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论文:古代戏曲文学研究 研究述评 戏曲文学在国际国内都因戏曲艺术的独特表演形式而备受关注，也不断得到学术界的阐释，形成了相对厚实的学术积淀，成为我们提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的学理基础，并对我们开展这一问题的讨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在西方，戏曲文学起源早，影响深，并且对西方哲学、文学、绘画以及当代电影艺术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受到西方社会的普遍认可，特别是随着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化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加速，使得文化全球化及其应对成为西方学术界关注的一个话题，像斯坦利霍夫曼的《全球化的冲突》、约翰汤姆林森的《全球化与文化》等论著，让我们联想到从本土文化艺术研究可以获得应对外来文化入侵的应对策略。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邓启耀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学鸠山弘一教授和柳生次郎教授、韩国李夏成博士等更是在较早些时期便对云南戏曲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先后到昆明、大理、楚雄等地进行考察，对云南戏曲走向世界起了重要作用。本尼迪克特的《菊花与月》、马丁艾斯林的《戏剧剖析》、莱辛的《汉堡剧评》、鲁道夫阿恩海姆的《艺术与视知觉》、乌格里诺维奇的《艺术与宗教》等对我们关注和讨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相关问题提供了全球化的这一全新的视角和间接材料。 在我国，戏曲与诗歌、散文、小说一起并列为我国古代四大文学样式，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东方化的审美取向和综合众多艺术样式的表现手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自20世纪初期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开启了古代戏曲文学的研究以来，经过一个多世纪几代学人的努力，《中国戏剧史》《元曲家考略》《南戏拾遗》《古剧说汇》等著作，无论是在剧目整理、作家考辨、戏曲史等基础研究方面，还是在社会学、民俗学、语言学、文化学、艺术发生学等深层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戏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戏曲志云南卷》对云南的戏曲历史以历史性观点作了梳理，列举了云南戏曲史上的重要事件，流行剧种等，是一部较为翔实的对戏曲艺术进行整理的著作；《云南地方戏曲剧种史料汇编》系列丛书按剧种、剧目、音乐、艺人等系统，分别对云南地方戏曲中24个剧种的形成和发展史况以及音乐特色等作了详略得当的介绍；李安志、徐志强等主编的《西南文化史》把云南戏曲史作为其文化史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着重介绍了元代昆明水浒戏、明代关索戏、少数民族杂剧作家作品，但该书并未以云南戏曲为主要研究对象；王胜华的《云南民族戏剧论》，从民族文化的自我传习、保护与发展方面做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此外，尚有对某些具体的剧种，如白剧、傣剧等戏曲作品、流派群体的研究著作、论文等，这些研究成果构成了我们深入研究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基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显然我们从以上对国际国内研究现状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学者在研究中更为关注的是作为一种表演艺术的戏曲，从其剧种、剧本、表演及传承等方面有所研究，但忽视了从文学样式的角度探讨其文本文化、文本创作、文本发展历程及其与地方、民族的关联。 讨论分析 从目前来看，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中，研究范围狭窄和文献资料不足这两大问题严重困扰云南戏曲文学研究的深入。尽管我们在整个戏曲研究层面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由于云南地处边陲，相对于发达的中原文化而言，云南的文化则显得封闭和落后，广大研究者在云南戏曲文学研究中很难找到切实可靠的研究资料，缺乏可以示范的研究方法和案例，导致文学研究与民族文化研究处于一种脱节的状态。故而关于云南戏曲文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亟待提高。所以从长远看，选取云南戏曲文学的地域及民族文化特征为视点，有利于从内涵方面和外延两方面促进云南戏曲文学在云南经济文化建设中趋向能力发展的均衡、公平，促进云南戏曲文学在云南文化建设及教学科研中的实效性。开展“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应以基础理论研究为主，重在对云南古代戏曲孕育、形成、发展的系列问题进行探讨，通过文化和比较的方法，针对云南戏曲文学研究中的缺漏与不足以及云南地处边陲、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等现实，结合西部大开发及桥头堡建设战略的实施，选取文学研究中地域与民族文化特征为切入点，通过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系统研究，解剖各个时期、不同民族的作品，分析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生的一般现象、基本条件、规律与特点，着重阐释云南戏曲文学的地域及民族文化特征，探索云南戏曲文学发展与经济文化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反映云南本土文化的发掘与构建、旅游文化的开发与利用方面的普遍需求、困境与出路，为云南戏曲文学的研究与地方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经验，为地方文化教材开发与建设创造有利条件。具体来说应主要关注以下内容： 一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研究。“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文化传统的重建越来越受到重视，但这是非常细致的事情，短时间内不容易见成效。”[2]111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展中，从公元前3世纪楚人庄蹻率兵入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开始，直到魏晋南北朝，云南的戏曲艺术活动见诸典籍多是“征巫鬼，好祖盟”的巫术礼仪活动。公元738年，唐册封南诏首领皮罗阁为云南王，唐赐南诏胡部、龟兹音声各一部，794年南诏遣使到长安演奏《夷中歌曲》和《南诏奉圣乐》以及1116年大理国随使艺人到宋朝表演“五花爨弄”，是云南与中原进行戏曲表演艺术活动交流及云南早期戏曲活动的痕迹。此后，在中原戏曲发展的繁盛时期，历史文献中却没有关于云南戏曲活动的记载，只有一些诗句中提到了傩舞和梁王府蓄养的优伶，即便在后期云南戏曲逐渐繁盛并奠定了“滇剧”的地位，但作为文献研究的云南古代戏曲仍然显得十分单薄。因而，作为戏曲文学研究的根本性内容的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也只有通过对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的梳理，我们才能进一步厘清戏曲文学发展线索，重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体系。具体来说要重视对云南戏曲文学的历史沿革及发展变化分析，重视对云南古代戏曲作家梳理与分析，重视云南古代戏曲作品与同时期中原文化的渊源及比对，重视对云南古代戏曲不同剧种作品的归纳与整理及其深入分析。 二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地域文 化特征研究。“在全球化背景中区域文化产业只有以本民族的、本土的、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的东西才能吸引世界注意并且推向全球。”[3]33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到1382年明朝平定云南后，军队及大量移民进入云南，加之在云南大规模开矿后带来的经济繁荣，各种戏曲声腔也纷纷传入。清初，一方面省外各种声腔、戏班继续进入云南；另一方面，云南的戏班和艺人刘二官等也出外演出，出现了著名的祥泰班，雷家班等，他们熔合石牌、楚腔、秦腔等声腔表演艺术并使之地方化，形成了滇剧三大声腔中襄阳、二簧两种，至此之后云南戏曲文学得到逐步丰富，为“滇剧”的形成繁荣奠定基础。可以说，每一种文化艺术都是植根于一定的地域环境中，都具有地方性特征。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在发展过程中既有对外来戏曲艺术的接受也有对地方文化传统的继承。因而，研究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就不能忽视对其植根的地域文化特征的研究。具体来说要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分类的调查与分析、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性特征分析、关注云南古代戏曲剧种的空间分布、关注外来文化对本地文化影响的地区、时间差异、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性特征的现代启示的研究。三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民族文化特征研究。云南拥有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这也是云南这一区域范围内最为传统、最为有地域特色的地方。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展历程中，正如民间的社火观灯活动渐趋与云南民族民间原有的“祭土主”“祭本主”风俗融合而成为祭祀性的花灯歌舞活动并演出《瞎子观灯》《包二回门》等剧目一样，地方原生性的民族民间传统祭祀仪式、节日礼仪、民族歌舞等在一定程度上与云南古代戏曲走向了融合。特别是在康熙道光年间，出现了一批“民家曲以民家语为之”、“静夜华灯演苗戏”的白剧、苗剧等少数民族戏曲表演样式；以“哎咿呀”腔流传的壮剧；把《封神演义》译成傣语演出的傣剧；从语言到音乐等都彝族化的彝剧花灯《打花鼓》等，标志着白剧、苗戏等少数民族戏曲的出现。到咸丰同治年间，更有张铭斋等在杜文秀帅府演出了《二进宫》《绝缨会》《取高平》，这三部剧在滇剧中分属“胡琴”“襄阳”“丝弦”三个声腔的剧目，这既说明滇剧声腔的成熟，也说明云南民族文化与戏曲文学发展的结盟。我们始终坚信“民族艺术是民族文化的反映，深受民族文化的浸染，作为一种符号它表现了民族文化的内涵。因此，要了解每个民族的艺术，首先就要了解它的文化。”[4]13故而，探索云南戏曲文学发展与云南民族文化建设、旅游文化开发与利用方面的普遍需求、困境与出路，必须深入挖掘置身民族文化海洋的云南戏曲文学的民族文化特征，特别是要加强对云南古代少数民族戏曲文学作品的分类与梳理、少数民族戏曲文学对主流文学的继承与发展、少数民族戏曲文学作家的身份认同及创作研究、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民族性特征分析、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民族性特征现代启示的讨论。 四是关注少数民族特色剧种剧目的研究。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边疆省份，有汉、彝、白、拉祜、哈尼、壮、傣、纳西、傈僳、佤、回、瑶、苗、藏等26个民族，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滇剧、傣剧、白剧、彝剧等富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剧种，它们和川剧、评剧、京剧等外来剧种共同构成了云南的戏曲系统。但各民族剧种的发展是不均衡的，造成这种不均衡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除了地域、文化、民族特性外，长期以来我们缺乏深入的分析和探究，学术界重视和研究程度不够。另外，从现有剧目资料来看，不管是彝剧、云南壮剧，还是白剧、傣剧等都和中原戏曲剧目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我们缺少细致的分析和整理，对其继承和发展关系的讨论不甚了了。再次，我们在讨论戏曲文学民族性时，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不够，导致在翻译中往往存在很大的差异，甚至舛误。尤其是古代用少数民族文字创作的作品的翻译整理工作，几乎没有突破和进展。 结语 云南是一个民族文化聚集的地方，与其他地方的民族文化和外界文化有密切的联系，不仅和汉文化、藏文化，甚至和整个东南亚、南亚文化都有关系。“文化特色不是照搬照抄，而是从文化自我植根的土壤去挖掘资源，获得活力，形成文化的地方特色以赢得发展机遇。”[5]86云南戏曲文学作为云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汇聚了云贵高原足量的文化特征和鲜明的边疆色彩，探讨云南戏曲文学的创作状况、发展历程，可以使其艺术、文化价值得到新的阐释，从而揭示云南戏曲文学在民族文化大省形象和弘扬民族文化过程中所创造的文学景象与时代价值，通过对云南戏曲文学在民族认同、冲突、融合、互补中的现象梳理与分析，可以在社会文化层面上启迪民族和谐意识，促进云南地区社会的和谐稳定，为全球化背景下戏曲文学的发展寻找可资借鉴的理论材料与创作经验。这对于云南增强竞争软实力乃至其可持续发展以及“两强一堡”发展战略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本文作者：吕维洪 单位：曲靖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关爱和的近代文学研究 关爱和先生是已故的近代文学研究学者任访秋先生的开门弟子,也是我国最早的近代文学硕士研究生之一。他是我国近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在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在至今20年左右的学术生涯中,取得了一系列优秀成果。总体来看,他研究的领域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全面奠基层面,二是文学思潮论层面,三是文学流派论层面。当然,这三个层面的划分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贯穿这三个层面的是作家及其创作研究,这里的创作研究不仅包括文学作品,而且包括政治思想、文学理论等内容。第一个层面作为基础,多表现为显在的作家创作论,而第二、第三个层面则作为一种底蕴,更多地表现为内在的精神把握。其实,这种内在的精神把握在第一个层面中不管是文学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还是作家作品论都已经表现出来了,有的篇章表现得更加明显,如《剑气箫心龚诗魂》对龚自珍诗作精神的领会,《论老残》对刘鹗笔下的人物老残内心的把握,都明显地表现出关先生深邃的穿透力。 奠基层面主要有四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即近代文学史及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和作家及其创作论。关先生在近代文学史的建设方面可谓功不可没,他第一个建议编写一部中国近代文学史教材,任访秋先生极力赞同,并着手编写。关先生任上编的主编,并在全书中撰写了《桐城派的中兴与复归》、《清末常州词派》和《近代戏曲》三章,这三个领域关先生都有独到的研究和深切的体会。由他主笔的《〈近代文学史〉绪论》(三人合作)是一篇提纲挈领的史论,既宏阔又精辟,既晓畅又深刻,充分体现出论者敏锐的洞察力。教材问世以后,反响强烈,被国家教委评选为优秀教材,并被推荐为全国高校近代文学课程通用教材。作家及其创作论的成果主要有《龚自珍文学思想散论》、《蒋湘南文学略论》、《嘉道时期的桐城派—姚门弟子思想与创作述略》、《陈衍的诗论及诗作》、《谭嗣同文学略论》、《柳亚子简论》、《辛亥革命烈士宁调元诗文简论》、《苏曼殊译作述评》(均见《从古典走向现代》一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版)、《剑气箫心龚诗魂》(《文学遗产》1993年第5期)、《论老残》(《文学评论》1994年第4期)。这些论文做得很规范又很扎实,从作家的年谱、思想发展过程、文学思想以及创作的内容与特点等诸多方面作了充分的考察和论证,资料详实,论述精当,这些被关先生谦称为早年“习作”的论文给人以成熟之感,这是关先生受任先生巨大影响和严于律己、刻苦钻研的结果。关先生在文中曾说任访秋“先生十分注重研究生的基本学术训练。入学之初,先生曾提议我从近代作家的年谱与诗文系年做起,我试着做了龚自珍等一两位作家,……所写的论文《蒋湘南文学略论》受到先生的好评。”后来的《剑气箫心龚诗魂》和《论老残》两文可谓炉火纯青,前者用“剑气箫心”四个字概括了龚自珍诗歌的灵魂之所在,关先生精辟地论述道:“在气象万千的‘剑气箫心’中,包蕴着处在封建社会濒于崩溃之历史时期,渴望变革风雷而又黯然神伤与秋气暮霭,怀抱幽怀孤愤而又充满奇情逸气诗人的人格期待,人生态度和诗美追求。”后者用四个形象不同的老残把老残解剖得淋淋尽致,在老残身上“集中地体现着作者试图赋予作品的思想意义,老残的性格、情趣、见识、议论,无不在作品中代表着作者的声音。老残不仅是一个手摇串铃、流浪江湖的行医者,还是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国纷乱与艰难时局的亲历者、先觉者及预言者。走方郎中之老残与哭泣扶危之老残、形体流浪之老残与灵魂惊惶之老残叠印重合,浑然一体。新旧裂变的时代与忧思深广的刘鹗创造了老残,老残记录着时代的裂变与作者的忧愤。”这样精练的理论概括,没有深邃的思想穿透力是难以达到的。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潮论与文学流派论为此后这两方面的专着作了坚实而有力的铺垫。 第二个层面的成果主要有专着《悲壮的沉落》和论文《近代文学观念的变革》(载1986年)、《后期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未定稿》1986年)。《梁启超与近代文学启蒙》(《史学月刊》1999年第2期)等。 在《悲壮的沉落》一书中,关先生从晚明人文主义的昙花一现到清末古典主义的逐渐式微,从嘉道之际言关天下与自做主宰的文学精神到惊秋救敝与忧民自怜的文学主题,从鸦片战争时期民族灾难与诗海潮汐到诗潮的情感流向、意象群与客体形象系列,从宋诗派自立不俗与学问至上的双重期待到桐城派立诚求真与道统文统的两难选择,从太平天国与曾国藩集团对峙的观念冲突与文化论战到功利实用的文学价值趋向与战争背景下的情感世界,从侠邪小说的忠义观念与英雄驯化现象到情爱旨趣与狭邪心理等等都作了十分充实的论述。关先生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注意避免机械化倾向,运用辩证的眼光审视研究对象,在占有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认真揣摩体悟,不作空疏的议论,不下大而无当的断语。他的论断自然贴切,符合理论与创作实际,而且鞭辟有力,入木三分。以太平天国和曾国藩集团两个文学空间来说,虽然双方的观念相互对峙,相互冲突,但是文学的价值取向仍然是一致的,都持实用功利的价值观。以19世纪的小说创作,特别是侠妓题材的小说来说,关先生避免对其作片面的价值判断,而是置之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从当时的文化变动与小说主旨的表达,到侠妓题材形成的原因与其主题模式的建构,论证了侠妓小说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这样得出的结论便具有更强的说服力,也必定令人信服。 第三个层面的主要成果有专着《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以及论文《桐城派的中兴、改造与复归—试论曾国藩的文学活动与作用))(《文学遗产》l 984年第5期)、《嘉道时期的桐城派—姚门弟子思想与创作述略》、《桐城派的立诚求真与道统文统情结》、《姚鼐的古文艺术理论及其对桐城派形成的贡献》、《守望艺术的壁垒—论桐城派对古文文体的价值定位》(《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清末常州词派概说》,而宋诗派、常州词派和选派等流派有待完成。 《古典主义的终结》一书从桐城派的历史承续、发展轨迹、古文理论、古文创作、后期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之关系以及五四先驱眼中的桐城派等六个方面展开全面而详细的论述。论者开篇就从唐代古文谈起,勾勒了古文一派的发展脉络,直追桐城派,继而描绘了桐城派兴衰嬗变的轨迹,并将其分为四个时期。在初创期,桐城三祖—方、刘、姚分别创立义法说、神气说、刚阳阴柔与神气律声说;在守成期,姚鼐晚年讲学江南,广传弟子,守望门户;在中兴期,曾国藩私淑姚鼐,雅好古文,融义理、考据、辞章和经济于一体,以坚车行远为目标,别创湘乡派;在复归期,吴汝纶重提方、姚传统,抑闳肆而张醇厚,黜出雄奇而求雅洁,倡导恢复以气清、体洁、语雅为特色的桐城派文。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研究,论者抓住了其发展过程中的诸多矛盾与限制性因素,桐城派既追求理论创新,又有道统、文统情结;既讲究义理与考据,又注重辞章; 既重视实用价值,又要求审美功能,这些矛盾使桐城派发展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异常复杂和艰难。同时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艺术范畴及其构成作了十分简洁的概括,即义与法、雅与洁、神气与音节、神理气味与格律声色、阳刚与阴柔。桐城派的古文创作,关先生用由狂悖不驯而至清真雅正,因时 立言与立诚求真,扩姚氏而大之与并功德言于一途分别概括了初创期、守成期与中兴期的古文创作。后期桐城派像一根脆弱的联结母子的脐带,无力地粘连着古典文化和文学与五四新文化和文学。关先生对桐城派的研究可谓得桐城派之精髓,从桐城派诸家的理论实质、创作精神、流派的发展以及论者的行文都具有一种桐城派古色古香的气息,而且深深窥见桐城派理论与创作的精髓和实质,达到这种境界,非智者不能为也,也非一日之功所蹴就,先天的禀赋与后天的习得缺一不可。 关爱和的近代文学研究,从形态上来说,有作家及其创作论、文学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从文体上来看,有小说研究、诗歌研究、散文研究以及戏曲研究;从时间来看,从晚明到清末再到现代,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他的《悲壮的沉落》和《古典主义的终结》两部着作可以说是近代文学研究的两座高峰,前者是对文学思潮的研究,后者是对文学流派的研究;前者对不同时期的文学潮流、文学思想和文学精神做了系统的梳理、辨析与整合,后者对桐城派古文作了全面的客观而公正的审视与剖析。如果孤立地看待这些研究成果,就会损害其学术价值,只有放到文学史的大背景中去,这些成果就会熠熠生辉。我们知道,五四文化先驱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肩负着特定的文化和政治任务,他们彻底地摧毁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近代文化,主张全盘西化,横向移植西方的现代文化,把桐城派和选学派批判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在当时以至于现在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正因为他们为近代文学做了不切实际的定性论断,再加上后来中国复杂的历史进程,主流意识形态的一元化和文化学者思想意识与思维模式的单一性,使得学术界对中国近代文学与文化具有了十分偏颇的认识。他们认为五四新文化时期是中国文化的断层时期,在此之前,中国文化已经断层,几千年的古典文化发展到近代便断然终结,五四新文化只是西方现代文化的横向移植,这就全盘否定了中国近代文学应有的历史地位。如何评价近代文学与文化,这一重大历史课题就摆在中国学者的面前。关爱和先生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在古典与现代这一天堑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毅然断言中国近代文学是古典向现代的过渡与转型,虽然这一断言并非为他一人所提出。特别是他的《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这一着作从侧面说明了五四文化先驱批桐城派为“桐城谬种”的偏激与偏颇,五四文化断裂论断的虚妄,从正面论证了桐城派肩负了中国文化与文学承上启下的历史重任。没有什么比观念的改变更迅速的,如五四时期和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对西方现代文化的认同;也没什么比观念的改变更缓慢的,如中国传统文化绵延数千年。学术界对近代文化与文学在观念上的改变不知是属于前一种状况还是后一种状况,不过关先生以其研究试图扭转学术界对近代文学的误解与盲视,极力恢复近代文学的历史面目,这是前所未有的工作,也是关先生作出的杰出贡献。 文学研究论文:对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辨析 一、文学研究·文化研究 (1)文学 文学研究 文学究竟是什么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众所周知,现在我们所指的“文学”一词对应的是西方的literature,意指在某一特定的研究领域内所出版的书籍和文章。也可翻译为“着述”,即“二十五个世纪以来人们撰写的着作。而literature的现代含义:文学,才不过二百年。1800年之前,literature这个词和它在其他欧洲语言中相似的词指的是‘着作’,或者‘书本知识’”。[1]此处的文学指普遍意义上我们所理解的文学,而尤指我们当今所说的经典文学作品。顾名思义,文学研究指的便是关于经典文学作品的研究。 (2)文化 文化研究 关于文化的定义却向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在西方学者的解释中,尤以泰罗尔的“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智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得的其他的一切的能力与习惯”[2]为代表。 乔纳森·卡勒更加认为因为文化研究是“理论”的实践,由于理论本身的难以界定性,这显然也不是一种容易理解的方式。乔纳森·卡勒进一步解释,文学研究是包罗万象的:莎士比亚和打击乐、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关于过去的文化和关于当今的文化这都是属于文化的范围,有学者指出:“文化研究是一种跨越学科界限的研究趋势,而不是一门学科本身”,所以它“拒绝界定,坚持差异,维持传统的系别资格”。[3]同时,在人文学科的多种理论中,如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后殖民理论以及酷儿等理论中,也分布有文化研究的身影。 由上得知:首先,文化研究拒绝成为一门确定的学科,没有明显的学科界限;其次,文化研究关注的是边缘性问题,具体到文学研究中,文化研究关注的就是在文本自身以外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最后,文化研究把打击乐、低俗文化等非经典文化提高到一个相当的高度。所以说文学研究尤其是经典文学研究,只是文化研究的一个方面,被文化研究所涵盖。 二、文化研究何以在文学研究中出现 就文化研究本身来说,它的发展源自于传统的英国文学,二十世纪初,英国的文学研究界被“利维斯主义”统领,这一学派主张文化指的就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学和艺术。至五十年代,由于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和雷蒙·威廉斯(R.Williams)对工人阶级生活的关注,提出了:“‘文化研究’作为新的研究方向,有着直接的反学科动机:一方面要与过去以细读文学文本为衷心地旧文学学科决裂,另一方面还要与坚持经济化约论的庸俗马克思主义学说决裂。”[4]文化研究在九十年代迅速进入学术前沿,引领文学研究的风潮,随着大众文化地位的日益提升,原有的学科界线被打破,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界线也愈见模糊。 英国的“伯明翰学派”被公认为当代文化研究的起点,同时我们也需注意到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理论起点就在于它的文学研究,另外,伯明翰学派的着名学者在进行文化研究的过程中没有排斥文学研究,反而有利于扩大文学研究的范围,所以,从另一个方面上“文化研究的一些理论是方法完全可以引进文学研究;文学批评从传统的诗学研究走向开放的文化研究也是可行的,其前景应该是广阔的。”[5]由此可知,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并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是相互依顿,相互促进。 三、文化研究会导致经典文学的毁灭? 由于文化研究是随着当代的各种新兴的大众文化而兴起的,面向的研究对象也多是精英文化、经典文学范围之外的边缘文化,随着时代的变化,伴随着人们成长的已经不仅是书本读物,更为广泛的是电视、电影、网络。我们不禁扼腕,难道时代必然要使文化研究将经典文学逐出研究范围么? 首先,文化研究脱胎于经典文学研究。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文化研究便伴随着利维斯主义的产生而出现,作为一个跨越多种学科、文化、艺术门类的研究领域,“文化研究一开始的出发点就是开列一个经典作家及其作品的名单,试图以经典文学来向读者大众进行启蒙,以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6]由此得知,文化研究兴起的初衷是为了普及经典文化,促进经典文化在大众中的发展进程。 其次,文学研究(包括经典文学研究)只是现在文化研究的一个方面,关于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系,卡勒说“文化研究包括并涵盖了文学研究,它把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实践去考察。”[7]在关于是何种类型的包括中,卡勒又进行了分析,我们这里暂且不论。由以上两点我们得知,文化研究脱胎于文学研究,从文学研究中生成,后来又由于文化研究自身疆界的不断扩大从而使文学研究只是属于自身的一个方面,所以二者之间不存在完全的对立,反而是相互依托、相互促进的。对于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造成的冲击极具毁灭性这一点来说是不成立的。 再次,文化研究拓宽了文学研究的范围,为文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和方法。文化是理论的实践,又由于文化研究本身不是一个可以界定的学科,所以,当今中国的文化研究大致包含有“后现代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大众文化研究、消费文化研究等等。”[8]正因为文化研究涵盖了众多的学术领域,有着多种理论的支持,当应用到文学研究中时,便可以有多样的视角和维度。 在研究方法上,文化研究可以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方法,称作“文学的文化研究”,而且,这只是文学研究方法的一种。朱寿桐指出“作为方法论的文化研究其实不过是文学研究所不可缺少的一路,或许是文学研究历史中固有的一环,甚至可能是最为基本的一环。”对于文学研究来说,文化研究是研究文学现象和内涵的一种基本方法。我们可以用文化研究的方法来研究经典文学作品,有新的研究方法的介入,必然会给文学研究带来新的研究领域,从来能够促进文学研究的多方面、全方位发展。文化研究的这一点又带动了文学研究的发展,更有利于经典文学的发展。 文学研究论文: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 论文关键词:古代文学史料 古代文学研究 论文摘要:古代文学史料作为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具有着其自身重要的作用。文学史料与历史实际相比较而言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因此,不可将文学研究与文学史料相等同。本案主要阐述了古代文学史料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因素以及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旨在为广大研究者提供参考借鉴。 一、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文学史料 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学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中国古代文学具有其自身的整体性,就结构方面而言,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四个层次: (一) 史料的确认 史料的确认仅仅只限于史料本身,其主要内容是对史料的有无进行全面查询,以确认文学史料的作者、时代与真伪等。此外,对古代文学史料的确认实际上应归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之内。对于研究方法来说,古代文学研究在这一阶段,与自然科学的研究相比,是具有相同特点的,其尊重客观事实,摒弃主观思维意识,在确认上采取的是形式逻辑的方法。 (二) 体悟分析层次 所谓的体悟分析层次是在对史料确认的基础上,通过人们个人思想中所蕴含的感情体验,对史料的一种丰富、完善的过程。人都是具有思想的,所以在史料确认方面,不会仅仅满足于文学现象呈现出的那种史实,他们将会产生某种程度上的体悟分析层次,进而产生一种审美体验,这种审美体悟主要表现为对史料所包含的思想感情进行分析、总结史料的一些规律变化、探析史料出现的原因等。因为人们的看法观点不相同,所以分析理解的体悟也寻在不同。体悟分析层次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过程,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 文学史料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的基础建立在体悟分析层次之上,在此基础上对文学史料进行科学的价值评判。之所以产生价值评判这一阶段,是因为文学研究者对自身的定位高于体悟分析层次,他们一般按照某些组织、社会、集团以及个人等需求,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进而对自身所掌握的文学史料的意义、地位以及作用等方面进行减值评判。不同的人对不同的文学现象会形成不同的评价,也正是在这种价值评判的过程中文学史料的意义得以实现。由此可以得知,文学史料一旦失去了人们的评判便会丧失其存在的意义。 (四)表述 古典文学研究经过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史料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是以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传播与体现的。因为缺少了表述这一阶段,单靠以上三个阶段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达给大众的。其中关于表述的形式主要是凭借文字进行表述的。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以上所说的四个阶段的划分是相对的,在现实实践之中,对其进行划分是具有侧重点的,很难将它们明显割裂开来。 二、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 通过对从古至今的文学研究历史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有关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对研究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就已出土的古典文学史料来说,有诸多能够让现代研究者清晰察看到古代文学所产生的背景以及文学现象。在出土的大量文献中,有大量先秦时期的文献,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明确的显示出了诸多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这些都与当代社会看到的一些转本存在不同。尤其是一些墓碑的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珍贵的专辑资料。另外,新史料大大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作品的史料。以《诗经》作为例子来说,新世纪以来,在上海博物馆展出了1200多枚战国时期的竹简,在这么多的竹简之中有31枚是讲述孔子向弟子们讲解《诗经》的记载。这为当代社会的人们阐明了孔子论诗的内容并为包含今本《诗经》的小序中所涉及的“美”与“刺”等内容。另外还表明了《诗经》的篇数远要超出300篇,孔子当年删诗的说法并不一定准确。 (二)新史料对先前研究结论的修改补充作用,且提出了新观点 主要表现在先秦诸子、《诗经》、辞赋以及俗文学等方面,其中在安徽阜阳出土的有关《诗经》的竹简是汉代的,韩自强与胡平生对其进行了专门研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广为流传的状况,并不像文献所记载的一样。而有些出土的史料岁与文献中的不足也进行了有效的弥补,例如,汤炳正以安徽阜阳所出土的汉简《涉江》、《离骚》残局,否定了《离骚》是淮南王刘安所作。 (三)影响了古典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 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李学勤提出了“走出疑古的时代”的理念,对我国古代文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怀疑,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质疑。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已经形成。疑古学派有贡献的方面,但也有不足之处,他们思想易走极端,对现当代学者对古典文学的认识形成了妨碍。总之,新史料的发现对于研究古典文学方面形成了重要的影响。 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创新 内容摘要:谢天振的《译介学导论》以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为研究本体,以文化意象传递、文学翻译中的误译、翻译文学史与文学翻译史为研究客体,标志着一门新型学科译介学的诞生。译介学以不对文本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极大地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学术视野,增加了翻译研究的对象,丰富了翻译研究的方法,成为学术创新与学科开拓的典范。 关键词:译介学 新型学科 谢天振 作者简介:贺爱军,宁波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苏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翻译学研究。方汉文,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化研究。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英美海洋文学与人类核心价值观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编号:09YJC751076]成果。 1993年,苏珊·巴斯内特又提出了“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这一论断。她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气数已尽,女性研究、后殖民理论和文化研究已经从整体上改变了文学研究的面貌。从现在起,我们应当把翻译学视为一门主导学科,比较文学只不过是它下面的一个有价值的研究领域而已”(Bassnett 161)。他们最早倡导“翻译学的文化转向”和“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然而怎么转,转向后这一学科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区别何在?这一新兴学科的理论基础又是什么?研究的客体、研究方法是什么? 《译介学导论》是北京大学推出的“21世纪比较文学系列教材”中的一部,被纳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在译介学的本体研究方面,作者是从译介学的定义以及译介学与传统翻译理论的区别性特征切入的。自从英国比较文学家苏珊·巴斯内特提出比较文学应该成为翻译学下面的一个子学科以后,在比较文学界和翻译界中引起了学科概念之间的混淆,造成了学术理路的混乱。基于此种考虑,作者论述了译介学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区别,以及译介学给翻译研究带来的新视野和新领域。“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的媒介学的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其实质不是一种语言研究,而是一种文学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不参与评论其翻译质量的优劣,它关心的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展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谢天振10)。它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在研究角度、研究重点、研究目的方面不尽相同。它是一门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以文化意象和翻译文学为其研究对象,吸收了解释学、结构主义、多元系统论等文化理论的比较文学研究。 “创造性叛逆”构成了译介学本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埃斯皮卡指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137)。创造性叛逆是译介学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本体,“翻译文学不同于外国文学”“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译作具有独立价值”等命题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该书作者认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性质“使一件作品在一个新的语言、民族、社会、历史环境里获得了新的生命”。而“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在多数情况下就是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谢天振72)。 在译介学的客体研究方面,作者首先探究了“文化意象的传递与文学翻译中的误译”。“文化意象的传递,实际上反映的是不同民族文化在翻译中如何碰撞、转换、交流、接受的问题”(谢天振96)。“误译可以分为无意误译和有意误译两种”(谢天振111),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尤其是误译,“因为在有意误译里译语文化与原语文化表现出一种更为紧张的对峙,而译者则把他的翻译活动推向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为了迎合本民族的文化心态,大幅度地改变原文的语言表达方式:文学形象、文学意境等等;要么为了强行引入异族文化模式,置本民族的审美趣味的接受可能性于不顾,从而故意用不等值的语言手段进行翻译”(谢天振117)。 译介学客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是翻译文学史。长期以来,学界对翻译文学的性质和归属聚讼不已,争论不下。有些学者认为翻译文学属于外国文学,对相反的观点提出了质疑:“难道英国的戏剧、法国的小说、希腊的拟曲、日本的俳句,一经中国人(或外国人)之手译成汉文,就加入了中国国籍,成了‘中国文学’”(王树荣12)?“没有一部文学史会把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说成是本国文学作品”(施志元28)。文学翻译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形式。与原作相比,作为文学作品的一种存在形式的译作,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它可以介绍、传播和普及原作;它可以帮助作者认识原作的价值;也可以帮助源语国的读者重新发现被忽略作品的价值。翻译文学不能等同于外国文学,其原因在于:第一,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决定了原文与译文之间必然存在差距,从而决定了译作不可能等同于原作。翻译文学是民族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翻译家和作家一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深入认识作品中所要表现的时代、环境和文化背景,也要体验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方式,然后用最恰当的语言形式把这一切表现出来。第二,从写作的语言和作品的接受者来看,译者使用语言翻译与民族文学家使用的语言创作面临大致相同的问题,译作和原作一样,都要面临读者的检验。第三,翻译文学不仅与民族文学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和影响,有时候它的作用和影响甚至还大大超过了民族文学的作品。对翻译文学性质和归属的厘清,意义重大,它为翻译文学这个“弃儿”找到了家园,也为文学翻译研究开拓了一片巨大而又相对独立的研究空间,并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了国别文学史的书写。 该书是作者在大量调研,深入思考的基础上的智慧结晶。全书纲目清晰、新意迭出、语言畅达淋漓、论述通透可见。学科学认为凡是一种系统的知识所研究的对象与其它知识系统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任务并能据此产生与完成任务相适应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这样的知识体系就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译介学以“文化意象”、“文学翻译史”、和“翻译文学史”为研究对象,以探究不同文化之间彼此影响、相互作用为研究任务,并且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对译本不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具备了独立学科初步形态。全书既有理论高度,又有丰富的实例,把翻译文学作为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对象进行分析和评述,从而揭开了从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角度研究翻译的一个窗口,开拓了国内翻译研究的新领域,也为探究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该书把翻译文学定位于民族文学的范畴,这种合理定位刷新了民族文学史的书写,为民族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文学研究论文:论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 一、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文学史料 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学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中国古代文学具有其自身的整体性,就结构方面而言,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四个层次: (一) 史料的确认 史料的确认仅仅只限于史料本身,其主要内容是对史料的有无进行全面查询,以确认文学史料的作者、时代与真伪等。此外,对古代文学史料的确认实际上应归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之内。对于研究方法来说,古代文学研究在这一阶段,与自然科学的研究相比,是具有相同特点的,其尊重客观事实,摒弃主观思维意识,在确认上采取的是形式逻辑的方法。 (二) 体悟分析层次 所谓的体悟分析层次是在对史料确认的基础上,通过人们个人思想中所蕴含的感情体验,对史料的一种丰富、完善的过程。人都是具有思想的,所以在史料确认方面,不会仅仅满足于文学现象呈现出的那种史实,他们将会产生某种程度上的体悟分析层次,进而产生一种审美体验,这种审美体悟主要表现为对史料所包含的思想感情进行分析、总结史料的一些规律变化、探析史料出现的原因等。因为人们的看法观点不相同,所以分析理解的体悟也寻在不同。体悟分析层次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过程,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 文学史料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的基础建立在体悟分析层次之上,在此基础上对文学史料进行科学的价值评判。之所以产生价值评判这一阶段,是因为文学研究者对自身的定位高于体悟分析层次,他们一般按照某些组织、社会、集团以及个人等需求,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进而对自身所掌握的文学史料的意义、地位以及作用等方面进行减值评判。不同的人对不同的文学现象会形成不同的评价,也正是在这种价值评判的过程中文学史料的意义得以实现。由此可以得知,文学史料一旦失去了人们的评判便会丧失其存在的意义。 (四)表述 古典文学研究经过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史料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是以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传播与体现的。因为缺少了表述这一阶段,单靠以上三个阶段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达给大众的。其中关于表述的形式主要是凭借文字进行表述的。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以上所说的四个阶段的划分是相对的,在现实实践之中,对其进行划分是具有侧重点的,很难将它们明显割裂开来。 二、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 通过对从古至今的文学研究历史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有关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对研究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就已出土的古典文学史料来说,有诸多能够让现代研究者清晰察看到古代文学所产生的背景以及文学现象。在出土的大量文献中,有大量先秦时期的文献,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明确的显示出了诸多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这些都与当代社会看到的一些转本存在不同。尤其是一些墓碑的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珍贵的专辑资料。另外,新史料大大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作品的史料。以《诗经》作为例子来说,新世纪以来,在上海博物馆展出了1200多枚战国时期的竹简,在这么多的竹简之中有31枚是讲述孔子向弟子们讲解《诗经》的记载。这为当代社会的人们阐明了孔子论诗的内容并为包含今本《诗经》的小序中所涉及的“美”与“刺”等内容。另外还表明了《诗经》的篇数远要超出300篇,孔子当年删诗的说法并不一定准确。 (二)新史料对先前研究结论的修改补充作用,且提出了新观点 主要表现在先秦诸子、《诗经》、辞赋以及俗文学等方面,其中在安徽阜阳出土的有关《诗经》的竹简是汉代的,韩自强与胡平生对其进行了专门研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广为流传的状况,并不像文献所记载的一样。而有些出土的史料岁与文献中的不足也进行了有效的弥补,例如,汤炳正以安徽阜阳所出土的汉简《涉江》、《离骚》残局,否定了《离骚》是淮南王刘安所作。 (三)影响了古典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 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李学勤提出了“走出疑古的时代”的理念,对我国古代文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怀疑,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质疑。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已经形成。疑古学派有贡献的方面,但也有不足之处,他们思想易走极端,对现当代学者对古典文学的认识形成了妨碍。总之,新史料的发现对于研究古典文学方面形成了重要的影响。 文学研究论文: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30年述评 一、引言 相比于文艺复兴之后和中世纪后期的英国文学研究,古英语文学研究在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算是冷门。但是,国人对于古英语文学的兴趣却可以追溯到新文学时期。周作人在其1918年出版的《欧洲文学史》中分析了古英语诗歌《贝奥武甫》(Beowulf)中“委心任命(wyrd)”的异教思想。另外根据冯象的介绍,周作人在《知堂随想录》中提及他在日本时曾试图翻译《贝奥武甫》,后因兴趣转向古希腊悲剧,未能坚持。自周作人以来,国人对于古英语文学的兴趣有增无减,这一点仅从古英语诗歌《贝奥武甫》(Beowulf)的中译本就可见一斑。据笔者现有的资料,目前国内《贝奥武甫》的翻译和编译版本有四个:《裴欧沃夫》(1959年,陈国桦译),《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1992年,冯象译),《贝奥武甫:英格兰史诗》(1999年,陈才宇译),嘲《贝奥武甫降妖记》(2003年,史雄存编译)。除此之外,梁实秋,李赋宁坯节译了《贝奥武甫》。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学者的翻译和研究还没有得到国外同行的关注和重视,依据是国际上最重要的两个古英语文献检索工具“盎格鲁·撒克逊研究目录”(Anglo-SaxonEngland Bibliography)和“古英语研究通讯目录”(0ldEnglish Newsletter Bibliography),均未收录国内学者的文章。但国内学者在古英语文学研究方面还是做了很多工作,这应该是国际古英语文学研究的一部分。本文拟从文学史中的古英语文学评介、古英语诗歌与散文研究、古英语文学译介三个方面对国内学者的研究进行梳理和总结,以期引起国际同行对国内学者研究的关注和重视。国内最早的古英语文学评介现于国内学者编写的文学史着作,这种评介方式一直延续到现在;针对具体古英语文学作品的评论,国内学者研究的重点是《贝奥武甫》,对于其它古英语诗歌和散文则关注较少;相比于前两个方面,国内的古英语文学译介是最活跃的,几乎所有的古英语诗歌和主要的古英语散文都有中译本。 二、文学史中的古英语文学评介 国内学者对于古英语文学的介绍和论述最早现于国内学者编写的文学史着作之中。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有编写文学史的传统。谈及古英语文学的文学史分为三类:一是欧洲或西洋文学史;二是英国文学史;三是欧洲中世纪文学史和中世纪英国文学史。在古英语文本翻译为中文之前,国内读者主要是通过这些文学史认识和了解古英语文学的,因而文学史在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中占据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欧洲或西洋文学史中对古英语文学的论述一般比较少,一般只提到《贝奥武甫》,把它作为欧洲中世纪早期文学发展的一个典型代表来加以论述。如周作人把《贝奥武甫》放到“异教诗歌”一章下论述;杨周翰等人编写的《欧洲文学史》则把《贝奥武甫》归入“英雄史诗”一类,与《罗兰之歌》等放在一起加以论述;李赋宁主编的《欧洲文学史》第一卷也把《贝奥武甫》归入“中世纪英雄史诗”的范畴。在欧洲文学或西洋文学这样大的图景之下,古英语文学的发展自然未能得到完全地介绍与论述。 古英语文学的发展缩略为《贝奥武甫》的情况到了国内学者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发生了变化。1947年,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了国外学者莫逖(William Vaughan Moody)、勒樊脱(Robert Morss Lovett)编写的《英国文学史》一书,该书由柳无忌、曹鸿昭翻译,且被指定为部定教学用书,由于该书是国外学者编写,所以对古英语文学介绍比较详细,除了重点介绍《贝奥武甫》之外,该书还论述了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基督教化进程、宗教诗歌、哀歌等。1949年以后,大陆和台湾出版的英国文学史着作中都有对古英语文学的论述,但其中只有陈嘉编写的四卷本《英国文学史》(1982)的第一卷,梁实秋编写的三卷本《英国文学史》(1985)的第一卷,李赋宁、何其莘主编的五卷本英国文学史第一卷《英国中古时期文学史》(2005)对古英语文学有较多的评论和介绍。虽然陈嘉和梁实秋的《英国文学史》都出版在上世纪80年代,但陈嘉侧重于介绍古英语的世俗性文本,对于宗教文本则较少着墨;而梁实秋的文学史则较为详细,除了《贝奥武甫》之外,其它主要的古英语诗歌、古英语散文都有涉及。由于文学史的主要功能是在于普及,所以陈与梁的文学史主要篇幅还是集中在对古英语文学作品的介绍上。相比于梁和陈的文学史,李赋宁等主编的《英国中古时期文学史》则更多带有研究的性质,该书用了三章的篇幅论述盎格鲁一撒克逊时期的英国文学,内容涉及古英语的发展、古文学发展的历史背景以及各类体裁的古英语文学作品。虽然只有三章,但=三章的篇幅大概占了全书的一半,这也说明古英语文学在英国中古时期英国文学中的分量。现在保存下来的古英语文本的创作时间及作者都存在很大的争议,所以该书作者从古英语体裁分类角度,分别介绍了古英语宗教诗歌、古英语非宗教诗歌以及古英语散文,此外还重点介绍了《贝奥武甫》(Beowulf)和《马尔登之役》(The Battle ofMaldon)、《布鲁南堡之役》(The Battle of Brunanburh)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The Anglo-Saxon Chronicle)。1949年后出版的其它单卷本英国文学史,如吴伟仁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及选读》,王佐良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刘炳善编写的《英国文学简史》,高继海编写的《简明英国文学史》,对于古英语文学的介绍都比较简单,把将近500年的古英语文学的发展历史简化为古英语诗歌《贝奥武甫》,忽略了古英语文学发展的内在张力和变化。 近些年来,随着国内学者研究的深入,国内还出现了专门的欧洲中世纪文学史和中世纪英国文学史。从性质上来说,前者是外国文学断代史,后者是国别文学史中的断代史,二者对于古英语文学的剖析各有利弊。前者的优势在于把古英语文学的发展放在欧洲中世纪文学的大背景之中,有利于横向对比和阐释古英语文学的发展,这符合国际上把古英语文学的发展作为中世纪研究一部分的趋势,也突出了古英语文学研究的跨学科性质,但不足之处在于无法系统论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比如说杨慧林和黄晋凯共同编写的《欧洲中世纪文学史》就把古英语文学纳入到中世纪文学发展的语言形成时期,从早期英雄史诗和早期基督教文学两个方面论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后者的优势是可以系统地介绍和分析古英语文学发展的历史背景和体裁分类等,但不足之处在于无法进行横向比较。如陈才宇从史诗、战歌、决术歌、箴言诗、哀歌、谜语诗、宗教诗、寓言诗、散文叙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与历史;肖明翰则从宗教诗篇、英雄传说与史诗、抒情诗歌三个方面专门叙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史。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有修史的传统,而文学史在向国内读者介绍古英语文学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而文学史中的古英语文学评介在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中有着非常重要而特殊的地位。 三、《贝奥武甫》及其它古英语诗歌散文评介 国内学者研究的重点是《贝奥武甫》,对于其它古英语诗歌和散文及关注较少。根据中国期刊网提供的检索结果,1949年到2011年,期刊网上共有95条关于古英语及古英语文学研究的文章,从数量上来说,这不到国内英国文学研究文献总量的1%。在这95篇期刊文献中,发表于1949年到1979年间的共3篇。分别介绍和研究盎格鲁一撒克逊时期国王赏赐土地的问题、多伦多大学正在编写的《古英语词典》和英语发展的历史。整个20世纪80年代(1980年到1989年)发表的古英语文学研究文章也不多,总共只有6篇,其中江泽玖发表的“英雄史诗Beowulf中的妇女形象”一文可以算是国内学者写的第一篇关于古英语文学研究的文章。 这一情况到了20世纪90年生了巨大的变化,从1990年到2011年间,期刊网上共有87篇关于古英语文学研究的文章,其中发表于1990年到1999年间20篇,2000年以来57篇。除此之外,国内还出版了第一部古英语文学研究专着。在此期间 ,国内一些主要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学者都开始崭露头角,如在冯象翻译《贝奥武甫》后的第二年,《外国文学评论》重刊了他在海外发表的“‘他选择了上帝的光明’—评罗宾逊《贝奥武甫与同位文体》”一文,该文详细介绍国外《贝奥武甫》学的历史与研究现状;王继辉开始发表他的系列《贝奥武甫》研究文章,’并于1996年出版了他的专着《论盎格鲁撤克逊文学和古代中国文学中的王权理念:与的比较研究》(The Coneept of Kingship in Anglo-Saxonand Medieval Chinese Literature-A Comparative Studyof Beowulf and Xuanhe Yishi);陈才宇也开始对他发表他古英语文学体裁研究的系列文章。 《贝奥武甫》研究在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中占据了首要的位置。中国期刊网上的95篇文章中,有42篇是关于《贝奥武甫》研究的。1982年江泽玖的文章“英雄史诗Beowulf中的妇女形象”揭开了国内《贝奥武甫》研究的序幕,该文分析了诗中威尔弗欧(Weahheow)、海德(nysd)、恶魔格伦特尔的母亲(Grendel’s Mother)等女性形象,认为“《贝尔沃甫》中的妇女虽然不占非常显要地位,但他们的穿插,使这首英雄诗刚中有柔,粗中有细,更有人情味,更富于诗意”。江泽玖之后,国内学者的《贝奥武甫》研究涉及到该诗的方方面面。 首先是《贝奥武甫》文本涉及的各类主题,如王权理念、魔怪传统、英雄与怪物的对立、《贝奥武甫》的思想与艺术(陈才宇1992)。其次,对于国际《贝奥武甫》研究界经常讨论的日耳曼传统与基督教传统问题,国内学者也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如王继辉(2002b)认为《贝奥武甫》的成书时间、传播方式等因素造就了该诗非基督教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共存于一体的“民间史诗风格”,因而该诗既不是“纯粹的日耳曼英雄轶事”,也不是“简单的基督教故事”,而是一部“充满基督教精神的独特的英雄史诗”。肖明翰则认为,《贝奥武甫》是在基督教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语境中,“日耳曼异教术语基督教化”的一个成功范例。再者,对于国际《贝奥武甫》研究界关心的诗歌结构问题,国内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刘乃银(2002)考察了《贝奥武甫》结构元素的重复与变化,认为这样的重复与变化“有力地丰富了诗歌的主题。巧妙地帮助构成一种粗犷雄浑的风格”。 国际《贝奥武甫》研究另外一个重点是比较研究。《贝奥武甫》的比较研究分为两种,一种是纵向比较,即《贝奥武甫》的来源问题(source study),这种研究探讨作者在创作诗歌时都借用了哪些先前已经存在的素材。或者说那些先前已经存在的作品对《贝奥武甫》产生了影响。可能是由于来源问题的研究需要懂得多种中世纪的语言的缘故,国内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这样的研究。另外一种是横向比较,即平行研究,这是国内学者对《贝奥武甫》研究做出贡献的地方,也是国内《贝奥武甫》研究的最新动向。王继辉在1996出版英文专着《论盎格鲁撒克逊文学和古代中国文学中的王权理念:与的比较研究》,开了国内对《贝奥武甫》进行比较研究的先河。此后,陆续有比较研究的文章出现,如《贝奥武甫》与苗族史歌《张秀眉》的比较研究(王家和2007),贝奥武甫与羿的比较研究(王法昌2007)和《贝奥武甫》与壮族史诗《布洛陀》的比较研究(陆莲枝2010)。除此之外。国内学者还对贝奥武甫的葬礼、贝奥武甫的身份、《贝奥武甫》的译本、《贝奥武甫》电影改编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除了对《贝奥武甫》的研究与评述,国内学者对于其它古英语诗歌的研究不多。目前进入国内研究者视野的文本还包括古英语《创世记》,《创世纪B》,《妻子哀歌》。这里要特别提及的是陈才宇的研究,他从1989年便开始研究不同体裁的古英语诗歌,如诀术歌、箴言诗、宗教诗等,而他2007年出版的《古英语和中古英语文学通论》一书则是他这一系列研究的汇总。至于古英语散文,国内学者除了翻译部分散文作品之外,并没有从文学批评角度做进一步的研究。 四、古英语文学作品的译介 虽然说国内真正意义上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始于90年代,但国内对于古英语文学作品的译介却起步较早,最早的《贝奥武甫》。国内对于古英语文本的翻译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专门的翻译;另一种是文选选读中的翻译。翻译的文本也比较多,除了《贝奥武甫》,主要的古英语诗歌,如“凯德蒙的诗篇”(Caedmon’s Hymn)、“关于十字架的梦”(The Dream 0f the Rood)、“漂泊者”(The Wanderer)等和一些主要的古英语散文文本《英吉利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0f the English Peoole)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 Chronicle)都有中文译本。根据笔者目前所收集的材料,国内至少有三个完整的《贝奥武甫》译本。最早的一个译本是由南京师范大学的陈国桦根据大卫·乌莱特(David Wright)1957年的现代英语散文译本翻译成中文,最初的中文译名是《裴欧沃夫》,该中译本1959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第二个译本是冯象先生翻译,译名为《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该中译本1992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第三个译本《贝奥武甫:英格兰史诗》由陈才宇翻译,1999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除了上面三个完整的译本,梁实秋用诗体节译了《贝奥武甫》三分之二的内容,李赋宁在《中古时期英国文学史》中把《贝奥武甫》精彩部分翻译成散文。另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还编译出版了《贝奥武甫降妖记》,作为儿童读物。 其它主要的古英语诗歌也都有中译。如梁实秋在他的《英国文学选》中翻译了“戴欧”(Deor)和“闺怨”(AWife’s Lament)两首古英语诗歌。