际理解教育的核心―生命教育 国际理解教育是关注人的教育。人，作为生命的有机体，具有可教育性。生命教育的六个理念是：关注生命，尊重生命，珍爱生命，欣赏生命，成全生命，敬畏生命。国际理解教育正是对这些生命理念的解读。它本质上就是一个价值问题，也是运用价值观解决问题的体现。解决世界问题的关键是重建人类的价值观念体系，形成“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地球”之间的新观念。因此，生命教育作为国际理解教育的核心，它肩负着沉重的使命，它也是人类捍卫和平，遏制冲突的重要武器。 四、国际理解教育的课程形式―学科课程渗透式教育；国际理解教育综合活动课程 目前，我国的国际理解教育，主要有两种课程形式。1.学科课程渗透式教育。即通过自然学科，人文学科，道德教育的教学活动或内容，来渗透国际理解教育。2.专门开设国际理解教育综合活动课程。即将国际理解教育聚合到专门的课程中去，避免了各学科分散教学存在的不足之处，如缺乏问题凝聚点，或引不起学生的注意。这两种课程形式，都在国际理解教育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五、国际理解教育的拓展渠道―扩大教育开放 扩大教育开放是拓展国际理解教育的有效渠道之一。它主要包括：1.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即坚持以开放教育促改革，开展多层次的教育交流与合作。借鉴国外先进教育理念和经验，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2.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即引进国外知名学校，一流专家来我国从事教育科研和管理工作，办好中外合作学校。3.提高交流合作水平。即推动教师互派，学生互换，增进学生对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六、国际理解教育存在的问题 国际理解教育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种种矛盾和争议。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精神和本国国际化需要的矛盾冲突；各国语言，文化差异造成的困难，实现人类和平与共存的未知性，这些都阻碍着国际理解教育的发展。此外，国家理解教育课程的不完善，不系统，也是它面临的问题之一。但是尽管如此，国际理解教育，仍然越来越重要的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七、国际理解教育的未来展望 当今社会，互联网日新月异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丰足，这对国际理解教育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人类在全球政治民主化，经济贸易国际化，文化交流与合作加强，信息技术发展等因素的影响下，更加热爱和平和发展，使国际理解教育具有了更积极，更广阔的国际社会背景。但是人类发展所带来的负面问题和人性的弱点也会影响着国家，个人对国际理解教育的理解。因此，国际理解教育同时也面临着很多不可预知的突变和冲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国际理解教育的指导监督作用仍需加强。总之，各国的国际理解教育将不断发展，完善，越来越提高全人类的人文素养。 国际理解教育是以生命教育为核心的生存教育。教育的功能在于促进人和社会的进步。因而，在人类生存的过程中，国际理解教育应在发展不平衡的双方之间搭建“理解”的桥梁，促进人类相互交流和合作，走向共同进步的明天。 国际理解教育论文:论国际理解教育视阈下的英语文学教育 摘 要：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和文化逐渐走向国际化。而在不断的国际交往中，我们需要不断的加深对于世界各国文化、经济、政治的了解，因此有关外语的学习和应用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在国际化的大环境要求下，国际理解教育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倡导下应运而生，将“国际理解”引入教育活动，为世界和平打下了坚实的教育基础。 关键词：国际理解；教育；英语文学 纵观人类的发展历史，一战、二战的阴影至今都无法从我们的生活中挥去。“六百万犹太人被屠杀”、“东欧巨变”等，这些沉痛的回忆向我们述说着一个个由文明冲突所带来的惨痛教训。而就算如今，战火依然不断。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形势下，如何避免“文明冲突”所可能引起的严重后果，便成为了全世界探讨的课题。在这样的情况下，联合国提出了“国际理解教育”。 一、国际理解教育 194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次提出了国际理解教育的概念，想要通过增进国家间的文化理解来达到世界和平的目的。然而学术界却对其拥有着不同的看法，其中有人认为“国际理解教育”就是在国际社会组织下展开的以“国际理解”为目的的一种教育活动；而在日本教育界却认为国际理解教育的目的是超越国界和民族，利用教育的手段培养和增进世界相互理解的一种手段；再者就是我国学者张良才的认知，其认为国际理解教育是一种以“共生”和“公正”为目的的全球化教育，主要培养方向是“多元化文化共存”，从而建设一个人与人相互依存的地球村。 二、英语文学教育与国际理解教育 在英语文学的教育中，由于本身英语的国际化，就导致了最终国际理解的回归。而且英语文学教育主要是培养学生对于英美美文的阅读、欣赏和理解英语文学原著的能力。通过阅读和欣赏，学生便会通过英文文章对西方的文学和文化不断的加深了解，从而提高自身的语言功底和人文素质，而这些恰恰与国际理解教育的理念不谋而合。 （一）英语文学教学中的国际理解 1.英语文学教学内容与国际理解的联系 由于英语文学教学的教材便是西方本土文章，因此其中会大量的涉及到历史文化、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行为、文学艺术等内容，学生通过对于这些内容的学习，便可以大致的了解西方的整体文化，从而为国际理解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以实现国际理解教育的根本目的。 2.英语文学教育要求与国际理解的联系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国交往日益加深，这也导致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交流逐渐扩大，导致了英语文学教育必须面向世界化发展，逐渐形成现代化的教育体系，才能更好的面向未来。也正是因为全球一体化经济发展对于英语文学教学的要求，令学生有机会增强自身对于多元文化的了解，从而促进了国际理解教育的形成。 3.英语文学教育的目的与国际理解的联系 由于英语文学所面对的是不同国家的文化，所以在接受英语文学教育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对于异国民族、文化的接受。而这种接受的开始，必须要建立在尊重对方的基础上。只有足够的尊重异域的文化，才能从内心深处去理解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从而培养出“共生”、“公正”的观念，形成“全球意识”，彻底达成世界和平的伟大目标。 4.英语文学教育的本质与国际理解的关系 从本质上讲，英语文学教育就是一种语言能力的培养手段。只不过这种语言所涉及的领域及其广泛，作为当今社会使用最为广泛的语言，其所囊括的文化跨度极大，所蕴含的知识领域也极其广泛，因此这也导致了英语文学教育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认识教学，还是一种跨越了文化界限的教学，更是一种无视异域文化差异的交流能力培养。而这种能力的培养，很直观的提升了学生们对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可融性。 （二）英语文学教育在国际理解中的桥梁作用 在过去的英语教学中，由于英美文学的现实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我国的英语文学教育发展产生了不良的限制，严重的影响了我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我国与西方交流日益加深，才逐渐体现出我国英语教育的相关问题。 而后在2006年6月，南京大学《当代外国文学》编辑部举办了专门会议，以“当代英语国家文学研究的文化视角”为命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和研究，第一次提出了“英语国家文学”这一更深层次的概念，将“澳大利亚文学”、“南非文学”、“爱尔兰文学”等一系列的西方文学全部加入英语文学的教学内容之中，从现代化角度，进行科学的英语文学教育改革， 伴随着越来越多的文学被加入到英语文学教学课程中，如今的英语文学教育已经变得更加的国际化，也正式的跳出了传统英美文学的影子，成为了一个世界文化和历史传承的舞台。 三、结束语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行业和领域需要英语来作为发展的引线，也有更多的异域文化被载入英语文学教育教材，令学生们对世界增进了解的同时，彻底的打开了他们的视野，为求同存异的国际理解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国际理解教育论文:新课标背景下初中英语国际理解教育尝试 【摘要】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水平的不断提高，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加强，教育也要不断向国际化方向发展。尤其是对于英语教学来说，英语国际化能够更好的帮助初中生英语的学习，减少因文化差异而带来的理解上的差异。初中生在学习英语时往往因为文化背景的差异以及思维方式的差异，导致他们失去了学习英语的兴趣与爱好，所以本文通过对初中英语国际化教育方式的介绍，从而能够更好的实现初中生学习英语的兴趣，提高初中英语的教学质量。 【关键词】新课标下 初中英语 国际理解教学 方法分析 0.前言 近几年来我国教育事业不断推行相应的改革以适应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但是我国教育还是存在这一些问题，尤其是在英语教学上，教师不仅要做好相应的改革措施，提高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还需要将英语教学国际化。而所谓的国际理解教育就是指通过英语教学能够使学生认识到西方国家的一些人文知识以及中西方之间存在的文化差异，从而提高学生对外国文化的了解，提高他们对英语的认识，使他们不仅能够理解中国文化而且也能够很好地了解外国不同的文化，在文化多样化的世界背景下找到合适自身发展的学习方法，形成一种良好的对待文化的态度。外来文化不仅能够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服务，同时也能够被中国文化所吸收，所以要想更好地发展中国文化就要以一种宽容和尊重的态度来对待外国文化。学生在这样的英语教学方式和理解中能够提高他们学习英语的兴趣爱好，培养他们和其他民族之间的交往、沟通与理解能力。 1.我国初中英语国际理解教育存在的问题 1.1对国际理解不足，对中国文化英语表达较少 英语国际理解教育需要建立在本国文化的基础之上，但是在我国现阶段的初中教育中还是存在着许多的问题，比如说在对国际理解不足，英语教学上缺少对中国文化的表达。国际理解教育是要建立在民族文化和国际文化交流的根基之上的，所以在进行初中英语国际理解教育时要充分认识到本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的交流。英语作为全球使用最为广泛的语言之一，在文化沟通和国际交流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桥梁作用，所以在进行交流时应该提升自身对本国文化的交流程度，加强对本民族文化的宣传。但是在实际的教学中教师往往不注重对本国文化知识的融入，过于强调西方的文化，从而忽视了对本国文化的发扬。在国际的交往中，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流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与西方国家的交流越来越多，英语教学在国家教育中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目前我国英语教育在教育理念上还存在着一定的误区，进行英语教育是为了更好的实现与外国的交流，将中国文化介绍到世界中去，从而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使中国能够与世界接轨。但是在实际的教学中初中英语教师过于重视对英语知识技巧的讲解，从而忽视了对英语这种语言文化的实际应通用性。英语和汉语一样，他们都是一种语言交流工具，所以在学习英语时，学生和教师应该重视英语教学的环境性和应用性。 1.2缺乏国际教育与理解意识 初中许多的学科都可以看到国际理解教育，他们能够有效地提升学生对本国现状的了解，从而能够更好地认清国际局势，最终实现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但是在英语的教学中缺乏相应的国际理解教育，学生和教师过于重视学生的英语技巧，忽视了英语的交流性和应用性。在英语的教学中中国擅长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对于学生文化知识的讲解和社会价值观的培养不够重视，从而导致了学生学习英语的目的不明确，单纯是为了考学而学习英语，在长期的学习中学生失去了学习英语的兴趣爱好。而对于学生的国际教育和理解重视不足，学生在进行相应的学习时不能够及时与世界接轨，了解更多的西方文化，找到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也就无法实现桥梁之间的衔接。真正的英语是一种交流的语言工具，学生在进行学习时能够认识到它的巨大作用，它不仅仅是一种考学生的必修课程，它更是与世界交流和学习的重要工具。所以缺乏相应的国际教育和理解意识，会导致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下降，导致他们对学习英语的目的有所偏差。 2.国际理解教育的方法 2.1提高中学教师对英语国际理解教育的意识 对于初中老师来说在进行教学时不仅仅要重视学生英语技巧的讲解，还应该提高学生对学习英语的目的性，突出英语学习的重要性，树立他们学习英语的正确态度和意识。首先教师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要注重对国际理解化教育，也就是让课堂成为一个学生相互交流学习的场所，这里所说的交流是指交流国际文化，学生在课堂上可以扮演不同国家的人，从而用不同的文化背景来展示交流的重要性。同时学生还要学会用英语来表达中国的文化，做一个文化传播的使者，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下学习能够增强他们学习英语的乐趣和目的性。学生通过彼此间的交流能够更加了解国外的文化，接受外国的文化，并且将外国先进的文化与本国文化相结合。除此之外，教师在进行教学时还需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比如在向学生讲解一个国家的文化时自身就要对该国家有一定的了解，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文化观念，在国际理解教育中正确把握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必要性。只有教师自身的素质有所提高才能够更好地指导学生进行英语的学习。同时学校或教研组也要定期对英语教师进行相应的培训，教师在专业的培训下能够更好的认识到自身教学中的不足，改变初中英语教学中存在的弊端，提高教师对国际化教育的认识。 2.2进行多样的校园课外文化交流活动 在传统的教学中教师一般比较重视课堂上的教学内容，从而忽视了课外教学的重要性，所以在进行相应的国际理解教育的教学时，教师要充分利用课外教学，提高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爱好。尤其是在新课标的推行下，教师要利用好校园的文化建设，为学生提供一个民主、和谐、多样的校园文化生活。比如教师可以组织学生采取多媒体技术向学生展示不同国家文化之间的差异，树立他们多元的文化观念。同时教师在进行讲解时还需要教给学生如何去辨别先进文化与腐朽文化，在这样的辨别中去吸收和融合外来文化，增加自身对文化的理解和认识。教师还可以为学生创造一定的情景，让学生用英语进行文化的交流，学会如何运营英语来实现对本国文化的介绍，提高学生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例如，在学习Travels， France is calling 等课文时，我们就利用学生在教材上学到的知识，让他们合作学习，查阅“埃菲尔铁塔背后的文化和故事，美国自由女神像的由来和象征意义，中国长城的文化与象征意义等等，然后小组间相互交流和展示；在学习Body language 这一课时，就让学生上网查阅同一个肢体语言在不同国家文化里的含义，或者是同一个含义在不同国家里不同的肢体语言；在Festivals 这一课的学习中，让学生查询、比较中西方重大节日的习俗和差异。除此之外，我们还利用我校的外教资源，增加学生与外教之间的交流与互动，通过彼此间的介绍来增进他们文化的交流。教师还可以定期向学生进行英语知识讲座，积极向学生介绍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增加他们对国际动态的了解，积极关心国家大事，努力学习英语，为今后文化的交流做出自己的贡献。教师也可以通过播放电影和音乐的形式向学生介绍外国文化，在影片和英语的语言中找到于中国文化相同和不同的地方。从而提高学生的辨别能力，在课外学习中学生可以增进与教师之间的友谊，教师也可以更好地了解学生学习上的困难，指导他们更好地学习，最终实现英语课外交流的目的与效果。 3.总结 英语国际理解教育方法的实行可以增加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和爱好，而教师在这样的教学中也能够帮助学生了解更多的外国文化，学习本国的文化知识。学生在这样的教学模式下也可以找到学习的方法，增加自身的素质，提高自身的英语水平。该教学模式符合新课标初中英语教学的目标，适合学生今后对英语的认识和学习。学生增强了对国际文化知识的认识，更有利于我国今后文化的传播，存进我国对外的交流与发展。所以初中英语国际化理解教育方法是提高学生英语水平和文化素养的重要教学方法之一，它符合我国教育发展的要求，符合学生发展的要求，能够更好的促进我国英语教学水平的提高，最终实现初中英语教学的目标。 国际理解教育论文:西藏中小学校本课程开发的国际理解教育 【摘 要】 以二战的结束为分水岭，极大地改变了国际理解教育进程与方向。我国国际理解教育自20世纪80年代起才逐步展开，从2000年之后在全国各地受到广泛关注。随着我国的西部大开发逐步推进，西藏日益发展为本土民俗、中华文明与世界文化的交汇地，因而，培养本地人才的多语言沟通与跨文化交际能力势在必行，也是当前西藏教育所需要面临的新任务。 【关键词】 西藏中小学；校本课程；国际理解教育 1994年10月，在日内瓦由国际教育局组织召开了第44 届国际教育大会，会议主题就是国际理解教育（Education for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认为应该把国际理解教育纳入到中小学课程计划和教师培养之中。[1]可见，培养学生国际理解的态度、能力以及与人交往、与人共处的能力，使学生在日益国际化的社会里与他人共同生活、相互合作，成为当代学校教育面临的新使命。 西藏地处祖国西南边疆，是以藏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除藏族居民外，目前在西藏自治区还有汉族、回族、门巴族、珞巴族、纳西族、怒族、独龙族以及人、夏尔巴人世代居住，这决定了西藏文化具有高原风格、历史积蕴和语言迥异等特征。[2]随着西部大开发，前往西藏的国内外旅游人员与开拓者激增，促使西藏日益发展为本土民俗、中华文明与世界文化的交汇地，培养本地人才的多语言沟通与跨文化交际能力势在必行，这样，基于“西藏特点、学校特色”的国际理解教育课程开发便成为必然。 一、多元文化国际理解教育的校本课程国内外解读 以二战的结束为分水岭，极大地改变了国际理解教育进程与方向，其中“实用主义”与“全球教育”为当时引领趋势，国际教育产业化呈显著特征。如今，在世界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文化意识方兴未艾。世界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等，纷纷开始倡导培养地球村市民的素质，将国际理解教育纳入到国际人培养目标的重要内容之中，成为培养地球村市民（世界公民）的教育课题。 由于国际理解教育领域正在成为多种国家力量、多种意识形态、多种文化形式国际竞争的场所，[3]国际理解教育也承担着培养国际化人才、提高各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使命。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由于地区发展不平衡等原因，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深圳、浙江衢州、东北长春等地相对先行一步，在改革开放中同世界交流日益频繁，为学校的国际理解教育搭建了国际互动平台，校本课程开发与建设经验相对充足。这些地方政府借助国内外教育集团的师资力量和国际间校本课程元素，在学校课程建设、师资培养、社团活动等方面注重多元文化发展的教育国际化理念，使全体师生的国际理解和多元文化意识逐步形成，不仅能够有效地促进学校的发展，从中也促进了教师专业化发展，更促进了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如，北京市第十八中学从易于进行评价和操作出发，将国际理解教育的目标分解为四大目标，即体验目标、知识理解目标、技能目标、态度目标等。[4]上海市进才实验学校通过“创设多元文化环境，丰富校园文化，拓展国际化课程内容”，培养学校学生的国际视野以及对世界多元文化的认识和跨文化交流理解的能力。深圳市富源学校从知、情、意、行各个方面来设置校本课程，培养学生认识跨文化理力，正确引导学生在面对不同文化时的情感转变与价值观的确立。[5]天津市上海道小学以一种独特的办学理念，营造一种民主、和谐、积极奋发向上的校本课程文化氛围，鼓励教师开展行动研究，并以学校为主来主动接受专家和行政部门的指导和支持国际理解教育的开展。[6]浙江省衢州第二中学从探索国际理解教育校本课程体系出发来发展学生的国际理解能力与价值观，培养教师的国际理解素质与能力，从而构建基于国际理解的学校文化。[7]东北师范大学附小从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三个维度设计了国际理解教育的具体目标。[8] 二、多元文化国际理解教育的西藏校本课程开发的目标定位 藏族文化是祖国文化的一部分，积淀着人类的勤劳智慧；融历史、文学、哲学、艺术、宗教、民俗、旅游等于一体，具有极高的文化资料研究价值；富于自然和人文的双重魅力，是课程资源的活水源头。[9]课程开发的核心是文化建设，而课程文化则是学校建设的核心。在多元文化教育的大背景下，西藏校本课程开发重在国际理解视角。 1.西藏校本课程开发的学生个性彰显目标 校本课程开发，从表面上看是“以校为本”，而其本质上的理念是“以人为本”，以人的充分自由的健康发展为最高目标，[10]即生本教育。西藏校本课程开发不仅要承认学生的文化背景、认知水平上的差异，而且要满足每个学生不同的成长与自我实现需要，以促进学生现代意义上的人格完善与个性发展。 2.西藏校本课程开发的教师专业发展目标 教师要通过校本课程开发的研修与实践，使自己的专业能力得到不断提高和发展。从人类学与课程论角度来考察，西藏校本课程开发有利于教师课程观念的转变，教师能够认识到自己是课程开发的参与者，是学校课程开发的主体。也就是说，课程开发是手段，教师发展才是目的。 3.西藏校本课程开发的学校特色生成目标 目前，校本课程开发的理论与实践日趋成熟，为学校课程寻求特色建设上提供了可能。校本课程是一个学校特色的基础和保障，校本课程开发则在西藏特点的基础上主要关注学校间的差别化发展，并通过校本课程来达成学校的独有风格。学校可以根据师生特点、教育资源、学校传统以及教育者的办学旨趣来确立学校自己独特的发展方向。[11] 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集》中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不是固步自封，而是在文化全球化的趋势下推动文化发展应遵循的原则。只有立足于传统，吸收外来有益成果，西藏校本课程开发才能彰显其独特魅力。 三、多元文化国际理解教育西藏校本课程开发理念 国际理解教育理念的提出已有半个世纪，而我国国际理解教育起步较晚，仍处于探索阶段，有关国际理解教育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起才逐步展开，但是受到广泛关注则是在2000年之后。[12]由于西藏地区对外交往，以及赴藏旅游商贸的日益增多，基于国际理解教育校本课程开发亦势在必行，以加强与提高本地区人们对多元文化的认识与接纳能力。 1.成立国际理解教育西藏校本课程开发教师团队 国际理解教育西藏校本课程开发，应充分考虑西藏中小学中的一系列困难。如，西藏中小学校由于受教材编制能力的设置往往照搬国家统一的课程标准，所用教材同本地藏族学生的认知经验不太符合；西藏基础教育过程中现有课程内容或多或少地忽视了学生的藏族文化背景，并没有意识到开设校本课程来为现有课程内容做出良好补充，这不利于这些地区基础教育的可持续发展；由于藏族语言文字的原因，大量的科学理论概念都缺乏相应的术语，同时农牧区中小学校藏汉双语师资稀缺，这样，语言障碍致使课堂目标不能按时完成，等等。可见，藏族学生的认知特点、擅长语言与文化背景等方面因素，在国际理解教育西藏校本课程开发中理应得到充分应对。 国际理解教育西藏校本课程的开发，能够有效地推动西藏课程开发机制的变革，打破自治区原有的国家课程一统的局面，将校本课程开发成为纳入西藏基础教育课程体系中，成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采用多种方式进行国际理解教育西藏校本课程开发 在全球化的今天，国际理解教育应该是“地球村”每个村民的终身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开展国际理解教育，一方面，是教育学生以宽容的态度，理解尊重地球上不同的文化，养成他们的地球公民意识和素质；另一方面，要让当今的孩子认同、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培养他们的民族情感与国家责任。因此，可以形象地将西藏地区的国际理解教育理解为“地球公民意识+继承中华优秀文化”。 校本课程开发应注重以活动设计为主，学校每年可以适当组织师生参加主题冬、夏令营，定期到国际交流的国家进行校际走访、游学生活，亲身体验与领略各国异域风情与民俗文化。事实证明，通过校本课程进行国际理解教育能让学生变得活跃、自信，更具同理心。 3.形成国际理解教育西藏校本课程开发模式 经济的全球化必然带来教育的国际化，这是西藏中小学校目前所处的时代特征，一方面在微观领域探索教育国际化的办学路径，另一方面在学校层面上建立多元的交流机制，加强对外交流的力度。随着时展的日新月异，作为地处少数民族边疆地区的西藏中小学校，越来越多来自五湖四海的内地学生随父母援藏、就业或经商等来到西藏生活与学习。在教育教学实践中，要根据中小学生的认知和智力发展水平，应合理确立不同学段国际理解教育西藏校本课程管理制度。西藏中小学校应该致力于校内营造多元文化的理解和交互发展，通过教育教学管理的革新、借鉴海外的先进元素开发校本课程，对学生开展国际理解教育，培养国际视野与意识，并知晓一定国际规则和惯例的现代人。[13] 在西藏中小学校本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中，一方面，要注意吸收藏传文化的精华，把最能反映和体现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少数民族历史、民俗文化、少数民族价值观念等文化精华引入课程，引进校园。另一方面，要跳出狭隘的本土意识，注重吸纳主流中华大一统文化乃至世界各民族先进文化。尤其要注意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用“文化孤立主义”或“文化部落主义”来看待多元文化问题。[14]总之，在校本课程开发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中，才能迸发出中华文明进一步创新的原动力，推动着国际理解教育的多元化前行步伐。 国际理解教育论文:新课标背景下初中英语国际理解教育尝试 摘 要： 初中生在学习英语时往往因为文化背景的差异及思维方式的差异，导致他们失去学习英语的兴趣与爱好，本文通过对初中英语国际化教育方式的介绍，旨在更好地激发初中生学习英语的兴趣，提高初中英语教学质量。 关键词： 新课标 初中英语国际理解教育 方法分析 国际理解教育是当前世界教育研究领域中比较受关注的话题之一。国际理解教育在“二战”以后不断兴起，特别是1974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倡导下，国际理解教育取得重大的发展与进步。随着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趋势，为了更好地培养国际化人才，要积极培养学生的人权教育、和平教育、环境教育等国际理解精神，培养学生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价值观和能力，这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新课程改革所强调的。国际理解教育不是一种具体的教育形态，而是一种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关注对话与平等，重视文化的理解与被理解，倡导可持续发展，关切教育回归生活。国际理解教育对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幸福具有重要的价值，所以我国开展国际理解教育研究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1.我国初中英语国际理解教育存在的问题 1.1对国际理解不足，对中国文化英语表达较少。 英语国际理解教育需要建立在本国文化的基础之上，但是在我国现阶段的教育还存在许多问题，比如对国际理解不足，英语教学上缺少对中国文化的表达。国际理解教育时要建立在民族文化和国际文化交流的根基之上，所以在进行初中英语国际理解教育时要充分认识到本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的交流。但是目前我国英语教育在教育理念上还存在一定的误区，进行英语教育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与外国的交流，将中国文化介绍到世界中去，从而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使中国与世界接轨。但是在实际教学中初中英语教师过于重视对英语知识技巧的讲解，从而忽视对英语这种语言文化的实际通用性。英语和汉语一样，都是一种语言交流工具，所以在学习英语时师生应该重视英语教学的环境性和应用性。 1.2缺乏国际教育与理解意识。 初中许多学科都涉及国际理解教育，他们能够有效提升学生对本国现状的了解，从而更好地认清国际局势，最终实现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但是在英语教学中缺乏相应的国际理解教育，师生过于重视学生的英语技巧，忽视英语的交流性和应用性。因为对国际教育和理解重视不足，学生在进行相应的学习时不能及时地与世界接轨，了解更多的西方文化，找到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也就无法实现桥梁之间的衔接。真正的英语是一种交流的语言工具，学生在进行学习时能够认识到它的巨大作用：它不仅仅是一门考学生的必修课程，更是与世界交流和学习的重要工具。所以缺乏相应的国际教育和理解意识，会导致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下降，导致他们对学习英语的目的有所偏差。 2.国际理解教育的方法 2.1提高中学教师对英语国际理解教育的意识。 对于初中老师来说在进行教学时不仅要重视学生英语技巧的讲解，还要提高学生对学习英语的目的性，突出英语学习的重要性，帮助他们树立学习英语的正确态度和意识。首先教师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加强国际理解化教育，也就是让课堂成为一个学生相互交流学习的场所，这里所说的交流是指交流国际文化，学生在课堂上可以扮演不同国家的人，从而用不同的文化背景展示交流的重要性。同时学生还要学会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做文化传播的使者，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下学习能够增强学习英语的乐趣和目的性。学生通过彼此间的交流更了解国外文化，接受外国文化，并且将外国先进的文化与本国文化相结合。除此之外，教师在进行教学时还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比如在向学生讲解一个国家的文化时就要对该国家有一定的了解，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文化观念，在国际理解教育中正确把握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必要性。只有教师的素质有所提高才能更好地指导学生进行英语学习。同时学校要定期对英语教师进行相应的培训，教师在专业的培训下更好地认识到自身教学中的不足，克服初中英语教学中存在的弊端，提高教师对国际化教育的认识。 2.2进行多样的校园课外文化交流活动。 在传统的教学中教师一般比较重视课堂上的教学内容，从而忽视课外教学的重要性，所以在进行相应的国际理解教育的教学时，教师要充分利用课外教学，提高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爱好。尤其是在新课标的推行下，教师要利用好校园的文化建设，为学生提供一个民主、和谐、多样的校园环境。比如教师可以利用媒体技术向学生展示不同国家文化之间的差异，帮助他们树立多元文化观念。同时教师在进行讲解时还要教学生如何辨别先进文化与腐朽文化，在这样的辨别中吸收和融合外来文化，增强自身对文化认识。教师还可以为学生创设一定的情境，让学生用英语进行文化的交流，学会运用英语实现对本国文化的介绍，提高学生对中国文化的认识。除此之外，在一些有条件的地区，学校还可以聘请一些外教，加强学生与外教之间的交流与互动，通过彼此间的介绍加强文化交流。教师还可以定期向学生进行英语知识讲座，积极向学生介绍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增加他们对国际动态的了解，积极关心国家大事，努力学习英语，为今后文化的交流作出自己的贡献。教师也可以通过播放电影和音乐的形式向学生介绍外国文化，在影片和英语的语言中找到与中国文化相同和不同的地方，从而提高学生的辨别能力，在课外学习中学生可以增进与教师之间的友谊，教师也可以更好地了解学生学习方面的困难，指导他们更好地学习，最终达到英语课外交流的目的与效果。 3.结语 该教学模式符合新课标初中英语教学的目标，适合学生今后对英语的认识和学习。学生增强了对国际文化知识的认识，更有利于我国今后文化的传播，促进我国对外的交流与发展。所以初中英语国际化理解教育方法是提高学生英语水平和文化素养的重要教学方法之一，符合我国教育发展的要求，符合学生发展的要求，能够更好地促进我国英语教学水平的提高，最终实现初中英语教学目标。 国际理解教育论文:推进国际理解教育能力建设 共建东北亚和平文化 摘 要：东北亚国际理解教育研讨会上，与会人员交流了各国国际理解教育开展的状况，分享了最佳实践案例，探讨了促进国际理解教育能力建设和整合国际理解教育资源的策略，形成了加强东北亚国际理解教育能力建设途径与方法的共识。 关键词：国际理解教育； 能力建设； 东北亚 2012年11月28～30日，2012年东北亚国际理解教育会议在中国杭州召开。本次会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国际理解教育中心（APCEIU）和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主办，杭州市教育局和杭州市下城区政府承办。来自东北亚的四个国家——中国、日本、韩国和蒙古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的代表以及国际理解教育领域的专家参加了此次研讨会。为期三天的会议主要围绕以下内容进行了研讨交流：一是四个国家国际理解教育状况及各国在国际理解教育方面的最佳案例；二是体育运动在国际理解教育与和平文化中的作用以及提高国际理解教育能力的有效策略；三是如何在国际理解教育中整合学习资源；四是国际理解教育能力建设合作网络的途径与方法。 一、东北亚四国国际理解教育概况 （一）中国：加强国际理解教育，培养国际化人才 上海师范大学校长张民选教授代表中国做了题为《中国的国际理解教育——以上海一套国际理解课程开发为例》的主旨报告，从政府文件、教育研究和课程开发三个视角介绍了中国的国际理解教育。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当时的国民政府就选派代表参加了教科文组织的创建，新中国在成立后不久宣布成立了“国家世界和平促进委员会”，并于当年在北京召开了“亚太和平与民主会议”。1983年，邓小平提出的“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为中国教育对外开放指明了方向。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政策，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大胆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发展和管理教育的成功经验。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要培养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的国际化人才。要加强国际理解教育，增进学生对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国际理解教育”一词于20世纪70年代出现在中国的研究期刊上，但直到90年代末，研究者和实践者才真正关注它。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内期刊上关于国际理解教育的研究论文日益增多，一些研究生也把国际理解教育作为研究选题。2008年，北京教育学会成立了国际理解教育研究分会，之后更多的教育机构进行了国际理解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如北京教育学院、上海师范大学和一些中小学从不同的视角对国际理解教育的内涵、发展和实施进行研究，北京、上海、深圳和成都等地都有中小学在开展国际理解教育，它们把国际理解教育作为地方课程或校本课程，并编写了适应地方需要的国际理解教材。 张民选教授以上海浦东新区开发的国际理解教育课程为例，介绍了上海市政府在推动国际理解教育开展方面出台的相关政策以及在推动上海国际理解教育过程中实施的6个创新，还介绍了浦东新区教育局组织相关专家、研究者、一线教育工作者等编写的一套面向中学生和市民的国际理解教材的结构、内容、教学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以及课程实施的途径，探讨了国际理解素养的内涵及组成要素。 （二）日本：鼓励高中生出国学习以培养“全球人力资源” 日本教育交流与服务中心（Educational Exchanges and Services）主席井上正幸（Masayuki）对日本当前国际理解教育的开展情况做了题为《在中小学教育阶段开展全球人力资源培养》的报告。他指出，当前日本中小学阶段的国际理解教育已经从国际教育转向全球人力资源培养。日本政府于2002年制定了全球人力资源开发战略，决心要通过政府的努力来培养能在全球范围内成功的人力资源。这种“全球人力资源”应具备以下能力和素养：一是语言和交流能力，二是独立性和自信、敢于挑战的精神、适应性、责任感和使命感，三是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四是具有扎实的教育基础和精深的专业知识、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领导力、责任感、团队精神、媒体素养与英语交流能力。因此，促进全球人力资源开发委员会于2012年6月提出了全球人力资源开发促进战略。 调查研究显示，近些年来，日本大多数高中生没有出国的愿望，高中生出国人数逐年降低，从2004年的4044人减少到2008年的3190人。为此，日本政府专门采取了促进高中生出国学习的措施：一是增加高中生出国学习项目及其预算，从2011年的53亿日元增加到2012年的237亿日元；增加高中生资助赴海外学习的名额，从2011年的50个增加到2012年的300个，每人资助4万日元。二是建立新的出国学习项目以提高学生出国学习的兴趣。三是邀请外国高中生到日本的语言学校进行为期6周的短期学习，让他们住在日本人家中，与日本高中生交往并参与志愿者活动，受邀的外国高中生数目从2011年的92人增加到2012年的115人。四是培养高中生出国学习的意识，比如召开高中生出国学习促进会议，为学生提供留学咨询服务。此外，日本还在学校体制改革中特别制定了海外“学分转移”政策，规定从2010年4月起，学校校长要承认高中生在国外高中学习的经历并可将在国外获得的学分转化成国内高中的学分，还把在海外学习可以转化成日本高中的学分从之前的30学分增加到了36学分。 （三）韩国：促进中小学校深入开展国际理解教育 韩国忠清北道教育办公室（Chungche-ongbuk-do Office of Education）中小学政策部门的负责人俞哲（Yu Chul）从三个方面介绍了韩国国际理解教育开展的情况，一是中小学国际理解教育实践，二是国际理解教育教师培训，三是韩国国际理解教育协会举办的一些活动。 韩国中小学国际理解教育实践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学校课程的国际理解教育，包括在中小学校的各门学科中全面渗透国际理解教育，让学生在创造性的动手活动中体验国际理解教育，如学生自主的活动、俱乐部活动和志愿者活动等，在与学科相关的各种活动中加强国际理解。二是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系学校项目为载体的国际理解教育，韩国早在1961年就有4所高中成为联系学校（ASPnet Schools ），到2012年10月，已有134所联系学校，包括25所小学，30所初中，74所高中，4所高校，1所特殊学校。联系学校的目标就是优先考虑各种创新性的动手活动，支持全球学校之间通过各种联系进行跨文化学习，确保在促进“全民优质教育”方面的最佳实践能够让世界共享。韩国联系学校的项目和活动主要有：跨文化意识项目、彩虹青年全球公民工程、东亚儿童艺术表演节、模拟教科文组织会议、亚洲RICE（Regional Initiative for Climate Change Education）工程等。三是在多元文化教育中进行国际理解教育。韩国的多元文化教育主要是为应对日益增加的多元文化家庭的现象，满足学生从多元文化家庭到学校生活的需求。为此开展的项目主要有：针对学生和家长的教育支持项目和促进多文化理解和意识的各种项目。 俞哲介绍，韩国目前已经开展的针对国际理解教育的教师培训主要通过以下两个途径进行。一是由亚太国际理解教育中心（APCEIU）组织开展的教师培训，包括专门为教师组织的国际理解教育能力建设的相关培训、国际理解教育亚太培训以及亚太学校校长领导力研讨会；二是在国家和地方层面开展的联系学校校长和教师培训。韩国国际理解教育协会（KOSEIU）于2000年5月成立，旨在通过各种研究和相关的教育活动促进国际理解教育的发展。该协会向任何对国际理解教育感兴趣的人开放，包括幼儿园的教师到大学的教授。该协会于2001年8月与日本国际理解教育协会联合举办了研讨会，于2002年11月召开了第三届国际理解教育国际会议，于2010年11月召开了第11届国际理解教育国际会议。 （四）蒙古：致力于提高全民教育质量 蒙古教科文全委会的Erkhembayar Enkh-baatar先生介绍了蒙古教育的整体状况，如入学率、师生比、教育财政投入等，并提出了蒙古教育面临的一些问题，如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城市学校过于拥挤、3%的农村孩子无法上学、读完五年级的学生只有88.7%、八年级毕业前有9.5%的学生辍学等。为此，蒙古政府出台了2012年教育改革规划，提出要让基础教育普及到每一个学生，提高教育质量尤其是农村学校的教育质量，在保留蒙古传统的同时将现代化知识与技能融入教育。此外，他还介绍了在蒙古政府以及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ADB）等国际机构的支持下，蒙古学校的校舍建设和硬件设施改造更新情况，比如，为牧民建造具有基本设施和玩具的移动蒙古包（Mobile Ger），为学校创建文化和信息中心、教师培训学院，增加取水井和洗浴设施等。他表示要把这次研讨会上学到的新观点带回蒙古，让更多的教师和学校分享，并将其付诸实践。 二、国际理解教育的实践案例 四个国家的代表分别展示了本国国际理解教育实践的成功案例。中国与会者从不同角度展示了中国国际理解教育的情况。除了张民选教授介绍的上海浦东国际理解教育课程开发的案例，北京教育学院的王振先先生介绍了北京教育学院国际理解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经验，以及在国际理解教育课程开发和教师培训方面取得的成果；北京体育学院的茹秀英博士介绍了利用体育资源开展国际理解教育的“北京模式”；四川成都青羊区教育局的副局长徐江涌介绍了青羊区中小学通过体育运动开展国际理解教育的实践探索；北京汇佳教育机构的王雁博士与大家分享了在幼儿园中以端午节为主题开展国际理解教育的成功案例；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的郑彩华博士从理论层面论述分析了将体育运动作为学习资源促进国际理解教育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并与大家分享了赞比亚通过开发传统体育游戏开展国际理解教育的案例，使与会者对体育运动作为促进国际理解教育的重要资源有了新的认识。 来自日本、韩国、蒙古的代表也带来了各国在推动国际理解教育方面的成功做法。日本奈良女子大学附属中学的英语教师南佐美江女士介绍了其所在学校通过交换生项目培养学生国际意识和能力的实践探索，比如，他们从2010年起成功召开了几次可持续发展教育研讨会，并同韩国、菲律宾、泰国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系学校建立伙伴关系，开展交流活动。 日本文部科学省（MEXT）的浅井孝司先生主要介绍了日本以教科文组织联系学校为载体，通过开展可持续发展教育促进国际理解教育开展的成功经验。日本北海道教育大学附属札幌中学的副校长中村邦彦先生以具体案例介绍了其学校通过与中国和韩国的学校建立友好关系，有效促进了双方学生的国际理解意识和能力的实践探索。 韩国韩神大学的康女士认为，国际理解教育的内涵应有6个基本主题，即全民教育、全球相互依存、可持续发展教育、多元文化教育、国际与地区的和平教育以及人权教育。但现实世界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冲突表明，实现国际理解教育的理念和目标还需要更多的人员参与其中，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理解国际理解教育的内涵。 韩国庆尚国立大学（Gyeong-sang National University）的金庸楚（YongChu Kim）教授介绍了关于韩国16个省的国际教育合作状况的实证研究，从机构设置、经费、活动、办公人员等方面分析了韩国省级层面的国际教育合作的现状，以及其中存在的问题，如国际教育合作交流机构设施不完善、各地经费不均衡等，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另一位来自韩国的韩杰索（Geon Soo Han）教授做了题为“在全球化时代如何通过体育进行国际理解教育”的报告。他认为，国际理解教育有5个基本主题，即全球化与相互依赖性、文化多样性与跨文化的交流、和平文化、人权和可持续发展，体育尤其是本土体育运动可以把这5个方面共同置于国际教育的框架里。在全球化的浪潮下，体育运动日益全球化，本土体育运动可以向国际层面迁移，同时职业体育运动也日益全球化。最后，他以韩国运动员为例进行了分析，提出体育运动和赛事是进行和促进国际理解教育的重要载体。 三、四国国际理解教育的异同 国际理解教育能力建设的有效策略是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与会者对如何加强国际理解教育能力建设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国际理解教育能力建设应从个人和组织机构两个层面着手。在个人层面上，包括教师、学生、培训者、研究者、决策者等在内的任何个人都应该通过多种途径，如自主学习、交流合作、参加培训等方式，提高自己的国际理解教育意识、知识和能力。在组织机构上，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研究机构、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国际组织（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国际理解教育中心等）都应该成为国际理解教育能力建设的促进者和实施者，通过举行开展国际理解教育的研讨会、相关活动和交流项目等成为促进国际理解教育能力建设的平台和信息集散中心，传播和推广国际理解教育的理念和信息，让大家分享国际理解教育的最佳实践和资源，促进国际理解教育能力建设合作网络的构建与形成。 从四国研究者的报告、研究和案例分享中可以看出，四个国家在推动国际理解教育上有如下共同之处：第一，在基础教育阶段包括学前教育阶段，开展国际理解教育无论对于促进学生个人发展、还是增强国家竞争力以及维护世界和平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四国政府都倡导在中小学开展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全球素养、交流与合作能力的国际教育与交流；第二，四个国家交流的最佳案例都强调国际交流与合作，如出国学习或访问、建立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参与国际项目等，是开展国际理解教育的有效途径；第三，四个国家的与会者都认为，有效促进东北亚国际理解教育能力建设需要四国之间建立长期稳定的交流与研讨机制，还要组织该领域的专家和学者定期开展学术交流与研讨。 四国国际理解教育活动的开展还存在很大差异。在普及程度方面，由于四国的历史、政治和社会情况各不相同，国际理解教育在各级各类学校中普及的程度不同。在教科文组织联系学校最初启动时，日本就指定了6所联系学校，至今已有519所；韩国在1961年有6所联系学校，至今也有134所。联系学校是教科文组织实践国际理解教育理念的先锋队，因此日韩两国的国际理解教育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开展得比较早的，普及的范围也基本覆盖各级各类学校。由于政治和社会原因，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末才开始关注国际理解教育，无论是政策倡导和研究指导都处于初步探索阶段，而且还没有普及到全国，联系学校的数量也较少。 在研究成果和实际影响方面，由于国际理解教育在四国开展的时间和普及程度不同，国际理解教育在四国的教育研究和实践探索中的受关注程度也有很大差异。国际理解教育中心设在韩国，地理位置和语言上的便利使其为韩国国际理解教育的开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近几十年来，日本一直重视培养国际化人才，国际理解教育也因此受到从政府到研究者和实践者的重视，因此日韩两国在国际理解教育方面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在教育实践中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相比而言，我国的国际理解教育虽已受到重视，但从现有的研究者人数、研究成果的数量以及在教育实践中的影响和实施状况来看，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在健全机构方面，日韩两国都已经成立了专门的国际理解教育研究协会，但中蒙两国还没有设立专门的机构和人员，这也是研讨会期间日韩与会者强调的问题，他们希望今后能与中国开展广泛的交流合作。 四、小结 通过为期三天的充分交流、研讨与分享，中、韩、日、蒙四国的研究者都加深了对东北亚国际理解教育能力建设必要性的认识，对体育运动作为重要资源促进国际理解教育有了新的认识，对如何实施有效的策略充分整合各种学习资源促进国际理解教育达成了共识，为今后加强东北亚地区国际理解教育能力建设的合作网络奠定了基础。 国际理解教育论文:我国英语教育中的国际理解教育探究 一、国际理解教育的概念及意义 1.国际理解 所谓国际理解具体指的是对他国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的理解，并且使他国了解及认清我国发展情况的一个双向过程。我们都知道，照搬照抄外国文化和盲目排外的民族主义是和国际理解教育内容相背离的，所以，国际理解实际上是使他国理解和理解他国的过程，换言之，是输出和引进统一的过程，这两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国际理解可以说是民族性和国际性的内在结合与统一。一方面，民族性和国际性是文化发展及文化交往中不同的两种特质。民族性指的是在历史发展中的文化与民族特有文化，事实上，这成为一种文化与民族独特发展的尊严。国际性指的是在不断交往中不同文化和各民族所形成的文化和民族间性，其根本是不同文化与各民族互相理解的能力。此外，民族性与国际性之间又具备一定的统一性，国际理解是和民族性分不开的，民族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际性，只有在尊重文化差异和民族差异的前提下进行交往，才能逐渐形成国际性，只有在异民族和异文化相互交往过程中，才能提升本民族自我意识和文化，才有利于完善本民族人民的个性能力。 国际理解要求在教育中不仅应当对传统文化不断发扬与继续保持，还必须对其他国家的文化精髓加以适当吸收。受全球化的冲击，大多数国家都认识到这是和世界文明融合所得的必然产物，因此，各个国家开始重视国际理解教育，然而，在实践中，却容易忘记国际理解的含义。民族繁荣和发展的重要根基是民族的传统文化，通常不同的民族文化均是在互相补短取长当中得以延续和发展。如果文化不具备多元性与差异性，那么就不会有世界文明。因此既要对异国文化加以包容与理解，又不能迷失自我，这成为国际理解中发展和延续国家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2.国际理解教育 由于彼此宽容、尊重及理解是全球化时代迫切需要的基本价值观念，因而国际理解教育受到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广泛的重视，国际理解教育是密切关系人类命运和人类前途的教育内容。从根本上来看，国际理解教育有着非常丰富的外延与内涵。因为使用场合的不同和使用者的不同，所以对国际理解教育的概念及涵义也不尽相同，再加上爆发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局势重点也随之发生了一系列显著的变化，在称呼上联合国也相继对国际理解教育进行了多次的变更，如“世界市民性教育”、“国际理解教育”及“国际理解与和平教育”等等，但常采用的依然是“国际理解教育”。然而，我国研究人员则认为，在新时期，国际理解教育应扩展成国际教育，还有些学者认为国际教育通常涵盖两层含义，其一指的是全球范围内凌驾于国家之上的教育或者世界教育，其二就是特定的研究领域或者教育理论体系，也就是国际理解教育。虽然国际理解教育的名称不同，但是所表述的意思基本上是类似的，也就是教育必须与时代的要求相符合，通过世界帮助所有人进一步认识世界，进而了解他人和了解自己，在达成共识和理解的前提下，主动而平等地与他们进行合作、交流和交往，进而真正认识到世界相互依存的客观存在，最终懂得如何共同生存的道理。 3.国际理解教育的意义 国际理解教育重点强调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民族、各个国家人和人的理解。事实上，国际理解教育的核心是切实地学会与他人共同生存，国际理解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对学生进行教育，使学生能够“学会共存”。身为教育的主要支柱，最初“学会共存”是由国际教育委员会所提出来的，同时受到整体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国际理解教育的目标是对全球人民进行培养，换言之是对那些具有“全球意识”的人进行培养，是和地域差异、传统血统教育所不同的，这样一来，才能实现和不同文化与不同民族人进行交往和沟通。然而，国际理解教育的核心是培养学生全球意识，这既有对世界性事物承担的义务，又有相对应的权利。因此，大力倡导国际理解教育并非是空洞的说教，而是人们日常生活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内容，这样一来，必须要求全世界的人加以深刻反思。在当前的班级和校园内，国外友人日益增多，学会怎样与他们共同生存已经成为全球化语境下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所以，作为蕴含国际理解教育的载体，“学会生存”课题应当将国际理解教育的精神真正地贯彻落实到学生的日常活动当中，这不仅是国际理解教育的目的和理想，又是国际理解教育深化的环境。 二、英语教育中的国际理解教育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学校教学中进行的国际理解教育存在一个共性问题，即缺少科学性和系统性，这样一来，导致在理解国际理解教育观念时，缺乏一定的合理性。比如：在9·11事件中，中学生群体中仍然广泛存在漠视个体生命的不良民族主义观点，这种不当的民族主义情绪对我国的良好国际形象带来了负面性的影响，甚至也会对我国的社会发展和对外开放造成直接的影响。学生的国际理解能力明显不足，比如有些学生接触日本漫画文化后对其中的暴力成分加以吸收。近些年来，随着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我国与世界有了更为密切的联系，在我国与世界深入及广泛的接触当中，难以避免的会发生诸多的误解。所以，在我国的英语教育中应当切实地、明确规范化地进行国际理解教育。然而，在实际的英语教育教学过程当中，国际理解教育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仅仅存在不系统、不自觉且零散的国际理解教育成分，国际理解教育依然未自觉地形成。 1.国际理解态度过于冷漠，进而忽略交际体验 在当前，开展国际理解教育的基础为人际交往。为进一步培养学生共存的思想意识，要对自我的外在存在引起高度的重视，并且要用丰富情感和具体行动来与他人进行交往。对语言进行合理和恰当的使用，有利于改善人际关系，相互尊重及增进友谊，有助于情感沟通。情感态度和语言有着密切的联系，英语教学的一大目的是借助语言教育，对学生与他人合作的意识加以培养，促使学生养成健康积极的品质，拓展国际视野，增强祖国意识。但是，我国的英语教育却错误地认为英语教育与情感态度没有任何的关系，进而使得英语教育仅仅局限在基本技能及基本知识的层面，严重忽视了学生文化意识与情感态度的培养，因此，人们不能用理性来代替感性，用训练来代替日常体验，这样一来，难以体会人文素养，难以增强合作意识，而且培养出的人才也难以与社会的挑战及需要相适应。 2.国际意识淡化，偏重语言知识灌输 作为国际理解教育的一大途径，英语教育必须对学生的国际意识进行有效的培养。然而，在英语教育当中，学校和教师为了能够使学生考高分，往往会消耗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课堂上为学生讲授英语语言知识点、分解知识点，尤其是把语法知识细化成多个能力点、语法点和知识点，而教师则以这些“点”出发，展开英语知识的讲解和呈现，同时对大量的练习题进行设计，以便于促进学生英语阅读能力的提高。而学生则借助于背诵、练习和听讲，通过机械的、反复的操练大量的练习题，试图提高英语水平。但结果往往是学生的阅读能力依然不高，而听说能力则更差，英语课堂教学在我国已经逐渐的变成枯燥无味的课程。在这种长期封闭的状态及传统形式主义的教学模式下，教师一味的重视培养学生系统性的语言知识，却严重忽视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和英语教育的价值，最终使得英语教育脱离了交际文化环境，无法实现国际理解教育的目的。 三、英语教育中实施国际理解教育的有效途径 1.在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中融入国际理解教育 国际理解教育的开展需要设计形式多样的活动，为学生们提供大量的自主选择机会，以便于对学生积极参与活动的意识及责任意识进行培养。英语教育工作者应当明确，所开展的课外活动应当尽最大限度的与个体的自主选择相满足，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够对人和人的相互关系以及对现实状况用心体验，进而对相互协调与相互尊重的必要性进行深入的理解，使人们能够从根本上去感受“世界公民”要承担的责任与应尽的义务。 （1）组织专题讲座 在学校英语教育中，学校可以聘请留学归来的教师，为学生讲解关于国外的文化以及生活习俗的知识，再和我国内容进行对比。经过详细的介绍、分析与对比，培养学生对文化的了解，从而激发学生对英语学习的积极性。 （2）开展外国影视欣赏活动 教师要鼓励学生观看英国或者是美国的电影，这主要是由于电影属于文化的一个侧面表现，同时也可以通过观看演员的表演，了解到非言语交际的一些方法和手段。 （3）鼓励学生收集关于国际理解的相关资料 在课下，教师布置学生搜集一些关于“我国五千年的发展史”、“人类遗产”等的资料，或者是从美式、英式的文学作品中摘抄时文、收集英美文学的一些风俗习惯等资料，形成一个国际理解教育资料库。这些资料不仅给学生提供一个获取文化养分的来源，同时能够使得学生潜移默化地接受国外文化。这样可以帮助学生具有包容各种文化的博大胸怀，同时树立较强的民族意识，使学生具备国际意识，从更多方面来了解英语国家的政治、经济、生产与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以及语言方式等，多角度扩展学生的视野范围，从而能够真实地让学生感受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 （4）利用课余时间演绎英语短剧 短剧内容既能成为学生学习英语的材料，又能帮助学生掌握一些英语国家的故事。对于英语短剧的表演，成为学生获得文化知识的一个最佳途径。教师可以指导学生把教材内容改编成小短剧，再由学生进行表演，这样一来，学生便会在情节中感受到文化的气息。也可以结合一些西方的假日来举办相应晚会，这样一来，学生会在具体的活动当中体会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熟悉与了解各个国家的民族风情。 我国英语教育中开展有序、合理、适当的课外活动是国际理解教育的补充，教师应当尽可能地对课外活动加以利用，从而弥补课堂教学中存在的不足，采用多样化的途径，让学生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政治以及文化等有更深入的了解，这样一来，能够为学生提供更多参加国际理解教育的机会。 2.充分开发英语课程资源 英语教师应当充分地对教育内容加以拓宽，对课程资源进行大力的开发，使日常的英语教育全面地体现出国际理解教育精神，实现英语教育和国际理解教育的有机结合。我国现行的英语教育所使用的教材中所收录的基本上都是极其优秀的作品，并且涉及到的英文篇章都承载着十分丰富的风土人情和文明底蕴。因此，只有英语教师对教材有一个更全面的理解，在逐步完善学生的个人品质的基础上，融入时展的特色，才能够正确引导学生，使学生热爱自然环境，关注未来人类的发展，重视国际理解意识的培养。然而，单单借助于英语教材无法满足国际理解教育的迫切需要，应当尽量使学生通过各种形式、渠道对他国的文化进行了解与学习，使学生懂得如何理解与遵守各国的习惯与文化。 3.教师要树立全球意识 在实施国际理解教育时，英语教育工作者要熟练掌握国际知识，具备较高的国际交流技能，此外，理解国际的态度应该十分端正。可以说，提高英语教育者的国际理解素养，成为开展国际理解教育的可靠保障。在学校教育向世界开放的新时期，学校和教师普遍丧失了教育经验优势，因此，教师和学校应当以积极且正确的态度看待新的任务，将学校真正地创办成为能够吸引学生、留住学生的场所，同时向学生提供理解社会的信息。英语教师在日常的英语教学过程当中，必须重视对学生进行国际理解教育思想的渗透，这就要求教师自己首先应当具备较强的全球意识，要深刻地理解“为和平、为人权和民主”教育纲领，领悟国际理解教育的精神，在实际工作中对国际理解教育的诸多内容进行有意识和有目的的渗透，主动自觉地将英语教育工作与世界民族、人权和和平有机的结合起来，把英语教育者当为推动世界人民相互理解、维护世界和平的使者。 总而言之，面对我国学生国际理解能力低下、国际理解知识贫乏的不良现状，英语教育工作者应当尽快转变传统教育观念，摒弃传统英语教育中的一些不正确的做法，要在增强学生的国际意识方面多做出努力，只有这样，才能在英语教育中贯彻与落实国际理解教育。 国际理解教育论文:试探高中英语教育中的国际理解教育 【摘 要】国际理解教育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倡导下已逐渐成为国际教育的发展潮流，受到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国际理解教育可以让各国人民互相理解、彼此尊重，这是全球化时代人们迫切需要的价值观。英语教育是实现国际理解教育的一个重要手段，高中阶段又是学生价值观与世界观形成的重要阶段，也是进行国际理解教育的关键时期，因此，在高中英语教育中加强国际理解教育责任重大。本文以高中英语教育为基础，分析了我国当前高中英语教育中国际理解教育的现状，并提出了加强高中英语教育中国际理解教育的途径，以促进国际理解教育的发展。 【关键词】高中英语教育 国际理解教育 英语教学 一 高中英语教育中国际理解教育的目标与体现 所谓的国际理解教育，是指随着不同国家、民族与文化间的交流日益加深而出现的理解他国与让他国理解本国的一种教育形式，它是高中英语教育的重要内容。高中阶段是学生树立个人价值观与形成世界观的重要时期，在这一阶段学生基本具备了对事物的判断能力与思考能力，并开始对社会中的一些现象做出价值判断，但由于这一阶段学生的自我意识非常强烈，他们的判断往往具有片面性和非理性，需要对他们进行正确的引导。高中英语教育中国际理解教育的主要目标就是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积极的国际理解精神和态度，挣脱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束缚，从国际视野去思考问题，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形成国际责任感，提高国际意识。国际理解教育在高中英语教育中有重要的体现，就高中英语教材的选材而言，它从不同侧面去体现了英语国家的价值观，有助于学生拓宽视野，理解异国文化，增强民族意识。 二 高中英语教育中国际理解教育的现状分析 1．高中英语教育中国际理解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 现目前，我国的高中英语教育中的国际理解教育并未受到高度重视，高中英语教育中过分重视英语语言知识的灌输，还是以高考为指标，国际理解教育的意识淡薄。英语教学的主要目标是英语知识与技能的传授与掌握，教学的出发点是为了让学生取得好成绩而进行一系列知识点讲解和大量的习题设计，从而忽视了学生跨文化意识、国际意识的培养，也忽视了在英语教学中让学生进行交际体验，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然而国际理解能力与态度需要在跨文化交际体验中才能形成，导致了学生国际理解能力水平较差。此外，在我国高中英语教育中忽视了英语的表达，对英语国家的民族文化理解较为片面。 2．高中英语教育中国际理解教育存在问题的原因 首先，我国的高中英语教育受应试教育的影响颇深，英语教育以高考为主要目标，高中英语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学生能否顺利进入大学，因此英语也就被当做一种工具；其次，在我国的高中英语教学中，传统文化在学生心中根深蒂固，因此在英语学习时潜意识运用汉语的思维进行理解与表达，而没有形成真正的英语思维，受思维方式的局限，使得国际理解教育的认识较为片面，没有摆脱自身文化的束缚；此外高中英语教育中老师片面依赖于教材和课堂，老师的国际视野缺失，学生多元文化体验就受到限制；最后高中英语教育中缺乏国际理解教育的语言环境，缺乏多层次的信息与情感交流，学生的英语交流仅限于课堂，使学生缺乏对国际理解的能力与态度。 三 加强高中英语教育中国际理解教育的对策 1．拓宽学生的交流途径 国际理解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学生的国际理解能力与交往能力，因此，在高中英语教学中应加强英语交流，拓宽学生的交流途径。在英语教学中，应充分利用互联网，为国际理解教育服务，运用录音、录像资料及各种网络资源，拓宽学生进行国际理解与交流的渠道，或利用互联网进行网上听课与交流，深化学生在国际理解教育中的人际交流关系。 2．英语教师要注重国际意识的培养 在高中英语教学中，英语教师首先要树立全球意识，将国际理解教育的思想渗透在学习中。不仅仅传授学生英语知识和技能，同时要在课堂上加强英语交流，让学生进行体验，在交流中体验异国文化，形成国际理解能力。 3．革新高中英语教学的评价方式 改革传统的以语音、语法、词汇为主的英语考查方式，适当减少英语客观语法知识题，增加英语语境应用的试题，培养学生的英语思维，同时要增加英语活动考察，学校组织民族文化讨论与评价，或进行异民族风情演讲，在活动中让学生感知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理解英语民族的文化，提高国际理解能力。 4．引进外籍教师，创设真实的英语学习环境 在英语教学中，应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引进外籍教师资源，加强学生与外籍教师的交流，培养他们的语言交际能力以及国际意识，同时能正确引导学生对异国文化进行认识，加强学生对不同民族的风土人情、价值观念、社交规则等的直观印象，为学生创设真实的语言学习环境，提高他们的国际理解能力。 国际理解教育论文:国际理解教育理念影响下的语文阅读教学 本文站在国际理解教育的大背景下，高层建瓴地从“国际理解教育背景下的阅读教育现状”、“国际阅读教育比较研究”和“国际理解教育理念下的班级阅读环境建设”三个方面，试图探寻出一条“国际理解教育理念影响下的语文教学”之路。 国际理解教育；语文阅读教学；影响 国际理解教育，是在培养本民族青少年主人翁精神以及对自有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在了解其他国家、民族、地区文化的前提下，尊重差异，并能够做与其平等交往、和睦相处，认识与研究全世界共同价值观念，增进不同宗教信仰和文化背景的民族、国家、地区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宽容为旨归的一种教育。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读书热潮的兴起，国外经验的积极引进，认知心理学、心里语言学、接受美学和解释学等相关学科的渗透以及中国传统读书经验的积淀和整理，阅读理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至20世纪90年代末期，已经形成了阅读原理论、技术论、教学论、工具论和阅读史学等几大板块构筑的庞大体系。 随着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 语文阅读教学的研究呈现出精彩纷呈的局面。因此， 国际理解教育理念的深入其中， 便成了一个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 “在语文教学中， 阅读最为基本”（于漪语），在以读写为核心的语文教学中， “阅读是写作的基础”（叶圣陶语）。那么，国际理解教育理念影响下的阅读教育的本质该是什么？这样的阅读教学核心与精髓所在何方？阅读活动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组织过程、组织形式？如何从根本上将阅读教育和国际理解教育理念真正地紧密结合？这些都是当前语文阅读教学所面临的难题，以下一些不成形的想法，希望能从感性的理想化中寻求一条理性之路。 一、国际理解教育背景下的阅读教育研究现状 纵观当今的基础教育体系里，阅读教学在许多国家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重视与关照。各国都纷纷形成了各自比较成熟的阅读教育理念，并且在本国的阅读教材编写、阅读训练操作、阅读成效评价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由于各国的语言不同，国家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也不一样，这就使得各国的阅读理念与阅读教学行为呈现出了一定的差异。 西方的阅读学及阅读教学理论与我国差异是比较明显的，这和他们的语言、发达的心理学和社会形态是分不开的。目前西方阅读研究的课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阅读心理及能力构成理论 西方阅读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丰厚，包括阅读的两种基本心理流程：视觉——文字和音位的交换——听觉形象——心里词汇；视觉符号通过语音的激发，直接和心理表象挂钩。前者是合成认知方法也称为间接阅读，后者是整体认知方法，也称为直接阅读，被认为是真正有效的阅读。 此外，根据信息加工认知心理学的观点，可以把阅读理解的过程分为三种模式：①高夫模式（课文基础模式）；②古德曼模式（概念驱动模式）；③安德森模式（图示理论）。其中“图示理论”综合了前两种模式的可取之处，指明了读者在阅读理解过程中选择注意点、解码、填空、重构、记忆等主观能动性，这是以皮亚杰为代表的当代构建主义心理学在阅读研究领域的运用。 （二）阅读的发展阶段理论 该理论由美国心理学家和儿童教育家Jeanne Chall提出。他认为阅读能力的发展分为六个阶段：0～6岁为零阶段；小学一、二年级为第一阶段；二、三年级为第二阶段；小学高年级至初中低年级为第三阶段；初中高年级至高中为第四阶段；大学以后为第五阶段。在该理论中，每一阶段阅读能力的提高都为下一阶段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样，任何一个阶段的失误都会削弱今后阅读发展阶段中潜能的发挥。 （三）阅读个体差异的矫治理论 该理论由美国学者鲁泊利等人在1989年提出，他们从阅读教学诊断与矫治的目的出发，把构成阅读能力的变量分为“促进性因素”和“功能性因素”两类，阅读能力变量的区分，揭示了促进性因素对于发展阅读能力的重要作用。而许多促进性因素超越了教师影响所及的范围，对于每个学生来说，这两种阅读因素水平是有差异的。因此，教师应根据学生的个体差异进行个别化指导。 （四）阅读教学策略理论 运用建构主义的思想，把读者的原有知识背景、主体建构和阅读策略教学结合起来。阅读策略主要包括：激活原有知识策略、确定重要信息的策略、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的策略、故事语法策略、概括信息策略、监控理解策略六个方面。研究表明，阅读策略教学对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是有效的，其中一部分策略对学困生尤其有效。 （五）读写能力教学的动态中介模式理论 教师不必简单地向学生传递文本含义，而代之以通过社会性的交往作用去中介学生的学习。教师的这种中介作用应该多于对如何做某事的模拟和暗示。当教师和学生相互作用时，他可以不断分析学生是如何思维的，他们用什么策略来解决问题与建构意义。教师可以从这些分析出发，决定给予学生多少支持和什么类型的支持。 （六）出声思考法 “出声思考法”（think aloud）由德国心理学家Duncker在1945年首先提出，最初只是一种研究方法，在研究阅读中认知加工问题时，代替早期的内省或口头报告等方法。后来，柯林斯和史密斯等人在1982年开始用于阅读教学。其策略主要有教师示范策略、学生词语表达策略、问题解决策略、自我提问策略、合作讨论策略等。它们共同的特征就是鼓励学生在阅读过程中随时说出自己的感想并相互交流，从而学会如何在阅读中思考。 二、国际阅读教育比较研究 英国的阅读教学注重围绕的主体和重心是学生。“阅读与反应”的教学方法是英国阅读教学的典型方法，它强调学生的个人发展和参与意识，要求学生在阅读与反思中感受、体验、理解人物的思想、性格以及作品中展现的各种关系。阅读与反应教学的做法可以按照以下顺序梳理：首先，适当的讲解将要阅读的文本，在此基础上，学生通过阅读和讨论进行比较学习；接下来学生对教师下发的多样的阅读材料进行选择性的精读，并能在教师设计的与此相关的写作训练中得到提高。这种阅读教学方法在阅读技巧的传授方面注意对阅读的流畅性、准确性、趣味性把握，能让学生获得更多的自主空间，使他们能够为不同的目的选取不同的参考资料进行辅助。 自主是美国阅读教育的主要特征，他们的阅读教学最终想要实现的目的就是让一个成人能够流畅的阅读，并且乐于通过阅读来获得自身的不断发展，并通过国家、社会、家庭等多角度、多层次的关注来实现对阅读教育的重视。布什政府通过的阅读优先计划明确关注低年级的阅读，实施早期儿童阅读教学，以科学研究为基础，为幼儿园到小学二年级的儿童建立了综合阅读课程。美国2002～2007年教育部战略规划提出“在这片被称为美利坚的伟大土地上，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战略目标，其中“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的目标中，将阅读作为首项提出来，作了多方面的阐释。布什政府为施行教育改革计划还推出了《新学期指南》，重点提出推行高效阅读教学法、推行阅读先行计划（Reading First Initiative）。目前，美国语文教师所采用的阅读教学法大致包括以下几种： 小型课——学生每天一小时进入阅读作业教室，教师大概花10～15分钟进行阅读指导，这种阅读教学法让学生有自我选择教材的权力，采取先理解后操作的教学方法、渐进积累的模式来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 “诊断——处方”阅读教学——围绕明确的教学目的组织学生进行阅读，设计各种形式的活动练习来实现阅读教学，从而关注学生作为读者的个人反应，发展学生的阅读技能，使学生成为卓有成效的阅读者。 阅读教学合作性学习（Cooperative learning）——围绕明确的目标任务设置学生感兴趣的话题，将学生分为若干兴趣小组，学生在分组情况下进行合作性学习，教师在巡视的情况下对学生进行指导，使学生充分发挥各自的潜能，这种方法因为各有分工而不会出现“搭车”现象，每个学生都有参与的权力与要求，通过分工合作来实现全体学生语文素养的提高。 批判性阅读策略——善于让学生提出问题，通过各种问题的疑问，学生展开自我思考，提出富有创建性的理解，从而拓展学生的阅读思维。另外，还有比较灵活多变的阅读教学方法，如朗读感悟日记活动法、个别化阅读法、语言体验故事法、演绎阅读法、归纳阅读法、SQ3R（Scan、Question、Read、Repeat、Recall）阅读法等。 将阅读与写作联结形成“生活作文”的概念是日本语文教育界对阅读教学的总体思路，他们主张加强阅读与其他门类之间的联系，阅读方面受美国实用主义影响，要求通过阅读教学达到“适应生活、形成功能”的目的，自觉地居于读者的立场理解文章，在分析过程中体现批判精神和交流能力。在阅读教学的操作上，他们将阅读理论与解释性理论相结合，生成了一些有特色的阅读教学法，包括石山修平的“通读——精读——味读”三读法，芦田惠之助的七段教式法，西尾实的“直读——解释——议论”三层次法，等等。 三、国际理解教育理念下的班级阅读环境的建设 从容的阅读需要适合的场所，阅读的场所和读者阅读的乐趣、情绪甚至专心程度都有极大的关系。比如，当我们躺在床上阅读，感觉是舒适而放松的，所以才有一些出版社推出“枕边书”系列来帮助失眠者放松精神，找回睡眠。不同的环境对阅读效果的影响是巨大的，冰天雪地和烈日当头的户外、熙熙攘攘的闹市之所以都不能算是良好的阅读环境，就因为这些环境会影响读者的阅读效果。同时，阅读效果的好坏也不是仅仅取决于场所的好坏，它和所读作品的内容、阅读者的心情、阅读时间等都有很大关系。其中，阅读的态度和阅读的动机更是制约阅读效果的重要因素。 总之，由上面众多元素构建的阅读社会背景就是广义的“阅读环境”，作为阅读教学中的成人主体，教师和家长想要在发展孩子的阅读能力，提高他们的阅读技能，帮助他们学习适合自身的阅读方法，培养他们生成健康有效率的阅读习惯等方面做得更好、更有成效，就得结合孩子的需要，共同为阅读教学提供一个能起到促进作用的环境土壤，从而辅助养成教育理念关照下的阅读教学策略效率得到最大实现。 （一）选书与成人协助 每一次阅读都可以归结成一种循环往复的阅读循环过程，读者的阅读并不是像公交汽车一样的直线循环关系，而是首尾相接、结果和开端相互转换的过程。 一位在书店里晕头转向的家长最有可能向店员提出这样的问题：什么书适合我7岁的孩子看？这位家长的困境和他提出的问题基本概括了“分级阅读”的大致概念。换句话说，正是应这位家长所代表的庞大群体的需要，才产生了“分级阅读”的概念。判断一本书是否适合某一个人，要从书的因素和人的因素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成年人读什么书是由自身决定的，是个人行为；但是判断一本书是否适合一个儿童，就没法让他自己全权决定了，因为不但要考量书的篇幅、生字、词汇难度、主题深浅、背景知识、所属类别等等书的因素，还要考虑到阅读者的年龄、性别、词汇量、理解能力、有无他人协助阅读等等的因素。儿童阅读环境的建设真正急需的，首先是一位可以信赖的成人，他可以在儿童阅读遇到障碍时帮助解决这些难题，在适当的时候分享孩子的阅读体验，激发他们的阅读兴趣。这个“有能力协助的成人”的角色，有时候需要关心学生阅读习惯养成的家长来扮演，然而更多的时候，教师还是担任这一角色的主要人选。 （二）藏书及陈列方式 教师协助孩子选书的先决条件是要有一批近在手边并且容易取得的书，那么这就需要教师在班级中为孩子准备一定数量的藏书。这些藏书从哪来？教师可以发动孩子们把他们喜欢的阅读材料带到班级里来，也可以利用班级管理经费购买一些书籍，甚至有些教师乐于为班里的孩子收集一些新奇的读物，将这些阅读材料汇总起来之后不难发现，这时的班级藏书数量已经颇具规模了。通过这样多种多样的方式鼓励班里的每一名学生都投入到班级图书角的藏书建设中去，不但拓展了课堂阅读教学的时间与空间领域，还使得学生更加留心生活中与阅读有关的元素。 藏书的数量达到之后，教师接下来就应该注意图书的陈列方式了。图书的陈列方式不但会影响图书本身被读者注意到的机率，也会影响读者的阅读兴趣。然后就是究竟由谁来进行班级藏书管理的问题了，其实教师付出多少并不能决定学生是否有所收获，学生对于不需要他们参与的活动很难打起精神，更别说积极投入进去了。因此，教师适当放手，将管理藏书的任务多多交给学生去做，反而能让他们感受到教师悉心营造的阅读环境。 以东北师大附小的养成教育教学模式为例，在学校的班级建设工作中，作者发现几乎每一个班级都拥有自己达到一定数量的藏书，班里的图书角都被同学们布置得活泼而温馨，班级里的每一个成员都很爱护藏书，每一名学生都有机会轮值成为图书角的管理员。在成为图书管理员的时间里，学生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整理图书，选择能表现自己阅读兴趣的图书陈列方式。这样的班级藏书建设可以说是养成教育理念关照下的典范模式，不但能帮助学生产生责任感和主人翁精神，还能让他们在建设班级藏书的过程中生发对书籍的喜爱，自然而然地激发了他们的阅读兴趣。 （三）阅读时间 英国著名儿童阅读活动研究者艾登·钱伯斯说过：“如果让我指出培养孩子成为读者所需要的阅读环境中几项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那么阅读时间的安排就是其中一个，也是最主要的一个。”的确，一个班级的藏书角无论建设的多么华丽，如果孩子没有时间去阅读，藏书是无法发挥它创造阅读环境的作用的。“我们甚至可以从一个学校安排学生阅读时间的长短和稳定性，保证学生阅读时间不受其他活动干扰的决心，看出这个学校的好坏。”东北师大附小正在实施的，由熊梅博士所引进的学校教育弹性时间理念，在实践中就很好的为儿童提供了合理的阅读时间。这一弹性时间表安排学生在午餐和户外活动之间，要保证15～20分钟的间隔区域。由于午休时间有限，小孩子又做不到饭后不进行剧烈运动，所以在这15～20分钟左右的间隔区域里学生们都被要求留在教室中。在实际考察中作者发现，在这15～20分钟的间隔区域中，各个班级的学生并没有呆坐或是立即午睡，他们大多数都会从教室后方的班级图书角中选一本自己感兴趣的书籍，在阅读中度过这段时间。这样一来，虽然并非每个班级都被要求在午餐后必须进行15～20分钟的阅读指导，但是这段弹性时间的存在却巧妙地激起了学生的阅读兴趣，可以说是对时间安排的一个简单精细化处理，最终达成了可喜的效果。 （四）儿童的阅读与讨论 美国书商协会做过的一项调查显示：人们对图书的选择理由中，最普遍的是从朋友处听说。这一信息看似跟小学阅读环境建设毫无关系，但的确是值得教师深思的。设想一下，如果成人的阅读兴趣是可以由朋友激发的，那么如果我们多鼓励学生交流自己的阅读体验，是不是也能达到相同的效果？至少如果学生花时间凑在一起讲一讲昨晚看来的小故事，对于听故事的孩子来说就等于是多了一份阅读体验，虽然这种体验不是自己的，但事实表明，学生对于书籍的二次阅读，基本都是在经过了与同伴分享阅读体验之后，想通过二次阅读来证明一些讨论中遇到的争议问题。可以说，鼓励学生在群体之中谈论阅读过的书籍，通过影响学生中的领袖人物，使他将这种影响传播到整个群体中。 新世纪的地球村公民应具有深刻的同情心和博大的胸怀，同时具有独生子女的父母、独生子女的教师、独生子女的学生——所谓“三独”属性的学生中，在心理和生活方面出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国际理解教育理念的深入理解与践行，可以有效地指导孩子们如何走出封闭的自我圈子，同时，增强对与自身存在差异的个体与集体的理解与尊重，并与之合作也是我们的教育继续解决的问题。“知识改变命运”，而阅读是获得新知最聪明、最有效率的方式，那么希望国际理解教育理念的深入推广能给我们的语文阅读教学指出一条打破常规的新路。 国际理解教育论文:互联网信息技术在国际理解教育中的作用 国际理解教育课程具有跨学科、综合性、范围广的特点，内容极其丰富。课程学习通常是从国际理解教育课中提出各种问题，引导学生到各门相关学科知识中寻求答案。这些问题不同于单纯的学科问题，而是围绕国际理解这一主题，体现出综合性、基础性、选择性。该课程所追求的不是教给学生一些答案，而是教会学生探索问题的方法，养成关注人类命运、关心地球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公民的素质和态度。这门课程的特点决定了它的学习与互联网信息技术有着紧密的联系。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具有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多媒体化的特点，和开放、共享、交互、协作的特征。运用信息技术学习国际理解教育课程，既可以为学习国际理解教育课程中的某一问题收集信息，也可以使学生掌握上网查阅资料的技能，更重要的是为学生学习国际理解教育课程打开无限广阔的空间。 一、运用互联网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尊自信 1. 培养传播中华文明的使者 首先是学习者。在中国开展国际理解教育还应包括中华传统文化的学习与传播。主要包含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文化的贡献、中国近年来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交流与合作等内容。通过学习让学生养成民族自尊心与自豪感，在对本民族文化认同的基础上，与其他国家的人们平等友好地交往，形成民族平等意识和民族团结合作精神。 其次是传播者。向世界传播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明，是每个中国人让中华民族走向世界的重要使命。让学生在了解别国文化、了解国际发展动态的同时，反观本民族文化及发展前途，加深理解和认同，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责任感。在与国际先进文化共存与融合的同时，培养学生具有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辐射能力。如开通专题网站，建设主题网页，努力传播中华民族优秀文化。 2. 培养诚信儒雅的国际交往品格 学习吸纳世界先进文化，把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厚底蕴和科学前卫的现代意识，东方文明的独特神韵和西方人文的哲理思辨和谐地融为一体，让学生拥有理解、包容不同文化、习俗的胸怀和品质，通过各种渠道让学生形成高尚人格，懂礼仪，明是非，做人诚信，处事踏实，举止文明、儒雅、得体。 二、运用互联网学习世界先进文化，拓宽国际视野 1. 丰富的网络资源，可以让学生了解丰富多彩的世界先进文化，形成海纳百川的国际理解态度。在互联网世界的遨游中了解西方文化的历史、发展和变迁，同时也让学生在学习国际知识的基础上学会接纳、关心和尊重不同的文化形态和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开阔了学生的国际视野。 2. 快速的搜索引擎，可以让学生非常便捷地探究学习重大国际问题，如和平、人权、发展、环境等。当今世界，科技和经济不断发展，国际政治经济风云变幻，了解和把握世界上所发生的各种热点问题和发展态势，以及它们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可能产生的影响，学习掌握代表未来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方向的新事物，这是对国际化人才的素质要求。了解各国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等方面的知识，特别是近代以来西方科技的飞速发展及对人类生活的影响，了解各种社会制度的不同和联系，了解全球生态状况等，关心人类共同问题，互联网搜索引擎为学生的探究学习提供了重要的帮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地球村”的概念，培养国际责任感，增强国际意识。 三、运用互联网开展人际交往活动，培养国际交往能力 加强人际交往技能培养，促进个体人际关系的形成，改善个体的人际交往状况，帮助学生在人际交往中克服自己的个性弱点，塑造健全稳定的人格，和谐人际关系，使学生的人际心理健康发展，克服人际交往障碍，是开展国际理解教育课程教学的人际基础，学会与人友好交往也是国际理解的第一步。互联互通的网络世界为网络人际交往提供了物质基础，对促进国际交往能力产生了积极影响。网络人际交往扩大了学生人际交往的范围。网络可以使学生接触到校园以外跨国界的世界，了解到更多更新的信息，而QQ、ICQ以及MSN等聊天工具能够使他们不分国家、不分民族地结交网友，在和世界各地网友的交往中，增长了知识和见闻，加深了学生对世界文化多样性的认识，培养了学生的国际交往能力。 国际理解教育论文:关于对“国际理解教育”的理解 半年前，写过《还是要理解国际教育》。如今又写《关于对“国际理解教育”的理解》。乍一看这是在“玩儿”文字游戏，其实真不是，更真不敢。因为自从前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提出“加强国际理解教育”以来，人们就开始把它纳入素质教育，进行了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通过“加强国际理解教育，推动跨文化交流，增进学生对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认识和理解”，正在成为不同层面探索和研究的共同追求。其中，如何对待国际教育，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教育，自然也在探索和研究之列，于是引发了前面那篇议论。所以，绝不是耍个什么“花活”，把一个偏正短语“重组”成一个动宾短语，拿来“蒙人”，甚或捣乱。 这个主题虽然想了一段时间，但是真动心想写，还是在不久前的一个开题会上。当时，接到一项任务，说是“指导”几位“未来教育家奠基工程”学员的开题报告。说实话，“指导”是人家给面子，“交流”倒是真能长本事。正是这次“交流”的机会，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刁雅俊校长的研究课题，再次为我点燃了思考这个主题的火花。 其实，过去咱们也没有忘记世界，也很关心国际。记得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就一直挂在嘴边。祖国倒是时刻挂于“胸怀”，世界还是无法“放眼”。因为那时知道的“世界”实在太少了。改革开放以后，“走向世界”又成了国人之梦。特别是1986年邓小平同志的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真是让咱们大开眼界。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和咱们来来往往的国家和地区也有200来个了。30年前别说出国，就是听说谁去了趟香港，没有一个不眼热的。30年过去了，现在去趟香港、澳门、台湾，就跟去趟北京、上海、广州差不多，走出国门，来趟北美、西欧、澳洲，也是抬腿就走，不在话下。而且，在人家眼里，咱们已经不再是30年前的咱们了。眼睁睁GDP的真金白银“拍”在那了，“G2”不扩大成“G8”行吗？如今，谁都得高看咱们一眼。可话又说回来，人家到咱们这里来的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勤了。过去是咱们在马路上“围观”老外，现在是老外在网络上“围观”咱们。因为老外已经不再满足访问、旅游，更希望能够得到一些“机会”和“实惠”。应该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咱们国家进入这个国际大家庭，并不说明咱们国民已经融入这个国际大家庭。那些连咱们自己也觉得“丢份”的事情，尽管仍属个例，也影响着咱们的国家形象。看来，教育规划纲要要求的“国际理解教育”还真得从娃娃抓起。 在推进“国际理解教育”的探索和研究的过程中，如何定义“国际理解教育”大概尚无定论。但是，如何“理解”国际理解教育，似乎思考较多。因为，这是具体“推进”的关键所在。当然，答案并不唯一，不同的视角自然有不同的“选项”。但是，至少下面三个应该可以讨论。 有一种“理解”是学习。在国际大家庭中，各国都有值得咱们借鉴乃至学习的因素。虽然彼此的文化背景不同，甚至价值观念各异，但那些国家能够形成良好的“长效”机制，必然有他的道理。就拿垃圾分类问题来说，谁都知道，它已经取得国际共识。事情似乎不大，意义确实不小。减少环境污染，促进资源节约，于公于私都有益处。于是，或桶、或箱的“分类”设备逐渐普及开来。咱们尽管跟进不久，从居民小区到公共场所，各式各样的“分类”容器也已随处可见。然而，实施起来差距就出来了。人家那里执行就是到位。据留学回来的学生介绍，哪怕一小团儿塑料薄膜，也会放在一边，准备集中起来装入“可回收”容器里边，绝不会乱放，更不会乱扔。咱们国家有些人的做法就让人“遗憾”了。有时，你要往“分类”的垃圾箱里瞅上一眼，无论哪边都是脏兮兮的，甚至充满汤汤水水，商场、公园、车站、路边尤甚。有人说，和过去使用“土筐”没有什么两样。如此形容倒也不算夸张。再说吸烟问题，人家和咱们所持“态度”也是截然不同。公共场所没人吸烟，无论是谁，不准就是不准，烟瘾上来也得忍着。其实，欧洲有些国家的烟民也不少，街头吸烟就是常事儿，可只能“吸”在街头，不会“吸”在室内。有的国家禁烟更加严厉，就是露天可能也不准“吸”。难怪总会提醒咱们：“违规吸烟会有警察罚款，千万别找麻烦。”咱们这里如何，其实大家心里都有数。一个会议下来，弄你一身烟味儿，已经司空见惯。至于你“吸”多少“二手烟”，谁也不会测评。至于什么原因所致，谁也不去追究。类似这样有章不循的小事儿又何止这些。咱们在境外经常入住的酒店、就餐的饭店，你看到用汉语写的“温馨提示”：请不要随地吐痰、请不要大声说笑……哪里还有丝毫“温馨”，汗颜之余只有窝火。“于细微处见精神”，生活细节反映修养水平。再少的人排队，也难免有人“加塞儿”；再多的人开会，也难免有手机响起。人家说咱缺乏“修养”，咱总觉得小题大做。原因是这种无视规则的人毕竟还是少数，但问题是这些少数毕竟无视规则。国际社会之所以把这些生活小事由道德层面提升到制度层面（或者说是法制层面），就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培养社会责任。实践证明，它的确为社会进步注入了极大的活力。对此，咱们真应该充分“理解”。在共同规则面前，自觉约束自己，自觉形成习惯。这种“自觉”本身就是对社会负责、对自己负责。所以，这方面的“国际理解教育”，应该把“理解”理解为学习。比如，制度背景下的公民权利意识，变遇事找“人”为遇事找“文”，使管理凸显公平；制度环境下面的责任意识，变粗放管理为精细管理，把质量推向极致。如此等等，只要有利于咱们的，该学的一定要让学生学到手。 还有一种“理解”是尊重。在国际大家庭中，每个国家都有或长、或短的成长经历，并凝聚了各自的民族文化，形成了各自的宗教信仰。当然，也由此衍生出独特的生活习俗，发展成独特的艺术风格。这里绝对没有先进与落后、原始与现代，更没有高贵与低贱、正确与错误，都是在自己特有的自然条件和人文环境下逐渐成长起来的人类文明。即使某个时期有些外来影响，也离不开自己文明的坚实基础。其实，咱们自己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尽管地域辽阔一些、民族众多一些，但作为中华民族的文明，同样经历了这样的成长。如今，“多元化”（或是“多样化”）开始成为世界形容“世界”的高频词语，咱们这里也是一样。应该说，是世界的“多元化”使人们切身感受到了世界的五彩缤纷。面对这样的“多样化”的世界，咱们在“国际理解教育”中，还可以把“理解”理解为尊重，以一种宽广的心胸、宽厚的心态，欣赏人家的民族文化、宗教信仰乃至生活习俗、艺术风格，让咱们在感受世界五彩缤纷的同时，分享那里的美丽和美好。其实，尊重人家就是尊重自己，因为咱们同样是“多元化”中的“一元”。此外，对于尊重还有另外的“理解”，专门用于处理国际关系。比如，某个国家发生某种变故，执政党换了、领导人变了，甚至国家体制改了、意识形态变了，别人总得有所表态。一般情况下，咱们总是会尊重对方人民的选择。不管人家怎么“选择”，都应受到“尊重”。因为人家人民的任何选择都是自己的意愿，谁也干涉不着。用句老百姓的话说，各家过各家的日子，你用不着多操心。当然，该操心的时候你也躲不开，遇上天灾人祸咱还得帮他一把，谁让这是一个国际大家庭呢？帮他这把，更是具体的“尊重”。所以，这种非常必要的“尊重”，自然也要在“国际理解教育”中体现出来。 国际理解教育论文:国际理解教育视野下高校中外合作办学 随着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国际理解教育的意义日益明显。国际理解教育旨在谋求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它有两个基本着眼点：合作与发展。中外合作办学就是其中的一种表现形式。中外合作办学是我国改革开放后在教育领域出现的新生事物，已逐渐成为我国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的重要形式之一。 1 设置促进多元文化交融的国际教育课程 现今，全球正倡导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国际化，高等教育院校和机构应承担培养国际化人才的责任与义务，同时要使学生认同和欣赏本民族文化以及异域文化，理解文化多元和文化存在的合理性。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境外合作办学还处于起步阶段，总体发展水平不高，还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以笔者之见，应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等多方面进行教学模式的改革，主动适应国际化人才培养目标的需要。设置与合作学校相适应的国际化课程： 1.1 本科高校的课程体系与合作学校相一致课程 我国高校学科专业结构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存在许多不相适应的方面，课程设置的灵活性、实用性、互补性不足，专业设置有一定的滞后性，学生进入国外的合作学校，不适应学校节奏，有些课程设置重复，而另一些却没有涉及。这就需要日常间的交流常态化，在课程设置方面相一致，学分学位互认。高校应针对境外合作办学机构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学生管理制度、课程与教学制度及财务管理制度，寻找合作双方的契合点和合作方式，建立既满足合作办学需要，又与合作高校管理体制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保障和促进双方更好地开展合作与交流。 1.2 本科高校的课程设置与合作学校相融相通，具有连续性 在连续性方面，可以有计划地采取视频会议、3G技术以及云计算技术等，它们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有着相同学习需求的学生搭建了信息沟通的平台。克服因时间、空间造成的国际交流合作的广度、深度不够的局限，提供更为便捷的国外优质教育资源，通过网络视频技术，进行实时交流，使我国高校学生可以学习境外合作学校的课程，甚至享受国际一流大学的师资，聆听名师指导。重视合作学习，“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在保持自我的个性的同时，既树立了牢固的合作意识又学会了必要的合作技能，同时树立了良性的竞争意识。远程教育的核心是“交流”，定期的远程的视频学习，可以及时掌握合作学校的动态，了解合作学校的校园文化。远程合作教育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教育，通过相互之间的交流，了解双方的文化背景。 1.3 重视语言学习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交流意识与能力的全球公民，其首要前提是具有与外国人交流的语言能力，对于中外合作办学的学生更是尤为重要。而世界各国的的语言皆有不同，原本发明用来沟通的语言，在全球化时代，竟成了沟通的障碍。这就要高等学校重视外语教育，外语学习既是学习一种语言工具，又能在学习中了解到语言文化的深刻内涵，有助于了解其他国家的知识，加深对差异文化的理解。 1.4 重视本国文化培养 我国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有着厚重的文化承载，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在推动教育国际化过程中我们依然要保持教育的民族特色，必须注重人文教育，保持民族优秀文化传承。 一个注重本民族优秀文化传承的教育体系，一般是不会轻易丧失自身的民族特性的。 通过民族乐器、茶艺、篆刻等具有民族特色的民间民俗文化特色社团的开设，使学生认同、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培养他们的民族情感与国家责任。教育国际化不能照搬西方，不能变成某国化，不能变成他国教育的附庸。 1.5 加设国际热点、文化冲突、地区差异课程 民族差异的存在，宗教派别的争端，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加大，社会冲突的呈现，近期，国际热点问题突出，叙利亚局势不稳，朝鲜半岛形势恶化，帮助学生理解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提倡和平崛起的现实意义。各国要加强国际理解教育，共同承担在全人类心灵深处播种“ 理解”理念的重大使命。 与此同时，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教师。应该安排教师互访，加深对不同文化的认同，提升教师的国际理解素养，不仅能带来及时的信息，更加重要的是让我们的教师在原有知识储备上，开拓了自己的眼界，更加深刻地理解到国外的文化历史，对于理解、认同、感知外国文明起到推动的作用。也正由此，在老师的指引下，让学生也能更好地理解我们一直推行理解教育的意义。国外文化和我国文化的差异，两者的相同之处，要注意什么，要学习什么，这样才能更好在了解自我的同时，又能熟知自己生存的大环境的要求。 2 开展中外合作办学的影响与反思 我国开展国际理解教育的目的是进行国际化人才培养，提高我国人才的国际竞争力，最终目的是在全球建立一种“和”文化。何谓“和”文化呢？简而言之，就是“和而不同”，尊重差异，促进和谐，倡导和平，谋求共生。“共生”作为儒家“大同”思想的理想，是社会理想的现代形式。通过中外合作办学，使学生能到双方的国家学习、交流，在异域文化的氛围中学习对方的文化知识，理解其中的价值观念，通过直接的面对面的交流，身临其境的体验要优于文本的阅读和理解，更能够体验到异域文化的独特魅力。了解别国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科技发展现状，对民主政治、社会经济、个人人权有独特的认识。使来到中国的外国留学生，了解东方文明，对儒家文化的认识会更深刻，不会产生出于无知的傲慢和偏见，不会认为儒家文化对西方文化构成威胁。国际间，各国日渐重视彼此的依赖，学校教育因而需要在国际理解、全球共同利益、消除地区及民族间冲突展现政治功能。 从国际理解教育的视角看，我们应该强调反思教育，学生在认识、理解多元文化的同时，有一种批判思考能力，从而反思自身。学生通过对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的比较来反思本土文化，反思文化冲突，才能更好地理解文化差异，促进文化交融和不同文明的融合。 但是，现在地方高校中外合作办学还存在不少问题：地方高校存在主观上不重视，态度不积极；教育资源良莠不齐，总体水平不高；高水平国外师资难以引进，管理模式落后，缺乏与国外高水平大学或研究机构合作的平台；招生管理存在漏洞，生源不均；不重视“合作”“交流”意识的培养；对国外合作学校或者研究机构审核不严，致使办学质量下降。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既不能符合国际理解教育的宗旨，也不能满足国家以及世界对人才的需要。应该认真对待这些问题，规范办学秩序，加强学生质量管理，做好合作办学的质量监控，维护中外合作办学的声誉。应坚持引进优秀教育资源，建立严格审核机制，完善国外学位和办学机构信息透明度。

美术作品鉴赏论文:文化情境中美术作品鉴赏分析 摘要：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不一样的历史背景和不一样的情感积淀产生风格迥异的美术作品，这就要求在欣赏美术作品的时候要对作品的历史背景和作者的感情进行分析，重视在文化情境中对美术作品进行鉴赏。本文主要简述了如何在不同文化情境下分析美术作品所包含的韵味，并深入探究了美术作品中存在的人文精神。 关键词：美术作品；人文精神；鉴赏；文化情境 一、文化情境中进行美术作品鉴赏的原因分析 艺术家在进行艺术创作时，不仅要重现事物的美，更重要的是把艺术家自身的思想感情融入其中，通过对各种学科综合知识的巧妙运用，使得“美”在其笔端得到升华。在进行艺术创作的时候，要对美术作品创作的基本能力、空间想象能力、逻辑能力机型综合运用在，这样才能创作出一幅完美的作品。所以，我们在欣赏这样一幅作品的时候要对这些思想感情、多学科知识进行综合的分析，才能很好地提高鉴赏效果。 二、在文化情境中进行美术鉴赏的简述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我国对美术作品的鉴赏与研究也在发生变化，将美术作品放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去分析其蕴含的深层意味，可以对画家创作时的情景进行真实的在现，这样可以很好的提高我们的鉴赏水平。所谓文化情景就是一件美术作品的创作过程当时所处的文化环境、时代背景、文化特征等等。在对美术作品进行鉴赏的过程中，分析其文化背景至关重要。在鉴赏美术作品的时候，不应该只对作品的技巧进行分析，还要明确作品的历史背景、社会人文以及科学特征等等，把作品融入到当时的文化环境当中去，对画家创作时的内在情感进行分析。优秀的美术作品作为我国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在社会文明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美术作品的优秀思想、优良的精神可以运用到社会生产实践当中去，这样不仅可以有效的促进社会的进步，还能引导人们的心态向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而且对研究人员的想象力、创造力有很好的促进作用。此外，还有很多非常深奥的哲学思想蕴含在美术作品中，这就更加要求我们在做美术作品鉴赏的时候不仅要分析其历史环境，而且要分析画家在创作的时候内心的思想与情感。画家在进行美术作品创作的过程，实际上是对多种不同文化与知识的综合运用，所以，加强文化情景中美术作品的鉴赏可以提高人们的基本素质。这种鉴赏本身就是对生活的一种很好的还原，但是不是对生活简简单单的那种描述，而是把价值观、审美观与文化情景进行统一。人们在进行美术作品鉴赏的时候，应该通过视觉感受来体会作品中蕴含的深层次的思想与感情，努力与作者产生共鸣，在鉴赏美术作品的时候使自身的思想也得到进一步的升华。 三、文化环境中进行美术鉴赏 俗话说“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不同地区的美术艺术也有不同风情，所以我们在鉴赏美术作品的时候，要近距离的对美术作品进行感受。例如黄永玉前辈的《山鬼》有着浓厚的湘西本土特色，黄老塑造的“山鬼”这一形象其实是在湘西本地神话故事中有着悠久的历史，黄老在创作这幅作品的时候也让“山鬼”这一形象有了鲜明的特点。这个时候，我们要结合湘西本地的文化对“山鬼”这一民间形象和艺术形象进行对比分析。使我们在认识“山鬼”这个艺术形象的时候更加深刻。在对美术作品进行鉴赏的过程中，可以通过视觉、心理等方面的共鸣来进行，从视觉与心理上对作品进行感受，在这一过程中体验作者想要体验的情感与意境。例如在传统的国画进行赏析的时候，我们要对作品被创作出来的时代背景及其历史文化有所了解，在鉴赏这种作品的时候应该对当代历史文化有很好的掌握，还可以借助古典音乐来进行联想，体会作者创作时的情感。中国古典画作和古典诗歌一样很多都是托物言志、借景抒情的，了解了这一点很有利于对美术作品的鉴赏。在进行美术作品鉴赏的时候，我们还要注意美术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连接，由于美术作品在创作的过程中，不仅仅是美术技巧的简单堆叠，其过程结合了很多其他学科的科学内容，其蕴含的知识是比较广泛的，这就要求我们在鉴赏的时候，融入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方面的内容，这样可以很好的提高鉴赏的效果。例如：在对文艺复兴时期的美术作品进行鉴赏的时候，我们要很好地了解当时当地的历史背景、文化背景、经济背景等等，把这些背景有机的结合起来，接受画家生活年代、国家发展面临的环境和当时的世界环境。这样可以加强对作品的思考，得到作者想通过作品传达出的深层思想。在鉴赏的过程中还要注意与生活联系起来，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生活中有着丰富多彩的美术作品，所以想要在文化情景中鉴赏美术作品可以从身边的美术作品入手，以此来提高自身的美术鉴赏能力。美术鉴赏还要与自然美进行有机结合，用自然美来发展自身的思维意识与审美能力。将美术鉴赏与行为艺术相结合，用这样的方式来提高美术鉴赏效果。 四、结语 不同的美术作品其蕴含的思想不同，再加上画家在创作它们的时候，融入了当时画家生活的环境与时代背景，所以我们在鉴赏美术作品的时候，要注重作品的历史文化背景，对画家生活的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和宗教信仰进行深入了解，才能更好地体会到作品深处蕴含的深刻内涵。 作者：李梦琪 美术作品鉴赏论文:社会学视角下抽象美术作品鉴赏初探 美术作品是凝结在画作上的画家对于生活的感悟和理解，因此在欣赏美术作品时，不仅要能够理解画家高超的画技，同时也还要能够欣赏作品的美，理解作品想要表达的内涵。这在具体美术作品中能够较容易地实现，而在抽象美术作品中，由于其抽象性等特征，欣赏者较难理解其内涵。基于此，我们试图运用社会学视角对抽象美术作品的作者生平、生活环境以及政治背景等进行分析，使欣赏者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抽象美术作品。 一、通过对创作者的生平的了解来提升欣赏者对抽象美术作品的欣赏能力 欣赏者在欣赏抽象美术作品的过程中，了解创作者的生平有助于把握作品中创作者留下的各种痕迹，从而更加理性地认识作品。例如，通过对创作者专业教育经历的了解，欣赏者能够理解作者不同时期作品的特点，以及创作者成熟时期作品中所包含的其他派系的痕迹，对于欣赏和理解抽象美术作品有很大的帮助。又如，通过了解创作者的情感经历，能够使欣赏者了解创作者在创作美术作品时经历的情感，从而能够将对画作的理性理解转移到对画作所表达的情感的感受上来，使欣赏者对抽象美术作品的欣赏能力得到提升。在对荷兰印象派代表人物彼埃•蒙德里安的作品《灰色的树》的欣赏过程中，我们就可以采用了解作者生平的方法，这样就能够更加准确地认识和理解这幅画作，同时对这幅画作的美的印象更加深刻。彼埃•蒙德里安曾在早年师从其叔叔——海牙派画家富尔兹•蒙德里安，得到了写实浪漫主义的真传，这一经历对其后来的创作影响巨大。在《灰色的树》中，还能够看到写实浪漫主义的特征——将内心深处的浪漫情感通过写实主义倾泻而出。在青年时期，蒙德里安就读于国立艺术学院，受到了象征主义、印象主义和表现主义的影响，开始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在1911-1914年间，蒙德里安受到了毕加索等立体主义的影响，因而形成了立体主义的风格，在《灰色的树》中，还能够看出采用了透视和立体三维画法的痕迹。在一战期间，蒙德里安致力于用画作表现和平和发展的理念，因而开始使用中性的色彩，这也是《灰色的树》中选择灰色作为主色点的重要原因。这样，通过对蒙德里安生平进行分析，欣赏者就能够对《灰色的树》有更加准确的理解，能够看出在画作中创作者采用的方法和其创作时的情感等，更能够欣赏到作品的美以及作者人格的伟大。 二、通过对创作者生活环境的了解提升欣赏者对抽象美术作品的欣赏能力 对创作者的生活环境的了解，能够从源头上帮助欣赏者认识到作者对于现实事物的认识能力。这样，当作者把现实事物抽象地表现为画作时，欣赏者就能够理解作者为什么选择这种方式来表达这样的主题和这样的情感。因为作者的生活环境不仅决定了创作者的受教育程度，同时还影响着作者对于事物的认知和对于情感的体验和表现程度。只有了解到这点，才能够更好地欣赏抽象画作。在对毕加索名画《哭泣的女人》进行欣赏的过程中，就需要充分地了解毕加索的生活环境，才能够深刻理解为什么“女人”哭泣时面部扭曲、眼睫毛的移位到如此地步。《哭泣的女人》是以毕加索的情人多拉•马尔为原型创作的。多拉•马尔与毕加索维持了长达九年的情人关系，在两人关系刚开始的期间，多拉•马尔与毕加索情感很好，两人出双入对。但是，两个人性格都很强硬，在很多问题上意见相左，谁也不愿意妥协，因而经常硬碰硬。在这样的相处模式之下，毕加索开始动手殴打多拉•马尔，并且多次将多拉•马尔打晕。多拉•马尔也因此多次哭泣。毕加索不仅经常打多拉•马尔，还经常出言刺激她，使她伤心落泪。在这种背景下，毕加索以多拉•马尔为原型创造出《哭泣的女人》。当欣赏者了解了毕加索的创作过程之后，就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哭泣的女人》中主人公面部的扭曲，也能够理解毕加索刻意对其的丑化，能够进一步地体会毕加索在创作时候的感情。 三、通过对创作者所处政治环境的了解来更加深刻地体会美术作品的寓意 虽然抽象艺术不直接表达现实社会，不直接表现政治问题，但是创作者所处的政治环境对其创作主题和创作思路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通过对其进行研究，能够更加深刻地掌握抽象美术作品的内涵。在里希特的画作《派对》中，创作者就通过画作来对明星托里亚尼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进行了批判。这种批判并不是来源于里希特的一时兴起，而是在里希特早年的生活方式以及当时的政治环境影响下产生的，因而有着明显的政治意味。里希特在两德分裂之后，在民主德国生活，后来冲破阻碍到了西德。在与民主德国有着完全不同政治气氛与创作氛围的西德中，里希特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震撼，并且努力适应。美国当时在德国的文化艺术政策和政治政策深刻地影响西德的艺术发展，里希特也受到了深刻的影响，进而发展了其政治波普风格，这在《派对》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四、结语 综上所述，运用社会学视角对抽象美术作品进行鉴赏能够使欣赏者更加准确地理解作品所表达的内容，把握作品所表达的主题，掌握作品所传递的情感，这对于欣赏者鉴赏抽象美术作品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在对抽象美术作品鉴赏的过程中，需要灵活运用社会学的视角，通过了解创作者的生平及其所处的生活环境、政治环境等对作品进行全面、深刻和立体的了解，不断提升对抽象美术作品欣赏能力。 作者：李群英 黄静 单位：河北传媒学院 美术作品鉴赏论文:文化情境中的美术作品鉴赏 摘 要：美术作品中蕴含着画家对于现实生活的所见所感，在不同的历史文化中，美术作品所反映出来的意识形态是不相同的，它所传达的思想、所抒发的情感和一定的历史文化情境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在鉴赏一幅美术作品的时候，关注的不仅仅是色彩、结构等表现手法，更应该去分析作品的绘画背景以及作者所要抒发的情感。结合每幅作品的文化情境，才能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体会，才能真正去掌握一幅画所要真正表达的思想内容。 关键词：文化情境 美术作品 鉴赏 人文精神 不同的历史时期的文化情境也是不同的，中国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文化可谓是博大精神，鉴赏每一时期的美术作品时我们应该具体结合当时的文化，只有这样才可以还原美术作品创作的文化情境，激发学生鉴赏美术作品的兴趣，进而加深对于美术作品的理解，感受出不同文学作品所要传达出的人文精神。 最初我们对于美术鉴赏只是有一个简单的认识，认为美术鉴赏可以让学生通过去欣赏不同的美术作品，可以开阔学生的眼界、可以培养学生的感性认知，最终可以提高学生的艺术修养。可是现在我们应该要清楚的认识到：如果将文化情境和美术鉴赏相结合，会达到一种更好的效果。在b赏一幅美术作品的时候如果结合当时的文化情境，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的美术鉴赏能力，还可以对学生进行人文教育。在中国悠久文化传承过程中，我们知道前人会采用书籍记录、古物相传的办法，但是美术作品也是非常重要的工具。在鉴赏美术作品的过程中，学生可以了解到当时创作的历史背景，可以深刻体会出作者在作品中所要传达出来的人文精神，也可以去深刻的感悟清朝、唐朝以至于西周等历史时期的文化氛围，所以这种在文化情境中去感悟人文精神的方式是值得提倡的。 利用文化情境去进行美术鉴赏，还可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如果单单的讲美术鉴赏归结于是一场美术课的内容，未免显得不太正确。在美术鉴赏的过程中，老师可以去引导学生主动去研究当时作品创立的背景，进而可以了解历史、看懂地理人文、体会人文精神，对于学习过程中的其他学科有很大的帮助，在一幅简单的美术鉴赏课中也可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比如。被称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的“唐宫仕女图”中的《虢国夫人游春图》，是著名画家张萱在辉煌的唐代所创作的，表现了唐代贵族妇女闲情逸致的生活，细致的用画笔描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的唐代美女的形象。仅仅可以通过一幅画，就可以了解到丰富的历史文化，这才是文化情境中美术鉴赏的价值所在；也是我们在美术鉴赏中，所应该去积极提唱和践行的。 在新课程改革中提出了要将美术作品的鉴赏放在特定的文化情境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让学生了解当时作品创作的历史背景，这样也会有利于提高学生鉴赏美术作品的能力。但是美术鉴赏这一课程在现如今的实施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首先，鉴赏过程中只会重视基础却忽略了和现实生活的结合，只是专注于美术作品中色彩、结构、比例的讲述，但是却忽略现实生活的教育意义，以至于造成了学生只浅显的记住了“如何画”、“谁的画”，没有理解鉴赏真正的核心要素，所以并没有体会出美术作品所要表达出来的真正情感和所要传达出的人文精神，这样并不能达到美术鉴赏的真正目的。其次，在美术鉴赏中，只重于理论的学习，却未能将它付诸于实践，每一次美术鉴赏时只知道显示现成的美术作品，却忽略了学生的主体性。如果不能让学生自己去主动发现美术作品的历史文化，不能让学生主动去研究历史背景、创作原因的话，并不能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也不能激发学生主动去探究美术作品的兴趣。 对于当今快速发展的21世纪，科技不断发展，人们的思维方式，观点态度也随之不断变化，在新的挑战下新课程改革下的美术鉴赏必须要结合当时的文化情境，这样才可以真正去读懂一幅美术作品。那么如何才可以在文化情境中去鉴赏美术作品呢？ 首先，我们应该去读懂我们的传统文化。社会在不断的发展和进步，不同于于最早的人类，现如今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都和以前不同，所以如果僵硬的要求我们用现在的思考方式去理解以前的作品是比较困难的。我们在鉴赏美术作品时应该引导学生进入当时绘画的特定文化情境，了解作者当时的经历，进而去看懂作者绘画的心。比如在欣赏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时，我们应该去了解北宋政治经济的繁荣发展，从画中去仔细体会交通的发达、商业的繁荣等，这样才可以看出古代社会细致形象的生活情况。只有去认真了解当时的文化情境，才可以真正地读懂这一无限伟大的历史艺术名作。 其次，我们应该增加美术鉴赏的实践机会。任何艺术都是和生活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不能只是在课堂上去欣赏美术作品，还应该多多在现实生活中是、在实践中去鉴赏美术作品。如果想要了解绘画的背景，我们可以在民间的一些建筑、工艺中得到启示。比如北京的古老的建筑，每一建筑中都凝结着当时人们最真挚的情感，我们通过切身的体验加上去了解当时的文化才可以去真正的欣赏。比如说民间的一些艺术，皮影戏、黄梅戏等都可以深刻的了解历史文化，并且可以通过它们的表现形式、形式就可以零距离的感受民间的艺术。 最后，我们可以利用网络媒体进行美术鉴赏。网络媒体已经渗透到了生活的各个方面，在美术鉴赏的过程中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在欣赏一幅美术作品时，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这样也不会使课堂显得枯燥单调，会充分的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每一时期的美术作品都包含着不同的思想，也填充了每一位艺术家特定文化情境中的独特情感，所以我们在鉴赏一幅美术作品的时候，不单单要注重作品的表面，更应该去关注作品的历生平经、生活的时代背景，才可以达到对作品的深入了解，最终去真正领域美术作品所要表达的人文精神。 美术作品鉴赏论文:美术作品鉴赏中的常见问题及策略 摘 要：美术作品鉴赏是美术欣赏教学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目前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对美术作品的鉴赏应改变以教师为主角的状态，发挥学生的主动性，从多个角度欣赏美术作品，并引导学生大胆表达自己的想法。 关键词：美术作品鉴赏；存在问题；教学策略 “面对一幅绘画作品，该如何欣赏？面对一幅绘画作品，又该如何让学生学会独立欣赏？”这是一直以来存在我心里的一个问题，作为一名美术教育工作者，我常常观察、研究、思考并总结这一问题。 一、初中美术作品鉴赏中存在的常见问题 1.教学前往往很少布置预习，教学过程中我讲的时间多学生思考的时间少，欣赏课课后也很少布置拓展作业 这样的课我讲得口干舌燥，学生当作故事能听多少听多少，课后记得多少是多少。教学前很少布置预习是因为：（1）为了不给学习任务重的初中学生增加负担，所以一直抱着美术课的内容能在课堂解决就在课堂解决的心态。（2）事先对美术作品进行欣赏，学生需要查找一些图书资料或在网络上寻找，考虑到学校关于美术方面的图书资料不丰富，另外网络只有一部分学生家里有。 教学过程中，我讲的多学生思考的时间少，是因为：（1）学生都有惰性，而且当美术课是一节放松的课，希望教师讲，自己听听就行了。（2）至于思考，也是只有表层的反应。给予多一点的思考时间，没有人深入思考，而是变成了同学之间的聊天。 2.对美术作品的鉴赏也过多关注作者的介绍，作品的背景，还有作品的“文学性解释” 诚然，对美术作品的时代文化背景，其与艺术家本人的才能、性格的关联，以及美术作品描绘的故事等欣赏，是美术欣赏中重要的一块内容，让学生多了解和感受，使学生对艺术家及其作品有较全面和立体的认识，更能使学生在美术欣赏课中受到多方面的教育，得到全面发展。但过多阐释，而忽视作品的艺术特点，就有点为迎合学生的兴致，而将美术的“边角余料”过多阐述，没有回到审美教育的主渠道上来。 3.根据“答案”以印证自己是否答对，对自己的见解没有自信。 二、初中美术作品鉴赏的有效教学策略 1.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性 （1）课前给学生充分的时间预习，引导学生利用图书馆、网络等收集与欣赏内容有关的资料，让学生有备而“赏”，从而缩短与欣赏内容的距离，产生欣赏的兴趣。兴趣是学生做好的老师，不必担心会给学习任务中的初中生增加负担。而且，据调查，现在一个班的学生有百分之八十家里有网络，已经不同于我们上学时期，所以有备而“赏”并非难事。 （2）上课时教师出示欣赏作品后，不要立即讲解，可以让学生读画几分钟，也可以以讨论的形式，请他们说说自己对作品的第一印象。学生可能只是凭直觉来欣赏美术作品，受到个体知识和经验的局限，感受到美的成分和质量都很有限，但确实是亲眼所见，亲身体验。教师不要因为学生思考讨论的成分和质量有限而失望，以简单的讲解代替学生感受的表达。重要的是出一些思考题，引导学生观察画面。如，画面是以什么颜色为主？画了些什么？颜色是暖色调，还是冷色调？整幅画感觉是欢快的，还是伤感的？这都有利于激发学生的主观感觉，胜于教师的讲解。 （3）课后，美术欣赏课很少有明确的课后作业或者练习，知识得不到巩固，加之欣赏活动多而分散，学到的知识很快就忘记了，所以，在教学中，可以给每节欣赏课设计不同类型的课后练习。如，在教学浙美版十三册“齐白石”时，课前我让学生观察寻找真实中的虾跟齐白石老人的虾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课上分析讲解后，课后再让学生回去仔细观察虾，比比真实中的虾跟齐白石画的虾是不是真像教师或自己观察的那样不一样，并动手用自己的方式去画画虾，以及观察他们的生活习性。这样就把课堂的欣赏与生活联系起来了，激发了学生的兴趣与主动性。 2.多角度鉴赏美术作品 （1）对于一件美术作品，因为最突出的美点不同，所以备课、授课的侧重点也应不同。有的作品须侧重于时代背景和历史故事；有的应侧重于艺术家奇特而巧妙的构思；有的应侧重于形象的空间组合和画面构图；有的应侧重于造型与材质的表现力；有的应侧重于形象造型的寓意和联想；有的应侧重于对整体空间和自然环境的关照；有的应侧重于某种造型形式因素的运用。最重要的是教师能准确抓住作品的诸多美点之中一两个最为突出的美点，以此设计教学。 （2）美术欣赏课不应是一味地欣赏，有的时候让学生临摹作品，从中体味作品的内涵，这样就打破了欣赏课纸上谈兵、光说不练的局面，更有助于学生理解作品。美术教学的四个领域――造型表现，设计应用，欣赏评述，综合探索并不是孤立的，它们之间相互交融与渗透，形成多向互动的关系。因此，欣赏教学与工艺、绘画的教学并不是孤立的，恰恰相反，欣赏教学始终贯穿在整个美术教学过程中，他们的关系是互为作用的，学生有了绘画的实践，能够更好地理解与认识艺术作品，而在欣赏艺术作品之后，他们就可以将作品的精华运用到自己的制作中。在学生有所体会的基础上，让学生掌握基础知识，为继续探求美作好铺垫。 3.培养学生自信力 教师在教学时要给学生更大的心理空间。不要以自己的角度来审视学生的表现；更不能不顾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语言能力，用过于理性化、专业化、成人化的语言对作品进行分析、点评；不要教给学生所谓的“标准答案”，因为任何一件美术作品在不同的人看来可能有不同的评价和感受，即使是同一个人，对同一件美术作品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中都可能有不同的评价和感受。也要时刻给学生灌注一种思维，美术欣赏没有“标准答案”，自己体会到的就是你对这幅画的答案，而且要积极地把它表达出来。在课堂上，教师要转变教学形式，变教师一人讲为大家讲，先让学生有充足的时间观察、分析作品，然后鼓励他们讲出观察、分析的感受，讲错了没有关系，讲得好多表扬。当然当学生的理解与作品表意相差太远时，可以提出一些导向性的问题，启发和引导一些偏差认识回到较为正确的思路上来。例如，在教学浙美版十四册“现代生活的视觉语言”中，我紧扣学校对标志的需要，让学生共同为学校出力设计一个标志。在设计之前，以宾王中学的标志作为例子，让学生想想宾王中学的标志是有怎样的含义，作者是怎么构思的。学生怯生生地回答了一句“像蜗牛”，然后等我批判。我鼓励学生：“对啊，是有蜗牛的含义，你们比老师厉害，老师在没了解以前都看不出这含义，其实标志这个东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只要你觉得像它就是。”一鼓励以后，全班学生争着讲，学生的回答保证设计者都没想到，但又很中肯。 （作者单位 浙江省义乌市廿三里初中） 美术作品鉴赏论文:文化情境中的美术作品鉴赏研究 美术的学习绝不仅仅只是一种单纯的技能和技巧的训练，他应该是被作为一种文化和能力来被认识和培养的。新课程标准要求美术老师在教学中，除了要教会学生自己动手画画的能力外，还应该要教会学生全方位和多方位的认识世界的能力，而这种能力的培养主要是要通过历史、文化、经济、人文、宗教等等一系列的知识面来扩展。任何一件艺术作品都不能脱离当时所具备的文化环境而单独存在，美术作品只有在广泛的文化情境中才能够更好地被认识和解读，在美术的教学中只有将美术作品与广泛的文化情境联系，才能够让学生更好地在美术作品中扩展视野，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 一、美术作品鉴赏文化情境的含义 文化情境主要是指一件文学作品或者艺术作品，创作的过程中所依托的文化环境、特征以及条件。在对作品的鉴赏过程中注重文化情境，可以使人们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更好地理解作品的含义，同时还可以帮助人们通过作品更好地了解一定的科学特征和社会人文气息。任何美术作品都是在一定的文化情境中创作出来的，他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在美术鉴赏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只是停留在单纯的技能技巧的欣赏层面上，而是应该将作品放到一定的文化情境中，认识到作品的特征、表现形式对社会生活的独特贡献。 二、文化情境下的美术作品鉴赏教学 1.美术作品鉴赏与相关的情境结合起来 美术作品的鉴赏是要通过视觉、心理以及心境的共同感来完成，观赏者需要首先从视觉上产生感受，继而进一步提炼出作品想要表现的思想感情，从而从情感上产生共鸣。 比如在欣赏中国画时，教师可事先在教室多挂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古代、近代、现代的中国画图片，使学生一进教室马上置身其中，同时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在欣赏过程中，教师可播放一些中国的古典音乐来启发联想，并借助古诗词描述出一幅幅清丽、淡雅的中国画，以此内化学生的情感体验。因为中国古诗词、中国的古典音乐、中国画三者都善于借景抒情，托物言志，达到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所以借助古典音乐、古诗词既可以渲染学习气氛，又能帮助学生通过情感联想理解中国画的墨分五色、色彩淡雅的艺术特色。 2.美术作品鉴赏与其他学科结合起来 美术和音乐与历史以及文学都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的，因此在美术作品的鉴赏中，可以相应地加入音乐、文学等等学科知识，丰富教学背景。比如在介绍画家生活年代以及国家时，就可以适当地加入历史知识和地理知识。再比如对作品进行鉴赏时，还可以相应地加入与美术作品主题相应的音乐，来为学生创造良好的情感环境，以促进更好地教学。一般学校只把欣赏中外美术作品作为美术赏析课程的重点，却忽略了与美术相关的经济、政治、社会、历史等领域。美术赏析课程更应具有综合性。例如在文艺复兴时期，许多世界闻名的绘画出现是与当时的社会发展、经济政治的进步紧密相连的。因此，人文历史、社会文化、经济、政治都要融入到美术赏析课程中去。只有这种各种学科的融合，才能使学生更快地提高学习的兴趣，提升审美能力，才能用学生能够用更广阔的思维来思考问题，更深层次地领悟生活真谛。 3.美术作品鉴赏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 艺术源于生活，却又高于生活。生活中的美术现象随处可见，因此我们在进行美术鉴赏教学时，可以将校内与校外，课内与课外的活动结合起来，将教学中的活动与学生的日常生活密切联系起来，这样不但可以让学生真实地感受作品的魅力，同时还能够扩大学生的视野，增强他们的感性认识，创造更加广阔的文化情境。比如我们可以利用学校建筑中的走廊教室等场所来展示学生的作品，营造艺术氛围，这样不但可以提高学生欣赏及评述美术作品的能力，同时，还能够起到美化校园的效果。又比如在欣赏建筑艺术时，我们可以让学生自己走出校园，去评述日常生活中的建筑布局和特色，因为这些建筑都是学生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建筑，因此学生在进行分析和评论时也会产生出浓厚的兴趣，对于艺术作品的鉴赏也会产生出意想不到的效果。 4.美术作品鉴赏与表演结合起来 美术鉴赏课程是学生通过对自然美和美术作品等的欣赏，来发展学生的审美意识，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在美术鉴赏教学中将美术与表演艺术结合在一起，可以更好地活跃课堂气氛，表演中的语言以及形体展示来让学生通过观察了解各种形体动作，从而更好地积累素材。比如在鉴赏外国雕塑《拉奥孔》时，为了能更好地在学生的头脑中留下被巨蟒紧紧缠身的痛苦和挣扎情景，教师就可以适当地安排学生到讲台前来进行表演，学生通过表演拉奥孔以及两个儿子被巨蟒紧紧缠身时痛苦地扭动奋力挣扎的情景，学生通过亲身的表演以及身临其镜的观察，可以对雕塑作品有一个更深层次的理解，同时在学生头脑中也会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 三、结语 美术鉴赏教学是美术教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通过教师的指导，让学生能够更好地体会到古今中外优秀美术作品中作者的创作思想和精神内涵，同时美术鉴赏教学也是对学生美术欣赏及评述能力的扩展和延伸，它有助于更好地培养学生健康的审美情趣和人文素养，更好地发展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培养学生尊重世界多元化文化的情感和态度。 美术作品鉴赏论文:文化情境中的美术作品鉴赏 摘 要：每一件成功的美术作品都不是单纯的一件东西那么简单，他们都有自己所处的特定历史阶段的独特历史含义，而且其中还蕴含着丰富的感情色彩。老师在教学的时候，就应该培养学生在浓厚的文化情境中去体会美术所特有的那种感觉，使学生能够将美术作品和其所处的文化历史联系在一起，进而能够加深学生对美术作品的认识，并且激发学生对自己祖国的优秀历史文化的热爱，促进学生对当今世界文化多元化的理解和尊重，以期他们在人类文化的继承以及发展进程中做出贡献。 关键词：文化情境；美术鉴赏 社会在进步，新课程的要求也在不断改革，而对美术作品的鉴赏应该要放在特定的历史文化情景当中，对加深学生对美术作品的认识，对提高他们在美术鉴赏方面的能力有很大的帮助。在文化情境中进行美术作品的鉴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作品的作者当时所在的具体环境，在这一基础上进行美术作品的鉴赏，是最好的鉴赏方法。因此，老师在平时美术鉴赏课程教学的时候，在向学生教授美术鉴赏方法、技巧的同时，还应该要注意对文化情境的创设，达到不断提高学生对美术作品的鉴赏能力以及他们的人文素养。 1 美术鉴赏与人文精神 美术鉴赏作为当代学校素质教育的一部分，不但能够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促进其全面发展，而且还能使学生在更高层次认识人性的真、善、美。如果说其他课程锻炼的是学生的理性思维，那么美术鉴赏就是在培养学生的感性认知。进行美术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帮助人们发现和感受到所处社会和大自然的美，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美，教会学生用一种艺术的眼光来看世界，最大限度地挖掘学生的艺术创造力。在老师进行美术鉴赏的教学过程中，不断地带领学生，让他们学习到如何去欣赏那些古今中外的非常优秀的作品，通过接触那些不同的艺术手法，再清楚地了解到各个艺术流派特色的同时，还能够感受到在不同的文化情境之下所产生的不同的美术作品所特有的美感，进而达到培养学生的艺术修养，使之建立起良好的审美观。 2 在美术鉴赏中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 美术也是一种很重要的历史文化的集成和发展的方式，他除了能够培养学生的艺术修养之外，还能够起到对学生的人文教育的作用。在历史文化的传承以及人类的情感和思想的传递的过程当中，美术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所以说不断提升学生对美术作品的鉴赏能力是非常有必要的，这就要求老师在平时教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美术鉴赏课程的教学不单单是为了教会学生如何去机械地鉴赏一件美术作品，简单地知道美术作品的好坏之处，并不是美术鉴赏课程教学的最终目的，除了这一方面，还应该让学生了解到美术作品创作的历史文化背景，在辨别作品优劣的同时，深刻地体会到作品当中所蕴含的美，以及作品中所具有的独特的历史文化氛围。 3 为美术作品创建真实的环境背景 众所周知，任何艺术都离不开实际生活，而艺术对人们的生活也有一定的影响作用。一件美术作品，它代表的并不仅仅是一件孤立的东西，一件好的美术作品是离不开社会日常生活的，所以，学生学习美术鉴赏的同时，还应该学习美术作品所带来的特有的历史文化。因此，老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就应该不断地引导学生，让学生能够体会到美术作品的时代性，体会到作者深刻的创作情感等。另外，在鉴赏美术作品的同时，还应该能够对其美术作品和自身、大自然以及所处社会的微妙的关系，培养自身的文化素养，热爱祖国的历史文化以及艺术。 我国存在好多的民间资源，比如说具有独特当地风情的建筑、工艺等，这些都是美术作品鉴赏教学最好的课堂。所以说，在进行美术教学的过程中，一定要充分地利用这些本土的资源，使得学生的美术鉴赏的过程中，能够根据老师的引领近距离地体会我国民间艺术的独特之处，对美术作品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 要达到以上的效果，还需要学生自己的配合，在课余时间学生可以根据老师之前布置的问题，进行分组调查，比如说民间的木偶戏。在木偶戏的场地、造型、服饰以及表演人员的唱腔等方面，写生都可以带着老师的问题去亲身体验。一张大桌子就是木偶戏的舞台，在很远的地方人们就能够听到木偶戏表演的鼓乐和演唱，一个表演人员可以同时做到唱、做、念、打以及奏乐。通过对木偶戏表演的一系列的过程，学生更能够体会到木偶戏的历史背景，并且对那一阶段的历史文化有了深刻地了解。 学生在平时的仔细走访与观察中就会发现，木偶戏作为我国民间的极具价值的艺术瑰宝，但是它的观众一般都是那些中老年人，对年轻人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而且在它的表演方式、形式没有任何变换，十分单一，几千年流传下来木偶戏一直保持着原来的面貌，没有经过任何的改革与创新，这些与当今社会的多样化都是格格不入的，所以木偶戏的传承处在水深火热之中。通过这些经历，学生就可以充分地挖掘出他们的爱国、爱祖国历史文化的热情，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增强自身的历史文化的保护意识。 4 充分利用现代化的媒体 艺术与艺术之间是有密切联系的，不同的艺术形式之间是可以相互借鉴，彼此渗透的。黑格尔曾经说过，音乐和绘画之间是存在亲切家族关系的，因为他们在人们内心世界的外在表现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当代的艺术教学活动，在对材料的处理上面，绘画就可以打破界限进入音乐的范围之内。所以在进行美术鉴赏的时候，老师可以借助于现代化多媒体技术，对激发学生的兴趣和爱好是很有用的。例如，老师在带领学生学习罗中立的著名作品《父亲》的时候，在画面上呈现的父亲的脸是古铜色的，老父亲脸上的沟壑以及汗珠，老父亲裂开的双唇和微微露出来的牙齿等，这些描绘统统都是作者对老父亲敬爱之情的体现。同时，绘画的背景是在一片金黄色，金黄色代表着太阳，也是希望和丰收的象征。老师在教学的时候就可以借助于音乐歌曲《老父亲》，优美细腻的画面，再加上演唱者饱含情感的演唱，就把父亲的伟大表达得淋漓尽致。老师还可以再加上一些具有影响力的影视片段，适当地对当时的气氛加以渲染，这对充分发挥学生的想象力有很大帮助。 在鉴赏美术作品的过程中，有了音乐和动人画面的渲染，对学生而言，都是最直接的听觉以及视觉的冲击，这就会让学生觉得更直观，并且由画面中的老父亲联想到自己的父亲。在学生观看、聆听、联想的一系列情感的变化过程当中，学生就能够真正体会到这幅作品命名的真正含义，并意识到具体生动的多媒体设备对美术作品的表现作用。 5 结束语 社会在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地提高，但是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人们的精神世界却越来越匮乏，美术作品的鉴赏正是解决这一难题的最好的选择，在美术作品鉴赏的过程中，人们不但可以提升自身的艺术修养，还能填补自己越来越匮乏的精神世界。另外，要学好美术鉴赏，一定要有历史文化情景的保证，让学生在特定的历史文化情景中加深自己对美术作品的感悟以及所蕴含的文化内涵。 美术作品鉴赏论文:高中美术作品鉴赏教学中学生鉴赏能力的培养 摘要 高中的美术课程是集应考和鉴赏为一体的教育，虽然外向的应考作用可以使学生更好的掌握美术绘画方面的技能，但是内向的美术审美鉴赏能力则更为重要。扩大学生美术方面的知识面，树立良好的审美意识，形成完善的审美心理结构，对学生的综合素养的提高极为重要。美术鉴赏可以促进学生艺术修养的提高，使学生的身心健康得到更好的发展。 关键词 高中美术；教学；鉴赏能力 一、前言 高中美术教学活动最基本的任务就是培养学生有一定的美术素养，进而掌握一定的美术鉴赏能力，这是学生在创作和设计等活动中必须具备的能力。美术课程的重要价值首先就表现在可以陶冶学生的情操，提高学生对美的敏感度，进而提高他们的审美能力，最终达到学生对自然与生活的热爱还有责任感。美术鉴赏能力不是一朝一夕就能锻炼达到的，需要教师和学生在学习活动中共同完成，在欣赏和创作美术作品中潜移默化的完成。 二、提高学生美术鉴赏能力的原因 1.学生在美术课堂上存在对美术的误解 高中新课改以来，为了改变学生直线条的思维方式以及教师单纯的教授学科知识等情况，美术课程目标划分了创造、设计、鉴赏以及探索四个阶段和领域，为的是使学生能够多角度综合的了解学习美术课，提高学生的各方面能力和综合素养，但是研究发现，这四个阶段和领域中，学生对鉴赏几乎没有什么兴趣。大多数学生对美术课的理解就是教师教他们怎么学会画画，他们对美术的范畴几乎不了解，对高中美术课中的鉴赏课也缺乏印象。 2.学生学习美术课时丧失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是所有为人师表的教师都知道的至理名言，但是现在的高中生对美术鉴赏课几乎毫无兴趣，使得提高学生的美术鉴赏能力成为不可能完成的目标。其中的原因不外乎有三点：首先是，家庭教育因素，学生在很小的时候，家里的父母就告诉孩子美术就是画画，在孩子画的好的时候给予鼓励和奖赏，误导了孩子对于美术概念的判断。其次是，教师虽然在努力执行新课改的各项任务，但是几十年如一日的教学模式已经让教师很难改变过来，陈旧的教学模式导致课堂气氛沉闷，不能激发孩子们的兴趣，甚至讨厌美术课上的理论知识讲解。最后是因为学生对美术鉴赏课了解甚少，认为那是一种高不可攀的境界，自己是不可能掌握这样高雅的鉴赏能力的，信心的缺乏也是学生缺少兴趣的原因之一。 三、培养和提高学生美术鉴赏能力的方法 1.教师作为教学的主导，应强化理论学习，提高综合素养 美术鉴赏课需要教师拥有良好的系统的与美术有关的史学知识和美术专业知识，美术教师在课堂上作为主导，本身就应该具备扎实的美术功底，广泛涉猎自己的专业知识，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丰富自己的知识体库。不断的学习和强化自己的理论知识，厚积薄发，才能在课堂上游刃有余，将美术课上的有声有色，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好奇心。审美教育需要仰赖教师的综合素养，教师只有将自己装备好，才能带给学生以美的感悟和体验，启发学生，让学生学会自己探索审美意识，建立审美观念。美术老师要根据学生各个阶段的认知规律因材施教，让学生发现、欣赏和创造美。 2.联系历史实际，发现作品中的美 高中的美术课强调美术作品的人文性质，要重视美术和生活、美术和历史文化的关系，教师在课堂上应该注重创设情境，针对教学过程中的美术作品，可以用与作品相关的历史故事、音乐或者其他材料进行教学，让学生能感受到作品中的审美意境，体悟作品包含的精神。在有限的美术教学时间里充分激发学生的人文情怀，引导他们树立美术鉴赏能力的观念和意识，然后让学生自己发现作品中的美，进而发现生活中的美，最后自己欣赏美和进行艺术创新。 3.善于运用多媒体工具进行教学 传统的教学模式是以教师讲解为主体，课本是中心，学生作为学习者只是被动的接受教师所讲述的内容，学习是很局限的，并且学生缺乏听课的兴趣，效率非常低下。现代教学当然不能再因循守旧了，信息化的社会，不仅是教师，包括学生自己都可以从网上了解到很多讯息，所以课堂上更是应该利用现代化的多媒体工具，让美术学习变得生动有趣，教师为学生提供一定的学习方法和途径，营造美术鉴赏的一种氛围，让学生通过过程性的了解和学习，处理艺术信息，提高美术鉴赏能力，构建良好的艺术认知体系，形成自己独特的审美方法和审美意识。多媒体信息技术的运用，可以让美术鉴赏课打破传统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在更加生动形象的课堂氛围中产生对美术鉴赏的兴趣，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掌握美术鉴赏的基本能力。 运用多媒体网络技术不仅可以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还可以开创新的教学欣赏模式。动态的视屏和相关的美术作品等资料相结合，影片欣赏和启发性的问题相连接，带给学生全新的课堂体验，扩大了学生的视野，增长了他们的见识，并且还提高了课内的教学效率，使美术学习的过程得到优化。学生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得到极大的提高，鉴赏能力也会进一步得到提高。 四、结语 在美术鉴赏课的教学过程中，教师要精心备课，探索多样且有效的教学模式，注重美术作品中人文情怀的显现，激发学生自己对美的探究，让学生在比较研究的过程中掌握对艺术的鉴赏能力，并且可以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最终提升自己关于艺术方面的综合素养，促进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养成健康的良好的审美情趣。学生在综合的立体的教学模式下，通过对美术作品的作家、艺术现象以及历史文化背景的了解，掌握运用文字和语言表达自己内心的审美感受和认识的方法，提高自己的审美鉴赏能力。 美术作品鉴赏论文:高中美术作品鉴赏应重视民族精神教育 【摘 要】高中美术作品鉴赏重视民族精神教育，既是增强民族文化自信的需要，也是学生终身发展的需要。高中美术作品内容丰富，大量作品能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内涵。高中美术鉴赏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要正确对待外来思想文化，要与时代精神相结合，从而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 【关 键 词】高中美术；鉴赏； 民族精神 、教育部决定，从2004年开始，每年9月为“中小学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月”。作为普通高中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高中美术鉴赏课能使学生较为全面地了解美术与自我、美术与自然、美术与社会等方面的关系，引导学生热爱祖国、理解文化艺术，在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美术鉴赏课重视民族精神教育，将对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和学生的终身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是增强民族文化自信的需要。民族文化，主要是指代表了民族意识、民族心理及其社会理想的精神性文化。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灵魂。作为高中阶段的美术鉴赏课程，它对于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发展的审美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具有积极的作用。因此，无论从爱国主义角度还是课程本身而言，都要积极培养学生善于学国传统文化的品质、体会祖国传统文化底蕴以及对世界多元文化的包容和尊重，锤炼充满理想、不断进取、乐观向上的信念，激发个体创造力，逐步确立民族文化自信。 其次，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是学生终身发展的需要。美术鉴赏课不仅要传授文化知识，提高学生的认识能力，还要发挥传承文化艺术、弘扬民族精神的作用，逐步树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初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终身发展奠定道德思想素质基础。这就要求美术课不仅要关注知识、能力目标的落实，而且要在教学中重视学生的情感因素，采取有效的方式落实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教学目标，这同时也促进学生知识学习和能力的提高，内化为自己的精神，指导自己的言行。 当下，由于美术课不是高考科目，有的学校美术课时难以得到保障；有的教师不重视美术教学，更不愿意挖掘美术作品的深刻内涵，美术鉴赏课的德育功能难以发挥，人文精神和民族精神的教育功能也很难真正实现。 一、民族精神的基本内涵 民族精神渗透在整个民族文化的各个环节，贯穿整个民族历史发展的全过程，集中体现一个民族特有的精神品质。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是民族思想道德素质的集中体现。在五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 二、民族精神的基本内涵在美术作品中的体现 我国的美术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成就，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美术共同构成世界美术的多元化。美术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美术课程具有传承文化艺术的功能，而中华民族精神又深深植根于绵延数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因此，我国许多美术作品不仅有很高的艺术造诣，而且体现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内涵。 1. 体现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它贯穿民族精神的各个方面。爱国主义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作为中国人民千百年来形成的对祖国最深厚的感情，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具体内涵，但有共同的要求。高中美术鉴赏中徐悲鸿的《奔马》在表现手法上将西洋画中的解剖与中国传统笔墨相结合，显示出徐悲鸿以中西融合的方法改造传统中国画，以使之具有面对现实能力的思想。在主题上，他以昂首飞奔的骏马来表达对民族前途的关怀和希望。徐悲鸿这幅作品起名《山河百战归民主》，表达了他对新中国成立，人民从此当家作主的喜悦心情和对祖国未来的期望与情感寄托。教师在实际教学中，不仅要补充作品的创作背景，还要重点介绍徐悲鸿生平事迹，徐悲鸿的大量作品都饱含着他的爱国之情。 2. 体现团结统一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的先民很早就认识到，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个体必须结成整体，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这种整体意识在全民族得到普遍认同和升华，成为团结统一的精神。徐悲鸿的另一幅作品《愚公移山》创作于1940年，正值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徐悲鸿还在印度访问。1940年4月，徐悲鸿喜闻国内传来鄂北大捷，非常高兴，他感到只有团结起来，共同奋斗，积小胜为大胜，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为此，他以中国传统故事“愚公移山”为素材，创作了一幅作品，以表达他的这种思想。 3. 体现爱好和平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素来以热情好客、睦邻友好、崇尚交流著称于世，以“礼仪之邦”享誉于史。正是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广泛赞誉。高中美术鉴赏中有多幅作品体现爱好和平的民族精神。潘鹤、王克庆等集体创作的雕塑《和平》就有深刻的民族精神的内涵。《和平》雕塑共有两件，一件置放在日本长崎市的和平公园，一件置放在北京复兴门大街。旨在让日本人民和政府以二战为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推进中日友好关系，维护持久和平。作品以洁白的大理石为材料，用写实手法雕刻了一位身着中国衣裙的美丽少女，她长发如云，长裙曳地，形体完美，舒展双臂，回眸注视着落于臂上的白鸽，俨然是一尊护卫和平的圣洁女神，使人的心灵受到洗礼，感到和平之可贵。通过教师对作品的分析，向全体学生传达了作品的深刻内涵，进一步增强了爱好和平的民族精神教育。 4. 体现勤劳勇敢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历来把吃苦耐劳、勤俭节约、艰苦朴素、不畏强暴、英勇顽强视为优良品格。正是这种勤劳勇敢精神，奠定了中华民族坚不可摧的立业根基。方增先于1955年创作的中国画《粒粒皆辛苦》就体现了中国农民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的优良品质。该作品画的是一位老农蹲在地上伸臂在捡拾地上的麦穗，其后是两辆装载满捆小麦的驴车，毛驴吃力地拉着向前。从老农左手拿着鞭子和两穗麦穗来看，显然他是随车而行，不时拾起地上的麦穗。此画充分地表达了农民珍惜粮食的情感，画家又以“粒粒皆辛苦”为题，旨在启迪观众。 5. 体现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反映了中华民族永无止境的创业追求、生生不息的精神动力。王文彬先生的油画《夯歌》表现了骄阳似火，晴空万里，一群朝气蓬勃的姑娘在水利工地的大坝上打夯。打夯本是繁重的体力劳动，而画面似歌伴夯起，歌伴夯落，具有音乐舞蹈的节奏美。作品又以仰视的角度，塑造了姑娘们自强不息、顶天立地、健康快乐的形象。通过作品分析，让学生更加明白追求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对他们的重要意义。面对繁重的学习任务，需要自强不息的精神；面对今后人生的创业，更需要自强不息的精神。 三、美术作品鉴赏教学要重视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基石。高中美术教学不仅要通过作品鉴赏让学生理解民族精神的基本内涵，更要在教学中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1. 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和社会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高中美术课程标准》在课程的基本理念中强调：“尤其要引导学生深入地了解我国优秀的民族、民间艺术，增强对祖国优秀文化的理解。”美术作品本是文化的载体，具有文化传承的功能。因此，在美术鉴赏教学时，要重视中国古代绘画、古代雕塑和古代工艺美术教学，了解创作意图，理解创作风格，挖掘文化和精神内涵，引导学生继承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2. 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要正确对待外来思想文化。高中美术教材呈现了多幅外国巨匠的作品，这些作品提高学生对美术作品的内容、材料、形式、风格多样性的认识，使学生体验美术与生活的关系，陶冶审美情操，提高生活品质。我国的美术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成就，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美术共同构成世界美术的多元化，因此要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作的优秀文明成果，尊重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与此同时，新课程标准也要求我们培养学生提高鉴别和判断能力，抵制不良文化的影响。 3. 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要与时代精神相结合。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相辅相成，相互支撑。纵览古今，文化只有不断创新，才能充满生机与活力。中国传统文化底蕴深厚，悠久的文明进程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我们在上美术作品鉴赏教学时，要不断引导学生逐步形成敏锐的洞察力和乐于探究的精神，鼓励想象、创造和勇于实践，让美术教学在激发人的创新精神，发展动手能力和开发潜能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只有不断注入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才能使民族精神博采众长、日益丰富。

