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梳理欧美文学中基督教伦理价值观形成根源的基础上，阐释了基督教伦理价值观的形态，为欧美文学宗教伦理的教育问题提出了方法，以期为学生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尽绵薄之力。外国文学课程作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必修课程，其教学目标在于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使其了解世界各民族所取得的文学、文化成就，并在此基础上能够更加理性地看待中国文学与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重建自身的民族身份，提升自身的审美情趣和人文素养。但是由于中外文化的差异性，再加上学生理解能力有限，不可避免地会对外国文学文本产生误读，这显然会对处于价值观形成时期的大学生产生不良影响。因而，笔者认为在外国文学教学过程中，教师不能仅仅只传授客观知识，而应将伦理教育问题放在首要位置，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文主义价值观。 一、欧美文学与希伯来·基督教传统 外国文学课程主要分为欧美卷和亚非卷两个部分，但由于受教学学时数所限，教师往往将教学重点放在了欧美文学部分。“欧美文学的历史源出于两个主要的文化背景或传统，也就是希腊·罗马的古典传统和希伯来·基督教的中世纪传统。”［１］２１前者张扬自我，肯定理性，注重世俗生活和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后者寻求道德的自律，强调人的灵性，注重对个体超越性的追求；前者称之为人本主义，后者称之为神本主义。两者相互交织，形成了欧美文学中伦理价值的底色。对于古希腊·罗马传统中所延续渗透的伦理价值体系，由于的宣扬以及全球化语境的浸润，国人对之较为熟悉，当代大学生更是以张扬个性、追求个体价值为自我标榜。而对于希伯来·基督教传统的伦理价值体系，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受儒家文化伦理价值的熏陶，以及中西政治语境的差异性，从而使国人对于基督教文化传统较易产生隔阂感。然而不可忽视的是，正如艾略特所说：“我们的艺术正是形成于和发展于基督教中……我们的一切思想也正是由于有了基督教的背景才具有了意义。一个欧洲人可以不相信基督教信念的真实性，然而他的言谈举止却都逃不出基督教文化的传统，并且必须依赖于那种文化才有其意义。只有基督教文化，才能造就伏尔泰和尼采。”［２］２０５由此可见，希伯来·基督教文化传统是打开欧美文化大门的一把重要的钥匙。而这一文化传统在文学中的表现，则体现在审美价值和伦理价值两个方面。聂珍钊教授认为：“文学经典的价值在于其伦理价值，其艺术审美只是其伦理价值的一种延伸，或是实现其伦理价值的形式或途径。”［３］因而探讨欧美文学作品中所面临的伦理问题，才是文学研究的根本。大学教师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面对价值观形成时期的大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进行伦理价值教育引导同样非常重要。如前所述，由于中西文化和政治语境的差异性，当代大学生对于欧美文学作品中所渗透的基督教伦理价值无法理解，往往断章取义，导致误读，进而影响其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因而，梳理和阐释欧美文学作品中存在的基督教伦理层次，探究学生在各层次可能存在的误读，引导学生对作品的内涵进行正确的解读，对于当代大学生伦理价值观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欧美文学教学与基督教伦理价值辨析 基督教伦理是以圣经伦理为基础，对人的行为规范进行道德评价和构建的一门学问。主要包含两层关系：一是人与神的关系，二是人与人的关系。其中人与神的关系是基础，人与人的关系则是人神关系在人世间的体现。而欧美文学中的基督教伦理价值的体现便主要在此基础之上展开，因而笔者将以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为基础，梳理欧美文学中的基督教伦理层次，以帮助学生解决在阅读过程中存在的关于基督教伦理问题的困惑。 （一）文本阅读预设前提：人与神关系的断裂 《神曲》中的但丁迷失在昏暗而荒凉的森林；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莱特日夜思考着“生存还是毁灭”问题；《罪与罚》中索尼娅对于苦难的拥抱；艾略特笔下的大地成为荒原，“我们是空洞洞的人……我们头脑中充满了稻草”；《等待戈多》中的戈戈和狄狄了无生趣的无望等待；卡夫卡《审判》中约瑟夫·Ｋ莫名其妙地在３０岁生日那天被叛有罪，等等。这些文学现象对于深受儒家伦理思想影响的国人是难以理解的。儒家伦理以“仁”构建其伦理价值的核心，注重内圣外王，强调生命价值的此世性，“生命感既自足又自予，既自失又自得，个体生命深契大化生命，在有‘大美而不言’的自足自逸的快乐境界中悠然独化”［４］１４５。显然，在儒家文化中并没有一个超越世俗世界的永恒他者的存在，因而对于西方文学中莫名的罪感、虚无感和漂泊感无法理解是十分自然的事情，进而产生理解的偏差，或者根本不知如何解读。而西方文学中这一切思想之根源，便在于人与神关系的断裂。根据《圣经》记载，上帝将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安置于伊甸园之中，并叮咛他们：“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人类经受不住蛇的诱惑，违背了上帝旨意，从此被上帝遗弃，与上帝的关系断裂，像一叶浮萍在苍凉的大地上无根地漂泊，进而感受到生命的卑鄙与堕落，恐惧与虚无。基督教教义中，称之为“原罪”，这是西方罪感文化产生的根基。如此便可理解卡夫卡作品《审判》中的约瑟夫·Ｋ为什么莫名被捕。作为一位具有宗教情怀的作家，卡夫卡作品中自然会反映出其对宗教原罪伦理问题的思考。约瑟夫·Ｋ在莫名其妙地被宣判有罪之后，他无法相信一个奉公守法的银行经理为何会被宣判有罪，于是，他一直试图通过理性来为自己辩护，通过女人与莫名其妙的法院建立联系。但是最终的结果是，约瑟夫·Ｋ在审判过程中的辩护日益苍白，越来越体会到个体生命的虚弱无力，自主选择像狗一样地死去。罪、理性与女人是《圣经》中的关键词源，卡夫卡通过《审判》表达了他对于原罪的思考。通过细读文本，我们可以发现卡夫卡认为约瑟夫·Ｋ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罪的状态，即理性之罪和沉沦之罪。《圣经》中，亚当和夏娃罪的产生在于人类的自由意志，希望获得理性，取代上帝。约瑟夫·Ｋ在世俗的生存伦理中，依靠理性获得存在的根基，而这恰是人类堕落的根源。在审讯过程中，随着约瑟夫·Ｋ理性话语的逐渐减少，表明约瑟夫·Ｋ越来越意识到人类理性的有限性，进而才有可能产生灵魂的恐惧和颤栗，从而接近永恒。而这也正是卡夫卡对于人类理性的嘲笑。而约瑟夫·Ｋ的罪之二便是在审讯过程中，希望通过与女性的肉体沉沦来寻求与法院的联系，但同样是徒劳的，从而陷入绝望。这一点则隐射了亚当对于夏娃的沉沦，而放弃了对上帝的信仰。显然，《审判》中约瑟夫·Ｋ的“罪”的背景正是建立在基督教“原罪”伦理基础之上的，否则学生根本无法深入了解卡夫卡作品中无处不在的罪感体验。以此类推，学生在了解了人类的“原罪”状态之后，便能够理解艾略特的《荒原》、贝克特的《等待戈多》、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等一系列欧美文学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人的荒诞、虚空、堕落和漂浮等状态，那正是一种与超自然的神的关系断裂的无根之痛。罪之沉沦不仅使人类感受到生命中的有限性和无根状态，但是同时也促使人类渴望与上帝重新建立联系，寻找生命中的无限与永恒，实现灵魂上的超越，基督教教义中称之为救赎。其关注的是沉沦中的人们如何在世俗生活之中获得上帝的拯救，进而衍生出一系列基督教伦理思想。 （二）文本阅读中宗教伦理问题梳理 如上文所述，基督教文化中以原罪论作为根基，以救赎思想为线索，建构起了西方世界中的基督教伦理价值观，并产生深远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欧美经典文学作品，其成就就不仅仅是满足于反映社会历史现实，而是在于刻画人类灵魂的深处，使灵魂感受到颤栗，最终获得拯救的可能。那么经典文学作品中的基督教伦理价值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呢？学生往往会产生何种误读？ １“人之罪性”所衍生的伦理规范帕斯卡尔在《思想录》中写道：“我们整个的基础破裂了，大地裂为深渊。”［５］３３人类一方面忍受着人性中的幽暗带来的苦难和罪恶，另一方面又渴望通过忏悔和谦卑，来实现与彼岸的连接。因而，在基督教伦理中，忏悔、谦卑和顺从被认为是美好的道德规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中，描写了坚信超人理论的穷大学生拉斯科尔尼科夫在犯了杀人罪之后内心的孤独和恐惧，并在基督徒索尼娅的感化之下内心忏悔，最终投案自首，获得了心灵的皈依。在课堂讨论中，笔者发现，学生往往会对索尼娅得知拉斯科尔尼科夫是杀人犯时没有感到吃惊，反而觉得他可怜而惊讶；对索尼娅面对苦难时的顺从感到不解。因此，学生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深层的创作思想无法把握。但是当学生了解了基督教伦理中原罪说之后，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上文已分析指出，人类由于和上帝关系的断裂，自出生时起便背负原罪，进而导致人与人之间、人与自我之间关系的偏离，产生人性之恶，各种苦难从此遍布人间。因而索尼娅面对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犯罪，并没有觉得他是一个坏人，而是一个被上帝抛弃的可怜的罪人；索尼娅面对苦难，她并不是起来反抗，而是拥抱苦难，希望通过苦难获得最终的救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显然是通过《罪与罚》来表达他的基督教伦理价值观，并抒写了其对于理性的思考。他认为面对生活中的苦难和罪恶，人类不能通过理性和暴力获得最终的拯救，而是应该通过自我的忏悔和自省，建立与上帝的联系，最终获得心灵的皈依。以人之罪性为原点，欧美作家作品中常常表现出对于人类之罪的思考，并希望通过忏悔、自省和受难来实现灵魂的自我救赎，如《红字》中的丁梅斯代尔，《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等，都在自觉人性之罪后，进行忏悔，选择皈依上帝。教师在授课中，在对文本中所渗透的基督教伦理思想进行解读时，更为重要的是要对学生进行积极引导，以契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对其中的人的理性的思考、人的内在自省和谦卑等，应予以提倡和赞赏，而对于苦难的顺从以及最终宗教皈依，则应让学生进行批判性思考。 ２“人之救赎”所衍生的伦理规范康德的墓志铭上如此写道：“有两样东西，人们越是经常持久地对之凝神思索，它们就越是使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的惊奇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人类坠入黑暗的深渊，但是仍然渴求暗夜划过的光芒，而连接深渊与星空的桥梁则是人对于上帝之爱的回应，并由此而形成的仁爱、善良、忍耐、节制等伦理规范。但丁的《神曲》中，但丁在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和贝阿特丽齐的带领下游历地狱、炼狱和天堂，最终在天堂与上帝相遇。在授课时，学生往往会采用情境代入法跟随着但丁游历三界。游历地狱时，学生会与中国佛教中的地狱观念进行比对，因而对但丁笔下的地狱描写能够很好地把握，但对于但丁进入天堂之后，有关信、望、爱的思考难以理解，从而无法深入了解但丁创作《神曲》的深层原因。 显然，在本书中，但丁从两个层面探讨了人类如何获得幸福。一方面，通过对历史罪恶的批判，从现实层面探讨了人类的幸福境地，即希望意大利的和平统一，人民安居乐业；另一方面，从宗教伦理层面探讨人类的幸福之路，而对于这一层面学生则不明其存在的意义。在《神曲》中，但丁在维吉尔的带领下清算了人类的七宗罪，即傲慢、妒忌、暴怒、懒惰、贪婪、贪食及色欲。但丁希望人类通过对于罪恶的认识，培养美好的伦理道德，即节制、忍耐、平和、宽容和良善。但是仅仅通过人类自身的美德还不足以使人类实现最终的幸福，但丁认为只有将所有美德指向上帝，才可获得灵魂的超越，因而但丁在结尾处写道：“爱却早已把我的欲望和意愿移转，犹如车轮被均匀地推动，正是这爱推动太阳和其他群星。”［６］４４４而此处的爱则是上帝之爱，它犹如黑夜中的星光指引人类在苍茫大地上前行，而人类对于上帝之爱的世俗回应，正是我们每个人的道德律，即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但丁正是带着上帝之爱，以忏悔和悲悯之心，游历地狱，并最终完成灵魂的超越，获得幸福的境地。可见，神之爱是基督教伦理价值观的根本。在神之爱的关照下，人类通过自身美德的构建最终可以获得个体的超越。学生只有建构起如此基督教伦理的知识背景，才能够去感受欧美文学作品带给读者的精神抚慰，避免产生误读。《双城记》中的卡顿为了所爱之人一家的幸福，自愿走上断头台，临死前说道：“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我现在做的是一桩大好事情，远远胜过我一向所作所为。我现在去的是一处大好归宿，远远胜过我一向所知所解。”［７］４２４－４２５这不正是基督之爱在人间的回响吗？《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最终在孤寂之中选择死亡，他对于家人无私之爱不正与家人的冷漠无情形成了对比？《海的女儿》中的小美人鱼最终为了心爱王子的幸福化为泡沫，却因此而拯救了自己的灵魂；《悲惨世界》中的冉阿让对周围人基督耶稣式的奉献最终让警察沙威陷入伦理的困境，选择自杀……欧美文学中此种不计回报、无差等之爱怎不让人的灵魂颤栗？作为外国文学专业的授课教师，在介绍基督教伦理价值观形成背景的同时，应将上课重点放在人自身美德规范的探讨上，将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民基本道德观相结合，在文本教学中，使学生对仁爱、善良、诚信等伦理价值得到共情，进而培养美好的伦理道德。 三、结语 鲁迅在１９０７年创作的《摩罗诗力说》中曾提到，“盖世界大文，无不能启人生之机，而直语其事实法则，为科学所不能言者”［８］２５４，认为文学“能宣彼妙音，传其灵觉，以美善吾人之性情，崇大吾人之思理”［８］２５２。此文之立意，在于以世界文学之格局，开启民智，振兴民族。一百多年后的今日中国，民族存亡之危机虽已成过往，但在现代处境之下，我们仍然面临着新的生存困境。现代社会的价值多元化和世俗化倾向，虽然为个体生存提供了宽松的生活空间，可是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盛行；道德沦丧，个体私欲膨胀，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在如此之背景下，鲁迅一百年前的呐喊，在今日仍然具有其现实意义。本科高校中，世界文学的教学任务主要由外国文学这门课程来担当，笔者深感外国文学教学中宗教伦理教育问题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当前我国正在大力推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笔者希望外国文学教学中的伦理教育能够在其中尽绵薄之力。 参考文献： ［１］朱维之．圣经文学十二讲［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９． ［２］艾略特．基督教与文化［Ｍ］．杨民生，陈常锦，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 ［３］聂珍钊．文学经典的阅读、阐释和价值发现［Ｊ］．文艺研究，２０１３（５）：３４－４２． ［４］刘小枫．拯救与逍遥［Ｍ］．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１． ［５］帕斯卡尔．思想录［Ｍ］．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 ［６］但丁．神曲·天堂篇［Ｍ］．黄文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５． ［７］狄更斯．双城记［Ｍ］．张玲，张扬，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２０１５． ［８］鲁迅．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１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作者:姜海涛 单位:淮海工学院

社会生活论文:电子商务的发展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摘要] 本文叙述了电子商务给社会生活带来的影响，其中包括电子商务所解决的就业问题，物流对电子商务的需求，电子商务对企业发展的促进作用，电子商务所带来的电子交易，社会的进步需要电子商务，生活的进步也离不开电子商务的发展。 [关键词] 电子商务 物流 电子交易 自动化 信息化 我国正处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现代化过程中。传统工业化的生产方式难以为继，要进一步发展，就要求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走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的发展路子。电子商务非常符合这个发展方向。 所以电子商务的发展对社会生活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就当前来说，在很大程度上它对解决国民经济中的急迫问题有很大的作为。现在我就电子商务对我们的社会生活的影响谈几点。 一、电子商务能解决一定的就业问题 当前，电子商务网站为我国提供了32万个就业岗位，包括企业网站提供的就业机会达110万个，第三方物流和配送行业还会带来上千万人的就业机会。我国一年的劳动力就业缺口在一千三四百万左右，如果电子商务搞得好，一下子就可以解决就业问当前，电子商务网站为我国提供了32万个就业岗位，包括企业网站提供的就业机会达110万个，第三方物流和配送行业还会带来上千万人的就业机会。我国一年的劳动力就业缺口在一千三四百万左右，如果电子商务搞得好，一下子就可以解决就业问据2004年cnnic有关统计推算，全国网站总数为59.56万个，各类网站中，企业网站数的比例最大，占整个网站总体的70.9%，即42万个左右，直接吸纳了大约110万人就业。其次为商业网站，占8.2%。约有4.88万个网站，专门从事电子商务活动，全职员工在10人以上的，占40%以上，约有20万左右人员就业。电子商务网站总共吸纳大约32万人就业。 如果考虑网站以外电子商务及间接带动因素，电子商务吸纳就业的数字还会更高。例如，第三方物流和配送行业带来了上千万人的就业机会，形成了电子商务师、网络营销等新兴职位。就业信息网站和大量人才供需频道都在为供需双方提供更多撮合机会，减少摩擦性失业，促进了人才资源更合理的配置。 二、电子商务发展与物流关系密切 随着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物流在电子商务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物流被看作是电子商务发展的基石.电子商务涉及的信息流、商流、资金流和物流四个基本要素中，前三流均可以通过计算机和网络通信设备实现。但作为四流中最特殊的物流，除一些信息产品外，大多数商品和服务需借助一系列机械化、自动化工具传输。可见，物流是电子商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在20世纪初就开始发展物流，他采用的是以整个利益为重，冲破按部门分管的体制，统一从整体进行规划管理的管理方式，即中央物流化的物流模式。当美国在提出电子商务的时候，因为他已经有了较为完善的现代化物流体系，所以他可以直接将电子商务的信息流、商流、资金流和物流衔接在一起，得到了很好的效果。日本也非常重视他的物流业发展，20世纪70年代时，日本已经成为了世界上物流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他用高效配送中心的模式发展电子商务，也取得很大的经济利润。 而在我国由于现代化的物流体系尚未建成，我国的物流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起点晚，水平低，在引进电子商务时，并不具备能够支持电子商务的物流模式，所以现行的物流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从现在的发展趋势看，大力发展现代化物流体系对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也只有解决好物流瓶颈问题，才能真正通过电子商务来发展经济，创造更大的经济利益。 三、电子商务给企业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电子商务（electronic commerce）是指在计算机互联网的支持下进行的商务活动。主要包括网上广告、订货、付款、客户服务和货物递交等售前、售中、售后以及市场调查分析、财务核算及生产安排等多项利用internet开发的商业活动。从企业来看，电子商务是将企业的核心商务过程通过计算机网络实现，以便改善客户服务，减少流通时间，降低流通费用，从有限的资源中得到更多的利润。 1.电子商务的发展给企业发展带来的机遇 众所周知，如今我们正处在一个全球性竞争空前激烈的时代，面对残酷的竞争事实，企业若想保持优势，经营者必须利用一切机会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扩大市场及提高服务质量，努力确保自己的竞争优势。电子商务为企业提供了全球性贸易环境，建立了新型的商务通道，大大提高了商务活动的水平和服务质量，在增强企业竞争力的各环节上，它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 2.电子商务能提高商务活动的效率 电子商务使以销定产更为简便易行，企业通过电脑网络展示自己产品的质量、性能、价格、售前售后服务及付款条件等，客户各取所需，发出订单，企业生产部门根据电脑网络传递的订购信息及时安排或调整生产规模和品种，从而实现小批量、多品种、零库存、即时制造和交货的理想模式，适应现代社会消费潮流。电子商务的实施不但可以大大提高交易速度，加快订单处理和货款结算支付，而且可以减少人为的疏忽，一些计算机程序基本能发现业务人员输入的错误信息而提出警告或自动予以纠正，避免可能发生的损失和浪费。这对严格要求单证一致的信用证结算贸易业务显得尤为重要。 3.电子商务能提高工作质量，扩大市场 电子商务增加了客户和供货方的联系。无论双方是否跨地区、跨国界，空间的障碍已经消失，电子商务系统网络站点使得客户和供货方均能了解对方的最新数据，而且电子数据交换（edi）更加强了企业间的合作。电子商务可以提供每年365天、每天24小时的服务，使企业能更及时、准确、充分地掌握市场需求信息，按时、按质提供客户所需要的商品或服务从而加强市场竞争地位。同时电子商务可以提供交互式的销售渠道，使商家能及时得到市场反馈，改进本身的工作。 4.电子商务可降低成本，有利于提高企业利润 降低交易成本，节省了潜在开支，如电子邮件节省了通信邮费，电子数据交换则大大节省了管理和人员环节的开销。此外，电子商务可以优化企业供应链，降低供应成本，传统商务活动是由多个中间环节组成的供应链完成的，这些中间环节必然要耗费大量的物质资源，而电子商务可以缩短供应链的长度，减少中间环节与周转时间，节省物质资源的损耗。以商业企业为例，优化企业供应链，实行直销，可以减少库存和营业面积，降低周转与管理成本。据统计，在传统商务模式下，商品从订货到售出过程中的物流费用约占企业成本的18％～20％，国外企业利用电子商务优化供应链后，目标为将该费用比例降低到10％～12％。由此可知，电子商务的应用在降低成本的同时给企业带来丰厚的利润。 四、电子商务带来的电子交易 目前世界上许多参与电子交易的消费者正在与支票道别，他们越来越热衷于通过互联网进行网上付款，并似乎与这种节省纸张和邮资的方式擦出“爱的火花”。伴随着电子商务的浪潮，网上付款方式逐渐深入人心。这种快捷和日渐安全的在网上支付购物货款、支付各项公用事业费用的账单，甚至进行个人网上理财的方式，让使用者大有时代弄潮儿的感觉，同时随着消费者对信息安全技术信心的提高，网上支付可望愈来愈受欢迎。 有些投资者深怕失去了先机而无法抢得网络市场，于是捷足先登这个创新的应用领域。如果说网上付款是呈百家争鸣的局面的话，那么由此而引发的网上付款服务市场的争夺战则刚刚拉开序幕。现在有很网站都有网上付款的功能，但是网上付款的一个最大障碍就是消费者必须花大量时间前往每个网站支付不同的账单。网上付款服务对银行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潜在金库，因为银行可以通过提供这种服务收费盈利。对于商家来说，他们可以省却数百万美元的邮寄账单费用并且获得了销售新产品和服务的额外渠道，可谓皆大欢喜。 有越来越多的公司通过互联网络来提供产品和服务信息，网上付款工具的研究发展是推进电子商务的首要工作， 电子商业付款方式未来发展趋势更加安全、便利、多样化。 总而言之，作为一种商务活动过程，电子商务将带来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而其影响将远远超出商务的本身，它将会对社会的生产和管理、人们的生活和就业、政府职能、法律制度以及教育文化都会带来巨大的影响。 电子商务发展对我们的社会生活影响会越来越大，电子商务将人类真正带入信息社会。 社会生活论文:试论清代回疆社会生活中的民事习惯法研究 论文摘要 对于清代回疆社会的婚姻法，清政府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针对婚俗不同于内地的特点，既强调王朝婚姻法律精神的普适性，同时又注意照顾边疆少数民族婚姻的历史和特点，采取有别于内地婚姻制度的做法，对于前朝是一个历史进步，对于后代是一个有积极意义的参考。 论文关键词 清朝 回疆 婚姻法 少数民族 清代的回疆婚姻习惯法产生于天山以南地区的农业社会的基础之上。虽然各项法律法规在清代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成文法中有关婚姻的规范并不发达，婚姻家庭继承制度不完善。同时，由于在回疆社会中存在严重的民族不平等问题，很多关于少数民族的婚姻规范由于没有立法的统一权威，因此人们在社会地位上的权利基本是由其经济实力决定的。婚姻习惯法的执行主要还是来源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本民族传统法和道德规范。 一、清代回疆社会的界定 关于回疆的理解，研究清朝历史或者清朝少数民族习惯的学者都不可能回避这一概念的界定。清代文献中所称的“回疆”、“回部”，是维吾尔民族的聚居地，今属新疆的广大地区，在学术界也有不同的区分。即便是清政府在天山南路的关于对少数民族的地域管理，也是笼统的。因此，关于回疆社会依笔者看来仅仅是泛指一个统治集权下的具有宗教信仰和少数民族文化演绎历史的特定地区，既是一个具有政治属性的概念，也是一个人文地理的概念，还是一个社会行政管理的概念。因此，纯粹的将清代回疆社会等同于其中的任何一种都是片面和不恰当的。它是一个由地理概念逐渐演绎出来的集政治、管理、人文等一体的阐释。无论怎样的定义，都离不开宗教和少数民族两大要素。回疆社会的称谓主要积聚于塔里木盆地的关于少数民族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的地域、空间发展脉络。 二、清朝对回疆社会民族通婚的禁令 （一）对蒙汉通婚的禁止性规 清朝法律规定：“凡内地民人（即汉人）出口于蒙古地方贸易耕种，不得娶蒙古妇女为妻，倘私相嫁娶，察出将所嫁之妇离异，给还母家，私娶之民，照地方条例治罪，知情主婚及说合之蒙古人等各罚牲畜一头”，以此禁止蒙汉通婚。此项禁令，虽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废止，但至嘉庆六年（1801年），又复实施，处罚更甚于前。都制定了回疆蒙汉通婚的法律依据。直到宜统二年（1910年）清朝才正式废止“禁止汉蒙通婚之法律”。 （二）对汉族与维吾尔族通婚的禁止及法律后 清政府在经历多年战乱，恢复中央统治集权后，在当初只允许绿营兵与维吾尔族通婚，也只是类似于行政的文件，没有立法的权威规定。后在1794年正式通过立法的条文形式规定，对绿营兵与维吾尔族做了一些禁止性规定：“各回城换防绿营兵不准擅娶回妇，违者将擅娶回妇之弃兵分别则革，所娶回妇离异，仍将该管官分别参处，如由内地发遣新疆给伯克为奴之犯，亦不得擅配回妇，违者即将为奴人犯枷责，回妇离异，仍将该管阿奇木伯克参处治罪。”?可见，对于违反禁止性婚姻的规定增加了法律的问责及后果，对于管辖的相关行政官员或者首领将承担连带的责任，甚至是连带的刑法责任。从中可以窥探出清朝对违反婚姻规定惩处是何等的严厉和坚决，即便我们今天看来是如此简单的民事问题。 （三）禁止少数民族间的通婚 清政府不但禁止汉族与蒙古、维吾尔等少数民族的通婚，对于蒙古与维吾尔少数民族之间的通婚也加以法律上的干预。尽管两个民族都信仰伊斯兰教，同为穆斯林。但清朝统治者依然限制他们的互相通婚。地方官也有很多上报朝廷的关于两个民族通婚的奏折，对于这种情况，开始并不频繁，但随着民间交往的日益增多与市场交易、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原因，两个少数民族之间基于共同的宗教信仰，交流愈加频繁，通婚现象常见。为了维护统治权和巩固现在的社会关系，清政府强制规定了两个民族通婚的违法性。起初只是在地方的管理条例中加以规定，后来在《回疆则例》、《大清律例》中也做了明确的禁止性规定。《大清律例》是清朝颁行的最重要的刑事法典，是处理民、刑事案件最基本的法律依据。 三、回疆社会中少数民族婚姻习俗理论概括 清代回疆社会中的婚姻习惯法是建立在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上的，因而具有自己独特的内在逻辑和表达方式。虽然在其所处的发展阶段上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概念体系和理论逻辑。但由于清政府的认可，因此也到了的一定的传承和发扬。比如婚姻年龄的限制、婚姻缔结的方式等，这些法律虽然也散见于清朝的各种法规中，但还是认可回疆社会中的民族婚姻习惯。 因此，基于这种认识，在清代回疆社会中婚姻习俗的产生清楚地表达了人们所认同的民事习惯的民间契约。笔者认为，较之前朝，中国古代婚姻法律制度经过历代的发展，至清代已经具备了自己独特的体系构架，特别是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基本的婚姻概念。 回疆社会中，政府对少数民族婚姻法律方面没有专门的立法和规定，仅涉及婚姻、聘礼、婚姻的终止和治奸等几个方面，对于调整他们的婚姻法律事宜仅散见或夹杂在其他的法律中。这表明传统的习惯法依旧在婚姻家庭的规范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在一些少数民族历史上则有专门的成为法规定，如蒙古族的《阿勒坦汗法典》、《卫拉特法典等》。?由于没有统一规范的立法程序和稳定的统治集权，因此清朝回疆社会中的少数民族婚姻法主要是靠传统法和道德规范的力量来维系的。 天山以南地区，以维吾尔族和蒙古族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在婚姻习俗方面的规定都有较为强烈的传承性，因为不同的民族之间由于不同的生活方式，在不同的部落中逐渐发展起来的民族，形成了诸多与本民族生活习惯相适应的婚姻习俗。如蒙古族中关于一夫多妻制因社会地位等级的不同而做了不一样的规定，关于同姓不婚的胞族外婚制等；维吾尔族中关于初婚年龄、婚姻缔结的方式、重婚、离婚方式等都产生了与其他民族不同的特点。 无论是哪一个民族的婚姻习俗，都离不开该民族的共同心理特征和特有的民族价值观。即便是简单的婚姻习俗，也是建立在一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之上的。这就是清朝回疆社会中婚姻习惯的民族性。此外，作为习惯法，少数民族的婚姻习俗有受到强制性规制的一面，哪怕它的产生只是经过一系列的民族认可和非正式的程序，但如果有违反的行为，依然要受到处罚和制裁。这体现了清朝回疆社会中婚姻习俗的强制性和具体性。当然，基于共同的信仰和相似的民族发展经历，如维吾尔族和蒙古族的婚姻习俗中都无不表现出了民族的信仰和期望。 四、清政府对回疆社会婚姻的态度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清政府在“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齐宜”的总原则下，考虑到民族发展带来的差异性和特殊性，因此在指定清朝的少数民族单行成文法规的同时，已经认可部分少数民族的婚姻习俗。?即赋予了回疆少数民族关于婚姻习俗方面的法律效力，也就是回疆的婚姻习惯法。此举虽然也是清朝统治阶层为了稳定回疆社会民心，维护一方社会秩序，都是出于统治阶级利益的出发点考虑，但已经是一个历史的改革和进步。 五、清朝回疆社会中婚姻习惯法的历史价值 对于清代回疆社会的婚姻习惯法的历史价值评价应该一分为二，既有消极的一面，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回疆社会的婚姻习惯法虽然对于汉族和少数民族、部分少数民族之间的通婚做了禁止性的规定，并以成文法的形式明确了相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即便是出于统治秩序的考虑，但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少数民族之间的生产、文化交流，不利于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可就清朝在回疆社会的婚姻习惯法本身而言，在法律渊源、体系以及婚姻契约的文书程式等方面较前朝更为丰富和完善，也肯定了少数民族婚姻习俗，不加干预。从这个角度而言也体现了清政府相对较大的包容性。此外，关于婚姻立法的尝试、缔结婚姻的程序、违法婚姻的伦理等的有关规定也为今后政府的立法提供了积极的参照依据，也为融合民族关系、发展民族经济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 社会生活论文:西藏乡村社会生活的现代化趋势 随着西藏乡村 经济 结构中农牧业份额的下降和农牧业生产方式自身的现代 化，西藏乡村 社会 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是西藏农牧业社会生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从生存型走向发展 型 西藏传统农牧业阶段，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农牧民的生活内容 是围绕生存展开的，目的是满足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需要。随着改革开放，土地归户使用长期不变，畜牧私有私养长期不变政策的落实，农牧民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可供消费的物质财富日益增长，直接用于生产劳动以外的剩余时间也越来越多，因此，农牧民生活中更多的花费和精力可以用于个人的享受、发展和提高，这样消费结构改善了，生活内容丰富了，个人的选择空间也日益扩大。 西藏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农牧民收入的不断提高，农牧民需求层次也在不断提高，生活消费结构向更趋于合理化方向发展，食物消费在全部消费支出中的比例有所下降，动物性食物及水果、蔬菜的消费有所增加；自给性的初级产品消费有所减少，商品和加工产品的消费有所增加。据西藏自治区 农村 社会经济 调查 队，1992年对堆龙德庆县30户农民的抽样调查 统计 ，农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985年为306．18元，1992年上升到608．36元，分别占当年总开支的51．17％和67．10％；再从全西藏农牧民家庭人均生活费支出来看：1996年西藏统计年鉴中农牧民人均生活费支出为896．80元，与同期西藏城镇居民平均生活消费水平相比增长了74．60％，就生活消费内部各项支出来看，尽管农牧民家庭支出中生活消费品支出仍占绝大多数，但非商业性支出所占比重趋于不断增长。就堆龙德庆县30户农民抽样调查结果，从1985年到1992年间。增长了0．68个百分点；而1992年西藏农牧民的年人均非商业性支出为7．69元，到1995年增长到23．38元，递增了32．89％。 同时，农牧民生活消费品的各项支出所占比例也在不断变化，与城市居民逐渐趋于接近（详见表一）。从表一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两者差距在90年代初期比80年代中期小。 城乡消费支出结构的接近，说明西藏农牧民和城市居民消费观念正趋同一，而消费观念的变化直接影响 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长期以来，藏 民族 的饮食单一，主食仅糌粑、牛羊肉，蔬菜吃得很少。解放后，特别是8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的好转，西藏的农牧民饮食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逐渐向丰富、营养型发展，而且由于与城市联系增多，受城市和周围厂矿“城里人”的影响，其饮食方式也逐渐复杂、多样化，据西藏自治区统计局统计，1991年西藏农牧民人均主食消费支出106．28元，副食支出106．59元；到1996年时，人均主食支出为105．81元，副食支出191．18元；可见副食支出明显超过了主食支出。1985年到1996年间，牛羊肉等藏族传统食物消费量在下降，动物性食物及水果、蔬菜的消费在增加（详见表二）。 衣、食、住和日用品等方面的消费也逐步趋于增长，据1995年西藏100余户家庭的调查，西藏农牧民不再满足服装要保暖，而且追求服装色彩协调，式样新颖，对中高档穿着用品的需求量在逐步上升。农牧民不但穿传统的自制皮衣，也越来越喜欢穿化纤、呢绒、毛料的衣服，安多腰恰的牧民如今喜欢穿轻便汉装，被调查的45户农牧民中，每户均有8件汉装。拉萨城里穿汉装和西装的人越来越多，而且追求轻便、价高、式样新颖的衣服，穿着式样的更换比农牧区都快。尤其是 文化 、娱乐等非生活必需品的支出，在消费支出所占的比重明显具有逐年上升的趋势。据自治区农调队对堆龙德庆县农民家庭的抽样调查，1992年农民人均用品消费比1985年增长了147．8％；再根据西藏自治区1996年统计，1995年非生活用品的支出为110．51元，比1991年增加了81．7元，而且用品的内部结构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文娱用品和书报杂志费用（见表三）越来越高；笔者在1995年调查的100户家庭调查问卷统计结果和1996年西藏自治区统计局的统计数据同样也表明，各种高档耐用消费品，如 电视 机、洗衣机、录音机、录像机、汽车、摩托车等现代化用品逐步进入西藏农牧民家庭（见表四）；唱卡拉ok、跳交谊舞、打台球、看电视、 电影 和录像等已成为越来越多的西藏青年人的时尚 娱乐和休闲方式，并逐渐由城镇 传播 到广大农牧区。 广大藏区农牧民消费水平提高和结构改变对藏区经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一方面通过消费总量的增加扩大 市场 需求，刺激生产发展；另一方面，消费结构的改变对生产结构具有引导作用。西藏各地的非农牧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发展，有赖于农民商品性和非实物性消费的增加，这是促进农牧民生活向发展型转换的一项重要内容。从全西藏的现实出发，当前在大力发展农牧区经济，增加农牧民收入，改善农牧民生活的同时，合理引导农牧民消费，努力增加生产性积累和 投资 ，发挥消费在启动市场和提高农牧民素质方面的积极作用。 西藏农牧民家庭从封闭逐渐走向开放 与自给自足的自然 经济 和分散孤立的社会 结构相适应，西藏传统农牧民的家庭观念强，大部分生产和生活行为都局限在家庭范围内，具有强烈的封闭性特点。现代 化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使西藏农牧民家庭从封闭走向开放。 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首先，农牧民家庭的行为目标从内向型变为外向型。许多农牧民家庭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再根据家庭消费的需要来安排，而是主动适应市场需求。在生活方面也同样，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变化，家庭内部满足的需要越来越少，由社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越来越多。这种开放式的循环，有助于增强家庭的稳定性，扩大了家庭的社会功能。 其次，家庭的 人口 生产从数量扩大向质量提高转换。对传统农牧民来说，由于家庭的封闭性，生育的子女越多，劳动力就越多，在本社区的地位就越高，所以人们追求多子多福。随着经济的发展 ，现代社会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观念和行为，人口生育率不断下降已成为的共同趋势。虽然国家对西藏等藏区实行了照顾政策，允许一对夫妻生育3个孩子，但大多数年轻人只愿意生两个孩子，而且不在乎男孩还是女孩。根据笔者去年参加的“百户”调查表明，农牧民赞成计划生育的家庭比例比较高，分别占34％和26％，特别是年轻妇女不愿意多生孩子的比例较高。她们认为，孩子太多带起来麻烦，家庭负担重。所以农牧 民主 动要求采取节育措施。这种家庭生育子女的减少，使父母有能力在提高孩子的素质上下更大的功夫，同时他们自己也有可能提高科学 文化知识和工作技能。这种人口生产功能的转换，使他们子女的 教育 就不纯粹是家庭内部的事情，社会教育的作用越来越强，据拉萨市1991年的统计，全市共有各类学校536所（其中中师1所，中学8所，公办小学54所，民办小学443所，企事业子弟小学20所），在校生49598人，农牧区适龄和入学率64％。据笔者参加的“百户”调查，1994年家庭教育费支出额为11233元，占家庭总支出的1．78％，而且这些钱只为有子女上学的19户家庭的投资，按实际有教育投资的19户计算 ，户平均支出591．21元，即使按45户平均，也合每户249．62元。用此数字再与1993年户均支出56．55元相比，增长了341．41％，其增长幅度大大超过其他所有的家庭支出。再从西藏自治区1996年统计年鉴来看，全区农牧民教育及文化娱乐投资人均为30．95元。 第三，家庭关系中自由平等的因素增强。在传统家庭中，封建宗法观念和习惯对家庭成员的影响 和束缚很强，形成固定的等级体系，特别是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低下。在《草地藏族调查》中记载“绝嗣之家，其妻室有父归父，无父归其兄弟近亲”，或“无父则将其女人与另一半牲畜、库物给其兄弟近亲中一人”。若某人“从牦牛身下救人，被救者则以女儿偿之，无女则给妹，无妹则给银200两”。根据这些条款，妇女可以与牲畜并列，作为财产的一部分转赠他人。贵族妇女也同样可以被当作礼物馈赠。据笔者在西藏那曲安多县调查，非亲属家的妇女不准入帐篷；家里以外的妇女不准到帐篷后面挂经幡的地方去；不能从帐篷后面的柱子里侧穿过；妇女不许在太阳落山后大声叫喊；妇女不能在家里的帐篷里生孩子，产妇不能摸灶台，产后3天不能接待客人等等。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和家庭的开放，妇女开始走向社会。一些年轻人不甘默默无闻终老一生，她们走出家庭投身社会去追求自己的理想；一些能干的妻子代表家庭参加社会活动并取得经济独立，为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创造了条件。 第四，社会的组织化程度提高。由于家庭的稳定和封闭性降低，西藏农牧民对以家庭为基础的血缘和地缘组织的依赖性降低，与此同时，他们与市场的联系增多。在社会活动和市场活动中形成了大量的社会组织，如西藏堆龙德庆县乃琼乡的科学普及协会、安腰恰乡的扶贫协会、合作经济组织等等。这些组织对农牧民生产和生活的影响日益增加，它促进了农牧民观念和行为的社会化。 农牧民社会行为从被动保守转向主动开拓 在传统的市场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作用下，农牧民的社会行为具有被动性和保守性，特别是佛教传入藏土的千余年里，佛教 哲学 思想对藏族 伦理 观念的影响是巨大的，这在藏族 传统文化 中得到充分体现。首先，“人生唯苦”、“四大皆空”、“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等的说教，使生活中的人们缺乏进取心而安于现状；其次，“慈悲行善、忍辱无争”、“佛法无量，乐于施舍”等佛教思想的影响，使农牧民习惯于循规蹈矩，亦步亦稳，忍让退避，明哲保身；第三，慢节奏的行为习惯成为追求的目标，使生活缺乏生机和活力；第四，社会生活单一化，形成超稳态的传统社会系统。 在当代这种开放的社会结构中，西藏农牧民的社会流动性明显增强。首先，职业角色丰富化，过去农牧民就是农牧民，祖祖辈辈都没有什么变化，而现代农牧民却面临非农牧民化和城市化的机遇，也有许多农牧民离开农牧业。即使从事农牧业，他们的生产方式与其他职业相比也没有本质的区别。他们中的许多人农闲时就到其他部门就业，体验非农牧业的经历。职业角色的多样化，使他们容易理解日益加快的社会变革，增强他们的适应能力。第二，是社会角色的多样化。过去他们的社会角色十分简单，主要是家庭和家族中的角色，没有什么变化的余地。而现在，随着生活方式的变化，使他们不仅承担家庭角色，而且要承担社区组织和专业组织成员、农牧区乡村市场的买者和卖者，农牧业技术的学习 和应用 者等一系列社会角色，他们要不时地光顾商店、 银行 、学校，农牧民社会角色的丰富性迫使他们主动地走向社会，适应社会，开创自己的社会地位。第三，社会地位的流动性增强。随着经济的发展，在西藏已有很大一批农牧民向非农牧业转移，他们通过市场经济的竞争，改变了以往那种被动的社会地位。第四，区域的迁移和流动性增强。随着农牧民生活方式的现代化，他们离开家乡的机会增多了，活动半径超过了乡村的封闭界限，许多人长期到城镇和外地进行劳务和经商，积攒充足的资金后再返家乡。总之，农牧民的地域流动和迁移对促进西藏乡村社会的开放、交流和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社会生活论文:广播文艺不应远离社会生活 白岩松在一篇文章中说到这样一段逸闻：很多年前，有一位学大提琴的年轻人去向大提琴家卡萨尔斯讨教：我怎样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大提琴家?卡萨尔斯意味深长地回答：先成为优秀的人，然后成为优秀的音乐人，再然后就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大提琴家。白岩松以自己多年工作经历悟出了一个重要道理，要想做一个优秀的主持人首先要学好怎样做一个优秀的人；在素质养成的基础上最重要的另一件事是新闻素质的养成。如果这两件事做好了，自然地就会成为一名优秀的主持人了。 广播电视主持人必须明了，就职业来说，主持人从本质上不是艺人而是新闻人。在这点上很多主持人的认识很不明晰。2008年以来，《南方周末》年年都要评出十大媒体关注事件，在赞扬《南方周末》的新闻敏感和驾驭新闻的气派时，试想我们的广播文艺节目，同样把握着媒体话语权，为什么没有评出有全国影响的“十大文艺事件”、“十大畅销书”、“十大金曲”、“十大曲艺”、“十大戏曲”、“十大电视剧”、“十大影片”？作为领先全国居于省级广电前列的江苏广电，我们有这样的资格也应该有这样的能力。但是纵观江苏广播文艺节目，主持人的眼界远没有那么宽，气魄远没有那么大。“十二五”开始了，江苏广电迈出了更大的步伐，广播文艺节目也应适时作出调整。 1.在新闻大框架下生产和传播 广播电视的所有节目都应该考虑它的新闻属性，广播文艺节目也不例外：做好党和政府的“喉舌”，成为党、政府和群众之间的桥梁；讲求导向与品味，紧跟时展，符合时代要求；关注社会热点，关心百姓生活；符合新闻的真实性原则等。 虽然新闻和文艺是分开的，但优秀广播文艺作品评选是在一年一度优秀新闻作品评选的大背景下展开的，广播文艺送评作品必须经得起新闻标准的检验。 新闻讲究时效，文艺节目也要讲时效。时效性既包括具体时间的概念，也包括节目的新意。《2010，更美好的音乐之旅》，看似一个纯粹的广播音乐节目，但作品紧扣世博会，以两位主持人游览世博会并联想旅欧经历，从“看世博”到“听世博”，把一般的音乐赏析放到世博会这个大的新闻背景下，富有时代感，制作精良，受到评委好评。 广播文艺节目《似曾相识燕归来——南京对黄梅戏大师严凤英的记忆》中有这样一段话：“那时候的南京甘家坐拥九十九间半的大宅子，人称甘半城……自甘家大院向东穿过几条曲曲弯弯的小巷，在太平南路中段我找到了一家并不豪华的酒店——江苏饭店，当年还叫安乐酒家，60年前在这里的一次邂逅，严凤英也许终生难忘。”安乐酒家民国时期是和中央饭店、曲园酒家一样有名的饭店，后来成为江苏省政府的招待所，改称江苏饭店。为扩建，江苏饭店一年前就已经拆掉了，目前这里是一片待建的废墟。节目的细节没有考究，违反真实性原则。 2.题材广泛 许多广播文艺节目主持人对社会生活的重大事件、百姓关注的热点问题、文化艺术界的重大事件了解不多，关注不够，反映也不够。日常节目中选题琐碎，更多时候图省事做了灌水的节目。很多节目动辄一小时甚至几个小时，听众听起来热热闹闹却所得甚少。 一些社会热点、年度热门词汇很少出现在广播文艺节目中。文艺不能离社会生活太远。文艺节目可以涉足的题材是广泛的：2010年的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风靡网络的十大金曲；央视春节晚会上的农民工歌手“旭日阳刚”、打工仔集体舞等民工艺术团体；电影《让子弹飞》、《非诚勿扰2》、《山楂树之恋》；江苏卫视《非诚勿扰》、上海卫视《中国达人》、浙江台《为爱向前冲》（被停播）、湖南卫视《百科全说》的张悟本事件……这些在我们的广播文艺节目中反映得都不够。 一年一度，新闻界会评出各行业各门类的十件大事。广播文艺节目也应评选文学艺术、电影电视、戏曲音乐等各个文艺领域的十件大事。广播文艺节目编辑要做个有心人，先确定一个重大选题，提前进入，搜集资料，采访，创作——下一番真功夫，必定有实实在在的收获。　3.树立创新意识 “江苏2010中秋戏曲晚会”连续送评几年了，已经很难博得喝彩声。近年来的戏剧节目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变化不大，需要有所创新。 创优必须创新，再好的作品，今年能得一等奖，明年就只能得二等奖，第三年再送，就很难得奖了。一是你不创新别人在创新，二是设立评优的初衷就是鼓励创新。有时候，一个并不精熟的节目因为创意好而获得评委一致称道。 常有编辑或主持人问自己的节目有什么问题，绝大多数节目都说不上有什么问题——而没问题就是最大的问题，节目平庸、缺乏创意是最大的问题。 社会生活论文:浅谈关于社会生活与社会文化概念问题的思考 论文关键词：社会　社会生活　文化　定格 论文摘要：“社会”是一个有机组织，它是建立在生产和消费活动之上的人们的总体，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人类为了维护“社会”这个有机体的正常运转，在与自然界和人类自身的互动实践过程中，不断调整和适应，从而创造出种种“社会生活”。而文化又是人类生活方式的定格，是维系社会这个有机体的一条强有力的纽带。社会文化是社会生活的一个体现，是影响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因素，而社会生活又是研究社会文化的一个切入点。 社会生活与社会文化看上去似乎是极其简单的两个概念，在日常生活中常常伴随我们左右，然而当我们真正想把它们厘清时，却又显得无能为力。社会生活与社会文化究竟如何定义，学界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其观点可谓是异彩纷呈。在讨论这两个概念之前，有必要对其共同的修饰语“社会”一词作出解释。中外学者对“社会”下过多种定义，到目前为止，学界已基本形成了较为一致的看法：即社会是以共同的生产活动为基础而相互联系的人们的总体，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有学者认为：“社会是人类生活的共同体，是人们相互交往的产物，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特别是以共同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而相互联系的人们组成的有机系统”闼；“它(社会)是通过人们的实践活动的合力形成的，并要通过人们的实践活动生产和再生产出来”唧。可见，社会是在生产和消费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多元的、复杂的、具有共同维系力的有机组织。这种组织非常类似于佛教华严宗里所描述的一多互摄、重重无尽的“因陀罗网”。 对于“社会史”这一概念，克拉克曾说：“社会史是一个多义词，因为‘社会’行为过于广泛以至于不可能把它定义为一个学术范畴。”的确，社会史是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宽广的多维概念。因为它涉及到太多的领域和学科。在这种多要素、多成分体系之下，很难用几个词来阐明它的概念。目前学界主要探讨的是“社会史”范围的具体问题，也就是说研究者在各自所理解的实践中不断架构社会史的研究体系。至于其研究对象究竟包括哪些，直到现在仍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实，我们不妨把思路转换一下，即从社会史的角度去研究传统的“分支”学科，如政治史、经济史、法制史等。因为即便是政治史、法制史这类专史，它不仅与社会上层有关，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与不同范围内的群体有关。当然社会史作为一种运用方法在每个领域所占的比重有可能不同，如在研究政治史或法制史时，社会史可能仅仅是一种辅助手段，所占的比重也比较小。而在研究文化史领域的时候，社会史所占的比重可能会大一些。所以，社会史首先是一种研究方法，更注重其它各个领域的社会内涵。研究它的重要意义在于“如何把所设计的理论框架与史实相结合，将其容纳到通史和断代史著作中，使社会史这一概念得到完整的体现。” 一、对“社会生活”的理解 在对“社会”这个范畴作出界定的基础之上，才能再来谈“社会生活”的概念。社会生活是人的活动，但这里的“人”已不是一个个单独的个体，而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之下，“相互联系”的个体或群体。在这个大前提下，我们再来考虑“生活”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狭义的人类社会生活首先是为了生存，包括最基本的物质需求、生理需求和心理需求，也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广义的社会生活可以立足于整个人类社会之上进行考量，即人类为了维护“社会”这个有机体的正常运转所进行的各种活动。因为生活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高质量的社会生活能够影响政治、经济的进程，并在思想领域里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所以，本研究所界定的“社会生活”是：人类为了维护“社会”这个有机体的正常运转，在与自然界和人类自身的互动实践)过程中，不断调整和适应，从而创造出的种种模式(方式)。这种模式是社会成员在一定条件下，由价值观所导致的满足其生存和发展的稳定形式，它是构成社会具体而又重要的元素，它的演变“综合地体现着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各种社会关系的变化”。所以，我们“不仅必须分析社会生活的经济方面而且必须分析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对我们如何认识影响人类社会生活的主要因素；如何了解不同群体、不同个体、甚至同一个体微观生活观念的差异；如何解决物质条件和价值观念之间的差别；面对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如何提高生活质量等都有着重要意义。 在一个时期内社会生活与个人生活可能不同步。社会生活的提高，并不能完全消除一部分人的贫困和贫富差距。在探讨和研究社会生活时，不仅要讨论社会生活的总体提高，而且应把着眼点放在社会生活总体提高反而使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这个问题上。因为社会建设的目标不仅是提高社会的总体水平和质量，增加社会财富，更要把总体生活的提高落实到个人生活的建设和发展上，使全体人民能够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在以对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历史时期，考察个人生活差别的时候，不仅要注意财富方面的差距，更应该注意人的能力的差别，因为社会更注重的是人的全面发展。 二、对社会文化的理解 人类留下的种种生活轨迹，几乎都可以称为文化。什么是“文化”?什么是“社会文化”?它们之间又有何联系?我以为，文化与社会文化没有什么质的区别，因为它们都是人创造的文化，而人始终是处于社会这个客体之中，是社会关系中的人，所以文化即是社会中的人所创造的文化。如果非要说出它们之间的区别不可，我认为只能从研究角度来说，即与“文化”相比，“社会文化”更强调在社会结构和运动这个客观前提下，来进行的整体和综合的研究。所以本研究所指的文化等同于社会文化。 古今中外学者对“文化”一词下过多种定义，有统计表明，从1871年至1951年间，中外文献所提出的文化定义约164种。1950年代后，文化探讨在各国展开，文化定义已不可粗略统计了嗍。梁景和先生通过对往昔若干文化定义考察，把文化概括为十大类型：即结构文化说、模式文化说、工具文化说、符号文化说等句。的确，文化一词包罗万象，很难用只言片语来清楚地阐述。我所理解的文化，是人类生活方式的定格，是维系社会这个有机体的一条强有力的纽带。定格本来是电影镜头运用的技巧手法，乃银幕上映的活动影像骤然停止而成为的静止画面(呆照)。定格是动作的刹那问“凝结”，宛若雕塑的静态美，即短暂的静态。那么这种定格特征与文化又有何联系呢?文化是人类“生活方式”经过筛选后而形成的，在某种程度上(时间上和空间上)它会表现为一定的静态。当然这种静态形式上在漫漫人类历史长河中，可能会延续几十年，也可能是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然而本质上这种静态却是短暂的，人类的生活方式在不断向前继续，文化也会随之不断发生变化，文化不断会在原有的基础上被重新解读、改造、吸纳，从而转型为新的文化。可见社会文化是既具有传承性又具有时尚性，既具有交融性又具有变异性的一个概念。下面使用数学中集合的图示来说明之。 图中c、c、c：……c。既是前代社会生活方式下文化的继续，又是在新的文化因子冲击和碰撞下而形成的产物。它既包括积极的因素又含有消极的内容。那么这些新的因子(b、b、b：……b)从何而来呢?它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不断总结生活的经验和教训，自觉地为社会注人的一种文化动力。文化离不开人，但是可以划分为各种群体如阶级、年龄、性别、职业、爱好等。但由于地缘、业缘、社会制度、阅历等多种因素的限制，文化在同一地域、同一阶层、同一年龄段的群体中被刷新的程度也可能不同。有学者称之为文化的特异性㈣。由此而形成了研究文化的两种方法即“文化主位研究”和“文化客位研究”。但究竟如何使用，需要我们在研究中注重与实践相结合并根据实践有所侧重。 社会文化更新与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不一定同步。一定时期内，物质生活取得进步后，文化可能滞后，甚至会出现倒退。如封建社会里，对祭祀、居住、服饰等方面严格的等级限制；今天出现的拜金主义、青少年犯罪等道德品质的种种弊端；随着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生活方式的进步，而永不消褪的宗教等等。所以我们不仅要研究社会文化中已经出现的新成分(如图中的c、c。、c：……c。)，而且还要注意研究不变的和被抛弃的那一部分(如c~3b和cna)，不变的那一部分指的是历史传承过程中保留下来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它在一定时期内还能得到多数人的认同，能使人际关系及人与自然关系在一种和谐融洽的氛围中相处。被抛弃的那一部分姑且可以认为是文化的糟粕，“是指不能使社会形态朝着进步趋向变革的功能性模式”，对文化糟粕的判断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它和文化的精华之间既有相对的独立性，又可以相互包含、相互转化。因为它们不仅塑造着人的外形，也影响着人的心灵，它们的曾经存在或继续存在就证明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深人研究上述现象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社会文化特征，而且对我们挖掘其内部的深层结构、剖析人们的文化心理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社会生活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 社会文化是社会生活的一个体现，是影响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作为主体的人类是在既定的文化条件下开展社会活动的。“文化作为一种人的主体精神世界的表征，其对人的社会生活提供着一种恒久性支持。”而社会生活从根本上说也必然以各种具体的文化形式予以体现，所以说，“社会生活又是研究社会文化的一个切入点”。正如有学者所说：“生活是一个窗口，它所展现的时代风云、社会变迁、思潮起伏为研究者提供了取之不竭的资源。” 总之，社会是一切关系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有机体，在这个有机体内，社会生活是其重要的构成要素之一，它的“演变”体现着生产力、生产关系及各种社会关系的变化。而社会文化又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归根到底是人的发展与进步，而这一切都要通过社会生活与社会文化的创新来体现。所以，社会生活的提高，社会文化的进步，必然会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 “概念”，不可能是完美无缺、无可厚非的，但它决不会束缚人类的研究进程，事实上，根本不存在一个包涵绝对真理和绝对科学的概念，它会随着学科研究的进步、方法论的更新而不断向前发展。对一种概念每一次较科学的界定，都是对人类认识能力的肯定和促进。 社会生活论文:浅析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与农村社会生活习俗变迁 从农村妇女地位及农民业余生活变化分析 论文关键词：民国乡村建设运动　社会生活习俗　妇女地位　农民业余生活 论文摘要：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对农村社会生活习俗变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它促使妇女地位改观，农民业余生活更加丰富。另一方面，乡村建设者们在这些方面的宣传教育，也为日后农村生活的进一步变迁奠定了基础。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社会发展史上出现了一次非常重要的社会运动，那就是乡村建设运动，它是由一些民间教育和学术团体以及大中专院校发起，通过在农村兴办教育，发展生产，流通金融，改善公共卫生，移风易俗等来复兴日趋衰落的农村经济。据统计，当时从事乡村建设工作的团体和机构有600多个，先后设立的各种实验区有1000多处。本文试图从乡村建设运动与农村社会生活习俗变迁的角度，尤其是在妇女地位及农民业余生活变化方面进行分析研究，谨愿对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有所补胭。 进人二十世纪，经过辛亥革命的冲击，的洗礼，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番新气象，民主、科学等现代化气息弥漫在城市的空气中。但这种新气息在广大农村的影响是微弱的，农民大众仍然保留着传统的生活方式，早婚、缠足、迷信等丑恶现象屡见不鲜。然而，到二三十年代，伴随着乡村建设运动的开展，先进的知识分子亲自将民主之风带到了农村，把科学之习送到了农民手上，使得传统的农村社会生活习俗逐渐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在妇女地位和农民业余生活方面。 一、妇女受到重视，社会地位有所改观 旧中国妇女深受传统礼教和习俗的压迫，处在社会最底层，而这种现象在风气闭塞的农村更为严重。进人近代以来，妇女地位虽有所改变，但农村妇女的状况仍然是不容乐观。乡村建设者们在进行乡村建设时也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负责人梁漱溟，1936年在山东省立十二校师范女生乡村服务训练处的讲话中，集中阐述了他对妇女问题的认识。他说:“妇女问题，也是社会问题中或说是文化问题中的一个问题，它是跟着社会大改造、文化大转变的问题而来的。”同时，他还看到了当时妇女地位的不平等，认为“在社会上妇女的地位，妇女的生活，有改善的必要”。有鉴于此，各实验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改善妇女的社会地位，妇女逐渐受到重视。 首先，女子的受教育权得到重视，开始拥有受教育的机会。乡村建设者们鼓励女子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同时他们还加强对农村妇女的职业教育和家事培训，传授生产生活知识，如定县专门设表演女平校5所，做推广妇女教育之实验，还为妇女开设有家庭缝纫纺织等课程。在邹平乡学村学专门设立了妇女部，使妇女有了自己学习和聚会的场所，她们可以边学习边从事编织等副业生产。惠平的乡村青年救护班从救护、卫生训练、父母教育和文化学习等方面对妇女开展教育。通过接受教育，妇女的文盲率有了明显下降，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定县。据平教会1930年所做的调查和推算，定县7岁以上人口约为33.03万人，文盲约27.4万人，占83%，其中男子计17.01万人，文盲率约为69%，女子计16.02万人，文盲率约为98%。12一25岁青年中，文盲率约为74%，若单以男子论，文盲率约56%，单以女子论，文盲率约94%;到1934年6月底，全县14--25岁的青年中文盲占39%，男青年中文盲占10%，女青年中文盲占73%。可见，女子的识字水平明显提高了。虽然在众多农村妇女中真正接受教育的毕竟是少数，但是它打破了长久以来束缚妇女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使女子有机会走出家庭，社会地位发生变化。 其次，长期以来从精神上和肉体上压迫妇女的传统礼教和习俗被革除，这主要表现在缠足、早婚、买卖婚姻、溺女等方面。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尽管政府多次勒令禁止，缠足和婚姻陋俗在农村地区仍未去除。为了彻底取缔这些不良习俗，各实验地一方面在乡村民众中进行大力宣传教育，以各种方式进行劝导，说明其害处。如邹平乡学村学中教员利用课余活动时间，带领高年级学生通过演讲、办黑板报、喊口号、讲话剧等形式宣传女子放足、禁止早婚、破除迷信等，并且专门编了《放足歌》等寓意深刻的歌曲教给学生唱。另一方面，成立专门组织，制定具体条规，进行严格查处。具体表现在放足方面:邹平县专门成立了女子放足督察委员会与督察处，负责督察禁缠足的工作。各乡学设立了“放脚委员会”，具体执行县政府关于严禁青年妇女尤其是少女缠足的命令，如有再缠不放的，可以施以罚款。各乡学户籍室按户登记名册，检查落实妇女放足的情况。彭禹廷所在的镇平也明令规定30岁以下的妇女需一律放足，违者每月罚钱1000，至放大之日止。革除陋俗方面:邹平明确规定:“男未满17岁，女未满15岁者，不应订立婚约”，“男未满18岁，女未满16岁者，不得结婚”，“女家接受男家聘礼不得超过150元”，“违者按照行政法从重处罚其法定人及介绍人”。江宁实验区针对村中盛行的抢埔现象，明令规定禁止抢蠕。对于镇平农民的溺女之习，彭禹廷等负责人则制定法规，违者重罚，如果确属家庭贫困不能养育者，可送救济院收养。 经过各试验地宣传教育和行政查处，各地农村束缚妇女的丑恶现象有所消除。邹平第六乡乡学中“二十岁以下的女子次第把足都放了”，无锡各实验区婚丧改良成就显著，仅1931年1月就有3对新人接受劝导，没有大规模举办宴席。1934年11月至1935年3月，又有21户农民按照改良办法举行了婚礼，产生了良好的效果。江宁的抢婿现象也有效地得到遏制。总之，随着各项改良措施的进行，乡村妇女的社会地位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 再次，各实验地先后组织和成立了专门的妇女组织，有效地维护和促进了妇女自身的权益。伴随着乡村建设运动的不断深人发展，各种形形色色的妇女组织开始出现，如女子夜校、保姆训练班、主妇会、闺女会、母亲会、女子放足委员会、妇婴卫生会等等。这些女性利益团体不仅有利于培育和增强妇女的自觉意识，提高她们的独立地位，而且能够有效地帮助妇女解决各种实际困难，维护她们的切身利益。如邹平的妇女组织由乡学村学倡导成立并受其领导，活动主要集中在教育、风俗改良和公共卫生方面。妇女部在妇女中开展启蒙教育，传授生产生活常识。1935年首善乡率先成立的妇婴保健会，由本地热心此事的妇女义务承担，负责本乡妇婴保健，并在县卫生院指导帮助下，先后举办了家庭卫生训练班和保产妇训练班，为5个乡培训新法接生员近百人。江宁的母亲会则主要是向16岁以下的妇女传授妇女保健和育婴常识。汤山农民教育馆的民众学校妇女工读班，其宗旨就是利用乡村妇女的闲暇时间传授一定的文字、常识，并提倡家庭工艺以改进其生活。此外，妇女组织还协助成人部、儿童部等其他组织参与植树造林、修河筑路、宣传卫生常识等社会事业，在整个农村社会改进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可以看出，农村妇女组织的成立与发展，是妇女作为农村社会的一分子，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突出表现，这更加有利于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 最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一些地区妇女开始在制度上享有一定的政治权利。由于长期受封建思想和传统礼俗的影响和束缚，农村妇女是作为男子的附属品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伴随着乡村建设运动的发展，一些乡村妇女在政治上逐渐觉醒。根据国民政府1929年9月19日公布的“乡镇自治施行法”以及1930年7月11日对其的修正，“中华民国人民无论男女，在本乡镇区域内居住一年或有住所达两年以上，年满二十岁，经宣誓登记后为乡镇公民，有出席乡民大会或镇民大会及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之权”。这样，女性公民在一定程度上拥有了和男性公民一样的政治权利。通过参加乡镇大会和乡镇长选举活动，一些妇女初次行使了民主权利，开始走人乡村政治生活。虽然农村妇女在实际参政水平上仍然有限，但这无疑是在农村长久以来僵化的体制上打开了一个缺口，给妇女生活带来了一丝春风，启发和增强了她们的公民意识，社会状况有所改进。 总之，在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的各实验区，农村妇女受到了重视，社会地位有了明显的改善，这也为日后妇女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二、农民业余生活日趋丰富 娱乐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种活动，它不仅能使人的身体和精神得到放松，而且能陶冶性情，培养人格。在农村，由于生活简单，缺乏各种文化机关和社会组织，娱乐就显得更为重要。同时，赌博、吸毒等社会陋习盛行，缺乏社会娱乐又不能不说是原因之一。因此，定县实验区工作者提出“凡想改良农村的，对于乡村的娱乐不能不加以注意，以求用娱乐来提高农民的生活，改良农民的习惯，增进农民的知识，启发农民的团体及社会的意识”。其他各乡村工作者也看到了这一点，他们把开展休闲教育，引导农民从事健康文明的文娱活动作为其改进农村的工作之一。 各种娱乐活动中最普遍的是茶园的设立。如无锡的民众茶园，其宗旨是“利用民众闲暇生活，由娱乐人手，以达提高民众智识技能，改良民众生活”。在茶园的壁间挂有许多含教育意义的对联、地图及通俗图画、标语等，还配有各种报纸、民众读物、识字挂图画片等。茶园的活动除了喝茶，主要有娱乐(打乒乓球、下棋、乐器弹奏、唱歌比赛等)、演讲、阅读书报、谈话(乡村工作人员与农民一起讨论问题)。此外，茶园还代农民写书信和各种契约。据统计，每晚都有40多个农民来茶园听书，结果“使民众之生活，得受陶冶，而有所改进”。晓庄学校的中心茶园，形式如同普通茶馆，只是壁间挂一些有意思而浅显的图表，并备有象棋、乒乓球等娱乐用品。茶园不准赌博、吸食鸦片，只许进行有益的娱乐活动。 平教会认为，戏剧在平民教育中具有焕发农民向上意识，介绍一般常识，施行公民训练等作用，因而“一方面研究实验乡村戏剧之内容与形式，一方面运用戏剧方法为农民教育之工具，以期增进农民对艺术的欣赏，创造民众化的戏剧”。他们根据乡村特点，创造改编了一批剧本，进行了多次公演，大大丰富了农民的业余生活。在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师生则是排练文明戏，即现代话剧，然后送戏下乡，为农民演出。这些文明戏大都是内容健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同时，他们还组织农民自编自演节目，如贺家村演出的三天，每天的观众都在1500人以上，三天结束后仍有不少人要求续演。 另外，还有许多试验区建立专门的公共娱乐场所和娱乐设施，以供村民娱乐之用。如邹平贺家村村学办了一处村民文教活动中心—达德园，园内设有图书馆阅览室、新剧社、音乐队、操场、武术团等，以上设施对全体村民开放。徐公桥地区先后建成体育场、公园各一处，供农民平常业余游憩之用。江苏省立汤山农民教育馆则建立娱乐室、民众运动场、弈棋室等。娱乐室内有留声机，无线电收音机，每间1日中午12时至1时开放，每次听众约70余人。民众运动场平均每日有三四十人加人练习，旁观者不计其数。举办象棋比赛时，参加者也十分踊跃，大大提高了农民的下棋兴趣。特别有意义的是，农民教育馆还专门设立了儿童乐园作为汤山全镇儿童游戏和运动场所。园中设备主要有秋千、滑梯、轩轻板、木杠、木马、石凳等，并经常组织儿童会、童话会、儿童运动会等活动。1930年总计人园儿童7294人，1931年8一10月份，每月人园儿童达一千数百人。 这些娱乐活动不仅使不少农民抛弃“不正当的娱乐，而以听书、下棋、乒乓、音乐、戏剧等为消遣的方法”，惠北实验区高长岸的一些农民在遇到重大节日和活动时还能自办音乐演奏会，而且使以前不太关心国家大事的农民，“也喜欢听时事消息了，自去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们天天要问东北的消息，而且愿意暂停田作，排队到县学部请愿”。可见，农民业余生活丰富的同时，公民意识也得到了加强。 综上所述，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对农村妇女地位及农民业余生活变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大多学者也指出，这一时期实验区医疗卫生状况、社会风俗等也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可见，这场运动对农村社会生活习俗的变迁是有重要意义的。一方面，它动摇了传统妇女的社会地位，丰富了农民业余生活，改善了农村卫生医疗状况，削弱甚至废除了农村陋习。另一方面，由于这些运动大多采用宣传教育和行政处罚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进行，虽然乡村建设运动最后因抗日战争的爆发而结束，但宣传教育的影响，如多样化的娱乐方式，对陋习危害的认识，基本的卫生常识，以及农民自己在乡建运动中的所见所感所体验等，仍然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农民的生活，这无疑又会对农村生活的进一步变迁起到推动作用。 社会生活论文:社会生活与道德教育浅谈 摘要：“道德教育回归生活”是时代对道德教育提出的迫切要求，也是少年儿童道德教育的必然要求，这里的生活如同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一样，具有典型性特征，是具有一定价值取向的事物，从这个方面来看相当于道德实践。但是与道德实践相比，“生活”则更具“童心”“童趣”，“道德教育回归生活”将会推动当下道德教育向纵深发展。 关键词：道德教育；典型生活；道德实践 1“道德教育回归生活”的理论背景 1．1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要求使然：起始于2001年的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规模之大，力度之深是前所未有的，这次改革明确指出：课程应当“密切贴近儿童的生活，符合儿童的年龄特征和身心发展特点。”［1］“道德教育回归生活”自然是此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理念在道德教育上的具体体现。1．2以往道德教育中存在的弊端：以往的道德教育已经蜕变为将“道德、品德从人的生活、社会生活中剥离出来［2］”，把道德的形成、品德的培养作为一种孤立的现象，一种知识体系来对待，这就直接造成了“思想品德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不强［3］”的状况。这种状况反映在教科书上，就表现为“学科化、知识化的倾向，教科书的呈现，往往以德目或道德规范为逻辑，强调严密的知识体系结构”［4］，脱离儿童的实际生活；“反映在课程上，尽管德育课程不同于知识类课程，而德育课程的设计和编制却多采取学科类课程的形态；反映在教学上，表现为忽视儿童的行为变化和个体的内心体验，仅仅强调道德知识、概念的传授和规范的逻辑体系；反映在儿童的学习上，则表现为只重视对道德知识的识记与背诵，而不努力去实践这些道德要求”。因此，如果不进行道德教育的根本性改革，不从儿童的实际生活出发；克服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等不良倾向的话，道德教育是很难适应素质教育的要求的。1．3少年儿童思想品德形成特点：少年儿童是一个个活生生的、具有完整生命表现的人，面对他们参与的生活世界，他们的生命表现往往是既有认知又有情感、意志和行为，此种种因素在现实生活中总是同时发生，并同时作用于生活的。因此，新的课程改革力求使少年儿童的道德教育过程成为完整生命投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少年儿童不仅要经受认知的挑战，从中获得理智上的满足，与此同时，在心灵的充盈中获得精神的体验。道德教育的结果不仅促使少年儿童知识的获得、认知水平的提高，而且更应该关注他们正确态度、价值观的形成，行为规范的养成，最终实现“情感、态度、行为习惯、知识技能培养的内在统一”［6］。 2正确理解“生活” 基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我们强调以少年儿童自己的生活作为道德教育的基础，体现了课程指导思想对儿童的尊重。尊重儿童不仅是有效教育的必要条件，应当说这也是教育的本质观点。少年儿童有他们自身与成人不同的生活需要与特点，不从这种需要与特点出发，教育几乎成为不可能，教育只有“关注儿童的现实生活”［7］，才能做到有效、有针对性。道德教育回归生活，要求我们应该重视生活所蕴含的道德教育价值，其中特别应该关注他们正在进行中的现实生活以及他们已经具有的生活经验。由此可见，这里的“生活”，如同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一样，具有典型性特点，应当是来自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从对少年儿童进行道德教育的角度来看，典型生活应当是蕴含丰富的道德教育因素的又与少年儿童密切联系的现实生活。因此，道德教育回归的“生活”，并非是普通的生活，随意的生活，或者说是具有自发性、笼统性和价值取向多元性的生活，这样一来，“道德教育回归生活”也就并非是将道德教育这一种有一定价值取向的事物建立在了一个没有一定价值取向的事物的基础上的，恰恰相反，道德教育回归的“生活”，应该是“发生在儿童身边的真实的生活，如观察小动物、家政劳动、个人生活自理活动；模拟化的儿童真实生活，如有关家庭生活的游戏、以爱护自然为主题的儿童剧、情境对话”，以及学校、班级开展的各种主题活动，等等。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到处都充满了竞争。经过一番激烈的竞争之后，面对自己的竞争结果，往往是有人欢喜有人忧，有人振奋有人沮丧，有人如过眼烟云又有人反思不已。不得不承认竞争的结果是残酷的，但是我们更应该冷静地分析竞争的结果，面对成功，我们不应该沉湎和陶醉；面对失败，我们也不应该灰心和气馁。我们应该正确地面对竞争，更要正确地面对竞争中的成功与失败。”同学们都沉默不语，但是眼中却闪现出智慧的光芒。老师如此触景生发的激情洋溢又意味深长的话语，让全班同学都获得了教益。应该说授课老师这番话语中蕴含的道德教育因素，早已超出了《小小发明家》所要求的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究精神和动手实践能力之外的，是具有典型生活的特点的，但是其教育意向、价值选择却是确定而又难以估量的。品德教育要以少年儿童的现实生活为基础。关于这一点，在《〈品德与生活〉课程标准》和《〈品德与社会〉课程标准》中也都有明确的说明。《〈品德与生活〉课程标准》中强调：“本课程遵循儿童生活的逻辑，以儿童的现实生活为课程内容的主要源泉，以密切联系儿童生活的主题活动或游戏为载体，以正确的价值观引导儿童在生活中发展，在发展中生活。”另外，《〈品德与社会〉课程标准》也指出：“品德与社会课程是在小学中高年级开设的一门以儿童社会生活为基础，促进学生良好品德形成和社会性发展的综合课程。”所有这些都可以看出：道德教育回归的生活，不仅是一个有一定价值取向的事物，而且还是一个充满了“童心”“童趣”的事物。 3“生活”与道德实践的关系 要弄清“生活”与道德实践的关系，我们有必要先来认识一下生活与实践的关系。马克思说过：“全部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9］。从这个意义上说，实践的外延应该包含生活的外延，而道德实践又是从属于实践的，道德回归的“生活”又是从属于一般生活的，基于道德实践和道德回归的“生活”在道德教育过程中的目的以及功用的一致性，我们是否可以得出一种不完全的却合乎道德教育规律的结论：在少年儿童道德品质形成的过程中，道德教育回归的“生活”相当于道德实践；但是“生活”的高明之处还在于与道德实践相比，它具有“童心”“童趣”。也就是说，“生活”相对于道德实践来说更加有利于少年儿童道德品质的形成。这样看来，一方面我们承认并坚持“道德教育回归生活”的观点，另一方面应当力求避免当下道德教育中存在的泛生活化（缺少针对性和实效性的生活）倾向的做法。在对少年儿童进行道德教育的过程中，我们不仅应该关注他们当下的生活和他们已有的生活经验，而且同时更要注意道德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只有这样，才能既可以防止以往道德教育中存在的空泛、理性和教条主义的弊端重现，又为当下正在进行的道德教育改革的深入开展提供了根本保证。 作者:郑玄 单位:山东省郯城县第一实验小学 社会生活论文:社会生活中小学语文论文 一、在网络广播影视中学语文 电脑的运用，软件的开发，使学生提高了学习的效率。因特网的兴起，给学生带来了巨大的信息资源。以往听广播，只闻其声，不见其人，这种情况容易调动学生的想象力和思考，使学生联想主持人的表情、动作和语言。有些电台播放的歌词非常优美，就像一首首的现代诗一样。对此，教师可指导学生抄录下来，并反复地记忆背诵一下，就可以陶冶学生的情操。另外，有的电台还播放一些名家散文或者小小说。当这些文章配着动听的音乐以声音的形式呈现在学生耳边的时候，对学生来说，无疑是一场听觉大宴。比如，在学习老舍先生的《养花》时，我把中央电视台“艺术与人生”栏目搬进了语文课堂，获得了成功。我是这样做的：教室内移开讲台，模拟中央台布置。任选4名准备好的“老舍先生”，他们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中走上台。教师任主持人，台下学生都是观众和记者。就课文中的中心思想，老舍先生是如何养花、如何爱花的这些主题，教师、学生和“老舍先生”进行了良好的互动。教师与学生像朋友一样平等对话，各自选择适合自己的角色去参与学习、参与实践。当学生的理解有偏差时，教师及时精妙地加以点拨。师生在交流中对课文的中心思想和主要内容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同时在交流中让学生的思想境界得到了提高。 二、在平时与人的交流中学习语文 语文是一门需要在现实生活中实践的学科，我们说话其实就是语文在生活中的呈现。当我们听了一个故事之后，把它完整地叙述给小伙伴们听；当我们放学回家后，把一天的见闻感受告诉父母；当我们走在大街上，边走边描述一下环境的变化；当我们跟父母去菜市场，与小商贩讨价还价，这些都是在生活中运用语文的表现。另外，在我们的生活中，有许多生活阅历丰富的老人，他们经历过很多我们闻所未闻的事情，倾听他们的故事也是提高语文能力的一个过程。在倾听中，我们可以听到许多奇闻轶事或者民间俗语。这些鲜活生动的语言恰恰是我们平时语文课堂上所缺乏的。 三、在谜语对联歇后语笑话中学语文 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有很多流传下来的俗语和笑话等。这些古老的语言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如谜语这一形式。猜谜语其实是一种文字游戏，谜语有谜面和谜底两个部分，一个字、一个动物或者一件事物，都可以通过谜面的形式来形容出来，然后人们根据提示来猜出谜底。有些汉字的谜面，读起来生动有趣、概括能力强，当我们猜出谜底之后，就会非常轻松、愉悦地就记住了这个汉字的特点。当然，有的谜面概括的知识就更丰富了，如有的是对地名的描述，有的是对人物特点的概括。这样的谜语，既锻炼了学生的思维能力，又丰富了他们的语文知识。在猜谜的时候，教师可以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要求学生自己以班内同学的名字为谜底设计几则谜语。学生热情高涨，一则则精彩的谜面被设计出来。如：“夏日里的渴望———是清风（施青峰）”“结婚———成亲（程钦）”……总之，抓住生活的点点滴滴，眼里有资源，心里有教育，语文课程资源就无处不在。 四、引导学生在社会生活中实践语文 语文学习应该是把已有的语文知识投入生活实践，在实践中提高、发展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不仅要在生活中学习语文，更要融入生活，在生活中实践语文知识。 （一）生活中需要语文知识来进行点缀 在语文课上，学生都学过拟人、比喻这些修辞手法。对此，教师就可以让学生活学活用，运用这些修辞给班级书写文明用语，为校园树立新风。于是，“小草在成长，请勿打扰”“不要弄脏小草的绿裙子”“悄悄地来，悄悄地去”“你给我爱心，我奉献绿荫”等一条条充满童真童趣、朴实无华的警示语从他们的大脑中迸发而出。“产品”一旦为生活采用，学生就能感受到语文在生活中的用处非常大，从而使他们有更大的兴趣去学习语文。 （二）探索社会生活中的神秘地带 我们都是一个个普通的社会成员。对学生来说，社会上有很多他们想触及的“神秘地带”，比如，城市水资源污染程度如何呀？革命圣地南湖有什么典故呀？卫星是怎么发射到太空的呀？我们在教学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学生的这些好奇心，带领学生去深入到大自然和社会中考察研究，并鼓励学生积极地进行运用实物实地考察法、文献资料论证法与合理想象、推理法写出科技小论文或考察报告。 （三）纠正社会生活中的语文“病症” 社会生活中存在着许多不规范使用语言文字甚至错误使用语言文字的现象，对语文教学有一定负面影响。与其“严而守之”，不如“以攻代守”。因此，在语文课上，我经常向学生灌输一种意识：人人争当语言文字小医生，为规范语言文字的使用做贡献。于是，学生经常能从店牌、广告牌、电视字幕、报刊杂志中找出错别字、病句，从家长、教师、同学、节目主持人的话语中找出不规范的、错误的表达。变大社会为小课堂，让学生带着语文课堂的收获走向社会生活，这样，一个“在学中用，在用中学”的良性循环系统就产生了。 五、结语 总之，语言来源于人类劳动，也是人类丰富多彩的生活实践。通过关注学生生活世界，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要让学生在已有的生活经验的基础上来学习语言，着眼于他们看到乃至体验到的真实的生活世界，引导学生在社会生活中学习语文和在社会生活中实践语文，从而让语文教学渗透生活，让语文教学返璞归真，在语文学习中体现语言学习的以人为本理念。虽然，我近两年来的教学实践也取得了较好效果，但仍有许多环节需要继续去探索，从而让语文与生活结伴同行，让语文因生活而精彩，让生活因语文而辉煌。 作者：滕玉华 单位：河北省青龙满族自治县草碾小学 社会生活论文:从喜剧电影看真实美国社会生活 一引言 《笨人晚宴》是一部意味隽永的影片，它讲述了一个叫蒂姆的年轻人为了讨好上司不得已参加了一个叫“白痴之宴”的活动。这个活动的目的就是要找到一群完美的“白痴”结伴赴宴，届时评比谁带去的同伴是白痴之最。在晚宴的前几日，蒂姆偶遇了傻里傻气的国税局职员巴里，并“邀请”他与自己结伴赴宴以讨好自己的老板。但巴里虽然看起来愚笨，却意外地让蒂姆的老板出尽洋相，在晚宴上制造了轩然大波。从影片的名字来看，《笨人晚宴》讲述的是一场由上流社会举办的盛大晚宴。但从晚宴“邀请”到的嘉宾来看，所谓的晚宴不过是用来嘲弄和耻笑他人智商的恶意舞台。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笨人晚宴》所呈现给我们的，是一幅当代美国社会栩栩如生的众生图。正如影片的编剧之一汉德尔曼所说：“我们都意识到了一个难以否认的事实，那就是我们正在解析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最难得的是还维持了不多见的逼真感，让每个人在大笑声中，慢慢地寻求和体会每一个人物表相下的最为真实的自我。” 二杂陈百味的社会现实 1小人物的无奈人生看过影片的观众会发现，晚宴本身并非影片的重点。导演真正想呈现给观众的，是至纯至真的巴里。在影片中，巴里是一个典型的小人物，他供职于美国人最痛恨的机关———税务局，每天做着最无聊的工作。不仅如此，还因妻子跟自己的主管———号称能控制他人、特别是能控制巴里灵魂的瑟曼有私情而离婚。应当说，巴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性人物，在他身上充满了小人物的艰辛与平凡。巴里的智商不高，却总以他一贯的、滑稽的“乐观”表达着自己对生活的热爱与执着。在影片中，琐碎平淡的日常小事在他的身上都可以演绎成笑料百出的剧目，吃饭、开车、睡觉……这些观众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场景，由于有了他的存在，都变成了一出出让人忍俊不禁的滑稽剧。在观众的眼中，他的处世之道、待人之理处处显示出与社会的格格不入。有时候，我们甚至会感觉到他成人的外表下面隐藏的是一颗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孩童的心。但是，在影片中巴里的角色却是最为丰满的，虽然他外表疯癫，头脑不会转弯，甚至看过影片的观众还会觉得他的身体和意识形态里竟没有任何野心、斗志或世俗的东西。但就是这样一个愚人，却能够用自己的方式简单从容地面对各种纷繁复杂的问题，并采取简单明了的解决办法。在巴里看来，世界本来很简单，是人们把它弄复杂了。所以，我们需要承认的是，不管巴里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搞砸了一切，他的初衷都是好的，他想给蒂姆提供善意的帮助，尽管最终的结果是直接颠覆了蒂姆的生活状态。或许，这就是一种小人物的人生无奈吧。再说影片的另一个小人物蒂姆。在遇见巴里之前，他似乎正过着一种令人羡慕的生活———时尚华丽的装扮、令人艳羡的保时捷座驾，还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公寓。如果不是向女友求婚多次被拒绝，蒂姆的生活应当算是当今美国社会大多数年轻人梦想的状态了。但是，这些外在的浮华终究难掩小人物生活的无奈。影片中，观众看到的是一连串的麻烦事———事业陷入窘境，爱情险些夭折，就连心爱的豪车也被人砸烂。这个世上难道还有比蒂姆更无辜的小资产阶级吗？但是，蒂姆却实实在在的是美国千百万小资产阶级生活的缩影———小如意，不如意，被挤压，挤压人，这是他们生活的常态。 2富人的畸形价值观以蒂姆老板为代表的上流社会的富人们不是影片的主角，但他们的存在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当代美国社会意识形态中的一种畸形价值观。他们富可敌国，拥有权力、地位等小人物们所幻想拥有的一切。但他们却被这些人生附加值冲昏了头脑，以至于不知道究竟怎样的人生才算是快乐幸福的人生。于是，为了寻求所谓的快乐与幸福，为了找寻能填充内心空白的事物，也为了花掉那些多到不知道如何去花的金钱，他们的灵魂被扭曲了。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观众得以看到，在所谓的上流阶层中广为流行的一种庸俗糜烂的、变态的价值观———以嗤笑他人的智商情商为乐，以操纵小人物的人生为荣。因此，这场晚宴变成了一幅美国上流生活的百丑图，而巴里则成了不停搅动现场，以喜剧效果让那些贵族们以真面目示人的“鲶鱼”。从这个角度来讲，这又何尝不是一次严肃而发人深省的现实披露呢？只不过影片用诙谐幽默的基调对此加以包装，让哲思与惆怅在搞笑中慢慢地渗透，让观众在大笑之后反复回味个中滋味。 3伪艺术家的装疯卖傻影片中，与上流社会富人们相得益彰的还有一个叫凯兰的伪艺术家。之所以冠之以伪艺术家的名号，是因为看过影片的观众一定会感觉很难将艺术家的称谓赋予这样一个满嘴脏话、有不良性嗜好、行为无比怪异的人。他用动物的粪便作画，把胳膊伸进临产斑马的阴道去“感受生命”，以“让人恶心”为作画的最高标准，就是这样一个装疯卖傻的画家，险些毁掉了蒂姆的爱情与幸福生活。观众也许会问，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勤奋踏实的人们得不到好的归宿，真诚善良的人们承受着多舛的命运，而那些疯狂变态的群丑们，却享受着无比惬意的生活。难道这就是导演所要呈现给我们的百味人生吗？事实上，随着影片情节的不断推进，我们不难发现，导演想要向我们呈现的，并非是这种纸醉金迷的糜烂生活，更多的是当美国大众消费时代的物质生活逐渐失去精神基础后，社会上所弥漫着的精神空虚以及随之而来的、以消极的物质享受和变态追求来填补空虚的畸形价值追求。 三真实温暖的生活写照 1像孩子一样感知世界世间万物皆有存在的理由。世界是否美好，取决于人的生活态度。影片中，巴里是一个有着孩童般心智的人。他善良、诚实、单纯、有梦想、兴趣独特，他喜欢替人着想，对朋友更是倾尽全力、义不容辞。可是，他也会说一些不合时宜的话而不自知；他会一片好心却总是把事情弄砸；他会热心地帮助你，但却让你一发不可收拾地陷入更大的困境；他会在没有弄清楚事实的情况下帮你分析，直到把你也拖进奇怪的逻辑。然而，正是这样一个被视为弱智的人身上，保全了人性中最为美好的特质。对巴里而言，再复杂的人生在经过他那颗淳朴到原始状态的头脑过滤后，都会变得清澈透明。事实上，巴里绝对不是一个智商低下的人，他只是一个在某种意义上社会化程度低的人。所谓社会化，是指由自然人到社会人的转变。每个人都必须经过社会化才能使外在于自己的社会行为规范和行事规则内化成自己的行为标准。因此，社会化是人的社会属性，是人们从事社会交往的基础。影片中，巴里之所以被归类于笨人，正是因为他的社会化程度不高。当人们都按照社会的规则规范行事时，巴里却只活在老鼠的世界里，他用自己的规则生活，与人交往。也正因为此，他才能够像孩子一样感知世界，并善于发现一切旁人看不见的美好。相信看过影片的观众一定会对晚宴上巴里的“梦想家之塔”有着深刻的印象。猴子、莱特兄弟、三明治伯爵、文森特•威廉•梵高、路易斯•巴斯德、本杰明•富兰克林和埃维尔•克尼维尔这些在旁人眼中原本风牛马不相及的人竟然都爬上了那个既有趣又鼓舞人心的“梦想家之塔”。其实，透过巴里，导演想要告诉我们的是：上帝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放上了一份天赋，哪怕是一个笨蛋。而人的使命就是要把这份天赋发挥出来，只要你敢于梦想，并且坚定信念地去努力，即使是一个笨蛋，也能创造出奇迹。 2像“白痴”一样敢于幻想在晚宴上，巴里的“梦想家之塔”为蒂姆赢得了人气，而那段关于梦想和梦想家的演说更是折服了千万观众的心。“梦想家之塔”告诉我们，所有伟大的梦想在最初未被人接受时，都只是人们眼中的幻想。可正是因为这些幻想，猴子可以直立行走和开口说话；因为幻想，莱特兄弟能让比空气重的胶合板飞上天空；因为幻想，世人有了夹着生菜和番茄的三明治；因为幻想，只有一只耳朵的梵高成了伟大的艺术家；因为幻想，路易斯•巴斯德发明了巴斯德灭菌；因为幻想，本杰明•富兰克林让我们认识了电；因为幻想，埃维尔•克尼维尔成了美国人眼中的超人。所以，巴里的演说向我们证明了成功的人在取得成功之前都可能曾是人们眼中的白痴。只不过，他们没有在人言可畏的世俗中退缩，而是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的梦想，奋勇前行。因此，人生就要敢于幻想，哪怕我们的梦想在别人的眼中只是痴人说梦。应当说，像“白痴”一样敢于幻想有着鲜明的美国特色。而《笨人晚宴》之所以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影片向人们阐释了一种好莱坞擅长的“弱者”的精神优势，一种单纯的、如孩子一般的执著，一种被广为推崇的美德和精神文化。这种精神优势绝不仅仅是一种顽强的精神，更是变成一盏指引美国人日常生活的明灯。而有了这盏灯的指引，即使是最普通的美国人，也能敢于幻想，并为之不竭奋斗。 3像蜗牛一样向上爬美国不是天堂，但美国处处都是成功的机会，这是“美国梦”的核心内容之一。因此，在美国人的眼中，成功取决于自己的努力，而不是家世和背景。事实上，美国社会中有着许多像我们一样的小人物，如蒂姆。影片中，他开着豪车，住着宽敞的大房子，可是，这些外在的浮华几乎把他拖成了负资产。为了继续舒适的生活，为了向女友证明自己的能力，为了能够“从六楼升到七楼”，他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向上爬，不惜一切代价，哪怕出卖自己的良心。蒂姆绝对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坏人，尽管他为了讨好上司而不惜利用纯真善良的巴里。其实，更多的时候，导演想向我们展现的，是在以蒂姆为缩影的美国小资产阶级群体中普遍存在的人性的残缺，是一种共有的让人同情的气质。他们自恃精明，他们拥有房子、车子、家庭、地位，这一切是那么真实，真实得逼迫着人们一步步像蜗牛那样向上爬。事实上，蒂姆的人生轨迹里处处影射着美国人常常津津乐道的“美国梦”，即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众所周知，个人主义是美国文化的主导价值观，这种强调个人自我设计、个人奋斗、追求个人价值最终实现的个人中心主义是美国社会个人主义价值观的核心。因此，从这个意义来讲，影片《笨人晚宴》真实地展示了传统美国社会文化的深刻底蕴。 4像初恋般珍惜爱情在《笨人晚宴》这部片子里，爱情是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线索。因为蒂姆所有行为的初衷都是为了茱莉，为了他们的爱情，为了共同的美好生活。茱莉是蒂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为了茱莉，他才会拼命地想要升职，惟有这样，他才能让茱莉觉得自己配得上她。在影片的结尾，蒂姆终于明白，茱莉之前拒绝他的求婚并不是因为介意他的职位。他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醒地认识到，茱莉就是他的惟一，他是多么地希望能够每天在她身边醒来，能够每天都看到她的脸，他是多么愿意为了他们共同的、简单的幸福生活而努力奋斗。爱情，这个好莱坞永远不缺的话题，在《笨人晚宴》这部影片里就这样以一种平淡却又温馨的方式诠释了。其实，影片想要告诉我们的是，不管我们正在经历的情感是生命中的第几次，都且珍惜它，像珍藏初恋一样。因为生活是平淡的，幸福是真实的。 四结语 《笨人晚宴》是成功的。它的成功不仅仅体现在可观的票房，也不仅仅在于它给观众带来了多少欢笑，更多的是因为它向观众展现了当代美国社会的群像。社会名流、平凡小人物，乃至晚宴上身怀绝技的“笨人”们，他们和他们身后延展出的精神意象与价值观念，让我们在有限的一个半小时里窥视了当代美国社会文化的繁华。幽默是短暂的，而幽默所营造的氛围和深度却是持久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笨人晚宴》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社会喜剧，它对美国社会文化的多方位诠释必将引发观众的深刻思考。 社会生活论文:社会生活教育启发 一、教育民主化、学术自由化。 熊佛西辗转到达四川，立刻开始导演(《后防、((吴越春秋》、((放下你的鞭子))、((中华民族的子孙、((抗战儿童等剧。为了让话剧演出活动伸入到社会各个角落，熊佛西意识到培养更多的专业戏剧演出人才是目前首当其冲的任务，他便向当地政府提出办一个戏剧学校是他此行的最大目的，“这个学校还要附设‘表证剧团’，一个农村演出队，以配合抗战。由于这些话是如此的‘堂皇公正’，又是在大庭广众中提出，便顺利地被批准了。”(苏枚整理：((遗爱在心永难忘：原四川省剧校在蓉校友集会追念熊佛西校长记实，戏剧艺术》，1982年，第2期。)熊佛西终于实现为人民办学，为社会办学的愿望，四川I省省立戏剧教育实验学校于1939年8月成立，熊佛西任校长并兼任戏剧概论、编剧课的教学工作。“省剧校”成立之初，招收各类学生七十余名，学校口号为“本艺人的热情，守军队的纪律．以戏剧为教育，完成心理建设。”校训的中心思想即勉励每一个人，做爱国、正直、好恶分明的人。“向前进，向前进，我们是戏剧铁军，严守集体的纪律，抱着火样的热情，坚守志向，勇往前进!”从校歌歌词就可看出：熊佛西希望将学员们培养为一支“铁的队伍”。在此期间期间，熊佛西坚持“教育民主、学术自由”的办学方针。他聘请当时社会上颇有声望的名人来校任教，如任钧、张季纯、陈白尘、丁易、刘盛亚、汪漫铎等，受到学生们的热烈欢迎，这些教师是社会上进步的爱国知识分子，他们的传道、授业、解惑对省剧校学生们进步思想的培养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为培养优秀戏剧人才，在最艰难的戏剧办学时刻，熊佛西仍然不忘图书馆建设是丰富学生知识的宝库，“不管什么学术只有在自由研究中显得有价值或者没有价值，限制禁止是不对的”。(熊佛西：《熊佛西戏剧文集》(下册)，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847页。)当时在省剧校图书馆里能读到古今中外各流派的书籍和理论著作，在白色恐怖的时刻，像(《资本论》、《联共党史》、大众哲学、《新华日报、《群众等民主进步书刊和革命书籍在社会上早已成为政治禁书，阅读或收藏这些书目可能面临生命威胁。而在熊佛西创办的这所“省剧校”图书馆里却可以自由借阅。省剧校学生刘沧浪在回忆时感动地说：“今天想起来，自己对戏剧文学有一定知识，有从事这种工作的兴趣，爱好，确和当时在学校时读了那么多好的作品分不开的呵。” 二、发展多元化、办学社会化。 熊佛西将其在四JII的演剧活动和人才的培养，直接作为投枪与匕首直刺敌人胸膛。他说“我们固然希望我们的学生成为剧作家，演出家，舞台装饰家，但我们更恳切的希望他们成为脑到手到脚到，吃苦耐劳，以活动为中心的社会教育家，来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来推动抗战救国的巨轮。”熊佛西要求学生成为踏实、有高洁人品的戏剧演员。因此，他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把培养的戏剧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1939年他带领学生到成都演出《国家至上，演出将要开始之际，国民党中央军校带领士兵来捣乱演出，熊佛西将两个手榴弹绑在身上，到剧场门口守候，他说只要国民党敢来捣乱，就与之同归于尽。1940年，国民党为了监视剧校的办学思想，还专门派训育主任到学校监督，清理图书馆，检查来往信件，没收进步书籍，但熊佛西总是据理力争，在中共地下支部的支持下，国民党的阴谋未能得逞。“到了八十年代，原四川省剧校校友集会仍在追念往事：‘大家众口赞誉熊先生是一个爱国者，是一个对抗日救国为中心的戏剧事业作了贡献的艺术家’。”(苏枚整理：《遗爱在心永难忘：原四川省剧校在蓉校友集会追念熊佛西校长记实))，(《戏剧艺术》，1982年，第2期。)省剧校中的进步学生没有一个被逮捕，每当危险来临的时刻，熊佛西首当其冲站出来，为保护学生和他热爱的教育事业，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熊佛西把艺术、教育与实践融为一体，终生从事戏剧教育工作，从北京人艺剧专、河北定县农民话剧团到四川省立戏剧学校的建立，抗战胜利后，在上海戏剧学院继续培养话剧人才。熊佛西独特的教学模式与实践相结合的训练法则，时刻与时代相结合的演剧理念，对演员、导演的培养都走在时代的最前端，尤其是在办学中“通才”教育观的贯彻，他所培养的一大批戏剧人才，直到今天还仍然活跃在演剧事业中。熊佛西开创了我国现代话剧教育的先河，其人才培养模式对今天演艺人才的培养，仍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熊佛西在办学教育中一直坚持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原则。“省剧校”的课余时间丰富多彩。每逢周末，学生们在简陋的舞台上，昏黄的油灯下，将话剧、曲艺同台演出，演出内容多取材于日常生活，形式多样化，如金钱板、打莲湘、山歌、民歌小调之类。学生们将这些演出节目加以改编，并将其与专业学习结合起来。既能自娱自乐，又能将学习的理论知识用于实践，在不断的演出实践中学习知识，提高艺术修养，锻炼学生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专业教学培养之余，熊佛西将失学和失业青年集中起来，组成抗战表演剧团，经短期培训后，到各地巡回演出。坚持“我们的抗战戏，不但演给城里人看，还到农村去演给农民看”的宗旨。(苏枚整理：((遗爱在心永难忘：原四川省剧校在蓉校友集会追念熊佛西校长记实，(《戏剧艺术》，1982年，第2期。 三、文艺大众化。教育全民化。 熊佛西对学生怀抱真挚情感，尊重与渴求人才，强调戏剧的目的是为人生，为大众，为社会的艺术。他一生辗转全国各地，从未忘记自己的使命与责任，为话剧教育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如田汉、洪深、欧阳予倩一样，这些中国现代戏剧家们以人道主义、现实主义精神、以家国为重任的社会责任感，对今天的知识分子，仍然有珍贵的启示意义。陈寅恪先生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定为北大精神，那么今天的知识分子更应该发扬这种艺术气节。尤其在提倡建设和谐社会，关注底层人民文化生活的今天，为现实服务的人道主义精神更值得我们继承与发扬。在四川各地的演出活动中，熊佛西一直坚持在定县开创的剧场创新的尝试。1938年，他带领三万多名成都小学生，为十几万成都观众沿街演出，“曾以整个成都当舞台，四十万市民当观众，二千多的学生当了演员”，演出队伍成了一条长长的火龙，“三小时的群众性街头演出活动，使几十万民众一直与演员溶合在同一气氛中受到一次印象非常深刻的抗战必胜的教育”(辛慕：成都儿童：抗战儿童的筹备》，(《戏剧研究，1939年，第1期。)。将话剧演出与小学生们的爱国教育思想结合起来，对培养学生的爱国热情，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尤其是剧中人物体现出高尚的思想品质和道德情操，潜移默化地教育和培养了一代爱国家、爱人民、有远大理想的新人。这支素有“铁军”称号的演剧队伍，在抗日战争威胁最严重的时刻，在熊佛西一如既往地带领下，艰苦地开展戏剧运动，在乡村演出一大批剧作。1940年冬天，省剧校由地下党领导，师生们一直参与很多与农民有关的工作，加上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剧校活动被当局觉察，经常被克扣经费，教师们好几个月拿不到工资，只能依靠典当物品为生，1941年春天，省剧校在四川省参议会强制命令下被迫解散。尽管这所抗战大后方的学校仅仅存在不到三年时间，但却在熊佛西的教育思想指引下培养了一大批戏剧人才，解放后有许多人成为我国戏剧界、电影界知名的演员和戏剧教育者。四川I省立剧校炮火中的成立，抗战剧团硝烟弥漫中的演出活动，一大批爱国学生的培养熊佛西抗战时代为教育事业不遗余力的努力，只要我们用心感受，始终能聆听到它在时展的长河里一路突奔、呼啸的声音，直到它汇入时代的洪流中。任何时代，任何社会，教育应该始终与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的，离开生活，离开社会，一切犹如空中楼阁。熊佛西的教育主张，正如廖奔所言：“熊佛西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人民的戏剧教育事业，他把话剧这一艺术样式介绍到中国来，传播到知识青年中，普及到广大民众里去．使之在中国的社会变革、民众启蒙、素质改造、美育教育的事业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的历史功绩标秉史册。”(廖奔：世纪纪念一熊佛西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上海戏剧》，2001年，第4期。)因为与他一起的老一批教育家们在中国最忧伤的时刻，挑起重担，把教育带进生活，让教育与社会同甘共苦，使教育成为引领大众前进的锋锐武器。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教育，熊佛西在抗战时期的教育观、办学观、思想观，始终与时代同步，他将话剧教育的“载道”功能镌刻上了时代的印迹，开启了一扇现代中国教育事业与社会生活紧密相连的闪光风景线，也为我们今天举步前进的教育发展打开了一扇值得眺望的窗户。 社会生活论文:成人教育在社会生活中的重大功能 我国的各类成人教育部门，担负着培养、教育跨世纪人才的重大历史责任，在跨世纪的时刻，对成人教育的各种社会功能进行重新审视，无疑具有现实的和历史的意义。 一、成人教育的经济功能 “成人教育主要是对走上各自生产和工作岗位的从业人员进行的教育。它能直接有效地提高经济效益和工作效率。”不言而喻，成人教育对经济发展具有极大的促进功能。 1．促进科技进步的功能。成人教育对科技发展的促进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其一，成人教育是培养科技人才的基地。通过发挥其教育的功能，成人学校能够为科技发展输送大批不同专业、不同层次的人力资源，为科技进步及创新提供人力、智力上的保证；其二，成人教育的对象大都是在岗人员，其中不乏一些业务骨干和技术能手，他们在成人学校学到的知识能够直接作用、应用到生产第一线，能解决生产、生活中丞待解决的难题，从而直接为科技创新服务，直接促进科技的进步。 2．提高劳动力素质的功能。这里所谈的劳动力素质，主要是指劳动者的文化水平及技术水平。 马克思认为：“要改变一般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和训练。”可以看出，在现代化大生产条件下，劳动者素质的高低主要取决其所受教育的多少：受教育程度越高，劳动者的素质则越高；反之，劳动者的素质则越低。 通过一定阶段的教育，不仅可以使劳动者掌握最基本的文化知识和基本技能，同时也可以提高劳动者的判断、思维能力，提高劳动者的整体知识水平及技术技能，从而使他们的智力开发能够与产业结构、生产的发展相适应。 对于已经从业的劳动者来说，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意味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可以得到提高，经济也可以得到快速发展。 二、成人教育的政治功能 成人教育最基本的政治功能就是提高劳动者的政治思想素质，以使每个人的思想意识、价值取向、自主行为及判断是非的能力等符合规范、符合要求。这里，成人教育的政治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指导功能。主要指成人教育有对人们的认识、思维、意识、情绪、行动等按照既定的目标和方向进行调节和引导。 目前，我国正处在新旧体制交替之际，形形色色的新思潮纷至沓来，外来思维方式、价值观及外来意识，犹如一股强大的冲击波一齐涌入人们的眼前，令人眼花潦乱、目不暇接，在各种新思想、思潮面前，一些人往往茫然不知所措。 要使每一位社会成员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个人的努力不可或缺，家庭、社会、学校的综合教育亦缺之不可。就学校教育而言，通过对成人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教育，重视榜样、发挥典型作用的教育以及加强政治理论课与思想教育课“两课”的主渠道教育，无疑可以使陷入困惑的人们少一些瞒怨和指责，多一些理解、支持和参与，激励他们积极上进，不断进取。 成人教育通过对成人政治价值观念的不断灌输，可以影响他们一生的政治态度、观念意识及理想信念。 2．规范功能。我们知道，现在的成人学员虽然思想较成熟，言行较谨慎，但他们的意识、思维、行为等较之以往已有了较大改变，可以说现在的成年人是很有希望与潜力的一代，在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煜煜生辉的地方。但是，由于年龄、家庭、知识水平等因素制约，在一些成人学员的言行中，仍然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随着学习环境的逐渐宽松，成人身上长期积淀下来的不合规范的行为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原则上讲，成人学校对于所有成人学员在接受教育期间，对其学习、人际交往、服装仪表、品德、行为等都有比较明确、清楚的规范性条文予以规范和约束，同时，通过教师的言传身教、要求等也对每个人意识、行为予以严格的规范，从而使每个成人学员的行为、言行符合规范和要求。 强制性的条文规范——刚性规范，对于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实属必然，也很必要，而持之以恒的道德教育及法制教育等对于制约成年人的行为也至关重要，通过这种柔性规范，能够让人们在潜移默化的学习中深切地体会到一个人的行为，任何时候都不应与社会主义道德规范背道而驰；一个人实现“自我价值”更不能违法犯法；“个人利益”的获得与实现，必须要受到社会公德及法制的约束和限制。 三、成人教育的文化功能 我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由于教育投资少，整体人口的文化素质较低，仍是我国现实经济发展的潜在危机，所以需要大力发展成人教育。 成人教育对于成年人接受知识、更新知识、学历教育及上岗培训等具有十分显著的功效。 1．传递功能。这是成人教育与普通教育共同具有的功能。在成人教育中教师是知识的传授者，在整个社会的发展中，通过教师的“传道、授业、解惑”，使人类的文明得以延续，使我们的社会得以发展和进步。 在“传道”的过程中，教师要把各种有用的文化知识，传递、输导给成人学员，通过持久、深入、由浅入深地不断传授，可以使成年人在成人教育中吸收、汲取许许多多的传统文化及现代科技知识。在成人教育中，教师是文化传递的直接者，通过教师潜移默化的影响，各种文化知识、价值观念、道德、修养等都会传导到社会成员的脑海中来，使他们充分掌握在一定的组织机构、工作岗位担任特定角色应具备的知识、技能和行为模式，从而对他们的一生知识的掌握和运用受益无穷。 2．创新功能。作为文化的直接传播者—教师，对文化知识不仅有传递、解释、传承的义务，同时也有选择文化、创新文化、更新文化的责任。正如列宁所说：“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革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不言而喻，只有在传播文化知识的其中，不断地对旧有文化、传统文化进行再创造，文化才能不断地推陈出新。 我们知道，成人学员是社会的劳动成员，也是社会某种职业的承担者，他们的学习，不仅仅是为了认识社会、认识自然，而且也是为了改造社会、造福于社会，所以在学习中成人学员渴望学到良好的文化知识，和先进、有用的科技技能。 综上所述，充分认识成人教育在社会生活中的经济功能、政治功能和文化功能是成人教育走向健康发展、和谐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只有这样，才能认真总结成人教育的实践经验，探索规律，为成人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服务；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为建设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作好经验总结和理论探索服务。这是成人教育理论与实践的重大课题。 社会生活论文:做好环境优化创造和诣社会生活 “保发展、保民生、保稳定”，是中央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提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改革开放30年，我国经济持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并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环境风险同步进入高发期。创新落实“两个率先”建设目标，需要保持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但这与极其有限的生态环境资源之间存在矛盾，特别是人民群众对生存环境需求日益提升与短期内难以迅速改善环境质量之间的矛盾，必将加重“保民生、保稳定”的压力。应对金融危机冲击下一些地方禁、控、限项目呈现反弹、个别企业污防设施“开机迎客、关机送客”应付检查和违法排污、超标排污现象有所抬头的严峻形势，积极践行科学发展观，创新环境执法效能水平，稳步构建和谐溧阳品位，是保障永续发展的睿智选择。 一、加强领导，创新机制永续效能 党中央、国务院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作出了“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战略决策，这对加强环境保护监管执法既是挑战、更是机遇。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市场重组和结构调整全面加速，促进了生态环境和环保监管能力建设投入力度，当然环境监管执法工作同时面临新的巨大压力，突出表现在：大规模集中投资建设压力剧增，短期经济发展与环境监管的矛盾更加突出；降低环保要求保发展、“两高一资”项目和企业以牺牲环境“捞利益”的环境违法等行为出现反弹；突发环境事件仍处于高发期。应对环境执法难、难执法，环境矛盾居高不下的严峻形势，促进经济、资源、环境可持续科学发展，关键在于加强领导。 一要创新领导决策机制。各级领导干部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提升领导决策的科学性、实效性。要快速扭转并切实增强经济与环保并重、同步、优先发展的观念和依法保护环境的实际行动，坚决有效践行科学发展观，在发展决策时坚决扭转重经济、轻环保的思维导向，要坚决杜绝以发展第一要务为名的地方保护主义和唯gdp论英雄的行为后果，切实减轻可持续发展的成本，有效提升经济发展效能、资源利用效率和环境保护效益，进一步改善和提升全市环境质量。 二要创新环保责任机制。要强化落实环保目标责任制、问责制、追究制，将“环保一票否决”真正落实到各级领导的政绩考核和政府、部门年度考核、评先创优等各个方面，并通过量化指标真正达到与领导的评绩、职务任免挂钩，促进区域环保工作领导力度再强化，依法管理抓到位，环境监察升效能，优化环境促和谐。 三要创新环境监察机制。环境监察机构承担着一个地区环境监察执法工作的重任，其工作效能、水平的高低，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该区域环境质量状况的优劣，环境安全程度的高低，经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水平。要切实加强环境监察机构能力建设，紧紧抓住扩大县（市）级人民政府权级管理范围的契机，创新举措快速扭转县级环境监察机构规格低、编制人员少、经费紧张、执法基础设施薄弱等现状，加大投入夯强环境监察机构的基础档次，加强培训快速提升监察队伍的综合素质，全面提升环境监察执法管理能力水平。 二、拓宽思路，科学管理提升效能 应对环境保护任务加重、要求提高的新形势，环境管理必须由传统管理模式向现代化、科学化管理模式转变，拓宽工作思路，创新管理方式，提升管理效能，构建平安环境。一要加大投入，夯强环境监管现代化基础。要在现已建成环境监控中心、4座水环境自动监测站、3座大气自动监测站和在重点企业安装28台水、气污染物自动监控设施的基础上，加大力度推进环境自动监控设施建设，促进区域、点位环境状况“说得清”进程，并为有效实施区域环境补偿和“排污权”交易铺就现代化管理基础平台，促进环境监管科学化再上新台阶，快速提升环境污染事故和矛盾纠纷的预警控防能力水平。二要创新试点并推广“排污权”交易。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稳步改善难，长期困扰着各地环保效能的提升。经济发展必将带来排污总量的增加，反应在环境容量局限性的矛盾将十分尖锐。加快探索试点、推广“排污权”交易，有利于促进排污单位积极主动提升科技发展的含量，科学实施节能减排和发展循环经济，有效推动企业生态环境系统的优化改良。通过实施“排污权”交易，更有利于严控总量，盘活存量，促升发展。溧阳今年重点推进纺织、印染、化工、造纸、啤酒生产等行业试点“排污权”交易企业14家，要积极探索实践、总结提高、完善创新，进一步加大“排污权”交易扩面实施工作。三要创新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控防举措。要务实把握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契机，强化探索创新控防农业面源污染新举措力度，快速制定相关政策措施，指导、激励发展新型农业规模化合作经济，发展有机农业、无公害农业和绿色环保产业（品），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创收，环境优化。 三、优化服务，科学减排促升效能 在发展仍是第一要务和经济转型期的今天，环保工作的重点必须转向控减污染总量。要以科学发展理念积极指导和帮助管理对象规避环保风险，提高生产科技能量和控污技能水平，精准实施iso14000认证、清洁生产审核和发展循环经济，促进提升企业环保诚信度和品牌档次。要创新实施《溧阳市循环经济规划》，认真总结在对42家综合能耗3000吨标准煤以上企业强化监控措施，淘汰落后用能设备68套，强力实施“工程减排”、“结构减排”和“管理减排”等污染减排工程措 施，连续三年完成上级下达的主要污染物减排目标任务，以及已通过循环经济建设试点审核企业10家、清洁生产审核企业58家、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企业62家、建成市级环境友好企业3家的实践进程中，还存在哪些问题、不足和急需完善的措施，创优指导和服务企业提升环保诚信品位促发展。同时积极帮助企业向上争取发展循环经济和污控项目的环保资金补助，形成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互动推进节能减排的良好氛围，优化实现经济与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 四、多措并举，强化执法维升效能 要综合运用法律、经济、行政、教育等手段，依法严厉查处各类环境违法行为。一要预警防范抓创新。要创新实施环境现场监察执法由“单一作战”向“综合立体作战”推进，着力扭转“走马观花、被动应对”向“聚焦重点、主动出击”转变，合理运用“蹲点式、伏击式、回马枪式”等监管执法方式，力争做到检查全面不缺漏，违法现行抓实证，同时加大节假日和夜间巡查、突击抽查力度，充分发挥其隐秘性、机动性强的优势，有效防范排污企业打时间“擦边球”偷排或超标排放污染物的行为，加强并同时科学合理安排特发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实战演练，确保污染源稳定达标排放和区域环境安全。 二要重点监管上水平。重点要在推进、指导企业发展循环经济、实施清洁生产、限期整治污染、实施雨污分流、排污口规范化整治的同时，强化推进排污口安装流量计、cod、so2在线监测仪等高新技术污染监控设施，以及重点区域水、气环境自动监测系统建设，并纳入环保部门污染源远程监控管理网络体系，真正做到随时掌控污染企业的排污情况，区域环境状况“说得清”、管到位。 三要环境执法严到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经济发展带来环境深层次矛盾、问题的深度叠加和环境保护“执法难、难执法”的严峻形势，环境监管力度不能削弱而必须加强，环境监管尺度不能放松而有必要控紧，坚决扭转“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弊端。对环境违法事件的处理，坚守首犯教育优先、处罚为副、整改到位原则，对屡教不改、造成严重影响和经济损失的，坚决实施加倍征收排污费、上限罚款、限期停产整治、直至关闭等行政处罚措施；对造成特别重大环境影响的业主、当事人和相关责任人，要依法采取行政或刑事处分措施，促进营造自觉依法保护环境的氛围。特别要创新实施公平、公正、公开的环境执法管理制度，能量化的坚决量化核准到位，该曝光的坚决曝光到位；进一步深化推进建设项目公众参与、环境质量日报和企业环境信息行为公开化等制度，不断创新环保工作公众知晓率，提升民众保护环境的参与率和监督水平；完善优化环保信息的部门、银行互动协作机制，扎实提升保护环境的执法效能。 四要科学运用税收杠杆引导调控环保行为。 要创新增强现行税制的生态保护功能，针对现行税种存在的适当性差、征收范围过窄、税负偏轻、减免过宽等缺陷，特别是有些税项对保护资源、控防环境污染起反作用的，要积极探索创新，完善加强税制立法，税种设定、范围设置、税率额度等的定位要向生态环境保护倾斜，进一步增强现行税制的生态环境保护功能，有效发挥环境成本在调控人与自然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要完善加强现行税制立法，探索开征环境税，依法强化税收征管力度。要尽快通过修订完善现行税法，使税收征管真正体现调控人与自然和谐的巨大杠杆作用，逐步过渡到环境税征管到位。要通过加大依法征管税收到位力度，在全面促进依法保护环境的同时，提升环境污染防治基金的筹集水平，加快和谐社会建设步伐。依法强化税收征管尤其要在调控高能耗、高污染行业，生产、经营产品和不法污染行为等方面创新举措，让环境成本以科学合理的税额融入投资、经营和消费成本。要结合国家和地方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对调整、控制的高能耗、高污染以及限制消费的行业和产品的生产、经营者，加大以高税率征管力度，促进走科学发展之路。要加强税务、环保部门的互动协作，对破坏生态环境的经营行为、长期不能稳定达标排放污染物的单位或经营者，税务部门应依据环保部门的行政执法事实，对其课以一定期限、提高税率征税，并免除其享受减税或免税政策待遇；对长期守法的企业、经营者，予以减税优惠奖励。要结合生态市建设目标，加快实施生态植被恢复和有利于保护土地资源、水资源节约与保护的税收优惠政策，同时取消或调整不利于保护环境的优惠政策，合力推进转变科学发展理念，有效规范依法保护环境行为，全面促进绿色和谐社会建设。 环境保护，任重道远。瞄准重点，攻坚克难。依法行政，统筹兼顾。创新举措，共促“双赢”。 社会生活论文:浅谈思品教学社会生活化教学研究论文 粤教版思想品德教材图文并茂，体式新颖，以其独特的编排风格和鲜活丰富的内容引导学生感悟人生的意义，认识和解决成长中的系列问题。该教材特别注重学生的生活经验，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以清新、亲近的魅力吸引着学生，体现了在生活中体验，在体验中感悟，在感悟中成长的教育新理念。因此思想品德教学必须将理论知识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将课堂学习与生活实践结合起来，让学生在体验生活的过程中掌握知识，发展能力，培养高尚的情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一、新课导入生活化 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所有智力方面的工作，都依赖于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它是学生获得知识、开阔视野的重要动力。浓厚的学习兴趣可以使人的各种感官处于最活跃状态，有效地诱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使学生自觉地集中注意力，全神贯注地投入到学习之中去。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充分调动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主动性，最好的方法就是从学生感兴趣的、为他们所熟知的日常生活入手，使新课导入生活化。 以八年级思想品德《明辨是非》一课为例，我将取材于学生生活中的一件小事打抱不平引入课堂，学生感到亲切，兴味盎然。我随即抛出一个思考题：到底什么叫打抱不平？并把电视连续剧《水浒》中的主题曲中的歌词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引入课堂，让学生充分讨论，最后得出打抱不平应该是正义感的体现，说明案例中的当事人不能明辨是非，没有正确的是非善恶观。接着又引导学生联系生活中的实际，讲述自己看到或听到的有关正义与非正义的实例，自然而然地导入新课。在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中，学生带着浓浓的学习兴趣与我一同进入新课教学活动。 二、课堂教学组织形式生活化 心理学研究表明：在民主、宽松、和谐的环境里，在平等、友爱的师生关系中，学生的情绪容易受到感染，容易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从而让学生自主参与课堂教学，自主大胆地进行探索。此时学生的思想开放、思维活跃，容易产生联想，产生灵感，容易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容易获得创造性的思维成果。要达到上述目的，教师应给学生创造一个民主、宽松、和谐的教育、教学环境。 教学实践表明：根据教学内容的不同，依据学生的心理特点和个性差异特征采用生活化的课堂教学组织形式，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使课堂收到良好的教育、教学效果。同样以《明辨是非》一课为例，当师生共同进入新课学习后，师生之间就开始以自由畅谈的形式展开教学活动，围绕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为什么要树立正确的是非善恶观这一主题，让学生结合生活实际，谈谈各自在现实生活中是如何做的，从中体会选择善良正义的人作为自己的榜样的重要意义。整堂课师生始终是在一种民主、宽松、和谐的教学环境中进行的，学生都积极、主动地参与教学活动，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三、教学情境设置生活化 法国教育家卢梭认为：教育应让学生从各种活动中、从生活中进行学习，通过与生活实际相联系，获得直接经验，主动进行学习，反对让学生被动地接受说教，或单纯地从书本上进行学习。创设教学情境就是模拟生活，使课堂教学更加接近现实生活，以引起学生的好奇和思考，是激发学生求知欲和内在学习兴趣的有效手段。 创设情境所选用的材料必须是与课堂教学内容有着内在联系的、贴近学生生活实际的、真实的、典型的、有代表性的材料。例如，我在执教八年级上册《自尊自信》教学中，运用多媒体设置了两个直观的生活情景。一是在公共汽车上，一名中学生坐在老弱残疾专座上，旁边站着一个老人。二是一名学生拿着一份调查问卷表向一个老人做调查：老头，填个调查表好吗？老人头也不回地走了。学生通过讨论交流感受，得出了尊重他人就能得到他人的接纳，尊重他人就是尊重自己的结论，同时学生也体验到了礼仪的重要性。这样，巧用教材内容设置情境，设置出人性化的教育氛围，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学生，达到了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此外在教学中，教师还应该鼓励学生走出课堂，走向校园、走向家庭、走向社会。英国学者麦克菲尔指出： 任何道德教育课程如果局限于教室里，不指向社会现实，实质上不是道德教育，是非道德教育。因此，在课前或课后，教师应该有目的地要求学生开展采访、调查、访问等形式的实践活动。以《匿名世界的游戏规则》为例，我在教学之前，首先让学生做了一个社会调查：让学生去调查社会上或身边经常上网的人，调查他们上网的目的是什么，他们如何看待上网，上网的后果等。然后让学生根据调查采访的资料，写一篇《我们如何正确上网》的调查报告。学生通过实际调查采访，认识到网络是把双刃剑，从而也明确自己今后该如何上网。这样处理教材，既锻炼了学生的能力，又让学生在活动中获得了体验和感悟。 思想品德教学，须让学生用心去经历，用心去体验，体验生活的酸甜苦辣，体验他人的奋斗与幸福从而真正丰富他们的内心世界，丰富他们的情感世界，继而在生活中真正树立自己正确的是非观念、善恶观念，最终达到思想品德的课程目的。 社会生活论文:浅谈在社会生活中日本和谐文化的反映 摘要：日本的文化和精神极具特色，主要由中国、欧美及本土诸种因子混合而成。日本人自身创造力依靠引入外来文明得到启发，进而推进本国发展。日本文化的继发性形成了该民族学习和吸纳其他文化的价值取向。战后日本更是大张旗鼓不遗余力地从西方引进民主制度、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且与传统文化相整合，陶冶成一种新质的颇具东方特色的日本式的文明。日本正是依靠这种独特的文化和精神特质，踏上了其成功的现代化之路。正如戴季陶先生所说：我确信日本人具有一种热烈的“信仰力”。这“信仰力”的作用，足以使他无论对于甚么事情都能够百折不回，能够忍耐一切艰难困苦，能够为主义而牺牲一切，能够把整个民族打成一片。 一.日本人的服务意识 在日本，在任何场合是不用担心“露怯”的，因为任何地方都有详细说明。在新干线的列车上，每个座位的背后都表明了所在车厢和周围几节车厢的设施，注明厕所、垃圾箱、电话的位置，这些设施都用图案表示，如一男一女并列的图案，在燃烧的烟头上打上斜杠的图案，在说明的最后一行，又用日文、英文特别说明这些图案代表什么，如一男一女并列表示厕所。可以说是无微不至。 日本的地图也十分周到体贴。走过一两条街，在街口就会有一张指示周围区域的地图，地图的设置不是上北下南之类的，而是空中俯拍式的，人冲着地图，就能立即找到前面、背后、右手边、左手边是什么，有人戏称，这是傻子都能看懂的地图。 日本的饮食可能不一定适合中国人的胃口，但进日本餐馆点菜却绝对没任何担忧。每个饭馆门口都有一个橱窗，里面是用蜡做的仿真的食物，展示出来的食物内容、形状、数量和实际端出来的完全一样。橱窗里没有陈列的，还可以看餐馆内的拍成照片的菜谱，吃什么菜、需要多少钱，在吃之前就已了然于胸。 二.日本人的质量意识 在日本上街购物，面对满大街琳琅满目的商品不用辨别真假优劣，日本没有假货，尽管放心购买。从外表看两条一模一样的珍珠项链，一条标价2000日元，一条标价20万日元，那2000元的一定是人造珍珠，而20万的则是天然珍珠。看看商品的标价，消费者大致就能猜出商品的档次和实际价值。 仅仅用不卖假冒伪劣产品来评价日本，恐怕还远远不够，实际上，日本人的质量意识几乎已深入到骨髓里。在日本，房地产商销售的都是装修好了的房子，入住时甚至只需买一盏灯。房子在住了一两年后出现木门、木地板变形、墙皮开裂之类的“事故”根本就不会发生，如果真出现这样的质量问题，房地产商在10年内会给予免费维修。所以日本人家中木地板、墙壁、厨房、卫生间都平整、光亮如新，即使住了很久给人的感觉也好像是刚买的房子。 在日本，最舒适的是上厕所。无论是在饭店、商场，还是地铁车站或街边小饭馆，进到任何一家厕所，墙壁、地砖、卫生洁具等都锃亮洁净。没有诸如水龙头跑冒滴漏，也没有马桶漏水或厕所门插销坏了之类的“别扭”之事，而且厕所均无异味。日本公共场所的厕所很少见到有人站立一旁随时清洁，那么厕所是怎么保持没有异味的呢?这可能有三个原因，一是洁具本身具有除臭功能，二是洁具表面制造得非常光滑，水能将污物冲洗干净，三是下水道设计得非常科学，不返味。 铃木三惠子曾用这样的比喻来形容日本人的质量意识，她说，如果美国人首先发明了电梯的话，那他们可能会满足于电梯能上能下就行了，但日本人一定会改造它，让电梯在停靠时，与楼层完全处在同一平面上。这里的确体现着日本人人本关怀的精神。 三.日本人的自律意识 日本是地铁极为发达的国家，在东京和大阪，地下都是空城，从地面上任何一栋高楼往地下走，都能通向地铁车站。去往较远的城市时，还有高速的新干线。但无论是在拥挤不堪的地铁车厢里还是在新干线的火车上，都见不到一点垃圾。在车站站台，会经常看到人们手里拿着饮料空罐、废报纸等各种垃圾下车，并将这些垃圾分好类后投进垃圾箱。 排队是日本的一景。乘车排队、在公园里游乐排队、去餐馆吃饭排队、上厕所也排队。即使在一些大饭店一楼的厕所也常常排着长队(在日本，宾馆、饭店、写字楼等厕所都免费向社会开放)。到此“方便”的过路人只要看见厕所大门外有一人等候，就会跟随在后面排队，从里面出来一个再进去一个，那安静和耐心的样子很难看出来是急着上厕所的。在日本乘滚梯也排队。所有站在滚梯上的人都不约而同地靠左边站立，留出右边的通道给那些在滚梯上有急事需要行走的人。 在街上有一个有趣的景象是许多女孩提的手包都是没有拉链的。手机、钱包、照相机等一览无余地放在敞着口的包里。女孩们就拎着这样的包挤地铁、逛街。与此相同的另一个景象是，在东京和大阪，地上地下都是鳞次栉比的小超市，里面的商品一直摆到了大门外，既没有工作人员看守，也没有防盗磁、防盗门之类的仪器把守，但据说失窃率并不高。 四.日本人的未来意识 从社会信用和国民素质看，日本人普遍被认为工作认真、讲求效率，守时、重信用、讲礼节；日本的企业亦以讲究信用、产品质量精良着称于世；在日本的大街小巷，你看不到垃圾，无论是走到拥挤的地铁，还是人头攒动的商场，地面都光洁如新，地铁的墙壁上也看不到乱写乱画的现象；日本人很少在公共场所抽烟和吃零食，更没有随地吐痰、随手扔垃圾的习惯；日本人遵守交通规则，无论是繁华的东京、大阪，还是古老的京都，大街上看不到一个交警，汽车、人流严格按红绿灯指示行动，一丝不苟。这种文化高度的和谐值得我们深思。 社会生活论文:文学社会生活个体生命重评文艺源泉 【内容提要】文艺源泉论的主要贡献在于给几千年来处于边缘地位的下层民众以文艺对象的中心地位。然而，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文艺源泉被狭隘化。胡风的“处处有生活”之说是对文艺源泉论的补充，但胡风派对生活只看到了“斗争”的一面，而忽略了“和谐”的一面。文艺对象应当包括个体生命的各种存在方式。文艺创作的终极源泉是社会生活，直接来源是文艺家对生活的感受、体验、理解和解释，是个体生命的生命体验。 【关键词】/文艺源泉论/社会生活/生命体验 【正文】 一 文艺源泉论是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是文艺思想的主导和核心；那么，强调社会生活作为文艺源泉的惟一性则是这一体系的基础和前提。 单从哲学本体论讲，的文艺源泉论并无多少新鲜之处。从亚里士多德到车尔尼雪夫斯基，西方文艺理论史上一切唯物主义美学家、文艺理论家都坚持文艺模仿或再现现实。自马列文论产生之后，文艺反映生活的能动性又受到重视。作为辩证的唯物主义者，并不否认文艺家的主体作用，他有关文艺高于生活的六个“更”字便突出了这种主体能动作用。不过，文艺源泉论的逻辑重点还是在于强调客观物质世界、现实社会生活的第一性、本源性，而这几乎是所有唯物主义者的共识。那么，的文艺源泉论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意义与地位究竟何在呢？笔者以为，在于他所说的“社会生活”的具体内涵。将工人、农民和普通士兵这些最基层的人民大众的现实革命斗争、社会实践活动作为文艺创作的主要对象并从理论上予以旗帜鲜明的倡导，这是前所未有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的文艺源泉论与其文艺功能论是密不可分的。 在的文艺观念里，工农兵群众既是文艺家师法的对象，又是教育的对象。其实，也是相信精英文化及其对群众的指导作用的。心目中的精英，就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共产党；精英文化，便是无产阶级文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一般精英文化论者不同，认为“精英”不能脱离群众。近些年来，不少学者认为对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估计过低，这主要是因新中国建立前后他曾发起一次又一次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然而，本人即是知识分子出身，他虽未把知识分子等同于精英，但他似乎也是把知识分子当作“准精英”的。“准精英”要变为真正的“精英”，必由之路便是接受马克思主义，同时深入工农兵群众，了解工农兵群众，将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灌输到没有文化的人民群众中去。要当群众的“先生”，先当群众的“学生”。当群众的“学生”，实即了解群众，了解其思想方式、行为方式，学习其朴实的生活作风，在这一过程中改造知识分子自己的思想，去除非马克思主义的成分，最终还是为了当好教育群众的“先生”。从工农兵中培养新的知识分子，也是扩充文艺精英队伍之一法。但事实证明这种做法收效并不太理想，要教育民众还得主要依靠由学校培养出来的或多或少受到封建文化或资产阶级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而这些知识分子一直不太令他满意。为此，新中国建立后他一方面试图改革学校教育，培养新型知识分子，一方面继续号召包括作家、艺术家在内的一切知识分子深入工农兵，强调工农兵群众的革命斗争和日常生活实践是文学艺术创作的惟一源泉。要求文艺家深入到工农兵中去，是文化建设的一种策略：他希望作家、艺术家通过这种“深入生活”，真正具体、细致地了解劳动群众的思想感情和生活方式乃至语言习惯，创作出能真正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而又体现出无产阶级新文化精神的作品来教育群众，从而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二 在新中国建立前后的文艺思想既有其一贯性，又有较重大的不同之处。之前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虽说明了文艺“高于生活”，但更强调“源于生活”；之后，特别是提出“两结合”创作方法的1958年以后，他虽然仍号召作家“深入生活”，却更突出了文艺的思想精神即“高于生活”的一面。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作家建国前后的不同命运即映射出文艺思想前后期的不同侧重。40年代的特别重视“实事求是”，赵树理式的从农村基层成长起来的作家由于特别熟悉农民生活，其作品形式又为老百姓喜闻乐见，正合乎的文化建设思想和文艺功能观。然而，建国之后的，理想主义精神逐步压倒了实事求是精神，他希望文学作品能塑造出充分体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工农兵形象，而赵树理的“吃不饱”、“小腿疼”乃至小二黑、李有才、孟祥英之类皆难当此重任，所以，“山药蛋派”从体现“工农兵方向”的文艺先锋沦落为“中间人物论”者。于是，塑造出萧长春、高大泉之类人物形象的作家浩然理所当然地取代了赵树理的位置。 的文艺源泉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容抹杀；然而，它的局限性也非常明显。如前所述，其主要贡献在于给几千年来一直处于边缘地位的下层民众以文艺对象的中心地位。但在后来的具体操作过程中，工农兵的生活几乎成了文学创作的惟一对象。以知识分子及其他社会阶级、阶层人物为主人公的作品在解放区文学以及建国后三十年的大陆文学中很少见到。题材的相对单一不能说与这种文艺源泉论无关。胡风派提出的“到处都有生活”之说正好弥补了文艺源泉论在实际操作中的疏漏或偏颇。胡风并不否认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但他认为文学反映的对象应当是一切人的生活和斗争，不只限于工农兵。从哲学本体论讲，胡风的文艺思想与并无二致，甚至在广义的文艺功能观上，他们也有一致之处，即强调文艺要教育人民，要为现实斗争服务。但在文艺的具体社会功能上，分歧就出现了：要求文艺直接服务于政治，配合阶级斗争，而胡风仍坚持“五四”时期鲁迅倡导的文艺改造“国民性”的功能观。他认为，文艺的作用不在于向民众灌输某种具体而现成的政治观点，而在于强化民族精神，医治民众“几千年精神奴役的创伤”，激发其生命的“原始强力”。在对待民众的态度上，胡风反对将“人民”神圣化，他更偏重于把群众看作改造和教育的对象，虽然改造、教育的目的还是为之服务。因而，胡风文艺思想的思想启蒙色彩远远浓于政治教化色彩。正因重思想启蒙，胡风历来主张表现人与人之间的心灵冲突及人物自我的心灵搏斗，即各种政治思想和伦理观念、人生准则之间的斗争，特别是表现人的奴性与原始强力、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的冲突，而且这种冲突表现得异常复杂尖锐甚至惊心动魄；他们反对把人们的思想及命运转变简单化，反对把转变简单归结为外力作用。路翎对李季的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的批评正体现了胡风这一文艺思想。其实，依照文艺思想，《王贵与李香香》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即用形象的方式证明“不是闹革命穷人翻不了身”的政治道理，这同《白毛女》证明“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一样，达到了用革命道理教育人民的目的。这个道理浅显易懂，虽未必能激发农民从精神上真正脱胎换骨，具备真正的现代意识，但却能激励其积极踊跃地参加到革命斗争中来。除了对文艺具体功能的理解不同，对“社会生活”的具体理解，与胡风的文艺思想也不相同。相比之下，茅盾本人的小说虽大多不以工农兵为主人公，因而不能成为体现文艺方向的样板，但他对文学创作对象的理解同具有更多的一致性，即都是从社会科学家或政治家、革命家的角度，将社会生活看作一个整体，将人看作阶级的人、群体的人之一员，从群体来把握个体；而胡风派看重的是个体生命的具体存在，他们是从个体生命出发来理解民族与阶级，理解民族性与阶级性的。从这个角度讲，胡风对文学创作具体对象的理解更符合文艺本身的特殊规律，更具有现代性。 但是，胡风派对生活的理解仍有过于片面化之嫌，他们对生活只看到了“斗争”的一面而忽视了“和谐”的一面。将社会生活理解为个体生命的具体存在固然有其真理性，但文艺表现个体生命存在状态的领域要比“人生搏斗”广阔得多：它可以是一种生存状态、生存方式，也可以是一种独特的生命体验或对人类生活与生命的一种感悟与理解，或人的一种感觉、直觉、情感或情绪、心境。对于诗歌来说，表现对象就更多是一种人生的感受与体验，或一瞬间的感觉与思绪乃至幻想、直觉。其实，作为诗人的与作为小说家的茅盾，都是很懂创作规律的，他们的成功之作并不去图解政治观念，而是表现了自己对生命的感受与思考。“人生易老天难老”，“战地黄花分外香”，“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都是作为革命家的诗人真切而独特的生命体验。“战地黄花分外香”，“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固然是政治家和革命战士的体验，“人生易老”却是所有曾经沧桑的个体生命共通的感受。既强调社会生活是文艺的惟一源泉，又肯定“诗言志”的古训。“诗言志”与“诗缘情”的命题既可作唯物主义的解释，又可作唯心主义的解释。如果把“情”、“志”当作文艺的终极源泉，无疑属于唯心主义；但若把它们理解为文艺的直接来源，则并不违反唯物论：是“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才“摇荡性情，形诸舞咏”（钟嵘：《诗品序》）的。从生活到艺术的过程可大致表述为：生活情志艺术 依照这种思路，对于现代西方的各种一直被称作唯心主义的文艺观，比如直觉说、情感表现说、本能说等等，我们若扬弃其哲学本体论部分，而把各种非理性的主观因素作为文艺创作的直接来源之一，也许更接近文艺的审美特质。文艺表现直觉、本能、潜意识等人类存在的非理性领域，它反映的仍是人的生活；不过，这不是人的外部实践活动，而是人的内在生命体验，而且表现的是19世纪以前整个世界文学史极少涉足的领域。如此说来，真是“到处都有生活”了！不是吗？卡夫卡和加缪们虽未深入工农兵，却也创作出了具有真正“生活”体验的文学作品。 关于社会生活是文艺作品的惟一源泉的命题具有永久的真理性，作家确实需要了解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兵群众。只是我们不应把终极源泉理解为直接来源，把“生活”局限为工农兵的社会实践活动。即使现实主义作品，其直接来源也是作家对生活的感受、体验、理解或解释；所有职业，所有阶级、阶层的个体生命的生活或生命体验都是文艺作品的直接来源。那些反映工农兵生活的优秀作品，其价值就在于将以往很少被人关注的那些个体生命的人生体验进行了正面表现。我们衡量古今中外一切作品价值的标准，应当是看它对生命意义的思考深刻不深刻，或对生命体验的表现真切不真切、独特不独特、精彩不精彩。 我这里特别指出，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绝大多数作家们与西方各种形式主义批评家们在对待文艺源泉问题的看法上是并不相同甚至截然对立的。他们不论把人类现实生活理解为异化还是荒诞、多元，都承认作品表现的是作家对世界的独特感受和理解，并不认为文学作品与作家、与现实生活无关。他们对上帝之死、对两次世界大战、对奥斯威辛集中营之类人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耿耿于怀，没齿难忘，这些成为他们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形式的冒险正是为了表现生命体验的独特。形式主义批评家们对于探索文学形式上的审美特征功不可没，叙事学理论填补了以往文艺理论与批评的空白。但一切形式主义批评的致命弱点是割断了作品与现实生活、与作家生命体验的关系，将文本看作是与生活无关的独立自足体。这违反了文学创作的实际，违反了艺术的真正规律，因为作品总是要传达某种社会文化信息、表现作者的某种生命体验的。作家单凭掌握花样迭出的讲故事技巧，是创作不出优秀作品的。创作优秀作品的关键在于独特生命体验与高超艺术技巧的融合。 社会生活论文:古代社会生活面貌探讨 作者：李佳单位：汕尾职业技术学院 南宋时期，宋廷迁都杭州，中国古代政治经济中心南移，南方经济得到蓬勃发展，有力地推动了海丰经济社会向前跨越。海丰与外地的经济贸易活跃，主要运销的就是海盐这一地方特产，极大地促进了社会文化发展。《海丰县志》载：“邑东南十里为和丰滘，二十五里为新滘，一望沃野，水道不通，疍民有东西溪之别，宋师将舟至凿通之，闽广盐商诸泊聚于此。” 可见，海丰当时已成为福建广东渔盐商家汇聚之地，反映出海丰经济因盐商贸易而繁荣的景象。宋代海丰盐斤（盐）除运销两广外，还远销江西、福建、湖南等省。销售方式有“官般”与“通商”两种。 这一时期，汕尾地区的居民主要为主户和客户。所谓主户，就是当地的越族居民；而汉民则称为客户。原住民是自秦以来，历经多次战争劫难而遗存下来的越族后裔，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成为疍民。南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疍，海上蛮也，以舟为宅，采海物为生”。这些疍民们以舟船为房屋，以渔猎为生，传唱后世的汕尾渔歌也在宋代初步形成。南宋南宋地理学家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云：“一为鱼疍，善举网纶，二为蚝疍，善没水取蚝。”汕尾地区越民在北宋仁宗时期曾遭受灭族之灾，北宋名将杨文广南征海丰南蛮十八峒，将历代遗存下来的越族后裔驱尽杀绝，迫使一部分再次下海为疍，一部分则逐渐被汉民同化。北宋《元丰九域志》记载：海丰县有纳税主户1878户，客户7186户。由此可见，在北宋中叶，汕尾地区海陆丰境内的中原移民人数已经远远多于当地原住越民的人数。 两宋时期，汕尾平原地区居民多数以村寨为居所。这些村寨规模不等，但基本都筑有灰沙夯筑的高墙，非常坚固，稍大型村寨四角位置都建有炮楼用以防御外侵。位于海丰县梅陇镇西北的宋代金刚围古寨，时为金姓居民住所，古寨门楼两边灰沙夯筑寨墙为原建，高3米、厚0.6米、残长40米。海丰县赤石镇双空宫岭下的羊坑古寨始建于北宋，古寨呈长方形，东西面宽73米，南北进深92.6米，寨墙为灰沙夯筑，墙厚0.65米，高4.75米。古寨四周墙角各有一个方形炮楼，南北向各有寨门，北向为正门，门高2.19米宽1.26米。以正门为中心是一条大巷通道，巷道宽两米，南北走向，全寨形成三道十一巷的整齐布局①。赤石镇中建于南宋末年的新城古寨，呈方形构造，面阔92米、进深114米，寨门有三，正门坐北向南，东西各设侧门。寨门门楼高6.5米、宽5.75米、进深5.4米。寨内四角边缘各建置一个方形炮楼，每个炮楼都有小门通向寨内，四周围墙亦用灰沙夯筑，高5米、厚0.7米，古寨设计高大坚固易于守卫。 南宋末年，宋端宗和陆秀夫、张世杰等大臣南逃广东，汕尾地区海陆丰一代因此留有很多宋军及宋臣史迹。1276年，宋军南逃广东至海丰甲子港欲从东溪往西溪而来，但水道不通，宋军遂凿溪连通东西溪，兵船得以通过，随西溪到达丽江浦。由于宋溪的凿通，为闽广盐业的交易创造了极为良好的交通条件，故此闽广盐商往往在此泊船进行贸易。1277年张世杰、陆秀夫等护送宋端宗等宋室进入陆丰甲子镇，驻驿于瀛江出海口的大胆山，待渡甲东，以图与文天祥南下义军会合，故而此山又被称为待渡山。汕尾地区人民在抗击元军过程中，涌现出许多忠心报国的忠义之士。 宋端宗众人驻甲期间，得到甲子进士范良臣进食劳军三日，赐之为承奉郎，渔民郑复翁率其两子及各方义士勤王，被封为都统，他们在其后的历次抗元海战中先后壮烈牺牲。 两宋时期，随着中国古代经济中心的南移，以及宋元战火所导致的人口流转，广东地区社会、经济得到加速发展。汕尾地区在这一发展期也获得的了较多提升机会，社会生活、经济状况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

文学与文化论文:谈网络文学创作的文化抉择与现实困境 [论文关键词]网络文学 时尚 文化 现实困境 [论文摘要]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在引起轰动后，却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呈现出后劲不足的态势。本文立足于上世纪末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 当今网络文学发展的最新进展的表征 ，试图从其文化和文学的现实问题等方面入手，力图揭示网络文学在当代的文学境遇，从而为探讨使其成为真正“文学”的途径和方法找到能以疗救的症结所在。 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网络文学一方面打破了传统文学一元统治的文化语境让文学写作更富有张扬的活力；同时在客观上，网上的写作传播方式已日益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消费时尚。另一方面也就难免鱼龙混杂，作品良莠不齐。网络上的“文学世界”春草疯长，众声喧哗，百无禁忌。它所具有的生猛无羁，靠的是网络写作自由氛围和传播的优势 ；它的良莠杂芜，却是因其外在的历史 、社会、文化因素和本身存在的缺陷及问题使然，以致网络文学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 ，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一、 文化上的困境和尴尬 任何艺术的发生，总是以一定的文化作为语境的。文学从来都是隶属于文化，而网络文学正是通过奠基于网络文化的精神领域才获得 自己的根基。但在文化背景和选择上，网络文学们将传统和时尚两种不同的文化刻意放在对立的文化背景上加以渲染，而不是从整个人类文化整体的角度加以考虑。因此在突破主流话语的同时难免矫枉过正，遭遇了另一种尴尬。 这种困境首先表现在文化身份的焦虑与尴尬。不可否认，网络文学是当代文化中一种时尚而又颇具争议性的文学形式。它借助于现代最新的传媒手段而兴起，以强势的科技背景冲击着传统的文学方式。毋庸置疑的是，网络文学也存在明显的弱点和缺失。“网络是一个虚拟空间，其自身的开放性、全民性、共享性，造成 了话语权力扩散的最大化”。自由、平等、互动、随意性、民间审美意识等等，本是网络文学追求的标志性特质。然而在当代以消费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语境下 ，网络文学在轰然崛起的商业流行话语面前频抛媚眼，显示了一种投降姿态 ，走向呈现出一种明显的矛盾状态。网络文学游离于传统之外，努力建立起 自身的话语体系，形成独有的后现代品格。同时，为迎合读者 口味，创作大多为快餐式消费为主，缺乏人文情怀，在媚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部分网络作家在商业包装下从幕后走向前台，希望提高作品的商业价值 ，渴望跻身于主流话语。网络文学与传统媒介联手而融人消费文化的生产线 ，网络文学便显现出身份的焦虑和尴尬。 其次，虚拟和狂欢背后的文化危机造成其文化品格的缺失与困惑。网络文学的出现是都市化进程结合科技进步的产物。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大众审美趣味和文化需求下，娱乐消费性成为了需要的焦点 ，文学也成了一种可被消费的商品。它审美、教化作用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趣味性和时尚性。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网络文学成了肯德基一样色香味美的快餐 ，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而日趋平民和世俗。人们已经不再期望从它那里得到精神的荡涤，而只是寻求快乐和欲望的满足。目前，人们在喧闹四起的大众文化领域中所见到的更多是愈演愈烈的高技术复制、朝生暮逝的时尚变化，以及即时性的情绪宣泄或心理反应，而长时间的精神性磨练被降格到最低的限度，心灵的玩味和孤独的冥想几乎失去了存在的地盘；这无异于把艺术的精魂推向了消亡的边缘，正是对人生审美过程的衰退的一种回应，意味着人的生命感受正面对着一场很有可能失去 自我提升力量而走 向凡庸的精神历险。一切神圣、崇高的东西在网络的世界中遭受了消解和嘲弄。 因此，网络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通过培植网络文学这一新兴的文学样式，对文学的创作和接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由于自身存在的不足，决定了它目前难以从根本上动摇传统文学的地位。在网络文学文本中，有相当一部分缺乏对社会重大问题、人类生存境遇等终极价值的关怀，还有一些只是纯粹宣泄作者本人生存的怨愤、迷茫与困惑，它们对畸形人生的不满与牢骚，远没有传统文学对现实的批判来的犀利。因此，就文学所应有的刚性和硬度而言，网络文学比不上传统文学。 二、文学格局的边缘地位和异端效应 在当代文学格局中，传统文学依然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保持着强势文化地位。而相对于肇始于民间的网络文学来说其在当下的文学格局中，显然是在文学舞台的边缘努力拼争着。可以说网络文学的写作是一种体制外的边缘写作，网络作家所运用的话语形式是非主流的民间话语形态，他们主观上只是寻找一种能够宣泄的途径去宣泄和释放 ，也就是这种纯粹的我行我素，使其长时间只能在当代文学舞台的边缘向“观众”挤眉弄眼。由于当代文学太多的“另眼观照”和“无奈的被边缘和被另类”，而导致当下的网络文学在当代文学格局中凸现出另类、浅薄和过度商业化的异端效应。 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另类文学”似乎是“前卫文学”的代名词，有一些 网络文学或评论者标榜网络文学为“另类文学”，过分地强调它是对传统文学的一种补充，甚至认为网络文学将成为一种主流文学。然而时至今日，网络文学已显露出两大变化：一是一批网络浮出“网”面，二是网络文学向传统文学的“归顺”与被“招安”一些网络借着网络传播的迅急猛烈之势，背靠网络，面向传统，网上买得人气，再出版印刷纸面文学，并以印数作为成功的参照，这成为当前网络文学的又一道景观，被许多网民戏称为网络文学的“归顺与招安”。当传统文学媒体向某个网络发出“招安”的表示时，某些网络所表现出来的喜悦和成就感 ，令人不能不遗憾地发现，文学的最终权威，依然归位于传统文学媒介。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网络文学呈现出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普遍的网络文学作品内涵浅薄、思想含量严重不足。网络文学创作者始终将写作视点对准个人，与社会、公共 、国家等集体保持相当的距离，他们虽然获取了个人生存经验，但那是游离于社会经验之外的。没有了社会的有力依托，其结论或其暗示的思想就没有或缺少了社会含量 ；割裂历史就会使人物变的孤单，其性格或情节的发展没有了必要的起始点，因此也就没有了历史的沧桑厚重，其作品势必缺少文学所要承担的思想意识。网络文学恰恰比较多地关注了私人话语、本能欲望以及身体、性等纯物质的东西，而少有理性、精神。他们的作品多是编织灰色的梦，令人压抑 ，个性十足，却又支离破碎，不能给人以强有力的震撼或启迪人们进行形而上的哲学思考或人生思考。许多网络笔下的人物追求的终极 目标是轻飘飘的纯物质的东西，几乎没有引人思考的“形而上”的内容，思想含量的极度不足已成为网络文学作品致命的缺陷。 网络文学活动表现出过分的商业化。今日的中国社会一切活动都被赋予了物的内涵，文学亦不例外。文学商业化、文学走向市场是一个趋势，但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依然要重视文学的艺术含量。网络文学显然在这方面失于偏颇，他们在文学市场化的道路上虽然走在了前列，但为了突出文学的市场效应他们有时不惜背离文学的创作原则。正如在网络上时而就会冒出的什么“木子美”、“流氓燕”、“二月丫头”……“她们大胆地身体写作，深刻的内心体验被强有力的商业运行包装、改写……于是一个男性窥视者的视野便覆盖了女性写作的天空与前景”。她们一方面高扬女性大旗，对男性无情抨击、大肆鞭挞，高喊男人发达的肌肉没有丝毫的美感。但在市场的巨大诱惑下，她们又渴望“能拥有一个像父亲一样可以覆盖她们的男人”，这种矛盾不能不说是网络文学创作过分屈从于市场的悲哀。还有一些网络较为熟悉市场游戏规则，他们将笔触紧紧抵住市场、抵住物欲化的现实。于是他们在作品中刻意暴露生活的阴暗面，暴露感官欲望，为读者提供各种刺激。以欲望的顶礼膜拜征服读者、征服市场，很显然这样做大大降低了文学的艺术品位，不能给读者提供以巨大的思想震撼，没有引导读者进行自我人格的磨炼以及对人类进行终极命运的思考。 三、写作形态上的困境和批评缺失的尴尬 网络文学的写作形态，显现了网络作家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态度：即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渴望进入、逃离与漠视，表达的是网络作家们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潜在的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严密的体制对“话语权”的独 占，使得网络作家不堪重压，只能站在秩序之外仰慕大红大紫的同辈，渴望在文坛获得话语权是其深刻的生存焦虑。于是，他们自主选择了在网络中随心所欲地表达来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 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这种对抗姿态，恰恰表现出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重视与憧憬。从虚幻的稳匿状态向现实主流靠近，网络文学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个是网络写作与传统写作两套游戏规则的间离。网络写作最大的特点就是在虚拟的空间中自由地表达、尽情享受挣脱“话语霸权”的“语言狂欢”，以自己为中心 ，快速生产，一次性消费。网络文学创作的非理性游戏规则 ，使得作家们的“创作”失去制约而显得软弱、无力。要实现网络作家在传统文学现实秩序中“落脚安家”的愿望，网络文学创作必须修改游戏规则 ，但修改的结果也就是放弃和背离网络文学的特质。这是网络文学发展的一个结构性矛盾，也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一个困境。 另一个问题是 ：文学主题的严重匮乏。通过纸媒体，从虚拟之境走人现实秩序的网络作家，不管愿不愿意，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虚拟时空的游戏规则，必须接受现实秩序的制约。然而就是在网络中获得高荣誉的作家文本，如果将其放在当代文坛上冷静分析，也会失去它们在网络上炫 目的光环，即使像安妮宝贝这样的网络顶级作家，面对王安忆、铁凝，甚至卫慧、棉棉，其文本主题的可阐释性也会显得单一，剩下的只有主题匮乏的空洞 ，无奈地湮没于传统文学创作的优秀文本之中。因此具有革命性的网络写作形态却因其文本简单而沦人尴尬境地；缺少认识价值的网络文学主题，使得网络作家在通过纸媒体进入现实秩序获得“一席之地”的可能性再次受到质疑。这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又一困境。 置根于网络写作形态内的网络文学之双重困境 ，使网络文学良性发展的前景并不乐观，失去深度的文化生产和消费，最终只剩下游戏的外壳，同时与其尴尬呼应的却是创作的沸腾与评论界的沉默和冷眼观照。 文学的繁荣和兴盛是由两部分构成的：文学文本与文学评论。任何一种文学形态的繁荣和兴盛也必然是两方面共同兴盛的组合。就当前网络文学的现状而言，一方面是创作的极度热情，另一方面是评论的冷淡。任何一次文学的繁荣都必然伴随大量理论研究的成果，网络文学的健康发展需要健康说理、鞭辟人里的文艺批评 ，需要一批学识渊博 、学理讲究、深谙文学规律的文艺理论工作者投入其中，对其进行研究评说，规范引导。理论批评的严重滞后，是当前网络文学发展的又一瓶颈。由于批评的缺失 ，网络文学创作与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误区和问题导致了创作与接受两个环节脱节、作者与评论者之间关系疏离以及理论与现实两个层面之间不能相互照应 ，从而使他们之间难以开展对等的对话。亦使网络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难以实现。 与发展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学相比，网络文学就像站在巨人旁边的婴儿，好与坏只是人们现在的评价。网络文学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新的探索和创造。借用余秋雨先生的一句话 ：只有探索着的艺术才是壮丽的艺术 ，只要还有创造的余地，就有无限的可能，无限的前程。 文学与文化论文:浅谈“原创性”文化的特征与构成——鲁迅、卡夫卡文学创作比较谈 关键词：原创性　为人生　内心的表达　精神病苦　人性异化 摘要：普迅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卡夫卡被称为“欧美现代派文学之父”，他们各以其鲜明的原创性在中西现代文学史上起到了莫基和引路作用。本文通过对两位作家文学观念、创作主题、艺术方法诸问题的比较，探究其原创性文化的成因，为当今文学的发展提供借鉴之处。 关于“原创性”，钱理群曾作过这样的论述:“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一些大师级的思想家、文学家，他的思想与文学具有一种原创性，后人可以不断地向其反归、回省，不断地得到新的启示，激发出新的思考和创造。……鲁迅正是这样一位具有原创性的现代思想家和文学家。”鲁迅可说是中国现代民族文化的源头和灵魂，卡夫卡也具有这样的原创性，所不同的是，卡夫卡的原创性是对于与他有着共同历史文化背景的现代欧洲而言。卡夫卡的一生属于创作的时间只有最后二十年，他生前文名寂寞，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引起西方社会的关注，但一经瞩目便引起一片盛赞。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后现代的许多流派都把他视为自己的先导和同列:“存在主义者认为，是卡夫卡首先看到了追求自由存在的痛苦和孤独;荒诞派在卡夫卡那里找到了自己需求的‘反英雄’;黑色幽默派从卡夫卡那里看到的是灰暗色调和讥讽意味;超现实主义作家看到的是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和‘超肉体感觉’;表现主义看到的却是梦幻和直觉;而卢卡契索性认为卡夫卡表现了社会和阶级斗争本质”。鲁迅和卡夫卡具有如此广泛的影响，其原创性缘何而来，需要从以下几个关系中去考察。 一、不同的观念，相同的视域 首先在文学观念上，生活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鲁迅和卡夫卡存在着根本差别。鲁迅秉承“文以载道”的中国传统，坚持“为人生”和“启蒙主义”的社会宿求。02世纪30年代，他曾这样谈及自己的创作:“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而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而卡夫卡则仅仅把写作与个人命运相连，把创作当作个人心灵的抒发。他在1914年8月6日的日记中写到:“以文学为出发点来看我的命运，则我的命运十分简单，表达自己梦幻一般的内心生活，这一意义使其他的一切都变得次要，使它们以可怕的方式开始凋谢，再也遏止不住。”虽然创作目的不同，但他们都具有以创作完成某一重大使命的真诚和郑重，并以冷峻的目光看待社会，以宏观的视角审视人生，创作主题凝重而深刻。 鲁迅从“为人生”和“启蒙主义”的观念出发，以“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的勇气，以超越他人的敏锐和深刻，无情地揭露了中国近代社会存在的两大问题:长期的专制集权统治造成民生痛苦;皇权文化传统奴化国民精神。 集权统治在中国有深厚的历史基础，从春秋战国的五霸争雄，到封建社会时代“国家即联，联即国家”的“家天下”，专制集权思想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每一层面、每一角落。鲁迅笔下那些活动在社会底层的一些小人物，小到不能形成与政权机构的直接对抗，但无一不承受着封建专制权力的制压。如未庄的阿Q，赵太爷不许他姓赵，假洋鬼子不准他革命，在压迫下他失去了姓氏权、劳动权、恋爱权、甚至生存权;禁锢在深山和宅院里的祥林嫂也承受着政权、族权、夫权、神权的交相压迫，终至无路可走，身心俱毁。 文化传统是指几千年的中国封建文化，尽管在鲁迅生活的年代人们习惯于说它代表了中华文明，说它孕育了君臣相佐、长幼相亲、温良恭俭的中华美德，而学贯中西的鲁迅却果决地宣称，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史是吃人的历史，是在仁义道德的旗号下吃人的历史。《狂人日记》借狂人之口直言:“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祝福》则以具体的形象揭示封建礼教吃人的本相。祥林嫂中年而荡、暴死街头固然有封建政治经济压迫的原因，但主要的是夫权、族权、神权等传统道德观念给她的精神压迫。有了夫权意识，才有她对婆婆和未成年小叔的慑服;有了族权意识，才有她对大伯收屋行为的顺从;有了节烈意识，才有她再嫁时的哭闹挣扎，碰头求死;有了神权意识，才有她听到死后分尸的奇谈就惊魂不定，终至在是否有来世、有地狱、有灵魂的疑惧中毙命街头。鲁迅在中国人还沉浸于“文明古国”“礼义之邦，’的自恋时大声疾呼“封建礼教吃人”，如同尼采惊呼“上帝死了!”一样发人深省。 卡夫卡在自我灵魂的披露中也必然关涉人的精神赖以形成的社会、历史、文化等重大问题，因此在他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如鲁迅式的对社会存在本质的凝眸，对民生生存状况的剖解。 对社会生存本质的认知，卡夫卡也首先从社会组织形态人手，揭露现代西方一体化社会里存在的权力制度的重大问题。其一，它与人民由疏离而走向敌对。如《城堡》里迷雾笼罩中的城堡是政权的象征，它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城堡的主人伯爵不知其所归，主管克拉姆也与人民隔绝，以至于连他的情人、秘书、信差也说不清其面目行踪。因此，土地测量员K被邀请而来，又被排斥在外，任其如何努力也无法传达要进城堡的诉求。《审判》中约瑟夫·K无端被捕，却申诉无门;乡下人徒然看到法律的光辉，却进不了法律的大。其二，它强大、冷酷而残暴。如《审判》中的法官、看守、督察无处不在;《城堡》中的主管、秘书、主任层层叠叠，公差、信使、暗探成群结队(;在流放地》中的小兵因没有听到长官的号令就被处以死刑。其三，它表面有章，实则无序。《城堡》中的权力机关(公事房)芜杂，权力履行程序(公文的发放、签署、存放)混乱，机构臃肿，职责不明，以致公文旅行，公事推诱。在这样的社会组织形式下，人如困兽犹斗，飞蛾扑火，终归于毁灭。 二、敏锐的观察，深切的表现 刻意展示生存的痛苦，注重展示人内心的困惑，从人的内在精神出发去阐发人类的生存相，而不重外部环境的描摹，这是生活在异质文化背景下的两位大师惊人的契合处，用鲁迅的语言是关注“病态社会”里人们“精神的病苦”，在卡夫卡的艺术里则是震撼西方的“人性异化，，主题。 鲁迅以锋利的语言鞭挞落后的国民性，痛恨长期的封建压迫造成的奴性和忍耐顺从。如在民国的大堂上，阿Q“膝关节自然而然地宽松，便跪了下去”，虽遭“站着说!不要跪”的呵斥也不能已。《故乡》中闰土的那声“老爷”显现的是奴性。而祥林嫂的悲剧是驯服和顺从。对她来说，节烈、从一而终不是他人协迫，而是在忠孝礼义、三纲五常的民族文化中养成的习惯和自觉。对于落后的国民性，鲁迅恨之更切的是国民灵魂的愚昧、麻木和贫痔。如祥林嫂相信有来世，华老栓相信人血馒头可治病，这都是愚昧。《药》、《示众》、《阿Q正传》中群看客的呆定，红眼阿义的暴力，茶客的义愤，夏瑜之母的报颜，均显示着麻木。阿Q的“儿子打老子”的精神胜利，“状元也是第一”的妄自尊大，被绑赴刑场还一心要按惯例唱几句戏文以博围观者的喝彩，更是惊人到极点的麻木。杨二嫂之尖酸无赖，阿Q之泼皮，孔乙己之浅薄，四铭之狠琐无一不是混合着麻木的灵魂的贫痔。鲁迅更凉骇于人性的冷酷。(明天》里单四嫂子丧子的悲痛无人关注;祥林嫂的不幸也没有引起他人真正的理解和同情，而那把她的痛苦悲哀咀嚼殆尽之后展示的“厌烦和唾弃”施以“又冷又尖”的笑，显示的是怎样的人胜的卑劣与残忍啊! 卡夫卡则致力于展示现代病态的西方精神，揭示工业化大生产社会里“人性异化”的悲剧。在艾略特宣告西方人精神业已沦落之后，他进而揭示了西方人精神沦落—“人性异化”的方式。这异化首先来自于一体化的社会形式。如《城堡》里国家政体的病态使K的人性变得狠琐、险诈;《审判》里法律的强大使约瑟夫·K放弃争斗，像驯顺的动物被无声地宰杀。其次来自于现代物质社会的压抑。如《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在沉重的家庭负担下丧失了人格独立，毫无尊严地生活，继而又在旅行推销的快节奏生活中丧失了生活的乐趣，变成了只记挂着起床、坐车、上班的机器，最后在形体变成甲虫后仍感到上司的淫威，充满失去饭碗的恐惧。其三，异化来自人性的冷酷，人际关系的冷漠敌对。如《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在变形前是家里的经济支柱，是父母的爱子、妹妹的良兄，在变形后失去工作，失去收人也就成了家人的累赘，为世所弃，举目无亲，与世隔绝。这正如卡夫卡自己的体验:“现在我在我的家庭里，在那最好的，最亲爱的人们中间，比一个陌生人还要陌生。”川‘阶，在他的笔下，《城堡》里的K进不了城堡，是由于人与社会政体的隔膜，更是由于把他扔出城堡村的村民、阻挠他面见克拉姆的女老板、村秘书，拒绝聘请他当土地测量员村长，包括那时时盯视着他的助手、跟班无一不是横在他与城堡之间的鸿沟。 三、时代感与民族性 敏锐的时代感和强烈的民族性是鲁迅和卡夫卡共同具备的品质，也体现在他们对创作方法的运用上。 在题材内容上，两位作家都站在人类历史的高度上，把批判目光凝聚在社会病态和人性卑污这两极，但所展示的社会人生的具体问题却又极富民族性和地域特征。鲁迅人生的前三十年生活在腐朽没落的清王朝，参加“文学革命”潮流时早已是民国，但他能认识到，虽然02世纪初中国封建专制政体垮台了，但封建专制思想和道德文化还固守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制约着近代文明的发展。因此，鲁迅展示政权、神权、族权、夫权即封建化的中国权力意志形态，揭示愚昧、麻木、忍耐、)l项从的精神病苦，意在唤醒国人起而抗争。卡夫卡与之相反，一生中有三十六年生活在反动的哈布斯王朝，只有六年生活在捷克共和制下，但他认清了西方全面资本主义化的趋势，看到了商品化、物质化对人的压抑，社会机体与个体人的疏离对立，商业化社会价值观念的逆转和人性的沦落，这些均是现代西方无法治理的现代文明病。 在创作方法上，鲁迅曾一度将文化视野瞩目于西方。思想上，领受过尼采的超人哲学、达尔文的进化论;艺术上，则先后瞩目于近代东欧—俄苏的民主主义和西方的“现代主义”。于是，在《药》中我们看到了普希金小说的片幽褪且接，快速推进故事，或看到了托尔斯泰的明暗线掩映。在《祝福》、《孔乙已》中看到了限制叙述。在《狂人日记》中看到了不关注故事的演进、人物场景的描画，而切人人活跃意识的意识流;或看到了不追求客观、形似，而以直觉、象征直击本质的表现主义。在《阿Q正传》中看到了寓悲于喜，把痛苦化作玩笑的“黑色幽默”，也看到了阿Q这毫无英雄特质的“反英雄”形象。 卡夫卡生活在传统的现实主义和反传统的现代主义艺术的交接点上，选择了轻再现、重表现，弃现实、就精神的现代主义。在现代主义阵营内，作为稍晚于象征主义而产生的表现主义大师，他接受了象征主义表现“内心最高的真实”和“主观外化’的基本观点，但在“主观是什么”，“主观如何外化”的途径上又与象征主义存在很大不同。在创作实践上，他已经超出了表达个体心灵的个人主义范畴，而表现出对事物本质和永恒真理的探求。在“主观外化”的方法上，卡夫卡超越象征主义“客观对应物”的表现法，并发展为内含丰富的表现主义。 总之，两位大师原创性艺术形成的动因，是致力于人类新文化的视野拓展一一批判社会—重新建构新时代人性。 文学与文化论文:海派的文化位置及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之关系 近年以来，海派文学和通俗文学的深入研究造成了我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新的认识　。这两种文学形态正好都是长期被有意无意地排斥、遮蔽，不见于文学史家的笔端的。　现在我们知道，非主流的文学并非没有生命力。经过“五四”新文学家们严正口诛笔伐　的鸳鸯蝴蝶派，到了20年代并未销声匿迹，反而增长，这有资料为凭。(注：据范伯群　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第七编“通俗期刊编”(汤哲声执笔)有关统计，仅19　21年至1929年创刊的鸳鸯蝴蝶派刊物就有51种之多。其中有名的，如《半月》、《礼拜　六》(再复刊)、《红杂志》、《红玫瑰》、《小说世界》、《侦探世界》等。)海派到　了40年代上海的孤岛和沦陷环境，在左翼作家和他们的读者纷纷转入大后方的时候，反　而出现了鼎盛状态，并与现代性显著增强的鸳鸯蝴蝶派有了渐趋合拢之势。张爱玲就是　一个真真确确的代表。至于在今日中国文坛上，海派和通俗文学的“复活”是无疑的，　有目共睹的。 于是，学术界有人提出写纯文学和通俗文学双翼齐飞的“大文学史”的目标。这当然　是针对以往文学史严拒通俗作家，至多不过把历史梳理成通俗文学如何向纯文学、雅文　学“投降”这样一种状况而言的。(注：一般将张恨水这个通俗文学大家就作逐渐向新　文学“投降”来诠释。)“大文学史”的提法如在今后展开讨论，估计会引起有益的争　议。比如我本人认为在现代文学发生的历史上，文学观念的一次次更新，实验性、先锋　性创作的此起彼伏，形式的不断探索，总归是纯文学的事情。这不能不决定着文学史的　流向。而通俗文学并非就是鸳鸯蝴蝶派，它还应包括海派的一部分，解放区文学的一部　分，加上形形色色的大众文学。即便以鸳鸯蝴蝶派论，其主要功能和贡献，是将文学推　向市场，推向市民，积累了一些将传统文学逐步调整为(改良为)现代文学的经验。但毕　竟在文学发展的作用上，不能说是可以完全等量齐观的。 两种文学并置的文学史设想，虽然可以质疑，却能激发想象和思考。纯文学中的海派　由于从产生那一天起，便与所处的都市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又同通俗文学靠得最近(按　照鲁迅、沈从文的提法，鸳鸯蝴蝶派就是海派，或海派的张资平简直就是鸳鸯蝴蝶派的　余孽等(注：鲁迅论及海派和张资平的文字可见《上海文艺之一瞥》、《张资平氏的“　小说学”》等，收入《二心集》。沈从文谈及海派和张资平的文章《论中国创作小说》　、《论“海派”》、《关于海派》等，分别收入《沈从文文集》第11卷、第12卷，花城　出版社，1984年7月版。))，那么，如果要写一本纯文学和通俗文学长期并存、互相渗　透的文学史的话，将现代通俗文学中的鸳鸯蝴蝶派和主要性质是纯文学的海派区别开来　是必要的，说清楚两者的关系也应是一个前沿的、不容忽视的题目。 一 鸳鸯蝴蝶派文学同海派文学，不是源与流的关系。就像民国旧文学不能自然过渡为新　文学，鸳鸯蝴蝶派也不能自然延伸出海派来。 这可以用小说为例。在民国旧派小说中，鸳鸯蝴蝶小说是最占据势力的。这派小说经　过近年来对其现代性萌芽的仔细寻觅，大致指认了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已经具有一定　的揭发封建礼教罪恶的进步意识；第二，学到一些外国文学的技法，不是完全封闭；第　三，对文学语言有相当的改进，所使用的是业已松动的、能向白话过渡的近代文言。有　了这带现代因素的三项条件，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却没有能够经过积累、自我调整为新文　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的文化态度的保守性。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不肯与明清小说作　彻底的决裂，它的观念如此，做了点改动后还是顺着旧轨道滑行。被称作鸳鸯蝴蝶派小　说“祖师”的骈体小说《玉梨魂》现在看来一点都不通俗，搭了古典诗文传统和林(纾)　译小说的两头，得到有旧记忆的文人读者的“最后”一次欢迎，然后就一直向保守市民　的通俗阅读倾向流去。而“五四”小说是彻底移植西洋小说的结果。虽然它一旦树立起　来之后，“传统”的内在机制就隐隐地显露，但它绝不向“后”看，径直培养自己的新　型读者和新兴市场，走入了现代小说的行列。有人在比较“民国通俗小说”和“新文艺　小说”时，就曾说过：“民国通俗小说的变化与西方小说没有必然的直接关系，它与西　方文化的关系是通过了一个中间环节的间接关系，这个中间环节即中国的社会风俗，西　方文化影响了民国社会风俗，民国通俗小说又随社会风俗之变而变。”“当然，这并不　排除某些民国作家的某些具体作品直接搬用了某些西方小说的做法，但从总体上说，是　间接接受影响还是直接搬用、模仿，正是民国通俗小说与新文艺小说的根本区别。”[1　](P25)我们撇开这位作者明显抬高“传统”价值的倾向，也可证明不与西方小说“对接　”是鸳鸯蝴蝶派小说和纯文学小说的一个严重分野。 正像商务印书馆1910年创办的鸳鸯蝴蝶派刊物《小说月报》的命运，到了1921年从12　卷1号起由茅盾接编，改弦易辙，成了当时创作现代小说的大本营。《小说月报》的鸳　鸯蝴蝶派旧人说服商务印书馆的老板另辟《小说世界》，于是各走各的道路。张资平原　为“创造社”四元老之一，是纯文学内部才会孕育出海派张资平的。张资平写的是茅盾　执编《小说月报》时期的小说，带头“下海”后写的是三角多角的西洋恋爱小说，从来　没有写过鸳鸯蝴蝶派控制《小说月报》时代的那种言情小说，是再明显不过的事。 实际上，鸳鸯蝴蝶派和海派虽都处身于商业文化的环境里，都是带有商业气息的文学　，但它们是在现代都市转型的不同时期先后出现的，是在上海文化的多重错位中形成并　生存的。从晚清、民国到20世纪的20、30年代，上海形成的初步现代物质文明，落在了　中国大陆广袤的“农业文明”包围之中，这是一重的文化错位。此种错位也决定了第二　重错位，即上海新兴文化内部的不平衡性。就是，上海既有古老的华界，又有新起的租　界；在租界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既有贴近华界的华洋过渡型的文化社区，也有在租界“　腹心地带”形成的全新的由国外引进的现代型文化社区。华界和华洋过渡地区，即清末　的上海县城(今南市区)和五马路、四马路地区，就是鸳鸯蝴蝶派文学赖以生存之地；租　界中心区以20、30年代的南京路(大马路)、霞飞路为代表的，即是海派的诞生地。重要　的是后者并不能完全取代前者，因为有第一重的大文化错位圈存在。这情景到了30年代　的中期，随着上海现代文化环境的移植成功，就显得格外显眼。有“移植性”，就有“　本土性”，两者纠缠如怨鬼是以后的事情，在当初，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上海各自依托　的却是两种消费文化环境。此即鸳鸯蝴蝶派和海派来路不同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 如果考察鸳鸯蝴蝶派所写的妓院戏楼，及男女间的欢爱、戏弄、残害的故事，再看后　来的海派所表现的出入影院舞厅回力球场的摩登男女的现代生活姿态，把两者区分是很　容易的。在30年代中期，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会写到南京路的现代生活场景，这时你要　注意它们各自不同的文化眼光，其中的差异仍然不小。海派在功能上，会去分鸳鸯蝴蝶　派的文学市场份额，会去学鸳鸯蝴蝶派文学获取“大众”的手法，但在文学价值上，它　一心追求的是如何体认现代人的现代品格：注重和张扬个性，领会都市的声光影色，感　受物质进化带来的精神困惑与重压，进而提出人对自我的质疑等等。鸳鸯蝴蝶派的现代　感觉大大落伍，慢了不是一个两个节拍，它们是不能混同的。 海派一开始就认识到在上海的文化错位中自己占了有利的位置。它发生的时候所具有　的眼光是“白领”的眼光(对普通下层市民只抱同情)。它所认同的洋场社会生活方式，　沪西高级生活区的情调、专演派拉蒙和米高梅片的电影院、跑马厅、跑狗场、博览会的　气氛，开放的社交、娱乐、商业、教育活动，人和人在金钱关系中寻求新的调整方式，　逐渐成了“上海”的标志。就像过去的上海典型标志物是“城隍庙”，如今成了“先施　公司”的尖顶。上海成了“移植文化”为主导、而中国固有文化要在融入“移植文化”　之后才能立定脚跟的一个都市。有一件事可以证明在上海的发展史中，中国人的民族主　义情绪曾要改变这种现实。国民党上海市政府1929年曾有过一个在江湾一带建设“上海　市市中心区域”的计划，目的就是想把“外滩”的上海、租界的上海，改成以华界为中　心的上海。而且进行了一部分，盖了政府办公楼和体育场。中日淞沪战争可能是导致此　“爱国”计划流产的原因之一，而我认为根本的原因是这一行政命令违背了上海之所以　成为上海的城市特性。近代以来的上海如果离开了世界性的金融、贸易体系，是构不成　真正意义的现代都市的。而上海的金融贸易把握在殖民者手中，经济活动发生在租界的　大楼里。海派文学反映的正是以租界为主位、华界为边缘的这个城市的面貌。而鸳鸯蝴　蝶派长久地在“边缘地带”徘徊，一直到40年代的上海出现了一个历史机会，左翼转向　了后方，通俗文学得势，鸳鸯蝴蝶派对上海的文化环境有了认识，它找到了融入“移植　文化”的切入点，寻找与海派接近的可能性。我们只要仔细研究《万象》杂志的生长过　程，就能体会到这一点。《万象》自1941年创刊，本来由陈蝶衣主编，作者几乎都是鸳　鸯蝴蝶派的人，倾向已经趋“新”，但无奈作者群旧派势力过强，老市民的趣味脱不掉　，影响了销售市场。两年后的1943年改由柯灵主编，走的是大众文化的路子，新文艺作　家成为作者队伍的主体，将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纳入“新市民”的轨道，特别提携新兴　的海派作家，张爱玲的名字就在《万象》出现了。现在，我的博士生(李楠)在研究上海　小报时发现，从上个世纪初到30年代的小报主要是控制在鸳鸯蝴蝶派的手中，那里的“　社会新闻”将讽刺的矛头指向初起的海派作家，一点不比挖苦左翼作家差。一直要到40　年代才逐渐缓和下来。这也是一个明证。 可见，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很长时间里是两股文学流。海派自产生之日起，便是“现　代性”文学的一部分。鸳鸯蝴蝶派有一个较长的获得“现代性”的演变过程。而且只要　上海一地的新旧消费文化交叠错位，两派就都有存活的依据。 二 我们从海派和鸳鸯蝴蝶派相似的文学主题上，再来作些分辨。 先看都市物质主题。海派以展露现代文明条件下人的生存与物质关系为基本母题，那　么，取其两端，则屈服于物质的压力迷醉而不能自拔者有之，对机械文明造成的人的困　顿提出疑义者也有之。像刘呐鸥、穆时英这样的“都市之子”，从《都市风景线》、《　公墓》等集子里所传诉出来的城市生命感觉，对物质的揭露，是与对物质的企慕、沉溺　，紧紧纠葛在一起，享用生活和厌倦生活是同时产生的。这是海派的生命体验，来自现　代都市不可克服的矛盾性。也是现代人从乡村蝉蜕出来之后面临的处境。海派是都市中　敏感的一群，他们对现代生存压力的反弹，锻炼成海派两个方面的感情形式：如果能保　持理想，较为理性地反诘社会、反诘自身，就具有一定的批判力，文学中也会包藏忧郁　；否则，痛快地宣泄，放浪形骸，狂暴的、怪诞的、无顾忌的表现，就会走向“邪僻”　。但无论哪一类，他们对现代都市的发现都是双重的，于罪恶中发现美。刘呐鸥不断地　说，城市不是没有“诗意”，只是“诗的内容已经变换了”[2]。“电车太噪闹了，本　来是苍青色的天空，被工厂的炭烟布得黑蒙蒙了，云雀的声音也听不见了。缪赛们，拿　着断弦的琴，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那么现代的生活里没有美的吗?哪里，有的，不过　形式换了罢”。刘呐鸥在下文提出，那个美的内容和形式，即叫“thrill,carnalintoxication”(刘将此句译为“战栗和肉的沉醉”)[3]这真是海派的文学宣言!这里引　进的新的价值观念，对于现代上海不是简单的诅咒和反叛，而是加进了远为复杂的音调　，在现代消费文化的笼罩下，充满了人对物质的惊喜和恐惧。对于海派，都市已无所谓　天堂和地狱的明显界限，同时，又存在着把都市描画成天堂或地狱的全部可能性。 这样的物质化都市的观念，海派怎能存希望从鸳鸯蝴蝶派那里继承呢?综观最优秀的鸳　蝴通俗社会小说，特别是专写上海的，如包天笑的《上海春秋》、朱瘦菊的《歇浦潮》　、平襟亚的《人海潮》、毕倚虹的《人间地狱》，它们对现代都市的态度只是揭发罪恶　和弊端，从农业中国的立场出发。这批小说好似对现代进程的大上海众生相给予一个详　尽的摄录，富有时事性、秘闻性，很可借此存下一部丰富多彩的上海风俗史，却缺乏独　特的眼光和生命的体验。所以，夏济安可以对《歇浦潮》、《上海春秋》保留下的老上　海风俗材料“佩服得五体投地”，却最终仍批评说：“这种书的缺点是：作者对道德没　有什么新的认识，只是暗中在摇头叹息‘人心不古’；对于经济、社会变迁，也没有什　么认识，只是觉得在‘变’，他们不知道，也不care to know为什么有这个‘变’。他　们自命揭穿‘黑幕’，其实注意的只是表面。”[4] 接着看两性主题。海派和鸳鸯蝴蝶派文学历来被认为是最擅长表现男女关系的文学，　前者写恋爱小说，后者写言情小说，就是这两种叫法，中间的区别已经够分明了。在都　市背景下表达人与人的关系，包括两性关系，海派的现代性可说直逼眼前。如果没有对　两性问题的思索，新兴的恋情方式同丑陋的色情勾引，如何分得清楚?海派内部这两种　城市两性的典型表现，显然色色具备。而将“性”与“爱”两相分离，使得“性”裸露　出某种“原始”的意味，是最易与那种为“性”而“性”的描写相混淆的。这样，在都　市，的美与丑激烈碰撞，海派文学中的佼佼者，就有了叶灵凤的性忏悔、张爱玲的　对女性困境的逼真写照、徐讦的寻觅和情爱真正出路的意识。海派的两性文学，从　生理搏动到包孕现代生命哲学，都市人的内在心理冲突均得到充分的展示。 而鸳鸯蝴蝶派的言情，长久地在“传统道德”的圈子里打转。它最早的境界，是同情　于妓院里的恋情，后来是揭发用金钱买“性”的可悲。到了张恨水的《啼笑因缘》、秦　瘦鸥的《秋海棠》、刘云若的《红杏出墙记》这三部言情代表作出现，鸳鸯蝴蝶派文学　的两性表达攀上了自己这派文学从来没有达到的高峰。其中，前两部意在暴露军阀恶势　力对伶人的肆意践踏，“真情”的被毁灭，世上美好事物的被毁灭，即是全书文学价值　的所在。《红杏出墙记》可能是此类小说中最出格的一种，两性中多爱的现实性，婚外　恋酿成人物的内心焦虑和痛苦，都得到了正面的表述，是很难得的。但这部小说，情节　设计花哨，悬念的设置尤其复杂，通俗小说的“本性”即注重故事的热闹往往掩盖了对　两性关系的深入探讨。如此看来，把海派的两性观念与鸳鸯蝴蝶派的相比较，现代性差　距之远也是十分明显，谈不上有什么直接前后接续关系的可能。 再来看新与旧的主题。表面上看，两派在这里似乎很不接近，鸳鸯蝴蝶派的文学是写　旧的，感情也倾向旧的，而海派就是要出新，要现代，要摩登。其实不是这样简单。鸳　鸯蝴蝶派的作家为了猎奇，观念是陈旧的、落后一步的，描写的事物反而是上海刚刚登　场的崭新崭新的东西。对于社会的新旧交替，它倒容易廉价地将新的终将取代旧的，直　线地告诉读者。海派的都市故事发生在十里洋场，穆时英的流线型的上海，“爵士乐，　狐步舞、混合酒，秋季的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车，埃及烟”[5]，多么时髦，但有意味　的是这样的上海仿佛仍被乡土中国包围着。穆时英一方面是洋场文学的“圣手”，一方　面却用写舞厅、酒吧的笔，来写《父亲》、《旧宅》和集外的《竹林的惆怅》。(注：　穆时英的《父亲》、《旧宅》收《白金的女体塑像》，现代书局1934年7月版。《竹林　的惆怅》作为遗作发表于1954年10月澳门《小说月服》第8期。)这些小说是些十足的怀　旧感伤的故事，作者似乎是患了“怀乡病”。而海派的另一位作家施蛰存背靠松江、苏　州、杭州，写他的乡人在上海的遭遇如《春阳》、《鸥》，同他的《梅雨之夕》、《巴　黎大戏院》纯都市人的感觉适成对照，可见他身上充溢的“乡土情结”和“民间情怀”　。读海派的这类小说如置身于都市中的乡村，或者拉开更大的时空距离，似觉置身在宏　大乡村世界的一个边缘城市。新旧的掺杂更显错综。 海派描写旧事物怎样附着于大都会肌体之上，尤其深入的是一种新上海的旧家族文学　。张爱玲、东方@①@②便是最长于写旧的世家儿女在都市的遭际与不测命运的。作为李　鸿章的重外孙女，张爱玲写出的《倾城之恋》、《金锁记》、《花雕》，是由旧家族世　界的失落，转而向上海、香港的世俗市民生活去寻找个人的精神家园的。张爱玲尽管熟　悉出入电影院、服装店的洋派生活，但她发现在此类簇新的消费方式下面，所残留的都　市感情方式，有多少仍是那么古老：封建性的嫉恨几乎贯串了她作品人物男女之间、上　下辈之间的恩恩怨怨。张爱玲真正了解上海首先还是传统中国的一分子，然后才是添加　上去的“现代质”。她说过：“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　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6　]这是对中国新与旧的透底的认识。东方@①@②的作品成集的有《绅士淑女图》，他的　小说里面活动着洋场上的旧家子弟，留下了从满清贵族到新型少爷(“小开”)的错杂脚　印。东方@①@②表现上海的新中有旧、新旧过渡，也是别开生面。 关于现代上海的新与旧，常与变(沈从文喜爱谈论湘西的新与旧、常与变)，如果没有　对现代中国相当深入的观察、认识，是无从融汇到文学写作中去的。鸳鸯蝴蝶派对都市　的看法远远落后。海派的都市意识具某种超前性质，这只有在提前体验了工业化都市而　反叛的世界现代派文学和美学的影响下，才会产生。已经有学者指出，中国海派的审美　根源来于唯美主义。(注：参见解志熙《美的偏至》，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版；李　今《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所以，将海派和鸳　鸯蝴蝶派的文学都市意识两相对比，它们的思想资源也是不同的。我们只能感叹于中国　现代文明的发展在一地之内的不平衡性，想到它们的错位，而主要不是想到他们有什么　相互继承关系。 三 说到雅和俗，在文学面向市民读者、面向消费，因而全部或部分地走向“通俗”这一　方面，海派和鸳鸯蝴蝶派倒是最有接近点的。 海派的雅俗善恶二元混杂，来源于上海这个商业都市的二重性。一方面是新生的、有　活力的现代都市；另一方面，因为有旧文化的多层包围，因为现代性质的文化消费并不　能排除消极面，现代文明也能媚俗，它就呈现出善恶兼备的形态。又由于读书市场的商　业趋利作为重要动因，海派如想无限地求新求奇，就要发展自己的先锋性；如从众、从　俗、从下，就会追求趣味，反对崇高，扩大自己的通俗特征。海派的雅俗，还同上海这　个都市的读者分流有关。雅是为了呼应这个城市的雅读者群，包括洋行、海关、银行、　公司的写字间读者，也包括铁路、邮政雇员的一部分及大中学校师生的一部分(即有的　是海派的读者，有的则构成激进的左翼读者群)。俗是为了迎合通俗读物的读者群体，　如低级职员阶层、广大的店员阶层和其他居住在石库门房子里的市民阶层。这样，海派　在上海的先锋文学市场和通俗文学市场两边都占据了位置：表现都市新的观念、新的生　活方式的海派文学，由先锋而高雅；俗的支流则表现艳情、恐怖、骗局，收集城市奇闻　，制造软性文字，由通俗而低俗而媚俗。在通俗文学市场之上，30年代的海派同生命力　顽强的鸳鸯蝴蝶派终于遭遇。 综观上海的小报、画报的历史，我们一时几乎难于辨认海派文人和鸳鸯蝴蝶派文人了　。小报从晚清诞生，一路下来比较有名的如《晶报》、《社会日报》、《立报》、《辛　报》、《力报》、《海报》、《吉报》、《铁报》、《亦报》等，在城市的覆盖面都颇　大。起《福尔摩斯》、《金刚钻》、《开心报》这样名字的，当然娱乐的意图自明。还　有“白相人”办的报，有“花报”，不一而足。可能有操守的鸳鸯蝴蝶派作家也只肯在　像样的小报上露名，但有的海派作家不避小报，比如张爱玲。她看小报，也在小报上发　小文章，发过议论说：“我对于小报向来并没有一般人的偏见，只有中国有小报；只有　小报有这种特殊的，得人心的机智风趣”[7]。 在上海40年代的市民读者群手执的文学读物里，我们也一时难辨海派的作品和鸳鸯蝴　蝶派的作品了。因为原来20年代末读鸳鸯蝴蝶小说的老市民(比如鲁迅的妈妈鲁瑞老太　太不读儿子的新文艺，而只读鸳蝴体小说)，和读新感觉派“穆时英风”文字的新市民(　如沈从文不屑地提到的“一面看《良友》上女校皇后一面谈论电影接吻方法那种大学生　”[8]这些人)，两者是泾渭分明的。到了沦陷时期的上海，鸳鸯蝴蝶派明白新市民读者　是它们的唯一选择，因为20、30年代出生受新式教育的年轻一代已经开始看小说了。于　是，《杂志》、《小说月报》(顾冷观主编)、《大众》、《春秋》、《万象》这些40年　代的流行刊物，有的是鸳鸯蝴蝶派文人编的，有的是海派文学家编的，居然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各期的目录上，郑逸梅、张狠水、程小青、张爱玲、孙了红、施济美、周瘦　鹃、施蛰存、沈寂、包天笑、徐卓呆、予且、丁谛、周楞伽等的名字同时出现，打成一　片。(注：如将这五种杂志两类作家的名单抄下，委实太长。这里主要录于《万象》，　分开来，鸳鸯蝴蝶派作家有郑逸梅、张恨水、程小青、孙了红、周瘦鹃、包天笑、徐卓　呆，海派作家有张爱玲、施济美、施蛰存、沈寂、予且、丁谛、周楞伽。)30、40年代　成名的海派作家，许多人的作品模糊了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界别，有的成为纯文学和通　俗文学的两栖人。张爱玲的大部分小说如《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金锁　记》，纯文学性和通俗文学性兼有，思想意识偏浅的像《多少恨》、《小艾》是通俗作　品，而《封锁》无论如何只能算纯文学作品。予且的情况要单纯得多，他的长短篇小说　《如意珠》、《凤》、《七女书》等，全部是分不出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从当时一部　分畅销文学杂志的面貌上，能分明看出两派在通俗层面上杂糅的格局。 不过，杂糅的局面也仅止于杂糅而已。两派的小说这时可以都写家庭婚恋题材，叙述　方式和叙述语言可以很为接近，但思想意识仍不在一个层次上。试以周瘦鹃的《秋海棠　》和张爱玲的《金锁记》作比，《秋海棠》在社会上的影响要大得多，知名度也高，可　两者还是无法放在一个层次上阅读接受。我们还可拿几个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前后接替办　下去的著名刊物来研究，同样能发现这个问题。像《良友》，一个1926年2月创刊的画　报(文字部分一直占相当的比例)，最初由伍联德、周瘦鹃先后编辑的时期，它是鸳鸯蝴　蝶派的刊物。1927年3月梁得所接编，编到1933年8月为止，大力推行改革，每期能发行　到四、五万份之多，不仅在国内，而且在东南亚发生广泛影响。他改革的方向是让《良　友》陡然成为海派画报，而不是让它由“鸳蝴”自然演变为海派。因梁得所需要学周瘦　鹃的地方不多，即便是最接近的封面女郎，也从妓女一变为职业妇女、电影明星了。其　它像大量增加世界美术摄影作品的介绍，增加现代科技知识的插页，登载现代派小说特　别是登载穆时英、施蛰存、叶灵凤新感觉派的作品，25期后说明文字用中英文对照等等　，距离鸳鸯蝴蝶派的旧式气息该有多么大是一望而知的。《万象》也应作如是观。不能　仅看到两派的文章同时出现在一个杂志上，就以为是雅俗渗透的全面完成。《万象》越　两年改由柯灵主编之后，气象大变，成了新文艺海派杂志，衣食住行和严肃的东西兼得　。但我们读同时连载的长篇小说，张恨水的《胭脂泪》，张爱玲的《连环套》，师陀的　《荒野》，通俗就是通俗，纯文学就是纯文学，中介就是中介，彼此相去的有效距离，　仍是不允忽视的。 最有意味的，是《万象》上关于“通俗文学”的讨论。陈蝶衣提出“提倡通俗文学的　目的，是想把新旧双方森严的壁垒打通”[9]。但他的主张是在通俗文学的旗帜下统一　新旧文学。这怎么可能呢?这不能不说是通俗文学家的一厢情愿了。我们可以说，以往　经过了“工农兵方向”时期的中国文学，某种意义上已经是在“通俗”、“民间”、“　普及”的大旗下轰轰烈烈地走了一回，但情况怎样?今日的通俗作品和先锋作品的距离　似乎仍没有缩小的迹象。所以说，人为地去规定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结合是不会奏效的　。假如认真地去研究海派文学与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历史，看这之间新文学如何影响于旧　派通俗文学的现代化调整，旧派通俗文学又如何影响于新文学部分地向市场化、市民化　倾斜，倒许是个不无意义的课题。 文学与文化论文:浅谈英美文学教学与跨文化意识的培养 论文关键词：英美文学教学　跨文化意识培养 论文摘要：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的新形势下，注重跨文化意识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英美文学教学的角度出发，探讨了通过英美文学教学培养跨文化意识的重要性，培养跨文化意识应遵循的原则以及利用英美文学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教学思路。 随着国际经济、文化、政治等领域发展步伐的加快，交流日益频繁，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国际交往合作更加频繁，国际交流也越来越广泛，多种文化相互交汇碰撞、交流融合，在这种环境下，如果不了解英美国家的风俗文化、行为习惯、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不同文化间就会产生误解甚至冲突，影响交际的顺利进行。由此，外语教学中，关注目标语文化，提高跨文化意识，注重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就显得尤为的重要。“跨文化意识”是指外语学习者对于其所学习的目的语文化具有较好的知识掌握和较强的适应能力与交际能力，能像目的语本族人的思维一样来思考问题并作出反映，以及进行各种交往活动。具有“跨文化意识”的外语学习者能自觉地消除在与目的语本族人进行交往时可能碰到的各种障碍，以保证整个交往过程的有效性。外语教学不仅仅是语言知识的学习，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一部分，外语教学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包括文化知识和文化意识。文学又是文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始终与文化相伴相生。因此，通过英美文学认识英美文化、培养跨文化意识是一种有效的教学途径。 一、英美文学教学是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有效途径 首先，文学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和民族个性的重要表现形式。文学作品所包含的文化知识、文学知识及其具有的哲学、人文、美学等价值是某一民族社会文化的缩影，是学生了解英语民族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思想观念、风土人情等文化因素最鲜活、最丰富、最直接的材料。通过英美文学认识英美文化和国民性格是一种基于文化认知和文化认可的跨文化交流层次，它的重心是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和思想疆域，提高综合人文素质，培养跨文化交际的意识和能力。文学是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提高文化修养的重要源泉，涉猎古希腊、罗马神话，了解基督教《圣经》故事及人物典故，熟悉一些神话传说中的神抵，可以拓宽知识面，开阔视野，有利于语言学习中文化因素的积淀。 其次，文学是提高文化素养和学习语言的重要途径。语言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又是艺术的语言，是学生学习和模仿最理想的语言和文化材料。特定的文化常常在其语言中留下深刻的烙印，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学生除了要对原文语言有精确的理解和把握之外，还要对两种文化，尤其是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有较全面的认识和了解。西方文学实质上就反映和代表着西方文化，优秀的文学作品既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又是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语言源泉。新《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清楚表明，文学课程担负着提高学生英语水平，培养学生审美情趣和跨文化意识的双重职责。 再次，文学的生动性和通俗性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求知欲。“文学是最优美的语言，如果我们要学习和获得最优美的语言，我们就必须学习文学。”(李赋宁语)语言文字的魅力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得最为充分，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它是以语言为载体的。学习英美文学，不但可以在接受作品内容情节的同时，掌握语言这个工具，文学作品中渗透的跨文化意识还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刺激学生的求知欲。因此，在语言教学和学习中，我们应该充分重视文化因素的影响和作用，广泛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了解有关西方的哲学、历史、人文地理、风土人情和社会风俗。 二、培养跨文化意识应遵循的原则 在外语教学过程中渗透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即实用性原则、阶段性原则、交际性原则。 实用性原则要求教师所提供的语言材料，导人的文化内容与英语学生所学的语言内容密切相关，同时应突出语言的生动性，情景的真实性，材料的生活性，培养学生的情感，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培养学生对自己民族的了解和热爱，对他民族文化的理解和尊重，从而使其形成合理的跨文化心态。 阶段性原则要求文化内容的导人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充分考虑学生的语言水平、认知能力和心理状态，根据学生语言的发展水平和接受能力，采用由浅人深、由表及里的渐进教育方式，让学生充分了解所学文化内容的本质。从介绍英语国家人民的日常生活开始，逐步更多地涉及他们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人文地理等，以至更深人地探讨人生态度、道德价值观等。 交际性原则认为培养跨文化意识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既然语言是交际的手段，又是文化的载体，那么，教师就有责任提高学生的跨文化意识，让学生在学习语言基本知识的基础上，学会了解所学语言国家的文化、背景、风土人情和生活方式，使文化通过语言的交流得到传递沟通，语言通过文化的渗透得到合理的交流发展。 三、利用英美文学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教学思路 首先，教师可以充分利用课堂教学，挖掘教材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培养和渗透跨文化意识。广泛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了解和熟悉西方文化并从中汲取有益的东西，才能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和语言水平。教材中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教师不能把课文仅仅当成单纯的语言教材，而要充分利用课堂教学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让学生放眼世界，扩大视野。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对英美文化的敏感性和洞察力，教师还可以配合教材内容恰当地补充相关的文化背景以及中英文化差异的知识介绍，使学生在具备一定的语言交际能力的同时具备应有的文化交际能力。教师在授课时采取启发和引导的方式，让学生设身处地去感受体验，鼓励学生发表个人独到的见解和进行相互之间的讨论，使每个学生都积极参与到文学教学课堂中来。教师要培养学生独立开展研究工作的能力，不能一味地进行理性的抽象与概括，不能要求统一理解模式和死记硬背。这样，才能使学生切身感受语言大师们的语言艺术、学习巩固语言知识的同时，也让他们学会从文学作品中认识社会、体验人生，感受不同的文化内涵，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文化意识。 其次，教师应尽量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辅助文学教学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多媒体技术具有信息容量大、内容丰富、效率高、覆盖面广等特点。在英美文学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利用计算机软件或课件、录像机、投影仪、光盘等直观有效的手段。除了课堂教学外，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在课外也应该充分发挥其作用，课外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观看由名家名作改编的电影、欣赏精彩对白或学习英美国家文化背景知识，以学习小组为单位展开讨论，让思维突破原有的束缚，在宽松愉快的环境中培养想象力和创造力。另外，学生根据原著自编自演也是非常有效的学习途径。学生在编、导、演的过程中，能充分理解把握原著的历史背景，穿越了时空与文化的差异，与文学作品作直接的对话。 此外，教师还可以通过引导学生阅读大量的英语经典文学作品，积累有关的文化背景、社会习俗、社会文化关系等方面的材料。阅读能使学生了解英语在不同语境中的语言风格的知识，以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教师在教学中，指导学生运用正确的方法将自己在文学作品鉴赏过程中获得的对作品的理解用文字表达出来，以深化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同时又培养了学生的鉴赏力和书面表达能力。文学作品的阅读可以从易到难，从简写本开始，逐步过渡到读原版作品。这里阅读文学作品不仅指小说，还包括阅读报纸杂志、时事等。因为现在的刊物集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有助于学生了解当前社会动态、科学文化的最新成就和英语语言发展新趋向，获取丰富的跨文化知识。 一个优秀的外语学习者，不仅是一个语言工具的使用者，还应该是另一种文化的接受者，加强大学英语教学中的跨文化意识的培养，才能促进学生更好的学习目的语。文学作品隐含着对生活的思考、价值取向和特定的意识形态，因此，学习英美文学是了解西方文化的一条重要途径，可以接触到支撑表层文化的深层文化，即西方文化中带根本性的思想观点、价值评判，西方人经常使用的视角，以及对这些视角的批评。只有通过研读英美文学对西方文化有深层次的了解，国际化人才才能在国际合作和竞争中轻车熟路，立于不败之地。 文学与文化论文:谈网络文学创作的文化抉择与现实困境 [论文关键词]网络文学 时尚 文化 现实困境 [论文摘要]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在引起轰动后，却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呈现出后劲不足的态势。本文立足于上世纪末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 当今网络文学发展的最新进展的表征 ，试图从其文化和文学的现实问题等方面入手，力图揭示网络文学在当代的文学境遇，从而为探讨使其成为真正“文学”的途径和方法找到能以疗救的症结所在。 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网络文学一方面打破了传统文学一元统治的文化语境让文学写作更富有张扬的活力；同时在客观上，网上的写作传播方式已日益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消费时尚。另一方面也就难免鱼龙混杂，作品良莠不齐。网络上的“文学世界”春草疯长，众声喧哗，百无禁忌。它所具有的生猛无羁，靠的是网络写作自由氛围和传播的优势 ；它的良莠杂芜，却是因其外在的历史 、社会、文化因素和本身存在的缺陷及问题使然，以致网络文学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 ，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一、 文化上的困境和尴尬 任何艺术的发生，总是以一定的文化作为语境的。文学从来都是隶属于文化，而网络文学正是通过奠基于网络文化的精神领域才获得 自己的根基。但在文化背景和选择上，网络文学们将传统和时尚两种不同的文化刻意放在对立的文化背景上加以渲染，而不是从整个人类文化整体的角度加以考虑。因此在突破主流话语的同时难免矫枉过正，遭遇了另一种尴尬。 这种困境首先表现在文化身份的焦虑与尴尬。不可否认，网络文学是当代文化中一种时尚而又颇具争议性的文学形式。它借助于现代最新的传媒手段而兴起，以强势的科技背景冲击着传统的文学方式。毋庸置疑的是，网络文学也存在明显的弱点和缺失。“网络是一个虚拟空间，其自身的开放性、全民性、共享性，造成 了话语权力扩散的最大化”。自由、平等、互动、随意性、民间审美意识等等，本是网络文学追求的标志性特质。然而在当代以消费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语境下 ，网络文学在轰然崛起的商业流行话语面前频抛媚眼，显示了一种投降姿态 ，走向呈现出一种明显的矛盾状态。网络文学游离于传统之外，努力建立起 自身的话语体系，形成独有的后现代品格。同时，为迎合读者 口味，创作大多为快餐式消费为主，缺乏人文情怀，在媚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部分网络作家在商业包装下从幕后走向前台，希望提高作品的商业价值 ，渴望跻身于主流话语。网络文学与传统媒介联手而融人消费文化的生产线 ，网络文学便显现出身份的焦虑和尴尬。 其次，虚拟和狂欢背后的文化危机造成其文化品格的缺失与困惑。网络文学的出现是都市化进程结合科技进步的产物。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大众审美趣味和文化需求下，娱乐消费性成为了需要的焦点 ，文学也成了一种可被消费的商品。它审美、教化作用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趣味性和时尚性。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网络文学成了肯德基一样色香味美的快餐 ，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而日趋平民和世俗。人们已经不再期望从它那里得到精神的荡涤，而只是寻求快乐和欲望的满足。目前，人们在喧闹四起的大众文化领域中所见到的更多是愈演愈烈的高技术复制、朝生暮逝的时尚变化，以及即时性的情绪宣泄或心理反应，而长时间的精神性磨练被降格到最低的限度，心灵的玩味和孤独的冥想几乎失去了存在的地盘；这无异于把艺术的精魂推向了消亡的边缘，正是对人生审美过程的衰退的一种回应，意味着人的生命感受正面对着一场很有可能失去 自我提升力量而走 向凡庸的精神历险。一切神圣、崇高的东西在网络的世界中遭受了消解和嘲弄。 因此，网络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通过培植网络文学这一新兴的文学样式，对文学的创作和接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由于自身存在的不足，决定了它目前难以从根本上动摇传统文学的地位。在网络文学文本中，有相当一部分缺乏对社会重大问题、人类生存境遇等终极价值的关怀，还有一些只是纯粹宣泄作者本人生存的怨愤、迷茫与困惑，它们对畸形人生的不满与牢骚，远没有传统文学对现实的批判来的犀利。因此，就文学所应有的刚性和硬度而言，网络文学比不上传统文学。 二、文学格局的边缘地位和异端效应 在当代文学格局中，传统文学依然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保持着强势文化地位。而相对于肇始于民间的网络文学来说其在当下的文学格局中，显然是在文学舞台的边缘努力拼争着。可以说网络文学的写作是一种体制外的边缘写作，网络作家所运用的话语形式是非主流的民间话语形态，他们主观上只是寻找一种能够宣泄的途径去宣泄和释放 ，也就是这种纯粹的我行我素，使其长时间只能在当代文学舞台的边缘向“观众”挤眉弄眼。由于当代文学太多的“另眼观照”和“无奈的被边缘和被另类”，而导致当下的网络文学在当代文学格局中凸现出另类、浅薄和过度商业化的异端效应。 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另类文学”似乎是“前卫文学”的代名词，有一些 网络文学或评论者标榜网络文学为“另类文学”，过分地强调它是对传统文学的一种补充，甚至认为网络文学将成为一种主流文学。然而时至今日，网络文学已显露出两大变化：一是一批网络浮出“网”面，二是网络文学向传统文学的“归顺”与被“招安”一些网络借着网络传播的迅急猛烈之势，背靠网络，面向传统，网上买得人气，再出版印刷纸面文学，并以印数作为成功的参照，这成为当前网络文学的又一道景观，被许多网民戏称为网络文学的“归顺与招安”。当传统文学媒体向某个网络发出“招安”的表示时，某些网络所表现出来的喜悦和成就感 ，令人不能不遗憾地发现，文学的最终权威，依然归位于传统文学媒介。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网络文学呈现出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普遍的网络文学作品内涵浅薄、思想含量严重不足。网络文学创作者始终将写作视点对准个人，与社会、公共 、国家等集体保持相当的距离，他们虽然获取了个人生存经验，但那是游离于社会经验之外的。没有了社会的有力依托，其结论或其暗示的思想就没有或缺少了社会含量 ；割裂历史就会使人物变的孤单，其性格或情节的发展没有了必要的起始点，因此也就没有了历史的沧桑厚重，其作品势必缺少文学所要承担的思想意识。网络文学恰恰比较多地关注了私人话语、本能欲望以及身体、性等纯物质的东西，而少有理性、精神。他们的作品多是编织灰色的梦，令人压抑 ，个性十足，却又支离破碎，不能给人以强有力的震撼或启迪人们进行形而上的哲学思考或人生思考。许多网络笔下的人物追求的终极 目标是轻飘飘的纯物质的东西，几乎没有引人思考的“形而上”的内容，思想含量的极度不足已成为网络文学作品致命的缺陷。 网络文学活动表现出过分的商业化。今日的中国社会一切活动都被赋予了物的内涵，文学亦不例外。文学商业化、文学走向市场是一个趋势，但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依然要重视文学的艺术含量。网络文学显然在这方面失于偏颇，他们在文学市场化的道路上虽然走在了前列，但为了突出文学的市场效应他们有时不惜背离文学的创作原则。正如在网络上时而就会冒出的什么“木子美”、“流氓燕”、“二月丫头”……“她们大胆地身体写作，深刻的内心体验被强有力的商业运行包装、改写……于是一个男性窥视者的视野便覆盖了女性写作的天空与前景”。她们一方面高扬女性大旗，对男性无情抨击、大肆鞭挞，高喊男人发达的肌肉没有丝毫的美感。但在市场的巨大诱惑下，她们又渴望“能拥有一个像父亲一样可以覆盖她们的男人”，这种矛盾不能不说是网络文学创作过分屈从于市场的悲哀。还有一些网络较为熟悉市场游戏规则，他们将笔触紧紧抵住市场、抵住物欲化的现实。于是他们在作品中刻意暴露生活的阴暗面，暴露感官欲望，为读者提供各种刺激。以欲望的顶礼膜拜征服读者、征服市场，很显然这样做大大降低了文学的艺术品位，不能给读者提供以巨大的思想震撼，没有引导读者进行自我人格的磨炼以及对人类进行终极命运的思考。 三、写作形态上的困境和批评缺失的尴尬 网络文学的写作形态，显现了网络作家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态度：即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渴望进入、逃离与漠视，表达的是网络作家们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潜在的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严密的体制对“话语权”的独 占，使得网络作家不堪重压，只能站在秩序之外仰慕大红大紫的同辈，渴望在文坛获得话语权是其深刻的生存焦虑。于是，他们自主选择了在网络中随心所欲地表达来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 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这种对抗姿态，恰恰表现出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重视与憧憬。从虚幻的稳匿状态向现实主流靠近，网络文学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个是网络写作与传统写作两套游戏规则的间离。网络写作最大的特点就是在虚拟的空间中自由地表达、尽情享受挣脱“话语霸权”的“语言狂欢”，以自己为中心 ，快速生产，一次性消费。网络文学创作的非理性游戏规则 ，使得作家们的“创作”失去制约而显得软弱、无力。要实现网络作家在传统文学现实秩序中“落脚安家”的愿望，网络文学创作必须修改游戏规则 ，但修改的结果也就是放弃和背离网络文学的特质。这是网络文学发展的一个结构性矛盾，也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一个困境。 另一个问题是 ：文学主题的严重匮乏。通过纸媒体，从虚拟之境走人现实秩序的网络作家，不管愿不愿意，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虚拟时空的游戏规则，必须接受现实秩序的制约。然而就是在网络中获得高荣誉的作家文本，如果将其放在当代文坛上冷静分析，也会失去它们在网络上炫 目的光环，即使像安妮宝贝这样的网络顶级作家，面对王安忆、铁凝，甚至卫慧、棉棉，其文本主题的可阐释性也会显得单一，剩下的只有主题匮乏的空洞 ，无奈地湮没于传统文学创作的优秀文本之中。因此具有革命性的网络写作形态却因其文本简单而沦人尴尬境地；缺少认识价值的网络文学主题，使得网络作家在通过纸媒体进入现实秩序获得“一席之地”的可能性再次受到质疑。这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又一困境。 置根于网络写作形态内的网络文学之双重困境 ，使网络文学良性发展的前景并不乐观，失去深度的文化生产和消费，最终只剩下游戏的外壳，同时与其尴尬呼应的却是创作的沸腾与评论界的沉默和冷眼观照。 文学的繁荣和兴盛是由两部分构成的：文学文本与文学评论。任何一种文学形态的繁荣和兴盛也必然是两方面共同兴盛的组合。就当前网络文学的现状而言，一方面是创作的极度热情，另一方面是评论的冷淡。任何一次文学的繁荣都必然伴随大量理论研究的成果，网络文学的健康发展需要健康说理、鞭辟人里的文艺批评 ，需要一批学识渊博 、学理讲究、深谙文学规律的文艺理论工作者投入其中，对其进行研究评说，规范引导。理论批评的严重滞后，是当前网络文学发展的又一瓶颈。由于批评的缺失 ，网络文学创作与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误区和问题导致了创作与接受两个环节脱节、作者与评论者之间关系疏离以及理论与现实两个层面之间不能相互照应 ，从而使他们之间难以开展对等的对话。亦使网络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难以实现。 与发展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学相比，网络文学就像站在巨人旁边的婴儿，好与坏只是人们现在的评价。网络文学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新的探索和创造。借用余秋雨先生的一句话 ：只有探索着的艺术才是壮丽的艺术 ，只要还有创造的余地，就有无限的可能，无限的前程。 文学与文化论文:当代文学与“大众文化市场”学术研讨会侧记 由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上海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和《文学评论》编 辑部联合召开的“当代文学与‘大众文化市场’学术研讨会”于2002年11月2-3日在江 苏省昆山市周庄镇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广东、山东、江苏、浙江、湖北、福建、新 疆等地的三十多位学者出席会议，并就当前中国的文化和文学生产机制，最近十年的文 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及其新的可能性等问题各抒己见，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 上海大学的王晓明首先代表会议组织者介绍本次会议的缘起、主题和基本设想。他说 ，从80年代至今这二十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学与社会的变化同步，进 入到一个关键、但又令人感觉困惑的阶段。我们都认为现实环境所呈现出的一切已经改 变了我们以往的生活；而对那些引起文学和现实生活变化的各种因素却又缺乏认真的分 析研究和透彻的见解，对其中新的可能性的方向并不明朗。他指出，要想回答大家的困 惑所指，短期内靠个人的努力并不能完成，需要我们大家一起讨论，充分交流彼此的意 见。他还说，为避免这次学术讨论会异化为一种形式，我们没有惊动学术界的前辈，也 没有请各级领导为会议“打开场锣鼓”，甚至没有按照所谓国际会议的惯例，要求提交 并宣读论文，更不组织旅游活动；而是充分利用会议的四个半天共八个时段(每个半天 分发言与讨论两个时段)，讨论中你来我往，使问题从表层而至深入，在充分展开批评 和反批评中，使真正有价值的思想观念在分歧中慢慢呈现出来。 (一) 如何认识当前文化/文学生产机制是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王晓明认为，当前文化与文 学的生产机制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以文学为例，五六十年代国家主要通过作家 协会和出版机构来组织和管理文学活动，现在这种管理的重心明显向出版方面转移；而 出版社一方面产业化，以追求利润为原则，另一方面又是国家体制的一部分，具有垄断 性，它对文学的管理就尤具特色。他同时列举从文学教育到社会对历史的集体记忆等多 方面的因素，认为这些都构成了当前文化和文学生产机制的重要部分。他强调，今天的 文学研究应该充分考虑生产机制的影响，才可能对当下的文学创作和批评作出贴切而深 入的分析。他同时认为，这方面的研究，如果仅仅援用“文化工业”、“大众文化”之 类西方概念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通过切实而具体的研究探索新的观念和方法。福建师范 大学的南帆说，在这个新的机制中有几个环节是他特别关注的：一是关于市场的概念， 在这里，“利润”是好字眼，但不能仅仅把创造利润当作衡量作品好坏的标准。目前文 化产业的利润仅次于航天业，文化产业是21世纪的朝阳产业，但他认为值得注意的是目 前大家都在谈论市场，但是文化市场是值得进一步分析的。现在市场已经不仅仅是一个 公平交易的平台，市场已经成熟到可以制造热点的地步，比如，如果你没读过一本十分 幼稚的畅销书，你就是落伍的人，等等，这就是市场所形成的一种新意识形态。二是市 场与话语权力的结合，80年代建立了这种想象：市场是与思想解放联系在一起的；特别 在文化人想象中，市场是与民主联系在一起的，对市场的好感主要来自这方面。三是市 场与大众复杂的联系，30年代提倡大众化，连同40年代提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当时的 “大众”是革命主力军；而现在在“大众文化市场”中，“大众”是创造利润的人，虽 然都使用“大众”一词，但其间已经发生了深刻的转化，市场掩盖了许多复杂的历史关 系。 南帆的发言还强调了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他说，文化是意识形态的一个层面，即 使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并不一定了解文化与意识 形态的关系。他引用阿尔都塞关于集体记忆的理论，说明一种想象性关系所形成的控制 力量。他说，文化层面的意识形态不容易察觉，它通过符号体系发挥作用，例如在文学 中，在武侠小说中，都可以传递出诸如种族、性别等意识形态的信息。在文化里面，文 学是意识形态变化中非常活跃的因素，文学往往以敏锐而深刻的感性洞察力来宣布恩格 斯所说的“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视界》主编李陀在发言中探讨了文化/文学 生产机制的动力问题，他认为不能忽略民族国家这个动力。在20世纪的世界局势中，地 缘政治成为国际政治最重要的方面，跨国资本在中国经济领域的渗透与反渗透所形成的 张力，已经进入中国文学、文化生活领域。他特别强调应该充分认识这种动力中的张力 关系，比如建设社会主义民族国家与西方启蒙传统的紧张关系，当前不仅精英文化与大 众文化，社会与市场之间也有冲突，我们的会议就体现为与市场的一种紧张关系，对知 识界不能下简单结论。鉴于动力中复杂的张力关系，李陀认为，必须意识到套用西方理 论解释中国经验的有限性，虽然这是一份可贵的理论资源，但对中国经验而言，它不足 以提供有效的反思，也就无法作出有效的阐释。对当代文明面临的危机进行新的阐释性 描述，这是人文知识分子的重要任务，否则无论科技为我们提供多少物质方便，人类都 还是没有摆脱黑暗。总之，李陀认为，我们必须注意分析动力机制的复杂性。 在一般人看来，当今发达的传媒业正在不断缩小传统意义上文学的空间。对此，上海 大学的蔡翔在发言中探讨了“纸面媒体与文学生产经验”的关系。他先着眼于微观，分 析时尚类杂志生产的特点：一，不靠发行获取利润，利润主要来源于广告，并根据对读 者群的定位寻找广告商，再由此组织刊物的叙述方式，因此，它面对的其实是“小众” 而不是“大众”；二，当刊物确定它的读者群的概念后就是叙述，即表达一种生活方式 ，并以此来检验我们的生活是否“时尚”；三，极力抓住未来的可能性，提供关于未来 而不是关于过去的想象，比如关于“家庭”、“幸福”、“身份”、“健康”的未来想 象与可能性。蔡翔认为，正是第二、三部分转化为一种意识形态，由某种生活方式转化 为表意叙事，并成为既定生活模式，生活方式由此被文化工业生产出来，以“时尚”或 “不时尚”的观念来控制我们。再来看文学，从表面看，出版社鼓励长篇小说的繁荣， 但实际上版税的影响非常大，艺术创新在版税制度面前退缩了，目前中短篇小说创作正 不断萎缩，使文学创作的基础被削弱，这将影响后十年长篇小说的繁荣。另外，文学杂 志要进入市场，也产生分层现象，一部分杂志专为“白领”，一部分专为“顶级富人” ……但蔡翔最后表示，有一种真正的大众也许还没进入我们的视野，他们不属于“时尚 的”高档消费群体；就此而言，寻找新的读者也就是寻找没有被遗忘的精神诉求和历史 记忆。南京师范大学高小康关于“市场与文学关系”的发言倾向于寻找文学与市场的同 一性。他说，古人有所谓“著书都为稻粱谋”，对此我们不应该仅仅理解为作家放弃了 精神自主性，也应该理解为是古代文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他们和社会的交换方式。当 代文化市场与传统相比自然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正如历史上商业的发展非但没有破坏文 学的精英价值，而且高效率的市场运行机制将增进文学向多种文化形态发展的可能性， 大众传媒也将促进文学活动的传播。 北京大学的韩毓海在发言中对比西方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差异，强调中国文化/文学传统 所着力描摹的是一个“情”的世界。他说，无论马克思从研究商品开始的政治经济学理 论，福科对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社会的批判，还是哈贝马斯对不同时期市民社会、平民社 会和大众社会的区分所做的贡献，都体现了西方的理性传统。他举英国经济学家亚当· 斯密和文学家笛福为例，亚当·斯密和笛福在历史上作为经济学家和文学家的角色都曾 前后置换，其原因也植根于西方文化注重范畴、实证和条分缕析的理性传统。中国的情 况则不同，他举《海上花列传》和《马桥词典》为例，认为这些小说并非环绕一个中心 ，其中许多非理性行为只能用一个“情”字来解释。像《海上花列传》中三人连环套的 故事情节表明中国人的情的世界如此复杂，以至于有关中国现代性的思路始终没有解决 “情”的问题。“天若有情天亦老”，以“情”来解释翻天覆地的政治革命，也可视作 这种传统的投影。韩毓海的发言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以西方理论诠释当今复杂的中国 文化/文学现实的怀疑。华东师范大学的罗岗对在权力和话语之间运作的文化/文学生产 机制进行分析，他认为比较成功的期刊或媒体书目注意在市场和体制之间寻找平衡，而 不可能长久地徘徊在边缘。他说，90年代以来市场发生变化，新技术的加入，网络空间 的出现，互联网改变了我们对文学和文化生产的看法，而目前社会对新经济的兴起还有 所忽视。伴随网络兴起而诞生的是新经济神话，所谓“眼球经济”，追求点击率，人们 对网络的热情，引起跨国资本和外国基金的关注。文化生产带来新的可能性，比如业余 思想者、写作者和新网络群体纷纷出现。另外，网络已经开始制作自己的经典，像《大 话西游》现象，其实是网络讨论的结果。在进行上述分析后，罗岗还提出网络文学必须 应对的问题，比如在版权、作者和传播问题上如何抵制资本的压制，如何通过技术手段 保护和发扬民主精神，但他认为目前不能高估这种可能性，因为网络文学毕竟徘徊于资 本与市场之间。面对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转变，江苏省作家协会的费振钟对作家协会 在目前文学生产机制中的作用表示忧虑，他认为目前作协的人事制度和工资制度已不能 满足作家的要求，作家协会无力组织文学生产，作家越来越不愿意参加作协活动，在作 协活动中经常看不到作家的影子。 (二) 如果说，关于当前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讨论是90年代以来文学形势变化所引起的思考 ，那么讨论必然涉及对这十多年来文学创作情况的看法。出于不同的学术背景和切入角 度，大家对这十五年来文学经验的认识和评价也不尽相同。 华东师范大学的倪文尖认为，90年代与80年代文学创作明显不同的是在权力和资本抑 制之间打擦边球，这种关系常常表现为微妙的转换，相互利用，最终目的是满足市场欲 望。90年代文学还有一个显著特点是利用80年代的文学资源，比如余秋雨的散文多表现 了80年代对文化的理解，再比如90年代的流行歌曲《涛声依旧》的作者其实是80年代的 朦胧诗人。虽然其间有转换得比较成功的作品，但倪文尖对90年代文学创作的总体情况 并不乐观。他认为，这首先是文学观念的问题，即文学是怎样的，文学与经验的联系， 特别是与那种既凝聚着个人化、又是处于社会中的个人经验的联系。现在关于都市的叙 述中看不到中国都市发生的真故事，故事是套路、模式化的。90年代中期以后，文学中 有关注底层生活的作品，但那底层还是程式化的。从文学技术层面看，小说的呈现能力 如对细节和场面的描写，远不如对故事过程叙述得好，作家的描写能力实在让人不敢恭 维。那些在80年代成名、90年代继续走红的作家的前景也不容乐观，比如莫言的作品忽 好忽坏，表明他对自己的作品缺乏反省和判断能力；王安忆则相反，她是自觉与思想界 保持互动的作家，由于过于自觉，创作陷入另一种观念化倾向。《上种红菱下种藕》表 达了一种情怀，但这种情怀可以写一篇好的散文，作为小说，她最想表达的却不是目前 写出来的。因此，倪文尖认为对90年代文学持反省的态度会更具有价值。 对文学现状的反省逐渐深入到对研究者自身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反省。复旦大学的 郜元宝对一部分会议代表研究方式的改变提出质疑。他说，在座的一些批评家在80年代 都曾经是名副其实的“赏花人”，但今天却转向文化批评，只问“种子和泥土”，方法 论上的这种转变，是否意味现代人更关注文学管理问题，而对人的灵魂问题不再关心， 我们在进行文化研究时，从文化跳到文学，但从事文化研究后还能不能回到文学研究? 他的意见引起与会者的讨论。南帆认为，“回到文学研究”，这里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文 学研究是什么?人道主义回答是对人的研究，新批评认为是对语言的研究，这些构造本 身即是一种话语，具有意识形态的背景。王晓明说，我们今天所以要来讨论文化/文学 生产机制，恰恰是因为我们觉得在80年代获得的那一套文学观念，已经无法有效地解释 今天的文学现实；但他同时指出，郜元宝的批评包含着非常重要的内容，值得与会者仔 细思考。李陀对80年代他曾认为文学的根本就在于形式的看法进行反思，他说现在看来 ，在当时背景下形成的这种看法有许多问题，为什么用文学生产代替文学创作?就是为 了打破那种以为“文学是创作主体靠主观建构的”陈旧观念。蔡翔进一步说，作家写作 、作品成为经典是一个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件成品。我们过去只承认主体性，其实也并 不符合当时的情况，比如《重逢》的背后是各种政策和形势参与的过程，80年代的各种 观念支持着作家的写作，像《冈底斯的诱惑》和《棋王》都离不开当时的语境。90年代 的文学作品越来越趋于雷同，文学基础发生危机，恐怕也不应该仅从作家的主体性来考 虑问题。上海大学王鸿生的发言则使郜元宝提出的问题更为明晰，他认为，采取文化研 究的机制把思想吸附进去，使个体、心灵，以及审美和乌托邦走下坡路，我们变成自己 的对立面，似乎个人感性、经验走到头了；另一套术语：民族国家、资本、权力等成为 大辞条。他希望有一部“词典”能在两者之间找到一种解释，而不是简单地抛弃或词语 之间的断裂。否则，这样的研究将导致危机，因为我们把文化研究出发点上的东西丢掉了。 上海师范大学的薛毅认为，把文学比喻为一朵花，并由此纳入审美范畴，从审美欣赏 的角度来肯定文学陶冶心灵的功能，其实这种审美主张并不能将80年代蔡翔、王晓明等 人的文学批评包容进去。这十几年的文学更无法纳入一个纯粹审美的范畴，比如余华的 《许三观卖血记》，不是作为“一朵花”而获得接受，许三观令人同情的命运反映了文 学表现苦难的主题，对作品的接受是现实市民社会的回应。薛毅回顾现代文学史认为， 文学研究会使文学像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文学对现实的关注和揭示也各有不同，他 把《许三观卖血记》和茅盾的小说进行比较，认为余华与茅盾都表现了苦难，但他们之 间的差异在于茅盾努力呈现“老通宝”的命运与社会的联系，并由此揭示了像巴尔扎克 《人间喜剧》那样的社会内部结构，而《许三观卖血记》则把对这层关系的揭示去掉了 。南京大学的丁帆在发言中，主要批评90年代文学的多元化趋向削弱了五四传统中的批 判功能，一些作家在市场面前完全丧失了抵抗能力，文学创作的成功被视为未成名的写 作者进入影视圈的通行证，由于急于瓜分市场利润，创作主体的“我”正逐渐消失，人 文价值立场隐退。在这种情况下，他对学院派的研究究竟有无用处，持疑问态度。 会上也有一部分学者试图从文学与市场的互动关系中对90年代的文学作品进行分析。 武汉大学的昌切认为，对于90年代文学中灵肉二分写作现象的批判，缺乏一种历史的比 较。他认为，在物质生活匮乏的时代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作品；“欲望化写作”完全投合 于市场，因为市场的规律就是不断刺激个人的欲望，满足新的消费观念。深圳文化研究 中心的尹昌龙则从文学研究如何进入市场的角度提出，应该看到90年代文学建立了一种 新的文学的“公共性”。当内地普遍认为“文学失去轰动效应”的时候，在深圳，文学 类的销量则仅次于经济类读物，新的文学与大众公共性之间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关系。具 体说来，文学一方面与市场建立一系列新的联系，比如文学与影视创作的结合、利用文 学和文化的公共资源，等等，与体制、主旋律、反特、黑幕、官场、人性等各个方面发 生复杂暧昧的关系，重新站稳脚跟；另一方面，文学扮演了“梦工厂”的角色，比如在 打工文学杂志中“每个人都有做太阳的机会”这样的创作意向，就很受市场欢迎。尹昌 龙认为，与80年代不同，知识分子讲“独立承担”并不是简单的事，而意味着重建无数 复杂的联系。山东师范大学的吴义勤认为，人们对90年代“新生代”小说有许多批评， 但这是在文学理解上的分歧。90年代“新生代”小说是对80年代文学倡导人的尊严和个 性的写作，以及先锋写作的现代化诉求和西方模式化的一种反叛，它以一种镜象的方式 ，从时间向空间概念转化，以证明这些作品中的“新启蒙”所建立的一种意识形态观念 合法性，比如其中女性对男性的启蒙，老板对知识分子的启蒙，儿子对父亲的启蒙，等 等。 (三) 文学批评是当代文学研究者介入现实的重要途径，但以怎样的方式谈论文学，包括阐 释历史与回应现实，八九十年代实际上有许多分歧。关于不同的文学观念是导致分歧的 主要原因，与会者都有共识，但同时大家也认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将观点和 分歧明晰化，不在一些枝节问题上兜圈子、打空气拳，而在相互交流与论争中，使研究 得以进展。 北京大学的李杨说，《南方周末》曾组织作家谈作品获奖的理由，有些作家把文学创 作归因于“热情”和“真诚”，这显然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回答。因为真诚和热情的作家 并不一定写出好作品。为什么有这种回答?表明文学观念出了一些问题，这也是我们的 会议需要回应或给予描述的。80年代关于文学的讨论，使文学观念建立在文明与愚昧、 传统与现代等二元对立的个人主体性基础上，这种文学观念是当时现实和政治的产物。 那么，现在什么是中国的现实?现实改变了，全球化带来的不平等并不是多数人的暴政 ，不是个人化不足，而是个人化过度，像“欲望化写作”、“下半身写作”这种所谓纯 粹个人化经验实际上是商业化的，最不个人化。一部分人身体的快乐是建立在另一部分 人身体的不快乐上，一部分人的思想“解放”是以压抑了另一部分人的思想解放为前提 。李杨认为，今天讨论文学，不应该把文学与政治理解为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文学作 为话语层面的一种知识，它是一种制度和政治。如果文学脱离政治，文学还能做什么? 它还能用什么方式建立与现实的联系?我们今天“捅破窗户纸”，也就是要建立文学与 政治的联系。李杨还认为，不可能在国家政治与日常政治之间划一条界限，对此西方社 会学家已表示怀疑，因为关于谁的日常生活，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在文学与政治 的问题上，李杨认为，他并不想建立知识分子的总体形象，而应有个人承担。复旦大学 的倪伟的发言强调了文学对社会环境的关注，他说，文学从来不曾剥离政治，“个人写 作”和“身体写作”的问题不在于作品写了“身体”，而在于应该写出烙刻在身体上的 各种社会烙印。他认为，文学批评有时对作家产生误导，使作家陷入理念和简单化。虽 然批评中有赞美，当一个“赏花人”也没什么不好，但他本人对分析培植“花朵”的土 壤更感兴趣。 郜元宝不同意李杨的看法。他说，从中国文学史看，不是文学没抓住现实，而是缺乏 那种脱离现实的文学。因此为文学辩护或唾骂都有道理，但都落空了。亚当·斯密的蓝 图在茅盾的《子夜》中不可能实现，读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除了鲁迅，还有什么作家作 品?第一流作品可以提供了解心灵，第二流作品可以提供社会学资料、文献材料。鲁迅 的许多创作完全是一种纯文学，但这样的文学被斥为“反动的文学”，左翼恰恰是在现 实层面把鲁迅否定了。别林斯基的“现实”是从先验的概念推演出来的，不是我们意义 上的“现实”。我们的“现实”恰恰是一个主客体分裂的概念。清华大学的旷新年则从 知识话语的角度强调文学与政治、现实的联系。他首先表示在争论中任何人都不可能说 服对方，正如波尔所言：“不是一种理论战胜另一种理论，而是一代人死去了，另一代 人成长起来。”80年代以来，围绕人和自我一直在打架，旷新年说，他不相信“自我” ，“自我”本身是一种知识的建构。每个时代的流行真理，都会找到一个新的“自我” 。针对有的与会者在发言中认为文学应该强调“伦理”，旷新年认为，这个问题归根结 底还是那一句老话说的，什么阶级说什么话，男人和女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伦理 不会一样。伦理的前提是政治，无论日常政治还是国家政治，每个人的政治态度不同， 伦理也不同。这个问题牵扯到对文学史的评价，旷新年强调“文学是时代的”观点。他 说，每个时代有自己的文学，但现实是：在一个时代是文学，在另一个时代就不是文学 ，正如80年代对“十七年”文学的排斥。其实把80年代文学说成是纯粹的文学也是片面 的，新时期文学话语是与第四次文代会的政治文件联系在一起的，80年代提倡人性，表 现爱情，但也有被压抑的话语，如关于阶级和政治。 苏州大学的王尧在发言中注意到学院研究在介入现实批评时的差异，他认为这些差异 其实在六七十年代的文献中也可以找到，只是人们很少关注那段历史。他还提到纯文学 批评家很少谈“五个一工程奖”的作品，对这些作品而言，六七十年代的文学经验是否 还有合理性?他还谈到，当前的文学批评受大学体制牵制，批评文章获奖难，如果变成 专著才容易获奖。这是体制问题。扬州大学的徐德明着重分析了当代小说的暧昧身份。 他说，当今小说是什么?其中隐含着主体的暧昧，审美的暧昧。首先关于主体，在当今 小说家那里，人死了，身体却很活跃。身体视像化，个人的想象空间被排拒，被忽略。 他由此认为，今天是一个从崇高走向卑贱的时代。其次语言缺乏个性化的表达，大家用 差不多的语言来说媒体教的话，而媒体教的是大众化的群体语言。徐德明不同意倪文尖 认为近些年的作品“描写”不好但“叙述”好，他说，这些小说家不仅描写得不好，叙 述也不好，因为描写和叙述不能脱节。小说家与一般人在生活中一样，以牺牲美为代价 ，因此读者的迷惑和作者的暧昧是必然的。 (四) 关于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新的可能性，王晓明针对会上对茅盾《子夜》的不同评价，阐 述他对未来创作和批评的看法。他说，会上有人重新肯定茅盾的创作，强调把人放在社 会关系中刻画，这是和论者在90年代对“私人化”写作的批评联系在一起的。80年代的 现代文学界对茅盾的这种写作方式做过批评性的分析，“把人放在社会关系中刻画”是 作为创作的一个失败来看的。因此，今天若要重新评价，就应该比过去已经达到的分析 更深入、更复杂，而不仅是做一篇“翻案文章”。否则，就很容易给人“你要倒退回去 ”的印象，尽管你实际上并非如此。倘说80年代对茅盾小说的批评有简单化的毛病，忽 略了茅盾小说对人的社会性有更多样的——不仅仅是图解式的——呈现，那就应该把这 个复杂性读解出来。至于90年代文学的“私人性”问题，重要的不是写了身体，而是这 身体是不是写得好，有没有写出生活与人的丰富性。目前流行的“私人化”写作为什么 有问题?就是因为其实没有写出多样的“私”，没有写出真正的“个人”。 北京大学的钱理群认为，首先我们必须研究历史是怎么走过来的，而且我们的研究必 须从中国的真问题出发。80年代强调“纯文学”，我也是始作俑者之一，虽然文学从来 就没有“纯”过，但当时是为摆脱“”的束缚，而且当时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的概念也带有策略性。现在看来这些是有价值和意义的，起过积极作用，但也遮蔽了一 些文学与政治的实际关系，以及文学背后更深刻的原因。到了90年代，对问题越看越清 楚，就应该来揭示那些被“纯文学”观念遮蔽的东西，这不是赶时髦，而是我们必须面 对的现实。他认为，现实的问题不仅是“旧病没好，新病又来”，更重要的还在于我们 今天拿什么来面对现实。他认为应该避免两种倾向，一种是拒绝记忆，社会主义、马克 思主义思潮的合理性长期被忽略，而存在的问题也没有得到认真清理，对这份遗产缺乏 认真研究；另一种是把苏联社会主义整个搬过来。他说，必须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这 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界的贡献，也是最好的工作。 李陀认为，当前知识界的检讨表现出一种可贵的倾向，这也是希望的征兆。他说中国 知识界面对两个历史，而西方学者只有资本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有痛苦的教训，这是 不能抹掉的，但对它在这一百年来的合理性也应该进行反思，如果不合理，怎么那么多 知识分子为此前赴后继?所以对两个历史的清理和检讨都重要。关于文学的“反抗”与 政治的关系，李陀认为，拉美文学有强烈的政治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20世纪文学 的顶峰，过去我们对其中的复杂性注意不够，需要今后共同努力。罗岗在发言中强调， 我们过去谈“干预”，总是和国家和行政联系在一起，但忽略了这一切背后话语的介入 ，这是另外一种干预和控制的权力。 会上，围绕文学、人性、政治及其相互关系等话题，大家的看法也是多方面的。郜元 宝认为，搞文学的人不必非认清社会、人、价值体系、现实等问题以后，才能搞文学， 虽然文学有参与这些问题的功能。王鸿生认为，伦理问题是全球化中文学的关键问题， 对伦理的关切不一定给我们带来终极答案，但有没有这种关切就不一样。来自新疆石河 子大学的张吕在发言中，通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的历史，阐释人性、个体与政 治和历史的多样关系，她认为真正的文学应该鼓励人面对现实的积极精神。苏州大学的 栾梅建则从古代文学与纸张发明的关系谈起，考察现代科技进步与文学演化的关系。他 认为，由于电子高科技时代的到来，图像的泛滥有可能使文学边缘化，但从另一方面看 ，文学也有可能渗透到更宽广的领域。复旦大学的张业松认为，当年周作人讲“闭门读 书”是担心新文学走向载道文学，但他没能力挽狂澜于既倒。20世纪文学家做的其实是 政治工作，因为他不能不做，今天则不同，今天综合国力增强，社会分工不至于混淆。 他据此认为，研究文学的人应该提倡“岗位意识”，这也是承担知识分子的职责。浙江 大学的盘剑认为，在目前形势下，知识分子应该“迎上去”，进入大众文化市场，改变 或提高大众文化的品位。他说，30年代革命文学与商业合作进入市场，取得了成绩，如 果不真正研究中国的大众文化市场，其实批判、反抗都是无力的。苏州科技学院的徐麟 在发言中强调在大众文化包围中精英写作的意义，同时他认为，未来的精英写作应该不 是“代言”，而是指向个人化的表达。华东师范大学的毛尖则认为，面对如此多样的新 课题，现在需要更多实际的研究，并通过具体的工作来推进研究，而不是空泛地坐而论 道。 会议结束前，李陀、南帆、薛毅和王晓明分别就个人体会作小结发言。他们认为，这 是一次比较有学术质量的会，会议气氛好，大家既坦诚的交换了意见，又相互尊重，抱 着诚恳地交流与切磋的态度。虽然大家在以下这些问题上有分歧：如文学是纯粹审美的 ，还是一个与政治、社会相关的话语世界；如何认识新的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巨大作 用；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中的思想和文化意义；如何从历史的再 叙述中发现新的可能性，等等。但通过两天讨论，随着这些问题不断“浮出水面”，大 家的认识在原来的基础上都有所澄清、也有所推进。正是因为有这些澄清和推进，这次 会议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研究课题，例如对当前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研究、对80年代文 学史的重新叙述、思想和文学研究的“伦理”维度、文学的政治性、如何发掘现代文学 的思想资源，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系……夜幕降临，这次学术研讨会在热烈而意犹 未尽的气氛中宣告结束。 文学与文化论文: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的身份政治 近些年，在中国当代人文学科的研究领域中，继全球化之后，文化研究成了新的关注点，并因之引起了关于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论争。本文希望通过文化研究中颇有代表性的萨义德(Edward w. Said,1935-2003)的后殖民主义批评中处理诗歌经典的例子，说明诗歌（文学）在文化研究中其复杂性与多义性被忽视的问题。我的目的，是通过这个典型的文化研究个案，提倡一种能够超越单一的身份政治研究的开放的文学研究立场。 一、文化研究与文学经典 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当代中国，对文学经典的关注，都是出现在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之中的一个焦点。依照美国学者乔纳森•卡勒(Janathan Culler)的描述，“文化研究是美国的人文学科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的一项主要活动：一些文学教授已经从弥尔顿转向了麦当娜，从莎士比亚转向了肥皂剧，而把文学研究抛在一边。”1此种现象代表了文化研究相当重要的一面：从传统的文学经典研究转向大众文化研究。限于本文的主旨，我不拟对文化研究的这一层面进行评论。文化研究还有另外一种诉求：用新的理论重新评估与阐释旧的文学与文化现象。在这一层面，文化研究企图包含并覆盖文学研究，企图从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理论出发重新审视文学经典。这种现象同样构成了文化研究相当重要的另一层面。从文化研究的这一层面，自然而然地引申出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问题，并进一步引申出文化研究与文学经典的关系问题。卡勒曾经在其简明但仍不失学术性的著作《文学理论：简短的导论》一书中，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归结为“什么被称为文学经典”与“分析文化对象的适当方法”两个问题。在“什么是文学经典”这一个问题中，存在着对文学经典来说可能是处于反向运动的两面：一方面，文化研究鼓励研究电影、电视及其他大众文化形式，而不是大力促进对世界文学中的经典作品进行研究，这难道不是在扼杀文学吗？肥皂剧是否已经替代了莎士比亚？如果是这样，文化研究是否应该受到谴责？另一方面，伴随着文化研究兴起的理论又给传统的文学经典增加了活力，开拓了更多的解读英美文学经典的方法，而且，文化研究的发展也一直与文学经典作品的扩大相伴。而在“分析文化对象的适当方法”这个问题中，凸显了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矛盾。在此，卡勒似乎是不无担忧地认为：“从长期统治着文学研究的原则——主要的兴趣是个别作品与众不同的复杂性——中逃离出来，文化研究易于成为一种非量化的社会学，把作品视为某种别的东西的例证或表征，而不是内在于它们自身的东西，而且，文化研究也屈服于别的诱惑。”2亦即是说，文化研究热衷于在作品与反映对象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文化产品就是一种处于社会-政治结构之下的表征。”3卡勒将文化研究对文本的这种解释方法称为“表征性解释”(symptomatic interpretation)——与文学研究的“鉴赏性解释”(appreciative interpretation)相对应，并说：“如果文学研究被纳入文化研究名下，这种‘表征性解释’就可能成为规范，而文化对象的独特性就可能被忽视，与此同时，文学鼓励的阅读实践也会被忽视。”4卡勒围绕着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所提出的这两个问题，特别是文化研究对文本的“表征性解释”问题，确实是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论争中的关键问题，而且都与文学经典问题有关，前者关系到何谓文学经典，后者关系到对文学经典的阐释。于是，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中，文学经典成了关注的焦点。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在某种意义也就转变成了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这同样也可被视为当代中国关于文学经典的论争出现的背景。 在美国的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中，布鲁姆(Harold Bloom,1930-)称得上是独树一帜的“浪漫主义骑士”，在文化研究正在全面质疑与摧毁传统的文学经典的时候，他起而维护“审美自律性”概念，维护传统经典的权威，反对大众文化，反对文化研究(文化批评)对传统文学经典的颠覆。他将女性主义、非洲中心论、马克思主义、受福柯启发的新历史主义或解构主义都称为“憎恨学派”(school of resentment)。5在布鲁姆看来，“憎恨学派的基本原则可以一语道破：所谓的审美价值也出自阶级斗争。”6于是，身份政治成了他们评价并摧毁传统文学经典的基本原则。“现今世界上的大学里文学教学已被政治化了：我们不再有大学，只有政治正确的庙堂。文学批评如今已被‘文化批评’所取代：这是一种由伪马克思主义、伪女性主义以及各种法国/海德格尔式的时髦东西所组成的奇观。”7对此，布鲁姆深感悲哀：“诗歌、戏剧、故事和小说的教学正在被各种社会和政治讨伐的摇旗呐喊所取代。”8或许，我们可以认为，布鲁姆反抗的正是文化研究对文学经典所采取的政治化的“表征性解释”，而对“鉴赏性解释”的缺失深感悲哀与无奈。他所维护的，是经典作品与众不同的原创性与复杂性。在布鲁姆看来，出于明显的社会和政治目的对文学经典的政治化阐释，不能揭示文学经典的原创性与复杂性，是对文学经典的亵渎与损害。 在我看来，像布鲁姆这样全然否定大众文化的价值与文化研究对文学经典可能有的赋意作用，在今日显然显得太具有曲高和寡的精英色彩，并难免显得偏狭。然而，他所提出的文化批评的政治化阐释对文学经典的原创性、复杂性的忽视，确实是值得我们反思的一个问题。对此，我想通过后殖民主义批评的一个个案加以阐释。 二、一个个案：萨义德的身份政治与叶芝的诗 后殖民主义称得上是布鲁姆所谓的“憎恨学派”的典型。简约地讲，女权主义憎恨男性，而后殖民主义憎恨白人的欧洲和美国。对文学研究而言，后殖民主义就是一种典型的对文学作品进行政治化的“表征性解释”的文化批评。萨义德在其著作《东方学》中对大量诗歌文本的分析就是明显的例证。对萨义德而言，还有另外一个相对完整也更好地表现出对文学进行“表征性解释”的例子。这个例子涉及爱尔兰诗人叶芝，出现在《文化与帝国主义》（1993）一书中。叶芝（W.B.Yeats,1865-1939），192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20世纪最伟大的英语诗人之一，其作品毫无疑问地是英语诗歌经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的“抵抗与敌对”一章中，萨义德专门用一节的完整篇幅讨论了“叶芝与反殖民主义”。使我惊讶的，不是从“反殖民主义”这个角度来解释叶芝的诗，而是萨义德对叶芝及其作品作支配性的身份政治解释中，体现出来的对叶芝的诗及其个人的整体评价与社会身份的期待和指责。 萨义德在讨论叶芝的这一部分文字中，首先为叶芝的文学确立一种与通常观点相左的非欧洲传统的坐标。他认为叶芝现在几乎被归类于现代英语文学和欧洲主流现代主义话语中。萨义德笔锋一转，说：“我认为，尽管叶芝明显地存在于爱尔兰，存在于英国文化与文学和欧洲现代主义中，他的确还代表着另一个引人入胜的方面：他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伟大的民族诗人。他在反帝抵抗运动期间阐述了遭受海外统治的人民的经历、愿望和恢复历史的瞻望。”这样一来，叶芝存在于英国文化与文学和欧洲现代主义中，似乎只是一种浅显的表象，而其深层的意义却在于他是一位“伟大的民族诗人”，“从这一角度来看，叶芝属于通常被认为不是他所属的那个传统，属于反对欧洲帝国主义高潮中的殖民地世界的传统。”9在这个意义上，萨义德甚至将爱尔兰与印度、北非、加勒比、中南美洲、中国、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归入同一个群体，从而自然而然地将叶芝的文学归入“反帝抵抗运动的文学”，他甚至援引智利诗人聂鲁达的态度将叶芝视为“爱尔兰抗拒暴政斗争的民族诗人”。萨义德将叶芝视为致力于爱尔兰的民族主义复兴的诗人，并认为这样的民族主义复兴的显著特点是：“明确地认为欧洲即西方文化是帝国主义”。从论述的开始，萨义德就以一种典型的文化地理学的划分方式，从具有明显的二元对立特征的身份政治层面将叶芝从通常所属的英语文学和欧洲现代主义文学传统中分离出来，归入另一个与西方文化相对立的反帝反殖民主义的文化传统。然而，只要完整地阅读过叶芝的诗的人，谁都不能否认，在叶芝的诗中体现出了对暴力的怀疑，并进而是对人类文明的失望态度，特别是在后期的诗作中。这无疑是与萨义德的上述判断相左的。为了解决这一困境，萨义德在认同叶芝的诗前后分期的前提下，对叶芝后期的诗歌写作给予了非议。萨义德将叶芝诗的前后分期的界线定在20世纪20年代。他说：“叶芝在20世纪20年代滑入了前后不一致、神秘主义、排斥政治和对法西斯主义(或是意大利或南美的集权主义)傲慢的、也许是迷人的赞美。从这个观点看，叶芝是不可原谅的，不能轻易地被诡辩为消极的乌托邦模式，因为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评价和批评叶芝那些错误的态度而依然将他看作非殖民地化的一位诗人。”10依照对叶芝诗歌写作这一整体评价，萨义德将叶芝诗歌写作的顶锋定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的一段时期，并将其中体现的“英国-爱尔兰冲突”作为“20世纪解放战争的典型”来加以看待，他认为叶芝“最伟大的非殖民地化作品是关于暴力的诞生或者通过暴力诞生而改变的”11。为此，萨义德提到了《丽达与天鹅》(Leda and the Swan,)、《塔》(The Tower)(1928)两首诗。《丽达与天鹅》一诗的主题被解释为对“殖民者”的塑造，这种塑造是关于暴力(姑娘被强奸)和“知识和力量”的获得的，他说：“叶芝把自己放在这样的岔路口：为了变革使用暴力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暴力的结果却要求必要的、如果不永远是足够的理性”。以《塔》为顶锋的他的诗歌中，最伟大主题是“怎样调和殖民主义冲突中不可避免的暴力与不断的民族斗争的政治，怎样使冲突的各方力量与理性、说服、组织的话语以及诗歌的要求一致起来。”于是，叶芝被阐释成了阿尔及利亚的法农(Fanon,1925-1963)一样的思想家、革命者，他说，“叶芝有预见地认为，在某些时刻，仅有暴力是不够的。因此，政治的策略和理性必须起作用。”12与叶芝前期这种“正确的”政治倾向不同，萨义德将叶芝后期诗歌错误的政治倾向称为“反动政治倾向”，并认为这种倾向“扭曲甚至掩盖了他诗歌中对解放者和乌托邦革命的刻画”13。这种反动政治倾向在诗歌中的表现，用萨义德不多但又很概括性的话讲，就是“他在《视线》和后来的半宗教诗歌里创造出古怪、美学化了的历史，把这种矛盾(指爱尔兰民族主义与英国文化遗产之间的重叠造成的矛盾，引者案)上升到超世俗的水平，好像爱尔兰最好在超乎地面之上的高度被对待。”14萨义德评论叶芝的非殖民地化诗歌的这一段文字的最后的结论，也很有意思，他说：“固然，他没有进一步设想完整的政治解放。但是，他对文化的非殖民地化做出了重大的具有国际意义的贡献。”15 原谅我用如此多的篇幅征引、述说萨义德对叶芝的评论。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颇有代表性的文化研究学者处理诗歌文本的个案。在这里，诗人的艺术身份不是评论者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评论者考虑的是叶芝作为思想家和革命者的政治身份，甚至因此非议叶芝“没有进一步设想完整的政治解放”的可能。 在《文化与帝国主义》即将出版之时，萨义德在一次访谈中说：“一边是我的文学和文化的事物，另一边是我的政治工作，而我总是尝试在两者之间平衡。还有就是巴勒斯坦社群。我的意思是说，我有很大程度是对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写作。”16富有戏剧性的是，也正是在这篇文章中，萨义德还说：“大多数人从文学或知识的议论一跃而到政治的说法，事实上是不可以这么做的。”17在我看来，就萨义德对叶芝的诗的评论而言，他自己何尝真正地做到了“文学和文化的事物”与“政治工作”的平衡？相反，他自己就是他所批判的“大多数人”中的一员，就是“从文学或知识的议论一跃到政治的说法”的。甚至可以说，他在挟持文学以达到政治批评的目的。在这里，叶芝是一个被挟持者，他被挟持着远离了他的欧洲和西方文化传统，而成了亚非反殖民化成员中的一员。只要对叶芝的生平有所了解，并对叶芝的诗有所了解的人，可能都有理由怀疑萨义德这一明显偏颇的提法。从1887年就随家迁居伦敦的叶芝，其文学创作深受英语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唯美主义和现代主义传统的影响。在叶芝的诗中，确实体现出爱尔兰与英国的政治与宗教冲突，但这种冲突远非可以上升到爱尔兰与整个英国文化乃至欧洲文化相对抗的高度，至于“明确地认为欧洲即西方文化是帝国主义”的论点，更多地是出于萨义德的杜撰，而非叶芝诗歌写作的实际。无论是从叶芝的作品和个人经历中，想为这一点找到佐证都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在诗中寻求非暴力、非政治的文化解决的途径，不仅仅存在于萨义德所谓的20世纪20年代的叶芝的诗中，同样也存在于此前的诗歌写作中，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叶芝与他终生所爱的爱尔兰演员茅德•冈的一个政治分歧。就这个意义而言，神秘主义的、非政治的叶芝的诗歌作品，正是叶芝作为一个诗人在作品中处理现实政治的一种深邃的艺术方式，而不是对非殖民化的逃避。在诗中，如果叶芝不是将爱尔兰超越到萨义德所讽刺的“超乎于地面高度之上”的高度来对待，我相信，诗的高度则要大大地降低。 注意到叶芝的爱尔兰民族诗人身分是无可厚非的，确实，这不能不被视为是这个伟大诗人的诗歌作品的魅力的深层源泉。但是，以这种身份作为解读他的诗（准确地讲，只是诗人）的唯一正当的入口，并甚至对之非议，认为他没有进一步为民族解放提供一个良方，则不能不说是对诗的非法干预了。如果诗仅仅是一种社会干预，那么，它的力量可能还不如一篇政治论文来得强烈，诗本身就没有意义。诗的意义在于它是鉴赏性的，或者说，鉴赏性是诗的意义的起点。让我们来看一下《丽达与天鹅》这首诗，看看萨义德出于自己的政治目的对这首诗作了怎样的阅读。全诗如下： 丽达与天鹅 猝然猛袭：硕大的翅膀拍击 那摇摇晃晃的姑娘，黑色的蹼爱抚 她的大腿，他的嘴咬住她的脖子， 他把她无力的胸脯紧贴他的胸脯。 她受惊的、意念模糊的手指又怎能 从她松开的大腿中推开毛茸茸的光荣？ 躺在洁白的灯心草丛，她的身体怎能 不感觉卧倒处那奇特的心的跳动？ 腰肢猛一颤动，于是那里就产生 残破的墙垣、燃烧的屋顶和塔颠， 阿伽门农死去。 因为这样被征服， 这样被天空中野性的血液所欺凌， 在那一意孤行的嘴放她下来之前， 她是否用他的力量骗得了她的知识？ 这是典型的叶芝式的神秘主义诗歌文本。20按照叶芝的神秘主义体系，历史的第一循环为两千年，每一循环都由一个姑娘和一只鸟的结合开始，从公元起这两千年是由玛丽和白鸽(即圣灵受孕说)引出的。而根据希腊的神话传说，众神之王宙斯变形为天鹅，使丽达受孕产了两个蛋，蛋中出现的是海伦和克莱提斯纳斯，前者与特洛伊王子的私奔引起了特洛伊战争，后者与奸夫一起谋杀了从特洛伊战争中得胜后返回家乡的阿伽门农。无可置辩，这首诗确实与暴力有关，就字面意义而言，第一节写的是天鹅(宙斯的化身)对丽达的猝然袭击，这可理解为男性对女性的暴力(萨义德似乎是从法律的意义上将之定义为强奸，有过度诠释之嫌)，而第三节则叙述了上述这种暴力所产生的另外一种与战争(残破的墙垣、燃烧的屋顶和塔颠)、谋杀(阿伽门农之死)相关的人世间的暴力。全面地阐释这首诗复杂的意义，并非我的主旨，这里我只想指明：如果说，《丽达与天鹅》一诗表现了暴力，那也只是暴力的寓言，其意义不能被阐释为是关于殖民者的暴力的。像萨义德这样武断地认为这是一首关于殖民者的暴力的诗，只有像萨义德那样站在阿拉伯世界的立场，把宙斯所代表的整个西方文明视为与非西方文明相对立的殖民者才有可能。这样，在叶芝那儿，天鹅(宙斯)就成了英国(进而是整个西方文明)殖民者的化身，丽达就成了爱尔兰(进而是被殖民者)的化身。这是典型的文化批评对诗的政治性利用，而诗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与多义性被遮蔽了。这样的文化批评也使叶芝的这首诗仅仅成了可供利用的一份反殖民主义的政治纲领。 同样，《塔》也不是叶芝的政治演讲，其意义不能仅仅从政治的层面上加以理解。如果叶芝仅仅是一个政治诗人，一个萨义德所谓可以与法农相提并论的革命者、思想家，那么，叶芝可就就不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他的作品可能就不会是文学经典。一个伟大的民族诗人之所以伟大，不仅仅在于他抒写了民族的传统与苦难，就某种意义而言，他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他将这种苦难作为人类的苦难来认识，这决定了诗人的全人类性，离开这一点，我们就无法理解叶芝诗中体现出的对现代社会与文明的困惑与批判。这种批判不仅仅是从萨义德所谓的殖民地生活经验出发的，而是从整个欧洲现代文明的生活经验出发的。就这个意义而言，叶芝在诗中所体现出的萨义德所谓的在“非政治的层面上”消除“政治与世俗的紧张关系的压力”21，不是一种反动政治，而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必然达到的超乎政治的一面所带来的像萨义德这样的文化批评者无法揭示的深刻。 萨义德对叶芝的诗歌艺术避而不谈，这样，他自然也有意地避免了对叶芝诗歌的“象征主义”特点的评价。萨义德只是略带贬义地谈及叶芝诗中的“神秘主义”，其实，就一般的阅读经验而言，这种“神秘主义”与爱尔兰的神话有很深的渊源关系，亦即是说，这种神秘主义是叶芝的诗的民族性的一种渊源，这种渊源使叶芝成为欧洲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中的后期象征主义的代表人物的同时，又与自己的民族传统深相联结。众所周知，象征主义致力于营造一个富于暗示性的艺术世界，意象与意指之间不是一一对应的简单关系，而是复杂多义的。而萨义德的分析对叶芝诗歌的这种特点避而不谈，在其作品和意义之间进行了直接的单一阐释，这种阐释是政治性的，取消了文学现象的复杂性。这样的文化批评，确实应该重新审视布鲁姆的如下论断：“这样一来就把审美降为意识形态，或顶多视其为形而上学。一首诗不能仅仅被读为‘一首诗’，因为它主要是一个社会文献，或者(不多见但有可能)是为了克服哲学的影响。我与这一态度不同，力主一种顽强的抵抗，其惟一目的是尽可能保存诗的完整和纯粹。”22如果将“诗的完整和纯粹”置换成“诗的复杂性和多义性”，我就能够完全地认同布鲁姆的这一主张。准确地讲，萨义德所看到的叶芝，只是从身份政治的角度所看到的一个侧面的叶芝，而作为诗人的叶芝远比这要复杂与多义，亦即是说，如果从一个完整的叶芝的角度反观萨义德的阐释，我们不得不承认，萨义德的阐释是肢体不全的。 三、走向开放的文学研究 保尔•德曼在写于1966年的关于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马拉美的博士论文中这样写道： 一旦遭遇他的时代，作家有理由质问，他是否应该把自己的精力首先投入他的时代而非他自己的作品？政治行动是否必须优先于诗意沉思？在我们那个时代，这个问题变成了“文学对时代的参予”这样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一个实际上关系到戏剧性的宣传工具而不是（如萨特《什么是文学》中所主张的）小说的问题，因为小说本身就是令人迷惑的和模棱两可的。对于这个问题，马拉美作出了非同寻常的、严肃的抉择。他思想上的成熟有利于他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而这就使他免于犯下我们同时代的其他很多人的所犯的同样的错误，即在那个政治化的几十年里，人们求助于社会现实中的集体化和历史性的方面，以逃避个体自身思想意识中的许多问题。（……）马拉美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是不妥协的、令人尊敬的：即以纯内在性的姿态面对时代，且并非出于对历史的冷漠，而是出于对清晰的自我洞察的迫切要求……23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像叶芝这样的诗人的立场理解成与保尔•德曼所描述的马拉美的诗歌立场相通的一种立场，他生活在一个“政治化”的“人们求助于社会现实中的集体化和历史性的方面，以逃避个体自身思想意识中的许多问题”的时代，却以一种“内在性的姿态”面对时代（注意，这里我将叶芝的姿态描述成“内在性的”，而不是“纯内在性”的，与马拉美可能有量的程度上的分别）。或许，我们可以说，一个诗人应有的立场是在“文学场”独立和自主的前提下，作为社会“最自主的动因”（而不是“转变为政客的文化生产者”），“用建立在场的自主和与此相联系的所有价值即伦理的纯洁、特殊才能等等基础上的权威”来“干预政治场”，而不是以牺牲个体思想意识的自由为代价直接参加到政治场中去。24在我看来，这是理解作为诗人的叶芝及其作品的基础。而萨义德对叶芝的政治化解释，其前提即是否认这种文学场的独立性与自主性的，他将叶芝的“文化生产”直接地转义为政客的政治行为，将诗直接转义为拯救社会(爱尔兰)的政治纲领。 从萨义德对叶芝的这一政治化解释中，我们无疑可以发现处于当代的文学研究(文学经典)和文化研究的关系论争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正像《文化研究导论》(Introducing Cultural Studies)的著者所言：“权力已经成为文化研究的一个关键概念。导源于‘文化政治学’观念的文化阐释认为任何事物都是政治的，结果，权力无处不在。例如，在本书中，它被用来理解阶级、种族、性别和代际关系；它被用来阐释身体与对人和地点的表征；它被用来澄清我们对时间和空间的理解。”25因此，我想，下述这样的观点不是出于我个人的曲解，而是文化研究的一种基本事实：众多的文学文本进入了文化研究者的视野，但它们都是作为例证出现的，文化研究者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文本所“给予”的阶级、性别和种族的种种意识形态内涵。正像我在本文第一部分所引述的卡勒的描述，文化研究热衷于在作品与反映对象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关系，而文学研究关注的要点却是每一部作品与众不同的错综性。这样，很容易变成卡勒所谓的“非量化的社会学”的文化研究，“把作品视为某种别的东西的例证或表征，而不是内在于它们自身的东西”，就恰恰成了文化研究在面对文学经典时的“软胁”。这甚至在一特定的层次上构成了作为“表征性解释”的文化研究与作为“鉴赏性解释”的文学研究的对立与不相容。 对文学作品进行身份政治分析，过于关注作品的政治内容、作品诞生的历史语境，有导致遮蔽作品多元的、复杂的内涵的可能性。萨义德对叶芝的诗进行政治分析的用意，就本身而论，不能说是错误的，应被视为文学分析的应有之义，其之所以使人觉得有不妥之处，在于他过于片面、极端地阐释了叶芝的诗，对叶芝的诗的多义性和复杂性构成了遮蔽。同样，在女权主义的文学分析中，占主导地位的身份政治既有遮蔽了一个女性诗人那种政治色彩不强的诗的可能，也有全面否定与遮蔽历史上男性作家的不实倾向。这里有一个真实、有趣，同样也意味深长的事例。一个留学国外的中国男性，在一次于国内举办的会议上，申明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咄咄逼人地问一个国内的学者，在他编写的一本关于外国文学经典的选本中，有几个女性作家。这个学者先是“失语”，我想他可能是心里在想：“糟了，这下我可能是错了。”在再一次的质问声中，这个学者终于有些胆怯地小声回答只有一个女性作家。这时，这个女权主义者马上就下这样的断语：“那你的文学经典还是男权的打老婆的经典。”于是，与会的诸多学者响起了掌声。这是典型的在政治正确、社会正义的名义下对文学所下的简单宣判。这个事例本身可以成为文化研究的个案。在这个个案中，“选本”应该具有的某种个性被忽略了。也就是说，在一个个人编造的文学作品选本中，编选者是否有这样的一种个性，这种个性使他在无意识中拒绝了几乎所有的女性作家？此外，在这个个案中，批评者甚至没有见到这个选本本身，就敢于给整个选本下这样的断语。也就是说，这个选本本身可能具有的复杂性在这儿是不被重视的。这个个案饶有兴味的，是那些掌声。这是不是说，这种过于简单的从国外直接贩卖过来的身份政治的逻辑，确实能够起到哗从取宠的功效，以至于使许多学者趋之若鹜？ 在文化研究占着相当重要地位的今天，对文学作品进行身份政治的分析似乎是不容置疑的前提。就此而言，我们似乎回到了一个空前政治化的时代。文化研究一直在以跨学科的名义从事各种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的研究工作，并给人以能够包容这些领域的研究的假象。然而，以跨学科之名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往往是从文学研究者变化而成)极易成为布鲁姆所讽刺的“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26从上述萨义德的这个在文化研究中颇有代表性的例子中，我们不难发现，文化研究想能够令人信服地包容文学研究，对其自身而言，是个非常困难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棘手之处，就在于文化研究极易为“文化政治学”的批评所左右，而不能(也不愿)充分地考虑文学可能具有的多义性与复杂性。早在1986年，理查德•约翰逊（Richard Johnson）就已经意识到文化研究学术上企图“编集成典”(codification)的危险，他认为“文化研究的力量存在于它的开放性和因之而来的变形和成长的能力”。他主张让文化研究“反映它所研究的对象——文化——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品质”。27上述萨义德的文化批评充分表明，对诗歌经典的研究而言，文化研究远非揭示出了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品质”，相反，是过于单一地从政治的角度过度诠释了诗歌。《文化研究导论》的著者曾经这样倡导：“把文化研究视为一个活动的领域，它源自从相互作用和合作到产生新的和富有挑战性的观点和主题的进展。文化研究不是学科之海中的一座小岛，而是一股水流，它冲刷着其他学科的海岸，藉此产生新的变化着的组合。”28这是很有自知之明的建议。如果我们的文化研究者在文化研究学术经典化的意愿中产生一种幻觉，认为文化研究不是这样意图冲刷其他学科海岸的一股水流，就是囊括一切的海洋本身，那么，这种幻觉将会给文化研究自身带来难以解决的问题。换言之，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中，文化研究的学者不应促进其学术研究的经典化，并以之排斥和贬低文学研究，相反，应在清醒地认识到自身局限的前提下保持其开放性，并能够承认和尽可能地修正自己的局限。 因此，在我看来，解决文学研究的问题，为了超越文化研究的身份政治，有提倡一种新的开放的文学研究立场的必要。这种立场并非要刻意强调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对立，而是希望在卡勒所说的“鉴赏性解释”与“表征性解释”、萨义德所说的“文学的事物”和“政治的事物”之间寻求某种平衡。文学研究者不一定非得在上述二者之间取其一，而是考虑两者兼顾。当然，这种兼顾在我看来仍然还得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在今日的语境中重审并强调文学的独特性。就此而论，布鲁姆的一些论断在我看来是如此高明，能够击中文化研究在摧毁文学经典时所遇到的要害问题。布鲁姆说： 经典的破解者和传统主义者都认为这种最高权威(指美学最高权威，引者案)只能在莎士比亚作品中找到。莎士比亚就是世俗经典，或者说是俗世的圣经，考察前人或后辈是否属于经典作家都须以他为准。这是憎恨学派成员遭遇的一个难题：他们要么否认莎氏的超凡品质(这是痛苦而费劲的事)；要么必须表明历史和阶级斗争为何并如何产生出莎剧的这些特质，因为这些特质赋予他在西方经典中的核心地位。 我确信莎士比亚的卓越会是憎恨学派最终无法逾越的巨石。他们怎能两者兼顾呢？如果莎氏成为经典的核心实属偶然，那么他们应该表明为什么主导社会阶级选择莎氏而不是本•琼生作为那样一个随意的角色。 布鲁姆所谓的莎士比亚的卓越其实即是指经典的独创性，这种独创性内在地包含着自身的复杂性与多义性。文化研究在面对文学经典时的问题，正在于无限期地搁置起了对这种独创性的体认与理解。而开放的文学研究则主张，在体认和理解文学(经典)的独特性、复杂性和多义性的基础上，关注文学在文化整体中的地位及其关系。早在写于1924年的《文学作品的内容、材料与形式问题》一文中，巴赫金曾经指出，“如果不能系统地理解审美，既不理解它与认识和伦理的不同，又不理解在文化整体中它们的联系，那么，甚至连从大量其他语言作品中区分出诗学研究的对象，即用话语表现的艺术作品，都是不可能的。”30所以，他认为：“艺术的自主自立是以它同文化整体的关联，以它在整体中既特殊又必要，且又不可替代的地位为基础、为保证的。否则的话，这种独立性就纯然成了随心所欲；另一方面，又会给艺术强加上与它的纯事实性格格不入的目的和使命，因为艺术对此无以抗衡，单纯的事实只能任人利用；事实和单纯事实性的特征，是不会有发言权的。……要克服艺术研究领域中方法论上纷呈的歧说，不能走创造新方法的路子，即再加一种独特的利用艺术事实性的方法，参与到多种方法的共同斗争中去，而应该在人类文化的整体中通过系统哲学来论证艺术事实及艺术的特殊性。” 31文化研究据说在很大程度上也受惠于巴赫金，确实有重新审视巴赫金的这些论断的必要性。我相信，这种审视将有益于使我们的文化研究学者在避免成为“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或许还应加上“不合格的文学评论家”)时获益良多。 文学与文化论文: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多元文化语境对比研究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触碰交流始于公元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国家物质实体呈现裂变、社会群体思潮渐兴鼎革的特殊阶段背景之下，而伴随着中国国家物质基体的制度化转变以及华人群体的迁徙性全球蔓延，作为文化传染重要组件的华文文学也开始突破空间地域的局限而衍化滋生为世界性的文学群落。