李赋宁先生在《英国中古时期英国文学史》翻译“凯德蒙的诗篇”(Caedmon’sHymn)、“关于十字架的梦”(The Dream of the Rood)、“漂泊者”(The Wanderer)等古英语诗歌。嘲陈才宇还在2007翻译出版了《英国早期文学经典文本》,该书算是国内最齐全的汉译版古英语诗歌集。在古英语散文方面,国内学者翻译了《英吉利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English People)和《盎格鲁一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Chronicle),这两个译本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作为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着丛书”中的一种。 国内学术界除了翻译古英语文献,还引进原版的古英语语言及文学研究论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引进出版了《古英语入门》(A Guide to Old English)一书,作为“西方语言学原版影印系列丛书”中的一种。该书对国内学习和研究古英语语言和文学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该书选了很多古英语文本,国内读者可以利用该书提供的词汇表直接阅读古英语文本。此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还于2007年影印出版了《牛津英国史》(The OxfordHistory of Britain),于2008年出版了双语版《盎格鲁一撒克逊简史》(The Anglo-Saxon Age A Very shortIntroduction),中文由肖明翰翻译。 由于古英语与现代英语相去甚远的缘故,国内的古英语文学译本大多译自现代英文。如陈国桦的《裴欧沃夫》译自大卫·乌莱特(David Wright)19 57年的现代英语散文译本,《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由《英国历史文献》(EnglishHistorical Documents)第一卷的现代英文译出。直接由古英语翻译而来的只有冯象的《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译本。针对这个问题,梁实秋在翻译《贝奥武甫》时,也表现出了无奈:“字辞多重复,对现代人说,古英语无异于外国文,非专家难以读懂”。令人遗憾的是,国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贝奥武甫》的中文注释读本,而一般的英国文学选读中也没有选入古英语文学作品。 至于台湾地区的古英语文学研究。笔者没有获得一手的资料。但根据台湾学者苏其康(Francis So k.H.)的介绍,台湾的中世纪研究以历史研究为主导,文学居于其次,而文学研究又主要是以中世纪后期为主,古英语文学只是在文学史中略有提及。 五、结束语 如果从江泽玖1982年发表第一篇古英语文学研究文章算起,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也已经走过了将近30年的历程。其间,国内学者在编写古英语文学史,翻译古英语文本,评论和解读古英语文本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近些年来,国内学者还不断走出去,与英美国家的学者直接进行交流。根据沈弘在《古英语入门》导读中的介绍,1981年在李赋宁到康奈尔大学访学期间,遇到了《古英语入门》一书的作者布鲁斯·米切尔博士(Bruce Mitchell)。在李赋宁的推荐之下,沈弘还于1988年以访问研究生的身份去了牛津大学,学习古英语。之后,沈弘于1996年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中世纪研究中心(Center for MedievalStudies)做博士后研究。王继辉是在美国普度大学(Purdue University)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古英语,他的博士论文《论盎格鲁撒克逊文学和古代中国文学中的王权理念:与的比较研究》后来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刘乃银于2003到牛津大学英语系访学,进行中世纪英国文学的课题研究,后来还邀请了牛津大学的戈登(Malcolm R,Godden)教授来华东师范大学讲学。然而这些与国内学者的交流并没有推动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朝着更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国内迄今为止,也没有专门的古英语文学或中世纪英国文学学术团体,或者召开专门的学术会议讨论中世纪的英国文学。 国内的这一情况与日本和韩国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根据国内学者石小军的考证,日本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始于1906,这一年牛津大学学者约翰·劳伦斯(John Lawrence)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任教,此后便带动了日本的古英语文学研究;日本于1954年就成立了“早期英文学会研究会”的学术组织,后来发展为“日本中世英语英文学会”(The Japan Society for MedievalEnglish Studies);此外日本还有专门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学术期刊《中世英语语言文学研究》(Studies in Medieval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SIMELL)。韩国也于1991年成立“韩国中世纪和早期现代英文学会”(TheMedieval and Eadv Modem English Studies Associationof Korea),并出版专业学术期刊《中世纪英语研究》(Medieval English Studies),后更名为《中世纪和早期现代英文研究》(Medieval and Early Modem EnglishStudies)。日本和韩国的学者还积极参与国际上的古英语文学学术研究活动。如日本学者承担了多伦多大学《古英语词典》词条的编写工作(石小军2008);韩国学者从1999年开始每年都参加在西密西根大学(University ofWestern Michigan)举行的国际中世纪研究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Medieval Studies)和在英国利兹大学举行的国际中世纪研究大会(IntemationalMedieval Congress)。而国内学者无论是在组建学术研究团体,创办学术期刊,还是参与国际学术界的讨论方面,与日韩的学者相比,还是稍逊一筹。 或许日本和韩国学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已经给国内学者提供了可借鉴的研究方式和努力方向。笔者衷心希望通过总结和回顾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走过的历程,让国内的研究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同时也期待有一天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者能有自己的学术团体和学术刊物 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技巧 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相遇并存。多元共生、相互对话、相互交融的文化多元主义时代对我们的语文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文化组成部分的语文教学需要一个更为广阔与充满活力的、跨文化的“世界文学”视野。同时,许多语文教材不同程度所体现出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框架和思维特质存在着某种内在的需求,有着较大的比较空间。再者,就是教学对象的自发需求。通过培养比较文学意识,引导学生用比较思维去观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怀去创造和感悟生活。尽管现有体制下的语文课程一定程度融会了比较思维,如有的版本教材在单元的组合上已经显示出学科整合的倾向,但缺乏系统的理论提升和更大范畴的比较文学视野。鉴于此,将语文教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在语文课程中开拓比较文学视野,对于改进语文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比较文学的定义及其主要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是一门兴起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独立学科,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文明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以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 (一)影响研究法 影响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传统的研究方法之一,由法国学派所提倡。其目的在于考察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之间互相接触、渗透和影响的“实际联系”。注重材料,讲求考据,实证法是其核心操作手段。它综合运用流传学、渊源学和媒介学方法,从影响的放送、接受、传播途径这三个方面来进行研究。影响研究的具体对象包括题材、主题、文类、形象、风格、技巧等文学因素。影响的类型分为正影响、负影响、反影响、回返影响、虚假影响、超越影响。 (二)平行研究法 由美国学派提出的平行研究法是对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的比较研究,主要包括对作家、文体、主题、题材、情节、人物、风格、艺术手法、思潮流派的类比或对比研究。求同变异,经由对于精神契合的探寻和对于异质元素的离析,总结出文学发展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为沟通寻找平台,达到互证、互识。 (三)跨学科研究法 跨学科研究法又称“科际整合”(interdisciplinary)或“超文学学科研究”(extraliterary study),是对文学与其他学科相互关系的研究,旨在揭示在人类文化体系中不同知识形态的共通性,彰显文学之独特性,把握文学的内在规律。它包括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文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及其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主要研究方法是:(1)移植理论,即运用其他学科理论或艺术理论来阐释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2)平行比较,即研究文学作品与其他艺术作品在结构因素、创作规律和审美价值等方面的异同;(3)追溯影响,考证事实,探讨文学与科学、文学与艺术间的孕育、融合、影响等关系。 (四)跨文明研究法 跨文明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它运用生成于一文明中的文学观念或其他学科知识来阐释、研究生成于另一文明中的文学作品;也可以同时存在于多个文明之间。其核心是跨越文明界限的文学理解,包括作品阐发、理论阐发等。主要表现为两个向度:(1)运用西方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作品进行阐发;(2)运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对西方作品进行阐发、解读。事实上以西释中常多于以中释西。 二、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及价值 (一)拓展思维,培养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批判鉴别能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1]这种“比较”并非表面的类比和比附,而是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联系起来做跨文化的比较,是开放、开阔、开拓的比较,避免了传统语文教学仅限于同类文体、相同主题、相似情节等的狭隘、封闭、保守的比较。 在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单元适当开展比较式教学,改变对作家、作品封闭、孤立的一元解析,认识文学异中之同,辨别其同中之异,以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引导学生思维走向科学性,提供给他们新的视角和开放的意识,培养自觉比较的思维能力和世界文学眼光,从而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品的特点与价值。 在讲解初中语文的《威尼斯商人》和高中语文的《守财奴》两篇课文时,可将中西文学史上的五大“吝啬鬼”形象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一个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某些规律性和一定普遍性的文学形象——“被金钱扭曲的奴隶”。但同时,又因时代、民族和作家创作个性的差异而各具特色。夏洛克的凶狠,葛朗台的狡黠,阿巴贡的多疑,泼留希金的迂腐,严监生的薄情,构成了他们各自最显着的气质与性格。相似的人物形象体现着作家们各自不同的匠心,各吝啬鬼身上体现的不同时代特色又折射出作家对所处时代的敏锐把握。这种打破民族、地域的界限,重新组合起来的教学内容,为学生构建起一个横向比较的知识平台。同时,将外国文学中类似人物置于跨文化的语境下去进行对比阐释和理解,也改变了传统、单一的社会学分析,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既发现人物的普遍共性,又看到他们的个性差异。 比较文学研究不只局限于文学文本比较,还强调通过比较,从文化层面来理解和阐释文学现象,探讨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因素。譬如,将《愚公移山》与《老人与海》进行比较,《愚公移山》讲“挖山”,是关于山的文学;《老人与海》讲“闯海”,是关于海的文学。两部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作品体现了各自鲜明的文化特性。中国古代文化属于内陆文化,思维相对保守,精神乐观,讲求安稳,崇尚力量;而西方文化属于典型的海洋文化,思想开放,追求冒险,充满激进,崇尚智慧。不 同的地理生存环境导致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差异,这些差异也不可避免地在作品中得到体现。比较学习让学生学会思索,将自己融入到多样性的文化当中,深入到作者的内心世界,充分体验文学的乐趣并产生强烈的求知欲,从而准确把握作品所蕴涵的深意。这种跨文化的研究无疑会极大地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激发学生们从更广阔的比较视域来看待中外文学、文化现象。通过文学比较学文化,这既加深了他们对外国文化特质的认识,又加深了对本国文化的了解。 平行研究法打破了时间、空间、质量、强度方面的限制。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具有不同地位和影响的作家和作品都可以在可比性的前提下进行比较研究。透过现象,深入辨析同异。这样的比较学习既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的思辨方法和鉴别能力,还丰富和充实了知识系统。当然,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的科学对比与分析都必须是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切忌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不顾中西文学特质的迥异的为比较而比较的硬性比附。譬如,李白因有几首写饮酒之乐的诗,而“常常被称为浪漫诗人”,杜甫可能由于博学,而“总是被贴上古典诗人的标签”。[2] (二)置换视角,打开文本多重解读的审美空间 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性质。语文除其人文特性外兼有工具作用。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其他学科知识呈现的载体及进行学科性思维的必备工具,这就使语文的跨学科教学具有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在语文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关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纵向的融合与沟通,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基础性表达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强化思维训练,通过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 鼓励学生学习多角度、多层次地解读作品,不断尝试换一种角度去解读作品,建立起文学审美的多元视域。常读常新,获得新的体验和发现新的方向是语文课改所倡导的。譬如,最为传统的课文《项链》一文的教学往往是从阶级论等出发的冷峻的道德评判:所谓尖锐讽刺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和追求享乐的思想。这种对主题理解的偏颇及过于简单化难以让学生对作品产生认同,无法与文本产生心灵的共鸣。但若转换视角,采用比较文学跨学科和跨文明研究法,从接受美学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人格结构理论角度出发,关于《项链》的许多新见解得以生成:玛蒂尔德的幻想不乏自身的审美诉求;尽管她无法超越她的阶级,但她超越了自己,实现了一种生命价值的嬗变,成为由外在形象美到内在精神美的女性;玛蒂尔德的这一形象塑造,体现了作者的广博而深厚的人文情怀,为爱慕虚荣的妇女指明了一条拯救自身的道路;作者在小说中借玛蒂尔德的经历不仅展现了人性欲望发展的不同阶段,人格三重结构在现实环境中的矛盾冲突,同时也证实了“道德在拯救人性危机时的力量”。在跨学科研究的范围内,以别的学科理论对文学做出阐发,从非文学的角度解读作品,让作品获得多元化的诠释,展现另一种形式的生命价值,更让学生感受到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再如,沪教版以“爱情如歌”命名单元的选文有:苏霍姆林斯基的《给女儿的信》、普希金的《致凯恩》、夏洛蒂·勃朗特《简爱》中节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舒婷的《致橡树》、公刘的《只有一个人能唤醒它》以及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这种既跨学科又跨文化,以主题为主、突破文体的限制来结构的单元,要求教学设计要综合考虑爱情与心理学、爱情与教育学、爱情与青春期教育、爱情与人生观教育、爱情与生命教育等。跨越文学内外之分的障碍,构建穿越文学内外的桥梁,使学生沉浸在文学、音乐、绘画、戏剧等多门类艺术之中,以达成对文学的整体把握。文本的多元化解读,既还原了阅读的真正本质,又注重了学生创造思维的培养。由于受到僵化思维模式的禁锢,语文教学常常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对于文学作品的讲解缺乏对其文学特性的真正把握,往往是强调作品的现实批判价值及其阶级和时代局限。这种功利性讲解,无法帮助学生真正了解和掌握作品独特的思想艺术价值,更无助于启发和调动学生的独特见解和创造性思维能力。譬如,着名汉学家奚密就曾专门针对何其芳《秋天》中的隐喻在现代诗歌中的某些独特表现展开过论述,“这首诗表达了对主题的意象性模仿。就像F.奥康纳,她说她的故事的意义就是故事本身,在何其芳那里,诗的意义就是诗本身。”[3]国内大多学者却认为,“这首勾勒秋天景象的诗,把农、牧、渔都描绘得诗意盎然,显然是美化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中国农村”。[4]同样的《秋天》,中西学者不同的解读反映出二者在评价取向上的差异,前者更符合作品本身的艺术特色。西方学者在讨论文学作品时,角度多而新颖,有从社会、政治的角度展开的,有的甚至将作品视为研究社会历史的一部分。但总体来看,他们更关注作品的艺术性。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它从另一角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学科教学习惯和教学思维方式,在多学科的融合交叉教学中,建立各学科知识、能力之问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培养起学生的学科共通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整体发展。同时,也鼓励学生站在世界文学高度,以多维视角去进一步挖掘作品内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应以实用性、功利性的眼光来审视作品内容。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才会获得一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全新感觉。 (三)扩展和延伸文化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及其意义 文学的传承和交流是保证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它强调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寻求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要做到科学的分析,都必须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不同国家及民族的文学虽无直接联系,但也可能包含着某种“一般通行的原理原则”,世界文学正是在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中共同向前发展。 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在讲解作品时,穿插介绍对该作家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使学生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维,在“求同辨异”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众所周知,“五四”以来的中国许多着名作家,如鲁迅、巴金、郁达夫、沈从文等,都是沐浴着“西风欧雨”成长起来的。可以说,“西方文学为中国新文学提供了一种‘形成性影响’”。[5]鲁迅的小说创作就是最好的影响研究的范例。他曾公开承认,“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6]他的《拿来主义》蕴含着比较文学的精神,他的《狂人日记》有着俄国小说家果戈理和德国诗人与哲学家尼采的影子。他的短篇小说《药》更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外国文学的例证。受西方小说的叙述手法的影响,《药》采用了第三人称的限知叙事视角;小说的思想内容、主题意义、行文安排则主要是受俄国作家安特莱夫及其作品《谩》《默》《齿痛》的影响;小说的结尾,也分明留着“安特莱夫似的阴冷”。[7]当然,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途径往往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一国文学既可能播入他国而产生影响,又可能受他国文学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追溯这些文学间的因缘关系,自然要采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法。中国文学和文化自古以来就播入了邻国,其影响既久且深,近数百年也影响到了西方国家,如莱布尼茨、伏尔泰、威廉·琼斯爵士 (Sir William Jones)、歌德、艾兹拉·庞德、艾米·洛厄尔、布莱希特等。美国诗人庞德的意象派诗歌《在地铁站》就有着日本俳句的痕迹,其间更多的是对中国古典画作的借鉴,庞德成功地将中国古典画作的美学思想融进其诗歌创作技巧、审美理论和主题中。中国古典画作讲究意境及对意境的渲染,以典型的意象和巧妙的构图为背景来烘托主体。诗的两行相互依存,诗人将在车站上看到的过往人群的一张张脸与湿润黑色枝条上的花瓣并置,前者逐渐变成一片片彩色印花色底,后者成为前者要烘托的意象。花瓣随意四散,悠然落于地铁车站,花瓣传递了美的信息。这一信息由于有深色而又带湿气的树枝的反衬而变得突出鲜明。模糊重叠的意境之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比较文学不仅要研究各民族文学的相互融通,也要研究异质文化碰撞所产生的变异。文学作品与作家之意义与价值,往往就体现在这种“变”与“异”里。例如,“最初读到二十年代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还好像一见如故”[8]的卞之琳就有所选择并创造性地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与民族审美传统进行了有机融合。他的《断章》摈弃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晦涩的特征及其“出世”的超验色彩,表现的对主客体相对关系的探究有着中国道家哲学的思考。他将审美的触角伸入现实生活的情趣中,从最常见的行为和关系发掘复杂精微的意义,呈现“人世”的风貌和含蓄的审美特质。“他在选择和营造智性诗美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象征主义等西方现代诗学的创造性转化”,[9]为中国新诗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通过阅读比较,让学生明白文学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借鉴他山之石的辩证关系,以及各国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道理,以使学生逐渐养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审视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从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人类文明发展的无数事实已经表明,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互补与互渗会使各民族的文化更加丰富和完善 文学研究论文: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一　残叶的时代 《三国志演义》现存的刊本以嘉靖壬午本（注：“嘉靖壬午本”即学术界习称的“嘉靖本”。严格地说，“嘉靖本”的简称是不准确的。因为刊行于嘉靖年间的《三国志演义》刊本不只一种。例如，叶逢春刊本即刊行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因此，改称其为“嘉靖壬午本”，比较合适。该本卷首有修髯子嘉靖壬午《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一般认为该本即刊行于此年。壬午是嘉靖元年(1522)。）为最早。在它之前，有没有更早的刊本？——这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 《三国志演义》残叶的发现，有助于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 所谓“残叶”，指的是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某个明刊本《三国志演义》的残叶。 此残叶保存于《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之中。《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八卷，共两册，其前后衬叶恰恰是《三国志演义》某个版本的残叶。 怎样判断此残叶的刊行年代呢？ 首先，可以确定，残叶所附存的《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刊行于明代嘉靖八年(1529)。 这就有了三种可能性。 可能性一：现存《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并非原来的面貌，它经过了后人的重新装订。这里所说的“后人”，是指嘉靖之后（例如，万历年间）的人。换句话说，残叶不是刊刻于嘉靖年间，而是刊刻于万历年间、明末；甚或是刊刻于清代，也说不定。 可能性二：现存《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并非原来的面貌，它经过了后人的重新装订。但，这里所说的“后人”，是指嘉靖八年至四十五年(1529～1566)之间的人。因此，残叶有可能出于嘉靖八年至四十五年之间刊行的某个《三国志演义》刊本。可能性二实际上派生于可能性一。 可能性三：《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保持着原先的面貌。换句话说，残叶是在嘉靖八年被当作衬叶使用的。因此，残叶必然出于嘉靖元年至八年之间的某个《三国志演义》刊本，甚或是嘉靖元年之前的某个刊本。 我认为，第一种可能性极小，甚至几乎没有；第二种可能性也很小；只有第三种可能性方能成立。 这是因为：第一，上海图书馆收藏的那个《陶渊明集》，看不出有改装的痕迹。它无疑是原装原貌。第二，从纸张、字体、版式看，残叶断非嘉靖之后的产物。 最早发现残叶的沈津认为，残叶为成化、弘治年间刻本[1]。魏安的看法和沈津略有不同。她一方面指出，残叶“虽然仅存五百余字，但从版式及字体来看，好像出于一个很早的刊本，其刊行年代很有可能是早于任何现存版本（包括嘉靖本）”[2](P5)；另一方面，她又说，“《三国演义》到嘉靖元年才有刊本问世，残叶大概是出于一个嘉靖间的刊本，可能就是嘉靖元年修髯子引原本或其直接子孙本”[2](P12)。 关于残叶的刊行年代，我基本上同意沈津的判断。 魏安还说，残叶“或许就是刘若愚所记录的经厂本”[2](P12)，“我认为上海残叶可能就是司礼监刊本的残叶”[2](P92)。张宗伟也说，“我同意魏安的推测：上海残叶所出的版本可能就是刘若愚记录的经厂本。”（注：张宗伟：《〈三国演义〉版本研究》（博士学位论文，1999年），第17页。） 关于残叶是否经厂本或司礼监刊本的问题，我将在另一篇论文中加以探讨（注：请参阅拙文《明人书目著录〈三国志演义〉刊本五种考略》。）。 本文拟着重探讨：残叶与几个现存刊本的关系，残叶与几个已佚刊本的关系，残叶的出现给予我们什么启示。 二　残叶全文 兹移录残叶全文于下： “……复兴故父之基，即当重修庙宇，四时祭祀。”祝毕，出庙上马，回顾众将曰：“吾欲过岭去看刘繇寨栅。”众将皆当不住，遂同上岭，南望村林。 伏路小军飞报刘繇云：“孙策自领十数骑，径过岭来看寨栅。”繇曰：“此必是孙策诱敌之计，不可追之。”太史慈踊于前曰：“此时不捉，更待何时？”刘繇阻当不住，披挂上马，绰枪出营，大叫曰：“有胆气者跟我来！”诸将不动，惟有一小将曰：“太史慈真猛将也，吾可助之。”拍马赶去，众将皆笑。 却说孙策看了半晌，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正行过岭来，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策回头视之，见两匹马飞下岭来。策将十三骑一齐摆开，策横枪立马于岭下待之。太史慈高叫曰：“那个是孙策？”策曰：“你是何人？”答曰：“我便是东莱太史慈也，特来捉孙策。”策笑曰：“我便是，你两个齐来bìng＠①我，吾不俱你！我若怕你，非英雄也！”慈曰：“你便使众人都来，我亦不怕你也！”纵马横抢，直取孙策，策挺枪来迎。两马相交，战五十合，不分胜败。程普等暗暗称奇：“好个太史慈！” 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佯输败走，引入深山，急回马走。孙策赶来，太史慈暗喜，不入旧路上岭，却转过山背后。策赶到，慈喝策曰：“你若是大丈夫，和你bìng＠①个你死我活！”策叱之曰：“走的不算男子汉！”两个又斗三十合。 慈心中自忖：“这厮有十二从人，我只一个，便活捉了他，也吃众人夺去。再引一程，教这厮每没寻处。”又诈败走，而大叫曰：“休来赶我！”策喝曰：“你却休走！”一直赶到平川之地。慈兜回马再战，又到五十合。策一枪搠来，慈闪过，挟住枪，慈也一枪搠去，策亦闪过，挟住枪。两个用力只一拖，都滚下马来。…… 三　残叶与嘉靖壬午本 在嘉靖壬午本中，和残叶相对应的文字，处于卷三第九节。 残叶和嘉靖壬午本的行款不同。残叶为每半叶十二行，每行二十二字。而嘉靖壬午本为每半叶九行，每行十七字。 这个差异是相当明显的。 残叶有句读，嘉靖壬午本也有句读。但是，二者的句读不同。 例如，残叶（在下面的引文中，句号以“。”表示，读号以“，”表示）： 太史慈暗喜。不入旧路，上岭，却转。过山背后。 一共五个句读号。“上岭”二字之后是个读号，位于“岭”字和“却”字的中间。其他四个是句号，都在该字的右下侧。而嘉靖壬午本只有三个句号，没有读号： 太史慈暗喜。不入旧路上岭。却转过山背后。 比残叶少了“路”、“转”二字右下侧的那两个句号。 其他的例子还有： 例二，残叶：“众将皆当不住。遂同上岭。南望村林。”（三个句号）。——嘉靖壬午本：“众将皆当不住。遂同上岭南望村林。”（两个句号。） 例三，残叶：“大叫曰。有胆气者跟我来。诸将不动。惟有一小将曰。太史慈，真猛将也。”（五个句号，一个读号。）——嘉靖壬午本：“大叫曰。有胆气者，跟我来。诸将不动。惟有一小将，曰。太史慈真猛将也。”（五个句号，两个读号。） 例四，残叶：“却说，孙策看了半晌。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正行过岭来。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五个句号，两个读号。）——嘉靖壬午本：“却说，孙策看了半晌。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正行过岭来。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五个句号，三个读号。） 二者句读的不同，表明残叶既不是嘉靖壬午本的母本，也不是嘉靖壬午本的子本。 当然，不能排除一种例外的情况：子本在抄录、翻刻母本的时候，文字没有改动，句读却作了调整。但是，这种情况毕竟是极少数。一般来说，书商、工匠们是不愿意在这些方面多花时间、心思和精力的。 残叶和嘉靖壬午本，不但行款不同，句读不同，文字也有不同。 试举五例如下： 例一，残叶“众将皆笑”，嘉靖壬午本作“众皆大笑”。字词的搭配起了变化。 例二，残叶“你两个齐来bìng＠①我”，嘉靖壬午本作“你两个一齐来bìng＠①我”，比残叶多了一个“一”字。 例三，残叶“也吃众人夺去”，嘉靖壬午本作“也叫众人夺去”。“吃”和“叫”意义相同，只不过“吃”字更接近于宋元俗语。 例四，残叶“策一枪搠来”，嘉靖壬午本作“策一枪搠去来”，多了一个“去”字。 例五，残叶“都滚下马来”，嘉靖壬午本作“都滚下马”，没有最后那个“来”字。 文字的不同，同样表明，残叶既不是嘉靖壬午本的母本，也不是嘉靖壬午本的子本。 但，需要指出的是，残叶和嘉靖壬午本这种文字的不同，毕竟只限于个别字词的歧异，无妨大局。不妨说，它们倒有可能列身于同一个版本系统之内，因为在《三国志演义》不同的版本系统之间，从内容到形式，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四　残叶与周曰校刊本 以上说的是残叶和嘉靖壬午本的比较。 周曰校刊本和嘉靖壬午本同属于一个版本系统。周曰校刊本和残叶之间有没有母本或子本的关系呢？ 周曰校刊本现存三种：甲本、乙本和丙本（注：请参阅拙文《〈三国志演义〉周曰校刊本四种试论》，《文学遗产》2002年第5期。）。甲本是个残本，没有残叶那一节；丙本文字基本上和乙本相同，——姑且不论。仅以周曰校刊本乙本（以下简称为“周曰校刊本”）与残叶作比较如下： 在周曰校刊本中，和残叶相对应的文字处于卷二第九节。 残叶和周曰校刊本的行款不同。残叶为每半叶十二行，每行二十二字。而周曰校刊本甲本为每半叶十三行，每行二十四字，乙本、丙本为每半叶十三行，每行二十六字。 若将周曰校刊本和残叶、嘉靖壬午本文字放在一起加以比较，可以举出三类例句。 第一类，周曰校刊本异于残叶，而同于嘉靖壬午本。 例如，残叶“众将皆笑”。周曰校刊本作“众皆大笑”。“众”下加“将”，缩小了范围，表示不包括士卒；“笑”上加“大”，强化了笑的力度。嘉靖壬午本同于周曰校刊本。 第二类，周曰校刊本异于残叶、嘉靖壬午本。 例如，残叶：“孙策赶来”。嘉靖壬午本同于残叶。周曰校刊本则作“策赶来”，只有名，而没有姓。 第三类，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异于嘉靖壬午本。 例一，残叶：“这厮有十二从人”。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这所有十三从人”。（关于这个例子，在下文第七节还要细说。） 例二，残叶：“也吃众人夺去”。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也叫众人夺去”，“吃”变成了“叫”。 例三，残叶：“策一枪搠来”。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策一枪搠去来”，多了一个“去”字。 例四，“都滚下马来”。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都滚下马”，没有那个“来”字。 文字虽有出入，毕竟是细微的。这不妨碍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五　残叶与叶逢春刊本 试再比勘残叶和叶逢春刊本的文字。 （在比勘中，凡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之处，都一一注明；余象斗刊本独异之处，则在下文第六节加以论述。） 叶逢春刊本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不同。它们不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因此，残叶和叶逢春刊本文字歧异的程度，要远远地大于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 在叶逢春刊本中，和残叶相对应的文字处于卷二第五节。 不难发现，残叶异于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而同于叶逢春刊本的，仅有一例。即上文第三节、第四节所说的“众将皆笑”四字，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作“众皆大笑”。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则同于残叶。 此外，叶逢春刊本异于残叶、嘉靖壬午本或周曰校刊本的例子，比比皆是。 试举三十六例于下： 例一，残叶：“复兴故父之基”。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兴复故父之基”，“复”、“兴”二字颠倒。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残叶：“吾欲过岭去看刘繇寨栅”。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吾欲过岭行看刘繇寨”，“去”变成了“行”，似乎欠通；另外，又没有那个“栅”字。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残叶：“遂同上岭”。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遂同下岭”。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上岭”和“下岭”，其中必有一误。 按：上文叙述：刘繇在“神亭岭南下营”，孙策则在“岭北下营”；孙策不听张昭的劝阻，欲去光武庙烧香，于是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等人“出寨跟策上岭，到庙烧香”。由此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结论一：光武庙位于岭上。结论二：孙策此时已在岭上。 如果孙策要“过岭去看刘繇寨栅”，那么，他下一步的行程必然是“下岭”，而不会是“上岭”。因此，从叙事的角度说，当以“下岭”（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为是，而以“上岭”（残叶、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为非。 例四，残叶：“南望村林。伏路小军飞报刘繇”。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南望村林中，伏路小军飞报刘繇”（或可标点为：“南望，村林中伏路小军飞报刘繇”），多出一个“中”字。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五，残叶：“孙策自领十数骑，径过岭来看寨栅”。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孙策亲引十数骑，直过岭来观寨”，没有那个“栅”字；“亲引”和“自领”，“直过”和“径过”，“观”和“看”，意义基本上一样。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六，残叶：“繇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刘繇曰”，把姓添上了。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七，残叶：“太史慈踊于前曰：‘此时不捉，更待何时？’”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太史慈踊跃于前曰：‘此时不擒，何待？’”“踊”下补了一个“跃”字；“擒”和“捉”是一回事；从语气上看，“何待”不如“更待何时”铿锵有力。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八，残叶：“刘繇阻当不住，披挂上马，绰枪出营”。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无此三句。余象斗刊亦无此三句。 例九，残本：“诸将不动”。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诸将皆不劝”。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残叶；“太史慈真猛将也”。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史慈真猛将也”，“太史”本是复姓，却变成了单姓“史”。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一，残叶：“拍马赶去”。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拍马跟去”。“跟”与“赶”有出入。“跟”表示太史慈刚刚出营，紧随于其后即可。“赶”却意味着太史慈的出营在时间上已有了一定的距离（哪怕是极小的距离），所以要追赶。“赶”字再配上“拍马”二字，无疑是加强了紧迫感。 例十二，残叶：“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程普曰：‘可早回。’”既没有“向前”二字，也没有那个“以”字。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三，残叶：“正行过岭来”。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正行过岭北山坡下”，一个“来”字变成了“北山坡下”四个字。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四，残叶：“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只听得岭上有人大叫：‘孙策休走！’”。只要是叫出了“孙策休走”，那就必定是有人在叫，而不是有别的动物在叫。加不加“有人大”三个字，其实是无所谓的。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五，残叶：“策将十三骑一齐摆开”。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将后十三骑一字摆开”。“一字”是形容摆开的队形，“一齐”则不过是形容摆开的动作而已。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六，残叶：“战五十合，不分胜败”。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约斗五十余合，胜负不分。”“五十”是举成数而言，“五十余”则肯定说是比“五十”多，而不是比“五十”少，“斗”就是“战”；“不分胜败”和“胜负不分”，正好倒了一个过儿。 例十七，残叶：“好个太史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则无此句。 例十八，残叶：“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太史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补出了太史慈的姓。余象斗刊本也作“太史慈”。 例十九，残叶：“佯输败走，引入深山”。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诈败，引入深山捉他”。其实上一句已有主语“慈”或“太史慈”，此处句首再度出现“慈”字，显得累赘。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残叶：“急回马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回马”，“慈”字仍然是多余的。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一，残叶：“孙策赶来，太史慈暗喜”。嘉靖壬午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赶来，慈暗喜”，二人都不带姓。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二，残叶：“慈喝策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回头喝策曰”，“回头”二字比较形象、生动。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三，残叶：“你若是大丈夫，和你bìng＠①个你死我活”。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叶逢春刊本则把“你”字换成了“我”字。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四，残叶：“两个又斗三十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两个再斗三十合”，“再”和“又”，半斤八两。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五，残叶：“慈心中自忖”。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心中暗忖”，“暗忖”和“自忖”，区别不大。 例二十六，残叶：“这厮有十二从人”。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这厮有十二个从人”，多了一个量词。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关于这两个例子，下文第七节还要细说） 例二十七，残叶：“我只一个”。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无此句。余象斗刊本亦无此句。 例二十八，残叶：“便活捉了他，也吃众人夺去”。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便活捉得他，也夺了去”，谁“夺了去”，说得不明确。 例二十九，残叶：“教这厮每没寻处”。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交这厮每无处寻”。“交”等于“教”；“没寻处”比“无处寻”更合乎口语。 例三十，残叶：“而大叫曰：‘休来赶我！’”。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口中在叫：‘休来赶！’”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一，残叶：“策喝曰：‘你却休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叫曰：‘你却又走！’”“叫”换“喝”，无甚大碍；“又”换“休”，却伤了文意。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二，残叶：“一直赶到平川之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又赶，一直到一平川之地”，“又赶”二字夹在当中，比较牵强，两个“一”字也未免离得太近。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三，残叶：“慈兜回马再战，又到五十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慌忙兜马回，两个再战到五十余合”。太史慈的本意就是诈败，引孙策来追，何有“慌忙”之可言？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四，残叶：“慈闪过，挟住枪，慈也一枪搠去”。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闪过，挟住，慈一枪去”。余象斗刊本“过”、“挟”二字模糊不清。 第三十五，残叶：“策亦闪过，挟住枪”。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也挟住”。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六，残叶：“两个用力只一拖，都滚下马来”。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两个只一夹，都滚下马来”，“拖”变成了“夹”。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以上一共列举了三十七个例子。叶逢春刊本同于残叶的只有一个例子。相反的，它异于残叶的却有三十六个例子。36:1，这表明，第一，残叶既不可能是叶逢春刊本的母本，也不可能是叶逢春刊本的子本；第二，残叶和叶逢春刊本的关系比较疏远，它们根本不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残叶和叶逢春刊本的疏远，反证了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的亲近。 六　残叶与余象斗刊本 余象斗刊本（注：余象斗刊本有甲本与乙本之分。甲本（有的学者称之为“余象斗刊本”）封面题“按鉴批点演义全像三国评林”，“桂云馆余文台新绣”，并有余象斗识语；卷首题“音释补遗按鉴演义全像批评三国志传”、“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版心题“三国”、“三国志传”。书末有木记：“万历壬辰仲夏月，书林余氏双峰堂”（壬辰即万历20年，1592）。乙本（有的学者称之为“评林本”）卷首题“新刊京本校正演义全像三国志传评林”、“京本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传”。版心题“全像三国评林”。本文所说的“余象斗刊本”系指甲本。）和叶逢春刊本都属于闽刊本的行列。 余象斗刊本的修订和出版都在叶逢春刊本之后。因此，它和残叶的关系比叶逢春刊本更为疏远。 这从下列五个独异的例子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例一，残叶：“此必是孙策诱敌之计”。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同于残叶，而余象斗刊本作“此必是诱敌之计”，没有“孙策”人名。 例二，残叶：“战五十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余象斗刊本作“约战五十余合”。叶逢春刊本则作“约斗五十余合”。 例三，残叶：“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都有其中的“儿”字，惟独余象斗刊本无此字。 例四，残叶：“慈心中自忖”。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余象斗刊本作“慈心暗忖”。叶逢春刊本则“心”下有“中”字。 例五，残叶：“教这厮每没寻处”。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叶逢春刊本作“交这厮每无处寻”。而余象斗刊本却作“交这厮没无处寻。” 例五值得注意。关键在于残叶的那个“每”字。“每”即“们”，这出于宋元俗语，在小说中常见。余象斗刊本的整理者或出版者显然不了解此字的含义，大笔一挥，妄改为“没”字。这足以证明，在余象斗刊本的底本上，此字应是“每”，而不是“没”。因此，存在着下述两种可能性—— 可能性一：余象斗刊本的底本是叶逢春刊本（或其母本）。它沿袭了底本的“交”字和“无处寻”三字，而把“每”臆改为“没”。 可能性二：余象斗刊本的底本是残叶（或其母本）。“无处寻”三字和叶逢春刊本相同，只是偶合。它重新组合了残叶的“没寻处”三字，又在其间添上了一个“无”字。 但从总体来看，第二种可能性极小。 七　“十二”与“十三”之谜 这里有个小插曲。 在对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的文字作比勘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例子。 残叶“这厮有十二个从人”，嘉靖壬午本作“这厮有十三从人”，叶逢春刊本作“这厮有十二个从人”，余象斗刊本亦作“适（这）厮有十二从人”，周曰校刊本则同于残叶。在它们之中，有“十二”（残叶、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和“十三”（嘉靖壬午本）的异文。 为什么会在此处产生数字的歧异呢？ 原来原书上文有云： 策问土人曰：“近山有汉光武庙否？”土人曰：“有，庙已倾颓，无人祭祀。”策曰：“吾夜梦光武邀我相见，当以祈之。”长史张昭曰：“不可。今岭南是刘繇寨，倘有伏兵，奈何？”策曰：“神人佑我，吾何惧之。”遂全妆惯带，绰枪上马，回顾众将，引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共十三骑出寨，跟策上岭，到庙烧香。 以上引文出自嘉靖壬午本。其中“共十三骑”四字，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均同。 “十三骑”究竟包括哪十三个人？那个“共”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它仅仅涵盖孙策所“引”的部从，还是也笼罩着孙策本人？——这些，原文的叙述比较含糊，模棱两可。 因此，遂有可能产生两种不同的理解。 第一种理解：它指的是，孙策的部将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五人，再加上士卒七人以及孙策本人，一共十三人。即：1（孙策）＋5（部将）＋7（士卒）＝13；或曰：1（孙策）＋12（从人）＝13。 第二种理解：它指的是，孙策的部将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五人，再加上士卒八人，一共十三人，并不包括孙策在内。即：5（部将）＋8（士卒）＝13（从人）。 两种不同的理解的区别在于—— 1)孙策本人是在“十三骑”之内，还是在“十三骑”之外？ 2)士卒是七人，还是八人？ 第二个区别是从第一个区别派生出来的；因此，第一个区别是主要的区别。 然而无论是残叶的“二”字，还是嘉靖壬午本的“三”字，在字体上，看上去都很蹊跷。 残叶“十二从人”的“二”字，其位置为第八行第八字。正巧同一叶中第七行第十八字也是一个“三”字（“两个又斗‘三’十合”）。这两个“三”字的结构迥然不同。第十八行的“三”字是正常的，和其他的字保持着一致。而第八行的那个“三”字，却呈现异常的状态；如果把整个字位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则此字仅仅占据中部和下部，上部空缺。显而易见，它原作“三”字，有人把“三”字最上面的一横挖去，使它变成了“二”字。这一点和残叶同一叶中的其他任何字比较便可了然于胸。 同样，嘉靖壬午本“十三从人”的“三”字也呈现异常的状态。其位置为卷三第七十八叶上半叶第二行第四字。同一叶中，也有两个“三”字和一个“二”字可资比较。一个“三”字位于第一行第九字（“两个又斗‘三’十合”），另一个“三”字位于第九行第八字（“慈年‘三’十岁”）；“二”字则位于第九行第十三字（“策年‘二’十一岁”）。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十三从人”的“三”字和“三十合”的“三”字、“三十岁”的“三”字一比，立刻显露出后改的痕迹：原作“二”，当中一横是后加的。如果去掉了当中的一横，正和“二十一岁”的“二”字在字体结构上一模一样，分毫不差。 残叶的“二”和嘉靖壬午本的“三”，有同有异。相同的是，它们的改动都是在木版上进行的。相异的是，残叶把“三”改成了“二”，嘉靖壬午本则把“二”改成了“三”，正好相反。 不难看出，残叶原文持第二种理解（十三从人），改文持第一种理解（十二从人）；嘉靖壬午本原文持第一种理解，改文持第二种理解。 若问：“十二”正确，还是“十三”正确？“十二”和“十三”，哪一个符合书中叙述的实际？这就要从上下文的叙述来判断了。 我找出了三个证据，一个在上文，两个在下文。兹列举于下： 证据一：“策将十三骑一齐摆开”。 证据二：“策正慌，程普领十二骑到”。 证据三：“策取枪上马冲杀，一千余军和十二骑混战”。 证据二是最主要的证据。它明白无误地指出，孙策不在“十二骑”之内。换句话说，“从人”的数目正好是十二，而不是十三。 证据二和证据三属于次要的证据。它们的叙述都和证据一并不矛盾。证据二告诉我们，两军对阵之时，“一齐摆开”的“十三骑”，当然包括孙策自己在内。证据三表明，孙策“上马冲杀”的对象是太史慈，孙策手下的“十二骑”则和太史慈手下的“一千余军”展开了混战。 因此，“十二从人”是正确的，“十三从人”是错误的。也就是说，第一种理解是正确的，而第二种理解则是错误的。或者说，嘉靖壬午本的原文和残叶的改文是正确的，而残叶的原文和嘉靖壬午本的改文则是错误的。 这从侧面说明，残叶刊本和嘉靖壬午本，在刊刻之时，并没有以对方为底本，甚至可能并没有以对方为参考本。 为什么说“可能并没有”，而不直接说“并没有”呢？那是因为，现在只能证明：它们各自在刊刻这一句、这一节甚或这一卷时没有参考过对方；而不能排除例外的情况：他们各自在刊刻其他句、其他节甚或其他卷时也许曾参考过对方。 八　残叶的启示 残叶的出现，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残叶被用作《陶渊明集》的前后衬叶，这个事实反映了，在当时某些人（主要是一些文人学士和个别的书商）的心目中，和正统的诗文集比较起来，《三国志演义》之类的通俗小说并不受到真正的重视，它们显然被认为是所谓的闲书，只有阅读的价值，而没有保存的价值。 这个事实还反映了，在当时，《三国志演义》是一种易得的印刷物。它被大量地印制，适应着市场的需求。用今天的话来说，它是一种所谓的畅销书。和它相比，《陶渊明集》之类的书籍的需求量要小得多，印数要少得多。 更重要的是，这个事实更打破了明初以来一百五十年间通俗小说创作和出版的“空白”，祛除了《三国志演义》、《水浒传》两部伟大作品在人们心目中产生于明代中叶的疑惑。 《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的作者罗贯中、施耐庵都是元末明初人。但是，他们的作品，在他们生前却没有出版的机会。直到很晚的时候，他们的作品方才得以公开出版。以往学术界公认的《三国志演义》的最早刊本是嘉靖壬午本；《水浒传》最早的刊本，个别的学者认为是嘉靖本，大多数的学者认为是万历本。为什么作者生活于明初，他们的作品却迟至明中叶方有刊本问世？为什么作者生活的年代和作品出版的年代相隔得这么的遥远？其间，只有手抄本流传，还是印刷业普遍不发达？明代，在嘉靖元年之前，到底有没有《三国志演义》、《水浒传》或其他的通俗小说作品创作和出版？这，一度成为困扰在当代学者们心头的谜团。 一部分学者对此一直持怀疑、否定的态度。他们举出的书中的个别的证据（在我看来，那不过是孤立的证据，或者似是而非的证据），用以证明《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是明代中叶作品，直接地或间接地否认它们的作者是元末明初的罗贯中和施耐庵。这不妨称之为“明中叶说”。 也有很多学者维护传统的见解，坚持认为《三国志演义》、《水浒传》分别出于元末明初伟大作家罗贯中、施耐庵的笔下。这可以叫做“元末明初说”。但是这些学者又苦于一时举不出具体的、坚硬的证据。 于是，从洪武元年(1368)到嘉靖元年(1522)，一百五十余年之间，究竟是不是“空白”的状态，争执不休，饶费口舌。 而残叶的存在，恰恰给我们提供了实物的证据，而且还不是孤立的证据。 因为残叶有两个。除了《三国志演义》残叶之外，还存在着《水浒传》残叶。后者也收藏于上海图书馆；它有可能刊行于正德(1506-1521)年间（注：请参阅拙文《论〈京本忠义传〉的时代、性质和地位》，《小说戏曲研究》第四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3年，台北）。）。而这个《三国志演义》残叶则有可能刊行于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年间。 两个残叶的存在无疑成为“明中叶说”不得不面对的反证。 文学研究论文: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浅析 摘要：在我国的古代文学研究中，通过对文学史料的发掘与探究，可以极大的丰富和拓展文学研究的素材，它能够对片面或模糊的历史记载进行修正以及补充，有时甚至可以推翻以往的研究结论，所以说古代文学史料对古代文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文学史料又不能等同于文学研究，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古代文学包括古代文学史料，古代文学史料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本文阐述了发掘古代文学史料对研究古代文学的意义，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希望为古代文学研究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古代文学史料文学研究分析 研究古代文学史，必须以文学史料为基础。否则，就会陷入到意图哲学和相对主义的误区之中。可是，被发掘出来的文学史料相对于全部的历史真相而言，又是局部的、片断的，虽然具有强大的参考价值，但是却不能完全等同于文学史研究。所以，在研究文学史的过程中，不排除某些结论中含有研究者的个人情感、经验积累、专业学识等主观因素，这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必须承认并重视研究者主观作用。但是，通过对史料不断的体悟与分析，又会出现新的观点、新的理论，来推翻之前的观点和结论。所以说，文学史料与文学研究具有同构性和统一性，文学史料是文学研究重要的组成部分。 1文学史料是文学研究的基础 对一份文学史料的研究，主要包括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价值评判、表述四个阶段。需要注意的是，这四个阶段的划分只是相对而言的，但在实际工作中，它们之间的衔接紧密，属于一种层层推进的关系，很难明显的割裂开来。 1．1确认 文学史料的确认阶段主要是针对史料的真实进行全面的了解，包括真伪性、著作者、朝代背景等方面。文学史料的确认过程与自然科学的研究过程具有很多的相似之处，都是建立在尊重科学、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通过逻辑推理的方式进行判断与甄别，摒弃主观因素的干扰。所以说，也可以将文学史料确认环节归属到实证研究的范畴。 1．2体悟分析 所谓的体悟与分析，是在对史料进行过确认完毕之后，通过研究者个人的思想感受及情感体验，对史料进行丰富与完善的过程。在对史料进行发掘与研究时，研究者们不仅仅满足于史料表象所呈现出来的那些史实，除此之外，他们还会产生出一种审美感悟。这种审美感悟主要表现在分析理解史料中所蕴含的思想感情、探析史料的一些历史变化规律、探究史料形成的原因等等。因为每一位研究者的看法与观点不尽相同，所以体悟分析也的结论也有所不同。体悟分析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环节，对研究我国古代文学史具有重要的作用。 1．3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是建立在体悟分析的基础之上的。之所以会出现价值评判这一环节，是按照某些文学研究社团组织以及文学研究爱好者的个人需求，先由他们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然后从文学史料的意义、作用以及地位等几方面对其进行价值评判。不同的人对相同的文学史料会给出不同的评价，这种差异性也正是价值评判这一过程的直正意义所在。也可这样说，一份文学史料如果没有人愿意对它做出价值评判，那么它也就不具备存在的意义了。 1．4表述 当一份古典文学史料经过确认、体悟分析、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将以文字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体现与传播。所以说，如果文学史料缺少了表述这一环节，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递给大众的，自然也就无法发挥它在文学研究中的参考价值。 2新的文学史料对古代文学研究的意义 从以往的文学研究发展史来看，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那些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很多都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对古代文学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2．1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从已经发现的那些古典文学史料来看，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能够帮助古代文学研究者们清晰地推断出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由它形成的文学现象，尤其是那些埋藏于地下的文学史料，它们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更为宝贵的历史资料。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地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清晰地展示出了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与后期大家看到的转本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另外，随着新史料的不断发现，使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宝库变得越来越丰厚，对于当代的研究者们来说更具有参考价值。 2．2新史料对于先前研究结论的影响 通过新史料的发现，能够对当代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们的观点进行修正及补充，甚至还可以改变以往的研究结论，进而提出了新的观点。著名古典文学研究者胡平生和韩自强曾在《阜阳汉简诗经研究》中指出：从总体上看，阜阳汉简《诗经》并不属于鲁、齐、韩、毛四家中的任何一家，极有可能是未被《汉书•艺文志》著录，而后又流传于在民间的另一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的流传的真实情况未必像文学史料中记载的那样，而真相究竟如何，还有待于对其它文史资料的进一步考察与研究。 2．3文学史料对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的影响 通过对我国古代文学史料进行分析便可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了怀疑，直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产生质疑。之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便已经形成。然而，疑古学派对于文学研究有其积极贡献的一面，但也有不足之处，这种不足表现在他们的思想较为极端，以至于对现当代学者研究古典文学形成了一种妨碍。 3结束语 随着社会经济文明的进步，人们对精神文明的渴求越来越强烈，渴望通过博大精深的古典文学来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及审美的情趣。然而，当前大家可以阅读得到文学论著全部是以客观、真实的古代文学史料作为写作基础的，只有这样，才有阅读的价值，达到博古通今的目的。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文学研究和文学史料的价值不相上下，缺一不可。古代文学研究者们应当把文学史料帮为重要参考，与实际相结合，再介入个人偏爱和侧重，形成相互学习，相互支持，相互尊重的局面，打破文学壁垒，为人们提供源源不尽的精神食粮。 作者:高媛 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文学研究论文:现代传媒现代文学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主要受到西方影响、社会变革以及媒体三个因素的约束，这三种因素相互作用、关联促成了现代文学的诞生、发展。