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论文:人力资源管理视角下的高校教师绩效考核 摘要:高校教师绩效考核是高校人事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构建科学的高校教师绩效考核体系,对高校未来绩效提高具有积极地推动作用。本文在分析高校教师绩效考核现状的基础上,重新定义了高校教师绩效考核在高校人事管理中的重要地位,并提出构建科学高校教师绩效考核体系的合理化建议。 关键字:高校教师;绩效考核体系;构建 一、现行高校教师绩效考核体系存在的问题 绩效考核的重要性及必要性已经越来越被高校所接受,许多高校的教师绩效考核体系已日渐完善。然而,目前高校教师绩效考核仍然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一)绩效考核理念不正确。高校管理者以绩效考核过程中产生的大量信息为依据,制定教师晋升和工资方面的决策;教师以绩效考核结果中反映的自身优、劣势为依据,不断完善个人职业生涯发展规划;组织通过绩效考核结果,激励员工实现更多未来绩效。建立良好的绩效考核体系对管理者、全体教职工乃至整个组织意义重大。然而,目前许多高校实施教师绩效考核的目的仅仅是为了给教师期末发奖金或课时津贴提供分配依据,这严重影响了绩效考核结果的有效应用。 (二)绩效考核方法不合理。高校教师的教学工作具较强的岗位特殊性。教学与一般生产工作不同,教师的教学效果不仅取决于教师的授课时数、学生的课堂出勤率等易量化的内部因素,还取决于教师所授课程的内容质量等不易量化的内部因素,以及学生个人素质等难以控制的外部因素。然而,许多高校在对教师的教学效果进行评价时,往往较重视考核一些易量化的指标,这样不仅难以得到科学的考核结果,也误导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重数量、轻质量,滋长了教师浮躁、功利性强的科研心态,使许多周期长、工作量大、回报率低的长期科研成果胎死腹中。 (三)绩效考核过程不科学。许多高校的教师绩效考核过程缺乏科学性、客观性。绩效考核结果多由考评人主观判断产生,具片面性、局限性,且易受人际关系等因素影响。绩效考核过程不科学,必然导致教师对绩效考核的 反感,以及对考核结果的不认同、不重视。 二、正确定位高校教师的绩效考核 绩效考核通过客观地分析、评价员工工作目标完成情况及实际工作行为,获得准确可靠的考核结果,并据此实施奖惩,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最终提高组织的未来绩效。高校教师绩效考核的应正确定位为以下三点: (一)绩效考核是学校做出教师晋升、薪酬方面决策的依据。绩效考核结果中大量翔实、准确、客观的数据和信息对教师晋升、薪酬分配具有可靠的参考价值。只有确保绩效考核方法的科学性、高效性及绩效考核过程的客观性、公平性,才能确保绩效考核结果的准确性、可靠性,从而保证教师晋升、薪酬的公平性、透明性。 (二)绩效考核是教师职业生涯发展规划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教师职业生涯规划是指在尽可能满足教师个人内在需求和学校长远发展需求的基础上,通过对教师工作发展的设计,最大限度的实现教师和高校的社会价值。正确的绩效考核结果,可以科学地反映教师在教学、科研上的优势和劣势。教师在明确自身优劣势的基础上,可以对自身能力,自己适合的岗位有较为清楚的认识。学校也可以根据教师的个人特点及各岗位的岗位需求,将合适的人才安排到合适的岗位。最终实现教师和高校的共同发展。 (三)绩效考核可以帮助学校管理者更好地管理和改善组织的绩效。短期内,学校可以针对教师绩效目标中完成较好的部分,对其进行充分地肯定、表扬;对于教师与组织目标相违背的行为,酌情予以警告、处罚。在正、负激励的共同作用下,引导教师朝学校鼓励的方向创造绩效。 长期内,学校通过不断改进绩效考核的过程和方法,使绩效考核指标、标准不断准确地指向各岗位正确的绩效方向,鼓励教师实现正确的未来绩效。 三、构建科学高校教师绩效考核体系 构建科学的绩效考核体系,必须贯彻、落实以下三步: (一)明确高校教师绩效考核的对象在:1、上级考评。上级指被考评人员的直接主管,目前,许多高校采用的由教师所在系、教研室对教师教学效果、科研进行评分的考评方式即属上级考评。由于直接上级对下属加薪、晋升机会提供与否有重要决策权,上级考评不仅为上下级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沟通机会,有利于上级深入了解下属的工作能力,帮助其挖掘工作潜力;也与加薪、晋升等激励手段紧密结合,鼓励教师创造更好地未来绩效。然而,上级考评受上级的个人经验、上级对下属印象等主观因素影响较大,绩效考核结果可能具有主观性、片面性。同时,由于心里压力的作用,下属在考核时可能会因为感觉受到威胁而影响考核效果。2、同事考评。同事与被考评者在工作中互相配合、紧密协作,往往对被考评者了解最为深刻。因此,如果考评者能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参与考评,同事考评对被考评者信息的了解将最为全面、真实。但是,在现实操作过程中,由于受人际关系、利益争夺等因素的影响,绩效考核结果有时真实性较差。3、组织外部人员考评。组织外部人员即被考评者所在部门以外的人员,在高校教师绩效考核体系中通常指学生。学生是教师教学活动的受众,对教师的教学水平、教学态度、教学创新能力、工作责任心等情况了解最为充分。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考评者学生的考评能力受个人主观因素影响较大;且大多数学校的学生考评仅仅是走过场,并未将其作为教师加薪、晋升等的依据。因此,现行的学生考评往往收效甚微。 在实践中,应结合不同时期的教学目标、不同岗位的教学特点,综合使用上述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方式进行考评。 (二)正确选择高校教师绩效考核方法。高校教师具备创新工作风险大、周期长,科研工作成果需要长期积累,教学工作个性化强等职业特点,与之相适应的科学的绩效考核方法主要有行为锚定等级评价法、行为观察法、成绩记录法等。 (三)确保高校教师绩效考核体系实际运行过程中的高效性。确保高校教师绩效考核体系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的高效性,不仅有利于提高绩效考核结果的真实性、准确性;也有利于提高全体教师参与绩效考核的积极性,使其更主动地改进今后的工作绩效。 作者单位:赣南师范学院商学院 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论文:中学体育教师人力资源探析 摘 要：为促进中学体育教师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笔直通过文献资料、访谈、调查、数理统计等方法，对永州市中学体育教师的结构、教学、科研等基本现状进行调查分析，研究认为：永州市中学体育教师数量、年龄、学历、职称、知识结构、待遇等方面存在不合理性；科研、教育培养程度需要进一步提高与加强。 关键词：中学 体育教师 人力资源 新体育课程标准的提出与实施，引发了人们对基础教育体育教师资源的思考。笔者针对永州市中学体育教师在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中存在一些问题：体育教师人力资源配置（数量、年龄、学历、职称、知识结构、待遇等方面）不合理、体育教师结构不协调，队伍不稳定，人力资源使用效益不高等问题所导致部分中学体育教育缺乏战斗力和生命力，试图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研究中学体育教师资源，力求为中学体育师资队伍建设提供相关的依据。 1永州市中学体育教师人力资源现状分析 笔者根据研究内容及目的，遵循体育科研方法关于问卷调查设计的基本要求，设计了问卷调查表，并对问卷进行效度和信度检验，随机对永州市抽样36所学校（其中城市学校12所、县城学校12所、农村学校12所），对体育教师资源相关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分析如下： 1.1教师数量：据湖南教育事业统计年鉴数据表明：永州市中学体育教师与学生比为1:453.76，这说明永州市中学体育教师与学生比过大，有限的体育教师资源与数目巨大的学生形成了一对矛盾。 1.2年龄结构：调查表明，永州市中学体育教师年龄结构看：51岁以上教师少，41―50岁资深教师较少、31―40岁教师较多，35岁以下教师最多。现在教学第一线以年轻教师和中年教师为主体，基本上解决了师资队伍老龄化问题。从不同类别学校来看，地市级城市学校体育教师年龄结构：20%的资深教师和老年教师，50%的中年教师，30%左右年轻教师，利于老、中、青结合；县城学校年轻教师占2/3左右，其它几个年龄段教师仅占1/3左右，不利于传帮带；农村学校30岁以下年轻教师相对较少，存在“断层”隐患。 1.3学历结构：调查表明，永州市中学体育教师学历结构“多元化”，即地市级城市学校有研究生、本科、专科3个学历层次，县城学校有研究生、本科、专科、中专4个学历层次，农村学校有本科、专科、中专3个学历层次。根据21世纪我国对体育师资学历要求(中、小学教师分别达到本科和专科)，地市级城市学校达标率为86.67%，县城学校达标率为66.1%，农村中学达标率为27.79%。以上数据说明，湖南省中学体育教师的学历结构有待提高。 1.4职称结构：调查表明，永州市中学体育教师在地市级城市学校、县城和农村学校是以中、初级教师为主体，高级教师较少，从总体看，青年教师比例大，低职称比例偏高。 1.5专长运动项目：调查表明，永州市中学体育教师中本、专科学历教师运动项目都是体育专业毕业，其中球类项目毕业的教师比例最高(占40.15%)，其次是田径(占31.6%)、武术(占11.77%)、体操(占8.6%)及其他专项(占7.4%)，这些教师特长突出，业务素质较高。中专学历教师主要有3个层次：一是中等师范学校体育班毕业的教师(占62.5%)，接受过体育专业技能和理论的中等教育，有相对专长，具备一定业务素质；二是省、地级体校毕业的教师(占25%)，专项技术较扎实，有较强的专项训练能力，但专业教育理论水平较低；三是中等师范学校普通班毕业的教师(占12.5%)，是非体育专业毕业，未受过体育专业的正规教育，无特长项目。 1.6科研状况：调查表明，永州市中学体育教师的科研能力水平偏低，仅有62.64%的体育教师发表过论文，37.36%的教师没有，值得注意的是，影响体育教师参与科研工作的主要因素是缺乏资料和信息，其次是知识面不广。 1.7继续教育状况：调查表明，永州市中学体育教师有89%的中学体育教师非常想继续学习，而近2年来外出学习1次以上的人只占46.15%，农村学校体育教师有92.47%的人非常想继续学习，而近2年来外出学习1次以上的人仅有24.73%。体育教育作为中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关键在于对中学体育教师不断进行知识和技能的补充、更新、拓展、提高、完善其知识结构，进行开发创造思维和创造力的继续教育。 1.8基本待遇：调查表明，永州市中学体育教师队伍较过去几年相对稳定，但教师在工作、生活和自身成长的过程中存在一定困难与问题：对体育教师的工作量计算不能同其他学科教师一视同仁，同工不同酬；体育经费投入少，工作环境差，给体育教师工作、生活带来一定困难。 2 永州市中学体育教学现状调查 体育课程改革正经历着以全新的教育理念为指导，对原有的体育课程进行深化改革并突出健康目标的一场重大变革。在新体育课程标准的提出与实施过程中，通过调查显示，永州市中学按新体育课程标准授课率为76%，但体育课程结构过于强调学科本位，教学方法过于陈旧，教学场地器材缺乏，教学主要内容仍是球类、田径、武术、体操、游戏，部分学校的教学评价仍沿用原有的评价标准。从体育教师2006年度的工作量来看（表1），周教学工作量最高达20学时，最低为4学时（部分行政工作量），其中10学时以下的占10.43%，11―13学时的占25.27%，14―17学时的占43.4%，18学时以上的占24.17%；农村中学体育教师周教学工作量在18学时以上的占35.48%。以上数据说明，县城学校、农村中学体育教师工作量普遍较大，其中农村中学教师任务最繁重。这反映出永州市中学体育师资的配备不均衡，地市级城市学校体育师资力量较强，而农村中学体育师资仍然短缺。 3 永州市中学体育教师人力资源开发对策 永州市中学体育教师人力资源在数量、年龄、学历、职称、知识结构、待遇上存在不合理性；体育教师的科研、教育培养程度处于一般水平。为了激发体育教师的工作热情，挖掘体育教师的潜力，提高体育教学质量和更好地实现体育课程目标，针对永州市中学体育教师人力资源的现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开发中学体育教师人力资源的途径： 3.1加强体育教师的继续教育，如岗前培训、短期进修，教学比武，技能竞赛，参加各种学术交流等，使他们更具有《课程标准》要求的专业素质和能力，更好地为实现中学体育课程目标服务；遵守教师法、体育工作条例和相关政策，提高体育教师待遇，以免体育教师更换岗位或脱岗，导致中学尤其是农村中学体育教师工作的不稳定性与人员流失。 3.2大力发挥体育辅助人力资源为体育教学、训练、管理等服务。第一，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让学生从课程和教学两个方面有更多的自由发挥的空间。如请有体育特长的学生当“体育委员”、“小辅导员”等，发挥他们的才能，实际是降低了一部分体育教师人力资源成本。第二，利用班主任和校医们的特长和工作特点，使其帮助、配合、支持体育教师，共同达成课程目标。如请校医做“青春期卫生保健知识”的报告，请班主任担任校外体育活动的组织者和协调员等。第三，聘请社会体育指导员。聘请获得社会体育指导员资格证的国家队或省队退役的运动员，他们的专业水平比一般的体育教师的水平高，而且熟悉本专业的训练套路，在业务上完全能胜任学校的业余训练。这样可以缓解学校体育教师不足的教学，训练等压力，但要注意了解其思想素质和育人品质等。 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论文:基于人事信息平台的高校教师人力资源管理与研究 摘 要：随着当前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各地高等院校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跨越式发展的新时期。在此前提下，如何做好高校教师的人力资源管理，使高校的人力资源成为人力资本而非人力负担，是当前高校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人事信息平台由人员信息采集状态数据库和人员定岗子系统两部分构成，能充分反映人员的基本信息和岗位的职责任务。文章从构建高校教师人事信息平台出发，研究高校教师的人力资源管理。 关键词：人力资源管理 人事信息平台 状态数据 定岗系统 高校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各地高等院校在发展过程中陆续出现规模不断扩大的现象：各高校招生规模不断扩大，高校教师队伍也相应地在短时期内有了数量上的飞跃。如何在现有的人力资源管理体制下，适应不断扩充的高校教师队伍，保证不断壮大的高校教师队伍成为高校发展的人力资本，而不会成为阻碍高校长远发展的人员负担，这已成为决定当前高校能否长远发展的一个新的课题。本文在长期的理论研究基础之上，以当前高校采集人员信息状态数据为契机，结合高校人事制度改革，通过构建高校人事信息平台，分析当前高校教师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通过结合人事信息平台探讨建立高效的人力资源管理体制。 一、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的定义及主要职责任务 人力资源管理主要是指通过合理的手段调动起人的主动性，进而挖掘人的潜能，发挥出人的创造能力，使人力资源所发挥的贡献实现最大化。高校人力资源的范围比较广泛，包括高校中从事教学、科研、教辅、管理和后勤服务等方面工作的全体教职员工，但从教书育人这一高校的主要工作职责和社会任务而言，其人力资源的主体则是以教学和科研工作为主的教师。由此，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主要是指高校教师人力资源管理，也可称为高校师资管理。 高校教师人力资源管理的主要职责任务是通过使用科学的方法、合理的手段，对高校教师队伍的管理作出系统的规划，对人事关系实施领导、协调和控制，全面落实教师的招聘引进、技能培养、继续培训、个人发展、行为激励、绩效考核、环境建设及退休保障等各项工作，从而实现高校教师的高效率和高效益运作，为高校教学、科研工作的开展和学校的长远发展提供人力保障。 二、我国高校教师人力资源管理现状分析 现阶段我国大部分高校正处于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各高校在不断扩大招生规模的同时，也大力加强了教师队伍的引进力度，教师资源扩大了，但制度的建设却没有跟上学校发展的步伐，从而造成了人力资源的管理缺失和资源浪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人员引进缺乏整体规划，人力资源变成人力负担。高校为了解决大规模扩招带来的师资紧缺的问题，在人员引进过程中，由于缺少全面的分析数据提供决策依据，从而造成“应需而引”的局面，而待招生规模稳定之后，大规模引进的教师反而成为了学校发展的人力负担。 2.人员结构分布不合理，不利于高校全面发展。高校各学科（专业）教师的性别比例、年龄结构、学历层次、职称比例、“双师”比例等分布不尽合理，严重影响高校的全面发展。 3.缺少长期职业发展规划，不利于青年教师成长。为了适应日常教学工作需要，高校更侧重于对当前重点专业、热门学科的教师进行相应的教学能力进修和教学改革培训，而缺少全局性的教师职业发展规划。 4.未能对教师定岗定责，无法实现岗位管理。高校部分教师仍停留在“只需上完安排好的课程，其他事情与我无关”这种传统的观念上，高校教师只上课、不管事，甚至出现个别教师不上课、不管事、只开会的情况，无法充分实现教师资源的应有效益。 5.岗位考核标准不明确，绩效激励缺成效。当前高校教师考核仍然以年度考核为主，考核体系为“德、能、勤、绩”四大部分，缺乏详细的各岗位考核指标，对教师岗位职责的完成情况没有进行实质性考核，绩效激励也缺乏成效。 三、构建高校教师人事信息平台 高校教师人事信息平台是基于B/S模式设计的人员信息系统，由人员信息采集状态数据库和人员定岗子系统两部分构成。 1.人员信息采集数据库。人员信息采集数据库主要用于动态采集教师的人员基本信息、教学科研信息、教育培训信息、各类获奖信息等，根据系统功能需要，可以将其分为四大模块。 （1）信息录入模块。主要功能是完成教师个人信息的录入和日常维护，是整个系统中的一个基础模块。为了完成教师信息的正常录入和动态维护，本模块将为每一位教师提供一个唯一的信息录入端口，以保证教师个人将其基本信息进行信息录入和材料扫描；同时，系统也为相关职能部门统一开设信息录入端口和材料审核端口。 （2）查询处理模块。该模块负责对录入的信息进行分类处理，以满足不同信息查询工作的需要。根据教师教学科研工作需要，将其人员信息分为五大类：人员基本信息集、教学信息集、科研信息集、社会工作信息集和其他信息集，根据用户查询条件反馈相应人员信息。 （3）报表分析模块。该模块是面向用户，具有生成报表和数据分析两大功能。报表生成是根据用户查询需求，根据用户自定义的几类常用的表格形式，生成相应的报表和各类表格；同时也可以根据用户的特定需求，对生成的报表按相应条件进行分析，生成结果分析图。 （4）数据接口模块。为了实现人员信息采集数据库与人员定岗子系统的数据信息接轨，特设置数据接口模块，以每位教师唯一的教师编码与人员定岗子系统进行数据对接和信息共享，实现教师信息的查询、分析和动态更新。 2.人员定岗子系统。人员定岗子系统以教师的岗位设置管理工作为基础，通过对教师“定岗、定职、定责”，在系统上利用三大模块实现对教师资源的严格考核和科学管理。 （1）人员定岗模块。教师的岗位设置管理是实现人员定岗子系统的基础，在本模块中，根据教师所在工作岗位对其进行定岗，原则上要求一人一岗，同时针对每一岗位制定相应岗位职责任务和工作标准，从而保证每一位教师都对应特定的岗位职责要求。 （2）岗位考核模块。岗位考核是实施岗位设置管理的关键所在，本模块对所有已设置的岗位设定了具体的岗位考核要求和标准，对各标准的制定要求以量化指标体现，提高考核模块的可操作性；同时，系统也将通过数据接口模块实现与人员信息采集数据库的信息对接，从而根据岗位考核标准以及教师人员基本信息，实现自动岗位考核评价。 （3）工资绩效模块。该模块要求与高校的教师工资系统实现平行对接，从而将通过岗位考核模块的岗位考核结果，作为教师的年度绩效以及岗位奖惩的依据；也可以通过岗位考核模块的岗位聘期考核结果，来决定教师下一聘期的岗位竞聘、工资待遇。 四、基于人事信息平台的高校教师人力资源管理 构建高校教师人事信息平台，利用平台的数据分析功能、定岗考核功能，可以更好地实现高校教师人力资源的科学管理，充分利用高校现有教师资源，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实现人力资源管理效益最大化。 1.利用数据分析功能，做好人员引进规划。高校人员的大量引进，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暂时的人才紧缺的困境，但如果缺乏全局性考虑，从长远角度出发，将会形成高校发展的人员负担。利用人员信息采集数据库的数据分析功能，可以为高校人员的引进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通过全面掌握高校各类人员的结构分布情况，对于暂时性人员缺乏的情况，可通过人员调整的方式解决；如确实需要引进人员，则可以通过人员信息采集数据库的报表分析功能，结合各学科、各专业的性别结构、年龄比例、学历比例、职称比例、“双师”比例等，进行全面考虑，以逐步达到最优化的人员比例结构。 2.结合人员基本信息，做好人员培训规划。教师的继续教育培训和师资培养规划，是决定教师中长期发展的一个重要措施，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人员信息采集数据库的人员信息动态更新，及时掌握学校每位教师的基本信息，了解每位教师近年来参加各类培训进修的情况，并通过设定相应的培训规划条件，根据每位教师当前的学历、学位、职称、教学教改情况、科研工作情况、继续教育情况、“双师”素质情况、企业实践情况，制定科学合理的教师培训规划，从而更利于教师的发展。 3.制定岗位设置方案，实施人员岗位管理。通过在人员定岗子系统中设定各岗位级别的岗位职责、工作标准和任职条件，让每位教师可以通过人事信息平台查询各岗位的详细上岗要求，并根据个人基本条件在平台内进行岗位聘任申请；人员定岗子系统也将结合人员信息采集数据库提供的当前教师的具体条件，判断其是否符合所申请岗位的竞聘要求，并根据人员定岗子系统的岗位数量进行择优聘任，从而达到科学、严格实施岗位管理的目标。 4.严格实行岗位聘期考核，贯彻绩效激励机制。高校教师考核工作一直执行传统的“德、能、勤、绩”考核制度，考核标准不科学，奖惩机制不合理，甚至在大部分高校出现考核优秀“轮流坐庄”的局面，严重影响了教师的积极性。通过在人事信息平台设定具体的年度和聘期考核标准，系统将自动根据人员定岗子系统所核定的教师当前岗位级别，结合人员信息采集数据库提供的教师个人信息进行年度考核和聘期考核，并将考核结果直接反馈到人员定岗子系统的工资绩效模块，由系统统一计算教师本年度（或本聘期）的绩效奖励指数，从而激发教师的积极性，提高教师的人力资源管理效益。 五、推进高校教师人力资源管理的思考 在当前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下，我国高校的发展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教师才是高校发展的主体，高校教师人力资源是大学重要的战略性资源。面对高校不断扩大的教师队伍，我们要通过借助新的信息技术，来完成人力资源管理机制的转变，建立全面的人员信息系统，充分运用好人才资源，做好人才长远发展规划，建立健全人力资源管理评价体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解决传统人力资源管理中所存在的问题，将高校人力资源转变为人力资本，增强高校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论文:论新时期高校教师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激励机制 摘 要：高校是培养人力资本的主要载体，高校自身的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水平如何，对人才培养的质量起着决定性作用。结合有关需求激励理论，从高校教师的独特需求出发，就进一步完善高校教师的激励机制做出探讨。 关键词：高校教师；人力资源；激励机制 1 高校教师群体特征多样化分析 高校教师普遍有着高学历，高智慧，他们视野宽广、思维活跃、个性化特征凸现，有着强烈的自尊心和高度的责任感，对人类科学知识有着浓厚兴趣，是富有良好教养的高层知识群体。大多数教师承担着教学、科研双重任务，普遍实行不坐班制，每位教师的工作没有统一的管理时间和空间，工作的好坏没有一个全面完善的衡量标准，具有弹性工作制之特点。高校教师作为一般意义上的人，当然有一般人所有的生存的需要，但高校教师是一个具有高层次文化素质的群体，其职业特点是主要的决定因素，他们的需要因其劳动的特殊性和认知状态差异而独具特点。 （1）物质需要。 在长期的计划经济时代，师资管理模式过度强调高校教师的职业角色行为特性，其合理的物质需求被无端压抑。事实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教师行为不仅表现为传道授业的角色特征，更多表现为“经济人”的经济特征，即工作的动机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获取相应的经济报酬。高等教育体系是存在广泛正的外部性活动的社会组织，其中高校教师教学科研工作也存在广泛的正的外部性，主要表现在高等教育及高校教师对社会的贡献大于向社会的索取。尤其是“经济人”的高校教师，由于长期大量的智力投入不能得到相应的社会回馈，会对教师在教学、科研等方面做出的贡献在薪酬待遇上给予积极的回馈和认可。大大影响其工作的积极性和热情。其次，对等价交换原则的高度认同。即在薪酬待遇上，更强烈要求打破大锅饭和平均主义倾向，边际付出能够得到边际回报， （2）环境的需要。 当一个人的生理需要得到了一定的满足之后，他就想满足安全的需要。安全的环境作为一种工作背景，直接影响到人们的工作情绪和态度。安全感可靠的单位，教师的情绪稳定，工作热情高，无后顾之忧，就必然产生令人欣慰的工作动力与工作成果。在传播知识，追求真理，探究学问的高等学府里，为教师这一特殊群体提供宽松的学术氛围至关重要。他们的秉性需要独立思考，他们的工作特点需要静思与自省，他们的人生追求需要高度自由的心灵空间。 （3）自尊的需要。 高校教师作为知识层次、智力水平较高的群体，具有敏感的自我意识，乐为人师的优良秉性，从而形成了强烈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强心，渴望自己的知识、才干、能力得以充分发挥，并得到社会的认同。这种自尊需要会鼓励自己以顽强的毅力去克服种种困难，以积极的态度去努力工作，渴望自身的付出得到社会客观而公正的评价、认可与尊敬，期望享有较高的社会荣誉和地位。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和知识分子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作用越来越显著，这必然促使教师产生社会地位提高和自我价值受到社会肯定的强烈需求。 （4）学习的需要。 教师劳动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这一特点客观要求教师必须不断地进行再学习，以适应时代的变化。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教学内容随之不断更新，为保持自己施教领域内的一定优势，促使教师不断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系，同时，时代的发展对教育培养出的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需要教师不断地调整教学方法，灵活运用教学技巧。新时期教师应既是教育者，又是学习者，教师应当具备终身学习的能力、反思教育的能力、基于网络资源教育的能力、激发创造性的能力以及心理辅导的能力。要成为一个合格的高校教师，必须在进行知识输出的同时，不断地进行知识的输入，从而积累知识，发展能力，提升自己的思想品位和教学水平。 （5）成就的需要。 成就的需要是指人们希望完成与自己的能力相当的工作，使自己的潜能得以充分发挥，成为自己所期望的人。对于教师来说，成就需要就是表现在工作中的愿望实现感、任务完成感、创新性的专业成果感和探究新事物的创造感。为全面建设小康和谐社会造就和培养一支高质量的人才队伍，是每位教师的天职，也是其个人价值能否被社会认同的标志。同时，教师在社会中还扮演着创造知识的角色，追求科技成果，是教师对自己角色认知的一种结果。追求成就是高校教师行为动机的高层次需求。 2 目前存在的问题 （1）师生比失衡，教学质量受阻。 据我国公布的《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显示：近几年，与普通高校学生规模近一倍的增长速度相比，教师总量只增长31%。这样全国高校生师比达到18.2：1，个别高校甚至高达35：1。由于生师比例过高，导致班级规模越来越大，这样势必给任课教师造成一定的心理负荷和工作压力，其结果就是重教学过程而轻教学目的，重教学工作量而轻教学质量。 （2）重使用，轻培养。 近几年由于扩招，许多高校的教师教学任务繁重。“放电多”，“充电少”，外出学习进修、开阔眼界的机会很少。只要教师上了岗，就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工作下去，很少有机会接受再教育。由于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和工作压力，教师本人很少有精力进行知识更新。 （3）工具理性的教育理念和办学指导思想。 所谓“工具理性”，是指通过精确计算功利的方法最有效达至目的的理性。如今高校的浮躁之风盛行，急功近利的行为越来越突出。在职称评定或聘任过程中，往往把教学看成软指标，而把申报多少项目和发表多少论文当作硬指标，于是教师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跑项目”，发论文。此种情况，不仅社会成果转化性差，而且助长了教师的浮躁心理和急功近利的思想。 3 构建高校教师激励机制 （1）普遍提高教师的薪资水平。 事实上，中国自19世纪出现现代意义的大学以来，大学教师很长时间十分受人青睐，工资也相当高。自1957年“反右”斗争以后，高校教师收入不管是绝对水平还是相对水平都呈现下降趋势。虽然近些年有很大的改观，总体上讲，我国高校教师现行的工资水平远未达到其人力资本价值。据中华英才网最近公布的薪酬调查数据，我国教育行业的平均年薪仅相当于电信行业年平均工资的46%，尤其对于刚刚走上大学讲台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其工资仅能日常生活而略有节余，根本无暇顾及生活质量。教师薪酬长期低于所付出劳动的情况下，在一定层面上背离所忠实的学术研究工作，或者将主要精力用于能够带来更高收入的行业，形成“心在曹营身在汉”的尴尬局面。高校教师从事高层次的物质、精神文明的传承，只有在继续普遍提高待遇、排除生活忧患的前提下，他们才能全身心地扑在教学科研工作中，取得教育科学、科学研究的显著成绩。 （2）设置“等级链”式的分配制度。 高校要根据自身的发展水平，财务状况，结合教师队伍的特点，制定符合自身特点的内部工资分配办法，形成多层次、多形式并存的多元化分配机制。除基本工资外，积极实行岗位津贴制度、住房津贴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和完善对绝大多数人起激励作用的薪酬福利体系。应保留一定的职务薪资和年功薪资份额，以维持教职工的基本生活需要。在此基础上对管理类及后勤类人员实行分类分级的岗位津贴制度；对教学科研岗位应在职务薪资和年功薪资的基础上，实行课酬津贴和成果奖励津贴，设置合理的利益差距。 （3）健全人才培训机制。 高校应克服“重使用、轻培养”的倾向，有计划、有组织地培养各类人才，创建一套适应知识经济体系要求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育人机制。充分利用好国际、国内的各种培训资源，构建学习型组织，积极向各类人才提供形式多样的教育培育机会，实现教育培训的终身化。经常举办学术报告会和研讨会。形成浓厚的学术氛围，提高各类人才的学习能力、创新能力、适应能力、竞争能力等等。 （4）建立具有自身特色的校园文化。 知识分子相对于其他人具有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他们与企业劳动力不同，更多的是追求高层次需求――被尊敬和自我价值的实现。高校教师具有高智慧、高技能、高品质，是人才资源中的优秀部分，他们作为学校组织中富有活力的细胞体，十分注重能拥有一个自主的工作环境。因此，学校给予教师的外在激励应根据教师在高校组织中的独立性、自主性和工作思维性较强的特点，加大内外开放的幅度和力度，强调更多的自律和责任感，强调柔性约束，强调更具张力的工作安排，强调合作的自愿性和个人知识想象力的自动激励。给教师尽可能大的学术自主、自治权，实行自我管理、自我监督。必须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有机结合起来，以科学精神为基础，以人文精神为导向，使广大教师个人的需要、兴趣、价值、尊严以及合法权益得到充分尊敬。创新大学文化，推崇亲情化的人文关怀，把大学建设成为师生献身科学，追求真理的人文圣地。 （5）尊重教学规律，适度控制高教规模。 教学和科研工作本质上是一种需要精神自由或闲暇用于“幻想” 、“痴想”的创造性劳动。近年来，高等教育快速扩招，这对于教师的压力是超乎寻常的。从理论上讲，在校大学生成倍地增长，只要人为地规定招生规模可以轻易作到；可是教师队伍的同期同比例增长却无论靠什么样的政策支持短期内都是做不到的。教师个人的成长包含着知识、修养、技能等积淀、升华的漫长过程，教师队伍建设有其自身不可逾越的规律。实践证明：师生比超常规地提高，不仅正常的教学质量难以保证，更为重要的是严重影响教师队伍的建设。 （6）健全教师聘任制。 根据学科需要，设置教师职务岗位，强化聘任环节和后期考核管理，打破教师岗位及职称评审终身制。同时，制定行之有效的考核办法和评价体系，并将考核结果作为教师晋升、奖罚和是否留任的依据，按业绩进行表彰、奖励、晋升、续聘、低聘或解聘。教师聘任的落实能有效调动教师工作的热情，增强其工作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论文:西部乡村教师人力资源开发 西部大开发是我国一项举国大计，而教育又是西部大开发的领头羊，西部乡村教师担负着广大西部农村地区的义务教育，可以说西部乡村教师的人力资源开发是关键因素。 一、西部乡村教师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源开发 乡村教师一般来说都是村办小学里教书的老师。按其编制又可以分为两大类，编制以内的和编制以外的，编制以内的叫公办教师，编制以外的叫民办教师，也叫教师。 (一)西部乡村教师人力资源的含义 西部乡村教师是西部人力资源中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在广大的农村小学教书，是广大农村地区义务教育工作的主力军。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变量：数量和质量。数量是指乡村教师劳动能力总量，包括他们的性别，年龄，人口比例等。质量是指乡村教师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教学能力、文化素养、道德意识、价值观等方面的因素。 (二)西部乡村教师人力资源开发的内涵 乡村教师人力资源开发不仅通过培训和激励等方式提高老师的自身素质，同时也要通过一定的手段调动教师的积极性，挖掘其潜能，发挥其创造力，为社会和国家，特别是西部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做出贡献。西部乡村教师入力资源开发的重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1，对知识的开发。乡村小学是西部农村地区启蒙教育的摇篮，也是中国教育发展的薄弱环节。做好基础教育工作不仅关系到知识结构的建立，还关系到下一代未来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形成。因此对知识的开发就是给教师以最正确、最及时的知识，以便他们能给学生一个正确的引导和教育。 2，对观念的开发。乡村教师和城镇教师最明显的差别就是观念的不同，受环境等因素影响，他们缺乏一个积极的工作态度和求发展的愿望。一个人的潜能和创造力只有在积极的态度下才能产生。教师的创新和积极的态度可以影响到他所教的学生，基于这一点，对乡村教师观念的开发，引导他们拥有一个积极的心态和自我开发的意识是至关重要的。 3，对教学方式的开发。贫穷造成了西部教育的落后。西部乡村小学面临教学方式落后的问题，改善教学质量最关键的就是要改进教学方式。“糟糕的结果都是从错误的方法中产生的。”落后的教学方式造成了西部落后的教学质量，落后的教学质量又影响了教学方式的改进。 4，对环境的开发。工资待遇、福利政策、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这些是乡村教师的生存之本，没有这些保障其它都无从谈起。因此我们从社会环境这个大视角人手，包括社会政治、政策、经济、文化等社会环境的方方面面，这才是西部乡村教师人力资源开发最有现实意义的方面。 二、西部乡村教师人力资源开发的社会环境实证研究 (一)问卷调查的背景 问卷所调查的地区是陕西省陇县的东风镇。镇政府驻地东风镇，距县城15公里，境内地域辽阔，山、川、塬相间，宝中铁路、省道212和千陇南线穿境而过，交通十分便利。全镇5755户，19754人，其中农业人口18338人。区内设初中1所，小学16所，有教师202名，在校学生3178人，初中升学率85％，有文化交流中心市场1个。 (二)对问卷数据的分析 1，西部乡村教师人力资源基本情况分析 西部乡村教师人力资源的基本情况通过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学历结构、职业属性、工资分布、家庭主要收入和主要支出这5个方面来反映，下面就是根据问卷得出的数据而进行的分析和论述。 (1)从性别结构来看，女性占70.4％，男性占29.6％，这说明小学教师是女性的黄金职业这一特点。 (2)从年龄结构来看，20-29岁之间的占18.4％，30-39岁之间的占35.7％，40-49岁之间的占45.9％。中年以上的乡村教师占有很大比例，青年教师比例很小，这说明西部乡村教师人力资源的后备资源不足。 (3)从学历结构来看，学历普遍偏低，初中、高中学历占74.8％，中等师范院校毕业的只占24.5％，这种现象的出现和西部落后的教育资源有关，这是非常不合理的。 (4)从职业属性来看，民办教师还占有很高的比例，占到了40.8％，在东部已经没有民办教师这一称呼，西部地区由于经济不发达，导致这一问题仍然存在，这也是西部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特有问题之一。 (5)从工资分布来看，工资结构相对合理一些，月收入在600元以上的达到了75％。一方面是由于西部大开发的作用，另一方面，西部人口的增长使乡村教师处于紧俏状态，相对于其它职业待遇略胜一筹，但和东部地区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地方财政的支持很有限。 2，西部乡村教师人力资源的社会环境分析 (1)以工资待遇、工作环境、养老保险、上级领导、国家政策等为选项进行最不满意方面的调查，结果显示，对工资待遇不满意的占33.7％，对国家政策不满意的占25.5％。因此，对于西部乡村教师人力资源的开发要从提高待遇和政策改善人手。 (2)以校舍、教学设备、图书室、食堂、教室、职工宿舍等为选项进行最希望改进方面的调查，结果显示，希望改进图书室的占29.6％。在实际的调查中我们了解到，大多数小学都没有自己的图书室，有图书室的也是形同虚设，根本没有藏书，本来西部地区就比东部地区落后，农村地区更是信息闭塞。图书室是教师进行自我提高的唯一途径，所以加大对乡村小学图书室的投资是对乡村教师人力资源的投资，是人力资源开发的最有效途径和措施。 (3)以非常认可、一般认可、不太认可为选项进行别人对自己认可度的调查，结果显示，非常认可的占39.8％，一般认可的占50.0％。乡村教师对自己职业的认同，说明了乡村教师人力资源开发的社会环境中的文化环境较好。 (4)以工作稳定性高、职业声望高、有养老保险、每年有寒暑假为选项进行职业最大优势的调查，结果显示，认为工作稳定性好的所占比例较高，达到39.8％。这也是乡村教师这个职业在所有农村地区人们心中的最大优势，所以在西部乡村教师人力资源开发的过程中，注重吸收非正式编制的教师很重要，比如像民办教师可以选择性的进入国家的正式编制，给乡村教师一个稳定的职业感，这是人力资源开发中的最重要手段。 (5)以收入水平、工作环境、信息来源等为选项进行城乡教师最大差别的调查，结果显示，占44.9％的乡村教师看来，信息来源是他们和城市教师最大的差别。现代社会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信息的及时性，这也正是乡村和城市发展方面的差距，所以西部乡村教师人力资源开发的过程中，注重信息来源的开发是至关重要的。政府须对现有信息传播体系进行集成整合，完善乡村小学信息网络建设，提高网站质量，扩充农村信息量，开发乡村教师人力资源的社会信息环境。 (6)以上级的教学评估、学校的工作要求、升学率、生源质量、同事关系为选项进 行工作压力的调查，结果显示，升学率是他们最大的工作压力，占39.8％。这与当地教育工作的相关规定有关，农村地区教育观念落后，片面追求升学率，这不仅影响到对学生的教育方向，也给老师产生了很大的工作压力。其实这个问题并不仅仅存在于乡村小学，很多城市学校也有同样的问题，特别是在义务教育阶段，应试教育制度是造成这种现象的直接原因。 (7)以校领导的认可、学生的爱戴、家庭的肯定、周围人的尊重、个人的自我发展为选项进行成就感的调查，结果显示，周围人对自己的尊重是乡村教师最大的职业成就感，占45.9％，这表明在西部乡村教师人力资源开发的过程中，对社会文化环境的开发是一个最重要的手段。人都有追求被人认同的心理。在知识阶层较高的人群中更为明显。乡村教师是农村地区的知识分子，他们对于别人的认同感更看重，所以对乡村教师人力资源开发，一定要多开展文化宣传教育、尊师重教的活动，每年的教师节都能给老师一定的物质奖励和进行一些相关的庆祝活动，形成乡村地区“尊重知识，崇尚知识”的风气。校领导的认可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所以校领导要经常关心老师的生活。 (8)以工资上涨、学校设施改造、教学工具更新、国家政策扶持、上级领导重视为选项进行目前最大期望的调查，结果显示，占39.8％的乡村教师目前的最大期望是国家政策扶持。西部地区由于长期的贫困，经常接受国家的政策扶持和政策拨款，形成了一种依赖思想，所以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乡村教师这种依赖思想就表现出来了，这也和现实困境有关，难以改变目前的现状。国家从2006开始实施义务教育，不收学费、杂费这是国家进行西部乡村教师人力资源开发的社会大环境开发，也是国家进行西部大开发的重要举措。 三、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一)存在的问题 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步伐，国家对教育体制改革和乡镇政府对学校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在西部乡村教师人力资源开发的主要环节上，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有益的尝试，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就整体而言，目前的现状仍然制约义务教育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 1，政府宏观调控手段不力 政府对西部乡村教师人力资源的宏观调控不仅体现在对人才市场的培育，促进西部乡村教师人力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更重要的是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运用经济的、法律的、行政的手段，对市场和西部乡村教师人力资源进行合理的导向、科学的规范、超前的预测和有效的保护，努力克服人才市场自身的弱点和消极因素，促进西部乡村教师人力资源配置的优化。 2，西部乡村教师人力资源市场化配置尚未形成 教育人力资源市场的发育不健全、运作不规范。对西部乡村教师人力资源缺乏预测、监控、规划、配置，不能及时准确地为西部乡村提供教师人力资源的系统信息。为人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提供合理的政策导向。这在一定程度上隔绝了西部乡村教师人力资源流动的活动区域和范围。 3，政府对西部乡村教师人力资源缺乏战略规划 政府对西部乡村教师培养，还没有形成长期、中期、短期相结合的战略性人才培养计划。对西部乡村教师需求缺乏预测，由于我国西部地区人才缺乏，对西部乡村教师的需求层次还很低。 4，政府对西部乡村教师人力资源开发经费投入严重不足 政府的经费投入，直接影响着西部乡村教师人力资源开发状况。目前，西部地区教育经费投入严重不足，用于西部乡村教师培养、培训的经费更是少之又少，西部大开发对人才的需求与教育事业经费的投入量存在着巨大的反差。 5，西部乡村教师人力资源结构性矛盾突出 目前，西部乡村的专业教师还比较少，高级职称教师的比重更低，教师总体年龄偏高，学历层次偏低。民办教师所占比例过高，整体编制不合理。 (二)几点建议 对西部乡村教师人力资源开发需要国家的宏观控制，主要应在以下3个方面加大投入，即政策投入、信息投入和资金投入。 1，政策投入 据美国《财富》杂志的调查，企业实施各种战略时所遭遇的失败。73％归于人力资源无法与战略配套。人力资源作为一种智力资源，是能够给企业带来丰厚剩余价值的资本，是企业能够长期发展的原动力，是现代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因素。 国家应制定各种有利于西部乡村人力资源开发的政策。并将它纳入各级政府工作的议题，特别是基层政府，吸引各类教育资源向开发农业人才投资。取消各种有形和无形的限制，提供各种优惠条件，吸引专业人才投身教育事业发展，真正把人才引到乡村教育的第一线，给西部乡村营造一种良好的科技、文化环境，确保乡村教师的知识、技能得到及时更新。特别是2005年开始国家提倡的大学生支教活动。 2，信息投入 信息技术、通讯技术的发展，使全球信息一体化进程加快。西部的乡村教师必须与城市教师平等竞争。政府应对现有信息传播体系进行集成整合，完善乡村小学信息网络建设，提高网站质量，扩充农村信息量，开发乡村教师人力资源的社会信息环境。加强信息标准建设，构建智能化西部乡村社区信息平台，促进信息资源共享和开发利用；加强教师人才队伍的培养建设，提高老师的专业知识和文化素质，促进西部乡村信息化进程，加快信息进村入户，把政府上网工程的重点放在学校，不断提高西部乡村教师适应市场的能力。 3，资金投入 目前，国家已将“人力资源开发”列入施政纲领，各级地方政府也应将其纳入当地政府工作的重要日程。在实际工作中，政府对教育的投入，特别是对西部乡村教育培训的投入仍是少之又少，使许多应该做的西部乡村培训工作根本无法开展。建议政府在花巨资进行城市建设的同时，对于西部乡村的人力资源建设这类基础工程也应加大投入，在经费上给予大力支持，给乡村教师以公平的“国民待遇”，人们常常关注西部地区的失学儿童，却很少有人关注这些地区的乡村教师，他们才是农村教育工作的主体，对他们进行人力资源方面的投资就是最好的西部大开发，也是真正的西部大开发。 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论文:论以人为本的高校教师人力资源管理 摘要:以人为本的教师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有助于调动高校教师工作的积极主动性,发挥教师的潜力,全面提高教师的素质。阐述了高校教师人力资源管理的含义和意义,提出了以人为本的高校教师人力资源管理的对策,希望对提高高校的人力资源管理水平具有一定的意义。 关键词:人力资源;以人为本;绩效管理 在信息化社会的今天,采用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已经成为时代的必然。教师人力资源的开发与管理,是高校教师发展的源泉和保障。以人为本的教师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有助于调动高校教师工作的积极主动性,发挥教师的潜力,全面提高教师的素质,提高高校的生命力。 一、高校教师人力资源管理的含义和意义 从人力资源的角度来说,教师是一种高层次的人力资源,属于学有所长的专门性的人力资源。教师人力资源是保证学校组织的最终目标得以实现的最重要的也是最有价值的资源,是提高学校教育质量的关键因素。教师人力资源管理是指运用科学方法对教师进行合理的培训、组织、调配以及对教师的心理、行为进行恰当的引导、控制和协调,充分发挥教师的能动性与积极性,以实现学校组织目标的活动[1]。高校教师人力资源管理是对一所高校的所有教师从招聘、录用、培训、使用、晋升、调动直至退休的全过程管理,它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学校人力资源管理者对教师实施的管理,另一个是教师本人的自我管理。 高校有效的教师人力资源管理对于提高教师队伍的素质和高校的办学质量具有重要意义。(1)取得最大的教师人力资源使用价值。高校通过有效的教师人力资源管理可以充分挖掘每一位教师的潜能,合理使用人才,最大限度地发挥教师人力资源的效用,高效地完成学校组织的目标,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用见其效。(2)最大限度地调动教师的主观能动性。高校取得最佳办学效能的关键在于增强学校组织的活力,而学校组织活力的源泉是广大教师的智慧、积极性和创造性。高校通过有效的教师人力资源管理可以维护和激励教师人力资源,调动教师工作的积极性,发挥其最大的主观能动性。(3)全面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高校教师人力资源管理突破了传统的人才使用观念,不但注重合理使用人才,而且非常重视教师人力资源的培训、教育和开发,使教师的价值有充分的增值、再生和提高的机会,通过一系列的开发措施,更新高校教师的知识,发展其智能,提高其能力和水平,塑造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4)创造理想的组织氛围,稳定教师队伍。通过合理开发与有效利用教师人力资源,可以为高校教师营造良好的人力资源环境,使每个教师都有“用武之地”,降低组织内耗,使每个教师都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价值。 二、以人为本的高校教师人力资源管理的对策 高校应针对教师的特点,最大限度地开发教师人力资源,建设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充分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发挥教师的价值,才能更好地完成其培养人才的任务。 (一)树立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理念 观念是行动的先导,“只有实现观念的转变才能带来管理方式的转变,才能有管理目的和结果的转变。”[2]以人为本的高校人力资源管理应树立“教师为本,人才第一”的人力资源开发观念,把“人”作为高校各项管理活动的核心,以促进教师自身的发展与完善为根本目的。它意味着高校的一切管理活动都是围绕如何认识人才、选择人才、使用人才、培育人才、留住人才而展开。教师是高校最为核心、最具有竞争力的资源,以人为本,要求在各种管理工作中重视教师的因素,正确地认识教师的价值,充分发挥教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其看到自己的前途和成长性,做到教育人、培养人、开发人、成就人,形成一种全员参与的管理模式[3]。 高校还应以教师的发展为本,把促进教师的发展作为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使教师的知识、能力、素质和身心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从而充分挖掘教师的潜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促进其自身价值的实现。另外,还要尊重教师的个性差异,在管理的过程中要针对教师的不同特点,分别实施不同的人力资源管理的方法和手段,满足教师个性化的需求,促进教师个性的充分发展,极大地激发教师创新精神,提高其创造能力。 (二)建立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 激励机制是高校教师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内容。激励是高校教师管理的核心,它是以人本理论为基础、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活动,它追求管理活动的人性化。激励机制理论就是以制度化为基础,以人为中心的人力资源管理理论。教师激励是指激发广大教师的积极性,勉励教师向期望的方向努力。教师激励能够通过外部的刺激、灌输与影响,把激励的内容转化为教师个体的思想和自觉行为,通过内化使教师产生超常的作用与力量。教师激励是教师人力资源管理的主要环节,对教师个体与群体,对教育组织形成、发展以及组织目标的实现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作用。 对教师的激励模式有物质激励模式、精神激励模式和关怀激励模式等。高校教师人力资源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是需求层次很高的群体,具有强烈的内在性需要和社会感情需要,他们更注重精神激励。基于Y理论和自我实现假设理论的精神激励模式强调自主、挑战、个人成长以及充分发挥教师潜能与才智等较高层次需要。学校应最大限度地满足教师内在的精神需求,才能极大地调动广大教师工作的积极性,为教师发挥聪明才智创造条件,提供方便。 (三)建立教师绩效管理体系 教师绩效管理对于高校人力资源管理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教师绩效管理,可以提升教师工作绩效,提高教师工作满意度,保证教师队伍的稳定性,提高学校管理水平。在教师绩效提升的基础上,可以通过有效的绩效管理来提高整个学校的管理水平,根据教师的不同教学水平进行合理的资源分配,并有区别地使处于不同水平的教师都能在专业发展上得到提高。由此,学校可以达到一种科学化的管理水平,使人力资源得到优化组合和整体素质上的不断提高。另一方面,绩效管理通过让教师在一定程度上参与绩效计划、评估等管理过程,也满足了他们被尊重的需要,绩效管理就使教师产生了较高的工作满意度,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 高校在对教师进行绩效管理的时候,要注意评价和管理的主体是教师,要充分发挥教师的主观能动性,让高校教师积极参与到学校的管理中来,做学校的主人。另外,高校教师绩效管理不能忽视教师的个体差异性和劳动创造性,不能用一把尺子衡量不同学科、不同教龄的教师,增加评价的灵活性,真正发挥高校教师绩效管理的作用。 (四)重视对教师的职业生涯管理 高校教师职业生涯管理是指高校管理部门根据学校发展和人力资源规划的需要,在学校中制定与教师职业生涯整体规划相适应的职业发展规划。由于职业生涯管理基于教师的兴趣、能力、技能、家庭而确定其岗位、目标和通道,因此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其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开发其潜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才能,从而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其工作生活质量。教师的职业生涯管理是以引导性或帮助性为特征的,因此,有效的职业生涯管理体系的主要功能在于较好地对教师的职业生涯发展进行引导和帮助。 高校应有计划地对教师进行相对系统、全面的职业生涯辅导,使每一个教师都能对自己有一个理性的自我认识、清晰的自我定位,从而合理规划人生,帮助他们选择成才方向[4]。高校职业生涯管理的关键在于使教师的个人目标和学校的目标进行有机结合,应为自己的员工创造条件,使之有机会获得一份有成就感和自我实现感的职业,最大限度地激发教师的职业发展动机,有效发挥职业生涯管理的作用。 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论文:设计师的人力资源管理 摘要:在当前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设计师的人力资源管理已成为设计管理领域的一个重要范畴。设计师设计创意的产生和创造力的应用对企业长远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企业组织内设计的创造性行为如果能有效加以激发、管理和整合,将有助于整体组织创造力的提升,进而提高企业竞争力。因此,设计师的人力资源管理就成为各大企业日益重视的一个管理方向。因此,立足于设计管理的基本构架,对设计师的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进行探讨,以期为相关企业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 关键词:设计管理;设计师;人力资源管理 现代的企业应高度重视设计,正确理解设计,逐步导入设计。这是设计管理的基本特征,也是企业生存的动力,因为设计关系到企业的发展命运。对一个现代企业而言,必须从过去强调设备、硬件、产品等竞争导向,转变成以知识创造、传播、管理为主轴的竞争导向。一个企业的发展历程,通常以创造力的发挥作为起点,以管理为手段而获得利益,达到企业生存发展的目的。随着知识经济时代来临,知识创造的价值早就远超过有形资产的利润,成为大多数企业当前所专注的议题,设计创造力的发挥促使组织和企业得以成长发展,而那些重视设计创意、努力尝试变革的企业管理工作或经营者,如何更有效的对设计师进行管理,就成为企业面临的至关重要的问题。 一、设计管理的相关定义 所谓设计,指的是把一种计划、规划、设想、问题解决的方法,通过视觉的方式传达出来的活动过程。它的核心内容包括三个方面:(1)计划、构思的形成;(2)视觉传达方式;(3)计划通过传达之后的具体应用。而管理,则是由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及控制等职能等要素组成的活动过程,其基本职能包括决策、领导、调控几个方面。设计管理则是指一种以市场和消费者为中心的观点来做设计相关决策的管理方法,也指优化设计相关的企业流程。它是一种长期而广泛的活动,会影响到商业活动所有层面。设计管理在管理和设计以及各部门的界面中,同样也在企业内部和外部诸如技术、设计、设计思考、管理和市场营销不同平台间界面中作为联系。 设计管理(Design Management)思想最早出现于20世纪初。20世纪中期,英国、日本等国针对产品的设计生产销售过程的科学性、合理性、有效性开始进行专门研究。研究成果表明,开展设计管理理论和方法研究对国家和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俗地讲,设计管理过程始终是平衡两种不同力量的过程。 1966年,英国皇家艺术学会设立第一届设计管理总裁奖,于是,“设计管理”一词由英国官方正式使用。美国则在1976年成立“设计管理协会(DMI)”,而韩国工业促进会(KIDP)于1999年推出第一届韩国设计管理奖。进入21世纪以来,设计管理越来越受到全世界的肯定与重视,并且有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参与探讨。第一个对设计管理提出明确定义的是英国设计师Michael Farr,他在1966年提出:“设计管理是在界定设计问题,寻找最合适的设计师,并尽可能地使该设计师能在同意的预算中准时解决设计问题”[1]37。1993年,设计管理顾问Blaich定义设计管理为“设计的实践,为企业内部正式活动方案,经由沟通设计主题已达成企业长远目标,协调企业各项活动与资源达成企业目标”[2]33。1999年韩国国际工业设计社团协会理事长Chung定义设计管理为“是一项学科,提供设计师发展创造力的设计所需环境的方法和知识,研究如何整合设计所需资源和活动,创造最适合的解决方法,以达成企业目标和改善生活品质”[2]36。台湾学者邓成达则综合国内外学者不同的见解而提出设计管理的定义:“在设计活动中运用企划、组织、指导与控制等管理原则,设计活动则包括界定设计组织、规划设计企划、制定设计规范、拟定设计程序、执行创意设计、评价设计结果等,目的在于发挥设计效能、提高设计效率,而其活动层级应包括高阶的设计政策管理、中阶的设计策略管理、低阶的设计组织管理、以及设计执行层级的设计专案管理。”[1]46 设计管理近年来已经成为国内制造企业的关注重点,设计发展至今可谓企业体的源头所在,它左右着整个企业,使得设计部门的管理极为重要。而且设计管理紧密植根于企业组织中,它的规划适用于新产品的开发及旧产品的修改与变更。如果我们试图将设计管理制度化,那么就可以认为“有效地设计管理的目的是以完善的组织活动来完成优良的设计商品”。这也意味着在目前竞争的环境中,设计管理是组织中的一个关键资源,并且运用设计管理会使设计成为企业的一个革新动力。 二、设计师与人力资源管理 设计需要管理,然而对许多企业而言,设计师的人力资源管理一直是一个难点。如何使设计师更具灵活性,使设计师发挥最大的创造力,这是企业组织必须全力以赴的研究课题。设计管理应有别于一般的企业管理,经由整合各项设计资源的专业化的管理,兼具创造性与生产性,使设计人员能不断开拓创新而有所成就。 英国设计管理专家Mark Oakley在他编著的《设计管理》中认为,设计管理是一个具有广泛含义的概念。他把设计管理的特征划分成两个层面:(1)感性层面的特征(艺术性):经验、直觉、综合性、非线性;(2)理性层面的特征(科学性):量化、分析、控制。所以,他认为设计管理既是一门科学,更是一门艺术[3]。 对设计师来说,设计并不是艺术家的即兴发挥,也不应是设计师的个性追求。设计所属的是服务性的行业。设计是针对大众的,是一种传达信息的桥梁。所以,设计管理为我们提供了作为一个决策者的平台,来告诉我们怎样统筹和分配。Oakley的出发点则是设计管理与一般管理的不同之处,上述设计管理定义中发现设计管理是以设计的相关事物为出发点的。而一般所谓的管理(Management)是没有标准和依据的,技术与艺术之间随时视状况而不断调整就是管理的本质。尽管如此,管理是一个或一个以上的人,从事协调其他人的活动。同时管理是利用有限的智力与资源,来追求人类生活的品质。虽然管理是人类追求生存、发展和进步的途径和手段,但它会因科技和环境的改变而不断演进,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所有的管理工作几乎都包含管理学的基本职能,即总的来看,关于管理职能划分有: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激励、人事、调集资源、沟通、决策、创新。这些基本职能也就是管理程序同时涉及特定的管理活动,每一个项目和人力资源管理的工作息息相关,以“人事”为例,组织确定其架构及各项职位后,开始招募员工、甄选人才、绩效评估、员工培训,均对人力资源有影响。 设计以创意为主,创意来自设计师,设计公司的产值就是创意,而且企业体当中的设计活动也是以设计师为核心的。因此设计公司与企业组织的设计部门的主要功用在于发挥设计师的设计人力资源,而其他资源则可视为辅助资源。可见,设计资源中最重要的就是人,而人力资源不同于其他物质资源。其最主要的特点有:(1)人有思想有知觉且人的行为源于动机;(2)人力资源无法代为运用;(3)人力资源可以不断开发;(4)人力资源的取得、转换与提升均须付出代价。因此,设计人力资源管理最重要的是以人为主,其次才是其他资源的运用与管理。 三、管理者的重要作用 学者Priestman曾指出,设计管理者在组织中扮演的角色为协调者、激励者、传达者、翻译者和催化者[4]。学者邓成达则曾经将设计管理者依据阶层高低分为:(1)高阶设计管理者的设计策略管理:主要在使设计配合公司整体目标;(2)中阶设计副总经理的设计策略管理:更进一步的规划以利达成设计策略;(3)低阶设计经理的设计行政管理:日常设计行政与企划设计专案提案;(4)设计专案负责人的设计专案管理:控制设计进度与主持各型专案小组会议。设计管理的层级取决于组织的规模,大型组织可能分四阶层管理,而小型组织可能由高阶设计管理者负责全部的设计管理工作[1]47。设计经理与设计专案负责人设计较多的设计实际活动,因此对实际执行设计活动的设计师和设计作品本身有较大的影响力。 管理功能首先为设定组织的目标与达成方法,组织人员、分配资源及指导、协调使被指导者达成目标,最后再衡量、比较及修正以确保组织目标的达成。当管理者在执行指导工作时,可以凭借资讯和知识,改变被指导者的想法与行动。管理者应具备相关的技能,比如专业技能、良好的沟通、领导能力和思考、判断力,并运用资源,引导被管理者达成组织的目标。为了有效解决问题,设计师则必须经历实践中的相关调整。比如经过分析、解释、系统化的步骤后,创作一些新手法和新表现,透过这些步骤再转化为想法或草图来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而这些想法或草图还需进行进一步调整修正。 在针对什么是好设计的定义上,管理者认为是能为企业产生利益的作品,相对而言,设计师则认为是能展现创造力的作品。所以,美国的Whitfiedld指出“管理者对利润、扩展等长期计划较有兴趣,被训练成客观性、善于使用分析技巧以及处理人的问题,而设计师则较关心短期计划以及产品品质,被训练的重点在于物。”[5]即管理者以公司或企业的角度作整体的考量,而设计师则较关心设计物本身。1990年Walker提出,管理者一般在管理工作上,在目标、思考重点,以及行为各方面均与纯粹设计工作的设计师有相当大的差异[6]。 在设计事务的观察中,我们发现设计管理者与设计师在设计沟通程序中保持着一种均衡态势,设计管理者要对设计师进行指导,首先要了解设计问题,然后调整设计构想,然后是达到两者之间思想吻合的三个阶段。必须指出,管理者在设计组织沟通中扮演的主要角色有联络者、传送者和协调者。联络者的角色是代表设计群体与非设计群体接触以获得所需资讯;传送者是扮演设计与非设计群体间的桥梁,将外部设计资讯传入和将内部设计结果传出;协调者则是负责与非设计群体协商设计需求和设计构想。因此得知,设计管理者需在不同设计阶段和角色扮演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沟通方式。 结语 在企业组织进行设计师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管理者的适度指导有助于提升设计师和团体的绩效、士气和技能。其一,指导有赖于良好的沟通,透过良性的双向沟通,管理者所要传达的讯息,才能及时且准确地传达给设计师和被管理者。其二,设计师的意见和态度也能回馈给管理者。激励和指责也是指导者必须依赖的技能,也就是要了解设计师的需求、动机和表现,促使部属达成组织目标的同时也能提升自身的技能。其三,领导的风格。有事无巨细或自由放任等等各种领导风格,这些领导风格形态并无好坏之分,决定优劣与否的是指导者与被指导者之间的相互配合。 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论文:高校教师人力资源对社会发展的战略意义 摘要：高校教师人力资源在发挥人力资源本身作用的同时，不断地再造与重塑社会人力资源。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在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重要的是她能够也应该引领社会的先进文化、选择与传承优秀的人类文明，从而区别于其他生产要素而为社会和谐与科学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关键词：教师人力资源 均衡发展 战略资源 人力资源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研究最早源于西方。纵观企业管理的全部历史，大致经历了经验管理、科学管理、文化管理三个阶段，总的趋势是管理的软化。人力资源的开发与管理在这一背景下兴起。中国改革开放后，对人力资源与社会发展的研究在理论上迅速与世界接轨，但在实践中还比较滞后。一个总的发展趋势便是更加注重个体的人的全面发展，强调社会的发展就是人的全面、科学的发展。 人力资源是最重要的稀缺资源，而教师人力资源位列所有人力资源之首，为社会再造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和后备力量，而超出诸如石油等其他资源成为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同时教师自身人力资源的深度开发将为所在区域的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先进的文化理念和现实的生产力，促进区域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均衡与科学的发展。 一、人力资源强国的战略意义 人力资源强国思想将人力资源理论与强国思想相结合，创造了一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通过自身资源与能力开发谋求和平发展的新理念、新模式。在我国这样一个后发展的人口大国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目的在于解决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的根本动力问题。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将成为我国寻求和平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 如何把我们巨大的人口资源优势变成人力资源优势需要一个踏踏实实的社会转型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得到真切的尊重，即实现“人本位”而不是“官本位”，这就需要政府作出痛苦的抉择，接受外部的批评，自上而下地进行改革，由“官本位”转变为“人本位”。否则的话，目前大量的人才与资金外流的状况就不会改变。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不断增长，一些体育、影视等明星纷纷取得外国国籍，官员的家属与子弟的移民，所有这些都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表明这些人并不看好中国的发展，怀疑它的可持续性与稳定性。人力资源的问题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发展战略，对提升我们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具有深远的意义。 人力资源开发水平是衡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的重要指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从根本上说，就是要以人为本，坚持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而怎样依靠人民、如何为了人民、如何由人民共享这些具体实施与操作层面的问题，必须有人来做详细的分解方案，扎扎实实地推进，否则只能流于形式和口号。而这些都是要由人来做，由有知识、有才能、有道德的人来担此重任。所以，要给予这些人位置、待遇与发展的平等机遇，要有一种环境和制度，以保障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中国今天的经济总量已经跃居全球第二名。人口巨大的中国自身的发展与进步就是对世界的一个贡献，但是我们一直号称的和平崛起却使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越来越出现与和平不协调的声音和行动。一方面，南海问题的多边化与国际化已经成为无法挽回的事实，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错失了很多机遇，这也说明我们在这方面人才的匮乏；另一方面，人才在泱泱大国没能有机会贡献自己的智慧，这是一种悲哀，其实我们有能力为人类和平发展提供创新模式。 人力资源强国思想将人力资源理论与强国思想相结合，创造了一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通过自身资源与能力开发谋求和平发展的新理念、新模式。在我国这样一个后发展的人口大国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目的在于解决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的根本动力问题。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是“实现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的和平发展”，这是我国有别于传统资本主义国家强国之路的重要特征。而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将成为我国寻求和平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 二、高校教师人力资源对社会的独特作用 高校教师人力资源的作用是通过高等教育对社会发展的综合作用来体现的。最初象牙塔式的高等教育从社会的边缘走进社会舞台的核心位置，高等教育日益与社会的发展紧密的结合起来。更加开放的大学校园难免受到社会上不良习气的影响。日益行政化的高校管理很难真正做到“以人为本”，这里的人既有学生，又有教师。“官本位”依然会是主流的追求，学术权威往往会屈从于行政的权威。法国的狄德罗曾说过：“除去真理和美德，我们还能为什么所感到？”――那是一个单纯而美好的年代，大学是神圣的，曾寄托了多少圣洁的理想与期待。今天，当人们开始抱怨大学的世俗化的同时，也说明我们教师人力资源的积极作用没能很好地发挥出来。大学作为先进的组织，其运行机制与文化氛围应该成为所有其他组织效仿的对象，这就是大学的文化引领与文明的选择与传承功能的发挥。 纵观高等教育发展史，特别是19世纪洪堡创立柏林大学以来，教学、科研与服务构成了高等教育的三大社会职能，并至今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同时，高等教育三大职能随着社会变革的需求在不断调整其内涵与外延。高校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质性的合作形成良性的互动，这已经为许多发达国家的发展实践所证实。比如，美国的硅谷就是以斯坦福大学等高校的教学（培训力量）、科研为依托形成了令世人瞩目的美国乃至世界经济的一个增长点和加速器。而且，因此高校所形成和向社会传播的“文化生产力”氛围将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科学的发展注入更深的底蕴。这些作用的充分发挥要依赖于教师人力资源的言传身教，教师对社会的贡献不单是教师的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量化指标，而在于教师是如何把孩子们引领上热爱科学、追求真理、热爱生命、关心他人等拥有良好素质和身心健康的幸福人生。在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缓慢进行这样一个状态下，教师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知识的传播、道德的示范、创造力与心智的开启，所有这些美好的东西都是要由教师来完成的，教师能够做到这一点，但是前提条件是要让教师在学校得到尊重，让知识在学校得到尊重，学术的事情由学术的专家来决定，而不是屈从于行政权力，改变目前高等教育过度的行政化倾向。 今天，我们慨叹社会发展了，很多人富了起来，有了大房子，有了车，一天忙忙碌碌，但是幸福感并没有随着财富的增长而增长。如今我们面对的是：宽阔的大街上车辆的愈来愈多，我们呼吸的空气越来越污浊；酒后驾车造成的交通事故或逃逸或者更加令人发指的行为；毒奶粉与地沟油，加上各种激素、化肥的蔬菜水果，哪里还有安全的东西，人们无处藏身；道德的沦丧、学位的贬值……所有这些，有人把它归结为教育的失败，这是不公平的，在这样的大环境体制背景下，教育承担不了这么多的职能，仅靠教育解决这些问题，就像我们把官员的廉政寄托在官员自身的道德品质上一样是不靠谱的。 高校教师人力资源在发挥人力资源本身作用的同时，他们是在育人，教师身上的任何瑕疵都会作用于学生的身上，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工作呢？教师人力资源不断地再造与重塑社会人力资源从而塑造民族的未来。同时，教师人力资源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在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她能引领社会的先进文化、选择与传承优秀的人类文明，从而区别于其他生产要素而为社会和谐与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论文:以工程任务课程化为载体的卓越人力资源管理师的培养方案研究 摘要：本文针对应用型卓越人力资源管理师的培养标准和知识能力的具体要求，采用“工程任务课程化”为载体构建了卓越人力资源管理师培养方案，对人才培养方案制定的出发点、课程体系、企业顶岗实习培养计划等具体内容进行了阐述，以期通过实施本工作方案可以为各行业培养大量卓越人力资源管理师人才。 关键词：工程任务课程化；卓越工程师；培养方案 工程任务课程化是在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中将真实的工程任务引入到教学中，涉及到第一、二、三产业的工程任务（农业工程、工业工程、服务工程），并包含生产、经营、管理、服务等各个领域的任务。将这些任务分解细化到各门课程中，让学生在学中做，在做中学，实际工作完成情况即是对学生的考核结果。 “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由教育部发起，旨在为未来各行各业培养各种类型的、优秀的工程师后备军。它要求高校转变办学理念、调整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以及改革人才培养模式。2009年底，教育部计划在部分高校试点“卓越工程师”培养工作。工程师类性要分为应用型、设计型和研究型3种。应用型工程师建议主要在本科阶段培养，设计型工程师建议主要在硕士阶段培养，研究型工程师建议主要在博士阶段培养。本文主要针对应用型卓越工程师，介绍了齐齐哈尔工程学院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以工程任务课程化载体，专科层次卓越人力资源管理师人才培养方案的研究情况。 一、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培养目标与人才培养规格 （一）专业培养目标。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培养拥护党的基本路线，适应企业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高等技术应用性、职业型的创业者。学生应具有扎实的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基础知识，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沟通能力、信息处理能力、分析综合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和客户服务能力。具备较快适应人事助理、行政文员、基层经理、客户服务助理岗位的实际工作能力，具有创业精神和良好的职业道德。 （二）人才使用规格。学生毕业后主要去企业生产第一线，从事人事助理、行政文员、基层经理、客户服务助理工作，具体业务范围是进行人力资源预测与规划、工作分析与设计、人员的甄选与录用、合理配置和使用、员工培训、绩效考核、薪酬福利、文件管理、会议管理、考勤管理、经费管理、制度管理、客户信息管理、客户满意度管理、客户投诉的处理、客户沟通等方面的工作。 二、人才培养方案制定的出发点 （一）专业能力培养与工程任务课程化。根据实施“卓越工程师”的总体方案，结合卓越人力资源管理师培养的上述专业标准，打破传统的“基础课―专业课―工程实习”三段分割的教学模式，以如图1所示的“专业能力进阶”培养方式对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教学计划进行科学合理安排，全过程采用“工程任务课程化”教学方法，使学生“学中做”、“做中学”，多维度、交错融合、螺旋式提升学生的综合工程实践能力，通过工程任务的差异来实现因材施教和个性化能力培养。 （二）理论教学课程体系。理论课程体系分为公共学习领域、专业学习领域、拓展学习领域。 （三）实践教学课程体系。实践教学课程体系分为理论课程中实训环节、第三学期实习、毕业实习。这三项实习均以工程任务课程化为载体，以学生完成实际工程任务的情况作为考核学生的标准。 （四）人文与职业素养培养体系。学生的人文与职业素养培养贯穿了整个大学三年，主要通过人文素质选修课、职业生涯发展课程、专业实践课程等来培养学生的人文与职业素养，使学生由“校园人”变为“职业人”。 三、课程体系 基于“专业能力进阶”的培养方式，全过程采用“工程任务课程化”教学方法，现将专业学习领域和拓展学习领域的课程进行介绍： 专业学习领域主要包括以下课程：《管理理论与实务》、《人力资源管理》、《劳动法》、《人事心理学》、《人员招聘与测评》、《人力资源培训与开发》、《绩效管理》、《专业英语》、《薪酬管理》、《社会保障学》、《管理沟通》、《人力软件操作实训》、《领导学》、《客户服务实务》岗位实习、毕业实习毕业设计。这写课程的理论和实践技能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必须掌握，通过这些课程的学习，采取“工程任务课程化”的教学方法，让学生通过完成实际工程任务做到“学中做”、“做中学”“学做合一”。 拓展学习领域包括：《经济法》、《统计学》、《基础会计》、《西方经济学》、《企业文化》、《财务管理》、《商务谈判》、《管理咨询》、《创业管理》。通过这些课程拓展学生的学习面，使学生的知识面更广，为从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四、学分要求 对于参加卓越人力资源管理师培养计划的学生，在3年学习期满毕业时，至少修满154学分，具体要求如下： （一）公共学习领域(含必修和选修)：33.5学分 （二）专业学习领域(含必修和选修)：57.5学分 （三）拓展学习领域（包括校内跨学科和系内跨专业两种选修课）：至少21学分 （四）企业培养（包括第三学期实习、毕业实习）：28学分 （五）毕业设计：14学分 五、企业培养计划 （一）企业实习内容。由教师和企业共同设计企业培养计划，大一、大二主要实习项目有理论课程中的实践教学环节，如：《人员招聘与测评》课程中设有招聘工作实践环节，学生需要完成企业的实际招聘任务；第三学期实习，学生在每年的6月中旬到8月中旬到企业实习，以员工的身份工作两个月，完成企业的实际工程任务。 大三2月中旬到4月中旬为顶岗实习，也就是利用8周时间，完成企业(岗位)的顶岗实习。大三11中旬到次年的6月底主要是毕业设计，也就是在企业或学校完成与企业生产现场实际紧密结合的毕业设计(论文)，题目由企业、学校和学生共同拟定。 （二）企业实习考核要求。企业实习环节是卓越人力资源管理师培养的重要教学环节，关系到整个计划的成败。主要学习内容包括：档案管理岗位实践操作、人事助理岗位实践操作、客户服务助理岗位实践操作、基层经理岗位实践操作。 在企业实习过程中的考核以实践总结报告为主，学生在实习过程中要写实习周记、撰写实结、完成教师布置的项目作业，总结实习中的心得及遇到的问题，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把实习周记、总结、项目作业交给企业实习指导教师和校内指导教师评阅。 六、结束语 以上介绍了卓越人力资源管理师人才培养方案，本方案的制定以“工作任务课程化”教学方法为载体，学生的理论学习和实践操作都以完成实际工程任务为基础，本方案在后续的实施过程中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改完善。最终目标是为我国各行业培养大批卓越工程师人才。 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论文:优秀人力资源师企业需求大 经过金融危机的洗礼促使了近6万人认识到再教育充电学习的重要性,今年尚德机构参加职业培训的人比往年有了明显的增加,今年培训人数为14000人,去年同期人数为11000人,人力资源、会计、物流、心理咨询依然保持着持续上升的趋势,特别是人力资源培训市场依然火热。 根据目前人力资源培训火热的现状,尚德机构对今年参加人力资源培训的10000名学员进行了深入的调查,调查发现47%的人是从事人力资源工作,53%的人是为了进入或转行到人力资源行业做准备,学员自身从事某个行业,金融危机的到来也使大家认识到了职业规划的重要性,认为人力资源就业范围广,相对稳定也是大家首选转行的行业之一,其中选择有57%的人因为人力资源行业发展稳定、容易就业选择从事人力资源行业,有29%的人因为人力资源行业未来发展前景广、薪酬高选择从事人力资源行业,有14%的人因为喜欢人力资源行业工作性质选择从事人力资源行业。 记者在多家猎头公司了解到,国内大中小型企业、外企对人力资源的需求都不一样,像国内大中小型企业的人力资源行业起步较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对人力资源师的需求多为一个人需要扮演多种职责,经常一个人既要招聘,又需要做绩效,员工培训等,也造成了中小企业对人力资源在专业能力全面性方面比外企人力资源师的要求要高;外企对人力资源师的需求为一个人从事的是专属的一个职位,比如:做绩效考核的是一个职位,做招聘的是另一个职位,职业细分很明确,要求每个人在专业能力方面要非常深入,造成了人力资源行业对人才需求的差异,但目前企业对优秀的人力资源人员的需求依然很大,经营50人以上的日化零售公司的王总说:“我们现在最头疼的是如何能有效地留住销售人员,能否招到优秀的销售人员、销售人员流动性大是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优秀的人力资源师可以帮助企业招到合适的人才,用到合适的人才,发挥出人才的价值,帮助企业创造更高的价值,企业非常渴求优秀的人力资源师。” 尚德机构人力资源项目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我们遇到了很多企业请我们帮助推荐优秀人力资源师的现象,优秀的人力资源师可以真正帮企业把好人才关,目前优秀的人力资源师还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很多人从事了人力资源工作后,会发现自身的实践经验并不能完全满足工作的需求,很多专业性的东西需要学习和加强,目前我们针对学员这方面的需求开发了完成针对人力资源从业者实践工作经验提升的课程,来帮助学员提升职场竞争力,通过专业的知识及经验的积累、丰富的人脉关系使自身的价值在企业得到有效的体现。” 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论文:地方职业院校教师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初探 摘要：从地方职业院校教师人力资源管理的现状入手，探讨了加强地方职业院校教师人力资源管理的对策。认为，职业院校管理者应转变观念，确立“以人为本”新理念，建立合理的教师流动机制，制定教师人力资源规划，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持久而有效地激发教师的积极性。 关键词：地方职业院校 人力资源管理 新理念 流动 规划 由于国家总体产业调整、企业用人学历要求提高、高等学校扩招和许多企业不景气等各种宏观环境的变化以及职业院校人才结构不合理、专业人才外流和专业结构针对性差等微观因素的影响，全国范围内都出现了地方职业院校招生疲软的局面。?而职业院校在管理模式上往往强调指令和控制，追求统一性和服从性，没有发挥教职工的个人能动性和创造力，只把他们当作物化的被管理对象。在学校管理处于相对单一稳定的环境时，这种管理模式确实能起到提高效率的作用，但在管理环境复杂多变的知识经济时代，这种指令控制型的管理模式显然不合时宜。因此，地方职业院校教师传统人事管理向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转变已经刻不容缓。 一、以人为本，确立教师人力资源管理新理念 随着管理理论的发展，其中对人的管理理论也在不断进步。现代管理理论认为人是最重要的资源和最宝贵的财富，提出了个性需求和精神健康的理论，以及更多依靠员工自我指导、自我控制以及顺应人性管理等一系列新观点、新思想，在实践中则积极推行人本管理。可以说“以人为本”是现代管理的重要特征之一。 所谓“以人为本”，不同于“见物不见人”或“因人设事”或把人作为工具、手段的传统管理模式，而是在深刻认识到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基础上，突出人在管理中的地位，实现以人为中心的管理。 “以人为本”的职业教育管理就是管理者应充分尊重被管理者的个性，达到对被管理者充分尊重、理解、信任、关心，并通过与被管理者进行思想沟通及情感交流而使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形成一个和谐的群体，从而确立一个统一的职业教育价值观。 二、制定合理的教师人力资源规划 人力资源规划是指为实现组织的总体目标，根据组织内外环境的变化及发展战略，对组织当前和未来人力资源的需求，以及组织内外人力资源供给状况进行科学预测和综合平衡，以保证为组织配置足够数量和较高质量的人力资源的一系列活动任何组织的长期成功都依赖于在合适的时间，有合适的人员工作在合适的职位上。通过人力资源规划，一方面，有利于满足变化的组织对人力资源的需求；另一方面，能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组织现有人员的潜力。任何管理工作如果缺乏规划都难以有效开展，职业院校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也不例外。由于受我国长期“官本位”意识的影响，学校内部数量非常有限的行政管理岗位成为很多教师追求的职业发展目标，甚至很多原本在教学科研上颇具发展潜力的教师也将其全部精力倾注在行政管理职务的晋升上。职业院校不但要创新教师个人职业生涯规划，还要结合学校战略发展的需要，依据现有教师的数量、质量、结构等因素，对教师人力资源的种类、数量、培训等内容进行预测，为每位青年教师量身订做个人职业发展规划，长远计划，制定前瞻性规划，使学校教师人力资源与需求相适应，在保证教学任务完成的基础上，满足学校发展的长远目标。 三、建立合理的地方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人力资源流动机制 为防止地方职业院校教师人才流失，学校要结合自身具体情况，从人力资源开发的视野去调整人才政策，加强人才培养，完善用人机制，优化工作环境，增强人才吸引力，把教师队伍建设成一支有序、团结进取的核心团队。 1.促进教师合理流动，避免无谓流失 现代人力资源开发理论认为，人力资源本身具有能动性，它不能总是处于等待开发的被动状态，即我们用各种方法去“解放”潜在的人力资源，而更应使潜在的人力资源处于自我开发的主动状态，即我们替他们去掉妨碍显现的桎梏，实现其“自我解放”的一个重要措施。针对中等职业学校的具体情况，通过试行“非升即走”的措施及加强聘后考核等手段，促进教师合理流动，如对达到专业职务晋升年限的教师，规定在一定年限内晋升不了就请其调离；对考核结果连续二次或二次以上为差的，取消职务资格，调任其他职务等等。这样才能促进校内合理流动，达到留下好的，请出差的目的，但同时要避免无谓的流失。 2.营造良好的用人环境，吸引和稳定人才 按照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都有多层次的需要。学校不仅要满足教师低层次需要，如衣食住行等生理需要，更要满足高层次的需要，如自我实现等成就需要。要待遇留人，即建立人才使用的管理机制，通过完善的岗位责任制、考核激励、工资和奖励等各项制度，为人才提供相应的优惠待遇，体现出劳动价值。同时，学校应按照形势发展，建立学校识人、用人、激励人的机制，体现市场经济的价值，体现人力资源是教学第一资源的价值。采取各种有效措施，营造以事业凝聚人、以政策吸引人、以环境塑造人、以感情留住人的良好氛围，积极地培养人才、凝聚人才，形成鼓励人才干事业、支持人才干成事业、促进人才干大事业的内外部环境。使优秀人才有用武之地而无后顾之忧，有苦练“内功”的动力而无“内耗”的压力，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才潜能，变人才拥有优势为人才产出优势。 3.把握师资队伍建设要点：外引内培，以内为主 学校在重视教师队伍建设时，要注意教师队伍建设的重点，因为外“引”并不是长远之计，关键还在于内“培”，在做好人才引进的同时，根据学校当前发展现状，注重学校内部人才的培养，立足本校现有人才存量的盘活、调配和有效利用现有人才资源，挖掘现有人才聪明才智，扩展其才能，提升进一步为学校做贡献的积极性，这是学校降低成本、提高发展速度的有效途径。培养本校人才，一是注意培养广大教师的学习动力、毅力和能力，营造勤学、多学、快学的学习氛围。学校要创造条件，激发广大教师不断创新、挖掘的能力，借以保持学校持续发展能力和坚强的凝聚力。二是内外结合，即要重视离校的培训，也要立足于本校的教育教学实践，积极开展校本培训。学校要做好现有教师素质状况的调查，认真分析学校人才结构，根据学校实际需求制定培养人才计划，注意岗位人员的要求和人员对自身要求的统一。三是在全员培训的基础上突出要点，着力培养一批学科带头人。四要逐步建立健全政府、学校、教师个人三方面共同承担培训经费的投入机制，以此减小教师在培训经费支出上的压力，也可以使教师努力协调好工学矛盾，以比较充沛的精力投入到培训中。五是完善教师队伍建设环节，加强培养、引进、科学管理使用教师队伍。人才引进和人才培养是教师队伍建设的前提条件，而完善教师队伍建设的用人机制，才是学校教师队伍建设的重中之重，当务之急。 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论文:知识经济时代高校教师人力资源有效开发与管理探析 摘要： 知识经济时代有效开发和利用教师人力资源是提高高校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本文针对目前高校教师开发与管理中存在的吸引人才、教师队伍结构、聘任考核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 高校教师 聘任 考核 在经济知识化、信息网络化、学习社会化和竞争激烈化的形势面前，高校的竞争优势、办学质量和效益的提高以及高校的可持续发展，都离不开高校中的人。人力资源是高校的核心竞争力，尤其是教师人力资源。教师整体素质的提升是高校发展的前提要素。高校要想在市场经济与知识经济的大潮中生存、发展，就必须对教师人力资源进行有效开发和管理，并充分发挥其最佳效能。 一、高校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内涵 以知识型员工为主体的高校教师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就是一种把教师人力资源当作财富的价值观，即传统的人事管理理论和经济学理论相结合，强调以人为本、以教师为本，最大化地实现高校教师人力资本的价值，充分挖掘每个教职员工的潜能，提高他们的创造力和工作效率，优化教职工的整体效能，以满足高校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的需求，实现学校的战略目标。［１］由于高校教师人力资源的个性特征，决定了高校教师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手段的多样性和综合性。要承认和尊重教师的个性，确立个性化和人性化的管理理念。不仅要充分利用制度规范和奖惩手段，更要重视校园文化以及工作环境的建设和改善，为教师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二、高校教师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现状 目前，高校基本确立了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战略，在职称评审和收入分配中引入了竞争激励机制，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和结构有了很大提高。但是，还存在许多不足。主要表现在： 1.高层次人才流失严重。 随着人才市场的逐步完善，高校之间的人才流动开始频繁。高校人才的流动主要有三个方向：一是高校部分优秀人力资源流向待遇高、实力强的国内外公司和企业；二是由于高校所处区域与其他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差异，形成高校教师从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三是一般高校人才流向名校。高校人力资源合理流动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组织成员的新陈代谢，也有利于优化高校人力资源配置，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业绩。但是，如果高校教师特别是骨干教师的流动过于频繁，会降低高校的核心竞争力，影响学科建设和学校战略目标的实现。 2.高校人力资源存量不高。 （1）大师级领军人物短缺。学校办学的主体力量是教师和管理骨干。骨干队伍尤其是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关键性人才对高校具有极端的重要性。著名专家学者不多，国内外知名的大师级人才紧缺，成为制约高校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2）教师队伍结构不尽合理。职称结构欠合理，至2003年我国具有正高级职称的教师占专任教师总数的9.6%，与世界水平相比较，在职称结构上还有很大差距。据1994年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资料显示：美国高校教师中教授占教师总数的29.6%，副教授占教师总数的23.2%［２］。而日本在1987年教授比例就达到34.3%，副教授比例为32%［３］。通过比较可以看出，高校教师正高级职称比例偏低；学历结构偏低，根据教育部“十五”发展计划要求，硕士研究生学历以上教师应达到教师总数的80%，其中博士研究生应占教师总数的30%以上。知识结构和创新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在专业人才的能力结构方面，有的高校存在着高精尖人才缺乏而一般教师过剩，教研人员比例过小而非教研人员比例过大，教学型教师过剩而科研型教师不足，继承型人员过多而创新型人员短缺的状况，人才队伍整体的国际化程度不高；在知识结构方面，有的教师知识更新较慢，影响了学术的创新和人才培养的质量。 3.人才引进机制缺乏科学化和规范化。 有的高校为迅速提升教师的整体素质和学历结构，片面强调对高学历、高职称人才的引进，在人才的引进和使用上唯学历、资历，只要是博士、博士后或教授，就马上引进，只求“拥有”，不求“有用”，忽视了对引进人才在科研能力、创新精神、团队合作能力等的综合考核，忽视了现有教师与引进人才的互补和协调发展，忽视了人才引进与学校的课程建设、学科发展、科学研究的整体配套。 4.没有实行真正的聘任制。 虽然从1986年以来我国高校开始试行教师聘任制度，但由于高校内外部两方面的原因，聘任制往往流于形式。这种以评代聘、评聘不分的做法，使岗位形同虚设，待遇与身份即职称挂钩，却与职责分离，难以实现考核、分配上的科学合理。另外，由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教师的退出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虽然许多高校在教师聘任制中规定岗位职责、考核要求和聘期，但不合格的教师不会像企业那样“待岗”或“下岗”。教师端惯了衣食无忧的铁饭碗，竞争意识薄弱，创造力缺失。通过对江苏部分高校的问卷调查，认为教师职业中最吸引人的地方有以下几个方面：收入较高、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比较稳定、福利较好、可支配的时间较多、有培训机会等。调查结果表明，有45 %的教师认为在高校工作最具吸引力的地方是“比较稳定”，其次是有较高的社会地位。相比之下，西方国家高校教师对岗位的竞争较为激烈，如美国一流高校助教授（讲师）晋升副教授淘汰率在50%以上［４］。 5.考核评价机制对个体的激励不足。 岗位业绩津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拉开了收入差距，但对于专业技术职务终身制的现状却无能为力。由于岗位业绩津贴中，岗位津贴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业绩津贴所占的份额过小，而教师大多是以职称为基础聘任岗位，并在此范围内享受相应的津贴，且在考核分配时既不能越级（岗位职称级别）高聘，也不会降级低聘。其结果是有的教师未达到考核指标仍然享受与职称相对应的岗位津贴；个别有突出业绩的教师则不能享受高一级别（职称）的岗位业绩津贴。该高的高不到位，该低的降不下来，优劳优酬未能体现。造成一部分处在教学和科研一线岗位，但职称层次不高的青年教师产生不平衡感，冲淡了其原有的激励特性。调查表明实行岗位津贴制以后，有11%的教师工作积极性以及业绩没有很大提高，约74%的教师工作积极性有提高或保持原有水平。 三、新时期高校教师人力资源有效开发与管理对策 1.树立“以人为本，以教师为本”的管理理念。 高校要以教师为中心，尽可能地满足教师的需求，充分认识到教师在高校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尊重教师、依靠教师、发展教师、服务教师，提高教师对高校的满意度，实现教师的满意与高校的可持续发展的最佳结合。 2.营造良好的环境，吸引、稳定人才。 宽松的环境是高水平研究成果产生和优秀拔尖人才成长的有利外部条件。为促进优秀人才脱颖而出，高校必须采取各种有效措施，营造以事业凝聚人、以政策吸引人、以环境塑造人、以感情留住人的良好氛围。加快学科、学位点建设，创建更高平台，使广大教师有施展才干的空间；加大高层次人才引进力度，积极推动学术带头人和中青年骨干教师的选拔和培养。形成鼓励人才干事业、支持人才干成事业、促进人才干大事业的内外部环境。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才潜能，变人才拥有优势为人才产出优势。 3.实施名副其实的聘任制。 积极推进教师职务聘任制改革，强化岗位意识，淡化身份管理。按照“按需设岗、公开招聘、竞争上岗、择优聘任、科学考核、合同管理、以岗定薪、岗变薪变”的原则［５］，建立责、权、利相统一的用人机制，根据岗位需要，聘任能履行岗位职责、符合任职条件者上岗，并有一定的任期。努力做到职责明确、要求严格，打破教师职务终身制，增强广大教师的职务意识、竞争意识和履行岗位职责的意识，加快推进以教师聘任制为核心的全员聘任制，形成“优才优用、优劳优酬”的激励竞争机制，形成人员能进能出、职务能上能下、待遇能高能低的富有活力的新体制。 4.建立科学的绩效考核评估机制。 根据教师的任职资格、能力特长对教师进行合理的岗位配置，做到人尽其才，人事相宜。为调动广大教师的积极性，对不同类型、不同学科的教师采取不同的考核指标。为了使教师各尽所能，应对不同岗位、不同职称的教师分别规定工作量的总分要求，对每个教师应完成多少教学工作量或多少科研工作量只规定最低要求。教师完成的教学和科研、等方面的工作量可以互补，即教学工作量少科研补，科研工作量少教学补。为部分教学任务重，无暇顾及科研的教学型教师减轻科研的压力。对于连续3年年度考核教学或科研未达到本学科同类教师的平均工作量者，采用低聘或不聘的办法。 5.采取有效的激励手段。 由于岗位不同以及个人能力、努力程度等方面存在差异，每个教师对学校所作的贡献也存在差别，因此对教师的激励也应有针对性、差异性，根据人才的教学质量、科研水平、科技成果、对社会贡献程度建立相应的奖励办法。对有突出贡献的教师给予高层次奖励，在分配中向优秀人才倾斜，对平庸者不给予奖励，从而调动不同层次教师的积极性。

国家安全教育论文:新形势下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困境 摘要：进入21世纪，多维化的国家安全威胁使中国各高校的国家安全教育问题日渐凸显，仅将大学生国防教育等同于国家安全教育的做法已无法满足国家安全教育现实需要。本文根据黑龙江省部分高校实证调研，统计并分析国家安全问题多维化时代下我国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所处的困境，为新形势下完善高校国家安全教育体系、增强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问题意识提供数据分析与理论依据。 关键词：大学生；国家安全；国家安全教育；困境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安全”和“国家安全”两个概念是解读国家安全教育的核心。所谓“安全”是指某一安全指涉对象处于没有危险或者虽有危险但有充分的应对手段的状态，具体包括安全的指涉对象，威胁的来源、应对威胁的手段、应对威胁的行为主体等几个因素，简单地说就是谁的安全、威胁是什么、应对威胁的手段、谁来应对威胁。 “国家安全”是一国最根本的国家利益，是指一个国家处于没有危险或者有充分的应对手段来应对危险的客观状态。国家安全的指涉对象是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国家核心利益。 国家安全威胁的来源包括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传统安全威胁指的是外部武装入侵或者武装入侵威胁，应对手段主要为军事、政治手段，行为主体是国家。而非传统安全威胁则包括经济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粮食安全、环境安全、生态安全等各个领域，如果说传统安全威胁主要来自于外部敌对军事力量，那么，非传统安全威胁则既可能来自于外部，也可能来自于内部，甚至内部非传统安全威胁与外部威胁的勾结。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主要手段则为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行为主体也相应的多元化，每个公民、每个企业、每个公民组织都应担负着应对各类非传统安全威胁，以维护国家安全的使命。 二、新形势下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必要性 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民族、宗教、国际金融风险、互联网黑客等长期以来被列为“低政治”范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威胁着我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领域的国家利益。应对此类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手段亦有所改变，由原有的单一军事手段渐渐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软、硬实力的增强，每个公民，特别是作为信息技术时代主角的大学生都已成为国家安全的行为主体。 面对多维化发展态势的国家安全问题，丰富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内容势在必行。有效的国家安全教育一方面能够培养大学生为国防事业贡献力量的使命感，使大学生在学习、工作和参与社会生活的过程中时刻具备对不同国家安全威胁的警惕性和责任意识，以自己的言行维护国家安全；另一方面使大学生具备对非传统安全威胁保持警惕的主观意识和客观能力，绝不能成为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助力者。 三、新形势下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所面临的挑战和困境 本文通过对部分高校学生及教师的问卷、座谈及访问，了解到各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的教学内容、形式及课时等教育现状，同时窥见，新形势下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仍面临诸多挑战与困境。如大学生对我国国家安全常识有大体了解，但个别同学还存在着盲区和误区，暴露出安全常识知识掌握还比较碎片化，不够持久与系统；在国家安全问题多维化时代条件下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供给虽然存在但还不足，未能提供足够的理论工具帮助理解国家安全问题，使大学生虽对国家安全热情关注但却无法从高校课程中系统掌握相关知识。以下分别从大学生国家安全常识的了解、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的开展、国家安全意识的养成三方面内部存在的矛盾入手，对新形势下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所面临的挑战和困境展开分析： （一）大学生国家安全常识――基本了解与理论碎片的矛盾 国家安全常识对大学生来说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对其详细内容缺乏深刻的了解与感悟，一部分大学生未能站在时代背景从当今国际环境角度审视国家综合安全，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在国家安全中的作用认识不足，由于政治与军事与大学生生活存在一定距离造成大学生潜意识中认为国家安全与自己关联不大，国家安全意识不足，缺乏历史使命感与自我责任感。 调查问卷中96.5%的学生认识到国家安全包括传统安全及非传统安全；3.5%的学生将领土主权安全问题看成是我国的国家安全问题的唯一因素，忽略民族分裂主义、极端宗教主义、环境问题、生态问题、金融秩序问题等各个维度的综合安全问题。5.7%的大学生认为当前我国的国家安全威胁是以敌对武装力量入侵为主的传统安全威胁，安全威胁的主要行为体是军队或国家，主要解决手段是军队；而并未认识到民族分裂势力、恐怖主义、跨国犯罪、洗钱等构成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同时也未考虑到应对每个公民、企业、组织经济实力是就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主要行为体，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社会文化、政治制度的健康稳定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法治建设的全面推进等软实力与硬实力的增强是解决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有效手段。 由此可见，当前大学生对国家安全理论的核心四要素，即国家安全的指涉物、国家安全的威胁来源、应对国家安全威胁的手段、应对国家安全威胁的行为主体有基本了解，但并未形成系统化、理论化的认识。 （二）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供给不足与两轨平行的矛盾 国家安全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高校必须认清境内外形势，基于地区实际情况在实践中探索与运用各种教育渠道，并融合互动，形成新国家安全观教育的合力。目前许多高校已经意识到了安全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也进行了一些尝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在实际进行过程中诸多渠道各自为阵，在内容实践形式等方面没有实现有效的融合与衔接，缺乏整体目标统筹与详细规划，各活动与各环节错位缺乏有效协调。 大学生国家安全常识之所以不够系统化、理论化与高校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供给不足有着直接的关系。 调查显示，59%的学生指出自己所在学校并未开展过专门的国家安全知识教育；94%的学生认为高校开展国家安全教育的形式仅为开设军事理论课，并未开设专门的国家安全教育讲座；76%学生反映在《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论》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教学中，教师并未能提供足够的理工具来帮助理解传统国家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并未将热点的国家安全问题纳入到课堂教学之中。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担负着立国树人、巩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重任，但国家安全教育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两轨平行”现象严重。据调研，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各门课程的教学内容与多维的国家安全教育内容脱节严重，并未完全融入高校教学实践之中，因此缺少为大学生提供持续的、系统的、多维的国家安全教育，使许多学生仅通过网络、电视媒体等途径掌握国家安全教育的碎片化常识。 这一困境的有效解决途径之一就是尽快按思政课的教学内容及特点梳理整合相关内容，结合我国国家安全威胁的新形势、新特点，从情感、理论、历史与现实等各个角度探索将国家安全教育内容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具体教学的方式，为大学生提供多维、系统化的国家安全教育，使大学生更全面、准确地看待我国的国家安全问题，并为应对我国所面临的各种安全威胁作出自己的贡献。 （三）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热情关注与无所适从的矛盾 多元化文化背景、多元化的价值观、高速发展又日益复杂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以及国家安全问题本身的敏感性、复杂性，使大学生在国家安全问题上表现出热情关注却又无所适从的内在矛盾，并由此产生诸多困惑。 调查显示98%的大学生对于国家安全的相关知识有强烈的学习愿望，大部分学生对国家安全问题比较关心，认为自己与国家安全有一定关系，但因目前了解相关知识的途径单一、掌握知识碎片化，所以接受效果不好，缺乏系统性与持续性，特别是网络、电视等传播媒介不能提供理解国家安全问题的基本理论工具，使大学生出现无所适从的心理。因此，高校应努力将国家安全教育融入到各门课中，使国家安全教育在内容上应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国家安全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高校应在认清国内外形势基础之上，根据各地区实际情况在实践中探索与运用各种教育渠道，融合互动，形成新国家安全观教育的合力。 国家安全教育论文:新媒体视域下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研究 摘要：新媒体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深刻地影响了社会生活，也给高校的安全教育工作增加了新的挑战。在社会信息化、受众个性化、“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新媒体环境下，如何做好高校的国家安全教育，将安全隐患降到最低，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 关键词：新媒体；高校；国家安全教育 G641；G206 2014年4月15日，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首次召开会议，把“国家安全”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分量极重，这标志着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机制正式运转。高校信息资源丰富，对新事物和新思维的接受程度较高，意识形态领域极为敏感，历来处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前沿，是关系国家安全的重要的群体【1】。在高校中，新媒体普及速度快，在为信息共享和传播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对国家安全构成新的威胁和挑战。【2】高校中的国家安全教育，能否发挥应有作用，不仅关系到学生能否健康成长和进步，也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稳定、和谐。 一、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现状 （一）人员队伍不强。一是专业水平欠缺。高校中从事国家安全的人T，大部分是“半路出家”，专业性先天不足，且受到内外环境、个人成长发展等因素影响，人员流动较快，工作衔接传承不好容易出现断层，人员在熟悉业务、摸索流程上消耗时间精力较多，导致队伍整体水平始终在较低层次徘徊。二是部分高校对国家安全教育工作重视程度不够，对专职人员重使用、轻培养，导致专职人员提升能力素质的渠道匮乏，能力素质提升无法进入“快车道”。 （二）教研水平滞后。一是起步较晚，基础不厚。部分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研究起步较晚，系统性、专业性均有所欠缺，研究领域覆盖不全面，在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种类多、领域杂、变化快的情况下，针对性研究跟不上，教学时效性不强，难以应对全球化趋势给国家安全带来的挑战。二是偏重理论，实践不足。高校从事国家安全教育的工作者往往偏重于理论研究，实践上有所欠缺，开展工作存在找不到切入点、随意性大、“打乱仗”的状况。 （三）机制不够健全。一是定位不准。针对党和国家的关于加强国家安全教育的一系列指示精神，部分高校在贯彻落实上缺乏制度设计，对思想政治教育中有关国家安全教育的课程设置不够科学，仅开辟了独立篇；在《形势与政策》教材编写上，考虑国家安全教育内容不足；在同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有机融合上，开展研究不够，导致国家安全教育始终难以纳入到规范的高等教育体系中。第二，缺少规划。国家安全教育的实施缺乏长远设计规划，甚至存在“甩手”现象，把国家安全教育工作当成了少数专职人员的“分内事”，没有形成抓建合力，导致国家安全教育开展渠道不畅、协调困难。 二、新媒体时代对高校国家安全工作的挑战 纵观当前高校校园，越来越多的学生沉溺于网络、手游、晒照、刷朋友圈和网络直播不能自拔，“低头族”、“拇指族”、“手机党”越来越壮大。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具有传播自发性、内容交互性、跨时空、传播快以及匿名性等特点，极易成为谣言助推器和事件放大器，增大了高校国家安全工作风险，对安全教育工作也提出了新的挑战。【3】 （一）新媒体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新媒体的最大特点在于虚拟性和开放性，参与者可打破时空以虚拟化的身份参与社交活动，智能手机的普及和社交APP的广泛使用，使人们拥有了信息和传播的权利。西方国家凭借在网络技术方面的绝对优势，通过网络实施政治煽动和文化渗透，扰乱经济秩序，削弱文化认同，窃取尖端技术和军事情报，对国家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 （二）新媒体对高校学生安全教育模式的挑战 。传统大学生安全教育习惯于采用说教方式，通过学校传统媒体宣传、开办讲座、召开主题班会等模式展开。而新媒体的出现和快速发展，使大学生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方式都出现了很大变化，绝大多数人通过网络论坛、社交媒体软件、微博微信、百度搜索、新闻终端等方式获取安全资讯和知识，传统的封闭式与课堂同步进行的安全教育模式被逐渐打破，给学生直接灌输结论的方式难以达到理想效果，甚至容易招致大学生反感并产生逆反心理。 （三）新媒体对高校学生安全教育工作者提出挑战 。新媒体时代，高校学生安全教育工作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如何更好的利用新媒体，范安全风险，给我们安全教育工作者的专业素养和能力水平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网上信息纷繁复杂，而当前国家对个人信息保护又不尽完善，沉浸其中的高校学生思想单纯，又无足够社会经验，如果不及时给予指导，很容易被网上散布的虚假、色情、暴力和诈骗等负面信息所迷惑，从而影响人身和财产安全。这些新情况和新挑战要求高校学生安全教育工作者要充分认识新媒体的作用及其对学生安全产生的深远影响，努力提高自身的专业素养和能力水平。 三、新媒体视阈下高校国家安全教育对策 （一） 加强安全教育工作队伍建设。为适应新媒体时代的需要，打造一支现代化、专业化的新型安全教育工作队伍势在必行。在新媒体高度发展的今天，高校安全教育工作者首先应该做到与时俱进，提升自身的专业水平和素养，培养互联网意识，结合当代大学生教育工作的特点，把新媒体作为开展安全教育工作的手段和平台，创造性地开展大学生安全教育工作，使教育贴近学生，增强感召力，增加代入感，变“堵”为“疏”，采用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教育，积极应对新媒体时代快速多变的复杂局面。 （二）依托高校现有教育阵地，建立完善的国家安全教育体系 新生军训入学教育、高等教育课程教育、校园课余生活等三个教育阵地囊括了高校师生在学习和生活上时间和空间的全部，这三块阵地也是高校开阵各类主题教育的基础平台。[4]此外，由于国家安全教育的特殊性，以及与高校军事教育的相似性和重合性，利用高校军事武装工作的既有平台，能够在短时间推动国家安全教育的开展。因此，以上“三主一辅”四个教育阵地是当前高校开展国家安全教育的核心环节，同时也是保障国家安全教育质量的关键所在。 国家安全教育论文:高职院校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研究 摘 要：国家安全教育是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当前高职院校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不容乐观，存在学校重视不够、学生意识不强、教育途径单一、非传统安全教育缺乏等问题。高职院校应从提高认识、加强总体安全观教育和拓宽途径等方面提出解决问题的有效措施，提高教育实效。 关键词：高职院校学生；国家安全观；国家安全教育 国家安全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兴衰成败和生死存亡，党和国家历来十分重视。1994年8月，中共中央在《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中强调：“要进行国防教育和国家安全教育”[1]。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不断完善国家安全保障体系；2013年成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国家安全指导思想；2014年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制定国家安全战略；2015年审议通过《国家安全战略纲要》、完善国家安全法规；2015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公布实施，中国的国家安全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然而，当前我国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现状却不容乐观，存在学校重视不够、学生国家安全意识淡薄、教育途径单一、非传统安全教育缺乏等问题，因此，加强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已迫在眉睫。 一、高职院校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概述 （一）国家安全 国家安全由“国家”和“安全”两个概念组成。“安全就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状态，既包含没有外部威胁的状态，也包括没有内部威胁的状态”[2]。安全有主体，当安全主体为国家时，便构成了国家安全。国家安全是一个国家处于没有危险的客观状态，也就是国家既没有外部危险也没有内部危险的客观状态。国家安全涉及传统安全领域和非传统安全领域。2014年4月在主持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讲话中，首次提出：“国家安全包括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国土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以及核安全等十一大领域”[3]。其中政治、军事、国土等安全为传统领域安全；经济、文化、科技、信息、社会、生态、资源、核等安全为非传统领域安全。当前，传统领域安全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内部威胁与外部威胁并存。2014年《中国国家安全研究报告》显示：“目前，国内最受关注的国家安全问题是暴力恐怖和社会稳定，国际上大国战略的竞争、美俄欧盟对华政策及领土、海洋权益的争端等都成为中国重要的安全威胁。”[4] （二）国家安全教育 国家安全教育是指根据维护国家安全的目的和要求，以一定的国家安全观念、国家安全知识为内容，对全体国民的思想和行为施以影响的一种有计划的活动。国家安全教育客体包括幼儿、中小学生、大学生、社会从业人员等，其差异性决定了教育内容、教育手段和教育方法的不同。例如，中小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侧重增强国家认同感、爱国主义情感、国家安全基本知识方面的教育；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则侧重与专业教育结合的能力提升方面的教育。 当前，国家安全教育战略地位不断上升。1994年8月，中共中央印发《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指出：要进行国防教育和国家安全教育。要根据新时期的特点，重视现代国防教育，增强全民的国防意识和国家安全意识[5]。2015年国家颁布新《国家安全法》规定：“每年的4月15日为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为了加强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工作，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强调：“加强国家观和民族团结教育，加强国家安全教育……坚决抵御敌对势力渗透。”[6] （三）高职学生国家安全教育内容 高职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是根据维护国家安全的目的和要求，以一定的国家安全观念和国家安全知识对高职学生品德、智力和体质等施以相应影响的一种有计划的活动。国家安全教育应包含认知、意识、能力、行为四个层面的内容。具体包括：第一，通过国家安全基本理论知识教育、法律知识教育、形势与政策教育，使高职院校学生获得与国家安全相关的基本认知；第二，通过爱国主义教育、民族精神教育，使高职院校学生在成长过程中产生维护国家安全的情感；第三，通过忧患意识、防范意识、保密意识、法律意识、责任意识教育，使高职院校学生养成维护国家安全所需的相关意识；第四，通过责任感教育、国家安全法律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危机应对教育，使高职院校学生具备应对国家安全威胁和维护国家利益的行为能力。 二、当前高职院校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现状分析 当前，高职院校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总体状况不佳。从教育层面看，还处于宣传阶段，远未达到有计划、有目标、规范化教育的层次[7]从学生层面看，大学生对国家安全认知片面、意识淡薄，还停留在军事、国防、情报、间谍等传统安全和局部认识层面。其原因分析如下： （一）高职院校国家安全教育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从学校层面看，部分高职院校管理者的防范意识和忧患意识受到当前和平形势的影响而有所淡化，认为高职院校主要是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和实践操作能力，国家安全教育、国防教育等德育工作可有可无。学校领导层面的认识偏差导致在实际工作中往往把国家安全教育当成任务和指标来完成，甚至只为应付上级检查，或在出现问题和危急情况时，才关注此项工作，致使学生很难形成良好的国家安全意识和自觉行为习惯。从学生层面看，高职院校生源主要是普高生（大部分高考分数达不到本科录取分数线）、三校生（中专、职高、技校）和3+2分段制高职生（前三年在普通中专学习，后两年在相应的高职院校学习），与普通本科院校的学生相比，存在社会认知度不高、自卑心理强、素质参差不齐、学习动力不足、理想信念缺乏、文化基础薄弱，整体上缺乏对国家安全基本知识的认知。同时，国家安全工作的隐蔽性使学生感到陌生和遥远，进而认为维护国家安全是国家安全机关和军队的职责，与己无关。 （二）高职院校学生国家安全意识不强 高职院校囿于职业教育和技能培养的局限性，学生对国家安全教育重视程度较之本科院校更为不足。学生的国家安全观念不强，国家安全意识薄弱。由于高职学生缺乏国家安全基本理论知识，仅将其等同于情报间谍活动、国防安全和国土安全，认为只有在战争年代才存在国家安全问题，或只有战争年代国家安全才显得急迫、才需要去维护的片面认识，使学生不能自觉地将维护国家安全与自身责任联系起来，缺乏应有的忧患意识、防范意识、保密意识、责任意识。同时，由于缺乏相关法律知识的普及与教育，使学生在处理与国家安全相关问题时缺乏法律意识。 （三）高职院校的国家安全教育途径单一 大多数高职院校的国家安全教育仅限于教师在学生入学教育、军事训练等课堂讲授一些相关文件和政策法规，途径单一、流于形式、枯燥乏味，这对于个性鲜明、思维活跃、自我约束力稍弱的高职学生来说没有吸引力，难以达到预期的教育效果。因此，探索利用网络、电视、报刊等大众传媒，通过知识竞答、剧情表演等校园文化活动，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教育相结合的教育途径对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显得十分迫切。 （四）高职院校学生“非传统领域安全”教育缺乏 当前，高职院校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以军事训练、国防教育、保密教育、政治教育等传统领域国家安全问题为主，对经济、文化、科技、信息、社会、生态、资源、核等非传统领域的安全教育缺乏。但伴随着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非传统领域的安全愈发重要。近年来，涉及非传统领域安全事件爆发频率上升明显，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愈来愈大，特别是随着我国对外开放进程的不断加大，国际非传统领域安全事件对我国造成的影响愈加频繁。如中东政治局势恶化，影响到我国的海外投资、能源安全、海外中国公民安全等，引起社会高度关注。 三、加强高职院校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思考 （一）增强高职院校学生对国家安全教育的认识 新时期国家安全维护不仅需要国家建立机构，制定战略，完善法律，也需要发挥教育作用，使公民树立良好的国家安全意识。高职院校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院校数量与学生数量已占据我国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提高高职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将对维护国家的稳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加强高职院校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是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高职院校应从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级技能人才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高度，充分认识高职院校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重要性。 （二）加强对高职院校学生进行“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 冷战结束前，国家安全主要指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的传统领域国家安全，这一时期，军事安全几乎成为国家安全的同义语。冷战结束后，人口老龄化问题、生态危机、气候变暖、贫富分化以及恐怖主义等非传统领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尤其是“9・11”事件、“非典”事件后，此类问题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经济、信息、文化等非传统领域的安全与政治、军事、国土等传统领域的安全同等重要，国家安全由“传统领域国家安全”转变为“综合国家安全”。为此，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出“我国国家安全体系包括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国土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8]高职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既要继续重视传统领域国家安全教育，还要重视非传统领域的国家安全教育，实施以“总体安全”为特征的国家安全观教育，帮助学生树立新的国家安全观。 （三）优化高职院校学生国家安全教育途径 1.国家安全教育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相结合。高职院校开设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形势与政策》、《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等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均有与国家安全法律、国家安全形势、国家安全政策、国家安全观等国家安全教育相关内容。因此，将高职院校学生国家安全教育融入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之中，是加强高职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有效途径。 2.国家安全教育与校园文化活动相结合。校园文化活动是进行高职院校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重要资源和载体。以团总支、学生会、学生社团等学生组织为依托，举办与国防、保密、环境安全相关的校园文化活动；建立国家安全宣讲团、环保协会、军事爱好者协会等有影响力的社团，大力开展国家安全教育活动。如通过学生喜闻乐见的演讲比赛、知识竞赛、情景剧表演、国防电影赏析等，将国家安全意识教育有针对性地融入到科技、文化、社团、班团活动等，提高国家安全教育的实效。 3.国家安全教育与军事训练相结合。依据《兵役法》、《国防法》、《国防教育法》、《关于在普通高等学校和高级中学中展开学生军事训练的意见》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当前所有高职院校都将军事训练作为必修课，进行军事技能训练和军事理论教学是高职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重要途径。通过队列、匕首操、战地救护、实弹射击、军事理论、野营拉练、紧急集合、礼节礼貌、内务卫生等军事技能训练科目增强学生维护国家安全所需的国防意识和军事技能。同时，通过对国防历史、军事思想、周边安全环境、军事技术等军事理论问题的讲解，使大学生充分了解我国军事安全的总体状况，增强忧患与危机意识。 4.国家安全教育与职业素养教育相结合。与普通本科院校学生相比，高职院校学生实习期较长，且大多为顶岗实习。大多数高职院校学制为3年，针对这部分学生学校采用2+1模式，即大学第一年、第二年在学校学习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大学第三年去企事业单位参加专业实习。五年一贯制学生在高职院校的学习年限总共只有2年，针对这部分学生一些高职院校普遍采用1+1模式，即一年在学校学习，一年去企事业单位参加顶岗实习。由此可见，高职院校学生三分之一以上的时间都不在学校，对于这段时间的国家安全教育应通过校企合作方式加强对学生进行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教育，其中渗透维护国家安全教育所需的安全知识和安全意识。 国家安全教育论文: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一体化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可行性研究 摘 要：高校的国家安全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教育目标与教育内容，整体上趋同，二者有融合的可能。在中国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中融入国家安全教育的内容，不仅具有迫切的必要性，也具有极强的现实可行性。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必须正视新时期所提出的新要求，寻求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大学生 国家安全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 一、问题的提出 从我国外部环境看，国家的安全形势面临较大问题，国家安全情况多变而复杂，国家安全形势不容乐观。第一， 在当今的国家安全中，国家的经济安全居于日益重要的地位。如果说在全球化以前，国家的军事安全是国家安全中的比较传统和重要的国家安全，那么在当今时代，国家的军事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而传统国家安全中的军事安全则面临地位日益下降的趋势。国家的经济安全因素在一国的国家安全中地位日益凸显，经济因素在国家安全领域一直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而国家也会把经济发展作为确保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和首要任务。国家大力发展经济、增强经济实力，以使国家的安全有雄厚的经济力量予以保障，免受他国的经济威胁，从而真正确保国家安全。第二，在当今时代，由于社会的多元化，影响国家安全的主体范围在不断扩大。伴随着国际主义的观念在全球的传播与日益盛行，在全球化日益加剧的过程中，在国际舞台上，除了国家之外，非政府间国际组织、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等主体的影响日益加大，其在国际领域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其对国际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着日益深远的影响，成为维护国际安全不可忽视的考量因素。可见，非国家主体在国际社会上也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我们在考量国家安全问题时，除了看到传统国家行为主体的作用之外，还要看到那些来自非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带来的影响与挑战。第三，国家间在争夺国际规则的主导地位，国家间的国际规则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在当今的国际社会中，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日益表现得相互依赖、相互依存，任何国家与别国发生冲突与矛盾都会产生巨大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使国家间实现力量的平衡、协调，为了各国的长远利益与整体利益，各国经过相互之间的复杂的、长期的斗争与协调，在国际间逐渐形成了一套适用于国际社会的规则。这些国际间的规则与制度，如国际法、国际公约、国际协议、国际惯例等使国家之间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交流有了国际规范的保障，大大提高了国家间相互交往的效率，促进了国家间在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这样，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表现在国际规则的竞争，而不是表现在直接的武装斗争与冲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环境问题、反恐问题、能源问题、国际犯罪等问题都需要国际间形成合力去治理，这些因素已经日益成为全球化时代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 在信息化、网络化、全球化的世界里，如何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是一个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当今的时代背景和时代特征，使得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教育面临着从未有过的挑战与危机。我国的大学教育承载着造就和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爱国敬业的高级人才的重大使命，通过有效的教育方法大力加强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和理念毋庸置疑地成为当务之急。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必须正视新时期所提出的新要求，寻求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有效路径。 二、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一体化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可行性 众所周知，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 我国的国家安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国家安全形势日益复杂，情况多变，不容乐观。西方国家和敌对势力不断加强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渗透，不断进行和平演变，而中国高校的青年大学生无疑成为他们进行和平演变和意识形态渗透的重要对象和首选目标。当今时代是互联网的时代，在国际网络环境一体化的情况下，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极易受到西方国家和敌对势力的影响与误导，使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面临着重大的冲击。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问题上，最终会影响到国家的安定和长远发展，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这一问题，从战略的高度、从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去认识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问题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并通过合理有效的途径与方法解决这个问题，以使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不再淡薄，使国家真正实现长治久安。其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也正是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的绝好平台，将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一体化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具有较大的可行性。 （一）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相对来看，当代青年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比较淡薄。第一，青年大学生在当今信息化、网络化的时代，感受到的是国际化、全球化的巨大影响，其思想文化都受到时代的深深影响。面对丰富多彩的开放世界，青年大学生往往不容易想到世界的不好、不安的一面。在传媒误导之下，青年大学生只会看到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表象，很难看到世界各国之间隐藏在合作、共赢背后而须臾不停的斗争、矛盾与冲突。这样，青年大学生就会忽视国际社会所存在的不安定因素，看不到国际社会存在的各种危机，对我国所面对的西方敌对势力、周边国家的威胁与不稳定因素缺乏认识，国家安全意识比较淡薄。第二，青年大学生由于国防意识和国家安全意识比较淡薄，往往缺乏对那些破坏国家安全的行为的警惕性，缺乏保密意识。在我国国际化程度日益加深，改革开放脚步进一步加大的背景下，我国的国际交往活动也日益增多，青年大学生较易受到西方国家和敌对势力的误导，以为国际社会形势一片大好和歌舞升平，而极易在不知不觉中泄露所知道的国家秘密，从而危害到国家安全。第三，当代大学生对国家安全所面临的危机认识不够，缺乏危机意识。由于危机意识的淡薄，对国家安全状况缺乏足够的认知，一旦出现国家安全方面的突发事件，青年大学生往往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应对突发事件时会产生过分恐慌、紧张的心理，而这种心理状态对社会能产生影响，容易蔓延、扩大而导致社会群体性恐慌，从而不利于国家安全突发事件的应对。第四，青年大学生对国家安全的内容认识不到位，缺乏全面而清晰的认识。例如，很多青年大学生对国家安全的认识还停留在传统的军事、国防、主权、领土、秘密、情报、间谍等方面的认识，而对诸如信息、科技、文化、金融、网络等方面的安全缺乏认识。这样，青年学生往往能够认识到国防安全、政治安全、主权安全、军事安全等问题，而对信息安全、网络安全、科技安全、产业安全、金融安全等新的国家安全问题缺乏警惕，不能把相关领域的国家安全问题与日常社会生活活动联系起来，认为国家安全离自身存在较远的距离，与自己毫不相关，没有维护国家安全的意识与责任感。可见，虽然国家安全问题十分突出而严峻，但是，面对国家安全所面临的复杂形势，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还比较薄弱，存在很多问题与不足。这样，加强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培养和提高其国家安全意识，树立崭新的适应社会发展的国家安全观，具有极大的现实紧迫性。在当今国际社会的背景下，伴随着国际化、全球化、网络化的迅速发展，使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这对高等教育中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提出了较高的新的要求与挑战。严峻而复杂的国家安全现状需要高等学校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情况进行切实的改革，作出与时俱进的有效应对。可以说，随着国际社会信息化、全球化、网络化的发展，强化青年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增强青年大学生的国家安全观念，是高等学校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与素质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现实的情况是，有些高等学校对国家安全的理解也存在片面、模糊的认识，比如，对国家安全仅仅停留在国防安全、军事安全、外交安全等方面，而对金融安全、文化安全、网络安全、信息安全等方面的国家安全内容认识不足。有些高校仅仅通过向青年大学生进行一些国防教育或形势政策教育的途径，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把国家安全教育简单化。有些高校则把对青年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等同于进行几次关于国家安全的宣传和讲座，把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看成是可以突击完成的任务与活动。而面对青年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普遍模糊和不足的现状，一些高等学校的所谓的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往往达不到使学生对国家安全的复杂、严峻状况有切身的感受和共识。因此，毋庸置疑，高等学校要转变观念，要从确保国家安全、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认识到对青年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的现实紧迫性和必要性。而伴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与进步，国家安全教育所包含的内容呈逐渐增多之势。在国家安全教育中处于重要地位的国防安全教育、军事安全教育的内容，也属于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内容，可以说，中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教育目标和教育内容与其在整体上是趋同的，二者有融合的可能。在中国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中融入国家安全教育的内容，不仅具有迫切的必要性也具有极强的现实可行性。 国家安全的观念已经随着时代的发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国际上的国家安全观念受到多种新时代的因素的影响，新时代的国家安全观与传统的国家安全观相比，增加了诸多新的因素。新时期的国家安全观包括的内容已经远远超越了军事安全、外交安全等内容。新时期的国家安全思想涵盖着军事安全、国防安全、外交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金融安全、网络安全等等内容。新时代国际上的诸如信息网络安全、金融安全、恐怖活动、环境保护、能源、人口等新的问题和因素，使得国家安全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有待于人们对国家安全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与研究。而这些问题，在高等学校思想政治课里自然都是应该进行教学的内容，高校思想政治课的教学目标与内容从整体上与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是根本一致的。国家安全教育内容应是思想政治课程教学内容中的题中应有之义。考查学生的思想政治水平，学生的国家安全观念、国家安全意识应该是重要的一项内容。因此，在高校思想政治课程的教学中融入国家安全教育的内容，具有较大的现实可能性。将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融入思想政治课教学有利于真正使国家安全教育保持长期性、持久性，有利于让大学生真正形成正确、合理的国家安全意识和国家安全观念。 （二）国家安全教育的内容与高校政治理论课具有内容上的一致性 如上所述，国家安全教育的内容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有关爱国主义方面的重要教学内容，这使得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具有基于内容的一致性。当今时代，中国青年大学生成为西方国家与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和意识形态渗透的首要对象与目标。青年大学生的价值观、世界观决定着这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青年大学生是国家的未来。大学是西方国家进行宣扬其价值观、意识形态的重要的首要的阵地。青年大学生的思想还不够成熟，还具有较大的可塑性。在全球化、网络化的时代，青年大学生十分容易接触到灌输西方意识形态的书画资料、影音作品等，青年大学生极易受到西方社会宣扬的自由、人权等价值观的影响，尤其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会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收到不可想象的冲击与影响。全球化虽然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但是西方国家却试图用全球化的思想使其自身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国际化、全球化，从而在全球竭力宣扬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同时对与其相异的价值观、意识形态进行攻击、诋毁、破坏。在全球化的文化交流、商业交易的背后，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和平演变与意识形态的渗透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使我国的国家安全面临着潜在的威胁。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上，通过教学活动使学生改变错误的观念，纠正其不良思想，使学生形成正确的国家安全观念，增强其国家安全意识，具有较大的现实可行性。 （三）互联网技术使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一体化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具有技术可行性 利用先进的互联网技术，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上进行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澄清西方国家和敌对势力对我国的攻击、诋毁，使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一体化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具有技术可行性。在当今互联网的时代，国家安全受到来自互联网的挑战。互联网使得国际间的信息传播变得迅速、及时，任何一条信息都可以传播到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这种国际化、现代化的信息传播技术，使得国家安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技术与信息的威胁和挑战。西方敌对国家或敌对势力，利用互联网传播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意识形态渗透的各种信息，并且在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人权等领域大肆渗透和宣扬，对中国的相关民主、人权、民族、宗教等问题进行攻击、诋毁、丑化，对中国民众进行煽动、蛊惑、歪曲事实、妄加评论和任意干涉。由于青年大学生是网络上的主要人群，其又具有天然的好奇心，对西方文化具有探索、了解的欲望，也会最直接地接触到反映西方思想意识形态的商品与文化资源，从而成为最容易受到西方思想影响的人群。而西方国家和敌对势力一般具有强大的网络技术优势，其凭借技术工具对青年大学生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将网络犯罪、网络谣言、网络恐怖信息向青年大学生扩散和传播，使得青年大学生丧失对自己国家、民族的自豪感，从而认同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以及某些价值观念。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中，通过互联网络中的正面信息，使学生去伪存真，认清问题的实质，看清事实的真相，使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一体化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具有技术方面的可行性。 综上所述，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是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觉悟的重要方面，是高校思想政治课程理论教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将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课程教学中具有极大的必要性和较强的现实可能性，有利于培养合格的适应新时代的国家建设者。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的内容包括爱国主义教育、理想信念教育、民族精神教育等方面，以培养和提升青年大学生的国家观念、安全观念、法律观念、环境意识。通过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使青年大学生树立民族国家观念、国家安全观念，将国家安全视为最高国家利益，将维护国家安全作为自己的义务，积极主动地通过自己的言行维护国家安全。但是，在当前高校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方面，由于各种主观和客观的条件与因素的限制，效果并不明显。囿于教学规模、教学力量、教学经费、教学目标等因素，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教学尚未形成一定的规模，缺乏在大学生中进行国家安全教育的长效机制。笔者认为，将大学生安全教育内容融入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中的基本路径是在当前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平台上，将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内容适当加强并不断推进，直至最终形成健全的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教学体系。 国家安全教育论文:国家安全教育从青少年抓起 “我们都是印度人，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我们是多彩的灯，我们聚集在一起。”这不是一首普通的爱国歌曲，而是大名鼎鼎的印度国民学兵团团歌。 新华社记者日前来到位于印度南部果阿邦一个乡村中学，听到激昂的歌声响起，便知道这所学校国民学兵团的学员正在进行训练。 歌声过后，才是例行操练。在拖着长腔但极具穿透力的喊号声中，几十名男女学生在一名女领操员的带领下一丝不苟地训练：向左转、向右转、前踢腿、分列式……炎炎烈日下，大地几乎成为烤炉，虽然不少学生赤着脚进行训练，但所有人目光里都透着一种坚毅。 这所乡村中学的学兵团只是印度国民学兵团的一个小小缩影。 在印度，青少年主要通过加入国民学兵团来接受军事训练。国民学兵团被纳入二线预备役部队，由国防部直接管理，面向印度在校中学生和大学生招生，司令由一名具有中将军衔的高级军官担任，学生自愿申请加入。 学兵团学员根据年龄和性别被编入初级班（13～17岁）或高级班（18～26岁）。同时，学员还能根据个人兴趣选择加入陆军、空军或海军兵种。目前，印度国民学兵团学员遍布全国各地，总人数达130万。 学兵团高级班需培训3年，初级班培训2年。在培训期间，所有学员每周都必须至少参加4个小时的训练课程。此外，每个学员还要至少参加一次为期9至10天的年度训练营。很多学员告诉记者，“共和国日训练营”是最令他们向往的，如果能够入选，就意味着可以参加一年一度在首都新德里举行的国庆阅兵表演，表现出色者还可能获得印度总理颁发的特别优秀学员奖。 为把学员打造成合格的预备役成员，印度政府为学兵团制订了严密的训练大纲，对每一种具体科目都规定了课时。其中普通训练占70%，包括队列操练、武器训练、个性和领导力发展、灾难管理、探险等；特别训练占30%，针对学员所选择的不同兵种而设置，陆军训练包括车辆驾驶、地图判读、电报抄收等，海军训练包括航海、导航、反潜作战等，空军训练则包括飞行导航、气象、无线电通信等。 半个多世纪以来，通过国民学兵团这一政府出钱、专门机构出力、青少年广泛参与的国防教育方式，印度国民的国防观念和意识得到不断强化，同时它也为印度武装部队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后备力量。 印度国民学兵团走出过不少出类拔萃的人才，总理莫迪、国防部长帕里卡尔等都曾经在学兵团接受训练。学兵团宗旨非常明确：培养青年的领导能力、良好品德、友谊、体育技能和为社会服务的思想；建立一支有组织、有纪律、能在国家危急时为国效力的生力军；通过训练，激励学员未来加入武装部队。 （摘自：中国教育新闻网） 国家安全教育论文:高校英语教学与国家安全教育现状分析 摘要：冷战后，国家安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被学者分为十二类。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成分。然而，目前我国文化安全的现状并不乐观。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高校英语教学的目标是增强跨文化交际意识和交际能力，可见，高校英语教学完全能够起到提高文化安全教育的作用。分析目前高校英语教学文化安全教育现状及其原因有利于教育工作者采取措施，加强文化安全教育。 关键词：高校英语教学 文化安全教育 国家安全 一、国家安全 冷战后，国家安全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国家安全属于我国基本利益范畴，狭义上的国家安全是指国家处于没有危险的状态，广义上的国家安全是指国家不受外部威胁也没有内部混乱的客观状态。吉林大学出版社的《为国家安全立学――国家安全学科的探索历程及若干问题研究》中指出，构成国家安全体系的要素包括国民安全、国域安全、资源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主权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和信息安全。与高校英语教学紧密相关的国家安全主要指文化安全，与科技安全和信息安全相关。 文化安全是于1999年开始被提出的，指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政治价值观念、信仰追求的存在和发展不受威胁，属于客观范畴。此外，文化安全还包括主题对客观状态的价值判断，属于主观范畴。良好的文化安全可以保证一个国家免受内部、外部其他文化因素的入侵，保持原有文化体系，并可进一步发展。文化安全可被细化为价值观念、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的安全，是每个主权国家都应该全力维护的领域。 目前，我国文化安全受到国内和国外的影响，其现状并不乐观。一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产业发展落后；此外，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部分偏远山区的少数民族自身文化发展较慢，出现国内个民族文化断层的现象。加之，我国国土广袤，我国文化传播力度不足，导致个别地区文化较沿海发达地区慢。另一方面，全球一体化导致国际上的强国通过与我国的往来对我国进行文化渗透，这直接影响了我国的核心文化价值体系。 全球一体化不仅使得各个国家之间的交流和传播越来越频繁，还加速了各国间经济互通，这就为各国在政治、文化、社会、思想等方面的交流提供了保障，进而影响国际上文化格局的重组。历史上，西方资本主义强国恰恰是利用在殖民地推行语言，进而重组世界文化格局，最后威胁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可见，文化已经成为国家竞争和国际冲突的一个方面。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从某种角度，语言文化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组成成分，属于“软实力”范畴。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通过自身吸引力而达到目的的一种能力。语言文化这种软实力可以通过学习而增强的，可以避免由于对国外文化和语言知识的缺乏而导致的公共外教失败。美国教育部部长查理？赖利在国际安全会议上指出，加强全国外语教学，将会使美国的劳动大军更加出色，国家安全得到更好的保障。可见，西方发达国家认为外语教学与国家安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我国高校英语教学是一种形式的语言教学，语言教学的目的不仅传递目标语言的相关知识，还是教会言语习得者通过语言这一形式理解语言背后的文化。各个民族不同的生态、物质、社会和宗教等语言环境不仅导致各个民族具有不同的社会文化因素。这表明，我国高校英语教学与文化安全教育的密切关系。 二、高校英语教学文化安全教育现状及原因 我国高校英语教学中，一方面，呈现出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越来越弱的趋势；另一方面，呈现出虽然学生英语水平很高，但却无法用英语准确的表达母语文化。我省高校英语教学对文化安全的重视力度也不够。 学校的因素。虽然，大部分高校开设跨文化交际课程，但是，受到课时量、教学日历、教学大纲的影响，高校英语教学的重点还是落在了基础知识传递和应试能力培养上，而忽视了文化的导入。 教师的因素。虽然部分教师意识到了文化对语言教学的影响，在课堂教学中也开始积极进行文化渗透，但只关注了英语语言国家文化的渗透，势必导致学生对本族文化的忽视甚至遗忘。长此以往，导致年轻人对其他国家文化的盲从，不利于本族文化的传承。 三、如何加强文化安全教育 高校英语教学中加强文化安全教育势在必行。2015年，《大学英语教学新指南》指出：“大学英语的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增强跨文化交际意识和交际能力。”英语应用能力的基础是英语基础知识，文化加速学生对基础知识的理解。新指南同时指出大学英语教学目标包括“在与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交流时，能够观察到彼此之间的文化差异和价值观差异，并能根据交际需要运用有限的交际策略。”高校英语教学工作者必须要采取措施，加强文化安全教育。 学校方面，首先，要意识到高校英语教学可以加强学生文化安全教育。其次，要为高校英语教学提供更好的教学设备，如多媒体教室、自主学习平台等，保障其更好的发挥其文化安全教育的作用。 教师方面，第一，教师要提高意识，认识到文化安全教育的意义，及时更新文化安全教育的理念。第二，教师要准确的认知。教师是大学英语教学的组织者，起到指挥的作用。只有教师对文化安全拥有积极的准确的认知，才能指引学生关注并进行文化安全学习。第三，教师的积极文化安全态度。教师的积极态度才能确保文化安全教育理念的落实。第四，关注多元文化。在教学过程中，有意识的关注不同民族对同以问题的不同认知，以反应出其不同文化底蕴，并进行对比，加深学生对不容民族文化的认知。第五，教师要重视母语文化。要培养学生把英语当做一门工具，来表述母语文化，不仅传承了母语文化还可传播母语文化。 四、结语 全球一体化促进各国频繁交流，大学生必须具备国家安全意识。高校英语教学是语言教学，可传递文化，有助于提高学生文化安全意识。只有在校方和老师的共同努力下，文化安全教育才能在高校英语教学中得到重视，并顺利开展下去。 国家安全教育论文:基于非传统安全视野环境谈新时期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 摘 要：近年来国际上兴起了一个热点问题，即非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主要是指除军事、政治和外交冲突以外的其他对主权国家以及人类整体生存与发展构成威胁的因素。对国内及国外社会情况的了解、解决当下危机及配合政府解决当下危机的能力都能反映出当代大学生对非传统安全的认知程度，以及其应急的能力和自身的综合素质。因此，在社会的新形势下，非传统安全教育成为培养大学生的重要课题，成为新时代对国家安全形势的新要求。本文对非传统国家安全教育的具体内容进行阐述，对我国当代大学生的非传统国家安全教育提出个人的策略建议，从而表达非传统安全教育的重要性。 关键词：非传统国家安全 大学生 教育 经济迅猛发展的当今社会，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在冷战的结束和经济全球化的驱使下发生了全面性的变化，由侧重于军事和政治的传统安全视角转变为对国家经济、社会环境、人才培养、社会文化及信息等各个领域安全的重视。这就是学术界如今热议的话题——非传统国家安全。当代大学生是我们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接班人，其在大学这个相对自由的学习领域快速地进行知识的累积和沉淀，形成自身独有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国家的教育模式及教育程度是决定其国家安全意识高低的决定因素，也是关系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稳定、长久与否的关键所在。 一、非传统国家安全教育的主要内容 非传统国家安全是一种新型的安全威胁，在过去的人类社会里很少遇到或几乎没有遇到。非传统国家安全是指除去军事、政治及外交冲突，在别的领域中，一个国家和另外一个或多个国家在相互作用下产生的对本国的发展及存在构成威胁的安全问题。其特征主要有：安全主体的多元性、安全问题及解决方式的多样性。根据非安全国家教育的这些特征，其具体内容主要覆盖了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安全教育：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力不断提升，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交易频率日益提升，对国外技术及资金等资源的引进量也在同时不断增加，这就使得国家不得不面对更大更复杂的经济安全所带来的威胁和挑战。我们必须要认清经济全球化形势下对我国的影响。目前国内许多人喜欢购买国外的一些产品，盲目追求海外知名品牌，认为国外的产品比国产的更具优势，甚至以此作为炫耀。这就是经济全球化为我国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具体表现。因此，我们要从国家本身存在的优势入手，扶持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企业和民族品牌，促使特色民族企业不断发展，根据国家优势不断改革创新，全方位推动国家科技的发展，扩大内部需求，减少对外来资源的依赖。 （2）科技发展过程中的安全教育： 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是以经济和科技为重点的综合国力的竞争。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科技水平决定的。由此可见科技水平对国家发展有着极大作用。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加速了科技这一生产要素在国际间的流动。但许多发达国家为了抑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势头，让发展中国家能够长期受制于它，便采用对先进技术进行限制和封锁等方式来使得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发展受到约束。此外，大多发展中国家的技术人才都因为受到发达国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先进操作设备的吸引而选择留在发达国家发展，造成发展中国家人才流失较快，科研技术无法取得飞跃。因此，做好科学的非传统安全教育是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至关重要的任务。 （3）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安全教育： 生态文明建设已在党的十八大会议中被明确列入党章。生态环境的保护是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必须贯彻执行的任务，其对国家的发展及人类生活的影响不言而喻。我国生态环境已经进入较为严峻的阶段，生态文明建设的任务任重道远。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发达国家利用自身技术以及资金上的优势，在发展中国家建厂生产，利用发展中国家急需壮大国家经济的心理特点，将质量差、污染重等产业牵至发展中国家进行生产，促使国家快速增强经济实力，这就为发展中国家造成了更加沉重的生态文明建设负担。作为我国未来的中坚力量，高校必须对现代大学生进行全面的生态环境安全教育，让其尽早确立正确的生态价值观。 （4）网络信息的安全教育： 二十一世纪的一个划时代的标志就是信息和网络的迅速普及，在这个靠信息和网络高速运转的时代里，网络和信息已经在全球各个领域都留下了足迹，并快速地渗入到政治、经济、科技及文化等各个方面，大范围地覆盖了人类的生活和生产方式。但是同时也产生了许多负面的影响。作为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中坚力量，无论是八零还是九零后的大学生都对电子通讯、网络信息太过依赖，甚至达到了形影不离的程度。网络信息安全就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一个问题。当代大学生作为网民主体成分，他们的言论稍微不负责任就会对他人的尊严名誉等造成严重的影响，甚至有可能危害到社会乃至国家的声誉和安全。所以，社会群众应该提高自己对网络信息的安全意识，提升所用网络的安全度，防止病毒入侵，减少不良的网络信息给国家、社会及个人带来的危害。 （5）文化安全教育 自改革开放以来，外来文化大量地涌入我国，中西方文化相结合的多元化价值取向已经成为我国发展的必然趋势，80后90后作为这一时期成长的群体受到了影响。传统文化教育在面对多元文化教育时受到挑战，不同文化倡导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对大学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当代大学生必须加强文化安全的教育，清晰正确的认识到外来文化的优劣，取其精华而用之。 二、对当代大学生进行非传统国家安全教育的策略 非传统国家安全观的教育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从教育内容来看，高校的老师不需要依赖具有军事知识和技能的人来完成，教学所需的设施及条件也相对较低，无需特定环境。非传统国家安全教育的特点决定了其与传统的国家安全教育的区别。笔者认为对大学生的非传统国家安全教育应该注重以下策略的运用。 首先，非传统国家安全教育必须要在国家安全教育中凸显其存在的地位。我国的内涵和外延在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和世界格局地快速转变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前各高校将军事、政治等作为国家安全教育重点，忽视非传统安全教育的的教学模式已经无法满足国家对国民安全意识认知程度的需求，非传统国家安全所涉及的问题也已经不单单是经济、科技及生态环境的安全了，还延伸至恐怖主义、核武器扩散等对人类具有毁灭性打击的领域，其所产生的影响和后果绝不会亚于传统的国家安全问题。所以，对当代大学生进行非传统安全教育已经迫在眉睫。非传统国家安全教育必须重视课程内容的设置和调整，保障一定数量的国家安全教育课时，加强非传统国家安全教育课程体系进入到国防教育相关的课程内容设置中。注重突出非传统安全教育的比重。非传统安全问题涉及的多样性与国际性能够使大学生们站在民族利益的视角进行考虑。有利于他们树立宏观的国家安全意识和把握非传统国家安全的思维，以更加开放的视野去关注这个世界的整体利益。 其次，教学过程中必须注重教学的方式和方法。作为信息化时代，当代大学生接受知识的渠道十分多元化。非传统国家安全的内容大多与生活息息相关，因此，要根据大学生自身特点和学习特点来进行与他们的生活相贴近的非传统国家安全教育，根据他们的主题意识进行双向交流与互动，用师生共同探讨解决问题的教育方式引起学生的思考和领悟。还要组织学生走出校门，深入社会，建立一种学校与社会紧密结合的开放型国家安全教育系统。 最后，发挥互联网优势，拓展教育的新空间。当代大学生的生活与学习都离不开网络。与传统的国家安全不同，非传统国家安全深入到社会大众生活的各个领域，得当地利用大学生进行学习和人及交往的网络途径，将会成为高校进行非传统国家安全教育开拓一个更宽更有效的教育途径。因此，高校要加强校园网络的建设，适当在校园网内设置集非传统安全的专业性思想与服务性于一体的国家安全教育站点，开辟国防教育的新阵地。 结束语： 现代大学生是我国未来发展及建设的希望，其对国家的关注，其非传统国家安全意识的优劣将直接关系到我国发展的稳定性和现代化特色社会主义建立的成功与否。因此，对大学生进行非传统国家安全意识的教育是提高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保护我国各领域安全的重要教育课程，更是促进我国持续稳定发展的战略之一。 国家安全教育论文:大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国家安全教育问题的相关研究 摘 要：大学生作为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不仅要搞好专业知识的学习，同时还要注重自身思想品德修养地提高，随时准备为祖国的发展奉献自己的热情。本文就大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加强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分析，旨在引导大学生自觉关注国家的安全和发展，增强忧患意识和国家安全意识。 关键词：国家安全 忧患意识 爱国情操 一、前言 作为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大学生不仅要在专业知识的学习上更上一层次，为报效祖国增砖添瓦，还要更加注重自身的思想品德修养，随时准备为祖国的发展奉献自己的热情。这是时展的需要，也是国家的殷切期盼。在所要求具备的各项思想品德中，自觉关注国家的安全和发展，增强忧患意识和国家安全意识，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方面，也是国家安全地位及当代大学生肩负历史使命和自身的健康成长所决定的。 二、大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应该重视国家安全教育 1.国家安全是民族利益的根本所在，关乎着每一个人的生死存亡 自从国家在地球上诞生以来，维护国家安全就成了一个永恒的话题。当下大学生作为跨世纪的一代人，是未来中国参与国际竞争、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骨干力量，其精神风貌如何，直接关系着将来现代化建设目标的实现，关系着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巩固和发展。早在20世纪，中共中央就已经制定了《爱国主义教育纲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等纲领性文件，明确指出要规范国防教育，提高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由此，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是高校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也应该成为大学生必修的重要内容。 2.世界多极化发展态势明显，国内外仍然存在着各种不安定因素，威胁着我国国家的安全 自从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多极化发展态势日趋明显。各种力量相互合作、相互制约，共同贯穿于整个国际关系变化的始终，并维持着世界和平发展的态势。但是，在和平和发展之下，国家的安全问题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无足轻重。随着而来地是，国内外环境的日趋复杂化。从国际形势来看，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策略一致没有改变；印度迅速崛起并把中国作为其主要竞争对手；台海局势几度紧张。从国内形势来看，极少数敌对势力及民族分裂分子不断挑起事端，肆意破坏捣乱，威胁着国家安全。国内外新情况的出现，要求我们的大学生要不断地提高忧患意识，强化国家安全意识，在神州大地上构筑一道坚不可摧的人民防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保驾护航。 3.大学生正值人生发展的黄金时节，也是爱国观念和意识形成的关键阶段 在大学阶段，学生的生理和心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是各种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成的关键阶段，这些观念正确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其健康成长和成才。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要时刻把国家安全、民族安危作为其行为准则的出发点。可以肯定的是，目前大部分学生的价值观念和意识是乐观积极向上的，很多学生也有着高昂的爱国情怀。但是，我们也必须要看到，在世界一体化的发展潮流中，西方各种文化思潮、价值观念以及一些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正在无时无刻地侵蚀着我们的大学生。个别学生很有可能就此疏忽，放松警惕，忧患意识就此淡化。由此，在大学这个关键阶段，非常有必要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 三、大学生在校期间如何增强自己的忧患意识和国家安全意识 1.要始终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 民族安危、国家安全涉及到一个国家发展的方方面面，可以说，这是关系着民族存亡的关键。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我们要始终把国家主权、安危放在今后社会发展的第一位上”。同时，把国家安全放在首位，将国家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是国家发展的需要，也是个人安全的需要，更是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一致要求。所以说，无论是在今后的求学中，还是在今后的工作中，大学生都要牢固的树立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观念。 2.密切关注国际局势，增强防范意识 作为大学生，要时刻关注国内外发展动态，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观点和方法，从纷繁复杂的国际斗争形势中认清敌对势力对我们进行渗透、颠覆和破坏的险恶用心和真实面目。克服麻痹思想，保持清醒头脑，增强责任意识，充分认识西方不良文化的恶劣影响，坚决抵制不良文化观念的侵蚀。在对外交往中，既要热情友好，又要内外有别、不卑不亢；既要珍惜个人友谊，又要牢记国家利益；既可争取各种帮助、资助，又不失国格、人格。 3.加强国家安全法律法规的学习，增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责任 自从建国以来，中国制定了诸多维护本国安全的法律、法规以及其他一些规范性文件。在党中央各级领导及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懈努力，基本上形成了较为完整地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体系框架，为维护国家安全工作的开展，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行为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支撑。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必须要积极学习并努力掌握这些关乎国家安全的法律法规，负其维护国家安全的神圣职责，增强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感、异物感和荣誉感。 4.积极配合国家安全部门，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一切行为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同公民有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不得有危害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行为；国家安全机关是国家安全工作的主管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在国家安全工作中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动员、组织人民防范、制止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作为大学生一定要意识到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性，积极配合国家安全部门，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一切行为 四、结论 总之，大学生在校学习期间非常有必要对其进行国家安全性教育。大学生要提高认识，始终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密切关注国际局势，增强防范意识；加强国家安全法律法规的学习，增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责任；积极配合国家安全部门，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一切行为，切实为维护国家安全作出应用的贡献。 国家安全教育论文: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浅议 1 国家安全教育和危机意识 国家安全是国家民族安全所系，国家利益所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居安思危，可是现在国家经过了一段和平发展时期，很多人思想便松懈下来，特别是现在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大学生，既没有像建国50年代中期以前的老一辈战火中生与死的考验，60、70年代经历的那种剑拨驽张的阵势，也没赶上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周边冲突，甚至都很少碰到巨大的自然灾害或政治危机。有的只是在改革开放承平繁荣中成长起来的经历，从他们出生开始到上大学，都没有什么国家安全的体验与亲历，很少有对国家安全重要性的体会。在意识形态上又受到各方面的冲击，也没有多少兵役和国防、军事知识、救灾知识的受训与教育，在现代国家安全教育这方面还存在很大的缺失，如果稍不注意就有可能被国际和平的表象所蒙惑，如果真的有什么变化来了，突发事件来了，很容易惊慌失措，手足无策。相反，如果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训练经历则一般能沉着冷静，从容不迫，即使国家遭遇突然不测，只要有一批有思想有准备的“生力军”存在，国家就会很快重新恢复、崛起，在世界范围内有很多国家和民族都有这样的先例。所以，在和平年代，我们仍然要重视对当代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科学家们做过一个试验：如果把一只青蛙放进一锅已烧好的热水里，青蛙会奋然一跃，死里逃生；但如果是把青蛙先放在冷水里，然后慢慢加热，青蛙则浑然不觉，等到水已烧开时，青蛙已没有逃生的机会了。国家社会都是这样，承平日久，日益松懈，问题堆积越来越多，各种情况也越来越严重，而人的思想意识反而越来越松懈，结果事情一发生，如决堤之水，不可扼制。正所谓：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历朝历代的更替无不应证这一规则。在外在敌人比较明确的情况下，大家还有可能团结一起，联合起来抵御共同的敌人，但当外在的敌人一旦消失后，反而有可能马上陷入内斗；长期在艰苦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能够长期保持警惕，反而能够预备和应付各种突然打击和未知局面，存在和发展下来。实际上不断斗争和交流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完善和提高自我的过程，美洲和非洲以及亚洲在19世纪之所以遭到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既和帝国主义侵略性有关，也与他们长期与世界潮流隔离，安全意识长期消失殆尽有关，结果不言而知，甚至有灭绝的可能。现在的中国自20世纪80后代改革开放以来在相对和平的国内国际形势下经过了相对平静的30多年时间。而现在的大学生绝大部分都是在这过程中出生和成长起来的，他们很快就要承担起维护国家的安全的责任。如果他们还没有对国家安全的忧患意识，那对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来说将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2 国家安全形势分析 国家安全教育不简单是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不仅是对国家的热爱，而且要知道怎么去爱，做的具体内容有哪些，怎么样把祖国保护得最好。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首先是要让他们清楚地认识到我国现在的国家安全形势： 经过新中国来几代人的努力，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综合国力的增长的基础上，我国的国家安全形式有很大改善，但我国的国家安全形势依然严峻。从地理上讲，我国是一个易受攻击的国家，和二十几个大大小小国家接壤，有些军事实力强于我国，在近现代也有侵略过我们国家的历史，潜在的侵略势力也大量地存在，并且很多国家都有不断上升追赶我们的实力，中国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被赶上和超越；经济上，这些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很快，经济总量上是增长了不少，但平均水平仍然很低，资源消耗水平却很高，经济和产业结构也不甚合理，环境污染问题仍然很严重，可持续发展压力很大，中国已是经济大国，但并非强国，现代各国的国家安全更多是经济科技实力的比拼，而我国在这方面，特别是科技方面与发达国家，甚至是与周边国家差距都很大，这导致我国在军事科技上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社会上，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差距也很大，社会贫富差距、地域差距、文化差距、工农差距、城乡差距也很大，就业、社会保障医疗扶助等制度也有待健全，治安压力不小，自然灾害频发，社会上不稳定因素都大量存在，要解决好这些问题，面临的挑战不小。 意识形态上，自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来，我国是世界范围内最主要的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仍时常用意识形态来衡量制约我国，并在人权、自由、民主等问题上对我国大肆渲染，对我国青年一代更是念念不忘“诱导”，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以防东欧剧变这样的事情重演；国家政权组织上，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经形成了比较健全的政权组织体系，国家政权比较稳固，但在民主、法制、权力监督、政党的建设过程中仍有许多地方需要改进和完善，特别是“依法治国”更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国家统一民族问题上：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是我国顺利发展的保证，但是目前海峡两岸仍然没有统一，台湾岛内的分裂分子和分裂势力蠢蠢欲动，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和恐怖势力仍然威胁着民族团结和国家的边疆；军事科学技术上，我国现在的军事技术水平与军事强国有着明显的差距，特别是在电子装备、作战飞机、船舰技术上，与军事强国差距仍然较大。在创新能力和创新体系以及成果利用转化方面，也急需发展提高。 总之，从总体上比较看来，这些年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为国家安全提供的扶持进步显著，但与军事强国的差距仍然明显，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存在，我们只有不断地努力才能尽量缩短这个追赶时间，况且，现代社会科技变化一日千里，形势更多变，挑战压力极大。我们只有在各方面做足功课，挣足资本，取得较多的比较优势，才能以不变应万变，掌握国家安全形势的主动权。 3 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要求和措施 从以上对国安全形势分析的严峻情况来看，对现代的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责任重大，任务艰巨。既不能是简单的“军训”后了事，也不是单纯的说教理论，而在原来的基础上，广泛深入地了解我国的国家安全形势，探寻我国的国家安全对策，并以自身切实的本领和行动从大学开始起贯入到实际生活、学习、工作中去。具体要做到： 首先，深入进行爱国主义精神的培养和教育，让大学生树立起维护和争取国家荣誉的责任意识。上世纪60年代苏联美国大搞意识形态的对立，美国特别重视加强对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肯尼迪总统在就职演说中曾有一句名言：“不要问国家为你们做了些什么，而要问你们为国家做了些什么”。在那时成长起来的一代成为如克林顿、布什等维护国家安全、重新振兴美国的坚定力量，他们并不是“迷惘的一代”，而是成功的一代。相反，苏联等国家的那一代青年反而成为自身政权的掘墓人，这给我们很大的警示。我国的爱国主义教育除儿童少年等时期外，大学时期是爱国主义精神和实践报效祖国结合的最佳时期，这个时期进行国主义教育，要从以前的爱国之心转变为爱国之志，为投身爱国之行做好准备。要从简单了解爱国人物，爱国主义历史事迹，深入转变到爱国主义和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上来。对国家安全了解得更加深入、透彻、全面、客观，能看到问题，也能分析情况，还能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和实际行动，身体力行，努力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国家安全教育论文:浅析如何开展国家安全教育 【摘要】高校国家安全教育在经济全球化的社会中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国家安全教育在高校进行的成功与否不仅影响到学生自身的综合素质,同时也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稳定、和谐。高校担负着为国家培养合格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历史重任,历来处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前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具有十分重大和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国家 安全教育 意义 一、开展国家安全教育的背景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注重国家安全意识的培养,增强国家安全观念已经日益成为高校学生素质教育中的一个重要方面。高校应当适应新形势的发展,结合素质教育的开展和大学生的思想实际,明确教育要求,努力实践探索,积极推进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 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在为国家保持经济军事优势的同时,也扮演着危及国家安全的角色,如破坏势力通过技术窃密危及国家安全。全球化中发达国家还引发人才争夺战略,导致发展中国家大量人才流向发达国家,我国信息安全与人才外流现象都很严重,科技安全形势严峻;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为信息传播快捷与自由交流带来方便,使传统意义的文化继承在全球化模式下失去原有空间,国家和文化边界正在消除,而文化生存是国家生存的前提条件,一旦文化遭遇威胁,必然给国家带来危机。综上所述,经济全球化时代,我国的国家安全面临严峻挑战。有挑战就有应对。 二、当代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现状 国家教育部对高校学生思想政治状况的调查显示,当前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状况主流积极健康,但也有迹象表明,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尚很薄弱。 第一,大学生对国家安全认识模糊。大学生对国家安全还停留在军事、领土、情报这样一些传统的、局部的认识上。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既没有外部的威胁和侵害,也没有内部的混乱和失序的客观状态。当前,国家安全既包括国土安全,主权安全、政治安全等传统内容,也包括文化安全、信息安全等方面的新内容,全方位理解国家安全有助于端正大学生的思想认识,增强国家安全意识。 第二,价值取向多元,原则性衰减。当代大学生价值观念呈多元态势,虽其价值取向主流积极向上,但功利色彩较浓厚,实用享乐主义为大多数学生推崇。这些急功近利的价值取向,无疑会削减主流价值的原则性,最终导致社会价值的散乱,使国家精神意识方面的安全面临消解危险。 第三,安全教育研究水平落后。当代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现状显然不能适应时代要求,无法应对全球化对国家安全的挑战。 三、如何开展国家安全教育 1.高校要提高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的思想认识 目前,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还处于宣传阶段,远未达到有计划,有目标,规范化教育的层次。国家安全意识是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重要内容,是衡量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加强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高校要从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高度认识国家安全教育的重要性,教育引导大学生树立对国家安全的忧患意识,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意识和保证国家安全的法治意识。 2.结合“两课”建立长期有效的国家安全教育机制 (1)国家安全教育与“形势与政策”课结合 目前高校普遍开设《形势与政策》课,要利用《形势与政策》课加强以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国家尊严和国家安全意识为主的国家安全教育,这不是一时一事的突击性活动,也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知识传授和情况通报,而是一种政治性战略性和现实性很强的思想政治教育。因此,坚持国家安全教育与形势政策教育相结合,在对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的热点和重点问题的宣讲中,渗透国家安全教育,使大学生了解我国面临的安全环境,增强对国家安全的忧患意识。 (2)国家安全教育与“法律基础”课相结合 把宣讲《国家安全法》和相关的法律法规作为法律基础课教学的一项内容。使学生了解、掌握《国家安全法》,增强国家安全的法制意识。自觉遵纪守法,依法同一切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作斗争。构建以国家安全法制教育为主干、国家安全形势教育相配套的教育内容体系,把国家安全教育与普法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结合起来。 (3)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相结合 在搞好课堂教学的同时,要注重把国家安全教育由课堂延伸到课外使国家安全教育与课外法制宣传活动以及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比如,举办《国家安全法》图片展览、宣传板报或知识竞赛,邀请校内外有关专家作当前国内外形势报告,以及组织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夏令营或利用暑期开展包括《国家安全法》在内的普法宣传活动等,都是在课外开展国家安全教育的良好形式。 3.开展多层次的国家安全教育 建立长期有效的国家安全教育,不仅要在教育的内容体系、方式方法上下功夫,还要在不断深入加强三个不同层次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 一是结合军事训练,使学生初步树立国家安全意识。坚持国家安全教育与国防教育相结合,利用学生军训进行国防教育的有利时机,拓展国防教育内容。根据教学计划安排,大学生入学后首先要进行军事训练,这成为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的一个良好的切入点。这一层次主要是在新生入学后,通过开展国防教育渗透国家安全教育,从而在他们的头脑中初步建立起国家安全意识。 二是开展自我教育,使学生主动深入了解国家安全法律。这一层次主要针对一、二、三年级的学生来实施。在高校内建立以学生为主体的组织,并采用学生参与自我管理的组织形式,实现自我教育。如华北电力大学在2000年组建了大学生安全保卫委员会,在大学生中开展日常的安全知识自我教育且形成了规模,每年两次规范的安全教育月活动,通过组织国家安全专题讲座,使学生对国家安全知识有了系统的了解,同时还组织各个班级治保委员进行国家安全知识培训,确保每个班都有部分国家安全意识较高的学生,并且通过安全知识竞赛、演讲等大型活动带动整个学校师生更深刻的了解和掌握国家安全知识。 三是结合毕业教育,使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进一步巩固。这一层次针对毕业生来进行。即在毕业生离校之前,通过学校邀请、国家安全机关派员作隐蔽战线形势报告等形式,进一步强化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教育他们在今后工作中,时刻牢记“国家利益高与一切”,自觉维护国家的安全、荣誉和利益。 国家安全教育论文:新形势下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探析 摘要：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安全面临的外部环境越来越复杂多变，中国国家安全形势不容乐观。作为国家高层次人才主体的大学生，其国家安全意识的强弱，对国家是否安全有着更直接的影响。面对现代大学生相对淡薄的国家安全意识，教育大学生树立新的国家安全观已是刻不容缓的任务。 关键词：新形势下；国家安全；教育途径；大学生 一、新形势下加强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紧迫性 1.面对严峻的国际环境，需要加强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社会长期保持稳定。在这样的和平环境下，大学生往往认识不到国家安全面临的严重威胁，思想上麻痹模糊，缺乏应有的忧患意识。主要表现为有些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国防意识淡漠、国家安全意识不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减退。一些大学生把国家安全看成是国家军队与安全部门的事，不能自觉地把维护国家安全与自身的责任联系起来。有些大学生在社会价值取向日益多元的态势下，推崇急功近利及实用享乐主义。这无疑会削减主流价值的原则性，最终导致社会价值的散乱，使国家精神意识方面的安全问题面临消解的危险。同时，随着中国国际竞争力、综合国力和国家地位的空前加强，一些发达国家别有用心地提出了“中国威胁论”。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发达国家开始以各种手段遏制中国的发展。近来美国与我周边国家频繁举行联合军演，使中国国家安全存在不少隐患。南沙群岛被东南亚小国强占，台湾问题尚未解决，中日东海问题和钓鱼岛争端也日益升级。最近有媒体报道日本有20余人把户籍迁往钓鱼岛，成为法律意义上的岛民，并表示日本对钓鱼岛拥有主权 [1]。但当代大学生对此严峻的国际环境，大多缺乏清醒的意识。面对国家安全现状显然不能适应时代要求，更无法应对全球化对国家安全的挑战。 2.为培养合格接班人，需要加强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从近几年的相关报道中我们也看到，有些大学毕业生由于国家安全意识的薄弱，对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缺乏警惕，往往在不经意间泄露国家机密，甚至经不起金钱、美色等种种诱惑，不惜丧失国格人格，出卖情报，给国家安全造成重大损失。有的大学生在得到国外有些公司及机构资助自己出国进修，或推荐国外科研机构做学术研究时，就只看到友谊的一面而忽视国家安全。把一些认为无关紧要的资料或文件随便对外泄露。更有一些毕业生由于受金钱侵蚀，主动把国家重要文件出卖给境外机构而受到法律的制裁。有些留学海归无视国家法律，回国后不惜余力拉拢、腐蚀在国家军事、经济、科技等重要岗位的同学或老乡。为境外机构收集情报资料，使中国经济、军事、科技领域等遭受泄密重大损失。有些大学生对老同学、老乡需要一些资料、数据，明知违法但认为情面难却而所为。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大学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如何，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完善国家安全战略，健全国家安全体制，高度警惕和坚决防范各种分裂、渗透、颠覆活动，切实维护国家安全。” [2]为此，必须加强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使其时刻保持高度警惕，自觉承担起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和义务。 二、新形势下加强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对策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增强实施国家安全教育责任心 高校担负着为国家培养合格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历史重任，历来处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前沿。在新形势下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是十分紧迫的任务，也是高校义不容辞的教育责任。在网络全球化的今天，互联网虽然缩小了世界各国间的空间距离，但国家主权与国家安全仍然是国家的根本所在。信息的沟通、经济的融合并不代表政治、文化的完全融合。和平发展的世界并不意味着绝对安全，战争和恐怖主义活动依然存在。高校要切实将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渗透到日常教学和思想政治工作之中。要教育大学生明确维护国家安全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是党和国家对每个大学生的基本要求。 随着中国在世界格局中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党和国家越来越重视对青少年的国家安全和国家意识教育。早在1994年8月，中共中央印发的《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指出：“要进行国防教育和国家安全教育。要根据新时期的特点，重视现代国防教育，增强全民的国防意识和国家安全意识。” [3] 两年后的1996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强调：“要把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和宏伟目标，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国防和国家安全，作为新时期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 [4]在以后的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和2004年8月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也提出了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国家安全教育的要求。2005年中共中央宣传部与教育部牵头，分别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进行课程改革与完善。对其中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课程，增加了“增强国家安全意识”的内容章节，目的就是着力加强大学生国家安全知识的学习与国家安全意识的培养。可见，党和国家关于青少年国家安全教育的一系列要求，是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及现实的需要而不断变化、补充和完善的。这也正是当下高校开展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有力理论依据。高校在实施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的工作中，首先要增强学校党政干部与教师员工的政治敏锐性，以此提高责任意识。把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工作看成自己责无旁贷的重要任务来实行，使各部门在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过程中真正承担起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责任。 （二）齐抓共管分工合作，不断提高国家安全教育实效性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安排下，高校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的工作由来已久，但实际效果不尽如人意。笔者认为要提高国家安全教育的实效性，必须注意三个结合。 1.国家安全教育必须与爱国主义教育相结合。“爱国主义包含着情感、思想和行为三个基本方面。其中，情感是基础，思想是灵魂，行为是体现。” [5] 所以教师必须以三个基本方面为教学目的。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课的教学中，应根据大学生的思想实际及新形势的需要，在讲授爱国主义章节内容时可结合增强国家安全意识来展开。通过爱国主义这条主线，把增强国防观念与国家安全意识结合起来，在教学上可以达到环环相扣，层层深入的效果。因为爱国主义教育与国家安全教育有着密切联系，爱国主义教育是国家安全教育的核心和灵魂，国家安全教育是爱国主义教育的永恒主题。对大学生来说是否爱国不仅仅是道德要求，同时还是政治要求和法律要求。使大学生认识到没有国家安全意识就不会形成真正的国家意识，因而也就很难产生真正的爱国主义情感，也就很难在理性层面和整体意义上确立科学的国家安全意识。在激发大学生爱国情感的同时，更要激发起他们报效祖国的实际行动。 2.国家安全教育必须与国防知识教育相结合。目前高校的国防教育仍然是以单纯军事技能和军事常识的传授为主要内容，而没有将国家安全涉及的有关内容融入到国防教育课程中去。在课程设置上两门课分别有武装部的军事理论教研室和社会科学部的思政教研室承担，基本上是以各自为政的教学模式展开。这就要求高校在开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与《军事理论》课中，加强联系与沟通，使两门课的教学内容既达到有机融合又克服无谓重复。在《军事理论》课中，教师除了系统论述世界军事、中国国防、军事思想、军事高技术和高技术战争这五大领域的前沿问题外，更要让大学生了解和体会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激发起大学生的爱国热情与爱军情感。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则侧重于教育引导大学生树立对国家安全的忧患意识，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意识和保证国家安全的法治意识等。在不断增强大学生的国家安全与国防意识的同时，引导大学生积极参与国防建设与军队建设来报效祖国。国家安全教育只有紧扣中国的国防建设与发展的实际及国家安全面临的挑战来展开，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求得教育的实效性。 3.国家安全教育的主渠道必须与多渠道相结合。高校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的主渠道应该是《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通过授课要求大学生“确立新的国家安全观、掌握国家安全法律知识、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 [6]。但是，以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国家尊严和国家安全意识为主的国家安全教育并不是一时一事的突击性活动，也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知识传授和情况通报，而是一种政治性、战略性和现实性很强的思想政治教育 [7]。因此，必须坚持主渠道的国家安全教育与多渠道的潜移默化教育相结合。高校必须充分发挥各级党团组织的作用。在校园文化和社会实践的活动中加强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学校可利用社团活动、学术报告、外出参观等形式渗透国家安全教育的相关内容。引导大学生正确科学地理解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国家安全形势，逐步增强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科技安全、能源安全、文化安全和网络安全等新国家安全观念。使每个大学生都清楚的认识到国家安全不仅关系到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也事关每个大学生的切身利益。