在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清季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群体的文本译介、民初的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表体形式适应性改良与价值内涵探索性交糅以及当代华人文学世界的新兴创作群体开始立足差异化意识理念与同一化普世价值在文学载体上的融合实现的三大阶段的演变进程中，多元文化语境下的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表体形式层面的各自异同以及内涵诉求位阶的彼此交融的态势环节，则是切实针对地进行这一二元文化系统的剖解析释的肯綮。 笔者在下文中，将以近现代英美文学与现当代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系统中的表体形式特征展现下的骨架构筑、情节铺陈、意象创设以及内涵本质诉求位阶的意识传播、理念折射、价值宣扬等框架类别下的比对参照、挖掘探究作为学理解析的基点导向与途径方式，从而进一步释放散发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人文价值层面的交互糅合之芒。 一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文化语境的整体概述 1 英美文学的文化语境的基体架构 英美近现代文学的人文内核是在基于19世纪之前的欧洲文学的基础殖体上的升华拓展，不仅完整地承袭了之前欧洲文学中的自然主义所倡导追求的社会群体在渐进发展的物质社会下的自我价值凸显、自我精神救赎、自我警醒变革，而且也在此基础上适时结合工业文明的阶段现状，逐步上升为个人主体自我创造与社会系统协同变革的理念导向与价值诉求，突出表现就是光怪陆离的文学流派下的文学载体的表体的语言语法的再创式运用、手法技巧的多元化展示以及内在的内涵诉求的另类性表达、普世理念的同一化宣扬。 由于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大单元的基体架构并未根本动摇散释，所以其流派风格所对应的文学载体的文化语境也明显划分为两大导向下的模式结构，即一方面是在现实主义基本框架下的集中性、理性式、群体化的语境表达，诸如英国的狄更斯、哈代、萧伯纳、毛姆以及美国的马克·吐温、欧·亨利、杰克·伦敦等等；而另一方面则是基于现代主义中的脱胎于浪漫主义的象征主义、意识流等文学理念下的个体化、纯粹性、意象式的语境体现，诸如英国的王尔德、伍尔芙、劳伦斯以及美国的狄金森、庞德、福克纳等等。 2 华文文学的文化语境的属性特征 华文文学与英美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意义上的基体碰撞，则是在中国国家物质实体呈现裂变、社会群体思潮渐兴鼎革的特殊阶段背景之下产生的一种被动困境下的主动接纳的文化现象。而胡适、鲁迅、沈尹默、钱玄同等以中国文学现代化改革为诉求的先驱群体也在这一时期开始了在中国传统文言文基础上结合进行英美文学进行白话文语言形式上的改良型试验以及渐进式探索，积极译介英美文学作品作为改革之刃，从表体形式到内涵诉求对既存的中国文学系统进行了全面切实的改进试行。 伴随着作为中国文学生息繁衍的精神殖体的儒家思维的渐次解体、白话文作为中国文学现代语言的普及适配以及英美文学在形式内容上与中国本土文学的渐染糅杂，中国文学乃至后来由外迁的华人群体所形成的海外华文文学所共同构建的华文文学现代意义上的文化语境也终于破茧而出，那就是在传承改良中国传统儒学体系的社会群体化价值思维的概念框架下进行文学层面上的表体形式与内涵诉求混合交融的和而不同的整体态势化的推衍延伸，从而表达宣扬华人群体的修齐治平的慎己处世理念。这与英美文学的文化语境的差异就在于其形式内容的单一原体性，而无论华文文学在具体细微的语言词组调度、语法语式变换、情节层次铺陈、思维模式绽露、价值理念宣扬等层面如何演化渐变，具备中国传统意象意境表体特征与内涵价值的以小我见大我、凭平和融激戾、谋不同求共存的淳厚绵长的语境气息都始终闪现，而且历久弥新，这也是华文文学的价值魅力之所在。 二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表体形式层面的彼此同一 英美近现代文学由于是在19世纪之前的欧洲文学的基础殖体上的升华拓展，所以不可避免地会受其导向影响而倾于表象形式对于旧存文学的传承模拟。而且，由于欧洲文学中以古典基体为核心的文学要素普遍都具备显著鲜明的文学层面的价值营养，所以近现代的英美文学的作家群体也乐于从既有的文学传统基体中激发灵感来源、寻觅创作素材以及提炼辅助片段，从而进行文学创作表体形式的具体构筑、修饰改良、探析再造，进而营造所对应的文化语境。 而华文文学的作家群体也普遍秉持“借古喻今，托旧出新”的基本创作思维理念，注重从华文文学的中国文学母体中提炼汲取裨益营养，并结合现代中文以及英美语言的各自属性与彼此特征的契合点，从而创设内核中式、表象混合的专属于华文文学的文化语境。所以，在这一对既有文学体系在表体形式传承改良的层面上，二者具备普遍的客观同一性。 以在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中都具有阶段影响力的象征主义诗歌为例，英国诗人艾略特的《荒原》中就引用、化用了相当一部分古希腊古罗马神话文学中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以及掌故说理，从而作为诗歌实体铺展形式、丰实内容的辅佐。例如，《荒原》的题辞：“是的，我亲眼看见古米的西比尔吊在一个笼子里。当孩子们问她，‘西比尔，你想要什么？’她回答：‘我想死’”。在古希腊神话故事体系中，西比尔是被太阳神阿波罗爱恋并被施给预言神力的女祭司，但由于她沉浸于短暂的情欲放任于迷失之中，所以忘却向阿波罗讨要青春与健康，终被困于暗寂的魔瓶之中，永受不死肉体的物理摧残与渐灭灵魂的精神磨蚀。艾略特借助这一典故化的文学意象，揭示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社会系统物质实体的衰亡与社会群体精神内核的幻灭，进而也将知识分子群体所独有的个人主义式的厌世迷惘、困惑彷徨的普罗米修斯之悲在文化语境上表露无遗。 而在同一时期的中国文学体系内的诗人群体也纷纷使用了类似的表现手法来进行传承革新。例如，戴望舒在国内国民革命失败无果后的“寡民忧结”的《雨巷》，以及卞之琳在江南情结浸染下的“化古融欧”的《白螺壳》等代表性作品，都是在继承中国古典文学内涵理念的前提基础上，结合其所接触理解的英美文学的形式内容的契合点，从而进行的现代中文的语言词组重构、句式句法再创以及意象意境新辟。例如，戴望舒《雨巷》中的“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的主体意象就精妙无迹地化用了南唐后主李 的《摊破浣溪沙》中的“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从而抒发了迷惘无计、欲行无路的以家国复兴为己任的文人情怀；而卞之琳《白螺壳》中的“小楼”、“石阶”、“小碧梧”则是创造性地将古诗古词的典范意象与现代中文下的英美化的语法句式衔接交互，从而营造了“微愁不弃、玲珑柔婉”的独具魅力的艺术化的感染氛围。而表体形式的渐变改观并未从根本上削减中国式的文化语境的延续衍化，“承古革新，和而不同”是中国文学乃至华文文学的永恒无改的基本创作理念与核心价值导向，而具体直观地表现在文学载体的形式层面就是“中学为主，次糅英美”。 三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内涵诉求位阶的交互糅合 伴随着世界经济物质基体的膨胀性扩充以及全球社会群体意识的普世化延伸，现当代文学系统的发展拓延也呈现出新阶段下的新趋势。英美文学凭借英语语言作为世界性语言交流通用工具的先天优势而呈现强烈的类“扩散侵入式”传染，并基本上占据了人文主义文学体系的全球性的主体地位。而华文文学则在华人群体的全球性迁徙、繁衍的态势背景下逐步融入当地区域的文化系统之内，并渐次衍生构筑了独具特色的海外华文文学体系，从而与英美文学形成分庭抗礼之势。而这一阶段时期的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具体细致的表体形式层面的意象创设、语言驾驭、句式运用已经渐次模糊，而是更多地倾向于差异化意识理念与同一化普世价值在文学载体上的融合实现，这一现象在以中国大陆为主体的大中华文学地区已经渐次显现。而在海外华文文学世界中，由于长期渐进的文化磨合，所以已经具备了一定程度上的理论探索支撑与实践验证指引，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的内涵诉求层面上的本土化融合交互就更为突出明显。而在对于华文文学精神核心的中国文化价值理念的实效态度上，无论是大中华地区抑或海外华人地区，上传承改良、取精去糟则依旧是基本固定的导向之一。 英美文学的精神基体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所倡导追求的是个人主义下的积极寻求抗争、平等追逐自由、公平参与竞争、实现博爱共存，由于这一具备传承性的精神财富也始终作为英美文学生息繁衍的主动脉而跃动出鲜活张扬、普世大同的人文气息，从而就使得直观有效地“拿来”作为进行社会群体精神革命的理论指导与实践武器的实效性得以获得不同意识形态下的社会群体的普遍认同，这一元素在文学概念中也极为契合。而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国家实体也在真正意义上开始了现代工业文明的前进探索，现当代英美文学的人文主义内涵诉求又再次契合了彼时中国文学形式内核亟需调节改良的文化基因的革命化属性，加之海外华人作家群体积极地进行华文文学在本土化文化语境下价值诉求层面的中国式理念的表达宣扬，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内涵诉求位阶层面的交互糅合也渐趋加速。 而在英美当代的文学创作中，以商业化包装作为文学载体外表，进而表达自由平等诉求、宣扬共存协作、追求世界大同等普世价值的史诗幻想文学开始大行其道，这一借助传承改良表现形式进行文学载体的内涵价值更新，从而表达阶段时期内社会群体的精神诉求也无疑为当代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创作鼎革开辟了全新多元的理论模式与实践方向。而同一时期的华文文学系统内的作家群体也开始更为集中式、理性化地解析探究中国主体式的思维理念与行为模式在英美国家的社会系统内的适配交融，通过一系列民族反思文学、乡愁文学、移民文学以及本土化文学的实践谈说，尝试将多元语境下的文学层面的内涵诉求理论转化为可供实践操作的实效性的社会处世理念与行为准则，进而完成华文文学与英美文学在精神内涵价值理念上的交互糅合。 四 结语 在当代全球文化群落交流日趋深层差异化、人文价值撞击度更为普遍剧烈性的阶段背景下，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多元繁复的文化语境系统单元中所呈现的潜在效用价值的视域也有待进一步纵深拓展。秉持和而不同的基本理念导向，侧重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多元文化语境架构下的表体特征与内涵诉求的交互糅合、佐辅扬升，从而凭倚双元桑海之长风，乃辟挂帆漫航之青天大道。 文学与文化论文:试论校园文学活动与校园文化的关系 论文关键词:高职院校 文学活动 校园文化 导向 传播 论文摘要:高职校园文化不但是先进文化的重要源头和创新基地,而且还具有强大的育人作用;同时,先进的校园文化又是高校的灵魂、师生凝聚力的源泉和提高提高校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而活跃于校园中各种文学活动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将从几个方面来阐述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随着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校园文化建设越来越显现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和重视,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这对促进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高职校园文化不但是先进文化的重要源头和创新基地,而且还具有强大的育人作用;同时,先进的校园文化又是高校的灵魂、师生凝聚力的源泉和提高提高校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而活跃于校园中的各种文学活动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相互影响成为高职校园的常青藤。 一、高职校园文化的涵义 校园文化指的是全校师生员工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培育形成并共同遵循的最高目标、价值标准、基本信念和行为规范。它是学校所具有的特定的精神环境和文化气氛。既包括校园建筑设计、校园景观、绿化美化这种物化形态的内容,也包括学校的传统、校风、教风、学风、人际关系、集体舆论、心理氛围以及学校的各种规章制度和学校成员在共同活动交往中形成的非明文规范的行为准则。高职校园文化应该是以人为本为核心价值,全体师生为主体,以创造浓厚的学术氛围、人文氛围为基础,以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人文素质、身心素质、专业技能素质为目标,以环境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网络育人,形成催人奋进的学校精神,促进学校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和谐校园文化。 二、高职院校开展校园文学活动势在必行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生产中科技含量日益增加,要求生产者具备较高的知识和技能,在职业能力上不再单纯针对职业岗位,而扩展到增强岗位变化和职业转变的适应性,因此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模式上不仅仅是知识技能的传授,更是一种受用终生的科学精神、人文素养、思想道德基础的培养,一种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的主动性、自觉性、理解力、归纳力、创造力,使他们在不可预料的未来局势中做出有意义的自我选择,承担起将科研型研究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变的重任。据了解,当前的高职院校,大多是从原来的中专升格来的,学校教育跟着市场走,许多学校为了迎合学生,也为了尽快把学生推向社会,以创造更大的效益,干脆就把文化课全砍掉,只开设专业课。表面看起来学生开心,因为他们本来文化基础就差,自然不愿学。老师教学效率高,两年学完三年的课程。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学生专业知识比较丰富,但人文知识比较匮乏。调查中显示,重专业、轻人文,重专业知识积累、轻综合素质提高等倾向在学生中比较明显。经过学习和实践,学生具备了较丰富的专业知识和较高的实践技能。相比之下,学生的人文知识普遍较差。我真替学生担心,在市场经济下,找工作如此难,一旦他们专业不对口,他们还能做什么？面对高职学生人文素质严重缺乏的现状,开展校园文学活动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借助校园文学活动这个平台来弥补学生人文素养的缺失。 三、校园文学活动形式 1、文学创作。大学里很多社团都被认为是少数人的舞台,只有文学社团是不拘一格的,他面向全体学生。社团内的成员可以进行定期的定向的文学创作,社团外的学生也可以自由地向校报、校刊、广播站投稿,甚至是为班级、学校的宣传栏投稿,可以是瞬间所见、所闻、所想,也可以是从报刊杂志上的摘抄,通过这样的活动来提高学生人文素养。 2、演讲和辩论赛活动。可以是命题演讲和辩论,也可以是自选题演讲和辩论。不论哪一种形式,都能使一部分学生在一定时间抽出时间来探讨相关话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更多的人。 3、猜谜和文学讲座。利用业余时间,组织学生进行猜谜或文学讲座,可以分系进行,形势非常灵活,受益于全体学生。这对培养学生理解传统文化是大有裨益的,不至于走出校门说“鲁迅是外国人”之类的笑话。 四、校园文学活动是传播校园文化的有效途径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生产中科技含量日益增加,要求生产者具备较高的知识和技能,在职业能力上不再单纯针对职业岗位,而扩展到增强岗位变化和职业转变的适应性,因此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模式上不仅仅是知识技能的传授,更是一种受用终生的科学精神、人文素养、思想道德基础的培养,一种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的主动性、自觉性、理解力、归纳力、创造力,使他们在不可预料的未来局势中做出有意义的自我选择,承担起将科研型研究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变的重任。 我们知道,校园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对于高职学生而言,学校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质、法律法规及学生日常行为规范教育等等,对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使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这些教育历来都是“外施性”的,其效果素来不尽如人意。然而,通过丰富多样的校园文学活动,却能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使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已经证明文学是人类最历史而又最现实的自觉兴奋点,文学给人的熏陶、对人的影响力历来是其他学问难以替代的。例如,借助文学社团的校刊,让学生在班上互相传阅,因为是同学们的作品,学生很乐意读,读得多了,茶余饭后相互交流,自然心领神会。还有广播站播出的稿件,宣传栏撰写的文字或粘贴的图片,既是校园文化中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的的体现,又是精神文化所在。让学生在耳濡目染中,理解并接受了校园文化。 作为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面的考虑、长远的规划,一旦确定,需要坚持不懈的持续下去,经过时间的锤炼,不断完善,在广大师生的头脑中形成并巩固下来,成为自觉的行为准则和规范,激励着学校组织及成员共同朝一个目标努力。因此,要充分利用校园文学活动来传播校园文化。 五、校园文化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导向 校园文化的最高境界就是精神文化,每一所院校都有自己明确的发展方向和共同愿景,校园文化越强有力,就越能统一全校成员实现学校发展目标的行为,就越能更快实现学校的发展目标。而作为传播校园文化的载体,校园文学活动就必须以校园精神文化为轴心,即学校提倡什么、鼓动什么,全校成员的注意力就必然转向哪里。校园文学活动的主题都必须体现校园精神文化。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体现。如确定各种主题的征文活动,演讲活动,辩论赛等,还可以在不同的时候确定不同主题的黑板报、手抄报等,来宣传校园文化。可以说,校园里的一切文学活动都依托于校园文化。有什么样的校园文化就会有什么样的校园文学作品。 六、校园文化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素材 校园文学活动是以校园环境为背景,以活跃在校园中的人为主体的活动。首先,每一所高职院校在校园文化建设中都会精心规划,合理布局,创建优美的校园物质文化。职能部门充分利用校园的有限空间,精心设计,精雕细琢,积极建设富有特色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从中显示校园的文化气氛,使学生在优雅的环境里感受到美的存在和艺术的熏陶。而这就自然会激发学生的创作热情,这些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既是校园文化中的物质文化,又是文学创作的极好素材。其次,学校要创建“以人为本”的校园制度文化来培养学生良好的文明习惯和职业操守。要保证执行规章制度的严肃性,做到有章必遵,违章必究。因此,学生对这些规章制度的理解和执行情况都可以通过校园文学活动展示出来,使校园文学活动的题材更广,也更深入。再次,校园文化中的精髓精神文化建设更是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身边的感人事迹固然可以通过校园文学活动来宣传,如励志教育的,助人为乐的,有敬业精神的等等,可以进行专题讲座,也可以通过文学作品的创作予以讴歌,把精神文化发扬光大。同样,那些与校园精神文化背道而驰的假恶丑现象和不和谐的行为,也可以通过校园文学活动形式予以批评。总之,在高职院校中,正在不断完善中的校园文化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使得各院校的校园文学活动生机勃勃,成为高职院校的一颗常青树。从物质环境到制度理念,从集体规范到人际关系,从举止仪表到教室的布置,校园文化建设始终围绕着学校的发展目标,都给每个校园人一个具体可感的参考系,并传递出一定的价值观信息,从而使校园人积极地从周围环境中接受那些大家所公认的或学校倡导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 我们知道,校园文化在学校教育中具有多种功能,以学校精神为核心的价值观被学校全体师生员工共同认可以后,就会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给生活在其中的每位校园人以深刻的影响,激发其产生一种自觉的内在驱动力,主动地去完善自我。同时它对每个校园人的思想、心理和行为具有的约束和规范作用。校园文化通过校园文学活动使身处其中的每一个成员有意无意地在思想观念、行为准则、心理因素、价值取向等方面得到“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般的熏陶和影响,就会形成与群体一致的文化意识和文化品格与文化气质,从而实现对人的精神、心灵、性格的塑造。因此,校园文化主导着校园文学活动的形式和内容,校园文学活动则让校园文化得以传播和发展,它们相互影响,共同促进,学校教育离不开校园文化,校园文化建设也离不开校园文学活动。 文学与文化论文: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与中国民族文化 文学蕴藉着神圣与世俗的双重叙事，其中世俗文化是其国家观念与中国儒家精神的结合，神圣文化多是民间叙事与古骆越族群神话叙事的衍化。越南文学在民族化进程中由爱国文学向国民文学发展，并在全球化背景下借用中越跨境民族的神话传说作为民族文化的再生资源。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蕴含着本土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深层多维的关联。 关键词：越南文学；民族叙事；中国民族；骆越文化；跨境民族 一、 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与国家观念 越南自公元939年吴氏政权自主，继而公元968年丁朝封建立国，就显露出鲜明的民族意识，越南学者认为“民族意识是中古时期封建国家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产物”。［1］83中国学者也指出民族自我认同、民族自豪感、国家自古统一观、国家独立至上等因素是越南民族思维的具体表现。［2］67在近现代越南面临西方帝国殖民时，此种国家观念更是演进为建构国家民族的民族主义。［3］因此，国家观念成为越南文学民族叙事的精神核心。 （一）从国家观念到国民精神 民间叙事作为民族历史与传统文化的精神表述，其存在源远流长且不可阻隔，尤其是在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越南。在越南文学民族化进程中民间叙事常为国家话语借用。以国家观念为精神核心的越南民族文学，国家话语与民间叙事相结合成为其特有的叙事模式。 在越南封建立国初期，对国家独立的追求显现出强烈的王权意识。越南早期有文字著录的文学作品集《岭南摭怪列传》，是文人儒士对口传的神话传说进行搜集整理编撰而成，其写作是借用民间叙事来彰显国家话语的神圣权威。作为口头传述的记录，《岭南摭怪列传》也经历了历史的演化。在1492年（越洪德十三年）武琼编撰的卷一和卷二中，将神话叙事中的“雄王”看作是民族祖先和国家创建者，其身份性质是祖先神和文化英雄；而后人段永福在16世纪中叶增补的卷三和续类，“王”的形象已经转变为国家君主的权力符号。可见，在封建早期的越南文学中，国家话语逐渐超越了民间叙事处于主导地位。 在封建时期的越南，因为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步中国之后，唯有文化层面能够凸显其民族精神。因此，黎朝时的国家话语从世俗权力标举转向了民族文化认同，民族文学也迈向成熟。例如，越南古代“文圣”阮?D在《平吴大诰》开篇就说： 唯我大越之国，实为文献之邦。山川之土域既臻，南北之风俗亦异。自丁黎李陈之肇造我国，与汉唐宋元而各帝一方；虽强弱时有不同，而豪杰世未尝乏。 此文旨在记述黎利起兵进行反明战争，一开篇就将自我定位为“文献之邦”，并与汉唐宋元而“各帝一方”，在文化空间上建构“大越之国”的存在，渲染了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可见，封建时代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常常体现为国家话语对民间叙事的覆盖。 由于越南历史多陷于战乱，民生苦难也常常成为国家话语关注的焦点，民生关怀成为越南文学主要的民族叙事。例如16世纪阮朝诗人阮秉谦作诗《伤乱》，发出“何年再见唐贞治，偿了君民致泽心”的喟叹。诗句表现出封建时期的越南对中国盛唐气象的景仰，其国家民生的繁荣是由君与民两者的共同存在来构成。 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等西方帝国的武力侵略使阮氏朝廷的封建统治已不能挽救整个民族的危难。在中国、日本和西方等国的维新思潮影响下，越南也有很多仁人志士积极探求国家自强、民族自立和民众富裕的变革途径。越南出现了东游运动、东京义塾运动和中圻维新运动等思想启蒙和民族解放运动，涌现出一批有深厚儒学修养并积极践行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家，他们革新思想的焦点聚集于“民权”，最为著名的是潘周祯“君权不可倚，民权不可夺”[2]64和潘佩珠“民是国民，国是民国”之言论。［2］289在这由外来侵略激发的国家观念中，作为一种集体表述的“国民”成为了越南民族现代性的追求。 综上所述，越南国家观念随着民族国家的推进而凸显出民族独立和民生安危的精神追求。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里，国家话语与民间叙事的关系由分离到聚合，在民生关怀的层面凝成一股合力。在关注民生的文学精神导引下，受现代拯救民生之时代使命的驱使，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开始寻求一种“国民文学”的表述。 （二）“国民文学”理想与民族主义陷阱 对于“民 文学”与“国民文学”的关系，中国学者王向远认为，在多民族构成的国家中，“民族文学”小于“国民文学”，后者是前者的发展趋势。［4］但要在多民族国家达到统一的国民性建构“国民文学”，还是一个理想的文化图景，其过程的艰辛不言而喻。 “国民”是“政治成熟”国家的文化表征，所谓“政治成熟”，韦伯作此解释：“指这个阶级能够把握本民族长远的经济政治权力利益，而且有能力在任何情况下把这一利益置于其他考虑之上”。（1）278换言之，如果某一阶级的意志能够等同于这个民族共同体内全体公民利益，这个民族共同体就置身公民社会之中，社会每个成员都成为真正的“国民”。如此，民族文学要达到“国民文学”，既要考虑民族国家的政治利益，也要尊重民族社会的多元文化属性。 在现代化进程中，民族性与国民性之间常常存在着对抗与融合，现实的民族利益与理想的国民利益不能完全契合，有时民族利益的过度膨胀会引发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2）诚如中国学者张旭东指出，在前社会主义阵营时期有过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例如中越边境战争、波兰和捷克对苏联的文化和心理抵触。这一切都是民族利益和民族文化的冲突，其中就有“隐”而不宣的“民族主义”魅影。(1)280 因此，我们发展民族文化和建构文学的民族特性时，要尽量避免落入狭隘民族主义的陷阱。 越南长久受中国文化浸染，在政治上依附于中国封建王朝，由此累积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封建立国时期越南就一直力求摆脱中国影响，当前越南国内还蔓延着一股“去中国化”的非理性情绪。但越南民族许多富有生命力的文化传统显示了越南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联。此种文化的内在关联是不能为意识形态与权力话语所割断的。在法国殖民期间，越南各民族团结起来抵御外辱时，中国民族的多元文化传统成为了越南反抗殖民的精神资源。 文学的民族叙事存在着文化与政治的矛盾性，体现为民间叙事与国家话语的对抗与融合。鉴于此，我们要做的是将越南民族文学划分为不同历史时期、文化层次与民族群体来进行观照，通过对民众生活的全景展现来探求越南文学复杂的民族叙事及精神内涵。 二、 神圣与世俗的双重叙事 现代进程中，东方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都落后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思潮具有通过强烈的文化认同来追求民族独立的特点。如黎跃进所言：“从文化上确立起民族的认同是一种积极的战略选择。”［5］也就是说，民族文化负载着一个民族的传统记忆、历史经验以及现实挑战。同时，人类生活的现实世界和信仰世界决定了每个民族（族群）的文化都由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构成。因此，在人类整个历史发展中，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交相辉映、互为表里。 （一）世俗与神圣：越南文学的双重叙事 世俗文化呈现在社会生活表层，神圣文化潜隐在精神信仰深层。越南文化亦是如此。 首先，受中国儒家精神影响，越南文学的世俗文化表现为“爱国文学”。众所周知，中国儒家精神的经世致用促进了越南的国家观念，追求国家独立成为越南主流的民族思维，举国上下讲求忠君爱国，因此文学叙事体现为追求“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爱国文学”。越南学者认为：“孔孟学说中忠君、爱国、爱民思想在进入越南时便被代表了越南历史上有良知的、越南民族灵魂的优秀代表儒学士大夫接受了，并且与越南爱国主义结合在一起，组成了爱国文学部分。在李朝、赵朝、黎初、黎末、西山朝以及后面各个文学阶段，集中地出现了许多描写男儿志士、忠君爱国和爱民、战争和历史遗迹等等各种题材的杰出代表人物。”［1］82 其次，越南文学的神圣文化体现为民间信仰和神话叙事的结合。在封建立国时期，越南地方与中央的关系相对松散，村社组织和民间社会有着较大的自主性。越南文学在民间社会有着宽松自由的生长场域，使其民族叙事带有神圣文化的诸多因素。越南学者裴维新就指出，无论是汉字文学还是字喃文学都是从人民中、从民间文学中接受了进步健康的思想和艺术的影响。［6］尤其是一些在民间广为流传的英雄事迹。经过国家统治者的赐封、修庙立像和祭祀供奉，这些民间英雄因为神奇叙事而获得了广大民众的信仰与崇拜。一些在历史上真实存在的英雄，在历代民众口耳相传中被神话化了。例如，《李翁仲传》的李翁仲托梦交州都护赵昌“讲春秋左氏传”，《冯布盖大王传 》的布盖大王“能显灵异”，《二征夫人》的征侧姐妹则是“人民凡遭灾难，有所祈祷，丕显神灵”等，诸如此类。[7]30 越南现代民族主义思想家潘佩珠这样形容祖国：“此乃山河之灵气，国家之福荫所造就。”［8］“山河之灵气”意指神圣文化，“国家之福荫”实指世俗文化，二者共同造就了越南民族文化的丰富性。由此，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具有着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相结合的独特蕴涵。 在封建时期，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常常表现为世俗文化对神圣文化的覆盖。这是因为强烈的国家观念激发了越南民众的民族思维与民族意识，加之封建统治阶层要求社会的文化表征必定遵循其统治利益。由此，在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中，世俗文化不断得到强调和提升，神圣文化传统却逐渐被忽略和遗忘。 但在民族现代进程中这一现象有所改观。当越南民众面临反帝反殖民的历史使命时，民族独立和民生安危也就成为了越南民族的集体意志。现实的危难得不到解决，民间信仰和英雄神话也就成为了精神的救赎。正如中国学者赵玉兰在考察越南的历史传说后指出：“表现民族斗争艺术的传说流传最广。越南人民喜欢用这样的一些传说来强调民族意识，增强民族自豪感。”［9］由此，神圣文化在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中被再度激活。 （二）神圣文化与越南民族历史 神圣文化的内涵丰富，除了指宗教活动，“亦指心理反应和在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处在这些文化里的个人和群体，都倾向于认为世上的所有现象都有精神秩序可以解释，并和自然的以超自然力量为参照。”［10］可见，神圣文化不仅包括民族的原始信仰，还包括解释民族历史文化的神话叙事，它盘根错节地潜隐在底层文化以及民族精神的深处。 追根溯源，神圣文化应是越南民族更为久远的文化源头，正如中国文化中更早的文化传统为巫文化。史学家余英时对在古代流行的天道、天命观念以及王权借助天之力量来发号施令等文化现象进行了分析，指出“巫”传统是中国文化重要的精神传统。余英时认为：“三代以来的礼乐秩序具有丰富的内涵，其中有一支很古老、很有势力的精神传统，即是‘巫’的传统。”［11］中国的“巫”传统除了以屈原《楚辞》为代表的楚文化，其重要构成还有百越文化。因此，当百越之骆越族群的部分支系在向南和西南方向迁徙时，就自然将巫传统带到中南半岛。百越的巫传统并与当地的原始信仰融合，就生长出丰富多元的属于越南民族自己的神圣文化传统。 在一个民族文化传统中，神圣文化较之世俗文化的存在更为深远。神圣文化超越了文字记载的历史，在口头传承的神话叙事中有着丰富蕴藉。根据比较神话学理论，产生神话的年代介乎“方言期”和“民族语言期”之间。［12］方言期人类逐渐划分为不同种族和语族；到了民族语言期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学逐渐崭露头角。换言之，神话叙事与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学密不可分，是民族意识得以维系的根本。由此，神话叙事可看作是民族历史的记忆与传承。 越过汉字书写的信史，我们看到骆越族群口头神话传说在越南民族文化传统中的活态存在。在被视为越南开国神话的《鸿??氏传》中，越南民族把民族起源到华夏文化中的炎帝，但却把百越之始祖的雄王认定为真正具有开国之功的先王。雄王时代“国初民用未足”，民众在雄王带领下开创生活并形成具有南方地域特征的风习。［7］56－30神话叙事在此承担了建构历史的社会功能。弗莱认为：“这种功能主要表现为：告诉生于斯、长于斯的社会群体以他们应该知道的重大事情，如神?的情况，传说的历史，他们的习俗及阶级结构的由来。”［13］可以说，神圣文化成为了越南的民族起源和国家开创的历史。 ，越南世俗文化也包含着神圣文化因素，国家话语对民间叙事的借用足以明证。古代的越南战乱纷争政权更迭，地方政权与中央封建统治的权力关系极其松散。因此，国家统治者不仅要力争民间支持，还通过民间信仰的神化来树立其统治权威。例如，李太祖公蕴出生就借用其母“梦与神人交”、神龙绕梁等神奇事迹来昭示“天命”。［14］国家话语借用神圣文化来树立其统治的合法性。在阮?D《平吴大诰》一文结尾，作家称颂抗明斗争胜利： 非惟计谋之极其深远，盖亦古今之未所之闻。社稷以之奠定，山川以之改观，乾坤既否而复泰，日月既晦而复明，予以开万世太平之际，予以雪千古无穷之耻，是由天地祖宗之灵，有以默相荫佑而致然 也。 从文中可知，阮?D认为战斗胜利并非作战的策略与谋划，而是“天地祖宗之灵的护佑”。深入越南民众的文化空间，天地信仰与祖宗崇拜是神圣文化的主要内涵。因此，神圣文化也渗透在世俗文化之中成为越南文学的潜在传统。 鉴于此，我们从神圣文化的维度来观照越南民族文学的发展，可以看到越南文化在外来冲击中对民族传统的坚守，在表层断裂之下与中国文化的深层联系。 三、 越南民族文学与中越跨境民族 对于越南民族的历史起源，学界普遍认为是由中国古代骆越、苗瑶等族群的部分支系先后迁徙到中南半岛，并与当地原住民融合后发展成为当今越南民族的祖先。越南现代历史学家陶维英曾说：“对壮族语言文化的研究又可以间接地有助我们了解到我们的祖先骆越人的语言文化。”［15］此种古代骆越文化除了与中南半岛的其他民族文化交融生长，一部分还保留在中越跨境民族（3）中，并通过民间信仰、祭祀仪式和神话传说等活态形式演绎传承。因此，对跨境民族的神话叙事进行解读可以帮助我们较为全面客观地把握越南民族的历史文化。 （一） 祖先神与民族英雄 中越跨境民族的文化中保留着许多讲述族群祖先的神话叙事。这些族群祖先不仅创造了族群的生命，还在族群利益遭受侵扰时变身为具有超强战斗力的民族英雄。因此，族群祖先在历代的传述和敬奉中被提升为神?。祖先、英雄与神?的身份相互交叠成为跨境民族的精神信仰。越南北部民族地区流传的侬智高传说就是这样的民间叙事。 侬智高是中国北宋年间领导农民起义的壮族先民领袖。（4）与官方史籍记载不同，在越南侬智高传说中将反抗封建朝政的民族英雄尊奉为祖先神，体现出浓郁的神圣文化色彩。［16］通过对古代骆越文化的追溯，我们发现了越南侬智高传说与骆越氏族英雄神话《莫一大王》在叙事内涵上极为相似。（5）特别是主人公都经历了“断头再植”、灵魂转换为“瓮中之虫”与“坟上之竹”以及孕育兵马失败等奇异情节，显示出文化象征的一致。这些神话叙事中的祖先崇拜和生命崇拜都是生命神圣化的原始信仰。 侬智高的神话叙事体现了英雄成长的母题：经受苦难磨练与考验的英雄在神仙指引下终获成长。神仙角色承担重要的文化功能，既是全知全能的叙事者，也是故事行动的拯救者。这在越南民间叙事中普遍存在，《董天王传》、《朔天王传》、《冯布盖大王传》等民族英雄神话略见一斑。民族英雄与权势阶层和邪恶力量作斗争，总会得到来自神力的帮助。这是民众愿望的表达，是一种民间信仰的体现，其精神力来源是神圣文化。同时，民族英雄的苦难也是国家和民族的危难。由此，民间叙事与国家话语、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达到一定的融合。 （二）神话复活与现实价值 在当代文化语境中，远古的神话叙事被重新讲述，如哲学家尼采所言，神话是国家更深、更牢固的合法性基础，一个民族或国家的起源可以通过神话叙事进行复归和再确立。 在现今搜集的越南北部民族地区的侬智高传说中，侬智高的民族英雄身份得到合法化。较之越南封建时期官方编撰的史籍文献中侬智高的叛贼性质，民族传说中的侬智高已由边缘民族的英雄祖先提升为整个国家所祭祀崇拜的神?。此种叙事内涵的转变，依托的是一个深远伟大的民族传统——神圣文化。可见，在跨境民族中流传的侬智高传说，是因为民众将其中蕴含的骆越神话叙事视为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的珍贵记忆。同时，越南国家话语借用跨境民族的英雄祖先来提升其国家精神。 在岱、侬族等跨境民族聚居的越南北部民族地区，不仅流传侬智高传说，还尊奉侬智高为祖先神、保护神、谷神和生殖神等。侬智高传说以其祖先崇拜和生命崇拜相结合的神圣性质，在仪式和信仰中体现为活态传承的样态。例如，高平等地也都建有侬智高庙。1993年政府宣布每年农历1月9日民众到侬智高庙祭拜，侬智高庙由此也成为国家历史名胜地。2001年，越共中央总书记农德孟到高平省视察时也到侬智高庙祭拜。可以说，跨境民族英雄侬智高被提升为整个越南的民族象征和精神核心。 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绝非截然二分的。岱族作为越南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经济形态较发达，与各民族交通频繁，必然受到国家更多的关注。岱族人也借助国家话语，将民族英雄侬智高的宣传予以合法化。当今越南出现了由国家政府提倡、全民崇信侬智高的现象，有关侬智高的研究已经形 成相当规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越南出版了《侬智高论文集》（6）一书。该书多从民族历史、国家关系、军事兵法和文化遗产保护等角度展开论述。这其中虽不可避免意识形态的利用，但也表达出越南国内主流社会对边疆民族的重视。正如我国社会学家马戎所言：“对于族群象征物强弱演变过程的分析，也是理解一个多族群国家族群关系变化趋势的一个重要视角。”［17］ 古代骆越族群的神话叙事在越南社会衍化为一种集体的信仰仪式。由是观之，在全球化语境中建构民族文化身份的现实需求，使得遗存在跨境民族中的远古的神话叙事再次复兴。一言蔽之，神圣文化通过世俗文化得以激活。 四、 越南民族文学与中国民族文化 当代越南是由54个民族组成的民主共和国，融合了多元的民族群体和文化体系。因此，当代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不仅有国家话语与民间叙事二元的对抗与融合，还应该包括各族民众的生活与情感的全景呈现。 （一） 越南民族文学与中越跨境民族 席卷世界，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的文化与文学也不可免受其冲击。当代越南作为发展中国家面临建构其现代民族性的挑战。来自外部的文化殖民与发自内部的民族意识，使得越南民族的文化呈现驳杂多元的状态。虽然越南语拉丁化运动进行了将近二百年，在1945年后汉字已经被拉丁化文字取代，当代民众对汉字文学已有相当程度的隔阂；但是，口头传述的神话叙事作为神圣文化表征还存在着本土性与原生性的可能。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看来，在由经济和政治权力所统摄的文化霸权面前，真正属于大众的通俗文化之重建必须基于那些来自社会底层的民歌、童话、民众庆典和诸如民间宗教或巫术等神秘或对立的信仰系统，因为这些边缘或对抗性的文化，才具备挑战和颠覆文化霸权的能量。［18］这无疑凸显了神圣文化在当代语境中的生命力。 因此，向边缘的跨境民族文学寻求创生资源，当是当代全球化语境中越南文学民族化的文化策略。当代越南文学对神圣文化的倚重昭示了越南文学民族化的时代转向：国家话语的表述主体由封建君王转向国家民族，在性质上渐趋于民间叙事的理想本质，即包括底层和边缘群体的全体国民。 （二）越南国民文学与中国多民族文化 由是观之，越南文学民族叙事的发展成熟并非闭门造车，而是向外积极汲取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涵化和创造。越南民族的文学叙事与艺术表达彰显出鲜明的民族思维和主体意识。但本文研究不止于寻求中越民族文学的相同与类似，此举不过是为民族学和历史学提供一些注脚。我们志在挖掘越南民族深层的文化原型及其现实的衍化形态，把握越南文学民族叙事的历史发展与时代内涵，从而思考现代语境中的中越民族的文化关系及其和谐建构。 如前所述，“国民文学”既是理想也是挑战。当今越南的主流话语提倡其民族文化的多元性，但确不可忽略与中国多民族文化深层多维的碰撞交融。越南民族文学追求全民性并向世界文学挺进，必然包括跨境民族这一独特群体所表现的现实生存和精神诉求。有了对民族之文化根源与历史发展的真切了解和客观把握，越南民族文学才能避免狭隘的民族主义，稳健走向现代意义的“国民文学”。 文学与文化论文:中国现代文学中正义与良知的文化场构建 一、文化场的配置 文学作品的文本为我们提供了对内在自足进行展示的社会空间大场，运用场域理论可以降低现实世界和文本之间的二元对立的现象，可以更深入的进入文本的内在世界。构建文化场有利于减少外部分析和内部阅读之间的矛盾现象。以《白鹿原》为例，构建了一个以农耕起家，带有强烈封建意识的白鹿村的世俗民间场，同时构建了省城和县城政治机关驻扎的权力场，在表面上看来十分弱小的白鹿书院中，有一个知识渊博的、有强烈的正义感的大儒先生，从而构建了一个具有世外桃源性质的文化场。其它还有一些次要的场域，例如以黑娃为首的土匪场，革命场，这些场域之中的人都在受到强大的场域的吸引之后，展开了以权力为中心的斗争，最终颠覆了权力场中的暴力统治。社会空间对横向的生存空间进行了展示，对纵向的历史空间进行了牵制，配合人的生存状态和历史、地域和空间，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巨大景观，同时通过不同的场域配置，反映出不同文化的内在含义。文化始终和特定的地理空间密切联系，不仅能够反映文化的表面现象，更能够直观的反应人们的生存全貌。空间提供的物质和场所为文化场的构建提供了重要因素。下面对这三个场域进行具体的分析。 1、世俗民间场：通过世俗的权利的范围进行划分，通过在中华民族中的宗族观念进行维持，将礼法作为评判的准则，从而构建起以权利为象征的属地。一旦宗族内遇到大事，场域内部的人员都会听从族长的召唤，以书面的形式记录下族长的权威，成为在乡民之间的法律，因此宗祠也成为了具有民族特征的地域，包含着民族观念和社会关系，成为维护制度的重要手段。象征性的资本是通过不断累积形成的，作者也在潜意识中受到文化和经济规范的制约，无论人物的伦理还是行为都受到这种理论的牵制。 2、权力场：是权利机构活动的场域，操纵着辐 射区域内的政治权利，将相应的法律法规作为象征性的资本，以合法性作为价值的评价标准，在辐射区域内实行着权利的强制化干预。权力场使在封建文化牵制下的城市空间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并和农村空间进行了区别。 3、文化场：是一个具有独特性的场域，其中占有了丰富的文化资本，拥有了时代书写的权利。文化场在场域活动中的特点，是能够对自身和社会进行自觉的反观，在潜在的语言之中透露出对社会和人生的玄机。文化场和世俗权威保持了密切的联系，但是又有一定的区别，和政治场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但是又有适当的参与，文化场的是非评价标准也有其独特性，它使用批判性的文化语言，用隐含的比喻为自己的行为进行合法性的辩护，通过语言的表象使社会进行反思，将文化的力量渗透到社会的每个方面和人的生活之中，为社会之中行为失范的现象做出表率。在文化场中存在着良知和正义的基本形式，通过语言隐含的意义来反射作者褒贬的态度。文化场对权威比较排斥，依靠文本自身的力量构建自身的精神世界，并在合适的时机对权力场进行干预。文化场的有效配置，可以在社会中构建具有很强社会影响的社会文化场域，文化场在矛盾之中明辨是非，从历史的角度批判性的看待权力场和民间世俗场的构建。《白鹿原》的作者将白鹿书院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场，存在于世俗民间场和权力场的外围，反映出文化独有的特性，反映了作者潜在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对文化场的规则进行构建，强化了在社会空间中文化场的意义和价值。在文本空间中的文化场处于空间结构的中心，与政治权利和民间传统有区别又有联系，文化场的立场具有先进性，另外两个场次的规范和权威都显出了文化场规则的优越性。文化场在衡量规则的过程中巧妙的解决了潜在的矛盾，对城市和乡村的行为进行了规范，使本文的外在运行和内在运动都做出了改善。 二、构建良知和正义的文化场 在中国现代文学之中，抛弃了以往使用阶级分析进行写作的方式，采用民间的视角进行写作，采用谦卑的姿态，正确处理文化场中知识者的立场，使用大众化的语言说话，改变传统的定性的称谓，在文本之中演示复杂的社会生活，通过场域内部复杂的斗争展示历史不断前进的现实。通过文学作品对文化的理想规范进行引导，在顾及社会秩序发展的同时，对自我的个性进行展示，重新构建文化。以《白鹿原》为例，小说真实展现了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场中传统文化的改变。在这个文化场中存在着以往的礼仪传统，不容许男盗女娼现象的发生。 三、结论 作家坚持在文化场构建过程中的正义和良知，使读者对文化资本的历史内涵有充分的感悟和认识。文化场在衡量规则的过程中巧妙的解决了潜在的矛盾，对城市和乡村的行为进行了规范，使本文的外在运行和内在运动都做出改善。文化场的配置构成了社会中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基本框架，显示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宏大的叙事性和优秀的叙事风格，显示了深刻的社会内涵。 论科举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 摘要：科举是一种制度，但更是一种文化，这种制度文化塑造了不同时代的文人的精神风貌。从科举与文学的关系来审视和研究中国古代文人及文学现象，无疑会更鲜活和切实地贴近文人及文学本身，把握他们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感情形态，展现他们赖以活动的文化背景，从而在更深广的范围来认识古代文学及其发展状貌。 关键词：科举文化；古代文学；研究意义 中国古代科举制是选官制上的新发展，是中国封建政治的一项伟大创举。科举制作为制度文化现象，确实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这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说：“科举制度给过我们一种远年的浪漫，一种理性的构想，似乎可以用一种稳定而周全的制度长年不断地为中华民族选拔各级管理人员。尽管这种浪漫的构想最终不成样子，但当二十世纪的人们还没有构建起一种科学的选拔机制，那就还没有资格来嘲笑它。”[1]这无疑是一种较为客观而通达的认识。在我们已经谙尽以嘲讽和批判一切传统文化为己任的虚妄与创痛之后，在以理性精神和科学态度重新梳理、认识和借鉴传统文化的同时，认识、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其必要性已无可置疑。 科举是一种制度，但更是一种文化，我们把它称之为“科举文化”。对于科举制度，当然可以作多方面的研究和讨论，但我们在更多地对它作制度方面的关注和析说的时候，却相对忽视了对它的文化关注。以往的一些学人由于重在科举制本身的研究，或兼及与文学的关系，但并未对科举的文化意义作足够的理解和拓展，而往往出现许多偏狭的认识。科举文化包容了内在与外在的两种文化属性，并由此对文学产生影响，而于林林总总的士人精神存在与文学现象中得以表见。所谓科举文化的内在属性，指的是科举考试内容具备了儒学的与文学的性质，即狭义的文化特质；而科举文化的外在属性，指的是由科举而形成的政治导向性与社会、文化等价值观，即具有了广泛的文化特性。科举文化的内外属性的凑泊，构成了科举文化的整体。这一整体又营造了文人及文学赖以成长的文化氛围与环境。 科举制度是在中国古代特定的政治、思想及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发展、成熟的，并因而形成了独特的内涵与形式特色。它所显示出来的精神观念和特异色彩，又深刻地影响乃至再造了中国文化。世界上还没有哪一种制度造就了如此庞大的文官队伍。黄仁宇先生曾经把秦汉以降“二千年而弗能改”的中国封建社会结构，作了一个通俗而又形象化的比喻，说是好像美国的所谓“潜水艇加肉面包”，“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即成万上千的农民，其组织以纯朴雷同为主；中层机构简单，传统社会以尊卑男女长幼作法治的基础，无意增加社会的繁复。上下的联系，倚靠科举制度。”[2]以文官集团为核心的文官政治的形成，使得统治机构中集中了一大批有高度文化修养的文化人。作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文化代表的知识分子的面貌、精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科举制度塑造出来的。因而，从科举与文学关系审视和研究中国古代文人及文学现象，就无疑会更能鲜活和切实地贴近文人及文学本身，把握他们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感情形态，展现他们赖以活动的文化背景，从而在更深广的范围来认识古代文学及其发展状貌。 科举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是复杂的。不管古代的文人是出入于科举，抑或是远离科举，甚至否定科举，但最终都无法逃离这一文化氛围的笼罩。归属与反叛其实都是一种“影响”，虽然其价值评判大相径庭，但“对象”毕竟是同一的。由此，我们想到文学研究上应该建立一门“影响学”，来进行科学的理论探讨或实践批评，以避免文学研究上的简单、片面。 我们觉得，从科举文化的视角来审视文人及其文学现象，其学术意义非常重大。 首先，可以突破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价的板块格局，揭示创作主体与作品的直接联系。 在文学研究领域，方法与观念的更新转变，显得愈来愈重要。以往的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析的研究格局，固然有它的意义，也解决了文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但划界太清，使三者之间的关涉令人有悬隔之感，失之于笼统汗漫、游谈无根。时代、作家、作品究竟是怎样紧密联系起来的，恐怕这在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而文学的文化研究方法，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作为文化的科举，它是联系世风、士习的最佳中介，也与文学创作建立了较为切近的联系。如杜荀鹤，为了科举及第而积极行卷，几乎行遍天下，这不能不影响到他的生活、思想和创作。再如蒲松龄，他一生科场失意，到老乡试未能通过，其孤愤狂痴寄寓笔端。可以说，《聊斋志异》所展现的就是这位落魄秀才眼中的世界。当然，科举只是研究古代文学的切入点之一，并不能说它是打破时代、作家、作品板块格局的唯一途径。然而，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它确是一种最切实、最重要的文化视角。 其次，追索营造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时空，透视作家的整体精神风貌。 中国古代的作家都生活于特定的历史文化时空当中，在这一特定历史文化时空中思考、创作。由于时代的睽隔、历史的变迁，白云千载，哲人其萎，我们想完全置身于那一时代的现实中以古人特有的情感去感受周遭的一切已成痴想。我们已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唐朝，去繁华的长安街上领略磊落唐风；我们也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宋朝，去不夜的汴京城里观赏万家灯火。然而，这一缺憾可以通过对当时的历史文化的考察及对文学作品的文化说解获得一定补偿。科举制度驱动无数文人负笈远游、求学应举，这无疑造成了文士的大量流动。譬如唐朝举子纷纷来到长安，穿着白麻衣行走在长安街市上。他们的大多数带着强烈的科举仕途欲望聚集到这里，怀着新奇与激动打量着这座繁华雄伟的帝都，登第的喜悦与落第的沮丧形诸歌吟，春风得意与铩羽还乡决定了他们人生的不同去向。唐诗中即反映出这些文士的情感潮汐，颇堪吟味。这不是文学的悬想，而是历史的真实。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理性演绎，认真切实地把握每个作家的生活空间，这无疑会更能充分了解和发掘作品的思想内蕴与情感内蕴。 如上所说，科举不只是一种制度，它更是一种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制度文化塑造出了不同时代的文人的精神风貌。唐代科举制度初创，这一新的选官制度刺激了广大庶族寒士从政入仕的强烈欲望，使唐代文人昂扬奋发、豪迈奔放；宋代科举几乎成为文人唯一的入仕之途，且出路更优，使宋代人饱读诗书、博雅风流；元代科举几经废立，且极不平等，使元代文人整体沉沦，他们充满绝望、愤懑，与倡优为伍，以浪子自命；明清科举以八股取士，科举成为牢笼志士、驱策英才的专制工具。这时的文士多在一灯如豆下写作或背诵八股时文，空疏而迂腐。当然，这里所描述的只是某一时代的总体倾向，但一代文学风貌，莫不与此相关。 第三，可以深入拓展对作家群体、诗派及文派的研究理路。 现代文学理论为我们研究古代作家群体及流派提供了宏观方法，给予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其作用不容抹煞。然而，如果一味作架空的分析，而不结合中国古代作家群体或流派的特殊生成状态来考虑问题，就不免空泛，或得出不合文学实际的错误结论。科举制度的建立，在一种新的方式上加强了文人队伍的聚合。如座主与门生的关系、同年关系、师弟子关系，等等，这些关系都有可能导致文学集团或文学流派的衍生。这是具有原生态的文学现象。它可能在某些方面不合于现代的文学理论模式，但确是古代文学发展的实际。 在这方面，历史研究似乎走在了文学研究的前列。何冠环先生有一本小书，其题目为《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作者从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胡旦榜进士这一角度切入，析论了他们与宋初朋党的关系。[3]这一视角颇为独特，也颇具眼光。这种考察符合北宋朋党的真实面目，这种切入角度对文学研究也有启示意义。由此，我们来看古代的文学集团或流派，有些情形就与科举密切相关。就唐宋古文运动看，它在文学史上的巨大贡献和作用，已为许多学人注目并加以研究。那么，唐宋古文运动何以能够兴起，其组织方式是什么，原因可能很多。但我们觉得，一个最直接的因素就是科举。韩愈不顾流俗的排侮非笑，而以师道自任，成就了一批“韩门弟子”，这些人大都成为古文运动的中坚。所谓韩门弟子，就与科举行卷之风相关。以师弟子关系为组织形式，是韩愈倡导古文运动的关键。他著《师说》要恢复古代从师之道，其用心也就十分显明。有意味的是，这一组织方式为北宋文人所承继，宋代的许多古文家都强调师道，就是一个明证。此外，如明清科举的乡试、会试与文学集团的形成也有着一定的关系，这方面已有人做出研究。这种视角与取向，无疑会促使我们以更为切实的态度，拓展思路，获得学术的新视野与新思维。 第四，有助于加强对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的考察及以科举文化为题材的文学作品的系统研究。 傅璇琮先生就一再强调要加强古典文学研究的文化意识，提出了历史文化研究方法。他指出：“人们认识到，不能孤立地研究文学，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把社会概况仅仅作为外部附加物贴在作家作品背上，而是应当研究一个时代的文化背景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个时代的总的精神状态，研究在这样一种综合的‘历史——文化’趋向中，怎样形成作家、士人的生活情趣和心理境界，从而产生出一个时代以及一个群体、个人特有的审美体验和艺术心态。”（《日晷丛书》总序）傅先生自己也正是这样进行学术研究的，他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就是采用历史文化研究方法的范例。他有意识地沟通历史与文学，在充分考察那一时代的文化背景上来研究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以及相联系的时代风貌与社会习俗。[4]这种研究实际上是以人为轴心的文化研究，它所关注的是作家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情感状态，并使这种生活方式、文化心理与情感状态在某种历史文化背景上得以凸显。科举制度是切入文人核心的最佳视角之一。“科举制度产生于7世纪初，一直存在到20世纪的头几年，足有1300年的历史。有哪一项政治文化制度像科举制度那样，在中国历史上，如此长久地影响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貌和感情形态呢？……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是研究其文化形态，如果不着重研究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那将会遇到许多障碍。”[5]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与科举制度的联系如此紧密。通过科举制度，可以考察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目和感情形态，这确实是历史文化研究的一种最佳方式。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知识分子对科举制度的认识、态度中，又可以看出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以更进一步透视文人的精神世界。这种自我文化关注，主要表现在科举文学当中。对这一大宗文学作品，我们以往似乎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些作品除表现士子功业意识、济世情怀外，更重要的是由此可以窥见士人的自我情感体验及对自身的文化思索。譬如唐代落第诗很多，有自陈落第的，还有慰人落第的，情调大多黯然，由此可透视唐代文人情感世界的另一面。戏曲小说中对士人自身的展示更加充分。如唐传奇中，往往表现士人“婚”与“仕”的矛盾，揭示出当时进士阶层普遍的悲剧心理，是士人意识的集中体现。明清时期，对士文化的描写与反思之作出现，其思想内蕴更为深刻。总之，如果对科举文学系列进行全面清理，有一完整认识，那么，我们对一些文学现象本身的研究可能会更为深刻而切实了。 文学与文化论文:试论大众文化与文学作品的整合 论文关键词：大众文化　文学作品　影视剧本　改编现状　深层原因　雅俗共赏 论文摘 要：目前，文学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本的热浪一浪高过一浪，以影视为代表的大众文化与古老的传统文学之间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就是在此基础上，了解这种文化现象的现状，分析此文化现象的成因，从而预测文学的发展趋势。 引言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民众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着市场经济社会带来的各种新鲜事物，其中正面临着一个更深层次的困扰，即伦理道德、价值规范和文化观念的急剧变化的问题。 我们应当关注中国文化的发展趋势，在社会市场经济和功利心态的引导下，人们放弃了以传统精英文化为代表的深度文化，取而代之的是以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为依托，以此时此刻为关切中心的消费文化，即大众文化。以下就此文化转型中的一种文化现象作具体分析，透过这种现象来探求这场文化转型的深层原因。 一、影视文化中文学作品改编的现状 “从小说到影视”是一个常说常新、屡谈不厌的重要话题。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影视艺术创作中对文学作品的借鉴和改编，带来了影视剧丰富多彩的形态，特别是当代生活内容、生活观念及生活状态的丰富多彩，使影视剧的改编和创作呈现出多元化的风格，从内容到主题涉及到当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了影视艺术一道重要的风景线。 文学作品中的深刻思想，畅销小说中的动人情节，成为不同导演所钟情的改编对象。[1]经过改编而成的影视剧，不仅在当代影视界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在世界大奖的评选中不同凡响。德国施隆多夫的《锡鼓》，美国的《克莱默夫妇》，我国的《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都是世界影坛上不可多得的精品。由此可见，即使在影视技术与艺术走向成熟的今天，改编仍然方兴未艾，正继续创造着一个个动人的“银幕神话”。他们独特的艺术魅力在向我们招手，吸引我们深入其中，探究一二。 目前影视改编创作呈现以下几种状态： （一）对古典名著的改编 中国古典小说创作最繁盛的明清时代，已聚集了众多改编者的目光。四大名著被首先请上银屏，一饱国人眼福。此外，《聊斋志异》、《封神演义》、《三言二拍》等一系列古典名著也不甘落后地在银屏上创造着各自的世俗神话。不难看出，观众对其喜爱程度和观赏热情远远超过了根据外国名著和现当代名著改编的影视剧。从这一方面恰恰可以看出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强大的生命力。 （二）对历史题材的改编 在《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几部古典名著被逐一品尝后，改编者开始逐个朝代寻找可供改编的历史素材。于是接踵而来的《末代皇帝》、《秦始皇》、《唐明皇》、《康熙大帝》等历史剧争相出台，它们多以长篇电视连续剧的面孔出现，极尽述说之能事，由点及面，极力铺陈。从当今上映和正在拍摄的历史题材的电视剧来看，数量之多，规模之大令人咋舌，而且每一部都在数十集以上。在中华民族浩浩荡荡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改编者可谓“溯洄从之”，没有一个朝代不曾被涉猎。 （三）对当代畅销小说的改编 畅销小说一直是影视剧改编所钟情的对象。“畅销”意味着通俗，流行，意味着被当时的社会大众所接受和欢迎，意味着有较高的商品价值。这一切都是影视剧作为大众传媒本身所需要的。因此，影视剧和畅销小说似乎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对畅销小说的改编往往使影视剧更为畅销，而且经常会产生国际影坛的扛鼎之作。如《辛德勒的名单》（根据托马斯·肯尼利同名纪实体小说改编），《侏罗纪公园》（根据迈克尔·克赖顿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阿甘正传》（根据温斯顿·格卢姆同名小说改编）。 二、改编热潮的深层原因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文化转型不可逆转的趋势呢？ 本雅明曾把历史和文化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传统的乡村社会，资本主义阶段以及二十世纪高科技社会，对应着的分别是故事——现代主义语言与诗歌——传播媒体。这一观点说明了文学艺术从讲故事的口传方式，经过特别的文学写作发展到机器作为媒介的传播方式。[2] 因此，在当下，以大众媒体为核心的电子媒介必将对文学秩序产生强烈冲击。正如有学者认为，在高度信息化、技术化、商业化语境中，世纪之交的社会已从“读写时代”进入了“读图时代”，而影视即为“读图时代”的典型代表。究其原因： 其一：文学隐藏在单一的语言载体中，而影视是把建筑、雕塑、绘画、音乐、文学、戏剧的诸因素综合起来，故事和戏剧情节是图像的动态，音乐伴随着图像，图像隐含了思想，反映着生活。[3]读文学，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文字；看电影、电视，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图像，听到的是声音。因此，“读图时代”的来临也标志着社会文化由文学主体转变为影视主体。 其二：文化主体两个向度的变化，无疑给由传统延伸而来的文艺受众带来接受方式的改变，而最直接的改变，就是由欣赏型转化为消费型。[4]从某种意义上说，消费心态是90年代文艺受众的最主要的艺术意识方式，“消费”已成为话语中心，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消费者的消费倾向日益凸显，“看不见的消费之手”不仅是外部环境的制导因素，更直接渗透到文学的组织、生产、流通与接受过程中。纯文学生存的空间越来越窄，经济时代的文学从写作到出版再到评审，已经越来越难以抵抗商业化与消费主义思潮的冲击。 其三：在文学中，形象和思想通过文字这一载体间接地表现出来，而形象和思想又源于作者的心灵，可以说文学的白纸黑字始终是由心灵来灌注的。而电影、电视都是以一种技术力量在改变着文学所依托的那种自古而来的观念体系，在影视文化中，从表层到深层，从现象到本质，已经不同于心灵活动的微妙，不同于文学表现的诗意，而是一种能“看”得见的图像，它带来了新的时空观和本质观。在影视中，图像是主体，任何人都可以看图像，而在文学中，只有识字的人才能读文学。 三、改编热潮的发展趋势 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影视艺术创作要实现自身的审美价值必须通过观众的欣赏。如果一部作品不能为广大观众所喜闻乐见的话，那么它的审美价值就不能得到实现，也就没有任何美学意义。欣赏它的观众，层次越宽广，人数越多，它的审美价值和意义所能发挥的作用也就越大，文学作品也是如此。[5]因此，在当前社会，不论文学家还是影视编剧或导演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得到大众的喜欢，自然而然，他们就把“雅俗共赏”作为自己作品的美学追求。 那么，我们如何正确理解“雅”和“俗”呢？不同时代不同阶级有不同的理解。我们理解的“雅”是指符合艺术审美特点的规律，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有深意和艺术创造性的作品；我们理解的“俗”是指通俗易懂、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高雅之作其优点是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缺点是可能不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通俗之作其优点是能为广大群众欣赏，缺点是可能浅显，缺乏深意，甚至流为低俗。因此，最好是能使二者结合，各取其长去其短，既能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又能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这就是雅俗共赏的好作品。 总论 现代文学艺术由于其日渐显露的商品化形式，使得现代艺术、现代科技与工商业生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文学作品为代表的高雅文学在面向更广大的读者的“大众化”过程中，也放下了“正统”的架子，不断地向普及教育的方向发展。人们需要在激烈竞争的工作之外享受到一些轻松、愉快，而影视文化也在做大量的文学和文化的普及工作。高雅文学主动向大众文化靠拢，而大众文化主动向高雅文化提升，这两种“主动”就是现在文学最清楚的格局。我们说大众文学也好，高雅文学也罢，其目的是使读者在娱乐的同时提高文化素养和知识涵养，在陶冶情操的同时得到精神的力量。因此，我们必须正视大众文化已初见端倪这一事实，通过良性地引导高雅文学（以传统的文学作品为代表）和大众文学（以影视文化为代表）的整合，在普通民众的生活世界深处挖掘和培育出现代化的人文精神。 文学与文化论文:现代新儒学文化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 在现代新儒学文化视野中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无疑是冒险的,因为我们的现代文学学科是建立在五四新文化的价值原点之上,[1]马克思主义文化派渐居主流是现代文学史的核心叙事话语,用一种曾经与它相冲突的文化视野来观照现代文学现象,在一些学者看来会有颠覆现代文学学科的危险。虽然王富仁先生在《当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若干问题》中承认:“中国现代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有一种不平衡的现象,即中国现代文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而中国现代文化却并不等同于‘五四’新文化。”但他对新儒学文化表现出了高度戒备的姿态,以至于产生了“本学科即将被颠覆的担忧”,认为“如果用新儒家的思想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就会导致该学科的自杀,这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是建立在‘五四’新文化的基础上。”他甚至提议现代文学界要有捍卫本学科的忧患意识。[2]张永泉先生在《回应新儒学的挑战》一文中,也指出新儒学在大陆掀起的思潮,“对五四也是对现代文学最为致命的威胁”[3]。但本文认为不应该让“敌我”对立的思维方式局限了我们的视野,而应该如一些学者所看到的那样,新儒家为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参照与话题”,我们必须突破对立冲突的“思维定势”,不能让新儒学始终作为一个陌生的概念,也不能让它成为“羞于出口的字眼”[4]。 其实在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前后,新文化阵营对维护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各种思潮亟高度警惕,每有闻“孔”色变之势。与之相比,那些主张重新阐释和发扬儒学的人士,对于新文化则表现出了相对积极的态度。民国时期,陈之原先生的《发展新儒家思想》一文非常客观地指出: 外来文化的输入,表面上好像代替了儒家思想,推翻了儒家思想,使它趋于没落消灭的运动,其实正是促使儒家思想新发展的大动力。……“”以后所输入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艺术,与儒家思想汇合,在历史上曾展开了一个新儒家思想运动,造成了儒家思想的新发展。由这看来,儒家思想的新发展,不是建筑在排斥外来文化上面,而是建筑在输入吸收外来文化上面。[5] 从这个意义上说,袁良骏先生的观点可资我们借鉴,他在《“五四”· 新儒学 ·道德重建》一文中指出: “五四”的局限正是当代新儒学的光点,当代新儒学的局限恰恰也正是“五四”的光点。因此两个局限的排除和两个光点的融汇,正好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大发扬。[6] 而台湾旅美学者张灏也在《新儒家与中国文化危机》中提倡: 应该沟通新儒家和‘五四’的思想,才是我们未来文化发展的应有基础。[7] 事实上,20世纪初期中国的文化场域中,文化现代化主要分成了三种形态,即马克思主义文化派、自由主义西化派、现代新儒学文化派。现代新儒家之一贺麟先生在发表于1940年代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中,认为“广义的新儒家思想的发展,或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就是中国现代思潮的主流。我确切看到,无论政治社会学术文化各方面的努力,大家都在那里争取建设新儒家思想,争取发挥新儒家思想。”并将“发挥新儒家思想,蔚成新儒学运动”视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主要特征。[8]他指出: 儒家思想包含有三个方面:有理学,以格物穷理,寻求智慧。有礼教,以磨练意志,规范行为。有诗教,以陶养性灵,美化生活。”“儒学是合诗教礼教理学三者为一体的学养,也即是艺术宗教哲学三者的和谐体。因此新儒家思想之开展,大约将循艺术化,宗教化,哲学化之途径迈进。[9] 从这些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目前的研究者仅仅在哲学史学意义上研究“新儒家”和“新儒学”,但“新儒学”、“新儒家”、“新儒学运动”在现代新儒家们眼中,是一场广义上的文化思潮、文化运动。它们的内涵并不仅局限于哲学、史学。 也就是说以广义的艺术为内涵的诗教是现代新儒学运动的题中应有之义。在80年代末,方克立先生针对把现代新儒家仅视为哲学思潮的现象提出:虽然“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都是有哲学的”,但是“现代新儒家是现代中国的一个重要学术流派,是一种广泛的文化思潮,而不仅仅是一种哲学思潮”[10]。梁漱溟、张君劢、冯友兰、牟宗三、熊十力、钱穆等等被称为现代新儒家们的学者们,虽然以哲学或史学的建树彪炳史哲学界,但他们的著述是在文化意义上展开,文学艺术一直就是他们著作中不可分割的一维,只是与哲学史学建树相比成绩比较薄弱。 这里派生出了一个问题,既然被称为现代新儒家的那些学者们在文学艺术问题上有过探讨,那么对现代新儒学运动中的“诗教”也就是文学艺术方面的研究,是否应该仍然仅仅在现代新儒家们的著述中开展。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是不成立的,因为对于现代学科分化之后的学科规范壁垒现象,现代新儒家们都有过充分关注,他们大都意识到自己的学术专攻方向是哲学或史学,对文学艺术缺少发言权。梁漱溟就坦言自己:“才非艺术型,平素于文学艺术方面甚少用心。”[11]唐君毅则指出: 中国古代之文学艺术,恒为人格精神之自然流露,其用亦恒在润泽吾人之日常生活,实未显为一独立之文化领域。……然中国近数十年来,则盖以受西方之影响,文学艺术,皆逐渐被公认为一独立文化领域。……当转而学西方文学家、艺术家献身于一专门之文学艺术,而务求表现其心灵于作品。使志气充塞于声音,性情周运于形象,精神充沛乎文字,以昭宇宙之神奇,人生之哀乐,历史文化世界之壮采,人格世界之庄严与神圣。然后中国文学艺术之世界之文章,乃皆为性与天道之流行。……安得千百天才焕发,而有高明之智能、敦厚之德量,与人文陶养之士,愿献身于文学艺术,为中国创辟一新音乐、绘画、建筑、文学、戏剧之世界。既博大以雍容、亦刚健笃实以光辉,岂非中国文化之盛德大业哉。[12] 在唐君毅看来,体现儒家“性与天道”的独立的文学艺术,是有待于“献身于文学艺术”的专业人士来完成的。 因此我们应该回归到现代新儒学运动的本原意义上,看到现代新儒学运动并不是一个哲学、史学范畴,而是一个广义的文化范畴,它本身包括了新儒学思想在哲学、史学、文学领域的开展。但为什么我们后来的研究者们仅在哲学和史学的领域内展开新儒学研究呢,这主要是因为近现代以来,学科分化导致了不同学科间的学术壁垒,现在从事现代新儒学和新儒家研究的学者,主要是哲学、史学专业学者,专业知识结构局限定了他们的研究视野,使他们疏于发现现代新儒学运动的文学艺术内涵;而现代文学领域的学者又因为现代新儒家们的哲学、史学建树,而视现代新儒学为非本专业领域,遂造成了现代新儒学运动的诗教一维遗落于两个学科的视野边界线上,形成了研究上的“双盲”现象。但这一现象在21世纪以来有了新的突破,侯敏先生的《有根的诗学——现代新儒家文化诗学研究》、柴文华先生的《现代新儒家文化观研究》、张毅先生的《儒家文艺美学》是有填补空白意义的三部著作,都对梁漱溟等现代新儒家们的文艺观念作了研究。尤其是前两部著作,都是在文化视野而不仅是哲学、史学视野中,研究了现代新儒家们的诗教观念。[13]但这两部著作仅是对现代新儒家们的“诗教”进行了研究,没有在现代新儒学运动的背景下,关注新儒学思想在文学专业领域内的开展。事实上,即使撇开这些论据,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儒家思想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主脉,一向是以文史哲一体的形式传承和发展的,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学科分化,它也势必会在文、史、哲三个学科中,以符合各个学科规范的形式得到新的开展。 综上所述,旨在论证以现代新儒学文化视野观照现代文学现象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文学与文化论文: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伴随中国建设文化强国的进程，已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热点，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已逐步建立起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体系。学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正在开展分门别类的深入研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媒介的语言方面，尽管有少数的民族语言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但汉语方言因其太为人所熟悉、太普通及推广普通话政策的影响至今仍徘徊于保护视线之外。以民族语言及地域方言作为载体的口头表达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少被统一为一类看待，对汉语方言及其记载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题研究尚缺少有针对性的探索。笔者尝试对其归类，并以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的文化大省河南为例，分析其特点与规律，探讨其保护开发的方式与途径。 一、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归类依据及必要性 1.归类依据 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明确地将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划分为两大类：一是各种“民间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俗、手工艺、建筑术及其他艺术、传统形式的传播和信息等传统民间文化表现形式；二是“文化空间”，指某种集中举行流行的传统的文化活动场所，或一段通常定期举行特定活动的时间。［1］目前各国大多使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定义分类法，据此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划分为五大类［2］，口头传说和表述为首类，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编写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普查工作手册》第二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体系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和较强的操作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表”有16个一级类别，每个一级类又细分出一些二级类，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结构的第二层。如“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细分为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等8类及“其他”的收容类。学者王文章主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中，在《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所划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10个类别的基础上作了一些修正和调整，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体系归纳概括为13类［3］，其中语言（民族语言、方言等）、民间文学、传统戏剧位居前列。我们主张把口头表达、语言习俗及语言载体这一大类称为语言文学大类，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以语言或方言为传承载体和凝聚体，包括濒危语言或方言小类、语言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类（即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民歌等小类）、运用特色语言或方言的传统曲艺戏剧类、语言文字习俗类等下位小类，其依据有三。 其一，从语言及其与文化的关系看，“语言是个多面体，文化的工具或载体，更是文化现象，是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是一种特殊的、综合性的文化凝聚体，是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表现形式系统。语言在文化的建构、传承以及不同文化间的交流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不同的文化特点往往也会导致不同的语言特点”［4］。濒危的民族语言与濒危的独具地域特色的方言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具备突出的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能展现地域文化创造力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在群体中具有世代传承、特色鲜明、活态犹存等特点，成为一种鲜明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界已经意识到民族语言和地域方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重要内容，倡议将民族语言及濒危汉语方言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在推广普通话的过程中注意保护少数濒危民族语言和地域方言。［5］ 其二，语言与地域方言往往与文学凝聚为一体，互为表现形式，不可分割。在中国作为通行地域广的共同语汉语，其方言复杂众多，方言更是与地域文化、民间文学融为一体不可分割，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类。方言是历史上形成的，其语义系统表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其演变途径和发展方向深受地方历史文化的制约。方言的形成和发展体现了地方历史文化，方言词语记录了地方风物文化。方言保存了大量地域传说、故事、民歌，就连非语言的艺术创造（如音乐、舞蹈、绘画、建筑）和宗教信仰、民俗活动也广泛地留存在方言词语之中。方言与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如此紧密，许多市级地方政府把方言和民间文学及其他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起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比如海州方言被列入连云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湘乡方言被列入湘潭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人大代表提议将方言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予以保护。 其三，从民间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角度看，民间文学是人民大众的典型语言艺术，“是人民口头的集体创作，是一种立体文学、实用文学，具有直接人民性、立体性、口头性、流传变异性、传统性和多功能性等特征”［7］。“它运用口头语言，充分发挥其丰富的表现功能和概括能力，创造各种艺术形象，展示瑰丽的想象，表现高尚的审美情趣和深刻的理性认识。”［8］学界一般也将其称为“口头文学”、“口头传统”。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江苏的昆曲、评弹，河南的豫剧，安徽的黄梅戏，天津的京东大鼓、快板，闽南的南音，客家的山歌，都具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以方言表现的艺术形式。 作为口头载体的民族语言或地域方言与民间文学的诸多类别互为依存、互相表现。它们凝聚一体，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大类：口头传说和表达类。它们以语言文字及方言作为载体纽带或习俗对象，在中国，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表现为汉语地域方言文学类。 从相关称谓上看，在高等教育学科分类中，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汉语言文学专业为二级学科专业，中国文科高校几乎都设有此专业。学术界认为民间文学曲艺、戏剧都是语言文学样式，在一些大型文艺活动中口头表达类节目往往被称作语言类节目。相应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中，我们可以把汉语地域方言与以其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一并称为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中国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个突出类别。 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河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占有突出位置。民间文学、地方戏曲、民歌歌词曲艺、语言文字民俗等以方言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区域性特色、原生态口头性表现于其汉语方言记载的特性，表现于独具特色的方言语音特征和广泛高频率使用的方言特征词（即那些常用又具有构词能力、方言区内一致而区外特殊的方言词）。如河南的豫剧、河南坠子、传说故事神话、歌谣、谚语、谜语等其原生态口头特色，就表现于常用河南话的语音特征及方言特征词。在河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灵宝黄帝传说中，就有大量方言特征词和方言文化词语出现于其中。 2.归类必要性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市场经济与城镇化发展、现代传媒发展、社会的大交流、普通话的推广等现实环境的影响，危机严重，有些正面临衰亡。北京师范大学丁崇明教授说：在语言中存在一种权威语码，一般情况下人们会在心理上认同权威语码。［9］由于升学、求职、做生意都需要普通话，所以普通话的权威语码地位被不断强调和提升。这就造成在许多人眼中，普通话是权威语码而方言是弱势语码的内在观念，从而使人们在心理上认为普通话与方言间存在等级差异，受“汉语规范化就是要用普通话”观念影响，很多人的脑子里形成了方言与普通话绝对对立的观念，或觉得家乡话土，或觉得家乡话难听，出于虚荣心不愿意让周围人知道自己来自哪里而不说方言，表现出对方言的不自信。于是，说方言的人越来越少。2012年3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新浪网，对1045人进行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95.9%的受访者确认身边存在怯于说方言的年轻人，37.1%的人表示身边能说纯正方言的年轻人已经不多。［9］用方言土语表达的民间文学、语言文字习俗、方言戏曲也处于濒危状态。 基于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濒危现状，我们有理由认为对其进行保护传承利用研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中刻不容缓的重要内容。由于对其下位小类保护与利用具有共同特点，因此也有必要归为语言文学大类进行研究探讨。 二、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与价值 语言文学类文化遗产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性、活态性、传承性、流变性、综合性、民族性、地域性6项一般特点［3］。此外，它自身还表现出以下鲜明的特点。 一是内部各层级及小类的交融性。语言或方言与民间文学（民歌、传说、故事、歌谣、长诗、谜语等）、曲艺、传统戏剧等渗透交融。如汉语方言与汉族区域中的其他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密不可分，互为表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域原生态性表现于使用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方言，语言或方言的地域性与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密不可分，显示出此大类的立体性。语言或方言的艺术特性表现于文学性，民间故事、传说、神话歌谣、谚语歇后语、语言游戏长诗、曲艺与戏曲的流变体现语言或方言的流变。那些流传久远的民间故事与传说反映出语言与方言的流变特色，语言或方言与民间文学共同流变。民间故事的开头“很久以前”的程式化、字谜歇后语的格式化、谚语歌谣的押韵、诗歌或长诗的修辞、民间笑话的幽默、汉语民歌的格式与修辞艺术等，都具有独特的汉语或方言特色。谚语字谜歇后语常常成为语言学家和文学家共同研究的对象。如学者温端政、武占坤、马国凡、段宝林等致力于谚语、歇后语的研究。民间文学小类文化遗产中谜语、歇后语、字谜、绕口令、对联等，又是对汉语及其方言的研究训练形式。民间文学作为活的语言艺术，是研究民众口语的绝好资料，我国著名语言学大师赵元任、沈兼士、刘半农、钱玄同、魏建功、董作宾、王力、马学良等，都很重视民间文学，对民间文学作品有专门的记录与研究。文艺史上的雅俗结合律又促进文人作家对民间文学及地域方言艺术进行学习研究，汲取民间文学遗产来进行文艺创作。 二是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响与表现地域文化的广泛深刻性。不同地域民众的思维方式各异，其语言表达往往也呈现出诸多分别。比如河南民间文学及地方戏曲豫剧是当地民众文化生活中的一种重要文艺形式，其地方戏曲的旋律形式与地域方言的口语语音文学特征密切相关；方言词语、方言文化词语的大量运用及方言词语丰富而独特的表现力使地方文艺更具地域特征和乡土韵味，地方戏曲的唱词与念白常常取材于地域方言中的口语表述，大多数民间文学作品是以口语传播方式存在的，能使地方文艺形式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作为文化载体的地域方言是构成地方文艺形式特色的关键。作为载体的地域方言在思维、日常生活等方面广泛影响着地方文化。地域方言以其独特的方言特点、丰富的方言资源而呈现出相对突出的材料价值与理论价值。例如河南各地的方言并不仅仅是地方百姓用以言语沟通的凭借，而且是历史赋予世人的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三是口头艺术表达的地域方言与文学艺术的协同流变性。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生态系统内部有不同小类型和不同层级。国际上，世界各民族语言组成一个大的语言文化生态系统。国内语言文化形成一个二级系统，一方面共同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协同发展；另一方面各民族语言相互竞争，在共同语汉语内形成汉语方言系统。任何一个语言生态系统的变化都会使语言文化生态系统处于不稳定状态，继而引起语言文化乃至民族文化的变迁，如汉语经历古白话到文言再到现代白话、普通话及各汉语方言的变迁，与汉语言文学类中其他小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协同流变。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价值。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方言是地域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地域文化的载体。方言研究成果有助于地方文化及其历史的研究。没有方言，地方戏、地方曲艺、地方性说书就会消亡。比如，越剧、粤剧、豫剧、河北梆子以及黄梅戏等都依赖方言，即便是京剧也是在安徽话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相比于普通话，方言本身的词汇较丰富，更能生动地传情达意。方言承载的是人类最草根、最贴近生活的文化。在民间文学方面，方言文学更加生动形象；在词汇方面，方言是最丰富的宝藏；在文化方面，方言最能体现我国地方文化的多样性，如官话方言区大致跟中原文化区（中州文化、齐鲁文化、三晋文化、燕赵文化、三秦文化）、西域文化区、关东文化区、荆楚文化区、巴蜀文化区、两淮文化区的地域相当。地域文化是华夏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华夏文化的土壤。方言中蕴涵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记录着人们认识活动的每一个进步。所以，越是经济社会发展迅速、普通话推广范围不断扩大的时候，方言及以其为载体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越大。 地域性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世界的，它们深深镶嵌于当地民众心中，口头表达传承了民族优秀文化。例如河南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有18项民间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梁山伯与祝英台传说（汝南县），花木兰传说（虞城县），盘古神话（泌阳县、桐柏县），蛇闹许仙传说（鹤壁市淇滨区），董永与七仙女传说（武陟县、汝南县、西平县、平舆县），柳毅的传说（卫辉市），崔莺莺和张生的故事（辉县市），邵原创世神话群（济源市），汉族叙事长诗《郭丁香》（固始县），愚公移山传说（济源市），赵氏孤儿传说（温县），大禹神话传说（禹州市），王莽撵刘秀传说（西峡县、镇平县、内乡县、灵宝市），灵宝黄帝传说（灵宝市），葛天氏传说（长葛市），牛郎织女传说（南阳市），竹林七贤传说（修武县），帝舜传说（濮阳县）。这些遗产蕴涵着丰富的文化道德观，具有较高的文学、历史、语言价值及艺术审美价值，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对其保护传承有利于保护我国传统文化和民族语言文化的多样性，有利于汉语言文学的繁荣发展，有利于促进我国的文化创新和发展先进文化，有利于促进国家与地域文化的和谐发展。 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评选标准和内容整理 评选认定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准，应包括：具有展现国家及地域文化创造力的突出价值和维系中华文明传承性的重要作用；出色运用传统民间语言方言的技能和经验，体现高超的语言水平；扎根于相关区域的文化传统，世代相传，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方言特色；具有促进民族与地域方言文化认同、增强社会凝聚力、增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作用，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具有见证中华文明活文化传统的独特价值；对维系优秀民族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因社会变革或缺乏保护措施而面临消失的危险。 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内容整理，要科学地运用历史资料与实地普查等方式，挖掘、鉴定、确认潜藏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立体全面记录，整理汇总。对于像河南这样地处中原的文化大省，汉语言文学类文化遗产是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重要部分，其语言文学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统计分类更应深入，可分类整理汇编具有浓郁河南方言特色的各地方言的特征词、语法点、语音特殊点、书法艺术，出版方言地图，或建立河南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本、声音、图像之间彼此对应而呈现实态的有声数据库，使河南方言保存下来，同时保留一些以河南话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河南方言片特征为红线汇集整理省域或市县域口头文学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小类（即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民歌等）、传统曲艺戏剧、语言文字习俗等，使之形成省域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类。 四、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个性方式 抢救与保护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本着抢救保护一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原则，如本真性、整体性、可解读性、可持续性等，更要抓住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树立正确的语言文学统一的保护理念，实施合理可行的语言文学价值评定措施，探寻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与保护主体。 （1）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和语言文字法作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的依据与保证。依据2001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2011年6月1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规定，推普工作与方言遗产保护并行不悖，语言与文学艺术恰当结合，才能在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代表性项目名录、传承与传播、法律责任等方面，做好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依法宣传方言文学的价值，提倡当地人用方言创作改编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体应加强对此的关注，学校、家庭也应给下一代创造能说方言、传播以方言为载体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适宜环境。 （2）从语言文学特点出发进行科学管理，加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口头展演与宣传教育规划，提高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全民保护利用意识。根据语言或方言与文学的交融性特点，语言或方言的角度规划应当与文学艺术形式的角度规划、物质文化遗产规划结合进行。如河南省文化厅联合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在淮阳举行多省联合的“中原古韵——中国(淮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该活动已成功举办两届。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与其他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流研究与汇集展演，立体表现了中华文化，政府定期搭建展演舞台，还进行数字化记录、保存规划，帮助民众了解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寻找“中原记忆”，体现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规划的重视，是对语言文学类及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很好的保护和创新。 （3）定期进行特色方言点调查，打好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基础。国家与地方目前已进行三批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调查统计，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了定期展演、讲说、宣传，专业人员组成的语言文学类采集编撰团体与机构相继成立。但还需详细调查研究语言或方言特征与其对应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遗迹的分布情况，对相关遗迹统一标识，并设置保护性标志碑。对各地有相似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戏曲、音像、图片、唱本及古籍著述等资料进行搜集整理，调查所获资料要进一步归类存档，建立档案音像资料库、电子数据库、语言文字资料库。在各地深入开展针对流传于不同地域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研讨，并将研究成果编纂结集，用方言及多语种文字公开出版，才能提高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意识。例如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董永传说”，在两千多年的漫长流传过程中不断与全国各地的民众生活相融合。由于民众方言不同、情感渗透和口碑附会等原因，产生了多种富有地方特色的传说，留下了相沿成习的风俗及与董永身世有关的文物、碑碣、村落、地名等遗迹。山西省万荣县、江苏省东台市、河南省武陟县、湖北省孝感市等地不仅有与董永相关的遗迹，而且地方志中也多有记载，都称董永是当地人。如山东省博兴县有董家庄、董永墓；山西省万荣县小淮村有“董永故里”的匾额，民间还织造“合婚布”；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每年农历二月初三和十一月初十均举行盛大的祭拜孝子的庙会活动，盛传着董永传说。通过此传说使用的方言对比研究，找出方言所反映的各地有关董永传说的地域文化特色，有利于各地共同传承利用。 （4）从口头语言与文学艺术表达相结合的视角综合考虑选取典型传承人，树立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典型形象，提高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感召力和影响力。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等途径使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后继有人，不仅保护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还保护其生存与发展的文化空间，实现产品化开发与可持续传承。重视语言文学专家指导和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是保护利用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键。 （5）利用科技创新转化为文化产品有利于保护传承利用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前，对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进一步科学分类建档，采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手段，建设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声数据库，对保护对象进行真实、全面、系统的记录，并积极搜集有关实物资料，选定有关机构妥善保存并合理利用。此外，将方言和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资源转化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也有助于保护利用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需要从语言科学、计算机技术、文学方面进行形态包装、改造，使其适合市场经济下现代消费者的口味，适合时代的需要。如带有河南话特征的陕县“王莽撵刘秀传说”，河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方言原生态版、普通话版、外语版的记录，形成了满足各语种学习需求的文化传播产品，改编有豫剧、河南坠子、电影、电视剧等形式，实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产品化、产业化，在促进保护的同时让人们认识到方言特征词的形象生动。如此，方言与传说得到了传承，它的各种语言形式的展演使传说变得更容易令人接受和传诵，有助于带动地方旅游经济，获得丰厚的经济效益，也使相关人员获得保护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好处。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产业化保护的关键在于不能仅仅停留在活化石记录整理层面，更要在精神层面有所挖掘和超越，传承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精髓，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顺应时展，去除伪科学成分，汲取人民群众创造的语言艺术，保护物态与文献，创新表现形式，科学再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魅力。如河南卫视举办的《梨园春》节目，聚集豫剧爱好者，不断推出不同年龄阶段的新人，对河南方言及豫剧的传承起到重要作用，提高了它们的影响力、表现力、感召力。河南电视台9频道于2012年2月推出一档读解演绎河南地方语言起源、流变的电视文化节目《咱嘞河南话》，选择河南省内对河南方言有研究的专家教授作为主讲，每天讲解一个典型的河南方言词语，从词义解释、词源探索、典型例句、语境语用等角度，对典型的河南话词语进行通俗的解说，中间穿插情景短剧、电影场景、历史文献影像资料或图片，力求做到理论与实践结合，学术与普及兼具，方言与地域文化交融，面向广大听众，雅俗共赏，使节目成为文化内涵深厚、诙谐幽默风趣、观众喜闻乐道的品牌节目。［11］这些方式有效地保护了河南话及以河南话为载体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大大提高了它们的影响力。 （6）加大财政投入，广开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财源渠道。为保护珍贵的文化资源，河南省文化厅联合省财政厅争取到2010年度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790万元［12］，其中部分资金投入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同时还寻求政商学相结合的渠道扩大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的投入，通过市场产业化利用、实物配合、旅游开发，体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经济价值，以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7）加强国际间、地区间语言文学类及其他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研究交流与合作规划，促进地方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内外传播。如近两年在传承几百年的河南淮阳太昊陵庙会上，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河南省文化厅、周口市政府联合中东部8省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团队前来演出，对加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区间合作与转译、提高它们的影响力与整合度起到了积极作用。 综上，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归类符合国际公约和学术特点，其特点和价值颇具个性。在保护利用此类文化遗产时，有必要遵循其个性与共性规律，以申报地濒危方言或语言载体为纽带、以编译展演为形式，并与现代科技和创意结合，开展生产性、产业化立体保护，创新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特色方式。如此，才能提高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

中国电影史论文:一次对中国电影史的检阅 [摘 要]用自己的逻辑去剪裁历史，有什么样的电影观和电影史观就会相应的产生什么样的电影史。把中国电影史的书写放到一个大众传播的视野中来考查，它包括了三个层面的选择：信息传播者的选择、媒介守门人的选择和信息接受者的选择。以上三个层面的选择形成一股合力使得中国电影史的书写和传播出现了部分信息的不真实和部分信息的缺失。中国需要一部融入社会、经济、技术、艺术各层面，融汇内地和港台的综合的带有比较视野的“华语电影史”。 [关键词] 传播；选择；中国电影史 关于对历史的书写与研究，一些学者认为要“以史还史——它要求任何史家在主观上都必须像列宁所说的那样，‘正确地和准确地描绘真实的历史过程’，而不是任意用史著者所在时代的流行观念去裁剪乃至‘塑造’历史”[1]。这样固然好，然而，在具体的历史书写与研究中，这只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不可能真正地“以史还史”，也不能做到历史的完全真实与客观。道理很简单，历史都是今人眼中的历史，历史是在被不断选择的过程。“当一个历史学家为了构建某种历史分析而利用某个‘事实’时，这个‘过去的事实’才成为‘历史事实’，历史学家在全部可用的历史资料中仅仅选择那些他们认为重要的历史事实；‘过去的事实’并不能自己说话，是历史学家把它们作为历史论据的一部分让它们说话。”[2]史学家们是在用自己的逻辑去剪裁历史、阐释历史。中国电影史的书写与研究也不例外，而这种对历史事实的选择又是相对复杂和多层面的。这里，我们把中国电影史著作当作一种传播媒介，从资料搜集、编撰成书到它的传播过程，去研究一个动态的中国电影史中所存在的选择性。 一、信息传播者的选择 传播学的编码理论认为，语言是静态的、抽象的，而现实是动态的、实在的，而且在信息编码过程中存在偏向因素。偏向就是信息的书写者、传播者存在着对所描述主体有利或者不利的选择。[3]在中国电影史的书写和传播过程中同样存在着由于语言的局限性所带来的各种对历史书写的缺憾和书写者对电影史各个时代各个细节的偏向性选择和按照编写者自己的逻辑或是当时流行的观念去做出的选择。 （一）书写者对历史事实认识的不同造成的选择 电影传入中国是一个阶段性的过程，而电影最早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也有着不同的说法。程季华等编著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之前的电影史如：“谷剑尘《中国电影发达史》认为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上海四马路（福州路）青莲阁第一次放映电影；郑君里《现代中国电影史略》却认为电影由香港转入中国到达上海的时间是光绪三十九年（1903年）的事。”[4]而1963年出版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的编著者们翻阅了大量的报纸等资料最终确定电影传入中国的时间和地点是在“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8月11日，上海徐园内的‘又一村’放映了‘西洋影戏’，这是中国第一次电影放映。影片是穿插在‘戏法’‘焰火’‘文虎’等一些游艺杂耍节目中放映的”[5]8。到今天，对于电影何时传入中国这一历史事实还存在一些争议，有许多电影史家还在进一步考证，提出许多很有价值的看法。随着新的史料的发现和进一步考证，还会有不同的选择。这不只是对电影何时传入中国这一课题，而是对中国电影史的许多其他事实也会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而得到不同选择和更新的认识。 （二）电影和电影史观的不同造成的选择 前面我们说了，历史都是今人眼里的历史。所以电影史家的电影观和电影史观对电影史的书写和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就电影的本质而言，它应该包括社会、经济、艺术和技术四个层面的内容。那么相应的中国电影史的写作也应该有这么一种考虑并融入四个层面因素的综合的电影史观。然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往往忽视了其他层面的因素，而无限放大其中的一个因素。 1.意识形态标准。在新中国“十七年”电影史中社会文化功能（意识形态）成为电影的惟一评价标准。当时在电影界流行的一句话叫：“不求艺术有功，但求政治无过”[6]。程季华、李少白和邢祖文编著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就是在这么一种背景下诞生的。《中国电影发展史》自1963年出版以来，一直争议不断。正如李少白所说“有说好的，也有说坏的，好到捧上天，坏到踩入地；右至资产阶级‘反攻倒算变天账’，左至社会主义‘庸俗社会学’”[6]。在谈到该书的局限性时，大家常说的是，得考虑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其实也就是当时的主流的观念，当时的文艺观、电影观和电影史观。该书难免带上了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印痕，在史料的选择、史实的阐述评价上就难免带上了一些左的思想。例如：人们常提起的，根据吴祖光的《正气歌》改编的《国魂》被评价为反动的影片；由《火烧红莲寺》开启的“火烧系列”武侠片，该书评价为：“这股邪风一直狂吹了四年之久”[5]136；开创了中国式谍战片类型电影，引起较大轰动的《天字第一号》，该书评价为：“不仅内容极端反动，艺术处理也拙劣不堪，杂乱到无法再杂乱的地步”[7]。正是在这么一种背景下，一些研究“十七年”中国电影史的学者认为：“电影作为一维性的语言，即只是影片在‘说话’。一旦与新中国这一段意识形态起着超常作用的历史相结合，其结果必然是意识形态主宰一切，新中国电影史就其本质而言就必然成为一部新中国的意识形态史”[8]。所以，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出现最多的两个词应该是：“进步”和“反动”。影片类型大体上有三种：进步电影、趋向进步电影和商业电影。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就整体而言，目前中国电影史著作还没有超过《中国电影发展史》一书的著作出现。该书的极左，大家都知道了；对一些影片的评价不当、漏评也知道了。谁敢保证今天你来评论，再来重写就一定公允？其实，治史只是一种选择，一些人或者一个时代的选择。 2.艺术标准。“”后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刚刚从“”中过来的中国电影一度特别强调电影的艺术性。这一时期以第五代导演为主体的中国电影人拍摄了大量探索性的艺术片，如《黄土地》《霸王别姬》《红高粱》《菊豆》等。在电影艺术、电影美学的探索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同时，这一时期出现的许多电影史著作如：陈荒煤主编《当代中国电影》、郦苏元、胡菊彬著《中国无声电影史》等都特别看重电影的艺术性和美学追求。 中国电影史论文:十七年中国电影译制片创作历史研究再思考 摘 要:1949-1966年的十七年是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创业和初步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译制片事业从无到有,在极短的时间内成熟,并迅速地发展起来。本文尝试从历史研究的缺失、理论探索的传承、译制事业的展望等方面重新考量十七年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创作历史,还原译制历史的真实。 关键词:电影艺术;电影译制片;艺术创作;历史研究;再思考 麦克卢汉将电影比作是“拷贝盘上的世界”,他认为,“我们借电影把真实的世界卷在拷贝盘上,以便像会飞的魔毯似的把世界放出来。”①电影制作人的职责,就是将观众从一个世界即他的自己的世界,迁移到另一个世界中去。而要完成这种“迁移”,译制无疑是最有效的方式。在中国,提到译制片,人们脑海中闪现的大多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上海电影译制厂创作的经典影片、经典人物和经典情节,却往往忽略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电影译制片。诚然,对于十七年的电影译制片来说,它最初承担的主要还是政治任务,是教育民众、鼓舞民众的重要的舆论工具。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外国影片引进规模的扩大,电影种类的增多以及不同社会意识形态、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影片的翻译制作,人们已经逐渐地接受并喜爱上了外国译制片,而译制片也从单一的政治教化功能延伸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观念。如今,十七年电影译制片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是,无论是被淡忘,还是被遗弃,历史终究改变不了它的真实存在。可以说,没有十七年的电影译制片,也就没有“”内参片的出现,更不会有新时期经典译制作品的诞生和辉煌。重新考量十七年中国电影译制片,我们认为,还原译制历史的真实,对于评判译制片的生存价值,探究译制片理论的传承以及客观地看待译制片事业的发展前景等等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意义。 一、历史研究的缺失 在新中国60年的电影历程中,译制片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新中国成立之初,外国影片的引进、译制填补了当时国产电影严重不足的尴尬境地,满足了新生的中国观众在精神文化、娱乐生活方面的需求;同时,译制片的大量上映也适时地配合了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策略,发挥了教育人民、鼓舞人民的功用。作为新中国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译制片尽管占据着重要的历史地位,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创作性质和生产方式,有关电影译制片历史的研究始终没能进入电影专业研究的视域。进入新时期以来,研究中国电影史的专著颇多,如钟大丰、舒晓鸥的《中国电影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李多钰主编的《中国电影百年(1905-2004)》(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王晓玉主编的《中国电影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佐藤忠男的《中国电影百年》(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李少白主编的《中国电影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等等。 在这些电影史著作中,有关十七年电影译制片的文字寥寥无几,而系统地阐释、研究译制片的内容更是少之又少。罗列一下涉及到译制片的电影著作,主要有:丁亚平在《电影的踪影――中国电影文化史评》中,提到过“翻译片”: 除纪录片外,东影还随着形势发展,在1947年底至1949年上半年这一段时间里尝试拍摄、编制了其他品种。如木偶片《皇帝梦》、科教片《预防鼠疫》、动画片《瓮中之鳖》、翻译片《普通一兵》、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长故事片《桥》等。成绩颇丰,充分发挥了作为解放区电影主要基地的重要作用。② 李道新在《中国电影文化史(1905―2004)》中对十七年间引进的苏联电影作了如下评介: 在电影领域,苏联电影史上的许多优秀影片,……不仅被引进中国,而且成为中国普通观众耳熟能详的精神食粮,成为中国电影工作者学习研究的最好对象;正如陈荒煤在文章里谈到的:“新中国电影要成为党教育人民的得力的助手,要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电影来,我们必须很好地向苏联的优秀的电影艺术学习。” ③ 李多钰主编的《中国电影百年》中,也提到了苏联及东欧电影:……《大众电影》的创刊号,正好是6月1日国际儿童节,我们就以前苏联影片《团的儿子》中那个小男孩的照片做封面,……当时夏衍、于伶等人认为有必要做一份新式的电影杂志,多介绍苏联及东欧兄弟国家的影片和我们自己的国产影片,面向广大群众。④ 吴贻弓主编的《上海电影志》是较早也较为全面地介绍上海译制片的专著。书中专门列出“译制片”章节,概述了从1950年到1995年上海译制外国影片的基本概况、译制方针和译制准则等,并选择5大洲较有特点、较有代表性的上海译制的故事片加以介绍。胡昶主编的《长春市志•电影志》则系统地介绍了长春电影制片厂(前身是东北电影制片厂)从1949年译制第一部苏联影片《普通一兵》开始到1988年译制片创作的基本概况,其中包括各个阶段引进影片的国家类别、影片种类、主要翻译人员、译制导演、配音演员等,较为全面地展示了长影厂40年译制事业的发展概貌。……与以上的电影专著相比较,由中国传媒大学资助的科研项目《中国电影译制片历史研究》算是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电影译制片历史的课题了。在2004年北京译制片研讨会上,这份有关《我国译制片的历史与现状》的报告明确地将中国电影译制事业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前1949年至1966年这十七年的创建和初步发展时期、1966年至1977年的十年“”时期、1976年“”结束以后,特别是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的25年大发展时期。 对于最初的十七年也就是译制片创业和发展时期,报告全方位概述了东影厂创办译制片的过程,袁乃晨如何译制《普通一兵》、以及上海电影译制厂创办译制片、改良译制片制作技术等情况,报告还指出了十七年间外国影片的大量译制和上映给中国观众的生活和观念所带来的深远影响等等。在研究中,我们还发现,作为全国艺术科学“十五”规划2005年度国家规划课题(国家级)――“中国电影学专业发展史研究”课题组,以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和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共同立项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计划重点项目(省部级)――“中国电影学史论研究”课题组的最终成果,对各个电影专业学科的发展进行了系统的学术理论的总结,其中包括编剧、导演、表演、摄影、声音、美术、理论、文化、教育、技术、音乐、动画等领域,但是,有关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历史同样没能进入这样的研究课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二、理论探索的传承 半个多世纪的电影译制事业,传达给中国人的不仅仅是视觉上的饕餮盛宴,更多的是在精神和文化领域的全新的转变。从根本上说,译制片的存在是中外跨文化交流的结果,“其根本的使命就是要打破语言的隔膜,在不同的语言文化之间搭建相互理解、相互交流的桥梁。可以这样讲,译制片是交流的需要,是传诵的必然,是跨文化传播的自然产物,或曰终极产品表现” ,⑤“透过它,国人看见外部世界的面貌:有历史的风云、现实的精彩、未来的梦幻。译制片成了实现个人的乃至民族的自我文化认同、文化思考的一种途径。” ⑥吕晓明在《对“十七年”上海译制片的一种观察》中指出:“电影的跨国流传自然由商业动机驱动,却也是一种国际之间的文化交流。外国电影的引进除了满足本国观众的娱乐需求,也不可避免地会对该国的电影文化发生影响,即既影响到观众的观赏口味,也作为一种借鉴影响到本国电影的创作生产。这种情况尤其在电影业发展不平衡的国家间表现得特别明显。”⑦麻争旗在《影视译制概论》一书中认为,译制片是国人了解世界的窗口,是国际文化交流的必然选择,是保护民族语言的有效手段,更是传播艺术的追求。 它(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兴衰沉浮,它的结构成分的变化生动地记录了新中国电影与政治和社会及国际形势的密切联系;而观众对译制片的态度(喜爱、冷落)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某种社会的潜在的情绪和欲望。⑧真正意义上的电影译制,指的是将外国原版影片加工成中文配音的影片,具体来讲就是经过剧本翻译、配音、字幕、录音等加工手段,把一种语言的影片用另一种语言表现出来。从最初的“翻版片”到后来的“翻译片”再到“译制片”,有关译制片的创作理论经历了“从实践到理论,再由理论到实践”的过程。可以说,十七年的电影译制片创作为中国译制片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和理论基础。1949年,苏联影片《普通一兵》的译制成功,标志着译制事业的诞生,与之相应,电影译制创作理论也在实践摸索中逐渐形成。译制的过程是实实在在的艺术创作实践。每一个环节都是艺术家的活动:翻译视之为一种有特殊要求的文学翻译形态,导演视之为有特殊组织规律的艺术表演形式,演员则把配音看作是一门用声音进行表演的永恒艺术。可以说,一个译制班底就是一个创作集体,一部译制作品是整个集体的创造性的劳动结晶。⑨被誉为“中国译制片之父”的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袁乃晨开创了译制片创作理论的先河。上海电影译制厂老厂长、译制导演陈叙一更是将译制理论推向了系统化、理论化的高度。他提出“剧本翻译要‘有味’,演员配音要‘有神’”,并要求从翻译到配音,必须以“上天入地、紧随不舍、转弯抹角、亦步亦趋”的精神,忠实地再现原片在语言和声音上的艺术创造。十七年的译制创作实践开创了译制事业的不同艺术门类的个性和特点。伴随着翻译片种的出现,译制片翻译逐步成为一种重要的翻译种类,需要“用形象化的语言来表达形象思维中高超的艺术意境,应该说都需要达到信、达、雅。” ⑩译制导演是译制影片制作中的主要领导者,“主要任务是指挥配音演员,对照原版片画面反复进行排练,用逼肖的语调、口型重新配音,使译制后的对白、解说所传达的思想感情与原片相符合。”B11而配音演员是“专事配录台词的演员,……配音演员要深入理解剧本,体会人物的思想感情,找准人物的语言基调、口型和气息状态。配音演员的台词处理必须与画面上人物的表演相适应,要忠实于原作,不可根据自己的理解另行创作。”B12作为一种美的追求和艺术的创作,译制片已经形成了独特的艺术品格,比如声画对位、性格再造、情感再现、口语会话、雅俗共赏等。新生代著名译制导演、配音演员廖菁认为,“翻译、导演、配音各显其能、相得益彰:翻译是基础,导演是核心,配音是关键。”B13这一论断与半个世纪前的译制理论惊人一致。由此可见,译制理论的探索和形成离不开十七年以来的传承和发展。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我国的译制事业已经拥有了完全属于自己的空间和市场,时至今日,已经形成了一个由专业机构、专职人员梯队、专门的学术团体(包括专门的网站)、大学教育专业课程设置、发行销售网络,以及一大批支持、热爱译制片的观众群所共同组成的良性循环的有机的译制传播生态系统――这是一个有独立品味、独立思想、独立话语规则的知识结构和文化体系,或可称之为一个有共同兴趣爱好、共同群体身份、共同价值取向的译制文化圈。B14 三、译制事业的展望 中国电影译制事业的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艰苦创业到蓬勃兴盛的过程。在走过了辉煌的1980年代后,译制片逐渐在1990年代中后期走向式微。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甚至有人认为外国原音原版电影时代的来临已经无可争议地将译制片这个“没落贵族”逼向了死胡同。著名学者、画家陈丹青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当年的中国人只能通过有限的译制片了解世界,所以当时译制片是全民热爱的,但随着时代变迁,今天的年轻人不会满足于看配音片,就今天的审美来看,译制片很难成为大众追捧的热点。”B15他认为,“译制片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留下的只是美好的回忆,”并断言,“译制片一定是要死的。”持有相同观点的人认为,语言是理解文化的一把钥匙。经过译制的电影更多地损害了原声语言的神韵和意味,在引进外国影片时,“轻易地用本国语言去表达另一种语言传达出的意思时,在故事层面上可能损耗不大,但在文化意蕴上却是必然有所损失的。”B16其实,早在1953年,在北京的一次专门研究译制片的会议上,当时的电影局局长陈荒煤指出:“只要有语言差别,就有译制片的存在。”而当下对于译制片存亡问题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许多人对译制片的理解并不准确。 上海电影译制厂厂长刘风解释说,并不是配音片才是译制片,字幕片也是译制片的一种。“虽然现在精通外语的观众越来越多,但大多数人还不能观看原版。原版片的确是原汁原味,但它们引进时通常没有字幕或者只有原版字幕,中文字幕是译制片厂制作的,也属于译制片的一种。上字幕的速度很有学问,现在一些盗版片把字幕一股脑全都打出来,很多时候破坏了剧情,而上译厂译制的影片绝对不会出现‘提前泄密’这种破坏欣赏情绪的情形。”B17但是,能够真正看懂原版片的毕竟是少数人,即使采用原声加中文字幕的方式,观众在欣赏影片时既要看文字,又要看画面,往往顾此失彼,因此完全理解原版影片的神韵也是客观存在的难题。持不同观点的人则认为,经过译制的影片不仅不会影响破坏原有的电影,反而会给电影增添新的价值,并指出:译制片与原版电影的关系是互利的、一致的,而不是矛盾的、互相排斥的,观众既可以看原文电影,也可以看译制片,只是增加了一种选择而已。B18“活着,还是不活?”这原本是电影《王子复仇记》中的经典台词,现在竟然成为译制片尴尬生态状况的真实写照。2006年,在中国译制片问题研讨会上,译制事业的发展前景成为与会者讨论的中心话题。 然后,不可否认的是,译制片的创作队伍、人员观念以及制作方式和流程等等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影视数量的增加,棚虫一族的出现,流水线式的制作方式、经济利益的驱动等等因素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经典译制片的创作理念和模式。人们在呼唤经典的同时,又不得不认同和接受译制片的创作现状和窘境。学者顾铁军指出,掌握电影的不是艺术家,而是市场。市场是一只无形的巨大的手,在左右着电影,也左右着人们的收视习惯。“译制片是否该退出历史舞台,不是谁说了算,市场才是第一位的。”B19当然,译制片绝不像生存或者灭亡那样来得简单,要想解决问题或许还要从社会、文化、传统、传播等方面去找寻最根本和最内在的根源。 中国电影史论文:论历史题材电影未来趋向 对于这一年龄段的群体，拍摄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革命历史影片最合适，影片中战士们为保卫祖国冲锋陷阵、视死如归的勇气和胆量会激励他们努力学习，为国家的繁荣发达而奋斗。相信这类影片，一定会受这一年龄段观众的关注，其观后感更是其他类型影片不可替代的。社会工作群体社会工作群体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在他们的意识世界里，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以及传统文化所孕育的价值观念，受到了空前的、巨大的挑战。但是人类学家墨菲说过：“文化是人类智慧的产物，是不同社会独具一格的生活风尚和特征、行为样式和模式。”可见，文化是一个民族和国家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根基，也是区别于其他民族和国家的重要标志。对于这一阶段的人们，一定要增大对他们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宣传，让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渊源流长和博大精深。例如史上的唐朝丝绸之路，它是如何传播以及在传播过程中聪明的中国人是如何克服困难险阻、又是如何将当时的中华文化传到国外，这些类型影片的播出都反映出中华文化深远的影响，更反映出古代人民的勤劳与智慧，进而激励当代国人，唤起他们心中对中华文化的热情。 从观众角度展现历史题材影片的魅力效应 （一）文化传播：满足了观众涉猎新奇知识的心理有调查显示：文化程度不同最影响观众对历史题材电影的选择，而获取历史知识、了解历史进程是观众观看历史电影的第一需要。教育程度不同的观众对历史题材电影的兴趣度不同。首先，历史题材更吸引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人。其次，观众文化水平越高，对历史题材影片的接受程度越高。比起其他现实题材的电影作品，历史剧在题材上对观众而言最为陌生，不论是事件发生的时间和空间，还是人物生活环境、背景等都是现代社会中人从未感受和经历过的，人们总是对陌生的事物充满好奇心，根据这种心理可以推测，观众迫切想要了解和体验的心态，而历史题材影片便提供了最为便利的渠道。《花木兰》为我们细致地铺陈了木兰替父从军过程中所经历的艰辛，使我们深刻地记住了花木兰巾帼不让须眉的伟大之处；《鸿门宴》为我们全面地呈现出了盛宴上的危机四伏，让我们明白了沽名钓誉的霸王项羽为何功败垂成……如果不是这些历史题材剧，我们只能单纯地从文学语言中去想象人物的形象，只能从黑白的照片中想象着那些遥不可及的轰轰烈烈的场景，而电影这门艺术表现形式，巧妙地用影像将文学语言中的人物转化为荧屏形象,让观众在观赏过程中慢慢地品读这些人物的性格特征。所以，广大观众普遍认为，通过观看历史题材的电影，可以很轻松地学习相关知识，丰富历史知识，增加对我国文化的了解。（二）怀旧效用：补偿了观众重构历史传统的期望中国人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都有强烈的“怀旧意识”。而历史题材影片恰好满足了中国大众这一心理需求，这是其他类型题材影片无法替代的。《建党伟业》为我们讲述了一群中国共产党员在风雨飘摇的时代里，为祖国赴汤蹈火、誓死保卫国家的感人事迹，尤其是老一辈革命家们，他们对其战友的怀念之情是深刻的。当然对于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们，观看影片后，便会更加感念党的丰功伟绩，怀念为国牺牲的战士。此时，历史题材影片的怀旧效应就彰显出来了。（三）入世作用：替代了观众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中国民众有着传统且悠久的积极入世的生活态度，人们学习求知不光是为了解释人对自然奥秘的好奇，更重要的是为了家事国事天下事。可以说，现代民众对于当代社会生活和政治是十分关注的。可现代社会中官员贪污、干部腐败等政治问题比比皆是，民众看到问题却找不到合理的解决途径，郁闷情绪无处发泄，只得在虚拟的世界中寻求正义。纵观近年来的电影市场，很多影片都与社会黑暗现象息息相关。例如《狄仁杰之通天帝国》，看贪官污吏最终绳之于法，看英雄好汉为民除害，观众们看了都觉得扬眉吐气、大快人心。这就是这些电影的票房始终居高不下的一个首要原因，因而，也可以作为今后历史题材影片考虑的一个发展方向。 从观众接受角度预见历史电影未来的走向 强化各种类型影片的创作一个好的剧本是一部电影成功的一半，我们应该根据观众对历史题材电影的需求来选择一个好剧本。既要做到文化传播、能够满足观众涉猎新奇知识的心理，又要达到怀旧效用，能够补偿观众重构历史传统的期望，还要起到入世作用，能够替代观众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可是现实情况却是好剧本难求，这就要求导演们在寻找剧本时不能马虎应付，而应该坚持精益求精的原则。积极应用3D、4D技术根据观众对影片展示方式的要求，我们应该尽量做到提高影片的画面质量和增加电影的立体效果。而3D制作由于其独特的视觉效果和欣赏视角，越来越受到观众的欢迎。从国外的一些经验来看，3D制作是值得尝试和借鉴的有效模式之一。而4D电影相对于3D多的是灯光、音响效果以及水、雪、雾场景和适当震动感，其播出的影片真实感更强。未来中国历史题材影片的发展应该在这块下足工夫，相信前景会一片大好。 结语 翻看中国电影史，与其他任何一个艺术门类的发展一样，尽管中间都经历过一段崎岖坎坷的岁月，但令人庆幸的是，最终它还是生机勃勃走到了今天，其取得的成绩更是有目共睹的。其中历史题材影片的发展成就也是非常辉煌的，相对于其他影片，其更有一种厚重感，更肩负着还原历史原貌、达到教育后人的重任。在好莱坞电影的汹涌攻势下，中国电影人未来的路任重而道远！ 作者：王雪珺 单位：成都理工大学 中国电影史论文:电影史中强盗片女性形象 【摘要】强盗片是伴随着美国社会现实以及技术发展而诞生的一种类型片,在经典好莱坞时期便已形成其固定的模式,而女性又是强盗片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文章从精神分析学角度出发,分析强盗片中的女性形象观众,及其引发的观众观影心理机制和所产生的意识形态效果。 【关键词】强盗片；女性形象；心理机制；意识形态效果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的美国有两大重要事件:一是禁酒令的颁布,从1919年至1933年处于禁酒时期,所有酒类饮料制造、销售和运输都被禁止;二是1929年至1934年的经济大萧条,全世界范围的经济崩溃导致商业下滑,造成了大量失业。正是这种社会背景造成了强盗价值的建立--为实现“美国梦”,强盗们来到大城市,期待能够一夜暴富。 对于主流意识形态来说,强盗的成功是不被社会容纳的。所以,强盗们的最后结局必然是死亡,主流意识形态正是通过这种类型片对那些想要通过暴力手段实现暴富的人们说一声“不”! 在强盗片中,强盗们用非法手段暴富,他们从社会的底层一跃而进入上流社会之后,女人和枪支、汽车一样成为他强盗生涯中必不可少的道具之一。Tommy(《人民公敌》)在做完第一笔私酒生意,穿上代表着绅士的西服,走进上流社会人士出入的酒店后,认识基蒂、艾伦;亨利(《好家伙》)不仅有爱慕他的妻子Karen,还在婚后拥有不止一个情妇;Tony(《疤脸大盗》)看上他老大的女人艾薇拉,这个女人在他成功后跟他结了婚。 强盗片中的女性以两种身份出现--亲人或者爱人:金娜是蒙大拿的妹妹(《疤脸大盗》)、汤米的母亲(《好家伙》)、康妮是教父的妹妹(《教父》)、苏利文的妻子(《毁灭之路》);伊迪是尼尔的情人(《盗火线》)、艾薇拉后来成为蒙大拿的妻子、艾波洛尼亚是麦克唐纳的第一任妻子(《教父》)、凯是麦克唐纳的初恋情人,后来他们变成一对貌合神离的夫妻(《教父》)。这些女人们在强盗们的生命中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又或者她们仅仅是作为满足观众“窥淫癖”的“奇观”而存在吗? 一、男性观众的认同和满足 “在一个由性的不平衡所安排的世界中,看的快感分列为主动的/男性和被动的/女性。起决定性作用的男人的眼光把他的幻想投射到照此风格化的女人形体上。女人在她们那传统的裸露癖角色中同时被人看和被展示,她们的外貌被编码成强烈的视觉和色情感染力,从而能够把她们说成是具有被看性的内涵” 在以父系文化为中心的好莱坞主流电影中,女人被作为奇观放入电影中,其目的是为了满足男性观众的窥淫癖。而男性不会对男性的身体产生兴趣,因此,女性在电影中的出现,不仅满足电影中男性人物的欲望,更是通过观众对电影中男性人物的认同从而满足男性观众自身的“窥淫癖”。 从强盗片中的女性角色看来,无论是Tommy的情人还是蒙大拿的妻子艾薇拉,或者麦克•柯里昂的妻子,又或者尼尔一见钟情的伊迪,无一例外都是很漂亮的。她们外型漂亮,衣着时尚,并和男主角相爱。而这些女性不仅成为电影中男性人物的色情对象,她们是强盗的情人--强盗用自己通过非法手段获得的财富满足这些女性的物质欲望,让她们过着像上流社会女人们一样的生活;她们满足了强盗们作为男人的一种征服欲和情欲,同时也满足了电影世界之外的男性观众的色情欲望。 “被展示的女人在两个层次上起作用:作为银幕故事中的人物的色情对象,亦即作为观众厅内的观众的色情对象,因此在银幕的两侧之间存在着不断变换的张力。” 影院作为一个封闭的环境,电影中的世界与银幕外的世界被相互隔绝,而影院中的黑暗也为观众制造了一种隔绝感,并成为满足他们的“窥淫癖”的温床。电影中的男性人物成为男性观众的银幕替代者,男性观众把自己的视线投射到电影中的男性人物,对其认同后,通过电影中的男性人物控制故事进程并进行色情的观看,满足感自己的窥淫欲。 《美国往事》,35年后已经年老的“面条”重新站在他少年时经常偷看黛博拉跳舞的马桶上时,视点的置换让观众也和面条一起偷看了黛博拉跳舞的过程。 1、客观镜头,从仓库里,透过墙孔拍摄一双眼睛的特写,是老年“面条”的眼睛。 2、“面条”的主观镜头,透过墙孔看见黛博拉在跳舞,镜头逐渐推进,后停在一点上。 3、切到黛博拉的近景,黛博拉看向摄影机 4、客观镜头,特写一闪而过的眼睛。 5、客观镜头,眼睛又转回来继续偷看,只是换成了儿时的“面条”。 跟着不断切换的视点,观众的身份也不停的在旁观者和“面条”之间不停变换。当镜头切换为面条的主观镜头时,观众也和“面条”一起偷看黛博拉跳舞,以及换衣服的过程。 二、女性观众的认同和满足 “在女性气质开始发展之前的某一时期--即所谓的阳具崇拜时期,即使在女性身上,想要变成男性的渴望,也是与她的自我相协调的。” 首先,在以父系文化为主社会中,影片中男性视点的快感是电影中占主导地位的快感。弗洛伊德认为,无论是男孩或者女孩都经历了男性(阳具崇拜)时期,女性气质是由男性气质产生的。女性在弗洛伊德所说的“阳具崇拜时期”本身就有一种变成想要变成男人的渴望;其次,在弗洛伊德《关于女性气质》一书中,“男性”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术语,而女性没有被建构为一种差异,只是被界定为男性“二律背反意义上的对立物”而存在,这一界定,使得女性在“主动”和“被动”之间摆动。大部分故事片依照的是“主动性/男性”这一成规来建构的,故事提供了一种主动性视点的认同,所以即便是女性观众也总能够适应这个成规,把自己当成男人一样与男主人公产生认同。 “那些故事的''''语法''''使读者、听众或观看者与男主人公站在一起,而电影院里的女性观众不仅有自身的记忆,而且古老的文化传统使她适应这一成规,以减轻她从本身性别转换到另一性别的痛苦。” 因此,当女性观众在观看被作为色情编码放入银幕上的同性时,首先从“男性”的角度来欣赏银幕上的女性形象,满足自己作为“男人”的偷窥欲望,女性观众甚至可能会同男主人公秘密地产生认同。 其次,女性观众会在“主动与被动”这一具有对立关系的两者之间不停转换,时而女性气质占优势时而男性气质占优势。当女性观众的“女性气质”占优势时,她又从强盗片中获得怎样的快感呢? 电影中的男主人公对女性(无论是亲人还是情人)都是有感情的,而且有责任心,同时又拥有权力和地位,他们不仅给女人提供金钱,还付出感情。而女主人公在男主人公强势的追求下投入他的怀抱,她们漂亮、柔弱的“女性气质”与阳刚的“男性气质”相契合,对男主人公同样付出感情,通常女主人公会答应男主人公的求婚。此时,在“女性气质”占优势的女性观众中,她们由于有着“正确的女性气质”而跟女主人公一样,与影片中的男主人公结合在一起。 karen受辱后给亨利打电话,亨利让她先回到自己的屋子去。karen从窗子里看到亨利用自己的枪把侮辱她的男人打得半死,当亨利把枪递给karen时,karen并没有像别的女人一样害怕,相反的她接受了亨利的并为其倾倒最后嫁给亨利。 BV当看到影片中男主人公为保护女友去揍人的时候,女性观众内心“女性气质”会在此刻占优势,女性内心渴望被强势的男性保护的欲望显现出来。而karen是得到保护的女性,因此女性观众把自己的愿望投射到karen身上并得到满足。 蒙大拿一成功之后就找到妹妹和母亲。他不顾一切的爱护自己的妹妹,看到一个男人对金娜意图不轨的时候,他把那个男人狠狠地收拾了一顿。当他在失踪几天的曼尼家里看到穿着睡衣的金娜时,他愣住了--他不希望自己的妹妹跟一个像自己一样的强盗结婚。于是,他开枪打死了自己的好朋友--金娜身边的曼尼。 让自己的愿望通过投射到银幕上的女性身上得到实现。女性观众正是通过自己银幕代替者--女主人公和男主人公谈了一次浪漫的恋爱。 尽管如此,黑帮电影中的女性仍然处于附属于男性的地位,她们也被摒弃在男性血腥的世界之外。Tommy对艾伦虽然有感情,但是一听说好友纳尔森被他自己的马摔死了后,二话不说离开艾伦家,去跑马场买下那头摔死纳尔森的马,把马杀掉(《人民公敌》)。麦克•柯里昂杀了妹夫卡洛,面对妹妹和妻子凯的责问,他拒不回答,在凯一再追问下依旧谎称自己没有派人杀卡洛。尼尔在认识伊迪之初编造自己的身份,他的身份揭穿后,伊迪打算和他一起离开,此时尼尔却看到跟踪而来的警探(艾尔•帕西诺饰),他转身离开了伊迪。 小结: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强盗片同好莱坞的其他类型片一样,仍然是以男性快感为中心,女性只是作为一种满足男性快感的色情形象放进电影中。 三、意识形态效果 根据苏姗•海瓦德在电影学关键词中论述强盗片中的女性“与男主角有浪漫关系的女人的作用在于赢得观众的心,他们爱屋及乌,甚至会同情和理解强盗:当武装到牙齿的执法者包围这对筋疲力尽的情侣时,强盗经常在她的怀抱中死去。” 通过对电影本文系统的分析可以看出,女性形象在强盗片中的出现并非仅只是作为一中色情编码而存在。事实上,她们的存在对强盗们的生活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代表着道德秩序给予强盗们关怀。 首先,在强盗的血腥生涯中,女性的出现为他们带来极少的宁静,成为强盗生命中最美好的一部份。 麦克为父报仇杀了索拉索后,为躲避风头而回到西西里岛。在这里,他邂逅了美丽西西里姑娘艾波洛尼亚,麦克对她一见钟情,并在她父母的见证下跟她恋爱,举行婚礼。这一段中导演使用意大利音乐家Ni?oRota创作的“lovethemeformthegodfather”,一首具有典型的意大利西西里岛塔朗泰拉风格的曲子,用意大利传统乐器曼陀铃演奏,节奏舒缓且深情。在充满阳光的西西里岛上,麦克过着或许是他一生中最为平静的生活,像普通人一样生活着--打猎、娶妻,远离血腥。然而,当艾波罗尼亚被麦克身边的奸细害死后,他平静地生活就此结束。麦克回到美国和凯结婚,成为新一代教父。 尼尔和伊迪偶遇,他们的交谈让一直保持警惕的尼尔放下戒心。在伊迪山顶上的家里,两个人站在阳台上俯瞰夜色笼罩下的城市,他们一边喝酒,一边谈论自己的家人。刚刚经历过一次生死搏斗的尼尔,得到片刻的安宁,这里没有城市里嘈杂的车声和人声,也没有枪声和打斗声。尼尔说菲济有一种会发光的海藻,每年会浮出海面一次,像极了这城市的灯光。 当尼尔请求伊迪和他一起离开这个城市,去新西兰,这样他可以到另外一个城市获得新生。伊迪答应了!(《盗火线》) 蒙大拿终于找到失散多年的母亲和妹妹,当他在夜幕下开着自己的豪华车来到她们的住处时,城市的灯光氤红了半边天,为夜晚增添了些许暖意。他的母亲和妹妹住在远离闹市的地方,这里同样很宁静。他的母亲了解到他这些钱是怎么得来之后,拒绝再跟蒙大拿来往。从此,他没有家可以回,金娜被带到他的社会中去。而蒙大拿回家时的这段音乐在后来的影片中再也没出现过。(《疤脸大盗》) 亨利、汤米、占米三人开车出去埋尸时,路过汤米的家。汤米家只有他的母亲。在汤米的母亲看来他们和普通人一样,过着规规矩矩的生活,丝毫看不出他们是刚刚杀完人。汤米的母亲给他们做饭,催促汤米赶快结婚,讲笑话给他们听,给他们看自己的画。依然是在一个远离城市的地方,亨利他们感受到了来自母亲的关怀。这时的情景与他们刚做过的事和即将做的事形成强烈对比,也和停在屋外的车里发出的碰撞声形成反差。这近三分钟的时间,在他们的生涯中似乎再也不会有了。(《好家伙》) 其次,女性还是强盗们所犯下的罪过的承担者--特别是帮派之间的火并行为。对强盗的所作所为几乎毫不知情的女性,往往仅只因为她是强盗的女人而被毁灭。 夜晚回到家的伊芙,看到床上有一个枪眼组成的人的形状。来追杀“面条”的人就躲在他家,他们再三追问伊芙都没有得到“面条”的去处,后把伊芙杀死了。(《美国往事》)新晨 麦克•苏利文和唐纳出去执行任务时,被藏在车内的苏利文之子麦克看到他们杀人的场面。为了避免泄漏消息,心狠手辣的唐纳趁苏利文不在家的时候,杀了苏利文的妻子和小儿子。(《毁灭之路》)亨利因为吸毒贩毒而被警方追捕,一家人陷入贫困之中。担心亨利成为警方的证人占米对他起了杀心。知道自己境况不妙的亨利让Karen代他去找占米拿钱,这让karen差点成为亨利的替死鬼。(《好家伙》) 蒙大拿深爱他的妹妹,他害怕自己的妹妹受到伤害。当看到好友曼尼和金娜在一起时,他没有听任何解释杀死了曼尼,这一行为让金娜接近崩溃。金娜穿着睡衣来到蒙大拿的房间时,他的对手也潜进他的房间,在他眼前杀死了金娜。(《疤脸大盗》) 艾波洛尼亚和麦克•柯里昂结婚后,就被前来西西里追杀麦克的人炸死在车里。(《教父》) 结论: 强盗们的成功方式--通过暴力实现自己“美国梦”与主流意识形态不符合--注定他们要被毁灭。当看到强盗对女性--无论是亲人或情人无微不至的付出时,观众们也看到了嗜血如命的强盗们人性化的一面,也是他们人性中除了兄弟道义之外的闪光点。如果不是对妹妹极深的爱,蒙大拿也许不会死;尼尔留下伊迪一个人,是为了不把她卷入危险之中。不过强盗们通常死得都很孤单:Tommy被仇家杀死后,尸体扔在家门外;蒙大拿被对手乱枪射死在自己的豪宅里,死的时候他的妻子艾薇拉、妹妹金娜都离开了他;尼尔抛下伊迪在医院,自己在机场里被警察击毙;不可一世的柯里昂死时,身边只有刚学会走路不久的小孙子。就连《邦尼和克莱德》这对一起犯罪的雌雄大盗,被警察射杀的时候也是一个人在汽车里,一个人在汽车外。尽管麦克•柯里昂没有死去,但他形影单只,精神孤独,这也是强盗片将强盗们推出主流社会的另一种方式。 中国电影史论文:电影历史文化变迁 电影是社会历史的晴雨表，文化变动的聚焦点。电影自诞生以来一百多年间，举凡影响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大历史事件，都成为电影想象力的重要源泉。60多年前席卷全球、对人类历史及世界政治格局都产生重要影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世界各国电影创作的重要题材之一，并产生了诸如《倾听伦敦》、《意志的胜利》、《虎口脱险》、《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伊万的童年》、《辛德勒的名单》等能够代表各国政治立场、民族文化、审美趣味及影像风格的二战经典影片。 对于中国电影来说，20世纪30年代日本法西斯的入侵以及中华民族展开的自卫战争，也是自抗战爆发以来中国电影的重要表现题材。由于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经历了政治经济制度的巨大变革，不同历史时期抗战题材电影的创作者对这场民族战争的关注点和表现力都是不同的，因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抗战题材电影所呈现出来的意识形态、审美风格、影像语言也都是各异的。这其中，虽然贯穿着创作者较为自觉的艺术个性的追求，但几乎无一例外地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清晰地折射出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历史、政治经济以及文化风尚的变迁。 一、民族觉醒与成长的影像寓言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被卷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开始了抵抗侵略保家卫国的八年抗日战争。时势的要求，使得抗战八年这一阶段成为中国抗战题材电影比较集中的一个特殊历史时期。抗战的爆发对中国电影业的冲击是巨大的，尤其是“淞沪战役”之后，此前集中在上海的大部分电影公司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明星公司遭受的破坏最为严重，从此一蹶不振。战火不仅毁坏了很多摄影基地、制片机构，而且电影的创作人员和观众都处于流离失所的状态中。在国破家亡的危难时刻，电影的宣传教育功能必然得到空前的重视，中国电影自觉承担起宣扬抗战、鼓舞士气的责任。战争爆发后，电影界首先掀起了一股记录战争的新闻纪录片潮流，像《卢沟桥事变》、《空军战绩》、《淞沪前线》、《克复台儿庄》、《东战场》等等，及时记录抗战前线战争的进展，是中国抗战历史的真实记录和生动写照。除此以外，这一时期抗战题材的故事片也都呈现出一定的纪实倾向。比如《东亚之光》、《八百壮士》、《血溅宝山城》等都是把抗战过程中曾经发生的真人真事搬到了银幕上。其他一些影片像史东山的《保卫我们的土地》、何非光的《保家乡》都采用无声手段，所有场面均使用实景在露天拍摄，使得影片用比较逼真的画面展现日本侵略者的残酷和暴行。尤其是何非光的《保家乡》，“影片令人惊异之处是采取戏剧与纪录手法的结合非常有效，可谓结合‘写实主义’与‘表现主义’美学的一次成功尝试。前段写沦陷区某村落被日军侵占后，遭到奸淫抢掠，日军掠杀平民、放火烧村，用刺刀刺杀婴儿、用毒针令平民变哑、以火刑对付反抗分子等场面，既有着震撼的实感，在构图和光影、动作处理上，又有着近乎表现主义的气派，而众职业演员混合着非职业演员的演出，并无生硬与不协调的痕迹；约略可以窥见战时重庆的创作虽然条件简陋，但创作人员能够善用环境突出简朴粗犷的美感，注入创作的激情，而提升到一定的艺术高度。”（注：罗卡《何非光侧影》，载黄仁编《何非光图文资料汇编》第11页，台湾“国家”电影资料馆2000年版。）还有一些影片，如《中华儿女》、《孤岛天堂》等，在故事片中穿插纪录片或新闻片的镜头来增强真实性。抗战时期纪录片的兴起及故事片纪实倾向的创作潮流，是抗战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电影现象，表现出电影人力求迅捷真实地反映抗战现实，传达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主题。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抗战题材的影片都设置了大致相同的故事线索，即主人公原有的平静生活被侵略的炮火打破，在目睹日军残害中国同胞的暴行或饱受苦难生活磨难的情况下，最终坚决地加入到抵抗侵略者的潮流中。例如，史东山编导的《保卫我们的土地》就表现了一个普通农民刘山一家的生存之地屡遭侵略者的掠夺破坏，走投无路的他们最后向侵略者冲杀而去的故事。而沈西苓的《中华儿女》通过四个独立的小故事，具体表现中国各阶层民众的觉醒和抗战。第一个故事就叫《一个农民的觉醒》，在南京郊区的农民刘二哥逃难回来，迎接他的是妻子被日军蹂躏致死、老母奄奄一息的惨状，亲人的死伤使刘二哥觉醒，最后走上了抗日的道路。第二个故事叫《老公务员之死》，刻画安徽某城一名老公务员在日军占领他的家乡后，以毒酒宴请日本军官最后同归于尽的抗敌壮举。第三个故事叫《抗战中的恋爱》，着重反映青年人在抗战中的思想转变过程，尤其是一位“中间人物”由于敌机轰炸而使自己的爱人惨死，亲人瞬间的离去使他觉醒，也投入到抗战的洪流中。第四个故事是《游击女战士》，描写一个刚参加抗日队伍的年轻女战士机智完成任务的故事。再比如，孙瑜的《长空万里》表现的是青年人经受战火洗礼、报考空军为国抗战的故事。贺孟斧的《风雪太行山》表现的也是太行山区老矿工马老汉受尽日军摧残认清了他们的本质，最后和农民联合起来共同抗敌的故事。这些影片中的主人公无论是农民、矿工、公务员、青年学生，无论男女老幼，都是民族战争中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但他们的性格都经历了由软弱、犹疑到坚强、果断的过程。实际上，在抵御侵略的战争中，个人小家就是民族大家，“家”就是“国”，“国”就是“家”，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影片中这些普通民众在战争中的觉醒和性格的转变，实际上映寓的是中华民族在抵御侵略的战争中克服软弱、走向坚强的成长过程。这一时期的抗战电影，在爱国主义的主题中，构筑的是一个独特的、战争与人的命运、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的影像寓言。 抗战结束后，与当时的意识形态对峙的社会政治格局相一致的是，抗战题材的电影也呈现出对峙、分流的局面。一方面，“中电”作为当时国民党官办的电影制片机构，拍摄出《忠义之家》这样借用抗战时期一个掩护和支持“地下工作”的“忠义之家”的抗战故事，来传达包含明显政治含义、维护其统治利益的意识形态思想。另一方面，也更为普遍的是，一些具有民主主义进步思想倾向的艺术家则是通过这场战争表达对社会历史、民族文化的思考。史东山的《八千里路云和月》将战争岁月与一支抗日救亡演出队中主要人物的聚散离合结合起来，运用对比的手法，真切地传递出民众悲苦生活的时代气息。而被认为是这一时期史诗巨片的《一江春水向东流》，（注：柯灵《从郑正秋到蔡楚生——在香港“早期中国电影研讨会”上的发言》，《柯灵文集》第318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92年版。）以抗战为背景，不仅表现战争的摧残性，更从战争及历史的进程中透视家庭伦理、道德情感，厚重的社会批判与文化批判及对中国传统艺术手法的创造性运用，使这部影片成为代表那个时代的艺术经典。 二、新生国家意识形态下的赞颂之歌 抗战题材的电影创作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十七年”间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对于一个参与过抗日战争、紧接着又通过解放战争打败了国民党政权，经过28年艰苦奋斗而建立起来的新生政权来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对自己领导建立的这个新生国家历史认识的基础，因而表现战争成为这一时期包括电影在内的文艺创作的重要题材。仅在1949—1952年间，东北、北京、上海和文华这四家电影制片厂，就先后拍摄了《回到自己的队伍来》、《中华女儿》、《钢铁战士》、《新儿女英雄传》、《翠岗红旗》、《关连长》等包括抗日战争题材在内的战争片25部，占这几年全部影片数量的40％左右。总的来看，与30年代相比，“十七年”抗战题材电影的表现中心并非纯粹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而是将其整合在新生国家意识形态的宏大话语体系中。新生国家的权威话语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众建立国家的历史构成了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现代史的全部内容，即中国现代史是一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抵御外来侵略、推翻反动政权、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中的一部分，一个链条或者说是一个环节。 在这样的国家意识形态权威历史观的指导下，“十七年”有关抗战内容的电影从抗日主体、叙事结构、镜头语言、影片主题、审美格调等各个方面都显示出这一时期抗战电影所独有的特色。首先从抗战的主体来说，无论是《狼牙山五壮士》、《中华女儿》、《卫国保家》，还是《小兵张嘎》、《地雷战》、《地道战》、《平原游击队》，这些影片无一例外地突出和强调抵御外来侵略的抗日主体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战士或游击队员，共产党是维护民族大义的代表，人民利益的维护者。其次，在影片的创作中，往往是以“二元对立”即“我军”和“敌军”的艺术形式来结构影片，塑造人物形象的。“我军”指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各种军队和游击队战士，以及备受压榨的农民，他们出身贫苦，英勇善战，大公无私，忠实可靠，乐观开朗。这些人物也有显著的外在相貌特征：身材高大匀称，精神饱满，眼睛黑亮等等。“敌军”指的是日本侵略者，汉奸，国民党军队及其特务，以及地主恶霸土匪等。这些人残忍、自私、贪婪、愚蠢，最终走向失败或灭亡。身材矮小肥短、贼眉鼠眼、凶恶丑陋，是标明他们邪恶本性的主要特征。这种艺术结构形式很大程度上形成了这一时期战争题材影片的创作倾向。 英雄主义是“十七年”抗战电影的主题。抗战电影的创作者大多数来自解放区，比如凌子风、成荫等，他们既是战争的目击者，又是战争的参与者，特殊的战争经历和文化背景，赋予他们认识战争表现战争的特殊审美观念。这种观念，首先表现在这些创作者不再以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和视角去表现战争。如前所述，抗战进行时期的电影人虽然经历过战争但没有参与过战争，他们往往以知识分子启蒙的视角去表现民族战争中民众的觉醒。但在新的历史环境下，这一启蒙主题被迅速淡化或压缩到很不重要的地位，亲自参与过战争的电影创作者全心全意地赞颂和讴歌在战争中涌现出来的民族英雄。这种赞颂的激情是普遍存在于这一时期文学艺术创作中的时代情绪。比如郭沫若的政治抒情诗《新华颂》、胡风的大型交响乐诗《时间开始了》都将浓烈的赞颂之情熔铸在诗歌创作中。就连一向审慎的巴金也表示：“我的笔即使写不出振奋人心的‘热情的颂歌’，它也要饱蘸作者的心血写下一个普通人的欢乐和感激的心情。”（注：巴金《赞歌集·后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版。）与这些作家直抒胸臆对未来美好社会期待和想象的赞颂之情相比，经历战争风雨的电影人通过高山大川、蓝天白云、青松翠柏等中华传统文化所表征和认同的“宏伟崇高”物像，伴随激越高亢或深情婉转的民族乐曲，来表达他们对战场英雄英勇无畏、敢于牺牲、无私奉献精神的真实倾慕之情。《中华女儿》中，当八位抗联的女战士投江自尽、英勇牺牲之际，雄壮的音乐响起，画面上映现翻腾的江水，叠印崇山峻岭、蓝天白云物像，深情地传达出对英雄的崇敬之情。《狼牙山五壮士》还直接引用历史典故和诗词寓意寄托景仰赞颂之情。影片开始，阳光从云海中穿透，照射在苍茫的山川之上。此时，浑厚的男中音响起：“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接着介绍这首诗的典故，以古寓今：“岁月悠悠，两千年过去了，这儿的一草一木都没有向敌人屈服过；这儿的每一块石头都曾染过英雄的鲜血！”随着激情的朗诵，镜头从空中俯拍，画面横移，依次映现蜿蜒的河流、高耸的山峰、长城烽火台，岳飞题写的“还我河山”和狼牙山五壮士纪念碑，并在仰拍的纪念碑上叠印出片名《狼牙山五壮士》。这一过程中，景别越来越小、镜头尺数越来越短，传颂的情感也越来越强烈。 乐观主义构成了“十七年”抗战电影的审美基调。由于八年艰苦抗战是以最终辉煌的胜利结束的，紧接着解放战争胜利的结果又是新的社会秩序的建立，“十七年”战争电影的创作者也是新生国家的建立者，他们并不在意战争过程的残酷和艰险，甚至回避战争的暴力和血腥，而是特别强调战争的最终胜利意义。与同时期西方国家的反法西斯战争电影像前苏联电影《伊万的童年》等重在反思战争对人类生存命运的影响、观照战争中的个体生命价值所不同的是，50、60年代中国抗战题材电影表现的是共产党领导抗日队伍的群体风貌和战争的现实结果。此外，英雄的塑造也是为了突出集体主义的力量，英雄不会在战争中轻易死亡，即使死去也必须用更大的胜利场面或雄壮的气氛来冲淡它的悲剧性。也就是说，个体生命的价值在战争中受到的残害或损毁也因为集体最终的胜利而消解，其结果就是这种以道德价值的认识取代生命本体价值的认识也消解了“十七年”抗战题材电影的悲剧美学效果，形成昂扬乐观的审美基调。 “十七年”战争电影的繁荣不只体现在战争电影的数量上，还表现在对战争电影的艺术探索上。这种探索表现在艺术家对中国民间文化艺术元素的借鉴和发挥上。中国传统民间文艺素有所谓“游侠”、“绿林”、“侠义”等题材，其艺术结构和审美范式一向为大众所喜闻乐见。“十七年”电影艺术家自觉从民间文化中吸收活泼自由、洋溢着原始生命力的艺术营养并加以创新，打破了这一时期抗战题材电影一度过于刻板的叙述方式和审美风格，形成了中国特色战争惊险片的新类型。这类影片并不正面展现大规模的战争场面，而是主要选取游击抗战题材，设置非同寻常的情境和紧张曲折的情节，塑造性格鲜明类型突出甚至夸张的人物，极力渲染战争的传奇性和趣味性，也大大增强了战争影片的观赏性。比如电影《铁道游击队》中，那活跃在铁路线上让日寇闻风丧胆的游击队员，其性格特征更像民间文艺中的“游侠”，不仅个个身怀绝技、浑身是胆，而且他们莽撞好斗、喝酒赌钱的草莽英雄习性，让观众更真切感受到传统“侠义”的动人魅力。《林海雪原》吸引观众的不仅是那五位个性鲜明的侠胆英雄，更是“奇袭奶头山”、“智取威虎山”等一波三折、险象环生的情节。而在《鸡毛信》展现儿童英雄机智灵活抗日的影片中，也散发着民间文艺的质朴和清新。就连《地道战》这些当时原本是作为军事教学片的电影，也注重吸收活泼生动的民间口语、民谣等艺术成分，增加趣味性，“力求达到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注：任旭东《回顾〈地道战〉的创作》，《电影艺术》2005年第1期。） 三、思想解放潮流中民族记忆的文化反思 “”期间，除了几部“样板戏”之外，包括电影在内的文艺创作陷入荒芜的境地。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的“拨乱反正”，文艺界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潮流。一时间，朦胧诗、实验话剧、先锋文学、摇滚音乐等都纷纷活跃在文艺创作的舞台。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反思与批判，对人文理想的追求，推崇启蒙主义和理性主义，强调个性解放一直是这一时期社会文化思潮的中心主题。饱含着中华民族特殊历史记忆的抗日战争，自然进入艺术家的创作视野，并成为第五代导演吹响反叛传统、张扬个性的号角。这就是张军钊的《一个和八个》。与以往通常在激烈的战争场面中正面凸现英雄人物的优秀品质所完全不同的是，《一个和八个》并未涉及太多炮火纷飞的场面，而是把影片的主角，一个共产党员和几个土匪、逃兵、奸细置于相同的被囚禁的境遇中。在这里，正义与背叛、勇敢与懦弱、先进与落后曾经是截然对立、泾渭分明的形象被混同在一起。这种历史情境与人物关系的反常规设置，不仅体现出新一代创作者在思想解放潮流中对民族战争与过往历史的重新思考，更昭示出他们特立独行的创新姿态。导演自己说：“常有人问我：《一个和八个》为何要在历史观和电影形态上采取极端叛逆的态度？……我们只是本能地要求标新立异。想出这个东西，别人没整过，这是当时咱们确定的一条原则。这条原则在《一个和八个》自始至终全面贯串。”（注：张军钊《从〈一个和八个〉到〈弧光〉》，《电影艺术》1989年第1期。）这条原则还体现在创作者对战争本身残酷性的关注。整部影片在主要场景的选取中，原本生意盎然的田野几乎没有出现代表生命的绿色，这种处理意在突出战争对生命的毁灭。正如曾担任这部影片的摄影师张艺谋所说：“由于我们对以往中国战争片的那种矫饰感，那种贪花好色极为反感，于是走了一个极端，拍广阔的天和地，拍寸草不生，对民族危亡关头的严酷性进行抽象的表现。”（注：罗雪莹《红高粱：张艺谋写真》第32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88年版。）而他在自己导演的影片《红高粱》中，“我奶奶”最后被日寇扫射而死的惨烈之状，在大片血色殷殷强烈视觉冲击的画面中，战争的残酷直面而来。 实际上，对于第五代导演来说，抗战题材只是他们特立独行的一个底色，在这个底色之上，探讨的是人的精神世界，张扬的是个体生命力的勃发。就以《一个和八个》为例，共产党员王金被怀疑被隔离的境遇，与其说是战争年代确认爱憎立场的一种特殊情境，不如说是对人类普遍的生存困境的真切传达。而全片最为人称道的影像造型也集中在对困境之中人的精神世界的表达上。“全片除个别场景外，画面都卡得很紧，人物都用中近景处理，几乎没有富裕空间，饱满得有胀破画框之感。人物很少处理在画面中心位，一般只占一个边角。”“压缩的空间表现，正是对精神层面、灵魂搏斗的有形揭示，正是对扭曲的非正常的心理状态的可视展现，从而给观众视觉和心理上造成强烈震撼。”（注：郑国恩《强烈的视觉冲击——中国新电影的造型突破》，载罗艺军主编《20世纪中国电影理论文选》（下）第473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年版。）尤其在影片的结尾，锄奸科长拄着拐杖，斜倚在王金身上，构成一个大写的“人”字。这个“人”字几乎占满画面，在高光背景下，产生剪影的效果。经过民族战争的洗礼，真正的人性得以张扬。作为第五代代表之作的《红高粱》，借抗战的背景、东方民俗的仪式，着力渲染的也是喷薄而出的生命强力，这已经成为评论界的共识。无论是《一个和八个》重在造型，还是《红高粱》着意色彩，第五代导演影像语言的大胆与创新，正契合了80年代人文主义的启蒙主题。 四、大众消费文化环境下的娱乐诉求 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了社会的中心地位。这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巨大转型，给中国的电影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一方面，与整个中国经济体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电影业陆续被推向市场，开始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意识形态事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文化工业转变。在这种情况下，电影能否受到观众的认可并获得市场利润，成为电影能否生存的首要前提。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经济利益对人们的价值观念产生了深重的影响。80年代备受推崇的启蒙主义、理性主义受到了冷落，实用主义、消费主义得到了越来越多民众的认同。其结果是，中国的文学艺术开始从80年代的文化启蒙向大众娱乐的文化消费转型，正像有评论者指出的那样：“侃爷、丑角和明星占据着文化大舞台的中央，夸张、做作、神侃、混聊、故作轻松、充满噱头或者浅薄轻佻、卖弄风情的各路‘明星’充斥电视、电影、广告等传播媒介。这是一个小品的时代、侃爷的时代、明星的时代。百年来审美风尚在此明显地‘转了个弯儿’。它世俗化了，生活化了，享乐化了。大众消费的世俗趣味第一次成为审美文化的主导趣味。”（注：陶东风、金元浦《从碎片走向建设——中国当代审美文化二人谈》，《文艺研究》1994年第5期。） 在这种文化环境中，电影的认知功能、教育功能甚至审美功能都受到了抑制，电影的娱乐功能得到了极大的强化和突出。于是，一向被认为是沉重严肃的抗战题材电影在90年代也注重电影的娱乐化取向，注重与世俗沟通。其中，张建亚的《三毛从军记》无论从片名立意还是叙述手段，都采用了戏谑的游戏化手法。影片中的主人公就是张乐平笔下的三毛，借用这个著名的漫画人物和大量偶然性的情节使战争游戏化。比如，三毛意在举枪杀敌，却朝空鸣放打下一只鸟；炮响过后炸出的却是水池中的鱼等等，此类细节贯穿全片。此外，影片还将京剧《沙家浜》的场面和《白毛女》的造型穿插在一起，把“西班牙斗牛曲”、京剧音乐、电子游戏“魂斗罗”的音乐混同在一起，通过这种拼贴、模仿和混同，增加了影片的戏谑性，在营造荒诞艺术效果的同时，也消解了以往的权威认识，重新表达了对战争、历史、英雄的理解。如果说《三毛从军记》是通过漫画、喜剧幽默调用观众的某种解构情绪的话，那么，姜文的《鬼子来了》则是通过设置人物的尴尬身份来试图颠覆曾经的集体记忆。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马大三，必须在日本军的眼皮底下看守一个日本人和一个汉奸，既不能让经常来村里扫荡的日本军知道，又不能痛快地杀了他们，甚至还得尽心尽力地款待他们。对于马大三和他的乡亲们来说，这样做的缘由也许只是出于生存的本能，但他们这些日本占领区的中国老百姓，本身就处于民族的、政治的尴尬处境中，无论认同什么，都摆脱不了注定悲惨的命运。影片运用黑白和彩色影像对比，在戏剧化的情境中引发人们对历史的思考。 除此之外，更多抗日战争题材的影片不是通过对艺术通俗化的探求来达到与观众、市场的沟通，而主要通过离奇的情节包装、甚至战争暴力的渲染以及色情的暴露，在诉诸大众心理及感官刺激的同时，迎合大众对娱乐消费文化的需求。比如，《南京大屠杀》虽然取材于抗日战争，但这部影片最令人难忘的也许仅仅是极端血腥的暴力场面，而刻骨铭心的民族记忆也在成贤医生那个中日混合的家庭悲剧的情绪化影像中失落；再比如，冯小宁的《黄河绝恋》与其说是抗日故事，不如说是异国男女相恋的爱情传奇；叶大鹰的《红色恋人》也如出一辙，他的另一部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为背景的影片《红樱桃》更以直接的女性身体的裸露来满足大众的日常性欲望，并且取得了商业利益的成功：在《电影艺术》所列的1995年国产影片票房收入排行榜上，《红樱桃》以在上海、北京、广州三地创造1300万元的票房收入高居榜首。突出电影的娱乐功能、重视电影的经济收益，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仅仅以感官满足代替了历史思考，那么战争历史题材所具有的珍贵启示意义也就荡然无存。 在新的世纪，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电影进一步走向市场、形成产业化规模是其在全球化语境下的必然出路。但在产业化的进程中，除了政府管理部门相关政策的进一步出台，来优化产业结构、规范市场秩序之外，电影创作者在追求市场效益、制作大量商业类型片的同时，更要注重娱乐电影的艺术探索。对于当前中国抗战题材电影的创作来说，如何走出好莱坞渲染暴力和色情的模式，积极借鉴以往创作的艺术经验，创作出具有民族文化、导演个性与时代特色有机融合起来的中国反法西斯的战争影片，是值得深入思考的。 中国电影史论文:浅谈我国电影史学的建构 一、创一个时代：史学建构与传道育人 中国电影已走过百年历程，历经沧桑，在发展的道路上时而突飞猛进，时而步履蹒跚。它以影像的方式记载着华夏大地炎黄子孙的生存繁衍、政治更迭、文化兴变，折射出时代的悲欢和历史演进的轨迹。从我国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定军山》起，到今天互联网环境下的大电影研究，中国电影史学家们可谓鞠躬尽瘁，他们一边冷静客观地书写着中国电影百年巨变，一边又为其扼腕叹息或激动不已。这其中，就有李少白活跃的身影。李少白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中国电影史学家，对中国电影事业作出了开创性的巨大贡献，他撰写了大量历史、理论文章及专著，其中《中国电影发展史》《影心探赜》《影史榷略》《中国电影史》等均成为中国电影史研究的必读书目。李少白提出的“史论结合”的电影史书写方法与他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影响了几代人。他对中国电影史始终怀有温情，将中国电影的发展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看待，对历史作出了较为公正的评价。作为《中国电影发展史》的作者之一，这部“官修”史曾经成为李少白人生的“污点”，在“”期间被指摘为“毒草”，但正是这样的“污点”成就了中国电影史研究的里程碑之作，《中国电影发展史》也成为中国电影史研究绕不过去的学术基点。同时，李少白还是《中国电影艺术史》写作的策划者和实施者，尽管这本历史巨著由于种种原因未能问世，但史料收集和思路框架都已完成，激励了无数后来的电影史研究者为着这一目标而奋斗。它的流产是李少白人生的缺憾，却开启了后世电影史研究的康庄大道。李少白同时又是一个电影理论家。20世纪80年代，西方电影理论大量进入中国，他积极参与了关于中国电影理论和电影美学的讨论，并发表了许多有分量的学术文章，比如《历史地看待电影的多元属性》《电影民族化再认识》《论电影艺术形式》《电影本性纵横谈》等。他从电影的本性、艺术性、美学、创作规律、历史与现代性等多个方面论及电影理论建构过程中所涉及的许多重要问题。李少白不但是中国电影史学专家、电影理论专家，也是一个教育家，他开创了中国电影学学科，培养了大批电影研究人员，为电影学人才培养构建了系统完整的学科体系。他也是我国第一批申报电影学硕士和博士培养的专家，并培养了一大批学者，如丁亚平、陆弘石、钟大丰、王汉川、鲍玉珩、李道新、高小健、赵小青、石川、秦喜清、虞吉等，这些专家学者如今已经成为中国电影史学研究的中流砥柱和带头人。《电影史学的维度——李少白学识与人格研究》一书收录了大量研究李少白的史学观念、电影理论和教育理念的文章。这些文章的作者多为当前在中国电影行业从事电影学教育和研究的著名学者专家，如孟犁野、王人殷、郦苏元、陆弘石、陈墨、丁亚平、李道新等，他们或为李少白的同事朋友，或是他的学生后辈，对他的学术思想、研究方法和教育理念等有着深刻的认识和见解，在生活中也与他有着深厚的情谊。他们试图通过本书向读者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学家，还力图透过历史的表象，对李少白的学术思想、教育理念和管理理念提供一个全景式的深入介绍和探索。以便读者对这位曾为中国电影史和电影理论的发展作过巨大贡献的学者，能够从本质上产生较为深刻的了解。 二、冰心一片：诗人之气与历史之魂 《电影史学的维度——李少白学识与人格研究》一书收录了李少白的集外文选、诗选49篇，这是他非常珍爱的文字。诗言志，歌咏言，世事浮沉，李少白将自己的人生感悟、心灵轨迹写进诗里，也透出几许对生活的无奈、事事不遂如人愿的感慨。但更多时候，他像一个站在古崖上的诗人，衣袂飘然，怀着几分时移世易的喟叹，一个人陷入深深的沉思，留给人一抹孤独的背影。板凳甘坐十年苦，文章不写半句空。半生辛劳，治史一生。李少白倾其一生研史、治史，直至病重，床头还放着他珍爱的电影史书籍。但他又是一个灵魂的诗人，他对这个世界的爱、对这个世界的眷恋深深地触动着人们。丁亚平在书中写道：“他平静地看着我，未必想太多。这个时候他走过的路，去过的地方，看过的书与文章，如何创一个电影学术时代，如何研究历史和人物，在脑海中已经逐渐模糊了。但我想象中这时的他心里会在燃着一堆篝火，灼热气体和星火在升腾，噼啪作响。他的最后岁月里，陪伴他的是诗词集，是电影史学上的三两本书。当自己研究过的电影史上的某些历史现象、人物变得面目不清时，缠绵病床多日的他偶或会翻看、回望、沉思；当很多重要的东西在有意无意间都丢了时，他愿意通过诗句来参研、雕琢、重新塑形。他也会让另一些事情在最后的生命凝眸中纹丝不动，比如想念，比如血缘亲情，比如爱。”作者写下这段感人至深的文字时，或许眼角噙着泪水，或许被记忆拉向了更悠远的历史深处。李少白的诗与他的史学研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有着诗人的孤绝与浪漫，也有着史学家的赤诚与执着。他的这种诗人之气和历史学家的灵魂也契合了中国电影史学书写的文笔要求。 三、看向历史的纵深处：血脉传承与电影史学史的建构 在李少白身上，既能看到中国电影史的建构过程，又能看到电影史学的一脉相承。这位成名于20世纪60年代的老知识分子，一生坎坷，几经漂泊，而始终没有放弃对电影史的研究。在那个大多数人还不知道电影史为何物的年代，他却能够从历史的纵深处看向未来，为电影这门历史并不久远的艺术门类书写历史。李少白的选择，实际上根植于数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史学意识和历史传承精神，当时的社会政治大环境也许对这一选择也有过一定的影响。《电影史学的维度——李少白学识与人格研究》一书将这份血脉传承的过程记录下来，它与以往的传记类书籍有着很大的不同，不仅是一本人物回忆录，更是一本兼学术思想与史料结合的专业书籍，更重要的是对老一代史学家的史学观念、史学方法进行研究书写，本身就属于史学史的范畴，它将新中国以来中国电影史学研究的过程较为真实、客观地记录了下来。里面大量的采访和回忆类的文章、书信、工作报告等将电影史的研究过程生动地展现出来；丰富的史料、原点性的素材也为中国电影史学史研究提供了资料支撑。该书还秉持了治史一贯的严谨态度和一丝不苟的精神，收录了大量对李少白评论与缅怀的文章。可以说每一篇文章、每一个故事都是一篇人物的聚焦和特写，将李少白的点点滴滴、转瞬即逝的生活瞬间，用温情的笔触记载下来。这些从记忆深处“捡”来的生活片段本身就是一种对资料的运用、对历史的尊重。全书资料新颖、范围很广，各作者以与李少白直接交往的第一手资料写成，集几十位专家学者之回忆，大量而翔实的史料、朴素而真诚的笔触、深刻的思想和独到的见解使得该书具有巨大的史料价值和可读性。书中收录了大量研究李少白史学观念、史学方法、电影理论和教育思想的文章，对李少白进行历史的、客观公正的评价的同时，也将他的学术思想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整理，有助于读者对其思想进行更加清晰深刻的认识。书中还收录了一些青年学生的文章，他们都是李少白的后辈学生，对老一辈电影史学家有着自己的看法和认识。在电影迅速发展的今天，他们为电影史的研究和书写注入了一丝新鲜的血液。李少白的史学观念也在这些青年学生身上得到了传承和发展。整本书散发着淡淡的哀思和深深的怀念。该书的三个主编都是中国电影史研究领域极具分量的人物，以文字书写的方式来纪念和缅怀自己的老师。丁亚平从事中国电影史研究已有20多年，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他始终保持着一个学者的执着和热忱，笔耕不缀，先后出版个人专著《艺术文化学》《影像中国（中国电影艺术：1945-1949）》《老电影时代》《电影的踪迹》《影像时代（中国电影简史）》《中国当代电影史》等十余种，发表学术文章400余篇，获首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奖，国家、省部级奖十余次，并担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和《中国大百科全书》（第3版）电影电视卷主编。陆弘石曾先后供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当代文艺研究室、影视研究所，北京电影学院理论研究室，《北京电影学院学报》副主编，现为国家广电总局电影频道节目中心副主任，出版专著《中国电影史》（与舒晓鸣合著）、《中国电影史（1905-1949）——早期中国电影的叙述与记忆》等，是李少白学生辈的同事，两人共同经历了中国电影学学科创建的过程，亦师亦友。高小健则是中国电影史、电影理论和文化、戏曲电影方面的专家，出版著作《中国戏曲电影史》《新兴电影：一次划时代的运动》等，同时发表了许多中国电影史、电影理论、电影文化、电影剧作理论等方面的论文和影视评论。李少白的学术思想和治学精神在他们身上得以传承和发展，中国电影史研究的血脉才如此生生不息，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成为“显学”。李少白一生治史不辍，却从未为自己著书立传，这本书则正好弥补了这一缺憾，使他的史学精神和人格魅力得以流传，同时也使得这位前辈史学大家的史学观念和治史方法得以传承。该书以最真挚的情感和史学家治史的专业精神淬炼而成，不但向我们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中国电影史学家，同时也为中国电影史学史的研究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作者:郭双丽 中国电影史论文:体育电影发展历史及落后原因 电影作为一种独特的视听手段，作为一种极具感染力的综合艺术，其发展已上百年，人类也竭尽所能地将其发挥到极致，而作为人类强身健体的体育与电影的结合就是其中颇具魅力的独特展现。从卢米埃尔尝试用胶片记录赛马运动到里芬斯塔尔伟大的《奥林匹亚》，再到奥运献礼片《一球成名》《一个人的奥林匹克》等，近一个世纪以来，凭借艺术与体育的双重影响，体育电影吸引了一代代观众，虽不是主要的电影类型，却已成为电影史上不可或缺的响亮音符。 我国体育电影发展历程在中国的电影发展史上，体育题材的电影也对我国体育文化传播和体育事业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纵观新中国体育电影史，我国体育电影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1.20世纪50到70年代，这一时期我国体育产业发展初见端倪，体育电影虽数量不多但体现了不俗的艺术品质，如《女篮5号》《冰上姐妹》《水上春秋》等。作为该时期的代表作之一，《女篮5号》采用对比手法，讲述了新旧中国对发展篮球事业的迥异态度，反映了新旧两代人的别样人生，该片不仅真实再现了篮球比赛的紧张、生动场景，而且对年轻运动员的心理情感刻画细腻，不愧为中国体育电影银幕上的经典之作，曾获得“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这一时期电影主要以弘扬民族主义和为国争光的精神，在社会上曾引起过强大的反响，也成为我国体育电影初步发展的基本模式。 2.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中国体育题材电影开始深入挖掘，将体育精神与人生意义相结合。代表作是《沙鸥》，影片中沙鸥为实现自己个人生命价值———夺得金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健康，同时推动中国排球事业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该片通过对中国女排姑娘训练、比赛、生活的真实描写，反映了中国女排历经风雨终见辉煌的艰辛历程。此时，中国尚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各种思想潮流涌动，许多国人处于迷茫阶段。影片中女排姑娘心怀对祖国母亲、对排球运动的热爱，不畏失败，不怕挫折，永不言败的拼搏精神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女排精神，为国人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感召着千千万万的中国人积极进取，努力奋斗。此外还出现了《加油———中国队》《京都球侠》《一个女教练的自述》等一批体现爱国主义的电影。而体育故事片的佼佼者当推《一盘未下完的棋》《棋王》，两部电影以“棋”为媒介，揭示了不同的文化寓意。前者政治色彩较浓，体现了历经磨难，中日人民之间依然保持友好的政治主题。后者主要展现了象棋的文化内涵，通过对主人公“棋呆子”痴迷于棋的性格刻画，表现出主人公“贫贱如乞却又心融万汇，行于浊世而又超然物外”的处世哲理。它揭示了“十年浩劫”带给人们的精神创伤，是一部在当代中国电影史上具有某种经典意义的艺术片。［1］ 3.20世纪90年代，我国体育电影主题呈现多元化趋势。《女帅男兵》中，人物形象多面化，性格刻画真实，还涉及了体育竞赛中的一些黑暗现象，如假球等。此外，爱国主义的影片有《黑眼睛》;群众题材的影片有《赛龙夺锦》《我的九月》;残疾人体育题材的电影有《赢家》《跆拳道》，等等。［2］这一时期，借北京亚运会东风，体育开始逐渐影响到社会各行各业，中国体育电影人物开始多样化，不再仅仅局限于关注专业运动员，电影《我的九月》，围绕一群即将参加亚运会开幕式的小学生展开故事，通过他们的喜、怒、哀、乐展现了体育对青少年成长的教育价值。 4.21世纪初至2008年，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广州亚运会的举办，全国电影工作者以饱满的创作激情和热忱的爱国情怀，精心策划拍摄了一批以迎接奥运为主题的体育题材影片，向北京奥运会献礼，如《一个人的奥林匹克》《买买提的2008》等。这一时期可谓是体育电影的繁荣时期，体育与电影相辅相成，电影使体育传播更加广泛，体育使电影银幕更加绚烂瑰丽，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心理需求。近年来，体育电影出现了很多如《女足九号》一类的优秀影片，但是因为在人物性格刻画及命运把握上不够深入和立体，所以这些影片的问世在社会上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主要原因是电影主题不够深入。纵观中国体育电影，其内容大多是运动员遭遇挫折，但是经过自己的努力拼搏，最终战胜困难，勇夺金牌，对人物性格、命运、影片主题没有做深入的挖掘，只是一味关注竞赛的最终结果，忽略了电影中一条主要的法则:讲述故事过程往往比告诉大家故事结果更有感染力。［1］我国体育电影发展现状纵观我国体育电影的发展，也曾有过辉煌，但是与世界体育电影相比，显得单薄许多。 体育题材影片数量少，优秀作品不多，与我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及体育文化的兴盛很不协调。其发展滞后的原因主要呈现以下几个方面。 1.主题挖掘不够，缺少好的剧本创作。体育电影往往含有励志的成分，这是它兴盛的一个主要原因:主人公在比赛中经历种种磨难，却并不退缩，经过顽强拼搏，最终战胜困难，取得胜利，夺得荣誉。这是大多体育电影的老套路，由于过分强调主角面对困难迎难而上，不屈不挠，最后获胜这一主题，而在对人物命运的把握上没有很好地设计，对人物性格刻画也不够深入:人物扁平化、主题统一化、模式固定化，成为大多体育电影的缺点。而这些方面，国际优秀影片向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如《百万宝贝》向我们展示了“追求生命过程本身远远比追求其结果有更大的意义”这一深刻道理。剧中麦琪笃信命运是自己主宰的，命运是可以靠自己改变的，只要你拥有生活的信念和不泯的激情，充分体现了体育电影励志的一面。麦琪在其事业高峰期，在一次比赛中被对手偷袭而成为全身瘫痪的植物人，由于无法承受要求安乐死，最后其教练弗兰基含泪拔下输氧管，麦琪面含微笑地安详逝去，让观众看到了体育电影中人性的光芒。好的剧本创作是电影成功的重要条件，也是电影主题深入人心的根本，我国的《一个人的奥林匹克》虽然继续民族主题，但是对个人价值的展现，对体育运动极限的挑战深得人心，堪称一部优秀的体育题材影片。但是这么优秀的题材竟然被埋没如此之久，这在美国体育政治体制下是不可能发生的，体育是美国文明与政治的象征，而我国体育政治体制未能充分认识体育电影在传播文化及政治文明上的重要作用，在政治层面上失去了繁荣发展体育电影的驱动力，体育题材剧本创作也就被边缘化，好的体育题材剧本就更是少见。 2.电影制作人员及演员专业技能欠缺。电影制作人在体育电影各个项目方面缺乏专业的认识，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影片在画面和细节上的描写和刻画，冲击力不够强，感染力也大大削弱。体育明星演技不够优秀，非专业演员的体育技能又不够专业，这些因素容易造成细节失真。同时，粗糙的情节设计，离谱的体育场景描绘也会影响电影质量。体育电影要的就是一种紧张的比赛氛围，强大的视觉冲击力，选手眼神动作传达出的内心情感，现场观众的积极反应等。所以在体育电影中对体育素质和体育精神要求相当高。我国的体育运动员更多地把体育当做一个职业来看，体育人生活的世界成为一个被隔离的区域，一般大众对其环境规格并不熟知，这在体育电影拍摄上需要极大的投入，才能为观众展现一种竞技的冲击力，强大的感染力，而我国电影界缺乏这样的电影制作人，作为非专业演员的技能训练也并不长久。美国《百万宝贝》电影女主人公在拍摄电影前每天技能训练三小时，持续长达5个月，最后拳击技能达到能与中量级冠军对决的水平，这为我国体育电影人树立了学习的榜样。［3］ 3.我国对体育电影的研究不够重视。体育电影发展至今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展现，更多的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个人精神、体育精神甚至民族精神。体育电影在美国作为一种与政治文明挂钩的项目来展现，据不完全统计，在100多年的电影历史当中，体育题材的影片高达3000多部，而对体育影片的研究也是层出不穷。但是在我国，回顾电影史，至今让人们津津乐道的还停留在《女篮5号》《沙鸥》等20世纪50年代及80年代的作品，中国体育电影市场低迷，体育电影数量不多，优秀影片更是甚少，自古“弱国无外交”，而中国如今俨然已成为世界强国，也是公认的体育大国，但体育电影的发展却相对滞后，这不但不利于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对我国屹立世界也是一个不利因素，电影研究对2008年前后学术界调查结果显示，体育电影研究在2008年达到一个顶峰，有二十多篇，而在其前后每年均为个位数，甚至少到只有两篇，由此看出，体育电影作为一项传播民族文化弘扬体育精神的载体并没有被中国大众乃至学术界认可，更没有得到其应有的重视。这将成为我国电影学研究的一个缺陷。 4.体育题材特色不够突出。体育电影作为电影类别中最独特的一类，深受电影观众的热爱，因为其题材的独特性，竞技场面的真实冲击性更是得到广大体育运动爱好者的狂热追求。因为民族文化的差异，民族性格的偏差，不同国家其体育电影的侧重点也不一样，像美国，拳击、棒球、橄榄球、赛马等题材较多，其中拳击是美国体育电影中题材最多的，百年电影史中高达500多部，这与美国人崇尚暴力，追寻刺激，崇拜英雄的性格特征有关，当然部分原因是因为在美国大萧条时期，《洛奇》这部拳击题材影片的出现成了美国精神的寄托，鼓舞了美国民众走出困境，因而拳击运动也成为美国民间最受欢迎的运动项目。拳击题材影片已经成为美国特色的象征，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可以与其相媲美。中国的体育事业并不薄弱，越来越多的得奖纪录展现着中国体育事业的强大、体育健将的伟大，但是，回顾中国电影史，并没有哪一项体育运动能作为中国特色来展现，即使是被称为国球象征的乒乓运动题材电影数量也是少得可怜，也没有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 结合中国民族性格、民族文化，制作迎合大众需求，能与大众产生情感共鸣的中国特色体育影片成为扩大我国体育影响力，兴盛我国体育电影的一个有效途径。如今，奥运精神“更强、更高、更远”的展现成为世界体育电影互通的主题，中国在2008年奥运会上以“横扫千军如席卷“的磅礴之势取得大面积的丰收，如此辉煌的体育风景，蕴藏着众多为国拼搏的动人故事，人们期望电影予以展现，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更是需要优秀的体育电影来激发运动员及民众的昂扬斗志，真诚地希望中国电影界能以此为契机，为自身振兴注入新鲜活力，使得中国体育电影告别低迷，走向兴盛，涌现更多展现中国健儿自强不息的华美篇章。 中国电影史论文:电影历史研究论文 【摘要题】历史长廊 【正文】 一 2001年，美国学者格瑞·刘易斯(GregLewis)启动了一个叫做“新中国电影英译”的项目，迄今为止，已为15部时代的影片配译了英文字幕。为了制作影片的剧情介绍，他参考了各种版本的中国电影史著作，并采访了几位电影史编纂者和在世的老一代中国电影人。在收集材料的过程中，中国电影史学者的描述和评价与活跃在时代的电影艺术家的回忆颇有不合之处，这引起了刘易斯的特别注意。他根据自己的阅读、采访与感受，写成了《毛时代中国电影的历史、神话与记忆1949—1966》(TheHistory,MythandMemoryofMaoistChineseCinema,1949—1966,AsianCinema,Vol.16,No.1,Spring/Summer2005)一文。 刘易斯所谓的“历史”，是指中国电影史学者有关这一时期中国电影的历史叙述，受到他关注的电影史著作有《当代中国电影》(1989，集体合著，十七年部分由张建勇撰写)、《中国电影史》(1998，陆弘实、舒晓鸣合著)、《新中国电影史稿1949—1959》(2002，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1949—2000》(2002，尹鸿、凌燕合著)以及两部电影史教材《中国电影史》(2005，倪骏)和《中国电影史纲》(2005，王晓玉)。关于时代电影的“神话”，是指对那个时代电影的正面颂扬与肯定。刘易斯认为，在过去10年间，传统官方的声音完全被上述历史叙述所掩抑。但近年来，民间开始出现这一神话的复兴，如崔永元在2003—2004年制作的《电影传奇》，再如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编导王美彪的15集系列片《求索与创新——新中国电影1949—2001》，还有近年来电视剧对红色经典的再演绎。因此，刘易斯预言说，随着对中国电影百年的纪念以及对毛时代日益高涨的正面肯定，这些非官方的神话叙述将与史学新著及电影人的回忆一起，共同融入新的史学编纂当中。 中国电影史的编纂工作始于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出版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编著)史料丰富翔实，成为新中国最具权威性的电影史著作，但由于历史原因，该著作没有涉及建国后的情况，而是截止到1949年。随后的中国电影史编纂处于停顿状态，直至上世纪80年代后期，电影史特别是新中国电影史的研究和写作渐渐成为显学。作为《当代中国电影》的撰稿人之一，张建勇首次系统梳理了十七年电影，此后，如刘易斯所述，涉及这一历史时期各种版本的电影史纷纷问世。刘易斯尚未提到的相关著作，还有胡菊彬的《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1995)、舒晓鸣的《中国电影艺术史教程1949—1999》(2000)以及陆弘实主编的《中国电影：描述与阐释》(2002)。 在中国电影史中，十七年电影有着独特的形态特征，它以质朴的影像叙述着中国革命的经验与想象，它的曲折发展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复杂进程相交织。随着对中国革命历史与实践的不断再认识，新中国十七年电影史的叙述也将相应地更加深入全面。本文拟从思想方法的角度讨论十七年电影史叙述中的问题，或许能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若干思路。 二 上述电影史论著大多采取褒贬参半的策略评价那个时代。受到褒奖的自然是那些令人难忘的红色经典，从《南征北战》到《平原游击队》，从《红色娘子军》到《李双双》，从《林则徐》到《甲午风云》，还有《柳堡的故事》、《战火中的青春》、《五朵金花》和《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等，它们以成熟的艺术表现受到肯定；而受到贬抑、谴责、批判的则是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如批《武训传》、反右运动、拔“白旗”、、反右倾等，它们被认为严重阻碍了电影的发展。由于这些政治运动的干扰，十七年电影呈现出波浪式的发展轨迹，因而便有了几次低谷几次高潮之说。但是，问题在于，每次政治运动之后总有优秀作品出现，如反右之后迎来1959年新中国电影的高潮，60年代初期的文艺整风也没有阻挡住《李双双》(1962)、《小兵张嘎》(1963)、《农奴》(1963)、《独立大队》(1964)、《英雄儿女》(1964)、《舞台姐妹》(1965)等优秀影片的问世。那么，在当时政治批判的苛责声中，为什么还能存在如此大的创作空间？艺术家还能保持饱满的创作激情？比如，在描述批《武训传》后的电影发展时，舒晓鸣说： 在批判《武训传》及此后的文艺整风运动中，不少著名的电影编剧、导演、演员都在检查思想，创作完全处于停滞状态。建国初期电影创作出现的蓬勃发展的繁荣景象，很快衰落下去，进入“荒年”。1951年电影产量严重下降，当年，除决定拍摄《南征北战》之外，几乎没有一部影片投入拍摄。（注：舒晓鸣《中国电影艺术史教程1949—1999》第11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年版。） 既然创作完全处于停滞状态，怎么又能拍摄出《南征北战》(1952)这样非同寻常的史诗性影片？是批《武训传》运动造成的负面影响被夸大了？还是产量下降另有原因？抑或是这部作品的成功纯属偶然？孟犁野认为，影片的初衷在于阐明运动战的战略思想，“但艺术实践的结果却远远超出这个近于军事教科片的任务，而似乎并非出自艺术自觉地拍出了一部在中国电影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可以称作‘准史诗’式的战争片。”（注：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稿1949—1959》第55、5、5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版。）但实际上，该剧所调集的创作力量十分雄厚，编剧之一沈默君后来又创作了著名影片《渡江侦察记》，导演成荫和汤晓丹都是新中国最优秀的导演，前者是北影厂“四大帅”之一，后者30年代就在上海、香港拍片，执导经验非常丰富，还有著名摄影师朱今明的加盟，如此强大的阵容却“并非出自艺术自觉地”创作出了一部“具有重要意义的”影片，这样的说法显然难以成立。 那么，为什么十七年电影史叙述会陷入如此明显的逻辑困境？回顾“”结束以后的中国思想变迁，我们发现十七年电影史的写作基本上属于新时期思维的范畴，这一思维的核心是全面否定“”，进而全面否定十七年的政治批判运动。比如，1985年9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胡乔木同志否定对〈武训传〉的批判》，文中指出对《武训传》的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这个批判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其他像反右、、“”前夕的文艺整风等等，都被认为是错误的政治运动，严重影响了电影事业的正常发展。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一些相对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被简单化了，从而导致历史叙述链条的断裂和逻辑的混乱。因此，十七年电影再反思的任务之一，就是暂时“悬置”新时期思维所提供的历史框架，用客观、中性的立场重新检视复杂的历史过程。 比如，《南征北战》的拍摄与当时电影指导委员会的支持有直接关系。1950年出品的《荣誉属于谁》和《内蒙春光》相继受到批评，前者被认为没有表现出中国革命的力量，后者则被认为在描写对待上层人物的策略时犯了错误。为避免类似情况发生，经提议，1950年7月成立了文化部电影指导委员会，目的是“对推进电影事业，及国营厂的电影剧本、故事梗概、制片和发行计划及私营电影企业的影片提出意见，并会同文化部共同审查和评议”。（注：《提高国产影片的思想艺术水平，文化部成立电影指导委员会》，载《人民日报》1950年7月12日，转引自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但在十七年电影史叙述中，该委员会一直受到学者们的诟病。孟犁野认为，电影指导委员会给起步阶段蓬勃发展的电影创作带了消极影响，它仅在一年多时间中，便“枪毙”了40多部电影剧本。（注：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稿1949—1959》第55、5、5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版。）胡菊彬也认为，该机构在具体工作中“事无巨细、统揽包管，大至题材规划、生产计划，小到具体对话或字幕顺序，他们都一概不放过。这种严重违反艺术创作规律的做法束缚了创作人员的手脚，其结果是窒息了电影创作”。（注：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80—81、76、77、86—87、83页。）当然，否定电影指导委员会的另外一个原因，正如孟犁野所说，“在指导思想上置前述1948年《关于电影工作的指示》精神于不顾，违背艺术创作与管理工作规律，提出了不少脱离实际的主张，诸如要处于起步阶段的电影工作者写出具有‘史诗性’的‘重大题材’作品……”（注：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稿1949—1959》第55、5、5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版。）讽刺的是，《南征北战》正是源于这种“脱离实际的主张”。1950年9月8日，电影指导委员会召开第三次会议，提出要拍摄军事影片，认为当时迫切需要巩固国防军、建立国防军的电影。委员会议还指出，有的片子确实故事性不强，但是这些军事斗争本身就很丰富，因此一样会感动人。经过反复筛选，最后剧本《南征北战》获得通过。事实上，《南征北战》基本验证了当时的判断，该片虽然不以人物刻画和戏剧冲突见长，但却以战争场面的宏大、惊险的阵地争夺以及整体战略思想的表现，成为新中国电影史上不多见的史诗影片。 也许确如孟、胡所说，电影指导委员会曾给中国电影创作带来过种种负面影响，如过分强调史诗性题材的创作，影响到其他题材影片的拍摄。但问题是，我们不能因为委员会在其他方面的过失而不承认它对《南征北战》的贡献。重新反思十七年电影，意味着要冲破流俗之见，以辩证的思想方法认识复杂的历史过程。 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充分肯定当时的政治信仰对电影创作提供的强大推动力，从而为十七年电影取得的成就找到思想和情感的基础。刘易斯对当年活跃在影坛上的导演、演员、剧作家、评论家的采访，从感性、经验的层次上弥补了电影史叙述的很多不足，也有助于校正电影史叙述中的偏见。老一代电影人对某些政治运动的宽容与理解，对工农兵电影的认同，还有对革命时代的热情，都与电影史编纂者的态度和立场形成反差。比如，批《武训传》受到学者的一致否定，但老一代电影人对它的记忆和评判却宽厚得多，当年他们也大多持正面、积极的态度来理解和参与文艺界的整风与思想改造。据谢晋回忆，苏里导演曾说过，1951年批《武训传》之后他投身到“思想改造”当中，那是他事业中最珍贵的一年。《大众电影》原主编王世桢也认为，应在新中国建设的大背景下理解批《武训传》运动，因为当时发生的不仅仅是这一个运动，也很难说它就代表那个年代，“我们当时是乐观的，干劲十足，向往着变革”。（注：刘易斯在2004年对王作了多次采访。参见GregLewis:TheHistory,MythandMemoryofMaoistChineseCinema,1949—1966,AsianCinema,Vol.16,No.1,Spring/Summer2005,p.173.p.171.）应该说，这样的回忆相当真实地反映了电影人当时的精神状态。他们也许不能完全理解对《武训传》的批判何以如此严厉，但在思想感情上，他们愿意接受新时代的感召，并按新时代的标准要求自己。因此，批《武训传》及随后的思想整风在什么程度、什么意义上影响了电影人，影响了哪些电影人，其所导致的创作停滞达到什么程度，都需要做具体分析。这样，我们才能看到更接近历史原貌的十七年电影史。 三 重新反思十七年电影，还意味着要冲破新时期以来占主流的电影本体观，以把握十七年电影的人民性。我们知道，在新时期的思想背景之下，电影界在1979年曾就电影特性问题展开论争，从有关电影与戏剧、电影与文学关系的讨论，发展到有关电影语言和电影特性的讨论。这场围绕电影本体问题的讨论肇始于白景晟的《丢掉戏剧拐杖》和张暖忻、李陀的《谈电影语言现代化》，在当时实际上承载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这就是否定以往时代电影所承担的政治功能，它的潜台词是电影应该脱离政治，应该非意识形态化。郑洞天导演曾描述1979年及以后电影的变化，明确谈到电影不再是政治宣传的工具，而成为艺术家表现个人经验和思考的媒介，电影也从单一的“政治艺术片”分化出多元的形态。在新时期，电影的美学追求代替了电影的政治功能，“审美”也成为一种新意识形态。直到今天，这种电影观念依然占据主流。对十七年优秀影片的评价，也大多集中在电影语言的分析，很少考虑到十七年电影的观众，以及电影在当时整体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其实，除了影像特征外，十七年电影的特质还在于它与观众的密切联系及其独特的人民电影品格。 在为工农兵服务的信念下，十七年电影成为中国电影史上观众面最广的电影。《大众电影》(1950年创刊)这个刊名最准确地说出了那个时代电影的本质。 回顾历史，在1949年之前，除40年代官办的中国电影制片厂曾在重庆、武汉、成都、北平有一些拍摄活动外，中国电影的制作基本上集中在上海一地，电影放映也集中在上海、北平、天津等大城市，广袤的内地及乡村仍然是在戏园或村头的土台上寻找视听的快乐。而且，即使在城市，电影观众也主要来自那些经济收入稳定的人群。根据胡菊彬整理的材料，与其他物价相比，旧中国的电影票价是相当高的，特别是一些高档影院，如上海的大光明影院，最高票价是银元4块，约合大米2斗半。如此推算下来，即使是末流影院，也不是一般百姓能经常出入的场所。此外，上海的影院大多集中在商业区，工人集中的地区反而没有一所电影院。因此，早期中国电影的消费人群主要是富裕阶层，包括买办阶层、公司职员、教师、学生等，同以农业人口为主的主体人群相比，这一阶层是名副其实的“小众”。在新中国成立之初，4亿5千万人口只有600座电影院，而且还集中在几个大城市里。（注：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80—81、76、77、86—87、83页。） 新中国电影的第一件工作便是彻底改变电影为少数人服务的局面，通过2000多个流动放映队，电影被送到工矿企业和乡村，1954年全国电影观众达8亿2千2百万人次，其中工农观众占70％以上。（注：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80—81、76、77、86—87、83页。）而且，低票价为电影的普及提供了保证，当时城市影院的票价平均2角，农村电影放映队的收费平均5分。（注：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80—81、76、77、86—87、83页。）当时农村放映还发展出一套独特的观影方式，即“映前介绍”和“映间插说”，放映员在放电影前以幻灯片、快板书等说唱形式介绍剧情、人物和人物关系，在换本或其他空隙时间里见缝插针地进行解说，或阐释导演意图，或对电影中的人物和情节进行评论，或解释一些比较复杂的情节。据《光明日报》的一篇报道，河北省昌黎县农民放映员张子诚为了解说《槐树庄》，还特地学习了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怎样分析农村阶级》，银幕上地主崔老昆躲在后门偷看，张子诚就插话说：“这就是槐树庄的地主崔老昆，他像一只被打伤的狼一样，躲在这个阴暗的角落里。”狼被打伤了，可是伤好了还会咬人。把地主比作狼，起到了提醒观众提高阶级斗争警惕性的作用。（注：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80—81、76、77、86—87、83页。）我们用审美的、本体的电影分析方式，根本无法面对这样独特的观影经验。 而且，由于地区与接受群体的差异，十七年电影的传播与接受所包含的历史内涵要比简单的文本分析远为丰富。比如，当时上海与广大内地乡村在观影经验和审美习惯上存在很大差异。从上世纪初开始，作为半殖民地的上海便一直浸染于欧风美雨之中，西片一直垄断上海的放映市场，“就上海一地而论，在解放前美国影片的放映数占全部影片(包括国产影片和苏联影片)百分之八十以上，每月观众平均一百四十万人，占全部观众百分之七十五左右”，（注：顾仲彝《加强国产电影的生产，提高影片的质和量！》，载《大众电影》1950年第7期。）因此，好莱坞影片已培养起市民阶层的趣味。十七年电影中反映合作化题材的影片常常引不起城市观众的兴趣，就像钟惦棐在他著名的文章《电影的锣鼓》里说的，在上海，《一件提案》的上座率是9％，《土地》是20％，《春风吹到诺敏河》与《闽江橘子红》是23％。但必须强调的是，这一统计数字来源于上海，探讨票房低的原因也应考虑城市市民，特别是上海市民的趣味在其中的作用。有趣的是，陈荒煤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在城市中非难很多的《人往高处走》，在农村却有3300万观众。（注：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80—81、76、77、86—87、83页。）该片拍摄于1954年，也是合作化主题，描写东北某农村的老孙头，如何轻信挑拨，不愿参加合作社，后在自然灾害面前认识到合作化道路的重要性。在重述十七年电影史时，我们不能仅仅看到它在艺术上的粗糙直白，而是要从社会生活的角度理解它的影响力。 十七年电影完成了从市民电影到工农兵电影的转变，这一转变受到了电影人的认同。作为新中国电影的发祥地，东北电影制片厂(后更名为长春电影制片厂)率先尝试将工人形象搬上银幕，拍摄了新中国第一部影片《桥》，讲述铁路工人如何苦干，在短时间内修复铁路桥，支援解放战争的故事。时任东影艺术处长的陈波儿指出，“《桥》的成功，是风格上的成功：它具备了工农兵的风格，新的文艺风格，新的电影风格。”（注：《陈波儿同志关于〈桥〉的发言》，载《东影通讯》总第34期，转引自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稿1949—1959》第13页。）这种风格就是以朴素的影像突出表现工人阶级觉醒的历史主体意识。在创作过程中，艺术家们试图探索新的电影表现方式，新的分镜头方法，使影片通俗易懂。也许他们的尝试不十分成功，但这种探索工农兵电影新手法的设想，表达了一种强烈的自主和独立意识，对长期处于美国好莱坞电影影响下的中国电影来说，这种意识是弥足珍贵的。当时活跃在东影的电影人，如成荫、水华、吕班、凌子强、沙蒙、王家乙、王滨、苏里、武兆强等，都是经过革命洗礼的所谓“延安派”，具有部队文艺工作经验，了解底层百姓的生活，因此，在思想感情上实现了对工农大众的认同，正是在这样的创作队伍及其思想基础上，新中国的银幕上才出现了富于厚重生活质感的人物形象。 同时，来自国统区的上海老电影人也积极转型，以极大的热情从事工农兵电影的创作。比如老导演史东山，亲自深入白洋淀拍摄了《新儿女英雄传》；张骏祥拍摄了《翠岗红旗》、《白求恩大夫》；沈浮拍摄了反映北大荒军垦生活的《老兵新传》；老演员兼导演刘琼拍摄了革命历史影片《51号兵站》；原本气质儒雅文弱、擅长塑造城市小知识分子形象的孙道临曾亲赴朝鲜前线体验生活，从而在人物刻画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在《渡江侦察记》中成功塑造了果敢、干练的李连长形象，后又在《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成功塑造了地下工作者李侠的形象。谢晋在接受刘易斯采访时说：“我们从东北电影制片厂那里学习了很多拍摄工农兵电影的方法。”（注：刘易斯在2004年对王作了多次采访。参见GregLewis:TheHistory,MythandMemoryofMaoistChineseCinema,1949—1966,AsianCinema,Vol.16,No.1,Spring/Summer2005,p.173.p.171.）应该说，在新型的工农兵电影创作中，中国电影人以新的价值观探索相应的艺术表现手法，完成了一次思想与艺术的新生。十七年电影史叙述应该给予工农兵电影以更恰当的评价。 环顾进入新世纪的中国影坛，我们似乎又重回到了“小众”的时代，曾经极力摆脱意识形态和政治观念束缚的中国电影，在经历了昙花一现的“辉煌”之后，加速度地坠入商业化的深渊，以探索沉重的文化主题而自豪的名导手忙脚乱地树起票房大旗，而中国电影却难逃小众化的厄运，点缀在大都市的豪华影院成为白领、小资的朝圣之地，广袤的乡村则告别了打谷场上露天电影的笑声。如今，影像与资本联手，艺术与财富联姻，在被铜臭味窒息的当代文化环境下，仍有人在追忆曾经的年代，流逝的纯真。正如刘易斯所注意到的，《电影传奇》等系列片的拍摄，弥漫着对十七年的怀旧情绪。但是，这种情绪不会像刘易斯所预言的那样，与十七年电影的新时期叙述相融合。十七年电影史叙述的新时期立场依然会延续下去，与此同时，红色的怀旧情绪也转化成严谨的学术立场，确立另一种十七年电影叙述。 中国电影史论文: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审美悖论 提要：历史剧创作中诸如历史的“真实”与“虚构”、“民族性”与“个人性”、“批判”与“认同”等矛盾，客观上注定了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要在充满悖论的历史命题中，谱写出一种适合时展需要的新的历史记忆。 关键词：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悖论 在人类的认识发展史上，悖论或矛盾往往随着思想的深化和认识的深入，而成为引导或产生新思维的明显标志。正如古希腊早期的“芝诺悖论”、德国古典时期康德的“二律背反”一样，人们发现，在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中同样存在着诸多无法回避的悖论。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繁荣，客观上使得历史剧创作诸种悖论引起了人们更广泛的关注和争论，并由此折射出世纪之交中国影视话语人文理想、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观的嬗变。 悖论之一：历史的“真实”与“虚构” 在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所有悖论中，历史的“真实”与“虚构”这一矛盾可以说是最基本的悖论关系。因为历史剧命名，本身就潜含着“历史”的“真实”与“剧”的艺术“虚构”这两个维度，而人们关于历史剧的争论，主要也就体现其创作究竟是以“历史”的“真实”为主，还是以“剧”的艺术“虚构”为主？ 自史学家司马迁天才性地创立了史传体的叙述模式后，史传式的叙述方式成为中国经典历史题材文艺创作、甚至是一切文学艺术创作的不二法门。毛崇岗在《读三国法》中认为，“《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中称赞“《水浒》胜似《史记》”。张竹坡在《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中干脆认为，“《金瓶梅》是一部《史记》”。正是这种崇尚史传体叙述的民族文化心理的左右，在经典历史剧创作中，史料的真实性远远比艺术的虚构性来得重要，“七分史实，三分虚构”也就因此成为人们用来指导和批评历史剧创作的一个重要原则。吴晗1960年在《谈历史剧》等一系列文章中明确指出，“历史剧必须有历史根据，人物、事实都要有根据”，戏曲中诸如《杨门女将》、《秦香莲》等这些属于民间传说而缺乏史料依据的剧目，从严格意义上都只能称为“故事剧”或“古装剧”，而被排除在“历史剧”之外。（1）历史剧创作的真实性，也就主要表现为“尊重历史人物的公论”；“尊重历史人物基本的社会关系”；“尊重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 很显然，这种观点虽然注意到历史剧创作和历史叙事的不同，但仍坚持认为历史剧创作的最高目的，是帮助人们提高乃至深化对历史本质的认识。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所谓“史家和诗家不同”，“诗人的任务不在叙述实在的事件，而在叙述可能的——依据真实性，必然性可能发生的事件”，被持这种观点的人所反复引用。因此，经典历史剧创作主要表现为剧作者剔除表面的偶然的历史事件，依据真实性和必然性的法则，典型地表现出决定历史发展的本质真实，并最终展现出人类历史的前途与命运。 但是，从新历史主义观点来看，人只是一个历史的存在。对当下个体生命而言，作为曾经存在的活生生的历史本身业已逝去，他所能面对的，只是作为历史文本的各种历史文献或历史话语。个体生命只能通过对历史文本的解释活动来选择历史，改变历史。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对历史文本的解码，都离不开解释者的主体想象，都可能演变为一种符合当下主流意识形态逻辑的胜利者的历史清单。与注重彼岸的西方人强调对宗教的信仰不同，注重此岸的中国文化一直具有强烈的历史情结。历史，不仅具有“资治”和“劝惩”的现实功能，而且还赋予抗拒死亡和终极审判的意义。青史留名或遗臭万年，成为中国人内心深处最大的理想或恐惧。明乎此，就不难明白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何以如此流行。在全球性时代的背景下，历史业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当然，文化的转型，客观上又使得这种历史寻根充满了一种传统与现实的矛盾冲突，本专辑论文中《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审美悖论》着重从理论上论述了历史剧创作中存在的诸种悖论《，作为东方奇观的新民俗电影》、《女性历史的个人话语》、《技术时代的武侠大片》等论文则分别从不同的维度，论述了当前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现象。因此，历史的本质是虚构的，历史剧的创作就更应该表现为一种想象的狂欢。正是在这种历史观念的影响下，从港台到内地，诸如《大话西游》、《唐伯虎点秋香》、《新白娘子传奇》、《还珠格格》、《戏说乾隆》、《戏说慈禧》等历史戏说剧，竞相粉墨登场。这些戏说剧彻底颠覆了经典历史剧那种“七分史实，三分虚构”的创作原则，拒绝了经典历史剧那种历史教科书般的刻板和严肃，甚至解构了长期以来一直横亘于“历史”和“当下”之间的时间界限，有意将“过去”与“现在”的时空代码相互重叠，叙述历史的动机不再是为了追寻历史的真实，而是成为对历史影像的一种消费，在历史的时空中尽情放纵宣泄着当下的各种欲望。 因此，历史题材影视剧的悖论在于，假作真时真亦假，任何真实发生的历史一旦转化为艺术的文本，它就不可避免地具有虚构的性质；而任何虚构的文本试图闯入历史的时空，它又容易造成人们对历史的真实想象。从创作上看，如果强调的是历史剧的认识价值，那么编导往往就会注意让其艺术想象尽可能吻合公众认可的历史“真实”；如果注重的是历史剧的审美价值和娱乐价值，那么编导就有可能把“虚构”这一维度推向极端。 在这个意义上，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中“真实”与“虚构”的悖论，所暴露的不仅仅是一种艺术想象的冲突，更是一种美学观念、文化观念的冲突。 悖论之二：历史的“民族性”与“个人性” 从文化的观念上看，历史剧的悖论在于，它既可以强化族群彼此认同的文化之根，而成为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又能够凸现家族的血脉渊源，而成为个人的精神还乡。 首先，在构筑民族想象共同体的历程中，编导往往喜欢采取一种作为“民族精神标本的展览馆”的史诗叙事，追求一种时间和空间大跨度的叙述结构。诸如《开天辟地》、《大决战》、《大转折》、《大进军》、《日出东方》、《长征》等国产影视剧，无一例外地以历史时空的巨大十字坐标作为其基本的叙述框架，试图透过、中国共产党成立、国共合作、北伐战争、“八?一”南昌起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等这种历史大裂变中的时代风云，来透视民族历史的隐秘，把握历史中的民族灵魂，并最终再现出20世纪现代中国最惊心动魄也最激动人心的历史嬗变而成为一个民族的“传奇故事”。 与此相吻合，这些史诗性影视剧在叙述宏伟的历史战争场面时，往往以一种充满诗意的笔触，讲述在血与火洗礼中成长起来的英雄人物。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历史当然是人民创造的；但不可否认的是，集中体现特定历史时期民族理想的，却往往是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当史诗性影视剧使这些英雄人物重新复活并栩栩如生地走入人们的视野时，史诗性影视剧所展现的，就不再只是历史事件的实录，而且还是历史精神和历史理想的再现。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也就因为致力于刻画在重大历史事件和民族战争中洗礼出来的英雄人物，而成为“英雄”的史诗。 耐人寻味的是，在创作史诗性历史剧时，虽然编导们都竭力从现代的视野去解读历史，但都小心翼翼把这种解读局限于对历史的一种发现，而不是一种肆无忌惮的想象与歪曲，给人一种强烈的历史文献质感。这类影视剧在叙述历史时，往往采取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叙述人置身于文本之外，使得历史仿佛“客观”地呈现在观影者面前，观影者于是将自我体验为历史的“见证人”，将影像化的历史读解为实在的历史，从而极大地强化了影视剧所叙述事物的真实感和历史感，意味着这一事件业已定型、完成且不可改变，无论是作为一种历史的事实，还是作为一种意义和价值，它们都被视为一种“绝对的过去”，而成为社会公共生活和精神信仰的永恒的公共话语。 罗蒂认为，在后现代世俗文化的语境中，众神的退位，英雄从“知道一种大写的秘密”和“达到了大写的真理”的超人沦落为“只不过是善于做人”的凡人，（2）英雄虽然不会从此退出历史的舞台，但历史已不再被视为某种神的启示录，不再被表现为英雄的史诗，也不再只是一种历史规律的附庸，而成为一个没有基础支持、只是由个体欲望和感情之网编织的生活世界。在这个意义上，以第五代导演为代表的新民俗影视剧在叙述历史的时候，虽然并不回避宫廷、战争、暴动等传统巨型历史景观，但其叙述的重心已不再是历史上英雄人物的英雄事迹，并往往以一种内聚焦的限制叙述视角，来叙述隐藏在巨型历史景观背后个体婚丧嫁娶的世俗生活画面。如《黄土地》中编导煞费苦心地安排了八路军文艺工作者顾青下乡采集民歌，无意中目睹见证了为反对世代相传的“庄稼人规矩”而不惜以死抗争的农家女翠巧的婚姻悲剧。《红高粱》则索性在影片开始就确立了叙述人“我”的地位，“我给你说说我爷爷我奶奶的这段事，这段事在我老家至今还有人提起”。很显然，影片之所以极力突出叙述人“我”这一身份，其意图就在表明影片所叙述的历史是与“我”血脉相承的家族史，是由“我”来讲述的“我爷爷”、“我奶奶”的家族故事。这种对“我”个人身份的刻意强调，客观上表明影片所叙述的历史并不是作为民族想象共同体的主流历史，而是设法使之民间化、私人化，从而把“过去所谓的单数的大写的历史（History），分解成众多复数的小写的历史（histories）；把那个‘非叙述、非再现’的‘历史（’history），拆解成了一个个由叙述人讲述的‘故事（’his-stories）”，（3）使叙述成为一种“自己的来处”和“自己的归宿”的精神还乡，成为一种个人记忆深处的历史碎片。 但是，正如集体都是由个体构成一样，任何个体的历史同样逃脱不了民族集体的投影。历史话语这种“民族性”与“个人性”的悖论，决定了第五代导演在书写个体欲望的同时，折射出对民族集体历史命运的反思和批判，不少批评家甚至认为，第五代电影所演绎的专制秩序对个体欲望的践踏以及个体欲望对专制秩序的反叛与亵渎的民间历史话语，实质是一种按照西方“他者”视域逻辑演绎的关于压抑、迫害与毁灭的民族历史寓言，从而在西方视域中成为一处凄艳、动人的东方奇观，自觉不自觉中成为了一种跨国语境的“后殖民历史话语”。 悖论之三：历史的“批判”与“认同”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大家耳熟能详的名言，恰恰潜含着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另一个悖论。 一方面，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和接受的时代性，客观上要求任何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都不可能全盘接受传统的历史命题。在内忧外患的煎熬下，20世纪中国民族文化，不得不以西方现代文化作为参照系，进行“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4）的现代转型，传统的文化知识的性质及其合法性，都因此而受到根本性的质疑和颠覆。因此，“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首先把目光聚焦于民族历史，中国历史题材文艺创作之所以格外引人注目，其目的就在于把传统放置在批判位置，通过对历史的批判，彰显出新知识、新思想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促使国人在心理上使自己尽快摆脱历史的羁绊而融入到新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 但另一方面，不论创作者如何赋予历史题材以新的文化命题，历史题材本身所烙印的传统意识形态性终究不可能被完全割舍。自20世纪中国文化现代转型以来，对历史剧这种“新瓶装旧酒”的担忧与批评就一直不绝如缕，郭沫若20世纪20年代曾撰文强调他创作历史剧的动机，在于“借古人的骸骨，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但是问题的关键恰恰也在于，孕育于农业文明的“古人骸骨”，究竟能否负荷产生于工业、后工业时代的现代意识？当现代意识借助于古人的历史题材来表现时，现代意识是否被削弱甚至遭到传统意识的侵蚀？世纪之交诸如《雍正王朝》、《康熙王朝》、《天下粮仓》、《汉武大帝》等表现封建帝王将相的历史剧，尽管编导极力赋予了治国、改革、惩腐等时代性思考，如陈家林认为：“拍《康熙帝国》剧时我脑中有一个想法：康熙值得拍。康熙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在中国历史所有的皇帝中名列前茅，抓鳌拜、平三藩、平葛尔丹、收复台湾以及清理朝政都反映出他的历史功绩，连中国版图之大也有他的一份功劳。”（5）但其思想性还是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康熙王朝》主题歌“‘我真的再想多活500年’”，更是激起不少人的强烈反感。有些人无不讥讽地感慨，眼下只要打开电视，要想不看见“顶戴花翎”就成了奢望，从吵吵闹闹的格格们到故作姿态的帝王们，从驼背的刘锣锅到铁嘴铜牙的纪晓岚，这里还没曲终人散，那里却又鸣锣开场，而这些帝王戏充其量只是在张扬所谓“明君”、“青天”之类的人治思想。 尼采在《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一文中认为，对于受难者和需要解放者，历史需要被时时审问、批判和裁决。唯其如此，他才能从苦难和压迫中站起来，求得生活与反抗的可能。然而，人总是前世代的结果，历史无法被割断和抛弃，结果人在批判着历史的同时，又自觉不自觉地认同历史，传统的历史也因此在这种“批判”的名义下得以借尸还魂。 因此，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中所暴露出来的种种悖论，既显现出转型期文化的日趋多元，客观上又提醒人们永远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寻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答案。在全球性语境中，我们的历史影视剧创作注定要在充满悖论的历史命题中，重新界定传统和现实的关系，谱写出一种适合时展需要的新的历史记忆。因为从人类学的意义上理解，历史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所体现的，是人对民族身份和自我命运的关怀。从表面上看，讲述历史与倾听历史的行为，表现为对过去和他人历史的好奇，实际上这种行为的意义在于提供了过去与现在、他人与自己的一种联系，使得人们可以借助于历史的逻辑，来产生民族身份和自我命运的观念，并进而领会民族与自身的存在状况和发展可能。 中国电影史论文:网游影像精彩 微电影进化史 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新兴手持设备功能的强大，一种名为“微电影”的新鲜事物走进了大家的生活。作为国内营销炒作最火爆的网游行业，当美女、酥胸、美腿一度成为网游营销主流的时候，微电影的出现又能给网游宣传带来一种怎样的风气？虽然微电影刚刚出现不久，但是却已被多款网游应用其中，并经历了几种“变迁”。 封印之剑 关怀至上 《封印之剑》并没有像传统网游微电影那样选择美女、搞笑或是贴近生活的清新元素，而是选择了倡导低碳生活的环保主题。看似与游戏风马牛不相及，讲述着一个网游玩家在游戏的同时该如何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并如何努力尽一部分社会责任。公益和关怀至上，《封印之剑》的微电影是别有风情。 神鬼世界 依旧低俗 本人印象中，已经不记得是哪款网游最先拍摄微电影的了。但是目前能查到最早的有关于网游微电影的记录是完美旗下打着暗黑名号的《神鬼世界》――“十国美女”。但这部微电影仍然没有脱离网游低俗的本质，十位所谓的外籍美女暴露的着装一开始就为其奠定了低俗的基调。 星辰变 清新低俗 《神鬼世界》微电影不久，《星辰变》也拍摄了一部名为“宅男送”的微电影。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微电影关于“宅急送”和“星辰遗忘者”的植入或多或少的能够深入人心。虽然片中美女并不暴露，但是着装难免让人遐想，算是一种隐晦的低俗吧。 古域 穿越高校 《古域》的微电影“少女就爱救宅男”则以一种搞笑的形式来讲述男女主角的穿越故事，虽然没有了裸露美女的助威，没有华丽的特效和精美的屏幕，但《古域》的这部微电影更能取得大家的认同。 Dota 还我男朋友 许多男性玩家因为着迷于dota而废寝忘食，甚至忽视了自己另一半的感受。而由玩家根据上述情况拍摄的微电影“还我男朋友”则以一种真实、感人并贴近生活的故事情节深深触动了无数dota玩家或是他们女朋友的内心。目前为止，这或许是最为成功的一部微电影。 当低俗营销一直是网游主流宣传手段时，我们在不经意中发现，微电影带给网游的不只是新的宣传手段，更有那清新脱俗的表现。期待它会这样一直下去。 中国电影史论文:历史人物的电影书写 [摘要]武则天是历史上惟一的女性皇帝，她的帝王之路荆棘密布、充满传奇。作为电影题材，《武则天》具有诸多先天优势，也有其难以驾驭之处。本文试图对电影《武则天》的编剧思想和人物形象塑造加以分析，以期历史剧《武则天》更具现实意义和市场价值。 [关键词]电影《武则天》；风格定位；人物形象；影片立意 武则天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空前绝后，她是历史上百余位皇帝中惟一的女性，她的帝王之路荆棘密布、充满传奇。她的功过是非、她的个人生活、她的谋略与智慧一再进入史学研究和文学艺术创作的视野中。史料中有关武则天的记载虽有语焉不详和中断之处，但对于其一生中的重大事件：太宗时代入宫封为才人，太宗驾崩后感业寺出家，高宗时代二次人宫受宠，争夺中宫之位，数次更易太子，平镇李敬业叛乱，登上帝位终又还位于李唐等。史料中的记载还是基本一致的。此后，这些历史片断作为基本故事元素，在各类文学艺术作品中以不同的逻辑和方法重新组装设计，就生成了不同观念和内涵的艺术作品。 作为电影题材，《武则天》具有诸多先天优势，也有其难以驾驭之处。优势主要在于历史人物自身的鲜明个性和传奇色彩。题材本身的跌宕起伏，故事情节以及恢弘壮丽的史诗气魄，人性、欲望、智慧、权谋可以在一部戏中得到极致表现，既富于历史质感，又不乏戏剧冲突，这对于历史剧来说是难得的创作条件。难以驾驭之处在于，武则天的故事对于中国观众早已家喻户晓，并一再进入各种通俗文学、影视作品中，观众对人物及其故事太过熟悉。使得再度创作难寻新意，难以在观众已经熟悉的历史中挖掘出仍具有新意和吸引力的故事情节，也难以建置一个既符合历史真实又富于深度并能让今天的观众普遍认同的人物形象和一个符合现代人文意识的主题立意。 本文是关于电影《武则天》编剧思想和人物形象塑造的研究。是影片进入剧作阶段的前期史料研究和方案策划，目的在于正式进入创作阶段之前，理清影片的创作目的、看点分析、受众定位以及剧作阶段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文章具体内容涉及以下几方面： 第一，风格定位。关于影片创作的所有研究展开之前，须先理清一个问题，即要拍一部什么样的《武则天》，是历史正剧还是戏说?正剧的标准是什么?在观众对历史人物相对熟悉的背景之下，正剧是否仍然具有看点和存在价值? 第二，截取历史。在武则天82年的生命历程中，可圈可点的重大事件很多，对两小时片长的电影来说，只能重点着眼于人物生平中的关键时段和事件，而不同的截取方式对应着影片剧作的不同方案和立意。 第三，影片立意。研究影片如何依从于史学家认定的基本历史事实，用现代的人文意识，来审视和理解历史人物的个性发展、行为逻辑和功过是非，进而获得现代观众的认同和接受。 第四，人物形象定位。参照史书记载以及已有传记小说中的武则天形象，研究武则天形象的历史流变，从前人对于相同史料的不同认识和处理上，发现合乎情理且富于人性的人物形象定位，挖掘人物行为表象中的人性深度，为影片寻求合乎情理、富于深度同时又被广泛认同的人物形象定位。 一、风格定位 影片风格贯穿影片创作始终，是影片策划和创作的基本前提。本文认为将《武则天》定位为历史正剧、人物传记片和史诗电影。更具有现实意义和市场价值。 这里涉及一个正剧的标准问题。即什么是正剧?一个相对通俗的标准叫作“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即历史正剧必须对要表现的那段历史故事做到主要事实和主要人物符合史籍记载，人物的思想和行为要符合时代背景、符合逻辑。在此基础上，可以以戏剧化手段，建置情节冲突和人物关系、放大细节和适度虚构。 前面提及，当下将武则天这个人物作为电影题材，最大的难度之一就是观众对这个人物及其故事相对熟悉，而正剧的原则是不能超越基本史实，那么这就意味着电影中的情节发展及其最终结局观众是知晓的，那么作为正剧的电影《武则天》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其价值和看点又在哪里?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在她之前，有不少掌握实权的皇后、太后，但都没有这样的胆略改换旗号正式称帝，在她身后，也有无数效颦者跃跃欲试。但即使是在妇女地位较高的唐代，也再没有人能问鼎成功。她的惟一，恰恰就是人们对她的兴趣点，也是武则天故事的卖点。反复研究不同时代人们编织的武则天故事，不难发现，对于后人而言，武则天故事的最大看点在于这样一个历史悬念：在那个时代一个女人何以登上帝王之位?她有怎样的自身条件(美貌、谋略以及智慧)，又有怎样的外部环境(当时的社会文化、政治背景、她的支持者与反对派，以及种种的机缘巧合)?她的身边，有祖父被她杀害却终身为她尽忠的上官婉儿，心向李唐但还是为武周尽心竭力的狄仁杰，与母亲心智酷似、却貌合神离的太平公主，这些人是怎样对待她。对她又怀有怎样的情感? 从好奇和释疑的角度。后人的确需要一个真实的武则天，然而，千余年来，武则天的历史经过了太多的涂抹。首先涂抹的是她自己――武则天以周代唐女主天下殊为不易，与儒家伦理传统道理相悖，为宣扬自，己的“君权神授”和“王者不死”进行了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留下了大量真真假假的传说故事，无论是她的名字，还是出生。甚至死后的立碑，都流传着各种说法。甚至可以说她的一生都笼罩在神话和传说之中。其次是史家的涂抹――在武则天身后的千余年中，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儒家思想统治的男权社会中，一个女皇是难以为历史所包容的，大量妖魔化的记载、形形色色的传说，混淆了视听。服务于现实政治的陋习一再篡改着本已十分凌乱的历史，即便是近代之后，对于武则天的评价仍然变化无常、褒贬不一。武则天时而是“实无丝毫政绩可记”的昏庸帝王，时而又成为儒法斗争、推动历史发展的法家代表。时而又担当起妇女解放的代言人。但武则天其人究竟是什么样呢?或者是唐代社会对于妇女的宽容为她提供了条件，或者说是高宗身体不好给了她机会，或者是长期受压抑的庶族地主要夺取政权，所以把她推到了前台。但无可否认的是，她的成功至少有七成应归结于她自己非凡的才能和手段。 古人云：“读史使人明智。”历史剧的魅力就在于它能带着观众去回望那些曾经可能发生过的事情和情境，品味这些故事对于今人的启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凡剧都是戏，也就都是戏说，但我们所界定的历史正剧，是以严肃的历史态度去想象和再现历史的，所以它最接近历史真实，情境设计也最符合历史原貌，其中的人物性格也最合乎逻辑与情理。《武则天》的时代，国家安定，社会繁荣，民心向上，八方来仪，大唐盛世令人心驰神往。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个女人靠着她的智慧、权谋与种种机缘巧合神奇地升腾崛起，这正是今天人们 对于武则天故事的关注点。惟有作为历史正剧的电影《武则天》，才可以带领观众接近那段历史、那个人物，理解那个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女皇帝是如何造就出来的。 这样的故事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任何编造的故事在真实的历史面前都暗淡无光。惟有最贴近历史的想象力，才能获得最有说服力和可信度的影片。 二、人物塑造――从历史人物到艺术形象 关于武则天人物形象的塑造，有两个方面的成果可以借鉴：史学研究视野中的武则天和文艺作品中描述的武则天。历史已然成为历史，今天的人们惟有沿着仅有的历史事实、以今天的观念去想象和诠释过去的故事。 中国历史上对于武则天的评价不一。唐中期，对武则天的评价较高，一方面是因为执政的帝王基本是武则天的直系子孙，另一方面是因为在唐代初期，儒学思想在中国的影响还没有那样深入。南宋开始。对武则天的评价持续走低，主要原因是儒学思想和程朱理学在中国思想史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到了近代，随着新文化运动、女权运动的兴起，后人又为武则天翻案，赋予她妇女解放的象征意义。如此反反复复，武则天的故事一再被演绎、戏说。 历史上关于武则天的小说、戏剧(包括电影)为数众多，尤其是进入20世纪以后，武则天题材的文学创作和影视剧创作参与的人数之多也达到了空前状态，从“五四”新文化先驱宋之的、柯灵、田汉、郭沫若、林语堂，到新时期以来当代先锋作家北村、格非、苏童以及女性主义作家赵玫、须兰，还有众多的通俗作家及著名编剧导演纷纷投身其中。不同时代、不同作品对武则天这一人物的阐释各异，不同的阐释体现着不同时代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演变。这些人物形象大体归类如下： (一)淫荡女人或蛇蝎妇人形象 从南宋开始，程朱理学在中国占据了思想上的主导地位，世人对武则天的评价持续走低，明清时期甚至有“鬼神之所不容，臣民之所共怨”的评价。虽然到了近代，因为女权运动的兴起，人们赋予武则天妇女解放的色彩，对她的评价开始翻案，但或源于儒学文化的漫长影响，或出于以艳闻野史取悦受众的的低俗文化需求，各类史书和文艺作品中仍时时出现她滥杀无辜和与男人淫乱的记述。 (二)巾帼英雄形象 近代以来，随着女权运动的兴起，人们赋予武则天妇女解放的色彩，开始为他写翻案文章。当时一批左翼作家一方面深受西方先进人文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深切意识到封建礼教对妇女的压迫和摧残，从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角度出发，把武则天塑造为一个反封建、反压迫的女性英雄形象。此类作品包括宋之的话剧《武则天》(1937年)、柯灵的电影剧本《武则天》(1937年)、田汉的京剧剧本《武则天》(1947年)，直至50年代郭沫若的《武则天》以及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如杨书案的《风流武媚娘》、李端科的《女皇武则天》、甄秉浩的《武则天登封传》、吴因易的“则天皇帝系列”等作品都不同程度延续了这一主题。郭沫若的《武则天》承袭了这一观念，但笔下的武则天以雄图大略、爱民如命的开明君主面貌出现，其形象被高度政治化，但基本回避了武则天作为女人，甚至作为人的亲情、爱情等富于人性内含的合理生命欲求和身体欲望。 (三)现代人文视角下的武则天――矛盾困扰中的女人与女皇 随着现代人文意识的影响，关于武则天的历史研究和文艺创作也转向对个体生命意识的关注，着重对其内心和情感意识的挖掘，尊重人的情感需要。注重解析人物的心路历程，立足于人是一个知、情、意、行并重的生命个体，把历史人物悖论性的生存处境和绝望孤独的情感上升到哲学层面进行探讨，提升为对普遍人类生存的关怀和思考。 相对而言，20世纪80年代之后关于武则天的文艺作品虽然延续了“十七年”时期对女性解放的理解。继承了郭沫若《武则天》的叙事逻辑，但这些作品大多开始试图摆脱歌功颂德式的叙述，努力表达一种人性的复杂和情感的挣扎。文本中不再回避她的私人生活，描绘了武则天的美貌，写了她与太宗、高宗、薛怀义、二张之间的情感纠葛。也不再因为肯定她的政治才华而回避她的残忍、狠毒，努力深入她的内心世界对她的行为逻辑进行分析，使其形象从符号向人靠拢。例如1984版的电视剧《一代女皇武则天》中提到，武媚娘幼年即熟读诗书，聪慧机灵，志向远大。14岁入宫，结识九王子晋王李治，李治淡泊名利，童心未泯，武氏也玩心甚重，两人经常结伴捕蛙捉蝉，戏水谈心，日久生情。二次入宫后，服恃李治以感恩报德，卑职屈礼以事皇后，但仍遭妒忌。独受专宠并大展才华后，才野心膨胀；再次受到攻击后，才变得猜忌善妒，极力排除异己。这实际上是强调了武则天从女人到女皇的蜕变，真实再现了她的纯洁与世故、性情与野心…… 以今天的视角看，武则天一生最大的特点在于她的矛盾性。在身份上，她既是女人又是皇帝。在性格上，她自信又迟疑，冷酷而又温情。在执政方面，既是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国库充盈。但同时又有均田制瓦解、民户逃亡造成的国家税收减少和社会不安定因素；既有任人惟贤的用人方略，又有酷吏政治打压异已；既促成了文化昌盛。也消磨了尚武精神；既推陈出新，又施以强大的政治干预甚至不惜血醒杀戮。这是一种站在现代人文立场上对武则天进行的诠释，正是有了这种矛盾性和多面性，才使得武则天这样一个有血有肉的立体的人展现于人们面前，让人觉得亲切可信。 三、历史截取与影片立意 武则天出生于公元624年，享年82岁。这是一个一出生就有故事的女人。唐贞观九年(635)。利州都督武士镬之妻杨氏生得一位千金，传说中，神相袁天罡曾观其相，谓其：“口角龙颜，龙瞳凤颈，伏羲之相，贵人之极也”。之后，这个“伏羲之相”的女子14岁应召进宫，26岁被迫出家。28岁3L--度进宫，五年内登上皇后宝座，很快便铲除王皇后、长孙无忌等异己力量，稳定了后位，并逐步成为大唐帝国的实际主宰者。公元690年，66岁的武则天正式登基，在垂暮之年，她又将帝位归还于李氏家族。 历史地看，武则天一生的这些关键因素对于其人格形成以及人生历程各有意义。以电影剧作视角来看，人物在不同时段折射出来的人格特征、心理动机和行为倾向各不相同，这种差异直接影响到影片立意、人物建置以及可以挖掘的情节线索和矛盾冲突。 这里，我们把武则天跌宕起伏的一生分成三个阶段进行分析。 第一，“崛起”。指武则天从太宗的才人变成高宗的皇后这一阶段。中心事件：废王立武。 第二，“弄潮”。武则天入住东宫之后，与高宗并肩执政，通过亲蚕、移宫、封禅、泛阶、平乱等举措，建立威信，培植势力，使高宗形同虚设，最终登上皇位? 第三，“归去”。武则天称帝后，引发储位之争，内外交困中，武氏最终选择还位于李唐。核心事件：夺嫡大战。 武则天以一个女性的身份改朝换代，建立了 大周王朝，她上承贞观下启开元，把一代王朝治理为世界强国。武则天的一生是辉煌壮丽的一生，又是充满矛盾纠结的一生。在位执政时，经济在高速发展而均田制又导致民户逃亡；她任人惟贤，却同时实行了酷吏政策；促进了文化昌盛，又消磨了尚武精神。她充满自信，敢在男权社会立威；同时，她又高度的不自信，在位15年改年号23次。武则天身上矛盾性的根源在于她的行为背离了当时的社会传统。成为社会的不和谐音符，于是会和社会原有秩序和规则发生矛盾。这种矛盾冲突在她与权利交替之时，都会有激烈表现。对应于前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崛起”和第三阶段“归去”，都涉及与武则天有关的权力更替，是人物一生中冲突感较强的时间段。下文重点针对这两个时段的剧作方案进行分析。 四、方案分析――人物关系与情节设计 (一)“崛起” 1.立意 一般认为，武则天的前半生相对更具传奇色彩，从剧作角度看，历史事实本身契合了电影剧作要求的矛盾冲突和情节发展的启承转合――时而顺风顺水高潮显现(得太宗恩宠同时又有太子垂青)，时而又跌入低谷甚至陷入绝境(感业寺出家)，她不断地获得机会(二度人宫)又不断地受到挫折(觊觎东官不断受挫)。武则天26岁二次人宫并用五年时间登上皇后宝座阶段，是其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也是她个性张显最为淋漓的阶段――她野心勃勃、欲望膨胀，同时又聪慧过人，在内与王皇后、萧淑妃斗法，在外与长孙无忌等朝臣较量，以她为中心的人物关系错综复杂，但又清晰地分为敌友两大阵宫，她劲敌无数(王皇后、长孙无忌等)，但同时也不乏同盟(高宗)和帮手(许敬宗、李义府)。以电影剧作的视角看，这是历史事实赋予影片的戏剧冲突，甚至非常好地吻合了“英雄成长”式的剧情模式。武则天的成功和所有银幕英雄一样，武则天的成功是因为她有着杰出的才华、非凡的能力和永不言败的个性。 1939、1963年版的电影《武则天》都截取了女皇的前半生作为剧作的重点时段，1939年版《武则天》就是从其28岁二次入宫开始，写到她登上皇位。1963年版的《武则天》虽说是对武则天一生的全景展示，但重点还是武氏二度人宫到66岁登基称帝这段历史。 以今天的视角看，在人物塑造和立意上，可以挖掘的看点有两个方面：其一。人物永不言败的奋斗精神和不让须眉的极品智慧。今天观众眼中的武则天既非“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认定的扭转乾坤的巾帼英雄，也不再是男性视角下放荡不羁的蛇蝎美女，而是权力欲望主宰下智慧与勇气发挥到极致的普通女人。她如何在错综复杂的朝廷内外顽强挣扎并以非凡的智慧达到权力的巅峰，对现代人最具吸引力。其二，武则天与高宗李治在权力之争中交织发展的独特恋情和共同理想。选择这个段落作为剧作的主打段落，不利因素除了观众对这段历史包括细节都太过熟悉，还有一方面就是这是一段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的历史，要让这样一个故事站得住脚，则需要找到一个为当下观众愿意接受和认可的立意，即为权力之争找到一个合乎情理的理由。写这部分戏，应该为人物找到这种复杂的行为动机，有环境的压迫和自保的需要，有权力欲望的驱使，也有才华施展的条件和契机。据《旧唐书・则天皇后纪》载：“帝自显庆以后，多苦风疾，百司表奏皆委天后详决。自此内辅国政数十年，威势与帝无异。”此时的武则天与高宗不仅是夫妻还应该是同盟，武则天与王皇后的后位之争，不仅是两个女人之间的战争，也是高宗及武氏与长孙无忌等权贵大臣之间权力之争。不仅是尔虞我诈、争权夺利以及宫廷的倾轧和肮脏。更有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武则天如何在唐高宗和武后那个广阔的历史空间励精图治，为大唐走向隆盛奠定的坚实基础。以这个时段表现武则天。将展示一个智慧非凡的女人，一对励精图治的伴侣，一个昂扬向上的年代。 2.人物 (1)武则天 王皇后带武则天二次人宫，只是给她宫女的身份，用作打击萧淑妃，在她看来，武则天是根本不会有任何机会。要是一般的女人，从青灯古佛的寺院回到锦衣玉食的宫殿，已然是天大的幸运了，但武则天有所不同，这是一个既有见识又有才智且敢作敢为的女人。打击萧淑妃的任务轻而易举地完成，她低调拥有了皇帝。她也很快发现，与自己相比，地位高高在上的皇后无论才华、见识都不堪一击。于是她很快就不再满足于以无名无份的宫女身份侍寝了，而恰在此时，上天又给了她机会，生下龙子的她顺利升为昭仪。 武则天不是生来就想当皇帝的，她的帝王野心是渐渐积累起来的。她的美貌和才华有目共睹，作为皇帝的丈夫对她欣赏有加。公正的大臣们是敬佩她的。惟有报着偏见和一己之私的人才会排挤她。丈夫病痛带来的机会让她越发认识到自己过人的能力。也成就了她深埋于心底的勃勃野心。于是。这个才华横溢、聪慧过人的女人开始绝然反击，并一发而不可收拾。 (2)高宗李治 李治初出茅庐登基皇位。但并没有享受到皇帝应有的待遇。皇帝的舅舅、托孤重臣长孙无忌以及褚遂良等人的重重包围，让皇帝半点儿展不开手脚。在李治登极后的第三年，长孙无忌利用高阳公主诬告房遗爱的案件大开杀戒，硬是“审出”了震惊朝野的谋反案。皇帝的哥哥和叔叔也被诬陷进去，皇帝请求赦免他们的死罪，却被大臣们一句冷冰冰的“不可以”挡了回去。长孙无忌的志得意满和高宗李治的落寞无奈形成鲜明对比。最终酿出了灾祸。一场甥舅之战。拉开了大幕。偏偏这个时候，高宗得到了武则天这样一个绝顶聪慧的女人相助。高宗和武则天一起，借废王立武打击了前朝老臣的势力。所以，高宗与武则天不仅是恩爱夫妻，更是利益共同体。 高宗李治是一个宽容公允的男人。他是那个时代的模范丈夫，她对武则天欣赏有加。因此，武则天的机会很大程度上是他给予的。 (3)王皇后 王皇后的天然缺陷，简单地说就是骄傲自负。她败在太过轻敌。王皇后与唐高宗的问题。此前与萧淑妃的竞争，后来与武则天的竞争，其实质都是感情竞争。在这个激烈的竞争中，重要的条件及核心人物是唐高宗。但是，她的战略既考虑了唐高宗的感情，利用武则天就是看中了武则天与唐高宗的感情；同时又忽略了唐高宗的感情，他既然喜欢武则天，又怎么会舍弃武则天回头来找王皇后呢?与此同时，她更没有考虑武则天的感情。或者说结婚多年的王皇后对于感情问题还相当无知，她更相信，门当户对这些外在条件才是感情的基础。所以，在她看来，萧淑妃有南朝皇家背景，有萧璃这样的爷爷，在竞争中击败自己具有必然性；而武则天没有任何家世背景，父亲虽然是唐朝开国功臣，但是已经去世多年，武则天本人既当过太宗皇帝的才人，自身也年纪偏大，不该成为自己的竞争对手。或许。他还认为。武则天这样的人在内官找到一个安身之所已经是很大的奢望了。不该也不可能有更多的想法，不可能不对皇后大人礼让三分。她也从骨子里瞧不起那些以色恃君的女人，但事实上她错了。 (4)长孙无忌 在大唐帝国的臣子中。长孙无忌权位最高、权势最大。他既是太尉、首席宰相、顾命大臣，又是李治的亲舅舅。他的实权比李治还要大，他能一呼百应，风头甚至超越了李治，李治竟然惟他是从，不敢抗拒。虽然如此，但李治毕竟是一国之君，年轻气盛，所以，甥舅之间的矛盾从高宗当朝就暴露出来了。 (5)许敬宗 唐高宗永徽六年(655)，武则天与王皇后的争斗进入白热化，朝廷内的高官产生了分野，以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为首的一帮老臣是坚决的反对派，而以许敬宗为首的一拨人则为拥护派。许敬宗是贞观老臣，是“十八学士”之一。但在贞观时代始终没有得到重用。原因是他的人品让李世民很质疑。到了高宗一朝，许敬宗风生水起，二次创业成功。究其原因是李治和武则天已无李世民的道德判断标准，或者根基尚浅的他们还无法顾及这个标准，他们需要的是一个人的能力，一个人的权术，因此有才无德、做人没有底线的许敬宗得到重用。在这一点上，武则天的用人标准只能是但求有才，不求有德。 3.可以发展为影片情节的历史故事 (1)二次进宫 永徽元年(650)五月二十六日，是唐太宗去世的周年忌日，王皇后随丈夫及宫妃、文武大臣来到感业寺，为死去的公公祭酒祈福。唐太宗生前的嫔御自然也在队伍之中。仪式之后，王皇后看到一位俏丽的少妇走到丈夫面前，娓言倾诉着离别之情，泪珠夺眶而出，抽泣之声令睹者为之动容，更激起唐高宗的无限怜爱之情，使他凄然泪下。望着这旧情浓烈的场面，一个计谋在王皇后心中油然而生。王皇后接武则天进宫做了身边的宫女。决定利用她遏止萧淑妃的专宠。 然而，王皇后此举让长孙无忌等大臣十分不屑，武则天以为有机可乘，有意接近长孙无忌，但在长孙的眼中，武则天更不值一提。武则天发现自己虽有皇上专宠但依然势单力孤。 (2)低调做人，意外晋升 二次入宫的武则天，选择了低调做人的方式。一方面，她把王皇后当作救命恩人和再生父母，平日低三下四、无微不至地伺候她，在她面前尽情扮演着一个宫女甚至是奴才的角色，为的是让她在李治面前替自己美言几句。另一方面。武则天看到王皇后质朴实在，平常与身边的侍从很少交谈，她的舅父中书令柳贲出入宫禁时对宫内役妾们也无谦和之礼。于是，她专捡王皇后和柳贲不礼重的侍从和宫人结交，还常常把自己得到的赏赐送给她们，以求得她们的拥戴和保护。这样，那些得到好处的宫人们都成了武则天安插在王皇后、萧淑妃和唐高宗身边的耳目。因此，王皇后、萧淑妃和唐高宗的一举一动武则天都知道得一清二楚。永徽三年(652)七月，武则天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李弘。武则天身价暴涨，李治大笔一挥，册封武则天为昭仪。这对武则天本人也是意外的惊喜。 (3)甥舅矛盾 永徽三年(652)，高阳公主谋反案的审理中，长孙无忌有意扩大范围，将李治的六叔、司徒、荆王李元景，李治的三哥、司空、吴王李恪等数十位李氏宗亲定罪。长孙无忌丧心病狂屠杀李治亲人，李治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因为事态的发展超出了他的控制能力。但是，他要救出两个人。一个是他的六叔李元景，另一个则是他的三哥李恪，这两个人位居司徒、司空。平时和李治关系亲近，于是李治哭着向长孙无忌求情，但是长孙无忌坚决不同意。李元景和李恪最终被杀。这使得李治与舅舅隔阂日甚。后宫里，从感业寺二次进宫、尚无名份的武则天开始与丈夫谋划如何排除异己、共建未来。 (4)万年宫大水 永徽五年(654)三月，唐高宗李治率领一班大臣前往万年宫。一天夜里，山上下了大雨。引发山洪。大水冲击万年宫的北大门(也叫玄武门)，宿卫的战士看见水势凶猛，四散逃命。这天夜里。值班将军是右领军郎将薛仁贵，眼看着士兵四散逃命、大水涌进宫内。正是大家熟睡之时，皇帝和武昭仪也在其中。在薛仁贵的帮助下，李治与武则天一起跑出宫殿，登上高处，大水已经淹进宫殿。高宗惊魂未定，太医报奏：武昭仪再次怀上龙种。数月后，武氏生下一位小公主。大水中高宗和武则天成为生死同盟。 (5)野心初现 独享专宠又生育龙种，武则天升昭仪，成为众嫔之首。美貌和聪慧一再得到高宗认可，但王皇后又显然不给她机会。对王皇后而言。武氏显然是功高盖主。于是武氏交心不成，起了野心。狡猾的武则天发现，唐高宗只是宠爱自己，却没有让自己取代王皇后地位的意思。于是，她心生一条毒计，嫁祸于王皇后。武则天所生女儿满月，王皇后出于礼节，前来探望。谁知王皇后刚刚离开，武则天竟偷偷地将自己的亲生女儿掐死，然后又照样盖好被子，若无其事地离开婴儿床，和宫女们谈天说笑。唐高宗回宫之后，她嬉笑撒娇，让丈夫去看看可爱的女儿。唐高宗怀着兴奋的父爱之心掀开被子，却见可爱的女儿死在那里。武则天号啕大哭。哭得死去活来。唐高宗逼问左右侍从，都说只有王皇后进过内室，看过婴儿。唐高宗大怒，认定王皇后因为嫉妒之心而丧失妇德，杀了他的爱女。武则天又乘机添油加醋，欲置王皇后于死地。由于王皇后对此事难以自明，矢口否认也无济于事。从这以后，唐高宗便产生了废立皇后的念头。 (6)争取长孙无忌 永徽五年(654)，后宫斗争进入白热化，李治倾向废黜王皇后，改立武则天，他想寻求舅舅长孙无忌的支持。李治和武则天为了得到长孙无忌的支持，专门御驾前往长孙无忌家中，不仅将长孙无忌小妾生的三个儿子全部封为五品朝散大夫，还格外奉送十车金银财宝。皇帝和武则天都下了血本，长孙无忌却岔开话题。顾左右而言他。武则天的母亲杨氏频频到长孙无忌家中请求帮助。长孙无忌也无动于衷。礼部尚书许敬宗在武则天的授意下频频游说长孙无忌，然而却屡遭长孙无忌的驳斥。 长孙无忌在奋力抵抗，他在维护皇室尊严和传统礼法，希望外甥李治能够明白他的苦心，然而一切都是徒劳。李治已经长大了，羽翼日渐丰满，他不再像以往那样仰视舅舅，甚至没有平视，他已经恢复了一个帝王惯有的俯视角度。武则天要的是皇后的名分，而李治要的是长孙无忌和褚遂良手中的权柄。 (7)李义府奏疏 作为长孙无忌最反感的人，李义府在大唐的前景本来已经黯淡无光，长孙无忌更是准备把他赶出长安，从中书舍人贬到壁州(今四川省通江县)做一个小小的司马。由长孙无忌起草的诏书已经出台，只是还没有下达到门下省，一旦诏书下达，李义府就得乖乖地收拾行李前往壁州做一个可有可无的司马。李义府找来同为中书舍人的王德俭，向他咨询避难的方法。王德俭带李义府找到许敬宗并求得妙计：现在皇上想立武昭仪为后，如果能上书力谏武昭仪，方可避难。于是李义府连夜写好“废王立武”的奏疏，然后到内宫大门投递。接到奏疏的李治随即召见了李义府，进行了一番热烈的讨论，从李义府那里，李治得到了莫大支持。接见完毕，李义府得到了赏赐。 (8)改立皇后 永徽六年(655)，武则天得偿所愿，原来的王 性情感的复苏等。都促使武则天决心召回儿子，并立他为太子。可这一放弃江山屈服于血亲关系的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5)赐太子姓武 圣历二年(699)，武则天突然采取了一个奇怪的行动：赐太子姓武，并召来武姓侄孙及李姓儿女在庙堂察告天地，顶礼宣誓，保证彼此相扶，共保帝业。 (6)盟誓 武则天终于想到了让儿子和侄子和平相处的方法，那就是盟誓。圣历二年(699)四月十二日，洛阳的明堂上，一场隆重的盟誓仪式如期进行。参加这场盟誓的有皇太子武显(不久前赐姓武)、相王武旦、太平公主以及定王武攸暨等武姓亲王。他们一起参加了这场隆重的盟誓仪式。在武则天的主持下，他们一起写下盟誓，然后一起焚香祷告，将盟誓内容写在铁券上，藏进了国史馆。 (7)恩宠狄国老 狄仁杰与武则天一起外出游逛，意外发生了。意外由一阵大风引起。狄仁杰的帽子被刮到了地上，而马也受到了惊吓，先前跑了起来，武则天见状，赶紧让太子武显冲上前去为其解危。 (8)默许的政变 太子李显趁女皇病危。在老臣宰相张柬之的鼓动下发动政变，逼她退位，是为唐中宗。中宗即位后，大赦天下，加封李唐皇族，铲除张易之、张昌宗余党，恢复唐制，史称复辟。武则天革命的痕迹和女性威权被逐渐清除。 武则天对此次政变洞若观火，此时的她已经超然，故意不动声色，以局外人的眼光审视着子孙们的所谓义举。 五、结语 以现代的人文意识观照武则天这一历史人物，她既不是单纯的巾帼英雄，也不是一味的蛇蝎妇人。而是一个在权力欲望与人性情感中纠结的女人。相对而言，第一阶段是人物的上升期，冲突感强烈，符合经典的英雄成长剧作模式，是较为理想的剧作时段。第二阶段外部冲突显得稍弱，但却涉及人物丰富的内心情感张力。饱含了人物一生的渴望与纠结，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剧作时段。相对而言。后者着眼于老年武则天，以传嫡为主线勾连起种种矛盾冲突和错综状况，能够集中体现人物一生的欲望和情感纠结，也更能突出她的智慧和胆识，使人物更具张力，同时也更具新意。参考2006年英国影片《女王》等，可以预见，在当今影坛。内敛、深度和智慧可能超过年轻、华贵与时尚，深入、真实地刻域一个人物可能胜于张扬地展示其外表的美貌与浮华。当然，如果剧作中能兼顾人物青年时代的场景，再加入太平公主等年轻女性，影片的可看性会大大加强。 中国电影史论文:中国电影史上那辉煌的一刻 桃李芬芳育英才，薪火相传六十载。2010年10月23日这一天，是我国目前高等艺术教育中唯一一所电影专业院校北京电影学院建校六十周年校庆日。六十年一甲子，为了迎接这隆重盛大的庆典和纪念活动，学院早在一年前就开始了筹备工作，筹办校史展、拍摄宣传片、联络海内外历届毕业的在电影业作出突出贡献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校友、准备三大奖项等等，本刊主编马宏锦先生作为北京电影学院1986级电影美术系进修班学员，也在去年第九期杂志推出了题为《春华秋实――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进修班风采录》的专刊，集中介绍和展示了同学们多年来在电影和美术方面的作品、工作成果、专业成就等，为校庆献礼，感谢母校的教育，报答母校的栽培。同时，马先生在校庆日也应邀回校，参加庆典，和众多校友、老师们欢聚一堂，并用他的镜头记录下这激动人心的时刻…… 成立于1950年的北京电影学院如今已成为世界规模最大的电影专业艺术教育高等学府，教学设施和人均拥有设备值等均已达到世界一流。新中国成立以来，伴随着几代人成长的7000多部影片中，75%以上由该校毕业生主创拍摄，历届国家“五个一工程奖”、政府“华表奖”、“金鸡奖”、“百花奖”获奖作品中，电影学院毕业生主创作品达到百余部，该校毕业生的作品还在戛纳、威尼斯、柏林、东京电影节上摘得大奖。 风风雨雨走过了一个花甲之年，被誉为“中国电影工作者摇篮”的北京电影学院，在校庆那一天是热闹非凡的，是隆重庄严的，也是辉煌耀眼的。庆典活动在热烈的气氛中整整持续了一天。各级领导和来自海内外的校友们济济一堂。国务院总理和国务委员刘延东向大会发来贺信。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顾长卫、贾樟柯、韩三平、于洋、张铁林、张丰毅、蒋雯丽、袁立、黄晓明等许许多多从这里起步，从这里放飞电影梦想的大牌导演和一线明星们纷纷从各地赶来，为母校祝寿。 院长张会军在发言中说：建设世界电影强国是我们人才培养的奋斗目标，建设世界一流的电影学院是我们的根本宗旨，我们会始终牢记学院的校训：“尊师重道，薪火相传”，我们将共同创造北京电影学院一个崭新的历史，我们将用自己全部的精力为中国电影事业奋斗终身。 北京电影学院校友、著名导演陈凯歌在代表校友的发言中说：我们和在座的前辈、后辈，都在电影学院度过了难忘的岁月。我们是后第一批学生，那时校址在昌平的一个叫朱辛庄的地方。我对朱辛庄很有感情，那个地方很适合读书，每天课上完之后，或者从城里回学校的路上，都有一番自由的讨论。电影学院带给我们的除了专业的技能，除了作为一个行业的工作者的必要的知识，还有我们对电影的感情，让我们在其后的生涯中缓缓地展开，拍出一些比较精彩的作品。之所以说‘一些’，是因为后续的路还很长。感谢老师对我们的谆谆教诲，感谢母校的哺育。正是因为你们的教诲，有点一心向上，想把中国电影拍好。 听着陈凯歌此次温和的发言，现场许多校友不由得想起1993年，他在北京电影学院82届（78年恢复高考后招收的第一届学生）毕业生举行的“十年首聚”活动上，写的慷慨激昂的同学会宣言：“遥想当年朱辛庄内一百五十三同学少年无忌十足狂妄评点古今奋发向上欲与前人争短长十年过去世称‘五代’小有气象而今相聚白发有添豪情无减一笑仍是童颜热爱艺术忠实生命洞彻人生阐发人道再干十年还要再开风气先决不食言。” ，此宣言在电影圈曾一度传为佳话。 北京电影学院教师代表、摄影系主任穆德远教授在发言中说： 60年前，一大批活跃在中国电影创作一线，具备专业水平的从业者投身于中国电影教育事业，他们有三十年代参加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老艺术家，有延安电影团的精英，有中国电影教育的元老，有经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洗礼的战地记者，他们挺起了新中国电影教育的脊梁。 60年来，且不说在国际电影节上，所有获奖影片中几乎找不出一部没有学院师生参与的影片，就说在新中国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中，都有学院师生的身影。无论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庄严时刻，还是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还是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现场，还是在南极的科考队中，还是在唐山、汶川地震中，北京电影学院的师生中都会有人自豪地说，我在！穆德远教授说：都说教员是蜡烛，他们燃灭了自己，照亮了别人。我作为电影学院的教员，即便燃灭了自己，但并没有照亮了别人，我也无怨无悔。因为北京电影学院的教员是中国电影教育事业的脊梁！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是中国电影的脊梁！我们深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同样是！ 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张丕民在发言中说：北京电影学院从创建开始就一直承担着为新中国电影事业培养电影专业人才的重任，60年来始终坚持以党的唯一路线方针为办学指导，以培育全面发展的电影高级专业人才，推动中国电影事业发展进步为己任，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电影工作者的摇篮，在国内外电影和文化艺术界享有盛誉，是培养中国电影专业人才的重要场所。从电影学院走出了一批又一批享誉中外的艺术家，有德高望重的老一代，有担当中国电影重任的年富力强的中坚力量，也有在舞台上崭露头角的年轻新锐，为繁荣中国电影事业做出了贡献，更为中国电影文化走向世界做出了贡献，造就了中国电影的民族文化品牌。 在随后的颁奖典礼上颁发的第一个奖项是“新中国电影开拓奖”，该奖项颁发给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开拓做出特殊努力和贡献的优秀电影人夏衍、袁牧之、陈波儿、章泯、白大方、吴印咸、钟敬之等近三十位老前辈，当大屏幕上一一显示他们昔日的形象和风采时，学院党委书记籍之伟宣读的颁奖词说：“你们点燃了新中国电影事业的火炬，注入了那些年轻的心，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勃勃生机，必将永远镌刻着你们的足迹。” 在这一特殊奖项的颁奖过程中，主持人还讲述了新中国第一台摄影机的故事：1938年秋天，华夏大地风雨飘摇，为了表示对中国人民的敬意，电影《四百万人》的摄影师荷兰电影导演伊文思把自己的摄影机送给了中国电影工作者、后来成为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的吴印咸。这台摄影机让新中国的第一批电影人，携带着特殊的武器穿梭于祖国的各个战场，用特殊的方式战斗。年轻的他们不畏枪林弹雨流血牺牲，用一部部影片书写着共和国走向成功的辉煌。也就是这台摄影机成就了新中国的第一批摄影师，同时也点燃了新中国电影教育的火种。这台摄影机述说着中华儿女英勇抗战的历史，也记录了新中国成立的华彩乐章。 活动的第二个奖项“新中国电影教育杰出贡献奖”颁发给学院历年来在电影教学中作出突出贡献、培养了一代代优秀电影人的谢飞、郑洞天、齐士龙、马精武、谢铁骊、崔新琴等教师们，颁奖词说：60年的变迁见证了中国电影的成长，而一辈辈的先生把知识传授给一代代电影人，一代代电影人在这里起航。 第三个奖项“北京电影学院优秀毕业生奖”则几乎涵盖了新中国电影行业中近半的幕前幕后精英，其中包括张艺谋、陈凯歌、韩三平、黄建新、贾樟柯、顾长卫、霍建起、于洋、王小帅、陈坤、赵薇、蒋雯丽、唐国强、李少红、姚晨、陆川、余男、宁浩、叶大鹰、许晴、袁立、张丰毅、尤小刚、尹力、王小列、王丹戎、王兴东、王志文、冯小宁、宁瀛、艾丽娅、吕乐、孙周、安澜、米家山、何琳、吴天明、吴玉芳、吴子牛、沈丹萍、张建亚、宋春丽、张军钊、肖锋、邵兵、候咏、俞钟、陈国星、陈强、姜武、赵小丁、胡玫、夏钢、娄烨、郭宝昌、郭晓冬、富大龙、黄蜀芹、蒋勤勤等500多位知名影人 在颁奖典礼过程中，大屏幕上播放着历届毕业生拍摄的优秀电影片段，从《风雨江南》到《那人，那山，那狗》，到《童年往事》，到《香魂女》，再到《云水谣》；从《老井》到《暖》，到《梅兰芳》，再到《小城之春》，等等，在场校友再度感受了自己或自己的同学曾经创作出的那些让人激动万分的作品。 在代表校友上台领奖时，于洋说：今天是电影学院60周年的生日，我们老中青少聚集在电影学院里，不由得让人想起60年前热衷于电影教育事业的陈波儿、白大方和袁牧之同志，他们现在在天上看到我们电影学院到今天如此的辉煌，一定非常高兴。他们是我们电影学院的骄傲，是我们中国电影的骄傲。张艺谋说：中国的电影事业是由一代一代人传承过来的。今天，我心情特别激动，我祝母校60周年生日快乐。 活动期间，学院还在A 楼大厅举办了主题为“尊师重道，薪火相传”的60年校史展。展览分五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前沿，包括学院的校址变迁、新中国教育的开拓者、学院历任和现任领导。第二部分为前史，主要展示了解放前中国电影教育的起步，包括电影公司的演员培养与左翼电影（最初的电影教育）、民国时期的教育电影及电影教育（电影高等教育的起步）、解放区的电影教育等。第三部分为学院起航篇（1950年―1976年）。第四部分为成长篇（1977年―1999年）。第五部分为腾飞篇 （2000年―2010年）。校史展中还专门开辟了三大块主题墙，包括人物历史墙、人才培养墙和创作实践墙。 除了平面图片展示外，还展出了延安电影团使用过的第一台摄影机、16MM摄影机、金陵大学时期孙明经教授电影教育的授课手稿和钟敬之老院长在学院创办初期的教育手稿等，还有学院早期的毕业联合作品分镜头剧本、1978年的招生简章等珍贵实物。同时，还展出了学院历届师生获得的国内国际奖项的奖杯，这些奖杯凝聚了学院历届师生的辛勤创作和努力拼搏，金灿灿的奖杯在灯光映照下犹如母校60年的光辉历程般熠熠生辉。 六十年的凝结与汇聚，六十年的灿烂与绽放，六十年的回顾与怀想，六十年华诞大庆这一天，对于北京电影学院来说，无疑是一个辉煌耀眼的时刻，对于中国电影史也是一个重要的值得纪念的日子。 中国电影史论文:走向新百年的《中国电影图史》 2006年12月24日，中国电影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耗时四年，由两岸三地学者共同完成的大型电影史著作《中国电影图史》宣告完成，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台湾厅举行了隆重的首发式。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赵实、中国传媒大学校长苏志武、资深电影史学家程季华和中国影协名誉主席、著名电影导演谢铁骊等发表了讲话。李行、吴思远、王晓棠、谢芳、陶玉玲、黄仁、罗卡等一百多位来自祖国大陆、台湾和香港两岸三地的著名电影艺术家、电影史学专家，以及在京电影单位的有关人士出席了首发仪式。 统一中国电影史 赵实在贺词中高度评价了《图史》诞生的重要意义，它凝聚了众多专家学者的智慧，是两岸三地一次成功的合作范例。的确，多少年来，虽然中港台具有同根同源的文化血脉，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形成了三种各自孤立的政治文化形态。反映在电影史上，是长期的分歧。 现在三地流行的电影史，有三个版本最为人重视：大陆程季华、邢祖文、李少白所著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台湾杜云之所著的《中国电影史》以及香港余慕云的《香港电影史话》。这其中，余慕云的著作囿于港岛一隅，自成系统；而程季华和杜云之的著作都以1949年以前的中国电影为主，可着力点不同，对立的观点更是比比皆是。考虑到两者皆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著述，存在意识形态上的不同是难以避免的。 时间悄无声息间流过了三四十载，在多元开放的新世纪，一部全面、系统、客观地描述包括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等地电影发展、演变过程及其成果的“大中华电影史”，成了电影工作者心中共同的夙愿。 契机出现在2002年11月。程季华回忆道：“当时，我和李行导演在无锡参加金鸡百花电影节的时候相会。谈话中李行提出，是否可以集合两岸三地之力合作著书，以纪念中国电影百年。”李行先生为此特意提到：“两岸和平统一，那是政治家的事情，我们无能为力。但是在国家统一之前，让我们的电影史先统一起来!” 这正是耄耋之龄的程季华未了的心愿，两人当即一拍即合，统一电影史的工作得以迅速有效地展开。 四载磨砺成正果 无锡之行后，程季华返回北京，立即与有关人士进行商议。而李行则与香港著名导演吴思远取得联络，邀请香港电影工作者共同实施。经过北京、台北、香港之间频繁通信，决定将该著作称为《中国百年电影图史》，由程、李、吴三人担任召集人，推举三地电影史的专家共同组成编委会。 此时，他们得知北京广播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前身)正在筹划中国电影百年史研究项目，遂与北京广播学院商议，决定四方合作，以北京广播学院为主持单位，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华台北电影资料馆和香港电影资料馆为协助单位，鼎力支持。 据记者在首发式现场与香港著名影评人罗卡先生交谈得知，为了《图史》的顺利出版，香港电影资料馆几乎奉献出了所有的馆藏精品，大部分图片和文字资料都是第一次与大陆读者见面。而台湾方面的电影资料以前甭说是普通民众，即使是专业研究者也是知之甚少。这次《图史》可以说是填补了一个巨大的空白，主要编写者黄仁先生已八十有余，他精神矍铄地声称自己身体倍儿棒，“因为工作关系，好几回自己一个人拎着大箱子往来于海峡两岸之间”。 好事多磨，《图史》的出世也并非一帆风顺。2003年4月，原本预期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编辑会议，由于“非典”肆虐，被迫延迟到9月。其时，作为香港电影史元老级人物的余慕云先生也亲临现场。可惜，去年4月8日，余先生心脏病突发在广州去世。他没能看到《图史》一书的最终完成，不能不说是一个永久的遗憾。 再启百年新征程 其实，在前年12月，《图史》的撰稿工作便在两岸三地电影工作者的密切合作下顺利完成。如果赶一赶进度，完全可以将其作为中国电影百年华诞的礼物奉献出来。“但经过编委会和中国传媒大学领导审慎的考虑，本着对历史负责，对读者负责，专家们再一次对已完成的书稿进行审核、修订和打磨，一年后才正式出版”，程季华说：“由于错过了百年庆典，遂将书名《中国电影百年图史》改为了《中国电影图史》。” 《图史》全书近千页，130万字，2700多幅图片，如此浩大而繁琐的学术工程，如果没有两岸三地专家学者的精诚合作，是根本无法想象的。面对这部真正完整意义上的大中国电影史著作，怎么能不令人感慨万千、欢欣鼓舞呢? 但也正如谢铁骊导演所言：“《中国电影图史》已经出版了，但是中国电影的新时期才刚刚开始。就让我们以此为献礼，献给中国电影所走过的100年的岁月，更献给它无限美好的明天。” 中国电影史论文:“第六代”电影纪实风格以民间视角书写当下或历史 [摘要]“第六代”电影包含关怀社会弱势群体生存境遇的记录精神，它以记忆和想象混合的普通人物的视觉来还原历史。“第六代”电影人物的边缘性则主要把握了社会底层的特点，其电影纪实风格建构强调当下和历史中普通人的感情和情绪，表达了一种新的电影精神。 [关键词]“第六代”纪实风格记录精神民间边缘 引　言 我们在“第六代”的电影中看到了地道的平民化叙事，看到了银幕上从伟人到凡人的回归，普通人的日常情感和微妙的心理体验得到诠释和表达。平民化叙事的另一重要视角就是强化人物的无奈与焦虑，表现小人物在各自生活中遇到的种种不幸和困难。显然，“第六代”电影的纪实风格以一种叛逆者的姿态，充分张扬自己的个性，以独特的表达方式，进行着与观众的心灵交流――平等的、宽容的和关怀的交流。影片中的中国社会的边缘人，或者说生存于都市和农村的小人物以真切的存在唤起观众的动情。 “第六代”电影纪实风格建构无意回避社会矛盾，当今中国社会逐渐地强化市场经济体制，竞争逻辑体系中的人们以胜者和败者来分类，使得边缘人群更加边缘化。“第六代”电影对之进行反思，今天的中国社会究竟是为了创造社会全体成员共同的美好生活，还是盲目追逐所谓现代化的西方文化。“现代化繁华景观背后是无数具体的人的痛楚、无奈和辛勤劳作，现代化过程是一个历史的意志不断改写个人生命意志的过程的话，我们就必须承认，新生代关注底层大众代表的平民现代性努力包含着中国大众最切身的现代经历和现代体验。”[1] 一、纪录精神[2]：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境遇 “第六代”电影在事件之中蕴含社会生活的‘寓意’，不仅无法忽略，更无法否认。在社会进步的历史过程中，社会代价与社会进步一样，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如实指出，承担社会代价的多是社会弱势群体(Ssocialvulnerablegroups)，没有话语权或很少有话语权的“沉默大多数”。[3]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弱者比社会强者为改革付出了更多的成本，承受着来自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更大的压力。思考减少社会代价的路径，从社会群体的角度看，就是思考如何减轻社会弱势群体所受的冲击、由于被边缘化而受到的种种损害。 “第六代”电影，与其说是哀悼“边缘”的挽歌，倒不如说是呼唤“边缘”尊严的呐喊。虽然他们的电影很难说是提出了一个社会发展变化的科学走向启人深思，但它们至少提出了中国当代社会存在的若干问题，启人深思。这一点恰恰是“第六代”电影所要表达的重中之重。对此，导演章明的话，犹如“第六代”社会性立场的宣言：“我们要拍的是普通中国人的事情，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伸手可触的世界之中。在我们置身其中的太平盛世，许许多多人的简单的情感得不到满足。这些电影，更关心这些基本的生命存在。”我们从《巫山云雨》、《十七岁的单车》、《小武》[4]、《哭泣的女人》、《扁担・姑娘》、《盲井》等作品能更清楚地看到“第六代”的纪录精神。 《巫山云雨》的故事发生在由于三峡工程开工而即将被淹没的地方――长江边的一座小城巫山。这个地域背景隐喻着人存在的空虚或虚妄。作为一部注重人的生活状态的电影，《巫山云雨海个人物的社会身份几乎不被彰显，而他们在生活中各自不同的生活状态是导演十分在意的。例如，吴刚作为警察，在社会生活中(现实中)；麦强作为信号台职工，在社会生活之外(非现实或抽象中)。生活在纷乱、复杂社会的人们，实际上各不相干。麦强和陈青偶然相遇，发生了关系，但这并没有使两个人的情感得到确定，他们似乎是不相识的人，重新回到原位，只剩下魔幻般的叫喊和期待一这隐喻着在当今社会情感的无家可归，人与人之间沟通、交流的艰难。情感只存在于期待之中。