本文主要论述了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现代文学的文学特质。中国现代文学是在社会革命的环境推动下所诞生的一种不同于古典文学的新的文学形式，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并不是文学发展的现代化必然进程，而是社会发展变迁对文学的需求。 一、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的相互关系 “现代”是一个对于时间的定义，当前学术界对于“现代”的分类多样化，本文的论述则是以“传统分类”的角度，将“现代”的时间定义为1917-1949年。在20世纪初，中国社会环境巨变，促使了文学变革。中国现代文学几乎是与现代媒体同时出现的，甚至在最初的社会环境中，新文学等同于新媒体，但真正要深入去探讨的问题在于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传媒是文学的载体 文学的表现形式是文字，文字往往又依托于具象的载体进行表现，在中国古代，文字的载体经过一系列的演变，从石头、竹简到纸张，这些具象的物体都可以被称为文学的载体。现代传媒是文学的重要载体，这是毋庸置疑的。但现代传媒并不是客观接受现代文学的载体，它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发展应该是相互的，甚至现代传媒是对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的。现代传媒的主要形式为报刊、杂志，作为有形的物体，在有限的承载能力下，现代传媒对于现代文学就具备一定的筛选能力，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现代传媒的表达是极具社会目的性的，所选择的文学作品必然是能够反映现实、抨击现实的。这时媒体承载着作家的社会理想、文化追求、个人情感，或者说，作家的人生诉求、社会使命、情感世界，以物质化的方式进入读者的阅读视野中，作家的写作不再是个人化的写作，作家的隐秘世界也随着载体的社会化而不再是个人的秘密。 （二）传媒是联络文学与受众的传递者 现代传媒的“传播”功能是毋庸置疑的，它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文章一旦在报刊和杂志上发表，就必然会被大量读者阅读、评鉴。现代传媒加速了现代文学的流通和传播，但同时也加强了读者对现代文学的选择性。现代文学能够对当时的社会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而社会现实也必然给予文学的发展一定的反作用力。现代报刊的销售情况、读者反映情况、对社会产生的影响等都会成为作家创作时将要考虑的因素，而现代媒体，为了加强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往往会更倾向于邀请知名度高的作家，从而造成现代传媒对作家的多样性选择。现代媒体的“中介性”也是其传播功能下的一个隐形的表现，报刊媒体的中介性成为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的主要动因，由于中国社会缺少沙龙文化，知识分子缺少参与文化活动的公共场所，因而几乎现代文学的每一家社团、每一个文学流派，无不与报刊密切联系在一起，即使如京派文人常常有下午茶一类的沙龙聚会，但他们真正发生文人间的联系，仍然需要报刊这个媒介。 （三）传媒构造了现代文学的语境 传媒能够将文学转换为一种影响力，它的本质是文化产物，是一种对文学的实物表现，但现代传媒实物的自身发展，又构建出了一种特有的文化语境，甚至报刊、杂志这些具象的物体也成为了一种文学的素材，而被放到许多现代文学作品的叙事语境中。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的语境关联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传媒被社会大众广泛接纳，促使了一种基于报刊、杂志的新的文体形式出现，从而形成了新的语境。报刊、杂志均有一定的出版周期，均受到一定的篇幅限制，在有限的表达范围内，作家想要准确表达自身的思想与观念，就必须要在受到限制的条件下，进一步调整作品的叙事结构。二是现代传媒所形成的时代风尚，引导了市民社会的生活、艺术的观念变化，影响到整个社会审美意识的变异，这种文化氛围形成为文学的传媒语境。 二、现代传媒事业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特质 （一）现代性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文化积淀十分深厚，中国古典文学是一个系统的文学体系，无论是在文学的文化精神方面还是文体表现方面都十分成熟，其文学创作机制也是十分完善的，其本身并没有出现需要改革的地方。现代文学并不是在古典文学的基础上改革而形成的，它是根据现代社会环境的变迁以及现代人们文化及精神需求转变而诞生的。但中国古典文学对于现代文学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我们只能说，中国古典文学在艺术技巧、审美经验上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影响，而中国现代文学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超越却是根本性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对当下的社会环境的多元化表现，它改变了传统中国古典文学“自赏”“自怜”“自享”的创作心态，通过报刊、杂志放下“文学”高贵的身段，将其深入民间，传播至各个阶层。这种现代性是现代传媒视野中现代文学所表现出来的独特，是完全超越古典文学的。 （二）文学性 古典文学的文学性体现在其创作机制、文体表现形式以及思想表现上，古典文学对于精神层面的体现是专一的，它仅仅将高雅的称为文学、艺术，而对于“俗”的作品是不接纳的。但现代文学则是处于一种“雅俗共赏”的文学状态，更具有包容性。与此同时，在现代传媒视野中的现代文学还出现了较为显著的“雅俗转换”现象，形成一个关于“雅”和“俗”的综合辩证体系，形成一个综合整体。当现代传媒主要面向市民为主体的读者大众时，所有的文学都表现为面向市民的“通俗”文学。文学最终的受众产生了变化，这也是现代文学特质发生改变的重要原因。中国古典文学是服务于“贵族”的，它追求的是文化底蕴的体现，更重视艺术表现手法，将雅俗划分出了明显的界限，而现代文学是服务于社会大众的，更多的读者是“平民”，这也就使得现代文学必然朝向通俗的方向发展，模糊了雅俗界限，既沿袭了对文化底蕴的追求，同时也追求更加平实的描述手法。 （三）理性 周作人在阐述“五四”新文学时说：“古代的文学纯以感性为主，现代却加上了多少理性的调剂。”与古代物质文化条件下的理性相比，现代传播媒体支持下的理性是以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为主的现代科学理性。新的传播媒体和传播方式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使人们从封闭保守的狭小圈子中走出来，获得了与“世界”进行直接对话的可能性。中国现代文学所表现出来的“理性”，让人们逐渐形成了以科学去认知世界的思维习惯，借助于现代媒体，他们能够接收到社会的各种信息，延展人的精神空间，丰富人们的思想。 三、结语 现代传媒视野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是一种基于社会环境变革而产生的新文学形式。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是共生的，现代传媒促进了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科学性以及文学性的系统化发展，而现代文学让现代传媒的影响力不断增加，从而有力促进文化运动的开展，使更多的知识分子加入到思想启蒙的运动中，向民众传播更多的先进知识和文化，让读者了解社会、国家的大事。 作者：刘科均 单位：成都七中高新校区 文学研究论文:综合演化教育学与文学研究 【摘要】 本文简述了生物学现代综合演化论，探讨了社会综合演化论的基本观点。从社会综合演化论视角出发，分析了教育学与文学的研究主体和理论流变，论证了其演化特性。 【关键词】 演化；现代综合演化论；社会综合演化论；教育学；文学 1生物综合演化论简述 现代综合演化论(也称现代综合进化论)的基本观点是:(1)种群(而非个体)是生物演化的基本单位。(2)基因突变为生物演化提供材料。(3)自然选择主导着演化的方向。基因突变是不定向的，但在自然选择过程中，不适应环境的基因类型不断地被淘汰掉，这就使得种群的基因频率向适应环境的方向演化。(4)隔离是物种形成的必要条件。此外我们认为物种所处环境多是渐变的，短期稳定，长期多为周期性变化。环境的稳定性需要稳定的基因遗传，突变所带来的变异往往不适应环境，多为有害性。环境的周期性变化和自然选择造就了物种螺旋式演化。 2社会综合演化论概述 拉兹洛认为，广义进化是一个“有序而连续的过程”［1］。达尔文进化论影响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社会是不断进步的，遵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法则。受现代综合演化论的启发，我们主张社会综合演化论(简称社会演化论)，其主要内容是:(1)社群(而非个人)是社会演化的基本单位。(2)社群中的变异和突变为社会演化提供原材料。(3)社会环境的选择性主导着社会演化的方向。(4)对某一特性的固着，是形成社会思潮流派的基本条件。(5)社会思潮往往是多种思潮并存，螺旋式周期性演变。 3综合演化论在教育学中的体现与应用 教育活动体现着综合演化论的规律。从综合演化论视角看，学科教学是以学科知识结构为基础，以教学环境为条件，引导学生在教学活动中掌握教学内容，而这“只是教学的表层价值和工具价值，过好的教学生活才是其深层价值和本体价值”［2］。教育者教学经验的积累和理论创新为教学活动提供了素材，社会环境的变化(特别是科技的进步)则促使课程和教学向适应社会变化的方向发展。这种演变特性要求我们用发展变化的眼光研究教育活动。例如，要用发展变化的观点来研究教学艺术，“同时，教学艺术本身也是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的”［3］。教育学的理论研究也契合综合演化论的特征。如关于学习过程，巴甫洛夫、斯金纳、班杜拉等行为主义者认为，学习是有机体在一定条件下形成刺激与反应的联系，获得新的经验，这最终符合演化论“适者生存”的规律。苛勒、桑代克、布鲁纳、奥苏贝尔、加涅等认知派认为，学习是通过主动的内部信息加工活动形成新的认知结构的过程。这种过程跟基因组合形成新的基因链相似，都是主动构建新结构的过程。罗杰斯等人本主义者强调“学习者中心”，提倡学生的自由学习和意义学习。他们强调学习者学会学习和适应变化，体现了“有机体要适应环境”这一规律。建构主义是许多理论观点的统称，强调学习的主动建构性、社会互动性(在互动中学习)和情境性(在情境活动中学习)，重视内部要素和系统环境的影响，这些都跟基因与环境的关系类似。作为学习理论的变式，这四大理论在竞争中共存。另外，“每一种学习方式都具有自身特定的功能价值和适用范围”［4］，教学方式也是这样。例如，生成性教学是指“教师根据课堂中的互动状态及时地调整教学思路和教学行为的教学形态”［5］，这也符合“有机体要积极适应环境”的演化规律。教育学的理论发展也多是螺旋式演变的。例如，关于人的发展，遗传决定论的支持者有孟子、弗洛伊德、威尔逊、高尔顿、格赛尔、霍尔等，环境决定论的主张者则有荀子、洛克、华生等。古往今来，同一时期内总有学者过分强调遗传或环境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而在不同时期，跟以往理论相似的理论不断地被提了出来，这符合综合演化论中的“多种变异共存、周期性演变”的规律。我们辩证唯物主义者认为，人的发展是个人内在因素与外部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类似于综合演化论中的“主体的自身变异和环境的选择作用相结合”的理论主张。 4综合演化论在文学中的体现与应用 综合演化论的规律也体现在文学活动中。文学文本体现着作者的思想，作者思想和写作技巧的变化为其文学风格的演变提供了可能，而社会环境的变化影响着作家创作的方向。这都符合综合演化论的基本模式。文学流派的发展具有演变性。文学文本为文学流派演化提供材料，而社会环境主导着文学思潮演化的方向，同时期内多种思潮并存，长期多表现为螺旋式演化，社会环境的周期性变化使得文学思潮具有这种周期性特征。下面我们以中国现代诗歌为例，来谈谈文学领域里的演化现象。如同物种演化那样，诗歌的演变有其偶然性。“语言的使用本质上就是语言选择的过程”［6］。诗歌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其发展具有偶然性。敬文东教授认为“诗歌直面事境，……只是偶然的产物”［7］。事实上，中国新诗走过了一条螺旋式演变的道路，展现出综合演化论的特征。中国新诗具有现代性，但也遗传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基因。王泽龙教授曾从自然的意象、感物兴会的意象、意境化的意象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古代诗歌对现代诗歌的影响［8］。历时角度看，从奠基时期郭沫若的自由诗到拓展时期新月派的格律诗，再到戴望舒等人的自由诗，中国新诗在扬弃中逐步发展。共时角度看，中国新诗多呈现出浪漫派、写实派、现代派诗歌多种共存、一种居于主流的局面。何种流派居于主流，这主要取决于社会环境的选择。例如，关于诗歌杨四平教授曾指出“黑暗的时代可能产生光彩的讽刺”［9］。 5结论 生物学中的现代综合演化论强调了突变、选择和隔离在演化中的作用，据此提出的社会综合演化论，注重了对社群变异、社会环境的选择性、社会思潮的竞争合作共存性、社会螺旋式演变的研究。在此视角下本文简要分析了教育学与文学的研究主体和理论流变，发现了其符合综合演化论的演变特性。 作者：武文刚 单位：济宁市兖州区实验高级中学 文学研究论文:时间意识与古代文学研究 摘要: 时间是与人类共生的哲学存在，时间意识也一直是中国古代文人内心的重要观念。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由于主体与时间意识之间构建的紧张对立，从而表现出动人的情感力量。这种抒情模式，在怀才不遇、送别、思念及追忆等几种文学母题中已经形成传统。这些母题下的很多古代文学经典，其艺术魅力皆得力于其对时间意识的运用和强调。从这一角度，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些作品的深层意蕴。 关键词: 时间意识;文学经典;母题 时间意识和古代文学经典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颇有意味的课题。时间，是人类在漫长演进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意识。它的存在帮助人们界定了一切具有不停止的持续性和不可逆性的物质状态的各种变化过程。对于时间的感受和意识是人类共有的行动内驱力。它督促人们在自己有限的生命历程中去创造人生价值，所以，时间又是悬在每个人头上的一把利剑。文学是人类艺术加工过的、并用于审美欣赏的精神产品。那什么样的作品能成为经典呢?真正能够打动人心并在人们的记忆中历久长存的作品，往往是最能给人以深刻印象并形成情感共鸣的东西，这样的作品也很容易在流传的过程中成为经典。童庆炳先生曾在论说文学经典的问题时谈到，构建文学经典的文本内部要素是文学作品的价值，“在作品艺术价值上面，还必须考虑到某些文学经典写出了人类共通的‘人性心理结构’和‘共同美’的问题。就是说，某些作品被建构为文学经典，主要在于作品本身以真切的体验写出了属人的情感，这些情感是人区别于动物之所在，容易引起人的共鸣”［1］。纵观中国文学史，古代大量经典作品意义的生成，都与时间意识有着密切的关系。时间意识正是上述童先生所说的一种“人类共通的‘人性心理结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2］693陆机在《文赋》中也说:“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3］1两位大文艺思想家的理论总结都谈到了时间与写作之间的关系。具体到文学作品艺术效果的达成，更是在人与时间的矛盾模式构建中实现的。总体来看，在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中，至少有怀才不遇、送别、思念及追忆等几种母题都与时间意识有着密切的联系。下面我们分别加以分析。 一、怀才不遇 人作为主体存在于特定的时空之中，只有在对世界的作用中才能体认自身的存在价值。就像谢林所说:“时间原本是内在智能的直观形式”，“它只是存在于我们之内”［4］173，而不是像实体的同时并存性(即空间)那样能在我们之外加以直观。是的，时间的有限性带来的压力是人自身给予的。同时，人又希望超越这种有限性从而以外在的事功实现自身价值的无限。由此，千百年来的有志之士皆为能够建功立业，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而努力奋斗。但是，现实往往事与愿违。许多文人在现实的世界中只能遭遇残酷的冰冷，而怀才不遇自然成了他们热衷的主题。这类母题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无数经典。先来看一下唐代诗人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这首短短22字的古诗之所以会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名篇，其艺术魅力正来自时空与人形成的紧张关系。“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两句，所凸显的不仅仅是作者被权贵排挤后的失落感，更重要的是身处盛唐，满怀雄心壮志的知识分子在时间催促之下的内心恐慌。中国古代自《左传》就有“立德、立功、立言”的所谓三不朽的理念，而这种意识在陈子昂内心激起了情感波澜。时光易逝的忧虑，让置身于无限辽远的时间概念中的作者变得无比渺小。正如海德格尔所言:“老实说，人是什么?试将地球置于无限黑暗的太空中，相形之下，它只不过是空中的一颗小沙，在它与另一小沙之间存在着一英里以上的空无。……在这万万年的时间之中，人的生命、其时间的延伸又算什么呢?只不过是秒针的一个小小的移动。”［5］3—4可见，人类是渺小的，而这种渺小感反过来又刺激作者，他必须努力在当世的短暂时间内建功立业以实现自己的不朽。如此，主观的有限性与客观无限性之间的对立造就了这首诗歌的主题。然而，这首诗歌表达的不是置身历史时空某一具体方位的个体的困境，而是千代、百代之下，一直到无限的未来的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难题。由此，这首诗歌就必然会变成经典。因为每当人们在仔细体味它时，虽然看到的是作品中的陈子昂，但联系到的是现实中的“我”，“我”的情感体验不自觉地已经参与了对作品的理解，这就产生了共鸣。陈子昂的这种由时间意识激发的对个体存在的思考，变成了整个中国古代文人志向的集中表达。我们可以就此话题在中国文学史上追溯一番，早在《庄子•盗跖》就曰: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视色，耳欲听声，口欲察味，志气欲盈。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病瘐死丧忧患，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矣。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忽然无异骐骥之驰过隙也。不能说其志意，养其寿命者，皆非通道者也。［6］1000这里只不过是庄子借盗跖之口对儒家立德以求不朽的思想进行嘲讽，表现出深沉的悲观。诚然，人类在将自身生命的有限性与外在时间引发的宇宙无限性的对比中，内心产生了深深的自卑，这足以将自身的灵魂抛向绝望的深渊。然而，人的伟大之处在于，面对绝望时，不是被动地接受现实而是努力实现精神上的超越。而这，正是中国古代立德立言以成名后世的传统之由来。面对这种与生俱来的“悲惨”命运，中国的文人一次次用文学发出了感天动地的呼号。这种情感，我们至少从屈原的《离骚》就能看到: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7］24屈原含冤被贬，他所焦虑的，正是因为自己远离朝政，功业难就。楚国君王受到奸邪蒙蔽，人民身陷重重危局。他敏锐地感受到了时间的流逝之速，抒发了自己的满腔忠愤，产生了感人的艺术魅力。屈原这种由时间意识而产生的宇宙无穷感，使得个体的存在过于渺小。正是在这种大与小的对比中，人类陷入了一种深深的恐惧和失落之中。其后，在《古诗十九首》等大量作品中都有这种时序意识的表达。而到建安文学时期，这种时间意识在诗歌中的体现基本定型和成熟。建安文学以其慷慨悲凉的风格表现了一批身处历史风云际会中的文人所共有的英雄情怀。他们希望在历史的中乘风破浪，建立不世之功。这样，时间自然就成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曹操在其《短歌行》中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8］20这样一种情绪不仅在曹操周围的曹丕、曹植诗歌中，即使在当时的建安七子诗歌中都成为一个永恒的母题。降及魏晋南北朝，诗人们在经历中国最动荡也是最混乱的一段历史的同时，皆在不断传唱这一主题，而时间意识也成为文人在慨叹自己功业难就时势必会提到的一个最大的敌人。在唐诗中，更有大量的诗歌经典是借助于时间意识的描写从而达到了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如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中“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的慨叹，便是对人类在时间问题上所面临的普遍困惑的又一次重申。类似母题的的文学经典不胜枚举。萧驰先生曾言:“时间忧患本身正是社会现实忧患富于哲理意味的表达，是现实忧患向人生和宇宙意识的升华。”［9］241诚然，怀才不遇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子的普遍苦闷，而加剧和凸显这种苦闷的，正是光阴有限的时间意识。对时间的敏感和思考，不仅玉成了这类文学作品的情感表现力，而且增强了其思维的深刻性。 二、送别 农耕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深层根源，由此决定的是中国人普遍的安土重迁观念。正如古人所言，“多情自古伤离别”，自然地，送别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重要母题。每当亲朋由于种种原因要与我们分别的时候，总会有强烈的情感被激发，因此就产生了大量的抒情性作品。这些作品中，时间意识对抒情效果的达成，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江淹在《别赋》中言:“日下壁而沉彩，月上轩而飞光。”［10］238这两句看似写景的话，其实正好提示了时间。临近离别，无论是送人者还是远行者都会在主观的情绪上产生一种紧张。而日月这种极具时间意义的意象的出现，凸显了时间的存在，送者和行者的情感正因时间意识的驱使而被逼迫出来。说到送别，柳永的《雨霖铃》不可不提，它也典型地反映了时间意识对送别情感表达的巨大影响。其词曰: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美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11］88柳永这首描写离别的词作，历来为人称赏。作家细腻的心理描写和真挚的情感抒发都让人为之动容。整个作品意境的达成，皆有赖于对时间意识的强调。首句“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突出了离别时主人公的恋恋不舍。正因心怀留恋，所以送别的酒实难下咽，因此才有下文的“都门帐饮无绪”。但是“帐饮”本身所体现的也是一种时间意识。这种中国人离别时经常会有的宴饮活动，本是用来表达对远行者的深情，但在这首词作中却成了提示时间的重要表征。“帐饮”提醒了离别的临近，加剧了时间在主人公内心所造成的紧张情绪。然而，这一切还远没有结束，接下来的“兰舟催发”无疑是在这种人与时间的紧张对立之上加上的又一重魔咒。就是说，如果“帐饮”还只是抒情主人公对时间的一种敏感意识的话，那“兰舟催发”就变成了外在因素对这种紧张感的确认和追加。由此，整个作品的紧张情绪达到了极致。这时，作者再写出“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的诗句就非常自然而且易于打动人心。柳永的《雨霖铃》对时间意识的强调成就了送别文学的经典，它的写作模式和技法也被此后深受其影响的《西厢记》故事所继承。在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里，同样最精彩也是最感人的是张生与莺莺离别的一段描写。在这一说唱文学经典中，对崔、张长亭送别的表现，几乎就是对《雨霖铃》送别意境的再次演绎。作者在描写崔张依依不舍、难解难分的同时，不断强调“仆人”的存在。而这位仆人每一次出现，皆是为了打破两人缠绵的意境，提示时间的存在。很明显，董解元在故意制造时间与主人公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整个作品中，外在环境(太阳的西落等)对时间进行了足够的暗示，仆人的出现又一次次加剧了这种紧张的情绪，最后又专门安排老夫人来促成了离别。所有这些，都是在努力建构主人公与时间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在这种紧张关系的一步步强调中，人物的情感也随之一步步加深，即离别在即，由离别的宴席到莺莺的嘱咐，再到最后狠心的红娘将莺莺扶上车。可以说，不如此，不足以体现崔张的情感之深，不足以也不能够真正地打动读者。其后王实甫的《西厢记》，同样沿用了这一经典的抒情模式。郑传寅先生在论及古代戏曲的时空观时，曾认为中国传统时间意识存在明显的对未来指向的忽略。他说:“以我为中心来把握时空的我国古人对未来似乎缺乏兴趣，这与西方人的时间意识是不太一样的。”［12］然而我们认为，在离人的眼中，时间的存在是最大的威胁。这一客观存在不会因为人的愁怨而有些许停留。所以，中国古代文学在处理送别母题时，经常就要凸显时间存在的紧张感。而这种紧张感，正是由时间的未来指向所引发的忧虑。所以在作品中或者会以太阳的西落作为提示，在戏剧或小说中则会安排旁观的第三者强调时间的存在，这样又构成了旁观者的漠然与主人公的深情之间的一重对比，从而达到了非常强烈的情绪感染力。相似的抒情模式，我们尚可在《古诗十九首》等文学经典中找到大量例证。这一经典抒情方式也成为了中国古代送别文学的一大传统。 三、相思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但由于种种原因，相爱的人却要相隔异地。由此，相思之情就必然成为中国古代抒情文学的重要母题。相思之作所以能打动读者，从而构筑整个作品流传千百年而不衰的感召力，时间意识的存在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具体来看，相思母题集中体现在中国古代描写游子思妇的一类作品中。或者说，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中的闺怨诗抒情，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时间意识来完成的。先来看唐代著名诗人王昌龄的《闺怨》，诗曰: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13］1446这首历来脍炙人口的闺怨诗正是利用了时间意识在女主人公内心的变化来巧妙抒情的。诗歌先明言少妇“不知愁”，由此才会在初春时节精心打扮一番登楼赏春。然后，杨柳之色的变化并没有让她得到欣赏美景的精神愉悦，反而受到年华易逝的内心刺激。“杨柳色”所激荡起的正是女主人公的时间意识。它提示随着时间的迁逝，再美的景色都会凋残，这种时间的不可逆性和流逝之速令人不安。正是诗歌这种巧妙的构思使它成为历代称赏的名篇。同理，中国古代小说名著《红楼梦》中为人熟知、也是最能打动人的《葬花吟》，其感人效果的实现，主要也是得益于对时间意识的敏感把握。无论是黛玉“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岁闺中知有谁”“怜春忽至恼忽去，至又无言去不闻”的感叹，还是“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14］323—324的神伤，无不来自于时间意识在主人公内心造成的恐惧。以上两例都是因感受到时间之“快”而让人不安，从而使作品表现出动人的情感。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学艺术绝不限于此，其他同类作品还有更加深刻而细腻的描写。人的情感是复杂的，而思念中的人对时间的体验更是敏感而纠结。通过这一角度的分析和阐释，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抒情主体复杂精微的情感波澜。这方面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古诗十九首》。在这组诗歌中，我们经常看到抒情主人公对时间的感受出现了既“快”又“慢”的现象，这可以说是时间意识与相思母题结合模式的升级版。其《行行重行行》言: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无复道，努力加餐饭。［15］105思念是一种痛苦的煎熬，游子身处远方，给家中的思妇造成了巨大的精神痛苦。时间的流逝造成的紧张时序感，是主人公不能忍受的。首先，思念本是一种很痛苦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古诗词中经常看到主人公说日月难熬。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主体所感受到的时间应该是“慢”的。所以她说“思君令人老”。然而，与此同时，奇怪的情感也出现了。在“岁月忽已晚”一句中，分明又发现有一种心中一惊的感觉，所以他说“忽”。而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时间于她而言似乎又过得太快了。那主人公到底是觉得时间过得太快呢?还是难以忍受的慢慢煎熬呢?其实，无论快慢，时间的存在，于她而言，都是一种痛苦。说时间过得慢，当然是因为苦苦期盼远人回归而不得的一种真切感受;而说时间过得快，则是因为担心时间的流逝带走了青春的容颜。在漫长的等待中，女主人公的容颜渐失光华，她实在难以抵挡时间的侵袭，难以为远人留住她最好最美的容颜。而这，恐怕又增添了她的愁绪，也更足以见她对远人的深情。前者在严格意义上说应该是一种心理时间，突出的是抒情主人公对时间的感受;后者则更加侧重于实际的物理时间。心理时间和物理时间是共存于女主人公的内心的。在这样的一首作品中，女主人公思念的情感正是依靠内心想法与时间之间构成的这种看似矛盾的交互模式，使得简单朴实的语言之中饱含深情。作品深层意蕴的最终达成，正是借助于对时间意识的集中描写。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能更好地理解，《古诗十九首》何以会被评为“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16］45了。无独有偶，相似的例证，我们可以在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中描写送别后莺莺思念张生的一节中看到。其描写莺莺内心曰:“年年的光景如梭，急煎煎的心绪如火。”［17］67此处，“年年的光景如梭”分明是莺莺意识到了时光易逝，岁月如梭。但是，“急煎煎的心绪如火”，正说明思念本是一种对人情感上巨大的煎熬。所以莺莺又觉得时间过得是很慢的。这样，莺莺同样是在这种对时间感受的快与慢的紧张对立中煎熬。而这，正是秉承了自《行行重行行》以来中国古典文学借时间意识而抒发相思之情的情感建构模式，从而使得作品达到了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然而要是这种事物在我们看来不是永久的，而是要毁灭的，那么我们就会产生这个念头:时间，这是无穷的奔流，这是吞噬一切的无底洞———这正是时间方面消极崇高的形式。”［18］53时间意识的存在让美好事物的存在总是过于短暂。而在这些抒情主人公那里，这种意识主要还在于对明天的明确意识，同时因这种意识而产生了对未来的恐惧和焦虑。作家们通过作品将这种焦虑传达给读者，从而引发在文学接受层面的再次焦虑。读者在焦虑和恐惧过后，所产生的就是一种崇高的审美享受。正是这样一个原理，许多作品通过时间意识的强调和重现获得了感染千古的共鸣，也使相思变成了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经典母题。 四、追忆 人与动物的重要差别在于，人是一种有情感、有记忆能力的动物。记忆是人脑对经验过的事物的识记、保持、再现或再认，它是进行思维、想象等高级心理活动的基础。［19］然而，对于有情人来说，记忆的存在是残酷的，因为它如悬在抒情主体头上的一把利剑，随时可能掉下来斫伤其灵魂。更有甚者，这种伤害不是一刀毙命的斩首，而是千刀万剐的凌迟。回忆与现实构建的对照关系，会将主体置于难以自拔的痛苦场中，让其灵魂经受长久的煎熬和挣扎。于是，这就产生了中国古典文学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母题———追忆，亦即“回忆”。于此，我们可先就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略作分析。诗曰: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又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20］2060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首唐人诗歌，但是其诗意到底何在呢?我们发现，这首诗的题目叫做“江南逢李龟年”，这不难理解。作者为何在仅有四句的诗歌中，却有两句谈了自己曾经与李龟年的交往呢?他似乎只是一再强调，我和你(李龟年)曾经在岐王府上见过面，也在崔九那里见过你几次。但一首描写他乡遇故知的诗歌何以会成为文学经典呢?看来，要在这首看似平淡无奇的作品中读出味道，首先要搞清楚李龟年到底是个什么人。据《明皇杂录》载:天宝中，上命宫中女子数百人为梨园弟子，皆居宜春院北，上素晓音律，时有马仙期、李龟年、贺怀智，皆洞知律度。安禄山亦献白玉箫管数百事，皆陈于梨园。自是音响殆不类人间，而龟年特承恩遇。其后流落江南，每遇良辰胜景，常为人歌数阕，座上闻之，莫不掩泣罢酒。［21］27原来，李龟年是盛唐时非常著名的艺人，是最受唐玄宗宠信的乐工。而现在，在这个落花时节的江南，当他再一次见到李龟年的时候，时过境迁，李已经是风烛残年，流落在江南，靠在宴会上给人演唱为生。我们必须明确的是，作者实际上在这里回忆的并不只是李龟年其人，而是从李龟年的身上看到了当年唐王朝的繁华。更有，从李龟年的身上还看到了杜甫自己在安史之乱前后颠沛流离的改变。所以才会有最后一句“落花时节又逢君”的感叹。如此来看，整个诗歌意境的达成和情感的表达，主要依靠的正是由追忆而造成的今昔对比。可以说，对过去时间的强调，很好地完成了整个诗歌情感的表达。对此，宇文所安先生曾有过非常精到的分析:这四行诗的诗意究竟在哪里?在说出的东西同这两个人正在感受和思考的东西之间是存在距离的，诗意不单在于唤起昔日的繁华，引起伤感，而且在于这种距离。让我把这一点阐述得更清楚一些:诗意不在于记忆的场景，不在于记忆它们的事实，甚至也不在于昔日同今日的对比。诗意在于这样一条途径，通过这条途径，语词把想象力的运动引导向前，也是在这条途径上，语词由于无力跟随想象力完成它们的运动，因而败退下来。这些特定的语词使失落的痛苦凝聚成形，可是又作出想要遮盖它们的模样。这些词句犹如一层轻纱而徒有遮盖的形式，实际上，它们反而更增强了在它们掩盖之下的东西的诱惑力。［22］5—6这首追忆式的诗歌，本身也是在时间的长河中搜寻诗歌的建构材料。杜甫此处的回忆，亦即时光回放即是借李龟年这一特定人物开启的，而这种记忆的存在，让整首诗歌的丰富内涵和深层意蕴得以展开，而不仅是一首干巴巴的久别重逢之作。对往昔的怀念与今日的痛苦之间架构起时间的通道，由于两种时空场景的叠加，使得抒情主人公在对比中更强化了悲剧意识，以此来实现诗歌强烈情感的表达。这里所蕴含的深层意蕴，正好体现出中国人在时间意识方面的“非线性”结构。也就是说，古人的时间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空间认知的，正如赵奎英先生的研究所说:“中国古代时间观的总体倾向，由于它在四个空间方位上铺展开来，而不是在一条直线上永恒地延伸下去，也就不可能成为一去不复返的“时间之箭”，而是不断地返回原点的、具有可逆性的、追求对称和稳定的封闭圆环。”［23］我们部分同意赵先生的观点，然而，正是这种对时间周而复始的认识，才让中国人在文学中表现出自身命运与历史经验之间的相似性，从而将历史的阴影笼罩于当下的处境，从而形成对比。这便使得诗歌中的抒情脱离了一时一地的个人抒情，从而染上了历史的沧桑。诗歌也进而更具有感人力量，进而穿越时空隧道，打动不同时代的读者。这种范例，在我们的古代文学经典中很常见。如大量的咏史怀古及弃妇诗的描写。当然，这一方面的时间意识显得就有些宽泛了。然而，究其根本，这种与历史经验的有意识对比，还是来源于对自身命运的焦虑。而这种焦虑，却来源于对时间的“线性”结构的认知和意识。 五、余论 时间是人类在世界上生存无法逃避的监视者，它无情、无欲，不会因为任何人的主观意愿而变快、变慢，正如海德格尔所言:“随着其世界的实际展开状态，自然也一道对此在揭示开来。在被抛境况中，此在委身于日夜交替。日以其光明给予可能的视;夜剥夺这视。此在寻视操劳着期备视的可能性，此在从其白日的工作领会自己;如此期备着领会着，此在借‘而后天将明之时’给予自己时间。什么在最迫近的周围世界中与天明有着因缘联系呢?———日出;操劳所及的‘而后’就从这日出来定期。而后日出之时，便到作……之时了。”［5］466从古到今，时间在人类心灵上留下的痕迹是相同的，人类的感情和情志也在时间的磨砺中不断成长。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共同的对于时间的感悟，才导致了我们在读古人的文学经典时能够切身体会其中包含的时间意识，而在这种阅读的情感参与中，才真正成就了这些文学经典的永恒价值。我们此处所说的经典，不仅有阅读古人优秀作品并对其精神价值的把握，从而推崇和传承其文化精神，同时也包括当下及将来的阅读者对古代文学经典作品的阅读和阐释。正是由于具有了相似的对时间的感悟，才有了这些古代文学经典的备受推崇和不朽价值。实际上，在中国古代的文学经典中，以上所举的几类作品往往并不是单一情感的流露，很可能是两种或者两种以上母题和情感的结合体。也就是说，如一首诗，诗人们往往是借怀古而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之情。上引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即是这样。然而，明显的是，这些情感的凸显都和时间意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正是因为有了主体对时间的自觉意识及由此而来的情绪紧张，才构成了作品独特的情感魅力，唤起读者内心的共鸣，最终达到了感人的效果。 总之，时间意识的存在，参与了中国古代大量的经典作品抒情的达成。这种意识，既体现了中国传统思维对时间线性认知的强调，同时又表现出对时间“非线性”认知的感受。时间意识的问题，当然也不是成就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唯一因素，但它却应该能够成为现代人解读古典文学作品的一个视角。 作者：李晓敏 单位：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文学研究的涵义 一、“民国性”是民国文学研究的应有内涵 严格意义上讲，“民国热”是一种大众文化潮流，不是学术研究。但客观上，这种大众文化潮流催生了“民国文学”研究的理性回归。“民国热”的出现，让人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这段历史。这段历史以前的标签是“旧中国”、“军阀统治”、“落后与愚昧的代名词”，这些关键词是我们多年形成的“历史体验”性认识。但是随着我们阅读了唐德刚的《袁氏当国》、余世存的《非常道》、张鸣的《历史的坏脾气》等历史文化著作后，发现了一些历史鲜活的细节和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民国”这个离我们最近的历史时段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激发起了解、阅读、研究的趣味。一些具有“民国见证人”味道的作品的出现，也让人们走近了“民国”这个“敏感”的历史“禁区”。如陶菊隐的《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大上海的孤岛岁月》、《记者生活三十年：亲历民国重大事件》，傅国涌的《主角与配角：近代中国大转型的台前幕后》，杨天石的《找寻真实的：日记解读》、《蒋氏秘档与真相》，智效民的《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八位大学校长》，邵建的《瞧，这人》（新版改为《胡适的前半生》）等，这些作品撕开了民国历史的面纱，“制造”了许多鲜活的“民国话题”，让我们似乎触及到了“真实”的历史脉搏。何兆武、李辉、孙郁等学者的民国历史文化散文、随笔等，更让人们以一种反思性的姿态面对这一历史阶段。在反思中比照今天的某种不足，激起知识分子的某种追问和思考。关于民国历史文化的这些研究、书写，看上去似乎触摸到了历史真实，实际上还是大众文化的流俗，还是“民国掌故”的演绎，“民国百态”的展露。面对这些民国文化的研究与书写，我们的“民国文学”研究又该如何？我们的研究不能流于“猎奇”与“热闹”，而是应该进入民国的细部，回到民国的历史文化语境当中，反观我们的“民国文学”。这就提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即如何回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倡导回到民国历史文化语境之中，但关键是如何回的问题，我们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一个关键词“民国性”。“民国性”是民国历史文化语境的一个基本特性，我们一切的研究都离不开这个特性。 譬如，今天研究鲁迅，很多时候都基于一个基本的习惯性认识，认为当时社会是黑暗的，是没有人权的，是充满暴力的，是封建的。事实果真如此吗？仔细研读民国社会历史，发现民国并不是像我们认识的那样，鲁迅对民国的宪政理想还是抱有希望的，所以才有先生的那种“坦荡”的行为。此例说明，我们只有真正了解了民国真实的历史文化，才能在民国文学的研究中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我们的研究才有价值和意义。关于宪政理想与民国文学，《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发表了一组笔谈《宪政与法制视野中的民国文学》。编者按中说：“民国时期的政治专制与社会动乱同它的文学成就相比较，形成鲜明的反差，这里存在一种宪政理想与政治现实的矛盾。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近代以来已经深入人心的现代政治理念，宪政对知识分子的精神鼓舞和对统治者的某种抗拒都不容忽视。正是这样一种文化为现代文学艰难地开辟了生存空间，其中的启迪值得我们深思。”民国时代的矛盾、困苦和艰难是不争的事实，但“也是在禁锢挤压的生存现实中，鲁迅、胡适、茅盾、巴金、曹禺、胡风等一大批现代知识分子不屈抗争，以‘魔罗诗力’的意志、普鲁米修斯的勇气，以对现代政治与法律文化‘空隙’的敏锐把握，努力撑开了一片崭新的写作天地。”“民国性”是民国文学研究的应有品格。这既是我们坚持学理依据的“守正创新”，也是对民国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语境变迁重新审视的结果。我们研究民国文学，必须借鉴现代文学研究的得失。现代文学研究强调文学研究的“现代性”，而忽略了文学的历史性生成。我们应该反思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价值思维方式和具体的学术研究理念，通过对“现代性”的反思来激活民国文学研究。 二、“民国性”是民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视域 民国文学的研究虽然在近年来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但如果要从学理性上来讲，还得有一个理论视域，这样的研究才能得到合法性认同。民国文学概念的合法性及其历史依据，民国文学史概念的合法性及其历史依据都需要理论的支撑。缺乏理论视域的民国文学研究很难得到深化和推进。当前的民国文学研究如何与“民国气氛”、“民国语境”、“民国范儿”有效地结合起来，需要有一种理论维度来拓广。这个理论的基础和关键词就是“民国性”，我们的研究只有建立在“民国性”这个最为根本的基础之上，才能扎实有效地推进民国文学的研究。应当承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视野比以前宽广多了，学术空间也比以前大了，在这种多元化的学术研究过程中，民国文学的研究视角应运而生。一批有着重要学术价值的文章和著作涌现出来，令人欣慰。但总体来说，这些研究往往还停留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式和思维模式之中，真正关注民国文学“民国性”品格的意识不强，导致了只是把中国现代文学换成了“民国文学”这个说法而已。因此，必须指出，民国文学的研究旨趣并不在概念、范畴的转换，它的研究落脚点应该是“民国性”品格的确证。民国文学研究的另一个理论场域应该是民国文学史。近年来有关民国文学史的研究著作和文章也比较多，代表性的著作有魏朝勇的《民国时期文学的政治想象》，汤溢泽、廖广莉合著的《民国文学史研究》，张堂会的《民国时期的自然灾害与现代文学书写》，李怡、布小继的《民国经济与现代文学》，以及李怡主编的在大陆和台湾出版的两套丛书；代表性的文章有李怡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范式》，张桃洲的《意义与限度———作为文学史视野的“民国文学”》，王学东的《“民国文学”的理论维度及其文学史编写》，刘勇、张弛的《文学史的时间意义———兼论“民国文学史”概念的若干问题》，秦弓的《现代文学的历史还原与民国史视角》、《三论现代文学与民国史视角》等。这些著作和文章从史的角度对民国文学进行了展开和阐释，是对民国文学生态的还原。这种“‘民国生态’的还原，从根上触动现代文学真正的民国政治意识形态内涵，因此就可剥开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多重纠缠的问题。”这对于我们理解和解读延安红色文学、解放区文学，乃至左翼文学都有很大的帮助。甚至被中国现代文学遮蔽了的一些文学现象、文学期刊、文学作品、文学流派、区域文学等都可以在民国概念中得以重生，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 这种中国现代文学的“民国生态”还原，既是文学本身的回归，也是文学史的回归，同时具有明显的“民国性”印迹，是一种理性的回归。为了能够从理论上支撑民国文学的研究，李怡先生提出了“民国机制”这一重要的范式。他认为：“民国机制就是从清王朝覆灭开始，在新的社会体制下，逐步形成的，推动社会文化与文学发展的诸种社会力量的综合，这里有社会政治的结构性因素，有民国经济方式的保证与限制，也有民国社会的文化环境的围合，甚至还包括民国社会所形成的独特的精神导向，它们共同作用，彼此配合，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特征，包括它的优长，也牵连着它的局限和问题。”李怡还说：“对于民国时期文学值得挖掘和剖析的‘民国性’，我称之为‘文学的民国机制’”。李先生注意到了文学的“民国性”问题，提出了“文学的民国机制”。这就给民国文学研究赋予了理论品格，让民国文学研究获得了自己的研究范式。此外，张中良先生提出了民国文学研究的“民国史视角”。这种“民国史视角”有着中国现代文学无法逾越的优势，它可以直抵文学本身，还文学史以本来面貌。“以‘民国’来命名文学史，是一个更能深入‘真相’的文学思考。”张先生试图在民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研究民国文学的发生发展、作家的生存状态、作品的内涵，以及多元化的文化格局，解蔽正面战场文学、民族主义文学思潮，让这些文学存在得到真实的反映和准确的评价。张先生的“民国史视角”实际上也是基于“民国性”而提出的一种理论视域。 三、“民国性”能激活历史与文学的关联性，形成学术研究的正能量 历史与文学从来就是分不开的。研究文学离不开历史，离不开文学发生的历史环境。当然，研究民国文学，也离不开民国时期的历史文化环境。我们只有深入到了民国历史文化的细部，才能真正理解民国时期的文学，也才能有效地解读和阐释民国文学。民国历史的底色就是“民国性”，我们只有对民国历史的“民国性”加以准确把握，才能激活民国文化语境中的民国文学。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也就是如何激活民国历史与民国文学的关联性。首先，我们必须返回到民国社会历史的具体场景之中。这种返回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回到历史中去，而是回到历史现场、回到历史细节，最大限度地贴近历史真实。正如陈国恩先生所言：“这不是说研究民国文学应该按照三民主义的思想来进行，相反，我们应该超越三民主义，站在更高的历史点上来对民国时期的文学作出评判。”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民国文学框架下研究这一段时期的文学，可能得出不同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结论。正如秦弓先生所言：“乍看起来，民国史与现代史或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大致重合，似乎没有给予特别关注的必要。然而，当我们仅仅以现代史或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视角来考察鲁迅时，一些在民国史视角看来成为问题的问题就无法获得清晰的认识，甚至完全被遮蔽掉”。还有对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因为它赋予民国文学起点的意义，所以可能评价更高。其实对于辛亥革命的评价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我们强调辛亥革命的局限性，就是为了给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发生寻找更为合理可靠的理由。这就说明，我们要激活民国历史与民国文学的关联性，“民国性”问题的把握就显得至关重要。“民国立场”、“民国姿态”这种带有“民国性”符码的研究趋向，是开掘民国文学研究的有效性策略。其次，我们要充分返回作家的精神世界，发掘其创作的机能，将“文学的内部”和“文学的外部”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以前读鲁迅的小说《药》，认为小说表达了作者对辛亥革命换汤不换药的失望。但事实上，鲁迅先生对“五四”启蒙先驱是充满希望的。他说：“中山先生逝世后无论几周年，本用不着什么纪念文章。只要这先前未曾有的中华民国存在，就是他的丰碑，就是他的纪念。凡是自承为民国的国民，谁有不记得创造民国的战士，而且是第一人的？”可见，鲁迅对民国是满怀希望的，只是对那些有意破坏民国者们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日日偷挖中华民国的柱石的奴才们，现在正不知有多少！”这种历史与文学关联性的建构，既有利于我们对文学文本的准确理解和判断，又凸显了这一历史阶段的根本特性“民国性”。我们要研究抗日根据地内孙犁的小说创作，就必须了解白洋淀的经济、文化状况，了解那个时期白洋淀的家庭、婚姻与乡土秩序。只有深入了解了白洋淀的“民国性”，我们才能破解“与孙犁的矛盾”。回到民国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充分尊重民国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现代文学研究或许能够获得一次新的生机”。 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习惯于“现代性”话语系统，而缺乏主体意识，缺乏回到历史细部，缺乏学科的自我研究体系、概念、范式的建构。我们如果能够跳出“阶级斗争”的历史观，回到民国历史的现场，就会发现很多被遮蔽了的历史事实，诸如民国时期的文学与经济的关系、文学与法制的关系等，这对我们理解像茅盾的《子夜》这样的作品很有帮助。再比如1920年代，鲁迅起诉教育部事件。鲁迅为什么敢起诉教育部？这背后有何历史因由？还有1930年代，胡适、罗隆基等人的《新月》杂志抗争事件，这个事件背后的民国历史生态究竟是怎样的？值得深思。发掘历史细节，在新的历史架构中展现文学发展自己的逻辑，将中国现代文学中被遮蔽的内容敞开，一些新的、鲜活的研究命题将会不断涌现，这有利于反思、反观今天的学术研究，推动自我批判和自我认识。把民国的历史细节和文学自身关联起来，我们将会有一系列的新的洞见，形成学术研究的正能量。总之，“民国性”是民国历史文化与民国文学得以展开的一个根本和基础。研究民国文学离不开民国历史文化，民国文学是在民国历史文化的场域中显现的。我们只有把握住了民国文学的“民国性”特质，才能真正叩启民国文学研究的大门，才能解蔽民国文学的发生与发展、民国作家的生存状态、作品内涵，以及民族主义文学思潮。 作者：韩伟 单位：甘肃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一、现代文学作家、社群与思潮 (一)战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与文艺社群 1945年以后，大陆学者文人随国民政府来台者众，当时进入台大任教的几位师长，带来了“五四”文学的精神，也开启往后的现代文学之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文系有台静农，他是鲁迅的学生，来台后虽然转向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但他的小说集《建塔者》、《地之子》，后来也出版了，使读者一窥“五四”遗风。在外文系则以夏济安为代表，他创办《文学杂志》，带动写作风气，影响了当时仍是学生的白先勇等人，也缔造了学院派文学杂志的成果。当时的青年学生辈，有来自大陆的学生，也有台湾本地出生的青年，他们因为进入台大就读，受到这些老师前辈的启发，以及同侪间的鼓舞，纷纷崭露创作的才华，终于成为台湾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这些学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叶庆炳、张健、吴宏一、柯庆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杜国清、叶维廉等，各自在诗、散文、小说创作方面留下可贵的成果。林文月、叶庆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参与蓝星诗社的创立，张健亦为蓝星主要成员，杜国清、叶维廉则是笠诗社、创世纪诗社的重要成员。而以白先勇为主的《现代文学》杂志在1960年代创办，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等人，都是创始社员，共同推动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 (二)文学杂志对现代思潮的译介 由夏济安主导的《文学杂志》创办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结束。但这份刊物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代表台湾战后初期的文学潮流中，一群学院里的师生对于文学的喜好和坚持，并开辟另一个有别于“战斗文艺”的园地。他们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创作，文学理论的译介、中西文学的相关论述也相当多，这个现象可以说开创了一种风气，也就是将现代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理论、西方文艺思潮连结，提供给创作者和读者新颖的观念。以白先勇为主导的《现代文学》深受其师长辈创办的《文学杂志》之启发，该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发行51期，由白先勇负责筹措资金，而外文系的几位同学一同写稿、译稿和拉稿。比起《文学杂志》，《现代文学》更强调创新的精神，他们努力介绍各种西方的思潮、创作观念，以便所写的作品可以表达属于现代人的艺术情感;对于西方文学与理论的介绍，《现代文学》更以“专号”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译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绍，并附带加以评论。除创刊号推出“卡夫卡专号”，也曾刊出多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专号，对于艾略特的诗作与诗学，更前后刊出多期。《现代文学》编辑群对文学充满热情与执着，而这些译介，为创作者与读者带来不同的视野，开拓更多元的文学品味。 二、比较文学的学科成立与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以译介外国文学与理论为宗旨，进而启发作家的创作以及解读作品的角度，其实已略具比较文学的雏形。进入1970年代，台大文学院更以三轨并进的方式———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成立比较文学会以及结合《中外文学》，促进了比较文学在台大扎根与茁壮。1970年，台大外文系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推动者是当时文学院院长朱立民与外文系主任颜元叔。但这个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学博士班的路线，反而希望结合外文系与中文系的学术资源，使学生可以同时接触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进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国/外国文学双重视野的比较文学研究。纪秋郎、单德兴、李有成、高大鹏、陈昭瑛、古佳艳等，都获得此博士学位，成为外文、中文学界的优秀学者。近年台大外文系虽已将比较文学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较文学仍是其修业与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学者与叶庆炳等四位中文系学者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并藉此在《中外文学》开始介绍比较文学的观念和发展;譬如《中外文学》创刊号(1972年6月)即刊登李达三著、周树华与张汉良译的《比较的思维习惯》，仿佛已经有所预告，2卷9期则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译的《比较文学的目的与远景》(1974年2月);其后则陆续有袁鹤翔《中西比较文学定义的探讨》，李达三著、许文宏与冯明惠译的《东西比较文学史的检讨》等文章，一路推进，颜元叔、胡耀恒、朱炎、叶维廉、张汉良、陈慧桦、古添洪等，都是比较文学的旗手。古添洪与陈慧桦编著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李达三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8年)二书，可说是最早结集的相关著作。而叶维廉、古添洪与陈慧桦在东大图书公司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更可说是具体的成果。此外，结合外文、中文两系教授的“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自1974年8月起对外扩大征求会员，凡大专院校教师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较文学者，皆可申请入会。而学会也每年度主办国际或全国比较文学会议，开放对外征稿，相关的征稿主题、研究论文也都以专号的形式收录在当期的《中外文学》或另一英文的比较文学刊物《淡江评论》(淡江大学外语学院出版);譬如第4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1983年8月)，第5届主题为“现代主义与中西比较文学”(1987年5月);第25届全国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灾难、创伤与记忆”(2001年9月)、第30届主题为“认同的变向:全球化时代的主体生成与转化”(2006年5月);无论其主题是企图与中国文学对话，或是呼应世界文学脉动，或是跨领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带动台湾学界的研究潮流，累积丰富的学术资源。外文系主导的比较文学博士班、比较文学会，再加上《中外文学》，形成了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铁三角。我们也可以发现，就在《现代文学》即将衰退之际，1972年6月，外文系与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发起创办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学》。这些学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齐邦媛、颜元叔、胡耀恒与中文系郑骞、叶庆炳等人;而该刊自创刊以来，迄今一直稳定出刊，在台湾学术界已占有关键性的位置。《中外文学》创刊初期，系以颜元叔为主导人物，他引进新批评，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细读洛夫的两首诗》，掀起一串现代诗论战;而后又连续登载王文兴小说《家变》，并举行座谈会，引起各方注目、论辩，具体呈现学界与读者大众对这篇小说褒与贬的两极化情形，也为现代主义小说的读者反应留下珍贵的纪录。《中外文学》也曾连载林文月翻译的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书，引起很大的回响。该刊既命名为“中外”文学，除了对外国文学以及理论的译介，当然也兼纳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论文。除现代文学研究外，也有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属于中国文学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传记考述、作品流派、文学史研究，另外更为突出的则是以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例如张汉良的《“杨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结构》(1975年4月)，系以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研究古典小说“杨林”、“枕中记”系列故事，这种研究视角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台湾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综览《中外文学》的文章，可知其编辑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较文学”在台大外文系的扎根与开展着实有密切的关联。《中外文学》在1980年代以后，逐渐聚焦在对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介绍，例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后殖民等理论，透过专题邀知名学者撰稿，无论是就理论观念加以译介，或是以文学作品为例实际操作，都成为后来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长了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风气。 三、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作家的培育，本不限于任何科系，但因为小说家白先勇、王文兴等人的光环，“作家都是出自外文系”的说法也流传一时。然而随着中文系现代文学课程的增加与写作风气渐盛，出身中文系的作家，以及投入现代文学研究的中文系学者，也日渐增多，“现代文学”遂形成中文系学术传统的脉络之一;这方面，曾任系主任的叶庆炳教授实有开创性的贡献。而当代年轻一辈的作家譬如散文家陈幸蕙、简，小说家郝誉翔、黄锦树，诗人陈大为等，都是台大中文系毕业。在外文系方面，虽以外国文学课程为主，但中文、外文两系常有合作开课的例子，如外文系王文兴所授的现代小说、王建元所授的文学批评、齐邦媛所授的高级英文(讲授英美小说与诗)等，系为中文系而开;中文系也长期为外文系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因此除了在文学杂志上的通力合作，在课程、师资的援引上，中文与外文两系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担负文学教育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8月，台大成立台湾文学研究所(简称台文所)，因为课程设计与发展方向的关系，进入台文所的学生，不乏已经有现代文学作品集出版，或是已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加上各教授的专业取向，台文所加入了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阵容。按，台湾文学的发展，于史可考者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除1930、1960年代是现代主义兴盛时期外，台湾文学的多元性，以及与日本文学、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关联，都可以从中发掘比较文学的议题。是故，台大教授对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除了前文所介绍外，近年可以看到的是，中文系何寄澎的现代散文研究、陈翠英的现代小说研究、外文系廖炳惠的后现代研究、廖咸浩的文艺/社会思潮研究、张小虹的性别/同志文学研究、流行文化研究，刘亮雅的台湾后殖民小说研究、朱伟诚的同志文学研究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而台文所教授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可说更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柯庆明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郭玉雯的张爱玲小说研究，王文兴小说研究，梅家玲的现代小说研究、眷村小说研究，以及洪淑苓的现代诗、女性文学研究，都已出版相关的学术论著。另外，黄美娥的日治时期台湾通俗文学研究、张文薰的日治时期台湾新文学研究以及苏硕斌的台湾都市文化与文学研究，也都为现代文学研究扩充了领域与视角。 四、结语 展望历年来的台大师生藉由现代文学创作、译介与发行文学刊物的成果，和台湾文坛产生密切的互动，在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上更有开创性、主导性与关键性的位置。现今，为了促进现代文学研究，总图书馆也积极展开作家手稿资料的典藏工作;目前已有王祯和、王文兴、林文月与叶维廉等作家的手稿典藏。而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也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常模，相信台大教授与研究生将秉此深厚的人文传统，在新世纪共同勾勒出台大、现代文学、比较文学以及文学史的复杂网络。 作者：洪淑苓 单位：台湾大学 文学研究论文:现代文学研究性教学与应用型人才培养 一、推广研究性教学对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意义 虽然社会对大学生培养提出了创新性的要求，但在校大学生的基本现状，却令人堪忧，其普遍存在的种种问题迫切要求大学教师进行教学改革。目前大学生中存在的两种普遍的情况特别应引起重视：一种是涣散型，具体表现为无所事事、不看书、不学习、考试前突击复习甚至违反考试纪律。根源在于缺乏主动学习的意识，中学时被迫于题海战术、应试学习的学生，内心已对学习产生了厌倦，大学时如果没有老师严格督管，很容易无所适从，缺乏独立学习、主动探究的意识和能力，如果大学的教学、考核体制僵化死板、只是背书———做题的模式，更会让他们失去兴趣，不能领悟到学习的真谛；一种是很认真、很用功，但是只会背笔记、背教材，虽然答卷和笔记、教材几乎一字不差，但缺乏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试想，无所事事地度过大学时代，毕业时腹内空空，又有什么知识和能力去胜任工作呢？如果大学里照本宣科、只会背教材、背笔记，工作之后照旧这样教孩子们，又培养出一批“学习、考试机器”，这样陈陈相因，只能形成教育培养的恶性循环，压抑了创造性，也不能适应社会和时代对人才的需求。地方高校是承载大众化背景下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主体，改革和创新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既是地方高校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更是有效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关键。基于在校大学生中普遍存在的种种问题，改变旧有的教学模式，推进以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独立思考、自主学习能力的研究性教学势在必行。 二、如何推行研究性教学 （一）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理念 研究性教学的理念是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处于引导者的地位，学生则是学习活动的主体。要改变学生在长期应试教育中已形成了的一定的被动学习习惯，教师就要改变传统的满堂灌、填鸭式的单调的教学方式，不能一味地以教师为中心，一上课，教师便沿着自己的思路和准备的教学内容开讲，学生只是聆听和埋头记笔记，一味跟着教师的思路，然后课后背诵，这样只能压抑学生的自主性和创新性，与现代教育理念相违背。“现代教育认为，知识的学习不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认识科学本质、训练思维能力、掌握学习方法的手段，在教学中强调的是‘发现’知识的过程，强调的是创造性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形成探究的精神。”所以，在教学中要强调学生的能力培养，注重学生学习的主体性，让学生积极地参与学习过程，主动地去阅读、思考、探究，能提出问题、形成研讨，并逐渐增强分析问题的能力。教师转变了课堂的中心角色意识后，要明确引导的作用和怎样引导。实际上，改变固有的教学模式，发挥引导的作用，看起来讲得似乎少了，却要付出更多的心血。教师要琢磨每次课引领学生的教学目标是什么，怎样驾驭课堂、怎样引导学生思考、讨论，又怎样总结升华，这需要既站在学生的角度换位思考、巧妙设计教学环节、激发学生兴趣，又需要提升自己的学养积累和科研能力，不断开拓自己的创新精神，才能引导学生徜徉在知识的海洋，学有所得、学有所乐。 （二）自主性、研讨式的教学方法 现代文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是提高学生对文学作品理解能力和分析能力的重要基础课程，现代文学教学也应把培养学生阅读欣赏的创新能力作为教学目标，改变“教学局限于教书，教书局限于课程，课程局限于课堂，课堂局限于讲授，讲授局限于教材”的传统教学方法，以学生为学习的主体，运用多种多样的教学方法，增强学生的文学感受力、审美鉴赏力、文本研究与分析的能力。首先要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引导学生走进作品中，走进作家的心灵深处，用鲜活灵动的审美感受来细读文本，和作家作品产生灵魂的交流与碰撞，才能真正走进文学所营造的艺术世界中去。很多学生毕业时连基本的名家名作都没有阅读过，这是中文专业学生的很大遗憾和知识欠缺，所以，主动阅读、带着兴趣阅读、带着思考阅读，是教师引领学生学习的第一步。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当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就终日埋首于清华图书馆，如饥似渴地认真阅读，一边读一边做摘录，写下感受和启发，积累了大量的读书笔记，为他后来成为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家奠定了深厚的学养基础。教师若能指引学生钟爱读书，甚至把读书作为保持终身的爱好和习惯，无疑会使学生受益一生，并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学生对读书产生了浓厚兴趣之后，教师还要引领他们学会思考、学会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正如法国文化教育学家斯普朗格所言，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传授已有的东西，而是要把人的创造力量诱导出来，将生命感、价值感唤醒，一直到精神生活运动的根。对文学作品有了初步的文学感受只是理解作品的前提和基础，要对作品有更深入的思考，还需要理论的支撑和提升。中文专业的在校大学生对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理论的掌握是必备的学养基础，一定要与文本细读结合起来，才能做出独到、深入的阐释。在课下引领学生做充足的文本阅读与理论学习的前提下，在课堂上的引导也很关键。教师可采用组织学生发言、研讨、辩论、归纳总结等形式，充分调动学生在课堂学习中的积极性。可在课前预习中设几个小专题，预先由学生分组讨论，然后每组派代表上台发言，既加强了学生间的团队意识、组织协调能力，又练习了口头表达、语言组织、独立思考能力；还可组织课堂讨论，甚至针对不同的观点展开辩论，学生会被激发起强烈的问题意识，积极思考、踊跃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思想碰撞的火花中，大家集思广益、互相促进提高。比如，在讨论中，同学们通过对周朴园性格的分析及对他和侍萍之间情感的探讨，加深了对这一人物在人性方面的理解；通过对张爱玲《金锁记》、《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等作品的细读与阐释，走进这位颇富才情的女作家的内心世界；通过对萧红《小城三月》中翠姨悲剧命运和矛盾性格的所思所感，更深入地理解萧红创作的女性视角和女性生命体验……当然，灵活多样、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教学绝不意味着教师的担子轻了，相反，教师要有高超的课堂驾驭能力，引领学生积极思考并能不偏离课堂教学目标，使课堂气氛既活跃又不松散，并能及时总结，把自己的学术研究积累和学术界相关的前沿成果梳理归纳后介绍给学生，让他们在学界大师的研究中捕捉到最新的学术信息。在积极高效的课堂教学之后，还要再做好课下学习的延展。做好课程网站是将课程学习进一步丰富并可和学生在课下继续交流、互动的很好方式。在课程网站中，教师可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与学生分享，学生可将自己的学习心得和文学创作在网站上展示，师生交流评析；还可设置在线答疑，及时解答学生的问题，鼓励促进学生在课后继续主动学习，拓宽知识面、拓深知识层次。另外，可以布置学生写小论文，让学生在写作中提高研究意识；还可结合中文专业的特色，引领学生由阅读文学作品到创作文学作品，让学生在散文、诗歌、小说的写作中进一步领悟文学创作的规律、方法、内涵；至于一些生动有趣的文学活动，如配乐诗朗诵、话剧舞台表演等等，更能增加学生对文学的爱好，也可增强审美、表达等能力和团队合作意识。 （三）注重能力培养、灵活多样的考核方式 传统的课程考核方式往往采取闭卷考试的方式，出一些固定的填空、名词解释、简答、论述等题型，学生按背熟的答案答题，限制了学生的思维，不能真正考察出学生的能力和水平。研究性教学改革推行以考查学生实际能力为目标的灵活多样的考核方式。在考试环节方面，采取平时课堂发言、课程小论文、文学创作各占一定的百分比，期末试卷以论述、写作题为主的方式，让学生摒弃背诵固定的答案的复习模式。文学是人学，对作品和人物的理解本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正如“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比如说老舍的名作《骆驼祥子》中的虎妞形象，当我们用一般的女性文化视角来观照这一形象时，可发现虎妞这一形象的塑造不仅展现了老舍对妇女地位的思考，也透视了老舍在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交织渗透下的女性观。但老舍作为一位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创作首先要遵循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即必须忠于生活，严格地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来描写。这又使老舍对虎妞这一人物的描写在较大程度上冲破了他那种过分传统的女性观，而能从生活的实际出发，写出一个有着奇特的身世背景和生活经历，原本也不属于那种有教养的上流社会，并且最终也沦落到生活底层的女人的悲惨的一生。这就使虎妞这一形象的表层意义与其深层意义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张力，从而赋予这一人物以更为丰富的思想内涵。因此，如果仅仅把虎妞看成是一个老、丑、泼辣、厉害的“坏女人”，那就根本未曾理解到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及其性格的复杂构成，实际上只停留在对这个人物极为表层的理解之上。已经有多位学者指出：过去学术界对虎妞形象的认识长期以来止于其言语和行为的直率与粗俗之上，而未能触及其人生的深层与整体。正因为这样，我们有必要对虎妞这一形象作出更符合文本实际的新的阐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有一名流行的名言：“说不尽的阿Q！”这说明一部伟大的、经典的作品，其思想内涵是丰富多元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阐释，并且具有不断地被人们作出新的阐释的意义空间。所以对文学的理解应是多角度、深层次、多向度的，如果对作品的创作特色、形象分析千人一面，那对文学作品的解读就成为枯燥乏味且单调无趣的照本宣科，这样即使答卷是满分，对学生的能力培养而言也没有多少意义。如果考核侧重于思考和研究，学生可写下自己对作家作品独立、深入的理解，那么复习就不再是机械的记忆和沉重的负担，而成为了快乐的、主动的学习过程，同时也可考察出学生的分析研究能力和平时的学养积累。 可以说，无论课前的主动阅读预习、课堂中的积极参与思考、课下的第二课堂的开拓、还有考核形式的改革，都贯穿着以学生为学习主体、提高学生创新学习能力的理念，都凝聚着教师的悉心指导、用心引领，主旨都是为了培养出符合时代和社会需求的有用之才。 作者：傅晓燕 单位：山东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关于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检讨 一、学术范式与主要成果 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是以家族为视角探讨“文学的家族”与“家族的文学”的历史发展、家族个性、家学本质和社会地位的文学研究。其学术范式或者以文化为本位，或者以文学为本位。前者立足于家族文化的整体性研究，文学世家是家族文化研究有机而重要的组成部分；后者立足于文学世家的特定性研究，家族文化作为文学世家的重要背景而受到重视和研究。两种学术范式各有侧重，各有特点，但都强调“家学”独特性的择微，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并没有优劣之分。不过就文学学科的属性来说，采用以文学为本位的学术范式更为切合古代文学研究自身的特征和要求。文学世家研究是基于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西化”反思和学术创新需求的结果，体现了古代文学研究的本土话语回归和学术范式创新。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果，从以个案研究为主走向以朝代为主、区域为主和专题为主的多样化研究。以汉族文学世家研究为主体，也有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的研究。 1.个案性研究成果 文学世家的个案研究成果最多，主要集中在六朝、宋代和明清三个时段上。六朝的个案研究，主要聚焦于陈郡谢氏，琅琊王氏，兰陵萧氏，琅琊颜氏，东海徐氏等。其中陈郡谢氏文学世家研究最突出，有程章灿《陈郡阳夏谢氏：六朝文学士族之个案研究》、丁福林《东晋南朝的谢氏文学集团》、周昌梅博士论文《六朝陈郡谢氏家族文学研究》等论著。宋代的个案研究主要涉及到昭德晁氏，东莱吕氏，临川王氏，鄱阳洪氏，墨庄刘氏，眉山苏氏，浙东高氏，四明史氏等。其中昭德晁氏文学世家研究最显著，有刘焕阳《宋代晁氏家族及其文献研究》、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何新所《昭德晁氏家族研究》、李朝军博士论文《宋代晁氏家族文学研究》、滕春红博士论文《北宋晁氏家族及其文学研究》等论著。明清的个案研究主要涉及到吴江沈氏、叶氏，常熟翁氏、冯氏，海宁查氏，三山叶氏，滨州杜氏，临朐冯氏等。其中吴江沈氏和叶氏文学世家研究最突出，前者有李真瑜《明清吴江沈氏文学世家论考》、郝丽霞《吴江沈氏文学世家研究》等著作，后者有蔡静平《明清之际汾湖叶氏文学世家研究》、朱萸《明清文学群落：吴江叶氏午梦堂》等著作。个案研究以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较有代表性，该著未停留在家族血脉关系、家族文化和作家作品的简单梳理上，而是注重从家法意识、家族成员主观性和后天因素不确定性等方面来探讨世家文学发展的继承性与变异性，同时又重视家族成员文学创作的分析来探讨世家文学的典型性及与时代的联动性，对“个体—家族—社会”三位一体的整体研究有着较为自觉的意识。 2.断代性研究成果 此指对某个朝代的文学世家作整体的断代研究，以六朝和宋代的研究较突出。前者有程章灿《世族与六朝文学》、吴正岚《六朝江东士族的家学门风》、王永平《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周淑舫《南朝家族文化探微》论著，后者有《宋代文学家庭》、张剑等《宋代家族与文学研究》、张兴武《两宋望族与文学》、刘学《词人家庭与宋词传承》等论著。其中，对宋代的研究较突出，王著对宋代二代至十代以上的文学世家都作了梳理，有较强的资料性；两部张氏著作都注重从宋代的时代变迁、地域文化、政治党争、科举制度和家学意识等方面来探讨，基本上揭示了宋代文学世家发展的时代特征；刘著则重典型文体与典型家庭关系研究，令人耳目一新。 3.区域性研究成果 此指以某个地域为主的文学世家研究，其中江南地区是最突出的区域，时间跨越六朝至清代。主要成果有朱丽霞《清代松江府望族与文学研究》、凌郁之《苏州文化世家与清代文学》、邢蕊杰博士论文《清代阳羡文化家族文学活动研究》、顾世宝博士论文《元代江南文学家族研究》等论著。由梅新林、陈玉兰主编的《江南文化世家研究丛书》已于2010年陆续出版，计划出书50种，其中有不少是江南文学世家研究的成果。此外，中原、关中、河东、山东、江西、广西等地文学世家也受到一定关注，有相关文章发表。区域性研究普遍存在对文学世家的地域性特征揭示不够的缺憾，往往是某一区域内文学世家个案的“组合体”。 4.专题性研究成果 此指围绕某个专题内容对文学世家进行研究，包括政治、经济、科举、出版等专题，都有相关文章发表。其中，女性专题研究最突出，一些论著往往会涉及到，如蔡静平《明清之际汾湖叶氏文学世家研究》、郝丽霞《吴江沈氏文学世家研究》都设有专章来论述世家女性的文学意识和文学创作。此外，还有一些单篇论文，如陈水云、王茁《文学女性从闺内到闺外———以山阴祁氏家族女性文学群体为例》等。徐雁平编著的《清代文学世家姻亲谱系》广涉资料，对清代文学世家姻亲情况作了较为全面的梳理，是专题研究中学术价值较高的著作。以上主要是汉族文学世家的研究情况，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对少数民族的文学世家研究也开始涉及。如刘达科《金元耶律氏文学世家探论》、杨镰《元代江浙双语文学家族研究》、陈友康《古代少数民族的家族文学现象》、李小凤《回族文学家族述略》、王德明《清代壮族文人文学家族的特点及其意义》等。 二、学术检讨与未来前瞻 经过三十余年的学术研究，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无论是涉及的家族数量，还是家族时空分布的广泛性，古代文学世家研究都取得极为突出的成就，呈繁荣之势。但同时也存在一些值得检讨和反思的地方。 一是重个案研究轻系统考察。个案研究取得了可喜成就，并且有些家族还是众多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典型者如六朝陈郡谢氏、琅琊王氏和颜氏，宋代昭德晁氏和东莱吕氏，明清吴江沈氏和叶氏等都有多部研究论著或博士论文。但对特定区域、特定时代或通代文学世家的系统研究则较少。个案研究固然是基础，但只重个案而轻整体，往往会挂一漏万，见木不见林，且易造成研究模式化和雷同化。张剑等《宋代家族与文学研究》、张兴武《两宋望族与文学》和梅新林《文学世家的历史还原》等在系统考察上具有开拓性意义，前两部论著重横切面的系统研究，紧密联系时代社会、地域文化来研究文学世家；后一篇长文重纵向性的系统研究，对中国文学世家的“经学—文学世家”、“门阀—文学世家”、“科宦—文学世家”前后相承的三重形态进行了提纲挈领的历史还原，气势宏阔而又鞭辟入里。 二是重南方家族轻北方家族。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所涉及的家族绝大部分是以江南为中心的南方地区，特别是两晋南北朝和明清时期的文学世家研究更是如此。这与古代江南经济发达、人文荟萃和家族兴盛有着密切关系，因而易为研究者所关注。但北方同样也不缺文化望族，而且历史更为悠久，缺少北方家族的参与，对于完整的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来说是一个残缺，也不符合古代文学世家的实际情况。 三是重汉族家族轻少数民族家族。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基本上集中在汉族文学世家当中，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研究只有廖廖几篇论文。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除了汉族大量的文学家族诗书传家外，也有许多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留名青史。只有把少数民族的文学世家也纳入到研究视野内才能真正完整地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世家，并且激发杨义所说的“边缘活力”的少数文学世家研究。 四是重作家梳理轻作品辨析。由于作家是文学世家的主体和核心，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当中，一般首先关注的是对家族中具有文学特性的成员进行梳理，由此构建起具有血缘关系的文学世家网络，而作品附属于作家分布在网络各个节点上。这一方面有利于快速建立起文学世家网络图，但另一方面也舍弃了作品的文献考辨、文本阅读和文意理解的文学本位研究。这种文学世家研究既偏离了回归文学本位的学术反思和要求，也不利于对家族作家及其文学的深入研究。因此，文学世家研究应该加强作品的考辨和分析，并坚守文学为本位的多元化研究。 五是重现象探讨轻理论归纳。由于只重作家梳理而缺乏作品考析，因此文学世家研究只能对以作家活动为中心的文学现象进行探讨，简单地勾勒出文学世家成员血缘关系的网络图及其文学世家的表面性比较，而难以对文学世家传承的深层规律与外部影响、传承共性与个体变异、成员特性与家族共性等一系列文学现象作出理性描绘和区分，并作理论上的阐释和研究，从而影响文学世家的深层研究。同时又由于指导文学世家研究实践的理论研究也相对滞后，学界虽然有所关注，但总体上还很欠缺，这也必然也影响到文学世家的深化研究。所以，无论是内在理论归纳还是外在理论指导，文学世家研究都显得缺乏而又迫切需要。 六是重家族封闭考察轻家族开放关注。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总体上来说是局限于家族内部考察，包括家族内部成员关系的梳理、家族作品的排列和文学世家现象的描绘等内容，而很少以开放态度和视角来考察家族与家族、家族与社会、家族与地域之间的关系。这种封闭性的文学世家研究势必影响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很难看出研究对象在特定局域或整体文学与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也势必影响到研究成果的学术作用和社会效果。 鉴于以上的学术检讨，未来的文学世家研究在强调个案研究的同时也应该从下面几个方面来拓新和深化。其一，加强贯通性研究。贯通性研究包括时代贯通、地域贯通和民族贯通，时代贯通是对特定时代或通代的文学世家作贯通性研究，地域贯通是对特定区域或整个中国的文学世家作贯通性研究，民族贯通是对特定少数民族或所有少民族的文学世家作贯通性研究。其二，加强文学性研究。文学性研究包括文学世家作品的文献考辨、文本理解和文化分析。文学性研究的强化既可以深化作家主体意识、家族独特个性和文学传承基因等文学世家深层次内容的研究，也符合文学本位的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需求。其三，加强理论性研究。理论来源于学术实践又指导学术实践，文学世家的理论研究对于文学世家的学术实践具有重要的学术指导作用和意义。文学世家的理论研究一方面要对个体、局域和整体的文学世家发展的内在规律、特定内质和发展动态作理性归纳和升华，以突显“文学的家族”和“家族的文学”的独特个性和整体共性；另一方面则要从哲学层面探讨文学世家的概念、内涵、范畴和研究方法等抽象的理论问题，从而更好地指导文学世家研究实践。其四，加强开放性研究。开放性研究就是要跳出封闭的家族内部，放眼于家族与家族、家族与社会、家族与地域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同时在文学本位的基础上重视文学世家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哲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交叉研究。 作者：曾礼军 单位：浙江师范大学 江南文化研究中心 文学研究论文:论文学研究人类学转向趋势 作者：苏永前 单位：漳州师范学院 20世纪后期，受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冲击，西方思想界出现“人类学转向”的潮流，其影响在人文、社会科学诸领域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从中国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史学、文学等研究领域也出现人类学转向趋势。不过，相比较史学而言，文学领域的转向目前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本文拟以近年来的几种个案为中心，就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作一考察。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谓“人类学转向”并非当下文学研究的惟一趋势;在人类学转向之外，并不排除其他转向的存在。此外，文中论及的仅仅是上述转向中具有代表性的几种个案，因篇幅所限，对其他与人类学转向有关的研究无法逐一论述。① 一、文学人类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重释 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艺学界，文学人类学是一支非常显著的力量，其麾下聚集了叶舒宪、萧兵等一批学者，他们立足于中国本土传统，以跨文化、跨学科的广阔视野对中国文学进行重新审视，在学界引发了广泛影响。中国文学人类学试图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是作为西学的人类学，如何与中国本土的学术传统相对接，从而实现中国古典学术资源的现代性转化。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的文学研究主要有两种范式，一种是诗文、小说评点，一种是训诂考据。20世纪初，受西学东渐的冲击，上述两种范式均面临挑战。就前者而言，由于主要建立在文学接受者的主观感悟之上，缺少系统性与理论自觉，因而在西学的冲击下难免式微。相对而言，在清代乾嘉时期臻于极盛的考据学则由于秉持“求实征信”的原则，因而体现出一定的科学性品格;在20世纪初，当以实证主义为主调的西方学术范式传播到中国时，便有了向现代性转化的可能。不过，传统考据学自身的局限也是非常突出的，正如有论者所言:“清代中后期不少治诸子的学者擅长文献考辨和文字训诂，但他们除了盯着文字文献之外，对民俗民风基本不屑一顾，对口头传说也不加采信，他们只满足于‘四部之学’而轻视‘四野之学’，这束缚了他们的胸襟，限制了他们的视野。”②此外，由于科举制的废除，旧式的读经教育被新兴的西式教育所取代，现代人的知识结构与传统的考据学也因此发生了断裂。当然，相对于乾嘉诸老而言，现代学者也自有其优势:“尽管从总体上看，乾嘉学者式的渊博和小学功力已经不可再得了，但是新时代的学人自有超越前贤的优越之处，那就是新材料、新视野和新方法。”③针对传统考据学的局限与今、古人知识结构上的断裂，叶舒宪、萧兵等学者一方面在古典文学的重释中增加了文化的维度，从宏观的文化背景中对种种文学现象作出解读;另一方面，又不断拓展证据的疆域，在20世纪初王国维所提出的以地下出土甲金文为主的“二重证据”之外，又增加了“第三重”和“第四重”证据，前者指广义的民族学资料，后者指考古出土的实物、图像，从而真正形成了一种跨文化的“人类学”视野。中国古典文学中一些聚讼不已的难题，借助于“四重证据法”所提供的全新视角，便有了重新“破译”的可能。 二、文化诗学:回归文学的文化维度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兴起了文化诗学，主要倡导者有童庆炳、李青春、顾祖钊、刘庆璋等学者。在文化诗学的发祥地北京师范大学，目前已推出“中国古代文论的文化渊源”、“文化与诗学”等系列丛书，此外还主编有《文化与诗学》辑刊。这种现象标志着中国文学研究在经历了短暂的“审美转向”之后，开始向文化维度自觉回归。关于文化诗学提出的原因，据童庆炳先生的表述，首先是出于中国当下的现实需要。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与消费时代的到来，人文理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侵蚀和消解。这种情况下，有必要从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审美批评，转向对文学所由发生的历史文化语境的把握和分析。①笔者以为，除上述原因外，中国文化诗学的崛起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即来自于人类学领域的影响。对世纪之交的中国文艺学界而言，如何在摆脱意识形态干预的同时，又能打破“内部研究”的褊狭，无疑是亟须解决的一个问题。而人类学的核心命题“文化”，正是走出这一困境的有效参照。因为“文化”作为一种具有广泛包容性的概念，可以容纳比意识形态与审美判断更为丰富的社会、历史内涵，从而还原文学现象本身的复杂性。尽管国内文化诗学研究呈现出不同特色，不过，这一研究取向与文化人类学之间的种种契合仍然有迹可循。 第一，对于“文化”的理解。国内致力于文化诗学研究的学者也对“文化”的内涵进行了探讨。在《文化诗学是可能的》一文中，童庆炳将“文化”的定义归纳为三种:第一种是泰勒、马林诺夫斯基等所持的“广义的文化概念”;第二种是《现代汉语词典》等所界定的“狭义的文化概念”;第三种是卡西尔从符号学角度界定的文化概念。尽管作者认为“以符号义的文化概念来审视文学是最为可取的”，却又对第三种概念进行了扩充:“按符号义的文化概念，文化的样式主要有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六类。我想还可以包括政治、哲学、伦理、道德、教育、民俗等。”②其实，这种经过泛化后的文化概念，与其说是卡西尔式的，不如说更接近于人类学。 第二，寻求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解释。李青春曾经谈到:“我们借用‘文化诗学’这个概念是为了倡导一种阐释方法。这种方法简单说来就是将阐释对象置于更大的文化学术系统之中进行考察。就古代文论(或古代诗学)而言，就是要将文论话语视为某种整体性文化观念的一种独特表现形式，因此在考察其发生发展及基本特征时能够时时注意到整体性文化观念所起到的巨大作用。”③对于文化诗学的这种认识与格尔兹的解释人类学有异曲同工之处。而所谓文化诗学，正是试图对这些文学现象作出“深描”，以实现对特定历史、文化情境中作家、作品的深度理解。④ 第三，文学观念的起源研究。文化诗学不仅重视中国正统的儒家文化等精英传统对文学的形塑作用，而且深入到史前文化，对中国文学观念的生成作纵深考察。这种取向比较典型的是顾祖钊的研究。在《华夏原始文化与三元文学观念》一书中，作者深入到中国文学观念所由产生的华夏原始文化背景中，对中国文学理论中的一些基本范畴作了文化探源。比如对于“诗言志”的产生，作者先从古代巫术文化演变的角度，论证了《尚书•尧典》的真实性，进而联系当时的巫文化语境，确定“诗言志”的“志”并非“人的意志”，而是“天的意志”，从而对这一古老的诗学命题提供了新的解释。再如，作者通过跨文化比较，认为《易经》的爻辞之中有许多原始诗歌，可以说是《诗经》作品的源头。这种研究思路其实正是早期文化人类者的典型风格:“初期的民族学⑤研究，都是以‘原始’、‘简单’、‘无文字’的‘初民社会’为研究对象。那个时候，直至20世纪中叶二战结束前，民族学热衷于研究人类的起源、宗教的起源、法律的起源、婚姻的起源等。”①在具体的个案解析中，作者也援引了许多考古学与民族志资料并运用图腾、巫术等理论进行参证，体现出明显的人类学取向。#p#分页标题#e# 三、人类学理论、方法的借用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由汉民族文学研究的一枝独秀到少数族裔文学研究的广泛开展，本身便是对当下文学批评人类学转向的一种折射。作为汉民族“他者”的众多少数民族，其创作往往并非单纯的审美对象，而是作为族群历史记忆的载体代代相承，其中积淀着丰富的文化意蕴，因而不断有研究者采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对其进行解读，“神话思维”、“文化功能”、“仪式”、“图腾”、“结构”成为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中频频出现的术语。 (一)人类学理论的引入 1.仪式理论 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来看，诸如民歌、神话和史诗等文类本身往往并非纯粹的文学文本，许多都是作为仪式活动的伴生物而出现，因而很有必要从仪式角度对其进行研究。比如，徐斌《格萨尔史诗说唱仪式的文化背景分析》一文，便是从史诗演唱前艺人举行的仪式入手，对史诗产生的文化背景进行了分析。②需要指出的是，仪式不仅仅呈现为当下性的展演行为，还会作为一种“集体记忆”在一个族群的文学传统中不断再现，从而衍化为一种“仪式原型”。当下许多研究者正是通过对文本中情节元素的分析，来构拟文本背后的仪式原型。这种研究取向已经成为一种“范式”，被不同的研究者反复采用。蒙古族学者乌日古木勒的专著《蒙古突厥史诗人生仪礼原型》可作为这种范式的代表。作者通过对蒙古—突厥史诗中求子、英雄特异诞生、英雄接受考验和英雄再生四组母题的研究，阐明了史诗背后潜在的共同模式。这一模式的原型，正是人类历史早期或当代土著部族中仍在盛行的成年礼仪。 2.族群理论 人类学中的族群研究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先后形成了“根基论”与“工具论”两种主要的理论范式。作为人类基本的存在属性，族群身份总会经由某些符号系统表达出来，文学便是人类表达自己族群归属感的主要载体之一。中国各少数民族作家一方面从属于特定的族群，许多作家甚至有自己的母语;另一方面，他们又深受汉文化的熏陶，多数人也在从事汉语写作。这种矛盾处境决定了少数民族作家处于汉/非汉两种文化的边缘地带。正是由于少数民族作家族群身份的这种特殊性，族群认同问题成为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的热点。在刘华《谁是少数民族作家?———对作家“民族身份”的文学人类学考察》一文中，作者将中国作家的“民族身份”问题放置在现阶段的中国语境以及多学科的背景之下，通过对作家的个体书写与整体性各层面之间的矛盾、多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文学，以及少数民族文学与作家之间的表述与被表述关系的考察，分析其“身份”问题的历史性、可变性和情境性。③周翔在《当代台湾原住民作家的身份认同》一文中，通过对历史文献和文学作品的仔细分析，就台湾原住民作家的族群认同问题进行了考察。④由于台湾族群关系的复杂，每一位原住民作家都处于多层次认同场景之中，因而对台湾作家族群意识的分析，也便具有了重要的人类学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说，阅读台湾原住民作家的文学作品也是一次田野体验过程，这与王明珂等学者所提出的“在文献中作田野”自然有着某种暗合。⑤ 3.图腾理论 20世纪初，一些学者将图腾理论运用到中国的神话研究中。正如有学者指出:“世界各民族神话中，无不充斥着神异动物和半人半兽形象、人兽婚和人兽变形之类的母题等令科学理性尴尬的内容，由于图腾学说提供了一个沟通人和动物之间的理论桥梁，因此，从其产生之日，就成为神话学家手中的利器。”⑦在当下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研究中，有不少学者也采用图腾理论，对其中许多今人难以索解的文化现象进行解释。比如，始见于东晋常璩所撰《华阳国志》的“九隆神话”，是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中最著名的神话之一，讲述古哀牢国一妇人“于水中触一沉木，遂感而有娠”的故事。对于这一神话的研究，除从历史的维度对其演变的微观过程进行梳理外，另一主要视角，便是援引图腾理论对其中的神异诞生母题进行解读，石钟健、萧兵、李炳海等学者都做过这种尝试。①类似的研究如王雅荣《“猴玃抢妇”故事渊源新探》、刀承华《傣族古代文学中的动物图腾崇拜》等。前者在对汉语古典文献中所载“猴玃抢妇”故事进行追溯的基础上，认为该故事反映了汉晋时期生活在蜀南及西南地区羌族的猿猴图腾崇拜及抢婚等社会习俗;后者则通过对傣族古代神话、传说等多种文本的分析，揭示出这些叙事后面所隐含的图腾崇拜观念。 (二)田野方法的借用 在中国少数民族中间，由于至今传承着大量“活态文学”，因而人类学意义上的“参与观察”自然成为研究者的主要方法之一。与20世纪50年代全国性的民族文学调查相比，当下的少数民族文学采录更加注重田野方法的规范。乌日古木勒就曾以田野方法为主要标志，将国内蒙古史诗的研究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初，这个阶段基本从文学的视角搜集、整理和研究蒙古史诗;第二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国内蒙古史诗的调查研究中借鉴和引进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和口头程式理论以及表演理论。②近年来，中国史诗研究界涌现出一批有分量的田野报告性质的著作，比如黄中祥《传承方式与演唱传统:哈萨克族民间演唱艺人调查研究》、阿地里•居玛吐尔地《〈玛纳斯〉史诗歌手研究》、哈拜《哈萨克阿肯》、朝戈金《千年绝唱英雄歌———卫拉特蒙古史诗传统田野散记》、杨恩洪《民间诗神———格萨尔艺人研究》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还对民族文学调查与整理中的缺失作了深入反思。彝族学者巴莫曲布嫫的长文《“民间叙事传统格式化”之批评》正是这种反思的代表。作者认为，国内外学者对彝族史诗的研究长期存在两种偏向:一种是将史诗作为研究彝族历史、社会等的旁证材料，一种是单纯作为文学作品来看待。这些整理过程忽视了史诗本来所属的彝族传统的内部规定性及演述场景。作者所要表达的学术诉求，正是回归史诗的田野现场:“通过田野研究，从民间鲜活的口头史诗演述活动去复归文本背后的史诗传统，并建立一种‘以表演为中心的’史诗文本观和文本阐释。”③突厥语民族文学专家郎樱在《田野工作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三十年史诗田野工作回顾与思索》一文中则以自己多年的田野经历为个案，对少数民族文学调查采录中的田野规范与困境进行了思考。不难看出，文中所提出的“亲身体验”、“参与观察”、“点面结合”、“追踪调查”以及进入田野前的“学术准备”、“理论预设”等具体要求，与人类学经典民族志的生成过程无疑有着种种契合。④上述反思表明在人类学影响日益显著的今天，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的田野工作也在自觉向人类学规范靠拢。这种“田野自觉”，也正是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人类学转向的一个重要表征。#p#分页标题#e# 文学研究论文:杜威社会历史文学研究 本文作者：毛崇杰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1917年杜威在《必须矫正哲学》中提出,知识的增长是通过对旧概念的重构而实现的。杜威对旧哲学的改造分为对象和主观两个方面进行。他认为首先必须打破学院式传统的教学方式以改变哲学的保守性。他说:“科学和政治在过去一百年内所取得的智力进展以相似的方式被浓缩和固定在教材之中,拒绝做进一步的改造。”[1](P.62)旧哲学以世界的真实存在(实在reality)为对象,这种僵硬的“终极实在”是束缚进一步开拓思想的东西。在杜威看来,哲学是现实的社会生活环境和时代精神的产物。这种哲学的改造旨在把哲学从哲学家的头脑转向现实的生活,从传统的学院式封闭教条转向开放的未来,主张哲学面对自然、人生,干预政治、文化、道德、审美和教育,最终落于社会的变革、发展和进步。杜威指出,对于当代社会,哲学改造的最为紧迫的使命是协调现代自然科学作为价值中立的体系与道德的和政治的制度作为价值体系的关系问题。杜威关于文艺的思想是与他的哲学的改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那就是以人文的精神关怀着政治的改革与社会的进步。他一方面与启蒙时代的科学和理性精神有承接性关系;另一方面在反学院式精英式的形而上学以及平民主义精神上对后现代主义又有着开启作用。在杜威看来,艺术是现实的人与自然环境与社会生活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因此他的艺术观念在对科学技术带来负面影响(如战争)的危机并对人性的悲观和非难中,“理解并陈述产生于由新科学完成的革命的对于人的未来的积极意义”。[2](P.18) 一　文学的本质———“再现与表现”的统一 詹姆士•卡因洛指出,杜威的科学观和自然观是建立在“设定关于自然之本质的一系列新假定”基础之上的,“它在杜威的形而上学中得到了系统化”。[3](P.121)在文学观念上,杜威与后来的罗蒂相反坚持文学的本质论,他从文学艺术的不同“类别”出发展开文学的本质论,指出,每一个文学类别“成其为自身”,是因为存在“某种不变的准则将每一类划分出来”之“固有本质”。[4](P.226)由此引出他的再现与表现统一的观点。他认为,艺术无论是再现还是表现的,都与对象本质有关,“所有的真正(艺术的)表现,都走向‘本质’”。在这里,本质所指的是“对一种本来是分散的,被伴随的多种多样的经验的事件弄得多少有些模糊的意义的组织。本质的不可缺少的东西也都与一个目的有关……一件艺术作品也许确实传达了众多经验的本质,并且有时会以密集而惊人的方式来传达……小说从偶然中抽取本质的东西”。[4](P.294)由此可见,杜威把关于文学再现与表现的问题看作文学的真正本质。 自古以来,文学理论在其发展历史中贯穿着表现与再现的争论。众所周知,再现论的哲学认识论基础是反映论,被古典作家们普遍概括为“文学艺术是反映生活的一面镜子”。而相反的观点强调文学艺术作为艺术家自我的表现。这两方面各执一端,在激烈的争论中难免有相互妖魔化的问题,致使这场争论一直延续到近代甚至现代并未休止。在后现代的艺术与非艺术界限的消解中,艺术被认为既不再现什么也不表现什么,这场古老的笔墨官司不再热烈,但是,这个问题被转移并散发到其他方面,如艺术生产(复制)与消费,艺术生产中的“类像”问题,还有后现代文化阐释的“深度模式消解”、“意义链断裂”,以及在艺术哲学层面上的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等。一般说来,艺术的“表现说”注重于艺术家作为一个个体主观的情感;“再现说”注重艺术家所生活的对象世界的实在。实际上,如果各执一端,只承认表现否定再现,或相反,都存在着各自的片面性。这种争论在意识形态上的情绪化使各自的片面性更走向极端。在这个问题上,晚近的一场重大的笔墨官司发生在普列汉诺夫与列夫•托尔斯泰之间,众所周知,前者对后者的唯情论进行了批判。如果说,再现说承袭着古希腊关于摹仿的理论,以艺术作为社会现实生活的再现作为一条现实主义红线的话,到了晚期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则把自我内心世界的情感表现作用推向了一个新的极端。 与创作实践相应,在美学上出现了意志论、生命哲学、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等等,以及非理性主义哲学流派有关的“直觉表现”“使情成体”“欲望升华”等,表现论占压倒优势,而在创作实践中,再现并没有因为理论的倾斜而废止。再现与表现,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创作实践上之所以应该而且能够统一在于:任何再现都是主体对客体的再现,总是脱不开主体性的问题,同一时代的社会生活在作为“镜子”的不同创作个体那里得到的反映———再现都不是同样的。而忽视个性的机械反映指导下的创作有公式化雷同化之绌。对于表现来说,任何进入艺术表现的个体自我都不是孤立于社会客体的“单子”,而是其中的一员,存在主体间性,因此任何个性化的自我表现总离不开那个时代所规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某些特征。杜威在这个问题上有他独特的看法。他从人与环境在相互作用中的经验的整体性出发,试图纠正表现论和再现论各自的偏颇,将两者统一起来。在他看来,表现是在主体自我与对象/环境相互作用关系中的审美情感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有艺术对于“表现的对象”的再现,所以,“再现必定具有几分表现性”。他批评了再现理论的片面性,指出其“致命的缺陷”在于,它只是将“艺术的质料等同于客观对象”。它忽视了“客观材料只有在它被转化,进入到具有其所有的性格特征、特殊的视觉方式与独特的经验的个人的‘做’与‘受’之关系时,才形成艺术质料的事实”,那就是创作从生糙的生活“原型”,经过筛选提炼的上升到艺术“题材”。 他认为,一般地说艺术品是不是再现的,没有什么意思,不过他并没有一概否定“再现”,他指出,再现这个词具有许多意义,“对再现性质的肯定也许会在一个意义上是假的,而在另一个意义上讲,则是真的”。他反对艺术对现实的翻版(再造reproduction),指出:“如果字面意义上的‘再造’被说成是‘再现的’,那么,这并不是艺术作品的本性。”他认为:“再现也可能意味着艺术作品将某些东西说给出这样一些人听,这些人对它的兴趣是他们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经验的本性;这些作品把世界在他们所经历的一个新经验中呈现出来。”[5](PP.83-84)由此可见,杜威对创作个性重视的程度,这种个体的主体性集中表现为在艺术作品中出现的是一种不完全等同于世界的“新经验”。这样就避免了再现说通常易于陷入机械论。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杜威把表现与再现统一起来的意图,这与他在人与自然环境之主客体关系上有机统一的主张是分不开的。正是从这种统一的辩证关系出发,他在否定忽视主体创新的再现说之同时,也批判了托尔斯泰片面的表现说。老托尔斯泰认为,艺术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可以交流通达的共同感情的基础之上的。而人的最本质的感情是道德情感,所以在他看来,对事物的正确的道德态度与情感是决定一个“真正艺术作品”的首要条件。他的这种被视为“唯情论”的艺术观念的世界观基础是俄国农民式的人道主义,即以自我道德完善为核心的“托尔斯泰主义”,它在政治上指向理想化的农业村社,在日常生活层面上流于泛爱。他认为艺术的本质是表现这样一种基于爱的崇高的人道主义感情。#p#分页标题#e# 杜威批评这种“唯情论”认为:“托尔斯泰关于直接的道德感染性来检验艺术的实质的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是错误的,他所说的只有那种材料才能被传达也是狭窄的。”不过,杜威对托尔斯泰的表现说并没有全盘否定。在他看来,事件所承载的道德感情不可能立即直接得到艺术表现,作为总体的艺术的情感表现却是不容否定的,“如果时间跨度被延长的话,确实,除了人被所听的东西感动时,没有人会被感动。正如托尔斯泰所说,那些被感动的人会觉得,作品所表现的东西仿佛正是某人自己渴望去表现的”。杜威强调实际生活中的道德情感与艺术所表现的道德情感要拉开适当的距离。而托尔斯泰艺术上的伟大成就不单单在于他的作品直接表现了他所执著的信念产生的情感,也在于由这种情感所再现的俄国现实状况的历史画卷。 二　艺术表现与审美情感问题 在再现与表现之统一中,杜威突出了艺术的交流作用,他说:“艺术家是在创造他所与之交流的一个观众。最终,在一个充满着鸿沟和围墙,限制经验的共享的世界中,艺术作品成为仅有的、在人与人之间进行完全无障碍交流的媒介。”[5](P.105)这种人与人之间进行的交流,也就是他所说的再现意味着艺术作品将“艺术家自身关于这个世界的经验的性质”告诉那些欣赏它的人;“它提供给这个世界它们所经历的一个新经验”。艺术来自主体关于这个世界的经验并再现生活,也就是源于生活,由于这种再现是通过艺术家自己人生的经验,也包含着个人的情感和想象(按:杜威对经验的扩张式的界定),那就应有表现主体自我情感的问题。在杜威看来,艺术中的表现媒介既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主观的,这是之所以一种新的经验,在于其中主观与客观密切合作,“两者自身都不再成为独立存在”。 由此可见,杜威用来突破再现说之机械性的东西正是突破他“艺术作为经验”之经验限制的主体情感的东西,也正是主体情感成为能够沟通再现说与表现说的东西。艺术总离不开创造者自我的情感,因此艺术作为“情感的表现”是一种普遍的说法,在这里杜威纠正了情感的封闭式内向性的偏颇,进一步把主体的内在世界与外部的对象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指出,所有关于表现的错误观点都源于这样一个观念:“一个情感是在其内部完成的,只有在其吐露出来以后,才会对外在的材料施加影响。……实际上,一个情感总是朝向、来自或关于某种客观的、以事实或者思想形式出现的事物。”这样,就把表现与再现在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性上联结起来了。表现总在某种程度上是再现的,再现总是通过某种无法避免的表现得以完成的。杜威正如他把审美经验归于自然,他以对情感的客观来源纠正了唯情论的偏颇。情感表现说的本质是“自我情感表现”或“自我表现”,其核心是“自我”,由此引发的一个关联问题是艺术家创作的“个性(个体主体性)”与“个性化”,正如杜威指出,那种表现是“在自身之中完成的情感的直接喷发”,从逻辑上导致个性化是“表面而外在的结果”。根据这种观念,“害怕就是害怕,兴奋就是兴奋,爱就是爱”,而在杜威看来,任何具体情感都与激起这种特定情感的对象联系在一起的,并不存在着脱离对象情境的孤立的“害怕、仇恨、爱这样的情感的东西”。艺术家“建立起一个具体的情境,并由它来激起情感反应”。[5](P.67)在这里杜威否定了对情感问题的主观唯心主义看法,唯物主义地揭示了主观情感的客观根源。这也就是说,任何情感不是这种情感的自身原因,也就是世界上不存在抽象的情感,只有在主客体交互关系中产生的具体情感。杜威既反对心理学把感觉、知觉、需要、欲望、冲动和情感与对象世界隔离开来,同时也反对并把这些心理要素相互分离开来加以考察研究。他认为,美学上的“无利害”“超然”“心理距离”,这些说法都适用于“生糙的原始欲望与冲动”,而与“艺术地组织起来的经验无关”。杜威也把参与到审美经验之中的激情与“朴素的情感”加以区分:“没有情感,也许会有工艺,但没有艺术;如果情感直接显示,尽管很强烈,其结果也不是艺术。” 他把情感分为“天然情感”或“生糙的情感”,或“最初的情感”,以区别于审美经验的情感或艺术中的情感。他指出,因为“艺术不是自然,而是进入其中带有一种新的情感反应的新关系中改造了的自然”,所以我们要想成为艺术家,绝大多数人所缺的“不是最初的情感”,也不仅仅是处理的技巧。而是“将一种模糊的思想和情感进行改造,使之符合某种确定媒介的条件的能力”。因此,他认为正确的定义是:“情感当附着在一个由表现性动作构成的对象之上”,而“一个表现性动作”被定义为“对媒介的创造的活体改造时,它就是审美的”。杜威指出:“表现是混杂情感的清晰化;我们的意欲在通过艺术之镜中反映出来时认识到自身,正如它们在被变形时认识到自身。这时,独特的审美情感就产生了……它由变形了的自然所构成”,“审美情感是通过对客观材料的发展和完成而变化了的天然情感”。[5](P.77、79)杜威的时代在艺术史上正是现实主义与后期浪漫主义转向现代主义之时期,唯情论、非理性主义等形式主义唯美主义在西方美学中占统治地位,杜威的美学没有追随这股风气。他既重视经验、情感,也没有忽视思想、理性;他重创作个性,情感表现,同时也没有摒弃“艺术之镜”。 特别是他的“艺术即经验”命题并没有否定思考对创作的重要作用,他指出,那种认为艺术家的思考不如科学研究者那样专心致志而敏锐透彻的想法是荒谬的,“一位画家必须有意识地感受他画的每一笔效果,否则的话,他就不会明白他在做什么,他的作品会向什么方向发展。此外,他必须联系到他所想要产生的总体来看‘做’与‘受’之间的每一个特殊的关系。要理解这样的关系就要去思考,而且是最严格的思考”。“任何在艺术作品的生产中忽视理智的不可或缺作用的想法,都是以思维与使用某种特殊材料,如语言符号和词语等同为基础的……一件真正的艺术作品的生产可能会比绝大多数傲慢地自称为‘知识分子’的人进行的所谓的思考要求更多的智力。”[5](PP.48-49)由此可见,杜威的艺术观不仅超越了经验主义,突破了唯情论,更驳斥了无意识等非理性主义。#p#分页标题#e# 三　艺术的社会性与文明的关系———艺术的统一与解放的作用 在《哲学的改造》中杜威就认为,艺术作为人类的一种“能力的解放”与“社会的创造力量”起作用时,艺术不是“一种奢侈的,与日常生计毫不相干的东西”。而社会的人的“谋生”的经济与“谋求有价值的生活”的艺术相“一致”。[2](P.120)这个思想在《艺术即经验》中展开为反对艺术在博物馆中的封闭,以及反对少数人垄断之“为艺术而艺术”。由于杜威强调审美经验不是自然而源于自然,艺术与自然的这种区分与整一性关系,使他对“自然”一词的意义加以美学的调整。“自然”包含了“事物的整体组织的意思———其中具有想象性与情感性的‘宇宙’一词的力量”。正如经验向非经验的“上层结构”超越那样,自然在其超越的博大性中便与人的社会生活打成一片,这个意义的“自然”就不是“外在的”,它“在我们之中,我们在它之中”。面是源于自然超越自然的艺术便成为联接自然与社会的中介,“艺术作品是手段,借助于它们所唤起的想象与情感,我们进入到我们自身以外的其他关系和参与形式之中”。在这种艺术观中,自然主义与经验主义在人本主义上得以统一,并进而上升为社会的和历史的观念。“属人的审美经验的质料是社会的,人在同自然的联系中成为其一个部分。”[5](P.326、333) 艺术在历史中的变化与“人类历史的大节奏联系在一起”。艺术一方面作为自然经验与自然界的进化同步,同时作为人与人之间交往和交流的社会经验之共进。因此,在杜威看来,“文化从一种文明到另一种文明,以及在该文化之中传递的连续性,是由艺术而不是由其他事物所决定的”。在其中发生着民族文化的群体性和人类在审美文化上的共性。对某种文化有外来艺术对本土文化的独特的经济意义的问题。杜威认为,人类不同的文明,无论其差异如何巨大,然而共同的审美经验把它们凝结在一起,并通过艺术的审美形式方保存下来。他指出,历史上推动进步的伟大政治事件对文明“被组织成意义,形成心灵”,而“艺术是实现这种结合的伟大力量。思考的个人一位一位地离去,承担他们思考意义的作品客观地留存着”。[5](P.327)关于艺术与文明关系问题,在杜威“艺术作为经验”这个定义中,展开为个体自我与民族群体性的关系,在被他扩张了的经验范畴之下,艺术作品作为个体自我相互作用的东西,把不同民族文化的“集体个性”,在各自情况通过“有秩序的经验内容运动达到一种满足”,熔铸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审美状态”。这就是民族审美文化,不同民族的审美文化既有自身独特的群体性,又有相互之间的共通性。杜威认为,任何一种古老的文化并非文明与艺术的唯一源头,“埃及文明与艺术并不只是为希腊人作出准备”,而希腊思想与艺术也不仅仅是其所借用的其他文明的“改编本”。 在这里杜威表现出一种多源而非单线的文明和艺术发生和发展的观点,这是因为社会生活和经验本身就是多源的。他指出,每一种文化都具有自己的个性(群体性),也具有一种将其他各部分结合在一起的图式。从根本上讲,这种审美性质“对希腊人、中国人和美国人来说是相同的”。[5](P.331)作为一种文明特征的艺术是“同情地进入到最遥远而陌生的经验中最深层的成分的手段”。这说明了所有真正与其他民族所创造的艺术接触时所产生的效果。“当我们进入到黑人和玻利尼西亚人的艺术精神中时障碍被清除了,限制性的偏见消解了。这种感觉不到的消融比推理所产生的变化要有效得多,因为它直接进入到态度之中。”[5](P.334)这里透露着今天被称为“全球主义”或“大同主义”的东西。由于把艺术作为与社会生活共存共在的经验,使杜威对艺术史发展中的创作方法、风格与流派的问题,表现出一种与时俱进的宽容和开放。他纠正当时种种与艺术自身发展不合的艺术批评的偏颇为现代艺术辩护,尽管《艺术即经验》一书中引用的大量艺术作品例子多为已经得到艺术史确认的传世经典,但他反对以艺术史上某些大师或某种传统为永恒不变的典范和规则所谓“司法式批评”。他指出,甚至最好的司法式批评失败的根源在于,“不能应付新的生活模式的出现———要求新的表现模式的经验的出现”;在任何艺术中,一个重要的新运动的意义本身,在于它表现了“人的经验中的某种新东西,某种新的活的创造物与他的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而来的先前受钳制或迟滞的力量的解放”。[5](PP.301-304) 在这种历史和社会的观点中,杜威表现出了阶级的观点,他说:“文明是不文明的,因为人类被划分为不相沟通的派别、种族、民族、阶级和集团。”[5](P.337)这个话很像本杰明说过的“任何文明史无不同时是一部野蛮史”。杜威没有全面展开关于艺术阶级性问题的探讨,但他谈到艺术家带着某种真诚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创作素材时,说托尔斯泰以普通人、工厂的工人、特别是农民的生活为文学主题时,无论这样的艺术素材的范围看来是如何狭窄,由于包含着“艺术家的真诚”,使其描绘的人生图画中也展现出“足够的真理”。在论及关于无产阶级的艺术题材时,杜威指出,无产阶级题材的创作兴趣标志着“一个新的注意方向”,是对“过去没有意识到的界限的突破”,确实调起动起人们“前所未有的审美积极性”。[5](P.210)虽然他在谈到这一问题时,并没有表现出那种意识形态的自觉性,而是以观察者的身份,就好像托尔斯泰从一种贵族知识分子的良心出发,带着道德上的自我完善的对于人间苦难的同情心来描写农奴那样。这一思想看似简单但在实用主义的艺术理论体系中是进步的顶点。 杜威把人类审美经验性质的改变和修正不是看成孤立于主体的事,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劳动和雇用这样一些社会问题也不仅仅通过工薪、工时和卫生条件的改变得以解决,除了“社会的彻底改造”,没有持久的解决办法。这个改造涉及“工人在生产中的参与程度与类型以及他生产品的社会分配”。他认为,那种认为仅通过增加休闲时间就能解决根本问题的想法是荒唐的,这种想法只是停留在“古老的劳动与休闲的二元论区分上面”。虽然,在这里杜威没有直接涉及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这一根本问题,但是他不无深刻地指出,处于生产过程之外的“寡头”控制,“是阻止工人从他所从事和所制造的东西之中获得最终利益的主要的力量”,而这种利益是“产生审美满足的基本前提条件”。[5](P.343)他指出,一种“为私人占有(财富)对他人的劳动进行控制的心理状态”产生的原因,是为对伴随着生产过程的经验中的审美性质进行压抑与限制的力量;如果人们不能从“使用性生产过程行为中摆脱出来”,不具备有“充分欣赏集体劳动果实”的能力,艺术本身就没有可靠保证。这样一些重要思想显然是来自马克思对于私有制度的解体与人的解放及全面发展在美学上的关系的有关论述,如劳动从谋生的手段转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等等。杜威还指出,艺术的材料应从来自所有的源泉,艺术的产品应为所有人所接受,与所有人的需要相比,“艺术家个人的政治意图也就微不足道了”;艺术对社会改造的作用在于,人类“最初的不满的骚动和最初的对更好的未来的暗示总是出现在艺术作品中”。[5](PP.334-346)在杜威看来,显然审美与艺术对于人的解放既有手段意义又有目的意义,这双重意义是在艺术与文明的整个发展关系中展开的。#p#分页标题#e# 舒斯特曼将杜威的社会和历史的艺术观与分析美学提出的概念进行比较,如阿瑟•丹托的“艺术界”以及迪基的“制度(institution或释为‘习俗’),认为后者对艺术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的分析与杜威的理论相比,就显得“非常狭隘、主观和稀薄”。他指出,对杜威来说,“艺术界”不是一个抽象的、独立的美学概念,而是在真实世界“被物质所缠绕”,是“被它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在意义上结构起来的东西”。[6](P.22)杜威是从一种改良主义进步主义的历史观和社会观来看待艺术的功能和作用的,由此产生出艺术对人生的道德评价作用。艺术以道德评价对人生的指导作用不是通常所理解的“教育”,而是通过想象、情感和欲望,通过以“未实现的可能性与现实状况”参照对现状起批评和改造作用。艺术中的道德不是一种赤裸裸的道德,是被审美经验包裹起来的道德,因此,在杜威看来,艺术甚至“比道德更具有道德性”,并且道德被理解为“等同于在经验中所共享的每一个方面的价值”。 舒斯特曼还对杜威的黑格尔主义总体论进行了高度评价,认为这使他的思想与欧陆美学中的“马克思传统结成了联盟”。这使杜威批判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压迫、社会的瓦解以及劳动的异化,使艺术变成“文明的漂亮客厅”,成为“以华丽的审美外表来掩饰其令人憎恶的丑陋和兽行的东西”。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来自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主题。这也使阿多诺把杜威抬举为“一个真正解放的思想家”。舒斯特曼甚至认为,在阿多诺“坚持艺术与生活分离,以维持对于罪恶社会的神圣的独立性”这一点上,他与杜威的实用主义“以其雄心勃勃的实证思想似乎更接近马克思”保持完全的一致性,他写道:“艺术的作用(像哲学一样),不仅是批评现实,而是改变现实;如果艺术保持一个封闭的领域,就几乎不会实现什么改变。”[6](P.20) 关于艺术改造社会的作用,杜威不无深刻地指出:“在一个不完美的社会(没有社会是完美的)之中”,美的艺术在一定程度上从“生活的主要活动中逃脱”,或成为对它们的“外在装饰”;另一方面,艺术在一个比我们现今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更好地组织起来的社会之中,一个比起现在来要大得不可比拟的幸福将会参与到所有的生产方式里”。艺术就不是逃脱而是参与,从博物馆出来,到广泛社群中去,成为大众生活的一部分。在杜威看来,就艺术起作用的程度而言,“它是朝着更高的秩序和更大的整一性的方向去再造社群经验”;艺术的“解放与统一的力量”就是从这样一种艺术与道德关系之中开始的。[5](PP.81-349)总之,杜威的这些美学,思想在冷战时期长期被淹没,既在本土默默无闻,在外域更没有得到应有的开掘,如果实用主义以其对马克思主义的亲和而一度遭到冷遇的话,我们更没有理由拒之于人类美学思想遗产之外。 文学研究论文:中西方现代文学研究调查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现代文学是由“西方”催生的，创作实践和批评理论都离不开“西方”这个意旨丰富的概念。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时，西方理论甚至一度成为唯一切实有效的分析工具。随着东亚系在西方学院中的日益发展壮大，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投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在海外汉学中已经成为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一部分。而国内学界在重视西方理论译介的同时，也着手进行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翻译。作为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代表性学者，王德威教授在《“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总序》（1）中详尽耙梳了西方学界自1950年代以来，由旅美的夏志清和捷克的普实克两位教授开创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历程。这些研究涵盖了从晚清到199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各个历史阶段，涉及晚清小说、鸳鸯蝴蝶派、左翼文学等诸多文学群体和文学流派，对鲁迅、茅盾、丁玲、老舍、莫言、余华、王小波等重要作家做了详尽的个案研究，并且将文学研究的领域拓展至电影、流行歌曲、美术作品、大众文化等多个领域。这些研究一方面呈现出中国现代文学的繁复多姿，另一方面则是经由文学与文化研究讨论现代中国的“现代性”问题。 国内的现代文学研究在经历了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西学热”后着力倡导“重写文学史”，这一工作迄今尚在继续。无论是批判以社会主义文学标准评价现代文学的“左”的倾向，还是建构以鲁迅为代表、以五四启蒙为主导的评判模式，甚至于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在文学领域的争论都可以看做是在“重写文学史”的背景中，各种文学史观的对立冲突抑或协商共存。文学史观的变化体现在对作家作品的重读中，也体现在对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重新审视上，比如“解放区文学”、“十七年文学”和“重返八十年代”（2）一度成为研究热点；同时还体现在当代学者的理论建构中，比如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潜在写作”、“民间意识”等试图创新文学史论述的概念的提出。另外包括对作协制度、出版发行、评奖机制等文学制度和文学生产过程的研究，也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疆域。当然，这些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叩问的也是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随着海外与国内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日益成为一个“学术共同体”（3），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追寻和对具体问题的讨论也日益显现出对话和交流的巨大空间。当然，从宏观上对中西学者的研究进行全面梳理和把握有着诸多困难，因此，本文拟选择双方研究所涉及的性别、历史建构和中国经验三个话题展开论述，力图呈现研究中的差异和互补，促进学术交流。 一自Feminism在西方理论界兴起以来，“性别”成为一个始终受学者重视的理论视角被广泛应用。在海外中国现代文学中，“性别”常常成为考察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中介或者切入点。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周蕾的《妇女与中国现代性》颇具代表性。她借助女性主义理论边缘性、否定性和反异化的立场来质疑或曰挑战“西方”的阅读成规和中国文学界某种根深蒂固的诠释方式。在周蕾的研究中，性别是呈现“权力关系”的主要方式，因此“‘女性’作为形式分析的方式，不只是处理性别，也处理涉及文化解读的富含权力意味的阶层化与边缘化过程。尤其就后者而言，‘女性’能够显现出现代中国文学史中根深蒂固的问题”（4）。她借助“性别”讨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内容涉及电影（《末代皇帝》）、通俗小说（鸳鸯蝴蝶派）和诸多新文学作品（当然并不局限于女性写作），从女性/阴性的性别经验、性别规范和性别特质中找到了其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连接点。比如在西方导演的摄影机中，《末代皇帝》如何被生产成一部描写中国的阴性影像；鸳蝴派如何通过“女性”传达出都市化、商业化和某种保守主义信息；新文学作品中那些注重感官的琐碎细节和受虐/幻想结构中女性自我牺牲的力量是如何呈现非西方受西方影响的现代性。这些讨论并没有局限于女性主义，也没有局限于女性文本，甚至也并不只讨论性别本身。 事实上，当“性别”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焦点之一时，它所包含的意义就不再局限于性别本身，而是某种功利性的理论借用。刘剑梅在《革命与情爱》（5）中就融合了朱迪•巴特（JudithBulter）将性别视为具体的权力关系的集合体和埃莱娜•西苏（HeleneCixous）对女性欲望和自然属性的肯定这两种相悖的理论资源，这样的融合为她讨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中政治与性别的关联提供了方便。作为考察20世纪“革命”与“情爱”互动关系的切入点，“女性身体”因此同时具备了社会和自然两种属性，具有了对政治话语包容与非包容两种特质。这样一来，论者便可以游刃有余地使用这一工具讨论左翼文学如何赋予女性身体以性感形象和革命意识；女作家如何通过女性身体在革命与情爱之间确立性别认同、寻找性别真相；海派作家如何通过女性身体的话语实践来摹写“革命+恋爱”的文学公式；社会主义革命如何借助女性身体的流动性来传递对政治的多种表达等问题。由于论者赋予了女性身体的双重属性恰好契合“革命+恋爱”这一文学公式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不断变动的特征，女性主义理论因而成为分析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有力工具。 王斑在讨论现代中国政治与美学体验之间的关系时，性别同样也成为一个有效的介入点（6）。借助性别特征，两个美学概念：崇高/阳刚与优美/阴柔得到了最为清晰具体的表达。作者在为中国传统的美学观念追根溯源的同时，也呈现两者在中国现代政治中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各种表达，并以此讨论革命影片如何呈现被政治激情包装着的欢愉；1980年代后期的文化生产如何借助“阴柔”来表达反“崇高”的文化意旨等话题。在论述过程中，作者没有讨论性别本身，甚至也没有借用女性主义理论，“性别”在此只是一个进入问题、帮助呈现问题的角度。在国内的现代文学研究中，“性别”也曾是一柄攻城略地的利器。一部部鲜活的女性文学史从线性的主流文学史中剥离出来；一个个尘封已久的女作家，如陈衡哲、苏雪林、沉樱等重新走入读者的视野；几位文学史上已有定见的女作家，如冰心、丁玲、萧红等则被重新赋予了女性主义的价值和意义。这样的收获证明了女性主义理论分析中国现代文学的有效性。#p#分页标题#e#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内研究者对女性主义理论的借助有明显的窄化倾向，这或许是由于研究者对理论本身缺乏持久的关注，而是将其作为批评实践的操作工具，只要能在处理具体问题时为我所用，便不愿花费精力再去探源；也可能是由于舶来品需要长途的理论旅行，而且要借助翻译的中介，国内的研究者不大可能全面系统地了解这一庞杂的理论体系的全貌，只能就已经了解的理论成果应用于研究。这样的窄化，优点在于可以专注于文本中女性意识的分析和建构，但局限性也非常明显。首先，容易忽视女性文本产生的社会语境，而将其视为女性主义理论操练的孤立存在，从而削弱了文本自身的复杂性。例如有学者在分析五四时期女作家描写同性情谊的文本时，只强调女同性恋这种女性结盟方式表达了反抗传统主流文化，反抗礼教制约下的性压抑的书写策略（7），却忽略了女校是五四之女必经的成长阶段特征。出于交往的需要，这些女生往往会在同学中找到情趣相投的朋友，结成相互体恤的精神共同体，这不仅是她们成长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也是她们寻找自我认同的必然途径。其次，在文学史研究中，预设的性别立场容易给研究者带来判断上的偏差。比如有学者在论及张爱玲、苏青以及延安时期的丁玲在1980年代编写的文学史中的缺席时，认为是由于她们以女性为本位的“独立”话语不符合文学主流（8），这样的判断显然放大了“性别”的作用。相对而言，黄心村的《乱世书写》（9）虽然讨论以张爱玲为代表的沦陷区的女性写作，但视野要开阔得多。她将张爱玲们放入战争的具体语境，讨论女性如何在一个行将倾覆的大都市中找到自己的存在契机，并创造出一份独特的市民文化，从而延续了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对现代都市文化的反思。这样的研究立足于性别，但不局限于性别，其开放的研究空间可以为战争叙事、通俗文学以及日常生活的书写等问题提供可资借鉴的方法。另外，对女作家只做女性主义的解读，会遮蔽作家本身的复杂性。比如张洁《沉重的翅膀》、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戴厚英《人，啊人》、王安忆《小鲍庄》等等，这些文本虽然得到女性主义的解读，但它们在当时引起的关注基本与女性问题无关。同时许多女作家，比如张洁，不愿意被冠以性别的标志，在她们看来，有了性别的标志便意味着失去了广阔的社会视野，放弃了公民的社会责任和知识分子的神圣使命。由此可见，国内文学研究中“性别”研究的式微之势既是女性主义理论之于中国语境的局限，也是中国研究者理论视角的局限。 事实上，在中国文学研究中，对于任何一种西方理论，即便是西方研究者，在“借用和批判之间做出平衡并且自圆其说”也绝非易事。正如有学者在论及《妇女与中国现代性》时指出，周蕾“虽然尖锐地批评了西方汉学，但她对西方理论的过度倚重和对史料的忽略，使得她的批评有共谋之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面临的矛盾”（10）。 二“重写文学史”是1980年代末以来中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共同努力的方向，时至今日，这个“学术共同体”的研究成果已经呈现出互补的态势。“20世纪中国文学”命题的意义已经无需赘言，但如何切入“20世纪”不仅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史，也是对文学现代性起源的认识，这直接影响到“重写文学史”的历史逻辑。王德威与陈平原皆以晚清小说作为文学史研究的切入点，他们的研究不仅呈现了“华丽的世纪末”的文学景观，而且为我们提供了方法论的创见。 在《被压抑的现代性》中，王德威重新界定了“现代”的含义。在他看来，晚清得称“现代”是由于“在19世纪西方扩张主义后所形成的知识、技术及权利交流的网络中”，在不平等的对话情境下，文人体现出的“求新求变意识”和“贵今薄古的创造策略”。因而，其文学的现代性不应被理解为西方的迟到的翻版，也不应被局限于西方视域中的东方奇观，而应该将对它的研究落实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正视现代性出现的迂回道路，正视现代性的多重表达。（11）在这样的理论思路中，王德威重新清理了晚清文学的谱系，重新检视了晚清、“五四”以及1930年代种种不为主流认可的文学实验，并且在晚清小说与当代小说之间建立起一种对话关系，重现另一套被以“五四”为基准的现代性话语所悬置却影响深远的现代性文学谱系，这是一条经由鸳鸯蝴蝶派、新感觉派、张爱玲等一路发展下来，并且在1990年代得以再度浮现的文学谱系。事实上，国内学界对鸳鸯蝴蝶派、新感觉派、海派、京派、通俗文学（包括武侠小说、言情小说）等种种“被压抑”的文学现象的研究，自新时期便已开始，但是大多数的研究都只局限于对具体文本的审美分析或者对具体文学现象的史料耙梳，而没有将其置于现代性的视野和语境中。王德威的研究虽着力在晚清，但是由晚清而勾勒出一条另类的现代性谱系，从而不仅呈现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复杂性，也为研究者于宏观处把握文学现象的关联，于微观处解读文学现象本身提供了方法论的借鉴。如果说王德威对晚清小说现代性的研究是基于小说的思想层面，那么陈平原则是从小说的形式转变进入这一“现代化”论题。他借助的虽然是西方叙事学理论，却没有生搬硬套，而是结合中国小说的具体特点和发展路向，博采众家又融合自我设计，对西方理论做了创造性的转化。在这种“博取杂用，守旧出新”的理论视野中，他选取“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和“叙事结构”三个层面以呈出1898年-1927年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过程和转变规律。但陈平原的讨论并未止步于此，而是将形式研究“历史化”，使形式变成一种“形式化了的内容”。由此“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就不单是文学传统嬗变的明证，而且是社会变迁（包括生活形态与意识形态）在文学领域的曲折表现”（12），因此对小说形式的研究也成为探讨中国小说现代化进程的一个角度。陈平原在具体的形式研究中引入历史和文化因素，讨论艺术形式的同时也关注影响艺术形式发生变化的文化氛围，因而赋予形式研究以意识形态性，也因此接通了形式研究与现代性论题的连接点。这一研究方法上的创见若要落实在整个20世纪小说史的研究中仍需要不断完善和修正，但它毕竟生发出了一条新的进入中国文学现代性研究的路径。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与“启蒙”、“救亡”、“民族”、“阶级”等意识形态语码紧密缠绕。笼统地为中西方学者划定研究疆界难免偏颇，但相对而言，学术兴趣的差异还是存在的。以1940年代为例，在这个中国大陆被划分为国统区、解放区和沦陷区三个地缘政治空间的特殊历史时期，中西方学者的研究着力点有所不同，从而为我们绘制出一幅彼时相对完整的文学地形图。大致而言，国内学者在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文学研究方面有相当的基础，成果也比较丰厚。#p#分页标题#e# 钱理群在对1940年代文学的研究中力图呈现出小说多元化的格局：既有以唤醒和振奋民族精神为目的，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小说（解放区和抗战初期的国统区），也有力图展示无情节、无波澜、无结构的平凡人生的散文化/诗化小说（国统区，以废名、沈从文等为代表），还有以“参差的对照”来书写不彻底的软弱的凡人的小说（沦陷区的张爱玲）。（13）不过，就钱著选择的研究对象来看，研究者显然偏重国统区。李书磊对1940年代的研究与钱著形成了一种互补（14），《1942：走向民间》一方面讨论了国统区的创作，比如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和《虎符》所表达的意识形态意义；另一方面，则着重论述延安的文化生活和文人文事。李著最鲜明的特点是他将思想文化史和文化制度史纳入了研究视野，加重了文人生活的部分，呈现出文学生产中复杂的精神和生态，从而使延安文学更全面更清晰地得以呈现。这种研究方法在关于延安的其他研究成果中也有体现，如朱鸿召和吴敏对延安文人生活、文人心态的研究；王培元围绕延安鲁艺展开的对延安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分析；李洁非对延安时期文学、知识分子和文化的研究等等。（15）李书磊曾憾于没能论及沦陷区（特别是北平和上海）的文学，2006年翻译出版的《被冷落的缪斯》对此有所弥补。著者在前言中已经明确表示要将鲜有论及的沦陷区文学纳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主流中去（16）。这项研究成果虽然早于1980年面世，但著者讨论的沦陷区的古装戏、随笔性散文以及对文载道、纪果庵、吴兴华、杨绛的分析今天读来仍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黄心村的《乱世书写》，则更为详尽地讨论了沦陷时期上海的文学景观。 一直以来，海外学者对1949年之后的“当代文学”研究相对薄弱，认为当代文学有待“经典化”也影响了海外学者对其作出学术反应（17），因此，国内学者对1950-1970年代文学的研究更显突出和重要。尤其是近些年来，当代文学的研究开始摆脱对西方概念和理论的依赖，形成了一些具有独创性的文学史论述。陈思和提出“战争文化心理”、“潜在写作”、“民间隐形结构”等概念，力图呈现出时代“共名”下的文学的多个层面。（18）在这种文学史观的观照下，1950-1970年代那些能够表达出民间讯息、彰显出新的社会矛盾、体现出时代多层面性以及能够被纳入“潜在写作”和“地下文学”的文本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洪子诚则重视对1950-1970年代文学规范和文学环境的描述，对文艺界矛盾和冲突的呈现，对作家群更迭、题材转变的分析，这成为进入历史的另一种角度。（19）李扬选取1950-1970年代被确认为经典的文本，如《青春之歌》《创业史》《红旗谱》等进行再解读，他通过具体文本进入历史，讨论文本如何“生产”历史和意识形态，从而对文学史写作中的相关问题，比如左翼文学的现代性意义、文学发展中“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等提出另一种解答的可能性，同时也质疑以“一体化”、“文学生产”这样的范畴来描述或阐释1950-1970年代文学的有效性。（20）或许是受文化研究的影响，国内学者也注意到了与文学相关的其他艺术形式在1950-1970年代文学/文化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歌剧和芭蕾舞剧的《白毛女》、革命样板戏（21）《红灯记》、电影《青春之歌》等都曾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但海外学者在这方面走得更远。比如钟雪萍通过追述“青年”、“青春”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话语谱系，分析1950年代开始主流话语将“青年”置换成“青春”的意识形态诉求，并以电影《女篮五号》为例，解读出文本在宣传“青春万岁”，追求无私、律己、拼搏、向上、男女平等的时代主题的同时所泄露出的个人欲望和幻想，而电影镜头对精致考究的物质细节不经意的描述冲淡了电影承载的政治信息，成为电影最大的“反讽”（irony）（22）。TinaMaiChen将电影放置在1950-1970年代现代化、民族建构和个人改造的语境中，讨论如何建构起反映现代化、解放、国家统一、男女平等这些主流意识形态的电影实践，这其中除了对电影创作、电影评论的直接介入外，还包括通过纸媒（如《大众电影》这样的电影杂志）来解析电影，以塑造理想的观众/国民；通过组织起农村放映队（“白天是社员，晚上是放映员”），将宣传意识形态的影片带到广袤农村的角角落落等众多宣传电影的方式。（23）除了电影之外，海外学者也关注美术领域，比如JamesFlath将建国初年的年画和月份牌作为研究对象，讨论民国时期颇具家庭性的年画和商业性的月份牌如何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被改造成传达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宣传画，而在这场从形式到内容，乃至身份的脱胎换骨中，旧有的年画和月份牌如何借助自身传统和审美经验有限度地中和因政治话语的介入而带来的紧张关系。（24）海外学者在其他艺术领域的批评实践不仅拓宽了文学研究的领域，也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认识和理解这个时代的文学。（25） 三在王德威教授看来，“重写文学史”至少面临两个挑战，一是追问中国现代的开端，二是讨论“什么是文学”。前者是如何切入20世纪中国文学的问题，而后者既需要参照西方的文学定义又需要面对和正视中国的文学传统。20世纪的中国文学虽然基本延续了西方定义的文学，但也同时在直接或间接地回应自己的文学传统，那是“一种符号、一种气质、一种图像、一种文明”（26）。换言之，后者所涉及的是如何处理受西方影响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中国经验”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和学理基础是它与中国现代化历史、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内在关联。现代性带给中国社会或者中国现代文学的不仅仅是问题，还包括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人对自身生存形式的认知，它深植于我们的经验和体验中。因此，对中国文学现代性问题的思考不能只关注知识话语的建构，还应立足于切实的中国经验。1985年中国小说界出现的寻找自己民族文化之“根”的思潮和模仿西方现代派表现手法进行的先锋创作实验便是两种殊途同归的回应方式。 然而精心装扮过的民族性容易成为西方视域中的“东方奇观”，这在某种程度上只是满足了西方的阅读期待，而无法建构出民族认同；刻意学习并模仿出来的现代感在令国人感到陌生的同时也未见得到西方的认可。因此周蕾在其中国文学研究中赋予自己“同时批判西方理论思想的霸权地位，以及中国文学领域中根深蒂固的诠释方式”的双重任务，并借用三好将夫讨论日本文学的观点来阐明自己对中国文学的看法，即：中国文学与其他任何国族或地域的产物一样，只有与具体的时间空间相联系才能够被定义，即便它特别显著地被当做是“中国的”，也并不具有形而上的绝对意义（27）。周蕾的理论预设的确开创了一种重新阅读现代中国书写的方式，是希望将她的研究对象（西化了的中国主体性）放置在具体的时空中，借助“中国”与“西方”之间辩证的摇摆的不稳定性来呈现。不过周蕾本人的成长和学术背景决定了她不大可能采取这种中西之间的辩证立场来阅读中国文本，她在津津乐道于众多的西方理论并将其层层叠叠地覆盖在冰心、丁玲、巴金、茅盾、萧红等人的文本上，显现出中国经验的匮乏和误读。虽然有学者指出，在民族国家这个“想象的共同体”中，所谓“中国性”、“中国问题”乃至“中国方法”都是“假问题”，而对“民族主义”的声张则往往让我们以反西方的方式不断落入西方主义的陷阱，因此，“在文学研究中，无论怎样刻意规定，中国的文学史家和文学批判家都已经不可能依靠纯粹的‘中国方法’研究‘中国问题’了”（28）。这样的观点有其理论背景和论述语境。但是只要我们承认存在承载这个“想象的共同体”的物质外壳，存在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之外的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存在属于我们的历史片段和集体记忆，那么这个与西方存在差异的“中国”问题就会显现。正因如此，越来越多的文学研究者不满于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实践的简单嫁接，希望找到研究中国文学的新方法。事实上，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考量离不开具体的语境，这便要求我们回到历史/史料中去，重新追问中国文学为何“现代”，又怎样“现代”，对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做历史化的处理。如果我们不否认在西方现代性之外还有其他现代性表现形式存在的可能，那么就完全可以抛开既定的中/西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进入历史，在饱满而非单薄的历史语境中呈现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复杂状况，或者正如王德威所言：“文学和历史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应该是建构和解构文学（后）现代性的最佳起点。”（29）#p#分页标题#e# 此外，就具体的创作实践而言，中国现代小说虽然在“西方”的影响下催生，但其对传统叙事资源的择取却从未中断，鲁迅之于神话，沈从文之于唐传奇，废名之于六朝散文和唐人绝句，汪曾祺之于明代小品，阿城之于笔记小说都是很好的例子。特别是近十年来，许多作家都经历了对中国传统再确认的过程，格非的《人面桃花》、莫言的《生死疲劳》和王安忆的《天香》等都是这种实践的典范文本。文学创作是“中国经验”的呈现，相应地，文学理论也可以尝试从解读“中国经验”的古代文论中汲取养分，以弥补单纯依赖西方理论所造成的“水土不服”。所以，中国古代文论的创造性转换，既面对西方，又从传统出发，呈现丰富复杂的“中国经验”，并揭示这种经验在“世界文学”中的特性，依然是一个艰巨的问题。