国家安全论文:从国家安全及战略高度出发大力发展我国的燃料电池发电技术 【摘要】 本文根据科索沃战争及近年来世界上发生的几次大停电事故给我们的启示，指出以"大机组、大电网、高电压"为模式的现代电力系统是非常脆弱的，在战争状态下更是不堪一击。并认为燃料电池将是21世纪电力行业的主力军，从现在开始，"大机组、大电网、高电压"的模式再也不能继续发展下去了。本文还认为台湾局势对大陆电力系统安全运行提出了新的挑战，掌握和发展燃料电池发电技术是事关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建议由国家科技部、国家发展委、国家经贸委牵头，根据国家长远发展需要出发，制订规划，组织有关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国家电力公司、石油集团、石化集团及机械制造等工业部门参与研究开发，集中研究力量，加大经费投入，促进燃料电池发电技术的实用化、产业化。 1、科索沃战争及近年来美国西部大停电、马来西亚全国性大停电、台湾发生的三次大停电事故给我们的启示 科索沃战争实际上以南联盟的失败而结束了，战前人们预料的北约必须出动地面部队才能结束战斗、有可能又是一场越南战争的情况没有出现，北约仅靠78天的空袭就迫使南联盟屈服了。在这里我们必须充分注意到美国用石墨炸弹破坏南联盟电力系统，从而破坏南联盟国民经济，造成南联盟人民生活陷入极大困境在结束战争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电力工业属技术资金密集型行业，电能生产、输送、使用是在同一时间内完成的。现代电力系统的主要特征是"大机组、大电网、高电压"，运行技术复杂、管理水平要求高。电网上任何一点的故障所产生的扰动都会以光的速度波及开来，严重的故障可能会引起大面积停电甚至全网崩溃，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今年7月29日23时30分，由于台南县关庙乡附近山崩，压倒台电第326号高压输电线铁塔，使得嘉义及台南的两条输电线路跳闸所引发的台湾全岛大停电，至少造成上百亿元新台币的损失，并导致岛内民众一片惊慌。1996年7月2日、8月10日在美国西部连续发生的大停电事故和1996年8月3日马来西亚发生的全国性大停电事故，以及台湾1995年5月24日、8月5日、1999年7月29日发生的三次大停电事故，损失惨重，教训沉痛，给以大电网集中供电的现代社会敲响了警钟。科索沃战争和上述大停电事故告诉我们：以"大机组、大电网、高电压"为模式的现代电力系统是非常脆弱的，在战争状态下更是不堪一击！大电网大面积停电所造成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从现在开始，"大机组、大电网、高电压"的模式再也不能继续发展下去了！ 如何保证大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如何保证电力的连续生产、稳定供应成为下世纪电力工业面临的重大课题。在这里我们要指出：分散电源供电系统-燃料电池发电厂由于其巨大的优越性将成为21世纪电力行业的主力军，掌握和发展燃料电池发电技术是事关国家安全和中华民族振兴的重大问题；是事关我国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占领21世纪电力工业技术制高点的重大战略课题。 2、燃料电池发电技术发展简况 2.1 燃料电池的工作原理及特点 燃料电池（Fuel cell）是一种不经过燃烧直接以电化学反应方式将富氢燃料的化学能转化为电能的发电装置。其工作原理与一般的电池相似，基本上由电子导电的阴极和阳极及离子导电的电解质构成。在电极与电解质的界面上电荷载体由电子变为离子，在阳极（燃料电池的负极又称燃料极）进行氧化反应，在阴极（燃料电池的正极又称空气极）进行还原反应，燃料扩散通过阳极时失去电子而产生电流。当外部不断地输送燃料和氧化剂时，燃料氧化所释放的能量也就源源不断地转化为电能和热能。 燃料电池被称之为继水电、火电和核电之后能持续产生电力的第四种连续发电方式，有着传统的火力发电难以比拟的诸多技术上的优点。 首先，燃料电池属于能量直接转换的装置，效率很高。各种燃料发电的平均理论效率在90%以上，应用中因电解质的电阻以及阴阳极的化学反应阻力，实际效率也均在50%以上。如果进一步将化学反应中产生的热能加以利用，燃料电池的总效率可达到80%以上。 其次，燃料电池的环境兼容性好。由于整个能量转换过程中没有燃烧，CO2的排放量比常规火电减少40-60%，SOX和NOX的排放量更低，比火电减少90%以上。同时，能量转换的主要装置无运动部件，因此噪音极小。据测试，在已建燃料电池电厂外9米处的噪音仅为60dB。 第三，设备可靠性高，对负荷的适应能力强，可以无人操作。燃料电池过载运行或欠载运行都能承受而效率基本不变，负荷变化时响应速度很快。可以直接建在终端用户附近，没有庞大的输配电网络，供电可靠性高。同时节约大量的输配电设备费用并减少损耗。 第四，燃料来源广、建设工期短、使用方便。由于是组件化设计，建厂时间很短（平均仅需2个月左右）。电厂不需大量冷水，占地面积极小（几十平方米即可），加上无污染无噪音，选址几乎没有任何限制。可用来发电的燃料种类众多，甲醇、煤气、沼气、天然气、含氢废气、轻油、柴油等均可。 从以上这些突出的特点可以看出，燃料电池是一种高效洁净方便的发电装置，非常适合作移动、分散电源和接近终端用户的电力供给，尤其适宜应用于重要的政府与军事等部门。随着燃料电池的商业化推广，其成本价格会迅速降低，民用市场的前景也将十分广阔。 2.2 燃料电池的主要类型 燃料电池的种类不少，按使用的电解质不同分类，主要有磷酸燃料电池（PAFC）、熔融碳酸盐型燃料电池（MCFC）、固体氧气物燃料电池（SOFC）和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PEMFC）等。 PAFC型燃料电池 磷酸燃料电池（PAFC）电解质采用磷酸H3PO4。磷酸化学稳定性好且容易得到，利用磷酸的燃料电池工作温度适中（200℃左右），容易实现大型化应用。 磷酸燃料电池（PAFC）是目前技术最成熟、应用最广泛和商业化程度最高的燃料电池。 MCFC型燃料电池 熔融碳酸盐型燃料电池（MCFC）的电解质为碳酸盐Li2CO3-K2CO3，以氢气为燃料，氧气为氧化剂，负荷电流密度150mA/cm2，单个电池电压达到0.75-0.85V。工作温度高至650℃左右，不需要低温电池必须的铂系催化剂，而且对燃料的纯度要求相对较低，可以在电池内重整燃料。高工作温度加速了化学反应速度，减少了极化损失，效率提高到55-58%，高温度的排放气体可用来进行热电联产或与汽轮机联合循环，总效率更可达70%及更高。所以设备比PAFC型相对简单，价格也有优势。 MCFC型燃料电池的商业化比PAFC型晚近10年，要解决的关键是寿命问题，即在高温下液态电解质的腐蚀与渗漏问题。 SOFC型燃料电池 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SOFC）使用高温下成为氧离子导体的陶瓷（氧化锆系等）为电解质，因此不会出现电解质的蒸发和析出，也没有电解液引起的材料腐蚀和电极析出等问题。工作温度900-1000℃，具有效率高（50-65%）、出力密度大、结构简单、寿命长等优点，可用于替代大型火电。缺点是必须有能适应高温的材料和较高的制造技术。 PEMFC型燃料电池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PEMFC）也称为固体聚合物（有机膜）电解质燃料电池，相对于其它几种燃料电池发展较迟。工作温度50-100℃，启动快，固体有机膜的电解质不怕震动。实际应用效率可达80%以上，具有高比能量和比功率及低温快速启动等特点。 2.3 燃料电池技术的发展概况 1839年英国的W.Grove在实验室里验证了燃料电池的工作原理。但直到1939年苏格兰的F.T.Bacon才第一次用KOH水溶液制造出了燃料电池，工作温度100℃，电池电压0.89V，电流密度13mA/cm2。以后美国联合技术公司（UTC）购买Bacon的专利，率先开发燃料电池技术，并于1984年成立国际燃料电池公司（IFC）。 燃料电池技术最初的应用开始于本世纪60年代的航天技术上。采用碱性电池AFC，但由于其应用条件较苛刻，必须使用纯氢和纯氧且微量的CO2即令电解质变质，随后开发了磷酸型燃料电池PAFC。PAFC是目前技术最成熟商业化应用最广泛的燃料电池，价格已降低至1500美圆/kW，美日欧等国投入运行的PAFC型电站已超过百座，最大容量者为东京电力公司的五井电厂（11MW）。 PAFC的缺点是它需要贵重金属铂做催化剂，还需要外部的燃料处理器来重整燃料以提高含氢量，降低了电池的效率并增加了费用和占地。因此，七十年代末开始开发被称为第二代燃料电池的熔融碳酸盐电池（MCFC）。MCFC工作于高温600-700℃下，燃料的重整在内部进行从而提高了效率降低了成本，可用于大规模发电。目前有2MW级验证电站于1996年开始在美国Santa Clara运行，其建设周期仅2月，占地400m2，距厂房9米处噪音低于60分贝，发电效率53.7%，燃料使用天然气和液化气，单位造价1700美圆/kW。 固体电解质型燃料电池SOFC被列为第三代燃料电池。具有高效率寿命长的优点，目前正进行kW级的试验工作。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PEMFC）是近几年研究最广泛、技术发展最为迅速的燃料电池。由于电解质采用高分子膜，具有构造简单、启动快、常温工作的优势，最适宜为汽车等交通工具提供无污染的动力。加拿大Ballard公司在1994年研制出可载75人的PEMFC型电动客车，连续行驶里程超过400公里。 目前，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经济发达国家都在投巨资研究开发燃料电池发电技术。美国政府及众多企业每年投资达数亿美圆，以UTC及其派生出的IFC技术最为先进，IFC和日本东芝公司于1990年成立的ONSI公司生产的PC-25型设备应用最广，产品遍布美日欧。日本的富士电机、东芝公司、三菱电机等公司在政府支持下，自六十年代开始，继美国之后大力研发燃料电池技术，运行中的电站仅PAFC型即超过100座，装机30MW以上。欧洲各国，加拿大，韩国等国家由政府和企业界合作，也在燃料电池研究与应用上取得诸多进展。 我国在60年代就开始了多种燃料电池的实验室研究，70年代曾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研究燃料电池用于空间技术，此后研究工作有很长时期的停顿。最近几年，科学界和企业界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重新将目光投向燃料电池技术，尤其在PEMFC技术方面已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由于刚刚起步，国家和企业投入资金极为有限（仅为千万元人民币级），且研究力量分散各处，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尤其是难以将取得的成果进行实际应用试验。 2.4 燃料电池发电方式与火力发电方式的技术经济比较 燃料电池发电的高效率、无污染、低噪音性能符合未来工业的发展趋势，其简单的运行方式和优越的运行稳定性是火力发电难以比拟的，多种燃料种类和方便来源使燃料电池不存在应用上的障碍。 燃料电池是分散电源，可以直接建在终端用户。没有庞大的输配电网络，不存在网络故障引起的供电中断，供电可靠性大大提高了。燃料电池故障只影响局部用户，没有现代电力系统大面积停电的危险。 从目前看，国外已运行的燃料电池电站的价格大约为1500美圆/kW，考虑燃料电池的环保效益，已具备与火电竞争的资格。燃料电池建设周期短，占地极小，就近负荷安装，节约建设费用、运行费用和维护费用的同时，节约了输配电网络建设费用并减少线损。而在传统火力发电时，由于电站基本上都远离负荷中心，往往需要投入相当于发电设备造价1-2倍的网络建设费用来配套。网络的安全与稳定运行更是时刻困扰大电网的问题之一。 3、从国家安全及战略高度出发认识发展我国燃料电池发电技术的重大意义 3.1 台湾问题给我国电网安全运行提出新的挑战 自李登辉提出"两国论"以来，两岸关系骤然紧张。李登辉提出"两国论"是对大陆反应的一种试探，其目的是为台湾走向独立制造舆论。从李登辉上台以来的种种表现看，其否定一个中国的原则蓄谋已久，其最终目标是分裂祖国实现。这种局面的出现毫无疑问会导致海峡两岸发生一场战争，而这一战争将引发更大范围的战争。也就是说，由于美国长期介入台湾问题，和台湾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并且美国明确表示反对中国政府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所以一旦两岸发生战争，可以肯定美国将站在李登辉一边，陈兵海峡直接和中国政府进行军事对抗。最近，竞选美国下届总统的小乔治.布什就声称将用武力保护台湾的安全。在此情况下，我国不仅仅是面对台湾李登辉的军队，更大程度上是面对美国的强权势力，美国在科索沃战争中使用的石墨炸弹完全可能会投向中国大陆的电力系统。由于大陆电网覆盖区域广、人口多，战争破坏造成的大停电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将更为严重，对此我们必须有高度清醒的认识，万万不可掉以轻心。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电力工业，如何保证电能的连续生产稳定供应？如何避免电网崩溃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已现实地摆在我们国家面前。我们必须制定相应的措施，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很明显，燃料电池作为分散电源供电系统，在战争状态下的可靠性是任何其他系统所无法比拟的。因此加快发展我国的燃料电池发电技术，对保障国家安全，抵御外敌入侵，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3.2 加快发展我国的燃料电池发电技术，占领21世纪电力工业技术制高点，是我国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需要 由于燃料电池具有能量转换效率高，污染极小，用水少、占地小等突出优点，在发达国家已受到政府和企业的高度重视，并成为十分活跃的重要研究领域。美国政府1995年就把燃料电池列为影响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的27个关键技术领域之一，美国时代周刊1995年将燃料电池电动车列为21世纪十大高新技术之首。美、加、日、欧都在投入巨资开发燃料电池，已在国防工业和民用工业等方面取得较大进展。美、加、欧已将燃料电池应用于第三代潜艇，美国有数万台燃料电池发电站应用于宾馆、医院及居民小区，日本已建成11MW燃料电池发电厂。 21世纪将是氢能的世纪，燃料电池作为把氢能直接转化为电能的洁净发电装置即将大规模全面进入社会，从军用到民用，从潜艇汽车动力、卫星飞船电源到城市区域供电，其开发应用前景十分广阔，市场潜力巨大。美国预计：到2017年30%的电能将由燃料电池提供。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能源作为基础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加强燃料电池的研究开发并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意义重大，尤其是关系到我国加入WTO后未来整个能源行业的发展。 我国政府已认识到燃料电池的重要性，但是，组织开发的力度还远远不够。与国外相比，我国的燃料电池研究水平还较低，总的来说仍处于科研阶段，离实用化商业化应用还有较大距离。迄今为止，还没有燃料电池发电站的应用实例，这和我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其主要原因在于：研究力量分散，经费投入少，没有产业界的参与。尽管国家科技部也将燃料电池技术列为"九五"攻关项目，但经费较少，年度经费仅为百万元级，与发达国家数亿美元的投入相比微不足道。承担研究任务的也只是中科院等少数科研院所，没有企业的介入，很难形成产业化的趋势。而美、加、欧、日则有数十家专门研究开发、生产制造燃料电池的公司，如加拿大的Ballard公司，其资产已达10亿美元。 从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需要出发，我国必须大力发展军民两用燃料电池发电技术。为了促进燃料电池发电技术的实用化商业化研究开发，建议由国家科技部、国家发展委、国家经贸委牵头，根据国家长远发展需要出发，制订规划，组织有关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国家电力公司、石油集团、石化集团及机械制造等工业部门参与研究开发。集中研究力量，加大经费投入。除国家加大研究经费投入力度外，各大电力、电气、汽车、石油、石化等企业也应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从事燃料电池发电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应用工作。比如国家电力公司系统，1998-2000年城乡电网改造总费用达3000亿元，可否从中拿出10亿元用于燃料电池发电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应用工作？ 下世纪头十年，将是燃料电池发电技术商品化、产业化的重要阶段，其技术实用性、生产成本都将取得重大突破。分散电源供电系统-燃料电池发电厂必将在21世纪内取代以"大机组、大电网、高电压"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电力系统，成为电力行业的主力军。而燃料电池的普遍推广应用，必将在能源及相关领域引发一场深刻的革命，促进新兴产业的形成，带动国民经济高速发展。对能源领域的这场革命，政府、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都必须给予足够的认识和重视，准确把握它所带给我们的机遇和未来。针对电力工业，我们不应过分强调发展更高的电压等级、更大的单机容量以及大区电网互联等。适当控制单机容量、电压等级、电网规模的发展，而应将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到燃料电池发电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应用上来，使之早日实用化产业化，为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服务。 国家安全论文:国家安全观的终结？——新安全观质疑 内容提要:冷战结束以后,国际社会面临更为复杂的安全挑战,传统的以国家为本位的军事安全只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众多安全问题之一,人们的安全观念正在发生重大转变。对此,国内外学者提出了新安全观等概念来解释这一现象。然而,对新安全观的强调却易使人们对安全问题的认识发生误解和偏差,忽视或淡化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问题,甚至有贬低传统安全之虞。本文从国家安全的缘起、认识安全问题的不同视角及安全观形态的转变等方面入手,对安全问题展开了有针对性的论析,确认了国家安全观的核心地位,并依据冷战后安全问题的新发展,分析了新安全观的理论和现实困境,提醒人们警惕忽视传统国家安全的现象。 关键词：国家安全观　安全困境　新安全观 冷战结束以后,由于苏联的解体和美苏对抗的消失,军事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相对下降。与此同时,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和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使国际社会面临着更复杂的安全挑战,传统以国家为本位的军事安全只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众多安全问题之一,人们的安全观念正在发生重大转变。国内外学者敏锐地注意到这一变化,并提出综合安全、全面安全、新安全观等概念来解释这一现象。这一解释使人们对安全问题的认识容易发生误解和偏差,易于忽视或忘却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问题,甚至有贬低传统安全之嫌疑。笔者拟从国家安全的缘起、分析安全观的不同视角及国家安全观的转变形态等方面探讨现今国家安全的地位,并对新安全观提出质疑,以便更加准确地认识冷战后安全问题的新发展,同时提醒人们警惕忽视传统国家安全的现象。 一　国家安全的缘起与传统安全观 以国家安全、军事安全为核心的安全观古已有之,但其含义与今天的安全观相比已有很大的差异,因此,要认识传统安全观,还得从国家安全的缘起和含义说起。 （一）国家安全的缘起 国家安全问题早已存在。中国历史上就存在古代国家安全观。当时的国家安全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含义,即统治者政权的安全和外来侵略引起的“国家安全”问题。“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属前一类安全,“战国七雄”、“春秋五霸”及“三分天下”等指的是后一种安全。古代欧洲也曾出现过两种不同的安全问题。恺撒被刺后的罗马政局变化属前一种安全,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及古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的布匿战争属后一种安全。现代的国家安全则起源于欧洲。17世纪,欧洲在王权摆脱了教权的控制后,又陷入了领土和国际权力的争夺,君主国之间兵戎相见,国家没有安宁可言。领土没有保障,民众常常成为战争的牺牲品。大国干涉他国内政是常见现象。与此同时,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垄断资本的扩张,欧洲国家间因对外扩张、扩大对外贸易和投资及抢占新领土而发生了一系列战争。为了使民族国家能享有主权独立和安全保障,1648年欧洲在三十年战争结束后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国家主权的存在有了法律上的依据。在国际上,该和约第一次从法律上肯定了各诸侯国的主权地位,规定缔约国不得破坏和约条款,对违约国家可以实施集体制裁,罗马教会不再享有任意干涉各民族国家内部事务的权利,王权因此脱离了神权的束缚。这也是以国家主权为核心的现代国家安全的缘起之时。 （二）传统国家安全的含义 传统国家安全的含义大致可归结为:第一,国家安全是军事安全。在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安全即国防的观念影响很大,安全受制于国家之间的军事冲突,各国为保卫领土和扩大边界而扩军备战。加强军事实力是世界所有国家主要的安全手段。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本能地考虑的是自己会不会被他国所威胁,自己需通过“自助”的方式来防止这种威胁的出现。因此,按照传统观念,国家安全主要涉及的是军事问题,①国家安全是军事安全,即国家军事力量是否强大,是否面临军事威胁。第二,国家安全是保卫国家领土、边界不受到侵犯。在历史上,中外国家均为扩大边界和保护边界而战。第三,国家安全是保护自己的国民和政权组织。保卫国民不受外来侵犯是国家成立的最初动因之一,因为当国际社会处于丛林状态下,国家的首要任务是保护自己的财产和成员免于外来干扰。政权是国家的四大要素之一。如果没有政权,就不可能将抵御外敌和惩罚各类犯罪的力量集中起来,臣民同样处于不安全状态。第四,国家安全是指国家主权不受到威胁。国家主权属近代概念,源于欧洲,是在欧洲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才有的,这也是传统国家安全观与古代国家安全观的主要区别。第五,安全主要是客观安全问题。有学者认为,安全包括主客观两个方面。所谓安全,就是客观上不存在威胁,主观上不存在恐惧。②其实,安全主要是客观安全问题,与心理的关系不大。无论你是否恐惧,威胁就是威胁,安全就是安全。主观安全可能是假想的、臆造的,有可能是不存在的威胁,如果没有安全威胁,恐惧是没有必要的,这种对不存在的“威胁”的恐惧感是一种心理上的反应,而不是安全威胁,因为事实上这种威胁根本不存在。“中国威胁论”就属这种恐惧感,是制造出来的恐惧感,中国的崛起被安全化(securitization)了。③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一直在谋求和平崛起的道路。同样,如果没有恐惧感,只要威胁存在,也是不安全的。如在二战前的绥靖政治,当时欧亚已存在巨大的法西斯威胁,尽管英国、法国及美国等国家领导人没有恐惧感,然而威胁并没有因为他们没有恐惧感就不存在。事实上,这些国家均受到了法西斯国家的打击。因此,假想威胁有两种情况,即事实上存在的威胁(不安全状态)和事实上不存在的威胁(安全状态)。假想安全也有两种情况,即事实上存在的安全状态和事实上不存在的安全状态。 （三）国家安全与传统安全观 到15世纪末,在反对罗马教会干涉的过程中,西欧逐渐形成民族国家,然而当时各种分裂因素和国外的干涉势力依然存在。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加强王权,近代国家主权理论应运而生。众所周知,法国著名政治思想家让·布丹首先提出了国家主权理论,他认为,国家主权是“不受法律约束的、对公民和臣民进行统治的最高权力”,国家主权是绝对的、永久的、不可分割的和不可让与的,除了受制于自然法则之外,主权的行使不受限制。荷兰著名法学家格老秀斯则从国际法的层面发展了国家主权理论。他认为,所谓主权就是国家行为不受另外一个权力的限制。主权国家平等相待,战争被证明只是用来保卫主权的。①目前主要有两种国家观,即“国家主权无限论”和“国家主权有限论”。从当今国际关系的现实来看,“国家主权有限论”较符合实际。 总之,传统安全观将安全理解为国家安全,坚持国家安全至上主义。它以传统现实主义理论为基础,认为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国家是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体,国家的国际目标是谋取最高权力。国家安全也主要限于军事领域,军事实力是维护国家安全的主要手段,国家的军事力量越强大,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也越强。 二　分析安全问题的三重视角———国家安全观是核心 在安全问题上,三大主流国际关系学派———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和建构主义的理论观点存在很大差别:现实主义强调权力与安全,理想主义则注重制度、利益与合作,建构主义却看重规范、文化和认同。然而在三大学派关于安全问题的分析中,国家安全占据其理论的核心位置这一点是相同的。 （一）现实主义的安全观 现实主义是安全研究中最为广泛的分析视角,②该理论从马基雅维利关于人性恶的观点出发,认为国家在国际上总想谋求权力。无论国际政治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权力总是它的直接目标。③由于国家安全处于自助状态,国家只有通过自身的努力才能获得安全。只要对手存在,国家就会有安全恐惧感。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现实主义认为,国际经济竞争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日益加大,国际合作开始受到重视,国际制度仅为国家间权力分配的反映,对国际安全的影响有限。国家在最关键的时候注重的是安全,而不是权力。这是新现实主义对传统现实主义理论的重要修正。①具体来看,现实主义强调均势安全和霸权安全,实力不足时可谋取权力均势,实力强大时可建立霸权体系。 均势安全观认为,由于国际关系的现实呈现无政府性、多样性和对抗性,因此,几个主要大国通过结盟、加强军备或削弱对手等手段使各力量之间处于均衡状态,以此来制衡威胁安全的对手。权力均势是传统的维护国家安全的国际自助机制,是各国自发作用的结果。均势是各方利益暂时妥协的产物,随着力量对比的变化,均势状态就会被打破,各主要力量之间会重新组合,达到新的均势。在国际社会处于互不信任的状态之下,有关各方彼此之间相互猜疑,任何一方采取措施都会刺激他方采取反措施,造成国际局势的紧张,出现“安全困境”。在这一背景下,国家安全的维护是一场零和博弈,一方所得为另一方所失,一国的安全建立在他国不安全的基础之上。因此,均势安全状态是一种非常脆弱的稳定状态,是对权力追逐中的稳定。②均势状态中的各方只是获得暂时性的安全,各方处在被他方侵略的恐惧阴影之下,国家之间互为人质。霸权安全观则强调霸权体系的重要性。霸权体系是指由综合国力远大于其他国家并有要求别国做某事的能力(硬权力)的霸权国领导和统治的国际体系。霸权体系与国际安全之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霸权国实力越大,世界就越安全。历史上出现了三种霸权体系,即“古罗马治下的和平”、“英国治下的和平”及“美国治下的和平”,这几种体系是对该理论的有力支撑。按照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的标准来看,该理论始终保持旺势,没有衰微。③用历史的观点看,霸权体系表现出周期性,不平衡发展规律导致重新分配权力,世界走向新一轮的霸权冲突。④ 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新现实主义均强调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这一状态导致国家间的竞争和冲突,国家必须通过自助来维护自己的安全。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活动的主要行为体,国家安全是最重要的目标,①加强军事实力与军事结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主要手段,重视物质权力对安全政策的影响,特别是对某一个特定国家的安全政策而言。②可以说,现实主义理论是地地道道的传统国家安全观。 （二）理想主义(或称自由主义)的安全观 理想主义者从人性善的观点出发,声称要唤醒误入歧途者的良知,要消除国家间的误解,这样世界和平与安全就有希望。他们欢庆国家主权的衰落,寻求通过多边主义超越权力政治、狭隘的国家利益及从根本上超越民族国家本身。③理想主义认为,不能简单地以军事因素等硬权力来衡量一国是否强大,以文化为基础的软权力(想别国做某事的能力)对国家安全的作用可能更大,维护国家安全不仅在于军事力量,文化、制度等因素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也同样重要。理想主义的安全观主要强调通过建构国际制度和建立全球民主制度的方式来获得国家安全,即国际制度安全观和民主安全观。 跟现实主义一样,制度理论也是功利主义和理性主义的。④制度安全观认为,以军事问题为中心的国家安全概念越来越难以准确地反映现实情境,其象征性作用也在下降。⑤安全不应仅仅局限于军事领域和单纯依靠军事实力,通过建立在相互遵守的原则、规范和规则之上的国际制度能够带来真正的国家安全和全球安全。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全球性问题”日益增多及国家间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为全球性的国际制度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国际制度安排可以对国家行为进行规制,并通过谈判、合作达到互信来减少彼此间的恐惧感。民主安全观则认为由人民选举而成的民主国家可通过制度约束阻止战争的爆发,当民主国家间发生冲突时不会诉诸武力,所以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当世界所有国家成为民主国家时,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就会有保障。① 制度安全观和民主安全观的基本出发点是国家安全。制度安全观所建构的是由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谋求通过国家之间的合作摆脱国家安全困境,实现国家安全,国家安全是制度安全观的最终目的。虽然制度主义者强调国际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对国际关系进程影响的重要性,但国际制度一般是国家间谈判的结果,其权力也是国家让与的,国家才是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体。民主安全观则将西方民主制度设计为国际安全的必要条件,西方民主国家的安全才是其追求的最终目标。 （三）建构主义的安全观 建构主义者强调规范、文化和认同。规范表明了各行为体的利益和对利益的认同,文化是由不同规范和认同构成的,认同则是用来指行为者对安全的认知和学习,国家利益不是如现实主义所言由权力界定的,而是由认同安全或身份界定的。②国家有多重的、变化的认同和利益。③建构利益的观念又是被国际体系中的共有观念或文化建构的。④建构主义也承认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只是强调社会建构对国家行为和国家安全的影响,⑤认为这种状态是一种文化,一种观念形态,即所谓“观念的分配”(distributionofidea)。安全文化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以随着环境的变化不断建构的;民族和国家并不是必然趋势,可通过建构而成。同样,安全困境也是国际社会建构的结果。既然如此,国家安全也可以通过建构形成另外的国际规则,如国际安全共同体⑥。国家则可以在相互关系中通过学习扮演、认同自己的角色身份。国家是否安全取决于各方的观念,取决于国家作为不同的身份认同,如对手身份或盟友身份。如果选择作为盟友,彼此是安全的;如果选择对手,彼此就处于不安全状态。 建构主义理论与现实主义、理想主义理论一样也没有跳出国家安全的传统框架,建构主义者提出的安全共同体指的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安全共同体,它没有侵蚀国家的合法性,也没有取代国家。①规范是由国家认同和遵守的规范,认同也是国家对自己身份的认同和国际规则的认同,国家是建构主义分析的主要对象,建构主义着重解释国家为什么会那样行动的原因。②因此,国家安全仍然是其分析国际问题的前提和基础。 三　安全观的三种转变形态———传统国家安全是中轴 冷战结束以后,安全观念正处于巨大的变化之中。安全威胁、安全战略、安全概念以及人们的安全观念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影响安全的非国家因素、非军事化因素正逐渐增强,国家因素有所减弱,安全不再被简单地理解为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安全问题出现了全球化、社会化和人道化趋势,并相应出现了人权安全、全球安全和社会安全等概念,这一趋势大致可归结为安全变化的三种基本转变形态,即从主权安全到人权安全、从国家安全到全球安全及从军事安全到社会安全的转变。 （一）从主权安全到人权安全的转变 传统国家安全观强调国家安全和主权不可分割。人们对国家安全内涵的理解比较单一,过于注重国家主权而忽视个人权利,国家安全等同于维护国家主权和捍卫国家领土。18世纪中叶开始,同质性、单一性的国家观念迅速转变;形式化的国际关系概念成型,标准化的享有公民权利和义务的个人概念和较具体的关于人类的概念成型。③如果说过去主权一直是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东西的话,现在它已不再是如此。国家边界与过去相比,正在不断地变得模糊。④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全球性问题的增多,社会发展中的人道问题的严重性日益显露出来,国际社会因此变得相互依赖,国际人道合作显得更加重要,传统的主权观念难以适应这一趋势发展的要求,安全观念正从以国家为本位的安全观向以人为本位的安全观转变,国家成为维护安全的主要手段,而可能不再是维护安全的最终目的。国家可能无处不在,其触角可以伸到每一个角落和缝隙,但它的结构、进程和政策可能已经远离公民的认同感、历史感和一致感。①个人安全观强调民众不受恐怖主义、种族冲突、社会犯罪、饥饿、环境及专制统治的威胁,强调保护个人的各种权利。只有有了个人安全,才会有国家安全和人类社会的整体安全,过分强调国家安全会对个人安全造成损害。在人类经历了无数的战争的摧残和长期的专制统治之后,以人道为主要内容的个人安全观念也逐步为国际社会所接受,并有可能在各类安全观念中占据主导性地位。 （二）从国家安全到全球安全的转变 在主权安全向人权安全转变的同时,国际关系中的安全观也在经历着从国家安全向全球安全的演变。在过去,由于国家处于自助状态,国家要保护自己的主权、领土、居民和政权不受到外来力量的威胁,要保存自己既定的价值观不受到攻击,国家只有通过单边行动加强自身军事能力来保护国家安全。安全也往往指国家安全,安全被限定于国家范围之内,国家强调本民族国家的安全利益。国家安全的地理边界由国界决定。②今天,国家安全的边界可能无处不在。③随着国际局势的迅速发展,威胁人类生存的各类因素已经跨越国界,这些新的威胁超越了单个国家的能力范围,它们已不再是某个国家的内部问题,而是世界所有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其界限变得模糊,并显示出同等的重要性。④这些变化促使人们突破过去的国家安全观念,要求人们从全球安全的视角来看待人类面临的共同威胁,安全观也从国家为主导向以全球安全为主导的方向演变。 （三）从军事安全到社会安全的转变 安全具有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全两重特性,前者将主权当作终极目标,后者则强调不同认同观念的协调。⑤传统国家安全观过分强调安全的军事层面,国家安全的主要手段就是加强自己的军事能力或削弱对手,而社会安全观则强调安全的综合性、全面性和社会性,国家安全不应仅仅局限于安全的军事层面,单纯依赖军事手段难以保证国家处于安全状态,尤其是当安全的范围急剧扩大,军事安全只是国家所追求的几个目标之一,安全不仅涉及军事,还包括经济、环境、人权等领域时,更是如此。如果国家安全不能保证国内民众的生存条件,那么国家安全就变得没有实际意义。因此,现在各种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产业协会等与国家复杂地联系在一起,对主权的转型都有重要的蕴涵。①当今安全观的含义正在发生另一重大变化,这一变化同样突破了传统国家安全的局限,即安全观念正从狭义传统的军事安全观扩展到整个人类社会的广义安全观,军事安全观正在被社会安全观所取代,这反映了全球化对整个国际社会影响而出现的一个新的趋势,人、民族国家和全球社会在这一趋势中似乎已找到了一条新的安全出路,人类安全观念可能面临一次全新的变革。 从国家安全观基本的三种转变形态可以看出,人类的安全观念的确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也许正处在新安全观念到来的转折时期。过去,太过于强调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而忽视了安全的其他方面,如个人安全、全球安全及社会安全等。由于冷战的结束,全球化的迅猛发展,这些安全问题从美苏军事、政治对抗的背后走上前台,并日益成为影响人类社会生存的重大问题。即使如此,国际关系中的国家安全本位仍将难以改变,只是过去对国家安全、军事安全、主权安全强调得太过了,现在只需将天平的砝码向个人安全、全球安全、社会安全一边稍稍移动罢了。人权安全需要国家安全的保护,全球安全只有在民族国家参与的条件下才能获得,社会安全更不可能在没有国家安全的情况下而存在。因此,主权国家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仍担当着主要角色,传统国家安全观的主导性地位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四　国家安全观的终结?———新安全观质疑 冷战结束以后,人类社会的确正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安全挑战,世界安全的威胁变得更加严重。特别是由于全球化和世界各国相互依存进程的快速发展,国际安全威胁呈现多样化特征。人们日益感到,只注意安全的军事层面已经远远不够,因为全球化带来的众多全球性问题与传统的军事安全一起对人类构成不同的安全威胁,这些威胁已成为许多国家安全战略的优先课题,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严重并难以解决,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世界各国的合作。在当代世界体系之中,越来越多的国家目标的实现因为相互依赖而需要集体行动,如应对生态挑战、国际金融及贸易的竞争与合作以及武器控制和核不扩散等传统安全问题。①众多国内外学者提出的新安全观试图摆脱困扰人类数千年的安全威胁。新安全观的提出是否意味着人类可以走出国家安全困境,意味着国家安全观的终结?其实,新安全观存在着难以逾越的理论和现实困境。 （一）新安全观的理论困境 概而言之,新安全观其要旨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而其理论困境也蕴涵其中。 新安全观是综合安全观。新安全观倡导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多个层面的综合安全,包括经济安全、信息安全、文化安全、生态安全、跨国犯罪与安全、核扩散与安全、民族主义与安全、移民与安全、社会矛盾与安全等等。②这些新型安全问题的提出实际上降低了传统安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因为在新安全观中,传统安全只是众多安全问题之一。另外,综合安全观涉嫌利益即安全的误解。综合安全观太过宽泛,如果将安全的外延任意扩展,将安全等同于利益、好处,安全将变得没有实际意义。有些利益不属于安全的范畴,如投资受损等。综合安全观有将整个国际社会安全化之嫌。安全应涉及个人、群体、国家及人类社会等安全主体的生存与发展等根本性问题,带根本性的利益才是安全。在安全的概念方面,除了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之外,笔者认为,国家安全和非国家安全,军事安全和非军事安全也许是更为准确的概念表达。因此,在全球化进程中,虽然国家安全不能仅依靠增加军备和建立军事同盟来保证,但决不应该因新安全问题而降低甚至放弃传统安全手段。 新安全观强调要抛弃冷战思维模式,提倡安全新视野。新安全观拒绝用对抗、寻找对手及敌友思维等传统思维模式看待当今国际关系,倡导在新的背景下的新模式。如在中日关系上,有学者强调用新的视野来看待两国关系,要有“新思维”,①要进行一场“外交革命”,②要甩掉历史包袱,要搁置历史,③超越历史问题的羁縻显然是可行之举④等等。虽然历史已成为过去,但像生灵涂炭、惨无人道的集体大屠杀等反人性行为往往是难以超越的,心灵深处的创伤恐怕难以抹去。受害者曾饱受日本军国主义的危害,如何让他们超越历史?如果问题没有彻底解决而“超越”,实际上是对军国主义的纵容。 新安全观是“共生共亡”的安全观。有学者认为,在核时代,战争是政治的毁灭,克劳塞维茨所谓的“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观点已经过时。二战后近半个世纪的和平从某方面说是在核武器阴影下得以维持的。战与和的意义因此发生重大变化,战则皆灭,和则共生。零和游戏不再适用了。⑤实际上,“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观点并没有过时,零和游戏依然在发生作用。如进行有限的核战争、常规战争、地区战争及核威慑等仍能达到政治目的。从冷战时期和冷战结束以后的国际关系来看,在许多情况下,美国通过战争和军事威慑同样达到了政治目的。 新安全观是“俱损俱荣”的安全观。随着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和相互依存的日益加深,国家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信息和互联网络的发展使这一联系更加紧密。各类信息的快速传播、资本的瞬间转移及经济关系的联动反应等,被许多学者称之为“蝴蝶效应”,或称之为“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国际现象。他们由此得出结论,国家之间不再是零和博弈,而是双赢、多赢、共赢的局面。冷战结束以后,一些国家的政治家、学者开始将此归入安全的范畴,并称之为经济安全,将其作为新安全观的主要内容之一。然而,这一观点与冷战结束以后的国际关系现实有相当的背离。的确,许多时候经济上会出现“俱损俱荣”的现象,但也有一些时候并非如此。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开始走出经济发展的底谷,并出现连续110多个月的快速增长,可欧洲、日本却一直没有摆脱经济发展的困境。在发展中国家,除中国之外,很少有国家能与美国“俱荣”,“蝴蝶效应”似乎失效。 新安全观是“互信、互利、平等、合作”的安全观。其实,在国际社会,绝对的相互信任几乎是不可能的,互利互惠是一个博弈过程,国家之间的平等更不可能做到,合作是有限度的。仅就相互信任而论,新安全观认为,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相互信任是维护国家安全的保证,共同利益是国家合作的基石,没有共同利益的国家之间只会相互疑虑和猜忌。只有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国家间才能长期合作,和平才能持久。这一观点存在四大疑问:第一,由于各国发展的程度不同,战略目标各异,共同利益很难持久。第二,即使存在长期的共同利益,国家间的互信也不太可能长期维持。旧的猜忌消失了,新的猜忌又会重新开始。互信是一段时间的,甚至是暂时的。第三,任何安全措施都不能消除有关国家的不信任感,国家利益仍是各国制定对外政策的核心依据,是各国采取国际行为的主要动因。因此,在涉及国家根本利益冲突时,各国的妥协就更加困难,如领土之争。冲突的危险依然存在。第四,互信观点的提出本身就表明当今世界处在一种互不信任的状态。 新安全观强调个人安全、群体安全和全球安全的统一。冷战结束以后,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国际交往更加频繁,个人的生存和发展、各类人群群体的生存和发展(如一些非政府组织等)与全球整体的生存和发展等变得同等重要,因此,强调个人安全、群体安全和全球安全的统一是非常必要的。不过笔者对此还是有些异议:其一,国家安全不能仅作为群体安全的一个方面而被其“湮没”,应将其突出出来,甚至仍应着重加以强调,否则,易于让国人忽视国家安全而丧失警惕。其二,强调三者安全的统一容易造成个人可以作为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误解。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个人总是归属于某个集体,或国家或民族或某个组织等。某些特殊身份的个人尽管对国际关系产生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但个人无论何时均不可能成为国际行为体。而国家只要不消失,将一直会是国际社会最主要的行为体。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民族国家依然是国际社会的主角,国家安全仍将是各类安全问题的核心所在。 (二)新安全观的现实困境 新安全观表现出善良的目的和良好的愿望,然而这并不能掩盖其观点缺失,其主要问题不可忽视,主要表现在太过理想化,与当今国际关系的现实有很大的出入,世界仍深深陷入安全困境之中。 安全困境之一———美国单极霸权与多极化趋势的冲突。美国仍旧突出强调它的军事实力、地缘政治优势等传统安全目标,谋求美国及盟国的“绝对安全”,损害别国的安全。美国在其拥有巨大军事优势的条件下,仍然强调核威慑,推进导弹防御体系及实施先发制人战略等。美国还继续增加军费,以取得和保持其在军事力量方面的“绝对优势”,实现“绝对安全”。美国继续与日本、韩国等国结盟,在亚太地区驻军并承担军事义务,扮演地区军事力量“平衡者”的角色。美国还谋求将亚太经合组织扩展到安全领域。美国已部分实现了安全目标,如联合反恐,但仍然坚持强调其军事力量和强化军事集团实现其安全目标的冷战思维方式,随意采取军事手段来解决它所声称的“恐怖活动”、“武器扩散”及“地区冲突”等安全问题。2003年3月爆发的伊拉克战争也再次证明国际安全困境依然存在。 安全困境之二———全球军备竞赛与军事威胁。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军事因素在经过前一时期的沉寂之后,其影响日益加强,各主要国家开始加强军事力量,军备竞赛的范围有所扩大。军备竞赛加剧,国际间增加军费开支和加速高科技武器的研制都是不争的事实。①美国可以说是穷兵黩武。1999年,美国国防部制订的军费增长预算使其2000—2005年的国防投入均高于预先计划,并增加军费1000亿美元。2002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了3830亿美元的2003年军费预算,这还不包括伊拉克战争花去的500亿美元。2003年9月7日,布什要求国会追加870亿美元的拨款用于反恐。1999年,俄罗斯在财政紧张的情况下,把国防预算由占GDP的2.8%提高到3.5%,欧盟、日本和印度等国家的军费预算也都有所提高。2002年度全球军费开支增幅为6%,达到7940亿美元,占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2.5%,人均125美元。与此同时,有关国家重新反思军事安全战略,继续推动战略武器的研制,更加重视其核武库的小型化、安全性和可靠性。因此,人类并没有完全摆脱军备竞赛的现实困境。 安全困境之三———地区冲突与国际安全的两难。地区冲突是当今国际安全冲突的中心问题之一。冷战结束以后,每年全球有几十起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发生。从1991年至1997年间,世界上各种规模的地区战争和冲突共计245次,年均约35次,其中新产生的共计73次,每年约10场次。②1999年发生了40次地区冲突。进入新世纪,全球三大地区冲突中心,中东、南亚、朝鲜半岛等地的地区冲突不仅没有丝毫缓和的迹象,反而还有愈演愈烈之势。自印巴1998年核军备竞赛引起地区局势的紧张之后,两国还一直在试射新型导弹,边界冲突不断。中东局势一直紧张,巴以局势不断面临新的威胁。伊拉克、前南斯拉夫及阿富汗等国家成为地区安全困境的牺牲品。现在伊朗、朝鲜等国家又面临着同样的危险。 安全困境之四———全球性问题与国家安全利益的博弈。全球性问题的出现使人类变得相互依赖。相互依赖的发展可以在重要的政治团体中间产生恐惧感和不安全感。这会影响到国家政策。相互依赖意味着各方都要付出代价。①因此,在解决全球性问题上,国家之间的博弈仍是主调。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日益增多,环境污染、人口爆炸、核扩散、跨国犯罪、恐怖活动以及等问题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挑战。解决这些问题既是为了全球的共同利益,同时也是为了主权国家自身的利益。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各国之间需要进行谈判,由于威胁程度不同,各类问题的紧迫性也不一样,各国的政策和态度也会有巨大的差异,谈判过程就变成了博弈过程,谁该承担更多的义务?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就是这一困境的结果。 (三)新安全观不能取代传统安全观 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国际关系的实践来看,新安全观都不能取代传统安全观。国际安全威胁多样化是否意味着国家安全观的终结?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及人类相互依赖的增加意味着能走出安全困境?其实,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的发展阶段,各国所受到的安全威胁是不同的。发达国家的安全利益和发展中国家的安全利益就有不同的含义,美国的安全与中国的安全也有巨大的差别。很多发展中国家仍面临国家主权受到干涉、领土被侵犯等传统安全威胁,这些国家的主权与发展问题是国家安全的主要问题。中国就存在着国家统一问题,而美国目前面临的主要威胁是恐怖主义问题,欧盟关注的是难民威胁,非洲则面临着种族仇杀、爱滋病泛滥成灾等或旧或新的困境。如果让朝鲜和美国一样去打击恐怖主义是难以想象的,让非洲国家和欧盟一起去解决全球环境问题,和美国一起去倡导全球民主、人权,同样是难以想象的。因此,对国家来说,自身的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它只在必要时,才会去维护国际安全。国际安全表现为国家安全的外延,成了国家安全的一种表现形式和实现手段。一般说来,在安全问题上国家都是“自私”的,它们是不会无条件地去“利他”的。如果国家认为某种国际安全对 其有害,它是一定会加以反对的。①因此,面对威胁,国家一般会本能地套用传统的行为手段和模式来维护国家安全。从冷战结束以后的国际局势来看,国际关系中单极与多极之间的零和博弈状况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国家仍会陷入安全困境之中。主要国际政治矛盾是大国间的战略矛盾,是美国称霸与大国反霸之间的冲突,②这进一步说明当今国际社会仍没有摆脱安全困境的束缚。 从安全的含义和起源、分析安全的不同视角及安全变化的三种转变形态可知,传统国家安全、军事安全仍处于各类安全问题的核心地位,新安全观本身存在着理论和现实困境。总而言之,在当今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放弃军事安全考虑,美国没有放弃,日本没有放弃,欧盟没有放弃,俄罗斯也没有放弃,中国能放弃?虽然世界的未来存在和平与战争两种变化趋势,但未来大国间爆发战略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我们一定要坚持两手准备,未雨绸缪。笔者并非反对新安全观,而是提醒大家不要忽视传统安全观的地位和作用。笔者也认为,提出新安全观、综合安全观是非常有意义和战略眼光的,它告诉我们世界和国家面临着更多的、更加复杂的安全威胁,并提出了走出安全困境的新思路。但我们决不要因为新安全观的提出而降低传统安全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居安思危”,中国的先哲早有警示,切切不能忘记。坚持传统安全观虽然传统,但传统有时比“革新”更有价值和意义,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也许有朝一日,人类真能摆脱动物本能,不为名利所诱惑,地球人成为善人,善为人类的惟一本性,世界真正出现永久和平的局面,那当然也是笔者所向往的理想境界。不过,到那时,人类可能已不再属于人类了,而是所有人都达到了“佛”的新境界。 国家安全论文:浅谈全球化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国家安全哲学范式 【关键词】现代主义　国家安全哲学范式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　新安全观 【内容提要】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考察了现代主义国家安全哲学范式的理论基础、发展阶段和根源，批判了强力意志论、主客体对立的二元论、机械唯物主义、孤立主义和利己主义，提出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国家安全哲学范式，主张相互合作、主客体统一、和谐以及创造性奉献价值观，以有机主义哲学观来处理国家间关系。我们要吸收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国家安全哲学范式的合理成分，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安全哲学新范式。 在全球化时代，不同国家之间怎样相处?怎样保卫国家的安全?这存在着不同国家安全哲学范式的较量。为了使全球化健康发展并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必须批判现代主义的国家安全哲学范式，借鉴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国家安全哲学范式，确立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哲学范式。 一、现代主义国家安全哲学范式的批判性考察 国家安全的哲学范式就是国家安全的最一般观点、理念、方法、运行模式及其附属工具的总和。它包括国家安全观所赖以建立的世界观、方法论基础，对国家间利益关系进行处置的思维及实践模式及其运用这个模式达到本国目的的手段。有些手段、工具是物质的，如核武器、巡航导弹、隐形飞机、航空母舰、人造卫星等，但它们的设计、制造及运用都是附属于国家安全的哲学范式的，是国家安全观点范式的对象化，是国家安全观的显现和在场化。 在人类的近现代历史上，支配人类历史进程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安全哲学范式是现代主义的。正是这种现代主义的国家安全哲学范式导致了掠夺和相互争夺的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及其随后的冷战就是明证。而这种现代主义的国家安全哲学范式的理论基础在于西方近代以来的主体客体二元分裂与对立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 现代主义国家安全哲学范式的核心理论基础是救世主义的强力意志论。美国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大卫·雷·格里芬指出：“现代范式的一个灾难性的特征是，它使得强制性的力量成了一切变化的基础。”信奉强力就是一切的现代主义的国家安全哲学范式是不断发展的。第一阶段是初始阶段。在这一阶段，人们和社会无法摆脱上帝的纠缠，把无所不能的上帝看成是一切力量和运动的源泉。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者有笛卡尔、波义耳、牛顿及唯意志志论的先躯者们。由于把上帝看成是真理和秩序、安全的化身，维护上帝被看成了维护真理和安全的同义词。“这样一来，消灭自己的敌人就是在消灭上帝的敌人。’于是，一些资本和集团就打着维护真理和正义以及维护上帝权威的旗号发动掠夺战争和侵略战争，进行殖民扩张。现代主义国家安全哲学范式发展的第二阶段是社会达尔文主义阶段。在这一阶段，现代主义安全观公开奉行的原则是丛林原则。 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人们逐渐看到了世界的物质运动规律，自然科学越来越深入人心，尼采的强力意志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正是近现代帝国主义弱肉强食理论和行为的哲学范式。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急速增加并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这时，先行帝国主义已广泛占有了大量的殖民地和海外市场，后发的帝国主义要扩大国外市场，就必然要从先行帝国主义手里争夺，这就产生了社会达尔主义流行的社会基础。 这种现代主义国家安全哲学范式来源于二元论和机械唯物论的自然观以及利己主义的伦理观。大卫·雷·格里芬指出，机械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认为，“自然完全是由无生命的物质构成的，它缺乏任何经验、情感、内在关系，缺乏有目的的活动和努力。”“它没有任何内在价值”，自然世界是“祛魅的”的世界，是僵死的、无生气的，无主体的、无生命的神性。这种现代主义的世界观，运用到社会领域就产生了两种灾难性的后果，一是激进的“人类中心主义伦理学”。这是一种“掠夺性的伦理学”。它的原则是，“人们不必去顾及自然的生命及其内在的价值；上帝明确地规定了世界应由我们来统治(实质上是掠夺)。”这种二元论的世界观导致人人都希望在对自然界的自由掠夺中最大限度地掌握和控制世界的“自然资源”，个人与个人、公司与公司、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便加剧了。现代主义自然观运用到社会领域导致的第二个后果是“日益增长地把他人、尤其是妇女和‘未开化者’当客体对待的倾向。”把世界的某些部分仅仅看作是全然缺乏内在价值的神圣性的客体，久而久之，使得人们很容易习惯于把他人、妇女和有色人种当作客体来对待，剥夺他们的人权，甚至被用来证明有必要对“原始人”实行奴役、直至杀戮，以便使自我标榜“人性充分发展”的欧洲人(包括美国人一一笔者注)去占据和发展这个星球。除此之外，现代主义世界观使“世界的祛魅”带来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人与自然，从而是人与人的异化关系。由于人对自然的无限掠夺，贪得无厌，一方面，人与自然的关系日益对立，自然环境日益恶化，使人感到“恶心”、“烦”和“畏”，存在主义揭示了这一异化状态；另一方面，技术工具理性主义排斥了价值理性，人与人彼此也严重异化，人与人之间互相视为客体。这种工具理性使人丧失了生活的价值目标和意义，导致吸毒、恐怖活动、邪教等反社会现象的出现，从而引起社会的动乱，危害国家安全。 现代主义范式对世界和平与安全产生威胁的另一重要根源是利己主义的社会存在观和人生观。现代主义从还原主义的视角看人，把人看成纯自然的生物人，把人的目的、价值、主动性、创造性加以贬低和还原，归结为一种性欲，认为“人是经济动物”，除了自己的性欲和纯经济利益之外，没有任何价值目标。这种性欲和经济动物的行为取向支配人与人、国与国的关系。利己主义人生观导致现代主义的政治家到处寻找自己的敌人，即使没有敌人，也要树几个敌人或制造出敌人来，并以此作为自己争霸世界、到处侵略的借口。 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国家安全哲学范式 摧毁的目的在于建构，批判的目的在于创新。在批判和颠覆了现代主义国家安全哲学范式以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系统地论述了自己的国家安全哲学范式。 1．重新规范力量的本质，摒弃强力中心论，主张“事物的本性在于合作” 与现代主义把上帝作为外在强制力量相反，建设性后现代思想产生了一种新的态度，它放弃使用上帝这个词，而使用“神圣实在”这个概念，认为“这个神圣实在是我们的创造主，但并不是外在的单方面意义上创造主”。他“从内部激发我们，催促我们去以最理想的方式创造自己，它通过给我们一个梦而不是一个推动力让我们行动起来”。人们模仿这个神圣实在就是去给他人提供一种精神动力即梦想，有了这种梦想，就能激发人们最深厚的创造性潜能。 在排除了上帝这个外在的强力实体后，(建设性)后现代思想“还把生活的基本关系描述为非强制性关系，指出在事物的本性中合作比竞争更为基本。”虽然社会生活中确实存在着强制性关系和激烈的竞争，但认为它们“是派生的，从属的”。格里芬强调，“拥有后现代意识就是去发现和感受合作性的、互助的、非强制性的关系。”与此相适应，在社会关系行为准则中摒弃暴力，不再把暴力视作达到目的理想方式。通过拒斥强制性关系和暴力论，提供社会行为主体间的合作、互助、团结、和谐，共同促进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从而更好地促进国家安全。 2．反对现代主义客观对立的自然观，主张主客体的统一和谐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指出，现代主义的强制性关．系理论以主客对立的二元论为基础，造成人与自然、从而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对抗、奴役和战争。要克服人与自然、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间的对立、对抗，就要摧毁和颠覆这种主客对立的二元论，走向统一和谐论，使“后现代世界观占据主导地位”。在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看来，任何事物都不仅仅是任人宰割的客体，所有的人和事物都应被视为体现着神圣性，只有在这种新世界观的基础上，人类才有可能建立一种新伦理学，以扭转现代性的掠夺性和容易导致战争的趋势。 由于现代主义的自然观，主张“自然的祛魅”，其产生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人与自然的那种亲切感的丧失，同自然的交流之中带来的意义的丧失”，为了防止这种恶果的出现，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主张“自然的返魅”。而要使“自然的返魅”，就要赋予自然以自主性，与人类是平等的关系，而不是掠夺和被掠夺的关系。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把人与自然的和谐的主张进一步扩展到社会，要求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不仅要尊重自然，同自然和平共处；同时也要使社会共同体的成员之间和平共处，建立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发展出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伦理学。” 3．摒弃现代主义片面的人性观和孤立的存在观，主张以创造性奉献为主的价值观，强调人的多样性内在联系大卫-雷·格里芬明确指出了现代主义国家安全哲学范式的片面性，认为这种哲学范式是建立在“片面的人性观”之上。在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看来，“我们是创造性的存在物，每一个人都体现了创造性的能量，人类作为整体显然最大限度地体现了这种创造性能量。”我们不仅接受他人的创造性的奉献，同时“我们需要对他人作出贡献”。这是“人类本性的基本方面”。运用这种创造性奉献价值观来看待个人与社会、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就能处理好决策者同个人的关系、强国与弱国的关系、大国与小国的关系。 另外，建设性现代主义反对现代主义孤立地看待主体间的关系，主张生态论的存在观和整体有机主义。现代主义是一种非生态主义的存在观。这种存在观在初始阶段把上帝看成至高无上的主宰者、孤独者，“卓越的存在物”。现代人继承了这一观点，导致人对自然的统治。同时，把人看成孤立的个体，企图“离开他人或群体的利益而实现自己的利益”，甚至打败别人。这是战争的重要根源。与此相反，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要创造一种认为我们彼此相互依存的意识”，用这种有机论的观点来看待主体间的关系，意识到“为他人的利益，为整体的(社会的、国家的、世界的)利益工作，就是在为自己的利益工作”。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主张生态整体有机主义相互内在联系和相互尊重、和谐相处的观点，并进一步把它扩展到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中，要求把它作为“我们新文化范式的基础”，使“一切事物的价值”都得到尊重，“一切事物的相互关系”都受到重视。他们进一步呼吁要行动起来，造就一个安全、自由、民主、和谐、美好的人类社会，使霸权主义、帝国主义、战争销声匿迹。 三、批判吸取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国家安全哲学理念。建构国家安全哲学新范式。促进全球体的健康发展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批判了现代主义的国家安全哲学范式及其理论基础，打击了霸权主义安全观，对全球化时代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它没有也不可能找出现代国家安全范式的阶级和经济根源，不免带有的抽象的人性论和理想主义的色彩，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全球化时代，要保持全球各行为主体的共同安全，就要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安全哲学新范式。 首先，确认全球各行为主体的主体间性，建构各行为主体平等的交互主体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主体意识觉醒，纷纷独立，从政治上确立了其民族国家的主体性地位。政治上的主体地位的确立必须要由经济上的主体地位支撑。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要获得经济上的独立主体性地位，不仅要强调自力更生，独立自主地发展经济；还要在经济和科技上向居支配地位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扩大同世界各个行为主体的交往。这种全球化时代的大交往实践活动，凸显了全球化行为主体的主体间性和主体际性。 全球化主体间的基本原则是主体平等原则。这种主体平等性是主体间性的逻辑规定和“绝对命令”(康德语)，具有逻辑先在性、先验性、普遍性、必然性。在全球化时代，每一国家、民族、地区行为主体要生存和发展，不能脱离另一主体，只有承认另一行为主体的平等地位，以礼相待，才能被对方合理性地承认为主体，相互馈行，相得益彰。 全球化主体间性的行为表征是国际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国际间的一切事务都要由当事国和相关国际组织协商解决。通过协商，充分发扬民主，发挥各个国家、民族和地区等文明主体的智慧，承认各自多样性的主体性，照顾各种主体的利益，调动各个文明主体的积极性。只有如此，才能减少摩擦，避免剧烈震荡，达到共存共荣。 全球化主体间性的内在要求之一是自律性。在互联网时代，全球各行为主体的主体间性要健康的建构，很重要的就在于各行为主体的自律性。这种自律性就是要求各行为主体自觉地按关系实体和精神实体的要求不断检视自己，不做越规和侵犯其他行为主体利益的事，自觉遵守已经达成的国际间条约，不单方面解释、违犯或毁弃条约，一旦发现有违约行为能自行纠正，补偿其他行为主体的损失。全球化主体间性的重要保证是互信性。互信性要求全球各行为主体之间以诚相待，相互尊重对方主体的利益、价值，理解对方行为的正当性、合理性、适度性。主体间的互信性要求，各行为主体的政策、谋划、企图和行动要达到透明化、预告化、信息白箱化。 其次，确立系统整体有机的安全哲学范式，反对“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安全思维。安全是一个有机整体系统，它包括自然生态环境安全、人口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思想文化安全等等。从大尺度空间来说，它包括全球安全、区域安全、国家安全、地区安全等等。每一子系统的安全都与整体系统的安全密切相关。而且它们各自相互交叉、相互渗透，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任何谋求单方面安全的做法都是错误的。如果不重视全球安全和其他国家的安全，只注重自己的单方面的安全，其实就自觉或不自觉地危害了他人的安全，其他主体就会感到威胁。要打破这种自闭性安全循环，必须跳出非此即彼的安全哲学思维范式，确立有机整体的安全思维范式。 再次，确立奉献性和可能性的安全哲学范式，反对孤立主义、自我中心主义、乌托邦主义的安全哲学思维，建立广泛的合作及协作伙伴关系，创建合理合情合法的安全体系力量架构。在全球化加速发展和世界各国联系愈来愈紧密的条件下，在安全哲学范式上，我们主张创造性、奉献性价值观，但要坚决反对乌托邦安全哲学思维，树立可能主义的富有预见性的安全哲学新思维。乌托邦主义的安全思维表现为：只要经济发展了，我国的安全就自然而然有保证了；只要坚持全方位的友好政策，就不会有谁挑战中国的安全；只要不搞军备竞赛，不在外国驻扎一兵一卒，不刺激强权或某些国家，中国就安然无恙。事实上，乌托邦主义的安全哲学思维非常有害，必须加以摒弃。正确的安全哲学思维应当是：既要立足于当前国际安全的现实，又要看到国际安全将来可能发生的种种不良局面；既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以发展为主线，同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搞好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又要看到霸权主义、新干涉主义的本质不会改变，危害世界和平与中国安全的因素仍然存在，有时会恶性膨胀。还要看到，恐怖主义给国际安全包括中国的安全已经带来并将继续带来新的威胁。因此，为了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创造长久的国际和平稳定的环境，我们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大力发展军事高科技，加速推进我军的现代化建设，把我军锻造成保卫中国安全和国际和平的坚固盾牌。 同志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以“三个代表”为出发点，提出和论述了新安全观。而上海合作组织六国创造的“上海精神”即“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世界提出了重要和有益的启示。①党的十六大报告重申要实现国际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树立合作安全观，在合作中求安全。 国家安全论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影响及对策 世贸组织不仅是当今全球最大的多边贸易协调与管理机构、国际经济活动规则的制定者，还是国际经济合作的推动者以及国际间贸易纠纷的仲裁者。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以及全球化进程中的后来者，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为我们提供诸多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将会对我国的国家安全形成严峻的挑战。 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国家安全的态势分析 由于历史原因，世贸组织是一个以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经济理念和文化形态为背景的国际组织，从它的主导思想、组织运作到依据世贸组织条款所达成的各种多边贸易协定，无不带有明显的西方色彩。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游离于GATT/WTO体系之外，再加上较为特殊的政治经济体制、意识形态与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对世贸组织的运行机制和法律规则不甚了解。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为实现国家利益提供更多可能性的同时，也为维护国家安全设置了更多的障碍，从而会对我国的国家安全构成某些现实或潜在的威胁和挑战。 (一)经济安全 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是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能够有效地消除和化解潜在风险，确保国家经济主权不被分割，从而实现国家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纵深发展的时代条件下，经济安全已经取代军事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重心。如果一个国家独立自主处理本国经济事务和保证经济不受外界影响与冲击的能力受到削弱，进而引起经济主权受损和弱化时，该国的经济安全就受到了威胁。虽然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获得了迅猛发展，但由于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中占有的份额较少，在国际分工中处于弱势地位，因此，我国的经济安全在入世后容易受到威胁。 第一，产业安全面临着激烈的国际竞争。产业安全是在产业结构分析的基础上，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经济安全所处的状况。加入世贸组织虽然会给很多行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但还是有相当多的产业特别是传统产业和企业将会受到巨大冲击。首先，在世贸体系中，我国仍然属于国际分工体系外围的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总体上处于比较低的层次，与发达成员国形成垂直分工，经济发展容易受到其它成员国的不良影响；其次，由于我国长期以来一直游离于GATT/WTO之外，没有机会参与GATT/WTO机制法律法规的制定，因此，世贸组织的法律法规没有反映出我国国家利益的要求；再次，我国目前的大多数企业规模小、资金缺乏、科技水平和管理水平较低，与在世贸体系中发展成熟起来的国外公司企业竞争，其艰难程度可以想象。同时，一些敏感行业，如通讯、航天、互联网络和金融等领域的对外开放，还有可能会对我国的军事和政治安全产生直接的不利影响。 第二，国内市场面临着巨大挑战。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外公司企业对我国市场的渗透会进一步加强。这些公司涌入我国国内市场，对我国的社会变化和经济发展有着双重的作用：一方面会给我国带来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刺激我国的经济发展，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另一方面，由于拥有长期积累的竞争优势，它们的产品已经在我国国内市场上占据着有利的地位。另外，长期以来，外国投资企业在华享受的“超国民待遇”对我国国内某些行业的企业发展已经产生了一些不利的影响。 第三，金融安全受到潜在威胁。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金融市场是国家经济体系的动脉，一旦金融机构出现危机，便很容易在整个金融体系中引起连锁反应，导致经济秩序的混乱，甚至引发严重的政治危机。尽管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在金融领域的开放享有5年的过渡调整期，但由于我国金融行业整体固有的脆弱性，以及国际金融领域斗争的复杂性等因素，使得维护和确保金融安全成为我国在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很长一个时期内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 第四，经济运行机制会受到影响。世贸组织作为一个国际性的经济组织，它的首要目标是为成员国提供一种国际经济交往的游戏规则。在这种游戏规则的制定与完善过程中，势必要涉及到众多成员国之间经济权益的重新分配与整合。因此，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意味着参与了本国经济权益在世界范围内的重新整合和资源的再分配过程。这对于仍处于转型时期的我国经济来讲，如何应对世界经济的强势冲击，能否建立一个既公正又富有效率的经济运行机制，事关我国的发展道路及发展模式能否成功等国家安全的大局。 (二)意识形态安全 意识形态表现为一种建立在明确的世界观之上，对国家的发展道路及政治经济制度进行自我规定和自我辩护的信念与理想体系。由于意识形态对维护国家政治稳定、保障国家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灵魂。冷战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呼吁在国际交往中淡化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依然顽固地坚持冷战思维，对社会主义国家继续加大意识形态的冲击力度，企图实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统天下。 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西方国家对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在国际社会扩大影响存有戒心，因此，对我国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申请求全责备，设置了重重障碍，以迫使我国在政治上作出较大的让步，其真实目的是把我国纳入由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西方国家寄希望于通过世贸组织对我国的意识形态进行渗透与演变。西方国家借助于世贸组织体系，在利用其巨大的经济、科技优势与我们展开竞争的同时，在政治上也积极向我国渗透西方的民主价值观，以达到最终演变我国的战略目标。 同时，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必然会有很多棘手的社会矛盾与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有可能进一步激化，使其成为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侵蚀的温床，社会中的一部分人更容易接受西方的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这将极大地威胁到我国意识形态对我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中的整合。 (三)文化安全 文化安全是指保护本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免遭渗透和侵犯。虽然文化的表现形式千差万别，但是文化本身所承载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归属感却是唯一的。历史的实践证明，文化的渗透往往是与经济力量的扩展相伴而行的。伴随着我国的入世，众多西方的文化形态将以产业化的形式纷纷涌入。发达国家向我国输出资本和技术的同时，也会输出发达国家所谓的精英文化。这种文化模式的影响在其占有明显优势的经济攻势的掩护下，往往会产生更加明显的效果。国际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使世界变得更紧密相连，为西方国家传播其文化模式创造了便利条件。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新闻、广电部门将陆续开放电视、出版、电讯等行业，外资也将进入我国的网络领域。西方国家将会利用我国社会转型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机，不断加大文化渗透的力度，而且，西方对我国的文化渗透力度、范围和方式还会随着我国国际活动空间的扩大和国际经济贸易联系的增多而更加复杂化和尖锐化。 (四)信息安全 信息时代的到来使得国家安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信息产业已经成为入世后国外公司企业竞相投资的热门产业，这无疑将会促进我国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信息产业的蓬勃发展也会带来一系列的信息安全问题。 第一，我国规范信息市场的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健全，信息管理的手段和方法滞后，由此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可能在某些事关国家重大安全利益的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出现一定程度的信息失控。 第二，我国国家信息安全的指数不高。近期公布的《国家信息安全报告》显示，我国的信息安全指数仅处于“相对安全和轻度不安全之间”。信息与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国家的边界变得异常脆弱，某些方面甚至形同虚设，这对于我国的整体国家安全的维护埋伏着巨大的隐患。 第三，我国在信息技术的软硬件方面均受制于人，这无疑会增加我们确保国家信息安全的难度。网络系统的关键技术都掌握在外国生产商手中，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使我国网络安全存在很大的漏洞。 (五)科技与人才安全 一个国家的科技安全态势体现着国家能否用科技手段有效地维护本国的国家安全，其国家的整体利益能否免于受制于国外科技优势的威胁，能否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得以提高本国的综合竞争力。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的科技安全将面临着严重的威胁。其一，我国的整体技术实力同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不小的差距。这些差距必然使我国技术领域显现出更多的易受攻击性。其二，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难以发挥对技术成果的保护作用。世贸组织中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协议将进一步加强跨国公司在技术供应方面的垄断地位。而这种技术独占权将会自然地转化为市场垄断权，从而在技术转移方面对我国产生更大的限制，我国企业获取高新技术的成本会更高。尽快健全我国的知识产权保障机制，在竞争异常激烈的世贸组织体系中使我国的技术成果得以有效的保护已是当务之急。 当前，知识传播和流动的世界性特征越来越明显。为了在激烈的综合国力的竞争中取得优势，人才尤其是高科技人才正在成为世界各国首要争夺目标。一国拥有科技人才的数量和质量，已成为当前国际竞争中国家安全的一项重要指标。人才天然具有流动性，所以人才安全也就具有相对性与不稳定性。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势必要面临着一场长期的人才竞争大战。这场大战有两种表现方式：一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主要表现为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固有优势从我国掠夺人才，从而导致我国的人才流失越来越严重，而且流失的势头还有增无减；二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表现为登陆我国的外国公司企业就地吸纳我国内人才，成为外国公司企业的雇员。从长期看，外国公司企业对我国的人才资源会更加趋之若鹜，使我国的人才安全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 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国家安全对策的宏观分析 通过全面融入全球化来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利益，全面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推进与加速我国的现代化进程，这才是真正维护国家安全必须做出的历史抉择。 首先，加强和深化世界贸易组织体系对我国国家安全影响的研究，建立起一套国家安全风险的应对机制。世贸组织及其前身关贸总协定有着较长的历史，且拥有140多个成员国，其运行规则与法律法规相当复杂，因此，广泛吸纳社会各界人士对我国入世后的国家安全及其风险进行研究，对世贸组织的运作体系及其行为规则进行深入而细致的分析与探讨。同时，认真评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我国整体国家安全的各个方面可能带来的影响，并就国家安全风险的防范提出具有较强操作性的建议，建立一套快速、灵活的应对机制。 其次，尽快完善我国的市场运行机制，确保我国的经济安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直接受到冲击的是我国的经济安全，经济安全又是维系国家安全的根本之所在。从加入世贸组织这个角度来看，一个国家经济安全的主要问题就是视其市场运行机制是否完善与健全。世界贸易组织是建立在高效和规范的市场机制基础之上的合作机制，世贸组织框架下的经济竞争归根结底是市场机制效率之间的竞争。因此，要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结合对世贸组织体系的科学认识，尽快建立健全符合世贸组织法律法规要求的市场运行机制，努力促进我国的经济与社会全面发展，进一步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从根本上抵御和化解威胁国家经济安全的风险。 最后，全面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从根本上增强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世界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变化了的世界呼唤一种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安全观。国家间的竞争已转为综合国力的较量，国家安全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安全，而应是包括政治和社会稳定、经济安全、网络信息安全、文化意识形态安全、科技人才安全以及能源环境等在内的综合安全。因此，只有全面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才能从根本上增强维护我国国家安全的能力。正如同志指出，“我们国家的安全，归根结底要靠增强我们的综合国力。”加入世贸组织后，我们要在加强防范国外各种势力有可能危害我们国家安全的同时，要加快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尽快优化产业结构，提升科技产业竞争能力，从而加快提高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步伐。这样，我国的国家安全才能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 国家安全论文:网络时代国家安全与信息安全论文 一、美国国家安全的发展及网络时代信息安全之源起 国家安全是国家调控机制中一个重要因素，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国家安全”也是一个历史的和发展的概念，其内涵依据一个国家所处时代的不同而发展演变。时至今日，“国家安全”早已由狭义上的强调国家不受外敌入侵的军事安全扩展为一个广义的内容丰富的大体系。其内涵是一个由关系到国家与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各种国内外因素共同构成的动态系统。国家安全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尽可能对不利于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各种国内外因素进行调控，实现国家的安定和预定的国家目标。代表国家的政治实体（政权和政治制度）为了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必须在满足现代国家特定的内外需求的同时，符合一定的国际行为规范。对外政策是政治实体试图适应或控制外部环境对内部影响的一系列行动方针或原则，对外政策能否奏效，取决于不同国家在国内治理和对外关系方面发挥效用的能力。从调控和治理之角度来说，国家对外政策是从属于国家安全战略的。在美国实现现代化及走向强国和超级强国的发展过程中，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下，大力发展高科技，而且首先用于军事。军事科技又带动了高科技，进而带动了整个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是美国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对保障其经济繁荣和国家安全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战后不断提高科研经费在财政预算中的比例，持续把庞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于发展军事工业。从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末，科研投入的比例一直雄居世界第一。70年代后继续大幅度增加。国防在美国的研发费用中占很大比重。战后美国几项关键性发明，如电子计算机、卫星通信、微电子处理器等，均直接产自于军事研究。即使是在冷战时期，“遏制战略”之父乔治•凯南也认为冷战竞争主要是在各自内部，即“看谁在解决自己的特殊问题时干得最成功”，而不是靠军事手段。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斯则更加明确地指出，西方国家的命运“完全取决于其发展自己生产力的能力”。美国政府推动信息技术的发展，制定国家信息安全战略，并在不同阶段根据内外情况变化进行调整，很大程度亦是因循了上述系统治国理念。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美国政府为了在冷战中占据主动,围绕“国家安全”进行国内外战略设计与调控，大力支持发展信息技术，资助并主导了互联网的诞生与发展。1957年苏联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艾森豪威尔总统先后签署了两个公共法案，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DARPA）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得以创建。这些部门的建立和相关科研预算经费的投入，有力地推动了军事安全信息技术的创新发展。1962年，美国国防部设想建立一种能够保证美国国内外防卫力量在遭到苏联第一次核打击后仍具有生存和反击能力的指挥系统。随之，计算机专家提出了计算机“网络”的概念。1971年，高级研究计划署资助了一个项目———高级研究计划局网络，把接受其补助金的大学的电脑在全国联网，实现了计算机“网络”这一设想。为了对该网络雏形进行统一技术管理，美国国防部于1974年主导建立了TCP（传输控制协议）和IP（因特网协议）（后合称为TCP/IP协议）。同年，美国国防部将TCP/IP协议公开，向全世界无条件地免费提供解决电脑网络之间通信的核心技术。五角大楼如此慷慨地向全球提供互联网技术和相关管理协议，其背后自有其深远的、颇具战略意义的谋虑。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该互联网络是一套有明确假想敌的军事指挥系统，其指挥乃至控制功能需要与内外部环境进行信息交换方能体现（亦即“知己知彼”）。另外，其他国家一旦应用此套技术并采纳其管理规范，就会在虚拟空间产生对“美国制造”网络的需求和依赖，这反过来又推动美国政府进一步放开互联网技术，从军用推广至民用，促进经济利益不断扩大。从历史根源的角度来看，自电子计算机互联技术诞生之日起，其应用和推广过程中存在的信息安全问题就相伴而生。但美国国家信息安全作为一种系统思想和战略，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在政策实践上以国内为重点，国内、国外并举，围绕内部稳定和发展与维系全球事务主导地位之战略目标，在国内安全得到保障的基础上，根据不同时期的内外环境特点，制定和适时调整对外政策。 二、网络时代美国信息安全战略之发展 信息安全在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中开始上升到战略的高度是在克林顿执政时期。克林顿政府以综合发展和综合治理相结合的理念为基础，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有机融合起来，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一方面大力推进信息技术在相关领域的研发；另一方面一步步构建信息安全领域的国家战略。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国外失去了最大的政治军事战略竞争对手，国内则面临经济增长乏力等问题，同时还要应付来自于欧洲和日本日趋激烈的经济竞争。此时上台的克林顿政府为应对这些新的挑战，提出国家安全战略三要点：以军事能力维护美国安全；重振美国经济；在国外推行“民主”。其中，“经济安全”是核心。克林顿政府根据国际局势的变化对军事力量进行了结构性调整，继续加大研发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尖端武器的力度，提高军事人员的素质。与此同时，开始着手信息安全领域的相关部署。1993年，美国政府提出兴建“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即“信息高速公路构想”，对产业结构进行了调整，大力发展信息产业，同时加快用高新技术对传统制造业进行改造。产业结构的变化和信息产业的飞速发展带动了金融和股票市场的繁荣，使美国经济出现了有史以来不间断增长时间最长的时期。到了90年代后期，构建网络空间安全即为保护国家信息安全的战略思想被正式采纳，成为美国政府政策，信息安全的概念随之产生，然后纳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体系。由此，网络时代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框架下的信息安全政策就产生了。1998年5月，克林顿颁布第63号总统令———《克林顿政府对关键基础设施保护的政策》，首次提出了“信息安全”的概念和意义。该文件开宗明义“：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这两种力量相互促进相互依赖，但是也越来越依赖某些关键设施和以网络为基础的信息系统。”在2000年12月克林顿签署的《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安全战略》文件中，“信息安全”被囊括了进来。这标志着新的历史背景下，信息安全正式成为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外关系上，克林顿政府坚持一切以实现国家安全战略要点为根本的政策。而在利用信息技术优势实现经济安全战略目标方面，克林顿对外政策的第一大特点，是把计算机网络作为对外贸易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在因特网上的商业活动占得先机。1997年，通过因特网上进行的76亿美元商品交易中，美国就占了9/10；美国企业占了全世界网址的70%，占网上总收入的93%。正是基于对全球互联网贸易巨大潜力的认识，1997年7月，克林顿政府公布了网络贸易战略报告《全球网络贸易框架》，强烈要求宣布互联网络为全球自由贸易区，发展技术并制订行为准则。美国政府的目标是尽可能充分地利用自身优势，把它研制的互联网技术标准和制定的内部行为准则推广到全世界，把美国的标准作为全球的标准固定下来，从而在全球虚拟空间贸易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由此可见，在对外关系方面，发展全球网络贸易并主导国际规则的制定，已成为美国政府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外交事务方面，克林顿政府的政策之显著特点是推行新霸权主义，大打“人权牌”，以图将美国的人权观和价值观推向全世界，这是克林顿政府安全战略对外部分的核心之一。其中，通过利用网络信息技术进行美国精英治理价值观推广是非常重要的。为了在世界上推行美国的国际规则，克林顿很注意使用“软”的一手。他上台伊始即把在国外推动民主和人权作为其外交政策的第三支柱。他提出的冷战后美国对外关系新战略的内容之一便是“帮助”社会主义国家“扩大民主和市场经济”，极力通过外交手段继续在国际社会中推广美国的价值观。克林顿政府为美国留下的最大一笔外交“遗产”，当属以“新干涉主义”“克林顿主义”等著名的一套“软”“硬”并重的“理论”。克林顿抛出的这套“人权高于主权”的“理论”，便是美国选择的修改现行国际规则的突破口。而全球推广互联网技术，能相对低成本、高效率地帮助美国政府突破他国境外信息准入屏障，将自己的观念即时传播至当地民众，对舆论造成影响。小布什2001年上台后不久就爆发了“9•11”恐怖袭击。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为保障美国国家信息安全，防止出现极端事件，美国政府进一步提高了对信息安全的重视程度，战略思想从防御为主转为攻防结合。2003年2月，美国公布了《国家网络安全战略》报告，提出建立美国国家网络空间安全响应系统，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此系统可谓是一个国家—民间，公共—私人合作机制。奥巴马2009年上台后，从军事安全角度，进一步强调网络空间战略的进攻能力和威慑性。同时，奥巴马政府将互联网信息安全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突破国家主权的便捷途径，对外推进国家利益以及推广自身认可的价值观。同年5月，奥巴马总统批准公布了国家网络安全评估报告：《网络空间政策评估———保障可信和强健的信息和通信基础设施》，指出“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都是以信息系统为基础，……，政府需要综合考虑各方竞争的利益，制定出一个全面设想和计划，以解决美国面临的网络安全问题”；6月，美国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网络战司令部。2010年，白宫发表了《2010国家安全战略》，保证将信息安全作为国家安全工作的重点。与克林顿时期相比，奥巴马时期网络安全战略的特点是，网络外溢效应凸显，虚拟空间的传播突破了传统的国界线，同时也影响到了作为最初主导构建网络内外空间的美国政府所要处理的内外问题。 三、信息安全在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中的作用日益重要 美国“国家安全”的核心目标是主动避免自身关键利益受到伤害，在内外环境中，争取最大程度的主导权。作为国家安全总体战略的一个部分，美国的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也即为此目标服务。在当代，信息技术与国家安全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信息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后，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中起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信息安全在美国的世界秩序构建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乔治•里卡斯对美国的世界秩序作了贴切的描述：“首先是尽可能扩大和巩固生存空间，建立并巩固一种更为广泛的秩序，这种秩序在美国力量强大时是它自我表演的舞台；在遇到失败或力量相对衰落时是支持和复兴的力量；即使美国最终衰败时，也会“成为被人们铭记和仿效的楷模”。在网络时代，美国政治精英们相信“信息就是权力”。美国政府推行的信息安全战略是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服务的有力工具。美国对外安全战略总的要求是，防止敌对和不友好势力对美国利益的损害，美国的中心目标是建立一个以它为主导的世界秩序，信息安全无疑成为成本低、效果显，影响既广泛又深远的政策手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国内外政策相互影响，两者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究其原因，主要是政府和国会动辄以“国家安全”对美国的内外政策加以诠释。“世界秩序”则日益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掩盖下“霸权有理”的代名词，它涵盖了美国由企图主宰世界到试图主导世界的策略上的转变过程。而信息安全则成为美国国家安全中日益重要的内容。 国际规则是规制世界秩序的大法。美国对其信息主导地位的维护对全球信息安全规则产生了重大影响。为了使其易于接受，美国对其信息安全战略（政策）重新进行了诠释，突出并强调该战略中的“国际性”，极力诠释其战略目标及实现手段和规则制定之“道德性”，意图在于通过“道德性”来掩盖美国争取国际网络空间规则制定主导权以及相关利益的真实目的，通过“国际性”来印证其“道德性”。美国在实现手段和规则方面精心设计，力图使其显得在最大程度上符合全球化和人类安全问题的时代潮流。2011年美国政府出台的第一份《网络空间国际战略》，首次明确将互联网自由纳入维护网络安全政策体系之内，“将此项努力与二战后建立经济和军事安全的全球框架相提并论”。从这份《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文件可以看出，信息技术在21世纪快速发展与全球普及，已经对国际秩序造成了深远影响，美国作为国际社会霸主，意识到自己必须通过强调自身国家安全战略的“国际性”与“道德性”来重新构建其世界影响力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网络技术和信息安全对于提高美国的综合国力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实力是一国制定外交政策的基本参考标准，信息技术的发展对美国综合国力的进一步提高产生了深刻影响。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越来越重视“软”力量的作用。其外交政策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综合使用或交替使用政治、经济和文化意识形态手段。约瑟夫•奈认为，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的冲突将让位于更危险的各种文明之间的冲突，属于不同文化范围的各个民族的文明之间的冲突正是为了扩大自己的支配权；他还认为，在当今时代“，硬实力和软实力同样重要，但是在信息时代，软实力正变得比以往更为突出”。基欧汉和奈在论述信息与权力的关系时指出：“信息和美国大众文化的传播增进了美国观念和价值观在全球的认知和开放”；“在21世纪，广义的信息能力可能会成为最关键的权力资源”，“信息革命的最终影响是，改变政治进程，在软、硬权力的关系中，软权力比过去更为重要。”网络外交的出现，使软实力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布什政府时期，美国的对外政策开始向利用综合力量进行调控。克林顿上台后更加重视“软”力量，把美国式的民主和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作为普遍原理在全世界推广。他在20世纪末向国会提交的《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强调，美国必须致力于外交“，为防止冲突、促进民主、开放市场”等方面花的每一美元都肯定会在安全上得到回报。奥巴马总统则更加主动地出击，把《网络空间国际战略》称为“美国第一次针对网络空间制定全盘计划”。不难看出，美国政府是要将信息技术优势充分为己所用，营造有利于自身稳定与发展的外部环境，通过危机管理、推广民主和市场开放来塑造信息化时代的全球价值观，增强自身国际影响力，进而巩固和提高国家实力。信息技术的发展对外交决策的影响越来越大。自上世纪末，美国产业结构就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长期以来在产业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的钢铁、石油、化工等产业的地位逐渐下降,以半导体、微电子、计算机、软件业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产业迅速崛起。早在20世纪90年代，微软、英特尔公司就已取代了美国三大汽车公司当年的地位,成为美国经济保持持续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至今，信息产业已成为美国最大的产业，伴随着这种变化，一批新的权势人物也涌现出来，对美国的对外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批新的权势人物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后盾，将逐渐在美国的政治权力架构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们有能力通过参与或资助竞选、游说国会、制造和影响舆论等方式影响美国内政外交的酝酿和制定。鉴于信息技术产业如今在美国经济发展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美国政府制定对外政策（尤其是经贸政策和知识产权问题）时势必要考虑这一产业集团代表的利益与要求。 四、信息安全：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的“双刃剑” 互联网的发展促进了人类的生产力的提高，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毋庸置疑，但其“双刃剑”的角色也不可否认。对于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现代网络信息技术对其国家安全和外交活动的影响更是双重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网络安全遇到的威胁日益严重。计算机病毒利用现代计算机网络技术进行传播，对网络信息系统进行攻击和破坏，对外交信息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黑客攻击是另一种破坏程序，可给外交人员及国家带来严重影响，甚至威胁国家和地区的安全。近些年来，不单是美国，世界其他主要国家也将信息安全列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威胁。如，俄罗斯在2000年9月把国家信息化建设作为其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英国政府2010年10月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将网络战列为英国今后面临的“最严重威胁”之一。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网络已经直接影响到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运转，控制着世界信息流动和国际经济命脉如何切实维护网络安全，各国尚无万全之策，美国也不例外。对西方价值观，特别是人权观的影响愈发明显。批判理论家罗伯特•考克斯指出，社会结构是主体间互动的结果，是社会建构而成的。人类安全和人权问题越来越受重视。按照西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美国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去“规范”全世界，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且占有越来越突出的位置。冷战结束后，美国等西方国家把“捍卫西方价值观”推到外交和国家安全的前台。20世纪90年代以来成为西方一个重要政治理论“第三条道路”宣称的对外政策的两大实质，一是向全世界推广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价值观，二是推行“人权高于主权”“人权无国界”“主权有限”“主权过时论”等观念。美国在“互联网打上了美国价值观的烙印”。但美国自身也是精英治理与个人自由之间矛盾着的混合体，一边是现实，一边是信仰及理想。“美国价值观”在对外政策（人权问题、个人自由、道德观）方面定调太高，看上去很美，但真正落实起来，困难很多。如屡屡发生的美国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对国内，特别是对别国机构和重要人物的窃听丑闻，最有名的是斯诺登揭秘案例，就大大削弱了美国的“道德”影响力。正在逐渐削弱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霸权地位。1999年，约瑟夫•奈在《信息革命与国际安全》一书中，把信息技术革命视为21世纪美国在国际事务中保持主导地位、发挥更大作用的一种重要“软力量”。美国凭借其在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方面的优势谋求全球信息化主导权，以获取“信息霸权”来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其21世纪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影响力，强化其“全球霸权”地位。迄今为止，以美国为首的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在信息领域仍占有很大优势，确立并保持着“信息霸权”。他们深信自身的政治主张和价值观念具有优越性和普世价值，同时对政治体制和价值观不同的国家心存偏见，在不完全了解这些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具体历史和现实国情的情况下，干涉别国内政，制造民族间、国家间和不同宗教间的矛盾，招致了越来越多的不满、嫉恨，为自己催生、培育了越来越多的对立面。一些宗教团体、政治党派、极端组织等也通过各种信息传输手段传播不利于、甚至反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各种主张。从国家层面来看，全球网络信息空间主要的行为体仍是各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信息安全规范仍然缺位的情况下，各国均设法扩大本国网络空间安全边界来保障国家安全，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合作与博弈并存。美国对此情况显然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但仍无法摆脱过于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判断，白宫在2011年5的《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构建一个繁荣、安全和开放的网络世界》，被解读为既是“合作的邀请”又是“对抗的宣言”。长期以来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着互联网治理的话语权，从标榜互联网“开放、共享、无国界”到借“网络自由”等抨击其他国家的网络安全治理。这些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其他国家或机构层级的抵制乃至对立。总的来看，美国在信息领域正经历从“霸权”到“王权”的转变过程。对国际关系概念和公共外交带来挑战。伴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空间技术的应用，传统的“国家主权“”领空”和“领土”等概念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利用高科技手段制造和传播旨在削弱、颠覆他国政权的信息、刺探情报或进行洗钱等活动，给国家安全增添了新的防范问题。1965年“公共外交”概念被首次提出并得到运用，该外交策略试图通过现代信息通讯等手段影响其他国家的公众，以帮助外交政策的形成与推行。美国是“公共外交”的有力践行者，白宫大力开展思想文化传播，实施外交战略，在网络信息空间构建“公共外交”的实践场域。但通过互联网频频披露的美国政府之种种劣行，无疑也会损害美国的形象，侵蚀美国透过外交展现的“软”实力和“巧”力量。此外，信息安全“双刃剑”还体现在这些方面：（1）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深入发展，美国的国家安全正遭受着越来越大的非传统威胁，对传统国家政治治理模式造成了挑战。（2）政府权威受到进一步挑战，个人、企业、非政府组织、恐怖分子、社会运动等都成为影响国际政治的重要变量，削弱了美国及许多国家政府对本国事务的控制能力；国家外交政策的合法性在网络上受到更多质疑的同时,政府对网络舆情的管理更加困难，对外交议程的控制力也会相应减少，如美国国防部因无法合理解释关塔那摩监狱的虐囚事件而在网上广受诟病。（3）面临更多的国内外问题。美国虽在建立其国际安全体系方面“成就”显著，但用于“国家安全”上的开支增加迅猛，这固然刺激和带动了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背负着过多的支出；它既可提高国家的安全系数，同时也增加了易受攻击的“软肋”。 五、结语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美国政治精英们为了维护国家内部的稳定和发展，巩固和保持其国际超级强国地位，围绕着“国家安全”进行内外战略设计与调控，大力发展信息技术，资助并主导了全球化时代的互联网之产生与发展。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美国政府已经构建了颇为完整的信息安全战略，在其国家安全框架下，从政治、军事、经济和外交等多个方面统筹指导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与调整。总的说来，美国发展信息技术，将科技创新为己所用，迅速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一条有效措施，是使国家信息安全与国家发展和国际地位之巩固紧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美国虽在建立自己的信息安全体系和实现国家安全战略目标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它自身在调控信息安全，主导对外政策的同时，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内外因素之制约。从美国自身战略设计的角度来看，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国家信息安全作为支撑美国国家发展的一个庞大体系，涉及面非常之广泛。在对外政策方面，由于国际环境的复杂与多元，加上与国内因素相互交织，任何一个部分出现误判，都有可能使整个系统出现漏洞，使得其他部分和其他环节的工作化为乌有。若一味强势追求自身“信息安全”，既有力不从心之虞，也会增加国际合作的难度，恐生过犹不及之忧。 作者：朱丹丹 单位：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 国家安全论文:网络安全视角下国家安全战略思考 一、信息网络安全问题带来国家安全隐患 (一)计算机网络安全问题不容忽视。 计算机网络是一个开放、自由的空间，计算机网络在给人们带来方便快捷的同时，其开放性和自由性也带来了众多安全隐患，不仅影响了网络稳定运行和用户的正常使用，严重时会威胁到国家安全。因IT系统简单、漏洞较多，网络攻击普遍发生。特别是出于政治目的和经济利益，针对政府部门以及国防、金融、能源等重要部门或行业，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持续性的网络攻击越来越频繁。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黑客宰割的“羔羊”。只要黑客的攻击不停止，网络信息安全的斗争也将一直持续。当网络信息资源成为国家和公众的生命线时，一旦信息网络遭到入侵和破坏，其后果所带来的经济损失无法估量，由此引起的经济、社会动荡更是让人不寒而栗。 (二)信息产业发展滞后带来国家安全威胁。 由于我国在信息产业领域起步较晚，国内一些重要信息系统、关键基础设施中的网络核心设备和关键软硬件长期依赖国外。全球网络根域名服务器为美国掌控;中国90%以上的高端芯片和智能操作系统依赖于美国。这些依赖于国外的核心信息技术产品或服务，一但遭到恶意破坏，我国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方面情报就有可能被盗取、破坏，这无疑增大了经济安全的隐患，直接威胁到国家安全。随着云计算、大数据、智能化等网络信息化新兴产业的继续拓展，大数据泄露事件时有发生，这将使中国网络信息安全面临更多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和挑战。 (三)网络犯罪与网络恐怖主义严重影响国家安全。 网络在迅速改变着这个世界，给社会和人们提供的便利越来越多，与此同时，网络违法犯罪活动也越来越猖獗，如利用网络散布破坏性病毒或设置“后门”程序;黑客攻击，偷窥、复制、更改或删除计算机信息;网络诈骗等网络违法犯罪呈现蔓延态势。网络无国界，不受物理时空的限制，跨国犯罪活动日益严重，给打击和防范带来极大挑战。近年来，互联网成为恐怖分子同网络安全保卫组织、反恐机构相互斗争的主要战场。北京天安门、昆明和乌鲁木齐火车站等地严重暴力恐怖袭击事件，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网络恐怖主义，是恐怖主义发展的新趋势，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其隐蔽、便利、廉价、远程，攻击范围广，将给人类社会带来更大的威胁。 二、加强信息网络安全防护，维护网络主权与国家安全 (一)推进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法治进程。 尽管网络空间法治化面临严峻挑战，但始终改变不了依法治网的新常态。因此，必须要强化网络世界的法治思维，加强网络信息化领域的立法工作，执法工作，引导全社会遵纪守法，全方位推进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法治进程，促进依法管网、依法上网、依法用网，维护国家安全，建设网络强国。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决定，对我国网络空间治理提出了明确要求。《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加强互联网领域立法，完善网络信息服务、网络安全保护、网络社会管理等方面法律法规。”在主持召开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时要求，“要抓紧制定立法规划，完善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关键基础设施保护等法律法规，依法治理网络空间，维护公民合法权益”。 (二)构建以大数据为重点的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加快出台国家信息安全战略。 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数据窃取”和“大数据污染”频频出现，大数据的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高度重视。一是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大数据的安全;二是要从技术上把控大数据的安全。大数据是互联网安全的核心。建设以大数据为重点的信息安全保障体系，是网络安全的需要，也是国家安全的需要，必须要上升为国家意志，加快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出台。 (三)创新驱动核心技术的研发，捍卫国家“网络空间主权”。 维护网络信息安全最根本的就是要创新驱动发展，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掌握核心技术。具体讲，只有牢牢把握网络、计算、存储这三个重要环节以及操作系统与芯片这两个关键领域的核心技术研发，才能防止政治、经济以及军事等方面的重要数据或秘密被窃取、被泄露;才能从源头上捍卫我国的网络空间主权，维护国家安全。因此，必须加快改革创新和技术研发，加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和基础设施建设，维护国家安全，惠及民生。制定全面的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研究发展战略，特别要注重研究、制定发展与计算机网络相关的各类行业产品，如网络扫描监控技术、数据指纹技术、数据信息的恢复、网络安全技术等等，以自主知识产权掌握网络主动权。 (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汇聚人才资源。 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强调，“网络信息是跨国界流动的，信息流引领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信息资源日益成为重要生产要素和社会财富，信息掌握的多寡成为国家软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因此，要把人才资源汇聚起来，努力打造一支政治思想好、技术业务精、忠诚可靠、甘于奉献、作风过硬的强大队伍，为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域培养一大批创新型专家人才、尖子人才、领军人才。 (五)坚决严厉打击网络犯罪与网络恐怖主义，净化网络环境。 防范和打击网络犯罪、网络恐怖主义，关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乎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在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网络恐怖主义活动上，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努力:一是集中警力，打集群战，重点突击，确保以最快速度，在最短时间内侦破网络违法犯罪或恐怖主义案件，捍卫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二是建立国际协作机制，加强沟通与交流，携手共同打击网络犯罪及网络恐怖活动，净化网络环境，共筑牢固的安全防线，力争从根源上铲除恐怖主义。三是加强网络监管，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高人民群众的安全防范意识，从源头上进行管控。 (六)加强国际合作，维护国际网络空间安全。 网络安全问题是全世界共同面临的一个疑难杂症。世界各国或地区需要更加密切联系，共同维护网络安全，捍卫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因此我国应在切实保障国家秘密和安全前提下，本着相互尊重和相互信任的原则，积极参与情报交流、技术合作，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共同打击网络犯罪，维护信息网络安全，进而维护国家利益。 作者：曹建萍 单位：中共巫山县委党校 国家安全论文:全球化国家安全管理 澳大利亚的小莫汉.马利指出:影响21世纪国家安全的7个趋势是: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技术扩散,全球化的民主浪潮,多极化的国际政治,国际体系性质变化,安全概念的变化,冲突焦点的变化。对亚太地区的威胁有两个方面:第一,传统冲突:大国的霸权斗争,成功国家民族国家的膨胀,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经济竞争,大规模毁伤武器的扩散。第二类,未来冲突的新根源:衰败国家的民族主义,文化和宗教信仰冲突,致命的轻武器扩散,石油,渔业和水资源的争议,难民潮和人口流动,生态灾难,恐怖主义.给21世纪的国家构成多重灾难。 全球化对于中国经济安全的影响不可： 第一，新经济发展过快，受制于发达国家的新经济技术标准和关键零部件。目前全世界的芯片绝大部分是美国生产的，这是电脑的核心部件，如果我们在普及网络以后许多年仍不能独立生产,恐怕就不仅仅是让外国人多赚钱的问题了。我国工业的现代化,主要依靠设备进口,工业的进口依存度已经超过30%,甚至更高。 第二，经济高速增长导致进口依赖度增加。 我国与世界先进国家科学技术差距在拉大。与日本相比，单位GDP耗能的差距1981年为6倍，现在扩大到约15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中科技进步所贡献的份额一般都在50％-70％；而我国，"六五"期间科技进步所贡献的份额还占到32％，"七五"期间反而降到24％。90年代以来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化工机电快速发展，对能源和矿产品的需求急剧增加。目前中国铁矿石自给率为80%左右，氧化铝为70%左右，铜精矿为40%左右，铬铁矿为40%左右，钾盐仅为6%。2010年14亿人口需要消耗50亿吨标准煤（包括29亿吨原油），8亿吨钢和17亿吨铁矿石。中国45种主要矿产的现有储量，到2010年能够保证需要的只有24种，需要进口2亿吨。到2020年的需求量将是目前2倍，矿产品短缺量为2。5---3亿吨，能够保证需要的仅6种。铁、铜、锰、铬等金属矿产对外依存度不断攀升。21世纪中叶除煤外，绝大部分矿产品均需国外资源补充。国内年木材缺口6000万立方米，进口粮食进口5千万吨。大量进口需要大量出口，年增长率不能低于12%，中国占世界出口比重将从3%上升到18％，迫使许多国家让出市场。 能源矿产结构性矛盾突出，石油、天然气资源家底不清，后备资源严重不足，1993年成为能源净进口国，其中每年石油进口量迅增1000万吨左右，中国未来能源供需的缺口将会越来越大，石油进口依存度，1995年6.6%，2000年25%。2010年30%，2020年50%以上。 2001年我国进口石油7000多万吨，花费200亿美圆。到2005年将缺口1亿吨左右。2010年我国石油产量1.5亿吨。要生产3.5亿吨钢，需要进口8亿吨原油和3亿吨铁矿石。石油进口超过5000万吨，国内经济运行会受制于国际市场，超过一亿吨要考虑采取外交、经济、军事措施以保证石油安全。国际石油跨国公司垄断国际石油市场，商业利益与西方国家的政治军事利益一致，我国石油安全迫在眉睫。 中国目前的外贸依存度是47%，5年以后可能达到65---70%，严重依赖国际市场又影响国际市场，没有强大的国家力量支持，是不可想象的，这也是全球化不可能消解国家主权的原因。 第三，国家安全因过多引进外资受到影响。 以高关税特别是提高关税实际保护率的办法，保护国内产业，其结果就是外商直接投资大量进入。比如到2006年我国按照WTO规定，将轿车的关税从100%降低到20%，但是轿车零件的进口关税为10%，这就是以提高实际保护率的办法，促使外国资本进入，以合资企业产品代替进口整车。因此，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就成为最好的"全球化"方式。 至1999年12月底，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076亿美元。外商投资企业工业增加值4201亿美元，占全国20%；工业产值17696亿元，占工业产值的27.7%；涉外税收1648亿元,占全国15%。未来5年以国内市场为代价，每年可以吸收600亿美圆，但外商直接投资不是越多越好。 首先，很难通过合资方式引进先进技术，引进外国设备过多会冲垮国内机器制造业。 其次，国内关键产业如飞机制造，数控机床，电脑芯片等，会被跨国公司整合和控制难以独立发展。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主导全球产业结构调整，通过跨国合并，收购和合资形式向全球投资，往往是内部分工的结果，海外合资企业仍然受总公司指挥。中国最大的外资企业是德国的巴斯夫，在中国有9家化工企业，从尼龙，地毯，醇，涂料，维生素，乙烯，染料，乳胶，到分散体，形成系列产品分工体系。国内企业受到行政系统（条条块块）的分割，缺乏内在的技术和生产联系，即使掌握大部分股份，也很难敌得过跨国公司的技术，商业和金融控制。 第三，"国内市场"也不是轻易可以让得出来的。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占领市场意味着最终得到外汇而不是人民币；我们让出国内市场，就要承诺外商人民币利润的自由兑换。目前外商投资的国内人民币利润每年大约2000亿人民币，只有10%左右兑换成外汇汇出，其余留在国内再投资了。数年之后，利润总额将积累到20000亿人民币，相当于2000亿美圆，等于国家外汇储备。如果在突发事件下集中要求兑换，就难免诱发外汇金融货币危机。 外贸依存度的调整 目前美国经济的调整，将影响中国的出口。加入WTO将使中国社会受到全面的国际冲击。国内社会结构与制度，将与国际发生剧烈的摩擦。22年形成的单一经济思维，又不能够把个人，企业和既得利益集团的经济利益，与国家的地缘政治利益统一起来，不能把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与安全战略统一起来，甚至严重忽视后者。按照目前经济路线发展下去，中国将丧失与美国抗衡的能力。 如果中国在5年以后受到西方全面封锁，经济损失有多大？ （一）2000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83000亿人民币，按照1：8。3汇率，为10000亿美圆，外贸4743亿美圆，增加31。5%；出口2492亿美圆，增加27。8%；进口2251亿美圆，增加35。8%。顺差241亿美圆。其中一般贸易出口1052亿美圆，增加32。9%；进口1001亿美圆，增加49。3%。加工贸易出口1377亿美圆，增加24。1%，进口926亿美圆，增加25。8%。机电产品出口1053亿美圆，增加36。9%，高新技术出口370亿美圆，增加50%；进口初级产品467亿美圆，增加74%，原油，大豆；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增加30%。 外贸依存度是以外贸总额除以GNP，为47%。如果扣除加工贸易的重复计算，外贸依存度为35%，全部扣除加工贸易，外贸依存度为23。5%。 外贸依存度是国内非贸易品与贸易品的比价。从发展趋势看，由于贸易品生产率提高快于非贸易品，价格下降得快，所以外贸依存度有下降趋势。1980-1996年日本的外贸依存度从26%下降到17%，新加坡从440下降到356%。韩国从74下降到69%。汇率的升值会提高外贸依存度。 （二）假设中国沿着经济主义自由路线继续发展，不进行重大利益格局调整，国内外资源状况仍旧可以支持5年左右经济增长。假设国内生产总值年增8%，2004年为111553亿人民币，按照1：8。2汇率，为13604亿美圆。外贸总额9196亿美圆，外贸依存度达到67。5%。如果人民币贬值到1：10，外贸依存度达到82。4%的历史最高水平。 出口年增加15%，为4358亿美圆，进口年增加20%，为4668亿美圆，外贸逆差达到310亿美圆。加工贸易年增加15%，出口2408亿美圆，工缴费500亿美圆。扣除加工贸易的外贸依存度是34%。 外商直接投资保持年600亿美圆水平，使国际收支保持顺差。国家外汇储备保持2000亿美圆。 (三)建议在2001-2004年突击进口战略物资，年增加进口200亿美圆。在2004年底，我国进口总额将增加600亿美圆，为5268亿美圆，外贸逆差扩大到1000亿美圆。国家外汇储备下降到850亿美圆。 （四）假设2005年出现西方全面封锁。加工贸易全部停止。 2000年加工贸易出口1377亿美圆，占出口总额2492亿美圆的55。2%，加工贸易进口1001亿美圆，占进口总额2251亿美圆的44。5%。加工贸易总额2478亿美圆，占进出口总额4743亿美圆的52。2%。 2004年，加工贸易按照年15%增长率，可以达到2400亿美圆的出口。如果全部中断，损失是： （1）外贸总额降低4500亿美圆，出口降低2800亿美圆，外贸依存度降低50%； （2）4000万人失业； （3）国家外汇收入降低500亿美圆； （4）加工贸易全部使用进口原材料再出口，对国内产业没有带动效应，全部中断以后国内只损失20%左右的工缴费，2004年为500亿美圆左右，把乘数效应估计在内，大约1000亿美圆。 （5）2004年的GNP是13604亿美圆，2005年如果继续增长8%，应该是14693亿美圆，现在减少到13693亿美圆，只增长0。6，增长率降低7。4个百分点。如果估计更高一些，大致可以说，由于加工贸易全部中断，我国经济成为零增长。 （五）从美日欧出口大部分中断。 2004年我国出口4358亿美圆，其中一般出口2000亿美圆左右，其中向美日欧出口占60%，1200亿美圆。 美国是我第二大贸易伙伴，我对美出口占出口总量20%以上，按照美国统计达到30%。我在美国出口份额中仅维持在2%左右。我对美国的资金和技术也有依赖，从美国进口最多的是技术含量高的机电产品（1998年为94.18亿美元，占自美国进口总量的55%），有些难以替代。 日本是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1998年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7.9%，日本的资金技术对我也极为重要。 欧盟是我第三大贸易伙伴。1998年占我对外贸易总额的15.1%。 香港是内地第四大贸易伙伴和最大的出口市场，1998年占我对外贸易总额的14.1%。 1998年我国外贸的64.3%、约2071亿美元，是与美日欧的贸易（含内地与香港的贸易），我们获得的贸易顺差629亿美元，如果没有这一块，外贸将有逆差193亿美元。 假设2005年对美国日本出口全部中断，对欧洲出口部分中断，影响是： （1）出口减少1000亿美圆。2005年出口在和平环境下可以达到5012亿美圆，减去加工贸易2770亿美圆，一般贸易1000亿美圆，只剩下1242亿美圆，考虑到向其他地区增加出口，可以估计为1500亿美圆，降低75%，大约倒退到1997年的水平，倒退8年。 （2）一般贸易出口的减少对国内经济的影响比加工贸易大得多，因为大部分原材料来自国内，有连锁性收缩效应。假设有4倍的收缩效应，即4000亿美圆，相当于32000亿人民币。用4000亿美圆除以2004年的GNP13604亿美圆，经济增长率降低29。4%。 （3）加上加工贸易中断的影响7。6个百分点，共37个百分点。这就是加工贸易中断和出口下降对于国内经济的影响：第一年GNP下降37%，第二年下降更大，假设40%。第三年才有可能有所恢复。 （4）出口产品国内收购额占全国商品零售总额的40%左右，如果降低75%，将使国内总需求降低30%，加上乘数效应，将使国内通货紧缩和企业破产更加严重，失业再增加4000万，共增加8000万。 （六）关键进口供应基本中断 2000年我国进口大类产品是：矿产品245亿美圆，化学品181亿美圆，塑料橡胶164亿美圆，纺织原料和制品166亿美圆，贱金属206亿美圆，机器电器852亿美圆，光学医疗设备82亿美圆。 由于大量引进外国设备，我国工业最先进的部分，设备，原材料和零配件对于进口的依赖程度相当高，在1994年，工业对进口的依存就达到30%，现在可能超过50%。特别是尖端科技如芯片，数控机床，航空航天等方面，在关键部分依靠进口，影响更大。 （七）能源供应受到影响。 我国与世界先进国家科学技术差距在拉大。与日本相比，单位GDP耗能的差距1981年为6倍，现在扩大到约15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中科技进步所贡献的份额一般都在50％-70％；而我国，"六五"期间科技进步所贡献的份额还占到32％，"七五"期间反而降到24％。90年代以来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化工机电快速发展，对能源和矿产品的需求急剧增加。 目前中国铁矿石自给率为80%左右，氧化铝为70%左右，铜精矿为40%左右，铬铁矿为40%左右，钾盐仅为6%。2010年14亿人口需要消耗50亿吨标准煤（包括29亿吨原油），8亿吨钢和17亿吨铁矿石，中国45种主要矿产的现有储量，到2010年能够保证需要的只有24种，需要进口2亿吨。到2020年的需求量将是目前2倍，矿产品短缺量为2。5---3亿吨，能够保证需要的仅6种。铁、铜、锰、铬等金属矿产对外依存度不断攀升。21世纪中叶除煤外，绝大部分矿产品均需国外资源补充。年木材缺口6000万立方米，进口粮食进口5千万吨。大量进口需要大量出口，年增长率不能低于12%，中国占世界出口比重将从3%上升到18％，迫使许多国家让出市场。 能源矿产结构性矛盾突出，石油、天然气资源家底不清，后备资源严重不足，1993年成为能源净进口国，其中每年石油进口量迅增1000万吨左右，中国未来能源供需的缺口将会越来越大，石油进口依存度，1995年6.6%，2000年25%。2010年30%，2020年50%以上。 2001年我国进口石油7000多万吨，花费200亿美圆。到2005年将缺口1亿吨左右。2010年我国石油产量1.5亿吨。要生产3.5亿吨钢，需要进口8亿吨原油和3亿吨铁矿石。 国际贸易与国家安全战略的关系是这样的：石油进口超过5000万吨，国内经济运行会受制于国际市场，超过1亿吨要考虑采取外交、经济、军事措施以保证石油安全。国际石油跨国公司垄断国际石油市场，商业利益与西方国家的政治军事利益一致，我国石油安全迫在眉睫。 （八）外商撤资可能引发外汇危机 假定2005年爆发突发事件，外商直接投资全部停止进入，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资本项目顺差，和经常项目进口方面的逆差，将同时减少600亿美圆，对于国际收支平衡没有影响。 我国已经引进3000亿美圆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是真实资本，包括设备，专利，商标和管理，90年代年平均引进400亿美圆。加入WTO的刺激，可以使未来5年，每年可达600亿美圆，5年积累3000亿美圆。到2006年，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总额达到8000亿美圆。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与直接开放资本市场相比，被称为我国利用外资的一大经验。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人民币没有自由兑换，国际投机资本无法在非常短的时间里获得巨额人民币，因此无法通过抛售的办法冲击我国的股票市场和外汇市场。中国没有被卷入亚洲金融危机。 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就没有风险吗？如果引进太多，风险照样存在，只不过时间比较长。 金融市场上的投机资本，可以在几分钟内引起大崩盘。而外商直接投资所引起的金融外汇危机，要经过10年左右。主要环节是人民币利润的集中汇出，可能引起境内居民和企业挤兑外汇存款，进一步引起黑市上以人民币兑换外汇，并挤兑人民币。 所谓对外商开放国内市场，是允许其内销产品，所得人民币经过国际外汇管理居批准，可以汇回国外。大约5年以后，外商直接投资有8000亿美圆，按照年内销利润有10%，即相当于800亿美圆的人民币，大约7500亿人民币。汇出的外汇超过了引进的外资。更为严重的是，每年数千亿人民币的人民币利润，有大约90%并没有汇出，而是作为再投资重新投入。至于有多少是卖了土地厂房，多少是进入股票市场投机，无从估计。但5年之后这笔钱的总数达到20000亿人民币，相当于2000多亿美圆，与国家外汇储备大致相等----这就是危机的临界点但如果积累起来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国内人民币利润，集中兑换，即有可能触发外汇挤兑。 沿海地区的损失 外贸依存度并不能反映一个国家经济的开放程度。还包括 1．投资依存度（外商直接投资占总投资的比利，工业对于进口的依存度。 2．科技依存度（企业核心竞争能力，产业控制，关键部件在谁手里，新技术开发能力）。 3．资源依存度。 4．金融依存度（美圆化程度，外汇市场，股票市场，外债）。 1989---1991年西方对我国经济制裁，停止对华军品贸易和国际贷款。1989年，我国的外贸增长率下降15.7%；1990年又下降3.3%，其中进口下降16.8%。我国经济连续3年低速增长，1989年4.4%，1990年4.1%，1991年7.7%。 西方制裁对于沿海地区的影响尤其大。东南沿海地区指华东华南，福建、广东、浙江、上海、江苏南部，香港、澳门。 不含港澳，1999年有2亿多人口，耕地面积1000万公顷，占全国7%；国内生产总值近3万亿元人民币，占国内生产总值37%；新增固定资产投资9000亿元人民币，占全国32%。钢产量2800万吨，占全国23%；汽车36万辆，占全国20%；塑料324万吨，占全国40%；化纤385万吨，占全国60%；纱184万吨，占全国32%；冰箱530万台，占全国40%；洗衣机635万台，占全国50%；彩电2770万台，占全国60%。 上述计算没有包括直接受到的军事打击。 结论是：如果没有补偿措施，5年以后中国将由于经济原因和文化原因难以与美国抗衡。因此，目前5年的经济文化调整，比未来的军事战争更加重要。如果在经济文化方面失败，等于自我瓦解，军事战争难以取胜，甚至不战而降。如果中国未来不想错误美国的附庸国，就必须坚决尽快进行战略调整。 国家安全论文:高职国家安全教育挑战及对策 国家安全的概念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其含义是保证一个国家的安全不仅是不受外国侵略，而且在国内也要稳定，要反对颠覆。并且随着国家安全的提出，我国有了一个战略性的转折，由时代的“战争与革命”发展成为了“和平与发展”。这样强调了经济战略，使得中国在国际上地位更高。2001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在讲话中提出：要头脑清醒，居安思危，深刻认识新形势，懂得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国防安全的极端重要性，紧迫性。确保信息安全，金融安全和粮食、石油等战略物资安全。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根据新阶段国际国内的形势发展，沿着上述国家安全发展的思想道路，明确提出了要确保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国防安全的要求。这说明我国领导人对国家安全所包括的内容在逐步的扩大。更加确保了我国在不受外国侵略的同时，防止内部矛盾，发展经济的目标。 1开展高职院校学生国家安全意识调查的背景 首先，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虽然是时代的主题，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我国的安全和统一仍然面临严重的威胁。西方超级大国亡我之心不死，东面的强邻日本也不愿反思侵略历史。特别是，西方超级大国在前苏联已经解体，俄罗斯日渐衰微的情况下，把中国看成其21世纪称霸世界的最大障碍，开始以各种手段遏制中国的发展。周边安全也存在不少隐患。南沙群岛被东南亚小国强占，台湾问题尚未解决，中日东海问题和钓鱼岛争端也日益升级。同时，随着我国国际竞争力、综合国力和国家地位的空前提高，一些西方国家别有用心地提出了“中国威胁论”，也使我国国家安全形势进一步恶化。当前，国家间的竞争日趋广泛、激烈，当达到白热化的时候，战争就在所难免。因此，歌舞升平之下隐藏着暗流涌动。对于如此严峻的国际环境，高职院校的学生大多缺乏清醒的认识。其次，20世纪90年代初，走私、贩毒、非法枪支买卖、环境污染、跨国犯罪、经济情报战、疾病的跨国传播等非传统安全问题虽已出现，但还构不成战略威胁。但现在这些问题已相当严重。而且“东突”活动猖獗，生物入侵滋生，洋垃圾不断涌入，新的国家安全问题不断出现。加入世贸组织，在受益的同时，也使国家安全防范更加困难，一些传统措施将不允许采用，安全风险扩大到经济、文化、信息、科技人才等诸多领域。对于这些非传统安全问题，高职院校学生也大多缺乏危机意识。最后，随着信息网络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注重国家安全意识的培养,增强国家安全观念已经日益成为高职院校学生素质教育中的一个重要方面。高职院校应当适应新形势的发展,结合素质教育的开展和大学生的思想实际,明确教育要求,努力实践探索,积极推进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在为国家保持经济军事优势的同时,也扮演着危及国家安全的角色,如破坏势力通过技术窃密危及国家安全。发达国家还采取人才争夺战略,导致发展中国家大量人才流向发达国家,其中我国人才外流现象很严重,科技安全形势严峻。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为信息快捷传播与自由交流带来了方便,使传统意义的文化继承在全球化模式下失去原有空间,国家和文化边界正在消除,而文化生存是国家生存的前提条件,一旦文化遭遇威胁,必然给国家带来危机。综上所述,经济全球化时代,我国的国家安全面临严峻挑战。 2当代高职院校学生国家安全意识现状 通过对高职院校学生国家安全意识的调查显示,当前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状况主流积极健康,但也有种种迹象表明,部分高职院校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还很薄弱。 2.1高职院校学生对国家安全认识模糊 高职院校学生对国家安全还停留在军事、领土、情报这样一些传统的、局部的认识上。对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认识不足，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既没有外部的威胁和侵害,也没有内部的混乱和失序的客观状态。当前,国家安全既包括国土安全,主权安全、政治安全等传统内容,也包括文化安全、信息安全等方面的新内容，2001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讲话中提出：要头脑清醒，居安思危，深刻认识新形势，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国防安全的极端重要性，紧迫性。确保信息安全，金融安全和粮食、石油等战略物资安全。而后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根据新世纪新阶段国际国内的形式发展，沿着我国传统国家安全发展的思想道路，明确提出了要确保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国防安全的要求。全方位理解国家安全有助于端正高职院校学生的思想认识,增强国家安全意识。讲国家安全，高职院校学生会自然联想到美国的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以及国家安全机关、军队、警察身上，这种把国家安全等同于情报间谍活动的片面认识，使高职院校学生不能自觉地把维护国家安全与自身的责任联系起来，或多或少地、有意无意地认为“国家安全与自己无关”。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国际地位与日俱增，和平环境使高职院校学生自觉不自觉地对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活动放松了警惕，淡化了安全意识，认为“对外开放无密可保”，“和平期间无间谍”等等。由于思想麻痹，造成国家的一些机密被泄露，更有甚者，个别经不起金钱等种种诱惑，不惜丧失国格人格，出卖国家情报，给国家安全和利益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惨痛深刻！ 2．2我国高职院校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研究水平落后，当代高职院校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较为薄弱 目前,高职院校学生国家安全教育还处于宣传阶段,远未达到有计划,有目标,规范化教育的层次。国家安全意识是高职院校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重要内容,是衡量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之一。加强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高校要从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高度认识国家安全教育的重要性,教育引导大学生树立对国家安全的忧患意识、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意识和保证国家安全的法治意识。当代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现状显然不能适应时代要求,无法应对全球化对国家安全的挑战。 3高职院校学生国家安全意识淡薄的原因 1）意识形态淡化的副作用。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时期，由于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因素，导致我国在外交中陷入孤立境地。为克服此种弊端，改革开放后，在国际交往中日益淡化意识形态因素。这虽有合理性、必然性，但难免导致国家安全意识的降低。2）高职院校学生大多都是从学校到学校，在教室、宿舍、食堂中打转转，社会交往很少，缺少社会经验，这就很难接触各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自然对其危害缺乏亲身体验，对树立国家安全意识的重要性体会不够深。3）学校进行的国家安全教育，与学生思想实际联系不紧密，缺少针对性，教育方式僵化，内容空洞，很难引起学生的共鸣，教育效果欠佳。4）由于当今社会腐败现象短期内难以消除，思想政治课内容凝固僵化、空洞抽象，目前高职院校学生普遍对思想政治课产生反感，产生逆反心理，越教育越不信。国家安全教育属于思想政治课，自然也受到株连，不仅不受重视，反而心存抵触，自然就难见教育效果了。 4培养高职院校学生国家安全意识的对策 4．1抓好国家安全教育和国防教育，强化责任意识 要教育全体人民同一切出卖祖国利益、损害祖国尊严、危害国家安全、分裂祖国的言行进行坚决的斗争。要从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认识国家安全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切实将高职院校学生国家安全教育列入教学计划，渗透到日常教学和思想政治工作之中。 4.2提高高校教师对开展国家安全教育的思想认识 没有国家安全教育的爱国主义教育，没有国家安全教育的学校教育，是不完全、不完整的教育。高校教师要在完成本学科教学任务的同时，完成好国家安全教育工作。 4．3树立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观念 邓小平指出：“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国家安全涉及国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国家、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首要保障。科学技术是没有国界的，但大学生不能没有自己的祖国。高职院校学生要把国家安全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不做任何有损国家利益、民族荣誉的事。 4．4熟悉有关国家安全的法律、法规 对遇到的法律界线不清的问题，要肯学、勤问、慎行，弄清什么是合法，什么是违法，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目前，特别应熟悉宪法、国家安全法、保密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科学技术保密规定、出国留学人员守则等法律、法规，做到心中有数。 4．5保持警惕，善于识别各种伪装 有的谍报人员和负有特殊使命的记者，常以你能接受的面孔出现，用交朋友、做学术研究、出国经济担保、旅游观光、新闻采访等五花八门的手段，套取国家机密、科技政治情报和内部情况，对此要保持警惕，识破伪装，避免上当受骗，防止陷入违法犯罪。在对外交往中，既要热情友好，又要内外有别、不卑不亢；既要珍惜个人友谊，又要牢记国家利益；既要争取各种帮助、资助，又要不失国格、人格。要淡泊名利，不受其诱惑。对发现的别有用心者，要依法及时举报，进行坚决斗争，决不让其恣意妄为。 4．6克服妄自菲薄心理，挺直腰板 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安全与利益，也有别人没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资源和秘密，还有独具特色的传统工艺等等。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但又是不可小视的大国，虽然在总体上有所落后，又决不是样样落后。要看到我们也有许多世界第一和“中国特色”，有一系列国家秘密和单位秘密。作为中国人，决不可妄自菲薄、悲观失望，在对外交往中要挺直腰板，不卑不亢。 作者：周小翔 单位：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国家安全论文: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策略研究 摘要：新媒体给人类生活带来了一场深刻的变革，也给国家安全带来新的挑战和威胁。当前，国家安全教育的主体是在新媒体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大学生，在这一新形势下开展国家安全教育，就必须结合大学生的新特点，因势利导，充分利用新媒体开展国家安全教育。基于新媒体环境，文章对高校国家安全的教育策略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新媒体；国家安全；大学生 新媒体在为信息的共享和快速传播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对我国的国家安全构成新的威胁和挑战。