与此同时，身体的结合等待着或回避着伦理的认同。麦强和陈青影片结尾时才再会，麦强和陈青是否会结合呢?全无交待。导演似乎要表明生活是在没完没了的期待中进行的，新的期待出现时镜头保持了沉默。由此，我们看到了人物在勇敢地面对现实和追求幸福中萌生的希望。 在王小帅导演的《十七岁的单车》中，从农村到北京打工的郭连贵和高中生小坚在一辆自行车的所有权上发生了纠纷，而他们使用同一辆自行车的目的不同，说明两个男孩儿生存处境存在差异。一辆自行车，成为两个17岁的成长中的少年不同意味的自我身份认同标志：对于郭连贵，自行车能使自己顺利完成从一个农村人向城里人的过渡，是绝对的生存道具(市场经济社会，要获得金钱(资本)，需要提高劳动效率已成了众所周知的事情)，也是心理依托；对于小坚，自行车是同龄群体中自我身份认同的象征物。无论如何，他们同样面对困境，同样在社会中处于弱势状态。 事实上在失去速递公司的工作之后，肯吃苦耐劳的连贵也许还能找到一份工作，然而他却放弃了换一种生存方式的机会，由于对自行车的过度迷恋，他短时间内无暇顾及其他工作。这反映了农村群体对都市物质文明的倾慕(影片中还有很多类似的情节反映着同样的心理：比如连贵亲戚兄弟关于天天喝红糖水、吃排骨面的向往：小保姆总是不停变换着家主人的衣着)。 对于连贵和小坚来说，自行车具有不同的意义。连贵对自行车的迷恋既来自对城市的向往，也来源于守卫“自尊”的下意识。因为那辆自行车是他用辛苦工作赢得的，是“苦尽甘来”应该得到的。对小坚来说，自行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同龄群体中心理优势的标志：女生提出要和小坚一同回家时，失去了自行车的小坚粗暴地回绝了。影片中的女生并未因为小坚失去自行车而改变对他的态度，但小坚在未被群体抛弃之前，却首先因为外在物质标识的缺失而完成了一次心理上的自我放逐。他主动放弃了成为群体中一员的可能性，偏执地用自行车这一外在物质作为自身价值的具体标识。诚然，这种身份认同方式与不健康的恋物癖(fetishism)有关，但也有社会性心理依据。因为他的同龄朋友大体上都对自行车过度地迷恋。没有自行车，他就觉得无法在同龄社会中表现自己，失去了群体的肯定(正因为这样，小坚才敢偷家里钱买一辆二手自行车)。在一个未成年人心中，外在物质标识的认同作用被无限夸大，以致形成一种错误的价值观，而这与当今中国社会日益严重的物质万能主义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贾樟柯导演的《小武》，故事与生活一样平淡无奇，它结构松散，情节平淡，叙述开放而流畅。扒手儿时的朋友小勇的结婚典礼没有邀请小武。对已经成为“著名”企业家的小勇来说，小武虽然是老朋友，但也是“手艺人”，请他来是很不体面的事情。正如社会学者所分析的：“在中国，一个人不给别人面子最有可能的原因是涉及道德问题，要么他过去可能伤害过此人的感情或自尊心，要么人们不认同他或她的资源的来路”[5]，小勇嫌 小武的“钱来路不明”，连小武的红包都拒绝接受。其实，在小武看来，小勇所从事的所谓贸易就是走私，所谓的娱乐业就是赚歌女的钱，他们同样是不道德的。 在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小勇在以违法的手段赚钱，利用法律的过渡期的漏洞积聚财富，他短时间内不会受到惩罚。而小武自始至终是一名小偷，一名警察眼中的罪犯。小武也许根本不愿意成为如小勇的“企业家”，也许他没有搞生意的资本，因而他始终是“手艺人”。他“手艺人”的身份来源于他的穷。小武失去了希望自己能做靠山的梅梅，[6]家里雪上加霜地冷待他，最后他被警察逮捕，于是小武在爱情、亲情上都受到疏离。也就是说，小武在坐牢前就受到一系列社会惩罚――“在金钱成为社会机制的基本动机和社会表象的实质性调节器的国家，小武可以说是这种社会现实的产物。金钱统治着今天的中国，而小武又被这一原则所统治。”[7] 从刘冰鉴导演的《哭泣的女人》，使我们看到我们身边真实的生活。而我们越看到真实，我们就越想哭泣，因为我们看到的是整个价值体系的紊乱。在北京打工的贵州女子王桂香，偷卖的CD和VCD被警察没收，成为他们可心的玩意儿。丈夫因赌博而动手打瞎了别人的眼睛，结果被抓去坐了牢。王桂香被迫回到了家乡小镇，这个脆弱的女人开始独自面对困顿的生活。在面临严峻的生存压力下，她与在镇上做殡葬买卖的旧情人合作，当哭丧婆，死亡也成为生意的对象。而这时候，她所目睹的是――在葬礼中请“哭泣的女人”的体面(甚至有狗丧，也请哭丧婆)：为哭丧钱而吵架；监狱所的腐败和丈夫坐牢的痛苦。其实，“哭泣的女人”王桂香是错综复杂的善和恶的复合体：虽然她对小孩不温柔不多情，但还是养育着一个被遗弃的小孩：为了目标，王桂香什么事情都敢做出来，为了丈夫，她跟旧情人重新在一起：为了丈夫，她不顾一切赚钱给监狱长，甚至出卖自己的身体。作品揭露了警匪一窝的现实。我们可以认为，王桂香的婚外恋和越轨与其说是堕落，不如说是现实黑暗中的生存挣扎。影片结尾，王桂香听到丈夫在越狱后半路上被公安击毙的消息，她只是发呆，无声无息，该哭时，哭不出来了。但在之后，在一个老板的葬礼上，她哭得眼泪汪汪，这样哭泣让奔丧的人误以为她只是个“好泪女”，挣了不少红包――真正的眼泪也只能归于赚红包的生意中。好歹，这回她用不着像平时那样为钱吵嘴，斤斤计较。她的哭泣，不仅是她的生存方式，更是她的赎罪、自慰和解脱。 在王小帅导演的电影中，边缘生存境遇中的人们往往是暴力的施行者或受害者(例如《十七岁的单车》、《二弟》、《青红》)，在《扁担・姑娘》中也不例外。外来民工高平想在城市里取得超越于“扁担”的价值。他用一套西装将自己虚拟为“城市人”，而他所有的能力与手段，只有暴力。本来，城市对民工的需求是劳动力，而高平将它转变为暴力，将暴力转变为金钱。他这样执著地强行撬开通往城市的门，而这样的努力最终使他丧命黄泉。仍旧以扁担为生的高平老乡东子只好静静地看着高平寡不敌众，坠入江中。作品表达的是城市和农村注定了的隔阂，“扁担”一旦要对抗“城市的游戏规则”，就难以回避卷入其规则设置的陷阱的命运。一旦侵犯了社会，就很难逃脱相应的惩罚。[8]这是社会弱者在城市边缘中无法挣脱而出的现实体认。影片结尾定格在“扁担”东子对他心爱的“越南姑娘”露出的积攒许久的笑容。它预示着是虚弱而坚韧不拔的希望。 在当代中国，善与恶有时交叉，有时分立，但无论是善还是恶，都是扁平的，能清楚找到原因并且依照既定原则――劝善惩恶――予以判断。“第六代”电影人性批判是冷峻的，基本上可分成善(元凤鸣)、恶(唐朝阳)和亦善亦恶(宋金明)三种类型人物。《盲井》叙述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个谋财害命的故事，它反映了底层社会面对经济起飞所产生的困惑，面对金钱的诱惑与困顿，人性的泯灭与复苏。《盲井》并非简单展现煤矿工人生活的悲惨，作品借影像媒介引发观众的思考：“人要过好日子，是否需要采取非法或灭绝良知的手段?”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虽然主人公是冷酷和邪恶的杀人犯，然而在另一方面，他们又是把赚的钱寄回家的家长。因此，《盲井》给予我们展示的是贫穷产生邪恶，而穷人害死同样穷的人的残忍的人生断面。他们在“咋鸡巴走路呀！”骂人的开私家车的有钱人面前，没敢吭一声，面对金钱的力量时，他们委屈自己，这正反映了他们对金钱的盲目追求和信奉。两个贫穷的挖煤工丑恶的欲望和其中的混沌的故事《盲井》，在主人公看到腐败官吏被捕的电视新闻报道时聊天的场景中，他们看着新闻说：“矿上那点事，他们差远了”，“别说几百万，有几十万我都知足了。”底层人贫穷和邪恶的背后是这个社会的腐败，是巨大的贫富差距。此时电影探讨的焦点已从人性问题提升到社会问题层面的拷问。 在追逐下一个暗算目标――16岁的元凤鸣――时的犹豫，说明此时矿工宋金明的灵魂面临了严重考验。宋金明在贪欲和良心间愁苦徘徊时，使元凤呜丢掉了童贞，预备好万一他死了，自己内心能获得心理安慰。这个场景与前一段落唐朝阳和宋金明当嫖客的场景隐喻着性／身体的快乐，对不能够享受多样的文化生活的底层阶层而言，这几乎是唯一的发泄欲望的手段和得到快乐的通道。 两个矿工在“盲井”里的最终死亡，是人性两极斗争的必然结果。唐朝阳彻底地丧尽天良的拜金主义与宋金明在善恶之间徘徊的心灵冲突，表示出人性是懦弱的，但同时有微弱的希望。作品显示了现实社会的残酷――穷人一枕黄粱的暴富梦的破灭――生命凄凉的绝望。元凤鸣在煤矿办公室称宋金明是二叔，当时王矿长说“废话”，矿长本来就不在乎他们是否有真正的血缘关系，对他而言，死一个人给“亲戚”发3万元就一了百了了。在宋金明死后，元凤鸣作为“侄子”获得了赔偿金，也陷入了道德上的困境，而电影就在这里结束。作为观众只好设想元凤鸣会把本应是社会弱者宋金明孩子的学费钱好好珍惜或用在学费上。王矿长“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的话表达了当今社会现实中弱势群体真实的地位，影片贯穿着一种悲悯和讽刺。 二、记忆或想象：民间视角的历史还原 “第六代”电影纪实风格建构凝结着民间视角的历史记忆还原。姜文导演的《阳光灿烂的日子》(1995)和贾樟柯的《站台》(2000)都构造了基于个人记忆或想象的历史，以电影书写了一代人的“野史”。另一部姜文电影《鬼子来了》，脱离官方主旋律话语，从真正的民间的和人性的角度暴露日军的残忍性和农民的单纯，从而更鲜明地表达了战争带来的伤痕和恐惧。通过“三线建设”的国家政策背景下，小根和青红青春男女感情终究被彻底否定的故事，《青红》冻达着纠缠于国家话语、家长的意志和年轻人的情感欲望间的痛苦和茫然。 《阳光灿烂的日子》，从个体成长经验出 发，不去触及“”的伤痕、苦难，在姜文的视角下，“”是与浪漫、青春重叠的记忆中的痕迹，“与第五代的中年民族伤痕南辕北辙”[9]，“但这等年轻、这等激情却是‘’初期的底色”[10]。《阳光灿烂的日子》是根据王朔小说《动物凶猛》改编的，这是著名演员姜文的导演处女作，作品对时期青少年的生活状态和青春期困惑有着极为真实的描绘。影片使用了在当时中国较为新鲜的超现实手法，把青少年的暴力和爱情描写得朦胧和残酷。由于父母的日子也不好过，没有时间管“马小军”们。于是，在特殊时期，孩子们在混沌中长大了。影片试图逼真地描绘出青春和暴力的幼稚和无知，这种幼稚和无知恰好就是“”时代的特征。其实，幼稚和无知何止是正在成长的青少年，整个国家和社会当时都处于一种无知和暴力的时代。《阳光灿烂的日子》用青少年的眼睛和故事描画出一个时代和一个国家的混乱状态与成长中面临的考验。 姜文虽然没有亲历过日本侵华战争，但他觉得《鬼子来了》中的马大山也许是自己的前生。[11]他如此投入地演绎电影人物的命运，活生生再现了他所谓前生。《鬼子来了》不愿举着“全民皆兵”的爱国主义抗日电影的旗帜，[12]作品虽然融入了一些喜剧性元素(农民纯朴的思想和语言，决定处置两个黄麻袋日军过程中的阴差阳错等等)，却是一部敢于正视那段不愉快的历史，使观众深思历史真面目的佳作。《鬼子来了》表现北方偏僻山村村民出人意料地遇到灾难，它对中国军队和农民人性的客观冷静的描写，具有尖锐的反思历史的意味。正因为这样，姜文将忧患意识注入故事中，以更深刻地开掘日军残暴行为的反人性。在战争的复杂情况下，撤退的中国军队在村民马大三家里留下两个黄麻袋并说会回来取，而他们却迟迟不来，半年都不见踪影(共产党部队的缺席是这部影片大胆之处)。翻译官为了保护自己而误导农民(不让农民看到问题的实质)，于是事情开始往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虽然他对死亡的恐惧是自然的，但他的中国人的身份使这部影片的批判性提升到中国人自身反思的层次上。另一方面，农民的纯朴人性使其始终害怕“杀生”，他们没想到日军在战争中的“残忍”，愚昧、盲目地相信日军，做俘虏和大米的一桩“以人换粮”的交易，这也是无依无靠的农民自己“当家作主”的选择及导致的灾难。影片的结尾，马大三被砍头的场面多多少少令人想起鲁迅先生所说的在日本留学时看过的幻灯片场景的意味。[13]马大三应该这样死吗?周围的人们好像在“看热闹”的欢乐之中，令人感到困惑――到底他们是怎么想，难道那么多人都盲目地认同对马大山这样的处死?[14]结尾的场景是姜文对新“鲁迅”的呼唤。通过历史的另类视角的还原，人们看到了历史的另一个侧面，对历史的思考也更深一步。 80年代，中国社会从封闭到开放、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文化上渐渐出现了多元的态势，人们也有了日常生活上更大的自由选择的权利。《站台》是关于这时代变化的汾阳县文工团年轻人的“民间记忆”，[15]是一首散文诗似的历史书写。文工团适应市场需求要准备一台轻音乐节目，而团里的年轻演员，在接受生活、时代的变化上各有不同的态度。汾阳文工团的这群青春男女，暧昧的、若即若离的情感，一时是在浪漫中、一时是在无奈中，跟着《站台》和《成吉思汗》等流行歌曲一起飞翔的期待，是他们青春的宿命。钟萍和张军的离别，崔明亮和尹瑞娟的再会，说不清是他们自己的选择，还是岁月的安排。他们都满怀激情地期待着人生灿烂的时刻，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慢慢滑入了平庸的人生轨道。这部电影展示的十年岁月，是理想的冲动慢慢变为日常生活平常心的岁月。汾阳文工团在中国大地上四处游走，寻找一种单纯的信仰，但最终谁也无法走出生命的圆圈，城镇文工团也是一种“革命”时代的副产品，一旦遇到社会潮流的转变，就渐渐接近了破产。这时，他们回到了汾阳(也是他们的出发点)――“站台”。十年似乎就是一个轮回。 电影《青红》作为历史记忆和想象，别具震撼力。上个世纪80年代，青红等许多孩子们的家庭为了“三线建设”，随内迁的工厂，从繁华的上海等大城市迁移到了内地贵州的一个边远之地，无论“三线建设”是否存在着对人才的需要，青红的父母盼望着回“故乡”上海，他们已经等得太累了，这个移民家庭一直以“上海人”进行自我身份认同，感到贵州是早晚应该离开的地方。而青红毕竟生长在贵州，对当地有深厚的感情，青红父亲强烈的回乡意识，给觉得自己是“农村的”的青红造成了巨大的压力。由于父亲严峻的反对和对她一举一动的监视，青红和当地工人小根情窦初开却只能变得若即若离，对于青红而言，徘徊于感情和家庭之间是难挨的青春考验。青红的好友小珍私奔的不幸结局使青红对自己感情问题的归居不免有太多怅惘。由于“三线建设”移民到贵州，是青红父母争吵的原因，国家发展的政治理想早已在枯燥和单调的现实生活中被淹没了，剩下的只是痛苦和焦虑。青红父女的矛盾；中突根本上来源于“三线建设”等大规模国家计划经济政策的强制导致的结果。小根向不得不离别的青红表白，欲望和现实的矛盾激发了他对青红的强暴，它证明了父亲对青红的担心和对小根的歧视。而青红面临的是情感的彻底毁灭，爱情变成罪恶是她难以接受的现实，她竞至自杀却未遂。在被青红父亲告成“强奸犯”的小根最终被枪毙的广播声中，青红的家庭走向上海的梦想在实现着，青红父母在年轻人的死亡中感到困惑和内疚，而青红只能发呆。这部电影是国家权力意志的运作给普通家庭带来痛苦和梦想的回忆。在特定历史环境中，不同背景的青春男女相亲相爱，遇到的是不同身份认同意识造成的激烈对垒。梦想只是在明天，今天只有无奈和忍耐。 结语 在“第六代”电影纪实风格的营建中，社会弱势群体里的人物占据了主要位置，许多观众不难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作品承担起了使我们回顾生活的作用――现实人生承受的压力和困惑生活中包含着的生命最普遍、也最真切的情感，变化飘移的命运――展现在银幕上。司空见惯的生活中往往蕴藏着触及人们情感底线的真诚与劫难，它打动着那些游走不定的灵魂。另一方面，“第六代”电影纪实风格中对被边缘化的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既是纪录精神的体现，也是对部分阶层被异化的社会深层矛盾的发现。作为对当代中国社会整体上的大多数――弱势群体的关注，“第六代”电影显现了对社会的一种负责，也表明了对社会整体健康发展的期待。 显然，“第六代”电影不立足于主流意识形态，而着力于另类观点的阐发，由于敞开了多元视角的历史话语[16]空间，还原了民间的历史，它们都显现出新鲜的纪实风彩。并且，这些电影中的历史是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的渺小事件的漫长积累，把历史拉进“民间”的生活里，挖掘了历史中普通人们具体的存在感和生活经历，历史由此不再是宏大叙事中的国家或民族中心话语或权力话语。 中国电影史论文:是叙述历史,还是折射现实 [摘要]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题材的电影已经有七十年的历史了。反思其吴学功能一定叙述历史：即人民抗战、政治抗战和民族抗战的三个阶段；二足折射现实：即中日冲突、国共对峙和台海关系；三是创造艺术：即悲剧风格、喜剧精神和象征意义。 [关键词] 抗战电影叙述历史折射现实美学反思 在中国电影一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抗战题材的影片始终是翻涌不息的惊涛骇浪，从1935年的《风云儿女》到2005年的《常隆基》，其间我们的银幕就不断映现出“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战斗身影，中国的影坛就一直回荡着“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时代强音-如果从1905年算起，中国电影已经走过了整整一个世纪，如果从1935年算起，抗战影片已经有七十年的历史，这100和70之比，大概就是在中国战争类型片中，抗战题材电影所占的比例-我们耳熟能详的有：《八百壮士》、《塞上风云》、《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小兵张嘎》、《铁道游击队》、《血战台儿庄》、《烈火金刚》、《黄土地》、《红高梁》、《战争子午线》、《铁血昆仑》、《南京大屠杀》、《七七事变》、《太行山上》等等。 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著名电影评论家明振江少将说：“战争一经发生，便开始成为战争电影的表现对象。不同时代的人们根据各自的需要，将同一场战争不断地搬上银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已经百余次被我们不同时代的导演再现于银幕，它们已形成了有关“日本鬼子”和“太阳旗”、“中国军民”和“青纱帐”等类型化的记忆和概念，那么，我们的抗战电影究竟是要叙述历史，还是折射现实?抑或是其他、综观七十年的抗战题材的电影历史，笔者认为：它们呈现为三种类型，而每一种又分为三个阶段? 一、叙述历史：人民抗战――政治抗战――民族抗战 毫无疑问，借助现代科技电影是迄今为止记录历史的首选方式，可是这种记录决非是再现纯粹的客观真实，正如法国著名电影理论家马赛尔・马尔丹所说的：“电影给我们提供的现实是一种艺术形象，如果略加思考，我们就能发现这种艺术形象完全是非现实的(例如特写镜头和音乐的作用)，而且是根据导演本人在感性和理性上的表现意图再安排过的。”因此，用电影来叙述历史，只能是特定历史话语中的历史、抗战题材的电影也就经历了“人民抗战”、“政治抗战”和“民族抗战”三个阶段。 首先是“人民抗战”阶段。始于1935年“电通影业公司”出品，许幸之导演的《风云儿女》，终于1947年昆仑影业公司出品，蔡楚生、郑君里联合编导《一江舂水向东流》。其间著名的有：1937年费穆导演的《联华交响曲》，1938年史东山编导的“抗战三部曲”《保卫我们的土地》、《好丈夫》和《还我故乡》，同年应云卫导演自的《八百壮士》，他在1940年还导演了《塞上风云》，1947年史东山编导的《八千里路云和月》、这些影片以1945年抗战胜利为前后阶段，前期的记实性的居多，以《八百；隆士》为代表，紧紧追踪时代风云，反映战争事件，表现出了中华儿女不可屈服的伟大精神；后期的反思性的居多，以《一江春水向东流》为代表，表现了这场战争灾难给中国人民的普通家庭带来的无法愈合的创伤。 其次是“政治抗战”阶段。始于1951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史东山导演的《新儿女英雄传》，终于1975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董克娜导演的《烽火少年》，其间著名的有：《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柳堡的故事》、《东进序曲》、《小兵张嘎》、《地道战》、《鸡毛信》、《八女投江》、《沙家浜》、《红灯记》等等。这些影片的共同特点是用“共产党积极抗战，国民党积极反共、消极抗战”，即以强烈而单纯的党派政治视角来看待八年抗战，取材的几乎全部是敌后战场由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或者是东北抗日联军抗击日寇的故事，而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的作战却被有意识地忽略了。因此，这一阶段的抗战电影，只能是共产党的政治意图抗战历史的写照，也正是这些电影几乎影响了几代人关于抗日战争的观念和记忆。 最后是“民族抗战”阶段。始于1979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李俊导演的《归心似箭》，终于2005年北京青年电影制片厂出品，李俊导演的《常隆基》。其间著名的有：《血战台儿庄》、《铁血昆仑》、《吉鸿昌》、《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将军与孤女》、《南京大屠杀》、《七七事变》、《黄土地》、《晚钟》、《战争子午线》、《黄河绝恋》等等。以上电影抛弃了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思维模式，将“中国共产党单一的抗战”变成“中华民族集体的抗战”，淡化了国共党派的政治意识而强化了中华民族的反抗精神，注重的是中日两个民族之间的战争。尤其是这一阶段大量涌现的表现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抗战，就有效地弥补了以前在这方面的不足；还有即使是以八路军为主角抗战，也凸现的是两个民族的人性在战场上的较量，如《将军与孤女》、《晚钟》。 二、折射现实：中日冲突――国共对峙――台海关系 诚然，电影以其所创造的“在场感”与“想象性”的高度融合，最大限度地克服了人类艺术千百年来一直难以克服的空间与时间、视觉与听觉、表现与再现相互分离的美学矛盾，然而这一切的出发点决不是还原历史，因为历史早巳不可还原，那么任何历史题材的艺术作品，都要受制于创作的特定时代和现实，因为“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可以说“古为今用”是历史题材创作的现实主义美学原则。电影理论家蓝爱国通过论证电影历程的由“影戏”到“电影”的演变，指出：“当我们今天改影戏为电影时，我们突出的是电影的机械化特征，一种现代化的传播方式，这种传播方式不同于任何传统既有的方式，从而也就具备了现代文化的独有特征――一种现代人的思想、文化、性格的表现手段。”中国电影的几代导演就借助“抗日战争”这一经久不衰的话题，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中国、亚洲和世界七十年的风云变幻。 首先是对应于“人民抗战”阶段的“中日冲突”的现状。从十九世纪末的“甲午海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中日关系危机四伏。1925年日籍职员枪杀顾正红而引起的“五卅罢工”，1926年的“大沽口炮台事件”，1928年“济南惨案”和“皇姑屯事件”，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2年日本进攻上海的“一二・八”抗战，1935年日本侵占华北，直至1937年“芦沟桥事变”，抗战的全面爆发。如《保卫我们的土地》以东北流民刘山一家的流浪经历，记载了从“九・一八事变”到“八・一三抗战”，揭露了日本鬼子的烧杀抢掠，鞭打了民族败类的丑恶行经，表达了人民抗战的伟大决心。还有《八百壮士》是取材于1938年“凇沪抗战”中国守军谢晋元团长率部坚守“四行仓库”的悲壮战斗。《塞上风云》则以1933年中国军 队的长城抗战为背景，写出了蒙汉人民团结抗战的民族精神。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抗战电影都的紧扣“抗日救亡”的时代主题，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中日两国的敌对状态。 其次是对应于“政治抗战”阶段的“国共对峙”的状态、随着中国共产党1949年在大陆执掌国家政权，海峡两岸就处于紧张的对峙状态，为了从根本上肃清国民党反动派在一切领域的影响，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竭力将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消失殆尽，于是银幕上只有共产党抗击40％的日军的场景，而没有国民党抗击60％日军的情形，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敌后战场的抗日战争，而没有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的抗日战争，如果有的话，也只是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摩擦，如《东进序曲》中的韩德勤、《沙家浜》中的刁得一。相反地，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和广大的人民抗日武装，活跃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如《狼牙山五壮士》、《回民支队》和《八女投江》。为了宣扬人民战争思想的正确，我们的电影还塑造了很多“游击队”的形象，如《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吕梁英雄》和《地道战》、《地雷战》等，也借此来强调“国民党几百万正规军在正面战场一触即溃”的抗战历史叙事。 最后是对应于“民族抗战”阶段的“台海关系”的形势。 二十世纪的后半段，中国大陆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世界主潮也呈现为和平与发展的新走向。从七十年代末国务院的《告台湾同胞书》，到八十年代初期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再到1995年发表的《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而继续奋斗》，尤其是九十年代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不断扩展，台海关系也发生了微妙而令人可喜的变化，民间的经贸、体育、文化往来和旅游探亲日益增多。我们的抗战电影日渐淡化政治意识，努力回归历史的真相，在这样两个方面折射出时代形势。一是，大量的描写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战场的抗战，如《血战台儿庄》、《铁血昆仑》、《吉鸿昌》、《南京大屠杀》、《七七事变》等，也塑造了一大批像李宗仁、杜聿明、宋哲元、唐生智、张治中、卫立煌、吉鸿昌、王铭章等爱国将领银幕形象，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二是，突出地刻画超越战争的人性意义，如《归心似箭》、《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将军与孤女》、《黄土地》、《晚钟》、《黄河绝恋》等，它们透露出强烈的反战情绪和人道情怀，通常意义上的胜负已经不重要了。 三、创造艺术：悲壮风格――喜剧精神――象征意义 抗战电影，如果说是叙述历史的话，那么它发挥的是电影的再现性美学功能；如果说是折射现实的话，那么它发挥的是电影的表现性美学功能!然而，无情的时间能改变曾经的事实真相和冲淡往日的恩怨情感，而今银幕上呈现的只是经过编剧、导演、美工、布景和演员模拟的场景、情态和形象，这就是电影的电影性――既再现又表现；既写实又写意的艺术特性所在。“作为画面和音响相统一的多维时空艺术，电影具有表达客观外在和人的主观世界的充分潜能和能力，艺术家的责任就是去发现和展示这种能力，”这些许许多多选取抗战题材来拍摄的电影艺术家们，究竟给我们创造来了哪些艺术美感呢? 一是，“人民抗战”阶段的悲壮风格。从近代以来古老的中国大地成了帝国主义列强冒险的乐园，一海之隔的日本更是捷足先登，先是侵占东北，继而蚕食华北，终于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最早的表现抗战的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就为这一阶段抗战电影奠定了悲壮的风格。史东山1938年导演的《保卫我们的土地址映后重庆的评论界称赞它具有“崭新的取材，崭新的风格，前进的思想，用拳头代替了大腿，用呐喊代替了没落的歌声。”应云卫导演的《八百壮士》，塑造了在凇沪抗战中，孤军奋战，誓不投降，以血肉之躯坚守阵地的中国军人，还有上海各界民众尤其是女童子军杨惠敏穿越炮火向守军献上国旗的壮烈场景。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抗战电影正是以悲愤豪壮的气概、视死如归的精神和一往无前的勇敢，唤起了民族的觉醒，鼓舞了民众的斗志，这也是大战当前我们民族需要的精神力量啊! 二是，“政治抗战”阶段的喜剧精神、1949年至1975年大陆的抗战题材的电影，由于创作指导思想的“先入为主”导致艺术表现的“主题先行”，在贬低、忽略国民党抗战的同时，也一方面妖魔化了日本军人，如在称呼上的“鬼子”就可见一斑，另一方面神魔化了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因此形成了美学意义上的喜剧精神。出现在银幕上的国民党都是假抗战、真反共的“摩擦专家”，如《东进序曲里的韩德勤、刘玉坤，《沙家浜里的胡传魁、刁得一，这些人说话阴阳怪气、做事诡计多端。那些日本鬼子几乎是凶残加愚蠢和好色加野蛮的典型，如《平原游击队》里的松井、《地道战》里的山田、《红灯记里的鸠山，《铁道游击队涯的岗村-至于正面人物个个都是威风凛凛、仪表堂堂、机智勇敢，《平原游击队》里的李向阳和《小兵张嘎里的罗金保几乎就成了传奇式的英雄典型，就连《铁道游击队》、《地道战》、《地雷战》里的民兵也是身怀绝技，神出鬼没。这些影片所体现出来的审美主体对惨烈的蔑视、对邪恶的嘲笑，无不充溢着胜利者以居高临下的心态和不屑一顾的神色，征服困难和压倒对方的喜剧精神。 三是，“民族抗战”阶段的象征意义。电影是艺术，那么就必然它要超越形象和声音的视听效果而进入审美的象征境界；战争电影要表现的生命极端状态，那么它就得透过生与死的际遇而参透生命的终极意义。这方面成功的事例如前苏联的《战舰“波将金”号》里的“傲德萨阶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色彩转换，美国《辛德勒的名单》那个即将走进焚尸炉的“红裙子小姑娘”，《拯救大兵瑞恩》的“七小于一”的不等式、进入新时期以来的当代中国电影，尤其是以张艺谋为代表的“第五代”影人充分开掘了电影艺术的审美空间。张艺谋的影片非常注重色彩的象征。《红高梁》突出了红色生命的野性，《黄土地》渲染了黄色文明的厚重；吴子牛的影片就格外关注战争中的人性问题，《喋血黑谷》讲述了国民党军长吴朝宗在日、蒋、共三方力量斗争中民族良心的觉醒；《晚钟》直面中国人民在抗战中付出的巨大牺牲，并肯定中国士兵的善良和宽厚和对和平的向往；《南京大屠杀隔开了人性与兽性的对比，呼吁对生命的尊重。冯小宁开掘了反战主题，《战争子午线》用战争中的小八路与和平期的小朋友的交错视角，《黄河绝恋》和《紫日》都是通过中、日、美(苏)三方来表现战争摧残美好、扼杀人性。 中国电影史论文:电影史教学的多元化初探 [摘要]本文试图通过对电影史教学实践的梳理，探讨影视教学中的一些手段，方法与途径。在影视教学理论上，提倡以审美教育为核心，主张培养学生对多种审美形态的鉴赏。通过多种形式的教学尝试，提高学生多元的思维方式和艺术感受力。 [关键词]电影史审美心理情感体验更新内容 影视教育作为当代最具发展潜力的一门新兴学科，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教育人士的关注与研究。在我国，影视教育已被纳入审美教育的范畴，正处于初期的探索与发展阶段。近几年，全国各地纷纷成立了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影视院校，但是，对影视教育观念及教学模式的研究却刚刚起步，是一个有待于开拓的领域。 电影史是影视艺术学院各专业学生的必修基础理论课程。它对学生较系统地获取中、外电影发展史的基本知识、把握电影观念和电影艺术风格的发展变化规律，深入理解电影艺术的发展与各国政治、经济、民族历史、文化以及其他艺术形式之间的关系，全面提高学生的电影文化素养及艺术感受力，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作为人类的一种艺术形态，电影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产物，也是现代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吸收了传统艺术的各种元素与成果，但又以其独特的审美方式――视听语言来把握世界。因此，在电影史的讲授过程中，就必然涉及到电影自身的艺术与技术不断完善、丰富、充实、变化的历史社会文化、心理、政治、经济、各门艺术……多种因素在电影中的表现与反映；电影创作者个人经历与性格、社会思潮、审美倾向、民族性格等因素对电影创作的影响等。因此，电影史的教学不可能只是将电影现象及其文本独立起来的封闭式的讲解，而应该是开放的、多方位的分析、体味与感悟。在具体教学过程中，应该在尊重电影史的基本体系的同时，力求贯穿电影作为一种艺术所独有的审美品格和其中所蕴含的文化与生命内涵。 一、把握学生审美心理，体现人文教育观念 教育的根本任务在于“育人”，在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一个人的思想感情、理想追求、价值取向、文化素养、思维方式、审美情趣、行为习惯的培养，都是教育最基本的内涵。而高等教育更应把构建人文修养和人文精神作为最基本的职能。 所谓人文教育，就是在将人类文明的优秀文化成果传授给学生的同时，还要将这些知识所体现的价值，即人文精神，内化为学生素质，使他们的灵魂得以净化，情感得以陶冶，品格得以完善，心智得以充实，培养其健全的人格，使其身心得到和谐地发展。 电影作为艺术，其教学过程必然体现为艺术作品的接受过程。因此，在教学中，对学习的主体――学生的审美心理特点的了解与把握就显得十分重要。据有关专家的调查研究表明，当代中国大学生的审美心理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审美心理结构逐渐成型，但还不够稳定 (二)审美趣味多样，但发展不平衡 (三)审美评判自主，但带有盲目性 (四)追新求奇，但鉴别力尚差 (五)反传统意识较强。但仍带有民族审美心理特点 鉴于学生的上述特点，我首先在教学内容上，对教材进行了适度的调整与增添。如课程的《绪论》部分，是具有引导性的，关手整个课程的教学定位。我自拟了标题《感悟电影》。在对课程的目的、特点及学习方法作简要介绍之后，安排学生看一部电影。每学期放映的影片不固定，基本是根据学生的专业、年级及当时社会关注的一些焦点问题选片。比如：近两个学期我为学生安排的第一部影片是《迁徙的鸟》(又译为《鸟与梦飞行》)。这部由法国著名制片人、演员雅克・贝汉担任总导演的影片，是一部意境优美、寓意深刻、令人心灵震撼的作品。影片开始的第一行宇幕是：鸟的迁徙是一个关于承诺的故事。影片将侯鸟迁徙途中那无与伦比的风光展现无遗，大海、冰川、山丘、沙漠的无比壮阔的航拍景象让人如痴如醉；本片音乐更是堪称天籁，那如教堂里唱诗班一样的优美圣乐和声，将鸟类的迁徙的优雅与悲壮，升华到极限，传达着对鸟类的真切关怀……在影片的观赏过程中，我适时地向学生们介绍影片的拍摄情况：本片的拍摄是一个由300多名成员组成的摄制组，包括50多名飞行师、50多名鸟类专家组成，拍摄时间3年，跟踪候鸟的种类有27种，拍摄地点历经36个国家175个地区，行程近10万公里，所用胶片长度45万米(150万尺)，耗资4000万美元。作为一部展示自然奇观的记录片，它既是对电影写实主义传统的继承，更是对其在技术与艺术双重层面的延伸与拓展；影片不以盈利为目的，所有的创作者都满怀着对自然界深沉的爱，用纯美的目光关注着鸟的遭遇……学生们的目光被画面所吸引，心灵被鸟儿的命运所打动，当他们看到鸟们用生命的代价实现了对回归的承诺时，他们对影片的认识也便从对环境保护的意识上升到对其所蕴含的生命意义的思索与感悟。 这是一次心灵之旅，让学生在一部充满“鸟文主义”精神的影片中，理解什么是“人文关怀”，懂得生命是自由和平等的，应该学会尊重与关爱。艺术创作不能仅仅以票房为目的，还应有使命感、责任感；同时，电影艺术又是人类集体智慧与力量的凝聚，它需要各部门之间的默契与和谐……最后，我用雅克・贝汉的话对影片进行小结：“对人而言，美好的情感是惟一重要的东西”；“人们需要与自然界和平相处，因为人类不可能孤单地生活在这个地球上”。 教材的第一章是《电影的诞生》。为使学生对一些抽象的科技知识、原理有更生动形象的理解，我在向学生介绍了本章学习的内容、重点、难点、目标之后，便为他们放映一部表现英国电影发明家坎坷一生的传记片《魔盒》。对影片中涉及到电影发明的相关知识时，我采用回放加讲解的方式，让学生加强记忆和理解；影片结束后，又与他们探讨电影艺术发明的初衷是什么?影片的主人公是怎样一个人?你如何认识和评价他?通过学生的答案，我再给予提练、概括：电影的发明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不仅仅是科学技术的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它是人类的一种审美需要，正如片中主人公所说的：发明“活动的照片”，是为了要“捉住动作，因为美就意味着要有动作”。其实，人类最初的渴望便是一种对生命现象的观照与审美表现――它最直接、最具体地展现了人类活动着的生存状态，是与人类的生命最密切相关的艺术。而影片主人公倾其一生所有，不为同时代人的冷嘲热讽所动摇，不断追寻着自己的人生理想，他用了15年的时间才完成了电影的发明，为了完善电影技术，他最终妻离子散，抱着新研制的彩色胶片，幸福而又满怀遗憾地死去……这种执着与坚韧的品格，是每一位电影专业的学生都应该学习的。 审美是交织在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相统一的关系中的互动的情感体验。因此，创设优美的教学语境，以趣味高尚的审美对象感染学生，引领他们在美妙的视听形象里、 在对人和自然的情感体验中走近电影的世界，以真、善、美相统一的审美理想激励学生――这样的教学鲜活而深刻。 二、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透视文化的差异、传承与融合 (一)中外电影的横向比较 在课程的第一阶段，主要讲授外国电影史。但为了使学生获得更大的思维空间，我打破了教材的编制顺序，将表现中国电影萌芽期的影片《西洋镜》与《魔盒》对比放映。从中既看到了我国电影观众与西方电影观众第一次看卢米埃尔兄弟的电影时的共同反9向，也看到了电影在刚刚进入我们的国土时所遭遇的从排斥、抵御到接纳的过程同时，外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电影《工厂大门》提对生活的重现，是写实主义的；而我国的第一部影片《定军山》，却是一部记录我国传统京剧表演的戏曲片，具有浓厚的表现主义风格。在比较中，让学生体会文化的差异性、民族性，而电影作为一种现代艺术，则充分体现了它的兼容性、世界性。 (二)本土电影的纵向比较 在讲授中国四十年代的电影发展史时，有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费穆导演的《小城之春》(1948年)。这部被人称为二十世纪中国第一部文艺片的非主流电影的代表作，体现了近代中国电影在人物心理刻画和民族风格探索上所取得的成就。因此，备受电影人的青睐。有意思的是，在2002年，我国第五代导演田壮壮重拍了这部电影，以示对此片及导演费穆的敬意。时隔半个多世纪，中国社会历史及文化经历了巨大的变迁，电影艺术的观念及制作技术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将两部影片进行比较放映，学生们兴味盎然地对其优劣成败展开讨论。其中有关风格的话题谈及最多，两部影片因导演生活时代的不同而形成了一定的文化差异：无论从审美观念、人性理解，还是视听语言的艺术处理上，都有所不同。大部分学生更喜欢田壮壮版的《小城之春》。对此，我也发表了个人观点：从史学研究的角度看，艺术作品的产生有着自身的规律性和时代性，学习电影史，首先是要将作品放置在它所生产的那个年代去评说它的价值和意义其次，就是将其放到历史的演进历程中，用发展的眼光观照它之于这种艺术的承袭性与开拓性。并提醒学生：对这两部作品比较，不会有一个统一的答案。而是通过这种论辩培养他们对不同审美形态的鉴赏。艺术家要保有自己的个性，懂得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学会用自己的眼光去寻找和发现美，中国文化的精髓是――和而不同。 三、运用新思路，走进电影人的心灵 近两年来，有关重写电影史的呼声很高，许多电影理论家都在寻求新的研究方法，如：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丁亚平博士就提出了“人物志电影研究”的新观点。对于这种提法我很感兴趣，也效法着进行了一点尝试。 传统的电影史教材，基本上是以影片和导演为主线的，对演员往往提及甚少。而艺术创作是一个人生命体验过程的独特呈现方式。而作为未来的电影工作者，大学生的情感比较脆弱，呈受力不足。为了对学生的教学更有针对性和现实感，我在三十年代中国电影的教学中，重点介绍了电影演员阮玲玉及其在我国默片时代的地位。不仅为学生放映了关锦鹏导演的影片《阮玲玉》，而且还对阮玲玉之死进行了剖析。并让学生结合文艺界许多名人的自杀现象谈自己的感受，如玛丽莲・梦露、三毛、张国荣等。作为一种艺术现象分析，使学生在学习中逐渐树立起积极的人生观，懂得善待生命，珍惜美好的情感，学会坚强地面对社会、生活中的艰难困苦。这样，才能在将来的艺术活动中，经受住各种压力与不幸，和谐地与人相处，乐观而豁达地迎接社会与人生的挑战。 在讲授好莱坞三、四十年代的电影企业及制片政策时，我重点为学生介绍了好莱坞的明星制度，并为他们放映了《好莱坞百年百名超级影星》的记录片。透过银幕上神采各异的明星，让学生回答他们各自所代表的不同类型电影的艺术特点和审美趣味让学生了解，当电影以一种商品形态出现在观众面前时，演员的地位和价值就成为制片商不得不重视的问题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明星改变了影片的叙事，也由此创建了一种长盛不衰的“影迷文化”；从电影自身的发展来看，好莱坞把电影视为大众化艺术的一种传统，而类型电影则强调了艺术家与他的素材、素材与观众的关系。这种观念对于我们今天的电影创作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同时也告诫学生，明星本身类型化意味着艺术的僵化，更是对他们艺术生命与心灵的一种扭曲…… 四、扩展课程容量，更新教学内容 近些年来，电影的国际化倾向愈来愈明显，许多小国家的电影创作异常繁荣，打破了好莱坞一统天下的局面。为此，有关这些国家电影业的发展及作品的研究也成为理论界关注的课题。为让学生更全面、系统地了解当代电影的格局，我补充了教材以外的相关内容。如增开了当代韩国电影、伊朗电影的专题研究等。例如：与阿巴斯同行――寻找心灵的家虱韩国电影配额制度及其思考，当代韩国爱情片赏析等。引导学生以开放的视野、多元地思维方式，关注不同民族电影所蕴含的独特的文化背景、审美情趣、语言形态，思考电影创作与时代的社会心理、审美倾向、民族性格的关系，感受不同审美形态所带来的不同的审美体验 五、关注新作品、新动态，为学生提供最新电影资讯 前面讲过，大学生这个群体喜欢追新求奇。作为电影教学，在保证教学理论体系的完整性、科学性的同时，还需要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时代感。因为，相对于古老的传统艺术而言，电影太年轻了，它的演进过程是迅速而充满活力的。因此，密切关注当代电影的新动向、新作品，是教师必需要做的功课。利用网络和期刊杂志，查阅相关资料，并在课堂上将最新的创作动态、影视信息及时地介绍给学生，如：各大电影节的作品选送、获奖及相关评论；记录片热潮中所包含的深层的时代气息与文化审美意味每年一度的大学生电影节的活动内容及参赛作品、电脑特技与当前电影创作的关系以及最新影片的评介……等等，都成为课堂上探讨的话题。以此引导启发学生把握电影的发展趋势，加强危机意识，以便在专业学习中，更加明确自己的位置与未来的发展方向。同时，为了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和学术意识，适时地在有些章节学习之前，为学生布置练习：课下利用各种媒介查找相关资料、归纳出自己的观点，并在课堂上组织学生进行辩论。如从“类型电影”观念的发展与演变，看当代类型片的延伸与创新；李安现象分析、如何看待“韩流热”等。在教与学的双向交流中，多视角地对某一论题展开讨论，让学生在理智与情感的交融中体会艺术的内在品质。 六、结束语 作为一种教学探索，实践才刚刚开始。面对现代化进程的挑战，影视教育欲求大的发展，必须形成一个完整的教育教学体系。在学术层面上，我以为，高校的影视教育，除对电影艺术进行本体论意义上的探索外，还应在教学领域寻求相关学科的支持。作为一线教师，更应力求通过对教学过程、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手段等方面的探索(如教学课件的建设等)，寻找一条更加切合电影教学实际，并能充分开发学生的情感经验、培养其健全的审美心态和开拓性思维能力的途径。

文学批评论文:关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类型和特点 论文摘要：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术语一部分是对作家作品艺术精神和风貌神韵的整体直观术语，一部分是从社会人生体验中借用而来的分析小说戏曲形式技巧的术语，还有一部分是先释后用的术语。古代文学批评术语具有三个特点：一是模糊性、多义性和具象性，二是人化倾向，三是长期延续性。传统批评术语产生于汉民族的文化背景之中，打上了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烙印。 论文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类型；特点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在其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自成体系的一套名词术语、范畴系统，一些传统批评的概念和术语，如“气”、“味”、“趣”、“神”、“韵”、“沉郁”、“飘逸”、“阳刚”、“阴柔”等等，至今仍然为汉语文学批评所沿用。现代中国文学批评的话语系统，除了借鉴西方的批评理论和概念工具，还需要认真清理中国古代的批评术语。 一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类型 阅读古代诗话词话，扑面而来的大都是对作家作品艺术精神和风貌神韵的整体直观术语，诸如“气”、“味”、“趣”、“神”、“韵”、“沉郁”、“飘逸”、“阳刚”、“阴柔”等等。它们对传统写意性的文学作品往往具有独特的把握功能，能够给有共同阅读背景和艺术经验的读者以极大启发。这些术语，不仅是传统批评中沟通批评家和读者的中介，同时因其反复使用被不断注入深刻的美学内涵又成为了传统美学思想体系的概念范畴。 除了诗歌批评的简约性用语，我们在大量的评点派批评文字中，还随处可见从社会人生体验中借用而来的分析小说戏曲形式技巧的术语，诸如“寒冰破热”、“草蛇灰线”、“急脉缓炙”、‘笙箫夹鼓”、“一击两鸣”等等。运用这些不同于诗文评论的术语，往往能够使批评家的文学理解与读者的阅读经验和社会经验协调起来，增加批评的可读性。 此外，清代以来，文学批评中开始出现一些先释后用的术语，如金圣叹提出的“以文运事”、“因文生事”、“因缘生法”，陈廷焯提出的“沉郁”，王国维提出的“悲剧”等。这些批评用语已经不同于那些虽有诗意却内涵模糊的弹性语言，具有确定的内涵，带有现代文学批评话语方式的特点。 二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特点 以西方文学批评的术语为参照，我国传统批评术语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模糊性、多义性和具象性。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提出者往往是用以表达自己审美理解中的感受印象，故不作明确界说；运用者则主要也是依据自己的体会，并不注重根据上下文来推断提出者所要表达的含义，故一个概念术语统统难以求得一致。每一批评术语都有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多种含义。例如古代批语中常用的术语“味”，就具有这一特点。陆机首先将“味”用之于文学批评，《文赋》云：“阙大羹之遗昧，同朱弦之清泛。”用白煮的肉汁比喻文章缺乏必要的修饰而乏味。《文心雕龙》中多处用“味”，“味”已转变成专门的文学批评术语：“深文隐蔚，余味曲包”(《隐秀》)；“儒雅彬彬，信有遗味”(《史传》)；“子云沉寂，故志隐而味深”(《体性》)；“张衡怨篇，清典可味”(《明诗》)。到了钟嵘《诗品》，“味”特指诗歌的艺术性：“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昧者也”；晋代玄言诗“理过其辞，淡乎寡昧”。到了唐代诗评中，“味”的涵义又有新的发展。《文镜秘府论》云：“诗不可一向把理，皆须入景语始清味”；“景与理不相惬，理通无味”；“诗一向言意，则不清及无味；一向言景，亦无味。事须景与意相兼始好”。 这里的“味”显然是指情意交融产生的抒情诗特有的艺术韵味。晚唐司空图进一步提出“味外之旨”、“韵外之致”，南宋杨万里倡言“去词去意”而诗“昧”犹存，“味”又成为了超乎言间之表的文学韵致，一种综合了诗歌全部艺术要素的美感效应。至此，“味”作为文学批评的重要术语，其基本含义才得以明确。 由于批语术语的提出者是用以表达自己的审美感受，因此往往使术语带上具象比喻的色彩。批语术语的具象性使批评文本具有隐喻的特点，如果这种具象比喻贴切中肯，便能超出批评家一己之感受，为后批评家所采用。《石林诗话》卷下曾说： 古今论诗者多矣，吾独爱汤惠休称谢灵运为“初日芙渠”，沈约称王筠为“弹丸脱手”，两语最当人意。“初日芙渠”，非人力所能为，而精彩华妙之意，自然见于造化之妙，灵运诸诗，可以当此者亦无几。“弹丸脱手”，虽是输写便利，动无留碍，然其精圆快速，发之在手，筠亦未能尽也。“初日芙渠”等，出语精当，比喻贴切，作为风格批评的术语，被后人经常采用。 第二，批评术语的人化倾向。以人喻文学，是占代批评术语体系的突出特点，秦汉以来，以气、以性论人的传统，导致六朝批评家以人为喻的术语成批出现。古人批评中普遍采用的诸如“气”、“才”、“性”、“情”、“志”、“骨”、“神”、“脉”、“文心”、“句眼”、“肌理”、“神韵”等术语都是“近取诸身”以人为喻的产物。六朝文学批评大多带有品评特点，而最早设品所论的对象，便是人。品藻人物的风气影响到品画、品书、品诗，自然就带上了由品人带来的特点。 第三，传统批评术语具有长期延续性，在不断运用中注入新的内涵，使其具有活力的同时，也容易老化，几成套语。 例如古代批评的“气”，由单词而推衍为许多复合词，内容越来越丰富，含义各有侧重。有的侧重于人身之气，如“志气”、“意气”、“气力”、“风气”、“生气”、“神气”、“才气”等；有的侧重于艺术方面，如“辞气”、“气象”、“气格”、“气势”、“气体”、“气韵”、“气脉”、“骨气”、“气味”、“气调”、“气候”、“声气”、“气魄”等。古人谓“文以气为主”，居于主体地位之“气”便成为判断作家作品艺术品位的重要尺度，由此衍生出如此之多的“气”，其原因就不难理解了。玩味之余，很难辨别各种近似而又含义模糊之“气”的含义，不觉反生疑惑：是否有必要提出这样多烦琐之“气”?“掷笔三叹之余，好心肠的行家应该告诉普通读者一个诀窍：与其永远纠缠不清，不若大刀阔斧”，将这些眩人眼目的“文字迷宫”予以合并归类，抓住它们所要传达的真正含义。 随着小说戏曲批评的兴起，批评家“别作奇警之新熟字以为命名”，如评《西厢》有烘云托月法，月度回廊法，羯鼓解秽法，那辗法，浅深恰好法，起倒变动法；评《水浒》有倒插法，夹叙法，草蛇灰线法，大落墨法，绵针泥刺法，背面铺叙法，弄引法，獭尾法，正犯法，略犯法，极省法，欲合故纵法，鸾胶续弦法，等等。这些术语来自日常生活用语，易流于批评者个人一时之趣味，不易被他人理解。故这一类的批评术语只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在一部分小说戏曲作品的评点中运用，频率较低。 三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文化成因 传统批评术语产生于汉民族的文化背景之中，打上了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烙印。先秦时期，哲人对于抽象意义的表达普遍是从具体的感性对象人手的，并借助于感性对象本身的某些特点使人领悟其所要表达的抽象内涵。孔子强调高尚独立的人格，但也从未作过关于人格的抽象论述，而只是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老子认为“有生于无”，“无”即“道”，是难以用语言来界定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一章》)，因此也需借助于具体物象的“空虚”来使人体会“无”(道)的特点：“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诞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老子·十一章》)远古的八卦也是现象直观的产物，《周易·系辞下》说：“《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陨然，示人简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可见，八卦是在对象中对“象”之“像”的抽象，而抽象的结果不是导致概念的产生，而是对“象”的模拟，《系辞上》说：“对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先秦哲人这种在现象中直观本质的直观思维方式，成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逻辑起点，奠定了古代思维的基本形式，制约着古代学术文化的发展方向，并影响到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传统批评术语的具象性、模糊性与多义性，作为直观思维(主要表现为把握事物现象的表象特征及其本质属性的主体性活动)的产物，既为历代批评家长期遵奉，也为广大读者所认可。 中国古代语言文字的特点对传统批评术语的形成也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汉字没有走上与大多数民族语言共同的拼音化道路，而成为对现象进行概括、模拟的象形一表意符号系统，与古代直观取象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许慎《说文解字叙》认为八卦的起源同时也是文字的起源，文字因而也具有类似“象”的特点：内涵不确定，包容性极大。这就客观上限制了语言文字在数量上的膨胀，“古者字极简，……字简则取义自广。统此一字，随所用而别。熟绎上下文，涵咏以求其立言之指，则差别毕见矣”。尚简不仅是文字的固有特点，而且是使用汉字的文人的习惯，刘大槐《论文偶记》云：“文贵简”，“简为文章尽境”。字简和尚简的语言表达习惯制约着术语概念的精确。西方哲人，力图弄清术语内涵不同层次的逻辑关系，力图区分不同术语之间的界限，其结果是术语增生，而中国古代哲人则不作此种区分，“统此一字，随所用而别’。 一定的时代和社会都拥有只属于自己的文化环境，对于既定文化传统，批评家没有选择的余地，也无法抗拒它的渗透力，只能被刻上历史文化的印记。中国古代直观取象的思维方式，形成的概念术语笼统含糊，缺乏明确定义，这明显的不利于科学的发展，因为术语概念是人们进行科学研究的符号工具和理论思维成果的物化形式。任何一种理论体系的建构，都要以内涵和外延明确的术语概念为前提。 但是，文学批评不同于文学研究，文学批评既带有科学活动的特点，又是一种审美的艺术活动。因此，它方面要求批评术语有基本确定的含义，用来分析批评对象的内涵意义；另一方面，由于批评对象某些层面的性质具有不确定性(如诗意、诗味)，批评对这些因素的理解只能是一种弹性把握，“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同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为至也”，“若一切以理概之，非板则腐”(叶燮《原诗·内篇》卷五)。文学批评的对象性特点，决定了批评术语的使用不必同理论研究一样精确严密，批评家从调整自己的审美感受的需求中，才产生出动用某种理论术语的欲求。这样，一个内涵精确的概念一旦进人具体的批评实践，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只有经过模糊化弹性处理的理论概念，才能在批评中获得实际的充实的意义。哲学家理论思维中过于泛化和抽象的结论尽管内涵和外涎都很精确，却是很难和具体作品的存在形式相对应。 另外，文学批评文章读者面越广，它所起的作用越大，批评的价值就越能充分突出。文学批评不应该只在学者圈子孤芳自赏，自言自语，它更主要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批评家所使用的概念，“不应该艰深得使人望而生畏”，即使是技术性很强的科学术语，在使用时也要经过批评家的消化，使其适应文学批评的对象、性质和功能。 由此观之，中国古代批评话语系统的笼统含糊、以简驭繁的特点，尽管不利于理论学术研究，但对于文学批评和文学鉴赏来说，又往往具有其适应批评的对象、性质和功能的可取之处。它可以作为现代内涵界定清楚的各种批评学派的术语的补充，在当代批评中发挥特殊的作用。 文学批评论文:关于尚书文学批评思想探讨 论文摘要：《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零散的、宽泛的、芜杂的，有的甚至是不可靠的，这正是文学批评理论萌生之时应有的现象。然而，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亦是十分丰富的，而且其中有许多思想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本文主要探讨了尚书》中“诗言志”的思想；“言以道接”的思想；“辞尚体要”的思想和“察辞于差”的思想。 论文关键词：尚书；文学批评；诗言志；辞尚体要；探讨 《尚书》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文献总集，它记载了唐尧、虞舜、夏、商、周的各类文章，其中主要的是我们今天称之为公文的告示，此外还有大量的帝王对臣下的训导、告诫等。《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零散的、宽泛的、芜杂的，有的甚至是不可靠的，但这也正是文学批评理论萌生之时应有的现象。然而，由于《尚书》本身的状况及其文学批评思想的零散性、宽泛性和芜杂性，使得学界对其探讨与研究不多，有许多文学批评史著作甚至避而不谈。事实上，《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亦是十分丰富的，而且其中有许多思想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因此，有必要完整而充分地探讨和研究《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笔者此文仅就研习所得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诗言志”的思考 “诗言志”作为我国古代诗歌批评的纲领，最早见于《尚书·虞书·舜典》，其中记载了舜对他的臣子夔所说的关于音乐(实为诗乐舞)的一段话：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舜典》多出于传闻，被认为“大约是战国时写成的，所记舜的话自然是不可靠的”；但《舜典》系周史官所记，“诗言志”至少反映了周人的文学观。顾易生、蒋凡著《中国文学通史·先秦两汉卷》指出，“诗言志”应有较早的渊源，并引《左传嚷公二十七年》中的“诗以言志”以证之。《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了“郑伯享赵孟于垂陇”，诸子赋诗言志的事件，其云：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日：“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日：“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床第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子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日：“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赵孟日：“武请受其卒章。”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日：“吾子之惠也。”印段赋蟋蟀》，赵孟日：“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日：“‘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卒享。 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谓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谓矣。”文子日：“其余皆数世之主也。子展其后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乐而不荒。乐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后亡，不亦可乎?” 这是赋诗言志的真实写照，并展示其言志之后的结果。而其中赵文子所说的“诗以言志”历来被看作是“诗言志”思想的最早记载。不过，从赵文子所说的话来看，“诗言志”的说法在他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因此，赵文子不应该是最早提出“诗言志”思想的人。那么，在我们目前无法证明《舜典》的记载者所记非实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认为舜是最早提出“诗言志”的人，《尚书》是最早记载“诗言志”思想的典籍。 关于“诗言志”的内涵，许慎《说文解字》云，“诗，志也，志发于言。从‘言’，‘寺’声”，将“诗”解释为“志”，诗与志一体。杨树达在《释诗》中说： “‘志’字从‘心’，声。”闻一多的《歌与诗》在谈到“诗言志”的时候指出：“志有三个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这里的“怀抱”不仅指志意，而且与情感相关了。孔颖达《礼记正义》云：“此六志《礼记》谓之‘六情’。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朱自清《诗言志辨》在引用了上述三段材料之后指出，“情和意都指怀抱而言”，又指出，在先秦文献中，“这种怀抱是与‘礼’分不开的，也就是与政治、教化分不开的”。其实，对“诗言志”的理解不仅要从其自身词义解析与引申入手，还应该考虑到其后舜所提出的“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歌永言”即“歌永其义以长其言”，(《尚书孔传》)也就是“歌通过延长诗的语言，徐徐泳唱，以突出诗的意义”；“声依永，律和声”即“依声律以和乐”，(《尚书孔传》)也就是“声音的高低又和长言相配合”，“律吕用来调和歌声”。由此可见，这三者作者都是从形式表达的角度思考的，无论是歌延长诗的语言，声音与延长的语言相配合，还是运用律吕来调和歌声，其着眼点都在形式，那么，“诗言志”也就不仅具有“诗以言志”、“赋诗言志”的内涵，而且还表明了诗作为志的表达形式，其文本形态是语言，诗要运用语言来形成，并通过语言来表达志向。语言是诗与志的中介，又是诗的存在形式。闻一多对“志”的三个解释中虽然偏重于“怀抱”，但“记录”其实也是“诗言志”一个意义取向，诗用语言来记载亦应包含在“诗言志”的内涵之中。 因此，“诗言志”中已经隐含了对文学本质的揭示。这说明，先秦时期尽管诗还不是独立的文学形态，但是对诗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点认识还是十分清楚的，进而对“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现代文学理论的基本命题也有所认识。 二、关于语言表达的要求 《尚书》中十分重视语言表达，把语言表达同“道”联系起来，要求语言表达要以“道”为准，并体现“道”的要义。《尚书》中对语言表达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言以道接 “言以道接”是《尚书》对言语表达所提出的一个具体要求。《尚书·周书·旅獒》云：不役耳目，百度惟贞。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志以道宁，言以道接。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 不贵异贱用物，民乃足“志以道宁，言以道接”所揭示的是“志”、“言”、“道”之间的关系，孔氏传云：“在心为志，发气为言，皆以道为本。故君子勤道。”在《尚书》及传的作者看来，“志”与“言”是内与外的关系，存在于心中的是“志”，而表达出来的就是“言”，而制约这二者形成的则是“道”。“道”在《尚书》中往往被看作是客观事物的内在条理，看作是正义的社会规范，如《尚书·虞书·大禹谟》中说：“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睇百姓从己之欲。”再如《尚书·夏书·五子之歌》中说：“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底灭亡。”所以，“志”与“言”都必须用“道”来规范，这样看来，“道”就成了“志”与“言”的客观标准，无论是“志”的形成，还是“言”的组合，都要根据“道”的要求进行。那么，从“言以道接”的角度看，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言语表达的规则，言语表达要以“道”要求为基准，否则，就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另一方面，对于语言的评价，也要根据“道”的准则进行。《尚书·商书·太甲下》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 “逆于汝心”即与你心中所想相背离，孔氏传云：“人以言睇违汝心，必以道义求其意，勿拒逆之。”“逊于汝志”即顺从你的思想意志，孔氏传云：“逊，顺也。言顺汝心，必以非道察之，勿以自臧。”在《尚书》及传的作者看来，对于人们的言论要以“道”的尺度进行评判，并要从相反的角度加以思考，如果有与你心中所想相背离的言论，你要从其合于道的角度进行思想，不要轻易加以拒绝；如果有与你的思想意志相一致的言论，则要从其不合于道的角度进行思想，不要轻易地肯定。总之，要以“道”的标准来评判人们的言论，而不是以个人的好恶来进行评判，这是因为个人的好恶是一种偏见，如果以此来评判人们的言论，则很难分辨言论的真伪。 这依然是“言以道接”思想的一种表现。 (二)。辞尚体要” “辞尚体要”是《尚书》对言语表达提出的另一个要求。《尚书·周书·毕命》云： 王日：“呜呼!父师，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别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瘅恶，树之风声。弗率训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画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不惟好异。商俗靡靡，利口惟贤，余风未殄公其念哉!” “辞尚体要”是要求言语表达要体现“道”之要义，若有异于“道”之要义，则君子所不好也。孔氏传云：“政以仁义为常，辞以理实为要，故贵尚之。若异于先王，君子所不好。”“理实”即客观事物的实际道理，也就是“道”，先王所施行的亦是“道”。这实际上反映了儒家的文学观。《论语·卫灵公》云： 子日：“道不同，不相为谋。” 子曰：“辞达而已矣。” 辞之所要达到的即是“道”，即“道不同，不相为谋”的“道”。孔子之所谓“道”即仁，诚如有子所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而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这与“辞尚体要”的思想是一致的。 如果从客观的角度看，“辞尚体要”也反映了文章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作为文章形式要素的“辞”应该完整准确地表现文章的内容“要”，这里，“要”是重要的，是作者所要突出的核心，亦是全篇内容的核心，“辞”是为“体要”服务的，它的基本功能就是“体要”。这一思想对后世文论影响很大，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就坚持了这一思想。《文心雕龙》中有三处提到“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的思想，如《文心雕龙·征圣》篇云： 是以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易称“辨物正言，断辞则备”，(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故知正言所以立辩，体要所以成辞辞成无好异之尤，辩立有断辞之义。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圣人之文章，亦可见也．。 刘勰在这里具体阐述了“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的思想，指出“体要”是“成辞”的关键，只要依据“体要”而“成辞”，则“辞成无好异之尤”。圣人文章对文学创作的指导意义也就由此而生。 (三)“察辞于差 “察辞于差”是《尚书》中对语言表达提出的又一要求。《尚书·周书·吕刑》中说： 上下比罪，无僭乱辞，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审克之!上刑适轻，下服；下刑适重，上服。轻重诸罚有权。开J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罚惩非死，人极于病。非佞折狱，惟良折狱，罔非在中。察辞于差，非从惟从。哀敬折狱，明启刑书胥占，成庶中正其刑其罚，其审克之。 狱成而孚，输而孚。其刑上备，有并两刑“察辞于差”的观点是在阐述刑罚判断的思想中提出来的，其意思是于差错中考察其辞的真伪，从而判断实情所在。孔氏传云：“察囚辞，其难在于差错，非从其伪辞，惟从其本情。”“察辞于差”的思想虽然来自“察囚辞”，亦可推向对一般文章及文学作品的语言考察，通过对其语言表达的考察来判定其情感表达及内容表述的真伪。语言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工具，是文学作品创造形象、表达情感、表述内容的主要手段，语言运用得如何直接影响文学创作的成败。在文学创作中，作家如果创作了内容不真实、情感不健康的作品，往往可以通过对其语言的分析而找出差错所在。另一方面，语言同思想是一致，思想如何，往往会通过语言表达出来，这即是孟子所说的“诚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孟子·公孙丑上》)的“知言”思想。由此可知，“察辞于差”思想的关键在于通过语言考察而深入地了解和把握作者深刻的思想情感和作品的深刻内涵。 《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十分丰富的，尽管其中有些内容并不十分可靠，但总体上还是通过反映我国上古时期的思想文化发展状况的。通过对《尚书》中文学批评思想的探讨，我们或可进一步探索我国文学批评思想萌芽时期文学批评思想的体情况。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虽然是零散的、宽泛的和芜杂的，但其基本思想已经萌生，并对后世文学批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作进一步的探讨，以丰富我国先秦时期文学批评思想体系。 文学批评论文:新时期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在新时期所有的文学批评中女性主义批评具有独特的生命力。没有一种批评能够像它那样贴近生存本体论的关注。作为人类的一半──母亲、妻子、女儿，女性不但是女性自身说不完的话题，也是男性说不完的话题。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女性问题就永远会成为一个讨论的焦点。用不着作任何一点夸张，女性的生存质量直接关系到整个人类的生存质量。正因为如此，从八十年代初关于它的话头一提起，一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兴致勃勃地探讨它，不断地深化它。在本章设置的批评题目中，没有一种的资料──从论文到专著──在丰富性上可以跟它比肩。仅仅梳理新时期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脉络的论文就有数十种。而且耕耘者不只是女性作家、学者，还有相当数量的知名度较高的男性批评家。这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便利条件，也给我们设置了难以超越的高度。我们只能放宽对自己的要求，作一次简单的描述。考虑到对女性主义批评的历时性研究文章较多，一些明显的演进轨迹已被说清，我们这里准备从共时性角度展开思考，抽释出女性主义批评的模式化特点。又考虑到女性主义批评主要是女性自身的话语，所以尽管男性批评家有不少精彩的发言，我们还是以女性批评文本作为评论的对象。 一、打开一个美丽、富有创造力的世界 文学如同人类历史一样，其实是男人和女人共同创造的。亚当和夏娃的同一性书写造就了人类的未来，也造就了组成一体的爱情、婚姻、家庭的文化模式。 但是由于野蛮人遗留下来的价值观长期地支配人的意识。所以女性在创造人类历史和文化的作用反而被忽略了。男人无端的成为历史的唯一主宰，并且自我编撰着第一创造者的神话。 进入现代社会后，男女平等的观念虽然被提出，但由于女性的社会实践历史的有限性、女性自我话语形成的艰难性，女性的作用仍然处在被遮敝状态。直到西方女权主义运动蓬勃兴起，她们找到了自己的意识、语言及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包括写作，她们对历史和文化的伟大贡献才被充分揭示出来。在女权主义运动的如火如荼阶段，我们目睹到了一幅壮观的图景：“发掘妇女文学著作，描绘妇女想象力的版图，分析女性的情节结构，使妇女文学作为一个特殊的探索领域展现在世人面前。” 比之西方，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崛起稍晚。在开始还明显地缺少理论体系性。可是由于大量的成功的女性创作的出现，由于批评家们女性意识的觉醒，她们一开始就特别看重对女作家创作成就的张扬。从一九八?年到一九八二年李子云追逐着每一个女作家的脚步，留下了一篇篇关于她们的评论。她独具慧眼的文字揭示了她们独特的风格魅力和独特的艺术创造。进入她批评视野的作家后来都成为新时期文学领域里极有影响力的人物。她们有张洁、王安忆、茹志鹃、宗璞、张辛欣、张抗抗、韩蔼力、戴晴等等。一九八四年，她以《净化人的心灵》为题将这些评论结集出版，在文坛上产生了较大的震动，为女性主义批评开拓了道路。一九八六年在联邦德国召开的“现代中国文学讨论会”上，她又全面总结了中国女性文学，特别是新时期七年来女作家创作的发展。她指出新时期女作家的作品已经形成了新文学运动以来的第二次高潮，并且有两个特点：“其一，大多数女作家仍然沿袭了几十年来所惯用的超越女性意识表现社会生活的艺术方法，从选材到处理题材的立场、角度与男作家没有多少差别。其二，‘女性文学’开始兴起。有些女作家开始站在妇女立场，从自己的切身体验出发，表现了妇女的特殊问题与心态。” 对于每一个特点她都作了具体的阐释。尤其对于第二点，她作了更为详细的说明。她说：“‘女性文学’的兴起也是中国大陆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这是一九七九年以后中国女作家创作中的一个新的特点。几十年来带有女性特色的作品被指责为消极、颓废、情调不健康，因而几近绝迹。一九七九年张洁发表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冲破这一禁区之后，这一类型的作品有增无已。” 李子云深刻挖掘了这类文学作品产生的社会原因及性别原因：“几千年沿袭下来的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世俗偏见，维护男性利益的道德规范，在家庭范围内从家务劳动的不合理的承担到性方面的不平等关系，等等。有些习俗相当落后甚至野蛮。” 李子云还细致地辩识了女性文学伸展的两个维度。一是“呼吁真正爱情的出现，申诉不幸的婚姻带给妇女的痛苦，要求婚姻自由，其中包括正当的离婚权等等。”一是“如何保证男女两性在发展各自事业的平等权利和如何进一步实现男女两性在人格上的平等。” 她热情地肯定了张洁、张辛欣、张抗抗等女作家在处理以爱情、婚姻为题材的作品时流露出来的对女性“被占有、被抛开、被遗弃”的命运的不满乃至反抗情绪。认为她们提出了人类文明不能不给予足够重视的重大问题。 新时期另一个较早关注女性文学创作的批评家吴黛英更为全面地描述了女性作家在审美领域的突出贡献。比如“女作家一般来说比较喜欢并擅长于写‘小题材’、‘小人物’和‘小事件’”。还有“偏重于主观情感的抒发，特别擅长于描写女性的感情活动”。再有呈示着“美丽纯净而又宁静的新境界”。最后富于“纤细柔和”的美。 吴黛英批评的价值不单单表现在她对女性文学的审美品格的挖掘，更在于她引入了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视点，说明女性文学审美品格产生的必然性。吴黛英认为，女性“独特的心灵敏感区和艺术天地，主要是由女性独特的生活视野和心理视野决定的。” 例如“国外心理学家曾对男女两性在梦境内容上的差异作过统计和研究。结果证明，女性在梦中的视野小于男性。女性的梦多数发生于熟悉的室内环境中，男性的梦多数陌生、奇异、而且多在室外发生。而且，女性在梦中的活动规模也小于男性。”“这决定男女作家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女作家们完全可以扬长避短，走一条适合自己艺术个性的创作道路，”即“通过细小平凡的题材，从一个侧面来把握和反映时代的脉搏。” 从一粒砂中看世界，于半瓣花上说人情，这是女性独有的优势，这个优势并非每个男作家都能够做到的。又如，就注重情感来说，女性同样胜过男性。她引用瑞士心理学家云恩的话来作证实：“若就情感无可争辩地是女性心理学的一个比思维更加明显的特殊性来说，最显著的情感型，也是发现于女子之中的。我能想到的这种类型的事例，几乎没有例外，都是妇女。” 同时她又以苏联心理学家科恩的研究作为佐证：“他……发现女青年的日记中，自我描述比较主观，基本上是谈过去体验过的感情；而男青年的自我描述比较着重活动，重点在于表现新的兴趣和活动种类等等。” 女作家的心理特点决定她们的作品在情感上更为丰富、细腻，尤其新时期女作家的作品以情感人，“给文苑吹来了一股温馨的和风，使刚刚从紧张动荡的政治生活中解脱出来的广大读者感到了一种精神的抚慰，获得了心理的平衡。” 吴黛英的某些观点未必能赢得我们的全部赞同。但是她这种札实、严谨的学风却十分令人称道。和那些为女性主义而女性主义的文章相比，即使到今天也能给人更多的启发。 对新时期女性文学给出较高评价的还有许多批评家。她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带着感佩、骄傲、自豪的语调来谈论姐妹们的创作。间或还让人感到，有些人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快垒──向男人世界发出冲击和挑战。她们似乎不是在描述文学，而是在炫耀女性的自我、女性世界的美、女性的才能、女性的创造力。像金燕玉对田野、陆文婷、金鹿儿、岑朗等美好女性形象的复现，简直就像一首首诗，引人无限赞叹，无限神往。 有时我们还能从这些批评中读出一种女性的自恋。这种自恋使她们相信，女性作家是描写和表达女性心灵、愿望不可动摇的权威。任何异性都不要闯入这个领地，冒犯她们、歪曲她们。徐坤就曾对张宇进行过“温良”的颠覆，同时向下个世纪的男性书写者发出了警报。 在张扬女作家创作的过程中，还有一种热闹的景象，就是广泛挖掘从古代到现代所有女性作家的创作。这里有李小江的《夏娃的探索》、刘思谦的《“娜拉”言说》、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等等。 二、挑战：对准男权文化 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和男权文化给女性心灵造成了巨大的创痛，以至在她们的内心里积淀起对男人的仇恨。这种仇恨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代代相传地留给了后代女性，使她们在遭逢不幸的时候自然而然地暴发出来。而与她们感同身受的作家也就很容易在这种基础上通过自己的作品对男权文化进行起诉和抗议。这种起诉和抗议经常能够在女性主义批评家那里获得反响和回应。 或许也是许多女性主义批评家和李子云保持同样认识的缘故，她们一般说来总爱把自身的不幸原因归到男性身上。李子云的话是这样说的：“在中国已经实现了法律上的男女平等。妇女逐步获得与男子同等的就业权，受教育权以至参政权。中国城市妇女就业率可能在全世界位居前列，而且实现了男女同工同酬。妇女参与社会工作、社会活动，并且具有同样的社会责任感。” 李子云在国外发表的这番话究竟出于本心还是策略性语言，我们不好揣测，不过它基本上支配了几乎所有女性主义批评家的思维运转方向。那就是对准男权文化表达女性要求解放、平等和自由的呼声。而张洁的《方舟》、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是她们抨击男权文化的典型文本。李子云评论说：“张洁的《方舟》……描写了三个离了婚的妇女在社会上为个人事业奔走的‘苦难的历程’。在当前中国社会中，妇女很容易得到起码的工作，但谋取称心的工作并使自己的才能得到施展则很不容易。某些职业妇女即使摆脱了家庭的大男子主义，却摆脱不掉社会上的以男子为中心的轻视妇女的思想。……更令人苦恼的是，她们还得耗费一定的精力来应付某些男子视女子为享乐对象的轻簿态度……张洁的《方舟》多方面地表现了妇女在争取女性尊严和实现自身价值时所经受的种种磨难，而这些磨难几乎使她们频于心力交瘁的地步。” 王绯以同样的价值尺度及相近的语言揭示王安忆《小城之恋》的内含。她认为“力之于男性总是侵略的、进取的、自私的；男性即使沉溺在最无廉耻的贪欲和肮脏的欢情之中，亦能完整地保持住一个原本的自己”，“女人却必须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用一整个身体独自去承担那‘罪孽’，被损害的最终是女人。” 她高度赞赏王安忆在《小城之恋》里对女性所特有的“母性博大无私”的描写，对男性卑微渺小的讽喻，说这是一个女作家才可能有的对人生的深刻理解。李子云对《方舟》的评论只是小说意义的一个方面；王绯对《小城之恋》的剖析只是小说表层的内容，实际上两个文本都还有更深的东西值得我们思索。但从她们的关注点来看，我们能够触摸到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一般特征。 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在初始阶段并无深厚的理论背景。所以她们对男权文化的批判，言词不很激烈，态度还比较温和。从一九八八年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被介绍过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西方女权主义的政治色彩被洗净，而对男权文化的批判好像让她们找到了理论上的支撑点，所以一时激烈起来。一九八九年在《上海文论》关于女性主义批评的专号上，王绯鲜明地举起了反父权、反男权的旗帜。她宣告：“自从人类文化转向以父权为中心，便把许多残忍的清规戒律只施加于妇女身上，这便注定了永世的夏娃们特别的不幸。父权文化在推进文明进步的同时所留下的罪恶，突出地表现为对女性的戕害。……我认为，创作和批评一旦冠之于女权的时候，便意味着它们的目的首先在于解构父权文化之于罪孽，伸张长期被压抑的女性人权，其次才是文学和批评自身。” 这里的“父权”只是“男权”的别名。王绯借戴晴《中国女性系列》报告文学所讨罚的都是男性的现实问题。比如她猛烈地抨击男性的“处女膜”情结，说“对处女的嗜好在本质上是男性的嗜好，男性的观念。……对于女子的贞操从行为、观念集中到生殖器官上的苛求，造成了两性对抗于文化中心的状态。中国女性正是从这时开始，在父权文化中受到难以测度的摧残。” 戴晴的《幼年即遭强暴》写得触目惊心，其对人们的陋见、习俗的批判入木三分。王绯对男人们狭隘的“处女膜”情结的批判，也非常富有力度。然而对于她忽略了男人要求女人“纯情”的合理性一面，宽容地对待女性“多男子”方式的说法，却难以苟同。由此可以看出反男权主义背后的一个意识走向：蔑视男权、否弃男权而独尊女权。 这种反男权话语到九十年代更加极端。它从两个方面展开。第一解构男权文化模式，清除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描写。因为在女性主义批评家看来，所有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描写完全是对女性的歪曲、亵渎、糟踏。徐坤比较绝对。通过小说《游行》女主人公几次性经历的失望，她宣判了男人的卑鄙、无能和死亡。又通过《从此越来越明亮》的理性言说表示“不再反串什么男性叙述者，把那伪装和铠甲全部揭去”。到《狗日的足球》，她发明了女性自己的诅咒男人的语言“狗日的足球”。这还不够，回应西方女权主义者对斯丹达尔、克劳代尔、劳伦斯、布列东的颠覆，她无情地解构中国的男性作家，企图从女性主义角度宣判他们价值的丧失。在《双调夜行船》里她把张贤亮、贾平凹、莫言、张宇尽收眼底，随后一个个拆除。她认为，这些男性作家都是在“男性躯体修辞学”的支配下写女人的。张贤亮把女人当作了男人受难时的肉体安慰。贾平凹把女人当作了玩物及生殖器展览的理想对象。莫言（在《丰乳肥臀》中）把女人当成性亢进的摹本。最不可饶恕的是张宇，他的《疼痛与抚摸》篇幅不长，“却富含了所有男权视阈下的女性躯体修辞学符码：渴望强奸、受虐情结、恋物癖、偷情、、裸体游行、反抗、自杀、一妻多夫的‘三人行’……作者想藉由这些，……来完成一部对循环往复生生不息苦难历史的揭示和抒写。然而……在没有进行充分的男权自我反思之前，任何一种居高临下的‘大男子主义’的体恤都可能使书写者本身滑入性别歧视的误区。” 徐坤抓住张宇的一个叙述句“水家的女人都活得很苦很贱”，说，一个“贱”字一下子暴露了他歧视女性的立场。有鉴于此，徐坤对张宇及下个世纪男权书写者发出警告，否则她似乎会有更大的颠覆。 九十年代的女性主义批评在反男权文化模式上走向的第二个极端是逃离男性或放逐男性。在传统文化秩序中女性的生存目标一直被写成“寻找男性”。包括张辛欣的女主人公们在内“时时渴望着寻找她们的另一半及感情最后的停泊地。” 但是九十年代的女作家和批评家从传统的文化指认中超越出来，毅然绝然地表示可以抛开男性。这种情形非常像富有思辩理性的批评家陈虹所描述的那样：“女性主义由于有父权制这个共同的靶子，因而它超越了种族、阶级、社会制度等的差异，建立了基于男女性差别的性别路线，这种性别路线号召每一个妇女从家庭与男人的关系中分离出来，强调妇女间形成姊妹情谊。激进的女性主义者们甚至使用‘同性恋’来描述与强调妇女间的姊妹情谊。” 对于女性否弃男人的意识刘慧英简直视为绝对律令。并将其与尼采宣布的“上帝死了”相比肩。她说：“在几千年的男权社会中，男人在女人心目中的地位犹如上帝在人们心中一样，是绝对权威的象征──女人必须崇拜、服从和依附于男人，女人对男人的背叛或忤逆被看作与亵渎上帝同样是严重的不轨。男人是女人的上帝，失却男人对男权社会中的女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将新时期女性文学对‘男子汉’的否定与尼采的这一真知灼见相提并论。它们有着同一种精神，就是勇于彻底推翻自身依附的精神支柱，从而使自身面临一种孤独无援的境地进行更为自由的生存选择。”她还认为这是女性“自立的现实举动”，“标志着女人性……走向新生” 。这不仅仅是理论申张，更是一些作家的创作实践。林白、陈染、海男都有回到母系血统，回到女性姐妹怀抱的描写。关此，我们将在后面论述。 三、解放与自由：归入感官写作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归根结底是要求女性自身的解放与自由。这一目标从一始就很明确，到后来愈加彰显。但由于社会环境、伦理观念和思想解放程度等等的限制，在不同阶段她们对解放和自由的内容限定也不同。当女权主义尚未传入中国、“主义”两字也没有作为女性的后缀而出现时，解放和自由，大致是要求有爱的权利、发展事业的权利，稍后还有“寻求自我”、“实现自我”的权利。诚如李小江所言：“‘寻找自我’是女性艺术创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也可以说是最基本的母题。它来自生活，源出于女人的历史……正因为女人无史，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没有社会地位、没有独立的人格价值，才使得‘寻找自我’成为女人精神探索的前提。” “寻找自我”是个很现代的概念，把它说成是“母题”，显然并不合适。但正是这一强硬的表达，反映了特定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解放和自由的要求上的激进色彩。那时张洁的《方舟》、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都获得了新的肯定性的阐释。自然，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被认为是表达了女性寻找自我的经典文本。再稍后，伴随着西方女权主义的渗透，还有对父权制文化──男权文化的批判，她们对解放和自由的要求更进一步了。所说进一步，即人身的彻底解放──爱可以不受男权的干涉、自由进行。换个说法是，在一些作家的创作中，女性在爱情选择中的多恋应当被看作是正常的，多变也应当被看作是正常的。由于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或者说由于女性主义从后现论中吸取营养，此时的批评已不大关注女性的社会成功。这些往往被当成旧话语、属于伟大而堂皇的叙述。在删除了女性追求的社会维度之后，又赶上商业文化、享乐主义文化勃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给解放和自由增添了更新的内容，叫私人化写作，亦称感官化写作、肉身化写作。 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在走上自觉阶段后努力向西方女权主义靠拢。除了女权主义的政治色采不予吸收外，其他许多方面都加以实践，以争得同步发展。关于感官化写作亦如此。感官化写作在西方也叫“躯体写作”。西方的女权主主者认为，女性从自身经历出发进行写作，应该也有权写自己的性感受。运用这种躯体语言写作不但不是罪过，反而能真实地揭示女性世界的秘密。迪迪安指出：“性力量不过是一种压迫人的神话，不再令人恐惧；因为我们从一个女人把一场后婚姻恋爱视为被解放与解放的描述中得知，性关系实际等同于‘说俏皮话的欢笑’及‘躺在一起，而后跳起来去弹唱整本的芝麻歌曲集’” 。中国女作家林白、陈染、海男是感官写作的大胆实践者。陈虹指出：“执著于表现女人及女人性经验是林白一贯的创作主旨。……林白……毫不留情地揪着我们，让我们看她从历史深处和神密黑洞打捞起来的女性及女性经验，女性同性恋、手淫、性感觉……而这些是从来没有以女性视角中的内容物出现于历史地表之上的，它们隐于历史的幽深处，晦暗不明，现在林白让它们浮出了历史地表。”“与林白相比，当代文学中另一个女性主义者海男更无视既存的道德秩序和价值体系，她只听从来自女性生命深处那种神秘的召唤，……，着迷于其内心纯粹的女性欲望。” 陈虹还特别揭示了海男文本的一个模式，就是从爱情上的无穷逃亡，又无穷地逃到爱情。对死亡的恐惧、对衰老的恐惧、对虚无的恐惧使海男的女主人公疯狂地占有爱情、享受爱情，企图用这种方式化解恐惧、驱散恐惧。然而爱情的失望又加剧了她的恐惧，于是她出逃。可是出逃之后寻找不到消除恐惧的方式，她于是又寻找爱情。如此周而复始，形成了恶性循环。有的女性主义批评家赞扬海男写出了生命本体的困境，然而我们看到的精神内核却是性欲的贪婪。只是为了遮蔽它的不雅，批评家给它罩上了宏大叙事的光圈。这种伪饰与她们主张大胆、坦率地抒写肉体感受的语言形成了悖论。 解放和自由的内含不只是指两性间的交欢无拘无束，还指同性恋能获得广阔的天地。九十年代的另类作家林白、陈染、海男、徐坤、徐小斌、卫慧、棉棉无不把笔墨伸入到这个领域。她们打破了几千年来由男性的性征垄断所造成的沉默，把女性同性恋的“温柔”、“温婉”的感觉传导给读者世界。戴锦华曾以“姐妹之邦”为题阐释陈染此类写作的意义。她说，陈染的世界“渐次成了一个女人的世界。其间有绝望、有温情、有获救的可能，姐妹之邦开始被构想为一个归所，而不是一个少女生涯的过渡”。这种姐妹情谊超出恋母带给人的愉快。在《凡墙都是门》里“雨若成了‘我’与‘母亲’共同的朋友，是她再度带来这一女人世界的温情与和谐，并且支撑着一个美好的女人之家的畅想。” 陈染和林白、海男、徐坤等一样，被认为是有女性主义自觉意识的作家。正因为如此，戴锦华联系她的写作主张进一步指明这种“女性情谊”的抒写意义：质疑男权、超越男权；它“已不再是在于某种‘解放’与‘平等’的幻觉，基于某种花木兰式的情境与心境，”而“是反抗与解放的强音” 。作为作家，同时也是批评家的徐坤非常赞同戴锦华的阐释，并在关于母女恋、姐妹恋的宏观研究论文中强化了这种写作的意义。她引用戴锦华的话说：“女性写作是一种包含了很多可能性的，具有无限空间的文化的尝试，可以叫做一种文化的探险。这种体现的意义在于，把长期以来没有机会得到表达的经验、视点、对社会的加入、对生活的观察，书写出来。而且我相信这种女性写作还能包涵某些传统男性写作所不能达到的空间，具有更多样的可能性。” 随后补充道：“女性本文以其美学及其诗意上的巨大而鲜明的隐喻性，能动地穿透当下的生活，仿佛是在明处，又仿佛是在暗中，在九十年代的历史文化长河中形成一幅‘双调夜行船’的迷人图景。” 四、认识论上的空洞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无疑是非常富于趣味的批评，即使在那些令人困惑的提法和鲜见的语言中，我们也能感受到某些真理和新的文化信息。但是，可能与它的历史不长有关，我们又分明地感到它的某些不成熟性。这些不成熟性不但表现在它因为采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结果造成了女性一元绝对论上，而且表现在它常常用理论观点强硬剪裁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的丰富性上。因而它也带来了许多认识论上的混乱和悖论。也许这也反映了女性唯意志论的一般特点。为了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能够扩展更大的空间，我们提出一些问题、作为存疑。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她们人为地割去了女性话语的社会关注维度。如果说女性的不幸命运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和男权文化统治有很大关系，那么到了五十年代后期随着“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权力话语被普遍推行后，就不可同日而语了。男权文化逐渐解体，变成了残余。它虽然还在一些地域、一些家庭起作用，但也是强弩之末。随着女性平等参政权利、平等择业权利得到了确实的保障，女性在家庭的地位也空前提高。家庭权力重心慢慢发生偏离。到现在多数家庭里男人成了“气管炎”，女人成了主宰。这种权力结构还使女性娘家受益匪浅，而男性父母反倒遭到更多的冷落。所以杜甫那句诗“信是生男恶，反是生女好”几乎成了天下父母的共识。更需要作一点社会调查的是，现在的年青夫妇，在一半以上的家庭里男人充当劳动的主角，女人养得浑身小姐气、贵族气。像张洁在《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里所写的女人，是有的。她们没有爱的权利、没有自我实现的权利。因此张洁的描写、张辛欣的描写很有意义。但是不能把这说成是两性间唯一的事实。造成这种状况的最深最远的原因是社会。当时不但女人没有爱的权力，男人也没有爱的权力。《沉重的翅膀》里的郑子云、方文煊就是被政治文化阉割的典型。说到个人的事业，女人没有过，在社会的统一安排下，男人何曾有过。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出头椽子先烂”。这种文化机制在一元化的领导体制里得到了庇护，遭受其害的往往是男人。男人较多的不驯服性、女人较多的柔顺性（也有不少靠色取媚领导的），使他们的命运向不同方向偏斜，造成了严重的“阴盛阳衰”的现象。不敢问津于社会而把矛头对准男权，颇有点像进入无物之阵，其文化颠覆的勇敢性要打上许多折扣。比起所源出的西方女权主义还颇有点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嫌疑，最后只剩下一个维度，就像一些女小说家把男人所写的那样，反男权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谋取性自由。然而如此一来，中国的女性主义就只能将女性贬入到生物性的生存状态（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偏瘫也是九十年代至今整个文化偏瘫的一种反映）。西方的女权主义也有过视男性为仇敌的偏激阶段。但多数人醒悟较早，认识到两性间的爱是无可逃避的，因而发展到新的阶段，即与男性沟通、友好交往的阶段。据《中华读书报》二??一年四月二十五日《世界图书》专栏报导，英国的女权主义老祖母莱辛等人深刻反思过去运动的偏激，坚决“反对所有打击男人的行为。”另外三个著名人物贝克维尔、韦尔登、托马斯也表示站在她的立场上，为“今日男人辩护。”中国的女性作家、批评家中王安忆、陈虹始终保持冷静、客观的认识。但愿她们的态度不再被同性所拒绝，但愿女性主义者能够思考建立“双性文化”而不是单性文化。 还有一个问题是，女性主义批评缺乏科学的理念精神和自我反思的精神。所谓缺乏科学的理念精神是指她们简单地站在女人的立场上，在反男性中心论时暗自举起了女性中心论的旗帜。从这一立场出发，从女人是仙女的先验观念出发，她们无视造成女性问题的个人因素及性别因素，把一切祸源都推到客观、推到男性文化上。这就让人感到有一种极端自恋主义文化及女性唯意志论的东西作怪。由此她们对许多问题的解释都带有片面化、带有推理和演绎的特点，缺乏说服人的力量。波伏娃的研究特别令人首肯。她一方面猛烈地轰击男权文化，另一方面又深刻地反省女性自身的弱点，比如女性好“趋时”，还颇“传统”、“保守”等等。女性身上的弱点有时是社会制度、历史文化包括男人的歧视造成的，但也有女性生理和心理上的因素。不研究女性自身的问题，不寻求克服的办法，不仅会在两性间产生是非，就是在同性间也会产生是非。那种家长里短、传闲话、眼皮浅、好忌妒、小心眼就常常招惹事端。认真分析起来，林白、陈染、海男等笔下的女主人公都有一种自我扩大症、妄想狂心理，还有一种多疑的毛病和被迫害狂症状。对她们的描写有时还能显示出独特的审美蕴味，但艺术上的偏颇和高频率的重复、模式化往往使人看上两、三部就会产生厌倦。对它们毫无挑剔地推崇不但令读者倒胃，还会对批评的有意操作产生不信任的感觉。女性的解放必须获得男性的同情、认可，就如男性的权力必须有女人的理解和支持。以意为之，甚至把病态的心理当真理不会获得通行的绿卡。这个世界就是如此，谁也不是离不开谁，谁又都不能漠视别人的意志。健康的心理是在两性之间建立起能够沟通的友好关系。中国的女性主义已经出现了不少时髦的倾向。它应该适当观照一下生活实际，再考虑今后的振飞。 最后一个问题也颇令人费解，就是中国的女权主义者缺乏自信力。她们在一些女性主义文学的研讨会上总是爱找男性批评家作中心发言或指导性发言，时至今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下属的女性文学研究部仍由男性批评家给他们当“领导”。不知作这种选择时她们是怎么想的。 文学批评论文:关于大小谢对诗歌的追求看南朝文学批评意识的演变 论文摘要：谢灵运的山水诗以求悟玄理为审美指归，其山水形象多客观性，缺乏完美的意境；谢眺则超越了单纯的悟道，追求人情美与自然美的契合，其山水形象主观情意较浓，重视意境的创造，以审美创造为指归。由此可见南朝文学批评意识从逐步淡化社会功能到追求美学价值的轨迹。 论文关键词：谢灵运；谢胱；山水诗；审美意识 在南朝文学的发展进程中，追求形式美是一以贯之的，也是格外突出的特征。“从宋初到陈末，文学发展的总体趋向是社会功能逐步淡化，而美学价值却为所有的作家所追求。”这种对“美学价值”的追求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历程。谢灵运与谢眺同为南朝著名的诗人，谢灵运结束了玄言诗，开创了山水诗的先河；谢且兆的诗风，为后来盛唐诗歌的勃兴，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从二谢的诗歌发展的历程可窥视南朝文学批评意识的变化规律。本文就谢眺山水诗对谢灵运山水诗的继承与发展来探讨南朝文学批评意识的嬗变。 东晋时期，玄言诗中的景物描写主要是为体悟玄理而服务的，它们并不具备独立的审美地位，玄学家们为了表达自己的理思而编排景物，这些景物通常是不具备有特殊性，而是抽象化的。东晋诗人还未能将具有季候色彩的山水特色很好地表现出来，有些玄言诗的山水景物的描写大同小异，玄学家甚至为了体悟玄理而组织罗列自然景物。只有到谢灵运时，山水诗才真正成为独立的一种诗歌类型，在他的山水诗中，山水景物是独立的审美客体，不再是体悟玄理的对应物，他笔下的山水是真实具体的。谢灵运对大自然十分热爱，如陈祚明说：“千古好游，无如康乐。”(《采菽堂古诗选》)，谢灵运在《游名山志并序》云：“夫衣食人生之所资，山水性分之所适”其《山居赋》日：“性情各有所便，山居是其宜也。”他在山水中获得惬意闲适的心境，达到了适性逍遥史称“灵运多想礼度，朝廷唯以文义处之，不以应实相许”，谢灵运是一个很有政治抱负的人，自视甚高，他纵游山水，一方面是为了欣赏山水，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抚慰受伤疲惫的心灵。在游览山水时，他可以暂时忘却尘世间的那些烦恼，获得心灵的平静，他深深陶醉于山水的清美当中，如： 烯裕虽凄其，授衣尚未至．感节良已深，怀古亦云思．不有千里棹，孰申百代意。远协尚子心，遥得许生计。既及冷风善，又即秋水驶．江山共开旷，云日相照媚．景夕群物清，对玩成可喜。 ——《初往新安至桐庐口》 江山胜景如画，宽阔的江面与巍峨高山的壮美开阔了诗人的胸襟，云彩和太阳在天空中自在嬉戏，多彩的天空倒映在柔波中，显得多么的甜美秀媚。诗人坐在顺风的船上欣赏着这一切，心情十分愉快。 这些景物带有令人喜悦的色彩，“媚”字用得极到好处，仿佛云和水自来亲人。山水以其明媚的色彩感染了诗人，让他只是静静地欣赏眼前的美景，忘却了红尘烦忧。谢灵运在山水景物描写中常透露出这种对山水的喜好，如：“山水有清晖，游子澹忘归。”(《石壁精舍还湖作》)这些山水就像他许久未见的朋友一样，他和山水互诉衷情。《登上戍石鼓山诗》一开头便说：“旅人心长久，忧忧自相接。故乡路遥远，川陆不可涉。”表达了他对前途的担忧，可是诗人在游览的途中还是那样兴致勃勃：“极目睐左阔，回顾眺右狭。”石鼓山的美景让他目不暇接，“白芷竞新苔，绿苹齐初叶。”他笔下的山水是那样充满着生机，“竞”、“齐”字将新春万物生长的清新烂漫形象地表达出来了，这些山水并没有因心绪不佳而染上愁苦色彩。 古人常以秋为愁，“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秋天到来，万木萧瑟，出门在外的游子，见群鸟归巢而自己仍在外飘零，不由愁思万分。谢灵运在山水诗中有不少黄昏景色的描写，但他笔下的黄昏少有落寞的情绪，如：“秋岸澄夕阴。火曼团朝露”。(《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诗人被黄昏绚烂绮丽的景色给迷住了，“澄”将秋高气爽中的美丽的彩霞与明净的湖水形象地表现出来，“团”极好地将露珠之精莹流转勾勒出来，丝毫不见有衰败气象。谢灵运在游览山水时，抛开了杂念，专注于观赏景物，并从中领悟到山水中所蕴含的大道。他诗中的山水景物是独立的审美对象，占主导地位，不是为了印证玄理而编织的。他是按照一路上所见的景色细致描绘，并没有把整个身心投入到大自然中，还没有与大自然真正地融合在一起，他把山水当作客体，他对山水的态度主要是观赏，而不是领会。因受到玄学的观物方式的影响，他的景物是客观理性的，而不是感情的载体，正如他在诗中所说的：“遗情舍尘物，贞观丘壑美。”(《述祖德诗二首》其二)、“观此遗物虑，一悟得所遣。”(《从斤竹涧越岭溪行》)“山水闲适，时遇理趣，匠心独运，少规往则”(沈德潜《古诗源》)，加之政治上的失意，他的山水诗并非以写景为目的，而是通过山水发泄心中的怨愤，因而他的山水诗常常与其理结合，拖着一条玄言的尾巴。 在谢灵运笔下，“山水自然的审美价值已具备了由低到高的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感官直觉到的愉悦；第二层次是精神的净化，主要表现为“忘忧”：第三层次是哲理上的升华，亦即谢灵运强调的悟道作用。他把这种理性的会悟和升华视作山水审美的最高境界，这似有玄言诗流弊，但谢诗“以自然风光与玄理佛旨前后呼应贯通为特征，有别于玄言诗枯燥、抽象的说教，因此，其问世令天下人耳目一新”但是，无论“娱人”，还是“忘忧”，抑或是“悟道”，都可以发现灵运是由于现实政治的倾轧、仕途的无望和险恶才转向山水的。“羁心积秋晨，晨积展游眺”(《七里濑》)，“莫辨百世后，安知干载前?且申独往意，乘月弄潺渥，恒充俄顷用，岂为古今然”(《入华子冈是麻源第三谷》)，“裹粮杖轻策，怀迟上幽室。行源径转远，距陆情未毕。……颐阿竟何端，寂寂寄抱一，恬如既己交，缮性自此出”(《登永嘉绿嶂山》)。凡此种种，在他的山水诗中迭出不穷。谢灵运写作山水诗的目的是要借山水体悟玄理。当然我们不能苛求谢灵运，他的山水诗也毕竟刚刚脱胎于玄言诗，况且他还是一个精通玄言、佛理、《易经》、《楚辞》的大学者，老庄哲学中重精神、轻物质及贵道贱迹的内容也是他思想的真实体现。正如王瑶在《玄言·山水·田园——论东晋诗》一文中说：“由玄言诗到山水诗的变迁，所谓‘老庄告退而山水方滋，，并不是诗人们地思想和对宇宙人生认识的变迁，而只是一种导体，一种题材的变迁。 齐梁时期，“性情”成为人们追求的价值标准，表达感情成为诗歌创作的自觉追求。钟嵘《诗品序》强调“吟咏性情”；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强调“文章者，盖性情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在这种时代风气下，谢且兆的山水诗，完全摆脱了玄言诗的影响，更多地以山水见性情，抒写个人身世感怀。如《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中写道：“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徒念关山近，终知返路长。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苍苍。引领见京室，宫雉正相望”，“常恐鹰隼击，时菊委严霜。寄言尉罗者，寥廓已高翔。”他不像谢灵运那样，以故作超脱的姿态从山水中寻求哲理的满足和解放，而是以审美的态度在山水中寻求心灵的契合，以寄托自己的忧惧愁怅。一个要寻找解脱现世烦恼的理，一个要寄托现世愁怅之情，这里便有了理趣和情趣之分。因而谢眺“继承了谢灵运山水诗细致、清新的特点，但又不同于谢灵运那种对山水景物作客观描摹的手法，而是通过山水景物的描写来抒发情感意趣，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地步”(《袁行霈，罗宗强《中国文学史》第二卷l25页》)。在他的山水诗中把描写景物和抒发感情自然地结合起来。他浮沉于政治旋涡之中，目睹仕途的险恶和现实的黑暗，因此常常通过对景物的描写，表现出对于宦途的忧惧和人生的苦闷。 谢眺是以一种朝隐的态度来欣赏风景，以怡然自得的心情来欣赏自然，所以即使是在办公时间，谢跳也有闲情来欣赏窗外美好的景色，如：“案犊时闲暇，偶坐观卉木。”(《冬日晚郡事隙》)、“昧旦多纷喧，日晏未逞舍。落日余清阴，高枕东窗下。”(《落日怅望》)正如王瑶所说：“(谢胱)他写山水，也写都邑；既写仕宦，也慕栖遁；而且在两者间找到了妥协。这妥协，就是虽然身居都邑，从于仕宦，但仍可领略山水栖遁之趣。小谢屏弃了公务的烦俗，透露出悠然自得，如：紫殿肃阴阴，彤庭赫宏敞。风动万年枝，日华承露掌。玲珑结绮钱，深沈映朱网。红药当阶翻，苍苔依砌上。兹言翔凤池，鸣佩多清响。信美非吾室，中园思偃仰。朋情以郁陶．春物方骀荡。安得凌风翰，聊恣山泉赏。 ——《直中书省》 诗人曾经担任过中书郎，这是清闲的高职。天气清和，春光明媚，房间内肃静清冷，窗外阳光灿烂，东风摇荡着万年枝，金色的阳光照耀，仿佛仙人掌都特意展开了手心来承接着这美好的春意。台阶边上是大朵的芍药骄傲绽放，红艳欲滴，仿佛都要翻到台阶上了，台阶上则是绿苔日日不息地生长，一步步往上爬着，虽然缓慢却能持久。一“翻”字形容出芍药的烂漫绚丽，而“砌”字则写活了青苔的幽密苍翠，一动一静，一红一绿，色彩极为绮丽。诗人看着这浓郁的春光，心情十分舒畅，仿佛整个身心已飞出中书省，漫步在华妙奇艳的大自然中。谢且兆深深陶醉于自然给他带来的美感享受，花开花落的季节里，他欣赏着余花的轻扬，落日时分，他沉迷于不断变幻着颜色的天空，彩霞满天里，他凝眸着澄静的江水。他将自己融入了自然，自然就像是他久未相见的朋友，他用心细赏着山水，而山水也回报他清美的姿态。年华暗换，人世几回，不变的是清秀可喜的山水，还有走入山水中得到的那种不可言说的悠然兴会。 小谢生当门阀贵族衰落之势已成定局的南齐，其精神气度己不像灵运那样矜持得近乎狂傲，他把用世之心收拾起来，转向个人审美体验的自由表现。他用自己萧散而灵秀的气质去感知和欣赏自然风物，在他眼里，山水风物都不是没有生命的冷漠的东西，而是通了人性的、与他同样深情的灵物。如《送江兵曹檀主薄朱孝廉还上国》，诗中香风、鲜花、小鸟似在展示自己的魅力以挽留即将远去的友朋，它们与小谢的感情可谓息息相通，有着无限的情韵。与大谢相比，小谢同样认识到山水娱人、忘忧、悟道的审美功能，但大谢以求悟玄理为审美指归，小谢则超越了单纯的悟道，以人情美与自然美的契合为基础，创作具备情、景、理交融的意境美的山水诗，从而达到了以审美创造为指归的境界。 罗宗强说：“文化的发展过程当然是非常复杂的，它各个环节的前后衔接，有时几乎找不到明显界限。以玄对山水，和以审美的眼光对山水这两种态度之间也没有一个截然的标志，只不过侧重点的变化而己。在侧重点的变化中间，它往往是并存的。整个南朝山水诗创作便体现了这一过程，刘宋时期的山水诗为初始时期，还受到玄学的很大影响，士人在观照山水时，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玄对山水，把山水当作体玄悟道的客观物。随着玄学影响的逐渐消释，士人们以朝隐的态度来欣赏山水，山水不再是体悟玄理的媒介，而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他们由以玄对山水逐渐转到以审美看山水，无需进入深山老林里，在自家的庭园里便能欣赏山水、享受自然，南朝山水诗人对山水的态度逐渐由以玄对山水逐渐转向以审美对山水。 大、小谢与山水在文学层面上的异同及继承发展关系若提高到哲学的层面来观照，也许可以这样说，大谢玄悟了自我，小谢则消融了自我，大谢以求悟玄理为审美指归，小谢则超越了单纯的悟道，以人情美与自然美的契合为基础，创作具备情、景、理交融的意境美的山水诗，从而达到了以审美创造为审美指归的境界。从重“道”到重“情”，从感悟玄理到审美刨造，这是山水审美意识趋于成熟的标志，也是南朝文学批评意识的嬗变的具体体现。 文学批评论文:试论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 论文摘要：比较是确定事物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是比较文学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比较文学的研究趋向是在民族文化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关系，在世界文化的范围中寻觅思维本质的共性，它是辩证思维方式与方法论的结合；比较文学作为文学研究，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影响研究与社会历史批评，平行研究与新批评、符号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接受美学、女性主义批评、文化批判等无不渗透着比较文学思维特性。重视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论，是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不容小觑。 论文关键词：比较文学；文学批评；方法论；意义 在大学中文专业本科教学中，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分属两个不同的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归于外国文学学科领域，而文学批评则是文艺学中与文学理论、文学史共同构筑“三足鼎立”基本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不争的共识是：“‘比较文学’中的‘文学’，单指文学研究而言，不包括文学创作。所以，比较文学属于文学研究。是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明确了这一点也就明确了比较文学的学科归属和基本属性。比较文学也就有了质的规定；而文学批评是一种以文学欣赏为前提、以文学理论为指导、以各种具体的文学现象为对象的研究、评价活动。既然如此．比较文学就应该是文学批评的重要内容；而比较文学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学界对于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探讨，更多地是分而论之，对两者的天然联系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尽管乐黛云、陈悖等比较文学界的前辈都不失时机地强调比较文学与文学研究的融通，并呼吁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拓展，但未能引起批评界应有的响应。在文学批评领域，人们论及方法，更多地关注的是文学批评本身的内在方法和外在方法等方法论体系，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之关涉以及比较文学方法论意义的研究还属于薄弱环节。本文正是针对这一点，尝试着讨论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论之意义。 一、比较与比较文学 任何存在物都无法独自存在，任何事物都处于与别的事物所形成的各种各样的关系之中。比较的意识应该是随着人类意识的产生而产生的；有意识的比较思维在人类思维的历史上也会找到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渊源和学理基础；比较的方法作为人类思维的基础，其运用也可以一直追溯到遥远的古代。英国女学者波斯奈特指出：“用比较法来获得知识或者交流知识，在某种意义上说和思维本身的历史一样悠久”；并将比较称之为支撑人类思维的“原始的脚手架。” 从学理上推论：比较意识的产生，比较思维的形成，比较方法的运用，似乎一脉贯之，清晰地勾勒出“比较”概念的生成。《辞海》这样解释“比较”：确定事物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可见，察同辨异是“比较”的基本特性；而察同辨异也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因此，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 法国比较文学研究者梵第根早就意识到比较之于文学研究的重要：“一种心智的产物是罕有孤立。不论作者有意无意，像一幅画一座塑像，一个奏鸣曲一样，一部书也是归入一个系列之中的，它有着前驱者，它也会有后继者。”马克思、恩格斯对比较文学产生的背景作了极为科学的说明：“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他们的预言很快被证实。19世纪上半叶，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开始发展起来。直至成为一门显学。 比较文学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及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和其他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的比较研究，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而不同国家的学者强调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以第根、伽列等为代表的法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影响研究，以韦勒克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平行研究，以阿历克谢耶夫和日尔蒙斯基为代表的俄罗斯学者则认为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不可分，应该同时并重。 比较文学研究尽管各有侧重，以致形成不同学派，但其共同点也是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与人类思维中早已存在的比较的方法在具体操作上并没有根本的差异，然而，比较文学又并非单纯的比较，有时也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具有某种特异的东西，这种特异性在于：进行比较文学研究，需要处理两个或两个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这时作为研究主体的‘我’无法超然于研究对象之外。而往往先在地认同于两个要素之中的一个．这样我们要处理的就不仅仅是两个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还包括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可见。比较文学学科中“比较”的意义具有特定的并且确切的学理内容，它是一种旨在把握“双边”或“多边”文学的内在关系．并进而认识它们的本质的具有特定内涵的思维形态、思维过程和方法论。 总之，比较是一种思维过程和方法：有意识的比较思维体现于人类思维的发展进程之中：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有其特定的内涵，是一种跨民族、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而比较文学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沦的意义。撇开文学批评而泛谈比较文学方法论．抑或文学批评方法论中忽略比较文学方法，这些都必不能探骊得珠，甚至会南辕北辙。 二、文学批评中比较文学思维的渗透 比较文学的研究趋向是在民族文化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关系，在世界文化的范围中寻觅思维本质的共性，它是辩证思维方式与方法论的结合。“如果单从方法论的角度对比较文学作历时性的追溯，那么．我们便可以发现．由于各个时期比较文学观念的不同，它的理论背景和指导思想的不同．因而在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也是各不相同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文化研究的应运而生就是很好的说明。我们还可以发现，比较文学基本的研究方法都与文学批评的理论、方法有着天然的关联，即文学批评中渗透着比较文学的意识和思维，诸如：社会历史批评与影响研究，新批评、符号学与平行研究，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女性主义批评与比较文学，文化批判与比较文学等等。 陈悖等学者在《比较文学》中指出：历史的实证的方法和审美的批评方法．是比较文学史上存在的两种基本的研究方法。并对其流变作了梳理：在l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上半期，比较文学被看成文学史的一个分支，影响研究占有绝对统治的地位，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几乎成了唯一的方法这类研究在理论上发展到极端，就是梵第根所主张的，把比较文学看成历史科学，只作事实的搜索考证，研究因果联系，而排斥审美批评。50年代之后，美国学者提倡平行研究，他们的理论背景是形式主义和新批评，因而在实践上强调审美的批评方法．强调“文学性”。这种梳理，实际上触及到了文学批评中的社会历史批评、原型批评、新批评、符号学与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的关系问题。社会历史批评与影响研究都注重事实的考据，强调实证分析，探微索隐地辨析、说明文学现象之间相互联系和因果关系；新批评、符号学与平行研究都运用审美的批评方法，致力于发掘无事实联系的文学现象之间的内在的美学价值，体现了法国学者金伯勒的思考：文学的比较研究不应当局限于“事实联系的研究”．而必须尝试把研究导向对作品的价值的思考。 文学批评中读者反应批评的理论主干是接受美学，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它将读者置于批评的中心，为考察文学现象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接受理论强调读者的参与和创造，重视读者的接受过程；比较文学关注作品的“创作经过路线”。考量比较的放送与接受，两者有颇多接近之处。接受理论创始人之一的尧斯为了论证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的关系，曾经讨论了“歌德的《浮士德》与瓦莱里的《浮士德》：论问题与回答的阐释学”。将德国的歌德与法国的瓦莱里的作品相比。这显然是比较文学的视野；而其中叉涉及到瓦莱里对歌德的接受问题，这又属读者反应批评的范畴。尧斯正是领悟到了接受理论中的比较意识以及比较文学中的接受因子，才强调：“我们研究《浮士德》时，所提出的问题，一定要针对歌德的《浮士德》和后来瓦莱里的《浮士德》所回答的问题，对症下药。”他还通过比较和接受研究发现：“歌德以他的人性戏剧回答浮士德神话的原始问题时，已经作r些改动。瓦莱里也发现歌德的《浮士德》的回答已不能满足他。于是他提出浮士德神话中蕴涵的另一个问题。”尧斯的批评实践，充分证明了随着比较文学创作活动、放送者、接受者关系网的渗透，接受美学、读者批评形成了一个新的理论层面．并由此开辟了文学研究新的探索途径。 符号学成为西方各种形式主义批评坚实的理论支撑，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都直接从中获得灵感。符号学研究力图借鉴语言符号分析法和代码理论，从意义建构的“零框架”上寻求人类文化的同一性．这与比较文学的跨学科(文学与语言学联姻)、跨文化(不同民族文化的异同)研究如出一辙。在比较文学平行研究中，有一种间接比较称为理论移植．即以一国文学理论去阐释另一国文学作品(俗称“西论中用”)。上世纪70、80年代．台湾学者杨牧和大陆学者周英雄先后对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十六中的一首小诗《公无渡河》的分析，就是借用西方文学批评中结构主义二元对立原则和符号学原理解读中国文学作品的典型案例；论者从形式因素人手，创造性地从语音层次的分析上升到语义层次的分析，由此传达出对生命的喟叹，进而揭示悲剧精神，充分体现了比较文学的理论移植方法与文学批评的符号学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的融合；这种批评实践，是结构主义诗学中国化的开拓性尝试，并显示出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的不解之缘。 女性主义批评由于其性别的独特性、理念的多元性、视角的开放性，自然与比较文学研究产生了许多契合点。当今世界女性主义批评运动千姿百态．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传统，使发生在不同国度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活动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注重社会实践而轻视理论化的英美女性主义批评、理性而多元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法国流派、争取女权强调本民族文化认同感的东方女性主义批评。新见迭出，不乏胜解，各领风骚，形成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视阈。并昭示人们：无论是社会学女性主义批评、符号学女性主义批评，还是心理学女性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一旦跨越民族、跨越国界、跨越文化．就具有了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意义。 此外，从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文学和社会学、文学和心理学的传通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窥见到原型批评、心理分析批评甚至精神分析批评等文学批评方法的特质。 辨析文学批评方法与比较文学方法之关涉．使我们得到的启示是：比较文学学科的边缘性决定了它必然要与其他学科发生紧密的关系，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较；而比较文学的根本属性是文学研究．也就决定了它在文学批评的视野中必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因此，将比较文学方法论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是文学批评方法论教学与研究的重要课题。 三、比较文学方法论意义 比较文学是比较思维与比较方法结合的产物。它以理解不同文化和文学问的差异性和同一性的辩证思维为主导，其研究方法也因此超越形式的异同类比，而包括了各种文学的不同研究方式，从而展现各种文学的特征和它们之间的辩证联系。 问题在于，处于当下这个多元参照和学科整合的时代，我们应该如何历史性地从方法论、认识论和学科本体论的不同层面，去理解和认识“比较”的不同内涵及其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去思考和探寻这种比较的价值目标将如何影响到比较文学学科方法和文学研究范式的有效性?有学者对此有着自己的见解：“特别是在当下所谓现代性视域和多元文化语境中，比较’只能建立在坚定不移地拆解文化中心主义、肯定多元文化共生权利、坚持价值倾向和发展担当互补共存的意识基础之上。如果没有这些价值理念的支撑，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方法．甚至是跨越文化、语言、民族的比较研究，同样不能保证得到这个时代的文化对话所期待的结果。”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一直伴随着方法论的探索，许多学者致力于新时期文学研究方法有效性的考求；在一致推重“比较”作为比较文学的出发点、思维方式和基本方法的前提下，学界还就“阐发法”、“异同比较法”、“寻根法”、“对话”等研究方法进行了有效的尝试：实践证明，它们无论是在比较文学领域还是在文学批评范畴，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阐发研究既是一种研究类型．也是一种比较方法。它是中国学者的一个创造。王国维、胡适、闻一多等现代学者曾尝试这种实践；1976年台湾学者古添洪把“援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以开发中国文学的宝藏”的研究，称作“阐发”研究。这种间接比较实质上属于理论移植，即以一国文学理论去阐释另一国文学作品：而一国文学理论是从该国文学创作总结、抽象而来，在被用于另一国作品阐释时，无可避免地隐含着两种作品的比较：理论移用中的逆与顺，折射出两种作品的异与同。 平行研究中根据性质类型可分为类比研究和对比研究，称为“异同比较法”。这是一种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是在异质异源的不同文化体系之间进行的比较。它要求从求同出发，进而辨异，进而探究其深层原因；同时，在异同的比较研究中，发现各自的民族特色和独特价值，寻求相互的了解、沟通和融合。 “寻根法”即“文化模子寻根法”，它是跨文化研究中文化冲突、文化碰撞的产物，是美籍华裔学者叶维廉提出的。他主张在进行不同类型文化背景的文学比较研究时．以文化模子的寻根作为基础．而且必须从两个模子的叠合处察同辨异，寻根探源，并认为，只有这样．方能穷究事物的本来面貌．达到两者的融合。叶维廉的思考．为中西文学比较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对话”是比较的重要路径，也是文化传通的有效方法乐黛云从对话的角度反观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基点和研究范式，提出了文学对话这个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基础．并深刻地揭示了比较文学的实质：比较不是理由，比较中达成直接或间接的对话并且通过对话产生互补、互识、互鉴的成果．才是比较文学题中应有之义。这也正是巴赫金所憧憬的境界：在两种文化发生这种对话性相遇的情况之下．它们既不会彼此融合，也不会相互混同，各自都会保持自己的统一性和开放性的完整性，然而它们都相互丰富起来。 当我们用“比较”的眼光审视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深感两者需要的是学理的渗透和方法的融合．还发现无论是比较、阐发、对话等一般方法。还是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实证批评、审美批评等具体方法，都能找到许多契合点，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文学批评方法论教学，重视比较文学思维的渗透．为比较文学方法留出一席重要之地，正在情理之中。 比较，需要一个“他者”。“他者之梦．也许只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我之梦，他者向我们揭示的也许正是我们自身的未知身份，是我们自身的相异性。他者吸引我们走出自我．也有可能帮助我们回归到自我，发现另一个自我。”在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的视域中，这一番言说，既充满诗意，又耐人寻味。 文学批评论文:试析中世纪文学批评的几种主要模式 论文摘要：欧洲中世纪有着相当丰富和卓有成就的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资源，它既继承和发扬了古典主义时期的一些批评传统，又在基督教文化大语境的浸润下产生了新的批评模式，在某些重要方面开启了文艺复兴以后近代批评的先河。特别是在其比较的批评类型中还可以找到今天作为一门学科的比较文学的最原初形态，而当时的语法学批评、修辞学批评等，也可以看做后世影响巨大的形式主义批评的最原初形态。中世纪对诗歌有四种最重要的定位：语法学的、修辞学的、逻辑学的和哲学的。其中语法学定位历时最久，并且是中世纪人文主义的载体；修辞学定位在古典主义后期几乎已销声匿迹，其后以语法学论文的形式出现；逻辑学定位与经院哲学密切相关，哲学定位则与柏拉图主义血肉相连，从古典主义后期一直延续到文艺复兴时代。 论文关键词：中世纪；文论；比较文学；批评模式 对欧洲中世纪的文艺理论史，学术界向来关注较少。这种状况即使在西方的文艺理论史研究领域也非常突出，而相比之下，我国国内关于中世纪文艺理论史的研究则更为薄弱，长期处于被忽视状态，不仅资料匮乏，缺乏整体的了解和把握，而且还存在着许多误解。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其中既有历史的因素，也有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因素。 所幸的是，在上世纪70年代，西方一些颇有见地的理论家就已充分意识到连接古代与现当代的中世纪文论的重要性。1974年，纽约城市大学阿利克斯·普瑞明格教授联合他的同事们编撰出版的《古典的和中世纪的文学批评：翻译与解释》在当时就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他们对通行的关于中世纪批评的一种经典论述——l952年出版的阿特肯斯的《英国文学批评：中世纪阶段》——提出批评，认为“阿特肯斯的方法不仅带有偏见，而且，简直把该课题推向了绝境”。十年后的1984年，当人们争相讨论时髦的现论时，该书下半部分“中世纪的文学批评”的主要编者、曾执教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英语与比较文学专业的小哈迪逊教授，在该书单行本再版序言中指出：“批评史是当前文学研究中最活跃的领域之一。最近十年来。理论界对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符号学等等兴趣很大，所有这些新领域的初衷都在于发现更为有力的批评方法。这种兴趣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批评史的研究变得越来越重要。”他还说：“对于古典时期和中世纪后期，包括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的批评，我们都有足够多的研究和文献。然而从四世纪到十四世纪的这一千年间，批评历史和文献却是一个巨大的空白。这种空白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是……不可原谅的。它导致了对古代文学美学和文艺复兴文学美学之间关系的一种扭曲的……理解。它也使所有人……不能理解那种显然很离奇、但事实上却非常严肃的对待文学的态度……”这批有见识的理论家们对中世纪的一些经典批评文本进行了整理和英文翻译，给我们提供了理解和研究中世纪批评整体风貌及其内在发展线索的可能。 中世纪文艺理论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它的文学批评模式，而且，尽管在中世纪修辞学和诗学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但是属于两种不同的学科3。中世纪的人们依据不同的分类基础对知识进行了分类，基本的分类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三分法，即以语法学、修辞学和逻辑学“三学科”为分类基础的分类法；另一种是四分法，即以几何、算术、天文和音乐“四学科”为分类基础的分类法。我们可以以“三学科”为参照系分别探讨诗与三学科的关系，梳理出中世纪文学批评的几种主要的批评模式。然后，将诗与“四学科”也视作一种批评模式，整体论述它们之间的关联。 1．诗与语法学 中世纪的诗学是在语法课上出现的，并且在语法课上占据着最传统和最持久的位置。昆提良在《雄辩家的培养》中将语法学定义为正确言谈的科学，是诗人的学问，为诗学与语法学的联系提供了一个基本公式。维克托瑞纳斯在《论语法艺术》中把语法学看做是解读诗人和历史学家的科学。由此，语法学的批评传统是中世纪人文主义的主要载体，众多的学者将文学研究或阅读诗人看做人文学科的中心。 诗歌与语法学的这种联系产生了三种各具特色的批评类型。 第一种是评注和注释，即对某些文本进行评注和解释。尽管这些评注和解释并未形成一篇独立完整的文章，但在当时是一种较为典型的文本批评模式。它一般都是首先简述作者生平，然后评论作品自身的形式和风格，而主要部分则是对文本中个别词句的注释。这些评注的目的不是为了说明作品的审美特征，而是为了让人们更好地学习这些作家的写作技巧以增加文采。这些注释可以用来定义生僻的词句，解释复杂的语法结构，指明修辞手法，有时还能揭示文字的道德寓意。当时的作家们注解了维吉尔、特伦斯、贺拉斯等古典主义后期的作品，由于中世纪文学处于基督教的语境之下，所以一些基督教作家对作品的注释显然是为解释《圣经》做准备的。l2世纪利拉的尼古拉斯的《普世圣经注释》是中世纪“圣经注释”一部公认的力作。 第二种是音韵学批评，即评价诗的韵律。古典语法学包括拼写、音节划分和元音音量的研究，其中最后一种研究的扩展形成韵律学，它的基本理论是：诗歌不是内容和方法的，而是韵律的；它对应的不是历史，而是散文。也就是说，形式重于功用，我们说一部作品是“英雄史诗”是囚为它使用了六韵部英雄诗体的格律，而不仅仅是依据它的内容。当时的诗韵学论文主要有奎尔的《拉丁语法》、贝德的《论韵律》、但丁的《论俗语》、德肖的《修辞艺术》等，直到文艺复兴时期特瑞希诺的《诗论》和贝勒的《保卫和发展法兰西语言》以及盖斯克因的《教育笔记》中都还明显保留这种批评风格。 第三种批评类型可以称作作家比较。文学传统从一开始就是可以比较的，昆提良在《雄辩家的培养》中列举了作家名单，目的是将一部罗马作品与其所模仿的希腊作品作修辞学方面的比较，这可看做这种批评类型的第一次尝试。在这里我们还可以找到今天作为一门学科的比较文学的最原初形态。中世纪基督教作家继承了比较的传统，并将比较转向了拉丁作家和希伯来作家之间，而且他们的视阈中既有基督徒作家，也有异教徒作家，兼容了基督教经典和世俗文学，尽管他们提醒人们说，研究世俗文学的主要理由是为注释《圣经》作准备，但这种对不同作家兼容并进行比较的批评传统与前两种批评类型一样，成为中世纪人文主义产生的温床。 2．诗与修辞学 语法学批评的类型有着明确的形式，相比之下，中世纪修辞学批评的情况要复杂得多，主要表现在诗与修辞学的关联上。在某些方面，古典主义时期诗与修辞学的联系比中世纪还要紧密。在古代的著作中，唯有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不是完全借助于修辞学的。许多被视为古典主义的批评作品，如德米特里乌斯的《论风格》、朗吉努斯的《论崇高》，其实都是关于修辞术的批评，只不过是运用于诗的文本罢了。 古典主义后期有三部正规的修辞学批评作品。第一部即传统上认为系“朗吉努斯”所作的《论崇高》残稿，该作品宣称天才胜于训练、想象重于布局，这些问题在古代修辞学中都讨论过；第二部是多纳图斯的《维吉尔作品释义》，文中盛赞维吉尔堪称修辞学大师；第三部作品是迈克罗比乌斯的长篇对话《农神节》，讨论“维吉尔是一位演说家还是一位诗人”?该作品论证了维吉尔对论辩风格的运用能力，认为他尽汲十位阿提卡演说家之所长，这部作品修辞学批评论述的广泛和细致在古典主义时期的作品中是无可匹敌的。中国文论界所熟知的贺拉斯的《诗艺》从罗马修辞学中得益甚广，所谓模仿、诗人的修养、天才与学养的对立、寓教于乐原则等话题在以往的修辞学中都有论述，这部作品成为整个中世纪修辞学批评的母本文献，成为中世纪语法课的必读教材，学生们详细钻研它的修辞风格，并由此产生了大批论诗艺的著作。古典主义修辞学习惯引用诗歌来证明表达效果，而语法课上阅读诗人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让学生们熟悉修辞格的运用技巧。尽管加洛林王朝时代以后，纯粹的修辞学批评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取材于修辞学的语法学论文，但诗与修辞学的这种联系从古典主义时期延续下来并贯穿于整个中世纪。 3．诗与逻辑学 诗与逻辑学的联系早在古典主义后期关于亚里士多德的评论中就已经建立，不过，在中世纪早期这一联系并不被重视，直到12世纪才隐约可见它的影子，到13世纪，人们已经更乐意用逻辑体系而不是修辞方法来划分修辞格的类别了。实际上，将诗重新定位于逻辑学领域的契机也正是由于亚里士多德著作的重新发现，并被人们从阿拉伯注释和译文大量译成拉丁文。“诗学是逻辑学的一部分”这样一个命题从此被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奉为金科玉律。这种定位不可避免地含有一定反人文主义的因素：把诗学看做逻辑学的一部分就是说诗只是一种“工具”或“才能”，不具有“内容”；只是一种像形式逻辑、辩证法和诡辩术一样的制造象征符号的“技艺”，而不是像政治学和天文学那样的“科学”；同时，这种定位也否定了“寓教于乐”的传统。在整个中世纪，阅读诗人的一个重要理由就在于诗不仅教给人们一般知识，还能通过实例提供道德教化。基督教诗歌的教化倾向自然不言而喻，而基督徒们阅读异教作品也是为了把其中的道德内容像“埃及黄金”一样带走，为己所用。 然而，当诗被纳入逻辑学之中，所有这些都失去了意义，这对于中世纪人文主义的理论基础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一理论矛盾到圣托马斯和培根那里终于稍得缓解。他们采取折中的立场，承认诗在科学体系中具有双重身份：它既是一门技艺，可归于逻辑学，同时又是一种创造活动，因而也具有道德价值。然而，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先驱们却不屑于这种中庸态度，但丁就明确宣称《神曲》是一部道德哲学，莫萨多和薄伽丘也支持他的观点，甚至提出更激进的主张，认为诗是神学的同盟。 4．诗与四学科 几何、算术、天文和音乐四学科中与诗关系较近的是算术和音乐。数，在古希腊早期哲学中具有本体论意义，“用数创造”被认为是一种模仿手段；音乐，更是诗的要素的一种，圣奥古斯丁的《论音乐》就详细分析了音乐节奏和古典主义诗歌韵律之间的关系。然而，这些关系并不是中世纪批评家们的兴趣所在，他们所做的是把诗独立于四学科之外，视之为哲学或神学的一个分支，并由此产生了一种重要的批评类型：讽喻批评。 我们知道，原始诗歌常常被当作预言和启示，体现着某种世界观。古人们把诗人的智慧分成科学知识、伦理知识和宗教知识，与此相应哲学也被分成三部分：自然哲学、道德哲学和理性哲学。既然诗是哲学的一部分，批评家的工作就是要找出隐藏在诗的文字背后的哲学意义。讽喻，因此成为他们最有效的工具。对古典主义后期和中世纪早期的批评家来说，讽喻不单是经过伪装的书本知识，还是不宜于理性推论的真理的神秘流露。这种观点显然来自于柏拉图。原始诗歌的哲学意义、柏拉图思想的神秘主义倾向在中世纪这个神学至上的特殊时代找到了繁衍的土壤，柏拉图主义的影响贯穿着整个中世纪。普鲁克拉斯的批评理论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他认为诗是一种启示，诗人是具有灵感的先知，其才能是超理性的，讽喻犹如一道面纱遮掩着神性的真理。不过，他并没有完全走到新柏拉图主义极端神秘的一方，尚能承认伦理教化是诗的重要功能，只不过不是最主要功能罢了。 讽喻批评传统在中世纪必然面临这样的问题：异教徒是否也可获得灵感?灵感的真正源泉是什么?除了一些极端保守的教士，基督徒们对前者的回答基本是肯定的，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维吉尔的第六田园诗《救世主》，它被认为是对基督诞生的预言。许多中世纪圣经批评和中世纪中期的神秘主义思想都赞成对异教文学进行讽喻性的读解。讽喻批评直到14世纪人文主义者那里仍然颇受青睐，但丁、薄伽丘等人的观点都证明了这一点，他们的理论主张预示着15世纪佛罗伦萨新柏拉图主义者的出现。 由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中世纪对诗歌有四种最重要的定位：语法学的、修辞学的、逻辑学的和哲学的。其中语法学定位历时最久，并且是中世纪人文主义的载体；修辞学定位在古典主义后期几乎已销声匿迹，其后以语法学论文的形式出现；逻辑学定位与经院哲学密切相关，哲学定位则与柏拉图主义血肉相连，从古典主义后期一直延续到文艺复兴时代。这说明，中世纪有着相当丰富和卓有成就的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资源，它既继承和发扬了古典主义时期的一些批评传统，又在基督教文化大语境的浸润下产生了新的批评模式。在某些重要方面开启了文艺复兴以后近代批评的先河，特别是作为其主要批评形态的语法学批评、修辞学批评等，可以看做后世影响巨大的形式主义批评的最原初形态。显然，中世纪对古希腊罗马的文明有着某种承继关系，对后世近现代文学批评也可以说有某种源流关系，如果斩断这种关系就如同断根失源。 文学批评论文:试论中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差异文化探源 论文摘要：Feminism到底是女权还是女性?从女权到女性，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西方进入中国后就温婉得多。这要从哲学思维、家庭观念、个人价值、历史和现实发展等方面进行探讨，方知中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呈现巨大差异的文化原因。 论文关键词：女权；女性；文化差异 Feminism到底是什么?女权还是女性?一般来说，Feminism对于西方是女权主义，在中国就是女性主义。Feminism由女权主义变为女性主义，温和、委婉了很多，似乎少了许多政治因素，多了许多文化内涵。可是，“女权”还是“女性”不仅仅是用词的不同，而且在翻译的背后有着深厚的文化差异。中西不同的哲学思维、家庭观念、个人价值、历史和现实发展，直接导致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Feminism不同的理解。本文试图从社会文化角度探求中西女性主义境遇差异的根源。 一、哲学层面上：中西二元对立与阴阳调和 二元对立是西方哲学传统思维模式。西方哲学强调天人相分、主客相分、二元对立。在两性关系上，女性处于客体的位置，女性被迫站在与男性截然对立的关系上。整个的思维模式也让女性习惯在两极模式中审视自己及与男性的地位关系。当意识到自己的不利地位时，她们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女权运动。面对强大的男权社会，西方女权主义者给予了无情的批判和反抗，试图从根本上对男女秩序进行颠覆。 中国传统哲学强调天人合一，阴阳调和。虽然也强调事物的对立面，但更强调其相互转化性。老子的“福祸说”(“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就很明显体现了这一点。在两性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男尊女卑观念也根深蒂固。《周易》就从天地、乾坤、阴阳等天人秩序来论证男女尊卑、贵贱的关系。汉儒从阴阳五行论证了“三纲六纪”、“男尊女卑”的合理性，从“道不变，天亦不变”来论证秩序的永恒性。宋明理学的“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等，将男女不平等制度当做天经地义的绝对真理。但中国哲学更强调天人合一，阴阳中和。董仲舒认为阳贵阴贱，阳尊阴卑，同时也讲阴阳调和，认为阴阳中和是阴阳运行之道。“起之不至于和之所不能生，养长之不至于和之所不能成。成于和，必生于和，始于中，止必中也。中者，天地之始终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中者，天地之美达理也，圣人之所保守也。”…因此中国妇女意识到自己地位低下，备受压迫时总是以和为贵，逆来顺受，很难奋起反抗，向男权社会发难。 二、家庭观念上：中西家庭对抗与“家天下”的差异 西方家庭成员以对抗为主要特点。古罗马“家庭”即“奴隶”的意思，家长就是奴隶主。德国学者缪勒利尔说：“在那里，家长也是全家财产的所有者，是她的妻子的身体与灵魂的主人……他的妻子、儿子和他的牲畜一样没有提出反对的权利。家庭之于个体的希望和快乐，正如坟墓般的土牢一样。”《马太福音》中耶稣在差遣十二门徒出去传道时，明确告知他们说：“我来，是叫人与父母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强调“家天下”、“家和万事兴”，以家为本位，家国同构。儒家思想“修身齐家平天下”成为每一个人(男人)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家国观念中，家国是第一位的，个人是第二位的。小家要服从大家(国)。在这种服从中，就表现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女性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处在最底层的无权地位。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女性虽然处于无权地位，但中国人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将忠、孝视为至上的美德。儒家将孝作为一切德行的总纲。孝亲观使女人成为母亲后，可以利用母亲的名义得到一定的尊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女性诸多不满情绪，相对于西方家庭中男女两性直接对立，矛盾要缓和一些。 三、个人价值追求上：中西个体性与集体性的差异 西方强调个体性价值的实现，强调自我认识和自我发现。古希腊罗马城邦文化，西方私有制易形成个体独立。文艺复兴时期更是张扬人性、个性的时代，个性解放成为一种鲜明的时代倾向。个人价值的追求在西方文化中源远流长，已渗透到西方文化的血液中，成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这种个人主义体现在现实生活中就集中表现为追求个人自由和平等。为了实现自由和平等，他们不惜任何代价去争取。受这种个人主义传统的影响，西方女性能自觉地站在自我的立场，反思和反抗父权文化的压制。当认识到自己地位低下时，她们奋起反抗，发动轰轰烈烈的妇女运动，大胆地向男权世界争取属于自己的权益。 中国文化是一种集体文化，强调集体利益，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忽视个人价值。“中国文化重人，并非尊重个人价值和个体的自由发展，是一种宗法集体主义人学，是一种以道德修养为宗旨的道德人本主义。”4家国思想和集体主义思想深入骨髓，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已通过基因一代又一代地得到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中，人自一降生就被纳入到家族伦理中，个人身份消解在人伦关系中，以关系而不是个体本位的人生观很难让性别突出为社会身份的中心。中国女性在这种集体主义思想熏陶下，以“三从”、“四德”、“三纲”、“五伦”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将男人视为“天”。女人自我在温顺贤淑下，消解在男人的世界及人的世界里。这种集体主义思想极大地压抑了人尤其是女人作为个体的自我个性的发展。传统文化的“男尊女卑”价值观念被中国妇女普遍接受，而且内化为她们自己的需要。 四、历史现实上：中西不同的妇女解放运动 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时期。新兴资产阶级在反封建、反教会运动中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和“天赋人权”等主张。当时许多女性也积极参加各种社会革命活动，在和男性一起争取权利的奋斗过程中，逐渐意识到她们所争取的权利实际上是给予男性的权利，女性不在权利的范围内。1791年法国妇女领袖奥伦比·德·古日发表了《女权宣言》，《女权宣言》参照《人权宣言》中的“天赋人权”精神，力争“妇女生来就是自由人，和男人有平等的权力，应该同男人一样享有各种权利”。尽管当时古日要求的平等权利还仅仅局限于婚姻、家庭、生育等方面，但她的论争在促进妇女解放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随后在1792年，英国的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发表了《为女权辩护》，主要针对女性应该与男，性受同样的教育，开发智力，培养能力，从而使女子与男子在社会、生活、职业等方面达到真正的平等，指出传统的女性教育就是培养女性如何取悦男人，传授给女性的不是真正的知识和真理，而是要把女性培养成男性的附属品。现代意义上的西方女权主义运动，主要的还是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两次大的妇女运动浪潮。第一次妇女运动浪潮是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在法、英、美等国展开的妇女解放运动。这一时期的妇女运动主要要求改变妇女在政治、教育、就业和家庭中的不利地位。第二次妇女运动浪潮是20世纪60年代以美国的废奴运动、反战运动和学生运动为契机兴起的。 可中国从来没有发生过真正意义上的女权运动，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都是些具有启蒙思想的知识男性。这也决定了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男女协同作战，与民族解放、国家存亡交融在一起。19世纪60年代初到19世纪末，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尤其是一些接受过西方先进思想的男性，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以西方自由民主等思想为参照，思考中国妇女地位，认识到要改革必须先解放“奴隶的奴隶”——妇女，将妇女解放纳入到向封建礼教发难的行动中，将男女平等思想融入到政治、经济、教育、婚姻等各个方面，为妇女思想解放做了积极贡献。随着中国民族革命进程的发展，妇女解放运动也不断发展，妇女权利也通过立法等制度形式得到保障。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一条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上世纪50年代后，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下，中国妇女广泛走向社会，参加各种社会生产。而西方妇女为争取各种权利进行了各种游行、抗议，许多人还进过监狱，相比之下，似乎中国妇女权益的获得是那么的轻而易举。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严重的自然灾害、极端的政治运动，消解了人的地位，更不用说女性意识。改革开放之后，女性地位确实得到很大的提高，女性受教育、就业状况等都得到广泛的改善和提高，女性也可以接受高等教育，也可以自由择业，妇女权益更好地得到了保障。此时的中国，面对西方贵族气息的女权主义，中国女性无法理解和接受，以至于许多女作家公开宣布自己不是什么女性主义者，甚至不愿意被称为“女”作家。 综上，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影响深远；现实历史事实又独具特色。这一切都决定了中国女性面对西方女性主义激进的理论和主张时显得温和而平静。她们不是站在男性的对面，而是和他们共同探讨，寻求出路。这也决定了中国女性主义批评走上了一条独特的道路。 文学批评论文:简析人的存在对文学批评的影响 论文摘要：文学批评是一种带有主体性的活动，这一观点已被大家普遍认可。但是这种主体性具体如何、为什么会产生，却没有人具体分析。所以可以从人的存在这一角度来论述人对文学批评的影响，具体阐释人的存在的的特点对文学批评的性质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人的存在；文学批评；影响 文学批评是文艺学的主要分支，是以一定的文学观念、文学理论为指导，以文学欣赏为基础，对具体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进行判断和评价。文学批评是以阅读文本为基础的，无论是以文学现象还是以具体作品为批评对象，作品阅读都必不可少。要作出判断和评价，就必须理解文本。伽达默尔认为“理解是把自身置于传统的进程中，在这一过程中将过去和现在不断融合”。也就是说，理解是由理解者和理解对象的交流而产生的，是双方互动的平等对话。而文学批评要以理解作品为基础，所以我们可以认为文学批评是批评者与作品的一种对话活动，是批评者与作品的一种交流和情感的融合。人是文学批评的主体，是文学批评的发起者，那文学批评对人又意味着什么?人作为世界的一种实体存在，又是怎样影响文学批评? 一、人的存在的社会性决定了文学批评的时代性 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由此看出，人不但有自然属性，还有社会属性，并且本质属性是社会性。人既是自然存在的具体的个人，又是社会的历史的人，当人作为精神存在时，更主要是体现在社会历史性上。作为社会历史的人，人更多地体现出集体性、群体性。不同时期的人们总会有一种共同的心理积淀，也就是荣格的“集体无意识”。人的存在的这种历史性对文学批评的影响，我们把它叫做文学批评的时代性，即一定历史时期的人的思想、意识、精神对文学批评的影响。 (一)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学批评观念和方法 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学批评观念，这与那个时代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学创作等等有着密切的关系。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适合自己的文学批评。在先秦时期，并没有专门的文学批评著作，但是那个百家争鸣的文学繁荣时代，文学批评理论也是多如繁星，那一时期以社会政治功用道德批评为主，重视文章的思想内容，以及文章对国家、社会产生的影响。如《尚书·尧典》的“诗言志”，孔子的“兴观群怨”，孟子的“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等等。魏晋时期，被称为我国文学史上文学自觉的时代，也产生了真正的文学批评家，有了专门的文学批评著作。如曹丕的《典论·论文》、钟嵘的《诗品》和刘勰的《文心雕龙》。在这一时期人们开始注意到文学的艺术美、形式美，而不光仅仅局限于作品的思想内容，如曹丕的“诗赋欲丽”、钟嵘的“滋味说”，等等。到了隋唐时期，由于南北朝以后形式主义极度泛滥，所以以陈子昂为首的文学家们又极力提倡文章的内容，认为文章道弊，已五百年，主张学习建安风骨。后又通过“初唐四杰”的努力，形式之风得以扭转，形成了文学史上的大高峰——唐诗。而后的朝代因为各种因素，尤其是创作实践，又出现诗话、词话、小说评点等等。 (二)不同的时期对同一作品的批评不同 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主流思想、不同的文学观和文学批评观，所以对同一作品的批评也会不同。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文学批评是一种对话，对同一作品，不同时期的人与作品的对话内容是有差异的，会受到时代的局限。以对《水浒传》的主题思想评论为例。在明清两代，《水浒传》一直被统治者列为禁书，因为它鼓舞被压迫者的反抗，不利于封建专制统治。在近代中国那种内忧外患、多灾多难的时期，《水浒传》被赋予了革命色彩，许啸天甚至在《水浒传新序》中说：“《水浒》一书，可以抵得上一篇人民索债团的宣言书，足以代表一个时代的民意。”解放以来，它的主题又出现两大阵营：农民说与市民说。农民说把它称为“农民革命的教科书”，认为它再现了一次农民起义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全过程。这是以前一个主流观点。而在1975年伊永文提出了“《水浒传》是反映市民阶层利益的作品”，著名学者欧阳健也提出《水浒传》是“为市井细民写心”。在期间曾经有一段叫做评水浒，当时的观点认为《水浒传》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书，这是当时唯一的官方认可的观点。从上述材料不难看出，不同的时代因为政治、经济、思想等因素的不同，对同一作品也有不同的批评和阐释。 二、人的存在的具体的个体性决定文学批评的多样性 文学批评的主体性不仅表现在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文学批评观念和方法，还表现在不同的批评家有不同的批评思想和方式。文学批评是一种在尊重作品客观性基础上的主观性活动，它虽然以揭示文学作品的客观价值为宗旨，但活动本身却具有强烈的个体主观色彩。这是因为批评者都是具体的、区别于他人的个人，都是生活中的“这一个”，在生活经历、思想意识、气质个性、文化修养和市美习惯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因而他们所发表的批评也必定带有自己的特色。文学批评活动是以作品阅读开始的，所以批评家首先要是一位作品阅读者，他需要经历一个形象感知和情感体验的过程，然后在感性的基础上，以理性的态度去判断、评价作品。因此，文学批评是允许这种主体性、个体性存在的。周作人就曾说过：“客观的批评如同客观的艺术一样并不存在。”法朗士说：“优秀的批评家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把自己的灵魂放到许多杰出的作品中去探险，加以叙述。”圣佩士甚至认为文学批评意味着“一种发明或永恒创作”，主张“我所批评的就是我”。下面我们将从人的思想差异、文化修养不同和所采取视角不同三个方面来论述文学批评的个体性。 (一)人的思想差异导致不同的文学批评 在《水浒传》的批评史上，出现了李贽和金圣叹两位举足轻重的大家。二人对《水浒传》都推崇备至。李贽说：“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焚书》，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金圣叹则说：“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两人对《水浒传》的整体评价大致相同，但由于他们所处环境不同和各自思想的差异，在评点的过程中又流露出不同的倾向，具体表现在他们对梁山起义以及招安问题的看法上。李贽满腔热忱地歌颂起义，在批评中灌注自己强烈的政治情感，认为正是由于统治阶级的腐败才导致梁山好汉的起义，同时也赞同梁山好汉接受招安，认为是改邪归正。而金圣叹对梁山好汉起义的态度则充满矛盾，既有同情、欣赏的一面，又有痛恨、诋毁的一面，他强烈反对朝廷招安梁山好汉，认为招安有纵容起义的副作用，对梁山好汉应该杀之而后快。 (二)人的文化修养不同导致文学批评的不同 人对于文化也有一定的偏好和选择，这与人的身份、地位有一定关系。不同的文化修养会让人对作品有不同的阐释。以对《红楼梦》命意的评论为例。张新之在《红楼梦读法》中认为“《石头记》乃演性理之书，祖《大学》而宗《中庸》。”梁恭辰在《北东园笔录》四编中说：“《红楼梦》一书，诲淫之甚者也。”花月痴人在《红楼幻梦序》中则说：“《红楼梦》何书也?余答日：情书也。”而蔡元培在《石头记索隐》中说：“《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王梦阮和沈瓶庵则在《红楼梦索隐》中，指出：作者是“托以演义，杂以闲情，…是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对此，鲁迅归纳道：“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由此看出，一个人的批评意识是其身份、地位的反映，也是其所受文化教育的反映。经学家的文化修养必定会让他看到《易》，风花雪月的才子则看到的更多是恋人的缠绵，而作为民族教育家和革命家的蔡元培看到的则是小说的革命思想和民族气节。 (三)采用批评视角的不同会导致批评的不同 由于个体的差异性，必然导致批评家对同一作品采用的批评视角不同。对于《红楼梦》的研究和批评，有两个大的视角：一是社会历史角度，一是文化文学角度。社会历史角度研究一直在红学史上占主导地位，甚至是统治地位，以索隐派和考证派为主；而文化角度的研究则以王国维为代表。社会历史视角是把小说等同于现实生活，把《红楼梦》看作是一种历史文件，而非一部小说；而文化视角则强调《红楼梦》是一部小说，重视其理想性与虚构性。 即使在同一大视角下，也会产生不同的派别和看法。如在社会历史这一视角下，对《红楼梦》的研究又产生了索隐派、考汪派和斗争论。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持民族主义论，认为《红楼梦》是影射历史，是清初政治小说；以胡适为代表的考证派持“自叙传”，认为《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的自传，仅仅描写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自身感受；以李希凡为代表的“斗争论”则认为《红楼梦》是部描写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小说，它反映了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揭露了贵族统治阶级和封建制度的黑暗、腐朽以及必然灭亡的趋势。 文学批评主体的个体特征都是相互联系的和相互影响，如生活环境和经历会导致思想的差异，而思想和气质个性、文化修养又会影响审美习惯和思维方式。人的各种个体因素会综合形成人的潜意识，在文学批评中则表现为“人的前理解”，它会导致人对作品的不同理解。文学批评是具有很强的主体性色彩，但并不表明文学批评可以任意随个人的喜好。批评者不同于一般的读者，不能仅仅跟着感觉走，要从整体去把握作品，作出科学的评价和判断。 文学批评论文:关于英国华裔文学批评的透视与恩考 [论文摘要]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初期突出了作品的族裔性，对于少数族裔政治及社会现状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作品的文学性，随着华裔文学发展的成熟与研究的深入，批评话语开始转向其文学性的诉求，与国外研究发展相比。国内研究相对滞后，作者认为美国华裔文学的文学性与族裔性互为表里，密不可分，作为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的一部分，缺乏“华裔性”的文学文本，不能够算作真正的华裔文学，而缺乏文学性的华裔文本也不可能成为美国文学的一帮分，只有族裔性与文学性结合完美的作品才能成为美国华裔文学的经典之作，我们的研究应从族裔性与文学性融合的角度出发，揭示作品所蕴含的复杂内涵，彰显作品的艺术魅力。 [论文关键词]美国华裔文学；文学性；族裔性 美国华裔文学作为新兴的族裔文学，现已成为美国亚裔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部分作品被选人美国主要文学选集之中，成为美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美国华裔文学不仅引起了美国读者以及学界的关注，也引起了我国学者和世界各国学者的极大反响。梳理美国华裔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的话语不断地在族裔性与文学性之间摆动。美国华裔文学作为冒现(emerging)的文学，早期研究更多地突出了作品的族裔性，对于少数族裔政治及社会现状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作品的文学性研究，随着华裔文学发展的成熟与研究的深入，批评话语开始转向对文学性的诉求，可以说，华裔文学的发展促进了批评话语的多元，而批评话语在一定程度上对文学创作和批评实践又能产生一定的导向作用，梳理美国华裔文学创作与批评之间的关系，思考美国华裔文学批评话语转向的原因，本文旨在反思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存在的不足，揭示美国华裔文学研究发展的新趋向。 一、美国华裔文学创作与批评之间 美国华裔文学批评与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60年代开始的民权运动、学生运动以及多元文化主义思潮的产生为华裔文学的“冒现”奠定了基础，而文化研究、后殖民理论与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发展为美国华裔文学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石。在某种意义上讲，美国华裔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成为学术建制的组成部分，应归于华裔作家和批评家的共同努力，美国华裔作家的创作为研究者提供了批评文本，而没有早期批评家的努力，美国华裔文学也许还要沉默更长时间，正是由于赵健秀等人的挖掘、整理，才让美国华裔文学发出自己的声音，走到读者面前。因此，回顾美国华裔文学发展的历程，有助于我们梳理批评的轨迹。从时间上看，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个阶段，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60年代为开创阶段，这一时期的作品数量较少，形式多为口头文学，歌谣，故事等，代表作品包括《吃一碗茶》、《华女阿五》等，这些著作引起渎者关注的往往是其写实特点，对于早期移民生活的描写突出了作品的族裔特色，作品的文学性相对较弱；从60年代到80年代可以视为转折期，该时期的作品仍保留了较强的族裔性特征，但有所弱化，作品的文学性明显增强，汤亭亭与谭恩美两位女性华裔作家的创作最具代表性，从90年代开始，美国华裔文学进入繁荣阶段，作家及其创作均呈现出多样性与复杂性的特点。这一时期的作品不论从体裁还是题材上较以往更加丰富多样，并表现出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方面，族裔性的弱化。汤亭亭、谭恩美的新作明显淡化了作品的族裔性，如《第五和平书》、《拯救落水之鱼》等；同时，新一代作家不断涌现，以任碧莲、雷祖威等人为代表的华裔作家则有意模糊作品主人公的华裔身份，他们的目标是要创作出“一批文学作品——不是作为华裔美国人的作品，而是作为作家的作品”…，在这些作家看来，似乎只有消解了作品的族裔性才能增强作品的文学性，这一时期文学的另一个特点是，以哈金为代表的新移民作家异军突起，然而他们的创作没有讲述“移民的生活和经历”，不被看作真正的美国华裔文学。还有研究者把哈金的创作称为“新东方主义中的‘真实’声音”。新移民文学给美国华裔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挑战。 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史在一定程度上映照着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的轨迹。在美国，许多研究者把华裔作品中的文化想象当作族裔研究(EthnicStudies)或者人种志(Ethnography)研究的内容，美国学界曾硬性地把《中国佬》划归为少数民族研究的范畴，使之接近于历史文本，突出了文学的政治功用，淡化了文本的文学性，对于《女勇士》，学术界往往简单的把它归类为女性文学，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于作品文学性的探究。以赵健秀为代表的研究者则根据“亚裔感性”判定华裔作家的“真”“伪”，他们编著的《唉咿!》和《大唉咿!》在突出族裔性方面最具代表性。从90年代开始，随着以任碧莲为代表的新一代华裔作家的崛起，美国的亚裔文学批评开始向“跨民族主义(transnationa1)”视角的转换，研究者对于族裔性的关注随之弱化，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以及流散批评取代了单一族裔身份研究。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转向作品的形式研究，这无疑是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的一大进步。可是，对于美国华裔文学作品的文学性研究难道一定要以消解族裔性为前提吗?没有了华裔族性的文本还属于美国华裔文学吗? 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互为表里，互相影响。美国华裔文学创作的繁荣带动了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的发展，而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对创作有促进作用，同时，前期的研究成果对于后续研究具有明显的导向作用。然而，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的导向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批评话语的重复与研究视角的相对单一，与美国华裔文学创作的繁荣与多元相比，美国华裔文学理论的构建与创作发展的速度不相适应。 不同时期，涌现出了大量不同的华裔作家，而同一位作家在不同时期创作的作品亦有不同的特点，这都给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带来了新的挑战，如果说哈金早期的作品《等待》是作者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用英文创作的中国故事，哈金的新作《自由生活》则是作者站在华裔美国人的立场上描写的移民生活，属于典型的美国华裔文学作品，然而，哈金描写的新移民生活与汤亭亭、谭恩美等笔下的移民生活不同，也与赵建秀等人描写的美国经验迥异，解读这类作品，不能简单地套用已有的研究范式。同时，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哈金早期作品中的主人公大都是生活在社会的“边缘人”，他所描写的真实的“中国经验”不正反映了少数族裔群体在美国社会中被边缘化的生存状态吗?的确，哈金的作品带有写实的特点，但过于突出作品的现实主义特色无疑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作品的虚构性，因为他的作品属于小说范畴，不是生活实录，不属于人种学研究的内容，也不是社会学资料大全，研究人员对于作品“中国性”(Chineseness)的界定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作品的文学性——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 二、族裔性与文学性之间 美国华裔文学批评是伴随着对于族裔性的争论发展起来的。1974年赵健秀、陈耀光、徐忠雄和美国日裔诗人稻田等人合编的《唉咦!亚裔美国作家文集》被认为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式的文集，“标志着亚美文学作为被承认的研究领域的开端”。该书的序言常被看作亚裔美国文学的“独立宣言”，堪与爱默生的《论美国学者》相提并论。但是，赵健秀对于“亚裔感性”的界定引起了评论界的一场论争，习惯上被称为“汤赵之争”，其中一个争论的焦点在于真正的亚裔美国作家的界定，对于这一点，张子清教授曾经提到：赵健秀与汤亭亭就美国华裔族性的争论之激烈，没有任何其他亚裔作家可以与之相比，并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一批华裔／亚裔美国评论家，如：林英敏(AmyLing)、黄秀玲(Sau—lingWong)、张敬珏(King—KokCheung)、金惠经(ElaineH．Kim)等。 其实，美国华裔文学的命名本身就暗含了一种特殊性的政治诉求，国内学者蒲若茜认为，赵健秀、徐忠雄等致力于建立“亚裔感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美国少数族裔追寻族裔性的胜利”。的确，族裔性的构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美国华裔文学作为亚裔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走进了研究者的视野，成为学术研究的组成部分。然而，在全球化呼声越来越高的20世纪末，随着后殖民理论的崛起，迁徙、越界俨然已成为一种世界潮流，国家、民族具有时代性、虚构性，个人的国族归属也非与生俱来、亘古不变的，族裔性遂成为一种变动不居的属性，许多亚裔学者也积极呼应这种观点，评论家林玉玲(ShirleyGoek—linLim)就明确提出：“属性本来就有些暖昧……属性的意涵一直在变，而且属性建构不免掺杂了政治的因素，属性不是天生注定，更不是亘古不变”。研究者在构建美国华裔文学族裔性的同时，也在努力超越“族裔性”给研究带来的种种限制，众所周知，文学研究的是普遍的人学，对于特定群体经验的言说如果缺乏普遍意义，就不可能成为伟大的作品。 金惠经1982年发表的《亚裔美国文学作品介绍及其社会脉络》被认为是“第一部完整研究亚裔美国文学的著作”，也被看作是第一部主题学研究专著，该书超越了赵健秀等人建构的亚裔“英雄传统”，突出了亚裔美国文学的多样性，但她的研究与《唉咦!》文选一样，亚裔美国文学与主流文化的“同化”或“抵抗”构成了二者关系的主体。虽然金惠经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赵健秀等人的民族主义偏狭，开拓了研究的视野，但其多样性分析仍仅局限在亚裔美国文学内部，亚裔美国文学在改变美国文学传统、重构美国文学史等方面所起的作用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90年代以来，亚洲移民在美国的人口数量激增，美国亚裔文学创作也进一步繁荣，建立在二元对立基础上的亚裔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显然不能适应亚裔文学快速发展的势头，受后殖民主义及后结构主义理论影响，亚裔美国文学的研究范式开始了“从文化民族主义向跨民族主义和离散视角”的转向l6J，许多研究表明，亚裔美国文学并非独立于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学传统之外，两者之间存在协调互动关系，亚裔美国文学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异质性特点促进了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研究人员开始把华裔美国文学纳入美国文学或者世界文学的大语境中，重新审视美国华裔文学与主流文学之间的关系，如TinaChen的《双重能动性》(DoubleAgen—cy，2005．)重新思考亚裔美国主体身份；KandiceChuh所著《另外的想象——论亚裔美国批评》(／mag／r~Oth．e一DnAsianAmericanistCritique，2003。)以及周肖劲等人编著的《亚裔美国文学的形式及流变》(FormandTransformationinAsianAmericanLiterature，2005．)均突出了亚裔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及主流文学间的互动研究。而2005年出版的《文学姿态——亚裔美国写作中的美学》(LiteraryGestures：TheAestheticinAsainA．n~canWriting，2005．)则鲜明地突出了对作品文学性的诉求。 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研究起步略晚，江小明在1981年第1期《外国文学》首次介绍了华裔作家汤亭亭：“新起的华裔美国作家马克辛·洪·金斯顿”，这标志着国内华裔文学引介的开始，早期比较完整评介美国亚裔文学的论文应为吴冰教授在1995年第2期《国外文学》上发表的“哎一咿!听听我们的声音!一美国亚裔文学初探”一文，但研究发展的速度很快，从90年代末开始逐渐进入了繁荣阶段，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美国华裔文学作品的译介，教材的编写，研究机构的成立，专题学术会议的召开，研究成果数量的增加和形式的多样，有不少专著问世，此外，以美国华裔文学为研究内容的博、硕士论文数量也呈上升趋势。 然而，国内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方面，绝大多数研究集中在汤亭亭和谭恩美及其作品，相对忽视了其他作品研究。另一方面，从研究内容上看，研究者更多地从中国文化视角观照作品表现了什么，而不是怎样表现，相对忽视了作品的形式研究。国内出版的美国华裔文学专著多集中在作品的文化内容，此外，在研究方法上，受美国亚裔文学研究范式的影响，研究者往往把美国华裔文学与主流文学对立起来，认为“美国亚(华)裔文学与欧美‘主流’文化和文学相互对立或者毫不相干”…，受女性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影响，批评话语主要集中在女性作家及作品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批评话语的独白和研究范围的相对狭窄。 三、批评话语的融合 综合国内研究现状，可以发现美国华裔文学批评话语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即边缘话语与中心话语。许多研究者——通常是国内美国文学研究的领军人物和资深学者，他们认为美国华裔文学作为美国文学中的“边缘”文本，缺乏足够的研究价值，族裔文学更多地被看作文化研究而非文学研究的对象，处于文学研究的边缘。然而，也有学者认为，美国华裔文学作为新兴文学，是美国族裔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重构文学经典，改写美国文学史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作为一名外国文学研究的中国学者，兼具外国语言文学与中国文化知识，在美国华裔文学研究方面享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拥有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权利话语，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华裔文学研究不应被“边缘化”，而应当成为批评的中心话语。 究竟这两种声音孰是孰非，很难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由于所采取的立场及视角不用，研究者得出了迥异的看法。造成两种观点的对立主要原因在于把经典文学与新兴文学对立起来，其实，经典作家与作品的研究与族裔文学研究并不矛盾，也非互相排斥，美国文学经典的形成不也经历了从“边缘”到“中心”的过程吗?美国文学从英国文学的阴影中摆脱出来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而美国文学中的经典作家更是民族繁多，人种也绝非同源。经典文学研究无疑能够给美国华裔文学批评提供借鉴，而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则有助于丰富美国族裔文学研究话语，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拓宽美国文学研究的疆界，丰富研究的内容。因此，经典文学研究与族裔文学研究并不矛盾，而是互为参照，相互融合的。 批评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揭示文本的主题内容或者阐释其特有的文本结构，更在于揭示文本的复杂性，因此，美国华裔文学批评既不应仅限于族裔性的争论，也不应为探求作品的文学性而无视其族裔性，因为美国华裔文学作为时代的产物，它一方面带有了时代的特征，同时，它也拥有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根本特征——文学性，作为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的一部分，缺乏华裔性的文学文本，不能够算作真正的华裔文学，而缺乏文学性的华裔文本也不可能成为美国文学的一部分，美国华裔文学的文学性在一定意义上依托其族裔性，而族裔性在一定程度上又增强着作品的文学性，只有族裔性与文学性结合完美的作品才能成为美国华裔文学的经典之作。 一般说来，美国华裔文学作品的文学性与族裔性存在一定的关系，但并非突出作品的族裔性即提高了作品的文学性，族裔性并非总是显性的，如任碧莲创作的《莫纳在希望之乡》、《谁是爱尔兰人》等作品，无论是作品的主人公还是内容，作者都有意淡化了作品的华裔属性，这与汤亭亭、谭恩美等华裔作家的创作有着很大的不同，然而，无论作者本人如何不想被看作是华裔作家，从她作品的字里行间，仍然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对她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隐含在作品其中的，但正是作品族裔性的含混、模糊给作品的解读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因素，拓宽了解读的空间，增强了作品的艺术魅力。同样，对于哈金等新移民作家的作品，研究人员应该更多的关注作品中的“中国经验”背后表达的心理层面的“美国经验”，不能简单的通过对美国华裔文学的界定把他们的创作剔除出研究者的视野。 美国华裔文学的族裔性与文学性并不冲突，美国华裔文学既不应仅是美国华裔作家的创作，也不应仅限于反映华裔内容的美国文学作品，只要是站在美国华裔立场上进行创作的作家，其创作的文本均应纳人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的范畴。美国华裔文学批评从族裔性向文学性的转向，既是美国华裔文学发展繁荣的结果，也是美国华裔文学研究深度发展的表征，跨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从作品的族裔性与文学性融合的角度出发，我们的批评可以更好的揭示美国华裔文学的复杂内涵，彰显美国华裔文学独有的艺术魅力。 文学批评论文:简论当代文学批评:问题与挑战 摘要：随着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发展，我国的文学批评面临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在世纪指出，如何加强对文学批评面临的问题的解决，加强对文学批评的机遇的运用从而实现更加科学的文学批评是当代文学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多元化的文化语境发展过程中，想要进行文学批评，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要加强我国本土化的思想文化语境的建立，从而实现本土文化的嬗变。本文通过对当代文学批评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进行分析，旨在加深对文学批评的理解。 关键词：文学批评问题挑战 一、当代文学批评受到的制约 当代文学批评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多个方面的制约，比如现代化的心态、进化论的思维习惯等。加强当代文学批评研究，需要对当前文学批评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 （一）“现代化”心态对文学批评发展的制约 在我国的本土语境中，人们对于现代化思想文化的理解还比较片面，认为现代化的思想就是一种新和一种时髦，但是这种现代化的理解是十分狭隘的，如果只是单纯地追求一种新颖和时髦，并没有为思想文化增添一些新的东西，因此这种所谓的新颖以及时髦持续不了太长的时间，尤其是在瞬息万变的社会中，任何一种时兴的东西都十分短暂。最关键的问题是，所谓的新颖并一定是有价值的，对思想文化的内涵的衡量，并不是以时间上的新颖以及时髦作为标准的，往往是时间越久越有历史沉淀的东西更有价值和意义，这种经时间沉淀的东西往往也不会因为时间而消逝。因此当前社会上存在的一种现代化的理论对于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往往存在一定的限制。 （二）进化论的思维习惯对文学批评发展的制约 思想文化的发展并不是线性的，而是时间的一种非线性的累积，由于人们在思考的过程中往往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对我国本土的思想文化界以及文学批评理论界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如果我们在发展文学批评理论的过程中不能对这种思维定势进行突破，则根本不可能实现创新。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常说的一种规律，往往就是人们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目的，这种进化论的思维方式对于当地的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有很大的限制。 （三）在文学批评过程中缺乏批判精神 近年来，我国的本土文学批评界在积极倡导一种宽容的精神，即主张不予外界进行争辩，对外界的任何道理都应该要理解和包容，这样才会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促进相关的理论的发展。这种宽容精神也是一种现代化的体现，是当前社会中存在的一种思维定式，如果不宽容就会被看成是不识时务不现代的。但是这种所谓的宽容反而导致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过程中缺乏一种批判的精神，但是如果将宽容精神运用得好，则可以促进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宽容”的精神与文学批评的职能是不冲突的，宽容意味着有不同的观点以及理论，不同的观点以及理论在发展过程中都会有自己存在的价值，各种不同的理论在相处的过程中也应该要积极保持对外界的一种批判，以一种客观的视角去看待自身与外界之间的关系，做到理解与批判共处。然而我们当前的时代就是一个圆润的时代，更加注重技巧的圆熟，加上各种商业利益以及体制化的生存方式的存在，导致社会发展过程中缺乏独立思考的精神。 二、当地文学批评面临的挑战 对于我国的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应该要结合中国本土文化的传统以及特征，进行有创造性的转化，倡导在文学批评的过程中立足于本土的多元文化的平等交流与对话。但是在当前我国的文学批评过程中还面临着一定的挑战。 （一）存在极端的民族主义的指责带来的挑战 在我国的文学批评界的发展过程中倡导的是重建中国文学批评理论，并且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的转化的过程，这种思想已经受到了很多方面的指责，这种理论在外界很多人看来是一种“极端民族主义”，甚至有人认为这种理论完全是没有必要存在的。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随着各个国家和民族被卷入到对外开放潮流中，任何一个国家以及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都不可能完全保持一种绝对的独立，都会受到外来思想以及文化的影响。西方思想文化对中国本土思想文化就产生了一定的碰撞，然而正是由于不同的民族之间的差异，才使得我们的文化能够被拓展。我们在对外来文化进行接受的同时也应该要保持一种独立的态度，即吸收其他文化中的好的一面，对不好的影响进行降低甚至是消除。当前文学批评界在发展时有的学者就存在比较极端的民族主义，对外来的很多东西都是排斥的，这种做法并不利于思想文化的建设以及各种理论的创新，对于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而言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二）体制化生存方式带来的挑战 体制化的生存方式是当前我国本土的学者以及文人在对文学进行研究时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在体制的约束下，人们的活动往往都会按照体制的各种需求，进行量化，在这种量化的影响下，很多人就会为了社会上普遍追求的东西放弃了自己生活中原本应该有的一种独立思考的能力，往往更加注重追求“量”的指标，而缺乏对文学发展中的各种理论进行辨证思考，这样导致泡沫式的学术开始泛滥，很多文字垃圾出现。在这种体制化的生存方式中，对文学批评理论就产生了一种新的挑战，这其实是一种学术的异化。并不是在追求知识、构建思想。体制化的生存方式下要想促进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要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以及批判精神，并且以这一种独立的精神来应对这种体制化的社会。 （三）简单经济决定论带来的挑战 用简单经济决定论来对社会中的思想文化以及文学现象进行解释是当前社会中比较常见的一种方式。在将近五十年的本土的文学批评理论中一直都是在用这种理论对文学批评进行支撑的，这也使得文学批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与本土的文学创作实际情况产生了偏离，使得理论与现实生活出现了严重的脱节。此外，简单经济决定论的很多观念与我国本土的思想文化以及各种传统也存在一些格格不入的状况，因此，如果不能对这种模式进行突破，则很难促进各种理论的创新。 结语 任何一种理论的发展，都有一定的目的，在发展的过程中要进行积极的创新，并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为了使得理论有更好的发展。文学批评理论是我国文学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学批评理论的创新过程中，应该要针对当前理论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挑战，采取正确的措施进行应对，促进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 文学批评论文:“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现状与开拓”笔谈 新时期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与对西方文化、文学思潮及文学理论、批评方法的引进　与借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对于西方女性文学批评的理论与文本的翻译介绍，明显地　影响到中国新时期的女性文学创作与女性文学批评。 新时期的女性文学批评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影响下，从20世纪80年代对于西方女性　主义批评理论的翻译介绍，从孟悦、戴锦华、朱虹、李小江等学者对于女性主义文学批　评的尝试与探索，到90年代在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的推动下，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　批评从自娱自乐到众声喧哗，出现了诸多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成果：学术专著就有盛英　主编的《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李小江等主编的《性别与中国》、王绯的《女性与　阅读期待》、陈顺馨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康正果的《女权主义与文学》　、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藩篱》、荒林的《新潮女性文学导引》、陈惠芬的《神话　的窥破——当代中国女性写作研究》、林树明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林丹娅　的《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乔以钢的《中国女性的文学世界》、《低吟高歌——20　世纪中国女性文学论》、徐坤的《双调夜行船——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张岩冰的《　女权主义文论》、乔以钢的《多彩的旋律——中国女性文学主题研究》等。从女性主义　文学批评视角研究中国女性文学的论文也层出不穷，壮大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声　势，使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热潮，也使在西方影响下的中国女性主　义文学批评不断走向深入。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取得的成就，其学术价值和意义在于：　一、在对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翻译与理解中，对于女性主义文学的概念、内涵、　特征等有了十分深入的研究，奠定和拓展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基础　。二、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角研究中国20世纪女性文学史，研究当代中国女性文学　史，拓展了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新视野，在摆脱男权意识统治下的文学史写作传统中突出　了女性文学的新视阈与新风貌。三、以女性主义的方法观照与研究中国女性作家的文学　创作，尤其注重对新时期女性作家创作的研究，使中国女性文学的研究在关注女性意识　和女性文本中，呈现出一道新的靓丽的风景线。四、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影响了当　代女性文学创作的发展，其越来越强盛的声势促进了诸多女性作家女性意识的萌动与显　现，使众多女性文学创作洋溢着浓郁的女性主义文学的色彩。 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缘于妇女解放运动不同，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并不在意　于通过文学批评为争取女权的政治运动提供思想武器，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其说　是对男权意识、男权政治的颠覆，倒不如说是意在对女性意识、女性文学的强调、推崇　与展示，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始终基本囿于文学的范畴之内，并未走向文化学、政　治学的视阈之中，在“双性同体”、“躯体写作”、“性别政治”等话语运用中，却也　常常潜在地、不自觉地陷入了男性的视阈与价值体系的规范之中。 综观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成就与现状，我们也看到其中存在着的一些不足之处：　一、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缺乏中国的理论与话语。由于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基于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因此在研究过程中的理论、话语、方法基本沿用西方的，　有时甚至可以说全盘照抄。由于东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出发点、立足点等不同，由　于东西方文化与女性文学本身的不同，在以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女性文学的　批评中，常常有与文学实际的脱节疏离之处，甚至有时成为隔靴搔痒难以贴肉。二、中　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缺乏对于女性文学的诗性观照。由于西方女性主义批评是基于对女　权政治的关注，对妇女解放的关注，因此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某种视阈看是一种政　治学批评、社会学批评，因此大多忽略对于女性文学的诗性观照。在西方女性主义批评　理论的影响下，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很少从文学特性的角度研究女性文学，而往往　仅从女性意识、性别抗争、女性命运、婚恋主题等社会学的视角进行研究，而甚少从文　体特征、叙述方式、语言风格、象征隐喻等视阈展开批评，以致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疏　离了诗性观照，仅仅成为了一种社会学的批评。三、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缺乏更为深　入的文化观照与探析。女性文学的创作是深刻地烙着民族文化烙印的，每一个民族的女　性文学总有其独特的文化特质，一定的文化也规范着影响着女性文学的创作与嬗变。女　性主义文学批评应该关注文化，从文化视阈观照女性文学，从女性文学视角探析文化的　特性与流变，才能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更加走向深入。 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着力于男性文化对女性形象　歪曲的揭露，从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倾心于以女权的视角解读经典作品，到80年代　中期以后进入跨学科的文化研究，深入到“性别诗学”的研究。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肖　尔瓦特的著作就以《走向女权主义诗学》为题。从诗学的视角展开女性主义文学的研究　，成为世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新动向，从文学语言、叙述方式、文体类型等视角，研　究女性文学特有的表达方式。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应该努力建立中国文学批评的“　女性诗学”，在接受借鉴西方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基础上，继承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中　的诗学传统，努力建构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努力使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既关注女性的社会性地位和角色，也不放弃对于女性主义文学的文学性的研究；既强调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对于诗性的分析与探究，又加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对于文化的关　注。任何一种文学批评的理论与形式都不能是截然独立的，它与传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　系，这正如肖尔瓦特所说的：“如果说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是妇女运动的一个女儿，那么　它的另一对父母则是古老的父权制的文学批评和理论成果。”(肖尔瓦特《新女性主义　批评》)我们既不能忘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产生于妇女运动的背景，也不能无视古老的　父权制的文学批评和理论成果。 谈女性文学研究的基础性建设 乔以钢 新时期以来，中国的女性文学研究经过近20年实践，初步成为一个富于特色的学术领　域。其主要标志是：女性文学开始被视为具有独特价值的学术考察对象，对其所进行的　研究不再仅限于具体作品的一般性评论，而是已推进到对相关理论体系的探询和基本理　论问题的探讨；研究者从多方面审视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现实意义，尝试在“拿来”和　借鉴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女性文学的具体实际进行实践，探索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女性　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中的性别范畴得以确立，越来越多的学者以各自的方式对女性文学　给予了程度不同的关注；一批研究成果以专著或论文的形式出版、发表，初步展现了这　一领域的学术生机。在此过程中，研究者主要从以下几个层面开展工作：一是讨论界定　女性文学的研究对象和基本概念，阐发有关理论的哲学基础和产生发展的现实依据，探　讨从事有关研究的理论基点和操作方法；二是批判文学中的男性中心主义，揭示其对女　性形象的歪曲以及对女性创作的压抑，呈露女性在现实生活和文学话语中的处境；三是　追溯女性的文学传统，探索女性意识、女性经验在文学创作中的艺术表现。经过诸多学　人的共同努力，以上工作已经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进展。而另一方面，在研究不断深入的　过程中，也面临着不少困惑和问题。在此，仅就女性文学研究的基础性建设谈一点自己　的看法。 第一，关于研究对象的确立。一个研究领域的确立，总须以特定的研究对象为前提。　就女性文学这一范畴所涉及的相关概念(如：妇女文学、女性文学、女性主义文学、女　性写作等)来说，在多年的研究实践中，一直处于多种理解并存的状况。对此，现阶段　很难加以统一的界定，而这毕竟是一个关系到学科建设基础的问题。笔者认为，该领域　研究对象的范围不宜过窄，而应具有较强的包容性。这实际上意味着，对研究对象自身　所具有的丰富性给予充分肯定。尽管就研究者个体来说，完全不妨各自有所专攻，但若　从整体研究格局考虑，关于研究对象范围的认识理当全面涵括女性文学命题的各个方面　。这不仅对学术视野和研究空间的拓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关系到对女性文学创作及研　究的总体认识和把握。只有打破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避免对女性文学作过于狭隘的理　解，才有可能将研究引向进一步深入。因此，我们不宜轻易将大量非典型女性立场、女　性视角的创作排斥在外，不可轻视甚或菲薄部分女作家超越对女性本体问题的揭示、主　动面向广阔社会生活现实的颇具开放色彩的创作。与此同时，也很有必要加强对男作家　创作中所表现的性别观念、性别意识以及性别形象等方面内涵、特点的分析，从而更为　充分地展现出女性主体性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中丰富多采的表现形态。 第二，关于理论资源的清理。在中国女性文学理论探讨的过程中，存在着这样的演变　轨迹：20世纪80年代，基于对时代阶级议题压抑性别议题的反拨，“人性”话语　体系中的性别差异论压抑了阶级话语；90年代以后，女性主义批评得到发展并产生了一　定影响、同时也显露出种种问题，不少学人开始强调个体女性的多重“身份”以及女性　内部阶级、种族等方面的差异，并由此出发考察性别与文学的关系。那么，如何“既不　放弃历史唯物论脉络上的阶级批判话语，又能把批判性别歧视制度的女性主义理论纳入　讨论当中”(贺桂梅语)，就成为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不仅如此，当我们致力于将马克　思主义脉络上的阶级理论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脉络上的性别理论、女性写作理论有效地　整合起来为我所用时，或许同样有必要付出极大努力，去发现、梳理和认识中国历史上　有关妇女解放的思想文化遗产及其在文学创作中的体现，从而避免仅以西方女性主义文　学理论和创作为参照系，而忽略了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思想文化传统和文学创作实际。　在此基础上，才能谈得到综合性的女性文学理论的建构以及多样化的女性文学批评方法　的确立。 第三，关于研究方法的多样与互补。近些年来，女性文学研究的视野、思路和方法获　得了前所未有的拓展、丰富与更新。此间西方女性主义观念产生了很大影响，一些研究　者尝试以女性视角剖示长期以来男性中心文化对妇女的奴役，揭露传统女性形象塑造中　存在的种种问题，鼓励强化女性意识的“女性写作”，体现了对压抑妇女的传统文化的　批判精神。在此过程中，本身即带有综合性特点的女性主义批评方法无疑发挥了十分重　要的作用。然而，正如同任何其他方法一样，它在具有自己的优势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　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并非无论何时何地都适用于任何女作家在任何状态下的创作，也并　非任何具有女性主义倾向的创作的所有侧面都只能用它来加以评说。从研究对象的实际　情况来说，创作主体的内部构成及文学产品的具体内蕴极为丰富复杂，这就决定了研究　方法不可简单化。在具体研究中，从对象的实际以及具体的研究目标出发，完全可以采　取多种多样的操作方法。事实上，每一种视角都有其独到处，也都有其遮蔽点。当然这　之中视角和方法的选择存在着能否尽可能优化的问题。如果我们着眼于特定的文化目标　，现阶段借鉴女性主义视角和批评方法或许确实是一种颇为有效的选择。但即令如此，　依然不宜片面推重女性主义批评研究模式而轻易否定运用其它方式方法进行研究在多角　度认识研究对象方面的价值。多种方法的综合、互补、灵活运用，恰恰是女性文学研究　赖以赢得良好发展前景的生命活力之所在。 第四，关于研究主体的学术素养。女性文学研究与人类性别问题密切相关，具有十分　浓重的文化色彩，带有一定的跨学科性质，这就对研究主体的知识结构、学术素养提出　了较高的要求。如何在强调女性主体性的同时，自觉避免陷入女性本质论?如何防止在　肯定女性视角时，无形中把妇女看成一个与男性二元对立的整体，认同实际上并不存在　的“统一的女性经验”，而忽视了女性内部受制于各种复杂因素所产生的种种差异?在　具体的文学研究中，如何处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女性批评标准与文学审美标　准的关系?如何大力增强研究成果的原创性?如此等等。这些问题的产生，固然由于有关　问题自身十分复杂，理论本身尚不能相对自足；同时也与国内的研究实践终究仍处于起　步阶段，研究队伍的学术修养、整体素质亟待提高有关。女性文学研究事业任重而道远　。唯其如此，更须实践者具有脚踏实地、坚韧不拔的精神，在勇敢地面对社会、面对研　究对象的同时，同样勇敢地面对自身的弱点，在扎扎实实的学习、思考和创造中前进、　积累。 女性主义批评与男性文化视阈 丁帆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反对以男性文化话语霸权为核心的女性文化与文学研究取得了空　前的进展，这种历史的进步无疑是推动了人类两性的和谐进程。但是，我们似乎却要警　惕另一种极端给人类社会的两性关系带来的巨大阴影! 据报载：今后女人生孩子将不再需要男人了!因为最近澳大利亚科学家发明了一种不使　用精子就可以使卵子受孕的新技术——单亲无精生殖技术。看来，这一技术的诞生，对　于那些女性同性恋者来说，无疑是一个福音。 随着高科技日新月异的突飞猛进，人类在技术发展过程中愈来愈依赖物质的赐予，逐　渐丧失了人的自然本能。婴儿可以定制、人可以克隆、胚胎可以进入生产流水线(据悉　：未来婴儿可能在电脑控制的芯片上受孕，成为一个“胚胎加工厂”，婴儿们将在这一　条条生产线中诞生)，这些人类的奇迹都在一个个发生着，但是，谁又能考虑到这样一　个奇迹呢?——人在充分物质化后，除了人体器官功能的全面蜕化外，人类的情感即将　被消灭!人类最崇高的永恒主题——男女之间的爱情——也即将被那个巨大的电脑储存　器所删除。 当女人不再需要男人的时候，当女人决定退出这个鲜活的情感世界的时候，那么，这　个世界就会变得黯淡无色，成为一个悲惨的世界。如果是这样，这并不表明女权主义的　胜利，恰恰相反，它将预示着女权主义的彻底失败! 人类在其文明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把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男权主义思想遍布了整个历　史的时间与空间，即便是后现代主义时空下的西方社会，男权政治文化中心的格局也仍　然没有太大的改观，应该说它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集体无意识”植入了每一个人的　灵魂深处，更可悲的是每一个女人都概莫能外，她们心灵的臣服，更加构成了男权文化　的扩张性。推翻这个不平等的社会契约，使世界和谐起来，这才是女权主义的出发点，　同时也是她们最后的目的终端。 然而，在反抗男权主义为中心的政治文化的过程中，有些持女权主义极端理论的人，　总是将男人置于自己的对立面，带着一种先入为主的天然仇恨来片面地诠释这个世界，　难免就有了些自掘坟墓的意思了。要想用男权主义的霸气来雄视这个世界，以满足一下　称王称霸的欲望，这是犯了与男权主义政治文化同样的历史性错误。 最近，一直在读“人文与社会译丛”中的一些书籍，其中一位波兰学者弗•兹纳涅茨　基在《知识人的社会角色》一书中说道：“以古老的常识‘真理’——女人低男人一等　——为例。在任何一个社会，女人从属于男人都是社会秩序之规范的一部分，因此上述　‘真理’是不能怀疑的，因为怀疑它就意味着对两性之间的所有关系模式提出了疑问。　特例只是证实了上述‘真理’，因为任何男人——比方说一位怕老婆的丈夫——从属于　女人的关系，能被认为是不正常的。这一普遍结论容易与强调低层——比方说与贵族形　成对比的恶棍——天生低人一等这一观点共存。因为高级阶层的女人简直根本不与低级　阶层的男人相比较。社会没有必要进行这种比较，因为低级阶层的男人在社会上从属于　高级阶层的男人；如果偶尔由贵族妇女统治恶棍，那么她是作为男人的代表出现的，比　如男人不在、死了或未成年。”“这些对个人之‘优越’或‘下贱’的判断是评价性的　，价值判断构成了所有常识性知识的核心；因为总有一个价值判断直接包含于一个行为　规则之中。” 实际上，男人作为社会文化中心的“真理”早已经被这个社会的知识界所否定，这个　“真理”早已成为一个伪问题了，不存在任何假说的可能性了。因此，当今天的女权主　义学者如果不是针对社会和那些非学术界的大众发问与诘难，而是针对学术界的公理(　除极个别的男权主义者之外)而责难，似乎是找错了对象，有点与风车作战的味道，因　为我们在知识界的学术领域内，已经有了一个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的新文化价值命题——　男权主义是封建的、腐朽的、垂死的、不合人性发展的文化价值观，谁违背了这一学术　公理，谁就要受到不仅是外界舆论的压力，而且又会受到来自内在的良知的谴责。 反之，如果女权主义也把自己的终极目标锁定在“翻身”后进入压迫与统治阶层，而　不是为人类两性的和谐、平等、交融、互尊、互爱而奋斗的话，那将又是中国文化的一　次悲哀，我不想也不屑用吕后、武则天之流来作比附，因为这种比附本身就暗含着一种　不平等的男性文化视阈，以为女权主义的这种矫枉过正是大逆不道的，是应该全民共诛　之的，女性应该也必须是受压迫与奴役的。但是，谁都没有想到的悖论是，即便如此，　吕后、武则天之流也正如那位波兰学者所说的那样：“她是作为男人的代表出现的。” 由此，当我们来重新检视许许多多“五四”以后女性主义作品的时候，就会发现很多　可疑的问题。“五四”时期许多优秀的女性主义作家为什么在“五四”新文化退潮以后　，乃至于到上一世纪的后半叶，完全依附于男权主义的统治文化而不能自拔，甚至同流　合污，成为帮闲与帮凶? 我倒以为，当今的女权主义者们目前所要思考的一个深刻学术与学理的命题是——在　女权主义理论甚嚣尘上之时，在其激进的理论之下，有多少理性与情感成分是“作为男　人的代表出现的”!也就是说，在许许多多的女性研究者的身上，我们可以发现很多隐　藏在其潜意识中的以男性文化视阈为基本价值判断的思维悖论——如果这个问题都得不　到深刻的反省，而最后走向平权主义，恐怕一切都是徒劳的。 君不见，如今一些标榜女权主义和“新新人类”的先锋派的女作家们，在其大量的描　写兴奋点中，是以臣服与取悦于男性文化视阈而兴奋不已吗?!君不见，有许多女权主义　的批评家们实际上是在用男性化的喉舌，言说一个“女奴”的义理吗?!真理往往向前跨　越一步就是谬误，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力倡者和代表者的理论急刹车与急转弯，给中国的　女权主义者带来的深刻经验教训，应该作为前车之鉴。惟有此，我们的女性主义批评才　能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 在这个愈来愈物质化的时代里，女性主义的研究切不可走向走火入魔的理论疆域。女　性只有与男性携起手来，面对不合理的以男性主义文化为中心的政治统治格局，面对物　质主义对人类文化的共同侵害，作出共同不懈的努力与奋斗，才能完整地表现这个时代　真正的人性内容。 当这个世界不再需要男人的时候，这将是一个可怕的世界!这个世界离它毁灭的距离也　就愈来愈近了。 谁最愿意看见这悲剧的一幕呢?! 有差异的声音 ——女性主义批评之我见 张凌江 盘点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开拓与突破性成果，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　崛起与繁荣理当为中国当代学术研究中醒目的成果之一。女性主义学者(包括认同女性　主义理论的男性学者)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或通过对女性文本的重新梳理，发掘被宏　大叙事遮蔽的女性写作的历史轨迹，重建文学史的大厦，从某种角度说是填补着文学史　研究的“空白之页”，使历史不再是缺失女性参与的叙事(如刘思谦《“娜拉”言说—　—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盛英、乔以钢《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等)；或与　女性写作互动共振，分享、感应与品评女性写作与女性文本独特而神秘的生命律动与鲜　明的美学取向，阐发对女性文本隐喻与象征的理解上的共性与亲密关系，敞开被遮蔽的　女性写作(如李小江《女性审美意识探索》，徐坤《双调夜行船》等)；或采用现代女性　主义立场和术语，重新切入男性书写的文本，考察其性别表述、书写女性的视点与态度　、两性关系中的权力关系分布等，辨识隐藏于各种堂皇叙事中话语霸权对于女性的压迫　，从而产生出新的“意义”，执拗地打开了一个历来被男权文化有意无意折叠的阐释与　批评的扇面(如王家平《鲁迅性学思想论略》、刘慧英《90年代文学话语中的欲望对象　化》等)。这一系列女性主义批评实绩，标志着女性学者性别主体意识的觉醒，及她们　颇具特色的思维习惯与不同的责任关注，她们对传统的男性中心的审美范式与解释权威　的颠覆，从主流意识形态中分离出“自己的声音”，“有差异的声音”，在一向是男性　中心的学界竖起了女性主义批评的旗帜，显示了女性主义批评的学术创新活力与理论先　锋激情。 然而，既使是在女性主义批评风头正健的今天，它依然遭遇众多的误解、诘难和某种　优势话语的抵制，感受着压抑、边缘、弱势状态的艰辛，它在固若金汤的父权制政治与　文化体制内部寻求突围而又由于过于暴露身份陷入攻讦与重围之中，它在男权话语网络　的雷区地形图中闪烁其词、跳越行进而又难免触雷倒毙。如今审视方兴未艾的女性主义　文学批评的现状，评估其得失，并规定其发展趋向似乎为时尚早，并且有悖女性主义批　评反体制、反规约的形象。笔者仅就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文化立场、批判姿态与批评实　践的内在矛盾作一描述(而非评判)，以激发学界探讨。 一、拆解与建构。对女性主义批评的责难之一，是它在批判男权文化这一否定过程中　缺乏自觉的建构意识，在拆解、颠覆男权文化主宰的批评话语与审美范式的过程中，无　意构建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体系与女性诗学规范。女性主义原则认为任何理论的建构，　都不可避免地联结着男权话语的知识网络，并转化为新的权力话语和权力体制，压制新　思想的萌芽。女性主义批评的这一在理论建构的无为姿态，与其“拆解性”文化策略有　关。女性主义与解构主义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它所持的叛逆的彻底性原则主张：“有　效的女性主义只能是完全否定的女性主义，解构一切事物，拒绝建构任何事物”(张京　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第1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女性写作与女　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这种强调疏离、变异、流动、另类的游击战术，显示了它的不可界定　与不可规范，因而具有了无限的可能性和更广阔的空间，形成“众声喧哗”、多元并举　的“有差异的声音”，当然也使它在男权制文化体制下无所归属、无从着陆，成为拒绝　建设自己的空中花园的精神孤儿与学术孤岛。但问题是如果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永远“在　路上”流浪，不屑于建立成熟完善的理论体系，就会永远是支离破碎的断章碎片，永远　处于他者和边缘而无法介入主流社会，无法纳入历史视野(也许根本就拒绝被吸附进男　权制宏大历史叙事的主流框架之中)，取得学界的合法地位，满足学科建设的需要，永　远承受不可言说、无家可归的隐痛。 二、滞后的女性主义批评与前卫的女性写作。纵观当代文坛，空前活跃的女性写作显　然超前于女性主义批评，它的前卫与激进姿态，使批评显得滞后、被动甚至失语。如上　世纪末卫慧、棉棉横空出世，震撼文坛，而女性主义批评却无法快速、有效、合理地从　理论上阐释、驾驭、主导。回顾当年的评论界，无论是男性抑或是女性批评者，几乎都　是站在被男权观念整合过的“男性阅读”立场，对她们的文本施行扭曲与强暴，充斥着　泛道德的、因袭的男权的声音，皆不得要领，各说各话。笔者认为，卫慧们恰是后现代　理论消解深度，追求平面化与流畅浅显的叙述方式，以消解中心、解构主流的“中国宝　贝”，她们的文本彻底颠覆了男权权威话语和道统规范的传统女性形象，他们对理想的　破灭、个性的沦落、生活的无意义等等后现代症侯发出了锐利的“蝴蝶的尖叫”。至于　她们如何迎合市场规则与“男性阅读”——窥视与意淫的误读，那是男性市场规则与阅　读伦理的谬误，正是由于这种偏离文本主旨的炒作，才使谬种流传，如何能归罪于女性　写作?“男性的阅读”无法思考女性写作的反抗内质，不熟悉进而排斥女性文本中与性　征有关的女性体验的象征系统。由此可见，“女性阅读”立场与“男性阅读”立场，其　政治设定与责任担当是错位甚至对立的。女性的肉体、感情、自然和私人领域的特征可　能在文化批判与价值重估上更有意义，女性主义批评正是要通过强调对社会、文化的边　缘性和差异性的尊重，将女性体验合法化，通过对女性文本的疏离性的发掘实现社会批　判、与改造的目的。由此可见，女性主义批评不是具有女性性别的研究者的批评，正如　女性写作不是女性的写作，而是以鲜明的女性主义意识、观念、态度和立场从事的批评　活动(包括男性学者)，与女性写作一起分享知识禁果，感受文化和历史的压抑，参与她　们的反抗，主动疏离主流意识形态，促进女性写作的特殊价值的实现，在批评界发出自　己的“有差异的声音”，而不是将女性写作整合进男权体制与宏大叙事，祛除其“剩余　价值”，在日益机构化、学科化、精英化的过程中，最终成为男权文化的附庸。所谓“　有差异的声音”是指女性主义批评的独特的或女性的规范，那种对自己的性别更具自我　意识，具有女性主义思想，对妇女利益更关心的女性主义批评之声。同时也体现了男女　体验的差异，其差异导致了男女在思维方式、责任担当与关注焦点等的不同。女性的主　体、女性的自主意识与独立价值是女性主义批评的基点之一，它与现实政治体制、文化　网络、学术语境形成的紧张的张力关系，正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女性写作追求的最佳　状态。 文学批评论文:新时期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在新时期所有的文学批评中女性主义批评具有独特的生命力。没有一种批评能够像它那样贴近生存本体论的关注。作为人类的一半──母亲、妻子、女儿，女性不但是女性自身说不完的话题，也是男性说不完的话题。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女性问题就永远会成为一个讨论的焦点。用不着作任何一点夸张，女性的生存质量直接关系到整个人类的生存质量。正因为如此，从八十年代初关于它的话头一提起，一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兴致勃勃地探讨它，不断地深化它。在本章设置的批评题目中，没有一种的资料──从论文到专著──在丰富性上可以跟它比肩。仅仅梳理新时期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脉络的论文就有数十种。而且耕耘者不只是女性作家、学者，还有相当数量的知名度较高的男性批评家。这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便利条件，也给我们设置了难以超越的高度。我们只能放宽对自己的要求，作一次简单的描述。考虑到对女性主义批评的历时性研究文章较多，一些明显的演进轨迹已被说清，我们这里准备从共时性角度展开思考，抽释出女性主义批评的模式化特点。又考虑到女性主义批评主要是女性自身的话语，所以尽管男性批评家有不少精彩的发言，我们还是以女性批评文本作为评论的对象。 一、打开一个美丽、富有创造力的世界 文学如同人类历史一样，其实是男人和女人共同创造的。亚当和夏娃的同一性书写造就了人类的未来，也造就了组成一体的爱情、婚姻、家庭的文化模式。 但是由于野蛮人遗留下来的价值观长期地支配人的意识。所以女性在创造人类历史和文化的作用反而被忽略了。男人无端的成为历史的唯一主宰，并且自我编撰着第一创造者的神话。 进入现代社会后，男女平等的观念虽然被提出，但由于女性的社会实践历史的有限性、女性自我话语形成的艰难性，女性的作用仍然处在被遮敝状态。直到西方女权主义运动蓬勃兴起，她们找到了自己的意识、语言及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包括写作，她们对历史和文化的伟大贡献才被充分揭示出来。在女权主义运动的如火如荼阶段，我们目睹到了一幅壮观的图景：“发掘妇女文学著作，描绘妇女想象力的版图，分析女性的情节结构，使妇女文学作为一个特殊的探索领域展现在世人面前。” 比之西方，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崛起稍晚。在开始还明显地缺少理论体系性。可是由于大量的成功的女性创作的出现，由于批评家们女性意识的觉醒，她们一开始就特别看重对女作家创作成就的张扬。从一九八?年到一九八二年李子云追逐着每一个女作家的脚步，留下了一篇篇关于她们的评论。她独具慧眼的文字揭示了她们独特的风格魅力和独特的艺术创造。进入她批评视野的作家后来都成为新时期文学领域里极有影响力的人物。她们有张洁、王安忆、茹志鹃、宗璞、张辛欣、张抗抗、韩蔼力、戴晴等等。一九八四年，她以《净化人的心灵》为题将这些评论结集出版，在文坛上产生了较大的震动，为女性主义批评开拓了道路。一九八六年在联邦德国召开的“现代中国文学讨论会”上，她又全面总结了中国女性文学，特别是新时期七年来女作家创作的发展。她指出新时期女作家的作品已经形成了新文学运动以来的第二次高潮，并且有两个特点：“其一，大多数女作家仍然沿袭了几十年来所惯用的超越女性意识表现社会生活的艺术方法，从选材到处理题材的立场、角度与男作家没有多少差别。其二，‘女性文学’开始兴起。有些女作家开始站在妇女立场，从自己的切身体验出发，表现了妇女的特殊问题与心态。” 对于每一个特点她都作了具体的阐释。尤其对于第二点，她作了更为详细的说明。她说：“‘女性文学’的兴起也是中国大陆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这是一九七九年以后中国女作家创作中的一个新的特点。几十年来带有女性特色的作品被指责为消极、颓废、情调不健康，因而几近绝迹。一九七九年张洁发表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冲破这一禁区之后，这一类型的作品有增无已。” 李子云深刻挖掘了这类文学作品产生的社会原因及性别原因：“几千年沿袭下来的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世俗偏见，维护男性利益的道德规范，在家庭范围内从家务劳动的不合理的承担到性方面的不平等关系，等等。有些习俗相当落后甚至野蛮。” 李子云还细致地辩识了女性文学伸展的两个维度。一是“呼吁真正爱情的出现，申诉不幸的婚姻带给妇女的痛苦，要求婚姻自由，其中包括正当的离婚权等等。”一是“如何保证男女两性在发展各自事业的平等权利和如何进一步实现男女两性在人格上的平等。” 她热情地肯定了张洁、张辛欣、张抗抗等女作家在处理以爱情、婚姻为题材的作品时流露出来的对女性“被占有、被抛开、被遗弃”的命运的不满乃至反抗情绪。认为她们提出了人类文明不能不给予足够重视的重大问题。 新时期另一个较早关注女性文学创作的批评家吴黛英更为全面地描述了女性作家在审美领域的突出贡献。比如“女作家一般来说比较喜欢并擅长于写‘小题材’、‘小人物’和‘小事件’”。还有“偏重于主观情感的抒发，特别擅长于描写女性的感情活动”。再有呈示着“美丽纯净而又宁静的新境界”。最后富于“纤细柔和”的美。 吴黛英批评的价值不单单表现在她对女性文学的审美品格的挖掘，更在于她引入了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视点，说明女性文学审美品格产生的必然性。吴黛英认为，女性“独特的心灵敏感区和艺术天地，主要是由女性独特的生活视野和心理视野决定的。” 例如“国外心理学家曾对男女两性在梦境内容上的差异作过统计和研究。结果证明，女性在梦中的视野小于男性。女性的梦多数发生于熟悉的室内环境中，男性的梦多数陌生、奇异、而且多在室外发生。而且，女性在梦中的活动规模也小于男性。”“这决定男女作家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女作家们完全可以扬长避短，走一条适合自己艺术个性的创作道路，”即“通过细小平凡的题材，从一个侧面来把握和反映时代的脉搏。” 从一粒砂中看世界，于半瓣花上说人情，这是女性独有的优势，这个优势并非每个男作家都能够做到的。又如，就注重情感来说，女性同样胜过男性。她引用瑞士心理学家云恩的话来作证实：“若就情感无可争辩地是女性心理学的一个比思维更加明显的特殊性来说，最显著的情感型，也是发现于女子之中的。我能想到的这种类型的事例，几乎没有例外，都是妇女。” 同时她又以苏联心理学家科恩的研究作为佐证：“他……发现女青年的日记中，自我描述比较主观，基本上是谈过去体验过的感情；而男青年的自我描述比较着重活动，重点在于表现新的兴趣和活动种类等等。” 女作家的心理特点决定她们的作品在情感上更为丰富、细腻，尤其新时期女作家的作品以情感人，“给文苑吹来了一股温馨的和风，使刚刚从紧张动荡的政治生活中解脱出来的广大读者感到了一种精神的抚慰，获得了心理的平衡。” 吴黛英的某些观点未必能赢得我们的全部赞同。但是她这种札实、严谨的学风却十分令人称道。和那些为女性主义而女性主义的文章相比，即使到今天也能给人更多的启发。 对新时期女性文学给出较高评价的还有许多批评家。她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带着感佩、骄傲、自豪的语调来谈论姐妹们的创作。间或还让人感到，有些人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快垒──向男人世界发出冲击和挑战。她们似乎不是在描述文学，而是在炫耀女性的自我、女性世界的美、女性的才能、女性的创造力。像金燕玉对田野、陆文婷、金鹿儿、岑朗等美好女性形象的复现，简直就像一首首诗，引人无限赞叹，无限神往。 有时我们还能从这些批评中读出一种女性的自恋。这种自恋使她们相信，女性作家是描写和表达女性心灵、愿望不可动摇的权威。任何异性都不要闯入这个领地，冒犯她们、歪曲她们。徐坤就曾对张宇进行过“温良”的颠覆，同时向下个世纪的男性书写者发出了警报。 在张扬女作家创作的过程中，还有一种热闹的景象，就是广泛挖掘从古代到现代所有女性作家的创作。这里有李小江的《夏娃的探索》、刘思谦的《“娜拉”言说》、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等等。 二、挑战：对准男权文化 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和男权文化给女性心灵造成了巨大的创痛，以至在她们的内心里积淀起对男人的仇恨。这种仇恨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代代相传地留给了后代女性，使她们在遭逢不幸的时候自然而然地暴发出来。而与她们感同身受的作家也就很容易在这种基础上通过自己的作品对男权文化进行起诉和抗议。这种起诉和抗议经常能够在女性主义批评家那里获得反响和回应。 或许也是许多女性主义批评家和李子云保持同样认识的缘故，她们一般说来总爱把自身的不幸原因归到男性身上。李子云的话是这样说的：“在中国已经实现了法律上的男女平等。妇女逐步获得与男子同等的就业权，受教育权以至参政权。中国城市妇女就业率可能在全世界位居前列，而且实现了男女同工同酬。妇女参与社会工作、社会活动，并且具有同样的社会责任感。” 李子云在国外发表的这番话究竟出于本心还是策略性语言，我们不好揣测，不过它基本上支配了几乎所有女性主义批评家的思维运转方向。那就是对准男权文化表达女性要求解放、平等和自由的呼声。而张洁的《方舟》、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是她们抨击男权文化的典型文本。李子云评论说：“张洁的《方舟》……描写了三个离了婚的妇女在社会上为个人事业奔走的‘苦难的历程’。在当前中国社会中，妇女很容易得到起码的工作，但谋取称心的工作并使自己的才能得到施展则很不容易。某些职业妇女即使摆脱了家庭的大男子主义，却摆脱不掉社会上的以男子为中心的轻视妇女的思想。……更令人苦恼的是，她们还得耗费一定的精力来应付某些男子视女子为享乐对象的轻簿态度……张洁的《方舟》多方面地表现了妇女在争取女性尊严和实现自身价值时所经受的种种磨难，而这些磨难几乎使她们频于心力交瘁的地步。” 王绯以同样的价值尺度及相近的语言揭示王安忆《小城之恋》的内含。她认为“力之于男性总是侵略的、进取的、自私的；男性即使沉溺在最无廉耻的贪欲和肮脏的欢情之中，亦能完整地保持住一个原本的自己”，“女人却必须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用一整个身体独自去承担那‘罪孽’，被损害的最终是女人。” 她高度赞赏王安忆在《小城之恋》里对女性所特有的“母性博大无私”的描写，对男性卑微渺小的讽喻，说这是一个女作家才可能有的对人生的深刻理解。李子云对《方舟》的评论只是小说意义的一个方面；王绯对《小城之恋》的剖析只是小说表层的内容，实际上两个文本都还有更深的东西值得我们思索。但从她们的关注点来看，我们能够触摸到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一般特征。 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在初始阶段并无深厚的理论背景。所以她们对男权文化的批判，言词不很激烈，态度还比较温和。从一九八八年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被介绍过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西方女权主义的政治色彩被洗净，而对男权文化的批判好像让她们找到了理论上的支撑点，所以一时激烈起来。一九八九年在《上海文论》关于女性主义批评的专号上，王绯鲜明地举起了反父权、反男权的旗帜。她宣告：“自从人类文化转向以父权为中心，便把许多残忍的清规戒律只施加于妇女身上，这便注定了永世的夏娃们特别的不幸。父权文化在推进文明进步的同时所留下的罪恶，突出地表现为对女性的戕害。……我认为，创作和批评一旦冠之于女权的时候，便意味着它们的目的首先在于解构父权文化之于罪孽，伸张长期被压抑的女性人权，其次才是文学和批评自身。” 这里的“父权”只是“男权”的别名。王绯借戴晴《中国女性系列》报告文学所讨罚的都是男性的现实问题。比如她猛烈地抨击男性的“处女膜”情结，说“对处女的嗜好在本质上是男性的嗜好，男性的观念。……对于女子的贞操从行为、观念集中到生殖器官上的苛求，造成了两性对抗于文化中心的状态。中国女性正是从这时开始，在父权文化中受到难以测度的摧残。” 戴晴的《幼年即遭强暴》写得触目惊心，其对人们的陋见、习俗的批判入木三分。王绯对男人们狭隘的“处女膜”情结的批判，也非常富有力度。然而对于她忽略了男人要求女人“纯情”的合理性一面，宽容地对待女性“多男子”方式的说法，却难以苟同。由此可以看出反男权主义背后的一个意识走向：蔑视男权、否弃男权而独尊女权。 这种反男权话语到九十年代更加极端。它从两个方面展开。第一解构男权文化模式，清除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描写。因为在女性主义批评家看来，所有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描写完全是对女性的歪曲、亵渎、糟踏。徐坤比较绝对。通过小说《游行》女主人公几次性经历的失望，她宣判了男人的卑鄙、无能和死亡。又通过《从此越来越明亮》的理性言说表示“不再反串什么男性叙述者，把那伪装和铠甲全部揭去”。到《狗日的足球》，她发明了女性自己的诅咒男人的语言“狗日的足球”。这还不够，回应西方女权主义者对斯丹达尔、克劳代尔、劳伦斯、布列东的颠覆，她无情地解构中国的男性作家，企图从女性主义角度宣判他们价值的丧失。在《双调夜行船》里她把张贤亮、贾平凹、莫言、张宇尽收眼底，随后一个个拆除。她认为，这些男性作家都是在“男性躯体修辞学”的支配下写女人的。张贤亮把女人当作了男人受难时的肉体安慰。贾平凹把女人当作了玩物及生殖器展览的理想对象。莫言（在《丰乳肥臀》中）把女人当成性亢进的摹本。最不可饶恕的是张宇，他的《疼痛与抚摸》篇幅不长，“却富含了所有男权视阈下的女性躯体修辞学符码：渴望强奸、受虐情结、恋物癖、偷情、、裸体游行、反抗、自杀、一妻多夫的‘三人行’……作者想藉由这些，……来完成一部对循环往复生生不息苦难历史的揭示和抒写。然而……在没有进行充分的男权自我反思之前，任何一种居高临下的‘大男子主义’的体恤都可能使书写者本身滑入性别歧视的误区。” 徐坤抓住张宇的一个叙述句“水家的女人都活得很苦很贱”，说，一个“贱”字一下子暴露了他歧视女性的立场。有鉴于此，徐坤对张宇及下个世纪男权书写者发出警告，否则她似乎会有更大的颠覆。 九十年代的女性主义批评在反男权文化模式上走向的第二个极端是逃离男性或放逐男性。在传统文化秩序中女性的生存目标一直被写成“寻找男性”。包括张辛欣的女主人公们在内“时时渴望着寻找她们的另一半及感情最后的停泊地。” 但是九十年代的女作家和批评家从传统的文化指认中超越出来，毅然绝然地表示可以抛开男性。这种情形非常像富有思辩理性的批评家陈虹所描述的那样：“女性主义由于有父权制这个共同的靶子，因而它超越了种族、阶级、社会制度等的差异，建立了基于男女性差别的性别路线，这种性别路线号召每一个妇女从家庭与男人的关系中分离出来，强调妇女间形成姊妹情谊。激进的女性主义者们甚至使用‘同性恋’来描述与强调妇女间的姊妹情谊。” 对于女性否弃男人的意识刘慧英简直视为绝对律令。并将其与尼采宣布的“上帝死了”相比肩。她说：“在几千年的男权社会中，男人在女人心目中的地位犹如上帝在人们心中一样，是绝对权威的象征──女人必须崇拜、服从和依附于男人，女人对男人的背叛或忤逆被看作与亵渎上帝同样是严重的不轨。男人是女人的上帝，失却男人对男权社会中的女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将新时期女性文学对‘男子汉’的否定与尼采的这一真知灼见相提并论。它们有着同一种精神，就是勇于彻底推翻自身依附的精神支柱，从而使自身面临一种孤独无援的境地进行更为自由的生存选择。”她还认为这是女性“自立的现实举动”，“标志着女人性……走向新生” 。这不仅仅是理论申张，更是一些作家的创作实践。林白、陈染、海男都有回到母系血统，回到女性姐妹怀抱的描写。关此，我们将在后面论述。 三、解放与自由：归入感官写作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归根结底是要求女性自身的解放与自由。这一目标从一始就很明确，到后来愈加彰显。但由于社会环境、伦理观念和思想解放程度等等的限制，在不同阶段她们对解放和自由的内容限定也不同。当女权主义尚未传入中国、“主义”两字也没有作为女性的后缀而出现时，解放和自由，大致是要求有爱的权利、发展事业的权利，稍后还有“寻求自我”、“实现自我”的权利。诚如李小江所言：“‘寻找自我’是女性艺术创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也可以说是最基本的母题。它来自生活，源出于女人的历史……正因为女人无史，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没有社会地位、没有独立的人格价值，才使得‘寻找自我’成为女人精神探索的前提。” “寻找自我”是个很现代的概念，把它说成是“母题”，显然并不合适。但正是这一强硬的表达，反映了特定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解放和自由的要求上的激进色彩。那时张洁的《方舟》、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都获得了新的肯定性的阐释。自然，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被认为是表达了女性寻找自我的经典文本。再稍后，伴随着西方女权主义的渗透，还有对父权制文化──男权文化的批判，她们对解放和自由的要求更进一步了。所说进一步，即人身的彻底解放──爱可以不受男权的干涉、自由进行。换个说法是，在一些作家的创作中，女性在爱情选择中的多恋应当被看作是正常的，多变也应当被看作是正常的。由于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或者说由于女性主义从后现论中吸取营养，此时的批评已不大关注女性的社会成功。这些往往被当成旧话语、属于伟大而堂皇的叙述。在删除了女性追求的社会维度之后，又赶上商业文化、享乐主义文化勃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给解放和自由增添了更新的内容，叫私人化写作，亦称感官化写作、肉身化写作。 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在走上自觉阶段后努力向西方女权主义靠拢。除了女权主义的政治色采不予吸收外，其他许多方面都加以实践，以争得同步发展。关于感官化写作亦如此。感官化写作在西方也叫“躯体写作”。西方的女权主主者认为，女性从自身经历出发进行写作，应该也有权写自己的性感受。运用这种躯体语言写作不但不是罪过，反而能真实地揭示女性世界的秘密。迪迪安指出：“性力量不过是一种压迫人的神话，不再令人恐惧；因为我们从一个女人把一场后婚姻恋爱视为被解放与解放的描述中得知，性关系实际等同于‘说俏皮话的欢笑’及‘躺在一起，而后跳起来去弹唱整本的芝麻歌曲集’” 。中国女作家林白、陈染、海男是感官写作的大胆实践者。陈虹指出：“执著于表现女人及女人性经验是林白一贯的创作主旨。……林白……毫不留情地揪着我们，让我们看她从历史深处和神密黑洞打捞起来的女性及女性经验，女性同性恋、手淫、性感觉……而这些是从来没有以女性视角中的内容物出现于历史地表之上的，它们隐于历史的幽深处，晦暗不明，现在林白让它们浮出了历史地表。”“与林白相比，当代文学中另一个女性主义者海男更无视既存的道德秩序和价值体系，她只听从来自女性生命深处那种神秘的召唤，……，着迷于其内心纯粹的女性欲望。” 陈虹还特别揭示了海男文本的一个模式，就是从爱情上的无穷逃亡，又无穷地逃到爱情。对死亡的恐惧、对衰老的恐惧、对虚无的恐惧使海男的女主人公疯狂地占有爱情、享受爱情，企图用这种方式化解恐惧、驱散恐惧。然而爱情的失望又加剧了她的恐惧，于是她出逃。可是出逃之后寻找不到消除恐惧的方式，她于是又寻找爱情。如此周而复始，形成了恶性循环。有的女性主义批评家赞扬海男写出了生命本体的困境，然而我们看到的精神内核却是性欲的贪婪。只是为了遮蔽它的不雅，批评家给它罩上了宏大叙事的光圈。这种伪饰与她们主张大胆、坦率地抒写肉体感受的语言形成了悖论。 解放和自由的内含不只是指两性间的交欢无拘无束，还指同性恋能获得广阔的天地。九十年代的另类作家林白、陈染、海男、徐坤、徐小斌、卫慧、棉棉无不把笔墨伸入到这个领域。她们打破了几千年来由男性的性征垄断所造成的沉默，把女性同性恋的“温柔”、“温婉”的感觉传导给读者世界。戴锦华曾以“姐妹之邦”为题阐释陈染此类写作的意义。她说，陈染的世界“渐次成了一个女人的世界。其间有绝望、有温情、有获救的可能，姐妹之邦开始被构想为一个归所，而不是一个少女生涯的过渡”。这种姐妹情谊超出恋母带给人的愉快。在《凡墙都是门》里“雨若成了‘我’与‘母亲’共同的朋友，是她再度带来这一女人世界的温情与和谐，并且支撑着一个美好的女人之家的畅想。” 陈染和林白、海男、徐坤等一样，被认为是有女性主义自觉意识的作家。正因为如此，戴锦华联系她的写作主张进一步指明这种“女性情谊”的抒写意义：质疑男权、超越男权；它“已不再是在于某种‘解放’与‘平等’的幻觉，基于某种花木兰式的情境与心境，”而“是反抗与解放的强音” 。作为作家，同时也是批评家的徐坤非常赞同戴锦华的阐释，并在关于母女恋、姐妹恋的宏观研究论文中强化了这种写作的意义。她引用戴锦华的话说：“女性写作是一种包含了很多可能性的，具有无限空间的文化的尝试，可以叫做一种文化的探险。这种体现的意义在于，把长期以来没有机会得到表达的经验、视点、对社会的加入、对生活的观察，书写出来。而且我相信这种女性写作还能包涵某些传统男性写作所不能达到的空间，具有更多样的可能性。” 随后补充道：“女性本文以其美学及其诗意上的巨大而鲜明的隐喻性，能动地穿透当下的生活，仿佛是在明处，又仿佛是在暗中，在九十年代的历史文化长河中形成一幅‘双调夜行船’的迷人图景。” 四、认识论上的空洞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无疑是非常富于趣味的批评，即使在那些令人困惑的提法和鲜见的语言中，我们也能感受到某些真理和新的文化信息。但是，可能与它的历史不长有关，我们又分明地感到它的某些不成熟性。这些不成熟性不但表现在它因为采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结果造成了女性一元绝对论上，而且表现在它常常用理论观点强硬剪裁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的丰富性上。因而它也带来了许多认识论上的混乱和悖论。也许这也反映了女性唯意志论的一般特点。为了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能够扩展更大的空间，我们提出一些问题、作为存疑。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她们人为地割去了女性话语的社会关注维度。如果说女性的不幸命运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和男权文化统治有很大关系，那么到了五十年代后期随着“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权力话语被普遍推行后，就不可同日而语了。男权文化逐渐解体，变成了残余。它虽然还在一些地域、一些家庭起作用，但也是强弩之末。随着女性平等参政权利、平等择业权利得到了确实的保障，女性在家庭的地位也空前提高。家庭权力重心慢慢发生偏离。到现在多数家庭里男人成了“气管炎”，女人成了主宰。这种权力结构还使女性娘家受益匪浅，而男性父母反倒遭到更多的冷落。所以杜甫那句诗“信是生男恶，反是生女好”几乎成了天下父母的共识。更需要作一点社会调查的是，现在的年青夫妇，在一半以上的家庭里男人充当劳动的主角，女人养得浑身小姐气、贵族气。像张洁在《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里所写的女人，是有的。她们没有爱的权利、没有自我实现的权利。因此张洁的描写、张辛欣的描写很有意义。但是不能把这说成是两性间唯一的事实。造成这种状况的最深最远的原因是社会。当时不但女人没有爱的权力，男人也没有爱的权力。《沉重的翅膀》里的郑子云、方文煊就是被政治文化阉割的典型。说到个人的事业，女人没有过，在社会的统一安排下，男人何曾有过。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出头椽子先烂”。这种文化机制在一元化的领导体制里得到了庇护，遭受其害的往往是男人。男人较多的不驯服性、女人较多的柔顺性（也有不少靠色取媚领导的），使他们的命运向不同方向偏斜，造成了严重的“阴盛阳衰”的现象。不敢问津于社会而把矛头对准男权，颇有点像进入无物之阵，其文化颠覆的勇敢性要打上许多折扣。比起所源出的西方女权主义还颇有点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嫌疑，最后只剩下一个维度，就像一些女小说家把男人所写的那样，反男权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谋取性自由。然而如此一来，中国的女性主义就只能将女性贬入到生物性的生存状态（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偏瘫也是九十年代至今整个文化偏瘫的一种反映）。西方的女权主义也有过视男性为仇敌的偏激阶段。但多数人醒悟较早，认识到两性间的爱是无可逃避的，因而发展到新的阶段，即与男性沟通、友好交往的阶段。据《中华读书报》二??一年四月二十五日《世界图书》专栏报导，英国的女权主义老祖母莱辛等人深刻反思过去运动的偏激，坚决“反对所有打击男人的行为。”另外三个著名人物贝克维尔、韦尔登、托马斯也表示站在她的立场上，为“今日男人辩护。”中国的女性作家、批评家中王安忆、陈虹始终保持冷静、客观的认识。但愿她们的态度不再被同性所拒绝，但愿女性主义者能够思考建立“双性文化”而不是单性文化。 还有一个问题是，女性主义批评缺乏科学的理念精神和自我反思的精神。所谓缺乏科学的理念精神是指她们简单地站在女人的立场上，在反男性中心论时暗自举起了女性中心论的旗帜。从这一立场出发，从女人是仙女的先验观念出发，她们无视造成女性问题的个人因素及性别因素，把一切祸源都推到客观、推到男性文化上。这就让人感到有一种极端自恋主义文化及女性唯意志论的东西作怪。由此她们对许多问题的解释都带有片面化、带有推理和演绎的特点，缺乏说服人的力量。波伏娃的研究特别令人首肯。她一方面猛烈地轰击男权文化，另一方面又深刻地反省女性自身的弱点，比如女性好“趋时”，还颇“传统”、“保守”等等。女性身上的弱点有时是社会制度、历史文化包括男人的歧视造成的，但也有女性生理和心理上的因素。不研究女性自身的问题，不寻求克服的办法，不仅会在两性间产生是非，就是在同性间也会产生是非。那种家长里短、传闲话、眼皮浅、好忌妒、小心眼就常常招惹事端。认真分析起来，林白、陈染、海男等笔下的女主人公都有一种自我扩大症、妄想狂心理，还有一种多疑的毛病和被迫害狂症状。对她们的描写有时还能显示出独特的审美蕴味，但艺术上的偏颇和高频率的重复、模式化往往使人看上两、三部就会产生厌倦。对它们毫无挑剔地推崇不但令读者倒胃，还会对批评的有意操作产生不信任的感觉。女性的解放必须获得男性的同情、认可，就如男性的权力必须有女人的理解和支持。以意为之，甚至把病态的心理当真理不会获得通行的绿卡。这个世界就是如此，谁也不是离不开谁，谁又都不能漠视别人的意志。健康的心理是在两性之间建立起能够沟通的友好关系。中国的女性主义已经出现了不少时髦的倾向。它应该适当观照一下生活实际，再考虑今后的振飞。 最后一个问题也颇令人费解，就是中国的女权主义者缺乏自信力。她们在一些女性主义文学的研讨会上总是爱找男性批评家作中心发言或指导性发言，时至今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下属的女性文学研究部仍由男性批评家给他们当“领导”。不知作这种选择时她们是怎么想的。 文学批评论文:关于尚书文学批评思想探讨 论文摘要：《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零散的、宽泛的、芜杂的，有的甚至是不可靠的，这正是文学批评理论萌生之时应有的现象。然而，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亦是十分丰富的，而且其中有许多思想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本文主要探讨了尚书》中“诗言志”的思想；“言以道接”的思想；“辞尚体要”的思想和“察辞于差”的思想。 论文关键词：尚书；文学批评；诗言志；辞尚体要；探讨 《尚书》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文献总集，它记载了唐尧、虞舜、夏、商、周的各类文章，其中主要的是我们今天称之为公文的告示，此外还有大量的帝王对臣下的训导、告诫等。《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零散的、宽泛的、芜杂的，有的甚至是不可靠的，但这也正是文学批评理论萌生之时应有的现象。然而，由于《尚书》本身的状况及其文学批评思想的零散性、宽泛性和芜杂性，使得学界对其探讨与研究不多，有许多文学批评史著作甚至避而不谈。事实上，《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亦是十分丰富的，而且其中有许多思想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因此，有必要完整而充分地探讨和研究《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笔者此文仅就研习所得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诗言志”的思考 “诗言志”作为我国古代诗歌批评的纲领，最早见于《尚书·虞书·舜典》，其中记载了舜对他的臣子夔所说的关于音乐(实为诗乐舞)的一段话：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舜典》多出于传闻，被认为“大约是战国时写成的，所记舜的话自然是不可靠的”；但《舜典》系周史官所记，“诗言志”至少反映了周人的文学观。顾易生、蒋凡著《中国文学通史·先秦两汉卷》指出，“诗言志”应有较早的渊源，并引《左传嚷公二十七年》中的“诗以言志”以证之。《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了“郑伯享赵孟于垂陇”，诸子赋诗言志的事件，其云：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日：“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日：“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床第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子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日：“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赵孟日：“武请受其卒章。”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日：“吾子之惠也。”印段赋蟋蟀》，赵孟日：“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日：“‘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卒享。 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谓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谓矣。”文子日：“其余皆数世之主也。子展其后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乐而不荒。乐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后亡，不亦可乎?” 这是赋诗言志的真实写照，并展示其言志之后的结果。而其中赵文子所说的“诗以言志”历来被看作是“诗言志”思想的最早记载。不过，从赵文子所说的话来看，“诗言志”的说法在他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因此，赵文子不应该是最早提出“诗言志”思想的人。那么，在我们目前无法证明《舜典》的记载者所记非实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认为舜是最早提出“诗言志”的人，《尚书》是最早记载“诗言志”思想的典籍。 关于“诗言志”的内涵，许慎《说文解字》云，“诗，志也，志发于言。从‘言’，‘寺’声”，将“诗”解释为“志”，诗与志一体。杨树达在《释诗》中说： “‘志’字从‘心’，声。”闻一多的《歌与诗》在谈到“诗言志”的时候指出：“志有三个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这里的“怀抱”不仅指志意，而且与情感相关了。孔颖达《礼记正义》云：“此六志《礼记》谓之‘六情’。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朱自清《诗言志辨》在引用了上述三段材料之后指出，“情和意都指怀抱而言”，又指出，在先秦文献中，“这种怀抱是与‘礼’分不开的，也就是与政治、教化分不开的”。其实，对“诗言志”的理解不仅要从其自身词义解析与引申入手，还应该考虑到其后舜所提出的“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歌永言”即“歌永其义以长其言”，(《尚书孔传》)也就是“歌通过延长诗的语言，徐徐泳唱，以突出诗的意义”；“声依永，律和声”即“依声律以和乐”，(《尚书孔传》)也就是“声音的高低又和长言相配合”，“律吕用来调和歌声”。由此可见，这三者作者都是从形式表达的角度思考的，无论是歌延长诗的语言，声音与延长的语言相配合，还是运用律吕来调和歌声，其着眼点都在形式，那么，“诗言志”也就不仅具有“诗以言志”、“赋诗言志”的内涵，而且还表明了诗作为志的表达形式，其文本形态是语言，诗要运用语言来形成，并通过语言来表达志向。语言是诗与志的中介，又是诗的存在形式。闻一多对“志”的三个解释中虽然偏重于“怀抱”，但“记录”其实也是“诗言志”一个意义取向，诗用语言来记载亦应包含在“诗言志”的内涵之中。 因此，“诗言志”中已经隐含了对文学本质的揭示。这说明，先秦时期尽管诗还不是独立的文学形态，但是对诗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点认识还是十分清楚的，进而对“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现代文学理论的基本命题也有所认识。 二、关于语言表达的要求 《尚书》中十分重视语言表达，把语言表达同“道”联系起来，要求语言表达要以“道”为准，并体现“道”的要义。《尚书》中对语言表达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言以道接 “言以道接”是《尚书》对言语表达所提出的一个具体要求。《尚书·周书·旅獒》云：不役耳目，百度惟贞。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志以道宁，言以道接。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 不贵异贱用物，民乃足“志以道宁，言以道接”所揭示的是“志”、“言”、“道”之间的关系，孔氏传云：“在心为志，发气为言，皆以道为本。故君子勤道。”在《尚书》及传的作者看来，“志”与“言”是内与外的关系，存在于心中的是“志”，而表达出来的就是“言”，而制约这二者形成的则是“道”。“道”在《尚书》中往往被看作是客观事物的内在条理，看作是正义的社会规范，如《尚书·虞书·大禹谟》中说：“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睇百姓从己之欲。”再如《尚书·夏书·五子之歌》中说：“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底灭亡。”所以，“志”与“言”都必须用“道”来规范，这样看来，“道”就成了“志”与“言”的客观标准，无论是“志”的形成，还是“言”的组合，都要根据“道”的要求进行。那么，从“言以道接”的角度看，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言语表达的规则，言语表达要以“道”要求为基准，否则，就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另一方面，对于语言的评价，也要根据“道”的准则进行。《尚书·商书·太甲下》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 “逆于汝心”即与你心中所想相背离，孔氏传云：“人以言睇违汝心，必以道义求其意，勿拒逆之。”“逊于汝志”即顺从你的思想意志，孔氏传云：“逊，顺也。言顺汝心，必以非道察之，勿以自臧。”在《尚书》及传的作者看来，对于人们的言论要以“道”的尺度进行评判，并要从相反的角度加以思考，如果有与你心中所想相背离的言论，你要从其合于道的角度进行思想，不要轻易加以拒绝；如果有与你的思想意志相一致的言论，则要从其不合于道的角度进行思想，不要轻易地肯定。总之，要以“道”的标准来评判人们的言论，而不是以个人的好恶来进行评判，这是因为个人的好恶是一种偏见，如果以此来评判人们的言论，则很难分辨言论的真伪。 这依然是“言以道接”思想的一种表现。 (二)。辞尚体要” “辞尚体要”是《尚书》对言语表达提出的另一个要求。《尚书·周书·毕命》云： 王日：“呜呼!父师，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别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瘅恶，树之风声。弗率训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画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不惟好异。商俗靡靡，利口惟贤，余风未殄公其念哉!” “辞尚体要”是要求言语表达要体现“道”之要义，若有异于“道”之要义，则君子所不好也。孔氏传云：“政以仁义为常，辞以理实为要，故贵尚之。若异于先王，君子所不好。”“理实”即客观事物的实际道理，也就是“道”，先王所施行的亦是“道”。这实际上反映了儒家的文学观。《论语·卫灵公》云： 子日：“道不同，不相为谋。” 子曰：“辞达而已矣。” 辞之所要达到的即是“道”，即“道不同，不相为谋”的“道”。孔子之所谓“道”即仁，诚如有子所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而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这与“辞尚体要”的思想是一致的。 如果从客观的角度看，“辞尚体要”也反映了文章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作为文章形式要素的“辞”应该完整准确地表现文章的内容“要”，这里，“要”是重要的，是作者所要突出的核心，亦是全篇内容的核心，“辞”是为“体要”服务的，它的基本功能就是“体要”。这一思想对后世文论影响很大，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就坚持了这一思想。《文心雕龙》中有三处提到“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的思想，如《文心雕龙·征圣》篇云： 是以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易称“辨物正言，断辞则备”，(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故知正言所以立辩，体要所以成辞辞成无好异之尤，辩立有断辞之义。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圣人之文章，亦可见也．。 刘勰在这里具体阐述了“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的思想，指出“体要”是“成辞”的关键，只要依据“体要”而“成辞”，则“辞成无好异之尤”。圣人文章对文学创作的指导意义也就由此而生。 (三)“察辞于差 “察辞于差”是《尚书》中对语言表达提出的又一要求。《尚书·周书·吕刑》中说： 上下比罪，无僭乱辞，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审克之!上刑适轻，下服；下刑适重，上服。轻重诸罚有权。开J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罚惩非死，人极于病。非佞折狱，惟良折狱，罔非在中。察辞于差，非从惟从。哀敬折狱，明启刑书胥占，成庶中正其刑其罚，其审克之。 狱成而孚，输而孚。其刑上备，有并两刑“察辞于差”的观点是在阐述刑罚判断的思想中提出来的，其意思是于差错中考察其辞的真伪，从而判断实情所在。孔氏传云：“察囚辞，其难在于差错，非从其伪辞，惟从其本情。”“察辞于差”的思想虽然来自“察囚辞”，亦可推向对一般文章及文学作品的语言考察，通过对其语言表达的考察来判定其情感表达及内容表述的真伪。语言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工具，是文学作品创造形象、表达情感、表述内容的主要手段，语言运用得如何直接影响文学创作的成败。在文学创作中，作家如果创作了内容不真实、情感不健康的作品，往往可以通过对其语言的分析而找出差错所在。另一方面，语言同思想是一致，思想如何，往往会通过语言表达出来，这即是孟子所说的“诚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孟子·公孙丑上》)的“知言”思想。由此可知，“察辞于差”思想的关键在于通过语言考察而深入地了解和把握作者深刻的思想情感和作品的深刻内涵。 《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十分丰富的，尽管其中有些内容并不十分可靠，但总体上还是通过反映我国上古时期的思想文化发展状况的。通过对《尚书》中文学批评思想的探讨，我们或可进一步探索我国文学批评思想萌芽时期文学批评思想的体情况。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虽然是零散的、宽泛的和芜杂的，但其基本思想已经萌生，并对后世文学批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作进一步的探讨，以丰富我国先秦时期文学批评思想体系。 文学批评论文:试论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角看《摸彩》 论文摘要：几十年来，雪莉·杰克逊的代表作短篇小说《摸彩》因其独特的魅力，在文学论坛上获得了经久不衰的关注。本文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分析了作品中体现的女性的从属地位和女性的反抗意识。 论文关键词：《摸彩》；雪莉·杰克逊；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雪莉·杰克逊是一位著名的、多产的美国女性作家，一生写有六部长篇小说，两部回忆录，一部短篇小说集，其中短篇小说《摸彩》是她的成名作与代表作。1948年6月26日，《摸彩》在《纽约人》杂志上问世，立即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也引起了文学界的轰动。半个多世纪以来，它不仅选人美国中学教材，吸引无数文学爱好者的关注，而且受到世界各地评论家的青睐，一度成为评论的焦点。 人们从不同角度对《摸彩》进行分析评价，如Grifin等对文中应用的象征主义手法、讽刺反语、寓言、叙事风格等写作特点的分析，Alfred等对文章揭示的“暴力与残忍”、“牺牲与欺骗”、社会制度的不公、人性的麻木冷酷等主题的探讨，Thomas等¨对作者写作意图的猜测、对故事情节及人物刻画的深入了解等。本文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挖掘《摸彩》中体现的性别差异等，进行评价赏析。 一、故事简介 在一个晴朗明媚的盛夏的早晨，在一个无名的小村庄里，男女老少的村民聚集到一个广场，参加一年一度的“摸彩”活动。摸彩活动具有悠久的历史，已经连续进行了77年，甚至更久，因此人们对整个活动仪式的细节都很熟悉。今年举行的摸彩也毫无例外，一切都同往年一样，是那么的平静安详。村里的孩子、妇女、主持人Summers先生、邮局局长Grave先生、Hutchinson太太等人物一一被介绍，正当读者满心欢喜，猜测着谁会中彩，会得到什么奖品的时候，中奖的Hutchinson太太却大呼“it’sunfair”，令人一头雾水，摸不着头脑。读到最后，读者才发现，中彩其实是个灾难：Hutchinson太太因为抽中，而被她的村民们用石头活活砸死!而造成这样的荒唐行为是因为一个可笑的信仰：“六月彩票抽，粮食快丰收(LotteryinJune，col beheavysoon．)”。 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在女性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对文学著作进行评论的一种方式。女性主义思想和理论以“社会性别(gender)”为基点，指主要以女性经验为来源和动机，并希望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男女平等的社会理论与政治运动。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之前的启蒙运动，并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蓬勃发展。女性主义文学是始终伴随女性运动而存在的，是女性主义运动的一个部分，是指专门从事文学方面的研究和创作的女性主义作家和作品。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已走过了近30年的历程，一些著名理论家预言它还将是21世纪中主要的批评流派。解构主义理论家乔纳森·卡勒所言，“女性主义批评比其他任何批评理论对文学标准的影响都大，它也许是现代批评理论中最富有革新精神的力量之一”。 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大致经过三个阶段：强调男女平等阶段、强调男女差别阶段和主张运用男性理论来解构男性理论，提倡多元共存的阶段。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新女性主义话语的一部分，它的问世动摇了西方几千年来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和思想观念，并作为批评方法之一成为“21世纪的显学”。 三、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角看《摸彩》 很多文学批评家谈到了故事中体现了男女性别的关系。例如，FritzOehlsehlaeger在EssaysinLiterature中说明，彩票的故事描述了“父权社会对女性性征的控制”。 1．女性的从属地位 在父权制的等级体系中，男人是主体，女人则是他者，女人总是作为男人的对立面而被动地存在。 首先，从整个摸彩仪式的规则来看，男人代表整个家庭来抽签，而女人只是被看作男人的财产或附属品。摸彩一共分为三轮：首先是家族的头领，其次是各个家庭的男主人，第三轮才是抽中的那个家庭的每个成员。 在首轮抽签中，有两个特殊情况：Dunbar太太是唯一参加抽签的女性，因为她的丈夫摔断了腿，而她的儿子还不到十六岁，尽管大家都对这一情况了如指掌，Summers先生还是一再询问确认，妻子为丈夫抽签成了不得已的选择；而Watson小子的母亲的命运则由她儿子的运气来决定，因为Watson小子今年可以为“母亲和自己”抽签了。在第二轮抽签中，Hutchinson太太的女儿没有参加，因为“女儿是随丈夫家一起抽签的”，换言之，女人只是男性的附属品，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所以Stnumers先生对Hutcihnson太太说“Youknowthataswellasanyoneelse”o可以毫不夸张地说，Hutchinson太太被抽中的厄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她的丈夫的坏运气带来的。 其次，从称谓上看，女人们都被冠以“某某太太”的称谓，如Mrs．Delaeroix、Mrs．Hutchinson、Mrs．Dunbar等。当TessieHutcihnson赶到广场时，其他的男人们冲着比尔说：“你的妻子来了，哈钦森。”没有谁想到先称呼“特西”，只因为大家认为她是“属于”比尔的，是以比尔的一部分而存在的。尽管这些妇女们“穿着褪了色的家居服”，Hutchinson太太“在围裙上擦擦手”，这些细节都说明女人们也在劳动，但男人才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他们维系着村庄和家庭的经济命脉。 在这个村子里，政治经济大权掌握在三位男性的手中，而各个家庭的权力也由男人们牢牢地控制着。一贯主持摸彩仪式的Summers先生，“ihswifewasascold”，他妻子是个泼妇，这样一个看似无关主题的细节，却暗示着：即使是个性强悍的女性，在摸彩等重要仪式上，也是毫无任何权利可言的。 2．女性的反抗意识 男人正是通过不断排挤、压抑女性这个他者来稳固自己的中心地位。在男权社会中妇女总是处于社会的边缘，女性被男人视为劣等的性别，而她们自己也甘愿顺从于这种性别支配。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女性只有学会等待、服从、接受。 在文章开头介绍的小孩子玩耍的和谐景象中，当男孩子在搬运和堆积石头的时候，“Thegidsstoodaside”，女孩们只是在一旁静静地观看，她们已经知道自己长大后也要像其母亲一样，所以从小就学会自我克制和屈从于男性的权威；女人们“继她们的丈夫之后不久也来了”，然后“加入到她们丈夫的行列里”，并且“standingbytheirhusbands(紧紧地跟在她们的丈夫后面)”。软弱、无用和温顺的所谓“女性气质”，成了女性的一种美德。 在小说中，主人公TessieHutchinson是唯一表现出了女性反抗意识的角色，尽管这是无意识的，并没有从本质上对“彩票”提出异议。首先她姗姗来迟，“Clena forgotwhatdayit wsa(把日子整个儿给忘了)”，她解释迟到的理由是“不能把那么些盘子扔在水池里不管”，一个勤劳务实的家庭主妇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但这种触犯社会习俗的行为显然被认为是对“彩票”及“彩票”所代表事物的一种不满；当丈夫抽到纸片时，她立马对抽签的方式提出质疑，“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来挑他想要的纸片”，而她的丈夫却叫她“shut up”，因为这违背了他作为丈夫的尊严；在第三轮抽签后，丈夫Bill“走过去到他妻子那儿，从她手里夺过纸片”，并“举起它”，向众人再次表明他对这个不服管束的妻子的控制。 杰克逊让TessieHutcihnson当了“彩票”的替罪羊，Tess．ie试图反抗自己所处的地位，但却是社会统治阶级所不能容忍的。 雪莉·杰克逊是一位女性作者，同时也是一名女权主义者，在她的代表作短篇小说《彩票》中，男性的权威与女性的反抗之间的冲突明显地贯穿于整个故事。给读者带来强烈的震撼。 文学批评论文: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检讨 【内容提要】 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究竟从何时开始？20世纪90年代之前是“五四”说，后来“晚清”说逐渐占据主流。“五四”说之所以被“晚清”说代替，是因为其具有不可超越的局限：它不能解释“五四”之前中国文学批评中萌生的“科学化”和“人本化”因素。“五四”说存在的根据主要是“五四”时期白话文的盛行和政治家对历史的划分，但它们并不适用于中国的文学批评。笔者认为，检讨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的“五四”说，有着学术史、学科建设和方法论等方面的意义。 【关键词】 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检讨 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究竟从何时开始？20世纪90年代之前一直是“五四”说，即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开始于“五四”时期，这以我们众多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为代表。20世纪90年代之后，“五四”说遭到质疑，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晚清”说逐渐占据主流，即人们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于晚清时期。但是，当历史逐渐远去的时候，我们再来冷静清理其中的曲折是非，或许可为文学批评未来的发展提供一点可资借鉴的经验，况且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仍然在学界有一定的残余影响。 一、“五四”说的局限 所谓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就是中国文学批评中现代性因素的萌生，导致了中国文学批评“型”的转变。而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性”因素，又主要是指文学批评的“科学化”和“人本化”①。但是，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的“五四”说，不能解释五四之前中国文学批评中萌生的“科学化”和“人本化”因素。因为五四时期的学人虽然高举科学和民主的大旗，而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与“民主”的呼声早在五四之前便已响起于中国大地。 五四文学革命时期，胡适在《新青年》第2卷第5号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2月，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这两篇重要理论文献，被许多人认为是文学革命的开始。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言文合一”，主张以白话取代文言，作为现代文学语言。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则提出了“三大主义”，不但批判了旧文学中雕琢阿谀、词多意寡、铺张空泛、师古蔑今等文风，而且批判正统的封建文学观念，如“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等。此外，胡适还发表了《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发表了《〈晨钟〉之使命》等提倡和讨论文学革命的文章。 诚然，这些文章以“科学”的精神，为当时文学及批评的困境寻找出路，为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献计献策。但是，此种文学批评转型的思路并不始于五四，也不始于这几位大家，早在他们之前，就已有人作出了类似甚至于等同的思考。首先，五四文学革命的思想底蕴，是彻底地反帝反封建。而在反封建方面，最主要的是“打倒孔家店”。然而，章太炎1906年发表的《诸子学略说》，就彻底剥去了几千年来披在孔子身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外衣。我们试读《新青年》中发表的吴虞、陈独秀等人的反孔文章，其中不少论点“就是本于章太炎的，不过是根据当时新的形势，作了进一步的阐发罢了”②。当然，章太炎后来又转向了，1917年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之际，他却在上海发起建立了“亚洲古学会”，强调要“甄明学术，发扬国光”，保持“国粹”之源远流长。到了1922年，他更是致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柳诒征，对自己当年订孔、反孔表示忏悔，这些又另当别论。其次，五四文学革命的具体主张，主要是“改良”和“革命”。但是，无论是的《〈晨钟〉之使命》所谓“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还是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所谓“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等论断，无一不是梁启超小说界革命宣言的翻版③。陈平原在《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中也说：“梁启超之提倡‘文界革命’、‘诗界革命’与‘小说界革命’，直接接上了五四新文学，其历史功绩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重视。”④ 五四文学革命时期，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人的文学》。他认为：“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周作人的这一主张里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提倡新文学应以人道主义思想为核心。第二，反对束缚人性的封建文学。文章列举了十种“非人的文学”之后，指出这些“全是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平和的坏东西，统应该排斥”⑤。后来，周作人又发表了《平民文学》，认为与贵族文学不同，“平民文学应以普通的文体，写普通的思想和事实。我们不必记英雄豪杰的事业，才子佳人的幸福，只应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⑥。周作人提倡的“人的文学”或“平民文学”，是以人道主义为本的“为人生的文学”，强调文学是人性的，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这些主张为文学革命时反对封建专制和伦理、提倡个性解放建立了理论基础。此外，胡适的《易卜生主义》提出要以西方的“少年血性汤”即充分发展的个性主义，来挽救濒临于死亡的中国文学的命运。 但是，无论是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还是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它们并不是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中“人本”精神的源头。早在20世纪初，王国维通过学习西方近代文学观念，对文学中的“人”进行了美学思考。他说：“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而使吾侪冯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此一切美术之目的也。”⑦夏中义在《世纪初的苦魂》一书中，把王国维的美学（含文学批评）称为是人本—艺术美学的准体系。而所谓人本—艺术美学，是指王国维美学是在人本忧思即对人的价值关怀的水平上去展开对传统艺术的研究的⑧。 二、“五四”说存在的根据 既然“五四”说具有如此局限，那为什么它还在学界有着较大的影响呢？笔者认为，这里面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提倡白话文”的口号在五四时期喊得非常响亮，而许多人又以为是白话文使中国文学批评发生了“型”的转变。二是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期的结论，因为他认为中国的革命是在五四时期出现了质的变化。 “提倡白话文”确实是五四时期非常重要的一个口号，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当时的教育部在1920年就以法令形式规定先自小学一二年级起，逐步改用白话文的国文课本。此后，无论是应用文还是文学创作，白话文都取代了文言文。但是，现代意义的白话文，也不是自五四才开始提倡。晚清维新派在倡导“诗界革命”的时候，就开始提倡用白话文写作。黄遵宪的“我手写吾口”，适用范围不仅在诗，《日本国志·文学》中即表示了可能产生一种“适用于今”、“通行于俗”的“文体”的期望。谭嗣同的《管音表自叙》是论文字改革的文章，它详细论述了“语言”与“文字”统一的重要意义，表示了对“文言文”的不满。但正式高举“崇白话，废文言”旗号的是裘廷梁，他于1897年在《苏报》上发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文中，他首先尖锐地提出了“崇白话而废文言”的政治目的是救国；继而论述了语音、语言、文字的关系，即所谓“因音生话，因话生字”，“文字之始，白话而已”⑨。裘廷梁最突出的贡献是他的白话胜于文言之说。而且由于众多社会精英人士的提倡，那时就已出现了大量的白话报纸。 上述事实说明，现代白话文早在晚清就已有众多学者提出，并不是自五四时期才开始的。而且即使使用白话是在五四时期首次提出，也不能说“五四”是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的发生期，因为使用白话与否并不能作为文学或文学批评是否具有“现代性”的标尺。白话文作为一种表达思想的工具（虽然现在很多学者高喊语言本体论），它与文学批评的现代性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这正如郜元宝所说，“运用白话文写作与否，真可以做检验一部作品或一个作家是否“现代”的标准吗？鲁迅1912年创作的文言小说《怀旧》不是被誉为现代小说卓越的先驱吗？‘五四’以后许多作家不是照样可以用成熟的白话文炮制毫无现代意识的小说吗？”⑩当然，他所针对的是文学创作，但文学批评也是如此。 “五四”说存在的另一根据，可能是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对中国近现代历史进行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划分。他认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而民主主义革命又分为两个阶段，五四以前是旧民主主义，五四之后则是新民主主义。