理论分析论文:理论分析与中国选择讨论 基于改革的市场取向,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的这场体制转轨与制度变迁过程,可以被极为简练地概括为经济的市场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更多表现出的是市场力量的不断加强和政府干预的适当淡出。然而,对于银行等金融部门而言,在金融市场不断发展的同时,却越来越重视和强调政府部门对金融市场以及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监督管理。从国际社会来看,也存在着这一看似矛盾的“二律背反”现象,伴随金融全球化、自由化浪潮的推进,国际金融业也正在向强化监管复归,强化监管与金融自由化同步发展。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对银行业进行监管,银行监管的基本逻辑依据是什么,政府对银行业进行监管的基本意图与动机是什么?归根结底,对银行业实施监管的根本目标究竟是什么?只有明确这一问题,才能正确解决怎样进行监管的问题。也即监管目标的定位是有效实施金融监管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将监管目标明确定义,并且准确无误地将实现监管目标的责任委托给监管机构,监管才有可能有效进行”(Goodhart,1998),才可以围绕这一目标而有针对性地对具体监管内容、对象、方式、技术、方法、手段以及监管组织形式进行选择取舍,才可能确保监管效率甚至整个金融系统运行效率的提高。 一、监管目标及其主旨:理论的辨析 现代经济学对银行监管的原因、必要性及其应达到的目标的解释,主要建立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理论之上,特别是“市场失灵理论”与“信息经济学”理论。该理论体系认为,政府实施银行监管是为了社会公众利益而对市场运行过程中不适合或低效率的一种反应,是为纠正金融市场垄断性、外部性、传染性、脆弱性和信息不完备性等所引起的市场失灵问题而做的制度安排。从理论分析的逻辑看,主要有两个基本分析视角:一是基于银行系统的宏观视角,主要着眼于银行系统本身的重要性及其外部性效应,认为银行体系在提供金融服务等特殊商品外,还支撑着整个社会的支付结算体系,对整个经济体的平稳运行至关重要,从而使得银行体系具有较强的外部性,银行业是高风险聚集的行业,同时银行风险会引起系统风险,一家银行的破产倒闭可能诱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引起银行体系的连锁反应,破坏整个支付结算体系,并通过货币信用紧缩影响经济增长。因此,需要政府部门介入,通过外部监管来限制银行倒闭的不利影响,保持整个金融体系的健康稳定。 另一种视角则是基于银行合约参与者——存款人的微观视角,主要着眼于保护一般存款人及金融商品消费者的合法权益(Kareken,1986)。认为在金融商品的提供者与消费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委托关系,为保证作为人的金融机构更好地为委托人服务,金融商品的消费者需要对金融机构的经营者进行监督。对于银行而言,为避免银行经营者在使用存款人的资金发放贷款时过于冒险、损害存款人利益,存款人需要对其进行监督。但由于银行与存款人及各金融交易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监督成本很高,数量众多而分散的中小存款者存在着普遍的“搭便车”倾向,中小存款人既没有积极性也没有能力去搜寻信息或干预银行管理。因此,银行监管对中小存款者而言具有公共品性质,供给严重不足,需要政府承担这一公共品的供给。 作为这两种不同的理论逻辑和关注视角,尽管在最终监管要求和监管内容等方面是基本统一的,两者异曲同工,都要求被监管行尽可能稳健经营,避免其过度涉险,进而保持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和存款人利益的最大化。以消费者保护为目标的监管,常常可以获得对维护系统稳定有用的信息,而以维护系统稳定为目标的监管,也照样可以甚至必须对具体业务行为进行监管(王君,2001)。然而,基于两种不同的目标和关注视角,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两者有时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一定的冲突,如基于稳定整个金融系统的角度考虑,在银行业出现一定问题时,出于担心整个市场崩溃的角度考虑,监管者可能会故意隐瞒一些重要的信息,但从存款人利益的角度来讲,显然具有一定的“欺诈”之嫌,侵犯了消费者的充分知情权,不利于其及时调整投资决策。 为了避免目标冲突,相当一批经济学家主张监管机构应围绕监管目标设置(Wallman,1977;Taylor,1995;Goodhart,1998)。但在具体方案的设计方面,理论界仍未达成共识。较为普遍的一种模糊分类方案认为,各类金融机构由于性质的不同,对维护系统稳定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要求也各不相同,银行的系统性风险特征明显,并且与宏观经济政策关系密切,因而应当由中央银行负责监管;而保险业与证券业的消费者保护特征比较明显,可以由相应的专业监管机构负责。但在这一框架下,对于某个金融机构的监管常常难以同时兼顾不同的目标,只能有所侧重。如中央银行对银行业的监管只以维护系统稳定为重点,有时不可避免地难以顾及消费者权益的保护问题;对证券业的监管,则主要顾及了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而忽视了其对整个金融系统的影响。为避免这种主次的冲突,泰勒(Taylor,1995)提出了一种“双峰”论(Twin Peaks)的观点,认为整个金融系统的监管可以根据目标的不同,设置两个相应的监管机构。两者的监管对象都同时涉及银行、证券、保险,只是前者针对系统性风险进行审慎性监管,以维护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和金融体系的稳定,尽量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或金融市场崩溃;后者针对金融机构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行“商业营运监察”性的行为监管,以防止其出现欺诈或机会主义行为,保护知情较少者(中小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合法利益。负责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监管机构应以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为对象,而负责稳定金融体系的监管机构应以支付系统为对象。 二、银行业监管目标体系的确定:中国的选择 监管目标的确定与划分,既应当遵循整个金融系统健康发展和监管工作有效进行的一般规律,同时也应充分考虑具体金融机构的体制安排、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历史文化环境等国情实际,从既有利于整个金融系统长远发展的战略发展需要,又有利于保证体制改革平稳推进的现实需要出发进行具体设计、安排。 从目前我国的监管体制来看,随着银监会的成立,逐步形成了与分业经营相适应的分业监管体制框架。根据最近公布的中国人民银行“三定”方案,中央银行除了在传统的货币政策职能之外,还有维护金融系统稳定的职能。而在目前正在讨论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就把保护广大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权益作为立法宗旨。这标志着我国银行业监管的宏观目标与微观目标首次得到了明确区分,解决了长期以来人民银行既承担维护金融系统稳定的宏观职能又负责保护存款人和消费者利益的微观职能的双重监管目标冲突问题。作为我国银行业的专业监管机构,银监会的成立使得保护存款人和金融消费者利益的监管目标获得独立化,使得保护存款人利益的监管目标得以凸显,有利于存款人利益能得到切实保证。 从理论上讲,银行经营中对存款人或消费者可能造成的利益侵害,一方面是基于商业银行经营的高负债率和有限责任制而导致的经营者过度涉险的机会主义行为,也就是在商业银行主要通过吸收存款等负债业务取得经营资金并实行有限责任的条件下,对于其股东与经营者发放贷款或从事某项投资而言,如放贷或投资成功可以取得几乎全部的收益,而如放贷或投资失败则只需承担极小部分的责任,因此,在缺乏必要的债权人监管的情况下,商业银行的所有者和经营者都存在过度涉险的激励,从而威胁到存款人资金的安全性等。另一方面可能的损害基本与一般企业类似 ,商业银行可能会凭借其在市场上的垄断地位降低银行服务的质量和有效产出,侵犯消费者利益,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因此,银监会“保护广大存款人和金融消费者的利益”的监管目标定位,就是要通过对于银行机构市场准入的审批、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的审查、各项经营业务的检查和监控等各项审慎监管工作,保护消费者免受金融服务部门或金融市场其它参与者的机会主义行为或垄断定价的损害,促进各商业银行积极发展、稳健经营,加强内控制度,强化风险管理,确保消费者得到诚实、高效、优质的金融服务。 此外,由于金融市场上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普遍存在,消费者行为之间也具有相互模仿和影响的外部效应,金融市场的有效运作在相当程度上还取决于市场参与者对市场的信心。因此,出于对消费者整体利益的考虑,监管者还应当提供市场公信这样一种公共产品,要通过审慎有效的监管,及时预警、控制和处置风险,有效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通过增加信息供给,加强信息披露,提高银行业经营的透明度,进而增进公众对银行体系的信心,防止出现因集中性的恐慌而引起金融市场的混乱,维护银行业稳健运营。同时,保护存款人和金融消费者的利益,最为根本的是要提高其自身的自我保护能力。考虑到我国目前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之中,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金融发展滞后,市场规则及相关知识尚未完全建立并深入人心,居民缺乏必要的金融风险意识,自我保护能力较弱。因此,作为监管者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考虑,还有一个重要职责便是“要通过宣传教育工作和相关信息披露,增进公众对现代金融产品、服务和相应风险的识别和了解”。金融机构要及时向公众披露市场及金融产品的信息,监管者要对金融机构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准确度作出判断,并纠正消费者对一些金融产品及服务的误解。 最后,由于我国目前市场经济体系还未健全,法制仍需进一步完善,市场主体在经营过程中不规范的行为时有发生,违法犯罪案件难以完全避免。因此,为从根本上保护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作为监管者必须严密监管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活动,通过加强监管,建立起防范金融犯罪的机制,有效减少金融犯罪。同时,通过严厉打击各类金融违法犯罪活动,维护良好的金融市场秩序,最大限度的减少资金损失,进而促进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 应当说,目前银监会的目标定位,从形式上看似乎是多目标的,但实质上保护存款人利益、增进市场信心、提高公众金融意识、减少金融犯罪等四个目标都统一于保护存款人合法权益这一最高目标,前者是基础与根本,后者则是其的具体化,四者共同构成我国银行监管目标的有机体系。 三、中国银行业监管的目标定位:基于政治经济学的进一步分析 1、银行监管目标的定位反映了执政党“执政为民”的政治理念。现代政治经济学对政府监管的分析认为,政府对不同行业的监管是不同利益集团政治斗争和利益较量的结果,反映了一些特殊利益集团的要求(佩茨曼,1976;Stockman,1991)。对银行业而言,正如前面的分析,政府介入主要为广大存款人提供一个“有积极性的代表”(M.Dewatripont J.Tirole,2002),以解决广大存款人之间因“搭便车”而出现的监管不足问题。目前我国由于金融市场发展的滞后,投资工具有限,居民主要以储蓄存款为主,几乎都是储户,其利益与银行密切相关。因此,银监会对广大存款人和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最为直接而深切地体现了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理念。 2、银行监管的目标体系代表了国际银行业监管的基本共识,反映了我国银行监管与国际接轨的积极开放姿态。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银行监管的国际化已成为大势所趋。作为正在逐步融入国际社会的中国而言,也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国际金融风险和银行业国际竞争的挑战,不可能也不允许置身事外。考虑到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根据金融服务协议规定,目前国内规则已在逐步放宽,而国际监管规则却有不断强化的趋势,必须积极推进银行监管的国际化,研究评估国际监管的先进经验,积极学习和吸收国际先进的银行监管理念与技术,在监管中尽可能采用国际标准、惯例,提高监管政策有效性和本国银行业的国际竞争力。从国际上看,英国、韩国等国家的监管机构基本都具有与此相同的监管目标体系;美国、日本、德国等基本都明确地将保护存款人利益作为银行监管的首要目标。因此,我国确定这一银行监管目标,反映了我国监管目标甚至整个监管体制、监管法规的国际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反映了我国在开放的格局中建设一个适合国情的、更为有效的监管框架的积极姿态,体现了为中国银行业参与国际竞争提供监管保障的客观要求。 3、银行监管的目标定位反映了规范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经营行为与方向的必然要求。现代企业制度及其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效,一个关键的因素便在于其股权所有者、债权所有者与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之间恰当的权力分配和制衡机制安排。对于现代商业银行而言,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内控制度更是确保其正常运转的根本所在,但基于商业银行特殊的债权人结构,债权人自发的外部监管往往较弱,需要政府为此提供专业性的外部监管,以保证各方权力的均衡和商业银行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然而由于各种原因,长期以来我国各商业银行及金融机构法人治理结构残缺、内控体系薄弱等问题相当严重,从而导致大股东、经营人员侵犯存款人利益问题屡见不鲜。如某些地方政府借股东身份直接干预商业银行经营,强迫商业银行向一些质量与效益无保证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提供贷款,导致贷款由于无法及时收回而造成资金损失。再如银行经营人员的“内部人控制”问题,都直接影响着商业银行的稳健经营,威胁着广大存款人的资金安全。因此,保护广大存款人利益的监管目标的确立,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者必须把保护存款人利益作为从业的最高目标,并以此规范经营行为和经营方向。当利润最大化或效应最大化与保护存款人利益发生冲突/！/时,决不能以牺牲存款人利益换取利润或效应最大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有效的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的安全和稳定,实现银行业的可持续稳健发展。 理论分析论文:中国的资本论世界历史理论分析 从学说史角度看,《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因阐述系统、分析精辟而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中居于重要地位。前者被视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源头①、乃至当下全球化理论的发源地②,后者的相关论述则被国内外学者广为引用。因而,对这两个文本的解读自然就成为国内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的重要取向。在这方面,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中心编辑出版的《与全球化》、《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化———的当代阐释》颇具代表性。不过,诚如日本学者伊藤诚所说,探讨新时代对世界的认识时,《共产党宣言》固然不可或缺,但也应当重视《资本论》对相关论述的深化。③在这个意义上,梳理《资本论》及其手稿(以下简称《资本论》)的世界历史理论或全球化思想是研究的应有之义。近年来,国内部分学者就此进行了探讨。 一、探讨解读的新语境、新原则 列宁曾经指出,随着具体的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马克思主义这一学说的各个不同方面会分别被提到首要地位。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遭遇正是如此。全球化当代拓展及其引发的经济社会剧变将人们的目光聚焦于这个诞生在一个半世纪前的科学理论。尽管“全球化”作为一个概念出现的历史很短,但无可否认的是,这个理论洞察全球化进程、本质与趋势的前瞻性和深刻性,决定了任何一个试图把握当代全球化的严肃学者都无法对此视而不见。然而,要从学理上真正澄明这一理论的丰富内涵、时代价值并非易事。 哲学解释学研究表明,对任何文本的解读都不是主观任意的,而是解读者与文本之间的一种“视域融合”。就本文的论题来说,问题的关键是既要超越传统教科书式的解读模式,又要超越单纯经济学的解读模式,确立新的阐释语境和解读原则。在这个问题上,有三种观点值得关注: 一是任平基于对《资本论》“大写的逻辑”的新诠释提出“交往实践观”。他认为,资本全球化构成马克思思想的历史地平线,马克思的新世界观、特别是其(世界)历史观即他的全球史观,就是对这一资本全球化时代的批判性反思。交往实践观则是马克思把握资本全球化本质的理论核心,是打开资本全球化历史大门的哲学钥匙。没有资本全球化和交往实践观,就不可能有马克思的历史想象和当代意义。马克思的新世界(历史)观(资本全球化的世界历史图景)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为起点,到《资本论》真正完成。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为我们提供了一幅以资本全球化为历史地平线的交往实践世界图景和相应的普世历史观。《资本论》的视域就是资本全球化幽灵及其本质性反思———交往实践。《资本论》“大写的逻辑”与其说是存在论的逻辑、人化或物化的逻辑、主体际的逻辑、断裂的逻辑,不如说是交往实践的逻辑。④ 二是丰子义结合全球化的当展,主张确立“唯物史观全球性研究范式”。即改变以往只注重从一个国家、民族的视野来观察和谈论问题的方法,转向用全球化的观点来思考和研究社会发展问题,用全球性思维来补充和完善民族性思维。简言之,立足民族性而又超越民族性,这正是研究范式调整的基本含义。实际上,这也正是马克思研究社会历史问题的基本视野和方法。一方面,唯物史观的发展和创立离不开“世界历史”的研究,唯物史观的深化和发展也是在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创造的世界体系中实现的。另一方面,马克思对于各个国家、民族具体问题的研究也是纳入到“世界历史”的分析框架中来进行的。可以说,唯物史观是同世界史观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没有世界史观,就没有唯物史观的形成和发展;同样,没有世界史观,也就没有对各民族国家具体问题的正确说明。这种研究方法对于今天的研究同样非常重要。唯物史观的研究要具有时代性,必须具有全球性,确立全球性的研究范式。⑤这一观点虽不是直接源自对《资本论》的解读,但是对把握其中的世界历史理论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 三是聂锦芳阐述了解读《资本论》的基本原则和思路。他认为,当下的《资本论》研究存在明显不足:(1)缺乏真实、完整而权威的文献基础,只是根据由后人整理“成型”、辗转翻译(德俄中)的三卷“通行本”展开研究。(2)与国际《资本论》研究界的状况严重脱节,大多数论者不了解甚至完全不知道同道者的文献积累、研究进展和前沿论题。(3)把马克思完整的思想硬性地区隔为“经济学”、“哲学”和“社会主义”三个部分,《资本论》则更多地被看作是一部单纯的经济学着作,忽略或淡化了其宽广的理论视域、深邃的历史意识和深刻的哲学蕴涵。(4)无视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与其身后20世纪整个世界发展的时空视差、社会变迁及其二者复杂的内在关联,只是根据现实的需要便对《资本论》的思想和观点进行随意地概括和极端性地评论,实际上并没有客观地再现和揭示《资本论》的思想史地位和当代价值。鉴于此,重新研究《资本论》应遵循以下原则:第一,必须以权威、完整和准确的文献资料、版本作为基础,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2)中“资本论及其手稿卷”、第三部分“书信卷”涉及《资本论》的通信部分、第四部分“笔记卷”中作为《资本论》准备材料的四个笔记等。第二,必须突破传统而狭窄的研究思路,将其宽广的思想视野、深邃的历史意识和深刻的哲学蕴涵全面地展示、提炼出来。第三,必须结合对20世纪资本批判史的梳理,以及目前资本全球化的发展态势来重新理解和评价《资本论》中的资本理论及其对资本逻辑的批判,确立其思想史地位和当代意义。⑥ 二、厘定基本方位、梳理主要内容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内涵丰富,主要包括世界历史生成发展的阶段论、“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机制论、“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双重后果论、世界历史性个人论、资本极限与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论等。该理论的创立和发展涵盖了马克思学术生涯的全过程,如果说《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是创立时期的代表作,那么,《资本论》及其手稿无疑是这一理论走向科学形态的显着界标。深入研究《资本论》的世界历史理论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基于不同的学科背景,国内学术界的研究大体沿着经济学、哲学两个路向展开。 1.经济学路向的研究主要着力点是经济全球化、世界市场等方面。顾海良主张立足经济全球化的现实“重读”《资本论》及其手稿,因为手稿尤其是“六册结构计划”,为研究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经济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思路、结构和方法。⑦(1)对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理解不能只限于《资本论》,还应该十分注重经济学手稿的研究。(2)把马克思经济学理论观点的研究譬如“六册结构计划”中的《世界市场》册中相关思想与当今经济全球化的现实结合起来,注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创新。(3)要突出对马克思经济学方法的理解。《资本论》剖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社会规定性、制度规定性、历史规定性和阶级规定性,这些方面构成了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基本方面。我们应当把这些方法应用于对经济全球化问题、当代国际经济关系的实际研究之中。此外,还有其他学者就《资本论》的经济全球化思想进行了具体讨论。⑧赵景峰等人梳理了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的主要内容。他认为,虽然马克思对世界市场的研究只留下一些简短的提示和论述,但是对今天的经济全球化研究启迪甚多。(1)马克思阐述的世界市场的资本主义性质,决定了当今发达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性质。(2)马克思从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全球性意义、资本扩张本性决定其推进世界市场、市 场经济和国际分工、国际交换的扩展等多个层面揭示了世界市场形成的客观必然性,这些论述有助于准确把握经济全球化产生的根源。(3)马克思认为世界市场的形式包括:建立殖民地、商品输出、生产国际化、资本输出、劳动力输出等,这些形式是当代经济全球化各种形式的基础。(4)马克思全面论述了世界市场的作用,主要有:各国利益依存格局的形成、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世界资源配置的基础调节作用、巩固资本主义的国际经济基础、打破闭关锁国、将各国融入世界市场等。(5)世界市场危机是资产阶级经济一切矛盾的现实综合,它一方面对现有资本主义矛盾暂时进行暴力解决和瞬间的强制平衡,为自身发展开辟道路;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更广泛的危机,推动资本最终超越自己的资本主义前提。⑨ 2.哲学路向面的研究主要是在考察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发展演变进程中完成的。关于《资本论》及其手稿世界史观的理论地位,主要有三种看法“:深化和发展说”认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集中阐释和表述于19世纪40年代,50、60年代通过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得到了深化发展。⑩“发展的转折点说”认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发展的转折点,在这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历史时代及其演变的认识发生了实质性突破。“潜在整体说”认为,《资本论》蕴藏丰富的世界历史思想,拓展了《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观点,但该文本只是世界史观的一个潜在整体。因为马克思的“世界市场”思想并未完成;研究视野也有局限,马克思倾向于以欧洲、尤其是英国作为典型蓝本,对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东方只是略有涉及。虽然《手稿》对“三大形态”做了概括,但是基于对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基础,缺少真正大量的历史事实根据。基本定位的不同决定了内容阐释上的差异。“ 深化和发展说”认为,马克思《资本论》时期的世界历史理论内容丰富、视野开阔,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政治经济学研究计划和《资本论》结构的调整;二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三是对东西方社会的比较研究。其中以第二个方面最突出,具体特点是:(1)世界历史是马克思重要的研究视野和方法,即用世界历史的眼光和观点来看待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看待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现象及其相互关系;(2)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历史理论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理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但主要是经济领域的阐发。所以,应主要从经济分析来把握这一时期的世界历史理论。具体来说,其内容包括:资本原始积累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的起源;关于资本本性的分析阐明了资本主义兴起与发展的根本动力;对世界市场的分析阐明了资本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国际矛盾,即国际交换与国际剥削;论述了资本主义对待世界经济的双重手法,即保护关税与自由贸易;刻画了资本主义“中心与外围”的世界图式;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未来走向,指出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出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发展到了顶点,也将使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到了极限。“潜在整体说”将《资本论》世界历史理论主要内容概括为七个方面:(1)商品二因素是资本论的逻辑体系的起点,也是世界市场、世界历史的逻辑起点。(2)世界历史是由劳动社会化、交往普遍化两种趋势以及两种趋势的结合而形成的。(3)世界市场是世界历史形成的经济基础,既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又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4)由于生产力的发展遵循“国家内部-国际间贸易-世界市场”的逻辑走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可能随之从一个国家内部发展为国际间的、世界性的生产关系。(5)世界历史的中介———分工和货币等也出现了国际化的趋势。(6)普遍性的危机是世界市场发展的结果,作为总体的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历史中包含着深刻的危机,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共产主义主导的世界历史取代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历史也是一种必然趋势。(7)从世界历史的高度看,人类社会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人的依赖关系”—“人的独立性”—“自由个性”三大社会形态。 “发展转折点说”认为,马克思在《手稿》中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及其演变的认识发生了实质性突破。第一,提出并阐述了“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国际竞争”等问题;第二,从社会生产的各个环节上全面考察了资本的世界生产力发展极限;第三,在总体上把握住了经济危机、社会革命、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彻底解体三者之间复杂的内在关系;第四,从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过程的角度进一步考察了世界史的分期问题。其中,核心是关于资本的世界生产力发展极限的思想。这个思想的形成标志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及其演变发展的研究,从质的关系角度上的把握过渡到了从质量统一即度的关系角度上的全面研究。 3.分析“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内在本质。此项探讨同属哲学路向的研究,不过专题分析的特点更鲜明。汪帮琼主要以《手稿》为依据,明确提出抽象劳动是“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深层内涵。(1)前资本主义时代,人类历史的深层基础是特殊劳动。这时,物质生产中占主导地位的劳动者和劳动客观条件统一于特殊性基础上。社会发展主要取决于狭隘的、特殊的自然条件,人类历史表现为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界的崇拜。(2)交换和交换价值的发展导致特殊劳动下劳动者和劳动客观条件统一关系的解体,由此造就的自由工人、游离出来的劳动客观条件,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供了历史前提,也为“转变”创造了历史条件。(3)“转变”的深层内涵是抽象劳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促成了劳动者和劳动客观条件的彻底分离,作为交换价值的抽象劳动成为普遍存在,并占据了生产的统治地位。于是,原先的狭隘的特殊劳动的主导地位不复存在。这一方面导致了人们之间狭隘关系的解体,劳动的个人建立了相互间的普遍联系,进而造成了全面的世界性的生产体系、以及相应的全面的人的需要体系;另一方面,由于劳动者和劳动客观条件的彻底分离,上述世界性的体系却成为脱离劳动的个人而独立的、支配人们的异己力量。赵士发认为,马克思对“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深层本质的分析,是从资本和劳动两方面展开的。一方面,“转变”是劳动辩证发展的结果。(1)民族地域历史的根基在于尚未发生异化的特殊劳动,即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在这种形式下,占主导地位的劳动者与劳动客观条件直接统一。(2)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促使劳动者与劳动客观条件的分离,彻底瓦解了特殊劳动,抽象劳动即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获得普遍发展。(3)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既是一条异化之路,又是对异化劳动的扬弃之路。另一方面“,转变”又是资本自我否定的必然归宿。首先,在直接生产过程中,资本既要肯定必要劳动,又要否定必要劳动。这决定了资本既要突破狭隘的地域局限而开创世界历史,但又只能是世界历史不自觉的工具。其次,在流通过程中,资本既要想方设法扩大流通,又要尽可能地消灭流通。这决定了它既要通过扩大交往开创世界历史时代,但又通过尽可能缩短交往时间从而为新的世界历史时代的到来准备条件。最后,在总的生产过程中,资本无限增值的本性使它具有无限发展生产力、开创世界历史的强大动力。可是,资本生产的手段和目的之间的矛盾又为生产力的发展设定了无法克服的界限,由此决定了它终究要被世界历史扬弃。 三、多方面揭示历史与现实意义 《资本论》及其手稿承载着马克思一生中的黄金时代的重要理论创获,其中的世界历史理论不仅对于从整体上理解马克思思想和历史唯物主义意义重大,而且对于剖析当代全球化问题都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对此,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进行了探讨。任平从阐发马克思思想当代性的角度,论述了《资本论》“大写的逻辑”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在他看来“,大写的逻 辑”本质上就是表征旧全球化时代本质的交往实践观。它包含两个方面内容和理论意义:一是对整个全球化本性的精妙揭示,这对研究今天的全球化有着重大意义;二是囿于旧全球性若干特性的局限,需要在新全球化时代加以调整的理论纲领、范畴和观念,这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传统视野转向当代视野的内在驱动力。应当看到,资本全球化正在发生着从“旧全球化时代”向“新全球化时代”的重大转变:全球化结构构成从“工业文明—农业文明”转向“后工业文明—工业文明”;新全球化时代“一体化”与“多元化”并存格局的两极之间保持很大的张力;全球化的控制方式从商品、工业和金融资本等实体控制转向文化、信息、科技、政治以及大众传媒等控制方式;全球化的思维方式从以启蒙理性为基础的现代主义精神的旧全球主义转向以后现代的多元化为特质的新全球主义。上述转变凸显出五大新问题:知识经济对全球生产方式变革的哲学意义;新全球化所带来的交往、主体际和公共治理问题;重写现代性问题;新全球化时代对全局格局的挑战;新全球化时代对多元文化冲突的挑战。马克思主义哲学唯有主动反思和解答新全球化时代的重大问题,才能显示其当代性。 赵士发等人论述了世界历史理论对于唯物史观的重要意义。(1)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为唯物史观的创立和发展提供了一种整体性的世界历史视野。没有这种整体眼光,就不可能有唯物史观的科学创立。(2)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深广历史视野,使唯物史观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哲学。马克思本人明确指出,《资本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不是某一个民族与国家的发展规律,而是整个现代社会(世界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对此种看法,叶险明并不赞同。 在他看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既不是和其他内容并列的一种观点,也不仅仅是一种新的视野和整体性方法,而是作为马克思哲学的主构架而存在的,集中地体现着马克思哲学旨趣所具有的“世界历史规定性”和所依据的“经验事实”的全球性。第一,马克思哲学的“世界历史规定性”是指哲学批判目的所具有的与进步观念相联系的世界历史性,主要包括作为马克思哲学人文本质和终极目的的“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人和社会的彻底解放的世界历史性。第二,马克思哲学所依据“经验的事实”的全球性即“问题的全球性”。这种全球性来自于世界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发轫于工业革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社会过程,是世界各国都要大体经历的社会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所出现的“全球问题”迄今非但没有解决,且日趋严重,越来越威胁到每一个人、每个民族、每个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虽然当代人为限制这种危害付出了种种的努力,但这离“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的社会相去甚远。正因此,马克思哲学无疑具有鲜明的当代性。黄皖毅认为,《资本论》中的世界史观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有助于更好把握马克思的连贯性、一致性。因为关于世界市场的构想既是《资本论》的逻辑归宿之点,也是马克思晚年笔记思想、尤其是以世界市场为中介桥梁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思想的起点。可见,马克思的晚年笔记与《资本论》的写作计划和有关阐述有着密切的联系。第二,《资本论》关于“世界市场”的构想和阐述对列宁、、邓小平等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们的有关思想在本质上是与马克思、恩格斯一脉相承的。第三,《资本论》中的世界史观尤其是世界市场理论对理解当今的全球化状况也有一定的价值。当代全球化无论是在经济、政治还是文化上能够朝纵深发展,与世界市场的日渐成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顾海良强调,马克思在《导言》中创立的总体性方法有助于透过经济全球化的现象看到经济全球化的本质。(1)从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相结合的角度把握经济全球化概念的内涵。自然属性就是经济全球化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下产生,并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性质。社会属性体现经济全球化下人与人、地区与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这种“二重性”反映了经济全球化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能量和利益的同时,也给国际生产关系带来了新的变化。(2)将国际生产关系研究作为经济全球化研究的新视角。一方面,必须把国际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来研究经济全球化的本质,从根本上把握经济全球化的概念、基本特征、影响和作用。另一方面,还必须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社会关系、理论、观念的相互联系上,把对国际经济关系的研究放在以“世界生产力发展—国际生产关系—国际经济基础—国际上层建筑”为主要序列的社会结构当中,形成经济全球化下国际社会和世界经济发展中现实和历史相统一的整体观念。(3)既要研究经济全球化的一般规定性,也要研究其特殊的社会规定性。要在研究经济全球化的生产力层面问题的基础上,研究世界经济中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下出现的新的大量不平衡、不平等和不稳定现象及其产生的根本原因。要把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经济关系当作一个历史范畴,作为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从对国际经济关系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寻找其固有的内在联系,揭示其发展规律,运用思想总体把具体—总体的结构和过程的认识与理解再现出来。赵景峰也对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的方法论意义进行了讨论,包括总体方法论、立足政治经济学批判探寻市民社会的奥秘、唯物辩证法、历史分析法等。 四、深化研究的几点思考 由上可见,国内学者围绕《资本论》世界历史理论的探讨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奠定了下一步研究的良好基础。然而,无论相较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受关注度,还是比对《资本论》之经济学、哲学思想的研究投入和取得的成果,现有的研究都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深化。笔者以为,推进该主题的研究,应当从以下方面着手:首先,应当从思想特质角度,准确把握和阐发《资本论》世界历史理论的批判本质。从上面的综述可以发现,一些学者不加区别地使用“世界历史理论”和“全球化理论”两种提法。这种做法无形中回避了一个前提性问题,即如何看待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根本性质以及与当下全球化理论的异同。事实上,作为历史唯物主义核心内容之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本质上是“资本的世界历史批判”,而不是历史学或社会学意义上的实证学说。尽管创立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离不开历史学研究,但批判性始终是马克思思想的特质,目的就是要揭示资本的世界历史性生存逻辑及其限度,展现“新世界”的历史地平线。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赞同聂锦芳的观点,从资本批判的视角重新理解和评价《资本论》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如果我们基于“资本的世界历史批判”的角度审视《资本论》,就可以获得一些新的理论发现。就理论方面来说,《资本论》对世界历史开展的批判既包括“副本”批判,即黑格尔世界史观、特别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世界市场理论批判,也包括“原本”批判,即资本的“物质的生活关系”批判。 马克思的批判表明,由于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包含在资本概念中了,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不过是资本自我增殖本性的外化、现实化。斯密、李嘉图推崇的所谓自由竞争、自由贸易实质上就是资本的自由,目的是为资本增殖消除障碍、提供保护。但资本是一个矛盾体,它试图打破任何界限,无限发展生产力,同时又为劳动和价值创造确立种种界限。因此,资本不过是一个“过渡点”,它最终将走向自我否定;而超越资本的世界历史的主体力量则是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运动。正是这种彻底批判立场,不仅把马克思与黑格尔的世界史观区别开来,而且也标明了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与当下种种全球化理论根本差异。其次,应当结合马克思思想发展史确定《资本论》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方位。不可否认,国内学者先后提出了“深化和发展说”“、发展的转折点说”“、潜在整体说”等观点。这些概括虽然具有一定合理性,但还不足以彰显《资本论 》在世界历史理论方面的重大贡献。笔者以为,《资本论》对世界历史理论的推进不是局部的,而是整体性的,是马克思这一理论发展的制高点和科学形态。(1)根据列宁的研究,唯物史观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创立时“暂时还只是个假设”,经过1848年革命的检验,特别是“自《资本论》问世以来,……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世界历史理论是唯物史观的组成部分,其发展轨迹自然也不能例外。(2)《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是《资本论》预备性研究成果,马克思称其为“一生黄金时代的研究成果”。对此论断,研究世界历史理论时必须给以高度重视。(3)从马克思思想演进来看,揭示资本世界历史性的生存逻辑及其限度,离不开对世界历史的“原本”批判,即资本的“物质的生活关系”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对此虽有分析,但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行规律、资本逻辑的科学认知是在《资本论》中达成的。(4)《资本论》对资本的世界历史的批判分析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理论高度。马克思以“资本再生产”为着力点对世界历史进行总体批判,形成了以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指向、以揭示资本的世界历史性生存逻辑及限度为核心内容的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逻辑再现了资本从历史生成、本性绽放到自我否定的辩证运动。包括:关于资本的世界历史生成机制的系统探究、关于资本再生产与现代性社会发展的理论、关于资本的世界市场与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的理论、关于“物役性”关系下世界历史性个人的悖论式发展与“自由个性”的历史生成的理论、关于资本的极限与“自觉”的世界历史的形成的理论等等。最后,应当结合资本全球化当展阐发《资本论》“世界历史批判”理论的当代意义。比较而言,国外学者十分重视对资本资本主义全球化新发展、新问题的研究和批判。 主要表现有(1)对马克思之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做出了新概括,如帝国主义论、晚期资本主义论等,对不同阶段出现的国家垄断、不发达问题等新情况进行深入研究。(2)对当代资本主义展开多维批判,代表性的有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批评等。(3)借鉴《资本论》思想研究全球化趋势。沃勒斯坦着名的“世界体系”理论就受益于马克思的资本积累、剩余价值论等思想。鉴于此,国内学界应当站在时展的高度,借鉴和运用马克思的分析范式、资本批判视域,直面当代全球化及其问题,提出具有的启发性的理论观点。譬如,全球化是否意味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单质化(美国化或西方化)?资本再生产批判具有怎样的当代意义?如何基于《资本论》视域评判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理性批判?如何看待“消费社会”理论与消费主义批判?如何从世界市场危机理论审视金融风暴?如何立足于资本世界历史极限理论评价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等等。通过上述问题的深入探讨,不仅可以深化、而且能够发展马克思开创的“资本的世界历史批判”理论,使其焕发崭新的时代价值 理论分析论文:商业银行营销理论不同视角的分析 摘 要 商业银行营销活动是商业银行争夺客户的重要手段之一,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银行必须对其营销活动进行创新,而创新又离不开理论的指导。从金融营销理论、金融创新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价值链理论和客户经理制度五个方面对营销理论进行分析。希望能在商业银行营销中具有实践意义。 关键词 商业银行 营销 金融创新 随着国家专业银行向国有商业银行的转变以及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发展壮大,银行间的竞争逐步加剧。特别是我国加入WTO后,银行准入制度的放宽和世界大型跨国银行的进入,我国的商业银行面对的竞争环境日益激烈。在新的竞争格局和市场环境下,国内商业银行的市场营销活动日渐活跃,并呈愈演愈烈之势。各商业银行纷纷结合自身优势,革新和提升营销理念,推进CI 建设,重塑公众形象,营销层次迅速提升,国内银行业开始迈入了营销时代,而经济活动又是基于经济理论的指导。如何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作为争夺客户的重要手段-营销,必须不断进行创新。商业银行营销理论主要涉及金融营销理论、金融创新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价值链理论和客户经理制度。 1 金融营销理论 金融营销或商业银行营销是市场营销理论的分支。相对于其它行业,金融行业引入市场营销理论比较晚。这和商业银行的政策管制和金融业的产业结构相关。因为在以前,商业银行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受国家金融政策的限制,商业银行只能被动提供国家规定的产品,商业银行分工非常明确,例如中国农业银行的客户是广大农村。而现在商业银行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原来的市场划分已经不存在,如何争取更多的客户是商业银行工作的重点。 事实上,金融营销是市场营销理论在金融业的移植,同时根据金融行业的特点进行理论行业化。金融营销是商业银行运用一定的公关技术(关系营销),通过服务手段(服务营销),有目的、有选择地筹措资金,开展信用往来,实现资金增值。其过程包括营销体制的构造,营销机制的确立,营销目标的制定,营销信息的收集,营销方案的决策,营销策略的谋划、营销预算的实施和营销绩效的评价。 金融营销理论是以客户需求为中心的由服务营销理论、关系营销理论和网络营销理论三大理论组成。商业银行营销的设计就是三者的整合运用。 2 金融创新理论 对于金融创新的表述比较复杂。商业银行作为比较特殊的产业,其创新只是在政策允许范围内的创新。由于各国对银行管制的差异,所以,对银行创新的概念没有统一的认识。我国经济学家陈岱孙和厉以宁借鉴熊彼特的经济创新的概念,认为金融创新就是在金融领域内建立新的生产函数,是各种金融要素的创新组合,为了追求利润机会而进行的市场改革。其涵盖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上出现的一系列新事物。包括新的金融工具、新的融资方式、新的金融市场、新的支付清算方式以及新的金融组织形式与管理方法等内容。美国的银行词典把金融创新定义为支付制度促进银行和其他金融结构作为资金供求中介作用的削弱或改变。其创新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技术创新;风险转移创新;信用创造的创新和产生股权的创新。创新理论主要分为以下学派: 2.1 西尔伯的约束诱致假说 美国经济学家W.西尔伯认为金融创新是微观金融组织为寻求利润最大化,减轻外部对其压制而产生的自卫行动。商业银行通过创新来规避约束。约束来自于外部的政府约束和内部的自身约束。为了规避约束,银行从机会成本和金融机构的影子价格和实际价格的差异中进行最大限度的金融创新。微观金融机构金融创新的行为的逻辑是与约束相对应的影子价格在一定时期的持续上升导致金融创新。西尔伯认为美国60%的金融创新可以用该理论解释。该理论认为金融创新是金融抑制的结果。其观点是片面的,不能解释基于市场变化和经济环境变化的金融创新活动。 2.2 制度学派的金融创新理论 以诺斯为代表的制度学派主张从经济发展历史的角度研究金融创新,认为金融创新是与经济制度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创新活动。他们认为在计划经济和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没有金融创新存在的空间和必要。制度学派认为全方位的金融创新只能在受管制的市场经济中才会存在。即政府的管制本身就是金融制度领域的创新。在相对自由的市场经济中,政府管制妨碍金融活动时,银行会试图进行金融创新来规避管制。 2.3 基于交易成本理论的金融创新 自从科斯提出交易成本的理论,交易成本理论被广泛应用到一切经济活动领域,金融自然也不例外。希克斯和尼汉斯1976年提出的金融创新交易成本理论。交易成本理论认为金融创新的支配因素是降低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成本是金融创新的首要动机,交易成本决定了基于金融创新的产品服务创新是否具有实际价值;金融创新实质是技术进步导致交易成本下降的反映。希克斯认为交易成本和货币需求与金融创新的逻辑关系是:交易成本是作用于货币需求的一个重要因素,不同的需求会产生对不同类型金融工具的要求,交易成本的高低使微观主体对需求的预期发生变化。交易成本的降低使货币向更为高级的形式演变和发展,产生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交易成本的不断降低刺激金融创新的向广度和深度发展。该理论认为金融创新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不断寻求交易成本不断降低的过程。 我国的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的特点是国家严格的政策管制下有限的创新。由于商业银行的分业经营,作为金融创新的主体的商业银行的创新产品是非常有限的。同时市场的激烈竞争和计划经济遗留下的商业银行产品或服务的同质化,迫使商业银行积极进行金融创新,推出基于自己资源优势的创新产品或服务,通过产品或服务的差异化竞争创建竞争优势。 3 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商业银行营销 信息不对称理论是微观信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内容。自1970年美国经济学家阿克洛夫以旧汽车市场交易模型为基础分析“逆向选择”开始,阿罗(Arrow)、赫什雷弗(Hirshleifer)、斯彭斯(Spence)、格罗斯曼(Grossman)、斯蒂格利茨(Stigliz)等经济学家在许多领域对这一理论进行了拓展性研究,并提出了“逆向选择”理论、“市场信号”理论以及“委托———”理论等基本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被西方学者称为是最近二十年微观经济理论最活跃的研究领域。 信息不对称性的概念来自信息经济学,是指交易双方不能同等地具备或掌握做出实现交易决策所需的全部必要的信息,而是处于信息在主体间的不对称分布状态。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中的主体具有完全的信息。而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信息是不对称,从而在经济活动中存在机会主义行为和道德风险的问题。商业银行营销同样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信息不对称是绝对的、难以避免的。在商业银行营销中,信息不对称主要表现为商业银行和客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在商业银行方面,由于客户的知识和信息的有限性 ,客户对于商业银行的产品和服务的理解仍然存在一些基本的存贷款业务,而对于商业银行的产品和服务的创新缺乏必要的了解,同时由于商业银行间的激烈竞争,不同商业银行的产品服务创新过多,作为客户没有时间对商业银行的产品和服务进行深入的了解,为扩大商业银行产品和服务的知名度,针对目标客户开展营销是商业银行推广产品和服务的必要手段。同时,作为客户而言,由于潜在客户数量比较多,如何更多了解客户的相关信息,是商业银行营销的重要目的,通过商业银行营销,促进彼此间了解,更大程度降低客户与商业银行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根据现代营销以客户为中心的原则,营销的过程实际上不断了解客户需求和市场信息,根据客户的需求和建议不断进行产品服务创新,改进现有产品服务的过程。从信息经济学的观点,营销过程就是商业银行客户间信息交流的过程。信息交流是降低彼此间信息不对称的重要手段。商业银行营销只是尽可能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不是完全消除信息不对称。用可以忍受成本最大的消除信息不对称是商业银行营销的原则。同时信息不对称的与信用密切相关。现在通行的信用评级就是消除信息不对称的一个规范化设计。 4 基于价值链理论的商业银行营销 Michael E.Porter(1985)首次提出价值链的概念并对此进行了详细阐述。价值链理论认为,企业的发展不只是增加价值,而是要重新创造价值。在价值链系统中,不同的经济活动单元通过协作共同创造价值,价值的定义也由传统的产品本身的物质转换扩展为产品与服务之间的动态转换。彼得·海恩斯(Peter.Hines)从价值实现的最终目标出发对价值链进行了重新定义。他认为价值链是“集成物资价值的运输线”。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Jef?鄄fereyF.Rayport和JohnJ.Sviokla(1995)提出了“虚拟价值链”(Virtual Value Chain)的观点。他们认为任何一个企业组织都是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中进行竞争,一个是管理人员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的资源世界,称之为“市场场所”(Market Place);另一个则是由信息构成的虚拟世界,这一虚拟世界的出现导致电子商务这样一个新的价值创造场所,他们将这一新的信息世界称之为“市场空间”(Market space)。它们通过不同的价值链开展价值创造活动,前者通过“有形价值链”(Practical Value Chain),即采购、生产与销售,后者通过“虚拟价值链”,即信息的收集、组织、筛选与分配。两条价值链的价值增殖过程不同,前者是由一系列线形连续的活动构成,后者则是非线形的,有潜在的输入输出点,能通过各种渠道获得和分布的矩阵。 利用价值链对商业银行营销的业务流程进行重组。所谓“业务流程”,是指“为特定顾客或市场提供特定产品或服务而实施的一系列精心设计的活动”。在商业银行营销过程中,一个业务流程就是以一组以顾客为中心的从开始到结束的连续活动。