大学生是新媒体运用最为广泛的群体，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教育是新媒体时代维护国家安全的关键环节。探索适应新媒体时代需求，符合大学生成长规律的国家安全教育策略，是当前高校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课题。 一、新媒体视域下国家安全教育面临的新挑战 （一）新媒体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 新媒体的最大特点在于虚拟性和开放性，参与者可打破时空以虚拟化的身份参与社交活动。网络手机的普及和社交APP的广泛使用，使人们拥有了信息和传播的权利。西方国家凭借在网络技术方面的绝对优势，通过网络实施政治煽动和文化渗透，扰乱经济秩序，削弱文化认同，窃取尖端技术和军事情报，对国家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 （二）新媒体对大学生产生的负面影响 新媒体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大学生，思想开放，思维活跃。但西方的文化思潮通过新媒体在大学生中迅速传播，给学生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网络的虚拟化和弱规范性，使一些大学生在虚拟世界里挑战规则，游戏人生，导致法制观念的淡薄和责任意识的缺失。网络世界的无界性使部分大学生缺乏保密意识。 （三）新媒体未充分运用到教育中 高校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没有适应国家安全形势的变化和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的新特点，无法达到全面提高国家安全意识的要求。一是部分高校没有充分认识国家安全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二是部分高校国家安全教育还局限在政治、军事等方面，采用课堂灌输、大会宣讲等方式进行，缺乏吸引力，教育效果不佳。 二、新媒体视域下高校国家安全教育对策 （一）转变国家安全教育理念 新媒体时代，网络已成为大学生生活和学习不可或缺的部分，对其思想、心理和行为产生着深刻的影响。高校要及时研究当下国家安全的新变化和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出现的新问题，在理论和实践层面转换传统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改变传统的、权威式的强制性教育理念，尊重学生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教育者应主动从国家安全教育的施教者转变为引领者和参与者，借助新媒体平等地与学生交流，增强大学生接受国家安全教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创新“立体化”国家安全教育模式 新媒体为高校开展国家安全教育提供了新的教育途径和手段，高校应充分挖掘现有教育资源，建立国家安全教育专题网站，搭建国家安全网络教育平台，让国家安全教育向课堂外延伸。高校要大力支持教师开发具备声、色、光、画等多种表现手段的微课，通过网站、微信、微博等大学生喜闻乐见的传播途径将知识传送给学生，增强其对国家安全教育的情感体验，激发他们学习国家安全知识的热情和兴趣。 （三）提高大学生在虚拟世界的内控力 大学生是新媒体应用最为广泛的群体，高校应顺势而为，开设网络安全教育类的课程，开展以提高大学生网络素养和道德意识为主题的校园文化活动，培养其对信息的思辨、评估能力，构筑抵制不良信息冲击的思想“防火墙”。此外，梳堵结合。高校要积极引导大学生的网络行为，培植骨干学生转发、评论有利于国家安全的正面信息。也可通过建立大学生网络信息的监控机制，约束大学生的网络行为，提高维护国家安全的自觉性。 （四）构建新媒体环境下国家安全教育的协同创新机制 新媒体时代教育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迫切要求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协同创新。一方面，要积极联合校内外力量，搭建学校负责、政府督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社会大系统教育平台，通力配合，共同推进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改革。另一方面，要优化整合校内教育资源，各部门密切合作，构建课堂教学、校园文化活动、日常教育管理相结合，理论教学和社会实践相结合，显性教育和隐形渗透相结合，线上教育和线下网教育相结合的立体式的国家安全教育平台。 三、结语 作为国家公民，人人都应该增强国家安全意识。大学生是社会发展的青年力量，代表着祖国未来的方向，因此，更应该利用当下充足的教学资源，了解国家安全信息，掌握相关政策，全面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努力避免新媒体弊端的影响。高校在培养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上义不容辞，要继续探索。 作者：王艳 单位：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国家安全论文:高职院校国家安全教育论文 一、海南省高职院校毕业生对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缺乏警惕性 经调查统计，目前海南省高职院校毕业生普遍在与外国人交往过程中，警觉性不强。对一些从事间谍活动的人员不能加以区分甄别，极有可能在工作生活中自觉或不自觉成为这些人利用的对象。有的同学为了练习外语的听说能力；有的虚荣心作祟，将结交外国朋友的多少作为炫耀的资本，工作生活中主动去与外国人搭讪、交朋友，缺乏辨别能力。特别是有些毕业生由于国家安全意识的薄弱，对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缺乏警惕，往往在不经意间泄露国家机密，甚至经不起金钱、美色等种种诱惑，不惜丧失国格人格，出卖情报，给国家安全造成重大损失。 二、国家安全教育的缺失，海南省高职院校责无旁贷 （一）高职院校国家安全教育模式老套，滞后于形势任务的变化 目前高职院校对学生国家安全意识的培养重要性认识不足，许多高职院校认为，大专生今后主要在一些低端行业就业，接触不到国家核心利益，过多地关注国家安全意识培养意义不大，因此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培养学生职业技能上。1.国家安全教育流于形式。高职院校对国家安全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教学内容设置偏少。有的即使开设了国家安全教育课，也主要是以完成教学任务为目的，教育流于形式，走过场的现象依然突出。由于教育主管部门没有作出明确的要求，因此，大多数高职院校国家安全教育没有专门的课程设置，而只是零星的散落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和《形势与政策》等课程中，并且所占的分量也非常少。2.国家安全教育内容陈旧、浅显。许多高职院校在进行国家安全教育过程中，所传授的知识相当一部分还是以前陈旧的知识，对于当前国家安全形势变化的新特点新趋势、国家安全方面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涉及较少。教学内容更新不及时，不能跟上国际国内形势变化，不能紧贴时代脉搏，自然不能满足学生需求。3.国家安全教育理念落后。在传统的国家安全教育过程中，许多高职院校侧重于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即教育学生认清西方敌对势力的西化、分化政策，树立坚定的政治立场。在施教过程中，有的片面地把国家安全理解为传统安全即政治安全和国防安全，误导了学生。虽然有部分学校教师在授课时较为全面地涉及到国家安全的7个方面，但由于课时限制、自身知识储备等问题也仅仅是浅尝即止、缺乏深度。而作为新时期的国家安全教育应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地围绕国家安全的基本内容为学生进行讲解教育，帮助学生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增强学生国家安全意识，培养学生维护国家安全的自觉性。 （二）高职院校国家安全教育配套设施缺乏，学生了解国家安全知识的途径有限 高职院校在国家安全教育方面投入不多，导致配套设施缺乏。我们课题组走访三亚几所高职院校，发现几乎所有学校都没有一块有关国家安全教育的板报、橱窗、横幅或标语，学校网站上也没有开辟有关栏目。学校图书馆有关国家安全教育方面的书籍也是凤毛麟角。而且据了解，很少有学校外请国家安全部门或科研院所的专家教授进行有关国家安全方面的知识讲座，更谈不上建立国家安全教育基地之类的场所。因此，学生除了从有些课堂上能够了解到一点有关国家安全的知识外，其他的途径几乎被堵塞了。 （三）高职院校学生国家安全知识匮乏，国家安全意识淡薄 我们课题组对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的学生进行了一项有关国家安全知识方面的问卷调查。经统计发现，绝大多数学生对国家安全认识不全面，国家安全知识匮乏；对哪些行为会危害国家安全知之甚少；对一些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的危害性认识不足，国家安全意识十分薄弱。究其原因，一是由于国家安全教育受教学内容限制，相对于其他专业课程，内容单调、枯燥乏味，引不起学生的兴趣；二是部分教师由于没有受过专门的培训，自身知识掌握不全、缺乏深度，直接影响教学的质量和效果；三是由于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受“无用论”思想的影响，对国家安全知识的学习重视不够，再加上国家安全教育一般都不是考试课程，学生没有考试的压力，也就不愿学、不想学。这也是导致学生国家安全意识淡薄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改进国家安全教育教学模式，海南省高职院校义不容辞 高职院校作为教学的载体，理应把国家安全教育提上重要议事日程，坚持顶层设计，加强国家安全教育，努力改进国家安全教育的不足之处，积极探索新的教学模式，切实增强学生国家安全意识，提高学生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 （一）坚持把课堂教学作为国家安全教育的出发点，努力增强学生国家安全意识 课堂是教师进行国家安全教育的主阵地，是学生了解掌握国家安全知识的主要来源。高职院校要充分利用好这一舞台，在大力开展国家安全教育的同时，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与国家安全教育是紧密相连、互为促进的。学生爱国了，有了民族气节，自然不会干危害国家安全的事，因此，我们要把爱国主义教育作为国家安全教育的基础。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保持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增强民族认同感，教育学生不做伤害民族、危害国家的事。要让学生把爱国与维护国家安全等同起来，把维护国家安全作为爱国的重要举措、作为人生的行为准则、作为平时工作生活学习的自觉。要加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引导学生找准自己人生的目标，正确对待金钱美色，自觉抵制各种诱惑。要加强《国家安全法》的教育和学习，增强学生遵纪守法意识，使学生始终能够做到自觉遵守《国家安全法》，自觉维护国家安全。 （二）坚持把人生实践作为国家安全教育的落脚点，努力提高学生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 海南地区的高职学生在校内学习的时间一般为两年半。院校学习后，最终大家都会走向社会，走向实践。高职院校对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为了提高学生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使学生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能够自觉做到在任何时刻、任何场合牢记国家安全利益，能够鉴别间谍的真伪，抵制间谍的诱惑，不叛国、不出卖国家利益、不做有损国家利益的事。在教育过程中，要让学生明白哪些行为是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哪些人是间谍，一旦发现间谍要积极主动向公安机关或国家安全部门报告。通过院校系统的国家安全教育，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增强国家安全意识，提高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走好人生的道路。 （三）坚持把资源整合作为国家安全教育的切入点，努力提高教育的质量和效果 将以往涉及到国家安全方面的教学内容进行资源整合，作为一门系统课程提炼出来，或作为形势政策教育的一部分，并加大教育的课时量，同时将考查课改为考试课，用考试成绩来检验学生关于国家安全知识掌握的程度。加大对高职院校教师国家安全知识的培训力度，提高教师教学水平。紧跟国家安全形势变化，及时更新教学内容。创新授课形式、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从而提高学生对国家安全知识的兴趣度。同时利用网络等新兴媒体，作为教学的辅助手段，帮助学生消化吸收课堂上的知识。加大经费投入力度，通过板报、橱窗、横幅、标语等形式，营造浓厚的国家安全教育氛围；在学校网站开辟国家安全知识专栏，为图书馆增添相关书籍，外请国家安全部门或科研院所的专家教授进行知识讲座，协调军队或国家安全部门，组织学生到国家安全教育基地参观见学。总之，只有坚持多管齐下，努力提高教育的质量和效果，才能提高高职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 作者：史金红 单位：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 国家安全论文:高校国家安全教育论文 一、国家主导 在国家安全教育的实施过程中，政府的主导和舆论的导向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对国家安全教育的重视，首先体现在无论是在政策的制定，还是具体工作的推进，或者是氛围的营造方面，政府都起主导和决定性的作用。同时，在传承历史文化、凝练民族精神、弘扬主流思想等方面，政府又成为把握方向、为国家安全教育的有效实施保驾护航的舵手。在这些国家里，从宏观的学校培养目标到微观的教学内容，从人才培养模式到具体的教学方法，甚至于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教师的选拔与任用，都强烈地渗透着国家意志和政府权力。 二、实践为重 国家安全教育如果仅仅停留在内容的宣讲和空洞的说教上，那么成效可能微乎其微。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有一个普遍认知，即“学校的课堂教育只是国家安全教育的一个环节”，虽然这一环节很重要，但是课堂教学必须与个体的实践活动有机融合，使学生走出课堂、走向社会，了解国情、了解世情，感受课本上难以言喻的真实世界。在坚守学校系统的课堂教学主阵地的同时，学校鼓励学生广泛地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达到从“了解”的程度到“培育”和“形成”良好的国家安全意识。而这一切，绝不是学校能独立完成的，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为学生提供参加实践活动的可能性。 三、危机意识 日本、韩国、新加坡都是资源小国，在国家安全教育的实施过程中注重强化公民“危机意识”，将“生存”作为全体公民的共同追求。政府不仅要求每一个公民须熟悉本国的历史和国情，还要了解本国与邻国的关系及在亚洲、世界的地位。新加坡的学校教育更是告诫国人:“在激烈竞争的世界市场上，新加坡是一个小国，他在充斥着妒意的邻国夹缝中生存，犹如一叶扁舟行驶在惊涛骇浪的大洋上，处境极为危险，稍有不慎，便会船沉人亡。”这种形象的比喻把个人的命运放置于国家存亡的大环境之下，使两者休戚相关。 四、发达国家国家安全教育对我国的启示 1．巩固强化政府在高校国家安全教育中的决定性作用 国家安全教育是一项必须由政府倡导和推行的全民教育活动。近年来，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是治理体系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政府管理大学的重点落在管方向、管政策、管引导、管评价等方面。而由政府倡导和推行的国家安全教育正是政府在高校发挥作用的重要方面。政府是国家安全教育的唯一的领导者、规划者，也是最重要推动者和实施者，政府的高度重视，是保证国家安全教育良好效果的坚强后盾。无论是国家安全教育目标的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倡导，还是抵御境外意识形态的渗透、探索网络时代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教育，政府在其中都应发挥主导作用。要充分发挥政府在国家安全教育中的领导核心作用，首先要把握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的方向，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还要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持，凝聚人心、振奋斗志、促进团结，为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的实施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2．辩证看待利用东西方文化成果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的飞速发展，世界各国文化交流和交融比以往更显频繁。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高校国家安全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危机:某些境外背景可疑的外教在从事教学活动的同时，骗取任教学校师生的好感和信任，再进行非法传教;一些敌对组织假借学术机构的名义，向国内高校赠送书籍刊物，企图攻击党的政策、诋毁社会主义制度;在部分合作办学的学院中，党团组织被架空，思想政治工作完全被西化的管理覆盖。面对这样的情况，高校在实施国家安全教育的过程中，一方面要注重挖掘传统文化在增强学生国民意识、珍惜现有幸福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同时，高校要注重拓宽大学生的视野，理性地吸收西方优秀文化，学习西方文化中独立自主的精神、丰富的艺术创造、先进的科学技术等，帮助大学生以更加开放积极的心态充分利用一切有价值的文化资源。进行国家安全教育，应主动顺应时展的潮流，做到既弘扬本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又能够借鉴吸收其他国家的先进文化，正确处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 3．理论结合实践、显性教育融合隐性教育 一直以来，我国高校的国家安全教育侧重于采取正面的、显性的教育方式，主要通过在学校开设与之相关的课程进行，强调理论的灌输与知识的传授。传统的课堂教学虽然可以向学生系统地讲授相关知识，是在高校开展国家安全教育最直接、也是目前最常用的一种途径。但是这一方法实际效果并不明显，枯燥的教学内容和单一的教学模式甚至让学生产生抵触心理，使得国家安全教育在高校很难开展。国家安全教育要采取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即在对学生进行理论灌输的同时，注重对学生潜移默化的熏陶。与显性教育相比较而言，隐性教育更容易被学生尤其是在校大学生接受。事实上，在高校利用隐性教学资源、转变教学方式也是实现有效教学、应对全球化浪潮、维护国家利益的必然选择，更是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实现学以致用的长远考虑。高校要采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使刻板的说教转变为知识的熏陶、情绪的感染和思想的引领，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认可“显性课堂教学”。有效的国家安全教育一定建立在对国家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真切了解的基础上，因此实践活动是高校国家安全教育不能忽视的载体。通过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才能不断提升国家安全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 4．针对“95后”特性，加强忧患意识教育 历史反复证明，一个民族若是缺乏忧患意识是危险的，一个国家若是不能居安思危是没有前途的。“95后”大学生成长于网络时代。从他们在网上的意见来看，部分学生对我国所处的国内国际形势了解较少，或根本不关心，缺乏应有的忧患意识。因此，帮助大学生正确认清中国的国情和在世界的地位，应成为国家安全教育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多数大学生觉得个人在应对国家危机时所需承担的责任较小，他们往往对个人发展的担忧多于对国家、民族的忧患。这些都表明，当今大学生的忧患意识还不足，亟需通过合理的途径让他们清醒认识到自己面临的各种深层危机和严峻挑战，真正形成一种民族的集体危机感。 作者：陈伟 单位：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国家安全论文:国家安全新形势下的国防教育 一、国家安全新形势为推动国防教育提供了新动力。 国防教育作为巩固和加强国防而对公民进行的教育，是建设和巩固国防的基础，也是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全民素质的重要途径。要进一步明确国防教育工作的总体要求、目标任务、方法途径、保障措施等，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普及和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奠定基础。党的十八大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坚持富国和强军相统一，加强军民融合式发展战略规划、体制机制建设、法规建设。要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围绕促进军民融合发展，搞好全民国防教育，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把爱国拥军热情转化为推进经济建设和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协调发展的实际行动，不断深化国防教育成果。 当前，我国正处在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国家安全形势保持总体稳定，但国家安全问题的综合性、复杂性、多变性趋势不断增强，对搞好国防教育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新形势的需要，不断加强新形势下国防教育是巩固国防，促进国家安全的重要任务。加强新形势下国防教育，必须围绕时代主题和形势任务，树立与科学发展观要求相适应的国防观。要着眼推进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协调发展，大力宣传党和国家关于国防建设的方针政策，加强国家安全新形势教育，普及和深化国防法规宣传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牢固树立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观念，树立富国和强军相统一的观念，树立军民融合式发展的观念，树立依法履行国防义务的观念，切实打牢建设和巩固国防的思想根基。 把国防教育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中国梦”宣传教育与国防教育统一规划、同步实施、共同推进。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国防教育，调动各层面、各类群体的积极性，依法开展国防理论、国防知识、国防历史、国防法规、国防形势教育，把国防教育成果转化为企事业单位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员工素质、履行国防职能的实际成果，转化为双拥共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实际行动，增强国防教育的系统性、针对性和实效性。要坚持齐抓共管，按照《国防教育法》规定，健全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国防教育办公室组织协调，军地有关部门各负其责的工作机制，形成整体合力，认真开展宣传教育，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热爱国防、关心国防、献身国防的积极性。统筹国防教育与城市文化传播，把国防教育融入城市历史文化宣传活动，在弘扬城市文化的过程中，强化公民责任意识、危机意识和国防意识。 二、国家安全新形势下深化国防教育的新举措。 虽然我国安全形势不容乐观，但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经济社会持续向好发展的总体趋势不会改变。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正带领全国人民攻艰克难，稳中求进，开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伟大征程，全国人民对美好未来的信心更加坚定，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更加充满期待，强国强军、巩固国防已成为全国人民的普遍共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和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新需求，为强化国防观念，加强国防教育提供了新的机遇。要丰富载体、更新手段、创新举措，加强思想引导，开展舆论宣传，注重实践培养，突出工作重点，使国防教育与时展合力合拍、同频共振，为建设强大国防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一）要借助新兴媒体开展国防教育。要适应信息生产和传播方式深刻改变，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深刻改变的新形势，用好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开展国防教育，开办国防教育网站或网页，建立新型国防教育宣传平台，把国防教育题材融入游戏、动漫、微视、微电影等，积极拓展信息化条件下开展国防教育的方法和途径，不断扩大国防教育传播范围。同时，要准确把握信息网络全球化、普及化、开放化的特点，树立保卫国家网络空间安全的意识，重视网络空间对国家发展和安全构成的严重威胁，自觉维护网络信息安全〔1〕。 （二）要发挥红色阵地作用促进国防教育。要充分发挥我市的红色资源的教育功能，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国防教育基地建设，发挥好西满革命烈士陵园、和平广场、江桥抗战纪念馆等国防教育基地作用，搞好国防知识普及，开展生动形象的国防教育。组织机关干部、学生、企事业单位职工参观“江桥抗战”公园和“江桥抗战”纪念馆，观看抗战纪录片，重温抗日将领马占山将军指挥黑龙江省防军在泰来县江桥打响中华民族抵御外族侵略、有组织具规模的抗日第一枪的悲壮历史和光辉战例，深刻缅怀抗战壮士，见证历史、激励斗志。 （三）要利用重大节日和纪念日引领国防教育。要利用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八一、十一、8月15日“齐齐哈尔和平节”等节日深化国防教育。进一步明确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深切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悼念所有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同胞，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战争罪行，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和爱国精神。 （四）要开展社会实践活动深化国防教育。要通过“鹤城读书月”、“道德讲堂”、“道德模范评选”等活动，深入开展国防教育。建立以人武、专武干部为骨干，以民兵为主体的“为民服务队”，开展社会志愿服务，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在传播志愿服务理念的同时，增强人们的国防观念，强化国防意识，使国防教育由“虚”变“实”。通过修建国防路、栽植国防林、建立国防教育基金等形式，动员社会力量共同搞好国防教育。选树部队、人武干部、退伍军人中的先进典型，开展国防教育宣讲、宣传活动，营造浓厚的国防教育氛围。采取每周播放爱国主义教育电影，每天播放国防知识，每天发送国防教育短信等形式，搞好社区国防教育宣传，使国防教育向基层延伸〔2〕。 （五）要突出工作重点推动国防教育。抓好领导干部的国防教育。要把国防理论、国防法规、国防战略等列入领导干部理论学习计划，重点学习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论述，特别是关于党的新形势下强军目标的重要论述，强化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军民融合发展等理念，提升从战略层面认识和思考国防建设的能力〔3〕。抓好青少年学生的国防教育。要把国防教育纳入学生素质教育之中，把国防教育同学校德育、素质教育同步推进，利用与部队共建的平台，开展军校国防教育共建共管共育活动，向学校派出军训教员或国防教育辅导员，结合“军营开放日”，组织学生参观部队荣誉室、队史馆、训练场，观摩官兵训练，感受军人的爱国主义情怀。举办“强军梦、鹤城梦、我的梦”系列主题活动，开展“走出去、请进来、学起来”活动，组织学生参观国防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感受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激励爱国热情。抓好民兵预备役人员的国防教育。着眼牢记使命，强化职能意识，围绕高举旗帜、听党指挥这个根本，突出抓好职能任务、形势战备、战斗精神等教育，进一步增强他们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使命意识。认清国家安全新形势，汇集各方力量，深化国防教育是党委、政府和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坚持统筹兼顾、与时俱进，在深入开展国防教育中，进一步弘扬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唤起人民的忧患意识和民族危机感，为巩固国防、强国强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作者：李志涛单位：哈尔滨铁路局人民武装部齐齐哈尔民兵教导队 国家安全论文:比较分析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在我国的完善 [摘要]通过综合考察西方国家的安全审查制度的历史和具体实施情况，基于国家安全因素对外资进行审查主要包含三种实施模式：独立型外资国家安全查、嵌入型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和联合型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在外商投资准入逐渐宽松化的背景下，对外国投资进入我国加强国家安全审查是非常必要的。文章主要通过对三种具体实施模式的比较结合我国《外国投资法（草案征求意见稿）》（草案）的突出情况进行分析和研究，重点关注研究结果在我国的实施可行性从而对我国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提出建议。 [关键词]国家安全；外商投资；审查模式；具体实施 针对外国投资进行国家安全审查而设立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是各国从本国的根本安全利益出发，为平衡资本流入对本国造成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而采取的对外国投资的限制或禁止措施从而有效管理外国投资的一项重要制度。它反映了一国对待外资的政策和价值取向，更是投资东道国行使国家主权的行为，在目的上具有维护国家安全这一正当性，在审查结果上具有强制性。 基于国家安全原因对外资进行监管从很久以前就开始进行。目前西方社会关于外商投资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有两种立场：一种立场认为对于外商投资的国家安全审查尤其是针对主权投资的审查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主要针对依据政治目的或者受政治目的影响的投资以及对国内经济将会造成重大挫伤的投资；另一种认为外商投资是一个市场经济模式下的商业问题，能够使西方国家在经济上获益，它的政治目的被过度夸大了从而限制了全球化经济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国家应当充分发挥的是管理职能而不是参与职能。国家安全审查应当有明确的界限。 通过综合考察西方国家的安全审查制度的历史和具体实施情况，基于国家安全因素对外资进行审查主要包含的是三种实施模式：独立型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嵌入型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和联合型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其中以美国为主的独立型外资国家安全审查模式主要是指针对国家安全方面建构了单独的制度体系。体系中明确规定了独立的审查主体、独立的审查程序、独立的审查决定、独立的审查依据等。以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为代表的嵌入型外资国家安全审查模式是指将国家安全审查嵌入一个总的监督管理体系之中，国家安全仅仅是监管审查部门在进行监管审查时考虑的一个因素。以德国和法国为主的联合型外资国家安全审查模式是指国家安全审查与其他监管联合在一个制度体系中，目前比较常见的就是将国家安全与公共秩序联合的外资安全审查。 本文主要通过对三种具体实施模式的比较结合我国《外国投资法（草案征求意见稿）》（草案）的突出情况进行分析研究，重点关注研究结果在我国的实施可行性从而对我国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提出建议。 1独立型外资国家安全审查模式 11美国国家安全审查独立的机构――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成员由9个部门的领导构成：分别是财政部、国务院、商务部、国防部、司法部、国土安全部、能源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与科学和技术政策办公室。其中，任命财政部部长为委员会的主席，委员会的活动中还有5个部门是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分别是经济委（经济指导委员会）、国安委（国家安全委员会）、国经委（国家经济委员会）、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和国土委。国家情报局的主任和劳工部的部长是委员会的当然成员，但不享有投票权。 12美国国家安全审查独立的程序 美国《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规定的安全审查程序分为申报、通报、初步程序、调查程序和决定程序。一是申请由任何一方自愿地向委员会提出或者向委员会的任何成员部门提出审查要求。该条体现出当事人的申报适用的是自愿申报的原则。此外，法律还规定：如果发现交易损害了国家安全然而之前却并没有申报，总统有权指派司法部授权给该地区的法院分离交易。二是初步程序就外国投资者提供的资料进行基础性审查，为期30天。三是调查程序对国家安全将会产生损害或者对国家安全有损害的威胁而不能够缓解的外国投资进行。适用于以下投资：其一，初步程序进行过程中和之前的外国投资对国家安全造成了损害却不能够得到有效缓解的外国投资；其二，该投资交易是外国政府控制的交易；其三，在美国基础实施中的外国投资，如果外国投资委员会认定能够对美国国家安全产生损害，该损害不能够被初步程序中提供的措施缓解的；其四，牵头机构提出、外国投资委员会同意应该实施调查。四是针对并购交易的处理方案外国投资委员会应当在调查结束后提出建议并向总统汇报。调查报告交到总统手上后，总统需要在15天内做出决定。如果并购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或有构成威胁的潜在风险已经被证据所证明，总统有权停止并购活动。 另外，外国投资委员会在审查实践中还将根据投资公司的股权构成、国家补贴程度和透明度判断并购交易是否受到外国政府的控制。其中股权构成的方面，法律规定，如果美国公司的股权被外国政府控制的公司占有超过10%、拥有了公司的否决权、董事会成员中的一员或者有重要职位的任命权利等就可以被认定为“受到外国政府控制”。国外企业与政府关系密切有一个象征性的标志，那就是国家补贴，政府控制的风险就通过国家补贴的程度来体现。因此，是否受到外国政府控制，国家补贴的程度是判断的重要因素。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审查实践中，针对中国国有企业内部治理缺乏透明度产生的担忧，外国投资委员会要求中国国有企业自担向其证明不受政府控制的举证责任。 2嵌入型国家安全审查模式 嵌入型外资国家安全审查模式现今被比较多的国家实行，表现形式上主要有两种：一是澳大利亚、加拿大所采用的将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嵌入一个更大的审查监管体系之中，没有单独的国家安全审查体系；二是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多实行的外资批准制，将国家安全审查嵌入外资批准体系当中来综合平衡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笔者认为第一种表现形式对于我国建设现代化法治国家更加具有借鉴的意义，因此仅分析澳大利益和加拿大两个国家为代表的嵌入型国家安全审查模式。 加拿大没有独立的国家安全审查体系，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仅仅是净利益审查制度框架体系下额外的补充。因为根据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无论是绿地投资还是外资并购，不管外投资的额度有多少，都是在外资安全审查的范围之内。以主权投资规则为例，加拿大现有关于主权投资的规则不多，且都需要与净利益审查规则相结合。比如新《投资加拿大法》在判断国有企业的投资是否会给国家利益造成损害时用实质性的事实标准即净利益标准而不仅仅是通过法律形式来判断。再比如《国有企业指南》明确列举出的对国有企业投资审查的净利益标准。其中加拿大对于国有企业有责任向主管部门证明其投资不会给加拿大国家安全带来损害的规定和美国一样隐含着国有企业有主动证明其投资不会损害东道国利益的责任。加拿大的净利益审查制度涵盖内容非常广泛，在许多方面已经涵盖了国家安全审查的内容，因此有学者认为再进行安全审查就变得没有必要。 综合看来，嵌入型国家安全审查实施模式中重要的并不是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本身，而是该制度所依托的体系是否能够充分发挥出国家安全审查的职能。 3联合型国家安全审查模式――相同模式下的异与同31异――对于资本自由原则的遵循不同 根据德国现有的条文，结合欧共体条约第46条和第58条。一方面对于公共安全和秩序的理解应当不违反资本自由的基本原则，对外国投资进行审查或限制仅仅是设立企业自由以及资本流动自由的例外规定即对于外资并购的公共安全审查不能违反欧共体和德国关于资本自由的规定。另一方面，就像有学者所指出的，“对社会的根本利益造成实质性和充分的严重威胁”表达了限制措施只有在例外情形下才可以采取的态度，并且这里的公共安全和秩序并不属于行政法上定义的广义的公共安全和秩序中的特殊情形。而法国则不一样，一直以来相对持谨慎态度的外资准入政策，保守的外资审查制度屡次被欧盟委员会要求修改外资并购审查制度。笔者认为原因就在于法国在外资并购领域规定的审查制度模糊并且不可预见，很容易被滥用，导致侵蚀欧共体条约资本自由的原则。如果说将德国的国家安全审查界定为资本自由的例外，那么法国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可以界定为模糊的资本自由限制。 32同――欧共体条约的遵循和国防利益的保障 目前，欧盟委员会对外国投资的审查与其成员国国内对外国投资的国家安全审查的关系实际上是并列的，某些方面还是重复的。只有特定条件下，欧盟委员会才会依据《欧共体并购条例》审查该外国投资。 在2009年生效的《里斯本条约》中要求将欧盟地区的投资政策的管理职责逐步由欧盟成员国转移到欧盟委员会，目的在于尽快实现市场一体化的目标从而加快欧盟这个超国家组织一体化的进程。事实上，对并购交易的审查权在外国投资者向东道国申报之后，即使有些外资并购未达到欧盟委员会规定的审查标准。审查权限在“经过三个或者三个以上的成员国审查”或者“有一个及以上的成员国要求欧盟委员会对该项并购交易进行调查”两种情况下，方案仍然可能会被移送到欧盟委员会。欧盟委员会审查权的扩大将同时增加成员国的遵循内容和外资国家审查制度的相似性。 4我国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新型实施模式 41拟出台《外国投资法》 现阶段，我国的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尚处于初级阶段，完善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并未建立。在2015年年初公布的《外国投资法（草案征求意见稿）》（草案）第四章对国家安全审查作出了详细的规定，其中包括国家安全审查的审查机关、审查程序、决定类型、安审措施、法律责任等。在2011年《关于建立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通知》，《实施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规定》和《反垄断法》中对国家安全审查原则性规定的基础上，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在草案中被纳入了外资基础性法律，法律位阶上提高了法律层级，具体实施上细化了实体标准和程序标准从而增强了可操作性，可以说技术上取得了较大的进步。 42我国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新型实施模式 《征求意见稿》对外国投资同时实行准入许可和国家安全审查，外国投资准入制度要求对禁止或限制外国投资的领域依据特别管理措施目录实施管理，其中对限制外国投资领域的外国投资实行准入许可。长期以来，我国采取全面管理的模式审查外商投资项目。从维护经济安全、保障公共利益等多方面全面核准一直是我国政府管理部门的审查方式。在实施方面，准入前国民待遇是我国履行国际条约的承诺，与负面清单相结合是我国具体的实施模式，意味着我国过去针对外商投资的全面审查模式将会被废除，同时对禁止和限制外国投资的领域通过特别管理措施目录实施准入管理。 43我国国家安全审查的新型审查程序 《征求意见稿》中规定了自愿申报，第三方申请和强制申报三种提起审查的方式。《征求意见稿》第52条规定，“向国务院外国投资主管部门提出安全审查申请之前，外国投资者可就有关程序性问题提出预约商谈的请求，提前沟通有关情况。”第34条就“准入许可和安审的衔接”做出了详细安排，第35条规定，安审期间不计入准入许可审查的30天之期限。《征求意见稿》生效后将会形成包括准入许可审查、反垄断审查与国家安全审查三审查并进的外资管理体系。 5《征求意见稿》的不足和借鉴 从各国的规定对比来看，国家安全审查标准都具有模糊性的特征。与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相比，《征求意见稿》所列的因素涵盖范围更广也更为具体，不足之处就是没有从总体上对国家安全的概念进行界定。而是通过兜底条款将自由裁量权全部赋予联席会议，确定性稍显不足，透明度略显欠缺。具体来说《征求意见稿》虽然规定了一般性审查和特别审查的期限和简单程序，却未明确决策方式。联席会议审查意见的最终形成，是采取“一致同意”原则还是“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并未明确，联系会议成员是否具有一票否决权没有明确的规定。这就使得决策程序具有模糊性和争议性。再者《征求意见稿》只规定了国家安全审查机构的职权，没有明确监督制约机制，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缺乏制约，可能对投资者信心和我国投资环境造成不利影响。笔者建议在对审查标准进行列举之前，可以根据我国国情和现实需要，对国家安全的概念首先进行原则性界定。可以借鉴美国的实施方式明确规定采用“一致性”原则的决策机制。美国赋予了总统一票否决权，我国可以赋予总理一票否决权，使整个决策流程更加明确透明。可以设立预申报制度，鼓励交易各方在提交正式申报以前咨询审查机构并在适当情况下提交申报草稿或其他适当文件，以帮助交易各方了解交易内容并确定交易方应当提交的其他信息。 国家安全论文:新形势下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困境 摘要：进入21世纪，多维化的国家安全威胁使中国各高校的国家安全教育问题日渐凸显，仅将大学生国防教育等同于国家安全教育的做法已无法满足国家安全教育现实需要。本文根据黑龙江省部分高校实证调研，统计并分析国家安全问题多维化时代下我国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所处的困境，为新形势下完善高校国家安全教育体系、增强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问题意识提供数据分析与理论依据。 关键词：大学生；国家安全；国家安全教育；困境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安全”和“国家安全”两个概念是解读国家安全教育的核心。所谓“安全”是指某一安全指涉对象处于没有危险或者虽有危险但有充分的应对手段的状态，具体包括安全的指涉对象，威胁的来源、应对威胁的手段、应对威胁的行为主体等几个因素，简单地说就是谁的安全、威胁是什么、应对威胁的手段、谁来应对威胁。 “国家安全”是一国最根本的国家利益，是指一个国家处于没有危险或者有充分的应对手段来应对危险的客观状态。国家安全的指涉对象是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国家核心利益。 国家安全威胁的来源包括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传统安全威胁指的是外部武装入侵或者武装入侵威胁，应对手段主要为军事、政治手段，行为主体是国家。而非传统安全威胁则包括经济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粮食安全、环境安全、生态安全等各个领域，如果说传统安全威胁主要来自于外部敌对军事力量，那么，非传统安全威胁则既可能来自于外部，也可能来自于内部，甚至内部非传统安全威胁与外部威胁的勾结。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主要手段则为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行为主体也相应的多元化，每个公民、每个企业、每个公民组织都应担负着应对各类非传统安全威胁，以维护国家安全的使命。 二、新形势下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必要性 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民族、宗教、国际金融风险、互联网黑客等长期以来被列为“低政治”范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威胁着我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领域的国家利益。应对此类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手段亦有所改变，由原有的单一军事手段渐渐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软、硬实力的增强，每个公民，特别是作为信息技术时代主角的大学生都已成为国家安全的行为主体。 面对多维化发展态势的国家安全问题，丰富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内容势在必行。有效的国家安全教育一方面能够培养大学生为国防事业贡献力量的使命感，使大学生在学习、工作和参与社会生活的过程中时刻具备对不同国家安全威胁的警惕性和责任意识，以自己的言行维护国家安全；另一方面使大学生具备对非传统安全威胁保持警惕的主观意识和客观能力，绝不能成为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助力者。 三、新形势下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所面临的挑战和困境 本文通过对部分高校学生及教师的问卷、座谈及访问，了解到各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的教学内容、形式及课时等教育现状，同时窥见，新形势下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仍面临诸多挑战与困境。如大学生对我国国家安全常识有大体了解，但个别同学还存在着盲区和误区，暴露出安全常识知识掌握还比较碎片化，不够持久与系统；在国家安全问题多维化时代条件下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供给虽然存在但还不足，未能提供足够的理论工具帮助理解国家安全问题，使大学生虽对国家安全热情关注但却无法从高校课程中系统掌握相关知识。以下分别从大学生国家安全常识的了解、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的开展、国家安全意识的养成三方面内部存在的矛盾入手，对新形势下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所面临的挑战和困境展开分析： （一）大学生国家安全常识――基本了解与理论碎片的矛盾 国家安全常识对大学生来说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对其详细内容缺乏深刻的了解与感悟，一部分大学生未能站在时代背景从当今国际环境角度审视国家综合安全，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在国家安全中的作用认识不足，由于政治与军事与大学生生活存在一定距离造成大学生潜意识中认为国家安全与自己关联不大，国家安全意识不足，缺乏历史使命感与自我责任感。 调查问卷中96.5%的学生认识到国家安全包括传统安全及非传统安全；3.5%的学生将领土主权安全问题看成是我国的国家安全问题的唯一因素，忽略民族分裂主义、极端宗教主义、环境问题、生态问题、金融秩序问题等各个维度的综合安全问题。5.7%的大学生认为当前我国的国家安全威胁是以敌对武装力量入侵为主的传统安全威胁，安全威胁的主要行为体是军队或国家，主要解决手段是军队；而并未认识到民族分裂势力、恐怖主义、跨国犯罪、洗钱等构成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同时也未考虑到应对每个公民、企业、组织经济实力是就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主要行为体，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社会文化、政治制度的健康稳定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法治建设的全面推进等软实力与硬实力的增强是解决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有效手段。 由此可见，当前大学生对国家安全理论的核心四要素，即国家安全的指涉物、国家安全的威胁来源、应对国家安全威胁的手段、应对国家安全威胁的行为主体有基本了解，但并未形成系统化、理论化的认识。 （二）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供给不足与两轨平行的矛盾 国家安全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高校必须认清境内外形势，基于地区实际情况在实践中探索与运用各种教育渠道，并融合互动，形成新国家安全观教育的合力。目前许多高校已经意识到了安全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也进行了一些尝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在实际进行过程中诸多渠道各自为阵，在内容实践形式等方面没有实现有效的融合与衔接，缺乏整体目标统筹与详细规划，各活动与各环节错位缺乏有效协调。 大学生国家安全常识之所以不够系统化、理论化与高校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供给不足有着直接的关系。 调查显示，59%的学生指出自己所在学校并未开展过专门的国家安全知识教育；94%的学生认为高校开展国家安全教育的形式仅为开设军事理论课，并未开设专门的国家安全教育讲座；76%学生反映在《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论》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教学中，教师并未能提供足够的理工具来帮助理解传统国家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并未将热点的国家安全问题纳入到课堂教学之中。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担负着立国树人、巩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重任，但国家安全教育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两轨平行”现象严重。据调研，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各门课程的教学内容与多维的国家安全教育内容脱节严重，并未完全融入高校教学实践之中，因此缺少为大学生提供持续的、系统的、多维的国家安全教育，使许多学生仅通过网络、电视媒体等途径掌握国家安全教育的碎片化常识。 这一困境的有效解决途径之一就是尽快按思政课的教学内容及特点梳理整合相关内容，结合我国国家安全威胁的新形势、新特点，从情感、理论、历史与现实等各个角度探索将国家安全教育内容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具体教学的方式，为大学生提供多维、系统化的国家安全教育，使大学生更全面、准确地看待我国的国家安全问题，并为应对我国所面临的各种安全威胁作出自己的贡献。 （三）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热情关注与无所适从的矛盾 多元化文化背景、多元化的价值观、高速发展又日益复杂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以及国家安全问题本身的敏感性、复杂性，使大学生在国家安全问题上表现出热情关注却又无所适从的内在矛盾，并由此产生诸多困惑。 调查显示98%的大学生对于国家安全的相关知识有强烈的学习愿望，大部分学生对国家安全问题比较关心，认为自己与国家安全有一定关系，但因目前了解相关知识的途径单一、掌握知识碎片化，所以接受效果不好，缺乏系统性与持续性，特别是网络、电视等传播媒介不能提供理解国家安全问题的基本理论工具，使大学生出现无所适从的心理。因此，高校应努力将国家安全教育融入到各门课中，使国家安全教育在内容上应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国家安全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高校应在认清国内外形势基础之上，根据各地区实际情况在实践中探索与运用各种教育渠道，融合互动，形成新国家安全观教育的合力。 国家安全论文:“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中国的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 摘要：“丝绸之路”是起始于汉代中国，贯穿中亚，并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诸多国家和地区的商业贸易路线。2013年9月，国家主席出访中亚哈萨克斯坦等国期间，提出了与中亚等国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议。虽然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主要目标是相关国家和区域间的经济发展与经贸合作，但其主要意义至少指向中国的西部开发、经济增长、国家开放、地缘政治与国家安全等多重战略目标。多元战略目标及其战略意义的汇集，使得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不仅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具有不容低估的影响，而且对中国的地缘政治与国家安全格局也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 关键词：“丝绸之路经济带”；中亚；地缘政治；国家安全 2013年9月间，主席出访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四国，并出席了G20峰会和上合组织元首峰会。出访期间，在全面与系统地阐述中国新一届政府的中亚政策时，强调中亚各国应由其人民自主选择国家发展道路，倡议中国和中亚国家应在基于“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原则的基础之上，运用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由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域包括了中亚和中国广袤的西部地区，它的东边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最有活力的亚太经济圈，西边则是正在走向经济一体化的欧洲经济圈，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长、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因而，“丝绸之路经济带”概念的提出，不仅对中国和中亚的经济发展，乃至全球经贸发展将产生重大影响，而且也与中国的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 一、“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 “丝绸之路”是指起始于汉代中国，不仅贯穿古代中亚各国，并由此连接古代亚洲、非洲和欧洲诸多国家和地区的商业贸易路线。丝绸之路一词，其最早来源于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于1877年出版的《中国》一书。虽然经这条路线运输的货物品种众多，但以丝制品的影响最大，因此得名丝绸之路。丝绸之路从广义上讲有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之分，而从狭义上讲则是指陆上丝绸之路。 陆上丝绸之路是指西汉时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东汉时以洛阳为起点，经甘肃的河西走廊，以及古时西域诸国，穿过中亚和西亚，抵达北非与欧洲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自张骞开辟丝绸之路之后，各国使者、商人沿着张骞开辟的这条道路，来往络绎不绝，极大地促进了沿线各国和地区的政治交往、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随后，经过几个世纪的不断努力，丝绸之路向西伸展到了地中海和北非，东边则到达了韩国、日本，从而将东亚、中亚与中东和地中海各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亚洲、欧洲、非洲各国经济与文化交流的大通道。 如果说“古丝绸之路”不仅是一种经济意义上的地区与社会间互动交往的表征，而且是一种多元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历史象征，那么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概念的提出及其建设，就更应包涵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的交融，是“传统的再发明”。[1]这正如主席在演讲中所指出的那样：两千多年前的张骞出使中亚，不仅开辟了一条横贯东西方，连接欧亚的丝绸之路，因而为促进古代不同民族与文化间的相互交流和合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且还明确指出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方向，即通过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沟通等方式，实现以点带面，从线到片，从而逐步形成相关国家和区域间经贸的大交流与文化的大合作。由此可见，在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概念之时，也是借鉴了古丝绸之路的原有涵义，并赋予了新的内涵。 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首先必须对该经济带的区域特征做一区分。有学者认为，根据该区域特征可以划分为功能有所差异的三大区段：一是中亚经济带，包括哈萨克斯坦等中亚五国；二是环中亚经济带，其涵盖了中亚、俄罗斯、南亚和西亚等国家；三是亚欧经济带，涵盖环中亚地区、欧洲和北非等国家。并对以上三个经济带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整体发展水平进行了一番较为细致的研究和定位。[2]这应该是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区域特征一种比较细致的划分。 顾名思义，“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主要目的是发展经济，以提升中国与处于此经济带中相关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整体水平。“‘丝绸之路经济带’主要是一个经济设想，它冠以‘经济带’之名说明了这一点。这也意味着它以经济利益为基本追求。不过，它的具体所指还不明确。”对于中国而言，“它是指为中国西部省份提供一条运输通道？或是一个商品销售市场？亦或是一个投资市场？这些问题还未解决。”[3]而对于相关国家来说，如何将自身的发展与区域间经济发展与经贸合作等方面与中国的经济带发展的整体战略尽量一体化，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此外，由于与经济带有着相关利益的国家和区域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整体水平的巨大差异，以及与中国经济社会、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方面交流程度的深浅，因此如何协调以发展经济为主要目标，处理好相关国家的切身利益等问题还有待于解决，也急需官方、学界与社会组织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这些都是目前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所面临的主要困难和挑战。 二、“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地缘政治 虽然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主要目标是相关国家和区域间的经济发展与经贸合作，但其重要意义并不仅仅限于从经济层面来理解。从当下来看，经济意义甚至并不是最主要的。总体来说，经济带建设的主要意义至少指向中国的西部开发、经济增长、国家开放、地缘政治与国家安全等多重战略目标。多元战略目标及其战略意义的汇集，使得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对中国的地缘政治与国家安全格局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 从历史上看，中亚历来就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二十世纪初，英国著名的地缘政治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就曾指出中亚是全球战略竞争的决胜点，谁控制了中，谁就控制了世界。尽管在目前全球化的时代，由于中国经济的强势崛起所驱动的地缘经济的巨大潜力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中亚传统的地缘政治价值，[4]但由于目前国际局势的复杂性，以及中亚处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域，因此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对中国当下及未来的地缘政治与国家安全就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中亚这个概念，最早是由德国杰出的地理学家亚历山大・洪堡于1843年提出的，但一直以来学界对其所包含的区域有不同看法。根据前苏联官方的定义，即仅指其下属的五个加盟共和国，即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由于前苏联时期的这一界定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使用和承认，有一定代表性，因此本文所探讨的中亚范畴也以此为准，所分析的地缘政治势力与影响基本以此为大致范围。 从历史的长时段维度来看，中亚地区历来就是多个民族、多元文化、多种宗教和多个政治势力与团体激烈角逐与控制，并互为影响的重要场所。随着前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国际战略格局和区域性战略力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重返中亚，以及历史上本身的复杂因素等多方面的影响，中亚地区的形势也发生了重大改变，形成了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国际恐怖势力的“三股势力”。这几股破坏势力的产生与发展不仅严重危及到中亚各国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而且也对中国西北边疆的安全产生了严峻的影响。 从宗教极端势力的破坏性看，虽然中亚各国目前的政治局势还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但突发性的群体性事件与恐怖性事件的发生，严重威胁到中亚各国的社会发展与国家安全。不仅如此，在中亚各国下层民众盛行的伊斯兰教复兴运动与各国政府坚持世俗化政治制度之间的矛盾也日益突显，“由此形成的极端宗教势力是当今中亚各国现今政权的最大敌人。”[5]国际恐怖势力的危害则更多地表现为与宗教极端势力的交织。从前苏联解体后获得独立的中亚各国，伊斯兰教的信仰和势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并表现出“回归”与冲突两种不同的状态，主要表现为普通社会民众对民族传统的认同和社会政治精英的政治理念，以及世俗观念与传统宗教乃至极端主义之间的对抗。因而，以宗教名义为幌子的伊斯兰极端主义与组织的破坏活动不仅会严重危害中亚各国的政治安全，也必将严重影响国际局势的发展与走向。[6]而多民族混居的现象则势必影响到中亚各国的政治与社会稳定，也给民族分裂势力带来了可趁之机。从历史上硭担中亚各国间就经常发生民族与人口迁移事件，而且时常从一个被迁居国家又迁移到另一个被迁居国家。这种现象固然有助于迁居民族和人口得以谋生，同时保存其固有的民族文化传统，但也严重威胁了被迁居国家的生存环境，并由此带来民族、宗教与生存等方面的深刻矛盾。因此，这种跨国与跨民族混居的现象，以及由此产生的民族与宗教和生存与发展等种种问题是中亚各国必须面对并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必将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畅通、维系产生挑战，也将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安全带来相对严峻的考验。”[7]与此同时，这三股破坏势力也给中国西部的开发与边疆安全和社会稳定带来了极为严峻的挑战。 为了消除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过程中的不安全与危险的因素，中国应首先在大力实行西部大开发的前提下，在现有的基础上，加强国内尤其是以新疆为核心的西部区域与中亚国家的经贸联系，以实现彼此经贸的共同发展。其次，在文化与宗教方面加强与中亚国家的交流与合作。中国西部的许多少数民族不仅在族源、民风、文化、宗教与生活习惯等方面与中亚国家有着相当的共通性和共融性，而且从历史的角度看也与这些国家出现过多次的文化、宗教、民族的大融合现象。[8]这正是中国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所具有的得天独厚的优势，应充分加以开发利用。第三，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中亚在中国西北边疆的国防安全与周边外交的建设等方面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自然应从中亚地区率先启动。由此可见，中亚地区对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目前，“中亚地区已成为中国的核心利益区之一，是中国西北边疆的安全屏障和经贸、能源战略合作伙伴。”[9]到2013年，中国不仅与所有中亚国家都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而且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建立了密切的政治与安全协作关系，从而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提供了相当坚实的基础与保障。 因此，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对中国当下经济发展，尤其是地缘政治的意义就在于：一方面，在经济意义上不仅有助于西北摆脱被支援与被扶贫的地位，促进西北经济的大发展，而且也有益于中国与中亚和西亚形成政治上的“命运共同体”和经济上的“利益共同体”，这无疑有助于中国西北的边疆安全。另一方面，在文化意义上也有助于中国与中亚和西亚等国家加强彼此的了解、沟通与互信，进而清除“三股势力”在中亚和西亚的生存环境。同时，在政治意义上还能增进中国与中亚和其他地区国家的“政策沟通”和深度合作，共同反对“三股势力”，采取切实而有效的措施维护彼此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从而为我国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周边环境。[10] 三、“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国家安全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打造一条连接亚欧国家的陆路经贸大通道，以经济和贸易的发展来促进中国与中亚、西亚和欧洲的经济交流与全面合作，着力深化互利共赢格局。其主要涉及了中国、俄罗斯、中亚五国，以及欧盟等国家，这其中，中亚五国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合作国家。不过，由于前苏联解体后独立出来的五个中亚国家自身的情况，以及其所拥有的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未来的发展前景，再加上中亚自古就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极易引起一些力图谋求世界霸权和自身利益的国家与国际势力对该地区的觊觎。因此，给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边境安全、能源安全、反恐安全等都带来了严峻的困难与挑战。 从上世纪末至今的十多年时间里，美国、日本与俄罗斯等国都陆续制定和通过了一系列的方案和计划，力图主导中亚等地区的事务。如美国于1999年通过的“丝绸之路战略法案”、2005年提出的“大中亚”计划、2011年提出的“新丝绸之路计划”，都是通过支持中亚、南高加索地区与南亚等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独立，以及地区发展与民主改造，以此来致力于推动中亚等国家建立所谓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体制，并企图在这些国家设立美国的军事基地，进而建立由美国主导的中亚和南亚新秩序，进而削弱与遏制中国、俄罗斯、伊朗等国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日本于1997年和2004年两次提出所谓的“丝绸之路外交”战略，也将中亚和高加索地区摆在日本外交战略中的重要位置。日本政府认为，日本应该帮助中亚各国加强彼此间的经济合作，以便这些国家能有效地进入国际市场，实现一体化，以此达到在此过程中强化日本在中亚地区的政治与经济影响力的目的，进而形成对中国的战略遏制。俄罗斯也希望重返中亚，于2011年10月提出了建立欧亚联盟的构想。其设想是由前苏联的各共和国建立一个类似欧盟的超国家联合体，即所谓的“欧亚联盟”，作为在欧洲和亚太地区间桥梁，成为世界多级格局中重要的一级，从而达到与美国、欧盟和中国三大中心平起平坐的目标。①显然，美、日、俄等上述战略意图和计划给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非传统安全等方面都带来了非常严峻的挑战。 如果我们对比一下由中国政府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与美、日、俄等国意欲实行的方案，可以看出其主要区别在于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是中国与经济带相关国家经贸共同发展，文化交流、国家互信，并不追求中国在此地区的主导力量，而美、日、俄等国则寻求在此地区的主导影响，并进而遏制中国。因此，美国等国家对中亚等区域事务的介入不仅对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产生了严峻的挑战，而且也严重威胁到中国的边境安全。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平衡各方面的力量和利益，以确保“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顺利实行和国家利益不被侵害。 能源安全也是国家安全的主要内容之一，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则与国家的能源安全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能源需求不断增长，正逐渐成为世界上最大和最稳定的国际石油和天然气消费市场。据统计，2012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已经达到58%，而随着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的全面提升，中国石油对外依赖度毫无疑问将进一步加深。但目前中国石油进口的约三分之二以上来自于政治局势动荡的中东与非洲地区。不仅如此，中国石油进口线路主要是依靠海运，即通过印度洋和马六甲海峡线路，这形成了所谓的“马六甲困境”，而一旦国际或者此地区的局势恶化，势必将严重影响到国家的能源安全与经济发展。而中亚地区作为世界三大能源中心之一的主要供应地，不仅可以为中国的能源进口多元化战略与中亚能源出口多元化战略提供一个良好的国家战略利益互补格局，而且可以通过中亚国家以陆路渠道的方式来获取中东丰富的石油资源，以便减少我们国家对海路运输能源渠道的依赖程度，借此实现中国能源供应的多元化战略目标。②由此可见，“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对中国能源安全的重要意义。 此外，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也与国家的反恐安全战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众所周知，丝绸之路所覆盖的中亚和西亚等地区长期以来盛行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这严重威胁到该地区的和平发展和人民的生命安全。而与上述“三股势力”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东突”势力则是目前我国反恐维稳的主要目标。从保障国防安全的角度来看，由于西部地区与十几个国家接壤，存在着边界争端等不稳定因素，因此该地区就成为我国国防力量布局的重心，而通过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我们与中亚及周边等国家可以加强政治上的互信、经贸上的往来和文化上的交流，并联手打击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分子“三股势力”，以及危害西部社会稳定的“东突”势力，消除非传统安全威胁，以保障我们的国防安全和边疆稳定。③因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不仅可以加强中国与美、俄等世界上主要大国以及欧盟等国际组织和中亚各国之间的政治合作，特别是在维护区域稳定和反恐等问题上的密切合作，从而有效保护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大国之间的根本利益，而且“为各国营造良好的周边政治、国防、民族环境，也对稳定国际政治局势和地区稳定都有着重要的意义。”[11] 总之，通过“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不仅可以消除危及国家安全的隐患，从而保障中国经济区域平衡与发展，提高综合国力，而且也有助于中国与经济带相关国家，以及美、俄、欧盟等世界主要大国和国际组织形成新型外交关系，其对中国未来发展的重大意义不容低估。 国家安全论文:保障国家安全要强化底线思维 【摘要】我们要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高度，全力维护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全力化解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带来的内生风险，使国家安全工作不仅成为防御性的钢铁长城，更要成为实现现代化、推动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的强大建设力量。 【关键词】国家安全 中国梦 人民安全 2017年2月17日，在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牢固树立和认真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努力开创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坚实安全保障”。古今中外的经验都证明，国家安全是国家和人民的底线、生命线，没有国家安全，一切关于美好生活的理想都是镜花水月。 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 多次强调，保证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必须清醒地看到，新形势下我国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面临的威胁和挑战增多，特别是各种威胁和挑战联动效应明显。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强化底线思维，有效防范风险，有力应对挑战。 关于国家安全的底线思维就是稳定压倒一切。1989年初，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时任美国总统布什时强调：“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邓小平同志的这一重要论断不是针对特殊政治气候的权益之计，而是深刻把握了现代化复杂历史进程的一个基本规律。因而，稳定压倒一切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曾经以“历史终结论”闻名的美国政治学家福山在近著中提出，现代政治秩序有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即国家、法治和负责制。国家即力量，合法地产生、利用权力来执行法律，保护国民免于遭受来自国内外的暴力，提供公共产品，如基础设施、卫生、教育和其他国民所需要的服务。福山的“国家能力论”从政治学角度对稳定―秩序的首要性的论述是相当深刻的，受到社会科学界的广泛关注。 需要说明的是，稳定压倒一切绝不意味着消除一切矛盾。马克思主义认为矛盾具有普遍性，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而且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美国社会学家科塞提出，弹性和灵活性比较大的社会结构容易出现冲突，但不会根本性地破坏乃至颠覆社会，因为这种冲突可以促进社会互动，改进社会控制，对社会的整合和稳定发挥积极作用。相反，僵硬的社会结构不允许或压抑冲突，一旦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全面爆发，将严重破坏社会结构，甚至颠覆国家基本制度。所以要靠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避开走不通的老路、邪路，以永不懈怠的忧患意识、创新意识，坚持和完善国家安全战略。 国家安全面临“三大陷阱”的严峻挑战 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由“小安全”上升为“大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而“大安全”的大背景就是战略机遇期的深刻变化，出现了各种新的矛盾、风险与挑战。 一是“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银行将全世界的经济体分为低收入、中等收入、高收入三个层次。“中等收入陷阱”的意思是，大多数中等收入经济体在进入中等收入这段阶梯的中段之后，经济发展会出现长期停滞徘徊局面。统计显示，1960年的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到2008年只有13个成功升级为高收入经济体，成功率只有13%。究其原因，主要是中等收入经济体难以摆脱其发展前期赖以成功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既不能改善收入分配，提升社会事业，优化劳动力供给，支撑产业升级；又不能改革原有体制，强化产权保护和创新激励，优化制度供给，增强经济全球竞争力。中国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大隐患就是劳动力供给和制度供给落后于经济发展的前沿，主要劳动力向上流动的通道开始淤塞，制度性的“倒丁字”型社会结构难以向橄榄型社会结构转变。 二是“塔西陀陷阱”。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认为，当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是说真话还是说假话，做好事还是做坏事，社会都会给出负面评价。2014年3月，在指导兰考县委常委班子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民主生活会时，引用了这一观点。他指出：“我们当然没有走到这一步，但存在的问题也不谓不严重，必须下大气力加以解决。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就会危及党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十八大以来的“伟大斗争”对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初步实现治标，但尚未实现治本，内生性的社会安全、文化安全和政治安全隐患仍将存在。 三是“修昔底德陷阱”。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认为，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的互动多数以战争告终。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明确强调，要坚持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正确方向，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当前，欧美发达国家内生的逆全球化浪潮，某种程度就包含着大国之间的战略误判，中国的外部安全、军事安全压力进入短中期上涨的通道。而国内一些人长期宣扬“中国正面临第三次被瓜分的危机”“会有一场针对中国的大屠杀”“中美必有一战”等危言耸听的观点，会逐渐引导一股民间性的战略误判，进而形成对中央决策的舆论压力。 中国的国家安全应以人民安全为中心，也就是“以人民安全为宗旨” 中国的领土与主权安全因为日益增长的综合国力而有根本保障，真正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主要问题来自内部，可能导致中国社会动荡混乱的因素蕴藏在中国社会中。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是《尚书》中的警句，也是中华文明最伟大的思想精华之一。可以说，人民是国家之本，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之本，这个基本思想中华先贤三千年前就很明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性质决定了必须始终以人民为中心，而中国的国家安全则相应地要求以人民安全为中心，也就是“以人民安全为宗旨”。 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集中体现。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十一个安全类型中并不包括人民安全，可见人民安全并非一个具体安全领域，而是体现在各个具体安全领域之中，各领域安全本质上都是该领域的人民安全。比如，作为国家安全重中之重的政治安全也是立足于人民安全，人民没有安全，政治就没有安全，人民安全，政治就基本安全。一些由大规模内乱进而导致政治安全崩溃的国家，根上是人民安全出了问题，不能保卫自己人民的政府离被人民抛弃只有一步之遥。 人民安全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国家安全的关键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到不同程度的大幅提高，但是人民群众的幸福感、满意度并没有相应提高，对政府和社会的信任感甚至有所下降，其原因就在于改革发展的爬坡过坎期也是矛盾凸显期，各种不安全因素集中爆发。鉴于此，我们必须真正落实“以人民安全为宗旨”，通过制度改革和政策优化，有力引导社会预期，帮助群众树立安全信心，进而争取时间加快改善人民安全状况。否则，中国梦就会“脱心脱脑”，就会面临总体性的国家安全危机。 指出，“国家安全工作归根结底是保障人民利益，必须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为群众安居乐业提供坚强保障”。这充分显示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核心，人民安全观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核心。 民安是国安的基础，国安是国强的支撑。要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高度，全力维护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全力化解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带来的内生风险，使国家安全工作不仅成为防御性的钢铁长城，更要成为实现现代化、推动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的强大建设力量。

重视症状体征在诊疗中的价值，用现代手段对其进行细分和拓展，有助于弥补现代医学在功能性疾病诊疗方面的短板。而将平衡观贯彻到治疗当中，尤其将对机体的调节作为疾病治疗的重要靶点，有可能在获得更好疗效的同时，避免了对机体调节功能的破坏及耐药性的产生。现代医学是一门建立在严格实验基础上的科学，但也因此忽略了哲学层面的分析和指导，导致其在方法和策略上容易陷入误区，造成临床应用进展缓慢及医学研究的投入-产出比失衡等问题。 中医基于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以长期实践经验总结为基础，用远低于现代医学的技术成本完成了对疾病的有效诊断和治疗。尤其在现代医学较为棘手的功能性疾病诊疗方面更凸显优势。这充分说明了中医的科学性与现代医学的互补性。而中医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和诊疗理念，尤其是其整体观、系统观和平衡观正是现代医学所欠缺的，将中医理念进行合理的运用和借鉴有助于对现代医学的补充和改进。 1强调整体性和系统性 “还原论”方法是目前医学研究中最重要的方法，传统中医与现代医学均在直接或间接的应用。其指导思想是将高层的、复杂的对象分解为较低层的、简单的对象进行处理，是一种对复杂系统非常有效的研究方法。然而，现代医学研究容易陷入一个误区，即分解得越细越好，认为只有分解得越细则研究得越深入，从而忽略了相关功能联系和调控关系的探讨。人体是个极为复杂的大系统，各部分间除了纵向的分解细化，还有横向的复杂联系和调控关系，每一个成分结构的变化都可能引起相关结构的连锁改变，即“牵一发而动全身”。在目前技术水平和条件无法阐明这些关系之前，抛开整体谈局部则有失严谨。只简单的、割裂的分解会造成信息的严重失真，这也是大部分体外实验或动物实验有效而在人体应用时却又无效的一个重要原因。相比之下，中医亦有由高层复杂对象分解为低层简单对象处理的过程，尽管限制于科学技术水平，仅将人体简单的分为精、气、血、津液、神、五脏、六腑等，但古人智慧地将整体观贯彻其中，通过五行生克、经络腧穴、阴阳相制、表里相关等将各个组分关联成一个有机整体。故这种分解虽较为简单粗糙且不够精确，但却非常实用，足以用来描述和解释通过“四诊”所能感知的身体异常，并有效的指导诊断和治疗。这说明，对复杂对象的分解并非越细越好，而应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选择合适的分解层次。而结合整体观，构建系统的相互作用和调控网络亦是推进医学发展及应用的一个重要方法和步骤，基于历代医家总结的人体系统相互作用关系可以为中医临床工作提供参考。 2重视症状体征 得益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现代医学的诊断越发依赖各种仪器设备的检查结果。尽管目前的实验室检查已深入到分子水平，影像学检查也已精确到毫米级别，但由于人体结构和疾病发生的复杂性，辅助检查并不能明确结果。对于功能性疾病（如亚健康状态），患者有强烈的不适感，辅助检查却无法探知任何器质性病变，此时，通过中医四诊获取简单信息，即能对该类疾病进行较为有效的诊断和治疗，必定有值得探讨和借鉴的地方。对中医四诊获取的相关信息进行分析可发现，其大致相当于现代医学的症状和体征，只不过中医的划分更加细致，并依据中医理论构建了机体的相互关联网络，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证”的概念。症状体征在中医的诊疗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而在现代医学中，其作用有被弱化的趋势，甚至有时只是为进一步辅助检查提供指引，因而有必要重新审视其在诊疗中的价值。症状是患者向医生陈述（或是别人代述）自身的不适表现，体征则是医生给患者检查时收获的具有诊断意义的证候。概括来说，症状和体征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患者感官系统感觉到的信息；二是机体各部分呈现的异常征象。这两方面是疾病最根本的表现形式，治疗的目的是令这两方面能恢复到正常状态，故其对诊疗的价值不言而喻。然而，由于人体调控的精密性及系统的相对封闭性，在功能性疾病或疾病发展的早期阶段，有些感官系统感受到的信息及各脏器的轻微功能改变难以通过第三方手段进行精准的监测，而只能通过患者的直观感受及疾病相关脏器状态的异常体现，这在目前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都是难以改变的，因此症状体征在诊疗中的价值不该被弱化。除对症状体征进行细分和对获取渠道进行拓展外，还应对症状体征所反映的机体功能状态进行深入探讨，构建适应现代医学的证候体系，从而解决现代医学在某些功能性疾病诊治方面的短板问题。 3平衡观指导治疗 疾病的发生主要为两方面，一是机体自身的功能紊乱和代谢失调，二是外在致病因素对机体的损害和影响，这两方面因素在发病过程中极为关键且相互影响。机体自身失调易导致外在致病因素的侵袭，而外在致病因素的侵入，又可加重机体的功能紊乱和代谢失常。治疗时要综合考虑并进行同步治疗和调节，则较单方面治疗取得更好效果。目前，将机体调节作为疾病治疗主要靶点的研究和应用仍然较少，最常见的是通过接种疫苗改善机体的免疫状态，从而预防某些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在临床上，更多的是强调对致病因素的祛除，鲜有针对机体功能和代谢的治疗措施。这种单纯祛除致病因素的治疗方法，虽然短期效果不错，但从长期来看，可能导致机体的免疫和调节能力下降及耐药性的产生。相比较之下，中医治疗强调的是扶正祛邪和调整阴阳；扶正祛邪是兼顾两方面因素，并基于机体的功能状态来选择扶正或祛邪为主的治法。若机体免疫力和调节功能较差时，应以增强免疫，改善调节功能的扶正为主，兼以祛邪；当机体状态较好、致病因素也较强时，则选择消除致病因素的祛邪为主，兼以扶正。扶正的方法主要为调节阴阳，即根据机体平衡双方的偏盛或偏衰情况，选择损其有余或补其不足，使之重新达到平衡。中医的治疗不仅兼顾了疾病两方面的因素，还提供了针对机体功能和代谢紊乱的治疗策略，原则上可总结归纳为：以平衡的观念（扶正与祛邪的平衡和机体的阴阳平衡）贯彻治疗的始终。现代医学研究表明，人体中存在大量的平衡调节系统，如交感-副交感平衡、酸-碱平衡、免疫增强-抑制平衡等；而人体与外界之间亦存在各种平衡关系，如正常菌群与免疫系统的平衡、体温与环境温度的平衡等。这为借鉴中医治疗理念，从平衡的角度探讨疾病的病因病机，并用于指导疾病的治疗提供了条件。治疗时，应以重建系统的平衡为度，扶祛损补均不宜太过，太过则导致新的不平衡。故，机体的功能状态及其调节作为疾病治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和应用应被重视。 4结语 现代医学和中医是基于不同理念和不同视角的医学，现代医学依托人类现代的科学技术成果，具有诸多优势，但与中医之间并非简单的先进医学与落后医学、新医学与旧医学的关系。中医依托古代的哲学体系，侧重功能性和联系性，擅长通过整体的思维分析问题，这些正是现代医学所欠缺的。因此，在呼吁“中医现代化”的同时，应注重吸收中医的治疗理念，以对现代医学进行补充和改进。事实上，这两个过程是一致的。此外，中医是基于临床经验的总结，有许多诊疗手段尚无法用目前的科学来解释。但也不应盲目拒绝，可作为科研方向进行研究、证实。通过对中医的借鉴，将有助于克服现代医学短板，完善治疗手段，从而更好的运用于临床治疗。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日益紧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主动倾听中国的声音、学习中国的语言与文化。为提升国际中文教育的质量和水平，2018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孙春兰在第十三届孔子学院大会致辞中提出，要“实施‘汉语＋’项目，因地制宜开设技能、商务、中医等特色课程，建立务实合作支撑平台”[1]。此后，国内的高等院校、职业学校顺应时代发展，结合社会对国际中文教育人才素质、能力的要求及学生个人发展需求，依托自身专业特色，尝试构建“汉语＋”人才培养模式，以便更好地服务中国语言文化的传播，讲好中国故事。高等体育院校作为我国高等院校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为国家和社会输送优秀运动员、教练员和体育教师之外，同样肩负着推动汉语和中国优秀体育文化走向世界、输出文化软实力的重任。因此，在新时期、新形势下，如何借助自身专业优势，探索一条突出体育院校特色的汉语国际推广之路，助力国家传播汉语和中国优秀文化的远大目标，是时代赋予高等体育院校的必然选择。 一高等体育院校汉语国际教育工作现状 进入新世纪，随着我国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体育事业日渐繁荣，吸引了大批留学生来华进修、学习体育类专业，一些高等体育院校开始重视依托体育专业优势，积极开展汉语国际推广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有益的经验。总体来说，高等体育院校汉语国际推广工作包括三种形式。一是把外国留学生“请进来”，进行学历教育和短期培训，这也是目前绝大部分体育院校汉语国际推广的主要形式，如首都体育学院和上海体育学院，全面打通学历和非学历留学生的招生渠道，将留学生归口部门提升为国际教育学院，并设立汉语教研室承担留学生汉语教学工作，对留学生予以更加专业化的培养；二是让中国学生“走出去”传播汉语和体育文化，如北京体育大学从2014年起开始招收国际汉语教育专业本科生，致力培养具有体育特长、能从事外汉语教学及语言文化交流等相关工作的应用型、国际化复合型人才，同时借助孔子学院、海外实习基地和各类中外联合培养项目，将学生输送到海外从事汉语国际推广工作[2]；三是依托体育院校专业特色，开展中外交流活动。如通过学术讲座、武术巡演等形式走出国门，向海外介绍中国体育文化；或是一些外国高校、机构的学生，以夏冬令营、短期留学的形式，来到体育院校学习体育和汉语文化知识。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主要研究和讨论的问题是基于上述第一种汉语国际推广形式，即高等体育院校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基础上提出的。 二高等体育院校留学生教育工作面临的挑战 （一）打造有体育院校专业特色的留学生教育的意识不够 目前来看，大部分体育院校对留学生教育工作的目标和定位并不清晰，没有将当前国际中文教育的多样化需求与自身专业的特色、优势进行充分结合，形成一套具有体育院校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现阶段，多数学校都是参照综合型大学的留学生教育模式，将所有专业都向留学生敞开进行招生，而非聚焦体育优势，整合各方面的资源力量打造品牌留学专业。没有专业上的“金字招牌”，留学生管理专业化程度和对外汉语教学师资力量更无法与综合型大学匹敌，自然也无法吸引留学生的青睐，限制了招生规模。 （二）缺乏对留学生教育工作体制与机制的规划研究 与其他综合型大学相比，高等体育院校在留学生规模上并无优势，这也给留学生教育工作的体制与机制带来了负面影响：除了少数体育院校成立了专门的学院进行留学生教育管理和对外汉语教学外，大多数院校的留学生教育工作仍挂靠在外事办、对外交流合作处等行政部门，缺乏通晓汉语国际推广工作政策、法规的专业管理人员，无法实现留学生的科学化、体系化管理。此外，同样是受留学生规模所限，设有专门对外汉语教研室的高等体育院校寥寥无几，大部分学校的留学生汉语教学工作或由教授大学语文、写作的公共课教研室承担，或由学校招聘一些社会兼职教师承担，未形成专业的师资团队，学生汉语教学质量得不到有效保障，有“重技能、轻语言文化”的倾向，限制了高等体育院校的汉语国际推广工作的专业化发展。 （三）忽视对外汉语教学中突出体育专业特色的重要性 汉语国际推广工作虽以汉语教学为根本，但并不意味着各个学校的对外汉语教学不需要突出其专业特色。现阶段，绝大部分高等体育院校的对外汉语教学依然遵循传统以汉语综合课为核心，听说读写与之相配合的技能型教学模式，缺少将体育和汉语教学融合起来的专业汉语课程；在教材选用上，则以常见的对外汉语课本为主，体育汉语类教材的开发数量严重不足[3]。此外，很多体育院校的对外汉语教学偏重学生对语言知识的习得，没有充分研究和发掘语言与体育文化的关联性，忽视了将体育文化元素融入汉语语言教学的全过程。 （四）对已有资源和平台的利用与开发尚不充分 随着汉语国际推广工作的不断深化，一些高等体育院校相继打通了孔子学院、武术培训基地和海外实习基地，并依托这些平台打通了“走出去”的渠道，输送了一批从事汉语国际推广的志愿者，送出一批赴海外进修实习的武术专业学生，还开展了海外武术文化巡演活动等交流活动，获得了不少成功经验。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看到，高等体育院校借助这些已有资源和平台培养留学生的规模、力度还不够，依托平台开发的特色留学生培养项目并不多，无法形成品牌效应，达不到留学生招生的宣传效果，没有完全发挥出平台“请进来”的功能。此外，我们培养出的留学生更是鲜有通过这些平台走出去进行实习或解决就业，在育才和用才环节上没能建立有机连接，更不利于提升“留学高等体育院校”的吸引力。 三高等体育院校构建“汉语＋民族传统体育”人才培养模式的合理性 （一）对“汉语＋”理念的认识 人们对“汉语＋”这一新概念的阐释和生发，赋予了其更加丰富多样的内涵。我们认为，践行“汉语＋”理念，必须要以正确认识“汉语”和“＋”号后内容的关系为前提。首先，要明确“汉语＋”理念的本质属性是语言教育，其实践目标是服务和满足各国学习者以汉语为工具的多样化学习需求，培养既精通汉语，同时又具备专业技能的复合型人才[4]。其次，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同时也是文化本身，二者不能割裂开来。因而“汉语＋”中的“汉语”不能只是单纯的“语言教学”，必须要与“＋”号后的专业或技能，保持文化上的高度关联。这种关联性可以使学习者在学习语言的同时，自然而然地认同中国文化、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起到真正地消除误解、减少冲突的作用，以促进中华优秀文化对外的正向传播，最终达到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共同繁荣的美好目标。 （二）“汉语＋民族传统体育”理念的合理性 基于上述认识，高等体育院校将汉语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相结合，提出“汉语＋民族传统体育”理念的合理性如下。第一，民族传统体育在海外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使得“汉语＋民族传统体育”人才培养坐拥先天生源优势。一直以来，武术、太极拳等项目都在海外极具人气，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于2020年发布的《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19》指出：海外受访者认为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三个元素是中餐、中医药和武术[5]。培养“汉语＋民族传统体育”人才，是在学生学习需求的导向下，进行的一种语言与专业技能并重的教育。第二，民族传统体育和汉语的文化属性、价值取向同根同源，二者具有先天的关联性。民族传统体育是一种通过身体动作将文化内涵与哲学思想外化的身体语言，与汉语这种依靠语音、文字符号表达的有声语言一样，都是文化的聚集体。这种身体语言使用极具视觉新奇感的、有特定意义的行为动作传达信息，使得交际变得直观形象，在某些场合，其易懂易学、易看易听，不受国籍、民族和文化差异的影响，极大地丰富了文化传播的手段。说到底，推广民族传统体育和推广汉语的最终目标高度一致，都是向世界传递中国的声音与价值观。第三，高等体育院校为构建“汉语＋民族传统体育”人才培养模式提供了强大的专业支撑。高等体育院校的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具有学科优势，实力雄厚的专业教学团队、正规完备的器材设施及科学规范的训练方法，可以满足学习者对专业的学习需求。此外，近些年来，随着国际化办学水平的不断提升，高等体育院校的对外汉语教学工作也初具规模，向团队化发展，成为筑牢学习者汉语水平的有力保证。 四构建高等体育院校“汉语＋民族传统体育”人才培养模式的途径 （一）明确“汉语＋民族传统体育”人才培养的目标 高等体育院校需要从全球化视角出发，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要求，以国际中文教育对民族传统体育的需求为导向，明确“汉语＋民族传统体育”人才培养目标———培养一批热爱中国、了解中国社会、熟知中国文化和熟练掌握汉语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知识的外国学习者，让他们成为中外交往中的桥梁纽带，成为中国传统体育全球化的助力，以消除因国家间体育文化的差异性导致的冲突，增加彼此共识，加强中外互信，为中国文化向世界输出和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 （二）加强联络、合作，扩大宣传途径，提高生源质量 新时期，来华留学生教育已进入了“提质增效”的发展阶段。结合高等体育院校留学生规模的实际，我们认为，构建“汉语＋民族传统体育”人才培养模式，提升留学生生源质量是第一生命线。体育院校要进一步深化与国外大学、教育机构的联系与交流，积极拓展合作办学模式，也要充分利用地缘优势，加大与综合型大学的互动合作，探索留学生委托培养、联合培养等的机制，争取更多的优质生源。同时，要借助孔子学院、武术基地和海外实习基地等平台的号召力，扩大招生宣传，吸引和选拔真正热爱武术与中国语言文化的外国留学生。 （三）提倡学科融合，技能互补，组建高水平、国际化的特色教学团队 高素质的教学团队是人才培养的重要保障。民族传统体育和对外汉语教学是两个不同的学科，教师之间在彼此专业上的沟通和了解并不多。而“汉语＋民族传统体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提出，意味着留学生汉语知识和专业技能的获取要更加依赖教师间的紧密合作。因此，组建一支高水平、国际化的特色教学团队势在必行。作为团队中的教师，要勇于打破民族传统体育和对外汉语之间的学科边界，加强跨专业间的教学研讨，合作进行科研活动，充分发挥每个人的特长，实现专业的优势互补，从而激发教学团队形成内生动力，提升整个团队的教育教学水平。此外，教师也应重视提升自己的国际化视野，重视外语和跨文化能力的培养，切实担负起培养国际化人才的使命。 （四）构建“汉语＋民族传统体育”特色课程体系 高等体育院校“汉语＋民族传统体育”人才培养目标，需要依靠课程体系的建设方能得以实现。我们将上文中提出的人才培养目标，分解为文化能力、汉语能力、专业能力和实践能力四方面，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汉语＋民族传统体育”特色课程体系（图1）。“汉语＋民族传统体育”特色课程体系，适用于学历和非学历留学生。其在整合学校已有教学资源的基础上，由对外汉语教师和民族传统体育教师分工协作，共同对学生进行培养。其中，对外汉语教师主要负责学生汉语能力的培养，民族传统体育教师主要负责学生的专业能力培养，文化能力由两类教师协作培养，对外汉语教师负责中国文化部分，民族传统体育教师负责中国体育文化部分。不同于单一学科的课程体系，该课程体系需要着重处理好“汉语”“专业”“文化”“实践”四个模块之间的平衡关系。我们将其分成两个阶段。阶段一是课程学习，主要任务是夯实学生的基础知识。其中对外汉语课程要培养学生汉语基础知识和表达能力，除了设置常见的课程外，还增加了武术汉语、体育汉语及汉语水平考试策略课，以满足学生对于专业词汇、专业表达的学习需求及考证需求。专业课程以武术技能学习为主，还设置太极、养生康复等课程提升学生对专业的认知水平。文化课程，要格外注重将文化育人贯穿整个留学生培养过程中，可分两步走：第一步，设置中国文化和中国概况课，让学生了解中国，提升对中国文化的心理认同感；第二步，设置武术文化与历史课、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加深学生对专业文化发展、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全面认识。阶段二是实践环节，要通过阶段一的学习基础，对学生进行实践能力的培养。这一阶段，为对接学历留学生论文写作需求，在汉语课程中设置学术汉语；同时也要争取政策支持，打通各方面的实习渠道，让留学生与中国学生趋同，参加社会实践，学以致用，为学生今后的就业发展做好铺垫。 （五）开发“汉语+民族传统体育”特色教学资源 “汉语＋民族传统体育”特色课程体系的顺利实施与开展，离不开教学资源的开发。这要求我们着重要解决好两方面问题：一要根据学生的实际学习需求，组织由对外汉语教师和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教师组成的教材编写团队，将汉语、专业和文化三大模块有机整合起来，编写有“汉语＋民族传统体育”特色的对外汉语教材；二要改变对线上教育的认知，积极拓展线上教学资源。特别是在后疫情时代，我们更应该重视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开发更多更好的网络微课程、慕课，以便让学生打破时空限制，随时随地进行学习。五结束语新时期，高等体育院校汉语国际教育工作面临转型，探索构建“汉语＋民族传统体育”人才培养体系，明确培养目标，从招生管理、师资队伍、课程建设和教学资源全面提升留学生教育质量，既符合体育院校自身发展需要，同时也是推进我国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的有益补充。在教育全球化背景下，高等体育院校还应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强顶层设计，争取政策支持，让留学生趋同中国学生，得到实践与就业的机会，携手推进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走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参考文献： [1]孙春兰.推动孔子学院高质量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EB/OL].（2018-12-04）. [2]程红，匡昕，王辰，等.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专业体育特色课程体系与人才培养[J].汉语应用语言学研究，2020（1）：1-11. [3]张喆.中国体育文化与汉语国际教育的融合构建[J].广西教育，2021（15）：147-149，160. [4]吴应辉，刘帅奇.孔子学院发展中的“汉语+”和“+汉语”[J].国际汉语教学研究，2020（1）：34-37，62. [5]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课题组，于运全，王丹，孙敬鑫.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分析报告（2019）[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20）：90－95． 作者：王晓谦 左伟 单位：首都体育学院国际教育学院

新生羔羊的瘤胃机能发育不完善，肠道各种辅助消化的酶还不健全，所以其消化能力不强[1]。但哺乳期的羔羊可塑性强，瘤胃发育迅速，此时进行科学的饲养管理具有重要的作用[2]。李晓刚等[3]研究发现，在羔羊开食料中添加包被赖氨酸能够增加羔羊小肠赖氨酸转运、吸收和利用，从而提高羔羊日增重。仉连平等[4]发现，中草药添加剂可以提高湖羊羔羊饲料利用率，促进羔羊生长发育，改善瘤胃发酵环境。王旭东等[5]在4月龄小尾寒羊中添加发酵中草药药渣，结果发现，小尾寒羊平均日增重显著提高。中草药苦涩味道，会影响动物的采食量[6]。有研究表明，生物学发酵的方法可以去除或掩盖部分中草药苦涩的不良风味，保证动物的采食量不受影响[7]。益生菌发酵中草药能够降解其中的大分子物质，分解小分子物质被动物消化道吸收利用，从而提高中草药药效，降低中草药毒副作用[8]。发酵中草药制剂可通过提高日粮代谢能、干物质和粗蛋白的消化率，达到促进机体生长的目的[9]。研究发现，在麻黄杂雏鸡基础饲粮中添加乳酸菌发酵中药饲料添加剂可以提高机体的消化能力，有效促进麻黄杂雏鸡的生长[10]。在断奶仔猪日粮中添加以苍术、黄柏和白术为主药的发酵复方中草药可提高断奶仔猪生长性能,增强仔猪免疫力[11]。目前，关于发酵草药作用于哺乳期羔羊的研究较少，因此本试验研究发酵草药对哺乳期羔羊增重的影响，为发酵草药在羔羊饲养中的应用提供参考。 1材料与方法 1.1试验设计 选用体重高于2.5kg、健康的新生羔羊50只，随机分为2组，每组25个重复，每个重复1只，公、母各半，分别圈养在2个环境相同的圈舍中。对照组羔羊饲喂基础日粮，试验组在基础日粮中添加发酵草药，发酵草药按干物质的5%添加。中草药发酵饲料配方为黄芪、白术、茯苓、薏苡仁、乳酸菌、芽孢杆菌、糖蜜、淀粉。羔羊基础日粮组成及营养水平见表1。 1.2饲养管理 新生羔羊饲养的光照、温度、湿度等均保持一致。自由饮水，按常规免疫程序接种、消毒。羔羊饲养过程中，1周龄不进行补饲；1周后每天早、中、晚添加羔羊料与干草；第6周开始母子隔离，第7周将羔羊料由前期料转换为后期料。羔羊62日龄结束试验，保持圈舍干燥、通风良好。试验期62d。 1.3测定指标及方法 1.3.1生长性能 记录新生羔羊初生重，羔羊断奶饲喂前称重，记为断奶重，记录每天各组羔羊投料量和剩料量，计算羔羊的哺乳期增重、平均日增重、每只羊总采食量、料重比，其中TMR采食量换算为风干物质基础。哺乳期增重=断奶重-初生重(1)平均日增重=哺乳期增重/试验天数(2)每只羊总采食量=该组羊总采食量/只数(3)料重比=风干物质总采食量/总增重(4) 1.3.2经济效益 试验期间原料及羔羊价格见表2，根据表2数据计算经济效益。 1.4数据统计与分析 试验数据采用Excel软件进行整理，SPSS22.0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Duncan法多重比较。结果以平均值和标准误（SEM）表示，P 0.05表示差异显著。 2结果与分析 2.1发酵草药对哺乳期羔羊增重的影响（见表3） 由表3可知，试验组羔羊的末重、总增重和平均日增重分别比对照组提高了32.40%、30.01%、41.67%（P 0.05）。 2.2发酵草药对哺乳期羔羊采食量的影响（见表4、图1~图3） 由表4可知，试验组羔羊精料总采食量、花生秧总采食量、TMR总采食量均高于对照组。由图1可知，试验期内，羔羊平均日采食量呈上升的趋势。由图1、图2可知，试验前期，两组间精料与花生秧日采食量相差较小。由图1~图3可知，试验后期，试验组羔羊采食量逐渐高于对照组，TMR日采食量始终高于对照组。 2.3发酵草药对哺乳期羔羊料重比的影响（见表5） 由表5可知，试验组羔羊的TMR/增重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5），试验组羔羊的精料/增重、花生秧/增重、料重比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均不显著（P 0.05）。 2.4发酵草药对哺乳期羔羊养殖经济效益的影响（见表6） 由表6可知，试验组总投入（饲料+发酵中草药）和增重收入分别为65.71元、1258.80元，分别比对照组高23.70元、378.60元。试验组羔羊的平均养殖经济效益达到1193.09元/只，比对照组高354.9元/只。 3讨论 3.1发酵草药对哺乳期羔羊增重的影响 新生羔羊离开母体后，由于所处环境的突然改变，导致适应能力降低，生长发育受到影响。羔羊体重、日增重是衡量羔羊生长性能的重要指标，也是进行之后配种工作安排的重要依据[12]，所以哺乳期羔羊的饲养管理尤为重要。发酵草药作为益生菌与中草药结合的产物，具有益生菌平衡肠道菌群的益生作用，可以提高畜禽生产性能，调节生理代谢[13]，可在羔羊哺乳期饲喂中适量添加。申红春[14]研究发现，在基础日粮上添加1.5%、2.0%发酵中草药，可以提高21~42日龄肉鸭试验末重、平均日增重，降低料重比，提高肉鸭生长性能。Wang等[15]在泽西牛饲粮中添加复合益生菌发酵的复方中草药，发现复方中草药能够显著提高奶牛的体重、平均产奶量以及乳脂含量。本试验在哺乳期羔羊饲粮中加入5%发酵中草药，发现试验组羔羊哺乳期平均日增重显著高于对照组。原因可能是微生物生长代谢过程中产生的多种胞外酶，如纤维素酶、木质素酶和果胶酶等，催化降解了植物的细胞壁，增加了中草药中有效成分的渗出，从而促进机体生长。 3.2发酵草药对哺乳期羔羊采食量的影响 饲粮组成、精粗比、饲粮适口性、营养水平、饲喂技术、羔羊的性别、年龄和健康状况、饲养环境及饮水等因素均可影响羔羊的采食量[16]。武洪志等[11]在断奶仔猪饲粮中加入发酵中草药，发现试验组仔猪的平均日采食量比基础日粮组提高17.59%。解军亮等[17]研究表明，日粮添加发酵中草药能够提高断奶仔猪平均日增重、平均采食量，降低料重比和腹泻率。本试验中，试验组羔羊精料总采食量、花生秧总采食量、TMR总采食量均高于对照组，与上述研究结果相一致。可能是黄芪等补中益气类中草药有助于维持动物机体微生态平衡，增加了肠道益生菌的种类和数量，从而增加羔羊在哺乳期的采食量。 3.3发酵草药对哺乳期羔羊料重比的影响 动物的料重比受多个因素影响，如品种、饲料、环境、管理等。邓先得等[18]研究发现，在自由采食情况下，增加精料喂量可以加快绵羊增重速度。且在适宜范围内增加精料比例，能够提高羔羊消化酶活性、生长性能和饲料利用率[19]，从而降低羔羊料重比。本试验结果表明，试验组羔羊TMR/增重显著高于对照组，但精料/增重、花生秧/增重、料重比均不显著。可能是由于羔羊饲粮中加入发酵草药提高了羔羊的增重，但同时也提高了羔羊的采食量，从而导致两组间料重比差异不显著。 3.4发酵中草药对哺乳期羔羊经济效益的影响 经济效益取决于成本与产出收益，在养殖中需要控制成本，增加产出收益，获得更高的增重。羔羊断奶之后生长速度较快，饲料转化利用率相对较高，养殖成本相对较低，经济效益绝对较高[20]。本试验中，因发酵中草药价格较高，试验组饲粮投入略高于对照组，但哺乳期收益可达1193.09元/只，对照组仅为838.19元/只。可能是发酵草药提高了日粮中粗蛋白质的利用率，从而提高羔羊的增重，转化为羔羊的产出收益。本试验中经济效益的计算未考虑人员工资、场地费以及其他支出，仅考虑饲料成本。 4结论 本试验发现，羔羊哺乳期添加5%发酵草药，可明显提高羔羊哺乳期增重与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1]宗学阳,张华文,史怀平.羔羊消化生理及消化道微生物研究进展[J].畜牧与兽医,2022,54(4):124-129. [2]LinL,XieF,SunD,etal.Ruminalmicrobiome-hostcrosstalkstimulatesthedevelopmentoftheruminalepitheliuminalambmodel[J].Microbiome,2019,7(1):83. [3]李晓刚,孟竞尧,唐淼梁,等.开食料中添加不同形式赖氨酸对哺乳期羔羊生长性能和血清生化指标的影响[J].饲料研究,2021,44(5):1-4. [4]仉连平,王珂,于轩,等.中草药添加剂对湖羊羔羊育肥效果的研究[J].饲料研究,2022,45(14):10-14. [5]王旭东,李秉诚,田秀娥,等.微生物发酵中草药提取残渣饲料添加剂对小尾寒羊饲喂效果评价[J].中国草食动物科学,2019,39(5):75-77. [6]董延江,陈稼,韩庆军,等.发酵中草药(本草酵素)对断奶仔猪生长性能、免疫力和抗氧化能力的影响[J].饲料研究,2020,43(11):37-39. [7]杜海江.自拟复方中草药超微粉对断奶仔猪生长性能、猪瘟免疫效果、抗氧化性、血液生化指标等的影响[D].福州:福建农林大学,2016. [8]李博,陈群.中草药发酵研究现状与展望[J].吉林畜牧兽医,2019,40(5):20-22. [9]李笑春,黄建国,敖长金.中草药添加剂对肉鸡生产性能及营养物质代谢的影响[J].中国家禽,2010,32(13):19-22. [10]李雪雁,李杰欣,李浩烽,等.乳酸菌发酵中药饲料添加剂对肉鸡生长性能的影响[J].广东饲料,2020,29(7):27-30. [11]武洪志,宋玉卓,王志龙,等.发酵复方中草药对断奶仔猪生长性能、免疫和生化指标的影响[J].东北农业大学学报,2017,48(8):15-24. [12]史怀平,党立峰,马跃,等.不同蛋白水平颗粒料对西农萨能奶山羊羔羊哺乳期生长发育的影响[J].家畜生态学报,2016,37(12):24-29. [13]王晓冰,李仲玄,姚蒙蒙,等.发酵中草药添加剂的特点及其在动物生产中的应用研究[J].饲料工业,2019,40(18):15-19. [14]申红春.饲料中益生菌发酵复方中草药对肉鸭生长性能和屠宰性能的影响[J].中国饲料,2019(3):71-73. [15]WangX,XieH,LiuF,etal.Productionperformance,immunity,andheatstressresistanceinJerseycattlefedaconcentratefermentedwithprobioticsinthepresenceofaChineseherbalcombination[J].AnimalFeedScienceandTechnology,2017,228:59-65. [16]崔晓鹏,侯生珍,王志有,等.不同蛋白质水平饲粮对藏羔羊生长发育的影响[J].动物营养学报,2017,29(3):1065-1073. [17]解军亮,张敏,尚迎辉.发酵中草药对断奶仔猪生长性能及血清免疫、生化指标的影响[J].饲料研究,2022,45(17):30-33. [18]邓先德,李卫军,朱进忠,等.不同精料喂量对绵羊育肥效果的影响[J].草食家畜,2000(2):32-34. [19]宋善丹,饶开晴,郭春华,等.日粮精粗比在肉羊生产中应用的研究进展[J].畜牧与兽医,2015,47(5):35-39. [20]宋春梅.不同营养水平对育肥羊增重的影响[J].农家参谋,2022(13):96-98. 作者:潘烁品 李晓双 李兵 侯立军 李悦欣 田树军 单位:河北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 河北唯尊养殖有限公司 廊坊市畜牧站

目的探讨护理人员对使用微信平台作为工作交流、科室管理工具的真实体验与感受。方法对我院神经外科重症病房的7名护士进行深入访谈，分析、整理访谈资料，提炼主题。结果微信在神经外科重症护理管理中的应用虽然面临着许多挑战，但仍不失为临床护理工作中实现沟通交流的有效工具和实现护理管理创新的有益途径。结论微信不仅有助于加强沟通交流，拉近医护人员的距离，建立护理团队概念，增加护理团队凝聚力，同时也是实现管理创新，提高护理质量的有效渠道。 神经外科重症管理具有人员多、环境复杂、病人病情危重且变化快、突发事件多等特点，信息的及时、全面和准确的传达对于完成医疗护理工作，提高医疗护理质量，提高管理效率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微信可通过网络快速发送语音短信、视频、图片和文字，共享流媒体内容的资料。我院神经外科2015年10月将微信作为主要的信息交流平台应用于科室管理。本文采用质性研究的深入访谈法，了解护理人员对使用微信平台作为工作交流、科室管理工具的真实体验与感受，剖析微信在临床管理中应用的价值与意义。 1资料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2017年6~9月采取目的性抽样法，选取我院神经外科重症监护室7名护士，其中男性1名，女性6名；年龄22~40岁，平均（28±5.65）岁；主管护师2人，护师3人，护士2人；文化学历均为本科。 1.2研究方法 采用面对面、半结构式的深入访谈法收集资料，在访谈前告知受访者本研究的目的、内容及意义，向受访者说明在保密原则的前提下需要对谈话进行录音，承诺资料分析时以编号代替名字，经其知情同意后在安静、无干扰的环境中进行访谈，现场只有研究者及受访者，每次访谈时间为30~45min。访谈内容主要为：①微信的使用涉及到您临床工作的哪些方面？②频率如何？③将微信应用于临床工作中，遇到过哪些主要问题或困难？有哪些体会？④对微信在临床工作中的应用，您有什么建议？在访谈过程中，运用引导的方法，使访谈对象更深入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但注意不把自身的价值观念等强加给访谈对象。 1.3资料分析 访谈结束后，反复阅读访谈记录，按照Colaizzi报道现象学方法对资料进行整理、分析，包括：①文本转录，将录音转换为文字数据；②仔细阅读所有记录；③提取有重要意义的观点；④对反复出现的观点进行编码；⑤汇集编码后的观点；⑥详细的描述汇集后的观点；⑦辨别出相似的观点；⑧返回参与者处求证。对访谈内容形成一个初步的概念，并以归纳的方式提炼主题，当个案进行到第7例时，不再归纳出新的主题，资料达到饱和状态。 2结果 2.1对微信作为工作交流、科室管理工具的看法 2.1.1微信应用普遍且逐渐成为习惯 受访者认为，微信应用广泛，信息反馈更快捷，正逐渐取代传统的电话、短信方式，成为时下最方便、快捷的联系方式。 2.1.2微信经济实惠且功能强大 微信不仅支持文字聊天，也支持语音、表情、图片和视频等多媒体的传送，并且单次发送内容无字数限制，只需支付极少的网络流量费用，而不需短信通讯费；在表达信息的同时，也很好地避免了面对面及打电话时的一些尴尬。 2.1.3受网络限制 良好的网络是微信发挥作用的必备条件，尤其是在使用语音、视频等多媒体功能时。 2.1.4受微信功能的限制 受访者反映一些专业知识的文档、课件、视频等内存、容量较大，不能上传。 2.2微信作为工作交流、科室管理工具的应用体验 在神经外科重症天使群，聊天内容包括护理风险、质控管理，及专业知识上传、工作计划/任务布置，特殊护理内容交接、提醒，还有一些会议通知发放等。在神外重症医护工作交流群，聊天内容大部分是进行病情变化的汇报和医疗特殊关注的提醒。 2.3公众号的应用体验 内容主要分为：科室宣传、科室组织或参与的培训、学习、会议等宣传、科室文化活动宣传、新技术新业务的推广、专科疾病的健康教育等。通过对以上内容的了解，可以激发大家的团队荣誉感，增强整个科室的凝聚力，促进个人的自我提高意识，对个人和整个科室的发展都是有利的。 2.4在临床工作及管理中使用微信的困扰 2.4.1微信群里发通知的及时性、有效性不够 微信群作为通知传达被普遍使用，但医护工作的特殊性，不仅有白班夜班的区分，神经外科重症病房的工作量大，病人病情危重且变化快，护士没有时间查看手机，医生在手术台上不能使用手机，这就造成消息不能保证能及时被查看，更不用说反馈。 2.4.2微信群信息量过多 临床工作繁重且繁杂，微信群频繁推送文字、图片、语音，让人觉得无所适从，又害怕遗漏与自己有关的信息。 2.4.3需要护士有较强的慎独精神 除工作时及时沟通的问题，其余问题都应在下班时间交流、沟通，更不允许在上班时间玩手机或看与工作无关的内容。 2.4.4公众号缺乏专业的管理团队，内容比较有限 一个优秀的公众号，特别是医学相关的公众号，不仅需要管理人员具有良好的医学背景，还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进行信息的检索、甄选。 3讨论 3.1微信是临床护理工作中实现沟通交流的有效平台 临床工作内容复杂、信息繁多，微信这个平台使医护人员不再拘泥于位置和形式，可以随时展开交流，高效快捷的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通过文件、图片、视频和文字的形式，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沟通的方式，深化了交流的内容。借助微信平台进行教学方式的改进，分享优秀的资源，能够促进知识的积累。信息的交流也有助于护士了解当前工作重点，遇到问题是及时寻求帮助，提高护理水平。 3.2微信是实现护理管理创新的有益途径 微信作为一种通讯工具，有助于方便、快捷、有效的沟通，从而拉近工作人员之间的距离，建立起团队的概念，增强归属感。能够及时了解科室动态，进行护理质量与安全的管理，以及人力资源的调整，有利于提高护理人员对质控反馈信息的知晓率，缩短知晓时间及问题改进周期。微信还能帮助护理管理者和护士之间形成了一个和平交流、情感交流的对话形式，从而达到共同成长进步的目的。 3.3微信在临床工作及管理中的应用面临挑战 微信等社交媒体在临床护理管理中应用的困难，最主要体现在信息获取的即时性、有效性不够，要求护士有较高的慎独精神。针对这些困难，我们提出以下几点讨论建议：①加强临床护理管理中微信应用的规范化管理。强调在工作时间只能使用手机/微信与相关人员进行工作内容上的沟通交流，加强手机/微信使用的监管工作。社交媒体的开放性和广泛参与性，为每个人参与信息的制造与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但对信息的控制较少，难免存在随意性，因此，在应用过程中一定要采取审慎的态度，注意保证信息内容的准确性及来源的可靠性，同时应避免泄露患者的隐私等内容。②在信息管理方面，在保证网络环境良好的情况下，针对信息的目标人员或人群，准确合理的通知到个人或群体（@某个具体的人或群体）。当信息在时间限制内没有得到及时的反馈，可以使用其他通信方式（如电话、短信等），以保证信息及时、准确的传到到位。③公众号管理方面，组织管理团队查找并挑选权威、及时、内容全面的护理相关内容，推荐给护理人员；同时也鼓励护理人员参与建设公众平台，并可做进一步研究，了解并满足护理人员对知识分享的需求，加强微信公众号应用的规范化管理。

传输是通信工程技术的重点内容，只有实现了高效、有效的信息传输，通信工程信息技术才能为人民提供优质的、有效的通信服务。为此，对通信工程技术传输进行有效管理具有重要意义。通信工程技术相关人员应坚持对信息传输进行分析、研究，为提高信息传输效率、质量而不断努力。 1通信工程技术传输类别及特点 1.1类别 我国在通信工程技术方面实施的政策是放开性的，对通信工程企业具有鼓励作用，促使企业积极、主动的研究通信工程技术，为掌握先进通信工程技术的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创造了更强的竞争力。目前企业具备的通信工程技术传输类别主要有四类，分别是无线信息、宽带电力线、移动网络、光纤。这四类信息传输技术又可细分为不同的技术，具有各自的特点和优点，在通信市场中均具有一定的份额。如，无线信息通信技术目前是WIFI技术、LMDS技术、WMN技术的统称。中国对通信工程技术采取的政策是积极的，鼓励企业和技术人员对通信工程技术进行研究和完善。宽带电力线通信技术相比于无线传输技术具有更长的应用时间，早在几十年前就被创造并得到实际应用。近些年新型通信技术的兴起占据了宽带电力线通信技术一定的市场份额，但并未能完全取代宽带电力线通信技术，宽带电力线通信技术在通信工程领域仍具有应用价值，在现代人的工作、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具有许多潜在的客户和巨大的发展空间，其特点是信号稳定性强，使用方便。宽带电力线通信技术通过电力线传输、接收信号，此项技术需要利用通信公司提供信息网络连接用户端。宽带电力线通信技术能够为人们提供拨打电话等多种通信服务，使人们的生活更加丰富。目前得到广泛应用的移动网络通信技术包括3G技术、4G技术，而5G技术的时代也即将来临。移动网络通信技术在年轻人群体中备受欢迎，但仍存在不足之处，如4G技术覆盖率不足。光纤通信技术的优点是信号稳定、传播速度快，在现代社会得到了广泛应用。 1.2特点 通信工程传输技术的特点主要功能齐全和设备一体化。①功能齐全。通信工程传输技术能够连接单独的设备，使多个单独使用的设备联合工作，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还能有效提高设备的功能。利用通信工程传输技术将许多无关设备结合在一起，能够有效降低通信工程建设的复杂程度，并赋予设备更高的使用价值。利用传输技术能够减少设备数量，优化设备功能，使通信工程功能更加齐全。②设备一体化。中国以往的通信工程技术传输的作用是使各个通信设备能够发挥原本的作用。随着科技的发展，传输技术得到改进，能够使不同类型的设备结合成一体，即设备一体化。设备一体化不仅能够发挥各个设备原本的作用，还能提升设备的价值，优化企业的效益。 2通信工程技术传输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2.1技术水平问题 通信工程技术传输管理工作的目的主要是通过有组织性的管理实现个人无法达到的目标。为此，在通信工程技术传输管理过程中，管理人员应充分发挥管理职能，合理分配资源，协调各个部门和人员的关系，确保传输工作能够顺利进行。通信工程技术传输管理过程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管理职能的局限性，领导的管理水平、技术水平有限，导致管理工作能够发挥的效力有限，经常无法实现预期的管理效果，甚至无法及时、有效的解决通信工程技术传输过程出现的问题。同时，领导管理水平、技术水平不足还会造成部分技术人才、管理人才的流失，导致企业管理队伍、技术队伍人员配备不足，进而对企业的管理工作、技术工作造成不良影响。 2.2安全问题 网络环境具有较强的复杂性，人们在网络环境中发表的言论，以及进行的技术行为具有隐秘性，这种隐秘性使得网络安全建设以及通信工程技术传输安全建设存在一些隐患。同时，技术人员的技术水平和能力存在限制，几乎不可能有技术人员能够保证在技术传输过程中考虑到所有问题，为此，通信工程建设过程无法避免的会存在一些缺陷，一些不法分子将这些缺陷作为攻击的切入点，对通信工程进行破坏，以牟取利益。基于通信工程技术传输过程存在的安全问题，建设完善的安全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信企业应正视技术传输及其管理过程中存在的漏洞，找出通信工程构建中存在的安全隐患，探寻、制定科学有效的管理措施和解决措施，尽量避免出现漏洞被攻击的现象。 2.3质量问题 除了技术水平问题、安全问题以外，通信工程技术传输中还存在质量问题。通信工程技术传输管理中的质量问题主要指传输线路的质量问题。传输线路的管理是通信工程技术传输管理工作的重点和难点，线路管理的质量和效力对整个传输管理工作的质量具有重要的影响。通常情况下，外包线路是目前局域网传输线路的第一选择，这使得传输线路的质量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同时，许多的通信企业尚未真正认识到传输线路管理的重要性，对传输线路的管理缺乏重视，线路管理工作不够完善，发挥的作用也十分有限，导致传输线路质量存在许多问题，无法很好地满足传输需求。 3通信工程技术传输有效管理对策 3.1加强技术管理 通信企业应充分认识到技术传输管理工作的价值和作用，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加强技术管理，积极引进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加强管理队伍、技术队伍的建设，确保管理队伍、技术队伍的水平和素养能够满足工作需求。同时，通信企业应做好管理人才、技术人才的培养工作，为其提供学习、深造的机会和平台。通信企业可以与一些高精尖企业合作，将本企业的人才输送到高精尖企业学习、培训，使企业人才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将企业人员输送到高精尖企业学习不仅能使企业人员更加重视理论学习，还能为企业人员提供更多学习、实践的机会。此外，通信企业还应明确工作方向，在重视人才培养的同时做好先进技术的研究和引进。通信企业应对领域内高新技术的发展、改进进行动态跟踪，切实提高技术传输质量。通信企业还应完善技术管理模式，建立符合标准、满足要求的技术管理模式，切实优化技术传输管理工作。 3.2加强安全性管理 通信技术应加强安全性管理，为客户提供值得信赖的、安全的通信服务。通信工程技术传输安全性内容包括排除故障、修复漏洞、防范潜在危险。通信企业应加强安全性建设，对技术传输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安全管理，切实保障技术传输的安全性。通信企业应做好技术传输的检测工作，定期进行检测，并做好日常检测工作，一旦发现漏洞，及时采取合理有效的措施进行修复，确保通信技术传输的安全性、私密性得到保护。 3.3加强线路质量管理 通信企业还应加强对传输线路的质量管理，确保传输线路的质量符合标准，能满足相关要求。建设通信网络时，相关单位和人员应严格管理控制设备、线路的质量，为技术传输工作提供有力的保障。传输线路是通信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质量对通信工程的质量具有关键影响。 4小结 通信工程技术传输是通信行业的灵魂，其与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息息相关，还对国家的发展和国力的增强具有重要影响。为此，通信企业必须高度重视对技术传输的管理工作，保证技术传输的高效性、有效性，为人们提供优质的通信服务。

军事新闻论文:我军军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发展 摘要：军事新闻发言人是我军向外界展示国力和军力的重要窗口，随着国家利益的扩展和国际间交流的深入。我军成为维护国家稳定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要想展进一步展示我军和平之师、文明之师、胜利之师的良好形象，对军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了解尤为重要，它对深化我军新闻发言人制度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我军；军事新闻发言人；制度 军事发言人在国外已出现有近百年的历史。在我国却是一个公众普遍比较陌生的新鲜事物，无论是对它的认识还是对它的应用，目前均存在不少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全面的回顾军事发言人制度的起源与发展，寻找历史与现实的契合，以推进我国军事发言人制度不断取得新发展 一、新闻发言人的定义 所谓军事发言人，是指“受命并任职于军队的专职新闻人员，负责向媒体、公共介绍军队的各项政策和近期的新闻事件，通过某一事件的真实情况，说明其中的问题和我军所持有的立场、观点、主张和所采取的方针政策，并回答记者的提问”，是国家外宣工作的窗口。 二、军事发言人制度的起源 学者普遍认为，新闻发言人始于19世纪末的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卢西塔尼亚”事件催生了它的正式诞生。由此可见，新闻发言人制度早在萌芽阶段就与军事和战争存在非常密切的关系。即使是按照另一种说法：军事发言人制度始于1904年日俄战争中，日本新闻官的辽阳，就依然不难看出战争是第一动力的结论。 尽管如此，和地方发言人制度相比较，军事发言人制度的正式诞生时间还是要晚的多。一战期间，美国、德国、英国虽然设立了“公共新闻委员会”、“战时新闻局”和“新闻局”，负责关于战争的实况。甚至还制定了新闻的相关规定，但是既不是专属军队的机构，在本质上也有别与新闻发言人，更多时候发挥着新闻管制的作用，更类似于今天的国家新闻办公室。二战期间，美国政府设立了“战时新闻处”来发挥“公共新闻委员会”的功能。它通过下属的“新闻局”负责国家重要的以及跨部门的战争消息。不过从性质上看。它依然是一个独立的与军方的政府性机构，只是在处理军事消息方面同陆军部和海军部合作，陆军部和海军部在扣发某一军事消息时需要跟战时新闻处处长商量。但军方保留着扣发信息的最后权力。战时设立的“美国新闻署”虽然规模和影响更大，但是也继续保持着这个特点。同时是在这一时期。受美国总统罗斯福亲自带动的影响，新闻制度在世界各国得到普遍推广，各国军方也纷纷设立了军事新闻发言人。像美军就在各司令部参谋机构中设立了公共关系军官，二战期间的中国战区美军总司令魏德迈、美国第十航空队司令陈纳德都曾在我国举行国记者招待会。 事实上，直到20世纪50年代，新闻发言人才在美国成为一种政治制度。即使到本世纪这个时期，虽然经常有“美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的称谓出现在各种媒体上。但是军事新闻发言人依然没有作为一项刚性的政策法规得到军队系统的严格执行。只是到了1966年和1976年，随着美国新闻界争取“知情权”的斗争愈演愈烈，为了适应这种越来越强烈的社会要求，美国政府不得不先后颁布了《信息自由法》和《阳光下的政府法》，使得职业化的政府新闻发言人成为一种政治必须。处于履行法案的义务，1970年美国国防部开始指定专人应对新闻界对军事信息的需求，军事新闻发言人由此才正式成为一种长期而固定的制度延续下来。 三、我军新闻发言人制度发展 我国早在1925年5月北京政府第一届内阁总理唐绍仪就职就举行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这样我国新闻发言人的开始时间算起来也与美国相隔不远。但是由于时局的动荡，新闻发言人制度并没有得到坚持，作为一种制度，直到25年后才随同抗战_起出现，1937年11月6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宣传部设立宣传处，其外事科主要工作之一就是举办新闻会。同年12月国际宣传处开始新闻。如1938年4月到5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曾两次在武汉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讲述近期军事与政治状况。1939年话国际宣传处在重庆巴中学校内新建办公楼，每月在此举行一次记者联欢会，每周五在此举行新闻会，使其成为了战时陪都的新闻中心。1942年初下令停止开放政府新闻会议，由于在外国记者的强烈要求下，直到1943年8月新闻会由国民党、外交部和军令部各派一人主持，于每二举行，从此以后才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在台湾一直保持到现在。如今，台军的军事新闻制度主要由“国防部军事发言室”负责，其业务具体分为新闻、记者接待以及行政计划三个任务编组，主要负责军事新闻的策划、督导、、协调和中外新闻界的参观、访问、接待等工作。 我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新闻同样起源于抗日战争时期。在等人的领导下，八路军驻全国各地办事处和国内各界和外国记者广泛接触，向他们随时通报最新的延安新闻广播稿。如1942年2月8日，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就曾召开英美记者招待会，此外还建立了发言人制度。作为军事协调部执行中共方面代表的将军，曾在北平专门举行过记者招待会。从1946年开始解放区发行的《人民日报》开始频频出现“军事发言人”字眼。可查的最早一次是1946年9月8日，延安军事发言人表示国民党“中央社”称郝鹏举“反正”是不值一驳的谣言。此后在《人民日报》《新华日报》上分别出现了“冀鲁豫前线军事发言人”、“延安总部军事发言人”、“西北人民解放军总部新闻发言人”等称谓。1949年4月30日，更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发表声明，抗议英军舰船在长江炮击我军的暴行。 到新中国成立后，军事新闻由外交部代为。如1965年9月29日，时任外交部长曾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招待会，驳斥美苏超级大国对中国的军事包围和威胁，有300多位中外记者参加。1983年，根据国家有关领导人的指示，我国国家机关新闻发言人制度开始兴起。当年4月23日中国记者协会首次向中外记者介绍了国务院各部委和人民团体的新闻发言人，正式宣布中国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但其中并不包括国防部。1997年香港回归后，我军开始在驻港部队序列中编列对外新闻发言人，发言人办公室还设立了热线电话在香港媒体公布，被媒体誉为香港诸君的一张“名片”，为正确引导特区舆论发挥了显著效果。澳门回归后，在驻澳部队同样设立了新闻发言人，但是由于这两个新闻发言人机构主要针对港澳地区，服务对象比较特殊，再加上所的新闻次数相对有限，因而在国内外并没有引起大的反响，也难成为整个军队的发言代表。 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威胁论”从日本开始兴起，关于中国军事威胁论的言论在国际社会层出不穷，每次遇到这种问题，由于缺乏军事新闻发言人制度，我国总是由外交 部新闻发言人甚至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负责人出面澄清，因而在说服力上难免打了折扣。正因为如此，早就有领导和学者建议，我军尽快建立新闻制度、设立军事新闻发言人，甚至建议在统帅部和战区、战役集团指挥部都设立发言人。在2007年3月召开的人会议上军事科学院姚云竹代表更是公开呼吁完善军事新闻工作领导机制，尽快建立军事新闻发言人制度，有效满足军队建设发展和军事安全的新需求。 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军在较早时候就开始研究论证建立军事新闻发言人的可行性，并结合部队建设形势推动这一工作不断取得进展。早在2003年下半年，来自总政治部的新闻官就参加了国务院新闻办组织的全国新闻发言人培训。2007-年12月25日，新华社在报道“携手2007”中印联合反恐训练情况时。首次引用了“国防部新闻事务局官员”的表述。2008年1月22日，外交部发言人在回答记者问时指出要求就相关问题直接向国防部新闻事务局询问。但是，真正意义上催生中国军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是2008年5月12日发生的汶川大地震。从5月13日开始，新华社每天都播发来自“国防部新闻发言人”的救灾信息。内容涉及胡主席要求、动用兵力设备、外军援助等众多方面，频率在5月14日达4次之多。5月18日下午，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第六次抗震救灾新闻会上，国防部新闻事务局局长兼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胡昌明大校首次亮相，标志着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正式走上前台。此后，灾区的成都军区抗震救灾联合指挥部也曾多次举行新闻会。 抗震救灾取得初步胜利后，我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的新闻重点开始发生转移，不仅新闻内容涉及中外联合军事训练、部队重大军事行动、美国对台军售、南非军舰访华等更多领域，就连新闻形式也出现了可喜变化。2008年10月9日我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就美国国防黻言人有关言论答记者问中，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兼新闻发言人“黄雪平”这个新名字开始登台亮相。中外媒体普遍认为，这说明中国军队的开放与国家的开放是同步的。中国军队的建设正在变的越来越透明，在世界舞台上越来越自信。 我军的军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发展经历了太多的曲折，尽管随着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在汶川地震中亮相，这一制度开始取得突破性进展，但受到各方条件的限制，其起步探索的特点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存在的不足还相当明显，与西方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比如，在新闻形式方面，运用官方网站权威军事新闻就是一个空白；再比如，远程视频新闻也未见采用、出席新闻会的军队官员职级还不够高等等，这更要求我们知难而进，深入研究军事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与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辩证关系，尽早建立和完善能够与国际社会接轨同时有深具中国特色的军事新闻发言人制度，为完成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光荣使命贡献力量。 军事新闻论文:塑造军事新闻对外传播力的“符号” 在受众消费视角下，军事新闻对外传播过程，实际上也是军队形象和符号营销的过程。作为军队的精神品牌，军人形象和军人符号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生动载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象征。军队大转型给军事新闻对外传播提出了如何塑造我军形象的重大课题。从机械化、半机械化到信息化，从打赢一般条件下局部战争到打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我军已经突破封闭半封闭的桎梏，建设基点和环境实现了历史性转变。“在开放透明的信息化背景下，一支军队不主动去塑造自己，就必然会被别人塑造”。 符号生产远离“另类”――彰显军队新形象 2010年1月11日，中国在境内进行的陆基中段反导试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在12日发表声明，此次拦截试验“是防御性的，不针对任何国家”，然而外国媒体对中国反导试验进行了不同的解读。美联社认为，这种拦截技术对美国的巡航导弹用处不大，对于俄罗斯和印度部署的弹道导弹是很有效的。《时代周刊》评论道，此次试验不仅展示了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同时也表示对于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愤怒。这是全球最大的两个贸易伙伴之间发生的战略性对抗。日本《产经新闻》称，中国此举一方面向开发弹道导弹的周边国家发出警告，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为了牵制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华盛顿邮报》报道说，美国务卿希拉里本周一承认，奥巴马如见达赖，美中关系可能会有更多摩擦，但希拉里同时表示“中美关系即使在有分歧时也不会脱轨”。美联社报道说，中国官方媒体虽然没有具体的细节报道，但据信中国一直在研发精确的制导武器系统。美国科学家联合会的中国军事问题专家汉斯・克里斯滕表示，实验的成功“表明中国的导弹技术日趋成熟”。俄罗斯《晨报》预测：中国打算在未来十年建立自己的导弹防御系统，将成为继美俄之后具备反导能力的强国。共青团真理报网站上，网民“谢尔盖”说，“实验成功了，中国人是好样的。” 军队形象塑造是个动态发展过程。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军队，这既有他们的主观故意，也有我们自身的原因。如在形象塑造中，“中国军队在更多的情况下，是保持一种原地踏步的刻板。中国军队形象没有跟上中国军队的变化”。 面对这样的现状，我们一方面要调整战略，认识到以媒体为国家形象传播主要渠道的战略局限性；另一方面也要调整目标，呈现一个勇于变革而又充满复杂因素的中国形象。 远离“另类”：当代军人符号与国际对接 军队形象是递变的、发展的，也是历史的、具体的。在全球化背景下，塑造军队形象时不能把中国与世界对立起来，把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看成两个问题。中国传媒大学丁俊杰认为，中国的问题就是世界的问题，“中国有自己的特性，但中国的事情是世界事情的一部分。” 对此，只有建立这种思维，让军队远离另类的异端的符号，才能让中国军队形象更好地融入世界。 形神兼备，内涵与表征相统一。军人形象塑造离不开作战训练等军事实践活动,以及和旗帜、服饰、徽章等“形”的要素，更取决于我军性质宗旨、优良传统等“神”的内涵。要着眼形神兼备，确立新世纪新阶段军人形象塑造的时代定位，从共性与个性有机结合上塑造血肉丰满的军人形象，增进公众的认知度和满意度。 承前启后，历史与现实相统一。今天的军人形象，是昨天军人形象的延续，同时又在新的起点上融入了新的时代元素，体现和反映了当代军人的精神品格。传承既往又生生不已，固守本色又与时俱进，军队转型时期的军人形象应当在继承与创新的统一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历史定位。 小中见大，整体与个体相统一。军人形象是军队全体官兵素质之和。在举世关注、开放透明的多样化任务中，媒体往往把每一支部队、每一次行动都聚焦和呈现在社会公众面前，具有超常的放大效应，通过优化军人个体形象，往往能够提升和改善整个军队的形象。2008年初广州街头扫雪战士站着睡着了的照片发出后，在国外引起强烈反映。由此可见，军人形象塑造既要重视宏观布局、总体设计，又要善于从我做起、从具体事情抓起。 中外兼顾，国际与国内相统一。军人形象塑造是在开放环境中进行的，具有面向大众、面向世界的特性。因此，必须立足国内国外两个舞台，统筹好国内国外两种资源，遵循国内国外舆论互动共振规律，增强我军良好形象展示的效果，牢牢把握军人形象塑造的话语权和主动权。 重点塑造“和平之师”的良好形象 当危机来临时，被天使拯救是人类共有的期盼。把军队形象打扮成化解灾难与危机、拯救生灵和保护人权的天使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外传播的一个手段目标。美国好莱坞出于中国商业市场考虑，在电影《2012》中设计了这样镜头：当灾难来临时中国军人出现了，并开始了“中国军队所擅长的非战争军事行动”。对此，伊利诺伊大学厄伯纳――香槟分校访问学者、武汉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肖君曾对美国受众进行调查，72％的受访者认为“此时中国军队作为天使形象是可以接受的”。 军队形象塑造直接关系到国际社会对一国军事行动正义性、合法性、合理性的认同与判断。世界和平与发展是一种大“势”，中国和平崛起是一种大“势”，中国军队日益受到国际舆论和受众的关注也是一种大“势”。西方敌对势力为了遏制社会主义中国的崛起，竭力制造“中国威胁论”。周边和利益攸关国家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也对我军建设的发展心存疑虑。如果说过去我军对外传播主要树立“威武之师、文明之师、胜利之师”的形象，那么今天应顺势而为，适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重点塑造我军和平之师良好形象。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过去，在国际上有人认为中国是‘好战’的。对这个问题，不仅我，还有中国其他领导人，包括已故的主席、总理都多次声明，中国最希望和平。”“现在树立我们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力量的形象十分重要。” 塑造我军“和平之师”的形象传播应突出重点。一要宣示中国致力于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政治主张。党中央提出了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与各国人民携手“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政治主张，这是我军事新闻对外传播顺势而说的根本遵循。二要阐释中国防御性的国防政策。要通过国际传播向世界说明：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不搞军备竞赛，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军事威胁；中国人民解放军致力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推动国际和地区安全合作，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三要推介中国“不战”、“伐交”等传统军事思想。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既具有差异性，也具有共通性。比如，作为治国理军的圣典，《孙子兵法》在国际上具有广泛影响。美籍作家克拉维尔曾说过：“《孙子兵法》对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它能提供我们所需要的保护，看着我们的孩子和平茁壮地成长。永远记住，从古时起，人们知道：‘战争的真正目的是和平。’” 因此，我们不仅要深入开掘它“兵不厌诈”的战术谋略思想，更要注重宣传它“不战”、“伐交”等战略理论价值。四要传播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实际行动。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不仅是中国的政治主张，更是中国的实际行动。 塑造我军“和平之师”的形象传播应突出特色。为增强受众吸引力与感召力，传播我军“和平之师”的形象应突出时代特色、民族特色、军队特色、受众特色。 一是突出军队特色，对外展示一支“真正的军队”。长期以来，我军在军人和军队形象的传播上，突出了我军“工作队” 的形象，而“战斗队” 的形象传播相对较弱。从古到今，各国军队都强调“威武之师”的军队形象，威武的军队可以增强国民打赢战争的信心。我军是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这是由我军人民军队的性质和革命战争时期特殊的历史环境造成的。但就军队的本质来说，战斗队的属性是第一位的。改革开放以来，除对越自卫反击战之外，我军一直处于和平建设的环境之中，“战斗队”的形象客观上难以得到直接的体现。而媒体的宣传报道则更加深了我军“工作队”、“生产队”、“仪仗队”、“消防队”的形象。反观美军，打开美国军方在互联网上的主页，人们就可以清晰地看到对美军整体形象的传播：“一个团结整体，装备着美国最精良的武器，随时服从国家的需要，迎接今天、明天和21世纪的挑战，”并从不同的侧面展示美军的形象和军事实力，以此扩大美军在世界的影响，形成威慑的力量。我军的国防宣传，应当加大我军战斗队形象的传播，切实在人民群众心中树立起我军威武之师的形象。 二是突出民族特色，对外展示一支“中国的军队”。民族性是中国军队形象之所以具有中国品格和华夏内涵的根本特性。在对外军事传播中发扬中华民族的军事传统，并结合中国现实形成有民族特色的军事文化产品，既是保障军事文化安全的必然要求，也充分体现了我军对外传播的初衷与目标。 三是突出时代特色，对外展示一支“当代中国军队”。 有人曾作过军队传播符号调查，提起美国军队，大家选最多的是航母、数字化头盔。而提起中国军人，大家选最多的是却是持枪冲锋、黑脊梁。有的甚至认为骑骡子和马巡逻就是边关的符号。实际上，这些符号都不能反映当前不断发展的人民军队形象。如，“西北边防采用巡逻车、直升机等装备巡逻的比例冬季已超过85%，夏季超过了90%。骑骡子和马巡逻不是边关主流。” 在军事对外传播中，要格外关注以新型军事传播符号刻划和体现我军全面建设中的新举措、新思路、新亮点、新进展。 四是突出受众特色，对外展示一支“能够为受众认同的当代中国军队”。军事对外传播是一种跨国传播、跨文化传播，也是跨语言传播，必须突出传播的受众针对性。要充分考虑到传播对象在文化背景、价值观念以及政治立场、语言与媒体使用习惯等各个方面同国内传播对象的差异性，并善于将我对外军事文化传播的主观意图巧妙包装于信息产品之中，以最大程度得到域外受众的认同。 军事新闻论文:从《军情观察室》看军事新闻传播 【摘要】军事节目是众多电视节目中一个比较独特的类型。由于其自身所具有的特殊性,因而不可能像娱乐访谈类节目那样“自由”。然而,军事节目也不得不面对收视率的严峻形势,究竟如何才能在把党和国家的宣传功能放在第一位的同时,又保证收视率,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笔者希望通过对当前国内军事节目的梳理和对凤凰卫视《军情观察室》的分析和解剖,能为内地的军事节目的发展提供一条新思路。 【关键词】军事节目 军情观察室 平民化 军事节目作为电视节目中一个独特的类型,由于其自身所具有的特殊性一直未能像体育节目、综艺节目那样走娱乐化路线。然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一个电视节目若想生存下去,并不能单纯的依靠政府的财政赡养,而要学会自己走路。军事节目如何才能在适应全球娱乐化浪潮的同时,又能保持自身鲜明的特性,对其自身甚至中国电视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说到我国的军事节目,就不得不提起凤凰卫视的《军情观察室》。虽然央视军事节目一再改版,其传播效果较以前也有所提升,但与《军情观察室》骄人的收视率相比,仍相距甚远。本文希望在对《军情观察室》做细致分析的基础上能对内地的军事节目的发展提供一点建议。 《军情观察室》的节目特点 《军情观察室》作为众多军事节目中的一员,像大多数军事节目一样:40分钟的时间、2个主持人、几个嘉宾。但是它在保持军事节目的共同性的同时,又有着自身所独有的特点。 首先,刚性十足,节奏紧凑。节目一开场飞机、坦克、军舰等动画形式的武器伴随着紧张而又有节奏的音乐扑面而来,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心灵震撼;主持人董嘉耀一身武装,迷彩服、军靴、避弹衣等军事战场上的常见之物也被运用到节目当中;每周网罗世界各地海量军事信息,并辅之以快节奏的音乐解说、播报,制造出紧张氛围;节目结束也不忘配以较有冲击力的军事画面填充电视屏幕的空白。无论是节目的开场音乐还是节目的背景画面;无论是主持人董嘉耀的着装打扮还是马鼎盛的侃侃而谈;无论是节目内容的紧张刺激还是董嘉耀解说的紧促和一气呵成,整个节目都给人一种刚性十足、紧张、急促的感觉。 其次,栏目设置灵活多样,层次分明。在《军情观察室》的6个栏目中,其中军情谍报和焦点连线是雷打不动的固定栏目,每周都会在栏目中播放,顺序不变,而其他几个栏目的播出是根据情况,视节目每周聚焦的那一个焦点而定并作灵活的变动,力争使每次的节目栏目设置尽可能严谨合理。焦点连线和军情谍报的界限并不是很明显,焦点话题即从军情谍报众多的军事信息中选择当前国人最为所关注的军事话题,一般情况下焦点都是谍报中的最后一条,这种巧妙的安排使得整个节目浑然一体,整体性和连贯性都得到加强。 第三,丰富的信息,紧追国内外重大军事事件。《军情观察室》的开场白是这样的:“各位好!这里是军情观察室,我是董嘉耀。我们为大家报告和分析过去七天全球最新的军事动态。”香港目前是世界上信息最为密集的自由港,亚洲的信息中心,各种信息都可以在香港自由流通,来自世界各地未经证实的数据、内幕、小道消息和分析,节目都会为您搜罗。《军情观察室》每一期节目的军情谍报大约有十几条军事信息,而这些信息又是一周内国内外比较炙手可热的焦点话题。而焦点的选定也都非常准确,从过去一周内国内外所发生的军事新闻里选出,这些在国际上有影响的焦点军事新闻都是备受国内观众关注的,是大家渴望了解的话题。 《军情观察室》成功的原因 《军情观察室》作为众多军事节目中的一员,凭借其自身独有的特征,能获得国内外华人的关注和巨大的成功,究其原因可以归结以下几点: 首先,以受众为中心的传播观念的确立,深谙受众收视习惯。 香港的政治环境相对宽松,《军情观察室》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和言论环境,在其创办的那一刻起,有过从戎经历的刘长乐就提出口号:要做一个普通百姓看得懂的专门军事节目。在以受众为中心的传播观念的指导下,《军情观察室》节目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满足受众的需要,网络节目互动专区设置,专区设有董嘉耀的博客、马鼎盛的博客、挑战马鼎盛、视频等板块,既方便观众了解和回顾最新和以往的军事信息,也给予观众享有更多的发言机会,便于观众了解更多的军事信息,而一些网友的有见地的观点和提问也会在节目中被引用或者解答,进一步体现出对受众的知情权和话语权的尊重。 其次,独家的军事报道,权威的军事分析。 《军情观察室》凭借自身所处的优越的地理环境和政治环境可以获得一些独家的报道和独家内幕。仅仅拥有独家的资源还是不够的,各种珍贵的资源只是一些丰盛的材料,如何把它们加工成美味可口的饭菜,却需要有着精湛技术的厨师。《军情观察室》邀请两岸三地的分析家就节目中的某一个焦点事件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式的分析。在分析的过程中,有嘉宾与主持人之间的交流,也有嘉宾与嘉宾之间思想的碰撞。如民间军事评论员马鼎盛就中俄军事演习的客观中立的分析、台湾三军大学教官宋兆文关于台湾汉光军演的独到见解等等,这些评论都是《军情观察室》的一家之言,没有抄袭其他报刊或者军事节目的评论。 《军情观察室》利用其宽松的政治环境,给人们提供了满足军事新闻需求的可能。而对于普通观众来说,关注凤凰《军情观察室》的真正原因在于他能突破内地军事节目发展的桎梏,为广大军事发烧友和关注国内外军事发展动向的观众提供一些独家的报道和独特的军事分析。 第三,客观真实全方位的报道。 《军情观察室》立足两岸三地,本着为全球华人服务的宗旨,在节目中首先积极地向内地以及世界华人呈现与国人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军事信息,通过对每期节目内容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军情观察室》中90%的内容是关于中国、台湾和中国周边地区的消息,观众可以通过节目全方位地了解一些与自身休戚相关的军事信息。 此外,《军情观察室》对一个军事事件进行报道时,并不是单纯地把事件本身呈献给观众,它还向观众提供军事新闻背景,将与事件相关的方方面面介绍给观众,使观众对一个事件的认识更全面、更深刻。从某种程度上说,一个有背景的新闻事件,才是完整和客观的新闻事件,《军情观察室》用全方位的新闻背景介绍,还新闻事件的本来面目。 第四,平民化的视角和语言。 在内地,军事节目作为党在宣传阵地方面的主力军不同于其它节目可以做到通俗化和娱乐化,它要时刻保持自身的严肃性和政治性,完成党和国家的政治宣传任务。而凤凰卫视中文台的 《军情观察室》在节目创办之初就定位为:普通人看得懂的军事节目。在以后的节目里,它秉承这一平民化的传播观念,以平民的视角,来看待分析军事新闻事件。而它的平民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平民化的语言。主持人董嘉耀和马鼎盛以普通人听得懂的语言报道和解说军事新闻,将一些复杂的军事术语用简单、朴实的语言解说出来,观众在收看节目时能轻松明白那些晦涩难懂的军事术语。其次,在解说的过程中,充分利用电子黑板报等道具,使得解说内容形象生动、通俗易懂。最后,在解说过程中,语言温和婉转、主持人装扮平易近人,尽量避免由于衣着、语言等细节的过于严肃和庄重,而加大观众与节目之间的距离,削弱传播效果。此外,在报道中坚持中立原则,以老百姓作为服务对象,以受众为中心,告诉受众真实的军事事件和军事新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军事节目不能再一成不变地坚持“英雄本色”,也不能再坚持“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存模式,只有勇敢地投身市场经济的大浪淘沙才能百炼成金。 军事新闻论文:浅谈军事新闻发言人的特点及发言技巧 【摘要】近年来随着军区部队执行各种军事行动、军事任务,以及支援地方各项建设工作的逐渐增多,社会各界对军事信息的开放度和透明度要求越来越高,这对军队各项建设如何适应信息化、媒介化社会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军事新闻发言人有何特点,其必须掌握哪些技巧,本文对此作一探讨。 【关键词】军事新闻传播 军事新闻发言人 发言技巧 随着信息化社会的不断加深,对信息透明度、及时性的要求不断提高,在突发事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事实证明,及时迅速的信息,是掌握控制舆论行之有效的途径。这就要求各部门、各单位学会和媒体打交道,充分利用媒体传达自己的声音,军方也不例外。军事信息和地方普通信息是有区别的,也有相似性,这种特点对军事发言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着力提高军区军事新闻发言人的综合素质,从容应对新闻媒体,是信息时代的必然要求,也是更好地展示并维护军队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和平之师的良好形象的必然要求。本文从军事新闻传播、军事新闻发言人及发言技巧等方面进行探讨。 一、军事新闻传播 信息传播活动起源于远古人类的群居时代,随着人类的不断进步,信息传播的数量、手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进入信息时代后,信息的传播进入产业化高速发展阶段。对于传播的定义,郭庆光是这样解释的:是社会信息的传递或者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①新闻传播活动,简单地说,就是信息传递的过程,由传播者、受传者、信息等基本的要素组成。引申到军事新闻传播,就是国家军事权威机构用语言、文字、影像等符号借助传播媒介向公众传递、交流信息的过程。主要有新闻会、网络、记者招待会、新闻通气会、领导人专访等新闻形式。 这里的信息传递者,主要是军方,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向社会公众传递有关军事方面或者涉及军队的消息。传播媒介,可以是社会上的媒体,也可以是军方自己的媒体(比如中国军网、国防部网站)。信息的接受者,要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两部分。新闻传播的效果主要是报道新闻、引导舆论、为社会服务(提供娱乐、刊发广告等),军事新闻传播也有消息、引导舆论、塑造形象的功能,主要承担的是军方的消息,塑造军队形象的任务。 二、军事新闻发言人 1983年4月23日,中国记协首次向中外记者介绍国务院各部委和人民团体的新闻发言人,正式宣布我国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②这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为了更好地向国际宣传中国、树立中国的国际形象,让中国走向世界,同时让世界更充分的了解中国而作出的努力。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是对外宣传的客观要求。 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适应了新闻发言活动的需要,新闻发言活动离不开新闻发言人。新闻发言人的定义是:“以国家、政党、社会团体任命或指定的专职(比较小的部门为兼职)新闻人员,其职位一般是该部门中层以上的负责人。新闻发言人的职责是在一定时间内就某一重大事件或时局的问题,举行新闻会,或约见个别记者,有关新闻或阐述本部门的观点立场,并代表有关部门回答记者的提问。”③通俗地说,就是发生重大的事情(危机事件、突发事件)或者日常的信息时,解释事件发生的相关事宜的人,直接和媒体打交道的人,这个(些)人代表的是其所属部门的立场、观点。 军事新闻发言人,也就是代表军方向社会公众传递消息、引导舆论的人。2007年下半年,中央军委决定设立国防部新闻事务局;2008年5月18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胡昌明大校首次正式亮相。④军事发言人的出现,是军队走向透明化、积极展开对外军事交流合作的表现,也是新时代要求的必然结果。 三、军事发言人特点 新闻发言人的特点,包括职业特点和个人特色两方面。职业特点,就是新闻发言人按照新闻发言的规律来发言,找准职业定位和记者的关系。新闻发言人要弄明白的是他不是“个人”,而是代表其所在的部门、单位,发挥的是“传播疏通”而不是“生产”的作用。新闻发言人个人特色,主要指的是在制度框架内,语言运用的特色,不拘泥一种模式,等等。军事发言人要注意的事项要比其他发言人多,因此军事发言人的特点也有特殊性。 (一)代表的传播主体具有权威性 军事新闻发言人是一个相当独特的角色,因为军方的新闻消息大多和国家安全以及社会公共利益相连,位置的特殊性决定了找不到任何一个可以代替的组织、机构和团体。这种发言带有很大的强势和权威,不是一般新闻发言能比的。军事发言人正是这种强势和权威的延伸。 (二)发言的控制性和保密性 军事新闻发言人的控制性主要体现在军事新闻传播的过程中。军事新闻传播通过消息、引导舆论,从而摆明事实,塑造军方形象。来自军方的消息带着军方的立场、观点、态度,这些都是受到军方严格控制的,什么,怎么都是可以控制的。军事发言人也在这种可控的范围内发言。 保密性是军事新闻发言人尤为注意的事项。较之其它新闻发言活动,军事信息的机密性高,把关的难度大,需要军事新闻发言人严格控制新闻源,对要的信息筛选把关。新闻发言人既要考虑到信息的公开透明,又不能忽视把守军事机密。哪些信息能,哪些信息不能,要经过谨慎的判断,全面的分析。因为有的信息一旦出去,可能造成的影响是不能估量的,要“三思而后行”,协调好“宣传员”和“把关人”的角色,才能使军事新闻信息的传播更好地为军方所用。 四、发言技巧 适当运用发言技巧,不但可以促使出色地完成信息的任务,还可以给新闻活动增光添彩。一位优秀的新闻发言人,应该掌握适当的发言技巧,以便应对发言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军事发言人也应学会这一点。另外,军事新闻传播的性质、特点,也决定了军事新闻发言人发言要具备一些技巧。 (一)精准定位 作为军事新闻发言人,首先要清楚自己扮演的是什么角色,正确地进行职业定位,是做好工作的前提。 1、“我是谁”的问题。军事发言人首先要明确的“我是谁”的问题,作为军方的新闻发言人,这是最基本的定位。 2、“扮演什么角色”的问题。军事新闻发言人要和各种各样的新闻媒体人打交道,按不同的标准分为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国内媒体和国外媒体、友好媒体和敌对媒体等等。不论哪种媒体,作为军事发言人,要掌握的是“四不”原则:不是“个人”、不是演员、不是长官、不是学者。这就要求军事发言人既不能“完全自主”,而是要在制度框架内发言;也不能过于凸显个人魅力,不分主次;还不能对媒体颐指气使,摆出居高临下的模样;更不能“自由发挥”,要注意消息的一致性。 3、弄清“观众是谁”的问题。和媒体打交道,具体说是和记者打交道。记者是什么角色?同样记住“四不”:不是学生、不是部下、不是朋友、不是敌人。所以,发言时注意:不要讲长篇大论,记者不是学生;不要“训示”,记者不是部下,不能“热情兜底”,记者未必给保守秘密;不能“筑城墙”,把记者当敌人,处处设防,拒人千里之外。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和十一届三次会议的新闻发言人赵启正说过新闻发言人和记者是“挑战者和合作者”的关系。也就是说,军事新闻发言人和记者不能只是其中一种关系,而要把二者结合起来,把握“非敌非友”的最佳契合点,才能保质保量的完成任务。 (二)充分准备 军事新闻发言人要圆满地完成发言任务,也需要充分做好各方面的准备。 1、心理准备。首先要保持平和的心态,尽量避免心情大起大落、慌慌张张,保持平常心。其次,要有足够的自信,相信自己,肯定自己,才能在紧张的氛围中从容不迫。第三,如果不能脱稿,不要勉强。若因强硬的脱稿导致出现错误,得不偿失。 2、资料准备。资料上主要是指有关消息传递、新闻的语言、文字、影像等方面的准备,尽可能的把相关资料搜集全,以备应急之用。另外,还要预先估计媒体可能提到的问题,寻求媒体和公众的关注点,有针对性地做准备,有备无患。 3、礼仪和语言准备。具体的讲,要按规定着装,整洁、自然、大方得体。站立行走要合乎规范,语速适中、发音尽量标准、富有亲和力等。 (三)发言和提问的应对准则 1、准确。不论哪个机关部门的发言人,在进行信息时都要遵循真实准确的原则,据实而说。军事新闻发言人同样要这样做。林肯说过这样一句话:“有时候你可以愚弄某些人,甚至有些人可以被你一直愚弄;但是你不可能一直愚弄所有的人。”军事发言人讲真话,就是做到坦诚相见,说的属实,把握不准的不乱说,不懂的就是不懂。要注意的一点是,军事发言人讲的话一定是真话,但不是把所有的话都告诉记者。 2、立场。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要有主见。因为无论军事发言人媒体人以什么程度接触,都是在接受采访。头脑清醒,以我为主,掌控好会,不能让记者决定发言人的进程。有一个这样的公式Q=A+1,Q代表的是question,A代表的是answer,“1”代表的是自己的观点,也就是说,无论记者怎么问,发言人都要回到自己的观点、立场、态度上来。 3、谨言慎行。军事发言人在回答问题时,一定要注意语言的一致性,自己前后语言一致,和军方权威的口径一致,在已授权范围内据实说;注意分寸的把握,不能因侃侃而谈而泄露机密。尽量避免使用过于强烈的词汇,比如“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等,这对树立军方发言人良好的形象大有裨益。 4、少说或不说“无可奉告”。军事发言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有可能遇到事先并不知情或者是保密范围内的问题,回答这种问题是要相当谨慎的。如果确实不知道,可以据实回答“这件事我们还没有接到有关部门的报告”或者“就目前所了解的情况,我们不认为事态会发展到这样严重的程度”,切忌说“无可奉告”。如果是保密范围内的,要学会回避。回避的方法很多种,有开玩笑回避、转移回避、进攻性回避、一语双关回避和使用模糊语言回避等。举例说,1960年,中国打下了美制U-2型高空侦察机,一外国记者在记者招待会上问副总理:“最近中国打下了美制U-2型高空侦察机,请问中方是用什么武器打下的”?