他说：“在一九一九年以前（发生于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和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是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他们的知识分子）……在以后，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参加了革命，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这时，中国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的长成和俄国革命的影响，已经迅速地变成了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和整个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的纲领，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而土地革命的实行，则是中国共产党单独进行的。”11 显然，的这一分期是为了把当时的革命活动（马克思主义运动）与历史有个区隔而选择的断限。但是，也有历史研究者认为，“1919年的中国社会，除了一个新的社会运动开始发生以外，中国社会本身没有重大的变化。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前有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社会变化，后有1927年北洋军阀统治的结束，在短短的时间区隔内，发生了两次较之1919年更明显的社会变迁，选择1919年就有其不合理性。”12我们不论把中国历史从“五四”前后划开是否科学，单就这种划分而言，它是政治意义上的，并不一定符合史学、文学等的基本规律。文学及文学批评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它虽受政治的影响，但仍会沿着自身的轨迹运行，任何把文学研究等同于政治的做法都是错误的。 三、检讨“五四”说的意义 这样看来，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的发生，不是起源于五四，文学批评现代转型最初发生于五四的诸种理由都难以立住脚跟。那么，对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的清理和检讨，可以给我们带来哪些实际和具体层面上的意义呢？ 其一，从学术史来看，对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的检讨，有利于正确评价五四，有利于正确梳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传承。从社会文化思潮的发展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晚清以来各种社会思潮运动催生的结果。五四反传统运动的特点在于它的普遍性和规模效应，论对传统文化和历史的批判与否定的彻底性激烈程度，它未必超过此前的反传统主义者。因此，“‘五四’的价值并不在于它提出了多少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和理论，而在于它集激情与理性、破坏与建设于一身，以前所未有的彻底性，批判历史、开拓新路。但长期以来，现代文学史教材呈现给学生的是一个虚假的‘五四’，不是政治神话，就是文化神话”13。同样，因为人们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于“五四”，而“五四”又以激烈地反传统为主，所以很多学者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是一种“裂变”，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之间出现了“断裂”，到了20世纪末，有学者把这种情况称为“失语”。其实，无论是“断裂”说还是“失语”说，都是以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于“五四”时期为前提，假若我们放眼“五四”之前的晚清，就会发现，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不是“断裂”，而是“潜移”，是一种“合力”（即复古、改良、西化等）共同作用下的潜移默化的演变。 其二，从学科建设来看，对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的检讨，有利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甚至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建设。中国文学批评史是一门日益发展和逐步完善的学科。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著述大多以古代为主，近代部分一般只作为古代的依附和尾声而存在。例如侯敏泽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黄保真等著的《中国文学理论史》（北京出版社，1987年）、王运熙和顾易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等都是如此。后来又陆续出现了一些论述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的著作，如王永生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温儒敏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玛利安·高利克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等。但是，中国文学批评史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如前所述，它没有“断裂”，倘若从“五四”强行分开，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将会给人一种突兀之感。当然，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逐渐出现了一些总结整个20世纪批评的著作，如陈传才主编的《文艺学百年》（北京出版社，1999年）、杜书瀛、钱竞主编的《中国20世纪文艺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黄曼君主编的《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史》（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等，这些著作抹去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人为的“五四”裂痕，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建设。另外，批评史的分期意识及其状态如何，直接影响着这一学科的成就及本身在众多人文学科中的地位。 其三，从方法论来看，对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的检讨，有利于厘清文学批评与政治的界限，保持文学批评研究的独立性。美国艺术史学者库布勒（georgekubler）在其《时间的形状》一书中认为，艺术史学者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描绘时间，艺术史学者注定要探索和勾勒时间，这也就是艺术史学的分期问题。但是，艺术史学的分期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方面，艺术史学者与历史学者相仿，受到特定的历史哲学的影响。他们对历史的一般分期、历史分期的性质以及历史变迁的理解直接或间接地制约与影响着他们对艺术史现象（特别是艺术作品）的归类与阐释。另一方面，艺术史在关注政治和社会的历史的同时，还须留意文化史、美学史以及艺术运动本身的历程。为了使这些方方面面各得其所，艺术史学者就要利用更多的分期途径和分期概念，否则，艺术史本身的特殊阶段性就无以充分地揭示出来”14。但是，艺术史的研究过程中，艺术做政治附庸的情况比比皆是。以中国古代艺术史的研究而论，那种以王朝更替作为普遍的、不加探究的分期标准，事实上不过是政治史概念的简单搬用而已，美国学者阿恩海姆就曾慨叹：“在寻求不偏不倚的鉴识时，艺术史学者常常以艺术繁荣于其中的政治或文化的时期来界定风格。宋代的艺术即被描述为一种风格。但是，并没有任何前提可以认为，一个长达三百年的时期中的一切艺术作品都应符合一种特定的风格。在探讨是否有这样一种风格时，我们不能用未经证明的假定来推论宋代风格即是由宋朝诸皇统治下完成的某种艺术。”15阿恩海姆所针贬的是艺术史学中以政治史涵盖艺术史的错误做法，这种做法的危害性不但体现在艺术史学上，文学批评史也是如此。许多学者之所以把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的发生定在“五四”，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五四”的论述和定性。因此，从方法论角度来看，对“五四”说的检讨，其对中国文学批评、对整个中国文学甚至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都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已经或即将成为历史，但对“五四”说的历史退场，我们是否已经充分吸取了其中的经验和教训，是否避免了历史的错误的继续流传和泛滥？现在众多学者都在讨论中国文学批评应如何发展，大家是各抒己见而莫衷一是。其实，最好的方法是我们回到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的语境，重新审视和检讨各种原初现象，深挖其中的规律，从而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提供资源。 文学批评论文:后社会主义的历史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观的变迁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通过考察历史与观念的互动关系，一方面进一步厘清八十年代“文学是人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些论题的特定历史内涵；一方面欲通过指明这些在八十年代特定情境中形成的特质论述，若何制约、影响着九十年代以来文学观念、思潮的嬗替与开展，以对当下文学困境问题提出和强调时势、强调理论观念自身的不成熟这些通常议论角度不同的讨论来，就是：时势只是决定文学思潮走向的重要原因，观念反思是否既承担又提升了时代赋予它的课题，才是决定一思潮是否具备历史深刻性和美学有效性的关键所在。而观念的是否成功首先在于它能否既内在于此历史要求，又超越历史事变自然给出的简单力学反应关系。相对于此，对理论与观念的学院式静态衡量，无疑只具有次要的意义。 一 如何看待文化研究的迅速崛起，及其对文学批评2、文学理论领域迅速形成的压力和侵吞, 是现下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界议论最多的话题之一。思考何以会有如此现象发生，首先被注意到的自然是文化研究在当代英语学术界的显学地位和在其它国家的迅速发展与蓬勃朝气，其次自然是中国1992年以来消费主义、大众文化、市场意识形态等的兴起为文化研究提供了英雄用武之地。确实，这两方面是文化研究在中国迅速崛起的最重要的外缘和内因。但这两方面能解释文化研究在中国的迅速崛起、引人注目和吸引一部分外专业人士转向这一方向，却不足以解释——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界何以有那么多学人，以如此令人吃惊的热情迅速起而呼应文化研究、转向文化研究这一现象。我以为要解释此一现象，必须考察中国七十年代后期以来文学批评、文学理论颇为特殊的历史。因为虽然表面看从那一时期开始到现在，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已经经历了无数的事件、论争，甚至在当事人看来是惊心动魄的革命，而且从面貌上看确实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但如果我们换一个层面，即从后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持续展开的方向和为自己若何如此展开辩护的历史理由看，我们却将发现，近二十年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特别是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潮，在方向和底层逻辑上其实是相当连续的。种种在当事人那里具英雄感和创造力的革命行为，和表现含蓄些的有意识的事件制造和密谋，多是在极力促成和前三十年政治意识形态与美学意识形态的断裂，接着便是使二者间的鸿沟愈加深宽。因为，在与原来意识形态断裂这一目的实现之后的绝大多数的事件、密谋、甚至当事人以为的革命，在深层次上，实质并无扭转初始断裂定型后所型构出的历史惯性和理论惯性的能力质素，而只是促使已有的理论与批评在既有的历史与理论惯性方向上越走越远而已。 马尔库塞认真研究过苏联马克思主义，对苏联二、三十年代以来形成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的问题所在有着深切的认识和扼要的叙述。他在其晚年重要著作《审美之维》开头便点出：“本文的目的在于：对流行于马克思主义美学中的正统观念提出疑问，以便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讨做出贡献。所谓的‘正统’，在我看来，是指那种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体出发去解释一件艺术作品的性质和真实性；尤其是指那种把艺术作品看作是以某种确定的方式，表现着特定社会阶级的利益和世界观的看法。”3他并进一步把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观概括为如下六点： “1、在艺术与物质基础之间、在艺术与生产关系总体之间，有一定形的联系。因此，随着生产关系的变化，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的艺术本身也应当发生变革。当然，艺术同其他意识形态一样，也可落后或超前于社会变化。 2、在艺术作品与社会的阶级之间，也有一种定形的联系。只有上升阶级的艺术才是唯一真诚的、真实的、进步的艺术。它表达着这个阶级的意识。 3、所以，政治和审美，革命的内容和艺术的性质，趋于一致。 4、作家的责任，就是去揭示和表现上升阶级的利益和需求（而在资本主义，上升阶级就是无产阶级）。 5、没落的阶级或它的代表，只能创造出‘腐朽的’艺术。 6、现实主义（以多种不同的含义）被看作是最适应于表现社会关系的艺术形式，因而是‘正确的’艺术形式。” 1949年以后至1976年以前的中国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其主要发展趋向很大程度上正可描述为，引入和学习这种马尔库塞深切反思和批判的苏式马克思主义美学，并不断对之加以极端化的过程。这一极端化的顶峰就是不讲条件和媒介的“文学为政治服务”论点，和把已经很狭隘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观进一步狭隘化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和“三突出”，并通过政治权力和资源的掌控甚至暴力的介入，使这一切成为当时唯一合法的公开声音。这一令中国当代文学不能忘怀的创伤记忆——其中包有着政治禁忌和美学禁忌——使得中国近二十年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变迁的主流，在开始时，必然会包聚着离弃前三十年政治与美学逻辑和禁忌的内在历史势能。在那一历史时刻，这样一种历史反应、历史心情无疑是非常自然的，因为它以参加者先前苦痛亲历为反应背景，为心理势能。 遗憾的只是当时的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界的主流取向，没能因势把这一内在历史势能转换成一种既内含真实历史课题，又超越一般惯性反应的思考的动力，而却主要是在构造现在与过去历史的二元对立，然后全力在离弃前三十年的政治、美学禁忌的方向上运动。而这一以对立、离弃的方式摆脱前三十年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的行动中所自觉不自觉奠定的前提、方向，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流已经基本摆脱掉先前的政治、美学束缚后，仍在接下来束缚甚至规定着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前提与方向。 不少当代文学批评家试图通过时期划分和对此划分的界定，以为人们整理自己当下历史感受和文学经验提供出一个可用的理解、把握框架。比如，由于1989年一系列事件的巨大影响，一部分学者和批评家以八九年为标志，把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再划分为“前新时期”“后新时期”。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批评家开始强调以九二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为标志的中国全面迅速推进市场化，市场意识形态迅速占据核心位置的九二年的这一转折的关键性，认为不是八九年，而是九二年的转折，直接决定性地改变着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结构，并开始重塑人们的精神和感受结构。无疑，就一些层面言，上述被强调的标志性事件，和以这些标志性事件为断限的划分时期的方式，为讨论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变化提供了重要认知线索和切入一部分问题的方便。虽然如此，不过如果我们象一部分当代批评和理论家那样，不是适度看待这些界限划分的有限认知意义，而是夸大这些时刻标志的历史绝对性，那将极易误导我们，使我们不能真正看清这些时刻之后的新观念、新意识，和这些时刻之前他们有意与之断裂的意识、观念的深层联系。因为一旦当我们穿透表层断裂，切入到深层连续层面去看，便可发现，中国近二十余年来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潮，虽然其面貌前后发生了令人不敢相认的变化，但其变化和所以变化的深层连续其实相当一贯。先是全力离弃过去三十年的政治、美学禁忌，并在此一离弃过程中确立起基本的观念方向和观念前提来，其后便是在这些观念前提、观念方向上的嬗替与开展。也即是说，即使是八九、九二这样一些极大程度改变了中国面貌的事件，也未从深层使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流脱出八十年代中期前后所型定出的方向和前提。这样论断，意味着承认：由于时代课题的变化和历史、生存情境的变化，接下来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开展与嬗替，在受制于八十年代中期前后所型定出的观念方向和观念前提的同时，由于不能也同时承续到和先前观念、意识努力要面对的历史关系相近的历史关系——也即得以使八十年代观念与意识努力具有真实历史有效性的，有明确真实的政治、美学禁忌需要加以反对这样一种特定的历史关系，必然使得依赖于特定历史关系才获得历史有效性的理论和批评，在观念方向、观念前提惯性顺承、缺乏足够反思中介的接下来的开展中，陷入缺少足够真实历史有效性的困境。因为先前理论和批评反对努力成功的时刻，也是它自身借以获得历史有效性的历史关系很大程度被改变的时刻。而这，正是那些接下来看似热闹的众多开展与嬗替实际经受的历史命运。 由于不能对接下来的时代课题、生存感受、现实经验以有效回应和有力参与，结果便是接下来批评和理论开展与嬗替中，越来越多人充实感的削弱甚至丧失，和越来越浓的虚空感、茫然感的笼罩与侵袭。而当一部分文学学人试图和时代拉开距离、回归学院，试图在实证知识的踏实中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处时，由于倡导者们没有先行厘清、界定，若何知识生产才能生产出有助于揭明、理解、把握时代课题与人们真实生存境遇的知识，因此，这种一时间看似能给学人以踏实感的学院设计，并不能满足那些敏感且富责任感的心灵。这样，历史有效性问题便成了，困顿九十年代无论是执情于观念、还是偏情于知识的敏感文学学人内在感受的核心要素。不理解这些，我们便不可能理解何以九十年代文学界充斥着诉说茫然、不知所措、无可如何的声音；不理解这些，我们也便不可能真正理解，何以有那么多在八十年代表现优异的文学学人在九十年代不期而然地转向其它知识领域；当然，也便不可能理解，何以文化研究会在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界遭遇到如此这般令人吃惊的热情。 二 回观充满激情、活力、纷纭事像的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变迁，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诸多离弃前三十年政治、美学意识形态的努力中，越来越脱颖而出的是如下两个开展方向：一是用“文学是人学”的旗帜反拨政治、社会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压制和干涉，并进而用一种人道主义共识奠定相当一部分文学、文化批评基调；一是在“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旗帜下，通过绕过、质疑乃至颠覆反映论，对先前狭隘且一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禁忌加以反拨，同时在理论上建构出以“语言”问题为绝对注意中心的文学本体论。这两个向度上的观念与理论开展，不仅和其它论述努力一起为八十年作和美学空间乃至日常话语空间、生活空间的打开做出了突出的历史性贡献，而且自八十年代中期前后，此两种开展方向越来越压倒其它文学理论、批评思潮，成为八十年代后几年文学思潮的主潮。 审视八十年代诸文学思潮走过的道路，一方面没有人会不对这些夹带着感人热情体温的历史时段心存感念。因为大家都明白，没有其时夹带着体温和勇气的诸多出击、论争、事件以及诸多新观念、新系统的提出，后来所享有的巨大空间并不会自动到来，至少不会象我们实际历史经历的这么快的到来。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在感念的同时，记得指出，八十年代倡导过的诸观念、系统，距人们盼望的原创、系统、严密、妥当这样一些高标准，尚有相当距离。这种被许多八十年代过来人也认可的对八十年代的概略评定，以最为扼要的方式向我们传达了概述者自己对八十年代诸文学思潮的历史意义、历史位置的认识。就某种意义言，这一似乎并无太多争议的高度概括无疑是正确的。但就另外一些意义言，此概略也和不少其它概略的命运相同，就是看似准确的概略的下面，往往隐藏着值得追究的问题。比如，此概略中讲八十年代思潮中的诸观念、系统距我们认肯的原创、系统、严密、妥当标准有相当距离，如不加进一步说明，便很可能给人八十年代观念开展方向正确，只是程度上尚有不足的印象。而此印象一旦形成，又接着隐含：对八十年代文学实际走过的道路不需进行特别的剖析和打量，而只需在八十年代给出的“文学是人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建设和知识整合上的加广、加深、加密。这样，在我看来最为首要的问题——即必需首先对当下文学观念的后起源本身加以追问考察——便会被有意、无意放过去了，而就本文视点，一直没有进行此一工作，恰恰是九十年代以来文学界所以不能摆脱困境的重要原因所在。 比如，一旦我们回往八十年代“文学是人学”这一大论述所处的实际历史与观念情境，我们便可发现，不论是文学主体性的讨论，还是文艺心理学的热潮，基本上都没越出相对单纯、乐观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式的对人的理解；甚至只是立足于乐观且常识、直观的人道主义乌托邦，以为一旦给人更大的自主空间，个人就会朝向他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自己4。推敲八十年代主体性等讨论何以停留于这样一种今天已经很难思议的乐观的人性论想象上，必需考虑到后对的反拨，首先是对中反人性、反人道主义暴力的揭露和控诉，和对人们单纯、质朴的对生活与美的热爱的歌颂，这在当时造成了一种突出地对人性乐观、信任的历史氛围5；其次便和当时人们对世界与未来的理解、想象状况有关，就是当时绝大部分人都在把西方主流现代性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简单对立起来，以为西方主流现代性是直接顺应人性的结果，而中国前三十年实践的问题则是封建专制主义没有肃清，反人性的结果6。这样一种对西方现代性的理解，必然容易得出，只要摆脱中国原有的制度和观念，踏入西方主流的政治、经济等制度、法律模式，中国的一切问题便会迎刃而解的乐观逻辑来。 这样一种现在想起来已颇有距离的感觉、知识、思想氛围，却历史性的参与确定下了接下来多年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开展方向和前提。比如，出于对先前要求一切以大历史目标、政治目标为中心的恐惧和厌倦，和对人性的乐观信任，结果便出现了无限制倒向以自我表达为首要追求的写作观和批评观。而这样一种感觉和思想氛围，极大地塑造了对当时开始大规模涌入中国的西方现代主义的理解。就是对西方现代性开展了解的不足和有意无意的美化，加之乐观人性论，使得主要建基于对西方现代展开的反思、剖析、批判的西方现代主义哲学、美学、文学艺术、心理学等思潮，在当时被有意无意地抽离其所处的特定历史结构，与具体思潮、作家所处的不同境遇和特异感受，来被对待和理解。虽然其时大多数绍介文章都不缺少历史背景的介绍，但这些介绍却大多比较笼统，不能切当传达出它们在自己历史中所处的具体历史位置，面对的复杂历史问题语境，和他们转向新的美学信条时各不相同的逻辑与理由，从而把这些现代主义思潮中的一些要素戏剧化了和绝对化了。所以这种历史绍述并不能阻止当时人们，以一种不加转换的方式把这些自以为可分解使用的要素直接组合到我们自己的氛围里和问题语境里，以之作为偏离、破除中国原有意识形态和美学禁忌的方便武器。而一部分激进者，更是因为西方现代主义偏离中国先前美学禁忌最远，有意无意在愈偏离原来禁忌愈好的心理推动下，毫不迟疑地把西方现代主义当作了新的写作典范、新的理论与批评话语的应该来源。这样，本来应该成为考量、分析对象的西方现代主义，便在很多人那里直接转成了一种价值尺度，具有不容质疑优先性的价值尺度。这种绍介方式加上这种历史氛围，必然出现我们在八十年代中期前后常见的谈论西方现代主义的方式，就是并不真介意被我们划入现代主义总名下诸种思潮间的不同乃至冲突，而是强调它们偏离现实主义美学的共性，并在接下来转入那些强调主体挖掘的思潮，而把它种不是特别属意于主体挖掘的思潮在此一层面有意无意加以忽略，或只是概括为一些美学手法。这样，诸种相差甚大的现代主义文学艺术与美学思潮便被界定为不仅由于离我们自己的美学禁忌最远，可作为当时反现实主义美学的奥援，而且这种经过我们处理过的现代主义，还被建构为可直接成为我们当时写作摆脱现实主义手法，转向新的道路，特别是开掘自我之路，所不可缺的灵感来源和写作榜样。所以，在主体肯定方面最果决、最无牵绊、且以之作为面对世界立足点的萨特存在主义思潮风靡一时，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和时代的种种情况凑合在一起有机相关的。我们不妨回想一下1984年前后被广泛谈论的萨特的情况。当时人们对萨特的主要关注点在他的《存在与虚无》和《恶心》、《门关户闭》等早期哲学、文学著作，并总是脱离上下文地纠缠于“存在先于本质”、“他人就是地狱”这样一些其时作为萨特标签一样的谈论，而萨特中后期维度更多、更直接复杂思考主体、历史、文学间关系的《辩证理性批判》、《什么是文学？》等著作，则基本上都被其时的萨特热忽略了。可见，如果找不到一种能有效平衡乃至突破时代氛围的方式，一个时代的知识会多大程度上受制于这一氛围。而这种受制后出现的知识状况，反过来又会固化这个时代的自我逻辑和方式，使得其中缺少足够的随时自我省察、自我剖析、自我纠正的空间和能力。而八十年代中国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接受，正是时代氛围剪裁、驱导知识和理解的绝好例子。 这样一种现代主义知识与理解，无疑使得当时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家们不可能特别去体会一部分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对处于特定历史结构、历史条件中的主体的挖掘，包含着从主体挖掘中寻找有效思考立足点、批判立足点，以抵制和批判通过其他途径很难被复杂展现的现代展开中压抑人、控制人的因素，本质上是一种在现代结构中的不得不的有效文学选择。不看到这些，就不可能深入理解西方现代主义所据以产生、所回应的西方现代的复杂，自然也就不可能真正深入理解和体会西方现代主义的内在张力及其对其处身历史与文明复杂的批判与建设功能。从而八十年代中期中国的现代主义热，不仅没有起到促进当时美学、文学理解的复杂化的作用，反而很大程度上被简单纳入当时离弃前三十年政治、美学禁忌的势能和思路——即把现代主义对主体的挖掘作为文学弃绝对历史、民族、文明等外在因素关切的美学榜样，并进一步通过把现代主义命名为“先锋文学”、“前卫文学”等，顺理成章地把现代主义解释为对现实主义美学的简单断裂，以把其树立为文学创造力应该效法、追蹑的榜样，同时暗示着文学如果出于创造力需要和深度展现自我的需要，就可以对外在世界进行冒犯，从而在论说中界定出了美学相对于道德的特权。7 这样，八十年代中后期在中国就出现了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具有单纯和乐观启蒙主义特色的人道主义和主体性思潮，与原本在西方包含了反思与批判乐观、简单启蒙主义思路（但反思和批判不等于全盘否定）8的现代主义的中国接受者之间，在写自我——抽离出对外在世界责任与思考的自我——方面反而有着相同的结论。就这样，通过这样一些历史和知识、思想情势，在八十年代中后期确立出了在接下来中国主流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界被自觉不自觉奉为首要律令的前提和出发点——表现自我、寻找自我，而不管其是否缺乏对世界和历史的理解和责任驱动，也不管他的感受和经验是否会过分单一，是否只是对时代环境、时代流俗的简单随波逐流，等等；更不管如果主体在面对政治、经济、物质生活的现代展开时如缺乏一种复杂的感知和审视能力，文学也就不可能对读者提供出，他们面对、组织与理解历史新情境中自我感受与自我经验时常常需要借助的知觉形式，以获得认知上的参照，与因此阅读契机产生出的有效自我反观、自我整理；当然更谈不上对阅读主体提供深层的安慰和感动，并以这种安慰与感动对主体的触发为媒介，为那些受制于现下逻辑与氛围而又对这逻辑和氛围状况深感不满和不安的读者，提供出可以帮助其重塑乃至重构其自我主体的启发性契机。 三 写自我虽然成了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流的一个当然出发点，当时却并没建立出一套以之为根本基点融贯其它的系统的文学观。形式上建立起一套摆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训导又自成系统论说的文学观，当时靠的是“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方向的开展。这一开展的特质是把“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命题绝对化，以之作为文学性的来源。当时这一开展方向回响甚为热烈，因为在当时看来，这样一种开展思路，不仅可以彻底颠覆反映论，而且为文学远离政治、社会意识形态，从根本上构建文学的独立性和自律性提供了理论的支点。 这一所谓的语言论转向在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上的表现，是通过吸收组合9俄苏形式主义、美国新批评、现象学美学、结构主义叙述学等质素，构筑出以语言问题为关注中心的文学本体论；在学术上的表现，则是热衷传布划分文学研究为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论点，并强调内部研究对文学理解的根本重要性10；在批评上的表现，则是偏爱具语言个性风格和文体探索意识的作家，同时把作家的创造力界定和解释为通过对语言和文体的摸索激起读者新异、特异感受的能力。尤其在为八十年代中叶以来备受青年批评家青睐的中国先锋派作家的辩护过程中，语言问题，尤其作家直接通过语言经营所产生出的陌生美学阅读效果，更成为当时置身于这一论说脉络批评家最积极激赏和辩护的首要兴奋所在。并且这一批评取向同时通过把相对稳定的写作手法、美学风格和日常道德规范一起指称为压抑创造力机制的参与者，进而在道义上把对语言和文体处心积虑的花样翻新界定为一种解放、争自由空间的行为，这样致力于语言和文体实验的文学潮流便除在文学性上获得一种优越外，还连带获得了价值、伦理正当性。 但是，这样一种论说逻辑，在为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现代主义、先锋派的生存与开展做出决定性的辩护与支持的同时，却也为中国现代主义、中国先锋派的进一步发展制造了重重歧路与陷阱。一重歧路和陷阱便是，由于把语言、文体创新界定为现代主义的首要美学追求，使得中国的现代主义、先锋派不可能安心于既有的写作手法和语言风格，这样，当然也就很难存在对先前手法与风格体会、挖潜、转化所需要的氛围和心情，而是汲汲于把自己放在一个不断进行技法与风格革命、甚至为革命而革命的序列中，以寻求建立自己的美学风格和提供新的美学震惊给读者为第一义。等而下之者，甚且以美学需要为理由，绞尽脑汁去冒犯社会通行道德、习俗和人们的认知常识，以获得读者的阅读惊异。于是，先前通过把主体自我与历史、文明、民族等外在目标对立起来后为主体赢得的自由，便由于这强劲单一的陌生化美学要求，致使看似摆脱了一切羁绊的中国现代主义、中国先锋派作家不是感觉更自由了，而是因陌生化美学要求所逼变得更焦虑了。这一焦虑使中国八十年代特有的、和外在一切对立的关心“自我”的写作，变得更加单一和贫乏——因为当一种美学和道德形式并未构成对生存主体、写作主体的误导和压抑时，作家、艺术家却非得给出一个明显标示断裂、至少是特异的美学行为和道德意识，必然导致他们的创造追求中充满着人为的、不必要的扭曲。换句话说，便是走向表达历史中自我感受和自然感受的反面。因为这样一种对创造力的单一界定和对创造力的绝对强调，使得很多作家、艺术家已不是在和他人相通的生活样态中去捕捉可能使自己产生风格的灵感，而是为了风格、为了创造力，全力把自己的生活改变成他们自己认为适于产生特异灵感的生活样态。 这样一种实质上强制作家、艺术家把他们的精神、生活尽可能和他们所处社会一般的精神、生活分离开来的逻辑，使得读者对文学艺术作品的阅读越来越难自然地进行。这也就是何以作家、艺术家也在热切要求着读者的训练，这是“细读”能力和训练所以被夸大到现在这样一种重要位置的另一个时代原因、逻辑原因。因为今天批评与研究上的所谓“细读”，首先意味着尽可能地要求读者进入作品细部，琢磨细部，而这意味着看轻与贬低读者的第一感受和整体感受；并且即使作品在量上和形式上有不少信息和尖锐性，但如果其丰富与特异和阅读主体源自其具体生活的经验与敏觉相距甚远，直接的交流仍然很难发生。这时强调细读，其中往往隐含着规训与教化的强加，也即把读者训练成配合作家、艺术家的美学逻辑的读者。而当进行到这一步，读者仍不能对作品产生兴味时，便会有一些逻辑和观念出场，来保证这些作品在美学和伦理上的意义。事情走到这一步，实质上等于把作品本身是否有意义的评判权交托给了现在有势力的哲学、批评潮流——也就是说，中国这样一种极端的文学自律追求，其后果之一却是在把自己变成哲学与理论的附庸，以致作家和艺术家在要求规训读者的同时，也受到哲学与理论的规训。这样，在真实存在的压抑被颠覆掉之后，便形成了一种主要靠对创作者和读者的双重规训来维持的中国式的现代主义和中国式先锋派的存在。不过，这种双重规训虽然能维持住中国现代主义和中国先锋派的人为延续，却维持不了使中国现代主义和中国先锋派在其兴起时，那样一种使批评界、敏锐读者得以感受真实冲击的历史条件、美学条件。 四 因此，当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在“文学是人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旗帜下战胜了他们共同指向的针对物后，便变成了一种很奇怪的相互束缚、甚至相互败坏的律令——文学写“孤绝的自我”使得中国现代主义失去了在更广阔天地里自我锻造的机会；而一心一意追求以语言、文体的陌生化阅读效果为衡量标准的创造力，使得即使这一孤立（实际上不可能完全孤立）的自我也不可能被认真、平静、完整地面对。但所有这一切并没有造成他们联盟的真正解体，因为它们中每一开展方向在辩护自己现有状态和逻辑的存在理由时，都往往会强调指出过去的敌人仍然存在，并有着复辟的可能。就这样，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主流逻辑，在帮助兴起时有着真实激情与冲力的中国现代主义、中国先锋派取得美学和道德的霸权时，也为它们的狭隘和末路准备好了套索。 可以想见，当中国式的后现代主义出来宣布，写脱离任何意义羁绊的自己原生生存状态，乃至顺手写自己兴之所至的幻觉，才是对各种可能压抑的最后摆脱；对先前各种文体、技法等的拟仿和拼贴，才是最为前卫、最为革命的文学表现时，一定让许多当时现役的现代主义者和先锋派或正准备踏入现代主义和先锋派之途的作者们松了一口气。因为中国式的后现代主义，通过把所有的“所指”都指为可能的压抑来源，切断了现代主义背负的意义寻求指向；同时，通过把拟仿、拼贴乃至兴之所至的书写都作为割断与“所指”联结的“能指游戏”来歌颂，取消了八十年代中国先锋派禁欲主义式的对创造力的追求，从而也就取消了写作的“难度”要求。正是这两种难度的去除，使得在八十年代人数有限的中国现代主义运动、先锋派运动，其在九十年代的承续至少在人数规模上呈几何级数增长。 但虽经中国式后现代主义论说的启迪与辩护，作为八十年代现代主义承续的九十年代“晚生代”等写作并未与八十年代奠定的前提间有一个根本的断裂。比如说，仍是甚至更绝对地强调写摆脱现实主义羁绊的孤立的自我，只不过由于也去除了意义追寻的羁绊，九十年代的写作缺少了八十年代那样一种探求与冥想的品质，而是导向以下逻辑：既然要写摆脱一切羁绊的自我状态，那么顺理成章地便是转向写与确定的社会关系无关的、由身体状态和欲望状态所决定的自己霎时感受的所谓私人生活。又比如，仅仅通过中国式后现代主义表述对“能指”一词的过分依赖，就可明白，九十年代更多的文学批评在把语言对文学的作用更加绝对化。只不过九十年代由于实质上放弃了八十年代那样一种创造力观念，于是便把从已有的文学技巧、文学风格中比较随便的攫取作为自己在美学表现上的政治正确，这样，自我放纵便取代了先前中国先锋派写作技术上的苦心孤诣。再比如，“能指游戏”“削平深度”“本能呈现”等说法，一方面其漫不经心之态似乎是在暗示读者不必对这些作品过分认真，另一方面由于文本内蕴更加贫乏，写作技术上更无贡献，这些作品的意义位置反而更要评论者把它们和相对确定的的文学形式、现实生活和一些哲学、理论的潮流话语牵连起来，以证明自己在做着某种解放和争自由的事业。这样，九十年代的写作、批评逻辑不管表层上与八十年代中期后确立起来的主导写作、批评逻辑间有着多大的断裂表象，其深层方面却仍在延续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写作观、批评观。 九十年代这类写作与批评和八十年代既延续又断裂的关系，使九十年代文学界出现了很特别的一些现象。一是九十年代文学对八十年代文学逻辑的延续，使得建立起八十年代这一文学批评、文学理论逻辑的学者和批评家，即使感觉到九十年代文学写作和批评在精神上已经变质，但依凭八十年代文学逻辑却不足以对九十年代文学写作和批评进行反拨和校正；二是经过中国式后现代主义论者启迪的九十年作，由于其内蕴的贫乏和语言与技巧上的轻率，加上其自我标称的巅覆行为和革命行为的历史虚假性，使得它们很难有力吸引理论家和批评家聚精关注。这就出现了九十年代文学界和八十年代文学界对比让人印象深刻的现象：就是在八十年代为当代文学热烈呼吁和辩护，乃至耽溺文本与语言的很多学者和批评家，在九十年纷纷弃当下写作而去；而那些仍停留于当下文学的批评家与理论家，由于当下文学本身的问题，也似乎再无八十年代那样一种理论与批评的激情，而越来越依靠理论程式和批评套式来维持批评。这就造成了当代文学界创作潮流和批评潮流的双重贫乏，而这贫乏，除各种外部原因外，文学批评界没能较快找到新的理论、批评逻辑，以纠正与八十年代既继承又断裂的九十年代流行写作观、批评观是一个重要原因。 九十年代推出的大多写作潮流和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批评观的最大后果就是，在九十年代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是转化而是取消掉了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和先锋派写作与批评逻辑中尚存的所有可能的批判立足点——它取消任何积极意义的肯定与追寻，实际上等于取消了现代主义对抗市场逻辑、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可能性；而且其所鼓励的、不会真正冒犯外在掌控的，以身体欲望、本能感受为自我表现着力点的写作方式，又使得它很容易被市场欢迎与整合，并被轻松炒作为新的“市场”卖点。这也就是为什么九十年代承续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先锋写作的承续者们，那么轻易被市场收编的原因所在。由此，表面看来以西方现代主义为榜样的中国式现代主义、中国式先锋派便在一系列历史情势和美学观念逻辑的嬗替中迅速堕落为中国式市场意识形态的寄子。 但不等于说顺承了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势能和观念前提，而又接受了中国式后现代主义教诲的九十年作与批评的堕落，就反证了九十年代仍然坚守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和先锋派律令写作的优越。因为从前面的整理可以看出，无条件地强调写孤立自我和以语言阅读感受为关注中心的陌生化美学律令，在它完成了对中国现代主义和先锋派文学的辩护后，也致命地狭隘化了中国现代主义可能的发展天地。所以当九十年代以市场逻辑来重塑一切的新意识形态降临时，坚持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和写作教训的那部分九十年作虽然没有被市场完全收编，但它除了谴责别人无创造力和不能为文学本身献身外，却也因它自身致命的逻辑束缚，不仅不能去努力探究新时代逻辑和氛围对主体的粗暴重塑，以使读者有对时代经验不同于流行逻辑、流行教诲的理解，获得反思自己新经验的特别立足点；也不可能去致力发现新的途径，以便在它提供的知觉形式中既包含着内在于这一现下历史条件的可能开展，又突破此一现下世界推给我们的主体建构逻辑，从而为读者的自我精神开展、自我生存救治提供营养。 五 令人欣慰的是，参与塑造八十年代文学，包蕴着理想主义精神、人道主义关切和历史、民族责任感的历史势能，并没有因其开展出的主流文学理论与批评逻辑有问题、在九十时代找不到新的着力点而把能量耗尽。所以在九十年代中国式市场意识形态迅猛来临时，这一能量不是以它所开展出的逻辑，而是以退回到它本能反应本身这样一种方式进行了它的抵抗和批判。以这样一种方式来界定“人文精神”讨论看起来多少有些令人突然。不过除掉话语表层的时代气息，我们就可以发现，就稍底层些的动力和逻辑论，这一讨论和八十年代初的“异化”讨论实有着根本的相通性。虽然实际针对的对象已根本不同了，但这场讨论和那场讨论一样，都因对现代历史整体理解的缺乏和缺少一个有深度的主体理论作为支撑，使得这两场讨论都未能在理论上有多少有效的凝结。只不过“异化”讨论因其讨论时语境的单纯和强行被压迫而止，获得了更多人的同情；而“人文精神”讨论所处时代语境的复杂，加上该讨论和其时相当多知识分子正一心试图在学院专业知识工作中寻找自己的安身立命的潮流相悖，且由于此讨论骨子里没能去除对精英——民众、雅——俗等对立模式的倚赖，所以不仅没有象“异化”讨论那样获得知识界一面倒的同情，还被一部分论争对手隐指为“反民主”、“假崇高”，等等12。因此，当这一势能没因仓促而出、仓促而返的“人文精神”讨论找到自己新的历史着力点后，文化研究的及时出现吸引了那么多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界人士转向它当然就毫不奇怪了。因为排除掉那些投机者和习惯于追新逐潮之人外，此一现象实和文学理论与批评界相当部分学人，认为文化研究能有效承担剖析与批判现下试图以市场意识形态重塑一切的现实这一看法有关。所以，很大程度上可以说，相当一部分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人士转向文化研究，其实正是上述历史势能在文学上丧失自己的有效立脚点之后，重新寻找具有历史有效性的新的着力点、开展点的一种必然表现。 不过，虽然文化研究成立的历史不长，其在中国登场的时间更短，但在拥抱文化研究的短暂经历过后，一些文学研究者已经开始明白文化研究并非一个能充分有效消解文学界先前全部焦虑的现成完美武器。因为综观文化研究在国际上已有和在中国起步伊始便有的一些表现，就可明白文化研究不好好把握同样可以象中国式后现代主义那样，变成一种形式上激进、实质上保守的，不去触及市场意识形态根本，却把市场运行的策略和手段夸张化、神奇化的时髦卖弄操演。 为了避免把一切都解读为符号组合所造成的对感受的迷惑与塑造这样一种文化研究思路，把剖析、批判落到实处，一些研究者开始强调文化研究必须和政治、经济、社会学分析相结合；另外一些研究者则呼吁时刻不能忘记阶级、种族、性别这样一些文化研究的经典性课题。显然，即使是这样一些经过判析调整后的文化研究开展方向，也不以时代历史境遇中主体问题、语言问题的复杂性为自己的主要关切，而且这些开展方向也并不能避免文化研究变成一种新的展现“政治正确”的场所，从而导致新的僵化形式。13比如，在借用文学文本进行的文化研究中，莎士比亚的剧本很可能因为对非西方族裔的歧视性描述而被贬斥，而另外一些歌颂黑人的拙笨文本反而会受特别表彰。这就让文学研究者明白，文化研究固然有着重要的贡献和意义，但它并不特别关心文学层级差别和文本个性本身可能具有的贡献和意义。所以，如果一味用文化研究来框定文学研究，就会出现马尔库塞在苏联式马克思主义美学中所发现的那种狭隘僵固的文学观，即所谓“因为写的是工人阶级，写的是‘革命’，因而就是革命的”之类的推论逻辑，从而把所有歌颂底层、少数族裔、女性的文本都作为“政治正确”的好文本，反之，则是“政治不正确”的坏文本。为解决这类问题，有人曾建议把文学强调的文本细读、审美阐释同文化研究结合起来。不过，在我看来，这就像当年建议苏联那种僵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把人物写得再自然些、文字再考究些，并不能真正解决其时文学的尴尬和衰败一样。在今天的中国，试图孤立地选出一些文学质素、文学训练，以之与文化研究的批判着力直接相加，自然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今日文学所陷于的困境。显然，文化研究的出现虽然可使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历史有效性缺失焦虑得到相当程度纾解，却不仅不能替代文学研究，而且不能为文学研究所以存在那最核心的价值部分提供直接的帮助。明白这些，便会明白，当前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尴尬局面并不会因文化研究的出现而从根本上获得解决。 除文化研究外，近年来使文学批评、文学研究一定程度上得以摆脱九十年代初中期文学观笼罩的，还有反思现代性、后结构主义、新左派等思潮。由于这些思潮有助于我们思考和关注先前我们有意无意忽略掉的历史和现实课题，并解消我们简单、乐观的现代化想象，提示我们中国现实与未来道路的复杂，因此吸引了很多敏感文学学人、批评家转向这些潮流，并产生了一批富启发性的研究与批评成果。但由于大多已有这些方面的研究、批评，还过于直接依赖这些思潮本身提供的视点和评价逻辑，因此，这些已有成果虽能为我们清理以来文学问题、思考如何重构既具历史有效性又具美学有效性的文学观，提供重要的思考背景和知识助力，却仍不能代替，具体突入后历史脉动、历史观念脉动的研究反思工作，对认识理解我们当下文学困境、重建有效文学观所可能提供出的认知、启发意义。 六 在当下这样一种文学处境中读马尔库塞的《审美之维》，便不由产生一种特别的亲切。因为正如前面所述，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所以落入今天这样一种尴尬局面，首先，便因为在新时期开始时，我们的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界的主流不是把对前三十年政治、美学禁忌的批判转换成超越性思考，而是在构造与过去三十年的二元对立，然后全力在离弃前三十年的政治、美学禁忌的方向上运动。其次，便因为，这一以离弃的方式摆脱前三十年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的行动中所自觉不自觉奠定的前提、方向，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流已经基本摆脱掉先前的政治、美学束缚后，仍束缚甚至规定着接下来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前提与方向：即以写“孤绝的自我”为“文学是人学”这一论断的归依，以绝对化的语言观界定“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实际所指，等等。而和这种简单地把自己与先前证明是错误的理论划清界限，甚至对立起来的思考方式不同，马尔库塞写作《审美之维》的目的虽然是清算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并对马克思本人的一些论断也不无反驳，但在他那里，否弃“那种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体出发的去解释一件艺术作品的性质和真实性；尤其是指那种把艺术作品看作是以某种确定的方式，表现着特定社会阶级的利益和世界观看法”的苏式马克思主义美学；并不等于要放弃作为西方现代思想有机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结构分析、对人类命运的真诚责任感，等等。 马克思主义研究权威柯拉科夫斯基在他的名著《马克思主义主要潮流》第一卷的总结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其实包含了三重母题：浪漫主义、普罗米修斯式的人文主义以及启蒙运动思想。浪漫主义取一个美好的“过去”来对比，抨击近代工业社会及文明的异化、疏离趋势；普罗米修斯式的人文主义推崇人性的无限能力和完美可能，敦促人凭一己之力在此世建设完美的天国；启蒙思想则独尊理性主义的原则，认为人类社会和历史必定遵循不可矫变的铁律演化、进步，终于实现一个摆脱一切非理性因素的明智王国。柯拉科夫斯基指出，这三个母题贯穿马克思的整个思想，纵使在不同的时期个别主题所占的轻重分量有异。他说，这些主题“……影响了他思想的方向、他使用的概念、他提出的问题以及他提供的答案。……”14参照马尔库塞一生的所思所写，可以发现，马尔库塞除了因经历了二十世纪太多令人难以想象的历史事件和历史发展，从而在理性乐观主义上比马克思弱外，在其他深层精神方面则顺承其绪，是以他说：“我批评这种正统理论，是以马克思本人的理论为理论依据的，因为马克思的理论也是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的背景下考察艺术，并认为艺术具有政治功能和政治潜能。但是，与正统的马克思美学相反，我认为艺术的政治潜能在于艺术本身，即在审美形式本身。此外，我还认为，艺术通过其审美的形式，在现存的社会关系中，主要是自律的。在艺术自律的王国中，艺术既抗拒着这些现存的关系，同时又超越它们。因此，艺术就要破除那些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式和日常经验。”可见，马尔库塞批判苏联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时，并不是把文学和政治、社会等对立起来，而是在认真省察这些关系的同时，寻求文学、艺术自身既抗拒又超越的途径。 马尔库塞在分析内含最强烈人文主义理想和批判精神的马克思主义何以在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开展上走向了压抑、贫乏的反面时，特别分析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政治上忽视与低估主体领域所带来的问题。他说：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不仅低估了作为认识的自我（ego cogito）的理性主体，而且低估了内在性、情感以及想象；个体本身的意识和下意识愈发被消解在阶级意识之中，由此，革命的主要前提条件被削弱到最小程度。即这样的事实被忽略了：产生革命变革的需求，必须源于个体本身的主体性，植根于个体的理智与个体的激情、个体的冲动与个体的目标。马克思主义理论也跌进了它曾向整个社会揭露和抨击过的那个物化过程中，它把主体性当成客体性的一个原子，以致于主体即使在它反对的形式中，也屈从于一种集体意识。”他进一步强调主体问题的复杂，说：“正是伴随对主体的内在性的认可，个体才跳出了交换关系和交换价值的网络，从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中退走，走进了生存的另一维度。的确，个体在这种从现实撤离中获得了一种经验，这种经验必定（而且已经）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力量，去瓦解实际居支配地位的资产阶级价值，这即是说，使个体把自身实现的重心，由施行原则和利润动机的领域，转移到人类内在源泉：激情、想象、良心。而且，个体的退出和撤离并非到此为止，其主体性还将奋力冲出它的内在性，进入到物质和知识的文化中去。在今天这一极权统治的时代，主体性已成为一种政治力量，作为与攻击性的和剥削性的社会化相对峙着的反对力量。”无疑，只有如此才是对先前正统苏联美学压抑人的主体性问题既批判又超越的分析与理解，它很可作我们反省因简单离弃式批判而产生出的“孤绝的自我”观的反思参照框架。 在艺术性问题方面，《审美之维》的很多段落更像在直接对我们这二十年的那些错误观念施以针砭。比如，下面这段话就像在针对八十年代先锋派对创造力的理解，他说：“艺术的真实也不仅仅是一个风格问题。在艺术中，存在一个抽象的、虚幻的独立王国。在这里，个人可以任意创造某种新的玩意，创造一种与内容不相关的技法，或者没有内容的技法。就是说，创造出没有内容的形式。这种空旷的自律使艺术丧失掉它本身的具体生动性，即使以否定的形式，也是对现实存在的歌功颂德。”而他所正面张扬的“形式的专制”讲法，更像是在针对我们当代中国那些荒唐人的后现代主义写作观：“形式的专制是指作品中压倒一切的必然趋势，它要求任何线条、任何音响都是不可替代的（就最理想的状况看，这并不真正存在）。这种内在的必然性（这种将真正的作品与非真正的作品区别开来的性质），确实是专制的，因为它压制了表现的直接性。但是，在这里被压制的是虚假的直接性，这种直接性的虚假在于它背后拖曳着一个未经反思的神秘现实”。 可见，在使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界一步一步陷入困窘的关键观念环节问题上，《审美之维》几乎都有着发人深省的触及与分析。参照我前述对当代中国文学问题的历史和观念分析，再参照这些以马尔库塞一生经历、写作、思考为背景的锐见，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要想真正走出自己的困境，不是在现有历史、观念基础上修修建建便能解决的。而必须首先回到看似和今天处境无甚关系的后时期的那些起始年代，考察后时期开始时的丰富可能性，是怎样一步步因人们对先前三十年政治、美学禁忌的二元对立式的反应方式，而日益卷入一种狭隘的现代人观、狭隘的现代美学观，从而步入今天困窘的。因为只有以这样一些历史考察和对在历史运动中观念逻辑的批判解析为基础，我们才可能真正看到和充分理解，那些被我们先前二元对立反应方式、狭隘的文学观所排斥、曲解、窄化、甚至伤害的观念和写作资源，对我们今天文学走上阔大、健康道路所可能具有的意义——也即只有当我们回看这二十余年后文学的历史时，特别留心那些不把新时期文学和前三十年文学观念截然对立起来的思考与写作，也即当我们特别注意那些不把自我观念封闭化、语言观念绝对化，而真实触及着语言、主体、历史、审美知觉形式、社会结构的自我再生产等几方面间复杂相互关系的思考和写作努力时，我们才能为中国今后文学重新健康、有力的开展清出一个更真实、更开阔的历史地平线，才能为当下文学承继与转化被有问题文学观束缚与伤害多年的、充满着理想关切与责任感的八十年代精神能量，打下一个更真实、更开阔的思想与观念平台。

民间文学论文: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浅谈 引言 民间文学艺术具有广泛的内涵，在现实社会中，那些在生产、生活、组织制度、精神信仰等各个领域以具体形态体现的民俗，因着某种程度的审美性而具有文化和商业价值，均有可能被认为是民间文学艺术”。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如口头文学、传统工艺、风俗等多种多样的民间文学艺术，这些都是我们的民族传承下来的宝贵财富，是集体族群的独特标志，是需要给予特殊保护的财，对于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具有重要的经济和人文价值。正是民间的存在，才为民间文学艺术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才为热爱、创新和传播民间文学艺术的个体提供了广阔的舞台。然而，由于多种原因的影响，很多民间文学艺术受到了现代信息电子的冲击，有的甚至没能继续传承下来。所以，必须加大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力度，切实维护好民间文学艺术生存发展的环境，使得民间文学艺术得以长期传承。关于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归属问题的研究存在着法理学、政治学、经济学以及人文学等多种观点，之所以确定它的权利归属，是为了使民间文学艺术的所有者得到更好的保障，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和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也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激发民间文学艺术创作者更好地创造和传播民间文学艺术，从而使民间文学艺术得到更好地保护和传承，从而实现其应有的艺术价值。 一、该如何确定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归属 民间文学艺术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民间这一特殊土壤，很多流传多年的民间文化艺术都是民间集体智慧的结晶。在确定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归属问题时，需要充分考虑以下因素：一是要保障利益的均衡。民间文学艺术的产生、发展和传播大多涉及多个个体，他们在其中都扮演着一定的角色，承担着创造、表演、传承、记录等职责，都为民间文学艺术做出过不同程度的贡献。这就需要在确定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过程中采用现代知识产权制度，依据规定确定到个人头上。但是在确认权利归属过程中，一些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难以确定到个人，要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给予保护，但是要把握好保护程度,因此,必须确保公平,确保利益均衡。二是保障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们对民间文学艺术成果保护的意识日益提高，这就需要高度重视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以此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所有者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三是保障促进民间文学艺术的发展。民间文学艺术作为多年以来流传下来的重要文化遗产，是宝贵的文化资源和财富，确认其权利归属必须以保障民间文学艺术的发展为前提，促进它在新时期新环境下继续发扬光大。 二、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归属分析 理论界始终未停止对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问题的争论，一直以来存在国家主体论、集体主体论和个体主体论三种观点。个体主体说作为民间文学艺术的早期理论，其对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归属问题的研究也处于启蒙状态。个体主体论认为传承民间文学艺术的传承人对其保存和促进其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应将主体难以确定的民间文学艺术归传承人所有。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存在着一定的狭隘认识，这是因为所有的民间文学艺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时期都是集体协作而产生的，其在传承的过程中很可能出现传承人的变化，也就是传承人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时甚至存在多个传承人，且每一个传承人也都是在固定的范围内经过认真挑选产生的。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一些学者在对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问题争论的过程中又提出了国家主体论。他们认为民间文学艺术具有较强的公益性和广泛的拥有性特点，而且一直以来，民间文学艺术都是在共有领域使用，因此认为民间文学艺术的传承人应为国家。这样既可以使存在的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的争夺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又可以使民间艺术真正实现让每位国民共同享有。但是笔者认为，这种确认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问题的方式实质上并未明确民间文学艺术保护属于公权还是私权的问题。不利于民间文学艺术所有者真正行使自己的权利。近年来，集体主体论逐渐兴起。这一理论提出的观点是，对于主体难于确定的民间文学艺术，应由它的集体族群作为它的所有者。这一观点认为民间文学艺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较为封闭的环境，由整个集体族群掌握。集体族群中众多成员都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存和发展做出贡献。基于此，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归属应为集体群族，而非某个个体传承人，也非国家，这种观点更加科学，也更加符合民间文学艺术的特性，有助于民间文学艺术得到有效保存和传承发展。那么集体群族作为民间文学艺术所有者具有什么可行性呢？它可以成立民间文学艺术的专门管理组织-社团组织，承担本群族内民间文学艺术的保存、传承和发展职责，促使民间文学艺术得到长足发展和进步。社团组织作为诸多民间文学艺术群体的代表，便于组成社团组织联合体，共同发挥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作用；社团组织对于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在法律体系中的实现具有促进作用，它可以作为主体进行诉讼维权，确保其被合法利用。 三、结语 总之，民间文学艺术作为集体创造的财富，其权利归属应为集体群族所有，这符合民间文学艺术的艺术特点，也有利于民间文学艺术的弘扬和传承发展，更好地实现民间文学艺术的经济和人文价值。 作者：刘也畅 王昊 郑学来 单位：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河北省唐山市机场路小学 民间文学论文:民间文学教学改革现状分析 一、“口头诗学”式的美学渗透史诗 以声音为媒，创作、传递与接受在同一场域。一场史诗的演述中，歌手在全身心投入的演唱（或讲述）中，有着特定的仪式背景。歌手往往处在与神灵相通，与他界无相隔的状态，因而，歌手的演述引导听众超越现实种种局限。民间文学讲授者——教师的讲述，若能对史诗歌手演述的精髓进行新的演绎，怎不会把同学们带进美妙的民间文学殿堂呢？以史诗的演述为例，民间文学课堂的口头演述的再演绎就有了明确的活蓝本。史诗通常在人生重大仪式中演述。北方的英雄史诗常在生老病死等人生重要仪式上演唱，《格萨尔》在藏族的人生礼仪习俗中演唱——新生儿降生的时候，吟唱史诗中格萨尔王从天国降生人间的段落；丧礼上则吟唱格萨尔王功德圆满、重升天界的段落。蒙古卫拉特人举行婚礼时，请江格尔奇演唱《洪古尔的婚礼之部》，求家庭幸福和睦。南方的史诗演唱同样与人生仪式紧密相连。海南乐东等地的黎族当孩子还在襁褓里的时候，就以“摇篮曲”的形式给孩子哼唱民族史诗《褪祷跑》。广西巴马等地壮族男方到女方家接亲的那个晚上，男方接亲的人要在女方家唱《布洛陀》中的“造婚姻”、“造风俗”、“造礼仪”等内容，从而显示男方这一家的人懂历史，懂古训，有知识，有教养，让女方家放心。广西巴马壮族在六旬以上、德高望重的老人死后，要举行较大的丧葬仪式，在仪式上要吟唱全篇史诗《布洛陀》送魂。 由上可见，在人生礼仪中吟唱民族史诗，除了有某种呼唤祖灵的功能以外，更多的是在一个人人生每一个阶段的起点和终点传授民族历史和民族传统，培养民族的认同意识。这些活动场合大部分庄重肃穆，一部分也渗入比较轻松活泼的气氛，显示了一种从实用到渐带娱乐性质的倾向。民间文学教学与史诗讲述有许多相似之处，因而，民间文学教学的美学渗透有了一个全新演绎的契机。笔者以彝族的史诗演述为蓝本，对照讲述《民间文学概论》的“民间文学的基本特征”的“民间文学概念”，“民间文学的价值”、“民间文学的基本特征”等内容，笔者就以庄谐并用的演述方式，精炼与个性化的语言，民间文学音像的运用，把灵魂深处的深层热爱忘情地融进民间文学的讲述，从而把同学带进了一个如同史诗演述的境地。在课堂里，不是单一的知识讲授，而是对民间文学的欣赏、投入，把激情投进其中以后，再以理性的眼光讲述其中的知识点，让同学们能够在一种忘情的情境中，认识到民间文学的“瑰宝”特质。为何课堂的知识讲授与史诗的讲述存在着类似的美学特质呢？我们以史诗的演述的主要因素与民间文学课堂的若干要素作一个对比，可看出民间文学演绎史诗演述之美的可能性：史诗演述与课堂讲述的比照，可知，课堂讲述与史诗演述有一些不同点，史诗演述背景是重大民俗事件，讲堂的讲授背景是高校的人文素养培养。史诗的演述以唱为主，而课堂以口述为主。但两者也存在着诸多相同点，最大的一致性是以声音传递为基本要素。课堂以口头讲述为主不用赘言，史诗的演述同样以口98头传递为主。正如美国人类学家丹尼斯•泰德洛克（DennisTedlock）所说：“口头诗歌始于声音，口头诗学则回到声音。”因而，强调语言的生动性与现场效果；此外，两者同样以传承民族文化，加强民族文化自觉意识为理想；同样需要讲述者全方位的素养；强调讲述者与接受者因时因地而产生的“神来之笔”的瞬间心灵共鸣。在这个意义上，民间文学的教学对讲授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讲堂讲授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传道、授业、解惑，而是在一种心灵感应、发自灵魂深处之热爱的状态下，加强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激发民族文化自觉意识，培养文化多样性观念，增加人文素养，提高文化创造力。具体到教学过程而言，这不仅要求讲授者有民间文学的知识，还要有热情与灵魂的投入；讲授者不仅要准备教案，还要化知识为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口头语言；不仅要把知识点讲授清楚，还要把民间文学的多元文化精神传递给学生。笔者以史诗演述的观念渗透到课堂教学中去，取得了较好的美学渗透效果。在神话的讲授过程中，把流行歌曲的激情与神话的激情作对比，让学生耳目一新；对民间谜语的讲授过程中，以充分发挥各自的知识储备，师生互动，本人能迅速地猜出学生出的谜语，让师生的角色互换，达到了口头传递的另一种效果；让学生看民间小戏等视频，起到了增加讲述情景的作用，辅之以自己的深入体会与情感归依，加强课堂沟通的感染力。 二、美学渗透与学术性的交融 民间文学讲授不能脱离民间文学的学术性。本科生教学与研究生教学的学术性要求不一样，后者侧重培养思辨力与创造力，前者侧重于民间文学情怀及文化自觉意识的培养。民间教学要让学生领略其“本真之美”，民间文学之美不因为即兴的感受而消失，而是从心底追求它，把它当成自己知识与信仰的一部分。这需要讲述者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当今的大学生大多沉迷于流行文化，容易被流行文化所蒙蔽，把流行与主流，把流行与唯一选择划上等号。讲授者以学术的理性，让学生认识文化多样性对于当今社会发展的需要，对于大学生素质提升和人格完善的重要性。民间文学教学运用恰当的思辨性讲述必不可少。以福柯的话语权来分析种种流行话语、政治话语对民间文化的遮蔽，让学生认识民间文学本真之特质：不管你说不说它，它就在那里。民间文学，如广西的史诗与民歌，因为流行文化的冲击而受到了较大程度上的冷落，但它的文化多样性价值，以及对于人类文化多样性的贡献，却永远不会消失。因而，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文化旅游的兴起以及民族文化自觉意识的回归等学术增长点，可以让大学生感悟民间文学的永恒魅力的实质。另外，民间文学因其作为对象，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也可以此激发学生对它的热爱。如对谚语、俗语的学习，从一般的认识角度，它只是一种的民间文学体裁。但由于民间文学的多重学科价值，因而它也具有了独特的认识功能。民间文学既浓缩了人类情感的真善美，也是社会情感的缩影，从中可以提炼出传统文化的总体特征。在这个意义上，民间文学起到了社会文化研究的实验室的作用，对于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因而，谚语等民间文学又具有原材料的价值。如有的学者以民间文学中的谚语为例，阐述中国社会的“气”，并将之归结为“以忍御气是主流，以气立人是补充，任气行侠是特例。”对民间文学至真至善的认识，可进一步促进学生对美的情感认同。当今社会很多美学理念（特别是后现代的审美追求）往往因为走得太远而偏离了人之初的本性。在这个意义上，传统的口头文学可为当代社会注入新的血液，对于人性的偏差是有力的补救。民间文学可以为大文学注入力量。笔者以大文学观的文学人类学理念，指出“于人类学的本土文化自觉立场，提出对西学东渐以来中国的文学观和文学史观，以及在此基础上建构出的‘中国文学’学科，做批判性的反思，质疑其西化的现代性范式的普世合法性，揭示其遮蔽、割裂本土文学特性和丰富性的负面作用，并针对性地提出‘活态文学’等三组具有还原性的认识策略，打破随着西学东渐而在现代大学制度中建构出的学科本位主义，倡导一种着眼于‘地方性知识论’的本土观点，论说重建适合本国国情的文学和文学史观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以文学人类学的新理念阐释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关系，对于提升学生的认识，起到了理性带动情感、求真带动求美之效。笔者讲授中既参考教材的知识点，也跳出教材的框框，查阅相关内容的最新学术成果，选取可深入浅出的、适宜于本科教学的学术视角与同学共分享，以期达开拓视野，打开思路，促进情感提升与认识能力的提高。 三、美学渗透与本土文化自觉 民间文学的教学，除了培养人文素质，还担负着文化自觉的责任。国家与国家的竞争，最终归结为文化的竞争。当前中国文化的危机之一，其根源不在于因为开放而带来的西式文化的影响，而在于吸纳新的文化时，随便屏弃民族文化。人文学科应担负起加强民族文化自觉的责任。“‘文化自觉’是当今时代的要求，并不是哪一个人的主观空想，它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且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同时，‘文化自觉’指的又是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在对自身文化有‘自知之明’的基础上，了解其他文化及其与自身文化的关系。”文化自觉由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现在已被绝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作为民间文学讲授者，最有可能把这一主张审美化地传递给学生。其原因有二：第一，文化人类学与民间文学有着天然的联系。人类学家在考察文化模式，总结文化演变规律时，通常从较为封闭的传统文化中提取材料，因而，传统文化就成了文化研究的天然“实验室”。民间文学恰恰是传统文化中最富于审美化与知识化的内容，因而，民间文学本身是民族文化自觉的最好对象，亦即是对自身文化“自知之明”的最好对象。第二，在提倡文化自觉时，文化人类学也强调体验、调查为手段，论证“自知之明”的重要性。由于口头传统文学的审美性特质，它以真挚的情感内容与精炼的审美形式让学生认识地方知识、民族文化，从而积累成民族文化自觉。笔者的讲述对象主要来自广西，因而，要激励他们的文化自觉，首先要让他们体验家乡的民间文学，进而关注广西的、全国的民间文学。笔者在讲授中，注入了自己个人的情感，以家乡对自己的熏陶为例，从而从热爱家乡，进而热爱广西，更进一步热爱全国的民间文化与民族文化，达到了文化自觉的意识。笔者在讲授中，也引导学生从家乡的民间文学出发，进而加强本土文化自觉意识。当然，笔者在加强本土文化自觉意识时，也充分让学生明辨本土文化与广西文化、全中国文化甚至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做到“自知之明”与“他知之明”相结合。以广西本土神话为例，阐明各地的盘古神话与广西总体盘古神话的关系，再明晰它与中国盘古神话的关系，进而了解它与世界上其它创世神话的关系，就可能让学生做到文化的自明，从而避免对西方《圣经》创世神话的片面认识，对自己文化因子的漠视与缺失。民间文学教学的美学渗透，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本文就史诗与民间文学教学的美学渗透的关联性，作了初步的探索。讲述民间文学应关注、挖掘其能为大学生接受的学术增长点，在美学渗透中，引发思考，提高思辨能力；在传授口头文学传统中培养文化自觉意识。若更多同行投入到对民间文学教学的探索，定能促进学科教学水平的提高。 作者：林安宁 单位：广西师范学院 民间文学论文:民间文学教学论文 一、丰富学生的知识结构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目的是为社会培养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的高技术应用型人才,它的主要内容集中在企业岗位所需要的能力培养上,这有别于大学本科教育侧重于对学生的知识培养和科研培养。因此,高等职业院校在根据各自的人才培养方案进行课程设置时,大多呈现出这样的趋势:坚持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把学生的职业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作为课程目标的基本要素;课程设置与市场需求、行业标准接轨;强调学历教育与职业资格培训并重等等。不难发现,高等职业院校把学生技能的培养作为首要任务,其在进行课程体系的开发与设置时更多的将重心倾向于专业课程,而对于基础性的公共课程却重视不够。这些无疑对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起到了促进作用,使学生毕业后进人企业时能快速地融人工作岗位,胜任自己承担的工作,但在另一方面学生其他方面的知识和能力却无法得到加强。民间文学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结晶,其内容博大精深,形式丰富多样。高等职业院校的学生通过大学语文、文学鉴赏等课程中民间文学的学习和鉴赏,不仅可以了解我国古代想象丰富的神话传说(例如女蜗造人、后界射日、夸父追日等),还可以领略许多情意缠绵的爱情故事(例如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故事);不仅可以学习寓意深刻的童话寓言(例如愚公移山的故事),还可以感悟慷慨悲壮的爱国篇章(例如屈原忧国忧民的爱国故事,花木兰代父戍边的故事)等等。这些不仅可以开拓学生的视野,拓展学生的知识面,使他们的知识结构更加丰富,同时可以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帮助学生把专业知识学得更扎实、更牢固。 二、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 本雅明说过:民间文学是人类的第一位导师。对于民间文学,我们并不陌生,只不过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育罢了。从我们唯呀学语开始,我们的父母和老师就给我们讲述各种各样的神话、传说和故事,吟唱一些熟知的民间歌谣,这些都是民间文学的组成要素。民间文学除了充当我们的启蒙教科书之外,它还是我们人生道路上不可缺少的一本指导书,对我们的人生起着指引的作用。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歌谣、谚语等中渗透着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这对我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形成有极其重要的影响。俗话说:要学做事,先学做人。高等职业教育的目的是要培育出合格的技能型人才,健全的人格无疑是保障。因此,高等职业院校的教师们可以充分利用民间文学中这些具有启发教育意义的素材,引导学生正确地看待身边的人和事,帮助学生建立起健全的人格。例如,大禹治水的故事讲述大禹为了治理洪水,三过家门而不人。不仅展现了古人在面对自然灾害时的勇气和才智,更体现了一种舍小家为大家的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这恰恰是现在许多企业对青年从业者的一种期望。另外,民间文学中许多关于爱情的经典故事,对青年学生尤其是女性学生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具有很好的教育和审美意义。例如,中国四大古典爱情故事,即牛郎与织女的爱情故事、孟姜女哭长城、白娘子永镇雷锋塔,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故事,既歌颂了忠贞不渝的爱情,又给我们传达了“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等这样的爱情观,对于帮助学生正确处理大学期间学习与恋爱的关系有很多的指导作用。同时,民间文学的教学还可以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马克思曾经说过:“民间故事书还有这样的使命:同圣经一样培养他的道德感,使他认清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利,自己的自由,激起他的勇气,换气他对祖国的爱。’由此可见,民间文学中所蕴含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任何作品也替代不了的。高等职业院校的学生正处在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阶段,作为基础课程教学的大学语文教师可以充分利用这些富含思想的文学载体,在课堂上因势利导,对学生进行民族精神、爱国精神的培养与熏陶。例如花木兰代父戍边的故事,给我们塑造了一个巾帼不让须眉的爱国主义女英雄的形象,花木兰质朴、勇敢、坚强的高尚品格,时至今日对现代的青年学生仍然有启发教育意义。 三、提高学生的职业能力 所谓的职业能力是指一个人从事某种职业所具备的多种能力的综合,它既包括了胜任某一职业的必备能力(任职资格),同时也包括进人职场之后的职业素质和职业管理能力。作为教师,不仅需要具备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更需要具备组织教学、管理学生、参透教材、研习教法等多种与教育教学相关的综合能力。作为高等职业院校的学生,除了需要掌握熟练的职业能力之外,还需要进一步的拓宽自己的知识面,提高自己的职业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竟争中赢得自己的一席之地,甚至是为自己谋取到更好的二次就业的机会。例如,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与本科生相比,高职高专的学生大多呈现出这样的特点,文化基础差,人学成绩普遍偏低,有些甚至是刚刚上专科线投档线的学生,对于他们来说写作是件让人头痛的事情。而通过民间文学的教学,如神话传说中的超凡脱俗的想象,可以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这有利于学生的写作水平的提高。另外,许多的民间文学作品语言质朴清新,且使用较为丰富简练的口语,这对于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也是大有卑益的。 四、总结 总而言之,民间文学无论是在知识传授,还是在道德塑造;无论是在礼俗伴生,还是在娱乐休闲方面的作用都是显而易见的。钟敬文教授曾这样说过:“民间文学所能给予人们教养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是重要而不可缺少的。这种自发的教育内容和形式不但在民族非正统教育起着经常的和巨大的作用,它在我们新时代的教养中,也是不可缺少的有效手段的一部分。”因此,高职职业院校可开设相关课程,利用民间文学教学,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帮助学生启迪智慧、净化心灵,从而为社会培养出合格的综合素质全面的高技能型专业人才。 作者：陆时红刘娟单位：湖南高尔夫旅游职业学院 民间文学论文:非遗保护理念与民间文学教学 （一）民间文学教学理念的拓展 1.从民间文学作为民间文化到民间文学作为非遗课程——课程属性理念的拓展在传统的民间文学教学中，我们一般把民间文学归为民间文化或民俗的一部分，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提出后，部分民间文学作品就顺理成章地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之一。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中国进行文化应对的现实选择，同时也促生新的文化现实，是文化现代化转型的重要动力，是经济转型的强大支撑，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另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已经成为政府、学者和广大的民众争相参与的全民运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实，要求我们必须转变传统的把民间文学作为文化知识传授的教学理念，而积极采用民间文学作为遗产的教学理念。具体来说，民间文学作为非遗的教学理念改革，主要包括教师身份理念的改革、学生角色理念的改革。 2.从民间文化的讲授者到民间文学保护的组织者——教学主体理念的拓展在传统的民间文学教学中，民间文学教师往往作为民间文化的讲授者，在为学生宣讲民间文学的知识和民间文学文本，而在非遗保护理念下的民间文学教师不仅仅是文化的宣讲者，更是民间文学的保护者和组织者。在非遗保护理念下的民间文学课堂上，教师要把自己的身份定位为民间文学的保护者和传承者，在传授民间文学基础知识的基础上，积极组织民间文学传承的主体即学生参与到民间文学各种活动中来，最终实现民间文学在传承中保护的效果。 3.从民间文化的接受者到民间文学的传承者——教学对象理念的拓展在传统的民间文学教学中，学生往往作为学习文化知识的接受者，是整个教学活动的观众或听众。这种教学客体化的理念深刻影响了民间文学的活态化传承，几乎使民间文学丧失了巨大的很有潜力的优秀的民间文学传承群体。从广义上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者”并不是某个个体，而应是一个“群体”。在这个“群体”中可以划分出不同的层次：核心传承者，重要传承者，一般传承者。当代大学生完全可以作为民间文学一般传承者或重要传承者参与民间文学活动，并在活动中享受民间文学的情感道德熏陶和艺术感染。郑土有先生曾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儿童意识’——从日本民俗活动中得到的启示》一文中呼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过程中应强化“儿童意识”，“如何使濒临消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活态’的生命形式得以继续传承，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通常的做法是对少数掌握技艺的传承人进行保护，但本文认为仅限于此是远远不够的。在对核心传承人进行重点保护的同时，还应该重视‘群体’传承人的培养，而‘群体’传承人培养的核心是儿童，因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过程中应强化‘儿童意识’”。虽然当代的大学生早已不是儿童，但作为整个未来社会的文化精英群体，如果能在民间文学学习过程中认识民间文学的价值和意义，习得民间文学遗产资源，将为未来社会的民间文学传承和保护，甚至为整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积累巨大的能量和资源。 （二）民间文学教学内容的拓展 1.从传统的民间文学教学模式到开放的民间文学活态资源的应用传统的民间文学教学内容往往是围绕民间文学教材讲授整个民间文学的学科体系，从民间文学概述即民间文学的概念、发展历程、基本特征、价值和研究方法等逐一进行介绍开始，再到民间文学的类型即神话、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民间史诗、民间俗语的讲述，最后，阐述民间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如与民俗学的关系，与人类学的关系，与社会学的关系等等。这些都是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所说的“课本知识”。如果仅仅讲解这些书面的知识，那么教师课堂教学的意义就不大了，因此，费孝通先生“当时在大学里讲课，不喜欢用现存的课本，而企图利用和青年学生们的接触机会，探索一些我（费孝通先生）自己觉得有意义的课题。”非遗保护理念下的民间文学教学内容不能局限于传统的教学模式，而应该以更开放的民间文学活态资源作为民间文学的教学内容。“民俗学、民间文学教材不是学生唯一的学习资料，教师要把视野投向更为广阔的世界，利用可用的学习资源丰富教学内容。如博物馆、科技馆、科研机构、社区服务机构等都可以成为师生可利用的资源，让学生通过参观、访问、讲座、讨论和见习、实习等途径来扩大教学内容的‘广度’。师生可利用相关的文化网站、公共数据库等网络资源的信息共享来进行收集资料和学习，教师要向学生介绍一些相关网站，指导学生学习。”如“中国民间文学网”、“中国民俗学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等网站有着丰富的教学资料，如中国民间文学网设有“解梦故事”、“民间故事”、“传奇故事”、“越剧”、“黄梅戏”等栏目以及相关民间文学、民俗文化、非物质文化网站的链接，这样的网站和博客为学生提供了一个更便捷接近民间文学的空间。 2.从传统民间文学文本阅读到民间文学活态表演情境观察的应用传统的民间文学教学一直侧重书面知识的传授，而非遗保护活态传承理念下的民间文学课堂应该突出民间文学田野语境中的活态的表演方面的教学内容。平面的民间文学知识在学生平时的阅读中完全可以掌握，而在民间文学课堂上尽量让学生领略到鲜活的、立体的活态表演，毕竟很多民间文学作品都是立体活态的表演形式存在，对活态表演教学内容的添加不仅有利于增加学生学习民间文学的积极性，更能让学生在田野语境中了解民间文学作品的原貌、领略民间文学作品的丰富内涵和鲜活魅力。如讲到《格萨尔王传》时，可以带领学生到演唱现场去感受《格萨尔王传》的艺术魅力，了解藏区民众对《格萨尔王传》的情结。 3.从静态的民间文学教材到动态的民间文学教学数据库的应用已有的民间文学教材，如钟敬文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刘守华、陈建宪主编的《民间文学教程》、段宝林主编的《民间文学教程》、万建中著的《民间文学引论》等，可以满足民间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了解基础知识的需要，但这种静态的民间文学教材已经不能满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下的民间文学活态教学内容的需要，建立动态的民间文学教学数据库就显得很有必要。好在现在许多高校和科研机构正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这方面的工作，相信不久的将来这些数据库就可以运用于民间文学的教学实践。 （三）民间文学教学手段的拓展 1.从单纯的文本话语分析到语境中田野调查的拓展传统的民间文学教学往往以对民间文学的话语分析为主要手段，当然，这是民间文学课程学习所必须的环节，但田野调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研究主要的工作方法和前提条件，必须引起民间文学教学者的注意。“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讲授田野调查方法无疑就是授学生以“渔”。“田野调查有助于学生感性体验与真正理解民间文学的概念与范畴；了解民间文学的传承环境，认识民间文学的特征与功能；体会民间文学的价值、意义及民间文学课程的重要性。当然，田野调查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在培养与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方面的意义更是毋容置疑。”因此，积极地组织学生走向民间文学的情景语境的田野，把课堂教学和田野调查有机结合起来，一定会让同学们在调查过程中感知到民间文学的价值和民间文学的无穷魅力。 2.从民间文学知识的学习到潜移默化的习得传承传统的民间文学教学一般把学习和掌握民间文学知识作为教学的主要目的，很明显，把民间文学理解为一种静态的文献知识，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下，部分民间文学作品不仅是活态的文化，而且是需要现代民众不断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习得”本为语言学术语，是指在日常交际环境中通过自然的运用第一语言能力而逐步地、下意识地发展这种能力。民间文学的习得传承即是在潜移默化的情景语境中无意识地获得民间文学文化知识，进行民间文学的传承。民间文学知识性学习往往理解记忆为主要手段，而潜移默化的习得传承则以参与表演或参与体验为主要手段，如民间故事教学部分，可以请民间故事的传承人来讲课或者带领同学们直接参与民间故事传承人的表演活动。“民俗文化视频观摩、故事会、讲座、歌舞与戏剧表演等都是深受学生欢迎的形式。” 3.从单向讲授到多向参与传统的民间文学教学方式往往是教师单向输出知识，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即在整个民间文学教学中，学生往往以观众或听众的身份学习理论知识。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活态性、传承性理念启示我们，必须注重作为民间文学主要传承群体的大学生改变以往观众或听众的身份，而成为整个民间文学的演员或传承者。这当然需要民间文学教师的积极倡导和有效的组织。如在神话教学中，可以要求每一个学生先从家长那里学习到至少一个神话故事，然后再讲给同学们听，在这一教学环节中，学生、家长、教师等都实际参与了民间文学的传承。使大学民间文学的课堂影响到更多的人，从而扩大民间文学的传承范围。当然，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出发，对民间文学教学进行改革也面临着种种目前难以克服的问题和现实困境，比如学生的成绩如何客观地评定、田野调查或参与民间文学活动的经费如何解决以及在此过程中学生的安全问题、如何与量化的教学管理模式对接等。这些都是目前民间文学教学改革面临的困境。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地断然拒绝借鉴非遗保护理念，放弃对民间文学教学进行改革尝试。随着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发展和民间文学教学工作者的不懈努力，民间文学教学工作一定会突破目前的困境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作者：王凤娟单位：复旦大学池州学院 民间文学论文:民间文学教学的心得 为了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笔者在讲授民间文学课程时，会适当地增加一些再生态或新生态的例子。比如说，当讲到民间歌谣这章时，我发现一些教材中所列举的歌谣的例子离现实较远。像华中师范大学版的《民间文学教程》中的时政歌谣，就有载于晋代《抱朴子》中的一首“桓灵时童谣”：“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还有载于《明季北略》中的一首明代歌谣：“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3]121。这些例子固然也能说明歌谣的特点，但由于距离现实太远，所以会使学生感到隔膜。所以，当讲到这些歌谣时，我除了讲课本上的歌谣以外，还特地增加了一些能体现我们当代时代特色的歌谣，即再生态的民间文学作品。这样，与学生一起分享当代歌谣给我们带来的乐趣和感触，体会其中所传递的民间智慧和创造力，就可以让学生更好地体会时政歌谣针砭时弊的特征和情歌质朴纯真的情感。这些新生态作品中有讽刺权力机构中的腐败者的时政歌谣，如“握着上司的手，点头哈腰不松手；握着纪检的手，浑身上下都发抖；握着财务的手，拉起就往餐厅走”“一心想上，两眼望钱。三餐公费，四处游骗。五毒俱全，六亲不认。欺上瞒下，八面玲珑。九居要职，十足贪官”。还有贴近大学生情感生活的直白且直率的情歌，如“妹妹妹妹你真美丽，温柔美貌你数第一。真想说一声我爱你，却一直没有好时机。情人节是否能约你，爱情的玫瑰在等你”。这类歌谣由于它产生和流传于当代学子的社会生活中，所以就能激发起学生们的极大的学习兴趣。 再如在讲到民间说唱中的“相声”这一内容时，我会将相声发展史上的朱绍文、李德锡、张寿臣、侯宝林直到现在的郭德纲等都向学生作一番介绍。郭德纲的相声是将传统相声在有大众传媒造势的情景下转变成一种被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的成功范例，是再生态民间文学的典型例子。很多学生都很喜欢郭德纲的相声。在了解到学生的兴趣点之后，我在课堂上和学生一起鉴赏了郭德纲的代表作——《不让播的相声》。通过这种鉴赏，一方面进一步向学生讲解相声艺术的特点，另一方面也借助民俗学中关于表演的理论，借助对相声中的语境、观众和表演等层面的分析，让学生思考郭德纲走红背后的大众文化的语境。 在教学方法上通过多种形式引导学生关注当下的生活，启发学生独立思考 钟敬文先生曾说：“民俗文化是一种传统文化，它如果不能与民众的现实生活保持联系，那它早就被民众淘汰了。”[4]同样，对作为民俗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民间文学的教学，如果我们在教学中不能将它与当下的大众文化相结合，并赋予其以新鲜的时代气息，那么就必不能充分激活学习主体学习的主动性，必不能使主体（学生）与客体（课程内容）相融合。因此，在教学实践中，笔者往往会设法通过讨论或辩论等形式来引导学生使之关注当下生活，引导学生进行独立思考。例如在讲解民间传说时，笔者就以《梁山伯与祝英台》为例探讨了传说资源的现代转化问题。《梁山伯与祝英台》是我国著名的四大传说之一，在千百年的发展与演变中，梁祝传说以鼓词、歌谣、戏曲、音乐等多种形式广泛地流传于民间。随着大众传媒的介入和市场经济的冲击，这个家喻户晓的传说作为一种传统文化资源，目前已被不断地加以现代化的改造。以此为题材的动画片、电影或电视层出不穷，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与我国台湾合拍的动画片《梁山伯与祝英台》更是受到了广大青年的关注。那么，民间素材的文学作品被大众文化再加以利用，其中究竟是利大还是弊大呢？针对这个问题，笔者曾在课堂上组织学生进行过讨论。学生们积极踊跃，众说纷纭。有学生说是利大，因为民间文学由此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有学生说是弊大，因为种种改编与保持民间文学的原生态性是相违背的。对于这些各不相同的看法，我并没有马上做出结论，而是给学生留下了进一步思考的机会，并且针对大众传媒对民间文学的利用，开展了一系列的以“现代传媒的介入对民间文学的影响”为主题的课堂讨论。比如讨论这样的问题：“黄梅戏被加到了通俗歌曲里面，皮影戏被改编成了动画片，大家认为这样的改编对于民间文学在现代的传播和传承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对此，学生们虽然也兴趣盎然，但讨论的结果还是莫衷一是。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对之进行了总结，告诉学生，这是文艺理论中备受关注并颇有争议的一个问题，即民间文学的当代应用研究问题。一方面，民间文学与大众文化有着天然的联系；另一方面，对民间文学的改编也不能滥改。之后，不少学生反映，这样的讨论很有意义，因为它能引导他们关注现实生活，能启发他们独立思考，能使他们在相互交流中实现共享和共进，对他们进一步深造和习作论文都有很好的启发作用。再如在讲解河南坠子《偷石榴》时，笔者也在学生中组织了一场辩论，论题是：河南坠子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保护是否还能走向辉煌。对此，正方学生持肯定观点，他们从河南坠子的起源及其艺术魅力以及政策保证等方面进行了阐释；反方学生持否定观点，理由是河南坠子所演唱的内容老套，和时代脱节，因而必将被新的艺术形式所代替。同时，由于缺乏继承者，河南坠子还会面临后继乏人的危机。其实，这也是很多传统艺术形式目前面临的一个带共性的问题。通过激烈而精彩的辩论，使学生形成了一种主动探究的意识，也促使他们试图对民间文学的出路作进一步的思考，即能使学生用其所学知识深入而辩证地思考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从而就做到了学以致用。 在教学手段上应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如今，电影、电视、互联网、手机等这些影响力超越了纸质传媒的电子媒介的话语权在不断地膨胀，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以至审美方式。这正如加拿大媒介学巨擘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言：“技术的影响不是发生在意见和观念的层面上，而是要坚定不移、不可抗拒地改变人的感觉比率和感知模式。”[5]这对于民间文学的教学而言，就是要充分地运用现代教育技术，要优化教学过程，提高课堂教学的效果。比如，在讲解民间文学的基本特征之一——集体性时，如果教师只以文献典籍和已有的研究成果等书面材料为例证对之加以论述，学生对之可能就会难以有较深入的理解。如果能借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通过从网上下载的青海民歌花儿等来进行教学，就能生动地再现出广大民众集体创作出来的生活场景，就能使学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再如在讲解史诗这章时，由于学生对史诗这种结构庞大、格调庄严的鸿篇巨制缺乏认识，所以仅用黑板加书本的教学方式就很难向他们展现出这种口头史诗的鲜活性。因此，笔者在授课时就借用了电视上对“当代荷马”——居素普玛玛依老人的报道及史诗艺人的表演录像，从而就生动地展现了我国少数民族史诗的迷人魅力。至于讲解谚语、谜语，可以借用经典影视作品《红楼梦》和《走西口》等的例子；讲解民间故事，可以延伸至影视作品对“巧女故事”的化用等[6]；讲解民间小戏，可以综艺节目中火热的东北二人转为例。总之，立体地呈现出民俗语境中的民间文学，越来越成为高校民间文学教学改革的新方向。在这一领域，现代教育技术手段显示了它的强大的优势，正确而恰当地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能提高课堂教学的效果。 结语 评论家雷达在论及大众文学时曾说过：“面对大众文学的浪潮，面对种种阅读分化的现象，我们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只知固守传统纯文学的立场，眼见传统文学被边缘化，备感痛惜，认为传统文学的中心价值受到威胁，就是一种人文精神的滑坡甚至丧失、堕落，却看不到大众文化中新力量的蓬勃向上。我们的立足点应该更高一些，应从时展和文明发展的高度，从全民文化素质和国家软实力提高的角度，从艺术走向千家万户的角度，从文学再也不是少数精英们的专利的角度，来看今天文学的现状，也许更为合理。”这段话用于我们审视和探索大众文化视阈下的民间文学的教学，对我们不无启发。以前，笔者总是痛心在商品经济和大众文化的冲击下，民间文学的发展举步维艰，民间文学教学的处境同样艰难。现在看来，这其实也是将传统文化与大众文化、将传统文化与现代传媒对立起来的一种看法。因此，如果我们能换个思路，那么大众文化对我们的民间文学教学的改革就不但不是负能量，而且还能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作者：张敏单位：河南科技学院人文学院 民间文学论文:简述民间文学情境探讨 论文摘要：旧范式下的民间文学研究主要关注民间文学的口头性以及主体性，但忽视了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万建中《民间文学引论》借鉴西方最新理论成果，构建民间文学的生活理论，重视情境和表演之于民间文学研究的重要性。 论文关键词：范式；生活属性；情境；表演；民间文学批评 一、旧范式下的民间文学书写 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研究发轫于“五四”时期北大歌谣征集活动。最初的民间文学研究以及对民间文学的界定都受到过西方民俗学研究的影响真正作为高等院校一门学科的民间文学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什么是民间文学?几十年来中国学术界一直援引俄国作家高尔基的观点．认为民间文学“主要是劳动群众的口头创作”．并称“民间文学是劳动人民从其劳动和社会经验中抽取出来的知识总汇”。在一些辞书中，“民间文学”也被界定为“人民的口头文学创作指以劳动人民为主体创作并在人民群众中流传的口头文学作品”。这一理论判断基本符合历史的实际．尽管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定义。 这样的界定注意到了民间文学的口头性、集体性以及知识性特点．把民间文学的创作和享受的主体界定为“人民”或“劳动人民”．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只有“知识总汇”才与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有关．但没有被强化突出。所以说。这一阶段有关民间文学的定义都是照搬前苏联模式的结果．整个理论框架没有根本性的突破．要做的仅是把本土的内容填充进去此体系对中国民间文学书写所产生的影响至今犹有余波．以致国内民间文学教材之问基本上差别不大：较早的教材明显带有阶级斗争论的观念．较近出版的把“人民”或“劳动人民”置换为略显中性的“民众”．吸收了新发掘整理的民间文学材料期间虽有段宝林先生主张对民间文学要做立体研究，以及杨利慧、黄涛诸学者重视民间文学的语境等富有新范式雏形的观点．但相关研究对这样根深蒂固的民间文学书写体系还是反思不够．鲜有从学科体制本身进行批判性重构。因此．大多数民间文学教材都没有很好地显示出学科本身的深度．以致形成民众的文学就应该是这样浅显的心理暗示。另外，随着文字、图画、音响、影视、电脑等媒介的出现与运用．民间文学的传播空间获得空前拓展．其传承手段也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尤其是进入国际互联网时代之后．伴随着新媒介的不断启用．民间文学的概念也面临着重新思考与界定的任务。 二、民间文学书写的新范式 万建中先生的《民间文学引论》无疑是此种情境下的“另类”书写．在学科本身的理论深度建构上大大超越于以往任何一部民间文学教材。虽然也有部分理论阐述与民间文学现象还不是那么水乳交融，但著者的理论探索意识和充满安全感的论述，都昭示着迥异于以往民间文学书写的新范式。其《民间文学引论》中的情境、生活属性、表演、民间文学叙事等概念都是第一次在民间文学教材中被论及或强调。把民间文学还原到生活世界中去。使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凸显．从而有力地强化了民间文学学科本身的属性．至少初步拥有了与作家文学对话的底气民间文学的立体性特征从而获得彰显． 也为民间文学研究展示了新范式。相比较而言．以往教材多注重对被文字记录凝固后的文本分析．忽略了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和情境性．其美学和批评话语系统愈来愈显得不堪重负．这是现代民间文学发展逼迫出来的民间文学不只是作家文学的资源，我们可以更广泛地看待民间文学，把它当作生活的技艺．是传统的或者本地的实践活动的整个范围——包括语言的、物质的和习俗的活动，是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作家文学中之所以有民间文学．是因为它是现实生活世界里的基本组成成分。民间文学是面对面的直接的表演，表演者和观众是互动的这种情境是被凝固在文字中的民间文学文本所缺乏的万建中先生的《民间文学引论》首先抓住了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和语境．去展示或表演生活世界中的各种民间文学样式：理论建构意识贯穿全书始终美国著名文论家艾伯拉姆斯所提出的文学研究四要素即作家、作品、世界以及读者，也在万著中得到创造性的体现．不过这里的“作品”是生活世界中的活态的文本．与程式化的生活和程式化的审美紧密联系在一起．让民间生活世界充满民间文学的动感、质感如果说以往的民间文学研究是韦勒克意义上的内部研究．即仅仅关注文字记载后的文本中的民间文学，那么，万著《民间学引论》似乎更强调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有机结合。在某种情境下更强调民间文学的书面文本返回到生活中去．以获取其原本的活态性，与生活世界水乳交融：研究、体验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和审美情境性研究．或者说生活态的民间文学重新回到生活世界。万著中把前者称为“民间文学的文学文本”．后者被称之为“民间文学的生活文本” 我们要想理解并欣赏生活世界中的民间文学．了解创造并表演民间文学主体的生活方式的知识是必需的在非洲东部的牧牛民族丁卡人是这样形象地描写了隐匿在云层背后的月亮——“雨季之黑公牛从月亮的牛栏中解脱了。”很明显．假如没有创作和吟唱这首歌的那些人的生活方式的知识．就无法真正理解这类形象著名人类学家巴克曾经依靠田野调查所获得的生活知识抨击了一个自以为是的流行观点——史前时的雕塑和壁画之所以夸大女性的乳房和腹部．就是因为他们的生殖崇拜观念在作怪他提到的一个例是在中非莱加很普通的雕像．即一个鼓起腹部的女人。她的意味远远不是引起赞赏．而是对其与人通奸而怀孕的惩罚．但在博物馆和艺术画廊中．这个形象常常被当成生殖崇拜的例证来加以解释。他还提到另一个普通的莱加雕像．一个人举起一只胳臂：这个姿势有时被解释成向天帝祈求。但是巴克认为．莱加人与天帝没有关系：对他们来说，这个姿势表示一种禁忌。因此，“民间文学将生活呈现出来并使生活成为审美的现场”，或者说民间文学美在情境。 其次．在万著中我们发现民间文学研究已经回归到声音的层面，即对民间文学口头性的重视．也是与万著对生活属性的重视相关的。相对于视知觉所拥有的认识——思维定势．听觉以及由此形成的节奏感总是侧重于我们的情感体验之维所以著名德国美学家施莱尔马赫提出：“语言有两个要素：音乐和逻辑：诗人应使用前者并迫使后者引出个体性的形象来。”这样。撇开关于“语言的两种用法”的争议我们发现．与通常给人以“概念等价物”的印象截然不同．语言实质上首先是诗的媒介．或者说是民间口头诗歌的媒介。事实上．当语言学家萨丕尔强调，“语言主要地是一个听觉符号系统．正常人的语言冲动首先发生在听觉印象的范围”当评论家帕克据此而坚持．“只有在具有音乐性也具有形象性的表达中，才能发掘出语言表现的全部潜力”两：当文学枭雄王尔德在谈到诗性写作的奥妙时断然表示：“我们必须回归到声音上去．这是对我们的考验”：都无疑可视为是对海德格尔“语言本身就是根本意义上的诗”这个命题的不同诠释。虽说对于要求精确限定的科学表达而言．语言的这种诗性品质常常成为问题但对于侧重经验交流的艺术活动来讲．这不仅并非语言媒介的劣势．恰恰相反是它的优势所在。 放眼全球背景下的民间文学研究．西方是走在前列的：重大理论和方法的创新几乎都是西方学者完成的。作家文艺学的研究也启发着民间文学的研究。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严重滞后．一时半时难以走出消化吸收西方理论资源的阴影“五四”时期对西学的借鉴与启蒙救亡联系在一起。新中国成立后，民间文学研究也像政治一样全面倒向前苏联的怀抱．构建本土化的民间文学理论的主体性都丧失了，遑论创新。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在苏联体制下受到压制的民间文学理论也被当时的中国学者拒绝了。真正的民间文艺学大家如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研究成果只有在改革开放后才逐渐介绍到国内。本土化的民间文学研究一直笼罩在西方的阴影里。可喜的是．这样的借鉴和吸收有了重要进展。万建中的《民间文学引论》视野开阔．广泛吸收最新成果．尤其是对西方的理论资源或相关学科的理论兼收并蓄。因而赋予其专著以很浓的理论思辨色彩，这是以往同类教材中所缺少的．也是中国民间文艺学中亟待建构的内容。从这个角度说．《民间文学引论》作为一本高等院校的民间文学教材无疑显得有点“另类”，作为颇具个性的专著可能更合适。 三、民间文学研究的展望 毕竟，万建中先生的《民间文学引论》给我们今后的民间文学研究带来很多启发．例如．如何把用来分析作家文学文本的叙事学．成功转换为分析民问文学的文学文本和书面文本的有效工具．就很有挑战性和前瞻性。诚然，如何做到理论闸释与研究对象的妥帖吻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其次．在众多民间文学教材中一——包括万建中的《民间文学引论》——民间文学批评一直缺席。既然我们的民间文学研究可以借鉴作家文艺学中的理论和方法．民间文学也应该拥有自己的批评．而不仅仅是民间文学研究在笔者看来．民间文学研究不等于民间文学批评民间文学批评的缺席就很有探究的必要．相关研究迄今还未见到。若结合民间文学的特点和功能．我们可能会厘定出民间文学批评的原则或维度。 民间文学本身的品味或品质到底如何获得提升．民间文学批评不失为一种重要而有效的途径即使我们通过对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和表演情境的强调，初步拥有了与作家文学对话的实力．明确了民间文学非文学的～面，但民间文学若被封闭仅靠自身去补给营养．缺少新鲜艺术的介人和影响，这样的民问文学的前途会是黯淡的。实际上．自作家文学出现后．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总是互有影响如此才能保证民间文学自身的精神品质得到不断提升．否则不论我们多么强调民间文学的重要性和艺术性，受众终将不愿回到那样的生活现场．却愿意反复咀嚼欣赏作家文学．因为后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更耐人寻味。正如我们人类既是集体的一员，又是拥有个人性情和尊严的鲜活个体“根据费尔迪南．索绪尔(FerdihandSaussure)关于语言和言语的区分方法．民间文学应属于前者而文学属于后者。属于语言的民间文学以社团为基础，是口头的、集体的：而属于言语的文学则是个体的、永久的书面记载” 第三．民间文学的生态环境走向虚拟化．身体几乎被悬置。民间文学原本与生活世界血脉相连．具有现场性和原生态性．如今却脱离了生活世界．被各种媒介所再现或表现．使民间文学艺术又增加了某种表演性．从而具有了双重的表演性．因此又反过来影响了我们的生活和生命体验这种历史情境有利有弊．若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这无疑是人类生活走向虚拟等荒诞处境的真实征候所以有学者曾经著文强烈呼吁重视史前艺术研究的思想在此凸现其重要价值传统如何与现代结合?这些都是值得我们继续探究的问题金耀基从古城海德堡寄给董桥的信上说：“其实我就是喜欢这种现代与传统结合在一起的地方：有历史的通道．就不会飘浮；有时代的气息，则知道你站在那里了!” 传统的民间文学和新兴的民间文学都是民众所需要的．后者总会或多或少拥有传统的毖础。前者至少能帮民众认识自己的文化身份。 另外．在当今社会步入“技术世界”、信息时代之际，在民众与精英、乡村与城市、农业与工业、口头语言与大众传播媒介、迷信与理性、落后与现代等诸多二元对立的冲突交织中．民间文学类型的消长、内容题材的更替、传播途径的变化．都是值得民间文艺学家和民俗学者关注的新问题这些建构民众审美认知方式的民间文学将继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民间文学论文:民间文学艺术 摘要民间文学艺术是我国重要的知识产权资源。文章着重从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价值分析入手，重点比较分析民间文学艺术的著作权保护模式和单行法保护模式的优劣；在此基础之上，对我国未来民间文学艺术保护之立法提出了若干具体的建设性意见。这些立法建议对我国未来相应法制之改造及利用民间文学艺术促进民族竞争力的提升等都将有所助益。 关键词民间文学艺术；价值分析；保护模式；制度建议 民间文学艺术(expressionoffolklore)是指“来自于某个群体或者由某个群体的一些个体所表达并被认为是符合群体期望的文学或艺术创作，这些文学或艺术创作通过不断模仿、口传心授或其他方式世代相传，并为整个群体所保持和发展，从而成为该群体文化和社会特征的表现形式”。我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民间文学艺术资源原本非常丰富。但是，今天，我国非但没有展现出在民间文学艺术上的国际利益优势，相反，民间文学艺术在我国正呈一种枯萎的态势。个中原因除了经济大潮和全球一体化使文化多样性发展受到严重冲击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对民间文学艺术缺少一个有效的法律保护机制。尽管1990年《著作权法》首次确认了民间文学艺术享有著作权并受法律保护，具体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但是时至今天，这一规定仍未出台，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和利用的进程。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我们十分有必要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问题作一番理论上的探讨，以期将来我国进行相应立法时有所借鉴。 一、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价值选择分析 民间文学艺术对其创作群体以及国家的重要作用毋庸讳言，这在学术界已经基本形成共识，即我们不能因为民间文学艺术不符合现代知识产权客体和主体确定性等特征就拒绝对其给予保护。而这里尚需要我们继续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究竟是基于怎样的价值立场来对民间文学艺术加以保护的?对该问题的回答，不仅关涉我们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的正当性，同时，它还是我们在众多的保护模式中进行选择的重要理论依据，甚至从更进一层意义上说，它还直接影响着我们构建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机制的具体制度设计。 在该问题上索有这样两种价值主张。一种认为保护民间文学艺术就是在保护人类创作之“源”，民间文学艺术与现代文化之间是“源”与“流”的关系。如果人们仅仅注重各种智力创作之“流”的保护，而忽视对它们的“源”关注，则对知识产权保护而言，不能不说就是一个严重的缺陷。而另一种观点则是2002年3月25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日内瓦召开的政府间委员会关于“知识产权、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的第三次会议中，绝大多数国家所持的一种价值主张。这些国家认为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目的主要在于：其一，就是要控制民间文学艺术的公开和使用；其二，就是要激活民间文学艺术的商业价值和财产属性；其三，就是通过保护，激励以传统为基础的创新；其四，就是有效认证民间文学艺术，并确认其归属；最后，即通过保护以有效防止对民间文学艺术的减损、诋毁和滥用。 笔者认为，不管对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价值立场有什么样的分歧，以下两点是我们必须牢牢把握的：第一，从国内来看，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主要是为了使我国宝贵的民间文学艺术能够永久地流传、世展下去，而使其不至于在历史的长河中被淹埋。这种目的，我们可以从国际文献中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和对其他知识产权的“保护”用语上的差异得到证明。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通常使用的一个词是“conservation”，而对其他知识产权客体的“保护”使用的则是“protec，tion”。这种用语上的差别恰好反映了两者在立法目的上的区别。对传统知识产权的保护，侧重于通过赋予特定主体以财产权利和精神权利，来调动主体的积极性，使更多的科学和文学艺术作品得以不断地涌现出来，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而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则侧重于使客体本身得到存留、维持、传承，不因人们的行为而消亡。我国民间文学艺术资源相当丰富，但由于受到现代文明的强烈冲击，民间的文学艺术正以可怕的速度在消亡和灭失。因此，我们立法的当务之急是将“保持”视为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最直接的立法目的，鼓励对民间文学艺术的整理和传承，并以此为中心，构建相应的制度，尤其是确立整理者和传承者的地位和权利。第二，从国际上看，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主要是为了增加我国在国际文化贸易中的砝码，促进我国的文学艺术和相关产业的繁荣和发展，防止其他国家无偿地使用、歪曲、篡改我国的民间文学艺术。事实上，广大发展中国家逐步要求加大对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力度，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大量无偿地使用、开发其宝贵的民间文学艺术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两类国家之间利益上的严重不公平。而从发展中国家内部来看，民间文学艺术在对外贸易中的作用也正日益地彰显。据统计，我国的对外贸易中利用民间文学表达形式的纺织品、美术品和其他轻工业产品在我国出口产品的比重越来越大。仅1991年一年我国利用民间文学艺术造型生产之产品出口创汇就是37亿美元。而近年这个数字还在继续上升。因此，在我们进行相关的制度设计的时候，确保我国在国际贸易中能够取得适当的“对价”就成了我们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时另一十分重要的价值关注点。我们认为，只有牢牢把握了上述两点，我们将来的制度设计才能有一个正确的价值导向，也才能使我们的立法在实现对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同时又能很好兼顾我国在该问题上的国际利益。 二、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模式选择 前面，我们主要探讨了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价值选择问题。以下我们将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即是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具体模式问题。在该问题上，学者们的主张也是见仁见智。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种范式观点：其一就是主张采用著作权法模式进行保护，具体来说就是在著作权法之下由国务院另行制定特别法规的方式加以规定；其二，就是进行特别立法保护，也即确立一个与知识产权体系相关的一个专门部门法来对民间文学艺术加以保护。以下，我们对这两种观点逐一评析。 (一)对采用著作权法保护模式的评析 1、著作权保护模式的肯定主义 主张用著作权法模式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是大多数学者的主张。学者们认为，如果排除作品只能是个人创作这一固有观念，将民间文学艺术表现形式理解为集体或群体创作，那么就可以对民间文学作品进行著作权保护。其中的民间故事、诗歌和方言等就类似于口述作品；歌曲和乐曲等音乐表达形式以及舞蹈、游戏和仪式等就类似于音乐、戏剧、曲艺、舞蹈、杂技艺术作品；民间建筑与建筑作品，民间雕塑与美术作品都很相似。且在利用著作权法中已有相关原则、制度的基础上，利用著作权法加以保护也许是诸多方式中最为便利的。因为民间文学艺术中的大部分具有与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相类似的特征。比如说它们都属于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的智力创作；都具有独创性、可复制性和非物质性等特征。当然，主张采用版权保护的学者，也是承认民间文学艺术与一般作品的区别，以及因此而产生的与版权保护的某些不协调之要求的。但他们认为这些问题是可以通过调整现行规则予以解决的。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对民间文学艺术版权保护的一些不和谐因素就全盘否定版权保护的合理性，毕竟版权是历经了上百年的考验而成为现今较为系统完善的保护途径，且其丰富的权利机制和制度原理是有很大灵活性的，能够适应对民间文学艺术保护之需要。2、著作权法保护模式的反对主义 鉴于民间文学艺术与文学艺术作品之间的高度契合性，版权法的保护模式的确成了国际社会对民间文学艺术的最初选择。然而是不是说，用版权模式来对民间文学艺术提供保护时就一定没有任何问题了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如果我们仔细加以分析的话，就会发现二者之间实际上是存在着诸多的实质性差异的，而这种差异不但显示出了文学艺术作品与民间文学艺术间的本体性区别，而且该种区别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反对者否定著作权保护模式的致命原因，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著作权法的本质限制性决定了它与民间文学艺术难于融合。我们都知道，现行知识产权制度是建立在西方制度基础上的，发达国家一般不赞成将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准用于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三百年历史的知识产权经过不断的发展“已经成为一部服务于现代工业、信息社会的严密的法律机器，其制度上的秉性决定了它不能成为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主要手段”。而且，其中的著作权法也不是回答保护民间文学艺术或传统知识问题的。因此，采用传统知识产权保护并不能实现促进和弘扬民间文学艺术的目的。 其二，著作权法保护单一作者的禀赋也与民间文学艺术不相为谋。著作权法的核心是通过确认智力创作者对其创作成果的控制权，来鼓励和激发个人的创作能力。然而，民间文学艺术最主要的特征就是群体性，个体的因素在民间文学艺术的创作和流程过程中没有凸现出来。在民间文学艺术中，根本无法找到一个著作权法意义下的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作者。著作权法保护的核心是作者的权利。而民间文学艺术没有明确的作者，那么用著作权法来保护，就会使权利因为没有一个落脚点而落空。著作权法通过激励机制来实现人类社会科学和文化、艺术持续繁荣的神圣目的也将因为主体性缺位而变得子虚乌有。 其三，著作权法“独创性”要求也很难与民间文学艺术的创作特征相吻合。“独创性”是作品获得著作权保护的前提。一般认为。“独创性”是指作品应该体现作者的个性，体现作者智力火花的烙印。对独创性的最低要求是作品须由作者独立完成，而不是抄袭的结果。但民间文学艺术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其间，即使某个个体在模仿和传播的时候加入了一些个性化的表达，但这终将因为其慢慢被吸收为民间文学艺术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最终无法分辨出个体的特性。因此，无论从何种视角来看，反对者都认为，利用著作权保护并非是民间文学艺术的最佳保护途径，如果我们执意地要把把民间文化艺术表达的保护糅合到版权的框架下进行的话，其结果就是在破坏了版权自身和谐系统的同时也使民间文学艺术得不到很好的保护，可谓两全而不能齐美，这与人类立法理性是根本背道而驰的。 (二)单行立法模式的分析 从以上对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模式的分析来看，运用著作权法来保护有诸多弊端，因此，我们认为采取特别的单行立法模式较好。因为，从目前国际上的最近发展来看，对民间文学艺术予以著作权之外的“特别权利”保护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示范法条》就是这种发展趋势的产物。但在究竟如何构建这样一个行之有效的规范群上，笔者特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建构一个群体“民间文学艺术权”民间文学艺术的创作群体所享有的权利应当是一个具有类似著作权性，但又不完全等同于著作权的权利。在国外，有人提出以“等同(quid－pro－quo)”理论来支持非正规创新者的权利主张。依据这一理论，既然在特定对象上的正规创新者会产生新的知识产权，那么与相关或相似的对象相关的非正规创新就应该导致一种类似权利(cognaterights)的产生。有人将这一权利称为“民间文学艺术权”，并认为“将‘民间文学艺术权’作为特别的和独一无二的而不是类似于著作权的权利或许会更好一些”。参加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日内瓦召开的政府问委员会关于“知识产权、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会议的国家也普遍认为民间文学艺术是群体发展、传播、分享的，所以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不能充分地满足传统群体对集体权利或社区权利的需要。虽然，集体创作和集体所有不是所有民间文学艺术的共同的特征，但是成员国仍然已经意识到了建立法律解决措施来满足群体认可的集体权利和集体知识的愿望和需要。因此笔者认为，我们在制定单行法时，可以考虑借鉴这一概念。当然，这一经我们建构起来的民间文学艺术权虽然在性质上属于知识产权的范畴，但与传统知识产权相比，它还具有自身的显著特征。即它具有集体性、时间上的永久存续性和不可转让性等特征。而这些特征的存在从根本上说是由民间文学艺术自身客观特性所决定着的。 2、应特别强调公法手段的保护 由于民间文学艺术受群体生存环境的影响甚大，任何群体生存环境改变、生活习俗变迁和传统文化断裂，或者传承人物质生活匮乏、后继乏人和观念改变，都将导致民间文学艺术从活的文化形态褪变为死的文物。因此，保障群体的传统生活状态不遭受破坏性冲击，保障传统来源地的文化生态保持可持续发展，保障传承人的生活水平和精神上的荣誉感，这些除了需要我们从私法的视角加以重视外，它更需要运用公法手段来加以保护和调整。我们可以通过相关的行政主体介入的方式，从公权保障的角度确立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范围、保护方针、物质资料归属等；建立起对外国团体和个人考察、收集民间传统文化资料出境管理制度及相关的保密制度，防止民间文学艺术的流失和毁坏。笔者坚信，在私法和公法的协同保护下，利用两种保护手段的各自优势，我们一定能在民间文学艺术保护上达到理想的结果，在保持和传承文化的同时也得以很好维护在该问题上的主权利益，为我国在未来的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 民间文学论文:民间文学外国文学论文 一、加深对外国文学中民间文学对作家文学创作影响的认识 自古以来，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作家文学和民间文学之间，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文学发展的历史来看，民间文学先于作家文学出现。在作家文学出现之前，民间文学的一些体裁形式，诸如神话、传说、歌谣、故事等已经出现。这些体裁类型的作品已经为作家文学的产生做好了内容、体裁、语言等方面的准备。在作家文学出现之后，民间文学又为作家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料，民间文学成为作家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中国历史上有不少作家的创作受到民间文学的影响，例如屈原、李白、刘禹锡、鲁迅、郭沫若等。在外国文学中，不少作家也是从民间文学中吸取营养，或吸取其题材内容，或受其创作风格、创作方法的影响，或吸取其语言养分，创作出不少优秀的作品。荷马、维吉尔、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莎士比亚、普希金、克雷洛夫、拉封丹、高尔基、泰戈尔等作家，在他们的创作中都深受民间文学的影响。例如，荷马的两大史诗，就是盲诗人荷马根据流传在小亚细亚一带的有关歌颂特洛伊战争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一些神话、传说、歌谣进行整理、修订和改编而成的。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荷马史诗只能算是一部民间文学作品。但是，从荷马对作品形成的贡献来看，他把众多的神话、歌谣、传说进行搜集整理，最后按照一定的主题安排情节，剪裁结构，对作品的最终定型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来看，荷马的两大史诗也可以说是一部作家文学作品。在外国文学中，民间文学对作家文学创作的影响主要有几方面的表现： （一）在题材和思想内容上的影响 纵观欧美各国的文学创作，不少作家都从民间文学中吸取题材，创作出传世佳作。这类例子可谓不胜枚举。例如，古希腊三大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的作品，大都取材于希腊神话故事。普希金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安徒生童话、王尔德的《快乐王子》、让•拉封丹的寓言、克雷洛夫的寓言、莎士比亚的戏剧《雅典的泰门》、高尔基的《鹰之歌》《伊则吉尔老婆子》等等，都直接或间接地从民间文学中吸取素材营养。正因为如此，这些作品都充满了浓郁的民间文学色彩。有一些民间文学的题材，历经不少作家的引用、整理、再创作，推陈出新，使民间文学的题材和作品中的人物以另一种面目出现，令人耳目一新。例如，在西方文学中，像唐璜、浮士德这些民间传说中的人物，一经作家之手进入文学创作领域，往往会成为不朽的艺术典型。诗剧《浮士德》是歌德以毕生心血完成的一部杰作，从构思到创作完成，历时六十年之久。作品取材于德国16世纪的民间传说。浮士德是当时一个跑江湖的魔法师，懂得炼金术、星相术、占卜等。他死后，在德国流传许多关于他的传说。1570年开始就已经有人记载这些传说。1587年，德国出版了故事书《约翰•浮士德的一生》，叙述浮士德与魔鬼订立盟约，漫游世界，满足各种欲望，享受各种人间欢乐，最后惨死魔鬼之手的故事。浮士德的形象表现了宗教改革时期资产阶级思想的要求，深受人们欢迎。文艺复兴以来，不断有人用这一传说作为创作题材。歌德在少年时期就看过有关浮士德的木偶戏和故事书。上大学时，有了创作《浮士德》的想法。1773年开始构思，几经中断，几经提笔，创作时间长达六十年，贯穿于歌德的全部写作生涯。《浮士德》以诗剧的形式写成，共分两部。全剧没有首尾连贯的情节，以主人公浮士德的思想发展为线索，写他探索真理的一生。诗剧通过浮士德的一生探索，反映了文艺复兴以来资产阶级进步人士思想探索的历程，也通过他的一生总结了人类发展的历史经验。可以说，民间传说中的浮士德，成就了歌德的不朽巨作《浮士德》。在欧洲文学中，唐璜也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他原本是西班牙民间传说中一个只会追逐女性的好色鬼、登徒子、纨绔子弟、浪荡儿。法国的古典主义喜剧家莫里哀、英国的浪漫主义诗人拜伦都以民间传说中的唐璜作为蓝本，创作出独特的艺术典型。在莫里哀的喜剧《唐璜》（又名《石宴》）中，唐璜是一个贪淫好色的贵族，引诱不少名门闺秀，还要诱骗救了他性命的两个农民的未婚妻。他花天酒地、挥霍无度、寡廉鲜耻，作者借这一人物反映了17世纪法国贵族的经济开始衰落和他们的道德沦丧。拜伦未完成的优秀长篇叙事诗《唐璜》同样也取材于民间传说中的唐璜的故事，被歌德誉为“一部天才无穷的作品”。长诗通过西班牙贵族青年唐璜曲折离奇的冒险故事，展示当时欧洲各国的社会生活和道德风尚。在诗中，唐璜已经不是一个只会追逐女性的花花公子形象，而是一个勇于追求爱情、积极上进、奋发有为的青年。作者赞美了纯洁的爱情和为自由而斗争的英雄气概，抨击统治者的专横、御用文人的无行和商业资本的猖獗，广泛评论了欧洲的社会现象。情节惊险动人，富有吸引力，充满了异国情调。唐璜与少妇的恋情、海上漂流、与少女海甸的田园牧歌式的爱情、海盗劫掠的刀光剑影……离奇惊险，引人入胜。在艺术上也表现得多姿多彩，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 （二）在艺术形式上的影响 在外国文学中，很多作家学习民间文学，从民间文学的艺术形式中吸取养分，取得了出人意料的艺术效果。例如，在借鉴民间文学的结构形式上，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人文主义作家薄伽丘的创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的代表作《十日谈》就是模仿了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的框型结构创作而成的。《一千零一夜》又译作《天方夜谭》，是一部流传甚广的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它以浓郁的东方情调和瑰丽的传奇色彩受到人们的喜爱，是世界文学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据阿拉伯原文版统计，全书共有大故事134个，每个大故事又包含若干小故事，组成一个庞大的故事群。这部民间故事集以宰相女儿山鲁佐德给国王山鲁亚尔讲故事作为发端，把大大小小不同主题、不同背景、不相关联的故事组织在一个框架中，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十日谈》的开端写10个青年男女，为逃避黑死病在乡下住了十几天，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10天共讲了100个故事（祈祷日不讲故事）。通过这些故事表达了反教会、反禁欲主义的主题。很显然，《十日谈》在结构上效仿了《一千零一夜》，使用框形方式，由一个故事串联出另外一个故事，每十个故事形成一组，由一定的主题来统领。该作品开欧洲近代小说之先河，为不少作家所效仿。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小说家乔叟也从《十日谈》的框形结构得到启发，写成了《坎特伯雷故事集》，可以说这也是不同国家的作家对《一千零一夜》学习和模仿的连锁效应。在学习民间文学的创作方法上，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小说家拉伯雷的《巨人传》就运用了民间文学中奇特的想象、夸张的手法。在神话、传说、故事这一类的民间文学作品中，巨人往往就是一种自然力或超自然力的象征，幻想、想象、夸张等都是民间文学惯用的手法。高尔基就曾经指出：“在故事里，人们坐着‘飞毯’在空中飞行，穿着‘千里鞋’走路，用死水和活水向死人洗一下，就会使他复活，一夜之间会把宫殿建好。”［3］《巨人传》中讲到巨人国国王格朗古杰的儿子卡冈都亚从母亲的耳朵里出生后，每天喝一万七千多头牛的奶，穿一万七千多米布做的长袍。体形高大，体魄强健，能文能武，智慧超群。长大游学巴黎，把象征天主教信仰的巴黎圣母院的大钟，取做马铃以为笑乐。为了反击侵略，他随手拔起千年大树作兵器，放一泡马尿淹没无数敌人。作者借助巨人形象，歌颂了新兴的人文主义者反宗教禁欲主义，勇于追求知识，追求理想，追求爱情，具有乐观开朗、开拓进取的时代精神。 （三）在语言上的影响 语言是构成文学作品的首要因素。在外国文学中，不少作家在创作时，都有意识地运用民族民间的语言，例如意大利诗人但丁就提倡用本民族的语言进行创作，文艺复兴时期的小说家薄伽丘的《十日谈》中就用到很多的意大利的俗语、俚语、谚语。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语言，为各国作家的创作提供了无尽的语言宝藏。法国的拉伯雷在《巨人传》中也大量使用了成语、谚语、格言、俚语、俏皮话、双关语等民间语汇，使其作品词汇生动丰富，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二、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资源越来越丰富，知识也在不断地更新，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如何利用较短的时间获取更多的知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困惑。在各种快餐文化、网络文化充斥市场的今天，如何使我们的传统教学发挥更大的潜力，加强学科之间、课程之间的合作，整合资源，探索学科之间的渗透性、互补性教学，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通过民间文学和外国文学的相互渗透性教学，让学生不仅认识到外国文学中有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作品，也深刻领会到民间文学是作家文学的摇篮。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学，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民间文学，都孕育了各自的作家文学。可以说，在民间文学的沃土上，各国各民族的文学创作都开出了灿烂之花、结下了丰厚的硕果。在教学中，利用民间文学知识对外国文学的作家、作品进行鉴赏和评析，加深对外国文学的理解和认识，可以使两门课程都能够学有所长，相得益彰。 作者：刘丽琼 单位：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民间文学论文:民间文学儿童文学论文 一、从儿童视野出发，为民间文学写导读 导读，顾名思义就是指导阅读，其源于20世纪80年代上海特级教师钱梦龙提出的语文导读教学法:“‘导’，指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的指导、引导、辅导、因势利导;‘读’，指学生在教师指导下的阅读实践。‘导’和‘读’的结合，勾画出语文教学过程中一幅‘师生互动’的图景，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教师滔滔讲授，学生默默聆听’这种单向的‘授—受’格局”［4］。本文所说的导读并非教学方法，而是一种体裁样式，即写于作品后面，指导读者有目的地阅读文章的一段文字，也叫“作品提示”或“阅读提示”、“作品评析”。周作人认为儿童文学:“内容与形式不但多与原始人的文学相似，而且有许多还是原始社会的遗物，常含有野蛮和荒唐的思想”［5］。因此，实践理念下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整合的第一步就是从儿童视野出发，为民间文学写导读。对于导读的写作，钦州学院的做法有三:第一，导作品主题。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一样，内容体现着人们对真、善、美的赞赏与追求，导读作品主题时，应抓住这一点进行分析。如钦州民间童话《金沙奇源》，讲述看牛仔六哥与谭财主丫环三妹遇仙发财，被谭财主陷害的故事。故事主题是好人有好报、坏人受处罚。在写导读时要注意从儿童心理出发，抓住童话的幻想特征，说明六哥与三妹如何遇仙，如何得到金银，又如何被财主陷害，财主如何受到处罚，分析过程中要突出六哥与三妹的善良与勤劳、财主的贪婪与丑陋。通过分析主题，引导儿童做一个善良、勤劳的人。第二，导人物形象。民间文学中的人物大都没有具体名字，但人物的性格特征非常突出，在写导读时应注意把人物的这些性格特征描摹出来。如《傻姑爷》，讲述一个傻姑爷娶了个聪明的老婆，一次岳父过生日，夫妻俩回去拜寿，路上老婆说什么，傻姑爷也跟着说什么。到了岳父家里，大家都想看傻姑爷的笑话。厨子有意看傻姑爷出洋相，给他舀了碗没苡米、没鸡蛋的糖水，也没有给他勺子。傻姑爷把途中跟着老婆学的三句话说出来，居然误打误撞被认为是最有学问的人。在写导读时，要对表现傻姑爷傻样的句子进行分析，通过他的语言、动作、神态等表现出来。第三，导语语言特色。民间文学的语言质朴、生动、简练，易于理解，叙事结构与方式与儿童文学非常相似，在写导读时要把作品的这些语言特点找出来。如钦州儿歌《倒卷珠帘》:“年三十晚月光光，贼上屋顶偷粪缸。盲婆看见惊失魂，聋公听到吓出汗。哑仔大声喊捉贼，跛佬快快走出屋。一抓抓到贼头发，一看原来系和尚”，写导读时应说明这是一首颠倒歌，用了较多的叠词，如“月光光”、“快快”、“一抓抓”等，儿童念这首颠倒歌，不仅接受了一定的思维训练，而且体会到“胡言乱语”的谐趣。从学生所写的导读看，基本都能根据以上步骤来写，但也有“偏题”现象，把导读写成读后感，究其原因就是语言表述上不是“导”，而是“感”，教师要注意引导。 二、把民间文学改编为儿童文学 民间文学属于原生态文学，表现的生活面极为广阔，囊括了劳动人民的思想、观点、道德、习俗、宗教信仰和生产劳动等方面的内容。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拉法格说民间文学是人民灵魂的忠实、率真和自发的表现形式，是人民的知己朋友，也是人民的科学、宗教和天文知识的备忘录。这种包容性使民间文学往往良莠交织，精华和糟粕并存。面对这种情况，钦州学院的做法是:首先对改编的民间文学进行筛选。南京师范大学刘晓东教授认为:“儿童教育，特别是幼小儿童的教材，应当主要以原型和母题为主要内容和永恒不变的内容，这些内容主要集中在神话、童话、传奇、民间故事等原始文学题材中”［6］。因此，改编民间文学，要从儿童的培养教育与审美需求出发，在内容的选择上要符合道德感化、智力开发、美育感染等要求，体裁上可选择有利于儿童健康成长的神话、童话、民间故事等。钦州民间文学有些也属于糟粕，如《好人死得早》、《懒人福》、《驼背娶亲》等，改编时要舍弃。其次，理清主要情节、明确线索。作为口传文学，民间文学大多描述故事轮廓，由于集体创作、世代传承的特点，很多作品在流传过程中，增加了讲述者的创造而横添了枝叶，使民间文学作品情节杂乱无序，甚至故事杂糅。因此，改编时要理清主要情节、明确线索。对只有简约故事轮廓的民间文学作品，应从故事讲述的需要出发，按情节发展的规律展开合理想象，进行情节和细节的补充和丰富，变概括的故事梗概为具体而有变化的故事情节。而对情节繁芜的作品，则应删繁就简，以故事的完整性、变化性和丰富性为核心，大胆剔除与故事无关或关系不大的旁枝末节，从而变芜杂为明晰，使情节具体生动。如钦州幻想故事《鞋沓鱼的嘴为何歪》，用了很长的篇幅讲述小白鱼骗鲸鱼的过程，而主要角色鞋沓鱼嘴变歪的过程只用几句话就讲述完毕，与题意相差甚远，改编时删减小白鱼骗鲸鱼的情节，增加鞋沓鱼嘴变歪的情节，突出主要情节。第三，规范语言。民间文学以口头讲述为主要传播方式，在传播过程中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在口语化的表述中不自觉地注入了方言或习惯语，印上了明显的民族性、地域性色彩。对于儿童来说，文学的接受过程也是一个学习语言的过程，语言的规范与否直接影响他们对作品的理解，以及对语言的运用。因此，对民间文学的改编，必须规范语言，要注意对话语方式的运用，消除方言，以文学口语为故事的叙事手段;对句式结构的安排，要多用短句、简单句，少用长句、复句或复杂句式;对语汇词汇的使用，要多用实词、浅词，少用虚词、深词，不用生僻词。如改编钦州生活故事《三太公请客》，这是一则吝啬鬼的故事，有太多的方言俗语，改编时要注意把方言改为普通口语，如把俗语“赖账是乌龟野仔”改为“赖账就是王八蛋”，方言“得”改为“行”或“可以”，“为内”改为“好友”，“东看看，西瞄瞄”改为“东看西看”，“头壳”改为“脑袋”，等等。在叙述方式上，把文中过多的对话改为叙述性语言，突出主要情节。 三、在儿童文学课堂开展感受 民间文学魅力的专题活动德国教育大师斯普朗格认为“教育的任务就是传递文化，体验文化价值，并培养能创造文化价值和人格。”儿童文学课程的开设对象是学前与小教专业的学生，他们是未来的幼儿园、小学教师，地方文化的传承很大程度依赖于他们。地方文化的很多内容都体现于民间文学，儿童文学与民间文学又有着天然的联系性，因此，把民间文学内化到儿童文学课程中便成为两者的最佳结合。所谓“知识内化就是把教材中的外部知识经过学生的认知活动重新组合转变成其内部的知识，也就是使教材新知识与学生主体认知结构中原有知识建立内在联系，形成其新的认知结构”［7］。 (一)角色扮演 社会心理学认为“每个人在社会中都要扮演一定的角色，它是一个社会成员的思想、情感、行为和责任的集中体现，反映个体与自己、周围人群和客观事物之间发生作用时独特和一贯的行为方式”［8］。角色扮演的教学模式是心理学家谢夫倡导的一种以社会互动理论为指导的教学模式。概括地说，就是让学生表演问题情境，然后讨论表演，借此引导学生共同探讨情感、态度、价值、人际关系和解决问题的策略，并且形成处理这些情境的恰当方法。民间文学作品以角色表演教学，可以加深学生对内容情节的记忆与理解。但并非所有的民间文学都适合表演，只有那些故事情节曲折、人物形象突出的民间文学才适合表演，因为“圆滑的故事性，具体的行动性，人物性格的明确性。并且使事件具体的展开，把原因、结果交待清楚，然后加上简洁一贯的架构，动听的音乐和富有韵律感的台词，就可以达到理想的境界了”［9］。在进行角色扮演时，钦州学院的做法体现如下:第一，创设情境。创设情境是角色扮演的起点，也是表演取得成功的保证。创设情境最重要的就是情境介绍，把故事发生的环境最一个简要介绍，人物的动作、神态要符合故事的发展。第二，分配角色任务。要根据学生的参与热情、表演能力进行挑选“演员”，不能敷衍了事，因为表演效果会影响接下来的分析与讨论。第三，确定表演框架。确定人选后，学生形成“演员”小组进行讨论，筹划表演内容，确定角色的台词，教师要动员其他同学帮助他们准备表演所需的场景、道具等。第四，训练“观众”。在角色扮演中让不参加表演的学生进入状态，也是一项不容忽视的任务。要引导与培训他们与“演员”互动，并布置一些观察性的问题，如角色表演是否真实?情节发展是否合理?有没有更好的选择?等等。只有大家都进入情境，才能营造出一种活跃的气氛，获得真实的体验。第五，进行角色扮演。这是表演的核心环节，“演员”按照计划进行表演，教师在观看的过程中切忌苛求完美。由于心情的紧张或产生新的想法，学生在表演过程中发生忘词或改台词的现象实属正常，教师应给适当鼓励。第六，组织学生进行评议。由于对故事情节的理解不一，学生对角色的行为取向有差异，教师要分析表演的真实性与合理性，深入挖掘表演的内涵，将评价集中在角色所作的决定上。 (二)游戏活动 《中国大百科全书》认为:“游戏是儿童的主要活动形式，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儿童在游戏中反映着周围的现实生活，通过游戏体验着周围人们的劳动、生活和道德面貌，同时也理解、体验着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游戏是实现儿童与周围现实联系的特殊形式、特殊活动”［10］。游戏具有灵活性、积极情感、非精确性、内部机动性等特点［11］，在儿童文学课堂上以游戏形式感知民间文学，可以调动学生的参与兴趣，使学习者主动探求知识。学生在游戏过程中不仅体验到民间文学的魅力，而且有重拾童年时光的感觉，身心得到娱悦。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钦州学院归纳出民间文学设计形式的两大原则:第一，娱乐性与认知性相结合。给游戏者带来情感的娱悦是游戏的基本特征，并不是目的本身，对民间文学的认知才是游戏的目的。只有将民间文学转化为游戏内容，才能让学生在获得游戏体验的同时也获得对民间文学的认知。如钦州儿歌《打叉叉》:“打叉叉，卖咸虾。咸虾臭，留俾阿侬送宴昼”，进行游戏时教师在前面进行操作示范，学生跟随教师一起游戏，游戏过程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思考:这则儿歌反映钦州的哪些生活习俗?体现什么样的语言文化?边游戏边思考，学生很容易了解这首儿歌的文化内涵。第二，自由选择和全面参与相结合。“自由在何处止步或被限定，游戏便在那里终结”［12］。有自由选择的情感是游戏的心理学基础，因此，是否参与游戏应根据学生的意愿来决定。但并非放任自流，而是在指定的游戏中学生有选择的自由，但在一些团队游戏中，则要求全体学生参与。如要让学生了解钦州文学中的传说人物，如刘永福、冯子材、冯敏昌等，设置为“你说我猜”的游戏，第一环节可采取自愿报名的形式来决定游戏者。开始游戏时，“说”者只能说与人物有关的事迹，但不能点出他的姓名，“猜”者根据所说的事来判断。第二环节则采用团队合作的形式。按自愿组合原则组成几个团队，团队成员排成纵队，主持人把写有人名的卡片给纵队的最后一位成员看，要求他用动作把所猜的人名告诉相邻的队员，相邻的队员再把他的理解示范给下一位队员，最后由第一位队员猜。误解与错解使这个游戏妙趣横生，使学生轻松学会描述人物就是要抓住人物的典型特征来显示谜底的方法。 (三)举办故事会 中山大学教授高小康认为“人是讲故事的动物”［13］，故事不仅对儿童，而且对整个人类文化都有极为重要、不可或缺的价值。美国心理学家布鲁诺就认为，我们用逻辑和抽象的规则来认识物理的世界，用故事来认识人文的世界。讲故事无论是东方或西方都是古已有之。对于儿童来说，喜爱故事、热衷于了解故事情节是其阅读的天性。现代儿童文学诞生之前，儿童就是凭借着对故事的直觉与喜爱，从民间文学和古典文学中选择具有浓郁故事性的作品作为自己的读物。因此，举办民间文学的专题故事会，不仅是学生未来工作的需求，也是学生了解民间文学的重要途径。那么，如何讲好民间文学里的故事呢?钦州学院的做法如下:第一，整理加工，规范文稿。民间文学诞生之初并不是为了娱乐或教育儿童，而是为了在神秘的自然力量之前，建立人际间的公众纽带。但其内容体现着对真、善、美的追求与赞赏，与儿童文学培养目标一致，且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在思维与语言上也有相似之处。但民间文学在传播过程中受地域文化的影响，有很多方言俚语夹杂其中，增加了阅读的难度。因此，在讲述中应注意把这些方言俚语变为简单易懂的口语，如钦州民间故事中的“重耷耷”改为“沉甸甸”，“一轮火”改为“一古脑儿”，“五泪耙沙”改为“眼鼻嘴都流出泪水”，等等。第二，语音造形，塑造形象。所谓语音造形就是通过讲故事者富有角色感的声音来塑造角色的性格，这就要求讲述者通过情节揣摩角色，做到同一句话不同的角色有不同讲述，使听众闻声知人。如《想成龙的扁蟹》这个故事，讲述了扁蟹跳龙门的过程，有扁蟹、红鲤、海龟三个角色。刚开始扁蟹对跳龙门抱以极大的热情，声音应急促、高昂，充满激情。红鲤对跳龙门不感兴趣，只顾着去找朋友，声音应急燥、不耐烦。海龟跳龙门五百次都没过，对龙门已失去兴趣，声音应低沉、无耐，有沧桑之感。在叙述性语言与角色语言之间要注意“变口”，如扁蟹第一次没跳过龙门，却摔得浑身发疼，正在大口喘气的时候，看到一条鲤鱼从远远的地方飞快地游过来，然后哧溜一声，向龙门飞去。这给扁蟹极大的启示:“我真笨，怎么没想到要助跑呢?这样一跃就过了嘛。”在讲述这段的时候要注意“变口”:叙述语言要平实自然，扁蟹的语言则要显示出懊恼之感，不能混淆。第三，讲演结合。讲故事时为了生动形象，要有姿态、动作、表情等辅助，才能讲得生动有趣、引人入胜。一般来说，讲故事都是站姿，除了故事情节的弯腰、侧身外，脚步也要适当移动，如向左或向右移动45度来表现人物对话。动作要掌握用上区(肩以上)表示积极情感，中区(肩至腰)表示中性情感，下区(腰以下)表示消极情感。眼神和面部要表情根据情节与角色变换而变化。如《三个滑贼》有三个角色:比油滑、滑过油、跌落油缸不沾油，讲述者以自然姿态站立，当讲述到三个贼对话时，以自然站立姿态表演比油滑，向左与向右移动45度表演滑过油与跌落油缸不沾油。讲述到比油滑与滑过油吊箱子上来时要以半蹲之态，咬紧牙关往上拉绳子。箱子拉上来后要把两人决定独吞的神情表现出来，可通过眼神与手势表现两人的决定。最后，跌落油缸不沾油把比油滑与滑过油吓跑后的得意之态要夸张地表演。这样，通过姿态、动作与神情把这个故事展现出来。总之，实践理念下把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课程整合起来，可以使民间文学的传承更为深远，得到越来越多人的理解与接受，儿童文学的实践性特征也将得到更充分的体现。 作者：黎爱群 单位：钦州学院 民间文学论文:民间文学幼儿教育培养思路 一、培养幼儿对民间文学的兴趣，帮助幼儿从中获得愉快的情感体验 我国民间故事以它神奇的想象和引人入胜的情节吸引着每一个孩子，幼儿对文学作品表现出的兴趣和态度是十分重要的。它是一切审美心理活动的开端，如何将幼儿引入对民间文学学习的意境，使之产生学习的愿望呢？1.根据作品所表达的内容、情感，设计引导语及不同的情境，激发幼儿对民间文学的兴趣。例如，学习民间故事——《兔子三瓣嘴》时，我们设计的指导语是：“老师请来了一位小客人，这位小客人是谁呢？请小朋友闭上眼睛，客人马上出来了。”出示标本小兔子，可爱的小兔子一下子吸引了幼儿，自然也产生了想认识和了解它的愿望。接着利用观察感知法、讲述学习法，讲故事，丰富词汇，理解故事内容。孩子们在学习过程中表现出积极的态度，情绪高涨，听得非常认真。设计引导语，要注意结合幼儿年龄特点，语言生动形象，简单明了，努力做到为幼儿创造一个轻松、愉快的语言氛围，激发幼儿对民间文学的兴趣，这样能收到好的效果。2.根据幼儿年龄特点及实际情况，设计适合幼儿的民间文学教育活动，让幼儿始终保持兴奋的状态。根据幼儿活泼好动、注意力不易集中的年龄特点，在民间文学教学活动中，我们利用生动有趣的语言引导、实物引导、图画引入法等引出主题，利用不同的电化教学手段、教具的辅助讲述故事，最后在游戏中巩固练习、进行品德教育等几部分教学构成，在欣赏故事时，让幼儿感受故事的形式美、结构美，培养幼儿对故事的节奏、音韵及表现手法的敏感性。这种教学方法使幼儿在民间文学的学习过程中始终保持兴奋的状态。 二、组织形式多样的教学游戏活动，帮助幼儿体验不同的情感 游戏作为幼儿的主导活动，不仅是智力、创造力、交往能力和活泼开朗性格的发展，同事也为审美感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游戏活动是开展民间文学教育活动的关键。结合民间文学内容设计不同形式的教学游戏活动，帮助幼儿产生与作品情感一致的情绪体验或在游戏中宣泄自己的情感，可以满足幼儿不同情感的需要。以民间传说故事《聪明的阿凡提》一课为例，作品表现的是幽默、聪明、善良的情感。这个民间传说故事适合表演。我们组织幼儿玩“故事表演游戏”，边讲述故事内容边表演，调动了幼儿多种感官去体验幽默、聪明、善良。当幼儿听到故事中，皇帝要杀阿凡提时，孩子们都非常恨皇帝，同时也为阿凡提捏了一把汗。当皇帝对阿凡提说：“你千万别死啊！你顶好再活一万年我给你许许多多金银财宝。”孩子们高兴得大笑起来。他们已完全沉浸在作品的意境之中，产生了身临其境的感受。审美情感经常是在联想和想象中向两方面转移，情感由客体向主体转移，称为情感移入；主体情感情绪投射倾注于客体，使审美对象具有自己相通的情感，称之为情感移出。“移情”现象说明幼儿在审美活动中可以被主体情感所感化，同时也使自己情感得到宣泄。我们结合教材，组织多种形式的教学游戏活动，均注意在游戏中渗透情感教育。如在学习民间童话——《花边姐姐》故事后，我们设计了一个智力游戏：“看谁说得对”，将童话中的公鸡、小龙等画在白纸上，贴在活动室里。用形象生动的语言激励幼儿参与游戏，请幼儿讲述公鸡、小龙等是怎样变活的。孩子们完全沉浸在游戏的情景之中，忘记了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约束，完全按自己的意境、自由发挥、宣泄扩张自己的情感，从而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满足。 三、引导幼儿从对作品情节及人物的情感意识中，学会做人的哲理，促进幼儿身心全面和谐的发展 情感教育是做人的基础，也是人的社会性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民间文学无论是诗的意境，故事的主题和寓言的寓意，都是向真、善、美的方向引导和影响幼儿。我们注重通过民间文学教育，引导幼儿从对作品情节及人物的情感意识中，学会做人的哲理。一是培养幼儿克服困难的勇气。有一名幼儿，从小比较娇惯。有一次手被玩具划破一点点皮，就大呼小叫的，吵着去医院。教师看伤处没什么大问题，简单地给他处置了一下。可他却害怕得不得了，哭了大半天。后来，我们在学习神话故事《精卫填海》时，重点对他进行了启发教育，教育他向海力布学习，做个勇敢的孩子。二是教育幼儿要热爱学习，树立远大的志向。当孩子们讲述民间故事《岳飞勤学》后，教师积极引导幼儿向故事中的人物学习，并以他为榜样，引导幼儿要多读书，从小就树立远大的志向，长大了为国家做贡献。使幼儿在潜移默化中得到了品德的培养和情操的陶冶。幼儿良好的情感发展，是推动他们走成长之路的强大动力。它能改善幼儿心理活动，增强道德和智力活动效果及影响幼儿的个性形成。在民间文学教育活动中，发展幼儿审美情感，使幼儿接受良好的情感教育，有助于幼儿身心全面和谐的发展。 民间文学论文:民间文学幼儿情感教学分析 一、培养幼儿对民间文学的兴趣，帮助幼儿从中获得愉快的情感体验 我国民间故事以它神奇的想象和引人入胜的情节吸引着每一个孩子，幼儿对文学作品表现出的兴趣和态度是十分重要的。它是一切审美心理活动的开端，如何将幼儿引入对民间文学学习的意境，使之产生学习的愿望呢？ 1.根据作品所表达的内容、情感，设计引导语及不同的情境，激发幼儿对民间文学的兴趣。例如，学习民间故事——《兔子三瓣嘴》时，我们设计的指导语是：“老师请来了一位小客人，这位小客人是谁呢？请小朋友闭上眼睛，客人马上出来了。”出示标本小兔子，可爱的小兔子一下子吸引了幼儿，自然也产生了想认识和了解它的愿望。接着利用观察感知法、讲述学习法，讲故事，丰富词汇，理解故事内容。孩子们在学习过程中表现出积极的态度，情绪高涨，听得非常认真。设计引导语，要注意结合幼儿年龄特点，语言生动形象，简单明了，努力做到为幼儿创造一个轻松、愉快的语言氛围，激发幼儿对民间文学的兴趣，这样能收到好的效果。 2.根据幼儿年龄特点及实际情况，设计适合幼儿的民间文学教育活动，让幼儿始终保持兴奋的状态。根据幼儿活泼好动、注意力不易集中的年龄特点，在民间文学教学活动中，我们利用生动有趣的语言引导、实物引导、图画引入法等引出主题，利用不同的电化教学手段、教具的辅助讲述故事，最后在游戏中巩固练习、进行品德教育等几部分教学构成，在欣赏故事时，让幼儿感受故事的形式美、结构美，培养幼儿对故事的节奏、音韵及表现手法的敏感性。这种教学方法使幼儿在民间文学的学习过程中始终保持兴奋的状态。 二、组织形式多样的教学游戏活动，帮助幼儿体验不同的情感 游戏作为幼儿的主导活动，不仅是智力、创造力、交往能力和活泼开朗性格的发展，同事也为审美感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游戏活动是开展民间文学教育活动的关键。结合民间文学内容设计不同形式的教学游戏活动，帮助幼儿产生与作品情感一致的情绪体验或在游戏中宣泄自己的情感，可以满足幼儿不同情感的需要。以民间传说故事《聪明的阿凡提》一课为例，作品表现的是幽默、聪明、善良的情感。这个民间传说故事适合表演。我们组织幼儿玩“故事表演游戏”，边讲述故事内容边表演，调动了幼儿多种感官去体验幽默、聪明、善良。当幼儿听到故事中，皇帝要杀阿凡提时，孩子们都非常恨皇帝，同时也为阿凡提捏了一把汗。当皇帝对阿凡提说：“你千万别死啊！你顶好再活一万年我给你许许多多金银财宝。”孩子们高兴得大笑起来。他们已完全沉浸在作品的意境之中，产生了身临其境的感受。审美情感经常是在联想和想象中向两方面转移，情感由客体向主体转移，称为情感移入；主体情感情绪投射倾注于客体，使审美对象具有自己相通的情感，称之为情感移出。“移情”现象说明幼儿在审美活动中可以被主体情感所感化，同时也使自己情感得到宣泄。我们结合教材，组织多种形式的教学游戏活动，均注意在游戏中渗透情感教育。如在学习民间童话——《花边姐姐》故事后，我们设计了一个智力游戏：“看谁说得对”，将童话中的公鸡、小龙等画在白纸上，贴在活动室里。用形象生动的语言激励幼儿参与游戏，请幼儿讲述公鸡、小龙等是怎样变活的。孩子们完全沉浸在游戏的情景之中，忘记了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约束，完全按自己的意境、自由发挥、宣泄扩张自己的情感，从而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满足。 三、引导幼儿从对作品情节及人物的情感意识中，学会做人的哲理，促进幼儿身心全面和谐的发展 情感教育是做人的基础，也是人的社会性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民间文学无论是诗的意境，故事的主题和寓言的寓意，都是向真、善、美的方向引导和影响幼儿。我们注重通过民间文学教育，引导幼儿从对作品情节及人物的情感意识中，学会做人的哲理。一是培养幼儿克服困难的勇气。有一名幼儿，从小比较娇惯。有一次手被玩具划破一点点皮，就大呼小叫的，吵着去医院。教师看伤处没什么大问题，简单地给他处置了一下。可他却害怕得不得了，哭了大半天。后来，我们在学习神话故事《精卫填海》时，重点对他进行了启发教育，教育他向海力布学习，做个勇敢的孩子。二是教育幼儿要热爱学习，树立远大的志向。当孩子们讲述民间故事《岳飞勤学》后，教师积极引导幼儿向故事中的人物学习，并以他为榜样，引导幼儿要多读书，从小就树立远大的志向，长大了为国家做贡献。使幼儿在潜移默化中得到了品德的培养和情操的陶冶。幼儿良好的情感发展，是推动他们走成长之路的强大动力。它能改善幼儿心理活动，增强道德和智力活动效果及影响幼儿的个性形成。在民间文学教育活动中，发展幼儿审美情感，使幼儿接受良好的情感教育，有助于幼儿身心全面和谐的发展。 民间文学论文:旅游文化下的民间文学 一、唱哈的借用 京族的歌曲曲调繁多，有海歌、小调、舞歌、祭祀歌等，共30多种。据京族哈妹苏海珍介绍，在哈节的仪式上，哈妹以京语歌唱，唱词包罗万象，有向神灵为京族百姓祈福的，如《向神求财又求子》、《人人都平安长寿》、《敬神乐鼓》、《出入亭门迎五福》、《村民年年求富贵》等；有颂扬美好姻缘的，如《谁送姻缘到村来》、《真正姻缘难解散》等；有感念父兄恩情的，如《父母育儿情意重》、《父辈栽树儿乘凉》、《父母话儿记在心》、《同结日月义同天》等；有关于中国历史人物的唱词，如《一统山河刘伯温》；有歌颂对美好生活的，如《美好生活全靠党》、《美好生活人追求》；有关于哈节的唱词，如《一年一度庆哈节》、《建设雄伟新哈亭》、《哈节回家来助兴》、《哈节祝词》等；有关于智慧锦囊的唱词，如《有益寄语牢记心》、《不靠天地靠自己》、《让后代人永铭记》、《积善奉善》等。哈妹苏海珍认为唱哈不仅能让更多的人知道京族，更能让京族的民族文化艺术传播得更远。 二、文化语境中广西京族民间文学 民间文学不是纯文学，其与人们的生活状态息息相关，反映人们的思想感情和审美情趣，是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诚如法拉格所说：“民间文学是人民灵魂的忠实、率直和自发的表现形式；是人民的知心朋友，人民向他倾吐悲欢苦乐的情怀；也是人民的科学、宗教和天文知识的备忘录。”②透过民间文学，可以寻找到京族人的思想感情、风俗习惯、语言特点和历史故事。 （一）服饰文化 京族的服饰沿袭了越南京族传统服饰的特色。1945年的《防城县志》中记载：“安南（即现在的越南）人的服饰，男衫长过膝，窄袖袒胸，腰间束带；女衫长不遮臀，裤阔……”③京族民间文学《米碎姐和糠妹》中，后母虐待米碎姐，母亲化鸟护女，天子在哈亭选美，米碎姐正是穿着鸟儿提供的绸衣和花鞋赶到哈亭和天子对歌。故事中的绸衣正是京族的传统服饰。目前，京族人的服饰已和汉族日趋相同，只有在参加节日庆典时才着传统服饰，即奥黛（AoDai）。京族的服饰透露出浓浓的异国风情，在哈节时，京族人往往着盛装前往海边迎神，令人驻足观望。 （二）歌舞文化 京族人民在哈节时载歌载舞，通宵达旦。从迎神到祭神、乡饮，再到送神，“哈妹”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祭神中，需要由六个或者八个“哈妹”进香，并跳进香舞，还要齐唱《神灵灵》。之后跳天灯，即哈妹需在头顶上放置一个倒置的大碗，碗上叠碟，碟上点上三支蜡烛。向神明敬灯时，她们需要不停地前后走动，按逆时针方向绕圈，左右换位。这时，亦需要唱起敬灯歌。乡饮和“听哈”是哈节的重头戏。歌曲的内容主要为民间传说、汉文古典诗词、哲理佳话和爱情故事、道德观念，以颂扬海神和祖先，祈求人畜兴旺，对族人进行道德规范教育。在送神中，“哈妹”则跳起有浓厚宗教意味的“花棍舞”，舞者两手各持一根花棍，频频将花棍转动于身体的上下前后，向东南西北各舞一次。“花棍舞”的动作繁多，或以两棍相互敲击，或不断转动花棍。哈节中多种多样的歌舞仪式不仅让外族人大开眼界，了解京族的民族文化，而且对京族民族歌谣和舞蹈的传承大有裨益。 （三）海洋文化 京族长期临海而居，以打鱼、养殖和加工渔业为业，独特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环境孕育了独特的海洋文化。在京族的民间故事中，有关很多大海里的海神和动植物神化的故事，如动植物的故事和寓言有《海龙王开大会》和《海白鳝和长颈鹤》、《山揽探海》等；反映世态人情的动物故事《白牛鱼的故事》、《鲎的故事》；京族三岛来历的传说和寓言故事有《三岛传说》、《日月分道》；海神传说如《镇海大王》和《珠子降龙》等；关于京族传统乐器———独弦琴的众多传说中，有其中一个传说是独弦琴是龙宫传来的宝物。除了民间故事外，京族有很多的歌谣与大海有关，如《出海歌》、《摇船曲》、《问明月》、《思乡情》、《海上钱银取不尽》等；甚至于京族的儿歌中也有很多题材是与大海有关的，如《螺儿甜》、《七月思》；京族亦有很多谚语与大海有关，常见的如“近山知鸟性，近海识鱼情”、“潮退不留鱼，光阴不等人“等。 （四）崇拜文化 京族人的信仰体系主要受到越南京族人的影响和汉族人的影响。京族人崇拜祖先，崇拜自然，并相信神灵的存在，因此在京族人的崇拜信仰中，道教、佛教和巫教交错，其中以道教为主。京族民间信仰的主体为：祖先、镇海大王、海公、海婆（围红公主、围珠公主、水晶公主、海底公主）和龙皇天子、水口大王、观音、伏波将军。从中可见，海神崇拜在京族民间信仰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这与京族临海而居而形成的海洋文化有关。其中，镇海大王被京族人尊崇为众神之首，京族人将其牌位放置在哈亭的中央，哈节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将镇海大王从海边迎回哈亭供京族人祭拜。此外，京族在外出打鱼前，总要祭拜镇海大王，祈求出海平安，鱼虾满仓。本文来自于《安徽文学》杂志。安徽文学杂志简介详见 三、结语 在哈节中，京族民间文学经过改编，结合独弦琴和唱哈曲调以全新的面貌呈现在众人面前。从对京族本地人的调查问卷中可以看出，在参与调查的200人中，知道十个以上京族民间文学的有156人，通过学校教育的占了21%，祖辈的口耳相传的占了56%，参与京族民间活动的占了29%，其中年龄在50岁以上的人占了总数的40%。在200人中，参加过哈节的有178人，周末看电视台娱乐节目的有186人。在对前往京族地区旅游游客的调查中，调查人数为100人，其中对民间故事略为了解的为56人，了解的渠道是导游的讲述和通过参加哈节；参加哈节的人数为93人，参加哈节却不了解京族民间故事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语音障碍所导致的。在上述的两种调查中，90%的人知道“天天向上”、“快乐大本营”、“非诚勿扰”、“中国好声音”等节目。无疑，随着人们娱乐方式的多样化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口耳朵相传的传统方式传承的民间文学保护和传承工作阻力很大，但旅游活动对于人们了解京族民间故事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此外，京族民间文学中所传递的民间文化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并认识京族。虽然，目前针对京族民间文学的旅游开发还不多，但是哈节确实能让游客接触到部分京族民间文学文化。这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民间文学传承的空间，成为传播京族民间文学的新媒介。 作者：莫明星 李兴 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京族学校 民间文学论文:民间文学与影视开发综述 一、青岛民间文学影视开发与青岛影视产业 影视作品是城市文化的极好载体。很多城市知名度的提高都得益于影视作品。如电视剧《上海滩》与上海，电影《唐山大地震》与唐山，动画《水漫金山》与镇江等。就青岛影视产业发展而言，已出品了不少以青岛历史为题材具有浓郁青岛特色的影视作品，如《青岛之恋》、《青岛往事》、《跑马场》、《风雨劈柴院》等。尤其是2009年4月青岛市委宣传部与青岛凤凰世纪传媒有限公司、北京九州同映国产电影院线公司联合拍摄的公益电影《寻找微尘》取得令世人瞩目的骄人成绩。影视动漫作品则有登陆央视的青岛本土动画《小牛向前冲》。这些影视作品对打造青岛城市文化品牌，促进青岛影视文化产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相对而言，从青岛文学尤其是民间文学中取材的青岛影视作品却很少见。目前较有代表性的影视动漫是根据城阳区民间文学作品《童恢传说》改编而成的《不其清官童公传》。中国影视作品历来承继着从民间文学中汲取丰富题材资源与艺术灵感的良好传统。中国著名的民间文学作品几乎都进行了成功的影视改编。如中国四大民间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孟姜女》、《白蛇传说》、《牛郎织女》等都被高频率改编成影视作品。鉴于此，笔者认为，青岛在打造影视之都的当下，在发展影视文化产业的过程中，既可以从青岛历史中选材，如电视剧《青岛往事》，也可以从青岛民间文学中寻找灵感，将青岛民间文学中较为优秀的代表性作品进行影视开发，制作成影视动漫作品。或者在制作影视作品的同时，创造性采用青岛民间文学元素，融入到影视作品当中。以电影《红高粱》为例，《红高粱》取得的辉煌成就与其成功运用民间文学元素不无关系，如民间故事叙述方式、民歌、民谣、俚语、谚语等都为影片《红高粱》增色不少。［3］这对青岛民间文学的影视改编无疑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青岛民间文学的影视开发一方面对青岛民间文学与文化起到宣扬作用，一方面对打造青岛影视文化品牌，提升城市文化内涵起到很好的作用。与此同时，青岛有着良好的影视资源，作为影视剧组的天然摄影棚，青岛接纳了大量影视作品到青岛取景，如《恋之风景》、《美人依旧》、《盛夏晚晴天》、《海洋天堂》、《珠光宝气》等。青岛的都市丽景在这些影视作品中一一闪现，营造了独特的影像青岛的奇特景观。而青岛籍当红明星众多，如唐国强、林永健、黄渤、黄晓明、陈好、朱媛媛、白百合等。他们共同构筑了青岛影视产业的宝贵资源。比如，在著名公益电影《寻找微尘》中，有45位青岛籍演员同时出演，共同演绎了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其他还有电视剧《青岛往事》邀请黄渤、林永健主演，《青岛之恋》则由黄晓明主演。 二、青岛民间文学影视开发的途径探析 1．与地方高校联手，制作青岛地域特色影视动漫作品在对青岛民间文学进行影视开发时，可与青岛地方高校联手，制作出具有浓郁青岛特色的影视动漫作品。地方高校在地域文化保护与传播、影视动漫产业发展过程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比如具有浓郁东北特色的《白山神》就是由东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等单位联合创作的。闽北首部原创动画片作品《大红袍传说》、《大王玉女之传说》则由福建武夷学院艺术系动漫专业师生挖掘武夷山本土文化，根据地方民间故事“大红袍的传说”和“大王玉女之传说”改编而成。具体到青岛动漫，目前很多青岛高校都设立了影视动漫专业，如中国海洋大学、青岛科技大学和青岛农业大学等，在这三所学校分别设立动漫文学创作中心、动漫科技研发中心和动漫培训中心。还有像北京电影学院现代创意媒体学院、青岛上海戏剧学院艺术学校落户青岛，以及中国动漫集团文化产业、中国传媒大学落户青岛开发区，华强科技文化产业园和中视动漫城落户城阳区都将对青岛影视动漫产业发展起到很好推动作用。目前正在制作的动画电影《崂山道士》就由青岛数码动漫研究院等共同打造完成。青岛数码动漫研究院由青岛农业大学牵头，联合中国海洋大学、青岛大学、山东科技大学、青岛理工大学等高校共同组建。 2．与知名导演、影视制作公司、动漫企业联手，制作青岛地域特色影视动漫作品 地方政府参与影视制作早有成功先例。动漫作品在传播地域文化方面占据先天优势。地方政府在宣扬与保护地域文化过程中，如能巧妙借助动漫艺术形式，往往会取得很好的艺术与社会效果。如中国第一部体现中华传统武侠的动画作品《虹猫蓝兔奇侠传》就是由张家界和宏梦卡通联手制作完成的精品，该剧的故事背景发生在风景秀丽的张家界。观众在收看《虹猫蓝兔奇侠传》之后，对张家界的山水风光都会留下深刻印象。再比如52集动画连续剧《盘瓠与辛女传奇》是由泸溪县政府与长沙殷氏卡通制作有限公司合作拍摄。2010年《盘瓠传说》已被列入国家级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名录，泸溪县政府为保护与传扬盘瓠与辛女古老的传奇故事和泸溪悠久的历史文化，借助现代动漫艺术形式，制作出专题画册、电视专题片、主题歌曲等，取得很好的宣传与保护效果。这种开发方式对青岛民间文学的影视开发无疑有着较高的参考价值。在电影领域，有唐山市政府入股6000万，参与制作冯小刚的电影《唐山大地震》。在电视剧领域，则有福建莆田政府参与大型神话剧《妈祖》的制作。具体到青岛，青岛地方政府已经有成功的合作案例，如著名公益电影《寻找微尘》由青岛市委宣传部与青岛凤凰世纪传媒有限公司等合作完成。而反映青岛历史上第一代青岛移民的创业之路的电视剧《青岛往事》也在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汇集了鲁剧创作精英，力图打造反映青岛历史与文化的艺术精品。 3．青岛名山民间文学与青岛影视产业开发 从青岛名山文化入手，选取与青岛名山文化相关的民间文学作品进行改编。具体到青岛名山文化，可以借鉴泰山文化的影视开发。根据泰山文化、泰山民间传说等创作完成的大型动画片《泰山》已于今年三月份在山东电视综艺频道首播。该片“意在用大型动漫系列片的形式，将泰山的景致和泰山文化做一个全方位、多角度的呈现，影片把泰山文化中传播广泛的历史典故、民间传说和相关史料，用动画艺术形式进行全新的演绎。”［4］相关影视动漫作品还有《泰山石敢当》等。青岛市内名山林立，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崂山，其次还有青岛市区的信号山、浮山、信号山、太平山、观象山、小鱼山，青岛郊区的山如即墨的马山，平度市区的大泽山，黄岛区的大小珠山，胶州市区的艾山，莱西市区的大青山等。纵观青岛市境内的名山发展历史，会发现几乎每一座名山历史积淀甚厚，有无数动人的民间故事和传说、名人佚闻或遗迹。比如平度大泽山与大泽山民间故事，胶南大珠山与大珠山民间传说，胶南琅琊台与徐福传说，即墨驯虎山与童恢驯虎传说，即墨小龙山与秃尾巴老李的传说，即墨灵山与灵山老母的传说，胶州艾山与石耳争奇的传说等。以即墨马山为例，翻开即墨民间故事，会发现其中有很多关于马山的民间传说，在这些神奇的民间传说当中，又有很多是关于马山狐狸的民间故事，这些故事构筑了马山独特的狐文化。如此众多的狐狸故事与瑰丽多姿的狐文化，无疑都构成了影视开发的极好来源。 4．青岛海洋民间文学与青岛海洋影视产业开发 青岛正在建设滨海文化名城，挖掘蓝色海洋文化内涵既是建设海洋文化名城之必需，也是其重要表现。作为青岛蓝色海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岛海洋民间文学当中有大量关于海洋、海洋生物、海洋地理、海洋特产等的民间传说故事。它们广泛分布于青岛市辖属的七区五市的民间故事当中，具有浓郁的海洋文化特色。青岛海洋民间文学为青岛海洋影视产业提供智力支持。青岛作为知名沿海城市，应大力发展海洋影视产业。2013年年初在CCTV－8热播的大型海洋神话电视剧《妈祖》就是将海洋文学与海洋文化结合的成功案例。青岛海洋民间故事是一座巨大的题材宝库，有些海洋故事已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利用好这些海洋故事，将大力推动青岛海洋影视产业的发展。在具体开发过程中，应着力于凸显海洋文化特色，包括故事的背景发生地，故事的主人公等都可以以海洋为主体，或创造或改编出与海洋相关的影视动漫作品。 5．从青岛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选取代表性民间文学作品进行影视开发 青岛民间文学是国家与青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07年青岛市公布的青岛市第一批27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中，青岛民间文学占据5项，它们是崂山民间故事、秃尾巴老李的传说、胶州民歌、琅琊台的传说、徐福的传说。在青岛市第二批23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民间文学有7项。它们是胡峄阳传说、田横民间故事、灵山老母的传说、金口民间故事、大珠山传说、大泽山民间故事、徐福传说。其中徐福传说被列为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面对如此丰富的青岛民间文学资源，可以选取代表性作品进行影视动漫改编，如著名的秃尾巴老李的故事、崂山民间故事系列。在青岛民间故事当中，崂山民间故事占有重要地位。2006年崂山民间故事被列为国家级和山东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早在1981年由虞哲光导演改编的木偶动画《崂山道士》曾经风靡一时，成为经典。随着崂山民间故事被列为国家级、省级和市级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崂山民间故事日益成为关注的焦点，对崂山民间故事的影视产业开发也随之受到业界瞩目。由青岛数码动漫研究院等机构共同打造的3D动画电影《崂山道士》就是一个成功案例。作为山东省首部动画电影和3D动画电影，该剧将成为“崂山传说系列动画电影”的开篇之作。主创人员“计划通过市场化的运作，以每两到三年一部的节奏，争取用十到十五年的时间，打造出五到六部‘崂山传说系列动画电影’”［5］除了备受瞩目的崂山民间故事之外，在青岛民间故事中还有很多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很高的民间故事。比如在青岛即墨地区流传的《秃尾巴老李的故事》已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这些良好的民间故事资源完全可以为青岛影视动漫产业的发展提供源源不尽的艺术灵感。因此，影视制作者从资源丰富的青岛民间文学当中选取一二，进行精心改编研发，都可以开发出一部不俗的影视动漫作品。比如人龙恋故事，之前早有香港电视剧作品《人龙传说》，该剧讲述了凡间男子与龙女的爱情故事。而这种人龙恋爱情故事在青岛民间故事当中可谓数不胜数。除了人龙恋爱情故事，在青岛民间文学当中，还有很多神奇婚姻故事，如人鱼恋、人狐恋、人花恋，以及人与海螺、刺猬、小羊等之间的神奇婚姻，这些神奇婚姻故事大都情节曲折离奇，人物形象生动鲜明，比较适合改编成现代影视作品，当然在改编过程中需要将现代创新意识注入到这些相对古老的民间故事当中，以期得到现代观众的认可与喜爱。 作者：宫爱玲 单位：山东科技大学文法学院 民间文学论文: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问题研究 [摘要] 对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的保护方式，国际上、国内的许多学者都有过一定的讨论。本文试图在分析、借鉴国际及其他国家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法律保护的经验的基础上，结合相关理论，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方式进行一些探讨，以飨读者。 [关键词]民间文学艺术作品　著作权　保护方式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与其来源地群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是其来源地群体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共同劳动中集体创作的，在世代相传的过程中不断地得到修改、加工、完善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知识的宝库、生活的教科书，是认识历史、研究科学的宝贵资料。国家利益、来源地群体的利益、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性质等都决定了法律对其保护的必要性。但是具体应采取哪种保护方式对其进行保护，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观点。 一、外国司法实践以及学界提出的保护方式 在曾经立法、已经立法和准备立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国家中，对于应该通过什么法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才比较合适，存在着比较激烈的争议，尽管在已经立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国家、国际条约中，几乎无一例外地通过版权法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 随着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法律保护问题探讨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著作权法并不是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适当形式。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制订的《示范条款》和起草的《民间文学表达形式保护条约》(草案)都已经体现出这种倾向，即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提供类似于著作权但又独立于著作权之外的一种智力成果的保护。1997年在曼谷召开的关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的国际会议，也明确提出著作权并不能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提供充分的保护，应该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予以特别立法。在澳大利亚，由于未经授权的土著原始艺术品复制品的出现，引发了对版权是否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的恰当机制的考察，为此而专门成立的工作小组于1981年得出的结论是：目前澳大利亚的版权法没有提供适当的保护，依据1968年版权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在原创性、权利归属、固定和保护期限方面存在着障碍，仅仅对版权法进行修改无法取得满意的结果。也就是说版权法被认为在原则上是不适用的。著名的版权法专家米哈伊・菲彻尔也指出：著作权法似乎不是保护民间文艺的合适的方式。国内外的许多其他学者也纷纷表示，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纳入著作权法保护体系之中，不但会破坏现有著作权制度的一些基本原则，而且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也不充分。 基于上述疑问，许多学者纷纷提出了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其他可能方式。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单独立法保护方式。我国学者张辰认为，民间文学艺术自身的一些特点使之有别于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现行著作权法体系不适合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与其打破现行著作权法体系，不如为民间文学艺术“量体裁衣”，在知识产权领域采取特别立法加以保护。 邻接权保护方式。韦之学者认为，应将整个民族作为一个传播者来对待。郑成思先生也曾建议，在我国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中借鉴国际上提供的以邻接权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经验。 公有作品的有偿使用制度保护方式。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顾问、瑞士音乐作品著作权协会前总干事乌里奇・乌腾哈根博士认为，在世界范围内对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最合适的解决办法莫过于对公有领域作品的有偿使用。实施或曾经实施这一制度的国家有：保加利亚、前苏联、西班牙、法国、匈牙利、葡萄牙等。其中利用这一制度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国家有智利、玻利维亚、哥斯达黎加等国。例如，玻利维亚的1992年著作权法规定民间文学艺术和传统文化产品进入公有领域。可以以任何形式和任何方法自由使用，但使用者应向国家支付使用费，用于促进和传播本国的文化产品。 那么，究竟哪种方式才比较适合用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呢?这还得从各种方式的性质、优缺点谈起。 二、对各种主要保护方式之评析 (一)版权保护方式 版权保护方式也就是指通过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者对其创作的作品所享有的权利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提出通过版权保护方式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的理由。 1　版权保护的客体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相同 第一，版权法是保护作者和其他著作权人对其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作品所享有的专有权利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其作者在文学、艺术、科学技术领域内的作品，与版权法所保护的客体的范围是一致的，显然属于版权法保护的范畴。 第二，版权所保护的客体的表现形式、使用方式、防止歪曲及其他侵害、权利限制等也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相似，如：民歌、民乐、民间曲艺、民间戏剧与音乐作品，口头流传的民间故事、民间诗歌与口述作品；民间建筑与建筑作品：民间雕塑与美术作品，都很相似。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使用方式与一般作品的使用方式也有相同的地方，如复制、发行、改编、表演等。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也要给予经济上和精神上双重保护等。所有这些特点，使得通过版权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不会有太多的障碍。 第三，版权只保护作品的表现形式，不保护作品的思想内容。这就使得版权不具有很强的垄断性质，它不妨碍他人利用现成作品思想进行再创作，也允许独立创造内容相同、功能一致的作品。同时，在取得版权保护的形式方面，作品只要具有独创性即可，而不管作品本身价值的高低、作者创作水平的高低、思想观点是否新颖等。版权的这些特点一方面有利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另一方面也不会断绝任何创作之路。 2　版权是现在世界上最为发达的知识产权制度 国际版权保护制度是以《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为支柱构造的。他们的核心内容是国民待遇原则，即作者在起源国以外的缔约国应享有与被要求给予保护的国家的国民所享有的同等的权利。至2003年7月止，这两个公约的成员国分别为151个、98个。由于有这两个公约，可以使作者的著作权在全世界主要的国家中都受到保护。这样广泛的一个保护体系是知识产权法其他领域所不具备的。因此，如果通过版权法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就可以使得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很快地在国际知识产权领域中获益，这正是版权的最大吸引力所在。 3　世界上已立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国家，几乎都是采用版权法来保护 已经立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国家，例如最先立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突尼斯，以及第一个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区域性国际公约《班吉协定》，都是通过版权法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因此，如采用版权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不仅不会脱离自己的实际，也有利于与世界接轨，在世 界范围内早日实现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跨国保护。 但是，在现有的版权体系中，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与版权制度也存在着一些；中突。如：在保护期方面，版权所保护的客体都有一定的保护期，保护期届满则作品自动进入公有领域。而对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来说，由于其不断地处于创作之中，其资源价值实现预期在时间上的不确定性等，即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可利用性处于自然延续状态之中，相关主题何时及在何种程度上会被异地利用，属于未知数。因此，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应该是没有期限的。如采用版权法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必须针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一些特有的特点做出一些特别的规定。 (二)单独立法保护方式 单独立法保护方式是指在版权法之外专门制定一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法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 对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来说，单独立法保护方式不能不算是一种比版权保护方式更为理想的方式。就版权保护方式与单独立法保护方式相比较而言，前者比较保守，后者则更为激进。这是因为前者由于局限于传统的框框、体系，能针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特点作一些特殊规定的余地总的说来是比较有限的，不能像单独立法保护方式那样完全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性质出发作全面而细致的规定。因而说到底，理想的保护来自单独立法保护方式。但实践证明，理想的并不一定是现实的。 1　制度的选择隐含着社会成本问题。一种制度的有效建立和贯彻，依赖于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条件。每个国家都在理论与现实、国内与国际的矛盾中选择自己的出路。美国在决定对计算机程序进行法律保护时，最终没有走上部分法学家们为其设计的专门立法道路，毅然采用版权法来保护计算机程序，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2　新技术的进步，会不断地创造新的智力成果和工商业成就，也会使得原来不需要保护的智力成果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现在需要立法保护，就像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一样。若对每一种需要保护的客体都单独立法保护。就会使法律体系变得杂乱无章，庞大无比。从而不便执行和管理，这与立法保护的初衷相悖。 3 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国家以及有关的国际条约都采用了版权保护方式。因此，我国的立法者在考虑国内利益时，不得不兼顾国际因素。因为科学和经济的一体化要求法律尤其是与科技、经济联系非常密切的知识产权应当尽可能地向国际通行做法靠拢，以利于知识产品在国际范围内的有效流转。 (三)邻接权保护方式 邻接权保护方式是指通过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传播者所享有的权利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本身。 诚然，相当一部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通过相关民族或部落的各种“仪式”上的“表演”加以实现和正常利用的。为此，有关保护表演者权利的邻接权规范就有可能在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但这种保护至多只能是一种“间接保护”，因为它只能为少数特定的人提供保护，而不可能保护一个民族或部落的整体利益。更重要的是，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目的是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本身及其来源地人们的利益：而邻接权保护的主体则只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使用者，而且可能获得主张这种保护的大多又都是发达国家的表演者、唱片制作者与广播组织等，因而无法实现保护民间文学艺术表达的真正目的。正如有些学者所言：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罗马公约》的价值来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为那些向国外传播其文化遗产的人提供了保护。 笔者认为，邻接权保护方式不适合用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除了上述原因外，还有以下几点理由： 1 邻接权游离于两大知识产权国际公约之外 《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都不包括邻接权，如果采用邻接权保护方式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就不能很快地从现在的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中获益。虽然有些学者认为可以比照现有的两个邻接权公约――《罗马公约》、《录音制品公约》缔结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另一专门公约，但是要在短期内缔结这样一个新的公约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制定一项国际文件确实有现实意义，那么眼下它也只能是一项建议而已。 2 邻接权所具有的特点不利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 首先，与权利内容复杂的版权相比。邻接权的权利内容简单得多，只有复制权、禁止权等几种。即使在禁止权方面，邻接权也不能完全满足以法律禁止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不合理使用的需要，因为它们不能防止对那些未被表演、广播或录制在录音制品中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复制等。 其次，邻接权中除了表演者享有一定的精神权利外，其余的都不享有精神权利，这必然与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目的相违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之所以要保护，除了使其来源地群体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商业化过程中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外，更重要的则在于防止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商业化过程中，商家为了更多地获取利润，迎合消费者的口味，而随意地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形式加以“改造”、“渲染”与歪曲，从而割断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与其来源地群体的联系，伤害其来源地群体的尊严、感情。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来源地群体来说，其精神权利比经济权利要重要得多。 最后，邻接权的保护期总的来说比版权的保护期还要短。就版权保护方式而言，已经有许多学者因为其保护期短的问题而提出版权保护方式不是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适当方式，更何况保护期更短的邻接权保护方式。笔者认为，这是对邻接权保护方式最好的反驳。何况从广义上讲，邻接权实际仍属于版权的范畴。基于上述理由，我们有什么理由舍弃更能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版权保护方式而取邻接权保护方式呢? (四)公有作品的有偿使用制度 公有作品的有偿使用制度亦即进入公有领域作品付费制度。所谓进入公有领域作品付费，就是使用某些保护期已过的作品或者原先根本不受保护的作品，仍然要向著作权管理机关或者作者权利保障组织支付使用费。 公有作品有偿使用制度被誉为是具有最大社会文化意义的制度上的内涵和具有高级的法律上和概念上的形式，在政治制度很不同的国家中均有实施。这种情况尤其在发展中国家更为明显。但是，笔者认为，公有领域作品的有偿使用制度同样不适宜用来保护我国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主要理由如下。 1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不属于公有领域的作品 每一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都依附于一个特定的民族群体，在一定的地域，一定范围的人们中流传、发展。如《刘三姐》在改编成戏剧、电影以前。只在广西的罗城、宜山、柳州一带的壮族群众中流传。篇幅浩瀚，拥有一百万行、一千多万字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在公开出版之前也只是在藏族和蒙古族群众中流传。这种封闭性的民族内部的传播，其实质 是作者在使用自己的作品。因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区别于作者将自己的作品向社会公开，超过著作权保护期限后即属于进入公有领域的作品。 澳大利亚的版权法和外观设计法规中没有涉及任何形式的民间文学或民间音乐或任何形式的民间艺术。卡马尔・普里文博士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认为，土著人的作品没有被排除在保护之外，但也未被给予任何专门的保护。其中隐含的意思是，这类作品不包含在“公有领域”中的一般作品之内。 可见，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既不属于保护期已过的作品，也不属于原先就根本不受保护的作品，自然也就不属于公有领域作品的范畴。 2　采用公有领域作品的有偿使用制度不利于我国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 首先，这一制度与我国的实际情况不相适应。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任何法律规定有关公有领域作品的有偿使用制度。因此，如采用这一制度保护我国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不仅在理念上人们难以接受，容易造成与其他作品的使用相混淆，不利于人们树立知识产权的观念，亦会阻碍我国的法制建设进程：而且立法机关也必须就征收、管理费用的机构及所得费用的分配使用等作出详细的规定。这一立法工作将是非常耗时、耗力、耗财的。 其次，这一制度将不利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发展。从已经实施公有领域作品的有偿使用制度的国家中我们可以看到，作品所收取的费用基本上由国家所有，由国家进行再分配。这样，对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来源地的群体来说，著作权的丧失、分配中的不公平现象等，必将大大地打击他们传承、发展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积极性，从而严重影响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发展。这一现象必然与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初衷不符。 三、我国应采取的基本保护方式 通过以上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在现阶段，我国应当采取版权保护方式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进行法律保护，其他几种保护方式都是不适合的。 (一)版权的性质及其所固有的优点决定了版权保护方式应当是我国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最佳方式 前面已详细论述的版权保护方式的性质及其所固有的优点，决定了其为我国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最佳方式，我国的立法者们应该果断地采取版权法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使民问文学艺术作品可以很快地享受到传统文学作品历经几百年才得到的保护。在这一点上，美国的立法者们做得可毫不含糊。在决定立法保护计算机软件时，美国的立法者历经犹豫的痛苦后选中版权法也主要是因为版权是最为发达的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将计算机软件纳入其中，就可以使它一跃而享受到传统文学作品历经几百年才得到的保护。虽然美国现在也开始感到这件旧衣裳有所不适了，但由于版权所固有的优点，在找到可以替代版权的更好的制度之前，美国至今仍然初衷未改。美国的立法选择可以为我国立法所参考借鉴。 (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国际保护决定版权保护方式应当是我国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基本方式 前面已经提到，无论是最先立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突尼斯，还是第一个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区域性国际公约，都是通过版权法来保护。我国采用版权法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既容易与世界接轨，也不会脱离自己的实际。 1 从国际形势来看，目前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在努力，试图通过国际条约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并且也取得了一些进展。1967年，在修改《伯尔尼公约》的斯德哥尔摩外交会议上，与会者们为民间文艺的著作权的国际保护做出了努力。结果是，《伯尔尼公约》斯德哥尔摩文本(1967)和巴黎文本(1971)的第15条第4款中都包括了如下条文：“甲对于作品未曾发表，作者身份未详，但却有足够理由推定该作者系本联盟成员国国民的情况，该成员国可自行以立法指定代表作者的主管当局，以便在各成员国中保护及行使作者的权利。按本款作出上述指定的本联盟成员国，须以书面声明通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详细开列被指定的当局的全部情况。总干事须立即将声明送达所有其他成员国。”根据修订会议的意图，《伯尔尼公约》的这一条规定意味着有可能对民间文艺的表现形式进行保护。当然，也有许多学者对《伯尔尼公约》的这一款规定持不同看法，认为这个规定并不能说明《伯尔尼公约》对民间文学艺术表达提供了一定的保护。 笔者赞成肯定的说法。因为从《伯尔尼公约》1967年、1971年这两次修订来看，修订的动力正是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迫切地要求给予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法律保护，公约的第15条第4款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修订的。因此将此款规定解释得与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求保护的民间文学艺术表达毫无关系，于情于理都是不合适的。 2　从中国的实际来看，通过著作权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也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一是我国的著作权法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著作权法基本一致。有利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跨国保护：二是我国的著作权法第六条已明文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这表明我国已决定采用著作权法来保护民问文学艺术作品，只是具体的实行办法要由国务院另行规定而已。自从著作权法颁布以来，国家版权局、文化部和中国社科院在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做了大量深入细致调查与研究的基础上，已经着手起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条例》。已有的著作权保护的规定和经验，无疑会给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带来很多方便。如果又改用其他法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且不说制定出来的法律、法规是否适合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就该项工作从头做起，也必将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民间文学论文:论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 摘 要：“安顺地戏”案被誉为“中国非物质遗产第一案”而受到了社会广泛的关注。这种关注不仅源于电影《千里走单骑》本身，更多的是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法律保护的反思。该案件暴露出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存在一定问题，并影响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发扬。从“安顺地戏”案中可以看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与我国《著作权法》中“作品”存在差异，这使得对其的法律保护陷入了困境。因此，应当从国内外法律保护现状出发，探寻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特殊法律保护方式，从而有效促进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和发扬。 关键词：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法律保护;“安顺地戏”案 2011年9月14日，“安顺地戏”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这个当选为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1年十大知识产权典型案例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纠纷案以败诉告终。在“安顺地戏”案中，主要争议的焦点有：第一，“安顺地戏”是否属于我国法律所保护的“作品”。第二，“安顺地戏”和作者的关系又是如何。第三，贵州省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是否主体资格适格。对于这些争议的焦点，法院却多采取了一种回避和矛盾的态度。 从“安顺地戏”案中，我们不难发现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与我国《著作权法》中传统的“作品”在特征上存在诸多分歧，然二者却采取相同的法律保护方式，这就使法律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陷入了困境，而这种困境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弘扬和发展。 一、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之法律保护困境 （一）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创作主体独具群体性和不确定性 我国《著作权法》第11条对作品的作者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我国《著作权法》上的“作者”范围是明确的，即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如同其他私权一样。 反观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主体却独具群体性和不确定性。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由少数民族或者一定范围内地区的人经过传承所创造出来的，因而其浓厚的地方或者民族特色，这种传承的过程无法由个别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独立完成，它需要世代相传的特定群体在不断模仿的过程中再创造而得到发展完善。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确定该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主体，进而很难确定其权利主体，即如“安顺地戏”案中贵州省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很难认定。 （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独具延续性和表现形式多样性 我国《著作权法》当中的“作品”一经作者创作即可产生，其创作周期较短，作品形式明确。 相较之该种作品，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和兴盛的过程，其创作而成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民间文学衍生作品不断改造和更新，从而不断地丰富，因而具有延续性。同时，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由某个地区或者民族中的不同的人创造出来的，其形式并不拘泥于一般的作品，所以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较我国《著作权法》中的“作品”具有更为丰富的表现形式。根据1997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条例》（征求修改稿）的第2条指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具体表现形式可以概括为：“有形的表达形式，如建筑形式、民间艺术片等;语言的表达形式，如谚语、传说、诗词等;活动的表达形式，如礼仪、舞蹈、杂技、技艺等;音乐表达形式，如民歌、民族乐器等。”可以说，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也是得益于其延续性和形式多样性。然而，亦是因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这种特性的存在，导致很难界定什么作品以及作品的哪一种形态属于我国《著作权法》中保护的对象，即产生了“安顺地戏”作为一种思想剧是否具有权利客体资格的疑问。 （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有别于民间文学艺术衍生作品和民间文学艺术再创作作品 民间文学艺术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和民间文学艺术元素的合集。从我国立法来看，我国《著作权》所保护的更多的是民间文学衍生作品而不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本身。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除了“安顺地戏”案，也出现了不少民间文学艺术再创作作品侵权的案件，例如《刘三姐》署名权纠纷案、白秀娥诉国家邮政局等等。这些案件的作者权益虽然得到了一定的保护，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该著作权的保护并非是针对民间文学作品本身，而是针对民间文学艺术再创作作品。民间文学艺术再创作作品虽然在内容和形式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和发扬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但是在表达方式、表现内容等方面还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该类案件的解决，并不能认为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法律保护。 （四）我国《著作权法》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过度 我国《著作权法》最大限度地保护著作权人的权利，任何人未经许可使用该作品将构成侵权。在2007年国家版权局起草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条例（修改稿）》第3条中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经济权利包括复制权、销售权、展览权、公开表演权、播放权、信息网络传播权以及摄制权;除另有规定外，以上述方式使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或者经编改、翻译、汇编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应取得授权并支付报酬。”这一规定是出于对著作权人私益的包装，但是非常不利于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再发展和创作。我国的法律忽视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本身的延续性，只注重对著作权人的保护，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传承和发展。 二、国内外关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现状 对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国外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着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法律保护研究的不断深入，不少国家和组织意识到其与《著作权法》中“作品”的差异，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开始通过分析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与一般作品的特殊之处来摆脱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的立法困境。197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为发展中国家制定了《突尼斯样本版权法》，专门规定了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条款，其中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划归到“其他形式”。198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召集政府专家委员会，正式通过了《关于保护民间文学表现形式，防止不正当利用及国内法示范条款》，该示范条款没有使用著作权领域的“作品”概念，而使用了“表现形式”。1971年《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为了满足越来越多公约成员国关于维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权利的需要，在修订文本中把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作为“无具体作者”处理。修订本中第15条第四款规定：“各成员国在书面通知了伯尔尼联盟总干事的前提下，可以给不知作者的、未出版的而又确信属于本公约成员国作品的那一部分作品提供法律保护。”国际关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和公约内容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对于我国的立法来说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我国对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最早出现在1990年颁布的《著作权法》上，该法第6条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2001年《著作权法》修订，保留了这一条款。随后，国家版权局在其他部委的支持下，于1996年起草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条例》第一稿，2002年又起草了第二稿。2007年，国家版权局在北京召开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立法工作会议，会议就国家版权局起草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条例（修改稿）》进行了讨论。由此可见，关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立法保护已经纳入日程。然而，值得注意的是，2012年3月，在国家版权局面向社会征求意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8条规定：“民间文学艺术表达的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这与2001年修改的《著作权法》关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相比具有明显的区别：以民间文学艺术表达代替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以保护办法取代著作权保护办法。这在一定程度预示着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或将成为知识产权体系当中一个独立的调整对象并通过特殊的法律予以保护。 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立法完善 鉴于上述我国《著作权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出现了一定的困难，笔者建议，应当将其作为一个特殊的客体，针对其特点进行专门的规定，同时，在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下设立专门法律制度，在仿照我国《著作权法》相关规定的同时，突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群体性、延续性和表现形式多样性等特征。 第一，确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主体。应当承认其群体性的存在，不排斥“群体”作为权利主体。我国可以仿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提出的《示范条款》中的规定，在“主管部门”和“有关居民团体”二者中选择，作为有权授权使用民间文学艺术的主体。 第二，确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范围。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范围的界定一般都较为抽象，具有很大的弹性，然而这种界定缺乏其合理性。这一方面不利于司法机关对案件的认定，另一方面也不利于法律有针对性地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进行特殊保护，因而我们应该采取更加科学的定义方法。立法机关应尽可能采取列举的方式，这不仅有利于明确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范围，也可以防止出现法律遗漏。 第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期限应不受限制。我国法律对著作权客体的保护期限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这对于一般的作品而言是合理的。但是，考虑到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本身具有不可忽视的特殊性，对其保护期间的设置不该一概而论，笔者认为，保护期限不受限制，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其继承和发展。 第四，以鼓励创作、维护创作主体权益作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立法保护的核心原则。在制定相应法律时，我们不应该忽略基本价值的追求，我们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一方面是为了创作主体的合法权益受到保障;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鼓励创作，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基础之上进行再发展和再弘扬，用更加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来继承我国传统民间艺术文化的精髓。 “安顺地戏”案虽然败诉，但对探寻如何通过法律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却具有极强的意义，它反映出我国现行《著作权法》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存在一定的问题，需要通过立法机关完善立法予以改善。不过，我们也应当清楚地认识到，立法不能一蹴而就，法律规定更不可能一次齐备，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也需要一个发展的过程。因而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会越发完善，进而促进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发展和繁荣。

旅游景区规划论文:青海省旅游景区规划中需注重的几点问题 【摘要】文章从旅游规划的角度，阐述了在青海省的旅游景区规划时需注重的四大问题，一是注重生态、保护优先、适度开发，二是注重整合、低碳节能、合力发展，三是注重文化、旅游文化、文化旅游，四是注重细节、以人为本、共建和谐。 【关键词】青海旅游 旅游规划 注重的问题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旅游产业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中发展势头最强劲和规模最大的产业之一，旅游业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产业地位、经济作用逐步增强，对区域经济的拉动、社会就业带动，以及对文化和环境的促进作用日益显现，并成为区域经济发展新的引擎，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 青海省地处青藏高原东部，生态环境多样、地里地貌复杂、文化积淀深厚、旅游资源丰富。近年来，青海的旅游发展得到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提出了“建设高原旅游名省”重大战略部署并开始全面打造“大美青海”旅游精品品牌，旅游业发展已经成为全省的重要战略，青海省旅游业也迎来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全省掀起了旅游发展的热潮，旅游业保持了快速增长的势头，2011年，全省累计接待国内游客1407.2万人次，同比增长15.2%，国内旅游收入达到90.57亿元，同比增长30.1%；接待入境游客51692人次，同比增长10.5%，旅游外汇收入2658.5万美元，同比增长30%，实现了“十二五”规划的高点起步，良好开局①。 旅游要发展，规划要先行，好的发展离不开好的规划，我省自始至终都在坚持高起点、高水平规划，积极构建青海省旅游规划体系，截止2011年底，先后有100余项旅游规划成果通过了省级评审，实现了全省所有8个地（市、州）和46个县（区、市、行委）在进行旅游开发时都有相应的旅游规划可依②。已完成的规划也囊括了旅游规划的各个阶段，总体发展规划有《青海省旅游业发展与布局总体规划（2001—2020）》、《青海省环西宁旅游区总体规划》、《青海省三江源地区生态旅游发展规划》等；旅游区规划有《青海湖景区旅游整体策划》、《年保玉则景区旅游整体策划》、《青海省坎布拉旅游区总体规划》等；专项规划有《青海省乡村旅游规划》、《青海省旅游标识系统规划设计》、《青海省自驾车旅游产品开发规划》等；修建性详细规划有《日月山旅游区修建性详规》《互助北山修建性详细规划》《黄河源头旅游区修建性详细规划》等等。这些诸多旅游规划的完成实施，同时也是我省旅游业高速发展的对应写照，体现出了旅游发展的速度，规划视野的广度以及规划研究的深度。 旅游区规划是指为了保护、开发、利用和经营管理旅游区，使其发挥多种功能和作用而进行的各项旅游要素的统筹部署和具体安排③。笔者作为省内从事旅游规划工作的一份子，对省内的旅游规划工作也小有研究，现提出在我省旅游区规划中需注重的几点问题，供探讨： 一、注重生态、保护优先、适度开发 青海地处青藏高原，是一个多民族、经济欠发达的省份。境内山脉纵横，峰峦重叠，湖泊众多，峡谷、盆地遍布，全省地貌复杂多样，五分之四以上的地区为高原，平均海拔3500米以上，生态环境异常脆弱，一旦遭到破坏，一时很难恢复。为此，青海省确立了“生态立省”战略，“保护生态就是保护生产力、建设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已深入人心，任何项目的规划建设必须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努力实现保护与发展的“双赢”。 故此，笔者认为在旅游区规划的编制过程中必须注重景区生态环境问题，坚持环境保护第一、坚持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科学、合理的开发旅游资源；尽量避免规划大体量的、与周边环境不协调的建筑设施，尽量做到适度开发，避免旅游区的大拆大建；尽量顺应自然生态，突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并且应该限定大众观光游客活动区域，科学控制景区的环境容量，不过度依赖传统大众观光旅游市场；再者，旅游设施设计建设应突出生态化、集约化，充分保证规划建设项目的原生态型和高度体验性，既节约建设资金，也将对自然的影响降至最低程度。 二、注重整合、低碳节能、合力发展 青海是经济欠发达省份，一些项目的落实来之不易，旅游业又是新兴产业，可争取的项目资金更是有限，因此，在旅游规划当中，要有整合项目的全新思路，大胆创新，突破产业传统边界，走项目整合之路，让旅游项目“借力发展”、“借船出海”；大力延伸产业领域，深度拓展涉旅要素体系，强调旅游业与城镇建设、农牧、交通、文化、林业等其他产业发展和布局的整合协调，促进旅游业与农业、商贸服务、科教信息、文化体育和城乡基础设施业的资源共享，实现旅游业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整合项目，还有利于避免重复建设，提高设施利用效率，也是实现低碳节能的有效手段。整合项目，是借力发展，也有利于与其他项目形成合力，对项目本身有更好的促进推动作用。 三、注重文化、旅游文化、文化旅游 青海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从昆仑文化到石器文化，从卡约文化到热贡文化，从民族文化到宗教文化，无不彰显出青海文化的博大精深，青海省委省政府也实时提出了建设高原文化名省的战略。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文化和旅游有着天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旅游的文化就没有活力，没有文化的旅游就没有魅力。文化是旅游的活力源泉，在旅游规划工作中，必须注重对文化的凝练，做到生态景区与文化资源开发相结合，深度挖掘景区文化内涵，努力升华景区文化精髓，全力打造富有文化底蕴的旅游景区。 景区规划时对文化的把握至关重要，规划注重提升文化的同时，所规划建设的项目也应该是彰显文化、弘扬文化最好的现实载体，民族文化的体现、宗教文化的表现、历史文化的展现，都需通过规划建设项目来传达，故此，规划中注重文化、深挖文化，实现文化旅游，彰显旅游文化，才是“文化活旅游，旅游促文化”的双赢之举。 四、注重细节、以人为本、共建和谐 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为旅游业提出了新的要求。从本质上讲，发展、和谐是以人为出发点、以质量为基准要求、以文明为基本要素、以提高生活质量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的。那么在我省的旅游规划过程中注重细节，就是要提高服务意识和服务质量，以游客为中心，满足各种层次的游客在旅游全程活动中的需要，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整体创新，促进高原旅游名省建设。 旅游是游客与景区的互动，其活动的核心是人。坚持注重细节、以人为本具体表现为：要建立以“游客为中心”，周到、安全的服务体系，使游客愉快、满足和享受。结合我省景区实际情况，个人认为以下几个方面的规划是体现注重细节规划的典型案例： 1、供氧设施规划 青海省位于“世界屋脊”之上，大多景区海拔较高（如青海湖湖面海拔近3200米），内地游客易出现高原反应，为此，在旅游规划时，要本着安全第一的原则，在旅游区需规划建设吸氧室、氧吧或车载氧吧，此类设施还应按照应急服务半径配备，要具备在突遇游客高原反应时能够及时救治。 2、观景、摄影平台的规划 青海广大的三江源地区及柴达木盆地，地势广袤，一望无垠，景观对象有组合多、尺度大等特点，如果只是“身在此山中”，断不能看到“庐山真面目”，故此，在此类地区需考虑选址建设观景、摄影平台，才能让游客“大块朵颐”、“大饱眼福”。 3、寺院规划 青海省世居的民族中信仰藏传佛教的有藏族、蒙古族、土族，其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近30%，全省各地也是佛教寺院林立，此类宗教文化资源也是绝好的可开发的旅游资源，在对寺院的旅游开发时，尤其要注重规划三个方面：一是注意寺院环境卫生整治，加强布局建设旅游厕所、垃圾箱等环卫设施，打造佛教“净”地；二是做好寺院内部的游览组织，游览线路尽量多的串联各个殿宇，既不走回头路，又能实现顺畅游览；三是寺院的电力线、电信线等线路尽量规划为地下敷设，以消除摄影时的视线干扰。 4、标识系统规划 青海省多数景区出行旅游线路较长，地处偏僻，不易到达；近几年来旅游市场逐步趋于成熟，自驾车、自助游客增多，青海省作为自助体验式旅游目的地，得到了市场的广泛认可，因此，特色化、个性化的标识系统规划显得尤为重要。 注重细节规划，本着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贯穿至旅游规划中，就能够通过旅游产业开发，促进旅游景区的宜游性，提高本地人民以及周边地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质量，实现发展成果人民共享，落实和谐社会和全面发展的总体目标。 旅游景区规划论文:旅游景区标识系统规划研究 【摘要】旅游景区的标识系统是一个旅游景区的名片，也是旅游景区自身的重要部分之一，这种标识能够更直接、更直观的使游客对于景区有一个认识，也能够有助于游客更有主题、有目的的去完成旅游项目，获得更好的旅游体验。由此可见，旅游景区标识系统的意义是很重大的。本文从介绍旅游景区标识系统的概念以及国内外的现状出发，对于国内的一些旅游景区标识系统所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在文章的最后做出优化的对策。目的是为了使国内的旅游标识系统的设计规划更趋于合理。 【关键词】旅游景区 标识系统 规划设计 优化对策 旅游景区标识涉及到旅游的方方面面，是一个景区的浓缩展示，是通过符号或是标记的方式对旅游景区的一个抽象说明。通过标识可以让旅游者对于景区有直观的感受，并且能够有助于旅行者完成旅游，它是景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一、旅游景区标识系统概述 在中国的古代，标识和标志没有明显的区别，几乎可以认为是含义相同的。在现代汉语中，标识与标志存在这一些细微的分野，主要体现在使用的领域与使用的习惯上，在私人的活动或是受众面比较小的领域，一般采用“标志”，而在一些受众面比较大，且与商业活动有关的领域，一般叫做“标识”。所以，代表一个旅游景区的符号或是标号，我们就称之为旅游景区标识。简言之，旅游景区内能够客观的反应旅游景区特点的图片、文字、标记等等，我们称之为旅游景区的标识系统。 旅游景区标识系统的功能主要有一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引导功能。也就是使游客通过对于标识的认知，继而对于景区有一个直观了解，旅游时更有针对性。 其次是管理功能。从宏观的角度看，旅游管理部门能够通过旅游标识的统计，对于旅游景区的服务项目以及主营项目有一个简单的了解，便于以后开展管理工作。 再次是宣传功能。现代社会是一个高速发展的社会，现代人的生活节奏普遍较快。旅游的过程中，如果让一个人去耐心看一本旅游的宣传册，可能一般的人会拒绝。而每个人都能通过最简单的方式，用最少的时间去认识一个旅游标识，无疑后者的优势是明显的。好的旅游标识系统，可以起到广告的作用，为旅游景区增加客源。 最后是解说功能。旅游标识系统除了具备上述三种主要的功能之外，还可以起到解说的功能，游客通过对于旅游标识的阅读与欣赏，会大概的了解该景点的重点在何处，该景点的特色是什么，有的时候旅游标识系统可以代替导游员的一部分作用。 按照旅游表示系统所起到的作用不同，我们可以将旅游标识系统分环境保护标识、引导标识、管理标识、宣传标识等等。 二、国内外旅游景区标识系统规划综述 旅游景区标识系统发展情况，我们可以通过国内与国际的两方面分别进行探究。 首先是国内方面。对于旅游标识系统的知识，国人在改革开放之前是比较匮乏的，由于当时没有大规模的商业项目与旅游项目的结合，所以就导致了旅游标识没有很好的被开发，许多景区都是一些简单的标牌设计，比如“欢迎光临”、“XX景区欢迎您”等等这些，没有特色，不能够通过这些标语去展示一个景区的特色。到了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国家以及各级地方政府对于旅游开发的重视，旅游标识系统也得到了充分的开发和利用。一些地区将自身的文化特色或是历史名人融入到旅游景区标识中，还有一些地区将当地的一些土特产品纳入到了旅游标识系统。这些都是我们国家旅游标识系统规划的进步。 其次是国外方面。对于国外方面的旅游标识系统，从以下几个比较典型的国家的例子中，我们就能感受到国外的旅游标识系统的合理之处与先进之处。 丹麦属于北欧地区，由于是童话的故乡，丹麦政府以及丹麦旅游部门对于童话的元素运用的十分到位。在丹麦的发行的纪念币上，就有一款是“撒尿男孩”的图像。丹麦还根据“卖火柴的小女孩”的故事，将一位擦亮了火柴的小女孩的形象作为哥本哈根市的旅游象征。 美国毫无疑问是世界上的第一强国，属于移民国家，每年去美国旅游或是探亲的人数很多，美国的旅游部门对于美国景区旅游标识的设计从美国文化入手，比如在纽约的哈德逊地区，其旅游部门就以哈德逊河口自由岛上的自由女神为标志，而对于纽约市区，就以帝国大厦作为标志，再比如在美国景区随处可见的“山姆大叔”，等等。这些都是人们所熟知的有美国特色的符号，看到这些符号就很自然的想到了自己身处美利坚。使旅游标识的设计达到了目的。 法国是一个浪漫的国家，法国的旅游标识系统可以说是全球最为丰富的，比如在法国很容易的见到一些用“法棍”（法国主食面包）的造型设计的一些旅游标识牌。还有比如方尖碑的造型、凯旋门、埃菲尔铁塔等等造型，都会很恰当的出现在相应的旅游标识中。除了这些之外，法国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音乐作为旅游的标识，到了一些严肃的场合或是关系到了法国国家荣誉的场所，都会奏响马塞曲（法国国歌），激昂的旋律，让游客同样感受到来自法兰西的荣誉。 三、国内旅游景区标识系统规划存在的问题 国内的景区关于旅游标识的开发与设计越来越重视，但是由于国内外交流比较少，自身的研发能力不强，创新能力有限等因素，旅游标识这方面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我们下面以甘肃天水的著名景区以及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伏羲庙为例，从一个具体的层面看一下中国旅游景区标识系统存在的问题。 （一）标识系统缺乏整体性。 在国内的大多数景区中，标识的设计随意性很大，缺乏了整体的考虑。伏羲庙在标牌的设计上也同样存在着这些问题，标识牌在景区中散布，有的游客形象的称之为“补丁”。还有的一些旅游标识牌，只是纯粹的之路或是纯粹的景区说明，没有艺术效果，使游客看了十分乏味。 （二）英文标识问题。 由于改革开放的原因，来中国旅游的外国游客越来越多，为了使其能够在旅游期间“零障碍”，伏羲庙也同样设置了一些英文的标识。但是在翻译的过程中，问题却出现了很多，没有尊重英文的习惯方式，使一些外国游客在看了标识后摸不着头脑，比如“游客止步”，简单了译成了“visitor stop”，这种中国英语也许只有中国人能够看得懂，而英语国家的人会认为这是一个参观的景点，因为在英语中，“stop”与“station”都是站点、景点的意思，英文直译为“游客的景点”。正确的翻译方式是按照其功能将游客止步的原因写在上面，比如“stuff only”（员工使用）或是“no admittance”（未开发）等等。还有的标牌导游词将史书记载翻译为“SHIJI”，而英语中的“SHIJI”单指的就是中国的《史记》。造成了文化上的误会。 （三）标识的特色性不强。 对于天水的伏羲庙，在设计标识的时候应该将其当地的元素考虑进去，比如这是中国境内唯一的一座有伏羲像的庙宇，就应该以此为特色进行旅游标识系统的规划与设计，但是在其旅游标识系统中，却很少能够看到这类的元素运用其中，取而代之的是很多的塑料、不锈钢等等元素的运用，将其古朴的、传统的文化氛围打破，没有起到好的效果。 四、旅游景区标识系统的优化对策 （一）做好前期调查工作。 旅游景区标识系统的设计与规划是一项复杂的工作，是技术含量很高的。在旅游景区设计出合理的、能够融入景区的旅游标识，必须对于景区的历史文化、自然环境、现代人文等方面做以充分的，全面的了解，结合现代的旅游心理学、社会学、统计学以及材料学，对景区的标识进行规划设计。 （二）标识系统的管理与完善。 景区的标识系统还是以应用为目的的，在设计与规划的过程中，要注意其应用性。要满足引导、管理、宣传以及解说四个方面的功能。并且在此基础上，使游客能够通过旅游标识来认识和认可景区，这样就达到了目的。 （三）外文标识要规范。 这个问题是需要重视起来的，对于外文标识，一定要准确、详实。可以根据当地的特点，除了英文之外，可以适当的再考虑一些国家的语言，比如在东北地区，可以考虑在旅游标识牌上加入朝鲜语和俄语；在内蒙古地区，经常会接待一些蒙古国的游客，可以在旅游标识中加入一些蒙古语；而一些西部地区，比如西藏等地，法国、德国的登山队很多，在旅游标识的设计上，可以适当的增添一些法语和德语。景区的管理人员中，如果没有熟悉外语的、或是外语水平不高的，可以同当地的高校合作，组织旅游标识的翻译工作。防止出现错误，影响国际形象。 五、结论 旅游标识系统是一个景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可以说是一个景区的门面。一定要具备引导、宣传、管理与解说的功能，协助游客更好的进行游览。但是我们国家的旅游标识系统规划尚处于起步阶段，有很多的问题与不合理之处，这些都是要在今后的工作中进行整改的，从培养人才、规范设计的角度出发，提升旅游景区的管理与服务，获得精神与物质的双重财富。 旅游景区规划论文:基于文化景观的乡村旅游景区规划方法探索 摘要：乡村旅游为城镇居民提供了一种新的休闲度假方式，乡村旅游的开发，推动了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加快了城乡之间的互相交流。随着旅游业发展的逐渐成熟，如何有效平衡旅游开发、资源保护和经济发展等多方面的问题，成为当前乡村旅游景区规划的主要任务。本文针对我国乡村旅游景区开发与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从文化的角度寻求解决之道。 关键词：文化景观；乡村旅游；景区规划；方法 一、开发乡村旅游的重要意义 乡村旅游的发展，为旅游业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形成了独具特色且受人青睐的旅游类型。其重要意义体现为： 扩大旅游发展领域，促进旅游经济发展。 在我国旅游业的发展进程中，乡村旅游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基于我国幅员辽阔，南北文化差异较大，促使形成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空间较大的优势，加上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也为发展乡村旅游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另外，乡村旅游业的发展，给农村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不但解决了农村的就业困难问题，还为乡村开辟了新的致富道路。 加强城乡交流，繁荣乡村文化 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差异性不仅仅表现为空间物质上，更体现在文化背景的差异。正是由于城乡之间的差异性，才使得城乡之间的居民被彼此吸引。开发乡村旅游，不仅加强了城乡之间的相互交流，吸引了大量的城市居民到乡村观光旅游，体验不同乡村的自然风光和文化景观。还带动了乡村的经济发展，让村民开始认识到文化的价值，从而形成文化保护的理念。 二、我国乡村旅游的现状探析 早在上世纪末期，在一些比较发达的农村，建立起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景观，供人们欣赏、游玩，这就是我国乡村旅游的雏形。在98年的时候，国家旅游总局举行了“98华夏城乡游”的活动，全国各地的很多乡村抓住有利时机，开发乡村旅游，一时间，乡村旅游受到人们的热捧。随后各种形式的乡村旅游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发展起来，如度假村、休闲农场、民俗文化村、农家乐等。但是，乡村旅游热的兴起，在开发建设中也暴露了许多缺点和问题： 旅游开发认识片面，资源开发浪费 在乡村旅游的发展过程中，片面开发自然景观，对乡村文化、民俗等非物质层面的资源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不能正确认识乡村的原生态和一些文化资源的真正价值，在缺乏认识的情况下，造成重要资源的流失和浪费。 缺乏市场研究，追求当前利益 发展乡村旅游，就是把农村的旅游资源投放市场，以满足游客的需求，最终获得经济效益的商业过程。在开发旅游资源的时候，必须进行充分的市场调研，根据市场的发展方向开展工作。但是，在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过程中，只把眼光停留在了当前的市场中，忽视了对潜在市场的开发。这使得乡村旅游景区随着市场的变化而变化，拆了又建，建了又拆，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着眼于眼前的市场，没有长远的规划，使得乡村旅游的经济效益大打折扣，制约了乡村旅游业的发展。 旅游产品单一，缺乏特色 与国外的乡村旅游产品相比较,国内乡村旅游产品较为单一,缺乏特色,文化内涵不够丰富，农业生产、乡村文化、地域特色与旅游结合不紧密。未能挖掘乡村所具有的丰富的文化内涵。 管理经营水平不高，服务质量得不到保障 很多乡村旅游项目是由当地的村民或者企业直接经营，缺乏管理、经营等方面的经验意识，一般采取的都是粗放式的经营管理，服务质量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很多诸如服务、环境卫生问题也逐渐暴露。 基于文化视角的乡村旅游规划方法 根据国内外乡村旅游的开发经验，从文化的角度开发乡村旅游，充分挖掘文化旅游资源的历史价值以及美学价值，增强文化景观对游客的吸引力。 保护文化资源与开发旅游相结合 对于城市而言，乡村资源的特性主要表现在空间区位的不同，地域文化的不同和生活习俗的不同，这是分析乡村旅游资源的出发点。在乡村旅游的开发过程中，要充分挖掘、利用乡村传统文化中的乡情民风，例如：传统的服饰、歌舞、文字、习俗等具有本地区特色的文化资源。在开发乡村文化景观切实做好对乡村传统文化的保护，防止文化景观的过度商业化，进一步挖掘乡村文化中的内涵，提供可以代表乡村文化的乡村旅游产品。 充分认识景区特征，尊重景观格局 景区规划不只是为满足游客单方面需求而做，也不只是为拉动一时的经济而做，而是为了满足景区当前需要以及未来发展而做的，具有一定的科学合理性和前瞻性。因此，景区规划的前提就是尊重景区原有的格局及肌理，通过项目合理安排和空间布局，与景区有机结合，使旅游项目、设施安排与基地融为一体。这样才能为游客营造一个原汁原味的乡村旅游环境，在保护和继承的认识基础上，健康有序的发展乡村旅游。 旅游项目的合理安排 旅游项目是旅游规划的重要内容，也是规划成果的主要表现形式。从文化景观出发，旅游项目是游客和景区环境的交流。旅游项目的实质是游客与游客、游客与村民、游客与环境的行为活动的安排。而规划的目的就是强化这种行为的组织，使之有序和创新。通过合理安排旅游项目可以引导游客对旅游项目的参观、参与，从而实现体验、认识和交流的功能。 结语 文化景观是历史沉淀后的一种展现，需要被重视、保护和发扬，在乡村旅游开发的过程中，必须处理好文化景观与旅游的关系，以文化景观为基础的乡村旅游不但可以使乡村景观资源得到充分认识和利用，同时也是实现文化继承和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途径之一。 旅游景区规划论文:基于景观生态思想的旅游景区规划设计 摘要：将景观生态学原理用于旅游景区的规划设计中, 既先了解景观格局, 在此基础上进行景观功能分区, 按照生态安全格局的原则在各功能区进行景点设计, 使各分区发挥各自的旅游功能, 又更利于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更符合生态旅游的主要特点和基本目的, 因为景观生态学原理与生态旅游的目标是一致的。 关键词：景观生态； 旅游景区； 规划设计 前言 伴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的日渐提高,人们对于生活质量的要求也逐步提高。在生活的闲暇, 人们都有一种渴望回归自然的想法, 生态旅游应运而生。但是生态旅游不仅仅是自然旅游, 它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先, 通过减轻环境压力、促进自然生态系统的良性运转来平衡经济利益。生态旅游的规划就是要把地理自然与生态保护结合起来。而在规划建设中要靠什么来指导呢? 这就是近年来逐渐兴起的景观生态学。景观生态学把具有空间属性的景观作为研究对象, 以协调统一生物学和地理学这两个领域为目标。它能很好地指导生态旅游规划设计,使旅游景区永续发展。 一、生态旅游的含义 生态旅游的兴起引发了研究热潮, 从众多对生态旅游的定义中可总结出生态旅游的三重含义。一是哲学理念的, 即可持续发展的哲学观；二是科学层面的, 指科学技术的研究, 着重环境容量和旅游生态系统的变化规律； 三是商业意义的, 指一种旅游产品。在旅游规划规程中, 生态旅游既被看作产品, 也被看作是理念和科技的支持。 二、景观生态学在景区规划设计中的应用 1、景区规划设计的景观生态学原则 旅游是由主体、客体和媒介三大方面组成的一个系统。旅游主体是人。媒介则更多体现在交通网络的形成和信息的交流上，是旅游结构的网络和信息流。客体是旅游活动进行的载体。对其规划的目的是保护景观的特色和品质，适度调整景观的格局与功能，保证旅游网络的畅通，同时尽可能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基于景观生态学的景区规划与设计应未雨绸缪，在其开发模式中，将可持续发展思想融人开发理念之中，坚持生态保护与自然修复相结合，紧扣人与自然的和谐互动。这正是当今生态旅游发展的迫切要求。 1.1 整体优化原则 即把景观作为系统来思考和管理，实现整体最优化利用。生态整体性和景观异质性原理是景观生态学中的核心理论。生态整体性认为景观是由景观要素组成的复杂系统，具有独立的功能特性和明显的视觉特征。景观要素的时空分布总是不均匀的，从而构成了景观的异质性。异质性同景观生态系统的稳定性、生物多样性、抗干扰和恢复能力密切相关。旅游景区规划是对基地景观生态系统及其内部多个组分、要素进行规划设计，因此，在旅游规划过程中应遵循景观生态学二大基本思路：保证景观生态整体性和设计空间异质性结构。同时景观生态系统在结构和功能方面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发生着变化。而景观的变化具有不可逆性。这就要求旅游开发必须走可持续利用的道路，要对旅游设施和游客数量进行严格控制；要设计合理的旅游生态容量和景观生态安全格局；要对旅游活动进行严格的功能分区等。从整体的高度上，强调景观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自然修复。 1.2 个性与特殊保护原则 景观具有区别于其它景观的个体特征，进行景观规划设计不能简单重复套用、沿袭旧模式，否则景区的个性魅力将散失殆尽。特殊指旅游景区内有特殊意义的景观资源，如历史遗迹或对保持景区生态系统具决定意义的斑块，应进行有效保护以及规划设计再利用。 1.3 保持多样性原则 景观多样性是指景观单元在结构和功能方面的多样性。多种多样的生态系统存在并与异质的立地条件相适应，才能使旅游景观的美学效果达到最高水平，构成异质性的景观格局，形成具有不同功能的旅游景观，使旅游景观的稳定性达到一定水平，保障景观功能的正常发挥。一个理想的旅游景区应是含有各种景观成分所组成的综合体，这样既可增强景区整体的抵抗力和恢复力，提高生态系统的总体稳定性，又能保证旅游类型的多样性，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因此，旅游景区规划设计的重点是景观的多样性的维持、旅游空间多样化的创造。 1.4 综合效益原则 即综合考虑景观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注重生态平衡，结合自然，协调人地关系，体现自然的生态和谐美、生趣美及艺术与环境融合美，这在旅游景区的人文景观规划设计中尤为重要。再把旅游服务设施和景观生产价值的有效利用融于山水之中，使旅游地的景观美不被减弱又能产生经济效益。 2、景观生态学的在旅游规划中的宏观设计 旅游生态系统是一种非独立性的景观生态系统。景观生态规划与设计充分强调景观的自然属性，本质上是对资源进行空间配置。有效的景观生态规划设计对保持旅游地的景观特色、景观品质以及确保景区可持续发展十分有益。基于景观生态学的旅游规划在其开发中把可持续发展思想融人开发理念之中，而旅游地景观生态规划设计则是基于旅游开发与环境保护关系之上的一种规划，是运用景观生态学中相关原理，在景观水平层次上对旅游景区的旅游景观、环境景观等所进行的一种规划。本质上，它是一种包含“旅游”、“景观”、“生态”三方面的综合性规划设计。其中，“旅游”的规划核心是对旅游资源进行分析与评价，以及对游客行为心理进行揣摩、分析和设定；“景观”的规划核心是对旅游项目、游客活动、设施建设进行空间布局、时间分期和设施设计；“生态”的规划核心是对旅游地的自然环境要素与因旅游开发建设而引起的包括环境问题在内的各种影响，进行识别、分析和保护。要从景观结构和功能上进行景观生态规划，主要包括对旅游产品市场的需求及特征分析，自然保护区自然、社会要素等基础资料和相关资料的调查搜集，景观分类和对景观结构功能及动态的诊断，然后通过不同类型的结构规划，构建不同的功能单元，从整体协调和优化利用出发，确定景观单元及组合方式，选择合理的利用方式。 3、景观生态学在旅游规划中的的微观设计 在景观生态学的景观结构理论中，景观的结构通常用斑块、廊道、基质和缘来描述。在旅游规划中同样可以以这四元素建立一个网络结构。景观生态学在旅游规划中的的微观设计主要体现在对景观结构要素斑一廊一基的具体设计上。景区斑块的设计要与环境融为一体，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共生程度高，真正做到人工建筑的斑块与天然的斑块相协调，旅游基础设施，要充分实现生态化，并注意与当地的自然、文化景观的特征相协调一致，切忌以城市化、商业化的浓重气息破坏自然保护区各种景观的原有文化内涵和特色，更应防止一切扭曲文化形象的景观污染事件发生。而在对自然风景区进行斑块设计时，除了考虑其旅游美学功能外，对于负有保护物种的功能区域，应该注意保留一定面积的斑块，避免因生境面积过小而造成物种灭绝。对于廊道，斑块内廊道的设计要以林间小路、河岸、滑雪道等为廊道，并注意合理组合，互相交叉形成网络，强化其在输送功能之外的旅游功能设计，以便延长游客的观赏时间；区内廊道的设计要避开生态脆弱带，尽量选择生态恢复功能较强的区域，充分利用自然现存的通道，如河流等。 结束语： 景观生态学注重研究人类活动对景观结构、功能及其变化的影响，而生态旅游是在生态景观中引入人类活动从而在生态旅游景区实现其旅游经济效益。将景观生态学的原理与方法运用于生态旅游规划设计中，既有利于景观生态的保护又可达到生态旅游的预期目标，它能够提供许多有益的启迪，有利于规划与自然的协调，体现规划结合自然的本质。 旅游景区规划论文:浅谈旅游景区规划中的导视系统 【摘 要】游客在旅游目的地的体验感受是检验一个旅游地是否合格的标准。导视系统作为一种服务系统，旅游景区中的信息设计和导视系统设计是主要的战略性成功要素。旅游景区的导视系统拥有导向功能、解说功能、教育功能和警示功能。 【关键词】导视系统；旅游景区；规划 1. 绪论 随着经济的增长，国民消费力提升，旅游业也蓬勃发展。每到小长假，各大景区都出现了爆满的情况。旅游再不是是单纯的某一类人群的专属。因为旅游消费力的提升，日益增加的旅游人数，各种旅游景区都将面临新的考验和课题。 与之同时旅游景区之间的竞争也越发激烈，那么只有提高竞争力，才能在竞争中生存发展。在竞争中，如果环境资源和人文历史是人们选择旅游目的地的第一参照“硬实力”，那么在“硬实力”相差无几的情况下，“软实力”就变得各位重要。“软实力”直接影响到体验者的满意度。一个游客在旅游目的地体验感受是检验一个旅游景区是否合格的标准。 2. 旅游地导视系统现状分析 一个好的导视系统并非突然产生，就好比城市公共机构一样都需要不断的曲折变化。有一句格言很适合用于这里：变化时一种独特的永恒（隆格，2010）。 2.1 导视系统分类。 2.1.1 标识类。标识系统是建筑内部和建筑外环境、景观环境、城市交通等所有空间中，具有信息指示功能的所有标识设置的总和。说到标识系统，在一部分人的观念里面标识系统和导视系统是同样的概念，虽然不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但是包涵的范围是不同的。导视系统在刚开始提出的时候是“Way-finding System”（也有国内的一些学者将其翻译为导向系统），而标识系统是“Sign system”光从字面上来解释导视系统包涵的内容更加丰富，不单纯的只是标识而已，是以“Way-finding System”为研究基础建立的系统。标识系统应该属于导视系统中的一个部分，一种寻路的解决办法是利用标识，所以两者并不能混为一谈。 2.1.2 辅助助手类。 除了标识系统，其他的导视内容笔者将它们归纳成辅助助手类，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导视系统的研究深入，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逐渐完善着导视系统。例如GPS定位等可以实现体验者随时查询自己所在位置，但是并非每一个体验者都有配备GPS设备的能力。旅游地导向咨询也算是辅助类导视系统的资源之一，灵活机动，但是游客众多，旅游景区不一定能配备足够的咨询台和人员来满足需求。辅助类的导视系统虽也有不足但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标识系统的不足，是体验者的体验更加流畅与方便。 2.2 旅游景区规划导视系统设计准则。旅游景区导视的设计原则可以归纳为五个：系统化、、规范化、个性化、人性化、协调性。我国于2006年完善了GB/T10001《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系列标准，为我国的标识设计提供了一定的规范和标准。按照该系列标准中规定的图形符号建立的导视系统，能让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程度的人在各种公共空间内方便、快捷、自如地活动，从而达到以人为本，节约时间，提高效率的目的。一般来说，导视系统的建立应该是和旅游地规划设计一起考虑的，这样就能将导视系统更好的融入到旅游地当中。 2.3 国外导视系统简析。 在一些发达国家，导视系统设计相较我国比较科学、成熟、规范。所以在我国许多学者的研究中也是以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为参照，外国学者编制导视系统的原则是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会对当地的历史、资源条件、生态环境深入研究，同时还根据游客对旅游地的需求、期望和行为为依据。例如汉诺威动物园按照体验式动物园的结构模式进行了改建设计，这个设计给游客打开一个全新的视觉信息获取方式。导视系统设计表现的是本世纪初的非洲风光，这样的导视系统形象醒目，造型牌造型多样，使用的新颖的材质，质感相当丰富。人性化的设计才是适合体验者的优秀设计。 3. 导视系统对于体验者的作用 3.1 体验者的需求。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所以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旅行意义和目的。在前辈的许多研究中都 在旅行过程中，游客们在吉尔摩和派恩的《体验经济》这本书中将体验分为了4种类型：Entertainment（娱乐）、Education（教育）、Escape（逃避）、Estheticism（唯美主义），又可以简称为4E。从性质上看，旅游体验类似于一种“镜像体验”，通过目的地这面镜子，旅游者在凝视“他者”的同时，也在认识着自我。从结构上看，旅游体验具有多重层次结构：其一，从时间结构上看，旅游体验包括预期体验、现场体验和追忆体验，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并随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地升华，进而演化成人们生活经验和精神世界的一部分；其二，从深度结构上看，旅游体验呈现出具有一定的层次性，基本上可分为感官体验、身体体验、情感体验、精神体验、心灵体验五个层次，越是深度的旅游体验，越能让游客感到旅游的意义；其三，从强度结构上看，旅游体验通常可分解为一般性体验和高峰性体验两个层面，越是能达到高峰性的体验，越能使游客感到旅游的价值。但是不管体验者是抱着什么样的目的，顺利以及愉悦的过程都是体验者需要的。 3.2 导视系统的作用。 （1）那么导视系统在旅游体验中又是一个什么角色呢？答案就是导视系统在体验者不知不觉中顺利完成旅游体验。打个比方就如同一场精彩的篮球比赛中的裁判，他即需要规范球员的行为，但是又不能过多的干预比赛的节奏，让看完整场比赛的人只留下裁判的映像。导视系统就是对于旅游体验者再体验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有许多人对于导视系统有刻板的印象，认为就是环境空间中树立的各种各样的指路牌子，设计和设置这些标识是什么简单的事情，其实事实并不是这样。这一看似简单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未得到很好的解决。 （2）导视系统解决的用最简单的问题来叙述可以归纳为三个问题：“在哪里？”“去哪里？”“怎么去？”。人们在按照行动路线图移动的过程中，每一步都含有计划性和目的性。“当人们在环境中行进时会运用不同的寻路策略来导航他们的群路行为，这些策略包括有注意地标、使用地图、或者留意环境中的空间配置。”如何利用空间中的配置高效、有序地指引人们在公共空间环境中自如行动，如何让体验者安全顺利地到达目的地，这对每个旅游地都是至关重要的。 4. 导视系统与旅游地旅游形象设计 4.1 旅游地旅游形象规划设计。 （1）在旅游资源的开发规划过程中，旅游形象（TIS，又叫旅游地形象）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一个旅游景区的形象模糊混乱，则很难对潜在的旅游客源群体造成吸引效应，同时还会使旅游体验者的体验经历平淡，降低其回头率。而个性鲜明、亲切感人的旅游地形象是行程庞大旅游市场的源泉，应可以是其在旅游市场竞争中保持较高的竞争力和持久力。 （2）旅游形象设计的内容繁多，如果单从CI的理论角度出发可以大致分为三部分：一是旅游地的理念识别系统，它本质上是旅游景区开发规划的精神体，属于思想文化的意识层面；二是旅游景区的行为识别系统，简单来说就是将旅游地理念识别系统的具体化，主要体现在旅游地的政府、民众和企业的行为；三就是导视系统，它包括最为直观的标识识别系统，旅游地的建筑造型、员工制服、公共标志牌等。导视系统是其中表达形式最多；接触范围最广；产生效果最直接的部分。一个优秀的旅游景区旅游形象规划非常有利于旅游地形象的推广和传达， 也有利于旅游景区的品牌化建设。 4.2 旅游地导视系统。旅游景区导视系统的存在是体验者的需求为前堤的，旅游区的导视系统也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导向功能：帮助旅游体验者在陌生的空间中找到自己想去的地方；解说功能：景区的标识系统有着丰富的信息，游客们能从上面了解到有关景区的信息，还能了解景区；教育功能：在特定的景区对于各种知识的普及是游客在游览过程中也收到教育启发；警示功能：警示危险的地段和危险的行为，确保体验者在旅游过程中安全。 5. 结语 综上所述，每一个导视系统的目的是不变的，由于导视系统也可作为一种服务系统，旅游中的信息设计和导视系统设计是主要的战略性成功要素。导视系统是旅游景区规划中重要的一部分，一套完整的、人性化的、有特色的、美观的导视系统即能辅助体验者顺利完成美好的旅途，又能提升旅游景区的形象。 旅游景区规划论文:红色旅游景区规划个案研究—《谢维俊故居红色旅游景区规划》 摘要：本文以《谢维俊故居的红色旅游景区规划》为例，对红色旅游规划如何突出爱国主义教育主题，如何运用红色旅游资源特色和产业发展相结合原则，如何以现代旅游思想为规划理念，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以图对红色旅游规划的编写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谢维俊故居;红色旅游;旅游规划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人们拥有更多的时间外出旅游。除了风景优美的自然名胜之外，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到革命胜地和遗址去参观，因此，很多地方都在对原有革命遗址保护的基础上进行新的规划开发，以促进当地红色旅游业的发展。而红色旅游景区的规划设计又不同于一般的景区规划。它应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不仅应该与生态旅游、名俗旅游、战争题材旅游等形式相结合，而且更应体现出其承载的革命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的内涵，并按照能让参观者产生对革命先烈无限追思和缅怀的理念，让人们在参观的过程中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对革命先烈产生敬仰之情。 一、项目现状 (一）项目概况 谢维俊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干部、红军年轻将领、在井冈山早期秘书。谢维俊故居是他从小生活、学习的地方。谢维俊1908年10月出生，1921年13岁的他到衡阳湖南第三师范学校学习，1922年4月见到了，并在听取讲演中大受启发，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1月参加湖南年关暴动，后随、领导的湘南起义部队上井冈山。1932年任江西军区第2军分区司令兼红军独立五师师长，1934年随中央军委第2野战纵队参加长征，1935年遵义会议后调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工作，1936年任中共陕甘宁三边特委书记，在吴起镇一次剿匪战斗中被叛徒出卖而光荣牺牲，年仅28岁。为了表达对这位伟大的革命家的纪念，也为了勉怀耒阳市在这次湘南暴动所牺牲的3700多位烈士，更充分地利用耒阳市丰富的革命传统教育资源，响应大力发展红色旅游的倡导，耒阳市委市政府决定对以谢维俊故居为核心的红色旅游资源进行规划设计。本文所研究的就是由衡阳市地球村旅游规划设计研究所对该项目所编撰的概念性详细规划。 （二）项目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谢维俊故居坐落在湖南省耒阳市肥田乡肥美村南岸的一块区域，规划面积为22.5亩，地势北高南低，故居坐落在山腰岩地上，背靠森林郁闭度很好的山丘，迎面是开阔的池塘，河滩农田，远处峰峦叠翠，环境十分优美。 根据实地考察调查，该规划区域环境保护的较好，树木、池塘及故居建筑保持基本完好，但作为红色旅游开发，仍存在不少问题：如规划区内除谢维俊故居保护较好外，还有几处住房破损十分严重，同时在故居两侧还凌乱新建有几栋农民住房。对外交通不发达，进出均不很方便。故居内有数量较多的珍贵文物，但堆放凌乱，缺少必要的文物保护措施。 二、规划特色 经规划小组的努力，半年时间规划通过专家评审，我们认为该规划有如下特色： （一）主题定位特色鲜明 本规划设计在整体上尽量避免了一般纪念性园林常用的设计手法，而是力求营造出平易近人、舒适亲切的景观环境，真正让参观者融入其中，以看一个常人的心态来看待革命先烈，从他的平凡生活中看他的不平凡。这种设计理念，成为本规划不同于其他红色旅游规划的独特之处。所以本规划的主题定位力求重点反映谢维俊烈士少年时代的学习成长历程，尤其在井冈山期间坚持维护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的正确路线与“左”倾冒险主义的斗争中成熟并成长起来，成为一位闻名于世的政治家、革命家。引导广大旅游者，尤其青少年接受教育，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二）规划理念清晰明确 根据规划区的地域环境特点，以及耒阳市政府的规划要求，确立了本红色旅游景区的规划理念： 1、互为依托的景点布局。景区分为谢维俊故居核心区、生态休闲参与区、旅游接待服务区。各景区都有独立的主题，而又彼此联系、互为依托。 2、有地域特色建筑设计。故居的整修坚持按照湘南特色，青砖黛瓦、修旧如旧，其他建筑业一律要求青砖坡顶。新老建筑之间相互协调，搭配得体。 3、丰富色彩的功能思考。作为纪念性的景区规划，首先体现了是纪念功能，其次是满足参与者在瞻仰和体验过程中得到感悟的心理功能和教育功能，再者就是生态休闲的静心功能。 4、自然生态的园林景观。兼着寓教于乐，寓教于游的理念，总体设计时突出了与自然结合的园林之美，通过草坪、树木、花卉、廊道、小桥、河塘、小径、亭台等造园要素来表达亲切、安静的环境氛围，为参观的人们营造一个休闲、冥想的场所。 5、以人为本的细部设计。在景区内草地旁、湖水边、大树下、风雨长廊中都设有大量坐凳供游人休憩，多处设计有独具特色的烈士成长小品，以借景抒情的手法衬托了烈士从平凡走向伟大的一生，也为广大游人在景区中提供了与烈士留影拍照的人性化场所。 （三）总体布局有效合理 1、传统的轴线序列与现代的非对称观念相结合。轴线在规划设计中往往能使整个环境具有严肃、恬静的气氛，本规划布局核心部分由一条南北走向的贯穿景区的主轴和一条东西走向的横轴控制。景点布置随轴线有序展开，并结合地形变化，空间层层递进，使人们在参观过程中随着地势的不断增高，情感也得到不断地升华。 为了让游客在紧张、严肃的瞻仰活动之后能尽快的放松下来，规划了几处非对称性圆弧形的布局，如表现烈士足迹的一组小品按园形展布，休闲区域设计的荷塘月色、风雨长廊均成圆弧状，配上绿树、花卉、灯光、音响，很好的把人们带入了烈士们用鲜血换来的现实的幸福生活境地。 2、因地制宜的功能分区。由于规划面积较小，根据人文资源和自然状况规划因地制宜的将其分为几个功能区；1）、故居核心区；2）、旅游接待服务区；3）、烈士足迹游览区；4）、生态静心休闲区；5）、农家乐休闲区。分区力求达到疏密相间、弹性有机的布局效果。 （四）内容丰富的景观设计 根据景区的主题定位，让人真正的融入其中，创造亲切的景观环境，规划独具匠心的设计了几个不同主题景区： 1、烈士故居生平事迹景区：包括故居、烈士展览馆、半身塑像及由聆听教诲、参加红军、走上井冈、反对极左、长征路上、保卫延安六组雕塑组成的雕塑群，构成整个景区的主体。 2、休闲游憩回味景区：以故居前面的水体为中心，设计拱桥流水、风雨长廊、荷塘月色、古树曲径等景观元素为主体的休闲景区，供游人静心歇憩、联想回味。 3、人性化的游客接待服务区：精心设计的景区大门、宽敞明亮的迎宾大道、生态停车场、功能齐全的接待服务楼，声、图并茂的景区介绍，使游客对游览活动有所了解，能使游人按自己的需要选择自己的游览路线。 三、规划的不足 本规划范围过小，很难通过旅游乘数效应，拉动旅游产业及其相关产业的发展；规划中对如何解决景区的可进入问题缺乏实质性的意见；如何遵循旅游产业发展规律，对旅游产品进行合理包装，使红色旅游的发展顺应旅游产业的发展，使游客在接受教育的同时能够游得开心等方面仍存不足。 旅游景区规划论文:旅游意象图:基于游客感知的旅游景区规划新设想 [摘要]受启发于“城市意象”理念和图论学说，文章从游客感知出发，提出“旅游意象图”的旅游景区规划设想，认为旅游意象的基本要素包括旅游道路、旅游节点、旅游边界、旅游标识和旅游区域5个方面，旅游意象图的构建过程可分解为旅游意象点旅游意象线旅游意象链旅游意象面旅游意象图5个基本步骤，指出可从资源类旅游意象、产品类旅游意象、市场类旅游意象3个层面确定具体的旅游意象，并分析了旅游意象调研的4大基本方法：传统问卷调查、绘制心智地图、旅游意象游戏法和旅游意象访谈法。 [关键词]旅游意象；游客感知；旅游景区规划 旅游规划理论属应用性交叉学科理论，是对旅游系统在规划范畴系统化的理性认识。国外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有：凯萨(Kaiser)、赫伯(Helber)的旅游地演变生命周期理论，范利尔(Van Lier)、泰勒(Taylor)的旅游地资源配置与设施建设门槛理论，摩菲(Murphy)的旅游地和谐发展社区思想等。国内也有不少专家学者总结或提出了一些旅游规划的理念，如1993年4月7日在北京召开的由《旅游学刊》编辑部和北京旅游学会联合发起的“旅游规划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上，陈传康指出，在旅游规划中，项目的确定很重要；毛赞猷认为，在搞旅游规划时应该把旅游地图列为其中的一部分；尹泽生强调了旅游规划“规范”的问题；周盼、赵克非、于英士、李明德、白祖诚、刘德谦、毕凤祥等与会专家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共谈旅游规划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此后，一大批专家、学者就此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吴必虎认为，区域旅游规划的理论基础有旅游系统理论、旅游人类学、景观生态学、区域科学与区域发展规划；吴人韦指出，旅游规划理论范畴可概括为经济、环境、人文3大板块；顾朝林等认为，旅游规划基本理论表现为旅游规划目标、旅游规划理念、旅游规划层次、旅游规划系统以及规划设计技术路线等层次；韩光明提出基于文脉、地脉的区域旅游规划思想；此外，还有“超旅游”规划理论、“反规划”理论，等等。 旅游景区规划是旅游规划的重要内容之一，它是根据旅游景区的自然、经济、社会条件和资源特点所进行的有关保护、开发、管理等内容的设计、布局与安排。关于其理论研究，刘沛林提出了文化旅游地规划的“景观信息链”理论；郑迎红总结了旅游景区规划的模式问题，认为比较典型的有资源导向型模式、市场导向型模式、形象导向型模式、产品导向型模式和体验导向型模式；罗光华探讨了地域文化在旅游景区规划中的整合运用问题；牟红就旅游景区规划多维视角的纵向转换进行了研究；其他还有旅游景区规划中客源市场的定位研究、生态旅游景区规划问题等。在景区游客感知方面，也存在一些探讨，如汤普森(Thompson)、斯科菲尔德(schofield)指出，游客对旅游地交通的感知评价与总体满意度及重游意愿关系密切；杨斯(Youngs)、怀特(White)、渥德瑞希(Wodrich)从旅游者视角研究如何将交通服务融入文化旅游；霍华特克(Howat)、默里(Murray)、克里利克(Crilley)从消费者视角研究旅游地的评价工作；陈(Chen)从供需双方的视角出发分析如何构建多维度旅游问题等。国内关于游客感知的研究仍处于个案分析及理论推理阶段，如程兴火基于游客感知价值研究了森林生态旅游景区的竞争优势；毛端谦等从旅游者映象的角度研究了他们对江西4座名山形象感知的差异；黄震方从旅游者的心理和消费行为角度研究了旅游者感知的特点；宋章海等对游客感知的形象因素进行了初步探讨，等等。整体上，将游客感知与景区规划相结合开展的相关理论探讨仍不多见。本文在既有研究案例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受启发于“城市意象”理念和图论学说，尝试从游客感知出发，探讨“旅游意象图”的旅游景区规划设想。 1　旅游意象图的提出背景 目前的旅游规划是基于资源和发展目标的规划，很少将意向理念应用到规划中去。从意向图的角度进行规划，将游客的感知作为构建意向链的关键要素，从游客感知出发进行规划是旅游规划应该探讨的一个新角度。 “意象”一词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意”是内在的抽象的心意，“象”是外在的具体的物象，“意”源于内心并借助于“象”来表达，“象”是“意”的寄托物，因此，一般认为“意象”因人因物因时因情的不同而不同，但从内涵来说，整体意象的获得都是把听觉、视觉、嗅觉、味觉、触觉几种意象沟通起来，互为转化。美国学者凯文·林奇(KevinLynch)通过多年细心观察和调查，在对美国波士顿、洛杉矶和泽西城3座城市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将城市景观归纳为道路(path)、边缘(edge)、地域(district)、节点(node)和标识(landmark)5大组成因素，即“城市意象”；并引入空间(space)、结构(structure)、连续性(continuity)、可见性(visibility)、渗透性(penetration)、主导性(dominance)等规划设计的理论和方法。 图论起源很早，早在18世纪就出现了图论问题，它是研究由线连接的点集的理论。点集中的点称为节点，连接两点之间的线称为边，一些由节点及边构成的图称为线图。线图可以用来表示和研究一个系统的结构及它的性质。图论研究主要关心的是事物的节点、有多少个节点、在哪些节点间有边相连以及整个线图具有的某些特性。图论作为一个数学分支，它有一套完整的体系和广泛的内容，应用范围也很广，不但能应用于网络、编码、交通、测量等自然科学，也能应用于社会结构、经济、运筹、行为等社会科学。 本文中的“旅游意象图”设想就是受启发于“城市意象”理念和图论学说，融合了“城市意象”的5元素分析视角和图论的构图、解图思想。 2　旅游意象的基本要素 在旅游意象调查和分析的基础上，参考凯文·林奇的城市意象5元素，本研究认为旅游意象的基本要素是：旅游道路(tour-path)、旅游节点(tour-node)、旅游边界(tour-edge)、旅游标识(tour-landmark)和旅游区域(tour-domain)。 旅游景区规划论文:创新模式下的旅游景区规划设计 摘 要：通过中华商圣文化园的可行性方案的论证、规划、设计过程，侧重新型文化园的概念，以旅游文化为基调，建设集多种娱乐商业项目于一体的旅游文化商业园地。 关键词：开发项目；中华商圣文化园；规划设计 1 “中华商圣文化园”的设计思路 1.1 项目规划的主体定位 “中华商圣文化园”开发项目将在商圣故地——山东省定陶县境内建成一个集“文化研发、影视制作、高端论坛、动漫创作、演艺娱乐、产业金融、休闲度假、景区观光、商业居住”于一体的旅游文化商业地产项目，将满足“行、住、游、食、购、娱”等六大旅游环节的需求的影视娱乐文化综合功能产业园区。 1.2 总体设计理念 文化园坚持人与自然、人与动植物、人与历史人文、人与人和谐相处，给游人提供丰富的物质享受和精神陶冶，给游客最大的愉悦。在此理念的引导下，将实现景观、生态、文化三大资源要素的完美整合，竭力创造中国文化旅游的典型，塑造鲁西休闲度假的第一品牌。 1.3 开发与管理理念分析 1.3.1 保护是开发的前提 资源是旅游产业的生命线，而生态的好坏则决定了企业的可持续经营，没有文化资源和自然资源，“中华商圣文化园”就无法持续创造效益。因此，该项目在投资开发之时就把“在保护自然资源、生态资源、人文遗址资源的前提下，实现高起点、高规格的规划、设计，以及大资金的投入，规范化的管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方针”，作为开发“中华商圣文化园”的基本原则，并把保护落实到开发的每一步中。 1.3.2文化旅游是开发的主旋律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发展的重要途径，文化旅游不仅仅指观赏历史文化景观的旅游活动，它还包含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人与文化的互动交融在旅游开发中的代际均衡。“中华商圣文化园”将先后开发出商圣影视文化基地、陶朱公祠、儒商文化博物馆、儒商文化广场、范蠡湖、定陶古城、儒商文化研究院等文化、影视娱乐主题公园旅游项目，并在开发经营中把商圣文化展示、演艺、娱乐落实到实处。 1.3.3可持续发展的观念 “中华商圣文化园”的开发要把可持续发展的观念落实到景区开发经营的全部过程中。经营者认识到良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人文遗址是人类的瑰宝，是园区赖以存在的基础，是旅游产业发展壮大的基石。因此从景区规划开始，就把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和人文遗址保护放在开发之前；在经营中，开发文化型旅游产品；通过儒商文化的宣扬，促成人们对历史文化遗产高度关注，构建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商业伦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商业文化，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2 “中华商圣文化园”的项目规划设计 2.1 项目规划概述 “中华商圣文化园”的项目规划格局为古今各区，动静分离。文化立意，人文贯通。项目规划策略是滚动开发，均衡布局，维护生态，兼顾效益。项目规划内容为规划“影视基地”“历史人文”“互动娱乐”“古镇旅游”“度假疗养”“商贸居住”六大功能，结合现有资源状况开发八项旅游、度假板块。 2.2 景区规划设计 2.2.1 景区划分的原则 本景区根据规划对象的属性、特征及其存在环境进行合理划分，在划分过程中遵循同一景区内的规划对象的特征及其功能分区基本一致；同一景区内的规划原则、措施及其成就特点基本一致；规划分区尽量保护原有的自然、人文、线状单元的界限的完整性的原则。 2.2.2景区划分的结果 根据以上景区划分原则，考虑到“中华商圣文化园”资源的分布和未来发展的情况，将“中华商圣文化园”区划分为：商圣文化展演区、定陶故城观光及购物游览区、商圣朝拜区、影视文化娱乐体验区、高档生态居住生活社区、儿童欢乐谷游乐区、度假小镇区等七大园区。 2.2.3分区规划分析 2.2.3.1商圣文化展示区 商圣文化展示区的规划面积为250亩，为儒商文化的核心区之一。规划按春秋战国时期的建筑风格和文化元素，建设与陶朱公事迹有关的人文景观，以艺术性的手法，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和传统工艺，通过雕塑、蜡像、动漫和电、光、声、影等糅合一体的艺术形式，全面介绍和展示陶朱公的生平业绩和商业理论，让游客充分感知和了解陶朱公这一商圣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 重点建设陶朱公文化主题公园。恢复和建设主题“商圣文化馆”，以及商圣庙、陶朱公祠、红蓝寺、陶朱公亭和陶朱公故居等重点项目；同时，以雕塑、蜡像、动漫和电、光、声、影等相配套。全面介绍和展示陶朱公的生平业绩和商业理论。让游客充分感知和了解陶朱公这一商圣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以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2.2.3.2定陶故城观光及购物游览区 定陶故城观光及购物游览区规划面积为66.6hm2，为全园精华之一。在整合散落的景观资源的同时，在区域内建设春秋战国时代建筑风格的定陶故城，把发生在古曹州及古陶都大地的春秋历史浓缩在定陶故城内。 核心区为定陶故城的开发建设，以实景和春秋文化元素展示繁荣800年的有“天下之中”盛誉的第一流都会，定陶故城整个城池充满战国后期及秦汉遗韵，共分：城楼、城墙区；行宫；贫民区；曹王府；曹氏祠堂；陶朱公故居；左丘明故居；军营区；街道、广场等区块。 在城内建设仿古特色文化旅游购物街区。按春秋至汉初的建筑风格营建各类商业店铺、客栈、酒吧、小吃街，销售地方民族特色商品和各种旅游商品与陶朱公文化有关的自制旅游纪念品等，在商业街内建一个广场和几个古戏台，以地方戏曲和现代歌舞等文艺形式，每天滚动式的演出，让游客了解定陶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 开挖范蠡湖、西施井、陶朱公养鱼处及菏山、布鸽山、白头山等山水景观。恢复建设定陶古景，根据史料和民间传说，特别是古八景和新八景，再现昔日定陶水乡泽国、林翠水秀的秀丽风光。 2.2.3.3商圣朝拜区 商圣朝拜区用地面积3.33hm2（约50亩）。为儒商文化展示区之一，在陶朱公出生日和卒葬日，推动形成“商圣节”和“追思节”。届时，每年邀请海内外商业家、国内外著名文艺团体、地方文化文艺界人士和四方游客等参加大型祭拜活动。 景区重点建设三级商圣台，上塑十九米高的陶朱公像，以喻示陶朱公在定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塑像基座刻有陶朱公商训、生意经等。塑像前广场地面以地刻形式表现陶朱公经商活动地图。 2.2.3.4影视基地和影视娱乐景区 该景区规划面积33.3hm2（约500亩），为体验式影视娱乐区，拍摄电影和电视剧《一代商圣》冗余的场景、道具和新建的高科技影视娱乐项目等人文景观。 建设规模宏大的“影视文化城”，配套各种现代设施，使影视城成为国家级摄影基地。同时为游客开放，让游客在影视城中亲身体验现代影视大片的拍摄场景和拍摄营地，体验乘车历险游、飞越时空隧道、上刀山下火海、八级地震、星球大战、魔幻世界、地球未来等拟幻场景。通过体验让游客充分享受现代科技文明成果，追求未来文化文明。 2.2.3.5儿童欢乐谷游乐区 该区域用地面积6.66hm2（约100亩），建设为青少年儿童娱乐、游玩的最佳场所。开发建设螺旋滑行车、世纪之星滑行车、空中自行车、旋转陀螺、水族馆、飞碟、大荡船、飞行塔、大海贼、新干线、旋转苹果、激流勇进、吃惊房屋、旋转秋千、大观览车等项目。 2.2.3.6高档生态居住社区 该区域规划范围66.6hm2（约1000亩），由于定陶暨菏泽地区没有一个高品质居住社区，本项目规划建设一个区域规模最大的高尚居住小区和商业商贸区。整个小区采用花园式规划，以景观为核心，融合休闲泳池、风情园林、景观小品、特色雕塑，休闲广场等，营造稀缺的自然景观和南加州风情生态居住环境，吸引周边人群入驻，形成人气，拉动消费，对旅游、文化产业长期的支撑。 总建筑面积约100万m2的大型生态居住区，配套二个幼儿园、一个小学、一个社区医院，以及邮政、银行、农贸市场、大型超市等配套设施。 2.2.3.7度假小镇区 该区作为“中华商圣文化园”景区的配套设施，是集休闲、度假、养老、商务、参观、餐饮、文化娱乐于一体的现代化生态度假区，现规划面积为33.3hm2（约500亩）。 开发建设五星级酒店，国际华侨大厦，老年公寓、疗养所、温泉会所，设有客房中心、餐饮中心、康乐中心、会议中心、购物中心、服务管理中心、温泉度假、温泉疗养别墅区等。核心建筑设计力求做到环境与自然的融合，在公园与溪水旁，让人在感悟独特文化的同时，呼吸清新的田园气息，营造一种把瞬间的美凝聚在心底的意境。 2.3 旅游商品发展规划 2.3.1 旅游商品资源 本景区旅游商品资源十分丰富，主要以土特产品为主，以及陶缣、陶布、绳艺牡丹、勾边工艺、书画作品等。这些土特产品是建立风景区内旅游商品生产和销售的基础。 2.3.2 旅游商品规划 旅游商品规划总的指导思想是开拓创新、形成规模、发展产业。开拓创新就是要发展系列旅游商品，改变一些原材料的用途，用来制作旅游商品，形成规模就是摆脱那种小打小闹的状况，形成气候、形成品牌。发展产业就是开发的旅游商品要让旅游者喜欢，要适销对路，才能产生好的效益。 图1-空间规划图 图2-功能规划图 3 结语 “中华商圣文化园”开发项目所蕴涵的丰富历史内涵，有着深远的意义。通过文化园这一特殊的载体，将文化与旅游、历史与现实、国内与国外有机结合，融合影视、娱乐、旅游景点，是一种现代化新型的文化展示形式。 旅游景区规划论文:红色旅游景区的景观规划 摘要：“红色文化”蕴涵着丰富厚重的历史文化，体现了特定历史时期所形成的革命精神。这种精神是中华民族传统精神与时代精神相结合的产物，是对历史传统精神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的新的民族精神。文章简要分析了红色文化与旅游景区结合前提下的景观规划具体措施。 关键词：红色；旅游；景观规划 2004年12月19日以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的名义正式印发了《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红色旅游，主要是指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和战争时期建树丰功伟绩所形成的纪念地、标志物为载体，以其所承载的革命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为内涵。组织接待旅游者开展缅怀学习、参观游览的主题性旅游活动。”这是关于红色旅游定义最具权威的概念说明。 进入20世纪，在地理学基础上产生的景观生态学说(land-scapeecology)，将景观看作由不同生态系统组成的异质性地理单元和空间单元，将在一个相当大的区域内，由许多不同生态系统所组成的整体(即景观)的空间结构、相互作用、协调功能及动态变化作为研究对象。反映气候、地理、生物、经济、文化和社会综合特征的景观复合体则被称为区域。 一、景观规划设计总体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 开发红色旅游中的景观问题实质上是景观的规划设计问题。从总体系统的角度，景观规划设计必须贯彻可持续发展原则并以之为核心原则。单纯基于经济的驱动力而盲目开发旅游必然导致对旅游资源的过度开发甚至掠夺性开发，对旅游区点的粗放式经营管理；旅游设施建设的病态膨胀等等，这些无疑直接威胁旅游业进一步健康发展。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这样的发展是非可持续的，是不可取的。 随着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深入人心，可持续发展概念渗透和影响到旅游业的发展。1995V4月24日至2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环境规划署和世界旅游组织在西班牙加那利群岛的兰沙罗特岛召开了“可持续旅游发展世界会议”。会议确立了许多被普遍接受的有关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观点和理论。在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上所通过的《旅游可持续发展宪章》和《旅游可持续发展行动计划》明确指出：“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实质就是要求旅游与自然、文化和人类生存环境成为一个整体。”红色旅游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不能仅仅是单纯的经济发展，产值增加，而应是人类生活、生态环境、经济社会所构成的复合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二、景观规划设计的前提――资金筹措 由于红色旅游具有不可替代的教育功能，红色旅游最区(点)的建设首先要争取政府专项资金的支持。2005～2006年国家在国债资金中共安排红色旅游专项资金11亿元，支持了101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点)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政府专项资金依然是红色旅游发展资金的重要来源之一。但是，仅仅依靠政府的投资来发展红色旅游是远远不够的。 开发红色旅游所需资金的融资渠道不能脱离市场化道路，应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一方面，通过采取灵活的政策措施，积极鼓励各类民间机构投资，正确引导各类企业、社会组织参与红色旅游开发：另一方面，应面向旅游市场，树立现代经营理念，既服务于广大游客的需求，也要满足投资者的需要，借助合适的机会考虑从股票、债券等资本市场上募集资金。 三、景观规划设计核心要素――生态环境保护 旅游活动对生态环境无疑会产生影响。首先，旅游资源开发行为诸如开山辟路，大兴土木，乱垦滥伐对生态环境具有很大的破坏作用，一方面直接破坏景观资源，另一方面还可造成水土流失。其次，游客旅游活动本身的影响，比如旅游者的踩踏造成土壤板结，树木枯死-更有甚者，由于部分游客自身素质偏低，乱折植被造成植被损坏，乱扔废弃物造成水源以及景点的污染。第三，当地居民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产生的不利影响，相当数量的红色旅游点位于偏僻、经济不发达地区，当地居民仍处于半封闭半开放的发展状态中，生态意识薄弱，保留了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譬如乱砍乱伐，使用对环境污染较为严重的燃料，乱扔垃圾等缺乏文明的不良行为相当普遍。景观规划设计必须竭力杜绝对生态环境潜在的不利影响。 四、景观规划设计的抓手――突出地方特色 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旅游规划中心主任石培华向准备发展红色旅游的城市指出：“红色旅游不是简单的爱国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仅仅是基础，红色旅游产品还要精心设计，要结合旅游规律。不是所有红色旅游景点都能成为红色旅游的热点，要经过红色精神的挖掘，红色文化的展现，防止红色旅游开发中的庸俗化。要明白红色旅游的文化意义是什么，整个产品的卖点在哪里，旅游目的地形象是什么，要将红色旅游的特色产品以及与此相关的消费方式挖掘出来。” 五、景观规划设计的创新――参与式设计理念 当前，红色旅游资源开发简单，以静态观光的内容居多，大多采用博物馆陈列、橱窗展示等，内容空泛，展示方式单一。表现手段落后，单纯以文字图片为主的平面介绍，枯燥乏味，不符合现代审美观念和游客的消费心理，容易产生视觉、心理上的疲倦，难以对游客产生强烈吸引力，与市场需求的差距较大。 因此，在景观规划设计过程中有必要注重体验、参与、互动元素的挖掘、开发，在红色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融入注重游客体验、参与的休闲旅游项目，充分调动参与者的积极性，而不仅仅是单纯依靠传统的观光式旅游。体验参与式旅游能够实现红色文化资源与游客在精神层面的对话与互动，通过策划富于趣味性和参与性的活动项目。能够帮助参与者更深刻地领略和体会红色文化资源背后所蕴含的精神内涵。 旅游景区规划论文:寻根类文化旅游景区的规划设计初探 [摘要]李家龙宫是唐太宗在李氏的发祥地陇西宝地建立的宗祠庙，现存为明建李家龙宫遗留下来的中部祭祀区部分建筑及院落。目前面临发展滞后，规模过小、改造资金投入大等问题。规划在充分论证景区发展条件的基础上，通过扩大景区范围，调整用地空间结构等措施，形成以“寻根祭祀、文化展示”为主题，全方位展示盛世李氏文化内涵的文旅型景区。 [关键词]寻根；文化旅游景区；李家龙宫 李家龙宫是唐太宗在李氏的发祥地陇西宝地建立的宗祠庙，是中华李氏寻根祭祖的文化圣地。它位于陇西县城区西北部，南侧为已建成龙宫仿唐商业步行街，东侧为原住村民住宅，北侧为生态农田。 景区占地4000m2，建筑面积1491m2，除钟楼、鼓楼为新建建筑，其余九龙殿、李崇殿、李琼殿、两座过庭、聚贤楼、郡公楼、戍边楼、头天第一门等均为古建筑。建筑上的屋脊砖雕出自北宋镂空雕法，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和考古价值。目前相继有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美国等十余个国家和我国各省区李氏族人约10万余人次到此旅游观光和寻根祭祖。 1.李家龙宫历史演变 其始建于唐初，因唐太宗李世民御笔钦书“李家龙宫”而闻名海内外，唐末遭毁。宋、元时期修复了部分建筑，亦因战火遭毁。明万历年间只在原李家龙宫的旧址北面恢复了龙宫部分建筑,亦称“北极宫”。明建李家龙宫总体建筑布局为“前五楼”、“后五山”和“中部祭祀区”。外围建有北天第一门、第二门、第三门。清顺治五年毁于兵灾，仅留“北天第一门”牌坊。康熙元年重建，康熙三十七年吕培高任知县时，撰写“仰弥高”竖匾额悬挂在“北天第一门”上，同治五年陇西城陷，李家龙宫再遭劫难。清末及民国初年又陆续增建维修一新，规模虽远不如前，却也山水相依，楼殿参差，别有天地。解放后龙宫绝大多数殿宇楼阁均遭人为拆除，三座假山夷为平地，后改为学校才得以保存至今。1985年陇西县人民政府公布李家龙宫、北天第一门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2 发展优势与制约条件 2.1发展优势 区位交通优势明显，景区为新亚欧大路桥的必经之地，同时处于陇中四县丝绸之路人文景观长廊风情线的重要区段；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与敦煌文化、天水伏羲文化、拉卜楞寺藏传佛教文化齐名，为甘肃四大文化之一。 2.2制约条件 景区规模过小，游览功能单一，配套设施缺乏，未能从整体上形成形象和品牌效应；景区周边以自然村庄风貌和现代仿唐建筑为主，建筑风格各异，缺乏有效的规划引导； 景区周边村民住宅建筑面积约为7.3万，人口密度大，未来开发建设将面临系列的拆迁安置问题，协调好各方面的诉求是景区建设实施中的重点和难点。 3规划构思理念 3.1规划构思 规划在还原李家龙宫历史原貌的基础上，通过拉大景区框架和格局，形成“以道教文化为渊源，以祭祖寻根为脉络，以文化交流为目的”的多元型、复合型文化旅游景区。 3.2规划目标定位 以“李家龙宫”为载体，以“李氏寻根”为主题，以“寻根祭祀、文化展示”为核心产品，集“旅游观光、寻根祭祖、文化交流、文化展示、文化研究”等功能于一体的文化型旅游景区。并最终实现以下目标： ⑴ 天下李氏族人敦宗、睦族、祭祀先祖的大宗祠，海内外李家组织和李氏族人旅游观光和寻根祭祖的文化圣地； ⑵ 与陕（西安大唐贞观文化）、豫（鹿邑老子文化）共同组成中华民族三大优秀文化遗产区； ⑶ 国际知名、国内一流、全方位演绎“李氏文化”的AAAAA级旅游景区的核心区； ⑷ 甘肃省文化旅游新地标。 4规划方案探析 4.1特色分区及项目策划 规划形成“一轴、三心、十区”的功能区划与总体结构形态。 ⑴ “一轴”：南北向景观延伸轴，将仿唐商业街中心轴线延伸至北环路，形成南北向与威远楼相呼应的绿色开敞通廊； ⑵ “三心”：北极池景观中心、伯阳广场景观中心、关帝庙景观中心； ⑶ “十区”：广场集散区、文物保护区、祭祀活动区、李氏寻根文化游览区、李氏文化交流区、李氏文化展示区、李氏文化创意区、李氏文化研究区、古玩艺术品交易区、民俗商业区。 ①广场集散区：龙宫广场―――集旅游服务、集散、游憩、休闲为一体的李氏文化文明展示的大窗口。其打造应与李家龙宫整体规格协调统一，突出皇室的尊贵及气势的恢弘。在形象及景观的设计做足“龙”文章，广场中心轴线铺设汉白玉龙形浮雕图腾，浮雕两侧布置18根汉白玉龙雕景观柱，代表“十八子李”,象征李姓子孙繁茂昌盛。广场地面雕刻李氏族谱以及李氏名人诗词歌赋等。 ②文物保护区：为现存明建李家龙宫文物保护区，应严格保护，并适当修缮整理；同时在龙宫大门及陇西堂大殿中轴线上新规划戏楼一座，并以戏楼为中心对称规划子奇亭一座；将现有“沙柳”列为“古树名木”进行定期修剪和养护，修护其“龙”的姿态。 ③祭祀活动区：结合陇西堂大殿及规划的两侧配殿，在殿前形成开阔露天祭祀活动场地，同时为了满足游客更衣沐浴需求，规划涟漪苑一座，以仿明清建筑风格为主。 ④李氏寻根文化游览区：园林游览区―李家龙宫的历史传承区，根据历史记载构架“后五山”格局，并在构园过程中将李姓文化元素通过景观布置的手法进行全方位展现，此区域将成为陇西县最大的文化主题公园。具体布局手法为： a 以老子朴素辩证法“道法自然”思想为主线，将佛教、道教中的元素进行集中体现。运用中国古代园林布局方式创造微地形景观，将太乙峰、普贤崖、文殊岭、白衣岩、接引山等五座假山和北极池、九州同李阁等历史景观进行重新诠释，形成一副山水相依、别有洞天之美幻胜境； b 将各地李氏先贤中有影响的李氏宗祠，如闽越江王祠、西平郡王祠、吴王祠、渔阳滕王祠和入闽始祖祠等围绕北极池形成若干院落。并对其赋予一定的文化内涵，如茶道、养生体验、诗社、曲艺表演等项目，使主题景区不仅具有祭祀游览功能，更多的是一个大众市民休息娱乐参与的主题公园； c 以祭祀大殿为背景，规划水秀表演区，并运用现代声光电科技手段策划情景舞台剧《李颂》，如秦王破阵乐、霓裳雨衣舞等，表达陇西李氏的发展繁衍过程； d 园内广植牡丹、李树。陇西与牡丹有着异常久远的渊源，陇西牡丹早于长安牡丹，每年“五一”节前后，恰逢陇西民间四月八朝山会．又称“浴佛节”，时值春花正茂之际，田园苗青花放，各处牡丹勃发怒放，争奇斗妍，生机盎然，真有“一展倾城色，骚人费评章”、“贵游赏牡丹，每春暮，车马若狂”的壮观景象。 ⑤李氏文化交流区：礼唐宫（景区的标志性建筑）―以龙宫游宴、歌舞演艺、商务吧等为特色功能的集演艺、展览、休闲、娱乐和食宿于一体的高档星级酒店，是最能表现和反映陇西当年商贾云集、大唐繁荣盛景的一个重要业态。同时也是政府接待中外嘉宾及展示城市风采的接待中心。 ⑥李氏文化展示区：陇西李氏博览馆――世界李氏族谱收藏研究中心，为全国最大的单一姓氏族谱收藏研究中心。该馆是集收藏、动态展示、阅览于一体的文化展示馆。以“追本溯源”为主题，将李氏文化的起源与李氏文化中的精华充分展示。具体展示手法可通过文物，小型室内场景，声、光、电等现代科技手段展示几种，以再现李唐文化的华丽场景，使游客在游览过程中有耳目一新的直观感受。 ⑦李氏文化创意区：引进知名美院等国内外机构，开展系列创意设计活动并落户文化创意园，对文化创意园中的各个建筑院落进行相应的主题化，并利用国内外设计大师的创意水准和知名度，吸引高端设计群体关注李家龙宫文化遗产，开展国际化的创意设计活动。将文化通过产品形态进入文化创意园各个院落，这些产品将带有鲜明的国际时尚色彩、李氏文化和陇西传统文化要素，并通过国内外游客的旅游购物和体验模式，达到传承文化的目的。 ⑧李氏文化研究区：李氏文化研究会馆，除正常的文化研究室之外，兼具文史资料开放阅读功能，内置相应的图书检索系统以便游客参观时实时查阅资料。馆内定期开设大众讲堂，邀请知名教授讲授与李氏文化相关的文化课程，使游客可以更加深刻的了解李氏文化，并在当地形成相应的文化研究氛围，弘扬和传承李氏文化。 ⑨古玩艺术品交易区：集文物商店、鉴定评估中心、拍卖行、典当行、古玩艺术品展厅、艺术画廊、民间艺术品集市、古玩经营配套店等于一体，打造甘肃省档次最高、功能最齐备、服务设施最先进的专业古玩艺术品交易中心。 ⑩民俗商业区：由美食沙龙、特色小商品零售及作坊区和休闲娱乐时尚街区组成，在此集中展示陇西特色美食、小商品、茶楼客栈、手工作坊等民间文化载体。 4.2节庆活动策划 对于旅游景区而言，节庆活动的策划及宣传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李家龙宫景区主要从两方面开展节庆活动策划。一是主题节庆：以“盛世话李氏，名城祭始祖”为主题的“寻根祭祀大典”系列活动，既弘扬光大了李氏始祖文化，又传播了城市文明和城市形象，使古老文化与城市文明交映生辉，节庆品牌与城市品牌联动增值，借助李氏文化的张力有望将活动办成一次城市文明与城市品牌传播的盛会；二是专项节庆：在主题节庆的支撑下，开展多种专项旅游活动，如牡丹花卉节。在节会期间，举办赏花、灯展、书画、摄影展、洽谈会等活动。同时开展云阳板舞、陇西秧歌、戏曲、草编、土陶、剪纸等民俗文化主题活动， 5结语 李家龙宫景区的规划与建设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举措，它对于体现陇西古城历史发展、突出地方文化特色、提升城市文化内涵、促进旅游产业和城市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景区的开发建设应鼓励国内外投资者投资开发，并建立合理的运营模式，积极引进先进的经验与理念，使景区显示出良好的社会及经济效益，从而实现李家龙宫景区的可持续发展。 刘航，建筑师，陕西省旅游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规划师