顾客可以是外部的产品或服务的最终用户,也可以是业务流程内部的产品的使用者。业务流程重组的目标是顾客满意,即通过降低顾客成本,实现顾客价值的最大化,这一点与价值链理论中的顾客价值相一致。事实上,整个价值链就是一个创造的价值工作流程,在这一总流程基础上,可把商业银行具体的活动细分为生产指挥流程、计划决策流程、营销流程、信息搜集与控制流程、资金筹措流程等。其中有些流程是特别重要的,决定和影响着形成商业银行独特性或竞争力的因素,称之为“基本业务流程”,对应于价值链中的基本活动;其他业务流程是对商业银行的基本经营活动提供支持和服务的,称之为“辅助业务流程”,对应于价值链中的辅助活动。业务流程重组,就是通过重新审视商业银行的价值链,从功能成本的比较分析中,确定商业银行在那些环节具有比较优势,在此基础上,以顾客满意为出发点进行价值链的分解与整合,改造原有流程的路径、工作环节和步骤划分,最终实现业务流程的最优化。 5 基于关系的客户经理制度 商业银行客户经理制是商业银行综合服务体系的主体,是以客户为中心,以客户经理为先导,以所有业务操作柜员化为保障,以后台支持系统和全过程风险监控为依托,为客户提供集成式、全方位服务的服务体系,其核心是客户经理。 客户经理是商业银行为客户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的营销代表,他能够熟练掌握并组合运用商业银行产品,积极拓展市场,为客户提供全方位、全过程、多功能、多层次金融服务,是积极发掘、采集、评估并满足客户需求的客户服务业务主办,是商业银行与客户沟通的桥梁,客户通过商业银行客户经理就能得到全部的金融服务。客户经理的基本职能是为商业银行和客户双方创造商机,把握商机,商业银行与客户是一对利益共同体,为客户负责,同时也是最大的为商业银行负责;第二是要巩固银企关系,维持和发展与客户的良好关系,同时不停地发掘优良客户资源;第三是管理客户,掌握客户的所有信息,建立客户档案,不断地进行评价,从而提出商业银行对策;第四是服务客户满足客户需求,特别是要开发客户的需求;第五是控制风险,当客户情况变化,对商业银行产生不利影响时,应及时调整商业银行策略,规避风险;第六是促进创新,因为客户经理不停地在客户那里进行需求的开发、挖掘,对商业银行的创新起到促进作用。总的来讲,客户经理要对商业银行、客户双方负责,而且是把这两种职责相统一、相结合、既负责采购又要负责营销,既要拓展市场,又要控制风险,这就对客户经理的素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理论分析论文:对环境税的理论基础与环境税经济效应分析 摘 要 随着人们经济活动的不断深入,环境污染目前已经成为重要问题,不但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而且还破坏了人们正常的生存环境。为了防止环境污染情况进一步恶化,我国采取的有效的措施解决这一问题,就是实行环境税。虽然我国在环境税方面的立法非常薄弱,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但是实行环境税是势在必行的,本文就针对环境税的理论基础与环境税经济效应进行浅显的分析和研究。 关键词 环境税 理论基础 经济效应 分析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人类为了创造更高的经济效益,在发展过程中对环境进行严重的破坏,环境污染非常严重。针对环境污染问题,我国实行环境税是通过税收手段来保护环境,改善我国在环境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虽然我国经济发展非常迅速,但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更多是以破坏生态环境,掠夺资源作为代价的,严重破坏的人们的生存环境,同时也严重阻碍了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为了从根源上控制环境污染,我国出台了环境税,对耗能高,污染高的行业进行严格的监督和管理,对于污染环境和破坏环境行为进行重点监控。所以,我国出台环境税是非常必要的。 一、环境税及其理论基础 环境税也被称为生态税和绿色税,是20世纪末在国际税收学界兴起的新概念。环境税是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社会成本内化到生产成本和市场价格中,并且通过市场机制来分配环境资源的一种有效的经济手段。在一些发达国家征收的环境税主要是二氧化硫税、水污染税、噪声税,固体废物税以及垃圾税等。在我国征收环境税主要是更好的保护环境和资源,对于开发和利用环境资源的企业和个人,根据其开发和利用资源的程度或者对环境的污染程度征收相应的费用。我国环境税的种类主要分以污染物排出量标准的直接课税;对商品和服务的间接课税以及环境减免税。其中以污染物排出量为标准的直接课税主要是排污税,通过征收排污税能够有效的降低征税成本,更好的控制污染,能够较好的保护环境。对于商品和服务的间接课税主要是适当的改变营业税和增值税的税率控制环境污染,保护环境。环境减免税主要是政府对有助于保护环境的行为进行税收减免,鼓励企业和个人保护环境,控制环境污染。 环境税的理论基础主要是来自于庇古税。庇古税是由英国福利经济学家庇古提出。庇古税主要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古典教科书的方式,属于直接环境税范畴,庇古税是根据污染物的排放量或者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危害程度确定纳税义务,因此,庇古税可以作为一种从量税。对于庇古税的单位税额是按照经济活动的边际社会成本与边际效益相等的均衡点确定的。按照庇古的理论,经济活动当事人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不相等是导致市场配置资源失效的原因。政府应该通过征税的手段或者补贴矫正经济当事人的私人成本,从而使得经济当事人的私人成本和私人利益与社会成本和社会利益达到一致,是资源配置达到最佳状态。庇古的这种纠正外在性的方法被称为庇古税方案。庇古税可以通过对污染产品进行征税的方式,使污染环境的外在成本尽可能的转化成为生产污染产品的内在税收成本,由此可以使经济当事人的边际净收益得到有效的降低,进而控制私人生产污染产品的产量。由于庇古税的提出,政府对生产污染产品的私人征收污染税,能够有效的减少私人生产污染产品的产量,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虽然,庇古税作为一种污染税,主要是通过税收形式控制环境污染的恶化程度,从而达到控制环境污染的目的。所以,庇古税是可以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使环境污染达到最优水平。由此可见,庇古税的外部性理论就是环境税的理论基础。 环境税的设立的最初目的应该是为市场提供一些其不能生产出来的公共物品。但是,从环境保护角度讲,私人的最优选择往往与社会利益存在很大的差异,并且相互背离。因此,仅仅通过市场的作用来保护生产环境是不可能,无法做到对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所以通过税收的方式,征收环境税,运用税收收入治理环境污染,保护生态环境,从而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二、环境税的经济效应分析 随着环境税的出台,必然会带来相关的经济效应,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有助于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 (一)环境税收的价格效应 随着环境税的出台,国家在征收环境税同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价格。并且在商品需求弹性的情况下,就会导致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承担环境税,如果需求弹性不断变大,那么生产者的所承担的税收就会增大,消费者所承担的税额就会减少。如果征收的是直接环境税,就会对生产者治理环境污染的刺激性作用就会增强,国家在获取税收的同时还能取得不错的环境效益。如果征收的间接环境税,生产者就会改变生产策略,重视生产无污染产品,尽可能不生产污染产品,从而非常有利于改善或者减少生产者对环境的污染。 (二)环境税收的产出效应 环境税收的产出效应主要是通过环境税收影响生产者的生产量。通过分析供求均衡,体现出环境税收对价格的影响,从中也可体现出环境税收对也会影响到生产者的生产量。环境税的产出效应主要是通过减少生产者的生产量,控制环境污染的排放量,能够达到控制生产者滥用资源,有效的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国家通过征收环境税,合理的运用价格机制,能够使生产者主动采取措施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因此,国家通过征收环境税,合理的设计税率,能够使生产者重视控制污染物的排放量,改变经营策略,控制生产量,有效的治理污染,进而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环境税收的替代效应 环境税收的替代效应主要分为环境税收的生产替代效应和环境税收的消费替代效应。首先,环境税收的生产替代效应主要是指环境税收对生产者生产的产品结构的影响。国家通过征收环境税使得生产者的生产成本提高,产品价格就会提高,消费者对产品的购买力下降,产品的生产总量就会下降,导致生产者的经济利润下降,严重影响到企业的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生产者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必然会调整产品结构,寻求替代品,生产无污染产品,朝着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方面发展。其次,环境征收的消费替代效应主要是国家在征收环境税过程中影响到消费者对消费品的选择。环境税收的课征会导致相关消费品的市场价格提升,消费者在经济水平不变的条件,就会减少对课税消费品的购买量,对非税消费品的购买量就会明显增多,从而就会产生非常明显的消费替代效应。由于消费替代效应的产生,就会使得高污染的消费品的购买数量下降,生产者也会根据市场需求改变策略,减少对高污染消费品的生产,那么污染物的排放量就会降低,最终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 总结:我国为了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保证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为了更好的保护生态环境,控制环境污染,颁布了环境税,通过征收环境税的方式控制环境污染程度,达到环境保护目的。所以,采用征收环境税来控制环境污染是非常有效的经济措施。 理论分析论文:信访制度改革的理论分析和模式选择 [内容提要]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对信访制度进行必要的反思和重新构建。本文首先评述了我国信访体制改革的背景及学界观点，以阐述信访制度的基本法理为基础，重点揭示信访的概念、调整范围、信访人的权利、信访机关的权力以及信访的功能，进而提出信访制度改革的三种模式：集中统一模式、以点带面的整合模式以及分别改进的分散模式。 [关键词] 信访，制度，权利，权力，模式 一、信访制度改革的背景与必要性 信访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它是人民群众依法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重要形式；是国家机关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听取人民群众意见、建议和要求，接受人民群众监督的重要渠道。我国目前正处于关键的社会转型时期，改革中产生许多的问题，如法律不完备、执法不严、司法不公和政策偏失等等，这些问题都通过不同渠道汇集到信访部门，使信访成为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但人们发现，在众多的矛盾面前，原来寄托希望的信访制度已经滞后于时展，表现出对解决问题的不力和不适应。这种局面如果持续下去，不利于推进依法治国的方略，也不利于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故应对信访制度进行大力整合，以制度创新来回应现实的挑战。 从国外的情况来看，继瑞典首次建立申诉专员制度之后，芬兰、挪威、英国、加拿大、法国等很多国家纷纷仿效，或者建立议会体制下的监督专员制度，或者在行政机关内部设立相对独立的行政监督专员机制，甚至在欧盟这一超国家的体系当中申诉专员制度也得到采用。这一世界性的发展趋势为我们进行制度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制度模版，但在制度背景、政治文化、法律文化、基本国情以及面临的现实问题上与我国信访制度还存在诸多不可比性，因此如果不考虑我国的特殊宪政体制和政治法律文化背景，无法真正将各国制度的精华提取出来，难以创立适应我国国情的信访制度。因此，笔者以为不论提出何种改革方案，都应当符合一个标准，那就是新的信访制度一定要与我国现实的民主环境、法治目标以及宪政体制相吻合。目前我国学者一般在“法治”与“人治”相对立的语境下探讨信访制度，认为信访兼具“法治之友”与“法治之敌”的两面性，[1]并以此为前提，或者提出将信访纳入法治化轨道，或者主张干脆取消信访，另建他制。[2] 对此，笔者以为信访制度的研究要避免进入如下误区。误区之一是设想信访制度解决所有的问题，将政治、经济、社会、法律所有的问题全部推给信访解决；误区之二是让信访成为一种十分专业化的法律制度，规定严格的法律程序，清清楚楚地将政策等处于边界的问题剔除出去；误区之三是让信访仅仅成为信息通道，而将信访的救济和监督功能分别交给法院和检察院以及行政监察部门。笔者以为之所以存在这样的误区，主要是于如下原因所导致，一是没有站在我国的宪政背景之下，没有全面地了解我国宪政制度的特点，将三权分立体制下的运作模式机械地套用于我国；二是只看到信访制度的一个片面或一个局部，没有与我国立法体制、行政体制、司法体制以及地方制度相协调；三是将信访制度目前表现不佳的功能当作信访不应当具有的功能而简单加以抛弃，将本来有多种功能的制度变成没有实在生命力的制度“稗壳”。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要使信访制度获得较大的改进，首先要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辩证地看待现实制度，注重研究信访制度本身的法理基础，区分表象和本质、实然与应然；同时以目的论的观点，从信访制度所要实现的保护公民合法权利、改善国家权力体系这两个基本点出发，理顺二者之间的关系，建立协调和互动，消弭紧张和冲突；最为重要的是，采用系统论和过程论的观点建立新的信访制度体系，使其在我国特殊的国情和宪政背景下，与现有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监察等专项法律制度相衔接，在较小的社会震荡、较少的资源投入的情况下逐步走向完善。 二、信访制度建构的理论分析 （一）信访制度的概念 1995年颁布的《信访条例》将信访界定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建议和要求，依法应当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活动。而从广义的信访来说，信访还包括各级党委、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以及国有企业进行的信访。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信访成为联系党与人民、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桥梁，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建设当中发挥了积极的协调、沟通作用，成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建设的重要阵地。 根据当代救济制度发展趋势并结合我国国情，笔者将信访制度界定为：公民和组织在其合法权利受到各类公权力侵害致损时，选择以书信、走访等形式反映事实、表达意愿、寻求补救，接受来信来访的机关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各种方式予以协调、督促和帮助，促成其获得及时有效的权利救济之法律制度，它是其他法定救济制度的重要补充。 （二）信访制度的调整范围 如下事项，可以作为信访制度的调整范围： 1.在没有向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监察机关以及检察机关提起申诉、起诉或控诉之前，信访人可就有关人员的违法、失职及不公或失当的行为向信访机关寻求救济。 2.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监察机关以及检察机关的审理、判决和起诉等行政或司法程序终结之后，信访人认为行政或司法过程中有关人员的违法、失职、 不公或失当行为有所不满时，也可以向信访机关再次寻求救济。 3.对于行政机关、行政复议机关、法院、行政监察部门或检察院不予受理的案件，在上诉或复议之后仍得不到受理时，信访人可以向信访机关寻求救济。 4.对于不合理的政策、抽象行政行为、或具体行政行为，信访人可以向信访机关寻求救济，并可提出建设性意见。 5.信访机关可就立法、行政和司法制度中的不合理之处给予相关机关以批评或建议。 （三）信访人的权利 信访人的权利，从规范的角度来看，是公民和组织在其基本权利受到公权力（立法、行政和司法）侵害时，以书信和走访的形式反映事实，表达意愿，要求国家给予有效救济的权利，同时信访人有权就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行为作出积极或消极的评价。这一概念当中包含着如下的关键要素： 1.信访权利首先是一种寻求救济的权利。在从宏观层面，它属于一类诉权，与民事诉权、刑事诉权和行政诉权、行政复议申请权、民事仲裁申请权等程序性权利有着相同的属性，其共同的特征是：公民和组织可以由这一权利直接导致相应的国家公权力机关对于自己受侵害的事实给予救济。 2.在信访权利这种形式意义上的权利背后，还隐藏着其他众多的权利群，这些等待救济的权利包括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3] 3.信访权利是一种动态的民主权利，公民除了通过选举制、代议制、复决制等方式参与国家的生活之外，还可以通过这种权利来保持日常当中对于国家生活的参与。 4.信访权利从结果上说，具有双重性，一是直接实现了对私人权益的救济，二是通过这种争取权利恢复正义的过程而间接地实现了对国家公权力机关的监督和制约。 总之，信访权利是一项重要的民主权利，它为我国宪法所确认，具有一种复式的包容结构。从表面上看，信访权利是程序性权利，但它却以实现实体权利为根本目标，正是由于这种复式的结构，使权利行使的结果一方面使公民受侵害的基本权利获得恢复和救济，同时使产生侵害结果的国家机关受到监督和约束，并以此作为政府改进服务、提高效率之鞭策。这项民主权利与公民的其他民主权利相比，更富于动态性，它更侧重于从日常生活和具体的案件中建设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同时，与其他的救济性权利相比，信访权利救济范围更加全面，公民通过行使信访权利，可以得到比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更多的救济机会。 （四）信访机关的权力 信访机关的权力，从规范的角度讲，是信访机关在接到信访人的信访要求或建议时，为实现其职责或目标而应当具有的解决问题的实际手段或能力，具体表现为信访机关能够以多种手段实现信访功能的能力。这一概念揭示了信访机关的权力具有如下性质： 1.信访机关权力是处于第二层位的监督权 （1）从逻辑上看，监督权与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的性质有所不同，这后三种权力在宪政体制当中，属于第一层位的权力，而监督权则是属于第二层位的权力，第二层位的权力有两种方式与第一层位的权力发生关系，既可以内涵于系统，也可以外设于系统，第二层位的权力以第一层位的权力的行使为基础。 （2）从宪政构架上看，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种权力的目标是形成一定的规范、事实和判断结果，而监督权则是对已经形成的规范和事实及判断结果进行反思，它所要解决的问题并不局限于通过矫正正义而实现公民个体的权益，而是通过这样的形式达成维护民主秩序和宪政制度的目的。 2.信访机关的权力是间接权力而非直接权力 （1）不论立法权、行政权还是司法权，这些权力对它们所调整的对象都是采取直接的调整方式，均具有一定的形成力，亦即它们可以直接对相对方的利益作出分配。当行使这种直接分配的权力时，权力的主体常常以“我有权力让相对方服从”的姿态而出现。而监督权显然只能通过对权力的事后监督和纠正才能使利益得到重新的分配，它的作用只能在事后通过对第一层权力的纠正才能实现。在这个意义上，信访权力是直接指向公法上的国家权力，也就是通过对国家权力的制约而影响对公民利益分配。在信访人员的思维当中，其考虑的问题常常可作这样有表述：“你（指国家权力机关）让相对方服从你这公平吗？还有更合理的方式吗？” （2）立法、行政和司法权的行使对象往往是公民的基本权利，而且往往是对私法上的法律关系进行公法上的调整，可以用国家对个人的向度来表示，而监督权则是通过对公法调整后的法律关系再度以公法手段进行调整，前者的权力结构中有两重架构（国家公民），而后者则包括三重架构（国家[国家公民]）。 3.信访机关的权力是具有政治性质的权力 从现实功能来看，不能认为信访仅仅具有行政或司法方面的影响力；从信访所救济的对象来看，也不能只把信访简单归结为对公民权利进行救济的一种方式；同时，从信访的历史来看更不能把信访看作是只对部分国家机关和部分公民之间的关系。对此，笔者以为信访实际上关涉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整体关系，同时还关涉执政党与人民之间的整体关系。因为从这种关系的互动当中可以检验建设“民主与法治国家”方略的实施情况，也可以检验“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的制度建设情况，更可以检验执政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信任程度。前述关系是如此复杂、如此重要，以致于只能用政治性来表述。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信访机关的权力属于一种间接的、第二个级别的政治权力。因为它处于国家权力架构的更高一级层面，直接面对国家制度的整体及间接面对人民利益的全部，它可以通过对公权力的制约而实现对私权的保护。因此，在设计信访的权力组成时，不宜像第一个级别的机关一样具有直接的形成性的权力，而应当考虑配置协调性、督办性、民主性、建设性的权力，否则便容易冲击立法、行政和司法这些第一层面的权力，造成制度混乱。但这并不能认为信访的上述权力是软弱无力的。实际上，信访的上述权力在民主国家当中借助于民主大众的力量，借助于执政党政治力量，可以发挥相当大的作用。 （五）信访制度的功能定位 1963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人民来信来访工作的通知》，是年10月15日由国务院秘书厅整理出《国家机关处理人民来信和接待人民来访工作条例（草稿）》，其中重申了人民写信或上访的民主权利，并对信访功能做了更全面的总结，即了解社情民意的渠道、群众监督的方法、思想政治 教育的途径、调解矛盾的手段，同时指出信访还可以起到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心的作用。从上面文件所反映的理念来看，信访具有重要的民主建设功能，一方面它可以反映民情民意，排解矛盾，另一方面可以借助这一信息渠道，起到监督和改进制度的作用。分别从信访人和国家公共权力机关两个角度来解读信访制度的功能，大致可包括如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1.对公民而言，信访意味着一项简便、经济、有效而全面的救济方式，具有保障和维护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功能。 作为一个现代的民主国家来说，其根本目的在于保障人权，促进人的尊严和价值的实现。这一点已为2004年通过的我国宪法第二十四条修正案所确认。就我国目前总体的法治状态来说，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但制度之间还有一些互相矛盾或不协调的地方。同时，从法律体系的运行结果来看，并不能保证行政机关的每一个行政行为都符合法治的要求，司法机关审理的每一件案件都获得公正的审理和裁判，可以说公民现实权利还不能全部得到顺利实现和救济。因而一项更加简便有效，也更加全面灵活的救济方式，就成为必需。这一点就是信访对于公民而言所能够提供的制度功能。 从整体论的角度来讲，法只是生活的一个局部，在法之外还有伦理、道德、文化和习俗以及政策等等。在一个完整的生活领域当中，法律的功能和作用是有限的，这种有限性表现为非唯一性、非最佳性和非最终性，亦即我们可于法律之外寻求其他的、更好的和今后的解决方案。因而如果从法律有限性的角度来看信访，能够获得更加深刻的理解。我们可以把信访看作是寻求法律解决之前的一种权衡，如果信访能够解决问题的话，我们就无需进入法律的救济程序多费周折；同时，由于法律的不完善性和落后性的存在，也可以让信访在法律所不能涉及的政策领域里保持一定的救济能力；最后，法律并不能保证对生活是非问题的判断到此为止，因而对无尽生活保持一种不断的反思也应是人类精神的应有之义。如前所述，信访可以成为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前置程序，也可以受理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不受理的案件，法律的合理性问题和国家权力行为的合理性问题亦可以成为信访的关注之焦点；同时，司法程序所不能实现的正义仍然可以在信访的制度中继续探讨。可见，正是在法律所不及或法律不能发挥理想效果的地方，信访起到一种补充的权利救济功能。 2.对公共权力而言，信访是一项温和的、反思的、高效的制度更新机制，具有稳定和促进民主与法治的功能。 （1）信访可以充当立法、执法和司法这三种权力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协调器。我国目前还没有协调公权力之间冲突的专门机构，现实中许多超越职权、滥用权力、管辖权冲突和权力不作为等现象还不能得到有效的抑制，制度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常常只能靠领导人的个人能力来加以协调。从制度的整体角度来看，这种协调性制度的缺位是很不利于民主与法治建设的。在信访案件的处理当中，信访机关经常面临的问题是“这个问题该哪个部门管”，亦即“哪个机关对此负有法定的职责”。由此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具有公权力协调的部门才能有资格进行判断的问题，显然信访实际上已经承担了一定的协调责任。 （2）信访可以充当整个制度的保健医生的功能。按照过程论的观点，任何事物都是一种“在途中”的事物，都不可能十全十美，制度的不完善性是现实生活中极为普遍的现象。因而对于一个国家的各项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来说，都需要用理性的和发展的眼光去看待，以务实和不断完善的精神去实践，用零星的社会工程[4]的方法去改造现实当中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制度。基于这样的考虑，笔者认为在一个宏观的制度体系当中，应当设置某种特殊的机制以完成制度的内在反思、缺陷查找和及时补救的功能。通观我国各种制度和各类公共组织，似乎还没有专门设立这样一个类似的机构。这对于信访制度而言，可能意味着一种重要的改革机遇，如果信访能够承担这样的制度功能，就可能大大提高我国民主制度的整体水平。 三、信访制度改革模式选择 基于上述分析讨论，笔者提出我国信访制度改革举措的三种构想供选择参考： （一）集中统一模式——大改模式 所谓集中模式，是指将现在分散的信访机构统一起来，形成一个专门处理信访个案的专门委员会。具体来说，可以国外的议会监察专员制度或行政监察专员制度作为参照，建立我国的信访委员会制度，将其集中放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之下，与人大的其他专门委员会相并列。信访委员会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就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执法和司法行为是否合法、是否合理的各类案件，以调查、报告、公开、建议、调解等方式指导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以更有效率的方式作出更符合信访人合法利益的改进建议和指导。这种建议和指导不具有当然的法律强制力，但其结论应当公开并受有关国家机关之尊重。信访人有权于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之前、之后向信访专员寻求救济，但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程序之中则不得进行，除非法院认为不属于其受理范围而予以驳回的情况。上述构想的理由是： 首先，这种模式与我国宪政体制相符合：（1）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宪法的这一规定，说明我国的权力机关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力的机关，同时宪法还为人民参与国家生活规定了广泛的参与渠道，上述规定恰恰与信访制度的实质目标相吻合。（2）我国《宪法》第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具体而言，人民代表大会享有选举权、罢免权、质询权、立法权、调查权、审议权等专项权力，这些权力的行使必须以民意和事实为基础，而信访个案则正好提供这样的案件事实和民意信息，从而可以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相衔接。（3）我国《宪法》第七十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设立民族委员会、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外事委员会、华侨委员会和其他需要设立的委员会。这一条说明我国人民代表大会下设的委员会可以按分工设置，这就为信访委员会的建立留下可操作的空间。 其次，这种模式有利于信访制度发挥功能优势：（1）信访委员会设在人大，有利于发挥信访的信息沟通功能，便于人民群众反映民情民意，及时将好的建议提供给立法机关，制定出更加科学、更加合理的政策和法律。（2）从信访的机构设置来看，可以脱离行政权力和司法权力的干涉，保持相对独立性和客观性，一方面利于对公民的合法权益进行救济，另一方面也方便对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进行监督。（3）信访委员会成为专门受理信访案件的机关，有利于信访事业向专业化、规范化和现代化的方向发展，这样可以集中处理热点、难点问题，节省社会资源，提高工作效率。 再次，这种模式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从目前我国的现实情况而言，正处于社转型时期，新的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旧的制度还在不同程度上发挥着作用，因此就更需要有一种开放的、灵活的机制来协调各种矛盾，减少对国家制度的冲击力，确保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在这样的前提下，建立一种稳妥的制度来吸纳社会的不满，促进社会公平就显得尤为必要。对于信访制度来讲，其汇集信息、舒缓矛盾、矫正不公的制度功能正好可以发挥优势。 信访委员会的角色定位是作为关心民间疾苦、听取人民意见的渠道，向人民提供简便、高效之权利救济，监督国家机关合法公正地行使国家公权力、协调国家机关之间的矛盾冲突。因此，信访委员会制度的主要特点可以概括为：（1）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为制度的根本目标，为信访人提供高效而便捷的救济。（2）信访的主要目标是解决问题，救济权利，提高效率，而非找出违法行为和失当行为的罪魁祸首。（3）信访委员虽无直接作出具有强制性决定的权力，但具有法定的调查权，责令被信访的机关作出书面报告的权力，以及公开调查报告的权力。（4）信访委员受理的案件范围十分广泛，使社会基层的不满和不公正可以有渠道得到发泄和纠正。（5）信访委员制度可以对执法和司法起到补充作用和监督作用。一方面信访委员可以受理没有向行政或司法机关寻求救济的行政申诉或起诉的案件，并可以以调解的方式处理违法和行为失当，减轻司法系统的压力；另一方面，信访对于进行过司法救济的案件仍有权力进行再次处理，起到监督司法的作用。（6）信访委员不会造成对行政和司法的干涉。因为信访委员不受理已经处于司法程序之中的案件，同时由于信访委员不具有执法权和决策权，而只是通过建议、因而不会对行政权和司法权造成干涉。（7）信访委员可以报告的形式向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提出建议，对于国家的制度构建缺陷提出改善意见，完善国家整体的制度架构。（8）信访委员解决问题的手段是灵活多样的，可以采取包括转办、督办、调解、和解、奖励、批评、建议、调查、公开、安慰、抚恤等多种方式。（9）信访委员会不受理民事案件，不涉及国家安全、军事等国家事项，已经处于行政、司法等处于之中的事项或案件，信访委员会也不受理。 （二）以点带面的整合模式——中改模式 所谓以点带面的整合模式，是指将现在人大的信访机构作为总协调点，统一受理信访案件，而其他部门的信访机构则作为人大信访机构派驻的工作部门，建立一种以人大信访为中心、各部门信访为具体负责办事机构的联合模式。这样设计的理由是： 首先，目前我国人大和各国家机关几乎都有信访机构的设置，现成的组织和现成的人员是进行整合的现实基础，而将人大的信访作为信访体系的中心也有宪法上的依据。（同上） 其次，这样的模式与我国目前的信访制度容易接轨。我国目前的信访机构分散于各个国家机关，但各信访机关之间却没有工作联系，信访案件的处理效率十分低下，这就不利于信访制度统一优势的发挥。将人大的信访机构作为主要负责机构的同时，再辅以各部门的信访机构，统一对人大的信访委员会负责，这样配置的合理性在于可以将信访资源进行统一的调配，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信访处理体系， 再次，这种模式的另一个好处是使现在不独立的信访机构相对地超脱出来，不再对原来的国家机关负责，从而为信访的公正和效率提供组织上的保证。 （三）分别改进的分散模式——小改模式 所谓分别改进的分散模式，是在维持目前多系统并存的信访格局前提下，制定统一的信访程序法，将信访案件的受理、处理、终结等一般过程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亦即以法律为形式统一各部门的信访行为，不求机构的统一，但求整体行为的协调一致。这样设计的理由是： 首先，目前我国没有统一的《信访法》，而只有国务院的信访条例和某些部门的信访规范。信访机构的层次不一，权力不一，如果制定出统一的信访程序法，就可以在各部门之间进行信访案件管辖分配，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处置，可以防止信访案件的交叉，从而提高工作效率。 其次，这种模式与我目前的信访格局最为接近，实施起来也较为方便，可以节省社会资源。 综合对比上面三种模式，笔者以为从长远考虑第一种模式最为理想，这种制度的设计对于增强民主、提高效率、扩大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增加国家宪政制度整体的稳定性和合理性上都有可取之处。但是这种模式是一种高层位的宪政制度改革，因而需要的前提条件也是很高的，一是需要配合我国的人大体制改革，二是需要培养和挑选高素质的信访专业人员，三是需要一定的过渡时间。相比之下，第二种模式则稍微现实一些，这种设计直接以我国现阶段的信访制度为基础，突出在各种信访机构的断裂处和交叠处进行整合，明确主从关系，从效果上看，这种模式也可以基本上形成一个统一的局面。第三种模式侧重于从信访的内在处理方式上进行统一的规范化，在明确分工的基础上进行程序上的统一。如果说前两种方式是外延式的整合模式，则第三种可以看作是内涵式的整合模式。就我国目前情况而言，第二种模式和第三种模式都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并且这两种模式都可以与第一种模式在未来的时期里互相衔接，同时也都可以为第一种模式的建立准备条件。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田文利 理论分析论文:美学理论分析布莱希特和京剧的关系 一、布莱希特的期待———非亚里士多德式戏剧 在其重要的论文《作为文学科学挑战的文学史》中,姚斯引入了“期待视野”这一概念。据他看来,期待视野可以“从三个普遍的前提因素中获得:第一,一种文体为人熟知的准则或者其内部的文学原则;第二,与文学历史环境中着名作品的隐含关系;第三,语言的虚构和现实以及语言的文学作用和实际作用的对立,这两种对立作为一种进行比较的可能性,对于在阅读过程中积极思考的读者而言一直存在。”换句话说,人们可以把期待视野分成两种:来自文学经验的和来自生活实践的。前一种指读者文学方面的知识储备;后一种指读者身上的历史和社会因素,它一方面隐蔽地影响或限制着期待视野的形成,另一方面决定文本接受的深度和广度。这两种视野共同作用,不可分割。对于布莱希特而言,其非亚里士多德式戏剧想法的产生具有必然的历史背景。布莱希特之前就有莱辛、席勒和歌德批判了亚里士多德式戏剧。莱辛在《汉堡剧评》反对机械的模仿,认为观众不应被演员的模仿完全吸引,应保持清醒的姿态。因此,戏剧作品的情节应事先公布,以便观众熟悉情节内容,避免被完全同化。他倾向于将叙事性因素带进戏剧,因为一部叙事作品而言,所有段落都同等重要,这与戏剧作品所要求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尾”结构不同。歌德和席勒在对古希腊戏剧和近代戏剧进行比较之后,也指出了叙事诗和戏剧的区别,得出了与莱辛类似的观点。前代伟人的观点迥异于亚里士多德式戏剧,而布莱希特认为,正是亚里士多德式戏剧中充斥着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纵观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西方文论史,“现代主义”一词是多次文论变革的筋骨。与现代主义关系暧昧的文论流派均明显地反传统,追求新式的文学理念、形式和风格。俄国形式主义尤其以“陌生化”一词深远影响了布莱希特。马克思主义更是旗帜鲜明地站在资本主义对立面,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布莱希特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以上这些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因素共同影响着布莱希特,他决定创立一种新型戏剧。布莱希特熟悉过去旧的戏剧及其形式,他认为它们代表了统治阶级的意志,表现的并非社会现实,而且通过演员机械的模仿,观众在舞台前处于麻醉状态,并未对舞台所演有理性的思考。因此,布莱希特全力批判资本主义世俗化的德国戏剧及其表演艺术。他认为:“我们应该运用所有手段,新的和旧的,试过的和没试过的,来自艺术的或者其它地方的,通过它们把现实成功地交给人们。”②而展现现实只是第一步,艺术更重要任务是展现产生这些现实的原因,“如果原因不明确,那么就达不到效果……现实主义的处理方式一定要研究驱动力,并使其发生作用。”③由此,引出第三步:使观众产生改变现实的想法。观众必须认识到现实统治阶级用各种方式实现的是一个建构。人们不能总是适应现实,必须要积极行动。“当你谈及一个过程的时候,请你一开始就这样设想:你是作为一个主动行动的被动参与者。请以主动行动的形式来说话。”④然而,光用所熟悉的旧的戏剧形式和手段,布莱希特并不能够完全地实现他的目的。期待视野包含着接受者的一种愿望,他希望在文本的意义解析过程中证实其事先形成的解读方式。接受者从根本上想要同化文本所展现的世界,使之向自己的理想形式转化。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期待视野事先就决定了接受的结果。布莱希特旨在创立一种消除共鸣、启发思考的“非亚里士多德戏剧”即“叙事体戏剧”,这一期待视野深远地影响到他日后对于京剧的接受行为。 二、京剧的召唤结构———布莱希特邂逅梅兰芳 自立志创立“非亚里士多德式戏剧”开始,布莱希特在“叙事体戏剧”上,特别在其重要根基“间离性”方面,进行了一系列试验。囿于各方面条件的桎梏,其关于“叙事体戏剧”和“间离性”的理论远未完善。直至1935年布莱希特在前苏联偶遇梅兰芳且欣赏了京剧演出,大受启发。“根据布莱希特叙述体戏剧理论的成熟过程,我们可以说他建立的叙述体戏剧理论受到了梅兰芳这一次演出的影响。”笔者试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分析京剧中对于布莱希特的“文本召唤结构”,阐释其如何“误读”京剧的本真内涵。根据伊泽尔的思想,一个文学文本提供了很多空白点,它们等着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补充。所谓的空白点,顾名思义就是文本中没有表达或者没有清晰表达的内容,它们可以通过已被表达的内容暗示出来。空白点制造出了意义不定点,能够激发读者想象,赋予阅读一种动态活力。伊泽尔把空白点和不定点看作文本的基本特征,认为文学文本的不定点数量实现了“必要的自由度,这种自由度必须在与文本的交流行为中得以保证,目的是‘信息’能够相应地被接收和处理。”空白点和不定点即文本的召唤结构。京剧演员的表情、身段、唱腔、念白,这些都属于表达出来的内容。对于布莱希特来说,京剧演出中的空白点在于哪里?京剧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概论篇《中国戏曲》(张庚撰写)为中国戏曲概括了三个特征:综合性、程式性、虚拟性。综合性毋庸赘言。京剧的虚拟性来源于生活,是对生活中各种现象的概括、提炼、升华。程式化,就是在京剧表演过程中组织程式性的戏曲艺术语言来进行唱、念、做、打。事物的本质与特征通过外化、表象化的手法转化成可以感知的、格律严整的技术格式。对于布莱希特来说,东方的京剧艺术显然是新鲜的“东洋镜”。他对京剧的虚拟性和程式化的接受、理解根本不能与京剧票友同日而语。舞台上一桌二椅包罗万象;以马鞭代马,挥鞭走圆场表示纵马飞奔;净角的不同脸谱有不同隐喻含义……戏曲程式和虚拟的外形对于布莱希特都是费解的空白点和不定点,它们在布莱希特接受京剧的过程中是巨大的障碍。伊泽尔还认为,空白点来源于文本结构的否定性。它具有两个层面:在内容上,大多数文学作品具有从政治、伦理、意识形态等方面对社会已有准则进行挑衅的功能。“因此,否定性在阅读行为的纵轴上制造出了动态的空白点。”受已有社会准则和规范羁跘的读者带着某种期待进入文本世界,但在阅读过程中,他的期待一再受到文本的破坏或者否定,由否定衍生的是就是空白点。读者此时必须通过继续阅读获得新的视点,调整旧的视点,以扫除这点空白点障碍。京剧这一美学形式给布莱希特带来了不同于往日的生活经历和美学经验的社会准则以及美学形式,京剧的各种外在表现形式和内在逻辑规律一下子把他有生以来接触、学习、感知、领悟的西方文化背景知识全部否定掉了。因此在接受京剧的过程中他必须时刻调整其视点,从而完成他自己的理解。他在过去若干年的戏剧实践中总结的有关陌生化的理论和表现形式在梅兰芳和京剧艺术面前简直是小儿科。他带着寻找陌生化的期待来看戏,看到的京剧舞台必然写满了“陌生化”隐喻。“促使他创立自己的理论的最终动力,是他后来才得到的:这就是他同中国京剧演员梅兰芳的会晤。梅兰芳的有意识的、保持间隔的、却又具有高度艺术性的表演风格,极其出色地体现了陌生化的表演方式—为此,布莱希特进行了多年的努力。诗人在这里找到了他所寻求的一切。”⑤他的视野调整得如此犀利,迅速弥补 了京剧艺术于他而言的空白点,对他而言,京剧几乎等同于“陌生化效果”的代名词。 三、“误读”也是创造———布莱希特的“陌生化效果” “在作者———作品———读者这一三角关系中,读者不仅仅扮演被动的角色,并非单纯反应链中的一环,他本身即是文本再次创造的能量源。”读者的任务在于从其期待出发挖掘文本诸多阐释可能性中的一种。伊泽尔把这种制造意义的活动看作文学的基本结构,并且给了它“隐含的读者”这个概念性称谓。他认为:“1.这一基本结构可以并且确实总是历史性地被不同感知。2.隐含的读者指在文本中预先规定的阅读行为特性,并非某种类型的读者。”隐含的读者既不是阅读的现实读者,也不是能完全解密作者要义的理想读者,它受到文本的限制,但并不完全被文本支配。这一概念包含了文本与读者之间的互动,因此意味着文本潜在意义的诸多阐释可能性。布莱希特在接触京剧的过程中,根据自己的理解,先后发表数篇文章来论述中国古典戏剧中表演技巧和间离性,如《论中国人表演技巧中的间离效果》,其中蕴含着他对于京剧的理解和接受。布莱希特要求演员和观众主动间离。演员在表演时主动“不体验”角色,与角色保持距离,且演员必须给予观众自由思考的空间。观众主动、“理性”与角色和剧情保持距离,他们观剧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被舞台角色同化,并不断进行批判思考。但是,京剧的间离性到底是怎么回事?“中国戏剧界都知道,‘陌生化效果’这个术语,在我国戏曲理论中是不存在的”⑥。“京剧的虚拟性和程式性决定了间离性,同时影响着舞台、演员以及观众两方面。首先从舞台方面来讲,它们产生了两个舞台效果:第一,演员得以用有限来创造无限;第二,舞台上的一切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力。其次从观众这方面来说,虚拟性和程式性启发了他们的艺术想象和审美思辩。”“中国戏曲的虚拟表演必须要以演员情真意切、真实感人的表演为基础。”“中国戏剧,特别是京剧,他的表演方法是以程式化的动作为基础的,但对于演员的要求,必须能掌握程式而不为程式所限,必须要能从生活体验中去刻画剧中人物,分析剧中人的心理思想,发现剧中人的独特之点,以及在剧情进行中的变化反应,从这里出发去运用程式,以鲜明、现实的表现手法,创造典型。”因使用程式而在真实性上打折扣,意味着观众不可能一下就入戏,他们必须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去思考演员到底想要表现什么,然后他们会设身处地体验角色,与剧中人共鸣。但是,京剧表演特有的艺术性会使观众不断地脱离剧情本身,把注意力转到演员表演技巧上来。这样,观众便不会完全入戏,他们有充分的机会与剧情保持距离,从而进行批判。这样,京剧就合理地实现了其间离性效果。“陌生化效果”就是布莱希特以自己的期待视野为出发点,在接受京剧的过程中不断调整自己的视点,以期能够理解京剧,克服其空白点和不定点。因接受美学强调读者的能动作用,强调读者和文本之间的互动,强调文本意义阐释的多样性。因此,即便“陌生化效果”并非京剧刻意为之,但布莱希特从京剧中把这一美学思想误打误撞地阐释了出来,由此走向了自己的创新之路,不由得令人感悟:“误读”即创新。 理论分析论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策略分析 1以全国统编教材为依据,从实际出发建构适合高职学生特点的教学内容体系 全国统编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具有权威性、科学性、系统性。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公共课老师要在总体上把握其特点,一是统编教材充分了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最新经验,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进展;二是统编教材突出了教育的重点,充分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充分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突出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所以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完全可以继续使用全国统编教材,以它作为教学的基本依据,并突出教材的重点内容。教师在教学中要以教材为依据,但又不能简单照搬它的内容体系,应从实际出发建构适合高职学生特点的教学内容体系。教材体系和教学体系是相互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体系。教材体系具有学科的完整性、系统性的特点,体现普遍性要求。具体的教学体系的构设要以教育部颁发的《〈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实施方案》为我们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作指导,对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目标和体系进行总体把握,对高职学生在中学学习政治课效果情况和现时思想政治素质进行总体把握,在具体操作上应是依据教材体系的目的、要求、重点,结合教学对象的实际特点,包括学识基础、思考理解能力、思想疑虑等等来构设。它是根据教育对象的特点做出的具体实施的体系。笔者结合本人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经验和体会,在高职思政课教材上提出以下几点建议:改进高职院校“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的教学内容体系。教师在教学内容体系设计上应针对高职学生的政治理论基础较为薄弱这一实际,尤其是“05方案”减少了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门数,不单独开设马克思主义原理课和中国近代史课,教材编排中应安排专门章节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近代史知识,以作为教学活动中不可缺失的理论和历史知识的铺垫。改进高职院校“思想品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内容体系。教师在构设教学内容体系时应该要注重加强教学内容与学生现实状况的密切联系;注重加强思想道德与法律意识的有机统一;注重突出职业教育特点。在形势与政策课的内容构设与安排方面,形势与政策课应该在教学内容上既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又具有较大的动态性。根据高职教育的特点,结合本人教学经验,高职院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应突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突出马克思主义形势政策观教育,了解马克思主义一些基本的政策观点和理论常识;第二,对重大国际国内问题作适时教育,可以在讲课过程中向学生简要介绍当前国际国内发生的重大热点问题,分析其发生的原因背景趋势等;第三,结合当前大学生严峻的就业形势与国际国内纷繁复杂动荡变化的大背景形势,施展时事政策教育。这样去教学,能够激发学生兴趣,使学生理论联系实际,或许能够使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收到更好教学效果。 2提高认识,切实加强对实践教学的领导和管理 针对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教学方式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其原因,我们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该着力加强和改进实践教学,应该从以下几方面抓教学领导与教学管理:首先,我们思政课教师需要提高认识,可以组织校领导、管理干部和教师认真学习领会《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意见》等文件精神,充分认识加强和改进大学生社会实践的重要意义。其次,我们思政课教师要把握好实践教学的实质和关键。充分尊重和发挥学生的主体性,这是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实质;要科学有效地筹划、组织和落实各项课内外实践活动,这是思政课实践活动顺利开展的关键。为此,实践教学的管理和实施机构要完善实践教学的管理办法,制订科学、可行的实践教学计划,为实践教学做好充分地准备。学校领导和管理部门应该加强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组织领导,精选实践内容,促进实践教学形成高效的运作机制,确保活动落实,增强实践效果。最后,针对当前高职学生的实际状况,我们高职院校的思政课教师可以安排好以下几项具体的实践教学活动。一是爱国主义教育实践活动。爱国主义教育实践活动可以通过建立校外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训基地,把爱国主义实践活动推向深入,使学生们走出课堂,融入社会,联系实际。二是社会主 义建设成果教育实践活动。社会主义建设成果教育实践可以采取组织学生参观所在城市或地区的建设新成就,特别是参观高新科技企业,了解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坚定学生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增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3采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教学,增强感染力和互动性 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课教师应该学会如何运用现代化手段教学,凭借多媒体课件的制作、影像视频资料和历史文献图片等施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把一些抽象枯燥的理论内容用生动形象的形式表现出来,可以使学生们对思政课学习的增加兴趣、增强感染力,减少一些纯粹说教的内容,使抽象的内容具体化和形象化。如果要做到这些,我们高职院校的思政课教师应该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要努力建设思想政治课堂教育网络教育阵地,对广大思想政治课教师进行计算机网络基本知识和技能的培训,提高教师队伍利用高科技教学手段的水平。其次,要重点培养一批熟练掌握运用和管理思想政治教育课件制作人才。集体精心制作思政课各科目的精品课件,各负其责收集各科翔实的资料,然后教师资源共享开展教学。再次,就是要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开展形式多样、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思想政治内容的教育教学。我们思政课老师在教学过程中,要重视在努力发挥交互功能的情况下尽量使用多媒体教学,而不是一以贯之地运用那种教案搬家式的多媒体教学。先进的科学技术毕竟是手段,只有在先进的教学观念指导下才能运用好。最后,高职院校的思政课教师今后还可通过建立思想政治理论课网站、网页来构筑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新阵地,利用网络特有的适时传输性、共享性等特点,使政治教学真正提高实效性。 理论分析论文:20年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经验的理论分析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在宏观层次上，是要对国有经济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 在微观层次上，是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0年来，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尤 其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离改革的目标还有很大的距离。本文拟在实证研究的基础 上，对国有企业改革经验进行理论分析，探索如何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 一、国有企业改革思路的反思 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和成效，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改革的战略指导思想即改革思路决 定的。20年来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它反映了改革战略指导思想的演变 和发展。概括起来，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前， 改革的战略指导思想是扩大企业自主权。从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到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 中全会以前，改革的战略指导思想是实行两权（即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从党的十四 届三中全会到现在，改革的战略指导思想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 布局。相应地，国有企业改革也可以划分为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两权分离、建立现代 企业制度并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等三个阶段。下面依次对这三个阶段的国有企业改革思路 进行分析。 第一阶段：扩大企业自主权阶段（1978—1984） 早在改革以前，人们就逐步认识到国家对国有企业管得过多过细的弊端。在 1956年写的《论十大关系》中曾指出：“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 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注：《选集》第5卷， 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第273页。）孙冶方在60 年代就提出要以资金价值量为标准来划 分“大权”和“小权”，认为“属于扩大再生产范围的事是国家的‘大权’，国家必须 严格管理”；“属于简单再生产范围的事是企业应该自己管的‘大权’，国家多加干涉 就会管死”。（注：孙冶方：《关于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的财经体制问题》。）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 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 自主权”。（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基于当 时这种共识，国有企业改革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是很自然的事。 国有企业改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就开始了。1978年10月四川选择了宁江机 床厂等六个企业进行扩权试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9年5月，国家经委等六个 单位，选择首都钢铁公司、 天津自行车厂、上海柴油机厂等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 。试点得到许多企业和广大职工的拥护。1979年7月， 国务院了扩大国营工业企业 经营管理自主权、实行利润留成、开征固定资产税、提高折旧率和改进折旧费使用办法 、实行流动资金全额信贷等五个文件，要求地方部门按照统一规定的办法选择少数企业 试点。1979年底，试点企业扩大到4200个，1980年又发展到6000个，约占全国预算内工 业企业数的16％，产值的60％，利润的70％。 1981年1982年在工交企业实行的经济责任制，以及从1983年开始试行的利改税试点 ，也都是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思想的。1984年5 月国务院颁发了《 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规定扩大企业10项自主权。1985年 9月， 国务院又批转了国家经委、国家体改委制定的《关于增强大中型国营工业企业活 力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的通知，通知作出了十四条规定，要求继续扩大企业自主权。 我国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就提出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并曾进行过改革，但当时的改 革主要是在中央和地方权限的划分上做文章。1978年开始的改革则把重点放在调整国家 与企业关系上，着眼于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因此，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 思路与过去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比较，是一个很大的进步。通过这一阶段的改革，企业 有了一定的生产自主权，开始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都有所提高， 并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打开了缺口。在一些改革搞得好的企业，这种积极作用更为明显 。例如首都钢铁公司通过改革使企业有了自主权，增加了留利，改进了管理，提高了经 济效益。1979至1981年和改革前的1978年比较，首钢利润净额平均每年增长45。32％， 上缴利润和税金平均每年增长了27。91％，企业留利和职工收入都有较大的增加。 （注 ：《经济发展与经济改革》，经济管理出版社版，第472页。） 但是，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思路是在计划经济的框框下进行的，这一阶段国有企业的改革没有也不可能动摇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我们历来都把国有企业称为企业，但 是真正的企业应该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并应以利润为经营目 标。但是这一阶段的改革仍是以产品生产者而不是以商品生产者为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 。例如，1979年7 月国务院在《关于扩大困境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中 ，第一条就提出，企业必须保证完成国家下达的各项经济计划，这个计划指的是指令性 计划。1981年11月国务院批转的关于实行工业生产经营责任制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中， 又明确要求“实行经济责任制的单位，必须保证全面完成国家计划，按社会需求生产， 不能利大大干，利小不干。”这都表明这一阶段的改革是维护（或改善）计划经济体制 而不是改变计划经济体制。这一阶段文件中一般也不提企业应该“自主经营”，而只提 “适当扩大企业自主权”。虽然学术界早有人提出国有企业应该和可以“自负盈亏”， （注：周叔莲、吴敬琏、汪海波：《充分发挥企业的主动性》，《人民日报》1978年12 月31日。）但是在计划经济框框内扩大企业自主权是决难做到一点的。实行“适当扩大 企业自主权”也是困难重重，尽管不断颁布文件要求这样做，但有关政策常常很难完全 落实。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所1984年8 月给国务院的一份研究报告中说：目前大企业组 织生产经营活动中存在着很大困难，如指令性计划比重大，指标下的次数多，变化多， 层层加码，行政管理方面婆婆多，干预多，摊派和罚款也给企业造成很大负担，等等（ 注：《经济发展与经济改革》第498页。）。 这充分说明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思路连 最起码的扩大企业自主权也难做到。 第二阶段：实行两权分离 阶段（1985—1993） 这一阶段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是国家有所有权，企业有经营权，所谓两权分离主要 就是这个内容。1984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 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按照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需要，决定全 面推进以增强企业活力，特别是增强国有大中型企业活力为中心的、以城市为重点的经 济体制改革。并重新确立了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这就是：要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 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具有自我改造 和自我发展能力，成为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法人。围绕着这一改革目标，从1984年底 开始，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改革的指导思想就是实现两权分 离，试图以此促进实现政企职责分开和国有企业向市场主体的转变。 对于深化改革中如何实现两权分离，使国有企业成为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当时有种种议论，曾经确定在小企业中主要搞租赁，在大中型企业中主要搞承包。1986年12月 国务院《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中提出，要推行多种形式的经营 承包责任制，给经营者以充分的经营自主权。1987年大中型企业普遍推行企业承包经营 责任制。主要形式有：（1）“双保一挂”。双保， 即保上交税利，保批准的技术改造 项目。一挂，即工资总额和实现税利挂钩。（2）上交利润递增包干。在核定上交利润基 数的基础上， 逐年按规定递增率向财政上交利润。（3）上交利润基数包干，超收分成 。 即确定企业上缴利润基数，超收部分按规定进行比例分成或分档分成。（4 ）微利亏 损企业的利润包干或亏损包干。（5）行业投入产出包干， 实行的有石油、煤炭、石化 、冶金、铁路、邮电、民航等部门。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基本特征是：包死基数、确 保上交，超收多留，欠收自补。到1987年底，全国预算内企业的承包面已达78％，大中 型企业达80％。1988年2月27 日国务院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暂 行条例》。1990年第一轮承包到期的预算内工业企业有3。3万多户， 占承包企业总数的 90％。接着又开始了第二轮承包。到1991年第一季度末，90％以上的到期企业签订了第 二轮承包合同。 九十年代初国有企业改革强调转换企业经营机制贯彻的也是两权分离的思路。当时 人们认识到了过去的企业改革偏重于单纯的扩权让利，而未能以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为目 标。1991年9 月中央工作会议因而强调要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 ，经过近一年的调查研究，1992年7 月国务院公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 制条例》。《条例》根据两权分离的思路明确了企业经营权、企业自负盈亏责任、企业 和政府的关系、企业和政府的法律责任等等问题。 在这一阶段，两权分离主要是通过经营承包责任制实现的。因而，我们可以通过承 包制来评析两权分离的改革思路。对于承包制的看法理论界存在着尖锐的意见分歧。一 种意见完全肯定，认为它是社会主义管理的基本制度。一种意见完全否定，认为这是从 利改税向传统体制倒退。但是实事求是的分析，完全肯定和完全否定的意见都有片面性 。承包制曾经起过的积极作用是不能否定的。例如它可以使《企业法》中规定的企业自 主权得到落实，可以增强企业的动力机制，可以加强企业的财务责任，可以明确主管部 门的责任，特别是使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企业不再完全听命于政府，可以促 进政企分离，等等。不过承包制也有其固有的缺陷，例如，实行承包制的企业仍在相当 程度上隶属于政府机关；经营自主权仍受到限制，甚至受到很大的限制；没有也不可能 实行自负盈亏；会使产业结构固定化，因此与产业结构调整和合理化的要求相矛盾，等 等。 这一阶段对国有企业改革除了提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要求，还提出自我发展自我 制约的要求。作为真正的企业，是必须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制约的。但 当时实行承包制的企业既不能做到完全自主经营，更说不上能够自负盈亏，也就难以做 到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企业的短期行为如滥发工资奖金、投资不计效益相当普遍地存 在着。后来大家关注的内部人控制失控现象，在扩大企业自主权阶段就种下了根，而这 一阶段更具备了迅速滋长的条件。 承包制的种种缺陷，是同两权分离改革思路的局限性有内在联系的。两权分离的改 革思路和以往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思路相比，是一次重大的飞跃。这是承包制所以产 生积极作用的原因。但是两权分离理论只承认国有企业有经营权，而不承认企业作为法 人应该有财产权，认为所有权全部属于国家，这就决定了国有企业不可能真正实现自主 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制约，即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企业。为了使国有企业成为真正 的企业，改革的战略指导思想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和转变。 第三阶段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调整国有经济布局阶段（1994—）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来的，调整国有经济 布局是1995年9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的。 这两项措施的实质是进行产权和所 有制结构调整。而其理论依据则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并要求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加快经济改革步伐。