同志笑着说:“记者先生,我们是用竹竿把它捅下来的”!⑤用非常幽默的话回答了这个问题,众所周知,竹竿是不能打下飞机的,但是这个棘手的问题被解决掉了。 总之,在军事发言人回答记者提问时,要学会灵活运用各种技巧,生搬硬套和盲目模仿是没有用的。成功地完成任务,需要的是把技巧融会贯通并灵活机敏地运用,坚守自己的立场,说 “我”知道的,说“我”可以说和应该说的。 军事新闻论文:军事新闻宣传中的“情感”观照 摘要：本文着眼军事新闻报道的使命要求和对象特点，通过具体分析“情感含量”对于军事新闻“真实度”、“感染力”和“指导性”的影响，深入阐释了“情感因素”的重要作用和角色地位。同时，结合具体实例从实践层面深入解析了其作用发挥和价值体现的方式。 关键字：军事新闻报道 情感 艺术 审美 引言 军队新闻媒体作为以强调“指导性”为核心要求的宣传载体，一方面要坚持新闻价值和宣传价值的统一，力求以优秀的作品感染人、鼓舞人、指引人；另一方面，军事新闻报道中活跃的主要角色――“军人”，本身就因为其特殊的使命要求和社会形象，被赋予了特殊的性格特征和情感世界。所以，无论是军事新闻报道承载的使命、还是军事新闻报道对象的特点，都使得“情感”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一、融入“情感”能够渲染军事新闻报道的“意旨”，服务“指导性”。 “指导性”对于党报，是当之无愧的“命根子”。既然是指导，就不可避免地存在观点的表达。然而，新闻是以客观记录事实为原则的，过于主观地表达观点和态度，一是有违反这一基本原则的嫌疑，第二，还容易引起受众的逆反心理，让读者觉得是生硬说教。但是，如果能恰当地利用“情感介入”，就能够让军事新闻报道有效规避这种矛盾。对此，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 一方面，“情感倾向”能暗示一种舆论导向、代表一种媒体立场。 通常讲“先入为主”，人的认知过程往往是由感性认知向理性认知过渡的过程，最先、也最容易主导受众判断倾向的往往是在他的感性认知层面，也就是“情感”。所以说，一篇新闻报道，采用什么样的情感基调，往往也在第一时间传达出宣传主体的立场、姿态，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受众的第一判断。在伊拉克战争中，有多家报纸报道了美军打死多名驻伊记者的消息，但是大多数报纸仅仅是冷冰冰地客观报道了伤亡人数、死亡人员及其姓名国籍等看似简明扼要的新闻事实。而新华社所属的《现代快报》在一篇名为《他们在拍照时被炮火击中》的报道中以这样一句话结尾：“我还能做什么呢？震惊之余，我惟有低下头默默祈祷，祈祷这样的事不再发生。”这简单的一句情感自白，相比于纯粹的事件记录却更能激发人们对美军伤及新闻工作者的愤慨，增添了对前方记者的关注和忧虑，而这正是情感因素产生的舆论引导作用。 另一方面，富有“人情味”的表达更便于读者接受观点、领悟道理。中央电视台曾经播出过一个报道《人民的忠诚卫士――方红霄》[2]，其中有一段采访：方红霄抓到贩子后说：“每次抓到贩毒分子心里都很难受，因为这些人大都要被枪毙，要影响到他们的家庭，但是如果抓不到他们，让流到社会上会破坏更多的家庭。”当时有人提出，让一个缉毒英雄流露出对毒贩子的同情之心有失身份。而事实恰恰相反，正是这番真诚的心理自白，更让普通受众感同身受，也更能激发大家对的痛恨、对贩毒行为的痛恨。这就说明，单纯的说教、唱高调、喊口号往往只能“造势”而不能“奏效”。而站在普通受众的情感立场上，把原本生硬的、抽象的思想理念，以极富情感含量、能击中受众情感“软肋”的方式发声，就容易实现媒体与受众之间的平等交流、同频共振，不仅能入脑入心，还能感人肺腑、发人深省。 二、渲染“情感”能够凸显军事新闻报道的“美感”，增强可读性。 “可读性”实现宣传目的的重要前提。在中国新闻学界，通常对提高新闻可读性的途径有这样一种概括：“通俗易懂、饶有趣味、真切感人、喜闻乐见”；在美国也流行着所谓衡量可读性标准的公式，叫“艮宁公式”，其中关于可读性的标准之一就是“人情味”[3]。这里面，不管是“真切感人”还是“人情味”都是在强调“情感因素”对于提高新闻可读性的重要意义。 另外，提高可读性的本质关键就在一个“美”字。军事新闻的“美”就美在中国军人的特质，比如为国奉献的崇高美、烽火硝烟的激越美、舍生取义的悲壮美等等，这些美放在传统文化的理念下审视就是能够征服受众的永恒的“美”。在新闻报道中去呈现这些“美”，就是军事新闻报道的特殊优势，也就需要有“情感元素”的参与，对其进行渲染、烘托。 三、关照“情感”能够拓展军事新闻报道的“维度”，增强真实感。 新闻“真实”，应该是一种全维的真实、多层面的真实，不仅仅包括事件来龙去脉的真实，也应该包括新闻人物内心情感的真实。 只求“硬派”审美，忽略“情感柔性”，容易在塑造典型时容走入“高大全”的误区、“拔苗助长”的误区、“随意嫁接”的误区。而且，更为严重的是，这样的报道往往会因为失去了最基本、最温暖的“人情味”， 违背了普通人的“情感逻辑”在很大程度削弱了新闻报道的“真实感”。 相反，那些能够真实、自然、细腻地流露人物情感的报道往往因为更加全面地体现了它的“真实性”，反而能够出奇制胜，取得“四两拨千斤”的宣传效果，激励受众去感悟催人奋进的“正能量”。 结语 正确把握“情感含量”能够最大程度地提高军事新闻报道的真实度、感染力，增强“指导性”。这就需要记者具备一定的采写技巧和人文精神，通过艺术的手法、真挚的情怀、缜密的思维在新闻作品中融入和释放自然流淌的“大众”情感，同时还要有效规避因过分煽情等产生的负面效应。 军事新闻论文:国防生建设发展与现今军事新闻传播的理论思考 国防生作为军队依托地方高等院校培养的后备军官，是依托普通高等教育培养军队干部的一种创新型模式，国防生作为未来我军的干部的主要来源之一，其综合能力及素质高低不仅直接反映培养工作的质量，而且还会影响我军现代化建设，影响到我军履行新阶段、新世纪的历史使命。因此国务院、中央军委在《关于建立依托普通高等教育培养军队干部制度的决定》等文件中强调“必须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坚持用科学理论武装学生的头脑，帮助学生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要加强国防教育，培养学生热爱国防事业、热爱军队”。使每一名国防生实现在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为一名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的优秀军队干部。因此加强和提高国防生思想政治教育是国防生建设发展的必由之路，我们只有不断创新不断探索新的发展 1 国防生思想政治情况分析 为了全面了解国防生思想动态，我们分别对在读国防生和已经毕业的国防生展开问卷调查，内容涵盖了思想政治素质、文化素质、军事素质、实践创新能力素质等多个方面，且问卷回收率达到99%。从问卷中我们发现在校国防生当前的思想状况整体呈现积极、正确、向上的态势，有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具备入伍动机端正、身份认同感强、政治素质过硬等特征。但同时，我们也应当注意到，在少数国防生中也存在很多问题，比如献身国防思想不牢固；缺乏吃苦耐劳精神；学习目的不明确，以自我为中心，缺少团体意识等等现象。但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理想信念的缺失、奋斗和奉献精神不够充足以及对人生观、价值观的忽视，不仅给其他的国防生造成不良影响，也在普通大学生面前损坏了国防生的优良形象，对于国防生未来的整体建设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由此我们认为为了加强国防生的建设和发展的需要和需求，我们应当不断加强和发挥军事新闻的传播作用和意义，通过思想上的宣传巩固和加强国防生献身国防的坚定性和为了祖国和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加强军事新闻的传播就是坚定国防生的思想信念，坚定信念就是为日后前往部队任职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2 加强国防生思想政治教育对策 2.1 解放思想，把“中国梦”与“国防梦”融入到与国防建设相适应的国防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为加强未来国防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需要， 着眼于国防建设和军事人才的要求，要实事求是，发扬求实创新的精神，努力按照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努力把“中国梦”和国防生的“国防梦”相结合思想政治素质的培养放在首位。以深入“国防梦”教育为核心，深入进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深入进行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以基本道德规范为基础，深入进行公民道德教育；以国防生全面发展为目标，深入进行素质教育，培养品德优良、全面发展，具有创业、创新、创优精神和能力，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新一代军人。以观念上的更新促进工作上的创新，积极探索高校国防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思路。按照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增强实效性的要求，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努力拓展和创新国防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努力构建与国防建设相适应的国防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切实加强国防生政治理论教育就是要在继承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优良传统的同时，加大对国防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力度。一是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创新。充分利用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积极吸收现代科技发展成果，运用新闻学、传播学、教育学、教育学等相关学科知识，不断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空间。二是突出运用纸质媒体的作用和在国防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主导地位。切实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三是注重思想政治教育手段和方法的创新。 2.2 以校内外刊物为核心，拓展国防生思想政治教育途径 而通过军事新闻传播的方式如在保证不泄露部队机密的条件下适当的对国防生分发内部报纸，加强国防生对于部队的认知和了解程度。 理想信念教育是国防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中之重。在当前国内外严峻的形势下，既是大学生，又是准军人的国防生，知识上有其丰富于真正军人的一面，但同时政治思想上也有其过于活跃的一面，国防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鲜明的特殊性。通过组织国防生学习《解放军报》《解放军画报》等国内主要的军事新闻类刊物， 使拓展国防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帮助国防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使他们充分认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性质和任务，认清我军新军事变革面临的挑战，认清肩上担当的责任，增强光荣感、责任感。 用先进科学的理论来教育国防生，用先进文化培育国防，，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定期举办军事报告会、形势政治报告会、英模报告会等，培养国防生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具有爱党、爱国、爱军的坚贞信念。把培养理想信念的目标与国防建设和部队需求相结合，以塑造国防生的军人情怀、提升国防生思想政治素质中的含金量为创新点和出发点，不断提高其思想认识、政治觉悟及认识、观察、处理问题的水平，把他们培养成爱党爱国讲忠诚、爱军为民讲宗旨、不辱使命甘于奉献的优秀后备军官。 2.3 充分发挥网络平台，拓展国防生思想政治教育新思路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已经成为人民生活、工作和学习中重要乃至非常必要的沟通渠道。网络世界的开放性和自由性对于国防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还是即是给予也是一种挑战，为了防范一些错误思潮和观点的渗透、不良信息的传播以及网络道德沦丧等不利现象的产生，应该加强对于国防生使用网络的管理力度，在对国防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也提高国防生们的网络技能、提高国防生信息选择能力和保密意识的培养，自觉做到不闯入禁区，不传播有害信息不传播不发表错误甚至反动言论，更重要是要防止军事秘密的泄漏。 防但为使正确、积极、健康的思想文化占领网络阵地，成为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重要而又紧迫的课题。高校可充分发挥学校丰富的教育资源，扎实推进国防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网络平台建设。首先，我们可以通过建立国防生思想政治网站，充分发挥互联网这一现代信息技术的积极作用，创新教学方法，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空间，网络沟通互动性强的优势，积极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网上教学、讨论等，通过开设现代军事、军政训练、国防教育、政策法规、理论研究、军事科技、连线军营、自我管理、心理测验等栏目，充分发挥网络教育平台的全能性和综合性。同时可以不定期邀请专家在网上分析国防生常见的思想政治问题、组织网上专题讨论、任课教师网上答疑等。充分调动广大国防生参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积极性，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国防生自我教育在相对宽松的网络世界自然结合起来。其次我们在建立完善国防生思想政治网站的同时，也可以充分利用QQ等即时聊天工具，将通知公告和资源以最快最简单的形式传递给每一个人， 军事新闻论文:开掘军事新闻的另一半 为更加深入地开展“走转改”活动，从今年初开始，济南军区前卫报社经过认真研究，开设了“夜新闻”专栏，发动编辑记者深入基层部队，探寻发生在夜间的军事新闻信息。栏目自开办以来，刊发了大量平时难得一见的具有夜间特色的军事新闻，令人眼前一亮，被广大读者称为“别样的风景”。有业内人士指出，探寻“夜新闻”，犹如推开了军事新闻的“另一扇窗”，进入了军事新闻的“尘封地段”。 大量军事新闻“埋藏”于夜间有待开掘 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武装力量，军队、军人有别于任何其他行业或团体对象。农民可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工人的“8小时之外”属于自己，可军队、军人的警惕和戒备却没有工休之别、松紧之界，军事行动也没有昼夜之分。24小时准备，随时待命出击，是军队和军人的天职。 纵观世界战争史，无数战事行动都是从夜间发起的，各种经典的夜间战例数不胜数。即便是在当今信息化条件下的现代局部战争中，夜间、夜色也深受军队青睐。伊拉克战争不仅始于凌晨，且多数战役战斗都是在晚上进行的。北约对南联盟实施了78天的狂轰乱炸，但几乎都是“夜战昼伏”。震惊世界的美军击毙本·拉登事件，是夜间侦察、夜间机动、夜间突袭。车臣战争、阿富汗战争、利比亚战争等，也无不用足“夜资源”。夜间，是战事行动的“天然良机”。夜间出击，是军队行动的重要规律。 和平时期，我军扎实做好现实军事斗争准备，夜间准备始终是一个重要环节。夜训、夜演、夜查、夜间值守等，从未间断。近些年来，我军多样化任务十分繁重，抢险救灾、维稳处突，披星出发、彻夜奋战更加频繁。没有昼夜之分，昼夜一个样，既是我军履行职能使命的现实需要，也是人民军队的特殊属性。 新闻因事而生。大量的军事行动发生在夜间，夜间毫无疑问也有许多军事新闻。然而，由于受传统运作习惯的影响，许多媒体忽视了军事新闻的“夜间属性”，对军事新闻的关注，仅仅放在了白天、放在了8小时以内，致使大量的富有特色的军事新闻被隐藏于夜幕之中，削弱了军事新闻的“整体传播功能”。不可否认，有些媒体也刊发了一些夜间发生的军事新闻，但多是局部的、零散的、表面的报道，缺乏系统性、思想性。 全方位、全时域，是军事新闻的特性，也是军事新闻区别于其他新闻的重要标志。前卫报社开设“夜新闻”专栏，发动编辑记者走进基层、走近官兵、深入各个战位，追寻被夜色埋藏的新闻信息，无疑是军事新闻传播的一种“填补”和拓展。 开掘军事“夜新闻”的重要意义 发生在夜间的有关军队、军人、军营、军事行动的新闻，是军事新闻的重要组成部分。军事“夜新闻”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因为有“夜”的背景，使其独具特色。前卫报社创造性地开设《夜新闻》专栏，对于我们探索军事“夜新闻”传播规律，研究军事“夜新闻”的传播功效，改进军事新闻工作者工作作风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开掘“夜新闻”是军事新闻创新的新入口。创新，再创新，不仅是军事新闻发展的大势，也是军事新闻工作者的共同追求。多年来，各种军事媒体在改进军事新闻的采制方法、传播路径、组织手段、策划形式等方面下了很大的工夫，取得了明显成效。《夜新闻》专栏的推出，将军事新闻工作者的关注点从白天引入夜间，从“8小时”引向全时域，无疑为军事新闻创新打开了一个新入口，注入了一股强大的活力。首先，通过探寻军事夜新闻，能够帮助我们确立新观念。在反复的实践中，编辑记者传统的军事新闻的“时域概念”、“内容范畴”等都将发生重大改变。大家认识到，军事新闻的另一半在夜间，军事新闻工作者的精力投向绝不能限于白天。这种理念的确立，将大大拓展军事新闻报道面，从而使军事新闻更加丰满、更具影响力。其次，通过探寻军事“夜新闻”，能够帮助我们掌握新知识、积累新经验。什么是军事“夜新闻”？军事“夜新闻”有什么特点？如何采制军事“夜新闻”？如何提高军事“夜新闻”的传播功效？这一系列的问号，传统教科书并没有涉及。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不断的探索中，这些问号将会被一一拉直。这些拉直的问号，就是军事新闻创新的重要成果。 开掘“夜新闻”是展示我军形象的新窗口。我军历来深受人民群众拥护和爱戴，军事新闻不断向人民群众传递我军的良好形象、施加正面影响是重要原因。从历史经验来看，特殊的军事内容、宏大的军事活动，往往是展示军队军人良好形象的重要因子：重大演习如中外联合军演、重大活动如国庆阅兵、重大决策如编制体制改革、重大行动如抢险救灾、重大任务如维和处突、重大典型如杨业功等，这每一次报道、每一回宣传，都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前卫报社探寻军事“夜新闻”的实践告诉我们：“夜”，是展示军队、军人形象的另一个重要的窗口。“夜新闻”专栏开办以来，陆续刊发了官兵夜间展开训练、通宵值班执勤、星夜奉命出击等一系列新闻，引起强烈反响。当人们从各种“夜新闻”中了解到“军人的夜间不寻常，睡觉也要睁着眼”时，拥戴之情更添一分。一些关注“夜新闻”的民众说：“原来以为军人和我们一样，白天工作夜晚安稳睡大觉，其实不然。他们白天辛苦夜间也在付出，实在令人敬佩。” 开掘“夜新闻”是锤炼军事新闻工作者作风的新路径。在火热的“走转改”活动中，广大军事新闻工作者上高山下海岛、走边陲进哨所、蹲连队住班排，经受了无数艰难困苦的磨炼。但是，探寻军事“夜新闻”，对许多同志来说，仍是一次全新的考验。首先，必须有更强的奉献精神。新闻的发生不可预设时间，夜间发生的新闻如果等到白天再去采访，时过境迁，新闻很容易被扭曲、被遗漏。这就要求探寻夜新闻的同志必须连夜出击，所以彻夜难眠、通宵达旦是常事。同时，夜间行动困难重重，必须想方设法自己解决。这些，都是对军事新闻工作者品质意志的磨炼。其次，必须有更加深入扎实的工作作风。由于夜间的保障条件受限，电话采访、传真采访、座谈采访等办法难以采用。新闻工作者只有亲临现场，充分运用自身各种感官，才能获得第一手的资料，获得最准确的新闻。第三，必须有更加敏锐的新闻嗅觉。夜间可见度差，信息渠道不丰富，资料数据较欠缺，哪里有新闻、哪些是新闻，不是轻易能辨别的。要探寻到有价值的“夜新闻”，军事新闻工作者必须努力锤炼观察力、判断力，不断提高职业素养、业务能力。第四，必须有更加快捷的工作效率。将夜间捕捉的新闻信息及时见报、及时上星、及时上网，在第一时间传递给受众，是开设《夜新闻》专栏的重要目的之一。快速采制、快速编辑、快速播发，是对每位探寻“夜新闻”的同志的基本要求。所以，探寻“夜新闻”实践，是培育新闻工作者雷厉风行、快速反应好作风的重要途径。 加强对军事“夜新闻”采制的探索研究 “夜新闻”发生的特殊时机、环境，决定着“夜新闻”的采制、传播等有其特殊性。对编辑记者的新闻意识、工作方式、行为习惯等也有一些特别的要求。对许多媒体和新闻工作者来说，探寻和传播“夜新闻”的经验并不丰富。从《前卫报》探寻“夜新闻”的实践来看，有些问题需要认真加以探究。 “夜新闻”要具有“夜”的属性。所谓“夜新闻”，是指对夜间发生的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的报道。不难看出，“夜间发生”是“夜新闻”的本质属性。“夜新闻”往往需要夜间采访，但“夜间采访”与“夜间发生”有着质的区别。白天发生的事情，记者夜间去采访而形成的新闻不是“夜新闻”。前卫报社开设“夜新闻”专栏之初，也曾出现过把握不准的现象。个别同志把“夜间采访”等同于探寻“夜新闻”，结果带回了许多“夜间采写的昼新闻”。因此，只有准确把握“夜新闻”的本质内涵，才能避免“昼冠夜戴”的问题出现。 “夜新闻”要向军人职能使命聚焦。教育人、引导人、鼓舞人、激励人，是军事新闻宣传的一项重要功能，军事“夜新闻”同样也要发挥这样的作用。在探寻“夜新闻”过程中，一些同志由于经验欠缺，往往只将目光盯在站夜哨、值夜班、查夜岗等“琐事”上。不可否认，这些“夜常活动”中有闪光点、有新鲜事，也可从某个侧面反映青年官兵的精神风貌。但如果光报道这样的“夜新闻”，就显得肤浅了。站在军队、军人职能使命的高度思考问题，向重要夜间军事活动发力，向夜间军事活动中的典型人、典型事聚焦，采制的军事“夜新闻”才能既有新闻性又有思想性，才能达到教育人、引导人、鼓舞人、激励人的目的。 探寻“夜新闻”要充分尊重被采访对象。探寻“夜新闻”，新闻工作者必须在夜间实施采访活动。夜间采访与白天的采访相比有很大的不同，稍不注意就会干扰、影响采访对象，引起官兵不满。因此，尊重采访对象，是探寻“夜新闻”最基本的“行为准则”。一般而言，夜间军事活动都具有较强的隐秘性，探寻“夜新闻”的同志决不能“以我为主、强行介入”。当问的则问、能拍的则拍、可记的则记。在采访过程中，阵势不能太大，动作不能太重，程序不能太繁，时间不能太长，必须速战速决，快采快收。当然，更不能抱着“找事”的心态，把探寻“夜新闻”活动搞成夜间暗访活动，去挑别人的“刺”、揭别人的“伤”、戳别人的“痛”。这样做，不仅不符合探寻“夜新闻”的本意，而且有违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 及时传播才能体现“夜新闻”的价值。快速传播，是探寻“夜新闻”的重要目的之一。夜间发生的新闻，早上就呈现在受众面前，其价值不言而喻。在这方面，网络、电视等媒体的“滚动播报”有着特殊优势。而对一些传统的纸质媒体而言，还有相当大的改进空间。“快速传播”的理念还需进一步强化，用稿排队、按部就班的运作方式需要改变。惟此，“夜新闻”才能真正变“早新闻”。 （胡望年：前卫报社第二编辑室主任；吴兴龙：前卫报社第二编辑室编辑） 军事新闻论文:军事新闻本地化的三种模式 军事报道是指对军事战争、军队建设、军人生活、军地联系以及所有与军队相关的报道。军事报道有助于满足受众对军事信息的需求，增强民众的国防意识。有调查显示，军事新闻在部分省级党报新闻中普遍存在固定栏目缺位、信息量少、工作味浓等问题。作为地方主流媒体，省级党报通过军事报道提高民众国防意识，增强驻军荣誉感，为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舆论支持，是职责所在。同时，通过开拓军事报道领域，进军军事报道这一新闻竞争的“蓝海”，能有效扩大报纸自身传播力和影响力。 如何创新军事新闻报道，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第一，开设军事专刊专栏 国防之远，似在国门千里外，西沙、南沙、钓鱼岛、亚丁湾……军情时时牵动人心。国防之近，亿万之众是国防之基。 以湖北为例，湖北省是军史、军工、拥军大省。历史上，楚天将星闪耀；新时期，荆楚走出的英雄航天员聂海胜、航空报国英模罗阳、航天女杰刘洋、王亚平等一大批军之骄子壮我国威。荆楚大地上，空降兵部队、“抗洪抢险模范旅”等现役部队和民兵预备役人员苦练精兵，省、市、县军事机关和驻鄂军事院校为人民军队源源不断选拔、培育合格军人，还有一大批科研院所和军工企业为强大国防铸造最锐利、最坚实的“矛”与“盾”。 立足荆楚，放眼寰宇。今年3月29日，由湖北日报编辑部与省军区政治部合力打造国防教育专刊《国防在线》与广大读者见面。该专刊依托荆楚丰富军事资源，聚焦国防建设，提高全民国防意识。 创办之初，专刊暂定为半月刊，刊登在湖北日报第4版。专刊设有《国防总动员》、《天下湖北兵》、《国防绿》、《荆楚尖板眼》、《士兵突击》等栏目。至今，已出版10余期，再现了驻鄂部队火热的军旅生活，展示了湖北子弟兵英姿和风采，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 第二，挖掘军事热点中的湖北元素 今天的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已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参与世界合作。放眼世界，航母出海、神舟飞天、蛟龙深潜、南海纷争、朝核问题、中俄军演……国内外军事热点此起彼伏。 《湖北日报》作为一家与军事热点地区远隔数千万里的地方党报，如何报道好军事热点事件？《湖北日报》的做法是在时事新闻版编发新华社稿件，对重大军事事件进行常规性报道。同时，重点策划“自选动作”，挖掘军事事件中的湖北元素，进行本地化报道。 无论是中国海军亚丁湾护航、神十飞天，还是芦山抗震、三沙建市，都成为《湖北日报》实行重大军事新闻本地化的良机。 今年4月，“神十”6月至8月择机发射的消息。本报获悉后，立刻搜集相关线索，确定了两个本地化报道方向：“神十”上的湖北造、曾在汉服役的“神十”航天员王亚平。在襄阳采访湖北造期间，记者又第一时间获悉，枣阳籍航天员聂海胜可能再次执飞。得知这一消息，本报增派力量，第一时间跟踪这一重要线索，与聂海胜家人联系。 经过周密筹备，6月11日“神十”飞天前后，一系列报道陆续出炉。《哥哥为我买新房》、《同学眼中的王亚平》、《湖北造，筑起太空家园》、《浓浓的航天情》、《首个太空教具湖北造》。在“神十”返回之际，本报再打组合拳《从茅草屋走出的航天将军》、《湖北造是怎样炼成的》……这些稿件的线索多来自于驻鄂部队和在鄂军工企业。 《湖北日报》“神十”报道中，本地化报道与常规性报道相得益彰，兼备新闻性、重要性、贴近性、可读性，在本地媒体中独树一帜，多篇独家稿件被各大新闻网站转载，彰显了党报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第三，在军地结合点上找新闻 湖北是“三军”大省，除了野战部队外，还有多所军校扎根省内，成千上万的人民子弟兵和民兵预备役人员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军队与地方、子弟兵与老百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有人的地方就有新闻发生，在军地结合点上找新闻，就是寻找军队和地方之间、子弟兵与老百姓之间发生的感人故事。 今年4月，《湖北日报》从省军区获悉新闻线索，年过八旬的咸宁军分区原副司令员唐光友一生倾其所有，帮贫扶弱，并在生前写好遗书捐献遗体供医学研究，在当地传为佳话。随后，报道组赴咸宁实地采访了解，发现唐光友老人的事迹比传说中的更感人，他是奉献为本的党员、霸道小气的父亲、乐观豁达的抗癌战士。唐老的无私、乐观、豁达，深深地感染了现场每一个采访者。 6月初，《湖北日报》刊发组合报道《把一切献给人民——记咸宁军分区离休干部唐光友》通讯、图片配评论，1版倒头加3版半版，以超常规模报道这一典型人物，引发军地各方关注。省军区司令员、政委均在当日湖北日报上作出批示，感谢湖北日报挖掘这一典型人物，要求省军区部队将唐光友作为群众路线教育活动的典型人物深入学习。 90后武警战士吕俊峰是今年本报成功推出的另一部队典型人物。5月4日，他勇救落水群众牺牲，以生命致青春，用热血践行诺言，感人至深。事件发生后，本报第一时间发稿，此后连续报道，武警部队首长，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纷纷批示，报道取得良好效果。 军队无小事，事事连政治。军队作为特殊的机关，记者在采写和编辑新闻时，要注意两个问题： 1.调动通讯员积极性，保证线索和稿件来源。 湖北驻军诸多，分属不同总部。驻军、武警部队以及民兵预备役部队均设有政治部、宣传处、政工科，配备有新闻干事，在基层部队还有一大批热爱写作的干部战士。他们熟悉军队，擅长新闻写作和新闻摄影。然而，他们的主要发稿任务在军队媒体，包括《解放军报》、《空军报》等，在地方媒体发稿常常无助于其完成工作任务。因此，在给地方投稿时，通讯员的积极性大打折扣。 在解决这一问题时，《湖北日报》依托省军区作为驻军协调单位进行联络，并利用长期建立起的联系，充分调动驻军通讯员的积极性，加强联络，已逐步建立起通讯员网络。同时，加强对军事报道题材的策划，根据形势任务的变化，做好报道计划，提前约稿，提高通讯员稿件上稿率。今后，可在每年年终评选、奖励地方上的优秀通讯员时，评选、奖励部队中从事军事报道的特约记者和通讯员，调动他们的写稿积极性。 2.注意保密，防止泄密。 做军事报道，最大的风险是泄密。如何处理内容创新与内容保密的关系，《湖北日报》做法有两点： 首先，记者采写稿件自觉接受被采访单位的保密审查。在采访“神十”湖北造时，记者深入多家军工企业采访，均签订了保密协议，并按要求不拍照、不录音。在报道军工产品时，企业要求一不报原理、二不报型号。成稿后，每篇稿件均返给采访单位一一审查，保证稿件万无一失。 其次，通讯员提供的稿件，编辑后要二次审查。一般来说，部队的特约记者或特约通讯员生活在部队，亲身经历事件全过程，对于什么内容可以报道，什么内容不能报道，把握得比较准，而且稿件也经过部队首长的审查，不容易造成泄密。 但《湖北日报》的经验是，稿件编辑后，在发稿见报前，再次返回部队进行二次审查。 在全球化时代，不存在纯粹的地方新闻，任何时事新闻都可能与本地相关。《湖北日报》通过挖掘、彰显湖北元素的方式，找准国内外军事热点与本地新闻之间的内在联系，主动打通本地新闻与时事新闻之间的隔离墙，实现军事新闻本地化报道，从而不断增强自身的传播能力。 （江卉：湖北日报；胡孙华：长江日报） 军事新闻论文:江永红新闻作品对军事新闻报道的几点启示 【摘 要】著名军事新闻工作者、原解放军报社副总编辑江永红同志以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写出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新闻作品，曾荣获第二届范长江新闻奖。本文对江永红同志一些富有特色的军事新闻作品进行分析，学习借鉴他的新闻写作经验，从中摸索军事新闻报道的一些特点，思考在新的时期，我们的军事记者应该具备哪些素质，应该如何去做好军事新闻工作。 【关键词】江永红 军事报道 创新 辩证法 文学手法 人情味 名将之奇，奇在超群拔俗，甚至有几分一意孤行。虽然改革的路上有拒马，有陷阱，但他们昂首走向未来，而不理睬背后的几多叽喳。 ——摘自江永红《名将之奇》 军事新闻工作者江永红的人生可以堪称传奇，1968年参军的他只是一名炊事员，而他靠着他的“笔杆子”硬是走出了一条从普通一兵到一个将军的传奇之路；他不断努力实践创新，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军事新闻写作风格，写出了《孙铁锤传奇》、《老山有个孙干事》等不少脍炙人口的新闻作品，曾荣获第二届范长江新闻奖，曾任解放军报社副总编辑。现在我们就对江永红同志一些富有特色的军事新闻作品进行分析，学习借鉴他的新闻写作经验，从中摸索军事新闻报道的一些特点，思考在新的时期，我们的军事记者应该具备哪些素质，应该如何去做好军事新闻工作。 一、军事报道手法要“新” 江永红作为我国军事新闻人，他被人们公认的最大成功之处是敢于创新，敢于打破常规，写出了不一样的作品。布封有句名言叫“风格就是人本身”。江永红之所以成为名记者，就在于他另辟蹊径，敢于走别人没有走过的道路，尝试别人从来没有试过的方法。 就拿他的《蓝军司令越演越狡猾，红军司令越练越过硬》这篇报道为例，从整个作品的语言风格到写作手法都较为怪异，例如文章的导语用的是陆军某部训练场上的一句流行语：“别的都不怕，就怕王聚生打电话”。虽然一开始人们并不认可他的这种写法，但是他坚持下来了，有足够的韧劲，时间长了这种写法也逐渐被人们所接受。此文发表在1980年8月，查阅历史背景可知，那时候全党正在开展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而在部队的军事训练领域，由于多年的闭目塞听，懒于去思考一些新的战法、比法，部队官兵们也大多仍沉醉于“红军必胜”的练兵模式中。那么如何去打破这一旧的模式，在军事训练领域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呢？这也是江永红在写这篇新闻稿件时所思考的问题。也正是有了这个有准备，当“蓝军司令”这个新事物出现的时候，他就一眼看准：这决不是如何使用假设敌的一般训练方法问题，而是个向军事领域“左”的模式挑战的大问题，是促进部队训练思想解放的大问题，带有示范和经验推广的性质，因此，他毫不迟疑地抓住了它。 也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的那样：“你想成为名记者，你就要不断地从归纳中创新，不去重复别人的写作手法，你所写出来的作品就要让人感到新鲜，你也才能逐渐被人们所认可。如果仅仅是将写稿子单纯地当做是完成任务，那你就注定成为不了一个名记者。” 二、军事报道内容要“真” 我们现在很多典型的人物报道，都将人物写得太好，给人的是一种“高大全”的形象。都这么去写典型，报道多了之后读者自然也觉得文章单调乏味，而不愿意去读。所以在报道上还是应该去尽量客观地报道一个人。要讲究辩证法，客观、公正地报道人物的事迹、特征及爱好，让人物形象真实、丰满、生动。就拿江永红所写的《孙铁锤传奇》来说，这篇报道本身不是江永红“奉命”要写的典型之作，在他之前也已经有好几个人去“奉命”写过它，但都不怎么成功，其根本原因就是不讲究辩证法，作茧自缚，非得将孙铁锤这个人写成一个雷锋式的典型，结果就怎么写怎么不像雷锋。而江永红他通过自己的采访和调查发现，其实孙铁锤这个人是一个具有雷锋思想境界，但是没有雷锋修养的一个人，尤其是在个人的言行举止上，属于那种五大三粗、大大咧咧的那种。于是江永红索性就客观如实地报道了一个真实的孙铁锤，这篇稿子通篇也就一千来字，但是反响却很大。 三、军事报道入口要“小” 军事新闻报道在选材上应该多样化，一个典型能够在某一领域站得住，但是不要试图去树立一个什么人都可以学的典型人物，因为现实中很难有这样的人。战士有战士应该学习的典型，军官有军官应该学的典型，把目标定得越高，成功的可能性有越小而且写起稿子来也就越难，所以我们在选材时不妨多样化一点，专一一点，起分类指导作用。 大单位、大事件、大道理的题材毕竟是很有限的，而且也不是人人都可以抓得到的，因此，报刊上的新闻，还是以小见大的居多，所以我们在军事新闻报道的选材中也还是应该以小见大，要从宏观处着眼，从微观上取材。在军事新闻报道中要么以点带面，窥斑知豹；要么聚焦一点，察微知著；要么抓其要害，牵一发动全身，让读者通过一个很小侧面，看到价值大的东西。江永红的作品在选材上，极善发现和捕捉那些有代表性的以小见大的写作素材。那么他又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记者通过采访往往会掌握许多线索和生动的事例，但如果一股脑儿都写到文章里，不仅会拉长篇幅，还会使文章变成大杂烩。怎么办？江永红的做法就是：集中集中再集中。在他的作品《当实实在在的打夯人》中，他面对党支部建设的这篇大文章，将主题集中到管好干部党员这个主要矛盾上，把大量的素材集中到4个骨干例子上，又从4个例子中选了两个作为详写细写的对象，从而将一篇本来可以写几千字的通讯，只用了700字就说清楚了。 还有一点就是选小切入口。在江永红采写《“咱不能忘了老百姓”》人物通讯时，面对外科主任马振峰的一大堆“足可写一个长篇”的先进事迹，但是他经过对素材的反复消化，抓住了“咱不能忘了老百姓”这句主人公的话作为文章的突破口，将这句话作为标题并成为了贯穿整篇文章的主线。而江永红他自己在事后谈体会时说道：“口子小了，才便于集中，才便于展开细节，才能将文章做短。但切入口小，不等于内容单薄干巴，相反，它像一个小口大肚瓶，里面盛满‘干货’，这比那种虽口大而一览无余的‘浅盘子’不是更吸引人吗？” 四、军事报道细节要有“情” 军事媒体报道，多半呈现正统、正规，或者是神秘化，许多读者懒得去读、去看、去琢磨。究其根源是我们的军事报道在指导思想上没有做到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的统一。很多时候报纸都只报道上头的事情，而不去刊登老百姓的事情，往往出现的情况都是上情下达做得比较好，而下情上达做得不好。就算是有写报道先进人物的，很多时候报道出来都是写这些先进人物推迟婚期多少次，该结婚的不结婚，该回家的不回家，有的妻子生了小孩、父母病危都不回家，搞的好像现在的官兵们都不食人间烟火似的，在人性化上做得很不够。 读江永红的作品，我们就会感受到很浓厚的人文气息在里面。无论是《孙铁锤传奇》还是《老山有个孙干事》、《李秋贵的穷琢磨》以及他其余的新闻作品，写得都是基层官兵的一些人和事，反映的也是基层官兵的生活情况和思想动态，真正做到了为官兵说话，站在官兵的角度上去想问题，并且呼吁提倡要尊重官兵的利益，这里有一种很深厚的人文关怀，试问这样的新闻作品，读者们怎能不爱读？ 五、军事报道语言要“实” 在现在的军事新闻报道中，在写作手法上要借鉴文学的写作手法来将所报道的人物的个性和事件的特性表现出来。有人曾讽刺现在的新闻报道说：“看报纸上的新闻报道还不如去看小说，原因是小说虽然是虚构的，但是常常能把假的写得像真的一样，而新闻报道往往就算事实是真实的，但往往会写得和假的一样。”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其根本的原因还是现在很多的新闻报道夸大其词，美化人物形象，失去了人物本身的个性。 江永红的作品中，白描是他最为常用的文学写作手法。在他的很多新闻作品中，交代环境，描写人物以及叙述事件时，他都删繁就简、不落俗套，尤其是语言非常直白。而阅读江永红的新闻作品时，会发现的他的语言直来直去，干脆利落，从来不拐弯抹角，不拖泥带水，更不会有矫揉造作的成分在里面，其中很多都是大实话、大白话，用得也是兵腔兵调，让读者感受到一种原汁原味、军味浓郁的语言特色。 例如《孙铁锤传奇》，都是很朴实的话语，毫无华丽的辞藻去刻意加工。如文章的开头：志愿兵孙铁锤，黑乎乎，壮实实，一口河南腔，今年整四十。还有他所说的话：金花配银花，西葫芦配南瓜，不中不中！俺是解放军，有胆的上来较量较量！这些朴实的话语，为读者呈现出了一个最为客观真实又略带有个性的孙铁锤。 结语 江永红的作品说到底不仅是他个人才能的一种展现，而且是他长期深入基层、不断努力勤练笔头的必然结果，因此，我们在今天回顾他的新闻作品时，更要学习的是他的高度的责任心和不怕吃苦深入实践的精神。我们今天的新闻记者也只有像他一样，沉下去、深入基层，才能得到最鲜活的材料，才能写出感人至深的作品来！ 责编：姚少宝 军事新闻论文:优秀军事新闻工作者的素质解析 【摘 要】孙晓青作为解放军优秀新闻工作者，42年兢兢业业工作在新闻战线，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优秀新闻工作者所应具有的思想品质和职业能力。作为青年新闻工作者，我们要以他为榜样，行进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党和国家工作服务的路上。 【关键词】新闻工作者 素质 42年兢兢业业的新闻工作生涯，42年披星戴月的戎装军旅生涯，作为军事新闻工作者，孙晓青博采新闻在社会，时时思考于生活，永远在路上；他“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担负起卫国保家传递军情的职责；他把创新当做常态，立志于新闻改革实践，是时代航船上的瞭望者。通过对《解放军报社》原社长孙晓青的文集研读，我们能够感受到一个优秀的军事新闻工作者的爱国爱军情怀，我们还应该把握，一个优秀的军事新闻工作者，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素质。 一、使命与责任：军事新闻工作者的思想之本 一个人的文字、见解，常常是其思想、抱负甚至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体现。作为军人，由于使命使然，孙晓青注重中国军报的对内和对外传播；作为记者，由于职责使然，他强调新闻职业精神的重要。 1、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忠诚坚定的民族情感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军人报效国家的思想前提和情感基础，是军人为国尽忠的强大精神力量。 作为一名军事记者，孙晓青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大事亲历，孙晓青为港澳回归、祖国统一欢呼，亲身见证洗雪中国百年屈辱的伟大历史时刻，中国人民解放军肩负神圣历史使命，进驻港澳，维护了国家主权、民族统一，这不仅是国土的收复，更是人心的回归。 边关纪行。在海拔最高的神仙湾哨所上有迎接风雪岿然屹立的忠诚，在最早迎来第一缕阳光的东方第一哨有面对苍凉和寂寞的奉献，在战胜无数次塌方和泥石流平均每一公里都掩埋着一名工程兵或汽车兵尸骨的青藏线和川藏线上有前仆后继的牺牲。他用笔、用镜头记录着中国军人创造的奇迹和辉煌，我们也从孙晓青的文章报道中读出了他的那颗赤子之心。 时政评说。孙晓青时时关注国家发展和国际形势，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分析我国发展中的“变与不变”；对台问题立场坚定，重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的原则，驳斥李登辉“两国论”背后的“四张牌”；在世界局势变化和大国关系调整的过程中剖析对华政策，关注国家安全增强国家安全意识。 走出国门，出访欧非。站在国外看中国，孙晓青在领略欧洲文化的璀璨与积淀时内省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在感悟俄罗斯的强盛与衰落时思量我国的复兴之路，在南非民族和解的历史与未来时坚定促进中华民族统一的决心。 2、神圣的军人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不断提高履行使命的能力，切实做到国家利益延伸和发展到哪，军人的职能作用就发挥在哪儿，这是当代革命军人的神圣职责和历史担当。身为共和国的军人，孙晓青对于军人所负的时代使命有强烈的回应，他始终认为：“军报以弘扬主旋律为己任，任何时候都不能刊登有悖于军报使命和地位的东西。”他提出军报记者要具有自觉的战略意识和深刻的忧患意识，能在历史进程中定位国家和军队的现状，深刻理解国家在各个历史阶段的规划目标，并对新形势下国家将会面临的问题做出准确判断。 孙晓青志向于中国历代文人所追求的“文以载道”，他说：“记者采写新闻不仅仅是单纯传播信息，而是在传播信息的同时，对国家、对人民承担社会责任。”在他的新闻报道和讲话汇报中，他始终把社会责任感和对历史重任的担当放在首位。 3、顽强的战斗精神和意志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舆论战成为信息化战争中独立的作战样式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国际斗争手段。 舆论战从来都是先于军事行动展开的。孙晓青认为，军事新闻工作者担负着以笔参战的战斗任务，必须从现在做起，树立打赢舆论战的强烈意识。孙晓青大力宣传党和国家的军事斗争方针和国际国内形势，增强全体国民的国防观念和忧患意识，努力营造全社会关注国防、支持部队、理解军人的舆论氛围和良好风尚。 工作生活也是一场战斗。孙晓青放弃留在总政办公厅的机会，甘当被边缘化的体育记者；时年六十岁，孙晓青依然选择在海拔五千三百多米的高原哨所里边吸氧边采访写稿；虽为“公费订阅”报社的社长，孙晓青却一直积极推动新闻事业的改革。 二、能力与素质：军事新闻工作者的成功之本 在孙晓青作品集的“自序”中，他写道：“我确立了自己的新闻追求：做一个勤奋不辍的笔耕者，做一个心怀忧患的思索者，做一个渴望创新的改革者，做一个孜孜不倦的求学者。是否做到且不论，心向往之始终不曾动摇。”此中，我们能够深刻感受到孙晓青对军事新闻工作的热爱和对成为一名优秀军事新闻工作者的执著追求。 1、永恒的新闻情怀 1970年3月，孙晓青在云南思茅边防部队开始了军事新闻生涯。1977年，他来到解放军报社，从一名普普通通的士兵，进入了军队传媒的最高殿堂。 在他四十二年的军旅生涯中，孙晓青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采访和写稿编稿审稿中度过的。他一直坚持亲力亲为，他说，不动笔不署名，不管当部主任还是做社领导，他对自己最满意的，就是始终没有搁笔。在摸爬滚打的八年体育记者生涯里，他先后发表各类报道1300余篇。后来当了领导，单独采写新闻的机会越来越少，更多时间是策划选题和为他人做嫁衣，他也会尽心尽力。尤其在担任时事部主任期间，写了不少评说时政的言论。 尽管《解放军报》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以公费订阅为主，没有什么市场竞争压力，但是面对新闻竞争的加剧、新兴媒体的发展以及读者多样化的选择，时任解放军报社社长的孙晓青也在积极思考如何实现有效传播，从提出“基于效果的传播”这一命题，他要求树立读者意识、服务意识，提出“适度变脸、有限转身”的改革策略。在他的主导下，2006年起，解放军报社主办的各种杂志报纸相继进行改版。2009年，军报党委提出“以报纸为基础，以网络为牵引，通过报网融合打造现代军事传媒旗舰”的改革思路，在随后的几年中，解放军报的报网融合有了实质性的进展。 我国的新闻事业担负着传播民族先进思想文化的重要使命，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道路上起着旗手号角的作用。孙晓青重视对下一代新闻人的培养和教育，多次著文立说，结合自身经验，对新闻记者的能力培养和素质提高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督促记者与时俱进修炼自身。 2、“勤、行、真、淡”的新闻素质 2005 年4 月，孙晓青在解放军报通讯员培训班讲课过程中用四个字概括了新闻工作者必备的基本素质：勤、行、真、淡。 勤奋，是新闻工作者的基本素养。术业有专攻，学习自身的专业基础知识固然重要，拓宽视野也是必须的。由于记者这一职业本身的特点，记者在知识占有方面须纵览古今，通晓时事，这样，记者在工作中才能做到有的放矢。作为记者，写出的新闻稿件面向社会大众，因而也要培养良好的文学修养。孙晓青这种“功夫在新闻之外”的经验之谈对于现今的青年新闻工作者有着极其重要的借鉴价值。 在《记者就该这么当》中，孙晓青写道：“东跑西颠，忙忙碌碌，钻头觅缝，无孔不入，博采新闻在社会，时时思考于生活……记者，本来就该这么当！”生活和实践是新闻的本源。从“三贴近”到“走转改”，新闻政策始终围绕着对基层生活的关注。行走、体验，从实地和火热的现实生活中发现亮点，从现场观察和体验中积累感性认识，触摸新闻盲区，挖掘新闻富矿，这样才能写出新闻佳作。 我们总说“真实是新闻的生命”，然而，随着媒体竞争日益激烈，媒体和记者的新闻意识不断强化，或者是出于政治需要，或者是出于经济利益，新闻记者通过道听途说，断章取义，使假新闻花样翻新。孙晓青始终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原则，戒造假，戒夸张，这是他提出的“三戒”的首要之义。 孙晓青认为，搞新闻从来不是一个现得利的买卖，不存在坐享其成、名利双收的捷径。有多少军事记者默默无闻奔赴在基层，只为了赞颂更多默默无闻为了祖国而奋斗的官兵们。文章千百，却未必有人曾记得住他们的名字。只有“耐得住寂寞”，才是身为新闻工作者的最佳品行。 “在路上，我没有偷懒”，孙晓青作为新闻人以其四十二年的岁月勤勤恳恳践行着这句话。时代在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观要求新闻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党和国家工作服务的使命没有变，今天的我们仍要继续在路上。 责编：姚少宝 军事新闻论文:浅析非战争军事行动军事新闻传播的意义 我军新闻工作历来是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政治工作的性质和任务规定着我军新闻工作的性质和任务，我军新闻工作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从和服务于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人民军队的性质，保证军队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保证军队内部的团结和军政军民团结，保证军队战斗力的提高和各项任务的完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随着我军随行反恐维稳、封边控边、海上维权、保护海上战略通道、重大灾害抢险救援、国际维和、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等多样化军事行动任务日趋繁重，甚至呈现常态化的趋势，这给政治工作带来了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新标准。为了在非战争军事行动中发挥政治生命线的重要作用和巨大威力，在此我们重新探讨一下非战争军事行动新闻传播工作的重大意义，有针对性地加强和改进政治工作。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和积极的实践探索，适应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中政治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挑战。 一、新闻宣传工作在激励官兵士气上的重要作用 古人云：“兵之所以战者，气也：气之所以激者，怒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军队之所以能英勇善战，视死如归，依靠的是士气；士气之所以能被激发，依靠的是对敌人的仇恨。可见，士气作为军队战斗力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新闻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对社会舆论进行引导，把握或控制舆论导向。 我军的新闻事业要鼓舞士气，激励士气，激励斗志，振奋精神，稳定精神，稳定军心，粉碎国内外敌人的策反阴谋和破坏活动，保持部队的纯洁和巩固。兴利除弊、惩恶扬善。通过新闻传播，向全军官兵传播党的基本路线，进行实时政策教育、形势战备教育、思想道德教育和法制纪律教育，使全军官兵坚持政治上的坚定性和思想道德上的纯洁性。实践证明，在非战争军事行动中，要及时地做好强有力的思想动员工作，大力发扬我军政治动员的优良传统，针对官兵思想实际和保障任务特点深入进行。一是以爱国主义激发战斗精神。新的历史时期，我军不仅在国际维和、国际人道主义援助、国际联合军演等国际安全合作任务中，担起的是国家责任，维护的是国家利益，代表的是国家形象；在重大灾害抢险救援、处突维稳、封边控边、保护海上战略通道和奥运安保等非战争军事后勤行动中，担起的同样也是国家责任，维护的同样是国家利益，代表的同样也是国家形象。爱国主义已经成为广大官兵完成任务的重要精神支柱和动力。因此，在非战争军事行动中，政治工作要把深刻而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作为战斗精神的重要来源，通过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增强广大后勤官兵的民族自尊感、自信心和国家的荣誉感，不断提高后勤官兵的思想境界，激发后勤官 兵的爱国热忱和精神动力，从而为非战争军事后勤行动任务的圆满完成，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二是以响亮的战斗口号激发官兵的战斗精神。提出鲜明而又响亮的战斗口号，是鼓舞激励广大后勤官兵战胜困难、团结奋斗、保持旺盛战斗力的重要手段。因此，在非战争军事行动后勤保障中，政治工作要根据部队担负的保障任务和光荣传统，适时提出一些指向性强、给人启迪、思想深刻、激人奋进的战斗口号，以激励官兵、鼓舞群众。三是以奖惩分明激励战斗精神。在执行任务前要明确奖惩标准和机制，加大激励力度。对执行保障任务中表现突出、战斗精神顽强的官兵要及时进行表彰，在入党、立功受奖、晋升选改上给予优先，并给予适当的福利待遇；对消极怠慢、退缩不前并造成不良后果的官兵要从重给予党纪政纪处分，触犯法律的要移交军事法庭。 二、新闻传播作为军委、总部的耳目喉舌作用 新闻传播作为我国武装力量的喉舌，作为我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党、国家、军队建设的总目标、总任务，为建设一只现代化正规化的和名军队，创造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 新闻事业“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得喉舌”“是把个人同国家和整个世界联系起来的有声的纽带”。军事新闻传播必须坚持把党和国家的主导意识摆在传播工作的首要位置，通过正确的理论指导保证后勤理论传播工作的正确方向。坚持牢牢把握后勤理论传播的政治方向，确保其为党和国家喉舌的性质不能变，正确的舆论导向不能变。在非战争军事行动，政治工作要围绕党中央、中央军委战略意图和国家政治、外交斗争需要，在第一时间把事实和真相出去，强化受众的“第一印象”。对重要信息要反复播放、重复刺激，加深官兵印象，强化规模效应，形成舆论优势。 三、新闻传播在非战争军事行动中发挥的稳定社会的功能 非战争军事行动中新闻传播在当今世界对社会生活和人们的行为已经发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也成为大众传播活动中最具有影响的因素之一，它与国家经济的大政方针、国际政治外交的发展、个体社会化及大众文化的形成与推广，都密不可分。 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新闻传播活动，同样承担着宣布和传播公众意见的作用。新闻传播活动，通过表达舆论，对受众观点态度及行为产生影响，发挥积极的引导作用。总书记在人民日报社视察工作时指出：舆论引导正确，利党利国利民，舆论引导错误，误党误国误民。还特别强调要把坚持党性原则，坚持正确舆论导向，营造良好舆论环境，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放在突出位置。这是新世纪新阶段，对新闻宣传工作的新希望和新要求，也是新世纪新阶段指引我军后勤理论传播工作科学发展的根本方针。 实践启示我们，军队新闻宣传的迅速反应、快速出击、跟踪报道，是有效引导舆论、争取民意、赢得民心、成功传播军队良好形象的重要因素。对媒体和民众关注、追踪的敏感事件，要有组织地主动接受采访，全面准确、公开透明地信息，及时客观地报道实情，堵塞虚假信息传播渠道、揭穿谣言。特别是对敌对势力的不实报道，要针锋相对，澄清事实，强行压制。 军事新闻论文:论军事新闻语体的嬗变 摘要 军事新闻语体是军事记者在军事新闻报道领域中为了达到传播目的和满足读者对军事新闻的欲知心理。运用全民语言而形成的言语特点体系。本文以建国后各时期军事新闻为语料来源，从军事新闻语体的词汇和语法两个方面归纳出军事新闻语体的嬗变历程，探寻各个时期军事新闻语体的发展特点并总结其嬗变规律。 关键字 军事新闻语体；嬗变；词汇；语法 军事新闻语体是军事记者在军事新闻报道领域中，为了达到传播军事新闻的目的，满足读者对军事领域新闻的欲知心理，运用全民语言而形成的言语特点体系。军事新闻语体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时便已出现，它既有新闻语体的共性又有军队新闻语体的个性，比社会新闻语体更庄重、更刚健。作为一种功能语言，军事新闻语体的发展受到时代变迁、军队发展、受众心理需求、军事新闻工作者能力等因素的影响。本文以建国后军队各时期的军事新闻为语料来源，从历时性角度来探讨军事新闻语体的嬗变过程及其规律。 一、军事新闻语体的嬗变过程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军事新闻事业伴随着全国全军及新闻领域的改革步伐，在新闻报道理念、宣传内容等方面产生了较大变化。军事新闻语体的兴替主要反映在词汇和语法的选择、使用。 （一）新中国创建初期（1956-1965）：简单明快 新中国创建初期，军事新闻反映了广大官兵空前高涨的建设热情，军事新闻语体呈现出语调明快，用词简单质朴、通俗易懂的时代特点。 在词汇方面，受那一年代自然朴实的生活气息影响，军事新闻工作者常常把口语词直接用到文稿中，非常直白地将信息传递给受众。此外，在一些军事通讯中，写作者侧重细节描写，大量运用描绘性和表情性词语，以此来增加语言生动性，增强表达效果。例如：“太阳从海天相接的地方慢慢探出头来，把海面和山峰照得一片灿烂。天空带着淡淡的蓝色，没有云，只有几只鹰在悠悠地盘旋。”（《解放军报》1956-01-01）例句中语句风格柔婉，柔和优美，用了“慢慢”、“淡淡的”、“悠悠地”带有描绘性的词语，刻画入微，带来一种生动活泼之感。 语法方面，五、六十年代年军事新闻在句子使用上常用多个定语或状语来修饰中心语，以期达到表述严谨、界定清楚的目的。如：“曾经不得不手执武器保卫国家的勇敢地从事建设国家的中国人民，有着这样的集体的觉悟。”（《解放军报》1963-10-08）例句中“中国人民”前用“曾经不得不手执武器保卫国家”和“勇敢地从事建设国家”两个定语修饰，限定性强，表达完整、严密。另外，因这一时期新闻工作者自身新闻职业素养有限，官兵整体文化水平不高，多数军事新闻语体倾向于口语化，“了”、“的”等助词常用在句中或是连贯句子或是加强语气而频频出现，使得军事新闻读起来朗朗上口，仿若邻人说话，但却失了新闻本该有的书面语的庄重性、严肃性。 （二）“”时期（1966-1976）：偏激畸形 十年“”，新闻报道的风格是“假大空套长”，军事新闻语体也没有逃脱这种模式。这一时期，无论是社会还是军队都将宣传理念奉为金科玉律，军事新闻中几乎是空洞、没有信息的长篇大论，语录体、颂词盛行，控制式的语气和祈使句陡然增多，滥用排比以至于违反语法规则的情况司空见惯。 词汇方面，军事报道主观性词语较多，如：“美帝国主义”、“卖国走狗集团”，这些带有写作者主观情感的词语，真实形象地表达了中性词达不到的深层含义。同时，军事词语相对弱化，时期政治运动较多，反映实事动态的军事新闻稿中多数是政治性词语，军事专用词语一般出现在国际军事新闻中。 语法方面，“”时期军事新闻在句式上常使用反问句、感叹句、祈使句，来达到批判某人、号召群众的目的。陈述句的使用频率不高，陈述时限制、规定、要求多而叙述说理的成分相对减少，如此便偏离了新闻中肯传递信息的本意；“大”、“特”、“最”等限定性的偏正词语出现较多，增加新闻语体的火药味，表现出极端的情感，如“大转弯”、“大毒草”；单音节修饰词重叠来表达感情，如：“最最热烈”、“最最积极”、“最最勇敢”。 （三）改革开放时期（1978-1998）：恢复回归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军事新闻开始融入到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中去，新闻文体突破了“消息、通讯、评论”老三样，新闻特写、新闻速写、体验式报道等新形式出现在受众面前。军事新闻在语体上开始倡导“真快短活强”，恢复使用反映客观性的中性词，强调以短见长，追求言简意赅。词汇选择上，反映部队生活的用语增多。部队有很多“行话”和约定俗成的用语也逐渐使用到军事新闻稿中，让人读起来感觉亲切。如有篇军事新闻稿就用了“先跑‘热门’，不进‘冷门’，“先进连队工作组挤破门，军、师团‘轮番轰炸’，司政后‘分进合击’……”形象幽默又带有讽刺意味地写出了1983年部队抓基层工作的一些问题。此外，一些官兵们喜闻乐见的词语被使用到军事新闻中，使新闻生动、具体、形象，满足受众需要。如：“侃”、“帅哥”、“追星族”等。 语法使用上，改革开放后的军事新闻以简洁、明快为主，整句、散句交错使用，没有结构冗长的长句贯穿全篇，也不会是句句皆短而有仓促感。语法逐渐丰富，出现了“程度副词+名词（代词）”，名词活用动词等语法现象，如“很士兵”。 （四）跨世纪时期（1999-至今）：稳定发展 跨世纪的中国进人了信息多元化时代，军事新闻为稳固主流媒体地位做出了积极努力。近些年的军事新闻强调“以兵为本”、注重增强语言的亲和力，新闻语言、文艺语言、政论语言交并使用，既提高了新闻作品的可读性，又有思想性、指导性。 在词汇方面，军事专业术语增多，使用必要的军事术语成为军事新闻语体区别于其他语体的显著特点之一。另外，生动多样，带有时代气息的流行词语逐渐走进军营。军事新闻将现今社会上的新词、流行语进行过滤，找出既活泼又有正面效应的词语，既赢得了读者喜欢，又丰富了军事新闻的词汇量。例如在一段《雷锋在军校》的新闻稿中用了“给力”、“拉风”、“蜂蜜”等流行语，一下子就拉近了文章和读者的距离。此外，现阶段的军事新闻为了让语言不乏味，还经常妙用临时生成语，例如“而且他是一个非常幽默的老人，时常会在紧张的训练中幽上一默。（《解放军报》2003-10-06）“幽上一默”仅是对幽默做了一点小变动，却让人读起来忍俊不禁，趣味盎然。 语法方面，近些年的军事新闻用联合短语充当句子成分，以保证叙述的完整性、周密性。如：“二连自诞生之日起，兵写兵、兵演兵、兵唱兵的“官兵同乐会”活动就从未间断过。”（《解放军报》2012-4-6）在一些军事新闻中因新闻内容的严肃性、重大性。常沿用一些程式化句式，既体现新闻的庄重，又确保大范围阅读受众能读得懂，如“以……为指导，深入贯彻……精神，全面落实……”。 二、军事新闻语体嬗变的规律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军事新闻语体不是凝固不变的，从我军创立使用军事新闻至今，新闻语体呈现了由简单到复杂，由不稳定到稳定，由不规范到规范的动态变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军事新闻语体大致表现出以下三个嬗变规律： （一）军事新闻语体的嬗变呈现时代性 任何时代的军事新闻语体都是由带有时代痕迹的词汇、语法等语言材料构成，这些语言材料是军事新闻语体时代性的物质体现，是一个时代的军事新闻语体区别于其他时代军事新闻语体的物质标志。各时期的军事新闻都带有清晰的时代痕迹。 军事新闻语体的时代性突出表现在军事新闻词汇的使用上。黎运汉教授曾在《汉语风格学》一书中说道：词汇是语言中对时代和社会发展变化的反映最为敏感的因素。举凡特定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变化都会在词汇中得到直接的反映。梳理各个时期军事新闻使用的词汇可以发现，特定的社会、军事生活及其变化的词汇一般都带有特定的时代色彩和印记。例如50年代出现的“蒋贼、革命残废军人、复原建设军人”；60年代、70年代出现的“斗私批修”、“平反昭雪”、80年代、90年代出现的“万元户”、“严打”，近几年倡导的“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 军事新闻语体的时代性还表现在句式的选用上。例如建国初期的军事新闻句式简单，单句较多；“”时期自创句式居多，长句多；改革开放以后又逐步规范句法使用，复句多。 （二）军事新闻语体的嬗变具有继承性 军事新闻语体的发展虽然受时代的制约，在社会、军队各个发展时期各具特色，但总体上仍然要受到稳定的语言系统的制约，具有继承性。这种继承性是军事新闻语体嬗变的客观规律。例如在词汇的选择使用上，基本词汇一直都是军事新闻报道的“主力军”，古语词“鉴于”、“由此”等也是军事新闻写作者常选择的词汇，这些都与军事新闻的政策性、指导性、权威性、理论性有关；在句式上，陈述句、长句、肯定句一直是军事新闻句法的中流砥柱，无论是“最最最”句式或是“很+名词”的流行句式都不会成为军事新闻写作时的首选。 （三）军事新闻语体的嬗变带有民族性 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性格及心理状态，一个民族的特色常常通过语言运用反映出来。无论是抗战时期还是近现代，军事新闻语体都秉承了中华民族的语体特色。例如语言材料的选择上注意语音的平仄交错、押韵；使用富有民族色彩的一些成语、谚语、歇后语，如“老马识途”、“吃一堑长一智”、“龙腾虎跃”等，使军事新闻既有可读性又通俗易懂。 综上所述，军事新闻语体变化发展主要源自于不断丰富的社会生活和不同受众阅读心理。政治的影响最为直接，国家政策法规和军队政治纪律等直接影响了军事新闻从词汇到句式的使用。新时期，伴随着社会的进步繁荣和部队的改革发展，军事新闻语体必将在新的语言环境下实现新的发展。 军事新闻论文:微博:军事新闻传播的新亮点 【摘 要】微博是目前受众普遍欢迎的新媒体。本文通过对中美军队使用微博传播军事新闻的部分案例进行研究，试分析微博在军事新闻领域的传播特点和所能发挥的功能。 【关键词】微博 军事 新闻传播 微博是目前公众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之一。近年来，包括我军在内的多国军队在利用微博平台方面，或多或少都有所尝试。本文通过研究中美军队使用微博传播军事新闻的部分案例，试得出一些启示。 一、微博具备强大的军事新闻传播力 当前的传播环境下，军事新闻传播面临诸多挑战，微博如果能够得到恰当的运用，将能够帮助军方显著提升军事新闻的传播能力。 1、实时更新信息，掌握报道主动权 微博在多样的新闻情境中占据时间优势，它的及时性，是目前其他媒体所不能相比的。信息的实时更新，能够使信息更快到达受众，帮助使用微博的传播者掌握舆论先机，占据主动权。 本·拉登被击毙的新闻最早出现在“推特”上。①大约20分钟后，电视和其他网络媒体才开始播报该信息；而一小时后，奥巴马总统才正式公布本·拉登死讯。在这次事件的报道中，美国电视新闻网（CNN）、英国广播公司（BBC）等著名传统媒体都在时效性上落后于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 信息接收过程中存在边际效应，受众从微博获取了本·拉登的死讯，会更乐于继续从中获取信息，微博因此成为受众讨论本·拉登死讯的首选平台：在2011年5月1日，从美国东部时间22时45分到次日0时30分，“推特”的发帖速度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平均每秒达到3440条②。 微博凭借传播门槛低，传播平台快捷的优势，未来仍将在很多突发军事新闻事件中发挥速度优势，抢先影响受众对事件的解读，领跑报道的主动权。 2、领先设定议程，把握话语权 有效的军事新闻传播需要不断设定新议程的能力，该项能力愈大，就愈能有的放矢，为受众正面理解军队创造有利条件。不仅如此，当负面事件发生时，通过及时引导议程，也能够将受众的兴趣点转移，削弱事件的负面影响，为正面回应事件争取时间和舆论空间。 微博具备影响公众议程的强大能力。在《新周刊》评选的2011年十大网络事件中，郭美美事件，解救拐卖儿童和乔布斯去世等三个事件都是直接由微博的。 不仅是内容，传播者在微博上的行为也能助力议程设置。美军就曾利用微博将阿富汗战场重新引入国内焦点。2011年9月14日，美国驻阿富汗使馆区遭武装人员袭击后，美国军方便授意北约驻阿富汗国际安全援助部队（ISAF）在微博上与塔利班进行网上论战。《华盛顿邮报》就此专门撰文评论。③阿富汗战场已经逐渐被公众遗忘，但通过微博，美军又成功将公众的关注焦点引向阿富汗的美军行动。 利用微博对公众议题进行把握，能够帮助军队主动影响公众议程，确立军队擅长的议题，从而更有效地传播军队正面形象，赢得受众支持。 3、即时汇集受众，提升媒体影响力 扩大军事新闻的影响，必须依靠有广大、稳定受众群的媒体。微博在当下备受追捧，如果能够将军事新闻传播融入微博，将能在短期内固定和增加军事新闻的受众。 军队媒体掌握了大量的独家军事新闻信息，配合微博的使用，军方能够快速便捷地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从而走在其他媒体前面。根据使用与满足理论，如果受众能够定期从军方微博上获取到所需的信息，就会产生依赖。军方因而能够借此快速拓展军事新闻的稳定受众。 以利比亚战争为例，《环球时报》的战地记者邱永峥在2011年3月18日微博，首次对外公开利比亚政府军的行动意图：“利比亚政府军加强了攻势，准备在未来48小时内拿下班加西”。此后的20天里，他与同事郝洲通过微博共了1000余条前线动态和图片，其微博订阅量超过80万。他们的微博成为“中文世界了解利比亚战局的首选渠道”④。 微博的便捷传播加上军事新闻的独家性，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汇聚庞大的受众群，从而产生重大影响。 二、微博增强受众的军事新闻使用体验 受众对军事新闻的喜好与媒体的使用体验密切相关，微博的传播模式比以往的媒体更贴近受众，因而能够显著提升军事新闻受众的使用体验。 1、传播碎片信息，发掘潜在受众群 2011年3月11日，云南盈江地震发生后，成都军区开设“盈江救援微博”，短时间内，微博访问量就超10万人次，有近万人持续关注微博内容。⑤ “盈江救援微博”随时随地救灾中的零散信息，将部队抗震救灾的情况进行了包含各种事件细节在内的全景式的展现。传统媒体受到版面、时间的限制，新闻事件的诸多细节，往往由于被编辑删节而失去了接触受众的机会，这削弱了新闻事件可能造成的影响，信息传播的效果打了折扣。而微博提供的平台摆脱了传统媒体受到的各种限制，更能满足受众需求。 传统媒体往往只能侧重大众需求，而依据长尾理论，被删去的信息其实也拥有诸多小众读者，他们的需求总量并不输于大众需求。微博为碎片信息提供了接触这些受众的渠道，满足了他们的需求，这进一步拓展了微博的受众数量。 军事新闻与其他类型的新闻相比，更具专业性和敏感性，军事新闻媒体的数量制约了其传播内容的数量。微博的出现能够满足军事新闻传播中被忽略的细分受众需求。 2、互动积极流畅，提升用户存在感 2011年4月13日，由《解放军报》等机构联合主办的“红色足迹万里行”大型报道启动了官方微博。借助微博，记者和编辑了解了受众的真实想法，及时对采访路线或策略做出调整，以适应受众需要。 例如，有网友指出：“你们应该多点信息，比如活动花絮什么的，至少也得介绍一些活动的情况。”⑥该条评论于4月28日后，前方记者立刻提高了微博的更新速度，图片等相关内容也迅速增多，得到了受众的肯定。（如左下图） 微博的高互动性使受众意识到自身得到了传播者的重视，改善了受众体验的同时，增强了受众的忠诚度。 在信息爆炸时代，受众的使用时间成为媒体争夺的资源，它与用户的使用体验密不可分。微博的互动方式积极平等，受众喜闻乐见，便于受众的积累。对于军事新闻传播而言，只有在平时积累受众，才能在关键时刻更好地发挥作用。 三、巧用微博助力军事新闻传播 微博的使用行为多种多样。英国首相卡梅伦曾经在微博上直接公布政府年度展望，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也利用微博公开自己的实时动态。利用微博进行军事新闻传播，必须多方考虑，巧妙布局。 1、培养军方背景的舆论领袖，打造军事新闻传播品牌 微博中存在“沉默的螺旋”效应。不同的他人评价，会直接影响受众的参与兴趣和取向。由于微博通过信息分享的形式进行扩散式传播，“沉默的螺旋”效应会非常明显。多个议题同时存在时，一些议题会被忽视。微博的这种使用情况造成了舆论领袖引导微博议题的局面。以新浪微博为例，姚晨的评论会比数千名普通微博博主的信息获得更多的点击量。 军事新闻传播非常具有针对性，要想在诸多声音中脱颖而出，就必须有自己的微博舆论领袖。他们应当具有以下特征：与军队有紧密联系；具备广泛的军内社交网络；与受众保持良好互动；对军事新闻长期关注并传播。公布本·拉登死讯的博主是美国前国防部长发言人，正是由于以上特征，才保证了他信息在受众中的可信度和关注度。 2、提升基层官兵的媒介素养，培养微博传播潜在力量 无论基层官兵能否使用微博，他们的媒介素养都因微博时代的来临而急需提升。 在日常生活中，基层官兵是外界民众接触最多的军人，提升他们的媒介素养，能够规范他们的行为，帮助他们在军事新传播闻中更好地展示形象。如果军队微博的使用能够放开，广大基层官兵还能成为军事行动现场的第一传播者，抢先向受众传播行动内容，现场动态，领先其他媒体。 基层官兵能否使用微博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美军经过长期考虑，最终还是决定从提升官兵自身媒体素养出发，从信息起点开始控制。 在利用微博传播军事新闻方面，美军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英国《卫报》报道称，美国军方正在秘密研发一种软件，利用伪造的用户身份在网络上发表有利于美国的舆论宣传。⑦具备媒介素养的基层官兵如果能够接触到这类软件，将能更好地发挥微博的军事新闻传播功能。 3、加强军队人员的保密意识，完善军队泄密防范与应对 保密性是利用微博传播军事新闻需要克服的最大障碍。军事新闻非常敏感，单条新闻容易管控，但是微博的海量信息将更容易透露军队的整体动向，这也是部分军队避免微博使用的原因之一。 为了避免微博泄密，必须强化军人的保密习惯和意识。而微博的使用偏向于实践，因此，相关规定必须细化到实际行动中。美军的细则制定走在了各国军队前列，值得借鉴。2011年出版的“美国陆军社交网络指导手册”就对地理标注、隐私设置、视频等具体内容进行了详尽的使用规范。⑧ 仅仅靠“堵”可能不够，还必须靠“疏”，一定数量的微博传播实践，能够更有效地提升部队人员在微博上的保密意识，总结保密规律。除此之外，针对微博的保密预案，也能降低微博泄密带来的影响。 微博作为一种新兴媒体，虽然在部分军队还处于禁用阶段，但我们不能忽略微博已经给军事新闻传播带来的影响。军队可以不主动使用微博，但是不能无视其存在。事实上，微博已经吹响了军事新闻传播变革的前奏，只有对它做足准备，才能更好地传播军事新闻，更好地打造军队形象。 军事新闻论文:论军事新闻侵权责任的抗辩事由 摘 要： 军事新闻侵权责任抗辩事由是新闻媒体及传播者在军事新闻侵权案件中提出的抗辩原告诉讼请求的具体事由，具有对抗性、客观性、正当性。军事新闻侵权责任抗辩事由的价值体现在维护人民知情权及对公众和媒体的指引。军事新闻侵权责任的特殊抗辩事由有内容基本真实、军事或者国防利益、追踪报道与及时改正及特许报道权等。 关键词： 新闻侵权； 军事新闻侵权责任； 抗辩事由 军事新闻就是对最近发生的关于军事活动、国防建设等事实进行的报道。[1]与其他新闻类型相比，军事新闻的特点在于内容具有高度的政治性、相对的保密性、审批具有严格的纪律性、受众具有一定的集中性。军事新闻媒体为了更好地履行其服务政治、宣传引导及塑造国家及军队的良好形象的功能，需要针对特定新闻不断拓展其活动空间，更深入调查相关事件真相，这就可能侵害到其他公民享有的名誉权、隐私权等人格权。而近年来在我国发生的新闻侵权中，媒体的败诉率一直居高不下，达80%，[2]军事新闻侵权中的状况也不容乐观。因此，在合理平衡军事新闻自由与公民权利保护的基础上，研究军事新闻侵权抗辩事由就显得尤为必要。 一、军事新闻侵权责任抗辩事由的概念 抗辩事由是在侵权案件中从狭义构成要件中派生出来的被告据以抗辩的实体法依据，具有独立的事实涵摄范围，[3]只有被告表面上已从事了侵权行为时，才有抗辩事由的存在，在此意义上，抗辩事由具有例外性。[4]军事新闻侵权是一般侵权行为在军事新闻领域的反映，所谓军事新闻侵权责任抗辩事由，就是新闻媒体及传播者在军事新闻侵权类案件中，依据新闻侵权特定的归责原则与构成要件，所提出的抗辩原告的诉讼请求不成立或者部分不成立、从而免除或者部分免除自己侵权责任的具体事由。 从上述概念，我们看到军事新闻侵权抗辩事由具有以下特征：首先，对抗性。军事新闻侵权抗辩事由的对抗性表现在其对侵权责任构成具体要件的对抗，对抗的目的是证明原告的诉讼请求不成立（包括部分不成立）。其次，客观性。也就是说军事新闻侵权的抗辩事由在侵权之时或侵权之前就要客观存在，具有客观实在性。再次，正当性。军事新闻侵权抗辩事由的正当性体现在军事新闻活动对社会有重要的进步价值，能够塑造国家及军队的良好形象，有助于社会和谐及公平正义。[5] 二、军事新闻侵权责任抗辩事由的价值 军事新闻侵权抗辩事由是为了更好的平衡军事新闻自由与公民权利保护，其存在的价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维护人民知情权 知情权是指社会广大民众知悉、获取军事资讯、军事信息的权利，是当代民主法治国家“社会公众权利”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的、不容回避的权利。随着社会的信息化发展，我军加速了现代化建设，积极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军事变革中，我军紧跟世界新军事变革潮流，紧抓信息化的发展趋势，努力实现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战略目标，实现我军现代化建设跨越式发展，从而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军事新闻报道及传播客观、公正、及时把军事领域发生事情和我国政府的做法向广大民众公布，满足了人民的知情权，增强了我军建设的透明度。否则，不仅会导致一些谣言散布，更重要的是政府信息会失去其权威性，广大人民的心理恐慌也会不同程度加大，甚至会危害国家安全。近日，北京警方就对一些不法分子在互联网上特别是微博中无端编造、恶意传播所谓“军车进京、北京出事”的行为进行了严打，对少数微博客网站疏于管理的行为做了相应惩处，[6]维护了人民的知情权，维护了健康的网络环境和良好的社会秩序。 （二）对公众和媒体的指引 现代社会中，公众了解军事、关注国防的依据主要来自于相关的军事新闻报道。为保证公众有效地获知有关的军事、国防信息，就必须在较大程度上认可军事新闻自由。然而，现实生活中，针对军事新闻报道中的失误和过失的新闻诉讼时有发生，容易导致新闻媒体的“寒蝉效应”，从而危害新闻自由，影响公众有效地获知有关的军事、国防信息。而科学合理的军事新闻侵权责任抗辩事由，可以对广大公众和报道、传播军事新闻的媒体的行为进行指引和告知，使公众和媒体对其行为进行事前的预测，从而更好的保障军事新闻自由和保护公民合法权利。具体来说，对军事新闻活动中“权利受到侵害的人”来说，可以根据军事新闻侵权抗辩事由的指引，结合自己在军事新闻活动中权利受到侵害的具体情况，来预测自己权利的主张是否会得到法院的支持，当然，是否起诉还应考虑进行诉讼的时间及金钱的投入与预期诉讼结果的收益。对军事新闻活动中“侵害人”即新闻媒体及新闻传播者来说，军事新闻侵权抗辩事由可以指引其在合法的范围内进行活动。新闻媒体及新闻传播者的军事新闻活动在抗辩事由的范围规定以内，即使给相关当事人的权利造成了一定的损害，但基于新闻自由的正当性基础，相关当事人应当予以容忍，新闻媒体及新闻传播者就不用担心承担侵权责任。如此，军事新闻侵权抗辩事由也就起到了鼓励具有正当价值的军事新闻活动作用，保障了军事新闻自由，促进了军事新闻传播活动和事业的健康发展。 三、军事新闻侵权责任的特殊抗辩事由 军事新闻侵权首先是一种侵权行为，只不过是在军事新闻领域的反映，因此，一般侵权行为的抗辩事由同样适用于军事新闻侵权的抗辩，主要包括主体不适格，如政府以其名誉权受到侵害提起诉讼；违法行为不存在，如网络环境下一些钓鱼网站模仿新闻媒体合法网站恶意实施的非法活动；受害人同意或者受害人本身有过错的，如自愿性公众人物等。此外，行为人不存在主观过错、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没有因果关系、第三人过错、超过诉讼时效等一般侵权行为的抗辩事由也适用于军事新闻侵权的抗辩。下面，笔者主要论述军事新闻侵权最为一种新闻侵权存在的特殊抗辩事由。 （一）内容基本真实 内容真实是最有效的排除侵权的抗辩理由，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因撰写、发表批评文章引起的名誉权纠纷指出：“文章反映的问题基本真实，没有侮辱他人人格的内容的，不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7]可见，该解答将“内容是否基本真实”作为评判是否构成侵权的重要依据。同样，作为军事新闻媒体及军事新闻传播者，“内容基本真实”也是其在抗辩的重要事由之一。这里，如何理解“基本真实”就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军事新闻内容基本真实的标准，首先是合理相信，即在有关军事新闻的报道和传播中，相关媒体是处于善意目的，主要问题基本属实，且有相关的证据进行证明；[8]其次是只要阶段真实即可，这是由新闻因其时效性不可能一步到位、只能反映事件发展的某一阶段的特性决定的。[9]应当注意的是，军事新闻侵权中，内容基本真实的抗辩只适用于侵犯名誉权的“诽谤”情况，以侮辱方式侵犯他人名誉权、侵害他人隐私权及信用权等类案件不适用内容基本真实。 （二）军事或者国防利益 军事新闻区别于其他新闻类型的最显著特点是军事新闻是国家意志的重要表达方式，思想和内容具有高度政治性，军事新闻传播媒介是国家和军队的重要“喉舌”，军事新闻传播是实现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为了军事或者国防利益，在新闻报道或者传播中，即使对他人的一些利益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军事新闻机构或者传播者也不用承担相关的民事侵权责任。如报道新近发生的军事斗争、和平环境下的军队建设、军事训练、国防科研等、报道军人与违法犯罪行为做斗争等，这些报道或者传播满足了人民的知情权，体现了国家和军队的意志，维护的是公共利益。新闻机构或者传播者对这些体现军事或者国防利益、具有报道价值的事件进行报道或者传播中侵害他人利益的行为一般不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如果仅仅为了满足某些公众的兴趣，不涉及军事或者国防利益、无关公共利益，就不能以此理由进行抗辩。 （三）追踪报道与及时改正 新闻报道的主要特点是“新”，即新闻具有时效性，一项事实往往是因为其具有新鲜性才会成为新闻。因此，苛求新闻机构及传播者事前预见某新闻事件的结局、在短时间内做到对报道或者传播的事件绝对真实合法是不现实的，不利于新闻舆论的监督及新闻事业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及事件的发展，如果新闻机构发现其报道内容有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部分，应采取追踪报道的方式对先前的报道进行改正，从而防止先前报道对权利人造成的损害进一步扩大。新闻机构对报道进行了追踪报道与及时改正，则可以减轻其因先前报道应承担的侵权责任，在未造成严重侵害的情况下，则可以免除责任。 （四）特许报道权 特许报道权，也称权威消息来源抗辩，就是说媒体因为对于权威机构提供的消息进行报道免于承担侵权责任，特许报道权的抗辩同样适用于军事新闻侵权案件中。新闻媒介和传播者客观准确报道各级人大代表在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表的有关军事内容的发言、权威机构公布的涉及国防、军事安全等国家重大利益的档案等，不承担侵权责任。这是由新闻自身的功能和规律决定的，新闻所追求的真实是新闻真实，新闻报道及传播中，不能以法律真实或者客观真实来要求新闻机构，否则，新闻机构对任何有价值的新闻都要从源头上证明其真实后才能报道，这显然不利于新闻的传播，甚至会导致新闻业难以生存。而特许权实质上将新闻机构对一些内容的审核从严格责任转变为恶意责任，其核心是法律规定有条件地免除或者减轻新闻媒体的核实责任。 军事新闻论文:军事新闻调查的特点与写作 作为一种专门的深度报道新闻文体，新闻调查这一概念是从国外新闻界引入的。其重点就在于调查和揭露，尤其是揭露那些被有意隐瞒了的丑闻、黑幕等。因此，新闻界有时又把新闻调查称为丑性报道。军事新闻调查作为新闻调查的一种，与一般的新闻调查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但由于它关注的是军事这一特殊领域的问题，这就使它具有了与一般新闻调查所不同的特点。 军事新闻调查的特点 调查内容的广泛性。军事新闻调查所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既有揭露某部门、某单位不正之风的，也有反映群众呼声、研究实际工作问题方面的，甚至还有对先进事迹、成功经验等正面新闻事件进行深入报道的。 调查方法的公开性。新闻记者写新闻调查，为的是揭露被隐藏的新闻事实，尤其是那些被故意隐瞒了的丑闻、黑幕。而这些丑闻、黑幕必然会涉及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这些人为了自身的利益，可能会故意隐瞒，甚至是虚构、制造一些所谓的“事实”。新闻调查不仅要揭穿这些虚假的“事实”，还要披露那些被隐瞒的事实，这必然会受到那些既得利益者的阻挠，甚至是打击、报复。因此，常常需要采用秘密侦查的手段和方法，“侦破”的色彩较浓。军事新闻调查的主要目的不是揭露丑闻、黑幕，而是以研究、解决问题为出发点，再加上军队组织的严密性，使军事新闻调查的采写一般不需要采取“侦破”等隐蔽的调查方法。尽管有些特殊的情况也会采取一些暗访的方法，但最主要的方法还是依靠群众和组织进行实地采访、调查，掌握新闻事实的真相进行报道。 目标指向的明确性。所谓目标指向的明确性，指的是军事新闻调查一般都有较强的针对性，它往往是针对部队存在的某一问题展开调查，并进行及时报道。而一般新闻文体强调的是对新近发生的事件进行及时快捷的报道，它追求的重点是时效性、新闻性，所以新闻行业有一句俗语叫做“抢新闻”。这种“抢”来的新闻，往往是一种随机性的报道，生活中发生了什么，它就报道什么，其指向性、目的性不强，只要及时把发生的事件告诉受众就行了。而新闻调查却总是针对某一问题来展开报道的，它要反映群众关心和急需解决的问题。一般来说，新闻调查的针对性越强，它所发挥的舆论监督作用就越大。 写作风格的客观性。一般的新闻文体只报道新闻事实本身，只要把新闻事实准确、及时地告诉受众就行了，记者一般是不能在报道中发表自己的意见的。因此，也有人称其为“纯新闻”或“纯客观报道”。而新闻调查则不同。它虽然也是以新闻事实报道为主，但在报道新闻事实的同时，可以进行一些必要的分析评论，记者也可以发表对所报道新闻事件的看法和意见。它追求的是叙事与说理的和谐统一。因此，新闻调查记者本人不仅可以出现在报道中，而且常常把自己对新闻事实的调查过程写得非常详细、生动，以此来引起受众的兴趣。但军事新闻调查一般不叙述记者的调查过程，甚至连记者本人也可以不出现在报道中，这就使得军事新闻调查的写作风格显得更为客观。 新闻调查的写作 军事新闻调查所具有的特点，使它的写作除了应遵循一般新闻文体写作需要注意的问题外，还要特别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敏于捕捉线索。新闻调查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它的调查性。一般的新闻报道大多是一种随机性的报道，它追求的是报道的时效性，强调的是对有价值的新闻事实进行及时的报道。只要对新闻事件的真实性进行核实就可以报道。所以，一般称为“抢”新闻。而新闻调查的报道不是随机的，不是生活中发生了什么就报道什么。它报道的重点是那些“新闻背后的新闻”，尤其是那些“被隐瞒了的事实”。它需要对所要报道的新闻事件本身及其一些与该事件相关的事件展开详尽、彻底的调查，以了解整个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彻底弄清新闻事件的真相，尤其是那些被隐瞒了的事实真相。显然，这种“新闻背后的新闻”、“被隐瞒了的事实”不是靠“抢”能“抢”来的，而是靠记者训练有素的职业敏感捕捉来的，是靠对众所周知的新闻事实进行艰苦的“挖掘”得来的。 因此，要写好一篇新闻调查，不仅要有敏锐的新闻嗅觉，还要有能洞穿表象，发现事实真相的“第三只眼”。这就要求新闻调查的作者要做生活的有心人，要善于从新闻事件中捕捉到有价值的线索进行追踪调查。尤其是当报道中涉及一些重大事件、热点新闻、敏感问题，以及官兵关心，与官兵利益息息相关的新闻事件时。更应该多观察、多思考，力争从中发现一些被人忽略了的，然而却有重大价值的新闻线索。总之，只有养成善观察、勤动脑的良好习惯，才可能写出一篇有价值的新闻调查。 勇于深入调查。首先，要有不畏艰辛、不怕困难的精神。要写新闻调查，就必须对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发展趋势、意义影响等方面进行详尽的采访、调查。这种采访的工作量是巨大的，也是非常艰苦的，而且这些调查又是别人无法替代的，只能依靠记者本人来完成。所以说，要不畏艰辛、不怕困难，要有不把事实真相彻底弄清楚决不罢休的精神。其次，要有直面现实、追求真理的勇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是对新闻工作者的一种期望。尤其是在调查过程中涉及一些负面、黑暗的现象时，要挖出“新闻背后的新闻”、“被隐瞒了的事实”，就更需要有勇于向错误思想挑战的勇气，有时候甚至还要冒一定的风险。因为，要揭露问题就必然会触及部分人的既得利益，这些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可能会对记者的采访进行阻挠，给记者造成方方面面的压力，甚至还会对记者进行打击、报复，乃至威胁到记者的人身安全。因此，要想彻底弄清事实真相，就必须要有直面现实、追求真理的大无畏精神，排除干扰，顶住压力，将调查进行到底。如果害怕困难，顶不住压力，没有为真理献身的勇气，调查就不会深入、彻底，也就不可能写出有深度、有价值的新闻调查。 善于选择材料。所谓善于选择材料，首先是要善于对采访、调查中获得的原始材料进行甄别。因为，在采访中，不同的采访对象由于自身的立场、态度，以及自身的利益不同，对于同一事件的看法常常会大相径庭。有的采访对象为了谋求自身的利益，甚至可能会说假话、提供虚假材料等。这就要求记者有洞察真相的眼光，综合方方面面的情况，对这些材料进行鉴别，真正做到去伪存真，保证所用材料的真实与客观。如果在新闻调查中误用了虚假的材料，那不仅会降低其可信度，削弱其价值，有时甚至会产生错误的舆论导向，造成负面的宣传效果。 其次是在保证材料真实性、客观性的基础上，善于选择那些最能说明问题、最具有典型意义的材料。新闻调查虽然可以采取夹叙夹议的手法，但一般是不直接说明主题的，而是通过客观事实来说明。记者在调查过程中所获得的大量第一手材料，是原始的、零散的、不系统的，有时甚至是互相矛盾的。这就要求记者对这些芜杂的原始材料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去芜存精，从中选出最有价值、最有说服力的材料。可以说能否选好材料，是能否写好新闻调查的关键所在。 熟于写作技巧。要写好军事新闻调查，除了要特别注意以上三个大的方面之外，还要勤于练习，熟悉新闻调查写作中的具体技巧。首先，要安排好结构。新闻调查所涉及的人物、事件、地点、背景等材料比较复杂，在选择好材料之后，就必须紧扣主题来安排文章的结构，做到“凤头猪肚豹尾”，各个部分之间的过渡、照应都要做到心中有数。尤其是以系列报道出现的新闻调查的结构安排一定要做到详略得当、重点突出。其次，新闻调查虽然以叙述手法为主，但为了增强报道的感染力，增强报道的形象性、可读性，新闻调查可以也必然要运用多种表现手法。这就需要熟悉各种文学表现手法的运用。最后，新闻报道的语言要追求简洁、朴实、准确、生动。新闻调查主要是依靠客观事实说话，重在说明事实真相。所以，其语言要求简洁、朴实、准确、生动，通俗易懂，不能一味堆砌辞藻，卖弄才情。 严于新闻纪律。在军事新闻调查的写作过程中，还必须牢记新闻纪律、牢记军人使命，把握好报道的度。军事新闻调查虽然不以揭露黑暗、丑恶为目的，但也是一种以反映问题，揭露不正之风为主的新闻文体，其针对性比较强，影响力也比较大，在发挥舆论监督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但如果把握得不好，也很容易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所以，在写军事新闻调查时一定要严守新闻纪律，注意把握好度。比如，对于一些涉及国家、军队秘密的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进行调查；对于一些带有全局性的问题、敏感问题、重大事件、热点问题，以及一些一时把握不准的新现象、新问题的报道也要比较谨慎，以免造成负面影响。 编校　郑艳 军事新闻论文:在非战争行动中提高军事新闻传播效益 “快！快！快!” 把这句在抗震一线出现频率颇高的“流行语”，用来形容济南军区前卫报社跨战区组织抗震救灾报道行动，一点都不过分。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前卫报社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挑选精兵强将，按照战时新闻宣传要求编成抗震救灾“前线编辑部”，机动数千公里全过程跟随部队行动，在第一时间采写并发回大量真实感人的鲜活新闻。 全社通盘筹划，调整版面，快编快发，全景式、大纵深地报道了军区45000名抗震救灾官兵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和战斗精神风貌；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了两岳雄师发扬“听党指挥，英勇善战，服务人民”优良传统，以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壮举书写的恢宏画卷，实现了高效快捷的战时新闻传播。 快中追求有序 灾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在这次抗震救灾报道中，前卫报社在全力抢“快”的基础上，加强领导，精心筹划，通力协作，较好地实现了快中有序，忙而不乱。 突破常规，特事特办。在这次抗震救灾报道中，前卫报社突破正常工作运行的限定，精心策划，接连砍出“快斧”：接受赴汶川参加抗震救灾报道任务后，报社当即决定报纸宣传由正常机制转入应急宣传机制，改变原定的出版计划，所有版面为抗震救灾宣传让路，派出6名记者全程跟进，重点报道部队抗震救灾新闻。加大发行量，报纸出增刊。每期报纸发行量增加1000份，重点保证前方抗震救灾部队官兵能及时看到自己的新闻；出版周期由原来每周3期改为5期，做到随时需要，随时增发，确保前方大量稿件能及时“消化”。简化程序，快编快发。为保证鲜活的新闻能及时见报，社里打破编辑室的分工和界限，简化稿件的编发程序和运作环节，稿件随来随编，随时送审，快速见报。 多方联动，获取信息。在抗震救灾报道中，前卫报社根据自身担负的任务和报纸运作特点，重点加强“联动”工作。一方面注重加强前后联动，“前方编辑部”与后方的编辑部建立定时联络机制，加强指挥协调和组织策划，随时互通情况，随时整合力量；后方的编辑部全力支持保障前方记者采访报道，稿件一路绿灯，优先刊发。正是有了前方记者与后方编辑部的密切沟通和通力合作，有效地确保了前后一条线、报道不断线，前后一条心、报道快又稳。另一方面注重加强内外联动。指挥部是抗震救灾的神经中枢，信息量大、权威性强，是最新信息的汇聚点，对编辑记者了解线索、搜集资料至关重要。整个抗震救灾报道中，无论是“前方编辑部”还是后方编辑部，都能始终保持与由军区司令部牵头的抗震救灾指挥部的联络沟通，前后方各有一名社领导带一名记者，每天参加指挥部情况通报会议，临时会议随时参加，较为全面系统地掌握了抗震救灾最新动态，获取了大量很有价值的线索，使报道工作能够跟着领导决策走，跟着抗震救灾一线部队动态走，赢得了主动，提高了效率。 整合力量，通盘使用。前卫报社人员编制相对较少，平时工作运转都感到人手紧缺，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全社统一调整使用现有力量，集中力量办大事。接受任务后，社里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由一名副社长负责，挑选精兵强将组成抗震救灾“前线编辑部”，分别从航空、铁路和公路分头向汶川挺进，快速采访，快速写作，快速发稿。社里对编辑部人员进行统一组合使用，版面、稿件由社领导统一把关和审定挑选后，分配到编辑人员完成版面的画版、校对和送审，全社“一盘棋”，确保宣传工作快速有效运转。另外，为了确保前方编辑记者始终保持充沛的精力完成任务，社里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人员轮换，收到较好的效果。 快中谋求高效 突发性事件报道，历来备受世人关注。要想方设法以最快的速度、最高的效率，及时准确地反映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胡主席的指示精神，展示两岳雄师“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优良作风，激发广大官兵不怕疲劳、连续作战，誓夺抗震救灾全面胜利的豪情和动力。前卫报社多方统筹协调，加强策划引导，全景多面展示，大力挖掘典型，充分运用多种现代化传媒手段，较好地实现了大纵深、立体式、快节奏、高质量的宣传效果。 全景报道，大气磅礴。在这次抗震救灾报道中，前卫报社注重整体规划，分步实施，突出重点，辐射全局。截至7月上旬，前卫报社用了近百个“抗震救灾专刊”，组织了“大集结”、“大输送”、“大挺进”、“大突击”、“大营救”、“大保障”5个节点的全景式报道，气势恢宏，立体式地展示了军区部队抗震救灾的全貌，较好地形成了宣传强势；围绕“党旗高扬”、“军旗猎猎”、“战旗飘飘”、“团旗招展”4个主题，组织了4个二、三连版策划，集中展现了抗震救灾部队紧急营救被困群众的英勇事迹。全面深刻地解读了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使这场广大军民气壮山河的历史壮举，进一步从思想上得到升华。 典型宣传，浓墨重彩。在历时两个月的抗震救灾报道中，前卫报社始终关注并及时发现宣传了一批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开设“两岳雄师抗震救灾劲旅雄风”专栏，组织了《中国铁军无敌之师》等系列通讯，大规模报道了享誉全国全军、素有“铁军”之称的某红军师等单位的先进事迹。开设“抗震救灾群英谱”，重点报道了休假回家结婚带领群众抗震救灾的某装甲器材仓库班长何宏林、带领官兵抢救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某摩步旅旅长夏世富等上百名抗震救灾先进个人的事迹，以《天塌地陷中挺立的硬汉》为标题，宣扬了军区抗震救灾一线受伤官兵群体的先进事迹。特别是集中力量采写，采取多种表现手法，浓墨重彩地报道了牺牲在抗震救灾一线的某红军师战士武文斌的英雄事迹，其中，《他把大爱融入巴山蜀水》等报道在全国全军引起强烈反响。 创新手段，多法并举。为了又好又快地完成这次抗震救灾报道任务，前卫报社开拓创新，多法并举，大大缩短了运转周期，工作效率成倍提高。为实现前方采编和出版“一体化”目标，社里经过多方研究论证，提出了构建“抗震救灾移动采访编辑平台”的建议。得到军区首长和政治部领导批准后，社里迅速设计方案，多方筹措资金，加班加点，使“抗震救灾移动采访编辑平台”以最快的速度投入抗震救灾一线，实现了现场采编和发行“一条龙”，开办“抗震救灾特刊”，与后方“母报”相互补充，相得益彰，使抗震救灾官兵每天都可以看到报纸。为了提高稿件传递速度，社里开通军网专线、抗震救灾互联网信箱，传真室24小时值班，随到随接，随编随发。前方记者每人都配备了军线手机、笔记本电脑、无线上网卡，在严格保密措施和严守保密纪律的前提下，为最大限度地提高工作效率创造条件。社里还针对军区抗震救灾部队点多线长，给第一时间捕捉新闻信息带来很大困难的实际情况，由“前方编辑部”牵头负责，专门将一线部队的特约记者、特约通讯员以及后方部队抽调的新闻报道人员，编成15个机动记者组，合理分工，科学统筹，确保所有方向上的所有救援点都有报道人员“在现场”。由于组织得力，措施得当，较好地弥补了人员的不足，实现了新闻采编的“零距离”，没有出现漏报、误报现象。 快中把握尺度 及时公开报道突发性事件，是我们党和政府有实力、有自信的表现，是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志。但围绕“快”字展开突发事件的宣传，决不是一“快”了之，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新闻宣传纪律，切实按新闻规律办事。在这次抗震救灾报道中，前卫报社在讲政治、讲大局的前提下，注重了讲主动与守规矩的有机统一，讲效率与重理性的有机结合，讲速度与讲艺术的有机统筹，较好地实现了抗震救灾报道的快中有度、又好又快，没有出现一起违反新闻纪律的人和事。 胸怀大局观念，政治纪律为先。在这次抗震救灾报道中，前卫报社始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指导方针，坚持讲政治、讲政策、讲大局、讲纪律，社里专门作出规定要求，在坚持原来逐级送审把关的基础上，抗震救灾中领导重大活动、部队重大行动、一线重要典型等方面的稿件，必须经有关职能部门把关、分管领导签字后，方可上版见报，确保万无一失。 尊重新闻规律，职业操守为重。在这次抗震救灾报道中，前卫报社把考验和锻炼编辑记者人员的快速应变能力与职业操守素养有机结合起来，从执行抗震救灾报道任务的实际出发，进一步改进完善了《加强突发性事件报道职业操守规定》，明确要求要把完成好这次报道任务作为维护党和政府、军队的崇高信誉来对待，切实做到既快捷高效、更真实准确，确保快而实、快而稳、快而准、快而真。铁脚板下出新闻。在余震不断、险象环生的抗震一线，身处前方的编辑记者始终坚持上一线采访，震中映秀镇、重灾区北川县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飞石乱滚的悬崖峭壁、荆棘丛生的大山深处，都留下了他们深深的足迹。 注重人文关怀，道德意识为本。危难时刻，才是对人们道德的严峻考验。与平时报道不同，突发性事件总是与人的生死密切关联，越是有生死考验，就越能诱发道德、信仰、义务等话题，对新闻工作者的道德修养是一场实地检验。在这次抗震救灾报道中，前卫报社的所有领导和编辑记者自始至终都坚持做到：越是宣传任务紧急，越是报道抢时间，越是要以对党、对政府、对军队、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坚持以人为本、科学理性、生命至上，坚持尊重人性、尊重感情、尊重风俗，以大灾面前方显大爱的宽广胸襟，以高度的政治敏感和深入细致、严密扎实的采访作风，以严谨的自律意识和政策观念，努力从广大军民在重大灾难面前所表现出来的勇敢行为和英雄壮举中，进一步挖掘正面因素和蕴涵的人性美，以最真实的情感给受灾群众以希望和安慰。像《生死不离》等近百篇充满人间真爱和人性光辉的新闻，无不彰显出灾难面前对生命的尊重，是全体抗震一线官兵坚决落实胡主席以人为本指示要求的最好体现，也是人民子弟兵永远爱人民的生动写照。令人高兴的是，前卫报社抗震救灾一线记者在整个抗震救灾过程中，没有出现为了“抢新闻”、“抢镜头”而拦着救援官兵作“现场采访”和补拍镜头的事情；也没有出现因不近人情、不切实际、渲染过度，而让爱心变味的问题发生。 （作者单位：济南军区前卫报） 军事新闻论文:战火硝烟中的以色列如何国家安全和军事新闻 以色列作为世界上突发事件频发的地区之一，是世界新闻的热点聚焦地。面对纷繁复杂的突发事件，以色列政府建立起了有效公开的新闻制度，多角度、多渠道地在第一时间通报相关事件的最新进展情况，不但便利了各国记者的采访，而且为本国政府在处理相关事件时提供了参照。但是，以色列政府和军方在对待一些涉及国家安全、社会危机的重大事务时，尤其是在实行战时新闻时，则会采取相对谨慎的态度，对外封锁消息，短时间内实行新闻控制，以确保有利于国家利益的信息传播。 一、利用高科技手段进行新闻 以色列政府1998年正式颁布了《信息公开法》，将信息公开与新闻放到了十分重要的位置。在新闻过程当中他们充分借助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信息公开传播。这些现代化的通讯手段包括电话、手机、传真机、互联网等。以色列政府为了方便与记者的沟通交流，同时能在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与记者建立有效联系，为一些记者专门配备现代化的通讯设备，让记者不仅可以了解到当天政府首脑和其他重要人物的外交内务活动的相关信息，而且可以得到当日重大事件和突发事件的简要通报。为了使记者更全面地了解事件状况，以色列政府新闻办公室还为记者开通了一种电话留言服务，通告各方的态度。这种电话留言系统方便快捷，记者只需拨通指定的电讯号码，便可按照留言系统中的语音提示，进行语音操作，由此获取事件相关部门的录音新闻，以及包括以色列政府发言人、军方发言人和外交部发言人等在内的最新声明。另外，以色列外交部还充分利用现代网络技术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为记者通报各国对突发事件的态度。 二、有效的战时军方新闻制度 作为一个时刻处于战争前缘的地区，以色列政府拥有成熟有效的军事新闻技巧。 为了处理战争期间的信息传播，政务公开，以色列政府专门设立了军方发言人。军方发言人除了配合以色列政府发言人和外交部发言人工作之外，还要将其所掌握的来自军队的第一手信息进行处理。军事行动期间，媒体中心每天都会有以政府和军方官员的新闻会，会上的所有重要信息都会通过电子邮件及时给所有登记在册的外国记者。以色列政府和军队的主要部门，都在这个媒体中心长驻有专门的人员，随时负责把他们的信息传递到感兴趣的记者的录音机、采访本和镜头里，以色列官方还聘请了专门的“恐怖主义研究专家”“军事专家”等，为各国记者释疑解惑，帮助以色列政府阐释他们的行动。这一系列的做法都为记者在战时状态下能够迅速而全面地获得并报道信息提供了便利条件。2002年3月底，以军发动了20年来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为了应对这场“国家危机”，以色列政府新闻办公室迅即在耶路撒冷设立了国际新闻中心，这个媒体中心包括国防军发言人室、以色列新闻局、外交部发言人室在内的相关新闻机构，它实行一天24小时全天候运作，一周7天全面开放。 三、严格的军方新闻检查制度 以色列是一个标榜新闻自由的国家，在对平日新闻信息的上一向奉行公开透明的原则。但在对待一些涉及“国家安全”“军事机密”的重大事务上，以色列政府则往往会对战时的新闻实行严密监控，推行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以确保有利于国家利益的信息传播。早在1948年，以政府、军方和新闻界就共同签署了一项协议，决定设立新闻审查制度，目的是防止泄露国家机密。根据这一协议，审查办公室向媒体提供一份涉及军事和安全事务的清单，任何与此有关的报道在发表前都需交审查人员过目。审查人员可以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删除新闻报道中的任何内容。但这种新闻审查也是有限制的审查，1989年，以最高法院作出一项裁决，规定只有确信即将发表的新闻将危及公共安全时，才可对其进行审查。 （靖鸣：广西大学新闻系副教授；苏常：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4级硕士研究生） 军事新闻论文:浅析手机报对军事新闻传播的启示 【摘 要】从报纸、广播、电视到网络的出现，作为传递信息的载体，媒介自身处于不断地进化之中。每一种新媒介的出现都会给信息传播内容、方式、效果带来巨大变革。手机报的出现是时展的产物，意味着又一次的媒体转型。手机报与传统媒体相比所具有的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使得它能够迅速勃兴。新兴媒介的出现使得军事新闻传播迎来一次机遇，也是一次挑战。如何利用手机报增强军事新闻的传播效果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 【关键词】手机报 军事新闻传播 传播效果 一、“知己知彼”――手机报的发展现状及优势分析 手机报是依托手机媒介，由报纸、移动通讯商和网络运营商联手搭建的信息传播平台。匡文波在《手机媒体概论》中把手机报定义为：“一种将纸质报纸的新闻内容，通过移动通信技术平台传播，使用户能通过手机阅读到报纸内容的信息传播业务”。①目前手机报的操作模式大致分为两类：一种是彩信手机报模式；另一种是网站浏览的模式。 手机报作为集文字、图片、音频、视频于一体的新型媒介，继承了报纸、电视、互联网的特性，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1、便于携带 手机便于携带的特性能够很好地适应当前社会节奏紧凑的生活方式，手机报内容的快餐化使得受众能在最短的时间尽可能获取最多的信息。以往的媒体经过时间的不断流逝，在适应现代快节奏的社会时往往会暴露出它们所存在的这样或者那样的不足：报纸严肃认真，可不断增加的广告版面却让报纸变得越来越厚，使得它携带起来很不方便；电视由于其媒体自身技术的限制，往往是呈线性传播，观众只能被动的接收电视所传递信息，且电视体积庞大，不易携带；广播的受众年龄整体偏大，渐渐地被现在年轻人所抛弃。就算是被誉为“媒介新星”的互联网，其也要受到接收端的限制，信号的好坏、设备的优劣都会制约受众接收信息的效果，而且受众接收前提是你必须掌握一定的网络技术，因此准入门槛较高。但就手机报而言，只要你携带着手机，并且手机有信号，手机话费充足，那么无论你身处何方，都可以阅读新闻，接收你所需的信息。 2、私密化、个性化 手机阅读隐私化、个性化，使手机报具备了成为真正的个人媒体的条件。随着现代受众自我个性化意识的加强，大众传播已向分众化传播方向发展。传统媒体的目标受众不是很明确，为了追求传播效果往往实行的是一种大众传播。它所能提供的特色服务也会由于受众覆盖面过广、目标过于模糊而受到限制，不能够在真正意义上成为个人化媒体。而手机作为一个私密化很强的个人通讯工具，它所连接的受众就只是手机的持有者和信息的者，不会涉及其他的传播环节，其他受众也不能了解到他人手机上有什么样的信息。在技术层面具有实现个人媒体的可能性。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每个受众将会根据自己的需求订制到只属于自己的手机报。 3、及时、迅速、互动性强 通过可以随身携带的手机，受众能在突发事件和危机事件到来时第一时间接到信息，能够了解到突发事件的动态。在2003年3月20日上午10：34分，美国向伊拉克正式宣战仅一分钟，众多手机用以此来户屏幕上就显示了这一重大信息。②在“5・12”汶川地震中，手机报的地震专题也对信息、传达民意起到很大的作用。 4、收费低廉 目前的手机报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手机用户定时收到营运商发送到彩信内容，通过固定的几十页文字、图片去了解当前的新闻内容。一般是早晚两报，费用基本为每月3―5元。另一种是通过流量主动下载报刊阅读软件，实现新闻的屏幕化。操作的自主性。这种方式更加的经济，因为浏览新闻的流量花费很小，一般移动用户50兆流量价格为10元。收费的低廉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在零碎的时间里去用最少的花费来尽可能的满足自己信息的需求，既缓解了一天的工作疲劳，又开阔自己的眼界。 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利用手机报增强军事新闻传播效果 随着信息全球化脚步的日益加速，信息已成为当今各国追逐的资源。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较量不再只是硬实力与硬实力的碰撞，软实力成为一个国家是否具有竞争力的重要标准。特别是军事新闻的传播效果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军民的士气的高低以及国家所处的舆论环境的利弊。随着手机日益普及和硬件设备的逐步高端化，各种军事类媒体都欲在手机报上进行尝试。例如《环球军事》开通手机报版。根据手机报的媒介特点，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加强军事新闻的传播效果： 1、精准的受众定位、内容为王 受众作为信息的接收者、信息再加工的传播者和传播活动的反馈源，在整个传播活动中占有重要的作用。没有准确的受众定位就无法取得满意的传播效果。不同的受众对军事新闻的需求和心态也各有不同。新时期的军事新闻内容不再是宣传主管部门意志的简单呈现，也不再是军事新闻从业者个人主观的个性表达，而更多的体现市场的需求和观众的选择。当前的手机报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做到上述问题。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内容的同质化现象严重和严肃报道无法实行。虽然目前手机报的种类繁多，但却有极大的相似性，很大一部分都是来源于传统媒介如报纸、网站和通讯社等，经过简单的浓缩和精简后发送给手机用户。这种情形造成的后果就是虽然各种手机报名称不同，但是的新闻信息内容却都相差无几，这实际上是对新闻媒介资源的一种极大的浪费。另一方面是严肃报道不能够通过手机报进行传递。由于手机屏幕较小、电量不足和手机接收流量的限制，手机报不得不将严肃新闻进行压缩和削减，以《环球军事》手机报为例，每期手机报的容量为35K左右，显示内容为11―16页，其中图片4―5张。要想把受众所关心的内容都压缩在这十几页的彩信中就必定只能在众多新闻中选取最简单、基本的信息，由此对于受众关于相关背景和深度连接的需求得不到满足，不能较好的完成受众需求，取得不了预期的传播效果。因此，手机报在发挥自身内容简短、通俗易懂、阅读方便的特点的同时应该利用手机媒介优势增强自己的内容特色，不应当仅仅只是传统媒介的简化版和瘦身版，而应在传统媒体进行海量信息的报道中走出一条内容简短但不失丰沛、接收方便而不失全面，消息及时但不失新闻价值的发展之路。因此可以通过以下方法解决上述问题：首先，内容上注重贴近受众群体的需要，选择受众所喜闻乐见的信息。对收集的信息进行有针对性的策划、整理和优化，使传播内容能够最大化的满足手机报军事类信息的订阅者。二是针对手机报读者呈分众化趋势，而目前大部分手机报个性欠缺问题，提供各种满足内容需求多样化的特色服务，例如对喜爱军史方面的用户可以多增加历史还原、军史解读方面的信息，对于爱好兵器知识的用户可以侧重于介绍各国先进武器装备情况以满足其信息需求。 2、采编、营销体系的创新 大多数手机报缺乏创新，无论在运作上还是编写上都只是对传统媒体简单的复制。目前的手机报其实还是传统报纸或者网站的“附属品”。当前绝大多数手机报都是在纸媒业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多沿袭了纸媒在采编、运作等方面的传统，负责运作手机报的部门缺乏独立采编和运作模式，其内容来源、媒体业务完全依附于传统媒体或媒体网站。③特别是在营销体系方面，只是采用简单的用户试用以培养其消费习惯，随后进行收费。尽管这种推广方式操作起来简单方便，但是当免费体验期结束正式收费时，用户则很可能会因心理上的厌恶而倾向于退订，对于大范围的推广和扩大品牌的影响力不利。因此，除了传统式营销外，手机报还应该加大自我宣传力度，整合同质化的手机报，避免新闻资源的浪费并树立良好的手机报信息品牌形象。同时，建立在传统媒体的基础上的手机报，应该依托传统媒体的信息采编平台，充分利用已有优势，根据手机媒介的特点制作适合目标受众的手机报，在发展成熟之际还可以适当引入广告，进一步完善手机报营销模式，避免收入过于单一化，使手机报的发展能够尽快独立，真正的成为“第五媒介”。 3、更深层次的媒介融合 媒介融合的概念于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被提出。其最简单的定义是将原先属于不同类型的媒介结合在一起。对于手机报的未来，最佳的理想状态是这样的：手机用户屏幕上显示的报纸是全色印刷，和真正的纸媒一样，有头版，有标题，有内容和图片。设计看上去仍是报纸，但它又不仅仅是报纸，随着光笔的点击，一个个新闻图片可以迅速转变为音频和视频。再一次点击，屏幕上将出现对该新闻的历史分析和背后的故事。再一次点击，可以激活麦克风，使用语音给编辑们发邮件表达个人感受。个人通信服务技术可以自动地将自己的语音信息反馈给读者，如果被某则广告吸引了视线，读者还可以用光笔去提取关于该产品更多的信息以决定是否购买。④而在新闻报道中，理想的全媒体融合状态是这样的：以手机媒体为先导，充分发挥手机媒体传播速度迅速范围广的特点，对于大众所关心、关注的热点问题第一时间给予信息的报道，为公众意见的形成作铺垫；以互联网媒体为平台，在手机报第一时间报道的基础上，网络媒体及时进行展开和背景的分析，引导更多的群众参与新闻事件，进行互动交流；以党报、军报媒体为主，发挥其权威、严肃的特点，对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做出迅捷的反馈，并提出解决的方案。可以看出，在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新闻报道中，手机报扮演的是先锋角色。 责编：周蕾 军事新闻论文:论军事新闻的文化融合与跨文化传播 新闻的制作主要是以文化作为背景的,新闻在一系列的制作过程中被编者在事实的基础上赋予了不同的文化内涵。军事新闻的传播途径有很多,大众媒体是一种重要传播途径,其传播对象的身份也有所差别。但是无论传播对象是谁,他们有生活在一片有文化基础的土地上,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观念。因此,军事新闻在传播过程中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如何跨文化传播,这样才能体现出军事新闻的重要价值。 一、文化融合与实现军事新闻跨文化传播的关系 新闻之所以具有传播功能,其实是依赖于它所承载的各种各样的文化。因此,军事新闻一般在采集以及撰写阶段都会适时地融入一些世界领先的军事文化,使得新闻与新闻的阅读者之间在文化领域有一定的接合点,进而进行军事方面的消息的传播。现在将各类文化融入到军事新闻之中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文化融合与实现军事新闻跨文化传播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他们之间相互促进并且相互影响着。下面我们就针对这一问题进行简要的分析介绍。 (一)军事新闻实现跨文化传播需要文化融合 我们所说的军事新闻实现文化融合其实就是我们在认识到不同文化之间差异性的基础上,基于现代军事新闻最为质朴的文化,将其他种类的文化与我们所说的军事文化的相同点一起作为军事新闻的题材,写入新闻的内容之中,扩大军事新闻的包容性,以满足更多读着的需求。信息流作为各类文化之间相互联系的重要桥梁与纽带,它的主要承载者之一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我们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新闻。我们通过日常所看的各式各类的新闻不得不感慨新闻包罗万象的特征,一个个事件,或大或小,或好或坏,但都无一例外的映射着我们的地理环境,我们的科技发展问题,我们的经济发展问题以及我们的军事问题等。无论是以文字形式所表现出来的新闻还是以声音或者是影像表现出来的新闻,都承载着我们的各种文化,与此同时也履行着着文化的传播的重要使命。军事新闻所传播的肯定是军事方面的相关信息,但是它所承载的却不单单只是军事文化,它包罗万象,是一个文化的万花筒。这主要是因为军事新闻的阅读者包含的不仅仅是军人,不仅仅是与军人有着密切联系的人,更多的是一大批热爱军事的人,是一些普通的人民。在这种情况下,军事新闻制作在保持主格调的基础上会融入一些其他的文化元素,使它更加贴近人群,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军事新闻传播军事信息的重要功能,实现军事新闻的重要价值。因此,军事新闻实现跨文化传播需要文化融合。 (二)文化融合对实现军事新闻跨文化传播有推动作用 经过多年军事新闻制作工作我们不难看出,我们的军事新闻若与一些时代特征比较明显的文化以及一些大家普遍了解的文化相融合,那么这条新闻的影响性以及打动人的程度都会有所提升,会受到大家的普遍认可以及欢迎。这就是文化融合对实现军事新闻跨文化传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下面我们就对其具体作用进行简要的分析以及介绍。 1.军事文化立足大众文化以求发展。大众文化在我们的印象中是功利性比较强的,它具有一定的争议性,但它对我们的社会发展所起到的重要推动作用是我们有目共睹的。军事文化相对于大众文化来说有着较高的精神境界,专业性也比较强,也真因为这些特点使得军事文化在传播过程中受到了各种各样的阻碍。因此军事文化若想实现大面积的传播,那么它就应该借鉴以及学众文化的优点,使得军事文化也变成一种大众都可以接受的文化。军事新闻作为军事文化的主要传递者,更应该融合多种不同的文化,以促进军事信息的传播。 2.军事新闻中融合融合民族精神。民族精神的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象征,虽然每一个国家以及每一个个人的追求有所不同,但是积极向上的精神是大家不约而同所推崇的。这样的道理应用到军事新闻中来也是如此。每一个国家的军队都有所区别,但是它们之间在文化层面上有不可否认的通性存在,有些我们一经发现,而有的还有待我们的考察。军事新闻在传播军事信息的时候,要注意对全人类所共同推崇的精神的体现,与此同时注意体现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这样一来,我们的军事新闻的传播范围将不仅仅局限于我们的国家,它在国际上也会有一大批的阅读者,也不会仅仅局限于专业人群,而是扩展到了各类积极分子,我们的军事信息会变得国际化,最终实现军事新闻的跨文化传播。 3.刚性军事文化和美学文化相融合。军事新闻的内容有它本身固定的模板,甚至于对于语言都有一定的约束。在这些约束下,军事新闻的创作似乎遇到了瓶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很少看到有吸引我们眼球的创新性的军事新闻,大多都是一个套路的官方化的语言堆砌成的信息。而且,军事新闻与我们的文学作品不同,它缺乏美感,太多的条条框框约束着它对美的表达。在这种情况下,军事新闻的发展受到了不小的阻碍。为了改善这种糟糕的状况,我们应该将军事文化和美学文化进行巧妙的融合。对于英雄事迹的报道,我们可以至情至性的去表达对他们的赞美之情;对灾难的爆发,我们可以书写绝望,书写黑暗,书写挣扎与坚强。让温暖的带有感情的文字融入到军事新闻之中,让军事新闻有更好的传播功效,使我们军事新闻的跨文化传播成为现实。 二、如何将文化融合应用于跨文化传播 文化融合对于军事新闻的跨文化传播来说是一个必备条件。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其实并不容易。如何将文化融合应用于军事新闻的跨文化传播成了一个急待解决的重要难题。问题的解决需要从多方面入手,但归根结底还是在文化层面上对军事新闻所进行的改革。它的实现对于军事新闻的传播来说意义重大,跨越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鸿沟。 (一)着眼人类共同性体现军事新闻价值 军事新闻跨文化传播的前提就是对有共性的内容进行传播。我们要实现军事文化的跨文化传播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对我们所报道的信息进行选择的重要问题。对于我们所报道的内容的选择,我们不能再仅仅局限在对某一领域的思考,我们要站在更为高远的地方对全人类进行思考。全世界的国家以及人民,无论他们是什么种族拥有着怎样的信仰,我们都可以找到他们的共同点,他们有着某些共同的文化因素。在以这些共性文化为背景的前提下,我们的军事新闻内容就更容易被更广泛的人群接受,这样一来跨文化传播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成为一个现实,军事新闻的信息传播能力也将会有一个质的提高。 (二)军事新闻中融入人为关怀 军事新闻若想实现最终的跨文化传播,那么军事新闻在制作的过程中就必须要融入人文关怀的因素,这是增强我们军事新闻的亲和力的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对拥有不一样的文化背景的人群的风俗、道德、价值观、习惯等都要进行充分的的考虑,尊重他们,这就是我么所说的人文关怀。我们在军事新闻中对于新闻的制作中合理而且巧妙的融入这些因素。这样一来,我们的军事新闻对于阅读者来说就有了更强的亲和力,还在不知不觉之中增强了阅读者们对我们的信任。在人民的基础上,去实现军事新闻的跨文化传播是一种人文主义的体现。人文主义是最贴近人民大众的思想,融入了人文主义的军事新闻会在跨文化传播方面有更为久远的发展。 (三)对各类文化换位思考 我们拥有自己的文化,我们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生活了很久,对于它的了解我们很深刻,但是对于其他文化我们却不能够感同身受。因此当我们的军事新闻想实现跨文化传播时就遇到了不小的难题,但是只要我们可以对各类文化进行换位思考,去了解其他文化的思想、理论、信仰等。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的军事新闻中就可以融入可以打动他们的元素,可以融入他们的思维方式,可以融入他们的信仰。由此一来,我们的军事新闻就可以在短时间内被更多的人群所接受。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都可以理解我们所要表达的内容,都对我们的内容有着浓厚的兴趣,我们军事新闻的跨文化传播也在此刻正是开展起来。 综上可知,新闻是一种具有文化内涵的产品,它所具有的传播信息的功能是我们接受信息的一个重要来源。在军事新闻领域,军事新闻的传播由于很多现实问题而遇到了瓶颈。跨文化传播是有利于军事新闻进行传播的,但是它的实现将会是一个漫长而且久远的过程。军事新闻的跨文化传播与文化融合之间有 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运用这些联系我们可以找到有效的方法来帮助实现军事新闻的跨文化传播。 军事新闻论文:文化融合对军事新闻传播的作用 新闻,作为信息传播的方式之一,是以文化大环境为背景的,在新闻制作过程中被赋予了一定的文化内涵。新闻的文化内涵与其所处的文化大背景之间的关系,是融合还是冲突、乃至是隔离或若即若离,直接决定了新闻传播的有效、微效还是无效。以大众传媒为载体进行传播的军事新闻,其传播对象无论是部队官兵还是社会大众,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具有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观念。换言之,军事新闻无论在国内传播还是在国际传播,其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就是跨文化传播的问题。因此,必须在军事新闻采写过程中贯彻文化融合的理念,将适当的军事文化、中华传统文化乃至世界先进文化元素融入其中,使军事新闻与受众在文化层面上保持一定的接近性,让受众更容易、更乐于接受军事新闻所要传播的信息与观念。 一、文化融合是实现军事新闻跨文化传播的内在要求 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方式主要有三种:物质流、人流和信息流。信息流是文化传播的主要渠道,信息流通过符号系统传播社会文化,它的最重要的现实形态表现为纵横捭阖、尺幅千里的新闻媒介传播。我们常见的新闻中,不仅仅包含着新近发生的事实,也还或多或少、或明显或潜在地包含着历史、地理、科技、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等丰富多样的文化知识。而新闻的话语表达方式更是与新闻记者所具备的认知能力、知识结构、语言能力等文化素养及其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息息相关。无论是文字还是音像,都处处承载着文化,传播着文化。军事新闻所具有的文化内涵,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军味”,是由军事新闻的本质属性、任务特点决定的。军事新闻反映军事活动,因此,军事新闻的文化底蕴抑或是文化格调,必须是高亢、昂扬、雄壮、威武、豪放、刚健,犹如催人奋进的号角,充满阳刚之气。但是,我们又必须看到,军事新闻的受众是形形色色的,并不局限于军营内部。尤其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军事新闻要走向世界,进行跨文化传播,向全世界展示中国军队和中国军人的形象,这就要求军事新闻要综合考虑不同受众的文化接受心理,才能实现有效传播。所谓军事新闻的文化融合,就是要充分认识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的差异性,立足于军事新闻最本质的文化格调,将其他文化与军事文化的共同之处融入到军事新闻的选题、策划、采写中,使军事新闻以最大的包容性涵括更多的文化信息,满足不同文化背景受众的需求。 二、文化融合促进和推动军事新闻的跨文化传播 军事新闻中包括的文化因素越具有普遍性和时代性,越能够打动人心,军事新闻作品也就越容易获得受众的认可。 1、立足丰富的文化资源彰显军事文化魅力,实现军事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融合。虽然当前社会上关于大众文化的是非争论不断,但是有一点不容否认,那就是大众文化以其商业性、时代性、大众性的特点,满足了社会发展需求,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市场作出了巨大贡献。军事文化作为专业性较强的文化种类,要想获得广大受众的肯定,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就必须学习借鉴大众文化的发展方式,融合大众文化中的优秀成果,努力使军事文化大众化。新华社解放军分社社长贾永认为,新闻报道要具有一定的商业理念,把读者视为记者的“上帝”,不断推出更新、更好的服务,才能留住读者,赢得读者的信赖。这样的理念与大众文化的理念可谓不谋而合。在新闻实践过程中,贾永通过他独特的新闻思维和视角,深入挖掘军事行动、军队建设、典型人物中的文化色彩,以一种大众化的、人文化的眼光关注军事新闻中能够引起社会大众关注的成分,既摈弃了大众文化商业化的媚俗特点,保持了高格调,又运用了大众化的手法再现了军事文化,成功地打破了军事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藩篱。他采写的《爱的礼赞》与《我党我军宗旨的模范实践者———李国安》等稿件,均收到了良好的传播效果。 2、用国际眼光反观传统文化彰显民族精神,实现传统文化与国际文化的融合。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等在历史长河中代代相承的精神财富,既是中华民族精神宝库中的重要内容,也是世界一切伟大民族所崇尚的精神追求。尽管各国军队的性质、治军理念、军人素质等各不相同,但是在继承人类社会共同精神的追求上,却具有共通性。进行军事新闻传播,就要具有一定的国际思维,用国际眼光反观军事工作、军事典型和军事事件中所能展现出来的人类社会共同的生存准则、精神追求,这样的军事新闻作品反映出来的中国军队、中国军人形象才能更好为世界所认可。贾永说:“我从事军事记者职业以来,恰逢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格局发生重大变动、中国的改革开放力度也不断加大的时代,在全球化从初露端倪到形成大势的过程中,我也在不停地思考、实践,探索着一名军事记者在全球化时代的角色定位,一步步地深化自己对全球化视角的认识和实践。”1991年,在参加西藏和平解放40周年报道中,他对当时国际背景作了深刻思考,针对一些外国政客和媒体对中国尤其是西藏的人权状况的无理指责,立足于中国政府在促进西藏社会发展、提高西藏人民生活水平、改善西藏人权状况等方面作出的巨大努力,发现并提出了连通内地和西藏的川藏公路、青藏公路在地图上正构成了一个巨大的“人”字,从而写出了反响强烈的长篇通讯《壮美的人证》。它用一个个事实告诉世人:为了修筑这两条路,4000个英灵化作了生命的路基;为了守护这两条路,1400个年轻生命永远地留在了莽莽高原。现在,这两条路构成了西藏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被西藏人民称为“彩虹”和“金桥”,成为他们心中“托起太阳的哈达”。这篇稿件被称为批驳西方“人权卫士”的檄文,反映了作者的全球化思维。 3、创新新闻理念彰显军事新闻的美学特征,实现刚性文化与美学文化的融合。有人说,军事新闻好写,因为部队的高度稳定性,使军事新闻具有重复性、规律性;同时,军事新闻又难写,难在不容易写出新意、写出美感。而缺乏新意和美感,也成为军事新闻作品写作的“瓶颈”。有人认为,和平时期的军事报道,一定要努力超越军事报道本身,着眼于英雄主义、崇高的美与爱,这些具有超越时空、国界和民族的概念,唤起人们更高层次、更深意义上的追求与思考。在《生死行程六万里》不到3000字的稿件里,从开篇的“路,穿越绝壁”,到结尾时小女儿寄来的对路的稚气而感人的歌词,用一条路,串起了整篇报道,全面展现了边关军人的可敬可爱。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双重的审美情感力透纸背:崇高而雄伟,热烈而奔放,体现出政治自觉、主流意识和历史精神,力展阳刚豪放的磅礴气势;同时,优美而沉静,和婉而细腻,凝聚着人文哲理、平民意识和现实观照,营造出柔情万端的多彩意境。 三、文化融合在军事新闻跨文化传播中的运用策略 1、挖掘军事新闻文化价值的普遍性意义。要解决跨文化条件下的信息选择问题,必须从一个全新的角度、一个更为宏观的角度———即“人类共同性”的角度去揭示新闻价值的含义。世界不同民族文化以及民族内部不同文化种类所折射出的一些共同性的内涵,全球文化所表现出来的相通性,为人类多元文化的认同提供了基本前提。只有在这种文化认同的大语境中,充分挖掘军事新闻的普遍性文化价值,才能真正实现跨文化军事新闻传播。 2、在构建军事新闻文化内涵时突出人文关怀。在进行军事新闻跨文化传播时,要充分考虑到不同文化背景下受众的风俗习惯、伦理道德、 价值观念等文化因素。表现在人文关怀上,就是要在尊重人的价值、尊严的基础上,关注人的生存状况和生活环境,追求人的自由和解放。这有利于体现新闻价值中的接近性。而接近性是增强信任感的重要因素,在表达方式、思维方式、心理特征、利益需求上越接近、越相似、越具有亲和力,军事新闻所传递的信息就越容易被受众所接受。 3、赋予军事新闻“移情”功能。“移情”原本是心理学上的概念,是指用自己的感觉去“体验”他人的感觉。在跨文化传播中的“移情”,是指受众暂时悬置自我的文化视界,通过他种文化的生活思维方式感知、认识、判断世界,然后再回到自我文化的情境中审视这一过程。赋予军事新闻“移情”功能,就是要在军事新闻的符号表达方式上与受众比较容易接受的方式相一致,在思维方式上与受众的思维方式比较相近,在心理上与受众能够形成某种契合,在利益上与受众保持接近性。通过这样的方式,使受众在接触军事新闻时由感知层面上升为理性层面,较好地达到军事新闻跨文化传播的效果。

由于受到传统档案管理模式的束缚，导致在新媒体时代传媒业档案管理工作中存在诸多问题。例如，档案整理不够规范、内容混杂、检索质量低、效率不高等，难以实现从纸质文件向信息数据转变，这些问题不仅给管理者造成困扰，也给使用者带来不便，甚至还会造成经济损失。随着科技的进步，新媒体技术已经渗透到各个领域，各式各样的传播媒介盛行，这就对传媒业档案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下面我们就来简单分析传媒业档案管理发展现状，并共同探讨一下解决现有问题的一些措施。 一、新媒体时代的资讯现状 （一）社会化媒体层出不穷。社会化媒体简称社交媒体，是人们之间用来分享意见、见解、经验和观点的工具和平台。比如早期的博客、论坛、百科维基等，到现在的微博、微信以及各种社交网络平台，开阔了人们社交范围，缩短了空间距离，增进人际关系的发展，使人们的生活向高速化、便捷化方向发展。 （二）大数据时代悄然崛起。随着新媒体的迅猛发展，也产生了日益庞大的数据。从早期的专业IT人士和数据分析师，逐步扩散到社会的每一位普通群众，我们每天或多或少会接收到大数据信息，并早已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可是，庞大的数据库给传媒业档案管理带来诸多困扰，冗杂的信息资源和庞大的数据量，造成管理无序混乱，无形中降低了客户检索效率。 二、当前传媒业电视档案管理现状 （一）媒体主管部门对管理工作的忽视。长期以来，由于部分主管部门受到传统观念的束缚，导致对档案管理工作的意识较为薄弱，没有意识到它对新媒体长远发展的重要性，导致部门工作人员工作效率低下，工作积极性不高，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主管部门长期忽视对档案管理工作人员的考核以及资源的利用监督，更是阻碍了在新媒体时代档案管理的长远健康发展。 （二）管理模式陈旧，方式落后。由于对新媒体档案管理工作的忽视，往往导致这些媒体主管部门存在机构庞大、分工不明的问题，使得工作效率低，档案管理不规范，并依然主依赖传统的纸质档案记录，硬件设施、技术落后，整理速度慢、周期长，与新媒体要求的快速、高效不相适应。 （三）档案管理人才建设不足。我国传媒职能类管理人才较为缺乏，尤其是档案类管理人才，其中大多数人往往专业知识不足、思想落后、工作行为不规范、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低，不能跟上日新月异的新媒体技术。总之，档案管理的发展需要一支专业知识过硬、善于接受新事物的思想先进的队伍。 三、如何应对当前状况 （一）重视档案整理工作，借鉴国外管理经验。我们应该定期邀请档案管理领域的专家和学者，定期组织相关人员学习，了解新媒体的发展现状，更新他们的思想观念。主管部门要深入贯彻实施《档案法》，不断提高从业人员的职业素养，使其意识到作为一名档案管理员应该具备的基本职业素质，做到工作有原则、有担当。同时，我们还应该不断提高自身的学习能力，不断提高我们档案管理的专业水平，空闲时间可以多读读相关书籍、看看最新动态。及时掌握最新资讯，并结合现实情况进行利用。使资源向大众靠拢，并服务于大众，从而提高资源利用率。 （二）鼓励传媒业档案的创新发展和分种发展。我们要加强以技术为支撑的形式创新，加大科研力度。还要加强对市场的分析研究，把握市场动向和人们的消费意愿，提供分众化和有针对性的档案开发利用产品，有效地满足各类需求。 （三）将档案管理与现代信息技术相结合。伴随着互联网及电子产品的飞速发展，现代信息技术已经被广泛用于各大行业之中，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捷，我们能不能将档案管理工作和现代信息技术相结合呢？答案是肯定的。将现代信息技术融入档案管理工作中，不仅能够节省大量的人工成本和时间成本，同时也能提高档案管理工作的准确性，减少人工错误的发生，提高工作效率。还对保护客户隐私，防止资料泄密有重要意义。通过以网络为支撑的档案管理最终会实现网络化、信息化、高效化，更好地服务大众。 （四）建设一支结构合理、思想先进的传媒职能类管理队伍，是传媒业档案管理发展的根本保证。因此，传媒业必须着眼于现有人才的全面发展，实施人才激励机制，鼓励组织干部和优秀干部以身作则，积极引入系统干部竞争机制，定期进行人才培训，适当“换血”有助于将有效资源组织收益最大化，为企业注入新鲜力量。 四、总结 在现代信息技术如此发达的新媒体时代，想要提高档案管理工作的效率，减少不必要的错误，使得档案管理工作更好地服务于社会，需要我们加强网络化、便捷化的建设。实现信息共享，建设完整的数字化管理系统，是档案管理行业发展的重要目标。

经济全球化论文: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主权问题的探讨 主权是涉及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的概念,要对其精确论述,都不得不从这几方面入手。时至今日,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国家主权的传统制度急剧嬗变,西方学界立足于此背景的主权“弱化论”、“过时论”以及“消亡论”甚嚣尘上,并对发展中国家主权的维护产生不良影响。本文首先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对主权的制度与本质层次进行剖析,然后又从经济学的角度对主权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传统制度变迁的内在根源进行探究,从而揭开主权在通过传统制度变迁方式在根本上得以强化的真相,据此实现对西方学界近年盛行的主权弱化论、过时论以及消亡论的有力驳斥。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国家主权辩证唯物主义 一、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新一轮否定国家主权思潮甚嚣尘上 时序更新,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伴随冷战结束,在经济全球化不断纵深发展的背景下,国际组织急剧膨胀,跨国公司迅猛发展,国际条约大量签订,国际合作日益广泛,金融危机频繁爆发,国际新干涉主义肆意横行,民族自决与国际人权保护愈演愈烈……凡此等等,皆似乎在不断地“限制、削弱、侵蚀”着国家主权。 而国际组织对国家主权的“硬碰硬”与“软侵蚀”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侵蚀”主权的最为突出表现。国际组织对国家主权的“硬碰硬”是指国际组织限制国家主权的行动与措施没有经过东道国的事先允许,如前南斯拉夫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崩溃先后有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共体的强行介入,这显然与国家主权的本质相抵触,结果是导致前南斯拉夫作为主权国家的快速崩溃。不过国际组织这种对国家主权公然侵犯的行为比较少见,而且其对国际法的违背性一直遭到尤其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强烈谴责。而国际组织事先征得有关国家或当事方的同意的“软侵蚀”的事例却是与日俱增,主要表现是有关国家将部分主权权利持久的转让给国际组织,或甘心让国际组织暂时行使主权权利。 立足此背景,西方学界新一轮的否定主权思潮甚嚣尘上。1992年托马斯·魏士和贾拉特·乔普拉提出,“主权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1995年特里戴贝尔进一步认为,“禁止干涉内政已成为国家主权基础上的旧制度。”美国路易斯·汉金教授发表的言论最为惊世骇俗,其扬言:“主权是个有害的字眼,这不仅是因为它效劳于各种可怕的国家神话,而且在各种国际关系中,甚至在国际公法中,其往往成为一种时髦用语,取代了深思熟虑和谨慎行事”;因此,他强调:“对于国际关系来说,特别是对于国际公法来说,主权一词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必要的,最好避免使用”;他甚至鼓吹:“我们该把主权一词作为旧时代的残余遗物摆放到历史的陈列架上去。” 另外,英国的詹克斯、阿诺德·汤音比、艾德礼等几乎一致认为,造成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和国际法无法发挥作用的根源在于“危险的、陈腐的、荒谬绝伦的、具有破坏力的政治教条——国家主权”,因此,国家主权概念应该抛弃或代之以新的字眼。 这些西方学者的观点往往是迎合本国政治、经济扩张,排除发展中国家主权之屏障的产物,但在冷战结束与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全新的国际环境中,“主权概念确实从来没有要象现在这样谨慎的重新考虑了” 。总之,各国主权的篱笆是否是正在加速撤除或应该加速撤除?主权的原则和观念是否已显陈旧,并且正在弱化和或淡化,或应该弱化或淡化?——这是当代国际社会出现的新的现实问题,也是摆在国际论坛上颇有争议的一大理论问题。 二、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分析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主权问题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由现象与本质组成,现象与本质之间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分,两者辨证统一。具体的讲,本质和现象是反映事物的内在规定性和外在表现的相互关系的一对哲学范畴,前者是事物的根本性质,是事物的现象所表现的事物的内在规定性;后者是事物本质的表现,是事物的外部联系和表面特征。将现象与本质这对哲学范畴引渡到法学研究领域就产生相应的法的现象与本质概念。法的现象是指法的外部表现形态,即法的具体存在形式,包括法律、法令、条例、规范性决定、指示、命令以及判例、契约、条约、被认可的习惯等。对法的本质的认识复杂得多,法律思想史上有学者将其看作国家权力的象征,有学者认定其是永恒正义的体现,有学者将其与理性、人性或者民族精神相联系,但这些都只把握了法的某些外部特征或单方面的属性和联系,直到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法的本质所在,即“法律是由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所决定的意志表现,归根到底,法律是从产生这种阶级意志的社会关系(首先是经济关系)中引申出来的”。 同样,主权作为国际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或基础概念,一样可以拿现象与本质范畴对其进行层次性的分析。诸如对独立、平等、自卫、属地管辖、属人管辖、天然资源永久主权、国有化、对国内政治、经济的永久管理权等方面的相关具体制度设计皆为主权的外在表现形式,即主权的“现象”。这是其表面层次即制度层面,特点是丰富多彩,纷纭复杂,并多变,易逝。但其对主权的变化不起决定性的作用,因为本质才是事物的根本属性。而本质与现象相比是稳定的,制度层面的演变并不意味其本质也已动摇或演变。事实上本质与事物与生俱在,只有事物消失才意味本质终结,“非本质的东西,外观的东西,表面的东西常常消失,不象本质那样扎实、稳固,比如河水的流动,泡沫在上面,深流在下面”。 当然,主权的本质与现象存在紧密联系,缘由主权的本质要通过主权的现象表现,主权的现象又表现出主权的本质,并且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正如列宁所说:“辩证法特别是研究自在之物、本质、基原、实体跟现象、‘为他存在’之间的对立的,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互相转化,往返流动,本质在显现;现象是本质的”。 对于主权的本质我们还可按照列宁有关事物有多层本质的思路,笔者以为主权的本质可分成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应该是各国的国家意志,即各国对内政治、经济领域的管理或控制与对外国际事务的参与所愿意采取的方式或制度的选择意愿,属主观范畴,如其对于自身与外国投资者发生的争端的解决方式是选择“用尽当地救济原则”还是“国际救济方式”的主观意向。第三层次也是最深层次是物质需要性,即维护经济独立与促进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属客观范畴,其对国家政治、经济方面的意志与具体制度层面具有最终决定性意义。如当发展中国家在80年代后面临着引进外资的全球性竞争时,为不使自己处于竞争中的颓势而影响国内经济的发展,即使其在自身与外国投资者的争端解决中主观上仍然强烈排斥选择国际救济方式,但经利弊权衡后却很可能会选择能够换取外国投资者信任的国际救济方式。主权本质的第二层次是作为第一层次与第三层次之间的连接枢纽,其指国际法赋予国家行使主权时的行动自由,这既是对国家主权的合法确认也是对其范围限制,诸如 国际组织章程、行动及双边条约、多边条约的大部分内容实际是在赋予成员方权利的同时又是对其主权行使的限制。事实上主权本质的第二层面对于第一层次与第三层次的沟通至关重要,只有在这个法定界限之中才能使主观赋予客观,客观升华为主观,从而实现第一层次与第三层次之间的相互转化。如美国国会通过制裁古巴和伊朗的“赦伯法”和“达马托法”之所以遭致各国一致抵制,便是其实施凌驾于别国主权之上的本国主权的做法已严重超出国际法赋予主权行使的自由范围而难以如愿以偿。 经济全球化论文:制约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十大因素 许多人认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正在建设的信息高速公路，把全世界的生产、贸易和金融等联系起来，使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正在逐步走向互相渗透、横向联合、广泛合作、利益共享的新阶段，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统一体”。“经济全球化”、“一体化”也就成了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热门话题。然而，举世瞩目的旨在推行经济全球化的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历时4天，未能达成任何协议，不得不草草收场，这一事实清楚地告诉世人：经济全球化并未达到人们想像中的水平，经济全球化还不是那么名副其实。因为经济全球化毕竟是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着诸多矛盾和制约因素，这些矛盾和制约因素直接影响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一 市场经济与国家职能的矛盾对经济全球化的制约 市场经济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基础和核心要求超越部分国家职能，即国家对经济管理的职能。而国家对经济管理的职能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安全和国家利益，是国家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决定了国家职能是不能被市场经济完全超越的，这对矛盾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基本矛盾，影响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方向。 市场经济和国家职能的矛盾自它们诞生之日起一直就存在。众所周知，私有制的产生不仅导致了商品和市场经济的形成，而且造就了作为管理市场经济的机构——国家。国家在推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发展中曾经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促进作用。但是，市场经济崇拜自发力量，经济全球化也要求自由与平等，而国家职能决定了国家的管理在一定意义上是对市场经济这种本性的束缚，只是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家管理所起的推动作用大大超过了其隐含的制约作用。因此，市场经济在国家管理下缓慢发展。但是，它们的矛盾随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变得日益尖锐。跨越国界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和结果。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矛盾随之激化，市场经济要求跨越国界，国家职能决定了主权国家不愿放弃管理市场经济的权力，即不愿放弃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注：许多国家虽然让渡了部分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但这与经济全球化的要求相差甚远。）从法理上讲，国家并没有权力将经济主权转移或让渡。经济是基础，经济主权是至关重要的主权，是全体人民赋予政府的神圣权力，是用来造福于全体人民的。这就形成对经济全球化的制约。 二 贸易保护主义对经济全球化的制约 经济全球化的定义虽然有很多，但基本内容却大致相同，那就是资本、贸易、生产过程在世界范围的自由流动，这就要求自由贸易成为现实。然而，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日益严重。 新的贸易保护主要不是靠关税，而是靠非关税壁垒、汇率战和组建区域性经济集团。以美国为例，其非关税措施种类繁多，设置精巧，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属于直接扭曲贸易流量的措施，如进口限制、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自动出口限制等；另一类是属于间接扭曲贸易流量的措施，如广告限制、报关手续干扰、技术等级、卫生标准等。在贸易保护主义浪潮涌动的大背景下，1999年上半年爆发了美欧之间的香蕉大战和牛肉大战，这标志着贸易保护主义跃上了新高度。西雅图会议的失败是贸易保护主义日益盛行的表现。因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受到了严重挑战。 贸易保护主义与反全球化之间有着天然联系。主张全球化的舆论认为，民族国家已经过时，国家不再应该、也不再有能力承担经济生活调节者的角色，各国调节经济的主权应该移交给国际经济组织。它们声称，这种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不可避免。随着这种趋势和跨国公民对外投资的增加，东道国就能增加就业，提高技术水平。然而，事实恰恰与之相反。 在美国管理下的日本最早屈服于美国的压力，开放了金融市场，被迫同意汇率大幅度升值，结果沦入长期萧条；东南亚响应美国的号召，允许资本自由流动，结果一场金融风暴导致银行、大企业纷纷倒闭，美欧财团乘势收购，国家经济主权丧失殆尽，几十年奋斗成果付之东流；俄罗斯实施了美国设计的休克疗法，想和全球化接轨，结果陷入了长达十多年的经济和政治动荡，其经济结构从技术型转为资源型。 由此可以看出，当人们呼唤全球化、谴责贸易保护主义时，却没有想到，正是全球化的推进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使贸易保护主义一浪高过一浪，成为经济全球化的绊脚石。 三 政治因素对经济全球化的制约 当今世界虽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各国的联系不断加强，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在经济交往中，常常掺和着政治因素。 冷战结束前，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世界经济客观上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发展不平衡的平行市场。冷战结束后，这种平行关系在形式上已不复存在，但在内容上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使世界经济在走向全球化的过程中，必须跨越一个又一个政治壁垒。 以中美经济贸易关系为例，众所周知，中美是世界上两个举足轻重的大国，彼此的依赖程度不断增强，贸易额逐年递增，但同时又是两个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在经济领域虽然有许多共同利益，但美国在与中国进行经济交往时，往往附带许多政治条件，如对于所谓“人权”、“民主”等方面的要求，也就是利用其科技和资本优势达到奴役中国的政治目的。在2001年4月1日中美撞机事件处理上，美国一批国会议员又企图用取消2000年通过的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和阻止中国“入世”迫使中国让步。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经济关系常常受政治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不得不考虑政治因素的制约。 四 经济体制问题对经济全球化的制约 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意味着不同发展水平国家完全开放国内市场，拆除各种贸易壁垒和障碍，市场规律成为经济活动的准则。然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国内经济状况使经济全球化的实现未必尽如人意。 开放本身不等于一定能够受益于经济全球化，两者不一定存在正比例关系，其中涉及国内的经济体制问题。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各项配套制度越完善，其抵御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的能力越强；相反，经济发展水平越低，其抵御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的能力就越低。当前，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经济体制问题，必须慎重对待经济全球化。尽管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鼓吹开放，认为发展中国家越开放越好，只有融入到经济全球化中，才能解决国内存在的经济体制问题。但是，在某些领域，尤其是金融领域，如果造成金融开放早熟，而国内的银行、政府、企业的问题又没有解决，开放就可能成为掩盖国内矛盾的一种方式。如在泰国和韩国，当国际游资进入这些国家市场后造成股票和 房地产市场的表面繁荣，但隐藏在背后的巨大风险导致了后来的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影响，使不少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认识到国内经济体制健全是开放的关键；而国内经济体制的改革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它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五 文化差异矛盾对经济全球化的制约 经济全球化实质上是一种跨文化行为，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文化也孕育着不同的民族心理和价值观念，各国之间文化差异导致的矛盾对经济全球化形成了不小的制约。 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载体，伴随着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投资、生产和经营，发展中国家在文化上渐渐丧失了本身的个性。“今天，全球互动的中心问题是文化同质化与文化异质化之间的紧张关系。”面对全球化进程中日益强大的文化同化力量，如何保持个性，避免被文化霸权吞噬，已经是一个关系到民族国家生存的重大问题。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各种途径进行文化渗透，使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受到威胁，必然导致发展中国家国民的抵制。印度在今年的情人节（注：西方把每年的2月14日定为情人节。）之日，爆发了大规模抵制西方文化侵蚀活动。前不久，又呼吁禁止麦当劳在印度的经营，以保护本国文化。 由此可见，悠久的历史和宝贵的文化是一国民族精神的凝固，是不容排斥的。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渗透与反渗透必然会影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六 经济全球化本身条件对经济全球化的制约 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标志是信息化——各国的交往频繁、方便，世界变成“地球村”；市场化——世界市场统一，各种人为的阻碍、分割被打破，各种类型国家的经济发展普遍以市场为导向；自由化——各种壁垒拆除，经济开放，商品、资本、劳动力的国际流动畅通。 市场化、自由化的实现，如前所述，受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和政治、经济体制、文化因素的制约。再看信息化。信息化是全球化的核心，信息高速公路和网络的兴建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不是难事，但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则面临着资金和技术的挑战。 兴建信息高速公路和网络，需要庞大资金，资金从何而来，成为不发达国家改造落后基础设施的最大障碍。例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宣布，它将在非洲建立第一个大功率海底光纤数字网络，全长35万千米，通过41个非洲国家等。功率为每秒25亿比特，（注：bite为字节单位，一个字节为一个比特。）安装费用将近20亿美元。美国公司提供一部分资金，另一部分资金需由非洲国家自己筹划，而且非洲国家还需要提供大量的配套资金。这对非洲国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负担。 兴建信息高速公路和网络，还需要大量高科技人才。不发达国家有很多还是农业国家，工业不发达，让它们短时期里培养出大批能掌握高科技和利用电子计算机的人才，是难以想像的。因此，对于部分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来说，信息高速公路和网络在相当长时期里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七 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法规和规则对经济全球化的制约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形式上是平等的，但在形式上的平等下面掩盖着事实上的不平等。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向全球推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所制定的国际经济法规和规则，往往使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地位。由于这些法规和规则是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社会条件为依据的，执行它们，对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和民族经济势必造成冲击，使其国家作用减弱，甚至牺牲部分经济自主权与决策权。而且，在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一方面要求发展中国家大幅度开放市场，另一方面却不想接受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西雅图会议上，美国坚持把劳工标准（注：美国以保护劳动者权益和环境的名义，要求各贸易国达到劳工和环境标准，否则就可以拒绝其产品出口。）与贸易制裁挂钩，就是为了抵制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进口，防止本国纺织、钢铁等传统工业受到冲击，增加失业人口，影响社会稳定。 八 经济差距和发展空间的矛盾对经济全球化的制约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增长，使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和环境纠纷日益增多。由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成本低，环保标准不严格，执法力度不够，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和出口上都占有成本优势，而由此造成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随着这类产品生产和出口的增加，发达国家的同类产品所承受的压力增大，从而使它们的企业利润锐减，甚至难以为继，造成一部分工人主要是非技术工人的失业和工资下降。这一结果意味着今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的摩擦将会不断增多。 此外，在知识产权、服务贸易等领域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也存在着较大的矛盾冲突。西方发达国家及少数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服务业产值和就业量，目前均已超过了工农业产值和就业量的总和，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形之下则还有很大的差距，因此，一方面，发达国家千方百计地要求扩大服务贸易的国际市场，推进服务贸易自由化；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要保护国内幼稚服务业的发展，想方设法阻止国外服务业的大量输入。 实质上，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是，它们脆弱的新兴民族工业根本经不住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冲击。例如，在中国加入WTO问题上，一些发达国家较少顾及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新兴工业的脆弱地位，坚持让中国在短时间内大幅度降低关税，这显然是一种不公平的待遇。 以此看来，存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发达国家不愿向发展中国家提供适当的经济技术援助和优惠政策，是它们之间产生分歧和对抗的重要原因，也是它们难以全面推进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原因。 九 国际债务对经济全球化的制约 国际债务关系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掣肘经济全球化的重大障碍。债务关系自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就一直是世界经济关系中较为引人注目的一个问题。它不仅关系到发展中国家自身经济的发展，也关系到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20世纪90年代以来，除少数新兴工业化国家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入额相对减少。目前，对外直接投资和接受外国投资已几乎成为欧洲、美国、日本以及少数发达国家的专门领域，它们不仅是大量投资的主要来源，而且还是外资的接受国。在90年代中期，全部新增外国投资只有不到20%（注：数字来源：《国际经贸消息》，1999年5月24日。）流向发展中国家，非洲和大多 数南美洲国家吸引外资能力下降特别明显。东亚和南美一些国家一度是发达国家投资者的目标。但自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后，向东亚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已经在减少。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从绝对额来看，确实已经增长，但与世界直接投资总额相比，其绝对数和增长幅度仍然有限。所以，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调动资本流入的惟一有效手段仍然是举债投资。这一手段虽然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中的正常现象，但操作不好就会加剧当代国际债务关系的复杂程度。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难以融合及世界经济的不均衡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与债务关系这一经济机制的畸形运作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这种国际债务关系的存在和由此引发的经济水平差异和发展不平衡，严重阻碍了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十 区域经济集团化对经济全球化的制约 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区域经济集团化。经济一体化和集团化的形成把世界经济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并且，在这种新格局下运作的国际贸易同样显示出时代的新特征，即贸易保护的区域化。 经济集团化的一个基本目标是形成区域经济的共同市场。这种共同市场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强烈排他性的组织。因此，排他性是其特征。就发达国家而言，它们的经济区域集团化组织，对内虽是开放、自由和协调的，而对外却带有不同程度的封闭性；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为了维护民族利益，促进经济发展，它们积极建立起自己的共同市场，在内部实行自由贸易，对外则采取贸易保护措施。这表明在当代国际经济生活中，各国都意识到为了自己的利益，决不能立即消除必要的封锁和排他的色彩。 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排他性说明了区域化贸易保护存在的必要性。现存的经济一体化组织在世界经济贸易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必将奉行不同的方针、政策和措施。通常是，发达国家以其所具有的雄厚经济实力和优越的贸易条件，强调贸易自由化和更开放的贸易政策。但在不利于其经贸活动时，则每每设置一些非关税壁垒或其他保护措施。至于发展中国家，以其经济实力脆弱和贸易条件恶劣为由，则往往采取内外有别的政策。对内强调自由、开放、合作、协调，对外则运用干预、闭关、抵制和保护的手段。因此，在全球区域集团化组织中，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也无论其范围大小还是其发展水平如何，都在奉行着区域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 区域经济集团化的最终目标是通过构建区域经济结构，形成区域经济体系，实现区域经济分工，达到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从而获得区域经济效益。在这种情况下，区域内成员国家间的交换就变成了一种内部交换，而与区域外部的交换则受到内部交换的制约。如果与外部交换不能实现区域经济效益，则这种交换就将受到抑制和排斥。从世界经济贸易演进的过程来看，欧共体与美国、欧共体与日本之间存在的长期、尖锐、激烈的贸易摩擦以及各集团所采取的各种排他性的贸易壁垒足以证明这一点。 伴随着经济集团化而出现的区域贸易保护的直接后果是，世界各国对外贸易额增长的不稳定和不均衡。发达国家仍居世界贸易之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无论是通过增加它们同工业国家的贸易，还是扩大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的贸易，都没有能够加强其在世界贸易中的相对地位。只有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能够跟上世界贸易的发展。而中非洲撒哈拉以南的许多国家由于受欧洲联盟区域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已在制成品和服务贸易中处于绝对不利的地位。由此看来，区域经济集团化的进一步发展，只能使区域贸易保护化更加严重，而由此所导致的世界经济贸易不平衡进一步加剧。这对于经济全球化进程显然有很强的制约力。 综上所述，世界经济发展越来越显示出了全球纵横联系的特点，但由于诸多矛盾和制约因素的存在，经济全球化还有很长的一段路，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要充分认识到这些矛盾，不可操之过急地融入经济全球化之中。 经济全球化论文:经济全球化趋势下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发展战略探析 摘要：创新是高新技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持久动力，竞争力的源泉。创新发展战略是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战略的核心。高新技术企业应对经济全球化，增强核心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实施创新发展战略。特别是要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深化企业制度创新，持续进行技术创新，强化创新人才管理，切实加强知识产权管理，实施品牌管理创新，加快企业文化创新。 近年来，我国高新技术产业持续高速增长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增长最快，带动作用最大的产业。高新技术企业作为高新技术产业的主力军，我国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换代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经济全球化趋势导致全球化竞争日趋激烈，使高新技术企业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和巨大挑战，要求高技术企业必须把握机遇，迎接挑战，根据复杂多变的新环境，新情况，适时地、科学地确定、调整战略思想、战略定位、战略目标并实施有效的创新发展战略。实施有效的创新发展战略必须注重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深化制度创新，持续进行技术创新，强化创新人才管理，切实加强知识产权管理，实施品牌管理创新，加快企业文化创新。高新技术企业实施创新发展战略是企业战略管理的核心，是应对经济全球沦，加速企业国际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 1．深化制度创新 1）高新技术企业深化制度创新不仅是经济全球化趋势与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的客观要求，更是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 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明显的加快、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使高新技术企业制度与经济全球化、市场全球化、竞争全球化的新环境、新情况严重不相适应。高新技术企业应对经济全球化首先必须在企业制度上与国际接轨，特别要在企业的产权制度、治理结构、市场机制等方面与经济全球化的新环境、新变化相适应。目前，我国绝大多数高新技术企业没有真正建立现代产权制度，没有真正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从而没有真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有相当数量的高新技术企业虽然进行了转换经营机制，落实自主权，股份制改造，实行了公司制，但大多只是停留在表面现象，流于形式，距离真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很难与国际经济搪轨，融入经济全球化，无力参与全球化竞争。高新技术企业深化企业制度创新，建立与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现代企业制度是实现企业快速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 2）深化产权制度改革，建立现代产权制度。 高新技术企业深化制度创新首先是深化产权制度改革。产权制度是企业制度的核心，它不仅决定着企业性质和方向，而且影响着企业其他制度的制定和运行方式。企业制度创新的核心是产权制度创新，它涉及到为调动经营者和员工积极性而设计的一整套利益机制，产权制度改革重点是在实行了“两权分离”的基础上，明晰产权，实现产权多元化，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 3）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 高新技术企业深化制度创新必须对治理结构、激励机制进行规范、整合、变革、更新。核心是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确定股东会、董事会、监理会和经营者的责、权、利关系，形成权责分明、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关系体系。最终实现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使高新技术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 高新技术企业只有深化制度创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才能有效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日益加快的经济全球化进程，才能有效地增强企业活力，提高竞争力，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 2．持续技术创新 1）持续的技术创新是获取全球化竞争优势，推动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手段。 科学技术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方面，更是推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重要力量。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全球化科技竞争日益激烈，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技术创新活动已经成为参与全球化科技竞争的重要优势。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持续进行技术创新是高新技术企业生命力所在，是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获取全球化竞争优势，推动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手段。高新技术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要充分依托科技、人才、信息等资源优势，实施持续的技术创新，不断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高新技术企业只有实施持续的技术创新才能推动产品和产业结构升级，实现技术发展的跨越，取得市场竞争优势和企业长远发展的动力、后劲。 2）建立和完善自主创新体系。 高新技术企业实施持续技术创新必须建立和完善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高新技术企业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技术创新体系应是由企业技术创新体系、技术创新人才服务体系、技术创新中介服务体系、技术创新中介服务体系、技术创新环境保障体系等组成的互动体系。高新技术企业自主技术创新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有助于企业能够紧紧围绕技术创新开展企业技术研发、技术改造、技术活动，有助于企业持续技术创新的科学规划，有助于技术创新资源的整合和充分利用。 3）优化技术创新的软、硬环境。 高新技术企业实施持续的技术创新必须创造良好的金融、法律、政策环境，建立有利于持续技术创新的体制和机制，健全技术研究和开发体系；必须加大技术创新的投入，建立和完善高新技术研究中心、技术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基地，形成技术创新平台；必须把企业的技术优势和科技资源整合起来，集中攻关，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技术难题和技术瓶颈问题；必须不断提高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成果转化能力，以市场为导向，不断开发创造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并使高新技术迅速转化为生产力，实现商品化和产业化。 