大众传媒论文:大众传媒与消费文化关系探讨 摘要 消费文化的形成源于“离散社会”的形成和人欲望的无限唤起，它的最主要的特点是人们对于符号意义的消费和占有。而在消费文化的演变和发展中，大众媒体通过自己强大的符号意义的制造能力、传播能力和渗透能力，不断为大众提供着新的符号意义并一次刺激着人们的欲望，不断唤起人们的好奇心，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消费文化的流行。本文以大众传媒之一的类型电影为例来探讨研究二者的关系。 关键词 消费文化类型电影关系 全球化形成的微观机制和直接动力是跨国公司在全球的经济运作，跨国公司在全球的运作把人类社会带入了新时代，当他们在创造经济和社会奇迹的同时，也在构建着文化上的宏大景观。更确切一点说，跨国公司之所以开创了宏大的文化景观并不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而是通过有意识的创造出这种普适的文化形式来为他们的全球运作和经济行为提供观念上的保证，而这样的文化形式就是“消费文化”。消费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强调对商品“符号意义”的占有，并对这种符号意义不断唤起来激化人们的占有欲望，也就是说消费文化使得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中的商品的“使用价值”逐渐隐于幕后，并把商品的“象征意义”或者“符号意义”推向了前台。“消费文化”作为全球化时代的意识形态，以其自身独特的内涵确保了跨国公司在全球的利益。而跨国公司又是怎样来进行“消费文化”的营造的呢？一般地，跨国公司是利用大众媒体通过广告等形式直接或者间接地制造着商品的符号意义并唤起人们占据这些意义的欲望的。本文着重讨论的是作为大众媒体重要产品之一的类型电影对于消费文化的影响。 一、美国类型电影的产生发展 格里菲斯于1915年拍摄的《一个国家的诞生》是好莱坞推出的第一部高成本的电影，并取得了丰厚的利润，① 从此，电影走上了商业化的道路，并在20世纪20年展成为一个成熟的产业。进入了商业运作后的电影和平面媒体一样，归根结底还是由其内容作为卖点的。怎样让自己拍出来的电影受到观众的喜爱，取得高额的票房收入就是电影制作者们首要考虑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商业利益驱使下，电影的艺术性被放到了一个较为次要的位置。既然电影要取得最大的商业收益，就必须以观众为中心来制作电影，而不是以导演为中心制作电影。拍出来的电影如果要想有人看，那么在内容上就必须符合大众的心理期待和审美角度。 在这样的背景下，类型化的电影出现了。所谓的类型电影是指“按照不同的类型或者样式创造出来的影片，是由于不同的题材或技巧而形成的影片范畴、种类和形式。”②一般的类型电影分为：恐怖片、科幻片、喜剧片、灾难片、纪录片……，类型电影的分类不是绝对的，不同的分类标准可以得出不同的分类结果，而且在每种分类标准下，分类的结果也有重叠的现象，但这不是类型电影的重点和要害，类型电影的要害是类型化和模式化，是标准化的制作和生产。 20世纪30年代，电影制造者模仿福特汽车的流水线的方式开始生产电影，有人提供想法，有人写情节，有专门的对话专家来设计对话，有人专门负责往剧本里加噱头，最后由剧本医生来审定，我们看电影片头署名的编剧其实不是剧本的写作人，这个写作人经常就是剧本医生。“在纽约，这些人（编剧）叫‘作者’，但在好莱坞，他们只能叫做‘’。在纽约，他们可以置身于一个孤独的房间里，忘我地在他们自己的小说里遨游，但在好莱坞，他们却只能重写别人的作品，出席编剧会议，然后使自己写出来的东西尽量让那些巨头们满意。”③ 总之，从电影的创意、写作直到拍摄都有一个有迹可寻的标准，这样的制作程序使得电影的类型化、模式化生产成为了可能，类型化电影也就应运而生了。类型电影本身就是一个制造幻觉和梦想的场所，是一个制造崇拜和偶像的平台，是一个欲望和好奇心的加工厂。一方面，类型电影所制造出来的物质幻影相当于一种无形的或者无意识的广告，通过电影的叙事模式“润物细无声”般地进入受众的意识里，达到了唤起他们好奇心和欲望的作用，另一方面，电影所制造出来的明星偶像就把人的身体也变成了商品，变成了一种特殊的符号和意义的载体，而人们对于这种符号意义的占有更是电影引导消费文化的独特方法，是其他诸如广告的形式所无法企及的。下面就从这两方面分别论述类型电影对消费文化的引导。 二、作为物质符号意义制造者的类型电影 在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曾经流行过这样的一句信条——“电影引导贸易”，下面一段文字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句话的含义： 在英国企业主的俱乐部里，一个成员抱怨说在中部的工厂被迫要改变他们的设计款式，因为在中东部地区，人们在看了美国电影以后，纷纷要求那种美国影星穿着的服装样式；而日本的裁缝们则都要求去看看美国的电影，以便他们知道怎样为那些被西化的顾客裁减出美国服装的款式来；在巴西，一种型号的美国车在它出现在了一部新上映的美国电影上以后，市场销量猛增了35％，而建筑设计师们则开始设计并建造加利福尼亚州风格的建筑了。④ 从这段文字，我们看到美国的电影不仅把美国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带到了全世界，而且美国还把自己的物质幻影也带到了全世界，在那个“美国电影的黄金时节”（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美国的电影就像美国商业的急先锋和广告一样，让全世界都不但以看美国片为潮流，更是以买美国风味的商品为时尚。所以正是“电影引导贸易”的逻辑使得美国国会在1926年拨款15,000美元在美国的商务部成立了电影局，把对电影贸易的控制直接纳入政府的干预下。 这里想指出来的是，人们看美国的电影也好，买美国的商品也好，模仿美国影星的装扮也罢，并不代表他们想成为美国电影所反映的那个样子，“他们只是想通过朝着美国电影里所提示的那种样子来改变自己的外貌和行为，以此来证明和强化自己对于自己的概念。”⑤ 消费社会形成的一个重要条件之一就是“离散社会”的形成，所以消费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社会成员社会性的不断丧失，在消费社会“符号”和“价值”的海洋里，“代表大众的只不过是由抽样调查得到的一些统计数据罢了。”⑥ 也就是说大众越来越不能证明自己存在的意义，或者说根本就很难证明自己的存在，正是“寻寻觅觅寻不到活着的证据”，而美国电影里所代表的那种新奇的生活方式，体现的那个光怪陆离的物质世界正像一座灯塔，正像一根救命的稻草使得迷失在消费文化海洋里的大众看到了一线希望。那种想要证明自己存在的欲望，那种想要尝试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物质的好奇心被美国的电影极大的唤起了，所以他们拼命的模仿，拼命的追求美国电影所制造的时尚来“强化自己对于自己的概念”，也就是要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正是通过这样的逻辑美国的电影引导了消费文化的发展：它为大众提供新奇的事物和思想价值，不断的唤起受众的欲望，并且大众按照它所提示的东西满足了自己。但当欲望被满足以后，当自己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被证明以后，新的空虚又产生了，新的欲望和好奇心在这种被满足后的空虚里被孕育着，期待着电影来提供新的事物和价值观念来抚平他们。于是，好莱坞的电影使得大众陷入了这样一种“空虚——满足——空虚”往复不断的怪圈里，于是，消费文化也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怪圈里不断浸润着大众的灵魂，并越来越成为一种无法动摇的统治观念。 类型电影中充满了华丽的酒会盛况，艳丽高雅的服饰，奢侈豪华的别墅，卓尔不群的高级跑车……，这些影像唤起了人们内心被压抑的占有欲望，这些符号在类型电影特定的叙事模式下向大众清楚地宣称“这些就是美国的神话，这些就是美国的梦想”，⑦ 追求这些东西吧，占有这些东西吧，这些才是你人生的价值，这些才是你生命的意义。当人们看了《泰坦尼克号》以后，除了感动于其中的爱情以外，也会对《泰坦尼克号》里呈现的生活方式存在幻想。当人们看了《007》以后，男人除了对邦德那种集英俊潇洒、智勇双全于一身的完美男人形象称羡不已以外，也对其中的“邦德女郎”——一种男人价值的体现的符号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占有欲望。当人们在看了《pretty woman》以后，除了对vivian这种灰姑娘般的经历大肆感叹外，也会对其中那种奢华的生活氛围产生一种强烈的欲望……类型电影就是这样把一种生活方式、把一种物质、甚至是把女人变成一种体现成功和光荣的意义的符号，注入了大众的意识或者潜意识里。 类型电影里所隐含的美国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都会使人们对于美国公司的全球运作的合理性作出更加正面的评价。例如美国迪斯尼根据我国北朝民歌《木兰辞》为原型制作的动画电影《花木兰》，这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巾帼英雄摇身变成了具有美国价值观和美国精神的“英雄”。⑧ 基于这些原因，大多数学者认为好莱坞的电影，尤其是类型电影，是美国全球化战略的先导。 三、作为身体符号意义制造者的类型电影 类型电影不仅催生了强大的电影产业，催生了好莱坞的奇迹，也催生一大群世俗的偶像——电影明星。类型电影造就了卓别林等伟大的喜剧演员，造就了奥黛丽 赫本等经典的淑女形象，制造了汤姆 汉克斯代表“美国梦想”的男人……。一句话，好莱坞的电影把人的身体，或者说把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了商品和符号。“身体的商品化是消费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或者可以说消费文化正是在身体的商品化中将自己推向颠峰的，没有什么比身体赤裸裸地跨进市场更刺激，更加彻底地事情了。”⑨ 当身体成为一种符号，一种意义地代表时，已经说明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相对于商业文化的净土了，一种娱乐化的逻辑把一个普通的人赋予了一种世俗的荣誉和崇拜，并利用这种荣誉和崇拜来作为赚钱的工具。类型电影把身体变成了符号，把人变成了一种意义和价值，把消费文化推向了一种极致——对于人所代表的符号和意义的追求和占有。 baudrillard从结构主义的消费主义逻辑出发，将身体认为是“最美的消费品”，他敏锐地解析出了消费社会里的身体文化，他从当前生产/消费结构的这一社会关系的投影中，看到了人们在身体上会表现出来的双重实践——作为资本的身体实践和作为偶像（或者消费品）的身体实践。而在后一种实践中，身体已经不再是有某种固定体积的堆积，而是成为可以不断向外延伸，日益完美功能更加齐备的对象。⑩的确，类型电影是新时代的造神机器，而这种由类型电影制造出来的是一种世俗的神话，它相对于大众而言，虽然遥远，但却是亲眼可见，在大众眼里，电影明星已经超越了人的属性，而是光荣和梦想的代名词，是一种完美的化身，是一种由人的属性所衍生出来的功能齐备的对象。所以追星的现象在消费社会里随处可见，“追星族”也是消费文化的一种具体体现，“追星族”所追求的不是电影明星这个具体的人，而是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光芒，是他们作为一种视觉符号所代表的现代社会里成功的意义和光荣的梦想，“追星族”苦苦追求的就正是想对这样一种特殊的符号意义的占有。正像baudrillard所说的那样：“身体之所以被重新占有，依据的并不是主体的自主目标，而是一种娱乐及享乐主义效益的标准化原则，一种直接与一个生产及指导性消费的社会编码规则及标准相联系的工具约束”。11 但当这样的梦想不能实现的时候，大众又会有另一套占有这种符号和意义的方法。当我们在观看影星的电影时，我们确实真切的感受到了我们占有了这个影星所代表的那种人生价值，我们通过“移情”的机制，通过将自己的感情交付于电影情节的发展时，我们确实感受到了我们和这个影星的生命融为了一体。的确没有比这样的感觉更能体现类型电影的魅力了，没有比和别人的生命融为一体的错觉更让人着迷的事情了，在宗教的偶像崩溃的现代社会里，大众终于又一次陷入了一种新的崇拜，一种对标榜世俗价值的符号的明星的崇拜，并且在这种崇拜中多少找到了一种对于人物和身体符号的占有快感。 一旦这些明星成为了跨国公司的广告工具和形象工具，那么消费文化就在他们身体力量的召唤下进一步在大众中间流行开来，明星和商品的联袂所赋予商品的符号价值使得商品拥有了难以抗拒的魔力。一旦明星的符号价值和商品联系在了一起，那么这种商品顷刻之间就具有了强大的符号价值。类型电影所催生的电影明星，他们本身作为一种符号和意义，却更是一种制造商品符号意义和价值的工具。他们在广告和其他促销活动中的亮相大大提高了跨国公司制造商品“符号价值”的效率，使得消费社会和消费文化的基本元素“符号”和“意义”的生产机制的到了极大的改进，促使了消费文化的流行。 类型电影作为现代电影的主导模式，是好莱坞电影商业化运作的结果。类型电影的发展和它的全球流通却在客观上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类型电影作为充满梦幻和童话的空间，使大众通过精神文化的形态接触到了在日常生活中所无法接触的事物、景象以及感受，正是这些全新的感受和体会才使得他们产生了一种新的欲望，这种新的欲望只有靠占据新的符号意义才能得以满足。于是，正是通过这样的机制，从而更加激化了消费文化的流行和普及，成为全球化的温床和土壤。 大众传媒论文:试析阿多诺的大众传媒批判理论研究 论文关键词:阿多诺 大众传媒 文化工业 论文摘要:从语言和社会历史角度探讨了阿多诺大众媒介批判理论的生成原因，仔细分析了他对大众传媒批判的主要内容，揭示其批判理论存在的缺陷，并对它进行了反思，从而挖掘出阿多诺大众媒介批判理论研究的价值。 在对大众文化的批判理论中，阿多诺的媒介批评理论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尽管他没有对大众传媒进行专门系统的论述，只是在对文化工业进行批判时，把现代大众传媒当成了他的一个基本的切人口，但他对大众传媒的批判是非常尖锐的。仔细阅读《启蒙辩证法》和他1963年写的《文化工业再思考》，就会发现电影、电话、收音机、无线电广播等等都进人了他的批判视野，而且这一切是与他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分不开的。 一、大众传媒批判理论的生成原因 阿多诺出生于德国，从小受到德国古典语言的熏陶，由于希特勒的极权统治，他和法兰克福学派其他同志被迫去了美国，在那里大众文化简易、直白的表达方式强烈的冲击着他的习惯性话语，这给他造成了很大的痛苦，正如他在解释为什么离开美国而要返回德国时所说:“返回德国的决定不是因为简单的主观需要和思乡病，这些因素是微不足道的。也有客观原因，这就是语言。赵勇先生在他的博士论文《整合与颠覆:大众文化的辩证法》中引用这段话的时候，把语言归结到印刷文化中批判主体的生成原因，认为语言把他构造成了批判话语生产者。实际上，语言也是构成他对大众传媒产生批判的重要原因。 众所周知，一个人的语言是与其思想分不开的，卡西尔在他的《语言与神话》中说道:“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组合和关联我们的经验材料，因而造成完全不同的理解模式。两种语言的词汇决不可能相互贴切，锚株不差，也就是说，它们包含着各种不同的思想领域，阿多诺在去美国以前一直是使用德语进行思维和表达的，在德语的领域中孕育了他真正的自由思辨能力，然而当他转移到了美国以后，他遭遇到了语言上前所未有的尴尬场面。美国大众文化通俗、直白的表达方式深深的影响着阿多诺所故有的思考和思想，于是他站在了传统型知识分子的立场，对产生这种大众文化的根源进行了反思和批判，他从大众文化的语言的视角出发，把大众传媒纳人了他的批判视野。他认为大众传媒是大众文化的帮凶，大众文化通过大众传媒制造了当时语言上的“灾难”—人不能自由自主的思维;媒介中那种图式化、直观式的表述，使“个体”语言逐渐沦落成了“大众”语言等等。可以说，语言思维上的障碍造就了阿多诺对大众传媒产生批判，但我们也必须意识到，语言只是建构阿多诺大众传媒批判思想的一部分，而绝不是唯一的因素。要想全面考究阿多诺大众传媒批判理论生成的原因，还需要进一步拓宽我们的视野。 我们从阿多诺所处的社会环境来看，“传统的统治结构是把人的基本需要和高一层次的需要(体育、娱乐)减少到最低限度，同时把资本剥削增加到最大的限度。然而，今天的统治结构变成了使大众的各种需要和资本需要相一致，废除基本需要和第二层次需要之间的差异，从而使统治增加到最大限度。可见，当时资本主义在物质层面上的统治已经被文化层面所遮掩了。阿多诺认为文化之所以能够成其为统治者的手段，主要是他们利用了大众传媒这个文化传播工具，大众传媒造就了大众，刺激了大众观念上的一种虚假的需要，把社会统治阶级的规则内化为自我的典范。另一方面，当时希特勒统治集团利用无线电广播大肆进行法西斯主义煽动，鼓吹种族优劣，残酷的迫害犹太民族，使得阿多诺和法兰克福学派迁移美国。“带着这样一种精神伤痛和思维模式来到美国，阿多诺在打量这个高度发达的的资本主义国度的大众文化时，不可能不带上一种冷峻、阴郁甚至仇恨的目光，也不可能不用他那种既成的思维模式去整合那些在美国人看来是引以自豪的东西。”而“美国人看来是引以自豪的东西”不仅包括了大众文化，也包括了大众传媒，正是因为美国发达的大众传媒使大众文化无处不在，使得阿多诺把故有的法西斯主义的仇恨情结转嫁到对美国大众文化、大众传媒的批判。 二、大众传媒批判理论的主要内容 阿多诺对大众传媒的批判主要夹杂在对大众文化批判之中，但只要我们认真去分析，就会发现阿多诺对电影、电话、广播等电子媒介的批判是非常尖刻的，同时对大众传媒的性质也进行了深刻的揭示。 首先，阿多诺认为大众传媒是统治者意识形态的传播和统治工具，带有很强的霸权性质。“大众传媒这一概念是专门为文化工业打磨出来的，它已经把重点转到了无害领域。它既不存在一个首先关心大众的问题，也不存在一个传播技术的问题，它存在的只是一个使大众自我膨胀的精神的问题，一个他们的主人的声音问题”。在阿多诺看来，大众传媒的“主人”是掌握着政治权利、有着经济实力的统治阶级，大众传媒不是为大众而存在的，它只是统治阶级控制大众的精良武器，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传声筒。在《启蒙辨证法》中，阿多诺说“《文化工业》一文阐明的是启蒙意识形态的倒退，这一点在电影和广播里表现得十分清楚。在这些传媒里，启蒙主要表现为制作和传播的效果和技术的算计;而就其具体内涵而言，意识形态集中体现为对存在者和控制技术的权利的偶像化。也就是说，大众传媒使大众从神话的世界苏醒过来，却又使他们走进了另一个技术理性主义创造的神话。统治阶级正是利用了媒介来制造偶像化。标准化模式的电影、电视节目等不断重复的打击大众的耳目，使他们放弃对现实的深层次的思考，以为荧幕看见的都是真的，认为电视里那些明星跟我们大众一样是个凡人，他们的成功也不过是偶然。马尔库塞在讨论大众传媒时也看到了这一点，“在这里所谓的阶级差别平等化显示了他的意识形态功能。如果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游览同样的娱乐场……那么这种同化并不意味着阶级的消失，而是表明那些维护现存制度的需求和满足在何种程度上被下层人民所分享。大众传媒把维护统治阶级的社会制度巧妙的隐藏在了电视节目里，让大众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上层阶级的意识形态。阿多诺以敏锐的眼光发现了资本主义大众传媒形式上虽然是企业，本质上却是为现存的社会制度辩护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其次，大众传媒成为了资本利润的生产机器，完全资本化了。阿多诺看到了大众传媒与一般的商品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它们都是为资本家营利的。在《启蒙辩证法》中他列举了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例子，“电影院是为极权的康采恩进行营业的，无线电广播中所宣传的商品也是如此。人们用50个铜币可以看到百万富翁所看到的电影，用10个铜币可以买到一块口香糖，而出售这些电影和口香糖的却是世界上最大的富翁，他们通过推销这些商品而更加强大和富有起来。大众传媒帮助资本家实现了商品的利润的回收，资本家通过媒介愚弄了大众，使自己的财富越来越多。在资本主义商品制度下，一切东西都纳人到了市场交换的轨道上，大众传媒也毫无例外为价值规律所统摄。阿多诺说:“文化工业的产品到处被使用，甚至在娱乐消遣的情况下，也会被灵活的消费，文化工业的每一个产品，都是经济上巨大机器的一个标本。文化工业的一切产品都是以赢利为目的的，它们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投射到大众传媒之上，从而披上一套漂亮的外衣销售出去。同时，我们可以发现，大众传媒的主体虽然是人，但是从业人员却没有什么主体性，他们只是被资本家雇用的奴隶，是实现资本利润程序上的一个操作员。在这种情况下，媒体的独立性很难得到保证，他们必须依靠强大的资本，因此，大众传媒必然受资本所操纵，为实现资本利润服务的。 最后，大众传媒使艺术丧失了其独立自主的个性。“在阿多诺看来，现代艺术以凌乱破碎的图景体现了否定的辩证法，宁愿极端的丑，不要虚假的美，以‘反形式’来反讽装扮出来的内容和形式的统一，甚至用孤立来保卫自己的个性，以自身的无意义来显示有意义。他认为文化工业通过大众传媒这种生产渠道，制造了虚假的个性，“从即兴演奏的标准爵士乐，到用卷发遮住眼睛，并以此来展现自己原创力的特立独行的电影明星等，皆是如此。阿多诺还认为，艺术的个性从来没有实现过，而且要想取得个性的进步，实际上都是以牺牲艺术的个性为代价的，“所有电视节目所提供的含蓄的信息促进了对个性的压抑，并助长了与现实的同一。传媒技术使每个事物看起来是自由自在，非常的与众不同，其实它是将偶像化的东西普遍化了。大众传媒使艺术丧失个性还表现在，它改变了以往的艺术生产方式，使艺术创作进人了一个“机械复制”的时代。标准化、统一化的艺术生产，使得艺术的固有性质发生了改变，大量的技术复制品淹没了艺术的唯一性、权威性，也让艺术从过去的神堂跌回了人间。艺术创作者从创作出他的艺术作品后，就与作品产生了分离，而进人到了一个模式的机器生产领域。通过复制，艺术作品维护、肯定了现存的生产程序，从而扼杀了对艺术异在的、超越的批判。艺术因此而缺乏对自身的反思，无法取得个性化的创作。再说，艺术工业按照一定的标准、程序，通过媒介批量的生产，其内容循环固定，格式化到人们在看艺术节目时候就知道下一个节目是什么了。阿多诺正是认为在媒介时代，艺术的自主性没有了，所以他站在精英主义的立场上，为维护传统的艺术形式而对大众传媒展开了批判。 三、对大众传媒批判理论的反思 阿多诺对大众传媒批判理论是丰富、驳杂、极，具特色的，同时，其理论也带有浓重的个人色彩，体现出了强烈的时代特点和局限性。首先，阿多诺是一个极其悲观主义者，有着很浓厚的悲观主义色彩及情绪化的理论偏激，他只看到了大众传媒所带来不利的一面，却没有辨证的看待媒介这一现代文明工具所带来的便利和舒适。如阿多诺认为电视信息只是统治阶级的宣传工具，一切节目都是被控制者已经制定好了，观众所拥有的权利就是要无条件的接受它，而且认为电视图像直观的、客观的表述，抹杀了观众思考的能力。我们应当辨证的来看待这种现象，电视节目固然具有“意识形态性”的一面，同时，电视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一种休闲的选择方式，大众在选择电视节目的时候，有绝对的自由权，他可以避免那些政治意识强的节目，而去选择那些娱乐、轻松的频道。而且大众也并不是只能消极被动地接受电视产品及其所期许的意识形态内容，他们在观看时，也是带着自己的思想去思考，从而作出自己的判断。因此，我们在讨论媒介作用的时候，既要看到它不利的一面，也要了解其有利的一面，以便我们更好的利用它来为大众服务。 其次，阿多诺对大众传媒批判理论之所以走向极端，是与特定的历史时期分不开的，当时“是一个充满极权恐怖的时代:纳粹统治的力量登峰造极，德军的铁蹄践踏着法兰西。西方文明的价值和标准，不是与法西斯制度的现实同流合污，就是被法西斯制度的现实取而代之。在那个时候，大众传媒成了法西斯统治的宣传工具，帮助他们愚弄和统治大众，是值得批判的。可进人文化工业时代后，媒介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变成了娱乐和消遣的一种方式。所以我们应该从那个历史语境跳出来，重新理解媒介。 最后，阿多多诺对大众传媒的批判基本上局限于意识和精神领域，没有什么太多的数据分析和经验证，而且主严是一种纯粹的学理式分析，以雄辩和逻辑推理见长。这样，他对大众传媒的批判理论虽然显得比较严密和合理，但是却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也没得到很好的论证，从而使理论走上了形而上。后来英国的伯明翰学派在对大众传媒研究时，指出了阿多诺这一“硬伤”，认为阿多诺的大众传媒批判理论，只是一种“乌托邦”的理想存在，没有现实的可能，而且还指出，阿多诺看到了大众传媒在资本主义社会对大众有欺骗和愚弄的功能，对高雅艺术和精英文化有消解的作用，却没有提出可执行性的解决方案，让批判理论流于空想。由此可见，阿多诺的大众传媒批判理论的缺陷是十分明显的，然而，由于当前我们正处于一个被媒介包围的时代，大众文化通过媒介日益渗透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不仅影响了我们的工作和休闲，也影响着我们对生活、对审美的看法，站在一个新的高度重新审视阿多诺对大众传媒的批判理论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大众传媒论文:浅析大众传媒与农产品信息传播 论文关键词:农产品　信息　大众传媒　传播现状 论文摘要:当前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最直接最现实的途径，就是要解决农产品流通的问题。而农产品信息得到有效传播是农产品流通的前提条件，对此大众传媒应该承担重要责任。本文考察了报纸、电视和互联网等大众传媒的农产品信息传播现状，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并就此提出相关建议。 研究缘起与研究对象 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办法，在于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农业生产者所考虑的是如何把自己的农产品宣传出去、推销出去。所以，当下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最直接最现实的途径，就是解决农产品宣传营销的问题。 虽然事实上农民所依赖的信息传播渠道往往来源于人际传播，但是要实现农产品在更大范围内的流通，就必须要重视大众传媒的作用、利用它们受众面广、传播速度快、成本相对较低等优势实现农产品信息及时而广泛的传播。因此，本文试图对有关大众传媒进行考察，分析其农产品信息传播的现状及问题，探讨新闻媒体对农产品流通和销售应该承担的责任，并就此提出一些参考性建议。 农产品信息主要包括农产品的价格、品性、产地、规格、质量、市场分布、流通信息等方面，其中，农产品流通信息主要指与农产品生产、经营、销售有关的一切消息、情报、数据、资料等的总称，是农情和商情的综合反映。 从对农民有实际影响的角度考虑，并且为尽量反映媒体农产品信息传播之全貌，笔者分别从传统媒体(涉农报纸、农业电视频道)、新媒体(农业网站)中同时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中央级媒体和地方媒体，对其在2009年3月的部分农产品信息进行随机抽样分析。这些媒体依次是《农民日报》和《山西农民报》;中央电视台农业频道和山东卫视农科频道;中国农业信息网和农博网。 传统媒体农产品信息传播状况 作为全国性大报，《农民日报》注重宏观的报道。该报每期共有8个版面，但是并无专门的农产品信息版面或栏目，只有在周三的“市场信息”专刊中，每周定期国内外大宗农产品的价格信息。《山西农民报》每逢周二、周五出版，共16版，其中与农产品产销直接相关的市场信息集中在第10版“种养参谋”和第9版“农村财富”两个版面上。 央视七套农业频道的节目内容比较丰富，向观众提供大量致富信息、科技信息、种养殖技术、成功典型事例等。山东卫视农科频道是全国地方电视台中开通的少数涉农专业频道之一。该频道拥有“乡村季风”、“致富招招鲜”、“农资超市”、“城乡大卖场”等节目，同时还建有比较完善的网络平台，提供节目在线直播。主要问题有: 报道面过宽，针对性不足。涉农报纸用大量版面来报道国际国内时事新闻，甚至地方农业报纸也有这种情况。3月4日《农民日报》的8个版面中有2个版(第3,4版)刊登的全部巧篇报道都与“三农”无直接关系。3月6日《山西农民报》的16个版面中，有“娱乐”、“新闻天下”、“新闻热点”、“社会经纬”、“参考消息”、“时尚潮流”6个版面与“三农”没有直接关系。笔者认为，虽然农民也需要获知国内外的重大时事政治、经济新闻甚至娱乐新闻，但这些新闻己经通过各种综合媒体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农民可以从这些媒体上获知有关信息。而作为专业媒体的农业报刊，如果再进行报道，显然是一种重复和浪费。 央视农业频道主要涵盖农业科技、致富信息、致富典型、农民工问题、农村问题深度报道等方面，内容非常集中。山东卫视农科频道从6时到22时的30档节目中有巧档节目与“三农”相关，而这巧档节目中有7档是当日重播节目(主要包括“乡村季风”、“农资超市、城乡大卖场”、“致富招招鲜”)。从节目的时间长度来计算，涉农节 目总时长为329分钟，占节目总时长(975分钟)的33.7%。可以看出，山东卫视农科频道的关注点非常丰富。然而，涉农节目数量偏少，重播率偏高，节目时间占总时间的比例偏低。 偏重各地农产品市场行情的综合性宏观报道。报纸的服务性和实用性距离农民的生产实际需求依然很远。例如2009年3月3日((农民日报》第6版“监测信息”有“批发市场价格周报”、“热点调查”、“统计分析”、“市场现象”、“市场说话”个栏目，共刊发4则蔬菜批发市场上市量消息，4则各地米价上扬消息，2则图片新闻，1则关于养猪业市场行情的预测分析，1则与养殖业有关的玉米市场价格预测分析。这些信息对大部分农业生产者来说并不具有实际意义，因为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况复杂，个别地区的市场信息，对于分布广泛的农村受众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缺乏针对性。 当然，作为全国性报纸，《农民日报》在报道取向上偏重于宏观角度无可厚非。那么，地方农业报纸在这方面又做得如何呢?同日，《山西农民报》的“种养参谋”版共刊发5篇报道和一张山西农副产品市场行情表。“农村财富”版面共有7篇报道，其中有5篇分别介绍了5位农民的致富故事，另2篇则是关于如何理财和防止上当受骗。从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与农产品直接相关的有用信息。 传统媒体与受众互动不足。在《农民日报》、《山西农民报》样本中，并无读者来信来电，或“读者声音”之类的栏目或版面。央视农业频道和山东卫视农科频道也同样如此。究其原因，一是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下，决定了农民媒介消费能力不足，导致农民接触媒体的机会较少，更难进行信息反馈与交流。二是农民远未树立起信息消费的意识，缺乏和媒体进行有效沟通的动力和能力。三是媒体自身对农民渴望表达的需求不够重视，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平台，这就使农民无法获得有效渠道来传播自己的声音。 网络媒体农产品信息传播现状 网络媒体的优势在于能够让网民免费各种供求信息，门槛低，信息更新速度快，覆盖面广，信息来源广泛。在各省(区、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中，已有83%的地级和45%的县级农业部门建立了农业信息网站。中国农业信息网是农业部官方网站，其最大特点是权威性和可信度高，统领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高屋建领地传播各种信息。农博网的投资主体是北京一家农业信息科技企业，集行业在线媒体与专业性农业商务于一体。中国农业信息网中仅“资讯信息”和“服务社区”两个频道就设置了“批发市场”、“供求”、“网上展厅”、“农技推jl ?,“优质产品”、“促销平台”、“价格行情”、“分析预测”等近30个栏目。农博网除开设一般信息栏目外，专门设有“商务”板块，下辖“供应”、“求购”、“产品”、“网店”个栏目。网络的一大特色就是信息传播速度快、更新频率高，时刻保持信息更新是网站的生命之本。中国农业信息网的“农村供求一站通”，截至3月13日12时，当天更新农产品求购信息25条、供应信息30条。与此同时，农博网新增供应信息更是高达419条，新增需求信息高达72条。 在网络媒体中电子商务得到发展，农产品网店已经走进互联网的视野。比如，农博网设立电子商务平台，网民只要免费在线注册，即可开通网上店铺。虽然目前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还远远不够完善，但是我们可以预见其巨大的上升空间。主要问题有: 内容重复。网站之间信息重复率较高。几乎每一个综合性农业网站都设有“农业法律法规”这一专栏，而每一个专栏里都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在这两家网站中也存在内容重复的现象。3月26日，这两家网站都了“农业部部署2009年定点扶贫及援疆、援藏工作”、“农业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保障春耕生产用种，加强种子市场管理”等新闻。 信息不够全面立体，图文、视频内容太少。农业生产技术的操作性很强，单纯依靠文字说明无法完整准确地指导农民。受到文化水平的限制，农民很难对复杂的文字说明产生兴趣。因此应该将图片和视频作为农业网站的重要传播方式。然而，这两家网站图文及视频信息很少。比如，中国农业信息网的“农业科技”频道的所有文章均没有配备相应图片或视频。农博网虽然设有“视频”频道，但是其节目大部分是人物访谈、要闻剪辑、会议报道等，没有充分重视农业技术或农产品的推介。 服务性、实用性仍不足。涉农网站基本上仍然处于信息“传声筒”的初级阶段，习惯于自上而下传播信息，还没有将农户的实际需求放到最重要的位置。例如，农博网虽然开辟了“专家在线”专栏，然而其内容并非是专家在线咨询，而是专家个人成就介绍，只是专家的个人风采录而已，没有很好地发挥其专业指导作用。 讨论与对策 囿于样本覆盖范围小、数量少，本研究很难全面深刻地透析大众媒体农产品信息传播之现状，但是我们仍然能够从中窥斑见豹。笔者认为，涉农媒体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积极推进农产品信息有效而广泛的传播: 加强信息源建设。目前我国涉农传统媒体的信息主要来源于记者的采访报道，直接来自基层生产一线的信息还非常少，所占信息总量的比例很低。这就导致了媒体无法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农产品信息，而市场又是瞬息万变的，这必将造成信息时效性滞后，从而使得受众大量流失。农业网站的情况也类似，多数没有统一的架构和应用平台，也没有面向农村的、有效的农业科技信息服务模式，一直沿用传统网站建设和信息采集方法，使得农业信息资源匾乏。如综合信息多，科技文献信息少，实用技术信息少，可用中文数据库资源零散，不成系统。因此，涉农媒体要广开信息源，充分发挥广大农户、养殖大户、专业合作社、购销商的信息渠道功能。 推动涉农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进一步融合。报网融合是媒体发展的一大战略趋势，涉农媒体也在这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在2005年举行的全国农业媒体高层论坛上，百家与会媒体联合提出创建“全国农业媒体联盟”。而一些理念超前的媒体已经付诸实施，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例如，2004年江苏农业科技信息网与《江苏农业科技报》实现报网整合，双方都获得了快速的发展。 提升农产品信息的权威性。农产品信息的准确、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农民的实际利益。政府应成为农产品市场信息最主要的提供者。农业信息产品中多数具有公共产品性质，需要由政府提供。只有依靠政府发挥职能，才可能建立权威性的农产品市场信息统计、分析与报告制度，为农民提供及时、全面、精确的市场信息和参考资料。政府职能部门与媒体之间要建立信息合作的常规机制，为政府权威信息创造便利。 深化服务功能。要突破传统的涉农信息服务思维，实现从“对农民说”到“为农民说”，再到“让农民说”的转变，使新闻媒体真正成为农民利益的代言人。强化新闻媒体反馈和互动功能，收集整理农户在实际生产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总结归纳其经验教训，反映用户对产品的需求和建议，并且直接为其创造平台进行交流。在各种网站上普遍设立的“论坛”，却很少出现在涉农网站上。这固然与农民受众的上网几率较低、文化水平不足有关，然而，媒体不够重视也是其直接原因。媒体完全可以在这方面进行大胆创新。另外，应该把发展电子商务作为涉农媒体的重点战略。目前农产品网店服务模式过于简单，内容和形式不够丰富，功能也不够强大，而且其进人门槛还比较高，必须缴费升级才可以享受更多的功能，这就给普通农户进人电子商务领域设置了障碍。从长远的眼光看，中国农产品不仅要搞活国内市场，也要在国际市场上开拓广阔天地，而要实现这一目标，离开电子商务的大力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 大众传媒论文:浅析大众传媒与农产品信息传播 论文关键词:农产品　信息　大众传媒　传播现状 论文摘要:当前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最直接最现实的途径，就是要解决农产品流通的问题。而农产品信息得到有效传播是农产品流通的前提条件，对此大众传媒应该承担重要责任。本文考察了报纸、电视和互联网等大众传媒的农产品信息传播现状，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并就此提出相关建议。 研究缘起与研究对象 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办法，在于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农业生产者所考虑的是如何把自己的农产品宣传出去、推销出去。所以，当下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最直接最现实的途径，就是解决农产品宣传营销的问题。 虽然事实上农民所依赖的信息传播渠道往往来源于人际传播，但是要实现农产品在更大范围内的流通，就必须要重视大众传媒的作用、利用它们受众面广、传播速度快、成本相对较低等优势实现农产品信息及时而广泛的传播。因此，本文试图对有关大众传媒进行考察，分析其农产品信息传播的现状及问题，探讨新闻媒体对农产品流通和销售应该承担的责任，并就此提出一些参考性建议。 农产品信息主要包括农产品的价格、品性、产地、规格、质量、市场分布、流通信息等方面，其中，农产品流通信息主要指与农产品生产、经营、销售有关的一切消息、情报、数据、资料等的总称，是农情和商情的综合反映。 从对农民有实际影响的角度考虑，并且为尽量反映媒体农产品信息传播之全貌，笔者分别从传统媒体(涉农报纸、农业电视频道)、新媒体(农业网站)中同时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中央级媒体和地方媒体，对其在2009年3月的部分农产品信息进行随机抽样分析。这些媒体依次是《农民日报》和《山西农民报》;中央电视台农业频道和山东卫视农科频道;中国农业信息网和农博网。 传统媒体农产品信息传播状况 作为全国性大报，《农民日报》注重宏观的报道。该报每期共有8个版面，但是并无专门的农产品信息版面或栏目，只有在周三的“市场信息”专刊中，每周定期国内外大宗农产品的价格信息。《山西农民报》每逢周二、周五出版，共16版，其中与农产品产销直接相关的市场信息集中在第10版“种养参谋”和第9版“农村财富”两个版面上。 央视七套农业频道的节目内容比较丰富，向观众提供大量致富信息、科技信息、种养殖技术、成功典型事例等。山东卫视农科频道是全国地方电视台中开通的少数涉农专业频道之一。该频道拥有“乡村季风”、“致富招招鲜”、“农资超市”、“城乡大卖场”等节目，同时还建有比较完善的网络平台，提供节目在线直播。主要问题有: 报道面过宽，针对性不足。涉农报纸用大量版面来报道国际国内时事新闻，甚至地方农业报纸也有这种情况。3月4日《农民日报》的8个版面中有2个版(第3,4版)刊登的全部巧篇报道都与“三农”无直接关系。3月6日《山西农民报》的16个版面中，有“娱乐”、“新闻天下”、“新闻热点”、“社会经纬”、“参考消息”、“时尚潮流”6个版面与“三农”没有直接关系。笔者认为，虽然农民也需要获知国内外的重大时事政治、经济新闻甚至娱乐新闻，但这些新闻己经通过各种综合媒体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农民可以从这些媒体上获知有关信息。而作为专业媒体的农业报刊，如果再进行报道，显然是一种重复和浪费。 央视农业频道主要涵盖农业科技、致富信息、致富典型、农民工问题、农村问题深度报道等方面，内容非常集中。山东卫视农科频道从6时到22时的30档节目中有巧档节目与“三农”相关，而这巧档节目中有7档是当日重播节目(主要包括“乡村季风”、“农资超市、城乡大卖场”、“致富招招鲜”)。从节目的时间长度来计算，涉农节 目总时长为329分钟，占节目总时长(975分钟)的33.7%。可以看出，山东卫视农科频道的关注点非常丰富。然而，涉农节目数量偏少，重播率偏高，节目时间占总时间的比例偏低。 偏重各地农产品市场行情的综合性宏观报道。报纸的服务性和实用性距离农民的生产实际需求依然很远。例如2009年3月3日((农民日报》第6版“监测信息”有“批发市场价格周报”、“热点调查”、“统计分析”、“市场现象”、“市场说话”个栏目，共刊发4则蔬菜批发市场上市量消息，4则各地米价上扬消息，2则图片新闻，1则关于养猪业市场行情的预测分析，1则与养殖业有关的玉米市场价格预测分析。这些信息对大部分农业生产者来说并不具有实际意义，因为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况复杂，个别地区的市场信息，对于分布广泛的农村受众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缺乏针对性。 当然，作为全国性报纸，《农民日报》在报道取向上偏重于宏观角度无可厚非。那么，地方农业报纸在这方面又做得如何呢?同日，《山西农民报》的“种养参谋”版共刊发5篇报道和一张山西农副产品市场行情表。“农村财富”版面共有7篇报道，其中有5篇分别介绍了5位农民的致富故事，另2篇则是关于如何理财和防止上当受骗。从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与农产品直接相关的有用信息。 传统媒体与受众互动不足。在《农民日报》、《山西农民报》样本中，并无读者来信来电，或“读者声音”之类的栏目或版面。央视农业频道和山东卫视农科频道也同样如此。究其原因，一是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下，决定了农民媒介消费能力不足，导致农民接触媒体的机会较少，更难进行信息反馈与交流。二是农民远未树立起信息消费的意识，缺乏和媒体进行有效沟通的动力和能力。三是媒体自身对农民渴望表达的需求不够重视，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平台，这就使农民无法获得有效渠道来传播自己的声音。 网络媒体农产品信息传播现状 网络媒体的优势在于能够让网民免费各种供求信息，门槛低，信息更新速度快，覆盖面广，信息来源广泛。在各省(区、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中，已有83%的地级和45%的县级农业部门建立了农业信息网站。中国农业信息网是农业部官方网站，其最大特点是权威性和可信度高，统领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高屋建领地传播各种信息。农博网的投资主体是北京一家农业信息科技企业，集行业在线媒体与专业性农业商务于一体。中国农业信息网中仅“资讯信息”和“服务社区”两个频道就设置了“批发市场”、“供求”、“网上展厅”、“农技推jl ?,“优质产品”、“促销平台”、“价格行情”、“分析预测”等近30个栏目。农博网除开设一般信息栏目外，专门设有“商务”板块，下辖“供应”、“求购”、“产品”、“网店”个栏目。网络的一大特色就是信息传播速度快、更新频率高，时刻保持信息更新是网站的生命之本。中国农业信息网的“农村供求一站通”，截至3月13日12时，当天更新农产品求购信息25条、供应信息30条。与此同时，农博网新增供应信息更是高达419条，新增需求信息高达72条。 在网络媒体中电子商务得到发展，农产品网店已经走进互联网的视野。比如，农博网设立电子商务平台，网民只要免费在线注册，即可开通网上店铺。虽然目前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还远远不够完善，但是我们可以预见其巨大的上升空间。主要问题有: 内容重复。网站之间信息重复率较高。几乎每一个综合性农业网站都设有“农业法律法规”这一专栏，而每一个专栏里都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在这两家网站中也存在内容重复的现象。3月26日，这两家网站都了“农业部部署2009年定点扶贫及援疆、援藏工作”、“农业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保障春耕生产用种，加强种子市场管理”等新闻。 信息不够全面立体，图文、视频内容太少。农业生产技术的操作性很强，单纯依靠文字说明无法完整准确地指导农民。受到文化水平的限制，农民很难对复杂的文字说明产生兴趣。因此应该将图片和视频作为农业网站的重要传播方式。然而，这两家网站图文及视频信息很少。比如，中国农业信息网的“农业科技”频道的所有文章均没有配备相应图片或视频。农博网虽然设有“视频”频道，但是其节目大部分是人物访谈、要闻剪辑、会议报道等，没有充分重视农业技术或农产品的推介。 服务性、实用性仍不足。涉农网站基本上仍然处于信息“传声筒”的初级阶段，习惯于自上而下传播信息，还没有将农户的实际需求放到最重要的位置。例如，农博网虽然开辟了“专家在线”专栏，然而其内容并非是专家在线咨询，而是专家个人成就介绍，只是专家的个人风采录而已，没有很好地发挥其专业指导作用。 讨论与对策 囿于样本覆盖范围小、数量少，本研究很难全面深刻地透析大众媒体农产品信息传播之现状，但是我们仍然能够从中窥斑见豹。笔者认为，涉农媒体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积极推进农产品信息有效而广泛的传播: 加强信息源建设。目前我国涉农传统媒体的信息主要来源于记者的采访报道，直接来自基层生产一线的信息还非常少，所占信息总量的比例很低。这就导致了媒体无法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农产品信息，而市场又是瞬息万变的，这必将造成信息时效性滞后，从而使得受众大量流失。农业网站的情况也类似，多数没有统一的架构和应用平台，也没有面向农村的、有效的农业科技信息服务模式，一直沿用传统网站建设和信息采集方法，使得农业信息资源匾乏。如综合信息多，科技文献信息少，实用技术信息少，可用中文数据库资源零散，不成系统。因此，涉农媒体要广开信息源，充分发挥广大农户、养殖大户、专业合作社、购销商的信息渠道功能。 推动涉农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进一步融合。报网融合是媒体发展的一大战略趋势，涉农媒体也在这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在2005年举行的全国农业媒体高层论坛上，百家与会媒体联合提出创建“全国农业媒体联盟”。而一些理念超前的媒体已经付诸实施，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例如，2004年江苏农业科技信息网与《江苏农业科技报》实现报网整合，双方都获得了快速的发展。 提升农产品信息的权威性。农产品信息的准确、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农民的实际利益。政府应成为农产品市场信息最主要的提供者。农业信息产品中多数具有公共产品性质，需要由政府提供。只有依靠政府发挥职能，才可能建立权威性的农产品市场信息统计、分析与报告制度，为农民提供及时、全面、精确的市场信息和参考资料。政府职能部门与媒体之间要建立信息合作的常规机制，为政府权威信息创造便利。 深化服务功能。要突破传统的涉农信息服务思维，实现从“对农民说”到“为农民说”，再到“让农民说”的转变，使新闻媒体真正成为农民利益的代言人。强化新闻媒体反馈和互动功能，收集整理农户在实际生产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总结归纳其经验教训，反映用户对产品的需求和建议，并且直接为其创造平台进行交流。在各种网站上普遍设立的“论坛”，却很少出现在涉农网站上。这固然与农民受众的上网几率较低、文化水平不足有关，然而，媒体不够重视也是其直接原因。媒体完全可以在这方面进行大胆创新。另外，应该把发展电子商务作为涉农媒体的重点战略。目前农产品网店服务模式过于简单，内容和形式不够丰富，功能也不够强大，而且其进人门槛还比较高，必须缴费升级才可以享受更多的功能，这就给普通农户进人电子商务领域设置了障碍。从长远的眼光看，中国农产品不仅要搞活国内市场，也要在国际市场上开拓广阔天地，而要实现这一目标，离开电子商务的大力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 大众传媒论文:大众传媒语境下中产阶级消费认同的解读 摘要　进入到21世纪，中国社会的革命带来了阶层上的变化，即中国中产阶级的“产生”，在此阶级的形成过程中大众传媒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而新兴的中产阶级在消费认同上也离不开大众传媒的推波助澜，本文探讨的正是基于大众传媒的语境下中国中产阶级消费认同的这一问题。 关键词　中产阶级　消费认同　符号价值 一、中产阶级与消费社会 萨特曾经说过：“一个人出生于中产阶级是不够的，必须一生像中产阶级那样的生活。”那么，什么是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又是怎么生活的呢?关于中产阶级，本文认为最初应该是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他们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条件下成长起来的新兴阶级，物欲上的满足之后，随之而来的是精神上的渴求。关于中产阶级一般西方国家给出的界定大概是指那些“家庭年收入2.5万至10万美金的阶层”，而且“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处于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较高的文化知识与生产技能，在观念上持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人”。但是，在当下的中国。促使中产阶级形成的原因之中，除了这个阶级形成必备的经济基础和文化修养以外，还有一种不可缺少的社会因素在此发挥功效，那就是大众传媒，而本文所探讨的有关中产阶级问题也正是在大众传媒这一语境下方能成立的。有论者将其所指的中产阶级定义为“拥有稳定的收入，有能力自己买房买车，能够将收入用于旅游、教育等消费的人群。”显而易见，在该人士的界定中，毫无疑问的将中产阶级直接纳入到了消费社会的形态下。因此本文给中产阶级下的界定是，指那些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较高的文化知识、审美情趣和良好的品德索养，拥有稳定的收人和住房并其收入用于到精神层面的消费群体。 每一个阶级都会产生一套“独特形成的、显著不同的情感、思维方式和生活观”。这套东西来源于一个阶级的集体经历，是阶级成员试图认清他们的地位时要不断援引的东西。伴随着中产阶级需求的产生，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势必出现，即消费社会。我们界定的中产阶级也正是源于消费社会的出现，离开了消费社会探讨中产阶级，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波德里亚最初的书籍中曾经提及：从早期的竞争市场资本主义阶段向后来的垄断资本义阶段的过渡要求人们更加注意增加并引导消费，同时资本主义的生产者将注意力放到了操纵消费、创造对新的知名商品的需求上。那么。生产商为了满足中产阶级的消费和实现自身盈利的意图，如何使得消费者进行消费呢?我们一定要引入“消费认同”这一概念来进行分析。 二、消费认同的构建 提及认同，是一个相对复杂的概念，与之相对应的是英文中的“identity'’，由于翻译的方法不同，于是在使用的过程之中也会出现其他的词汇，如“同一性”、“身份”、“认同”等。本文引用的是中山大学伍庆博士关于“认同”的界定：它是自我作为主体对于自身保持同一以及其他人之间类同所形成的客观身份的主观肯定态度，它是在自我与杜会的互动中建立起来的。。认同作为对客观身份的主观肯定态度，是指一定的社会环境中，自我与社会互动产生的结果，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个人认同——关于自身属性的认同，另一种是社会认同——自我社会性维度，即对所属社会群体的认同。随着社会的多元发展，在现代性的冲击下，人们的不变身份也发生了改变。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人们的身份认知进行了重新的“洗牌”。 在当下“我是谁?”一直成为一种疑问，实现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而本文认为在消费社会中，人的这种社会认同是通过消费行为来实现的。正如鲍曼所言：“人在社会中的位置，即他的社会定义，不再是拥有状态，而是成了存在状态。”。他已经看到了现在社会中身份从拥有性向存在性转变的趋势。拥有性身份是指我们的身份是依据我们所拥有的资源来判定的，他的建立基于先天和后天拥有的属性；而存在性身份是根据个体的主观行为特征来划分的群体成员资格，他的建立不是基于客观资源而是主观的观念和行动，更加需要通过认同构建才能引发相应的行为从而确立身份。 消费认同构建的关键就是利用同一与差异来使人们确立对同一性的信念，相信自己在消费属性上与某些人同一而与另一些人存在差异，从而愿意将自己根据消费属性而归属于特定的群体。在消费社会中，消费成为目的，消费成为文化实践行为。能够建构个体生活的意义，更加具有了公共的内涵。在日益意义化和公共化的过程中逐渐具备了构建认同的条件，消费也逐步取代劳动成为建构认同的重要方式。 麦克拉肯关于消费与文化的意义转移模式可以作为我们探讨消费构建认同的借鉴。他认为，消费行为是以各种仪式的方式将商品的意义转移到消费者自己身上。而本文认为这种“意义”是无法完成自我转移的，需要的是借助于“符号”来完成，这就涉及到消费商品的符号化和符号化的消费商品。消费本身并不意味着商品的某种符号价值直接转移到消费者身上，而是通过消费行为利用商品的符号价值进行新的创造，以实现自己的目的，同时再创造出商品的符号价值和文化世界。对于符号消费正是本文探讨的关键，中产阶级的消费认同也就源于此。 三、中产阶级消费认同的分析 1. 符号价值及其机理 在消费社会中，消费行为本身已经成为我们进行自我与他人识别和归属的重要方式之一。古语说：“你是你吃的东西”。因为你吃与所消费一样是进行自我识别的一种行为。至于你吃的“东西”，即商品，则包含了有形与无形的内容。一般来讲，我们对于商品的认知是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是从任何一本经济学著作中都能够发现的，但是正如波德里亚所认为的一样，在消费社会中，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已经被“符号价值”所代替，而“这个‘符号价值’将商品重新定义为主要是被消费和被展示的一个象征”。 波德里亚关于“符号价值”是受到了莫斯及其《礼物》的影响，在他看来符号价值根本不是商品的属性，而是发生在互惠的礼物交换即象征交换中，而在完成象征交换时所遵循的是与等价交换完全不同的经济逻辑。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礼物与商品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原来在象征交换时的符号价值也在商品经济交换时变成了类似商品使用价值那样的“有用性”。这时，商品的符号价值就具有了类似使用价值那样的“特性”。但是，这绝对不能说符号价值就等同于使用价值，符号价值的基础“在于人的需要的多样性和物在满足人们需要时的多重属性”。。所以说，符号价值是商品的“第三种价值”，而这种“符号价值”正是中产阶级在消费社会中的所进行的“消费”。 萨林斯认为人们的文化观点决定了商品所具有的意义，以此来决定商品的符号价值，而波德里亚认为商品只有成为符号才能成为消费的对象一样；商品的符号化是商品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获得的，而符号的商品化是在一定的市场环境中获得的。宝玉“抓周”抓了胭脂引来其父的大怒，其实想想抓什么本无可厚非，只是宝玉抓的物品的“符号价值”不随人愿而已。这个也可以理解为在中产阶级这个阶层选择衣装时的行为，衣服本是用来“遮羞”的，满足这个使用价值即可吗?当然不是，在当今的大众传媒的肆意渲染下，现代商品的符号生产与认知显得更加的重要，符号价值也成为我们鉴别商品“好与坏”的重要参数。 2. 品牌消费与消费认同 较之于使用价值，符号价值具有派生性、主观性、变更性，本文在分析下面问题的时候又要引入另外一个概念_品牌。品牌来源于古挪威文字，意为“烙印”，这一简单的解释很好的诠释了品牌所具有的意义。在现代消费社会中，品牌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化的符号，为普通的商品增加了更加复杂的符号价值。共有的符号价值原本是属于某一类商品的，但是品牌出现后，完成了从“共有”向“专有”的转化，同时。品牌还可以脱离商品而进行独立符号操作。中产阶级的消费认同也正是建立在品牌消费的基础之上的，通过“幻想”的构建来完成消费认同。 品牌的符号价值具有专属性，特定的符号价值与品牌联系在一起就不再属于这一类商品。由于具有相同或相似的文化背景，因此对于某一类商品而言，他们具有的是相同的符号价值，但是品牌的出现使得某些商品具有了“与众不同”的含义。就如所有的运动用品都具有速度、健康、活力、青春等元素，但是唯独kappa运动品牌具有凄美的爱情故事，而这个爱情故事又强化了消费者对于品牌形象的认知。在这次消费过程中，消费者完成了对于社会中自我的识别和社会的认知，进而完成了这次的消费认同。 品牌的符号价值具有随意性，由制造商根据实际制造差异的需要随意制定。索绪尔提出符号的任意性，“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所说的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相联结所产生的整体，我们可以更简单的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同样是男士西服。不同的品牌进行宣传时则使用不同的广告语，“简约而不简单”等。这种广告语暗示给消费者，只要身着此衣，你便成为“简约而不简单”的男士。中产阶级在消费行为中确立了自我身份的识别和社会角色的重新定位。 品牌的符号价值具有独立性，可以脱离商品进行任何商品的移植。生产者控制着品牌，品牌即使外在于商品，也会赋予自身一定的价值。例如利群烟与其口号“让心灵去旅行”，吸烟本身就是伤害身体的一种行为，可是利群企业却通过大众传媒营造出一种“幻象”，即通过购买和使用该产品达到他所宣扬的理念，而消费者在消费行为中也实现了这种自我身份的识别和社会认知，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让心灵去旅行”的，只有那些实施消费行为的人可以做到。 总之，当消费者通过大众传媒构想自己的消费，即在心理上消费的时候，就形成了消费认同和消费欲望；当消费行为被赋予了象征意义后，“认同”就成了相对的消费概念，而消费者的“认同”越来越由别人而不是自己来界定，这一切都是由商品的符号价值和商品的品牌价值来完成的。 3. 中产阶级的消费方式 在消费认同的构建中，我们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消费方式，即占有性消费、存在性消费和群体性消费。在占有性消费方式中，商品的符号价值直接转移到消费主体身上，消费者通过占有证明和确立自我。通过某些品牌的消费，使得一些消费者成为消费者共同体，在这一点上，占有性消费与群体性消费有着不解之缘。龙丹奶业宣扬的“龙的传人喝龙丹”，如果消费者购买的是其产品，那么，“龙丹奶”自身所具有的“龙的传人”的符号价值就直接转移到消费者身上，而同时购买该产品的消费者就成为一个消费群体，在他们的想象中，只有他们才是“龙的传人”。 在存在性消费方式中，消费行为本身便说明了符号价值的意义，有学者概况为“我消费，我存在”。商品的符号价值外在于消费主体，消费活动通过内在化的方式蕴涵在商品中的符号转化为对消费主体而言的意义，是消费活动内化于自身从而成为一种存在式的体验。～位消费者在购买“宝马”车的同时就已经证明他的身份和地位了，他的自我身份和社会地位的确立是通过实施购买行为来完成的。中产阶级的消费认同就是基于以上的品牌消费及其消费模式来完成的，所有的消费都是建立在大众传媒在宣传过程中赋予了商品一定的“符号价值”和“品牌价值”之上的，品牌消费成为中产阶级的主要消费形式，也正是通过这种消费形式，中产阶级在消费行为中实现了自我的身份认知和社会认知。 四、中产阶级的消费认同的反思 在大众传媒发展的今天，其制造“幻象”的功能发挥的淋漓尽致：广告和媒体运用其独有的优势对商品进行直接灌输符号价值；在电视、电影作品中出现的植入式广告，甚至在新闻报道中出现的“软广告”等等，无所不入的渗透和传播到消费者的脑海中。大众传媒控制着商品的符号价值的同时，商品的符号价值也被大众传媒操纵成“易碎品”，进行不断的更迭，从而造成消费者“新品”的“幻象”。中产阶级正是在大众传媒所营造的这种消费环境中被“幻象”所蒙蔽，也正是在这种制造出的“幻象”中，通过消费行为实现了自我的身份认同，从而完成了消费认同。 大众传媒先是“塑造”出中国的中产阶级，再利用自身的优势与企业“合谋”通过塑造商品的符号价值，使得中产阶级在消费行为中实现自我和社会身份的认同，进而实现消费认同。正如鲍曼所言：如果说现代性的缺憾源于容忍了太少自由的安全，那么后现代性的缺憾则源于容忍了太少的个体安全的自由。没有同一。我们就缺少安全；没有差异。我们就丧失自由。在当下这样一个时代，消费认同本身也许就是一个悖论。那就在没有希望的路上前行，只因心中充满了希望。 大众传媒论文:互联网大众传媒新闻传播活动的核心竞争力 [摘　要]在分析国际互联网技术特征的基础上,探讨了网络新闻传播活动中呈现方式的内在发展趋势,继而从操作性角度研究了国际互联网技术对网络新闻业务活动的具体要求。 、国际互联网是以数字化技术为基础的媒介平台国际互联网又称因特网(internet),是一组全球信息资源的总汇。有一种粗略的说法,认为国际互联网是由于许多小的网络(子网)互联而成的一个逻辑网,每个子网中连接着若干台计算机(主机)。因特网以相互交流信息资源为目的,基于一些共同的协议,并通过许多路由器和公共互联网而成,它是一个信息资源和资源共享的集合。 近年来,人们常把国际互联网称为继报刊、广播、电视之后出现的“第四媒介”。笔者认为这一说法颇为片面,体现了人们对国际互联网的技术特性和传媒业之间的关系缺乏科学的理解。 国际互联网的根本特性是使用数字化技术。数字化技术的最大特征是使任意形式呈现出来的信息在传播的技术层面上同质化———都变为逻辑上0或1的二进制数构成的编码。基于这一特征,因特网中现行的tcp/ip协议实现了在通用的网络中对任意信息的黑箱式传输。因此,因特网之于媒介,绝不是一种和报纸、广播、电视并列抑或替代的关系,而是一种多功能的全媒体平台。 因特网是一种极其便捷的信息传递渠道。基于这一渠道,人们可以使用任何形式的网络终端实现不同功能特征的媒介应用。在多媒体电脑、手机等电子设备的显示屏上,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看到以文字媒介形式传递的信息,这种媒介使用的体验可以是类似于报纸的,但又具备了报纸所不具有的种种特性。同样,类似广播、电视的声音、声像媒介也可以通过各种网络终端借助因特网的信息传递功能得以实现。 因此,国际互联网是一个基于数字化技术的通用性的信息传输网络,它为包括大众传播在内的各种传播活动提供了便利的全媒介平台。 二、国际互联网技术特点对网络平台上大众传媒新闻传播活动的影响当然,大众传媒的新闻传播活动是因特网上重要的传播活动之一。作为一个通用性媒介平台,因特网具有各种特征,其中三点特征对于网络平台上进行的大众传播尤其是新闻传播活动非常重要。(1)信息的海量性。因特网的诞生使得理论上一切在这个地球上以数字形式储存的信息都可能被接入网络的任何终端设备瞬间调用,这就造成了一个历史性的事实,即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信息供大于求的状况。海量的信息来源必将造成关于同一新闻事件的大量同质化报道。(2)信息的即时更新性。因特网生来就是一个工业标准的集合体,任何功能的机器电子设备,只要它符合接口标准,支持因特网的协议,就可以接入网络,上传、下载信息。握有正确设备的新闻记者可以第一时间将新闻上传至网络,有感想的任何人也可以第一时间发表自己的观点,加之接入网络人数的海量性,我们基本上可以认为,排除制度因素的影响,则重大新闻事件的信息在因特网上的更新是即时性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传统意义上时效性的新闻价值。(3)信息来源的复杂性。网络的另一重要特征———交互性,决定了绝对意义的信息获取者或生产者是不存在的。每个人都能在网上发表自己的信息或观点,甚至在因特网上开办专业化的信息网页的成本也低得惊人。信息来源的异常复杂导致了信息真伪的辨识变得较为困难。此时,信息者的权威性在新闻传播活动中变得尤为重要了。 基于因特网的上述特性,网络新闻传播活动中媒体间的竞争呈现出了与传统媒介不同的特点。如前所述,信息的即时更新性使新闻的时效性几乎成为了必然,并且网络用户的媒体使用是主动性、习惯性的操作,这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传统媒介独家新闻的激烈竞争。而信息的海量性和来源的复杂性更使网络使用者面临着大量关于同一新闻事件雷同的抑或是事实陈述迥异的报道。此时,专业传者最急需发挥到极致的职业角色恰恰是最为经典的“把关人”角色。面对网络上无穷无尽的信息和“超文本链接加关键词搜索”的网络信息基本呈现模式,传者要为受众准备的应该是一份分门别类、精心编制的新闻标题菜单。这份菜单的分类是否足够精细,重点是否足够突出,标题是否足够精彩,内容是否足够准确,是否利用先进的网络最大程度上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以上种种决定了受众在众多的新闻媒体之中更青睐谁。 在网络上,培养受众的媒介使用习惯是至关重要的事情,而习惯的培养必须通过常年累月新闻信息的完美呈现。由此可见,互联网平台上大众传媒新闻传播活动的核心竞争力正是完美的内容编辑与呈现形式。 三、网络新闻内容呈现的内在要求(一)时效性是准入的门槛前文中强调了网络信息的即时更新性对新闻时效性的淡化,但这绝不是说时效性是不重要的,而是说时效性的实现变得空前简单了。因此,新闻的时效性也就成为了网络新闻传播游戏的准入门槛。网络虽然也像报纸一样具备文字媒体的功能,但是忽视时效性一味追求深度报道是很难取得成功的。最先把新闻呈现在受众面前的媒体,才能优先享有向受众提供相关新闻背景线索与观点评论的超文本链接的机会。 (二)多维度、明晰的信息分类排序时效性只是最基本的要求,网络新闻的关键是呈现的模式要符合受众的要求。如前所述,新闻标题菜单的分类与排序格外值得讲究。新闻的分类维度要多而细致,除了一般意义上的重大新闻安排在开头醒目处之外,其他消息应分门别类置入各个栏目之中,可按题材、内容、地域、特点等各种维度分类,按照重要性或者时间顺序排列整齐,并且应包含相关的关键词,以便搜索引擎能够检索到这篇新闻。此外,新闻标题菜单的呈现美感同样是极其重要的。 (三)表意精辟、引人入胜的新闻标题网络新闻需要用户的点击才能呈现出全文,而用户是否点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闻标题的质量。网络新闻的标题受篇幅限制应尽量短小,用有限的字数较为明确地表达新闻事件要素的同时,更关键的是要表明这条新闻值得关注的价值点何在。在命名标题的过程中,应切记浮夸,标题与内容不符,一旦让受众在点击之后产生上当的感觉,则会影响受众使用习惯的培养和延续,是得不偿失的事情。 (四)多媒体内容、丰富的背景资料和深度分析网络新闻的一大优势就是网络信息彼此间的链接性。 第一时间简要报道了新闻事件之后,这一新闻的网页应当尽快被不断丰富,加入新闻现场的声像资料,加入之前相关新闻及背景资料的超文本链接,加入具有社会影响力的观点与评论,这样一个完善的新闻网页才能为受众提供最令人满意的服务。 (五)用户定制———接近性的极致因特网技术中ip协议的使用使得网络通讯可以实现点对点、点对面(广播)、群组等各种模式。对于新闻传播而言,对这种技术的重要应用之一,就是实现新闻信息的用户定制。接近性本是新闻价值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任何传统媒介在接近性方面也不能够与用户定制的功能相提并论。用户定制是个人化的操作,它允许用户根据个人喜好定制自己感兴趣的栏目和关键词的新闻。对于细致的栏目、关键词划分及相应的新闻标题菜单的高质量编辑,可能需要网络大众媒介投入更大的人力才能实现,这也可能成为未来因特网新闻传播竞争的一个关键点。 大众传媒论文:试论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兴起与大众传媒 论文关键词：文学思潮　兴起　大众传媒 论文摘要：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文学思潮，而每个时期的文学思潮的发生也有着自己特有的性质。本文将从当时大众传媒的整体情况来考虑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形成。 文学思潮作为中国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我国文学事业发展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进入到现代社会以来，文学思潮的兴起与发展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兴趣，有关现代中国文学思潮的论著与研究文章也逐渐增加。这些文章或者论著从文学本身、文学思潮本身对文学思潮进行了大量细致的基础性研究工作，为我们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依据，也为我们更加全面的了解现代文学思潮的状况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本文以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为核心，围绕中国现代文学思潮这一话题，以我国现代大众传媒为切入点，来窥探我国现代文学思潮兴起的原因，将我国现代文学思潮放在一个全新的视域下进行剖析。 一、力量的积蓄：大众传媒与近代中国文学的挣扎 在论及大众传媒和文学的关系时，蒋晓丽在她的《中国近代大众传媒与中国近代文学》一书中说道：“没有机器印刷技术的出现，没有由机器印刷技术的发展而诞生的近代大众传媒，就没有文学传载方式的改变，也就没有文学言述样式的改变，更没有文学观念的改变，自然就不会有新的文学形态的改变”。由此可见，大众传媒在文学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近现代文学最为明显的分界线，起到了一个里程碑的作用。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国文化事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封建传统儒家文化的大一统局面，几乎在一夜之间被瓦解，文化领域呈现出多元共存的态势，在表述上采用了浅显易懂的白话文表达，各类文学创作快速增长，文学创作流派和文学思潮纷纷涌现，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那时候“中国传统通俗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戏剧盛极一时”，“小说也由过去的末技升堂入室。由于印刷业的兴盛，历代小说在近代大量重版，流传甚广，封建王朝的禁毁令不宣而废”。五四新文化运动给中国文化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推动了文化事业的不断进步和进化，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各种新的文学思潮如雨后春笋一样迅速成长，在中华大地上盛开出一朵一朵灿烂的文化之花。 在大众传媒的世界里，统治阶级的公私言行，经由大众传媒的监督机制暴露在民众眼前，往日神秘的权贵阶层失去了变得触手可及；同时，在这个世界里，社会对政府决策和行为的反应和评论也得以公布，文化专制的霸权被淡化，被消解；许多报刊以“监督政府，向导国民”为天职，成为约束政治权利的社会制衡机制。正是在这种社会基本机制的转型之下，在有大众传媒掌控的世界里，思想文化的风气为之一变，形成了众声喧哗的局面：“个人之思想，以言论表之，社会的思想，以报刊表之。有一种社会，各有其表之报，社会有若干之阶级，而报之阶级随之矣。”“有一大问题出，为各种社会的注意，则必占各报之主要部分。”不同的思想能够在报刊上反映，各种言论能够在传媒上出现，这种信息环境必然会冲击专制正统文化的霸权，构成思想良性发展的机制，社会文化环境随之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各种社会文化思潮的公开并存与竞争，使思想先驱和革命新势力的社会领导地位得到确立；同时这些拥有传媒话语权的人，“既具最高之地位，代表国民，国民而亦即承认其代表者，一纸之出，可以收全国之观听，一议之发，可以挽全国之倾势”。 随着西方国家和中国商业贸易的越来越频繁，也由于西方国家想侵占中国的野心驱使，外国的一些新技术或多或少的流传进来，这样就造就了以动力革命为主要标志的现代工业社会后，文学的传播与交往才彻底突破了手工的、低效的阶段，呈现出一日千里的发展局面。 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认为造成晚清小说空前繁荣局面的原因有三个方面：“第一，当然是由于印刷事业的发达，没有此前那样刻书的困难；由于新闻事业的发达，在运用上需要多量生产。第二，是当时知识阶级受了西洋文化影响，从社会意义上，认识了小说的重要性。第三，就是清室屡挫于外敌，政治上有极腐败，大家知道不足与有为，遂写小说，以事抨击，并提倡维新与革命。”尽管阿英并没有据以论述印刷事业与新闻事业在晚清如何发达，并如何影响小说的发展，但是，他把“印刷事业”与“新闻事业”发达的因素基于当时社会的与政治的要求之上的事实，却无可置疑地反映了他对近代传播媒介引起文学巨变的初步感悟，并表现出他对传播媒介变革的高度重视。这是社会在步入工业化之时对文学的馈赠。它对文学的创作、传播与交流都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近代传播媒介的变革，根本不可能有二十世纪文学思潮空前的繁荣，就更不可能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兴盛，也就无从形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如此庞大的体系与格局。 二、现代文学的兴起与大众传媒 要探讨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与大众传媒的关系，我们就不能绕过一个关键的问题而单单说现代文学思潮，也就是，我们不能将文学思潮从整个文学版块中抽离出来去论述，文学思潮本身就是文学版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是不离不弃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如果分割开来论证，不免会落入片面和激进的圈子。 中观整个中国现代文学，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社会历史步入现代进程以后，现代工业经济给传播媒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不论是传播媒介的硬件设施，还是软件技术，都呈一日千里的发展趋势。首先，从硬件技术设施上来说，在社会历史发展到现代以后，各种新产品新能源（相对于工业革命之前来说）极大程度的运用到各个领域，现代印刷技术应该说首当其冲得益颇丰，在没有这些新动力之前，所有的加工印刷流程只能靠传统的手工操作，效率低下，并且印刷质量也不是很高，这对文化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制约力量。据统计，从清初到1897年共出版通俗小说二百七十五种，文言小说五百五十九种，两者合起来总计八百三十四种。而晚清以来，单单就阿英的《晚清戏曲小说书目》中收录1898年到1911年这十四年间出版的小说就达一千一百四十五种，比前二百五十年出版的总数还多。这组数据说明在先进技术的推动下，我国的文学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其次，从大众传播媒介的软件方面来说，自从1905年科举制度废止，之前几千年来“书中自有黄金屋”的读书为官论在瞬间土崩瓦解，以前认为只要通过科举考试就能走向仕途的梦想突然崩塌，举国上下的读书人必须自己去寻找自己的出路，这样在社会上就“多余”出了一大批自由学者，也就是为数众多的文化人。这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提供了人才的保障，使大众传播媒介有了人才软实力的助推。在一大批有为青年的簇拥下，胡适、陈独秀闪亮登场，拉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而他们的出场，从一开始就是与大众传媒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没有大众传媒就没有文学革命，也就更加不会有其后产生的各种文学思潮了。 大众传媒与文学的相互渗透。一个文学思潮的形成就有一个新的文化阵地的产生，一个文学思潮必然要以一种出版物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传播自己的文化。一种文学思潮之所以要选择或创办一种出版物作为自己的文化阵地，是因为作为大众传媒的出版物，改变了文化的传播形式，扩大了受众群体和社会层面，在一定程度上普及了接受传播的权利，拓展了人们认知空间，加快了某种文学思潮的传播速度，更是方便了此种文学思潮的文人们与其他文学思潮的人展开斗争，为他们提供一个没有硝烟的文化“战场”。 如以吴宓、汤用彤为代表的学衡派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文学改良派，就分别以《学衡杂志》和《新青年》为自己的“机关刊物”，在各自的刊物上表达自己的观点或在上面进行“唇枪舌战”。学衡派源自创刊于1922年1月的学衡杂志。该杂志的创办历史可追溯致1915年冬在清华学校成立的天人学会。天人学会由学衡重要成员吴宓、汤用彤创建。但是政治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五四新文化运动勃兴的前夕，他们以融合新旧，撷精立极，造成一种学说，已影响社会，改良群治为天人学会的宗旨。吴宓为了实现这一宗旨，曾经希望创办一份杂志。 正是在这种文化思想的对抗中，我国文化事业逐渐走向现代化，在这个过程中，大众传媒的作用是不可小觑的。仔细分析一下，现代文学思潮的兴起与大众传媒可以说是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文学思潮是以一个特定历史时代和社会背景为环境的，在这个环境中出现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上的具有倾向性人们的精神需求的述求。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的中国，举国上下、各行各业都充满了救国救民的热情，文人志士也力求通过自己的努力为救国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于是他们开始向西方寻求良方、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学习外国文学。这些对传统的中国文学就是一股猛烈的冲击力量，那么，之所以有这种力量，是离不开大众传媒的功劳的。他们有先进的思想，就必须要依靠大众传媒的力量传播出去，让大众知道这些新知识新文化，而传媒强大的传播力量和传播范围的广泛，正切合了文学思潮的自身需求，并且，传播媒介本身也得以成为这些新文学创作的元素。而在这个过程中，文学思潮的出现也为大众传媒提供了传播素材，不同文学思潮之间的论战必然会以各自的观念表达为方式，他们纷纷将自己的观念诉诸文章或者是评论，然后将这些文章或评论发表在各自的刊物上让对方和大众了解，这样既能让大众知道自己的观念，也能让大众了解对方文学思潮的弊端，让大众更加全面的了解他们各自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思想。 三、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思潮的兴盛 中国文学经过近代向现代的历史转型，在20世纪初已经具备了现代文学的性质，现代文学的创作和发展大大超过了传统文学时期，不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读者的接受率上来看， 这段时期完全可以说是一个文学史上的高峰，具有里程碑似的意义。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潮也是相当活跃的，在短短三十年间就出现了现实主义思潮、浪漫主义思潮、现代主义思潮等八种主要的文学思潮，并且形成了百家争鸣、争奇斗艳的局面，这使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间的文学创作日趋多元化，创作方式由以前的单一刻板转向通俗大众路线，而且把文学从“庙堂”上解放下来，让以前披戴着神秘面纱的、精英化的文学变的平民化。中国文学事业步入现代以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离不开先进的中国文学界的先辈们付出的心血，中国文学界的先辈们所做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他们用自己的智慧谱写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创造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奇迹，让中国文学在向现代转型后的短短几十年间发出了震撼寰宇的历史最强音。 在中国文学由近代转向现代之前，中国的大众传媒事业就已经开始了向现代的转变。晚清时期国弱家贫，外来人士处于各种目的在中国兴办工厂、学校、报社等等，虽然他们是想通过他们的这种努力来同化中华民族的儿女，最终达到不费一兵一卒占领中国的目的，但是同时他们也给我们国家带来了新兴的技术和科学的理念。大众传媒就是其中的一种，以机器印刷为代表的现代传媒技术，随着外国人进入中国而传入，使我国改变了之前手工雕印的局面，大大提高了印刷行业的生产力，加大了知识传播的广度，加深了传播的深度；他们将新闻媒体这个新兴的行业带给我国，并在我国实行公司化经营管理，这些先进的管理理念也被我国人学得并用于自身的发展，并使得媒介市场逐步建立并日趋完善。传播媒介的变革对中国现代文学最为明显的影响，在于他促使了现代文化市场的发育，使得文学成为一种公众的事业。在我国报学史上，中国人自己最早创办的近代化报纸，是伍廷芳于1858年在香港创办的《中外新报》。自此之后，中国人自办的报刊不断涌现。到1902年梁启超统计全国存佚报刊时，则已达一百二十四种之多。媒介市场的繁荣推动了文学市场的建立和繁荣，文学市场逐渐壮大起来，职业小说家的出现、报人文学家的双重身份在当时并不罕见。 如前所述，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来自于文学观念的改变和文学思潮的兴起，各主要流派的负责人和拥护者都借助于大众传媒来推广自己的文学观念。也许在当时，他们并没有争取受众的意识，只是想借助报纸的力量来表达和阐释自己的文学思想，维护自己的文学思想，但是他们借助的是一个拥有庞大接受者的读者群，这么一个庞大的群体通过阅读报纸，阅读文学思潮各流派的文学观念，会不自觉的选择一个自己比较中意的文学思潮派别去支持，这样，本来只有少数几个人汇流而成的小的文学思潮，慢慢就壮大成一个大的社会群体性的文学思潮，其影响自然会随着拥护者的增加而增加了。 从二十世纪初年各种文学期刊杂志的区域分布来看，有一个明显的感觉，那就是在封建社会中一直被许多文人视为“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文学事业，这时也强烈地带有了工业化社会的特点。许多文学期刊都是作家亲自创办或自任编辑，往往具有同人刊物的性质。出版商、编辑、作家形成了一个有机的联系整体，协同配合并进行文学实践，甚至有的即是编辑又是作家还是出版商三种身份。诸如梁启超创办《新小说》，为一批维新派志士发表政治与艺术主张提供了阵地。又如包笑天，在图表中可以发现，他这时主编的刊物有《小说大观》和《小说时报》两种，在他周围就团结了一大批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下鸳鸯蝴蝶派作者，被推为这一文学流派的元老。此外，像周桂笙编的《月月小说》，王蕴章编的《小说月报》，王钝根编的《礼拜六》，等等，都团结了一批作者，通过刊物来呼唤同道中人，形成风气，这种风气被很多人采用了，也就是文学思潮了。这是文学已经从纯粹的个人事业中挣脱出来，成为一种公众的、集约化的工作。 因而我们发现，传播媒介的变革与自由经济的发展对于文学的影响，自然还会派生出两个特点：一是由于读者趣味与书刊市场的影响，文学书刊与杂志不断花样翻新，争奇斗艳，带有商品经济社会中不断竞争的特点；二是每个作家或者一个文学团体都可以通过筹办自己的刊物来实践自己的文学主张，形成不同的文学社团和文学流派，最终形成风行一时的文学思潮。 大众传媒论文:浅论大众传媒与大学生国情教育 观 国情备忘录 有感 论文关键词:国情资讯 大学生国情教育 大众传媒 论文摘要:国情教育是国民素质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和形式。当前,大学生国情教育亟待加强。大众传媒是大学生国情教育和获取国情资讯的重要途径。 在21世纪告别首个十年之际,中央电视台继《大国崛起》和《复兴之路》之后再次重磅推出大型记录片《国情备忘录》—— 一部国情教育记录片的扛鼎之作。作为一名从事思想政治工作多年的高校教师,笔者在被《国情备忘录》的精彩内容打动的同时,一方面深深感受到当代大学生国情教育亟待加强,另一方面也再次感知大众传媒作为传播国情资讯的重要途径,在大学生国情教育方面可大有作为。 一、国情、国情资讯、大众传媒与国情教育的涵义 国情,顾名思义就是国家各方面的情况,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技、军事、外交、人口、风俗习惯、地理环境、自然资源等各方面状况的综合反映。已故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指出:“国情的内容很丰富,实际上它包含了有关我们中国的一切情况,经济的、社会的、民族的、文化的等等,一草一木都可以被认为是中国的国情。”[1] 大体而言,国情可分为:自然国情和人文国情;历史国情和现实国情;静态国情和动态国情;整体国情和局部国情等等。例如,《国情备忘录》记录片呈现给观众的国情资讯,即含括了上述各项分类法的内容。 国情资讯,简言之就是国情方面的有关资讯。从资讯学理论来看,资讯和信息、新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严格而言,一方面资讯是信息的一种,它是由于被受众及时获得和利用而能够给受众带来价值的信息;另一方面资讯的时效范围远宽于新闻,包括了新闻、史实、政策、评论、观点等多方范畴,涉及多种学科领域,从这角度而言新闻属于资讯的一种。 大众传媒(mass media)即大众传播媒介的简称。广义上它是所有用以向广大受众传递各种信息的物质载体如报纸、通讯、广播、电视、互联网、新闻纪录影片和新闻性期刊的总称。传统上大众传媒指传播范围广大的图书、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电影六种传媒(前三种又称印刷传媒,后三种又称电子传媒),今天的电子传媒则应加上依托信息技术发展起来的互联网、音像出版物等新兴传媒。在狭义上,大众传媒与新闻传播关系密切,即以新闻传播为重要使命,因此又被称为新闻传媒(news media) [2]。 国情教育是国民素质教育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和形式。它是教育主体向教育客体传授国情基本知识和分析认识国情的基本方法,使之树立正确国情观的教育实践过程。国情教育大致可分为四个方面的内容:自然国情教育,包括自然资源状况、土地资源状况、环境气候状况、地理生态状况等方面内容;历史国情教育,包括民族的历史发展、民族传统(含民族性、心理特点、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文化源流、文明发展的历史及成果等方面内容;现实国情教育,包括国家和社会性质和制度、经济发展状况、教育科学文化发展状况、民族状况、人口状况、思想信仰等方面内容;比较国情教育,包括与外国的政治、经济制度的比较,经济、科技文化发展状况的比较,人口、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状况的比较以及综合国力的比较等方面内容 [3]。 二、大学生国情教育的重要性 党和国家几代领导人十分重视国情教育。同志曾强调:“明白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亦即是中国特殊的国情,这是解决中国一切革命问题的最基本的根据。” [4] 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 [5]1991年3月,同志在写给国家教委李铁映、何东昌同志的信中指出:“要从小学生(甚至幼儿园),中学生直至大学生,由浅入深,坚持不懈地进行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及国情的教育。”并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强调指出:要“在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中,进一步加强近代史、现代史教育和国情教育,增强民族自尊、自信和自强精神,抵御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2004年8月,在同志等政治局常委的共同指导下,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即16号文件),明确指出要“深入开展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教育,开展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教育,开展基本国情和形势政策教育,开展科学发展观教育,使大学生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认识国家的前途命运,认识自己的社会责任。”可见,党和国家几代领导人是站在党和国家以及民族的根本利益高度,为革命和建设伟大事业着想,从培养和造就千百万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角度来讲这些话的,具有深远的政治指导意义。 准确把握国情是国家科学决策的重要基础,也是每个公民正确认识社会、选择人生道路的重要依据。大学生是国家建设的重要预备力量,树立正确的国情观有利于自身成长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有用之材,也是日后做好本职工作的重要基础。因此,对大学生进行系统、完整和有效的国情教育,使之形成正确的国情观,意义重大。 然而,当前大学生国情教育状况不容乐观:第一,大学生的社会经历普遍简单,加上兴趣点普遍娱乐化,因而对国情的实际认识普遍浅少;第二,在我国的教育体制和教育习惯下,大学生接触国情资讯的机会往往被其他学习任务挤占,有限的国情知识主要依靠灌输教育的途径获得;第三,大学生普遍思维活跃但欠成熟,容易被虚假国情信息乘虚而入,他们在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国情观和道路上尚需引导。可见,要使大学生国情教育收到良好的效果,必须综合运用大学生国情教育和获取国情资讯的各种有效途径。 三、大众传媒是大学生国情教育和获取国情资讯的重要途径 国情教育途径是将教育者和教育对象联系起来传递国情资讯的渠道。大学生国情教育可通过多种途径,除了课堂教学和社会实践之外,大众传媒应该是大学生国情教育和获取国情资讯最为重要的途径。在大众传媒传播的新闻等资讯中,许多与国情和国情教育有关。这些国情资讯往往广泛蕴含在各种资讯形式中,也有的传媒专门开设国情知识或国情教育栏目进行专题介绍。 国情教育的大众传媒途径具有受众广泛、传播快捷、形象生动、方式多样等优点。但也存在如下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第一,传播信息比较庞杂,国情资讯可能被淹没其中而不为受众所注意;第二,信息来源混乱,真实信息和虚假信息同时得到传播;第三,形式较单一,缺乏感染力,在信息爆炸时代难于有效契合当代大学生兴趣特点,引起他们的广泛关注。 因此,有必要根据大学生受众在接受国情教育中体现的个性特点,充分挖掘大众传媒途径在大学生国情教育方面的优势和潜力。这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不断努力:首先,充分利用互联网、短信平台等新兴大众传媒途径广泛传播国情资讯。近年,我国互联网和手机用户数目持续增加,双双位居世界首位,其中大学生群体是用户中的最活跃群体之一,因此,在新兴大众传媒途径上搭载国情资讯和国情教育功能,是最为有效的方法。其次,大众传媒应加大对有关信息源的控制和关注,如关于国情的权威性会和国情白皮书,一方面保证大学生受众接收到的国情资讯的准确性和权威性,另一方面也能保证大学生受众更有机会获取国情资讯。再次,大众传媒可跟课堂教学和社会实践实行优势互补,借助宣传大学生思想政治课如《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形势与政策》等课程教学内容、大学生社会实践和校园文化等手段,引起大学生群体的关注,从而强化大学生国情教育。最后,大众传媒要努力打造内容丰富并且极具感染力的国情教育精品(如《国情备忘录》),并利用网络、电视、报刊等传播平台广泛进行宣传,努力推动优秀进校园,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国情教育的优秀素材。 大众传媒论文:全球想象与传统的再生产 全球化语境中大众传媒的 城市叙事 关键词： 大众媒介 城市叙述 全球化 传统的发明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城市化与全球化浪潮，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城市生活日益受到重视，而在这一过程中，大众传媒是如何展开城市叙述、想象和建构的呢？本文即以《南方周末》、《解放日报》、《新京报》等大众传媒为研究对象，探讨新闻报纸等媒介“城市叙述”过程中出现的一方面对城市全球化的渴望、向往，另一方面又努力挖掘和再造城市传统的媒介现象，并深入讨论大众媒介城市叙述中，“全球想象”与“发明传统”之间的复杂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运动，我国的城市迅速发展，有人指出对于我国而言：“城镇（城市）是一种崭新的社会样态。未来10年到15年，我国将逐渐进入城镇社会。”[1]而在新世纪之后，随着中国加入wto，在全球化和城市化的浪潮中，中国的城市发展更加迅猛，到处都出现了“造城运动”。而在此过程里，媒介也对城市展开了丰富的叙述、建构和想象，本文即探讨新闻报纸等媒介“城市叙述”过程中出现的一方面对城市全球化的渴望、向往，另一方面又努力挖掘和再造城市传统的媒介现象，并深入讨论大众媒介城市叙述中，“全球想象”与“发明传统”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造城运动与大众传媒的“全球想象”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虽已实行“改革开放”，政治、经济和文化与西方都有了接触，但西方的技术、资本和媒体并没有大规模进入中国。但20世纪90年代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中国越来越融入到全球经济和文化秩序中，同时，外国资本、技术和文化开始大规模地渗透到中国，尤其是加入wto之后，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交流更加频繁。这股全球化浪潮，刺激了电影、报纸和电视剧等大众媒介对城市的“全球想象”。 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一部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1993，郑晓龙、冯小刚导演），描写中国人在纽约生活的情况。电视剧之所以引起巨大反响，其中一个原因是电视剧对纽约大都会的展现，激发了许多观众对西方大都会生活的想象，两位主人公王启明和郭燕竭力融入美国的过程，也说明了当时许多中国人一种对个人、城市和民族在世界秩序中所处位置的不满。电视剧的开篇就展现了一对初到纽约的中国夫妻，妻子郭燕在机场不断抱怨王启明（姜文饰）不认真学“英语”，所以无法在美国大城市自由行动。而当“姨妈”终于找到了他们时，王启明和妻子坐在姨妈的车子里，手舞足蹈，嘴里喊着：“美国，纽约，我王启明来了。”这句话似乎在宣布中国重新走进“西方”，但另一方面，王启明进入“美国”那种手舞足蹈的表现，却又显示了北京和中国的自卑，因为随着王启明的欢喜雀跃，电视也不断地把镜头对准曼哈顿的高楼大厦，这些摩天大楼显示了西方的“优越地位”。 或许正是出于这种不满，20世纪90年代之后，现代化、国际化成为媒体“城市叙事”的主题，“国际化”成为寻求与世界接轨、重建民族自信的途径，蓬勃兴盛的城市发展也刺激了媒体的“世界想象”，尤其对于北京、上海这两座中国著名城市，大众媒介对它们不遗余力地开展了“全球想象”。北京作为中国一个著名的古都，向来以“古都景象”闻名，这种“古都景象”直到20世纪80年代都没有什么改变。但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全球化和城市发展，要求北京成为“国际大都会”乃至“世界性城市”的媒体呼声却也连续不断，1993年经过修订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正式提出了建设“开放性国际城市”的目标，而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召开，则更加快了北京的“国际化步伐”。在奥运会之前，媒体已纷纷为北京的“国际化”鼓吹造势，例如2007年的《三联生活周刊》的“封面故事”就是关于城市升级的话题，这篇题为《四大建筑的新北京——城市升级》的文章从中国现代化以及“中国复兴”的视角，讨论申奥成功将给中国尤其是北京城市带来的“新变化”，并对未来的北京城市以及中国发展进行了如下的展望： 我们回到2001年7月13日那个北京的夜晚，天安门与长安街近百万走上街头的人民以及他们的快乐——“北京赢了！”迄今回想，仍让人温暖与澎湃。这是一个有象征性意味的开始，由此出发，我们杂志将广泛而深入地进入城市升级、交通变局、环境治理、食品安全保障……力图完成一系列重新发现与重新认识中国的报道。“新北京”以及新的中国，不单是一种标签，而是你可能未必完全知晓的事实。[2] 2008年奥运会举办之后，《光明日报》更是邀请一些专家学者，讨论北京未来的城市发展，这次讨论根据萨森的理论将城市划分为全球性城市、区域性国际城市和国家性国际城市，专家们在讨论过程中，指出北京和上海虽然是“国际城市”，但还只是“国家性国际都市”，离“世界都市”还有不小的差距，而这次讨论则强调要借助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以及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把北京建设成“世界城市”，专家还详细指出北京成为“世界城市”的“三步曲”：第一步，2020年全面建成现代化国际城市；第二步，2030年初步形成世界城市基本框架，第三步，2050年建成有中国特色和首都特点的国际大都市。[3] 《新民晚报》、《解放日报》和《文汇报》等上海的主流媒介不像一些媒体对北京的“国际化”还抱有疑虑，因为在这些媒体看来，相比于北京和中国其他城市，上海有一种典型的“西方秩序”。[4]在《南方周末》上，当葛剑雄等几位学者讨论上海的城市形象，他们一直的结论就是上海这个城市主要与西方有关，而不是跟中国本土相关。葛剑雄针对有人担心上海的本土文化正受到麦当劳、肯德基等西方文化的冲击时说：“有些人怀念其实有点自作多情，因为他所怀念的东西本身就是洋化了的东西，比如石库门就是西方文化的产物，是英国的连排式建筑结合中国的特点而产生的。上海无所谓乡土文化，我们现在讲海派文化也好，旧上海文化也好，实际上都是混合体，根本不存在真正的乡土文化。”[5]媒体与上海的学者都刻意强调上海的“西方身份”，大张旗鼓地对上海开展“全球想象”。而不像北京，在其国际化过程中，始终被其本土传统所牵累。 媒体经常用日新月异这样一些词语描写全球化语境中上海的快速变化，例如随着浦东的崛起，《新民晚报》迅速开辟了“今日浦东”栏目，用文字和图像报道这块通向世界的“新天地”。《解放日报》上的“解放画刊”专门刊登反映“上海变化”的摄影作品，奢华外滩、摩登高楼、繁华街道和中外游客成为了“照片主角”，这些摄影图片都是为了突出上海日益现代化、国际化的主题，不少图片旁边还加上了富有鼓动性的文字，培养公众的“城市梦想”，例如《南方周末》曾刊登了一副颇有意味的照片，一对青年男女在外滩幸福地偎依在一起，照片下面特地加了这样的文字：“上海男人和他的外国太太”，[6]关于上海的图像很多，但为何选择“上海男人和他的外国太太”，照片当然旨在说明上海越来越开放，但如果进一步分析会发现图片的特别用意，“外国女性”投入到“上海男人”怀抱的图像，改变了通常是外国男性搂抱着中国女性的照片，因为外国男性搂抱着中国女性的照片，通常暗含着一种被殖民和占有的屈辱历史，但“她”投入到上海男人怀抱的图片，则改变了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性别建构，这幅照片似乎要证明，这一切伴随着上海的重新崛起正在改变，上海和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重新获得了一种“男性自信”。尤其是2010年世博会的召开，更是点燃了报纸媒体对上海等城市的“全球想象”。许多媒体、影像都传达了这种“融入世界”的热情，从而也培养市民对“新上海”的城市认同。“世博会”被媒体看做是上海以及中国城市与世界接轨，推动中国现代化的重要盛会，历史学家苏智良特别在媒体上撰文，详细谈论“世博”对于上海城市的历史意义： 毫无疑问，组织并举办如此重大的盛会，将极大地提升上海的城市魅力，扩展上海的文化影响。上海亦期待以世博会作为加冕全国乃至远东经济中心、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的典礼，进一步确立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重要地位，向全球城市迈进。[7] 大众媒体不仅对北京、上海建成“世界性都会”抱有极大兴趣，而且广州、苏州、杭州等媒体在讨论“城市话题”时，“国际化”、“现代化”也是频繁出现的一个词语，2002年就数十个城市宣布自己将成为“国际化大都市”，譬如《苏州日报》2008年9月12日就发表了邬才生、方伟的《凝聚强调精神动力，建设现代化国际化新苏州》一文，文章把建设“现代化国际化的新苏州”看做是未来一段时期“全市人民的共同追求。”[8] 在中国城市化的过程中，为何出现如此狂热地追求国际化大都市的潮呢？这是颇值得思考的话题，或许罗丽莎在探讨为何中国对现代性项目表现的十分强烈时所说的那样：“中国在现代性想象历程中的断裂标志了一种渴望，它始于半殖民地的历史并不断被延迟，它渴望中国这个前西方殖民地有一天也可以作为一个国家及政权达到与西方同等的身份。事实上，现代性项目之所以在中国被表现得如此的迫切，被如此不屈不挠地追求，是源于一种担心自己可能被排斥于现代性之外的恐惧。”[9] 追求“国际化”包含了一种强烈的民族复兴心理，而且，城市的“国际化”和“全球、化”往往也是国家与世界关系的表现。通过“国际化”、“全球化”中国将获得一种新的主体身份。李鸿谷曾在《三联生活周刊》上发表了《奥运的中国：历史动力》一文，从历史发展考察了中西之间的转换关系，他认为黑格尔在《历史哲学》曾经以波斯、印度和中国组成的东方作为对比，去“描绘欧洲国家、宗教、经济、法律、语言、哲学等各个领域的特征，从而使西欧从封建国家转变成现代民族国家的事实获得了自我确认”，在他看来，现在则是我们通过西方来获得“自我确认”，不过，他也提出了中国进入“那个世界”后的认同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自身特殊或主体性的表述，随着殖民主义的向外扩张，最终被视为是具有普遍性的特质。按此论定，世界和中国关系框架，中国须进入的“那个世界”，那些普适性原则，其源头实则西欧“自身特殊或主体性”。那么，当中国完成了它的世界进入，建构了自我的主体性之后呢？[10] 北京奥运会被认为是北京和中国进入“世界”的必然途径，通过此途径，城市和国家才获得了“自主性”，而拉动城市快速升级为国际大都市的步伐”的口号下，鸟巢、水立方等建筑不再单纯是比赛场地，更是成为改变城市和国家形象的标志性建筑，借助“入世”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北京初步完成了进入“世界”，获得了一个与过去不同的“新主体”。而且，无论是北京、还是上海，它们都不仅要进入“那个世界”，被“那个世界”所接受，而且还要成为“世界中心”，例如随着2010年世博会的到来，许多人对于“上海”寄予了更多的希望，台湾大学校长李嗣涔在谈及“世博会”时，特别对上海寄予了这样的厚望：“而上海能以这样进步的主轴，主办这样有深远意义的活动，也意味着上海不但用于面对城市未来的挑战，也勇于承担城市的全球性责任。相信，在上海世博会的带领下，中国也能从一个物质生产的沃土，逐渐成为进步观念的乐园。”[11] 二、 全球化的反思与“传统的发明” 李金铨说冷战结束之后，“中国媒介一直纠缠于民族主义和全球化之间。”[12]这点对于城市也一样，媒介一方面大肆宣扬中国城市的国际化和全球化，但另一方面，许多媒体却又担心“全球化”、“国际化”不仅不能让中国城市得到世界认可，相反，中国城市自身的传统，却在此过程中丧失殆尽，特别是对于北京、苏州这样的传统型城市，许多媒体却忧心忡忡，因为在许多媒体和学者看来，是传统建立了这些城市的历史和身份记忆，而全球化、国际化却损害了这些城市的传统。建筑学家阮仪三对江南古建筑在“现代化”、“全球化”过程中被破坏感到痛心疾首，他指出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江南一带大约还有50多个像周庄那样的古镇，但在城市开发过程中，为了追求“现代化”和“国际化”，这些古镇先后被破坏，[13]国际化、全球化成为了许多中国城市自身文化毁灭的“罪魁祸首”。所以，正是在城市大张旗鼓宣扬国际化、全球化的同时，《南方周末》发表了鄢烈山的文章《城市的主体是谁》（2002），批评全球化让中国城市失去了“主体意识”。张在元也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城市的气质来自何处？》批评全球化浪潮对中国城市致命性的“伤害”： 任何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来龙去脉。城市告诉我们昨天，城市见证我们的今天，城市也预示我们的明天。但是现在太多的城市，我们无法了解她的昨天，也难以准确把握她的今天——因为，一只只贪婪的“手”，无知并无情地割断了“城市的昨天”。[14] 倪邦文则在《读书》2009年第5期上发表了《城市化与受伤的城市文化》更是这样批判国际化的城市发展路线：“传统不再、经典难求。难怪平遥古城、丽江古城已成为摩肩接踵的劝业场，难怪乔家大院、周庄水乡已成为人们追寻历史记忆的稀有场所。中国人都已经难以在自己的国土上找到具有独特气质的城市记忆和家园之梦了，况外国乎？难道要让来自纽约、东京的朋友看我们的钢筋水泥玻璃房吗？”[15] 他认为外国人到中国，不是来看现代化的高楼大厦，而是要看具有东方特色的中国城市。许多学者和媒体更是认为“国际化”、“全球化”，不仅未能提升中国城市的世界地位。相反，是对民族自尊心和文化心理的无形打击，因为这种盲目“国际化”的背后，是对西方文化的顶礼膜拜和全盘接受，例如冯骥才就说：“现在全国都在旧城改造，把一片片街道、胡同、弄堂都铲掉了，变成一个个所谓的‘罗马花园’、‘香港国际村’、‘美国小镇’。这是对民族自尊心和文化心理的无形打击。”[16]在《南方周末》、《新京报》等媒体上，不少市民和知识精英，就国家大剧院和cctv的“新大楼”展开了激烈论争，100多名专家上书有关部门批评国家大剧院的建设计划，广泛的争论还迫使“国家大剧院”暂时停工，[17]而争论的背后主要是中国传统建筑理念和西方现代建筑之间的矛盾，关于央视新大楼的外观造型，甚至引发了媒体和公众的“民族情绪”。 其实传统本身就是与现代性相伴而生，正是在快速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中，“传统”才成为一种标识身份认同的集体记忆，被重新唤醒。诸葛蔚东在考察二战之后日本媒介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时发现，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人们对曾经所疏忽的“传统的礼节和日常习俗”，以及整个“日本文化的传统”表示了极大兴趣”。这是因为经过经济高速发展，滕尼斯所说的共同体社会消失，“有不少人一种失落感。经济和文化上的发展也拉开了现实与传统的距离，使人们对历史进行重新审视成为可能。”[18] 中国的情形也是如此，20世纪80年代之后，在迈向“现代化”、“全球化”的一路高歌中，“传统”曾作为一种沉重的包袱纷纷被抛弃。但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的的高度发展，尤其是进入“全球化”时代，人们不仅要考虑中国如何进入世界，而且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早在1998年，张旭东回顾中国当代社会思想的变化时就指出，八十年代中国社会存在着一种害怕被现代社会和西方社会抛弃的“忧患意识”和“开放心态”，但九十年代之后，当中国卷入到了“全球化”浪潮时，反而带来了种种“本土化的想象”。[19] “发现传统”正是在这样语境的产生，经济越是发展，社会越是进步，反而引起了人们的精神和心理恐慌，于是人们开始重新怀念“失落的传统”。在这股思潮之下，人们不仅重新发现乡村文明的价值，也开始挖掘本土的“城市传统”，特别致力于塑造前工业时期城市的“家园形象”。江苏美术出版社就较早地意识到“老城市”的历史价值，于1997年陆续推出了“照片系列”，出版了《老北京》、《老杭州》、《老昆明》、《老苏州》、《老上海》、《老南京》、《老天津》、《老西安》等城市的“老照片”，并邀请陆文夫、冯骥才等文化人给“老照片”配上文字，通过照片再现“过去的城市”，老的街道、城墙、河流、商店、风俗和人物被形象地再现出来。《老苏州》的文字作者陆文夫曾用一种特别抒情的笔调，讴歌石桥、老宅、古街、城墙和民俗等苏州的“城市旧景”： 一座半圮的石桥，一幢临河的危楼，一所破败的古宅，一条铺着石板的小街，一架伸入河中的石级……，这些石无记载的陈迹，这些古老岁月漫不经心的洒落，如今都成了摄影家们的猎物，成了旅游者的追逐之地。那些旧时代的老照片，也成了书店里的卖点。人们在走向现代化的时候，为何又回过头来重温那逝去的岁月？ 曾几何时，我们向往过西方的大桥，汽车的洪流，摩天大楼，乡间的别墅和那如茵的草地；我们把石桥、危楼、古宅、石级视为贫穷与落后。如今，国内的某些大城市和开发区，与西方的距离正在缩短，一样的高楼林立，汽车奔流，一望无际；那些新建的公寓楼、小别墅，明亮宽敞，设备齐全，冷热任意调节，真有点儿不知今夕是何夕？ …… 现代化意味着高速、方便、舒适，到处留下的是时代的标志，及科技力量的显示。人在巨大物质力量的面前显得那么渺小，生命变成了群体。几千人造出一个软件，几亿人在一个软件中疾走。人的寿命在延长，可在感觉上却是那么匆忙，好像未曾在某个地方停留过。于是，有那么为数不多的人，突然想起了过去，过去虽然艰苦，却在那悠悠的苦难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留下了他和我，于是便在历史的残留中去寻找生命的遗痕，在汹涌的潮流中去寻找那失去的自我。[20] 陆文夫强调人们之所以重温那逝去的岁月，主要是出于对快节奏的现代化的反思和抵抗，现代化带来的高速、方便和快捷，但却让完全的传统破碎，让人抓不住某些东西，尤其是自我也在现代化快节奏中消失了，只有重新回到传统，才能找到“失去的自我”。 在这样一股怀旧的潮流中，《新京报》、《南方周末》、《文汇报》、《解放日报》等报纸纷纷参与到“发现传统”的活动中，这些新闻报道大量挖掘、发现和再造传统。就连上海这样一座现代性的代表城市，也都开始寻找“失落的传统”。 例如《申江服务导报》的“发现上海”栏目，《解放日报》的“探寻申城‘新’与‘旧’”的“系列报道”，在这些报道中，老城墙、老马路、老场坊、老码头的陈年旧事被纷纷“发现”，这些老码头、老城墙、老场坊仿佛是“老上海”的转世，代表“老上海形象”；北京的媒体则致力于对于“胡同”、“四合院”等传统北京建筑和文化的重新发现；苏州的新闻报纸《苏州日报》和《苏州杂志》则刊登了大量文章，发现和推介“传统”，比较全面地宣传“传统的价值”。例如创办于1988年的《苏州杂志》是一本专门介绍苏州文化的杂志，大量介绍苏州的桥梁、河道、建筑、园林等传统，从其目录（1988-1998年期间）《今日苏州》、《人物纵横》、《姑苏情怀》、《古城春秋》、《文丛艺林》、《艺术沙龙》、《春华秋实》、《江南风情》、《吴苑茶话》上，不难看出这份杂志的“传统趣味”，保护和介绍苏州的城市文化传统，成为杂志的核心议题。 正是在全球化浪潮中，许多媒体都致力于“传统的发现”，从物质世界到非物质世界，从日常生活到文化生活，从私人住所到公共场所，大众媒体努力向读者勾勒一个个传统的“城市形象”。时，这种传统城市形象如张英进所指出的，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1）传统是自然的、诗意的世界。传统城市被认为是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诗意世界”。在一篇回忆20世纪40年代苏州的文章这样写道：“四十年代的苏州是那样的静谧。我家在南园边上，更加洋溢着乡野情趣。沧浪亭的浓荫里栖满各种鸣禽，一座名叫南栅寺的荒庙里，偶尔传来暮鼓晨钟，使空旷的田园充满神秘。趁夏日如火的骄阳，我们到小河里嬉戏。我不会游泳，只能站在水边看小牛鱼儿一样在碧波里旋游、下潜，小狗似地打着响鼻。阳光照着他玫瑰色的肌体，细细的汗毛历历可见。我们在菜畦里奔跑，快乐地尖叫着。那一片行人稀少的田野，是无福远游的孩子们天然的乐园。”[21]在叙述者笔下，“老苏州”完全是一幅充满牧歌情调和田园趣味的生活画卷。（2）传统是温馨的、悠闲的世界。张英进分析北京时说，“对北京人的日常活动来说，时间就变得几乎无关紧要——不是缺少时间，而是时间太多。”[22]《新京报》就提供了一幅记者的“纪实摄影”，展现老北京悠闲的日常生活。在照片中，两个老人坐在胡同墙根的椅子上，闭目养神，接受露天理发师的“剃头”，旁边坐在门口椅子上的两三个老人正在逗小孩玩，他们身后是破旧的“四合院”。从这些“纪实照片”，不难看出记者对“北京胡同”的特殊感情，也不难辨认出老北京的形象，那就是闲适、安稳和充满乡土气息。虽然照片中破落的墙体上悬挂着“时钟”，但整幅照片告诉“读者”，“时间”在这里并不重要，它似乎已经停滞，人们有的是聊天、逗小孩和闭目养神的“闲暇时间”，这个空间和谐、宁静、富有秩序感。[23]许多文章在提及老苏州，都特别强调了它的“悠闲性”， 品茶、听评弹、昆曲，都代表着“悠闲的城市生活”，例如徐城北在《苏州杂志》上也曾发表《寻觅苏州》，介绍老苏州的缓慢节奏：“苏州人真会休息。晚上过了八点，街道上几乎就没人了。从打开的楼窗中，有时飘出唱评弹的声音。猜想中如果有人问及，唱者或许会答‘现在是八小时以外啦！’”[24]还有一篇《成都时间》的文章，专门谈在成都这样传统型城市中，时间的不重要。“成都时间是成都的自办节目。成都时间隐藏在北京时间的后面，3点，是北京时间的3点，但后面的成都时间，这个确切的点是模糊的，是延伸的，是弹性的。”[25]（3）传统是一个道德化、礼仪化的世界。在传统型城市中，传统的道德和价值观念占据着主导地位。例如一篇报道苏州的老茶馆，特别指出，老茶馆的经营是通过道德和信用来维持，对于老茶客，有时甚至不用付现金，只要记账就可以了，这些都是传统式的经营方手段，赢利自然必要，但如果“斤斤计较几个钱——即便换个文雅而又时髦的名词——便贻笑大方了。”[26]（4）最重要的一点，“传统”代表着一种精神，是与自我认同相关的“精神家园”。传统总是以“家园形象”出现，虽然没有丰裕的物质世界，旧的街道、风俗和遗迹这些“传统”被媒体叙述成与“我们的来世”密切相关，是人的“精神家园”，同时也是城市的精神本源。（5）与此相关的，传统是一个符合东方审美趣味的美学世界。许多媒体在报道传统城市的街道、建筑时，总是强调它所代表的独特的东方美学，相反，现代城市被一些人认为不符合东方的审美观念。“我们今天的城市只是看上去像是‘西方现代’而已。这不仅不合乎美学，更加不合乎伦理，因为它承载不了我们自己的生存想象。”[27]。 总之，在媒体的重新挖掘、发现和叙述中，“传统的世界”并不是死去的“过去”，它被新闻报纸、媒体杂志和大众电视描述为一个具有温馨感、连续感和稳定感的世界，而这个世界被媒介塑造为当代人的“梦想家园”， 与当代城市人的自我认同、历史记忆紧密联系。“失落的传统”重新变得有价值起来，成为反思快节奏现代生活的一面镜子，成为疗治现代社会疾病的良药，也成为人们寻根的精神归宿，“传统的世界”成为了流落四方的现代人自我、家族和民族认同的根源，而媒体的宣传无疑推波助澜，吸引更多人的到“传统世界”寻根，现代城市中分裂、失散的人们通过“传统”被重新聚集在一个“共同世界”中。 三、地方主义与被消费的“传统” 通过报纸、图书、杂志和电视等各种各样大众媒介的报道，“传统”不仅被源源不断地发掘，而且确实开始得到全社会的重视和保护，发现和保护传统成为了一种历史潮流。当然，传统本身就是多样的，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传统”，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传统，伴随着城市传统的再发现，是城市“区域意识”和“地方意识”的加强。在共同发现“传统”的大背景下，每个城市都开始寻找、发现和建构属于自己城市的“传统”，例如2008年6月5日《苏州日报》的“大众论坛”，就发表了苏简亚的《文明对话视野中的苏州文化》，这篇文章站在全球时代文明对话的语境思考苏州的“传统文化”： 苏州文化是指苏州这个地区的区域文化。苏州地区不仅经济发达，文化先进，同时还具有比较浓厚的区域性特色，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太湖文化。此外，还由于苏州地区临江面海，对外交通非常便利，具有与外界对话的有利条件。这就决定了，苏州文化必然会在区域文化的交流中，在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中发挥出自己的独特的作用。 这篇文章强调苏州独特的“本土特色”，不少学者在媒体上发表文章，提出苏州的建筑、文化和艺术都要显示一定的“苏州味”，阮仪三接受媒体采访时，特别解释了什么是“苏州风格”：“什么是苏州风格，咱们大家一道来说，苏州风格各人各理，没有关系，好的就是好的，不好的通过大浪淘沙，会留下金子。首先，高度规定了，不好超过24米，高度是古城保护的一个重要灵魂，高度控制住了，基本上体型控制住了，所以我们苏州还保留着小桥流水人家的风貌，也就是一种婉约的、精巧的，和人的尺度相宜的风貌；然后，再尽量地运用苏州各种各样的元素，这个元素就是艺术性，或者说建筑化的……”。[28]新闻报纸和电视媒体还开辟了专门的“苏州话”栏目，绘声绘色地讲述“地方故事”，属于苏州特有的风俗、人物和文化被不断地发掘出来，并被赋予了一种较高的价值。上海《社会科学报》也开辟了“文化上海”栏目，邀请吴福辉、熊月之等专家，专门谈上海文化的特征，并讨论上海文化和苏州文化、杭州文化之间的“地域差别”。在《解放日报》和《文汇报》等媒体上，阮仪三谈到上海里弄时，特别强调了它的“上海味道”：“里弄浓缩了上海市井生活的点点滴滴，儿童们在弄堂里玩耍，张家妈妈、李家阿姨帮着照看孩子，主妇们在后门口做家务，老头老太在前门口孵太阳，小贩们串弄堂叫卖，这些都形成了里弄情结，演绎了里弄风情。里弄是活着历史，最典型的是新天地，虽然只取了里弄的形，没有了原有的内涵，但新天地却成为了重要的经典，它体现了‘里弄风情’，有一种‘上海味道’”。[29] 每个地方的报纸、杂志和电视媒体都在努力挖掘属于自己城市的“本土传统”，但这种城市的本土意识无形中使得“地方保护主义”抬头。“地方传统”不仅成了抵抗现代化、全球化的有效工具，而且成了排斥其他文化的有效手段，例如在快速的现代化、全球化中，上海的媒体出于担心强调要保护“上海话”，但有一些人就指出“强调纯正的上海话，作为一种识别标记，很可能有上海原居民要保持对新移民的心理优势的潜在动机在。这种潜在心理对上海实现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的宏大目标是有负面影响的。”[30]更有不少地方城市借助于大众媒体争夺一些“传统资源”，相互之间产生了“恶性竞争”。 其次，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在许多媒体看来，传统的自然、亲情和温馨的“家园形象”固然令人向往，但传统生活毕竟与现代生活相去遥远，老灶头、箍桶匠这些“传统”，实际上已无法适应现代生活，即使还存在的“老传统”，有不少也与现代世界格格不入。报纸、媒体也记载了许多城市“老传统”的尴尬境地。例如一篇《驻颜有术看古城》的文章一面称赞了“老苏州”的美丽，随后却对老城区有了抱怨：“韶光流逝，沧海桑田。时隔一千多年，如果白居易再次光临苏州，看着那拥堵的车龙人流，狭仄的百姓居室，恐怕不会有‘平铺井邑宽’的赞叹了。在14.2万平方公里的古城区中，拥挤、破旧、污染、堵塞已经成为令人头痛，拖社会发展后腿的严重问题。时代把一个大题目摆到了当代人面前：苏州古城向哪里去？古城的保护和发展如何寻找最佳结合点？”[31] 更重要的是，传统的胡同、四合院和弄堂生活，或许并没有媒体和大众所宣扬的那么充满诗意、温馨和田园情调。中国社会科学院曾对“大栅栏”这样的老城区进行了实地调查。结果发现，位于北京市中心宣武区东北部的“大栅栏”已经成为“典型的贫民窟”： 大量居民日均生活费不足8元。调查披露，截至2005年6月，大栅栏57551人常住居民中，60岁以上的达9914人，占17%，残疾963人，失业登记4427人，社会低保929户，共1946人。外地女嫁北京人的277人（大部分北京男人是残疾、无职业、无收入、吃低保）。人群结构呈现社会困难人群的特征。大栅栏人口密度大，居民居住拥挤，某住户3口住房仅为4.8平方米，女儿出生后父亲只能睡在躺椅上过夜；街巷狭窄，火灾隐患多，最窄的钱市胡同只有82厘米宽；社会治安混乱，珠宝市、月亮湾的110报警占全地区的70%以上，黑三轮、黑导游屡禁不绝。[32] 这个“老北京”已完全不是媒体和公众所想象的一个充满闲适、温馨和乡土诗意的北京，相反是一个吵杂、混乱和毫无诗意的世界。在这里，人与人之间冷漠无情，互相敌意。出现这样情况主要还是“城市化”的压力，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大多集中在老胡同里，学者陈平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说：“由于历史的原因，大部分四合院已经沦落为大杂院，在那里生活的北京人，对专家们所论证的四合院建筑的美感没有真实的体会，只知道其脏乱差。反倒是文化人，出于某种理念，一直呼吁保护四合院。你让老百姓投票，看他们要那些未经改造、没有现代设施的四合院，还是宽敞明亮的高楼大厦，恐怕很多人会选择后者。”[33]媒体和文人对“老北京”的想象，与胡同的实际状况显然有很大差距。 所以，“传统”必须要面对“现代世界”。在现代面前，传统要么消失，要么适应现代社会而加以改造，媒体也不仅要发现和挖掘“传统”，还要参与“传统的改造”。例如《常熟日报》2009年刊登了一副摄影照片，照片的标题是“古城今韵”，所配的简短文字用一种自豪的口气介绍常熟古城改造后的效果：“近年来，常熟古城在悄悄发生变化，原有破旧不堪又窄小的老道，已在古城保护改造过程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粉墙黛瓦的江南民居，水乡风韵跃然眼前。”[34]许多“传统”经过“改造”得以重新彰显，获得了“新生命”。北京的南锣鼓巷、苏州的平江历史古街、平遥南大街、哈尔滨中央大街、黄山顿溪老街、拉萨八廓街等老城街区都是被媒体誉为“旧城改造”的典范。 不过，尽管媒体和社会都越来越重视保护和改造传统，大量的传统得以“复活”，这些传统和真正的“过去”还是有本质的差别。比如苏州的历史平江古街区，尽管被媒体看作是“传统”改造的典范，但也有人批评，这个“历史古街区”实际上也有点变味，因为平江历史古街的改造被一些人认为主要是出于旅游和商业目的，许多原住人口都被迁走（有475户居民被迁离），这个古街区已经失去了原来的风貌。[35]不少媒体也把改造后的“南锣鼓巷”看成是“老北京”复活的典范，因为在这里还保留着完整的“老北京风情”，这些“老北京风情”不仅吸引中国人，而且还吸引了无数外国游客：“在南锣鼓巷两边的胡同里，到处都能看到长长的胡同游三轮车队伍，外国人饶有兴趣地游览保存如此完好的老北京风情街景”。[36]虽然经过旧城改造以及媒介宣传，“老北京风情”得以“复活”和“再现”，但这个“传统”并不是过去的延续，相反，被保留和改造的只是一部分而已，传统不再是一个整体，而是是零散的、琐碎的。许多被保存和改造的“胡同”、“四合院”，同样零星地散落在新的城市群中或者湮没在新的城市空间里，所以有人指出： 北京的四合院和胡同的涵义已不仅仅是建筑物本身，而是与北京人的生活方式、人际交往方式密不可分的。很难想象，没有了四合院和胡同，还能有京韵大鼓的神韵和卖豆汁的 吆喝声，也很难想象在一个现代化的广场上能够让天桥的杂耍和叫卖声真正重现、长盛不衰？[37] 最后要指出的是，被改造的胡同和四合院，虽然给现代都市人提供了一个可以寄托怀旧梦想的场所，提供了一种大都市所没有的浪漫诗意，人们在这里可以短暂地重温和体验往日的“胡同生活”，却无法真正走进“过去”。《青年时讯?双城》，曾刊登一组《私藏北京：小街巷里的甜蜜小日子》文章，介绍了几个值得去的老北京“小街巷”，这些“老北京胡同”都是经过重新改造，文章配上了这样的文字：“在北京生活的达人们，都有自己私藏的心水小店，幽静的小咖啡馆、文艺腔的酒吧、风景绝美的餐厅、拥有独家商品的小店……善于发现的人们在北京数不胜数的胡同小巷里找到了大都市里的另一种美好时光。”[38]胡同、四合院过去它们是普通北京市民的生活空间，现在却变成为人们提供了大都市里的另一种美好时光的场所，摇身变成了各种各样的小酒吧、咖啡店、餐厅和商品小店，是厌恶大都市生活的达人们闲暇好去处。就连南锣鼓巷也不例外，摆脱了过去的“平民身份”，变成了现代化、摩登化的“中产阶级胡同”，它们被改造成适应现代和后现代都市空间的新场所，日益成为现代消费社会的象征。甚至有些四合院，摇身成为明星向外界炫耀的上流“豪宅”，离普通的北京市民越来越遥远。 总之，发现、改造和创造传统，从某种意义上并不是为了简单地保存“传统”，也不完全是抵抗全球化和现代都市文明，相反，“传统”并不是传统“本身”， 大部分的传统都无法“原汁原味”，许多许多“传统”的创造正是为了适应全球化和现代化，大量的传统被改造、挪移和美化，以适应现代消费社会的需求。传统文化变成了德里克所说的那样：孔子变成了东方的“钱袋”。[39]在此过程中，甚至出现了大量的“伪传统”，例如《苏州日报》就曾经对苏州市“山塘历史文化保护区修复性工程”的一些做法进行了一场“讨论”，因为这次修复要根据曹雪芹的《红楼梦》在山塘街重新修复一座“葫芦庙”，有人就尖锐地批判说：“再逼真的新葫芦庙，也是假古董，真的‘葫芦庙’是无法复活的。因为一种千年历史沉淀的文化，不是朝夕间能用金钱堆砌起来的，即使建成，也是经营企业商业开发的盈利性产品，而非用心合理地保护古代文化遗产。”[40] 结 语 于治中也在《读书》上发表了《全球化之下的中国研究》一文指出，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实际上无法离开世界历史的语境讨论“中国”：“我们无法跳出世界历史的语境讨论中国，更无法在西方之外建构出一个自给自足的中国。们对自身的认识，对传统的发现或再发现，事实上并不完全受制于过去，更重要的是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的现在与设想我们的未来。过去并非与现在对立，而是作为未来的一个部分而存在。”[41]中国城市本土文化传统的复兴，本身就是全球化的产物。德里克说：“东亚进入全球资本主义所伴随的不是对东方主义的否定，‘东方人’自己东方化，从而使东方主义变得神圣。”[42]。传统本身也是随着时代而不断变迁，并没有恒古不变的“传统”。所以大众媒体在重建“传统”时，其实应该强调了传统与现代社会、传统与全球化之间的对话关系，而不是对立关系。 大众传媒论文:大众传媒公共政策论文 一、大众传媒在政策议程中的作用 1.在《公众舆论》一书中，向公众描述了大众传媒影响现实世界和人们头脑中的事件的重要性，后经美国传播学学者的研究形成了“议程设置功能”的假说。1972年，麦库姆斯和肖于在《舆论季刊》发表名为《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的文章，主要观点是：大众传播具有一种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简言之，大众传媒可以促使政府改变考虑问题的先后顺序，引领政策议置的建立。大众传媒常常利用其掌握的传播媒介，大量某一社会问题的相关“公共议题”，利用网络媒体受众量大、传播速度快、涉及范围广、办事效率高的优势，吸引公众的眼球，引导社会公众舆论，逐渐形成一个庞大的舆论群体。对同一议题感兴趣的群体可自行进行沟通交流，并且之后可能能够形成一股舆论或社会风气思想的浪潮，使该议题逐渐转化为群体议题，再经过不断变化发展，其影响范围能够扩大到整个社会，于是便形成了公众议题，进入政府视野，最终促成政策议程。大众传媒的出现使得议程设置的反馈更迅速，互动交流更多，能又快又有效地达到理想中的传播效果。大众传媒利用自己独特的观察力，以及自身的导向作用，对社会中的某一问题进行频繁报道和讨论，影响受众对该问题内容及性质的认知、态度，进而影响政策议程的建立。利用大众传媒构建“第二现实”，使政策制定者不得不关注本问题，是社会或公众问题进入政策议程的重要途径。 2.近年来，“宰客门”等公共事件接二连三的的报道，形成舆论焦点，致使全民沉思道德滑坡到底应该怎么处理，国家应该好好处理这些事情，致使中央政府针对这一系列问题也作出了应对之策。在这一大背景下，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显得极为重要，学雷锋活动、互帮互助等活动开展起来，鼓励社会公民要坚持做好人好事，而且中央政府制定了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旨在调动公众参与全民做好事的积极性，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和先进文化。随着互联网的兴起，“意见领袖”这一代名词出现，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并对现实社会中的舆论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引起了包括政府部门在内的多方重视。意见领袖应带头规范自身言行，引导主流舆论价值观，理性运用媒介传播，从而推动大众传媒与公共政策的协调发展。大众传媒对议程设置也有一定的消极影响。由于没有明确“把关人”的存在，一些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容易造成谣言的泛滥。信息的过度重复与转载，导致信息混乱，过多的信息轰炸易使公众产生疲劳感和无聊感，整个传媒界将面临失控危机。由于自身特点不同，个人设置的议程主题可能会受到盲目围观，易产生负面偏执影响，同时舆论可能会出现一边倒现象，影响司法审判的公正。因此，对于大众传媒在政策议程中的作用，我们要全面看待，在知道其具有推动作用的同时，也应该了解存在的一些弊端。只有全面了解大众传媒，我们才能更好地利用它为议程设置服务，创造一个良好的公众互相交流的平台，从而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有序，实现大众媒介与政策议程设置的完美结合。 二、大众传媒影响公共政策的评估 大众传播媒体利用自身信息传播、接收信息迅速的优势，向公众及时传播事件的真相，引发受众相互交流，大众传媒通过自身的直接评估间接影响政府和公民对公共政策的总体性或局部性认识，从而可能引发公共政策的调整。在这一过程中，大众传媒扮演着政策评估主体的角色。大众传媒的出现实现了政策制定与公众的双向互动，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公众可以参与其中，打破了先前决策者独断专行的局限性，以保证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如果一项政策方案在出台前没有得到公开与公众的充分辩论，那么这项政策就很难实现所谓的公平公正公开。公共政策的效果怎么样，社会公众的评价是十分重要的。大众传媒将公共政策从各个方面传达给社会公众的同时，也会从各个角度对公共政策进行剖析，为公众提供可以参考的依据。同时，大众传媒也为某一政策的评论提供了平台。意见收集和反馈涉及到公众对公共政策的认可度，是政府进行政策再制定时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大众传媒为公共政策的评估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其能够对事件进行深入报道，同时可以发表有倾向性的评论，尤其是会对政策的不良后果进行评估，引导公众进行舆论监督，指引政府对公共政策进行调整。例如，北京市政府从2004年3月1日开始就《房屋租赁管理办法》（草案）在各类媒体上公开征求市民意见，结果在收到的246条反馈意见中，大多数公众反对。北京市政府经过认真分析，尊重了公众的意见，最终决定对草案推迟出台。可见，大众传媒及其公众对公共政策的评估及意见，将对政府的公共政策发展演变产生深刻的影响。大众传媒业承担着巨大的社会公共责任，不仅深刻影响着公共政策的合理性、公共性、有效性，也是公众参与公共政策评估的重要平台。大众传媒出于自身的职业责任感，抱着对公众、社会、政府负责的态度，会对社会各领域的活动进行及时报道传播，并在这一过程向公众做出解释说明，引导社会舆论；同时也会将偏离社会规范和公共道德的行为公之于众，引领社会谴责违反者，旨在规范社会道德秩序。当某些问题被公开之后，公众与政府会受到“制度性的压力”， 三、结语 因此会主动改正自我。在这个过程中，大众传媒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现在，我们身处网络时代，大众传媒已成为政府与公众进行互动交流的纽带和桥梁，是政府和公众之间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中介角色。希望大众传媒能够秉承自身原则，正确引导公共政策的发展方向，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和谐发展。 作者：杨娇娇单位：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大众传媒论文:大众传媒思想政治教育论文 一、大众传媒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产生的积极作用 (一)教育内容更加丰富多彩随着科技的发展，大众传媒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得到了发展和普及，同时，人们获得的信息量也在急剧攀升，各种文化和思想在人们的生活中广泛、自由地传播着，使得人们的思想不再闭塞。 1．及时地报道国内外各种重大事件。这些报道使得人民群众可以及时了解世界局势以及国内外形势、政策的变动，了解党的一系列方针和政策，有利于人民群众树立正确的形势政策观。如在“2014全国两会”上，许多委员把通过网站和博客等形式收集到的民情、民意反映出来，各类媒体也以各种专题的形式将会议精神及时地传达给群众。国外的各种重大事件通过卫星以及网络也能在瞬息之间传到全球的各个角落，使得人们足不出户，就能知晓天下事。 2．宣传社会发展动态。近年来，我国的各项事业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人民的生活水平逐年提升，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大众传媒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的重大成果进行了大力的宣传，如载人航天飞船上天、奥运会与世博会的成功举办等，让人们看到了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和科技发展所取得的进步，从而能够激励人们更加努力奋斗，坚定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 (二)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地域以及数量的改变以往的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主要集中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坚力量，如党政干部、学生、军人、国企职工。除此之外的其他群体获得信息和受教育的程度则会受到限制。但大众传媒的迅速发展与普及打破了这种信息传递的受阻现象，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实现了全球的信息共享，人们通过互联网可以自由、平等地获取信息和知识。不得不说，大众传媒以其高效的传播方法与手段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广泛地普及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之中，极大地扩展了思想政治教育对象覆盖的深度和广度。 1．扩大了教育对象的地域范围。改革开放初期，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以及广电网络覆盖率的影响，国家的思想主张与政策法规在农村得不到宣传，大部分农村成为了大众传媒覆盖的盲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大众传媒在农村得到迅速发展。如今，大众传媒在我国已经基本实现了全方位覆盖。人们无论居于何地，都可以随时通过大众传媒接收信息。我国大众传媒业的快速发展使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地域范围不断地扩大。 2．使得教育对象数量得到增长。据统计，我国的网民数量从2001年6月到2006年6月，仅仅5年时间，增长了3．67倍。改革开放之后，农村大众传媒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农村居民成为大众传媒新的受众和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潜在的教育对象。大众传媒的快速普及和发展使得其思想政治功能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通过大众传媒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员数量在不断增长。 (三)思想政治教育途径的多样化在大众传媒的作用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途径不再仅仅以人际传播为主，而是通过广播、报刊、网络等传播媒介多角度、多元化地传播给受众，这样受众就会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影响，从而使得教育途径可以多样化发展。现今，人们的生活压力在不断地增加，产生的心理问题也在不断增多，这时架起主客体之间心灵桥梁的大众传媒就起到了相应的作用。大众传媒可以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成为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催化剂，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深入到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内心世界，解决其存在的心理问题。 二、大众传媒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产生的消极影响 (一)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价值取向的偏差和行为失范当今社会，大众传媒作为“守门人”的社会功能在逐渐弱化，对于信息没有起到筛选的作用，不管什么性质的信息都可以传播，传播多少以及怎样传播都没有限制。美国著名传播学者维尔伯?施拉姆在对美国大众传播媒介进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指出:“大众传播主要被用于娱乐所占的百分比大得惊人。几乎全部美国商业电视，除了新闻和广告(其中很大一部分也是让人消遣);大部分畅销杂志，除了登广告那几页;大部分广播，除了新闻、谈话节目和广告;大部分商业电影;还有在报纸内容中，越来越多的部分都是以让人娱乐而不是以开导为目的的。”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种媒体为了生存和发展不得不走向市场，在转变经营方式的同时，使得自身的价值取向也发生了变化。为了提高发行量和收视率，大众传媒变得越来越世俗化。为了争夺受众，很多媒体在传播过程中侧重于扩大娱乐性，加大对受众的感官刺激，再加上监控技术的不完善，进而导致受众个体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偏离了社会主导的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特别是使得没有完整辨识能力的青少年出现了道德意识的扭曲和价值观念的偏差。例如，备受青少年追捧的很多美国好莱坞影片中就渗透着典型的资本主义式的文化形态和价值标准。受到这些影片的熏陶和影响，一些青少年对现实生活产生了极度的不满情绪、扭曲的价值观念和严重的心理失衡，这些都非常不利于青少年身心的健康发展。 (二)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心理和社会交往受到冲击大众传媒将传统的人际传播方式转变为人与媒体、机器的交流方式，这就使得受众在人际传播过程中无法感受到对方通过表情、语气以及肢体动作语言传递的丰富情感，从而造成了人际关系以及情感的冷漠，甚至造成情感或者心理的错位，特别是互联网在生活中的广泛运用导致许多心智尚未成熟的青少年为了逃避现实生活而热衷于网上交际。据我国互联网调查数据显示，在平均每周上网时间超过5小时的人群中，13%的人会减少与朋友、家人的相处，26%的人会减少与朋友的言语交流，8%的人逐渐与社会隔离。长此以往，这一群体的社会适应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会逐渐下降，他们甚至会对亲情、友情都变得冷漠，从而诱发人际障碍。青少年正处于生理、心理发育不成熟的阶段，社会化程度较低，网络世界又是吸引人的虚拟世界，因此，青少年若徜徉其中，很容易迷失在“网络的丛林”中。 总之，在现代信息社会，大众传媒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积极作用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要努力发挥好大众传媒的积极作用，根据大众传媒的规律，消除其消极影响，从而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断地向现代化的发展轨道上推进。 作者：李继民赵心瑜单位：吉林建筑大学 大众传媒论文:传媒对少儿文学表现的影响 本文作者：孔凡飞作者单位：沈阳化工大学 实际上，大众传媒与文学之间是一个相互影响和渗透的过程，只不过在今天，大众传媒的强大优势让其对文学的影响更为扩大。“文学在大众传媒的力量作用下发生的变化更多更大，也更为深刻，表现出文学对大众传媒这一强势文化力量的趋附和大众传媒对文学内部的深度进入。这既是大众传媒时代大众传媒掌握文化领导权的必然结果，也是市场经济时代的文学，作为文化产业构成部分的文学所做出的功利性选择和商业化的转化。”［7］大众传媒不仅通过改变文学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从外部对文学的艺术表现进行干预，同时，它也以媒介本身的技术条件，通过普通使用电脑及网络，无形中对文学创作的内部进行改变，从而让文学创作在思维、内容、表达方式、审美趣味及语言的运用上都发生变化。 对创作思维的影响 在大众传媒的时代，电脑成为作家写作的重要工具。正如有专家预见的那样，“在电脑上书写不仅使作家的书写方式发生变化，而且影响到作家的创作方式和思维方式”［8］。但是，这种影响隐晦而不易察觉。从用笔书写变为用电脑书写，是书写的一次技术革命，但对思维影响而言，则有可能是灾难性的。用笔书写是文字在头脑中不断建构形象的过程，而电脑写作则是用手指敲打键盘，仅仅是文字的输入过程，作家关注的是文字呈现的过程。传统的文学是用笔逐字逐句的创作过程。在写一篇作品之前，作者需要想好如何开头，如何结构作品，如何结尾，是一个完整而严谨的过程。写作思维是一种线性的思维方式。而电脑写作则打破了线性思维的结构，可以发散性思维进行，因为电脑带来了思维空间的开阔性和思维结构的高速性。再加上网络上寻找资料的方便性，作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在网络上找到更多需要的资料，只要对其进行简单的复制就可以完成，这就削弱了作者对资料的深层加工。在用电脑写作过程中，可以不断地增添或者删除内容，甚至可以先写其中一个部分，再写其他部分，然后再连接成一个整体。电脑写作带来的一个负面效应就是可能造成文学创作的浅表性，不追求作品的深度，故事有大众化倾向，甚至出现某种程度的模仿他人或模仿自我，这也被成为“备份式写作”。“备份式写作以一种复制的众多性取代了创作的独一无二性，追求标准化、程式化，它使陌生的创新变成庸俗的成规。”［9］不可否认，近些年辽宁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可谓丰富，然而真正能够产生影响的却寥寥无几，尽管作品的销售也很可观，但大多数作品都被湮没在儿童文学创作的滚滚滚洪流中，如前文提到的那些迎合市场而创作的魔法系列就是如此。可以说，这些作品都不约而同地呈现出故事的大众化倾向，缺乏独特的生活体认，作品也缺乏相应的深度，塑造的都是魔法、巫师形象，不可避免地有雷同的印象，更何况J?K?罗琳的珠玉在前。作家自身也会就某种题材出现雷同。如刘东的“奥运小子”系列中，他创作的《闪电手的故事》和《林大脚的故事》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有“标准化”的趋向。主人公一个打篮球，一个踢足球，在他们的各自生命中都有一个精神上的引路人出现。《林大脚的故事》中出现的是球星李皓，而《闪电手的故事》中出现的是坐轮椅的女大学生赵越。主人公都在一系列故事中体味到运动对人生的意义。而同一系列的其他几位辽宁作家的创作似乎也没有逃过这样的“标准化”趋向。同样，薛涛的那部具有文体突破意义的“山海经系列小说”，也有同样的问题。三部小说分别和中国古代的三个神话故事“盘古开天”、“精卫填海”、“夸父逐日”相对应。而小说中的主人公都穿越现代与古代，小说的构架都是相同的，这和真正意义上的幻想小说中的“新神话”模式是有一定区别的。尽管该小说开拓了中国本土幻想小说的新领域，但却因故事构思的同构性稍显精致有余而大气不足。电脑化写作对创作思维的这种影响，让人觉得写作似乎可以批量化，而不是创作。正如马克?波斯曾担心的那样，“电脑写作清除了书写中的一切个人痕迹，而使所有的东西变得非个人化了。”［10］个人化是文学创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尺，它标志着作者个人风格的形成，个性精神的独特展现。而电脑化写作导致的写作思维的改变，“备份式写作”的形成，会让文学趋于平庸。 对文学表现方式的影响 文学的表现方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日新月异、手法多样、文体的交融、文本的超越，成为今天的文学创作的一道新的风景。新闻报道是大众传媒的重要载体，新闻报道以及时性、真实性和典型性而著称，而生活在当下的人们似乎更愿意通过新闻报道来体会喧嚣的现代生活。因此，在大众传媒影响下，新闻语言的叙事方式对小说的叙事影响越来越大。这种小说新闻化的叙事方式在成人文学中屡见不鲜，但对于儿童文学来说，这种新闻化的叙事还没有形成规模，毕竟儿童文学就其语言来说有其特殊性。但是这种创作倾向却在某些作家那里得到印证。刘东的那部获奖无数的《轰然作响的记忆》就是此类作品。该作品由12个独立的故事组成，号称“中学生的口述实录”，作者将其称为“采访小说”。该作品以纪实的新闻手法向读者讲述了12个少年的成长故事。每篇作品的后面都附一篇作者手记，这更增加了作品的真实性与典型性。这或许也是这部作品受到舆论好评的原因。单瑛琪的“小哥俩儿”系列，则在作品中赠送与作品内容相关的视频光盘，让读者在读书的同时还可以通过播放光盘进入到游戏当中，从而使文学创作超出原有的文本，形成“超文本”。这种文学文本与视觉文本的互动，开拓了文学表现方式的新类型。而实际上这种超文本的形式可能会成为未来图书出版的一种新形势。大众传媒对作者和读者审美趣味产生重大的影响。文学的写作和阅读在大众传媒流行之前，一直被视为一场高雅的精神活动，甚至有“贵族化”的趋向。然而，在大众传媒的时代，文学的消费者追求的不再是细细品读作品的高雅情趣，相反，追求最贴近自身生存状态的生活趣味，追求阅读作品传达出的感官快乐，成为一种常态。有学者认为，“他们更喜欢在都市的奇异故事与刺激的场面中寻求感觉与情感的通道;他们更倾向于欣赏节奏欢快、情节突变、充满荒诞、惊险场面的‘艺术品’。”［11］其实，儿童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是强调其故事的轻松有趣，倡导“游戏精神”，这或许和大众传媒时代的要求不谋而合。辽宁儿童文学的创作曾一度以深沉厚重而著称，但是，在大众传媒时代的背景下，生活化和娱乐化的创作也层出不穷。董恒波的那些以幽默著称的创作如《清明时节》《危险的实验》等反映城市少年儿童生活的小说作品，在惊险而轻快的叙事中，让读者体验快乐，感受成长。单瑛琪的“小哥俩儿系列”是强调游戏精神的作品。故事以情节的欢快、荒诞而著称，一对双胞胎兄弟的那些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让读者感受着成长的可爱与稚拙。这是当下非常流行的一种低幼儿童文学创作的方式。而以刘东的《称心如意秤》《镜宫》等作品为代表的创作，大多讲述生活在城市中的少年，在一系列奇异的经历中寻求成长的过程。《镜宫》通过主人公南海进入电脑网络中一个被称为“镜宫”的网站，实现不同人生交换的目的，而在一次次的人生交换的过程中，他体味到成长中所要面对的亲情、友情和爱情等等必须面对的问题。故事本身很吸引人，在和主人公一同交换人生的过程中，读者似乎也寻找到一种情感宣泄和体验的过程。 对文学创作内容的影响 大众传媒改变了人类社会的面貌和生存方式，同时也意味着今天的生活本身是丰富多彩的。以往儿童文学似乎一直围绕着家庭与学校讲述故事。而大众传媒的背景下，儿童文学的创作也呈现出新的时代内容。辽宁儿童文学的创作就内容而言丰富多彩，涉及到广泛的社会生活。于立极的系列以反映中学生内心的“心理咨询小说”，如《自杀电话》《生命之痛》《心结》等从心理学的视角介入，关注了社会转型时期当代中学生的内心世界以及遇到的心理问题。作品讲述了这些学生如何走出内心的阴影，回归正常的社会，他们为当下正在成长着的青少年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样本。此类的作品还有薛涛的《正午的植物园》等。尽管进入和平年代，然而，战争的阴影并没有过去，辽宁儿童文学作家在战争题材上有着非常深刻的挖掘。比如车培晶《沉默的森林》《老骡，老骡》《红麻山下的故事》等、薛涛的《满山打鬼子》《庚子红巾》等，这些作品一如既往地关注着战争时代少年儿童无法回避的逆境、创伤和苦难，并试图通过对这些苦难、逆境的刻骨铭心的描写，塑造少年儿童的英雄群像。关注当下的热点问题是辽宁儿童文学的自觉追求，如于立极的《在高高的楼顶上》关注了农民工的问题;许迎坡的《寻找爸爸的天空》关注了下岗工人子女的自强自立的社会问题;董恒波的《同一个梦想》关注了当下社会环境对校园生活的入侵;常星儿的《回望沙园》关注了沙漠地区少年成长;薛涛的《黄纱巾》等作品关注了父母离异对孩子内心的影响……应该说，在大众传媒时代，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一些新鲜的题材作为作品的内容，丰富了儿童文学表现的艺术空间。张邦卫认为，“只要文学还反映社会，反应生活，由社会中的人创作与阅读，那么，它就难以摆脱媒介强权意志和媒介文本的诱惑性主导，文学生存与生态环境已不可避免地萦绕着媒介的话语及其声音，有时候甚至是一种制约与限制、解放与提升的关键因素。”［4］177应该说，大众传媒作为一种传播手段，在给文学带来负面影响的同时，也给文学的发展带来新质。值得庆幸的是，辽宁儿童文学总体上而言，还是保持了纯文学创作的立场。很多作家仍然坚持文学的诗意与优雅，并为之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作家们努力消解大众传媒给儿童文学创作带来的制约与限制，尽可能利用大众传媒让儿童文学创作得到解放与提升，在大众传媒的背景下传承着“文学的薪火”。 大众传媒论文:大众传媒人文环境的影响 一、人文环境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人文环境对区域经济发展意义重大。一个城市经济的发展会推动人文环境的优化，而良好的人文环境也会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美国著名的经济管理学家德鲁克说：“今天，真正占主导地位的资源以及绝对具有决定意义的生产要素，既不是资本，也不是土地和劳动，而是文化。”良好的人文环境会带动当地旅游、餐饮、交通、商业等相关产业的迅速发展，人文环境已经成为一个地方经济发展最大的潜在资源，成为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核心要素。 二、大众传媒建构人文环境 大众传媒最主要的作用是提供信息、引导舆论、监测环境、指导工作等方面。谁提供的信息最有价值，速度最快，最能吸引受众的眼球，谁就掌控了受众的注意力，从而才能形成自己的影响力。美国著名学者迈克尔?高尔德哈伯指出，在网络信息社会，物质和信息都不稀缺，稀缺的是什么?是注意力。传媒把新闻产品售卖给受众时，他们同时也获得受众的注意，正是由于大众传媒的这种“注意力”和“影响力”才凸显了大众传媒在建构人文环境上的优势。大众传媒建构人文环境主要表现在对内、对外宣传上。对内宣传，塑造良好的人文环境，可以稳定和发展“内部资源”，为引进持续稳定的“外来资源”打下坚实的基础。内部人文环境塑造的好坏关系到能否把人们一时的“注意力”转化成长久的“影响力”，是一地区能否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对外宣传，为本地区打造一个良好的人文环境，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增强本地区的“影响力”，吸引更多“外来资源”。同时，大众传媒也必须先做好自身建设，才能在建构本地区人文环境上发挥最大的作用。有一定影响力的媒体传播，才能吸引最大的注意力，这对一个地区的主流媒体质量提出了一定要求。 三、衡阳大众传媒建构人文环境存在哪些问题及对策 衡阳市是资源相对短缺的城市，人均资源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一半，到2010年全市能源缺口达8%，土地供应也日趋紧张。物耗、能耗比较高，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还有些不合理，正是由于自然资源的相对短缺和发展中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挖掘好人文环境这一强大的“潜在资源”十分必要。衡阳市有其特有的区位优势，是南北交通要道，而且也是一个具有浓厚文化底蕴的城市，有着自己丰富的文化传统和人格特征。如以南岳为中心的旅游文化、佛文化等对促进衡阳市经济发展、提升城市的注意力和影响力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近些年来，衡阳市经济已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但是，由于历史原因，作为潜在资源的人文环境，并没有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一）衡阳大众传媒建构人文环境存在的问题 衡阳大众传媒业以衡阳广电和衡阳日报社为主，这两大传统主流媒体在建构衡阳人文环境方面，起着主要作用。衡阳的大众传媒业随着经济的发展在不断进步，但在建构衡阳地区的人文环境上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1、政府对人文环境的投入和认识不够大众传媒要建构好人文环境，必须以本地区现实存在的人文环境为依托。一个城市的人文环境主要从城市的硬件设施、人们的精神面貌以及制度政策这三个方面体现。 （1）政府对城市硬件设施投资力度不够。如果一个城市，所到之处，绿树成荫、花香遍地；所见之人，精力旺盛、激情满怀，仿佛创意会随时涌出。这样融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于一体的生活环境给人轻松、自由，能够激发人的想像力和创造欲。衡阳的城市建设这几年在不断改善，但相较于其它城市其发展速度很缓慢，城市环境、交通、建筑等硬件设施都不完善，离舒适的居住环境还有一段距离。 （2）政府对建构人文环境认识不够。政府在对人文环境认识的欠缺主要表现在精神层面和制度层面。政府对精神文化建设有所忽视。主要表现在：一、社区文化活动场所不多。文化馆、图书馆、体育馆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很贫乏，尤其是青、中年人的精神生活。很多青年人工作之余的爱好是打游戏，而很多中年人的闲暇爱好是打麻将。人们对于精神文化生活的整体认识度不够，自我意识不强，而为丰富他们精神文化生活的活动及活动场所非常少。在制度层面上，执法力度还有待加强。如城市随处可见的行人过马路乱闯红灯、乱扔乱涂乱吐现象，当众吵架、打架以及聚众赌博等等。对于这些不文明现象打击、教育力度不够。这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一个地区的人的价值取向、能力、素质等。 2、大众传媒本身的影响力不大 （1）传媒质量有待提升 有好的客观环境，没有有影响力的媒体进行传播，其构建人文环境的效果也不会明显。纵观衡阳两大主流传媒，其主要功能还停留在提供信息上，而引导舆论、监测环境、指导工作等功能还很薄弱，没有一支能形成影响力的采编团队，而最能体现和提升媒体质量的深度报道和深度评论，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很欠缺。电视节目不够丰富，采编、制作、策划、创新等能力还有待加强。同时，被派出外地采访的记者也应该承担宣传本地媒体的职责，这些记者也是一面镜子，能反映衡阳媒体的整体质量。大众传媒如不能获取更多的注意力，那么它无论宣传什么内容，宣传力度多大都不能产生效果，所以衡阳大众传媒对人文环境的传播要对区域经济发展形成大的影响，必须先提高自身的质量。 （2）媒体品牌观念不强 能否引起读者的注意力是媒体能否赢得读者的第一步，但在获得“注意力”的同时，还要将受众不“固定”的注意力转换成对传媒的忠诚度，才能生成对传媒长久的“影响力”，使传媒达到应有的社会效应。因此，媒体要推出自己的品牌节目或栏目，最大限度地对受众产生长期的影响力，扩大自己的知名度，犹如湖南电视台推出的一批批娱乐节目。目前，衡阳大众传媒在打造可以向全国推广的品牌节目或栏目方面还很欠缺，还没有能获得“固定”注意力和长久影响力的节目或栏目。在竞争激烈的时代，传媒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人气，这是获取社会和经济效益的最重要的基础。一旦传媒与市场成良性互动，受众对于传媒的忠诚度大大提高，积极的效应便大大增长。 （二）衡阳大众传媒建构人文环境的对策 1、政府以及传媒机构要对人文环境引起足够重视，加大投资力度政府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城市管理，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形成健康的社会风尚，优良的社会秩序，提升城市的形象品位，人居环境得到明显优化。当今，任何一个投资者都不会愿意到一个硬件基础条件差、社会文明程度低的地方投资。强化城市建设的法制管理，提高市民遵法、守法意识，加大执法监督力度，不断提高执法人员素质和执法水平，狠抓居民文明意识，综合治理城市交通秩序等，不断提高城市的文明程度，增强对国内外投资者的吸引力，使广大投资者乐于来投资办厂。发展和培养一批优秀的文艺工作者。鼓励和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基层、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推出更多优秀作品，提升市民闲暇时间的生活质量。发挥历史文化名城的优势，努力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投入资金，建设一批社区文化活动场所，充分发挥图书馆、文化馆、体育馆等文化阵地作用。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进一步活跃社区文化、企业文化、乡村文化、校园文化。加强文化市场监管，坚持不懈地扫黄打非，促进文化市场健康发展。 2、提升本地区大众传媒的质量新闻产品要产生影响力，必须获得受众发自内心的认同感。传媒推出的产品对受众来说要具备有用性，要获得受众对新闻产品价值的认同，并且还必须具备自己的个性化特质，这样打造出来的新闻产品才能获取自己的影响力。在内容上，对内要营造好的舆论环境，引领社会风气。人们的思想观念、精神生活是人文环境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本地区的各类媒体要在传播先进文化、塑造美好心灵、倡导科学精神和统一思想、凝聚人心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准确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等。要树立公民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引导人们追求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提升城市精神，提高城市的凝聚力、影响力和辐射力。对外要积极宣传本地区的优势产业和有特色的人文风情，突出地域特色。要打造一批专业性强的采编队伍，尤其在深度报道和深度评论的数量和质量上下功夫，推出一批有影响力的品牌节目，提升自己的知名度，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新闻质量的提升离不开采编能力强，有创造力的新闻人才，离不开正确的指导方针政策，同时还要有一定的资金投入。 3、在吸引人才上下功夫营造人文环境对人才确实有很大的吸引力。据调查，人才们普遍认为，必要的经济因素是需要考虑的，但是经济因素决不是决定人才留和外流的关键因素，最为重要的是他们能获得施展才华的广阔空间，他们的才能希望得到尊重、认可，他们的智慧能够充分地发挥。一个城市如果管理体制僵化，运作机制不规范，人际关系复杂，干什么事都要凭关系，办事效率低下，扯皮现象严重，后顾之忧繁多等因素，都是人才们最为头痛和厌恶的，也是导致人才外流现象严重的根本原因。像衡阳这样的中小城市自己培养的人才本来就很少，又大量流失，会严重影响本地区经济的发展，影响提升本地区产业发展的竞争力。现今社会，适应社会发展的各路优秀人才频频告急。要留住优秀人才，就需要加快人文环境的营造进程，改革用人管理体制与机制，从真正意义上为人才提供自由发挥智慧与才能的空间，这也是吸引人才和留住人才的关键所在。人文环境的好坏，已经成为地区招商引资、吸引人才的关键因素。它是一面镜子，能反映出一个地区人们的生活全貌，同时，它也是一个地区的门面，给人直观、强烈的第一印象。人文环境离不开政府的政策和财力支持，也离不开大众传媒的宣传、指导，更离不开公民自身的认识、觉悟，它们彼此相辅相成，互相影响。在这些方面衡阳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大众传媒论文:大众传媒与青少年价值观教育的关系 摘要：我们把用于传递主流意识的主要工具称为大众媒体，其内容主要带有预示社会价值的趋向，是一种舆论引导工具，大众媒体的刻画逐渐影响着青少年价值观教育。因此，加强90后的家庭教育观念，传导正确的思想已经迫在眉睫。 关键词：大众传媒；青少年价值观；关系研究 由于大众传播技术的巨大的作用，许多研究人员对它进行了探索和总结，持续推断和证明了大众传播技术对人类和社会可能产生一定的影响。大众传播媒介由最初被称为“皮下注射论”以及“魔弹论”，逐渐成为有限效果论和宏观效果论，还包括一些理论如使用与满足理论等，这些都是人类在认识到它的重大影响力下所做出的各种效果分析总结。然而，不管是大众传媒对人类有绝对影响力，还是有限效果论和宏观效果论，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力始终与各种传播媒介共存，让人类无法忽视它的存在，在现今媒介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大众传媒技术将会越来越多地影响着整个人类和社会。 一、大众传媒的含义 媒介一词也就是现在用的是media这个英文单词的复数形式，单数形式是medium。大众传播媒介简单地说就是传媒，它是职业化的信息传播机构，是在1920年前后出现了广播电台后才产生的名词，指在传播途径上用于复制和传播信息和符号的机械与传播组织之间的传播渠道，这些传播组织包括编辑人员的报刊、电台等等，详细的可以划分为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其中印刷类媒介包括报纸、杂志、书本等，电子类媒介包括电影、广播媒体和电视媒体。 二、青少年群体受大众传媒影响状况 根据青少年时期所接触到的媒介形式，可以将我国的大众传播媒介受众分成三个群体，即报纸广播媒体受众、电视媒体受众、网络媒体受众。而在大众传播媒介发展的过程中，青少年通常是最大的接触群体，因此青少年所受到的影响也是最大最深远的。青少年受到的影响有方方面面，婚姻观念是其中一个方面。大众传媒所倡导和报道的时尚婚恋观和时尚婚恋行为，很容易被青少年模仿并运用于实践中去。若在划分中，再细化到年龄中的话，50年代到70年代往往是报纸媒体受众，而80年代到90年代通常是电视媒体受众，90年代之后一般都是网络媒体受众。90年代之后，网络媒体的快速发展和传播使处于这个时期的青少年成了接触网络媒体最多的群体。 三、实验证明媒介内容对青少年有深远的影响 媒介内容对青少年来说，影响非常深。有关实验表明，西方国家的心理学家曾经针对媒介中带有暴力特点的节目对儿童产生攻击性行为是否有影响这一课题开展了接近十年的调查研究，800多名接受试验者都是年龄位于8、9岁的儿童。结果发现，爱看暴力节目的男孩群体跟那些不爱看暴力节目的男孩群体比较而言，在人际关系交往方面的攻击性更强。此调查还显示，9岁男孩喜爱暴力电视节目的程度跟他19岁年龄时候的攻击行为息息相关，且是正相关的关系。随着各种高科技传媒产品的出现，大众传媒的影响愈来愈强，不管其形式怎样变化，扩大规模还是内容更时髦，无一例外都表现出了对青少年日常生活的强大渗透能力，青少年的生活方式受到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作用。 四、大众传媒影响下的青少年价值观教育对策建议 大众传媒给青少年价值观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逐渐得到大家的关注。怎样合理避免大众传媒对青少年群体的负面影响，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 （1）政府应加强诱导和管理监督，促进价值观的教育。政府应该在整个社会群体达成广泛的认识，除了学校教育方面之外，家庭教育、传媒教育、有关政府公共部门也是社会教育，既有责任也应该有义务针对青少年的价值观进行正面引导。价值观教育不能作为一个孤立存在的系统，没有任何单一机构可以独立担负价值观教育的重任。所以，务必综合考虑到各个方面的作用，使他们相互协同，克服彼此之间的冲突，避免因为各种因素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降低学校价值观教育正常功能的发挥，进而导致价值观教育的低效用状态。 （2）大众传媒需要得到完善，对青少年进行正确的价值引导。社会给予大众传媒的职责是协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平衡发展，促进人的全方位发展，大众传媒在青少年积极向上的价值观方面有功不可没的影响。所以，大众传媒的消极信息内容的控制，很大程度上是由媒体的态度和努力决定的。大众传媒不但要在乐趣中教学，让学生学得开心，教师教得也开心，而且不能丢掉它所担负的社会责任。大众传媒应加强提倡行业自我约束，提升文化品位，展现出人文关怀。 （3）家庭价值观教育方法策略。家庭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比较特别，至今还没发现其他事物可以完全替代家庭对孩子的社会化功能，父母采用各种方式方法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培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具体的策略如下：在家庭中打造良好积极的媒体环境，对青少年要加强关心和培养，通过正确的方式进行家庭的建设，父母自己也要持续充电，加强媒体知识的学习。 （4）加强对青少年的传媒素养教育。传媒的素养教育或者媒介教育，就是指对受众群体传授有关广播、电视、电影或者是报刊、国际互联网等大众传媒的特性、制作技术及其产品的美学欣赏和社会学评析等方面的知识，它的目的是加强大家对大众传媒信息的分辨过滤能力、承受和抗干扰能力，学会合情合理地使用大众传媒。只有这样，才能使青少年们在学习和生活之中通过大众传媒获得很多积极的帮助，才能培养每个人的判断能力，以及根据情况采取行动的能力。 五、小结 大众媒介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我们要正确地认识到大众传播媒介对社会、对人类的生活产生的具有积极意义的正确反映，清楚它的巨大效果。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运用大众传播媒介，根据舆论引导生活，形成意识和行为，进而有一个更为全面的认识，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 作者：邳靖雯 单位：北京浓眉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建筑美学论文:浅谈中国古典园林建筑美学 摘要:在园林景观的构成因素当中,建筑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它是构成景园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古典园林对于景园建筑的造型、构图都非常有讲究。建筑与环境的关系非常的密切,不仅从建筑自身出发需要优美的造型外观,而且必须使建筑融入到整个大的园林环境当中去。因此,环境景观的和谐,这就要求建筑与周围环境的和谐。景园建筑在历史的积淀当中不断得到发展与完善,也成为中国传统园林景观造景的一个重点部分。本文着重从景园建筑的造型与构图进行阐述。 关键词:园林建筑;建筑造型;建筑景观构图 一、中国古典园林建筑 (一)园林建筑的定义与范畴 通常我们所说的园林建筑就是古典园林建筑,是建造在园林和城市绿化地段内供人们游憩或观赏用的建筑物,常见的有亭、榭、廊、阁、轩、楼、台、舫、厅堂等建筑物。 (二)我国古典园林建筑的类型及应用 中国古典园林在设计时采用了浓厚的民族风格的各种建筑物,将建筑物与自然环境相一致。 1、园亭,是供游人休息和观景的园林建筑。它的特点是周围开敞,在造型上相对小而集中,常与山、水、绿化结合起来组景,作为园林中“点景”的一种手段。2、园廊,屋檐下的过道及其延伸成独立的有顶的过道称为廊。它不仅是联系室内外的建筑,还是各个建筑之间的联系通道,是园林内游览路线的组成部分。它既有遮荫蔽雨、休息、交通联系的功能,又起组织景观、分隔空间、增加风景层次的作用。3、水榭它是供游人休息、观赏风景的临水园林建筑。其典型形式是在水边架起平台,平台一部分架在岸上,一部分伸入水中。平台跨水部分以梁、柱凌空架设于水面上。4、园桥,即园林中的桥,可以联系风景点的水陆交通,组织游览线路,变换观赏视线,点缀水景,增加水面层次,兼有交通和艺术欣赏的双重作用,园桥在造园艺术上的价值往往超过交通功能。 (三)中国古典园林建筑的功能 园林建筑尽管风格迥异,但建筑在园林中的作用基本相同,主要概括三个方面:一是突出其实用性。根据人们的休憩及活动需要而设置,如亭、榭,即可供人停留赏景,又可以按需求兼做小卖亭、游船码头等用途。二是强调其独特性,配合园内的风景来布局,形成的游览路线。在人们视线所达不到地方,园林建筑以其有利的位置和独特的造型,为人们展现出一幅幅或动或静的自然风景画,并与廊、墙、路等形成一定的活动路线。三是提升园林意境。我国园林通常在园名、匾额、楹联中反映出其意境来。四是造景,即园林建筑本身就是被观赏的景观或景观的一部分。五是作为主体建筑的必要补充或联系过渡。 (四)园林建筑的特点 第一、使用和造景,具有观赏和被观赏的特点。园林建筑既要满足各种活动和使用上的要求,又要符合园林景观布局的原则,同时,也要给人们带来视觉上的愉悦。因此,园林建筑既是物质产品,也是艺术作品。这就要求园林建筑要适合游人在动、静中观景,又要营造富于变化的景色,达到步移景易的效果。 第二、为环境服务,与自然景致充分结合。我国古典园林一般以自然山水作为景观构图的主题,建筑只为观赏风景和点缀风景而设置。园林建筑是人工因素,与自然因素有对立的一面,但如果处理得当,也可为自然环境增添情趣,这就要求园林建筑的设置因地制宜,充分利用自然地形、地貌,做到布局上依形就势。这种自然美与人工美的高度统一,正是中国古典园林不断追求的境界。 第三、园林建筑的独立性和组合性。我国的古典园林建筑一般体量较小,按大小、形状不同,具有不同的功能,根据使用上的需要,既可独立设置,又可用廊、墙、路等不同的建筑组合成一个群体,这种组合群体形成了变化多端的建筑外形轮廓,使建筑与风景相得益彰。 二、中国园林建筑艺术的美学思想 古典园林都采用古典式建筑。古典建筑斗拱梭柱,飞檐起翘,具有庄严雄伟、舒展大方的特色。它不只以形体美为游人所欣赏,还与山水林木相配合,共同形成古典园林风格。园林建筑物常作景点处理,既是景观,又可以用来观景。因此,除去使用功能,还有美学方面的要求。楼台亭阁,轩馆斋榭,经过建筑师巧妙的构思,运用设计手法和技术处理,把功能、结构、艺术统一于一体,成为古朴典雅的建筑艺术品。 建筑和园林的艺术处理,是处理空间的艺术。为了丰富对于空间的美感,在园林建筑中就要采用种种手法来布置空间,组织空间,创造空间,例如借景、分景、隔景等等。无论是借景,对景,还是隔景,分景,都是通过布置空间、组织空间、创造空间、扩大空间的种种手法,丰富美的感受,创造了艺术意境。中国园林艺术在这方面有特殊的表现,它是理解中华民族的美感特点的一项重要的领域。 中国古典园林建筑的种种美学价值让我们不得不更深一步的进行研究,以挖掘出一切有利于景观打造的元素。在以现代主义建筑为主流的今天,如何建立起古典园建筑在民众心中的影响;如何将其运用于今天的景观建设当中;如何让园林建筑继续传承下来。这将是一项意义深远、义不容辞的任务。 建筑美学论文:纪念碑谷背后的建筑美学 大脸兔对解谜类的游戏情有独钟（大脸兔温馨提示：游戏需适度，过度会伤身哟），一般通关之后就会删掉再挑战新游戏，但是有一款游戏即便大脸兔很快就通关，仍旧舍不得删掉，它就是由英国独立游戏开发团队 Ustwo 制作的手机游戏“纪念碑谷”。 “纪念碑谷”中各种各样精妙的几何体建筑林立，玩家需要通过旋转或移动建筑物部件，引导沉默的公主艾达走出碑谷的迷宫，寻觅人生的真谛。在游戏中，艾达穿越一个个神秘而又极具想象力的建筑群：不规则的结构，哥特式的尖顶建筑，或坐落在无尽的大海之中，或冒起于一弯眉月之下，或独立成栋，或交叉相连……这些美轮美奂的建筑有的是借鉴大师的画作，有的是模仿充满异域风情的建筑。下面我们就一起去领略“纪念碑谷”背后的建筑美学吧。 在“纪念碑谷”，你会发现错位的运用几乎贯穿了游戏的始终。说起错位的艺术，不能不提荷兰画家M.C. Escher ，这位传奇画家擅长空间错觉、几何拼接、悖论结构，他的作品从“不可能”的角度重新描绘了这个客观世界，给我们的主观感受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其中一幅名为《攀高和下行》的作品在“纪念碑谷”中被完美“复刻”。 而《攀高和下行》这幅作品的灵感来源则是彭罗斯阶梯。这是一个有名的几何学悖论，指的是一个始终向上或向下但却无限循环的阶梯，可以被视为彭罗斯三角形的一个变体，在此阶梯上永远无法找到最高的一点或者最低的一点。彭罗斯阶梯由英国数学家罗杰・彭罗斯及其父亲遗传学家列昂尼德・彭罗斯于1958年提出。 “纪念碑谷”的建筑充满了一种空灵且似曾相识的异域风情。游戏的创作者们搜集了许多不同风格的建筑，各种童话似的城堡、神圣的教堂，有时候只需要改变一下形状就能呈现出非常美丽的画面。如艾达公主和图腾相遇的红色城堡，它和俄罗斯瓦西里升天大教堂是不是很像呢？当艾达公主在“红色的梦境”里遇到“诅咒的乌鸦”时，她所要走出的建筑仿佛就是埃塞俄比亚拉利贝拉岩石教堂的“翻版”。 “纪念碑谷”里的城墙和高塔还借鉴了不少欧洲的建筑风格。 如葡萄牙的佩纳城堡，这座混搭的建筑的城墙部分就被运用到了“纪念碑谷”第六章的关卡里；又如艾达公主在第九关“深坑”中所到达的那个金色空间，当她走过层层叠叠的阶梯时，仿佛来到了印度的阶梯井。 艾达公主在第九关中历尽万险，终于来到了纪念碑前，这次的纪念碑放置在一个灰沉沉的地方，四周排列满了灰色的方块。孤独寂寞的艾达抬头望着天，似乎在凝望什么。而这个场景的原型就是位于德国柏林的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这或许才是真正的“纪念碑谷”吧。 虽然“纪念碑谷”只是小小的游戏，但它又不仅仅是游戏这么简单。“纪念碑谷”的主设计师 Ken Wong 说：“你经历和体验的任何东西都可以被代入游戏。”你在游戏中，发现了什么呢？ 建筑美学论文:体味建筑美学中的浓情爱意 坐标：同安镇 推荐线路：爱荆庄-青石寨 交通：因为目前没有直达式交通，建议自驾。福州市区驾车往永泰同安，可从福州高速南出口上福绍高速往永泰方向，从永泰西出口，再往同安镇三捷村。全程约68公里，需1小时15分钟左右。 青石寨的几大看点： 厅堂柱联：庄内的13副对联是青石寨特色之一，厅堂柱联全部为木刻。目前保存完好的只有厅堂大柱上的一副对联：“龙门玉带水，鸡寨锦屏山。” 挂瓦墙：带路人张建设先生指出，青石寨内的挂瓦墙（封火墙），被专家称为是最精美、保存最完好的永泰挂瓦墙之一。 牌匾：庄寨内牌匾“急公好义”为民国总统黎元洪亲笔题赠，现仍高挂厅堂之上。 6探悉建筑背后的浪漫情调爱荆庄 坐落于同安镇洋尾村的爱荆庄，始建于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后有小山做屏障，前有大片良田，秋景怡人。庄寨由外墙和四合院组成，在西南和东北角各建有一座碉堡，廊屋开阔敞亮，院落精致，这里飞檐翘脊的悬山顶加上马鞍墙的廊屋着实壮观，内院宅屋的门框雕刻也精细雅致。庄寨后方建有一排单层平房，目前仍有后人居住。南正门门楣上方有毛笔书写的“爱荆庄”三字，“爱荆”为爱妻之意，“庄”字上方多了一个点，表达对爱妻的心意。 7漫步永泰最精美庄寨青石寨（仁和庄） 位在同安镇永同公路边上的“仁和庄”，因大量采用青石建造，故“青石寨”的名号流传至今。在永泰众多的庄寨之中，始建于道光年间的青石寨，因家族拥有青石矿山，便以青石围墙、青石铺地、青石为阶，打造出占地超过六千平方，拥有并列三大院落的大庄寨。三座院落以风火墙相隔，庄寨四角各建有碉楼，跑马道则绕寨而行，寨墙上枪眼密布。据带路人张建设老师介绍，青石寨最讲究的地方在于用料精良。建筑用石多是俗称青石的辉绿石，台阶、天井和地面更是采用切割规整的大块辉绿石；寨内厅堂矗立百年的粗壮厅柱，自上而下直径相同，当年选用的木料远大于普通柱材，才能将其刨整得均匀笔直。 建筑美学论文:北京四合院建筑美学浅析 摘要：中国是有着五千年历史和博大精深文化的文明大国，在历史长河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建筑特色。随着近几年现代城市的高速发展，长期流传下来的古朴的建筑形式已经被逐步融入了现代建筑的设计中，北京四合院是中国传统民居建筑的典型代表，有着鲜明的中国建筑特色。本文通过探究传统四合院建筑美学，借鉴其精华，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建筑艺术。 关键字：四合院；建筑美学；形式美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易经・系辞上传》 早在商周时期我国古代先祖们在哲学上就有了对美学的认识，将“道”、“形”、“器”作为一个哲学命题中的三个元素并列提出，从建筑美学的角度来看是耐人寻味的。其“道”是中国哲学和中国美学的最高范畴，万物产生变化的总规律，即精神的、思维的、宏观的；其“形”是一种存在的东西，由道产生了形，由形拓展到器；其“器”是现实存在的具象的、物质的、实践的。 对于四合院建筑美学，中国建筑思想深深的刻在了四合院的一砖一瓦上，正像汉宝德先生对建筑的理解，《中国建筑文化讲座》一书里汉宝德先生曾提到“建筑是文化的产物，一个民族的文化最具体的表现就是其建筑。不通过文化没有办法了解一个民族的建筑，不通过建筑也无法真正欣赏一个民族的文化”。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想要了解中国传统的文化，就要先了解中国的传统建筑。中国传统建筑思想对于当代的建筑美学的发展也产生的重大影响。在现代建筑设计的过程中如果缺乏了美学理论的学习，一味的追求“由技入道”那么就很难研究出中国建筑精髓，当设计遭遇瓶颈，止步不前时，可通过一种转换亦或是种融会来推动我们的学习和认知。 一、形式美在四合院中的体现 中国传统民居北京四合院历史久远，虽然有些已经失去了建筑本身的实用功能，但体现在完整的建筑艺术形象中的建筑形式美，却并没有因为时代和社会的变迁而失去其美学上的价值。北京四合院延续了中国传统建筑的布局形式，一正两厢组合而成的院落，不同的空间具有不同的功能，这种四平八稳的均衡布局也恰恰体现了建筑的形式美. 北京四合院采用典型的群体式布局，体现了群体美、序列美。它在强调城市整体环境美的同时把个体建筑美纳入整体建筑环境之中。这种总体的艺术气氛又都以满足礼仪和生活实用的要求为基础。中国传统建筑运用序列设计和环境气氛，获得巨大的审美效果，对世界建筑美学思想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四合院的整体布局所映射出的建筑序列审美意匠 在四合院序列的组合上看，四合院采取的是封闭的环形结构。在四合院的布局上看，院内分配严格有序，位于整座四合院的中部偏北的位置且坐北朝南的是主房，主房前方多设有庭院。主房的后面设有后房。后房的外墙体为四合院的外墙，整个外墙空间造型封闭，不对外设置窗户。唯一供行人出入的就是在外墙的东南一隅所开设的一扇门。正厅和正房主要是建在南北朝向的主要轴线上，东西厢房通常建在正房的左右两侧。 四合院的这种结构关系和空间序列布局方式，清晰明确的反映了中国传统思想，长幼有序，尊卑有定，内外有别的儒家思想。这种序列结构深深的影响了当代人们的伦理观念。 三、伦理意蕴在四合院中的体现 作为典型的中国传统民居，北京四合院体现的是以家庭为本的儒家人伦思想，展现了封建家族中尊卑、长幼、内外、嫡庶、期服等不同等级人的生活地位和待遇。 它形成了以家庭院落为中心，街坊邻里为干线，社区地域为平面的社会网络系统。四合院这种围绕而居的空间布局形式，给北方的居民营造出来一个宁静、安全的生活空间，从使用的角度来讲，会使使用者产生很强的领域感和归属感。更重要的是，它将一整套的儒家的伦理观念完美的呈现出来，用这种外部空间布局的形式把儒家思想的礼仪人伦和社会秩序结结实实的落实在了中国人五千年的日常生活里。四、四合院的装饰材料所体现出的建筑美 1.木构架 从四合院的建筑材料上来看，在中国建筑几千年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木建筑几乎成为了中国传统建筑的代名词，无论是宏伟的宫殿，还是普通的民居，木结构体系都占绝对的主导地位。到今天，在中国一些现代建筑还是以木材为主，可见中国的古人对木材作为建筑材料的情有独钟。 四合院的建筑并不都是单单以当木构架房屋为主。从四合院的建筑结构来看，我们能够发现中国传统民居的内部结构根据其功能与形式所体现出的不同层次的美.结构层次的简单或复杂，都存在着一个“序”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结构的形式问题。 2.彩画 尽管北京四合院为木构架承重，但木质材料从外形的比例上并不占有过多面积，有很大一部分是上色之材，还有较多的青墙灰瓦。彩绘在四合院的垂花门及廊架表现最为突出，在梁、枋等部位也都可见。以红色、绿色为主题的门窗装饰， 色彩和彩画，给建筑内部的空间体验带来很好的调剂，彩画在我国可谓历史悠久，尤其是红色和绿色为主题的彩画，这个色调的特点是我国古代建筑装饰中最突出的特点之一。中国的彩画以独特的风格和特有的制作技术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并且凭借门窗典雅质朴的装饰艺术效果载人我国建筑艺术的史册。 3.青砖灰瓦 四合院内灰色的墙垣显示出建筑的厚重积淀，庄重而古朴，颜色和谐自然，与北京城的整体色调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显得不同凡响，而且与周围建筑协调统一自然地融为一体，这不仅体现历史的传承，同时也反映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 在我国，有着悠久的文明和传统文化，只要设计师激发想象力并加以运用，就一定能创造出我们自己的发展模式。在这种模式里，既有古老中国的文明式样的继承，也同时符合现代化社会的物质技术特征，完美结合并阐释着文明人性的内涵，使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现代的建筑与生活模式也成为现代化文明的源泉之一。 结语 中国传统建筑思想曾蔓延到世界各地，表现在文学、艺术、哲学、建筑等多个领域。现代时期，西方主流思想反趋着我们的思想，我们不能照抄照搬国外的建筑模式，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也是适合我们中国特色的民居。对比中西方建筑，从功能到形式，从布局到结构，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能推陈出新。结合传统的设计元素，融入西方建筑特色，把设计理念发挥到极致，把握住传统中国建筑文明的本质，将传统的精思与方法跟现代化方法及文明需求等有机结合并灵巧运用，最终找到适合中国建筑设计的创新之路。 建筑美学论文:关于建筑美学设计的探讨 摘要：本文介绍了环境美学与建筑环境美学的概念，从建筑设计的美学特征、美学语言、美学呈现三大理论视角,对建筑美学设计这一重要课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论述。 关键词：建筑；美学设计；探讨 1 环境美学与建筑环境美学的概念 建筑,指建筑物与构筑物的通称,即人类用物质材料修建或构筑的居住和活动的场所。建筑一词,拉丁文为“Architecture”,意为“巨大的工艺”,这说明建筑与艺术密不可分。 建筑设计属于现代设计范畴。现代设计包括产品设计、视觉设计、环境设计三大类别,建筑设计位列环境设计中的重要位置。“环境设计包括有室内设计、庭园设计、建筑设计、城市设计和国土设计等,它是以整个社会和人类为基础以对空间进行规划为中心的创造性活动。” 1.1 环境美学的概念 人们一般把环境分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环境美学研究的对象就是现代工业文明基础上所展开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密切交织形成的人类生存环境。美的标准应该是人类自身生存的适宜度,所以环境美学首先应该从人类生存的外部环境如森林、河流、海洋等以及对生态平衡的保护与居住地的绿化安宁等多种手法的美化过程进行研究,构成环境美学的框架。 1.2 建筑环境美学的特征 建筑环境美学就其特征来看,第一便是严格遵循建筑科学和环境美学的规律性,力求在一定的经济、建筑科学技术条件下,尽可能处理好实用空间与视觉空间、周围环境的关系,使建筑实体分割出来的实用空间组合是在空间上和谐连续变化的序列;其次便是建筑环境美学必须沿袭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建筑风格和传统,在现代建筑群的塑造上体现出时代性、民族性、地方性。当然,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们还要注重新、旧建筑群的整体协调,使整个城市的建筑,既保持历史文脉的延续性,又各具特色并展现新时代建筑风格的雄浑气魄。 2 建筑设计的美学特征 要提升建筑设计的美学水准,首先要掌握建筑设计的美学特征,而建筑设计的美学特征,又以建筑艺术本身的美学特征为依托与载体。 具体而言,建筑设计的美学特征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是实用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建筑设计的实用性,是整个建筑设计的基础与前提。建筑设计首先要充分考虑到实用性,包括建筑的内部空间适用于主体的活动需要、外部形式适应于材料的结构功能。早在2000多年前,古罗马的建筑家维特鲁就提出了建筑设计的三要素:实用、坚固、美观,这一理念至今仍不过时。也就是说,建设设计要做到实用性与艺术性的统一。例如我国古典建筑设计中的飞檐,有“如翼斯飞”之感,但它最初的设计目的并不是美观,而是为了解决采光和防止溅水的技术问题。又如故宫宫殿大门上的红门金钉,设计的初衷也不是为了装饰,而是连接木板和横串,在钉上加上帽以防雨水腐蚀。 建筑作为一门艺术,是一种固定的工程形式,必须充分考虑到建筑物与固定环境的和谐关系,例如贝聿铭1968年设计的一座64层办公大楼,其斜方形平面、四个立面全部使用玻璃幕墙,可以把整个城市街景全方位、广角度、动态性地映影出来,并可使室内室外的人互相观望,从而开了“光亮派建筑设计”的先河。 二是抽象性与形象性的统一。建筑设计的抽象性,表现在它运用象征、隐喻、朦胧等手段,营造出形式美。例如北京天坛设计成圆形,地坛设计成方形,就象征着天圆地方。古希腊建筑用刚劲挺拔的陶立克柱象征雄健的男性,以修长轻盈的爱奥尼亚柱象征温柔的女性。而欧洲许多教堂用十字形平面象征耶稣受难。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建筑设计的形象性,表现在它运用具体形象,表现建筑的形式美。例如美国纽约的TWA候机楼,用壳体组合结构,以四片薄壳展翅的形象造型,表现出“飞翔”的意境。北京奥运会的“鸟巢”,用鸟巢的形象表现“人类共同家园”的思想寓意。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则用帆船、贝壳等多义化形象,表现“意通大海”的思想内涵。 三是艺术性与文化性的统一。建筑设计的艺术性,不止表现在它的形式美、抽象性、形象诸方面,更重要的是它具有音乐性,具有韵律性、节奏性,所以建设称作“凝固的音乐”。黑格尔曾以古希腊建筑三种格式的石柱为例。说明由于台基、柱身、檐部的体积、长短、间距的比例不同,分别形成庄重、秀美、富丽的三种不同风格,这就同音乐中的倾歌、抒情曲、多声部合唱三种形式一样。建筑设计的文化性,表现在建筑艺术本身的文化内涵上。有人说:“建筑是用石头写成的史书。”古埃及的金字塔、中国的长城,都成为人类文化的标志。因此鲍列夫在其所著的《美学》一书中说:“人们惯于把建筑称作世界的编年史:当歌曲和传说都已沉寂,已无任何东西能使人们回想起一去不返的古代民族时,只有建筑还在说话。在古书的篇页上记载着人类历史的时代。” 3 建筑设计的美学语言 不同的艺术有不同的语言,建筑设计的美学语言,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是空间与形体。所有的建筑艺术,都是由建筑物的空间和形体两部分构成的,空间与形体,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既互相独立,又互相依存,各以对方的存在为自身存在的条件。而建筑空间是指利用墙壁、门窗、房顶、楼板、柱列等构成大小、开合、纵横、明暗、内外的空间组合。按结构特性分为室内空间、室外空间;按功能特性分为专用空间(私属空间)、共享空间(社会空间);按形态特性分为固定空间、虚拟空间、动态空间。形体又称实体,指建筑物的屋顶、地板、墙壁、门窗、楼顶、柱列等实在部分和物体。形体分为二棱体、正方体、半球体、棱椎体、圆柱体、扇体、不规则形体等。 二是色彩与光影。色彩的运用是构成建筑艺术的基本手段之一。建筑色彩设计,应与周围环境与建筑物特色相一致,并从功能、主人性情、审美习惯出发,追求一种色彩意境。如起居屋可取温暖型、卧室可取沉静型、贵宾室可取华贵型等不同色彩。 三是质感与修饰。质感指材料表面的质地特性作用于人眼所产生的感觉反应。质感又分天然质感与人工质感两类,并分为粗、中、细三种形式。修饰包括装修和装饰,又分为构造类、即塑类、浮雕类、壁饰类、小品类五种。建筑之所以称作艺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装修与装饰艺术的参与。 4 建筑设计的美学呈现 建筑设计的美学呈现,包括四大内涵: 一是比例与尺度。比例指物体的此一部分与彼一部分之间或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大小关系。建筑物的比例,指它的整体或各部分、各构件本身,或它们之间的大小高矮、长短、宽窄、厚薄、深浅等各方面的比例关系。如“黄金分割率”、模数比例、等差数列、调和数列等。尺度与比例关系密切,尺度指物体的形体与人体、物体各部分之间合适的尺寸关系。 二是均衡与稳定。均衡指建筑物前后、左右各部分之间的轻重关系。稳定指整体上下之间的轻重关系。建筑设计要做到均衡与稳定的统一。 三是节奏与韵律。节奏指建筑物形式要素有规律的重复。韵律指建筑形式要素以节奏为前提有秩序的变化。 四是多样与统一。多样指建筑要素之间的差异、变化而不是雷同。统一指建筑要素之间在形式上的某些共同特征和它们之间的关联、呼应、 衬托、协调关系。 5 结束语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兴起一股建筑热。广厦林立,高楼比肩。为了提升我国的建筑水准,首先应从建筑美学设计入手,也就是说,要提升建筑设计的美学品位与美学品格。为此,本文就此发表若干浅见,以作引玉之砖。 建筑美学论文:中西方建筑美学差异 【摘 要】由于中国和西方历史文化起源不同，中西方民族各自发展出有明显差异的哲学观念、文化传统、性格气质和审美心理等。这些无形的因素内在地影响着建筑艺术的文化内涵。本文尝试从建筑材料与结构、建筑布局、装饰色彩、艺术风格、美学价值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来分析中国传统建筑与西方传统建筑的差异。 【关键词】中西方建筑；文化差异；建筑美学 0 概述 建筑是人造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它既要满足一定的使用功能，又要满足一定的审美要求。中国传统文化讲求“天人合一”，崇高自然，与自然相融相生，所以，几千年来，中国建筑一直以木构架建筑房舍宫府，形成了我国独特的木建筑文化。而西方古典建筑的特点是：建筑功能比较简单，建筑类型不多， 从建造手段看主要是石结构，人们常把建筑看成是石头的史书。我们可以看到，由于传统建筑文化和历史发展的差异，造成了中外建筑审美观念上的差异。 1 中西方建筑美学差异 中国古代的单体建筑形式比较简单，大部分是定型化的式样，孤立的单体建筑不构成完整的艺术形象，建筑的艺术效果主要依靠群体序列来取得。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创立了一整套等级森严的伦理规范，直接影响了中国传统建筑的型制和布局，传统建筑讲究中轴对称的平面布局和秩序井然的伦理营构，以组群布局的方式在平面上开也体现了“儒家”的尚大精神，进而形成中华传统建筑的尚大性格。从古代都城、宫殿、寺庙、还是皇家园林以至居民的组群建筑莫不如此。从群体到个体，从整体到局部，都十分关注尺度、体量的合理搭配，讲究空间秩序的巧妙组合，营造出一种和谐圆融之美。使组群既能在远观时给人以整体性的恢宏气势和魄力，又能在近观时予人以局部的审美情趣与亲和感。 西方古典建筑，无论是埃及的金字塔、希腊的帕提侬神庙、罗马的凯旋门、印度的泰姬陵，还是西班牙最著名的吉拉尔达塔、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法国的巴黎圣母院、意大利的比萨主教堂钟塔，则更注重于单体的外部造型和体量上的巨硕突兀。它们往往以超人的尺度，极力渲染那种对于宗教的迷狂和敬畏之感。 2 中西建筑美学差异缘由 中西方建筑的差异主要是中西文化的差异所决定的，文化传统的不同反映在建筑风格上有着不同的和谐之美，也就是中西建筑文化的差异，中西不同的文化造就了中西名族不同的价值观，在建筑上就体现出不同的建筑风格：中国的建筑文化重人，中国文化重道德和艺术，中国文化重融合，同时，中国的名族风格是含蓄、和善、仁慈等多种人文风格；西方文化重物，较重视科学与宗教，重视不同时代或多种流派的独特精神。 精神现象总是与空间意识紧密联系的，大多数学者认为西方文化浓厚的空间意识，与最早发源于其特定的自然地理背景有关。作为西方文化重要发祥地的古希腊，代表了地中海文明的灿烂辉煌。浩瀚的地中海上散布着众多岛屿，互不连续，互相分立，其农耕混合制经济与渔业活动使生活在这里的西方民族对地理方位、空间布局的感受较强，极容易产生强烈的空间感受。古希腊众多的岛屿相对隔离，无形中孕育了古希腊民族的空间观念，积淀了其“纯空间”的潜意识。多变的地形，客观上在西方人观念上造成了“空间是可以被限定的、有限的”思维定势与认识模式。而生活在农耕地理环境的东方人，在平缓绵延的冲积平原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很有规律，劳作相当有序，过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循环往复的田园生活。其单一农耕型的经济结构，对四季变化依赖较大，人们容易产生强烈的时间意识。 这种不同的时空观自然影响到建筑风格的差异，中国传统（古典）建筑文化偏重于建筑群体的时间因素，西方传统（古典）建筑文化则强调建筑单体的空间因素。由于东方各民族多生息于大河流域，生活环境比较优越且相对稳定，生存环境又处于同外部世界相对隔绝状态，因此东方民族多养成清静淡泊、自然无为、温顺好养、追求和谐等文化特点。西方民族生活的地理环境较差，且生活方式不稳定，时常要与自然抗争，与外敌斗争，故形成拼搏、竞争、重实、求真等文化特点。同时，东方民族生活的地理环境属于季风气候，雨热同季，大河冲积平原土壤肥沃疏松，灌溉便利，光热水土诸自然因子组合良好，农耕生活节奏稳定而有序，遂产生“天人合一”、“中庸”等思想；希腊等地中海地区欧洲民族，气候属夏干冬雨的地中海式气候，土地贫瘠，光热水土自然因子组合不谐调（西欧的自然因子亦欠谐调），加之海上生活常常与狂风恶浪搏斗，故产生“天人相分”、“人定胜天”等思想。这种文化观念反映在建筑风格上，中国传统建筑比西方传统建筑更加注重与自然环境的和谐，风格上也相对平和、含蓄一些。 3 小结 在建筑研究中应该运用整体思维，进行纵横的比较分析。中西方传统建筑在各自思想、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不同形态，在本体认识的差异上， 中国人重视整体的和谐，西方人重视分析的差异。中国哲学讲究事物的对立统一，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的关系。而西方哲学主张客观世界的独立性，主客观分离，相反而不相成；对待自然也有着不同的态度，西方的叫作机械的自然主义，中国的叫作有机的自然主义。 在21 世纪全球化的环境中，通过比较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对建筑造成的影响，即对中西文化的差异的脉络有了基本了解，也更加明确了中西建筑在各个方面的差别和造成这些差别的原因，我们应继续加强各种文化范畴间的交流，各种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同时要保护好自己的民族和地域文化，坚持优势互补的原则，维护文化的多样性，有效避免文化的趋同性，才能实现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建筑美学论文:给排水设计对建筑美学的影响 【摘 要】建筑中的给排水工程是技术工程；建筑美学是建立在建筑学和美学的基础上，研究建筑领域里的美和审美问题的一门新兴学科，是给人感官享受的工程。给排水系统工程虽然在建筑工程中的比重不大，但是却是影响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良好的给排水系统在保证正常生活用水充足的前提下，还会给人以美的享受。本文通过分析我国给排水工程的发展历程，结合建筑美学的基本要求，探讨给排水工程对美学的影响，以期对给排水工程提供一些思路，让我国的建筑更加美观。 【关键词】给排水工程；设计；建筑美学 近一个世纪来，西方现代建筑科学一直走在我国前面。西方形式的建筑逐渐被开发、接收，中国在接收“西化”的同时，完全抛弃了古代苏州园林、皇家园林中室外水源、流水和古典建筑完美统一的理念，致使我国优秀的建筑理念被忽视。我国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30年，国内建筑也有了新的要求，下面结合基本的理念谈谈给排水设计对建筑美学的影响。 1.给排水设计的设计原理和发展历程 从设计角度来讲，给水系统的目的就是设计合理的供水压力，考虑供水的水头损失和沿程损失等问题，使用科学的配管方案，可以使各个用水点达到供水的目的。从排水角度来讲，排水系统的目的就是计算使用楼层和住户的排水当量，使用合理的配管方案，使生活污废水安全排出建筑。 我国建筑给排水有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我国房屋卫生技术设备是初创阶段，主要标志了我国开始设置给排水专业，房屋卫生技术设备被确定为一门独立的专业课程，这主要就是给各户安装水龙头，将排水分离，接入市政工程。第二阶段：室内给排水阶段是反思的阶段，主要通过工程实践，对以往机械搬用了国外经验造成了一些的失误进行总结及反思，进而形成了我国特色的建筑给排水技术体系。标志就是我们出台了给排水标工程实施标准。第三个阶段：给排水阶段是发展的阶段，这个阶段已经有了具备一定的经验的专业队伍，队伍中包括经过专业培训的设计、安装及管理人员；技术上也积累了以往的实践经验，借鉴了国外的新技术，还在专业技术上有了明显的突破及进展；组织成立了全国给水排水工程标准技术委员会及中国建筑学会建筑给水排水研究分会。主要表现：已经开始合理布局，有些设计放在隐蔽处，在设计给排水工程时，优先考虑建筑整体性，将给排水工程上升到标准化、整体化的水平。 随着人们对居住条件的要求越来越高，给排水工程也越来越重要，建筑美学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2.建筑美学的要求 建筑美学的基本要求：统一均衡、合适比例、尺度恰当、充满韵味 统一均衡：将简单、明确的几何图案融合统一起来，用这样的几何图案可以给人以统一的美感。均衡就是用对称的理念将建筑中所有的形状和细节取得相互协同的效果，用次要部门陪衬主要部门，给人一种主次分明、协同一致的美感。一个建筑的统一规范程度也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有序程度。 合适比例：人类的视觉感受对比例要求很高，比如黄金分割点就是人很舒适的视觉感受。各个建筑之间、建筑部分之间的比例要协调、合适，要有层次感，这些是人喜欢的视觉冲击效果。一个建筑的比例协调程度也反映一个社会的和谐程度。 尺度恰当：小有小的精致，大有大的雄伟。建造建筑时要考虑环境，氛围，档次，品味等因素，同时，建筑尺度的大小要有度，要恰当。这样给人舒服的感觉，美的感觉。一个建筑的尺度也能反映一个社会的度量。 充满韵味：一个建筑的韵味是最能体现美的，色泽、灵动的布局，这些都属于韵味的范围。充满韵味会叫人回味，让人熟悉。韵味的设计，要考虑文化、历史、宗教、亲情，社会等因素。一个建筑的韵味也体现一个社会的韵味。 3.给排水设计对建筑美学的影响 给排水工程是个功能性、实用性的工程，研究过程一定要科学、合理、严谨，它具有工程的所有特征。建筑美学是一个感官的工程，讲究舒适、和谐、韵味。两者有矛盾，也有统一。给排水工程是建筑工程里面重要的组成部分，必然对整个建筑美感有影响。 建筑，尤其是非景观建筑，实际用途还是人们追求的基本要求，这是前提和基础。绝对不能牺牲给排水的国家标准，降低质量来换取建筑上的美感。如果，没有给排水工程，再美的建筑，也不会让人喜欢，这就是说给排水工程是建筑美学的基础，考虑美学时，一定不能忘记这个基础。或者说，给排水工程是建筑美学很重要的一部分，没有给排水工程，建筑美学就不存在[3]。 在满足给排水工程标准要求的基础上，可以尽量考虑建筑美学的要求。在给水方面，可以根据地势走向，科学、合理的铺设管道，保障施工工程符合标准，又不破坏整个地势。排水工程这些需要建在外部的工程，要尽量以美学的观点，统一均衡，不破坏建筑的整体感觉，给整个建筑增加和谐的因素。如果有小园林水景布置，可以将传统蓝色小亭与假山石并用，茂盛的绿枝与叠级式落水相结全，小拱桥恰当地架在水面之上，并在隐蔽处用小循环泵将水送至高处，循环的水流，使空气保持湿润，环境清新，滴流的水声，给人以田园的遐想。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建造一个湖，在广阔舒展的水面上，依水设榭，有一种天然野趣，又临水安亭，跃于水面之上，玲珑而又活泼；再环水建筑厅堂楼阁，波光倒影，别有情趣。水中自由游动的锦鲤，增添了环境的天然美，渲染出平和、宁静、清新的自然气息。关于室外局部排水的设置：局部污水处理建筑物可以完全隐蔽地埋在园林绿化及鹅卵石下，卵石之上被巧妙布置了棋子状的抛光石及各种有趣的小雕塑。雨水的处理，运用新材料，新设计，抛弃过去那种铸铁的检查井盖，运用竹子或木板铺设小路，遮住下面的雨水通道，给人以美的感受[4]。 给排水工程也可以是建筑美学。结合我们古代建筑上的辉煌：屋檐的琉脊，天井的造型、水动的木轮、雨水的收集，这些不仅仅是给排水的工程，也是建筑美学的一部分，是建筑美学与给排水工程的完美统一。当下，对水的循环利用，对水的保护和收集，这些都是给排水工程的新理念，把这些理念放入建筑中，就会成为建筑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最美的一部分。 总之，给排水工程是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造美观建筑的基础。工程方面会给建筑美以影响，只要处理的好，设计科学，完全是好的影响和促进。给排水工程和建筑美完全能和谐统一，完全能在建筑美中看到给排水工程的影子。 我们古代优秀园林设计中给排水设计有许多经典的案例，如果，我们能好好从中吸取一些理念和文化内涵，结合现在技术材料，两者相得益彰。加上我们的智慧和创造，我们的建筑技术一定能重新走到世界的前列，为人类提供新的建筑体验。 建筑美学论文:生态文明视野下的建筑美学新模式探索 近年来，面对资源稀缺和环境的问题，生态建筑、绿色建筑、可持续建筑等科研层出不穷，环保、健康、生态等新概念被纳入建筑中，在满足生态的同时根据当代技术手段对建筑的空间形式进行美学法则探索。阐述了生态建筑美学是基于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协调的美学尺度，其核心领域是遵循生态的自然法则。 十八大报告指出：“我们必须树立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将生态文明建设引入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的全过程。”生态建筑美学不仅仅是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回应，更是为了促进人与自然环境的协调与和谐相处，促进当代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一、生态建筑美学 （一）生态建筑美学的概念 生态建筑美学是由生态学、建筑学、美学三大学科的有机“融合”与“共生”。“融合”是由人工建筑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一体，最大化建设发挥有利于生态效益的自然环境，尽量避免额外的反生态效应，遵循自然生态规律，实现人与自然的平衡与和谐。“共生”是以不改变自然环境为目的，也就是说，原始自然环境和生物物种不被打扰的前提下，实现生态系统的共存原则，从而有利于自然生态适应和发展。 （二）生态建筑美学的特点 1、高新技术中的新型材料 高技术处理后的低效材料，直接利用一个特殊的编织工艺形成建筑的密封结构，或构成建筑的表皮系统。2010年在上海举行的世博会，其中，德国馆外墙使用的是网格、良好的透明性创新架构的“布料”，能有效避免因人流密集而导致热量堆积，减少空调能耗的负担，最重要的是这些“布料”可以被再次使用，制作成小型遮阳罩。英国馆的外墙采用一种透明亚克力制成的“触须”，白天，触须会传导光线提供内部的透明，夜间，触须内置的光线可以照亮整个建筑，从而节约了场馆的电量。这些新型材料自身的质地和线条，不仅带来了新的视觉美感，而且还营造了现代感和震撼。 2、采用生态技术对建筑节能的考量 生态建筑技术，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中，最基本且最主要的问题之一是建筑设计。杰出的建筑设计需要设计人员创建空间和实体，通过块体、空间和设备的优势来满足建筑。在现代建筑中，应减少对资源的损耗和环境的影响，按照建筑功能的需求，去寻找自然通风和采光，表皮布局使用自然条件调整日照，促进建筑能耗量少，得到全面的节能效果。 3、物质循环与再生利用 材料的回收和再利用是生态建设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以及生态控制论和生态建筑设计应该遵循的一个概念。任何产品最终将成为一组“垃圾”，每组“垃圾”也是生物圈中另外一组有用的“产品”。为了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就必须遵循材料回收的准则，实现资源回收和永久利用，最低成本换取最大化的发展。 4、生态建筑的和谐美 自然美：人类的生存环境是自然环境的基石，受地形和气候等因素来决定。就地形而言，不同的山地地形里，单体建筑可以得到更好的通风和采光。建筑与自然环境融合可以有一个更有优雅的环境，身处其中，感受自然的建筑风景，同时也享受着快了，这充分体现了自然美。人文美：空间布局、外观情况和建筑物的细部装饰对文化环境有很大的影响。在中国传统的建筑空间布局中，大多以闭合的状态展现，并布置在中心轴线对称的形式。在细部装饰，一些传统民居会在搁栅雕刻波浪卷的图形，表达防火意识。历史美：历史环境具有一定的时间性，建筑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探索美的过程。现代主义建筑是以实用性和功能性为中心，表现出理性的建筑之美；后现代主义建筑倡导装饰技术，以实现丰富视觉，主张满足心理需求，呈现一种妥协的装饰美感。每个时期已经属于艺术印迹杂交叠加和历史累积的成果。 二、生态建筑与相关建筑的关联 （一）生态建筑与可持续建筑 生态建筑的设计总体思路基于：利用土壤、温室和自然通风技术提供一个稳定和舒适的室内环境；粪便、食物垃圾等已经在沼气中作为燃料和肥料……因此，所谓的“生态建筑”，是在建筑生态系统中操作能量和内部订单、回收、高效的平衡生态建筑环境。 可持续建筑是指以可持续发展的规划建设理念，主要包括建材、城市规划以及功能和构架、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因素。可持续建筑的概念就是追求降低环境荷载和环境的集成，其目的是降低能源消耗，减少污染、保护环境、保障健康和提高生产效率。 （二）生态建筑与其他建筑 对于“低碳、健康、自然、环保、生物、技能、环境共生、资源循环型、有机建筑”等建筑，不能与“生态建筑”竞争，它们只是“生态建筑”的一个附属部分而已，只是局部概念罢了。 三、生态建筑造型的美学探究 由于建设规模不同的生态建筑风格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以美感的角度做出的形状更符合以人为本。我们可以发现，人们都集中在审美体验的过程，同时也反映了发展的审美情趣的多样性。当代的审美原则也出现了模糊、情感化的审美变异。 （一）人文主义 建设作为文化的象征，价值观直接影响人们的理解和认知。事实上，生态建筑以物理形式存在，最根本的原因是人类的需求，所以只有以与人相关的概念去认识，才能建立一个真正内在的联系。只有当生态建筑和当地人民的习俗、文化融合，才可以实现真正的意义。因此，生态审美的活动已经不是单纯对建筑形式和风格的纯美学，而是反馈生态建筑在人类社会和文化的问题。 （二）体验过程 建筑的意义在于为人们的生活而服务。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关注的是建筑结构，即建筑特性和质量（样式、功能质量等）的体系结构，作为最终成功或失败的设计评价指标。这种专注于精神需求的审美观念，具有明确的目的，追求优雅的审美情趣。 当代生态建筑被认为是一个不断发展与人沟通对话的方式，所以人们更关心的是沟通方式，与人们的生活对话。事实上表明，人们对建筑概念的变化，关注建设中心从“结果”到“体验”。 （三）审美变异 审美变异指的是当代建筑设计概念问题的出现反抗现存的古典审美现象，其中包括建筑美学、价值曲线、审美标准体系和变化的艺术技巧。事实上，人们在追求“国际风格”和欣赏“文化共生”足以表明“变异”的审美现象。建筑的多样性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几何形式，而是包括了多元化的审美价值。在一定范围内单一的审美价值已被打破，但文化价值的上升，是建筑物也呈现了不同的风格。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各类型之间存在丰富多彩的差异形式和方法，完美诠释了审美的变异。 四、生态建筑美学在生态文明视野下的新模式 生态文明强调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是在人们对可持续发展探索和实践的基础上被提出的，是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升华。生态文明不同于人类过往的发展理念，它在指导人类发展的方面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协调发展生态建筑的核心是保持生态美。发展必须遵循自然，就是一个很好的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守恒定律，有持久的生命力特征。事实上，可持续发展是生态建筑美学在人类生活中的基本需求性能。如果破坏生态系统的自然资源和环境为代价仅仅是为生态建筑的发展，那么建筑就已经失去生命力，失去生命力的建筑，毫无疑问没有任何美。 （作者单位：莆田学院土木工程学院） 建筑美学论文:浅析中国佛教建筑美学对游戏场景概念设计的影响 摘要：随着近几年来中国网络游戏的流行与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把网络游戏当做闲暇时的一种娱乐方式，而游戏美术中最重要的两个模块就是游戏场景与角色，而本文将针对游戏中常见的场景设定进行分析，了解中国佛教建筑美学在游戏美术场景设定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作用。 关键词：中国佛教建筑美学；游戏原画场景设计 佛教文化的传入和发展大约是在两汉时期，印度的佛教艺术，从开始传入就影响了中国的艺术发展，经过中国艺术家和民间工艺家的吸收融合以及再创造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点的佛教艺术美学，而随着历史的不断进步与发展，佛教虽然经历的繁荣与衰败，但时至今日，佛教美学依然对现代艺术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比如本文要提到的游戏场景中的佛教美学。 1 游戏场景设计在游戏设计中的存在意义 筑的文化象征性以及建筑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文化影响下对社会资源的利用，这是建筑语言所表达处的深层结构以及意义。我们可以在从一个地区中所体现的建筑特点读出很多深层的内容，比如该地区的文化、气候、技术水平等。 而在一款游戏中，场景的设定同样可以作为一种信息传达，让玩家在第一次接触中就能了解所玩的这款游戏的时代背景、文化特征甚至游戏的世界观和地理位置等基本信息，增加玩家的代入感。 2 佛教建筑美学对游戏场景设计的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后，各地竞相修建寺庙，中国古代跟寺庙的场景有关的诗词也是比比皆是，比如明朝诗人张穆的“灵岩遥听五更种，十里来登最上峰。”虽然看上去平没有直接描述寺庙，却出现了“钟”“登峰”等字眼。而有人就要问了：“这与你题目中所提的游戏场景又有什么关系呢？”“大钟”是每个寺庙都会出现的一个重要元素，而“登峰”这个字眼让我们很快联想到了一些坐落于名山之间的寺庙。喜欢玩游戏或者从事游戏行业的人肯定都知道，现在国内研发的一些游戏中，很多比较受欢迎的游戏的类型大多都是走古风奇幻唯美风格的游戏。其中关于修仙、武侠类的角色扮演类游戏市场反响比较可观。比如网易的《大话西游》、《倩女幽魂》，金山西山居的《剑侠情缘网络版三》（简称《剑网3》）。《大话西游》《剑网三》故事背景都出现在唐朝，我们都知道唐朝是佛教兴盛时期，有很多地区都会出现佛教建筑，比如佛像、佛塔、大钟等具有佛教韵味的组件。而《倩女幽魂》更是有一个比较有名的建筑--兰若寺。而很多以中国古代为故事背景的游戏中都会出现“少林”这个门派。可想而知，佛教建筑在游戏中的出镜率是多么的高了、基本每款中古古风游戏中都少不了像佛像、佛塔这样的建筑出现。游戏中建筑设定都是在我们中国传统建筑的基础之上再加以变化和改良的。 3 佛教建筑美学对游戏场景设计的指导意义 佛教东汉时期传入，由于统治阶级的需求和利用使佛教得到大力的发展，兴建了许多寺庙，尤其唐朝时期许多寺庙建筑、石刻的佛像雕塑群都在那一时期得到了大力的发展，很多也保留至今。中国古代寺庙的布局到多时正面中路为山门，山门内左右分为钟楼、鼓楼，正面是天王殿、殿内四大金刚雕像。后面还有大雄宝殿以及藏经楼。分列正中路左右两侧的分别是僧房和斋堂。大雄宝殿是寺庙中最重要、庞大的建筑。隋唐以前的佛寺一般会在寺前或宅院中心造塔，隋唐以后佛殿普遍代替了佛塔，寺庙内大都另辟塔院。总结一下其实我国的佛寺布局是有一定规律的：平面方形，以山门殿--天王殿--本寺主供奉菩萨殿--法堂--藏经楼这条南北纵深的轴线组织起来的空间，对称的布局彰显稳重庄严的气势。同时再配合山峰、流水、松柏、廊庭之间的呼应，含蓄温蕴，具有和谐、宁静、庄严之美。在游戏中每个不同的场景区域都可能有不同的文化特色，而不少游戏中都会出现一个专门为佛教建筑风格提供的区域--佛迹片区。 我们在游戏设定中多画的一般是寺庙，但寺庙文化其实早已经渗透到了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天文、地理、绘画、建筑、雕刻、音乐等。所以我们在设计一个区域的时候当然不仅仅只是从寺庙入手，那样一整个区域都是寺庙就显得太单薄了，自然不能吸引玩家的注意。可是在区域中加入有佛教元素的绘画或者雕刻的建筑，比如佛塔、佛像、有禅味儿的莲花座、荷花池、假山等场景组件，既能丰富游戏的美感、又能满足玩家的视觉体验。还有一点非常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们除了了解佛寺的人为建筑美学之外，在通过现有的保存完好的古寺以及古代一些诗人所作的诗词中我们会发现很多寺庙都是坐落于或风景秀丽、大江名山之间，或耸立于高山危岩会上，与自然相辅相成、融为一体。仿若如画，若设计师心中有这样的景色，那他绘制出的设定图一定也可以将玩家带入其中。 我们作为一名合格的设计师，在对场景进行设定之前，一定要对这样的布局有所了解，才能设计出一个完整且严谨的工作图来。这是对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文明的敬仰，也是对玩家的尊重。 4 结语 游戏概念设计在现在艺术设计中还是一个比较新兴的项目，但它在设计行业中才刚露头角就已经获得了很多的关注，近几年选择从事游戏行业的人也越来越多，同时各大学校也开始成立了游戏专业，这同时也意味着游戏行业的竞争也将越来越激烈，所以作为设计师不仅要对自己的美术技法进行提升，更重要的应该是提高我们的设计感，这就需要原画师掌握更多的知识，中国传统建筑有着它独特的美学特征，与外国建筑建筑的纵向的延展性的特征不同，中国的古代建筑一般多采用建筑群不会改很多层，有些强调的庄严、等级制度，有些讲究韵味，甚至在建筑中就可以体现出人们对宁静生活的向往。它的美学理念可以给设计者带来很多灵感启发，所以，设计者除了在汲取现在当代设计观念的同时也应该多去了解中国传统建筑的美学理念，将中国游戏文化发扬光大，创造有中国特色的游戏产业，让中国的文化也在游戏概念设计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建筑美学论文:浅析中国建筑美学 【摘 要】中国建筑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伴随着中国源远流长的文明。中国建筑的构思、美学价值、丰富的文化是无价之宝，它能陶冶我们的情操，提升我们的审美情趣，丰富我们的视线。 【关键词】中国建筑美学；形式美；中西差异；未来发展 0 引言 建筑美学以如何按照美的规律从事建筑美的创造以及创作主体、客体、本体、受体之间的关系和交互作用为基本任务。“美”是什么？不同的人有不同见解，其实美一直都存在在我们生活中的各个地方，然而与我们朝夕相处的建筑则是对美最好的诠释。但是，在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民族以及不同的时代对建筑之美则有不同的看法与总结。建筑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如实地记载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脚步，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民族特色。 1 建筑中的形式美 1.1 对称与均衡 在中国传统的建筑历史上有相当一部分建筑是采用对称布局的形式，这种现象很难用功能的因素去解释。如故宫所采用的严格对称的布局形式，沿着中轴线两侧成双成对的排列建筑――东边放一个殿，西边也放一个殿；东边设一个门，西边也设一个门，于是形成一种极为庄严、肃穆的气氛。而功能要求必须采用这种形式？这很难解释。不仅古代的建筑这样，今天的建筑大多亦是如此。主要还是取决于人们对精神方面的要求――希望获得庄重、雄伟的气氛。这也是体现帝王至高无上的权利的体现。 1.2 韵律与节奏 韵律原本是用来表明音乐和诗歌中音调的起伏和节奏感，以往一些美学家认为，诗和音乐的起源和人类本能的爱好节奏与和谐有着密切的联系。亚里士多德认为，爱好节奏和谐之类的美的形式是人类生来就有的自然倾向。 1.3 调和与对比 人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理，认为缺乏对比的东西会使人感到单调，但若果过分强调对比以至失去了相互之间的协调一致性，则可能造成混乱，只有将对比与调和两者的关系处理好了，才能达到多样与统一。对比和调和是相对的，也是统一的。 1.4 比例与和谐 在建筑中比例与和谐是相当重要的，如果一个建筑没有了比例，整个建筑就失去了美感，在最早的古希腊时期就提出了黄金分割比的关系，认为一切美的东西都应该遵循黄金分割比，所以在现代建筑中很多建筑都遵循黄金分割比。就如凯旋门的建设，整个建筑的体量关系完全符合黄金分割比。 2 中国建筑美学特点 中国建筑在世界上分布地域最广，有着独特的传统风格，各兄弟民族的建筑都有自己的传统和特色，其中汉族的建筑是中华民族建筑的主流。它的美学特征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 2.1 建筑的审美价值和它的伦事价值密切相关 建筑的审美标准不仅要求使人感官愉悦，更重要的是恰当地表现形象本身所包涵的伦理的、政治的内容。 2.2 建筑艺术的形式美直接来源于功能内容和工程实践 中国建筑的形式美首先是它的群体美、序列美。这种总体的艺术气氛又都以满足礼仪和生活实用的要求为基础。即使是一所四合院住宅，它的布局和体量也都体现了封建家族中尊卑、长幼、内外、嫡庶、期服等不同等级人的生活地位和待遇。 2.3 重视环境的内在意境甚于单纯的造型美观 中国传统建筑运用序列设计和环境气氛，获得巨大的审美效果，对世界建筑美学思想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北京的明清宫殿，在长达3.5公里的笔直的中轴线上布置了20多座殿宇楼阁，组成10多个不同气氛的空间，通过节奏的变化，取得了雄伟、震慑的浓重气氛。天坛以苍翠的松柏林海为基调，将洁白的圆丘和湛蓝的祈年殿衬托得突入晴空，形象极为圣洁肃穆。为了深化环境意境，还很重视运用象征手法，以布局、造型形式、形象模拟、匾联题字等，激发人的联想。 3 中国建筑美学与西方之差异 3.1 建筑用材上的差异 从根本上说，中西方建筑艺术的差异首先来自于材料的不同：传统的西方建筑长期以石头为主体；而传统的东方建筑则一直是以木头为构架的。不同的建筑材料，不同的文化与社会，使得中西方的古代建筑有了不同的艺术表现。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流露出不同的情感；不同的材料造就不同的建筑，展现不同的信念。 3.2 建筑造型上的差异 与西方的石制建筑不同，中国传统造型特别强调“线型美”，讲究线条的婉转流动，从而构造出多种多样的飞檐。可以说飞檐的设计是我国古典建筑中的璀璨明珠。不同的飞檐形式往往会有不同的艺术效果，或轻灵，或朴实，或威严。我国古典建筑的四大家――亭、台、楼、阁都用飞檐来标明自己的身份，表达自己的情感，而且飞檐的高低、长短往往会成为建筑设计的难点和要点。 而西方建筑则一般是垂直发展，建得又高又大。譬如罗马可里西姆大斗兽场高为48米，“万神殿”高43.5米，中世纪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其中央大厅穹窿顶离地达60 米。文艺复兴建筑中最辉煌的作品圣彼得大教堂，高137米。它们以夸张的造型和撼人的尺度展示建筑的永恒与崇高，以体现人之伟力。 3.3 表达的伦理意识上的差异 中国传统建筑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古典园林建筑，因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文人的追求和喜好左右着造园，因而中国的传统园林在实际意义上是文人园林，历来讲究“气韵生动”的美学原则，在本体认识的差异上，重视整体的和谐。 西方建筑的艺术风格则重在表现人与自然的对抗之美。从历史发展来看，西方视自然为无生命的物质，在中世纪之前，基督教甚至是禁止游山玩水的，他们更多看到的是自然狂暴、危险的一面，那些傲然屹立的神殿、庙坛，处处皆显示出一种与自然的对立和征服，从而引发人们惊异、亢奋、恐怖、等审美情绪。 4 未来的发展 中西方传统建筑设计中蕴涵了环境观念、人文主义精神以及先人的理想追求。北京天坛的庄严神圣的序列空间和建筑型制、苏州园林的诗情画意和对意境的追求，表现了“象天法地”“道法自然”的观念。西方古典建筑对人的活动的吸引与接纳以及简洁明晰的构图，反映了西方古典哲学思想中的人文主义思想与理性精神。 建筑发展的客观规律使我们不可能脱离传统的影响，建筑师应发掘其中的合理内核，自觉推动建筑传统的延续发展。在近代的中西文化碰撞中，我们需要对自己的文化进行反思，继承传统文化优良的一面和西方文化的积极因素，进而重塑属于我们自己的建筑理念，树立有本国特色的新风格。 建筑美学论文:浅谈建筑美学的经济效益 摘要：“美学”是什么，那 “建筑美学”又是什么。美能为建筑带来更多的关注度，吸引众多的爱好者前来欣赏，此时建筑就是件商品，会有相应的经济效益来衡量它的价值。而城市则是由众多的建筑组成，那建筑的美学又能为城市带来多少经济效益呢？ 关键词：美学、建筑、经济效益 美学是种“不言而喻的感动”，是一种“无法用言语完整描述，但是它在情感上的满足却非常饱满”的体验，但可以概括的说“美学”是一种与生活价值契合的、丰富美好的内涵与时代精神，而且建筑的质量与美能够达到“最高境界的统一”。人们可以自然而然的觉察到“美”这种喜悦、生动、充满感动的内涵。这或许是“建筑”与“美学”最大的交集，也是“建筑美学”最显著的特质。 当“建筑美学”与“经济价值”这两个观念被联系起来的时候，过去“对美的追求”这种看似无形的价值，就会被创造出来，抽象的美学效果，有了较为直观的衡量标准。而当这样的重视成为一种社会共识的时候，建筑美学经济的价值将因此普及，建筑师更多元的设计理念将会被业主，政府管理部门所采用。而越来越多的美学建筑出现在大家的生活中，建筑美学的价值受到重视的程度与日俱增；然后，透过可持续的观念倡导与推广，一种整体性的建筑质量提升就会出现。反过来又促进了建筑美学的提升，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联动关系。 那么，建筑美学经济，到底能为我们带来多少社会影响与“经济价值”呢？ 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因为价值必须与人有所互动才能衡量。首先建筑实体要具备了建筑美学的基础、结构与量体，使用者在期间开始互动的时候，建筑提供的空间享受，便会在人的活动中开始产生，这种价值就是建筑美学经济的价值。而且使用者须具备一定的美学鉴赏能力与消费基础，了解美学的价值所在。使美学经济能具有实际的评价体现。 建筑美学可以为城市带来多少经济价值呢？放眼世界，你可以找到不同的答案：例如埃及的金字塔、巴黎的卢浮宫、北京的故宫，悉尼的歌剧院，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城市，但是建筑美学所能创造出来的城市价值，每年吸引着大量的游客前往。为当地的城市带来可观的旅游收入。因此，美的建筑也能拯救一座城市。慕名而来的游客带来的旅游经济也可以成为城市复兴的动力。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传统工业的崩溃，以及1983年洪灾对城市中心的毁坏，曾经是欧洲重要的钢铁及造船业中心的毕尔巴鄂日渐萧条，经济发展出现了增长乏力和城市人口减少的现象，同时城市也存在规划混乱、环境污染和城市交通问题等弊病，尤其是中心区废弃码头及大量的造船厂，滨水地区的大量衰退，萧条的氛围严重影响了城市形象。 针对这些城市问题，自1989年起毕尔巴鄂市开始实施一个以艺术、文化、贸易及旅游设施建设为主导的综合性城市复兴计划，目标是将毕尔巴鄂建设成为国际性的商贸文化和旅游中心。复兴计划由8个主要的子项目组成，15年来共投入资金15亿美元。在这些项目中，古根海姆博物馆是毕尔巴鄂城市改造计划中的重要环节。建设经费1亿5千万欧元。博物馆由普利茨克建筑奖获得者弗兰克・盖里设计，博物馆在1997年正式落成启用，虽然整个艺术馆耗资12.7亿美元(约合108亿人民元)，在博物馆建成的第一年,毕尔巴鄂便吸引了130万参观者，使得区域的经济活动增加了2.1亿美元，其中3000万美元为政府税收。到第三年时，带来的经济效益已超过4.5亿美元，直接门票收入占毕尔巴鄂税收的4％，带动的相关收入则占到20％以上。仅仅6年，启动项目的资金便全数收回，同时还为该地区带来1亿5千万欧元的收入。城市活力随之复苏。古根海姆博物馆活化了当地的经济（巴斯克省的工业产品净值因此成长了五倍之多），这座现代艺术博物馆创造了4万5千个就业机会。如今，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给地方经济带来的效益已成为众多大学研究课题，哈佛设计院称其为“古根海姆效应”。毕尔巴鄂也因此在城建领域捧得多项殊荣。2004年威尼斯双年展，毕市荣获世界最佳城建规划奖。西班牙和欧洲其它城市纷纷效仿，以期获得毕尔巴鄂古根海姆的神奇效应。该效应象征着一个城市的变革愿望：毕尔巴鄂要在工业时代的废墟上，重建一个新的城市。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毕尔巴鄂又邀请世界多位著名建筑师为其设计各种标志性建筑。如今，徜徉在毕尔巴鄂街头，就如同走入一个露天的建筑艺术群中，有西班牙建筑大师圣地亚哥・卡拉特拉瓦的“白桥”、日本建筑大师矶崎新的塔楼，也有正在改造的奥拉维阿加城区。一些列的城市更新项目让毕尔巴鄂焕然一新，以往的萧条景象因为众多充满活力的新建的建筑项目而烟消云散。毕尔巴鄂不再只属于西班牙，而真正变成了欧洲的一个著名艺术旅游城市。如今，毕尔巴鄂已成为全欧洲生活、旅游、投资条件最好的城市之一。市长依尼亚奇阿斯古纳说：“我们为古根海姆博物馆感到骄傲，但我们同样为河水中重现这座钛合金建筑的清澈倒影而骄傲。”“古根海姆++”让毕尔巴鄂重生，加号所代表的正是这座城市的复兴。古根海姆的“美”拯救了一个濒临崩溃的城市，并形成了当时一种前所未有的经济效益，这种经济效益在数量上是无法统计出来的，但是影响是有目共睹的。 品牌的形象与设计的价值是一体的两面，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建筑本身就是一种设计。也能作为一种品牌或商标。所以“建筑美学，就是建筑的设计价值”。如果这样的价值可以成为全民的生活态度、生活选择的话，它就自然形成一种竞争力。因为一种国家民族的共同生活态度，就是文化。就是设计力的内涵，也就会自然形成一个经济力。 曾经的新天地保留着大量的石库门建筑――特定时期的历史产物，记录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平常百姓的生活，是老上海建筑的标签之一。随着时代的发展，石库门所形成的居住社区以及不能满足现代居住的需求了，90年代的城市发展，大面积的石库门建筑消失，原有的记忆在逐渐消亡，人们才意识到要保留这一特有的建筑院落。 现在，在一座座历史建筑里，上海新天地被打造成了有着欧式风情的休闲和娱乐群落。这里汇集了各式的酒吧、餐厅和夜总会，成为上海最潮流标签和品牌之一。白天，有很多中外游客来新天地观光、拍照留念；夜幕降临，这里更是弥漫着浪漫的欧陆风情。露天的酒吧、咖啡吧备受年轻时尚一族和老外们的欢迎。在里面逛了一圈之后，游客还可以去就近的太平桥绿地走走逛逛，感受另一种风情。新天地因其历史文化的轮廓和内部空间的现代化，以及国际性的经营内容，使中老年人走进新天地感到它很怀旧，年青人则觉得很时尚，外国人走进新天地感到它很“中国”，中国人则觉得很洋气。于是新天地很快成为沪上休闲文化彰显品位的聚集地，成为了大上海引领时尚潮流的新地标。 上海新天地的投资高达10多亿元，但实际并非如此计算。由于“新天地”的品牌效应，带动了周边房地产地价的提升，从最开始周边的每平方米8000元～10000元，到现在的每平方米3万元以上。除此之外，更加明显的建筑美学经济效应出现：租金再贵，大家还是抢破头要进来，让建筑美学的硬件和软件，都在这里人文荟萃。企业，外资、旅馆、餐厅纷纷进驻，对生活条件有追求的并以中青年一代为主力的多金消费者也进入享受各国美食、名贵服饰、进口商品、艺术、创意设计、mix-use的复合使用，所有生活的活动都可以在这里发生。 随“新天地”老街区更新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很多历史名城开始效仿“新天地”品牌模式，打造出自己的城市历史文化品牌，比如成都的宽窄巷子、北京的前门大街、福州的三坊七巷等等。 从建筑产业的角度来看，建筑只是一个内需市场，是关起门的家务事，然而，如果从文化创意产业的角度来看，建筑美学就是城市的国际竞争力，一种打开门赚观光财的经济实力。 目前实际情况是虽然近几年来优秀的中国建筑师在逐渐增多，但优秀的作品还只是孤立的现象，没有形成一套较为明晰的发展模式及产业链，要扩大建筑美学经济影响的范畴。必须从“优秀的个人”走向“团体的创意”进而发展到“建筑产业的优化”。特别是现在大背景是从“中国制造”向“中国设计”的转型。这样能推动设计的良性发展，及背后带来的经济价值和不可忽视的附加价值。当然这股力量的发动需要建筑行业同仁的积极参与并达到共识，发挥团体的力量才能把建筑美学经济的理想变为行动，改善所在城市的生活质量，让建筑的美影响到每个普通百姓的生活，这样才是建筑美学的经济的意义所在。 建筑美学论文:建筑美学在房屋设计中的实践分析 摘要：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衣食住行都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其中对其生活环境也就是住房建筑的设计也有了更高的要求，不但要舒适，而且要美观。许多高端的住房设计不仅满足了人们对生活的美好享受，也体现了人们对审美、对艺术的一种高尚追求。本文针对房屋建筑设计中的美学规律进行了探究。 关键词：建筑美学；房屋设计；应用 引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于生活各方面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而对于房屋建筑的设计者来说，在设计出一个安全、耐久、适用的房屋之外还要保证设计出的建筑符合人们的审美观念，能够让大家的感官需要被满足，为人们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也是建筑设计师的工作内容。本文从实际出发，简单介绍了房屋建筑设计工作中美学规律的应用分析。 一、建筑形式美的内涵 形式美是一种审美特性，这种审美特性需要由建筑材料的一些自然属性按照一定的原则和规律进行组合而呈现出来。顾名思义，形式美就是以美的形式为出发点，它在美的内容上得到升华，把能表现出美的一些具体的色彩、图形、线条等进行抽象化并加以概括，这就形成了形式美。在苏州古城进行民族建筑时就将这种美较好地体现出来了。房屋建筑的形式美主要通过以下四个方面体现出来：必须符合用到的每个规律的整体形态；满足力学的一些规律和构图原则；要正确地使用和配合各种材料；需认真研究和设计才能把建筑物的各方面的角度、色彩、比例、质感等完美地表现出来。只有做好这四个方面的工作，才能把房屋建筑的外在美和内在美表现得淋漓尽致，才能既体现该建筑的实际应用功能又突出它的内容和特点。 二、建筑美学形式美感的定义 1、调和和对比的美学形态 从很多不形同的东西中找出它们的共同点，把它们中比较相似的地方进行组合排列，为了让人看起了比较舒服，在设计建筑的时候通常会把外形相似的东西放到一起。虽然有变化，但是整体上是相同的。比如中国很多的古建筑群都是使用的这种设计。对比和调和的概念是相反的，它是把两个有着明显差异的东西放到一块，形成比较鲜明的对比，让人一看就难以忘怀，相互之间起着衬托的效果，这种手法在外国的很多建筑中经常被使用到，例如罗浮宫的设计，它在颜色方面和周围的建筑物形成了明显的对比；还有法国的大剧院，整个屋顶是椭圆形的，造型非常的独特新颖，既融合了古典又包含有现代，既显示出来浪漫有蕴含着现实。椭圆形的屋顶在整条街道上面显得十分的惹人注目，让人一眼就记下了它。颜色在建筑设计中也有着对比和调和，红和绿、紫和黄、蓝和橙、白和黑是属于对比比较鲜明的色彩；紫和红、兰和青、兰和绿、绿和黄、黄和橙、橙和红都是比较相近的岩石，它们属于可以调和的颜色。 2、均衡和对称的美学形态 均衡是和对称有着一定差别的概念。均衡不要求两边形态要完全相同，只是要求中心轴两边大体相同就可以了，使用起来更加的灵活。对于建筑物设计来说，只要给人一种比较平均的感觉就可以了，对于建筑两边的形态、数量、大小并没有严格的要求。比如有的建筑在中心轴线的两边一旁构建几个稍微小一点的建筑物，在另一边设计一个比较大型的建筑物，虽然大小、数量并不相同，给人的感觉却是非常不错的，两侧相互补充、相互对比、虚实结合。虽然两侧并没有完全相同，但是在恰当的时候使用却可以达到非常与众不同的效果。在使用均衡这一手法的时候，要确定好中心，要不然会造成错乱的感觉，也就是说均衡使用的重要原则就是中心。同时均衡还有一个比较不错的作用，就是可以把距离中心轴比较远的、不太重要的物体通过比较近的大物体来进行平衡。 3、韵律和节奏的美学形式 就像运动一样，要保持一定的步伐，进行有规律的前进，韵律和节奏也是要求要保持一个稳定的频率进行动作的重复。就像大家都知道的音乐，是非常有节奏感的，同时音乐也是有很多的节拍不断的有规律重复出现，然后通过组合，形成了人们比较喜欢的东西。同样在建筑设计中，也可以充分利用节奏和韵律来制造出美感，比如我们可以把两个形态不相同的建筑造型，通过有序的排列组合，形成别具一格的美感，节奏不是简简单单的重复出现就好了，是把控好某一个节奏，让其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变化，越来越多节奏韵律凸显的建筑物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节奏韵律有着非常强的彰显特性，把不同的元素通过适当的有规律性的排列，然后显示出来。 三、房屋建筑设计中的美学的设计应用 1、统一 在进行室内设计工作时一定要保证的就是室内设计的各部分内容是统一的。这种统一中最主要也是最简单的统一方案就是几何形状的统一。实现这种统一设计人员可以采用以下两方面的手段:第一方面，通过不同几何体之间的从属关系确定。第二方面，通过形状之间的协调达成这种统一。 通过对主次之间的协调和搭配，使不同的部位之间的关系达到协调，进而达到统一。对于房屋建筑来说，根据建筑的功能等方面的特点，将建筑分为主要部分和次要部分。对于建筑的主次部分如果不能通过一定的手法和策略使两者形成统一整体，就会使建筑变得松散。尤其是在室内设计中，如果都是主要部分，各自突出自己的特点，形不成一定的组合效果就会使室内杂乱，对人们的心理造成一定的不良影响。因而在建筑设计过程中，建筑设计者要恰当的处理重点、从重点和非重点之间的关系，使设计内容呈现出一种主次分明，以次称主的设计效果。 在房屋建筑的设计过程尤其是室内的设计当中，很多建筑材料的颜色和性质形状等都是不一样的，因而设计人员要实现设计效果的统一，就可以通过对不同性质不同颜色的材料的组合。首先，根据设计理念将不同的形状的材料进行组合，当各种材料的组合实现统一之后，就可以对颜色进行搭配，实现设计方案真正的统一。 2、比例 在建筑设计当中比例可以说是无处不在的。不论是建筑的长宽高还是建筑的整体和局部之间都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这些比例之间的协调与否也会对建筑的美观造成影响。良好的比例可以使整个建筑给人一种完美和谐的感受，使居住者在房屋中感到舒适。对于房屋建筑来说，好的比例就是建筑物的一些主要尺寸中间的比例相同。在建立相关的比例时既可以采用简单的基数比，也可以通过从几何形状中发展而来的动态比例。 3、均衡 建筑美学中均衡性特点规律是由于建筑物自身的大小、质感等方面的因素决定的。由于建筑材料的体积的大小和材质等都会影响到给人们的感觉，因而均衡性就是要通过轻重之间的搭配保证建筑的均衡性。对于房屋建筑的设计来说，实现均衡设计就要尽可能的使建筑是对称的。设计人员通过合理的设计方案，使建筑的均衡中心可以凸显出来，从而提升建筑的设计感受，提高设计的表现能力。 4、有节奏和韵律 可以把建筑学称为一种空间艺术，也可以称为时间艺术。我们通常会把整体结构上的序列和外观审美上的序列还有就是实现功能上的序列有机结合起来，使它们联系更加紧密。既然是一个序列，那么就代表着它有开头也有结尾。一个房屋建筑的序列一旦进入开始的入口，那么它就会顺其自然地按照一定的规律和原则流向它的结尾。而结尾处也是这个序列在艺术和作用上最辉煌的地方，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高潮。在建筑中完整的序列可以通过高潮自然地流向一个出口或者什么别的次要部位，也可以跳过高潮到达那个出口或次要部位。 序列的布局一般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能够在感官上引起强烈共鸣，使人能够产生庄严直爽的确切印象，我们称它为规则布局或者规则序列。在规则序列中，好像一切都在掌握之中，很少有脱离掌控或发生偶然事情的时候，这很适合建造一些大型的重要群体的建筑物。另一种不规则的布局或序列，充满了不定性。这种不规则性往往更能营造出不一样的氛围，也能产生一种特别的感染力，在外观上使建筑物更具有个性。 结束语 在现代的建筑设计过程中，越来越多的现代化时尚元素已经融入进来，并被大众所喜爱，但是，我们不应该因此就抛弃了传统的美学标准，现代美学是在传统美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毫不夸张的说，现代美学是古典美学的一个延伸物，如果现代美学抛弃了传统美学，它是没有办法很好发展起来的。所以在建筑设计时，应该把内在的建筑美学法则时刻的运用起来。 建筑美学论文:材料特性与建筑美学 【摘要】 基于混凝土建筑可塑性的特点，结合当代建筑美学发展趋势，对现代混凝土建筑案例的美学价值进行解读。分析了当今混凝土建筑在场所精神、粗野主义、文人建筑等方面的案例。明确了混凝土技术的发展前景对混凝土建筑美学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混凝土建筑 可塑性 建筑美学 场所精神 1.相关理论解读 1.1可塑性 可塑性是指混凝土建筑在形体上能被模板规定成任意形状，建筑形体的规定性不强，自由度很大，可塑性是使混凝土的表现力完全不同于其它建筑材料的最主要性质。混凝土的成型过程是一个由动态变为静态的过程，混凝土的流动性使它可以依据模板而塑成任何形式。也就是说混凝土没有固定的形式，它的最终形态有模板决定，这就为建筑中的美学考虑提供了多种可能性。与砖石、木材等传统建筑材料相比，混凝土具有许多不同的材料特点。首先，由于混凝土结构的整体性，结构的各个部分是以一个整体状态结合在一起的；其次，混凝土是在一种半流质状态中制作的，因此它可以塑造成任何形状。 以上两个特点，都可以基于混凝土的可塑性所延展出的，而正是由于建筑师和结构师们利用了混凝土的这一特点，使之成为现代建筑设计中常用的、用于表现建筑师意匠和营造特定建筑美学的“神器”。从设计上来讲，混凝土的流体状态及力学性能使得它广泛应用于专注形态塑造的建筑，也流露出技术上的美学意义，这充分展现了技术与艺术的高度统一。 1.2建筑美学 建筑美学是艺术美学和建筑学的重要分支。是建立在建筑学和美学的基础上，研究建筑领域里的美和审美问题的一门新兴学科。虽然建筑伴随人类走过了漫长的道路，但建筑美学的出现却是20世纪的事情。英国美学家罗杰斯・思克拉顿从审美的角度论述了建筑具有实用性、地区性、技术性、总效性、公共性等基本特征，可看成是建筑美学的创始人。美国现代建筑学家托伯特・哈姆林较全面地概括了建筑美学的基本内容。此外，包豪斯的建筑美学理论与现代主义联系较多，美国建筑大师文丘里则从符号学的角度来探讨建筑的美和审美问题。 1.3混凝土建筑的发展历史 从材料的工程学和结构角度来看，罗马人将混凝土从天然的填充料发展成主要的结构材料。万神庙穹顶的建造过程没有使用模板，而是采用卧砖分层圈砌。随着罗马帝国的消亡，大多数重要的结构和工程发现及研究并没有延续下来，18世纪以前，混凝土并没用被当成建设的主流材料。 到19世纪，法国首先开始使用混凝土作为建筑立面的表现材料。水泥的发明直接推动了混凝土材料的发展，此后混凝土的运用也日益广泛。意大利建筑师皮埃尔・奈尔维在推动混凝土使用的路上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对于钢筋混凝土的应用可以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奈尔维既是建筑师，又是一位诗人，他努力将建筑与诗歌的韵律和节奏运用到自己的建筑设计中，正因为如此人们常常喜欢称他为“钢筋混凝土诗人”。 2.混凝土建筑之美学解读 在建筑理论流派多元化的今天，建筑材料的选择和使用也是多元的。由于混凝土自身所具有的可塑性特点，使之不仅成为一种常用的建筑材料，也在体现建筑的美学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以下将从三个方面并结合相关案例来解读基于可塑性特点而建造的混凝土建筑的美学价值。 2.1场所精神之美 建筑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形式问题，也是空间的营造，或者更为主要的，是作为空间基础的“场所”的营造。混凝土建筑营造空间氛围的时候，其意境含蓄、韵味隽永。阿尔瓦罗・西扎设计的葡萄牙馆就表现了对混凝土柔性特征的探索。 他用一片薄薄的混凝土幕用金属线悬挂在两边的建筑上，形成一个3900平方米的有顶广场。这块巨板长65米、宽58米、高10米，两端对称。用纤薄的混凝土板展示了混凝土结构的柔性，打消了人们心中对混凝土厚重庞大的印象。屋面像雨篷一样轻巧地覆盖在中央广场上方。丝毫体会不到混凝土屋面的沉重坚实感。这个结构就是模仿传统的葡萄牙集市：在厚重的房子前面支起一片帐篷。通过轻薄的混凝土构件，营造了一种传统集市的场所感，让人们在置身其中时，忘掉了繁华都市的喧嚣，去体味古朴和谐的市井之风。 2.2粗野主义之美 “粗野主义”是50年代到60年代喧噪一时的建筑设计倾向。粗野主义经常将混凝土毛糙的方面暴露出来，极其夸张那些沉重的构件，并把他们冷酷地碰撞在一起。混凝土的可塑性特点和视觉效果符合了粗野主义所倡导的审美观念。作为粗野主义的倡导者，柯布西耶设计建造了许多迎合粗野主义审美观念的建筑，最有代表的应是朗香教堂。 朗香教堂可以说是利用混凝土的可塑性建造的混凝土建筑典范之一，这个建筑也是柯布西埃新的探索的结果。郎香教堂是他绝无仅有的非几何形式的有机形态建筑。它粗壮敦实的体块，混沌的形象，岩石般稳重地屹立在群山间的一个小山包上。顶部呈自由曲线形，用两层钢筋混凝土薄板构成，在边缘上两层汇合并向上翻起。从内部往室外看去，窗户成为一个个透光的方孔，造成一种不稳定感，迫使人们面向祭坛方向，造成很特殊的宗教氛围。 2.3文人意匠之美 随着混凝土浇筑技术及轻骨料的不断更新，混凝土建筑的外表形式有了新的种类，越来越多的建筑师开始选用清水混凝土作为建筑外表皮饰面或内部构件。这些建筑师往往具有文人的气质。他们将思想通过混凝土来表达出来，比较出名的有安藤忠雄、路易斯・康、刘家琨等。在他们的作品中，混凝土是最常见的材料。他们倾向于一种淡雅的文人墨客的情愫。在严格的技术控制管理之下，混凝土表面质感变得极为细腻柔和，这种混凝土与表现结构力度的混凝土略有不同，它显示出混凝土的另一面，在空间表现上具有独特的魅力。以下以刘家琨设计的鹿野苑石刻博物馆为例。 设计者最初的设想是希望用清水混凝土表现一部“人造石”的建筑故事。但由于施工技术原因，难以在浇筑过程中保证墙体的垂直度，只好采用一种叫做“框架结构、清水混凝土与页岩砖组合墙”的组合墙特殊工艺。整个主体部分清水混凝土外壁采用凹凸窄条模板，形成明确的肌理，增加外墙的质感和可读性。为使建筑整体像一块“冷峻的巨石”建筑外部整体拟采用清水混凝土。在他眼中，在流行给建筑涂脂抹粉的年代，清水混凝土的使用已不仅仅是建筑方法问题，而且是美学取向和精神品质的问题。 4.结语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新型的混凝土浇筑施工技艺及混凝土材料添加剂的更新，会给未来混凝土建筑的外观表现及内在功能带来新的冲击和变革。同时，对于混凝土建筑的美学思考也会慢慢的改变。但是，最为混凝土最重要的区别于其他建材的特点――可塑性特点永远不会消失，也正是利用这一特点，混凝土建筑较其他的建筑所具有的独特的美学价值永远不会消失。围绕可塑性原理，混凝土建筑在未来的发展前景值得每一个人期待，也值得每一个建筑师大胆的去尝试这种充满挑战性建筑实验。 建筑美学论文:《建筑美学》教学改革探究 摘 要：建筑美学是建立在建筑学和美学的基础上，研究建筑领域里的美和审美问题的一门新兴学科。目前授课主要以多媒体授课为主，鉴于该课程特点，为了让同学们更加好的了解建筑与美学的关系，特对该课程的教学改革进行研究。 关键词：教学 改革 探究 一、增加课堂的吸引力 如果学生在课堂上睡着了，第一感觉，就是这个学生太不象话，既对不起自己的学习，又没有尊重教师的劳动成果。可是，静下心来想想，学生为什么会在课堂上睡着了呢？第一种可能是学生自己想要睡觉，所以他就主动地睡着了；另一种可能是学生被课堂催着睡觉，所以他就被动地睡着了。前一种情况证明学生在课堂上没有自制力，后一种情况证明教师在课堂上没有吸引力。长期以来，我们都在指责学生没有课堂自制力，但却发现这种指责并没有产生多大的效用；于是，在这一轮课堂教学改革中，有不少的学校尝试通过提高教师的课堂吸引力来解决这个问题。 在今天，虽然教学仍然是为了传授知识，但却离照本宣科的教学形式越来越远，教师不但要知道自己在教什么，更重要的是要关注自己的教法是否能够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能否维持学生的学习兴趣。在课堂上讲授教学内容时，一定要用多种表现形式来呈现教学内容，尤其是要将抽象的教学内容与学生具体的现实生活联系起来，看起来是为难了教师，有点强有所难的味道，实际上是以此增大课堂吸引力的重要举措。此外，还要求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使用多种教学手段，尤其是要借用现代教学技术，实现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的有机整合，从而让学生能够更轻松地理解学科课程，也为了让课堂教学因为融入信息技术而变得更富有现代气息。 由于提高课堂吸引力只是让学生更乐意于上课，并不是学生上课的目的，所以大家容易把他理解成是教师的课堂作秀。事实上，就连教师自己也很难区分，究竟自己是在课堂作秀，还是在提高课堂吸引力。在公开课中，往往把教学中使用的教学手段有几种，教学中是否使用多媒体技术作为考核的指标，这种为了使用教学手段而使用，为了使用多媒体技术而使用，的确成了课堂作秀。而课堂作秀的盛行，也是对教师提高课堂吸引力最大的指责。 2. 教师转变教育观念 课堂教学改革的目标是转变教师的教学行为和学生的学习方式，树立"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教师工作目标和工作流程发生巨大变化。知识的掌握是一个重要的教育目标，但教师的工作并不只是传授知识，对于教师而言，直接传授知识还不如让学生掌握如何学习、如何提高学习效率，"教是为了不教"。"学案"教学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教师转变教育观念，不仅需要在教学实践中得出经验，更要加强对教育心理学的学习，系统掌握学生的认知过程和认知规律。教师观念的转变不仅促进教学改革的深入发展，更是教学模式创新的前提条件。期末考试成绩占30%左右，注重能力评价的平时成绩如讨论、实践、调研等占60%左右。按课程、班级和专业进行改革试点。同时，对教学效果的评价，由学生评教，让学生评出他们心目中最受欢迎的任课教师。也就是说，大学要看重学生、家长和社会的满意度，以此来衡量他们的教学效果。 3.充分利用多媒体 多媒体电脑技术以其鲜明的图象、生动的形象和灵活多变的特点能引起学生注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机。采用多媒体计算机手段，能使呈现的教学内容声、画同步，视、听结合，运用多媒体技术图、文、声、像等丰富的媒体表现功能，创设教学情境，使教学形象化，把学生带进与教学内容相应的气氛中，使学生具有一种身临其境之感，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求知的欲望；甚至能把对知识的学习融入新颖别致的娱乐形式中，发挥寓教于乐的学习优势，使枯燥的学习变得轻松愉快，把学生的认识过程、情感过程、意志表现有机地统一于教学过程之中，使学生对所学的知识、理论去感知、去理解。感受直观，突破重、难点 多媒体计算机，可以把文字、图形、声音、动画、视频等信息集于一体，全面刺激人体多种感官，能使学生从多角度接收信息，获得极为丰富、生动、形象的感性认识（感性认识即是对事物表面诸多方面现象的认识）。在此基础上使学生的认识升华为理性认识（理性认识即是对事物本质的认识），从而解决课堂中的重点、难点，特别是难点，激发兴趣、热情。 提高时效，集中注意力教学信息的传递需要一定的时间，课堂教学要设法加快节奏，提高信息传播密度，充分利用课堂教学的有限时间，尽可能多地传授知识，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在传统条件下的课堂教学，很难做到这一点。课堂教学常常会被一些与教学内容并无直接联系的事情占去不少时间，而且效果不佳。如板书，不仅会影响课堂教学时间的充分利用，还会打断学生的连续思维，有时还有个别学生趁机讲话，做小动作，破坏课堂纪律，影响教学效果。现代多媒体电脑则具有传播速度快、预设性能好的特点，许多准备工作和课堂上与教学无关或关系不大的操作等待过程都能省略或事前准备好，从而避免了宝贵的课堂教学时间的无谓占用。使用多媒体电脑教学，能调动最适宜的教学资源参与活动，紧缩时间安排，交替媒体显示，减少常见知识的讲解篇幅，加大关键要害处讲授力度，提高知识传播密度，形成快节奏、高密度的现代课堂教学特点。另外在板书时设计不同的交互方式，板书不同内容，同时对板书进行整体美化设计，使学生在优美的环境中集中注意力。 集体参与和及时反馈，促使主动学习没有师生一同平等参与，就不会使学生对学习有强烈的感情和浓厚的兴趣。没有信息反馈，任何教学行为都是盲目无序的。要让学生参与教学，关键就在老师是如何让学生参与。老师“问”，学生“答”，站起来回答问题的，只能是一次一人，同一问题不可能都一一问到，这会使一些学生产生一种侥幸心理，肯定不会叫到我，因而就不会去思考；一些积极思考、希望表现自我的学生在一次次失望中又会淡化学习兴趣。利用多媒体电脑手段，能让全班学生始终积极主动并渴望参与，保持旺盛的学习劲头。同时，学生在不断地参与实践中获得愉快的、成功的情感体验，从而使他们参与品质也会得到培养和提高。反馈信息能使学生处于最佳思维状态，提高教学实效，确保教学目的实现。反馈除作业反馈外，更重要的是在课堂教学中及时反馈，它易于活跃课堂气氛，提高学习的主动性，调动学生积极思维。但在传统教学中，限于时间和人数，反馈并不能随时而广泛使用的。如对回答结果的评判，只能有老师一人，难以形成“百家争鸣”，这不利于学生发散思维形成。利用多媒体计算机的交互功能能够进行及时反馈，有利于强化学生的参与情感。反馈时重点给学生提供“成功”机会，让学生品尝到成功“滋味”，使不同层次、类型的学生都感到满足和有成就感，以增强学习的热情和兴趣，主动学习。 多媒体电脑与教学结合起来，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有利于从被动教育向主动教育的转变，有利于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之转变，有利于从知识教育向智能教育的转变。但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在现代教学中，教师仍然起主导作用，学生起主体作用，多媒体电脑教学只起辅助作用。它主要用于解决课堂中的重点、难点，特别是难点，激发兴趣、热情。 建筑美学论文:基于人文背景的建筑美学点滴思考 【摘要】建筑是一种文化的载体，是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艺术角度来看，建筑承担着艺术审美的使命，从人文背景下看，建筑又承载着人的主科观审美以及对历史的记载。建筑美学不但包含建筑的形象结构的审美，更包括了精神上的审美，通过建筑师的设计以及与环境之间的和谐，表现出一种美的意境。人文背景下的建筑美学是人对于美学的认识在建筑上的体现，值得我们研究。 【关键词】人文背景 建筑美学 思考 建筑是文化的载体，是艺术重要组成部分。从艺术角度来看，建筑承担着艺术审美的使命，而从人文背景下看，建筑又承载着人的主科观审美以及对历史的记载。建筑美学不但包含建筑的形象结构的审美，更包括了精神上的审美，通过建筑师的设计，呈现一种美的意境。作为文化的载体，建筑同时承载着民族、地域以及社会的历史，表现着当时人们的价值观、审美观以及生活方式、思想潮流等内容。因此，人文背景的建筑美学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是建筑审美的重要内容。 1建筑美的含义 建筑美可以分为广义的建筑美与狭义的建筑美。狭义的建筑美主要是指对建筑的造型、装饰等艺术特征的审美，旨在揭示建筑的结构以及艺术上的美感，将建筑作为单纯的艺术品来进行鉴赏。广义的建筑美将建筑审美进行了拓展，不仅仅聚焦于建筑本身，而将目光扩大到建筑的环境、历史等宏观的视角上来对建筑的美进行鉴赏，通过对建筑与街道、广场等区域环境的相互关系以及建筑所承载的历史背景与时代潮流的分析研究，来对建筑美的特征做出把握，通过整体的眼光来看局部的美，以动态的方式来研究静态的美。 建筑美学主要有“益美”说以及“愉悦”说，“益美”说主张实用至上，以“功能主义”为核心对建筑美进行定义。在这种美学观点下，建筑的美以功能性为主，其形式应追随功能的需要，意图将实用性与建筑的精确性有机地结合起来，达到一个艺术的平衡，从而表现出建筑的美感。而“愉悦”说主张形式美，认为建筑的美在于形象美感，给人以愉悦的感觉。在对建筑的整体结构、外形、材料、颜色、装饰等要素进行协调，达到建筑形式上的和谐美。 另外，还有 “主观表现论”以及“客观表现论”两种观点。“主观表现论”主要认为建筑美在于对思想、情感等的表达，是人们的情感在建筑上的表现，利用一定的氛围或意境来在空间上表达建筑者的情意，是对建筑的主观情感表现的追求。而“客观表现论”则注重建筑对于外在世界的表现，通过建筑来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或对未来的展望，表现力量或运动的美感，或是对时间的表现。 2当代中国建筑美学概念及特征 我国建筑自从20世纪开始，就一直在西化风格、民族风格以及折中主义三种形式下发展。直到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建筑开始理性地处理传统建筑与西方建筑风格问题。现在，我国在建筑美学上主张以本土传统建筑为基础，并引入西方现代的建筑美学观念。 我国当代建筑的美学特征主要表现在技术美学以及环境美学上，通过对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利用，使建筑达到“轻、光、挺、薄”的特点。在科技不断发展的今天，建筑技术也会越来越先进，越来越成熟，随着技术的不断提高，建筑的实用性以及美学性之间的矛盾可以有效地得到解决，从而使建筑达到美的境界。技术性美学要求技术与形象彼此有机地结合，任何脱离了形象的技术手段都无法给人带来美感，只会让人感到违和感，成为了虚伪的矫饰。随着我国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在建筑开发时对环境效益与社会效益并没有足够的重视，出现了绿地占用过多、不合理地对容积率进行提高等现象，仅仅看到了眼前的利益而忽视了对环境的保护。 建筑的和谐美首先表现在建筑本身结构与外观的和谐，另外还有建筑的功能与建筑空间的和谐、建筑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和谐、建筑与人类的和谐等方面，通过建筑的和谐来达到符合时代建筑审美观的建筑美。 3理性的建筑结构审美 建筑的理性审美主要是对建筑的结构与功能的艺术审美。建筑的第一要素是实用性，对于建筑结构的坚固性有着较高的要求。在达到来实用性以后便可以追求形式上的美感，通过各种艺术造型以及技术手段来完成建筑的艺术创作。因此，理性的建筑审美要求建筑在功能性和艺术性上达到有机的统一，在保障人们正常活动生活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对建筑的美感进行表现。建筑的艺术形式表现主要体现在建筑的结构美上，结构与造型相互影响。目前建筑在于空间高度的跨度越来越大，结构在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所有的建筑结构都是为了一定的功能性的需求而被创造的，因此结构的价值只有在符合了一定的空间使用要求时才能得到体现。从古至今，建筑的结构都是建筑美的前提，不论是木架结构还是石砌结构，或者是欧式的高直式建筑，都是通过结构来体现建筑的艺术性。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建筑的结构也在不断地完善，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概念造型，充分地体现出了时代特征。结构需要服务于功能，不论是什么样的建筑结构都需要以建筑的实用性作为前提。 4感性的人文背景审美 虽然建筑审美以理性的审美为基本，但是感性的人文背景下的审美也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建筑在人们的生活中不仅仅是活动所需要的单纯的物体，同时承载着人类的文明、历史、情感等多方面的人文内容。因此，对建筑的人文背景审美就是对建筑的历史的解读，更是对人类的历史或情感的解读。 我国的古代建筑，大多都有着诗人墨客的情感点缀，同时这种文学方面的因素也更平添了建筑的人文背景。例如听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句古文，必定是能够联想到岳阳楼的。想当时范仲淹学士在这里畅怀释文，表达出自己的政治理想。建筑的人文背景是在情感上引起人们共鸣的美感，是一种人文关怀，具有很重要的审美价值。在一些历史悠久的建筑中，人们往往都能体会到其浓厚的历史气息以及感性的美感，即使其结构已经非常落后，甚至有些建筑已经残缺不全，却仍能给人带来精神上的享受，这就是历史文化在建筑中的积淀，能够引发人们的遐想与深思。另外，一些建筑本身不具有很长的历史，但却通过建筑师的设计，表现出了建筑师对于人文情感的思考，人们通过对这些建筑来读取建筑师所想要表达出的意境或是观点，具有很强的情感指向性，是建筑审美的另一种体现。 5结语 建筑作为一种艺术的表现形式，凝聚了建筑师的智慧以及人们的劳动成果，不但具有结构形式上的美感，同时承载着建筑的时代特征以及人们的思想潮流。因此，建筑美学不但要关注建筑的形式美，同时还要重视人文背景下的建筑美学，在建筑中多加入一些人文关怀，可以更好地增加建筑的美学内涵，全面地表现出建筑的美感。