1993年11月，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把现代企业制度概括为适应市场经济 和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企业制度，要求 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 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决定》把产权关系明晰作为现代企业制度的第一个特征，指出 ：企业中的国有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企业拥有包括国家在内的出资者投资形成的全部 法人财产权，成为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实体，企业以其全部法人财产， 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照章纳税、对出资者承担价值增值的责任。出资者按投入企 业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的权益，即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企业破产 时出资者只以投入企业的资本金对企业债务负有限责任。由于承认国有企业不仅有经营 权，而且有法人财产权，国有企业要进行深层次的改革，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又经 历了一次飞跃。 为了落实《决定》精神，国家选择100 户不同类的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建立现代 企业制度的试点。在试点中发现，仅仅从企业层次着眼是建立不起现代企业制度的。必须着眼于搞好国有经济，才能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成改革的任务。1995年3 月国务院一位领导同志就在中央党校的演讲中指出：“国有企业改革要着眼于搞活整个国有经济 ，而不是着眼于搞活每一个企业。”1995年9 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要着 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通过存量资产的流动和重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这 种改组要以市场和产业政策为导向，搞好大的，放活小的，把优化国有资产分布结构、 企业结构同优化投 资结构有机结合起来，择优扶强、优胜劣汰”。（注：《中国共产党 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文件》，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页。）同志 在党的十五大的报告中进一步阐明了这个指导思想。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企 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把它概括为“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 国有企业”，并作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一条重要指导方针。由此可见，调整国 有经济布局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一样，也是这一阶段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思想。 实践经验和理论分析都表明，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包括两个重要方面 。一方面，是要使国有企业也成为真正的企业，在国有大中型企业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另一方面，是要处理好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就是通过调整国有经 济的布局，把原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改变为主导地位，改变国有企业范 围过宽、数量过多、比重过大的局面。后一方面的工作属于国有经济定位的问题，制约 着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可以说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首要问题。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经过20 年的探索和实践，终于明确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指导思想， 可以说已经找到了一条科学的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 人们经常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国有企业改革进行了这么长的时间还没有取得成功 。上面的分析大致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我国企业改革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思路，虽然 和以往相比有很大进步，但是这两个阶段的思路都是不可能完成改革的任务的。而这两 个阶段经历了15时间。1993年11月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微观层次 上找到了正确的方向，但是如果不明确要在宏观层次上对国有经济布局进行战略性改组 ，现代企业制度也难以顺利建成。而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是1995年以后才开始逐 步明确的。改革的指导思想明确了，但是实现这个指导思想还需要一个过程。一是把正 确的指导思想变为完整的政策体系需要一个过程，二是贯彻政策还会遇到思想认识、利 益矛盾等方面的困难。尤其是传统体制长期积累下来的一些问题，如企业资金短缺、人 员过多、办社会负担重等，以及发展过程中还会出现的新的矛盾和问题，解决起来也要 有一个过程。所以，我们“既要充分认识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又要清醒地看到这项工作的艰巨性和长期性，锲而不舍地努力，不断取得新的突破”（ 注：《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我们有理由坚定 信心，经过努力来完成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 二、国有企业改革成功的必要条件 这里所谓国有企业改革成功，是指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过 程中国有企业改革任务的胜利完成，这里的国有企业改革同已建成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的 国有企业改革是有很大不同的，我们知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企业包括国有企业也 是必须不断改革的。现在我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已取得了巨大成绩，已建成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但是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有企业改革 离应该达到的目标更有相当大的距离。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到2010年，国有企业 改革的目标是基本完全战略性调整和改组，形成比较合理的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建立 比较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为了顺利完成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研究国有企业改革成功 的条件问题是很必要的。 下面主要根据我国20年来改革的经验，对国有企业改革取得成功所必要的若干条件 进行分析。这些条件是：1。明确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2。明确 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的功能、地位和作用，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所有 制格局。3。建立现代企业制度。4。进行配套改革，尤其是要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 开。5。改进和加强企业管理。 1。明确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经验表明，正确确定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和目标是国有企业改革成功的必要条件， 而这又要以正确确定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和目标为条件。因此可以说，发展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依据。我们国有企业改革在进入第三阶段即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的阶段，才从单纯的扩权让利转变为制度创新，才有可能实现改革 的目标。而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又都是以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为前提的。 改革前，我们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是排斥商品倾向关系和 市场机制的作用的，故称为产品经济。它的优点是可以集中使用资源，有利于完成某些 国家规定的任务。在建国后的一段时间内，这种体制起过积极作用。但这种体制存在着 一些根本性的弊端，不利于发挥地区、部门、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经济改革就是要 在体制上创造条件，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尤其是让市场机制在社会资源配置中起基础 作用，克服以上弊端。 但是，我们对于市场机制作用的认识经过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改革伊始我们就认识 到要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在农村、城市采取的改革措施都是为此创造条件的。1984年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了社会主义经 济是公有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以后更是自觉地实行了市场取向的改革，日益扩大 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尽管如此，大家对市场机制在社会主义社会资源配置中要不要起基 础作用却长期没有取得共识。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就说过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其他有些同志也说过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提法并未及时被人们普遍接受。 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解放了思想，清除了错误的传统观念， 这才为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正确提法奠定了思想基础。 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商品经济有一个从不发达到发达的 发展过程。在不发达的商品经济阶段，市场机制还不能在社会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 这时候的商品经济还不能称为市场经济。而当商品经济发展到比较发达的阶段，市场机 制就在社会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成了社会资源的主要配置者，商品经济就成为市场 经济了。因此，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它们都要有市场，都要 实行等价交换，都要开展竞争，都要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这些是共同点。但并不是任 何商品经济都是市场经济，小商品经济就不是市场经济。只有商品经济的社会化和市场 化相当发达，市场机制成为社会资源的主要配置者，商品经济才成为市场经济。市场机 制在社会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必须具备一系列条件。例如，既要有发达的商品市场， 还要有发达的要素市场；要有灵活的价格机制；要有相应的微观机制即现代企业；要有 资源自由流动的各种必要条件；还要有正常的市场运行规则和健全的市场管理制度。为 了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并克服其消极作用和弥补其不足，还要有正确的宏观经 济管理制度和政策。可见，市场经济是生产力相当高度发展的产物，是一种发达的商品 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应是发达的商品经济，因此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应是市场经 济。 如果只承认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而不承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就在商品经济和市场 经济之间划了一条不该划的鸿沟。由于这种不承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点曾经非常流行，因而使得社会主义商品 经济理论有局限性，在有些问题上不够明确或不够彻底。例 如，我们曾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概括为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有些同 志进而认为这就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样就难以使市场机制在社会资源配 置中起基础作用。又如，一种流行意见认为，国有企业只能有相对的独立性。所谓相对 独立，就是相对自主经营而不完全自主经营，相对自负盈亏而不完全自负盈亏。这样， 国有企业就难以成为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难以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从而 也难以使市场机制发挥它应有的调节作用。再如，我们曾规定劳动力、土地和企业等都 不是商品，这样就难以形成生产要素市场，难以使国有企业优胜劣汰，难以充分发挥市 场机制的作用。再如，政府作为国有企业的主管部门既有行政管理权，又有财产所有权 ，同时又不承认企业作为法人有法人财产权，这就难以实现政企职责分开，而政企职责 分开则是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这些理论上的局限都曾影响到改革的实践 ，增加了改革的困难，造成改改停停的局面。后来按照邓小平同志的理论克服了这些局 限，在继承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科学内容的基础上，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 论，并据此进一步明确了企业改革以及价格改革、市场培育、宏观管理改革的目标和要 求，才比较顺利地建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现在记住这个经验教训，还是 很必要的。 2。明确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的功能、地位和作用，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所有制结构 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中的功能和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功能 是不同的。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是完成国家计划的基层组织，因此它 的经营内容和经营范围几乎是无所不包的。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在社会 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国有企业则是政府用以弥补市场缺陷、实现某些社会政策目标 的手段，例如用以提供某些公共产品，经营资源垄断性行业，进行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 建设，从事某些高科技产业，提供有关国家安全的产品等等。这一点，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国有企业经营内容经营范围的演变为我们提供了佐证。在这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有共同点的。这就决定国有企业成功必须处理好国有经济在国民经 济中的功能、地位和作用。也就要把国有经济原来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改变为主 导地位。 把国有经济放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不同于那种不重视国有经济，主张把国有经 济放在国民经济中一般地位甚至取消的意见，也不同于那种不从实际出发，主张把国有 经济放在国民经济主体地位上的意见。提出国有经济是主导，这是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 。 在改革以前，除了农业，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中可以说是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 在这种国有经济不仅是主导而且是主体的情况下，是难以实现市场经济体制的。因此， 市场经济要求企业成为真正独立的市场主体，而在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即使主观 上要求在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之成为真正的企业，也是不可能的。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直坚持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方针。中国是在形成了多种所有制 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以后，才出现在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建成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可能性的。 但是，到现在，我国国有经济仍存在战线过长、范围过宽、分布过散即布局不合理 的问题。1998年，在608个工业小类行业中， 国有企业涉足的行业有604个，占99。3％， 其中国有大中型企业涉足的有533个，占87。7％。此外，国有企业还分布在商业、服务业 等领域的众多行业。国有资产的广泛分布，表面看似乎加强了国有经济的地位作用，事 实上这种状况产生了多方面的不利影响，削弱了国有企业的竞争力，限制国有经济优势 的发挥。 我在1994年10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曾指出：国有经济发挥主导作用首先要有合理的 产业构成，即经营范围、经营内容合适；现在国有经济在有些产业和企业应该加强，却 没有加强，在有些产业和有些企业可以退出，也没有及时退出。因而我提出要把“调整 国有经济的经营范围和内容”作为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一项“战略措施”。（注： 周叔莲：《怎样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光明日报》1994年10月28日。）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以后，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明确了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的方针，指出：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 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在其他领域，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以加强 重点，提高国有资产的整体质量。有人认为国有企业是一种特殊企业，主张国有经济应 该全部退出竞争性行业。我认为，国有企业确有其特殊性，但是即使如此，考虑到我们 是社会主义国家，考虑到我国国有企业分布的现状，同时考虑到竞争性和垄断性的区别 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现在提出我国国有企业完全退出竞争性行业的意见可能是未必正 确和现实的。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指出：“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主要包括： 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 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我认为这是慎重考虑客观现实因而比较切实可 行的决定。十五届四中全会也明确指出国有企业改革要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完善结合起 来，这将促进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为国有企业改革 的成功提供条件。 对于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认识上一直是有分歧的。一种意见认为，国有经济是主导，就是国有经济要在国民经济中占稳定的绝对的优势。事实证明这种意见是错误的。 党的十五大曾提出：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 进一步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主 要体现在控制力上。（1）国有经济的作用既要通过国有独资企业来实现， 更要大力发 展股份制，探索通过国有控股和参股企业来实现。（2 ）国有经济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 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支配地位，支撑、引导和带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实现国 家宏观调控目标中发挥重要作用。（3）国有经济应保持必要的数量，更要有分布的优化 和质的提高； 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国有经济在不同产业和地区的比重可以有所差别 ，其布局要相应调整。”因此，正如十五大报告所说：“只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家 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得到加强，在这个前提下，国有经济比 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 3。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在国有企业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要使企业成为真正的企业，即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成为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由于 国有企业经营内容不同，少数国有企业改革以后也是必须国营的，不能要求它们成为独 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因此，确切的说，是要通过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绝 大多数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企业。改革以来，曾经实行过放权让利、承包经营等措施， 但都未能使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企业，故而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现代企业制 度。“到本世纪末要使大多数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成为自主经营 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 认为国有企业是一种特殊企业的同志强调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的国有企业和资本主 义市场经济中的国有企业在功能和地位上都是不同的，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国有企 业也应该是一种特殊的企业。这种意见值得重视。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在法律上属于全民 所有，并由政府代表人民进行管理。因此，它的特殊性是不能否认的。但是考虑到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存在的必要性重要性和主导作用，考虑到我国国有企业数量较 多的现状，为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除了少数企业（如有些自然垄断性质、公益 性质、军工性质的企业）要继续国有经营，不宜或不能成为商品的生产者和经营者外， 绝大多数国有企业还是要通过各种不同形式（包括有些国有小型企业改制后成为非国有 企业），成为真正的商品生产经营者和市场主体的。所以，国有企业改革有一个分类指 导的问题。 日本一位经济学家曾说改革前中国没有真正的企业，意思是中国的国有企业没有自 主权，也不能创新，名义上是企业实际上不是企业。这话是1985年说的，很快得到人们 的赞同。其实在此以前我们已明确了国有企业应该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 者和经营者 ，以后又明确了企业要自我发展、自我约束，这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真正企 业的主要特征。 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必须进行产权改革，而这个问题也是长期有争议的。党 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把产权清晰作为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特征，以后争论仍时断时续。有 人不赞成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尤其不赞成产权要清晰，不赞成企业产权改革。反对产权 改革的意见甚多。例如，有一种说法：中国国营企业的产权是明确的，不存在清晰产权 问题，主张产权清晰就是要实行私有化。还有一种说法：中国国营企业的效率问题，说 到底是个能否真正狠抓管理的问题；产权清晰与效率关系不大，甚至无关。按照这些意 见去做，中国国有企业改革难以深入，也建不起现代企业制度。 我国国有资产的所有权仅属于国家，这是明确的。但是产权和所有权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范畴。长期以来国有企业资产流失严重，却找不到具体的单位和人员负责，经 济效益差和亏损严重的责任也大都难以落实到具体的单位和个人。这种情况，怎么能说 不存在产权清晰问题呢？ 所谓产权清晰与效率无关的说法是违背历史和违背现实。诚然，私有制和公有制都 会出现产权清晰的问题，产权清晰也不能自然而然地带来高效率。但决不能否认产权清 晰的必要性，不能否认产权清晰是企业普遍有效率有活力的前提之一。对于“产权清晰 、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这四句话应该全面理解。鉴于不少企业存在以“改 ”代“管”、“以包”代“管”和管理滑坡现象，必须强调管理和狠抓管理，反对那种 以改革代替管理的现象。与此同时，也要重视另一种倾向，即认为只要加强企业管理就 能达到搞活企业的目的。如解决问题只要扩大企业自主权和加强企业管理就行了，还有 什么必要深化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呢？ 应该指出，现代企业制度的四个特征中，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在党的十 四届三中全会以前就作为企业改革的要求提出来了，有的明确提出，有的实际上已经提 出，而产权清晰则是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新提出来的。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产权清晰是研究总结国内外企业演变历史的结果，是认识 深化的结果，是思想理论上的又一次飞跃。要在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之成为真 正的企业，还必须找到恰当的形式。实践表明，股份制是改革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一种好 形式，股份合作制是改革国有小型企业的一种好形式。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股份制 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 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要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 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并指出： “目前城乡大量出现的多种多样的股份合作制经济，是改革中的新事物，要支持和引导 ，不断总结经验，使之逐步完善。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集体经 济，尤其要提倡和鼓励。”这也是改革实践的总结。 对于股份制的性质也有过长期的争论，一种意见认为股份制性“私”不姓“公”， 姓“资”不姓“社”，一种意见认为姓“公”不姓“私”，姓“社”不姓“资”，一种 意见认为股份制本身并不存在姓“私”姓“公”，姓“资”姓“社”的问题，它的社会 性质要由谁控股来决定。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说：“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 ，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国家和集体控股，具有明显的公有性，有利于扩大公有 资本的支配范围，增强公有制的主体作用”。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科学结论。 股份合作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创造。它把合作制与股份制结合起来，既保留 了合作制中劳动联合、按劳分配、劳动者直接参与管理等优点，又吸取了股份制筹集资 本、产权清晰、分散风险等长处，是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符合小型乃至 中型企业特点的企业组织形式。1995年中央提出“抓大放小”方针以后，各地加快了放 开搞活国有小型企业的步伐。到1997年底，一些地区的小企业改制面已达50％以上，有 的地区超过90％。在很多地区，股份合作制是改革国有小型企业的首选模式。 以上说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是改革国有企业的一种形式，决不是说这是唯一形式。 我国地域大，人口多，国有企业的情况也是差别很大，因此，不论是改革国有大型企业 还是改革国有中小型企业都不可能只有一种形式，而必然会存在多种多样的形式。各个 企业应该根据本企业的具体情况，采取适合于自己的形式，而决不能搞一刀切。在实行 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时也不能刮风，不能一哄而起，更不能强迫命令。而要从实际情况 出发，采用既积极又稳妥的办法，促进改革的深化和健康发展。 4。进行配套改革，尤其是要改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 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改革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社会系统 工程。它有许多组成部分，国有企业改革是中心环节，是为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微观基础 的，同时它的成功也有赖其它方面改革的成功。因此，进行配套改革，也是国有企业改 革成功的必要条件。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在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一任务时，就同时提出了培育和发 展市场体系，包括推进价格改革、改革商品流通体系、发展商品市场、发展金融市场、 劳动力市场、房地产市场、技术市场和信息市场等任务，并强调要转变政府职能，建立 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十五届四中全会根据当前的情况，又把协调推进各项配套改革 作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一条重要指导方针，提出了“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权责明 确的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和营运体系，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加强法制建设，维护市 场经济秩序，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帮助企业增资减债、减轻负担”等要求。 我着重谈谈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的问题，因为这是国有企业改革成功的一 个关键问题。事实上，党和政府早就明确了实行政企分开的方针，并一再提出了促进政 企分开、转变政府职能的任务。有些同志举出种种理由说明国有经济不能和不应实行政 企分开。我认为这些同志的主张是不正确的，他们列举的理由或则以偏概全，或则似是 而非，是不符合我国的现实情况和经济改革的要求的。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国民经济是以公有经济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成分共同发展。它既不同于资 本主义国家以私有制经济为主体、国有经济一般数量很少的格局，又不同于传统社会主 义经济体制下的国有经济为主体，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格局。因此，我国不仅要 在非国有经济中实行政企分开，而且在国有经济中，也要在绝大多数国有企业中实行政 企分开。这样才能使我国国有经济以及整个国民经济充满活力，健康发展。 历史经验表明政企不分会带来许多严重后果。例如：第一，难以建成现代企业制度 ，企业也难以成为真正的企业。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 分开，管理科学。政企不分不仅违背政企分开的要求，也会妨碍实现产权清晰、权责明 确、管理科学的要求。真正的企业必须做到“四自”。政企不分就意味着企业不能实现 “四自”。第二，市场体系难以健康有序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建立和发展健 康有序的竞争性市场体系。第三，宏观调控难以正常进行和顺利实现目标。市场经济条 件下的宏观调控要以政企分开为前提，政企不分，政府既当“球员”，又当“裁判”， 宏观调控也难搞好。第四，政企不分，权钱结合，为腐败提供了有利的土壤。这是一些 地方和部门“寻租”现象泛滥的重要原因。第五，企业难以增强活力，国有资产流失现 象难以根治。企业不能实行“四自”，经营管理和技术进步都会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 政企职责不清，谁都管理谁又都不负责任，则是国有资产流失的重要原因。第六，不利 于政府实现管理现代化和提高工作效率。政企不分，实现政府管理现代化就缺少重要的 前提条件，也必然会对提高政府工作效率产生消极影响。所以必须对政企不分可能导致 的严重后果和危害有足够的认识。 但是实现政企分开是很艰巨的任务。一是由于它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也是 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而且涉及法制建设等等问题。二是它涉及很多方面的理论问题， 不仅涉及经济理论，而且涉及政治学、行政学、 法学、社会学等理论。三是它涉及到深 刻的利益矛盾。四是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找到一条好的途径和办法，能够处理好人员安置 、利益调整等等问题。 现在国有企业政企不分的现象也还相当严重。1998年国家为了进一步促进政企分开 ，加大了政府机构改革的力度，取得了成绩。但是，据不久前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 业家协会等单位对千家国有企业经营者的问卷调查，对1998年以来政府机构改革的进展 和效果表示满意的仅占8。49％，基本满意的只66。25％，不满意的占25。26％，这说明， 在各级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上，目前仍比较普遍地存在着妨碍国有企业成为真正企业 的问题，一些地方仍沿用多年来政府管理国有企业的方式管理企业。因此，当问到“通 过政府机构改革，企业改制能否实现政企分开”时，有12。81％的经营者回答“不能”， 58。68％的经营者回答“不能确定”，仅有28。51％的经营者回答能。 表明国有企业经营 者对实现政企分开的信心不足。 针对现实情况，十五届四中全会的《决定》中强调要“继续推进政企分开”并提出 “各级党政机关都要同所办的经济实体和直接管理的企业在人财物等方面彻底脱钩”等 意见和措施。认真贯彻这些方针政策，将会促使政企进一步分开的进程。但是，由于如 何实现政企分开以及与此联系的如何有效管理国有资产等还有不少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 的问题，对于完成这方面任务的难度要有足够的估计。 5。改进和加强企业管理 我们进行改革是为了发展生产力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而改革本身是把生产力从传 统体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要使得解放的生产要素变成现实的生产力，实现发展生产力 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则还要通过管理，包括企业管理和国民经济管理，即通常 说的微观管理和宏观管理。所以，改革和管理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们是相辅相成的 关系，应该互相补充，相互促进。不能以改革代替管理，也不能以管理代替改革，在深 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必须十分重视管理。这样才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也才能使改革和发 展结合起来。 改革以来，国有企业经营管理发生了深刻变化，出现了不少经营好的企业，它们在 制定正确的经营战略，建立科学的管理体系，实施先进的管理方法，调动职工的积极性 创造性等方面，都进行了探索，取得了成绩，创造了经验。尤其是在适应和开拓市场、 提高竞争力方面，这是改革以后面临的新课题，一些企业在发展战略、管理制度、管理 方法、管理手段以及调整产品结构、加快技术进步、实行名牌战略等方面进行了创新， 积累了经验，这些经验对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也是十分宝贵的。 但是，与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要求相比，加强和改进企业管理显得滞后，一些企 业还出现了管理滑坡现象。根据一些单位的调查分析，企业中管理不严，纪律松弛，组 织涣散，基础工作薄弱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管理思想落后，经营观念陈旧，决策能力 差，失误多也是普遍现象。这是导致一些企业亏损的重要原因。现在企业向经营管理要 效益的潜力确实很大的，狠抓企业管理确实是会见实效的。为了扭亏增盈，也要狠抓企 业管理。 其实，在任何情况下，抓企业管理都是必要的，而在深化企业改革时期，抓企业管 理更有重要的紧迫的意义。这是解决企业面临困难的要求，也是推动企业改革进一步深 化的要求，是国有企业改革成功的保证。 三、努力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 国有企业改革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20年来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和 丰富的经验，当前已进入了攻坚阶段，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逐步暴露出来。例如，相 当一部分国内企业还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经营机制不活，技术创新能力不强，债务 和社会负担沉重，富余人员过多，生产经营艰难，经济效益下降，一些职工生活困难。 这些矛盾和问题只能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才能解决。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 已成为当务之急，重中之重。 不久前召开的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中若干问题的 决定》，对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都有概括而又科学的说明， 提出全党既要充分认识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又要清醒地看到这 项工作的艰巨性和长期性。 为了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当前最重要的是认真学习和贯彻《决定》的精神。 目前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既有有利条件，也有不利条件。《决定》对此也都作了全面深刻 的分析。并提出了搞好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一系列政策措施。《决定》是推进国有企业 改革和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因此它本身就是深化改革的极大的有利条件。 《决定》它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1。深化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正确思路。上面说过，国有企业改革有两个重要方面，一 是建立合理的所有制结构，二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前一方面的任务就是使公有制为主 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其中国 有制经济是主导，但不是主体。如果国有企业范围过宽，数量过多，是难以建立现代企 业制度的。在这个意义上，前一方面是制约着后一方面的。以前对于这种关系并不十分 明确。《决定》中把“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推进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列 为最优先的两项任务，放在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之前，进一步发展了十四届三中全 会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思路，是国有企业改革战略指导思想的深化。关于国有经济 的定位，《决定》也更加明确和具体化了。十五大把国有经济定位在控制关系国民经济 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决定》概括为主要包括四个行业和领域。《决定》还指 出：“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要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完善 结合起来，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这些都是国有企业改革战略思路进一步 科学化明确化的表现。 2。规划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可行路径。《决定》重申了十五大提出的国有企业三年解 困和改革的任务，同时新提出了到2010年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目标。这是非常必要的 ，可以把解决当前的问题和完成长远的任务结合起来。《决定》还提出了推进国有企业 改革和发展的十条指导方针，坚持这些方针，将能保证三年和十年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 目标的实现，《决定》提出的十条指导方针，实际上是进一步规划了国有企业改革的一 条科学并可行的道路。这十条方针体现了国有企业改革要和所有制结构调整结合起来， 要和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结合起来，要和协调推进各项配套改革尤其是转变政府职能结合 起来，要和深化金融改革结合起来，要和加快企业技术进步实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结合 起来，要和加强和改善企业管理结合起来等正确战略思想。从国有企业本身来说，国有 企业改革的道路可以概括为三改一加强，这也是当前国有企业摆脱困境的主要出路。三 改一加强作为国企改革的方针早就提出来了，《决定》则大大丰富了它的内容。例如在 “加强和改善企业管理”这一部分，提出了加强企业发展战略研究、建立和完善各项规 章制度、狠抓管理薄弱环节、广泛采用现代管理技术、方法和手段等具体要求，很有针 对性和可操作性。 3。总结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功经验。国有企业改革以来取得了丰富的经验教训，其 中不少是成功并有一定普遍意义的成功经验，尤其对解决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些难题有指 导意义和参考价值。《决定》认真总结了这些经验教训，科学地提升到方针政策的高度 。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分类指导，这个重要问题过去却重视不够。《决定》贯彻了分类指 导的要求，总结了经验教训。在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方面，《决定》强调“要确保 出资人到位”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公司制的核心”，“要积极发展多元投资主体的 公司”。这些也是成功经验的总结。其他如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做好减员增效、再 就业工作、做好社会保障工作、加快企业技术进步、建设高素质的经营管理者队伍等方 面，《决定》也都总结了一些有推广价值的好经验。《决定》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必然会提出新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问题还在于，对于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来说，重 要的不在于新提法还是旧提法，而在于提法是否正确。那些过去已经制定而《决定》中 又一次重申的方针政策，是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我们应该像对待新提法那样认 真学习和贯彻。 4。鼓励广大干部群众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发挥积极性、创造性。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是 空前艰巨的事业，尽管已经积累了经验和找到了可行的路径，但不能说一切问题都找到 了妥善解决的办法。因此，《决定》一再提出要对一些尚未解决或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 进行探索。例如，《决定》中要求“积极探索国有资产管理的有效形式”，“允许和鼓 励地方试点，探索建立国有资产管理的具体方式”。还要求：“积极探索适应现代企业 制度要求的选人用人新机制，把组织考核推荐和引入市场机制、公开向社会招聘结合起 来，把党管干部原则和董事会依法选择经营管理者以及经营管理者依法行使用人权结合 起来。”《决定》强调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定地站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前列，解 放思想、实事求是，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要认真改进领导作风，从 工交、商贸、金融等各行各业国有企业的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总结新经验，研究 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团结和带领广大干部群众迎难而上，开拓前进。”这是完全正确 的，必将进一步调动广大干部群众在深化国有企业中发挥首创精神。 应该指出，《决定》也是符合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发展的一般规律性。各国的国有 经济各有特点，但也有共同的规律性。这个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我曾概括一些 学者的研究成果，指出国有经济存在如下一些规律性现象：一是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 有经济的存在有其必然性。二是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的关系，国 有经济从事着不能让私人经济搞、或私人经济不能搞、不愿搞的经济活动。三是各个产 业部门和国有经济的相容性是不相同的。四是国有经济的比重不是越大越好，也不是越 小越好，它是受多种条件主要是经济发展的要求制约的。五是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比 重的变化与工业发展阶段有着内在的联系。六是各国发展国有企业都有其社会目标，许 多国有企业就其自身的经济效益来看是不好的，需要财政补贴。但从国际经验看，国有 企业是可以搞好的。除定位恰当，搞好的主要条件是企业有经营自主权，有明确的财务 责任，参加市场竞争。七是随着社会经济等情况的变化，如社会对国有企业需求的变化 ，科学技术的进步，国民经济结构的变化。市场体系的发育和成熟程度的变化，国有企 业必然会发生调整改革的问题，国有企业的调整改革又是和所有制结构的变动、产业结 构的变动等联系着的。八是国有企业采取的经营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西方发达国国家越 来越多的采取控股或参股的股份制形成。《决定》符合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发展的客观 规律，因而能够对国有企业的进一步改革和发展起正确指导和积极推进的作用。 《决定》是一个好文件。但《决定》对改革能够起到怎样的作用，还决定于学习和 贯彻的情况。当前的任务是要认真学习和掌握《决定》的精神，排除各种思想障碍，把 认识统一到《决定》上来，然后坚决贯彻《决定》的基本精神和具体规定，解决改革中 的实际问题，这些问题尤其是认识问题的解决也要依靠学习和提高思想认识来解决。 为了学好《决定》，应该把《决定》和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和十五大报告联系起 来学习，尤其要认真领会十五大提出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 ，”“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等科学论断。现在国有 企业改革的一个思想障碍还是“恐私症”。有些人总是把私有制和社会主义对立起来， 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但是，从生产力发展的趋势来看，从发展市场经济的要求来看， 从当代经济最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趋势来看，从人们生活方式的发展趋势来看，以及从 企业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来看，社会主义时期能不能和该不该彻底消灭私有制是值得 研究的。这是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的一个要继续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而无论如何，在我 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决不能再把公有制和私有制完全对立起来，不能忘掉非公 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才能正确理解党的十五大和十 五届四中全会文件的精神，真正开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新局面，推动国有企业改革 不断深化，圆满地完成改革的任务。 理论分析论文:政党、民族与国家——中国现代党化国家形态的历史-理论分析 在现代边沿-从晚清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国家结构经历着从传统的文化-国家到现代的民族-国家的历史性转变。但是，由于这种转变是在一个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处境中逐渐达成的，因此，不同于原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直接以民族作为国家建构的基础，而是由组织严密的政党作为国家建构的基础，因此，古典的国家形态转变的结果不是从文化-国家到民族-国家，而是从文化-国家转变为党化国家。设定民族-国家（nation-state）是现代国家的规范形态，1 那么党化国家（party-state）就是现代国家的变异形态。2 可以说，中国现代运动显现出的“现代性”特质，是由党化国家的国家形态所注定的。而党化国家是造成中国现代化进程迟滞的最主要的政治原因。因此，分析党化国家形成的历史与理论成因，并促使中国现代国家形态从党化国家蜕变，实现从党化国家向民族-国家的再次转变，就是重构中国现代国家形态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国家”的兴起 以现代国家-不能是在民族-国家还是在政党-国家的意义上而言，“国家”在中国都有一个兴起的问题。这是因为，“国家”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具有两种实质构成明显不同的含义：古典时段的文化-国家结构，现代时段的党化国家结构。两者之间以“现代”划界，显示了中国历史上形成的古典国家形态与后来兴起的现代国家形态的根本差异，以及现代国家形态兴起时期所表现出的特征与古典国家运作特征的本质不同。 就前者来讲，古典的文化（文明）-国家（culture/civilization-state） 无论就国家的结构还是就国家的作用方式来说，都具有与现代国家本质不同的地方。一方面，在国家统治理念上，它依赖的是基于文化与文明的认同。“华优夷劣”的古典国家基本价值与“华而夷者夷也，夷而华者华也”的关系对置结构，显示了古典国家认同的特质，也显示了古典国家对于政治对峙的淡化处理。正是因为如此，才有学者构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解释框架，来阐释古典中国无论是民族认同还是国家认同的非冲突性质，以及其中具有的融合性大于对峙性的古典国家特质。3 另一方面，在制度建制上，它设计的是一套道德感化的机制。尽管从国家资源的占有来讲，古典中国的私有性质不容否认，此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是，这种所有权仅仅具有形式意义。“仁心-仁政”、“内圣外王”的古典制度建构基本精神贯穿古典中国的整个历史。而制度安排上的“皇权”与“相权”的对应结构，也使得治道“民主”的色彩较为浓厚。至于制度举措上的“为政以德”、“与民休息”等等，都体现了古典国家的德性化定位。4 再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上，它显现的是自然秩序的和谐。这由古典中国国家“家国同构”的特质显示出来。作为社会的自然结构的“家庭”与作为政治建制的国家，在古典中国以混用、结合、同构的诸种方式紧紧地统合在一起。进而以日常伦理、联系方式、法律机制、经济活动、社会心理强化稳固这种国家形态。5 综合上述三个方面的简单归纳，可以说，中国古典国家结构与中国现代国家结构的差异，就是一个“自然”结构与一个人为结构的差异。而古典中国国家结构所具有的以文化的基本价值支撑国家机构的特质，也从中鲜明地显示了出来。支持古典国家运行的基本文化价值具有比政治利益和权力掌控更为重要的国家内聚功用。古典国家建制主要地依靠文化价值理念和伦理道德规范维系着。在这个角度讲，作为古典中国国家活动主体的汉民族也就主要地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民族，还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政治民族。如果将文化民族规定为古典国家基于文化价值认同形成的社会集群。而政治民族就可以被规定为通过国家建构形成的社会-政治集群。就此而言，文化民族支持的是古典国家。政治民族支持的是现代国家。前者的运作主要体现为一种惯性机制。后者的运作则主要体现为一种约定的状态。 就后者来讲，即就现代中国国家-尽管是在变型的政党-国家意义上而言的国家的兴起，是有一个历史的中断与自身渐进的发展历程的。首先，中国现代国家的兴起是以中国古典国家的历史中断为前提条件的。之所以会发生这种历史中断，一方面是因为古典国家的内在资源长期消耗，已经差不多内源耗尽了；晚清政府迟滞的改革证明了这一点。6 而中国人对于新兴现代国家的热切期待，对于古典国家无力拯救中国的共识，也证明了这一点。7另一方面，是因为建立在惯性基础上的中国古典国家遭遇了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现代国家，现代国家建立在社会（政府）契约基础上而具有的力量感，在突破了民族国家界限而向国际突进的时候，中国古典国家的自在运作就势必陷入他在力量的制约境地。西方列强瓦解中国古典国家的举动证明了这一点。8 两个方面和合作用，导致中国古典国家无法维系自己的国家体系完整性，中国国家从古典的文化国家向现代的民族国家的转变就此显示出势所必然的态势。这是因为，前者显示了内在自我复制的不可能，后者显示了结构替代者的出现。设定国家是社会生活的必须，那么，唯一的出路就是古典国家转变为现代国家的彻底重构。 其次，中国现代国家兴起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这一历史过程从结构上讲，显现为从早期呼吁文化国家转变为民族国家，到建构民族国家的理性努力遭遇挫折后向党化国家逆转的两次转变。前一次转变为中国现代国家兴起做好了精神和制度准备。后一次转变为“中国式”现代国家-党化国家的兴起做好了观念与体制筹划。前一次转变显现为近代吁求中国社会实现现代跃升的革命者与思想家，一方面对于民族认同、国家建构的自觉，如孙中山对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平均地权，建立民国”的阐述；另一方面对于现代国家建构的宪政政治的追求。9 后一次转变显示为以党建国的思想领袖和政治行动家合一角色对于党化国家理论的构造和党化国家的组织行动。比如孙中山对于国民党的改造以及他对于国家建构的努力。又比如共产党领袖人物对于同样问题的类似反应。10 这一转变从时间演进上讲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来描述。第一阶段，晚清时期。这一时期是一个古典文化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时期。这一转变从三个方面体现其促使中国国家形态转化的特质。一方面是晚清政府对于国家形态转换有一个自觉的认识，它展开的新政实践是一个明证。另一方面是民族认同问题与国家建构问题的交错作用所体现的现代民族主义思潮的泛滥，以及在这种泛滥中日益高涨的国家认同。再一方面是促使现代国家发育生长的社会新阶层诞生了，诸如商人、工厂主登上了社会政治舞台。他们对于国家的要求乃是一种促使工商业发展的现代国家，而不是限制工商业发展大力推进农业发展的传统国家。11 第二阶段，民国时期。这一时期是一个从建构民族国家受挫到尝试建构党化国家的时期。第三阶 段，1949年以后至今。这是一个党化国家建构成型并走向成熟的时期。后两个时期正是本文要着重分析的。因为它对于现代中国国家形态之定型于党化国家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与现代国家之作为民族-国家的规范状态不同，党化国家具有其特殊性。民族-国家乃是以历史语言文化共同性为基础的民族与政府（国家）结构的结合体。但是党化国家则是一个建立在具有支配民族命运基础上的强势、独大的政党对于国家权力的独占。无疑，党化国家是民族国家的一种变态形式。但是，我们首先要强调的却是，在传统与现代边沿的中国，现代国家形态以党化国家的形式兴起，是具有其历史合理性的。从总体上讲，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国家的兴起，所具有的历史紧张常常导致民族-国家兴起过程中诸社会要素的变型组合。之所以会发生变型的组合，是因为作为文化民族存在的古典国家的主体，在现代国家诞生之时无法提供给国家以政治民族的支持力量。相对于政治上孱弱的文化民族状态，政治上比较成熟的政党足以提供给国家建构以各方面的支持力量：其一，观念设计。后发外生的现代国家是具有思想家与政治家自觉设计国家形态的特点的。民族主义就是这种设计的观念工具。但是，具有民族主义自觉性的，不是所有的民族共同体成员。而只是少数建构或加入政党（或政党萌芽状态的各种组织）的领袖人物具有的政治理念。这些人就成为后发外生现代国家建构的观念提供者。他们从党派立场出发思考国家建构问题的视角，也就决定性地影响国家的实际建构状态。影响现代中国国家建构最重要的二十世纪政治人物，如国民党时期的孙中山、，如共产党时期的、邓小平，都是党化国家的自觉阐述者和实践者。没有他们的党化国家理念，我们还真难以设想中国国家建构的实际形态又会是怎么样这个问题的答案。与此同时，在中国现代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古典时代的文化民族转变为现代的政治民族，这中间也内在地蕴涵了一个文化民族的唯道德思维对于唯道德定位的现代政党认同的天性有利因素。政党之作为政党的利益团体定位之隐而不彰、之作为振兴国家民族的主体的定位，从而将政党与国家连接为一体，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12其二，制度供给。后发外生的现代国家常常是处于传统政治实体制度供给短缺的状态下向现代国家转变的。因此，什么样的政治组织及其政治尝试足以供给替代传统政治制度的制度体系，它就具有组织国家的“先天优势”。无疑，在中国现代早期（即晚清时期），有思想家、政治家对于中国国家的制度建构贡献过零散性的意见。但是真正可以称为系统的现代制度建构思想并落实到实际政治过程之中的，还是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党化国家思想与制度建设。其三，社会动员。党化国家的社会动员方式主要有两个，一个方式是政党因素楔入民族转型，即促使中华民族从文化民族转变为政治民族，构成为政党支配国家而形成党化国家的重要原因。另一个是政党因素注入社会运动，即由政党担当组织散沙般的中国传统社会而使之形成组织起来的现代社会，并使得进行这种组织的政党足以获得配置各种社会资源的绝对权力。从传统的会党转变为现代的政党，政党的现代组织方式具有的社会凝聚功能驱使政党与现代国家运动合拢。可以说，从党化国家兴起的历史合理性上也能够推出党化国家兴起的理论合理性。在中国从传统的文化国家转变到现代的民族国家的过程中，由于政党取得了建构国家的优先权，政党由此替代了民族在国家建构中的中心作用，使得民族-国家的现代国家规范结构转换为政党-国家的现代国家变型结构。将民族、国家与政党的关系结构，从民族国家的“民族”到“国家”再到“政党”的三者递进秩序，改变为从“政党”到“国家”的二维传递关系。因此，在中国人获得足以反省党化国家弊病的教训之前，党化国家的历史与理论正当性是不会遭遇普遍怀疑的。 二、党国一体 现代中国历史上，政党对于国家的支配、以至于政党与国家合而为一的党化国家建构，可以从两个角度得到认识：一个角度是从历史经验的视角，另一个角度是从国家结构与运作机制的视角。从这两个角度看，二十世纪中国两大政党对于中国现代国家形态建构都发生了决定性的作用。 首先，从历史经验的角度分析。与二十世纪中国政治走向最关紧要的两个政党的政治取向，是我们分析政党、民族与国家关系结构的历史演变最为紧要的经验事实。 国民党对于党化国家具有草创之功。这种草创，一是基于国民党对于党化国家的理论设计，二是基于国民党对于党化国家的政治实践。从前一方面来看，决定国民党政党形态的两位政治人物的党化国家理念值得分析。从后一方面来看，国民党的国家统治定位、策略、举措值得研究。就前者讲，在国民党作为现代政党成立之际，孙中山对于国民党的设计，就是将国民党与国家建构本应是作为两个问题处理的问题，直接地作为一个问题来对待的。孙中山早期的民族主义理念，具有粗略的民族-国家轮廓。只是在孙中山意识到严密组织起来的政党对于中国国家建构的决定性意义的时候，他的党化国家思想才趋于成熟。对此可以从孙中山组织兴中会、建立中华革命党到组建改建国民党的思维演变逻辑上认识。而孙中山党化国家思想的构成大致是三个方面：一方面，孙中山的党化国家思想强调政党建构与国家建构的一致性。这就是他一再强调的“吾人立党，即为未来国家之雏形”。13“党有力量，可以建国”。14 而党的力量便来源于党的道德理想主义-诸如立党为立国，党无私利“能为全国人民尽此忠实之义务”。15 另一方面是以党治国。以党治国的精髓是以党的政治纲领作为国家治理的依据。“所谓以党治国，并不是要党员都做官，然后国才可以治，是要本党的主义实行，全国人民都遵守本党主义，中国然后才可以治。”16 至于以党治国的政治举措则是完全的权力垄断。“自革命起义之日至宪法颁布之日，总名曰革命时期。在此时期内，一切军国庶政，悉由本党完全负责。”17 再一方面，以党治国具有政治排斥特性，这种排斥性既是针对“主义”这类政党意识形态的，也是针对政治人才任用的。一者“国民党系我创立之民国唯一政党”，18 二者不是迫不得已，否则不“借才于党外”。19 三者政党治理本身依靠人治而不是法治。“党用人治的长处很多，人治力量乃大。”20 孙中山奠立的党化国家格局，在后来对于国民党的改造中有了进一步的落实，从而对于国民党建立起党化国家的政治实践形态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国民党的定位与定型都与有关。国民党的定位指的是，它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党，即作为一个党派它究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问题。国民党的定型指的是，它事实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党，即作为一个党派它坐实在什么状态中，其结构与功能的匹配基本坐实在什么形态上。对于这两个问题的解决思路是，就前者而言，他认定国民党是“唯一救国的党”。因此国民党当然地占据国家的所有权力。就后者讲，国民党乃是一个由党国、党军、党治构成的不讲权利只讲义务的政党。而国民党中央对于全党、全社会取一种“保姆”和“导师”的姿态。21国民党的党化国家定位与定型从此与中国二十世纪政治结构的定位与定型两者间具有了高度的一致性。甚至可以说它为此后中国党化国家的国家政治组织方式奠定了基调。 从评价的角度看，早期国民党建党的混乱，使得国民党对于党化国家的建构既在理论上也在政治实践上严重滞后。