4）加强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 高新技术企业实施持续的技术创新，必须主动融入国际社会，积极参与重大关键技术的国际合作研究、开发与交流；必须瞄准国际标准，建立技术创新联盟，推进技术创新国际化；必须充分利用国际智力资源和科技成果，坚持先进技术引进和消化，吸引、创新相结合，推动高新技术企业向国际惯例和国际先进水平靠拢，不断提高整体技术水平和市场上的核心竞争力，为高新技术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创造优势条件。 5）高新技术企业持续技术创新的基本模式。①自主创新。以企业自身力量为基础独立进行研究开发，实现新的科技成果的商品化。在日益强烈的国际、国内竞争环境下，高新技术企业走自主研发创新之路，拥有原创性的 核心技术对于增强竞争优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②加入研究联合体。高新技术企业可出资建立研发体，利用行业技术优势降低企业研发的成本，其性质是风险投资。依靠雄厚的科研实力，可以在那些已形成产业集群的高科技企业间建立研发联合体。③并购。为了保持由高新技术所产生的差异化的竞争优势，降低本企业研究与开发的成本，高新技术企业应多考虑兼并那些有很好产品创意的或高素质的技术开发设备的人员，但缺乏资金和管理经验的初创企业。这样的企业充满朝气和活力，正在进入不断增长的科技领域，它们往往在得不到风险投资关注时也乐于被兼并。④外包。当高新技术企业决定开发新产品时，无法保证一定能成功，而借助业务外包，企业可以把制造和研发的风险分散到一个或多个外包商身上，从而降低企业的运营风险。⑤建立技术联盟。与发达国家建立技术联盟，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并转化为自己的技术优势。3．强化创新人才管理 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特点是竞争的全球化。竞争全球化的实持是人才竞争的全球化，人才竞争全球化的核心是创新人才、高层次科技人才、优秀管理人才的竞争。创新人才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重要的管理资源，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主导力量，在我国实施的人才强国战略中被列为重中之重。高新技术企业强化创新人才管理重在培育富有创新能力的国际化优秀企业家人才和高层次科技人才。 1）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才的创新潜能是强化创新人才管理的核心。 高新技术企业是知识和技术密集的高技术企业，其生存与发展的内在动力在于创新能力，而创新能力取决于创新人才。具有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能力的创新人才是高新技术企业持续创新的基础、提升创新能力的关键、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高新技术企业的优秀企业家，高层次科技人才是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人才，是最重要的人力资本。高新技术企业强化创新人才管理，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培养和造就成千上万真正能站在世界科技前沿上的高层次科技人才和优秀管理人才；就是要培养和造就一支高水平、高素质的优秀企业家和高层次科技创新队伍。就是要集聚优秀企业家和高层次科技人才资源，充分发挥他们的创新潜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优秀企业家，高层次科技人才的创新潜能是高新技术企业强化创新人才管理的核心。 2）强化创新人才管理，关键是强化国际化优秀企业家人才管理。 高新技术企业的优秀企业家是具有特殊素质和能力的创新人才，高新技术企业的持续创新与有效的创新管理取决于企业家的创新思维、创新观念和大无畏的敢于承担风险的气魄。企业持续创新与创新管理的实施过程是一个艰难复杂的过程，需要企业家充分发挥其高超的领导艺术和创新的潜能，确保创新目标的实现。面对经济全球化，高新技术企业必须打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实施全球化战略和“走出去”战略，而实施这一战略最大的障碍就是严重缺乏具有开拓国际市场，通晓国际惯例，懂得国际规则的国际化优秀企业家人才。高新技术企业要成为国际化企业需要有大批国际化优秀人才支撑。高新技术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并在全球化竞争中获得竞争优势，当务之急就是培育出大批具有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的国际化优秀企业家人才。各级政府、社会必须把大力培养、造就国际化优秀企业家人才作为一项重大的战略措施抓紧抓实，为优秀企业家成长创造良好的软硬环境，提供施展才华的广阔空间。国际化优秀企业家人才培养、选拔、使用必须支持国际化标准，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实行人才培养、选拔、使之市场化、国际化。 3）强化创新人才管理，重点是强化高层次科技人才管理 强化高层次科技人才管理，必须加大科技人才资源开发的力度，努力营造聚才、育才、用才的良好环境，形成人才培养、引进、使用的良性运行机制，造就一支数量充足、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的高层次科技人才队伍，为获得科技竞争优势，增强科技创新实力提供人才保障。强化高层次科技人才管理，必须重视加大对人力资源开发的投入，搭建高层次科技人才充分发挥潜能、施展才华的舞台，创造良好的高层次科技人才与国际国内学术交流和科技合作平台。强化高层科技人才管理，必须积极采取有效措施让更多的优秀科技人才成为高层次科技人才，成为拔尖的科技人才。尤其是要使更多的优秀中青年科技人才成为高层次科技人才。尤其是要使更多的优秀中青年科技人才成为高层次科技人才。要在政策上保证科技资源配置突出重点，使科技资源向高层科技人才集中、倾斜。要完善和发展科技创新、创业服务体系，创建一流的科研机构，创造一流的科研环境，在事业发展中聚集高层次科技人才。要重点引进具有创新、创业精神，具有科技开发能力，特别是持有自主知识产权专利技术的高层次科技人才。要正确处理市场的关系，按照市场规律配置高层次科技人才资源，运用市场机制促进高层科技人才的成长和发展。要集聚高层次科技人才，形成具有国际水平的高层次科技人才群体，建立高层次科技人才资源体系，为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提供高层次科技支持。 4）强化创新人才管理，必须强化创新人才的激励约束机制。 强化创新人才管理必须强化创新人才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建立有利于创新人才脱颖而出的制度。通过建立和强化系统的、科学的、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充分体现尊重知识、尊重创造，尊重人才价值，充分调动优秀企业家和高层科技人才的培养使创新人才脱颖而出。高新技术企业强化创新人才激励机制就要大胆进行激励机制的探索与创新，创新的人才激励机制是企业保持持久竞争力的前提。创新的人才激励机制应是实行物质激励、精神激励、环境激励、权力激励、能力激励等相互交融的激励机制。包括：高薪、年薪制、产权激励、股权激励和知识、技术、管理等多种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等多种激励形式。强化创新人才管理，按照国际化的人才标准，培养和造就大批高层次科技人才和优秀企业家人才是高新技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4．加强知识产权管理 在21世纪的今天，无论从世界经济形态的演变来看，还是从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来看，经济全球化进程都已经发展到新的阶段。在这个新阶段里，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技术竞争成为国际间经济竞争的重要形态之一，各国政府和企业越来越重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高新技术企业经济应对经济全球化，取得竞争优势依赖于包括知识产权在内良好的法制环境，依赖于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与知识产权的创新管理。 1）加强知识产权管理是高新技术企业保持竞争优势的决定性因素。 经济全球化时代，知识产权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焦点，对知识产权的重视已成为世界潮流，知识产权制度在世界各国的管理地位日益增强。特别在发达国家，知识产权已成为发展高科技，增强国家综合国力和应对经济全球化，争夺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成为企业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锐利武器。总理指出，“世界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吴仪副总理说：“我国经济能否真正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大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国是否能够加快发展知识产权制度，提高自主知识产权的创造，管理、强化，以及保护能力；取决于我国企业是否能够尽快提高、掌握知识产权技术的能力和水平，尽快提高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能力”。高新技术企业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是我国知识产权的增长点和辐射源。加强知识产权管理是高新技术企业研究、开发高新技术，进行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重要策略，是提升高新技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是在市场竞争中保持优势的决定性因素。 2）切实加强知识产权管理。 我国相当数量的高新技术企业在知识产权管理和保护方面存在严重的问题，运用知识产权制度保护自身竞争优势的能力很差，知识产权屡遭侵权已成为困扰部分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瓶颈。高新技术企业要在全球化市场竞争中抢占科技制高点，必须增强知识产权意识，加强从战略高度重视从技术的研究、开发到技术的转移、扩散以及市场维护全过程知识产权管理的创新，不断提高知识资本的运营能力，以核心专利技术为依托，培育知识产权竞争优势。必须注重研究、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技术，并有效强化知识产权保护。高新技术企业必须制定和加强以专利申请、专利保护、专利转化为主的知识产权管理 ，通过加强知识产权管理实现科技成果，技术在市场机制下的规范运作，促进高新技术成果的产业化，实现科学、有效的知识产权管理，确保知识产权保值、增值。尽快健全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和管理体系，加强知识产权管理的创新与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是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管理的重要环节。3）切实加强知识产权管理的有效策略。 重点是实施知识产权形成的管理策略、知识产权保护的管理策略，促进知识产权转化的管理策略，促进知识产权转化的管理策略。实施知识产权形成的管理策略，有利于智力知识成果的产生，有利于知识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实施知识产权保护的管理策略就是要对知识产权采取科学、有效的保护措施，使知识成果成为企业重要资本。促进知识产权转化的管理策略就是发挥知识产权在知识转化和技术转移中的资源配置作用，遵循知识、技术转移的规律，建立技术转移的机制和方式，达到知识产权形成、保护和保值增值的最终目的。 5．实施品牌管理创新 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企业间的竞争已经跨越了产品竞争阶段，进入了品牌竞争时代。经济全球化是以品牌和资本来实现的，通过品牌扩张和国际资本流动，各国经济相互交融并互为制约。在某种程度上讲，经济全球化导致市场竞争全球化，市场竞争全球化最突出的就是品牌竞争全球化。面对全球化的市场竞争，品牌竞争，高新技术企业必须正视面临国际资本和国际品牌强烈冲击和巨大挑战的现实，必须认识到没有自己的国际品牌企业就无法参与全球品牌竞争。目前，我国的海尔集团、联想集团公司、北大方正、清华同方等一批高新技术企业都创造了自己企业的国际品牌、强势品牌。但是，绝大部分高新技术企业的品牌创新、品牌保护、品牌战略意识淡薄，没有品牌创新，没有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强势品牌，国际品牌，品牌的竞争力不强，这已经成为影响企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制约因素。品牌创新是高新技术企业应对经济全球化、参与全球品牌竞争亟待解决的战略性问题。高新技术企业打造自己的国际品牌、知名品牌、强势品牌是一个复杂的、艰难的过程，需要长期的、艰难的过程，需要长期的、艰苦的、坚持不懈地努力和奋斗。高新技术企业实施品牌创新战略是应对经济全球化，获取品牌竞争优势，推进企业国际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 高新技术企业实施品牌创新战略，必须学习和借鉴国内外成功的品牌创新制度及品牌管理经验，不断增强品牌的保护意识、品牌国际化意识；必须依托自身优势制定、实施品牌管理的创新与有效的品牌竞争策略；必须加大科技投入，大力开发，整合品牌资源，全面提升品牌质量和价值；必须瞄准全球化的国际市场、拓展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积极寻求国际合作，把自己的品牌打造成为高知名度、高信誉度、高市场份额、获利高的国际品牌，全球性品牌；必须加速品牌的有效传播，不断扩大品牌的影响力，迅速增强企业品牌的核心竞争力，加快企业品牌国际化进程，使企业在全球化的品牌竞争大战中占据竞争优势，立于不败之地。 6．加快企业文化创新 企业文化创新是企业创新发展战略实施的重要支撑，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高新技术企业融入国际社会，参与国际竞争必须加快企业文化创新。目前，我国除少数企业已进入企业文化建设的深化提高阶段外，多数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尚处于基本形成和酝酿探索阶段。任何企业都有自己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对企业生存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尤其表现在对内增强企业凝聚力、对外提升企业形象和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等方面。 企业经营者对企业文化创新具有重要的历史责任和使命。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经营者对企业文化的制度层面相对熟悉，对精神层面和行为层面的关注程度相对较低；企业经营者对本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中的经营理念、企业品牌和企业形象较为满意；大多数企业经营者强调企业文化中的顾客导向，同时也重视员工发展与团队合作、社会责任、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制度标准化等方面。企业经营者大多认识到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但在行动上还存在较大差距，比如多数企业对文化创新的认识不够充分，没有制订企业文化发展规划，未将企业文化建设作为企业经营者的主要工作，社会对企业文化建设的支持力度不够充分。 企业的持续发展离不开先进的、优秀的企业文化，推进企业文化创新一方面应努力形成内部共识，增强内在动力，另一方面也期望政府及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促进企业文化建设。高新技术企业实施创新发展战略是一个不断变化、不断发展、不断创新的动态过程，必须随着企业发展的战略目标与全球化经营环境的变化适时是调整、不断地创新，实施动态管理。 经济全球化论文:经济全球化的极化效应与世界格局的和平转移 摘要:经济全球化对世界格局的发展具有既导向多极化,又导向单极化的双重效应,但主导作用是推动世界格局的多极化。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前期,是世界格局从两极走向多极的过渡时期。在漫长的过渡时期中,摆在人们面前的严峻任务是保证世界格局的和平转移。格局和平转移的热和平方式应综合考虑国力、制度和认同三大因素在格局转移中的作用。西方大国的国力竞争主要表现为权力竞争。过于专注权力竞争,冲突与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就增大。如果把注意力引向制度竞争与认同竞争,就会大大削弱大国对国力竞争的过度关注,即使不会消除也会大大减少对立大国间的威胁意识。 经济全球化是世纪变迁的显著特点,它是冷战后世界格局发展演变和最终形成的决定性因素之一。经济全球化是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与重组,是生产、投资、金融、贸易在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流动,是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融为统一的、相互依存的经济体系的过程,它已经成为21世纪不可逆转的历史洪流。它主要表现为世界经济内在联系的密切性和外部互动的包容性。由它释放出来的巨大的世界生产力动能,是推动世界巨变的根本动力。这一历史进程对世界格局的发展具有既导向多极化、又导向单极化的双重效应,但主导作用是推动世界格局的多极化。 经济全球化既蕴含巨大的风险,更提供历史性机遇,从而引发新一轮史无前例的空前激烈的竞赛,其核心是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的过渡。在这场竞赛中,必定有一批国家善于抓住发展机遇,采取正确的战略,调整经济结构,充分地趋利避害,最大限度地取得经济与科技的快速发展,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增强综合国力。发达国家可能如此,发展中国家也可能逐步赶上,在大国中会出现此起彼落的情况,但不太可能出现“一国独醒,众国皆醉”的状况。由于经济全球化大大加强了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由于大国之间的竞争已经不是在相互孤立的状态下,而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展开,所以大国实力发生相应序列位移的可能性与幅度都较以前增大,一些国家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相对下降,另一些国家在世界格局中的影响与作用相对上升。这样,作为全球核心结构的世界格局就会发生力量对比的重大调整。相对上升大国分享相对下降大国原先的影响力,不断创造出新的、多元的力量空间,造成国际关系和大国地位的不平衡转换。正是这种不平衡发展促进了世界大国的多元化,而世界大国多元化正是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基础。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中,美、欧、日三足鼎立之势业已形成,欧、美、亚三大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也正在逐步取代战后美国经济独霸世界的时代。在21世纪前期,中国在规模上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世界经济领域的这种多极化趋势,仍然是以经济为基础、经济与政治相辅相成和密切联系的。 经济全球化呈现统一的趋势,而多极化展示分散的趋势,两者似乎是逆向而行、互相矛盾的。实际上,已有学者指出[1],经济全球化时代是极与极之间逐渐趋向高度依存的时代。过去的极相互割裂,呈绝对性,今天和未来的极是相对的,都是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的一部分,简言之,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性是绝对的。 极与极间关系的这种变化是十分深刻的。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各大国都把发展经济作为基本战略,参与综合国力的世界性竞争。由于相互依存日益深化,它们的发展,只能依赖于利益协调,不能靠长久地损害别国的利益求得自身的发展。此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社会特别是大国都面临着大规模金融风暴、全球环境破坏、大量移民跨国流动、跨国经济犯罪、国际债务、对跨国公司进行有效监管与约束等全球性问题,没有一个大国甚至超级大国能够独立解决这些问题。惟一的出路是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合作,其中主要大国间的合作更是至关重要的。全球形势会迫使它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共同致力于建立某种国际协调与控制机制,这使美国难以有效地推行其单极独霸的战略。换言之,在越来越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全球价值分配中政治范围的扩大,以及大国的相互连接、协调与合作的强化过程,已经日益明显。这也增大了美国寻求同其他大国合作的客观推动力。经济全球化需要世界格局多极化来为它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二 全球化以其不可阻挡之势向21世纪挺进,自然引起人们深刻的思考。人们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它所带来的双重效应,即除了具有促进世界格局多极化的作用之外,还可能被超级大国用来建立单极格局或单极主导下的多极格局。 1999年2月26日克林顿的旧金山演讲强调要以全球化作为美国外交战略的立足点。4月7日他又强调全球化在21世纪给美国外交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在美国看来,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的全球化为它推行全球战略创造了极好的条件。 以国际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使世界经济活动的空间距离迅速消失,充分的经济信息是市场经济活动取得显著成效的关键因素之一。美国清醒认识到这一点,率先推行“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制定“数字地球”发展战略,在上述活动领域抢占高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它的优势地位,并且以优先发展信息产业,注重产品的研制与开发,高踞于世界产业结构和国际分工的顶端。美国力图凭借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全球性技术形成经济、军事、政治与文化力量,主导全球化进程,锁定大国力量对比,在国际舞台上大大拓展按照自己意志自由选择的空间,使世界格局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美国握有某种主导权或主动权,对现在的国际经济组织及其规则有掌控权。这使美国收益匪浅。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而跨国公司的巨头主要集中在美国。因此,克林顿认为全球化趋势会使美国更加繁荣。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世界经济融为统一的、相互依存的经济体系的过程,美国刻意利用这一进程把西方政治模式推向全球,即通过其占优势的全球性经济活动及其影响力,传播甚至强行推行其理念、价值观和政治制度。布热津斯基就说过:“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加上外部世界通过把中国进一步纳入国际体系而施加的变革压力,也许能导致中国体制的逐渐民主化。”[2-P279] 总之,美国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维护自己的经济霸权,进而推进政治霸权、军事霸权、文化霸权和信息霸权,营造有利于美国的国际战略环境,构筑单极(至少是美国单极霸权治下的多极)格局。世界格局的两种走向何去何从,决定于主要世界大国的战略取向和他们在各种较量中形成的全球核心层次的力量对比结构。 三 冷战结束后,人们对世界格局进行了近十年的观察,得出了各自的结论。有人认为,两极格局解体后,取而代之的是美国的单极格局,多极化只是善良人们的一厢情愿,科索沃的炸弹彻底埋葬了多极化的幻想。有人认为,现在是以一超多强为特征的多极格局,它将长期存在。有人认为,“一超多强”是走向多极化的过渡性格局。笔者的看法是,现在处于从两极格局走向多极格局的过渡时期,还没有形成稳定的世界格局。 世界格局,指的是世界主要国家、国家集团之间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国际核心结构和战略态势,它建立在利益和力量对比的基础之上。由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力量对比总是处于变动之中。当量变达到临界点时,世界格局赖以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结构状态就会遭到破坏,格局势必发生序列易位和要素重组,直至形成新的格局。[3-P24-P25] 按照历史经验,一个世界格局的终结,就意味 着另一个世界格局的诞生,如维也纳格局取的。战争在摧毁旧格局的同时,迅速建立起新格局,因为新格局是战争结果的展示,是武力对战胜国与战败国关系及利益的断然分割。然而,这并非是世界格局发展的普遍规律,目前正在进行中的世界格局的转换,与战争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是以和平的方式实现的,即以两极格局中的一个超级大国自行解体为启端的。 苏联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的解体和消失导致两极格局瓦解之后,全球中心结构就进入“序列易位和要素重组”的阶段。萌发于两极格局时期的多极化因素加速发展,世界主要国家(集团)抓住这一历史性时机以及经济全球化提供的广阔的发展舞台,制定战略,调整相互关系,努力营造有利于自身的世界格局。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和平方式和战争方式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不是用武力实现世界格局的“瞬间”更替和突变,它是一种渐进或缓进的方式,避免了战争灾难,却大大延长了世界格局转换的时间。由于这一转换是渐进的,不确定、不可测因素很多,规律性现象时隐时现,一切均难以迅速把握。世界大国需要足够的时间,对世界形势的重大转折及走向作出判断,进行战略与政策的重大调整。它们的结构调整与改革正处于重大的整合期,它们的战略取向和相互关系远未基本定位,它们的力量变化与发展空间具有很大的可塑性和不确定性,一切处于迅速变动之中,尚不能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前期,大体上是世界格局从两极走向多极的过渡时期。代威斯特伐利亚格局,凡尔赛格局先是代替维也纳格局,后又让位于美苏两极格局。回顾世界格局演变史,大规模战争成为世界格局转换的重要标志,上述世界格局的转换就是通过拿破仑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完成 人们往往把处于变动之中的某一特定历史时刻的力量对比状态,混同于世界格局所应具有的稳定的结构。实际上,格局的转换都需要时间,只是长短不同而已。何况这次世界格局的大变动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生的,其涉及面之广,变化之深刻,影响之久远,是历史上任何一次变迁所望尘莫及的。因此,新的世界格局的形成相对来说需要较长的转换时间。 在这一漫长的过渡时期中,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峻任务是保证世界格局的和平转移。核心问题是在何种条件下,通过何种路径和机制确保向多极格局过渡的和平实现。核威慑下的格局转换具有冷和平的起点,仅仅有这一点是非常不够的。格局和平转移的热和平方式是目前学者们十分关注的。 热和平转移方式,即我们通常所讲的和平方式,应综合考虑国力、制度和认同三大因素在影响格局转移中的作用。格局转移是国力竞争、制度竞争、认同竞争的综合竞争的过程。 综合国力竞争是最古老的竞争,也是基础性的竞争,这种竞争决定了全球层次上的结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西方大国的国力竞争主要表现为权力竞争、霸权争夺,没有对权力的追求就没有对权力结构的争夺,也就无所谓格局转移过程中的战争与和平问题了。如果过于专注于这种权力竞争,冲突与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就很大。应当使这种恶性竞争回归到正常竞争,即相互攀比、相互争胜、相互追赶、相互超越,抑制其转化为冲突与战争的可能性。从目前的综合国力竞争态势来看,一方面竞争正在加速向经济与高科技转移。全方位的经济、高科技竞争日趋激烈,建立以高科技为龙头、经济力为基础、政治与外交为保障、军事力为后盾、政府为核心的综合国力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大国综合国力发展有趋于均衡化的发展趋势。一般来说,国力竞争重点的转移,以及大国国力的均衡化,有利于格局的和平转换。此外,中国作为一个迅速兴起的大国,也打破了大国兴衰的历史规律,她并不扮演以追逐霸权为目标的挑战国的角色,而是以和平手段推动世界格局的多极化。 如果我们很明智地把注意力引向制度竞争与认同竞争,那么这两种竞争和磨合会大大削弱大国对国力竞争的过度关注,它们即使不会消除也会大大减少对立大国间的威胁意识。换言之,制度和认同在软化安全竞争方面举足轻重。因此,解释世界格局和平过渡问题,就必须研究在何种条件下对立大国能够相互间建立起一种符合客观实际的形象、共识与信任,从而有利于共筑彼此间可以接受的世界秩序与制度的问题。 制度竞争与认同竞争主要通过三条路径导致世界格局和平转移。 第一,对立大国经过长期的战略克制和相互调整,最终将对方视为具有良好形象的国家,这个互构过程的主要目的是双方不再把对方视为威胁。因此,国家特征的观念转化与认同,是世界格局和平转移的中心环节。促使两者形成相互间的良好形象的办法有三个方面:一是存在着全局或局部的多种共同外部威胁;二是从战略高度出发,不断开发出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三是求同存异,对歧见进行开诚布公的机制性磋商,克制、大度和不强加于人,这大大有助于建立起一种相互信任的良好形象。 第二,大国尤其是对立大国成功地就国际新秩序基本达成一致,使之与新的多极化的国际形势相适应。这对于世界格局的和平转移极为重要。和平转移不仅仅取决于出现一个稳定的国际新秩序,更取决于这个秩序形成与维持的民主方式。如果秩序是一方强加于人的,它就不能长久。真正的和平转移须是各方合作和满意的结果,而不是相互威慑和威胁的结果。最关键的是美国明智地承认其霸权的终结将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客观事实,与其他大国就多极化达成共识,放弃对国际空间的垄断,代之以共享,并就国际秩序和安全管理的规则制定取得一致:如在何种情势下、通过何种途径进行国际干预特别是使用武力是合理且合法的;国际金融、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如何规范等。 第三,必须使达成的世界秩序合法化。合法性也是世界格局真正和平转移与否的重要因素。秩序来自对行为规范和治理制度达成的一致。合法性能强化全球范围内对世界秩序的认同,因而也就能使这些规范和制度建立起牢固的基础,更加富有持久的生命力。 经济全球化论文:中国政府怎么回应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根据前面的研究,可以把经济全球化趋势对发展中国家政府经济作用提出的主要挑战,归纳为三个方面: 第一是在产品市场全球化及跨国公司大举进入的形势下,通过进口替代扩展产品空间,实现纵向增长及产业结构、出口结构的升级,其关键是政府如何帮助国内企业进入新产品部门并提高产品竞争力的问题。 第二是在金融市场全球化和跨国公司大举进入的形势下,如何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使之免受资本流出流入波动的影响,其关键是政府加强对资本流动的管理、保持汇率政策的灵活性以及建立稳健的国内金融体系。 第三是外部冲击(如贸易条件恶化、外部需求锐减、国外利率和汇率的不利变化等)的存在,增强了政府履行收入再分配职能的必要性,其核心是政府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以及建立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减轻外部冲击对低收入阶层的不利影响,防止该阶层成为社会动荡的根源,让更多的人从国际竞争中受益。 联系中国实际,政府在今后回应经济全球化的挑战过程中,应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一、从经济现状出发确定政府的经济作用 探讨中国政府的经济作用问题,一个逻辑前提是正确认识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一方面,中国由于尚未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而具有不同于一般的发展中市场经济的特点;另一方面,中国无论是在20年前开始改革时,还是改革20年后的今天,都具有不同于大多数前苏联和东欧“转轨经济”的特征——最突出地表现在农村人口所占的高比重及总的人口规模上。象世界银行(1997)那样用“双重转型”(“从乡村型农业社会,向城市型工业社会的转型”及“从指令性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来描述中国经济的现状,无疑是正确的,但同样是转型,不仅有的起点与起点不同、有的终点与终点不同,而且相同的起点和终点之间还有着宽阔的“中间地带”。对中国经济状况的进一步定位需要更详细的特征描述。下面从两个角度来进行这一工作:一个是经济循环的状况,一个是中国所处的经济增长阶段;前者是从横截面看的,后者是从一个较长时期的历史过程看的。 1尚未进入国内经济良性循环的轨道 国内经济的良性循环只有一种,就是与市场经济原则相一致的循环。在现代,这种循环至少包括以下几个相互联系的环节:企业在各种要素市场上购买生产要素并进行有效配置,居民用其收入在产品市场上自由地选择消费品,所有储蓄有效、顺利地转化为投资,企业之间的交易也遵循自由选择的原则,经济活动成果的分配能被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所接受①。 目前中国尚未建立起这样的良性循环,主要依据是: ·从微观主体看,(1)包括劳动力在内的消费者选择大部分消费品(含服务)的自由已经实现;非国有单位之间的劳动力流动也比较自由,但国有单位劳动力仍占城镇劳动力的50左右,且缺乏流动性;作为最重要的储蓄主体,可供选择的金融工具比较单调,仍以银行存款为主。(2)非国有企业进入了越来越多的行业成为产品供应者,但国有企业仍在铁路、邮政、民航、电信等行业占有几乎100的市场份额,在金融、保险、电力、石油等行业占90以上市场份额,在冶金化工等行业占80左右的市场份额;并且在进入要素市场时,除外资企业外,其它非国有企业在获得土地、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时与国有企业相比,常常处于不平等竞争地位。(3)国有企业在利用生产要素及对要素进行再配置时,不仅通常不象非国有企业那样关心效率和产品竞争力,而且遇到多种约束(如在房地产转让、设备出售出租、人员辞退、企业转产等方面),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往往得不到贯彻。 ·从市场发展看,产品市场日趋完善(除粮食、棉花及一些垄断性的服务外),许多企业开始建立全国性的销售网络,大部分产品跨区域流动障碍逐步减少(相对较高的、通常带有歧视性的道路通行费仍是一个较为严重的障碍)。但资本、土地、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受市场调节的范围还受到很多限制,现有市场的进出入自由、价格决定、竞争方式、全国一体化程度等方面都有不完善之处。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的不均衡发展,还带来了一个严重后果:低效率企业的退出普遍困难,高效率企业难以扩张,新企业诞生也遇到障碍。 ·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威胁不仅来自扩张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也来自储蓄转化为投资过程中的障碍和低效率。经过这些年的改革,居民成为最重要的储蓄供应主体,但大量储蓄经过国有银行体系流向低效率的国有企业,转化为低效率的投资,不仅银行体系已经积累了大量的不良资产,而且这一恶性循环还在不断地继续,构成对金融体系稳定的严重威胁,进而对整个宏观经济稳定构成了潜在威胁。 ·以上三个环节的问题都可以说是由经济市场化不完全、不彻底带来的。从收入分配环节看,则目前既有市场发展不充分、按贡献分配得不到贯彻的问题(如劳动力市场不完善尤其是劳动力跨区、跨城乡之间流动性缺乏使之难以成为缩小收入差别的力量,行业、企业垄断带来的诸多特权和高收入,与政府官员影响资源配置权力相伴的个人寻租行为,与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相伴的“公款消费”及不公平的“化公为私”等),也有政府缺位、对高收入阶 层征税不够和对低收入阶层转移支付不足的问题。由此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增加,不仅使中国的社会矛盾激化,不稳定因素增加,经济良性循环的最后一环无法实现,而且对经济增长还有直接的不利影响:大多数人的消费将因收入越来越集中在富人手中而增长缓慢,而富人对进口高档产品特别是奢侈品的炫耀性消费对国内产业成长的贡献“微乎其微”。在一部分人已经先富裕起来,并且收入分配显着恶化后,政府将收入再分配问题置于更突出的地位,对低收入阶层给予特别的关注,让更多的人分享经济活动的成果,防止“富者愈富,穷人愈穷”的局面,目前显得十分迫切②。 2由资本积累驱动的吸纳乡村剩余劳动力的增长阶段尚未结束 无论是从大多数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长期历史过程看,还是从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韩国、台湾最近几十年的经历看,经济发展从收入水平较低,人均资本量也较低的乡村社会启动,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乡村人口和劳动力比重不断下降、城镇人口和劳动力比重不断上升,第一产业劳动力比重不断下降、第二和第三产业劳动力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比如,到1913年,英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降到8,德国为24,美国为32;1985年,日本一、二、三产业劳动力所占比重分别为9、35和56,而美国分别为3、28和69(国家统计局,1995)。作为新兴工业国的韩国,1965年城市人口的比重为32,1989年上升到71(世界银行,1991),短短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就实现了向城市社会的转型;从三次产业就业结构看,1985年第一产业劳动力比重已降到25,二、三产业分别上升为31和44,1990年三者的比重分别为18、35和47(国家统计局,1995)。 在上述过程中,由于无论是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是第二、三产业的发展,都需要大量的资本投资,因而从经济增长的来源看,资本积累的贡献表现得最为突出。 对过去近2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考察表明,中国已开始了这样的过程。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由1978年的18上升到1997年的30,19年间上升了12个百分点(而1952-1978年的26年间,只上升5个百分点)。城镇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相应地由24上升到30;一、二、三次产业从业人员所占比重由分别占71、17和12变化为50、24和26。乡村劳动力从农(及林、牧、渔)业中撤出来实现非农化,特别是在城镇从事二、三产业,是中国这一阶段经济增长的突出特征③。对增长源泉的众多计量分析同样表明,资本积累是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比如据胡永泰(1998)的计算,1979-1993年间中国资本存量年均增长9.8,资本积累使GDP每年增长了3.9-5.9,劳动力扩张使GDP每年增长1.1-1.6,全要素生产率使GDP每年增长1.1-3.6;并且1985-1993年间,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流向生产率更高的二、三产业,是支撑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基本力量。 但无论是与世界银行(1997)统计的1995年高收入国家和地区平均的城市化水平(75)、中等收入国家的城市化水平(60),还是与世界平均的城市化水平(45)相比,中国今后城市化的潜力还很大,第二、三产业吸纳第一产业的剩余劳动力,进一步扩展二、三产业的余地也很大。换言之,从理论上看,中国仍将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处于由资本积累驱动的吸纳乡村剩余劳动力的增长阶段。在此期间内,并不排除全要素生产率由于改革导致的激励的加强、伴随技术进步和城市化而来的聚集经济,会有显着的提高并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从而使经济仍处于可与前20年相比的高速增长阶段。在此期间之后,才是主要依赖生产率增长带动经济增长的较低增速的阶段。 中国过去近20年高速增长的实现,与一系列改革措施修正此前的错误,为乡村劳动力的非农化、城市化扫除障碍是密不可分的。首先是农村改革放松了政府对农业生产的管制,提高了农业劳动力的生产率,打破了土地对农民的束缚,为他们的职业流动、跨地域流动创造了条件;紧接着在80年代中期,政府长期通过户口、口粮、城市招工、住房及其它福利分配等措施实行“城市化抑制”的政策,在小城镇层次松动,使农村多种生产要素向小城镇的非农产业流动,乡镇企业飞速发展;在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早期,城市粮食销售体制改革、房地产市场的初步建立、户籍管理的松动以及城市企业招工体制改革等措施,为乡村劳动力向大中城市的流动扫除了一些障碍,新增城镇人口集中到聚集经济更明显的大中城市。也就是说,即使不从经济良性循环的角度,而是从长期增长源泉的角度看,这些改革也是成功的。其成功之处在于适应了中国所处经济发展阶段,把潜在的推动经济增长的力量释放了出来;较为广泛的增长的受益面反过来证明了改革的“合法性”,使改革获得了广泛的支持。这是中国不象许多推行激进改革措施的转轨国家陷入恶性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类似于“为改革而改革”的国家),而能够实现平稳转轨与高速增长相结合的关键所在,也是过去改革真正的经验之所在。 但今后政府在继续推进乃至完成以上改革并保持以前的高速增长方面已经和将要遇到一系列严峻的挑战,其中最突出的是: ·随着城市国有部门(含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政府机关)“隐性失业”的公开化,国有部门转化为劳动力市场上的净供给者(其“下岗”人员超过新安置的劳动力),城市就业形势十分严峻,迫使各级政府采取限制和歧视乡村劳动力流动的措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不能形成,城市劳动力(特别是国有部门)相对高工资的现象继续维持,农村剩余劳动力难以顺利和充分地为长期增长作出贡献。 经济全球化论文:发展中国家应对经济全球化 随着各国经济相互渗透的不断加剧,世界经济趋向全球化,各国经济的依存性变大。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和挑战。认真分析经济全球化趋势,剖析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影响尤其是负面影响,正确认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地位并采取相应的对策,是很有意义的. 一、经济全球化的概念 “经济全球化”这个词,最早是1985年由T.莱维提出的,但至今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从一般经济学意义上理解,经济全球化是指生产要素跨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各国、各地区相互融合成整体的历史过程。从生产力运动和发展的角度分析,经济全球化一方面指在世界范围内各国、各地区的经济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成统一整体,即形成“全球统一市场”;另一方面表示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规范经济行为的全球规则,并以此为基础建立经济运行的全球机制。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统天下,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优化配置。因此,经济全球化是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结果。同时,它又是一种新的国际关系体制,包括了生产、金融和科技三个方面的全球化。三者之间,生产发展决定金融和技术的发展,金融和科技的发展又对生产发展产生巨大的反作用。经济全球化的形成与发展是渐进的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全球化的基础和核心组成部分。 理解经济全球化应该弄清经济全球化与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区别。地区经济一体化的主体是主权国家;国家与国家之间通过谈判来实现成本和收益的公平分配。经济全球化则不同,主体由国家变成个人和企业,个人和企业在国际市场上通过竞争来实现成本和收益的分配。在这个过程中,是不存在谈判机制的。国际社会中主权国家的谈判只是为个人和企业的竞争创造一个相对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由于个人和企业竞争力量的不均衡,国家和国家之间必定存在财富分配的不均等。虽然分配不均,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却日益密切,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的程度不断加深。这也就是经济全球化的总体特征。 二、经济全球化的实质 经济全球化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趋势,它标志着先进的生产方式,是未来社会的经济基础。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分析。首先,全球资源可以得到最有效、最合理的优化配置。全球范围内有效的分工协作可以产生新的巨大生产力,而且资源的合理配置使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成为可能。其次,全公司的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最优化的配置,从而可以开发最先进的产品,获得最经济的成本和最贴近的市场,从而具有最大的竞争力。再次,一个人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接受教育和信息,在全球范围内竞争,从而可以最大限度地开发自己的潜能。同时,通过全球范围内的选择和实践检验,人们的才能可以得到充分的自我实现。最后,不论是为了满足物质生活需求还是精神文化需求,人们有机会获得来自全球的最先进最廉价的,同时还是最切合自己个性需要的消费。 由此可见,经济全球化不仅是空间先进方式,而且开辟了人类更先进的生产方式的道路。就经济全球化本质而言,它就是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经济化,主张在世界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的干预,充分发挥价格和利润在市场中的作用,建立一种完全竞争的市场模式,而全球经济通过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使各种生产要素或资源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从而实现生产要素或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最优配置。 从另一个角度分析,经济全球化可说是一场以发达国家为主导、跨国公司为主要动力的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这一次产业调整,不但反映到一些产业的整体转移,更重要的是同一产业的一部分生产环节的转移。 产业结构调整大体上采取两种形式。一是发达国家之间通过跨国公司之间的相互交叉投资、企业兼并,在更大的经济规模基础上配置资源,开拓市场,更新技术,从而实现了发达国家间的投资和资金密集型产业的升级。这一过程主要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那时所有的外国投资的95%都是从发达国家流出,然后又由它们吸引整个75%的投资。交叉投资和兼并的结果,形成了许多诸如电讯、汽车等国际化程度很高的产业,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第二种形式是发达国家把劳动和资源密集型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特别是把这些产业、尤其是高技术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一转移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愈演愈烈,导致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吸引外资总量的比例由80年代的25%逐渐上升,1996年就已经达到37%。 三、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负面影响 经济全球化以全球经济最大化为目标;而各国的经济努力,包括对全球化目标的认同,归根到底是以国家利益最大化为宗旨的。在现行的国际秩序下,发达国家从经济全球化中受益的程度远远大于发展中国家。它们凭借技术和资本优势,以跨国公司为工具,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实施资源在全球范围的不公平分配,致使南北差距继续拉大。当今世界贫富之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悬殊:最富有人口的人均收入是最贫穷人口人均收入的74倍,大大高于1960年的30倍。一份来自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报告则显示,1998年,占世界人口20%的富人消费全球产品和服务的86%,包括58%的能源总量、84%的纸张、45%的肉类和水产品,他们拥有74%的全球电话、87%的汽车。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世界最穷的20%的人口仅消费全球产品和服务的1。3%、肉类和水产品的5%。虽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亚洲部分地区消费有显着增加,非洲的消费却减少了20%。 综合起来,是以下几方面的因素使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受到不利影响,拉大了贫富差距: (一)从国家经济安全角度看,发展中国家面临巨大的金融风险 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不在金融领域实行开放是不行的。但是,金融业最难管理,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第一,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弱,易受冲击;第二,发展中国家立法不全,有利投机;第三,发展中国家执法不严,有空子可钻。另一方面,金融业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行业。首先,金融业的增长率远远高于贸易、投资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第二,金融交易量大而且创新快。当前世界金融交易量达到每天1.5万亿美元左右。金融衍生工具日新月异,品种已达上百个。人们大多对其性质、功能认识模糊。发展中国家缺乏一套成熟有效的规则来 规划和管理金融业的发展。 简而言之,由于市场发育和宏观调控机制不完善,如果金融市场在金融监管制度不健全的条件下开放,发展中国家必将面临金融风险的扩大。正如保罗·肯尼迪指出:“当今的全球性金融和通讯革命比以前更加广泛深入,将造成不稳定,破坏国家间关系。现在很难说我们更加复杂的政府控制是否能够应付金融动荡的风险。这种风险产生于每天24小时电子计算机化的交易,而交易额已超过大多数国家的国民生产总额”。也就是说,在经济全球化和现代通讯技术极为发达的情况下,资金的可交易性大大增强,国际资本根据利率变化调整资金流向也更容易。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利差导致国际资本流入发展中国家,但是一有任何细微变动,这些资本就可能在一夜之间撤离,造成这些国家的支付困难,从而出现金融危机。目前世界上存在高达1.5万亿短期资本。它们借助现代通讯技术到处投机造市:严重威胁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 (二)从经济全球化的游戏规则看,发展中国家不得不承受非公平待遇 毋庸置疑,现存的国际经济规则主要是由发达国家和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制定的,多数没有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有的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缺席的时候制定的。往往某种产业发展规则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充分发展此产业的时候就制定出来了,如信息技术产品协议以及劳工标准等。发展中国家必须要遵守它们并未参与制定的规则,的确不公平。 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更有强制力,更有主导权。马丁·舒曼在其 (三)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利益看,发达国家收益远远大于发展中国家 发达国家凭借其资金、技术、管理方面的优势和强大的经济实力,一直主导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使得资源配置向其有利的方向发展,成为最大受益者。据统计,1960年,最穷的46个国家在全球贸易中所占比例为1.4%;20世纪90年代初,这一比例下降为0.6%;到1995年再下降为0.4%。全球资本流动也是类似情况。国际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流向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金主要在经济增长较快的东亚地区。对于经济极度落后的非洲来说,资本净流入额几乎是零。 这种不均衡的要素流动,使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根据联合国资料,在20世纪60年代,富国比穷国富30倍;到了90年代,差距却扩大到富国的收入比穷国高150倍。这种贫富越来越悬殊的现象同时也发生在穷国内部,从而加剧了穷国内部的社会矛盾。联合国还公布报告指出:消费基本上是有钱人的特权。有10多亿人得不到基本必需品,如食物、水和适当的住宿。这些人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 (四)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损失看,发展中国家承受得更多 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由于历史的原因,经济结构相对脆弱,资金匮乏,技术落后,市场发育不成熟,经济全球化加大了对其民族经济的压力和冲击。主要表现在:一是企业竞争力不够引起的损失。经济全球化把竞争的舞台从国内扩展到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规模、效率、技术水平和研究开发能力方面都无法与发达国家竞争。跨国公司的晶牌和产品充斥着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民族品牌面临贸易条件大大恶化、甚至被吞噬的危机。二是发展中国家大量引进外资(包括直接投资和外国贷款)导致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及更大的汇率风险,还债付息的包袱越背越重。更隐蔽的是,发展中国家国内市场发育不全,政治决策缺乏足够的透明度,可能造成贪污腐败现象。三是发展中国家的人才大量外流,特别是熟练人才和高级技术人才。跨国公司利用高薪优势,雇佣东道国的现成人才而不注意在当地实施培训计划,从而使发展中国家遭受双重损失:既损失大批教育费用又不能使用经历数十年培养出来的人才。 四、发展中国家应对经济全球化的策略 经济全球化已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对世界各国经济、政治、军事、社会、文化、甚至包括思维方式,都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任何一个国家既无法反对,又无法回避,惟一的办法是适应它,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在历史大潮中接受检验。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全球化既是严峻挑战,更是巨大机遇。墨西哥近年来的经济发展就是一个例证。10年前,墨西哥经济是典型封闭式的,1994年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之后,大量的美国企业进入墨西哥。墨西哥经济却并没有成为美国的,附庸,反而呈现出自主发展的巨大活力。1999年其出口额达到了1200亿美元,在世界的排名从签约前的第26位上升到第8位。这充分证明,发展中国家能否从经济全球化中获益,关键看它是否能抓住机遇,更好地发挥比较优势,从而增强综合国力和竞争力。 (一)加快国内制度的改革和建设,使之更适应全球市场规则 无论是在经济全球化中逐利,还是为最终推动整体经济发展,制度改革都是必要的。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出发,制度变革的方向是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法律体系和宏观调控体系等。在推进制度改革时,必须注意新建立的制度要承龃联系内外市场、内外经济的职能。由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整体处于劣势,故完全以市场为导向的制度安排,显然不适合处于变革和发展过程中的国内经济。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竞争优势的概念不仅由企业竞争力体现,而且涉及整个国家的方方面面,是需要动员各个领域的力量才能完成的行为,必须有政府有关部门的组织和配合;政府必须从宏观上对如何发挥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进行研究,制定政策,并加以规划和指导。具体说来,发展中国家在制订一个时期内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时,必须首先从本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注重发展的时序性,不能急于求成。例如金融自由化,特别是资本项目的自由化更应该慎重。急于开放金融市场,必然给国际投机势力以可乘之机。事实证明,金融开放与金融自由化存在着重大的风险。无视这些风险,不严加防范,就会给一国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要建立有效的金融风险防范机制,一是要保持自身金融健康,防止泡沫经济,引入外资要适当,汇率制度要合理;二是要建立多重金融防线,这些防线应该包括:国际资金与国内资金的适度比例防线,引进的国际资金中的贷款资金与股本资金的适度比例防线,贷款资金中短期贷款与中长期贷款的适度比例防线,股本资金中直接投资与证券投资的适度比例防线。 其次要保护民族产业并适时地实现经济结构的转换。结构转换是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而产业结构是整个经济结构的核心与基础,它决定了整体结构的性质、进程和发展方向。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产业结构的调整、转换,往往已经不取决于一个国家本身,而取决于全球经济的发展。因此,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必须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要求,充分考虑全球化的因素。一方面积极扶植本国的支柱产业,通过WTO的保护幼稚产业条款和保障措施来对重点产业给予一定的保护。另一方面抓住全球范围内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加快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从而加快经济的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二)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积极扩大对外贸易 通过参与国际分工,扩大对外贸易,发展中国家不仅可以为经济发展积累大量资金,提供资本及生产资料,促进经济结构的演变;还可以使企业在国际市场中增强商品经济观念,提高竞争意识,吸取国外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迄今为止,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国际生产关系中仍占主导地位,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处于极不利的位置。发达国家利用其垄断优势,提高工业制成品价 格,压低初级产品价格,使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为改善贸易条件,发展中国家扩大对外贸易时,必须注意改善出口商品结构,减少国际市场上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带来的损失;同时大力发展进口替代产业,减少进口开支;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减少因主要贸易对象国经济的波动对本国经济造成的影响;还应从本国国情出发,实行灵活的贸易政策i调节进出口贸易,并利用优势,大力发展对外劳务贸易及国际旅游服务等。总之,面对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必须充分利用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比较优势,努力扩大对外商品贸易,积极发展对外服务贸易,以增强综合竞争力。 (三)注重科技发展和人力资源培养战略 科学技术在全球的高速发展和加速传递,为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了机会。发展中国家可以从发达国家那里吸取技术发展的宝贵经验和教训,可以根据客观需要和现实可能,直接从比较高的起点开始,在技术水平、生产组织形式等方面利用和借鉴一些现代化国家已有的较为成熟的文明成果,并且注重自主吸收与创新,从而实观生产力的跨越。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21世纪的全球竞争实质是科技、教育和人才的竞争。随着全球化力量的不断扩大,世界经济正在被推入一个无国界竞争的时代。国际竞争方式除传统的国际贸易外,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越来越大。竞争对手分别在对方国土上投资设厂,一国国内的自然禀赋资源成为本国民族企业和外国跨国公司及子公司共同分享的竞争要素。各民族国家竞争力的提高更多地依靠人为创造的生产要素,如科学、技术、人才的比较优势。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成为新的稀缺资源,特别是电子信息、生命科学等领域的人才出现了世界性的短缺。因此,加大对科技的投入、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对发展中国家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发展中国家必须树立人是最重要的资源的观念。一方面,有组织地进行人才开发,把对人才的投资看作是使经济真正现代化的投资;另一方面,积极地保护人才,把对人才的保护看作是对民族经济的保护。只有把人才的开发与保护放到重要的战略位置,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要求。 (四)树立全球化发展战略,积极培育跨国公司 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载体,也是国际竞争重要的组织形式。一国的国际竞争力,甚至一国的国际政治地位,从长期看,取决于他是否拥有世界级的跨国公司和世界级的产品。所以,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化的迫切任务之一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引导和扶持有竞争力的企业组建大型跨国公司,在国内和国际市场开展竞争。通过培育和壮大本国的跨国公司,以全世界为市场来安排投资、开发、生产、销售,并给予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以获取全球化的最大利益。经过跨国公司的国外直接投资行为,把对国内市场的消极保护转变为对全球市场的积极参与,并据此分享经济全球化中国际分工专业化、精细化所带来的利益。 (五)进一步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 目前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据主导地位,而发展中国家经济力量薄弱,单个发展中国家根本就不具备同发达国家相抗衡的能力。要想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使本国经济健康稳定地发展,地域相同或情况相似的发展中国家必须团结起来,实行地区经济一体化,彼此开放市场,以求实现更大规模经济和强化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贸易的能力,共同抵御经济全球化的冲击,探寻经济发展的出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中国家更深刻地认识到联合自强的重要性。亚、非、拉广大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建立了许多区域经济合作组织。这一方面还应该加强,以地区经济一体化应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是发展中国家谋求共同发展的必由之路。 经济全球化论文:经济全球化对各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 收入分配问题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引人关注的问题之一。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贫困“极化”现象,导致经济结构转型失败和社会不稳定;也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受益,居民收入普遍提高。 全球经济收益的分享———对国家层次的考察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之前,1960年—1990年的30年时间里,发达国家和非石油输出国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得到了较快增长,而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的石油输出国经济增长速度相对较慢。根据美国宾州大学罗伯特·萨默斯基于购买力平价(PPP)方法的计算,尽管在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中有兴起者也有衰落者,但全球的收入分配状况并未发生剧烈变动,全球的基尼系数基本保持不变。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全球的基尼系数相当高,在测算开始的1960年全球基尼系数为0.54,这一数值大大高于一般国家的基尼系数水平。以PPP方法为基础的测算遭到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反对,因为它们认为此种测算方法高估了其国民收入。若考虑这种意见,则全球基尼系数会更高。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全球的基尼系数发生了剧烈变动。根据世界银行专家布兰科·米兰诺维奇基于各国居民家庭收入和消费数据使用PPP方法进行的测算,全球基尼系数从1988年的0.625上升到1993年的0.659,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动。而在对基尼系数进行分组分解以后可以看出:国家之间的差异远远大于各国国内居民收入的差异。该项研究同样可能高估了发展中国家的国民收入。整个世界缺乏足够多的以国家为单位的“中产阶级”,造成了世界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严重后果。 从以上的研究可以看出,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之前至迄今为止的时期,全球收入分配在国家水平上始终存在巨大的差距,但在不同时期其表现形式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发达国家和一些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总体社会福利得到较大改善,少数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和多数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总体社会福利改善不大,甚至出现恶化趋势。而各国国内的差距均低于国家间的差距,换句话说,整个世界巨大的收入差距更多地是由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造成的。但具体到不同时期,则全球增长的收益分享存在明显差异: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之前的时期,由于较多的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较快,使得整个世界的收入差距基本保持不变;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则改变了利益分享的格局,发达国家从中获得了比以往更高的收益,只有很少的发展中国家获得了较高的收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未能从中受益。受益者和受损者———从个人的角度考察 根据米兰诺维奇的计算,在1988年—1993年间,全球的居民收入增长5.7%,而收入分配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了。收入最低的75%的人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开始加快以后属于受损者,其收入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而只有25%的较高收入人群的收入获得了增长。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物质资本的流动更为自由,收益率提高,因而高物质资本拥有者的收入尤其是来自资产的收入大大增加,他们成了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主要受益者。高人力资本拥有者(高学历、技术拥有者)也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他们收入提高的原因在于新经济条件下迅速变化的技术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之前,这种需求使他们在国内劳动力市场中占得先机;而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不仅限于国内,而且来自国际社会。来自发达国家的需求进一步拉动了高人力资本拥有者的市场价格,这种拉动效果不仅体现在国内市场价格的上升上,而且体现在高素质人才可以在世界范围寻找更高的报酬上。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主要的受损者来自那些既不拥有很多物质资本也不拥有高人力资本的人群。低素质和低资本拥有者在世界范围出现相对供给过剩,就业竞争加剧,总体报酬水平下降。当然,一些在经济全球化中受益的国家,通过劳动密集型工作岗位的创造,使其低人力资本和低物质资本拥有者的收入上升也是可能的,但这需要国家对经济全球化的冲击进行调控,而且这种成功往往以其他国家同样竞争的失败为代价,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相对落后的经济都能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中受益。 经济全球化对不同国家和人群收入的影响可总结如下: 在发达国家,高人力和物质资本拥有者从经济全球化中受益,收入快速增长。而相对较高的劳动力价格和一些鼓励性政策(如技术移民条款)使发达国家吸引了大量其他国家的高人力资本拥有者,严格的资产保护又使其吸引了其他国家的高物质资本拥有者及其资本。但在这些国家,非熟练技术工人因受到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竞争而受到损害,只是由于其财政方面强大的收入再分配功能,才使得收入差距不至于迅速扩大。 在那些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受益的发展中国家,尽管国家总体福利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迅速改善,但不同人群对增长的分享存在结构差异。高人力和物质资本拥有者同样从经济全球化中获得利益,其收入在较低的起点上得到快速增长。在这些国家,由于劳动密集型战略的引入,国内的一些技术和非技术工人也可能由于其较低的劳动力成本而获得收益。但农业部门一般很难分享经济全球化的利益,加上相对较弱的收入分配和再分配政策,收入差距扩大就不可避免。 在受损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之前的时期,其经济发展速度就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而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以后,其经济虽然仍保持增长,但整体社会福利很难说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得到了改善。即便如此,经济全球化对其国内不同资本拥有者的收入影响也与其他国家类似,从而导致内部收入差距扩大。 经济全球化下的中国收入分配:机遇和挑战 经济全球化是把“双刃剑”,可能改善分配状况,也可能导致严重的分配两极化问题,而且国家对经济和分配的调控力度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有可能被削弱,因此合理建构劳动和分配政策体制非常必要。 最近20多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这既得益于改革,也得益于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口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在世界贸易排名中,我国由1989年的第十五位跃升到2002年的第五位。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显然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从个人的角度看,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是推动出口的重要动力,同时出口改变了我国经济结构的特征,劳动密集型产业快速增长,带动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外出打工,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使我国居民收入和分配得到双重改善。我国居民普遍分享了对外开放的好处。 随着加入WTO,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加快,这不仅指贸易,而且包括投资、产业开 放、人才流动等一系列非歧视的经济全球化规则的引入。从国家的角度看,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利大于弊,而从分配的角度看,则是机遇和挑战并存。机遇是多方面的:(1)我国具有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而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这一优势可能会进一步增强,从而有利于扩大就业,加快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的步伐;(2)由行业垄断导致的收入差距将随着市场化进程加快而被拉平;(3)宏观要素配置和劳动力市场配置的机制趋于合理,过多的行政配置资源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状况将得到改善;(4)加快非市场性的歧视政策的修正,形成平等的竞争机制。挑战也来自多方面:(1)劳动力市场的分层化速度加快,高素质劳动力的收入增长快,低素质劳动者收入水平停滞,在产业调整中失业的可能性加大;(2)沿海和内地、发达和不发达地区的差距仍将拉大;(3)受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加大;(4)产业保护等政府调节政策将受到限制,国际分工会加大就业结构的变动,引起摩擦失业。 经济全球化有助于我国发挥比较优势,改善就业和资源配置结构,拉动经济增长,我国居民普遍受益。未来如何继续发挥比较优势,同时警惕和避免一些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分配两极化,进而引起经济动荡,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经济全球化论文:怎么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增强我国国际贸易竞争力 自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许多国家的国际贸易增长趋势已经超越了自身生产经济的增长趋势,这给全球各个国家的对外贸易都带来了不同水平的增长,包括我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凭借着国际贸易的增长态势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但是在宏观经济评价体系下仍然存在着许多不足。我国需要把握好全球化经济发展带来的基于,提升国际竞争力,也是走向国际上的必然选择,更是国际贸易的需要。 一、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国际贸易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我国全面抓紧了全球化经济发展的基于,提升改革和开放的速度,为国际贸易的带来了极大的发展空间,成为了我国在经济全球化发展大潮中的最大受益国。当前无论是我国的对外贸易总量还是国家外汇储备和外贸利用数量,都已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可以说我国在亚洲范围内已经成为了经济增长的领头羊,在世界范围内帮助亚洲经济实现国际贸易的增长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力量。下图展示了我国在近些年来的对外贸易走势: 图1 1978年-2010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情况 如今我国在国际贸易上的飞速发展已经开始逐渐改变了世界范围内的利益格局,资源格局和市场格局,我国也将进一步在世界经济范围内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国际贸易的发展战略 全球化的经济环境和开放的政策为我国的对外贸易同时提供了机遇和挑战,我国的国际贸易需要进一步扩大规模,深化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在对外贸易中也需要不断地突破壁垒。只有这样我国的国际贸易才有可能更加从容地应对好国际贸易市场的竞争与要求。 1.进一步扩大国际贸易 当前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国际贸易在全世界的贸易格局中处于交底的产业地位,同时从事相关产业的都是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局部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虽然具有较快的增长幅度,但是相对应的国民收入却没有得到增加。我国的国际贸易应当在传统的产业基础优势上进一步扩大规模,提升自己的竞争实力,努力促进产业的转型和升级,改善贸易条件,在一些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行业中进行渗透,缩小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这样才能够在国际贸易格局中处于更好的地位。同时我国也要处理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拓宽国际化贸易空间,扩大贸易规模,从大国逐步发展为强国。 2.深化产业结构调整 从我国的经济实际出发,国际贸易的改革需要完善市场体质,宏观调控体质和法律等等,推进改革中我国的国际贸易需要注意同时兼顾国内外的市场,发挥好两房市场的共同作用。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主要为数量增长,但是在当前却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制约,因此我国必须深化改革,在全球化的国际贸易格局中占据良好的位置。 3.打破贸易封锁壁垒 为了更好地适应国际贸易的需要,全球许多国家都开始逐渐取消了国际贸易的相关税金,因此在贸易壁垒上减少了大量的非关税壁垒,早在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始,我国就规定了在15年以后拥有市场经济地位,并且同时也承诺了如果我国能够提供市场经济的证明,那么就可以改变。我国可以利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机遇,以积极地态度和高效的工作加速经济产业的升级发展,壮大传统的优势产业,提高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和规避风险能力。例如我国的广东沿海地区可以申请电器市场,青岛沿海地区可以申请饰品市场等等,这些方式都可以帮助我国形成在未来国际贸易中的优势点。 4.适应国际贸易竞争 我国在参加全球化经济竞争中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按照市场经济来建立和帮助具有国际化竞争力的跨国企业,但是随着国际贸易的稳步推进,全球格局中逐渐出现了地区集团化的现象,同时一些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也加大了我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难度。 三、总结 总的来说,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国要发展自己的国际贸易,在全球化的竞争环境中不能够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一方面自身发展还不够成熟,还需要更多的提升和进步,另一方面我国还在适应世界竞争的过程中,还需要利用国际竞争和经济市场来进一步壮大自己的实力。中国的市场在国际贸易中也要注重和其它发展中国家一起形成集团,增强自身的国际竞争力,这也是国际贸易的发展需求,也是增强在世界竞争力的必由选择。 经济全球化论文:浅论经济全球化使非洲国际商法统一的论文 一 .经济全球化是非洲国际商法统一化与协调化的根本原因 正如经济全球化势不可挡一样,法律的统一化与协调化运动是当今国际社会法律发展的一大趋势,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其成因是多方面的,而经济全球化是其根本原因。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深入发展,各国间的联系和交往日益频繁,跨国民商事关系以前所未有的数量发生,国际经济竞争日益激烈,各国为了吸纳国际资金、技术和人员,无不在改善其国内法律环境,这样就需要各国法律之间互相交流,互相借鉴,这有利于各国法律消除差异,趋向统一;而就整个国际社会而言,要谋求共同发展,保证国际社会正常的经济贸易活动的安全,进一步推动国家经济贸易交往的扩张和深化,则需要制定更多的国际条约来规范国际商事关系,努力建立起反映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国际法律环境。法律的统一化与协调化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世界范围内法律的统一化、协调化首先表现在民商法领域。经济全球化意味着不同国家商人交易增多,为了降低交易风险,保障预期利益,就需要为商人之间的跨国交易设立规则,进而推动世界范围内商法规则的统一。 因为“协调化的法律规则能降低交易成本,并因此促进国际贸易和商业的发展” 。数十年来,国际商法的统一化进程已取得快速发展,主要表现为: 商人通过自己的机构如国际商会等创设或统一了大量的商法规则; 各国通过国内立法制定出与多数国家相一致的法律规范,从而使商事法律规范趋向统一。 国际社会通过制定大量的调整有关国际商事关系的国际公约,推动了国际商法的统一化进程。 经济全球化是历史的必然,这就意味着,处于边缘化状态的非洲国家根本无法回避经济全球化。 为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非洲国家积极推进市场的联合与扩大,而“市场的联合总是与努力对有关金融和贸易方面的法律进行协调的活动相伴而行” 。非洲国家只有积极参与国际商法的统一化与协调化运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潜在好处,减少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中,避免被进一步边缘化的危险。 二.非洲国际商法统一化与协调化的直接原因 消除法律的多样性,是非洲国际商法统一化与协调化的直接原因。法律的多样性在非洲尤显突出。非洲法律的多样性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单一国家内部法律的多样性。在一个非洲国家内部,不同地区实施不同的习惯法。在殖民时代,一些外国法被强加于非洲本土法中,且二者继续存在。独立后,许多非洲国家采用联邦政体,使一国内部各地区具有依据本地情况进行立法的权力,而各地区的立法并不必然是统一的。 非洲国家之间法律的多样性。伊斯兰教在非洲广大地区的传播使伊斯兰法对一些非洲国家的法律也产生巨大影响。此外,当今一些非洲国家的不同地区在历史上曾被不同的国家占领,造成现在一些非洲国家的不同地区实施不同类型的法律。因此,可以从法律的角度把当代非洲国家分为普通法系国家、大陆法系国家及混合法系国家。它们之间的法律必然存在巨大的不同。3?非洲国家和其他大陆国家之间法律的多样性。尽管非洲国家的大部分法律制度源于欧洲,但不能就此认为非洲国家的法律规则等同于它们所采用的欧洲国家的法律规则。即使法律制度同属一个法系的不同国家,在处理同样事情所适用的规则上也常存在很大差异。导致此种状况的原因诸如:各国法律发展或改革的步伐不同,各国的社会文化因素对法律的影响有别;现在许多国家乐于从其他国家移植一些法律规则和概念,这些国家并非总和移植国同属一个法系。非洲国家接受欧洲法后,欧洲国家法律的发展并非总在接受国中得到反映,而另一方面,非洲国家本身也经历着内部的法律发展,这包括新的本土法的制定,对立法作出的新解释,以及对其他国家法律的移植等。 经济全球化论文:经济全球化趋势中的矛盾运动探析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种客观趋势，它也是一种复杂的演化过程，它充满着矛盾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既反映了世界经济的内在矛盾，又是这种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因此，要更好地把握其规律，就必须对经济全球化趋势中的矛盾现象及其运动机制进行深入的探讨。 一、经济全球化趋势中的矛盾现象 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矛盾现象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发挥主导作用并反映本质特征的主要是竞争与合作、开放与封闭、整合与分化以及有序与无序等基本矛盾。它们以不同的表现形式存在于经济全球化的始终。 1.竞争与合作。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行为主体是在有限空间、有限时间和有限资源的边界条件下参与各种经济活动的，当时空边界和资源容量在最初阶段可以相对满足各自主体的基本需求时，它们就可能处于与外部相互作用和竞争关系较弱、自给自足的相对封闭状态。但是，一旦各自的基本需求超出了时空和资源边界的容量，它们为了争得各自的生存与发展机会，向外扩展并相互展开竞争则是必然的，“全球化过程使竞争的作用从一种手段、一种经济行动的特殊方法变成一种意识形态，变成了为了继续生存以至于谋求霸权统治而积极追求的一个目标。”[1](P4)这表明，竞争是世界经济运行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动力和活力之源。然而，所有主体所共处的空间和资源是以地球为其边界的，而且由于不断进化，不仅人类社会自身的关系结构日趋复杂，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关系也更趋复杂。这种条件下，由于自发的竞争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经常引起国际的经济冲突和世界系统的动荡；不仅如此，还日益受到自然生态资源环境失衡的严重威胁。这就使它们在竞争的同时，又强烈地意识到对于许多共同面对的问题，只有通过合作并在努力实现共赢的情况下才可能得以解决，才可能有生存与发展得更好的出路。所以，它们又有着强烈的合作欲望和倾向，在不断的博弈过程中采取合作的行为。这就是我们当今世界经济既存在激烈的竞争，又努力寻求相互间合作的客观现实。即“在一种意义上全球化被看作自由的全球范围的合作；在另一种意义上则被看作畅通无阻的竞争。”[2](P95) 2.开放与封闭。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由于共处在同一个地球的时空、社会及自然生态系统内，各国和各经济主体相互间形成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和不可分割的依赖关系。因此，他们越来越意识到只有融入到世界经济运行体系中，才可能使自身系统获取不断发展的动力与活力，才可能从世界经济发展中获取更大的收益。尽管融入此进程的主体有的是“先知先觉”，有的是“后知后觉”，甚至有的还是“不知不觉”。然而，随着人类社会的演化，各国的经济制度和各经济主体在总体上是不断地趋向自由和开放，如今这已逐步成为各自生存与发展的战略。与此同时，交通、通讯手段的惊人进步和信息化的迅猛发展更是强化和加速了这一趋向。但是，各国、各经济主体在某种方面和领域不断开放的同时，面对日趋激烈的竞争，它们在另一些方面又在不断强化自身的边界和主权意识，力求增强自身系统的独立性、稳定性和延续性，以保持自身系统质的存在和特征。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本土化”[3](P206-218)倾向就表现得更加明显。而且，即使发达国家在高唱贸易自由化、要求别国开放市场的同时，往往采取合法、合理和创新手段进行贸易保护。”[4](P23)这些实质上都反映出封闭性的倾向。此外，全球化竞争中形成的国家之间的区域合作组织及联盟，企业组织间的兼并、联合和战略联盟等，也都体现出开放与封闭的双重特性。它们在体系内相互间表现出更加的开放性，而对于体系外则表现出体系边界的相对封闭性。所以，这种双重性既存在于同一个体，又存在于不同个体；在不同的条件下或针对不同的事物，就可能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总之，作为经济系统单元，开放与封闭本身就是相对的，因为边界标志着单元子系统的存在和个性，它是封闭的界限，又是开放的边线。所以，每个经济主体都会根据各自的利益自觉选择开放与封闭的程度和方式。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曲折道路也正是这种矛盾作用的集中体现。 3.整合与分化。经济全球化趋势是一个不断整合与不断分化同时进行的过程。就整合来说，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它是通过自组织机制以“无形组织”和“有形组织”两种方法进行的。首先，世界各层次经济主体及各种经济要素间通过自发、自主的行为，自组织地形成并扩展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全球性经济系统，这种方式与过程随着世界市场的发展加速演进，这是“无形组织”的整合。同时，各经济主体、特别是各国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为了减少系统带来的不确定因素和风险，又自发地通过谈判和协商在一定区域和全球范围，不断整合成具有一定约束力并能有效协调的有形组织和体系，这是有形组织的整合。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类区域性或全球性的经济组织及形式不断涌现，高潮迭起。比如，全球性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以及区域性的欧洲经济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太经合组织等先后形成的数十个这类经济一体化组织，就是典型的例证。就分化来说，主要体现在主体层次的不断分化、经济因素及要素的不断分化，和由此导致的系统结构层次的不断分化，这些就如进化之树不断分化和展开。比如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最初是以国家为单一层次主体，以后逐步向上和向下分化为包括国家、跨国公司、国内企业，以及国际性的区域或全球经济组织和机构等多层次主体，它们共同参与并影响着经济全球化的机制和发展[4](P22)。与此同时，经济领域也在逐步分化为贸易、生产、金融等各方面，并且它们又在各自的领域进一步不断分化展开。正是如此，经济全球化的构建和演进才不断呈现多层次、多元化和多极性。总之，“在整个历史上，整合与分化的动态相互影响伴随着生长与发展的过程”[5](P137)。 4.有序与无序。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一方面通过自组织和它组织过程的会聚和整合，使世界经济体系不断形成有序的层次结构和有序协调的经济运行秩序，从而促使世界经济的各个组成部分及相关因素依照一定的规律和秩序运行和演进。正如经济全球化历程中所表现出的那样，全球各层次经济主体及各类经济要素相互间通过市场的自组织和政府及国际组织或机构的他组织，使得有序的结构和秩序从微观到宏观、从局部到整体、从外在到内在不断扩展和深入。因此，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这种有序性既体现在时间上也体现在空间上；既体现在静态上也体现在动态上；既体现在微观上也体现在宏观上。但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从广度和深度的扩展和分化，经济的各部分、各层次、各领域间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关系更加复杂；又由于各经济主体的行为具有自发性和随机多变性，随着竞争的日趋激烈，特别是在非线性作用机制下，这些会使系统结构和运行状态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不断增加，因而时常会由于某个偶然局部失衡因素而导致整个系统的“蝴蝶效应”而产生金融或经济危机。因此，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主体、各要素间相互结合与作用所导致的系统有序性与无序性并存是客观存在的，世界经济发展演化过程中有序的运行和危机的时而出现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二、经济全球化趋势中矛盾现象的原因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种种矛盾现象并非是偶然的，既有内在的根源，又有外在的影响。如果把它当作一个系统来看，它是各参与主体的微观行为、它们间相互作用形成的自组织机制以及人类社会发展演化的必然结果。 首先，它是经济全球化参与主体自主自利行为的必然结果。经济全球化中不论是哪类、哪一层次的参与者，都是独立的自主行为主体，都有各自的价值取向并谋求自身的利益。因此，各主体的行为和倾向必然是千差万别的，而且即使同一个体，在不同的时刻和不同条件下也会有所不同。这就意味 着在微观层次，无论是某一主体的个体行为和倾向，还是所有各类主体的群体行为和倾向，本身都存在着矛盾的两重性。即它们的行为，不仅包含着竞争意识，也包含着合作的需要；既存在着对外的开放意愿，又存在着防外的封闭倾向；它既是有序之源，也是无序之因；既是整合的凝聚力，又是分化的推动力。总之，它是经济全球化演进过程矛盾性的微观基础，也是所有各类矛盾性的根源所在。 其次，它是经济全球化自组织演进内在机制的客观要求。经济全球化进程首先是根源于所有参与主体为谋取生存与发展机遇的自主自发行为相互作用的结果，“是由参与竞争的各种力量所决定的。”[1](P8)也就是说，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全球性经济系统各要素相互作用自组织的演化过程。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各种性质、特征、及运行机制都与此有直接的关系，自然它的矛盾运动也不例外。这是因为各类主体、各个要素相互组成不同类型的多元化和多层次的子系统，尽管这些子系统通过自组织过程形成更大、更高层次的有序结构系统，但它们作为子系统的行为及演化趋势仍是各异的。它们在经济活动中既竞争又合作、既开放又封闭的行为，通过相互作用促成整个系统不断分化又不断整合、不断导致无序又不断形成有序；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从平衡——打破平衡——再到新的平衡而不断转化发展的。正是这种自组织的秩序和机制才使系统更具有不断进化的活力和动力。因此，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矛盾运动，既是其内在自组织机制运行过程的体现和结果，也是其内在自组织机制运行的客观要求。 第三，它是人类社会进化的客观规律。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存在的“竞争与合作”、“开放与封闭”、“分化与整合”、以及“有序与无序”等矛盾现象，表面上看仅仅是世界经济系统内在矛盾和内在运行机制的反应，但从更广、更深的意义上去认识，它们是人类社会这个更大系统演进客观规律的反映。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系统在一定阶段演化的表现，而世界经济系统进化又是一定阶段人类社会系统进化的一个方面或组成部分。所以，经济全球化“一直是人类生存状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展现在所有这些领域的动力都是长期的过程。它们涉及人类的基本需要，即全球化的动力产生与人们扩大它们自己创造的秩序范围，以便为它们的福祉增加货物、服务和观念的需要。因此贯穿于整个人类历史。”[3](P212)也就是说，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构成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大环境，经济全球化中主体的行为必须自觉适应这个环境，随其变化而变化。这就意味着人类社会的演化机制和规律，影响并制约着经济全球化中主体的行为、相互作用的机制、乃至整个进程。科学的理论及历史进化的过程已清楚表明，以上分析的种种矛盾运动，本身就始终存在于人类社会发展演化的历史过程中，它们实质上是人类社会乃至自然生态系统运行及演化的客观规律。因此，世界经济系统的演化以及经济全球化进程也必然遵循和体现这一客观规律。 通过分析经济全球化趋势中矛盾运动的深层根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这种矛盾运动具有客观性和必然性，它是经济全球化演进的本质特征，它伴随存在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始终。 三、经济全球化趋势中矛盾运动的发展 从经济全球化趋势中的矛盾现象及其原因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些矛盾及其运动产生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主体的微观自主行为，运行及演进的宏观自组织机制，以及所处人类社会这个更大系统的历史演进客观规律的约束。所以，它是客观的存在和必然的规律，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这些矛盾运动的发展也将按照自身的演化轨迹和规律进行下去。但矛盾的某一方面成为主流趋势或具有主导地位是在转化和发展的，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今后矛盾运动的发展方向以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演化趋势。 1.竞争与合作的矛盾运动中，合作将逐步取代竞争成为主流。在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各阶段，过去竞争一直处于主导的方面，决定着进程的特征和性质。但合作因素也随着不断在增强，它与竞争的相对地位在不断发展着转化。特别是在人类社会面对地球资源迅速减少、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经济冲突导致的系统风险日趋增大等各种威胁不断加剧的情况下，要实现各经济主体自身及整个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经济活动中加强合作、实现共赢是今后必然的选择。“一个有效的、开放的市场体系需要在各民族之间建立一个协调合作的全球框架，……只有通过把各种不同范畴内的许多社会——经济网络紧密地结合起来，使他们以共同目标为取向，人们才能比较现实的希望实现社会公正、经济效率、生态的持续发展以及政治民主，从而避免一场（经济、宗教、政治或伦理的）全球自我爆炸的危险。”[1](P11)因此，竞争与合作在今后虽然仍将并存，但合作的倾向和行为将更趋强烈，最终将取代竞争占据矛盾的主导地位而成为主流，这必将成为竞争与合作这一矛盾运动的发展趋势。 2.开放与封闭的矛盾运动中，开放将继续保持其主流趋势。在经济全球化的历程中，开始阶段是封闭倾向占据主导，开放因素却是微弱的和受支配的，随着进程的发展，开放与封闭因素此消彼长，封闭倾向在不断减弱，而开放倾向却在不断增强。发展到现在，开放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活动的主流。尽管两者在政治、经济与军事形势出现大的动荡时经常会发生相反的变化，一些经济主体会依据暂时的形势更强调封闭性。比如在几次世界性的战争、经济危机、以及政治冷战时期，各国各经济体制间的封闭与割据就曾相当严重。但不管经济全球化演进道路如何曲折，开放相对于封闭不断增强的发展趋势并没有改变。如今，开放已逐步成为这对矛盾运动的主要方面和主流趋势，这一发展趋势在今后也不会改变。 3.整合与分化的矛盾运动中，整合将逐步成为今后的主流趋势。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虽然分化与整合的矛盾运动随着进程演化一直在延续，“但是这两种相反的趋势并非总是和必然平衡的：在发展的各个阶段，一种趋势或另一种趋势往往会占上风。”[5](P137)特别是整合将会随着这种进程成为主流趋势，决定这一矛盾运动的发展。因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分化过程更多的是自发自组织过程；而整合过程，由于经济活动中人类社会处于生存与发展的需要，除了自发形成“无形组织”的整合外，各国各层次经济主体通过自身组织扩展和联合形成更大、更高层次的组织，从而使有形组织形式的整合过程也愈加明显地增强。具有表现在，国家主体间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全球经济一体化这种整合过程，已成为当代世界经济演化中的一种潮流；同样，在企业经济主体这一层次，“我们可以把工业化社会过去200年的历史理解为：随着大型组织不断从先进技术中获得优势，我们设计大型组织的能力的提高，我们已经极大地拓展了组织存在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组织比市场更为有效。这个结论既适用于政府组织也适用于商业组织，因为后者遵循的是类似的设计发展轨迹。”[6](P59)所以，这种有形组织的整合过程今后还将得到更大发展，整合过程也将容纳并决定着分化，主导着这一矛盾运动以及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这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 4.有序与无序矛盾运动中，有序化是主流趋势。经济全球化演进中，有序与无序始终处于对立转化、相辅相成的运动过程。尽管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演进，世界经济系统的结构层次更趋复杂多变，不稳定性乃至无序性也在增加，这是客观现实。但是，各类主体乃至人类社会是理性的，他们为了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会不断做出相互合作、不断形成与扩展各层次组织、更加开放和协调以促成一体化过程等各种努力，这些都会促使这个系统朝着有利于人类发展目标的要求有序运行和有序演化。因此，经济全球化的有序与无序矛盾运动中，有序化作为主导方面和主流趋势，过去和现在是如此，今后仍将如此，这是人类社会进化的历史规律。 综上所述，我们必须全面正确地认识经济全球化中矛盾运动的客观必然性，使我们能以积极的态度正视和面对这一现象；我们还必须全面正确地认识这些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性，使我们能以科学的态度遵循和把握矛盾运动的内在机制与特征；我们必须深刻地认识这些矛盾运动的复杂性，使我们能以系统演化的观点和方法，不断探求和应对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种种复杂多变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从而趋利避害，努力寻求各主体及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更佳途径。 经济全球化论文:经济全球化的新特征及中国的对策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革命为主要标志的新技术革命大大促进了世界生产力的发展，使生产力发生了某种质变。根据摩尔法则，信息技术革命使集成电路的集成度每18个月翻一番，每一代新产品（主要指“新芯片”）的生产成本降低一半。信息产业创造的产值会呈几何级数增长。这不但会带动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且会降低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近十多年来，美国经济发展“一高两低”的实践证明了其正确性。自1991年3月以来，美国经济在总数已达7万亿美元的庞大基数上，连续123个月平均经济增长率为4%、平均失业率为4%、平均通货膨胀率为2%，创造了世界奇迹。 信息技术革命及其带来的世界生产力的质变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经济全球化产生了一系列新特征。信息技术革命的蓬勃发展不仅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和手段，而且造就了全球经济最具活力的新增长点。信息产业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主导产业。信息产业的优先快速增长会带动全球经济的发展，为经济全球化增添新动力。信息技术及其产业的迅猛发展产生了互联网。互联网特别是国际互联网的产生和发展使信息的生产、传播和利用日益扩散到全球范围。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的人瞬间就可以与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的人进行沟通和交流；鼠标一点，就可获取几千里甚至几万里以外的信息，从而打破了时间和空间对经济活动的限制，使地球变成了真正的“地球村”。这就大大加快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提高了经济全球化的质量和水平。世界资本市场的资本金借助国际互联网能以“光的速度”从地球的一方转到另一方，国际资本可以迅速流入一个国家或地区，也可以迅速从一个国家或地区流出，这就加快了国际金融的全球化进程。当前，全球流动资本已达8.2万亿美元，全球证券市值高达29万亿美元。信息传播全球化和金融资本在全球的迅速流动使国际贸易领域掀起了一场新革命，电子商务就是这场新革命的优秀成果。人们坐在电脑屏幕前，就可以进入各种商店，销售或购买商品。经济全球化的主体——跨国公司的领导者坐在办公室里，利用国际互联网管理、组织、协调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子公司和分支机构。小规模厂商也可利用互联网向遥远的市场提供商品和服务。这就足以说明，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已经成为当代经济全球化的新特征。 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使各国各地区各大洲都处于一个联系紧密的生产、商贸、信息和通讯网络之中，迅速消除着经济的区域性，促使资本重新组合，“流动空间”正在取代“地域空间”。换言之，地域正在被网络取代，网络不再对应于某一具体区域，而是被纳入世界市场之中，不再受任何国家的政治限制。政治空间和经济空间在历史上第一次开始分离。这种分离与跨国公司、国际资本、国际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与开发银行等）等日益扩大和强化的活动联系在一起，使各国经济政策和法规越来越受制于外部世界的框架条件即国际通行规则和国际惯例，迅速融于经济全球化的洪流中。在新的经济全球化巨大洪流中，经济国际化和企业经营国际化不仅规模迅速扩张，而且质量也日益提高。国际化的内容不仅包括商品、资本、劳动力等，而且包括信息、知识、技能与制造技术等。国际直接投资方式日趋多样化，影响越来越大，掀起了大规模资本流动浪潮。 对于生产力质变导致的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新特征，专家学者有不同的认识。有人甚至否认这一事实的存在，认为这是某些经济理论工作者和媒体的有意炒作。然而，不管某些人承认不承认，这是客观事实，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认识世界生产力的巨大变化、把握经济全球化的新特征特别重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自觉地发展高科技及其产业，不断提高生产力水平、综合国力和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生产关系的巨变与经济全球化的本质 有人认为，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化，主要是美国生产关系的全球化。这种观点值得商榷。笔者认为，从生产关系角度看，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全球经济的市场化，市场化把全球各国、各类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经济国际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基础。经济全球化是经济国际化向全球经济纵深发展、进入高级阶段的产物，是经济国际化的高级表现形式。追根溯源，经济国际化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经济国际化于19世纪产生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巩固和发展，无限扩大的生产经营能力，冲破国界开拓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区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生产经营者“奔走于全球各地”，“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255页．）。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经济国际化的精辟论述。但是，随着世界科技的进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济国际化的范围越来越广、形式越来越多、内容越来越丰富、规模越来越大。近40多年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发展中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社会主义国家都纷纷扩大对外开放，实施经济国际化战略。经济国际化由资本主义国家垄断的局面早巳被打破，它不再受国家的生产关系、社会形态、政治制度、文化差异、国土面积大小的限制，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股潮流，即经济国际化已发展为经济全球化。 在当今世界，商品、资本、服务、技术、信息、人才超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快速流动，实现世界资源的优化配置。哪里环境好、回报率高，资源就向哪里流动，谁也阻挡不住。资源的流动要靠市场。市场背后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商品和服务交换关系的总和，是不同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的生产关系。因此，从生产关系角度看，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全球经济市场化。目前，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在发展市场经济，都在开拓国际市场。市场化使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经济逐步融合，使跨国商品与生产要素在全球流动的规模不断扩大，速度不断加快，形式日趋多样化，使世界各国（地区）经济的相互依赖性越来越强，最终形成互相依存、紧密联系的有机统一体，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应。没有市场化就没有经济全球化，市场化是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征。 有市场就有竞争。全球经济的市场化使全球性竞争更加激烈、更加复杂。思想理念竞争、制度竞争、机制竞争、政策竞争和产品竞争、技术竞争、资本竞争、人才竞争交织在一起，使竞争呈立体化趋势。竞争的基础和中心环节是企业。企业之间的竞争特别是跨国公司之间的全方位激烈竞争促进了全球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世界经济的增长，使经济全球化不断上新台阶。日趋激烈的竞争有可能激化企业与企业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这就更需要各大企业之间、各国政府之间加强合作，更需要国际机构发挥越来越多的协调作用。现在各种国际组织，特别是国际经济组织越来越多，区域化、一体化经济机构也越来越多。例如WTO、IMF、OPEC、APEC等，其国际政策协调越来越重要，这也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结果。各主权国家应积极参与国际组织的活动。中国加入WTO，积极参加APEC的活动，适应了这一要求。 作为经济全球化主体的跨国公司，为了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纷纷结盟。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原来曾是竞争对手的跨国公司结成联盟，以对付新的竞争对手。如美国IBM公司与德国西门子公司合作开发电脑记忆芯片，美国克莱斯勒汽车公司与欧洲第二大汽车厂商菲亚特公司相互成为对方的销售，欧洲跨国公司每年缔结的合作协定成倍增加，许多中小跨国公司联合起来，共同对付竞争对手。在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之间的结盟也日趋活跃。目前，跨国公司广泛结盟已成为企业经营国际化的一个突出特点，反映丁跨国公司发展的一种新趋势。在跨国公司广泛结盟的同时，全球跨国并购如火如荼。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01年世界投资报告》测算，在过去10年里，跨国公司的全球跨国并购增加了4倍。其中，美国、欧盟的企业跨国并购最为迅猛，电信、医药和化工产业是主力军。全球跨国并购使一个个实力强大的跨国公司应运而生，因而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凭借最先进的技术进行的竞争称之为“超强竞争”。“超强竞争”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谁最大胆、最迅速地打破旧秩序，谁就能获胜。用迅速大胆的行动打乱竞争对手的心态和阵脚成为获取市场份额、提高利润总额的重要途径。对手越茫然不知所措，“超强竞争者”就越有时间在对手明白过来或作出反应之前赚钱。“超强竞争者”主要在对手处于惊愕莫名或陷于瘫痪的时间内保持其优势。当对手明白过来并作出反应时，“超强竞争者”原有的优势就可能丧失。“超强竞争”的日益加剧迫使竞争各方采用最先进的技术、实行最科学的管理、利用最佳手段降低成本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从而为经济全球化增添了巨大的新动力。 经济全球化与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平衡，不平衡发展是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不平衡—相对平衡—新的不平衡—新的相对平衡”的互动史。每一个周期从不平衡走向相对平衡，都使世界经济的生产力水平上一个新台阶，使世界经济的规模和质量产生一次新飞跃。近十几年来，全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及其矛盾运动，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多方面质变。整个世界的经济技术水平大大提高，创造的物质财富大大增多。“一个由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正让位于一个由全球参与者构建的世界经济。”（注：王烈、杨雪冬：《全球化与世界》，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任何国家、组织和个人都无法回避。但是，收益分配的不公在加剧，信息技术的“数字鸿沟”在加深，可持续发展受到日益严重的威胁，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加剧。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收益分配不公的加剧，扩大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平衡。据世界银行《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统计，全世界20个最富裕国家的人均收入是20个最穷国家人均收入的37倍，而40年前仅18倍；世界最富的20%的人口的人均收入为最穷的20%的人口的98倍，而40年前仅30倍。不少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物质财富不断增加的历程中，却更加相对贫困，有的国家陷入极端贫困。在全球经济市场化的大趋势下，世界资源的配置和收益分配主要靠市场机制，而市场机制所关心的是“利润最大化”，不是“社会公平”。收益分配多寡的要素排列顺序是先资本、技术和知识，后土地、资源和劳动。发达国家掌握着庞大的资本、垄断着高新技术和新知识，必然获得巨大收益，发展中国家只能靠廉价的土地、资源和劳动获得微薄的收益。这是收益分配严重失衡、收入差距拉大的根本原因。世界新制度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在他的《经济理论与不发达地区》一书中，提出了“循环和积累的因果原理”，以新的视角解释了地区间、国家间收益分配失衡问题。他认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造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等，而不平等又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不平等和水平差距是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并且有积累性。地区间和国家间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发展的巨大差距就是由这种“循环和积累的因果关系”造成的。在国际贸易中，完全靠市场的力量无法摆脱这种“循环和积累”，只会扩大差距。发达国家经济实力雄厚，科技水平高，管理先进，产品技术含量高、质量好、附加值高、竞争力强，发展中国家很难在竞争中获胜。在进行自由贸易时，发达国家依靠巨大的竞争力抢占和扩大国际市场，获取高额利润，从而带动国民经济和其他事业的发展，进而形成向上的、越来越强的“循环和积累”。而发展中国家经济技术落后，企业和产品缺乏竞争力，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市场不断被挤占，工农业生产逐渐衰落，从而形成经济发展下降的、越来越弱的“循环和积累”。经济全球化扩大了市场机制“优胜劣汰、扶强抑弱”的作用，必然导致收益分配的严重不公和经济发展的巨大不平衡。 不同市场经济模式的竞争同时也扩大了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衡。在经济全球化蓬勃发展的当今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竞争是相同制度下不同市场经济模式之间的竞争，主要是美国式的自由市场经济、日本式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德国式的社会市场经济之间的竞争。美国经济是典型的自由市场经济，它强调遵循客观经济规律，自由竞争、自由贸易和自由放任，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以达到充分就业和资源优化配置，实现利润最大化；它强调个人自由、个人发明、个人创造、个人价值的重要性，鼓励创造、发明和创新；它强调个人利益高于集体利益，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所以，这种模式充满生机和活力、创造性和创新性。以日本为代表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和以德国为代表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则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与调控，主张实行混合市场经济体制——国有经济与私有企业并存，政府调控与 自由竞争相互补充，效率与公平兼顾，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相辅相成。尤其是日本，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和经济计划对经济活动、企业决策进行诱导和干预，依靠财政、金融、税收等经济手段进行宏观调控，通过官民协商、政企交流扶持财团发展；强调工人个人利益与企业集体利益乃至国家利益相结合，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利益。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世界经济趋于市场化、自由化的条件下，美国式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处于优势地位，其经济保持了持续稳定增长。而强调政府主导和调控的国家包括西欧国家、日本等国则长期处于经济低迷状态。美国模式的创新性使其抢占了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制高点，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大发展，从而拉大了与日本和许多欧美国家高技术和经济增长的差距，连续数年雄居国际竞争力排名之首，日本等国的位置则大大后移。据世界银行《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测算，美国GDP的年均增长率从20世纪30年代的3%提高到90年代的4%；同期，日本GDP的年均增长率从4%降到1.4%，欧盟15国中荷兰、丹麦、芬兰、瑞典的GDP增长率有所提高，而德、法、英、意等国都在下降。这使发达国家之间经济的不平衡加剧。 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比较复杂，有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如中国；有处于转轨时期的发展中国家，如东欧诸国；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中国家，如东南亚国家、拉美国家等，它们都坚定地发展市场经济，建设市场经济体制。但它们的市场经济模式不同，改革开放的政策各异，因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在加剧。中国、印度、智利、韩国等国经济增长速度较快，菲律宾、巴基斯坦、阿根廷、非洲国家、东欧一些国家经济增长缓慢，有的国家还呈现负增长，因而差距在不断拉大。 世界经济不平衡的加剧引发了一股又一股的反全球化运动。参加反全球化运动的成分比较复杂，其中有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成分，反映了发展中国家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的愿望，这对于改善贫富差距扩大的不合理、不公平状况有一定促进作用。但要真正改变世界范围内的分配不公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主要应靠发展中国家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制定和实施科学合理的战略和策略，促进自身经济的发展。 我国应有条件地参与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的蓬勃发展和质变是世界范围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及矛盾运动作用的必然结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我国必须遵循客观规律，顺应历史潮流，积极参与。如果我国不参与经济全球化，就会受到规律的惩罚，断送改革开放的成果。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社会分配不公及其发展不平衡的加剧说明了经济全球化的相对性、有限性和多样性。如果我国五条件地参与经济全球化，就可能受制于人，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同样会断送改革开放的成果。据此，我国必须有条件地参与经济全球化，制定和实施科学的战略和策略，趋利避害，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发展自己。 （一）深化改革，提高国际竞争力。参与经济全球化，必然参与日趋激烈复杂的国际竞争。国际竞争主要是综合国力的竞争。企业是国际市场竞争的重要主体。与发达国家比，我国的综合国力还比较弱，与世界上的大跨国公司比，我国企业的竞争力还不强。因此，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我国必须把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企业竞争力作为主要战略任务来抓。其中，在国家层次上，主要是尽快转变政府职能，健全法制，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促进市场经济的成熟，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同时，还应进一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大力发展高新技术及其产业，促进经济和社会的信息化，为企业科技进步奠定稳固的基础。在企业层次上，主要是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搞好信息化建设、经营管理和科技进步，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应变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目标是创建一批实力强大的跨国公司，依靠跨国公司参与国际竞争。 （二）全面创新，不断提高经济国际化的质量。实施经济国际化战略是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举措。我国许多省市和行业都已制定和实施经济国际化战略，成效显著。今后，应坚持全面创新，不断提高经济国际化的质量。观念创新是全面创新的先导，面对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和挑战，必须不断学习，更新观念。不但企业应树立全新的观念，而且政府也应树立全新的观念。制度创新是全面创新的基础和前提。抓制度创新，重点抓好宏观制度创新和企业制度创新两个方面，既要符合中国实际，又要符合国际通行规则和国际惯例。管理创新是全面创新的灵魂，是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永恒课题，必须实行科学管理、全面管理，不断提高管理的水平和层次。技术创新是全面创新的核心和内动力，必须建立健全合理机制，搞好技术开发、技术应用和技术扩散。产品创新是全面创新的载体，是竞争力的外在表现，必须不断改造传统产品，研究开发新产品，培育和宣传名牌产品，依靠名牌打天下。市场创新是全面创新的归宿，必须确立自身的科学创新模式，实现从适应市场到创造市场的转变。 （三）积极参加国际经济合作。经济全球化的新特点和新趋势意味着国际分工更细，更细的分工要求更紧密的合作。我国已经成为WTO正式成员，应遵循WTO的法律框架和基本原则，与WTO其他成员加强经济合作。在合作中竞争，在竞争中合作。 （四）牢牢把握对外开放的主动权。参与经济全球化，必须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必须认真贯彻实施。但是，我们必须牢牢把握对外开放的主动权，不断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降低对外依赖程度。最主要的是做好两项工作：一是学会灵活运用经济全球化的规则特别是WTO的基本原则和有关条款，发展和保护自己；二是遵循国际通行规则和市场经济规律，不断深化改革，建立符合国际规范的经济贸易体制和灵活高效的宏观经济管理机制，卓有成效地化解和消除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 （五）保证经济安全，维护国家主权。经济全球化从许多方面损蚀着国家经济主权，给诸多国家带来了经济安全问题。特别是信息传播全球化的发展使传统的国家观念和主权观念受到了巨大冲击，信息战愈演愈烈，直接危害着国家安全和经济主权。经济主权是国家对本国经济所拥有的最高领导权和决策权，是对国家经济利益的最高权力。而国家经济利益又是国家安全的核心。所谓保证经济安全，实际上就是保证国家经济利益和人民群众利益不受侵害，保证国民经济正常有序运行。国家主权问题不容讨论，国家主权不允许任何国家、任何集团、任何个人侵犯；国家安全和国家主权紧密相连，不允许受侵害。我们必须制定和实施科学完善的国家经济安全战略和策略，切实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维护国家主权。 （六）努力发展科教事业，积极培养优秀人才。国际竞争的实质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谁拥有高素质的人才、控制高新技术的制高点，谁就能把握经济全球化的主动权，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越战越强。经济全球化中的不平衡，主要是科学技术和人才的不平衡。贫富差距、强弱差距，主要是科技和人才的差距。因此，我国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最根本的策略是继续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努力发展科技特别是高科技事业，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努力发展教育事业，积极培养各级各类优秀人才。培养人才周期较长，难以满足当前的急需，因此，在积极培养人才的同时，还应积极从国外招聘高层次的复合型人才，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比培养和招聘人才更重要的是使用人才，应深化改革，强化竞争机制，健全激励机制 ，创造有利于人力资源全面发展的良好氛围，才能用好人才、留住人才。 经济全球化论文:对经济全球化趋势的理论思考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再次成为支配世界发展的新趋势。这次经济全球化无论在发展的深度和广度上，还是在推进速度上都超越了以往。本轮经济全球化与早期的经济全球化最重要的区别之一，就是建起一套对全球市场开放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包括WTO的多边经贸规则体系，IMF和世界银行主导的金融开放与援助发展的全球规则体系，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建立的跨境制度规则体系。其意义在于：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通过国际经济组织、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初步建立全球（地区）通行的国际市场规则和行为规范。 本轮经济全球化的另一个特点是，发展市场经济成为各国经贸联系的共同基础。从全球范围内看，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中亚、中东欧等国家开始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发展中国家通过对战后经济发展经验的反思，开始了由国家动员和配置资源以启动发展的体制转向了以市场为基础的体制改革；即使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为赢得全球竞争优势，也开始对各自长期实施的市场管制、干预和保护体制进行体制结构调整。正由于世界各国对发展市场经济、加快市场化改革达成了广泛的共识，经济全球化才可能得以顺利发展。 和平与发展依然是当代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两大主题。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现有的以国际组织、多边协定、非政府组织和地区组织构成的国际体系，长期以来一直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基础。但冷战后形成的一霸多强的国际格局，使和平的国际环境存在着诸多的不确定性。“9·11”事件之后，反对国际恐怖主义成为一项主要议题，使全球多极化发展，加强国际合作出现了新的转机。在促进全球发展方面，冷战结束后，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已明显不适应全球化发展的需要。要重建国际经济新秩序，就必须建立全球权利和义务相平衡的约束机制（制约以实力替代规则和不遵守规则等问题），就必须确定危机发生时的全球调整责任和解决机制（全球预防危机的政策协调等问题），就必须管理和协调全球化发展中的不平衡、不稳定增长问题（全球的宏观调控），就必须建立促进发展和保护弱者利益的再调节机制等问题。这就需要建立一套新的全球经济协调体系。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早解决，一旦各种矛盾交织激化到一定程度，全球化进程仍可能会出现逆转和倒退。 目前的主要问题之一是，谁来主导国际规则的制定。过去全球利益矛盾的激化往往导致武力和战争。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当今的全球利益矛盾和冲突应更多采取谈判与协商的方式加以解决。即使如此，当今的全球市场机制和规则，并不能有效解决全球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不能有效解决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援助和国际合作问题；也不能有效解决全球发展机制中的政策协调问题。如果全球贫富不均的“马太效应”日益扩大，被边缘化的国家、组织及弱势群体势必将成为经济发展不稳定的一个主要根源。因此，在当代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一方面要逐渐形成一套国际通行的市场开放规则和规范，另一方面在新规则制定时应充分考虑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同时制约用实力誊代规则的不良倾向。中国入世后，将在这两个方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制度建设和新规则制定做出贡献。 二、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现有体制的新挑战 经济全球化的核心是全球开放，这就必然加剧全球竞争，改变现有的国际分工和交换格局，形成对世界各国现有体制的激烈冲击。这种冲击和影响是全面、深刻的。它不仅要求世界各国进一步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措施和开放市场，而且市场开放的范围从传统的货物市场扩大到服务市场、农产品市场、知识产权市场、金融市场、电信市场以及各类要素市场，最终实现全方位的市场开放；不仅要求有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以便利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而且要求各国经济的微观基础和财产结构对外开放，以适应企业跨国并购，建立全球生产和经营网络的需要；不仅要求开放贸易、投资和生产等经营性活动，而且要求开放各国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通讯和金融基础设施，以适应IT革命、物流革命、组织管理革命以及推行全球供应链管理的发展需要。同时，经济全球化还要求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必须是开放透明的，实行非歧视原则，并接受国际监督。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中，各国的宏观经济调控体制正面临着重大挑战。 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中，综合国力的较量已取代军备竞赛成为国际竞争的主要内容。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增强国际竞争力，已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这就要求世界各国的财税体制、投融资体制、贸易体制、科技教育体制进行相应的改革和调整，形成改善供给效率，挖掘增长潜力，建立公平竞争的激励机制和政策平台；就要求各国调整本国的企业制度、企业组织管理、企业创新机制，形成适应全球化的微观基础；就要求开放本国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金融、电信、物流等领域，发展全球竞争力。 在现阶段的全球竞争中，金融创新和跨境金融联系的不断扩大，促进了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和虚拟经济的发展，使全球化进入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在跨国公司的推动下，跨国并购已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发展全球生产和经营网络，已成为全球化中“超国家”的重要力量；提升全球综合物流的运作能力，重视人才、知识管理和创新活动，已成为现代企业取得竞争能力的关键。这一系列变化，对各国经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变革，提出了新的挑战。 民族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一个重要而又敏感的问题。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从两个方面对民族国家提出了挑战。一方面是民族国家的经济主权在逐步让渡给“超国家”的组织和机构。这包括：(1)国际多边协议和规则要求民族国家的经济主权部分让渡。如WTO规定的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措施、实施服务贸易市场准入等多边贸易协定；IMF规定的实行货币可兑换、资本账户开放以及健全国际金融监管机制等规定。(2)各种国际机构规定的经济主权部分让渡。如知识产权保护、竞争政策、劳工和妇女权利保护等，都会制 约本国政策的实施和有效范围。(3)地区一体化组织规定的自由贸易协定、经济一体化协定以及各种跨境宏观政策约束等项规定。在欧洲，已明显出现了各民族国家融合为大邦联经济体的趋势。另一方面，民族国家的经济主权正面对着微观组织变化的蚕食。如跨国公司、非政府机构以及其他微观组织形成的对民族国家政府作用的影响和制约等；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产生的跨境扩散及影响，对民族国家的传统管理方式也带来诸多的新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各国经济管理体制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和转变。 从历史上看，早期的经济全球化是由资本主义国家推动的，表现为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在当代，一方面传统的资本主义转化为不同的市场经济体制，如美国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欧洲大陆的福利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及其他国家实施的各种混合体制的市场经济；同时，全球化也把资本主义制度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大大拓展了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也通过市场化改革，走向市场经济。在全球化时代，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同时，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制度竞争成败的关键。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全球化必然是各种不同的市场体制相互混合、相互竞争，各种体制同时并存、不断变革的时代。只要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存在，探索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就不会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因此，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各种市场经济体制的竞争，各国经济管理体制能否适应未来的变化，能否通过体制创新创造出更有生命力的新体制，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三、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体制上。面对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增强，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国际产业结构调整步伐正在加快，国际竞争更加激烈的新形势，客观上迫切要求加快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一）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影响 本轮经济全球化仍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主导的，这就必然涉及在积极参与全球化过程的同时，如何保持和发展中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特性问题。在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既处于全球化的上升阶段，同时其固有的内在矛盾也不会消失，而是在全球化进程中不断激化和爆发。因此，从长期看，社会主义将在资本主义全球化中获得复兴而不是终结。 全球化对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影响，一是加剧了制度竞争，必然形成进一步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压力。在没有可供借鉴的现成模式和发展经验的情况下，就迫切需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惟一标准的原则，从实际情况出发，进行制度创新。 二是加剧了发展先进生产力的竞争，必然形成综合国力较量的压力。这就迫切要求我们进行科技创新，加快调整束缚先进生产力发展的传统体制、机制和政策，建立与中国现阶段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能够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基本经济制度。其中加快推进科技教育体制改革是增强中国综合国力和综合竞争力的基础。中国科技创新的重点：一方面是把国外和本国自主开发的科研成果有效地转化为先进生产力，并应用创新科技改善传统产业，发展新兴服务业；另一方面，则迫切要求提高中国的全民族文明素质，包括进一步完善中国的基础教育体系。 三是加剧了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矛盾，必然加大社会经济不稳定和不平衡的压力。这就迫切要求我们加快微观基础和产权结构的改革，培育和发展一批有核心竞争能力的跨国公司，扶持和提升中小企业参与全球化的实力及能力。同时，应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及财政转移支付体系、社会服务和保障体系，尤其是建立和完善覆盖城镇与农村地区的全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保健制度、扶助贫困地区及弱势人群的社会自愿援助体系；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体系等。 在中国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社会生产力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建立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基本经济制度，就要从实际出发，把富民强国放在首位，充分利用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成果和发达国家创造的先进生产力来发展自己。同时，要在全球体制竞争中保持、发展和完善中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特性。 （二）经济全球化对完善中国市场体制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国内市场国际化，国际市场国内化的新变化，势必对进一步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产生重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将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产生重大影响。经济全球化扩大丁市场配置资源的边界，使大企业有条件在本国、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选择资源的合理配置；推动了全球范围内的微观规制改革，放松政府管制巳成为各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重大政策调整；股东资本主义正替代法人资本主义，促使各国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势必对僵硬的经济管理体制产生重大冲击。要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不仅要求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进一步完善和开放，而且要求中国未来的体制对全球变化趋势有更灵活的反应能力和调整弹性。 二是将对中国的宏观调控体系产生重大影响。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发展开放型经济，将导致国际经济环境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通过各种渠道传递到国内经济，从而影响国内宏观经济的运行和稳定。国际作用机制主要包括：(1)周期的影响。如全球经济减速甚至陷入衰退，将通过对外贸易、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股市、汇市以及对未来的预期等渠道对国内经济增长和发展前景产生严重影响。(2)政策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中，占世界经济总量大的发达国家，根据本国宏观经济形势而采取的货币、财政收支、利率、汇率政策以及对外经贸政策，都会通过国际传递机制对中国宏观政策产生影响。(3)外部冲击的影响。一般情况下，外部冲击主要影响中国宏观增长态势。而在中国结构转型和大的体制调整过程中，外部冲击很可能加剧国内经济的不稳定。(4)产业的影响。当国际上出现大的结构转换时，国际产业新分工体系及产业转移，跨国公司的竞争战略调整及创新浪潮，都将对中国的产业政策和结构调整产生影响。这就要求中国及早建立适应全球化变化的新调控体系，从对内均衡与对外均衡、短期稳定与长期发展、需求变化与增长潜力等方面实施有效的宏观调控，最大限度地抵御和消除国际经济变化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 三是对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产生重大影响。在全球化环境中，产业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将占据主体地位。要提升企业竞争力，就要创造更便利的企业创业环境，更宽松的企业创新体制条件，更有利于企业公平竞争的政策平台，以及以完善市场竞争环境为中心的微观规制制度。现阶段，西方跨国公司的竞争力重点已转向了服务经济、知识管理以及发展全球运营和管理网络体系的阶段；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跨国公司，其竞争力重点也开始转向高增值制造业、应用和创新科技产业以及为大跨国公司提供配套的制造、营销与研发等领域。发展中等技术、中等增值含量的制造业，发展精细、高效，特色的多元化现代农业，发展金融、电信、物流和专业服务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已成为中国下一步调整产业结构的重点。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将转变为全球化的综合战略。这将对中国传统的微观经济管理体系提出更大的挑战。 四是将对中国金融体系产生重大影响。当前，金融一体化已成为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动力。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之上的贸易全球化规则体系，正在向建立在后工业文明基础上的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方向转变，由此将引发全球经济体系的根本变化。在金融、技术和服务成为国际竞争的新手段的条件下，如何建立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完善包括金融衍生工具在内的风险管理市场体系，发展与国际连接的信用、结算和信息网络体系，有效打击网络诈骗和犯罪，加快金融和信息网络化基础设施建设，都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新的挑战。 （三）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发展开放型经济体制的影响 本轮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传统的进口替代体制或出口导向体制开始转向建立开放型经济体制。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发展开放型经济体制，无疑是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更高基准。要适应全球化发展的新形势，建立一个对内外资、内外贸、内外企业都适用的非歧视性的、公平竞争的激励机制和市场体制，既是WTO规则的基本要求，也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 从国际的一般发展规律看，建立开放型经济体制，首先要求国内有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这包括：运作有效的宏观调控体系，要素自由流动的统一大市场，对各种所有制经济成分都共同适用的竞争政策，比较完善的市场秩序管理规则体系。国内市场经济的一体化程度越高，建立开放型经济体制才能更有效。而中国发展开放型经济体制，则是在国内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的情况下推进的，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全球化环境中发展开放型经济，比在国内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具有更大的挑战性。从这个角度分析，中国加入WT0后所面对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压力和难度，甚至超过了1979年的改革开放。 因此，在建立和完善开放型经济体制规则的基础上，要及早研究和制定符合中国具体国情、发展阶段和长远目标的开放经济体制改革战略。这包括：一是始终把握住市场开放不能损害中国根本利益的原则；在短期内不能形成对中国主要产业、企业、就业和国际收支的过度冲击；不能危及中国的金融安全、产业安全和制度安全的底线，做好应对预案。二是在全面履行市场开放承诺的基础上，下大气力从体制上解决阻碍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因素。包括创造更加公平有效的市场竞争环境，建立产权明晰的企业制度；制定以供给效率为中心的税收、外汇、信贷、研发支持等激励机制，完善定位明确、廉洁高效的政府职能。三是研究和制定开放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产业扶持和保护政策体系。充分利用WTO的例外条款、特别保障条款以及发展中国家特殊对待的相应条款，在履行承诺和重守诚信的条件下，通过立法、行政和社会力量，扶持和保护本国的幼稚产业、基础产业和敏感产业。同时通过立法制定相应的扶持和保护措施的执行、终止、奖惩、修订及监督程序，以及这些措施有效性的评估机制。四是要建立宏观预警、监控和保障机制，把可能发生的外部冲击、内部不确定性扰动以及中长期结构转型时期的风险，控制在可预期的范围内。同时，进一步完善微观的风险管理体制，包括建立抵御外汇风险、资产风险、价格风险等风险的管理工具。 四、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提出的新要求 首先，经济全球化要求我们加快政府职能和管理体制的转变。在全球化竞争中，体制竞争是第一位的。要建立有利于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体制软环境，政府职能转变是其中重要的一环。这就要求我们以加入WTO为契机，把企业应享有的权利和义务尽快地归还企业；把政府的职能真正转变到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上来，加快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规范和完善。目前，中国现行的政府管理方式和政策手段，在许多方面还不适应这个要求。包括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没有完全确立起来，一些地方、部门保护主义比较严重；政府职能定位不够清晰，缺位和越位现象并存，行政管理体制、方式在许多方面不符合应对全球化的基本要求；市场经济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缺乏法律规范和保障，经济运行和管理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还比较严重。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调整、清理和解决，将严重制约中国企业应对外部竞争压力的能力。因此，加快政府职能和管理体制的转变，建立适应全球化的市场经济新体制，在未来5-8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其次，经济全球化要求我们建立新的产权结构。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方面要求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也就是要有助于巩固和发展中国现阶段所实行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又要求所有制结构是开放的，在保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坚持所有制结构的多样性和开放性。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会有更多的外资企业到国内来投资办厂，并且会同更多的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组成各种形式的合资企业。因此，只有不断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保持所有制结构的开放性，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外国企业到国内投资的需要。实际上，包括外资经济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要有利于加快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发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也要有利于支持、鼓励和引导民营、个体以及外资企业的健康发展，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实行同等待遇，为各类企业的发展创造平等竞争环境。除关系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的重要企业要由国家控股外，鼓励非国有制企业、个人和境外投资者以适当方式参与国有企业改制，形成混合所有制企业。 再次，经济全球化要求我们建立新的宏观调控体系。在全球化环境中，进一步加强国家对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及相关立法，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避免无序恶性竞争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防范经济、金融风险。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家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难度更大、范围更广、任务更加艰巨，不仅要考虑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更要考虑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对国内经济的影响，要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来确定宏观经济调控目标，进一步完善和增强宏观调控手段，防范和化解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变化对国内经济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保持宏观经济的对内均衡与对外均衡，促进国内经济的健康发展。 最后，参与经济全球化还要求建立和完善同国际接轨的市场经济体制，使之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又有利于开放型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其他市场经济的差别，主要在于基本经济制度的不同。除了基本经济制度的不同之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其他市场经济在经济运行机制以及宏观调控方式等方面具有很多共同点。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必须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要进一步开放市场，建立和完善全国统一、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市场体系，而且要按照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建立同国际接轨的市场经济规则，便于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和开展国际经济合作。 五、完善中国的涉外经济体制 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必须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中国的涉外经济体制，在外贸体制、利用外商投资和扩大对外投资，汇率制度和形成机制，以及资本项目的逐步开放和人民币可兑换等方面按照国际通行规则进行改革和完善。 首先，在外贸体制改革方面，要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结构调整的需要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逐步降低关税、减少数量限制和规范配额管理，按照非歧视原则对外国产品和服务实行国民待遇。同时要借鉴和采用国际标准，推进技术性贸易措施体系建设，有效实施健康、安全、卫生和环保等方面的检查检疫和疫情监控，防止有害物质和生物通过贸易渠道入境。针对当前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反倾销、反补贴以及保障措施等手段，加强对外国反倾销、反补贴的磋商和应诉，维护中国企业在国内外市场上的合法权益。实行外贸经营资格登记制度，逐步实现放开各类企业的外贸经营权，同时要建立和完善对外经济贸易体系，发挥中介组织的作用。为适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当前迫切需要抓紧制定和完善对外贸易法律法规，增大对外贸易政策的透明度，建立健全符合国际通行规则和中国国情的对外经济贸易体制。 其次，在利用外资方面应继续把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作为重点，进一步完善利用外资政策， 改善投资环境，逐步对外国投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按照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有步骤地开放银行、保险、电信、外贸、内贸、旅游等服务领域，对外商投资企业逐步实行国民待遇，制定统一、规范、透明的外商投资准入政策。除关系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或企业外，取消对其他企业外资持股比例限制。鼓励外商特别是跨国公司参与国有企业的改组改造，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和出口型企业，促进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水平的提高，积极探索利用收购、兼并、风险投资和投资基金等各种方式来促进利用外资和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采取鼓励政策引导外资更多地投向中西部地区的老工业基地改造、基础设施建设、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矿产和旅游资源开发、优势产业发展等。继续合理利用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用好银团贷款、融资租赁、出口信贷等国际商业贷款。强化外债的全口径管理，加强外债的监测和短期资本监管，保持合理的外债规模，优化债务结构，健全责权利统一的借用还机制，防范债务风险。 再次，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有实力的企业到国外去投资办厂，充分利用当地的资源和市场发展跨国经营，带动产品、服务和技术出口，促进国内成熟产业和过剩生产能力向外转移，拓展经济发展的空间，提高企业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和主动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能力。通过在境外合作开发国内短缺资源，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置换，为经济的长期发展提供必要的资源保障。实施“走出去”战略，必须在体制上和政策上予以保证和支持。重点是建立健全对外投资服务体系，在金融、保险、外汇、财税、人才、法律、信息服务、出入境管理等相关领域提供必要的便利和支持。同时，也要完善境外投资企业的内部管理机制，加强和规范对外投资的监管，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和资本外逃。 最后，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外汇管理体制及汇率制度，稳步推进资本项目的自由化，在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的同时，逐步完善汇率形成机制和实行更加灵活的汇率政策，为人民币最终实现完全的可兑换创造条件。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外国的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和投资基金也会逐渐进入中国市场，而国内金融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和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也为扩大利用资本投资创造了必要条件。逐步开放资本项目下的资本流动并最终实现人民币的自由兑换，既是发展开放型经济的大势所趋，也是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主流的必然要求。当然，资本项目的开放也意味着中国的金融市场最终将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一部分，国际金融市场和资本流动的风吹草动会更加迅速地波及国内，从而要求进一步加强对资本流动的监测和监管，实行更加灵活的汇率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经济全球化论文:再度审视21世纪经济全球化问题 ［摘要］全球经济一体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发展过程，认识与了解这个过程中的特点、将产生的冲突、矛盾，以及我们的付出和所得，是我们顺应经济全球化大趋势、选择适合我国特点的发展策略的关键之所在。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趋势　代价　冲突　策略 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 世界经济的发展，越来越清楚地呈现出五种趋势：全球化、区域化、信息化、自由化与市场化。信息化主要是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科技革命正在带动世界经济步入信息化的时代。信息技术和产业的发展不仅推动了各国的经济发展，也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尤其是计算机互联网络的广泛应用，大大加速了信息传递和世界金融与贸易市场的运转速度。自由化主要是指世界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 1995年1月1日WTO的建立，标志着一个以贸易自由化为中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框架的建立及全球有组织的自由贸易新时期的开始。APEC在促进亚太和全球的贸易与投资自由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市场化则主要是指原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在经济转轨中的市场取向。尽管这些国家在经济转轨方面采用的方式不同，成效也差别很大，但经济市场化程度都有所提高，从而有利于与国际市场的接轨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仍将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经济全球化进程在21世纪将进一步加快。这是因为：其一，科技革命正在迅速发展，许多科技领域，如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生命工程、新能源技术、纳米技术等正在取得不断的突破，并应用于生产。由于各国的优势领域不同，客观上要求加强全球经济技术合作。