广播电视论文:提高基层广播电视编辑的业务水平 广播电视新闻编辑是整档新闻依据重要程度或内容的组合而产生的编辑活动。主要职能是通过编缉活动,使整个广播电视传播有组织、有计划、有规律地进行,使整个广播电视传播活动质量更高,效果更好。其任务就是把纷繁复杂、各种各样,表面上看都以其个体的形态存在着,但其间诸新闻必然存在着某种相似,关联及相互作用的新闻稿件按其规律编辑成一档完整的新闻。因此,广播电视新闻的编辑素质在整个电视传播活动中就显得尤其重要。 广播电视新闻作为可观其形、闻其声的传播形式,决定了其分工多样性的特殊性,广播电视新闻编辑不仅要看重多条新闻的排列和组合,还要在考虑诸多因素的基础上,尊重大家创作意愿的同时,最后把握整组新闻的形象、内容、精神状态和新闻指向,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舆论导向和社会导向。新闻的指向性往往综合体现了广播电视新闻编辑的政治敏感性、党性、社会责任感和个人道德情操、思想修养及受众的心理反映等,直接关系着广播电视新闻编辑个人素质和编辑质量。因此,笔者认为,作为广播电视新闻编辑首先应充分认识编辑能力、编辑知识、编辑技能的互动性规律。 笔者曾接触过这样三种类型的广播电视新闻编辑。一种是就稿件编稿件的编辑。这类编辑往往是就案头的稿件信手拿来,只注重单篇稿件的文字修改,再按顺序排列成组,但节目制作出来后,稿件与稿件之间缺乏互动性和连续性,社会导向表现不明显;一种是生拉活扯,牵强附会,任何稿件都要与当时的政治活动相挂钩。还有一类广播电视新闻编辑一味的追求收视率,只注重“卖点”,缺乏主流新闻。这些现象都反映了编辑把编辑能力、编辑知识、编辑技能独立地区别开来,缺乏互动性,影响了电视新闻编辑的质量和效率。本人在从事广播电视新闻编辑中感悟到:能力和知识、技能既是紧密联系又是相互区别的。一方面,广播电视新闻编辑能力是掌握知识和编辑技能的必要前提;另一方面,编辑能力是在掌握知识、技能的活动中形成和发展的,是在学习和编辑实践中获得的,离开了学习和培训,能力、知识、技能就不可能得到发展。 三、加强学习和训练 1.敏锐的观察力。观察力是做好广播电视编辑的基本功,也是发现记者人才的关键,又是把握新闻方向和增强广播电视宣传力度的重要保障。要培养敏锐的观察力,编辑记者只有在“为什么”上下功夫,在激活主体意识和创新能力上作文章。如果缺乏了这两个意识,人云亦云,随波逐流,使受众和记者难以判断和选择,最后成为党委、政府、社会及受众的垃圾新闻。 2.良好的思维品质。一是思维有广阔性。二是思维要有纵深性。三是思维要有敏捷性,对新闻的反应要快。四是思维要有逻辑性。五是思维要有独立性。六是思维要有宏观性。要做到对一段时期出台的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社会经济的发展情况,重大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及背景、当地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心中有数,对稿件内容的选择能审时度势,抓住“热点”,把握舆论导向。 3.强有力的组织指导。应经常组织战役性报道,包括开办栏目,制定方案、采访策划、组织拍摄系列(连续)报道,发动观众对某一热点问题开展讨论等,同时要与记者、通讯员形成鱼水关系,帮助他们出主意、想点子、服好务,指导具体的新闻采编,组织新闻业务方面的培训学习,形成整体宣传合力,打造品牌栏目。 4.灵活的文字表达。广播电视新闻与其它媒介的传播方式不同,对文字的修改、标题的拟定等都有很高的要求,如何使它们灵活地搭配、使用,都需要花一番功夫。特别是文字的表达特别重要,应当有新的思想和新的观念,言之有情,言之有物,承上启下,力求整体美,给受众以简洁、明快的感觉呈现生活化、平民化、故事化、情节化、人物化的编辑风格,拉近新闻事件与受众的距离。 5.隐没的“坐骑”素养。广播电视新闻编辑具有为他人“坐骑”,为他人做嫁衣而默默无闻不图回报的精神,使编辑与记者、与受众具有相容性。编辑要有无私奉献的精神作支撑,时常激励自己发挥“镙丝钉”精神和培养“心境无私天地宽”的素养。 总之,要提高广播电视新闻的编辑素质,不是单一的追求什么,而是在不断的学习、实践、培训、总结中一点点提升,才可以在电视媒介中赢得发展的空间,在主动适应中寻求拓展,成为先进文化的传播者和代表者,成为海量信息的过滤者。 作者:闫风帆(河南项城电视台,河南 周口 466200) 广播电视论文:乡镇广播电视发展的现状、存在问题和对策 乡镇广播电视发展的现状、存在问题和对策 一、概述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信息化是我国加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广播电视产业是整个信息化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传播媒体。广播电视业集各种信息的采集、生产加工与传播为一体，每时每刻向全社会民众提供新闻、文化、经济、娱乐等各种节目信息，为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镇有线电视村村通工程始于1998年。发展至今，区、镇、村、组广播电视实现光缆联网，行政村全部实现村村通，有线电视覆盖率由当时的20％提高到现在的69％。装拉线共320条，立水泥柱1280根，吊线62公里，光缆长度79公里。 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的实施，把无形资源变为有形资产，使党和政府的声音及时迅速地传遍千家万户，送去了党的政策，送去了科技致富信息，也送去了丰富的文化大餐。镇广电站在当地党委政府和区广电中心的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整改线路，整合网络，统一管理。增强了竞争实力，把产业做强做大。该站创新机制，确保有线电视村村通、长期通、户户通。对专职维护人员实行动态管理，签订用工合同，择优录用。有线电视线路一律按标准化施工，对以前架设的线路全部升级改造。在优化服务，塑造广电新形象的同时，为服务好用户，制订了《服务承诺》，公示了服务、举报电话。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城区2小时服务到位，村里12小时服务到位。站里还从镇人大代表、村居干部、执法执纪部门、社会知名人士中聘请了10名行风监督员，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实践证明，只有广播电视网络畅通了，电视节目办好了，服务质量提高了，电视用户才能不断增加，党和政府的声音才能真正传遍千家万户，网络发展的后劲才能凸现，群众才会真切感受到广播电视带给他们的诸多实惠，广播电视才能拥有持久旺盛的生命力。 二、我镇广播电视产业的现状与存在问题 （一）现状： 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关心与支持下，我镇的广播电视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经具备了较好的发展基础。 1、广播的人口覆盖率 我镇的无线广播覆盖是以fm为主，中央、省、市办节目三级混合覆盖，人口覆盖率为100%。有线广播近年来出现了下坡现象，但高架的高音喇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作为无线的广播网络，我镇还保留许多用户，每天播放新闻、地方文艺与生活节目，深受听众欢迎。 2、有线电视入户率 到目前止，全镇有线电视入户率达13000户，占总户数的69%，丰富的荧屏，极大地满足了人民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 3、事业基础 （1）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我镇有线广播电视网络已初步建成宽带信息多功能业务网。有线广播电视已发展成为镇信息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4、经济状况目 前我们的经营收入来源大体是有线电视维护费，有线电视的初装费是28.26万元，维护费达205万元，共计233.26万元。 5、人才队伍情况 全镇广电队伍总人数为9人，其中大专以上5人，中级职称以上1人。 （二）存在问题 但从我镇运行的情况看，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主要有发下四点： 一是收费方式落后。这种收费方式落后，主要是采取站里工作人员先填写好通知书，然后挨家挨户上门发放，用户再将维护费送交到镇里。这样的收费方法一是耗费精力太大。 二是资金回笼不齐，尚有2%的滞留维护费。不象电话用户，一过欠费期就自行停机。 三是台风季节多，线路受损大。我镇地处沿海，台风多。光是就经历了5次的台风，线路刚整修又重刮台风，重复损失，对我们的打击很大。其次，这两年道路工程、农民住房拆建工程加大，线杆转移量增多，也增加了我们的工作量。还有在工程施工当中，许多群众要出来干预，对我们的施工带来了极大的不便，阻碍了工程的如期进行。 四是人力紧缺。目前我镇有线电视站干部职工共9人，正式编制的3人，职工6人。地域广大，因人手少，在抢修服务方面有时造成衔接不上。 五是没有执法权，打击偷接、私接现象力度不够。这种现象，在我们这里每年都要发生10多次，偷接、私接者大都是外来民工，他们租住在简易房内，用针戮的方法将线引进，破坏了光线，大大地降低了清晰度。而基层广电干部没有执法权，对此事只能采取当事人赔偿的手段，这种缺乏力度的方法不能使当事人慑服，偷接、私接现象重蹈旧轨。如果上报上级部门来处理，外来民工一是居无定所，发生事情后当夜出走，二是本人经济力量有限，根本不认处罚结果。 六是广播趋向滑坡。有线广播在90年代以前是红极一时，自从有线电视和调频调幅的收音机的普及，有线广播一路下滑。目前我镇镇级有线广播全部通到村里，但因各村的经济承担力有限，几乎所有的村（居）没能将广播线路引进农户。但有20个村（居）架设了高音喇叭，基本上能开展一般的宣传工作。 三、规划的指导思想与原则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六大重要精神为指针，以“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为保证，以“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为动力，以发展为主题，以广播电视宣传为中心，以数字化、网络化为主线，以更好地为宣传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为国民经济信息化服务为根本出发点，紧紧围绕把广播电视搞强搞大的总体要求，充分发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加强广播电视科技开发和应用，使我镇广播电视发展总体水平在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二）指导原则 1、服 务推动原则。广播电视是一项政治原则性很强的服务业，肩负着传达政令、传递信息、引导舆论、推动和促进“三个文明”建设的重托。精办各类节目、打造优质品牌栏目、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文化娱乐与信息需求服务，培养和造就一支与本地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相适应的广播电视宣传和技术队伍，使广播电视事业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2、科技创新原则。科技是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创新是科技的生命之源。 3、前瞻性和可操作性原则。准确把握事业发展的特点和趋势，力争规划既有近期与长期的指导作用，又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4、协调发展原则。本规划应兼顾广播与电视、无线与有线、卫星与地面、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协调发展。 5、资源共享原则。通过广播电视专用网与其它网络，实现本地和外地区的广播电视节目与信息内容互联互通，实现资源共享，提高服务质量。 四、广播电视的发展环境 （一）地理环境 我镇位于经济发达的路桥区东部，与滨海工业新城相比邻，属于台州高速经济圈，具备发展广播电视事业的经济与相关产业基础。全镇总面积为44.4平方公里，辖51个村(居)，东方大道、疏港大道纵横而过，水、陆、空交通十分发达。 （二）社会经济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积极调整经济结构，使的经济、科技和社会公共事业快速发展，工业经济在调整中持续稳定增长，农业基础地位进一步加强，农村经济全面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实现生产总值14.62亿元，是的1.92倍，年均递增17.7%；财政总收入5707万元，其中地方财政收入2551万元，分别是的1.91倍和1.51倍，年均递增17.6%和10.9%；工业总产值49.35亿元，是的1.42倍，年均递增9.2%；农民人均纯收入8152元，年均递增12%；金融机构储蓄存款余额7.48亿元，是的3倍多；招商引资累计完成近1800万美元，年均递增49.2%；外贸出口完成交货值3.5亿元，是的8.94倍，年均递增72.9%，自营出口企业自实现零的突破后已经增加到9家；标准厂房建设累计完成13万多平方米。 （三）人口情况 到底，全镇共有常住人口64000人，18900户。由于工农业发展需要，还吸引了大量的外来流动人口，他们同样是广播电视业的服务对象。 五、发展目标 随着广播电视产业的体制由计划主导向市场主导的战略性转变，行业服务于社会的特征越来越明显。社会需求的多元化、人们需求的多样化，要求广播电视的服务内容越来越多，服务手段也要朝着“广播”、“窄播”、“点播”的方向全面发展，以满足不同层次、不同人群的需要。本规划的发展目标如下： 1、广播传媒 继续提高有线广播的接入率，保持传统广播手段的阶段性优势。 2、电视传媒 提高服务质量，扩展入户率，充分发挥电视传媒的优势，为人民群众带来丰富多彩的节目。 （1）电视节目点播，安排两大类，一是标准清晰度节目，通过网络汇集成千上万部影视片供观众选择。二是高清晰度节目，为观众提供数字影院级的若干大片，辅以多声道，让赏心悦目的影视大作走入家庭，使观众真正感受到家庭影院的魅力。 （2）音频节目除广播各类信息外，通过点播手段为听众提供多种“发烧”级曲目，把消费者带入梦幻世界。 （3）广播式的因特网，利用广播电视的采、编、播优势，通过广电宽带网络与视音频多媒体网站开展广播式因特网业务，向用户提供实时视频新闻、下载影视剧目、音乐娱乐节目、图文信息和游戏节目等。 （4）继续发展宽带互联网业务：利用以太网技术继续开通个人用户宽带上网业务，为增强吸引力扩展用户群，要在提高速率、降低成本、扩展内容上下功夫。 随着信息化建设的发展，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之间的数据、视音频通信变得越来越重要，他们都需要有各自的专网。如：政府办公网、公安网、税务网、教育网、金融网、卫生网、社保网等等。我们路桥有线广播电视网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网络资源与优势，通过专网与虚拟专网为这些部门与行业提供联网服务。 六、实现规划的对策与措施 （一）解放思想，更新观念 抓住创建滨海工业城的难得机遇，大气魄、大手笔、大动作发展我镇广播电视事业。在规划实施过程中不断树立创新意识、服务意识、开放意识和竞争意识。 （二）推动机制创新，理顺内部关系 机制创新包括广电内部组织机构的创新、用人机制创新和运营与维护管理机制的创新。 一定的战略需要一定的战略组织配套。在广播电视发展规划的实施方面，同样要有相应的组织领导机构来研究行业动态与科技发展，为重大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正确组织领导规划的实施。 用技术的、经济的、行政的手段理顺内部关系，整合系统资源，使其发挥最大效益。 （三）加快建立广播电视科技新体系 建立广播电视科技新体系应沿着数字化、网络化的方向进行 。按照“统一领导、统一标准、统一规划、统一管理、积极推进、分步实施”的方针，加快广播电视的数字化进程。建立覆盖全镇的网络体系，节目生产与交换体系、技术维护与管理体系。 （四）实施联盟经营战略 随着我国加入wto，市场越来越开放，无论是一个地区还是一个行业，闭关自守就意味着落后和被抛弃。在行业资金、人才和科技能力都还有限的情况下，我们要努力与国内外同行和相关的信息界建立事业与科技发展战略伙伴关系，争取科技界、产业界、金融界的大力支持，实现社会资源行业化和广播电视事业跨越式发展。特别指出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镇的民营经济飞速发展，目前已具有相当实力，已经成为当地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于我有利”、“为我所用”的前提下，吸收民营资本投入我们的基础性建设，对发展广播电视事业具有积极的意义。 （五）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事业要发展，人才是关键。我们要建立一个多层次的广播电视人才结构体系。全面开展在职人员的继续教育，提高行业队伍的整体素质。建立有效的人才激励机制，积极培养和引进产业发展急需的高层次人才和复合型人才。大胆使用、充分发挥人才资源在广播电视事业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和先导性作用。 （1）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是一切问题迎刃而解的先决条件。而要使各级政府对乡镇广电站给予高度重视，就必须舆论先行，积极引导。 （2）加快区镇网络的延伸，目前我镇极有个别偏僻的地段还没有拉上线网，造成入户率偏低。 （3）增加重要道口高音喇叭的架设。有线广播目前仍是一种有效的宣传工具，在进户不利的情况下，可有针对地架上高音喇叭，充实听众的听觉空间。 广播电视论文:浅析地方民族广播电视视听资源的收集与利用 ［摘要］本文探讨了民族地区广播电视视听资源的收集途径和方法,着重分析了如何在网络环境下进行广播电视视听资源的开发利用。并重点提出了收集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广播电视视听资源,以满足用户对民族地区视听资源的利用,促进民族地区地方文献信息资源的建设和发展。 1地方民族广播电视的发展 数字化是21世纪广播电视发展变化的必然趋势。随着数字、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在广播电视领域的应用,广播电视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并孕育着新的内涵和契机。WTO、西部大开发、广播电视集团化、"西新工程"、"村村通广播电视"工程,以及"211"工程的进一步推进和实施,给地方民族广播电视带来了新的发展和变革,促使地方民族广播电视信息资源更加趋于数字化、网络化和信息化。 抓住机遇、注重和加快地方民族广播电视视听资源的收集、开发和利用,是我们从事文献信息资源管理和建设工作者的神圣使命和职责。充分有效地发挥地方民族广播电视资源的作用,将有助于地方民族广播电视事业的特色化发展,有利于地方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旅游等各项事业的建设,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两个文明建设,满足各民族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以及保护地方民族文化数字遗产和民族数字图书馆的建设,民族地区网络化资源的建设,弘扬民族先进文化,推动世界间民族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都将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2地方民族广播电视特色资源的收集 我国有着历史悠久的56个民族,各民族有着丰富、浓郁、深邃和璀璨的地方民族广播电视信息资源,以其独特的神韵,丰富和影响着世界民族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云南有25个少数民族、白族是大理的主体民族,其地方民族广播电视特色资源极为丰富。如电视录像专题片:《大理古塔》(获1985年中央台国际交流节目奖)、《古城大理》(获1988年第二届国际世界语大会"绿星"一等奖)、中央电视台"民族体育大观"栏目推出的白族专辑片(30多分钟),其展现了大理白族的霸王鞭、双飞燕、绕三灵等民族民间体育活动,以及苍洱风光;云南省电视台、大理州电视台多次播出的音乐电视民俗片《石宝山歌会》,以及大理白族一年一度的"三月街民族节"开幕式文艺节目电视实况转播等重大喜庆节日和民俗风情专题广播电视片,我们都应从多途径、多渠道、多形式地收集整理这些地方民族广播电视视听资源,使之有序化、特色化和数字化,以便更好地满足网络环境下民族地区广播电视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 2 1地方民族广播电视特色资源 地方民族广播电视特色资源,均指通过广播电视和地方有线电视节目播出的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历史文化、民族风情和民族旅游等有地方民族研究价值的广播电视信息,其代表着各地方民族的先进文化,代表着它们的崛起和腾飞,将这些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视频信息资源,通过声像多媒体技术、现代电视技术、计算机技术和网络信息技术,进行采集、整理、加工和存贮(光盘存贮、镜像存贮和磁盘阵列存贮),形成独具特色的地方民族广播电视数字化信息资源。 2 2地方民族广播电视特色节目的采集 通过电视报刊杂志,声像媒体技术,计算机多媒体技术和现代信息技术,以及互联网信息资源,来预知广播电视节目和采集所需地方民族广播电视特色视听信息资源,使之磁性化存储和数字化存储。从而更好地促进地方民族文献信息资源的建设和发展。其方法有: 2 2 1 电视导航iTV随着各种传输网络的开发和建设,电视节目越来越多,如何在众多的节目中看到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内容,是件令人十分关心的问题。电视导航iTV作为国人开发的电视节目下载工具软件,属绿色软件,可从网上下载。它利用了互联网的便捷性和数据库的强大查询功能,可方便地下载最近一周的电视节目,收听网上直播电台,同步显示影视剧的剧情、电视栏目的简介,并可选定所需的节目内容,在节目开演前15分钟内本软件会用声音和闪动的图标通知你注意收看。还可按分类和各种组合条件查询电视节目,选定电视节目,收视采集所需音视频视听资料。 2 2 2 电视+录像机的采集录像机的全称为磁带录像机,是利用磁性录放原理记录和重放图像信号与声音信号的机电设备。录像机用于记录时可以记录图像和声音信号,用于重放就成为电视节目源。重放的视音频信号可用于传输显示,也可用于复制和编辑录像。在现代电视技术中,存储电视节目的手段目前主要有录像机录像和激光视盘录像。它们将随时间分布的电视信号转变成以空间形式分布的磁信号或光信号,从而实现了电视节目的记录、存贮和延时播放。我们收集地方民族特色的广播电视节目信息源,可用其方法和设备进行采集。 2 2 3 电视视频采集卡我们可以利用最新的应用电视技术、多媒体计算机技术、网络通讯技术等高新技术,来收集、整理和保存地方民族广播电视视听资源。如电视视频采集卡:具有独特的电视节目录像功能。可接收、显示、动静态捕获来自外部摄像机、录像机的标准音／视频信号,并按照高质量、高压缩率的MPEG-4格式保存,以供我们作后期处理。可接收全频段(包括CATV增补频道)电视信号,将普通PC机变为操作方便、高性能、多功能的电视机。结合视频捕获及MPEG-4压缩编码功能,我们还可以用多种方式将所需的电视节目录制在硬盘中,刻录制成光盘,以便保存和利用。 电视视频采集卡,还可完成定时电视节目录制任务。自动下载全国各大电视台的电视节目表(电子电视节目单EPG),极大地方便了我们选择电视台或电视节目,并可依照电视节目表上的时间安排进行定时录像,以及完成高质量的电视、录像、音视频的捕获任务。 2 2 4视频点播系统的采集视频点播就是VOD（VideoonDemand），也称交互式电视点播系统。随着计算机技术和数字通讯技术的进步,使我们主动、方便、快捷地选择和收集所需广播电视视听信息。视频点播系统分为:影视点播、KTV点播、有线电视台电话互动点歌和视频广播。如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等节目,就是提供网上直播。这部分节目有其很好的视听资源可采集。 2 3地方民族广播电视光盘资料的收集 地方民族广播电视的特色栏目和节目多数已趋于光盘数字化,并向网络化方向发展,我们应注重这些资料的收集。其收集方法和途径有: 2 3 1出版社收集定期或不定期地向出版社征集音像出版信息,对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光盘资料进行订购或邮购。如云南音像出版社、云南民族文化音像出版社、西藏音像出版社、西海民族音像出版社、太平洋影音公司、上海新文化广播电视制作公司、上海音像公司、广东音像出版社、陕西文化音像出版社、内蒙古文化音像出版社、北京环球音像出版社、九州音像出版公司、 国际文化交流音像出版社、中国录音录像出版总社、中国广播音像出版社、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都出版一些独具特色的地方民族光盘资料,应重点收集。如由宾川县广播电视台录制,云南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全面介绍中国佛教五大名山之一、东南亚著名佛教圣地鸡足山的《灵山佛都---鸡足山》VCD光盘。该光碟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鸡足山佛教文化、历史文化和奇秀的自然风光,展现了鸡足山独有的风土人情、素食风味、原始植被,具有较好的观赏性、知识性和资料性。2 3 2市场购买随着地方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和音像出版周期的加快,好的地方民族广播电视节目很快就制作成光盘资料,我们应留心走访,及时购买。如云南广播电视公司制作出版的《云南少数民族揭秘》、云南民族文化音像出版社出版的《东巴文化之灵》、《摩梭母系风情》、《白族三道茶》、《大理兰花》、和大型电视专题片《梅乡风情》,以及云南广播电视公司发行的《白族传统民间舞蹈精选》等,都是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光盘资料,应设立专项资金,重点购买,形成特色,使之成为地方文献信息资源的一个亮点。 2 3 3广播电视台的采访收集大理人民广播电台苍洱调频节目多次受到各级表彰和奖励,先后有一个节目获国家级政府奖二等奖,三个节目获国家级政府奖三等奖,三十多个节目获省级一、二、三等奖,一百多个节目获州级奖等,都是值得收集的广播资料。云南电视台的《民族与旅游》、大理电视台的《风、花、雪、月》等频道节目，有其丰富的地方民族视听资源，我们应加强与他们的联系和合作，同心协力,共同构建地方民族广播电视视听资源，形成网络环境下的地方文献信息资源库。 可见,地方民族广播电视信息网即广播电视台,有其丰富的自然和人文资源,拍摄和制作出许多优秀的电视专题片,这些资料片有其较好的观赏性、知识性和历史性。如在全国历史文化名城19家电视台的《名城摄影》中播出的,同时又通过黄河台,在美国斯科拉卫星电视网播出的大理电视台拍摄的《大理三月好风光》、《大青树下的故事》、《古镇上的古乐团》三部专题片,《五朵金花的儿女》(二集电视剧,白族音乐轻喜剧片)、《大理白族的名胜古迹》、《大理白族的建筑艺术》、《大理白族的本主崇拜》,以及由大理州人民政府与中影公司影视片分公司联合摄制的歌舞电视片《苍山歌声洱海情》等等,都是值得收集的资料片。对于促进地方民族文化建设,推动地方民族旅游和经济的发展,都将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2 3 4 文化系统和私人的走访收集地方民族文化系统的文化局、民族研究所、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民族歌舞剧团,以及民间私人,通过长期的民族艺术文化活动,自制、保存和收藏了及其丰富的地方民族广播电视视听资料,我们可采取信函、走访等方式,对这部分资料进行收集。 3地方民族广播电视视听资源的开发利用 抓住广播电视建设和发展的契机,搜寻地方民族广播电视信息网和具有多民族文化特点的人文资源,利用现代声像媒体技术,计算机多媒体技术和信息网络技术,挖掘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广播电视视听资源,充分有效地揭示其资源的价值,使之更好地丰富地方民族文化,并朝着地方民族文献信息资源的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方向推进,为丰富深邃的世界民族文化,拓展新的视野,构建新的地方民族广播电视视听资源信息库。以此促进地方文献信息资源的建设和发展。收集、整理、开发和利用地方民族广播电视视听资源,可以更好地满足地方民族文化信息的需求,推动民族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以及世界民族文化信息资源的繁荣;有助于各民族先进文化的传播,为地方文献工作拓展了新的视野。其研究方法和手段更加趋于视频化、数字化和网络化。加快地方民族文献信息资源的数字化建设,顺应民族地区数字化和网络化的发展,建立"入世"后与国际间交流的、具有特色的民族地方文献资源多媒体数据库,拓宽民族地方文献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对于民族地区先进文化、经济和民族风情旅游,乃至世界民族文化的建设,都将展示出独特的韵律。建立具有特色的地方民族各类型多媒体数据库,增添地方民族网络化和虚拟化站点的视频资源,以及多媒体数字图书馆;加快区域性、地方性民族地方文献信息资源的数字化和特色化建设,构建地方民族文献数据库信息中心,都将推动着地方民族文化、民族旅游和民族经济的腾飞。 广播电视论文:广播电视产业发展优劣势分析 广播电视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广告经营、节目生产经营、网络经营、网站经营等业务。近几年来，宜昌市区不断加快广电产业发展步伐，产业功能和良好的开发前景正日益显露出来。从总的发展状况来看，该区广电产业仍处于夹缝中求生存的状态，机遇与挑战、优势与瓶颈并存。如何适应新形势，做大做强广电产业，对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对加快建设富强文明和谐特色新区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发展广电产业的优势分析 总的来说，区广电产业具有以下四大方面的优势： （一）产业资源丰。广播电视拥有有线电视传输覆盖网、丰富的频率资源和完善的节目系统等优质、充裕的产业资源，具备发展产业得天独厚的优势。广电行业经过多年建设已经形成遍布城乡进入千家万户的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有线电视传输覆盖网具备其他媒体无法比拟的网络资源和内容资源优势。在内容服务方面，广播电视系统拥有最完整的信息搜集、加工体系。它的基本信息功能决定了它能不断汇集着各方面、各层次的政治经济信息，形成庞大的信息库，是取之不尽的信息资源。还有一个方面的优势，是广电传媒长期以来在受众心目中形成的公信力和品牌效应，国家对文化市场的保护政策和扶持力度等。 （二）市场需求大。区幅员辽阔，人口多，区域面积3424平方公里，总人口51万多，农村人口39万多，城市人口12万多，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区域文化资源丰富，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发展广电产业市场广阔，前景良好。首先，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会极大地解放文化生产力。其次，农业税取消以后，农民的收入会出现大幅度增长。再次，广播电视村村通、文化场馆建设等公共文化建设为文化消费提供了强有力支持。最重要的一点是，当前广播电视已成为受众最广泛的传播媒体，已成为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主空间，广大人民群众对广播电视的文化需求呈现出多层次、多形式、多样性的特点。 （三）工作基础好。一是拥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近年，区广电部门顺应文化体制改革大潮，在内部运行机制、人事分配机制等方面推出了一系列重大举措，优化了资源配置，激活了运行机制，增强了综合实力，为广电产业发展奠定了基础。二是拥有一张优质的广电网络。经过长期不懈努力，建成了有线、无线、卫星多技术、多层次混合覆盖的广电网络，其中有线网路覆盖12个乡镇（街办）、100个行政村，终端用户达4.1万户，已形成全区一张网的格局。三是拥有不菲的综合效益。区广电部门坚持品牌战略和传媒经营理念，取得社会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经营创收达1136万元。 （四）发展空间广。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区广电产业功能的开发相对薄弱，除了广告经营、网络经营以外，可以说大部分的功能都没有得到有效的开发，更不要说实现一业为主，多业并举了。广电网路产业收入达900万元，而作为广播影视的龙头产业—电视收入却不足300万元，且大多集中在广告这一块，节目制作与交换几乎未涉及。数字电视经营主要集中在城区，用户很少，农村市场尚未启动。宽带数据业务虽已正式启动，但相对电信、移动、网通、铁通来说，市场占有份额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ip电视、手机电视、网络电视等新兴媒体产业远未涉足。正因为如此，区发展广电产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二、发展广电产业的劣势分析 虽然区广电具有其他产业不可比拟的发展优势，但要真正形成产业，还有一段艰苦的路要走，面临体制、资金、人才等制约产业发展的瓶颈。 （一）体制不顺。一直以来，广电体制属于行政事业型体制，存在三大缺陷。一是资源的垄断性。广播电视资源属于单一的国有国营体制，没有民营，拒绝外资，行政职能与宣传职能、经营职能紧紧结合在一起，形成以行政权力为基础的高度垄断型资源占有。二是市场的封闭性。由于四级办广播电视的历史的原因，广电基本上是以行政区划为中心的自我封闭体系，壁垒森严，画地为牢，各自为营，闭关自守。三是结构的分散性。广电传媒之间诸侯分割，独处一方，各自为阵，分散经营。广电传媒内部，机构设置多，管理松散。广电体制的三大缺陷，导致广电资源浪费、管理粗放和市场化、产业化程度、效率低下。 （二）政策不优。近几年，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文化产业发展的宏观政策，如《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关于促进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意见》、《关于文化领域引进外资的若干意见》、《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等。但我区地方性文化产业政策不够系统和具体，如国有文化事业单位体制改革配套政策、鼓励引导和支持民营或社会资本投资文化产业的政策等尚未制定出台。关于广电产业发展的政策基本没有，而且部分政策文件还限制广电产业的发展。政策不优，导致广电产业发展环境不宽松，不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三）投入不够。如今，重装备、高消耗的广播电视已越来越成为资本密集型行业，投入大、产出大，投入小、产出小。由于没有政府的帮助和产业政策指导，银行不敢贸然贷款给广电发展产业。相对其他产业，广电产业起步晚，基本没有原始积累。近年，政府在广电公益性事业建设方面投入多，在广电产业发展方面投入几乎没有。虽被业界视为朝阳产业，没有金融资本、也没有原始积累、更没有政府对广电产业的资金支持，广电产业发展举步维艰。由于投入的不足，导致广电设施不完善，装备不佳，无法开展数字电视和多功 能业务，再好的广播剧、电视纪录片题材等也只能等待，无法投入生产制作。 （四）人才不足。长期以来，由于广电媒体在用人上没有严格执行标准，近亲繁殖严重，造成从业人员急剧膨胀，人才寥若晨星。一些人才由于不能满足市县的收入水平和发展环境，在条件成熟时会跳到更高的发展平台，市县广电往往被动地成为上级媒体的人才输出基地。目前我区广电从业人员182人，专业技术人员仅有80人，占总人数的44%，专业技术人员中仅有26人取得中级职称，无一人取得高级职称。广电人才紧缺由此可见一斑，不仅缺乏高素质的名主持人、名编辑、名记者等拔尖人才，就是一般的专业技术人才也难以满足，更不用说高层次的既懂广播电视又懂经营管理的复合型人才了。 三、加快区广电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根据广电行业未来的“两化”方向即传输数字化、节目市场化，结合区实际，要切实加强市场运作，不断拓展经营空间，逐步夯实发展基础，促进广电产业健康发展，推动广电产业跃上新台阶。 （一）改革体制增活力。要认真贯彻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按照“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壮大实力”的要求，不断深化广电体制和机构改革。一是把允许经营的资产、资源和业务从目前的事业体制中分离出来，面向市场进行企业转制和重组，使经营性业务逐步走上产业化轨道。二是根据广电特点，探索实行制播分离制度，除新闻类、社会访谈类节目外，社会服务类、大众娱乐类节目和其他栏目可逐步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实行节目的招标采购，收入按市场机制分配。三是鼓励民营资本以参股、合作等形式，大胆尝试组建民营有限责任公司、[:请记住我站域名/]广告制作公司、民间节目制作公司，将部分电视节目特别是广告经营等业务要全面推向市场实行民办民营。四是深化内部人事、分配制度改革，打破用人制度上的“铁交椅”，实行全员聘用制、干部竞争上岗、职工双向选择、栏目制片人竞聘制；打破分配制度上的“铁饭碗”，推行“买新闻”制、制片人制和效益工资制。 （二）开发产品求市场。发挥广电资源和品牌优势，开发更多的广播电视产品进入市场、占领市场，推动市场繁荣和产业发展。一是打造本土化的文艺品牌节目。通过举办才艺展示、歌咏比赛、玫瑰之约等大型文化活动，推进《走近》等系列专题片和重点题材影视剧的生产制作，提高本地电视节目的质量和可看性，扩大广播电视的品牌影响。二是丰富有线电视节目频道。尤其是提供针对不同层次、不同群体、丰富多彩的专业频道，实现频道专业化、节目窄播化，凸显频道性，形成固定的用户群。三是开发多功能服务产品。加快有线网络数字化双向改造，在传输有线广播和有线电视节目基础上，推出诸如视频点播、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电子政务、网上证券交易、高速因特网接入、会议电视等多功能服务产品。 （三）多方出击拓空间。发挥广播电视的资源、人才优势，多方出击，积极拓展广电产业发展领域。一是可以利用有线网络资源，开设在线互动游戏。二是利用人才优势，开发计算机软件和提供互联网技术服务。三是可以利用现有丰富的库存视听资料，加以开发，实现二次利用。四是可根据广播电视传播信息的特点和优势，开发相应的衍生经营，如成立电视产品专卖店，开办电视红娘和房产等信息中介服务等。五是密切关注现代信息技术在传播领域的应用，适时开展ip电视、手机电视、移动电视、网络电视等新兴媒体业务，实现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发展。六是可适时介入社会优势产业，拓展产业发展的跨度，如旅游、演出、证券等产业，这些产业市场利润丰厚，是广播电视不可轻言放弃的一块大蛋糕。 （四）联姻联动谋发展。一是巧借平台。对于资金投入大、发展前景好的产业，如数字电视，我区可以借助宜昌搭建的数字电视平台，并借鉴其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优势，发展我区的数字电视业务。二是与周边地区联动。利用本地广电的资源优势，与周边发达地区广电进行联合，实行区域联合与优势互补，拓展产业发展的地域跨度。在影视剧、专题片的制作生产上，立足，走出，加大与有实力有影响的传媒机构的合作，提升内容生产的产业度。加强与周边网通、联通等相关信息产业部门的强强联合，积极推进宽带信息业务的开发，以广电的内容优势抢占信息产业市场。三是与其他媒介联姻。广电可借助互联网的优势，通过与互联网联婚，孵化催生广电网站，如三峡传媒网。并借助广电同行和其他纸质媒体的优势，实行跨媒体合作，比如联办广播电视报刊。还有影视剧和图书出版的“联姻”等。 （五）规范管理优环境。要使还处于襁褓中的广电产业迅速发展壮大，政府的推动和支持是至关重要的。一要优化政策。给予广播电视积极优惠的经济政策，减轻税负，如免征所得税、政府调控资金等；鼓励、支持广电部门根据产业发展需要，制定新的资费政策；放宽市场准入，吸引、鼓励各类资本广泛参与广电产业发展。二要加强监管。出台广电产业宏观调控的政策法规，如制订有线数字电视产业发展规划，做好影视剧和纪录片的题材规划等；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节目制作公司和广电产业经营项目，要减少审批环节，简化审批手续，搞好配套服务；加强市场建设和监管，严格市场准入，对非法传送广播电视节目、非法生产制作影视剧等开展专项整治，确保广电产业市场健康发展。三是加大投入。对广电综合大楼、发射台、转播车等基础设施建设，要以政府投入为主，以完善广电设施，为广电产业发展夯实基础。对广电重点产业重点项目，如有线网络双向改造、数字电视整体转换等，政府要给予资金补助和信贷贴息等方面的扶持，推动广电产业做大做强。 广播电视论文:谈广播电视对道德建设的作用 一、发挥主流媒体的导向作用 广播电视要坚持“实事求是、正面报道、服务公众”的方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用先进事迹鼓舞人,以模范人物引领人,以高尚情操感召人,以饱满的热情报道符合时代精神的新事迹、新典型,发挥媒体的导向作用,并对社会较为关注的热点事例给予正确的引导、公正的评价。 (一)以歌颂时代精神为主旋律 中央电视台倾力打造的精品栏目《感动中国》,它以感人的事迹、震撼人心的精神,鼓舞着公众在坎坷中前行。还有中央和地方广播电视对于身边普通人先进事例的报道,一次次唱响着时代的主旋律:最美司机吴斌、最美教师张丽莉,当危险来临的时候,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去保他人安全,这种舍己救人的精神在社会经济转型、道德观多元化的今天尤为重要。广播电视要大力宣扬此类先进事例的报道,为社会树立正确的道德观、正确的评价标准,引导公众的行为,引领道德风尚,倡导时代精神。 (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容 广播电视工作的重要内容是秉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歌颂世间的真善美,批判社会的假恶丑,宣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如,中央电视台二套播出的《2012中国年度经济/:请记住我站域名/人物》终身成就奖的获奖者郭鹤年,他将爱国主义与人生价值密切结合起来,那种永不言败的精神令人敬佩,是社会公众学习的楷模;黑龙江卫视的《帮助》栏目,帮助弱势群体解决实际困难,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中央电视台三套《温暖中国—我身旁的好人》栏目,通过讲述平凡的人、平凡的事,展现人间真爱,传递爱心,将希望撒向人间,歌颂了人间的真善美,引导了公众的道德行为。 二、发挥广播电视的舆论监督作用 随着广播电视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在新的时期媒体的监督职能日益凸显出来。舆论监督的特点是使社会舆情群众心声得以公开、充分表达,以求得社会成员的心理平衡,并及时化解矛盾,取得很好的监督效果和社会反响。道德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人们共同生活和行为的准则与规范,是通过人们内心的信念、外在的舆论压力来规范人的行为,广播电视作为舆论引导的有效手段之一,通过时评、社论、连续报道、记者走访调查等形式实施舆论监督,对于社会上一些违背社会道德的错误行为、丑陋现象给予批判及加以纠正,可进一步完善人们的道德修养,规范人们的道德行为。现今,不论是中央电视广播还是地方电视广播,都高度重视道德舆论监督,纷纷通过开设栏目、专题、系列报道等形式,通过对一些不道德行为的批判教育公众。中央电视台的《道德观察》将观察的视角放在百姓身边发生的事上,贴近生活,取材真实,对生活中违反道德、有悖情理的事情进行评论,效果良好。黑龙江卫视的《说和》,关注农村生活,通过对婆媳之间、邻里之间、夫妻之间发生的矛盾进行调和,倡导“仁义礼悌孝”传统美德,以情理动人,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三、发挥广播电视文化的影响作用 现阶段,社会经济处于转型时期,文化处于多元包容的发展阶段,广播电视节目作为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对于公众的日常生活、道德水准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一些影视广播作品粗制滥造、哗众取宠,内容消极、低级趣味,为了吸引眼球以错误的价值观颠覆传统、践踏道德,助长了社会不良风气。例如,一些娱乐节目为了迎合少数人的低级趣味,以所谓的犀利语言恶意攻击他人,宣扬扭曲了的价值观,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污染了社会环境,败坏道德,影响恶劣。广播电视工作者要用先进的科学理论武装头脑,从大局出发,本着对工作负责、对人民负责、对时代负责的态度,以与时俱进的精神为指导,制作更多优秀的广播电视作品,激励人民群众开拓进取,不断唱响时代主旋律,弘扬社会新风尚,谱写道德新篇章,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营造良好的环境。 广播电视局狠抓经济发展软环境建设 广播电视局狠抓经济发展软环境建设 为进一步营造良好的投资氛围，给投资者提供一个宽松和谐的生产、生活环境，广播电视局认真贯彻落实峄城区加强经济发展软环境建设工作会议精神，牢固树立“环境就是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提高生产力”的观念，把软环境建设作为加快发展的生命线，不断创新工作思路，狠抓各项措施的落实，为全区经济超常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 一、加强领导班子作风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 广电局领导班子通过认真学习并身体力行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的重要讲话、省第九次党代会精神，全面加强新形势下领导干部作风建设，对照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严格要求自己。 广电局按照区委区政府关于反腐倡廉工作要求，准确把握新时期反腐倡廉工作总体思路，坚持做到“三个更加注重”，积极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加强廉政文化建设，以更坚决的态度，更有力的措施，更扎实的工作把反腐倡廉工作落到实处。 二、抓队伍建设，特别是职工思想教育工作和新的目标岗位管理制度建设 进一步健全完善了全员岗位目标考核奖惩责任制，并将其作为作为评先树优、晋升晋级的重要依据。该制度进一步明确各部门的工作职能和工作人员的岗位职责，把岗位责任制分解落实到人。广播电视宣传中如果由于人为原因影响宣传工作正常进行，或出现失实报道，轻者给予批评教育，取消评优评奖资格，重者给予纪律处分。对违反规定搞有偿新闻的，立即调离原岗位，并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同时还要追究部门领导责任。 三、抓好有线电视对外服务工作 在有线电视对外服务方面，按照机关效能的要求，建设了综合服务大厅，做到制度上墙制、一次性办结制、服务承诺制、限时办结制等六项服务承诺制度。为经济园区架设了6.3公里的光缆线路，开设光点6个。现根据园区发展情况开通光点4个，基本上满足了园区开发商看上有线电视的需求。同时在服务上做到有求必应，收费人员如有违反规定乱收费的，根据其收费数额大小及其影响程度，给予警告、记过直至开除处分，同时还要追究部门领导的责任。有线电视维修人员无故拖延时间，使维修不及时，影响用户收视，轻者批评教育，扣发奖金，重者停止工作、停发工资、做待岗处理。切实把优化经济软环境的要求落到 ！ 二〇〇七年九月十四日 广播电视论文:对市广播电视局开展舆论监督的几点探索 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的权利，也是新闻媒体的职责，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以及社会转型时期的反腐工作需要舆论监督，党的十三大至十六大政治报告中也都明确提出重视和发挥传媒的舆论监督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名扬中外的“四大民主”：即“保证人民依法实现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而实现实现民主监督的重要形式和途径就是舆论监督，新闻媒介作为舆论监督的主要载体，广电总局最近下发文件，要求各市级以上广播电视部门要在黄金时间开设舆论监督性栏目，其中监督性报道不能少于50％。 近年来，我局相继开办一批舆论监督性栏目，并对充分发挥广电媒体的优势开展舆论监督工作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如《行风热线》《新闻快报》《邢台广播电视报行风评议专版》等栏目，其中《行风热线》栏目是近年来我局着力打造的拳头栏目，该栏目以“三贴近”为宗旨，上为政府解忧，下为百姓解难，自推出以来，倍受社会各界、国内媒体的关注，一位邢台的市委书记评价该栏目是党和群众的“民主线、连心桥、监督岗、服务处”，20__年，该栏目还作为全国唯一一家地市级电台荣获全国新闻名专栏奖。该栏目的主要运作机制是每天早起半个小时时间，邀请市有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在直播间直接通过热线电话和群众交流，答复和解决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去年四月，按照市委制度，市级领导相继走进了直播间，进一步加强了群众问题的解决深度和广度。舆论认为：市级领导走进直播室与群众直接对话并能形成制度，这是邢台市政治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举措，是名牌栏目“行风热线”的一个重大创新，有普遍的借鉴意义。截止到20__年6月10日，“行风热线”共开办2100期，接听热线电话18000个，接待群众来访20__人次，解决热点难点问题14000多件，解答政策咨询5000多项。其中，为农民挽回因假种子、假农药、假化肥而造成的经济损失210多万元；退还学生教育不合理收费70多万元；解决医疗乱收费，退还患者200多万元；认真解决群众因办理各种证件而遇到的乱收费问题，退还群众不合理收费280多万元。受到群众的好评和市领导的赞扬。两年来，接听群众电话4000多个，为群众解决了大量热点难点问题，受到群众的好评和市领导的赞扬。《新闻快报》是20__年4月我局新推出的舆论监督性电视栏目，这个栏目是电视台对全台节目大改版的一个重大成果，从近一年的运行状况看，栏目定位、风格、形式和发挥舆论监督作用等诸多方面都很成功，很快被广大观众认可。截止目前，该栏目共播发224期，新闻报道826条，其中监督类报道672条，接到的来函来电达4000多件次，还有的为表示感谢，向栏目组送来了锦旗，沙河市留客村的3位村民代表，将一面写有“党的好助手、群众贴心人”的锦旗送到电视台，感谢《新闻快报》栏目客观报道了他们因纠纷而影响浇地的问题，促使存在多年的老问题得到解决。市领导也很看重这个栏目，并给予了充分肯定，市委副书记石玉春同志多次勉励我们把《新闻快报》办成贴近实际、注重实效的名栏目。该栏目不负重望，被评为20__年全市名栏目，全市“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奖”。 总之，舆论监督栏目在邢台广播电视领域落地开花，让人欣慰的同时，我们也对栏目为何如此受到领导重视、媒体关注、群众欢迎的现象进行了积极研讨，一致认为： 一、作为党和政府功能的拓展与延伸，舆论监督要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把握好结合点。开展舆论监督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要选择那些“政府重视、群众关心、普遍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说要把握好党和人民利益的结合点。舆论监督影响面大，它不仅涉及到被监督的部门和个人，而且还涉及到舆论导向的问题，因此，在具体操作中就是要“帮忙不添乱，敢言不越位”，关键是要选准政府关注、群众关心的事件和问题，同时，解决实际问题，增进团结、维护稳定是舆论监督的根本出发点，应着眼于改进工作，心中时刻想着大局，切切实实把度把握好。去年非典期间，针对城市角落存在的不良环境以及部分群众在思想观念上存在的有悖社会发展的陈规陋习展开报道，受到领导重视和各界关注，问题得到迅速解决。又如今年2月15日，家住园东小区的居民们向《行风热线》反映他们已经有两个星期享受不到物业管理服务了。接到反映后，记者来到园东小区深入采访，并以《小区居民不满物业收费，物业公司停止提供服务，园东小区居民被垃圾困扰》为题报道了此事，消息播发后，负责园东小区物业管理的市城建开发物业公司高度重视，他们挨家挨户上门征求意见，并于3月13日晚召开业主大会重新协商小区物业收费价格。这家物业公司的经理表示，即使业主不交服务费，他们也要坚持服务，他们将以更加优质的服务赢得住户的满意。3月15日，记者再次来到园东小区采访时，发现堆积在楼前的垃圾已被清扫一空，小区内的环境焕然一新。 二、搞好舆论监督，在制度层面上还要加强完善和创新。搞好舆论监督，一方面要确保其导向和实效，使之切实代表党和人民的利益，体现“三贴近”，避免经济利益驱动和一味追求轰动效应，急功近利的不良现象，维护广播电视的权威媒体形象，另一方面也要从大局出发，充分尊重和激励采编人员的劳动积极性，抵制来自各方的压力。这就需要从制度层面上加以考虑和完善，建立有利于舆论监督生存的内部良好机制。近年来，我们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了制度建设。一是重播重审制度，确保万无一失。二是节目审查制度，建立了由 局长任组长、主管宣传的副局长任副组长、各媒体负责人为成员的编委会，从政治和大局出发，加强节目的审查把关。三是建立全局每周节目ABC评审制度，加强节目的评议、评比。四是完善奖惩制度，对采编人员的稿件提供数量、质量进行量化考核。五是出台全局《舆论监督性节目播出审批制度》，进一步规范了舆论监督性节目的运作机制。 三、队伍素质是搞好舆论监督的基础条件。舆论监督直面社会现象的是与非，因此，搞好舆论监督，对采编队伍素质提出了高要求。为此，我局着力通过深入开展“三项学习教育”活动、业务素质培训等措施，强化了采编队伍政治责任意识、法制意识、角色意识、质量意识，加强了马克思主义新闻道德观的培养，要求栏目组及其采编人员时刻按照“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目标提高自身素质。在具体报道中，要坚持客观的原则，不把个人恩怨、好恶色彩带入报道，不充当个别利益冲突的工具，努力树立关怀弱势的人文精神和不阿权贵的独立品格；要树立法制观念，充分重视发挥法律在舆论监督中的作用，在舆论监督中严格遵守国家宪法和法律；树立角色观念，作为舆论监督的主体，作为推动舆论监督工作的内因，要在思想上提高认识、加强修养，在自身的思想深处真正树立起搞好舆论监督工作所必需的角色观念，争取社会舆论的支持，争得社会各方面、各部门的理解和配合，使舆论监督工作充分展现其原动力，确保舆论监督健康、顺利、有效、正确地进行。树立质量意识，提高对新闻线索的高度敏锐性，以高效到位的舆论监督引起公众的关注，得到党委、政府的充分重视，有效的引领舆论导向，促进矛盾的缓和和解决，促进社会的发展和稳定。 我局在积极总结开办舆论监督性栏目，实施有效监督的基础上，通过全面深入开展“三项学习教育”活动，与时俱进，进一步加强了舆论监督性栏目的创新和升华。 一是充分整和广播电视媒体资源，加强媒体联动，力求形成合力。针对局属各广播电视媒体、传输网络等单位在业务上相对独立，没有形成巨大合力，充分发挥出广播电视的整体优势，我局进一步提出了对广电资源重新整合，形成媒体联动优势，并首先在《行风热线》实现电视播出上进行可行性尝试。即通过《行风热线》节目同时在有线电视频道直播，并配合该栏目系列跟踪、反馈性栏目《热线追踪》《热线回音》实现电台、电视台有线频道同时运作的方式，进一步扩大《行风热线》节目的影响，增强监督实效。 二是扩大监督面。随着“行风热线”工作的发展和知晓范围的扩大，人民群众的参与意识不断增强，为满足群众的需要，从20__年起，“行风热线”在原来参与部门的基础上，又新增加了市中级人民法院、市检察院、林业局、文化局等8个职能部门，参与部门由28个增加到36个，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新闻快报》则随着其运作方式的逐步完善和成熟，正在尝试加大政法系统的报道力度，特别是对案例的报道，力促使执行难等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三是完善各项制度。1、市级领导走进直播间实现制度化播出。市委、市政府专门下发有关文件，并对市领导走进直播间的时间作出具体安排，保证了市领导走进直播间的经常化。2月12日，在防止禽流感时期，副市长任保伦走进直播间就我市防止禽流感的形势和措施同听众进行沟通交流，为群众解疑释惑。3月30日，正值农村春耕备播时节，任保伦再次到直播间就农民十分关心的“三农”问题及农业结构调整问题同听众进行对话，收到很好的社会效果。2、实行回访反馈制度。“行风热线”旨在解决群众的热点难点问题，为群众办事实、办好事。为使群众问题真正得到解决，对部门热线中接听问题的处理情况实行反馈制度，定期反馈处理结果，加大监督力度，并根据反馈情况，回访听众，听取听众对问题处理的意见和满意程度，对部门实施二次监督，使群众问题得到解决。3、为保证节目质量和问题解决落实效果，“行风热线”对参与部门实行考核考评机制。节目组聘请20名热心听众，坚持每天对上线领导的业务水平、服务态度及部门对“行风热线”工作的重视情况进行评定打分，节目组也每月对部门作出综合评定，测评结果每季一公布，从而有力促进职能部门工作作风的转变。 四是创新报道形式。1、增强报道的现场感、突出时效优势。《新闻快报》努力突出“快”的优势，如接到线索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有时还赶到了110、120之前到现场，不仅增强了报道的场效应，也进一步赢得了群众信任，西崇礼街居民回迁楼因楼房质量纠纷，打电话给栏目反映，记者10分钟内赶到了现场，早已等在那里的居民高兴地喊道，“电视台的《新闻快报》来了”。在了解情况后，欲留下电话号码再联系，院内的群众却异口同声地说：“不用留了，我们都知道，7301057。”“快”的优势还体现在播出时效上，采拍节目严格实现了当日播出。2、进一步增大跟踪报道、连续报道的比例。跟踪报道、连续报道是增强监督实效的有力形式，也容易引起群众持续关注，从而督促问题的改进和落实。 五是加强服务措施。1、各监督性栏目纷纷开辟服务热线，受理群众举报，接受群众咨询。2、坚持“走出去”，为各有关部门主动服务和接受监督牵线搭桥。为落实市委领导提出的“行风热线”直播间服务与深入基层服务相结合的指示精神，“行风热线”积极策划、筹备走出直播间活动，坚持每两个月走出直播间一次，深入到市区、厂矿、 社区、学校、农村。今年3月15日，“行风热线”同工商局、技术监督局、食品药品监督局一起，开展了3.15大型咨询服务活动，现场接受消费者的咨询和投诉；5月16日，“行风热线”冒雨深入到临城就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向农民进行了宣传，受到农民朋友的热烈欢迎，对两次活动“行风热线”都进行了现场直播。 广播电视论文:论浙江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摘 要:浙江广播电视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方面有许多创新之举。渠道、内容和资金是浙江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三大着力点。 关键词:浙江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建设; 一、引 言 大力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维护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提高人民群众文化素养,转变政府职能,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举措。广播电视作为大众传媒,与生俱来就具有公共性的特征,又因其传播迅速、受众面广、感染力强等特点,使其在公共文化服务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随着广播电视产业属性的不断强化,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功能受到极大冲击。因此,加强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升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是当前广播电视改革和发展的一项重任。 相对于文艺演出、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服务而言,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节目制作、播出、传输、覆盖、接受等多个环节,涉及技术、内容、管理等多个层面[1]。因此,在总结和评价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时需进行多环节、多层次考察。浙江广播电视非常重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在建设和完善过程中有许多创新之举,尤其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方面已经走在全国前列。渠道、内容和资金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三大保障,这也是浙江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三大着力点。 二、渠道建设:覆盖全,技术新 以功能划分,渠道建设可以分为基础设施建设与新技术平台集成创新两个层面。[2]基础设施建设是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目标,保证所有公众都享有广播电视的视听权。新技术平台的集成创新是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的更高目标,满足公众对广播电视视听效果的需求。 浙江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成效显着。自1998年开始,浙江省按照中央部署先后实施了三轮“村村通”工程,至2012年5月底,全省所有乡镇和99.9%以上行政村实现了有线电视联网,有线电视用户数达到1343万户,农村有线电视实际入户率提高到90.7%。在巩固“村村通”工程成果的基础上,浙江大力实施“户户通”工程,计划到2015年,全面完成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建设任务,基本实现广播电视“户户通”。此外,浙江省还推出了农村广播“村村响”、“广电低保”、“广电进渔船”和乡镇广电站设施改造等一系列配套工程。至2012年底,将达到100%乡镇建立广播站,95%以上行政村(社区)建立广播室。对农村“低保户”实行有线电视入网费和收视费全免政策,使全省城乡“低保户”群众都能收听收看到有线数字广播电视节目。2012年将完成3000艘渔船卫星接收设施安装任务,完成200个乡镇广电站设施更新改造的目标任务。 数字化浪潮推动着浙江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技术的不断更新。近年来,浙江广播电视在有线网络数字化发展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基本建成了全省统一的有线数字电视网络,构建了全省统一的有线数字电视发展平台。截至2012年6月底,全省数字电视整体转换率达到97.1%,大中城市有线网络双向化改造率达到98.5%,其他城市达到90.8%。同时,积极推进有线数字电视城乡一体化发展,全省农村地区整体转换完成率和双向化改造完成率分别达到66%和47%。 由杭州文化广播电视集团、浙江省广播电视集团等投资组建的华数数字传媒集团,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已成为浙江省有线数字电视和移动电视发展的省级主体,信息化的主平台和全国数字电视、手机电视内容应用服务的重要平台。2003年,华数率先在有线广播电视网络数字化转换过程中推出双向互动模式,将“数字电视网、互联网、通信网”业务进行了融合,开创了跨网、跨屏、跨媒体的“全媒体”模式。2010年华数承建的手机电视集成播控平台通过国家广电总局验收,成为全国首家可以正式商用的手机电视集成播控平台。同时,华数已建成全国最大的数字节目内容库,储备了数百万小时的精彩视频内容,为三网融合业务提供重要支撑。 三、内容生产:公益性节目比重持续增加 播出内容是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的最终落脚点,内容的优劣决定着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的效果。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容包罗万象,涵盖多个领域,内容本身难以衡量和取舍,但内容所表达的价值观、功能定位应该是可以把关和把握的,广播电视的播出内容应该传达健康、积极、主流的社会价值观,体现信息传播、社会教育、舆论监督、文化娱乐等功能。 浙江广播电视积极探索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容创新,无论是省级广播电视媒体还是市县级广播电视媒体,节目形式和内容不断丰富,公益性节目的比重持续增加。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旗下的12个电视频道和7个广播频道,有影响力的名牌栏目和精品栏目基本上都以公益性节目为主,如浙江卫视举办的大型新闻行动《五洲四海看浙江》、《创业创新在基层》、《走向蓝海》,荣获“全国10大创新创优栏目”的《我爱记歌词》、《江南》,以及关注弱势群体的《范大姐帮忙》、《小强热线》、《1818黄金眼》、《钱塘老娘舅》等民生栏目。广播的《阳光行动》、《浙江第一线》,分别开设了“厅长在线”、“向人民报告”等系列专栏,邀请省市有关职能部门领导走进直播室,与全省民众开展在线交流,发挥了通达民意、沟通社会、化解矛盾的积极效果[3]。浙江广播电视集团还创新举办了中国电视观众节,开创了广播电视“为观众办节”的先河,每年吸引2000多万人次观众参与,被称为“电视的榜样”、“观众的节日”。此外,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举办的“风云浙商”、“浙江骄傲”、“新农村建设带头人”、“省十大民生工程”等年度评选活动,影响也比较广泛。 2002年经国家广电总局批准,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专门开播了浙江电视台公共频道。浙江电视台公共频道立足全省、面向城镇、服务基层,体现了地方性、联办 性、公益性和服务性的特点。2007年9月,浙江广电集团实行浙江教育科技频道和浙江公共频道的整合运营,改版后的浙江公共频道收视率不断攀升,形成了一大批有影响力的公共文化服务节目。比如浙江最前沿的创新致富资讯杂志节目《新山海经》,浙江首创的电视流动舞台形式的平民草根互动竞技节目《流动大舞台》,浙江唯一一档房产装修舆论监督服务节目《房产装修我来说》,超大容量的新闻资讯节目《雪倩说新闻》,以及浙江新农村建设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浙江新农村“创业创富”大赛、“新农村冲击播”浙江特色乡镇全方位电视助推行动等品牌活动。 四、资金投入:多管齐下,兼顾效率与公平 浙江作为一个经济强省,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在资金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但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单一的公共财政供给难以保证其可持续性发展。 浙江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的资金投入体现了多元化的特点,以公共财政投资为主,依靠浙江省各级广播电视播出机构的资金优势,并综合运用多种财税优惠政策。资金在投入与使用过程中,兼顾效率与公平,不断提升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的技术与水平,并向农村和弱势群体倾斜。 浙江省建立了对农节目服务专项扶持资金,从2008到2011年,用于对农节目服务工程建设专项资金1500万元。乡镇广电站设施改造工程已纳入浙江省“十二五”发展规划,浙江省政府每年投入2000万元予以保障。“户户通”有线电视联网工程建设的资金主要由各广播电视台及网络公司负责承担,省级财政原则上不再另行安排专项补助资金。直播卫星“户户通”工程建设所需资金由省财政及用户个人共同承担。“户户通”直播卫星设备购置费由用户个人支付100元,其它由省财政补助。浙江华数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全省直播卫星服务管理机构,承担了全省直播卫星设备的采购、发放、维修、服务等工作。 同时,浙江华数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浙江广电有线网络的运营主体,对已加入到浙江华数公司的市、县(市、区),主动承担其所属自然村、行政村有线联网任务的相关建设经费。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运用市场机制,不断增强经营实力,全力推进技术装备的改造提升,为公共文化服务提供优质平台。2001年以来先后投入20多亿元,引进配置国际一流、国内领先的16讯道高清电视卫星转播车和各类卫星转播车11辆,建成规模不一、功能各异的数字化广播电视演播厅21个,完成电视制作楼整体改造、广播5.1环绕声录音棚、卫视高清新闻演播厅和非编网改造等重大技改项目。计划投资启用50亿元,用5年时间建成“浙江广电传媒大厦”和“浙江国际影视中心”两大省重点文化工程项目,成为迄今浙江省投资规模最大、档次最高、功能最全的现代化广播电视建设项目。 浙江广播电视紧紧围绕公共文化服务的渠道建设、内容生产和资金投入三大支柱,彰显了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的优势,体现了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较好地满足了公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广播电视论文:对广播电视档案的管制和利用探索 单位领导层面的人员要转变观念,从自身做起,明确单位领导者是进行档案管理和利用的第一责任人,加强对单位的领导力度。结合单位档案管理的实际和需求,制定适用于本单位的档案管理制度,规范员工工作行为。单位档案管理部门的领导要经常性地对本单位的档案管理工作进行审查和评估,及时发现并更正问题。建立档案管理责任制,将管理责任落到实处。并依照档案管理相关规定和规范标准,对单位内的档案进行归档范围和管理职责的划分,将重要声像档案的管理作为档案管理的重点,对日常档案管理和利用工作进行严格的监督指导。针对比较有专业特色的档案资料构建按照专业划分的归档管理制度,这为及时归档和保证档案的完整提供了很好的保障。要加强对广播电视档案管理从业人员的培训,培养出同时掌握广播电视业务知识和广播电视档案管理和利用能力的高端人才。定时定期筹集一定资金投入到档案管理工作中,从点滴积累起来,使档案管理设施和技术越来越完善。转变观念,增强档案管理和开发意识广播电视档案是知识经济时代的一种重要知识资源,在广播电视事业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广播电视媒体工作人员,从电视台办公室的档案管理人员到电视台领导层领导,每一个从业人员都要对广播电视档案管理和利用工作的重要性有清晰的认识,从思想上重视档案管理工作,重新塑造档案管理与服务的良好形象,让档案资料信息作为重要的服务公众生活的手段。可以加强与广播电视用户的交流与沟通,积极收集用户反馈信息,作为今后自身工作方向的指导,从多个层面满足社会公众对广播电视档案的信息需求。还要提高档案管理人员的素质,培养他们在档案管理工作中的耐心和责任心,提高他们的专业素质。提高档案管理和利用信息化程度为了提高档案管理和利用的信息化程度,首先要对广电单位内信息化档案管理体系做出合理准备和规划,在实现档案信息化管理的过程中,进行相关的新闻信息数据收集是基础,要搜集各种类的档案信息资料,并加以整理和归档。要确定选用何种应用软件,确定进行信息化系统管理和维护的方法;其次要在广播电视单位内建立和完善广播电视档案网络数字平台,将其重点放在功能性和互动性上。根据我国广播电视目前的状况,现阶段至少应该对在线咨询与答疑、档案查询与参考、杂志邮件及个性化页面等具有互动功能栏目进行开放和管理;实现信息化的重点是在档案管理多媒体信息系统中建立档案管理数据库,实现处理相关的文字和多媒体信息。在数据库中,相比简单的文字文件来说,图像和视频数据的存放、管理和使用等相对比较复杂和困难,所以要重点对数据库进行选择和建设,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档案管理和利用程度,真正体现信息化给档案管理带来的好处。 广电档案中声像档案的管理和利用 声像档案种类多、涉及范围广,是广播电视档案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一部分,由于其以旨像录制技术为基础,以传递丰富多彩的画面和声音为特点,一直是最具有史料鉴赏和文献收藏价值的档案,是电视节目中记录效果最好的载体,所以,对声像档案的管理工作是广播电视档案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档案管理人员首先要做到增强自身的服务意识,要积极了解当前形势下广播电视工作的各种新闻、政策和要求,培养自己开阔的思路和敏捷的思维,掌握当前广播电视大局,并建立服务大局的意识;要努力学习广播电视档案管理和利用的知识经验,提高自身业务素质;要有敏锐的洞察力,善于发现和利用档案资源,充分了解各类档案信息,结合当时广播电视工作重点,敢于抢抓热、难点问题。对档案资料进行合理编研,使声像作品更加生动、形象和真实,也就是说要提高音像档案的利用率,在原有档案基础上创造性地挖掘出更多、质量更好的电视音像资源。广播电视档案是广播电视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是广播电视事业得以向前发展的有利信息支撑。声像档案本身不仅具有重要的保存收藏价值,还能够很大程度地促进广播电视台的发展,加强广播电视档案中声像档案的管理和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广播电视论文:广播电视主持人的情感控制的策略分析 1.前言 在当今社会,经济和科技高速发展,即使在网络飞速发展的时代,电视作为一个传统媒体,依然在人们的生活中承担着很重要的作用。而且,随着节目的丰富性和不断的推陈出新,节目内容越来越新颖,所以节目主持人越来越受到大众的关注。一些主持人也被人们所熟知,比如白岩松、崔永元、王小丫、欧阳夏丹、孟非等一大批主持人。 一个优秀的节目主持人除了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能够在节目过程中与观众互动,有效组织,还要具备较高的驾驭能力、应变能力和表达能力。尤其是在直播过程中,更是对主持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主持人的概念 节目主持人,是指在广播或者电视节目中,为听众护着观众主持节目的人。主持人不同于播音员,主持人在节目中处于主导地位,他或者她利用自己的身份、自己的个性,在直接面对观众的同时,要负责好组织节目的各个部分,使之成为一个有关联的整体。主持人在主持节目时,是积极主动的,在主持节目的过程中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从而能够有效的掌握节目,控制节目。 主持人的概念具有多层含义,一,是真实的个人身份;二,代表社会公众形象, 其一言一行要为全社会负责;三,在节目的过程中通常使用第一人称;四,在交流的过程中要起到积极主导作用。 3.主持人应具备的素质 3.1语言组织能力 主持人在主持节目过程中,要通过语言传递信息和组织整个节目,所以说,具有良好的语言组织表达能力是一个主持人尤其是一个优秀的主持人必须具备的素质。但是,主持人不是说的越多越好,而是要会说。所谓会说,就是指在恰当的时间和时机说恰当的话,这不同于能说,主持人其实很多时候是倾听。一句话概括,就是指言之有理,言之有物。 3.2广博的知识结构 由于主持人可能主持不同本文转自的节目,而不同的节目就涉及到不同的知识面,比如天文、地理、自然、政治、历史等都有可能涉猎,所以说,要想成为一个优秀的主持人必须具备广博的知识。只有在日常生活中不断的学习来丰富自己的知识结构,才有可能在主持节目的过程中应付自如。 3.3驾驭能力和组织能力 判断一个节目成功与否的标准之一就是看主持人是否很好的驾驭和完成节目的内容,能否淋漓尽致的表达节目的主题和意义。主持人在主持节目的过程中,就相当于一个导演,现场节目的控制,节奏的控制,气氛的调动都依赖于主持人。例如最近比较火的节目《职来职往》,节目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上以来节目主持人。当应聘者紧张时,主持人通过幽默诙谐的语言,调动了现场气氛,缓解了应聘者的紧张心理。 3.4专业素质 每个主持人都有自己的主持风格。白岩松曾直言他就不太适合主持娱乐类节目,而比较庄重的节目,比如,“感动中国人物”这类节目就非白岩松莫属。像这种新闻评论性节目就要求主持人机智大方,而像“非常6+1”这样的娱乐节目,则要求主持人清闲活泼。一个节目的主持人可以说是节目的代言人,其风格和形象要符合栏目的风格和定位。主持人也要根据自己的特点,选择合适的节目,同时,也要根据不同节目的特点,调整自己。 3.5语言技巧 主持人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方式就是通过语言跟观众交流,因此在交流的过程中应该使用口语。而且口语应当亲切自然、通俗易懂,简洁明快,同时具备生活化。与此同时,在主持节目的过程中更多的是使用第一人称。在语言的运用上常常采用“我认为”、“我是这样想的”等这样的语言。 4.主持人的情感控制技巧 4.1建立情感联系 在节目主持过程中,要想有效建立情感联系,就要采用有效手段来提高建立情感联系的技巧。一个完整的节目,就要有起点,高潮和落情点。高潮应该是一个节目最核心的部分,一个节目的成功与否,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对高潮节奏的控制。作为主持人,要事先了解节目的过程和节奏安排,才能在节目的过程中因时而异采用有效的手段。只有如此,才能赢得广泛的认同和赞扬。 4.2掌握诉求艺术 主持人只有对观众充满真情实感,能够深入了解和熟悉观众的艺术趣味和求美求乐的具体要求,才能够掌握高潮的情感诉求艺术。节目主持人必须在对节目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品位了解的基础上根据自己对观众的情感体验,丰富其创造性,从而为节目增添光彩,从而增加自己的情感控制。 4.3有效把握情感 节目主持人在提高自我文化修养的同时,还要提高政治判断能力和把握情感的能力。只有具备了这种能力,才能够做到个人情感服从大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 5.结语 随着各种媒体的快速发展,作为传统媒体的电视,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就需要培养出越来越多的优秀主持人。而优秀的主持人就要做到具备良好的语言控制技巧、较强的主持水平和情感控制能力。作为主持人,就要充分了解节目的要求,全面提高情感控制的能力,一方面流淌出真情,一方面又要抑制住真情,努力调整自己的心理。只有这样,才能在节目过程中做到如鱼得水,游刃有余。 广播电视论文:广播电视局民主评议行风建设工作实施方案 按照省市县对民主评议工作的统一安排部署，结合我县广播电视工作实际，特制订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全县关于开展“干部作风建设年”活动的目标要求，紧紧围绕全县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着力解决妨碍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推动广电行业加强作风建设，加快职能转变，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为实现我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二、目标任务 根据文件要求，我局行风评议的重点内容是： （一）加快职能转变，提供优质、高效服务。以推动科学发展为着力点，转变职能，转变作风，真正实现由审批型向服务型转变，从自己的职能出发，积极主动地为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提供优质、高效服务。 （二）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坚决纠正不讲标准效率低下、不守规矩乱作为等突出问题，提高行政许可事项和非行政许可事项审批办理效率和质量。坚决纠正吃拿卡要、态度冷漠等不正之风。建立健全公开承诺制、首问首办负责制、限时办结制、考核评议等制度，加强对公务人员履行文的约束，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 （三）积极改善民生，切实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市“惠民生”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从自身职能出发，积极为群众、为基层办实事办好事，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四）抓机关带基层，加强政风行风建设。领导干部率先垂范、身体力行，领导机关带头狠抓工作整改，形成抓班子带队伍、抓机关带基层，一级带一级、一级抓一级的良好局面，切实加强政风行风建设，全面提升部门和行业的社会形象。 （五）推进政务公开和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加强行政权力监控机制建设。积极建设行政权力运行监控机制，抓好实施重大决策措施、处理重大社会问题的政务公开，加大办事公开力度。重审职权目录，优化工作流程，制作部门的职权目录和流程图；查找廉政风险点，划定风险等级，形成风险等级和防范措施目录，形成股级以上干部廉政档案，加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 三、重点工作 一是做好行政审批事项的清理和管理工作。凡省已公布取消的行政审批项目立即停止审批，防止出现管理漏洞。进一步规范审批行为。针对我局行政审批事项的性质和特点，简化程序，减少环节，提高审批效率，规范审批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建立健全行政审批监督制约机制和责任追究制度。 二是开展行政权力廉政风险评估监控工作。 1、明确单位和岗位的权力。参照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清理出的权力，结合我局所担负的职责，进一步细化权力项目； 2、查找廉政风险点。对所行使的全部行政权力，采取自已查找、组织审定等方式，找出每一项行政权力在运行过程中可能产生腐败的风险点； 3、确定风险等级。依据廉政风险点的多少和权力的重要程度、权力行使的频率、腐败现象发生的几率等内容对行政权力进行廉政风险评估，按照风险大小确定为a、b、c三个等级，制定出我局“行政权力廉政风险等级目录”； 4、提出风险预警防范措施。要采取保廉承诺、警示教育、风险提示、廉政谈话等多种形式，提高大家的防范和自律意识。 5、加强廉政风险管理。通过实行廉政风险公开，建立廉政档案等形式，加强对廉政风险的管理，促进我局行政权利运行监控机制工作规范化、制度化。 三是深化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工作。 1、是优化行政权力运行流程。根据我局修订后的《行政权利廉政风险等级及防范措施目录》，按照县委文件要求对流程图进行修订，方便群众监督。 2、认真抓好动态公开。严格执行重要行政权利运行登记备案制度，规范填报内容。 3、建立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长效机制。加强制度化建设，不断提高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 四、加强组织领导 一是加强领导。局领导把此项工作列入重要工作日程。成立推进行政权力运行监控机制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局长、支部书**担任，副组长由支部副书记**担任，局领导班子其他成员为领导小组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推进行政权力运行监控机制建设工作的具体工作。 二是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把制度融入到权利行使的全过程，促进各项工作健康、规范、有序开展。 三是统筹推进。把“推进行政权力运行监控机制建设”与“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干部作风建设年”、“机关效 能建设”、“民主评议行风”等工作有机结合起来，把主要任务和工作重点有机结合起来，注重实际效果。 四是加强督导。推进行政权力运行监控机制建设工作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局领导小组要加强组织协调，加大对这项工作的支持力度，确保此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广播电视论文:陕西广播电视台调频广播FM99.9的创新与实践 摘 要：本文通过陕西广播电视台调频广播fm99.9发展过程中广播、电视、网络深度融合的具体事例和创新做法，分析其在跨界传播、媒体融合方面的成功实践成果，引发在当下全媒体视域下融合创新、跨界创新的深层次思考。 关键词：全媒体;品牌平移;跨界传播;融合创新 毫无疑问，信息传播已进入全媒体传播时代，诸如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能否取代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传统媒体是否消亡这样的争论尽管还在，但是人们显然更多地关注媒体之间能否跨界，不同媒体能否发挥各自的媒体特性，在全媒体传播中如何形成功能互补的问题，从而满足受众的个性化信息需求，实现对受众的全面覆盖和细分，达到最佳的传播效果。在全媒体的背景下，传播已经成为一种服务，受众则变成了用户，传统媒体的升级在本系统内已经无法完成，媒介需要从内容到终端的全方位融合，将自己所控制的内容资源跨越本系统进行跨界增值传播才是真正的发展机遇。 一、传统媒体遭遇黑色星期五，fm99.9顺势而生 《都市快报》是陕西广播电视台有着10年历史的品牌节目，收视份额和美誉度一直位居西安市场之首。但对其日常的收视率进行分析时，就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每到星期五，收视率总会出现缩水。不是因为节目内容发生了变化，而是受众消费媒介的习惯变了。综合各方的数据，可以发现，每到周末，都市的人群外出比例大幅增加，周末的媒介消费习惯完全和工作日不同，受众是按照自己方便的时间接触媒体。另一方面，随着交通工具的发达、城市的扩张、生活质量的提高和情趣的丰富，“在路上”成为人们新的生活形态。这说明，受众的移动化让信息碎片化，媒介空间化，如果一个媒介不能在某个空间中满足受众的某个移动的时间，媒介将很难准确的到达受众。 在这种情况下，电视传播需要考虑在全媒体的视域下如何实施跨界传播，用不同的媒介形式覆盖不同的人群。从“在同一个时段能够覆盖更多的受众”的传统思路中跳出来，力争实现“在不同时段覆盖更多的受众”。于是，就有了以电视民生新闻栏目《都市快报》的广播版为主打的调频广播fm99.9的诞生。他的开播标志着当时的陕西电视台进入全媒体融合传播的新时代。其最大特点是跨界传播，跨媒体运作。fm99.9整合了以《都市快报》为首的电视新闻资源，以“最快的连线新闻，最范儿的心情音乐”为节目定位，全天24小时无缝播出。来自赛立信收听率调查数据显示：刚刚开播一个月的fm99.9迅速跻身西安上空近30个频率中的第8位，最新的数据显示，这个位次已提至第6位。fm99.9以其鲜明的节目特色成为全国第一个广播电视深度融合的广播频率。 二、最强dna打造的金蛋——fm99.9实现的创新实践 1.最快的连线新闻，n方通话的有效运用，让fm99.9迅速成为第一新闻广播。电视办广播，其本身就具有先天的优势。首先，电视的资源，特别是对一档品牌节目来说，进行品牌的跨界移植和传播，天生的亲近感会让一个新的广播频率迅速成长。fm99.9的新闻节目基于电视版《都市快报》的资源优势，主打“最快的连线新闻”。《都市快报》的新闻热线83145678，每天有近两千条新闻线索，这对任何一档电视栏目来说，都是无法消化的新闻资源，fm99.9则通过整合现有线索资源和采编队伍，充分发挥广播做连线报道快速传播的优势，让fm99.9迅速成长为第一新闻广播。广播节目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又有转瞬即逝的传播特点，如何在第一时间尽可能把新闻事件的原声原貌客观真实的展示给听众，如何透过表象对新闻事件抽丝剥茧、进行深层次挖掘，让广播新闻连线更生动、情节更富有戏剧性，fm99.9将n方通话的模式引入广播新闻连线报道，凡节目中遇到有新闻点可挖的热线，编辑、主持人都会大胆尝试这一新鲜模式，对新闻进行进行式报道和延伸式链接。实践证明，n方通话系统模型是一种符合广播新闻规律，使广播新闻变得立体起来的全新模式。列举几个事例阐述n方通话在广播传播方面的优势。 2010年7月13日15时40分，接到新闻热线西安北郊有人持枪抢劫。fm99.9立即启动新闻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打破栏目界限，及时跟进、实时连线，以最快的速度，多层次多角度对这一事件进行了长达6小时的现场直播，直至案件告破。在前方记者发回现场报道的同时，fm99.9还通过新浪微博及时传递抓捕抢匪进程。人民网、新浪网、搜狐网、凤凰网、腾讯网、网易新闻、西部网等19家知名网络媒体纷纷转载fm99.9的新闻内容，使fm99.9成功实现全国范围的网络传播宣传。2010年7月29日凌晨0?13分，一名从甘肃天水赶往西安治病的女婴被堵在西宝高速上，生命垂危。接到热线后，在fm99.9主持人的调度下，一场护送天水宝宝的“爱心大接力”在凌晨展开，西咸两地广大出租车司机、私家车主、医生、警察、120救护车听着广播将天水宝宝从高速公路一路护送到西京医院接受救治。这场连续四个小时的独家直播报道第二天就被全国各地30余家门户网站转载，西安晚报以整版篇幅对fm99.9此次报道进行追踪，中央电视台《讲述》栏目专程赴西安就这一事件制作专题节目。在fm99.9对新闻事件进行跟进是报道的同时，行业内又在对fm99.9的报道展开跨媒体转载，从而进一步扩大了fm99.9的影响力，报道的成功也进一步验证了fm99.9在广大出租车群体、私家车群体中的广泛号召力与影响力，体现了n方通话这一广播新闻报道新模型的威力。2011年11月14日早7?40左右，西安太白路与科创路十字西南角嘉天国际公寓一层店铺发生爆炸，冲击波伤及路边公交站侯车人员和行人。fm99.9接到线索后立即启动突发事件报道应急预案，派出多路记者赶赴事发现场、医院进行采访报道。在最先做出广播连线报道的同时，通过fm99.9官方微博、西部网等媒体第一时间发出文字消息。全国各大门户网站纷纷转载fm99.9的第一手消息，一时间使fm99.9成为该事件官方消息的渠道。fm99.9再次成功实现大范围的网络传播宣传。 2.最范儿的心情音乐，谁在听广播。谁在听广播?最主要有三大群体，一是出租车司机，二是有车族，三是学生。从听众的角度，fm99.9专门设置了一档《夜班taxi》节目，从晚间0点一直到凌晨6点，6小时大时段无主题节目，在其他广播频率轻视夜间节目，甚至放弃夜间节目之时，fm99.9看准夜间市场和机会，用频率主力团队强势开辟夜间收听市场，节目主动引导出租司机参与节目，节目中为出租司机解答政策、法律疑难问题，倾听出租司机讲述生活不易，化解听众愁苦，引导出租司机在节目中互相点歌、唱歌，成为一个有用、有趣的夜间听觉盛宴。现在fm99.9已经全国第一个夜间六小时大时段全时直播的广播频率。以《宿舍飙歌会》为代表的音乐娱乐节目在西咸两地的高校间引发参与热潮，《宿舍飙歌会》、《都市狂欢夜》等品牌节目的主持人微博每期节目的参与量突破千人大关，1个半小时的节目短信参与每期高达300条以上。其外场活动“全城热唱”、“校园歌喉战”听众参与热情高涨，活动现场高潮迭起。 3.经济类节目全新经营模式。fm99.9的各档经济类节目表现也甚为抢眼。《美食娱乐天地》送出了数千张白吃卡，每周一次“白吃团”活动运行。到目前，越来越多的听众表示愿意以“掏钱来陪吃”的方式参与节目的线下活动!房产类节目《都市新家园》在房产业界赢得广泛关注，节目嘉宾很重视参与节目的机会，每次前来做客直播间的嘉宾都要求保存节目资料，而节目与嘉宾的良好沟通也使得这档节目目前积累了丰富的房产产业链资源，对进一步开拓节目内容打下良好基础! 4.频率活动、策划独具创新，吸引商家高度关注。开播以来，fm99.9还针对不同发展时期的目标受众的特点，策划实施了一场场特色明晰、受众参与度强的外场活动，深得目标受众——出租车司机及私家车主的广泛关注。 2010年2月8日、12月23日、2011年12月27日，fm99.9成功举办了三届“taxi新年联欢晚会”，共有约5000名的哥的姐现场观看了晚会的盛况。节目实况不但在fm99.9节目中播出，并且通过fm99.9官方网站，以及陕西广播电视台二套都市青春频道广泛传播，在出租车行业引起热烈反响，现在，出租车司机已成为fm99.9最坚定的支持者，fm99.9“taxi新年联欢晚会”也成为了出租行业的品牌活动。 2010年 “3·18”的哥王涛遇害案发生后，fm99.9专门印制了上万份安全提示车贴向出租司机发放。联合《都市热线——周姐帮忙节目》在广电中心门前举行了为的哥募捐活动，发动全城的的哥的姐和私家车车主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得到出租车司机及私家车主的广泛参与，活动现场频现感人场面.2010年、2011年6月，陕西广播电视台调频广播fm99.9两次主办 “爱心世园齐参与，爱心送考暖人心”西安世园会爱心送考活动。作为此次活动的主办单位，频率开通热线接受需要送考服务的考生报名，将报名考生与参与送考的广大私家车主及出租车司机进行配对，并在高考当天派出15路记者，全方位报道高考信息及送考活动。2011年7月开始策划并实施的宿舍飙歌会全城热唱之校园歌喉战，在西安八所高校举行针对西安高校的线下活动，选取每所学校的飙歌达人进行年度大pk，组成全新本地歌唱天团“玖立方”。在这些针对目标受众所设计的活动中，f99.9在稳固出租车收听人群的前提下，在私家车车主和学生中获得良好口碑及广泛关注。 fm99.9的创新之举，带来的跨界传播的受益也非同一般。它一方面大大降低了内容上的支出成本，全天24小时开播的调频fm99.9员工不到30人，在岗位设置上fm99.9没有设置记者，一线岗位只有编辑、导播和主持人，所有记者都是电视版《都市快报》的记者，这样最大限度的降低运营成本;另一方面，充分利用电信网、互联网和广播电视网的技术优势，发挥不同媒体的协同效应，fm99.9把同样的内容根据不同媒体受众的不同需求多次利用，争得了更大的市场份额;第三，跨界传播也为广告客户拓展多元化的盈利渠道, 一次售卖，多次传播，使得跨媒体集团在价值评估方面比单一媒体公司更受投资者追捧。开播后第一年的收益就比原先翻了5倍，今年继续以20%的速度上涨。收听率也稳居西安地区广播频率第一阵营。 fm99.9在电视、广播、网络这三网合一方面的积极探索和优秀表现，在第三届中国品牌媒体高峰论坛上，陕西广播电视台调频广播fm99.9以跨界传播、融合创新的成功实践;n方通话打造最快连线新闻的独特报道模型以及开播以来的快速成长表现，被评为“2009—2010中国最具品牌创新力的广播频率”。 两年来我们的感受是，身处全媒体的时代，每种媒介都必须找准定位，发挥优势，功能互补，融合创新、跨界创新，最终成为全媒体产业格局中不可替代的一部分。 广播电视论文:广播电视台实施业务通道建设的关键环节 为了营造良好的人才成长的环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于2008年下半年着手全面推进实施员工多通道职业发展的建设工作。两年多来，在广播、电视的绝大多数部门中普遍开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给员工提供了业务方向的职业发展通道，为调动员工工作积极性，引导员工重视业务能力的学习和提高，淡化官本位思想起到了促进作用。本文结合2010年在江苏广电总台广播传媒中心开展的业务通道推进工作，谈谈开展业务多通道建设的一点体会。 一、扎实做好前期准备工作，明确业务通道建设的意义和必要性 首先，认真学习《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集团）业务通道员工管理暂行办法》和《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集团）2009年度业务通道启动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明确这项工作开展的各项细节。 其次，制定工作计划，明确工作分四步走：1.准备工作；2.沟通和调研；3.制定实施细则；4.报批和实施。 第三，梳理核对人员信息，为多通道人员模拟进岗创造条件。 第四，开展多通道工作培训。请人力资源咨询公司针对多通道的认识、多通道体系设计思路和典型案例三个方面，对中心100多名科以上干部进行了培训。 二、反复沟通，找准各部门实施的难点 2010年3月到5月，广播人事分部先后两次深入部门进行沟通调研。 第一次沟通，围绕5个话题展开：1.为什么要进行业务多通道建设；2.广播实施多通道建设步骤；3.总台专业通道设置；4.员工多通道进岗模拟；5.需要人事部门和实施部门共同完成的工作。通过第一次沟通，让部门进一步明确了为什么要实施，怎么实施，以及人事部门和实施部门的工作分工。 第二次沟通，就各部门在拟定的实施细则和人员模拟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深入进行讨论。就新闻广播部如何解决历史遗留的老人安排问题和实施时间问题，各频率导播和行政岗位是否进入业务通道问题，广播技术部实施范围问题，形成初步共识，个别难题形成建议意见报中心领导和总台人力资源部研究决定。 三、将多通道建设作为促进员工业务能力提高的抓手 广播传媒中心员工行为短期化倾向较为明显，比较重视收听率、收听排名等指标，不太重视支撑这一数据背后的业务能力的学习和提高。为扭转这一不利于业务发展和人才队伍建设的趋势，我们在多通道上岗条件上强化了对持证上岗和专业技术职务的要求。 四、通过多通道的实施，提高一线部门的人力资源管理建设 实施过程中，我们发现广播各部门在人才业务建设方面重视程度参差不齐，像新闻广播部和生活广播部无论是各项管理制度建设、播音员主持人和记者编辑队伍持证上岗率都很高，说明该部门领导重视管理和业务能力建设。也有一些部门的员工对专业人员持证上岗和专业技术职务的重视程度不够，需要该部门领导进一步督促推进。 五、条件设置上，岗位安排上要照顾好两个年龄段员工的积极性 广播新闻部和广播技术部有较多的在编老体制员工，一些老同志的能力体力已跟不上现在工作岗位的要求，一些老同志只愿承担他们份内的工作，对部门安排的其他或有一定难度的工作不愿多承担。但他们毕竟还在工作岗位，且占据一定的高级岗位。由于指标所限，如果他们不让岗位，表现优秀的年轻人就没有机会。还有一些现在还未进入高级岗位的老同志，他们工作态度积极，业绩较好，一直对进入高级岗位满怀期待。如何实施才能正确处理好两个年龄段员工积极性的调动问题？我们在条件设置上，既安排了年龄条件，又给符合一定业绩条件的超龄人员安排了破格条件。对指标超标的部门建议为改革付出一定的成本，将已在岗的老同志作为存量保留。 六、坚持绩效导向和薪酬挂钩原则 让具备什么条件的员工岗位晋升？如何让上岗的员工永葆工作动力？坚持绩效导向的原则。以往职称与待遇挂钩的年代里，职称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业务通道。职称评聘基本上以学历、资历、获奖、论文等硬条件为导向，且一旦上岗就要一直聘下去。发展成为职称评聘只与过去做的好有关，将来做的好不好无所谓。业绩不好的人，只要硬条件符合，要想晋升，单位还没有太多的约束手段。造成忙事的人没有时间准备材料评职称，评上去的相当一部分人是业绩不太好的人。所以，不论是上岗，还是续岗，都要以绩效为导向，以业绩论英雄。 此外，业务通道与薪酬挂钩也是必须坚持的。一方面，在什么岗就拿什么薪（目标薪酬标准和基本薪酬），一方面，业绩达标的员工一定要拿到与同一行政职务相当的薪酬水平。这样才能淡化官本位思想，才有可能让业务好的人在业务岗位上大放异彩。 业务通道建设是一项长期坚持才能见效的工作，它的成功实施还需要绩效管理、薪酬管理等管理制度的配合，政策和制度还需要不断探索优化。 广播电视论文:浅析三网融合的推广与广播电视传媒体制内含革新 摘要 2010年是中国推进三网融合的关键之年。国家大力推进三网融合，对广电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对传统、新兴媒体而言，是博弈也是合作。借三网融合的东风，广电将纳入国家信息化发展和国家发展战略之中。以融合为契机，广电应加速体制改革，增强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实力；转变运营模式和经营理念，适应市场竞争和用户需求；以融合为平台，推动事企业发展，促进文化产业链形成、“大媒体”产业融合。广电传媒正面临着革新开放的新纪元。 关键词 融合 多元 集约 分权 法制监管 市场化 融万物之钟灵，合天地之毓秀。宋朝陈亮于《书赵永丰训之行录后》有言，“天人报应，尚堕渺茫；上下融合，实关激劝。”融合，调和、和洽之意。融合与分离若即若离，影形相继，于多维空间内交错相织，架构而成多元世界。信息融合、文化融合、产业融合、人才融合、资源融合，“融合”一词已经融合入社会生活、经济文化生活等众多领域。传统媒体日趋向“大媒体”产业转变，时至今日，三网融合逐渐被人们熟知。所谓“三网融合”是一种广义的、社会化的说法，在现阶段它并不意味着电信网、计算机网和有线电视网三大网络的物理合一，而主要是指高层业务应用的融合。其表现为技术上趋向一致，网络层上可以实现互联互通，形成无缝覆盖，业务层上互相渗透和交叉，应用层上趋向使用统一的ip协议，在经营上互相竞争、互相合作，朝着向人类提供多样化、多媒体化、个性化服务的同一目标逐渐交汇在一起，行业管制和政策方面也逐渐趋向统一。三大网络通过技术改造，能够提供包括语音、数据、图像等综合多媒体的通信业务。在全球化语境中，三网融合的稳步推进将改革信息、文化的传播形式及传输渠道，更对社会价值观的重组及整合起着不可小觑的作用，也为政治、经济、文化的百花齐放搭建了平台。 三网融合是全球信息产生发展的趋势，是衡量一个国家信息化水平的重要标志，西方发达国家把它作为新一轮it技术竞争的重要内容。1996年，美国公布了《新电信法》为三网融合扫清了法律障碍，此法允许长话、市话、广播、有线电视、影视服务等业务向渗透，整个电信市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竞争性准入许可。我国也较早提出了三网融合，2001年3月15日通过的十五计划纲要，第一次明确提出“三网融合”，“促进电信、电视、计算机三网融合”。2006年3月14日通过的十一五规划纲要，再度提出“三网融合”，积极推进“三网融合”。建设和完善宽带通信网，加快发展宽带用户接入网，稳步推进新一代移动通信网络建设；建设集有线、地面、卫星传输于一体的数字电视网络；构建下一代互联网，加快商业化应用；制定和完善网络标准，促进互联互通和资源共享。 2010年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加快推进电信网、广播电视网、互联网三网融合，并审议通过了推进三网融合的总体方案。 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三网融合工作将分两个阶段进行。2010年至2012年为试点阶段，以推进广电和电信业务双向阶段性进入为重点，制定三网融合试点方案，选择有条件的地区开展试点，不断扩大试点广度和范围；加快电信网、广播电视网、互联网升级改造，加快培育市场主体，组建国家级有线电视网络公司，基本形成保障三网融合规范有序开展的政策体系和体制机制。2013年至2915年为推广阶段，要总结推广试点经验，全面推进三网融合；自主创新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取得突破性进展，掌握一批核心技术，宽带通信网、数字电视网、下一代互联网的网络承载能力进一步提升。 2010年6月，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主持召开了国家三网融合协调小组会议，会上通过了三网融合试点方案，明确了试点阶段主要任务和试点区域应有的技术管理条件。在试点方案中，广电总局独家负责iptv集成播控平台的建设和管理，包括epg计费管理、通过有线网开展完整的互联网接入、数据传送和ip电话业务。对于广电而言，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一 大时代融合氛围中广电节目内涵的延伸与发展 河道交错，孕育人类文明；历史纵横，文化源远流长。智慧的火光照亮中世纪的漫漫黑夜。现代性在社会、文化领域复苏，引领着时代的变迁——新时期的降生和过渡。如先贤有言“人的精神已经跟他旧日的生活与观念世界决裂，正使旧日的一切葬入于过去而着手进行他的自我改造 ”。自由、民主、平等、法制思潮相互冲击，汇成河流，洗去蒙昧的泥淖，启示的浪花跃于历史的长河，短暂的一瞬，折射出万丈光芒。世纪的更替，轮回的流转，文化的交融始终贯穿其中。丝绸之路绵延于无垠沙漠，交汇亚欧文明；茶马古道辗转于平原沟壑，通达古今。文化如溪水，潺潺涓涓，流淌至今，万物生。文化交流最浅白的表现形式和载体是信息的互换，媒介是传输信息的桥梁。鸿雁传书，古道驿马，信息交互穿越时空，跨越国界，在波折与撞击中，文明之光普照时代。21世纪信息高速公路快速发展，为民族沟通，经济融合，民主全球化提供了更便捷的渠道。奇异的思想、先锋的理念在这“新时期”交汇，这是人类精神文化的饕餮聚餐。合而不同，求同存异是原则，理性解放，呼吁创新是目的。作为信息传播的“前沿阵地”，广电在融合浪潮中的地位攸关重要。改革开放30年来，与信息产业和其他一些优势行业企业相比，广电在开放的程度、市场化的程度、思想观念解放的程度都相对落后。一定程度上缘于制度、政策、社会环境的制约，但关键的是观念的滞后。笔者认为滞后与先进本是相对而言，并没有精确的界限，滞后向先进的演化是历史选择的过程。人类的发展历史也是文明的演进历史，新世纪以融合为原点而推进的时代变迁，也是再文明的过程。在此再文明的过程中，广电的社会功能、传播功能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广电媒介既是向导，也是引领“解放”的先驱。【1】截止2009年，全国共有广播电台251座，电视台272座，3985套开路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有线电视网络400多万公里，广播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分别为96.31%、97.23%。广电媒介在全国范围内的高覆盖率为新时期的再文明提供了物质性的保障，真正意义上的跨地域、跨风俗融合还有赖于三网融合的普及。 全球化一词最早出现在经济领域，表现为惊人规模的“金融资本”流动。此外，今天的全球化还体现为由通讯技术的飞速进步引起的互联网的兴旺普及。全球化的过程对于不同民族而言是兼容、吸纳、创新的过程。近一步而言，全球化导致的“趋同”是浅薄的，而导致的“逐异”却是深刻的。趋同逐异的后果是社会变迁，是形形色色意识形态的兴起，甚至会引起民族国家间的冲突。举例而言，【2】当新自由主义成了新的世界主流思潮。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追求“平等和公正”不再是国际政治生活的主流。什么新殖民主义，什么南北谈判等等，统统让位于全球化，让位于各国间的自由竞争。表面上看这种信仰提倡每个人和每个国家，无论贫富，都必须自己帮助自己，自己拯救自己。实际上这种信仰提倡的是强者对弱者的“自由竞争”，资本对劳动的“自由竞争”，强国对弱国的“自由竞争”。“选择”与取舍是化冲突为融合的有效途径。让新自由主义成为符合本民族特质的自由主义。互联网的普及是文化全球化的载体，正确把握经济需求和社会责任，促进虚拟与现实的共生在于取舍。广电传媒也面临着相似的问题，低级趣味与雅致新颖的界定基于选择。对于不同文化内容的选择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价值体系。反向来看，有利于社会价值体系发展创新的文化内容是正确的选择，笔者认为，这是广电传媒在融合浪潮中履行“守门人”职责的要义所在。在日益视像化的人类生活中，广播电视充斥着喧嚣和肤浅，价值探求的淡化，深层思考的缺失。价值体系的完善和构建不仅是社会现代化的要求，更是广电传媒自身在多元价值取向环境下取舍标准的要求。民主与法制为历代有识之士追求，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公民意识的觉醒是民主思想传播的表现。自20世纪90年代起，民生类节目兴起，互动的形式，平民化的视角让此类节目广受社会各界好评，百姓享有话语权，民愿民生得以反映。在多角度反映人们生活的基础之上，培养公民主动参与社会建设，解决社会问题是民生节目发展的新方向。客体与主体地位的转换才真正是民生利益的所在。 20世纪的中国文化界，阴霾密布，万马齐喑。帝国主义的侵略，北洋军阀的独裁，压制进步势力，禁锢人们思想。新文化运动如一夜春风，吹皱死寂的湖面。一场崇尚科学、反对封建迷信、猛烈抨击几千年封建思想的文化启蒙运动轰轰烈烈展开。自由主义，民主科学的思想广泛传播，开启民智。中国现代社会主义思潮可以在这次运动中找到源头。创新是民族得以延续的源泉，创新是交融后的扬弃和发展。多元是融合的延伸。介于跨国界文化交流活动的展开，世博会、亚运会的举办，多元化的意识形态正逐渐侵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社会价值体系。不同的文化之间虽有撞击和冲突，但正是在“逐异”的过程中新锐的思想萌生。作为国家宣传机构的广播电视传媒，担负着文化外交、国际讯息交流的重要职能，在多元化全球化的历史潮流中，应为多边交流搭建宽广平台。以客观中立的视角剖析时事风云，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包容前沿思想，拓宽广度，吐故纳新。在中央台的引领下，积极开设国际频道，互换优秀专题节目、影视作品，可谓新时期的开启民智。如何在“文化壁垒”和“文化桥梁”的角色中自如转换是“新时期”广电面临的挑战。由于中国广电业高度的行政依附性，广电业的格局是按行政区划和级别建台，各自为政、分散发展。这种带有地方保护性质的管理体制，不利于多元文化的传播。作为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喉舌，广电是意识形态安全的捍卫者，但是不能因为少数有反动倾向的激进思想而因噎废食。相反，提高政策容忍度，减少跨地域跨国界信息传播障碍，也许是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有效途径。时期先进的西方理念、白话文运动对思想解放、清除封建落后礼教起到重要的作用。广播电视业的根本职能是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笔者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文明是广电传媒发展的内涵和准则，不能与“喉舌“作用等量齐观。有朝一日，当民主与平等遍及世界的每一角落，文化法制也许可以和政权机构分庭抗礼。文化领域的自由平等主要体现在话语权和知情权得以保障，政策管制的放松与法律条文的完善是由封闭到开放的过渡。【3】早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就出现一股政府对媒体特别是电子媒体放松管制的潮流。1996年，美国颁布《联邦电信法》，将放松规制推进到一个新阶段。法制的完善对于广电和政府而言应是“双赢”的，法律、法规比政策的透明度要高，法律、法规使我国文化政策规范化、具体化，更具稳定性，也给予了广电更大的自由度和发展空间。 互联网的普及使得信息的采集、传播的速度和规模达到空前的水平，实现了全球的信息共享与交互，它已经成为信息社会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现代通信和传播技术，大大提高了信息传播的速度和广度。由广播、电视、卫星通信、电子计算机通信等技术手段形成了微波、光纤通信网络，克服了传统的时间和空间障碍，将世界更进一步地联结为一体。人们在享受信息资源的同时，信息爆炸、信息泛滥等问题也随之而来。信息缺乏管理或管理不善，信息的、传播失去控制，产生了大量虚假信息、无用信息，造成信息环境的污染和“信息垃圾”的产生。繁杂的信息干扰人们处理信息的能力，降低决策效率，甚至导致决策失误或是难以作出最佳决策。近些年日益兴起的“快餐文化”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有学者认为【4】快餐文化是现代社会的必然产物。社会生活的激越节奏和激烈的竞争态势使得每个回到家中的人唯一的愿望就是让脑子和身体同时得到休息，让思维去放松，让情绪在最简单最直白的状态里获得愉悦，因此，社会向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必然形成文化的大众化、平民化。生活节奏加快，休闲方式增多，文化的“快餐化”势所必然。当然也不能否定快餐文化的实质就是文化含量稀薄,蓄意炒作、相互复制、膨化发泡的观点。笔者认为，把握“取舍”原则是广电传媒在一片喧嚣中紧跟时代节奏，稳步发展的关键。信息的利用价值应该成为取舍的标准。无论是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文化传播应具有教化和普世的影响力。因此广电节目选材的锲子应当精准，内容应更有深度、针对性。避免全国电视节目盲目跟风，同质化低质化现象泛滥。凤凰县有线台在此方面有先见之明。《凤凰民营之窗》、《凤凰旅游产业》等一系列节目紧扣重大经济决策，对各类经济动态信息进行准确、及时、深层次的报道，使得经济信息能够在生产、流通、分配、消费领域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目前，我国广播电视信息服务才刚刚开始，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和产业开发价值，有助于节目经营，推动广播电视产业改革。合理的重组整合信息、趋长避短、化庸俗为雅致应该在取舍过程中得以体现。“多元”的含义是丰富的也是值得把玩的，信息的繁冗未必是多元；文化形态的多样未必是多元。笔者认为，多元在由“广”到“精”再到“广”的融合演化过程中产生，是创新的源泉，是集约的精粹。因此选择、整合、延伸的理念对于信息时代的广电传媒而言是值得秉承的。快餐文化是多数人的大众文化，快餐文化或许也可以成为少数人的“简约文化”。 二 三网融合环境里广电传媒内外管理体制革新 市场经济的逐步成熟，对外开放在上层建筑领域的进一步扩大，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传播观念的改变，给传播业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同时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广电传媒正处在一个深刻的转型期，以体制改革、数字化和产业化发展为标志，以体制上从计划事业型向事业产业转型，技术上以模拟技术体系向数字技术体系转换，功能上以传统传媒向现代传媒转变为主要内容。广电体制改革在整体转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广电体制就是指广播电视的组织制度和体系建设；广播电视制度，是指由一定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决定的，由广播电视所有权、广播电视基本性质、广播电视基本目标等方面所构成的体系。【5】有学者认为，广电是一种特殊的生产力，广电生产力是信息生产力。与之相应，广播电视体制就以一种生产关系的形式表现出来。研究广播电视体制的根本意义，在于通过体制研究，寻找能够合理促进广电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和方法，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中国广电体制凸显了广电政治属性，意识形态属性，与中国的行政区划和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制度相适应。体制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发展壮大，参与国际竞争的最大问题。 中国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格局基本上是与行政区划向对应的。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和计划体制色彩，现行广电体制特点如下：首先是国家所有，政府主办；其次是管办结合，二位一体。各级政府广播电视行政主管部门承担着“办”广播电台、电视台的职能，又是广播电台、电视台的监管者，承担着“管”的职能，集宣传、事业、管理三种职能于一体，对三个方面的工作全面负责；再次是四级办、分级管，实行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地、州）县（市）。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管理上实行“条块结合，以快为主”。即省本级及省级以下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接受上级政府广播电视行政主管部门与本级党委政府的双重领导，以地方领导为主体；最后是公益性、各级各类广播讨电视台是以实现社会效益为首要目标的事业单位，不是营利性组织。不难看出，我国广电机构格局基本上按行政区划和行政级别设立，管理高度集中，部门旁多，就目前来看，形成了以省级广电集团为基本单位的“诸侯林立”格局。走过80年风风雨雨的中国广电体制有其传统的优势。四级办、分管的模式促使广电能够比较有效地完成党和政府的宣传工作，实现广电媒体作为党、政府和人民喉舌的功能，保障意识形态的安全，保障人们享受公益型信息服务的权利。换言之，中国目前的广电体制的最大优势是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广电媒体作为事业机关和宣传机构的功能。强有力的具有高度行政依附性的广播电视体制，在实施大的事业项目时有利于统一认识、集中精力、快速有效的推行和完成计划。当然，弊端缺陷也是不可避免的。从广播电视格局上看，广播机构不能突破行政壁垒，散滥现象无法根治，发展空间饱和，层级矛盾突出。“做大做强”是我国广电业的一个梦想，更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和对外开放环境下发展广电业的必然要求。从管理体制上看，政事不分、管办不分、多头管理；电视管理机构的数量也十分庞大，这就使得广电管理的权限过于分散，层级过多，管理成本增加，管理效率低下。我国的广电体制作为一种生产关系，正在从原来适应广电生产力的发展逐步转向不适应广电生产力的发展甚至是阻碍广电生产力的发展。广电体制的改革和创新是时代的要求。 任何一种改革或改良都与历史背景紧密相连，广电体制改革亦然。政治力量、经济力量、技术力量是广电体制形成演变的主要推动力。中国广电业的格局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由政治需求决定的。中国广电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关系是政治体制决定了广电体制的面貌和结构，广电体制为政治体制服务。从某种意义上说，广电体制是政治体制的一部分。计划体制下的高度行政化管理体制有利于党和政府对广电机构的直接控制，有利于保证宣传效果和意识形态安全。统分结合的管理体制有利于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调动地方资源，发挥地方政府的能动性，有利于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快速推进我国广电事业建设。在“新时期”里，各行各业在技术、理念、管理体系等方面全面升级。高度行政化的管理体制不再适应市场经济和广电产业的发展，行政壁垒不利于广电节目的流通、体制内部的更新。虽然广电集团也通过各种形式尝试进行跨地域运作，但是行政壁垒依然难以逾越。各行政区划内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发展空间区域饱和，层级矛盾突出。高新技术，特便是信息技术支撑的新广播媒介在节目制作、传输模式、覆盖范围、商业模式上都有很多异于传统的地方，轻松逾越行政关卡，因此新媒介从经营、管理、运作多方面向广电提出挑战。笔者认为，职能集约转变、机构精简是广电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方面。建构法制化的广播电视管理体制，可以说是对政府职能的“分权”。严格准确的执法，对相同的管理事项、同类的管理对象进行普遍调整。减轻政府对广电体制的监管职能，凸显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即可以提高政府行政效率亦可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壁垒，为广电提供更宽阔的发展空间。媒体集团化背景下的新两级办电视是广电传媒面对新形势、新挑战的举措。两级管理体制是广电业发展初期，对应于大行政区划逐步建立起来的；多级管理体制对应于中央、省、市、县四级行政体制；新两级体制加强了中央和省（区）两级管理权力，减弱了市县广电局的管理权力，以期提高管理效率，给广电产业的发展留下足够的空间。具体阐述，两级模式对于各地方广电来说，可能意味着堵上了一扇进入新媒体运营的大门。因为即使地方广电可以建设播控分平台，但分平台必须使用总平台的管理体系、用户服务体系，这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地方广电的权限。两级模式，为电信运营商提供了和各地方广电合作的机会。iptv、3g手机视频牌照的机构往往很强势，而在两级模式下，各地方广电自建播控平台的热情受阻。这样，电信运营商可以绕开iptv、3g手机视频牌照商，而与各省级地方广电开展合作，出钱出力建设分平台，开展相关视频业务。这是符合大媒体融合需求的。笔者认为，不仅仅是地方广电局，地方政府、地方党委宣传部的权限也应受到一定限制。地方政府的监管职责可以由逐渐完善的法制部门承担，宣传文化部门、机构与地方广电机构形成地域性的媒体集团，直接受控于。精简机构，缩短节目融资、制播、审核的过程，以节目的社会公益性为内在尺度，积极面对市场，强调节目的使用价值和“使用率”是广电在转型时期应注意的方面。此外，笔者认为，随着全球文化产业的形成，加快我国文化产业、媒体传播业的立法进程迫在眉睫，应争取把行之有效的政策提升到法律高度，保障文化事企业的发展。 三 三网融合浪潮中广电传媒运营体制的挑战和创新 电视业务是广电企业的传统业务，也是核心业务，是广电企业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资料显示，近些年来，国内iptv用户数迅速增长，截止到2009年底已经达到460万，其中中国电信占据70%以上的市场份额，这给有线电视运营商带来了较大的冲击。随着三网融合政策的进一步落实，电信运营商将正式获得经营iptv的牌照，同时符合条件的电信企业，可从事部分广播电视节目生产制作和传输。这进一步威胁广电企业的电视业务，使广电企业在三网融合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其次，由于广电运营商是政府事业单位体制，广电传媒缺少相应的市场化运作经验，全国只有少数广电运营商完成了“政转企”的转型，绝大多数企业仍处于转型过程中。我国的电信运营商经过多次改革与重组，积累了丰富的市场化运作经验，在业务运营、营销、管理、服务等各个方面都具备比广电运营商更强的能力。此外，广电网络的整和程度较低，基本是省网层面的网络整合，大量的有线电视用户仍归尚未完成整合的县级的有线网络公司所有，进一步整合有较大难度。这无疑也增添了广电在三网融合后市场化运营体制改革的障碍。笔者认为广电运营的市场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制播方式的市场化，融资、传输的市场化。 制播分离是广播电视体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制播体制并不是单一的孤立体制，它本身就是广播电视体制中产业体制的一部分。我国广播体制正在从制播合一向制播分离的阶段过渡，民营电视制作机构不断增长，节目交换初具规模，制播体制改革的主体是制播分离，但是制播分离并不是制播体制改革的全部分。“制播分离”概念最早于20世纪初提出，是指电视节目的生产制作与节目的制作和播出分别由不同单位负责的一种制度性安排。制播分离在封闭的电视发展模式上打开一个缺口。其先导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有学者研究指出，制播体制改革牵涉到的电视市场有资本市场、生产市场、播出市场、流通市场、消费市场、调查市场等。制播分离的优势在于可以提高制作效率，节约制作成本，减少浪费现象，并且能够考虑到受众多元化需求。对于电视台来说，与制作公司合作，采用外包、委托制作、交换、贴片广告等方式从社会制作公司获得更为专业、成本更低的节目，是提高竞争力的有效手段，与制作公司合作，同时也有利于节目市场的成熟，制播关系市场化程度提高。有学者提出，在学界一片“节目多元化、社会化”的呼声中，也应区分“制播分离和制播分立”的含义。笔者认为，对于“制播分立”和制播“分离”的探讨不能妄下评论，必须在传媒产业化的环境中结合整个广电传媒的运作体制分析，多头管理模式是现行广电管理体制的特点。新两级制度，一定程度上是对原有体制的革新。“事企分离”也许将成为广电发展的主流趋势。审核监管体系的完善应与“事企分离”同时进行。加强与民营电视制作公司合作，进而与之融合，促进广电事业单位和传媒企业集团的分离，事业单位逐步向审核监管、宣传、舆论调控的方向发展。简而言之，也就是“制播分立、事业分离”。制播分离促进了电视产业进程，为社会资本，特别是民营资本和国外资本进入电视领域打开了一条通道。从根本上改变了在节目制作和发行领域由政府和电视台配置资源的方式。市场机制开始起作用，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会形成全国性的节目市场和发行、销售网络。在节目领域率先打破地域与行政分割，形成全国统一市场。同时，引入分离模式，也有利于我国电视业与国际接轨，与国外的资本融通和节目交流将变得更加容易。制播分离首先在节目制播领域形成产业链，而这一链条也是整合电视产业链中的开始部分和最重要的部分。 四 三网融合后大媒体产业的形成和广电集团的发展 【6】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传媒市场化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传媒领域内部生产要素和资源配置还是十分僵化的，资金严重短缺和资产闲置共存。一方面难以利用闲置资产调剂收入、增加收入、扩大生产能力；另一方面难以根据市场需要，灵活调整产品结构，提高市场竞争力。以广电为例，环节壁垒森严，条块分割、条条分割困局严重，难以适应多变的市场需求。我国自主创新的移动多媒体广播电视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完成了技术研发、标准体系建立、设备产业化、规模试验、运营体系建立等工作，初步走出了一条以自主创新、民族工业为支撑的产业化发展之路。以产业化为方向，服务社会为任务，广泛融纳社会资金，反哺体制是移动多媒体占据优势的措施，值得广电借鉴。 经历了大致150年的历史进程，电信业和传媒业终于从各自分立的产业状态经过产业融合演变为新的产业形态大媒体产业。【7】大媒体产业现象并不是孤立的个别的产业现象，而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产业现象，信息传播领域的产业融合是大媒体产业形成的主要方式和途径。在“三网融合”的条件下，电信业和传媒业的融合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作为一种新的产业形态，大媒体产业是一个跨越国家地区边界的，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本运作，市场竞争和企业管理的产业体系。三网融合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显现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一场比特引发的技术革命把“地球村”全面带入一个崭新的信息时代数字化生存成为“村民”未来生活之一。其二，跨媒介，即大媒体产业涵盖了多种媒介形式，而且不同的媒介形式之间还正在发生并进行着相互之间的媒介融合。三网融合最终将成为三屏融合，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排名前五的广告大国。自1978年到2007年底，我国出版社从105家发展到578家期刊，从930种增加到9468种。图书产品从1.5万种增加到24.8万种。印数从3..5亿册增加到62.93亿册。近些年，先后建立近100家传媒集团分属报业系统、出版系统、期刊系统和广电系统。再次为跨产业，即指大媒体产业突破了原有电信业和传媒业之间的产业边界，打破了原有的相分立的格局，跨越了原先不同的产业范围和领域。 传媒集团的形成是大媒体产业业形成的必经环节。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广电集团化建设的市场环境仍未形成。【8】广电集团是指一个实力（或少数几个）实力雄厚的广电媒体为核心，以产权关系为纽带，通过国有资产授权经营以及资产、产品技术、契约等多种形式链接在一起的媒体联合组织或利益共同体。广电集团化就是若干广电实体按照市场运作规律和现代企业制度，通过联合、兼并、控股等方式形成广电集团的过程。也是借助市场这只“看不见得手”实现频道、节目、人才、技术、资金、设备等资源有效合理配置，加强分工、协作，提高资源利用率的过程。“四级办”虽然促进了我国广电初期的大发展，但是它也造成了我国电视格局过度行政化的现象。行政区划和级别的壁垒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管办不分的管理体制不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经营管理，集团化恰恰是一种通过企业间的联合而形成群集经营效果的过程。它们可以打破企业之间的封闭状态，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自中国加入wto后，外国广电传媒进入中国的方式将倾向电视节目和频道落地，与中方合作进行本土化节目制作等，直接和我国广电传媒业展开竞争。而我国的广电机构普遍规模不大，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不高，竞争力不强，和国外的广电传媒企业比起来，实力相差甚远。集团化的形成有利于整体实力的提高，在更大范围内整合资源，为集团跨媒体、跨地域经营创造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改革中国广电产业的格局。举例而言，上海文广传媒集团的《第一财经日报》，就是先在集团内部形成“第一财经频道”和“第一财经频道”品牌后再与广州日报业集团、北京青年报社联合推出。三大强势媒体合作，铸就了中国第一份真正意义上的跨媒体地域报纸。“第一财经日报”的成功运营值得广电借鉴。截至2009年，我国付费电视节目达148套，节目市场化的大气候逐渐形成。有学者呼吁，付费电视节目应以内容为核心，资源的匮乏是付费节目面临的困境。笔者认为可以借助付费节目的推广，推进广电与互联网的融合。付费节目除具有鲜明的特色外，还应为受众提供实用、有价值的信息。互联网便捷、高效，渗透性强，做为多种信息呈现形式的载体更符合快节奏的现代生活方式，具有着广电和传统媒体难以匹敌的优势。在解决技术问题的前提下，广电若与互联网合作，将付费节目以网络电视的形式制播，或许可以获多的盈利。 广播电视论文:广播电视新闻学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培育与探索 摘要：在探索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中，以应用型人才培养理念为基础，通过多种渠道进行综合改革，建立比较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为本专业的特色化发展探索新路。 关键词：广播电视新闻学　人才培养模式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新闻与传播教育在国内超常规发展，其中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是发展最快的专业之一。不仅老牌综合性大学、师范类院校、理工类院校开办了该专业，一大批新建地方本科院校也加入了竞争的行列。在红火的办学热潮中，该专业的人才培养现状却不太令人满意。重庆文理学院于2003年在文学与传媒学院设立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近几年来，文学与传媒学院在培养应用型人才理念的指导下，对该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改革。通过修订人才培养方案、促进课程教学改革、拓展实践培养途径、优化学生能力评价机制等方式，建立起较完整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为该专业的发展摸索出一条新路。 一、课程改革：从补充到融合 在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建设之初，学院通过调研相关单位的用人需求和收集学生的意见，增开了部分基础课程。但实际效果不理想，理论课开得越来越全面，面对市场多样的需要，及时调整和变动的能力太低，未能有效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课时量的增加还挤占了学生自主学习的时间。为此，学院注重实习基地的建设和毕业实习的管理。希望把社会生产实践作为专业教学和课程学习的补充和延伸。2008年初，配合新的人才培养方案修订举措，学院进行课程体系设置和课程结构调整采取了变补充为融合的思路，充分肯定社会生产实践本身的重要地位，从一种相互融合的思路进行专业课程的改革。 1.课程类型多元化，行业专家进课堂。学院通过特定考核机制，遴选部分课程，聘请了一部分经验丰富的业界精英进入课堂。由于学校远离省会主城办学，学院根据学校人才培养方案改革的意见，在该专业灵活开设短课程、微课程和学术讲座，让学生边学理论知识边昕来自社会生产一线的经验知识。 2.试行顶岗实习，培养双师型教师。为进一步增强该专业学生的应用能力，建立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相对接的良性机制，学院在二年级、三年级试行部分学生顶岗实习制。实践基地或者用人单位可以通过项目报批的方式，申请一定数量的学生直接到相关工作岗位去顶岗工作，由学校指导教师和实习单位指导教师共同指导。在工作岗位上，学生基本能尽快熟悉业务。有效提高实践操作能力。另外，学校和学院各拿出一部分资金，要求该专业教师进入传媒机构或者传媒企业学习或顶岗工作。如2010年暑期，该专业有3名教师分别进入《重庆晨报》和重庆电视台等主流媒体进行学习，时间为30天至40天。教师不仅熟悉了业务，也提升了能力，更新了知识。 3.整合院校两级课程，增强课程的广泛性。为了给予学生更多的选课自由。学院对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先后又进行了3次微调，一是在总量上压缩了学时学分，增加部分课程的实践环节；二是在保证该专业学科基础课和专业核心课程的前提下，将专业选修课分为播音主持、报刊编辑、网络编辑三个模块，让学生根据兴趣与发展需求选择不同的模块；三是增大了选修课的范围，在学科专业之间建立广泛的联系，提供为公共选修课平台。 二、培养途径：从多渠道到全方位 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改革初期，学院把重心放在课程体系和专业实践体系的建设上。在强调理论课堂教学的同时，注重拓展第二课堂和第三课堂内涵，多渠道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于此同时，除了专业教师，邀请学生管理人员、校外专业人士参与指导学生，将校园媒体和校外媒体相结合，提高学生应用能力和适应能力的舞台，构建出一套学生大实践教学体系，力求培养学生的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1.灵活开展多种实践形式。通过教研室研讨，对《新闻采访与写作》、《电视纪录片创作》等传统理论课程明确要求拆分出理论教学课和实训教学课时，分别制定教学大纲，要求学生在期末以项目制的形式交出作品。学院组织学生集中参加校内外重大活动期间的短期实践，例如如学校所在地重庆永川区的近几年的房交会、旅游艺术节和学院艺术节等重大活动，都由该专业学生承担了摄影摄像、新闻采写、网页制作与维护等相关工作。此外，学院成立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学生专业能力提升领导小组，由专业教师牵头成立了“新闻采写与选题策划”、“新闻摄影与摄像”、“电视纪录片创作”、“电视节目制作”等多个兴趣小组，一至三年级学生每学期参加一至二个小组。指导教师督促小组成员每学期独立或合作完成至少l件作品。 2.拓宽专业能力培育平台。学院以学生社团星湖写作社主办的报纸《星湖》、学生刊物《清风》、星湖网站以及校园电视台为基地，建立固定的校内实习点。经与其他学校和其他院系联系，把该专业的学生以学生通讯员的形式配备到学校各部门和其他院系，承担摄影摄像以及新闻采写工作。学生通讯员所采写的新闻稿件，经相关部门教师指导并经领导审核后。发表于校内外各媒体，极大的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自信心。 3.建立稳定的指导教师队伍。和改革前该专业学生指导队伍主要由该专业任课教师构成不同。经过学院的组织和挑选，建立了由一支稳定的学生能力培养指导教师队伍。专业教师主要负责学生兴趣小组和工作室的指导，学生管理人员协助指导学生报刊、网站和重大活动报道。负责学生专业技能比赛的指导，学校兄弟院系和其他职能部门的相关教师负责对学生通讯员进行指导，校外专业人士根据项目要求对学生进行指导。从实施的效果来看，各指导教师都能尽职尽责，学生的积极性也较高，学习效果良好。 三、责任主体：从管理者到执行者 在具体的改革过程中，因为压缩教学课时等问题涉及到教师的具体利益，曾遇到很大阻力，甚至学生也不理解，觉得额外增加了很多任务。一方面要实现改革目标，一方面要调动教师和学生参与改革的积极性，学院主张全员参与改革，提高参与者的积极性；实行分层管理，责任层层落实；逐步引导指导教师的角色转变。 1.提高改革参与者积极性 学院在压缩原有课程课时的同时，让教师全面参与改革的各项工作，尤其是参与到学生能力培养指导体系中。讲授课程仍然按照讲授时数来计算工作量，学生能力培养指导和训练则按照项目制，以作品、成果和质量来计算学习成果。在每项新的措施执行之前，学院组织相关师生召开说明会，阐明具体目标和做法，兴趣小组的有效运行和项目制的实施，以及校内外灵活的实践方式，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参与意识和竞争意识。在具体的管理中，改革方案的目标指标都分解到具体的个人，学院对系、教研室、兴趣小组、项目小组和工作室，对每一层级分别考核。 2.引导指导教师角色转变 该专业的大部分教师都注重理论教学和理论研究，自身的动手能力和应用能力不够。学院有意识地引导专业教师进行角色转变，成为理论水平高、应用能力强的双师型教师，通过外出培训、组建工作室、参加项目等方式逐步转变教师的教学角色。在课程改革中，学院也鼓励教师大胆探索，在《电视纪录片创作》等课程教学改革中，教师就以pbl教学模式为基础设计教学方法。本课程的教师针对这门课程的具体情况，将基本的创作流程分为确定选题、进行拍摄、后期制作、成果交流、成绩考核五个阶段，将全班进行小组划分，按照电视纪录片创作的一般情况进行分工，分为编导、摄像、后期、场记、撰稿等。教师从讲授者变为学生探究学习的组织者，对每一个阶段和每个小组进行指导，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性。 四、评价机制：从考试到考核 1.改革课程评价方式 配合学校的课程考核方式改革工作，学院选择了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部分课程作为改革的试点。在课程评价方式上，改变原来以书面考试形式为主的成绩评定方式，改革成绩构成比例，构建以项目操作效果为主的期末综合成绩评价机制。这种评价方式的变化意在引导学生加强平时的知识运用，注重应用能力的提高而不是对知识点的死记硬背。例如《电视纪录片创作》课程，改革前期末综合成绩的构成比例为：课堂讨论5％、平时作业5％、期中作业20％、书面考试70％，改革后为课堂讨论10％、实训10％、期中作业20％、影片评价60％。 2.推行成果评价方式 对学生实践、技能训练以及课程学习以外的学生应用能力培养项目的效果检验，学院变教师评语的评价方式为成果评价方式。学生的一部分成果直接接受社会评价，如校内外重大活动项目的成果、学生通讯员的实践成果、顶岗实习学生的实习成果以及工作室所承接任务产生的作品。一部分成果接受师生评价，这种评价是柔性的，通过受众信息反馈和受众调查获得。这部分成果主要是社团报刊、网站和校园电视台节目。另一部分成果由学院专门组织教师进行考核评价。这部分成果主要是兴趣小组、技能训练、学生项目产生的作品以及学生的课外作品。 学院组织成果评价采取的方式主要是项目验收、作品评分。学生需要激励，学生成果展示，学院根据学校教学改革的安排。调整课时，将每学期的17周设为“学生技能训练展示周”，在这一周，通过技能比赛、成果展示、成果汇报、成果交流等形式，对学生作品和训练成果集中评价和验收。 当然，在改革的过程当中，不管是管理者还是教师，都曾碰到了很多新的问题，遇到了新的困难，作为新建本科院校的年轻专业，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应用型人才模式思路是未来主要的发展方向，在借鉴其他院校改革的经验的基础上，在改革实践中，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广播电视论文: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的语言现状和规范研究 摘要　本文以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语言中不规范现象为例，分析主持人语言失范的自面效应，并提出提高主持人语言素养的策略。 关键词　广播电视　节目主持人　语言　规范 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工作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化学术会议确定了普通话的定义，在国务院随后的《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中，普通话的内涵得到完整的表述：“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1994年启动普通话水平测试，是语言文字工作进入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的重要标志，国家广电总局将普通话水平达标列入播音员、节目主持人的上岗条件。2000年lo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颁布《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该法首次确定了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言的法律地位，明确规定广播电台、电视台以普通话为基本的播音用语，广播电视如需使用方言，必须经过广播电视等有关部门的批准。 普通话得到空前推广的根本动力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国民教育水准的提高以及广播、电视等有声传媒的普及。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的语言水平代表了传媒语言的规范程度，应该成为推动全社会实现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的窗口，并担负起重要的示范责任。时下主持人的语言总体上较为规范，但仍然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除了语言中频频出现的语音、词汇、语法的错误，另外还出现了外语化、方言化、杂交化、扩大化等语言问题，不能不引起语言文字工作者的关注和思考。 一、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语言的失范 现代汉语由语音、词汇、语法三方面构成。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语言失范主要从这三方面进行分析： 1　语音错误和缺陷 (1)容易混淆的字词 汉语言文字中存在着大量的多音多义字，有些因词性不同而发音不同，有些是因书面语和口语的差别而发音不同，如，《新闻快报》的主持人将“载(zai)重”读成了“载(zai)重”，将“应(ying)届”读成了“应(ying)届”，将“参与(yu)”读成了“参与(yu)”；《财经早8点》主持人将“悄(qiao)然”错读成“悄(qiao)然”，“拖累(lei)”错读成“拖累(lei)”；《1818黄金眼》主持人将“粘(zhan)贴”念成“粘(nian)贴”；《玩物创智》中把“头箍(gu)”的“箍”念成“ku”；浙江新闻综合频道《新闻快报》主持人将“绯(fei)闻”读成“绯(fei)闻”。 (2)平翘舌音、前后鼻音不分 南方人说普通话常见的错误就是平翘舌音不分，如z、c、s、与zh、ch、sh经常混淆，这些会影响听众对词义的把握。如《城市之声》广告中把好吃(chi)读成好吃(ci)；《旅游之声》的主持人将“路况综述(shu)”读成“综述(su)”、“迅速(su)”读成“迅速(shu)”等；《社区发言人》栏目中女主持人把“沧桑”的“桑”念成(shang)；《浙江房产报道》的主持人将“陈”读成了后鼻音；《整点新闻在线》主持人将“氛围”的“氛”读成了后鼻音。 (3)音变错误 这里所说的音变是指语流音变，即在实际语流中，前后的因素或音节相互影响，从而产生语音的音变，常见的有“一”“不”的变调以及轻声、儿化。如《小智热线》“一模(mo)一样”应该为“一模(mu)一样”；《旅游之声》：“一辆”读成了第一声。 2　词汇使用不当 词汇方面的错误和不规范使用主要体现在词语、成语的错用以及方言词语、网络词语的滥用误用。语言文字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它具有稳定与演变两重特性。基于这两重特性，语言文字的规范标准也具有坚持与调整两重特性。为了保证交际的顺利进行，规范标准要以坚持为主调整为辅，要全局坚持局部调整。为了推动语言文字的规范化，要妥善处理：哪些规范标准要坚持不变，哪些要做出调整；如果要调整，什么时候调整。而广播节目中出现的词汇应该反映了语言文字稳定、规范化的一面，应该是积极向上、正确常用的词汇。但由于收听压力或直播节目等各方面的客观因素，主持人在使用词汇时还是出现了种种错误。 (1)词语、成语的错用 有个别主持人在使用成语时往往望文生义，词语、成语的规范化使用还有待改进。比如《新闻快报》的主持人想表达不太令人满意的意思，结果用了“差强人意”(“差强人意”是说还能令人满意)；想表达某一阶层首先接受试验的，结果用了“首当其冲”(“首当其冲”的意思是最先受到攻击和遭受灾难)；想表达说话人理由充足、自信满满。却用了成语“信誓旦旦”(“信誓且旦”意谓誓言诚恳可信)；《早间新闻在线》主持人在结束节目时说“感激您的收听”，“感激”一词使用不当；《发靥发靥》栏目女主持人说：“不是关系所在”，应改为“不是关键所在”；《拨拨就灵，就灵就灵》“让那个贼有了威慑力”中“威慑力”用在贼身上显然错误。 (2)方言、口头禅以及网络用语的不规范使用 广播电视频道的一些自办栏目，因为要迎合普通大众的口味，或是本身节目的需要，出现了大量的网络用语、方言和口头禅。虽然语言是开放的，跟随时代潮流的，但是过度泛滥的不规范用语也是需要广播节目重视并加以改进的。例如《快乐晚高峰》主持人经常夹带方言主持，在10月28日16：30——17：30一小时中共出现了9次方言，其中如“藏藏好”等方言语用法，城市之声主持人用“小姑娘家”、文艺频道主持人用“听拎清”等方言。 主持人的网络用词也非常泛滥，如《私家车下班路上》主持人用“够牛的”、“咪咪小”、“拉风”，另外还有“我觉得你在找抽”、“比较雷人的观点”等等。这会让部分听众听得丈二摸不着头脑，影响了广播语言通俗易懂作用的发挥。 同时，很多主持人在直播节目中多次出现“这个”、“那个”、“然后”等口头禅或是句子拖长尾音，直接影响了节目的流畅性和整体性。 3　语法不规范 广播电视中因为有很多是直播节目，主持人都是临场发挥串词，因此存在很多语法的错误和不规范现象，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搭配不当。 大部分搭配不当的情况是动宾搭配不当，如《私家车下班路上》主持人说“大家一起将问题和困扰一起探讨与沟通”，问题可以探讨，困扰不能沟通。浙江新闻综合频道的主持人说“提高沟通艺术”搭配不当，应是“提高……水平”。其次还有中心语和修饰语的搭配不当，如《整点新闻在线》主持人说“有效地停放和管理，“有效”与“停放”搭配不当。《浙江房产报道》中出现“出台的政策更加激烈”这样的搭配错误，城市旅游之声主持人说“这绝对不是一件安全的选择”，量词用错。 (2)重复累赘 重复累赘是主持人在广播节目中经常出现的现象，不仅说的人拗口，听的人也是百般别扭，对节目的流畅性有很大影响。例如“一起共同来关注”、“逐渐离我们远离”、“步伐不断停步”等等。 (3)缺少成分 由于某些句子较长，主持人在播音时忘记了定语的中心语，如《新闻快报》中主持人说：“针对部分产品中含有甲醛，……”句子中显然缺少了“的事件”这个中心语；浙江新何综合频道主持人说“探讨对金融危机的措施”，应为“探讨解决金融危机的措施”。这是考验主持人综合素质的，也给主持人“说好普通话”增强了难度。 二、主持人语言失范的负面效应 1　影响节目主持人的媒介形象 据对“节目主持人的媒介形象”的调查研究，虽然媒体及受众对主持人群体的社会关注多于对其的职业关注，但是造成主持人负面影响最多的却是节目主持人的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如针对主持人语言能力的庸俗、方言(语言不规范)、口误，指向主持人气质风格的低俗、煽情、娱乐化等关键词占了60％，这说明主持人群体在职业能力方面存在的不足更容易破坏主持人的形象，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为什么有时主持人在主持节目时稍有纰漏，如直播时的一次口误、一个哈欠会立即影响到主持人的媒介形象。 2　影响传媒在受众心目中规范使用语言的榜样作用 1998年印发的《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宣传提纲》中对推广普通话工作思路做了这样的表述：“以大中城市为中心，以学校为基础，以党政机关为龙头，以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为榜样……”。传媒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文化标识，播音员和节目主持人的语音是媒介的声音形象，在全国人民中发挥着榜样和示范的作用，潜移默化地引导着受众如何正确使用规范语言。如果出现了过多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的问题，将严重影响传媒在受众心目中规范使用语言的榜样作用以及普通话长期以来形成的声望。 3　影响青少年的成长环境 语言文明是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精神文明的体现。播音员主持人语言因广播电视媒体无可比拟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在社会上、在群众中有相当大的影响。对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尚在形成期的青少年而言。节目主持人的言语失范行为，会严重影响青少年的成长环境。为了在竞争中求胜，提高收视率，一些主持人放弃职业的社会责任，片面迎合部分受众的低级趣味，甚而将这种低俗之风蔓延到了儿童节目中，已严重污染了青少年的成长环境。 4　滋长方言优越感 用方言播放节目，滋长了方言优越感，获全国百佳栏目的《阿六头说新闻》调查数据清晰地显示：观看该节目的人群结构25岁-55岁占有55％的比例，而这个年龄群体往往是社会中最活跃、最具消费能力、最有决策权的人，也是广告商最青睐的目标客户人群。媒体宣扬的这种语言上的优越感，使城市的外来人口和非方言区人口，相对地就会处于弱势和被动地位，泛方言化的媒体节目在无形中不断提醒非方言区的人口：你不懂本地方言，你融不进当地社会，你无法平等分享公共信息资源和其他资源，从而导致本地域受众文化上的优越感。 5　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在节目主持语言中“农民工”、“丐帮”、“城市寄生虫”这一类带有歧视性的称谓，既不符合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平等原则，也不符合国际上的通行原则，人为地强化了不平等的意识，伤害了为数众多的社会成员的尊严。随着人们的权利意识和平等观念的觉醒，由主持人语言失范引起的这类负面效应将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 三、提高主持人语言素养的建议性策略 1　实施问责制，规范传媒语言 2000年10月31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并于2001年1月1日起施行，确立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法定地位。2006年12月25日，浙江省人民政府第84次常务会议通过《浙江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办法，并于2007年4月1日起实施。其中第九条规定：省级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播音员、主持人达到一级甲等，其他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播音员、主持人达到一级乙等。2007年3月22日，浙江省广播电视局印发《认真做好我省首部语言文字法规章宣传贯彻工作》的文件，对如何宣传贯彻《实施办法》提出了要求。 现在的社会普遍浮躁，传媒人员、播音员对自己的业务刻苦钻研不够，主持人的语言素质没有多大的提高和长进，而且缺少配套的业务培训制度。实施问责制在现阶段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措施，责任到人、严格落实的监督机制，对于减少差错、提高传媒的传播质量有着较好的作用。另外对于懒散懈怠不够敬业的传媒从业人员批评教育是必要的，必要时可以辅以相应的惩罚措施和经济手段。 2　开展业务培训，提高主持人语言文化素质 许多广播电台、电视台选择主持人只要有一张漂亮脸蛋、一个好听的“声线”就可以了，大多数主持人没有经过规范的语言训练，他们对语言在传播中重要性的认识还很肤浅。 从业务特性来说，主持人是语言工作者，他们的言语状态是业务水准高低的标尺。主持人的语音、语气、语调以及用词造句，不仅表现为外部形态。而且能反映出他的文化、思想、智慧、情操、审美等内涵，是主持人传达节目内容、体现个性和才学的重要窗口。主持人的语用方式比“照本宣科”的播音创作困难很多，不仅受内容、时间、环境的严格制约，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是思维与表达同时起步。面对话筒、面对观众，一张口说话即抵达信息输出的“终端”，完全脱离控制。却又要对每句话负责。 主持人若要获得较高的言语技能，必须把练口才和练笔才看作同步发展的过程，因此在工作之余，进行积极有效的业务培训成为提高主持人语齐文化素质的必要途径。 3　辩证地处理直播言语与生活言语的关系 目前的节目主持中，主持人要正确处理直播语言与生活语言的关系，不仅不能回到书面化、主持腔的老路上去，而且要树立播出用语口语化、生活化的观念，在剔除自然形态的生活语言不规范成分的前提下；注意汲取日常生活口语的营养。在坚持语用规范的前提下，对社会生活中的自然状态的语言既有积极的吸收，也要有坚决的扬弃，做到不媚俗、不奉迎低俗的视听需求，这是广播电视主持人最起码的职业道德，也是广播电视节目最起码的审美要求。 使用普通话和规范字，是国家语言文字发展的必然，是中华千年文化发展的呈现，更是时代赋予广播电视工作者的重任。在节目主持中出现的语言文字不规范使用的现象警示着每个传媒人：优秀传媒人之路漫漫，其修远，还需上下而求索。广电节目主持人只有潜心学习文化历史知识，了解语言文字的渊源，提高语言文化素质，在文化的土壤中扎根，才能从根本上说好普通话，办好广电节目。 广播电视论文:谈广播电视信息传输系统的维护措施 摘要：广播电视节目的优质传输,最终目的是要带给观众精神上和视觉上的双重享受,本文结合实际,详细阐述了广播电视传输系统的日常维护与sdh设备的重点维护措施。关键词：广播电视；传输；维护 广播电视节目的优质传输,最终目的是要带给观众精神上和视觉上的双重享受,因此广播电视节目的技术质量就相当于是每个电视台的生命线,制作出高技术质量的广播电视节目固然不易,但是如果节目的传输质量不高,再好的节目也会大打折扣,严重影响节目的收看效果。以下从广播电视传输系统的日常维护与sdh设备的维护两方面阐述如何加强广播电视信息传输方面的管理。 一、传输系统的日常维护措施 1.传输设备日常维护的特点 先导性 宜防微杜渐,毋亡羊补牢。把事故消灭在萌芽状态,防患于未然。 在线安全性 传输设备都是在线设备,而各电视台的播出时间越来越长,很少有维修、维护时间。这就要求在日常维护、维修前要做好周详的计划,考虑好应急措施,这样才能对在线设备进行维护,以确保安全传输。 群众性 调动每一个技术人员的积极性,群策群力,提高预防意识,补漏拾遗。 平凡性 日常的技术维护工作无名无利,琐碎、繁杂,往往感到麻烦、生厌,这就要求工作人员把个人名利置之度外,默默无闻地做好日常技术维护工作,细微之处见精神,平凡小事寓于伟大精神。 2.加强日常技术维护,以确保系统运行在最佳状态 日常管理中,要坚持开好每周一次部门安全传输例会,对上一周安全传输情况通报及点评,其中对故障处理的方式进行详细的点评及总结,不断改进应急预案。同时,为确保系统运行在最佳状态,各部门要制定技术维护检修规程,并提出要求如下： （1）维护检修工作实行日常值班巡检与定期专业检修维护相结合的方式。 （2）技术维护人员应熟练掌握系统框图及信号流程,遇到问题能迅速查出故障点,进行维护检修。 （3）在检修中如需要调整设备,改动线路,应由分管同志仔细确认,并做好详细记录。 （4）维护检修完毕在机房工作日志上做好详细记录。 （5）机房维护检修工作实行日巡检、周检、月检、季检、年检制度。 （6）每逢节假日或重大播出时间,需提前做好系统和设备的维护检修,确保系统和设备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 （7）检修配电机柜等电源时,一定要至少两个人配合进行,确保人身设备安全。 机房根据其工作特点制定有关专门的维护检修规程,都有具体的日巡检、周检、月检、季检、年检内容。按照维护检修规程,机房认真做好传输系统设备的日常维护、保养及系统指标的测试,及时掌握系统信号通道情况,确保通道指标在规定范围内,使系统运行在最佳状态,以确保传输质量。不断总结完善数字传输的维护检修规程、应急防范措施,从而加强维护检修工作的条理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 3.完善的设备维护工作是安全传输和高质量技术指标的保障 在日常使用中,要遵循科学规律,对传输系统进行维护,力争把各种可能发生的事故消灭在萌芽状态。 根据设备的实际使用环境,以及各种设备的技术要求,制定了详细的设备维护计划。对在用设备采取定期清理维护的措施,制定了各种相关设备运行状态、时间、维护情况的一览表,使设备运行和维护工作一目了然。 为了确保传输质量,传输系统要注重技术改造工作。随着电视技术的迅猛发展,各种设备不断涌现,其技术指标随之不断提高。要定期对传输系统进行测试,认真分析测试结果,同时做好老系统和新系统的维护工作。 二、sdh设备的维护 sdh光同步数字传输设备是构成综合业务数字网(isdn),特别是宽带综合业务数字网(b-isdn)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其具有规范的接口,灵活的复用方式,自动化程度很高的维护,很强的兼容性,而普遍应用于高速、大容量的光纤通信系统中。sdh设备的维护可以分为例行维护和故障处理两部分,以下重点介绍故障处理的维护方法。 sdh设备的维护可以分为两类:在网管中心使用网管计算机的网络维护和传输机房内的设备维护(网元维护)。 1.网元维护人员的故障分析方法 网元维护人员故障分析的基础是设备告警指示灯反馈上来的告警信息,由于设备和单板反馈上来的信息较少,分析、定位告警的难度相对来说较大,因此要牢记各告警灯闪烁所代表的含义,在日常维护中要时刻关注告警灯的闪烁情况。 首先从整体上观察设备是否有高级别(危急和主要)告警,这一步可观察机柜顶的告警指示灯。不过注意,只通过机柜顶的告警指示灯,可能会漏过设备的次要告警(次要告警机柜项指示灯不亮),而次要告警往往预示着本端设备的故障隐患,或对端设备存在看故障,这时还需要通过观察各单板告警灯的闪烁情况,以分析、定位故障点。 在设备故障时,往往是设备的很多单板都是红灯闪烁,这时为避免混乱,分析的原则是:先分析线路板,再分析支路板;先分析告警级别高的单板,再分析告警级别低的单板。 2. 网络维护人员的故障分析方法 用网管计算机对设备进行监控,可以看到很多细节性的信息,包括告警和性能,并能对全网络有一个整体的观察。这对于告警分析、定位是极有利的。但又面临告警、性能信息太多,无从着手分析的局面。对于这一点还要遵循前面讲过的分析原则:先观察分析高速部分(线路单元),再分析低速部分(支路单元);先分析高级别告警,再分析低级别告警。因为设备出现故障时往往会出现大量的告警、性能事件,但只有其中几个告警是基本告警,与故障息息相关,可通过这些基本告警直接定位出故障点。还有一些告警是由这些基本告警衍生出来的,不能通过它们定位出故障点。 3.常用的故障处理方法 通过单板告警指示灯的状态,或从网管计算机上观察到的告警信息,再结合告警信号流程图,就可大致定位出故障点。这时就可采用具体的方法来精确定位和排除故障。常用的故障处理方法有以下几种。 自环 对sdh传输设备而言,维护设备最常用的一个手段就是自环。设备的自环有多种。设备外自环:检查对站端及光纤链路是否有故障。设备内自环:检查设备内部是否有故障。设备内自环又可分为:线路板自环;支路板自环;外围设备自环,分别检查各自的单元是否有故障。通过设备各种不同的自环,就可层层分离出故障点来,从而排除故障。不过自环时须注意:不要使接收过载,有时须用衰减器。 替换法 “替换法”也是一种常用的sdh设备故障处理方法。“替换法”就是使用一个工作正常的物件替换一个怀疑工作不正常的物件,从而达到定位故障、排除故障的目的。这里的物件,可以是一段线缆、一个设备、一块单板、一块模块或一个芯片。“替换法”适用于排除传输外部设备的问题,如光纤、中继电缆、交换机、供电设备等,或故障定位到单站后,用于排除单站内单板或模块的问题。 仪表测试法 “仪表测试法”指采用各种仪表(如误码仪、万用表、光功率计、otdr等)检查传输故障。 三、结论 安全传输不是单纯的技术工作,而是涉及到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考虑传输工作不仅要考虑技术因素,而且还要建立一套有效的节目制作、存储、播出和传输的安全管理体系,最终安全优质地传送到广大观众的屏幕上,在这些方面还有大量工作亟待完成。

动漫设计论文:太极八卦图动漫形象设计论文 “每个国家的艺术动画家都试图挖掘动画形象深层的艺术性和文化性，让其创作的动画形象包含更多本民族的文化元素和艺术趣味。”。熊猫是我国国宝，却被美国设计为动画片《功夫熊猫》的主角，虽然吸收了大量中国元素，但主要是传播美国的趣味和意识形态。我们为什么不设计具有中华文化符号的熊猫形象呢？《八卦侠》的主角就是融合太极八卦图进行设计的熊猫形象。熊猫和太极八卦图都是我国特有的、历史悠久的“国宝”。熊猫性情温和、体形圆胖，非常吻合太极八卦图的文化内涵，即圆满、和谐等，熊猫八卦侠的设计也表达了中华民族追求和谐、圆满的思想，而且两者在造型、色彩、文化故事等方面都可以找到结合点，以下展开论述。 1.太极八卦图对《八卦侠》的造型启示 熊猫睡觉时蜷缩的形状与太极八卦图非常相似。太极图的S形曲线和两个阴阳圆圈是极具标志性的造型符号，对于设计八卦侠的标志性符号有重要参考价值。八卦侠的设计重点运用S形曲线作为头部的花纹，加强形象的民族标识性，同时S形曲线给人一种动态感，进一步渲染八卦侠的动感与活泼。太极图的两个阴阳圆孔可以演变为八卦侠的两个眼睛，八卦侠的两眼珠也是圆形，两眼也是白中有黑，黑中有白。而且太极图的两个阴阳孔具有对称美，八卦侠的双眼设计也形成对称美。太极图总体形状呈圆形，有大圆之美。八卦图中的八卦在空间上的八个排列方位，也形成了一个周而复始、不断循环的圆形。其圆形也为八卦侠的头部和身体形状设计提供了灵感。圆形是动漫形象中最常用的形状，美国经典卡通米奇就是由一系列圆圈组成。为了呼应太极图的大圆之美，熊猫的头部和身体都设计得更圆，同时突出了熊猫圆胖可爱的特点。八卦侠熊猫的肚子上也设计了太极图，进一步加强形象的标识性，把太极符号进一步转化为动漫造型符号，加强民族文化特色。 2.太极八卦图对《八卦侠》的颜色启示 太极八卦图的黑色与白色的搭配也是经典的颜色组合。白中有黑，黑中有白，简约精炼，寓意丰富。太极八卦图与中国画的“知白守黑”特征有着密切联系。“知白守黑”是中国书画艺术形式的典型特征，它来源于太极图，篆刻艺术、书法艺术和中国画艺术在画面布局方面均以之作为独到的心法”。“知白守黑”是古人总结出来的艺术规律，也是中华文化在颜色上的体现。《八卦侠》的颜色设计也运用了“知白守黑”。熊猫的颜色也是黑色和白色，可以与太极八卦图的颜色自然融合。动漫形象设计忌讳多种颜色带来的花哨感，简约就是美。基于太极八卦图与中国画“知白守黑”的密切联系，《八卦侠》也融合了中国画风格进行总体设计，包括书法、篆刻、水墨竹林等，进一步突出动漫形象的本民族特色。 3.太极八卦图对《八卦侠》的文化内涵启示 动漫形象设计不但需要研究形式美，更需要超越形式，融入文化内涵。《八卦侠》的形象设计也是超越图像形式，综合融入太极八卦文化，为动画片的故事创作打下基础。因为太极八卦图与《周易》的密切联系，《周易》也可以融入八卦侠的故事设计，八卦侠是位弘扬和守护《易经》的侠客，并从中悟出神秘绝招。太极八卦图也是中国功夫文化的符号象征，太极八卦文化衍生出了太极拳、八卦拳、八卦掌、八卦剑等中国功夫。太极拳中反复出现抱球动作，就是模拟太极图的圆形，很多招式都是沿着太极图中“阴阳鱼”的弧线运行。八卦掌的基础套路也是模拟太极图的圆形。武当山的习武道场等多有太极八卦图，在民间太极八卦图也常与功夫联系在一起。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与《现代传播》杂志社于2013年共同了我国电影国际影响力数据，数据显示功夫片仍是最受海外观众欢迎的中国影视类型。李小龙系列电影、《功夫熊猫》等都因中国功夫大获成功，掀起了全球“功夫文化热”。《八卦侠》的定位是塑造自强不息、行侠仗义的侠客形象，融合太极八卦图背后的功夫文化，八卦侠同时精通太极拳、八卦拳、八卦掌、八卦剑等中国功夫，可为动画片带来冲击力和故事看点。 八卦分别象征着天、地、水、火、雷、山、风、泽，是大自然的八种重要物象。这些为《八卦侠》的设计提供了广阔的故事空间，可以设计出八位八卦侠，分别拥有八种大自然的超能量。正因为八卦侠融合了太极八卦图，使得形象具有更多文化象征意义，为故事的演绎找到了文化根基。“一阴一阳之谓道”，八卦侠是位奉行天地之道的侠客，演绎出替天行道的故事。民间也流传着许多与太极八卦图相关的传说，都可以成为《八卦侠》故事设计的源泉。有娱乐感的动漫作品对青少年更有吸引力，动漫作品在传播传统文化的同时需要选择轻松幽默的方式。“八卦”一词在现代生活演变为“娱乐八卦”的说法，具有娱乐特色，八卦侠的性格与故事可以演绎出幽默搞笑的一面，为故事设计衍生出喜剧元素。 动漫形象八卦侠的设计代表一种回归传统文化的思维方法，太极八卦图对传统文化的借鉴不只是在图像形式上，更在于其丰富的文化和故事价值。美国著名学者弗莱姆认为：“在当代世界注重软实力的发展趋势中，一个现象正在兴起，即符号的战争”。这种“符号的战争”主要在包括动漫产业在内的文化产业中进行。动漫设计的文化影响力本身也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动漫设计的“中国梦”，迫切需要挖掘和汲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资源。 作者：陈坤单位：广州航海学院数码艺术系讲师 动漫设计论文:动漫角色造型设计论文 一、动漫角色造型设计的速写基础化认知 （一）删繁就简删繁就简是动漫造型设计的基本特征之一，是用简洁的语言表现丰富内涵。当然删繁就简必须是在对动漫角色的准确定位上，三两笔勾画出动漫形象的精神所在。 （二）归纳整合归纳整合是去除自然物象中的繁杂细节，取其精要，把能充分表现动漫物象的个性特点、精神内涵的一些因素归纳强化，形成崭新的动漫形象，依然有整体的和谐。 （三）对比组合在多个动漫形象组合设计中，有意识地将不同的角色在造像、体量等方面形成差异，目的是强化组合时的趣味性和戏剧效果。在设计过程中，不要急于一下子把动漫角色一个一个设计好，要全面突出一个设计，并将他们大致形态、体量，用草图的形式画在一张纸上进行排列，比较主角与配角之间的层次关系、映衬关系、呼应关系，角色间的形体、性格特征是不是突出鲜明，多方面审视调整，从整体上多方面把握动漫角色造型的风格。（五）写实的感染力写实的动漫角色造型以自然现象为基本参照对象，其形态运动规律都力求接近自然状态，无形中弱化了动漫角色和观众之间的距离更容易营造身临其境的视觉效果。这也是动漫创作者力求达到的一种境界。 二、动漫角色造型设计中的速写表现化认知 在长期的速写训练中，动漫创作者对创作的感受和认知不断地加深，时不时在脑海中迸发出灵感的火花,既而表现的渴求也越来越强烈。当画笔下流淌的线条将形象清晰呈现于眼前，表现渴求得以满足，心中愉悦难以言说。达芬奇曾说：“画家的心应当象什么？画家的心应当象一面镜子，将自己转化为对象的颜色，并如实摄进摆在面前所有物体的形象。应该晓得，假设你不是一个能够用艺术再现自然一切形态的多才多艺的能手，也就不是一位高明的画家。当你横过田野，请发挥你对各种事物的观察力吧！先看这一件，再看另一件，去粗存精，搜集各种材料。不要像某些画家，倦于想象力的运用，搁下工作，以散步为消遣，他们仍是精神疲惫，懒得观察周围事物，遇到亲友招呼也只当没听见看见。”是的，懒于观察生活，倦于想象力的运用，何谈细腻情感的体验、激情创作的表现。细心观察，留心记录能让动漫创作者打开别样天地。 动漫角色造型设计受动漫作品表现风格的影响，又有着与一般速写不同的创作要求。例如日本已故漫画家臼井仪人笔下的蜡笔小新，角色形象生动简洁概括；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品的《渔童》《山水情》《抬驴》等动画片角色都极具有中国民族特色造型。动漫创作者们是通过对动漫作品表现风格的研究和对速写技巧的掌握，培养对生活对象独特的观察方法和快速而准确地捕捉对象特点的能力，使自己较快地进入创作状态。而这一切只有有意识地通过科学系统地绘画训练，才能做到收放自如。长期而又扎实的速写创作会为动漫创作者积聚创作的力量和欲望，这种创作经历总会有与动漫创作相契合的交融点，进而成为造型设计的创作突破口。 三、动漫角色造型设计中的速写自然化认知 动漫创作者在生活中应去审视自然界中曾被漠视的风景，如石头纹理、丛生的杂草、污迹等。视角一变，天地也变。动漫创作者能从中找到抒写心情的又一片天地。以速写的绘画理念审视在生活中发现的这些独特的形象，以绘画的技巧将其所凸显的线条形象夸张变形，在脑海中形成一个个荒诞的怪物形象，同时将自我或喜或悲的情绪寄寓形象之中。乍看难以理解的怪物形象，却总能触动内心某处情感软肋。随着类似形象设计的丰富，动漫创作者又打开了另一片天地，速写这种简单的绘画方式为动漫创作者在动漫角色造型设计方面带来无限的想象空间和无尽乐趣。这些承载了情感的荒诞形象记录下动漫创作者的发现与喜悲，同时也成为动漫创作者动漫脚本创作的最初灵感和素材泉眼。动漫创作者在此过程中对自然生活的细心观察，加上动漫角色造型的理论指导，当这一切在偶然中相遇，却打开了动漫创作者另一双心眼，有了表现的欲望，更有了表达的渠道，一个个的“小怪物”就诞生了。大自然是最好的老师，动漫创作者可以找到永不枯竭的创作活水。动漫角色造型设计无论是运用何种规律或方式，都是在围绕着自然的、鲜活的生命体的塑造进行的，而种种理念上的指导更须在自然生活的大天地中融会，获得新鲜的自然气息。 总之，条条大路通罗马，而最终殊途同归，无论是速写创作，还是动漫角色造型设计，都成为动漫创作者绘画情感的宣泄和表白。观察中有发现，发现中有思考，思考后有升华，升华之余有了表达的渴求，一切认知水到渠成。 作者：张国庆单位：青岛职业技术学院艺术学院 动漫设计论文:浅谈动漫角色设计理念 一、三维动画角色设计理念分析 动画是影视艺术的重要类别。虽然我们都希望看到画面更加精美，动作更加流畅，艺术风格更加突出的作品，但是，是不是能够得以实现，与它的技术发展的程度有很大的关系。从艺术的角度来分析，动画角色造型首先反映的是角色的性格，然后才是风格，并且，把动画整体的风格统一起来，从技术的角度来分析，动画角色的造型一定要与其相应的类别的制作技术结合在一起，与此同时，还要使它的艺术特征得到保持，实现艺术与技术的一致。关于动漫三维方向的角色设计，一是线条的简洁概括，主要在整体外部轮廓、结构的处理、内部的衣纹来体现，还有线条、阴影以及上色等方面，结构相对简单，线条也比较简洁，给人非常明确简洁的效果。二是明确结构轮廓，例如与三角形、梯形以及圆形等形体的组合。三是唯美的色彩以及突出的风格，三维动画的角色与背景主要在光影以及色彩方面，对于装饰化效果进行强化处理，使画面更加唯美，更加突出画面的风格与气氛，再就是可以渲染成二维动画风格，不但可以制作成传统的大片效果，还能够做成反传统的非主流风格，无论是线条、造型，还是色彩等方面都可以发挥出作者的个人特点。其次，三维动画既然可以模拟真实三维空间，那么三维动画的角色造型是不是越逼真越好呢？显然不是，三维动画怎么逼真也不可能超过写实电影，真的做成写实电影，那三维动画的设计似乎就丧失了意义！三维动画由于自身的技术特点，即不能和二维动画比细腻，又不能和写实电影比真实，在动画角色造型上就形成了两种发展趋势。第一种：怪异的动画角色造型。在很多三维的动画片里，动画的角色造型都是比较怪异的，例如眼睛、嘴巴、身体的结构等一些细节都做了相应的夸张处理，使之更加有趣，这样就会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另外一种，就是超写实的魔幻的角色造型。在题材是魔幻主题的三维动画中，角色一般都比较精美，造型也是非常的奇特。这样的造型会给人一种超越真实的感觉，给人带来很大的震撼。在有真人参加的魔幻影片中，这些角色的造型以及背景的画面会吸引到很多的观众，并且取得非常成功的效果，例如：阿凡达。 二、中国元素对世界动漫设计理念的影响 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增长迅速，在世界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高，与西方交流的机会也越来越多，我国传统的文化也受到国外很多动漫设计师的关注。由于与西方国家的不断交流，使很多国外的动漫设计师被我们国家的文化所影响。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具有非常深厚的内涵。在我国动画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例如：水墨动画。这在我国的动画中是一个非常大的创举，它把传统的水墨画加入动画的制作中，造成一种虚中有实，实中有虚的意境，给整个动画增加了很多优雅。在一九六零年，首部水墨动画片诞生了，就是《小蝌蚪找妈妈》，取材于齐白石的伟大作品，它把国画中的笔墨与电影的艺术完美地结合了起来，还有一九八八年制作的《山水情》，也是在国内外荣获了各项大奖的作品，此作品主要描述了人与自然融合在一起的境界。在风格统一的情况下还把不同风格的短镜头穿插了进去，把山与水的意境出现的非常的神入。通过非常感人的故事，以及高超的动画技巧，把写意山水的水墨技巧与古筝技艺结合在一起，无论是在视觉方面，还是听觉方面都给了观众带来很浓的诗意意境，给人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 三、结束语 通过以上的论述可以总结，我国的动画不但有很深厚的文化积淀，在现在又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形成了一种新兴的产业。从几千年以前的皮影戏到现在的热播动画剧集，我国的动漫文化正在飞速发展。虽然我国的动漫产业还处于起步阶段，动漫产业的发展还会受到很多的阻碍，但每个国家的动漫产业都经历过这样的发展过程。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动漫游戏产业，经过专家的相关分析指出，在现代社会中人们休闲娱乐的一种非常流行的部分就是动漫游戏，随着高科技的不断运用，动漫游戏产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多丰富的休闲娱乐体验，也慢慢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替代的一部分，同时，又被人们称之为朝阳产业。那么，怎样才能在现代的动漫角色设计中进行不断地创新，并加入更多新颖的设计理念，是我们未来在动漫产业的发展中不断追寻的一个重要课题。相信通过动漫行业的所有设计者的共同努力，加上动漫技术的不断提高以及理念的不断创新，动漫角色设计的发展会更上一个新的台阶。 作者：赵辉单位：中州大学 动漫设计论文:动漫衍生产品开发设计探索 (一)动漫衍生产品的定义 衍生产品是从某种产品发展出来的派生物，动漫衍生产品是从动漫实体产品衍生出来的系列授权产品。动漫衍生产品是指利用动漫实体产品中的原创角色形象，通过动漫衍生产品设计大师的精心设计，而开发制作出的一系列可供出售的服务或产品。自1929年美国迪斯尼公司大大受益于“米老鼠”动漫衍生产品的开发之后，越来越多的动漫企业开始重视和效仿动漫衍生产品的开发，使得动漫衍生品的类别与样式渐渐增多，并趋于市场化、成熟化。 (二)动漫衍生产品的分类 经过80多年的发展，动漫衍生产品的种类繁多且逐年递增，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动漫衍生产品开发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具体可以分为以下三大类:(1)内容类衍生产品，如图书、音像(DVD、CD)、杂志;(2)形象衍生类产品，如饮料、食品、服饰(帽子、箱包等)、服装、文具、玩具、饰品(手机套、钥匙扣、发饰等)、日常生活用品、居室用品(壁画、儿童家具、墙纸、被罩、拖鞋、抱枕、灯饰等)、收藏品(卡片、形象)、电子网络(手机彩信、网络游戏)等;(3)综合类衍生产品，如主题公园、动漫会展、娱乐场所等。 我国动漫衍生产品的开发路径选择 在我国，动漫产业是新兴的文化产业，近几年的发展势头尤为迅猛。通过对我国国内动漫衍生产品的市场占有率调查发现:日本产品约占60%，美国产品约占29%，我国原创产品仅占约11%。我国国内市场的大部分收益流于日本和美国，我国只是动漫衍生产品的消费大国，而非盈利大国。当前，世界上最具有代表性的动漫衍生产品开发模式有两种:(1)以日本为代表的模式:低投入，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把动漫创作、衍生产品开发与商业市场一体化，将开发与市场紧密联系起来，以发售速度快、发行基数大来收益，日本动漫衍生产品和动漫作品本身的收益比为7∶3。(2)以美国为代表的模式:高投入、高质量，以原创动漫文化为中心导向，靠之后的销售运作逐渐收益，收益比为9∶1。我国应借鉴日、美等世界动漫强国的发展经验，并结合自身的发展特点，寻找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原创动漫衍生产品开发的现实之路。具体应把握以下两点: (一)以“母体”创作为动漫衍生产品开发的根本 动漫作品是动漫衍生产品的“母体”，国产动漫片的内容创作必须富有新的创意才能吸引广大观众的眼球。现今我国广大的青少年观众可以利用多种媒介接触各国不同风格的动画片，国外动画片在一定程度上刺击了他们的欣赏水平和审美需求。我国动漫企业应不断推出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特色和风情、贴近和吸引本土观众的国产动画片，提升国产动画片的市场竞争力，务实解决动漫衍生产品“母体”创作的问题。 (二)把商业运作作为动漫衍生产品开发的关键 动漫衍生产品的商业运作模式是收益的关键。家喻户晓的大型系列动画片《喜羊羊与灰太狼》的综合收益创造了我国动画史的记录。分析该片的成功因素主要在于三点:(1)创意佳。它是二维动画，成本较低，动画角色形象可爱，故事简洁搞笑，引人入胜。(2)人气旺。它是一部500多集的大型动画片，依靠三年连续播放的积累，赚足了人气，从而为该片衍生产品的开发创造了“人和”条件。(3)营销妙。它在播出后适时地加大了广告宣传力度，使得喜羊羊“无处不在”，创造了“天时、地利”条件，以巧妙得当的营销措施，并适时地制造、推出喜羊羊礼物玩具、服装等各种衍生产品，赚足了利润。 地方特色文化动漫宣传片衍生产品的开发现状及对策 (一)地方特色文化动漫宣传片衍生产品的开发现状 近年来，国内一些动漫企业纷纷创作出以地方特色文化为题材的动画片，例如由安徽中卡通动漫公司推出的《九华小和尚》、《楚汉风云》，深圳崇德影视传媒公司出品的《孔子》，央视动画有限公司与武汉江通动画联合创作的《福星八戒》，河南华豫兄弟动画影视公司制作的《少年司马光》等，这些动画片在电视台获得较高的收视率及名气之后，开始走出荧屏，各种衍生产品纷纷推出，且已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我国动漫衍生产品的市场规模年均增长率约是29%，有人预测，到2013年其市场规模将超过210亿元。但我国地方特色文化动漫宣传片衍生产品的开发尚处在起步阶段，在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在现今动漫衍生产品市场中，我国原创的动漫衍生产品较少，大多是来自国外的优秀动漫衍生产品。我国地方特色文化动漫宣传片的衍生产品开发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原创动力不足，缺少原创品牌;产品缺乏吸引力，品牌效应不强;市场定位不准确;产业链条不完整;开发资金短缺;知识产权保护不够，盗版现象比较严重。 (二)地方特色文化动漫宣传片衍生产品的开发对策 我国地方特色文化动漫宣传片衍生产品的开发应多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且针对自身存在的问题，大胆改进和创新，充分挖掘动漫衍生产品的价值，促进我国动漫产业的良性发展，全面提升地方城市的绿色GDP。 1．加大政策和资金扶持力度 制约动漫衍生产品发展的瓶颈因素就是资金的短缺，为此应建立市场化投融资体制，为动漫衍生产品的开发筹集资金。(1)政府部门应设立专项引导资金，并减免一些税收，巧助原创动漫衍生产品的开发;(2)动漫企业以作品的著作权为担保，通过银行评估其著作权价值，从银行获取资金;(3)地方政府优先扶持本地的动漫公司上市，在股票市场中融资。 2．增强衍生产品的开发意识 首先应明确地方特色文化动漫衍生产品开发的重要性和不足之处，增强衍生产品的开发意识。(1)重视动漫衍生产品开发的整体策划(包括开发资金、技术需求、人才需求、市场需求、衍生产品种类等)，设计出更适于衍生产品开发的动漫形象。(2)重视动漫衍生产品设计开发、市场营销所需的专业人才培养，搞好设计开发团队、市场营销团队的建设。(3)打造优秀的原创动漫明星形象，建立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 3．增加衍生产品的吸引力 目前市场上动漫衍生产品的种类和数量越来越多，要想脱颖而出、招人喜爱，就要增加动漫衍生产品的吸引力。(1)塑造优秀的动漫形象，通过在动漫作品中的形象塑造以及在动漫衍生产品开发中的形象塑造，创作出让众人喜爱的动漫形象。(2)丰富衍生产品的种类，满足不同群体对象的消费需求。(3)不断创新，严抓产品的质量，延长动漫衍生产品的生命周期。 4．把握销售市场的行情 为了促进产品的销售及营利，应对市场进行充分分析，准确把握市场行情。(1)扩大受众消费群的范围，丰富衍生产品开发的内容和形式，提高市场占有率。(2)充分分析受众消费群的心理，了解他们的消费特点与兴趣爱好，进行产品的市场细分，创作符合他们心理需求的衍生产品。(3)搞好衍生产品的市场推广和信息反馈工作，掌握市场动态，针对消费者的反馈信息，及时作出调整。 5．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要切实加强对动漫衍生产品知识产权的保护，制定相应的法规和政策。(1)地方政府与职能部门应出台相关的保护政策，实施知识产权申请、登记、注册的资助政策，协助动漫企业或个人进行版权登记、商标注册、设计专利申请等。(2)运用宣传或培训等手段，提高动漫创作者的知识产权自我保护意识。(3)建立较严密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处罚、打击动漫衍生产品的盗版、侵权等行为，为动漫公司的良性发展保驾护航。 结语 随着动漫产业的快速发展，动漫衍生产品的开发从无到有，从有到优。开发地方特色文化动漫宣传片的衍生产品，就是集文化价值、使用价值与经济价值于一体，通过塑造优秀的动漫明星形象，打造地方特色文化动漫衍生产品的品牌，以逐步增加我国国内动漫衍生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提高开发单位(开发者)的经济收益，全面推动我国动漫产业的良性发展。 作者：魏三强单位：宿州职业技术学院计算机信息系 动漫设计论文:历史思路对动漫创意设计的影响 历史与现实是一切创意的依据和土壤，动画设计专业的学生如果积累丰富的历史知识，提高自身的历史修养，则会增强对设计的敏感度并提升作品的高度。一个人的历史见解本身就是其思想的组成部分，同时一个人的史学修养又会对其其他方面的思想产生相应的影响。对于处在学习阶段的高校动画设计专业学生，提升历史修养不是偏离专业业务，而是从另一个重要的角度整体提升专业修养和创作技能。 动画创意设计的特点与历史思维的意义 动画艺术作为一种特有的艺术表现形式，其艺术本体特性中包含了多元性和假定性，这两种特性使得动画创意设计与文学创作、影视艺术创作表现出广泛的共通和亲近。因此，此时的动画艺术创意便同文学创作和影视创意一样，与历史思维产生了不可分割的联系。此外，动画的假定性也与历史思维密切相关。动画通过形象假定、动作假定、环境假定、情节假定等完成视觉创作过程，但是这些假定都有历史的原型基础，加上动画综合的表现形式，可以将真实历史或者非真实的历史假设通过影视的形式展现出来，以表达吸引人、感动人的情景和主题。 假定性还可以用历史思维弥补历史本身的不足。因为历史是笼统的概念，但是动画创意可以通过假定性完成对特定历史时间内一个细微的、不引人注目的事件的表述，烘托该段历史时期或者某历史事件的意义与影响，及其对于人们情感的熏陶。 动画作品作为艺术作品的一个目类，其作品特性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叙事性。既然是叙事性，其毫无疑问会和历史紧密联系，不管是正史还是野史。同时，凸显历史文化底蕴的动画作品能获得全人类的认同。 动画作品的独创性也是历史辩证的，独创可以有很多途径，在历史思维这一个方面就有无穷的可能，既可以叙述历史的背面，也可以到未来去寻求创作的契机。 历史思维在动画教学中的运用 在动画设计教学中，教师首先要帮助学生形成整体的思维，让学生在这个整体思维下尽量展现各种动画的个性，表述各种动画表现的专属性，阐明动画故事（情节）所要表现的主题，这些工作在教学过程中都具备相当的难度： 首先，教师要引导学生明确动画创作其实是源自现实的艺术创造，并非凭借感性思维任意表现的偶然艺术。众所周知，超现实主义的绘画美术作品出现在现实主义之后，也就是说超现实主义和感性的偶然创造是建立在现实理性之上的。教师要鼓励学生养成观察生活、回顾历史的良好习惯，为后续的动画设计学习形成惯性积累，这样学生才能完成优秀的动画作品。如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积累了大量生活素材和细节才能创造出细腻生动、在平凡中感动人的艺术效果。 其次，教师要引导学生在历史中寻找创作题材。在历史中寻找创作题材可以允许学生自由创造，并且加上学生自己对历史事件的理解，优秀的动画作品可以脱胎于历史题材又远远超前于其所表现的历史时期，并具有时尚性和前瞻性。如《战鸽快飞》取材于“二战”时的诺曼底登陆，但是角色选定和场景规划乃至情节设计用的都是一种独特的视野和幽默的表现手法。 最后，动画设计教学的重点之一就是让学生形成一种历史辩证的创造性思维，这种思维就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既能够随机应变，又善于专注和搭配。历史思维不限于过去，更着眼于未来，未来的现实有无数种可能，那么表现未来的动画艺术就有更多的可能。学生在学习阶段形成这种思维的萌芽，对于后续的学习和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结语 历史思维是一种概括性的整体思维，在动画设计创意教学中又具有独特的艺术概括力和审美视角，可以在尊重文化脉络的方式下进行尽可能多的变形和夸张。这些夸张都是在历史思维的指导下理性进行的，既尊崇了艺术反映历史文化的客观特质，又与动画艺术中倡导的新的影视美学题材和表现形式相匹配，在动画设计教学和实践中具有广泛的使用契机和积极的教学效果。 作者：庄月萍单位：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动漫设计论文:动漫款型设计的艺术表达手法鉴赏 作者：李娅单位：普洱财经学校 对形象的夸张 一个完美的动画角色形象需要动画设计人员以现实生活为根本，将生活中的人物原型加以修饰，将现实生活人物中的原型与性格通过夸张的艺术手法将之进行还原。以“大力水手”为例，在该动画角色当中，为了将“大力水手”中大力士的形象凸显出来，动画角色造型设计人员通过采用夸张的艺术手法将大力水手的双臂塑造成了长而结实的胳膊，将他的嘴巴设计成为一个瘪瘪的，而且经常叼着烟斗的形象，这样就使得“大力水手”的形象栩栩如生，就如同是一个街道生活的大叔、或者是隔壁码头的搬运工，给人的印象显得相当深刻。 对角色表情的夸张 通过对动画角色造型进行夸张的另外一个手法就是对角色的表情进行夸张设计，这样可以完全将动画角色的个性特征表现出来，然后对之辅助性的增强其生命能力，将达到更好的艺术效果。同时，通过使用表情夸张的方式还可以使得动画角色的表情更加的诙谐与幽默，在不经意之间能够引起人们哄堂大笑，使得动画的艺术角色更加深入人们的脑海，达到良好的艺术效果。 拟人手法 在动画影视中，另外一个经常用到的艺术手法就是拟人的艺术设计方式，通过拟人可以将动画角色的形象特征更加直观、明显的展现在人们的面前。最终可以充分的展现动画角色的形象与特征。 动画角色风格的分析与对比 对于动画角色的造型风格等，国际上主要是根据各个国家的地域特色为标准进行划分的，主要可以分为三个主要的风格流派，主要包括：以美国好莱坞动画制作为代表的国际流派，它们是经典动画，是主流中的主流；另外一个就是以日本为代表的东方式动画风格，它们的风格与韩国、香港与台湾相接近，具有典型的东方形态特点，在亚洲地区具有极高的人气；而以欧洲为代表的动画风格则包括多种自由、多变、洒脱的特点，具有典型的独立式以及自由特点，以欧洲风格为主。同时，中国的动画在其中也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尤其是以水墨为主的风格被国际动画学派认为是“中国动画学派”。 其中的美国风格大多是采用最为传统和简单的方式，将最为简单的单线框以及平面色彩绘制的方式，利用艳丽的色彩、明晰的线条来进行色彩分明的设计。在设计的过程中讲究动画的体块感，力图通过整体效果的营造以及丰富的肢体、表情语言来达到通过复杂的结构实现单纯的动画效果的目的。同时，美国动画角色形象还具有动作十分夸张，充满弹性、色彩浓烈等特点，充分的体现了动画角色稚气、夸张而可爱的一面，常常以及其夸张的特点获得令人瞠目结舌的效果。 而“日本风格”的动画片已经逐步的形成了自己特定的模式，其中包含了极其鲜明以及浓郁的民族风格与特色，其中富含唯美的映像特带你充满了东方人明显的人文精神特点。同时，在整个动画角色的造型过程中，通过轻松的格调、细腻的风格以及甜美的造型而使得动画角色充满了轻松而细腻的特点。同时，在格调的设计过程中，通过对动画角色的服装、发型以及配件首饰等方面进行设计。而中国动画则是在充分吸收中国民间绘画艺术的基础上，同时辅以戏曲等表现特点，将中国的绘画、音乐、戏剧以及美学特点等精华结合起来，充满了浓郁的中国特色。 动画造型设计过程中遵循的基本原则 1充分与时代文化特点相结合 艺术的最终来源是生活，而一个好的艺术角色就必须贴近生活、源于生活，并且为生活提供服务。而动画角色本身就是一个艺术角色，这就要求“动画角色”在设计的过程中要与时代的特点相结合，通过与生活中的时代文化特点相融合，可以设计成为一个被人们欣然接受的动画角色。同时，动画角色设计师应该以现实中的中的人文特点以及性格特征为基础，通过对这些任务的特点分析，创作出一个能够反映出时代特点以及时代文化发展需要的动画角色。而要达到这些，需要设计师在动画角色造型的过程中对自己的生活进行充分的感悟，在生活当中做一个有心的人，这样才能设计出一个符合时代特点的动画角色。 2动画角色造型应该充满趣味性 动漫作品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要充满了趣味性，这时动画的本质，也是动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一个动画作品的成功与否首先是与动漫角色的趣味性直接相关的。动画角色的设计过程中就应该充分的抓住角色造型过程中的趣味性，这样才能充分的表现出动画角色的形象特点，体现出动画角色充满趣味的生命力以及幽默性。但是，在进行动画角色设计的过程中，如何更好的体现出角色中的生动趣味性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在角色造型设计的过程中可以从下面这样几个方面着手：其一，充分理解动漫角色，在此基础上提醒艾诺出其趣味性；其二，从不同观众的角度来对角色造型的趣味性进行设计；其三，注重对动画角色细节部分的设计，从细节体现出动画角色的趣味性；其四，从动画角色的体现手段来表示出其趣味性。 3动画角色造型的可行性 动画角色造型的可行性就是要之角色的塑造过程中要考虑整个动画片的风格以及设计形式。动画造型设计的可行性可以表现造型的实用性以及合理性。虽然动画角色的设计可以是千奇百怪、天马行空的，但是其整体的前提就是要在整个动画的风格之内进行，否则动画角色的设计就“跑题”了，这种方式是不可取的。例如，在进行三维动画的设计过程中，为了充分突出其可爱的特点，在设计的过程中可以设计出一个非常夸张的角色，能够将它的头和身体画得很大，而腿则画得短、胖一些，这在二维动画中也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但是，在三维动画设计中由于多种夸张的动作不能实现，这样的角色造型反而会给设计工作带来麻烦，因此在三维设计中应该尽量避免。 动漫设计论文:动漫短片中的人物造型设计剖析 作者：曲朋单位：辽宁师范大学影视艺术学院 角色的服饰也体现了一定的欧美现代地方特色，如小男孩的海魂衫、油漆工的背带工作服、麦当劳送外卖服务生的标有“M”字样的头盔服饰等。动画造型把抽象的形象通过艺术手段转换成可被人感知的视觉直观形象，再人为地赋予其个性和情感。动画造型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但都离不开变形、夸张、拟人等表现手法，把动画角色设计为生动的视觉形象。动画需要幽默、想象力、表现力、灵魂、思想等诸多元素。在动画中，角色则是幽默与想象力的表现者，亦是灵魂和思想的载体与传达者，动画角色的设定是最直观的表现方式。 短片《不许动》中角色设计的形象表现 1.角色造型的形态特点表现 《不许动》短片中出现了5个人物和2只动物。因为短片的大环境被设计在欧美小镇的一条普通的街道上，所以在做造型设计的时候，人物的设计也是欧美形象。主角小男孩是一个在街上拿着玩具彩弹枪自娱自乐的角色，年龄被设定为七八岁，其具有这个年龄段小男孩的体态特征。另外，剧本中有小男孩用彩弹枪打小鸟和愣神看小鸟飞走的镜头，表现出小男孩应该是一个有些淘气又有些天真的孩子。在搜集了大量的外国小男孩的图片后，设计者把小男孩夸张设计成身体胖、脑袋大、棕色卷发、眼睛眯缝着的淘气的小男孩形象。 2.角色个性的行为特点体现 笔者认为，角色造型不仅是外在的、静止的，动作和表情的行为表达也是角色造型塑造的一部分。《不许动》中角色的个性特点在人物的表情和动作中也都有所传达。在制作角色动作过程中，笔者和团队成员搜集了大量的图片、视频素材并反复表演模仿，尽可能地把角色的动作表情表现到位。如，小男孩是淘气活泼的形象，他的行动方式多为跑跳、躲藏，表情则是坏笑和玩耍时的一本正经，这些都是现实生活中七八岁小男孩会表现出的行为。 短片《不许动》中角色造型实现的技术操作 1.Flash软件在角色造型设定中的运用 在《不许动》角色造型二维造型设计的初始阶段，角色设计者使用的是Flash软件。先反复修改设计纸面草图，然后将基本确定的草图扫描到电脑中，使用Flash软件进行修改调整和上色。在造型的调整方面，使用Flash软件勾出的线稿具有极其灵活的可调整性，可以复制多个线稿进行对比调整。此外，在对角色造型的调整中还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如在调整过程中还可以随意拖拽线条弧度和移动结点。在修改方面，这款软件可人为任意调整线条弧度，这一特点使其使用起来比其他常用绘图软件更加得心应手。 2.角色造型中二维手绘材质和三维渲染的结合 在短片《不许动》中，角色设计者使用二维手绘材质三维渲染，模拟马克笔绘画的手绘风格，具有一定的装饰色彩。在角色造型的材质绘制方面，角色设计者使用的是Deep3D和Photoshop两个软件。初步上色是在Deep3D软件中进行的，该软件用模型导入、定位上色的方式使得上色更加方便直观，不同角度的灯光效果也使得对颜色的使用更加准确；在Photoshop软件中则是根据角色模型展开的UV进行色块的填充和修补。 动画角色造型设计是一项严谨而又乐趣无限的艺术活动，能在创造角色造型的时候赋予其生命力和性格魅力，对故事情节的发展和对诸元素的表现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无论是二维手绘还是三维电脑技术都只是表现动画角色造型的工具，而要真正赋予动画角色生命力、创造出能使观众回味的造型形象，则需要动画人不断观察生活、不断积累素材、不断练习实践，再添加一些想象和创造。 动漫设计论文:动漫人物创作设计的透析 作者：朱叶蓉单位：洛阳理工学院 卢舍那大佛的艺术特征 龙门石窟奉先寺的卢舍那大佛是创作于唐代高宗年间的石雕作品，整座大佛全像通高17.14m，其中头部高4m，两耳高1.9m，是龙门石窟中艺术水平最高、整体设计最严密、规模最大的一尊佛像，彰显了“盛唐气韵”的风范。而卢舍那两旁的雕塑还有菩萨和弟子，身后有与之相关的佛教故事壁画。雕塑与雕塑相互依存，使石窟变成了一个完美的艺术世界。卢舍那大佛的艺术造型反映了唐文化的审美情趣，有着丰富的社会文化与艺术价值，其造型所蕴含的艺术规律对现代动画角色造型设计有着独特的借鉴意义。 1.卢舍那大佛独特的造型对动画角色设计的启示 动画角色造型的独特性主要是指角色造型鲜明，从外观上一眼就能看出它与其他动画角色的本质区别，具有其他角色没有的许多特征。只有这样，角色才能迅速抓住观众的眼球，并能给观众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奉先寺石窟在构思立意和题材选择上具有独特的意韵，其本质源于创制者的人生理念和生活态度；卢舍那的开凿正是武则天这位聪慧、美丽的皇太后欲利用宗教造像艺术为自己作皇帝而掀起的神学宣传活动的重要产物，是将统治阶级的领袖宗教化的先例，这就使得卢舍那大佛的外形从一开始就呈现出博大的内涵、深沉的气度。 唐朝女性以丰满、款额、圆脸、健康为美的标准，龙门石窟的卢舍那在雕刻上追求雕像的丰满、均衡和严谨，使它在遵循一定的佛像造型标准的基础上，依据当时的特色文化创造出具有时代审美特征的表现：卢舍那大佛的造型是当时的艺匠们为了追求社会时尚，按照“菩萨如宫娃”的要求进行女性化的提炼和概括的结果，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参考了唐代贵妇人的迷人风貌，使佛教艺术紧贴当时的审美要求。卢舍那结跏趺坐于束腰须弥座上，顶饰螺髻，身披通肩袈裟，发似波浪，眉若新月，细角大眼，鼻直唇薄，面容丰满秀丽。嘴角的一丝微笑中，流露出一种柔美娴雅、亲切慈爱之情。大佛上身衣纹流畅而有规律，雕塑者相当重视其有韵律的起伏变化。佛像整体造型优美，生动自然，飘飘欲仙，似要脱壁而出，堪称中国佛教艺术的经典之作。卢舍那旁边的弟子一个是严谨持重的迦叶，一个是温顺虔诚的阿难，这两个菩萨头戴宝冠，身佩璎珞，艳服盛装。北壁的护法天王身着铠甲，手托宝塔，足踏夜叉，威风凛凛；力士赤膊坦胸，皱眉怒目，气势逼人。 在结构上，整个洞窟布局协调，瑰丽磅礴，这是唐代艺匠们用提炼和概括的手法把神圣的佛像和世俗的审美理念融为一体的杰构。这种表现手法和创作精神正是现代动画角色造型设计需要的，它与现代动画角色造型求新立异、形象简洁、富有内涵的创作主旨不谋而合。 2.卢舍那的亲和力对动画角色造型设计的启示 “亲和力”是指使受众感到亲切和放松的一种气质和魅力。而动画角色设计中的亲和力主要是指角色的亲切感，角色在性格上有一定的个性和吸引力，并能迎合大众的审美情趣，如动画角色小熊维尼、kitty猫等。动画角色中的亲和力可以极大地拉近观众与动画角色的距离，提高作品的收视率，带动衍生产品的推广营销。国内动画角色的发展，除了《喜羊羊和灰太狼》、《小鲤鱼历险记》中的角色造型亲和力比较好之外，其他的动画片过分强调角色的视觉张力，忽视了角色的内涵设计，使动画角色在影片中的表现柔弱无力。 佛经中，卢舍那为光明遍照，是佛在显示美德时的一种理想化身。卢舍那的造型彰显了佛像的安详、温存、亲切。温文尔雅的体态散发着温柔的亲和力，略作俯视态的眼睛流露出宁静而又慈祥的目光，嘴角上扬起的一丝微笑，表现出一种优雅而又亲切的慈爱之情，使卢舍那整个神情少了一份严肃，而多了几分亲切。卢舍那大佛那庄重、温和、睿智的外部造型，表达出一种宁静的心境，这就是佛家追求伟大情感和开阔胸襟的表现。而旁边的菩萨和弟子有的严谨持重，有的温顺虔诚，显示出佛家端严矜持的性格。把卢舍那温顺娴雅的神态运用到动画角色造型设计上，设计出让人一见倾心的角色形象，在有力地把握角色的性格特征的同时，在造型上坚持“以人文本”的理念，将动画角色赋予人物的性格，从而增强观众与角色的情感互动，就能增加角色的亲和力，使角色更让人喜欢。 卢舍那丰富的文化内涵对动画角色造型设计的启示 动画的内涵是文化元素的综合体，它包括动画的精神和所表达的追求。随着动画的发展，中国动画在学习别国先进经验的同时，只学会了“皮”，没能把握住根本，所以设计出来的角色往往是“穿着长袍的洋鬼子”，没有文化的特色和内涵。 艺术能够承载特定社会的文化内涵及其相应的价值观念，卢舍那大佛积淀着厚重的历史，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它以佛教文化和雕刻艺术为基础，用石刻的形式对一个社会的宗教信仰进行了诠释。卢舍那大佛作为一门石刻艺术，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其本身所饱含着的佛教意义更是博大深远。在佛教中，卢舍那也是报身佛，报身是指佛的修行依因果感召而来的报应身，是修行圆满、大彻大悟的表现。 卢舍那大佛是在盛唐时期雕造的，那时的唐朝对外开放，经济繁荣，文化艺术群芳争艳。随着印度佛教雕塑的传入，中国佛教雕塑艺术在本国民族化和世俗化的不断启示下，走出了一条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艺术道路。中国雕塑艺术一般都用自然山水来表达人的内心情感，把自然山水的灵性和人的情感融合在一起。唐代的艺匠们利用龙门整座山体岩石雕刻了卢舍那大佛，体现了它是大自然和人文艺术的结合，是中国人追求“天人合一”观念的反映。 在进行动画角色造型设计时，将卢舍那的艺术特征和文化内涵赋予角色，并把设计好的角色融入动画片的场景中，让场景来衬托角色的性格、营造角色的情感氛围。 结语 从整体上来看，卢舍那是封建统治者推广宗教的宣传品，也是人们信仰和崇拜的对象，它的美的理想和审美特征是为其宗教内容服务的，而不是单纯的艺术品。卢舍那完美的造型、平易近人的神态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对现代动画角色设计有着独特的借鉴意义。一方面它对迷茫中的国产动画起到了建立独特的视觉审美的引导作用；另一方面使现代动画角色设计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美学特征，有利于提升现代动画自身的创造性价值。当然，在运用卢舍那的艺术特征时，应该把创新作为动画设计的驱动力，而不是被其固有的形态所束缚，这样才能使卢舍那求新立异的本质最大限度地被激活，从而拓展和丰富现代动画角色设计的内涵，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动画之路。 动漫设计论文:立体构成在动漫设计的运用论述 作者：李丹单位：安阳工学院 立体构成的含义 （一）立体构成的概念“立体构成”中的“立体”，顾名思义是指具有长、宽、高的三维空间，有着三个不同方向的轴，给人们的感觉是一个真实的实体，包括三维的虚拟空间（专指计算机三维造型）。它不仅能从各个角度观察其不同的形态，而且会对光的照射产生丰富的光影效果，甚至还可进入其中，感受内部的真实空间（专指场景、建筑方面）。“立体构成”就是研究关于三维空间设计规律和设计方案的理论课程，也是关于空间立体造型的学科。它的任务是研究如何在三维空间里将立体的造型元素组合出遵循形式美学原则的立体形态，并揭示出立体造型的基本规律[2]。 （二）立体构成的应用范围随着高科技的不断进步，作为设计基础的立体构成，其应用范围也越来越广泛。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所接触到的形形色色的立体物中，小到动植物，大到天体宇宙，以及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如建筑、家具、服装、各种机器、汽车和生活中使用的工具、器皿以及美化环境的饰物等，无一不是立体设计的产物，尤其是在时空影视作品和动漫作品中的场景、道具等具体形态，因加入了时间因素，所以更能充分地调动人们的各种感受，产生良好的艺术效果。因此，立体构成的应用范围不仅设计静止的形态，而且还涉及运动的形态，包括虚拟的三维空间。 （三）立体构成的基本元素分类 1.立体构成的点元素立体构成的点元素是具有空间位置的视觉单位，并具有形状、大小、色彩、肌理，是实实在在的实体，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体。点是立体构成所有形态的基础，是形态中的最小单位，其有规律的排列会产生线感，堆积会产生立体感。 2.立体构成的线元素立体构成的线元素是指相对细长的立体形态，具有长、宽、高三度空间的实体。线元素的不同组合方式，可以构成千变万化的空间形态，如最常见的面和体。另外，线元素不仅有粗性长短的变化，而且还有软硬之分，并有着不同含义。如直线形态有静、刚直有力之感，曲线形态有动、柔弱委婉之感[3]。 3.立体构成的面元素在立体构成中，这种面元素是指具有长、宽、高三度空间的实体。虽然具有一定厚度，但其厚度与长度和宽度相比就小得多，即我们常形容的“薄”，否则就会失去本性，而成为“体”了。因此，相对于三维立体而言，其二维特征更为明显。从大的方面来分，立体构成中面的形态可分为现实形态中有机的面形态和抽象概念形态的面形态两大种类。而现实形态中有机的面可分为自然形态和人工形态两种；抽象概念形态的面可分为直线形面、曲线形面、规则形面和不规则形面几种立体形态。这些不同形态和不同性质的立体面相互作用，能给人们心理上产生不同的感受，成为设计者设计的重要元素。 4.立体构成的体元素立体构成中的体块应是体、量的结合，它们相互共存、相互依赖、不可分割。“体”是指物质所占有的三度空间，而“量”是所赋予的物理和心理上的特征。我们在设计时，应特别注意体块的质感，因为不同材料所表现的坚实感不同，从而带有不同的性格特征。如石块，具有坚硬、厚重、内部充实之感，同时也必须注意体块所体现的量感。一般认为，量感表现为两方面，即物理量感和心理量感。物理量感是指形态的大小、多少、轻重等特性，是可以测量和把握的。物理量感是实实在在的物体的重量感，它与组成形态的材料有密切关系，如真实的石块，给人一种实在的重量感，而厚苯板则有一种轻的感觉。心理量感是指人的心理对物理量感产生的感觉，它取决于心理判断的结果，是可以感受而无法测量的。心理量感源于物理量感，而又与之不同，它受物体的存在环境和人们心理因素的影响很大，并且和色彩、空间、肌理、和经验等诸多要素关系密切，从而与真实情况有些不同。立体构成中的量感主要是指心理量感，如重量感、充实感、薄弱感、扩张感、结实感、内实感和内空感等。它是充满生命力的形体内在的运动变化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在物理量感的基础上表现为知觉、活力，并把所有的情感注入作品中，从而体现出生命活力，让观者体会到其中内在的前进力、向上力和勇往直前的美好情态，如内在的反抗力和生命力等[4]。 动漫中立体构成原理的具体运用 在动漫设计作品中，立体构成的应用早已出现。动漫爱好者在设计中运用立体构成知识、原则和规律表达自己的设计意图，并最大限度地发挥想象力和营造更广泛、更深刻的审美境界，以使观众获得强烈的视觉与心理感受。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我们必须掌握立体构成的基本规律，按照美的形式法则把基本立体形态加以重新组合，形成合乎设计目的和意图的新的立体形态，并能灵活地应用于动漫创作之中。 （一）动漫中点立体形态构成的应用动漫中点的形态包含静止画面中“点”的特性，而且还包含时间上的内容，即运动中“点”的特性，我们可以理解为点的形式和内容在运动画面中的应用。比如美国动画电影《花木兰》中匈奴首领单于出场：数量众多的匈奴士兵骑着战马黑压压的驶来，镜头慢慢拉近，画面出现单于可恶、狰狞的特写镜头。从点的形态集聚到单个点形态的画面转换，给观众造成一种危险步步逼近的心理印象。 （二）动漫中线立体形态构成的应用线立体形态是指在一定的立体空间中，给人感觉是线的各种形态。在动漫中的构成是指这些线立体形态在时间的推移中按照一定的构成法则和形式表达创作者的创作意图，给观众造成一定的心理感受，因此研究立体线的形态以及在运动中的构成形式，表达创作者和导演的意图就成了非常重要的课题。动漫导演灵活利用立体线的因素来表达自己的设计意图，是必须具备的素质之一。例如美国动画电影《花木兰》中一些立体线的应用的场景：①父女在出征问题上意见不一，致木兰与年迈的父亲发生争吵后，木兰独自跑到院子的池塘边哭泣，灰暗的天空下起了雨。落在池塘中溅起的点的形态与雨线的形态形态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同时又烘托出木兰伤心、灰暗的心情。②在训练时，木兰为了想要成为合格的军人，她通过两个负重爬上桅杆拿下箭。高耸的桅杆与矮小的木兰形成长线形态与短线形态的对比，同时反映出木兰勇敢智慧的女英雄形象，为以后的剧情做了很好的铺垫。③当木兰看到被匈奴单于军队烧毁的惨败破败的军营场面时，烧焦的黝黑搭建帐篷用木框架和战死的士兵与战马散布整个战场形成对比。木框架这种线立体形态从本身讲并没有什么情感，但经过导演的组织排列，线立体形态与块立体形成鲜明的对比，场面给观众心理造成了一种真实感和压抑感，同时加重突然面临危险的戏剧效果。 （三）动漫中面立体形态的应用面立体形态是指具有长、宽的二维空间，且具有一定厚度，但不能太厚，太厚就会有体块的感觉。如果把时间因素介入，就会打破静止的感觉，而变成运动面立体形态了。导演和设计者应用这些形式美法则，在动漫设计中加以灵活掌握，表达其设计理念，并影响观众。如美国动画电影《花木兰》中数个场景：①木兰见媒婆前家人为其化妆时的场景：在古典的面材屏风后更衣，圆形木桶内沐浴，圆形镜前梳理、手持扇子见媒婆等，面与面、面与体形态形成的对比，造成观众对木兰相亲面试紧张期待的心理。②面试失败后，木兰来到家中院落，静静的荷塘飘着几片荷叶。木兰来到祠堂跪拜祖先，石碑上投射出木兰的身影。各种面立体形态的运用形成木兰失意与落寞的气氛。③花家得知木兰偷走父亲的盔甲替父从军，木兰年迈的父亲出门追木兰摔倒在雨中的场景。天空下着雨形成的线立体形态，地面上积水形成的一片片自然的偶然性面体，线与面形成反差，且占用大部分面积，整个背景则带有水墨朦胧感的中国古代建筑，将人物心中悲伤、绝望的心理烘托到了高潮。因此，各种面立体形态在立体空间中的布置是设计者要考虑的问题之一，也是表达思想情感的手段所在。 （四）动漫中块立体形态构成的应用块立体形态在动漫中的应用，也可看做是动漫块立体形态。其含义有两层，即静止的动漫块立体形态和运动的动漫块立体形态。前者是指单个造型而言，后者则通过时间的推移带给人的视觉运动变化，在运动中把握视觉平衡。我们知道，块立体形态与面立体形态的本质区别是其厚度，厚度达到一定程度，超出了面的感觉就变成了体块了。体块在视觉上更加具有说服力，而且在群聚时，气势更加宏大，所造成的气氛更令人惊叹。我们先看静止的动漫造型，从不同的立体形态中可体现出作者不同的情感和心境。如男性英雄性格特征则通过人物造型来体现，通常他们都具有明亮的双眼、坚挺的鼻子、有力的下巴、浓浓的眉毛、棱角分明并且夸张的脸部骨骼结构，并有着巨大肩膀和背阔肌，身形呈“V”字倒三角形。而动画中的女性英雄形象则不然，如美国动画电影《花木兰》中木兰从军前是以女儿身出场的，当时的造型装扮是比例匀称的体型，眼眉细长，五官娇小秀气，这是西方观众对东方美女的一种审美观点。这些造型体现出木兰性格以爽朗、洒脱、叛逆为主，不同于其他女子的柔弱美，极富个性。从军后，木兰女扮男装，当时的造型装扮是：简练的高发髻露出额头，配上英姿飒爽，铠甲军装，不仅符合她男扮女装的情节和年代背景，也体现出她的力量和能力，智慧及勇气。反面主角单于的造型设计：头小，体格庞大，大手大脚，四肢长，有着冷而冰的目光，明显的坏笑，具有神秘感，整体给人一种压迫、威胁的感觉。这些造型体现出北方匈奴所具备的那种野蛮、强横、残忍、阴暗的性格特点。在动漫影片中，这种体块给观众的视觉影响力同样重要。如美国动画电影《花木兰》中的一个片段：数以万计骑马的匈奴士兵组成庞大的军队向雪山逼近，随着镜头的推拉运动，画面中骑马的匈奴士兵出现的点与体的相互转化，给观众造成紧张压抑的气氛，都为花木兰和她的军队如何迎战而捏一把汗，这也正是导演要表现的意图。再比如美国动画电影《埃及王子》中的一个片段：当摩西失手杀死监工懊恼痛苦地跑离皇宫来到沙漠中，与沙漠庞大广际的背景相比，他的身影显得如此渺小。导演采用以大衬小的方式突出主人公摩西正处在人生失意无助的阶段。 结束语 总之,立体构成原理在动漫设计中的运用还很广泛，以上关于立体构成应用的几个方面仅仅是笔者的粗浅认识。立体构成无时无刻不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当中，这就需要我们积极地探索立体构成原理，不断地去追寻它的潜质，从而提高人们对它渗透到动漫设计灵魂的认识。 动漫设计论文:动漫形象设计创作心得 一、传统形象设计创作的一般元素 我国民族传统艺术设计历史渊源流长，传统的设计元素是中华民族共有的，从创意到图形、从图形到形象无不体现着中国民族文化的传承。动漫形象的设计创作离不开自身、民族、环境、时代、经济政治结构所带来的影响，传统的艺术设计理念、设计特点、造型的完美性，都是现代动漫形象设计不可缺少的设计元素。 （一）传统形象设计创作的理念 设计观念简而言之就是设计想象，是设计者在空间作品构思过程中确立的主导思想，这种设计想象赋予了作品内涵和设计风格，是设计的精华所在。传统的设计理念突出了情和意，人情味浓厚，创意的表露带有深厚的民族情调，不但具有具体的象征符号，而且蕴含传统的文化精神。传统的设计理念是在长期生活经验的积累过程中，想象力不断丰富，创意出了许多带有民族文化内涵的图形和造型。例如，从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纹到唐代的宝相花纹，以及明代的缠枝纹等，基本造型简朴而生动，色彩浓厚而富有装饰性，充分体现了“以形写意”、“形神兼备”的设计想象，是形到联想再到造型的创意表现，这种以实物为创意的设计理念，对传承我国的民族艺术起到了积极作用。设计就是“灵感”和“领悟”，二者有效地结合就会激发超越时空的想象。灵感来源于自然又高于自然，是具体到抽象思维的过程，是循序渐进、反复推敲的过程，它既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传统形象设计创作的灵感和领悟，必将使民间的风俗习惯、风土人情、民族艺术文化得以发扬光大，带给我们现代人众多非凡的艺术精品。自古就有“图必有意，意必吉祥”之说，以龙为图形的造型举不胜举，以龙为题材的创意在传统设计观念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从火柴盒到家具，从小桥到园林的走廊，从大殿到庙宇，无数对龙的灵感发成千姿百态、深受大众喜爱的龙的图形和形象。通过龙这种传统艺术的缩影，我们不难看出灵感和领悟是传统艺术设计创作的核心。 （二）传统形象设计创作的特点 我国传统的形象创作深深扎根于民族性、历史性、地域性的传统艺术氛围中，与现代动漫形象设计有着诸多不同点，传统的形象设计从创意到作品，都带着浓厚的民族特色，超越了形象和形式本身，构成了典型的符号和符文，对美化生活和弘扬民族精神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1.传统形象创作体现内容和形式的有效结合 首先，形式是图形表现出的外形特征和构成物象的规则，形象创作离不开图形的设计。传统图形在造型上十分注重形的完整性、装饰性及象征性，讲求形与形的呼应。一般对称均匀是强调变化与统一、对称与均衡的，（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数码艺术学院，江苏南京210046）张荟惠现代动漫形象设计创作感悟文化艺术研究105而且图形的形态多样，种类丰富，风格各异。图形和形象的内容则注重反映民族生活风貌、民族特色、民族的兴趣意向。其次，图形反映出的形象在形式的表达上既夸张又象征，而在内容上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背景，储存了宝贵的知识、哲理情感和工艺技巧，是我国民族民风的一个缩影。例如，中国奥运火炬祥云，它高雅华丽、内涵厚重，带有浓郁的中国特色，和谐地将中国文化与奥林匹克精神结合在一起。它所蕴含的“渊源共生，和谐共融”理念充分是对奥林匹克精神和奥林匹克圣火内涵的一次独特诠释。祥云、漆红、纸卷轴等中国元素的融入，使得古老的东方文明和现代的奥林匹克精神再一次完美结合，迸发出耀眼的火花。鱼常被用来表现年年有余，米则被用来表现五谷丰登。这些富有文化内涵的创作，使形式和内容达到了完美的统一。 2.传统的形象创作是唯美的最好典范 传统设计的出发点是唯美，把人的情感赋予了物的表现形式，借物抒情，以情来表达美的意义。传统的形象创作往往在体现审美意识的同时，给人以美的感受。我国众多的吉祥象征图形的创作都是憧憬美好，这种唯美常常不是以严格的理论形式来体现的，而是以直观的形态和审美来体现的。例如，我国的剪纸造型艺术是用最通俗的语言来体现吉祥的中国文化，它是建立在视觉和知觉基础上的造型，选取的都是极具典型性的图案。剪纸的造型既沿袭了古代器皿的吉祥图案，又以谐音、借喻、变形等手法物化了吉祥的概念，充满了乡土气息和生活气息。千变万化的唯美创作，使其成为了大众享受美的一种装饰语言。中国人崇尚红色，红色代表吉祥，每逢过节时高悬的红色灯笼就象征着人们喜庆和欢快的心情。红色也为人们的生活点缀了美的颜色，这些传统的形象创作深深的烙上了民族传统元素的烙印。用美作为对传统形象创作的评判，是传统形象作品被传承的重要依据。审美是由民族的生活方式、习俗、制度、伦理道德、审美习惯等一系列的因素决定的。这种唯美的传统形象创作为现代的动漫形象创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三）传统形象设计创作存在的弊端 传统的图形和形象艺术中并不是所有的内容都是好的，因为传统的图形艺术萌发于人类早期对艺术的认知，它的成长和发展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它有着从封建社会母体里带出的痕迹。一些传统的图形存在着迷信、落后糟粕的成分，同时设计元素受到历史，民族民风和思想的局限性，必然存在不完善和不合理的地方。作品表现手法单一枯燥，文化意味过于浓厚，忽视了作品深层次的含义和商业的作用。因此，将传统的图形艺术运用到现代的动漫形象设计中，就要本着科学求实的态度，去伪存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传统的民族艺术得以传承和弘扬。 二、现代动漫形象设计创作具备的特点 现代的动漫形象设计有着明确的文化目的和商业目的，设计理念不仅仅生活气息浓厚，实用性和商业性表现更为突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审美观念的巨变，赋予动漫形象设计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借助西方的设计元素和先进的现代设计手段，使得动漫形象设计得以飞速发展。 （一）现代形象设计创作理念的新颖性 现代设计理念在美和情的基础上，更注重人性化、实用性，强调设计在生活中的用途和带给人们的视觉冲击，从如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出发，以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作为创造性思维的两块基石，在传统灵感和感悟的基础上，深刻挖掘民族文化内涵，以创新为目的，创意出具有时代精神文化和又有商业化的形象，是现在设计理念的核心。创作理念是思维的过程，是人脑对客观间接和概括的反应。思维的核心是创造性，它贯穿于艺术设计的全过程。艺术思维具有自动性、目的性、预见性、发散性、独创性、突变性、灵活性等特征，它是艺术创作的全部意义所在。例如，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众人敲击的缶，其创意既凝聚了民族传统艺术的精华，又赋予了它时代的特征。思维是人所特有的高级活动，在现代多元化的生活空间，经验的积累和灵感的迸发，给予了思维广阔、自由的发展空间。对文化艺术的理解越透彻，知识的掌握越渊博，拓宽想象的空间就越大。现代的设计正是坚持立足中华，面向世界的设计理念，既尊重民族艺术的独特性，又要反映现代人对时尚的追求。超越了时空局限，突破了独特势力的习惯范畴，把我们民族的传统艺术、思维方式和独特风格运用于现代动漫形象设计中。 （二）现代动漫形象设计创作元素的多元化 现代动漫形象设计是一门以文化为准点，以生活为基础，以现代为导向，以实用为目的的实践性很强的综合学科。结合各学科知识，探究其内涵，是我们每个设计者应做到的。动漫形象设计就是用视觉元素来传播创意和创作，用文字、图形和卡通的造型把视觉信息传达给大众，让人们通过视觉元素了解和欣赏动漫元素。因此动漫设计的元素趋于多元化。动漫形象设计中的基本元素是作品的构件，设计构件的形象化、符号化、象征化，是动漫形象的特征。结合西方先进的设计理论，运用三大构成的元素，对形象进行完美刻画，是动漫形象设计的特点。现代动漫形象设计是以美术和绘画为基础，以深厚的民族艺术文化为背景，在追求知识结构完整性的同时，注重形象美的综合表现。在设计中往往借助传统创作中，借喻、比拟、象征等元素，在创作过程中往往采用省略的元素。例如，隐形造型、线省造型等，采用和夸张造型和拟人造型相结合。应该更强调色彩的装饰性，通过概括、并置融合、叠加、消减等手法大大增强形象的美感。 （三）现代动漫形象设计手法的先进性 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高科技是现代动漫形象设计不可缺少的手段，先进的设计理论和设计原理是形象设计中采用的科学方法。工艺性、材料性与合理的技术性又体现了动漫形象设计元素的新颖性。电脑辅助设计是现代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形象设计的重要手段。各种设计软件的应用，可以造成特有的技术效果，使形象得到多质感的表现。数码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形象的特技效果更突出，使形象设计的作品更精细，层次感、丰富性、异样化更突出。在动漫形象的设计中，加入动画设计元素，使物体处于运动中，观察设计物体在运动中各部分的关系，图形通过数字化的高速传递，变化多端的设计手法，把新的设计造型语言和思维理念融入现代的设计中。计算机辅助设计也给设计者提供了另一个巨大的设计空间。 三、传统形象和现代设计相结合是动漫形象创作的必经之路 现代的艺术创作和科技发展对动漫设计创作有深远的影响，但是怎样发展都离不开传统文化和传统艺术这个基础，具有民族性、地域性、社会性和历史性的传统文化，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现代的动漫设计。只有根植于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合理运用现代设计手段和方法，才能创作出富有美感，面向生活，面向商业，既有装饰性又有实用性的动漫形象。传统的艺术设计元素和现代的动漫形象设计创作是矛盾统一的关系，它们既有个性又有共性，不可分割。传统文化给现代动漫形象设计创作积累丰富的生活素材和文化内涵。没有传统艺术作为基础和参照物，就没有现代动漫形象的创新和发展。举世瞩目的2008年奥运会火炬采用的是“渊源共生，和谐共融”云纹图案，凝结了传统艺术文化的形式和内容。反之，现代形象设计理念的更新，现代技术和手段的应用，又给民族元素增添了新的表现形式，对传统艺术形成和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完美的动漫形象设计，一方面要从中国传统文化或者民间文化中寻找核心元素，另一方面要以现代的方式进行演绎，这就要求我们提炼和创新传统图形，探究和挖掘隐含在传统文化背后的意，用现代的构图理论和计算机技术进一步完善动漫形象的设计。实现传统艺术和现代形象设计相结合，要克服两种不良倾向。一种是带有“回归过去”的倾向。有些设计者往往倾向于传统的形态和手法，文化意味浓厚，作品复古性很强，忽视了满足当今人们精神文化的传播和商业选产的重要性。另一种是偏爱用西方的设计理论抽取一种或几种典型的中国元素，以及其现代感的方式重新表现，进行简单的模仿和复制的倾向。例如，在蜡染布上画上一个传统的图形，就称之为传统和现代结合了，走了极端模仿的道路。因此，要实现传统和现代形象设计相结合，就要在广阔思维的基础上，将传统元素进行变化，重组和创新，使其既有传统图形的气势和神韵，又有现代设计的意味。要将传统的设计手法渗透到现代动漫形象设计中，使其反映出地域、环境、风貌、民族气质和精神理念，反映出时尚的美感和追求。 动漫设计论文:传统文化艺术对动漫设计的影响 动漫设计，是指漫画与动画等基础上，对其进行二维或三维的视频构图的艺术创造模式。动漫设计是伴随当前世界数字技术而发展起来的。我国动漫设计发源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网络信息技术的推动下，我国动漫设计发展至今已取得了一定成就。如代表作品《黑猫警长》、《葫芦娃》等以极具我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故事手法生动、活泼的讲述一系列诙谐有趣的斗智斗勇儿童故事，并成功赢得了当时的电视观众喜爱。传统文化作为我国历史财富之一，以其典型、鲜明的智慧艺术与独具我国民族风土人情的文化特征在世界文化艺术中占据一席之位。在当代动漫设计发展中，研究与探讨传统文化艺术对动漫设计的发展影响不仅是当前我国动漫设计的发展趋势，同时科学运用传统文化艺术对于不断促进我国动漫设计世界化发展也有积极意义。 1传统文化艺术在当代动漫设计中运用的意义 1.1传统文化艺术为当代动漫情节构思提供丰富的题材。在我国当代动漫设计发展中，情节构思是其整体设计的关键，而巧妙的情节与构思则关键来源于实践生活中。传统文化艺术作为社会发展中历史文化财富的积累，其丰富的历史文化故事可提供为当代动漫设计情节的题材来源。在当代动漫设计发展中，优秀的动漫作品不仅取决于高科技的数字技术传播，更取决于动人的情节构思题材。目前，我国动漫设计题材主要有儿童型的益智、成长题材，以及培育儿童身心健康的思想教育题材等。在吸取与引用传统文化艺术题材方面，我国动漫设计者往往采取满足社会需求顺应时展的基础上，对符合其情节构思的传统文化进行挑选与剔除。丰富的传统文化艺术不仅是我国历史文明发展的瑰宝，同时其充满哲理的历史智慧故事更是当代动漫设计的题材直接来源。1.2传统文化艺术为当代动漫角色塑造提供造型参考作用。角色塑造作为动漫设计的主旨之一，成功的角色塑造不仅充满个性魅力，还极具灵魂思想。在当代动漫设计中，巧妙的情景构思反映的不仅是角色的个性与智慧，同时赋予不同的思想灵魂还是触动观众的关键手段。因此，我国当代动漫设计中，构思好故事情节的同时还应考虑好角色塑造的所代表的人物个性与魅力。根据不同的题材，选择相应的时代背景以及角色人物是我国当代动漫设计发展中主要原则，传统文化作为集聚历史人物的文化宝库，在动漫设计中参考传统历史人物故事，不仅能丰富当代动漫设计的文化底蕴，同时历史文化故事中不同传奇人物故事还能为当代动漫设计角色塑造提供造型参考与灵感来源。 2当代动漫设计中传统文化元素的具体运用 2.1传统文化在当代动漫设计情节构思中的运用。在我国动漫设计发展历程中，学习与效仿西方动漫设计模式是我国最早的动漫创造模式。20世纪20年代初，美国迪士尼公司上映的《唐老鸭和米老鼠》儿童喜剧动画片，以其滑稽、幽默的故事手法迅速吸引了儿童观众视线，并且其通过不断在全世界推广与引进下风靡全球。与此同时，西方动画片在我国的高收视率与观众交口称赞的好口碑，也开始促使着人们积极学习与借鉴西方动画制作技术上，首次开始尝试创造属于自己的动画故事片。20世纪80年代中期，取材于原著小说故事的《黑猫警长》的动漫作品在全国上映，其中讲述的黑猫警长为保卫森林与其他动物斗智斗勇的故事，深受儿童观众喜爱。以及随后上映的《葫芦娃》等动画片也在学习西方动画技术的基础上，采用借鉴我国传统文化故事而构思的葫芦娃斩妖保家的动画故事也广泛获得了当时儿童观众的喜爱。目前，我国在动漫设计中技术已趋成熟，在学习西方高科技制作的基础上，对于动漫作品情节与构思往往采用自身传统文化艺术而构思不同动漫故事与情节。2.2传统文化在当代动漫造型设计中的运用。动漫造型主要指人物角色造型等方面，如美国迪士尼的《唐老鸭和米老鼠》就是在借用动物鸭子与老鼠的基础上，采用拟人化手段对其进行人格造型与塑造。在我国当代动漫设计中，也往往采用拟人化等手段对动物进行人格造型塑造，如当前我国流行动画片《喜羊羊与灰太狼》就以讲述绵羊与狼的故事进行人格塑造与造型。传统文化作为我国当前动漫设计取材宝库，引用与借鉴传统文化元素进行动漫造型设计一直是我国动漫设计的发展方向之一。如，经典动漫作品《大闹天空》中孙悟空的具体造型形象就是在参考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京剧艺术对其进行脸谱造型与服装搭配设计。目前，我国动漫设计发展中，造型设计作为动漫人物的形象点缀手段，往往采用传统文化审美思维方式基础上，对其人物分派角色进行不同造型设计下，从而体现其不同阵面人物。如，动漫片《秦时明月之笑闯江湖》对敌对人物秦始皇的刻画在造型上就刻意采用鹰眉等有传统文化意义的造型塑造其强大霸权个性。2.3传统文化在当代动漫设计艺术风格的再现与运用。在我国当代动漫设计中，不同艺术风格与追求体现不同审美偏好。传统文化作为我国历史文化艺术的积累，代表着不同时期的我国历史审美特征。当代动漫设计发展中，因时代变迁与全球一体化发展下，我国艺术风格与审美趋势也不断世界化发展。开放不羁及突破创新作为当前审美风格与艺术追求目标，在我国当代动漫设计风格中正占据主要地位。然而，传统文化中提倡的含蓄、温和以及瑰丽等艺术风格在我国当代动漫设计中虽远不足西方动漫设计艺术风格，但仍占据一席之位。如经典动画片《哪咤脑海》中就以推广与再现传统文化艺术风格而设计的现代动漫。目前，不断加强当代动漫设计中再现与运用传统文化艺术是当前我国动漫发展方向之一。 3传统文化艺术对当代动漫设计发展的影响 3.1促进当代动漫设计艺术风格向传统文化故事、历史题材转变。我国动漫设计发展之初，是在学习与借鉴西方动漫设计基础上发展而来，其主要面向儿童、青少年等观众。在风格设计上也在模仿美国经典动画片《唐老鸭与米老鼠》以及日本动漫风格发展而来。传统文化作为我国主要文化艺术，将其运用到动漫设计发展中是我国艺术发展的自然规律。同时，传统文化艺术中注重宣扬与推广真、善、美等历史题材故事对我国当代动漫设计发展有直接影响作用。在画风上，也将最初效仿西方动漫滑稽、幽默等故事形式，开始向关爱、勇敢以及诚信等风格方面转变。3.2促进我国民间艺术文化与动漫设计的创造性融合。我国作为传统文明古国，传统文化艺术是我国历史文化发展的瑰宝，民间艺术文化是其中一部分，在艺术发展中同样占据重要作用。当前我国现存的民间古老艺术有剪纸、皮影戏、木刻以及山水画等方面。1960年，我国动漫设计开始涉足于再现民间艺术文化等领域，尤其融合剪纸与皮影戏表演等情况下构成了我国动漫发展中的“中国派别”。如在作品《猪八戒吃西瓜》中就采用展现传统剪纸艺术手法以及借鉴皮影戏等方法上对动漫设计实施了突破。在目前的互联网年代，中国的动漫设计要使用前卫的信息技术，并与民间艺术文化互相借鉴并融合，构成浓郁中国民间艺术风情、紧跟时代潮流的动漫作品，推动中国动漫设计领域的进步。3.3促进民间美德与动漫设计的创造性融合。动漫设计是面向儿童以及成年人等具有教育意义的艺术作品。在当前我国动漫设计发展中，利用传统文化艺术，对动漫作品进行德育教育与宣传是其文化发展功能之一。民间美德是指民间事迹中的美德故事，如孟姜女哭长城以及神笔马良等都旨在表达民间普通百姓善良、朴实、勤劳等品德。我国当代动漫设计中，借用民间文化故事题材的同时对于传统性融合与发扬民间美德也有积极影响作用。首先，动漫设计人员应从艺术的视角，利用艺术的手法对当代社会中的人事进行映射。例如对生命、伦理、爱情、忠实、人性、道德等的宣扬应成为动漫设计中永传不衰与恒久不变的主题。其次，民间文化美德中的“善”与动漫设计的融合：善是大众的根本性诉求。 4结束语 在社会时代变迁发展中，不断传承且发扬其优秀人类文化艺术是当前人类社会持续向前发展的必然要求。目前，在我国当代动漫艺术设计发展中，科学运用与发扬传统文化艺术是体现我国当代动漫设计艺术特色的主要手段。 作者:张妍 单位:大连科技学院 动漫设计论文:动漫项目课程设计及实践分析 一、校企合作课程概述 所谓校企合作课程指的是，在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教育教学方面为了进一步满足社会对综合型人才的需要，学校和企业之间就某一项目或某几个项目进行合作，在合作中，学校为其提供人才支持和相应的基本条件的帮助，企业主要提供相应的资金支出和技术支持，二者通过相互之间的合作来进一步实现项目的完成，获取相应的利益。对于动漫项目来说，作为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重点发展的项目类型，进行校企合作的项目是非常之多。针对某一动漫设计的项目，企业会提供一些实习就业的机会，学校会安排该专业的学生到企业中去进行实践，企业在这一过程中也会安排专业的工作人员对学生进行帮助，及时解决他们在实践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有效提升学生的专业技能。除此之外，在这一合作中企业也将原本自身所承担的投入风险自然而然地转化给学校一部分，二者之间成为合作者的关系，利益和风险共担，共同推进项目的进行。 二、现阶段我国动漫项目校企合作课程设计及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现阶段我国动漫项目的校企合作课程设计及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具体内容如下所述。（一）动漫专业课程设计中存在的问题。动漫专业作为一门专业性相对较强的课程类型，其对于学生的专业技术要求比较严格。与传统的专业教学方式有着很大的区别，动漫专业在教学的过程中更多地将精力放在对学生技能知识的传授方面，教师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更加侧重于对学生技术性和艺术性相结合的培养，同时对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等方面也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但是根据笔者对现阶段我国动漫专业课程设计的实际情况进行的一系列调查研究发现，在很多情况下，校企合作的动漫项目中往往将课程设计的重点放在学生实践能力的操作方面，严重缺乏对学生艺术性和技能性的培养，学生只是被动地去进行操作，并不明白其中的原理和意义，这也导致其艺术修养能力和美术能力被淡化，对其今后的成长也会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二）动漫专业实战训练课程中存在的问题。笔者通过一系列的调查研究发现，在很多情况下学校与企业进行合作的方式都是学校向企业输送学生，学生在整个实训的过程中由专业的技术人员进行指导来完成自己的实训工作，在这一过程中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得到了一定的锻炼，但是其在整个实训的过程中往往都是按照企业的要求被动地进行工作，无法有效地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导致学生的创新能力得不到有效的锻炼，因此整体的实训效果很一般。 三、解决现阶段我国动漫项目校企合作课程设计及实践中存在问题的对策 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现阶段我国动漫项目的校企合作课程设计及实践中存在问题的解决对策进行分析，具体内容如下。（一）不断强化教学模式。现阶段，在我国动漫专业教学活动中主要采用教师传授的单一教学方法，由于教师的能力和精力相对有限，无法照顾到每一个学生，加上现阶段学生的个性意识相对较强，因此，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如果不能根据学生的个性特点去进行辅导和帮助，对于学生未来的成长也是非常不利的。为了能够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学校可以采用高年级的同学辅导低年级同学的教学模式，让高年级的同学传授自己的学习经验和学习技巧给学弟学妹，特别是在校企合作期间，由学长学姐带领低年级的学生进入到企业中进行具体的实践活动，对于帮助学生更好地进行学习将会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二）加强企业与学校之间的合作。为了能够更好的合作，产出更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企业应该不断加强与学校之间的沟通，对于其在合作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妥善处理，在为学生提供良好实践机会的同时不断促进企业自身的发展和进步。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对现阶段我国基于动漫项目的校企合作课程设计及实践方面的内容进行分析和讨论，提出了相应的观点，希望能对行业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作者:胡欣 单位:四川工商学院 动漫设计论文:动漫设计情感表达与色彩设计研究 摘要：色彩是感情与中心思想的主要的直接的表达工具。在动漫设计这种以视觉冲击来表达情感多元化与中心色彩的造型设计中，坚持我国传统色彩的设计与现代色彩设计的国际化接轨，是我国动漫行业发展的主要方向。本文笔者结合色彩设计与角色造型，色彩设计与场景搭配，我国传统色彩的继承与创新三个角度展开论述。 关键词：情感表达；色彩设计；传统色彩；继承与发展 在普遍意义上，色彩是生机的代表。各种各样的色彩表达又代表着情感表达，色彩情感的变化是随着色彩的明亮度以及透明度而产生的变化的。色彩的情感表达并应用于各个领域，尤其是动漫设计中。 一、色彩与角色造型的设计 动漫角色性格的塑造与情感的表达，与其色彩的搭配紧密相关。动漫设计师根据动漫的情节发展设计出动漫形象的性格原元素，并在这个基础上通过色彩的明亮度的变化以及不同色彩之间的搭配来表达动漫人物的性格细节，以及性格的多元化以及在不同的情节中情感的多元化或者是协调与冲突。在这种策略下的关键是动漫设计的情感表达与色彩设计之间的多元组合的关系。这种色彩设计是否能够和情感细节进行有效的结合，并且能够准确的被观众理解，引起观众的共鸣，是主要的核心元素。[1]例如在动漫形象《奥运福娃》中五个可爱的，又各具代表意义的福娃，其设计师就巧妙的利用中国传统的色彩红、黄、蓝、黑、绿，来表达不同福娃之间的代表性的情感。红色代表热情，黄色代表上进，蓝色代表稳重，黑色代表深邃，绿色代表生机。这种色彩的设计与福娃想表达的我国人民的情感紧密相连。对于我国的动漫设计，与其他国家相比是一门年轻的，正在起步发展阶段的艺术，如果在我国动漫设计中体现出中国动漫艺术作品的中国特色，将动漫设计的情感表达与色彩的设计，以及中国的传统文化精神以及传统的代表性色彩相互联系，并且发展成为被世界公认的艺术形式是我国动漫设计的主要发展方向。 二、色彩设计与场景搭配 除此之外，色彩的设计不仅仅能够表达情感的细节，而且是提高动漫设计观赏性的主要手段。在动漫的简洁明快的山水景色设计中，其色彩的变化和搭配也是情感表达的主要手段。简而言之，色彩的设计不仅仅与角色的造型相互搭配，与山水景色的情感表达也有不可断裂的潜在联系。色彩的情感表达与场景的相互搭配，主要是通过不同场景的色彩的鲜亮与暗淡、冷色与暖色、以及色彩的纯度与混合来体现的。鲜亮、明媚的场景色彩与场景所代表的热闹和欢快已经深入人心，很容易引起人们的情感共鸣。例如在米老鼠活动场景的造型中，无论是之前的二维设计还是现在的三维设计一脉相承的都是典型的迪士尼的风格。在场景与色彩设计的结合中提倡暖色调的运用，在场景与米老鼠的形象造型对比中提倡两者之间的鲜明的对比度，通过这种色彩的设计与场景的搭配有效的表达单纯、活泼、善良的米老鼠的思想情感。在日本宫崎骏的色彩设计与场景搭配中，又是另外的风格。其典型的代表就是色彩的柔和与鲜亮明媚。在场景与人物造型的色彩设计中提倡相互结合的关系，反对色彩的突兀的深度与明亮度的变化，正是这种色彩设计与场景之间的搭配表达了设计师纯真的孩童般的内心情感。例如《龙猫》的干净简洁，《魔法公主》的柔和细腻，《萤火虫》的凄凉与暗淡，都是通过色彩的巧妙运用表达不同的情景下的情感主基调。[2] 三、我国传统色彩设计的继承与创新 我国动漫设计中的情感表达与色彩的设计如何学习和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并且又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的色彩是我国动漫设计与色彩之间的主要发展方向。 1、“拿来主义”与继承发展 在我国的动漫设计艺术作品中，很多传统的优秀的动漫人物典型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固定的代表。例如《花木兰》、《海尔兄弟》以及《葫芦娃》等，在这种传统的动漫人物形象中，传统的中国式的色彩搭配给予观众典型的视觉冲击以及情感上的流露。这种“中国动漫学派”的色彩视觉语言，在现代化的动漫设计中需要继续继承和发展，并且与世界先进的色彩的搭配相互结合。这种结合就需要在传统动漫形象的改进中形成“拿来主义”与继承发展的创作流程，主要包括前期的造型构思、风格确定、主色彩基调、制作工艺、细节设计、以及后期的市场推广、情感宣传这些环节都必须和我国的传统文化以及传统色彩相互结合。只有真正领悟中国传统色彩美学的内涵与外延，并且借鉴先进的国际化制作工艺与设计技术，不断拓展视野，更新理念，才能促使色彩设计与情感表达在动漫造型整个系统中的完善与发展。[3] 2、多元开放的创新 “传统需要创新”“真正的传统是不断创新，不断前进的”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的背景下，对于色彩的搭配也具有不同形式的解读与内涵的表达。如何将历史悠久的动漫造型中的色彩设计与现代化背景下的色彩搭配相互结合，在动漫造型中既有效表达传统的动漫形象的中心主题，又不会给观众老套，俗套的视觉感觉，是我国动漫传统设计造型现代化的主要任务。例如《三个和尚》的场景设计就存在传统与现代的区别。传统的场景造型仍是以寺庙为主要场景，以暗淡的色彩设计表达作者对于角色中心思想的反对；但是《三个合唱》的现代版将以寺庙为主场景的设计转化为以城市的高速发展为主场景的设计，并且搭配鲜明的色彩对比。设计师正是利用这种色彩之间的突兀对比，颠覆观众对于《三个和尚》的典型的视觉印象与情感印象，从而表达出三个和尚的现代化的情感，即世界的高速发展已经给予普通的劳动人民造成了不可忽视的情感压力以及生活压力。[4] 四、小结 历史悠久的传统色彩的设计与开放现代的色彩设计相互结合，有利于我国动漫设计师的思想表达与国际接轨，有利于我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相互交融。因此，在动漫造型的色彩设计时我们应该坚持继承和发展传统色彩设计，坚持多元化的创新，对于传统色彩设计进行现代化的突破。 作者:阙海文 单位:广州东华职业学院 动漫设计论文:动漫周边玩具产品设计研究 摘要：动漫周边产品主要是运用动漫中的相关元素进行产品开发，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进步，许多外来文化也逐渐影响着国内动漫产业的发展，如果想要更好的在市场当中占据一定的地位，就需要创作出更具民族特色的动漫周边玩具，从而加大对传统文化的发展和传承。 关键词：动漫周边产品；动漫产业；民族特色 一、动漫周边民族化玩具产品设计的基本概括 1、动漫玩具产业的发展状况 1）国外的动漫行业。在国外动漫市场当中，欧美及日本可以说是动漫玩具产品创作额强国，在他们的市场当中已经形成了相对完整和系列的商业运作模式，如迪士尼动画片播出之后，便从市场当中可以看到许多与动画相关的动动漫衍生玩具，从而更进一步的形成良好的市场营销和推广。2）国内动漫产业。对于我国动漫产业的发展来看，发展速度相对较为缓慢，在06年的时候，我国国家新闻观点总局就开始下发通知，要求全国各级电视台在每天的黄金时段必须对国产动画片进行播出，这一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极大的促进了我国本土动漫产业的发展。但是，尽管国家对动漫产业给予政策扶持，但是动漫行业的发展仍没有与其市场中的玩具进行结合，从而使得市场玩具产业的发展与动漫产业的发展完全脱轨。例如“脚踩风火轮，手拿火尖枪的哪吒”和“七十二变的齐天大圣孙悟空”等等，这些具有中国传统民族特色的动漫产业及相应的角色一直在国内电视荧屏上出现，但是却在市场玩具生产和制作商一直没有得到更好的发展。而造成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原因则是由于我国动漫玩具产业所具有的创新能力和制造能力的不足，从而很难对新的、较为流行的动漫人物进行开发和创作。 2、民族化动漫玩具开发的重要性 对于民族化的动漫玩具创作来说，他不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弘扬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而且还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为我国动漫企业带来很高的经济效益，而在我国目前的发展状况来演，人们逐渐对西方以及日本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瑞对机器猫、蓝猫等动画角色的热爱已经远远超过国内影片中的孙悟空等角色，从而使得国内动漫玩具的开发一直模仿者外界的动漫玩具，这种盲目的模仿，使得我国动漫玩具逐渐丧失了传统文化的特点，在市场发展中就更没有竞争力了。其实，能够对具有传统民族文化的动漫产品进行开发和设计，能够很好的对传统文化进行继承、发展和回归，同时也是设计文化以及民族认同的具体体现，也是对设计文化民族性的重新阐释，这样的动漫玩具才能得到人们的认同、才能具有市场潜力。 二、中国动漫周边玩具产品设计存在的问题 1、人们对动漫玩具中民族化意识的缺失 对于民族玩具的发展和设计来说，不同的民族以及不同的地理环境会沉淀出不同的文化特征，而不同的文化底蕴则会展现出不同民族的审美情趣、审美追求以及审美理想等等，从而体现出不同的民族性格和心理，以及对自我的实现和追求等等。例如：动漫中米老鼠的角色特点，其外形表现上则非常的圆滑，而且卡通角色造型生动、幽默、勇敢与对欢乐的执着追求象征着美式乐观主义、流行文化。而对于美国来说，则是充满个人英雄主义的国家，但是在这个国家的英雄主要体现在平民英雄之上，例如在美国动漫当中变形金刚的人物特点；而对于日本来说，其主要崇尚的是武士道精神，在动漫中奥特曼的表现，他与外太空怪兽智勇双全的战斗以及拯救城市于危难的大无畏精神，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武士的传统形象。 2、对儿童玩具产品中传统文化展现的重视度不够 在许多国内受众者来说，儿童玩具只需要孩子喜欢，且玩具外表形象可爱即可，而外国的玩具则正符合孩子的需求，因此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玩具，只要孩子喜欢就可以，而这种意识也在很多设计者心中存在。而对于儿童来说，正是对其文化特点进行灌输和吸收外界文化最为强烈的时期，动漫玩具中所体现出来的特点会在潜意识当中对儿童今后的发展和意识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我们应该对这些玩具的设计和开发引起重视，从细节做起，大力开发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儿童动漫玩具，从小开始影响儿童的潜意识，为以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和继承垫定良好的理论基础和发展前景。 三、动漫周边传统玩具产品开发的基本策略 1、国家加强对相关政策的扶持 对于我国动漫玩具产业的发展而言，仍处于较为薄弱的发展阶段，在这个时候需要国家对相关政策进行扶持，从而更好的提高国内动漫产业的发展和和开发。而在动漫产业的发扎来说，政策的扶持一直是许多国家针对这一领域进行开《关于2008年国产原创电视动画片及国产动画创作人才扶持项目申请事项的通知》，对2005年到2008年对推荐播出的电视动画片作品和相关创作人才进行物质扶持,扶持总额近900万元。也正是由于这强大政策的扶持，才出现过国内动画片《喜羊羊与灰太狼》得到热播。从而带动了与喜洋洋动漫产品相关的玩具开发和设计，从而产生了非常大的经济效益，因此在今后的发展当中，国家更应该加大力度对相关政策进行扶持，从而更进一步的推动中国传统动漫玩具产品的开发和推广。 2、加大动漫公司与儿童玩具开发商的合作 从我国玩具企业以及动漫企业的沟通来看，目前他们之间的交流还有所缺失，而动漫企业对于动画片主人公的设计也不能够仅仅只是在电视荧屏上进行凸显，更应该与实体产业进行合作，虽然动漫企业在荧屏上能够将动画片的主人公进行很好的表现，但是由于对实体制作经验的缺乏，从而会导致在对现实中玩具的制作上出现许多不同的问题，而此时创作动画形象中就应该有玩具设计师加入共同打造适合开发延伸的动漫形象。而对奥运“福娃”的设计开发则是最具中国特色的，许多人都被这五个饱含民族文化的小精灵而折服，但是在制作当中却出现许多麻烦，如“五福娃”头都比较大，而且头饰表现非常复杂，因此在实体制作中具有加大难度，即使开发出来，想让她们站立起来也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动漫公司和玩具生产厂家进行合作，共同开发富有中国特色的动漫玩具，则是非常有必要的举措。 3、增强人民对民族文化的意识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因此要对本土文化动漫产品开发具有自信心，要努力在中国动漫玩具的形式上进行开发和设计，使之符合当展的潮流，除此之外，还应当在动漫玩具的题材选用上与中国古典文化和传统文化进行结合，并与动漫影片表现的角色相符合，将实质的内容赋予现实的产品当中但，从而增强产品的竞争力，更好的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 作者:刘姮 单位:吉林艺术学院 动漫设计论文:文化传播视域下动漫造型设计探析 摘要：我们认为，通过对代表性国家和地区经典动漫角色造型的特点从文化传播的角度进行观照、分析，是解读动漫媒介文化内蕴，及其流变、重组、演进的重要途径之一，对于当前中国动漫艺术本体的发展、跨文化传播与交流有着借鉴之处。 关键词：文化传播；动漫造型；文化价值观；地域民族内涵 一、引言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爱德华•萨皮尔(EdwardSapir)曾指出：“每一种文化形式和每一种社会行为的表现，都或明晰或含糊地涉及传播。”[1]P10动漫的文化传播属性主要是通过各种视觉符号来实现的，造型设计就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如果说题材是动漫的躯体，那么造型即是整部动漫的灵魂。将角色、场景构想设计为可见的视觉形象，就是造型设计的要旨，动漫由此被赋予形体、血肉和氛围情感，也才具有了打动人心的生命力和艺术感染力。[2](P4-8)从艺术特征而言，造型设计是构成欧美、日本和中国这些具代表性国家动漫作品与美学风格样式差异化的核心元素；而从文化传播的角度审视，更是其作品所传播的强烈而鲜明的民族价值观与丰厚的地域文化内涵的重要符码。动漫不仅作为一种承载民族文化与价值观念的艺术门类，同时也是一种与时俱进的媒介手段。以下即从造型设计的角度对代表性的国家和地区动漫的文化价值观和地域民族内涵及传播特点作一大致梳理。 二、动漫造型设计的文化价值观和地域民族内涵传达 （一）美国动漫造型 1、超能力英雄 超能力英雄是美国动漫极具代表性的角色类型。超人、蝙蝠侠、蜘蛛侠、金刚狼等就是其中的典型。这些正义凛然的超级英雄都被设计为有着轮廓鲜明的五官、肌肉壮硕的体魄和临危不乱的坚强意志，拥有各种异乎寻常的超能力和酷炫装备。他们的对手或是被设计成形象猥琐、丧心病狂的罪犯和恐怖分子，或是在疯狂实验中毁掉容颜，犹如怪物般的科学狂人等等，这些造型的内涵与外延也鲜明对应着现实世界里，美国霸权政治认知体系中的关键词。近年来，随着高科技手段和重金打造的《蝙蝠侠》、《蜘蛛侠》、《X战警》等系列真人大片在全球热映与票房大卖，这些漫画英雄从纸媒跃然而出，立体地呈现于观众眼前，更使得这些经典漫画英雄们的人气和影响力历久而弥坚。 2、拟人化的动物 美国动漫的另一重要角色类型是拟人化的动物。这些角色的造型或是以高度洗练、精妙符号化而设计，或是极具创意地将某类生物群体的典型形态特征和某种带有普遍性的人类情感内涵完美融合。如美国著名的动漫明星加菲猫，这只有着时常睡眼惺忪、满是不屑的一双大眼，习惯将诸如“爱情来得快去得也快，只有猪肉卷是永恒的”调侃挂在嘴边的橙色肥猫，可说是世界上最愤世嫉俗的猫了，当那些“经典语录”由它那被设计为视觉冲击力极强的夸张大嘴演绎出来时，更增添了爆笑因子。美式动漫一贯的搞笑，娱乐效果最大化的造型特点，折射出美式消费主义文化特征的核心质素。而加菲猫慵懒和玩世不恭的言行设计也可辨识出对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流行文化影响甚大的犬儒主义生活态度的影子。美国学者格伯纳提出的“培养（涵化）理论”曾指出电视媒介文化主宰包办了观念、信息和意识的来源。虽然该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针对当时勃兴的电视媒介研究所提出，但即使在当今以数字交互为代表的新媒体时代，美国作为现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及在此基础上的人才储备和技术研发力量，运用各种顶尖高科技手段批量生产和复制文化产品，再通过承载其文化和价值观的动漫在内的多种媒介对外输出和倾销，在全球攻城略地，形成霸主地位的现实仍然验证了“培养理论”的阐释力。而这种咄咄逼人的“文化帝国主义”式传播策略的巨大成功，在将美式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渗透于地球上的穷乡僻壤的同时，也使得相对弱势的民族文化的生存空间日益逼仄，传承发展的可持续性堪忧。 （二）日本动漫造型 日本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动漫大国，日本动漫角色造型带有本民族独特的审美观念，突出反映在对口唇、鼻子、眼睛、面孔等表情达意的五官部位“漫符”式的表现；吐息、汗、泪以及效果线，透视、光影立体效果等情绪化、状态化表意符号的象征；还有日语中生动的拟声词及拟态语，即“音喻”文字在漫画中的植入等，这些具有鲜明日本民族文化的元素，或者说模式化的表现样式都已成为日本动漫中不可或缺的标志性符号，更对世界范围的动漫“语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被广泛接受并复制，呈现出放射状的传播效应。[3]P44在“热血”、“美少女”、“萌”等类型化动漫作品中，这些有着普遍化的大眼睛、尖下巴、拥有完美九头身式魔鬼身材和另类发式和妆容的唯美角色，身着前卫服饰，充斥着街头篮球、网络、摇滚等诸多时尚流行元素，欢笑嬉戏、悲伤抑郁，打造出色彩斑斓的“视觉系”风格的标识。显然，日本动漫造型风格和类型题材比较契合全球化时代，因而一纸风行，再借助强大而成功的品牌和周边产品营销和对受众潜移默化的涵养所形成的亲和感，使得现今日本已成为亚洲乃至世界流行时尚与亚文化的重要策源地之一，感知认可接受欣赏日本动漫跨文化传播策略可说是成果斐然。其次，日本动漫造型也深刻体现出其地域性民族文化的特点。与美国一样，日本也以拟人化的动物角色闻名于世，但两者所折射的文化内蕴间差异可说泾渭分明。如同样是“猫”，与美国“加菲猫”粗线条的身形和无厘头搞怪不同，日本“HelloKitty”猫是依循少女系的乖巧可人路线创作设计的，这个安静顺从、内敛含蓄的猫咪被有意设计为嘴巴缺失，这似乎是对现代日本人所崇尚的少说多做、低调做人原则相隐喻，头上的蝴蝶结造型，除去“可爱”的表层意蕴，也以结状符号象征了日本人对于“团队精神”的推崇。日本漫画市场的成熟也催生了动画生产创作的繁荣，两者相辅相成。久经市场检验的成熟漫画不仅保证了据此改编的影院动画的市场人气和忠实拥趸，也为动画在艺术层面的前卫探索和突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押井守根据漫画作品改编的科幻巨制《攻壳机动队》即是范例，该片场景设计借助三维图形技术，创造出摩天大楼和贫民窟交错杂陈的后工业时代的冷峻风貌，街道巷陌、运河廊桥、乃至行道灯、招牌、广告等各种意象符号载体的任何一个细小的局部，都以精细的写实风格表现，与二维制作的角色形成强烈的间离效果，极大丰富了影片视觉的张力，也架构起影片灰暗、悲凉的末世基调。这种在众多气势恢弘的影院动画巨制中发展成熟的对于场景细腻生动的造型风格不仅深刻折射出浸淫于日本民族血脉的精神指向和思维方式，恰如其分地体现了其建基于发达的制造工业基础上的严谨细致，勤勉坚韧的国民性格以及强烈的民族文化自信与认同，更成为独树一帜的日本动画造型艺术风格的典型代表。日本动漫不仅涵盖年龄、阶层等跨度巨大的目标受众，而且在商业与艺术、流行与另类风格间亦游刃有余，加之来自于日本官方将动漫作为提升国家形象战略和“文化软实力”重要内容的鼎力支持，从而使得日本动漫文化传播呈现出自上而下、立体多维的不同形态。 （三）欧洲动漫造型风格 欧洲是包括造型艺术在内的视觉艺术具有优良传统和丰厚遗产的地区，由于文化渊源的相同与类似，欧洲各国动漫彼此间的艺术与美学差异相较欧洲外其他国家而言要小许多，有着较为突出的共性特点和迥异于美国、日本乃至中国等其它国家动漫的鲜明特色。作为主要倚靠感性的视觉形象进行文化信息传递的媒介，动漫优于其他如语言、文字等理性主义媒介形态，传达高效而快速的核心特点就在于其视觉形象符号的浅显易懂，欧洲动漫在此方面堪称标杆。从比利时漫画大师埃尔热笔下的《丁丁历险记》到德国漫画大家埃•奥•卜劳恩创作的《父与子》等经典之作即可窥见一斑。欧洲动漫的最大特点是轻松、随意的绘画感。角色和场景形象多以极为精简的线条而极具个性，突破常规的变形和夸张的手法塑造。而绘画风格往往又与主题指涉的人文主义关怀相得益彰，法国动画片《青蛙的预言》就是这样的例子，该片角色和场景设计具有典型的欧洲动画灵动轻松的表现样式和天马行空的创意思维。片中的各式人物和动物造型简约、圆浑，色彩明快而艳丽，呈现出鲜明的儿童插画式风格。与充满童趣化的造型样式相对应的是影片主旨内蕴的深刻。本片剧情架构改编自圣经中著名的“诺亚方舟”故事，将中的渡船比拟为社会，船上的动物间的冲突、矛盾则隐喻着不同社会阶层间各式人等的相互关系和利益纠葛，该片以寓言的形式探讨了人类社会和各阶层矛盾的缘由，以及化解这些矛盾的途径与方式。而在动画影片《丹麦诗人》中，人和狗，奶牛等各式角色的造型样式更体现出鲜明符号化的风格。“人是符号的动物，亦即能利用符号去创造文化的动物。”[4]P4欧洲动画对于视觉形象的符号化创意在世界动画中无出其右。本片中的视觉符号就堪称典范：如角色眼睛均以豆状小黑点表示，其余身体部位或以线状，或以简约的几何化的形状设计，场景中出现的房屋、草场、轮船等物象的形态也皆是如此。正如Napier所言，“动漫是一种媒介，而不单单是电视或电影，更不单单是一种艺术风格”。[5]P36作为文化一体化的欧洲动漫而言，其造型设计不仅呈现出强烈而又独特的艺术性，在朴素与轻松的形式主义风格的背后，映射出与欧洲视觉艺术一脉相承文化观念探索层面的激进。 （四）中国动漫造型风格 对于传统艺术和民间美术形态的挪用与借鉴，可说是我国优秀动画造型创意的一大特色。享誉世界的动画“中国学派”的众多优秀作品以极具中国民族特色的“似与不似”的意象性造型和程式化的语言，彰显出中国传统审美的诗性意识与意境观，更婉约雅致地传播出“天人合一”、绵长清丽的深厚民族文化底蕴的精妙。动画影片《骄傲的将军》在视听元素上对于京剧这一具有深厚中国传统文化标识意义的艺术门类及其表现手法进行了大胆而成功的运用，因而该片被视作中国学派动画的开山之作，在中国动画电影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与地位。[6]该片不仅在对白，配乐创作上对中国传统戏曲尤其是国粹京剧颇多参照，而且片中将军和师爷两个重要角色的脸部造型更直接借鉴京剧脸谱的典型描饰风格设计。该片中的将军刚愎自用，所以面部被设计为“花三块瓦”：满脸勾画敷设构图匀称的纹样，色泽鲜明的黑、红、蓝色象征其蛮勇，配以鼻梁部一撮白色；而奸佞、谄媚、“墙头草”般的师爷则被设计为鼻梁上抹一小块白粉的“小花脸”。这些脸谱惯用的程式化设计皆是以传统文化中色彩的民族心理寓意来比拟角色的正邪特征：如红脸的关羽忠贞勇猛，黑脸的包公刚正不阿，白脸的曹操奸险狡诈等。片中人物动作设计同样栩栩如生。如影片开端部分，得胜归来的将军和着锣鼓的打击节拍，典型的“拉山膀”似的亮相动作，还有酒宴“理髯”，炫耀武功的“子午相”等动作，无不充满内敛、隽永的中国传统文化艺术观念中的程式化特点。又如在动画片《九色鹿》中，对于各角色的类型定位与性格特征的塑造，都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九色鹿”的体态设计运用中国传统线描中圆润流畅、遒劲有力的“铁线描”线条勾勒而出，健美匀称，轻盈优雅，充分表现了释迦牟尼佛的前生“鹿王”雍容华贵的不凡气度。而对于捕蛇人的设计，则具有漫画风格里典型“扁平化”角色的符号化特征：被刻意描绘为一个尖嘴猴腮、形象猥琐的小人。弯折的体态与丰富的肢体动作也充分汲取了敦煌早期壁画中人物动态夸张强烈、凸显性格情感的风格特点，将其奴颜卑膝、见利忘义的本性传达得淋漓尽致。 三、结语 通过对各国优秀动漫作品造型风格的简单梳理，我们可以领悟到其中精准折射和传播出的在文化的各个层级，这些国家和地区各自所具有的典型特质。在传播媒介发展日新月异的当下，动漫可资运用的技术手段也变得前所未有的丰实，数字动画电影和电视，经由网络载体传播的网游和移动终端的手机动画等新兴载体为动漫文化艺术观念的传播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前景与可能。但立足地域民族文化内核，深入理解和阐发独特鲜明的艺术传统，仍然应是动漫创作的核心要旨，这也是深化扩大文化传播与交流效能的重要前提。 作者:寇强 单位:重庆邮电大学传媒艺术学院副教授