其二，冷战后，妨碍各国进行经济合作的政治樊篱正在逐渐消失，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都在推动市场经济改革，妨碍全球经济合作的经济体制性障碍大大削弱。其三，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大量问题，要求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又为进行这种合作提供了越来越完备的手段。从2O世纪,9O年代初开始的经济全球化历史进程，将在21世纪里以更加迅猛的发展速度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集中表现在以下 9个方面。 1、科学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将进一步提高，全球性的科学技术竞赛将进一步加剧。制定正确的科技发展战略，选择适合本国特点的科技发展模式，是各国在新世纪所面临的重要课题。新世纪的领先者仍将是掌握先进科技者。这其中网络技术将极大地改变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互联网的普及提供了加强各国经济联系的新纽带，互联网将不断提高金融、贸易、企业全球经营的效率和质量。知识将成为新世纪生产要素中的一个独立成分。哪个国家能在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方面走在世界的前列，这个国家就能在新世纪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 2、国际贸易将有力地推动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半个世纪以来，世界贸易的年均增长速度比世界GDP年均增长速度高一倍以上的趋势，在新世纪将继续延续下去，这一趋势的长期的量的积累，已使国际经济关系乃至国际政治关系发生了某种质的变化。贸易和投资的相互促进，共同推动国际分工和各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这一趋势，将随着金融全球化而不断得到新的推动。此外，国际贸易在新世纪将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组织的继续发展，国际分工将进一步深化，国际贸易将维持较高增长速度。 3、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将继续迅猛发展，跨国公司将持续推动企业的跨国兼并浪潮。企业的跨国兼并是优化资源配置、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是规模经济的需要。企业的跨国兼并也打破了民族国家的壁垒，模糊民族国家的经济界线。各民族国家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越来越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跨国公司日益成为世界生产的主要组织者。 4、金融业在全球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举足轻重。①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的资产证券化，已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个显著特征，资产证券化对投资者来说增加了投资机会，多了选择种类；对金融机构来说，改善了资产流动性，提高了资金周转效率；对整个市场来说，扩大了市场规模，增加了市场活力。证券市场对全球资源配置所起的支配作用将得到进一步的加强。②金融全球化，资金可以在国际间自由流动，交易的币种和范围超越国界。具体包括：市场交易的国际化、市场参与者的国际化。金融全球化促进了国际资本流动，有利于资源在国际范围内的合理配置，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共同增长。③金融自由化，是从20 世纪7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逐渐放松对金融活动的管制甚至取消一切管制措施。自由化极大地促进了资本的国际自由流动，有利于资源在各国间的合理配置，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际贸易的活跃和世界经济的发展。资产证券化、金融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是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共同发展的，它们的共同作用，使得金融业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甚至占据主导地位。 5、世界经济组织的作用日益加强，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WTO、OPEC、APEC等。此同时，改革世界经济秩序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各国际组织的内部或外部的斗争将非常激烈。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应该遵守和维护现存国际经济组织的权威。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应加强相互之间的协调，打破少数大国对国际组织和国际经济规则制定权的垄断与控制，积极推动对现存国际经济组织的改革与发展。 6、全球范围内的收入不平等将进一步加剧，人类社会还将面临严重的贫困问题和环境问题。可持续增长应成为各国政府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然而，如何实现增长模式的转换仍是各国政府所未能解决的问题。 7、区域性经济合作与经济区域一体化趋势将进一步加强。世界经济区域化（或称区域集团化）的进展自80年代中期以来也明显加快。1984年4月，欧共体与欧洲自由联盟国家提出了建立“单一欧洲经济区计划”。1993年1月1日，欧共体即按1985年6月的协议如期在1992年底建立了实行商品、劳务、资本和人员自由流动的内部统一大市场。 1991年12月欧共体还决定建立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并从 1999年1月1日起发行欧洲统一货币--欧元。2002年7月1日欧元的惟一法币地位最终得以确立。在北美地区， 1994年1月已在美、加自由贸易区的基础上吸收墨西哥加入而建立起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在亚洲，东盟已建成具有10国的“大东盟”。现在东盟正计划到2003年前建成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并已决定将原先的18个成员增加到21个。亚洲金融危机所提供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在全球化的条件下，一个国家或经济体很难独自抵挡实力雄厚的国际资本的冲击。而现有国际经济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又难以或不愿意对受到冲击国家提供及时的帮助，或这种帮助的条件无法令人接受。在这种情况下，地域上接近的国家不可避免地把希望寄托在邻国（或经济体）之间的相互帮助上。 8、经济风险的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使世界各国在经济上日益相互依赖、相互渗透。这就使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震荡可以迅速波及全球。国际互联网络的发展，加快了这种经济风险的传播速度。这就要求世界各国加强国际合作，共同防范各种可能的风险，缩小其对全球经济的破坏程度。金融风险的防范，将是21世纪国际合作的一大主题。经济霸权主义和经济利己主义有可能使一部分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被“边缘化”，这是经济全球化在21世纪面临的另一个主要风险。防止这种风险的惟一正确途径是实现国际经济交往的民主化和国际经济结构的多极化。 9、经济全球化的政治社会影响。经济全球化在21世纪的不断深化，将不断加深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相互渗透，使各国间的共同利益不断增加，这样，必然有利于维护世界的和平，促进世界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使各国领导人和政府的政策选择余地缩小，这必然有利于形成国际关系的民主与合作气氛。最后，经济全球化对民族文化的冲击。从积极方面看，外来文化可以丰富本国的文化，带来更健康、更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伦理道德。从消极方面看，外来文化中的颓废主义、黄色文化、利己主义甚至邪教也会在不长的时间内在一个国家里像瘟疫一样传播开来，破坏一个国家的民族凝聚力。如何在国际文化交流中趋利避害，是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必须解决的问题。 二、经济全球化的代价 经济全球化在给各国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 代价之一：全球经济的不稳定将成为一种常态。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空前加强。不少国家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已超过30％，个别国家则达到了50％－60％。在这种环境下，经济波动和危机的国际传染便成为经常性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任何一个国家的内部失衡都会反映成为外部失衡，进而很快影响到与其具有紧密贸易和投资关系的国家，最后极有可能将所有国家不同程度地引入失衡与危机的境地。1997年泰国的汇率危机，很快传染到整个东南亚地区以及韩国和日本，从而形成严重的地区性金融危机，随后又波及俄罗斯和拉美地区，形成了事实上的全球性金融动荡。国际游资的存在肯定是全球经济不稳定的重要根源之一。作为一种超越国界的巨大的金融力量，国际风险制造者一次又一次地扮演了全球性金融动荡的制造者或推动者，扮演了危机传染的主要媒介物。60年代的美元危机，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80年代初的拉美债务危机，90年代初的欧洲货币体系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汇率危机，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每次都令人震惊地表现了国际游资的巨大破坏力。自60年代起，尽管各国经济学家们一直在探索对国际游资实施控制和监管的方法，许多深受游资冲击之苦的国家也曾努力加强资本管制。但总体而言，这些探索和努力收效并不明显。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在于，在全球经济、贸易迅速一体化的环境下，资本管制的有效性正在不断下降，国际游资可以利用各种渠道方便地绕过或躲避资本管制。 代价之二：各国经济主权的独立性正面临日益严峻的考验。欧盟经济体发展的历程表明，随着一体化程度的逐步提高，各成员国经济主权独立性则不断下降。从早期的关税同盟，统一农产品价格、汇率联合浮动，到单一货币欧元出现以后的统一金融政策，无不说明各成员国的财税和货币主权已逐渐让渡给超国界的欧盟协调机制。而这种经济主权的让渡曾使许多成员国付出不小的代价，甚至多次危及欧盟经济体的存亡。对于欧盟以外的世界其他国家来说，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其经济主权（特别是在财税和货币政策方面）的独立性，同样面临越来越严峻的考验。这种考验大致有两种不同的形式。一种是经济主权的主动让渡。从关贸总协定（现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历次减税和贸易自由化谈判，到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为了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被迫进行的经济调整，都是一定程度上的主权主动让渡。总体而言，这种让渡对于有关国家来说是有利的，因为它们能够从中得到期望的各种回报。另一种是跨国私人经济力量对经济主权的侵蚀。其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跨国公司。由于跨国公司的战略目标很少会同东道国的经济发展目标完全一致，因而它们对于东道国为了实现既定的发展目标采取的许多政策措施经常表现出一种本能的抵抗和规避。利用转移定价进行合法避税已为世人熟知，通过这种手段或其他渠道在国际间进行大规模资金转移对东道国货币金融政策的消极作用同样难以让人忽视。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在汇率动荡时期，跨国企业常常是大规模货币投机的主要责任者。显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大量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国家在这方面付出的代价应当引起人们高度重视。 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以来，随着各国资本帐户的逐渐开放，不少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受到严重挑战。在资本流动日益自由化的形势下，这些国家感到了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和维持汇率稳定之间的激烈冲突，同时也深深感受到了保持货币独立性的艰难和巨大代价。1992－1993年导致英镑退出欧洲汇率机制的欧洲货币体系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机、1997年的泰国汇率危机、以及巴西汇率动荡、2002年年初阿根廷的货币危机，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这种冲突和由此产生的连带反应。在上述危机过程中，几乎每个国家最终都勉强保持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但同时在汇率动荡方面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事实上，对于在资本自由流动条件下一国能否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这个问题，早在6 0年代初，马库斯·弗莱明和罗伯特·蒙代尔曾在各自的论文中先后谈到，资本完全流动的条件下，一国将面临货币政策独立性与汇率稳定两者之间的明显矛盾。他们认为，一国政府最多只能同时实现下列三项目标中的两项：完全的资本流动性、货币政策独立性和固定汇率制。上述结论被后人称为“蒙代尔三角”。这个分析框架清楚地显示，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资本的自由流动不可避免地会成为一种基本经济现象，因此，一国要想保持汇率的稳定，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向跨国私人资本让渡货币主权，或者必须以汇率的经常性动荡换取货币主权的独立。 代价之三：全球范围内的贫富差距正进一步扩大。如前所述，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市场化过程。这个过程中，竞争创造了效率，同时也使财富越来越向少数国家或少数利益集团集中，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据世界银行统计，1983年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高收入发达工业化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2.4%，即后者等于前者的43倍；到了1994年，这一比例降低为1.6%，即后者为前者的62倍。造成这种差距扩大的具体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两个因素不容忽视。其一，是经济全球化的利益分配不均衡。虽然我们已经说明，几乎所有参与全球化过程的国家在不同程度上从中受益，但并不意味着利益均沾。事实上，作为资本和先进技术的主要拥有者，发达国家总是处于全球化的中心地位。这种相对优势使它们在价格制定方面具有主导权，不可避免地会使它们在与处于边缘地位、作为劳动主要拥有者的发展中国家进行交换时获得更多的利益。其二，是名义汇率下降导致的国民生产总值名义值的减少。在过去10多年里，由于种种原因，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名义汇率出现了不少程度的下降。在一些发生危机的国家。货币的名义贬值自然使国民生产总值的名义值减少。如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高达20％－50％的货币名义贬值，就使它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名义值倒退了10年（贺力平，1998）。况且，由名义贬值引起的实际贬值又将导致贸易条件的恶化，进而在国际交换中付出更大的代价。 代价之四：是人类居住环境的退化和恶化。市场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建立在过度消耗资源基础上的市场扩张）、城市化、财富的不合理分配、富者的过度消费及其消费模式的“传染”、“普及”效应，是地球环境退化和恶化的主因。经济全球化意味着世界劳动分工和布局的大转移，发达国家已专注于高附加值的非污染的知识产业，而发展中国家则成了工业制成品和资源密集实物产品的主要产地，成了全球环境代价的主要承受者。许多发达国家和全球性公司不但没有为地球环境恶化承担更多责任，反而自私地推卸责任。 三、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观念价值冲突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必然会导致各种各样的价值与观念的冲突，甚至尖锐的利益对立。 其一是经济价值的冲突。经济全球化进程存在着一个悖论：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愈推进，民族的经济利益问题愈突出。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通过吸收外资，引进先进技术，更新产业结构，促进了本国的经济发展。而发达国家通过在发展中国家拓展新的市场，利用廉价的人力资源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来降低生产成本，缓解了发达国家面临的生产相对过剩和国内需求相对不足的矛盾。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虽然存在着这种互补互利的一面，但也存在着经济利益尖锐冲突的一面。强势国家与弱势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收益不均现象十分严重。据绿色和平组织的报告，发达国家以每年5000万吨的规模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有毒或危险的废物，把发展中国家变成自己的“垃圾场”。据联合国有关机构统计，世界上绝大部分有毒污染是发达国家造成的，20多个发达国家生产了占世界95％的有毒垃圾。全球化的“污染转移”严重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进程。资本的全球性流动，加剧了各民族之间的竞争。民族利益是同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联系在一起的。世界的资源和空间是有限的，这势必引起民族利益的冲突；市场竞争是残酷的，弱小或落后的民族在其经济发展中必然要受到严峻的挑战。幻想经济全球化会带来资源的合理配置而放弃自我保护，只能导致毁灭性的灾难。如若不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先进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及管理制度，迅速发展本国的经济，增强竞争能力，就难免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再度落伍。 其二是政治价值的冲突。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经济利益的冲突决定了政治利益的冲突，这主要通过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资本的扩张导致政治的扩张。少数发达国家为了实现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最大限度地拓展世界市场、攫取别国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必然要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充当霸主。由少数经济和政治大国挑起、操纵或发起的名为捍卫“人权”或“道义”的国际争端、侵略战争闹得全球不得安宁。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维护本国或本民族的利益，对霸权主义发出了“不”的抗议。二是经济全球化对国家主权原则产生了冲击。高科技手段、市场经济和资本扩张超越了国家的疆界，超越了民族相互隔离的界限、个性、差异，增强了世界的统一性、整体性。与此同时，民族国家原有的稳固地位受到了挑战：跨国活动和跨国主体的急剧增加，超越了国家传统意义上的主权和边界。一些西方学者以资本无祖国为前提，推导出国家无主权的结论，鼓吹“国家主权过时论”、“国家主权消失论”。这种观点为少数发达国家干涉别国内政、肆意践踏别国主权提供了辩护。事实上，各个民族国家都拥有自己的主权。在一定范围内与世界经济接轨，对外开放，并不是放弃国家主权。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导致国家主权的弱化。越是彼此尊重各个国家的主权，加强协作，就越有利于国际争端的解决。相反，如果不尊重别国的主权，或者不注意保护自己国家主权的安全，就会对别国或者本国利益带来危害。 其三是文化价值的冲突。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为文化的广泛而迅速的传播提供了载体、工具和渠道，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学习。但是，经济全球化没有也不可能造成全球文化的“同质化”。事实上，在一些生活方式、文化观念越来越被人们所共同接受的同时，某些文化上的民族差异性乃至对立不仅没有被消除，反而比以往更加明显或突出。文化观念的冲突主要表现在意识形态或政治价值观念的冲突上。西方的意识形态反映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要求。一些发达国家试图把自己的政治价值观念强加给发展中国家，对发展中国家不仅搞经济和政治的扩张和侵略，而且进行文化扩张和文化渗透，从而强化而不是削弱了觉醒的民族文化意识。文化的发展具有特殊的规律，它同一定民族的传统紧密联系在一起。越是具有民族性特点的文化，往往越具有文化的价值和生命力，因而也就越能走向世界。民族隔阂的消除，不仅不会削弱文化的民族性，反而会大大地加强全人类文化的“差异性”，使人类的思想文化和精神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我们的对策。对于经济全球化进程及其作用的两重性和现实中的种种价值冲突，我们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要善于利用经济全球化进程提供给我们的机遇和有利条件，积极利用外来的资金、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积极发展我们的经济，增强国力和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同时又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尽量避免和减少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消极影响和危害因素，努力保护和促进民族经济的发展，保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保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和中华民族文化的传统和优势。 经济全球化论文:经济全球化下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因素分析 【内容提要】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起始条件是决定其经济安全的内在因素；发达国家推行经济全球化的战略意图和政策举措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安会的深层因素；经济全球化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环境因素。文章在此基础上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进行探讨。 【关 键 词】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 【 正 文】 一、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起始条件是决定其经济安全的内在因素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呈现加速发展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融入到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之中。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深刻变化使国家安全的内涵出现了新的变化，国家经济利益和国家经济竞争力随即上升至国家安全的优先位置，国家经济安全开始成为国家安全的核心。 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认识应首先从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起始条件上去把握。因为发展中国家的起始条件既是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础，也是决定其经济安全内容的重要因素。从经济安全的角度看，发展中国家起始条件上的不利因素主要有以下几项： 1、市场经济的不完善。现代市场经济通常具备如下特征：市场结构完备，生产要素和产品流动无障碍；市场竞争充分、公平并有统一的规则；价格信息充分；市场活动主体的产权明晰。对照上述特征，不难发现发展中国家目前市场经济具有很大的不完全与不完善性。以中国为例，市场经济的不完全与不完善具体表现为统一的国内市场尚未形成，各地区自给自足现象十分严重，国内市场被分割为许多狭小的封闭性地方市场，产品和生产要素流通不畅；生产要素市场建设步伐缓慢，各种生产要素进入市场的程度、各种要素市场放开的程度和完善程度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国内市场竞争规则缺乏公平性与统一性，不同经济成分发展条件不平等；地方保护主义使区际贸易壁垒名目繁多；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仍在探索之中，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和“内部人控制”的问题十分突出。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的不完全与不完善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极为不利。按照经济学理论，在一个竞争不公平且不充分的市场条件下，价格体系的扭曲是不可避免的。价格信号的失真会使价格失去真实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作用，其后果是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市场竞争的不公平还会抑制优胜劣汰规律的作用，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培育自己的明星企业和发展自己的优势产业。 2、社会保障机制建设步伐缓慢，尚不能满足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需要。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必须具备一个发达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然而，从目前发展中国家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实际情况看，尚有两大突出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一是社会保障基金的来源渠道不畅，部分国有、民营和外资企业不能按时足额为职工缴纳养老和医疗保险基金，致使职工的切身利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全社会筹集到的社保基金难以满足其承担的义务要求。二是社会保险机制的覆盖面过窄。部分城镇下岗职工、农业剩余劳动力仍被排除在社保机制之外，包括城镇下岗职工、待业人员和农业剩余劳动力在内的低收入人群的大量存在，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社会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大隐患。 3、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的脆弱使其面临的金融风险压力增大。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的脆弱主要表现在外债负担重、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比例高和金融市场开放步伐过快等三个方面。以墨西哥和韩国为例，1992年墨西哥外债达1060亿美元，1994年墨外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5%。1997年10月底，韩国外债总额达1100亿美元，其中2/3在一年内到期。外债负担重是造成这些国家汇率低估、货币贬值的重要因素。而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比例高的情况在中国比较明显。1995年底，中国国有银行总贷款为4万亿元，其中9000亿元是呆账，约占总贷款的22.3%。高不良贷款率使中国银行系统显得脆弱。此外，发展中国家（如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和墨西哥）金融市场的过早开放客观上为国际金融投资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数量庞大的国际游资始终是威胁发展中国家金融安全的一大隐患。 二、发达国家推行经济全球化的战略意图和政策举措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深层因素 发达国家积极推行经济全球化的目的是服务于资本的全球扩张，攫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剩余，巩固和提高其优势竞争地位。发达国家战略意图从本质上看具有“争夺性”和“霸权性”两种属性。争夺性表现为发达国家借经济全球化不断迫使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加快进行经济渗透以此来争夺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和市场。“霸权性”是指巩固和提高发达国家在文化、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的“霸权”地位。发达国家推行这项战略的政策举措有：维护现有的“中心”与“外围”的国际分工体系；技术封锁；把持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权。在维护和加强“中心”与“外围”的国际分工体系上，发达国家凭借其拥有的“经济技术优势”、“创新优势”和“国际规则优势”将发展中国家置于国际分工梯度的中低层次，而将自己放置在国际分工梯度的高阶梯位置，以此来形成能使国际分工利益更多地向发达国家倾斜的国际分工格局。这样的国际分工格局对发展中国家极其不利，它不仅使发展中国家获利较少，而且还在事实上形成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对发达国家的高度依赖性，这会严重削弱发展中国家抵挡发达国家传递经济危机、维护自身经济安全的能力。在技术封锁上，发达国家严格管制高新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据统计，世界最大的569家企业（基本上属于发达国家所有），只有10.6%把技术创新放在国外。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一直把持着游戏规则的制定权。如世界贸易组织的“绿色会议室”小圈子商议制度，能够“入室”商讨制定游戏规则的绝大多数是发达国家。这实际上等于剥夺了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对制定和修改游戏规则的发言权的决策权。因此，现行国际游戏规则一直带有明显的偏向性和不合理性，它偏重照顾的是发达国家利益，而忽视或损害的却是发展中国家利益。 三、经济全球化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环境因素 经济全球化深刻改变了世界经济的运行环境，当代世界市场变得更加开放、竞争更加激烈；资本、技术、信息、人才等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更为便利。世界经济的联系方式已从过去以国际贸易为主，转向以资本跨国界流动为主、国际贸易迅速扩大的新的发展态势。与世界经济联系的加深，使发展中国家在分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更大挑战。这种来自经济全球化方面的挑战从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看，集中体现在发展中国家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能力的减弱和保护市场能力下降两个方面。这种推断基于以下两点： 1、市场经济体制的全球推广，为生产要素所有者自主决策提供了制度保障，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悬殊，为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提供了利益诱因。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是资源所有者做出的经济选择行为，这种选择行为是建立在成本——风险——收益分析基础上的。对资本而言，规避风险，寻求收益的最大化是其进行跨国界流动的决定因素；对人才而言，是否进行跨国界流动取决于其流动的预期收益与流动的机会成本的比较，当人才由跨国界流动而获得的异国就业收入远远高于其在流出国工作收入和流动费用时，人才跨国界流动的现象便会增多。由经济全球化而带来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全球推广则为资源所有者的自主决策提供了制度保障。从现实情况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和生产要素收益水平的悬殊，会为发展中国家稀缺生产要素流向发达国家提供利益诱因。由此可见，市场力量的作用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是发展中国家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能力受到削弱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政策因素看，发展中国家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能力和保护市场的能力均面临着严竣挑战。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市场开放压力越来越大，开放市场的时间表已基本确定，发展中国家通过政策的作用来达到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越来越显得无力。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于2001年12月11日开始生效，根据议定书的规定，中国承诺：关税减让的实施期最长可到2008年；逐步取消400多项产品的数量限制，最迟可在2005年1月1日取消；服务贸易的市场开放在加入后1至6年内逐步实施。又如：根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墨西哥政府承诺自1994年1月1日起，墨西哥将在10年内完全取消彼此间的农产品关税；在7年内取消对美、加银行及保险公司的限制，在10年内取消对证券公司的限制。韩国的市场开放程度本已很高。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为解救危机，韩国更是加快了开放的步伐。如取消对外汇、资本流通和利率的所有管制，逐步允许外国接管和收购部分韩国金融机构，开放国内汽车市场等。 2、发展中国家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能力的减弱和保护市场能力的下降是影响其经济安全的重要因素。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开放和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从积极意义上讲，它显然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吸收外部稀缺生产要素加快自身的经济发展，在这一点上东亚经济奇迹的出现和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就是最有力的证明。从消极意义上讲，市场开放和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的增多也会给发展中国家经济带来巨大冲击。比如，短期外资的大量流入极易产生泡沫经济，而短期外资的大量撤走则会导致泡沫经济的破灭。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就是由于短期外资大量撤走而引起的泡沫经济破灭的例证。泡沫经济破灭后最终承担损失的是发展中国家。可见，伴随着生产要素大量流入与流出的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繁荣与萧条的更替，萧条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就是最大的经济不安全。此外，由市场开放而带来的外国长期资本、技术和商品的大量流入也会对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企业产生巨大冲击。在外资企业、外国产品的冲击下，发展中国家民族企业市场份额的下降、人才流失、失业增多及社会各阶层之间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会逐渐暴露出来。解决这些问题无疑会加重社会负担，但不解决这些问题势必会影响到社会稳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四、结论与建议 经济全球化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认识应从历史的、系统的、动态的角度去理解。 首先，发展中国家在没有实行开放政策时，自然不存在经济安全问题。但由封闭而带来的落后和贫穷从长远看就是最大的经济不安全。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因素既有来自国内、国际的因素，同时又有国内、国际因素的互动影响而产生的新因素。把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置于经济全球化中去系统地研究应成为我们分析经济安全问题、解决经济安全隐患所应采用的基本分析方法。 其次，经济安全问题不仅发展中国家有，发达国家亦同样存在。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处于国际分工体系中低梯度层次的发展中国家是最易遭受危机冲击的国家，但在发展中国家发生的经济危机也会通过贸易和国际分工链迅速向世界扩散，发达国家亦不能幸免。可以说，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存在绝对的经济安全。正视经济风险的客观存在，努力消除威胁经济安全的隐患，不断增强自身抗御经济风险的能力，应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内容。 再次，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还是一个长期性、多变性和可控性的问题。当前的经济安全并不代表永久的经济安全；某一时段出现经济危机并不等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将会一蹶不振，振兴无望。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如不消除来自内部的威胁经济安全的因素，其经济安全问题便会失去立身的基础；如不善于化解来自外部世界的不利因素，则其经济安全问题也得不到保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计，解决的出路在于加快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步伐，提高民族企业国际竞争力和发挥自身潜在优势。发展中国家从经济全球化中受益程度的大小与其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程度是正相关的，发展中国家受益程度的大小与其抗御经济风险的能力也是正相关的。所以，加快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应成为发展中国家维护经济安全的当务之急。提高民族企业国际竞争力不能靠保护的办法去实现，积极的态度是通过进一步开放市场的政策把民族企业推向全球竞争的行列。 最后，还应看到，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发展中国家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的能力，无论是从市场因素上看，还是从国家干预经济的能力上看，都明显受到削弱。这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波动性大、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的能力等同于其具有的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能力。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的能力主要体现在对稀缺生产要素（长期资本、技术、人才等）吸纳能力、引导能力、控制或减少稀缺生产要素流出国境能力以及对国际游资的控制能力等方面。发展中国家提高这些方面的能力，出路并不在于其政策是如何优惠，自然条件是如何优越，而主要取决于市场的有效性和公共环境水平。因此，努力保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创造与维护有效的市场机制和良好的公共环境，应成为发展中国家维护其经济安全的重要内容。 经济全球化论文:经济全球化下中国保险监管模式的两难选择 经济学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门研究人们在既定约束函数下为达到某种目标函数而作出行为选择的科学。保险监管模式其实质是研究保险监管机构在既定的约束条件下为达到保险监管的某种预期目标而作出的监管行为的选择方式。其监管模式的初始选择取决于其初始的目标函数和约束函数的限制。而其模式的动态变化则是保险监管机构根据初始目标函数或约束函数的变化乃至两种函数的同时变化而作出的动态调整。 一、经济全球化下西方保险监管模式的转换 从世界范围来看，150多年前，现代保险监管模式诞生便选择了严格的保险监管模式，并一直朝着正向强化的方向发展。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保险监管出现了改革势头，逐步放松了对保险业的管制，其保险监管模式逐步由严格向宽松转化，主要表现为集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监管于一体，成立统一的金融监管部门，使保险监管受益于银行、证券监管的技术和信息优势；放宽对保险资金投资领域的管制，支持保险企业上市和兼并，推动金融混业经营；放松对保险条款、费率的管制，以保险人的偿付能力监管为核心；集保险业的监管与服务于一体。 西方保险监管模式的转换与经济全球化下保险监管的约束函数和目标函数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联。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第五次并购浪潮在全球范围内席卷而来，以银行业、保险业为主导的现代金融产业是这次全球并购潮中的重中之重。外部竞争环境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这种外部约束条件的变化诱导了西方金融业的金融创新，导致金融业务的相互交叉，使得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三者的行业边界逐步淡化。但遭到了建立在唯一的稳定性目标之上的严格的监管模式（即银行、保险、证券业分业经营，保险企业内部寿险、产险不得同时经营以及三者分业独立监管）的强约束限制。西方发达国家保险监管机构不得不重新审视持续近一个半世纪的保险监管的稳定性目标函数，并对保险监管目标函数加以修正，由一维的稳定性目标转为多维的目标函数，即稳定性目标、效率目标（改善本国保险竞争环境，推动本国保险业的新一轮发展）和扩张性目标（在全球范围内开拓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保险市场，并为发达国家组成更为强大的金融保险跨国公司进行新一轮兼并创造条件）以及其他目标。其中，效率目标是第一性的，它是实现保险体系的长期稳定性目标和长远扩张性目标的前提条件。因此，放松保险管制，建立密切配合的保险监管模式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各保险监管机构的必然选择和努力方向。 二、中国现行保险监管模式的特点、假定前提及其效用分析 与西方现行的宽松的保险监管模式相比，中国现阶段保险监管从整体上仍然属于较为严格的监管模式，其独特性表现为：(1)单一的分业监管机构。1998年成立的中国保监会为全国商业保险的主管机关，独立行使保险市场的监管职能。(2)直接的实体监管方式。着力于对单一保险企业的直接监管，即通过一系列法规条文严格规定了保险企业的经营准则，如保险企业的创设制度以及业务监督、财务监督、人事监督制度等等，并由保险监督机构（保监会）贯彻执行。而对保险业整体的间接的中介监管指标——偿付能力要求不高，采用单纯的固定最低资本额模式，监管力度不够。(3)严格的监管内容。对保险企业的监管内容不仅涉及范围广，并且限制性很强。突出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对保险企业的组织监管，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我国《保险法》规定内资保险企业创设的开业资本最低限额为2亿人民币，且必须为实缴货币资本。这一规定不仅大大超过了发达国家的相关要求（如英国为10万英镑，日本为3000万日元，法国为500万法郎），也远远超出了我国对一般股份有限公司开业资本100万人民币的要求。对外资保险公司进入中国则规定了更为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而对保险企业的组织形式仅限于股份有限公司和国有独资公司。第二，对保险企业经营活动也作了严格的限制。我国《保险法》规定：保险人在经营范围上不能兼业兼营；商业保险的主要险种的基本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由保监会制定，其他险种的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应当报监管机构备案；保险人的资金运用，仅限于银行存款、国债、金融债券方面。 中国现行严格的保险监管模式，当且仅当在下述假定前提条件下发挥效用：(1)完全封闭经济或次级封闭经济环境，即在一国经济下，假定不存在外部保险力量的竞争或外部保险力量薄弱，对内资保险企业的竞争性影响可以忽略不计；(2)内部保险市场的不完全性。包括保险市场主体不完全、保险市场客体不完全，尤其是保险市场结构呈现出强垄断性，即一国国内保险市场结构为完全垄断型或寡头垄断市场模型，并且保险市场容量很大，保险需求量强大于保险供给量；(3)计划机制在一国保险资源的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市场机制存在严重缺陷，在保险市场中基本上不发挥作用，即便发挥作用，效果也不明显；(4)保险业为一国的幼稚产业，其保险密度与保险深度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差甚远，保险业处于一国的初级发展阶段；(5)资本市场不成熟，资本市场自身的投机性风险很大；(6)保险监管体系处于初级形成阶段，包括保险法规体系不健全、保险监管机构、保险行业自律组织不成熟；(7)保险市场缺乏信息传导机制，信息不对称现象尤为严重；(8)保险监管技术落后。对保险业的监管尚未形成一套科学有效的指标体系，更难以建立起以偿付能力为中心的全国性保险监督预警系统；(9)社会宏观经济稳定，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并且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有利于保险业的发展；(10)国民整体文化素质较低，缺乏必要的保险知识和保险识别能力。 根据上述假定前提条件，我们将中国保险业步入经济全球化之前的保险监管模式划分为两个阶段分别分析其适用条件和效用状况。其中，第一阶段为1980-1991年期间。这一时期先后仅有英、美和日本的16家保险公司在中国设立代表处和联络机构，中国保险业的发展几乎处于完全封闭的经济环境之下；而中国保险市场上仅有四家保险公司，截至1991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占当年全国保费收入的98%，中国保险市场近乎处于完全垄断市场模型；1991年保费收入仅为239.7亿元，保险深度为1.11%，保险密度为20.93元。（注：周骏、朱新蓉、李念斋主编：《2001中国金融市场发展报告》，第208页，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保险业是中国新兴的幼稚产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保险资源完全通过计划机制配置；资本市场几乎不存在；保险监管体系尚未形成，保险监管机构为中国人民银行非银行机构管理局的保险处，并仅有一部临时性的、行政管理性的保险法规，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对保险企业的设立及其经营、财务等方面均无具体规定，法律效力不明，保险监管乏力；保险市场存在严重的信息垄断，缺乏透明度；宏观经济尽管出现过两次较大的经济波动，但实际GDP年均增长率仍为8.7%。（注：根据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的有关数据整理。）上述现实条件与中国现行保险监管模式的假定前提条件基本吻合。中国现行保险监管模式在这一时期的效用较大。主要表现为：保险体系的稳定性强，保险企业经营性风险很小。然而，由于存在对保险企业的过度保护，保险管制费率过高，保险企业获得巨额垄断利润，使得保险供给量难以达到社会最优需求量，垄断势力造成的无谓损失大。从整个社会效用来看，这一时期保险体系稳定性大于效率，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政府失灵。相对而言，其监管模式使这一时期的政府有效高于政府无效。 第二阶段为1992-1996年，这一时期是中国保险业迅速成长的时期，保险市场开始实质性地对外开放，自1992年美国友邦保险公司在上海成立分公司开始，这一时期出现了12家外资保险公司，1家中外合资保险公司，但外资保险力量未能构成对中国保险业发展的威胁，可以说中国保险业仍处于次级封闭的经济环境之中；中国保险市场由四大家保险公司扩大到9家保险公司，但四大保险公司垄断着中国保险市场，尤其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占绝对垄断优势，中国保险市场处于寡头垄断甚至完全垄断阶段；由于外资保险力量的介入和国内新生的保险供给主体的加入，这一时期保费收入由 1991年的239.2亿元增加到1996年的776亿元，年均增长率为27.72%，保险深度由1.11%上升到1.14%，保险密度由20.93元增加到110.65元，（注：周骏、朱新蓉、李念斋主编：《2001中国金融市场发展报告》，第213页，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在中国保险领域验证了"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理。尽管如此，整体上讲，中国保险业仍然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保险资源仍主要依靠计划机制配置，市场机制开始引入保险市场，但存在严重的缺陷；保险监管体系处于初步形成阶段，1995年中国第一部正式的保险法规《保险法》颁布，保险监管机构由原中国人民银行保险处升格为保险司，专门负责保险市场的监管。这些均为保险监管的法制化、正规化铺平了道路；中国资本市场初步形成，但市场发育程度很低，其运行缺乏公开性、公平性、公正性，投机性很强；保险市场存在着严重的信息阻隔，信息传导机制尚未形成；宏观经济虽出现过建国以来最为严重的通货膨胀，但实际GDP年均增长率仍高达11.58%。（注：根据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整理。）因此，这一时期的现实条件基本符合中国现行保险监管模式的假定条件。中国现行保险监管模式在这一时期的边际效用和总效用均较大，一方面体现为存在着较高的相对效率，中国保险业在这一时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发展，保险企业获得了远远高于世界保险平均利润率的报酬。另一方面，保险体系的稳定性并没有因保险业的快速发展而受到影响。主要是因为：一是这一时期保险企业数量不多，市场竞争程度不高，保险公司能获得高额的利润，因而保险企业的偿付能力未受到保险业高速发展的冲击；二是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实际GDP年均增长率高达11.58%）有力地支持了中国保险业的稳定、发展；三是这一时期较高的通货膨胀率（注：1993-1995年间的通货膨胀率分别高达13.3%、21.7%、14.8%。根据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整理。）不仅没有对中国保险企业的偿付能力产生负面影响，反而产生了较强的正面效应。与此同时，这一时期也存在着较严重的效率损失，具体表现为：第一，中国保险市场引入竞争机制的同时，现行保险监管模式未能及时有效地引入规范的市场机制，导致中国保险市场无序竞争的开始，规范中国保险市场竞争行为的监管目标几乎化为乌有，为后来低效的保险监管留下了"后遗症"。第二，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的管制，使得保险费率仍大大高于边际成本，投保人的一部分消费者剩余为保险人侵占。第三，1993-1995年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得投保户保单的现金价值贬值，既严重侵蚀了投保户的经济利益，又影响了保单的保障性。整体来看，这一时期现行保险监管模式的正面效应大于其负面效应，政府监管相对有效。 综上所述，中国现行保险监管模式在1980-1996年间取得了预期的监管目标，即实现了保险体系的稳定、微观层面丰厚的利润以及宏观层面民族保险业的高速发展，这主要是由于这一时期中国保险业所处的现实环境与其监管模式的假定前提条件基本吻合所致。 三、经济全球化下中国保险监管模式的两难选择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保险监管面临的现实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突出表现为中国保险业的封闭经济环境已为中国保险市场较大规模的对外开放所打破。截至2000年6月，外资保险公司的分公司有11家，中外合资保险公司10家，1家外资保险公司正在筹建，有17个国家和地区的外资保险公司在华设立的代表处有202个，其中一百多家外资保险公司提出申请，等候进入中国保险市场。伴随着中国加入WTO的日益临近，近5年内中国保险市场将对外资保险公司全面开放，中国保险业即将置于开放经济环境之下，国内保险市场的国际竞争程度将趋于白热化。与此同时，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做出了重大的调整，自1996年以来，央行连续7次银行利率大幅降息，年利率由调整前的 10.28%降为现在的2.25%。在这样的现实状态下，中国现行保险监管模式必将受到严峻的挑战：一方面，计划机制配置保险资源在实际运行中遇到障碍。经济全球化给中国保险市场带来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而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的计划管制，诱使保险企业通过提高保险佣金和变相回扣提高市场竞争力，长此下去，其结果是保险成本不断攀升，加之资产运用手段单一，资产收益得不到保证，经济效益急剧下降。保险企业的实际费率已到了危险的边界，最终会导致某些保险公司破产，投保人的利益也无从保护。另一方面，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也使得中国保险体系呈现出严重的危机。中国现行保险期限结构的不对称，我国保险公司多以长期负债为主，资产运用却以短期的银行存款、国债为主，保险资金运用渠道的狭窄，央行的七次降息，导致寿险公司的资金盈利能力日趋不足，出现严重的利差损失。加之1992-1996年中国保险业盲目的数量扩张，年均保费增长率29.6%，使得中国保险业在现行保险监管模式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偿付能力压力，中国现行保险体系存在着严重的危机。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经济全球化下中国保险市场的全面开放，国内外竞争的加剧，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导致现行保险监管模式的某些重大的假定条件不能有效地得到满足。中国现行保险监管模式不仅效率目标难以实现（保险企业盈利逐年下降，保险业发展速度逐年放慢），而且初始目标一稳定性也无法达到（内资保险企业的长期偿付能力和国内保险体系的稳定性均遭到严重威胁）。实践证明，中国现行保险监管模式至少是不完全适用的。 然而，经济全球化下，也存在着现行保险监管模式适用的其他诸多假定条件。主要有：(1)内部保险市场的不完全性。一是保险市场结构的高度垄断性，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和中国人民人寿保险公司两家的市场份额仍高达70%。二是保险市场主体的不完全性，不仅表现为现有保险主体资格存在问题，而且保险市场中介主体残缺不全，保险公估人缺位。三是保险市场客体的不完全性，表现为97%的再保险市场为国外再保险公司把持；(2)计划机制在保险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严格的产品报批制度使保险公司缺乏充分的产品设计、开发自主权，保险公司未能成为保险市场的经济主体；(3)保险市场缺乏信息的获取、加工、披露、反馈的良性循环机制，导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加剧了保险市场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显然，中国保险市场的微观基础仍很不健全，存在较严重的无序化竞争行为；资本市场尽管有较大的发展，但尚不规范成熟，其投机性风险仍很大；中国保险业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尽管近20年来中国保险业的发展速度较快，但据有关资料统计，1999年的保险深度仅为1.7%，保险密度为110.65元，而1998年世界平均保险密度为271美元，瑞士则高达4654.3美元，保险业发达国家宣扬保险深度都在10%左右（注：周骏、朱新蓉、李念斋主编：《2001中国金融市场发展报告》，第212页，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中国现行保险监管体系不完善，尤其是保险法规不健全，保监会1998年才成立，保险行业自律组织极不完善；保险监管技术落后，尚未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管指标体系，全国性保险监管预警系统更难以设立；国民文化素质仍然较低，尤其是保险知识普遍缺乏，保险判断能力很差。这些现实条件仍然适用于现行严格的保险监管模式而不适应于宽松的保险监管模式。因此，从近期来看，不能完全放弃现行保险监管模式，经济全球化下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也使得中国保险监管机构不敢轻易放松对保险企业的管制。 以上静态地分析了在经济全球化的现实约束条件下为达到不同的目标函数（稳定性、效率），中国保险监管机构所面临的两难选择。动态地看，在经济全球化下中国保险业的既定约束条件下，两种保险监管模式的目标效用的比较为（图 1）： 图1 两种保险监管模式的目标效用比较 附图 显然，经济全球化下中国保险监管模式的两难选择既取决于目标函数的难以确定，同样也取决于时间维度的考虑。某一阶段的保险监管模式的具体选择在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长期均衡和可能导致的短期失衡之间的权衡，其监管的具体模式必然处于上述两种模式的边界之内。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从长期来看，经济全球化下中国保险监管模式应逐步向国际通行的宽松的保险监管模式过渡，其前提是必须改变不符合宽松保险监管模式的现实约束条件，并随着其约束条件的变更，对现行保险监管模式进行渐次的边际调整，以避免短期严重的失衡，最终形成完善的宽松的保险监管模式，以实现保险监管的稳定性、效率以及适度保险民族保险业的目标。为此，中国保险监管应致力于下述几个方面： 1、理顺国内保险市场的微观基础，如明晰保险公司的产权，健全保险市场的主、客体，建立和完善保险市场的信息传导机制，逐步放开保险费率的管制，引进规范的市场竞争机制，确保保险市场的稳定有序的竞争环境，以达到当前规范性监管的目标。 2、进一步规范中国资本市场，变短期的投机性市场为长期的投资性市场，从而为拓宽保险资金的运用渠道，建立稳健的投资环境创造条件。 3、健全保险监管体系，尤其要根据经济全球化下中国保险业的现实环境变化适时地调整过时的保险法规，并形成完整的法律体系。完善现行保险监管机构和保险行业自律组织，加强社会舆论的监督。 4、在全社会范围内通过多层次的教育体系，借助各种宣传手段，培育国民的保险知识水平和保险辨别能力。 5、根据中国保险业的国情，借鉴西方先进的监管技术，建立一套科学、有效的偿付能力指标体系，逐步将一年一度的年终检查式的事后监管转变为以信息传导机制为基础的日常监管，最终向风险监管模式过渡。 6、在当前坚持"分业经营"原则的同时，加强在某些金融产品经营和金融业务领域的交叉试点，尽快建立银行、证券、保险三个监管部门的协调、对话制度，为最终混业经营、统一监管打下基础。 经济全球化论文:浅谈经济全球化下的跨文化广告传播 论文关键词：经济奎球化；中国广告业；跨文化传播；正确对策 论文摘要：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潮流，它给我国广告业带来巨大的影响，国际跨国公司的进入．民破品牌的振兴，要求中国广告融入全球．进行跨文化传播，我们必须面对现实，采取相应的对策，迎接挑战。 2000年9月7日，中华入民共和国主席在联合国安理会首脑会议上指出，“经济全球化是随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客观趋势。现代科技的进步、先进交通工具和通讯手段产生。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特别是近10年来。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 这一精辟论述，指出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潮流，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广告作为我国的新兴产业，也在顺应这一潮流，参与全球竞争，融入到全球中去。为振兴民族经济服务。 一、“经济全球化”的含义及其对我国广告业的影响 (一)“经济全球化.的含义 经济全球化，历来学者对其定义有多种说法。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界的说法为: “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成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靠性增强。”一般认为，全球化最早开始于15世纪末的航海大发现，那时英、法等西欧国家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继而在全球范围内拓展殖民地。进行经济掠夺。同时也摧毁了亚、非、拉众多的文明古国，把西方的一套社会制度、文化制度、价值观强加给这些经济落后国家。 由此可见。经济全球化从一开始就深深地影响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风俗习惯、价值观等方方面面。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新技术的日新月异，为全球化注入了强大动力，它对世界各国的影响也更加深远。 〔二)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广告业的影响 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巨型跨国企业为了更多地打入市场，要求和鼓励广告公司兼并国外的一些独立广告公司或同国外的一些规模相等的公司合并，从而获得广告业全面、准确、快速的世界性服务。与此相伴的是广告业的国际化和跨国广告公司经营活动的全球化越来越明显: 1986年，萨奇集团先后兼并巴克基斯波尔沃格、特德公司而成为世界第一大广告集团，年营业额达成114亿美元。1987年。英国跨国集团WPP以5.66亿美元购并智威·汤普森公司:同年，英特帕布力克集团与林斯顿·坎贝一爱华合并。1989年WPP又以$.6亿美元兼并跨公司奥美集团，营业额猛增至于60亿美元，超过萨奇而成为全球广告公司的“‘巨无霸”。国际广告业也进入了全球化的时期。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逐步确立，投资环境不断完善，许多国际广告公司也纷纷把目光投向中国。截止到1997年6月。我国的合资广告公司已达433家，世界上约有250家跨国公司都在华设立了分公司、我国广告公司按广告营业额所排出的前50名中，合资或外商独资的广告公司占到了22家。跨国公司凭借其所拥育技术、品牌、资金上的优势严重地冲击着国内广告公司。 中国经济参与全球化过程中。需要塑造一批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名牌。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外贸出口猛增，也出现了一批实力雄厚的外向型企业，它们能制造出世界一流的产品，但品牌知名度不高，所以在国际上许多“MADE IN CHINA“的产品就意味着‘“一流产品、二流服务、三流宣传、四流价格”，严重地削弱了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中国企业要走向世界树立品牌，要求我国广告的积极介入，为中国经济走向世界进而强化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的全球化提供多方位的策划、宣传服务。.这也是广告国际化的客观要求。 二、跨文化广告传播所应采取的对策 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直接影响就是文化的全球化，广告传播即是信息传播，也是一种文化传播，它是在一定的文化区域里进行的。因此广告的信息必须适应当地文化特点。从广告内容上看，广告的目标是向特定的公众推销产品、眼务与观念。这些特定的公众都是受该文化区域文化传统影响的，理解这些差异的广告制作犬将会取得成功，而忽视它们的将会失败，当中国广告要参与全球竞争，进行跨文化传播，这就要考虑世界各地区的文化特点，让他们能够了解中国广告人制作的作品，而我国广告在戛纳国际广告节上屡屡受挫，在国内深受好评的作品却在国际上倍受冷落，说明在跨文化传播方面，要求我们必需积极地寻找对策。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粗浅的看法。 (一)立足传统文化、保持特色 在现代化过程中，传统并不是包袱，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对待传统。现代广告调查表明:国际公众在消费活动中，极其重视商品的文化色彩。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文化心理现象，即在商品宣传和营销过程中，越是有文化、民族色彩的东西，就越容易得到国际公众的认同。 五千年的文化史，先人给我们留下了众多珍贵的文化遗产，我们可以从中汲取精华，与现代先进的制作理念、制作技巧相结合。赋予其新的生命力，一些优秀的广告公司利用古典文化作品作为素材，制作出来的广告作品深深地打动了受众。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在《西游记》里，蜘蛛精在盘丝洞百般引诱唐僧。而唐僧却“坐怀不乱”。使其未能得逞、台湾华懋广告公司在《西游记第七十二回孙悟空吸尘除垢盘丝洞纤尘难容)，孙悟空成了“打黄”卫士、从‘“怀中取出国际牌(NAT10NA1.)吸尘器，启动四百三十瓦无人能挡的超大吸力。遇法则吸，逢丝便清大型防撞条游走四方灵活运转，刹那间盘丝洞寸丝难容，一尘不染，蜘蛛精自知无处存身，识相离去”。这则广告利用中国观众耳熟能详的故事，很快受到观众的认可，从而打开了销路。 (二〕面向全球、尊重各区域的文化特点 中国广告欲走向全球，就要求把目光投向全球，尊重各地区的文化传统，使我们的作品超越本民族的文化视野而融入到销售的本土文化中去，符合各地区受众的捎费心里。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受众的消费习惯、消费方式、对商品和服务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与他们的传统观念相适应、与他们行为模式相吻合，便能较容易被接受，反之，则会令他们难以接受，那种在不了解对方文化观的前提下就进入国际市场是十分危险的举动。在跨文化传播时需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针对不同的目标受众，适当调整广告诉求点 由于各地区文化传统不一样，他们对同一广告信息的理解也不同，这就要求广告诉求点必需与该区域受众的期望和抱负能产生共鸣，如:富豪( VOLVO )汽车公司针对不同地区的受众心理，提出不同的广告诉求点，如针对法国人追求高雅、浪馒的民族特性，诉求的是地位和休闲;在瑞士因其是山区国，道路弯曲不平，诉求的是安全可靠;在象墨西哥这种发展中国家，则诉求价格的实惠·;烟草巨头万宝路公司1996年初在中国策划了“万宝路贺岁锣鼓比赛”，震天的鼓声和鼓手鲜红的装饰，红色象征着吉祥、幸福.与新春的喜庆气氛相融合，既符合中华民族的特点，易为中国受众所接受，又不失万宝路广告中西部牛仔渲染的雄壮、野性的阳刚之气的本意。在香港，为了迎合追求雅致的都市情调，把西部牛仔的形象换成了衣着华贵的、拥有轿车的成功年轻人，从而取得成功。 2、广告信息不能触犯当地的禁忌 首先，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风俗习惯是一个地区文化的集中体现，它对当地的居民有着深远的影响，一个企业在该地区拓展业务之前，务必要了解当地特色的风俗习惯.育的放矢地做市场促销，否则将受到抵制，甚至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如穆斯林国家禁食猪肉、印度教徒则不食牛肉。精工钟表公司在马来西亚的广告中用了这样的主题:“人类创造了时间，精工表使之完美。”马上接到观众的投诉，因为马来西亚人大部分是虔诚的穆斯林教徒，他们认为是真主.而非人类创造了时间。后来广告语改为:“人类创造了记时法，而精工使之完美。”高露洁牙膏在马来西亚井拓市场时，在广告诉求中一再强调它有助于增白功能，而该地区却以牙齿黑黄为高贵的象征，反而通过咀嚼槟榔来使牙齿变黑，显然这则广告是在帮倒忙。风俗习惯是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各个民族都有他们自身的特点.我们制作广告前应充分的了解。 其次，要遵守当地的法规，法规是在一个地区和民族文明的产物，各个国家也育不同的特点。在许多欧洲国家.如德国、比利时和意大利。对比广告是非法的，1996年，菲利浦.莫利斯公司制定一个雄心勃勃的欧洲广告活动、它利用的一份科学研究报告指出:被动吸烟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对非吸烟者造成危害，该报告还认为被动吸烟比吃饼千和喝牛奶还要安全，结果该公司因为广告中把烟草和其它产品相比较另外还有做烟草广告的嫌疑而被禁止播出，给公司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3、语言的翻译要慎重对待 语言是广告信息的载体，选用恰当的词语才能在该区域有效的传播信息，否则会引起误解，如我国的白象电池翻译成英文为“white elephant"，而该英文词还有“无用而累赘的东西”之意;“帆船”牌地毯直译为英文“dunk carpet"，而Junk在英文中另一意为“垃圾、破烂”。这种带有令人反感的译名，怎么能指望受众接受你的产品呢?为避免类似间题的影响，可以通过聘用当地的机构进行操作等方法。 (三)理智地对待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关系 全球化的过程中，在西方文化强势文化的冲击下，民族文化怎么办，中国广告全球化是否排斥本土文化呢?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笔者认为，全球化与本土化并非存在着根本矛盾，文化的全球化并不排斥民族文化的兴盛，而各民族的繁荣也利于推进文化的全球化，广告在跨文化传播中不可能完全脱离原有文化的特质，真正优秀的面向全球的广告是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寻找到不同文化区域共通的契合点。通过这样有效的沟通，民族文化也更好地参与国际交流，从中汲取营养，也不断地丰富民族文化的内涵。 可喜的是，我国的一些广告开始致力于这方面的努力并取得了成功。2002年2月8日，广州九易广告公司选送的“中国广东移动通信沟通从心开始(牵手篇)”荣获第三十届莫比广告节影视类第一名，该节是全球最具权威的三大广告之一，实现了中国广告“零的突破”。在作品中，选择“牵手”来作用为表达理念符号，而载体是儿童，因儿童是纯洁、真诚的标志，儿童是未来的希望:“一种来自中国的声音。引发全球的回应，在童声合唱《欢乐颂》旋律伴奏下，来自美国、法国、印度、马尔代夫，来自世界各地的孩子突破心灵屏障穿越地域的界限，奔聚在一起，手牵着手连成一体……”。这种对和平、团结的追求，对儿童的关爱之情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所共有的，也与我们中华民族祟尚和平、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相一致的。本土化和全球化二者很好地融为一体。 总之，广告毕竟产品宣传的一种手段，任何好的广告作品都是以优良的产品为前提和基础的。正如美国著名广告人奥格威所说:一个非凡的创意必然来自一种出色的产品。随同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科技竞争力的不断提高。中国的优秀企业也将生产出越来越多的好产品。"MAIZE IN CHINA”的产品在世界上越来越有竞争力，也必将越来越受到各国用户的喜爱。借此良机，中国广告业也将插上腾飞的翅膀，把我国的优秀产品推向世界。广告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需要优秀的文化为依托，这样广告才更有内涵、更有生命力。著名的广告制作人傅杰曾说:面对全球化，要不断地开放自己，追求积极的变化，而最后不变的就是我们根植的传统文化。正是凭着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开放的全球化思维，使其制作的作品在国际广告节上实现“零”的突破，为我国广告走向世界进行跨文化传播树立了很好地傍样。 经济全球化论文: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社会交往与人的发展 [内容提要]　人的发展与社会交往有密切的关系，交往的方式和水平体现了人的发展的程度。而社会交往是一个历史范畴，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了社会交往具有不同的特点和水平。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社会交往具有不同的特点，也对人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为了人类的共同发展，消除群体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个人发展的畸形状况，人们必须采取措施，提高社会交往的水平。 [关键词]　经济全球化　社会交往　人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自然存在物，又是社会存在物，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的过程中提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除了生命本质外，还有社会本质。人的发展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具体而言，包括人的各种潜能获得不断展现，人的本质力量得到不断完善，人的劳动能力得到不断发挥，人的社会关系不断趋向和谐完美，人的个性不断彰显等。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具有辩证统一性，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因为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而呈现不同的阶段。当前，人类已步入经济全球化时代，新的时代使社会生产、社会交往等都具有不同特点，也对人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 一 人的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关系，人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生存和发展着，“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而一切社会关系不外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是人在交往中所形成的所有关系的概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交往”(Verkehr)有较全面的概括。就一般意义而言，交往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或人群共同体之间互相沟通、相互作用、彼此了解的最基本的方式和过程，是人们之间实现了的社会互动。 马克思把交往与生产紧密地联系起来。在揭示人的发展与社会生产和社会交往的关系时，马克思指出：“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这种生产第一次是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开始的。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因此，一个人若能积极参与社会生活多种领域和世界范围的交往，就会同无数其他个人甚至同整个世界进行普遍的交往，使个人摆脱地域的和民族的狭隘性，在社会交往中形成丰富而全面的社会关系，实现自身的发展。 交往的方式和水平体现了人的发展的程度。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交往手段和方式的变革必然推动人的发展进程。人们的交往形式同人们的生产、生活状态和他们的存在与发展状况相适应。当社会历史条件发生改变，原有的交往形式必然或迟或早地得以改变，从而形成了有一定特征的交往形式的序列，“起初是自主活动的条件，后来却变成了它的桎梏，它们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构成一个有联系的交往形式的序列，交往形式的联系就在于：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成为桎梏，然后又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由于这些条件在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是与同一时期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所以它们的历史同时也是发展着的、由每一个新的一代承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历史，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马克思认为，由于生产和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决定了人的发展的过程性、上升性。人类的交往发展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交往。“虽然个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较明显的人的关系，但他们只是作为某种[社会]规定性的个人而互相交往，如封建主和臣仆、地主和农奴等等，或作为种姓成员等等，或属于某个等级等等。”这种交往“表现为人的限制即个人受他人限制的规定性”。第二个阶段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交往。商品经济的发展使社会交往充满了物化、异化情形，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商品货币关系表现出来。市场经济又使社会交往日益普遍，伴随着普遍的物质交换，人们的需求和社会关系得以丰富，为实现人类真正的普遍交往创造了条件。然而，商品经济时代又是产生“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第三个阶段是真正的自觉的普遍的自由的交往，是人类理想的交往形式。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发展、交往的普遍性“是个人全面发展的可能性”，是人的个性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总之，社会交往有一个历史演进过程，也反映了人的发展有一个历史过程。 二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将历史划分为民族的、地方性的历史和世界性的历史，而且认为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力的发展及由此所导致的普遍交往的发展，“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而“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经济全球化的概念，但他们总是站在全球的高度来思考社会生产、社会交往和人的发展。 社会交往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了社会交往具有不同的特点和水平。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随着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全球化，社会交往包括交往主体、交往内容、交往手段等方面较之以前都有很大不同。 经济全球化使社会交往主体多元化。有社会主体、民族国家主体、集团主体、个人主体；有经济组织、政治组织、文化组织；有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交往除了个人之间、组织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交往，还有个人与组织、个人与国家、个人与民族、组织与组织、民族与国家、国际组织与民族或国家、国际组织之间的交往，等等。总之，经济全球化使社会交往主体更加复杂化。同时，经济全球化使社会交往的内容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经济全球化由经济交往拓展至政治交往、文化交往，还有思想观念、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的交流与碰撞。 而且，人类将计算机网络技术运用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等各个方面，使人类的交往手段发生了根本性变革，进而使得人们的交往范围、交往方式、交往水平都发生了重大变革，为全球性社会交往提供了实质性的基础，从而把人类的交往实践带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人们的交往范围扩大了。长期以来，时空一直是限制人们交往的主要障碍。信息社会消除了具体的时空等天然的物质屏障，将不同时段、不同行业、不同民族国家的人 们带到电子空间里进行交往，人类交往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尼葛洛庞帝说：“在广大浩瀚的宇宙中，数字化生存能使每个人变得更容易接近，让弱小孤寂者也能发出他们的心声。”而且，人们的交往方式进步了。以前，人们受时空限制只能进行直接交往，而且只能是近地空间的即时交往。信息化时代，人们可以凭借高科技特别是网络技术，克服种种限制，一个人可以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而“随心所欲”地进行交往，真正实现了全方位的交往。 总之，经济全球化打破了天然的时间地域的限制，客观上造成了罗兰·罗伯逊所说的“世界的压缩”、安东尼·吉登斯所说的“时空压缩”、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说的“地球村”、保罗·维里利欧所说的“地理终结”等结果。由此，不同群体间的相互依赖和交往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增强，人们即时地进行着政治、经济、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全方位的交往，人也就从封闭走向了开放。 然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社会交往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交往中具有不平等性。目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控制着强大的资本和交往的主动权，凭借着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发达的高科技，一直占据世界经济的中心位置，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与发达国家的交往中往往处于边缘和次边缘的地位，无法摆脱贫困处境。而且，经济全球化也加剧了世界政治单极化与政治多极化的冲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想借助于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实现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政治野心。同时，经济全球化在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对话与融合的同时，也引起了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矛盾、对立和冲突。西方发达国家采取多种途径和手段，推行文化霸权主义。 再如，网络交往有其负面效应。由于网络空间是一个人化而虚拟的空间，不存在时空限制和现实利益冲突，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倍感压力的人们就会把大量的时间、精力和情感投入网络虚拟交往中，这是不利于人的社会关系的正常发展的。因为，“作为人，我们需要可接触的存在来建立完整的联系，我们需要看到彼此的脸和手势，闻到彼此的呼吸”。“但是，简单的连线不会弥合任何东西，我们可以架设我们想要的任何桥梁，但如果我们不穿越它们并四处摸索，这样建立起来的联系将没有任何意义。” 三 经济全球化所形成的普遍交往对人的发展的意义是双重的。 首先，经济全球化所形成的普遍交往冲破了狭隘的民族地域的局限，使人从地域性的存在转变为全球性的真正普遍的存在，大大加速了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的进程。“世界历史性个人”是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目标。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普遍交往促进了人的社会关系的不断丰富和全面发展。经济全球化是以市场经济的全球化为经济基础的。在前市场经济阶段，人类生存于彼此隔绝的狭隘空间，人的普遍社会联系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人的社会关系也没有真正丰富起来，人的发展受到狭隘人群共同体的局限。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和交换的扩大，人的活动的普遍性、独立自主性才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人在其现实性上才具有了世界性普遍联系的类特性。同时，普遍交往是经济全球化的基本前提和重要特征，也是人的有效发展的基本前提和重要途径。因为交往体现的是人与社会、群体与群体、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通过不同形式和层次的交往，人们就可获得不同的社会关系。而且，不同的交往在人的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也是不同的。马克思认为，一个人的“特性怎样发展为多方面的或是地方性的，它们超越地方的局限性还是仍然受地方局限性的拘束……决定于世界交往的发展，决定于他和他所生活的地区在这种交往中所处的地位”。只有开展普遍交往，人才会拥有全面发展的可能性。 经济全球化使各民族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民族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普遍存在，人们逐渐摆脱了民族文化的局限，在世界性的普遍交往中接触、了解甚至吸收各民族文化，使人具有多元文化背景。人是文化的动物，世界文化的交流与借鉴，不断丰富着人们的精神生活，为人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而且，“现在人们越来越多地塑造自身，用不同的经历来拼凑他们的身份特征，他们依赖的不仅是自己本民族的，而且包括他们从大千世界获得的知识、体验及对他们有用的信条”。 其次，经济全球化所形成的普遍交往在积极推进人的不断发展的同时，也必然带来许多负面的影响，给人类带来一系列的生存发展困境。拉兹洛认为：“我们慢慢地接受了发生在我们周围的那些引人注目的不公正，而这些不公正不可避免地威胁着我们的生活质量。” 因为，经济全球化在带来普遍的全面的经济联系的同时，造成了具有异己性的物化社会关系的全球扩散，这种异己的物化关系是支配人、控制人、统治人的强大力量，导致拜金主义、物质主义、享乐主义的泛滥，造成人的发展的片面性。在当今世界，货币拜物主义盛行。在资本主义社会，货币成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唯一纽带，成为生产的唯一目标，成为物质财富的唯一代表。 经济全球化时代也是信息化时代，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将人们带进了一个全新的数字化世界，其负面结果则是人生活在一个“网络虚拟社会”中，人们只是借助于抽象的数字、符号建立起各种社会联系，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与这个现实世界的真实联系，导致人的抽象化。而且，信息的变动性，人际交往的间接性也将使人们在心理上体验到新事物的强烈易逝性和瞬间性，历史感随之淡漠或消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疏离化，情感逐步淡漠。 而且，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普遍的经济联系并没有使所有的人有均等的受益机会，贫富悬殊使得每一个人发展的机会和条件处在不平等的起点上，生活在发达国家的人的发展空间与机会明显要大于发展中国家的民众，而有些人因此而成为“边缘人”，即使在今天，在某些经济落后的民族国家，在一些经济落后的地区，一些人尚未从饥饿和贫困中摆脱出来，其基本的生存问题都得不到解决，他们的发展问题就可想而知了。 第三，经济全球化使个体、群体与类之间的关系复杂化。经济全球化使个体自主意识大大增强，也使整个人类的科技实力、生产能力、交往能力、思维能力等各方面有根本性的提升，而且使个体与类具有强相关性。在当代的全球化阶段，个体与类直接相关，加强了个人与整个世界的互动关系。个体已经开始跨越群体的中介，直接地和整个世界的人们直接发生着关系。特别是在网络世界里，个体的能力、个体的主体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张扬，个体对类的影响力增强、局部事件对社会整体的影响力增强。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个体与类之间的复杂关系中包含着不利于人类发展的问题。由于个体的行为使类遭受的危害加大，并且难以预知。而且，在复杂多变的社会关系中，个人发展的不确定性、偶然性增强了，人们的命运得极其不稳定，似乎有瞬息万变之感，复杂多变的社会关系往往使人很容易迷失自己。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四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社会交往存在着许多问题，为了顺利推进经济全球化，使历史顺利地向世界历史发展；为了人类的共同发展，消除群体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个人发展的畸形局面，人们必须采取措施，提高社会交往的水平。 第一，提高人们的社会交往品质和能力。 社会交往品质是人的品质表现之一，是人们对于社会交往内涵、实质、地位、作用等方面认识和实践程度的根本所在。交往品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人们的交往思维和交往实践水平的高低。为了提高人们的社会交往水平，开展积极的自觉的交往活动，抑制消极的自发的交往，必须提高人们的社会交往品质。 人是具有社会属性的高级动物，人的生存与发展只有在社会交往中才有可能，而且，正如马克思所说：“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因此，人们应充分认识到社会交往的重要性。经济全球化时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由于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和高新技术的运用，世界变成了地球村，人们之间的交往方便而快捷，社会的普遍交往已成为一种趋势，任何个人、组织和民族国家都无法也不应该阻挡它，因此，应主动地参与到普遍交往中来，在普遍交往中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机遇。同时，要有正确的交往理念，如：在各民族、国家、集团之间的交往中要培育人类社会共同发展意识。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领域都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如何消除这些矛盾和冲突，使人类朝着共同发展的目标前进，是全人类面临的重大课题。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发展不可阻挡的趋势，任何国家要想生存和发展都无法拒绝经济全球化。而且，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民族、国家、集团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共同利益日益增加，人们的活动具有了极强的相关性，人类真正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霸权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都不利于全人类的和平共处，不利于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实现，更不利于本国的发展。由此可见，正确的交往态度、交往意识、交往理念都能体现人们较高的交往品质，都能促进人的发展。 第二，创新社会交往规则。 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社会规范。适应全球性社会交往的需要，原有的规范和准则体系已经不可能发挥正常的功效了，必须实现变革创新。因此，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规则创新，无论是对各个国家而言，还是对人类社会整体来说，都是需要引起注意和重视的问题。规则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也是一定实践活动得以开展的重要条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人类交往实践活动有了质的飞跃，这就需要有新的规则来调控。 当前，由于不公平的经济规则，经济全球化带来了世界经济的不平衡，使世界各国在经济交往中矛盾和冲突加剧。因此，同志指出：“国际社会应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努力营造长期稳定、安全可靠的国际和平环境。各国应加强经济技术的交流与合作，逐步改变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使经济全球化达到共赢共存的目的。”目前国际社会出现的种种矛盾和冲突，不仅影响着全球交往的顺利开展，而且也表明全球交往规则存在着很大漏洞。当然，全球性的规则创新已经开始了。如多种多样的国际公约不断产生，纷繁复杂的国际规则不断制定，各集团之间的条约不断增加，各国内部的制度改革不断进行，等等。国际规则无非是国家间游戏的规则，从某种意义上说，游戏规则是在互动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因此，它与游戏参加者所处的历史条件有密切关系。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化，国际规则的调整势在必行，不仅包括全球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规则，也包括信息世界的规则。如：信息化时代的人们生活在一个价值取向多元化的信息环境中，如果各地区、各民族都只遵循自己特有的习惯和规范，网络信息社会就无法正常运行。因此，人们必须构建彼此都能理解并遵循的规范，才能形成合理有效的信息社会，也才能真正对人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第三，发展中国家要加快经济社会发展。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带来社会交往的发展，反过来讲，要提高社会交往水平必须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等方面的原因，在与发达国家的交往中往往处于边缘和次边缘的地位，致使其贫困处境仍然存在。为了在世界交往中取得平等地位，把握主动权，发展中国家必须加快经济社会发展，从而为人的发展创造物质条件。 经济全球化是全球经济发展不可抗拒的趋势，人们只能利用它。事实上，发展中国家为了求得自身更好的发展，也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为了在这一进程中把握主动权，各国纷纷进行国内改革，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改革国内传统的经济制度、模式，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改变传统的落后的生产经营观和发展观，树立与新时代相适应的新观念。同时，发展中国家纷纷进行经济发展的战略调整，通过多种途径大力发展信息技术产业以及其他技术密集型产业，从而使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力水平有更快更大的发展。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建设驶入快车道，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都得到了极大的发挥，人的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经济全球化论文:浅谈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初探国家经济主权 [论文关键词] 经济全球化 国家经济主权 让渡论 发展中国家 [论文摘要]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 中，国家经济主权仍然是研究的重心。本文从经济全球化对国 家经济主权造 成冲击 的因素，入手进行分析，并通过对在经济全球 化进程中出现的国 家经 济主权理论 进行剖析得出了国家经济主权 的 让渡 论具有一定 的合理性的结论，进而指出了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经济主权实现的途径。 引 言 当历史的车轮行进到20世纪的最后十年 ，整个世界呈现出一个不可阻挡的全球化发展的新态势。而在几乎所有领域的全球化进程中，毋庸置疑，经济全球化始终走在最前面，它在成为其他领域全球化基础的同时对主权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法律等诸多领域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使各主权国家在相关领 域的依赖度越来越大，而各主权国家间用以实现诸如环境、经济、惩治犯罪等方面的国际合作的方式无论是加入各种国际组织还是缔结各种国际条约，都会在不同程度上授权于国际组织 以相关权力，或者相应的通过对国际条约的转化或采纳制约自身权力的行使。由此，传统意义上被认为是不可分割、不可放弃或绝对不可侵犯的国家经济主权受到了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而这是否意味着国家经济主权的侵蚀或衰弱?发展中国家在面对经 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时应当如何看待国家经济主权?这使得我们有必要在经济 全球化的热潮中冷静下来重新审视国家经济主权。 一、 经济全球化对国家经 济主权的挑战 经济全球化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种趋 势，从经济学角度看，它主要涵盖贸易 、金融和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等几个重要方面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为了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贸易的自由化、劳动力的自由跨境流动以及生产要素价格的均等比进而实现 国际经济体系的高度融合 (或一体 化)，因而要求各民族国家的政府放宽或解除在国家间经济交流上的种种限制，这就使各民族 国家的国家经济主权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冲击和挑战，这主要体现在以下 三个方面 。 (一)国际组织对国家经济主权的影响日益增大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 ，各种世界性、区域性经济组织大量涌现 ，据不完全统计 ，全球范 围 内建立 的 国际经 济组织 多达 109个 ，包括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 、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等一系列对 国家 经济 主权 有 重要影 响 的 国际经济 组织 。一些综合 实力较弱 的国家(尤其是要加入 这些组织或 者是 向这些组织寻求帮助的发展 中 国家)由于在 资金、技 术等方 面对拥有雄厚实力的国际组织具 有一定的依 赖性 ，而且 近些年来某些 国际经济组织 已逐 步带上 了国 际政治 的色彩 ，其利用所具有 的职权直接或间接影响了国家的经济 主权 。此外 ，一些区域性经济组 织如欧 洲联盟 、东 南亚 国家 联盟 、北 美 自由贸易区等也都以部 分经济 管理职能公共化 的形式 ，在有 限的范围内“攫取”了原属于国家经济主权的部分权力 。 (二)跨 国公司及其经济扩张对国家经济主权的冲击 正如美 国学者惠特曼所指出的“就对 民族 经济 主权 具有巨大威胁性和促进国际经济一体化来说 ，没有哪个组织比跨国公司更为有利了。跨 国公 司对主权 国家 ，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 的冲击不容忽视 ，主要体现 在如下 几个方面 ：第一 ，跨 国公司执行全球生 产战略 ，往往视 国家 经济主权为其障碍 ，因此其超 越国界 的经济 活动总是力 图逃避 国家根据主权原则对其进行 的监督 ，从而模 糊了 国家 的管辖权 也冲击了国家的经济主权 。第二 ，跨 国公 司腐蚀政府 官员 的非法活动，使国家在经济方面的行政决策权和国家最高权威面临挑战。第 三 ，跨 国公 司在金 融市场利用 转移价格而逃避转移利润、通过买卖股票和证 券等 逃 避外 汇管制 、利 用 国与 国之间的汇率差价把资金调入调出等等的投机行为，直接影响主权国家的货币财政政策 。 (三)非政府组织对 国家经济主权的影响 首先 ，从国内的 角度 看 ，随着非 政府组 织 涉足领 域逐渐增多 ，作为独立于政 府 的组织 ，它越来 越体 现公众 的意志从而得 到越 来越 多的公 众支持 ，这就无形 中使 政府在经济领域的管理行为不得不得到非政府组织 的支 持才 可能有效 运转这就需要政府不断下放 权力于非政府组织 。 其次 ，非政府组织由 于独立 于政 府 ，可 以越 过政府 直接卷入 国际 事务 ，但在很 多 情况下 ，非政府 活 动进一步 打破 了国际关系 中的国家“垄断”，造成“官 、民”之间 的紧张，给国家关系带来不快甚至冲突。如某些人权组织的活动就是如此。 再次 ，虽然非政府组织 不具 有 国际法 的主体资 格 ，但 他们是当代 国际社会 中不 可缺少 的重要角 色 ，通过 他们 可以听到民间代表的呼声，由此使联合国与其保持着特殊的关系，从而通过非政府组织在联合国举办的重要会议上的发言等对国家经济主权间接产生影 响，并且其 在联 合 国的作用和地位已从经济和社会领域逐渐扩大至其他领域。 二、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国家经济主权理论及剖析 经 济全球化在许 多方 面都 对 国家 主权构成 了一定的 冲击 ，这是不容否认 的客观 事实 。但 在经 济全球 化进程 中，对于国家经 济主权的 理论 主张 ，学 者们 出现 了不同 的声 音 ，归结而言主要有 以下几种 。 (一)国家经济主权“销蚀论” 持这 种观点的学者认为 ，经济全球化 的发展促使 了许多国家在制定经 济制度 、贸 易规 则方 面趋 于相 同或者是类 似 ，特别是在严格按照 WTO、世 界银 行等 国际组 织规则进 行交易 的时候更是强化 了统 一的规则和制 度 ，这 样从 客观上会使国家在非 自觉 、无意 识 的情况 下做 出一些 行为 ，而导致 国家经济主权遭受“销蚀”。 尽管经济全球化会对 主权国家 的法律带来一定 的冲击 ，但“国际法律制度走向一体化”的提法从根本上说是不科的，“如果说 国际法律一体化成为可能 的话 ，那 也只能是纯代表极少数 国家意 志 的法 律 ，国 际经 济法 此 时也就 失去‘国际’这一独 特的 法律 属性 了；国际社 会 也就 不能 再称‘国际社会’了，而且从部分经济主权由民族国家 向国经济组织让渡的角度看，如果就单个民族国家而言，这无是国家 主权 的销蚀 ，但如 果从所 有 民族 国家 的整体来 看 ，种主权让渡的结果是 ，共 同让 渡，共 同享有 ，国家 主权并没销蚀 。从部分经济主权 由政 府 向本 国企 业或 非政府 主体让渡 的角度看 ，即表现为本 国企业或 非政府 主体 对政府 主事务的干预 ，其实质是 国家经济主权在 民族 国家 内部 的重分配 ，即由政府的“惟我独尊”转 变为政府 和非政府 主体 的权。则从单个民族国家的整体而言。并没有发生国家经济权的销蚀 。[6] (二)国家经济主权“模糊论” 这种理论反对传统意义上国际法 和国家关 系理论 ，认在经济全球化下，国家将不再是基本的主体。经济一体化致了各国政府没有 能力独 立地 对本 国 的经 济进 行有效 的理和控制，贸易自由化和金融市场一体化在给各国经济带发展的同时也迫使政府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 ，从而 限制了最终模糊国家经济主权。 事 实表明，主权国家并不是 完全被动 的卷人经 济国际进程 。经济国际化与主权国家之间有着 复杂的互动关系 ，家不会让经济国际化扮演终结国家及其 主权的角色 ，国家会做出适应性的反应。他们主动进行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强化国家资源的合理配置，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和有效干预 ，积极参与国际协调和 国际机制 的建立 。调整运作．充分利用一切有利的国际条件，千方百计为本国的经济发展和 国际竞争提供安全保 障和加大支持 力度 。换言 之面对经济 国际化 的挑 战 ，国家会 奋 起做 出各种 适应 性调 整把挑战视为机遇 ，变压力 为动力 ，其结果 往往 是增 强了综 合国力和国家行使主权的能力。 (三)国家经济主权“废弃论” 以美 国国际法 著名 学 者 路 易 斯 ·亨 金 为 首 的 学者 认为，[8]随着“全球化”、“一体化”等词汇的高频率的出现，国家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在经济全球化 的普及 和扩展下 ，与其相关 的政治、文化 、法律等 领域也 应 当 同步实行 全球化 和体化 ，这是 一种 不 为人 意 志所 转移 的 客观 规律 和 客观 趋势 。突破原 有的国际法体系 。废除 国家 主权 是充分表达 全人类共同利益的重大变革。国际组织的发展和壮大正是可以推翻国家主权原则不可侵犯 的重要依据 。 经济全球化尽管对国家经济主权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是，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它不可能导致国家 主权的消亡其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全球化就现实的经济和技术条件而言还必须以民族国家为基础，企图以所谓的“世界政府”来取代各独立的民族国家政府如同南柯一梦，是不可能实现的。对于这一点 。米夏埃尔 ·齐恩 、克 里斯 ·哈曼 等学者 已经作 了专门的论述 ，这里 不再 进行 论述 。由此 ，废除 国家 主权 失去了其在 理论 上 的必 要 性 ，也 就难 逃 为发 达 国家插 手 别 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国内事 务而 削弱 别 国主权进 行开 脱的嫌疑 了。 (四)国家经济主权“让渡论” 该主张为欧盟成员 国所提倡 ，他们坚持 欧盟是一个具 有超国家性质的 国际组 织 ，随着 经济 全球化 的发展 ，为 了全局利益 ，让渡部分 国家 主权并 不会 损 害主权 的完 整性 ，其结 果会形 成欧洲统 一市 场、统一货 币和欧洲大经 济区 。欧洲 一体化的实践表 明国家 主权是可分 的 ，这样 对于增强 欧盟 的总 体实力 ，加速其各方 面的发展 是 非常 有利 的。可见 ，该理 论是 欧盟 的形式视为 国家经济 主权让渡 的理想化状态 。虽然 国际社会至今 尚未就此观点 达成一致 ，但 它具有 国际法上和实践中的合理性。 就国家经济主权的让渡论来说，其理论基础就是承认主权 的可分性。而至于主权是否可分 ，一直以来是理论界争论的焦点 之一 ，但正如《奥本海 国际法 》所说 的，“看来 比较 可取的意见是 ，坚持切 合实 际 的认 为主权 是 可分的 ，尽管这 种意见是不正常 的而且 可能是 不合理的 。 主权的让 渡不同 于 主权 的割 让 ，而 是 国家 问 的主权 共享 。“主权让渡是 为了解 决 国际组织 的授权 问题 而产生 的概念，即成员国转让部分主权的形式权力并 由一个共同的组织来行使。这 种部分主权实行成员 国共享的方 式 ，说 到底主权的所有仍然是 国家的 ，所 以，让 渡不是 割让 。只要国家是自愿加人 国际组 织并保 留退 出的权 利 ．主权 国家所 有的底线就不可能突破 ，因为 国家在理论 上有 可 以收回让渡 的主权 的权利 。至于在实践 中权力 的收 回是 否可行的 问题 ，关键还在于 国家 的战略选择和权力 行使 ，因为主权让渡 和受限也是 主权 国家行使 主权 的结果 。 至于国家经济主权的让镀是否导致了如有些学者声称的国家经 济主权弱化 的结 果 ，笔 者认为 ，国家经 济 主权 的让渡是 国家基于 自身某种利益 的考虑 所做 出 自主意识 的选 择从 而在新 的国际环境下更好地维护 和获取 国家的根本利 益而并非是国家主权被弱化的表现，国家自始至终都保持着其自主性。即便欧盟这 样 高度 一体 化的 区域 联盟 的结成 也是从属于 国家利益这一前 提下的 。而事实 上 ，正是 主权国家本身推动 了全球化不断地 向纵深 发展 。就 国际 社会整体而 言国家通过参 与经济全球化 ，对机 制化组织适度 地让渡一部分主权 ，恰恰是一 国权 力的延伸 、变通 和扩展 ，是对 国家利益的拓展。 三、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经济主权的实现 经济全球化对 于广大发展 中国家 来说 ，无 异 于一 把“双刃剑”。在为发展 中国家 带来 追 赶上 发达 国家的新 机遇 ，促进其经济发展 的同时 ，也不 可避免地对 发展 中国家 的经 济主权提 出新 的挑 战。面对这种形势 ，发展 中国家应 当如何对待国家经济主权 ?如 何协调处 理 国家经 济 主权 与加强 国际相互合 作的关系?这些 都是当前 摆 在发展 中国家面前 的重要课题。我认为，发展中国家应当注重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 ： (一)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同时，坚持和发展国家经济主权 经济主权能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最根本的保障，也是 逐步摆脱不发达 的锐 利武器 。一 国的经 济主权需要维护 ，而其经济也 必 须发展 ，两 者不 可偏 废 。因此 如何处 理好经济主权和经 济安全 就成 为发 展 中 国家必须认 真思 考的战略问题 。笔者认 为 ，发展 中国家在 理解 经 济主权 时 ，应将其理解为各种“权 利”的具体 体现 ，而避 免理解 为纯粹 的、抽象的国家“权力 ”。它的 实现体 现 为 国家 所行 使 的各项 具体经济权利 ．这些 国家经济主权权利 可以分 为核心经 济主权权利和可让 渡的经济 主权 权利 。核心 经济 主权 权利要 始终 不渝 的予 以坚持 ；而对 于那 些可以让渡 的经济 主权权利则可 以发展的观点来对待，只要在符合本国及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前提下也可适量开放。 (二)积极参与制定经济全球化的新规则，促进国际经济法律秩序的形成 历史和现实表明。发达国家在过去、现在 以及将 来都不会自动放弃经济霸权、主导权和控制权，不会善意地主动让发展 中国家享有国际经济事务 的参与和决策权，尤其是在国际投资领域中国际立法不平衡趋势甚为明显，如TRIMS取消了发展 中国家用以对付限制性商业惯例的手段，而约束限制性商业管理的国际规范却未能出台；发达国家竭力将劳工标准纳入多边贸易体系，但对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流动问题却采取回避态度。因此作为发展中国家，要想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被动的接受游戏规则，就应加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积极参与多边贸易体系规则的制定过程；在致力于创建一个既能适应全面的国际市场竞争，又能有力地保障民族经济安全的现实主义的国内法律制度框架的同时 ，促进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 法律 新秩序 的形成 ，使经济全球化进程不仅仅体现西方的价值理念，同时也使得发展中国家 的利益得到应有的尊重 和照顾使得全世界各国均得以充分的进步和发展 。

在初中的教学活动中，数学一直都是极其关键的科目之一，并且随着近年来教学观念的革新，减负增效也成为了数学教学活动中的重要方向之一。在以往的教学过程中，沉重的学习负担容易致使学生出现厌学心理，所以减负增效是非常有必要的改革。初中数学教师可以通过优化教学结构、创新教学形式等诸多方法来减轻学生的压力，帮助学生梳理学习思路，提升教学效率，这样才可以保障学生更好地学习和生活，实现健康成长。 一、初中数学课堂教学的现状 作为初中数学教师，如想要更好地实现减负增效，那么还需要对当前教学期间的一些常见问题做出了解，就目前的数学课堂现状而言，存在的问题还是比较多的，首先是初中数学的难度较之小学是有所提升的，许多初一年级的新生会存在小学数学成绩不错，但初中数学成绩不佳的情况，从而对数学失去继续学习的兴致和动力；其次是初中数学学习存在一定难度，学生在学习时面临很多困难，可能会出现一道数学题想不出思路，很长时间都做不完的情况，但是部分教师为了使学生能够更好地巩固数学知识，却又可能会布置较多作业，这在无形中给学生增加了负担；最后是由于部分家长给孩子过高的压力与期望，孩子可能在开始学习的时候有不错的效果，但到后期学习时，就会感到疲惫，这对于学生的数学学习也极其不利。因此，教师务必要革新自身教学观念，积极落实减负增效理念，优化教学形式，从而将这些问题逐渐消除，如此一来，学生的数学素养才会变得愈来愈高。 二、在初中数学课堂中落实减负增效的内涵 针对初中数学教师而言，首先需要能够对减负增效有切实的了解，这样才能够以此成为导向对教学形式进行优化。实际上减负增效是要求教师减轻学生学习压力的同时，培养学生的整体学科素养，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能动手、能操作、能应用的社会人才。但是数学学科是一门注重思考、基础、计算的学科，部分教师在巩固学习成效的同时，都会根据教学内容布置大量习题，通过刷题来实现学生的解题能力提升，但这也对学生造成了过大的学习压力，初中阶段每个学科的内容都比较繁重，导致学生的学习动力和积极性将大打折扣。因此，教师就必须要注重课堂的教学质量，提升课堂教学中学生的参与性，促进学生积极探讨，同时把作业实践改成具有针对性的作业训练，鼓励学生发散思维，感受数学的魅力和乐趣。 三、在初中数学课堂中落实减负增效的策略 （一）注重课堂互动，提升教学成效 在教学期间，教师务必要注重在课堂上与学生的互动，这样可以有效地提升教学成效，实现减负增效。实际上初中生正处在思维发展的阶段，而数学科目中的有些内容又过于抽象，让学生倍感乏味，他们的学习心态也极容易波动，感觉到压力较大。因此，教师则应当强化与学生的课堂互动，不断提高教学成效，降低学生学习负担的同时提升教学质量。例如，在学习苏科版《平方根》这部分内容的时候，教师就应当秉承减负增效的基础原则，在授课过程中加强与学生的互动。具体而言，教师可以向学生提问：“经过学习大家知道了平方根是实数的一种，然而实数又是什么呢？”此时，其中一名学生回答道：“无理数和有理数的总称叫做实数，在初中阶段的数学学习中，数轴上的数则为实数。”之后，教师可以用正面的词语积极反馈学生：“的确如此，回答得非常棒！”这样的互动会增加学生数学学科的喜爱；同时通过师生间的互动，也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还会提升教学成效，继而实现减负增效，让学生在课业负担中解放出来。 （二）设置实践活动，强化学生思维 在新时期的初中数学教学期间，教师在落实减负增效理念的过程中，还可以设置一些实践活动，以此来强化学生的思维。虽然数学科目不像生物、化学、物理等有着较为固定的实验器材，但并非不包含实践内容，因此初中数学教师就可以在课堂上或课下布置恰当实践任务，由学生将其完成，并且还可以借助信息技术收集、录入和分析数据，得到最终结果。例如在学习苏科版《数据的集中趋势和离散程度》这部分内容的时候，教师就可以带领班级中的学生开展一次跳远活动，让每个学生将自己的成绩上传到班群中，录入系统，再由系统进行数据排序整合。之后，教师要求学生在这些数据中找出中位数、众数、平均值、加权平均数等。针对本次实践活动结果，可以探究男女生在跳远等运动项目中的成绩差异，还可以探究体重、身高等因素与运动项目成绩的关系，亦可以探究不同发力姿势对结果的影响等。当学生熟悉此类教学模式后，教师应当将权力下放，允许学生自己在实践活动中展开讨论，选定要研究的问题并自主创设活动步骤，组织班级学生参与到实践活动中，收集整合产生的数据，分析得出最终结果，形成完整报告。唯有在实践中，学生才能切实有效地锻炼操作能力，更好地实现减负增效的目的。 （三）激发学生兴趣，提高学习动力 教师为了更好地打造减负增效的课堂，还应该注重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因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生对学习产生兴趣才能提高其学习动力。对于初中数学学习而言，教师的教育是来自外界的动力，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与学生对数学知识掌握的和积累，但如果教育形式不当，也容易使得学生内心压力变大，并且容易对数学产生抵触和厌恶心理。所以教师需要改善教学方法，注重优化教学模式，从而激发学生的的兴趣，提高他们的学习动力，最终达到提高数学学习效率的教学目标。因此，为了顺应减负增效的理念，教师首先要将提高学生对数学的学习动力和学习兴趣作为教学的首要任务，学生自身对数学的学习热情与高效地教学质量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充足的兴趣和爱好才能够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体现其主观能动性，自主培养学习习惯。例如，在学习苏科版《认识概率》这部内容的时候，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对学生进行启发：“大家有没有玩过商场上的转盘或是抽奖活动呢？这样的游戏都是有一定概率的哦。”通过利用学生感兴趣的话题来吸引学生学习知识，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课堂注意力，并且学生在听到可以通过数学方法进行概率计算来提升赢得比赛的几率并获得奖品时，他们的学习积极性会更加高涨，在这样热烈的学习氛围下可以有效提升教学质量，有助于减负增效策略的实施。 （四）创设问题情境，优化课堂效果 教师还可以适时地创设一些问题情境，以此来提升课堂效果，实现减负增效，并且还能够当堂检验学生的学习效果。详细来说，即教师提出问题，学生在课堂上进行作答，学生做题的正确率与速度会为教师提供有效反馈，帮助教师掌握每一名学生的学习动态。对于学生而言，在问题情境中可以巩固所学知识，锻炼运用知识的技巧，提升学习质量。但是，如果教师单一地使用传统教学模式中的计算题目，会使学生产生疲惫感，因此要创设对应的问题情境，这样才可以实现减负增效。例如，在开展苏科版几何相关知识的教学时，在课堂授课完成后，教师就可以创设一个问题情境：假设班级中的某名学生是园林设计师，然后接到了一项工作内容，是在某个固定面积的土地上设置花圃等装饰物，之后，让学生分别研究教师提供的几种不同方案，并计算哪种方案的观赏路径最长并且最节省材料。如此一来，就会启发学生的思维，使其充分考虑题干中所给的情境，并加以研究和解决，最终锻炼实践能力。由此可见，创设问题情境是实现课堂减负增效的有效手段。 （五）布置分层作业，缓解课后负担 基于经验来看，如想要更好地实现减负增效，教师还需要布置一些分层作业，以此来缓解学生在课后的负担，因此教师需要积极做出研究，然后对作业实行恰到好处地分层设计，以此来提高学生作业完成效率的同时，确保其质量。例如，教师在围绕苏科版《相交线和平行线》相关内容进行教学之后，就可以分层为学生布置本节课相关的作业。具体而言，教师在布置作业过程中，不应当盲目地为学生布置大量的练习题目，而是应当遵循减负增效的教育原则，对班级中的学生分层布置作业。例如，可以为学习能力较强的学生布置一些难度较大且需要反复钻研的作业，并让其在自我探究中了解相交与平行之间的关联，减少简单作业的数量，对数学理解能力稍差的学生，教师可以为其选择中等题目或基础性题目，而对于数学学习比较吃力的学生，教师则只需让他们练习相关的基础题目，通过借助分层布置作业实现减负增效，促使各个层次的学生都能够有所提升。 （六）开展因材施教，改善教学手段 在目前的教育观念指导下，因材施教已经成为在当前授课活动中重要的教学手段之一，通过在初中数学课堂上合理采取因材施教的手段，不但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知识水平，同时还会把学生的综合力量调动起来，使之获得了全方位的蓬勃发展，最重要地是可以实现减负增效。而在过去的教过程学中，个别教师由于对因材施教的认识不清，而一味地主张利用试卷将每个学生筛选出优、中、差等几个层次，从而实施分班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教学模式有利于成绩优异的学生之间通过互相竞争、互相帮助进而提升其综合能力水平，但对于其他成绩稍差的学生来说，却没有达到同样的效果，有些学生甚至觉得自己学习能力被老师忽视，因此缺乏学习信心与积极性，甚至产生厌学等心理问题。而因材施教的真正目的，是使每一位学生在一定程度上都能得到提高。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初中数学教学过程中，实现减负增效已经成为教师最为重要的工作内容之一，可以说这一政策的提出和应用淋漓尽致地彰显了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作为一种科学的教育意识，减负增效理念在教育界有着非常光明的应用前景和巨大的应用潜力。因此，在现如今的教学中，教师仍然要加强对这一理念的深入解读和研究，努力实现学生数学课程学习的减负增效，为每一名学生提供更加优质的教育服务。 参考文献： [1]马洪福.浅谈“互联网+”思维模式下初中数学智慧教学的“减负增效”[J].中国新通信，2021（4）：232—233. [2]许凡.精思巧练减负增效——谈中学数学校本作业有效性[J].数理化解题研究，2021（8）：29—31. [3]张樱怀.“减负增效”下初中数学智慧课堂的实践研究[J].中学生数理化（教与学），2020（9）：21. [4]杨秀生.利用分层课堂作业促进初中数学教学减负增效的实践探究[J].新课程研究，2020（2）：13—14. [5]王育恒.新高考改革背景下走班制教学管理模式研究[J].学苑教育，2021（9）：11—12. [6]杨琳淋.走班制分层教学教师评价方法研究[J].新课程教学（电子版），2021（7）：157—158. [7]李仙花.利用大数据平台优化“走班制”班级管理[J].新教育，2021（2）：93—94. [8]牟童瑶.浅析分层走班制教学的现实意义及实施困境[J].现代交际，2020（12）：23 [9]杨舟波.初中数学AB分层走班制研究[D].浙江：宁波大学，2017. [10]朱江博.走班制教学，让数学课堂流动起来[J].课堂内外（高中版），2021（8）：78—79. 作者:刘彤 单位:江苏省徐州市西苑中学

政治小论文:厂务公开在基层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作用 党的十六大明确地表述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它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基层的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要以“三个代表”为指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认为厂务公开就是落实“三个代表”的具体形式。厂务公开在幼儿园也称之为园务公开，它是反映园情民意，职工行使民主权利的有效形式，它能够反映全体职工的思想动态、意愿要求，能够理顺职工的思想情绪，化解矛盾，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基层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一种无形的工作，它时刻要求党员干部要及时进行宣传教育，了解职工的思想动态。特别是在油田深化改革面临生存压力的情况下，职工的思想有起伏、有波动也是正常的。但这些都需要党员干部在认真学习领会上级的指示精神，特别是“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组织全园教职工采取集中学习、分组讨论、相互交流的方法，通过发放“明白纸”、出宣传专栏、抄政治学习摘记、写心得体会的形式，让全园教职工产生危机感，充分认识到当前形势的严峻。在岗效薪点制试点摸底中每个职工都是以平和的心态面对现实，只有认清形势，转变观念，努力学习，提高素质，才能在发展中求生存、求上进。对于职工有看法，有不理解的地方，通过园务公开这种有效形式，化解职工的看法和顾虑。有效的化解使全园教职工对改革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思想观念发生了明显变化，对自身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积极参加各种业务学习、技能培训。在这次幼儿园计算机高级培训中，全园65的保教人员积极报名，踊跃参加，刻苦练习，形成了一个学业务、练技能、强素质的良好氛围。 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在园务公开中能否成功，关键取决职工群众对公开内容的关切度和满意度。为此我们首先提高对园务公开的认识。实行园务公开群众是基础，领导是关键，重点在认识。园务公开对促进领导班子、党员干部的廉洁自律、进一步搞好党风廉政建设以及发挥民主，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都有不可或缺的意义所在。因此，幼儿园领导始终把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放在首位，并将其贯穿于推行园务公开这一工作的全过程。在年初制订园务计划、教育教学计划、工会计划时，将园务公开作为一项基本办园方针，规划在日常工作之中。其次，建立健全园务公开的机制。厂务公开是民主政治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党政工组织的共同任务，是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的表现。幼儿园成立了由园领导担任小组组长，成员由在教职工中有威信、各工种的代表人员组成的园务公开、民主监督小组；依据上级《厂务公开、民主管理监督制度》，结合本单位实际，制订幼儿园《园务公开、民主监督办法细则》，使园务公开、民主监督领导小组成员人人知晓园务公开的内容、形式以及自己的义务、权利。 园务公开涉及到幼儿园的重大决策，热点、难点问题，党风廉政建设，工资、奖金发放，职工疗养、培训，物资采购等各方面的问题。这些都是教职工最关心、反映最强烈的敏感问题，而且容易引发矛盾与教职工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因此，在制定各种规章制度、考核细则、办法及做出各种重大决策时，我们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原则。首先经过办公室提议，班组长讨论，然后提交教职工广泛酝酿。信息反馈上来后，再加修改、补充和完善，经职代会表决同意实施。特别是对幼儿园发展规划、浮动工资奖金发放办法、岗位量化考核标准、教育教学奖励方案等关系到职工切身利益的问题及有关评优、选先、晋级、疗养、生活福利等重大事项。幼儿园做到了，强化职工监督，不搞“暗箱操作”，最大限度增加透明度。 搞好园务公开，关键是领导，特别是园长，要有较强的群众观点和民主意识，摆正个人和群众的关系。作为园领导应该凡事公开透明，实行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不搞家长制、一言堂，尊重和维护教职工在幼儿园管理中的主人翁地位，虚心听取她们的意见、建议和批评，悉心倾听她们的呼声，做她们的贴心人。只有“心贴心”，才能缩短党群、干群的距离，增强相互间的沟通与理解，激发广大教职工的主人翁意识和献身幼教事业的热情。 园务公开密切了幼儿园与家长和社会的联系。对于幼儿家长关心的诸如幼儿园招生办法、结果；新生分班情况；幼儿园收费依据及标准；对社会承诺的项目；以及幼儿的各项收费、身体状况、营养 量的摄入、一周食谱的制订等。这些项目的公开，较好地协调了幼儿园同家长、社会的关系，更好地形成了教育合力，促进了幼儿全面、主动、健康、和谐发展。幼儿园还以家长学校为依托，以家长委员会为核心，借助家长会、家长开放日、家长学校、家长调查问卷、园长接待日等形式，使家长清楚地了解幼儿园的有关情况，促使家长向幼儿园提出合理化建议意见，为幼儿园的发展献计献策。 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千头万绪，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通过园务公开这种有效形式，将教职工关心的、有疑虑的事通过园务公开公布出来，打消了职工心中的疑虑，特别是将容易滋生腐败的现象公开：园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承诺内容、项目公开，以供教职工监督执行；在民主评议干部方面，职代会对干部个人的评议结果，均在职工大会及园务公开栏上公布；每个学期末在教职工大会上，园领导将幼儿园一学期的各种费用的收入、支出情况公开，对各种的物质的采购、入库、领料、发放、报销等环节严格程序、履行手续、层层把关，幼儿园的发展规划管理制度的制定都能听到群众的声音，使他们能够自觉参与，关心幼儿园的发展建设，出谋献策。 实行园务公开制度以来，职工中私下议论的事少了，干工作、谋发展为园领导出主意、提合理化建议的事多了。实践证明，公开、透明的管理制度是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有利手段，是化解职工思想波动，密切干群、党群关系的好途径，是领导干部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廉洁自律制度的保证。 几年来园务公开的开展，促进了我园管理水平的提高，领导廉洁自律工作也有了新的进展，广大教职工的主人翁意识明显增强，保教工作的积极性热情高涨，全园上下形成了心齐、气顺、劲足的良好氛围，有力地保证了幼儿园的稳定发展。 政治小论文:将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到新水平 党的十七大指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用正确的方式处理人际关系”，这一新的提法，体现了党对人民的关怀和关爱，同时也指明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改进方向，对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针对企业在新时期如何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这个问题，笔者联系企业实际谈几点体会。 一、建立调研制度，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预知能力 当前，人们的思想比较活跃，企业职工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等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同时还伴随着利益上的碰撞，这就增加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难度。在思想政治工作中，要坚持定期或不定期地对企业职工思想进行分析，确定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内容，认真探索企业职工容易产生矛盾的环节与因素，及时了解职工需求，尤其要善于激活职工内在的精神需求，针对职工不同的思想情况，采取主动，正确引导。 二、树立人本理念，筑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在根基 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坚持以人为本是必要前提。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应当在尊重职工的基础上，努力为职工办好事、办实事。一般情况下，在一个职工住房难、就医难、生活难、子女就业难的企业，开展思想政治工作难度较大。但是，一个真正善于管理、有长远眼光的企业领导，他首先做的绝对不是在职工面前摆困难，而是更多地关心职工的实际利益，尽最大努力想职工之所想，急职工之所急，做到思想沟通到人，帮扶职工到家，化解热点、消除疑虑、理顺人心，使职工真正感受到企业的关怀和尊重，认识到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统一，从而树立起主人翁的责任感，自觉地去为企业拼搏和奋斗。因此，在开展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过程中，我们要注重感情投资，善于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在改善职工生活、解决职工困难的过程之中，使之成为联系企业与职工的感情纽带，坚持从点滴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细节做起，不断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创造力，使思想政治工作能够适应新情况、新任务、新形势的要求，这样，才能赢得群众的理解，形成人企共同发展的理念，使企业顺利渡过难关，健康发展。 三、注重继承创新，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渗透能力 思想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经过多年的实践，形成了丰富经验。这些宝贵经验需要在工作中加以继承。但是随着新形势、新思想的不断出现，又需要企业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大胆创新。对于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行之有效的思想工作方法，诸如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典型示范、自我教育、正面灌输等等，我们都要继承下来，发扬光大。同时，要坚持解放思想，做到工作与时俱进。比如说，结合人力资源的科学管理方法，实现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职工和服务职工相结合，把着眼点放在统一职工思想、理顺职工情绪、凝聚职工人心、激发职工积极性和创造性上来；结合生产经营的管理模式，把企业生产活动中的矛盾点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着力点，把经济工作的目标点，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落脚点；结合企业管理的方法，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企业基础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来抓，管人与管事相结合，通过创新职工教育，把企业每位职工的能力挖掘、激发出来，并利用到生产经营中去；结合企业党建的工作方式，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一项硬任务来抓，把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于各项工作的全过程，体现在企业日常工作上，落实在党内生活中。 四、实施素质提升，为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人才保障 思想政治工作者的重要任务是“传道、授业、解惑”，就是通过言传身教，使职工能够领悟和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愉快地接受上级的指示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者不仅要坚持以人为本，注入真情的力量，更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目前，部分政工人员已经不能适应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的要求，所以，企业要通过引进专业人才和培养训练的方式，建立一支适应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要求的政工队伍，一支懂得如何关怀人的内心，疏导人的情绪、为企业健康发展提供和谐环境的队伍。他们不仅具有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和政治教育的专门知识，而且还精通管理学、心理学以及其他学科的相关知识，更重要的是具备驾驭科学知识的能力、敏锐的识别能力和果断处理问题的能力。工作中能够根据职工的思想问题的性质、程度，及时进行处理，而且应付自如，富有艺术性。作为企业管理者，要真正认识到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做到在思想上重视政工队伍建设，尊重政工人员的劳动，增强政工人员的信心和政工岗位的吸引力，为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人才支持和组织保障。 总之，在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发展的新形势下，企业要以十七大精神为指导，立足思想调研，更新工作理念，注重继承创新，提高队伍素质，真正把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政治小论文:边防检查站政治处科学发展观心得体会 科学发展观是党的重要指导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更是塘沽边检站在新时期发展进步所必须坚持的指路明灯。目前，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已在塘沽边检站如火如荼地开展。贯彻好党中央和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的决策，落实好天津边检总站党委的工作部署，关键要在以下四个方面多思考、抓落实、见成效。 一、加强理论学习，解放思想观念 学习是促进思想改变、观念更新的基础和前提。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推进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从旧观念到新观念的转变，要求全体民警尤其是领导干部要加强学习，解放思想，用理论武装头脑，而不是把学习培训看成是应景之作。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必须强化民警的学习意识，优化民警队伍的知识结构，提高民警队伍的能力与素质。根据需要举办业务基础、英语、岗位技能、警容警姿、证件鉴别等不同类型的培训班，通过平时测验和结业考试检验学习效果，严格落实业务考核奖惩措施，激发广大民警的学习热情，形成抓学习、练内功、上水平的良好氛围，为各项工作的开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坚持以人为本，提高服务水平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也是塘沽边检站工作的基本原则。继续贯彻落实公安部"提高边检服务水平十二项措施"，以"提高服务水平为中心"，以"让人民群众满意"为工作目标，采取开门评警、定期召开特邀监督员座谈会、发放征求意见表、公布24小时投诉电话等多种形式，进一步努力解决人民群众和出入境人员最关心、需求最迫切的问题；进一步提高执法公信力和群众满意度，构建和谐警民关系；进一步提高广大党员领导干部服务基层、服务民警、服务广大出入境人员的意识和善于学习、开拓创新、科学决策、领导指挥、统筹协调的能力；进一步加强边检队伍服务理念、专业素质和职业精神的建设。 三、结合工作实际，突出实践特色 强调实践要突出特色，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要求，也是尊重客观规律的具体体现。学习实践活动能否取得成效，达到预期的目的，关键是能否把握住实践这一重要环节。要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为契机，广开渠道，积极走访辖区企业，进行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宣传活动，加强与辖区内企业的沟通联系，不断满足广大出入境人员和地方政府、相关企业对边检服务的新期待，着力解决制约提高边检服务水平工作健康发展的深层次问题，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高的标准，更有力的措施，努力做到"服务更加亲切，管控更加严密"，营造良好的通关环境，将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丰硕成果真正落到实处，惠及群众，为滨海新区建设做出积极的贡献。 四、坚持统筹兼顾，促进科学发展 学习实践活动时间较长、涉及面较广、任务也很繁重。因此，要统筹安排好学习实践活动各个阶段和各个环节的工作，做到有机衔接、前后呼应。把学习实践活动作为推动当前"提高服务水平"工作的重要机遇和强大动力，妥善处理好开展学习实践活动与做好当前各项工作的关系，相互协调，互为促进，切实通过学习实践活动推动当前各项工作的开展，用各项工作的实际成果衡量和检验学习实践活动的成效。 新形势下，塘沽边检站的建设发展面临机遇与挑战。塘沽边检站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工作，抓住机遇，广开渠道，多措并举，乘势而上，使边检工作更加符合科学发展的要求，更好地顺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更有力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更有效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政治小论文: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成果很多,但鲜有从党代会报告的角度进行研究的。而作为改革两大主体工程之一,十二大以来,政治体制改革成为历届党代会报告的重要内容,报告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指挥棒和指南针。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党代会报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共产党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历程和理论走向。从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党政分开、权力下放——法制建没、机构改革——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政治体制改革的道路并不平坦。 一、从十二大到十六大,中国共产党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历程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一样,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198年8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讲话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纲领,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性文件。讲话指出改革的原因和必要性,“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1]政治体制涉及范围很广,内容相当丰富,其中最重要、最核心的是党政领导体制,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和制约着整个政治体制。邓小平明确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即“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 1982年9月召开了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继续改革和完善国家的政治体制和领导体制”,这是党代会报告中第一次提出“政治体制”概念,第一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尽管“政治体制”概念在这个报告中只出现了一次,但当时人民熟悉的“领导体制”、“领导机构”、“干部制度”、“党政机构改革”等相关概念多次出现,这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史上有着深远的意义。报告指出了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中权力过分集中、党政不分等弊端,提出必须“党政分工”。党和国家领导体制、领导机构的改革,主要是消除权力过分集中、兼职副职过多、机构重叠、职责不明、人浮于事、党政不分等种种弊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报告强调了“党政分工”:党的工作和政府的工作,企业事业单位中党的工作和行政、生产工作,必须适当分工。 十二大以后,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政治体制也进行了某些改革,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由于全党的工作重心是放在经济上,因而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尤其是1984年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严重后果日益显露。在这种形势下,邓小平在1986年再次突出强调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成为他1986年谈话的中心和焦点,仅在这一年中就有近2次谈话谈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其中有9次是作为主要谈话内容。在这些谈话中,邓小平谈得最多的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6月28日的谈话中他首次使用了“党政分开”的概念,之后进一步明确阐述了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党政分开”和“党政分工”有着不同的内在涵义,“党政分开”的提法无疑更具科学性,这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和实施明确了重要的指导原则。 1987年1月,召开了党的十三大。根据邓小平谈话的精神,十三大报告从七个方面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是历次党代会报告中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论述最具体、最丰富、篇幅最长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党政分开和下放权力。以十三大为标志,以后的历次党代会报告都把政治体制改革列为一项重要内容。山于改革的连续性,大部分内容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可以以十三大报告为蓝本,具体阐述一下报告的内容。报告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分为七个方面:(1)实行党政分开;(2)进一步下放权力;(3)改革政府工作机构;(4)改革干部人事制度;(5)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6)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7)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1992午1月,十四大召开。由于客观形势的变化,十四大对政治体制改革作了比较大的调整,政治体制改革强调的重点由十三大的党政分开、下放权力转变为法制建设和机构改革。十四大以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大体上按照调整后的部署进行,改革的进程和速度有所放缓。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日益深化,进入攻坚阶段,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出。1997年9月,十五大召开。十五大报告站在世纪之交的高度,在总结新的经验的基础上,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作了新的概括,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第一次确认“法治”概念,并把对法治的认识从过去的技术层面上升到战略高度,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和任务。在法学上解决了法律的手段功能和目的价值的关系。 在22年11月,召开的十六大的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从而使两个文明建设发展成三个文明建设,这在理论上是一大创新。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 二、党代会报告显示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几个问题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召开的历届党代会报告,我们可以看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道路是曲折的。改革的步伐时快时慢,改革的热度有所变化,改革的重点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和时代特点有所调整,但改革的精神始终如一,改革的大部分内容是一贯的,连续的。从党的十二大到十六大的改革重点依次为:党政领导机构——党政分开、下放权力——法制建设、机构改革——依法治国——建没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从上表可以看出,党的十二大和十三大是一脉相承的,十二大把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摆到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的战略地位,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是具有突破意义的进展。大会提出了党政分工,到十三大发展成党政分开,开始了党政关系改革的探索。十二大提出改革政治体制和领导体制,只是从防止类似“”的历史悲剧重演的角度出 发,没有提山政治体制改革的系统方案。十三大则把政治体制改革具体化、系统化,它以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而载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史册。蓝图的提出,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由单项改革进入全面配套改革的标志。十四大对政治体制改革进行了调整,改革步伐有所放缓。有学者认为,十四大后五年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最令人瞩目的成就,是加快了法制建设步伐,中国的立法工作在快车道上飞速行驶,无论立法的数量还是质量,都创了新中国法制建设史上的新高点,为十五大形成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方略作了实践和理论准备[2]。十五大和十六大的改革思路是基本一致的,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本质上是统一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是民主,依法治国的着眼点在法治,民主和法治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 其一,关于党政关系改革。 虽然十二大提出了党政分工,但党政关系改革正式启动应是在十三大以后。十三大报告指出,党政分开即党政职能分开。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党对国家事务实行政治领导的主要方式是: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通过党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模范作用带动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十三大以后,开始试行党政分开的改革,各级党委撤消了与同级政府部门重叠对口的职能部门,大量事务性和行政性的工作开始由行政部门和业务部门承担。但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一是简单地用西方多党制条例下的党政关系来理解党政分开的改革,看不到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通过共产党)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宪法规定了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二是认为实行党政分开就会削弱党的领导,看不到党政分开即党政职能分开,是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改变,不仅不会削弱反而会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这两种倾向都影响了党政分开的改革,表明要寻求符合我国国情的党政分开的运行机制是个尚需继续探索的课题。同时还应看到,党政分开阻力重重还有深层次的原因。十三大提出为了适应党的领导方式和活动方式的转变,必须调整党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机构,党委办事机构要少而精,与政府机构重叠对口的部门应当撤消。但从党的组织结构看,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组织健全、结构严密的国家化的科层组织,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组织与同级政府系统具有相似的结构,二者表现出显着的同构性,如党的政法委员会与政府的司法机关之间、党的纪检与政府的检察部门之间、党委的组织部门与政府的劳动人事部门之间,都存在着机构并列、重叠交叉的问题。这种结构上的同构性必然带来职能上的交叉与重合,产生权责不清、效率低下、官僚主义等弊端。要改变这种情况,就必须改变现行党组织的科层结构,这不仅将使大批党的领导干部放弃现有的许多权力,产生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而且将可能对传统的政治体制提出挑战。有学者认为,这是在我国党政职能分开提出多年却始终未能落实的结构性根源[3]。 1989年春中国发生了政治风波,国际上发生了苏东剧变,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改革的风险性和稳定的重要性凸显出来,中国领导人以更加谨慎的态度对待政治体制改革,对改革方案进行了调整,淡化甚至停止了党政分开的改革。在官方的话语系统中,“党政分开”销声匿迹,甚至连“党政关系”的字眼也刻意回避,实践中则出现了“党政一体化”、“党政合一”的倾向。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延缓了,十三大报告确立的党政分开的思路没有得到最终有效的贯彻,在实际工作中基本被放弃或者说被冷处理了。但是,如果因此就得出中国不再进行党政关系的改革的结论,则是对政治体制改革理论走向的简单解读。中国第三代领导人出于稳定的需要不再强调党政分开,并不意味着对旧体制的弊端没有深刻的认识,而是转而从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入手来理顺党政关系。1997年党召开的十五大第一次确认了依法治国的方略,十六大提出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没,具有全局性作用。在中国现实的政治条件下,从这个角度进行党政关系改革是可行的,关键是要制定具体措施,使其具有可操作性,落实到行动层面。 其二,关于选举制度改革。 十三大报告有一点值得关注的是提出了选举制度的改革问题,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党代会报告中唯一“论述”这个问题的。毋庸讳言,中国选举制度改革滞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程度较低,至今仅在县乡两级人大实行直接选举,在市、省、国家三级实行间接选举。按照现代政治学的理念,直接选举范围的大小是民主程度高低的标志之一。而中国是世界上极个别的实行多层次间接选举的国家,这使中国社会主义高度民主的理论和现实之间产生了一定的距离。此外,在干部的选拔和任用上,规定领导干部由民主选举产生,或集体讨论决定,但在实际运行中,选举往往由于不能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志而流于形式。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改革和完善选举制度,扩大直接选举,坚持差额选举,适当采用竞选制,让候选人通过媒体或面对面与选民交流,使选民了解候选人,更好地行使选举权。竞选只是一种选举方式,与社会基本制度无关,社会主义国家完全可以拿来为我所用。 其三,关于行政体制改革。 建国以来,中国经历了8次机构改革。在改革开放的2多年中,从党的十二大到十六大,机构改革一直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尤其在十五大后,政治体制改革主要集中在政府机构改革方面,表现出以行政体制改革为切入口,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从历次改革的成效来看,事实上都没有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循环。究其原因,许多学者认为,首先是在改革中没有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其次是改革局限于对既定体制进行局部调整,而没有触及体制本身。在改革实践中,往往流于单纯着眼于精简机构和人员,以机构数目和人员总数减少多少来衡量改革的成效,不仅难以达到行政改革的根本目的,即克服机构臃肿、资源浪费、官俯主义等弊端,提高行政效率,而且容易走入为精简而精简的误区,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困境。最后一点就是改革没有法律化,没有用法律来推进改革。改革的成果也没有法律化,取得的成果很快又丢失了。另外,政府机构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并不等于政治体制改革,其他方面的改革还要进一步推进。 其四,关于依法治国。 在实践依法治国的过程中,第一必须处理好党和法律的关系,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依法治国就是实行法治,也就是“法的统治”,突出特征是法律支配权力,权力服从法律。这一点许多文章有过论述,这里不再多淡。第二必须真正处理好法治和德治谁主 谁辅的问题。道德是属于精神的、自律的,其调整的范围、功效和作用是法律无法达到的,但自律性特点决定了它在治理国家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法律是属于政治的、他律的,治国应当主要依靠法律。中国有着长期的德治传统而无法治传统,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会不时看到道德和法律的冲突,甚至在司法实践中,我们也不时看到法律道德化的影子。客观、严谨是法治的特点,而道德化的法律以及一种法律的道德化操作则会动摇这种客观性。在社会转型期人们道德水准下降的客观背景下,适当强调德治是必要的,但必须注意始终突出法治的主题。 其五,关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同志在\5·31讲话中曾高度概括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三大基本特征,即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表现为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实现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和辨证统一,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以达到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这种新型的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重要标志,包括人民按程序对国家公务员进行选择和监督的民主原则、增强政治生活透明度的公开原则、政治运行科学化的程序原则和依法治国的法制原则等。这些原则一旦落到实处,将会使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突破性进展。 如同精神文明重在建设一样,政治文明也重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需要一个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建设至关重要。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现实取向,第一要健全民主制度,扩大人民民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第二要落实依法治国方略,使依法治国不只停留在政策层面,而要体现在具体行动层面上。 三、简单的结论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已逾二十年,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改革总体战略的两大主体工程之一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无庸讳言,与经济体制改革的辉煌成就相较而言,政治体制改革在各个方面无疑都严重滞后。首先,2年来政治体制各项改革基本上是功能性、单项性的,还在外围阶段打转,而尚未进入体制层面。随着改革的深化,功能的效用越来越受到结构的制约。其次,一些重大改革措施至今仍停留在文字上,没有落实到行动层面。简单说,政治体制改革既需要深化,也需要落实。 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不仅影响和制约着完成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各项任务,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而且影响和制约着民主法制建设的进展和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影响建立强有力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加大反腐败力度,维护社会稳定,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因此,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应积极稳妥地继续推进,进一步向纵深发展,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具体化,逐步落实,使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出现一个新局面。 政治小论文:思想政治工作心得体会 构建和谐社会，不仅要关注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还要高度重视人自身的心理和谐。在构建和谐企业过程中，大多数企业都能重视职工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但关注职工的心理健康、重视以疏导的方式教育引导职工、解决问题、消除矛盾的却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劳动关系的和谐性，对企业管理和运行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当前，随着工作节奏的加快、竞争的加剧、工作压力的增加以及婚姻家庭问题也对职工造成了直接的心理影响，部分企业职工都存在这样那样的心理问题，或者处于心理亚健康状况，因此，如何加强职工心理疏导工作成为企业急需探讨的问题。 一、企业职工产生心理亚健康因素的成因 在企业改革发展不断深入的关键时期，企业的管理者、普通职工普遍感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产生心理亚健康大致来源于以下几方面： （一）社会原因。随着企业内部实行减员增效、机制创新等改革的冲击，每个职工面临的压力巨大，思想观念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加之现代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竞争越来越激烈，人际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心理问题日益突出。对待内部改革，有些职工既盼又怕；利益分配上，他们既厌恶“大锅饭”，又怕打碎“大锅饭”承担风险；劳动用工方面，他们既想参与竞争，又怕被淘汰；就业上，他们既满足于国企工作的稳定优越性，又向往其它企业的高收入和高福利。 （二）工作原因。许多企业工作环境受限，时间紧、任务重，职工时常感到工作压力大，没有充足的时间正常休息和娱乐，年青的职工找对象都很困难。一些职工因为晋升名额受限制，晋升机会不多，感觉不到升迁的希望。一些职工反复与会议、文件、报表、材料、新软件等打交道，单调乏味，尤其是工作多年有经验的管理人员，面临子女就业等家庭压力，一见没完没了的报表就感身心疲惫，产生一种本能的累积厌倦。当矛盾、郁闷、紧张、不满等负性情绪长时间积累却没有得到正常的通道抒发时，很容易引发心理障碍。 （三）家庭原因。由于职工不同的成长过程和家庭背景，形成了职工不同的个性。还有部分职工由于与伴侣长期分居，聚少离多，夫妻之间往往因不理解而感情淡化导致感情破裂。在一个企业中，一个家人分散在三四处是很常见的现象，也有的因为无法分担家庭事务，如照顾小孩、老人等而导致矛盾激发，家庭的种种困扰使职工精神恍惚没有心思工作。 产生这些心理原因是由破坏性的心理压力造成的，一种是超出个体适应能力极限的过度压力，多数与竞争因素相关；另一种是长期静止、单调乏味或感觉剥夺等引起的缺乏自我实现的压力，多数与职级静止和公平因素相关。 二、关注企业职工心理健康的必要性 和谐的企业需要职工的和谐心理作为精神支撑，唯有人的心理真正和谐，才有健康的体魄，才能回报企业，推动社会和谐。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一个企业的职工普遍感到工作不顺心、没有幸福感，对未来顾虑重重，那么，这个企业就没有和谐的基础和氛围可谈。在现实生活中，职工产生心理问题时，大多闷在心里，碍于面子，不善于求助组织，不主动找同事、朋友、家人诉说，易使亚健康心理日益加重，造成严重后果。职工的心理状态和心理素质直接影响个人的思想、情绪和行为，同时也影响部门的工作和队伍建设。企业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应积极关注和化解，及时发现职工的心理问题，并且给予适当辅导，这将对企业的长远利益和个人未来的发展带来很大推动作用。 三、有的放矢,积极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态度决定一切,有什么样的心态,就会有什么样的表现。事实上,职工思想上存在的问题大多是心态和心理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广大思想政治工作者在把握思想脉搏的基础上,有的放矢、对症下药治心病,积极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和引导。实践证明,通过定期和不定期的分析职工思想脉搏,能够发现各种矛盾和倾向性问题,进而制定工作方案和措施,从而有效做好疏导化解工作。