区域经济论文:区域经济合作中的政府壁垒以及避免策略 论文摘要:区域经济合作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我国具有更高的同质性的地方政府之间,应该得到更好的借鉴与效仿。尽管我国的总体经济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是要保证我国经济后续发展及其长远目标,作为我国经济有机组成部分的各个地方政府,就需要突破各自为政的现状,更好的完善市场经济制度,采取区域经济合作战略,为中国经济发展灌输强劲动力。 论文关键词 区域经济 政府障碍 消除策略 一、政府壁垒相关概述 (一)地方政府运用行政政策和规划时所造成的障碍 1.制定不合理的优惠政策。在我国资本总量供给不变且有限的情况下,各地方政府通过博弈之后,为了吸引到更多的资金流入本辖区,一般会选择对整体经济最不利的结果,也就是采取不合作的恶性竞争措施,给予进入本地的企业低于市场成本的资源,造成了国家资源的浪费。资源浪费的结果,并没有换来企业发展最佳配置,而是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2.采取户籍优惠政策,医疗保障制度以及教育制度等歧视性待遇。由于以上不对等制度的存在,人口的流动性就被限定了,从一个行政区进入另一个行政区,后顾之忧就得不到解决,人才的跨区域流动就很难实现。较少的人口流动,很难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这同样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障碍。 3.采取对本地区产业有利的经济政策。本地区的企业获得更大的税收减免,减轻及免除更多的收费,从而降低本地企业的成本,使得本地产品具有较高的竞争力。为了进一步提高本地企业的竞争力,当地政府可能会提供低于贷款利息的贷款以及其他优惠措施,降低企业成本。有些地方政府甚至限定外地产品的流入,设置行政壁垒,根本不给于其他外地企业进入本地的机会。即使产品可以流入,在经历了跨区域运输之后,高昂的路费也会增加成本,限制外地产品的竞争。 4.限制生产要素流出本行政区域。对于自然资源,地政府一般会限制本地自然资源的流出,而购买其他地区的自然资源。于此同时,限制劳动力的流动。为了增加本辖区的经济优势,地方政府一般限制高科技产业的外流。 (二)各地方政府制定地方性法规与规章时形成的壁垒 地方政府不仅有制定政策的行政权力,而且宪法中规定了地方政府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与规章。由于是地方性法规与规章,地方政府一般会考虑到本地区的经济利益,而规定上面政策中采取的措施,从而将之规定为法规规章,形成正式性的政府障碍,在此不再多说。而且法规规章具有滞后性,曾经有利于促进经济合作的规定,可能在经济逐渐发展的过程中,而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 二、政府壁垒形成的原因 行政分权结果,造成地方政府在更多的领域内拥有更大的主动权,间接促进形成地方市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央高度集权,统一管理全国范围内的资源安排,各个地方政府只是中央地方政府政令的执行者,只要能够圆满完成上级任务即可,无法体现各地方政府积极竞争的情况。而中央政府分权后,相应地财政权与税收权由地方与中央共同行使,而地方政府同时取得了相应的融资权利以及企业管理权,就有机会取得地方财政收入盈余。然而事物都有双面性,原本为了激励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的策略,由于地方政府追求最大的经济利益,则出现了阻碍经济发展的现象。有些地方政府为了利益,往往放弃规模经济和产品更新换代,采取低效的地方保护,阻碍了区域经济的形成。 1.我国的政绩考核制度间接地造成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在我国当前官员考核制度中,地方经济快速发展成为考核官员的主要指标之一。考核地方官员,主要看当地GDP增长速度,以致地方官员将GDP指标作为任期的主要目标,形成了注重发展GDP而忽视经济效益的情况。有些地方政府,为取得较快的经济发展,鼓励高税收及高盈利的产业进驻该地区,从而引起各产业重复建设,忽略了与其他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 2.地方政府大而全的职能,出现了与民争利的情况。地方政府本是市场经济裁判者和调控者,而在我国现有体制下,国有企业大量存在,地方政府又成为了市场经济的参与者,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分割也就慢慢形成了。 3.地方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是地方政府壁垒形成的原因之一。由于各地区不同的资源禀赋、地理位置、历史文化、交通条件、基础设施等客观因素,各地区经济发展并不均衡。因此,也就形成了各具优势的不同产业,而由于相同行业在不同区域的重复建设,在地区经济竞争中,各地方政府为避免本地企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往往采取“利己”的措施,使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不能形成优势互补和产业梯度的转移,不但阻碍区域间的经济合作,而且加剧了区域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情况。 4.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遗留的一些产业分配问题,由于先前的布局,难免会出现重新整合的阻力。于此同时为了获得一方百姓“父母官”的美誉,地方政府官员则可能束缚产业升级与转移,而只是的保持现有利益。 三、突破地方政府壁垒,促进区域间经济合作 1.改革政治体制,转变政府职能。创立正确的政绩考核体系,避免各地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首先,在中央改革集权化政权的过程中,难免出现不适的情况,部分部门给予的权利过大,而有的则要求过于严格,现在普遍存在的现象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约束力越来越弱,所以有必要形成较严格的约束机制,以便地方政府在竞争的同时,也可以更好的合作。其次,政府职能需要从积极的市场参与者转换到裁判者与调控者的角色,不仅不参与市场行为中,而且尽量能不调控的就有市场机制来约束,只有涉及到公共利益的时候,才可以谨慎的调控约束。再者,在有限的自然资源约束下,快速经济发展作为政府官员最重要的考核指标,难免会引起恶性竞争,这时,需要将更多的指标纳入到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地位 ,比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业的更新换代等等。更合理的考核指标,就更有利于减轻当地阻碍。 2.建立统一的市场经济竞争体制,继续深化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实现政企分开,实现企业的自由竞争,形成规模经济和各地区竞争优势。第一,区域内各地方政府应实行统一的市场经济原则,比如,非歧视原则、市场准入原则、公平竞争原则。逐步取消妨碍区域经济合作的制度与政策规定,以及妨碍商品、要素自由流动的壁垒。第二,政府部门既是行政行为的实施者,有事市场竞争的参加者,拥有强制手段的政府为了取得更多利益,必然会约束其他主体地竞争。因此,要不断放宽对市场主体参与者的约束,逐渐改革国有企业制度,政企分开,使市场主体在平等的氛围中更加活跃的竞争。在企业主体都可以按照市场规律来进行生产与转移的情况下,规模经济也就会慢慢的形成。 3.完善相关法制,将政府行为纳入到法律规定之中,利用制定法律时的预见性,将部分阻碍经济发展的行为规定为法律禁止的行为,在一方做出该行为后,需要按照法律承担有关责任。为了促进法律更好的实施,则需要加强执法队伍的建设,提高执法人员的素质,严格依法行使,则可以很好的钳制政府官员实施“利己”行为。 4.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对区域内交通、港口、通讯等基础设施的统筹与管理,实现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体化。没有区域基础设施的一体化,地方经济就很难有效地流动。重复建设不仅不利于区域经济合作,而且造成资源浪费。因此,各地方政府间应该积极协调配合,完善各地区间的交通设施,通讯设施,教育科技文化设施,遥相呼应。 5.借鉴国外经验,消除政府障碍,促进区域经济合作。首先,我国可以借鉴全球区域经济合作的经验,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国家间采取的区域经济合作方式,而每种合作方式都有其有力的一面。在这方面做的最成功尚属欧盟。欧盟在发展区域间经济时一般会采取以下三种措施:制定相关的区域政策,成立负责执行区域政策的专门机构或部门,建立专门的基金,并对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在我国各地方政府发展经济时,可以做借鉴。其次,借鉴德国经验。德国是世界上公认的区域协调发展做得比较好的西方国家之一,其区域政策深受世界各国的重视和推崇,其主要手段是区域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它分为两类:财政性转移支付,即横向财政平衡,是在各州之间进行财政转移支付,即财力强的州拿出部分财政收入“捐给”财力弱的州,使各州及地方的人均税收平衡;收入性转移支付目的是使各地区居民收入相对均衡。若是我国可以实现这一制度,那么在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就可以注意到平衡协调,并且避免不均衡的结果出现后在进行调整。最后,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经验,鼓励地方政府之间签订相关的政府协定与协议,规划经济,基础设施,教育等社会因素,促进各地区间更好的合作。 四、结论 伴随着一系列的改革与发展,我国经济已经取得了辉煌成绩。然而,由于存在行政区域经济,较大的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为了取得更好的发展,我国应当不断的消除行政区经济中的壁垒,取得区域间以及更大范围内的经济合作,并且实现规模经济且展现其中的竞争优势,避免资源浪费,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与跨区域间转移,争取突破瓶颈,促进我国经济更上一层楼。 区域经济论文:区域经济视域下高校人才的培养途径 “十二五”时期是石家庄市实现转型升级和跨越赶超的重要时期,石家庄市委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大力实施中东西部三大区域经济协调互动发展战略,举全市之力建设东部产业新城、大西柏坡、空港工业园、南部工业区四大战略性项目,带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实现新跨越。而石家庄中东西部三大区域经济协调互动发展战略实现的有效路径之一,就是从教育入手改变要素的供给状况,提高区域人才的总体竞争力,增加区域经济的综合竞争能力。在区域经济发展中,人才具有决定性作用,它的基础性、战略性特征对一个区域的建设和发展意义重大。人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要素,应用型人才资源的开发利用,不仅可以直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而且可以优化区域人才资源结构,有助于从根本上提高生产要素的利用与配置效率,实现区域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只有针对性地培养应用型人才,才能保证人才兴业战略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方针得以顺利实施,使之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和最直接的动力源泉。 区域经济视角下,石家庄地方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可行性 1.产学研合作运行机制为应用型人才培养创造良好条件。目前,石家庄实成功合作的案例使产学研联盟日益成为学校、企业、科研单位的一项“战略意识”。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主的本科院校也在研究和实施探索产学研合作的新模式,使学校的智力资源和区域产业密切相连。此外,有关产学研合作的政策进一步促进了产学研合作,为开展应用型人才培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比如,在“2012年度石家庄市产学研合作对接会”上,石家庄市11家企业与石家庄铁道大学、河北农业大学、河北科技大学等单位签订了科技合作协议,项目投资总额达2.43亿元。石家庄有关政府部门表示,要不断探索和创新产学研合作模式,打造一流的产学研合作平台,开展多种形式的产学研合作,要鼓励高校和科研院所根据自身优势,与企业共建产学研合作基地,成立校(院)企科技合作机构,加快科技成果向我市的转移和转化,为全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2.石家庄拥有一批特色鲜明的应用型地方高校。石家庄地方高校和地方行业关系紧密,有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先天优势,积累了很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经验,取得了显着的办学效益和社会效应。这些高校注重创新办学理念,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学科建设、培养模式改革,培养的应用型人才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为应用型人才培养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区域经济视角下,石家庄地方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对策 当前,探讨、完善石家庄地方高校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是加快提高石家庄地方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内容,对推动地方高校更好地服务区域经济进而促进地方高校又好又快的发展意义重大。 1.科学规划,明确石家庄地方高校的指导思想。市委市政府应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建立应用型人才培养工作协调机制,明确责任,做好“十二五”乃至今后更长一段时间内的规划工作,统筹安排社会资源,切实落实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有关任务。 2.努力提升石家庄地方高校的办学水平。“十二五”时期是石家庄地方高校发展的关键时期,高等教育应改变以规模扩张为主的发展模式,探索内涵发展为主的发展模式,创新高校的管理体制,走产学研结合的新道路,为石家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人力保障。 3.不断提高为区域经济发展输送应用型人才的能力。地方高校人才培养的规格应当定位为应用型人才,要深化本科教学改革,以能力培养为核心,把知识传授本位改为能力形成本位的教学模式;试行学院或专业群的大类招生改革,灵活设置专业方向;增设学科平台课程;合理缩减理论教学时数,加大实践教学课时比例;逐步推进校内专业办学质量评估工作,强化专业特色和特色专业建设。 4.地方高校人才培养应适应区域经济发展。地方高校专业结构的设置应适应区域人才需求结构的变化。目前地方高校专业设置与多样化的人才需求相背离。地方高校人才培养的类型定位应符合区域产业分工和技术层次与生产组织过程的需要,要使培养的人才能够适应区域经济发展对各类专门人才类型的需求。地方高校要建立专业评估机构,改变人才培养质量的方式,依据区域产业分工的具体特点,使专业定位和产业结构转换、技术结构升级相协调。 5.要优化教学资源配置,明确服务区域定位。制定正确的发展目标及合理的人才培养模式,确定新的人才培养方向及专业设置,及时了解区域经济的特点,调整专业方向,合理调整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以更好地服务于区域经济。要根据区域经济的特点以及地方资源来筹划学科专业建设。使学校的目标定位、学科规划、及人才培养目及管理制度,都围绕地方建设和社会需求来确定,进而实现学校发展目标。 6.坚持分工与协作。地方高校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认真谋划高校办学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建立全方位、立体化的校地合作、校企合作体系,多渠道、多层次、多方面地融入到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去。高校应当在自身所处的类型、层次上,提高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地方政府要支持、引导高校的办学发展思路。提供财力、信息资源等服务。比如,加大对高校的财政投入,提高办学质量,扩大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增强高校自主办学的能力。只有高校、政府、社会的共同参与、优势互补,方能实现合作双赢、互惠互利,促进高校和区域经济社会的共同发展。(本文作者:于向阳、李红娜 单位:石家庄学院) 区域经济论文:中外区域经济政策的对比 区域经济政策是政府(主要是指中央政府)干预区域经济的重要工具之一,它通过政府的集中安排,有目的地对某些类型的问题区域实行倾斜,力图促使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格局协调并保持区域分配合理。尽管不同的国家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仍有许多共同之处值得思考和借鉴。 一、中外实施区域经济政策差异分析 1、中外实施区域经济政策的政治经济体制背景差异 美国是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联邦政府的区域政策从制定到实施都与美国奉行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制度相吻合。尽可能让市场机制有效地发挥作用,始终是美国经济理论的主流,也是历届政府遵守的信条。与此相应,一方面,区域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公共政策,政府投资项目以基础设施、兴办教育、提供各类公共服务为主,为私人资本投资创造良好的条件。另一方面,区域经济政策中渗透着尽可能不干扰市场机制作用的理论,非国有资产的流动,都遵循“逐利而往”的原则。 德国采取的是“社会市场经济”制度,所谓“社会市场经济”是指在实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原则时,又重视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生活所负有的责任,与其它西方国家的经济理论和政策思想的不同之处在于:一是通过制定市场竞争规则,推动和保护市场自由竞争;二是允许发挥国家的宏观调控作用,力求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三是将经济成就同社会进步相结合。 中国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30年,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总体上强调区域均衡发展,同时优先考虑国防与国家安全。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体制不断改革,我国在协调区域均衡发展方面的做法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2、中外实施区域经济政策对落后地区开发的时机差异 最早进行工业化的英国,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的经济危机,英国传统工业区的经济增长停滞不前,导致失业率大幅度增加。同时,原有的经济欠发达地区与以伦敦为中心的英格兰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也不断拉大。这既动摇了英国经济总量原来长期位居世界首位的地位,也带来了国内政治社会的不稳定现象。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英国政府成为西方国家中最早企图通过政府制定区域政策来干预和解决其区域问题的国家。 在原苏联,直到俄国发生1917年的十月革命以及苏维埃共和国联盟(即苏联)的建立,才真正开始运用区域经济政策主动对其包括远东地区在内的欠发达地区进行大规模开发。最初的考虑主要是开发利用东部欠发达地区的森林、水利、能源等具有世界意义的优势资源,后来又出于必须赢得卫国战争的军事需要和国防安全目的,将落后地区资源开发与建设战略大后方以及缓解地区发展差距逐步结合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对西部落后地区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开发。第一次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改变工业偏集于沿海的状况,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我国实施了以均衡发展为主线的宏观区域经济政策。第二次的实施背景是1995年9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其中明确提出了“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1999年,同志在西安就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发表了重要讲话,正式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 3、中外区域经济政策的实施主体差异 美国基本上没有一个指导性的全国发展计划来指导区域经济发展,其区域经济政策的实施主体是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任务而改变的。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地区再开发计划的实施主体是地区再开发管理局。鉴于地区再开发计划存在的不足,196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公共工程和经济开发法》,开发管理局也变为经济开发署。 德国的区域经济政策是由联邦和州政府共同来制定、完成的。联邦德国在1969年10月颁布的《改善区域经济结构共同任务法》中规定:区域经济政策的具体内容由州来执行,联邦只起协调作用,在经济上给予资助(联邦提供区域经济促进费用的50%)。 中国应该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分工合理、职能明确的区域管理机构。区域政策的制定、实施与评价都需要一定的机构来负责,这种机构不论采取何种模式设置,都是立法的产物。而且,必须有专门的职能部门对区域政策负责。根据1998年“国务院关于机构设置的通知”,中国国务院组成部委共29个,国务院直属机构共17个,国务院办事机构共6个,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共9个。其中有许多涉及地方发展援助,各有一定的资源,但无一协调区域行动的机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利益格局的调整,部门与区域冲突有加剧之势,区域问题增多要求设置统一的区域管理机构。 二、中外区域经济政策共同之处 1、工业化过程中区域问题的规律性演化使得区域政策具有某种相似性 区域经济政策是为了解决区域经济问题而存在的。建国至今,中国的区域问题的变化,同其他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曾出现的区域问题的演变路径有类似之处。在发达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区域问题的出现与演变存在一个规律:在前工业化时期与工业化初期,主要的区域问题是贫困落后与生产力区域布局不平衡;而当一个国家进入工业化加速阶段后,区域差距扩大及由此而产生的区域经济矛盾与冲突成为重要的问题;在社会经济发展接近中等发达水平时,那些曾经率先进行工业革命的区域开始出现膨胀或萧条。 中国的区域问题同样表现出这种规律性的变化。在改革开放前,突出的区域问题是贫困落后和生产力地区布局不平衡。改革开放后沿海发展战略的实施加剧了区域差距的扩大,同时带来了区域间剧烈的利益矛盾与冲突。近年来,老工业基地的老化和部分发达城市地区的膨胀问题也开始充分显现出来。 2、国家计划对落后地区开发的宏观指导具有普遍性 自从区域政策开始被运用到对落后地区的开发中来,对落后地区的开发就带有明显的国家计划的色彩,只不过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制度背景下,国家干预的方式和程度不同罢了。不论是在有计划经济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在有自由经济传统的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尤其是凯恩斯经济学称为西方主流经济学以来,这种现象更为明显。如日本1950年便制定了《北海道开发法》,设置北海道开发厅,随后又制定了北海道综合开发计划,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九州、四国等开发计划也相继提出,并推动形成了全国综合开发计划的形成。 在对落后地区开发的过程中,国家计划的运用一般还与经济的不发达程度相关,即不发达国家或发达国家中的不发达地区,通常对国家计划的作用抱以更大的期望,希望通过国家计划对其进行 财政转移支付给予开发扶持,这些地区国家计划的作用程度常常比较深刻。 3、在开发落后地区过程中国家投资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无论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还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投资对落后地区的开发都具有深刻的影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几乎是唯一的投资主体,国家投资的投向和规模对经济开发局面的形成是直接的、决定性的。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虽然出现了投资主体多元化的局面,但国家投资的主体地位仍非同寻常,国家投资对落后地区的开发具有导向性的作用。落后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差,所以外部资金的注入对其发展有特殊意义,但一般的工商业投资必须有利益预期的保证,现实的环境使之不愿冒此风险。商业性投资的观望加强了不发达地区对国家政策性投资的期望和国家投资对不发达地区经济开发的关键作用。 4、民族文化因素伴随经济因素共同影响区域经济政策的制定 英国是一个由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四个不同地区和多民族组成的国家,国内各地区间的离心和向心趋势自古有之。当英国经济繁荣和国家兴盛时期,英国各个地区民族凝聚力增强,从而形成一个“紧密团结的国家”,但当国内经济衰退时,各个地区的离心趋势开始增强。促进北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等边缘地区的发展、缩小地区差距自然成为英国政府不可小视的一个问题。 巴西的地区经济差距属于殖民地时代的历史遗产。巴西在解决南北差距问题的过程中,没有注意到长期的差距对国民心理的影响。1991年12月11日的巴西《这就是》周刊汇集了一些南方人对北方人的看法,被采访者大多使用了游民、无赖、懒汉等字眼,这种偏见构成了南方分立运动的思想基础。 对于目前的中国来说,西部大开发是缩小东西部差距的重大举措。西部十二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86%,全国八个民族省区全部在西部,西部是我国众多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地区。正是因为西部是多民族的聚居与活动之地,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巩固的历史进程中,西部地区有扮演着重要而不可缺少的角色。所以,中国在制定区域经济政策时民族问题、尤其是西部地区的民族问题是必须要考虑的因素。 三、结束语 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各国的实践充分表明在解决区域经济问题、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区域经济政策的科学制定与实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地区差距明显、区域问题突出的我国,在运用区域经济政策促进各地区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应认真分析国内外政治经济体制、时展背景等各方面的异同,在尽快设置统一的区域管理机构的基础上,遵循工业化过程中区域问题演化的规律,尊重不同地区人民的民族感情,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长远的战略规划。尤其在开发落后地区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应发挥积极的导向作用。 区域经济论文:行政效能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 行政效能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 加强行政效能建设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具体体现。是加快区域经济健康、有序、快速发展的当务之急。因此，必须大力加强行政效能建设，创新体制，健全制度，严格监督，实现政府角色定位的准确化、行政行为的规范化、管理效益的最大化，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经济发展软环境，适应新时期、新形势和新任务的需要，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期望和要求，推动区域经济的全面发展。 一、行政效能建设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能动作用 1、加强行政效能建设是优化投资软环境，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 良好的环境，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环境关乎形象，关乎企业和产业的生存与发展。在当前十分激烈的区域竞争中，区域经济发展对软环境依存度越来越高，软环境已经成为一种高潜质的发展资源，软环境已经成为优势突现的竞争实力。哪个地方投资软环境好，哪个地方经济发展就快。如果不加强行政效能建设、努力改善投资环境，就会坐失良机。失去一次机遇往往就会失去一个发展阶段，一步落后就会步步落后。再说，现在的发展是在高效率、高速度、高质量的过程中进行，如果没有一个高效务实的政府机构与之相适应，要想在新一轮发展中赢得主动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下大力气开展行政效能建设，改善发展软环境，适应时代的需要。 一是加强行政效能建设，有利于依法行政，创设市场经济法制环境。建设效能型政府，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政府行为法定化。行政效能建设犹如勒紧野马的缰绳，可以督促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严格执行政府的决定、命令，维护法律法规的尊严，保障政令畅通；可以及时纠正各种不当行政行为，依法惩治行政执法中的违法违纪行为及消极腐败现象，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二是加强行政效能建设，有利于高效行政，降低经济发展的商务成本。通过行政效能建设，可以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体制、规范程序，最大限度地减少行政审批项目、各类办事环节和相关收费，构建一个反应敏捷、效率一流的政府服务体系，凸显一个地区低廉的商务成本优势，从而营造良好的投资创业环境。 三是加强行政效能建设，有利于廉洁从政，提供公平竞争的发展平台。通过行政效能建设，可以及时地发现管理过程中出现的漏洞和薄弱环节，有针对性地改进管理办法，完善规章制度，健全监督机制，减少不廉行为的发生。通过效能建设，可以推进政务公开，使行政权力的运行更加透明，从而清除影响经济发展环境的污染源，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发展平台。 2、加强行政效能建设是符合投资主体和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 好的环境不仅能吸引投资，加快经济发展，也是不断提高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质量的内在要求，与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息息相关。行政效能低下，不仅难以保证政府工作目标的实现，还会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损害政府的形象。 （1）加强行政效能建设是提高干部队伍素质的有效途径。通过行政效能建设，可以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使各级干部的发展意识、开放意识、服务于经济建设的意识明显增强，工作作风、服务质量明显改进，工作节奏明显加快，行政效率明显提高，执法机关依法行政、公正司法、执行政策水平明显提高,“三乱”现象明显减少，努力营造开明、开放、优惠的政策环境，高效、快捷、优质的服务环境，文明、诚信、热情的人文环境，安全、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 （2）加强行政效能建设是增强投资者信心的重要举措。通过行政效能建设，不断优化工作层面、政策层面、体制层面的发展环境，积极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树立服务型政府的新理念，切实转变工作作风，提高行政效率，降低投资成本，为各类投资者创造公开、公正、高效的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对人才流、商品流、资金流、信息流的吸引力，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3）加强行政效能建设是实践“亲民、利民、爱民”的具体体现。通过行政效能建设，可以找准贯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切入点和结合，使各行各业、各个部门单位党员干部增强为民服务意识，诚心诚意为群众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做到深入、深入、再深入，扎实、扎实、再扎实。特别是多到困难大、群众意见多、工作基础差的地方去，团结那里的群众一起克服困难，切实把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通过及时的、持续不断的便民、利民活动，使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就业、住房、医疗、环境、治安等需求得到更好的满足，让群众在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征程中取得实际利益，享受到发展的成果和实惠。 二、当前行政效能建设在适应区域经济发展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 近几年来，各级行政机关和工作人员在解放思想、改变观念、科学决策、依法行政、简化程序、提高效率、改变作风、服务群众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但离“三个代表”的要求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还有较大的距离，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具体表现为： 一是服务态度差。当前，一些机关工作人员仍存在“脸难看，门难进，话难听，事难办”的现象，办事态度生硬，庸俗关系盛行，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的现象时有发生；部分机关工作人员业务不熟，答复问题前后不一，不能做到一口清。二是办事效率低。一些单位人浮于事，工作人员责任心不强，办事效率低下；有些部门全局观念淡薄，部门利益至上，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合意的执行，不合意的不执行，拖而不办，不了了之；一些部门的办事环节繁琐，审批事项过多，达不到精简高效的目的。三是管理不规范。行政管理比较混乱和无序，不该管的到处管，该管的没管好，没有真正做到依法行政、规范管理，随意性比较大，责权利没有达到真正的统一。 存在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部分干部的服务理念淡薄。服务观念显失，不能换位思考，这是行政机关效能不高的首要原 因。有些部门的领导及部分工作人员对自身的地位和作用缺乏正确的认识，社会责任感淡漠，服务意识淡化，不能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过分强调部门利益和个人收入。有的还把手中的权力当作“私有财产”，随意处置。二是部门的职能划分不科学。首先是行政权力划分不合理，权力设置科学性缺少，表现在没有充分放权，没有科学分权，没有有效制权。其次是行政职能配置不科学。行政职能范围过于广泛和庞杂，即所有的社会事务都纳入行政管理的范围，其结果是不该管的管了，该管的未管好。其次是行政职能方式过细。即过分重视微观管理，从而造成政府一方面越俎代庖，影响了社会基本单位的积极性，压制了社会活力；另一方面又无暇或无法充分顾及全社会的宏观性事务，导致宏观失控，带来人为的无序状态。三是监督机制严肃性缺乏。目前监督的机构多，队伍庞大，但监督的合力没有形成，且重事后监督轻事前监督，监督的实效没有真正体现，因此对行政权力的运用缺乏有效制约。另外，多数部门责任追究的意识淡薄，责任追究的办法缺少。 三、实现行政效能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良性互动的途径 行政效能就是生产力。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推进，区域之间的竞争实质上已经演变为发展环境的竞争。谁能够率先营造一个与国际接轨、人们普遍向往的良好环境，谁就能率先抓住机遇，率先赢得发展。而营造良好的区域经济发展环境,行政效能建设是根本途径。 因此，要实现行政效能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应从以下两个层面入手才能奏效。 （一）从理念层面必须强化四种观念 1、抓住一个核心，即变“官本位”为“民本位”，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法为民。作为行政效能建设的主体——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要树立“公仆”意识和“群众”观念，变“官本位”为“民本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定了我们的机关工作人员必须是人民的公仆，而不是人民的主人，更不能是人民的老爷。因此，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应当是为人民做奉献，为群众谋利益，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力尽所能，想方设法解决群众的急难困苦。只有树立公仆意识、群众观念，尽力为人民群众多办事办好事，才能取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信任，才能树立人民政府的良好形象，才能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2、围绕一个轴心，即变“无限政府”为“有限政府”，做到简政放权，减少干预。行政效能建设要坚持办事效率和办事程序的统一，在行政效能建设中，我们强调提高效率，主要是为解决一些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办事拖拉，遇事扯皮等效率低下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政府机关要加强宏观调控，简政放权，减少干预，变“无限政府”为“有限政府”。 3、突出一个中心，即变“管理型”为“服务型”，做到转变作风，优化服务。“群众利益无小事”。作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时刻要有“服务”意识，心里要有老百姓，要转变作风、优化服务，做到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变“管理型”为“服务型”。 4、紧扣一个重心，即变“允许型”为“禁止型”，做到依法行政，规范执法。市场经济，实质上就是法制经济。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是当今民主政治社会的主流，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法制无法无天。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的法律制度不断完善，法治观念日益深入人心。但是在各级政府和机关工作人员中依然存在法制观念淡薄，不依法行政、不依法办事的现象。这不仅影响政府的效能，而且影响政府的形象，更影响党群、干群关系。为此，要严格做到依法行政、规范管理，变“允许型”为“禁止型”。 （二）从操作层面必须做到三个坚持 1、坚持改革拉动，为区域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创设体制机制性条件 一要不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努力形成与市场经济相适应、与世贸组织规则相接轨的行政审批体制，深化便民服务中心的建设工作，培育和规范社会中介组织。 二要积极推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疏通干部进出渠道。进一步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严格干部管理任用制度，减少委任制，扩大选任制，完善票决制。 三要逐步完善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真正实现“收支分离”。严格按照中央关于财政体制改革方面的有关规定，认真落实新政策、新制度，努力实行收支两条线。 2、坚持制度推动，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优质高效平台 行政效能建设需要和依靠有关制度作保障，才能体现其公平性、持久性、规范性和科学性。 一要完善行政决策制度，实现科学化。决策的绩效是最大的绩效，决策的失误是最大的失误。要完善决策规则，实行决策前的论证制，决策中的票决制，决策后的责任制。凡是政府的决策都要符合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以避免决策的随意和不科学。 二要完善机关办事制度，实现公开化。大力推行政务公开，提高政务透明度，保证一切行政行为都在阳光下操作。加快“电子政务”建设步伐，探索推行网上申报、网上注册登记、网上审批、网上招投标等办公方式，以科学合理的办事流程，现代化的工具和手段限制公职人员的自由裁量权，保证行政决定的公正性和合理性。 三要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实现规范化。行政机关要科学配置管理资源，优化机关管理要素，合理划分各个岗位和各个环节的事权，做到职责明确，关系理顺，制约有效，提高行政机关的工作效率和整体效益。 3、坚持人文促动，激发服务主体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内生性动力 一要加强教育引导，畅通信息渠道，体现预警性。通过经常性的教育引导，强化广大机关干部的宗旨意识、责任意识、廉洁意识和效能意识；继续深化行风评议工作，办好“行风直播室”，多渠道收集、整理群众的意见和建议；畅通群众投诉渠道，花大力气建好经济发展环境投诉中心，建立健全各部门的投诉机制。 二要形成监督合力，加大追究力度，体现惩戒性。要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充分发挥人大法律监督、政协民主监督、财政、物价、审计 、监察等专门监督以及司法监督、舆论监督、公众监督等各种监督的作用，协调配合，形成合力。纪检监察机关要突出重点部门、重点项目和重点对象，实施纪律检查和效能监察，哪里不落实就跟踪到哪里，哪里难推动就督查到哪里，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要制订出台和严格执行有关损害和影响经济发展环境责任追究办法。各部门也要加强对“神经末梢”的监督管理，认真建立责任追究机制，切实解决“肠梗阻”现象。建立行政效能监察中心，加强行政效能监察工作。 三要完善绩效考核，提高福利待遇，体现激励性。要明确牵头部门，抓紧调研测算，尽快实现工资外收入分配统一，提高公务员福利待遇，建立并逐渐增加公务员廉洁从政的收入预期和不廉腐败行为的成本预期，使他们更加珍惜自己的岗位，不愿以身试法。同时，加强绩效考核，从而逐步建立起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有利于保护干部依法、高效、廉洁从政的利益格局。 区域经济论文:国际贸易下的区域经济发展之我见 一、带来了区域内部经济的增长 由于地区经济自主权益性的增强,区域经济协调增长对全国经济发展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要研究具体区域经济发展,必须首先研究其经济增长问题。而二者之间存在着区别和联系,可见要表述为经济增长加经济社会进步等于经济发展。增长是区域经济发展量的个性,而进步是其质的特性。所以,研究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应注重增长问题的研究,才能运用其运动规律,通过产出总量的增长,为改善环境创造条件,从而促进经济发展。 20世纪90年代后,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全球化发展使传统的发展战略所需的政策工具日益受到国际规则的制约,传统比较优势与要素禀赋的重要性降低。在这种发展趋势下,无论在主观需要还是客观条件上,我们都必须树立新的发展观,通过积极吸引国外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并与自身资源相结合,提高国际竞争力。 二、对区域内部产业结构推进起了巨大作用 从进口贸易促进区域产业结构演进的机制作用看,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进口贸易通过需求信号刺激区域供给机能发挥作用,推动区域新产业的滋生和成长,进口区内所没有的产品使消费者偏好逐渐向这些新产品转移,导致区域内需求结构发生变动,当这种需求刺激信息达到一定程度时:将吸引区域内投资于这类产品的生产:二是进口贸易通过引进国内外的技术或引进生产线,可以加速区域产业的成长。引进先进技术将为区域经济发展输送活的生产力因素,从而使区域经济活动集聚和吸纳功能不断增强,促进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最终促进区域经济系统优化功能的发挥。 值得指出的是,出口和进口不是孤立的对区域产业结构起作用,凡是成功地实施外贸推动经济起飞和发展的国家或地区,其进、出口之间都有很密切的经济联系。区域内部可有效地利用进、出口把区域内相对落后地区产业结构有机地衔接起来,形成较高的互补关系,不仅可以极大地实现地区的比较利益,而且可以有效地促进本区产业结构的调整。 三、提高了区域内部就业水平 解决就业问题,不应是一个被动安排现有劳动人口的过程,而是一个通过人力资源能力建设提高人口素质、促进经济加快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努力把人力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优势的过程。根据贸易和就业的关系,当出口大于进口时,按照对外贸易乘数理论,贸易顺差越大,一国国民收入增加量就越大,解决就业问题的能力也就越强。在通常情况下,重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战略会促进就业较快的增加。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就业资源不可避免地要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配置,要把就业放在世界范围内考虑,通过各种措施扩大国际交换,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优势,争取把更多的就业岗位配置到我国来。就区域内部的情况而一言,“发展是硬道理”并不简单等同于GDP增长是硬道理。GDP规模再大,若就业规模没有相应的、按一定比例的增长,那么社会稳定就无法保证。因此,面对劳动力资源丰富,而资本资源相对稀缺的区域内部,必须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业、开放服务业,巩固传统市场和开拓新兴的市场,积极吸引FDI,这样可以利用工业国的剩余资本,为剩余劳动力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劳动力丰裕是区域内部的优势,通过扩大劳务输出可以减缓就业压力。通常在进出口贸易中扩大劳务输出有两种措施:一是隐性劳务输出,在出口商品中提高物化劳动含量,在进口商品中提高技术含量,大力发展“三来一补”生产,充分利用对外贸易增加就业机会,通过国际贸易扩大潜在的就业含量;二是显性劳务输出,即劳务出口,让劳动力在境外工作或进入国际劳务市场,后者发展潜力很大。 四、加大了FDI的引入 资金是重要的生产要素,资金短缺是不发达经济面临的共同难题,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约束条件。任何地区的开发和经济发展,都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支撑,从世界范围看,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大量资本的流入发挥了重要作用。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成为资本流入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和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一般而言,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贸易量越大在现实条件下与其可得的外资流入量就越多,但在不发达的区域内部,其出口向资本品转换能力很弱,使之在获得资本品的国际借贷方面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外资发展经济取得了重大成就。大量外资的引进和利用,不但弥补了省内建设资金的不足,而且带动了产业技术进步和经营管理水平的整体提高,促进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地区之间利用外资的差距比较大,发展很不平衡。随着我国经济协调发展的步伐加速,区域内部在资金、政策等方面获得了相应的支持与倾斜,在利用外资方面得到了重大发展:规模不断扩大,质量不断提高,结构、形势更趋多样化,经济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有力地促进了区域内部的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弥补和缓解了建设资金不足与经济快速发展的矛盾,促进了企业管理和技术水平的提高。 从上面可以看出国际贸易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以上几个方面的作用机制共同发挥作用,反过来又可以综合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形成区域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这是区域内部地区开放经济体制下利用外贸作用机制促进其经济发展的表现。我们要从国际贸易的角度出发探讨区域内部地区经济发展问题,提出利用外贸促进区域内部经济发展的对策。 区域经济论文:谈渤海区域经济发展中政府职能界定的法律问题 【论文摘要】随着渤海区域经济快速发展,区域间各级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如何界定和发挥政府职能已成为亟待研究与解决的问题。本文主要针对各省市政府在环渤海区域经济发展中如何定位其职能进行探讨研究,统筹区域经济规划,加强宏观调控,努力建立区域经济协调机制,促进环渤海区域经济共同发展。 【论文关键词】环渤海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宏观调控 环渤海区域是指环绕着渤海全部及黄海的部分沿岸地区所组成的广大经济区域,主要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辽宁,同时延伸辐射到山西、辽宁、山东及内蒙古中东部。环渤海地区处于日渐活跃的东北亚经济圈的中心地带,是我国东北、华北、西北地区的主要出海口和对外交往的门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作为中国北方核心经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环渤海地区具备良好的基础,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组合优势尤为突出,同时环渤海地区也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海洋经济”和“大陆经济”的连接枢纽,强大的创新能力、发达的金融业也使这里成为外商在北方投资最密集的地区。全球80多家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研发机构,其中40%以上设在北京;而天津拥有的外商投资企业有1万余家;大连的外资企业数量和质量在全国达到一流。环渤海地区已经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经济区。① 环渤海地区已成为继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之后的中国第三个大规模区域制造中心。环渤海地区在保持了诸如钢铁、原油、原盐等传统的资源依托型产品优势,同时新兴的电子信息、生物制药、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也发展迅猛。环渤海区域经济已进入到一个跨越式发展期,未来环渤海经济在全国经济中的比重会进一步增大,渤海区域沿海经济走廊相互协作的逐步深入,环渤海5省市提速发展的态势将会进一步明显。目前,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加速时期,由此带动的重化工业加速发展也将为“环渤海经济圈”带来历史性发展机遇,环渤海地区未来发展具有巨大的潜力和空间。从一定意义上说,环渤海经济圈是保证中国政治和经济稳定的核心地区,是“三北”地区发展的引擎,是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的前沿,它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引领和带动作用日益显现。但随着渤海区域经济快速发展,区域间各级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如何界定和发挥政府职能已成为亟待研究与解决的问题。 一、建立高层次的区域协调机制,消除地方保护,促进区域“共同市场”的形成 二战后,随着区域合作组织如欧盟、美加墨自由贸易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东盟、非盟等等成立与发展,国际间这种经济合作组织已经迅速得以发展,且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大趋势,对世界经济发展有着极其重要影响。根据美国着名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有关国际上区域集团引起的“管辖权统一”的理论,“管辖权统一”对各种特殊利益集团是一种制约,它极大地减少了贸易壁垒的长度,促进了各国的经济增长。奥尔森指出:“由于在相互独立的国家之间实行了自由贸易,就不能通过任何方式再利用政府的强制权利来加强卡特尔组织所需要的对产出的限制了。同时,也没有任何方式在所有国家中间再去建立维护特殊利益集团利益的法律,因为并没有任何共同的政府存在。”奥尔森所谓的“管辖权统一”就是指国家间经济合作制度。“管辖权统一”理论不仅适用于国际间区域经济合作发展,同样也适用于环渤海区域经济发展中各省市之间的合作。 (一)进一步发挥环渤海地区经济联合市长联席会的作用,加大区域间政府的合作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不断加深的前提下,加强区域联合发展已成为环渤海各省市的共识。目前,环渤海地区已经形成了以环渤海地区经济联合市长联系会为代表的协调机制。环渤海地区经济联合市长联席会通过20多年来的不断探索和不懈努力,为环渤海区域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在环渤海乃至全国的影响越来越大,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如2004年环渤海地区经济联合市长联系会通过了《2?12廊坊共识》、《5?21北京建议》、《6?26廊坊框架》,第一次将环渤海的发展与东北亚的发展结合起来,第一次建立了官、学、商共同参与的政府推动、市场驱动的对话磋商机制,第一次实现了环渤海地区领导人联手打造中国第三增长极的“全家福”;2008年联席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推进环渤海区域合作的天津倡议》确定了环渤海区域合作的指导思想和具体目标,给环渤海区域合作带来崭新的工作局面。 自联席会第十二次会议以来,各成员市围绕《推进环渤海区域合作天津倡议》和工作议案狠抓落实,环渤海区域合作不断扩大,经贸交流日趋活跃,合作成果日益显着,科技、交通、旅游、环保等方面的合作进一步深化,合作机制更加完善和健全。同时,还分别成立环渤海区域环保合作网络组织、环渤海区域口岸合作组织、环渤海区域人才协作联盟。会议期间还举行了环渤海地区项目合作签约仪式,集中签订了16个合作项目,合作金额达182.69亿元。 (二)加强政府协调机制,逐步建立统一有效的权威性区域协调机构 政府要在环渤海城市群中发挥协调作用,逐步由低层次松散型到高层次紧密型的环渤海区域性协调机构,作为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组织保障体系,本着共同发展的目的制定区域发展战略与规划,综合安排生产力布局、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金融、资源开发等内容,协调解决区域联合的重大事项,制定区域协同发展的政策,推进区域合作的进程,最终形成一个有效的统一指挥与协调权威性机构,以利于形成统一协调的行动。因此,各级政府应建立政府协作、区域合作市场中介组织参与等法律制度,保证在区域横向合作活动中,政府逐步实现从全能型政府转变为有限型政府、从审批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从高成本型政府转变为高效率型政府、从传统型政府转变为现代型政府的职能转变。 为了协调环渤海区域经济的发展,保证区域横向合作 计划的有效实施,各级政府还可以考虑成立环渤海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机构或区域性的经济协调专业职能机构,负责区域经济开发的统筹、协调和监督。同时为发挥区域经济发展中社会力量的作用,鼓励建立区域性联合经济自治组织,协调区域内各类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区域性联合经济自治组织应由区域内各类企业自愿参与,代表区域内企业的共同利益,反映企业的共同要求和愿望,沟通政府与企业的联系,加强行业的内部协作关系,搞好区域内企业的自身管理,促进区域性各类企业的共同发展。 此外,为适应区域经济合作进一步发展的要求,渤海区域间政府应在充分发挥环渤海地区市长联系会作用的基础上,有步骤、分阶段地建立环渤海区域间协调机制,包括社会团体、高等院校及学术机构、行业协会等之间各种不同层次、不同性质的多元化的区域合作机制体系。还可以针对区域经济联合的具体合作内容成立相关专题工作组,协调区域合作中的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冲突问题,以谋求共同发展的目标。 区域间各级政府多层次的合作机制的建立与完善,是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走向成功的关键。目前,环渤海区域发展的种种制约和障碍清楚地表明,区域内各省市间迫切需要一定程度上的“管辖权统一”,以消除地方壁垒,减小对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制约,促进区域“共同市场”的顺利形成。各级政府应当把握新的历史性发展机遇,从提高区域间联合紧密度、健全统一的市场机制、建立交流合作长效机制、提升区域合作层次等方面入手,通过组建环渤海企业合作促进会,从深层次上推动了区域合作的发展。 二、充分利用环渤海的科技资源优势,强化知识产权的保护与利用,提高自主知识产权的竞争力 环渤海地区是中国科技力量最强大的地区,仅京津两大直辖市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科技人员占全国的四分之一。环渤海经济圈已经形成了以高新技术产业、电子、汽车、机械制造业为主导的产业集群,各具特色的产业带开始形成。北京有中国最大的中关村电子信息产业科研、贸易、生产基地,集中了软件开发及信息技术的优秀人才;天津开发区已成长为环渤海沿海经济活跃度最高、发展速度最快的区域,IT制造业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这里还是全国最大的电子通讯设备、液晶显示器等生产基地;各级政府应当结合本地的实际,充分利用环渤海区域的强大科技资源优势,制订实施知识产权保护和利用的相关规定,鼓励本地企业创造自主知识产权,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进而促进本地经济的发展。 各地政府应推动和鼓励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合作,加强重大科研课题的联合攻关,加快建立区域科技项目合作机制和成果转化平台,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并且,结合本地实际,对与外地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进行重大科研课题合作研发的当事人给予各种优惠和扶持政策,包括提供资金资助、给予物质奖励、优先职称评定和聘用等方面,以此发展研发机构,建立科技服务体系,培育自主品牌,提高技术研发转化能力。应建立健全人才合作交流机制和区域性人才市场,完善促进就业工作协调机制,协调解决区域内就业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鼓励和保障人力资源在区域间合理流动,各地政府应该对流动人才的户籍迁移、社会保障、子女的入学入托等问题给予当地居民同样待遇。充分利用本地区高科技人员集中的优势,进一步发展跨区域、跨国际的科工贸、科工农等多种形式的联合体,促进科技经济一体化。 政府可以采取适当优惠扶持鼓励建立区域内技术市场,完善持续激励自主创新和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体现技术参与收益分配的制度,加大鼓励区域间技术服务优惠政策的力度,对科技中介机构开展区域间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给予税收扶持;加强区域技术市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技术市场公共服务能力,大力推进技术市场的信息化建设,结合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基础条件平台建设,建立面向社会、辐射全国的技术交易服务平台,支持区域性技术交易网络的建设。 环渤海地区是中国对外开放口岸最集中的地区,是最大的粮食、煤炭、原油等进出口物资中转基地。要充分发挥本地区港口群的优势,扩大国内外经济联系,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竞争,尽快实现与国际市场对接,形成合理分工、优势互补,联合发展,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 三、统筹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规划,制订区域宏观调控法律规范 随着经济一体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区域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但区域间各省市产业结构不合理、不正当竞争、地区保护和市场条块分割等问题日益突出,严重制约了环渤海区域经济快速发展,要打破行政和市场壁垒,充分发挥市场的功能,则必须依赖政府的宏观调控。美国为了解决区域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不平衡,在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注重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并制定了相应的区域经济宏观调控的法律规范。为了对落后地区进行治理开发和促进经济发展,美国分别于1933年通过了《麻梭浅滩与田纳西流域开发法》、1961年颁布《地区再开发法》、1965年《阿巴拉契亚区域开发法》等一系列法案,并成立了相应的机构,负责领导、组织管理和规划落后地区的开发与经济发展。这些立法举措,一方面为区域经济发展中各级主体的行为提供了法律规范,同时也为区域经济发展的规划、地方政府之间关系的协调以及生态环境的保护提供了协调机制。加强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规划并注重依靠法律制度来保证其实施,这是美、日等发达国家发展区域经济的主要措施,这一成功经验,也完全适用于环渤海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将环渤海区域经济的宏观调控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区域经济宏观调控制度的完善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工作,并且,我国目前区域经济基本性宏观调控立法还处于空白。由于没有统一的区域经济宏观调控基本法,从而也使得区域经济宏观调控制度难以建立,也就无法更好地发挥政府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调控作用。因此,为了促进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尽快制订宏观调控基本法是极其必要的。但在没有基本法的前提下,环渤海区域各省市政府也应积极探讨制订相关的法律性文件,予以促进和协调区域经济发展。 目前,环渤海区域经济发展实行联席会议制度,自2004年以来,环渤海经济合作联席会议通过了《廊坊共识》、《北京倡议》、《环渤海区域合作框架协议》(即《廊坊框架》),以及《中国北方环渤海11城市旅游区域合作框架协议》、《环渤海信息产业合作框架协议》等专门性文件。这些文件就其性质来看,都是政府间的协议,属于行政契约,而不是法律性文件;就其内容来看,大多是一些原则性规定,以及各省市政府间一种意向或共识,对于经济合作协调等方面的具体措施并不多,且缺乏相应的权利、义务及法律责任的规定。对于文件相关的解释、合作争议的解决、违约责任的承担等问题都没有具体的规定,这种缺乏法律强制机制和实施机制的区域经济合作不具有稳定性,也就无法起到对经济发展进行宏观调控的作用。因此,环渤海区域政府应当积极探索,本着合作的精神与共同发展的目的,达成具有相应法律效力的区域性法律规范文件,这样,才能真正保证环渤海区域经济健康快速的发展。 四、建立并完善环渤海区域性维护公平竞争秩序的法律制度,促进公平竞争秩序的形成 一个区域性共同市场的形成,依赖于一个区域层次乃至全国层次的健全完善的公平竞争的制度。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制经济,其内在要求是确保市场主体在市场交易和市场竞争上上应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规则;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与管理要逐步走上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各省市政府应当制订适合 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的统一制度和政策,加强统筹规划、协调发展。环渤海区域各省市政府要从区域大局出发,修改、制订或逐步取消妨碍区域市场一体化形成的相关制度与政策,在税收优惠、招商引资、资金扶持以及土地使用权出让等政策上力争统一协调,保证区域内各类市场主体享受同等待遇;同时,政府应进一步加强对环渤海地区交通网络、信息网络的投资,应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各地改善市场竞争环境,引导、扶持和重视私有经济的发展,繁荣市场经济,增加环渤海经济圈的竞争力 区域经济论文:对区域经济史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 近20年来，国内外区域经济史研究异军突起，日益受到史学界的关注。特别是区域经济个案研究成果颇丰，但对于区域经济史理论规范的探索，还显得比较薄弱。本文拟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对区域经济史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发表一些看法，以求教学术界。 一、研究内容 区域经济史研究是在一定时空坐标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区域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归纳，以使我们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史现象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目前学者们对区域经济研究的内容主要关注在如下几个方面；（1）经济中心南移问题。所谓经济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来全国经济中心自北向南的转移，使得江南地区成为全国经济的中心。这个论题最初由张家驹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进一步扩充（注：张家驹：1942年，《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上）》，商务印书馆；1957年，《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有一定发展，郑学檬的著作可为代表（注：郑学檬：1995年，《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近来有关的研究，已经深入到了诸如经济中心南移的阶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体表现等问题。（2）地区性的个案综合研究。地区性个案研究自80年代起进入高潮，选题范围多集中在当时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如杨德泉、荀西平对北宋关中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专门论述（注：杨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关中社会经济试探》，《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义信对宋代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如对高技术与高生产、高技术的传播对生产的影响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认识（注：斯波义信：1988年，《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译本。）。以及对不同经济部门的个案研究，如关履权的《宋代广州香药贸易史述》，指出宋代广州的香药贸易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贩运性的商业活动，为封建统治者服务，是变态的繁荣（注：关履权：1982年，《宋代广州香药贸易述论》，《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认为在宋代两浙区域市场，产业结构中经济作物与商品生产比重小，区域内的专业分工，更多地以自然地理为基础，与外地市场的联系稀疏，缺乏全国性市场的配合（注：龙登高：1988年，《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吴旭霞的《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认为宋代江西农村中农作物大量投入市场，农民与市场联系加强（注：吴旭霞：《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韩茂莉的《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通过对宋代川峡地区人口密度和土地垦殖率两项指标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峡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时期（注：韩茂莉：《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关论著数量不少。（3）对全国经济区域性不平衡现象的分析。80年代，漆侠最早通过对宋代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东”的结论（注：漆侠：1987、1988年，《宋代经济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经济研究》具体阐述了漆侠的这一论述。包伟民的《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则从宋代国家财政制度存在的区域性差异的角度，来分析由此造成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注：包伟民：2000年，《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张其凡编等《宋代历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学者都对宋代区域经济作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大大超迈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们在史识上的独具慧眼，但也应该看到，在区域经济史领域仍有一定的学术空间可供拓展。在新世纪之初，对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内容进行反思与改进是必要的，尽可能地拓宽区域经济史研究的领域，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任务。 如何划分区域经济史的“区域”，进而确定具体的研究范围，是从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对此，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地理学家等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们都分别立足于自己的学科基础，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过各自的划分标准。归纳而言，经济史学界曾提出了三种不同意见：（1）传统上以行政区划为主要标准，理由主要是“我国现行经济体制，也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鉴作用得到发挥。”（2）按自然经济条件划分，“因为经济的发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区域硬性划分所能割裂开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依据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条件的优劣提出了“基本经济区”这一重要概念。施坚雅在《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一文中，按分水岭将中国划分为八大地区，颇有见地，但此说的着眼点是市场系统理论（市场系统与河川流域有密切关系），因此对于市场系统相对成熟的清代中国来说，比较适宜，但对于处在10至13世纪的宋代而言，情况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开始，学者们越来越倾向于采取多元标准，既可以按行政区划，也可以按山脉走向、江河流域、市场网络和人文风俗的不同来确定（注：以上参见宋元强：《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进展》，《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页。关于冀朝鼎的论述，参见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关于施竖雅的论述，参见李伯重《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评价》，《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页。）。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注：粟冠昌：《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广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陈伟民的《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注：陈伟民：《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中国农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注：雷家宏：《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宋史研究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论著，都持这种观点。另外，80年代末，斯波义信在施坚雅“地文地域”说的基础上，提出“地文—生态地域”新说，即将生态环境的概念纳入中国古代经济区域划分工作之中，使之更为全面。当然，区域的划分也是与不同社会 的不同背景相适应的。原始社会以山川自然的形势进行划分：夏商周时期，总体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区域进行划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时期，在中原以郡县（后为州县）划分，并逐渐地推广到少数民族地区。在这个有序的发展过程中，区域划分的内容越来越充实。 区域经济史研究应关注多学科交叉与渗透的问题。经济学、地理学、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学、生态学、民俗学等方面的学术成果，都应予吸收。这种跨学科的新史学的最早尝试可追溯到法国史学家H·贝尔在1900年创办的《综合历史评论》。但使这一方法赢得学术声望的是L·费弗尔和M·布洛赫1929年共同创办的《经济社会史年鉴》和由此得名的“年鉴”学派。他们反对西方传统史学专注于政治史的作法，提倡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在内的“总体历史”；反对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主张运用跨学科方法，开展综合研究。“年鉴”学派对我们的启发是应该从多个角度、立体地考察区域经济。 检讨近几十年来的国内区域经济史研究，本文以为一个显著的弱点是缺少概念的创新。相比之下，西方学者在研究中的“概念化”或“模式化”倾向明显。从表面上看，“社会科学化”色彩过于强烈，大量的相关社科词汇的借用，似乎给人以流行时尚的感觉。但新概念的提出极有可能标志着一次方法论转换的完成，并为下一步的转换积累了讨论的前提，尽管这种转换和积累的幅度不尽相同（注：参见杨念群：《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历史学》，2001年第3期。）。任何研究都须时刻处于运动和发展之中，它需要史学工作者不断努力与探索，同时还需要信心和勇气。如在研究区域经济史的过程中，可引入经济学中用以描述区域间的经济扩散和极化效应问题的“发展极理论”（注：参见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用以研究区域专业化问题的“禀赋优势理论”（注：参见周起业等著：《区域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以及像“专业化产业区”、“集聚效应”（注：“专业化产业区”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专业化地生产其具有优势的产品的区域。“集聚效应”指由于要素（主要是人口）的集中而产生的联合需求，促进专业化分工和中介组织的兴起。）等一系列在区域经济学中经常使用的新概念，有助于更加富有逻辑性地分析区域经济变化进程。当然，新概念的提出有时可以带来深入探讨之效，有时却未必，只是产生新瓶装旧酒式的作品。故新概念的出现，决非易事，必须建立在扎实的研究基础上。 应该说，迄今为止的区域经济史研究基本上以对大量史实的考察作为依据，就不同经济类型的个案研究结论而言，有相当的科学性。但大多数学者或是仅仅停留在个案结论的阶段，或是在试图将其上升为普遍性规律时往往出现一个逻辑断档，即在由个别到普遍的扩展过程中，缺乏逻辑的必然性。如施坚雅根据中心地理论，在其对长江上游区域经济结构的研究中提出，由于商业竞争、运输效能等等因素的制约，使得各商业中心互相间处于相对均衡的距离中，因而形成一个近似六角形的市场结构模式。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六角形模式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向我们展示了理论模式与历史实际之间存在的显著差距（注：包伟民：1998年，《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第44页。）。 要切实把握区域特征，勾勒区域经济发展概貌，需要进行不同区域间广泛的互比，即通过横的观照与纵的比较两条线索的梳理。前者是基于各地因自然气候、物产资源、交通条件等差异，造成地方经济不平衡发展的事实，对地方经济的区域性显著特点有相互比较的研究需要。如斯波义信的《末代商业史研究》（注：斯波义信：1968年，《宋代商业史研究》，（日）风间书房。），通过对西北和东南两大区域市场的经济的详细比较，说明两宋商业发展的层次性。后者是由于时段不同，区域经济具体的发展状况也不同。一般来说，时段愈短，区域经济变化就愈小：时段愈长，区域经济变化愈大，所呈现的“历史学”的特征更为浓厚。如斯波义信的《宋代江南经济史》，各章研究所涉及的时间上限，远者上溯至秦汉，近者亦至唐代；下限则近者及于明代，远者延至民国，在这样的时间范围里，宋代的特点才显现得比较清楚（注：参见前引李伯重文第150页。）。当然比较研究要注意客观与辩证性的统一，防止扬此抑彼。 目前，对区域特征动因的分析既是薄弱环节又是难点、热点。它包括经济的，也包括超经济的因素，如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前者从地理环境的演变过程中考察人与自然的动态和辩证的关系。这不仅体现了对人类的生存和未来命运的关怀，而且体现了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空间异同的关心。因为地理、气候、动植物等自然环境因素对经济社会运动起着隐蔽的支配作用。如斯波义信的论文《宁波及其腹地》注意到由于钱塘江河口航道恶化对于宁波港所起的影响，并指出这是在地理环境上宁波港能够获得发展的关键性条件之一（注：参见斯波又信：2000年，《宁波及其腹地》，《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第470页。）。后者包括家族关系、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历史上长期起作用的要素，对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对某个要素的分析，缺乏对地理空间内各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交互影响的总体认识。另外，区域经济特别是小区域经济，一方面是社会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社会经济发展现实，最多只能是一种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地方性认识”。近年来，不少学者试图以充分的地方经济的描述来体现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征与动因。但是，这种尝试可否用来体现分化鲜明、类型多样的社会经济，引人深思。 二、关于方法论 任何科学的研究都涉及方法论问题，可惜在区域经济史的分析框架中，关于方法论问题的学术积累显然不够丰富。 目前看来，至少就宋代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而言，虽然其研究对象是跨学科的，但是分析方法仍然停留在历史学的框架里面，主要是历史的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本身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局限性：（1）叙事与论理。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白描，试图复原历史，理论创新不多，而且即使有所谓的“理论”也只是在一系列的现象陈述之后的归纳与总结，缺少逻辑的检验。如漆侠的《宋代经济史》，认为宋代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表现在精耕细作的地区几乎达到封建时代的最高水平，新的资本主义因素在这些地区脱颖而出是完全可能的。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以河北与陕西两地经济顽强的发展为例及人口增长率高的现象，试图说明该时期北方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了南方，因此北宋时我国的经济重心仍在北方。这些都只是通过对历史现象的某一侧面的叙述，从而归纳出一定的“理论”，却缺乏整体的逻辑检验。例如对应该如何界定封建时代社会生产力的最高水平，并未见有理论性的讨论：又程民生的论说，显然只是就北方而论北方，未能从南北方整体比较出发来看问题。（2）具体与一般。没有抽象就没有科学，任何历史首先都是具体的，但是作为历史科学，在力图描述历史的具体性的同时，必须要有一般的抽象含义，否则，历史分析将永远沉沦于叙述过去的陷阱中。尤其是区域经济史，其研究分析的目的不仅在于重新展示某一区域经济发展的历程，更要抽象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现实启示以及在更大区域范围上的解释能力。（3）假设与实证。历史学的研究传统一直排斥假设，直至20世纪初，人文科学在方法论上开始青睐于实用主义。从一定的假设条件出发构建逻辑自洽的理论，再从历史中寻找实证，比起在没有任何框架下只作对历史时间的复 原性描述而言更显理论的魅力。在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中，应该通过借鉴实用主义方法论，为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克服因史实的具体性而无法一般化阐述比较的困境。 在具体的研究方式上，近年来由于受新经济史学的影响，为摆脱旧史学模式的束缚，区域经济史研究开始主张用科学主义来规范史学的分析。如区域人口消长、生产增减、税赋变化等许多问题，可采用数理统计，抛弃举例式研究，以提高历史结论的科学性、说服力。然而作为一种研究手段，这种计量史学的方法并不能包罗一切，尽管在形式上由于数理方法的运用有助于摆脱历史分析中的过分主观的判断，但事实上由于受资料的限制，统计通常很难达到高度精确的水平，只能对历史运动做出粗略的度量。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对区域经济的考察不约而同的走入了过分依赖统计数字的误区，忽略了对历史本身演进逻辑的思考，以至认识上有失偏颇。新经济史家要想尽可能掌握历史复杂的真实情况，就不能过份依赖他们的几何学。 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的一场革命，实际上它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法学、政治学和史学等一系列相关的社会科学领域。制度经济学强调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引导人们将制度因素作为考察经济行为和绩效的重要变量。如新经济史学家R·托玛斯和D·诺斯在研究欧洲从14世纪到18世纪的产业革命的四百多年兴盛史时发现，不同的国家（地区）面对相同的经济问题时，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制度而导致了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最为典型的是当面对战争所需的财政问题时，英国、荷兰采取了不同于法国、西班牙的制度而导致了后来长达几个世纪的兴盛。制度经济学的从制度层面寻找经济发展根源的研究方法无疑对研究区域经济史有巨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个方法论的意义在于较好的结合了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具体分析和一般抽象分析，而这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中所缺乏的。制度经济学强调案例研究的重要性，是寻找“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这同时也是历史学所要完成的事。而在理解和解释“真实世界”的时候，必须运用一定的理论框架来加以分析和解释，并从中抽象出一般的可检验的理论来（注：参见周其仁：《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科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及其在中国的实践》，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9年春季号。）。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就是要在历史的“真实世界”中寻找研究素材，并在充分的分析比较的基础上将事实作一般化的抽象，由此提出可检验的理论来。 三、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区域经济史的学科性质，涉及到区域经济史与区域经济学、历史学的关系问题。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理应具有区域经济学与历史学的双重特征，即把区域经济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共时态”与历史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历时态”相结合。但这种结合，不应是机械地拼凑，必须根据学科的根本属性有所侧重，从而显示出自己的特征。区域经济史的学科特性，决定了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只能立足于历史学，着眼于从历史看区域经济。 区域经济史与单纯的地方经济史研究不同。地方经济史一般关注的是地方经济发展的特殊性，而区域经济史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地方经济特色，而是经济发展的普遍性规律。因为即使在前近代时期，一个区域内的经济也不可能完全孤立地存在，而是或多或少交织在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之中。前人的一些研究，往往将两者混为一谈，“画地为牢”，就地方谈地方经济，视野集中于一处，围绕该区域的内部发展进行研究，这是需要加以提高的。区域经济史研究类似于自然科学，只是寻找一个实验室（区域），据此去研究那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具体到宋代区域经济的研究，近年来已有一些较成功的典范，如张熙惟的《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作者在对唐宋间山东经济发展概述及水平评估基础上，指出学界提出的“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到五代基本完成’，‘南方的经济全面超过北方’以及宋代已是‘北不如南’”等观点，仍值得进一步研究（注：参见张熙惟：《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3期，第84-90页。）。这种通过区域“小经济”窥视社会“大经济”的研究方法，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的特点所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施坚雅（C.W.Skinner）指出不管人类经济活动的地理单元小到何种程度，它总是处于不均衡状态，在空间上永远存在中心地和外围区的差异。他的“区域——中心”研究理论，宣称通过对具体区域的分析研究，可以推翻中国社会经济“停滞不前”的观点，在史学界一度引起巨大反响。当然，一个区域性的范式可否在不同区域反复运用，进而推广为普遍性的范式，仍需要认真推敲。 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许多方面还不成熟，未形成多数史学家认可的一致的学科体系和学术规范。首先，学科体系的指导思想尚有待进一步明确。国内史学工作者，包括著作等身的大家在内，不少人习惯于把马克思从西欧经济史研究中得出的某些结论，奉为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这种歪曲历史和把马克思理论庸俗化的主观主义倾向，曾使区域经济史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使得现实与理论之间的差距无法弥补。以宋代区域经济研究为例，就有许多学者按照马克思描述的西欧社会演变历程，坚持“资本主义萌芽”的传统理论框架，并殚精竭虑地阐述我国古代经济“典型”如何在宋生“变态”。经过了大半个世纪的研究，仍未能使问题得到解决。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工场手工业和雇佣劳动生产关系几乎出现于中国每一王朝的商业繁荣时期。 其次，学科渗透的困境。不同学科理论的引进往往会带来一场变革，但是由于理论来源复杂多样，也可能出现一系列问题。如部分理论尚未形成可操作的方法，与传统理论不能相互衔接等。因为在相关学科尚没有很好沟通的情况下，对问题的理解、研究思路甚至阐释语言，都往往难以提供很好的可对话的渠道。经济学家热衷于运用大量的统计资料和模型框架分析区域经济问题，历史学家则沉迷于对史料考证的精雕细啄。目前，离跨学科的融合仍然相距甚远。 再次，学科发展的盲目性，这些年来，对生产关系的变革研究得多，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研究得少；乡村经济研究得多，城镇经济研究得少；自然经济研究得多，交换经济研究得少；生产领域研究得多，流通领域研究得少；发达地区、汉族经济研究得多，经济落后地区、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得少；古代及近代前期研究得多，近代后期和现代经济研究得少等等，学科发展的这种不平衡性，常常使得对区域经济作出科学的理论归纳的努力，得不到成功。 最后，区域经济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应承担一般历史学所具有的为后人提供资政经验的功能。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不应仅仅停留在对一般经济问题的描述，而应着重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以及总结历史上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教训。对于今天的区域经济史研究者而言，有意义的论题不是历史上经济区域社会地位的“上升”或者“下降”，而是应该以历史的眼光去认识经济区域实际社会角色丰富而复杂的内涵。如朱瑞熙、徐建华的《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在肯定湖南地区经济开发的基础上，对湘北、湘中、湘南、湘西四个地理区的开发水平作了具体分析与比较，并客观地指出：“与全国发达经济区相比，这一时期湖南的开发程度还不可过高估计，但毕竟为十三世纪以后的进一步开发奠定了基础。”（注：朱瑞熙、徐建华：1995年，《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徐规教授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纪念文集》，杭州大学出版社，第181-197页。）类似的着眼点，的确具有相当的学术意义。 四、现实意义 作为历史学发展趋向的一种重大变化，区域经济史的兴起决不是学者在史学探寻之路上 的心血来潮，也不是一代史家在史学绝路上的刻意追求。区域经济史源于时代的需求，源于史学本身发展的需求。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虽然纯粹是一个历史课题，但在当前却富有现实意义。 近年来，学术研究的多样化已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必然，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兴起，正是顺应了这种趋势。根据“后现代主义”的看法，当现代人用自己所处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状况去“写历史”时可能会面临一种困境，即理性解释模式不具有普遍意义。这使得我们研究历史十分注意典型学方法，避免追求普遍模式。这也是为什么区域经济史研究逐渐受到多数历史工作者重视的原因。一个自称普遍性的模式，如无法在一个简单的个案中得以证实，便不是一个普遍适用的模式。区域经济虽不能称为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缩影”，但它具有一定的说明意义，且是现实关怀的投影。 纵观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它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与其它领域的研究相比，显得比较幼稚。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区域经济史研究，虽然从最初不为传统史学主流所承认的边缘位置起步，到21世纪初以一个生机勃勃的前沿性的姿态展现于史学界，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不足之处也十分明显：深入的专题性研究尚不多见，学术规范还未受到足够的重视，等等。 最后仅引美国新史学派创始人鲁滨逊的一段话作为结尾：“人类各种学问的范围本来是临时的、无定的、常常变化的。各种学问的界线是互相交错的。……假如历史学家要发展到最高的程度，它就不能不放弃个人主义的倾向，而且要承认：历史只是研究人类的方法中的一种。” 区域经济论文:川南五市（乐山、自贡、宜宾、泸州、内江）区域经济协作前景分析 川南五市（乐山、自贡、宜宾、泸州、内江）区域经济协作前景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已越来越成为一种突出的时代趋势和现象，而区域要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必须建立经济增长极，通过增长极的自身发展及对其他地区和部门的影响，推动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增长极有产业和空间两种相辅相成的表现形式:产业上表现为能够带动国民经济其他行业增长的“主导产业”；空间上表现为“主导产业”所在地形成的“增长中心”。对于人口众多的区域经济来说，这种增长极，单靠个别产业和个别城市是无法承担的，而必须依靠主导产业体系及其所在的城市群共同支撑。在有城市群的经济区域中，由于整个城市群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形成区域增长极，通过辐射效应，带动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从而使整个区域经济都得到快速发展。在城市群内部，多个经济增长极构成网状系统，聚集效应和扩散效应使各个城市和城市之间的地区都得到了发展，从而使城市群本身也得到快速发展。在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中，城市群无可置疑地成为引领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增长极，处于集聚和创造财富的中心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群建设获得了快速发展，城市群逐步成为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实现形式，特别是沿海地区在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经验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面向世界的富有开放性的城市体系。整个东部省份，无一不具有两个中心城市及其所带动的城市群:如辽宁省14个省辖市，基本分为以沈阳为中心的辽中城市群和以大连为中心的沿海城市群;山东除了发展较快的省会城市济南之外，也形成了以副省级城市青岛为核心的青、烟、威半岛城市群;另外还有江苏的南京、苏州及其苏、锡、常城市群;浙江的杭州、宁波城市群;福建的福州、厦门及其厦、漳、泉城市群;广东的/！/广州、深圳及其深、珠、惠、中山、江门城市群等等，有力地拉动了整个东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城市群在区域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作用得到了充分体现。 目前，四川在西部已基本形成了以成都为中心的成德绵城市群。这个城市群符合中央提出的以特大城市为龙头，用地少、就业多、要素聚集能力强、人口分布合理的新城市群标准，这个城市群对带动四川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但是与东部省份相比，四川仅有一个城市群作为增长极是不够的。而地处成渝腹心地带的内江、自贡、宜宾、乐山、泸州5个川南城市，有可能形成一个新的城市群。 川南五市地域面积4.8万平方公里，占全省的10;人口2100万，占全省近四分之一;本地生产总值1360亿元，占全省五分之一，是除成、德、绵之外的四川第二大城市群。区域工业化率比较高，5市全部工业增加值530亿元，占生产总值的40，高出全省平均水平10个百分点，也高于成都、绵阳的比重。五市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70亿元，占全省的24，工业利润73亿元，占全省三分之一强。在川南打造重化工业城市群，有五大有利条件: 第一，有协作基础。从地域区位和历史渊源上看，川南城市群互动发展、区域整合有良好的基础。一方面，川南城市开发较早，布局紧密，在地理上已形成相对独立的城市群。另一方面，川南五市产业结构较为合理，在市场的互补性、资源的互补性、产业的互补性及经济发展的依存度等方面都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已经呈现出分工与合作密切、相互融合、共生互补的一体化发展态势。 第二、有产业支撑。一是化工，川南有全省最集中的天然气化工、盐碱化工、化纤、高分子化工等产业，覆盖无机化工、有机化工、高分子化工等全部领域，在化工科研，特别是高分子合成材料研究方面有独特的优势。二是食品，五粮液、泸州老窖、郎酒，占了全省名酒的一半，产量占了全省的70，名酒的品牌效应在全国屈指可数。三是通用机械，有锅炉、机床、起重机械、泵阀等。四是新材料，川南的高分子材料、合金材料、碳黑材料、焊接材料、磁性材料、核材料，在四川唯一，全国领先。国家商务部已意向性同意在自贡建新材料出口基地。川南五市大中型企业科技力量较强，有1.69万人从事科技活动，占全省的23。五是旅游，乐山、宜宾、自贡的大佛、恐龙、竹海、石海、古镇、民俗旅游等资源得天独厚。川南的以上五大产业，已基本形成产业集群，正拓展产业链，其产业优势在全国同行业中有领先地位或独占优势。经过培育壮大，不仅能支撑川南的发展，而且能拉动全省的经济发展。 第三、有资源依靠。川南具有较为齐全的能源资源。天然气虽已走过盛产期，但储量800亿立方米，仍占全省储量的30以上，支撑川南发展是有保障的。具有全省最多的煤炭资源，其保有储量占全省储量120亿吨的65，是支撑全省火电发展的主要煤炭基地。宜宾向家坝水电站，是目前四川开发的最大水电站，装机规模超过四川现有全部电力装机的一半。川南的能源配置，可以确保川南有最佳的水、火电结构，也可为全省的水、火电结构合理化做出不可替代的贡献。川南的盐卤资源200亿吨以上，还可开采上千年，这为川南的化工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川南农产品资源丰富，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全省的21，粮食产量占全省的23，为食品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支撑。 第四、有交通支持。川南是全省唯一有条件发展立体交通的区域。五市间距离均在100公里左右，全部通高速公路，等级公路比重为70，比全省水平高4个百分点;公路密度为每百平方公里46.54公里，高出全省平均水平一倍;货运周转量和客运周转量分别占全省的22和28。其中内宜高速公路贯通三市，是四川公路出海大通道的必经之地。五市全部通铁路，其中内昆线是四川到广东最短的线路。五市境内有宜宾、泸州机场，虽然规模较小，但宜宾机场是目前全省唯一盈利的支线机场。五市大多通航运，其中乐山、泸州、宜宾是省内主要的水运港，泸州是全省唯一发展的集装箱港。如能对沱江航道进行整治，使内江、自贡也能进入航运，则川南有全省最便宜的出海通道，由此可以构建云、贵、川三省的物流结点。 第五、有腹地依托。川南城市群不仅可以依托川渝广大的盆地作为其依托的腹地，而且可以辐射贵州的遵义、毕节、六盘水地区及云南的昭通地区。 加强川南区域经济合作，应着重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市场、科技、政策、资本四个方面加强产业整合，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 比较优势和特色经济是经济合作存在与发展的前提条件。川南五市都具有各自不同的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和历史基础。如何进一步加强产业整合，加快形成比较优势突出、互补性强的特色产业集群，是加强协作区内经济合作的首要任务。我认为，应重点从市场、科技、政策、资金四个方面加强整合，把各地区的资源市场以及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优势结合起来，以市场拓展引导产业方向，以科技开发提升产业层次，以政策统一降低交易成本，资本运作支撑产业发展，形成带动各地经济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 综合优势。市场上，消除一切人为的市场壁垒，形成商品自由流动、人员自由进出、合作自由进行的统一市场。重点是全面建成各协作市区间全方位的“绿色通道”，所有的产品都可以在各地市场上取得“绿卡’，并有在各地市场销售的权利，各地的经营主体都可以平等取得经营权资格等。 科技上，开展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之间的技术交流和智力支持，可筛选一批市场前景好、竞争优势强、带动效应大的高新技术项目，以此为载体加强各成员之间的科技、人才交流合作，促进科技资源优化配置。 政策上，应参照WTO的基本精神，制订和修订产业政策，包括产业发展纲要、产业投资指导目录、区域性产业转移、产业分工和整合、鼓励扶持补贴政策等，鼓励各类经济主体自由地进行资产重组、企业并购和产业转移。 资本上，应在吸引社会投资资本和国内外投资银行的同时，在经济协作区域内统一行动，加快产业资本证券化，培育各级各类金融市场，为企业增加募集资金的渠道。 第二，从方式、内容、主体、组织四个方面创新合作机制，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 在合作方式上，要从偏重于单个企业，逐步转向行业组合、条块联手、内外结合等方面进行区域经济合作。合作内容上，要从偏重于投资办厂，转向既有投资、又有技术管理、市场拓展、教育培训、咨询信息等各种服务相互渗透的合作。合作主体上，要从偏重本地国有企业转向动员各类经济和社会组织，联合协作区及区域外各方力量共同参与，形成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格局。合作组织上，要从偏重于一般性的牵线搭桥，转向统筹协调、政策引导、规划导向和改善环境的综合性组织。 第三，从互信、投入、机制、产业四个方面协调行动，推进生态环境建设。 切实搞好环境保护，建设长江上游生态屏障，不仅与川南五市的发展环境密切相关，而且关系子孙后代的生存发展大计。保护和治理生态环境具有很强的区域性和关联性，需要经济协作区内各成员的共同努力和统一行动。要形成建设西部美好家园的共识，增强互信，加大投入，建立机制，形成产业，联手推进生态环境建设。一是各方应互不向对方城市和农村扩散污染工业，不新建污染企业，互不允许开办从事破坏绿色植被、水体、空气的产业，相互配合处理好各种纠纷。二是各方共同努力争取国家对长江上游地区生态环境建设的政策和资金支特，继续抓好长江上游生态工程建设，加快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共同防治区域性环境污染。三是各方共同努力，促进国家尽快建立合同性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制度，形成合作共建生态环境的补偿机制和生态利益共享机制。四是各方统一规划环保产业，协同发展循环经济，共同推进无污染、无公害产业的发展，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 川南城市群的构建不可能一蹴而就，既需要国家相关部委及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协调和推动，也需要川南五市之间的合作和努力，同时更离不开重庆经济协作区发展的带动。为此，在考虑川南城市群的构建中，应重点研究好以下问题: 一、城市群发展规划问题 城市群的发展必须以一个统一的规划为基础。应加强对川南城市群区域规划的组织协调，由省里组织省内相关部门、有关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参与规划编制工作，川南五市配合，联合编制川南城市群发展规划，将规划制定落实到一批跨地区的、有利于共同发展的重大产业项目、重大基础设施、重大生态环境等建设项目上，并列入全省“十一五”期的项目建设的重点，从资金、政策上加以支持。同时，建立川南城市群组织互动机制。作为规划区域主体的川南五市，应着手建立一系列有效的组织工作制度，如定期的五市政府领导峰会、五市企业家峰会、五市经济协作会、政府职能部门对流会以及方便社会各界参与的区域合作机制，通过这些交流与合作，搭建起五市之间的协作桥梁。 二、中心城市建设问题 中心城市是城市群发展的制高点，其在区域经济中的辐射带动作用是其他城市无法替代的。因此，加强川南中心城市建设是发展川南城市群的当务之急。中心城市的加速发展有其内在必然性，市场机制将扮演越来越最重要的角色，但由于完全自发的市场活动并不能使城市规模、布局结构达到最优，所以建议省政府能够有意识地选择1－2个基础和发展潜力较好的城市作为重点支持城市，给予一定的政策扶持，促进要素集聚，增强城市功能，扩大城市规模，推动其加速发展成100万－200万人口的大城市，并成为川南城市群的中心。 三、重大基础设施一体化问题 基础设施建设是一种规模经济建设，城市群内有一个规划统一、布局合理的基础设施建设，既节约投资又提高效率。因此，川南各市应在城市群发展总体规划的框架下，来制定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子规划。要加强全区域的统一规划与协调，在各类基础设施的建设上，既要考虑满足各城市自身发展的需要，又要从全区域的整体发展需要出发，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建设。当前，应以打造五市1小时经济圈为目标，在机场、港口、铁路、高速公路的建设布局上，从总体的角度进行统一规划，形成全区域统一、高效、便捷的交通网络，加速生产要素和产品流动，有效解决各城市资源有限和市场不足的问题，得以更好地发展，进而形成高效方便的现代化城市群。在机场建设上，以宜宾机场为基础，通过改造扩建提高其运输能力;在港口建设上，实施沱江航道整治、加快泸州集装箱港口建设，改造、建设乐山、宜宾、自贡各主要码头;在铁路建设上，启动由峨眉至乐山、自贡、隆昌的峨隆路项目，连接成昆线、成渝线，提高川南五市的铁路综合运输能力;在公路建设上，新建乐山经宜宾、泸州至重庆、乐山经井研、自贡到泸州的高速公路，向南延伸隆纳高速公路至贵州界，向东延伸内宜高速公路至遂宁，打通川南至川中的快速通道，加上现有的成渝、内宜、隆纳三条高速公路，形成川南城市群三横两纵的高速公路网络。 四、产业分工问题 强化产业整合，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增强全区域的竞争能力，是建设以城市群为中心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核心问题。各市不宜强调在自身行政区划内培育和形成所谓的主导产业、支柱产业，以避免生产力布局重复和产业结构雷同现象。建议由省发改委牵头，确定川南五市产业发展方向和生产力布局，五市在省里的统一协调下，重点在产业互动、资源共享、市场共建、专业协作等方面合理规划，在川南区域性的主导产业、支柱产业定位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因地制宜地配合区域主导产业、支柱产业的形成与发展。我认为，当前，川南地区应重点发展三大主导产业:一是能 源工业。以煤电、水电相结合，抓紧向家坝、溪落渡等特大型水电站前期工作，建设川南最大的筠连煤田及宜宾黄楠庄火电站、筠连坑口电站，有效发挥自贡电力集输中心和西电东输的枢纽功能，从而使川南成为我国西南地区水火并举的大型能源基地。二是化工产业。综合开发硫磷、天然气、岩盐和盐卤资源，继续扩大盐化工、天然气化工优势，加快建设硫磷化工，使之逐步成为四川、乃至全国独具特色的综合化工基地。在空间布局上形成三点两带格局，即以自贡、泸州、宜宾三城市为核心，沿长江和内宜铁路及其支线形成两个化工产业带。宜宾以硫磷化工为主，发展高效复合肥料，并依托天原化工厂发展氯碱和精细化工;泸州以天然气化工为主，发展尿素、磷铵、有机化工原料、合成材料、精细化工;乐山、自贡以盐化工为主，发展两碱、甲烷氯化物、氟材料和其它精细化工。三是旅游产业。整体开发以峨眉山－乐山大佛风景区和自贡恐龙－宜宾蜀南竹海风景区为重点的川南旅游资源，突出自然生态旅游、佛教文化旅游、盐史文化旅游和名人故里红色旅游四个主题，推出特色旅游线路，建设一批经典景区。在围绕上述三大产业发展的同时，各市也要根据实际情况，着力于发展特色产业，提高食品、机械、造纸、新材料等重要优势产业的竞争力，实行差别化发展，以形成区域内合理分工和梯度互补的产业体系，进而实现川南城市群产业趋同化竞争到产业协作化互补、由产业的点分布到产业带聚集的转变。构建川南城市群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区域发展的创新实践，不但需要积极的态度，也需要务实的作风，更需要创新的勇气。 区域经济论文: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的探究 一、数据处理与测算 本文以河北省为研究对象,所有原始数据均来自《河北省统计年鉴》及《河北经济年鉴》。(1)提取主成分。利用SPSS19.0软件对处理后的原始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指标间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值、贡献率和累计贡献率,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前3个主成分累计总方差达到91.123%,根据累计贡献率大于85%的原则,选取前三个主成分来概括原始变量。(2)确定河北省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协调指数。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协调度指数K可以表示为三个主成分与其对应的贡献率乘积的累加,即得到各主成分与各指标之间的关系,由此计算得到河北省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协调度指数,如表2所示。(3)确定河北省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协调指数预警区间。根据3σ法的理论,参照国内外研究成果,选取1倍标准差和2倍标准差作为预警区间的界限。由SPSS19.0得到统计指标数据的均值E=1.389和标准差σ=1.165。根据3σ法计算河北省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协调度指数预警区间,其中,(-∞,-0.941)、(3.919,+∞)为异常区间,(-0.941,0.224)、(2.552,3.919)为基本正常区间,(0.224,2.552)为正常区间。 二、研究结果分析 由指标的组成可知,本文中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协调度指数表示的是房地产业的发展速度与区域经济发展速度的相适应程度。如果协调度指数过小,表明房地产业发展相对于区域经济而言过于缓慢;如果协调度指数过大,则表明房地产业发展速度过快,超过区域经济的发展速度,这时便会出现房地产业市场过热的情况,并且有出现房地产泡沫的危险。将表2河北省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协调度指数K可视化为折线图,如图1。由图1可看出,河北省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协调度指数总体处于较稳定状态。从2001年到2009年,协调度指数K波动上升,到2009年达到目前最大值,之后逐年下降,开始稳定波动。结合原始数据以及图表分析可得,2002年,住宅市场供不应求,此时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的协调性较差,协调度指数为0.835,位于基本正常区间。从2003年开始,房地产投资增速开始趋于稳定,此时协调情况有所好转,协调度指数进入到正常区间。2004年,住宅市场供不应求情况又趋明显,此时协调度指数减小,滑落到正常区间的边缘。2005年以来,国家在房地产市场的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均加大了调控力度,河北省房地产市场也受到一定影响。因此,从2005年到2008年,协调度指数保持在正常区间范围。2009年,河北省跟随国家政策,出台了相关政策刺激房市,导致房地产市场过热,协调度指数骤然增大到4.110,处于异常区间的边缘。2010年以来,中国房地产政策由此前的支持转向抑制投机,先后采取了土地、金融、税收等多种调控手段,河北省房地产业的供需结构也因此发生了变化。因此,协调度指数从2010年开始下降,2010—2012年均处于正常区间范围。 三、结论与建议 通过以上对河北省房地产业和区域经济发展协调度指数的计算,可以得出,从2001年到2012年,河北省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情况基本处于正常状态。结合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对以上所得结论进行分析,得到以下建议。1.建立完善的房地产业预警指标体系,完善房地产业预警系统。在建立河北省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性定量分析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对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度预警体系指数的实时监控,及时纠正房地产业运行过程出现的偏差,为房地产业更好更快地发展提供一定的保障。2.探索建立保证房地产业稳定发展的长效机制。房地产业稳定发展的长效机制主要从制度和科技两个方面考虑。在制度方面,根据国家对房地产相关政策,如土地政策、金融政策、财税体制和住房保障等政策,结合河北省的实际情况,建立合理的价格监督机制;在科技方面,通过对住房信息的普查,建立完善的住房状况信息系统。这可以为科学分析住房需求、建立长效机制提供部分信息基础。 区域经济论文:区域经济学论文 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厦门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摘 要］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区域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基础。厦门在新一轮跨越式发展中，应坚持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积极发展先进制造业，加快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着力提升第一产业，不断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关键词］新型工业化；产业结构；厦门 ［正文］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区域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基础。厦门在新一轮跨越式发展中，应当坚持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在优先、快速发展工业的同时，带动第三产业，提升第一产业，使现代服务业和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得到迅速提高 一、积极发展先进制造业 制造业是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的主导力量，是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是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先进制造业主要是指以先进制造技术为主要生产手段的制造业，一般说来，其具有三大特征：一是科技含量高；二是生产效率高；三是创新能力强。对于厦门来说，发展先进制造业首先是适应了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时代要求；其次，发展先进制造业是快速发展工业、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制造业强市的必然选择；再次，发展先进制造业是构建“厦门制造”、实现新一轮跨越式发展的需要。可以说，没有强大的先进制造业，就失去了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动力源，就难以提前基本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也就难以成为海峡西岸经济区的重要中心城市。 1、做大做强三大支柱产业。厦门特区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目前已基本形成了电子、机械、化工三大支柱产业为主的制造业结构体系。综观厦门制造业，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明显优势：一是较强的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厦门作为我国最早的四个经济特区之一，对外、对内开放程度居于全国前列，尤其是利用外资水平较高、对外贸易活跃，加上四通八达的海陆空立体交通运输网络，以及较为完善的市场机制，使落户厦门的企业发展空间较大，整体竞争力较强。同时，经过这些年快速发展涌现出的一大批制造业骨干企业，如戴尔电子、金龙汽车、翔鹭石化等，也形成了较强的后发优势。二是较强的人才优势和科技优势。厦门地方不大，面积仅1569.3平方公里，但高等院校密集，尤其是厦门大学享誉海内外，每万人中大学生比例高居全国前列，企业具备一定的自主创新能力，城市综合竞争力在内地城市中排名第九位。三是有一定的市场优势。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厦门作为海峡西岸经济区的重要中心城市，目前已经和周边地区以及江西、广东等地初步形成了相互开放、相互衔接、相互依存的统一市场。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厦门先进制造业发展也存在一些薄弱环节，这集中体现在产业整体配套能力较弱、产业链条较短，尚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产业集群。因此，发展先进制造业，实现新一轮跨越式发展，必须重点扶持发展一批关联性大、带动作用强的龙头企业和骨干项目，以延伸产业链，壮大产业规模，增强产业竞争力。 2、加快培育新兴产业。科学技术特别是生物、纳米、新能源和新材料等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给制造科技带来了深刻的变化，也对世界各国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方式。厦门在新一轮跨越式发展中要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就必须依靠高新技术，突破传统产业的限制，加快培育新兴产业。大力发展例如光电产业、动漫游戏产业、环保设备制造、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利用产业。 3、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与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有机结合。发展先进制造业，宜采取“点上突破，面上提升”的发展思路，督促落实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各项政策，在优先发展以信息技术为先导的高新技术产业，提升装备制造业水平的同时，加大用高新技术及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力度。通过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一方面使其能够满足原先不能达到的市场需求，并创造出新的市场需求，为其持续发展提供不竭动力，另一方面促使传统产业升级换代，从而推动制造业结构高级化。为此，首先要通过实施税收优惠等政策鼓励企业淘汰落后的技术与装备，并推进企业产品标准化，鼓励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这是传统产业接纳高新技术的前提与基础。其次，加快推进企业信息化。我们要充分利用当今世界信息革命浪潮所带来的契机，全面落实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战略方针，大力实施制造业信息化工程，提高制造业整体信息化水平。最后，坚持投资扩大与结构优化并重。要继续坚持实施投资带动战略，抓住扩大投资不放松，着力引导各种资金投入主导产业，促进高新技术产业、重要装备制造业经济总量的扩大与质量的提高。同时，搞好投资结构的调整，在传统制造业领域提高产业的创新、发展能力及综合竞争力。 二、加快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 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兴旺发达程度是衡量城市现代化、国际化和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之一。加速发展现代服务业能够为新型工业化提供新的低成本支撑，为城市现代化拓宽多元化就业空间，为“富民优先”开辟低门槛创业途径，为经济结构调整建立节约型产业模式，为可持续发展创造绿色增长方式，为群众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提供全面选择。改革开放以来，厦门服务业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人均服务业占有量比重较大，但是，随着gdp的增长，第三产业产值虽然有所增长，但比重却呈下降 趋势。因此，在新一轮跨越式发展中，我们要充分认识发展服务业巨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充分认识加快发展服务业是厦门经济发展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充分认识厦门发展服务业存在的差距、潜力和目标任务，要像重视发展制造业一样重视发展服务业，以抓开放型经济的力度来抓服务业。 1、重点发展为制造业配套的生产服务业 一是现代物流业。现代物流是运输、储存、配送、流通加工、信息处理等基本功能的有机组合，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支撑，被誉为21世纪最有前景的行业之一。厦门有港口、交通、产业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发展现代物流业前景广阔。为此，我们要以打造国际中转港、赶超高雄港为目标，加快港口开发开放步伐，积极扩展港口功能，提高港口物流管理水平，深化“大通关”建设，推进区港联动、厦漳港口组合和海铁联运等三项工作，完善口岸服务功能，力争把厦门建设成为我国东南沿海重要的国际物流枢纽中心。二是科技服务业。要建立健全社会化科技服务体系，推动自主创新，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要建立财政资金支持创新创业的机制，健全完善风险投资机制，充分发挥企业自主创新的主体作用。要积极兴办各类科技服务机构，建设公共科技平台，提高科技资源社会共享程度。 三是金融服务业。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厦门发展金融业要以构建区域性金融中心为目标，着力营造良好金融生态，精心培育金融市场，积极发展各类金融机构，鼓励发展民营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加快金融业开放步伐，特别要充分利用好与台湾的地缘、血缘、文缘、商缘、法缘“五缘”优势，抓住四大对台基地（即祖国大陆对台通商基地、台商在祖国大陆投资基地、海峡两岸旅游合作基地和农业合作基地）建设的契机，勇挑建立两岸金融合作实验区的重任，大力引进台湾金融资源，吸引台资金融机构入驻，力争使厦门成为台资金融机构汇集地，并最终实现从经济特区向金融特区的转变。 四是会展服务业。会展服务业是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平台。近年来，厦门充分发挥沿海城市、经济特区的优势，积极发展会展经济，为会展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今后要继续以“9·8”中国投资贸易洽谈会、中国对台出口商品交易会和厦门国际马拉松赛为重点，加强与全国行业协会、国际会展机构的交流合作，积极承办各类国际国内会议，发展国际化、专业化、贸易型为主的会展，举办具有产业和地方特色的会展，把厦门培植成海峡西岸的高层次会议、展览中心。要着力整合会展资源，扶持发展会展企业，加快会展业配套设施建设，完善会展服务体系和整体功能，争创厦门会展业的品牌优势。要充分发挥会展业的集聚辐射效应，延伸会展业产业链，带动相关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2、大力培育关联度大的新兴服务业 一是信息服务业。信息服务业主要包括系统集成、软件等信息内容服务业和数字平台、网络等信息工具服务业。党的十六大把信息产业作为战略性支柱产业，明确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为此，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信息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牢牢把握信息服务的新技术、新业态，坚持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与鼓励扩大信息消费相结合，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高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能力。要加大信息资源整合力度，积极发展基于数字平台、移动通讯平台、宽带多媒体平台的信息增值业务，不断拓展网络增值服务，推进社会服务信息化。 二是旅游业。旅游业是“朝阳产业”，对扩大消费需求、增强城市活力、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均具有重大关联带动作用。20__年厦门市接待海内外游客达1712.88万人次，旅游总收入230.93亿元人民币。今后要围绕建设旅游强市为目标，充分发挥独特的旅游资源优势和对台旅游区位优势，有效整合旅游资源，实施旅游项目带动战略，加强旅行社等大中型骨干旅游企业的培育和建设，加大旅游产品开发力度，延伸旅游产业链，壮大旅游产业经济，建设并形成东南沿海的重要旅游口岸和国际性海滨旅游城市。要加强旅游区域协作，发展与邻近的漳州、泉州、龙岩的旅游互动，开辟跨区域旅游线路，加大旅游市场促销力度，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的旅游市场格局。要积极争取国台办的政策支持，将现有的厦金旅游审批权下放至厦门，并开放大陆居民走厦金航线赴台旅游。要抓住厦门成为台胞包机新增航点的契机，加大厦门旅游的宣传力度，吸引更多的台胞、国际游客在厦通关、登陆。 三是文化产业。文化产业的发展要以建设海峡西岸和东南沿海文化名城为目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整合社会文化资源，落实文化产业政策，引导社会力量投资文化产业，尽力形成一批发展前景好、产业规模大、竞争能力强的文化产业群和文化产业集团。要充分利用厦门的环境资源和人才资源，大力发展音乐、艺术、舞蹈等特色教育，特别要发挥厦门作为全球三大油画生产基地的优势，从政策引导、产业规划、环境营造、市场拓展、人才培训等方面下功夫，提升油画产业的层次，做大做强油画产业。同时，要充分认识到厦门与台湾有着很密切的文化渊源，对台交流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厦门作为闽南文化的汇聚地，闽南的各种文化都能够在厦门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空间。因此，我们要在两岸文化交流中积极发挥先锋和主力作用，充分利用与台湾语言相通、习俗相近、地理位置毗邻的优势，狠抓有闽南特色（如歌仔戏）的文艺精品创作，搭建两岸文化交流的平台，全方位推进对台文化交流工作，为祖国统一大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3、全面提升直接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消费性服务业 一是现代商贸业。一方面，要从“扬长”出发，依托厦门的人文优势、区位优势、口岸优势和服务配套设施较完善等优势，以推进流通现代化为主线，加快商贸零售业态升级换代，大力发展连锁经营、物流配送、电子商务、特许经营、制等多种现代流通方式，努力构建聚散能力强、辐射面广、高效益、高容量的生产资料、农副产品、工业消费品三大流通体系，初步形成区域商贸中心的基本框架。另一方面，从“避短”出发，通过新建、调整、提升，促进城市商贸等级网络体系的形成，支持商贸业的合理布局和有序发展；促进商贸业专业化发展，重点 培育石材、汽车、it电子等专业市场，同时以专业街为载体，支持专卖店、精品店、品牌店为主的新兴商业业态的成长；扩大商贸业吸纳辐射能力和范围，努力提高商贸业组织化、集约化程度，提高综合竞争能力。 二是社区服务业。要坚持以方便百姓和增加就业为目标，进一步完善社区服务设施和服务体系，推进社区服务业向社会化、产业化方向发展。要建立政府扶持、市场运作的现代社区服务发展机制，完善社区服务设施，健全服务网络，创办服务企业，拓展服务领域，增强服务功能，形成广覆盖、多层次、社会化的服务体系。要加快发展养老托幼、家庭医疗、家庭教育、清洁卫生、保养维护等便民利民的家政服务。按照城乡统筹的要求，加快农村生产生活服务体系建设，推进农村社区建设，规划建设中心村，促进农村人口的集中居住，搭建公共服务平台，加强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进城务工的组织和就业培训服务。 三是房地产业。房地产业关系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这几年，厦门房地产业发展迅速，但行业发展水平有待提高。今后要重点规范土地市场管理，提高有限土地资源的集约化利用水平，合理调整房地产结构，推进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社会保障性住房建设，切实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当前，要积极探索建立房地产政府调控体系，定期分析房地产市场形势，建立房地产信息预警系统，加强监测引导，促进房地产业可持续发展。 三、着力提升第一产业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厦门作为沿海开放的外向型经济城市，第一产业在gdp中的比重虽然仅有2％，但是，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厦门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的现代化；没有厦门农村的城市化，就没有厦门城市的现代化；没有厦门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厦门全市人民的小康。为此，一要继续做大做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目前，厦门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如银鹭集团、大洋集团、如意食品集团等，已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今后，我们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和市场运作规则，坚持公司＋基地＋农户的经营方式，扩大订单农业规模，组织适销对路的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和流通，延伸农业产业链，实行规模化、集约化生产，提高机械化程度和生产技术水平，实现农户与市场、农业生产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对接，加快农业产业化经营步伐，推动农村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二要抓住当前对台形势转变的时机，加大农业对外特别是对台开放力度。一方面，通过农业科研部门及相关民间组织开展技术交流，大力引进台湾名优新品种和台湾农产品的标准化生产、保鲜、加工等前沿技术和农产品质量检测、动植物防疫检疫、食品安全卫生技术等多方面的现代农业高新技术，建立台湾农业技术引进示范区，提升厦门农产品品质，增强厦门农业的比较利益优势；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小三通”和业已形成的台湾水果中转地等有利条件，以及大嶝对台贸易区的有利地位，积极开展农业新品种、新设备和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把厦门建成对台农业合作基地和台湾农副产品到大陆中转集散基地。三要围绕“优质、高效、安全、生态、环保”的要求，适度开发观光农业。根据厦门的自然资源、气候条件和生态环境，发展观光农业宜主要开发以下两种类型：一是观光果园。如荔枝园、草莓园、花圃、台湾水果园、柚子园等等，让游客入园摘果、赏花，享受丰收的喜悦和陶冶情操；二是休闲农场。作为一种综合性的休闲农场，游客不仅可观光、采果、体验农作，享受乡土情趣，而且可实现住宿、美食、度假和游乐于一体，丰富厦门旅游的内涵，促进旅游业的发展。 区域经济论文:区域经济特色的创新创业 摘要:当前创新创业教育的困境、当今经济社会发展特点、高职校的性质、高职生自身特点等多种因素决定学生创业意识及能力必须区域化,与区域经济特色相适应。为此,必须解放思想,强化乡土教育教学,重构培养体系,政府、社会、学校联动,共同组建高职生创业平台,开设适合区域经济特点的新研究、新专业、新培训。 关键词:五年制高职生;区域特色;成功创业;教育 不同类型的高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也应该有所区别,体现自己的特色。对五年制高职校来说,紧跟时代潮流,紧密结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开展区域特色的创新创业教育,培养学生创业意识及创业能力,应当是一个合理有效的创业教育理念,它有利于提高高职生创业的成功率,是当前高职生成功创业的新引擎。地方高职校为地方经济服务,抓住区域特色创新创业教育,就是抓住了高职创新创业教育的牛鼻子。 1.大学生创业的高失败率促使我们重视区域特色创新创业教育 对区域创新创业教育的忽视,导致学生创业过于理想化、概念化,找不到自己的准确定位,找不到符合区域实际的项目,是高职生创业成功率如此之低的重要原因。近几年,高校中大力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已成为广大师生乃至整个社会的共识,许多高校也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创业教育,许多大学生也满怀激情投入创业之中。但在实际操作中,大学生创业的成功率却极低。据有关资料表明[1],社会上创业失败率为70%左右,大学生创业的成功率仅为2%~3%左右,毕业后自主创业率也不过1%,可见同社会上的创业相比,大学生创业的成功率是不容乐观的。 2.经济区域化趋势引导着五年制高职创新创业教育的方向,顺应这个时代潮流的创新创业则更容易取得成功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一方面使经济发展的速度加快,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区域经济格局的形成和经济的个性化。经济的快速增长越来越多地聚集于有特色的地区。区域特色因个性而存在,个性成为区域价值的依据,如深圳经济区域、苏南经济区域、苏北经济区域等都有自己的特色。 3.五年制高职校的现状决定了其创新创业教育区域化的方向 地方高职校应以培养面向基层的应用型人才为根本出发点,积极探索可行性的人才培养模式和多渠道的培养方法,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目前,各地高职校、尤其是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高职校,为当地经济发展服务的功能尚未得到有效地发挥,其中值得我们注意的现象是,高职毕业生区域创新创业意识及能力不强,不愿意在本地创业。因为经济相对落后,毕业生大多向往经济发达地区,学校亦将他们向发达地区企业推荐。 4.高职生区域化使创业倾向区域化 高职生的生源分布有一定的区域性,即大多来同一个地方,尤其是五年制高职生几乎全来自本地。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极为熟悉,区域化的创业教育有利于创业的展开,并提高成功率。大学生的创业意识与社会关系网络具有明显的相关性。这对立志创业的五年制高职生如何建立社会关系网络提供了参考模型。他们应该试图建立宽泛的社会关系网络,多与人沟通,并与社会网络成员建立广泛的事务关系。而区域化则为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抓住以上问题,五年制高职生创新创业就有了明确的方向,在山重水复之际,出现柳暗花明。那么,如何进行区域特色的创新创业教育呢?各个区域有自己的特色,下面以江苏宿迁为例,作一简单说明,以期抛砖引玉。 宿迁市属于苏北经济区,建市十多年来,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经济增幅连续几年全省第一,被社会誉为宿迁现象,区域经济特色初现,但仍属于经济发达省份的落后地区。一方面我们需要引进大量的人才,另一方面,我们的培养的人才大量的流失,同时,我们还发现引进的外地人才不同程度地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 一、以区域特色教育为中心,重构创新创业培养体系,并建立长效机制 1.强化乡土教育与创业教学,增加高职生对区域创新创业的了解,培养高职生区域创业之心志 五年制高职生年龄较小,阅历也浅,对创新创业问题认识不深。区域创业意识与创业能力不强。许多高职生虽然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但未必对当地区域全貌及历史文化等有透彻把握;再加上中学阶段的升学率教育,许多学生曾经两耳不闻窗外事,对外界所知甚少。但他们对新知识的接受速度快,转化的效率也惊人。因此高职校宜及时开设地域文化特色课程,为其补上这一课,让学生受到丰富的地域文化的熏陶,丰富教学内容,提高学生的民族文化意识和人文素养,强化学院学生扎根宿迁、建设宿迁,在宿迁创业的坚定信念。 宿迁市编写的《宿迁创业文化读本》,是了解宿迁市市情及创业状况的较好的资料,适合在高职校中传阅。同时,开放教学内容,教师要经常组织学生查阅区域性报刊、网站等,并逐渐让学生养成这样的习惯,及时了解区域最新信息、创业文化,学会运用信息,跟上区域经济发展潮流。 2.改革课程体系及教学模式,丰富创业内容,调动高职生持续的创业热情,培养高职生区域创业之智能 五年制高职生的创业热情很高,但其持续性不强,往往遇到一点困难就全部放弃。对此,我们要倍加呵护,为高职生成功的区域创业提供充分的课程准备。课程体系应调整为能够涵盖科学、技术、经济、文化、道德、法律、环境、艺术、社会发展知识、区域创业优惠政策等诸方面,满足时代需求的体系。增加区域市场与经济、环境与发展、人文与道德等课程门类,正确处理好基础与专业、理论与实践、教学与指导的关系。尤其注重适当的艺术教育,从内外激发高职生创业激情。 抓住教学这个中心环节,通过教师将区域创业教育内容渗透于各科教学之中,营造一种民主、 平等、热烈的教育氛围,以此提高高职生学习与创业教育有关知识的积极性和兴趣。 改革考试制度,完善评估机制。考试制度的改革应立足于知识的运用、整合与创新,采取书面考试与科研论文、产品设计、社会调查报告相结合的形式,并且提高能力测评项目比重。 二、政府、社会、学校联动,共同组建高职生区域创业平台 宿迁全民创业的热潮正蓬勃兴起,高职校作为社会的一个单位,应积极地参与其中,以补充自身,并逐步将社会资源化为己用。可以这样断定,凡是没有明确指明不让学校参加的活动,学校都有参加的可能,凡是没有指明不准让学校利用的资金、资源,学校都可以利用。 1.充分利用社会培训,积极争取联建创业实践基地。宿迁市政府非常重视创业文化建设,并于年初始组织了多次创业培训,设立了专门的创业服务中心,出台了许多创业优惠政策。学校应带领学生积极利用这些创业平台,带领学生参加创业培训,积极争取联建创业实践基地,让学生走进基地实践获得经验,让基地的成功者引导学生更好的创业,通过基地寻求创业机会。 2.以项目带动创业创新,发挥高职校师资优势,带领学生为中小企业和乡镇企业开展科技服务。我国企业没有技术自我研发的传统,大多没有设立自己的技术研发机构。近年来随着科教兴国和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的实施,一些大型骨干企业建立了自己的技术研发机构,但绝大多数中小企业、乡镇企业却还没有,宿迁市企业多属于后者。 高职校要跳出只管教书育人、不投身经济战场的封闭办学圈圈。教科研人员不在生产第一线,对企业的需要不了解,但可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带领师生集体攻关,积极为中小企业和乡镇企业开展科技服务,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以实际行动引导学生创新创业。 三、根据区域经济特点,解放思想,开设适合区域经济特点的新研究、新专业、新班级、新培训,以满足五年制高职生区域创业的需求 区域经济格局的形成和经济的个性化,对高职生创业有新的要求,需要高职生不断补充社会所需要的知识。这两者促使高职校不断进行新的研究,创建新的专业形成,而不应该仅仅是文凭的发放点。形式上可采取专项培训、短期培训等。 这儿的问题是许多高职校在设置专业时,缺乏这种开拓的勇气,不是根据区域优势,而是根据自身优势来设置专业,尽管做了很大的努力,但学生的感觉还是没学到知识。我们在要求学生学以致用的同时,更要教以致用。也许有人会说,高职校也不是万能的,不可能所有专业都开,有些专业即使是区域所需、学生所需,学校也想开,但缺乏实力。对于这类问题要分类对待,只要对区域创业有益,完全可以尝试着来做,下面试着列举几种情况来说明: 1.区域成熟产业,看其前景决定是否发展。若是无公害、日不落产业,大力发展,引导学生在此创业,如宿迁花木产业、高效农业、畜牧业等等,都应当深入研究,应当开设此类专业,或者类似短训。师资可以就地取材,从当地聘用即可。在积累的基础上,不断开发。 2.区域初步发展产业,看其趋势,趋势良好的朝阳产业,则开发新专业。如电子产业等,应用广泛,适合深入开展研究,形成自己优势,同时也可以组织集体攻关设计。对学生加大教育力度,为学生开拓创业领地。 3.对引进的高科技高附加值产业,集中力量创设此类新专业。宿迁要想实现跨越式发展,除了不断接受经济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外,还应该瞄准国内、乃至国际精密技术前沿。可以尝试以学校为依托,招先进项目,让学生亦实现跨越创业。 创业虽然也属于就业,但它是就业的深入,承担着一份社会责任。因此,对于一些敢于“吃螃蟹”的高职生,只要基本条件具备,学校就应为其顺利创业提供机会和服务。另一方面,要根据高职生自身特点和社会需要,帮助和引导他们及时转变就业观念,鼓励他们选择最能发挥自己作用的职业岗位,用自己所学,在不同的岗位上建功立业。宿迁是人口大市,如何化人口负担为人力资源,成功的区域性创业教育是致关重要的。宿迁的高职校应抓住这个机会,努力提升自己,培养创业人才,为宿迁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区域经济论文:现代物流业和区域经济发展 随着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现代物流业作为现代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工业化进程中最为经济合理的综合服务模式,正在全球范围内得以迅速发展。在国际上,物流产业被认为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动脉和基础产业,其发展水平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被喻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加速器”。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我国的政府有关部门和广大企业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现代物流业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近年来,全国各地兴起了发展现代物流业的热潮。如何认识现代物流业在国民经济或区域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发展现代物流业的首要问题,它将直接影响人们对现代物流业的重视和投入程度,也将关系到现代物流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水平。 一、关于现代物流业的基本认识 1.物流产业的发展及其基本内涵 物流产业的产生和发展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分工不断深化的产物。传统上的物流活动分散在不同的经济部门、不同的企业以及企业组织内部不同的职能部门之中。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企业内部管理的日益完善,生产和销售领域以外的运输、储存、配送等物流环节中蕴藏着巨大潜力。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开始寻求成本优势和差价优势,对物流各环节的功能进行扩充和整合,使其实现总成本最小化。他们首先将企业内部物流资源整合和一体化,形成了以企业为核心的物流系统,物流管理也随之成为企业内一个独立部门和职能领域。之后,物流资源整合和一体化不再仅仅局限在企业层面上,而是转移到相互联系、分工协作的整个产业链条上,形成了以供应链管理为核心的、社会化的物流系统。物流活动逐步从生产、交易和消费过程中分化出来,成为一种专业化的、由独立的经济组织承担的新型经济活动。在此基础上,发达国家经济中出现了为工商企业和消费者提供专业化物流服务的企业,即“第三方物流”企业。各种专业化物流企业的大量涌现及表现出来的快速发展趋势表明,专业化物流服务作为一个新的专业化分工领域,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新兴产业部门和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由上述可知,物流理念被引入产业界后,其内涵一直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扩充。短短几十年间,物流由最初概念的形成、发展和不断完善,在全球迅速成长为具有无限潜力和发展空间的新型服务产业,并已进入现代物流的发展阶段。所谓现代物流业,是指产品从生产地到消费地之间的整个供应链,运用先进的组织方式和管理技术,进行高效率计划、管理、配送的新型服务业。它通过对物流的各个环节,包括运输、储存、包装、装卸、加工、配送和信息处理等相关活动,进行一体化管理,以达到降低流通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增加企业利润的目的。因此,国际上通常把降低物资消耗而增加的利润称为第一利润源泉,把节约活劳动消耗而带来的利润称为第二利润源泉,而把通过降低物流成本挖掘的利润称为第三利润源泉。着名管理权威P.F.德鲁克则把现代物流业称之为尚待开掘的“黑大陆”。 2.现代物流业的基本特征 虽然物流活动存在已久,但在现代经济中,物流产业及其所提供的物流服务,与传统的物流活动或者生产、流通部门从事的物流活动已经有了本质上的区别。具体表现为: 第一,现代物流业是国民经济中的动脉系统,它连接社会经济的各个部分并使之成为一个有机整体。 第二,现代物流业通过对各种物流要素的优化组合和合理配置,实现物流活动效率的提高和社会物流总成本的降低。 第三,现代物流业可以为全社会提供更为全面、多样化的物流服务,并在物流全过程及其各个环节实现价值增值。 3.现代物流业的发展趋势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现代物流业发展呈现出五大趋势:一是系统化趋势。为满足用户需求不断变化的客观要求,现代物流包含了产品从“生”到“死”的整个商品流动过程,形成了一个整体的专业化的供应链,物流系统也就成为一个跨部门、跨行业、跨区域的社会 系统;二是信息化趋势。借助于商品代码、数据库的建立和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在运输网络合理化和销售网络系统化的基础上,整个物流系统实现管理电子化,物流业正进入以网络技术和电子商务为代表的信息化新阶段;三是专业化趋势。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生产企业为精干主业,提高效率,逐渐把物流配送业务交由专业的物流企业去做。第三方物流能够发挥集约化、专业化的优势,在更大程度上实现物流合理化,从而节约流通费用,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四是仓储、运输的现代化与综合体系化趋势。仓储现代化表现为高度机械化、自动化、标准化,组织起高效的人、机、物系统;运输的现代化则要求建立铁路、公路、水路、空运与管道的综合运输体系;五是物流与商流、信息流一体化趋势。传统上,商流、物流、信息流是三流分离的。但现代物流的功能逐步拓展,将商品的交易、产品的位移和信息的传递集成在一起,实现了三流合一。 二、现代物流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现代物流业具有很强的产业关联度和带动效应,它不仅涉及水路、公路、铁路、航空、管道五大运输方式经营企业,还涉及交通、运输、仓储;包装、 通信等设备的制造和经营业;不仅涉及农业、工业、货代、仓储、包装、堆场、电子商务、邮政、通信、银行、保险、消费者等生产经营和物流服务企业以及用户,还涉及政府、税收、海关、检验检疫等管理部门。因此,现代物流业几乎涵盖了一产、二产、三产的所有领域和部门,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都具有很好的发展前景,是国民经济的综合性和支柱性产业之一,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1.发展现代物流业,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越发展,专业分工就越细。专业分工越细,也越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专业比正是现代物流业的一个显着特点,它使生产者、经营者能压缩存量资本和不必要的物流投入,使消费者的需求能更便捷、更好地得到满足;使电子商务、全球卫星定位通讯技术等先进科技有更广阔的应用领域;使物流经营者能更专致于物流服务;使物流设备和技术、管理进步更快;使物流资源向专业化、规模化、合理化方向配置,形成集约化的物流经营,产生规模效益。 2.发展现代物流业,有利于优化生产力布局和资源配置,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目前,我国地区产业结构雷同、重复建设严重,东部、中部、西部产业相近系数高达0.95左右。规模形不成,厂商生产和销售成本高,消费者购买价格高,可谓两者俱损。因此,各地区应依托资源优势从事生产和经营,形成区域间合理分工和协作,推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为贸易发展奠定交易基础。而地区分工造成的生产区域化与消费全球化矛盾则通过现代物流业得以解决。这样,不仅使各地区和企业避免不合理的重复建设以及由此造成的盲目竞争,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也能使各地区的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利用。 3.发展现代物流业,将推动第三产业发展。现代物流作为一个新兴产业,正好属于需要大力发展的第三产业,成为第三产业的重要支柱。因此,发展现代物流业不仅可以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及地位。而且,发展现代物流业可以带动相关的批发零售业、餐饮业、房地产业、信息业的发展。这样既增加了第三产业的绝对数量,还提高了第三产业中高附加值行业的比重,从而优化区域产业结构,繁荣区域经济。此外,发展现代物流业也是创造再就业的有效途径。随着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劳动就业将出现新的格局。 4.发展现代物流业,将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现代物流在我国刚刚起步,潜在需求巨大,相对传统的物流业,它属于产业的优化升级。现代经济发展对高质量、高效率物流服务的需求,将使传统物流业获得新的业务拓展领域,变单纯的仓储货运为现代物流,提高附加值,走出新路。 5.现代物流业是改善投资环境,扩大招商引资的重要措施。目前,经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日本、欧洲、新加坡等国的投资者在选择投资区域时,把综合物流发展状况作为一个十分重要的考察条件,来判断项目投资的效益。例如,上海浦东刚建成就吸引了 世界500强中的不少企业登陆,而当他们发现那里居然没有一个物流中心,不少企业憾然离去。痛定思痛,一个由上海市相关部门组成的物流促进委员会开始着手建立物流中心改变其投资环境。 6.发展现代物流业,有利于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公路、铁路、港口、航空等基础设施是现代物流业发展的重要条件,而物流业的发展又将推动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功能的发挥。近年来,我国不少港口城市通过实施“以港立市”发展战略,城市交通运输建设步伐不断加快,海港、空港、高速公路、铁路等交通网络建设日益完善,为物流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港口城市抓住有利时机,通过大力发展物流产业,进一步完善了城市交通网络建设,提高了城市基础设施水平,有利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7.现代物流业是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重要手段。在传统的物流运作方式下,企业各自搞物流,形不成经济规模,造成采购成本高,人员和运力利用率低。现代物流业通过集中采购、集中运输、集中储存、集中管理等专业化、规模化服务,可以有效地降低采购成本,极大地提高人员和车辆、仓库等物流设备和设施的,利用率,从而减少企业物流支出,提高经济效益。 8.现代物流业是现阶段实施港区一体化的有效途径。在港口(包括海港、内河港、空港)与保税区合作中,依托港口的运输功能和保税区的保税仓储、加工贸易、国际中转贸易功能,发展现代物流业,使港口的优势和保税区优势得以互补,为实现港区一体化创造有效的途径。 9.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将直接产生显着的经济效益。例如,美国物流业规模为9000亿美元,几乎是高技术产业的两倍,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0%以上;日本在近20年内,物流业每增长2.6个百分点,经济总量就增加1%;据统计数据,发达国家物流成本占GDP的比重为10%左右,而我国约为16.7%,这说明,我国物流成本的节约空间还非常大。因此,如果能够在物流合理化方面加以改进,将该比例降低一个百分点,我国每年就将直接节省约2400亿元的物流成本,为企业和社会带来极为可观的经济效益。 10.发展现代物流产业,能够起到完善结构,提高国民经济总体质量和抗御危机的作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过后,人们在分析和总结东南亚各国和各地区的情况时发现,以现代物流为重要支柱产业的新加坡和香港具有较强的抗御经济危机的能力。 通过上述探讨可以看出,发展现代物流业应作为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实现经济增长方式根本性转变,优化生产力布局,改善产业结构,提高国民经济综合素质和企业经济效益,增强经济竞争力,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一项战略性举措。 三、成都发展现代物流业孕育巨大商机 成都作为西南地区的商贸中心和交通枢纽,商贸流通和货运仓储相当发达,发展现代物流业理应成为成都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为此,依托西部大开发战略,成都明确提出:将成都建成西部物流中心的战略举措。2000年9月21日,成都市人民政府批准在成华区内建设“成都物流基地”。目前,成都物流基地已与北京赛普京良、深圳平湖两大物流基地签订 合作协议,共同建设中国未来的三大物流基地。 物流基地的建设为其服务辐射半径区域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给区域经济带来了强劲的冲击。在过去几年,成都市成华区因基础设施差、改造成本高而制约了市场的发展,远远落后于成都其他各区。在成都市约400万平方米的专业市场总量中,成华区仅有10多万平米。自2000年正式被市政府批准建立物流基地后,成华区专业市场得到了迅猛发展,目前,已建成成都八里庄二仙桥钢材市场、成都512建辅建材市场、八里庄粮食批发市场、圣灯陶瓷玻璃橱具酒店用品市场等大大小小的市场共40余个,在建的还有富森·美家居装饰材料批发市场、中国西部塑料市场等20多个专业市场。根据成都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介绍,计划到2005年成都全市市场需新建近500万平方米,其中,成华区就规划有118万平方米,约占全市新建市场的25%。到2005年,这一地区将建成一个以生产资料为主的,集仓储、运输、物资配送、信息咨询、餐饮娱乐、通讯、金融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大型现代化市场群,形成高起点、高效率,极具辐射力的现代化物资交 易中心、仓储中心和信息中心。建成后,年交易额将达到200多亿元,与金牛区金府路生资市场群及五块石市场群和武侯区红牌楼汽配市场群及高新区火车南站消费品加工贸易区批发市场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成华区的成功实践引起了青白江区的高度重视,区政府开始积极探索促进本区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 为进一步加快青白江区现代化建设的步伐,青白江区提出了“建成一流卫星城,跨越发展青白江”的发展目标。可历史及实践都证明:任何地区的经济发展都是和有效的物流联系在一起的,没有良好的物流条件,经济发展必然受到制约。成华区为何能吸引越来越多的市场开发者?为何能成为一片投资热土?究其原因,投资者都不约而同地看中了这里良好的物流条件。为此,青白江区提出紧紧围绕交通区位优势的特点,依托工业基地、大型企业、铁路枢纽,加快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建立现代化物流中心,充分发展物流经济的思路。青白江区发展现代物流业,有其自身的优势:(1)青白江区是成都市东北的门户,交通区位优势明显。国家公路国道主干线“五纵七横”经过成都的两条(上海—成都)、 (二连浩特—河口)均经过青白江区(成绵高速、成南高速),另有国道108线和省道唐巴公路,还有7条县道,区内公路密度达132.9km/km。区内现有国家铁路4条——宝成、达成、成渝、北环线,另有1条企业专用铁路,有火车站5个,其中大弯站、青白江站、城厢站属成都枢纽站,有国家铁路二级口岸1个。青白江区拥有大量可供开发的土地,而且地价便宜,只相当于成都二环路附近地价的1/5。(3)青白江区有充足的水、电、气资源。工业渠流量8万立方米/秒,并已建成日处理污水10万吨的污水处理厂;区内建有西南地区最大的500KV枢纽变电站,总变电容量178KVA,具有国、地电网双线供电优势;四川省南北两大输气管道及两座大型天然气配供中心都建在区内,天然气管道铺设完备,天然气日供量400万立方米。(4)区内建有华铁国际储运有限公司,配有先进的物流设施,具备“一关三检”查验功能,已开通成都 上海“五定班列”,以及与上海、天津、青岛、连云港、广州、深圳等沿海口岸的进出口业务,具备良好的物流基础。(5)经铁道部批准,将把青白江火车站由原来的13股道扩建为24股道的大型货运编组站,成为成都北货站,这是青白江区发展物流业的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6)青白江区是全国和西南地区着名的化工、冶金基地,拥有川化、成钢、成桥、蓝风等12家国有大中型企业,还有中日合资川化味之素、美国成都宝洁、成都王牌农用车、四川升达杯产等10多家合资、独资公司及联办企业,形成了以化工、冶金、机械、建材、轻纺五大支柱产业。雄厚的工业对物资储运有巨大的需求,可以为物流业带来充足的货源。 由上述可知,青白江区已具备发展现代物流业的基本条件,而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必将引起青白江区经济的重大飞跃。第一,青白江区发展现代物流业,不仅可以增强本区对德阳、金堂、新都等周边地区的辐射作用,而且可以与同处成都市北面的“成都物流基地”互相配合,优势互补,增强成都市对中国西南地区物资、人员、信息等的辐射作用;第二,青白江区发展现代物流业,有利于区内物流资源的整合及优化配置,提高物流企业经营效率;第三,青白江区发展现代物流业,可以为区内大中型企业提供“准时供应系统”、“即使供应系统”和“零库存系统”等第三方物流服务,使工商企业降低管理费用,压缩存量资本和不必要的物流投入,从而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第四,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将会大大改善青白江区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的外来资金和项目落户青白江区,对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缩短与周边地区和先进区县的差距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第五,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将大大提高青白江区的整体服务水平,增加第三产业的比重,同时,可以带动周边专业批发市场的发展,这将进一步增强青白江区的吸引力和辐射力。随着物资、信息、资金和人员的集散,又会直接推动餐饮娱乐、金融、信息通讯等相关行业的发展。此外,现代物流业的发展最终也会对房地产的开发形成新的需求,以商业房地产开发带动住宅房地产的建设。 然而,上述这一切都必须立足于对现代物流业的大力发展。可见,现代物流业的发展的确对区域经济有着巨大的带动和促进作用。 区域经济论文:区域经济与公路运输的关联性 公路运输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在各种交通运输方式中所占比重很大,公路运输成为了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成为地区间更直接、更有效的主要运输方式。其发达程度能够衡量国家或地区现代化程度,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很大的积极作用。 一、公路运输与区域经济梯度发展协调性理论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公路成为国家重要的公益性基础设施,公路运输是以公路为运行基础,公路网由通道与结点组成,公路网覆盖到了乡村、城镇、工矿企业、港站码头。公路运输是由公路和汽车两部分组成的,是以站场为基地,以车辆为工具,实现旅客和货物位移的生产活动。如今,公路运输所具有的优势正逐步得到发挥,公路运输的优点包括公路运输的广泛性与便利性,公路运输因其公路网分布的广泛性成为区域内唯一的运输方式,使我们能够随时利用生产和生活运输;公路运输基础建设的延伸性和通达性很好,是最为普遍适用的运输方式。并以其通达程度深、延伸性较强等特点为农村运输提供了便利,具有完善的交通工程设施和服务设施,为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建设服务;公路运输的缺点是运载量小、能耗大,运输成本高,劳动生产率低,安全性、舒适性低;公路运输的适用范围适合于补充和衔接其它运输方式,能在短时间、低投入的情况下开辟,对国土开发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起到了重要作用。 区域经济是特定地区空间范围内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总称,是指一定地区范围内的社会物质生产和再生产的活动。区域经济的形成受到多方面条件作用,由此决定了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区域经济的特征包括区域性、综合性(系统性)、开放性和权益性。区域经济最基本、最显着的特征就是区域性,它受该区域的自然、技术和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影响;区域经济联系是各种产业间和地区间经济联系的综合与交叉,区域经济发展要综合考虑多种方面的系统协调,因此具有一定的综合性和系统性;随着世界经济的日益开放,区域经济更加注重区际之间的流通与交换,使各个区域的经济发展能够相互补充,从而达到协调发展;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是为了获得本区域经济发展和居民福利的增加。 二、梯度及区域经济梯度发展 梯度的涵义是描叙事物在空间内不均匀分布状况,区域经济梯度发展是指经济在地区之间呈现一种的不均衡发展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生命循环阶段的变化,按顺序由高梯度地区转移到低梯度地区推进。公路运输与区域经济之间协调性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协调是具有目的的即实现系统的总体的演进目标,协调的含义包括:把协调看作是一种组织管理工作,把协调当作事物发展的一种态势。公路运输与区域经济协调性是指公路运输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公路运输子系统内部元素、区域经济内部元素、公路运输与区域经济之间、区域经济和公路运输与人口、资[:请记住我站域名/]源、环境之间的协调统一状况。主要由公路运输与区域经济相互发展、相互制约的特殊关系所决定。公路运输与区域经济协调性的表现形式公路运输发展水平与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公路运输与区域经济之间在发展过程中相互影响,并在一定投入下产出最大或一定产出水平下的投入最小。梯度经济发展理论将区域经济发展分为高、中、低梯度区,公路运输的区域效应是增强区域经济系统的开放程度,使区域经济系统内的分工协作愈加明显和集中,使区域经济系统的非平衡性提高,加强了区域经济的集聚作用,增加对投资的吸引力,促使区域经济系统向更高阶段演化;区域经济的公路指向效应意味着经济活动的加强,运输需求的增长是刺激运输供给,提高的区域实力。 三、应用DEA评价公路运输与区域经济梯度发展协调性 公路运输与经济之间具有相互影响、相互协调,一个协调发展的系统应该是有效率的,要求和谐一致、良性循环,评价需要综合评价的指标体系和综合评价的方法进行。数据包络分析方法简称DEA,以相对效率概念为基础,借助于数学规划和统计数据,以凸分析和线形规划为工具的进行评价,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可以对经济效益指标进行评价,通过建立线性规划来求解出最优权系数和效率值。特点是适用于多输出一多输入的有效性综合评价问题,建立模型前无须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输入输出之间确实存在某种联系,无须任何权重假设,具有很强的客观性。在具体应用时,首先要进行区域经济梯度发展指标的选取。指标的选取原则是指标数据应易于获取、指标数量不宜过多、指标要具有较强的分辨力、根据“决策单元”区分投入与产出、指标体系要保证其统一性。利用这种方法能够很好的评价公路运输与区域经济梯度发展协调性,以刺激经济的发展,从而实现公路运输高效化、一体化。 四、公路运输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对策 规划公路的运输结构以及公路运输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意义重大。它要求我们要做到加大公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公路运输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管理力度,提高公路建设项目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合理规划、统筹兼顾。应注重及时调整公路运输与经济系统的发展状态,进一步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和加大政府的资金投入。要充分考虑等级公路的建设规模,制定合理的管理措施和方案刺激经济发展,加大移民力度,待条件成熟后再逐步修路通车,对地区进行公路运输与经济协调发展管理应考虑全面,坚持执行国家的实行松紧适度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满足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公路交通的要求。 在加大公路网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进一步加强道路的养护,先扶植经济发展潜力大的地区,兼顾已建成公路的运营效率,以加快公路运输的发展,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克服重建轻养的思想。应以市场经济为调节手段,区域的公路基础设施建设步入一个新的台阶,让公路运输业为区域经济贡献更多的力量,以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 区域经济论文:试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区域货币政策选择 在理论界,一直以来的典型观点是财政政策实行结构调节为主,而货币政策实行总量调节为主,因而强调在货币政策上的全国统一性,而以财政转移支付缩小地区经济差距。但是,对于一个发展不平衡的大国来说,政策的可行性应该比政策的一致性更为重要,特别是,面对东西部差距越来越大的趋势,反思全国统一的货币政策的实际效果很有必要。联系到最优货币区理论,差距较大的国家不能组成单一货币,如果把最优货币区理论运用到一国范围内,在各地区存在较大差距时,实行全国统一货币政策是否有其不当之处呢? 一、最优货币区理论及其在我国范围内的应用 二战后,在对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的优劣比较中,蒙代尔提出了最优货币区理论。他认为,在单一货币的流通区内,人们无需兑换货币,节约了社会资源,也无需承担汇率风险,扩大了经济交易范围,有利于经济发展。因而,一种货币的流通范围越大就越能促进微观经济效率。但是,由于各国经济发展存在差异,经济周期也不完全同步,此冷彼热是经常现象,这时就需用货币政策加以调节。从这个角度考虑,货币区就该尽量细分,货币区越多越好。这样,当某一地区经济紧缩时可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避免经济衰退。反之,如出现经济过热,则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使经济降温。如上所述,货币政策的灵活性需要增加货币种类,缩小货币流通范围,微观经济效率则需扩大货币流通范围,减少货币种类。那么,货币种类的最恰当范围,即最适度的货币区是怎样确定的呢?蒙代尔认为,判断一个货币区是否最优货币区,关键在于要素的充分流动性。如果一个货币区域内要素能充分流动,区域外则存在流动性障碍,该货币区便是一个最优货币区。值得注意的是,他同时指出,最优货币区既可能大于一国范围,也可能小于一国范围。最优货币区理论引起了广泛关注,在蒙代尔之后,不少经济学家对最优货币区的划分标准,提出了多种见解,比较典型的有经济的开放度与通货膨胀的相似性。 正如蒙代尔指出的那样,最优货币区既可能大于一国范围,也可能小于一国范围。一个国家使用一种货币并不等于说该国就是一个最优货币区,除非在经济方面满足一系列条件。因为一国通行一种货币主要是国家主权的表现,由政治力量主导,其货币流通范围取决于国家政权力量所能达到的地域,而最优货币区则主要是由经济力量决定的。但由于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实践,人们更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几个国家的货币联合组成一个更大的货币区上。实际上,这隐含了一个条件:各国本身已是一个最优货币区。对经济发展水平比较均衡的小国来说,或许基本上可以这样认为。但对一个大国,特别是对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来说,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着差异,该国本身是不是一个最优货币区,或者说,是否存在实行全国统一的货币政策的条件是值得探讨的。下面,我们按照上述对最优货币区划分标准的典型观点,对我国是否是最优货币区加以判别。 从生产要素具有高度流动性来看。我国户籍制度管制严重,各地差异甚大的社会保障标准,都极大地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另一种主要要素——土地,其高度流动性更是无从谈起。 从经济的开放度来看。经济开放度可用外贸依存度,即进出口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从全国范围来看,我国整体经济开放度在不断提高。但是,我国地区之间外贸依存度存在着巨大差距,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开放度高,其差距是显而易见的。 从通货膨胀的相似性来看。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各方面的具体条件不同,我国各地的通货膨胀率也存在很大差异,如1994年全国通货膨胀率达21.7%,最高的陕西(25.9%)与最低的上海(15.6%)相差10.3%。在其它时期,地区间的通货膨胀率也存在较大的差异,物价水平的不一致,使执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存在相当困难。 二、统一的货币政策对西部地区经济的不利影响 按世界标准来衡量,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已达中等收入国家(地区)水平;而落后地区仍处于世界最贫穷国家(地区)之列。存在这么显着的地区差距,无论从哪个判断标准看,我国都不是一个最优货币区,因而执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存在困难。从我国货币政策的实践看,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不利于全国经济的均衡协调发展,也引起了一些地区或明或暗的抵触。 首先,由于东部在全国经济中占较大比重,因而全国经济状况的判断就主要是基于东部地区的形势而做出的。东部地区市场经济相对发达,其经济对外界环境的变化比较敏感,在一个经济周期中,东部地区要快于西部地区。现实情况就很可能是东部已过热,而西部则仍属正常范围。此时,实行紧缩货币政策就对东部来说是适宜的,就全国整体来说,也可能是适宜的,但对西部这一局部范围来看,则不啻于一记闷棍,使发展势头良好的经济遭受沉重打击。因而,我们说这种全国统一的货币政策在改善整体经济状况的同时阻碍了部分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的发展。 第二,货币政策最终效应取决于宏观经济主体与微观经济主体对货币政策的反应灵敏程度。货币化程度高的东部地区,货币资金的运动对整个实体经济的影响更为显着。而在货币化程度低的西部,在经济发展中有一个货币化程度逐渐提高的过程,因而即使相同的货币政策力度调控力度,对东西部产生的实际作用也不同。就“基础货币-货币乘数”机制来说,简单地,货币乘数=1/(法定准备金率+现金漏损率),由于法定准备金率是全国统一的,而西部地区的货币化程度远远低于东部地区,因而其现金漏损率较高,再加上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的资金漏出,使西部地区货币乘数低于东部地区,从而使西部地区支持经济发展的资金远远少于东部地区,带来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另一方面,东部地区市场经济较发达。一般而言,受国家的货币政策调整影响最大的是国有企业,东部地区国有经济比重较小,西部地区国有经济所占比重较大,也就意味着同样的货币政策调控力度,对东西部产生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东部地区受到的影响要比西部小。 第三,同样的利率客观上造成对东西部的差别利率,东部在享受“优惠利率”。根据经济理论,利率的范围在0与利润率之间。资金的使用效率受到基础设施,管理水平等多方面影响,而在诸多方面东部都要优于西部,造成东部地区的资金使用效率较高,企业的利润率较高。企业是否借用资金,关键在于,所借资金获得的利润能否补偿成本后仍有剩余。就是说所借资金的边际利润率是否高于借款利率。由于全国统一的利率政策,东西部的借款利率基本一样,而资金的边际利润率存在差异,东部要高于西部。东部资金利润率高于西部而实行统一利率,其隐含意义就是东部地区实际上在享受“优惠利率”,不可避免地造成西部资金需求旺盛但同时又有大量资金流出的现象,制约了西部经济的发展。 三、用区域货币政策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地区差距是各国在经济发展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一度被广泛认为只是暂时现象,市场力量将使之达到平衡,但现实无情地击碎了对市场的迷信。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提出的一种具有深远影响的理 论认为,存在地区差距时,既有回波效应,即由不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转移劳动力、资金、资源并增加发达地区有效需求,从而有利于发达地区进一步发展的力量;也有扩散效应,即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传播技术、购买原料等有利于不发达地区发展的力量。但在市场的力量下,回波效应通常总大于扩散效应,也就是说,更可能造成地区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而不是缩小地区差距。从各国发展经验看,在缩小本国地区间差距上,都是通过自觉的调整来促使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不采取有差别的区域性货币政策。如美国颁布了地区再开发法,成立区域开发机构以保障区域扶持政策的落实;意大利则对到相对落后的南方地区投资的,给予特殊优惠和信贷支持。 我国的地区发展差距,特别是东西部差距问题对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国家的长治久安都将带来不小的影响。这一问题已引起广泛关注,也采取了一些财政转移支付措施,但收效不明显。前面我们论述了我国范围内本身还不是一个最优货币区,因而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是不适宜的。实践上,我国原来实行的统一货币政策,客观上是对东部地区的“优惠”,进一步加大了地区差距。自然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实行有差别的货币政策,以缓解地区差距,是目前可行选择。 1、针对东西部地区差距,实行有差别的利率、准备金率 目前,我国利率仍未市场化,中央银行可对西部地区实行有别于东部地区的贷款利率,使其与西部地区企业的经济效益和承受能力相适应,同时对西部金融机构在税收和利润留成上给予一定优惠,以弥补贷款利率所带来的损失。中央银行的再贷款利率也对西部实行优惠,同时规定西部银行必须为所在地提供较大比例的贷款,防止银行资金通过拆借等形式流出西部。我国现行存款准备金主要作为资金调节的工具而非作为安全性的保证措施,可将东部地区的存款准备金率定得稍高于西部,使发达地区的资金通过中央银行的调节流入西部地区,支持西部地区经济发展。 2、在各地经济冷热存在明显差异时,根据一地的经济冷热决定实行紧缩或松弛的货币政策 我们已说明了由于全国的经济周期不同,西部地区在一个经济周期中慢于东部地区,根据东部地区的经济状况来决定货币政策的松紧,实际上形成了对西部经济的损害,对西部而言难免有“瞎指挥”之嫌,这也就是为什么西部对治理整顿屡有怨言的关键所在。我国中央银行已建立大区分行,可以充分发挥其作用,扩大其制定本辖区内货币政策的自主权,针对本区实际决定实行松或紧的货币政策,或者至少在松紧幅度上具有自主权。 3、适当放宽西部企业直接融资条件,为西部发展筹集更多资金 目前,我国企业发行股票、债券的资格是全国统一的,不利于西部企业在股票、债券市场上筹集发展资金。我国西部地区的上市公司数不到全国的20%,通过一级市场融资的比例更低。西部地区的资金积累能力薄弱,如果不能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则难于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区域经济论文:关于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的发展分析讨论 交通运输系统在整个国民经济大系统中起着纽带的作用，它把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个环节有机联系起来，是保证社会经济活动得以正常进行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交通运输业是一个不创造新的可见物质的产业部门，其生产活动不提供具有实物形态的产品，只是实现旅客和货物的时空位移。区域经济发展直接涉及交通运输的建设，两者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一、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 交通运输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区域经济发展与交通运输相互影响的一般表现及规律是：当区域经济发展迟缓、乏力时，它对交通运输的需求和投入能力萎缩，表现为区域经济对交通运输发展的限制和阻碍，当区域经济蓬勃发展时，它对交通运输发展的需求迫切，投资积极性旺盛，但因交通运输发展本身的技术经济特点，不可能迅速显出效果，因而表现为交通运输发展滞后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制约。 交通运输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有以下几点：首先，交通运输是区域经济及社会生产、生活的内部条件，同时又是区域经济系统中一个创造产值的物质生产部门。其次，交通运输是区域资源开发与经济建设的先行，是区域产业生产力合理布局的先决条件。区域资源的开发包括矿产能源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海陆生物资源及旅游资源等，其目的是通过一定的工程措施与技术工艺，将这些处于自然或半自然状态的潜在物产，转化为人类可以利用的现实财富，为区域经济的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服务。再次，交通运输是区域工农业和城市建设现代化发展的保证和动力。我国的四个现代化中，提出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事实上，它们都离不开交通运输现代化的支持、保证作用。在区域工业现代化方面，生产规模化、原料和产品销售市场的多元化、多向化、网络化，与高技术和分工专业化及布局临空化相联系的信息化是其突出的技术经济特点。这就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现代交通运输系统。在区域农业现代化方面，商品性专业化的生产、外向型农业及农工贸经营公司的运作、乡镇企业的发展及其十分活跃的生产、商贸活动，农村劳动力的结构性转移和地域性流动，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提升等等，靠传统落后的交通运输方式和信息传输状况，绝然无法实现。 改革开放以来，区域经济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和促进作用不断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不断提高，成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为避免在经济发展中各省市区自成体系、重复生产、重复建设，客观上要求在更大范围内考虑各地区的经济发展。 二、发展交通运输以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第一，实现交通运输体系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交通运输体系的可持续发展，是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和重要内容。对应于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求，交通运输体系的可持续发展，包括交通运输体系的发展对区域经济动态发展的保障交通运输发展形成的效益应在区域社会成员、部门及地区，按社会分配原则公平分享、把交通运输建设对环境生态的危害降到自然生态环境系统能够容许与消解的最适程度。这些也正是区域经济持续发展所追求的目标和内容。 第二，加强公路交通运输的发展。区域经济联系是提高区域竞争力的基本要求。区域联系网络的基础结构可以分为交通运输、通讯、动力设施网络等，在这些传输性基础结构中，实现人与货物流动的交通运输网是最基本的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以区际贸易为主包括要素流动在内的区域经济联系的变化。公路交通运输网的完善，可以从降低运输成本和减少交易的空间成本两个方面来促进区际贸易。区域贸易不但受本地需求的影响，同时受伙伴区域进口需求的影响。作为生产成本组成部分的运输成本对贸易价格产生强烈的影响，从而影响伙伴区域的进口需求和区域间的贸易。运输成本随距离的扩大而增加，这会产生空间组织中的距离衰减规律，两地之间的距离越近，发生贸易的可能性就越大，贸易量越大，贸易种类越广。这使得贸易首先发生在相邻区域之间。如果运输费用大到极点，任何距离的运输行为都变得不合理，那么区域贸易就不会发生，各个区域只能靠自给。随着运输成本的逐渐下降，区域间的相互需求扩大，区际贸易也不断扩大。在现代交通的基础上，区域间的运输成本不仅取决于实际距离，更取决于覆盖它们的交通运输网络的密度和结构，对交通运输设施的建设和升级不仅要满足当前阶段的贸易需要，更要发挥作用创造更多的区际贸易需求。 第三，政府加强制度管理。交通运输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作为交通运输管理当局，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交通产业投资基金制度，扩展政府资金来源与投入方式，以达到解决目前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对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瓶须”制约的目的；另一方面，要从发达国家成熟的综合交通管理体制借鉴经验，将交通运输各种方式的发展看作一个综合、有机、相互补充而又相互制约的整体来加以规划、建设和发展，变革并完善我国交通运输管理体制。 只有按照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固有规律，制定相应的区域政策和区域规划方案，才能达到全国经济的合理布局和产业结构优化，达到区域经济发展的效益与均衡，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

文化解读论文:中国传统女性文化的现实尴尬——徐坤《厨房》中枝子形象的文化解读 论文关键词：《厨房》 反叛与回归 传统女性文化 现实尴尬 论文论文摘要：枝子从反叛贤妻良母的传统角色到试图重新回归的心路历程，彰显出传统女性文化深远的影响力及其在现实中的困惑与尴尬。枝子的情感追求与失落，昭示了当代女性解构、重构与继承传统文化所面临的多重困境。 二十世纪短短一百年间，中国女性解放运动无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文学作品中都演绎得无比壮怀激烈，但一百年相对于漫长的几千年来说毕竟还是太过短暂，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印记早已自觉或不自觉地深深烙在每一位女性的心里，内化为她们生命存在经验的集体无意识。徐坤《厨房》中枝子从逃离厨房到回归厨房的心路历程和轨迹，形象地喻示了传统女性文化的历史惯性和宿命，更深刻地昭示了传统女性文化的现实困惑与尴尬。 一、传统女性角色的异变与反叛 自远古人类母系氏族被父系氏族所取代以后，伴随着漫长的男权制社会形态和文化形态，中国传统女性文化形成了深刻而丰富的伦理内涵，其中性别位置与角色成为最直白又最重要的文化识别符号。在古代《易经》里是这样说的:“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辟户谓之乾，阖户谓之坤;乾，健也，坤，顺也;乾，天也，故称呼父，坤，地也，故称呼母。}}pl通过男女关系天地化对女性位置与角色作了明确的框定，她们的性别角色是理家主内，做一个孝顺贤良的媳妇、妻子与母亲。 然而对于这种男权化语境下的角色定位自古以来一直有诸多女性心存质疑和不甘，所以在传承女性主流文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存在着一种非主流乃至反主流的的声音。时值“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更有一大批现代女性大胆地冲破伦理或制度的樊笼，从封建家庭和封建婚姻中挣扎着跑出来。而临近二十一世纪新旧更替之时，许多经过改革开放洗礼的知识女性不仅拒绝贤妻良母的传统角色在自身上的延续，而且反过来解构并颠提传统文化对于女性贤妻良母的角色定位。徐坤《厨房》中决然地离家出走的枝子无疑便是这样一位女性。不知是她天性中实现生命价值的欲念使然，抑或是她内心里固有的围城情结作祟，结婚生子后她却又毅然地追求另一种生活而“不甘心做一辈子的灶下脾”。她的反叛并不针对那个笼统的大家庭以及围绕大家庭的伦理制度等，而是普通家庭中一间真实的厨房。“她受够了家里毫无新意的厨房。她受够了厨房里的一切摆设。那些锅碗瓢盆油盐酱醋全都让她咬牙切齿地憎恨。正是厨房里这些日复一日的无聊琐碎磨灭了她的灵性，耗损了她的才情，让她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的女才子身手不得施展。”于是她“义无反顾，抛雏别夫，逃离围城，走了”。 虽然文本没有对枝子的婚后生活作过多的描述和交代，但有一点读者还是可以清晰地从文本中解读出来，枝子的出走并非因为婚姻家庭的不睦与不幸，更多的是一种性别觉醒与反抗。枝子不是中国的娜拉，她的出走不同于易卜生笔下娜拉的出走，娜拉因不愿成为男性的附属品，不愿成为男性的玩偶而决绝地出走。枝子也不是现代的子君，她的出走也不同于鲁迅笔下子君的出走，子君的第一次出走是为了追求婚姻自由，怀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主动离开生她养她的“大家”;第二次出走则是因为他们的爱已经无所附丽，涓生嫌她已成为累赘而被动地离开组建不久的叼、家”。她们的出走带有极其浓重的悲剧意味。 当年鲁迅在深人思索与探究《娜拉走后怎样》的同时，以多数作家所关注的终点作为自己艺术叩问的起点，完成了关乎女性解放问题的不朽之作《伤逝》，如今徐坤的《厨房》又站在了一个更高更新的起点上。枝子的出走已几乎不复存在娜拉们和子君们出走的种种原因，她的婚姻是完全自主自由的，她有丈夫和孩子，她与丈夫“爱与被爱”着。她之所以出走是因为她从女性自身的厨房语言中读出了自己被缚乃至被物化的危险，她不愿一辈子只做个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不甘在简陋的厨房中简单地度过她漫长的一生。枝子的出走有着明确性和模糊性的双重指向，从文化意义上完成了一次传统女性角色的异变与反叛。 二、传统女性心理的诉求与回归 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女性文化不仅有着牢固庞大的根系，而且时时彰显出其超强的影响力和渗透力。枝子在割爱逃离厨房，经过岁月风尘的砒砺与磨洗，成为商界里远近闻名的“女强人”之后，其内心不但没有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后的满足与骄傲，反而对这个以男权文化为中心的名利世界感到一种莫名的厌恶与不安，于是家中宁静而温馨的厨房对她又重新产生了巨大的诱惑力，“在一个个孤夜难眠的时刻，真是不由自主地常要想家，怀念那个遥远的家中厨房，厨房里一团橘黄色的温暖灯光。” 人们常说商场如战场，它会泯灭和湮没人性中许多美好宝贵的东西，它可以把弄潮的男男女女送达到风和日丽的宁静港湾，也可以残酷地把他们抛掷到精神荒芜情感死寂的无垠沙漠。为了事业的成功和自我价值的实现，枝子在艰难的摸爬滚打中几乎把曾经拥有而弥足珍贵的亲情和温情丧失殆尽，她每天所面对和接触的是“名利场上各色各样的人:卑鄙的、醒凝的、委琐的、工于心计的、趋利务实的人……”她越来越觉得每天的酒桌应酬是“那样累，那样食不甘味”，带给她的似乎只有算计和尔虞我诈，还有就是“或明或暗、防不掉也躲不开的性骚扰和准性骚扰”。 好在物欲横流、追逐实利的商业化生存环境并没有完全异化和湮灭枝子的精神本能和情感良知，虽然“早年的一颗多愁善感的心，早就像茧子那样硬厚”，但在她心中某个隐秘的角落里，在她精神和情感的源头里依然存有些许温馨而柔软的东西。“爱上一个人，组成一个家”的原始本能和冲动会时时从她的心底涌起，终于她又实实在在地重新回到了那摆放着锅碗瓢盆油盐酱醋、充满了色香味的厨房，“回来得又是这么主动，这样心甘情愿，这样急躁冒进，毫无顾虑，挺身便进了一个男人的厨房里。” 尽管枝子走进松泽的厨房有着一定的荷尔蒙因素，她看到“男人的身子、手、脚都长长大大的，t恤的短袖裸露出他筋肉结实的小臂，套在牛仔裤里的两条长腿疏懒地横斜，大腿弯的部分绷得很紧，衬出大腿内侧十分饱满，很有力度”，并且她的脸“突然莫名其妙地红了”。但是对枝子的重回厨房显然不能只从如此狭窄的角度作浅层解读，因为如果她仅仅想得到一个男人或者一个男人的所谓爱，“以一个商界女星的身份来说，对她前呼后拥献殷勤的男人总是数不胜数”，她根本不用也不必如此屈尊地到厨房去俯就一个男人。枝子的重回厨房是一种传统意识惯性下的真实的心理诉求，是女性永远无法摆脱的历史宿命。虽然从性格逻辑上来说有点匪夷所思，但却是一种女性文化心理的必然。对厨房的向往是女人的原始天性对真情世界的向往，“厨房是一个女人的出发点和停泊地”，其在女人心里的地位和分量不亚于漂泊游子心中的故乡，在物理空间和精神空间上都是女人最真实的永远的家。因此枝子的重回厨房如同她的出走一样，也有着明确性和模糊性的双重指向，从文化意义上完成了一次传统女性心理的诉求与回归。 三、传统女性文化的现实困惑与尴尬 走出厨房，枝子是一个成功者;重回厨房，枝子是一个失败者。但成功者也好，失败者也罢，她始终挣不脱的是几千年来织就的那张巨大的乳豁的网。《厨房》之所以超越同类作品而备受推崇，就是因为其没有陶醉于女性走出厨房的虚幻胜利，而是以此为起点在更高的层面和更新的时代际遇中审视女性生活和女性命运。透过枝子形象，人们深切地感受到女性的历史宿命和抗争的无奈，更强烈地感受到传统女性文化在现实中的多重困惑与尴尬。 其一是传统女性文化解构者的困惑与尴尬，即反叛的枝子的精神困境。从女性的厨房语言中读出自己被缚乃至被物化危险的枝子，解构并颠覆了传统文化对于女性贤妻良母的角色定位，经过一番刻苦的拼搏摔打之后终于成为事业成功的“女强人”。但此时她却惊恐地发现自己不仅迷失了早年多愁善感的女儿心，甚至在酒桌酬醉和虚与委蛇中几乎要失去作为一个女人真性真情的存在。也就是说在她成为一个“女强人”之后，她离“女人”的本义和本质也渐渐地远了。她可以从精神上完成对女性角色定位的解构与颠覆，却无法解构和转换女性的自然性别和文化性别。她的内心又隐隐地听到了在一代代女性血液中流淌不息的来自远古的呼唤，所以她又试图让自己从“女强人”重新回归到“女人”，情愿让主体化的自我重新回归到客体化的厨房。 多年以来人们一直把女性解放的要义理解为经济解放，鲁迅说“一切女子，倘得不到和男子同等的经济权，我以为所有好名目，就都是空话。 +娜拉和子君的悲剧似乎便是最现成最有力的例证。但是枝子却用另一种话语形式告诉人们，经济权的获得并不能使女性得到彻底的真正的解放。作为一个事业成功的“女强人”，枝子无疑已拥有了无比强大的经济权，但她却深深地陷人了另一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惑与尴尬。在解构与颠覆对女性的角色定位之后，枝子的生活方式与传统女性的生活方式之间产生了一种严重的断裂，这种断裂使她的身心无法言说的疲乏和倦怠，使她的精神无所归依的失落和空虚。 这就是反叛的枝子的精神困境，既非源自于反叛的抉择与痛苦，也非源自于反叛的艰难与失败，而是源自于男权化的生存竞争环境对女性介人的有意识骚扰和排挤致使女性潜意识中的传统文化角色被重新唤醒与召回，使事业成功后的枝子又无奈地陷人了传统女性文化意识复归的怪圈。 其二是传统女性文化重构者的困惑与尴尬，即回归的枝子的情感困境。意欲让自己重新从“女强人”回归到“女人”的枝子，试图复归与重构当年被她质疑并解构的传统文化对女性贤妻良母的角色定位。已然不惑的枝子自认为是一枝虽历经风霜却仍然盛开在厨房氮氯香气里的桅子花，所以“在一阵骤然而至的雷阵雨突袭过后”的一个夏天的傍晚走进了一个男人的厨房。爱与欲往往会使女性的智商和年龄同时降低，平时枝子无疑是一位高智商的成熟女人，此刻枝子却成了一个低智商的幼稚女孩。当年枝子从女性的厨房语言中读出被缚的危险而毅然决然地离家出走，如今她却在自己欲回归厨房时试图将另一个男人也缚于“厨房”。尽管在厨房中“女强人”阴影淡退，“女人味”暗香浮动，但枝子的真情骚动和肢体表达却始终得不到松泽的进一步回应，反而让“不怕玩就怕认真”的松泽倒吸一口冷气。其实徨论让松泽伴她共度漫长的一生，就连她刻意经营的这个夜晚他也并不情愿就此度过，“男人一方面惴惴，觉得女人枝子给他的面子太大了;一方面又稍嫌累赘，觉得整夜晚在自己家里吃上一顿饭，太缺乏新意。”所以，那个夜晚枝子可怜地成了“衔笛起舞的印度耍蛇者”耍弄的那条蛇。 如果仅把枝子的失败归因于她错把一位花心而不愿负责的男人当作了自己托付和依靠终身的对象，那就显然没有真正读懂《厨房》的深层涵义。枝子的情感追求与失落并非仅仅源自于人物与人物的性格冲突，更源自于传统文化与现实生活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枝子当年在解构并颠覆传统女性贤妻良母角色定位时，把厨房连同爱与家庭都置于一个心理的对立面，所以从她出走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回归厨房得到真爱只能是一种奢望。男人可以兼得事业和家庭，而女人为了拥有一部分就必须以牺牲另一部分作为代价。切莫以为事业成功的枝子在男女关系中已处于强势地位，在新的生存环境中男性及男权往往会变换不同的形式来蹂嗬女性，“新的商业文化语境中的实利性运作对男性精神人性的严重异化致使中国当代女性最大的优患不在于男权的压迫，而在于来自男性的玩弄和欺骗。 不过纵然松泽不是一位不愿被依赖不愿负责任追逐实利的花花公子，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一个业已功成名就的不惑之年的艺术家娶一个同样年届不惑的“女强人”为妻终究也属于小概率事件。 这就是回归的枝子的情感困境，一个拥有经济权的“女强人”的情感困境。她试图从“女强人”重新回归女人，回归厨房回归家，重构贤妻良母的传统角色，但她的家已然不复存在。枝子只能无奈地面对渴望回家又回不了家的尴尬处境，只能在回家又永远回不到家的漫漫长路上终生流浪。 其三是传统女性文化继承者的困惑与尴尬，即本色的“枝子”的心理困境。这是每一位受过女性解放的大潮冲刷却依然生活在本色中的大多数当代女性的心理两难，是隐藏和隐含于《厨房》故事之外需要读者自己通过想象去体认的更现实的女性生存状态。假如当年枝子虽然读出了自己被缚被物化的危险，却没有毅然地从厨房中出走，而是以本色的形态承袭了贤妻良母的传统角色，那么其困惑与尴尬必然会以另一种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一方面让这样一位聪颖多才的知识女性在厨房中默默地消耗一生，无疑就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0，强烈的悲剧性元素定然会凸显出现实生存环境的不合情与不合理;另一方面，既然枝子已读出自己被缚被物化的危险，她的心就会始终蠢蠢欲动，“走与不走”的困惑会伴她一生，她不得不终生忍受身与心相分离的痛苦与煎熬，她的心既已不愿传承贤妻良母的传统角色，她的身就只能处在一种伪造的生活里。 枝子的这种心理困境无疑正是当代女性所面临的反叛与继承传统文化的两难困境。女权主义者所倡导和推进的一次次女性解放运动使许多女性的内心已对传统的角色定位产生强烈的不满和质疑，但在实际生活中她们仍不得不无奈地继续扮演自己不满的角色。表面上看她们也已获得了一定的经济权和政治权，但男权的强势地位决定了其实现自身价值的方式只能是延续贤妻良母的传统角色。正如西蒙·波伏娃所言:“在今日，女人虽不是男人的奴隶，却永远是男人的依赖者。这两种不同性别的人类从来没有平等共享过这个世界;虽然当代女性的处境有了很大改善，政治经济获得独立，但她们仍然受到重重的束缚。 女性真实的心理困境正源于斯。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现代人类和现代文明所面临的两难境地。一个不知道现代城市文明的人会满足于乡村生活的悠闲与宁静，一个厌倦了现代城市文明的人又会重新向往乡村生活的悠闲与宁静，但一个已然知道现代城市文明却依然生活在乡村的人，必然会向往城市文明和城市生活，因为城市文明和城市生活对任何一个“乡村人”都有着天然的吸引。 这就是本色的“枝子”的心理困境。当然“本色”仅仅指枝子未曾改变的生活和生存状态，而不是指她已然蠢蠢欲动的心绪和心理状态。显然她也不再仅仅是《厨房》中那个名牌大学毕业的女才子，很可能是一个患有严重“城市病”的不幸女人。但是她以及她们的多重心理困境正昭示了中国传统女性文化的现实困惑与尴尬。 文化解读论文:基于制度优势视角的企业文化解读 [摘要] 企业文化就是“自然约定俗成而非书面的行为和规范”；企业文化较契约制度在激励和约束企业成员上具有比较优势；优秀的企业文化能有效地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 [关键词] 企业文化 契约制度 比较优势 一、企业文化——企业必然的制度创新 “市场运行要花费成本，通过成立一个组织允许权力（企业主）指导资源配置，可以节省某些成本。”于是在劳动分工、减少偷懒、委托、道德风险、契约市场、信息的不完备性等各种理论的解释中，企业是作为替代市场交易的另外一种组织形式出现。 企业的经理人为了企业的剩余索取权获得而必须要求他发挥最大潜能来管理好企业。这样企业的经理人就必须通过制定一系列的契约合同（或者说是企业正常运行的各种规章制度和约束机制等）来监督企业成员,使得监督成本和监督收益达到有效的统一。企业的监督制度的出现对于企业的运行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因为这是维系企业经理人和企业成员之间契约合同关系的有效媒介。 企业的存在和发展与其所处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环境等密切相关，而且企业的发展历史过程、企业创始人的精神品格等对企业的发展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企业经理人可以利用企业存在的这种独特性（与其他相似企业在文化背景、家族管理、历史背景、企业使命等各种因素比较）制造各种差异化的优势，并把这种差异化优势转化为一种激励信息和刺激信息传输给企业成员。这种信息是一种正面积极的激励信息和刺激信息，可以有效提高企业成员的生产热情、奋斗干劲、团结精神。企业经理人可以很好的把业已存在的各种企业规章制度和激励约束机制转化为企业成员的一种意识形态，有效的作为一种正面积极的激励因素。从交易成本的角度来看，企业文化的出现是企业减低监督和激励成本的必然的制度创新。 企业成员内部存在非正式组织行为。在企业中,强制性的契约和正式的制度首先规范着人们的行动以求获得行动的一致性，但是由于人自身具有“社会性”的人性，使得人在企业生产中又内生出一种自然规则,即非正式组织的文化规则。“非正式组织就是企业成员在共同的工作过程中，由于抱有共同的社会感情而形成的非正式团体,这些团体有自然形成的规范和惯例,其成员必须服从。”（芮明杰,袁安照,1998,p38)上述的正面积极的激励因素以及非正式团体自然形成的规范和惯例就是我们通常认为的企业文化。 二、企业文化较正式制度的比较优势——建设企业文化的缘由 企业的契约制度作为正式的制度设施并以监督机制形式在企业内部运行。契约制度要发挥监督和激励作用，必须先转化为企业成员头脑中的直接意识形态，然后这种直接的意识形态再影响企业成员的具体行为，这是因为人的行为总是直接受到个人意识形态的影响。企业文化则作为“自然约定俗成而非书面的行为和规范”以意识形态直接深刻的影响和规范着企业成员的行为，这是因为企业内部的价值观和经营哲学、禁忌等精神符号在行为层次上都已经转化为一种企业内部共同遵循的规则—一种人际间的默契，而非契约下的行为。它就像原始宗教中的图腾和戒律，深刻的影响其成员的意志和行为。 两种作用模式比较之后，企业文化较契约制度能更有效的影响企业成员的行为。人的行为更多的是受到自己意识形态的指导。企业文化作为企业内部的一种非正式制度,以直接意识形态的途径最为直接有效的激励和约束企业成员。企业的各种规章制度存在,如果没有很有效的转化为企业成员头脑中的意识形态，那充其量只是外在的制度形式,不能有效的产生激励和约束的作用。企业文化一旦形成,企业成员便会以企业经理人的合作伙伴身份完全纳入企业的运作之中,虽然企业成员可能没有剩余索取权的激励。 企业文化也因此比企业内各种规章制度的激励和约束效果更具有优势，这对于提高企业管理效率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洞悉企业文化的本质特征——建设企业文化的关键 1.企业文化的不可复制性。企业文化是扎根于企业内部的内生变量，它始终伴随着企业的发展而缓慢的进化和发展。企业文化作为文化的一种，具有十分稳定的独立性和单一性。 2.企业文化的弥补性。任何完美的契约制度是不可能全面监督和激励企业成员的行为。企业文化则可以有效的弥补这些缺憾。 3.企业文化的制度化。我们可以发现好的文化规则，使之制度化或通过仪式使之强化；我们也可以通过不断的经验检验各种规则，选择更有效的制度,使企业达到一种自发有序的状态。 4.企业文化的原创性。企业文化是企业中群体经验的积累，它常常包括了企业最初领导人或第一批创业成员从自己经验中领悟到东西，并逐渐融入更多成员的理性思考，最终沉淀为组织内共同遵循的原则。 5.企业文化的顽固性。企业文化容易造成一种思维定势，使人们的思想囿于其中，而且丧失了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和解决问题突发问题的能力。 四、构建企业文化的启示 1.企业管理者必须重视和意识到企业文化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企业文化内在的比较优势造就了企业外在竞争优势，企业一旦形成了这种差异化的文化，就会演变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其它的竞争企业是无法复制和模仿的。 2.企业的管理者在企业创立和发展过程中必须挖掘企业的核心价值观，不断的创新和发展固有的企业文化，原创性的总结形成企业独特有差异性的个性文化。 3.企业在建设企业文化的过程中，要把全体企业员工视为建设和创新文化的主力军，做到以人为本，充分的发挥每个员工的能动性和参与性。企业管理者应发挥企业文化建设领导者的角色,敏锐的挖掘企业中好的的非正式制度并使之制度化,加强企业的外部宣传,导入企业cis识别系统,通过不同的管理方式促成企业文化的形成并发挥其重要作用。 文化解读论文:试论信访困境的传统法律文化解读 摘要“无讼”是 一、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无讼”观 （一）“无讼”观的提出 古代社会里，官方追求“无讼”并非排斥解决纠纷的一切手段，只是尽量避免将词讼引入官方的视野。一方面，官府积极引导宗族等社会力量将大量的社会纠纷解决在官府之外，并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建设阻止当事人讼至衙门；另一方面，对已进入审理程序的民事纠纷持否定态度。笔者认为，对官方的“无讼”观可以从以上两个方面来理解：从形式上看，官方的“无讼”观体现为采用“引导+阻止”的模式避免大量的民事纠纷涌入司法途径；从实质上看，官方的“无讼”观表现为对纠纷本身（而非纠纷承载的案件事实）进行否定性评价。 　在官方价值取向的引导和现实生活的压力下，普通百姓形成了不同于官方正统观念的“无讼”观。如前所述，百姓对讼争的轻贱，不取决于诉讼影响自己的德行，而取决于讼争会给自己造成实际利益的损失。笔者认为，民间的“无讼”观也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从形式上看，百姓在官方的引导下，将大量的纠纷解决在官方之外；从实质上看，百姓对诉讼这种纠纷解决的权威方式持轻贱和蔑视的态度。 这种官方与民间二元化的“无讼”观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古代 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将信访事件的大量涌现看作是社会不和谐的表现，是社会稳定的隐患。中央将上访率作为考核评价指标，其目的也在于通过基层国家机关的工作，减少信访事件的发生。某地上访率高，则表明该地社会不稳定，地方官员缺乏政绩。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时代背景下，纠纷大量增长不再是地方官员“德行有亏”的表现，但对官员政绩的负面影响则是古今同一的。地方国家机关面对刚性的评价指标，只能千方百计做好息访工作，堵访、截访只是工作手段之一。在社会和谐的理想图景中，这种思维方式将公民的信访行为与社会稳定在一定程度上对立起来。从形式上看，这种做法并未对法院的纠纷解决职能产生直接影响；但从本质上看，国家将纠纷本身作为社会不安定因素加以否定（负面）评价，则与古代官方“无讼”观是完全一致的。正是在这种以政绩为追求目标的“无讼”观的影响下，才会出现政府官员的“刁民论”、全国人大代表关于刑法增设“扰乱信访秩序罪”的惊人建议，以及将拍摄上访照片的网民送进精神病院的极端行为。 四、摒弃“无讼”观念，摆脱信访困境 要解决拓宽信访渠道与堵访截访层出不穷的矛盾现象，应当从正确定位信访入手，将其还原为政治参与和权利救济的法定权利，排除“无讼”观对信访制度的影响，通过维护公民的正当权益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 （一）正确定位信访——政治参与的手段与权利救济的方式 我国《宪法》第四十一条从根本法的高度赋予我国公民批评、监督政府的基本权利。信访正是公民通过书信、走访等形式实现政治参与的方式，是公民行使宪法权利的手段。《信访条例》则以行政法规的形式将信访界定为公民向政府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的活动，信访从政治参与的手段演变为提出“投诉请求”的方式，其职能也由一般性的监督向多元化转变，即政治参与、民主监督和权利救济。 其他国家机关（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人大常委会等）颁布的信访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与信访条例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如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人民检察院信访工作规定》将信访界定为信访人向人民检察院“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控告、举报和申诉”的活动；最高人民法院则将立案与信访工作合并窗口办公，将信访视为与起诉并列的“来访、申诉和申请再审”等活动。 由此可见，信访是宪法、法规以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利。公民通过信访渠道向国家机关反映自身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没有采取激烈的方式与国家对抗，是行使法定权利的表现，同时也是信任执政党和国家机关的表现。 （二）摒弃“无讼”观，实现维护合法权益与维护社会稳定的“双赢” 1．摒弃“无讼是求”的传统思维，树立信访是信访人正当、合法权利的观念 既然现行法律体系已将信访定位为公民的合法权利，则在实践中各有关机关应当正视这一权利的行使，引导其向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大禹治水的经验早已告诉我们，对待“信访洪峰”只能采取疏导的方式，“堵”、“截”只能收一时之效但可能酿成更严重的后果。各级国家机关应当摒弃“无讼”的传统思维，“不责人之争，但论其曲直”??，对社会纠纷、社会矛盾本身不做否定评价，将着眼点放在如何更加高效、公正地解决纠纷、化解矛盾上去。 2．维护合法权益与维护社会稳定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古人早已指出：“讼也者，世事所必趋也，人情之所断不能免也。传曰饮食必有讼。”??既然纠纷不可避免，在目前司法资源尚不足以解决全部社会纠纷的情况下，盲目、片面地追求“无讼”、“零上访”将是掩耳盗铃之举，不仅起不到促进社会稳定的目的，反而可能导致更大规模不和谐事件的发生。当前社会分配不公、社会保障不力的现象普遍存在，很多当事人提出信访请求确有合理之处。根据于建嵘教授研究的成果，信访中“有道理”和“没有道理”的比例大致为4：1。既然确有道理的信访事项占绝大多数，各级官员没有理由为了自己的“一阵子”对其采取壅塞的态度，而应当依照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法律文件规定的程序的权限，积极有效地采取应对措施。从这个角度来看，机械地将“无讼”（零上访）作为地方官员的考核标准存在较大的不合理性。可怕的不是词讼本身，而是词讼背后的纷争得不到及时、妥善的解决。 当然，肯定信访行为的合法性、及时受理信访请求，并不必然产生妥善解决信访事项的结果。信访的结果如何，与信访制度是否合理、信访机制是否健全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应当看到，信访机构对公民通过信访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行为持肯定的态度，双方易于产生“共情”的效果，本身就有助于化解信访人在其他法律关系中积累的怨气，提高信访人对国家机关的认同感，这对维护社会稳定自然是有积极意义的。根据于建嵘教授赴止访村统计的结果，上访人上访的目的：90.5%是为了“让中央知道情况”，88.5%是为了“给地方政府施加压力”。可见，信访在很大程度上是信访人的一种宣泄的渠道。对其不逃避、不压制，有助于缓解信访人与政府间的对立情绪，对维护社会稳定产生积极作用。 总之，传统的“无讼”观对现行法律秩序有深刻的影响，无论是民众对诉讼的排斥和对信访的青睐，还是国家对信访渠道的畅通以及对社会纠纷大量涌现的恐慌，都是“无讼”思维在当今的表现。维护社会稳定可以通过完善诉讼和信访制度，更有效地解决纠纷来寻找突破口；如果仅仅为了营造“无讼”的假象，不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矛盾，只能适得其反，并使信访困境无从破解。 文化解读论文:汉代酷吏的法律文化解读 摘要：法家思想与文吏制度为汉代酷吏的出现提供了文化基础；特殊的时代背景，尤其是武帝时期的政治诉求为汉代酷吏的兴起提供了历史条件。汉代酷吏的治世风格迥异于后世儒家，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整体特质也不相协调，但杀伐立威却并不总是意味着大肆破坏国家律令，酷吏的表现恰与汉代律令的性质和特征存在紧密联系。汉代酷吏群体的消长、演变，动态地反映了当时社会法律文化的发展变化，呈现了中国正统法律思想形成的进程。 关键词：汉代酷吏；王道；霸道；法律文化 作者简介：李巍涛，男，河北廊坊人，法学博士，北京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酷吏之“酷”本意为“酒味厚”，原与暴虐、残忍没有直接关联，因此不能将“酷吏”简单理解为“残酷暴虐的官吏”。执法严苛以及对法律的特定理解和运用是汉代部分官吏被归于“酷吏”的主要原因，但这往往无关乎其政绩和个人品质。汉代酷吏大量参与当时的立法、执法和司法审判活动，乃当时法律文化的承担与创造主体之一，其盛衰变化与汉代法律文化的发展存在相互印证的关系。尽管汉代酷吏与后世酷吏存在诸多不同，但今人对酷吏笼统一贯的认识已经偏离了司马迁的本意，究其原因，自是儒家思想对传统文化影响过深，汉代酷吏则往往被置于儒家德礼教化标准之下进行评判。本文从国家律令制度、法律文化角度对汉代酷吏进行实证性解读，进而说明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取得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一番厮杀、融和，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结果，是政治实践的历史性选择。 一、汉代酷吏的法家底色 先秦及秦法家的思想融汇于其所创设的文吏制度、选官制度、考绩制度等各项制度之中，这些制度均为汉代大体继受，而酷吏作为汉代政治体制内的一分子，大多经由这些制度培养选拔出来“优事理断”，此一过程即其受法家思想熏染的过程。自汉代始，法家式微，甚至不再成其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流派，但其影响却从未间断，“中国以后的政治，大部分受法家学说支配，因为他们的学说乃从实际政治出来，且与实用”。因此，汉代酷吏与先前法家在对法律的认识、执法方式和手段等方面虽存在差异，但其仍不失为法家文化的传承者，摆脱不了法家底色。 1.以法家思想为渊源 汉代酷吏的法律观念大多受法家思想影响，法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不别贵贱、一断于法”，“立公弃私、明法治吏”等观念均在汉代酷吏身上有所体现，不同之处在于汉代酷吏并无法家人物对法律的价值认同，法家思想对酷吏的影响主要通过制度性训练耳濡目染而成，所以汉代酷吏对法家思想的继受往往有其形而少其实。维护君主的绝对权威是法家学说的一个重要特征，法家尊君注重法律建设、摈弃道德判断，基于相同的政治考量。“西汉的皇帝从高祖到宣帝基本上都采用了法家的路线，他们内心所关切的问题可以说只有‘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八个字”，不断推进中央集权成为汉代一以贯之的主导思想，汉代酷吏因之以拱卫中央集权的帝国统治为己任，遵循“以猛服民”的方针，充当君王的鹰犬之任。法家思想中的皇权具有抽象至上、超越个体的意味，是法律权威的源头与保障，而汉代酷吏眼中的皇权则是实在的，其往往直等于法律，正如酷吏杜周言：“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法家不别贵贱、一断于法的理念在于废止官贵特权，汉代酷吏亦大多为“不避权贵，勇于执法”之人：郅都“行法不避贵戚”；宁成“其治效郅都”，让“宗室豪桀人人惴恐”；义纵、严延年等也“直法行治，不避权贵”。 汉代酷吏的兴起及峻法的实施有着强烈的维护社会秩序和集权统治的目的性，适用苛法重刑比法家人物有过之而无不及，适用对象往往集中于破坏法制的诸侯、豪强，以及大规模的民变，表现为对法家重法思想继承基础上的修正。法家在明确公、私有别的基础上强调吏治清浊以立公弃私为前提，并将严于治吏的思想贯彻于立法之中，承秦而治的汉代也很重视吏治，崇尚以法律规制臣下，汉代酷吏是治吏手段也是吏治对象。汉代酷吏大多明法任法，其行治以“明法”为基础，又常常领受君命，取得法律上的裁量权与豁免权，至少形式上表现为依 法行治。西汉末年儒生出身的丞相薛宣、朱博皆谓：“吏道以法令为师，可问而知，及能与不能，自有资材，何可学也！”“太守汉吏，奉三尺律令以从事耳。”汉代官吏奉职守法的意识由此可见一斑，大部分汉代酷吏严而少恩的一面则为法家奉公去私、忠于职守思想的表现，他们大多都能做到廉洁奉公，而用法苛暴的酷吏往往会得到君主“一切便宜从事”的支持和授权。 2.与儒道学说相纠葛 “秦汉律是法家的法，隋唐律是儒家的法；中国法律原是这两个法系衔接合成。”瞿同祖也认为秦汉法律为法家系统，并不包含儒家礼的成分在内。但汉代统治者明白一味适用严刑峻法，全面推行酷吏政治必会重蹈亡秦覆辙，所以汉与秦虽然同样用法严苛，但是法家思想与制度的运用大多时候被限制在一个更高层面的价值体系之内，汉代并未像秦一样将法律尤其重法适用于社会的所有领域，而是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和针对性。秦代“法治”全面至上，汉代“法治”则受到约束，这种“约束”表现为汉初黄老政治包裹着法家思想，而后则嬗变为“霸、王道杂之”的儒法合流，除了武帝朝的短暂勃兴之外，法家思想再也没有取得至高地位。选择“王道”意味着皇权从某种程度上接受礼法的约束，而受到约束的权力更容易接近理性，也正是这种“约束”成为影响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力量。《史记·礼书》记载“孝文好道家之言”，《儒林列传》又说“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岂不矛盾？其实汉初诸帝坶睢黄老是尊，一方面推行“无为”政治，一方面又在相当程度上保存了秦代的严刑苛法，只不过此时法家思想须在道家思想的统摄之下发挥作用。此期法家的治世之术退居次席，隐匿于道家无为的原则之下发挥维系政治机体运转的最基本功能。黄老学说对法家思想的统制使其不再表现为“以力胜”的激烈形式，法律实践层面更多地表现为“约法省刑”，法家制度的运用则更具隐蔽性，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使法家思想中适应社会发展的因素得以保留下来。“以道统法”的原则将法家理论融入道家思想之中，表明黄老一面肯定法律在治国中的作用，另一面也认识到法律滋彰的破坏性，因此强调必须将法家的制度模式拘囿于特定的价值体系之内，制定和实施法律时要以“道”为指导，遵循“道”的原则和精神，只有如此才能使法治之术扬长而避短。黄老与法家对法的认识最大的差异乃在于辨识“法”在一国政治中处于何种地位。在法家看来，法的地位是最高的，上至君主都应该遵守法度；而黄老则将法纳入“道”的统制之下，以“无为”来约束法的社会功能，这直接导致汉初酷吏处于潜伏状态。 从秦时“焚书坑儒”，到汉武帝时再次受到重视、尊奉，儒家的复苏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汉儒接受了法家的君臣观，实现了儒学政治性格的转变与制度化，儒法本体之争在汉代已不存在，原本儒法两家竞争激烈、互不相让的争辩思潮渐趋沉寂。“法家的理论本来只及于治理的方法，未尝及于为政的目的；儒家的理论有为政的目的，而未尝及于方法。两者结合，遂成为帝国政治体制的理论基础。”司马淡在“论六家要旨”中称：“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儒学是“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法家则“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儒家正好借助法家事功性在政治上取得立竿见影之效，法家亦可借儒家之道德性来弱化“严而少恩”的一面，从而形成“累世行之”的正统思想。 酷吏群体内在的发展变化印证了儒法合流的趋势，西汉酷吏大多逢迎主意以执法，只是将法律视为实现安定、统一等政治目标的最有效手段，所以西汉酷吏大多一味杀伐立威。尽管武帝以“儒术”缘饰律令法术的思想引发了当时“吏多为爪牙用者，依于文学之士”的习气，但彼时的儒学更多的是一种装扮。东汉酷吏受儒家思想影响日深，一方面执法态度更为坚决，出现了为维护法律权威而违抗王命的情况；另一方面则出现考量平民利益以适用法律以及先教后刑的例子，汉法和抽象的皇权意识凝结为国家观念，成为东汉酷吏抗拒强权、严于执法的凭借，此时的酷吏已经是渐趋儒家化的酷吏。具有专业法律技能的文吏逐渐放弃排儒立场，许多继承法家传统的文吏开始学习经学，“有俗材而无雅度者，学知吏事，乱于文吏，观将所知，适时所急，转志易务，昼夜学问，无以羞耻，期于成能名文而已”。一语道破 了东汉儒生改习吏事的原因，法家透过文吏对汉代社会与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儒家取得优势地位的过程实际上也要漫长得多。这既是董宣质问光武帝“何以理天下”，且“终不肯俯”的原因，也是儒法合流深层发展的表征，这一文化的选择最终决定性地影响了中国法律传统的走向。当然，法家思想依然在东汉酷吏的法律观念中占据主导地位。 二、汉代酷吏的法制基础 “西汉中期以前特别是在西汉前期，秦代尚法而治的社会风气仍给当时的社会以较大的影响，而且此时儒家的思想学说虽逐渐得到上层统治者的青睐，但在实际政治中儒家学派没有能够也没有能力马上占据国家立法和司法的阵地，因此在社会中‘尚刑名法术之学’的‘文吏’仍在实际上操纵着司法统治大权。” 到东汉初年，“法令，汉家之经，吏议决焉，事定于法，诚为明矣”的观点依然盛行。秦时确立的法律制度随着帝国体制一起被汉代继承下来，这为汉代酷吏的出现提供了制度层面的基础，只不过随着道、法、儒三家思想的激荡、融合，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 1.汉代酷吏兴起的制度保障——文吏制度 按照法家的设计，一国之中“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人们应该遵循的传统只有法，即“以法为教”，所赖以解决问题的只有习法之吏，即“以吏为师”，官吏则应该精通法律、熟悉政事、奉公守职、严行法令，这个理想国家的基石即为文吏制度。肇始于秦代的文吏制度是法家思想制度化、程序化的一种表现，包含一系列关于基层官吏培养、选拔、奖惩的制度，也是秦帝国得以运行的基本制度之一。汉高祖入关时宣布“诸吏人皆案堵如故”；汉文帝时，治平为天下第一的吴公曾向李斯求教律令之学，后被任命为廷尉；御史大夫张叔也曾经因研习法家刑名之术而做过太子的顾问；精通申商刑名之学的张恢则隐居教授法家思想制度；张汤、范晔、周纭、阳球等汉代酷吏均好申商之学、韩非之术。《汉官仪》载，东汉辟士四科中第三科即为“明晓法律，足以决疑，能案章覆句，文任御史”。由于明法、断狱受到政府的重视，且有较多的升迁机会，两汉之世习律之风一直很盛，贵文吏之风与汉王朝相始终。东汉“论者多谓儒生不及彼文吏，见文吏利便而儒生陆落，则诋訾儒生以为浅短，称誉文吏谓之深长……儒生有阙，俗共短之；文吏有过，俗不敢訾。归非于儒生，付是于文吏也”。反映了当时贵文吏、轻儒生的社会风气。 文吏制度之所以在汉代得以保留，研习法家治术之所以成为汉代入仕的通道之一，乃是因为文吏已然成为帝国统治不可缺少的官僚群体。早在汉初“尽管普遍指责秦政权和其法家学说，西汉早期的朝廷仍然几乎没有离开它从秦代继承下来的法家学说和实践的范围。遵循道家无为的准则，朝廷很可能发现从事别的激烈的改革是行不通的，于是就满足于让下级政府按照旧有的制度，由秦政权残留下来的或者按照这种制度训练出来的官吏管理。”牟宗三曾评说汉代政治：“章则法度，非其所长，又无既成之文化系统可资凭借，其所赖者唯萧何耳，而何之所承者，秦之吏制也。” 文吏制度既为秦代帝国政治的基石，又被视为弊政之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汉初黄老盛行，帝国官僚体制的存续虽然使文吏制度得以保存，但官僚机器被迫将转速降至最低，尽量减少其承担与发动的事务，以此来缓和对社会的压力。黄老“治道贵清静”的宗旨反对文吏的进取苛察，“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谍谍利口捷给”的文吏不得不让位于“木诎于文辞”、“言事曾不能出口”的“忠厚长者”，因为“其为治乃能与秦吏相反，年又长大，非唯历事多，其人亲受秦法酷烈之害，必事事思顺民情，与之休息也”。对于以“刀笔筐箧”为能事的文吏来说，当“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成为政治愿景，整个社会沉浸于“官不扰民”、“约法省刑”、“轻徭薄赋”时，他们的功能必然会大大受到限制。作为文吏极端化发展的酷吏在此情况下自是同样受到抑制，难以大量出现。儒法两家都具有积极的事功性，它们的融合必会以一方受到较大约束为前提，“德主刑辅”即为儒法合流后二者在治世思想层面的重新定位。为了适应主导思想的变化，官僚的技能和成分也发生了变化，文吏制度随着儒法合流的深化而受到结构性冲击，并最终影响了酷吏的形态。 汉初不重视儒学，以儒生身份参政的官员不多，但随着儒学的复兴，帝国政 府向儒生敞开大门，越来越多的儒生充任政府官员，他们自身的行政素质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宣帝时“用吏多选贤良”，贤良之士大量进入政府任职，他们尊奉儒家德治的措施得到实行并深入人心。太学弟子大多“归为郡吏”，成为基层官员，儒生通吏道成为一种客观需要。随着武、宣、元三帝对儒术态度的变化，汉代朝廷中文吏与儒生的势力此消彼长，酷吏与循吏并用，儒生、文吏进一步融合与儒法合流的进程相互印证。儒法两家思想的合流在实践层面上表现为儒生与文吏的融合，而文吏制度作为汉代酷吏产生的制度保障受到如此的冲击势必会遏制酷吏的产生，“吏服雅训，儒通文法，故能宽猛相济，刚柔相克也”，成为儒法合流在官吏政治性格上的表现。 　2.汉代酷吏兴起的法律原因——苛法繁多 汉代酷吏之“酷”在法律上更多地表现为“执法深刻”、“牵连竟深”，并非对法制的破坏，所以汉代酷吏的兴起与君主的意志和重典的颁行有着很大的关系。杜周所谓“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即为酷吏思想源自君主意志和国家法令的一个明证。武帝为配合重用酷吏的政策颁行大量苛法，以立法的形式促使官吏不得不“酷”。张汤与赵禹“论定诸律令，作见知，吏传得相监司，用法益刻，盖自此始”。“见知”罪意在严惩缉拿盗贼不力的官员，执行过程中“不知不见，不坐”的情形很少。凡是“吏释罪人，疑以为纵，则急诛之”，深文峻法、严而少恩的官吏反而无人追究，甚至被称为发奸惩顽的能吏，因此大多官吏受风气驱使以至于严酷。武帝时设十三州部刺史，监察二千石长吏和强宗豪右，并明确规定以“六条问事”：“一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背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淫赏，烦扰刻暴，剥截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讹言；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条，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正令也。”严于执行此法的刺史都称得上酷吏。 此外，汉代虽沿用秦以来“纵囚与同罪”的原则，但武帝时扩大了“纵囚”的适用范围，往往把执法平允者指斥为“故纵”，甚至通过重判所纵之囚来加重“纵囚’’之吏的罪过，形成“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上下相驱，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的局面。前有利禄相诱，后以废免杀头相督责，酷吏行重法已成为保全官位乃至身家性命的自安之道，以致“自温舒等以恶为治，而郡守、都尉、诸侯二千石欲为治者，其治大抵尽仿温舒，而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 “法令之繁，自武帝始也”，随着苛法的颁行，酷吏已经从少数个体通过抽象立法泛化为一个群体，而酷吏的积极意义也开始转化为造成社会不安定的因素。武帝立法不仅扩大了官员的责任范围，而且也通过“通行饮食”罪扩大了对盗贼株连的范围，即凡为贼盗通风报信、充当向导、供给饮食者，皆须处以严刑。史载武帝时“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于是招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律令百有余篇，文章繁，罪名重，郡国用之疑惑，或浅或深，自吏明习者不知所处，而况愚民乎！律令尘蠹于栈阁，吏不能遍睹，而况于愚民乎！”“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催促官员严格执法、深刻执法，意在杜绝“民大富则不可以禄使；大强则不可以罚威”的局面，避免中央集权统治受到威胁。 汉代酷吏之“酷”建立在精通国家律令的基础上：严延年“少学法律丞相府，归为郡吏……巧为狱文，善史书，所欲诛杀，奏成于手，中主簿亲近史不得闻知。奏可论死，奄忽如神。”“奏成于手”、“奏可论死”都反映了严延年精通律令、善为谳辞的一面。张汤、杜周之属则不仅因为明习律令，承办皇帝诏狱，而且积极参与立法、释法活动，可以说是酷法造就了酷吏大兴的局面。而酷吏之为“酷”无须以破坏法制为前提，此种“恶法亦法”的状况源于传统法律的“人治”本质，务在追求专制统治的巩固。汉代酷吏之“酷”反映了汉代律令之“酷”，而律令之“酷”又带有强烈的针对性和时代性，其指向大多为宗室豪强，至于小民的作奸犯科往往不会纳入酷吏管辖的范围。 三、汉代酷吏的人治之维 文吏制度为秦汉培养了在性 上别无二致的基层官僚，不同之处在于“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秦制始终将文吏的活动囊括于律令之内，甚至君主亦遵法守法；汉代法家思想制度受到拘囿与限制，当特定政治目标的实现与社会突发事件的处理无法令可资遵循时，自然需要作为皇权人格化的酷吏的出现，因此汉代酷吏实为传统法律文化人治之维与文吏极端化发展的产物。 1.皇权的人格化 汉初为数不多的部分酷吏均出身郎官，为皇帝近臣，对皇帝的治世思想与政治目的心领神会。身为郎官的酷吏被委派到地方担任长吏、令守，可视之为皇权对地方政治的直接渗透，汉代酷吏也成为君主有针对性地适用重法，实现特定政治目标的得力工具。吕后曾经积极剪灭汉初封立的异姓王和开国功臣，酷吏侯封“刻轹宗窒，侵辱功臣”，成为她一系列政治举措的执行者。景帝欲废弃太子、诛杀外戚，不得不让酷吏郅都代替卫绾完成任务，因为卫绾乃宽厚长者，他的“不忍”很难实现景帝的政治目的。汉代酷吏因大多出身底层小吏，这使得他们很少陷于派系之争，从而“治敢行，少蕴藉”，因此宗室贵族聚居的京畿地区，以及经济发达、富人多出的关东地区成为他们经常任职的地方。统治阶层对酷吏的功能、利害有足够的认识，表达了一种将酷吏政策限制于特定地区，适用于特定犯罪类型的用意。“济南?氏，宗人三百余家，豪猾，二干石莫能制，于是景帝乃拜都为济南太守”；“长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于是上召宁成为中尉”；义纵“迁为长陵及长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贵戚，上以为能，迁为河内都尉”；尹齐“所斩伐不避贵戚。迁为关内都尉，声甚于宁成。上以为能，迁为中尉”；尹赏“以三辅高第选守长安令，得一切便宜从事”；董宣“特征为洛阳令，搏击豪强，莫不震栗。京师号为‘卧虎’”；周纡“征拜洛阳令” 此外南阳、北海、蜀郡等也是豪右屯聚之地，因此酷吏常往任之。在罪名管辖上，酷吏以治理谋反罪、叛乱罪等威胁中央集权的重大政治犯罪和刑事犯罪为主，犯罪主体均为诸侯、宗室、豪强和组织武装反抗的民众。反观张汤“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诋；即下户赢弱，时口言，虽文致法，上财察”；严延年“其治务在摧折豪强，扶助贫弱。贫弱虽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杰侵小民者，以文内之。”一宽一猛之间，酷吏之“酷”的指向立现。民间广为流传的“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宁负二千石，无负豪大家”之类的童谣足以证明权贵、豪强对封建法制和社会秩序的破坏程度，因此终汉之世，酷吏始终是中央政权与地方势力斗争的重要手段。“皇权的直接干预地方社会秩序，既见之于皇权人格化的‘酷吏’，又见之于制度化的部刺史制。”而代表皇权被派驻地方的刺史又往往以酷吏充任，因此汉代酷吏以忠公自负，以能治善理为号，实为遵守从律令条文中渗透出来的君主意志，从赵禹、张汤到尹赏、王温舒都被武帝称赞为“能吏”。 　2.文吏的极端化 文吏经由专门训练而具备基本的司法行政技能，擅理政事、遵循法度，并依照能力、功绩和年劳任职升迁，乃职业化的官僚。作为法家“法治”理念的产物，他们务在奉法行事、公平循良，足以用其所学来解决日常社会政治生活中面对的问题。但是当社会状况超出制度设计者的预期，一些新的社会问题令普通文吏无所遵循、无以为济时，突破就在所难免，酷吏即为文吏突破的一种出路。赵禹、张汤、杜周、尹齐等汉代酷吏大都出身文吏，而进身文吏的前提条件即为“无害”、“公廉”。张汤、减宣、杜周等被称为“无害”，郅都、赵禹、尹齐等则被称为“公廉”、“廉平”，司马迁也直言汉代酷吏“虽残酷，斯称其位矣”，大多酷吏身上体现了文吏奉法谨循的品质。郅都“问遗无所受，请寄无所听”，不受贿赂，不听请托，常说：“已倍（背）亲而仕，身故当奉职死节官下，终不顾妻、子矣”，乃典型的奉公守职的文吏做派。赵禹则“廉倨”，不仅不接受贿赂，还拒人于千里之外，十分傲慢，“为吏以来，舍无食客”、“公卿相造请，禹终不行报谢，务在绝知友宾客之请，孤立行一意而已”。其“傲慢”乃是因为奉公，杜绝“知友宾客”请托，与荀子眼中“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的秦国文吏非常相像。 但文吏所表征的仅为一种正常的社会秩序，酷吏则是社会矛盾加剧的产物，这些矛盾通常表现为统治集团内部的倾轧、地方豪强破坏法度、规模较大的民变，大都可能威胁 皇权的稳固和社会的安定，并非一般文吏采用常规手段所能解决。汉代酷吏治世以深竞叛逆、不避宗室、摧折豪强、镇压平民暴乱为多，很少涉及一般刑民事案件，处理事项的特殊性决定了仅遵循常法往往不能实现目的，因此酷吏治世严而少恩，以杀伐立威，实为“法治”与“人治”传统冲突的结果。文吏循法行事，发挥法律正常的威慑效力，仅给社会造成一般的压力气氛；而酷吏则以重法、“文深”处理事端，是法家重刑思想的一种实践，意在形成一种恐怖气氛，不同于法家传统的是当酷吏认为常法不足用时会超出常法的范畴行罚。 酷吏之所以敢于如此，一方面因为处理突发危急事件，君主会以一切“便宜从事”的口谕把自由裁量的权力授予酷吏；另一方面则因为汉代“失刑”罪轻，“纵囚”罪重，即使以“残贼”罪失刑免官也还有可能重新被委任官职。汉成帝时酷吏尹赏做江夏太守，“捕格江贼及所诛吏民甚多，坐残贼免”。当“南山群盗起”时，又被任命为“右辅都尉，迁执金吾，督大奸猾”。其临终时告诫诸子说：“丈夫为吏，正坐残贼免，追思其功效，则复进用矣。一坐软弱不胜任免，终身废弃无有赦时，其羞辱甚于贪污坐臧。慎毋然！” 由此可见，酷吏用“酷”的利益驱动还在于朝廷施政的方针和法令导向作用，出身文吏的酷吏无不通晓法令，孰轻孰重，他们自是心中了然。职业化的训练使得制度标准覆盖了文吏的性格特征，他们表现出来的素质、操守、行治方式大多比较接近，而酷吏的极端化则决定了他们往往张显个性，自身品德素养多样化，“其廉者足以为仪表，其污者足以为戒”。韩非曾经这样来描述他心目中的治国之才：“智术之士，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劲直，不劲直，不能矫奸。人臣循令而从事，案法而治官，非谓重人也。重人也者，无令而擅为，亏法以利私，耗国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为重人也。智术之士明察，听用，且烛重人之阴情；能法之直到劲直，听用，矫重人之奸行。”依此标准，汉代酷吏既有“智术之士”、“能法之士”强毅劲直、案法治官的一面，也有“重人”亏法利私，甚至无令擅为的一面，所以汉代酷吏深受法家思想影响，同时又只是法家思想“片面”而深刻的实践者，是文吏顺应时代需要极端化发展的结果。 四、汉代酷吏的时代特征 黄老政治为汉初社会的恢复做出了贡献，但当社会元气渐复，潜在的各种矛盾、冲突随之以激烈的形式表现出来时，清静无为的黄老便不足以应付时变。思想层面的嬗变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剧烈变化，“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休养生息70年之后，宗室贵族势力兴起，“多暴犯法”，“右内史界部中多贵人宗室，难治，非素重臣弗能任之”。地方豪强则往往利用经济、政治或宗族的势力在地方上横行霸道，违法乱制，甚至与官府分庭抗礼，也成为一股与中央集权背道而驰的离心力量。《盐铁论·刺权》载：“自利害之设，三业之起，贵人之家云行于途，毂击于道，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泽，擅官市，非特巨海鱼盐也。” 在汉初“无为而治”的大环境下，吏治也日趋败坏，景帝时已发展到“吏以货赂为市，渔夺百姓，侵牟万民”的程度，甚至有以杀人为职业的组织与官吏相勾结：“洛阳至有主谐合杀人者，谓之会任之家，受人十万，谢客数千。又重馈部吏，吏与通奸，利入深重，幡党盘牙，请至贵戚宠臣，说听于上，谒行于下。是故虽严令、尹，终不能破攘断绝。”。 如何压制诸侯宗室和地方豪强的乖张，如何整饬吏治成为当时君主必须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思想领域，黄老学说悄然退去，儒家思想却陷于“缘饰”的地位，显得“软弱无力”，短时间内难以成为主导社会发展的力量，新秩序无以为继。包括法家思想在内的各家思想所受束缚骤然减少，凭借帝国体制需要而保留下来的文吏群体最先对“拯救时弊”、“顺应世变”做出回应，自汉初就占据着各级政府职务的文吏从蛰伏的状态中活跃起来，他们来自法家的原色调又开始显现出来。汉初的“忠厚长者”此时不得不让位于能吏，而酷吏便是司法按狱、奉旨治世的能吏典型。“民倍（背）本多巧，奸轨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严削为能齐之。”景帝时“济南酮氏，宗人三百余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于是乃拜都为济南太守。至则族灭?氏首恶，余皆股栗。居岁余，郡中不 拾遗。”通过“族灭首恶”的刑罚手段实现了从二千石“莫能治”到“郡中不拾遗”的变化，不得不说酷吏政治是一项有效的拯救时弊的措施。汉武帝凭借汉初积累的雄厚国力和个人的雄才大略，意欲解决当时社会所面临的诸多弊端，在政治、经济、军事、甚至文化事业上有一番宏大作为，于是“庞大的专制官僚机器重新加快了运转，并在武帝之朝达到了顶点”，武帝时期的酷吏也因此构成汉代酷吏的主体。武帝时期地方诸侯的实力虽远逊于“七国之乱”前各诸侯国，但他们仍然是中央集权统治的潜在威胁。淮南、衡山王密谋叛乱未遂，武帝令张汤案查反狱，结果由此牵连列侯、二千石高官及贵族达数千人，皆被处以重刑。更多的诸侯国虽不至谋反，却想方设法摆脱中央政权控制，败坏法制：“胶西小国，而所杀伤二千石甚众”，“彭祖立六十余年，相二千石无能满二岁，辄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赵王擅权”；“彭离骄悍，无人君礼，昏暮私与其奴、亡命少年数十人行剽杀人，取财物以为好。所发觉者百余人，国皆知之，莫敢夜行。” 　因此，汉代酷吏的兴起是社会治安恶化的表征，也是帝国政治通过依法治吏对社会变迁的一种回应，诚如司马迁所言：“当是之时，吏治若救火扬沸，非武健严酷，恶能胜其任而愉快乎！”精通律令的酷吏往往执法严苛，将法律视为规制社会的力量，认为刑罚为恢复社会秩序的最有效手段。他们不像循吏主张用道德教化来治理民众，循吏的宽柔政策对普通小民或许奏效，但当地方豪强或者宗室权贵破坏法纪时，就不得不重用“武健严酷”、“杀伐立威”的酷吏。 汉代酷吏是法家思想的实践者，但时代背景要求他们对法家思想做出调整，这种调整即表现为汉代酷吏对文吏的突破，成为文吏极端化发展的一种类型。武帝晚年曾言：“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又有用法深刻者诟病太子“仁孝不能武”，武帝则曰“正欲其守成”。统治阶层思想的转变决定了酷吏政治消退的同时也预示了儒学的复兴，在时代任务大体完成之后，治世政策开始从“宽猛相济”的一端慢慢滑向另一端。 结语 “和谐”往往被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而汉代酷吏的存在却似乎是一个变音，但笔者认为“和谐”最大的特征不是结果的有序性，而是在承认各种矛盾处于不断激荡、调和之中的前提下，运用有效的规则制度长久地实现和维持有序性的过程，矛盾的多样性与变动性决定了规则运用的灵活性。汉代酷吏的存在深受法律传统和时代背景的影响：当国家平稳，以黄老或者儒家学说足以统摄各种社会矛盾时，酷吏自然少有；当社会危机四伏，法家思想占据上风时，酷吏必然大兴。其存在仍不出“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的治世传统，汉代酷吏则为“宽猛相济”中猛烈一端的体现。汉代酷吏大多遵循、重视法律，不仅张汤、赵禹“其治尚宽，辅法而行”，即使酷吏之恶者如王温舒，在执行刑罚之前也会依法“上书请”，征得廷尉及君主的同意；当春天到来的时候，碍于秋冬行刑制度，他也只能顿足叹息：“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大量汉简证明“法令是秦、汉行政的重要依据。”因此，汉代酷吏之谓“酷”并非全因他们对法律的破坏，而更多地是指其用法深刻，其所悖逆的不是封建法制，而是后世儒家正统的治世手段和价值观念。 汉代以降，随着儒法合流的不断深入，价值观念的不断更新，社会整体对法律的重视程度逐渐下降。三国时卫觊称：“九章之律，自古所传，断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长吏，皆宜知律。刑法者，国家之所贵重，而私议之所轻贱；狱吏者，百姓之所悬命，而选用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局面随着儒学地位的不断提升而成为过去，原本以是否“明法律令”来判断良吏、恶吏的标准也渐为是否精通儒家经典所代替，这在中国法律学上是一种倒退，但又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诸多因素经过博弈之后的一个必然走向。 文化解读论文:浅谈“问世间，情为何物”——金庸小说爱情主题的文化解读 论文 关键词：爱情主题　传统文化　认识价值 论文摘要：金庸小说的爱情主题蕴涵着丰厚的文化内涵。它反映了作者心目中的爱情观，也折射出传统文化孕育下的“集体无意识”及 现代 人的情感困惑与矛盾境况，从而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 从唐宋到清代的侠义小说中，侠客多被描述成“无情”、“无欲”的“铁面英雄”。这种江湖文化的既定规则，是建立在兄弟情谊基础上的一种流动状态的文化。它担心:女性的魅力会威胁兄弟之间的情义，爱情的力量会让江湖人物回归常态生活。所以，对女性的贬低、对爱情的排斥，是江湖文化为自己设置的保护层，也是 第二“最感人的爱情”。以胡逸之对陈圆圆、程灵素对胡斐、仪琳对令狐冲、小昭对张无忌等为代表。程灵素为了救胡斐的性命，不惜用嘴吸出毒素、牺牲自己的生命;仪琳虽然痴恋着令狐冲，却并不强求与之结合，只是虔诚地祈求菩萨保佑令狐冲一生快乐逍遥;小昭一片芳心全在张无忌身上、不慕名利权势，只要能在张无忌身边做一个“丫头”就心满意足了……。这些感人的爱情只求奉献、不求回报，正如“百胜刀王夕，胡逸之所说的那样:“你喜欢一个女子，那是要让她心里高兴，为的是她，不是为你自己。” 第三“最可怕的爱情”。以李莫愁对陆展元、李秋水、天山童姥对逍遥子、梅芳姑对石清、何红药对夏雪宜等为代表。这些女性原本温柔美丽，由于得不到想要的爱情或被心上人抛弃，以致心理变态、乱施报复，成为可怕的疯魔。这类女性形象在古典文学中是不多见的，因为 文化解读论文:试析文化的冲突血脉的融合—《灶神之妻》的文化解读 论文 关键词：《灶神之妻》　文化冲突融合　母女关系　东方主义 论文摘要:谭恩美在《灶神之妻》中从一个华裔美国女作家的特殊视角探讨移民美国的母亲和美国出生的女儿之间从冲突到相互尊重和融合的心路历程。同时也剖析了谭恩美的情节安排迎合了东方主义的阅读喜好。表达了作家在中美两种异质文化冲突和隔阂中，寻找多元文化共同 发展 的美好愿望。 正如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序言中所说的:“我还要从女人的观点去描述女人所应当生活的那个世界。这样我们便可以在她们渴望取得人类一员的身份、努力挣脱今天仍指定给他们的领域时，正视她们前进道路上的重重困难。”谭恩美就是这样一位从中美两国文化冲突和隔阂缝隙中看到女性的挣扎和母女从隔阂到融合的著名的美籍华裔作家。她继1959年出版的《喜福会》获得美国主流社会和大众读者的欢迎后，又于1991年推出了第二部小说《灶神之妻》。在这两部畅销的小说中，谭恩美以自己第一代华人移民后代的特殊身份，将在大陆有着坎坷经历的 二、母女间的文化冲突和隔膜 “母爱女孝是父子伦理的变体，是传统文化中儒家家庭伦理最重要的属性之一。华裔作家也擅长通过母爱女孝伦理的体认来反思传统文化是如何塑造 《灶神之妻》中除了描写东西方两者之间的伦理价值观有着冲突以外，血缘至亲的母女也在两种文化的熔炉中相互不理解。在 文化解读论文:试析《巨翅老人》的文化解读 论文 关键词:马尔克斯　《巨翅老人》　文化批判　文化重生 论文摘要:马尔克斯的小说似乎总是少不了对恶劣的环境，病残的人们，怪诞的现象的描写，因此呈现在读者眼中的世界是贫穷落后，愚昧歼变，因循守旧，与世隔离的—这实际上是拉丁美洲的缩影。在《巨翅老人》中，作者在用魔幻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揭示拉美贫穷落后的同时，流落出作家的忧虑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也渗透着文化批判的意识和寻求文化重生的理想和愿望。 马尔克斯的小说《巨翅老人》一开始便展现了这样的世界:连续下了三天的大雨、许许多多被打死的螃蟹、发烧的婴儿、死螃蟹带来的瘟疫、水汪汪的庭院、连成一片的苍天和大海、变成烂泥塘的海滩，暗淡的天光……作者对 自然 环境的极力渲染，意在将一个本真的、原生态的世界呈现在我们眼前。这里的人们过着与世隔绝的近乎原始的生活，巨翅老人的出现打破了他们平静的生活。好奇的人们任凭愚昧的头脑对老人做出种种异想天开的推测和判断，贪婪的人利用大家对巨翅老人的好奇收取围观费而大发横财，缺乏同情心的人们用最不人道的手段对巨翅老人进行挑衅。人们冷漠的态度和不友善的举动，令巨翅老人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和折磨。杂耍班蜘蛛女孩离奇的身世分散了人们对巨翅者人的注意力，人们似乎又恢复到生活的常规，巨翅老人成了人们生活中被忽视的对象。饱受风吹雨打的巨翅老人在寒冷的冬日里几乎奄奄一息。巨翅老人不再是人们的生活中的障碍物，人们生活恢复了孤寂，喧闹的世界恢复了平静挣扎，巨翅老人却出人意料的在春天温暖的阳光中起死回生，于是他一次又一次地振动着翅膀，飞回属于他的世界。 一、《巨翅老人》中的文化批判意识 巨翅老人并没有被他意外来到之处的人们接受，原因仅仅在于其奇特的长相和无法交流的语言。人们怀着戒备的心理看待老人，不管他多么的残弱，不管他多么的友善和忍耐，一切都无济于事，老人被永远隔离在当地人认同的生活世界之外。虽然老人的到来为那些贪婪的人带来钱财上的富足，但并没有给那个世界和那个世界中的人们以任何的改变。尽管人们寄希望于老人的到来能治愈病中的小孩，但小孩不治而愈;尽管老人奄奄一息时，有人仁慈的将其裹起来，却依旧束手无策，老人依靠自然 规律 的变化起死回生。这些看似诡异的现象背后意味着人和人的冲突以及由此引发的人们各自代表的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冲突。在小说中，巨翅老人可以作为一种文化的象征，而巨翅老人所到之处的人们则象征另一种文化。那么小说的主旨是否意味着不同文化之间注定不能水火交融，而只能格格不人?文化的宿命注定无法打破呢? 众所周知，不同地区的人们由于生活环境，社会结构等众多因素的缘故，其文化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各自的特色。正是因为文化的差异，所以当一种文化接触到另一种文化的时候，才会发生冲突和摩擦。当一种文化约定俗地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种习惯之后，便会对另一种文化产生本能的排斥抗拒。例如小说《巨翅老人》中描写的那个世界的人们，他们对陌生人始终保持着戒备心态，即使是老态龙钟、温和的没有攻击性的老人也不愿去同情，不愿去了解。他们把老人看成是异己，是他们生活中的障碍物，希望他消失。谁都不愿意因为陌生人的出现而改变了原来的生活秩序，颠覆他们赖以生存的社会和文化。巨翅老人因落难来到陌生的环境，虽然他始终表现出谦和的态度和巨大的忍耐力，依旧离开了那里，回到属于他的世界。老子曾提倡的“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理想社会，是社会文明极度低下的状况里维护各自生态环境不被侵犯的有效途经。然而文明的 发展 不可能永远停留在低级的老死不相往来的层面上， 历史 发展的足迹给我们以启发，仅仅寄希望于地理环境上的与世隔绝来阻隔文化的冲撞是多么的幼稚。先进的文化终究会以侵略的形式完全取代落后的文化，如何在保留自己的生存空间，维护自身的文化的前提下吸收其他文化，打破文化宿命是大多数人都面临的问题。 在对待外来文化上存在着两种极端的态度:无条件的接受或排斥。《巨翅老人》里的人们采取了完全排斥的态度。但不是每一次外来文化都会以温和的面孔出现，当外来文化以侵略性的嘴脸出现时，带来的后果将是毁灭性的。《巨翅老人》中那个世界的人们在不久的将来会遭受外来文化的冲击而完全沦丧，这也许只是时间的问题。在马尔克斯的小说里对外来文化欣然接受依旧导致灭亡的例证比比皆是，借用《百年孤独》简单说明。《百年孤独》里的小镇也是个被文明遗忘的角落，人们在与世隔绝里繁衍生息。吉普赛人的出现给小镇带来了文明，这种文明是有益的，小镇的人们狂热的接受却未给小镇带来很大的改变。独立共和时期，内战、政变这些看似文明世界的 政治 运动也没能使小镇摆脱蒙昧癫狂的状态。最后，美国的香蕉公司给小镇带来 经济 上空前的繁荣，同时也把小镇卷人文明的肮脏之中。宁静纯朴的生活被打破，道德沦丧，意识茫然，小镇跌人痛苦的深渊，彻底消失在一阵咫风中。显然，保守的文化观念或是纯粹的附庸都会宣告破产。 二、《巨翅老人》与文化重生 从“巨翅老人”的文化象征性意义中，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异己文化呢?首先，要坚守传统的文化。每个人，每个民族最珍贵的往往是失落的东西，传统文化像命根子一般可亲可贵。无论外界的文明有多么的绚目，多么的精彩，传统文化的积淀会使我们不至于迷失自我，不会急功近利地追求异己的文明而走向文明的深渊，沦丧为文明的奴隶。存在先于生存，也就是说，首先要有身份的标示并得到认同才可以谈论生存。那么旧的文化根基就是我们的身份标示，它使我们区别于他者而生存。没有旧的根基， 现代 文明根本无法适从。没有文化根基的民族即便能够接受外来的文化，即使外来文化能给它带来辉煌，也一定是昙花一现，因为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接受不是一毗而就的，如果只是简单地进行文化的嫁接，其结果必然是拔苗助长。在80年代， 文化解读论文:儿童·民族．自然——佟希仁儿童文学创作的民族生态文化解读 论文 关键词：佟希仁 儿童文学 满族 生态文化 论文摘要：佟希仁是我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他一直勤勤恳恳、笔耕不辍。在半个多世纪的文学生涯中为儿童创作了数量颇丰的各类文学作品佟希仁先生作为一位满族作家．在他的儿童文学创作中经常不经意间流露出一种特别的民族情愫；另外，在其作品中，他总是会从儿童的视角出发，去观照小朋友们所熟悉和喜爱的大 自然 ．因此自然生态与环境也构成了他许多作品的主体框架。 生态文学是近年来文艺界新兴的一个重要范畴，它“试图探讨文学 艺术 与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关系，进而运用 现代 生态学的观点来审视文学艺术。”这虽是一个文学与生态学之间双向交流的过程，但其终极目的仍然是指向生态的，即以文学作为表现手段来指出在自然生态 发展 中所面临的问题或给予解决现存问题的方法。这样的文学样式会为当下生活中出现的一味注重社会 经济 生活的快速发展，而不关心由此衍生出的包括生态环境在内的诸多问题的总体趋势敲响了警钟。俘希仁先生作为有半个多世纪创作经验的老作家，他以对生活敏锐的洞察力深刻地契人了现实社会中所存在的这一问题，因此在他的儿童文学创作中，便会有意的为儿童描摹大自然的绮丽与绚烂，使儿童能够从小做起、从自己做起去贴近大自然、爱护大自然。 1书写体验:儿童视角下的自然生态与环境 我们今天所处的是一个社会、经济、生活等各个方面都飞速发展的时代。然而在这些眼前的既得利益满足了人们的一些基本的日常需求之后，人们日益注意到过度追求发展而导致的种种弊端:环境污染、物种灭绝、资源匾乏，等等。面对这样的问题，人类也开始寻求各种各样的解决途径。在文学领域中大量以体现“对人类中心主义批判和人与自然和谐理想的构建”为目标的作品便应运而生。作为儿童文学作家的俘希仁先生当然也意识到这一点，为此他在为儿童创作的诗歌、散文中很多都与自然环境相关，同时也不遗余力地为儿童展现大自然的无穷魅力，希望孩子们能从小就熟悉自然，与自然产生出一种亲切感，进而能使孩子从自我做起，热爱大自然、保护生态环境，让环保意识在儿童的心灵中扎根。但在终希仁先生的作品中，他所要表现的中心内容并不是以说教的形式出现在孩子面前，因为他有着数十年与学生打交道的经验，他深知如果是对孩子以一种说教的形式去灌输，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 基于对孩子的了解和文学家的敏感，伶希仁先生在创作中往往是以一种儿童的视角切人对自然的描写。这种从儿童自身视角为出发点的描写方法使儿童更为真实地看到了自然的原貌，也更能使儿童真切地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好与绚丽。在散文诗《梨花满枝头》中，就有这样一段描写: 我从梨园中悄悄走过，那芬芳雪白的花辫儿，落满了我的头顶，落满了我的肩膀，也铺满了山间的条条小径。它们洁白清香，它们沁人肺腑，使人郁闷了一冬的心情，感到分外的爽朗分外的舒畅，眼睛顿时明亮了许多，兴奋得好似浑身也有了力气。 在这里作者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生动的初春梨园图，在对梨花的特点以及梨园的环境的描绘中动用了视觉、触觉、嗅觉等多种感官，这便使得小读者在阅读中会有一种身临其境的真实感，仿佛置身于当时的境界之中。这种以对自然界的自我体验为核心的书写，能够贴近儿童的生活和心理等方面的特点。因为孩子在阅读的过程中，总是会把自己置于首要位置，希望自己能够进入作品中所表现的美妙世界。终希仁先生从教多年，经常与孩子们接触，因而能很熟悉儿童的这种心理，所以他在创作中会以儿童作为根本出发点。他希望儿童都会在对其作品的阅读中，获得一种极其真切的亲身体验，因为只有这样，才更足以唤起儿童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好感，以达成让孩子成为在当今时代中爱护环境、促使生态平衡的倡导者和实施者的目的。正如有的论者所提及的那样“传导自然之美，树立具有审美价值的自然万象，便成为伶希仁儿童文学作品的主旨之一。”伶希仁先生将具有高度美学价值和意义的大自然当作他作品的核心部分，通过描写四季的更迭与各个季节不同的特色，展示各种自然现象的瑰丽，描绘生活在其中的种类繁多的动植物生长的欣欣向荣，等，为小读者呈现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所能达到的美感境界。 终希仁先生执着于生态自然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他的民族身份。他出身于满族正蓝旗，是不折不扣的八旗子弟。满族作为我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发源于东北的白山黑水间，广裹的黑土大平原滋养了勤劳勇敢的满族先民。满族人长期在这相对严酷的环境中战天斗地，与兽类为伴，逐水草而居，以达到与大自然和谐共生。对自然环境的尊崇与景仰已经深深刻人每一个满族子孙的心底。同时，东北地区“所有的自然环境特性与社会环境特性构成了满族生存的具体环境”。因此在十分关注自然环境的同时，终希仁先生也很注重对于自己所属的满族人们的生活状态以及民俗风格的表现，从而使儿童对于满族这一少数族群能够有更深的了解。 2民族情傣:对满族的风俗及生活的展现 俘希仁作为满族作家，他深刻的体会到由于清代满族统治者强烈的汉化趋向，使如今的满族文化已经在某种程度上遭到了汉族的同化而逐渐丧失了其本身固有的文化特色。因此终希仁先生希望由文学作品来找回这即将逝去的宝贵财富。尤其是在儿童文学中，使儿童通过阅读作品先对有关民族的各种内容产生认同，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可行途径。在这样的目标下，伶希仁在文学创作中便经常用美丽的满族神话故事作为蓝本去 发展 成童话，同时也更多的去选取能够体现出满族人民“特殊的民族审美意识、包括它的民族心理、民族气质、民族愿望和理想，以及民族生活和风俗的表现等方面。”的在日常生活中大人乃至儿童都很熟悉的题材进行创作。我们以散文《放鹰》为例，文章开宗明义，点出了放鹰的目的和意义: 家乡的人，一到大雪封山的季节都喜欢出去踏雪放鹰，这是满族人的习惯。他们一方面为了捉些锥鸡、野兔，算做副业，一方面也为节日晚餐的盛宴上增添一盘野味。 在这之后，作家又详尽描写了家乡人是如何驯化鹰以及鹰是如何去帮助人们捕获猎物的情形。在作者笔下，这些内容既真实又生动地表现在读者面前。这是一种近乎原生态的展示，古老的满族放鹰风俗文化仿佛穿越了 历史 时空，呈现在 现代 人的面前。在散文《家乡的火炕》中，将希仁先生又饱含深情地为我们描写了故乡所特有的建筑附件—火炕的种种优点以及他对火炕的眷恋之情:“到了夜里，躺在炕上听老北风在山野里冻得嚎叫着奔跑，听窗外的雪花扑打在窗权上发出沙沙的声响，或偶尔听到远处山林里传来的狼嚎，你的心里顿时会有一种分外的惬意和幸福的感觉。那热乎乎的炕头很快就会令你走进香甜的梦乡……我家乡的火炕啊，你是我童年的摇篮，少年时代的朋友，老年时代的思念。”字里行间流露出的不仅仅是作者对火炕的情感，更饱含着一种对于民族习俗文化的深深追忆。于是在这样的作品中，小读者所受到的就不仅仅是表面的 教育 ，更是一种由内而外的洗礼:在伶希仁充盈着满族风情的作品中，所表现的不仅是一种简单的乡土感情和民族情怀，更是通过满族生活的表现来折射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整个满族族群的多种文化特征及其价值取向。可以说伶希仁先生的儿童文学创作将自己浓厚的民族情慷深刻地蕴藏于其中，这在丰富了作品内在构成的同时也增添了其文学创作的丰富内涵，尤其是对于希望在阅读过程中能够学到更多知识的小读者而言，更是值得称道的。 伶希仁先生在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创作生涯中，一直努力为孩子们创作出各种文类的作品，而其中的大多数作品致力于使孩子们将生态环保意识和民族情怀深深的植人心底。在他的笔下，民族与生态二者共同构成了作品的重要内容。正如张锦怡教授所说的那样，“作家通过儿童文学创作，给儿童以美的愉悦、美的启迪和美的教育。”伶希仁先生正是以这样的目的为指导，孜孜不倦地为儿童创作出许许多多的优秀作品。其中涉及到 自然 与生态的篇章更是重中之重，这融人了他更多的心血，堪称其儿童文学创作的精品! 文化解读论文:对《楚门的世界》的文化解读 摘要　当越来越多的人宁愿呆在家里自由自在的观看那些轻松的娱乐节目，电视的传播范围越来越广，影响越来越大时。作为电影产业龙头大哥的美国电影不得不放下了原先的高姿态，从对电视的不屑开始低头直至结为姻亲。《楚门的世界》是电视与电影竞争的产物，它的成功预示着电影与电视的联姻将成为现代电影创作的一种重要方式。同时，新的电影题材类型将对美国电影市场甚至是世界电影市场产生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　《楚门的世界》　电视文化　电影创作　联姻 1998年6月5日，美国派拉蒙影片公司推出了由彼德·威尔导演的一部喜剧电影《楚门的世界》，由著名喜剧天王金·凯瑞担纲主演，这部作品获得了第71届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项。当年，观众对于这部作品的喜爱要远远超过它所获得的大奖，对它评价极高，很多观众喜极而泣，认为它是一部与众不同、创意十足的电影，是一部颇有深度的喜剧电影。 影片主人公楚门被塑造成具有离奇色彩的角色。从一出生就被奥姆尼康电视制作公司收养，在他成长的30多年里，他是电视剧《“楚门”秀》的主人公，但却是唯一不知情的人。不知道自己是一个全球瞩目的电视“明星”。楚门生活在人工搭置的巨大摄影棚——西海文的一个小城“桃源镇”，这个小城是《“楚门”秀》的制作人、集导演和监制大权于一身的克里斯托弗一手打造的桃源神话，日出日落。阴晴风雨，潮涨潮落也是由他控制。电视制作公司通过桃源镇上的几千台摄像机隐蔽拍摄，全日现场直播楚门的“真实”的生活状态，使楚门的人生完全被观察、记录、铭写、规训。全世界人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观看楚门的一举一动。看着他出生，看着他蹒跚学路，看着他吃饭睡觉，恋爱结婚……楚门在被无形控制了30多年以后，终于发现事实真相，克服种种困难逃离桃源镇。克里斯托弗深情地挽留楚门，他告诫楚门外面的世界充满欺骗、危险和罪恶，但楚门决然地与克里斯托弗说“再见”。在楚门看来，他的幸福生活纯粹是按照导演的乌托邦理念设计的。他压根没有选择自己人生道路、生活方式的自由。 许多观众认为这部电影揭示了一个荒诞无稽的人生寓言，人生如戏。有人从道德批判的角度分析这部电影，认为电视媒体将他人的隐私公开传播是不道德的：还有观众从“自由”主题进行分析，认为心灵的自由永远比外在的幸福更重要。观众的热情评议使这部电影再次成为被关注的焦点。 自电视诞生以来，电影市场在很大程度上被电视所抢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看到了电影与电视这对姊妹花争夺观众的疯狂竞争。电影与电视的竞争在经历了漫长的马拉松长跑后，两者逐渐开始联姻，产生了一种重要的电影题材类型，即取材于电视文化的电影创作。在美国电影创作史上，这种创作类型并不鲜见，且多有成功的范例《楚门的世界》就是其中一部非常优秀的电影作品，它的诞生来源于对美国电视文化的深刻思考。 《楚门的世界》蕴含了导演本人的理性认知，启发观众对美国电视节目原型进行深刻思考。影片内容实际上是对肥皂剧、真人秀节目两种节目类型思考的结果。肥皂剧是美国电视中最常见的节目类型，影响深远，它以开放式结构著称，可以没完没了的永远把故事讲下去。历史最长的肥皂剧《指路明灯》，自1952年播出电视版以来(之前已经在商业广播网中播出15年)，已经持续半个多世纪了。这种播出时间的长久性使许多肥皂剧作者包括演员在内有可能终生奉献给肥皂剧组。此外，肥皂剧使观众认为剧中发生的故事与日常生活同步进行着，是在“真实时间”发生的。这种肥皂剧是在流水线上被赶制出来的电视剧作品，所以它也是电视节目中公式化倾向最严重、模式规范最少发展变化的一种样式。在《楚门的世界》中，每天必有的“早上好”问候、必不可少的广告都是肥皂剧特征的呈现。在电影中，我们看至《“楚门”秀》的观众非常痴迷。聚集在酒吧间的观众，泡在浴缸里的老人，整天坐在电视机前消磨时光的暮年妇人……这一系列镜头反映出电视肥皂剧的真实收视状态。 真人秀节目是综合娱乐节目的一种，也被称作真实电视、记录肥皂剧、真实秀等，是由制作者制订规则，由普通人参与并录制播出的电视节目，与其他同类节目的最大不同是其以人为本的真实性，因此被称为“realitytv”。尹鸿将真人秀节目定义为：“真人秀节目是一种新型综合性的电视娱乐节目，是假定情境中的真实展现。”在《楚门的世界》中，楚门这个主人公是真人演绎，其他的角色包括楚门的父母、妻子、朋友在内，虽然遵循着导演的情节设计，规约着自己的言行，但对楚门而言，他们都是实质意义的父母、妻子、朋友，他们也是真人演绎。正如楚门的妻子所说“私生活与公众生活对我来说没什么分别，我的生活就是‘楚门的世界’，这是真正幸福的生活!”桃源镇这个巨大的摄影棚，安装了几千部的微型摄像机。对于楚门生活的记录采用隐蔽拍摄获得，真实性极高，这对于拥有“窥视欲”的观众而言具有极大的吸引力：电视居ⅱ《“楚门”秀》结局的非确定性，其传播方式的真实性也是“真人秀”节目的特征。 在《楚门的世界》中。观众所熟知的肥皂剧、真实节目经过杂糅、变形处理被搬演到银幕上，处处充斥着电视媒体对自己的调侃与讽刺：电影叙事过程被趣味化，电影变成了喜剧。在某种程度上。《楚门的世界》“剽窃”了电视节目的制作机制，整个电影依然遵循着经典叙事的规则，但是在具体情节叙事中运用了电视节目制作的具体元素与理念。电影与电视结为姻亲，这种处理往往会产生“间离效果”。“间离化”是布莱希特的核心理论之一，即有意识地在演员与所演的戏剧事件、角色之间，观众与所看演出的戏剧事件、角色之间制造一种距离或障碍，使演员和观众都能跳出单纯的情境幻觉、情感体验或共鸣，以“旁观者”的目光审视剧中人物、事件，运用理智进行思考和评判，获得对社会人生更深刻的认识。正如他所说，“使所要表现的人与人之间的事物带有令人触目惊心的、引人寻求解释的、不是想当然的和不简单自然的特点。这种效果的目的是使观众能够从社会角度做出正确的批判”。彼德·威尔导演从对电视肥皂剧、真实节目的理解中受到启发，将电视节目某些元素进行再处理为电影所用，这使得观众在观看《楚门的世界》欢笑之余，能跳出电影剧情重新对作品进行理性思考。 《楚门的世界》是美国电影与电视联姻的成功电影作品，它的影响可以说一箭双雕。一方面通过对两种电视节目类型进行变形处理演绎出一个匪夷所思的故事，可以达到对电视媒体的一种讽喻批判，同时又蕴含着一种道德思考。真人秀节目在美国上映之后获得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但同时引发了广泛的争议。为了提高收视率，很多节目环节的设置暴露个人隐私、人性弱点：许多真实节目的参与者为了赢得比赛，往往会不择手段。甚至相互倾轧，朋友离间、情人反目、仇敌牵手……《楚门的世界》中，电视剧导演克里斯托弗为了情节设计违背楚门的本意，将他深爱的群众演员玛丽逐出剧组：同时对公众宣称《“楚门”秀》将直播楚门的“床上戏”，这是对他人隐私的践踏。另一方面，《楚门的世界》中精心打制的“桃源镇”寄予了美国观众的诸多渴望与梦想。美国文化传统中有一种“小镇”理想，随着美国城市的扩展。美国人为他们的小镇的逝去感到悲伤，他们越是被迫与城市中陌生人打交道，就越想把乡村生活中稳定、人人都熟的关系、共同价值和道德责任加以神话。文化史学家渥伦·萨斯曼说，“肥皂剧对巩固基本价值观念起着重要作用……不管社会和经济条件所表现的现实会怎样，肥皂剧总是提供一种连续感以确保普遍的共同价值观念和信仰得以胜利。”在飞速发展的社会和文化变革中。很多美国人得了一种社会晕眩症。频繁不断的搬家，不断从彼此熟悉的环境过渡到一个完全是陌生者的世界，这当然是一种情感痛苦。电影《楚门的世界》恰恰为美国人建立了一个理想化的小镇复制品——桃源镇，大家都相互认识，相互有关联，彼此和和气气，没有尔虞我诈，这是个家庭观念主宰的世界。这部电影作品是对美国人逝去的“流金岁月”的纪念。 结语 《楚门的世界》是电视与电影竞争的产物，它的成功预示着电影与电视的联姻将成为现代电影创作的一种重要方式。当越来越多的人宁愿呆在家里自由自在的观看那些轻松的娱乐节目，电视的传播范围越来越广，影响越来越大。作为电影产业龙头大哥的美国电影不得不放下了原先的高姿态，从对电视的不屑开始低头直至结为姻亲，这将成为美国电影吸引观众、争取票房的有效手段之一。同时，新的电影题材类型将对美国电影市场甚至是世界电影市场产生深刻的影响。 文化解读论文:试析文化的冲突血脉的融合—《灶神之妻》的文化解读 论文关键词：《灶神之妻》　文化冲突融合　母女关系　东方主义 论文摘要:谭恩美在《灶神之妻》中从一个华裔美国女作家的特殊视角探讨移民美国的母亲和美国出生的女儿之间从冲突到相互尊重和融合的心路历程。同时也剖析了谭恩美的情节安排迎合了东方主义的阅读喜好。表达了作家在中美两种异质文化冲突和隔阂中，寻找多元文化共同发展的美好愿望。 正如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序言中所说的:“我还要从女人的观点去描述女人所应当生活的那个世界。这样我们便可以在她们渴望取得人类一员的身份、努力挣脱今天仍指定给他们的领域时，正视她们前进道路上的重重困难。”谭恩美就是这样一位从中美两国文化冲突和隔阂缝隙中看到女性的挣扎和母女从隔阂到融合的著名的美籍华裔作家。她继1959年出版的《喜福会》获得美国主流社会和大众读者的欢迎后，又于1991年推出了第二部小说《灶神之妻》。在这两部畅销的小说中，谭恩美以自己第一代华人移民后代的特殊身份，将在大陆有着坎坷经历的中国母亲和在美国有着文化困惑的美国女儿的生活经历和心路历程描写得淋漓尽致。 《灶神之妻》以女儿珍珠作为主要的叙事主角，她向母亲隐瞒了她患有多发性硬化症的病情，而母亲也向自己的女儿隐瞒了她在中国和一个中国丈夫文福的不幸婚姻经历，以及第二任美国丈夫吉米·路易怎样让她摆脱中国的痛苦折磨来到美国的经历。母亲仍然是中国式的，而女儿却是完全的美国化，两人在文化上、心理上都有着深刻的隔阂。这种文化的纠纷和冲突主题，不单单是在谭恩美的作品中得到特别的体现，它几乎是一个母题，在许多海外华文文学中反复吟唱，同时在海外游子心中萦绕。 一、中华伦理和西方价值观的冲突 中国儒家文化中，强调“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要求中国女性“未嫁从父”、“嫁后从夫”、“夫死从子”。《灶神之妻》中的母亲扛雯丽在书中却没有尊崇妇女的“三从四德”。江雯丽出生在20世纪初上海的一个富商之家，由于母亲是二姨太，并且和情人私奔了，父亲一怒之下将江雯丽扔到崇明的叔叔家，从小就没有“未嫁从父”。嫁人后，她的丈夫是个心胸狭窄火自、私小气的施暴者，虽然是个飞行员，但是没有教养，对她百般凌辱。他随着国民党部队到处飘零，她也只好跟随着他。他在外吃喝缥赌，在家不顾亲生女儿的死活，最终让她忍无可忍，决意离婚。他们来到上梅时，江雯丽曾幻想依靠父亲的权势来摆脱与文福的婚姻。可当了汉奸、破了产的老父反而需要在国民党当过兵的女婿的支撑。江雯丽只好再次忍气吞声。直到父亲死后，她才得到一个爱她的美国人吉米·路易的帮助，来到美国。江雯丽在中国的婚姻中，也没有“嫁后从夫”。来到美国，丈夫死去后，她也没有依靠任何一个子女，自己开花店，自给自足。江雯丽夫死后也没有“从子”。 母亲江雯丽虽然不是一个自觉的反抗封建伦理纲常的女子，但是她所做的一切符合美国自由、平等和民主价值观。美国宪法保护个人圣神不可侵犯的权利，《自由宣言》中崇尚“天赋人权”的精神，也是母亲最终享受到的。中国的封建伦理在美国这块土地上，得到了彻底的解脱。这样的故事情节让强调“自助者天助”的美国读者拥有了强烈的阅读期待。 在两种价值观念的冲突中，母亲最终选择了西方的价值体系。同时，作者又安排了美国人吉米·路易给予母亲无私的爱和帮助。这也正契合了西方人眼中所希望看到的东西方。萨义德曾指出:“东方主义是一种与宗主国社会中的男性统治或父权制相同的实践:东方在实践上被描述为女性的，东方的财富则是丰富的，而它的主要象征是性感的女性、妻妾和专横的—又极为动人的—统治者。正如同萨义德所言，在《灶神之妻》的故事结构中，就蕴涵着西方人眼中的东方主义。吉米是西方的男性，魁梧动人而且彬彬有礼，崇尚自由、平等、民主的人权;而母亲是东方的女性，美丽聪慧却被暴虐的东方丈夫统治，缺乏爱情和安全感。母亲通过吉米的爱情和移民帮助逃离父权统治的行径，最终被东方主义理解为西方解放了东方。东方主义认为:东方总是代表落后原始、荒诞无稽、神秘、奇特，多为女性的象征，而西方则是理性、进步、科学、文明，多为男性的象征。在20世纪初的时候，西方的文明终于将东方文明发现并解救出来。在文学中爱德华·赛义德在《东方主义的再思考》中指出:“文学史学家已经进一步注意到，在所有种类的审美创作与人物塑造中，人们习惯地按照一种西方化的轨迹来看视东方。”谭恩美的《灶神之妻》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东方主义的思维模式。 二、母女间的文化冲突和隔膜 “母爱女孝是父子伦理的变体，是传统文化中儒家家庭伦理最重要的属性之一。华裔作家也擅长通过母爱女孝伦理的体认来反思传统文化是如何塑造中国人的，也以此反映新旧文化与中西文化的差异”。谭恩美的成名作《喜福会》中，作者就用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写出了在东西方文化下，母女之间关系怎样由隔阂走向融合和理解。而在第二步同样畅销的小说中，她依然通过第一代移民的中国母亲和本土生长的美国女儿之间的关系来反思不同文化在人们心中造成的快乐和忧伤。 《灶神之妻》中除了描写东西方两者之间的伦理价值观有着冲突以外，血缘至亲的母女也在两种文化的熔炉中相互不理解。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家庭”既代表着家长对子女的权力，又意味着子女对其依赖关系。“血缘关系”即与“孝道”相伴随而存在，有“百善孝为先”之说。但是在女儿珍珠十四岁“充满了愤世嫉俗的怒火”的时刻，她做了让母亲很难原谅的事情。女儿拒绝悼念濒临死亡的父亲吉米:“我不想悼念躺在棺材里的这个人，这个病人已经瘦得不像样子，他呻吟着，衰弱无力，直到临终一直在用可怕的目光搜索我的母亲。他与我的父亲一点也不像，我的父亲是那么富有魅力、那么强壮、仁慈，总是慷慨大度，笑声不断”，“我怒气冲冲，满脸泪痕地跑上哥伦布大街，一直跑到海湾，也不管那些怔怔盯着我的游人。结果，我错过了葬礼。”为了这件事情，女儿和母亲关系一直就很紧张。正如文中说:“我们两个都赢了，也都输了。” 结婚后，女儿看望母亲也像是例行公事。珍珠在从母亲家回到自己家的路途中，“我望着窗外急驰而过的风景‘水库，起伏不平的小山坡，还有我路过上百次的同样的房子，从来不知道里面住的是什么人。一程又一程，一切都是那么熟悉，又是那么陌生，就是这距离横亘在我和我母亲之间，把我们分开了。这中间的距离就是文化的差异和隔阂。虽然女儿珍珠生有中国人的脸，但是她自小长在美国，思维方式和行为举止都是美国式的。她主张父母与子女是平等的，父母对子女没有绝对的权威;而母亲对她的管教仍然是中国式的，需要严格地服从和遵守。一旦女儿反抗，母亲便觉得触犯了中国的“忠孝”观念，更不用说不看一眼濒临死亡的父亲吉米了，那在中国简直是大逆不道，不可原谅的罪过。她不知道，女儿其实也爱父亲，只是表达的方式不同罢了。 三、血脉的融合消饵了隔阂 中国有一句古话:“血浓于水”的确，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更迭中，宗族主义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在文化的冲突和隔阂中，血缘关系对于定居在他乡的华裔来说，也是最好的毅合剂。“所有族裔散居团体定居在自己的出生地(或想象中的出生地)之外地领域，承认‘古老的国家’—一个深埋于语言、宗教、风俗或民间传说中的概念—认为这个古老的国家总是能抓得他们的忠诚或感情。虽然中国只是存在于女儿珍珠几乎模糊的记忆中，但是毕竟自己的中国人外貌和族群认同心理是不能磨灭的;虽然美国是她现在居住的地方，但是“中国”是更具有象征性的、集体无意识的“家园”。 无论文化有怎样的隔阂，总是有更无法割舍的血脉维系着母女的关系。母亲终于在整理房间的时候，看见了意想不到的东西。她发现女儿将父亲的逝世日期记在一张卡片上，同时上面盖着黑纱。当时，母亲想到:“只有在这时我才想到我错了。我想马上就给阿珍(即女儿)打电话，告诉她，现在我才知道，你伤心过，你哭过，不是在脸上哭，而是在心里哭。你爱你爸爸。母亲立刻理解了女儿当时因为愤怒和绝望而没有看垂死的父亲的心情。女儿没有从行动上安慰父亲，但是在心中却一直深深地缅怀着。 而女儿则是通过母亲的叙述进行了一次文化寻根，和母亲一起追忆了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经历了怎样的沧桑生活和情感纠葛才更了解母亲的。通过这次文化寻根和精神砒砺，女儿自觉寻找和确认自我在现实与精神上的归属。寻根这个主题，作者在前一本书《喜福会》上已经通过四对母女的故事阐释过，《灶神之妻》继续通过“母亲和女儿”这条生命链来追溯。谭恩美的文艺理论观也是跳出了“美国叙事”或“中国记忆”单一的一维思维模式，如乐黛云所说:“从人类文化的现状和合理交往方式出发，站在多元文化共存、‘和而不同’、互补共进的文化生态立场，将自己的方法论基础放到了世界性文学对话的起点上，力图将不同文学话语之间的事实联系、逻辑关联和美学精神相结合。谭恩美站在文化融合的立场上，熔铸出反映出跨文化特征的华裔文学《灶神之妻》。 母亲的爱和关怀通过血脉源源不断的渗透到女儿的身上，女儿最终也沐浴于母爱或者说是中国特有的家庭血缘凝聚力中。女儿珍珠愿意用中草药来治疗多发性硬化症，母亲也送给女儿一个具有寓意的女菩萨“莫愁”，她希望用中国的菩萨“莫愁”来保佑美国长大的女儿珍珠。这次文化寻根意义的谈话，终于让中国血脉的融合消饵了文化的隔阂。 文化解读论文:解析影响跨文化解读美国电影的因素 [摘要]《阿甘正传》是好莱坞的一部经典文化影片，中国观众对其进行的跨文化解读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尽管如此，总有一些共性的因素制约着他们对影片的解读。从问卷调查和个人访谈来看，阻碍跨文化解读美国电影主要因素包括：中美基本价值观的差异，受试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美国文化的生疏等两个方面。 [关键词]解读；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美国文化 作为好莱坞拍摄的一部经典文化电影，《阿甘正传》在美国本土受到不同观众的好评。在中国一经上映，它同样受到了我国观众，尤其是青年学生观众的青睐。尽管如此，中美两国观众对该片中人物、历史事件和价值观的解读存在很大差异。本文根据对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系2005级学生的问卷调查和个人访谈，认为阻碍跨文化解读美国电影主要因素包括以下方面：美国价值观和中国价值观的差异，受试者对美国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不熟悉。 一、中美基本价值观的差异 问卷调查中清晰地显示有46％的受试者认为中美文化的差异是他们解读美国电影的主要障碍，20％的人认为电影中人物的表意方式是主要障碍，19％的人认为语言(英语)为主要障碍。下面首先谈谈中美两国间的文化差异。 众所周知，中美两国不同的自然、政治环境因素积淀了它们各自不同的文化价值观。比如说，美国价值观以基督教、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为基础，而中国的价值观则主要以孔孟儒学为基础。这两种不同的哲学思想产生了不同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从而影响了中美观众对同一部电影的不同解读。其主要差异如下： 1．国家形象。 美国人和中国人对他们自己的国家认识不同。美国人认为其国家最显著的特征是自由、民主。他们通常使用正面的词汇，如伟大的、最好的、美丽的等来描绘美国。尽管中国人(大陆)也意识到了美国的自由和民主，但他们更叹服美国的高度发达的现实。在本次个人访谈中，有一个问题涉及国家形象。其中70％的人认为美国是～个民主、自由、开放、繁荣和多元文化的国家。另有17％的人强调美国的个人主义，10％的人认为美国是一个混乱的、霸权的国家。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出大部分受试者(87％)对美国持有正面的态度。同时大部分受试者认为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国家。他们对本国的经济状况抱有积极、乐观的态度。他们通常把中国也描绘为强大、繁荣、富有、稳定和团结的国家。只有少数人认为中国是贫穷、落后的国家。 2．个人主义。 个人意识或个人主义是美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渗透于美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前大部分中国人认为个人主义是一种自私的表现，相反他们认为自己是为他人考虑的。现在这种观念也发生了变化。调查中，76％的受试者认为珍妮代表着美国的个人主义，不顾一切地为实现自己的梦想而奋斗。然而，只有6％的人认为她是一个堕落的女孩。 事实上美国文化中的个人主义并不同于我们文化中的利己主义或自我主义。《心灵的习性》的作者认为个人主义是美国文化的核心。“个人主义”一词也非美国人所创造，而是由法国政治家托克维尔创造的。他指出个人主义有可能和自私自利混在一起对传统美德形成挑战并摧毁它们。但在很大程度上，美国的个人主义是一个褒义词或至少说是一个中性词。它蕴含着自力、自我完善、自我实现以及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的意义。然而，大多数的受试者通常情况下还是注重和强调个人主义的负面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对美国个人主义的误解。 3．宗教观。 在高度发达的美国，宗教的痕迹随处可见：90％的人宣称他们有宗教信仰。“我们相信上帝”的字样印在美国的货币上，这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总统就职宣誓时，总把右手置于《圣经》之上，等等。很明显，宗教影响到美国的文化、政治、经济等方方面面。在中国，情况则大相径庭。多数人不信奉某种宗教。尽管有些西方人认为儒教是一种宗教，但对中国人来说，它仅是一种哲学思想。与宗教信仰相比，中国人更注重有某种信念。 在电影《阿甘正传》中，阿甘和其母亲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把自己的成功都归于上帝的力量。小的时候珍妮就希望上帝把自己变成一只小鸟，远走高飞。结果在她死后，一群小鸟就从她墓地旁边的一棵大树上飞出。这就预示着上帝让珍妮的梦想成真。而中国人只有在他们需要神的帮助时他们才相信某个或某些神灵。可以说他们是地道的宗教实用主义者。 美国人的信仰宗教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他们有一种使命感。这种使命感可以划分为两种：个人使命感和国家使命感。个人使命感是指个人做事的成功感。《阿甘正传》中，作为虔诚基督徒的阿甘是这种精神的典型代表。他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能成功，比如成为橄榄球明星、越战英雄、捕虾业巨头等。他同时被描绘成为纯真的美国的化身有责任去拯救那些堕落的人，如珍妮和丹中尉。对中国人来说，这种精神主要体现为一种责任感。这种责任感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对他人、集体或整个社会的责任，而不是对上帝或其他神的责任。 二、受试者对自己的本族文化了解不够深入、全面 受试者对自己的本族文化了解得不够深入、全面是他们理解美国电影的另一障碍。爱德华・T・霍尔在其著作《超越文化》中提到，某种文化创立之初，身居其中的人们的行为和思想都是任意的，一旦这种文化确立之后，人们的行为和思想就会相对的固定下来并且难以改变。而且，这些人会很自然的认为其他文化背景下的人也应当按照他们的方式来思考和做事。在此，作者认为文化是矛盾的。文化的矛盾性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文化一旦形成人们认识、理解世界的某种框架后，它将有助于同一文化背景下的人与人之间的顺利的交流。另一方面，文化也能形成某些障碍，阻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间的相互交流。这种文化的矛盾性就成为跨文化解读电影的主要障碍之一。因此，为了更为有效地进行跨文化交流，人们应该有意识地了解本族文化。 在个人访谈中，笔者发现受试者对本族文化的了解并不深刻。问卷调查中的一个问题就涉及上述方面：您认为美国文化与中国文化差异是什么?有60％的受试者认为中国文化是很保守、含蓄、传统、封闭并且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然而他们却认为美国文化是开放、自由和突出个性的。在很大程度上，他们认为中国文化应当向美国文化学习。因此他们也非常喜欢美国的文化产品。这一结论从另一方面也可得到印证：其中有36％的受试者喜欢美国电影而只有20％的人喜欢中国电影。也就是说，有更多的受试者对自己的文化产品，至少是对自己的电影并不满意。由于缺少对自己文化的深层了解，于是他们就对外国文化，包括其价值观、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等有了一种盲目的认识。这种观念势必会对正确解读外国电影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三、中国受试者不了解异质文化――美国文化 受试者解读《阿甘正传》的差异首先是由中美两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引起的。除此之外，中国受试者对美国文化的不了解也是导致解读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问卷调查中，40％的来自于大中型城市的受试者认为他们解读《阿甘正传》的主要障碍是中美之间的文化差异，而50.8％来自农村的受试者同样认为他们解读该电影的主要障碍是中美之间的文化差异。这就说明一个人的居住地越是开放、越是发达，他接触、了解的美国文化就越多。这就进一步说明了对美国文化了解的越少，他们就愈发觉得中美之间的文化差异是解读电影的主要障碍。 下面这组数据也能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上述情况。当受试者被问道在中学阶段他们是否学习过相关的“美国社会与文化”时，其中仅有16％的人给予肯定回答，而其余84％的人是否定回答。在学过此类课程的受试者中，38％的人认为中美文化差异是他们解读美国电影的主要障碍，而没有学过的受试者中，48％的人持有同样的看法。这表明没有学过相关美国社会与文化的受试者缺乏对美国文化的了解，因而了解美国的文化对于他们解读美国电影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四、结语 综上所述，要想较为准确地解读美国电影、减少误读的几率，电影观众就应充分了解中国文化、美国文化以及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这种方法对我们跨文化地解读其他国外的影视作品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作者简介]梁昌明(1973－)，男，河北定州人，河北北方学院外国语学院副主任，讲师，英语语言文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美国研究；贾秀花，河北北方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连俊峰，河北北方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 文化解读论文:电影文学剧本《乡殇》的文化解读 摘要　《电影文学》剧本《乡殇》，蕴含了乡风之殇、乡土之殇、乡情之殇。作品写当下、写下层、写平民、与历史、写民俗，一个个沉甸甸的话题，既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现实，又彰显了作品的厚重文化底蕴。 关键词　《乡殇》；乡风；乡土；乡情 《电影文学》2007年10月下刊登了杨光、朱广辉联合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乡殇》，一幅纯朴厚重的民风、民俗、民情画卷展现于眼前，令人耳目一新。尤其是当下文坛，要么是古装戏说，要么是在纽约、在东京，要么是都市人的无聊闲侃极度盛行的状况下，写当下、写下层、写平民、写历史、写民俗，而又能写出历史的厚重与质朴，就更难能可贵。 殇，有两个含义，一是未成年而死；二是战死者。而两者又有一个共同点：死。那么《乡殇》中的乡之殇，殇在何处，我们认为，殇在乡风之殇、乡土之殇、乡情之殇。 一、中土依旧，正气不再，古风荡然 作品以农村为大背景辐射到各个层面和角落，描绘了广阔的社会生活。既有农村一望无际的高粱地，也有大都市豪华的洗头城；既有乡村出殡的宏大场面，也有花前月下、甜言蜜语的二人世界；既有几十人拿着槐木杠子拼死拼活的野蛮场景，也有使用微型录音机偷录证言的现代科技；既有乡村个体的原始的手工编织，也有骄横跋扈、先法无天的都市黑老大；既有乡村一个酒瓶一个酒瓶经营的废品回收的父亲，也有在都市开着尼桑轿车、开了一个回收公司、一年收入五六十万的儿子……展现了一个厚重而广阔的社会历史画卷。 看起来像一个万花筒般的世界，然而作者的聚焦点仍然是乡村，是乡风民俗。中国农村素有乡风纯朴、百姓吃苦耐劳、踏实能干的传统。从作品描写的背景看，应该是中原农村，具体地说就是豫东农村。这一带在地方志中明确地写到：“豫省居土之中，受气之正，其天性朴茂。”“地居中土，物受正气。其人性和而才慧。”“《汉书》曰：‘夏人尚忠，其弊朴野’。太康沿尚忠之制。故俗重朴厚，礼敦古处。简而不陋，华而不糜。”然而时过境迁，中土依旧，正气不再，古风荡然。1940年杜、苗两家因10亩土地，而结下冤仇，此后，虽经历了半个多世纪，而这个结欲结欲死：两个家族，苗家任书记、杜家任主任，两家你整我、我整你。暗中竞争，明里打斗。苗家当书记，大权独揽，不让杜家沾一点边；杜家开洗浴中心、木器厂挣自己的钱；杜家洗浴中心不正当经营，苗家在派出所当临时工的苗新胜就以派出所的名誉去查、去抓、去勒索；苗新胜提出要玩洗浴中心新来的小姐，杜家就趁机带着微型录音机把声音录下来，作为要挟的把柄；苗家当书记的苗新勇背着村主任杜有光用本村的土地建砖厂，也想挣大钱，杜有光听说后直接告到乡长那里，揭露老底，使砖厂办不成；酒桌上本来是化干戈为玉帛的好机会，然而苗志德逼杜有光喝酒，杜有光不胜酒力，受不了侮辱，掀翻酒桌，导致两家对阵街头；杜家为了使苗家丢脸、掌握苗家的把柄，先是把通奸的声音录下来，继而带领一班子人去捉奸；苗家的媳妇通奸被捉，把气出到郑家，因为郑家人少势弱，到郑家大打出手，把家里砸得一塌糊涂；郑家出不了这口气，明里不敢对抗，就暗中把杜家的3亩桐树苗一夜砍个精光；杜家怀疑砍树苗是苗家暗中操纵，就到苗家门前大骂，导致两家动刀子，两人各负重伤，虽然当场没有死亡，但都元气大伤，不久两人都死于非命……这里看不出正气，看不到和谐，看不到农民的质朴、看不到人性的善良。这就是乡殇吧?一个耐人深思的沉甸甸的话题。 二、土地：“命根”耶?“穷根”耶?一个厚重的话题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有着几千年的农业文明史，在农业文明时代，农民们自给、自足，虽说不上富足，然而那份自得、自乐的怡然之情，往往令陶渊明们羡慕之至。农业文明的基础是土地，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争斗的焦点就是围绕着土地，大到国家之间的战争、民族之间的征伐；小到家族之间的厮杀、弟兄之间的反目，无不与土地相关。正因为如此，从上到下对土地由敬奉到敬畏，由“社稷”、“社会”的“社”，就可看出人们对土地的敬奉。国家每年逢时对土地进行祭祀，春社、秋社、各种社日、社祭名目繁多，修建规模浩大的地坛；在乡村每村都有土地庙。社稷就成为国家、江山的代名词。土地真真正正是民众乃至国家的命根子。工业社会的到来，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不知不觉中，这个命根子不再那么重要了，甚至成为穷根子，这应该说是《乡殇》引人深思的一个沉重话题。《乡殇》写了三个家族几代情仇的故事，而重点是苗家和杜家。两家的仇恨就建立在土地的争夺上。1940年，苗家采取不正当手段，花钱买通土匪绑了杜之文父亲杜聿春的票，又撕票。半年后，杜家的十亩黑淤地被苗家夺走。此后两家都在土里刨食，在势力上没有明显的优劣，尽管杜家时时不忘深仇大恨，然而也无可奈何。上世纪八十年代后，苗家虽然政治上仍然得势，又是行政村的书记，又有人在派出所当临时工，然而重要的是经济上在逐渐失势。杜家政治上赶不上苗家，但是杜家在村里首先开办了大世界洗浴中心，甚至还有一点不规范的经营；尤其是杜家的木器厂，不仅收入很可观，而且拥有一大批身强力壮的劳动力。杜家的半脱离土地，使杜家在经济上逐渐占有优势。经济上占了优势，杜家的老三杜壮光才敢在给杜家办丧事时顶撞大总管苗志德；经济上占了优势，杜家才敢到高粱地捉苗家二儿媳妇李琦的奸；经济上占了优势，杜有光才敢掀翻苗家的酒桌；经济上占了优势，杜家才能每个工人发一千，带领二十多个工人与苗家对阵街头，　“对峙双方占明显优势的是杜家”；经济上占了优势，当杜家的三亩桐树苗被人砍后，杜之文才敢指桑骂槐对着苗家族长苗志德的脸大骂。三个家族的另一家是郑老歪家，新中国成立前没有土地，流落到青龙镇后村，没有经济，更没有地位，加上孤门独户，几乎是忍气吞声地过日子，任人蹂躏、甚至是任人宰割，“受人欺负一辈子，有一点办法我早就走了。”后来他也就干脆脱离土地，到城市收废品，不仅使郑老歪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而且使郑老歪具有新潮的思想观念，有了这样的基础，夹着尾巴做人几十年的郑老歪，才敢把几十年的怨气发泄出来，一夜之间把杜家的三亩桐树苗砍了个精光。因为被人捉奸无法在家生存的郑爽，彻底脱离了土地，凭着自己的文化、凭着自己的豪爽义气、凭着自己的一身武功在城市站住了脚：“干了一个回收公司，又办了一个再生纸厂……一年收入五六十万。”等到父亲两年刑满时，就直接开着自己的“白色尼桑轿车”去接出狱的父亲了。越离开土地，越有经济实力；越离开土地，腰杆越硬；越离开土地，越能飞黄腾达。这里不仅令人深思，而且包含着一种淡淡的思虑、忧伤。应该是《乡殇》之殇的含义之～吧。 三、情与性：一个既传统又新潮的话题 一般来说，中国农村在情与性方面是比较保守的，性与婚姻是捆绑的，婚姻就是为了传宗接代。在理论上是这样的思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了有后，必须以婚姻的形式建立家庭，婚姻之外的子女是无名分的，是被人瞧不起的；有了 家庭，才有性，家庭之外的性，是见不得人的，是不道德的。性是家庭的附属，家庭是为了“有后”。性、家庭乃至整个生活，都是为了“有后”、为了接续香烟、为了传宗接代。作为女人，再漂亮、再贤惠、再有才能、再有钱，不管什么原因，一旦“无后”，在家庭中，甚至在社会中就没有了地位，就会被人瞧不起。苗家的二儿媳妇李琦就处于这种尴尬的境地。“30岁左右，长相靓丽”，　“太漂亮了”的李琦，嫁到后村苗家有十年了，苗家既有哥哥在村里当支书、又有弟弟在派出所上班，可以说，有门有户有地位。李琦的娘家也是“大户”人家的后代，李琦母亲不断地向李琦灌输家族的辉煌历史：“你奶奶嫁过来的时候，光家具排了三里长，那是个大户啊，她怀你爹六个月，你爷就死了，你奶奶操着一个墓生的儿子熬成咱一家，你奶奶守了一辈子的寡，到死没有让人说半个不字”。从李琦的娘家成长背景，到婆家的生活环境，都不是导致李琦红杏出墙的直接原因。促使李琦红杏出墙、主动诱惑年轻后生的直接原因是她的“无后”，尽管这无后的原因并不在她。李琦的丈夫苗新奇“一小点点就上车了，风里雨里给老苗家挣钱，现在落下病了”，“光药吃了一大车”也不见效果，嫁到苗家10年的李琦，一直没有怀孕，一般人看不起也就罢了，连自己本家的亲嫂嫂、亲兄弟媳妇也“没少说风凉话”，身强体壮、能生能养的李琦当然不愿意抱养老大、老三家的孩子，　“我也就是想要个孩子”，“我能生为什么不生?”“我想有个属于自己的孩子。”为了有个属于自己的孩子，李琦选择了高考复习落榜、有文化、有知识、有武功、英俊潇洒，在后村又是孤门独姓，年仅22岁的郑爽。当初李琦接近甚至诱惑郑爽，“也就是想要个孩子”，可是与郑爽有了几次要死要活的高潮迭起的接触后，“就控制不住自己了”，身体的内在欲望一旦被点燃起来，就再也难以平息。甚至在面对自己的丈夫时，李琦也坦然说：“我也不知道这阵子是怎么了。” 作品的厚重之处还在于，捉奸之后几个当事人的心态，反映出时代的变迁与社会的古风不再。在传统的中原农村，一旦被人捉奸，就是丢八辈子人的事，特别是女方，更是无地自容、被所有的人瞧不起。“知道奶奶庙吗?那是青龙镇的老祖先，年纪轻轻的丈夫死了，守寡一辈子，后人感动给她立了庙。立庙干啥?警示后人。通奸更厉害，男女光身子往奶奶庙一绑，放恶狗咬。”时间的河流已经把人的头脑冲刷得今非昔比了，李琦不仅主动接近、诱惑郑爽，而且敢作敢当，郑爽转述说：“她(李琦)说她啥都不在乎，让人知道了，大不了离婚。”被人捉奸后，狼狈地穿着郑爽的衣服跑回娘家，面对母亲的唠叨、说教，李琦不仅不以为错，而且振振有词：“我也就是想要个孩子”，“实话实说，因为没孩子，大嫂和老三家没少说风凉话，新奇也不是不知道。”“我能生为什么不生?”当丈夫苗新奇来接李琦时，李琦不仅不羞不愧，甚至是理直气壮。苗新奇到李家，先是“倚着门蹲下来，低着头没言语”，反而是李琦理直气壮地说了第一句话：“我只是想生个孩子，我不想听老大、老三家里的风凉话。”此话一出，“苗新奇双手捂住脸，一下跪在地上，接着低沉的哭声呜呜地响起：‘李琦，我知道我对不住你……我就怕你瞧不起我，咱们家是脸朝外的人，你这样一弄让苗家怎样做人呐。’”李琦的第二句话就有点咄咄逼人了：“不行，咱们就离婚吧!”在这里，好像与人通奸、犯错误的不是李琦而是苗新奇。当苗新奇想把矛头转向郑爽时，李琦非常义气、豪爽地说：“怪不得人家，是我主动找的他。”被捉奸、衣服被别人抱走、穿着通奸男人的衣服跑回娘家，在面对自己的丈夫时，竟然如此不羞不愧甚至理直气壮、大包大揽，怪不得别人，责任在我。这不仅仅是性格问题，也不仅仅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问题。结合故事背景，一个乡村浴场，就有许多单间，男女厮混，甚至是“一男两女全都一丝不挂”；一个派出所的临时工就能横行乡里、鱼肉百姓，要哪个小姐，就要送哪个小姐；什么时间要，就什么时间送；让送到什么地方就送到什么地方。这种婚姻、情、性等方面所揭示的意蕴，应该说是《乡殇》之殇的另一含义吧。 文化解读论文:美国人的行为趋向:《当幸福来敲门》的文化解读 [摘要]电影《当幸福来敲门》根据真人真事改编，反映的是没有任何显赫家庭背景、而立之年的黑人小人物克里斯・加德纳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在美国的成功奋斗。该片可视为实现美国梦，体现美国主流价值观的完美范本。它浓缩了美国人的生活历程和性格特征，折射出美国文化模式中以“行动”为主的行为趋向。本文以文化的视角，从生活节奏、对待挫折和追求幸福三个方面来阐述这种行为趋向在美国人生活中的渗透，探索影片主人公实现梦想，即从一个乐观进取的推销员，最终成为百万富翁的心路历程。 [关键词]《当幸福来敲门》；美国文化模式；行为趋向 一、引言 电影《当幸福来敲门》(The Puzmit of Happyness)拍摄于2006年，获当年北美圣诞档的票房冠军，为金球奖、奥斯卡双料提名。该片是编剧史蒂夫・康纳德根据美国百万富翁克里斯・加德纳的同名个人传记故事改编而成。它反映的是美国梦下的另一个阿甘，小人物克里斯・加德纳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在美国的奋斗，演绎了普通美国人凭借智慧和努力追求幸福和成功的故事。 本片主人公克里斯・加德纳是一名普通的医疗器械推销员，怀揣成功的梦想，争取到在一家声名显赫的股票投资公司实习的机会，历经种种挫折，终于如愿以偿地迎来幸福时刻。该片可视为实现美国梦，体现美国主流价值观的完美范本。它反映了美国人在独特的文化模式(cultural pattern)下以“行动”为主的行为趋向(activity orientation)。 文化模式是指各民族或国家独特的文化体系，是由约定俗成的信仰、价值观、准则等构成的。文化模式不是可以直接触摸到的东西，它渗透在各民族或国家的方方面面，深深地植根于人们的心底。罗思・本尼迪克在《文化模式》中认为，基督传统、共和主义和个人主义构成了美国文化模式的三大要素(Ruth Benedict：1934)。其核心是基督教思想影响下的人人平等自由和个人奋斗的价值观。 Edeard Stewart“文化模式理论”中“行为趋向”的大多数南美人和印第安人采取随遇而安、适应变化(becoming)的行为趋向，通过改变自己而来适应变化中的世界。中国的道家以“无为而治”、“无为即大为”(being)为安身处世的理念，而欧美人行为趋向以“行动”(doing)为主(尹丕安，2007:48)。本文将通过电影《当幸福来敲门》来阐述以“行动”为主的行为趋向在美国人生活中的体现。 二、美国人的行为趋向深受基督教义的影响 影片导演盖布瑞-穆契诺(Gabriele Muccino)是意大利人。他擅长以电影语言描述错综复杂的情节。他在此前从未执导过英语电影，但因为是非美国人，他不像美国人那样理所当然地看待美国梦，而是以其敏锐的跨文化意识和独特的影视艺术的形式，通过克里斯追求幸福的真实旅程，向观众展示美国主流价值观。 本片中多次提到上帝和杰弗逊的《独立宣言》。盖布瑞向观众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尽管美国是一个宗教信仰自由和多元文化的国家，美国人的行为趋向深受基督教义的影响。确实，上帝是美国人的精神寄托，也是美国立国的精神支柱。历史上美国的国家建立，跟基督教有着很深的关系。当初那些从欧洲来到“新大陆”的人，有很多都是为了躲避母国施行的宗教迫害而来，其中的先驱者多为“清教徒”(Puritans)。虽然后来也有其他教派的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陆续移民而来，但是清教徒思想深入人心。在签署《独立宣言》美国的“国父”中，有不少是(新教)基督徒甚至牧师。虽然杰弗逊是一位自然神论者，但在他起草的《独立宣言》中提到上帝的次数不少于四次。 片中克里斯5岁的儿子讲落水者祈求上帝拯救的小故事：一艘船过去了，落水者拒绝被救，说：“上帝会来救我的。”第二艘船又过去，他仍然拒绝被救，说：“上帝会来救我的。”后来落水者淹死后来到天堂，问万能的主：“为什么不来救我?”上帝回答道：“我已经派两条船去救你了。”导演巧妙地通过孩子不经意的笑话告诉观众美国人信奉的基督教义：God helm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自助者，天助也)。 导演还安排了一场落魄的克里斯怀抱儿子在教会收容所听牧师布道，听教徒唱圣歌的情景。教徒们唱出了克里斯的心声：“重担虽负于肩，痛苦难以忍受，但我不会也不曾放弃，只因你曾经的承诺：赐予我翻越攀登之力，指引我前进的方向。”在美国人看来努力工作，追求幸福是上帝赋予的“天职”。 三、美国人的行为趋向体现在生活节奏上 同其他行为趋向相比，在以“行动”为主的行为趋向的文化模式中，人们习惯于快节奏的生活。“美国人认为，时间是一个朝某一方向不断流动的东西。”(王恩铭，1997:204)Hall把不同文化对时间的使用分为两种范畴，一种是一元制时间(Mono―chronic time)简称M-time，一种是多元制时间(po―y―chronictime)简称P-time。一元制把时间看成是可以分隔，但不可重复，有始有终的一条线，也称线式时间观；而多元制则把时间看成是分散的，采用多元制的文化，一般可在同一时间内做不同的几件事情，也称圆式时间观念(王莉，2002)。作为一元制的美国人，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时间，对于他们来说，时间无异于一条既固执又珍贵的直线，时间如金钱一样可触摸。 在本片中，克里斯时间观念强，精于安排工作、学习、娱乐和社交的时间，力争在有限的时间里取得最理想的效果。他似乎永远在狂奔之中：每天早早上班，奔跑着去幼儿园接儿子，奔跑着赶公交车……为了从20个实习生中脱颖而出，成为证券公司的股票经纪人，他要比其他竞争对手更努力地争取时间去联系潜在的客户。他不停地打电话，整天坚持不喝水――这样就可省下上厕所的时间，他拼命地挤出每一分钟去与他人竞争。他利用业余时间为了生计而推销测骨仪，晚上通宵达旦地看书。他在忙碌生活中的唯一目标就是圆满完成任务。 四、美国人的行为趋向体现在面对挫折时 面对挫折，各民族有不同的行为趋向。在“无为”的行为趋向中，人们带有宿命色彩，把一切视为上天注定的不可避免的事情。美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都有本民族自己的特点，但是他们共有的独立精神早在《独立宣言》中就表现了出来，即主张人类生而平等；天赋人权；生存、自由以及追求幸福都是不可侵犯的权利。而且，十九世纪美国西部移民一往无前的冒险精神和坚忍不拔的开拓精神，在各民族二百多年的融合，已经融入了大多数美国人的血液之中。至于进取精神和移民也是分不开的。他们有很强的适应能力，有坚定的自信心。他们在各种事业上都喜欢标新立异，既不怕别人的非议，也不担心个人的失败，失败了再重新起来。他们既不恋旧，也不把希望寄托于未来，而是抓紧现实(孙延|，2002)。 开拓进取、永不放弃的坚韧精神同样体现在克里斯身上。片中克里斯面对种种困难永不气馁。不肯轻言放弃的进取精神深深地感染着每位观众。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勇往直前的开拓精神。男主角威尔・史密斯黝黑的皮肤，凝重的表情，匆忙的脚步，将一个奔波、失意，但时刻不忘奋斗目标的美国平民英雄的形象演绎得惟妙惟肖。 克里斯从不放弃对梦想的追求。正如他在球场上对儿子说：“如果你有梦想，那么请保护好它。”尽管他的人生历程坎坷：提着四十多磅重的医疗仪器四处奔走推销，交不上房租，被房东赶出，只能带着儿子去地铁厕所和收容所，甚至被迫卖血，即使在这时候，克里斯仍一如既往地自信和勤奋。在被车撞丢一只鞋子后，立刻爬起来跑回去工作。只是在一个深夜，当无家可归，和5岁的儿子被迫在地铁厕所里过夜时，我们才看到坚强的克里斯坐在地上一个人无声地啜泣。 观众一定还记得这样一个特写镜头：在克里斯匆匆赶赴一个重要约会时，一个黑人埋头专注地在街头击鼓。这使人联想到克里斯总是一路狂奔的脚步声。这个镜头蕴含着主人公锲而不舍、勇往直前，永不放弃的精神。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克里斯总会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因为他相信：有了梦想就要好好守护，全部生活的碎片就是为了等待幸福来敲门的那一刻。他坚信：有志者事竟成! 五、美国人的行为趋向体现在理想追求上 本片片名取自于《独立宣言》中的一句话：“人人生而平等。每一个人都被造物主赋予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有生命权、自由权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刘祚昌，1996:128)。观众刚看到片名《The Pursuit of Happyness》时也许会纳闷：一个拼写错误?但看到最后一定悟出了编剧的真实用意。所谓拼错的片名实际上是有意为之。就像影片开头克里斯看到幼儿园墙上涂鸦时说的那样：“There iS no Y in‘happiness’，It's an I.”(在“happiness”这个单词里，没有“Y”，应该是“I”。)片名巧妙地向观众传达了这样的思想：美国人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遇到困难时不会抱怨“为什么(why)”，而是依靠自己(I)去奋斗!这里的“I”是指“自己、个人、自我”，意思是只有依靠自己才能实现自己的幸福。“个人主义构成了美国文化模式的基本特性和主要内容”(朱世达，2001:13)。“美国个人主义观念中的重要一点就是独立精神” (王恩铭，1997:204)。毋庸置疑，美国文化鼓励每个人自己作决定，形成自己的观点，解决自己的问题，以及拥有自己的财产。 而且美国人在追求幸福和成功的观念中具有高度的物质主义。“‘物质主义’是针对美国人的金钱观和处世态度而言的。可能没有其他国家的人比美国人更重视对金钱的追求了。”(陈俊森，2000:55)美国人评价一个人是否成功，多从物质的角度加以评价。虽然物质的追求并不是绝对化的，但从社会整体来看，物质的多少还是衡量每个人的创造力和成就的标准，因为以“行动”为主的行为趋向文化模式中，对一个人的行为评价注重有形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的价值观在克里斯如下的言行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克里斯在追求幸福和成功的过程中依靠自己，充分发挥主体能动性，一步步“推销自我”，最终成功实现了自己追求幸福的梦想。当克里斯茫然地提着要推销的仪器看到从经纪公司门口走出的人们满脸幸福的样子时，他毫不犹豫地向一名开着豪华跑车，穿着光鲜的职员讨教致富经验。“做股票经纪人，只要能精通数字和做人处世就行。”职员的这番话点燃了仅高中毕业的克里斯心中的理想火花。 为了争取到实习机会，他亲自上门递交申请书，争取到跟经纪公司经理特维斯图搭车的机会，利用推销员的口才适时推销自己的长处，并通过成功玩转魔方展示他的数学天赋，赢得主管的好感，从而得到了他追求幸福的关键机会――实习生面试。这是他自我推销的第一步。而他自我推销的第二步就是那场精彩的面试。当克里斯穿着刷墙的衣服匆匆赶去参加决定命运的面试时，面对考官们惊讶的表情，他主动坦白“因为没能付清停车罚款而被拘留了。是从警察局一路跑来，拘留前正在家里刷墙”。当主考官对他学历表示失望时，他诚恳地告诉对方自己“喜欢这一行，已经开始自学”。“我知道如何寻找答案，而且我一定会寻找到答案的。”正是他的坦率和坚持折服了主考官，使他终于成为一名股票经纪人实习生。 克里斯主动登门向大客户瑞本因失约而道歉，赢得了瑞本的好感，从而融入了对方的社交圈，认识了许多潜在的客户，这也为他进一步的成功埋下了伏笔。“同更高一层群体的联系是通向上流社会的途径，向上攀爬或者在受限制的群体中再造出一个精英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美国趋势。” (陈俊森，2000:60)在公司的培训中，克里斯总是增加在主管人员特维斯图、培训经理和上司面前的曝光，他不惜做跑腿工作，赢得了上司的好印象。功夫不负有心人，克里斯・加德纳凭借他锲而不舍、孜孜以求的一股子劲头，赢得了大客户的青睐，从此，幸福之门慢慢向他打开。 总之，电影《当幸福来敲门》可视为实现美国梦，体现美国主流价值观的完美范本。主人公克里斯实现梦想，即从一个乐观进取的推销员，最终成为百万富翁的心路历程，折射出美国文化模式中以“行动”为主的行为趋向。艺术来自特定的文化，也可以说，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无论何种艺术都是该国家或民族文化的载体，通过解读这部影片，我们可以进一步透视美国独特的文化模式，了解美国的主流文化。