分析把握职工的思想脉搏,一是在工作中观察,看其是积极主动地工作还是被动应付,是违章违纪还是规矩做事;二是在谈心中揣摩,是牢骚满腹、怨天尤人还是知足常乐、心存感激,是吞吞吐吐、遮遮掩掩还是心直口快、实话实说;三是在接触中了解,通过跟班劳动、家庭走访和面对面地接触,摸清情况,重点要摸清了解职工对上级方针政策和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的关注程度及思想反映,特别是对一些重大事件和重大活动的反响和看法;了解职工对企业改革发展稳定决策部署和工作措施,对单位生产经营形势的思想反映和意见建议;了解职工对党的建设、党群关系和党员干部党风党纪的思想反映和意见建议;了解职工对本职工作的情绪和态度,对学习培训和职业发展等自身价值实现状况的评价和需求;了解职工对单位民生建设的思想反映和意见建议,对工作生活环境的基本评价和基本要求;特别是要了解困难人员生活的基本状况和期盼;了解职工的基本价值取向,精神文化追求,存在的普遍性、倾向性、苗头性思想认识问题及原因等,为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摸好实情,打好基础。 四、真情帮扶,大力解决职工的实际困难 职工的问题困难无论是工作和生活中的,还是思想和心理上的,只要出现和存在,就需要我们主动靠上去,真情帮扶。只有真心实意地帮助解决职工群众的各种困难,才能以心换心、以情换情,才会赢得理解和认同。 从现实情况来看,广大职工的需求和困难是多层次的、多方面的,除物质需求外,还有政治需求、文化需求等,除安全感外,还有尊重感、自豪感和成就感等。当然也有极少数职工存在着物质生活方面的困难。因此,要着力从源头上找出症结,解决问题,促进和谐稳定。要实施“情感凝聚”工程,尊重每一位职工,在乎他们的心情、感受和情绪;要建立职工档案;要定期到职工家中走访,做到职工有病探望到,家有困难帮助到,节日期间走访到,红白事祝贺慰问到。用真挚的情感唤起职工对集体的热爱,实现干群关系的和谐融洽。要坚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关心职工的住房、子女就业等问题,把好事办实、实事办好,要把职工是否满意、是否赞成、是否高兴作为解决问题的标准,充分关注每一个人自身成长与发展的需要,关注人的理想、信念和情感,促进人的个性、才智和潜能的充分实现。让职工不仅收入提高,生活上富裕,而且精神上感到愉快,让职工真正体面的工作,有尊严的活着。 五、丰富载体,精心培养职工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不仅依靠生动有力的说服教育,更重要的是依靠开展丰富多彩的寓教于乐的教育活动。通过发动组织广大职工积极参与科学、健康富有教育意义的主题活动,以主题活动开发心田 ,提高心智,以健康、文明的娱乐活动焕发人的精神,陶冶人的情操,激发人的斗志,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和引导人的价值取向,让职工受到教育、认识得到提高、思想得到升华,从而增强职工的争先创优意识,促进企业形成奋发向上、干事创业的良好局面。 在实际工作中,一是开展“学比创”活动, 组织开展“学身边事例、学身边典型”,引导职工群众立足本职,比工作,看是否有新进步;比作风,看是否有新变化;比素质,看是否有新提高;比贡献,看是否有新成绩,使职工形成一种积极向上、奋发进取的心态。二是结合职工队伍思想实际,通过巡回宣讲、组织恳谈会等方式,突出抓好职工群众形势任务教育、敬业乐业教育和法律法规教育。三是定期开展篮排球、乒乓球、棋牌类等文体比赛活动,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培养职工“情同手足、亲如一家”的亲情理念,构建团结、友爱、温馨的家文化,使职工的工作热情和创造潜能得到充分发挥,全面提升团队的凝聚力。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归根结底是做人的思想教育工作,离不开感情的投入和心里的疏导。高度重视企业职工“心理健康问题”，实施人文关怀，关心每一个职工，服务每一个职工，为他们做到缓解压力，舒畅心情，真正做到“以人为本，留人留心”，对企业的长远利益有着巨大的推进和巩固作用。 政治小论文: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做法 为做好党的组织工作，明确要求：要全面从严治党，“搞培训、提素质，选干部、配班子，育人才、聚贤能，抓基层、打基础”，为“十三五”规划开好头起好步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__交通运输集团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期，面对经营中的困难和压力，公司党委对思想政治工作丝毫没放松，更加认识到思想政治工作在经营管理中的重要性，不断总结思想政治工作新经验，逐一破解企业发展难题，探索发展新途径。多年来，商运集团思想政治工作者在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实践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加强与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路子，力求在内容、形式、方法、手段和机制等方面努力创新改进，在加强针对性、实效性、主动性上下功夫”，不断加大与职工干部、经营者和管理对象的沟通交流，不断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力和渗透力。下面我本人就围绕如何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力和渗透力谈一些自己的观点。 坚持以人为本，这是新时期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立足点。同志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所在,是和谐社会的最高价值理念。坚持以人为本,体现在执政上,就是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体现在发展上,就是要回归到经济发展以社会发展为目的、社会发展以人的发展为中心这样一种理念,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体现在结果上,就是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思想治工作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作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只有回归到贴近企业发展实际、贴近企业管理、贴近职工的实质性内容中去才会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如果将思想政治工作仅停留在不断翻新形式和花样上作文章，而不敢触及现实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中随处可见、可感、可及的实际，对广大职工的愿望、需求、意见、建议、理想、态度、观念、熟视无睹，并不能真正起到教育、引导、鼓舞、启发人的作用。以人为本的思想是当今社会在治理国家、管理企业等方面都在倡导的一个基本理念。所以，当前做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要更多站在广大干部职工的角度上去想问题，真正把“职工利益无小事”的要求落到实处，急职工之所急，为职工排忧解难，多办得人心、暖人心、稳人心的好事实事，特别是要关心困难职工的生活，实实在在地为他们解决问题，从而通过解决实际问题来凝聚广大干部职工的力量。这样，思想政治工作所产生的效应就会变成强大的动力，推动各项工作，促进企业发展。 因时制宜，这是思想政治工作取得实效的关键点。事业的生成发展、兴衰成败归根到底取决于人，取决于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而人的行为又受思想支配。因此，思想政治工作中要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就要做到因人而宜、因事而宜、因时而宜。面对集团公司的新形势，职工对企业发展的切身利益比较关注，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只讲空道理，要正视广大职工对自身切身利益关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要在联系企业实际、联系公司发展上下功夫，既要用科学理论武装职工，教育职工，启发职工，又要解决职工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工资低、下岗再就业、离退休生活保障、医疗保障等实际问题；既要宣传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又要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工作；既要在积极地促进职工利益实现让职工共享集团公司改革发展成果，谋取职工利益最大化，又要，引导广大干部职工树立正确的利益观、价值观、企业观、发展观。只有把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及宣传的内容与职工的学习、工作、生活联系起来，才能使两者互相渗透，使广大职工在润物细雨中明白道理，在潜移默化中获得感知和理解，从而形成推动企业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加大创新，这是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增加活力的首力点。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目的是尊重职工、理解职工、凝聚职工，有效调动生产、工作积极性，集中精力完成各项工作任务，服务于企业生产经营、服务于道路旅客运输的需要，服务于我市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的需要。当前，我们正处在发展的关健时期，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根据发展的变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要努力探索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而创新要围绕集团公司重点工作和中心工作，围绕企业生产经营深入开展思想政治工作。首先，必须以市场观念为先导，没有新的观念和思路，就没有新的行动。要倡导创造性思维，实现思想再解放，观念再创新，思路再突破，敢于打破固定单一、僵化的思想政治工作机制、工作模式，使思想政治工作始终贯彻于生产经营、企业管理的全过程，渗透到客运、货运、经贸、汽车销售等各行业中，渗透到管理、安全、质量、服务、销售、制造、场站建设、报商引资等各个环节中去，在不同方面中，思想政治工作要适应行业对象、内容的变化，还要不断地改进工作方法。要以灵活的思想教育方式，抓活思想，抓住主要矛盾，围绕最敏感最关心最迫切解决的热点问题、 难点问题，采取有效的方法进行启发和诱导，增强干部职工面对困难挑战的心理承受能力，向贴近生产经营管理实际、贴近职工思想实际转变。既讲道理，又针对个人实际，以理服人、以情感人；把讲道理同办实事有机地结合起来，深入实际，了解职工的需求，掌握职工的心里变化和思想动态，解决他们工作生活中实际困难。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在实际工作及时地把握职工的思想动态，加强应变能力，掌握工作的主动性，这样才能把思想政治工作做活、做准。构建“大政工”体系，这是推进思想政治工作根本点。思想政治工作是兼负宣传、教育、导向、培养等多种职责的“系统工程”，在认识上，必须纠正把思想政治工作看作是政工部门和政工人员的事。从现代企业管理的角度来看，思想政治工作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和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根据当前集团公司面临的新情况、新特点、新变化，要把思想政治工作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队伍建设、工作方法切实引导到促进企业发展轨道上来；通过转变政工部门职能，构建起组织有力、机制灵活、一岗多能、全员参与的“大政工”体系；通过人力资源整合把人力资源管理、企业文化建设、思想政治工作、党工团组织管理溶为一体，为形成协调一致、齐抓共管的思想政治工作新格局创造条件，使政工干部能够有机会加入到业务工作中去，了解和熟悉业务工作，培养一专多能的人才，使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的改革、发展同步，达到思想政治工作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客观要求相一致的目标。 在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中,我们的许多探索和创新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效，抓住了新形势下集团公司思想政治工作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但也要清醒地看到，这些探索还需要继续深化和拓展。要充分认识到现在思想政治工作所面临的形势更复杂、任务更繁重、工作更艰巨，必须一如既往紧密联系实际，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队伍建设，积极开拓创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探索新方式，不断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感召力和渗透力，努力开创一个生动活泼、扎实有力、促进企业长久发展的思想政治工作新局面，并充分利用商运集团发展优势，加强领导，理清思路，科学规划，全力构筑中原经济区东部战略支撑，为实现__“依托大交通，形成大物流，构建大产业，促进大发展”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政治小论文:做好金融系统思想政治工作的思考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做好金融系统广大干部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尤为重要，特别是点多面广、直接服务于广大农村的农村信用社，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显得更为迫切。目前农村信用社正处在改革和发展的新时期，新的思想动态较多，各种思潮相互激荡，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市场经济中消极因素的冲击，面对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新任务，如何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创造新经验，开辟新局面，真正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命线作用，是当前农村信用社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当前农村信用社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的问题 总体而言，农村信用社系统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主流是好的，在促进业务发展，保持稳健经营，推进改革进程等方面发挥了积极和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特别是随着农村信用社改革的不断深入，业务的不断发展，信用社系统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些弊端逐渐暴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制度执行不力。近几年，农村信用社切实加大了建章立制工作力度，组成了一个庞大、缜密而完善的风险防控体系。但为什么在如此缜密的制度约束下还会不断地发生经济案件呢？关键就在于制度执行不到位。我们有的领导干部习惯以文件传达文件、以会议贯彻会议，而不愿深入基层、深入职工，基层对上级的政策精神、制度规定到底有没有学习、有没有执行、有没有落实，心中无数！有的员工认为上级制定的规章制度、操作流程过于“苛刻”，因为“嫌麻烦”，借口“客观原因”而将上级的规定置之不理，自行一套。于是有的对上级的规定、制度和流程不执行、不落实；有的实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文件明文规定也要变通。“十案九违章”，从发现和暴露的经济案件来看，正是这些屡禁不止的违规违纪行为给我们事业的发展留下了极大的隐患。 二是敬业精神不够。近几年，农村信用社切实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提出讲敬业精神。但敬业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是每个员工都做得很好。我们有的同志整天无所事事，悠哉乐哉，没有远大理想，没有奋斗目标，没有金融从业人员的道德标准；一切以自我为中心，个人利益损害不得半分，集体利益从不考虑；有的领导和职工不能坚持正常的工作时间要求，不愿在基层吃住，成了“走读生”、“一日游”干部；有的不能保持健康的心态对待名利，盲目攀比，一天到晚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生活奢靡。这些人是我们队伍中的害群之马，如果得不到有效的管理和监督，尽早要断送我们的事业。 三是工作作风不实。作为主要为“三农”服务的金融组织，特定的服务对象和相对困难的经营环境要求我们信合员工必须具备脚踏实地、吃苦耐劳的工作作风，但有那么一部分同志工作起来总是眼高手低，作风飘浮。有的基层同志不愿深入农村、深入农户，不愿和群众交朋友，看不起农民；有的政治、政策、业务知识，而又不爱学习，得过且过；有的安于享乐，说多做少，缺乏实干精神。有些联社机关的同志也是如此，工作起来拈轻怕重、拖拉懒散、人浮于事；甚至带头违反制度、对基层打招呼、递条子、带头违反制度，导致上行下效。由于自己不能以身作则，对基层检查指导工作时也就蜻蜓点水、点到为止，马马虎虎、走个过场。这些华而不实的老爷派头说到底是官僚主义在作作祟，对我们的工作有百害而无一利，必须坚决铲除。 四是自律意识不强。廉洁自律，是作为一名金融从业人员的基本要求；艰苦核素，是农村信用社的优良传统。但随着市场经济和农村信用社的不断发展，在社会上形形色色不健康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侵蚀下，我们农村信用社员工长期以来形成的吃苦耐劳、勤俭朴实的光荣传统也在逐渐的淡化、削弱。有的同志一天到晚只顾琢磨个人利益，将手中的权力视为为自己谋利益的工具；有的认为给客户办点事就觉得是对他人的恩赐，借机吃、拿、卡、要；有的利用自己在信用社工作之便，冒名自借贷款、参与社会经商、做生意、入股办企业等违规行为。这些行为都违反了农村信用社纪检监察有关规定，都是相当危险的。 上述问题产生的原因，深究起来是多方面的，除了员工自身原因之外，与我们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对思想政治工作重要性认识不足和工作力度上的薄弱也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加强员工思想政治工作对农村信用社而言不仅具有极端重要性，还具有相当的紧迫性。 二、新形势下加强农村信用社思想政治工作的对策 由于农村信用社处于农村金融第一线，职工思想状况如何，将直接影响支持“三农”服务的效率与水平。思想政治工作要充分发挥党、团、工会的作用，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形成齐抓共管，造就一支爱岗敬业、乐于奉献、文明服务的金融队伍，发挥农村信用社“联系农民最好的金融纽带，新形势下农村金融主力军”作用。 1、构筑思想政治工作的思想保障。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进一步加强领导，各级领导干部要亲自动手抓，这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关键。各级领导要切实把思想政治工作列入议事日程，“一把手”要对思想政治工作负第一责任人的职责；班子成员要挑起两副担子，既要对分管的业务负责，又要对分管部门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负责；各职能部门负责人要实行“一岗双责”，坚持“两个文明”一齐抓，把思想政治工作同业务工作结合起来做，对本部门工作人员出现的思想问题要及时教育和引导。要克服那种思想政治工作是领导的事、是政工部门的事的错误认识，把思想政治工作与业务工作同布置、同要求、同考核、同评比，切实发挥思想政治工作对各项业务工作的思想保证和智力支持作用。 2、强化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机制。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快，基层思想政治工作面临大量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我们积极探索，认真研究，妥善解决。一是要加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新形势下，少数职工由于受各种不良思想的影响和不健康生活方式的诱惑，崇拜金钱，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倾向比较明显，个别人还因此走上犯罪道路。针对这些情况，要运用有效的方式进行正确引导，使他们懂得怎样做人和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理性地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二是要加强职工道德教育。应 结合行政、经济、人事等手段，运用先进榜样示范、细化工作考核内容、提高工作评价标准、兑现奖惩措施等切合实际的方法，培养员工内在的敬业精神，认真负责地做好每一项工作。三是要区分不同的群体、个体，因人施教。新形势下员工个体情况差异性很大，思想政治工作要适应这一复杂情况，把工作做细、做深、做活。要区分不同对象、不同情况对症下药，因地制宜，因人施教，切忌“一刀切”。3、确立思想政治工作的工作机制。政治工作必须确立坚持扬利与抑弊的工作机制，调动全体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发人的潜能。但要真正很好地调动干部职工的主观能动性，并且能使这种积极性能够持久下去，光靠精神鼓励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在工作中，要善于把精神鼓励和物质鼓励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注重物质利益的原则，在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注入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内容，引导人们按照价值规律办事；另一方面又要不断去克服市场经济带来的负效应，坚持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 4、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示范作用。领导干部的一言一行对职工形成无形的启示和感召力，领导干部自身的言谈举止，就是一个无形的榜样，也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最大的优势。首先，领导干部要树立坚定的政治观念，不断加强和提高自身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其次，领导干部应当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用良好的形象影响感召职工，为干部职工树立良好的榜样。思想政治工作不同于经济工作和行政工作，它不能单靠行政手段，而只能用疏导教育和说理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还要靠领导干部的自身形象来影响和感召职工，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第三，领导干部要胸怀坦诚，谦虚谨慎，与人为善。与职工建立平等融洽的良好的人际关系，使职工对领导产生亲切感，愿意讲心里话。如此领导干部就能随时掌握职工的思想动态，对症下药，因势利导，把问题解决处理好。 5、构建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机整体。首先，思想政治工作要主动服务和渗透于各项工作，针对各项工作尤其是重大工作任务开展中人员情况和思想问题，运用思想政治工作多种方法、手段，消除疑虑，解决矛盾，鼓舞士气，保证工作任务完成；其次，思想政治工作要做到“抓小不忘大”。思想政治工作要乐于办职工迫切需要的“小事”，关于解决职工工作生活中的“小问题”，“小问题”解决好了，就会少出或不出大问题；再次，思想政治工作要永远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必须依靠业务经营管理这一有效的载体。建立竞争激励机制，创造鼓励先进，鞭策后进的工作环境，调动职工工作热情，发挥职工潜能，这也是思想政治工作追求的目标；第四，思想政治工作要促进各项管理措施的落实，管理水平的提高，要建立思想、制度、法律三条防线，把经常性的思想教育和严格的制度管理结合起来，使自律与他律、内在约束与外在约束有效融合，形成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机整体。 政治小论文:浅议生态环境政治与当代国际关系 引论、国际政治学家眼中的生态环境问题 依国际政治学家眼光看,生态环境问题是可以从不同角度切入、依不同兴趣研究的,哪怕从国际问题研究(而非国内问题研究)这样一个大范围来看亦是如此。 第一个主要的角度,主要从经济出发,更多反映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兴趣,叫作“可持续发展研究”。所谓可持续发展,是指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能力的发展;它要求在考虑经济增长的同时,注重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的相互作用,力求实现一种比较协调、均衡、有连续性的发展。这方面的研究和认识,可以追溯到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在两个世纪以前写下的《人口原理》,简单说,作者的预测是,如果听其自然,人口增长会呈现几何图式(2、4、8、16……),而人类所需的食物的增长最多是算术方式(1、2、3、4……),最后的结局当然十分悲惨。到本世纪50至60年代,欧美一些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开始研究人类的生产活动、科学技术改进和资源消费方式之短期和长期的不同后果,其中最有名的是60年代末提出的名为“增长的极限”的《罗马俱乐部报告》,这份报告及其他类似的文章、专着的一个共识是:如果人类继续现有的科技开发方式、人口增长速度和资源消耗结构不变,那么,地球的生态环境将遭到严重破坏,资源有可能耗尽,世界人口和工业生产也将最终发生非常突然、无法控制的崩溃。80年代,美国着名学者莱斯特·布朗出版的名着《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对可持续发展观首次做了系统阐述,它分析了经济发展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如土地沙化、资源耗竭、石油短缺、食品不足等,具体提出了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资源基础、开发再生资源等途径。最近二十多年,可持续发展研究也逐渐从学术界的议论变成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和一些国家政府的议事日程。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首次召开了《人类与环境会议》,提出了“只有一个地球”的口号;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会议,并首次向国际社会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呼吁;1992年联合国再次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最后通过的《环境与发展宣言》(又称《里约宣言》),正式确立可持续发展是当代人类发展的主题。最近,在1997年年末,为了使21世纪的地球免受气候变暖的威胁,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聚集在日本京都,召开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又名“防止变暖京都会议”),并最后通过了《京都协议书》,达成了各国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新尺度。[注1]在这里,归根到底,“发展”是核心的概念,“非持续性”是它的旧有特点,而“可持续”乃一新的属性。从国际政治视角分析,这种发展观使国际关系具有了一种动态的面目,一种在外延上、规模上不断扩大的形态,但它并没有告诉我们,在这种过程里各种行为体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和发生作用,为什么会有这样而不是那样的行为。因此,可以说,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分析,是国际政治学观察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基础,但它还没有解决国际政治学家们关心的问题。 第二个重要的角度,是由所谓“古典的国际政治分析”确定的,它的通用说法是“生态环境问题引出的安全考虑”。在传统国际政治学家关心的这一领域,主要的研究兴趣在于地理及范围更大的环境要素对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国家主权等方面的影响和作用上面,这些研究兴趣不象“可持续发展观”那样只是最近几十年才明确形成的概念,甚至不是随着民族国家的生成一道出现的东西,而是从很久远的从前便具有的思想线索。对于很多国际政治学家来讲,要透彻了解国际政治事务,必须参考“一系列环境要素,不论它们是否属于人类的范畴,也不管它们有形还是无形”。[注2]因此,亚历士多德就曾经讨论过海洋和气候对民族特征和人的才智的影响,到了近代西欧更出现了让·博丁和孟德斯鸠等人的“地理决定论”,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欧美国家出现了以麦金德、马汉、斯皮克曼、拉采尔、豪斯浩佛等人为重要代表的不同地理政治学派,到了二战以后、尤其是6-70年代以来,人口及资源、技术要素等全球性课题的显现,促使越来越多的国际政治学家去分析人口、资源、地理、气候及广义的生态环境对国家实力、战争冲突、国家间关系、相互依赖程度、一体化过程、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强化等“高级政治”的影响。这中间又分许多学派、分支,有各种方法、工具和解释,比如,有的侧重纯粹自然条件(气候、地理、自然资源等)的国际后果,有的注意所谓人造问题及环境(污染、人口、城市化、过度工业开发等)的世界性含义;有人看重国家间博奕等“战略性分析”,有学者纯粹关心(国际背景下)个人与自然的联系;有“地缘政治学派”,也有生态学意义上的“人-境关系学派”;等等。与前面提到过的经济学家的视角不同,国际政治学的“经典关注”不在于“发展问题”,而在于“生存”或“权力”等概念(这里面又略有区分:传统现实主义比较强调“权力”,新现实主义更重视“生存”)。总之,国际政治学家们为人们开辟的完全是另一幅国际社会景观,一幅长久以来便存在的人类以群体方式竞争斗争、“优胜劣汰”的政治画面。 还有一个大的角度,也是由国际关系理论家们推导出来的,由于没有定论,这里姑且称之为“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它与前两个角度都有一些关系,但同时存在着重要的区别。与“可持续发展观”的相似之处在于,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也极其重视国际关系中由于生态问题的严峻化所带来的相互依存过程及其深远后果,不同的地方是,后者比前者更加看重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如环保组织、绿色和平运动、动物保护机构以及跨国公司等集团力量)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不论消极或积极的作用),对国家扮演的传统角色则有所批评、有所否定;而且,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不只同意“发展”的经济学观念,更强调国际社会的“进步”、“演化”和“质变”等术语包含的可能性及意义。与传统国际政治学家的“国家生态安全”考虑相比,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更多地把关注焦点放在“族际安全”、“人类安全”、“物种安全”甚至“地球安全”等层面,这种安全范畴当然远远超出了狭隘的军事安全或政治安全或国家安全的范围;不过,与国际政治学思想传统一致而有别于经济学思路的一点是,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依然保持了对“安全”问题本身的执着思索。在这一相对较新的角度上,人们研究的主要问题,多半与旧的国际关系分析单元和分析途径(如国家能力、政府治理、主权现象、国内国外的严格区分、政治经济 的泾渭分明等)的失效和困境有关,或者与新的世界政治分析单元和途径(如世界多元主义群体的崛起、各种国际NGO的出现和活跃、“政治”与“权力”等概念的重新界定、国际合作与国际制度的新形态等)的受重视联系在一块。在欧美国际政治学界,前面那种观点多被纳入“传统现实主义”或者“权力政治学派”的范畴内,后面这种观点则基本上属于“全球主义”或者“新理想主义”等学派见解的名下。对于后面这些学派见解的倡导者,生态危机与其说是是一种自然现象,不如讲是一种人为结果,是人类以国家形式和传统国际政治结构管理和开发地球环境的不当所致,所以,解决或缓和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是改进原有的政治结构和思维方式,逐渐把立足点从“主权国家”放到“国际社会”,建立与旧时代有别的全球主义世界政治文明(包括开发资源方式、生活消费方式、群际交往方式、学习及适应方式等等)。[注3]与传统现实主义不大一样,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建立在一种进化论哲学基础之上,它把人类社会的成长,看成一个由单一性和冲突性朝整体性和协作性过渡、由主权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无政府世界状态朝更有向心力的国际社会乃至全球一体化转变的长期历史过程。 显然,角度的各异常能够使人得到重要的启发。避免独断性和简单化,是国际问题研究者应有的分析尺度。在简单的介绍之后,下面,我们就“生态环境政治与国际关系”这一主题,分别从主权国家的角度和国际共同体的不同角度,进一步探讨国家安全与主权面临的威胁、全球政治的观念及分析视角等问题。 上篇、生态环境政治——主权国家的视角 “生态环境”属于合成概念,它既可区分开来讨论(英文分别是“ecology”和“environment”)[注4],也可作为一个术语使用(ecological environment)。鉴于本文主要聚焦于国际关系所受到的影响和冲击,从方便计,我们主要使用后一个概念。就是说,这里讲的“生态环境”,是一个广义概念,它包括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理条件、矿物资源、大气和地表等自然环境,以及人类力量对它造成改变以后形成的次生环境(如工业、农业、建筑、交通、通讯等工程造成的人为环境),总之,指以地理条件为基础、人类周围的物理世界。 大体上,我们可以依国际政治学的分析途径,从主权国家的利害关系出发,将它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分为地理政治关注、生态威胁关注和国家主权关注。 1.地理政治关注 地理政治关注以纯粹的自然环境为分析前提。如前所述,它已存在了很长时期,甚至发展出了一门学科——地理政治学(也经常被称为“政治地理学”),这种关注在今天仍然保持了鲜活的生命力。[注5] 地理政治分析的本质,在于揭示国家的政治权力和利益得失与地理、气候、自然资源等外部天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象法国当代着名国际政治理论家雷蒙德·阿隆指出的,它“把外交-战略关系与对资源作出的地理-经济分析以及由于生活方式和环境(定居、游牧、农业和航行)而引起的对外态度的解释,从地理角度加以系统化”。[注6]英国当代政治地理学家杰弗里·帕克指出,地理政治学是“关于国家的地理空间现象的研究,旨在探寻对国家实力之地理基础的认识。对国家行为的观察检验是以领土、区位、资源、人口分布、经济活动及政治结构这样一些特征为背景的。各个国家被当作世界政治空间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地理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因此地理政治学具有整体性,其目标是把形形色色的现象综合起来,总体地加以表述和解释。”[注7]总之,它是一门以地理分析为基础、专门研究国际政治力量与地球自然性质之内在联系的学问;这门学问把领土国家视为国际政治力量的主要单元(非主要单元有诸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各种超国家集团等等),而气候、植被、土壤、位置、矿物资源、海拔高度、陆块分布等因素则构成“地球自然性质”的内涵。地理政治理论提供了观察国际问题的重要视角。它相信,国家的权力和利益,牢固地根植于地球的天然物性之中;假使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象玻璃球一样光滑,对权力的地理研究就失去了意义。现代国家的力量恰恰来源于其安身立命的领土,国土是国家实力的必要条件。国家领土系指隶属于国家主权的地球表面的特定部分。一个国家是不可能没有领土的,虽然必要的领土可以很小。一个流浪的部落或种族,尽管可能有一个政府,或在其他方面是有组织的,但在没有定居自己的领土以前,它不会被国际社会认定为一个国家。正由于地表及相关因素在不同国家的差异,使地球成为人类上演一出出历史剧的舞台。 地理政治研究的实质在于把人及人的关系放到地球的环境中去看待。纯粹地理分析的对象基本上是固定不变的,地理学者们对特定的地理现象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它们多半属于认识深浅的不同;地理政治观点则必须随着人类的改造自然的能力的变化而变化,并且随着不同的学者对这种变化之性质的解释的不同而表现出理论的差异。比如,飞机的出现以及人类对外层空间的不断开发,给地理政治学增加了一个全新的方面。正象“海权论”的创始人马汉和“陆权论”的奠基者麦金德教授分析技术在便利海洋和陆地交通上所产生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各自的地理政治理论一样,本世纪前半叶西方一些地理政治学家通过对飞行器技术改善造成的后果(如机动性的大大增加,地形障碍重要性的下降,前方后方观念区别的模糊,等等)的考察,创立了崭新的“空权论”。与此同时,人们常常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地理政治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确定或校准国家当局的对外政策、尤其是涉及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政策;在这种场合,“地理政治”被用于指称处在世界体系中的各国筹划国家安全政策时的某种地理基准。在决策者和决策智囊层那里,专门的地理政治区域并不是由恒定不变的地形所规定的地理区域,而是一方面由自然地理所决定、另一方面由实力中心的动态转移所决定的战略区域。就是说,争夺权力的斗争本身会把一些地区提到显着地位,把另一些地区暂时降到被人遗忘的地位,以致被审视的那些特殊区域有的扩大、有的缩小。地理政治分析与纯粹的地理分析不同,其主要的特点就在于它所研究的是动的而非静的形势。政治世界中条件的改变,会改变某一时期给某些特殊因素所赋予的重要性、因而影响到最终的结局。技术条件的变化也会使形势改变,特别是在行使武力方面,因为交通速度和工业技术的进步,必然会使一定国家的实力地位发生变化。地理因素不会改变,但它们对外交政策的意义却会改变。 总之,地理政治观的根本,在于教会各国如何根据既定的自然地理条件使自己在获得权力与和平的国际斗争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一百多年以前,现代地理政治学说的主要奠基者之一、英国牛津大学地理教授麦金德曾经提醒人们:“政治的进程是驱动和导 航两种力量的产物。这种驱动的动力源于过去,它植根于一个民族的特质和传统的历史之中。而今天则是通过经济的欲求和地理的机遇来引导政治的动向。政治家与外交家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是否认识到了这些不可抗拒的力量。”[注8]在人类即将迈进21世纪的当口,这种地理政治观仍有很重要的实际意义。 2.生态威胁关注 与地理政治的关注不同,国际政治学家对所谓“生态威胁”的关注,只是近四分之一世纪的事情,但后者所获重视程度相对前者而言有明显上升趋势。从罗马俱乐部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发表着名的《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在转折点》两份报告之后,尤其在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大会”以后,世界范围内的人口增长、技术进步、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开始成为国际社会、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这方面的具体研究涉及许多“技术性”领域,主要是科学进步、技术改进和经济高速增长所造成的一系列始料不及的负面后果,如人口大量增长、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造成的各种废物对大自然的污染,交通拥挤、食物短缺、药品短缺和资源匮乏,森林过度砍伐、河流改道、饮用水源被污染及大片区域沙漠化,油轮泄漏、电子噪音、化学废物和核威胁的迅速扩散,地球自然物种(植物、动物和其它生物等)的急剧减少和人造“怪物”(城市和工业排放的“三废”造成的“畸形儿”,某些可怕的、类似“克隆人”的试管产品的出现等)的增加,气候变暖、各种人为的灾害越来越频繁;简言之,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失调,地球生态开始以各种灾害的形式惩罚“人的罪孽”。新的形势,迫使国际政治学家从生态危机的角度研究国际关系和权力斗争,而国际政治理论对于生态环境遭破坏的所谓“传统关注”,建立在这样一个信念之上:国家(state)是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国际关系是政治活动的一个领域;国际政治学者探讨的中心内容,应当是在国际无政府的政治体系下、处于相互竞争的各国如何争取各自权力与利益的问题,是对国家之间冲突与合作的分析及说明。从这个立场看,生态威胁的出现,给国际政治分析家提出了许多有重大压力、但并不陌生的研究课题。 这里面有两类课题: 一类课题是,生态问题以何种方式作用到国际权力结构的分配,又如何影响联盟与对抗的新组合模式?在这方面,所谓“南北关系”问题,显得尤其突出。典型的事例之一,是有关气候改变原因的争论。基本上,有倾向于北方国家(发达国家)和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两种基本意见。[注17]前者认为,气候的人为改变主要来自于落后、愚昧地区民众对森林的乱砍乱伐和对植被的各种破坏(包括不恰当的农业耕种方式、食物摄取方式、燃料原料结构等等),所谓“沙漠化过程”完全是某些发展中国家错误的发展政策所致。后者提出相反的意见,认为发达国家的大众消费结构(大量使用家用电器、大量弃置城市垃圾等等)、工业高能耗结构和对发展中地区的不计后果的掠夺性开发(如石油的大量开采和其它矿物燃料的过量汲取),才是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他们以城市化和汽车工业造成的严重生态污染为例,强调工业发达地区各国要对当前生态失衡负主要责任。依照前一种意见,某些发展中国家目前的经济发展方式和由此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速度,已经超出了国际社会的道德容忍度,是完全不负责任的、不顾他人的方式;“不仅对自己的子孙后代缺少责任意识,而且对国际共同体缺少责任意识”。因此,必须采取各种形态——不论是外界鼓励采用合理的、“可持续的发展方式”,或者是提供各种技术、资金等环保援助,或者是使用强制的、国际法的和国际干涉的方式——制止发展中地区的这一势头;对于这种论点的人来讲,所谓“可持续发展”,首要的目标是针对“野蛮的、不能持续的发展”,即制止竭泽而渔、杀鸡取蛋的开发方式。他们批评说,有些发展中国家甚至以破坏环境为要挟,强迫发达国家和国际社会提供他们所需的各种援助。这一派意见体现在国际政治观念中就是,要加强现有的国际制度和国际法的实施力度,加强国际干涉及其哲学基础的研究,加强对不合理开发方式的监督和控制。相反的意见批评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指责是一种虚伪且傲慢的态度,认为发达国家目前实际消耗着地球每日消费的绝大部分燃料、原料,却拒绝让后发展地区的人有享受(或有可能享受)同样的消费模式及舒适生活机会;真正的不道德是“了解事情的利害关系,在自己不肯做出任何让步的同时却让别人做出牺牲”。批评者质疑,这能否算作公正、平等,能否称作道义的选择?!在他们看来,假如发达国家真的愿意与发展国家一道解决生态危机,首先必须从自身着手,比如增加对不发展地区的援助、放弃掠夺性贸易、减少过于奢侈的消费、改造旧的生活观念等等。对于世界共同体而言,这一过程的含义在于改造既有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放弃西方旧式的支配性模式,建立机会更加均等、权利更加平等、规则更加公正的国际民主机制(国际政治格局)。这才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9] 另一类课题是,生态环境因素如何构成了国家间暴力冲突的新来源,情况有多严重?西方有国际冲突研究专家指出,生态环境的改变会改变国家间的力量平衡,在某个区域或全球范围内导致新的不稳定,并诱发各种冲突乃至战争。[注10]例如可能会导致这样一些问题:气候的变暧,导致北冰洋不冻航线的紧张并引起对南级资源的争夺;膨胀的人口和土地压力造成移民潮,给接受国的国内秩序和周边地区的稳定带来消极后果;水资源的紧张(尤其是水供应的下降)和上游的污染,导致相关国家的矛盾与冲突;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食品的缺乏造成城乡之间、定居者与流动人口之间的紧张关系;如果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粮食出口国用食品作为要挟或施压的武器;联合国海洋法的生效,加剧沿海国之间的“蓝色圈地运动”、以及沿海国和内陆国之间的生存权利之争。有人认为,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更易受到环境遭破坏的影响,并导致彼此间的麻烦,因为发展中世界仍然没有充分意识到环境退化的恶果,仍然在使用旧的开发方式加剧生态环境威胁(如滥伐森林、农田退化、水资源过度汲取、渔业资源枯竭等);也有人认为,发达国家比欠发达国家在环境之战中显得更脆弱和易遭攻击,例如生态问题导致的移民潮肯定向欧美方向移动,核污染主要出现在工业化区域,汽车和电器等现代消费品的大规模使用严重加剧了工业化国家对石油等矿物原料的依赖程度,“生态恐怖主义”势力打击的主要目标当然是以美、日、欧为中心的西方国家。不论我们赞成哪一派观点,有一个现象是毋庸置疑的:生态环境在当代所受到的破坏,给国际战争和国家间冲突增加了许多新的变量,使国际社会和主权国家同时变成某种新形式的“人质”——生态环境可怕退化的“人质”。[注11] 论述到目前为止,生态环境威胁对主权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挑战,仍然限于“传统的安全关注”的层面,就是说,它只是给国家提出了新的任务或压力(包括设置新的功能与目标),并没有要求限制甚至改变国家本身;国际格局仍然被视为某种“无政府主义的”的竞争和冲突环境,全球一体化与合作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生态环境之被破坏给国际政治研究带来的各种问题,与其说是一种挑战,不如讲是一种激励;在国家角色的塑造上,这些问题被当成是“建设性的”,而不具有“破坏性的”后果 政治小论文:地税局干部思想政治建设的思考 地税事业担负着我市经济建设与发展的重要任务，地税干部的思想作风正不正，工作得力与否，直接关系到地税的发展和建设。我认为，思想政治工作与税收中心工作的关系应该是辩证的。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前者是服务于后者的。的确，地税的中心工作是“收税”，我们也把完成税收任务作为首要工作，而要圆满完成此项工作的先决条件是要做好人的思想政治工作。税务系统有句老话叫做“带好队，收好税”，“带好队”体现为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作用，“收好税”则是税收的中心工作，二者是基础与中心的关系，是前提与目的的关系。思想政治工作做得好，好似吃橄榄，越嚼越有味，有了长久的魅力，税收中心工作自然就出色。 思想政治工作是对人的工作，尤其是对人职业道德的教育工作。道德是人的精神基石，是维系社会关系的基础，是法律的底线。正因为如此，道德教育即德治就显得尤为重要。法治是具有强制力量去规范人们的行为，而德治则是舆论的力量，是通过道德教化而唤起人们内心的道德遵从。道德建设要着眼于眼前，从点滴入手，最忌假、大、空。税务职业道德纪律建设更要从岗位做起，提高职业道德建设的地位，规范税务职业道德纪律，从而使得地税的整个形象得到社会最大的认可。因此，视岗位为责任，强化“五种意识”，则是新形势下加强干部思想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践行“讲政治、讲党性、树正气”活动要求的具体体现。 岗位是人们扮演各种角色的舞台，是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对地税干部来说，岗位就意味着责任，意味着在各个方面比一般干部要有更高的标准、更高的素质。干部的层次越高，地位就越重要，责任就越大。联系地税系统的实际，目前绝大多数干部对自己的岗位比较珍惜，并能独立高效地完成工作任务。但是，也有极少数干部随着在税务系统工作时间的增长，逐步放松了学习和要求。主要表现为：有的不求有“成绩”，但求无“问题”；有的干工作流于表面化、形式化，带有主观随意性；有的提职晋职慢一些，不是想自己差在哪、差什么，而是患得患失，斤斤计较，怨天尤人。这说明我们当中有的干部对自己肩负的责任和使命缺乏正确的认识。要改变这种状态，必须视岗位为责任，在强化“五种意识”上下功夫。 一要强化“标杆”意识。即用人格的魅力感召人，用道德的力量凝聚人。人格是人的思想、性格、才能、作风、气质的综合体现，日常生活中，若是某人平时对自己要求不严，政绩平平，别人会说“此人一般”。对于个别干部表现出的“言行不一，表里有别”，受到局领导的批评，应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每一个干部本身就是一座人生的“标杆”，其一言一行都不同程度地在人们的心目中留下“烙印”。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就要求我们的干部要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用自己的模范行动、良好形象和人格力量去得到社会的认可。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做到“五正”：一要“心正”，认真学习政治理论，坚定理想信念不动摇；二要“言正”，言行一致，光明磊落不当“两面人”；三要“身正”，一切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时刻站在党和人民利益的立场上，践行科学发展观、“讲政治、讲党性、树正气”不停步；四要“行正”，在其位、谋其政、倾其心、尽其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讲价钱；五要“风正”，树正气，扬正风，保持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一尘不染，始终把先进性塑在自身行动上。 二要强化“不懈奋斗”意识。就是要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要做到奋发有为，就要处理好提升职务与提高水平的关系，确实做到“水涨船高”，在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增长才干，在实践中增加成绩。想问题、抓工作、办事情，要少琢磨上面挂不挂号，多考虑纳税人需不需要；少考虑对自己有没有好处，多考虑对纳税人有没有益处。不能干点工作总考虑领导看没看见，更不能干了一两件事就向组织讲价钱。要坚信，只要是真抓实干，能拿出真东西，组织上是能看到的，是不会被埋没的。要处理好加压与加速的关系，面对新形势找差距，知不足，奋发努力，保持一种“事业无止境，奋斗无穷期”的进取精神，保持一种“秉烛夜读书，品茗独炼句”的精神境界。 三要强化自觉“充电”意识。就是要始终坚持学无止境，勇于求索的精神。自觉“充电”，在于通过对知识的获取来体现对本职岗位工作的胜任。不管干何种工作都需要具备相应的知识和能力，所处的层次越高，需要学习和掌握的东西就越多。特别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和税收设备的更新，知识、技能在不断“增容”。过去掌握的，现在可能落后了；过去熟悉的，现在可能陌生了。因此，在提高素质上，也必须与时俱进。一个人要有所作为，必须要有较高的精神境界，而精神境界的高低，又往往与学识深浅联系在一起的。不仅要把学习作为一种要求、一种责任，更要把学习作为一种修养、一种情操、一种境界，不断增强学习的兴趣和动力。在学习上只有“毕生”，没有“毕业”。学习，一要精，二要悟，三要联。学得越精，悟得越深，联系得越紧，成果就越大，工作的创造性就越强。目前，随着地税系统改革的不断深化，新的学习热潮正在兴起，作为地税干部在这种挑战面前，一定要抓紧充实自己，不断增强应对能力、竞争能力、管理能力、决策能力和创新能力。 四要强化“创新”意识。就是要勇于开拓创新，积极进取。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同时也是干部与时俱进、开拓进取的力量源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强弱，决定着我们工作效率的高低。创新意识、创新能力越强，工作效率就越高，否则反之。因循守旧，势必被动落伍；只有思想解放，善于用新的思路、新的办法研究解决工作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才能开创新局面，高标准履行工作职能。工作要有所成效，必须靠改革创新拓展空间，找到新的“增长点”。首先，要有创新观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的干部必须要在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上当表率，有超前的创新思维、创新思路，决不能思想落后于人。其次，要建立创新机制。既然我们的工作离不开创新，那就应该采取完善创新体制和机制等措施，鼓励创新实践，形成解放思想、大胆创新的氛围，营造支持各类创新活动的环境。再次，要充分地相信和依靠广大干部群众，切实让他们在创新中唱主角。创新既是领导的责任，也是群众的事业。部门领导应该深入干部当中，广泛听取他们的意见，集中他们的智慧，把大家组织到创新实践之中，使他们真正成为创新的主体。同时，创新的关键在于人才。鼓励创新，既能使各类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又能为人才成长提供广阔的天地。 实践证明，创新既是不断开创工作新局面的需要，也是凝聚民心、激励士气的有效载体。只要充分地把干部们的创新积极性、创造性调动起来，发挥出来，我们的税务工作就一定能够跃上一个新的台阶。需要指出的是，创新是一种超越，一种扬弃，但又不是异想天开。创新既要倡导敢闯敢试的精神，又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因此，要从实际出发，把创新与解决具体问题结合起来，切不可脱离实际求“新”出“奇”，搞些中看不中用的东西。 五要强化“有所作为”意识。就是要在本职岗位上建功立业。要有所作为，就要甘于吃苦、乐于吃苦、乐于奉献。要“有所作为”，我们既要敬业，又要精业；既要出“产品”，又要出“精品”；既要讲奉献，又要作贡献。领导给工作就是给机会，给任务就是给地位，多干事才能快速提高。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我们一直在前进中摸索，在摸索中前进，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积累了一些经验，但还有不少亟待我们解决的新情况、新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谦虚谨慎、开拓进取、再接再厉，为加强自身建设和 完成各项税收任务继续努力奋斗，为地税事业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政治小论文:20世纪西方政治学：形成、演变及最新趋势 【内容提要】西方政治学的研究传统是古希腊的圣哲们所奠定的。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伴随着社会科学分化的一般趋势，西方政治学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学科框架，完成由传统政治研究向现代政治科学的转变。20世纪中期，行为主义及后行为主义政治学成为西方政治学的主导范式，它的孕育、兴盛和衰弱经历了大半个世纪。“二战”以后，西方政治学研究出现了三种范式或元理论（本体—规范的理论、经验－分析的理论和辩证—批判的理论）共存的局面。在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大趋势下，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学出现了政治经济整合研究、政治学现实性增强、政治哲学复兴、由国家焦点向全球视野的转变等新趋势。 【关 键 词】西方/政治学/行为主义 【 正 文】 政治学是一个以人类社会的政治现象、政治关系或政治实践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领域，它涉及国家（政府）、政党、权力、政策、统治、管理和价值分配一类的主题。在当代西方，政治学与经济学、社会学一起并称社会科学的三大学科。如同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一样，西方政治学（Political science）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形成于19世纪末、 20世纪初。在经历了百余年的发展与演变的历程（经过确立独立的科学框架、学科的分化及初步整合、整体化和杂交化趋势出现三个阶段）之后，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学呈现出一种新的知识形态。本文将简要回顾20世纪西方政治学的发展，着重评析二战后及世纪之交西方政治学发展的状况、成就及最新趋势，以便为面向21世纪的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提供某些有益的借鉴。 一、现代西方政治学的形成 现代政治（科）学研究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然而，作为人类古老的知识领域之一，政治（学）研究源远流长，它的历史与国家的历史一样悠久。因为自从有了阶级和国家，就有了阶级统治和政治管理，也就需要对这一类现象加以研究，并提供政治相关知识。可以说，随着东西方最初奴隶制国家及其法律、政治制度的产生，就出现了政治的研究，开始了政治思想及政治学的发展史。在各文明古国遗留下来的历史典籍（如《汉谟拉比法典》、《摩奴法典》和《政事论》）中，可以找到大量关于政治和法律的论述。 西方政治学的研究传统是古希腊的圣哲们尤其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所奠定的。所谓的研究传统，是指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的研究组织、理论体系、主题范围、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的构成方式，它决定了该学科的学者们提出课题、分析问题和理论论证的方式。古希腊产生了系统的政治研究思想，以城邦（国家）的兴衰为中心，政治学作为一种为管理复杂国家（城邦）事务提供指针的专门学问而出现。古希腊时期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政治思想家或哲学家及学派。如梭伦、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学派、德谟克利特、诡辩学派、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其中尤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研究的成就最大。人们认为，他们两人奠定了西方政治研究传统及其方法倾向的基础——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哲学思辨方法和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实证比较方法；或者说，前一种模式“带有较多的哲学色彩、怀疑论和理想主义”，后一种模式“较为现实、科学和敏感”。（注：格林斯坦、波尔斯比主编：《政治学手册》（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11～12页。） 之所以说西方政治学的研究传统是由古希腊时期所奠定的，理由是：第一，希腊人创立了政治事物，即描绘了政治这种东西，把它同个人存在和集体存在的其他方面区分开来；第二，希腊人在活动的意义上创立了政治学，意识到它本身是活动，是致力于研究政治事物的活动；第三，希腊人造成对单个政体（国家、城邦）两重性中固有的问题尤其是公民与政体的关系问题的持久意识；第四，希腊人首先认真地表达了政治学研究中主要的、令人迷惑不解的、一再出现的问题，即“既然”和“应然”的关系。他们从此开辟了解决实际的和伦理的东西之间关系问题的道路，即使没有为以后的政治研究提供一条可以被接受的路线，也提供了一个起点。（注：格林斯坦、波尔斯比主编：《政治学手册》（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11～12页。） 古罗马时代尽管没有出现伟大的政治理论家，没有形成在后来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哲学，但是罗马人把古希腊的政治理论加以应用，其实际成就也深刻地影响了现代西方的政治思想。这不仅表现在罗马人扩展了实际的政治范围——从城邦国家扩张为地域辽阔的帝国，并创立了较为完善的法律制度，而且表现在罗马人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将古希腊的政治研究传统带进中世纪，进而流传到现代世界；他们还为现代政治研究贡献了个性意识、个人尊严、“自然状态”与自然法、人生平等观念。古希腊罗马时代是西方政治研究传统的形成阶段。这一传统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政治思想与道德哲学或伦理学密切相关，人们研究政治问题是为了实现某种“正义”或最高的“善”，其研究成果主要是以政治伦理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中世纪是西方政治研究及政治思想缓慢演化的时期。基督教的兴起以及神学世界观的支配地位，对这一时期的政治研究及政治思想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有如政治思想家萨拜因（G.H.Sabine）所说，基督教会的兴起及其对精神领域所拥有的控制权是“西欧历史上的政治学和政治哲学两方面最富于革命性的事件”。中世纪的政治研究主要采取了神学政治论的形式，政治学实际上是隶属于神学体系的一个科目；《圣经》是政治研究的出发点、信仰的绝对权威，是判断真理或是非的基本标准。这一时期政治研究的中心主题是教会与国家、教权与王权的关系，而中世纪神学政治研究中由古希腊罗马时代所继承并发展了的个人与社会、国家权力、理性与信仰等成为近代西方政治研究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近代是西方政治研究的转型时期。近代伊始，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运动使政治学研究逐步摆脱基督教神学的束缚，转入对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马基雅维利、布丹等人开始从历史事实、个人经验出发来研究国家主权、国际法等现实政治问题，使政治学研究世俗化，并具有经验研究的某些特征。在17、18世纪，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兴起以及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确立与工业化的发展，英国、法国等西欧国家的政治研究空前繁荣，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政治思想家，如霍布斯、洛克、斯宾诺莎、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这一时期，国家、政府、主权、自然法、自然权利、社会契约、分权与制衡、自由、民主、平等、幸福成为政治研究的主要概念框架。进入19世纪，适应于资产阶级解决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与矛盾、维护现存制度的需要，西方政治研究发生重大变化，由过去探讨国家“应当”怎样转变为说明国家实际上怎样，出现了边沁的功利主义、密尔的自由观和代议制理论、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同时，受19世纪自然科学进步的影响，这一时期以观察、实验为基础的实证研究方法逐步取代以思辨、演绎推理为基础的规范研究的方法而成为政治研究的主导方法。总之，近代政治研究为现代政治学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与方法论的基础。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经历了二千多年的孕育和发展之后，伴随着近现代社会科学分化的一般趋势，西方政 治研究向政治科学转变，即政治学形成了自己相对独立的研究框架，并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史学等）区别开来。 188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创立了政治学院，这被人们当作政治科学兴起的象征性标志。在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这一时期，西方政治研究的范围、方法与目标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近代政治学的经验、实证的研究为现代政治科学的突破奠定了方法论的基础。到了19世纪末期，人们普遍相信，一旦描述了在一个政治制度中决定着权力分配的那些法律，就获得了有关政治机构如何运转的准确的理解；学者们设想，在宪法与法律所规定的各种政治机构官员的权利及特权与他们在岗位上的实际行动方式有着紧密的联系。因而，描述的、经验的研究取代了规范的、思辨的研究。在现代政治学形成时期，学者们一般都注重于描述当时的政治制度与过程，把重点放在依法构成的政府上，并以法律文件及宪法规定作为主要的资料基础，注重对这些情报资料的收集和描述。他们将制度、结构和法律看作政治领域的最重要的独立变量，而将人性视为常量，认为政治制度是支配和影响人类行为的因素，而非人类行为影响政治制度。正是这个原因，这一时期往往被人们称为现代西方政治学发展的形式主义、制度或法理研究的阶段。 政治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首先出现在美国。如果说，19世纪以前政治研究的中心是在西欧的话，那么从19世纪末开始，这种重心已经转移到北美了。美国政治学研究无疑是继承了从古希腊开始的欧洲研究传统的。可以说，美国政治学的早期发展受到了欧洲的极大影响，政治科学的奠基者们正是从欧洲政治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的成果出发，来建构政治学的研究框架以及为政治学划界的。德国的国家学以“国家”概念为中心，注重主权以及体现国家意志和最高权力的法律等方面的研究；国家、主权、法和历史处于西欧政治研究的一般方法的中心；英国19世纪的政治研究具有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传统或倾向。这些对美国政治科学家界定政治学的范围和方法有着重要影响。伴随着西方社会科学分化的浪潮，政治学在美国确立了它的研究对象、范围及方法。政治学逐步将自己限定于国家、政府、权力一类问题的研究上，而与定位于市场研究的经济学和定位于市民社会研究的社会学相对照。而在方法论上，经验、实证分析的方法取代以往的思辨演绎方法而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主导性方法。 现代政治学与近代政治研究的区别首先表现在方法论上。19世纪中后期工业化和科学技术进步特别是实验自然科学的成熟，成为近现代社会科学及其方法论形成和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科学主义的日益盛行，使得人们普遍相信经验自然科学的方法同样适应于社会领域的研究，人文社会知识同样可以科学化。19世纪末期，美国政治学界的杰出人物如柏吉斯（John W.Burgess）相信自然科学的经验、实证方法可以用于政治领域的研究。他们认为政治体制的演变及其运行有其规律性，一套精细的分析方法可以揭示出这种规律性。这套分析方法也就是历史—比较方法，它强调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和评论。柏吉斯等人用这种实证的分析方法取代近代政治研究的思辨、演绎方法。不久之后，这种注重历史文献、囿于文件和纪录而忽视政治现实的历史—比较方法便受到人们的怀疑和批评。进入20世纪，美国政治学界的顶尖人物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弗兰克·J·古德诺（Frank J.Goodrow）和阿瑟·本特利（Arthur Bently ）等人主张用“现实主义”取代历史—比较方法，主张政治学必须研究现实政治生活。威尔逊号召政治研究走向社会，深入民众，去大街、办公室和议会大厦；古德诺强调政治学应研究“整个现实国家有关的领域”；本特利则认为，政治学应研究政治集团及其活动。现实主义研究方式的出现标志着西方传统的政治研究向现代政治学研究的转变。 现代政治学与传统政治研究的另一个区别在于学科的制度化方面。学科的制度化（或学科的社会建制）是指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在学术团体、专业杂志、书籍出版、基金资助渠道、教育培训、职业化以及图书馆新的收藏目录的确定等方面的建设，特别是大学相关专业教育的发展（专业、系科设置以及研究生教育的发展等）。与政治学从人文社会知识或道德哲学的分离相一致，19世纪末、20世纪初，政治学逐步在美国大学及研究所扎根， 成为大学专业教育和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1880年，在柏吉斯的倡导下，哥伦比亚大学创立了政治学院；1886年，该校创办了《政治学导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政治学的研究与教学起步也很早，亚当斯在这所大学首先提出历史学和政治学方面先进的教学和研究计划，并于1877年成立“历史和政治学会”。密西根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哈佛大学也属于第一批兴起政治学的教学和研究的大学之列。这些学校都培养研究生，开始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政治学成为各大学广泛讲授的科目；政治学作为一项培养研究生层次的事业，也在20多个的主要大学中扎根。到1920年，全美大学兴办的政治学系已近50个。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903年， 全美权威性学术组织“美国政治学会”成立；1906年，学会出版著名杂志《美国政治学评论》，这是政治学成熟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总之，到了20年代初，政治学与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一样，已经制度化而成为美国大学教育及学术研究体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二、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衰 二战后，美国政治学发生了一场所谓的“行为主义革命”，行为主义政治学成为美国甚至整个西方政治学的主导范式。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政治学运动，发端于本世纪初的政治学的“现实主义”的研究方式，孕育于20～40年代政治学中的“科学主义”运动，兴盛于50～60年代，并持续到70～80年代的“后行为主义”时期。 本世纪20～40年代既是美国政治学学科框架的逐步完善和学科制度化建设进一步发展时期，也是行为主义研究方法的酝酿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现实主义的方法取代历史—比较方法（“现实主义”）而成为“当代各派政治理论的共同发源”（注：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2页。）， 这可以说是科学主义及行为主义研究方式的开端。紧接着，出现了提倡科学主义的“新政治科学运动”，它主张用社会学、心理学和统计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问题，排除妨碍政治分析的价值判断 ，使政治研究科学化。这场运动的倡导者是当时美国政治学界的头面人物查尔斯·E ·梅里安（Charles E.Merriam）。他在1921 年发表的《政治学研究的现状》一文以及1925年出版的《政治学的新方面》一书中提出了“新政治科学”的概念，主张运用科学方法研究政治过程，将政治行为作为调查研究的基本对象，重视在政治分析中理论与经验研究中必然形成的相互关系。他特别强调应用心理学、社会学和统计学的概念和方法，以解决政治学中积累起来且日益增多的事实材料。他认为，政治学的发展在19世纪上半期经历了一个先验演绎的阶段，下半期又经历了一个历史—比较方法的阶段。尽管在20世纪初已经出现涉及观察和测量的归纳科学的发展，但政治学要取得进一步的突破，必须对政治和政治行为进行更具理论性和以心理学为基础的更深入研究。“新政治科学运动”为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开辟了道路。这一时期梅里安所在的芝加哥大学继哥伦比亚大学之后，成为美国政治学的另一个学术中心，形成了以梅里安为首的所谓的“芝加哥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戈斯耐尔、凯伊、特鲁曼、西蒙、阿尔蒙德以及亨廷顿、伊斯顿等人。 50年代、60年代，行为主义政治学崛起，并在美国政治学研究中居于主导地位。何谓行为主义？按照罗伯特·达尔的说法，政治学中的行为主义与人的实际行为以及他们赋予其行为的意义有关，行为主义用观察到的行为来解释政治现象。德怀特·沃尔多称：行为主义运动可以被解释为重新进行努力和加强努力来对待政治学中的“科学”，使政治学成为一门真实的或真正的科学。戴维·伊斯顿认为，行为主义的核心信条是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及模式来发展政治学。他在《政治分析的框架》（1965）一书中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基本信念概括为如下几条：（1）政治学最终可望成为一门科学，它可以进行预测和解释， 其目标是建立系统的、经验的理论；（2）社会科学研究应以理论定向， 理论与资料之间必须有密切的相互作用；（3 ）政治分析必须将事实问题与价值问题区别开来；（4）社会科学的各学科从根本上是一致的， 科际合作或跨学科研究对各学科都是有益的；（5 ）政治学者对方法论应该更加自觉、熟练和精通；（6）政治分析应以个人、 团体的行为作为焦点，而不是以政治制度作为焦点。（注： David Easton, A　Framework for Political Analysis.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Englewood Cliffs.1965,pp.6～7）80年代末，伊斯顿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了题为“美国的政治学：过去和现在”的学术报告，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要点归结为：第一，行为主义认为在人的行为中存在着可以发现的一致性；第二，这些一致性可以被经验主义的实验所证实；第三，行为主义对获得和进行分析的方法有更严格的要求；第四，行为主义运动使自己在理论上比过去更多地注意精细化；第五，行为主义者一般认为，研究者和社会的价值标准基本上可以被排除在探究的过程之外；第六，行为主义意味着把新发现的重点放在基础或纯粹理论上，而不是放在应用研究上。（注：单天伦主编：《当代美国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 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首先是由二战后科技革命的展开以及政治学发展本身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二战后，科学技术革命推动了自然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的迅速发展，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科学的某些学科（经济学、心理学等）更严格的资料收集和方法所取得的成就尤其是建立可检验的经验理论的成就，对政治学研究产生了强烈的示范效应，而传统政治学的历史描述和印象主义的分析、常识性的研究似乎走到尽头。不断发展的大规模的工业化社会及其出现的大量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已难以用这种方式来加以研究及解决；在对政治体制、机构及过程的认识中，大量的现象和问题悬而未决，难以用不精确、不可靠的理论来加以解释。因此，人们迫切希望将政治学研究或政治分析由常识变成科学。其次，行为主义的兴起与当时美国特定的社会条件有关。二战后，出现美苏冷战的局面，并爆发了朝鲜战争，当时的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掀起了后来称为麦卡锡主义的思想及政治上恐怖主义时期，旨在迫害自由和进步的思想，这促使政治学及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学者更倾向于做价值中立、客观的科学或学术研究；战后西方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繁荣”以及50年代、60年代初流行的保守主义，导致了所谓的“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流行。这形成了有利于行为主义政治学发展的文化氛围。 行为主义政治学作为50年代、60年代美国政治学发展的主导性潮流，有其成功和合理之处，在当代西方政治学的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首先，行为主义使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及分析技术的探索成为自觉，并提供了一系列政治研究或分析的有用的方法和技术。在行为主义兴起以前，哪怕是在主张“现实主义”研究方式的政治学者那里，并没有多少专门的方法可以用来研究资料或进行分析，方法——即需要专门的注意力或技巧的领域被看作是不成问题的，结果，没有严格的专门的方法可以用来检验所获得的资料以及所得出结论的可靠性程度。行为主义主张将经验科学的方法用于政治问题的研究，特别重视经验研究和定量分析方法的应用，力求使政治研究科学化；他们提供了政治研究的“工具箱”，其中观察、访问、实验、模拟、模型、统计分析、系统分析等成为基本的工具。其次，行为主义将政治学研究的重心由法规、制度的静态研究转向政治制度的运作或政治过程、政治行为的动态研究，并力求建立起可检验的经验理论。行为主义者相信通过运用科学方法论进行经验研究可以使政治学成为一门能够作出解释和预言的科学。基于这种认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纷纷建构各种理论体系，如伊斯顿的政治系统论、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论、多伊奇的政治沟通论、西蒙的行政决策论、亨廷顿的政治发展论。且不论这些理论本身有何缺陷，它们在当代西方政治学的发展中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再次，行为主义者强调社会科学各学科本质上的一致性，重视跨学科的研究，顺应了当代科学技术以及社会科学发展的交叉、综合和整体化的发展趋势。行为主义政治学自觉地吸取了当代科学技术的成果，特别是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统计学、系统分析等学科的概念、理论和方法，扩展了政治学的研究视野，丰富了政治学的理论内容。行为主义者深知人与社会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试图在研究人类的政治行为的基础上来获得关于人类行为的一般规律（规律性）的认识。这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政治学研究的狭窄的眼界。 然而，行为主义政治学具有其内在的理论及方法论的局限性。例如，它的实证主义的研究方式，过分推崇经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及模式；事实问题与价值问题的分离（政治研究的价值中立性）；注重学术研究而忽视现实社会问题研究；偏重于微观、中层理论的建构而忽视宏观理论研究的倾向；等等。这使它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强烈批评。首先来自传统政治理论家（包括规范理论家和批判理论家）的批评。这些传统主义者坚持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的研究传统，反对政治研究的科学化。他们认为，就科学一词的严格意义而言，政治学不可能像行为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成为一门科学，因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不同，它涉及人类行为；与自然现象及过程不同，人类行为十分复杂，没有规律性，缺乏稳定性，牵涉到太多的偶然性和变量；人类行为以及政治行为是独一无二且不能重 复的，不能做实验，科学方法不能处理无穷的偶然性，因而寻找行为的规律性是徒劳无功的。传统主义者进而认为，量化和严格的分析更不适用于政治学，因为它既缺乏精确的概念，也没有合适的计量方法。在他们看来，社会科学及政治学不能把价值、情感和意识形态一类的东西与经验事实分开，社会科学家以行动定向，他们应扮演人道主义者、批评家和改革者的角色，并应致力于宏观社会政治理论的探索。其次是来自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的挑战，特别是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这一著名论著中对实证主义研究方式的沉重打击。库恩提出一种历史主义的新科学发展观，认为科学研究基本上是一种非理性的过程，科学的发展并不是一种渐进的、量的积累过程，而是表现为一种渐进中断或科学革命即新的“范式”取代旧的“范式”的过程，科学的历史表现为从一种决定研究的范式向另一种范式的随机性转变；他强调科学的发现、理论的建立、检验、发展及接受为历史、社会、文化因素所制约，摆脱价值、意识形态、个人偏好的所谓纯客观的研究是不存在的。这就动摇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哲学及方法论基础——实证主义方法及其价值中立性的基础。最后是来自行为主义政治学内部尤其是达尔、尤劳、伊斯顿等人的批评。例如，达尔在《政治学中的行为方法》（1961）一文中尖锐地批评行为主义的事实与价值分离的观点，指出行为主义难以运用历史知识，难以用想像力去做预测。 60年代的美国社会状况则提供了对行为主义的批判及随之兴起的后行为主义“新革命”的有利条件。当时的种族冲突及民权运动、城市骚乱、反文化运动、环境的恶化、政治领袖的相继遇刺、贫困和社会不平等、越南战争等等，引起了政治学家及其他社会科学家对自身的社会责任感的反省，对价值中立、纯客观研究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对行为主义的批判及后行为主义的出现正是以这种社会背景作为基础的。正如伊斯顿所说：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后行为主义代表了现代世界对迅速失去控制的工业化、种族和性别的歧视、世界性的贫困和核战争危险的觉醒。 伊斯顿是这场所谓的后行为主义“新革命”的发起者。他在1969年9 月担任美国政治学会会长的就职演说《新的革命》中说：“美国政治学正在发生一场新的革命。……它的口号是关联与行动，它的批评对象是学科、专业和大学”。（注：David Easton:"The New　 Revolution in Political Scienc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LXⅢ(December,1969),pp.1051）他说， 前一场革命——行为主义革命还没有完成，就被政治时代日益增长的社会政治危机所抛弃了；行为主义注重方法而忽视内容、注重事实而忽视价值等缺陷引发了政治学研究的危机。他呼吁政治学者关注当前重大而迫切社会问题的研究，关注人类价值，谋求社会福利，用知识促进社会改革，以科学方法为手段建设理想社会。这篇文章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被称为后行为主义“新革命”的一份迟到的宣言。 后行为主义的核心信条是“关联与行动”（relevance action）。根据伊斯顿在《政治系统》第二版（1971）中的概括，后行为主义的基本主张是：（1）实质重于技术， 即与当代迫切社会问题发生关联并加以研究，重于成熟的分析技术本身；（2 ）行为主义蕴涵着经验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它局限于事实的描述与分析，妨碍它自身从最广泛的脉络上去了解这些事实；（3）行为研究与现实脱节， 其核心是抽象分析，后行为主义关注在危机时刻满足人类的真正需要；（4 ）研究并加以建设性的发展，是政治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5 ）政治学者作为全体知识分子的组成部分，必须履行保护人文价值的义务或责任；（6）拥有知识等于负有行动的责任，而行动也就是去改造社会；（7）知识分子不能对各种政治斗争置之不理，政治学者的政治化是不可避免之事。（注：David Easton:The Political System : An Inquiry　intothe State of Political Science,2nd.ed.New York:Alfred A.Kropt,1971,pp.322～237） 后行为主义的“新革命”实际上是美国政治学中的一场改革运动，它的兴起标志着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衰落。因为它抛弃了行为主义的基本信条，由强调政治学的科学化、实证化和精确化转向“关联与行动”；它抛弃了行为主义的“科学主义狂热”，主张实质重于技术，含糊优于没有什么意义的精确性；它反对排除价值、否认规范作用的纯描述性研究，主张关注人类价值，重新引入价值及规范研究；它反对政治学为学术而学术，提倡研究紧迫的社会问题，政治学研究为社会改革、公民福利和人类目标的实现服务；它批评行为主义政治学局限于细小问题的研究，主张重建宏观的社会政治理论。后行为主义的“新革命”导致了传统的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的复兴，也促使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的异军突起、身价百倍，乃至有不少学者（包括伊斯顿本人）主张用政策科学来取代政治学的研究。70年代以后，西方政治学呈现出一幅更加丰富多彩的知识图景。 应该说，行为主义及后行为主义政治学仅是50年代、60年代及70年代初西方政治学的一种思潮（也许是居支配地位的思潮，起码在美国是如此），它不是西方政治学研究的全部。联邦德国学者克劳斯·冯·柏伊斯在《当代政治理论》（初版于1972年）一书着眼于欧洲及北美的情况，对二战后西方政治学的发展及图景作了更全面的概括，认为“在当代的政治学中，存在着三种相互竞争的元理论的基本观点：（1 ）［本体—］规范的理论；（2）经验—分析的理论；（3）辩证—批判的理论。这三种理论中的每一种理论都是以政治的——政治科学的核心概念——不同的基本概念和不同定义作为出发点。”（注：克劳斯·冯·柏伊斯：《当代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0页。）这三种元理论也就是战后到70年代西方政治学的三种模式、三种思潮。行为主义政治学可以归入经验—分析理论之中（另一个典型是英国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这种理论以实证主义作为哲学基础，主张事实与价值分离，追求政治学的科学化。 本体—规范的理论则沿袭从古希腊开始到中世纪及近代的政治理论传统。它反对实证主义及行为主义的拒斥形而上学（本体论）及排除价值因素的纯科学研究，自觉以本体论作为理论基础，主张规范研究。尽管它并不否定经验研究的作用，但反对用定量分析来处理政治问题，更多地要求从个别情况或典型事例入手作政治研究。它要求知识与行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本体—规范的理论即使在行为主义政治学兴盛的时候，仍有其广泛的影响力。如柏伊斯所说：“规范的政治理论存在于所有重要的国家之中，甚至存在于大不列颠这个据说由于它的经验主义传统并不怎么喜欢规范主义的国家中。在美国，那些最著名的规范理论家都是从流亡者的队伍中产生的，例如，A·阿伦特、L·斯特劳斯、E ·费格林、H·斯彼欧；有的则同欧洲的思想传统保持密切的联系， 例如D·哲敏诺。”（注：克劳斯·冯·柏伊斯：《当代政治理论》， 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4页。） 辩证—批判的政治理论的渊源则是古代的辩证哲学，其直接的先导或理论基础是德国古典哲学（唯心主义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这种理论的主流是我们通常所讲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这种理论在欧洲尤其是德国、意大利、法国、英国、美国等地都有广泛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凡是在早期马克思的人道主义观点被发现的地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就能找到它的形形色色的孪生姐妹”。（注：克劳斯·冯·柏伊斯：《当代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42页。）其主要代表人物及流派有卢卡奇、卢森堡、科尔施，以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弗罗姆、哈贝马斯等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以列斐伏尔、梅洛—庞蒂、萨特等人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阿尔都塞、普兰查斯等人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萨格勒布等人为代表的实践派的马克思 主义等。这种辩证—批判理论的原则是：以政治和社会的历史性作为出发点，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并把批判社会当作首要任务；以辩证法当作基本方法，强调社会“政治事实”与历史“总体性”的联系，重视矛盾与历史分析；拒绝按照自然科学的模式来塑造社会科学和经验分析方法；反对社会科学的片面专业化，主张建立宏观的社会政治理论。（注：关于辩证—批判的理论，详见拙作：《“新马克思主义”》（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法兰克福学派与科学技术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三、世纪之交西方政治学发展的新趋势 进入70年代，随着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西方社会科学乃至整个科学技术出现了一个基本或一般的发展趋势，即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整体化发展趋势的不断加强。处于这种大趋势之下，本世纪最后25年，西方政治学研究出现了一系列的新变化，呈现出新的知识格局：政治学日益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及自然科学学科相互交叉融合，研究方法、途径以及知识的产生方式得到更新；政治学的研究范围不断拓宽、主题日趋多样、理论内容更加丰富；政治学的现实性增强，日益与解决当代人类社会重大的、紧迫的社会政治问题密切相关。由此形成了大量的新学科（分支）、新思潮、新流派，如政策科学（政策分析）、新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科学技术政治学、地缘政治学、环境政治学，以及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学派、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社群主义、女权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等等。世纪之交西方政治学的新发展趋势及特征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跨学科研究尤其是政治学与经济学的整合研究成为世纪之交西方政治学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上述列举的当代西方政治学的新学科（分支）、新思潮和新流派几乎都是跨学科或交叉研究的产物，而在这种跨学科研究中，要算政治学和经济学的整合研究最为突出。这一趋势导致了在本世纪初、中期衰落了的政治学传统的复兴。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在《美国的政治学：过去和现在》的学术报告中将政治与经济的整合研究当作当代美国政治学发展的四大趋势之一；我国政治学者王沪宁在《比较政治分析》一书中认为，到了80年代，西方政治学已从政治社会学转向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成为现在政治研究中的时髦方法。美国学者福格森（Thomas Ferguson）和罗杰斯（Joel Rogers）在其主编的《政治经济学》（1984年）一书的前言中写道：“在专业性政治科学的最新发展中，再没有什么事件比政治经济学的出现并迅速成长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更引人注目了。……这个领域目前正在成为政治学系或研究所的重要课程内容之一，……它所产生的论著已经跨越且侵入传统上被认为是政治理论、比较政治、国际关系、行政学、尤其是美国政治等研究领域。”（注： Thomas　Ferguson and Joel　Rogers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Readings　in　the Politics andEconomics of American Public Policy.New York:M. E. Sharpe,1984,p. Ⅶ）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学派、国际政治经济学可以说主要是这种政治经济的整合研究所形成的理论或学科分支。 以公共选择理论为例。这是一个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研究而产生的流派或学科，更准确地说，是一个用经济学方法来研究政治学主题的跨学科学派。按照奠基者布坎南的观点：“公共选择是政治上的观点，它从经济学家的工具和方法大量应用于集体或非市场决策而产生”；它是观察政治制度的不同方法；它把四分之一的世纪以来人们用来调查市场缺陷和市场失灵的方法同样应用于国家和公共经济的一切部门。或用另一个公共选择学者缪勒的话来说，公共选择理论可以定义为非市场决策的研究，或简单地定义为将经济学应用到政治科学；公共选择的主题与政治学的主题是相同的，涉及国家理论、投票规则、投票者行为、政党政治、官僚机构等。由此可见，公共选择理论就是应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政府—政治行为与过程的一个跨经济学、政治学的新领域（人们称之为“政治的经济学”或“新政治经济学”）。公共选择学者通过对其涉及的各个主题的研究，形成了种种理论，如非市场决策（公共决策）论、代议民主制经济论、国家理论、利益集团理论、寻租理论、官僚机构经济论、政府扩张论、政府失灵论、俱乐部理论、财政联邦制理论、立宪经济论等等。这大大丰富了当代政治学的研究内容。（注：关于这种理论可参见拙作：《公共选择理论与当代政治学研究》（《高校社会科学研究与理论教学》1997年第7期）、 《非市场缺陷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 二是政治学日益关注现实紧迫的社会政治问题的研究，它的现实性不断加强，并反映出当代社会科学的知识产生方式由以学科为中心向以问题为中心的转变。政治学与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一样，其基本功能是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但是，西方政治学尤其是美国的政治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由于行为主义及实证主义研究方式的盛行，只注重政治研究的科学化，忽视了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研究；只注重细小、局部问题的研究，忽视重大、紧迫问题的研究；只关心事实分析而排除价值研究。因而政治学理论与实践脱节，政治学不能履行好它解决政治问题的功能。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现的“后行为主义革命”在相当程度上是为了克服政治学发展的这种偏差。后行为主义政治学者提出“关联与行动”的口号，要求政治学研究价值问题，关心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和端正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从而导致政治学向政策科学的转变，也引发了其他关注西方现实社会政治问题的思潮、流派及理论（如女权主义政治学、环境政治学、科技政治学、地缘政治学等）的发展。 作为一个跨学科、综合性的新研究领域，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的出现被人们誉为当代西方政治学的一次“最重大的突破”，是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一次“科学革命”。政策科学或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中的政策研究方向的想法，始于40年代末、50年代初拉斯韦尔的思考以及思想库的政策分析实践。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这种新的研究方向或途径迅速发展并制度化，成为当代西方政治科学的七大基本领域之一（其他六大领域分别是：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比较政治学或比较政府、公共行政学、国际政治学、政治学方法论、本国政治）。政策科学将科学知识尤其是社会科学知识与公共决策过程密切联系起来，提倡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产生方式；政策科学的倡导者们力求克服政治学及其他社会科学将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片面强调学术研究的局限性，提出一门能把各种知识和方法直接运用于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新学科或新的研究方式。政策科学是一门以实践取向的学科，它是适应人类利用已有知识和方法去改进政策制定系统，提高政策质量的需要而产生的。政策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政策实践或实际的政策过程（Y.德洛尔说政策科学的核心是把政策制定作为研究和改革的对象；S.S.那格尔则将政策科学界定为“为解决各种具体社会问题而对不同公共政策的性质、原因和效果的研究”），它的目的和功能是提供政策相关知识，为政策实践服务。因此，政策科学不是纯理论科学或基础研究，而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可以说体现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它既来源于实践，又在实践中得以应用和发展。（注：关于这个领域，可参看拙作：《政策科学的研究纲领》（《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4 期）、《是政策科学还是政策分析？》（《政治学研究》1996年第4 期）、《美国政策科学的形成、发展及最新趋势》（《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11期），以及作者主编的《政策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 三是以国家为分析单元或焦点向跨国或全球的视野发展。按照华勒斯坦（I.Wallerstein）在《开放社会科学》中的说法，60 年代末以前，西方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这三门以探求普遍规律为目标的学科，基本上是以国家作为焦点或分析框架和视野的。即使是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也是以主权国家作为立足点，即从一个主权国家的角度看它与其他主权国家的关系，相应的政策称为对外政策或外交政策，目的是研究各国彼此间所采取的政策，而不是跨国结构所出现的种种新特征。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经济与政治的一体化趋势的出现，从70年代开始，这种以国家为焦点的倾向受到怀疑和削弱，而跨国或全球化的视野开始出现。一些新学科领域，如国际政治经济学、世界城市研究、全球制度经济学、世界体系分析、文明研究、跨国地区研究（如东亚、欧盟等）都以独有的方式向以国家为中心的理论前提提出挑战。 例如，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也是当代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尤其是政治学与经济学杂交的产物。从本世纪初开始，伴随社会科学的分化，经济学形成了它特有的以市场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框架，全面分析和理解市场及其相互间的影响和作用成了大部分经济学家的工作；而另一部分人则把研究的重点转移到似乎与经济无关的政治生活上，与政治学家合流。研究领域的这种分化造成了学科的空白。有如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R·吉尔平（R.Gilpin ）在《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1987年）一书中所指出的，这就产生将国家政治与市场经济两个范畴重新结合在一起的必要性。A ·肖恩菲尔德在这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他指出了学科的相互渗透的发展趋势和政府干预经济管理的趋势，研究了政府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政策对经济和民主的作用，并因此制定了一个新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纲领，以此作为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桥梁。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国家与市场（或权力与财富）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主题，它要应用理性行为模式来解释国家行为。然而与（新）政治经济学的其他分支及流派不同，它主要着眼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领域；更重要的是它不以单一主权国家为焦点，而是以跨国或全球为视野。按照吉尔平和华勒斯坦（后者为世界体系论的创立者）的观点，国际政治经济学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是跨国市场经济和竞争国家系统之间的关系，核心则是世界体系中的经济和政治秩序应如何创造和维持。在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看来，了解世界经济的性质对于理解国家的性质是至关重要的，这个学科不是把国际经济当作一种交换领域，而是当作一种由跨国公司所控制的全球商业系统，它是由公司、贸易协会和政府等体制机构相互联结的多维系统。 四是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的复兴、意识形态争论的炽热化和政治学研究主题的多样化趋势。如前所述，在西方尤其是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曾一度使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这一政治学的最古老的分支受到了冷落。而50年代～6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与“繁荣”，自由—保守主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居于支配地位，加上社会科学研究的片面的学术化、科学化倾向，导致了“意识形态终结论”横行。进入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停滞和各种矛盾的加剧尤其是滞胀现象、生态危机、社会政治危机的出现，实证主义的研究方式以及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衰落，政治学研究重新理论化，政治学者也“重新”政治化；政治学日益关注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并以价值定向，从而促使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的复兴（到80年代，它重新确立了作为政治学的七大主要领域之一的地位），以及意识形态争论的表面化和白热化。在目前世纪之交的西方，意识形态的争论十分尖锐。既有传统的得到了发展更新的意识形态理论，也有适应新形势而产生或复活的新意识形态理论。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社群主义、女权主义、生态主义、民族主义这些主要意识形态既相互交锋，又相互融合，构成了当代西方政治理论的一个复杂多变的画面。此外，政治学研究不再固守原来的“政治领域”（国家、权力、政治系统及过程、政治行为等），而是侵入原本属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领地”，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主题日益多样化。 政治小论文:参与式教学法在政治概论教学的运用 一、国际政治概论课程中“参与式”教学法的具体应用 目前参与式教学法在我国外语院校国际政治课程教学上的应用时间比较短,属于初期的探索阶段。实际上,国际政治课程内容本身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理论性和综合性,非常适宜开展参与式教学活动。而国际政治学科使用较多、效果较好的具体参与式教学方法主要有:角色扮演、头脑风暴、案例分析、小组讨论等方法。 1.角色扮演 角色扮演就是用演出的方法来组织开展教学。利用情景模拟形式在教学过程中,把科学性、知识性、趣味性等巧妙地结合起来,使教学过程生活化、艺术化,使得学生在角色扮演和角色交往中,学习科学知识,激发学习兴趣。此种教学方法使用中应遵循四个基本原则:情景性原则、趣味性原则、共同性原则和适当介入原则。国际政治概论教学中就是一种由学生自己设计真实国际社会中国家或国际组织的不同行为、态度和立场,模拟“国际问题情境”,以达到了解信息、发现问题、明确国家利益等目的的有效手段。比如模拟联合国大会、模拟各种外交谈判、模拟国际会议等。角色扮演可以帮助学生直观而真实地掌握不同国家或组织之间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所承担的不同角色,采取的不同行为,了解国际矛盾、冲突、合作背后的深层原因,寻找可行的解决办法。这对于提升学生对于国际问题的理解力、分析力,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是十分有益的。 2.头脑风暴 头脑风暴(Brain-storming)法又称智力激励法、BS法、自由思考法,是由美国创造学家A?F?奥斯本于1939年首次提出、1953年正式发表的一种激发性思维的方法。头脑风暴法是一种使每个人都能提出新观念、新想法,能创造性解决问题的集体训练法。在国际政治概论课程教学中,头脑风暴法在运用一般的归纳相关知识、提高记忆力、开拓知识领域和视野的同时,常用来提出解决国际问题的方案或搜索外交决策的选择方案。使用头脑风暴法掌握的原则:禁止批评和评论,也不要自谦。对;目标集中,追求设想数量,越多越好;鼓励巧妙地利用和改善他人的设想;独立思考,不允许私下交谈,以免干扰别人思维;自由发言,畅所欲言,任意思考。该方法不强调个人的成绩,应以小组的整体利益为重,注意和理解别人的贡献,不以多数人的意见阻碍个人新的观点的产生,激发个人追求更多更好的主意。国际政治概论教学中,此种方法也很有效。如国际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是什么?国际社会悬殊的贫富差距、不平等不民主的国际秩序、民族仇恨、霸权主义等等,可能呈现的答案会各式各样,但真正的答案往往就产生在头脑风暴激励后的这种火花里。 3.案例分析 案例分析法,就是针对某个特定已发生或可能发生的国际事件或情景进行呈现、描述,可以是文字、图片或录像,由参与者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实际上,国际政治概论课程具有丰富的案例资源,适于应用案例分析法,对国际政治经典案例进行解析,是专业教学中的常用方法。比如,国际合作教学中,经典案例很多,包括中美经贸合作、中俄能源合作、中国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美日军事合作等,课程讲解之前要求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查找收集自己感兴趣的案例,然后安排专门时间进行案例交流。运用案例分析法要注意几点:一是精选案例。案例来源多种渠道中最常用的一种渠道是各种媒体,如案例书报、杂志、电视广播等。另一种渠道是教师深入实践第一线收集有关资料。二是注意对案例的分类取舍。要优先选取最典型的案例,所选取的案例切记庸俗,选取的案例不宜太复杂,切忌喧宾夺主。三是应用案例,常见的一种方法是教师根据授课内容或者先讲授基本的理论含义,然后用案例加以说明,或者教师先讲授案例,然后水到渠成地引出有关的基本理论。但案例的引用千万不能仅局限于此种方法,必须灵活加以应用。四是要延伸案例。简单地说,案例延伸就是让学生在学习某一基本理论知识的基础上,通过仔细观察现实生活,努力寻找反映理论原理的案例,并用所学过的理论对所观察到的事实现象进行分析,以进一步加深对所学理论及分析方法的理解。通过这一过程,学生的自主学习兴趣大大增强,知识面得以拓宽,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就会有很大提高。 4.小组讨论 小组讨论式教学法是学生参与教学的一种直接方式。它是以学生为中心,以导师为载体,为学生提供了一个集思广益的空间,最大限度地挖掘学生的潜能,在小组讨论中培养学生的协作精神和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国际政治概论教学中,安排国际政治专题讨论和课堂随机讨论及小组辩论等形式,既可以针对角色扮演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讨论,也可以根据针对教学内容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讨论。具体操作方法可根据上课学生的人数,通过数额配置由学生自由分组,一般每组以5人为宜,要求小组成员共同完成问题,通过个人在小组讨论中的充分参与,小组成员共同讨论交流,分享个人对问题的认识,培养学生集体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在讨论中小组成员之间相互合作支持,充分激励想象力和创造力,培养小组成员协作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讨论结束之后,教师应要求学生进行评价反思,互相评议彼此的整体表现,使学生得到有益的启迪。 二、国际政治概论课程实施“参与式”教学法应用的经验 参与式教学法的最高目标和核心理念是“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经过参与式教学法在国际政治概论课程教学中的实践,总结出一些初步经验,并对继续探索提出了一些价值思考。 1.不要过度注重参与式教学法的外在形式而忽视教学情境创设 国际政治概论的理论性极强,在参与式教学法的运用中,对教学情境创设不足、小组划分不当,随意指定小组,认为只要为学生建立起小组,学生自然会参与合作完成任务,结果会影响了学生对专业学习的热情。 2.注意参与式教学法的应用形式要与专业教学内容建立起针对性 在国际政治概论课堂教学中,教学内容的具体选择和方式的运用,要注意对拟讨论任务的难度设计要合理,要对每一个学生的专业水平要进行较为充分的分析了解,否则将会影响小组整体合作和讨论效果。 3.课堂教学中对学生参与式学习指导要灵活多元 课堂教学中教师不仅要关注学生参与教学的结果,更要注重学生的整个讨论进程,对活动中出现的问题给以及时解决,指出应用一些合理、科学、适当的思维方法,指导学生积极、主动参与活动,使教学活动的目标顺利实现。 4.参与式教学活动中要给以全面客观的评价 对学生 在课堂教学中参与教学的评价要客观、科学、公正、全面。在评价中教师对学生激励尺度把握要准,表扬和鼓励的使用与对学生不足之处的指导都要注重,不能有偏颇。教师的评价不仅有学习结果和部分学生的正确建议还有有对其他的非主流方案的重视,这样有利于小组成员的整体进步和提高。 三、国际政治概论课程实施“参与式”教学法中存在的不足 1.教学观念陈旧,制约了参与式教学法的有效利用 教学观念是教育教学质量提高的关键。参与式教学法是一种发挥学生主体性、合作性与探究型的新型教学方法,但是教师还没有完全树立起与之相适应的新教学观念,还存在“穿旧鞋走新路”,“换汤不换药”的一些陈旧理念,在教学中往往要拿过去的传统教学经验面对今天的教育现实生搬硬套,只讲究参与的具体形式而忽略了参与的内涵与实质,形成了一些对参与式教学法的误解和偏见。 2.教师的开放性学识水平和教学组织能力经验不足 由于外语院校非语言专业的教师大多是来自于国内综合高校,他们的专业水平较高,但对其他学科的了解不多,对于交叉学科较为生疏,知识的开放性偏低。又在没有经过专门的组织教学方法的培训与锻炼的情况下,因师资的不足而直接上岗,导致专业教师的教学组织能力不足。 3.外语院校非语言专业的使用教材欠缺 目前“国际政治概论”课程的教材版本主要有,陈岳教授主编的《国际政治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三次修订);李少军着《国际政治学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三次再版);梁守德、洪银娴着《国际政治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二版),2004年改版为《国际政治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这些教材的内容理论性较强,专业程度较高,研究领域较广,是针对专业院校国际政治专业的学生使用的。外语类院校的“国际政治概论”课程还没有专门的适用教材,大多选用上述三种版本中的一种作为参考。这对外语院校国际政治专业的参与式教学法的推进是有制约的。 4.专业课教学研讨机制欠缺 高等教育中存在的一个现实是专业课程教学中几乎是一门专业课一般只有一位教师任教,而且该教师同时还讲授多门其他专业课,这样就造成一门课程的教学在校内几乎没有共同的研讨基础。同时,由于教师担任多门专业课,也使得教师花在一门专业课中的时间、精力受限,影响了专业课的教学质量与教学效率。此种专业课的教学现实状况,使得专业课程的教学研讨几乎是不可能展开,教师之间也因此没有进行研讨的共同对象,致使参与式教学法的研讨很难有效推广。总之,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人才的培养,外语院校的非语言专业教学方法创新势在必行。随着外语院校非语言专业教学方法的创新研究的推动,教学资源和条件的日益完善,参与式教学方法在外语院校非语言专业中的实施的舞台更加广阔。参与式教学法在专业课教学中的应用作用将越来越明显。教师要抓住机遇,树立人本新观念,不断提高自身修养和业务水平,掌握“参与式”教学法的精髓,真正成为学生学习的参与者、激发者、促进者和指导者,真实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和教育教学质量。 政治小论文:新形势下加强县公安机关思想政治工作的思考 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是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随着我国社会的转型，经济体制的转轨，社会成员的心理也正在经历着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经济成份和经济利益的多样化、社会方式的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的多样化和就业岗位、就业方式的多样化也日趋明显，社会情况和社会治安状况发生着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作为国家政权机关的公安队伍建设和公安民警个人，在新形势下，正面临着思想意识、价值意识、法律意识、道德意识等方面的挑战，对此，各级公安机关和公安机关的各级领导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沉着应对，认真思考，抓住机遇，开拓创新，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时效性和主动性，增强时代感，影响主旋律，探索和拓宽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的路子。 一、当前全州公安队伍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令世人注目，国人欣慰，同时也成为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现实教材。正确的、先进的、新生的、进步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成为公安队伍中民警思想意识的主流。总的讲，全州民警队伍是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政治合格、业务过硬的队伍。特别是通过“三讲”和“三项教育”的学习整顿，队伍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人民群众的满意程度显著提高，公安队伍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获得进一步提升。通过2002年“两会”期间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投票测评检验，全州公安队伍的综合满意率为96．03％，比上年上升了7个百分点。平均不满意率为3．97％，比上年下降了6个百分点。 （一）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在公安队伍内部，一方面广大公安民警为保社会一方平安而流血流汗，为社会、国家、集体做出许多奉献和牺牲；另一方面，随着改革的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民警的待遇与社会上的分配不公和高消费现象反差越来越大，再加上公安机关殚精竭虑、如履薄冰地不断深化和完善公安工作的各项服务功能，民警又时常受到客观执法环境不佳的困扰，在多种思想观念的相互碰撞下，部分民警出现了思想上的困惑和多种想法。主要表现在： 1、领导干部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少数领导干部缺乏责任意识，不能按照要求认真落实思想政治工作的各项措施和要求，工作中存在时紧时松、应付了事的现象。二是有的领导自己能力弱，缺乏理论功底和做思想工作的经验。三是个别领导干部表率作用差，在日常的工作和学习中，对别人讲的是马列主义，对自己行的是自由主义。四是少数领导干部缺少创新进取精神，缺乏职业危机感。五是个别领导对思想政治工作仍存在说起来重要，忙起来不要的倾向，重业务建设轻思想工作的问题比较普遍。基层政工干部不安心本职工作的问题，也直接制约着思想政治工作的深入开展。 2、民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民警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发生了新的变化。由于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的影响，个别民警理想信念有所淡化，道德观念滑坡，价值观念市俗化，重利轻义、重个人轻集体的情况有所发展。二是部分民警爱岗敬业意识不强，总同社会上一些高收入的人相比，对公安工作尤其是对自己的本职工作缺少热情，对人民缺少服务精神。三是少数年轻民警和新加入公安队伍的民警，从警目的不明确，是报着当民警工资不愁、穿警服无人敢欺的目的加入公安队伍的。四是部分民警工作岗位的社会性、流动性和分散性较大，接受信息较多，思想变化波动较大。特别是在近几年频繁的专项斗争，公安民警长期超负荷运转、高强度工作，身体长期处于极度疲惫状态。对此，有的民警产生消极“厌战”思想，图安逸、求享乐的思想有所滋长。在警力少、任务重、压力大的情况下，一些民警作风不实，讲虚话、图虚名，工作中的形式主义现象也时有发生。有的民警的自我意识膨胀，时刻以自己为中心，不能顾全大局，将自己置于集体和他人之上，耍特权抖威风的顽症没有得到彻底根治。五是一些民警的法律知识和法制观念淡薄。在执法和“用权”的过程中，随意性较大。六是从事政工工作的人员事业心、责任感不强，忙于应付事务，不愿做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经调查，全州各级公安机关的政工领导干部（政委、教导员、指导员）各有三分之一的职位还空缺。政工干部文化程度偏低、工作经验不足，新形势下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办法不多的问题比较明显。 （二）产生的原因。 认真分析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个别领导干部和部分民警的思想素质和业务能力，与公安工作的地位和新时期社会发展对公安机关的要求存在一定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缺乏做思想工作的动力。工作中存在惰性，缺乏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缺乏对新形势下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特点和规律的把握了解，所做的思想政治工作内容脱离民警的思想实际，工作简单化、表面化和腐俗化，用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传达文件，给工作造成消极影响。二是缺乏职位压力。个别领导干部和政工干部在其位而不谋其政，缺乏必要的职位压力，干好干坏、干多干少一个样的问题仍然存在，以“实绩论英雄”的风气难以形成。三是缺乏时代特点。思想政治工作受人们头脑中固有的传统思维的影响，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公安工作的要求。四是缺乏自控能力，不能抵御外界环境的消极影响，经不住金钱、权力、美色的诱惑。五是缺乏创新精神。面对各种错误和消极的东西，不敢抵制，不肯积极地开创新时期公安工作的新局面。六是缺乏改革精神，个别领导干部墨守成规，不懂变通，开展工作方法简单，手段落后，水平偏低，能力低软，使得思想政治工作缺乏针对性和时效性。 二、加强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途径 公安工作的历史经验表明，应对各种复杂多变和艰难困苦的挑战及考验，人的因素最为关键。公安机关能否按照“三个代表”要求积极做好新时期公安民警的思想政治工作，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可靠、训练有素、作风过硬、业务精 通、公正执法、纪律严明，党委政府满意，人民群众拥护，能够担当跨世纪重任的高素质队伍，是做好新形势下各项公安工作的重要前提和根本保证。 第一，始终要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强化理想信念教育。 公安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公安队伍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的政治立场，保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因此，必须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切实抓好民警的思想政治教育。只有理论上的清醒，才有政治上的坚定。一是要坚持不懈地用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武装民警头脑，广泛深入地进行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在纷繁复杂的形势下，教育全体民警特别是各级领导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提高辩别是非的能力，增强见微知著的预见性和敏锐性。二是抓好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教育。作为人民卫士，参加工作之日，就是以身许国之时，当以事业为重。要利用多种形式教育民警扎扎实实工作，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为警，要在思想上、行动上永远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形成自觉自愿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贡献自己力量，自觉自愿地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而舍生忘死。三是强化宗旨观念、群众观念和法制观念教育，把加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教育和公正、文明严格执法的法制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长年坚持下去，在公安机关内部大力倡导说实话，鼓实劲，求实效的工作作风，形成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良好风气，做到严格执法，秉公办事，保持清正廉洁，使“对法律负责、为经济服务、让人民满意”真正成为每个民警的自觉行动。把全体民警的思想行动统一到“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国家法律重于生命”上。四是抓好经常性的政治学习。要倡导全体公安民警特别是各级领导要做学习的模范，为加强学风建设起好表率作用。当然，光讲学习还不够，还必须坚持“灌输”的原则。政治学习，需要灌输，这种“灌输”，是有领导地进行正面教育。学习问题决不是民警个人行为问题，更不是想不想学的问题，而是必须学、一定要学好的问题。要通过学习，努力提升自身的理论修养、党性修养、道德修养、知识修养。 第二，加强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的研究，不断开拓创新。 用什么思想和方法来武装、教育、引导、管理并带好这支队伍，肩负起历史赋予的重任，是公安机关各级领导应该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现在形势的发展变化很快，不注意研究新问题，就难以跟上时展的要求。特别是思想政治工作方面，老办法不灵，新办法不多，工作思维和工作水平已经远远落后于斗争形势。要适应这个变化，就必须在借鉴过去好的经验和做法、发扬优良传统的基础上，针对形势的发展变化认真研究和探讨更加有效的措施和方法，才能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服务和保障作用。对此，我们要以邓小平理论和江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的思想路线，按照“三个代表”的标准，来研究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新途径。现阶段就是把思想政治工作融入民警的生活中去，融入到民警的工作中去，寓教于乐，循序渐进。部署业务工作时就应包含着思想政治工作，在指导工作时应体现着思想政治工作，在日常管理和生活中更要充分凸现思想政治工作。要把思想政治工作做新做活，就要从大事着眼，小事着手，从每一件具体事情去教育引导民警，使民警从工作实践中逐步接受教育，真正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骨子和灵魂里。目前各级领导和政工部门的工作者，在已有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上，要完成工作方法和创新的转换，要更加注重渗透性、规范化和社会性，把“说教式”与“引导式”、“号召式”与“激励式”相结合，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方法，使公安思想政治工作更加符合时代的本质和潮流。 第三，加强公安民警的道德建设，实现“以德治警”目的。 在社会转型期，必须加强公安队伍和广大民警的职业道德修养，提高思想道德水准，尽量避免因在执法过程中的偏私而造成冤假错案、循私枉法和执法不公。所以，在我们强调加强和改进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大力加强民警的道德教育。目前，在全州公安内部，实施道德教育的关键，一是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要教育民警，手中的权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神圣的法律赋予的，执法的权力要站在人民利益、党和国家的利益上来，树立社会正义和公道，自觉维护好权力的尊严，体现真正意义的公正、公平。二是树立正确的名利观。要教育民警正确看待名利，不为个人虚名而丧失党的原则、违背工作纪律、损害国家利益。不做名利的奴隶，努力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三是要守得住清贫。广大公安民警如果有了守得住清贫、耐得住艰苦的思想境界，整个公安队伍就会以德树威、以德服人、以德行政，从而实现以德治警的目的。 第四、认真落实从优待警方面工作，关心爱护民警。 从优待警作为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之一，必须从“人本原理”出发，在强化民警理想信念和价值取向为主线、党性教育、形势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责任感和使命感为主要内容学习教育的同时，要下决心解决好民警的切身利益和生活中的困难。落实从优待警，必须从政治上、工作环境上、生活上、教育培训上、福利待遇上从优。尤其是在开发警察队伍智力，提高整体素质上要做到思想上重视，组织上健全，内容上具体，措施上落实，财物上保证，以提高民警做好公安工作的能力和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当前，从优待警首先要尊重和维护民警的合法权益，提高民警的社会地位。公安内部要建立维权组织，依靠党委政府，协调有关部门，成立人民警察基金会，落实各项维权措施，理直气壮地维护民警的合法权益，做民警坚强后盾。其次是集体安排休假，保护民警的身心健康。由于公安职业的特殊性，广大民警长期与违法犯罪打交道，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加之长期超负荷工作，得不到正常的学习和休息，各级组织要妥善安排民警的休假，以保持队伍旺盛的斗志和战斗力。再次是想方设法安排好民警家属和孩子的就业问题，解决后顾之忧。第四要提高民警的经济待遇，最大限度地调动积极性。特别是民警的岗位津贴，多年来一直低于政法系统的其它单位。作为执法部门第一线的公安民警，出生入死，忍辱负重，默默无闻地工作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把岗位津贴的标准提高到同政法系统其他部门的同一标准之内，应该是比较合理的。认真解决民警个人理想前途和生活待遇中的问题，使“从优待警”工程真正在具体行动上得以落实，使民警从自己切身利益上真正感受到组织的温暖，从而激发其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公安队伍才能成为一个坚强有力的整体。 第五、注重抓好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建设，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感 召力。 在加强和改进公安思想政治工作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优化思想政治工作的外部环境，创造有利的和良好的风气。作为公安机关的领导班子和领导者个人“喊破嗓子，不如作出样子”，要求民警做到的，自己必须首先做到，带头学习，牢记宗旨，坚决抵制和反对各种消极腐败现象。以自己的一言一行，带动和影响广大民警，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感召力、说服力。古人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加强公安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强调领导的表率作用。当前，各级领导要特别注意处理好以下几方面的关系：一是要处处以身作则，为部属作表率；二是必须明确民警在人格上、政治上与领导者是平等的，领导心中要有“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观点；三是对民警要宽容，要满腔热情地关心、支持和帮助他们做好工作，负起领路与教导的责任；四是处事要公道正派。对领导者来讲，所有民警都是同志不能有亲有疏，要公平对待，一视同仁；五是礼贤下士，广纳良言。工作和表率作用处理的好，就会有利于加强感情交流，密切领导与民警的关系，发挥群众效应，同时也将会丰富领导工作内容，促进本单位工作的落实。 第六、着力构建“大政工”工作格局，充分发挥团队精神。 政工部门是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组织保证，政工干部是开展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骨干和主力，积极发挥政工部门的职能作用，是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环节和组织保证。但是，公安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光靠政工部门和政工干部“孤身作战”，而要依靠多方面力量的“协同作战”，由于公安工作的特殊性，建立大政工工作格局势在必行。建立“大政工”的总的思路是：在各级公安机关党委的领导下，以党支部为基础，以政工干部为骨干，各部门各负其责，各级领导认真负责，全体民警广泛参与，形成体现公安特点、符合实战需要，网络健全、制度完备、运作规范、权威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格局。其具体办法是：一是在认识上要提高，二是在职责上有分工，三是制度要落实，四是要按照标准选好政工干部，五要转变工作作风。 人民警察是党绝对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全州各级公安机关一定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正确处理好公安内部关系，切实把思想政治工作这一手硬起来。特别是在国际战略格局发生深刻变化，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处在重大变革时期，社会治安状况复杂、暴力犯罪突出的情况下，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非常重要。总之，新形势下的公安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要充分体现尊重人、理解人、激励人的原则，始终坚持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既讲道理，又办实事，真正实现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目的。 政治小论文:关于构建政治教学体系的几点思考 这些年来,我们一直是在倡导创新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后,“自主创新”又被提上了新的高度与日程。教育教学阵地亦当“常创常新”,“教学有法,教无定法,贵在得法”,强调的更多的是教育教学方法、手段的问题,谈的是教育教学形式。在内容上如何突破呢?在这里,本人想就教育教学内容,结合政治科目实际特点谈谈构建政治教学体系的几点思考与看法。 一、体系的困惑 当我们谈论体系问题时,首先要区分三类体系。一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体系(包括列宁、、邓小平等的发展),我们把这称之为“本义体系”;二是,专业工作者对马克思、恩格斯等所创立的体系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我们把这称之为“研究体系”;三是,为了进行教育教学而编写的教科书(尽管这里面也包含着研究,但不同于第二类),我们把这称之为“教材体系”。 这本来就使我们在教学中不断地感受到“体系的困惑”,偏偏又出现了一个任何教师都不敢轻视的“考纲体系”。这样,我们就自然而然想到了教师的“教学体系”问题。 现在,由于《课程标准》规定的原因,教师不便在教学中另有大的设想,更由于考试的原因,有的教师根本不敢去构建自己的“教学体系”。甚至为了对付高考,有的教师就按上一年的高考说明的体系简单进行教学,这就有点遗憾了。 目前,国家已经明确提出,要“试行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当然,思想政治课怎样贯彻这一要求,可能更需要试行,需要过程。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该总结经验,积极思考,结合自身与学生实际摸索与构建自己的“教学体系”。事实上,有的教师已经这样做了,他们虽然不便或不敢对“教材体系”作大的调整,但小的调整还是有的。 二、构建教学体系的必要性 1、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首先,意识能够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但不等于人们的意识都是一样的。我们可能只是一名普通的政治教师,不是专业研究人员。但在紧张的工作闲暇,是完全有可能抽出时间来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等的经典着作的,在有关问题上(例如教材上的某一理论)也是有可能思考出自己的“研究体系”的,从而有利于形成自己的教学体系。 再有,教材虽然是按照《课程标准》编写的,但也不过是编者的一种理解,也未必一定是最合适的。我们在教学中,不仅有必要在教学方式、方法和手段等方面有所创新,在体系叙述上也可以创新。对教学内容不仅可以作小的调整,也可以做大的调整。 2、教材本身存在局限性 教材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滞后性、专一性与普遍性等方面。 首先谈谈教材滞后性问题。由于一定条件的限制,每一时期的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总是有限的,而且即使是正确的认识也不是随时随地都是正确与合理的。相对而言,政治教材的时代性更强。因此,在教学中我们总不免会遇到这样的一些问题:一是,某些理论观点的提法已有变化,但教材未能及时作出相应调整;二是,教材所选取的材料也有一个新旧冲突或更新的问题;三是,相关的改革尤其是高考的改革也有可能使教材在某些方面显出老态。 其次是教材具有专一性特点,它一般只能在一定的框节范围内阐述某一知识点,这就必然会使它难以兼顾前后左右。因此,在逻辑性与系统性上可能会有所缺陷。 再次是教材具有普遍性的特点,它绝对不是只针对某一局部地区或某一部分学生而编写的。在面对不同地区与特殊的群体时,它可能就不一定是最适合的了。 3、是体现教师个性的要求 相对而言,我们一些经验丰富或是教学年龄较久的教师,对于教材已是烂熟于心,在课堂教学上,已不仅仅是不会照本宣科的问题了,而是有自己独特的教学见解了。在今天推行研究性教学的背景下,教师的教学模式当然很受学生注意,但学生其实更重视教师对教材内容的把握与迁移。实践经验告诉我们,一位能独立而又合理构建自己“教学体系”的教师,在学生心目中是很有个性的教师,学生也是很欢迎这样的教师的。 4、也是适应高考的需要 虽然我们不提倡“应试教育”,但客观的事实又迫使每一个政治教师不可能不紧随高考指挥棒转。“考纲体系”无疑是有其存在合理性的,谁也不能、不会视而不见。因此,问题在于是否能完全“亦步亦趋”,是否能有效率地组织教学,是否能适应学生实际情况?要提高课堂教学效果,除了简单的参考一些教学资料外,是一定要构建自己的“教学体系“的,也只有这样才能更有利于学生把握教材知识,从而提高学生适应考试的要求。 三、构建教学体系须注意的问题 1、方向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实践活动是客观的物质性活动,是在一定意识指导下的有目的的活动。”“为什么教?”“教什么?”等是教学活动初始时就须心知肚明的,也只有“有的放矢,”方有可能保证教学的良好功效。 本人所理解与把握及注重的方向性主要在于以下几方面:第一,要明确与顺应整个教育体制改革尤其是高考改革趋势,“面向高考又不全为高考”,“追求升学率,而不片面追求升学率”,做推行素质教育的小卒。第二,充分了解与熟悉教材、教学大纲与考试说明等,对于高考所考查的知识范围与能力要求等要烂记于心,同时要注意及时关注与把握相关的高考信息。第三,要较全面、准确摸清自己所教班级学生水平层次差异,尽可能“因人而异”,“因材施教”,面向全体学生,关注“两头”,突出“中间”。 2、逻辑性 任何科学理论都是把真理性的认识系统化,按一定的逻辑构成的体系。“学生的学需要教师的教,教师的教是为了不教”。培养与提高学生逻辑思维能力与自学能力,是教师教学的重要目标之一。在实际教学中经常发现学生不能明确与把握前后左右教学内容的内在逻辑联系。也就是说,虽有许多“散钱”却没有能找到一“麻绳”把它们有机地串联起来;而且在他们的答题过程中也常表现为思路不清,逻辑混乱,“散文”联想式答题,“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而到头来是“形神俱散”,事倍功半,“竹篮打水一场空”。注重逻辑性,“水到渠成”,有利于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如《经济常识》教学内容有相当一部分可按“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逻辑性讲述,比较典型的有“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分配制度”等框节内容;《 哲学常识》教材内容有许多内容是可采取“三点式”(原理方法论实际问题分析)进行教学的;〈〈政治常识〉〉教材内容基本上可遵循“一般特殊”思路讲述。当然,具体的逻辑线索也是有其特殊性的,是丰富多彩的。因此,问题不在于有没有逻辑这“麻绳”,关键在于找什么样的“麻绳”,最能被学生接受与掌握。 3、系统性 “掌握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是政治学科考生应具备的一种中等层次能力,这是自1999年《考试说明》对政治科新增加的一项能力要求,也是高考政治科命题由“以知识立意向以能力立意为主转变”的主要表现之一。 高考政治命题通过设置新材料、新情景和新问题,把一个新的意境呈现在考生面前,这种新的意境从学科知识的角度分析,可以看出它涉及多方面的知识,具有一定的综合性,要全面地和完整地把握意境中涉及问题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就必须掌握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因此,在构建“教学体系”时,注重知识的系统性相当重要。 需引起注意的是,前高考政治命题处处长蒋超同志曾在湖南的一次政治年会上讲过这样一个比喻:反对挖井,但要挖坑,坑要广。在当前,政治科高考已不再注重考查知识的覆盖面,更重“主干知识”的考查,因此在构建“教学体系”时,一定要慎重处理“深度”与“广度”的问题,要真正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4、常识性 我们只能在常识的水平上进行最基本的理论教育。一定要因人而异、因材施教,不能搞成人化教育,更不能故弄玄虚,使学生如“何仙姑回娘家——云里来雾里去”。总之,把自己对“本义体系”的研究和现行“教材体系”、“考纲体系”的思考有机结合起来构建自己的“教学体系”,可能是我们对“体系问题”困惑的积极回应。这样做无疑是困难的,但也不是做不到的! 政治小论文:政治礼度下的审美诉求 摘要:在董仲舒思想中,审美是巩固汉帝国政治制度的一种手段。这意味着董仲舒美学思想的核心问题不再是美和丑的审美判断的问题,而是政治生活的正当与否的问题。对董仲舒美学思想的评价应该摆脱审美和现实的二元对立的标准,以更宽广的视野注意董仲舒在美学史上的重要性。 关键词:审美; 政治制度; 董仲舒 董仲舒在贤良对策中说:“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其所守。”[1]董仲舒希望建立法度明确的社会,使民知其所从。那么,在这种充满制度感的大一统政治理念中,什么构成了董仲舒美学思想的核心问题? 一 汉初几十年,一切法制都沿袭秦之旧制,因此汉室初时并无自己的制度文物。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公羊学家大谈“改制更化”,正是要在制度文物的确立上证明汉室受命于天的合法性。因此,董仲舒是先从制度文物的确立来证成儒家成圣的理念的,这一观点延续了荀子隆“礼”和公羊学重“治”的思路,而与唐代韩愈的道统观殊异。 董仲舒的愿望是建立一套稳固的政治制度,通过制度使各种权力得到安置和平衡,使社会秩序得到有效的保障,因此在《春秋繁露》中,我们可以看到董仲舒对各种“制度”的强调,比如在《服制》篇中他说:“饮食有量,衣服有制,宫室有度,畜产人徒有数,舟车甲器有禁。”[2]就是说,饮食、衣服、房屋、家畜、仆役、车船、器具等等都要有一定的规格制度,不可违背;在《三代改制质文》中他说:“顺数五而相复,礼乐各以其法,象其宜;顺数四而相复,咸作国号,迁宫邑,易官名,制礼作乐。”[2]就是说,要按照五行的法则制定适宜的礼乐,要按照商、夏、质、文的顺序订立国号、迁徙都城、改变官名、制作礼乐;在《官制象天》中他说:“吾闻圣王所取仪,法天之大经,三起而成,四转而终,官制亦然者,此其仪与?”[2]就是说,官制应当效法天数,使两者一一对应起来;在《度制》篇中他说:“故明圣者象天所为,为制度,使诸有大奉禄亦皆不得兼小利,与民争利业,乃天理也。”[2]董仲舒在这里说明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的方法在于制作一套制度;《爵国》一篇则继续论述了官制、军制和井田制。从上述内容来看,董仲舒要把汉代的礼乐文化、政治文化、军事文化乃至日常生活中的诸多事宜都形成一定的规章制度,以获得统一、稳固的社会秩序。 何为制?董仲舒说:“器从名、地从主人之谓制。权之端焉,不可不察也。夫权虽反经,亦必在可以然之域。……故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谓之大德,大德无逾闲者,谓正经。”[2]所谓“制”,在董仲舒看来就是事物要合乎其名份,因此每一事物都有其“可以然之域”和“不可以然之域”。他所构想的制度社会虽然不否认权变,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其权变之端,逾越了这一权变的界限则被视为“反经”的异端。德国学者海因里希·迈尔认为,在政治领域中:“关于‘什么是正确的’的争论乃是根本的争论,‘我应如何生活?’乃是人的首要问题。”[3]这一看法同样适用于董仲舒的政治思想,董仲舒希望建立法度可明的社会,正是为了在社会范围内确立“什么是正确的”以及“应如何生活”。 海因里希·迈尔在阐述哲学的政治转向时说:“哲学的期待和哲人的判断本身也应该受到检查,这不得不在与政治的对峙中方可实施。诸如‘崇高’、‘高尚’或者‘美’的观念,虽然属于哲学领域,但对它们的哲学探究,必须得考虑到它们对哲人居于其中但却力图超越之的政治共同体里的政治、道德和宗教意见的依赖。”[4]正是在此前提下,我们思考董仲舒美学思想的核心问题,因为审美活动在他构想的政治礼度中需要接受“正经”与“反经”、“可以然”与“不可以然”的检查,因此脱离政治礼度所设的可以然之域就无法真正触摸董仲舒美学思想的核心问题。 二 如上所述,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公羊学以建立汉代的制度文物为主要目的。大体说来,董仲舒所构想的汉代政制主要以天人感应的形上依据、性未善的人性依据和经学诠释的儒典依据为其根据。这三个方面实际上构成了董仲舒美学思想的“可以然之域”,细加探讨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董仲舒美学思想的核心问题。 首先,天人感应的形上依据。董仲舒确立了君权神授的原则,他认为王者所受命之天带有人格神的意味,如《春秋繁露·郊语》篇说:“天者,百神之大君也。”[2]但为了防止君权过度膨胀,他也吸收了灾异遣告的思想,《春秋繁露·同类相动》云:“故气同则会,声比则应,其验皦然也。试调琴瑟而错之,鼓其宫则他宫应之,鼓其商而他商应之,五音比而自鸣,非有神,其数然也。……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物故以类相召也。……美恶皆有从来,以为命,莫知其处所。”[2]董仲舒吸收灾异遣告的思想主要是为了借助自然界中出现的灾异事件对权力起到制衡的作用,使天子能有所畏惧而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但是,这种思想主要是一种同类相动的自然主义思想,这就和他强调君权神授的天命观有了矛盾。一方面,他要为社会确立人为的规则和制度;另一方面,他又希望证明这种人为的设计是符合自然的。所以,在谈到琴瑟自鸣的现象时,他认为这是“非有神,其数然也”,这是同类相动的自然原理;但很快他又把这种原理运用到了社会现象上面,认为“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但帝王之所以能兴起,关键的是他能够施行仁德。这样,一个原本是解答自然现象可能性的问题就变成了关于人的行为的价值判断的问题。 董仲舒关于美的看法同样有这种矛盾。在《春秋繁露·天地之行》那里董仲舒说:“天地之行美也。”[2]《循天之道》篇也说:“然则天地之美恶,在两和之处,二中之所来归而遂其为也。”[2]这里他是用阴阳五行的自然原理解释天地之美。然而,在《官制象天》中他说:“天以四时之选与十二节相和而成岁,王以四位之选与十二相砥砺而致极,道必极于其所至,然后能得天地之美也。”[2]董仲舒所说的天地之美在这里就变成了社会人事的和谐有序。自然主义的天地之美本无所谓正确与否的问题,因为自然的运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在社会人事的天地之美中就有了正确与否的问题,因为人的行为是可以进行价值判断的。可见,正是因为董仲舒把审美活动引入了政治制度领域,它才有了审美的合法性的问题,对于董仲舒而言,合乎“正经”的美是那种能够嵌入汉帝国的制度设计并保证这一制度合理运作的美。 其次,性未善的人性依据。性善、性恶在孟子和荀子那里有了明确区分。孟子认为人之于善,犹水之就下,乃人的本性。但是,孟子把向善归之于人的本性却有可能使人失去外在的约束力,因为既然于本性上说人人皆是尧舜,那么只要由着自身的本性而行,所为就是仁义之事,外在的礼乐教化就形同虚设了。这一理论为荀子所不能接受,他认为人性本恶,而礼、义则是后天学习中掌握的,因此,“无伪则性不能自美”。[5] 董仲舒在这个问题上吸收了孟子和荀子的看法。他说:“性如茧如卵,卵待覆而为雏,茧待缫而为丝,性待教而为善。此之谓真天。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2]董仲舒认为没有天生的善,只有天生的善质,善质经过王道教化之后才能成为善,“循三 纲五纪,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乃可谓善。”[2]董仲舒和荀子一样把善的实现放在社会制度的建设中,因此,不存在不需后天修饰的纯粹的美,他说:“臣闻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生,故不齐也。”[1]与孟子和荀子的人性论相比,董仲舒显然更强调审美活动必须落实在社会制度的层面。 第三,经学诠释的儒典依据。董仲舒所要建立的理想社会是以天意为其核心的,但天意难晓,必需要有法典性的文献为实际的政治实践提供凭据。董仲舒说:“臣闻制度文采玄黄之饰,所以明尊卑,异贵贱,而劝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然则宫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则不逊,俭则固’,俭非圣人之中制也。臣闻良玉不瑑,资质润美,不待刻瑑,此亡异于达巷党人不学而自知也。然则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学,不成其德。”[1]董仲舒这里用《春秋》的记载来为制度文采玄黄之饰提供依据,并进而推出玉不瑑而不成文章的美学原则。这说明,在董仲舒的思想中儒家经典的支持构成了审美活动的合法性依据之一。 以上三者构成了董仲舒美学思想的“可以然之域”,脱离这几个前提条件的审美活动是不被董仲舒所构建的大一统帝国所允许的。因此,董仲舒的美学思想带有强烈的规范生活的意味,这种倾向在他的礼乐美学思想中最为明显。 在关于礼乐的论述中,董仲舒颇为强调礼和乐的制作顺序,他说:“制为应天改之,乐为应人作之。彼之所授命者,必民之所同乐也。是故大改制于初,所以明天命也。更作乐于终,所以见天功也。缘天下之所新乐而为之文曲,且以和政,且以兴德。天下未遍合和,王者不虚作乐。”[2]董氏认为作乐必须在改制之后,天下制度未备,王者是不随便制作音乐的。这一观点所隐含的深刻意义需要在和孟子、荀子的礼乐观相比较之后才能比较清晰的体现出来。荀子关于礼乐的看法最重要的就是“乐合同,礼别异”,[5]即礼的社会作用在于区分,而音乐的社会作用在于整合。我们要注意把荀子所说的“乐合同”与孟子说的“与民同乐”区分开来。孟子的“与民同乐”虽然也是强调音乐的整合功能,但孟子主张人人皆可为尧舜,这就暗示着“与民同乐”的社会最终可能取消等级的存在。但是,荀子却非常强调社会的等级区分,因此,他说的“乐合同”是以“礼别异”为前提条件的,即音乐的整合功能必须建立在社会群体的等级区分基础上,“乐合同”发挥的整合功能不但不是取消社会的等级区分,反而是要使社会群体更乐于接受这一等级区分。董仲舒的礼乐观显然更接近荀子,他认为社会制度周全时才需要制作音乐,这样音乐就可以发挥“和政兴德”的作用了。可见,董仲舒把荀子注重社会区分的礼乐观又向前推进一步,他提出先礼后乐的看法进一步从制度层面保证了音乐对大一统王国的巩固。 从董仲舒关于文采服制的观点可以更清晰地发现他是以政治制度作为审美的前提的。他说:“凡衣裳之生也,为盖形暖身也。然而染五采、饰文章者,非以为益肌肤血气之情也,将以贵贵尊贤,而明别上下之伦,使教亟行,使化易成,为治为之也。若去其度制,使人人从其欲,快其意,以逐无穷,是大乱人伦,而靡斯财用也。失文采所遂生之意矣。上下之伦不别,其势不能相治,故苦乱也;嗜欲之物无限,其数不能相足,故苦贫也。今欲以乱为治,以贫为富,非反之制度不可。”[2]董仲舒认为审美是为了更好地辨明上下等级秩序,这才是“文采所遂生之意”,因此,要使祸乱得到治理,非得恢复制度不可。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发现,审美能力在董仲舒的思想中并非简单的个体技能或情性的体现,而是一种社会规范力量。在董仲舒构想的帝国等级制度中,那些能够辨明上下人伦的审美活动(“染五采、饰文章”)被指定为合法的(“文采所遂生之意”);而那些不能辨别上下之伦的审美现象则被斥为人心之“欲”。 三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董仲舒美学思想的核心问题已经不再是美和丑的审美判断的问题,而是政治生活的正当与否的问题。董仲舒有很丰富的美学思想,但关键的是在他那里审美并没有独立性,审美要依附于整个帝国的政治制度的建构,成为指导、规范人们生活的标准。这点和希腊柏拉图的美学思想十分相似,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说:“荷马确是最高明的诗人和第一个悲剧家。但是你自己应当知道,实际上我们是只许可歌颂神明的赞美好人的颂诗进入我们城邦的。如果你越过了这个界限,放进了甜蜜的抒情诗和史诗,那时快乐和痛苦就要代替公认为至善之道的法律和理性原则成为你们的统治者了。”[6]这就说明,出于政治制度的考虑,诗歌此时已经有了划分:对城邦有益的诗歌和对城邦有害的诗歌。这种划分并不在于诗歌本身的审美价值,而在于它是否从属于苏格拉底所设定的良好政治。按照他的看法,荷马并不能为城邦居民提供“正确”的知识和良善的生活。柏拉图显然没有考虑诗艺本身的独立价值问题,对于一种独立于政治的诗艺而言,美和丑的审美判断或许才是其根本的问题,但出于政治制度的考虑,诗歌就有了好坏之分。 由此可见,董仲舒将儒家重政教的美学思想发挥到了极端,甚至将一些美学原则形成了规范性的制度。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董仲舒在大多时候忽视了一些重要的审美规律,比如他只看到音乐有“和政兴德”的作用,只看到衣裳服饰有辨别人伦的作用,却把音乐和服饰“益肌肤血气之情”的作用看成是“欲”。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董仲舒在中国美学史上一直是个被人忽视的边缘性人物,因为在董仲舒那里我们找不到太多重视审美自身规律的思想,审美在他那里首先是作为巩固帝国统一的工具而存在的。那么,该如何理解董仲舒在美学史上的位置?如果仅从审美自律的观点出发,董仲舒的美学思想确实太过功利,这也是我们现在大多数人的看法。董仲舒的美学思想重社会、重制度、重现实、重目的,与我们一般理解的审美重个人、重个性、重理想、重情感有着很不一样的面貌。在后者看来,董仲舒并没有正视审美自身的独立性。但问题在于,审美是否有绝对的独立性,即审美是否能够真正脱离特定的政治、经济和历史文化背景而成为超历史超现实的标准?从18世纪以来,审美无功利的观点已经在美学领域占了主导的地位,这容易让人在审美和无功利之间划上等号,把无功利视为审美自身的规定性,并最终以二元对立的视角看待审美和现实。这种观点的极端表达就是把审美看成一个独立自足的世界,看成是和现实世界相对立的理想境域。这种观点一经形成,便具有了某种霸权的意味,那些注重现实功利性的美学观念被视为拙劣的、未触及审美本质特征的观念,而那些注重审美自律的美学观念则被视为重要的、抓住审美本质的观念。美学史的写作在很多时候就是按照这种期待视野而编排的。 总之,审美现象本身就是在历史和社会现实中产生的,因而并不存在一个超历史和超社会现实的标准。审美始终是和特定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纠结在一起的,它并不具备绝对的独立性。这就是说,我们要摆脱那种审美和现实的二元对立的观念,以一种更宽广的视野看待审美现象。无功利性和功利性实际上都是审美的特征,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二者只有偏重,而不能偏无,两者的结合才形成了现实世界中的审美现象。以这种视野审视董仲舒的美学思想,我们就能重新发现董仲舒在美学史上的重要意义,正如极端强调审美自律性的美学家一样,董仲舒从另外一个极端论述了审美的价值和限度,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对中国美学有一个全面的理解。 政治小论文:国际政治学主流学派的国际民主逻辑 在国际政治学中,“民主”仍然是一个新课题,但随着实践中国际间交往的大发展,国际民主的诉求日渐高涨。理论上,各主流学派对国际民主少有论证,但我们却不难发现其对国际民主“潜藏”的态度、诉求与“价值偏好”。本文旨在对国际民主进行学理层面的探讨,并不着重研究实践中的所谓“程序民主”问题。事实上,由于缺乏统一的主权上位,相对完善的程序层面的国际民主还很不成熟,它更多的是以民主价值“片段”的形式渗透在具体的国际事务和交往中。因此,本文将国际民主定义为一系列符合民主基本规范的价值原则,是一种“社会事实”或“社会存在”。相较于国内民主,国际民主的内涵与外延都更加丰富、宽泛。主权国家、非国家行为体、个人都是国际民主的价值载体,主权的独立与平等、国家间的合作与妥协、非国家行为体的参与和协调以及人的基本权利等都可以看作是国际民主的价值体现。 一、自由主义逻辑与国际民主 国际政治学发轫于自由主义,但其最兴盛的学派是现实主义。尽管越来越受到挑战,但可以说直到今天,现实主义依然保有其“超主流学派”的地位。对人性的悲观、对权力的争夺、对相对利益的追逐、历史的循环论判断是现实主义坚硬的理论内核。分析其理论逻辑,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现实主义否认国际民主的存在。作为“超主流学派”的现实主义是国际政治理论中、特别是现实中的主导话语,以至于在英语国家中流行“权力政治乃口语中的国际政治”的说法。[1]但要更全面理解国际政治、更准确地研究国际民主问题,我们还需要看看硬币的另一面。 与现实主义不同,自由主义对国际民主持乐观的态度,从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以及其中各主要派别的思想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一点。 和平是国际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国际民主的基本前提,可以说自由主义对国际和平以及对国际体系持续进步性的信心从来没有动摇过,相互依赖自由主义、制度自由主义、共和自由主义从不同的角度(经济、制度、政体)进行研究,对于国际和平得出了殊途同归的结论。实际上,各派别在理论上对国际民主问题也都给出了自己的证明,只不过没有明确提及而已。相互依赖理论对权力(非对称相互依赖产生权力)的重新发现,使人们能够重新认识国际政治中的权力关系,小国(在某种情况下)亦可以形成对大国的权力优势,大国与小国之间在获得权力优势的机会上的相对平等得到了初步证明。全球化时代,“复合相互依赖”模型的提出更是全面否定了现实主义的基本假设,说明了在存在多元行为主体的世界中,经济等“低级政治”领域的国际互动越来越重要,军事的作用正在不断地减弱,各种非主权行为主体(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间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的治理作用日益凸显,世界事务中,更加广泛的参与和协调成为可能。“复合相互依赖”进一步弱化了现实主义权力、等级的话语,彰显了国际民主中平等、协调、参与的重要意义。[2]制度自由主义发现了无政府体系中的“市场失灵”现象,国家之间无法达成合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并非由于现实主义所谓的国家对相对收益的计较和对权力的欲望。而国际制度能够帮助国家解决这种由于信息缺失造成的困境,使各国之间互动的交易成本降低,让国际合作成为可能。相互联结的制度网络能够有效地制约国家特别是大国的“犯规行为”,实际上起到了保障中小国家权利的作用。共和自由主义最直接地探讨了民主问题,民主和平论集中地代表了其理论研究成果。尽管民主和平论着重于讨论国内民主体制与国际和平的问题,但其对民主的信仰、对民主价值的阐释却同样适用于国际领域。民主和平研究存在三个分析层次:单向国家层次(monadic)、双向互动层次(dyadic)和国际体系层次(systemic)。单向国家层次主要研究民主政体是否更具有和平性质;双向互动层次主要专注于文化层面的研究,认为民主国家比专制国家更容易满足现状;国际体系层次的研究是最新的发展,理论逻辑尚不清晰,但全球层次的民主与体系冲突之间的关系是其研究的基本问题。[3]虽然民主和平论是关于民主政体与国际和平之间关系的还原主义研究,但它认为国家内部民主的政治文化、行事原则、思考逻辑会不断地渗透到体系层次中去,并通过国家之间的交往不断地内化于其中。 另外,自由主义开始逐步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国际机制之所以改变,不是因为国家所宣称的客观利益发生了转移,或是由于权力分配的更动,亦非政府面临的制度化条件发生了改变,而是由于人们利益观念的改变——即由于行为者的学习所造成的。”[4]通过“学习”,国家能够对协调、合作等国际民主价值形成比较明确的认知,营造更加浓厚的国际民主环境。然而,自由主义所说的“学习”只是温特所谓的“简单的因果作用”。要发现国际社会的变化,更全面地看待国际民主的现在与未来,我们还需要建构主义的帮忙。 二、建构主义逻辑与国际民主 在建构主义的理论中,“观念”具有第一性,这样,“人”的位置就被极大地凸显了出来。在有人生存的世界上,不仅物质层面深深地印上了人类活动的烙印,而且整个世界也因人的存在而有“意义”,这并不是否定物质的客观实在性,但是,如果形容物质世界是一张“黑白素描画”的话,那么,正是观念、文化为它涂上了“油彩”。在温特的主流建构主义理论中,“国家也是人”,诸个人的共有知识或者说文化再造了国家作为“法人”或“团体自我”的观念,因此,国家某种意义上也带有身份、利益、意图等人的特征。[5]在建构主义的世界中,人和国家不再是主流理论(理性主义主流理论)所描述的物质的傀儡,而是自己行为的主人;物欲“横行”的世界是决定论意义的,而观念的意义是给人们带来了变革的希望。现实主义看不到变化的可能,它认为“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这样,现实主义研究的就不再是真实的“规律”,而是在推导一套“应然”的结论。温特在说明“我们今天认为是国际政治‘常识’的内容”时写道:“某种类型的国家是国际体系中的主导行为体,这些行为体是利己的个体,因此国际体系部分地是一个自助体系;但是国家也相互承认主权,所以国家之间是竞争对手,不是敌人,国家有维持现状的趋向,这使他们约束自己的行为,在受到外来威胁时寻求合作,因此体系部分地也是一个助人体系,这与霍布斯面临灭顶之灾式的自助逻辑有着根本不同。”[6]在建构主义论证中,我们看到了一幅国际民主发展的图景,各国从相互厮杀的恐惧中认识到了独立、宽容、合作、互助等国际民主价值的重要性,在不断的交往实践中,民主文化规范能够成为另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随着交往频度的提高、时间的持续,国际民主价值的内化程度也会增加,当越过温特所谓的“倾斜点”时,国际民主文化则会有质的提升,国际民主的价值内涵也会显得更加丰富、具体。 三、英国学派逻辑与国际民主 英国学派是国际政治学理论中最具“多元主义”特质的一个流派,在英国学派的理论中,我们能够看到多种思想传统对它的影响。马丁·怀特总结出了国际理论研究的“3R”传统(现实主义、理性主义、革命主义),他认为单靠三种传统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足以理解国际政治学,只有把这三种都一并用上才足以理解它。[7]英国学派尽力避免在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中间“选边站队”,而是辟出了一条“中间路线”。这并不是说英国学派是各流派之间妥协的产物或是一个不同理论的“大拼盘”,英国学派有其独特的研究视角与领域,它把由国家组成的世界看作是一个“社会”, 我们从其论述中能够感知英国学派对国际民主价值潜藏的态度。 与英国学派理论内涵的多元性相一致,其在国际民主问题上的态度也同样呈现多元(矛盾或模糊)的特点。英国学派承认国际体系的特点是持续的无政府状态,但它更愿意把国际体系看作是一个无政府社会,其中存在着把各自独立的国家粘合成一个社会的各种共同价值,“秩序”与“正义”就是英国学派较为关注的两个内容。赫德利·布尔认为,“国际秩序就是追求国家社会或国际社会的基本或主要目标的行为格局”,这些基本目标包括:维持国家体系和国际社会本身的生存;维护国家的独立或外部主权;维护和平;限制暴力的使用;条约必须遵守;国家相互承认彼此的主权。[8]他认为国际社会一直存在于现代国际体系中,因为维系秩序的共同因素一直在起作用,包括:共同利益观、规定行为模式的规则以及使这些规则发挥效力的主权国家。可以看出,英国学派认为国际制度(特别是宏观的宪法性国际制度,如主权制度)、规则、共同利益能够规约国家的行为并使国家尊重彼此的主权权利从而促进合作、达成协调(妥协)、规约战争、维护和平,这是秩序格局的基本要求;国家的独立、自主等建立在秩序格局之上的目标更是体现了国际正义的价值要求。从这方面看国际民主作为一种价值规范与英国学派的理论内涵是相融的。然而,英国学派对秩序格局的维护还有另一层理解,即强调大国的责任与战争的作用。在英国学派看来,秩序具有本体论地位,它是国际社会的首要价值,是为实现国际社会的基本目标服务的,[9]大国之间的均势以及均势政策(包括战争),是国际社会追求秩序目标的重要制度或准制度。这样,小国的主权权利与合法利益荡然无存,强者统治的秩序不是将正义踩在脚下,就是披上了正义的外衣。在这里,英国学派接受了现实主义的逻辑,国际民主更是无从谈起。这与前面分析的英国学派和国际民主的高度相融性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体现了英国学派矛盾、模糊的一面。对于秩序与正义关系这个根本问题,英国学派的早期观点相对一致,大致都认为它们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但秩序在一般情况下或是在与正义相抵触的情况下具有优先价值。然而从文森特开始,英国学派在涉及到人权的国际干涉问题上表现出与自由派国际主义合流的趋势。[10]英国学派的一些新生代学者认为个人的权利、人际之间的平等具有更基础的意义,世界正义应该优先于国际秩序,[11]这种思想在某种意义上颠覆了学派前辈对秩序与正义的理解。也许在这些新生论家看来,世界主义民主或超主权意义上的国际民主在价值排序上也应该高于国际政治民主,“人权高于主权”代表了这样一种思考。应该说在英国学派内部就秩序与正义的关系并没有达成一致,因此在此问题上引申出来的对国际民主的价值定位也比较暧昧和模糊。 四、国际民主:不同侧重与共同呼声 通过对国际政治学几个主要学派理论逻辑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其对国际民主潜藏的态度(或反对、或支持),以及几个学派对国际民主内含的基本价值的各自定位。 作为超主流学派的现实主义并不是国际政治学的“谛始者”,它是在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冷战)的大背景下,通过批判经典自由主义(理想主义)的乌托邦倾向而逐步在学界、政界、坊间获得“当家”地位的。现实主义对人性的看衰、对权力的执迷、对相对利益的计较、对历史的悲观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自由主义经过痛苦地转型,破“茧”成蝶;而现实主义对“历史经验”的“洞见”在新的时代似乎正在转变为应然的“说教”,现实主义固守着其“绝对的”真理作“茧”自缚。新的自由主义对现实主义的批判更加切中时代的“现实”,人类新的交往实践证明了自由主义超越现实主义的时代“兼容性”,自由主义理论中暗含的国际民主的价值就是此种“兼容性”的明证。自由主义对现实主义针锋相对的批判可谓切中要害,对权力政治以及相对利益的反对、对相互依赖事实的判断、对多元行为主体的重视以及对制度作用的信仰彰显了独立、平等、协调、合作等国际民主价值。此外,自由主义的历史观(人类正走向和平、合作)也暗含了其对国际民主的信心。 回溯国际政治学的发展历史,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争论以及后来的部分“趋同”构成了整个学科成长的“轴线”。某种意义上讲,其他学派或理论正是比照着这条轴线,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审视这条轴线中存在的“缺失与弧度”,试图提出自己的方案来“补充和修正”它。现实主义在世界政治问题上的消极看法与“偏执”,从积极的层面看,却激发了其他学派的研究兴趣。除现实主义外,国际政治学其他主要学派(自由主义、建构主义、英国学派)尽管在国际民主的多元价值中各有侧重,但在理论上均显现出了对“国际民主”的诉求与呼声。但需要指出的是,各个学派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被宏观的学派标签掩盖的是具体的分歧。 国际政治学的主要学派或是某一学派内部对国际民主亦存在着不同的判断或期许。建构主义倾向于说明“观念”对历史的创造作用,建构主义语境下的国际民主是主权国家间的“国际关系民主”。自由主义相互依赖理论强调了非国家行为体(特别是国际组织)的作用,打破了国家垄断国际事务的霸权,超主权国家意义上的国际民主初露端倪。而其后由罗伯特?基欧汉领衔的制度自由主义向现实主义基本假设的妥协使其又退回到了“国家中心主义”的窠臼,自由主义语境下的国际民主似乎也很难逃脱现实主义的“古老诅咒”。然而,新的现实催生了新的理论,新的理论对现实又有着规范性的期许,自由主义全球治理研究的兴起“异化”出了更高形式的国际民主价值——多元、多层的行为主体载荷的国际民主。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被共有价值、共享文化“粘合”在一起,要获得国际社会的成员资格就需要维护并追求“秩序”与“正义”的基本价值。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二者的排位模式,如果是“秩序大于正义”的排位,那么大国间的均势、小国利益的牺牲以及战争的平衡作用就成为了第一考虑,这简直是现实主义式的梦魇;如果是“秩序等于正义”的模式,则大国的“协调责任”得到强调,同时主权国家(特别是小国)的权利得到尊重,这是较为贴近晚近经验现实的国际政治民主形式(价值);而在“正义大于秩序”的模式中,主权权利同样受到重视,但秩序不能建立在主权对国内混乱、贫弱的掩盖以及对国内“正义”的压制的基础之上,国际社会成员的“社会(国际)责任”以及公民个人的“天赋人权”被凸显了出来。在全球化的今天,主权的合法性越来越来源于国家对内的权责与对外的担当。主权制度的相对软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历史大势,弱化主权制度的国际民主需要得到肯定。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也看到了在不同的理论逻辑下各学派关于国际民主的“暗中较量”。在层次或外延上,各学派对国际民主的形式有诉求、有侧重;在规范、内涵上,其在国际民主的多元价值上有重叠、有纷争。重叠与诉求是各主流学派国际民主逻辑的“最大公约数”;侧重与纷争则源于各学派对现实世界的不同角度期许与领悟,但这些都传达了同样一个信息——对国际民主的共同呼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