小学语文教育论文:小学语文教育与儿童文学 一、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教育之间的联系 小学语文教育的教学内容主要包括课堂教学和课外阅读两部分，下面将分别介绍儿童文学与这两部分之间的联系。儿童文学作品体裁形式丰富多样，儿歌、故事、诗歌、童话、科普读物均属于儿童文学作品的范围，而且这些优秀作品又作为编写小学教材的重要文学资源体现在小学语文教材的内容里面，极大地丰富和充实了小学语文教学教材内容形式，同时对小学语文教师的课堂教学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强调把握儿童文学的特质和小学语文教学规律，来进一步提升小学语文课堂教学质量水平。当代社会，信息资源的获取渠道十分广泛，少年儿童在接受课堂教学知识外，还可以通过阅读大量的课外儿童文学读物来开阔视野，提高自身的读写和阅读理解能力，有助于少年儿童的成长。 二、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 1.为小学语文教科书的编写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儿童文学由于其丰富的体裁样式和大量经典作品的创作成功，极大地扩展了编写我国小学语文教材的资源渠道，目前，我国小学语文课程教科书中大部分选文均来自于儿童文学作品的相关内容。在新课程标准的背景要求下，无论是哪一套小学语文教科书，都因儿童文学作品特有的文学性、艺术性与趣味性等特征构建了小学语文教科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小学语文教科书的编写参照儿童文学作品的内容这一现象不仅仅在国内比较普遍，在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因此，儿童文学对小学语文教科书的编写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和资源，对小学语文教育发挥着重要作用。 2.为小学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提供了源泉 在儿童发展和成长的过程中，为了便于儿童更好地了解世界和认识世界，同时有利于与成人进行进一步的交流沟通，而依据儿童身心发展需求进行创作的异于成人文学的独立的文学门类，即为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教育中的儿童文学作品作为小学语文课程资源内容开发的重要源泉，符合七岁至十二岁之间年龄段孩子的心理特点和理解审美能力，对于小学生的情感和观念的形成以及对文学作品阅读兴趣的培养都将起到良好的推进作用，同时还可以激发小学生的求知欲和好奇心，增强他们自主学习的主观能动性，最终实现新课程标准下小学语文课程设定的教学目标和教学要求。 3.构建小学生和谐的精神世界和心灵世界 在新课程标准的要求下，儿童文学占据了小学语文教科书中的很大比例，已经成为了小学语文教育的重要课程资源。小学生通过学习儿童文学中的寓言故事能够深刻领悟到蕴含其中的丰富内涵，帮助这些儿童形成自己独立的精神世界和心灵世界。另外，儿童文学其实就是打开小学生心灵世界的“一扇窗”，他们能够借助儿童文学这一载体更好地去发现美、感受美，去认识自然、认识社会、认识人生，享受着儿童文学给他们带来的无穷乐趣。在小学语文教育过程中，应该高度重视儿童文学的熏陶感染作用，尊重小学生在儿童文学学习过程中的独特体验，促使小学生努力将自己塑造成为道德品质高尚、伦理观念健全的社会人。因此，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教育中对于构建小学生和谐的精神世界和心灵世界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小结 随着基础教育改革的逐步深化与小学教师儿童文学素养的日渐提高，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教育中一定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达到新课程标准对小学语文教育中儿童文学的教学要求，才能切实提高小学语文的教学质量与小学生们的课外阅读水平。 作者：赵元宝 单位：湖北崇阳 小学语文教育论文:小学语文教育教学策略综述 1、更新观念，角色变换 创新教育首先要更新观念。从课型设置，课堂组织，教学方式和手段等多角度着手。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促进学生智力的开发，并与非智力因素相协调配合发展。针对语文教材的文章特点，内容范围和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的心理素质特征，选择最能调动学生积极性和主动性的教学方式进行教学，使学生在浓厚的学习氛围和积极主动的学习中，主动探求语文知识，并树立创新意识。 创新教育的角色变换要求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适时调整并变化角色，重新确立目标。既要变“一言课堂”为“群言课堂”。即传统的教师一人独角戏，教与学分离，填鸭式灌输转变为启发式，诱发式教学方法，变单项传输为双向或者互换交流，由浅入深，充分调动学生的自主性，积极性，及时并保持课堂气氛活跃。又要变“传授知识”为“生产知识”，教育教学在基本课程内容学习的情况下，更加重视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培养。 2、营造课堂氛围，培养创新意识 融洽、和谐、活泼的课堂气氛有助于挖掘学生的创新潜力。教育教学策略不仅是教学生语文的基础知识，更重要是教学生如何主动去自我获取知识。为了激发学生学习知识的自主性和积极性，教育教学工作者在课堂教学中应努力营造轻松、愉悦、和谐，互动的学习氛围，引导学生多思多虑多问多讨论，从而激发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和创新意识。 3、挖掘素材，激励创新 语文教材中存在着大量的语言、思维、德育、美育等创新因素，需要教师和学生共同努力凭借课文，紧扣语文，挖掘创新因素。譬如教学课文《司马光砸缸》，教育教学不仅要挖掘创新因素，同时引导学生认识到特殊时间救人的关键不仅要有勇气和胆量而且要有谋略，才能达到救人的目的。从而引发到培养学生灵活思考，创新实践。 4、总结 人教版小学语文教育教学课程应以学生思想教育发展为本质，指导学生科学合理的学习课程、确立目标并制定学习计划，提高学生对语文学科的整体认识，发展学生的语言和文字的运用能力和创新意识。 重视小学语文知识与实践的相结合，让学生除了在掌握小学语文的基础内容和基本技能以外，并体现他们对小学语文的思维方式方法，同时各方面挖掘素材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使学生对小学语文有较为全面和整体的认知，形成积极的情感态度，并提高学生人文素养和文化价值，为学生未来发展和更深一层次学习做好基础。 作者：李永琴 单位：云南省临沧市耿马县芒洪乡九年一贯制学校 小学语文教育论文:多媒体技术在小学语文教育中的实践 【摘要】 在日常教学和优秀课例展示评比活动中，多媒体技术逐渐成为主流趋势，决定着课堂的教学质量，多媒体技术的应用打破了传统的课堂程序，给语文教学的改革带来了新的生机，成为激发学生兴趣、突破难点、拓展思维的有效工具之一，通过多媒体技术的运用将极大的提高课程效率。本文主要围绕多媒体技术在小学语文教育中的价值及实践研究等两方面进行分析，以便在今后工作中多媒体技术能更好的服务于教学。 【关键词】 多媒体技术；小学语文；价值；实践应用 多媒体技术作为现代化教学手段，在教学中的作用逐渐突出，其将文字与声影、书本与生活进行有效结合，打破传统教学的格局，为学生提供立体的教学环境、提高课堂教学的活力。作为小学语文教师，应充分认识到多媒体技术在教学中的价值，紧跟时代步伐，将多媒体技术与现代小学语文教育的内容进行整合发展，促进小学语文的学与用，提升学生的人文精神。 1.多媒体技术在小学语文教育中的价值体现 （1）多媒体技术能够丰富教学内容 教师教学的主要目的有两方面：一是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可以通过教师讲解介绍来完成；二是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教学效果不是很好，无法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对学习产生抵触情绪，但在应用多媒体教学后，教师可以直观、形象的对教学内容、信息进行传递，课堂上学生通过观看教学视频，达到情景交融的效果，刺激学生的感官，调动学习积极性，从而实现语文学习由被动向主动转变的过程。 （2）多媒体技术满足现代教育要求 在小学语文教育中应用多媒体技术能够创造直观的情景，利于对学生兴趣和求知欲的激发，符合当今时代下语文教学的要求，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教学方法的一种创新，对提高课堂效率和教学质量起到促进作用。 （3）多媒体技术打破时空的限制 多媒体技术不受时间、空间、地域的影响，教师可以通过多媒体的运用将课本的内容直观有效的反应给学生，学生在观看视频、图像以后，更容易掌握课本知识。 2.多媒体技术在小学语文教育中的实践研究 （1）吸引小学生的注意力 小学生很难对固定事物产生持久的注意力，对万物充满好奇心，而语文教学是一个长期不断积累的过程，因此需要集中小学生的注意力，引导其愿意学习语文知识。多媒体技术的迅速发展，可以协助教学，通过多媒体技术可以选出精美图片、设计课件，课件中真实的声音、绚烂的色彩，容易吸引小学生对语文知识的注意力，合理的运用多媒体课件，善于抓住学生的眼球，使其在学习过程中感受到语文学习的不同之处，这对培养小学生对语文学习的兴趣起到很好的引导作用。 （2）有利于三维教学目标的落实 在新课程标准中把教学目标分为三个维度，体现比较深刻的是情感态度和价值观，而教材是枯燥无味的文字或是图片，在接受时学生会感觉乏味，缺乏兴趣。而利用多媒体技术后可以来展示相关视频或是浏览一些网页信息，容易调动学生的感官，激活思维，进而加深对课本知识的了解和感悟能力，有效吸收课堂所授知识，优化教学效果。 （3）有利于学生思维的发展 多媒体技术的运用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说话能力，利于激发学生的发展思维，学生在多媒体引导下可以增加交流、参与的机会，变被动听讲为主动参与和实践操作，逐步养成独立思考、积极参与的品质。此外，多媒体技术的应用充分提高学生的观察、记忆、想象、思维等各方面的综合素质，在教学过程中，融声像图文于一体，具有智能化的双向教学活动过程，极大的简化了教师的操作。但是，在应用多媒体技术的同时语文教学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往往忽视了语文教学的目的，过于重视课件的观赏性，简单的认为多媒体课件越漂亮越好，导致课件背景复杂，画面变化频繁，学生将注意力全部投入到对画面的欣赏上，忽视对课堂知识的吸收，使得对课文内容一知半解。主要基于语文课的特质，语文课是语言实践课，一切教学手段必须以语言活动为主体，以语言媒介为中心，不能完全借助直观形象的教学手段，语文教学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全面能力，缺少任何一方面都不是完整的语文教学。 3.多媒体技术在小学语文教育中应注意的问题 （1）适度引入多媒体技术 引入多媒体技术的目的在于提高教学效果，提升小学生的语文学习素养，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注意以下几点问题：第一明确多媒体教学的目的，有针对性的对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采取措施；第二根据教学大纲制定教学计划，结合小学生的特点和教学内容设计多媒体技术的应用背景；第三掌握多媒体的展示时间，如果时间过长会大量的吸引小学生的注意力，对整堂课的教学产生影响。 （2）正确处理多媒体技术与传统教学之间的关系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引入多媒体技术，是对教学上的一种创新，将计算机技术与传统教学方法相结合，能够更好的达到教学效果。两者的区别在于：多媒体技术能够为学生提供生动的感官体验，即：动画、色彩、视频、图片等；而传统教学模式是需要进行板书教学，以多媒体为辅助教学手段。如果长期过度依赖于多媒体技术，会使得学生思维懒散，因此，教师在实践教学中必须掌握好两者之间的关系。 （3）注重突出语文的特点 在应用多媒体进行小学语文教学时，应注重突出语文的人文性，切忌出现多媒体喧宾夺主的问题，在应用多媒体的同时要不断强调学生多读，借助多媒体技术多了解课本内容，以期来提高学习成绩。 作者:胡晓萍 单位: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二十里铺中心校 小学语文教育论文:小学语文教育方法研究 一、要让小学生在语文课堂上发挥主体作用 教师是课堂的组织者和引导者，小学生才是课堂的主体。小学语文的教学应该是以小学生为主，教师与学生平等交流相互配合的过程。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应该激发小学生对语文这一学科的学习兴趣，引导小学生掌握小学语文的方法。教师应该适应小学生的需求，努力学习更多的新知识，不断丰富自己，不断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要想让小学生成为语文课堂上的主体，教师就应该把更多的时间交给小学生，例如，在学习《早发白帝城》这一课时，教师可以提前布置好预习的作业，然后课上让小学生在课堂上说自己搜集的关于作者的资料，然后与大家分享，最后老师再进行相应的总结。了解完作者后，就让小学生分组朗诵古诗，进行一个小型的朗诵比赛。朗诵完古诗，就让小学生分别说自己对这首古诗的理解，然后进行讨论，接下来教师进行总结。教师可以在黑板上写出这节课的框架，然后让小学生自己填充。最后，教师要讲解这节课的重点和难点，组织小学生背诵古诗，再做练习题。最后，让小学生来讲解习题。在这样异界语文课上，教师只起到了组织、纠正和总结的作用，大多数问题都是小学生独立来完成的。这样小学生自己主导了语文课堂，既能学到知识，又能锻炼自己的独立性。教师也要灵活地运用多种教学策略和现代教育技术，努力探索新的教学方式，多组织教学活动，重视启发式教学、讨论式教学和独立式教学，来让小学生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主体性，提高语文的教学质量。 二、要注重培养小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 小学生在学习小学语文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要练就口语交际的能力。这就需要教师要合理的安排课堂，课堂的教学本身就是一个师生交流的平台，教师可以充分地利用起来，在课堂上的各个环节都要安排小学生进行口语的训练。比如说，在讲解课文时，一个同学读完了课文，教师可以让其他同学来评价一下这个同学读的?哪里好，哪里需要改进。教师在讲解课文的过程中，也可以让同学来适当分析一下某一个段落或者某一句话。除了在语文课上的锻炼，教师还可以每周都安排一节演讲课，让小学生在演讲课上讲故事、谈感想、谈生活等，让每一位小学生都有锻炼的机会。教师还可以给小学生布置观察的对象，然后让小学生与大家分享自己的观察，再根据自己的观察自由发挥。生活中无处不是课堂，无处不是锻炼的机会，那就需要小学生和教师共同利用好这些锻炼的机会。总之，在锻炼口语交际的教学中，必须结合小学生的生活实际，用流畅的语言来达到口语交际的目的。 三、培养好的学习习惯成功在于习惯 做任何事情都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只有养成了好习惯，才能更好更快地学习。小学生的学习习惯不是一两天养成的，而是在长期的学习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一种本能，不同的学习习惯对于思维能力与语文能力的提高起着不同的作用。怎样才算好的学习习惯呢？ 1.要养成课前预习和课后复习的好习惯 课前预习能够帮助小学生对这节课先做一个大概的了解，知道自己对知识的掌握程度，这样，在老师上课时，就可以着重地听自己预习时遇到的难题了。课后复习，是对于所学知识的巩固，让小学生把知识掌握的更牢固。 2.要养成勤于思考和全神贯注的好习惯 小学生在学习小学语文过程中，不能总是依赖老师、依赖参考书，依赖别人给的答案，一定要自己独立思考，独立得出答案，这样得到的知识才是自己的。但要注意的是，独立思考的前提是要先学会全神贯注的听讲。 3.要养成参与课堂活动的好习惯 小学生在语文课堂上，一定要打起精神，积极地参与课堂活动，这样除了增长知识，还有助于锻炼自己的能力。 4.要养成大胆发言、敢于质疑的好习惯 许多小学生把教师当成自己的偶像，教师所说的、教师所做的都是对的，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教师有时候也会说错、讲错。在这时候，就需要小学生大胆的站出来纠正教师的错误，其实站出来也是需要胆量和勇气的，所以小学生要养成敢于质疑的好习惯。 5.小学生要养成课外阅读的好习惯 这样有助于小学生的写作。众所周知，小学语文是小学生学习语文的起步阶段，其知识与行为往往影响学生的一生。所以，一定要谨慎努力地学习。 作者：周志利 单位：河北省卢龙县双望镇应各庄小学 小学语文教育论文:小学语文教育探讨 一、要明确小学语文的总目标 1.在小学语文学习过程中，要培养小学生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和健康的审美情趣，发展个性，培养创新精神和合作精神，逐步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 2.要让小学生认识到中华文化的博大，汲取民族文化的智慧。关心当代文化生活，尊重文化多样化，吸收优秀文化的营养，提高文化的品味。 3.教师要增强小学生学习语文的自信心，养成良好的语文学习习惯，让小学生初步掌握学习小学语文的基本方法。 4.教师要帮助小学生发展语言能力，在发展语言能力的同时，还要让小学生发展思维能力，学习科学的思想方法。 5.教师要带领小学生主动进行探究性学习，激发想象力和创造潜能，在实践中学习和运用语文。 6.要教会小学生学会汉语拼音，学会说普通话。 7.教师要派样小学生独立阅读的能力，最好学会运用多种阅读方法。还要培养小学生良好的语感和理解能力。 8.要让小学生能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要能顺畅地表达出自己的情感、体验和想法。还要让小学生找到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提高书面语言的运用能力。 9.培养小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能和人无障碍的沟通。 二、要让小学生在语文课堂上发挥主体作用 教师是课堂的组织者和引导者，小学生才是课堂的主体。小学语文的教学应该是以小学生为主，教师与学生平等交流相互配合的过程。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应该激发小学生对语文这一学科的学习兴趣，引导小学生掌握小学语文的方法。教师应该适应小学生的需求，努力学习更多的新知识，不断丰富自己，不断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要想让小学生成为语文课堂上的主体，教师就应该把更多的时间交给小学生，例如，在学习《早发白帝城》这一课时，教师可以提前布置好预习的作业，然后课上让小学生在课堂上说自己搜集的关于作者的资料，然后与大家分享，最后老师再进行相应的总结。了解完作者后，就让小学生分组朗诵古诗，进行一个小型的朗诵比赛。朗诵完古诗，就让小学生分别说自己对这首古诗的理解，然后进行讨论，接下来教师进行总结。教师可以在黑板上写出这节课的框架，然后让小学生自己填充。最后，教师要讲解这节课的重点和难点，组织小学生背诵古诗，再做练习题。最后，让小学生来讲解习题。在这样异界语文课上，教师只起到了组织、纠正和总结的作用，大多数问题都是小学生独立来完成的。这样小学生自己主导了语文课堂，既能学到知识，又能锻炼自己的独立性。教师也要灵活地运用多种教学策略和现代教育技术，努力探索新的教学方式，多组织教学活动，重视启发式教学、讨论式教学和独立式教学，来让小学生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主体性，提高语文的教学质量。 三、要注重培养小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 小学生在学习小学语文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要练就口语交际的能力。这就需要教师要合理的安排课堂，课堂的教学本身就是一个师生交流的平台，教师可以充分地利用起来，在课堂上的各个环节都要安排小学生进行口语的训练。比如说，在讲解课文时，一个同学读完了课文，教师可以让其他同学来评价一下这个同学读的?哪里好，哪里需要改进。教师在讲解课文的过程中，也可以让同学来适当分析一下某一个段落或者某一句话。除了在语文课上的锻炼，教师还可以每周都安排一节演讲课，让小学生在演讲课上讲故事、谈感想、谈生活等，让每一位小学生都有锻炼的机会。教师还可以给小学生布置观察的对象，然后让小学生与大家分享自己的观察，再根据自己的观察自由发挥。生活中无处不是课堂，无处不是锻炼的机会，那就需要小学生和教师共同利用好这些锻炼的机会。总之，在锻炼口语交际的教学中，必须结合小学生的生活实际，用流畅的语言来达到口语交际的目的。 四、培养好的学习习惯成功在于习惯 做任何事情都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只有养成了好习惯，才能更好更快地学习。小学生的学习习惯不是一两天养成的，而是在长期的学习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一种本能，不同的学习习惯对于思维能力与语文能力的提高起着不同的作用。怎样才算好的学习习惯呢？ 1.要养成课前预习和课后复习的好习惯。课前预习能够帮助小学生对这节课先做一个大概的了解，知道自己对知识的掌握程度，这样，在老师上课时，就可以着重地听自己预习时遇到的难题了。课后复习，是对于所学知识的巩固，让小学生把知识掌握的更牢固。 2.要养成勤于思考和全神贯注的好习惯。小学生在学习小学语文过程中，不能总是依赖老师、依赖参考书，依赖别人给的答案，一定要自己独立思考，独立得出答案，这样得到的知识才是自己的。但要注意的是，独立思考的前提是要先学会全神贯注的听讲。 3.要养成参与课堂活动的好习惯。小学生在语文课堂上，一定要打起精神，积极地参与课堂活动，这样除了增长知识，还有助于锻炼自己的能力。 4.要养成大胆发言、敢于质疑的好习惯。许多小学生把教师当成自己的偶像，教师所说的、教师所做的都是对的，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教师有时候也会说错、讲错。在这时候，就需要小学生大胆的站出来纠正教师的错误，其实站出来也是需要胆量和勇气的，所以小学生要养成敢于质疑的好习惯。 5.小学生要养成课外阅读的好习惯。这样有助于小学生的写作。众所周知，小学语文是小学生学习语文的起步阶段，其知识与行为往往影响学生的一生。所以，一定要谨慎努力地学习。 作者：周志利 单位：河北省卢龙县双望镇应各庄小学 小学语文教育论文:小学语文教育的重要性 一、丰富学生的文化底蕴，培养民族自豪感 语文是一门有着深厚的文化历史的课程，它所包含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纵观我国五千年历史，都可以在语文的课程中找到它的足迹。同时语文还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的礼仪道德以及哲学的问题息息相关。对于小学生而言，小学阶段的学习对于他们一生的影响都是比较重要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阶段，我们应该好好进行语文的教学，帮助学生学好语文这门课程，使得学生在这样的阶段就能接受良好的教育，能够在以后有一个比较不错的发展。“才如江海文始壮，腹有诗书气自华。”在语文知识的学习中，文化的知识是相当丰富的，语文的知识像是一片，学习语文就像在知识的海洋徜徉，可以领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霸气，可以体会“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无奈，还可以感受“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爱国情怀。小学生通过学习这些诗词，可以很好地领略其中的含义，通过长期积累的过程，能够积累下这些知识，逐渐加深他们的文化底蕴。这对于学生的发展来说是有着极大的帮助的。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我国的传统文化正在经受着种种外来文化的冲击，学生学习语文的课程是一种对传统文化的学习，是一种文化的回归。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交流的同时，传统文化的单纯性也越来越低，所以我们应该让学生理解语文的重要性，帮助学生学好语文，传承好我们的传统文化。学生学习语文，不单单是学习语文课本上的知识，实际上也是对中华文化的学习，其中包含着博大精深的古老的中国文化，这种文化是我们祖国得以在几千年中取得灿烂辉煌成就的根本。中华文化生生不息，中华文明亘古不变，学习、了解、传承中华文化是极其必要的，所以小学生应该重视语文的学习，通过对小学语文的学习做好传统文化的传承。培养学生的民族的自豪感，这是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的。 二、有助于其他学科的学习效率 语文课程是一门综合性质比较强的课程，所以在实际的学习中，语文的学习并不单单是在语文的课堂上，其实也是渗透在各种各样的科目中的，简单地说，就是语文的学习可以很好地促进其他科目的学习。因为语文课程是一门与语言息息相关的课程，能够更好地帮助学生提升相关的理解能力、思维能力及语言组织的能力等。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很多的学生语文科目成绩好，别的成绩也是比较出众的，所以在实际的教学中，我们应该注重这点，除去语文之外的政治、历史、地理等等课程的学习都是在语文基础之上的，学好语文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提升其他课程的学习。语文更像是一种必备的工具，在实际的生活中，掌握好这个工具才能更好地提升其他课程的学习。 三、有助于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写作能力 在现代社会当中，写作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是重要的自身技能，在我们的生活、学习中都需要这样的技能。举例子来说，如果有企业招聘，首先看的就是个人简历，一个连简历都制作不好，个人说明都写的乱七八糟，没头没尾的人，和一个简历制作得简而精，从头到尾条理清晰，语句简单突出重点的人，哪一个会被应聘，估计我们应该一目了然。良好的写作水平和文笔，是一个学生将来在社会上立足的关键，如果一个人没有良好的文笔、写作基础和良好的口语表达能力，想要在社会上立足是很难的。良好的写作水平和语言表达能力，并不是一时半会就能够掌握的，这需要有良好的语文基础，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在小学的语文教学阶段，现代化的教育理念、教育条件和设施，都能够使小学生接触到很多的课外读物，比如文学名著，所以，学生肯定会在接触这些的过程中有所触动，会自觉地积累和运用在阅读中所学习到的好词和名句。学生从小学就开始耳濡目染地接受和积累大量的素材，这样小学阶段的语文教育，就可以为学生以后掌握良好的写作基础和语言表达能力创造出更大的提升和发挥空间，提供写作灵感、有效提高写作水平，从而增强语言表达能力。以上就是我在实际的教学工作总结出的小学语文的重要性，小学语文作为一门比较重要的课程，无论是在其启蒙性，还是别的方面来看，都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性。我们作为新时期的教育教学工作者，更应该深刻地懂得和明白我们工作和学习的重要性，明白小学语文教育的重要性。我们有责任、有义务为我们中华民族，为我们的国家教育好下一代，让我们的小学生，祖国的花朵们，爱上学习，爱上语文。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教育事业所做的努力和牺牲，这是我们每一个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作者：范士民 单位：河北省迁安市大崔庄镇树德学校 小学语文教育论文: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教育管窥 一、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教育中的地位 （一）儿童文学是小学语文的重要教学内容 语文教材时语文课堂教学的中心，在语文教材内容中，儿童文学又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也是重要的课堂教育资源，据相关统计资料显示，在新课改人教版的小学语文教材中，以儿童文学为主体的内容占到了整个语文教材内容中的60%以上，比之以往都有了较大的上升，从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儿童文学已经逐渐成为小学语文教材中的重要内容，在教学中发挥着比以往更加重要的地位。翻开小学语文教材，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优秀的儿童作品，例如《小蝌蚪找妈妈》、《卖火柴的小女孩》、《最后一课》、《皇帝的新装》、《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等等。语文教材中的儿童文学不仅极具趣味性，也有很强的教育意义，如《小蝌蚪找妈妈》就让学生可以认识到青蛙在不同生长阶段的变化，同时也培养了小学生的亲情意识；《皇帝的新装》是对爱慕虚荣、自欺欺人行为的强烈批判，教育小学生要以诚为本、真诚待人；《最后一课》培养了小学生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卖火柴的小女孩》通过除夕夜一个小女孩的死亡来表现出旧制度的丑恶和腐败。语文教材中的儿童文学不仅具有极强的可读性，还可以在语文课堂的教学中融入丰富的教育意义，寓教于乐，让小学生在轻松愉悦的学习环境中不知不觉形成良好的价值观和审美意识。 （二）儿童文学是小学语文课外学习的延伸 在小学语文的学习过程中，语文课外阅读是学生业余生活的重要部分，小学生阅读大量的课外作品，可以增长自己的知识，开阔自己的视野，还可以从根本上提高自身的理解和读写能力。近些年来垃圾文化的大量入侵，加上家长对语文课外阅读的重视力不足，使得小学生的语言能力和理解能力不断降低，现阶段下，小学生的课外生活都被一些课余补习、垃圾文化所侵占，这不仅不利于小学生文化知识和文学修养的提高，也不能让学生培养良好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语文教学是一切教育活动的基础，如果学生在小学语文阶段没有打好坚实的基础，那么在进入初中阶段的学习之后，就会更加的吃力，这就对学生的学习和发展造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因此，教师和家长一定要注意好课外阅读的重要性，推荐适宜儿童发展的儿童文学，让小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能够积累丰富的生活经验，建立良好的道德素养，提高灵活的思维能力，在阅读的过程中领悟到人生的道理，达到德、智、体、美、劳的全面提高。 （三）儿童文学是小学语文教育与审美功能的辅助 为了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审美观和价值观，小学语文不仅具有教育功能，还兼具审美功能，但是由于小学语文教材的内容较少，并不能将教育和审美功能发挥到最大化，而儿童文学就正好弥补了小学语文教育与审美功能中的不足。对于儿童文学来说，主要是使用艺术以及文学的方法来打动孩子们的心，让学生获得理性上的认知和感性上的激动，从而在内心深处获得深刻的印象，从而受到教育和熏陶，儿童文学中塑造了多个先进少年以及英雄人物，在小学生幼小的心灵之中，榜样和影响人物在他们心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可以对孩子们性格和一致的培养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此外，儿童作品中具有各式各样形态的美学特征，通过优美的语言和有趣的图画插图为孩子们塑造出一个艺术美的环境，让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会审美能力和生活情趣都能够得到双重的提高。 二、结语 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因此，教师在小学语文的教学过程中，应该从根本上重视起儿童文学的作用，让孩子们可以接收到正规的儿童文学教育，在丰富的教学活动中帮助学生塑造良好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作者：雷永梅单位：内蒙古阿拉善经济开发区九年一贯制学校 小学语文教育论文:小学语文教育中安全教育的渗透 一、在课文教学中向小学生传授安全救护方法，提高他们的救护能力 在课文教学中，语文老师要时时留意课文中的一些细节，在教授语文知识的同时传授给学生安全救护的方法，提高学生的救护能力。如：在教学《地震中的父与子》一文时，可以抓住文中关于阿曼达等14名儿童被埋在垮塌教室的三角形空间里得以生还的描写，告诉学生在遇到房屋倒塌这样的紧急事故时，在室内的人应尽量往房间的角落里避让，减少垮塌对自己砸伤的安全救护知识。又如：教学《蜜蜂引路》时，可以这样导入：小朋友平时生活中迷路了都会怎么做呢？学生各抒己见，教师作小结，然后引出：小朋友想不想知道列宁同志面对这样的困难是怎样解决的？这样一来既顺利地完成了课文教学的导入问题，又教给了学生必要的自救方法。再如：在教学《司马光砸缸》时可以有意让学生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小朋友掉进的不是可以砸破的瓦缸或者是水池什么的，那些大声哭喊找大人的小朋友的做法你觉得又怎么样？”学生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声哭喊引起附近大人的注意或者找大人来救人才是有效的救人方法。我和学生一同总结：在我们不能自救时，向其他人呼救是很有必要的。 二、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培养小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 增强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可以提高学生的自我保护能力，所以老师在教学中要不失时机地对学生进行安全防范意识的培养。如《乌塔》这篇略读课文主要讲述的是一位14岁的德国小姑娘乌塔，独自一人游欧洲的事情，反映了国外少年儿童独立生活的能力和自立意识，也反映了他们对生活的热爱。这篇课文中有这样的叙述：“为了安全起见，（乌塔）每到一个地方就先查警察局电话，以备求助。”教师在教学中可以引导学生思考乌塔为什么要这样做，从而体会安全防范意识的重要性。在教学中还可以引导学生针对乌塔独自出游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然后，抛出问题：小学生独自外出旅游好不好？这问题看似普通，其实，引发了学生的思考，鼓励学生发表自己阅读课文的见解，更重要的是，引起了学生的辩论，为领会内容提出认识做好了准备。可以把持有两种不同观点的学生分成正反双方，通过辩论引导学生明白：乌塔独立自主等方面的品格值得大家学习，但是并不鼓励大家像乌塔一样独自外出旅游，毕竟安全是第一位的，在学会自我保护的同时，要有安全防范意识。 三、寓教于乐，在小学语文综合活动中丰富安全教育文化 语文综合性活动，孩子们都比较喜欢，语文老师除了要充分挖掘语文教材中的安全教育教材对孩子们进行安全教育外，还可以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对学生进行安全知识的渗透。比如，可以动员孩子们广泛阅读关于安全知识的书籍，积累安全知识，收集安全故事；可以组织孩子们办安全知识手抄报，组织安全知识竞赛；还可以鼓励他们创作安全知识儿歌、顺口溜、相声、小品、快板等。这样既寓教于乐，又丰富安全教育文化。总之，在教学中对学生渗透安全教育是每一个教师的责任。语文教师在钻研教材时要为安全教育留一席之地，只有“安全教育，警钟长鸣”，才能杜绝安全隐患，让学生平安地学习，快乐地学习。 作者：孙飞单位：临海市邵家渡滩头小学 小学语文教育论文: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教育探究 1国内儿童文学自身存在的弊端 第一,我国现有国情制约。受我国人口多,地域宽广及地区发展不均衡的现有国情制约。我国仍然持续着硬试选拨人才这样不够完善全面的录取人才的教育体制。由于短时间内教育体制不会出现明显改革,导致绝大多数家长开始长远打算“,学习从娃娃抓起”的思想一时风起云涌。这就诱发了一些偏执的学习方式,家长盲目的对孩子进行着各种科学早教智力开发,而这种潜能的开发大多仅限于孩子的智商方面的开发,往往都忽略了孩子自身的文学素养方面的培养,更加忽略了文学素养对孩子情商培养的重要性。只是成为了孩子课余消磨时间的读物,儿童文学是儿童语言和品德教育的工具已经名存实亡。一些自以为是的儿童文学作者更是认为抓住了文学作品消费者的教育心理,将科学早教等一系列内容穿插在儿童文学作品中,希望借此可以获利,这种毫无审美价值可言的文学作品不但愚弄了读者,而且也使文学作品在读者心中的地位大打折扣,更会使其自食恶果。第二,现代高科技传媒手段的普及。现今高科技传媒手段层出不穷,逐渐取代纸质媒体的市场主导地位。高科技传媒的便捷性和生动性更易于青少年儿童接受使用,将其作为主要的娱乐消遣的方式。导致纸质文学类作品被逐渐舍弃,随之同样舍弃了在我们欣赏文学作品时所产生的阅读和思考能力。网络和电视毅然成为了学生课外活动中首选项目,经统计课外活动中有半数以上的学生选择观看电视节目和上网来减少学习和生活中的各种压力。然而许多语文教材中的优秀儿童文学的作品却成为了学生们望而却步的怪物。第三,青少年儿童早熟现象的出现。由于青少年儿童早熟现象的出现,儿童的认知能力和生存能力出现偏差,心理上愈发成熟和挑剔。儿童性早熟事件仍未平息,儿童人数只增不减,诱发年龄段也在提前。现今儿童读者对文学作品的兴趣取向较以往时代同龄人更加广泛,喜好及对文字信息的理解也有不同,他们更喜爱网络小说、世界名著、时尚杂志、空间微博上的分享,其内容涉及到叛逆、粗俗、暴力、黄色、消极的生活态度等。互相攀比、非主流、狂热追星、追逐潮流已成为他们时代的标志,儿童文学的影响力对此却只能望尘莫及。 2儿童文学未来的发展之路 随着现代高科技传媒手段的出现,现今儿童已将高科技传媒作为接受信息和娱乐的主要方式。与纸制式传媒相比优势在于将故事场景和发展过程通过多种媒介可以生动形象的展示在孩子面前。对于孩子来说电视中的动漫节目永远是他们的最爱,有的甚至为之痴狂。有眼光的投资者将目光投放到儿童动漫动画市场。将已经塑造好的卡通形象和故事情节通过网络、电视等高科技传媒手段使其广泛传播,紧紧抓住儿童的眼球,再对卡通动漫书籍进行出版,同时生产与卡通动漫相配套的游戏、玩具、学习文具及日常生活用品,成功的在儿童文学市场抢占一席之地。当然我们必须以正确科学的眼光看待这一现象,有些人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文学的量变与质变,使文学不再是纯粹的文学,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这种看法,但在本质上来说是单一的、不确切的。我们应尊重并有效利用高科技给生活环境带来的变革,纸质文字的传播无论是速度还是范围上都无法和高科技的传媒相比拟。这就是为什么青少年儿童对儿童文学的接触度远低于卡通动漫、游戏玩具的原因。不难发现很多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被改编成之后,更能深入人心。譬如1972年出版的优秀儿童作品《闪闪红星》,曾一度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动画片等版本,进而家喻户晓。文学作品没有经过这么多种的改编,又怎么能让人如此记忆深刻,念念不忘呢？因此,我认为将儿童文学与高科技传媒体手段有效整合是儿童文学的必然发展趋势。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教育的关系越来越备受关注,如何使两者有效的融合也是当今众多教育学者一致在探讨的重要课题,根据儿童文学作品未来的发展趋势,采用现代高科技传媒手段对儿童文学进行改编整合是使文学元素继续进入我国百万青少年儿童视野的重要途径,卡通漫画自然而然成了最佳选择。将这种整合形式运用到小学语文教学中,让文学元素以最快捷、最易于接受的形式融合到青少年儿童的精神世界中,陶冶幼小的心灵,帮助他们健康、快乐地成长,这也是我们探寻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教育未来发展方向的必经之路。 作者：王桂香单位：大板实验小学 小学语文教育论文:小学语文教育中融入心理健康课程研究 一、拓展文本，优化“心育” 现在的孩子大多都是独生子女，他们承受不了一点点挫折。可是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是人人都一帆风顺、事事成功的，失败总会有的，挫折也在所难免。为此，我利用课堂上所有可利用的资源，拓展文本，优化心理健康教育。在学习《瘸蝉》一课时，学生初步明白了成长的过程中是需要经历痛苦的，我及时给学生提供了如《你不能给我翅膀》等文章，使其更加懂得了承受痛苦的重要性。再如学习阅读链接《志者的叮咛》时，我就孟子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来谈“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道理，让学生明白，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现代社会，从小培养一种吃苦耐劳精神，经受挫折的能力是大有裨益的。 二、利用习作，强化“心育” 我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除了让学生多读一些有意义的书籍外，还让他们养成写日记的习惯，随时记录自己的喜与乐，成功与失败。一篇篇日记就是一颗颗透明的心灵，它是学生真情实感的流露和对生活思考的天地，以此作为心理健康教育的载体，可帮助学生更好地发掘其进步潜能，解决心理困扰。我曾经在一个学生的日记中看到这样一段话：“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很优秀的学生，为什么这次竞选班长，她们不选我，我比她差吗？我恨死她了，我一定要出这口气。”看到这些，我心一颤，赶紧将其叫到办公室，细心地向她讲述一个优秀学生所具备的条件，告诉她只有具备了这些条件，大家才会信服，才放心交付一些任务。听了我的教导，她决定继续努力，在各方面都取得优异的成绩，为下一次的竞选打好基础。听了她的表白，我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下了。 三、享受成功，提升“心育” 享受成功的喜悦，是每一个孩子想得到的。可是一个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的学生，一个极少享受过成功喜悦的孩子，长大之后怎么会有一个“自信”的形象、良好的心理素质？在教学中，我善于捕捉学生的闪光点，并经常有意创造一些能发挥学生特长的活动，让他们大显身手，享受到成功的喜悦。我布置作业时也经常“分层设置”：问题有深有浅，作业有易有难，任务有轻有重。此外，我还利用教室的有限空间，为学生创造展示自己的平台：墙壁上贴满了学生自认为美丽的图画和语言优美的作品，手工桌上摆满了用他们的小手制作的一件件手工，黑板报每期都要换人，人人都能当设计家。这让更多的学生有了展示自我的机会，从而也培养了他们的自信。 通过以上的实践证明，在小学语文中，使语文课堂充满了生机与活力，落实了语文课堂的“人文性与工具性的统一”；同时也很好地促进了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在自信心、想象力、创造力等多方面均得到了很好的提高。语文课可以把单纯地传授语文知识变成真正的“育人”，让学生不仅在语文课中“学习”，更让学生获得“成长”。 作者：邢玉梅单位：河北省沙河市桥西学区赵泗水学校 小学语文教育论文:少儿文学为语文教育添趣的路径 本文作者：张燕作者单位：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中文系 搭建其交流平台，增强汉语阅读教学的活力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有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在教学中耗时最多，表面上也适合用“量”来评价的阅读教学，教师却死死守着每册教课书的二三十篇课文，对课外阅读教材及阅读篇目或点“目”为止，或置之不理。为什么呢？一是不少小学语文教师把阅读仅仅地理解为“读”，所以阅读变成了朗读，变成了堂上百花齐放的诵读与点评；二是对通过阅读来提高学生阅读能力的理论，迫于急功近利的“分数考评”压力不敢实施，而是采用堂上过量分析、讲解的方式来“提升”学生阅读答题的套用能力。其实，在当下师生都无法挣脱分数羁绊的前提下，通过搭建丰富的儿童文学作品的交流平台，可以让教师慢慢由前台转到后台，从而自然而然地变革教学方式，使阅读由“读”回归阅读。譬如，儿歌适合朗诵与游戏：现在课堂教学常用的方式是诵读乃至背诵与讲解相结合的方法，让学生感知汉语的节奏与韵律美及积累应试所需的语言材料。如，将教师讲解儿歌内容的时间缩短，加入设计的儿歌游戏，这样儿歌的学习可自然延展到学童的课外娱乐生活中了。堂上游戏平台的搭建，在增强趣味性的同时，不仅加强了学童对语言材料的识记，而且也加深了学童对儿歌内容的理解，更重要的是使语文学习发展为语文生活。这样做虽然会增加教师课前教学设计的工作量，但课堂教学的效果、效率及课程的活力都可得到提升。又如，学生们非常喜欢的童话、故事等儿童文学作品适合讲述与表演：当下已有不少教师在单篇作品中运用学生讲述与表演的方式来调节讲析为主单调的阅读教学方式，虽效果不错，却比较费时且受益面有限。其实童话与故事可用全册集中分组交流教学的方式，来解决时间与受益面的问题。堂上讲述与表演平台的搭建，不仅仅是训练了学童的口头表达能力，而且还可以在活动中检测学童的阅读水平与矫正学童的阅读误区，更重要的是可以激发学童课外自主阅读的积极性，增加阅读量，提高阅读能力。散文适合自主阅读与体悟：当下常用的方式是讲读结合。其实，儿童散文一般比较清新、浅近，教师只需点拨一下，可留下更多的时间让学生自主阅读体悟与交流读后感。堂上阅读体悟与交流平台的搭建，不仅可节省大量的堂上时间，而且有助培养学童专注阅读的习惯，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学童自主学习与交流、探究能力的形成。搭建各种儿童文学学习的平台，可促使教师更多地从台前走向幕后，花更多的时间与精力进行教学设计，从整体上、根本上动摇以教师为主的阅读教学方式的传统，把时间与空间交还给学生，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搭建起语文课与学生的“语文生活”之间的通道，[6]从而解决困扰各层次教育者的“学生读书少及不爱读书”的问题。 回归其审美特质，促进作文教学难点问题的解决 学生怕写老师难教，因而写作教学不仅枯燥而且低效。学生为什么“怕”呢？一是写不出来；二是“写不好”。其实儿童文学可以帮师长们找出原因与方法：“写”不为心声，不是自然而为的，所以写不出；“好的评价”来自成人标准，不是孩子能理解的，所以写不好。要解决写不出的问题，其实教师们首先要像儿童文学作品一样回归儿童的世界，了解他们的心智与情感特点，提出合理的写作要求：写心声，语言自然（稚拙）。对于还“写”不出心声的第一学段的学生“说”出心声，其实已是“写”了。这其实就体现了李吉林老师所说的“提前起步”的作文教学理念的“提前”了，这种“提前”是教师对作文教学的意识提前，为第二学段的作文教学做好铺垫，并不是简单地将三年级的作文写作要求提到二年级甚至一年级下学期，使不少学生在这种要求的压抑下写不出作文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书写困难的解决，学生或急中生智或背水一战，“写不出”的问题会得到缓解，但随之而来的“写不好”的问题却更为普遍、更难解决。真的有那么多的孩子写不好吗？其实，其中不少的作品我们用儿童文学的审美特质去评判，则充满童真之趣。比如，有一个孩子写自己学琴时等待老师时的无聊心情，他不断地如实重复叙述他看到一个又一个学生来了，爬上楼梯，老师还没来，只好在走廊等，这样重复叙述了三四次。当然老师的评语是“重复啰嗦，应写出每个同学不同的细节。”这样的要求其实等同于福楼拜对莫泊桑的要求。站在非语文教师角色读这段文字：第一次叙述觉得“平”；第二次感觉“烦”；第三次有点想笑；第四次忍俊不住。回味整个片段很有荒诞派小说关于“无聊”情绪表现的艺术效果。教师们重温一下儿童文学的审美特质“纯真、稚拙、欢愉、变幻、朴素”，[7]就会发现有不少孩子的习作是写得很不错的。由是作文的问题，还不不仅是“分”的问题，还来自于成人对儿童的了解与尊重的问题———以适合孩子的标准判断他们的行为，包括写作活动，这样才能较好地解决作文教学的问题。对于孩子们来讲，有趣的语文课堂才会有效。儿童文学是孩子们的文学，他们喜欢它。教师有责任与义务在语文学习中让孩子们读自己喜欢的书，说自己想说的话，写自己能写的语言。 小学语文教育论文:中澳小学语文教育差异 俯瞰中澳小学语文教育园地的整体景观，我的感觉是，澳大利亚的小学语言教学比较粗放，学生的语言水平高低不齐，教师也不强求整齐划一，更注重因材施教，根据个体特点指导学生自我发展；中国的小学语文教育则能做到精耕细作，教学要求严谨统一，在师资条件良好、管理到位的学校，学生的语文水平可以获得大面积丰收，因此中国的小学语文教育在世界语言教育体系中独树一帜，而且成果丰硕。 当然换个角度看，也可以说澳大利亚的语言教育方式比较天然，近人情物性，不注重语言知识的系统传授，而重视学生语言能力的开发培养，通过这种方式培养出来的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强，有活力，由语言教育作为中介培植起来的创造性思维也比较活跃。到了中学，许多学校接待来宾、介绍学校情况等工作都是由学生来担任，学生在执行主持工作和进行语言交流时都表现出充分的自信和把握话语、掌握节奏、控制进程、调节气氛的良好态势，其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和随机应变的创造性能力往往令人赞叹不已。而中国小学语文教育则有比较重的“人工”修剪的痕迹，学生基础扎实，也善于背诵和引用，但创造性不够。在没有预先准备的情况下，讲话时自信心明显不足，往往是谦虚后退而不是踊跃尝试。不少学生讲的话似曾相识，还有几分少年老成的感觉。 下面，笔者以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StateofNewSouthWales，Australia，以下简称新州）学校为例，简单地归纳一下中澳小学语文教育的一些差别，以便相互学习，取长补短。 第一个最明显的区别是师资问题，中国的小学语文教师大多为单科教师，（除了在边远地区和人口稀少的地区担任复式班教学的教师）专业化程度高，教师勤于业，也精于业。由于有相对固定的教材，教师可以反复阅读，多年准备，务求处处出彩，尽可能多地给学生丰富的知识，尽可能将智育、德育、美育综合到一起。有的示范课设计得非常精当，谆谆善诱，环环相扣，确实是炉火纯青，引人入胜，几乎成了才情焕发的舞台艺术品。但这也隐伏了舞台化、戏剧化的缺陷，长久熏陶，学生会“失真”，不仅语言会“失真”，思维也会“失真”。这一点，比较一下中外小学生的演出就可以看出。中国小学生太整齐，比较会“做表情”，其实，散漫一点也没有什么不好，而本色和真实永远是最有生命力的，我们要还给儿童应有的童年生活，包括童真和本色，至少不要过早地把本属于成人的“语言艺术”和“表演艺术”下放到小学里。 澳大利亚的小学教师不分科，小学教师需要教授英语、数学、艺术、自然知识等各门课程，上课量也很大，每周5天，每天从早上9点到下午3点，除了喝早茶和吃午餐，一直要上课或参与班级管理工作。因此，教师无法专门就语文课精雕细琢，将语文课教案准备得十全十美，也很难将语文课上得精彩纷呈，高潮迭起。因此，教学的粗放是一个无法避免的缺点或特点，教师的主要职责是根据学生特点，随机应变地指导学生理解语言，帮助学生应用语言，重点是学习实用的语言和文体，而不是精彩的文艺语言。但由于是全科教师，在打通各科目之间的联系，为学生提供更广阔的视野这些方面就有优越性。 像大部分西方国家一样，新州的中小学也没有规定教材。没有教材怎么上课，怎么保证教学质量呢？首先，没有规定教材不等于没有教学标准。由新州考试学习委员会（BoardofStudiesNSW，简称BOS）制定的教学大纲详细规定了各阶段的语言教学要求，教师可以根据这些要求和学生的具体水平选择相应的教学材料（包括某些现成的教材）。我们不妨看一个BOS给教师提供的教学参考资料，这是一份达标的学生的作业，原样照抄，没有经过任何修订或改编，编制这个参考材料为的是帮助教师理解这一阶段学生的真实水平和大纲要求，进而由教师自己准备教学材料和教案。 这是一个“听”“说”作业，是学生根据老师要求回家完成后带到课堂上来做演讲（presentation）用的。这是一个简单的专题介绍练习，这位学生在家长的帮助下收集了各种证章，挂在一块布上，然后向同学做介绍。这是第一阶段（Stage1，新州划分学生的学习阶段也比较“粗放”，不按照年级分，而是将小学分成三个阶段，Stage1等于一至二年级）听说课的一个作业（StudentWorkSamplesforTalkingandListening）。 首先，根据大纲要求，参考材料列出这一阶段的学生需要发展的语言机能项目： 1．1描述个人经验 1．1介绍信息 1．2能够集中于一个主题进行提问 1．2能回应问题 1．2能回答问题 1．2提问和陈述时注意正确的语序 1．2能用合适的问题来搜索特殊信息 1．2当别人陈述和提问时学会倾听 1．3能够辨认不同的语体（differentspokentexts） 1．3能向不同关系的人表达合适的问候 然后，选登一份达标的学生作业。学生名叫Melanie，她的演讲和回应如下： Melanie：各位同学，早上好！ 全班同学：Melanie，早上好！ Melanie：（拿出挂满证章的装饰布）嗯……嗯……这是妈妈做的，我把它挂在床边。（长时间停顿） 老师：这个点子非常好，是谁收集了这些证章？ Melanie：嗯……嗯……妈妈先开始收集，（手指着其中一个徽章）这是抗癌协会发的义务工作者徽章，那个是大博动物园的纪念章，还有一个是大博监狱的徽章。 老师：你最喜欢哪个徽章？ Melanie：那个大博动物园的纪念章。（扫视全班）还有问题吗？ 同学Brighdin：那个黄的徽章是从哪里弄来的？ Melanie：是Susan婶婶给的，我想……我想告诉你，如果你把它放在冰箱里它就会改变颜色。 老师：谢谢你，Melanie。 这样的范文并没有精彩的语句，也没有富于有象征意义的对话或动人的场景，学生说的话还有破句和停顿，但它符合这一阶段学生的语言特征，也符合大纲要求，是活生生的语言，有利于老师了解学生真实的水平，并选择合适的教学内容。这段范文还包含了诸多教学原则和文化信息，我们在后面还会提到。国内的语文教育担负着另一项重要的任务，也就是人文教育。这是中国的传统，也是现实需要，同时，这种教育方式已经被普遍证明是一种非常优秀的教育模式。当然，这种多功能负载的模式也不是十全十美的，特别是为了正面引导，表现光明面，给学生看的，都是净化了的、美化了的生活场景，但周末在家里，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到了社会上以后，大江滔滔，泥沙俱下，“喝净化水”长大的学生容易感受落差，不容易坚持在学校形成的理想信念。（也就是所谓在校六天，抵不上在家一天）当然，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学生更容易获取各类信息，也更容易了解真实的社会，但这也容易使他们到了学校，在课堂上面对书本是一种思维、感知、表达方式，到了真实的社会生活中又是一种态度，这也是一种失真。 新州小学的英文课没有规定的思想教育或道德指引的任务。这一点也是缺点，教师就没有强化道德教育的内在要求和自觉意识。比如，刚才我们所引用的学生作业，在学生提到有一枚徽章是帮助癌症病人而获得的奖章时，教师并没有趁热打铁，引导学生讨论助人为乐这个主题，因势利导，提高学生道德水平，再来一点抒情，让学生获得审美愉悦和思想教育。但是，换个角度可以看出，虽然教师没有特别点出它的意义，由学生自然轻松，甚至根本就不当回事地介绍，它一样有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而且更加自然，没有做作的成分。而由学生来讲，作用也大过教师，其他学生会觉得，这是很普通的道德标准，人人应该做，人人可以做，也用不着大张旗鼓地宣传。可见选这份材料本身也包含了某些思想教育。在老师提问“你最喜欢哪个徽章”时已包含了一些道德选择和思想启蒙的动机。总之，新州的语言课也涉及社会状况，教师也会联系实际生活，引导学生体验与选择，培养学生的道德思辨能力，从而促进学生的道德发展，强调学生道德的内化，而不是把美德硬塞给学生。 虽然思想教育不是语言课的任务，或不是主要任务，但作为小学教育的基础和小学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课一样担负着发展培养学生基本素质的重要任务。只是这些基本素质的重点在澳大利亚和国内的要求不完全一样。比如，国内小学语文教学重点是为学生打下坚实的语言知识基础，考试时能快速回忆，找到正确的答案。而新州的语言教育强调的是三个方面：培养学习的愿望，培养学习的信心，培养自学的能力。按照大纲设计的目标就是：培养学生充满愉悦地、富有信心地、独立自主地学习并应用语言的能力。（Studentsdevelopenjoyment，confidenceandindependenceinlearningandinusinglanguage．）这些教学目标里面已包含了重要的人格与能力的培养要求，也已经规定了相应的教育哲学和方法。比如愉快学习，而不是强迫学习，学习不应是苦差事，教师应设法组织快乐课堂，不要给学生太多的压力，学生也应当从学习中领悟、体会学习的乐趣（西方哲学思想里enyoy是一个重要的理念），从而自觉自愿地学习。师生互动的结果，上课成了一件快乐的事，大部分孩子也成了阳光少年，孩子仍然是孩子。 自信是非常重要的素质，没有自信就谈不上独立，没有自信就无法发掘一个人的潜能，没有自信就很难有创意。自信心是从儿童时代培养起来的，所以新州的小学语言课程把培养学生的信心作为成功教育的三要素之一。为此，教师总是抓住一切机会，利用一切场合鼓励、表扬学生，发现学生的每一点进步，哪怕是一点很微小的进步。比如，学生通过努力，考了70分，学生会很高兴地告诉父母，教师也会向学生和家长祝贺。据我了解，在国内如果考了70分，学生是不敢向家长邀功的。又比如，在阅读课上，教师主要是帮助、指导学生学习，而尽量少给评判，特别是不做学生之间的排名。这样做的好处还在于，它能有效打消学生害怕失败的心理，从而敢于阅读一些具有挑战性的作品。 在新州的小学课堂上，团队工作（groupwork或者teamwork）是一个重要的概念，也是教师最常使用的方法之一，哪怕是一些比较简单的问题，也要求学生分组来共同完成，推选一个人汇报。这样做的好处是，从小培养团队工作的理念，学生可以互相帮助，还有，团队工作的结果是大家的成就，不突出个别学生，也避免了把学生分出三六九等，学生的自尊、自信会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 除了愉快学习、自信学习，从小培养学生的独立自学能力也是小学语文课的重要任务。它的表现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比如，把多数时间留给学生自学，注重培养学生自己寻找材料、寻找答案的能力，重视学生对课文的个体化阅读和不寻常的思维，尊重学生的主观体验，保护学生的自我感受，重视学生的创造性思维，等等。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教师不反对学生家长与学生一起完成家庭作业，（参见前引学生作业）重视家庭教育对学校教育的补充，也使家长更多地了解自己孩子的真实情况，同时促进了家庭关系的和谐。在这一点上，可能中澳文化有较大差异。 小学语文教育论文:小学语文教育 语文是国语的前言、是打开少年思想的一把金钥匙，语文课呢便是素质教育的基础，一切素质教育都源于语文学习。因此，学生的语文水平如何，常常是素质水平的体现。在中小学教育阶段，从小学启蒙到高中三年级，语文科贯彻始终，课时最多，位置突出.就学科性质和教学目的来看，对落实素质教育有着“独当其任的责任”和“分内的责任”。教育学生正确理解和掌握祖国语言文字，这是语文课素质教育的核心。语文又是工具，其它学科的学习，表达和交流都离不开这个工具。因此怎样掌握语言这个工具就成为我们现研究问题的所在. 现阶段的小学生随着社会的进步思维能力也在不断的提升,想象力更加丰富,为了适应以及有利的跟上他们的发展节奏,首先素质教育最为重要,一种研究性学习的开设是国际课程改革的共同趋势。它以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为目的，强调一种主动探究和创新实践的精神，着眼于给学生终身受用的知识和能力，反映和回应了时代又对教育的需求，是信息时代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必然选择。因此根据以上结合在语文教育方面本人从不同的角度审视了其发展情景. 一、着力基础，对现有教材的重组与选择 现有语文教材的课文编排，通常以单元为单位，单元内的文章在内容上的联系不是很紧密，而是为了训练某项语文技能把在结构和写上有相似点的文章放在一起，强语言文字的训练，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素质。语文课必须加强字、词、名、篇和听、说、读、写能力的训练，把语文课真正上成语言文字训练课，使学生通过努力学习，逐步提高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能力，并能通过掌握和运用语文这个工具去自我获取信息，拓宽视野，进行思想交流和社会交际，并为将来进入社会、服务社会打下良好基础．加强审美教育、培养学生感受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所以，课文应该根据学生学习语文的内在需要重新组合，以丰富学生对在内容上真正有联系的的文章的感受，从而在“意相近”的层面上领悟文字如何达意及文章的奥义。 二、着眼发展，把握随机性的学习内容 学生语文学习的视野应是广阔的，必须拓宽语文学习的视野，着眼于发展，通过补充、探究收集、调查了解等多种方式进行吐故纳新。让学生在专题性的收集、整理、讲座时感受语言文字的魅力。领略汉语言文字的风采、韵致。不同类型的课文使同学们分类总结，掌握中心思想并积极的联想与其他的事物的关联内容，扩展思维。 三、以训练为主，加强学生的顺连能力 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对于提高教学效率有着长远的意义。然而，人类的精神文明发展成果——无论是“语言”还是“科学”，儿童如果不借助能动的活动来掌握它们，成为“自己”的东西，那么在人类的精神文明发展成果上刻着的人类的能力，就不能在儿童身上再现出来。正因为这样，在语文教学中让学生动口、动手、动脑，通过语言的实践活动来学习语言就成为必然的过程。 有效阅读教学在这方面主要采取了以下几个措施： ①保证训练的时间。我们对平常的语文课作了调查，一般学生的读及练习的时间只有10分钟左右，甚至更少。因此，要求每节课必须最大限度地安排学生活动时间，一般应二分之一左右。②要注意训练的质量。不注意质的过量训练是低效的，甚至是有害的。要注意训练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要围绕教学目标精心设计通过以上措施，增加了学生有指向的紧张智力活动时间，促使知识的内化，提高了效率。 四及时反馈 根据反馈原理，作为一个完整的学习过程，必须包括学习者吸收信息并输出信息，通过反馈和评价知道正确与否，四者不可缺一。我们开始阶段主要通过单元形成性测验进行反馈和评价，但很快感到这远远不够。因为一个单元的教学一般要二周左右，而小学生自我评价、自我矫正的意识和能力都不强，对部分学生来说，一个单元学习的累积误差难以在短时间内校正。据心理学研究表明，反馈在学习上效果之显著，尤以每日的反馈，较之每周的反馈，效率更高。于是我们采取了以下措施： ①建立逐级反馈系统。每节课根据课时教学目标，特别是读、写重点和能力目标设计反馈环节，在教学过程中增强反馈意识，做到每大“块”也有反馈。逐步形成了“块”有反馈，课有反馈，课文有反馈，单元有反馈的系统。②促使信息的多向交流。我们充分发挥四人学习小组的作用，通过小组讨论、相互对练、互相批阅、组际竞赛等活动，让每个学生都积极参与。变原来师与生之间的单向交流为师与生、生与生、小组与小组之间的多向交流，增加了获得反馈信息的机会和信息量，增强了学生自我评价、自我矫正的能力。③及时评价，积极鼓励。为了改变过去主要依靠练习、作业获得反馈信息而评价不及时的状况，我们在课堂采用做对的同学举手，用手指数表示选择题项、相互校对等办法，让学生及时获得评价信息。并以表扬、鼓励为主，使他们充满完成学习任务的满足感和喜悦感，以更大的主动和热情投入新的学习。 教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是充满创造性的劳动。以上四项主要措施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应视教材、学生、教学条件等各种因素作出合理的安排，选出最佳组合，才能实实在在地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几年来，我们始终立足于课堂教学，把“学习——研究——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以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为主攻方向，走过了从优化单个因素到各个因素综合优化的过程，取得了较明显的效果。现在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很高，上课思维活跃，发言热烈，听说读写能力普遍提高。教师也从“自在”的教学向“自为”的教学转化。他们深有体会地说：“过去是教到哪里算哪里，心中无数。现在是目标明确，思路清晰，讲什么，练什么，教得怎样，学得怎样，心中有数感到踏实。” 五、引导学生做学习主人 课堂是活跃学生学习气氛的场地,引导学生做学习主人是九年义务教育教材编排意图之一，是课堂教学的重要任务，也是学生搞好学习的首要条件。引导学生做学习的主人，首先要紧密结合教学内容，有机渗透爱国主义教育、理想前途教育、爱劳动爱人民有教育。通过这些教育帮助他们明确学习目的，促进他们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逐步树立为祖国为人民而学习的运大抱负，使他们产生强烈的学习原动力。其次是要紧密结合教学内容。设置激趣激思、动手动口的问题，推动他们自己看书、查资料、讨论、做实验、观察、思考，主动地解决问题，教师适时对其引导、鼓励、评价，使他们感受到学习成功的喜悦。产生“只要自己认真参与各种学习活动，就能成功”的自我评价意识，增强他们学习的兴趣和信心。只要教师教学中能坚持正面教育为学生做学习的主人铺路搭桥，就会逐步形成“要我学”为“我要学”的良好的学习态度，学生不会再感到学习是一种沉重的负担，产生越来越带劲的主动学习氛围。 六、减轻课业负担 教师要从应试教育的误区中走出来，努力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切实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使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参加课外活动和体育锻炼，增强学生的体魄和体能。在教学中还应注意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使学生的脑、眼、耳、口、手并用，在身心的整体活动中协调其身体器官的和谐发展，以利于学生身体素质的提高。对于我们教师而言应做到 1、必须从思想到感情上，尊重每一个学生，尊重每一个学生的个性。 2．要创造一种民主的、平等的、和谐的课堂气氛。 3．在教学过程中，要留给学生时间和空间，让学生有思考，发挥、表现以至于演示的机会。 4．要恰当地引进竞争机制，培养和利用学生的竞争意识、参与意识，表现意识，强化语言训练，提高教学的效率。 我们也清楚地看到，我们的研究还存在不足。特别是如何培养学生的非智力因素和使各项措施更具操作化方面还很不够。影响课堂教学效率提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是很复杂的，但课堂教学是学校对学生实施教育的主要渠道，研究课堂教学效率的提高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在学生语文学习情况评价表我们要设学习态度、完成作业、课堂发言、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学科活动等栏目，指向研究性学习的全程，从知能力、情意态度、策略、习惯等角色较全面地评价学生的表现。既引导学生着力基础，又促进学生的创造性学力提高。使学生自觉地将语文综合素质、综合能力与自身个性、特长的发展融合起来。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研究性语文学习的效果与功能，这种学习方式以学生发展为本，充分发挥、发展学生学习的主体性，通过语文实践活动，依靠基础课程，着力基础；通过随机课程，着眼发展、着眼创造，使学生在语文生活中历练、体验、积累、更新，为他们的终身学习、生活和工作奠定基础。更有利于学生发展教育还要我们从实践中摸索研究。 小学语文教育论文:儿童文学中小学语文教育的应用 摘要：儿童文学是一门具有生动、形象且音乐性的语言艺术，是儿童感知世界、接受教育的主要方式之一。小学语文教学中加入儿童文学辅助教学，对于儿童阅读能力、人文素质培养以及精神构建等方面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作用。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应当做好两者间有利结合，实现学生全面素质发展。 关键词：儿童文学；小学语文；教育应用 儿童文学是小学语文教学不可或缺的课程资源。学生处于个性的形成时期，有很强的可塑性，小学教育是儿童启蒙教育的关键，儿童文学引入小学语文教学中，为学生开展价值观、多元教育等提供了教学来源。本文就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教育的应用开展探讨，发表个人观点，以示参考。 一、分门别类，运用儿童文学体裁特特点辅助教学 语文课堂教学离不开语文教材。现行的小学语文教材涉及的儿童文学作品多以童话、儿歌、寓言、故事等为主，体裁多样、各具特色，是小学文学教育的最重要的课程资源。实践证明只有把握儿童文学的教学规律，分门别类地依据不同作品类别内容和特点，采用生动形象的教学方法为学生讲授，才能够有效提高作品讲解的实效性，提升学生通过文本获取信息的能力。教师要想绘声绘色地讲述故事，投入感情是关键。教师自己首先要深入作品中与作品中的人物情感结合起来，产生共鸣以此影响学生。然后通过表情、动作、节奏、语速、语调等讲述技巧，将故事中人物特点和故事情节变化展示给学生，丰富学生的情感体现。这样，教师的儿童文学素养提高了，才会收到比较好的教学效果。 二、以人为本，结合儿童思维特点进行语文讲解 儿童由于知识经验匮乏、能力有限，只能依据本能直观感受欣赏文学作品，且在欣赏时会表现出极强的跳跃性，即他们会主动跳过不感兴趣的和不太明白的生字语句，因而了解到的文章故事情节都是片断性，整体感知、欣赏有限。基于此情况，教师在儿童文学教学要有意识结合学生思维特点开展人性化的教学，依据儿童欣赏文学的特点，在阅读教学时重视对文章文学性、整体感的讲述，关注作品字词语句讲解，确保整体语感的完整性。让学生在阅读过程中能够充分体会到语言的精妙所在，增强语感，促进语言表达能力和运用能力的提高。教师可通过创建文学情境，让学生在情境之中进行情感体验，加深对文辞语句、文学意境的感受，产生深刻领悟、获得启迪，促进语言组织能力和运用能力的提升。 三、注重儿童情趣的培养利用合作学习提高儿童积极性 儿童文学内容包罗万象，上至星空奥秘，下至花草虫鱼，色彩斑斓，瑰丽无比，拥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儿童情趣。以至于小学生读到这些儿童文学作品时，往往都会有兴奋、愉悦、向往的情感体验，继而对儿童的心理健康、思维情感等产生积极的影响。教师要善于发现和挖掘儿童文学中语言、动作、神态等表现出来的童真童趣，利用它作为教学的切入点，开展教学设计和教学组织，吸引学生注意力。让他们有个快乐、充实、自在的学习体验，借此促进学习效果的提升。比如，在引导学生进行《绿山墙的安妮》阅读时，教师就可安排学生先以小组为单位，用诵读、美读、研读的形式，探讨文章中心思想，感受孤女成长的心路历程，体会她不畏艰难险阻，勇于克服困难，积极求取上进的优秀品质和人格魅力。借此培养学生高尚的思想品德，为孩子们树立正确的人生理想打下基础。 四、培养教师的儿童文学素养 语文教师本身作为教学活动组织者，只有完善自身儿童文学素养建设，才能更好地、科学地指导小学生阅读儿童文学，帮助他们从儿童文学当中吸取更多养分，提升自身道德情操，促进语文素养提升。完成作为小学生儿童文学阅读引导者和指路人责任义务，让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教育中发挥更多优势作用，增强语文教育的价值意义和功能效用。教师要加强对儿童文学理论的学习和文学作品的阅读，提高自身文学鉴赏能力和写作能力。与时俱进，不断翻新儿童文学的讲述方式和内涵推广，增强自身对儿童文学的创作能力和驾驭能力，用它更好地辅助对孩子们的语文教育。可以通过了解儿童文学发展的历史，分析国内外儿童文学作品特点等掌握儿童文学特性，积累文学创作、写作经验。教师运用这样的方式，建立起自己的儿童文学素养，不仅可以为小学语文的教育做出贡献，而且还能够提高自身的素质以及文学素养。使得教师能够更好地投入到小学语文的教育事业当中去。 五、引导小学生进行课外阅读 “得法于课内，得益于课外”是语文学习的特殊规律。课外阅读作为课堂阅读的有效补充，已经成为小学课余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课改明确规定小学语文教育不能忽视对学生课外阅读的指导训练。通过引导学生大量阅读儿童文学作品，不仅能够促进知识积累，开阔视野，还能有效带动学生读写能力的提升，提高写作水平。当下随着互联网、微博、微信等信息技术的普及，学生课余生活逐渐被视听文化所占据，自身读写能力因此呈现降低趋势。为了避免信息化社会带来的这种副作用，教师应加大对学生阅读的引导，提高学生阅读的兴趣，让其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降低其对视听文化的关注，促进读写能力的提升。教师在引导学生进行课外阅读时，要做好阅读题材的把控。让其符合学生的发展特点和认知水平，以此激发学生更多的学习兴趣和创新精神。用经典文学进行品读，比如《猜猜我有多爱你》《笑猫日记》；用系列文学诱读，阅读英雄故事满足儿童天生崇拜英雄的情结；范读童话和寓言，发展想象力和创造力，理解生活感悟人生；熟读儿童小说积累生活经验，培养良好的道德情操；品读科学幻想作品激发小读者们创造热情；鉴读散文学习优美的语言，扩展视野。 六、结束 语儿童文学作品融入语文教学中可以成为认知世界、扩大视野的重要窗口。学生在阅读文学作品过程中能够了解基本的汉字和语法知识，掌握文学作品中的语言规律，汲取充盈的语言养分，提高自己的表达能力和语言能力，无形之中培养起良好的思维习惯和阅读习惯以及良好的价值观念。 作者:柯宇莉 单位:福建省晋江市张前小学

艺术设计论文:高校艺术设计专业教学质量的思考 内容摘要 :文章从艺术设计专业一部分学生上课出勤率较低的现象着眼,提出教师在教学中自身是否需要反省的问题和解决的途径。重点从教师课程教学内容的充实、教学方法的完善和教学态度的改进以及学校方面必要的监督措施四方面,分析教师在教学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并提出一些改进的方法,从而达到提高教学的质量的目的。 关 键 词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教学态度 监督措施 积极性 随着各大院校的扩大招生范围,随之而来也产生了一些不容忽视的现象。其中一部分艺术设计专业的学生不愿到教室上课,这也是当前学校较为棘手的现象之一。那么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教师是否也该反省自己,是教师所授课程的内容对学生没有吸引力,还是在教学方法和教学态度方面做得不够好?因此,分析艺术设计专业教师应如何提高教学的质量是非常有必要的。 首先,教学内容的重要性。 第一,课程教学内容应严格按照教学大纲规定的内容准备。第二,在教学内容的组织上要做到所授课程的主题明确、理论知识和专业实践的结构安排合理、内容充实并明确教学目的和教学要求。同时,在教学过程中如能在教学大纲规定的基础上,能较好地结合本学科新成果、行业新动态并结合实际工程项目让学生参与具体实践,对学生可以产生吸引力,从而提高教学的质量。 其次,教学方法的重要性。 好的教学方法可以提高教学的质量,并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教师在教学方法的运用上需要做到思路清晰、逻辑性强、重点突出。这样不仅可以让学生清楚所学的内容,而且明白此课程的教学目的和任务是什么。具体的教学方法可以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因材施教。每个班级都会有水平不同的学生,针对基础差一些的学生,教师应根据其欠缺的知识多用心指导并帮助其尽快地达到教学要求的水平;基础好的学生,教师应多引导其向更高、更深的专业层次学习,从而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第二,课堂辅导,教师不能只通过讲解的方式完成教学任务,还需要布置相应具体的课程作业 ,并要求学生尽可能在教室中完成。在此过程中,教师可以发现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具体困难和问题,并予以解决,来帮助学生提高知识的应用水平。因此,课堂辅导不仅是发现学生问题并帮助其解决问题的好方法,也是教师总结教学经验的途径之一。第三,交流互动。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能一味地采用填鸭式教学方法而应由点及面地启发学生的兴趣,引导学生主动和教师交流互动。教师应注重观察学生对知识吸收的程度,并可通过适当的举例来调节课堂教学气氛。第四,举办作业展览。如果教师在完成本课程的教学之后,能组织学生的作业办一些相应的展览,也将会起到让学生互相学习和互相促进的作用,从而能提高学生对学习的积极性。第五,多媒体案例分析。教师通过多媒体的教学方法可以很清晰地解剖分析整个案例的设计过程及设计成果,并可通过多媒体的教学示范,避免了传统教学中的枯燥乏味,从而提高学生听课的积极性,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第六,坚持使用普通话。教师应考虑到来自全国各地不同方言的学生,标准的普通话不仅能让学生听懂教师所授课程的内容,而且也能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 再次,教学态度的重要性。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待学生的态度也直接影响教学质量的好坏。第一,要看教师对待学生的教学态度的好与不好,教师对待学生的责任心是其中的重要表现之一。教师责任心的强和弱以及教师自身思想品德的好和坏直接影响教学的质量。一个责任心强的教师不仅能严于律己,做到不迟到不早退,而且自己的良好思想品德也能感染影响学生,从而起到一个很好的表率作用;反之,如果教师自身的责任心不强,经常迟到早退,这样的教师即使拥有再好的学术知识也必然影响学生上课的积极性。第二,在对待学生的教学态度中,教师适当的表扬鼓励和关心爱护学生也是非常重要的。教师发自内心的对学生的关心和爱护不仅可以增强学生的自信心,而且也能促进学生的上进心。如果能增强学生对学习的自信心和上进心将会对他们的整个人生都有好的帮助作用。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通过学生的不同表现予以鼓励和表扬。但表扬和鼓励的方式方法需要有所策略,应根据具体情况、具体时间、具体地点、具体场合而选择相应的表扬和鼓励的方式方法。比如在教室公开表扬和鼓励同在较小范围的表扬和鼓励相比,针对不同的学生,起到的效果是不同的。因此,教师在课堂上表扬和鼓励学生的时候还需要考虑不同学生的心理,这样的表扬和鼓励才能发挥积极的作用。同时,教师在批改和讲评学生作业的过程中也应本着认真、公正的态度。不能因为种种主观原因而徇私舞弊,不然会影响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并造成学习质量的下降。 最后,监督措施的重要性。 当然,要做到教学质量的提高,仅仅靠教师和学生的努力是不够的,还需要结合学校的一些相应的、必要的监督措施。第一,教学管理办公室的严格考勤。迟到、早退、旷课直接与成绩挂钩,轻者重修此门课程,重者则开除学籍。专业教师也应告知学生课堂纪律的重要性,并从自身做起,上课不迟到不早退,起好带头作用。第二,相应的评价调查表。学校也可以通过教师对教学情况的分析调查表和学生对教学情况的评价调查表等来反映课程教学的效果和反馈的信息,并根据具体问题采取更好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去达到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 结语 总之,在教学过程中,专业教师要清楚自身的作用不仅在于为学生传播专业知识,而且教师的一言一行都能对学生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作为一名高校教师要在自身专业知识的领域中勤恳耕耘,提高专业知识能力为学生起好指导作用,而且也必须注意自身的一言一行并提高道德思想水平,通过课程教学内容的充实、教学方法的完善和教学态度的改进,以及优良的学风和高尚的师德去提高教学的质量,从而起到为人师表的表率作用。 艺术设计论文:艺术设计教育模式探析 【摘 要】社会经济是基础,艺术设计教育要发展并为社会经济服务,就必须与社会经济密切联系,顺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本文从四个方面入手,浅谈了市场经济驱动下的艺术设计教育模式。 【关键词】市场经济 发展 艺术设计 教育模式 在我国,1997年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的政策,开始引入市场经济,经济在长期压抑之后飞速发展。由于社会对艺术设计的需求剧增,造成广告设计、产品设计、环境设计等专业人员紧缺,顺应这种市场需求,艺术设计专业成为了一个热门专业。在市场经济中,高校艺术设计教育既要遵循自身的规律,又要适应市场,培养出具备不断更新知识能力,具有良好素质和较强的社会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应用型人才。如何建立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艺术教育模式呢? 一、明确艺术设计教育在市场经济中的发展方向 艺术设计教育旨在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良好的艺术修养、艺术设计与表达能力,掌握相关的艺术学、社会学、文化学及心理学方面的知识,并具备一定相关技术知识的宽基础、高素质,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应用型艺术设计专门人才。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巡讲话中说:“……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也指出了艺术设计的发展方向。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说:“设计是我们工业前途的根本,优秀的设计是成功企业的标志。”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使人们对生活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又要求艺术设计必须跟上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紧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说,“艺术设计也是一种生产力”、“设计就是经济效益”。这就要求艺术设计必须与先进的信息技术相结合,艺术设计的发展方向必须符合知识经济的发展方向。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存要求的变化,大众审美趣味的转移等,促使设计必须时时以新的姿态不断演变。另一方面,艺术设计又影响着人们的生存方式。当今,以计算机网络为代表的信息时代的来临,社会经济活动逐渐转向信息生产、信息加工、信息处理、信息传播等形式,这为艺术设计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二、优化艺术设计教育课程设置 为了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面向未来的艺术设计教育课程设置安排应更加科学化、系统化、灵活化。结合本校本地区特点,系统规划、组织、实施产、学、研一体化模式;加强艺术理论、专业理论课在课程设置中的类型选择和比重设置。当代艺术设计是科学与艺术、营销与市场、时尚与地域文化高度结合的设计;调整教学大纲和课程内容,突出岗位技能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大纲和课程内容是培养目标的具体体现。它们不但要体现应用性,更应突出岗位技能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因而,设计教育只能因地制宜,因市场需求而发展,并且随时都处在一种应对市场的变化,随社会需求而改变的状态之中。那种希望建立一个稳定的、标准的,以不变应万变的设计教育体系的想法只能是空想。我们要积极吸收和借鉴世界设计界的新思维、新流派为我所用。教育目标和教育手段以及教学内容应与企业对设计师的具体要求衔接;借鉴发达国家的方法和手段来帮助我们发展。总之,对于艺术设计教育来说,课程设置的安排应该是将设计作为一种高度复合型的交叉学科来组织教学。强调教师和学生能动性的发挥。激发彼此的潜能,采用不拘一格的教学手法,实现理论知识向实际能力和社会责任的转化,提升整体教学质量。 三、采用灵活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 设计艺术教育与相关行业、市场的关系十分密切。设计产品要直接经受市场的检验,并得到消费者的认同,因而社会学、市场学、营销学以及广告学、设计管理等不仅是设计艺术学的相关学科,更是设计艺术各专业必修的科目。因而,在设计艺术教学中,除了对学生进行设计艺术理论和实践的培养之外,也要将市场经营的知识导入其中,使学生尽早了解社会、了解行业、了解市场,以缩短学生对市场认识的过程,使学生能够尽早认识设计与市场的关系。可采用以下的教学模式: 1.工作室教学模式 所谓工作室模式就是实行“以学生为中心,以教师为主体”,实行导师负责制。工作室以个案教学为特征。既有独立的研究方向,又注重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具有融合性、开放性、互动性、可选择性等特征,并注重课题教学的实践性环节。实际上它也是一种综合化的教学模式,是建立在多学科系统性知识基础之上的,因此它能够为学生创造力的发挥提供良好的空间,为创造设计的成功奠定基础,它顺应了时展的需要,是对当今艺术设计教育改革的一次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它 促进了师生的互动交流和学习实践,给学生提供了掌握专业技能、培养创新思维的良好操作平台。 2.建立校外实习基地,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通过实践,让学生贴近专业、企业、市场、社会。当然,在建设设计实践教学基地时,我们应与当地和周边地区产业紧密结合起来,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培养应用型技术开发与设计人才,毕业生在当地和周边地区为企业从事产品开发与设计。各院校应根据不同的地域特色和专业特点选择不同的教学点。在此之前,要先组织教师深入企业进行调研,一是了解企业的生产技术状况,为理论教学的应用提供现实参照;二是通过调研,搭建互动平台,增进彼此友谊,培养与企业管理者之间的感情,为友好合作奠定基础;三是了解企业的合作意向,明确校企双方的需求,通过合作办学,实现双赢,实现实践教学模式的可持续发展。有了稳定的实践基地,学校就可以利用假期到实践基地参与设计,使学生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获得实践经验。由此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教学和社会实践紧密结合,也使产学研相结合的综合化设计教育模式得以真正实现。 在不同的教学模式下,教师应采用相应的教学方法。其中,可以运用兴趣法将学习变成愉快的创作体验过程;营造主动思考的学习氛围;运用讨论法使课堂变成教学互动学术气氛浓烈的研究场所;建立严谨的治学态度;建立师生交流平台,为学生开设第二课堂;教学相长,重视历届学生学习状况的研究总结等等。 四、建立健全的就业指导体系,将学生成功推入市场。 在校期间不仅要重视学习成绩,还要重视考察各地、体验生活、课程交流以及参与项目、合作课题等一系列的经历和体验,这些都是积累经验、丰富知识的重要方法。各教研室应围绕着“怎么准备实 习”、“怎么安全实习”、“怎么顺利毕业”三个问题展开实习动员,处理好毕业顶岗实习与就业的关系,确保学生“下得去、留得住、稳得下”。还要求学生在实习当中要做到“三练”——练应变能力、练综合素质、练知识运用;做到“三找”——找问题、找差距、找方法;做到“二带”——带着任务去、带着收获回。动员会普遍呈现“教师热情高、学生收获大、现场气氛好、整体效果佳”的好效果。对于就业较困难的专业,还应该研究讨论出一些具体的对策措施,比如: 第一,书记、主任带头寻找困难专业的就业渠道,找突破口,广泛联系,发动教职工找渠道,派出人员到各地挖掘资源,传递信息,落实具体的就业办法。 第二,系上再次修改有关就业的奖励措施,重点是要奖励做出突出业绩,做了实际工作的老师,不再吃大锅饭,不搞照顾政策。 五、结 语 根据经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转型的需要,为了加快推进科技教育与经济社会联动发展,我们必须积极探索建立服务型教育体系、产学研结合体系和教育培训服务体系,增强教育对经济社会的人才支撑能力、知识贡献能力和学习服务能力。高校在构建服务型教育体系的过程中,应积极探索产学研合作的新模式和高校与企业利益共享机制,应根据自身的办学条件与资源条件,扬长避短,走体现自身优势的发展道路,应勇于创新,结合实际、不拘一格、突出特色,积极探索多种模式和灵活有效的机制,并为提高高等教育对支持和服务地方经济的能力起到积极作用。邓小平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们认为,艺术与技术相结合的产物——艺术设计,同样是一种生产力。它像其它生产力一样,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我们的艺术设计教育要培养出真正有创意的设计人才就应该改变旧有的观念,把科学理性思维纳入到艺术设计思维之中。只有具有正确的思维方式才能解决创意能力的问题。现代艺术设计必须是理性的、科学的创意设计。只有这样,我国的设计教育才能在激烈的人才市场竞争中适应新形势下的市场需求。 艺术设计论文:艺术设计实践教学课程体系的改革 摘要:艺术设计课程体系中实践教学一直以来都是十分重要的环节,学生在具备了必要的理论基础之上,更重要的是把理论合理的运用到实践中去,但现在高校在实践方面存在很大的问题,本文通过提出在实践教学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及对这些问题做出分析、研究,探讨了在艺术设计教学中可实施的一些改革方案。 关键词:实践教学;课程体系;改革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需求也在不断变化,生活中设计无处不在,培养艺术设计人才的高校在设计课程体系安排上却变化微小,已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主要是大部分的课程教学都停留在简单的老套的理论上,忽视实践中的运用,学生毕业后不经过实践锻炼很难适应社会需求,艺术设计实践教学必须成为重点,根据社会的需求调整课程的结构,逐步完善实践教学的体系。 一、从艺术设计课程体系现状看实践教学的重要性 艺术设计课程体系从最初的简单的三大构成发展到今天的平面艺术设计、视觉传达艺术设计、工业造型艺术设计、环境艺术设计等诸多专业方向,可见其发展快速,发展越来越全面。体现出它是一门和生活紧密联系、综合性强、处处与实践挂钩的专业。在日常教学中理论部分必须通过实践来验证它的可行性,艺术设计观念必须物化才能体现它的实用性。 艺术设计作为一门潮流专业,其目的是为社会经济带来实际效益,同时改变人们的审美标准,改善生活质量。为社会培养敏锐的实用型和创意型设计人才。因此,在安排设计课程时不能只以理论教学为主,要安排与理论相符合的实践课程,理论结合具体的实践才能验证理论的可行性,才能在实践中完善理论。在教学中,单一的理论学习,学生无法深刻的理解其中的精神,只有加入大量的真实课题设计,学生才能体会到平时的理论学习并不是空谈,是和真实生活紧密联系的,才能更投入、更积极的学习。在实践教学中,如涉及到客户提出的一些具体要求,学生就需要进行大量的市场考察,和相关的市场调研,结合客户的要求做出满意的方案,通过这些具体的实践教学,学生不仅了解了大众的心理,市场的需求,同时也锻炼了自己实际的创作能力和解决具体方案的水平。理论联系实践,理论离不开实践,特别是艺术设计这门与时俱进、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专业更离不开实践教学,实践教学是艺术设计课程体系中的重要环节,是能否为社会培养优秀设计人才的关键。 二、艺术设计课程体系中实践教学的具体改革措施 1、创新思维与实践课题的融合 在艺术设计教学过程中,每个学生都有着鲜明个性,每个人的审美、创意、艺术感受都是不同的,都有着强烈的、习惯的自我审美标准,在面对具体的实践课题时,很少考虑使用者的需求,大部分是在表现强烈的自我审美,导致很多作品太过于天马行空,不切实际,不能充分的满足使用者的需求,但有时客户、使用者大多数没有受过艺术教育,也没有高的审美水平,凭着自己习惯的审美要求对设计师提出各种各样的标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设计师的创作,大部分的设计师从最初的个性鲜明,创意无限,成为只为满足客户要求但毫无创意的模式化创作。如何平衡学生创意和具体实践课题之间的关系成了实践教学的难点。 不同的年级实践课题安排是不一样的,在低年级实践课题安排上,为了充分发挥学生的创意,课题安排范围很广,学生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课题发挥,这样学生能最大可能的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把学生的思维打开,为以后的学习打下基础,到了高年级,多安排一些和生活关系密切的实践课题,如现在人们越来越注重环保、减排、节能等和我们生活的世界息息相关的一些主题,从自己身边的环境开始,平日里一些我们天天在使用的设计产品,如价格便宜的矿泉水瓶子、垃圾箱、课桌等等,没有人去关注这些设计是否合理、节能、使用方便,因为它普通的没有人去看它的设计而只是简单的使用它,但敏感的设计师就会发现它的设计缺陷,如矿泉水大瓶的太多喝不完就仍了,造成了浪费,小瓶的量太少,不能满足普遍的饮水量,垃圾箱不能很好的收纳垃圾,通常垃圾外漏,清洁工清理垃圾也不方便等等这些我们日常每天都接触的事物却没人去设计,通过这些事例来启发学生,让学生认清设计是什么,怎样去设计,如何关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培养学生敏锐的思维能力。 艺术设计论文:我国传统文化的艺术意象和环境艺术设计研究 近年来,环境艺术设计作为一门新兴行业,涉及园林、建筑等多个领域。在设计中增添传统元素,彰显人文内涵成为当前该领域发展的重要方向。我国传统文化具有的艺术意象,能够呈现出更具民族特色的环境艺术,以满足人们内心对精神文化的需求。因此,加强对该课题的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一、引入传统文化的必要性 将我国传统文化艺术意象融入到环艺设计当中,其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延续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且能够进一步丰富传统文化。二是突破了现代城市建筑的缺陷,通过营造简约的艺术意境给人们更多惬意的感觉。三是传统艺术意象的运用更加强调情感诉求,且基于对人们内心的解放,满足人们在都市快节奏生活下情绪释放的需求。将传统文化引入其中,更多的是设计师的情感表白,而人们在设计师创造的环境当中与其传统的意境产生共鸣,最终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二、具体应用 艺术意象作为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具个性化特点,如果单纯从直观角度审视,其能够借助一些媒介,将情感或者生活理念传达出来,形成良好的艺术意象效果。具体来说,对于艺术意象在环艺设计中的应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形象元素 艺术意象的应用是建立在多个符号组合基础之上,将其中的内涵表达出来。现代空间环境设计理念当中,需要采取针对性方式和方法将“意”更加全面的诠释出来,如图案与材质的组合,最终在立体空间内体现出美好的意境等。而“象”主要是透过“意”而渗透出来,二者相结合才是艺术美感的传达形式。在追求设计效果的同时,还可以借助手工等途径体现自然境界。如北京香山饭店,在具体设计中,引入我国园林概念,不仅能够提升饭店的趣味性,还能增添其民族特色。空间优化配置能够更具目的性的实现对环境的衬托,促使饭店在实现餐饮等功能的过程中,带给人们更多视觉、心灵上的体验,增强人们对该饭店的印象,最终将其打造成为赏心悦目的景点,充分发挥其附加值。对于其他设计来说,可以将园林建筑与民居融合到一起,减少二者之间的过渡带,进而达成整体的艺术效应,产生良好的互相衬托的效果。 (二)寓意元素 就文学领域而言,作家在创作中,会通过各种描述手段给读者展现意象境界,而文学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将文学概念与建筑学领域整合到一起,那么设计师在进行设计时,对于“意”与“象”的追求与实践将会更好地展现现代空间领域的中国化特色。具体来说,意是建筑中的艺术内涵,象是通过在前者的基础上体现其内涵,二者互相联系、密不可分,只有将二者融合到一起,才能够实现对资源的充分利用。如苏州园林中的“个园”的设计,由于部分设计师喜欢竹子,大量使用竹子布置园林。竹子在我国古典文化当中始终是君子的象征,具有深厚的民族情结。因此通过竹子的使用能够呈现出最佳艺术效果。 (三)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即整体一致性,所谓整体就是意与象二者不可分割,其不能够将世界再现,且难以简单地体现传统文化的基层。因此在设计中,需要充分了解和掌握意象,并在此过程中找到形,将其中的意更好地传达出来,最终让人们感受到其中的“神韵”。要想真正达到这一目标,单纯的模仿难以实现,更多的是需要将现代艺术与传统文化整合,将现代设计理念应用到传统事物之上,赋予其更强的表现力,促使它们能够随着时代的发展,将民族特色完全的展现出来。如湖北电视台的台标“火凤凰”,具有深远的寓意。古代湖北为楚地,在时间推移中积累了深厚的楚文化,同时火凤凰的形象能够展现湖北历史文化内涵。楚人崇火、拜日等,湖北电视台将凤凰为形、用烈火板的桔红色搭配,创造了台标。不仅应用了传统造型的表现形式,且符合现代审美需求,将湖北的特色的展现的淋漓尽致。人们生活水平越来越好,对于环艺设计的审美角度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味模仿和效仿的设计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设计师需要不断挖掘传统文化的意象,促使创造的环境能够给予人们更多幸福的体验,赋予环境更强的生命力。 三、结语 随着人们审美日渐多元、个性发展,环艺风格要兼顾时代与民族双重风格,只有这样,环境艺术才能够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因此在现代环艺设计中,设计师应充分利用传统文化的意象,将其与环艺设计整合到一起,找到二者最佳契合点,突出设计主旨,真正做到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推动我国传统文化走向世界,从而在此过程中谋求可持续发展之路。 艺术设计论文:高职艺术设计专业开放式教学体系的研究和实践 由于我国高等教育秉承20世纪初欧美体系,又参考前苏联学制,高等职业艺术设计教育,也一直参考高等院校艺术设计教育模式,并没有形成高等职业艺术设计教育自身特色。教学体系的某些局部虽有不小的变革,但并非根本性的改变。近年来虽在广泛开展如何在教育中鼓励创新,发展个性的讨论,并进行有关课程改革,但整个艺术设计教育体系仍未改变。 高等职业艺术设计专业开放式教育体系将针对高职教育存在的问题,根据高职艺术设计类专业的教学特点,研究和借鉴发达国家艺术设计教育的先进经验。通过优化组织教育过程,打破旧有的教与学的组合形式和封闭的教学局面,来建立一种能使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发挥其创造力的开放式教学体系。 一、开放式的课程设置与课程标准 实施开放式教学体系不仅是一种教学管理模式的变革,更重要的是一种教育观念和人才培养目标的变革。这种变革必然会引起教学实践中的许多环节,如课程结构、课程内容、教学手段的改革。在完全学分制的实践中,追求的目标是“淡化专业,突出课程”,然而,要真正做到开放式的“淡化专业,突出课程”,并非只是把原有各专业、方向的所有课程都平行而直接地呈现在选课表上。开放式体现的教学规则,对课程建设提出了与之相适应的改革要求。它必须从人才培养的目标出发,在开放式管理的机制下对课程进行调整和实验。 课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开放式的核心。课程确定以后,课程本身的标准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一方面,它既是教育者培养目标和教学意图的具体体现,又是教师进行教学的根本依据;另一方面,学生也是通过对不同课程的选择来建构自己的知识结构和技能范围。而且,在开放式教学体系下的绝大多数课程呈现在一种开放的状态之中,课程与课程之间的逻辑关系很多是非线性的,这也就是说学生对课程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呈跳跃式的。过去,我们一般都是根据专业的教学计划来制定每门课程的教学大纲,而现在所谓的专业教学计划在开放式教学体系下已经失去了意义,课程由学生自己来选,培养的计划也就处于一种变化之中。开放式教学体系制定课程标准的基本特点就是比较量化,它包括课程名称、代码、学时数、学分数、教学的具体内容与基本要求、教材与参考书目以及作业要求和考试方式等。通过一些数字来明确课程教学的要求,尽量避免过去一些艺术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那种模糊性、随意性和无效性;同时这个标准也成为有关部门对教学进行检查和督促的依据。 二、开放式的课程选择与专业的确定 在专业课的平台上,所有的课程都是由学生任选的。也许有人会担心,虽然整个学习的过程始终体现了充分的自由和自主,但以后学生究竟以什么专业毕业,是不是在开放式教学体系下就不分专业了呢?其实不是。上文中我们提出的一个口号是“淡化专业,突出课程”,那么就专业界定的问题,我们提出的第二个口号是“先选课程,后定专业”。也就是说在学生修满规定的学分提出毕业申请时,系部可根据学生在三年或更长的时间内所学的课程的性质或类别确定他的专业归属。可能出现的情形无非是以下三种:一是所学课程集中在某一学科或专业的课程群中;二是所学的课程虽然广泛,但仍表现出明显的学科或专业倾向;三是所学课程繁杂,学科或专业特征不明确。从开放式教学体系来讲,对于上述三种情况,只要修满规定的学分,学校都应该准许毕业。但后一种情况究竟以什么专业毕业还值得商榷。 三、开放式教学体系的支撑 1.社会实践与产、学、研相结合 为了适应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结合院系自身的特点,充分利用教学资源,进一步加强产、学、研合作的教育模式。实行工作室制的产、学、研教育模式,由设计师、专业教师共同负责专业教学、生产和科研工作,将科研成果和学科交叉思想融入教学之中。另外,改变仅在毕业设计时,才让学生到设计公司参加实际设计项目的做法,根据课程教学环节的实际需要,结合设计公司的设计项目,有针对性地组织学生参加项目设计。由具有“双师型”素质的教师指导,面向社会的实际设计实践,才能使学生提前进入角色,缩短了学习与工作的距离,熟悉了未来的工作环境,得到了综合性的多方面训练。 2.建立艺术设计专业人才培养评价体系 人才培养评价体系是学生学习的指挥棒,对学生学习起着导向性作用。根据艺术设计专业特点,公共课、理论课,提倡开卷考试,充分利用课题设计、计算机绘图综合训练等多种形式来评定成绩。鼓励学生参加各种设计比赛、参加社会上的各种考级考证,获奖或取得证书的学生给予奖励学分。实行完全学分制,便于学生根据自己的情况安排学习进程,以便有更多的时间充分发挥和培养特长,这也符合艺术设计专业教育的规律。 结语 艺术设计专业开放式教学是动态发展的,是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完善的。以上几方面是笔者在艺术设计专业教学改革中实行开放式教学的一些研究和实践,有待于进一步充实提高。笔者将在专业教学改革中不断探索,大胆创新,总结经验,寻找更加适合高职艺术设计专业特点的教学体系。 艺术设计论文:艺术设计专业徒手表达教学方法的探索 通过对东北石油大学艺术学院艺术设计专业的发展,就一年级基础课的回顾,发现了一些问题,以这几年学生生源素质为研究基础,经过这几年探索出一些适合与本专业学生提高基础素养的教学办法,教学方法主要针对于设计基础课中的徒手表达的研究,提出了一套较为合理高效的学习方法,从训练的题材和学时的安排两方面入手,使没有受过学前专业素质训练的学生能够在短期内提高到一定的水平,从而树立起学习的信心。 关键词:循序渐进;徒手表达;论文下载 我校的艺术设计专业还处在起步阶段,虽然艺术设计专业还比较年轻,在这期间为社会也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设计人才,教学体系已经比较完备。这些成果的取得得益于全体教师在教学上的不泄努力,以及在教学体系改革和教学方法研究上所作出的贡献。从办学环境来讲,我们不具备任何优势,交通不便利,城市经济类型属于能源型城市,艺术设计对于学校来说也是一个新专业。这些原因致使我们的生源素质较其他兄弟院校尤其是老牌的艺术设计院校的生源相比较,素质相差甚远。为了弥补这些不足,我们立足于现有的硬件和软件的条件,努力研究,试图通过改革教学方法,因材施教,有针对性的对课程进行探索性的改革,力求走出一条有自身特色的教学新路。 1、徒手表达在设计课中的地位;徒手表达在整个设计课当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方案初期阶段,用速写草图帮助学生进行思考、构思,将头脑思维片段的捕捉下来形成准确、形象的图形和符号。有些优秀的艺术设计作品甚至就源于设计师的最初手稿。因此图解与思考是设计师基本素养之一,二者也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同时也是设计师之间沟通的桥梁;徒手表达能从多个角度出发,空间、平面、立面、剖面、透视、展示设计意图与构思。许多设计师都是优秀的画家,而许多画家也曾参与到建筑设计,环境艺术设计当中。怀勒(charles de wailly,1730-1798)被认为是当时最优秀的建筑画家,他和皮瑞(joseph peyre,1730-1785)一起设计了巴黎歌剧院。他们在庄严的建筑外表内,设计了绚丽辉煌的室内空间,这个空间淋漓尽致地体现在怀勒所画的剖面图中,它不仅表现了建筑结构和室内装饰,而且还画了在观众厅、舞台和街道上的人物形象。这幅画是一个新突破,即建筑画可以表现一个从外到内的空间序列。 2、 以往的教学方法及效果:徒手表达或者称为设计速写这门课程,据了解在在大多数院校设计基础课程中只占有很少的学时,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我们也曾面临由于学时的有限,因此课堂上不可能将全部的徒手表达知识一一的讲解。基本上是在大一的第一学年刚入学的阶段讲完理论,然后大部分时间是留给学生课下自己来学习,每周交2篇a4幅面的速写作业,这样下来会出现一些问题,首先是学生临模时选择的题材多种多样,难易不等,有的临摹过于简单,有的却过于复杂;有的同学临摹的工作量不够,一张纸上只是寥寥几笔几个形态。还有的在交作业之前突击完成,效果可想而知。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也曾尝试一些新的教学方法,如,临摹优秀的速写教材,现在有一些学校仍在应用这种方法,但在一年级采用这种方法还是不妥,首先是每一章节临摹的图量或多或少,难易不等,在理论方面学生也理解不了。 3、 循序渐进的教学方法,经过一番总结,还是觉得应该从作业的环节着手解决问题,最终形成以下教学方法;首先将临摹的题材收集整理归类,主要来源于几本好的参考书如《建筑环境配景表现技法》等,将这些临摹的素材按照由简单到复杂,有平面到立面再到立体的顺序归类,在归类的过程中,筛选出简单、常用容易掌握的配景。各类参考书中有很多复杂的难以掌握图例不适合于初学,如果不加以要求,在安排作业时,临摹的内容过于多样,在工作量和评分上难以统一。其次,在临摹的数量上,按照所给出的临摹稿上的数量来完成,这样可以保证每人每周完成一定的工作量。 4、有针对性的训练 上述几点看上去虽然简单,但是需要我们课下做更多一些的工作,如将临摹的题材收集整理归类,做成临摹稿。制定详细的训练计划,(1)各种形式的徒手线条练习(两周),(2)树木、植物平面的表达方法(两周)(3)各种立面树木的表达方法(4)人物、车辆的画法(两周)(5)各种材质的画法(两周)(6)室内轴测图、透视图、鸟瞰图的表达方法(两周)(7)综合环境表现及方案草图练习(六周),每周4篇a4幅面规定内容的速写练习作业,只有通过量的积累才能达到质的飞跃,争取在一年级使学生完全掌握各种类型的徒手表现图的表达方法,为设计课打下坚实的基础。这也可以称得上是专业训练,针对于艺术设计专业的,而不是泛泛的美术速写练习,是掌握设计语言与能力的捷径。 5、 结束语 徒手表达教学这个环节中,理论指导是一方面,更的重要的是贯彻落实每次的练习内容和课上的监督指导。在作业的评判过程中发现问题所在,及时调整内容,重点辅导资质较差的学生,培养兴趣是关键。通过速写的练习,从而使学生建立起学习艺术设计专业的信心。 艺术设计论文:对艺术设计专业徒手表达教学方法探索 摘 要:通过对东北石油大学艺术学院艺术设计专业的发展,就一年级基础课的回顾,发现了一些问题,以这几年学生生源素质为研究基础,经过这几年探索出一些适合与本专业学生提高基础素养的教学办法,教学方法主要针对于设计基础课中的徒手表达的研究,提出了一套较为合理高效的学习方法,从训练的题材和学时的安排两方面入手,使没有受过学前专业素质训练的学生能够在短期内提高到一定的水平,从而树立起学习的信心。 关键词:循序渐进;徒手表达;论文下载 我校的艺术设计专业还处在起步阶段,虽然艺术设计专业还比较年轻,在这期间为社会也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设计人才,教学体系已经比较完备。这些成果的取得得益于全体教师在教学上的不泄努力,以及在教学体系改革和教学方法研究上所作出的贡献。从办学环境来讲,我们不具备任何优势,交通不便利,城市经济类型属于能源型城市,艺术设计对于学校来说也是一个新专业。这些原因致使我们的生源素质较其他兄弟院校尤其是老牌的艺术设计院校的生源相比较,素质相差甚远。为了弥补这些不足,我们立足于现有的硬件和软件的条件,努力研究,试图通过改革教学方法,因材施教,有针对性的对课程进行探索性的改革,力求走出一条有自身特色的教学新路。徒手表达在设计课中的地位;徒手表达在整个设计课当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方案初期阶段,用速写草图帮助学生进行思考、构思,将头脑思维片段的捕捉下来形成准确、形象的图形和符号。有些优秀的艺术设计作品甚至就源于设计师的最初手稿。因此图解与思考是设计师基本素养之一,二者也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同时也是设计师之间沟通的桥梁;徒手表达能从多个角度出发,空间、平面、立面、剖面、透视、展示设计意图与构思。许多设计师都是优秀的画家,而许多画家也曾参与到建筑设计,环境艺术设计当中。怀勒(Charles de Wailly,1730-1798)被认为是当时最优秀的建筑画家,他和皮瑞(Joseph Peyre,1730-1785)一起设计了巴黎歌剧院。他们在庄严的建筑外表内,设计了绚丽辉煌的室内空间,这个空间淋漓尽致地体现在怀勒所画的剖面图中,它不仅表现了建筑结构和室内装饰,而且还画了在观众厅、舞台和街道上的人物形象。这幅画是一个新突破,即建筑画可以表现一个从外到内的空间序列。 2、 以往的教学方法及效果:徒手表达或者称为设计速写这门课程,据了解在在大多数院校设计基础课程中只占有很少的学时,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我们也曾面临由于学时的有限,因此课堂上不可能将全部的徒手表达知识一一的讲解。基本上是在大一的第一学年刚入学的阶段讲完理论,然后大部分时间是留给学生课下自己来学习,每周交2篇A4幅面的速写作业,这样下来会出现一些问题,首先是学生临模时选择的题材多种多样,难易不等,有的临摹过于简单,有的却过于复杂;有的同学临摹的工作量不够,一张纸上只是寥寥几笔几个形态。还有的在交作业之前突击完成,效果可想而知。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也曾尝试一些新的教学方法,如,临摹优秀的速写教材,现在有一些学校仍在应用这种方法,但在一年级采用这种方法还是不妥,首先是每一章节临摹的图量或多或少,难易不等,在理论方面学生也理解不了。 3、 循序渐进的教学方法,经过一番总结,还是觉得应该从作业的环节着手解决问题,最终形成以下教学方法;首先将临摹的题材收集整理归类,主要来源于几本好的参考书如《建筑环境配景表现技法》等,将这些临摹的素材按照由简单到复杂,有平面到立面再到立体的顺序归类,在归类的过程中,筛选出简单、常用容易掌握的配景。各类参考书中有很多复杂的难以掌握图例不适合于初学,如果不加以要求,在安排作业时,临摹的内容过于多样,在工作量和评分上难以统一。其次,在临摹的数量上,按照所给出的临摹稿上的数量来完成,这样可以保证每人每周完成一定的工作量。 4、有针对性的训练 上述几点看上去虽然简单,但是需要我们课下做更多一些的工作,如将临摹的题材收集整理归类,做成临摹稿。制定详细的训练计划,(1)各种形式的徒手线条练习(两周),(2)树木、植物平面的表达方法(两周)(3)各种立面树木的表达方法(4)人物、车辆的画法(两周)(5)各种材质的画法(两周)(6)室内轴测图、透视图、鸟瞰图的表达方法(两周)(7)综合环境表现及方案草图练习(六周),每周4篇A4幅面规定内容的速写练习作业,只有通过量的积累才能达到质的飞跃,争取在一年级使学生完全掌握各种类型的徒手表现图的表达方法,为设计课打下坚实的基础。这也可以称得上是专业训练,针对于艺术设计专业的,而不是泛泛的美术速写练习,是掌握设计语言与能力的捷径。 5、 结束语 徒手表达教学这个环节中,理论指导是一方面,更的重要的是贯彻落实每次的练习内容和课上的监督指导。在作业的评判过程中发现问题所在,及时调整内容,重点辅导资质较差的学生,培养兴趣是关键。通过速写的练习,从而使学生建立起学习艺术设计专业的信心。 艺术设计论文:高校环境艺术设计教学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行各业高速发展。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对社会经济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为了满足社会需求,一些地方性高校的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发展迅猛,但随之而来的诸如教学资源无法满足专业发展的要求、新进教师缺乏实践经验等问题,阻碍了地方性高校环境艺术设计教育的发展。 一、地方性高校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工作室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 我国较早采用工作室教学模式的学校有中央美术学院、广州美术学院等美术院校。这些学校位于经济发达城市,拥有丰富的教育资源,设计类工作室开展得较好。然而,一些地方性高校面临诸多问题。 1.盲目照搬发达地区高校的发展模式 发达地区高校的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普遍实行校企联合的工作室教学模式,由企业提供教学设备、装修资金、项目,学校提供场地、人员等。在经济发达地区,这种模式有着明显的优势。高校有大量可操作的项目,企业可以节约房租与人工成本。校方可以借用企业资源,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与教师的业务水平,节约了工作室建设资金。但一些地方性高校不具备这样的条件,盲目照搬发达地区高校的发展模式,容易缺乏生存的土壤,校企联合办学很难坚持下去。 2.忽略了地方性高校的生源现状 一些地方性高校由于生源质量参差不齐等原因,部分学生学习积极性差、作业质量不高、上课不投入。地方性高校为了应对这种情况,通常会采取加强教学检查和日常考勤等相对严格的措施,但效果往往不尽如人意,还给师生造成了相当大的压力,甚至因为管理过于严格而导致学生产生厌学情绪。在这种状态下,教学质量是无法得到有效提高的,即使教师让学习积极性较高的学生进入工作室学习,从根本上看仍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手段,无法实现提高整体教学质量的要求。 3.管理制度不完善一些地方性高校的环境艺术设计专业课程设置不合理,仍沿用原有的教学大纲,没有为实践教学配置符合市场和时展需要的有地方特色的课程。管理制度也不完善,经费使用、教学管理等方面乱象丛生。 二、地方性高校环境艺术设计工作室的构建 1.学校为法人,自建企业模式工作室 由于所处地域经济条件所限,地方性高校若采用校企联合的工作室模式,会损害自身的利益。如果没有项目和利润,企业是不会无偿投入的,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其实,学校可以自为法人,出资筹建类似企业运营模式的工作室,利用自身的资源以获得优质的项目,如学校自建项目、教师项目、课题项目、学生自有项目、大赛项目、校企合作项目等。这些项目不但可以为学校赢利,打造品牌实践基地,还可以起到培养学生综合能力的作用。 2.健全工作室教学管理制度 工作室要想常态化地开展下去,就需要有可靠的制度保障。地方性高校要想采用工作室教学模式,首先,要建立与自身相适应的完整的工作室课程体系,这个课程体系必须紧贴市场需求,以整合资源为目标。其次,要在专业方向、教学计划、内容、任务、设备管理、工作室管理、资源优化等方面修改并完善管理制度。再次,要加强工作室学生递进培养的研究。工作室由于受到学生年级的限制,往往学生刚能熟练地开展项目设计,却已到了毕业的时候。最后,要建立与工作室教学相适应的评价体系。工作室教学模式下的学生评价应该将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并重,专业能力可以从方案洽谈、设计创意、施工管理三个方面量化标准,职业素养则以团队协作能力、考勤、工作态度为主制订考核标准。 3.合理分配利润 工作室教学模式要与市场接轨,通过实践活动获得的经济收入不但可以用于工作室软硬件建设,还可以用来提高师生工作与学习的积极性。制订合理的利润分配制度,是工作室教学模式健康运行的必要条件。地方性高校可制订较为轻松的经费管理模式,院系是经费主管单位。工作室在完成院系所制订的基本教学任务与创收任务外,可以享有一定比例的经费支配权,从而形成鼓励和鞭策效应,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有效减轻地方性高校的资金压力,形成良性的运作机制。 艺术设计论文:通识教学对艺术设计的适用性 通识教育理念及其对艺术设计人才培养的启发 (一)到了20世纪80年代,“generaleducation”在我国港、台地区得到广泛关注。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先生认为“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也,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己,亦所以自通于人也,信如此论,则通识为本,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才次之。”[5]P99-102当时的清华大学,第一年不分科系,所有学生一律实施通识教育,第二年起进人专业领域,各学科分为必修和选修两种。通识课程,规定各系学生第一年必修国文和英文各6学分,选修自然科学1门(物理、化学、生物)8学分及社会科学1门(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现代文化)6~8学分。另有体育每周2小时,每年2学分,大学四年,每年均修。通识教育首先强调“人是第一重要的”;其次追求人的理性与智慧,强调对算术、修辞等这些“共同学科”的研修。1909年,哈佛大学校长洛厄尔谈到通识教育主要是作为专业化前期的知识准备。通识教育则更多地是作为大学教育或课程结构的一部分,与之相对应的概念是专业教育(SpecialEducation)。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都是侧重在社会功用方面的。一般而言,现在所谓通识教育,就是大学教育本科阶段面向全体学生所实施的一种集中的综合素质教育,在教育内容与形式上倾向于向模式化发展,它与专业教育相对应。大学文化素质教育,主要是专业教育之外的人文科学教育(文、史、哲知识)和艺术教育。关于通识教育概念的界定问题,至今为止仍未形成一个公认的、规范性的表述。借助于国内学者李曼丽采用马克斯?韦伯(MaxWeber)的“理想类型”(IdealType)法研究通识教育的概念,她认为“就性质而言,通识教育是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是所有大学生都应接受的非专业性教育;就其目的而言,通识教育旨在培养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有责任感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的人和国家的公民;就其内容而言,通识教育是一种广泛的、非专业性的、非功利性的基本知识、技能和态度的教育。”[6]关于通识教育的培养目标早在1945年美国哈佛大学《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报告中得到了全面地体现。报告提出通识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完整的人,这种人需要具备四种能力:有效思考的能力;清晰沟通思想的能力;做出适当明确判断的能力;辨别一般性价值的能力。报告认为通识教育的课程应该包括人文学科、社会学科、自然学科三大领域。通识教育不仅仅局限于大学教育,而是着眼于整个社会,培养健全完整的公民。 (二)通识教育对艺术设计人才培养的启发通识教育对完善艺术设计学生的智能结构、提高他们的审美情趣、加强他们的创造性和适应性、促进他们的和谐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美国高校将“专与博”的关系通常定位为“专业教育”(或“专才教育”,professionaleducation)和“通识教育”(或“普通教育”,generaleducation)的关系,其课程设置主要也是从这两个方面去构架,而且他们有愈来愈重视“通识教育”的趋势。“通识教育”犹如奠基,专业教育好似建楼;“通识教育”让人有灵魂、有眼光,专业教育使人有能力、会动手。“通识教育”课程在美国又称文理教育课程,类似于我国的公共基础课。从通识课程的学分要求看,一般是占总学分的1/4到1/2之间。如普林斯顿大学,本科生通识学分要求为8,占总学分的22%;斯坦福大学本科生通识学分要求为60,占总学分的47%。一般而言,美国不少大学新生入校后前两年都在文理学院(CollegeofArtsandSciences一个直接隶属于学校的公共教学部门)接受通识教育,在人文社会学科、自然学科等领域进行广泛的学习,然后再回到各系接受专业教育。其结果是使学生具有比较宽的知识面,有较强的适应新事物的能力。通识教育有其不同于一般课程的特色内涵。采用李曼丽对“通识教育”的理解方式,对于通识教育课程的内涵,也可以从如下四个角度理解:其一,通识教育课程的性质是有着育人的目的的明确指向性、有计划、有组织的实施;其二,通识教育课程的内容是非专业性的、非功利性的,是不直接为职业做准备的具有基础性、通识性和广博性的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其三,从通识教育课程内容来看,呈现出知识的领域综合性、系统性和人文经验的体验性特征,使课程成为学校环境及多种教育活动发挥教育作用的媒体,增强整个教育环境的可控性及影响的一致性;[7]其四,把握通识教育课程的核心特点:“通”。很久以来,人的文化过程被“专业化知识”所主宰,植根于自然的灵性不断被人为的知识分割所消解,难以触摸到整体关联的真实世界的脉络。事实上,表面看来极为不同的 事物之间皆存在意义关联,它们有着依自相似法则构造的结构与秩序,这是世界之所以为一不可分割的整体的关键所在。 重视通识教育课程对艺术设计人才培养的意义 如果艺术类高校还在固步自封,一味的只强调专业艺术技能,忽视人文素质培养,将会严重阻碍未来各领域艺术的创新与发展。当今社会终身学习化与职业岗位的频繁变换对人的基础素质的新的需要,也对大学通识教育课程设计提出了新要求。阿而温?托夫勒曾说过:“21世纪的文盲将不是不能读写的人,而是不能学习、不学习和不能重新学习的人。”[9]P91其次,创新性人才培养需要在艺术设计高校中迫切开始通识教育实践。人的创新性、创造性的培养对通识教育课程为其提供的知识基础和智力储备提出了新要求,对通识教育课程营造宽松的环境氛围提出了新要求,并对通识教育课程为其奠定的良好的品格提出了新要求。大学通识教育应该非常注重大学生创新情感的培养和激发,并通过加强隐性的通识教育课程建设等途径,对学生进行思想素质教育,培养他们爱祖国、爱集体、爱人民、爱社会的高尚情操,从而为大学生进行创新性活动提供强大的动力。再次,通识教育的开展有利学生专业综合素质提升的作用,能满足艺术设计学生对于“有趣知识”的渴求,这种需要构成了大学通识教育的“内发”性理论之一。公共选修课的教学方式引导学生自主选择“喜欢的”、“感兴趣”的课程,把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知识间的整合不是百科全书式的,而是要能融会贯通。这样的教学不仅可以改变大学课堂里冷冷清清的局面,还可以带来“头脑风暴”,锻炼学生们的逻辑思维。除此之外,在具体的专业课、文化课中,如果教师可以有意识的渗透各类学科“常识”,也将会使通识教育理论起到事半功倍之效果。蔡元培先生说,“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通过通识教育,必然可以解决艺术设计学生的知识结构的平衡问题。最后,通识教育也是“大学精神”与“民族文化传统”的内在统一。 现代大学的重要作用就是“文化传承”,一定程度上,[，！]赋予相关“显性”与“隐性”教育内容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不仅可以传承民族文化,更有利于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在色彩、造型、实用、品质、审美等方面达到较高层次的艺术追求。从培养目标来看,大学的终极指向是“全人格”的人,这是人文精神对人的存在的内在诉求。诚如中国古代“四书”之一的《大学》所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就是说大学的最高目标或终极目标就是“至善”。因为“大学是个公开追求真理的场所,所有的研究机会都要为真理服务,在大学里追求真理是人们精神的基本要求,因此,它给大学带来了勃勃生机,是大学进步的条件。”[10]P169通识教育目的就是要把学生培养成崇尚科学与民主,追求真理与正义,尊重他人生命与权利,关爱他人,善于沟通和理解的公民。“通识教育”为艺术设计人才培养打开了一个新思考方式,“以何种方式在艺术设计院校中开展通识教育”成为值得我们思考的又一个新课题。在这里,笔者有几点设想,以此抛砖引玉,希望能引起教育界的关注。在艺术院校开展通识教育课程无疑是最直接有效的教学方式之一,但是根据艺术院校的实际情况,相对于各个学科教师汇集的综合类院校而言,确实会有教师人员不足的实际困难,艺术院校如何克服师资与资金的现实困难,找到解决方式更是应该值得重视的。另外,在艺术设计类院校中的“专业课”与“文化课”中渗透通识教育思想显得尤其可行,但现有教师的专业素养、综合类学科知识相杂糅的能力也是难题。面对现实困境的挑战与应为之努力的决心本是事物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相信致力于艺术设计教育者必然会重视通识教育培养艺术设计学生创新能力和人文素养的重要作用。 艺术设计论文:传统文化的特点及其在艺术设计中的应用 摘要:在当今的国际社会中由于市场经济的需要,人类社会对艺术设计的需求无论是在范围还是在内容上都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多。尤其在目前的中国,随着国门开放的那一刻起,设计的需求就在各个方面和各个领域中逐渐扩大,相关行业的从业也在不断增多,但真正的精品设计却实在贫乏。我们应该勇于面对现实而思考如何走我国艺术设计的创新之路,而不应再继续迷失下去了。而笔者认为在目前我们应重新审视我们的传统文化,从中吸取有用的元素将其融入我们的作品中,这是目前提升我国艺术设计层次的一条便捷之路。 关键词:艺术设计传统文化应用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但由于政治、经济的原因在近200多年以来在文化艺术方面几乎停滞不前以至于与整个时代有很大的差距。而由于近年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对艺术设计方面的需求却是空前的。在我们设计发展的初期只能是在借鉴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建立的,这是发展的必然阶段。 在当代社会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科技水平都达到了一个空前的水平,而中国作为一个自强不息的大国在各个方面都不甘落后于人,在艺术设计领域尤其需要新的创新和突破,这不仅仅是民族自尊心的作用,最重要的还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多方面的需求。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 传统不是落后和过时,它像流水一样,是民族自身演变的过程。中国是个历史悠久、民族众多的国家,同样她的传统文化也是最复杂和深厚的。地域的广博造成了文化的多样性,但悠久的历史又促成了其文化的兼容性。这些纷繁、复杂、厚重的传统文化才是我国艺术设计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 目前很多文艺工作者发表自己的观点,反对中国的传统思想,认为造成中国目前现状(主要指对目前中国在世界上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地位不满意)的主要罪魁祸首就是“儒家”思想,认为正是其造就了中国的“农耕文化”和“羊”的精神。这一观点在去年最流行的小说《狼图腾》中得到了较完整的阐述和论证。我完全赞同他们的观点,5000年的封建文化曾使中国在300多年前就站在世界之巅(中国在乾隆年间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当时世界整个生产总值的一半还多)。但又恰恰是这种最/，！/为完善统治制度阻碍了中国近代的发展。但我们同样应该认识到“农耕文化”被“狼文化”取代,“野蛮人”打败“文明人”其实不仅仅在中国历史上是定理,而应该说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理。在全世界的人类历史上都是这样: “希腊人”赶走“爱琴海人”(特洛伊被希腊人摧毁);“罗马人”取代“希腊人”,“英国人”打败了“西班牙人”,而最终“日不落帝国”的霸权又拱手让给“山姆大叔”,历史从来都是这样,但是谁又能说希腊文明应该抛弃呢?“罗马神话”恰恰是全面抄袭了“希腊神话”,就象“宙斯”和“朱庇特”的关系。就是现在谁会认为英国人在文化艺术上的成就逊于美利坚国。“胜则为王败则寇”仅仅是在政治和经济方面,而艺术上却恰恰相反。如果将成吉思汗与赵佶在艺术领域上的成就进行比较,宋徽宗虽是亡国之君但其在书画方面的造诣是一代天骄骑着“汗血宝马”都追不上的。任何文化都有正面和负面的影响,就象殖民地文化的最大好处是当地人的外语(入侵民族的语言)基础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一样,中国长期的腐化和奢靡的封建社会生活习气恰恰成了滋生民族传统文化的温床。可以概括的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包罗万象,其涉及面十分广博,艺术设计工作者应从中吸取相应的文化元素将之融汇贯通加以利用,其实“古为今用”在当今中国艺术设计领域里比“洋为中用”还管用。 二、传统文化在艺术设计中的应用 直接应用---主要是针对不同的载体,在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中慎重的选取相应的图案或符号,发挥其原有的图形信息。但这种直接使用在使用时应注意使用环境和材质。这种使用实际上最为简单和实用,初学者往往愿意使用但一定要注意在组合上不能是简单的堆砌,而要注意其融合。否则直接罗列和附着会给人一种突兀或牵强附会之感。这方面的成功作品中以大连金石滩的“万福鼎”最为典型。该鼎高5.6米(代表中华56个民族),宽4.8米(代表四面八方),其四面由8888个小福字组成。寓意深远的数字构成与应运而生的吉祥个数,囊括了其能够祈福呈祥的所有含义。 扩展使用---在充分理解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延其“意”传其“神”,其实这是一种转化。这需要设计者有深厚的文化基础和和很高的艺术修养。例如中国书法的精髓在现代园林景观设计中应用最为广泛,汉字书法的构成不外乎章法、线条和结构,同样好的景观作品不外乎追求自然、和谐和超凡脱俗,其布局的合理与正确是最重要的,这一点设计者可以吸取书法中布局的特点,但其各部分组成和功能模块的架构也是相当的重要,好的作品“随形就势”如行云流水般的自然,尽量减少人工的斧琢痕迹是优秀设计师的追求。让人们在隐藏的技巧中看出艺术的智慧来,这才是最为出色的作品。 将传统文化中所传达的民族特征、理念与现代设计结合为可视的形态呈现出来,即抽象的继承。这种运用在建筑设计中体现得比较明显。在建筑设计中采用“易经、风水”(有人说是迷信)的理论。建筑风水学的核心就是天地人合一,即人与自然融合,把人看作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排斥人类行为对自然环境的肆意破坏,注重人类对自然环境的适应,并指导人们的建筑选址乃至营建,其人与自然环境间和谐思想,这也是现代生态建筑学或“环境友好”建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目前中国城市中的90%以上的建筑(高楼大厦)实际上都是过渡产品,公寓楼(水泥楼房)本身的出现就是欧洲国家为解决部分贫困民的居住问题而造出的产品,楼房的弊端在发达国家已经产生,因此英、法等国都已经采取相应行动,恢复庭院式居住方式。目前大部分中国设计者仅将目光注意在建筑新材料在其作品中的应用,简单的变形和多变的色彩就被认为是优秀设计,真是可笑。笔者认为中国设计者在这方面还有许多路要走,这与当前中国的整体国情有很大关系。什么时候建筑方面的最高奖由“鲁班奖”变成了“创意奖”,那么中国在建筑方面的设计可能才会真正得到体现。目前最好的相关作品只能推荐大家看看潘石屹自己的别墅(时尚杂志中有介绍),真正的好作品是和谐与自然,大气却不失精致,通透却不空落。其所有的布置和装饰都是隐合中国的易经之道。 中国的传统文化内容广泛,不同民族在不同时期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其特有的元素也是多元化的。现代的艺术设计种类也很多,涉及到日常生活和社会的各个领域。在这里我们不可能将传统文化元素在所有设计领域中的应用一一列举出来,以上的论述仅仅是一小部分。但我们应该知道当一个设计师丧失了其民族特性时,她不可能在国际设计舞台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只有凸现她的本土性和个性化特色才能继续发展。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很好的融入在现代的艺术设计中,中国的设计者如果能很好的运用其相应的元素,并给予一定的创新应用,则可以在其各自的领域中取得新的突破,使中国的设计者能够在国际设计领域中占领一席之地。 艺术设计论文:艺术设计对审美营销模式的影响 “审美营销”的基本出发点是艺术的设计要对产品、服务和营销传播以及营销的环境创造出审美,它要能够揭示出美在营销中的重要地位,整合审美营销的系统,创建艺术设计对营销产生影响的模型以及企业的审美营销的模型,得到一个重要的结论:艺术设计能够推动审美促销,艺术设计在审美营销模式中能够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审美营销的概念和提出的背景 “审美”的定义最早是经鲍姆加通提出来的,他曾经用“aesthetica”来命名他所创立的这一新学科,但之后在英文中,通常使用“aesthetic”来命名他所发现的学科,目前,我们通常将它译为“美学”,而“审美”则是它的另外一种翻译方式。但是,“审美”和“美学”之间有着显着的差异,“美学”一般来说指的是一个学科或者是一门学问,而“审美”就不同了,它注重的是对美的事物的参观、考察和识别的这一过程,同时更是人们源自于完整的而又圆满的经验才体现出来的一种身心愉悦的、和谐静谧的、自由自在的心理活动以及生存状态。而“审美营销”正是基于上述的“审美”而创建出来的一种适用于现在这一代人的营销模式,它的关键在于如何创造出不一样的、突出的美来供人们欣赏。20世纪90年代左右,由两名外国人提出,将组织或者品牌赋予美学的特殊意义,能够激发大多数消费者产生某些审美的体验,还能够增加消费者的购买概率。对于“营销美学”这个名词,人们很容易理解成“美学”的一个分支,而实际上,创造者所强调的是美学在组织和品牌中所发挥的巨大的识别价值,也就是身份的象征。在提出“营销美学”的基础之上,他们又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且首先提出了“体验营销”的说法。国内也有一些学者谈及“营销美学”,但研究的不是很透彻,最近这些年来,国内外对于“审美营销”的探索越来越清晰,以艺术设计为基础的审美营销越来越受重视。 二、审美营销的内涵以及关键所在 从营销的角度来讲,审美营销的内容是由企业、市场以及客户三个重要要素组成的。而从美的源流的角度来讲,审美营销的内容便是由创造美、传播美和审视美这三个连续的环节组成的。将两个方面结合起来看,就是企业要不断地创造美丽的产品以及服务,再通过进入市场将所创造的美丽传播出去,向用户展示企业所创造的美丽,以便用户可以被美丽的产品、服务、营销传播以及营销的环境而感染,从而达到对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和本品牌的忠诚,并且在之后的生活中不断地重复同样的行为。审美营销的模式可以轻易地被企业应用到生活中,而这一应用的关键就在于一定要基于艺术设计,只有艺术设计符合用户的口味,艺术设计能够让大众满意,才能达到审美营销的效果。 三、艺术设计对审美营销模式的影响 传统的艺术设计是为满足大众对美的需求、对文化的需要所建立起的一门技术学科,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众多原本纯粹的领域开始与经济挂钩。但这并不意味着艺术设计的经济化,恰恰相反的是,通过将艺术设计引入营销环节中,不仅为产品营销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也促进了艺术的大众化推广,两者相辅相成,互为一体。所谓的艺术设计,是科学和美学、工艺和艺术交叉渗透所形成的新兴的复杂学科,它不仅具有创造设计方面的价值,同时还具有艺术方面的美。这其中包含了工业设计、环境设计、艺术设计、企业设计、形象设计等诸多方面。所有艺术设计的种类都是为了审美营销服务,这和企业有着密切的关系,对现代营销模式的创新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而艺术设计对营销的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艺术设计可以利用本身潜在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对组成营销模式的每一个元素造成直接的影响。比如,艺术设计可以直接创造出具有审美价值的营销产品、手段、环境和知名品牌,并在此过程中提升企业的形象等。第二,艺术设计有提升营销力的能力。营销力是企业开拓市场的最主要手段,它包含了价值、销售和后期发展的能力,具体体现在企业营销的竞争力上。第三,艺术设计能够创造出富含美学意境的营销文化,进而为企业创造出品牌化的文化标志,其本质是艺术设计为人类创造文化活动,既包含物质文化的创造,又包含精神文化的创造。艺术设计通过上述方法创造了种种“美”,而这些“美”恰恰对审美营销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结语传统营销模式注重对产品价格和实用性的宣传,然而在当下社会,人们对文化艺术的追求正在上升。我们通过对“营销美学”的探讨和研究,提出了“审美营销”的概念以及定义,发现了艺术设计对营销模式以及企业的审美营销模式的模型。我们更应该结合体验营销、整合营销等重要方法,更进一步增加美学和营销之间的研究,获取更多的审美营销成果,加快市场营销的发展进程。 艺术设计论文:浅论环境问题和城市环境艺术设计 摘要:城市环境艺术设计的生态设计在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指导下,形成以生态伦理观和生态美学观为基本的出发点的城市发展,规划和设计理念。通过回顾和认识所在城市中城市环境艺术设计的生态设计,分析中国现阶段城市发展中面临的严峻的生态问题,提出了一些富有建设性的城市环境艺术设计的方法。 关键词:环境 生态设计 城市环境艺术设计 郑东新区 一、环境的含义 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活动的场所,也是向人类提供生产和生活所必须的自然资源的供应基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明确指出:“本法所称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动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其中,“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就是环境的科学而又概括的定义。它有两层含义: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所说的环境,是指以人为中心的人类生存环境,关系到人类的生存与毁灭。同时,环境又不是泛指人类周围的一切自然的和社会的客观事物整体。比如,银河系,我们并不把它包括在环境这个概念中。所以,环境保护所指的环境,是人类生存的环境,是作用于人类并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外界事物。 (二)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环境这个概念也在发展.如现阶段没有把月球视为人类的生存环境,但是随着宇宙航行和空间科学的发展,月球将有可能会成为人类生存环境的组成部分。 二、环境问题可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由于自然环境因素的破坏和污染所引起的。如:火山活动,地震,风暴,海啸等产生的自然灾害,因环境中元素自然分布不均引起的地方病,以及自然界中放射物质产生的放射病等。 另一类是人为因素造成的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破坏。在人类生产,生活活动中产生的各种污染物(或污染因素)进入环境,超过了环境容量的容许极限,使环境受到污染和破坏;人类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时,超越了环境自身的承载能力,使生态环境质量恶化,或出现自然资源枯竭的现象,这些都属于人为造成的环境问题。我们通常所说的环境问题,多指人为因素造成的。当前人类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于是人们呼吁“只有一个地球”,“文明人一旦毁坏了他们的生存环境,他们将被迫迁移或衰亡”,强烈要求保护人类生存的环境。环境问题的产生,从根本上讲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伴生产物。具体说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由于人口增加对环境造成的巨大压力; 2.伴随人类的生产,生活活动产生的环境污染; 3.人类在开发建设活动中造成的生态破坏的不良变化; 4.由于人类的社会活动,如军事活动,旅游活动等,造成的人文遗迹,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的破坏,珍稀物种的灭绝以及海洋等自然和社会环境的破坏与污染。 三、环境治理和保护 在环境治理和环境保护方面,郑州市这几年下了很大的工夫。对于母亲河的治理就已经略见成效。2007年5月,总书记亲临黄河视察工作,黄河市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我们一定要把她治理好,一定要把环境治理好。 以前,由于自然因素和人为的破坏,黄河两岸的环境一度非常恶化,绿城经常在开春的时节会经受一次又一次沙尘暴的洗礼,而我们的母亲河也在很多河段出现了断流的现象。在城市化高速发展的今天,在人们日益追求生活环境优化的今天,城市环境艺术设计和环境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激化了。 经过多年的探索和研究,可持续发展战略已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我国也将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城市环境艺术设计的生态设计”正是可持续发展战略在设计领域的一种战术回应,城市环境艺术设计也因此从观念转变到理论建构乃至设计,创作的方法技巧等方面都必将得到重大的发展。此间,“生态经济”,“生态产业”,“生态美学”及“生态建筑”等新概念应运而生,冠以“生态”的各种词汇频频出现在各行各业的文本中,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实现城市环境艺术设计的生态设计绝非易事。 城市生态环境系统规划是在城市发展战略或城市总体规划纲要指导下相对独立的规划体系,与城市总体规划同步进行。从宏观到微观可分为: 城市生态环境系统规划———绿色空间系统规划———环境设计三个层次。每一层次含空间性质,功能,生态质量,绿化,环卫,人群特色及景观风貌等研究内容。 1.制定城市生态环境系统建设的总体目标。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城市生态环境系统在不同发展时期的生态平衡质量,绿化水平,社会服务及特色风貌等指标,在定性的基础上逐步定量化,使目标体系具有可操作性。 2.城市人群休闲行为的研究和预测。其中包括价值观念,心理需求,文化取向;人口规模,人口特征(年龄,职业,性别,消费层次等等);人群在城市空间系统中的流动,集散和停留时间等规律;休闲方式选择与休闲文化取向。 3.城市生态环境空间序列规划。对城市的生态绿色空间进行调整,空间规划从用地规模,空间规模,空间序列组织,空间视线及环境效益等方面综合研究,形成“点,带,场”相结合的空间系统。这些空间包括有:城市广场,主要步行街道,城市滨水地带,公共绿地,居住小区绿地,大型建筑庭院及市郊农产品绿地等。 4.城市空间环境功能规划。包括生态效益功能,活动利用类型(游憩,娱乐,运动,集会,展示,分隔,交通……),人群交流及文化艺术表达等各项功能。规划同时要对城市各主要空间作出系统的主次功能的认定。 5.城市特色风貌的规划。在总体特色风貌目标的控制下,充分考虑环境主要空间的艺术风格和文化主题等方面的规划。 6.绿化规划对空间进行全面的指标控制。基于各空间功能,生态指标,建设条件确定各空间绿化指标时效要求。绿化指标包括绿化覆盖率,绿地率,郁闭度及叶面系数等。绿化规划要对各主要空间值等特征加以规定。 7.局部空间环境规划。对城市“绿色空间”的人口容量进行测算,制定生态环境目标(空气,湿度,土壤,灰尘,噪音及风等)和环境保护治理的措施。 8.城市生态环境系统与区域生态系统 的关系。城区与郊区绿地系统的协调关系,区域空间调节关系,休闲人口流动的关系等等。 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的开发和建设现今已经即将完工,首先从设计和规划上来说就是与国际接轨的,世界着名建筑师黑川纪章对整个新区的建设做了一个全面而又详尽的规划和设计,无论是从制定城市生态环境系统建设的总体目标、城市人群休闲行为的研究和预测、城市生态环境空间序列规划、城市空间环境功能规划、城市特色风貌的规划、绿化规划对空间进行全面的指标控制、局部空间环境规划、城市生态环境系统与区域生态系统的关系等等这些入手,都是将城市环境艺术设计和环境很好的融合到了一起,很好的解决了当地环境和城市环境艺术设计在某些问题上的矛盾。 很好的解决环境问题和城市环境艺术设计,美化环境,造福子孙后代。 艺术设计论文:城市环境艺术设计 [论文关键词]环境生态设计城市环境艺术设计郑东新区 [论文摘要]城市环境艺术设计的生态设计在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指导下,形成以生态伦理观和生态美学观为基本的出发点的城市发展,规划和设计理念。通过回顾和认识所在城市中城市环境艺术设计的生态设计,分析中国现阶段城市发展中面临的严峻的生态问题,提出了一些富有建设性的城市环境艺术设计的方法。 一、环境的含义 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活动的场所,也是向人类提供生产和生活所必须的自然资源的供应基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明确指出:“本法所称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动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其中,“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就是环境的科学而又概括的定义。它有两层含义: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所说的环境,是指以人为中心的人类生存环境,关系到人类的生存与毁灭。同时,环境又不是泛指人类周围的一切自然的和社会的客观事物整体。比如,银河系,我们并不把它包括在环境这个概念中。所以,环境保护所指的环境,是人类生存的环境,是作用于人类并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外界事物。 (二)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环境这个概念也在发展.如现阶段没有把月球视为人类的生存环境,但是随着宇宙航行和空间科学的发展,月球将有可能会成为人类生存环境的组成部分。 二、环境问题可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由于自然环境因素的破坏和污染所引起的。如:火山活动,地震,风暴,海啸等产生的自然灾害,因环境中元素自然分布不均引起的地方病,以及自然界中放射物质产生的放射病等。 另一类是人为因素造成的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破坏。在人类生产,生活活动中产生的各种污染物(或污染因素)进入环境,超过了环境容量的容许极限,使环境受到污染和破坏;人类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时,超越了环境自身的承载能力,使生态环境质量恶化,或出现自然资源枯竭的现象,这些都属于人为造成的环境问题。我们通常所说的环境问题,多指人为因素造成的。当前人类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于是人们呼吁“只有一个地球”,“文明人一旦毁坏了他们的生存环境,他们将被迫迁移或衰亡”,强烈要求保护人类生存的环境。环境问题的产生,从根本上讲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伴生产物。具体说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由于人口增加对环境造成的巨大压力; 2.伴随人类的生产,生活活动产生的环境污染; 3.人类在开发建设活动中造成的生态破坏的不良变化; 4.由于人类的社会活动,如军事活动,旅游活动等,造成的人文遗迹,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的破坏,珍稀物种的灭绝以及海洋等自然和社会环境的破坏与污染。 三、环境治理和保护 在环境治理和环境保护方面,郑州市这几年下了很大的工夫。对于母亲河的治理就已经略见成效。2007年5月,总书记亲临黄河视察工作,黄河市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我们一定要把她治理好,一定要把环境治理好。 以前,由于自然因素和人为的破坏,黄河两岸的环境一度非常恶化,绿城经常在开春的时节会经受一次又一次沙尘暴的洗礼,而我们的母亲河也在很多河段出现了断流的现象。在城市化高速发展的今天,在人们日益追求生活环境优化的今天,城市环境艺术设计和环境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激化了。 经过多年的探索和研究,可持续发展战略已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我国也将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城市环境艺术设计的生态设计”正是可持续发展战略在设计领域的一种战术回应,城市环境艺术设计也因此从观念转变到理论建构乃至设计,创作的方法技巧等方面都必将得到重大的发展。此间,“生态经济”,“生态产业”,“生态美学”及“生态建筑”等新概念应运而生,冠以“生态”的各种词汇频频出现在各行各业的文本中,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实现城市环境艺术设计的生态设计绝非易事。 城市生态环境系统规划是在城市发展战略或城市总体规划纲要指导下相对独立的规划体系,与城市总体规划同步进行。从宏观到微观可分为: 城市生态环境系统规划———绿色空间系统规划———环境设计三个层次。每一层次含空间性质,功能,生态质量,绿化,环卫,人群特色及景观风貌等研究内容。 1.制定城市生态环境系统建设的总体目标。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城市生态环境系统在不同发展时期的生态平衡质量,绿化水平,社会服务及特色风貌等指标,在定性的基础上逐步定量化,使目标体系具有可操作性。 2.城市人群休闲行为的研究和预测。其中包括价值观念,心理需求,文化取向;人口规模,人口特征(年龄,职业,性别,消费层次等等);人群在城市空间系统中的流动,集散和停留时间等规律;休闲方式选择与休闲文化取向。 3.城市生态环境空间序列规划。对城市的生态绿色空间进行调整,空间规划从用地规模,空间规模,空间序列组织,空间视线及环境效益等方面综合研究,形成“点,带,场”相结合的空间系统。这些空间包括有:城市广场,主要步行街道,城市滨水地带,公共绿地,居住小区绿地,大型建筑庭院及市郊农产品绿地等。 4.城市空间环境功能规划。包括生态效益功能,活动利用类型(游憩,娱乐,运动,集会,展示,分隔,交通……),人群交流及文化艺术表达等各项功能。规划同时要对城市各主要空间作出系统的主次功能的认定。 5.城市特色风貌的规划。在总体特色风貌目标的控制下,充分考虑环境主要空间的艺术风格和文化主题等方面的规划。 6.绿化规划对空间进行全面的指标控制。基于各空间功能,生态指标,建设条件确定各空间绿化指标时效要求。绿化指标包括绿化覆盖率,绿地率,郁闭度及叶面系数等。绿化规划要对各主要空间值等特征加以规定。 7.局部空间环境规划。对城市“绿色空间”的人口容量进行测算 ,制定生态环境目标(空气,湿度,土壤,灰尘,噪音及风等)和环境保护治理的措施。 8.城市生态环境系统与区域生态系统的关系。城区与郊区绿地系统的协调关系,区域空间调节关系,休闲人口流动的关系等等。 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的开发和建设现今已经即将完工,首先从设计和规划上来说就是与国际接轨的,世界着名建筑师黑川纪章对整个新区的建设做了一个全面而又详尽的规划和设计,无论是从制定城市生态环境系统建设的总体目标、城市人群休闲行为的研究和预测、城市生态环境空间序列规划、城市空间环境功能规划、城市特色风貌的规划、绿化规划对空间进行全面的指标控制、局部空间环境规划、城市生态环境系统与区域生态系统的关系等等这些入手,都是将城市环境艺术设计和环境很好的融合到了一起,很好的解决了当地环境和城市环境艺术设计在某些问题上的矛盾。 很好的解决环境问题和城市环境艺术设计,美化环境,造福子孙后代。 艺术设计论文:媒体技术在艺术设计中的实用性 一、确定教学信息传达的表达方式 对不同的科目选择相应的教学形式,同时确立CAI的基本形式和表现风格。艺术设计教学CAI主要的形式可以分为以下几种:1.演示型以直接呈现视觉图象为主的教学软件。如海报招贴作品欣赏、平面广告设计作品展示、包装设计、标志设计作品分析课及CI设计案例分析大多采用这类形式。2.说明型以文字与图象相结合的教学软件,阐述某种理论观念或与图象相应的背景说明资料,技法理论、史论课程均可采用。如中国画、工艺美术史、中外美术简史、设计概论等。3.演练型是教、学互动的教学软件,一般采用设计有相应的技术性的问答模式,学生可以通过键盘、鼠标或手触式屏幕与教师交流。如计算机辅助设计、电脑平面设计、电脑立体设计、网页设计等,可用于讲述、演练或测试一整套知识系统。4.模拟型是对某种虚拟空间、视觉场景或物体内在结构进行演示的教学软件,在作品技术分析、作品构成分析、透视及平面、立体构成等课目中有良好的效果。如构成设计、计算机视频技术、室内设计、环艺设计、三维影视动画等。5.混合型将上述几种类型综合运用,以多种手段表达教学效果。如包装设计、展示设计、室内效果图制作、多媒体电脑技术等。 二、运用课件制作软件编制教学素材 做好课件制作前的准备工作,对图象资料(画册、幻灯片、录像带、照片)及文字等原始的教学素材按前后出场顺序进行序列编排,同时对将要采用的图像资料进行扫描、修补、调整、保存,并将影像等资料文件格式进行转换,以便CAI可执行。 三、设计交互界面的教学程序和方法 CAI的教学程序与传统教学有很大不同,比如在讲解演示中应利用多媒体的图象、动画、语言、音响等综合交互的特点,使图象的内在意义得到更全面的展示,这样就能克服以往设计教学中黑板演示的缺憾和展示原作困难等不利因素。同时,计算机模拟空间还可以对三维深度及多维空间物体的内在结构,如点、线、面、色彩等形式元素的组织进行直观的剖析,也可以对图像的局部进行随意放大。练习式的人机操作中还可以把问题的解答与图像的解读结合在一起,利用动画、电影等手段使设计理论概念等枯燥的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运用相关软件进入CAI的制作,在课件的制作中,除了教师对多媒体的各种软件要有相应的操作知识外,还应当按设计专业各科目的主题要求进行课件形式美的创意,力求在风格、版式及图像、语音效果上有较好的表现。对软件的首页版面,要讲究艺术性和实际操作的便易性,屏幕提示应简单明了。对图像资料一般要采用较高的分辨率;作品赏析应能够进行局部的观察或单独出现放大的画面局部;背景音乐也应选择与教学主题相一致的内容,避免产生视觉和听觉的相互矛盾。如果是人机交互方式的教学软件,还应设计出下拉式、弹出式菜单或按钮。最后,进行系统整合,完成软件制作,执行和检查实际的操作性能,刻录成光盘或以不同的形式储存好。 五、通过教学实践试用分析并修正完善 对CAI教学软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检验:(1)软件使用的方便性:具备输入简单、屏幕提示明确、控制灵活、安装及启动方便和联机帮助的功能。(2)软件质量的水准性:图形、图像、动画及文字具备足够的清晰度,色彩还原较好,屏幕布局合理、文图版式具有形式美感。(3)软件的可靠性:各类功能按钮具备可操作性,具有整体的容错能力以及软件适用环境的宽松、兼容。在教学的过程当中,这些环节的内容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多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新技术、新应用和新标准层出不穷,这为设计教育工作者提出了无尽的想象空间,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如虚拟现实造型语言(VRML)的完善,使虚拟现实(VR)开始在网络上推广应用。多媒体信息已不在是一种外在的信息呈现方式,而直接转化为人的空间体验。虚拟教室使受众在空间和时间中进行了人机交互,这种新媒体的设计对设计教育者而言,不仅需要掌握大量新的传达设计方法和表现形式,更是对传统设计教育观念的全新挑战。但愿在不久的将来,能有更多的设计类多媒体教学应用软件面世,为艺术设计教学开辟更广阔的空间。 艺术设计论文:台州民间工艺美术引入地方高校艺术设计教学的意义 民间工艺美术植根于人们的生活,无论是民俗信仰中的民间工艺美术,还是建筑装饰中的民间工艺美术,抑或是生活器用和戏曲中的民间工艺美术,都无一不是特定地域人们精神生活和审美情趣的集中反映。“山海雄奇,孤悬而有不可难拔”的台州,地处浙江东南沿海,自古以来以海上名山文化着称于世。[1]台州民间工艺美术更是有着独特的江南之气和山海之魄。在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大家越来越提及的今天,民间工艺美术也受到了空前的重视。现代艺术设计的“人文属性”和民间工艺美术的众多特质具有广泛的紧密联系。因此,在现代艺术设计中深入了解民间工艺美术的特质,会为艺术设计创作带来丰富的营养。 在地方高校艺术设计教学中,将现代设计理念与民间工艺美术相结合,可以形成课程内容的特色性、科学性和学生设计创作的广泛性、人文性,以开阔学生思维,提高学生的创造力。民间工艺美术造型特点、审美意识、思维方式等可以帮助学生丰富设计语言、拓展表现方式、提高设计作品内涵。此外,广泛了解吸收本地民间工艺美术的优秀资源,对于构建具有地域性、民族性的艺术设计课程体系也有重要意义。 1 台州民间工艺美术对艺术设计的影响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设计师在艺术设计创作中思考“本土化”与“全球化”的关系,并做了许多尝试。正如设计师王敏所说:“在一个多元化的世界环境下,很多民族为保存自己的本土文化而努力,设计师在全球化与民族化,一体化与多元化之间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设计师是文化沟通的使者之一。他的价值就体现于正确理解本土文化和全球文化的互动关系。”[2]当代艺术设计在学承西方模式和思维方式的几十年来,从本土文化中寻找艺术设计新的突破口的呼声越来越高。居于浙东沿海的台州民间工艺美术有着丰富的资源可供当代艺术设计借鉴和吸取养份。如民间雕刻方面就有翻簧竹刻、漆金木雕、泥塑、干漆夹苎造像、三门石窗、仙居木雕、贝雕等;民间抽纱刺绣与编织方面有台州绣衣、雕平绣台布和竹、麻、草编等民用生活器具。这些都取材于本地易取的竹、木、草、泥、砖等,为艺术设计创作带来了广阔的视野。概括来讲,台州民间工艺美术对艺术设计的影响及对教学的启示表现在三个方面:思维方式的影响、造型特征的延拓、色彩表述的借鉴。 1.1 思维方式的影响 1.1.1 台州民间工艺美术中材料和工艺的拓展意识对设计思维的影响 纵观现代视觉艺术,无论从安迪·沃霍尔的波普艺术,还是杜尚、博依斯的观念艺术,乃至后现代主义皆在材料和工艺的探索上有所创新,当代艺术对于材料的拓展应用尤为重视。台州民间工艺美术对于材料的深刻探究和充分利用体现出强烈的设计意识。虽然在现代生活语境中,传统民间工艺美术在一定程度上不适应社会的发展,但其中包含的文化和思维方式有其特有的价值。例如在台州民间甚至今天还在被人们使用的竹编小型储米仓,高80厘米左右,上口30厘米圆口状,下底边长50厘米四方形,有圆形盖,竹皮人字形编,骨架结构处用5厘米宽竹片作为支撑,在仓体相对两边有用2毫米宽的竹丝编的“米”字,且竹丝皮向里,瓤朝外,形成了独特的层次效果。在现代设计中,这种材料穿插的技巧和思维方式可被充分利用和发展,如竹编和现代纤维材料的结合,或可尝试以钢丝网作为骨架,用竹丝形成编织或“刺绣”式的效果,以传统工艺为基础,形成材料的应用拓展。在设计教学中,这种材料和工艺的拓展训练可有效提升教学的效果。 1.1.2 台州民间工艺美术中的“隐喻”方式对设计思维的影响 台州民间工艺美术在满足使用的功能外,还强调主观精神的体现。例如三门石窗的创作中常用的几何纹、铜钱纹、八宝纹、动物纹、文字纹、花草纹、一根滕纹等皆运用象征、隐喻、谐音等方法使人进行联想。“它不是直白的表述,而是借它物或通过符号表达某种情感和含义。”[3]“隐喻”强调主观精神的描写与表现,把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寄托其中,并且更多的是将民间故事及人物运用比喻、象征等方法进行美好寓意的表达,使人们充满了联想和想象的意趣。民间工艺美术和现代设计虽在其所依托的文化、体现手法和表达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对于“意象”的善用却是相同的。“隐喻”方式是表达“意象”的理想手段之一。 1.2 造型特征的延拓 造型是台州民间工艺美术视觉表现的主体,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地兼容、变化、发展,台州独特的佛道文化、山海文化、古城文化、武学文化和南宗道学形成了富有地方特色的硬气、英气和灵气的造型特征,体现出的相互兼容、博采众长的造型内涵,是我国民族艺术精神及造物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艺人对于视觉不能触及的现象会凭借主观经验加以推断,对宇宙万物有独特的理解,他们所表现的真实是一种主观性的真实,带有浓厚的意念成份,追求情感的真而舍弃形象的真。”[4]深入挖掘台州民间工艺美术造型特点是丰富现代设计语言的良好途径。造型特征的延拓不是造型的简单移植和拼凑,而是对传统造型的文化背景在深入探究的基础上,以现代的审美观并结合现代设计语言,对传统造型进行加工和改造,以达到“取其形,以赋其意”的效果,使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民族特征。 1.3 色彩表述的借鉴 民间有“红要红的鲜,绿要绿的娇,白要白的净”、“紫是骨头绿是筋,配上红黄色更新”等对于色彩应用的表述,反映出民间工艺美术高纯度、强对比、色彩鲜艳的特征。这种对于色彩的“圆满”的喜好源于对大自然的观察和认识,也体现出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台州民间工艺美术的色彩也不例外,例如起源于北宋庆历年间台州临海黄沙洋地区的黄沙狮子,这种台州民间舞狮活动是人们祈求吉祥、消灾降福的重要形式。在黄沙狮子的色彩运用中多采用金色、大红、中黄、翠绿等强烈对比的色彩,光鲜照人、明丽绚烂。在现代设计中色彩的对比运用是设计中的重要一环,因为色彩皆源于自然,正因如此,色彩具有鲜明的情感特征。如红色与之相对应的自然物是火、鲜血、太阳等,因此红色就有了象征激情、活力、吉祥等情感特征;绿色与之相对应的自然物是树木草原等,因此绿色就有了象征生命、希望、活力等情感特征。正是人们把对美好生活的愿望通过强烈对比的色彩表露的淋漓尽致。现代设计中对于色彩的运用也应着重关注色彩的情感特性,使色彩不仅仅在强对比下形成装饰和美化的效果,还应通过色彩表达设计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和精神追求,这是设计走向纵深发展的重要方法。 2 将台州民间工艺美术引入艺术设计教学的意义 在现代设计理念的整体框架下,探索更加优良的现代设计教学模式和体系是近年来设计教育领域集体探求的热点。我国的现代设计教育在发展了几十年后的今天,发现本土文化丰厚的营养可供现代设计来汲取,尤其作为地方高校,在专业教学领域建立自己的特色,有着资源上的独特优势。 2.1 有利于增强学生的文化认同感 目前,学生正处在中西方文化激烈碰撞和相互深刻影响的时代,“我们是谁”这样的问题在学生中普遍难以寻找到理想的答案。美国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Huntington·Samual·P)就曾指出:“不同民族的人们常以对他们来说最有意义的事物来回答‘我们是谁’, 即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并以某种象征物作为标志来表示自己的文化认同……文化认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最有意义的东西。”作为地方高校,设计专业学生的主要来源多是省内及本地区,他们有着相似的生活环境和生活经历,使他们普遍需要找寻一种熟悉的文化养份来激发他们的文化价值认同。而台州民间工艺美术在世代传承中积淀了深厚的文化营养,作为我国民间工艺美术的一份子,它在文化上的共性也可使学生以点窥面,从本地延伸到全国,了解台州及我国民间工艺美术的特征。这正是将台州民间工艺美术引入艺术设计教学的重要意义。 2.2 有利于学生全方面地拓展设计思维 台州民间工艺美术中对于工艺和材料的应用拓展体现了人们对于自然的观察和对生活的理解,就地取材、合理加工利用是其重要的特点。在工艺和材料越来越丰富的今天,设计过程中的选择也越来越多,但是学生往往没有对于工艺和材料进行再设计和合理利用的观念。在设计教学中通过对身边传统工艺美术作品的关注和解析,开拓学生的视野,激发他们对于工艺和材料的应用意识拓展设计语言。同时,民间工艺美术较多采用象征、隐喻式的表现方式,传达人们对于生活的美好愿望,这种设计语言的应用方式是丰富学生视觉表达能力的重要借鉴,使设计具有更深厚的文化内涵。可见,进行台州乃至全国民间工艺美术的学习对于学生设计思维的培养可起到重要作用。 2.3 有利于提升学生造型能力和设计语言的应用能力 设计能力的提升主要源于对生活的观察和对社会的理解。台州民间工艺美术是台州人们千百年来对生活观察与理解的精华所在,其丰富的、具有地域特色的造型是我们宝贵的资源库,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同时也是提升学生造型能力的有效手段,使学生通过对传统造型的解读,理清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再运用现代设计方法对其进行加工改造,形成具有现代审美意识的新造型。 2.4 有利于增强学生对民间工艺美术资源的传承意识 传统的民间工艺美术因其特有的时代文化背景和生产方式,近年来逐步远离了人们的视野,尤其是九零后的学生更是在西方文化的沉浸中对于民间工艺美术缺乏足够的了解。在地方高校艺术设计教学中,将台州民间工艺美术纳入课程体系,可以让学生了解其对于现代艺术设计的重要意义。学习本地民间工艺美术,了解其价值,还能增强学生对于当地民间工艺美术的热爱。在教学中对于本地民间工艺美术系统化的调查、挖掘和整理,有利于学生学习其创作方法和思维方式,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对民间工艺美术的传承积蓄资源和力量。 3 结语 台州民间工艺美术作为我国民间工艺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其独特的魅力。将其融入地方高校艺术设计课程教学是顺应时展的需要,在全球化背景下为中国设计的本土化探索做好积极的准备。在教学中挖掘本地民间工艺美术的精神内涵、思维方式和造型特征,使其成为学生创作的基础源泉。要充分发挥地域文化优势,为地方高校艺术设计教学带来新的面貌。

产品运营论文:互联网时代下的工程机械车联网产品设计和研发运营体系建设 摘 要：文中介绍了工程机械车联网在互联网时代下的发展路线及趋势，重点针对产品设计和运营体系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并对其技术现状及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为车联网在工程机械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参考依据。 关键词：互联网；工程机械；车联网；产品设计；运营体系 0 引 言 这是一个什么时代？这是一个互联网时代。 这个时代要求我们必须按照互联网时代的思维去思考和生活，按照互联网时代的要求和标准去开展产品设计和研发运营体系建设。 车联网（Telematics）作为近几年非常热门的技术广泛应用于工程机械行业中，经过近几年的发展，目前已经非常成熟，其主要原理是通过具有环境感知能力的各类终端和GPS获取车辆各类数据，包括传感信号、位置信息和工况数据等，通过通信技术对数据进行采集、分发、解析和存储，应用主要包括构建信息管控平台、设备监控平台等。 但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工程机械车联网正经历一个从粗放到精益、从传统到现代的过程，以互联网为主的一整套信息技术（包括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在经济、社会、生活等环节中扩散、应用，互联网领域中的产品是满足互联网用户需求和欲望的无形载体，是满足用户需求而创建的用于运营的功能及服务，是产品功能与服务的集成。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要求工程机械车联网必须按照互联网思维去打造产品，按照互联网市场规则去研发和运营产品，因此，工程机械车联网的产品设计、研发、运营必须突破原有思维，不拘泥于以往的模式，重新构建思维体系，打造时代的产品，构建时代的研发运营体系，才能保证其一直伫立在时代前沿，不被淘汰。 本文正是基于此，结合了互联网时代的产品设计和研发运营的特点，希望对工程机械车联网行业的发展有所裨益。互联网时代的车联网总体示意图如图1所示。 1 工程机械车联网生态圈产品设计 1.1 总体介绍 工程机械车联网的产品设计遵循互联网行业产品规划设计原则，提供包括软件、硬件产品的设计，结合传感器、GPS、数据中心、云平台、Docker等技术，倡导平台产品的平台化、微服务化，为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客户提供PaaS/Saas产品，基于Web、iOS、Android等平台的移动式产品，以及定制和非定制化的车载终端、硬件设备和大数据应用等服务，致力于打造工程机械行业车联网生态圈。 工程机械车联网生态圈的产品设计，按照环状结构，由外而内层层深化，由内而外层层开放，层与层之间相互依赖，互为支撑和扩展，每一层均可为特定用户提供核心产品，既自成体系又具有高内聚低耦合特性，保证了每层核心功能的独立性和不可替代性，也为产品的打造提供了真实有效的体系支撑。工程机械车联网生态圈示意图如图2所示。 1.2 数据中心 数据中心作为整个车联网体系的核心架构，既针对底层进行数据采集、分析、优化和存储，又为各数据层提供快速有效的实时支撑。数据中心的网关平台架构如图3所示。 数据中心采用云计算平台、分布式架构和模块化设计，具有可配置性、扩展性、兼容性和持续升级能力，能够适应用户规模性增长、新应用配置和新业务需求的不断变化。 该架构的技术优势是系统平台将数据处理和业务处理做了分离，数据的处理放在了PaaS层，业务的处理放在了SaaS层，此架构的设计充分保证了数据安全，提高了平台的可靠性和稳定性，降低了业务系统的开发/定制成本，多级负载均衡的体系提高了平台海量数据处理的能力和可伸缩性。 图4介绍了最新的基于Mongo+Hadoop技术的数据湖，即刚才提到的数据池应用的数据中心建设方案。 1.3 Docker+微服务化 用Docker+微服务化做为架设本层生态圈的主要技术，其主要目的是为真正的互联网化的服务提供数据支撑接口，不论以何种形式实现（接口、API、PaaS、SaaS化等）。 本层的目的是利用数据中心各种类型的数据为上层提供透明式服务，既要求上层调用方便、快速、有效，又要求具备平台可移植性、快速响应、容器化以及交互公正、明确、无疑，Docker+微服务化的设计是最合适的。 首先，Docker已经为企业和开发者提供了极大地便利。例如，降低系统部署复杂度，使系统维护更加容易，减少不必要的系统开销，加快企业对业务的反应速度。 其次，微服务是一种架构类型，属于轻量级的面向服务体系架构，这些服务都专注于严格执行同一件事并把它做好，在产品设计中，可以将底层功能设计成由单个微服务来实现。每个微服务都有单独的运行线程，并且可以独立于其他微服务进行部署。同样每个微服务都有自己的专用数据库，尽管每个微服务都会与其他微服务协作与沟通。分布式微服务设计模式如图5所示。 Docker的设计和应用可依托分布式开源管理框架进行设计，包括kubernetes、Mesos、OpenStack等。目前行业主流的Docker云平台大部分都是基于开源平台进行的二次开发。 此外，使用微服务作为主要架构类型的系统是一个拥有大量协调微服务的分布式系统，每个微服务分管自己的进程。由于微服务之间紧密协作，每个微服务只提供拼图的一小块，而系统作为完整的作品存在。协作时，各服务彼此通过一个不绑定具体平台的轻量级媒介进行沟通。 1.4 客户化应用 在数据中心的基础上，对于已经完成微服务的系统架构来说，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尽可能的开展客户化应用，针对不同的领域、对象、种类、范围进行产品功能设计，但针对不同的应用对象不应该打造同质化的产品，要有针对性的设计和开发。客户化应用结构展示如图6所示。 客户化应用平台按照服务对象类型的不同，将整个系统划分为主机厂应用服务平台、大客户应用服务平台以及真正的互联网移动客户端。 1.4.1 主机厂应用服务平台 基于车联网系统的建立，为主机厂的科研机构和营销机构提供车辆生产过程、运输、销售、使用等全生命周期的实时跟踪监控和数据统计。包括位置监控、轨迹回放、工况参数监控、工作时间统计、报警分析、故障统计等。主机厂应用服务平台功能模块如图7所示。 1.4.2 大客户应用服务平台 为工程机械主机厂的终端客户定制化实施应用服务平台。为终端客户企业实时提供所购车辆的车辆位置和工况数据，为企业的生产调度提供数据服务及支撑其ERP等企业信息化系统。大客户应用服务平台功能模块如图8所示。 1.4.3 真正的互联网移动客户端 致力于打造一个真正的互联网式的移动客户端App，推出iOS、Android和微信版，为工程机械行业内的各个工作群体提供及时有效的服务，不再局限于车俩本身的监控，更要扩展到各个领域，包括电商、位置服务、社区/社交、金融、新闻和后市场等，此平台秉承工程机械行业，借助互联网的产品思维和运营模式，旨在打造一个行业内真正的车联网移动客户端。互联网移动客户端功能模块如图9所示。 真正的互联网移动客户端涉及到工程机械行业的诸多方面，是一个真正的互联网化工具，着力于打造这样一款产品，是顺应行业发展，适应互联网生态环境的必然要求。 1.5 用户行为分析及大数据应用 在互联网时代，要求我们必须尽可能正确、快速、有效地获取用户使用信息，对有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从中发现用户使用产品的规律，并将这些规律与产品策略等相结合，从而发现目前所使用的产品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并为进一步修正或重新制定产品策略提供依据，同时也为客户提供及时的预知服务和信息推送以及活动预判。 一切用户行为分析都离不开场景，只有制定出详尽的用户使用场景，才能达到以上目的，包括收集客户位置、购买习惯、个人喜好、访问周期以及用户群体和消费习惯等，这个信息的获取非常重要。 针对大数据应用，按照用户类型，几大平台的大数据应用各有不同，需要打造商业智能分析服务，具体包括出厂车辆在各地区的分布情况（车辆分布）、车辆在各地区的总工作时间统计（热点工作区域）、故障反馈统计等。最终达到辅助主机厂科研机构提高科研质量，帮助营销部门管理销售车辆，从而达到加强主机厂企业竞争力、降低管理成本的目的。此外，应该收集大客户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各类重要数据，比如生产资料信息、实验室数据、车队管理日志等，一方面可以作为存储备用，另一方面也可以预判大客户的行为，从而为销售提供依据（如客户数据显示缺少某材料或者设备，销售人员就可以开始销售行为）。 1.6 智能化设备 工程机械车联网的实现离不开相关智能化硬件，这些智能化硬件如GPS设备、行车记录仪，或是针对某一工业领域的传感器，可以起到采集车辆位置信息、工况信息和传感器数据的作用，通过移动通信网络（GPRS/GSM）等方式传输至后台，在这个过程中，智能设备是基础设备，其耐受性、安全性和抗干扰性等特性非常重要，一般使用工业级产品。下面介绍几款常用的工业级智能化设备。 1.6.1 通用型无接线隐藏式GPS终端 此设备的特点十分突出，安装、调试和维护非常容易，只定位和上传数据，电池一般可用三年，可通过终端上配置的唯一二维码，结合车辆编号、车牌号、发动机编号进行绑定入网，且非常适合搭配移动App，打造真正的互联网化产品。通用型无接线隐藏式GPS终端如图10所示。 1.6.2 接入型CAN/串口GPS终端及配件 此设备通过与车辆底盘发动机或控制器对接（CAN/串口），获取工况数据，通过GPRS网络传输到数据中心，主要用于车辆定位和获取工况。接入型CAN/串口GPS终端及配件如图11所示。 1.6.3 双模双协议双存储行车记录仪 目前国家要求所有货运车辆必须安装行车记录仪，但许多主机厂也有物联网/车联网管控的需求，许多主机厂的解决方案就是在设备上安装GPS与行车记录仪，此设备可以完成这些功能并达到要求，实现了双模双协议双存储空间，实现了降低成本，优化高效的目的。双模双协议双存储行车记录仪如图12所示。 1.6.4 工程机械车载屏 车载屏作为车联网重要的设备，承载了数据传输、信息交互的作用，功能清单展示如图13所示。 1.6.5 其他相关智能化传感器 其他传感器作为与整车相关的传感器，将其安装于车辆上来获取车辆的传感信号，并通过智能终端设备传输至数据中心，下面介绍几款常见的传感器。相关智能化传感器展示如图14所示。 2 工程机械车联网生态圈研发运营体系建设 2.1 总体介绍 互联网时代下的研发运营体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如何正确、快速和高效地搭建研发运营体系，并适应这个时代的需求，是产品能否快速响应、能否快速适应市场的关键所在。 传统的软件组织将开发、IT运营和质量保障设为各自分离的部门。在这种环境下如何采用新的开发方法（例如敏捷软件开发），这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按照从前的工作方式，开发和部署不需要IT支持或者QA深入的、跨部门的支持，但却需要极其紧密的多部门协作。 因此，在互联网时代，我们倡导开发运营一体化，DevOps技术是必然的选择。DevOps结构展示如图15所示。 DevOps是Develop与Operations的缩写，它是企业内开发、技术运营和质量保障的融合，用于促进开发、技术运营和质保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与整合。有研究显示，在那些引入了DevOps概念的企业中，开发与运营人员在设计、构建、测试工作中共同在内部应用上进行协作之后，可以将产品开发的效率提升20%。 DevOps实施路线如下： （1）明确DevOps的定义，调动开发和运营部门之间的协作，鼓励运营人员采纳软件开发方法，并利用云计算基础设施来完成真实的测试和代码部署。 （2）在软件开发、测试、质量保证（QA）、集成、预生产和生产部署等方面的任何旧小团队必须打散，因为每个小团队都可能拖延开发周期并且带来不可预料的问题。 上述策略能更好地整合开发和运营，通过整合团队成员来产生效益。 2.2 研发体系建设 产品是否适应市场的变化，是否能够满足客户的需求，是否能够快速响应等，这些都是考验研发体系的标准，因此需要构建一套适用于互联网时代需求的产品研发体系。产品设计结构图如图16所示。 2.2.1 设计原则及规划 完整的流程应分层次设计，自下而上去完成。 （1）策略层：定义产品使命、价值、目标人群； （2）愿景/功能层：定义核心场景、功能列表； （3）结构层：做流程图、信息架构，确定主导航、主菜单； （4）框架层：梳理每一个主界面的内容、布局； （5）表现层：视觉设计，涉及图标、配色及切图。 2.2.2 设计研发流程 设计研发流程遵循一般互联网公司产品设计流程，其整体结构非常适合打造互联网式的工程机械车联网相关产品。产品设计研发流程如表1所示。 2.2.3 敏捷开发 敏捷开发（Agile Development）是一种以人为核心，迭代、循序渐进的开发方法。 众所周知，瀑布开发模型以文档为驱动，究其原因，是因为在瀑布的整个开发过程中，要写大量的文档，把需求文档写出来后，开发人员都根据文档进行开发，一切以文档为依据；而敏捷开发只写有必要的文档，或尽量少写文档，其注重的是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所以它强调以人为核心。敏捷开发模型如图17所示。敏捷开发任务看板如图18所示。 敏捷开发方法强调以人为本，专注于交付对客户有价值的软件。在高度协作的开发环境中，使用迭代方式进行增量开发，经常使用反馈进行思考、反省和总结，不停地进行自我调整和完善。 2.3 运营体系建设 运营体系的建立离不开数据中心的运维和产品的运维，其中数据中心的运维遵循一般性云平台的运维思路，提供包括数据中心、客户、IaaS、PaaS、SaaS等运维，为上层产品应用化提供必要支持。产品运营-改变-创新模型如图19所示。 2.3.1 运营思路 世界上的任何物体，若发生相互之间的传递、转化时，一定会导致损耗，换言之，投入的资源不可能完全转化为想要得到的东西。产品设计也一样，再先进的产品也不可能达到100%的转化率。 漏斗模型普遍适用于互联网产品，如网站、App、客户端，用户从刚进入到完成产品经理设计的产品目标，中间步骤肯定会发生很大的损耗。比如，用户进入一家电商网站，从浏览商品，到把商品放入购物车，直至最后支付，每一个环节都有很多的用户流失损耗，没有哪样产品能够做到100%的转化。漏斗模型如图20所示。 因此，产品运营人员要对用户群体进行有目的的组织和管理，增加用户粘性、用户贡献和用户忠诚度，有针对性地开展用户活动，增加用户的积极性并提高参与度，配合市场运营需要策划活动方案。对产品和市场数据进行分析，并以此为依据推进产品改进，始终保持敏锐的用户感觉。 2.3.2 运营方法与运营手段 产品运营方法划分示意图如图21所示。其运营手段可分为以下几点： （1）拉新：即为产品带来新用户。 （2）留存：即通过各种运营手段确保用户被拉到指定的产品和站点上之后，最终愿意留下来使用该产品。 （3）促活：即“促进用户活跃”，让用户愿意更频繁、更开心、更长时间的使用该产品。 运营方法还可细分为如下几点： （1）发现用户。为用户画像，开展调查、需求分析等工作，需要深刻理解自己的产品，并能够找到相应产品的用户群。 （2）以合理的成本发展用户，让其使用自己的产品。可以通过开展市场投放、渠道拓展、商务合作、内容编辑、社会化媒体策划等活动来发展，也可以找专业的第三方机构去推广和运营。 （3）保持用户持续使用自己的产品。可开展用户运营、社交运营、社区运营等。 （4）保持用户在不用产品时的联系。可开展产品召回、微博微信运营，持续关注反馈，并且与别的产品展开商务合作等活动。 3 结 语 互联网时代如何进行产品设计和研发运营体系建设，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课题，对于身处传统工程机械行业之中的我们更需要好好研究，工程机械车联网秉承“互联网+”的东风正逐渐成为行业的关注焦点，基于互联网时代的工程机械车联网的产品设计和研发运营体系建设将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本文介绍了在互联时代下用互联网的思路和方法设计工程机械车联网产品，并就时展和行业特点开展研发运营体系建设的讨论和研究，希望对工程机械物联网和车联网行业的发展有所裨益。 产品运营论文:演艺产品品牌运营的关键 摘 要 文化产业只有走市场化、多元化发展的道路才能获得生机，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相互结合，互动发展的道路，才能为文化演艺产品找到可持续发展的出路、找到市场。本文将针对围绕旅游活动而推出的演艺活动，探讨其品牌运营的关键。 关键词 演艺 品牌 运营 有关品牌方面的研究已有五十余年的历史，因此其理论基础比较成熟，能为演艺产品的品牌研究提供较好的理论铺垫。近些年来，演艺市场不断发展壮大，人们对文化演艺产品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加上目前理论界对演艺产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分类、性质分析、价值价格、营销等方面，而对品牌建设和运营管理等方面的研究相对薄弱，所以加强演艺产品品牌建设及其相关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演艺产品品牌于目的地意义重大。与旅游相结合的文化演艺产品，尤其是一些有代表性、特色鲜明的、高品质的演艺产品或大型主题性旅游演艺产品，丰富了旅游目的地、中转地、旅游景区及旅游地的文化内涵；提升了旅游地的品牌形象；完善了旅游文化产品的种类；增强了旅游景区及旅游地自身的吸引力；对提高旅游目的地、中转地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已经越来越受到各地政府和相关文化企业、旅游企业的重视，为文化演艺产品的市场化、多元化，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生存空间和发展空间。 1关于演艺产品以及旅游演艺产品的概念性界定 演艺产品是文化商品中的一类，是文化演艺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一种演艺性质的文化服务。从定义上讲，是指那些传递思想、符号和生活方式的人类精神层面的消费品它们是知会性的或娱乐性的，有助于构建集体身份和影响文化习惯。演艺产品是个人或集体创意的结果，其通过创作、排练等过程和一定范围内的分配得以复制和推进。从文化服务方面看，演艺产品包括传统的艺术表演、文化经纪、设计策划、广告等；从演艺产品供给层面看，演艺产品可以分为生产性演艺产品（陶冶情操、欣赏收藏以及娱乐消遣而提供的物品）和服务性演艺产品（旅游、文艺演出以及文博展览等）。而本文所定义的旅游演艺产品是指与旅游相配套的文化演艺产品或在旅游目的地、旅游景区点及旅游目的地定时定点上演的旅游表演活动。 演艺行业是个常变常新的领域，面对演艺产品的生命周期现象，文化企业、演艺企业在实行演艺产品和演艺产品品牌的创新管理时，一是可以放弃旧的演艺产品，重新苑⑿碌难菀詹品；二是对原有的演艺产品进行改造，注入新的资金，更新设备，并对演艺产品本身进行更新换代，使演艺产品进入下一个生命周期，演艺产品不管采取何种创新形式，都应遵循一定的指导原则，其中包括：适应市场需求、差异化、创意性、效益性以及主题性等原则。 2经典旅游演艺产品运营的案例分析 2.1云南丽江《丽水金沙》演艺产品案例 《丽水金沙》依托云南旅游业繁荣发展的有利平台，积极开发少数民族文化资源，通过体制改革与市场化运作，实现了旅游演出市场与文化体制改革的有机结合，显示出民族文化艺术新的发展态势，开辟了旅游发展的新途径，在实践中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具体来看，《丽水金沙》在品牌运营商的可资借鉴之处可以体现在：发掘优势资源，突出特色主题，《丽水金沙》充分利用云南少数民族文化资源，集中了纳西、傣、彝、藏、白、堋⒚绲壬偈民族的民族风情，将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融于表演之中，通过音乐、舞蹈、服饰、曲调等方式传达特有的文化主题，使观众从最直观的审美方式中体验异地、异民族的文化氛围，获取更为深刻的文化意义。同时，该演艺产品具有准确的市场定位，《丽水金沙》在策划之初，就确立了以游客为主体的消费市场，明确把产品打造成为满足游客需求且休闲和娱乐性都较强的文化精品，以民族歌舞表演的形式集中展示当地优美的自然风光、历史文化和民族风情，这样对于游客来说可称得上是夜间一道不可多得的视觉盛宴。 2.2桂林《印象刘三姐》演艺产品案例 《印象刘三姐》以方圆两公里的璃江水域和座背景山峰为表演舞台，将刘三姐的经典山歌以及广西壮族的名族文化、漓江的自然景观等元素科学组合，通过生活化的原生态场景展示桂北乡村景象；整个演出通过音乐、舞蹈、服饰等表现形式在璃江山水间展现出优美的原生态的画面，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印象刘三姐》在充分利用桂林风光和壮族民俗文化的基础上，揉入现代的艺术元素，进一步提升了桂林的旅游知名度，不仅带动了当地的旅游业，而且也带动了文化、餐饮和住宿等产业链的兴旺，促进了当地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社会效益的明显增强；树立了一个独特的文化品牌，实现了旅游与文化的双赢。 2.3美国“百老汇”演艺产品生产的启示 百老汇戏剧产业获取票房的高回报，得到丰厚的衍生收益，和其走集约化、产业化的产品理念是分不开的，百老汇充分发挥着全美高科技与商业运作人才的优势。集约化、产业化能充分调动各种资源，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以音乐剧产业为例，该产业己经形成了由制作人、经纪人、主创人员、表导演人员、舞美操作人员、舞台特效人员以及那些从事商业策划宣传、票务营销、衍生品设计制作销售人员等组成的规模庞大的、组织严密的专业队伍。总之，纵观百老汇演艺产业的发展和演艺品牌的打造、运营管理是离不开美国多元民族文化的，一味模仿百老汇而牺牲民族特色未必会获取成功。 3以旅游演艺产品为例探讨演艺产品品牌运营的关键 3.1重视商标注册 按照我国商标法的规定，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的地名或者公众知晓的外国地名是不能注册成为商标使用的。根据这个规定，《云南映象》在注册商标时受到了巨大阻碍，从开始申请至今一直没有取得商标专用权。没有商标专用权构成了《云南映象》的硬伤，长远看将会对《云南映象》造成不利的影响。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云南映象》的早期操作不规范，《云南映象》一开始就没有一个合法的运营管理的企业主体，从一开始就不是由企业来运作。因此，对于众多演艺产品而言，一定要在品牌运营的过程中注重商标注册。品牌意识，也是本文在一直阐述的一个重点，需要方方面面人士的参与。过去的许多年，中国对于无形的品牌的重视度不够，导致了很多无形资产的流失。近些年来，这一情况有所好转。但在品牌意识保护和加强的路上还远远不够，因此需要我们每一个国人加入进来，从品牌的将来发展趋势上紧紧把握品牌的未来发展趋势，保护好这一品牌。 3.2重视品牌延伸和价值链延伸 旅游演艺产品自身在运营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之后，应当注重及时开展品牌延伸和价值链的延伸。比如《印象刘三姐》自身品牌取得了一定的影响力之后，可以推出更多与广西壮族相关的演艺产品，或者其他周边产品，这样不仅能够使得其他演艺文化进一步得到发展，也能够为《印象刘三姐》自身的多元化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产生新的价值。换而言之，品牌的延伸与价值链的延伸也意味着演艺产品的品牌运营需要走现代化管理之路。对于一个文化品牌而言，仅仅有这些演绎人员是远远不够的，在这背后更需要有着高素质的管理及运营人才、现代的管理模式以及良好的企业文化等等，只有这些都做好了，才能够使得这一民族文化产品继续发扬光大。 3.3走可持续发展的运营道路 可持续发展，作为当今的一个存在于任何领域都使用的理念，讲的就是要做到人与自然界的有序发展。举例而言，《云南映象》作为依托于云南丰富的物质资源、民族资源基础上的文化产品，有其优势，但在发展进程中要谨记要做到人与自然界的和谐共存，不仅仅是实现产品的经济效益，更要实现产品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4结语 演艺产品已进入品牌竞争时代。在经历了资金、技术、信息等竞争不同阶段后，演艺产品竞争的核心内容己经进入了“品牌”竞争的时代。这个背景下，决定演艺产品价值和价格的不仅仅是演艺产品的性能质量，而且更加注重演艺品牌的因素。在我国，游演艺产品随着实践的发展在十多年前就己受到关注，但一直未能在理论方面有所深入与突破，至今此方面的研究数量仍然很少，且涉及的内容都较为宏观和笼统，有关旅游演艺产品、品牌的发展历程及阶段尚不明晰，对于旅游演艺产品品牌运营管理等方面亦尚未形成统一且准确的认识，对其特殊的作用和重要意义也未得到重视。因此，在演艺产品品牌运营的路上，我们还有很多改进的工作需要做。 产品运营论文:某超市生鲜农产品物流运营体系设计 [摘要]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取得了重大的发展，人们的收入也在不断地增加，随着收入提升的还有人们的物质需求，城镇居民对于鲜活农产品的需求进一步增加。鲜活是生鲜农产品的重要特征之一，要保证这一特性，对于生鲜农产品的物流运输就有非常高的要求。因为物流对农产品的价格、供应时间、品质保证等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因此对于生鲜农产品的物流运输越来越受到关注。加快发展生鲜农产品物流，不仅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也有利于提高农产品质量和保障消费安全。 [关键词]超市；生鲜农产品；物流；运营体系 一、绪论 超市是社会进步之下发展出来的一种产业，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指标。大多数超市85%以上的营业额为食品，因此，超级市场的发展也可是食品配销系统的发展。过去的六十多年，食品交的型态有极大地改变，不仅有许多新式样食品、冷冻食品或速食食品的问世，日益地注重食品的外观包装。食品包装除具有食品的保护的功用外，外观的吸引是一注重的要点；在食品交易方式，也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改变一开放自助式零售，这种销售形态促进后超级市场的快速发展。 二、生鲜农产品物流的基本特点 生鲜农产品是指农业部门生产的没有加工或只有少量加工的，同时保存周期较短的农产品，其类型主要有蔬菜、水果、生鲜水产品、活的畜禽、新鲜的肉、蛋、奶等。生鲜农产品物流是指农产品从供应地向接收地的实体流动过程，它根据实际需要，将运输、储存、装卸搬运、配送、信息处理等业务进行结合。由于生鲜农产品的生产、流通和需求等环节的特性，使得生鲜农产品物流呈现出一些典型特征。 （一）生鲜农产品物流的时效性和安全性要求较高 由于生鲜农产品具有鲜活性、易腐烂性的特点，使得其物流在运作上具有较强的时效性，为保证其质量，在其物流运作中应尽量缩短运作时间，通过提升运输效率来减少损耗。同时，为了保证其在运输过程中不会变质，还需采用必要的保鲜设施设备，利用保鲜技术保证其质量，保障农产品消费安全。 （二）生鲜农产品物流具有较为明显的周期性 绝大多数生鲜农产品的生产周期长、收获季节相对固定，如果蔬产品的季节性决定了农产品上市的品种和数量有明显的淡季和旺季之分，因此生鲜农产品物流具有较为明显的周期性。随着设施农业的发展，部分生鲜农产品的周期性有弱化趋势。 （三）生鲜农产品物流的分散性与集中性共存 从生产方式来看，我国的生鲜农产品仍以小农生产模式为主，生产主体较为分散。因此，物流也具有一定的分散性，这就加大了物流的组织难度。同时，我国农产品基地与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迅速，农产品生产与流通的规模化程度不断提高，其物流集中性特征也日益明显。 三、XX超市生鲜农产品物流运营的现状 （一）备货 为了保证充足的货源以及更好的对生鲜农产品的生产源头进行质量控制，XX超市在2013年初建立了自己的蔬菜生产基地以及养殖基地，XX超市大部分的生鲜农产品都来自于这些基地，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够降低成本；同时XX超市也在采用传统的备货方式，即通过批发商进行备货，和一般的超市不同，XX超市的大部分农产品来自自己的基地，所以对于批发商的需求量就较小，所以在传统渠道对于成本的控制就显得稍弱，因为对于价格的话语权较小。 （二）仓储 仓储环节是整个物流环节中的重要部分，XX超市拥有全国第五大蔬菜基地的四川彭州建设农产品加工配送中心，XX在西部地区的仓储配送大部分都是由该加工配送中心完成，但是也存在不足，即没有建立专门针对于生鲜农产品的配送。 （三）配送 目前XX超市对于生鲜农产品的配送主要采用以下三种配送方式：一是直送，即门店和供应商之间直接完成从订单到收货的整个配送环节；二是配送，即由XX超市的物流部门和供应商之间完成进货后再由供应商配送到各个门店；三是直通，即XX超市物流部在供应商那拿到货后由公司物流部门向各个门店配送。采用后两种配送方式要向门店收取相应的费用。 四、XX超市生鲜农产品物流运营中存在的问题 （一）未建立生鲜农产品配送中心 所有的运输环节都要由配送中心来完成，所以配送对于整个物流体系是非常重要的，但是XX超市只在四川彭州有配送中心，但是这一配送中心还不是专业的生鲜农产品物流配送中心。 （二）物流技术相对落后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的农产品产后损失率高达20%-30%，每年的农产品产后损失就达800亿元，同时我国的农产品的有效储藏率只有25%左右，要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70%-80%。由此可见，我国的物流技术还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这也导致我国的生鲜农产品物流体系建设要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生鲜农产品在整个物流中不但要求尽量缩短时间，同时对于保鲜要求也非常高，但是我国对于这方面的人才比较缺乏，物流技术人才的缺乏也在制约着XX超市物流配送的发展。 （三）物流成本控制不到位 XX超市在运输方式的选择上没有建立统一的标准，而且配送中心的数量也严重不足，运向全国各地的费用不一样，且运输方式多样，这就造成了配送物流成本很高了。 五、XX超市生鲜农产品物流运营体系优化 （一）建立专门的生鲜农产品配送中心 生鲜农产品的产销之间必须要经过物流配送，但是目前我国还没有专业的生鲜农产品物流服务企业。超市自建生鲜加工配送中心可以把大宗生鲜产品物流与超市生鲜区之间有效衔接，改变连锁超市生鲜经营上游运作不顺畅的现象。但是，建立专门的生鲜农产品配送中心对于超市来说有一定的难度，对于超市规模、管理能力等都有非常高的要求。因为一个超市对于生鲜农产品的需求毕竟有限，建立生鲜加工配送中心就是不现实的。考虑到XX超市的实际情况，XX超市可以实行多家企业联合兴建和共享生鲜加工配送中心资源的途径，以突破企业自身在规模、资金和管理方面的瓶颈。 （二）加大对物流技术的投入 物流技术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技术设备；二是技术人才。因此加大对物流技术的投入在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要加大对先进设备以及信息技术的开发应用投入。生鲜农产品的一大特性就是容易变质，因此对于运输仓储设备以及保鲜技术的要求就非常高，因此，加大物流基础设施和技术的投入，是突破生鲜商品物流瓶颈的关键环节。这方面的工作主要还是要由政府来完成，但是对于XX超市本身来说，当前最突出的问题是生鲜商品的保鲜和食品安全问题。相关统计显示，我国的农产品产后损失率高达20%-30%，这要远高于发达国家。但是，冷链系统的建立本身也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供应链上下各个环节的逐步培育和衔接。所以，XX超市目前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加大对冷链运输设备的运用，以此来减低生鲜农产品的损耗率。其次XX超市要加大对专业物流人才的培养，只有专业的人才才能掌握专业设备的使用以及更多的保鲜技术；同时还要加大对物流信息化人才的培养。 （三）强化和各大物流企业的合作 目前XX超市的物流配送大多是由超市本身和供应商来完成的，由于技术和设备的不足，这种方式对于生鲜农产品的配送是非常不利的。因此对于XX超市来说，更好的做法还是要加强和第三方物流企业的合作，由第三方物流来承担生鲜农产品的物流配送。因为生鲜农产品对于仓储设备以及保鲜技术的要求非常高，而第三方物流的仓储设备、运输技术、信息化管理等都要优于超市本身。所以XX超市可以考虑选择一些过敏较大、行业口碑较好的第三方物流企业进行合作。 六、结论 总之，农产品商业物流是我们亟须探索的一个领域，特别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中，它在很大程度上既是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与农业产业化的重要途径，也是加快农产品实现那“惊险一跳”的后勤保障体系。生鲜农产品的长途运输、储存、流通加工、包装及配送等商业物流活动，当商品的具体的运输配送过程当中，就会发生位置改变与保存时间的改变等这些情况，在统一销售平台，流通整体化、网络化的进程中，已成为商业物流实现其价值增值的关键阶段。而农产品进入超市的比例愈高愈能够反映出商业物流系统的价值所在，也能客观地反映出物流系统的综合服务质量。所以，创建一个综合性的高性能的物流服务系统对于是现代物流管理的迫切需求，它不仅能够将企业与现代物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还支撑着企业的各项业务的展开和各项职能的信息传递，是现代物流企业管理的必要手段。 产品运营论文:黑龙江省绿色农产品流通渠道的构建与运营 [摘 要] 当前，消费者对绿色农产品消费需求越来越大，但消费者对绿色农产品辨认难度很大，再加上长期以来农产品市场的无序，急需构建一个专业的绿色农产品流通专控渠道。对于绿色流通渠道的专控，黑龙江省准备采用直营的方式，只销售绿色农产品，禁止非绿色农产品的进入。以直营店的形式面向消费者，配合网页介绍，并接受网上和电话预定。在直营店背后，寻找并培养具有规模的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以销售影响上一级产业链，以大学生创业者的创新、环保理念，逐渐影响社会形成绿色消费的风气。 [关键词] 黑龙江省；绿色农产品；商品流通；渠道专控 进入20世纪以后，世界各国逐渐开展工业革命，一些西方国家率先通过高污染、高排放的生产方式完成生产技术的革新，进一步积累了发展资本，实现本国经济发展。科技的进步改变了人们原来的农业耕作方式，但伴随农药和化肥的大量使用，也造成了较严重的空气污染、水污染、土地沙漠化、水土流失等问题。我国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社会经济发展起步较晚、科技较落后，多以高污染、高排放、低产出的粗放式生产方式进行经济建设，造成了人类生活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危害人们健康的污染程度参差不齐的农产品。 一、建立绿色农产品流通专控渠道的可行性与必要性分析 目前，我国消费市场上也流通着大量农药含量超标的农产品，严重威胁着消费者的身体健康，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食品安全的重要性，对绿色农产品的需求越来越急迫。但是由于具有绿色认证的农产品的缺乏和长期以来农产品市场的无序，借肉眼难以辨别市场上出售的是否是真正的绿色农产品。因此构建一个专业的绿色农产品流通专控渠道具有很大的必要性。 （一）消费市场分析 1.市场广阔 当前我国一、二线城市居民收入水平逐年上升，健康意识也不断提高，因此，对于绿色农产品有很高的购买能力与购买欲望。2013年，黑龙江省的绿色农产品亮相香港第48届工展会，得到了香港市民及游客的持续热捧，从2013年12月14日开展至18日这短短5天里，已实现零售额16万元。可见，绿色农产品已经被发达地区的消费者所认可，且黑龙江省优质的绿色农产品质量已在外部市场创立了品牌并赢得了良好的口碑。面对广阔的外部市场和强大的市场需求，凭借已经打开的黑龙江省绿色农产品的外市场，建立绿色农产品的专控渠道，能够在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刚刚起步的发展中，较快的获取市场份额，并建立能够被消费者认可的企业品牌。 2.绿色农产品较其替代品更有市场竞争力 在人们关注食品健康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并购买有机食品和绿色食品。但是由于有机农产品的培育和种植难度大，且生产加工过程中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高额的成本使得有机农产品的价格较高。因此，在目前大多数消费者的购买力水平下，成本投入相对较少、定价较低的、能满足人们食品健康需求的绿色农产品，成为更贴近消费者生活的餐桌选择。 在未来，人们会越来越注重饮食的健康，绿色农产品必将会成为人们餐桌消费的主流。所以，现在对绿色农产品流通渠道进行专控，占领刚刚起步的绿色农产品市场，既可以取得农产品消费的市场份额，也可以在将来树立品牌效应。 现在市场上出售的普通农产品，大都在农业生产中施用大量农药，这些农药中的一部分直接或间接残存于谷物、蔬菜、果品、畜产品、水产品中以及土壤和水体中。农药进入粮食、蔬菜、水果、鱼、虾、肉、蛋、奶中，造成食物污染，危害人的健康。一般有机氯农药在人体内代谢速度很慢，累积时间长。有机氯在人体内残留主要集中在脂肪中。如DDT在人的血液、大脑、肝和脂肪组织中含量比例为1：4：30：300；狄氏剂为1：5：30：150。由于农药残留对人和生物危害很大，各国对农药的施用都进行严格的管理，并对食品中农药残留容许量作了规定。如日本对农药实行登记制度，一旦确认某种农药对人畜有害，政府便限制或禁止销售和使用。可见，在未来的发展中，普通农产品的销售将会越来越难以在市场上生存。然而究竟含农药残留的农产品在市场上占多大的比重，传统的农产品生产方式又会对我们身体造成多大伤害。 所谓转基因农产品，就是指科学家在实验室中，把动植物的基因加以改变，再制造出具备新特征的食品种类。据了解，转基因产品可以增加产品的产量，减少农药的使用，同时增加更多营养。不过，到目前为止，这种技术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并且没有一种含有从其它动植物上种植基因的食物，实现了大规模的经济培植。同时许多人坚持认为，这种技术培育出来的食物是“不自然的”。所以对于转基因农产品的安全性，目前国际上没有统一说法，争论的重点应在转基因食物是否会产生毒素、是否可通过DNA蛋白质过敏反应、是否影响抗生素耐性等方面。所以从身体健康和尊重自然的角度考虑，我们仍然应该选择绿色农产品。绿色食品是在完全自然、安全的环境下培育的，并且有益于身体健康，在未来一定会有更大的市场。 由以上三点可见，当“传统”靠高强度农药、化肥催熟、泡大的农产品对人们身体健康造成危害时，人们投向市场上现存的有机农产品，却因价格过高望而却步，然而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又有待验证。因此，构建一个绿色农产品流通的专控渠道，既可通过专控保证农产品的安全性，又能真实贴近消费者的实际购买了，具有很强的可行性。 （二）政策环境分析 在绿色农产品被越来越多人重视的情况下，以黑龙江省为试点建立绿色农产品流通专控渠道，既具有优良的人文和地理环境优势，又可以借助国家确定黑龙江省为首个绿色农产品生产基地的有利政策背景。2014黑龙江省在经济政策上对于绿色农产品的发展有较大倾斜。如果能够抓住政府的政策机遇，以哈尔滨为试点进行绿色农产品流专控渠道的建设，将会减少在实施过程中的难度。 二、绿色农产品专控渠道构建创意构想 对于绿色流通渠道的专控，准备采用直营的方式，只销售绿色农产品，禁止非绿色农产品的进入。以直营店的形式面向消费者，配合网页介绍，并接受网上和电话预定。在直营店背后，寻找并培养具有规模的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以销售影响上一级产业链，以大学生创业者的创新、环保理念，逐渐影响社会形成绿色消费的风气。 （一）战略规划 1.营销模式 （1）直营店经营战略规划。哈尔滨爱建社区由于交通便利并且属于高档社区，因此将第一家直营店布局在爱建社区内。在建立店面之后首先吸引哈尔滨市区内收入水平较高的人群消费，然后凭借较好的口碑和宣传策略，逐步打开哈尔滨市场，并根据具体的销售情况，形成事宜的营销策略。当占领了哈尔滨市场以后，凭借已经具备的品牌优势，直营店向黑龙江省的其他二、三线城市扩展。后期，当品牌的绿色农产品被黑龙江消费者接受以后，根据已经构建的在其他省市的绿色农产品货源地，将直营店向其他省的省会和其他一、二线、居民消费购买力较高的城市铺开。 （2）网络营销。在公司的网页上，建立购物专区，随时更新展示即将上市的农产品，并配合展示该农产品的价格及其产地名称和图片，增加消费者的信赖程度。购物专区接受顾客实名注册后的网络预订，采用货到付款的方式，对消费者贴心送货。 2.供货渠道选择与培养 直营店建立初期，主要的直营店是建立在黑龙江省，因此要考虑冬春季节、夏秋季节的货源渠道。黑龙江省已被我国确定为第一个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且位于哈尔滨周边的北大荒集团已经有了较成熟的绿色农产品生产经验。在直营店建立初期，与其建立长期协议，形成点对点的供货形式，保证货源质量。但是由于黑龙江冬季气温较低，因此，在冬春季节，直营店的货源地选择在外省较成熟的绿色农产品生产基地。如辽宁省沈阳市康平县，与当地绿色农产品种植农户进行协议，保证长期保质保量的供货。随着直营店的发展，直营店将会从哈尔滨市扩展到全国的大型城市。在后期供货渠道的选择中，更加侧重于绿色农产品生产基地的培养，在直营店所在城市周边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土壤、面积、气候、空气质量事宜的产地。在确定产地后，对当地种植者进行绿色农产品种植方式指导，引导种植户消除顾虑，保证对质量过关的绿色农产品的收购。 3.配送方式 由于初期成本投入大和建立初期顾客预期销售量少，因此，在直营店成立初期，货物的采购与配送借助于第三方物流。经过网上和电话订购绿色农产品的消费者，在直营店进行货物包装后，由第三方物流公司进行配送。直营店发展中期的运输方式大部分仍然采借助于第三方物流，并借助营业后资金量的扩大，为后期公司业务的拓展做准备，开始培养自己进行配送。 4.企业形象打造 建立一个直营店网页，致力于向消费者传达绿色消费的理念与健康生活的意识，以所构建的绿色消费品专控渠道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不仅是为了宣传店面。网页内容包括：有关绿色农产品的认证标准与种植方式，并配以店内出售的绿色农产品的生产过程中的图片；对店内即将上市的绿色农产品品种提前公布，接受消费者的网上预购，提供家庭住址，直营店可以安排配送，货到付款；网页上设置消费者交流区，可以让消费者在论坛内交流有关绿色农产品的想法，以及消费反馈，对于消费者提出的问题公司安排专人进行解答。同时建立新浪、微信、贴吧等官方平台，方便消费者交流。 为了直营店能够顺利建成并得到好的经营，在店面成立初就要做好规避风险。比如在选定供货商之后，和供货商签订较为严密的协议，协议中严格要求商品的质量，对于不达标的商品不予采购，对于质量达标的商品，要为供货商提供较为合理的价格，并确保其销路。还要控制初期投资，控制费用支出，避免不必要的开支，将有限的资金运用到经营的关键之处。要从顾客的角度出发，在确保产品质量的同时，以顾客的利益为重，提供高水平的服务，使其产生连锁反应，达到宣传效果，扩大顾客群体，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公司要通过加强管理，提高公司人员的风险意识以降低政治、经济、自然灾害等不可预见的风险因素给公司带来不利影响。 要想确保投资资本的效益，就必须尽可能合理选择风险管理技术和手段，制定好风险管理总体方案和行动措施，利用金融创新、制度创新及管理创新来有效地激励创业家和风险资本家，有效地减少巨大的信息不对称，并提供技术创新所必须的管理机制，尽可能减少、控制和消除存在于风险投资中的各种风险。 总之，绿色农产品流通体系中所涉及到的主体或载体实际上是一种竞合关系，而绿色农产品流通体系的运行机制正是保证各环节利益得以合理分配，保证体系顺利实施的基础。为了确保绿色农产品不与其他产品混淆，为了使消费者能够放心食用绿色农产品，建立绿色农产品直营店是一个符合实际并利于发展的渠道。 产品运营论文:三大运营商宽带产品竞争力评估 摘要：基于近年我国通信业与互联网业的高速发展，结合国内外有关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与电信业宽带产品的自身属性，利用AHP层次分析法，构建宽带产品竞争力的三级评价指标体系，找出宽带产品竞争力的影响因素，为运营商制定未来宽带产品对策提供依据。研究发现：创新能力、营销能力和企业三个指标对宽带产品竞争力的影响较大。 关键词：宽带产品；竞争力；AHP层次分析法；运营商 1 引言 宽带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是国家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的重要纽带。“人均带宽”和“人均信息”的占有量成为衡量国家经济实力的核心指标之一。宽带作为承载信息的主体基础设施，已经被主要发达国家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纷纷加快部署光纤入户（FTTH，接入速率100M以上）进程，以提升在全球信息新时代的竞争力。 2011年，我国工信部首次提出“宽带中国”战略，次年，中国电信正式启动“宽带中国・光网城市”工程，随后，中国联通也开始加快光纤改造的进程。2013年国务院正式“宽带中国”战略实施方案，此时，我国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以达到18146.9万户，而互联网拨号用户则只有569.3万，互联网用户以趋向宽带化。我国宽带主要由传统的三大运营商提供，但其在发展中又显示出不同的竞争力水平。那么，宽带竞争力具体受哪些因素影响，是有待研究的。因此，本文利用AHP模型，对三家运营商的宽带产品竞争力进行评估，帮助运营商制定提升宽带产品的竞争力相关对策提供参考依据。 2 AHP简述 层次分析法（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简称AHP）是美国运筹学家匹茨堡大学教授托马斯・塞蒂（T.L.Saaty）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正式提出的。该方法是将一个多目标决策问题看作一个系统，然后将目标进行分解，变为多个目标或准则，进而生成包含多个指标的若干个层次，并通过定量和定性的分析方法，对各层次进行排序的决策方法。其优点是可以进行系统决策，简单方便且需要的数据较少，使得其在各个领域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例如，经济管理与分析，城市规划等。 2.1 AHP分析步骤 运用AHP模型分析实际问题，具体包括如下4个步骤： （1）将具体决策问题进行层层分解，建立AHP模型； （2）建立标准，对各被选指标分配权重，构造影响判断因素两两比较的判断矩阵； （3）计算当该素关于总目标的排序权重； （4）进行一致性检验，对计算结果进行判断。 2.2 评价指标值的影响因素 对于n个变量构建的两两比较的判别矩阵，我们必须要知道两两比较的重要性之比，假设当比较两个因素B1，B2对上层因素的影响时，我们采用1～9尺度，即因素间的相对重要性可用数字1～9及其倒数表示，这些数字称为判断矩阵的标度。这也是目前层次分析法采用最多的一种比较方法，见表1。 3 三大运营商宽带产品竞争力评估 3.1 宽带产品评估指标体系 根据实地对运营商的调研和问卷调查，并且依据国家工业与信息化部的相关统计报告，本文将整个评价指标体系分为三层，其中决定三大运营商宽带产品竞争力的主要指标包括：财务运作能力B1、营销能力B2、人力物资资源B3、创新能力B4和企业机会B5。在4大决定因素下进行分解了12个二级指标和30个三级指标，该三级指标的主要目的是使衡量的指标更具体化，并且供组织调查问卷使用。 其中，财务运作能力B1包括宽带产品资产规模B11和宽带产品营运能力B12；营销能力B2主要从宽带产品的客户相关数据指标反映，即：宽带产品客户规模B21和宽带产品客户维系B22；人力物资资源B3，主要从员工素质和已有的技术进行考察，即包括：人员素质B31和技术水平B32；创新能力B4主要从技术创新B41和营销创新B42两方面进行考察；企业机会B5，主要从宏观层面进行衡量，可以概括为：国家政策B51、经济环境B52、行业现状B53和市场结构B54。从各二级指标，又可以下分为三级指标，由于篇幅限制，不做详述，具体指标见表2。 3.2 三大运营商宽带产品竞争力评估 本文采用“专家意见法”来确定各指标间相对重要程度。课题组邀请了15位通信领域的专家，将生成的调查问卷通过邮箱发给他们，然后回收整理每位专家的意见，最后将其问卷结果录入到AHP层次分析软件中的判断矩阵，并对每个专家生成的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之后我们选择综合判断矩阵的几何平均法，来求出最终的指标权重。其中，集结后的判断矩阵――宽带产品竞争力评价指标判断矩阵一致性比例：0.0030；对总目标的权重：1.0000，结果见表3。 一级指标对目标层A的权向量w1=0.1249，0.1887，0.1553，0.3467，0.1843，由此可以看出，对宽带产品竞争力影响较大的三个因素按其权重大小依次为创新能力B4、营销能力B2以及企业机会B5，这三项指标占去了72%的权重，所以对于运营商们来说，解决好这三方面问题就能较为显著地提升公司在宽带产品的竞争力。下面我们就从这三个方面依据二三级指标再来具体分析，找到根本性因素。 （1）创新能力指标分析。 集结后的判断矩阵――创新能力，判断矩阵一致性比例：0.0000；对总目标的权重：0.3467，具体结果见表4，根据其计算结果，再求出其下级指标的权重。 同理，对其三级指标进行计算，可以得出技术创新的权向量与营销创新权向量，结果为：w41i（3）=（03767，0.3195，0.3038），w42i（3）=（0.6054，0.3946）。结果显示，对技术创新而言，R D经费比率B411、技术开发人员比率B412和专利数B413这三项指标都重要，也就是说要想提高技术创新，特别是针对高科技产业来说，这三个因素都是不容忽略的；对营销创新贡献较大的是营销理念和营销结合的创新B421，这说明电信业应注重理念创新。 （2）营销能力指标分析。 集结后的判断矩阵――营销能力：判断矩阵一致性比例：0.0000；对总目标的权重：0.1887，分析结果见表5。 根据上表可知，企业要想在市场竞争中长久保持优势，客户维系B22要比客户规模重要B21，如果客户维系做得不好，客户会逐渐流失，规模会逐渐缩小。在对其三级指标进行分析，可以得出其权重分布为：w21i（3）=（0.3860，0.3364，0.2776），w22i（3）=（0.5383，02663，0.1954）。由权重w21i可知，虽然我们一直在强调扩大宽带网络覆盖率，但却不能忽略ARPU值B211。ARPU值是衡量高端用户数量的指标，ARPU值高，则企业的目前利润值较高，发展前景好，有投资可行性；由w22i知，在维系客户关系中，要注意提升客户满意度B221，宽带服务只有达到了客户的要求，才会吸引顾客，树立口碑，逐渐形成粘性客户，降低流失率。 （3）企业机会指标分析。 集结后的判断矩阵――企业机会：判断矩阵一致性比例：0.0020；对总目标的权重：0.1843，分析结果见表6。 从上表各指标占比可以看到没有特别突出的指标，说明运营商要想把握时机，必须综合考虑这四项指标，特别是国家政策B51。再对其三级指标进行分析，可以得出其指标权重分布为：w52i（3）=（0.4842，05158），w53i（3）=（0.2255，0.4377，0.3368），w54i（3）=（0.3276，0.6724）。 其中，国家政策没有进行指标权重分析，因为对于国家政策方面，不外乎鼓励扶持发展和限制发展正反两面。对于电信业，国家一直给予密切的关系和大量资金的投入鼓励发展，尤其是近年来对于宽带中国战略的提倡，这为电信运营商及相关的电信企业来说是巨大的机遇。对于经济环境B52而已，由w52i知，消费者消费习惯B522相对于消费者收入水平对消费市场的影响更为重要，对经济环境也影响更大；w53i表明，产品的差别程度B532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在电信业的地位和市场分布，也决定了企业的发展战略，现代企业发展战略更倾向于走异质的蓝海战略；从w54i可以看到，市场潜力B542是对行业的发展影响巨大。 4 结论 本文通过构建基于运营商竞争力的宽带产品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利用AHP层次分析法，找到对其竞争力影响较大的三个重要一级评价指标――创新能力、营销能力和企业机会。然后我们根据这三个评价指标以及底层细分因素发现，要有效的提升三大运营商宽带产品的竞争力，在创新能力方面，要重点把握营销创新中的理论创新，同时要在R D经费比率、技术开发人员比率和专利数方面均衡用力；在营销能力方面，要更加注重客户关系的维系，尤其是客户的满意度；在企业机会方面，应抓住近年政策优势，积极培养消费者习惯，着力提高产品的差异化，并要善于发现潜在市场。由于信息产业发展飞速，且新兴产业迅速崛起，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可能会缺乏时效性和全面性，因此，建立具有时效性和全面性的评价指标体系，还有待研究。 产品运营论文:国外生鲜农产品电子商务运营模式浅析 摘 要：随着中国电子商务环境的不断成熟，生鲜农产品被看成是电商发展的“蓝海”，发展前景广阔。本文通过对国外生鲜农产品的电子商务网站进行研究，分析其运营模式，并进行总结，对中国生鲜农产品通过电子商务方式进行运营提供借鉴意义。 关键词：生鲜农产品;电子商务;运营模式 近年来，随着中国电子商务环境的不断成熟，生鲜农产品被看成是电商发展的“蓝海”，迎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但由于生鲜农产品在物流中的损耗率过高，以及消费者更多的抱有传统消费观念等因素的制约，生鲜电商发展的过程中还有很多不足，需要从多方面做大做强。 一、国外生鲜电商的运营模式 （一）020模式 美国生鲜电商Local Harvest整合了中小型农场、社区支持农业农场和消费者上下游资源，提供农场和消费者沟通的平台。消费者按照地图检索可以方便购买本地农产品，并向农场提出不同的农产品需求，本地的物流直接配送，通过这种方式降低了物流成本，将生鲜电商行业较难解决的物流和配送问题较为轻松的解决掉。Local Harvest还开发农场管理软件CSAware，供农场主使用，方便农场的日常管理，农场主可以更专业地指导生产。 日本生鲜电商Cybird公司通过整合农户和消费者资源，建立了农户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易平台，其服务对象主要是东京地区的家庭主妇。消费者通过公司网站可以从60个农户手中购买种类丰富的生鲜农产品，同时，Cybird公司每月在东京涩谷地区举办一次集市，消费者可以和农户面对面沟通，消费者可以了解生鲜农产品的生产环境及过程。这种从生产者直接到消费者的经营模式，减少了中间流通环节，使产品具有较大的价格优势。 （二）平台运营模式 Farmigo提出了“食物社区”的概念，它吸引地理位置相近的消费者加入“食物社区”。Farmigo为每个社区量身定制一个网页，提供当地加入Farmigo的农户信息，供社区消费者在线订购。食物社区的创建人、带头人，需要邀请至少20位亲朋好友加入食物社区，每两周一次食物需求征集信息。通过这种方式，相近区域的人可以足不户就享受新鲜的食品，并且比超市便宜20%-30%。 消费者每周通过所属食物社区在Farmigo上“点菜”，当地农场针对同一社区的订单情况，每周定点配送一次，由消费者自己取回所订购的食物。通过食物社区团购，每周配送一次，消费者可以购买到新鲜、便宜、健康的食物，农场节省了物流配送成本和储存费用，做到了最大限度的节约。 （三）C2B模式 C2B 模式是指先有消费者需求产生而后有企业生产，即先有消费者提出需求，后有生产企业按需求组织生产。 Relay Food就是一个典型的C2B模式的生鲜产品电子商务网站。对一些对新鲜食物情有独钟却没有时间采购的上班族来说，Relay Food提供了便捷的采购渠道。消费者晚上在线预订需要的食物，Relay Food告知农场主，以便提前准备，及时采摘。第二天，RelayFood定时将食物送到取货点，以便消费者自行领取，送货成本由消费者自己承担。RelayFood将取货点设置在公园或教堂等人员容易聚集的地方，增强了消费者对食物的信任度。 为了保持食物的新鲜，留住客户，Relay Foods与当地拥有较高声誉的知名零售商、农场主合作，通过供应商品牌提升网站口碑，让消费者足不出户品尝到物美价廉的品牌食物，并养成在线购买生鲜食物的习惯。同时，Relay Food还在多个城市推出了订购服务，消费者可以按月、按年付费购买食物。 （四）快物流服务模式 2007年Amazon Fresh在美国西雅图成立，主营业务是亚马逊旗下的生鲜配送服务，近期扩展到洛杉矶部分区域。生鲜食物低温储存、易变质的特性决定了要在低温环境下进行仓储和配送。在西雅图区域，亚马逊构建了冷链物流体系，通过自身高效的配送中心、云计算技术实现新鲜食物的高效采集、仓储和配送，实现生鲜电商“同日送达”或 “次日送达”的服务。 美国的PeaPod以超市为供应商，收集到订单后与伙伴超市沟通自行购买、包装并送货。这样的做法使它成为了一个有效的网络外部采购者，工作集中在电子商务订单处理和送货方面。 （五）B2C模式 Ocado是英国具有代表性的B2C网站，主要销售生鲜农产品、食品和玩具等。消费者首先在Ocado网站浏览选择所需产品，然后使用移动端支付，供货商依据订单直接配送至客户处，这一比例高达85%，也可以选择先在虚拟橱窗选择产品，利用二维码扫码下单，然后到线下合作超市Waitrose取货。 二、中国生鲜电商的发展策略 （一）加强冷链物流体系建设 生鲜电商在农产品配送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保鲜问题，我国目前冷链物流体系建设还很不完善，生鲜农产品进入冷链物流体系的比重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据统计全国每年在运输过程中腐烂变质的生鲜食品价值高达约700亿。我国冷链物流体系建设，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①生鲜电商冷链物流共建发展。目前我国的生鲜电商有顺丰优选、京东、本来生活、沱沱工社、天猫、1号店、天天果园等，这些网站如果各自为战，一方面自建冷链物流所需要花费的成本过高，另一方面也会存在资源浪费，所以，国内生鲜电商加强合作，共建冷链物流体系，统一配送，提高冷链车辆的装载率，节约运输成本，②借助第三方冷链物流。国内生鲜电商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适合的第三方冷链物流，解决物流配送“最后一公里”的难题。③建立社区冷库。生鲜电商供应的产品可以直接送入社区冷库中，相当于提前送到顾客的冰箱中，这种方法就很好的解决了生鲜产品在派送时由于客户在上班或外出无法及时签收，或运输到社区后无冷链设备储存，商家无法在最佳时间内完成配送而导致产品腐坏的问题。 （二）大力推广C2B和020模式 中国生鲜电商还处在发展初期，供应链、保鲜、仓储、物流等都是函待解决的问题。而在C2B模式下，聚合分散的数量庞大的客户群，形成一个强大的采购集团，顾客提出需求邀约厂商生产，实现以客户需求为引擎。厂商也可实现以销定产、降低库存，同时减少销售环节、降低流通成本。顾客有需求后进行购物，以消费者为核心，厂家一心一意为客户服务。 对生鲜农产品来说，顾客提出了购买需求后由厂家提供农产品，一方面可以解决农产品的销售问题，更一方面如果再加上O2O模式，将更好的解决物流成本问题。 消费者当前的生鲜农产品的购物习惯仍以看到实物更为放心，并且生鲜农产品本身具有易变质、购买频率高的特性，因此O2O模式比较符合中国消费者的购买习惯，线上下单、线下取货，即消费者可以在实体商店取货，使消费者对农产品有更直观的了解。能较好地满足中国消费者的购物需求。对供应商来说，可以降低成本，订购的商品只需集中配送到一个取货点，保证了新鲜产品能及时到达消费者手中。（作者单位：广东科技学院） 产品运营论文:演艺产品品牌运营管理探究 摘 要：本文在对演艺产品相关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了演艺产品品牌在运营管理中的重要因素，以《时空之旅》演艺产品为例，讨论了其在品牌运营管理中的优势特点，并从中得到启示，希望对演艺产品品牌运营管理提供经验。 关键词：演艺产品；品牌运营；管理；创新 演艺产品作为文化产品，只有走市场化道路，并不断进行创新，实现多元化，在才能得到长远发展。《时空之旅》作为品牌运行的成功案例，无论是在文化定位，还是在演出形式上，都进行了创新，在让中国传统杂技艺术重新焕发艺术魅力的同时，也有效拓展了观众市场，使其成了老少皆宜、中外共赏的艺术佳作，从而为《时空之旅》的持续演出奠定坚实基础。 一、演艺产品及品牌 （1）演艺产品。演艺产品作为文化商品中的一个种类，不仅是文化演艺的表现形式，同时也是一种演艺性质的文化服务。而从定义上来分析，演艺产品指的是一些能够传递思想情感、信息符号以及对生活方式产生影响的精神层面的文化消费产品，具有一定娱乐性和智慧性，利于构建集体身份，同时对文化习俗产生影响。[1]演艺产品，是集体或个人精心创意的结果，其中重要包括较为系统性的艺术表演、设计策划、文化经纪以及广告等等。而从文化服角度来分析，演艺产品可以分为服务性演艺产品（文艺演出、文博展览及旅游活动等）和生产性演艺产品（为欣赏收藏、消遣娱乐和陶冶情操等提供的物品）。 （2）品牌。当前，学术界关于品牌的定义还没有形成较为统一的认识，但总体上可以归结为：品牌是一种图案、名称、术语、符号或者标记等，也可以是他们相互组合，从而可以识别某个消费者及消费群体的产品或服务，使之与竞争对手的产品和服务相互区别。 二、演艺产品品牌经营中的重要因素 （1）演艺产品生命周期。在演艺产业中一个重要的理论就是演艺产品的生命周期理论，这个理论对于文化演艺企业后者经营者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准确分析消费特点、充分利用受众资源、开发出独具特色的产品，从而制定出科学化的营销策略具有重要意义。演艺产品生命周期并不是一成不变，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改变。市场的需求形势也都会经历一个发现、研发、成长、成熟、衰退和最后被淘汰的过程，有所不同的就是在这个过程经历的时间长短不一。[2]因此，在演艺产品开发与运营管理中，应该准确演艺产品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认真分析其影响因素，从而能够有针对性地制定营销策略。 （2）演艺产品创新。创新是永恒不变的主题，对演艺产品进行创新，可以实现演艺产品结构的多元化；而对于观众来说，可以扩大产品选择层面，能够增加观赏体验的美感，从而可以获得观众更高的满意度；而对于演艺产品品牌的经营管理者来说，在提高企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基础上，能够提升效益，促进企业持续发展。演艺行业是一个经常变化、充满新奇元素的领域，针对演艺产品生命周期现象，无论是文化企业还是演艺企业，在对演艺产品品牌进行创新时，都可以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是彻底放弃原来旧的演艺产品，整合资源，理清思路重新研发新形式的演艺产品。第二种方式就是加大资金和科技的投入，对原有演艺产品进行升级改造，并要更新观念，促进演艺产品进入到下一个生命周期中。[3]但是无论采用何种方式对演艺产品进行创新都应该根据市场实际需求，遵循创意性、差异化及经济效益性的原则。用充分个性化的演艺产品吸引受众的眼球。 三、《时空之旅》演艺产品案例分析 （1）《时空之旅》简介。上海时空之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于2005年成立，由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现上海广播电视台）、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上海杂技团三家投资方联合出资组建，经营运作多媒体梦幻剧《时空之旅》。《时空之旅》自从2005年9月27日在上海马戏城首次演出开始之后就天天演出，连续演出时间已经长达近9年。迄今为止，已有320多万来自海内外的观众前来观看过演出，而其中超过70%的观众都是来自国外，票房收入突破3.5亿。同时还获得了“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文化部创新奖、中国演出十大盛事“最佳娱乐演出”金奖、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中国文化企业30强、全国优秀保留剧目、全国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国家文化旅游重点项目、上海名牌、上海文艺演出精品等多项荣誉。通过公司近9年的精心运作，《时空之旅》已经与上海马戏城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关系，并且一同成为上海当地一体化的著名文化景点，在世界各地都树起了广泛的知名度，经常会出现一票难求的局面。 （2）《时空之旅》演艺产品品牌运营管理。《时空之旅》经久不衰的原因，主要就是该栏目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创新性。就像中共中央政治局前任常委李长春同志评价的那样：“《时空之旅》充分体现了体制创新、机制创新、艺术创新的成果。”《时空之旅》在创作编排上提出了十六字观点，即“中国元素，国际制作，中国故事，国际表述”。这十六字精确定位了其艺术形式与创新点，也在根本上决定了《时空之旅》在艺术性上超高的接受度与持久的影响力。 第一，演出艺术创新。时空之旅是高科技、现代制作理念、手法与杂技艺术相结合，集其他艺术为一体的具有后现代意味层次的新型综合艺术模式。开创舞台多元形式新风尚，先进的音响、灯光、多媒体、烟雾、水幕、升降机等装置，主题音乐、舞蹈等多元艺术形式，以及在节目细节上的巧妙设计，成就了时空之旅纵深的艺术模式，一个是向上的杂技艺术的升华，用各种有意味的包装，演绎出了一种时尚的、现代的杂技；另一个纵深是向下的人文内涵的沉淀，各种中国元素、文化底蕴的深刻挖掘，让肢体语言为主的表演有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深邃和博大。第二，拓宽市场占有率。2012年6月6日，《时空之旅》在信阳正式上演，标志着时空之旅全国战略中的中原之战正式拉开序幕。2012年8月28日，《时空之旅》都江堰版正式首演，标志着时空之旅正式进军我国内陆重要旅游城市。[4]《时空之旅》不仅仅局限于上海市场，而是不断拓宽内陆市场，拓展公司经营范围，增加市场份额，而且两台演出都是以上海演出的《时空之旅》为蓝本，在完善和提升艺术技术难度的前提下，融入当地人文风情特色。而合作模式则是《时空之旅》公司与当地展开合作，允许演出地使用《时空之旅》演出的版权和品牌，时空之旅公司负责演出团队的招募、培训和督导。具体运营由当地成立公司运作，而时空之旅则派出专门力量在管理上帮助其迅速建立有效的模式和体系。在演出过程中，时空之旅公司向当地按场次收取演出费。 四、《时空之旅》演艺产品品牌运营启示 （1）有效整合资源。纵观当前我国的演艺产业，并不是对过于简单的缺乏相应资源，而是普遍缺乏对集成商多种资源的有效整合。因此，在今后的运行发展中，要大力开发演艺产品市场，将开发演艺产品与推动文化产业发展联系在一起。以“三贴近”和“两个面向”作为发展理念，不断推行最新品牌文化产品的研究，在公司的改革创新实践中，不断进行培育与塑造，对现有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并要对当地资源进行合理开发，增强运营团队整体实力和影响力。[5] （2）完善人才资源配备。演艺企业主要从事文化产业，通常情况下，是把演出项目作为主要运营项目。因此，各个演艺公司对创意人才的要求较高。优秀的创意是公司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证，要想保证公司产品具有强大的艺术活力和竞争实力，各个公司要对创意性人才储备有足够重视。公司要对加强对高素质人才的引进，挖掘出高水平的文化经营人才，增加创意设计人员培训资金的投入，定期开展专业技能的教育培训工作，建立起储备人员资源库，全方位、多角度的打造一支创新意识强、思想前卫、技能熟练的现代化人才队伍，从而为公司文化经营打下良好基础。 （3）注重文化产品品牌的创新。当前，演艺品牌的开发与经营，打破了原来品种单一化和被动营销的传统模式，逐渐向品种多元化和主动营销地方模式发展，文化内涵日趋复杂。[6]因此，公司在文化产品品牌的经营过程中，一定要充分挖掘出当地资源，求新、求异，最大程度的满足受众需求，这也是演艺产品能够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上海演艺业和演艺产品的开发与包装中，要利用好当地资源的优势，通过对市场内外部经营环境的分析，不断创新品牌，同时要在节目的演出形式、节目主题和舞蹈效果等层面进行创新，避免雷同，提升创意。提高市场占有率和号召力。 （4）注重产品品牌的管理和保护。上海旅游演艺业发展景象可谓是一派繁荣，旅游演艺品牌在国际国内演艺市场上都具有一定竞争力，但也有一些演艺产品就因亏损而退出了竞争市场。因此，当前各个演艺公司要有危机意识，注重对现有品牌的维护和管理，进一步推进品牌营销力度，促使受众产生品牌偏好。对演艺品牌进行保护可以通过以下两方面来开展：第一，为了防止发生文化侵权事件，需要对品牌进行专利权注册。第二，要在全社会积极主动大力宣传本公司的演艺产品品牌，增强宣传力度，扩大影响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五、结束语 演艺行业要想得到长足发展，一定要对演艺产品品牌相关理论进行仔细研究，同时要认真分析市场环境，与时俱进，有效整合资源，不断对品牌进行创新，打造出各自的演出品牌，同时要增强风险防范，针对不同目标消费人群，合理划分观众市场，争取最大化效益，促进公司协调可持续发展。 产品运营论文:海吉星国际农产品物流园试运营 天津市海吉星国际农产品物流园作为天津“十二五”规划重点项目，自今年年初进入试运营阶段后，已经将国内外美食第一时间带入津门，而依托项目优势，京津冀居民都可以享受到从田间直接到餐桌的新鲜美味。 如今天津海吉星国际农产品物流园，一期的蔬菜、水果、冻品三大板块已经全部完成招商，进入选档、装修、入驻、试运营的阶段，其中香蕉交易区和冻品交易区已经进入试营业阶段。除了北京、天津及周边包括沧州、保定、德州等地区在内的水果经营户，最引人注目的是爱尔兰的Fyffes公司。这是欧洲最大的一家果蔬贸易公司，其主要业务是生产、采购、催熟、配送、销售世界范围内的香蕉、菠萝及甜瓜，而香蕉是这家世界顶级果蔬贸易公司的优势品种。“运营后，经过先进的催熟工艺生产的优质进口香蕉将全面进入京津冀地区居民的日常生活，带来更优质、价格更实惠的选择。”海吉星公司副总经理茹江里说。 “Fyffes进驻之后，将实现水果从天津港转关到海吉星市场进行催熟，并在第一时间进入商超供老百姓购买，减免了之前的物流环节及中间商的运营费用，无论品质还是价格上都会有明显的变化。”不仅是水果，未来蔬菜、海鲜等食材都将通过海吉星的平台，为京津冀地区市民带来最新鲜的口感。“进口的果蔬，通过海关直接进入海吉星市场，将比传统的物流渠道至少提前48小时，每公斤水果的物流成本可以下降7-8毛钱，也保证了京津冀地区可以最先品尝到国内外优质食材。”茹江里说。为了追溯商品来源、保证食品安全，物流园采取了电子卡交易，一方面可以在市场流通中不使用现金，可以杜绝假币，使资金更加安全。“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可以通过电子卡对每一批产品进行编码，一旦出现食品安全问题，可以准确定位该批次产品的流向和上游源头，不但可以准确定位责任方，对于市场内其他企业的经营也不会造成影响。” 这里作为一级批发市场，招商对象都是具有产地货源的大批发商或者直接从产地发货的基地客户，实现“产销对接”，这一模式大大缩短流通中的环节，减少中间商、物流、转运的成本。这样分销出去的商品，不但品质有了保证，还因为成本优势让价格在市场上更具竞争力。茹江里表示：“依托天津进出口贸易中心的地域优势，以及大型冷库的支撑，我们将打破北方地区进口水果长年由南方市场转运的格局，以香蕉作为起步，高品质的进口水果将陆续由天津港直接进入国内市场，提升北方地区的水果消费结构，带动京津冀地区整体消费水平的升级。” 五条高速交会 大项目齐聚 打造京津冀经济圈重要流通节点 物流园位于京津冀三大经济圈的交汇点，津沧、京沪、津晋、荣乌、津汕五条高速交会于此，其中，中国北方57%的农产品流通必经京沪高速，再加上西南侧设有津浦铁路静海货运站，海吉星的区位优势可谓得天独厚。接北京、河北，放大天津港南部港区的集散功能。自2010年，随着天津海吉星国际农产品物流园的落地，静海北环工业园区逐步开展产业调整，将原有的工业企业外迁，形成了以天津海吉星国际农产品物流园为龙头，利达粮油、中兴储运、义乌商贸城等一系列全国重点项目的现代物流商贸企业的圈层，逐步调整为占地面积约12000亩的静海国际商贸物流区。 3月5日，中国国务院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加强环渤海及京津冀地区经济协作。之前在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时强调，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要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扎实推进，加快走出一条科学持续的协同发展路子来。这就意味着中国将提速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进程。在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引领下，天津海吉星国际农产品物流园作为农产品流通行业新标杆，依托良好的区位优势和政策支持，顺势而为，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进一步带动农产品流通行业升级转型，能更好地促进天津静海商贸物流区经济快速发展。 作为京津冀经济圈中重要的一个流通节点，天津海吉星国际农产品物流园的建成将成为京津冀及环渤海地区规模最大、功能最完善、配套最齐全、辐射面最广的农产品物流加工园区，成为华北地区物流与多品种农产品的流通集散中心，更好地满足天津及周边地区5000万人口农产品需求。 现场办公 一站式检验通关 打造北方最大农产品进出口贸易中心 距离天津港仅70公里，可以说海吉星处于京津冀地区及环渤海经济圈的交汇点。据统计，2013年全年，天津港货物吞吐量突破5亿吨。一直以来，大宗国际名优食品引进中国北方地区，通常从天津港上岸直接到北京，然后再分散到京津冀地区，大大增加了物流成本，降低了食品新鲜度。 而天津海吉星国际农产品物流园改变了这一方式。作为北方唯一一家进出口无水陆港，海吉星改变了以往进口果蔬，通过天津港进口后需要在海关查验，之后运到北京的集散市场，再由北京发回天津市场的繁复流程，而是借助天津的区位优势，同时引入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和海关驻场办公，将通过天津港进口的果蔬直接封箱转关至海吉星园进行专项查验。这样节省了运输时间，同时减少了物流、冷冻过程中所产生的物流成本。 “我们引进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和海关驻场办公，并与国检合作建立第三方检测实验室，具有专业的食品质量管控能力。农产品进出口货物可在园区内实现一站式检验、通关，缩短通关时间，节省物流成本，达到快速通关。”茹江里介绍说，进出口的农产品经由海吉星静海项目周转，可减少往返的物流成本，提升周转速度，大大保障了农产品的新鲜度。这一直通报关模式将带动现代农业物流产业发展走向新的高度。同时拍卖、电商等一系列全新方式的运用将更进一步地引领农产品流通行业的产业升级。“我们希望作为贯穿京津冀，辐射三北，联通东北亚的农产品物流大动脉，可以依托天津港港口优势，打造中国北方最大的农产品进出口贸易中心。” 海吉星，不仅仅是各地农产品销售商选择商品的好地方，对于农户，这里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北方地区最大、最专业的交易平台。作为深圳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与法国翰吉斯农产品批发市场合作的一个农产品交易中心项目，天津海吉星国际农产品物流园总占地5000多亩，总投资150亿元，物流园采用法国翰吉斯世界一流的规划、管理技术，和成熟的城市综合体的开发与运营模式，打造海吉星最优的配套服务。园区内不仅建设具有国际标准的交易大厅，搭配物流班车等高效的物流组织，使农产品能够快速有效地在天津及环渤海地区高效流通。同时还借鉴了法国翰吉斯对食品高品质的需求理念，建设有60万吨冷库，保证食品新鲜度和质量，并加大绿色能源的使用，打造绿色农业。项目在全面运营后预计年交易额近1500亿元，可吸纳就业人员近10万人，带动就业可达50万人，创造税收15亿元。 产品运营论文:为农产品批发市场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运营环境 许多发达国家的农产品交易市场是采取国家投资的方式，但是投资主体是多样化的。有中央政府投资的，也有地方政府投资的，也有混合投资的农产品批发市场。这种政府投资的市场使市场的管理行为具有某种公益性的功能，从而对于保证市场供给起到重要作用。 2004年至今，农产品交易市场进入全面开放时期，许多外资进入农产品批发市场领域，农产品交易市场进入规范、可持续发展的时期。至今，全国有农产品批发市场共有4700多家，其中亿元以上市场有1600多家，年成交额达近20000亿元。 可见，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农产品交易市场是以国家、集体、个体、私营、外资一起上的结果，多元化投资对于建设我国特色的市场体系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前我国农产品批发市场存在的问题是：政府投资相对不足，没有形成公有制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农产品市场体系。政府对市场的投资相对不足，而社会对农产品市场的要求又太高。诚然，也有许多市场以收费代替管理和服务，社会责任感不足。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农产品是商品，不是公共产品，应按市场经济规律运营。而农产品市场的设施应具有公共性的特征，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政府应更多地提供农产品市场公共设施的投资，从而为农产品流通提供高效便捷的通道。而不是通过国家和政府投资使农产品市场由现有的多元化投资变为单一的公有制投资，或者单一国有投资。 政府应增加对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的投资。但是，国家不可能全资购买或者回购所有的农产品批发市场，也没有必要全部收购。但是，可以采取控股、参股、回购等多种形式进行投资，从而能够把握农产品市场的发展方向。同时在经营与管理过程中，应尊重市场经济规律，采取企业化运营的管理模式，否则，就会出现国家投资、国家管理、国家经营的“官办”市场。实践证明，“官办”市场是不可能运营和管理好市场的。 公益性批发市场建设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如何理解公益性市场，不是单一的国家投资建设市场，也不是禁止多元投资主体建设市场，也不是“国家投资、国家经营”的市场。否则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又回到计划经济的“国营”老路上去了。 因此，国务院在《关于深化流通体系改革和促进流通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指出，支持建设和改造一批具有公益性质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菜市场、社区菜店、农副产品平价商店以及重要商品储备设施、大型物流配送中心、农产品冷链物流设施等，发挥公益性流通设施在满足消费需求、保障市场稳定、提高应急能力中的重要作用。这里已经明确指出了国家或政府投资农产品市场的领域和公共设施。 公益性农产品市场建设，不仅仅表现为国家或者政府对农产品市场进行投资，形成相应的公共设施，而且也表现为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放活农产品批发市场，减少对农产品市场的多方面限制，使农产品市场有可能从传统市场向现代化市场转型升级。 如果农产品市场的全部建设均由政府来投资是不可能的，也不现实。因此，应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政府则在农产品流通的关键点上做一些投资，如农产品流通的公共信息平台建设，农产品冷链物流建设，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菜市场的现代化建设的试点方面做一些基础设施的投资。《意见》提出：“将在一定期限内免征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将免征蔬菜流通环节增值税政策扩大到有条件的鲜活农产品。”这一政策十分重要，但是真正重要的是给予农产品批发市场、农产品农贸市场提供更好的发展空间，如给予其上市融资的政策，给予市场减税政策，给予吸引外资的政策。为使各类农产品市场交易创新、管理创新提供政策支持和良好的运行环境。 商务部也在积极支持农批市场的升级改造检验检测设施，在35个省市自治区开展肉类蔬菜流通追溯体系建设的试点，这些都是公益性市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表现。 随着地价成本的上升，许多农产品批发市场和农贸市场还承担着上缴税费的任务。甚至有的地方政府将农产品批发市场看作包袱，并且经常说，如果不是农产品批发市场，而是建设工业开发区、开发房地产，我们政府所收取的税费要大得多。 因此，要解决当前存在的农产品市场场地收费过高的问题，需要政府转变观念，提供低税或者免税政策，给予相应的财政支持，放开直接或者间接投资，放开农产品批发市场上市融资的途径，从而推动农产品市场升级改造、交易创新。当农产品市场升级改造完成了，交易成本降低了，自然其社会责任也会表现出来。 产品运营论文:电信运营商信息经营类产品策略研究 【摘要】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大环境下，我国电信运营商顺应时代的潮流进入了社会经济的循环圈。随着人们生活节凑的加快，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了许多新的商业模式，电信运营商向社会开展多种形式的信息有偿服务，实现信息经营企业化已成为电信运营商的经营策略。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信息经营活动的全面展开，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运营模式和经营理论做指导。因此，本文将以现时手机常接到的推销电话为背景，析现时国内电话推销的缺陷，并根据这些问题提出行之有效的应对方法。 【关键词】电信运营商 社会经济 循环圈 一、营销原理分析现时国内电话推销的缺陷 （一）电话市场竞争激烈，营销手段雷同。 随之我国的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电话营销行业也随之不断的发展，更有利于很多没有经营许可的企业业务的拓展，这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目前国内的固网运营商正在以不同方式纷纷进入IP电话的市场，但是为了利益很多人或企业通常利用TCP/IP网络的便捷渠道进行非法国际电器做出违法、违规经营电器业务的行为，在IP电话、网络电话市场的竞争激烈，类似格力公司的电话营销方式也越来越多，手段雷同并且一些公司强行电话推销，也给这个市场带来负面影响。 （二）系统性风险大，可靠性差。 中国的经济起步比较晚，电话的普及比国外的电话普及就晚了很多年，所以电器营销只能说是刚起步，很少有实力的电器公司可以采用电话营销的销售方式，大多数企业由于很多方面的条件没有配合好，使得电器电话营销没有成功运营。如没有完善稳定的电器电话营销系统、没有强硬的技术系统支持、没有完整准确的客户数据等工作进行。电话营销员每天的工作就是打电话并且记录每通电话结果，作为往后各项管理数据的分析依据，所以系统的稳定性及能够支持的功能强度是非常重要的。 （三）监管制度+完善。 随着我国的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电话营销是市场营销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的模式。现在的营销的新模式都有身的优势，成本低，效率较高，覆盖面广等特性。但是，这些电话销售需要国内制定有关电话销售的规定，保证相关部门对电话卖电器有效监管，着是因为在国内过渡的只是借鉴国外的电话营销的做法，或是企业自己出台一些没有法律效应的规定。这些都充分说明，关于这方面的制度还存在M题和不足，不够完善。如：“隔山买牛”的做法，营销员用语含糊，偷换概念等等这些误导使不少客户对电话营销产生抵触。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的是，通过电话就完成保单签订、保费马上划账。还有些电话营销员会在客户只是口头初步同意后，就直接从信用卡里扣除保费，这常使客户觉得自己权益受损。 二、国内外电话营销的成功案例 案例1：一次失败的电话销售数月以前，一家国内IT企业进行笔记本电脑的促销活动，我是接到推销电话的一个他们认为的潜在客户。“先生，您好，这里是HR公司个人终端服务中心，我们在搞一个调研活动您有时间我们可以问两个问题吗？”我说：“你讲。”销售员：“您经常使用电脑吗？”我说：“是的，工作无法离开电脑。”销售员：“您用的是台式机还是笔记本电脑。”我说：“在办公室，用是台式机，在家就用笔记本电脑。”销售员：“我们最近的笔记本电脑有一个特别优惠的促销阶段，您好是否有兴趣？”我说：“你就是在促销笔记本电脑吧？不是搞调研吧？”销售员：“其实，也是，但是……”我说：“你不用说了，我现在对笔记本电脑没有购买兴趣，因为我有了，而且，现在用的很好。”销售员：“不是，我的意思是，这次机会很难得，所以，我………”我问：”。类似的推销电话，许多人也都有类似的体验，然而多数的电话销售的销售成绩都不理想，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销售队伍的有效培训不到位。这是客气的说法。其实，许多企业就根本没有科学的，到位的电话销售培训虽然许多企业已经意识到电话销售其实是一种降低销售成本的有效的销售方式，避免了渠道问题，也有机会直接接触到客户。 三、正确电话营销方法 （一）确定打电话的对象。 很多人在进行销售时电话一通，就开始介绍自己和产品，结果对方说你打错了或者说我不是某某。还有的销售员搞错了客户的名字，公司的名称等，使得他们还没有开始销售已经降低了诚信度。因此，我们每一个销售员，不要认为打电话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在电话营销之前，一定要把客户的资料搞清楚，更要搞清楚你打给的人的相关资料。 （二）介绍清楚。 许多销售人员在电话销售时只介绍自己小名，对公司名字却很含糊，使得时间一长就记不住了。因此，销售员在电话销售时，一定要把公司名称，自己的名字和产品的名称以及合作的方式说清楚。 （三）语气要平。 许多销售员在进行销售时怕被拒绝，拿起电话时心理没底，就会出现语速过快，吐字不清情况。有的销售员甚至报不清公司名称，说不请产品，使得对其只好拒绝。有的销售员说了几分钟后甚至不明白产品到底是什么？所以，在电话销售时，一定要语气平稳，让对方听清楚你在说什么。 四、结束语 电话营销是现代营销模式中应用最广泛、使用最普遍的营销模式，随着我国电话的迅速普及，企业已经具备了大规模采用电话营销的条件，企业应该认真研究国外电话营销的经验结合企业实际，尽快制定出适合自己企业的电话营销计划，让这种高效营销模式为我们的企业创造财富。 产品运营论文:运营互联网产品的小贩意识 摘 要：互联网产品存活率底，泡沫严重，盈利艰难，作者试图用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去运营互联网产品。这种思维就是小贩意思：1. 做小；2. 做真正需求，真正的体验；3. 能赚钱。 关键词：产品运营；小贩意识；用户需求 一 引言 当前互联网产品的发展日新月异，产品运营团队在各个方面通过不同的方式和侧面来挖掘产品的潜力，来让互联网产品更好的为用户服务，增加互联网产品的存活周期，为自己带来的更大收益。众所周知，互联网新产品的成功率可能不足1%。，不成功的产品勉强维持几年，终究还是会化为粉末，相当于互联网新产品的存活率可能不足1%。在存活的1%的互联网产品里面盈利的可能更少。相对与大规模或者小规模的人力、财力投入，互联网产品相对与传统行业来说，盈利率可能更是低至谷底。但是由于互联网传播的低成本，马太效应放大了成功者的光环，掩盖了炮灰们的悲号。这其实是一个赌局，每个人都在赌我就是那1%。这里不会去讨论，互联网产品失败的原因，因为失败的原因太多了，这里作者只是想从某个侧面去找出一个提高生存率的方式。 二 基于小贩意识对互联网产品进行解析 先说一个有意思的小故事，作者每天作地铁站去上班，每天早上都要去地铁站站口一个卖粥的小铺上去买一杯粥，说是小铺，其实是一个三轮车，上面放几个大桶，桶里面装的是各种各样的粥。如果有人去买的话，摊主就拿出一个杯子去盛出一杯，交给顾客。如果去晚的话，可能就会卖完，而买不到。作者粗略的算了一下，一杯粥按2块钱去算的话，这个摊主一个早上差不多能卖出去差不多300-400杯，2*400=800块钱；也就是说这个摊主一个早上的毛利润就是800，刨除成本（也就是几斤小米，几斤豆，几斤花生或者更少，这里的低成本和互联网产品的初期开发成本和运行的低成本很相像）大概50元左右，这个摊主一个早上就净赚550-750块钱人民币。一个月就是15000-18000的收入，可能比一些大公司里面的普通职工高出许多。这里可能会有一些人会嗤笑一下：1、短期收益率高，却无增长空间；2、经营门槛低，容易被新的竞争者抢占客源，从而降低收益。3、受环境束缚，客源来源单一。这里可能最受不齿的也就是小贩这个工种底下，是没有任何技能门槛和智力门槛的，任何人都可以去做，都可以做好。这里作者需要去做一个辩解；首先，小贩需要去做一个大概的市场研究，做人群细分，确定受众――地铁上班族，进一步做需求分析――早饭问题的解决（这里针对的是受众人群的刚性需求），同时做出使用场景分析确定商品出售模式。从而确定前期的耗材来源，生产加工方式的确定，产品展示方式的确定等等。也就是说整个产品的生产到销售走的是一个完整的商业流程。这里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短――时间周期短，小――生产成本小，精――人群定位精确，赚――收益率奇高。相对与互联网产品来说，大多数互联网产品都是以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来进行产品的研发和运营，同时产品的定位也大多以要服务全人类，解决全人类的某项需求为己任，甚至要改变全人类的生活方式为起点做出的。 最后这些产品大都以失败告终。反而这些存活在地铁周边的小摊小贩却笑盈盈的很好的生存着，产品研发中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是：研发者往往对自己挖空心思创造出来的产品像对孩子一样珍惜、呵护，认为这是他的心血结晶。好的产品是有灵魂的，优美的设计、技术、运营都能体现背后的理念。有时候开发者设计产品时总觉得越厉害越好，但好产品其实不需要所谓特别厉害的设计或者什么，因为觉得自己特别厉害的人就会故意搞一些体现自己厉害，但用户不需要的东西，那就是舍本逐末了。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几种现象：1、有些人一上来就把摊子铺得很大、恨不得面面俱到地布好局；这里就不用去找出某个互联网产品去做事例了，因为例子比比皆是，但是小摊贩的话因为意识的局限，不会想去把摊子铺大，但是确正是小，却保证了生存问题。但是并不能说是小摊贩就做不大，大家想一下《泰》里面宝宝和徐铮谈论的关于葱油饼在主版上市的事情就很明白了。这里还要说明一点，中国互联网的局势是大公司抄袭小公司，小公司被逼死的局面。任何产品不管摊子大，摊子小都可能被抄袭致死。作者在这里想要提出这样一种设想，我们要做的并不是大公司不想做和不能做的东西――大公司如果想做的话，你早晚还得死，而是要做大公司做不到的东西，餐饮500强企业永远不可能在地铁边摆摊，互联网产品要做的就是大公司无法做的摊贩型产品，互联网从业者要把姿态放到最低去做真正的摊贩级产品。 有些人习惯于追求完美，总要把产品反复打磨到自认为尽善尽美才推出来；摊贩从来不会用最好的器皿去装粥，不会去买最好看的杯子去装粥，不会对每一个顾客报以微笑，他们知道用户的真正需求――最短的时间拿到粥，同时保证我能方便的喝到。所以摊贩级的互联网产品要做真正的用户需求，做真正的用户体验，而不是花里胡哨的东西。卖粥的小摊贩针对用户的最简单有用的用户体验就是粥好喝。 还有一个问题是：现阶段的互联网产品能赚钱的占极少的部分――微信，新浪微博都在为变现问题头疼，摊贩级互联网产品要保证存活的首要任务就是――自给自足保证生存。没有任何一个小商贩去借大钱摆摊，没有任何一个摊贩去找风险投资，他们会用极少的成本来产生适量的现金流来保证自己的生存。 三 结语 关于此种设想的可行性问题，因为作者的阅历问题，不能完全证明此种想法具体的可行性问题。同时一个互联网产品要保证初期能赚钱，又要低沉本，又要能解决用户需求，也许这样的互联网产品根本就不存在，但是也许成功的互联网产品都是这样走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