加之孙中山对于国民党党化国家的建构属于晚年的政治应急举措，对于国民党党化国家的强化属于急功近利的安顿，因此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国民党并没有完成党化国家建构的政治任务。中国共产党对于党化国家的建构与巩固，成功的程度远远超出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对于党化国家的建构，与其作为现代政党的建党纲领的自觉性、政党运作的严格纪律性、国家内在化于政党的周密性是联系在一起的。中共的政治领袖兼思想领袖对于党化国家的阐述，一直是他们基本不变的思想取向。以中国共产党建国时期的领袖代表和执政时期的领袖代表邓小平关于政党与国家基本关系的论述为例，可 以证明这一点。在的论述中，中国共产党具有着比中国国民党更有利的将国家党化的道德资源。因为中国共产党既建立在“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基础上，又“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22 因此强调中国革命与共产党宗旨的内在吻合，因此“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23 所以，信心十足地宣告“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24 故而在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之后，在政治上实践党化国家的“党的一元化领导”也就水到渠成。至于邓小平，他一方面将中国共产党定位在五四以来唯一一个联系群众的政党位置上，另一方面则将中国现代化的成就与中国共产党直接连接起来，再一方面更认定“全国人民把他们对于前途的一切希望寄托在党的领导上。”25 取决于中国共产党政治领袖兼思想领袖的明确的党化国家理念，1949年之后的中国国家形态，便日益明确地走向党化国家的定格境地。 定格了的中国党化国家形态，乃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完全彻底地垄断中国社会所有资源的形态。这种垄断，不惟是对于社会政治资源的垄断，也是对于社会经济资源的垄断，更是对于精神的、制度的与日常生活绝对统治的垄断。达到这种垄断，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对于异己思想与异在政治力量的成功挤压。另一方面则在于中国共产党成功地控制了各种统治资源。就前一方面来讲，不论是1949年前的思想运动，还是1949年以后的思想镇压，都使得中国人可以选择的政治理念日益陷入一个逼仄状态。1949年以前的运动，使得中国共产党党内练习了党化国家的运作。1957年的反右运动，使得中国社会、尤其是潜在的政治竞争力量-知识分子习惯了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惟命是从。而这种党化的政治意识形态一旦掌控了整个社会，提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它就具有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正确性。以此为基础展开的政治控制、思想教育，便成功地将约束在党化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跑马圈地”里。与这种思想控制相关，党化的军队、党化的警察、党化的政府，党化的经济、党化的教育、党化的文化、党化的日常生活，构成为党化国家的严密控制体系。26 从存在上讲，党在国家之上、党在国家之外。但是从党的作用方式上讲，党又在国家之中。党化国家的成熟形态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手里成功得建构起来。 无疑，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在党化国家的建构中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而且具体的举措也相差很大。只是从党化国家建构的结构上来审视两党，我们不能不强调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同构性。一方面，我们就政治竞争的角度，承认国民党与共产党是几十年的政治冤家。而且从两党的政治-思想领袖的自我政治表白与相互指责来看，他们对于彼此的差异也都有自觉的陈述。27 但是另一方面，从政党的基本结构上分析，两党的同构性远远大于它们的异质性。其一，从政党的基本政治理念上看，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是建立在列宁主义基础上的政党。两党都信奉真理独占和军权至上的列宁主义原则。恰如孙中山总结的。俄国革命之成功“实全由其首领列宁先生个人之奋斗，及条理与组织之完备。”28 对于党来讲，党员必须对党绝对忠诚，既牺牲个人自由，又贡献能力。“只全党有自由，个人不能有自由，然后我们的革命，才可以望成功。”29 在国民党的党制建构中，孙中山因此占据一切重要职位，有独裁空间。后来忠实遵循孙中山的建党思路，而且更加强化了独占真理的政党性质。虽然说国民党对于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弃置不顾，但是列宁主义的政党建构方式国民党是完全承接下来了。后来共产党所走的路，更是一条自觉的列宁主义道路。这不仅是因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是因为中共历史上重要的古田会议和遵义会议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列宁主义改造。“支部建在连上”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列宁主义信条，自是成为中国共产党基本纲领中的支点。其二，从政党的国家理念上看，党化国家是国民党与共产党所共同认可的国家建构原则。政党意志即国家意志、政党意识形态即国家意识形态是党化国家的理念结构。政党对于国家权力的独占是党化国家的当然权力布局。党化军队在作为党化国家的支柱上完全一致。所认定的“各团体的军队化，实在是救国的不二方法”，与在时期所主张的“军管”，实在看不出有什么两样。其三，从政党对于国家社会政治生活的实际控制方式上来看，一方面两党都对于意识形态的控制高度关注，以自己政党的意识形态居高临下地下贯到国家组织结构，是他们共同的选择。另一方面，将国家意识形态通过党化教育的方式，再次下贯到整个社会。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即是奴化教育，“本党一面以保姆的资格，培养社会的元气；一面以导师的资格，训练人民的政治能力”。30 这样素质低下的人民就可以全心全意跟随国民党。共产党的党化教育也同样是灌输奴化意识，从中共执政前“反对自由主义”的思想整顿到执政后的反自由化运动就说明了一切。31 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同构性实际上给我们展示了审视党化国家的另一个角度，即从国家结构及其运作的机制上看党化国家的状态。简单地讲，其一，从国家统治的政治理念上看，这是从观念层面对于党化国家的审视。独占性地执掌国家权力的政党，具有在思想世界运用纯熟的政治控制技术的能力。它将思想形态的政党与思想形态的国家完全合而为一。其二，从政党对于国家权力的全面占据上看，这是从制度层面对于党化国家的考察。独占性地执掌国家权力的政党将国家一切权力收摄于政党，从国家暴力机器的独占、到国家资源的垄断性利用（计划经济最直接体现出这一特点）、再到思想意识形态的真理独占，国家与民族均退隐到政党的背后。其三，从政党对于国家全面控制机制的形成上看，这是从日常生活层面对于党化国家的描述。独占性地执掌国家权力的政党将国家政治生活、组织行动方式与日常生活贯通起来，将所有关乎“党和国家”、“党和人民”的方方面面连接起来，加以高压控制。党化思维、党化制度与党化生活成为整个国家的生活方式。 党国一体的党化国家，简单地讲，就是独大的、占有国家权力的政党对于国家一切权力的垄断。这些权力，既包括政治、经济等可以实体化的社会权力，也包括观念、教育、文化等虚化的话语权力。这种权力结构，从结构上看则可以分解为两层面：其一，从国家结构机制上看，党国-党军-党政的一体化结构，就显示了这一结构的权力渗透状态。“党国”是将政党权力与国家权力直接合一。“党军”是将政党权力与军队暴力合一。“党政”是将政党权力与政府权力合一。三者完全合一，便将现代国家的所有权力高度归并起来，使得权力的垄断完全可以达成。“党国”将国家党，！化，“党军”将暴力党化，“党政”将国家日常权力党化。从而使得掌握国家绝对权力的政党可以绝对没有权力挑战者和替代者地行使种种权力。其二，从国家运行结构上看，全能国家的定位，使得得以将国家党化的政党全方位地渗透到国家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之中。党纲-党权-党化教育的一体化结构就显示了这一结构的特质。“党纲”显示了政党对于民族采取拯救姿态的道德依据，“党权”显示了政党对于国家采取大权独揽统治方式的凭借，“党化教育”显示了政党在物化权力之外的思想上统治全民族的驯化进路。“党纲”将建党与建国相统一，“党权”将党内支配与 党外支配相统一，“党化教育”将党员驯化与民族驯化相统一，从而使得党化国家的运作显得自然而然。前者作为党化国家的结构状态，后者作为党化国家的运行方式，两者结合，就使得党化国家具有了结构功能的完整性。 再简单地归纳一下，在现代边沿上的中国，政党何以能够凌驾于国家之上呢？这与三个因素有关。一方面，是政党将自己人为地提升为一个代表了民族未来的理想主义团体。这使得它可以自恃自己的理想主义而具有一种领导全民族的极端道德优越感。的国民党是这样看问题的。“我们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而我们国民的智识和普通的教育，却又这样的幼稚和缺乏”，不经过党化的及时训练，“国家也就亡了，我们种族也就灭了，当然再不能有独立的希望了”。32 邓小平的共产党同样是这样看问题的。毛的“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与邓的“一定要注意引导，不好好引导就会害了他们”33 的论述都潜蛰着执掌国家最高权力的政治领袖那种高于全民族成员，而有资格训导全民族成员的极端道德优越意识。另一方面，由于政党先于国家而成立，并且成为国家建立的动力，因此政党的行政建构就成为后起的国家行政建构的原型，以党代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前引孙中山、关于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一致性的论述，已经可以证明。后来共产党领袖也一再强调将党内的优良作风带进执政之中，以便将党的“为人民服务”宗旨转换为“执政为民”的为政方略。以及党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与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相同原则的归并，也显示出以党治国的大思路。再一方面，政党具有组织社会的社会动员“先天”特质，因此，当政党占据了社会政治生活的绝对有利位置之后，它对于社会秩序就具有了设计、指引的自然先导权。这是中国现代党化国家得以有效动员社会的同时，维护自己的党化统治的原因。这就是为中国政党领袖所强调的列宁主义原则，“没有铁一般的和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全体忠实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34 三、国家二型 我们强调，从政治学理论上讲，规范意义上的现代国家是“民族-国家”，并以民族国家为审视坐标，指出变型的现代国家是“政党-国家”即党化国家。之所以说民族-国家是现代国家形态的规范形式，规范就规范在，其一，它具有先发性。这是一个时间向度的分析。不是说先发的政治生活形态就一定具有规范性。但是，就民族-国家的形成而言，正是由于它的先发，使得它的发育生长方式变成了后来巨型的显现代政治组织结构-国家的一个原型。现代国家无疑由民族-国家催生，而又由民族-国家作为标志。由一个主体民族在其语言文化历史的基础上达成建构严格国家组织的“国家认同”，迄今为止，还是建构国家的基本方式。现代政治学关于国家的定义，几乎就是从民族-国家角度给出的，“由这一领土内的居民和政府组成的政治体系就是国家。”35 而政府也不过是“在一特定领土内成功地支持了独掌合法使用武力的权利以实施法规的任何治理机构。”36 当我们将国家看作一个民族建立一个政府的现代组织结构的时候，它与民族和国家两个端点的观察口径是具有一致性的。其二，它具有成熟性。这是一个结构状态的分析。民族-国家既然是以一个民族建立起来的政府体系，因此，它的建构方式就具有天然的政治性。这种政治性体现为一个民族建构政府体系时的诸社会政治原则。一方面，社会契约构成它组织起来的基础论证。另一方面，政府契约构成它促使成员们认同的政治基础。前者成为文化民族与政治民族分野的标志。后者成为古典国家与现代国家分界的象征。自由平等博爱之成为现代政治理念，宪政法治民主之成为现代政治制度，国家与社会二元分流之成为现代政治格局，都是因为它们规定了契约基础上形成的国家组织的国家性格。37 其三，它具有相对优势。这是一个比较视角的观察。后发的政党-国家与先发的民族-国家，在它们都获得了自己的历史理由而具有了共时存在的情况下，就发生了一个比较问题。比较是一个经验显示的结果问题。在两者以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方式对抗的形态对峙了几十年之后，民族-国家的国家建构经受了历史的考验，而政党-国家进入一个转型的阵痛之中。后者进入转型的原因正是因为它的内在缺陷：集权的政治形式已经难以进行有效的社会政治动员，僵硬的计划经济形式难以有效配置资源，封闭的文化建制锁闭了社会创新的通道。这与民族-国家建立在分权制衡基础上的宪政民主政治机制、依据于价格基础之上的市场经济、开放的文化建制具有的文化自我更新无法长久地对峙。起码可以讲，政党-国家所依托的传统形态的社会主义国家形式是彻底地终结了。 政党-国家是现代国家的变态形式。它变型就变型在，一方面，它是后发的。后发如果仅仅是时间意义上的，倒也不是什么紧要的问题。犹如美国相当于英国是后发的，但是国家结构都是民族-国家的。只是后发的政党-国家，在国家形成的过程中，由于民族的政治动员滞后，需要一个自觉建构国家的强势政党来号召建立国家，政党占据了民族在国家建构中的领导地位，因此，它以“民族代表”的身份获得了建立国家（政府）的特权。这样民族-国家的基本结构就发生了变化。可以说，政党-国家是在民族-国家形成动力不足的情况下的产物。政党替代了民族作为国家建构活动的主体。政党意志又恰恰是在与民族意志的形成中扭转民族意志、以至于高于民族意志的情况下引导民族转向国家的。所以，它的后发使得它必然变型。另一方面，它是不成熟的。这种不成熟，是因为它是在出台条件不足的情况下的“早产儿”。社会主义是政党国家的意识形态依托，共产党是政党国家的组织依托，落后国家是政党国家的既有国家基础，集权的政治、计划的经济与封闭的文化是政党国家的社会结构形式，分析起来，这些条件给政党国家的建构提供的生存土壤实在是相当贫瘠的。社会主义的混乱状态，不足以给社会主义国家建构实践提供充分的思想营养。科学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建构，也不足以提供一个资本主义的系统替代方案。而且它作为革命政治哲学，实在是将自己的理论构造轴心安顿在革命的正当性上面。国家建设的问题深深地隐匿在革命的激情后面。政党国家建构起来之后究竟怎么办的问题远远没有提上台面的机缘。所以当政党国家如此迅速地建立起来的时候，政党领袖一时都陷入了不知所措的喜悦之中。38 再一方面，它显示出相对的劣势。这种相对劣势是在政党-国家经历了一个发展时期之后显示出来的。政党国家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或民族主义国家），大都没有发育健康的社会政治制度、经济运行制度和弹性社会控制制度。社会政治制度的非宪政安顿，使得它们均成为某种形式的极权专制政体。政党的民主集中制投射在国家政治结构中转换为国家的中央控制结构，使得社会政治活力被这种政治制度所窒息。政党国家的政治制度就此具有一种脆性特征-它在可以维持自己的范围内，可以从容复制自己；一旦它到了脆性的边沿，谁都无法拯救它了，对于它的改革，也就只能是对于它的颠覆。而社会经济制度上的刚性计划制度，也因为超前于社会经济发展发实际水平，显示出它无法支持社会经济继续有效地发展的需要，以及它无法有效地配置社会经济资源，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以至于这种经济形式无疑要走向它的终结点。至于上控制方面，由于政党意识形态的强势作用方式被楔入了社会日常生活，因此，全方位的社会强控制是这种国家社会日常生活的必须。一种完全缺乏抵抗空间或非暴力反抗余地的日常生活，使得社会生活也显示出常态下的控制有效性和非常态下的完全失去控制的两极跳跃状态。这些劣势，使得它在与自己敌对的制度竞争中，必然处于失败的境地。而且它的失败，因于自己内在的缺陷或相对的劣势，而不是因于外部的压力。 比较分析民族-国家与政党-国家两种国家类型的结构与功能，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到两者具有的差异性和比较特点。这种比较，可以从三个角度着手：一是国家意识形态的构成与组织结构的差异。二是国家基本政治 制度的安排的不同。三是国家日常的社会政治生活状态的区别。 第一，规范的现代国家与变型的现代国家在国家意识形态的构成上具有巨大的差异。所谓国家意识形态，是指足以使得国家之作为政治共同体，其成员对于国家认同的观念基础之基本价值的共识。无疑，现代国家都需要国家意识形态作为国家的观念基石。假如一个现代国家没有这种观念基石，就等于没有国家的感召理念，国家的精神形态就建立不起来。就现代民族国家的国家意识形态支持而言，它的国家意识形态可以说是一种权利型民族主义与权利型爱国主义。权利型民族主义指的民族共同体之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基础，建立在民族任一成员都在这个共同体内获得了同样的人格尊严和政治权利，以至于因为他们在共同体内部的这种自由平等地位促使他们发自内心地认同这一共同体。假如民族共同体的成员在这个共同体内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政治权利，他们对于民族共同体就有采取拒绝认同态度的权利。绝对不会因为他们在历史传统、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上属于这个共同体而遭到民族的人格蔑视和权利践踏。以此为基础，权利型爱国主义，是指建立在民族共同体基础之上的国家共同体，必须是一个保护共同体成员政治权利的组织建制。国家与组织国家的成员个人，具有握权和授权的关系结构。国家之获得人民的爱护，就是因为它保护了人民。人民之爱护国家，就是因为他们在其中获得了安全、尊严和生存发展资料。不是因为国家凌驾于人民之上，因此人民必须服从它。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成员应该能分享共同的政治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意识和关于同属于一个共同的国家的认知，应该是支持民主政治的。” 39 规范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基本上都是宪政民主国家，在此也就获得了理解的理由。在这样的国家框架之下，一切公民组织、政党组织都只具有相对于国家组织的次生性。相应地，政党组织是在国家框架下运作的。政党组织对于国家组织具有忠诚伦理导向，而不是相反。 后发外生的现代化国家的困境是，它从古典的文化国家转型为现代的民族国家的时候，没有原来国家结构中内生的转型动力。因此，它得依赖于相对于原来国家结构而言的外生力量来动员资源进行现代国家的建构。在这种情况下，取得了支配性地位的独大政党就有了代表民族利益与愿望的机会空间。在民族危机中，道德自我正当化的政党就有一个要求民族成员跟随这一政党的理由。所以，当通过政党力量建立起国家组织架构之后，党化国家的国家意识形态支撑也就通常是义务型民族主义与义务型爱国主义。所谓义务型民族主义，就是不问民族成员在民族共同体中的地位与作用，不问他们作为个体活动者是否具有基本人权和政治自由，而只是在民族危亡关头，被政党动员起来而成为没有权利只有义务的民族救亡者。他们在民族危亡之机，遭遇了究竟为民族大我牺牲小我、还是为小我一己牺牲民族大我的“权利难题”。于是，大我胜过小我，义务替代了权利。在民族“大义”面前，中国人没有思考权利与义务关系对等性的空间。而义务型爱国主义，是由义务型民族主义自然引导出来的政治意识形态。40 它主张一个民族的成员对于它所建立的国家共同体来讲，必须无条件地采取爱护的立场。它将爱国与卖国作二元对峙的理解-要不你履行爱国义务，要不你就是出卖祖国。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于国家就不能质疑它对于个体自我的价值与意义问题，而只能质疑自己热爱国家的忠诚程度问题。而且“国家”之作为一个政治组织与“祖国”之作为一个文化概念之间的差异性，也相应被忽略。与之伴随，独大的政党之政党组织是在国家框架之上和之外运作的。“之上”，是指政党占据了国家建构的优势资源。国家之作为号召民族凝聚为政治实体的道德主体，转换为政党之作为号召建立国家的道德实体。在这种情况下，政党与组织的“寡头统治铁律”发生作用的机制特别明显。41政党领袖在政党国家的建制中，发挥着“导师”与“领袖”的共同作用，他就此成为政党的象征与国家的象征。于是，两条对划而过的线索就显现出来：一条线索是国家建立的线索，这是一条从民族到政党、再到国家的线索。另一条线索是从国家到政党、再到政党领袖的线索。前者构成了国家形成的过程。后者构成了国家运作的过程。前者支持了党化国家结构。后者支持了领袖专制机制。绝对忠诚的政党伦理因此转换为绝对忠诚的国家认同伦理。国家意识形态的批判性结构也就完全没有建立而起的可能性了。这样，党化国家的精神僵化也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了。 第二，规范的现代国家与变型的现代国家在基本制度安排上也有很大的不同。所谓国家的基本制度安排，指的是关乎国家政治生活的那些基础性结构，比如宪法的制定与宪政制度的运行，比如法治精神的建构和法治状态的维持，比如民主制度的建立与民主的改进等等。民族国家建立在民族共同体成员对于国家共同体关爱其成员的基础之上，因此，将这种关爱落实为一种保护共同体成员的国家基本制度，也就是国家（政府）有效运行的前提。宪法的制定与实施，宪政的建构与运行，就是在这种驱动力之下产生的。它是民族共同体，进而是国家共同体保护其成员，以便达到捍卫其成员支持民族共同体和国家共同体的基本制度基础。宪法，就是建立在维护共同体成员的基本权利的基点上的。之所以宪法的基点必须是维护共同体成员基本权利的，就是因为惟有这样它才足以维系共同体成员对于共同体的认同。假如不是如此的话，共同体之“共同”究竟何在的问题就解决不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就会发生危机。在这个特定意义上，宪法绝对不能是对于共同体成员社会政治义务的硬性规定。它一定是对于共同体成员权利的保护性规定、对于国家组织建制的限制性设计。在此基础上，宪法通向宪政才是可能的。宪政制度乃是一套健全的国家基本制度。它对于共同体成员的生命财产自由有明确的规定、对于主权在民原则具有鲜明的强调、对于权力的分割制衡具有刚性的要求、对于法治的治国方略具有综合的支持。42 经由宪法的良法建构和宪政的实施，国家的法治状态维系着国家的良制情形，而国家的良制情形支持着国家的优良秩序。一种对于共同体成员毫无例外的法治治理结构，使得共同体成员具有平等的社会地位，进而使得共同体成员支持共同体运作的内在动力形成逐渐强化的趋势。国家的持续发展就有了永续的动力。并且，因为宪政支持的法治民主运行机制的健全，民族国家的民主建制一般会表现为低调的代议制民主、程序性民主，而不是高调的直接民主制、实质性民主。43 党化国家的制度建制具有保护权势者特权而漠视共同体一般成员权利的特性。这是由党化国家的国家结构决定了的。党化国家不可能是制度化的国家。这是因为，一方面，宪政制度建立的空间被扼制住了。现代党化国家形式上都有一部宪法。但是这部宪法的现代性是严重不足的。它对于独大政党的超国家权力的规定，事实上等于否定了宪法对于公民与公民组织享有平等权利的宪法基本原则的规定。而且由于独大的政党强制性地制约国家政治生活，因此宪法之通向宪政几乎没有可能。44 另一方面，国家的制度因为总是将执掌国家权力的政党作为例外，因此制度的形式化作用机制总是建立不起来。制度的例外“制度化”地存在，也就意味着制度只能流于文献形式。法治是建立不起来了。没有法治的支持，强控的社会政治秩序就只好以德性来支撑。像国民党时期宣称儒家德性伦理治国胜过现代民族国家以法治国一样，45 共产党的领袖也始终不忘以德治国之作为以法治国的“弥补”一样。46 一个以德性作为国家治理直接资源的党化国家，是不可能依靠真正有利于国家治理的法律资源的，法律秩序建立不起来，现代大型复杂国家的秩序也就难以保证。因此它也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治理，只能流于暴力统治状态。再一方面，党化国家是不可能建立起国家的民主生活制度的。现代党化国家奉行的都是大同小异的所谓“民主集中制”。其实在这中间，“民主”始终只是手段，是达到社会有效的全方位控制所借助的了解社情民意的工具。所谓“人民民主”在党化国家的工具化处境就是明证。因为在一个完全没有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制度机制的情况下，人民根本就不可能做主。原苏联是如此，以致于斯大林晚期可以长期不召开政党的代表大会和国家的立法大会。47 晚期的统治也是一个证据。48 第三，规范的现代国家与变型的现代国家在国家的日常生活状态上也具有极大的差别。这就是一个社会是否具有与国家抗衡的实力的问题。在前者，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立是国家规范运行的前提条件。在后者，党化国家之吃掉社会则是人们视为当然的事情。 健全的民族国家就是宪政 民主国家。因此，这样的国家里国家权力是受到严格限制的，社会的自主与自治乃是国家政治生活之外的社会生活所必须的。因此，社会的自我组织状态是非常发达的。在日常政治生活方面讲，社会组织构成压力集团的时候，它就对于国家（政府）组织构成为监督和影响，同时构成社会各个阶层人士自我维护利益的凭借。在日常经济生活上讲，国家与市场的分界是比较清晰的。市场的自生自发秩序来自于价格的作用机制，它对于国家的介入有一种“天然”的排斥性。在人际关系的处置上讲，人们依据宽容的原则理解各自的信仰、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而不是以一种由掌握国家权力的政党控制下的、国家统筹的方式来“移风易俗”。49 党化国家之所以对于社会生活具有吞噬力，是因为党化国家是以吞噬所有权力的高度垄断性为特质的。在政治上，党化国家绝对不能容许相异的权力体系的存在，它只要面对不同的权力结构，就意味着它的根本缺陷具有显示的可能性。要维持它绝对的伟大性、正确性，就必须以吞噬所有权力为前提，并以此来显示自己的绝对不可替代性。在经济上，党化国家一定要通过对于经济的刚性计划控制所有经济资源，以便强化它对于政治资源的控制。这两种控制是相互依赖的。假如它在控制政治资源的时候忘记了控制经济资源，它就无法达到对于国家资源的垄断，也就会生长出一个基于独立经济力量支撑的反对者来。但是这种经济生活方式对于资源配置的效率是极低的。因此政党国家的经济始终是低效经济和短缺经济。经济生活的韧性匮乏和脆性结构，决定了经济生活的不安定性-饥荒的随时伴随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50 取决于这种短缺经济所可以供给物质的缺乏，所以党化国家总是要经由掌握国家权力的独大政党来提倡节俭道德，以便将物质短缺可能导致的政治统治风险加以化解。而且在政党权力借助国家力量介入居民的生活时，国家还故意以极其轻慢的态度对待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差异，随意地干预个体的私人生活。私人生活构成为国家统治的重要领域。私人生活被国家组织化的生活完全吞噬。“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等等将个体纳入党化思维轨道的运动将私人空间干干净净的占据了。权力之吞噬权利的情形从政治领域直接打通到生活范畴。51 四、党化国家的转型 党化国家的内在缺陷体现在它的历史运行过程之中，并必然导致它的外部竞争能力的孱弱。因此，党化国家面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规范运行压力，以及内部整合的需要，几乎都遭遇了转型的问题。审视党化国家转型问题有两个视角：经验的视角与理论的视角。经验的视角其实是对于一个社会政治事实的刻画。理论的视角则是对于一个现代政治规范的重新申述。 其一，经验层面的描述。就经验层面来看，党化国家的典范形态是原苏联东欧国家。从历史形态上来讲，延续较为长久的党化国家形态、尤其是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形式的党化国家形态，52 可以说都是苏东国家形态及其变型形式。就中国的国家形成过程来看，无疑，中国现代党化国家形态的形成，也是移植和重组苏联党化国家形态的产物。就此而言，审视苏东党化国家的转型，有利于我们从宏观视角转而审视中国党化国家转型问题。从历史回溯的角度分析，苏联与东欧从党化国家向民族-国家的转型，起自1950年代。那个时候党化国家的转型，从国家间的关系这种外部因素讲，是因为遭遇到了“社会主义国家体系”的内部分裂。由于苏联将自己党化国家的统治方式推移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遭遇到了与国家建构同时兴起的民族主义的抵抗。像匈牙利、波兰、南斯拉夫、捷克等苏联卫星国，对于苏联的专断作风进行了基于民族主义的抗拒。东欧几个小国的政治转型，从那个时候找到了自己的历史起点。加上后来政治强人斯大林去世，苏联内部也开展了批判斯大林主义的运动。党化国家的基础结构-苏联共产党的天然正当性受到动摇。党化国家据以生存和维续的基本结构-共产党的道德正当性资源受到严重的损耗，党化军队对于政党的无限支持开始衰减，国家对于社会全方位的控制有所松动，党化政府对于政党本身有了游离。如果将苏东情形切分为苏联与卫星国两种情况来看，苏联的情况较为复杂，而卫星国的情况较为简单。可以说苏联的转型起伏曲折。而卫星国几乎是处于一个持续转型的状态。就苏联来说，1950年代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主义，是苏联党化国家转型的开端。后来勃涅日涅夫将改革扭转，党化国家的转型实际发生回流。苏联经历了长达30年的停滞。党化国家的积弊越来越难以克治：政党对于国家的控制越来越僵化，经济的军事化越来越拖累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军企集团对于权力的掌控越来越具有威慑性。于是，苏联党化国家的稳定转型越来越显得不可能了。党化国家积累起国家运作的脆性机制。事实上，后来苏联的崩溃已经在这个时期埋下伏笔。53 卫星国里值得一提的是匈牙利。1956年和1968年是匈牙利党化国家转型最具有象征意义的两个年份。1956年前，匈牙利是较为典型的苏式党化国家。“其结构特征是集权的交叉连线与强制性的计划，秘密警察起着异常重要的作用。”54 1956年后匈牙利进行了改革。改革的导向是分权，是将过去高度集中的权力下放到基层组织。但是改革的总的意图是巩固执掌国家权力的政党权力。1968年的改革具有新的性质。政治上要求党的机关减少干预，经济上采取有指导的市场模式，对于政府管理则强调规范化，55 这为后来匈牙利从党化国家较为顺利地转换为民族-国家的国家形态奠定了基础，不至于经历原苏联那样的国家崩溃。 台湾地区的政治结构从党化国家结构形态向民族国家结构形态的转型经验也值得我们高度关注。这是因为，一方面，国民党大陆政权的建立、尤其是孙中山对之的改造，使得它具有浓厚的苏联党化国家的色彩。虽然后来似乎要朝悖反的方向行走，但是在政党的结构上并没有改变。国民党对于权力党化的迷恋、对于军队的极度重视、对于党管干部原则的把握，在在都反映出它的苏式党化国家特点。另一方面，在政治谱系上转接苏式党化国家传统的国民党政权，实际上是后来接掌中国大陆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党化国家的历史原型。国民党与共产党在建构国家形态上的结构一致性，使得二者间具有直接的政治亲缘关系。相对于苏东政党国家转型来说，国民党党化国家的转型对于共产党来说具有切近性，而前者不过是外部的震撼而已。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承接了大陆统治的形态，依旧是典型的党化国家政治结构。只是由于内部外部的诸种原因，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一直遭遇抵抗。这给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一直造成压力。加之后来台湾经济的发展，使得政治改革的要求有内转的趋向，更促使了国民党进行自身的改革。于是台湾国民党当局后来终于还是以解除戒严令奠基，相继解除党禁、报禁，使得台湾地区的国家形态走出了党化国家的形态，具有了政治结构上的民族-国家的规范国家的运作的可能性。56 因为解除党禁，使得现代政治最为紧要的政党竞争制度可以建立起来，进而使得国家（政府）权力系统的开放变得来可能了。而开放报禁，使得民族国家最为紧要的、事关共同体公共空间建立的可能性具备了，社会的自治也因此具有了一个与国家的统治不一样的“地盘”。与解除党禁相关的一系列变化，尤其对于民族国家的规范建构具有重大意义-最为紧要的有两点。一是党化军队的改变。一是党管干部的突破。前者使得党化国家统治的暴力逻辑有根本的改变；后者使得社会公共职位不被一个独大的政党垄断。前者使得国家权力的逻辑具有了同意权力的性质；后者使得独大政党独占公共职权的局面彻底打破。这两个方面的变化，对于台湾走出集权的党化国家，迈向现代民主的民族国家政治运作形态，具有决定性的意义。57 其二，理论层面的刻画。理论层面的刻画，是要缕析党化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型涉及到的观念层面的问题。从而在理论层面解决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党化国家需要转型？另一个问题是党化国家如何可能转型？就前一个问题而言，党化国家之所以需要转型，就是因为它不是现代国家的规范形态。由于它的不规范，因此对于一个国家的现展造成了巨大的障碍。党化国家中独大的执政党控制了一切社会政治资源，这种垄断性的控制，必然造成资源的低效甚至无效配置。从政治资源的配置来看，由于党化国家禁绝了政党之间的竞争，因此垄断性地握有国家权力的独大政党便几乎没有什么顾忌地行使权力，这使得权力存在与行使的合理性都大大降低。而且，没有限制的权力不仅在结构上的合理性没有保证，而且在权力与革命的结合松动的时候，即在权力与利益钩连的可能空间加大的时候，权力腐败就成为一个泛滥的社会现 象。从经济资源的配置上分析，由于党化国家的支撑力量主要是独大政党的道德理想主义，因此，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对于党化国家来说根本就不是问题。在党化国家中，经济是政治的奴婢。一方面这是因为党化国家没有支持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财产观念。58 于是财产与财产的增值就不是经济运行的目的。经济运行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体现某种意识形态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党化国家将财产视为国家所有物，而因为国家的支配者是力图德性化的政党，因此财产的占有与财产的支配都缺乏现代经济理性，对于财产使用的精确计算观念建立不起来。再一方面就是因为党化国家的非制度化运作使得经济生活的自主性要求得不到满足，人们无法自主地运用自己的知识、智慧和资本，从而造成短缺状态下的节俭美德，社会因此成为无可救药的匮乏社会。从社会其他资源的配置来看，文化上的自闭性使得文化的自我更新变得来不可能，教育的意识形态化使得知识创新缺乏基础，科学的工具化使得自然世界的认识扭曲为政治正确的依据。党化国家确实不是各种资源配置的现代方式，而是集纳了传统和现代资源配置弱点的一种缺陷性极其明显的资源配置体系。这注定了党化国家在与它所拒斥的民族-国家的竞争中，就长时段来看必然处于劣势处境。 在我们不怀疑党化国家转型的经验事实与理论论证的前提下，三个问题就需要我们加以理智的分析： 第一个问题是，党化国家如何可能转型的问题。解释这个问题，需要从现代国家建构规范的参照意义和党化国家的自身变化两方面加以审视。前者是转型可能性的外部显现问题。后者是转型可能性的内部动力问题。就前者来看，它总是显示出民族国家在其国家运转上具有的运作强势状态。并且显示出党化国家向何处去这一问题的答案。这使得党化国家的走向问题获得了解决。它转型的可能性就潜藏在这种相对的走向显示中。就后者来讲，党化国家的运作困境促使它自身经历一个强化自身、僵化自身到否定自身的过程。像苏联东欧这类党化国家与国民党政权的走向几乎都经历同样的变迁历程。如果说前者是一个定数的话，后者可以说是一个变数。只要两者有机会扣合在一起，党化国家转型的可能性就会转变为现实性了。 第二个问题是，党化国家转型的主要症结问题是什么。审视党化国家的基本结构以及它发挥功能的方式，关乎党化国家转型的主要问题至少包括如下几个方面：其一，社会发展的政治要求如何的问题。从党化国家中独大的政党主宰国家生活，垄断一切资源而造成社会其他阶层、集团失去发展空间，由此必然引起社会各界或骤或渐的反弹，驱使独大的政党逐渐分权予其他社会政治组织，显出淡出国家政治生活的态势。这种变化轨迹是党化国家转变为民族-国家的关键，因为它显示了党化国家在现实压力的逼迫下逐渐会与它视为政治对手的政治组织妥协。因此，可以说党化国家转型是不是一个现实的政治态势，取决于社会组织在社会发展腾出政治空间的时候是否适时介入国家政治生活。其二，权力体系的重建可能问题。党化国家的权力体系是封闭的、僵化的、排他的，往往是独大的政党毫无余地地占据一切权力。绝对权力的绝对运作，既使得权力运作的效率低下，也使得权力在不受约束的情况下变质为权力与利益的直接钩连。因此，党化国家的转型实际上就是一个权力体系的重建问题。党化国家的权力体系重建，涉及到三个关键环节，一个环节是掌控国家一切权力的独大政党本身的结构是否容纳了异质因素。这是党化国家独大政党因为利益甚至价值取向陷入派系分化，而使得它必须学习与其他社会政治组织分享权力的基础。因为只有这样，独大政党不可能怡然自得地复制自己，它必须为维护自身之作为一个团结的掌控国家权力的组织而耗费大量组织资源，从而为其他社会政治组织进入国家政治生活提供空间。59 另一个环节是除开独大政党之外的党派组织的存在与成长状态。这是一个是否有组织足以与将国家党化的那个独大政党抗衡，而承担党际竞争责任的基础。无疑，在中国，被冠以“派”的政党的政治能力是非常孱弱的。它在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执掌国家权力之后，就一直处于一个自我复制和壮大的萎缩状态之中。这一历史处境，使得派的自我发展变得来很为紧要。60 如果派足以发展成为成熟的现代政党的话，那么党际的竞争就有利于独大政党放下权力架子而与其他政党平等分享国家权力。再一个环节则是社会压力是否足以使得政党将自己准确地定位为一个社会政治组织，而不是将自己确定为独享国家权力的法外超级政党。这关系到国家权力相对于政党组织的独立性能否获得认同的问题。其三，政党竞争制度是避免党化国家的重要政治制度安排。政党竞争制度的建立首先依赖于不同权力体系的相对独立。国家权力独立于政党，使得政党可以成功地区分出执政党与在野党，这是政党竞争的前提。一个或多个追求“全输全赢”的政党，都必定是拒绝党际竞争的、倾向于建立党化国家的政党建制。61 只有将政党建制安顿到党际竞争的现代政党位置上的多个、两个政党之间，它才是一个规范意义上的现代政党。也才可能是促进规范国家建构的政党建制。这对于后发现代国家中强调政党作用的情形尤其关键。 第三个问题是核心问题。即占有一切社会政治经济资源的执政党如何可以有一个准确的政党定位。为什么说党化国家中独大政党的定位对于党化国家转变为民族国家具有核心性的作用呢？原因很见简单，当这个政党在独占国家所有的社会政治资源的情况下，它只会以政党组织自然要求的执掌权力的独大心理来处理党际竞争问题。它对于党际竞争的排斥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只有在它或主动愿意或被动同意改变独占国家所有的社会政治资源的条件下，关乎国家权力结构正常化的党际竞争、乃至于宪政安排等等等等的制度建构，才可能提上政治改革日程。就此而言，在政党定位上，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是党化国家政党改革必须首先进行的政治改革工程。在政党的定位问题上，确立起将革命党转化为执政党的政党理念，还只是一个将政党安置到国家之下的合理转变的原则举措而已。对于独大政党的转型来讲，关键还是在政党的转型举措安排上。关于这方面有两个问题值得强调，其一，独大政党的自身建设问题。人们业已指出的通过党内民主，扩大到社会民主的政党改革进路，也许是值得重视的进路。其二，政党竞争的制度承诺问题。面对执掌国家权力的政党建构初衷，党际竞争如果是可以期望的，不是因为它依托于独大政党的道德觉醒，而是因为民族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没有将哪一个政党规定为掌握国家权力的执政党，而另将其他政党规定为只能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参政党，而是在党际之间寻求理性竞争，以便合法取得国家权力。就此而言，政党竞争制度的建立既需要党际竞争，更需要政党轮替。否则，一个政党将自己安置在国家法律之外之上，就永远也难以实现党化国家向民族-国家的转变。 理论分析论文:对功能翻译理论对文学翻译的适用度分析 [论文关键词] 功能理论 文学翻译 适用度 [论文摘 要] 阐释了功能翻译理论和文学翻译的内容与特点,分别探讨了文学翻译中文本规约、忠诚理论和语义及交际翻译策略的体现,提出了功能理论对文学翻译也具有一定适用度的观点。 1、引言 翻译研究中的功能途径起源于功能语言理论,受到弗斯(J.Firth)和韩礼德 (M. Halliday)等人的功能语言学和海姆斯 (D.Hymes)的交际能力论学说的影响。当前,从功能角度研究翻译,可分为微观和宏观两类(张美芳2005)。前者指以英国学者为主从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及语用学为基础的语篇分析学角度入手,用较固定的框架研究语篇功能;后者则是以德国学者为主,从赖斯(K.Reiss)的文本类型学、弗米尔(H.Vermeer)的目的论和诺德(C.Nord)的功能加忠诚理论入手,强调译文在目标语境中的功能及依据不同语篇功能而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文学文本用形象的语言,塑造艺术形象,反映深邃的历史和浩瀚的社会现实,让读者从中受到感染、熏陶和教育,从而得到美的享受。文学翻译则不仅要译出原文的意义,更要译出其中的感情和韵味。德国功能翻译理论是否适用于文学翻译则是国内外学者争论的焦点。国内部分学者研究认为功能派适用于文学翻译。如陈刚和胡维佳(2004)从功能派角度比较了《红楼梦》中咏蟹诗的两译本;文军、高晓鹰(2003)运用功能理论来阐释了文学翻译批评理念;吴南松(2003)、王小凤(2004)分别探讨了功能翻译理论在文学翻译批评中的适用性。这些研究都表明功能翻译理论同样适用于文学翻译。吕凤仪、何庆机(2009)则从功能派指向性、目的论和功能文本类型学等角度指出功能理论不适合于文学翻译。本文尝试从文学翻译实例出发,分析功能翻译理论对文学翻译的适用度,探讨其是否适用于文学翻译。 2、理论源流与特点 2.1 功能翻译理论内容与要点 德国功能翻译理论是指以“侧重功能或文本功能”的视角,研究翻译的各种理论(Nord,2001)。其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弗美尔、赖斯和曼特瑞(J. Manttari)为代表,分别提出了目的论、文本功能类型学和翻译行为理论;第二阶段核心人物为诺德,提出了功能翻译类型学和忠诚原则。第二阶段中霍恩比(M. Hornby)、霍尼(H. Honig)、库斯摩尔(P. Kussmaul)和阿曼(M. Ammann)等也推动了该理论的发展。 2.2 文学翻译内容与主要特点 文学作品包括诗歌、小说、散文和戏剧等类型。各类型文学文本又具有其自身文体特征。在翻译时,不仅要译出原文的意义,更要译出其中的感情和韵味,译文语言应该形象、生动、抒情,具有象征性和韵律感等,给人以启迪、陶冶和美感。意境是文学作品的生命,存在于小说、散文、诗歌中。散文的意境是通过对具体事物的描绘,使人产生敬仰、喜爱、感动或憎恨、讨厌之情,从而突出意义,产生意境。诗歌的意境产生有多种因素----讲究节奏、韵脚,讲究用词、句式,要有形象。翻译诗歌时要反映出这些特点,要求译文高度真实,否则便难以传达原诗的新鲜和气势。从功能翻译理论视角看,文学文本是“创造性作品”,属于表情型文本,作者或发送者地位显着,传递信息的形式特别,语言具有美学特点。文学文本的语言具有审美的特点,文本侧重形式,译文的目的在于表现其形式,可采用仿效、忠实原作者的翻译方法(Munday 2001)。 3、功能理论与文学翻译例析 3.1 文本类型学与文学翻译 赖斯的文本类型理论是功能翻译基础理论之一。按其观点,语言文本类型理论可帮助译者确定特定翻译目的所需的合适的对等程度。如上文所述,赖斯认为文学文本属表情型,应采用仿效、忠实原作者的翻译方法。散文《匆匆》是朱自清先生的早期作品。先生在充满诗意的语言内表现出了对时光消失的感叹和无奈,字里行间流露出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的苦闷和忧伤情绪。本文选用张培基教授(译A)与张梦井教授(译B)的译文进行分析,试图说明文本规约对文学翻译的影响。 例1. 标题:“匆匆” 译A:The Transient Days 译B: Days gone by “transient” 内涵为“暂短的,转瞬即逝的” 而“go by” 为“逝去,过去” 。“匆匆”表达了作者对时光流逝而感到无奈,作标题使用,透出一股文学语言的美感。译A中“transient” 与文中主题意义相符,表达出对短暂的无奈;而译B 中的“go by”体现出的是“时间在逝去”,还有“追悔失去的美好日子”之意,并未体现出作者想表达的“短暂,快”。从译文对比看,由于对原文词义的把握差异,译B的措辞未能表现出表情型文本“审美”的语言特点,所表达的情感不如译A;从翻译方法看,也未能完全“仿效、忠实原作者”,语义产生了偏差。下文再举一例: 例2.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确乎是渐渐空虚了。 译A: I don’t know how many days I am entitled to altogether, but my quota of them is undoubtedly wearing away译B:I don’t know how many days I have been given, but the in my hands are becoming numbered. 译A中“wear away”表达了“消逝,衰退”之意,是一种形象化的翻译,吻合原文中的“渐渐”二字;而译B的“numbered”表示“时日无多”,用于此有点牵强,作者写此文时年仅二三十岁,用“时日无多”来形容似有不妥,也失去了原文“渐渐”一词的意味。因此,对于文学作品的翻译,从文本规约考虑应注重其语言的感染力与艺术性,从词义上再现原作情感,体现出其“审美的”语言特点。 3.2 功能加忠诚与文学翻译 功能加忠诚理论的核心为“翻译纲要、原文分析及对翻译问题的分类”(张美芳2005)。“翻译纲要”指翻译委托人对翻译提出的要求。理想的翻译纲要含有译文的预期功能、读者、传播媒介、出版时间和地点等。原文分析为译者提供决定依据:1)翻译任务是否可行,2)原文中的信息哪些与译文功能相关,3)采用何种翻译策略。翻译问题主要为语用、文化、语言和文本方面的问题,处理时应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分析翻译问题的目的是根据不同的问题采取不同的翻译措施,但在整个过程中,翻译功能始终是考虑的焦点(诺德2001)。 3.3 翻译策略与文学翻译 纽马克(P. Newmark)是英国翻译界元老,其特别钟情于德国功能语言学家卡尔.布勒的语言功能“工具论模式”,提出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也是根据语言的功能、文本的目的制定的翻译策略。语义翻译的目的在于解读原作者的思想过程,强调译文的信息型,交际翻译旨在解读原作者的意图,注重译文的效果性。在文学翻译中时常面临“直译/意译”、“归化/异化”这样的两难,从功能角度入手,考虑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则可避免生硬的“两分法”。 4、结语 综上所述,功能翻译理论不仅在应用翻译领域具有较强的适用性,也能够解释文学翻译中出现特定问题。不可否认,文学翻译具有复杂性,其翻译策略具有多重考虑,功能理论的规定性 研究方法和分类有时难以全面而有力地解释复杂的文学翻译现象,但功能理论的出现为文学翻译提供了一条途径,其对文学翻译研究也具有一定的适用度。 理论分析论文:CAPM理论在我国证券市场中应用的分析 由于我国证券市场起步较晚,CAPM只是最近几年才被引进并应用到各个投资决策和理论研究领域。但是我国并不成熟的证券市场难以满足CAPM理论严格的基础假设条件,所以CAPM理论在现实市场中的有效性值得进一步探讨。本文将对CAPM在我国的应用问题进行分析。 一、CAPM的理论意义及作用 (一)CAPM的前提假设 任何经济模型都是对复杂经济问题的有意简化,CAPM也不例外,它的核心假设是将证券市场中所有投资人视为看出初始偏好外都相同的个人,并且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是在Markowitz均值——方差模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它还继承了证券组合理论的假设。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点:证券市场是有效的,即信息完全对称;无风险证券存在,投资者可以自由地按无风险利率借入或贷出资本;投资总风险可以用方差或标准差表示,系统风险可用β系数表示。所有的投资者都是理性的,他们均依据马科威茨证券组合模型进行均值方差分析,作出投资决策;证券加以不征税,也没有交易成本,证券市场是无摩擦的,而现实中往往根据收入的来源(利息、股息和收入等)和金额按政府税率缴税。证券交易要依据交易量的大小和客户的自信交纳手续费、佣金等费用;除了上述这些明确的假设之外。还有如下隐含性假设:每种证券的收益率分布均服从正态分布;交易成本可以忽略不计;每项资产都是无限可分的,这意味着在投资组合中,投资者可持有某种证券的任何一部分。 (二)CAPM理论的内容: 1.CAPM模型的形式。E(Rp)=Rf+β([(RM)-Rf]其中 β=Cov(Ri,Rm)/Var(Rm) E(Rp)表示投资组合的期望收益率,Rf为无风险报酬率,E(RM)表示市场组合期望收益率,β为某一组合的系统风险系数,CAPM模型主要表示单个证券或投资组合同系统风险收益率之间的关系,也即是单个投资组合的收益率等于无风险收益率与风险溢价的和。 2.理论意义。资本资产定价理论认为,一项投资所要求的必要报酬率取决于以下三个因素:(1)无风险报酬率,即将国债投资(或银行存款)视为无风险投资;(2)市场平均报酬率,即整个市场的平均报酬率,如果一项投资所承担的风险与市场平均风险程度相同,该项报酬率与整个市场平均报酬率相同;(3)投资组合的系统风险系数即β系数,是某一投资组合的风险程度与市场证券组合的风险程度之比。CAPM模型说明了单个证券投资组合的期望受益率与相对风险程度间的关系,即任何资产的期望报酬一定等于无风险利率加上一个风险调整后者相对整个市场组合的风险程度越高,需要得到的额外补偿也就越高。这也是资产定价模型(CAPM)的主要结果。 3.CAPM理论的主要作用。CAPM理论是现代金融理论的核心内容,他的作用主要在于:通过预测证券的期望收益率和标准差的定量关系来考虑已经上市的不同证券价格的“合理性”;可以帮助确定准备上市证券的价格;能够估计各种宏观和宏观经济变化对证券价格的影响。 由于CAPM从理论上说明在有效率资产组合中,β描述了任一项资产的系统风险(非系统风险已经在分化中相互抵消掉了),任何其他因素所描述的风险尽为β所包容。并且模型本身要求存在一系列严格的假设条件,所以CAPM模型存在理论上的抽象和对现实经济的简化,与一些实证经验不完全符合,但它仍被推崇为抓住了证券市场本质的经典经济模型。鉴于CAPM的这些优势,虽然我国股市和CAPM的假设条件有相当的差距,但没有必要等到市场发展到某种程度再来研究CAPM在我国的实际应用问题,相反,充分利用CAPM较强的逻辑性、实用性,通过对市场的实证分析和理论研究,有利于发现问题,推动我国股市的发展。 二、CAPM在我国市场的实证研究结论 CAPM理论存在着较为严格的假设前提,并且它将证券市场假设为一个理想的简化的抽象的市场。首先CAPM需要一系列严格的假设,例如市场的有效性,信息的获取时原成本的,每个投资者都是理性的,都按照Markowiz的均值方差模型进行投资决策进行资本配置,不存在资本的介入和贷出限制;再者,CAPM理论将所有的系统风险系数都归于一个(相对风险)因素之中,忽略了其他因素对单个证券受益率的影响;再者,CAPM理论假设市场证券组合中有足够多的证券从而将证券的非系统风险完全抵消掉。面对这些假设和条件,即使是在较为成熟的证券市场中也不可能满足这些条件。因此,在前提条件不能严格满足的条件下,CAPM在各个证券市场的就有适用效果的区别,也即是CAPM的理论指同现实市场的符合程度。同样,在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相对较晚的情况下,我国的证券市场还不成熟,不能满足市场完全有效性的假定,市场上断线投机的目的大于投资的目的,大多数投资者并非理想的理性投资者,投资决策存在盲目性,尤其是断线投资盲目的跟庄。所以CAPM在我国的应用效果将会同实证结果存在更大的差距。CAPM在我国证券市场是否有效一直是理论界争论的焦点。从1990年开始。许多国内学者就对CAPM在我国证券市场的实证检验。 在施东辉(1996)所作的实证分析中,发现系统性风险与预期收益呈现出一种负相关的关系,非系统性风险对股票收益有着重要的影响。系统性风险与预期收益不存在明显的线性关系。陈小悦、孙爱军(2000)检验CAPM在中国股市的有效性,结果表明β对中国股市的平均收益不具有解释能力,从而否定了其在中国股市的有效性假设。杨朝军、邢靖 (1998)对我国股票市场的价格行为进行了研究。 目的是检验风险和收益的关系是否符合CAPM理论。研究结论表明我国股票市场风险和收益关系并不如CAPM理论所预期的那样,系统风险并非是决定收益的惟一因素;并且尚有其他因素影响股票收益率,这些因素是:股本规模、可流通股占总股本的比例、净资产收益率和成交量。各因素对收益影响的重要性随时间而变化。靳云汇、刘霖(2001)中国股票市场 CAPM的实证研究表明无论是否存在无风险资产,都不能否定用以代表市场组合的市场综合指数的“均值一方差”有效性。但是,股票收益率不仅与β之外的因子有关,而且与β之间的关系也不是线性的。 诸多的实证研究表明,CAPM模型并不适用于中国的股市,主要原因是股票受益率的解释变量不只限于β还有其他因素。由此,一方面我国证券市场存在着系统性风险偏大的问题,使得CAPM所强调通过多元化投资组合消除非系统性风险来降低风险,无法发挥明显的作用;另一方面,股票的定价与CAPM描述的机制有一定的偏离。我们只能说CAPM目前还不太适用于我国证券市场。 所有关于CAPM模型在我国股市的实证研究表明,CAPM还不适用于我国证券市场,β还不能包含所有影响股票收益率的因素,股票收益率与β的相关性并不显着。 三、CAPM在我国证券市场应用有效性的因素分析 我国证券市场应用CAPM究竟存在哪些方面的限制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首先,在取得合适的、准确的股票收益率和市场收益率这些数据上有难度,降低了CAPM的可操作性;其次,我国证券市场发展时间不长,市场本身存在一定的缺陷,对于应用CAPM市场条件不够成熟。 (一)我国证券市场本身存在的缺陷 1.非有效市场。CAPM是建立在严格的假设条件之上的,如要求证券市场必须是有效市场便是其中很关键的一项假设。所谓有效市场,指资本市场不存在资本与信息流动的障碍,即没有任何摩擦阻碍投资。潜在的阻碍有税收、交易成本、无风险借入和贷出的利率差等,但这些都在后来的CAPM修正模型中被逐步考虑到,如Renotd F.singer的模型,侧重于讨论存在个人收入税的情况,描述不能以无风险利率借贷时的 CAPM的零贝塔模式等。我们在这里针对中国证券市场的特点,可以将目光转到信息公开化程度、股市规模这两方面所存在的问题。 2.信息公开化程 度大低。有效市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信息完全公开化,每一位投资者均可以免费得到所有有价值的信息,且市场信息一旦公开,将立即对证券价格产生影响,并很快通过证券价格反映出来,只有这样证券价格才是其价值的真正反映,定价机制不至于被扭曲。在我国,信息披露领域存在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一方面法规不健全,信息披露的条项,内容、时间等技术性缺陷致使信息难以通过正常渠道全面公开;另一方面,一些信息披露责任者对各市场主体弄虚作假,特别是目前一些上市公司为了使本公司股票能顺利上市发行,竟然串通中介机构,过份包装本公司形象,甚至内外串谋炒作本公司股票,误导投资者。在这种情况下,所有投资者并不是公平的获得真实的信息,而那些虚假的信息更是起了误导市场的作用,证券价格发生严重偏离,少数的信息操纵者通过操纵股价来获取超额利润,即信息垄断导致市场垄断。诸多实证研究表明我国证券市场是一个弱势有效市场,信息公开程度太低。 3.证券流通比例较低。根据CAPM的假设,每一个投资者都具有完全相同的预期且按照马克威茨方法来选择一种组合,那么当市场达到均衡时,市场组合应是一个马克威茨有效组合。因此我们所选取的代表市场收益率的股票价格指数应符合这样两个特征:所包含的股票占有市场价值相当大的份额,并要按照股票市场价格的价值平均加权法编制。现在普遍采用的上证和深证综合指数都是依据在交易所上市的所有股票价格按加权平均法编制的,表面上似乎较好地反映了市场证券组合的特征。但问题在于,股票发行量中的国家股和法人股约占总股本的70%—80%,却不能上市流通,将它们计入权数范围内,所编制的指数只能反映潜在的流通市场,而不能反映流通现实市场股价的真实状况。将之作为市场组合收益率的代表,显然存在不合理性,而这将有待于国家股,法人股成为真正上市流通的股票后,才能得到对CAPM更具适用性的市场指数。 4.投资者结构畸形,投资观念不成熟。CAPM假定所有投资者都运用马克威茨投资组合理论分析、处理信息,从而采取同样的投资态度在此基础上再考察证券的定价机制。因此,投资者的决策的科学性和严密性是CAPM对现实市场有较强适用性的一项前提。首先分析一下我国投资者的构成情况。1998年底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布的统计资料显示,在上海证券登记公司开户的1988.64万个投资者中,个人投资者多达 1982.4 8万个,而属于机构开户的投资者仅有6016万个,个人投资者与机构投资者之比为322:1.2.可以说,中国股市实际上是以个人投资者为主体的股市,且大多数个人投资者素质普遍较低,经验不足,尤其缺少专业方面的知识。从全国所有证券交易网公布的信息和行情所揭示的市场情况也可以体现出他们入市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多数做短线炒作投机。那么要求这些投资者对预期收益率、标准差、证券之间的协方差有相同的理解显然是不太现实的。即使是机构投资者,名副其实的也为数极少。这些所谓的机构大户只能在股市上凭借其资金充足、信息灵通等优势进行短线投机,并不是凭借专业投资家的素质来实施理性的、科学的操作。 (二)CAPM的假设在我国证券市场不能成立 1.证券收益率服从正态分布的假设基本不成立。多数统计数据表明:各种证券收益率并不一定服从正态分布。但是,由于投资的计划期一般比较短(如一个月),在此期间股票价格波动有限,因此短期内股票收益服从正态分布的假设有一定的合理性。如果计划期为一年或更长时间,这时股票收益分布确实可能出现偏移。幸好我们使用模型的正态分布假设是关于股票组合的。而不是单个股票,由于多种股票的收益的分布偏移会彼此抵消,根据中心极限定理,组合收益的概率分布还是接近于正态分布的。这时就要求我们使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时,所选股票的数目应尽可能地多,并尽可能选相关程度低的股票,以在统计上符合中心极限定理的要求。 2.无证券交易成本的假设在我国根本不成立。我国证券市场的交易费用和印花税,买进卖出一次高达1.5%,相当于一年银行的定期存款利息。费用是成熟证券市场(如香港、美国)的3—4倍。这也要求我们的管理层能从长期发展考虑,降低交易费用和印花税。以便达到活跃市场、发展机构投资者的目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我国的证券市场中CAPM的这些前提假设都不能完全满足,这就造成了CAPM模型在我国证券市场的使用环境受到限制:再者我国的证券市场的系统性风险过大无法使非系统风险通过资产组合多元化来完全分散风险;此外模型在使用过程中样本数据的选取难以满足模型的要求。从而得出变量的值同理论要求有所偏差,进一步加大了模型的误差,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使得CAPM模型在我国证券市场的应用效果受到限制。但这并不排斥CAPM理论的逻辑性、所以在实际应用中应该充分考虑到变量取值的误差和应用CAPM在各种限制条件下的各种修正模型。 四、改进的措施和改进模型的应用 CAPM模型的提出是对现实证券市场的一种简单的抽象,但它是研究问题的基础。在目前我国的证券市场许多条件都不能满足其严格的假设前提的条件下,必须对CAPM的应用做出相应的改进,实际上自 CAPM模型问世以来,许多金融学家都致力于对它的发展和修正,以使其更加符合现实的需要。一般来说,有两种扩展模型的方向,一是放松模型所设定的一些假设。二是考虑证券投资者面临的除不确定收益以外的其他风险。这里只讨论前一种情况,也即是BMelt的零β模型,考虑有借入限制的CAPM模型。在没有元风险借贷假设之下,提出更加普遍的CAPM形式,即Black版本: E(Rp)=E(Rom)+β[(RM)-E[(Bom)] 将无风险收益率Rf换成了市场组合中的零β的资产收益Rom.这种模型适用于市场中不存在无风险利率或存在无风险利率借入或贷出限制的情况。此外。当证券的流动存在交易成本,包括交割费用、手续费、佣金、信息费用等,这些都获影响风险证券的收益率,CAPM因此也应做出相应的调整。当不同资产都持有共同的系统风险时,交易成本便可以升水形式加到期望收益率上,即:E(Ri)=Rf+β[(RM)-Rf)+f(ci),其中f(ci)表示交易成本的函数,表示受益升水。经过改进的CAPM模型更加贴近现实的证券市场环境,使得CAPM应用的效果得到改善。相信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不断完善,CAPM模型本身的不断改进,CAPM模型在我国的应用效果将会更加符合现实,CAPM模型更加有利于证券市场的实证分析和理论研究,有利于发现问题,推动我国股市的发展。 理论分析论文:分析我国历史上的人本理论 一、管理学发展中对“人”的概念 管理理论产生于实践活动,近一百年来管理理论学派林立,但大致可分为4个发展阶段:科学管理阶段,代表人物为泰勒;行为科学阶段,代表人物为梅奥、马斯洛等;管理科学阶段,代表人物众多。20世纪70年代至今,管理理论进入了现代管理阶段。在我们过去所学的管理课程以及管理学普遍提及的管理理论中,“人”最突出的时间出现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随着现代化大生产的发展,科学管理学说风行企业界,人们开始接受科学管理学说中关于“经济人”的假设,开始意识到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对生产效率的影响。经济人假设的提出是对被管理者认识的深化,这一假设的被接受带动了管理的一场革命。20世纪30年代的“霍桑试验”纠正了人们对工人“不过是一个经济动物”的偏见。并且由此推出了一系列针对社会人的管理方式方法,引发了对人管理的新革命。但“以人为本”的管理的明确出现还是人本管理思想的形成。以人为本的管理是只以人的全面的自在的发展为核心,创造相应的环境、条件和工作任务,一个人自我管理为基础,以组织共同愿景为引导的一整套管理模式。 这里对“以人为本”的概念是明确的在企业中对员工的态度。而我们现在所说的以人为本的政府治理中,不但借鉴了这个概念,并且将之发扬光大。从最根本上来讲,政府的管理治理为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人民的安定、幸福;国家的强大、兴旺。在以往的治理中,不免都会因为形式而忽略了原本的目标,所以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从新把以人为本带进了政府的管理之中。那么是不是就是说我们现在所重视的以人为本的政府管理思想就是对西方学者的借鉴呢?我认为并不是这样,相反,以人为本恰恰是我们的老祖先早就提出并强调过的概念。像我们常常说的“天时地利人和”、“水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等等典故,无不提醒着我们这点。 二、中国历史上“以人为本”的体现 今天我们所熟悉的以人为本,并不是当代创造出来的,而是出自《管子》:“夫霸王之所以始也,以人为本”。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提出了这样的思想。并且一直深远的影响着中华文明。孔子以及儒家的管理思想,把人的因素放在首位,认为应该要充分发挥人的作用。主要包括:“民为贵”的人本论思想,“举贤才”的人才管理思想等。《礼记?中庸》也曾记载“为政在人”,就非常明确的表达了这种思想。 孔子的学说,是儒家管理思想中重视人的理论基础。“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这里君子是统治者、管理者,小人则是被统治者、管理对象。孔子主张爱小人,并且以君子之道教育小人,就是为了使他们更容易接受君子的役使,也就是愿意为了实现管理的组织目标而努力。同时,他又强调“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也就是说要选拔政治的人,罢黜的人,这样才能让老百姓服从,也能管理好国家。而他在用人问题上的反对论资排辈的观点则在现代企业管理学中仍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也就是制定良好的管理条例,管理规则仅仅是有效管理的第一步,而真正要想要管理好,甚至能弥补管理规则中的某些缺陷的,却在于管理人才的运用。先秦儒家思想的这些观点都说明了重视人的因素是儒家管理思想的出发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管理工作要得到管理对象的支持;二是管理工作要依靠人才来办好。儒家思想的这一个特点一直影响着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此后历代贤能的君主都注重用贤能来管理国家,而此后的科举制也正是基于这个思想的指导下逐步发展和完善起来的。其次是重视管理中领导的作用。这种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领导者要对被领导者起表率作用。 不论是国君还是庶民都要从自我“修身”做起,孔子还把领导者自身的品质和行为对群众的影响比喻为风和草的关系,充分强调了领导者的良好表率作用的重要性。其二,领导者要宽以待人、取信于民。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即以民为贵作为了其仁政管理思想的中心,以得民心作为其仁政管理思想的原则,才能更好的维持其正常的管理。其三,领导者主要应该做好领导工作,而不要包揽具体工作。孔子认为,担负全局的领导、指挥工作的领导者和担任各种具体工作的工作者必须有所分工,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重要的管理思想——各司其职。 同时儒家思想十分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孔子的“礼之用,和为贵”,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以及荀子的“上不失天时,下布失地利,中得人和,则百事不废。”这些思想都说明了人际关系的和谐对于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在现代管理思想中,如何使被管理者和管理者之间,管理者之间,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和谐,在整个管理过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传统儒家管理思想对我国传统管理思想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几乎每个朝代的统治者无论在行政还是经济军事管理中都借鉴了其中的很多思想。 三、结论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不只是国外的学者为管理科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我们中国历史上,也有突出的人本管理科学的闪光点:儒家思想。这不仅是属于中国的管理先进思想,也为管理科学的整个体系提供了有力的佐证,丰富了管理科学体系中的人本管理。甚至直到今天,我们的国家仍然重视儒家思想对国人的影响,运用相关的理论事例来规范当权者以及造福民众;很多企业也把儒家思想当做企业文化的精髓,团结激励团队做出更大的贡献。 理论分析论文:分析管理会计理论研究现状 一、管理会计理论研究现状以及其中存在的问题 就目前的管理会计研究状况而言,学者的研究可以根据方向不同分为以下两大类:其一是注重在企业实践中总结成功经验,尤其是管理会计在中外合资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应用经验,从理论与经验方面寻找其共性所在,并将之推广;另一类则是以欧美管理会计发展为中心,推崇欧美国家的学者在管理会计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从而形成系统评价,以此对国内的实践活动进行指导,进而分析国内企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而后提出解决措施。 1.管理会计理论研究中的会计假设脱离实际。会计假设是一种逻辑性的命题或者推断,由于社会经济环境始终处于一种动态的变化之中,这就意味着会计领域中存在于某一时期内无法验证或者尚不能确定的事项,会计人员在面对这些事项时需要以正常情况下的客观实际或者发展趋势为依据,作出会计假设。会计假设同样存在于在管理会计理论体系中,包括货币时间价值、变动成本法以及成本习性分析等假设。然而,部分假设与企业中会计实践活动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对管理会计方法的应用造成了较大的影响。以本量利分析为例,若企业对单一产品的产销,需要假设产量与销售量之间存在平衡关系;若是企业进行多种产品的产销时,则需要假设这些产品具有稳定的品种结构,换而言之,即是假设在企业的总销售收入额中,多种产品的销售收入所占的比重不便。本量利分析只有在这些基本假设的前提下才能够顺利开展。然而企业行政管理与业务招待等费用没有准确的开支数额,因而企业每个会计月的固定成本额不是相等的,此外,人工效率、运输方式以及进货渠道等因素也会对单位变动成本发生改变。在进行理论研究时,我们能够做出各种假设,但是这些假设脱离了企业管理的实际情况,对于管理会计方法在企业中的应用产生直接影响,进而导致理论与实际脱离。 2.管理会计方法中引入复杂的数学模型后,其可操作性将降低。由于学者在进行管理会计理论研究是对于会计实践活动的重视程度不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研究人员在管理会计理论中设计了较多复杂的数学模型,为会计实际工作者造成了困惑。从实用性的角度看,这些数学模型严重缺乏实践基础,甚至有故弄玄虚之嫌疑,极大地降低了管理会计方法的可操作性。例如,概率分析法往往在管理会计理论研究中用于决策与预测分析,理论研究中能够将各个事项的概率直接设定,但是在实际的经济管理活动中,事项的概率难以准确界定。这些问题都会在实际中应用管理会计方法产生不利影响。假如在会计实践中,会计工作者投入大量精力进行数学模型的了解,但是这种定量分析方法难以将信贷利率、市场供求、经济环境以及国家颁布的方针政策等非计量因素纳入考虑范围,因此,决策或者预测分析结果的准确性难以得到保障。 3.管理会计不能较好地满足管理者的决策需求。部分管理会计方法若要应用在企业管理中需要付出较大代价,这些经济性较低的方法难以在会计实践活动中应用,还有部分方法与企业管理者的决策需求相关性较低,这都导致管理会计方法的应用积极性不强。就目前情况而言,管理会计教材多是将工业企业作为编写范例,而在金融保险和交通运输、建筑施工、商品流通等企业以及其他非营利性机构与服务行业中,大多数管理会计方法难以较好地满足管理者的决策需求。例如,理论上对于最优质量成本的确定,应当是单位质量的损失成本与检验成本、单位预防成本相等时存在。而在实际操作中,对于单位质量损失成本、检验成本以及单位预防成本的计算十分复杂,最优质量成本的确定知识在理论上存在可行性,但是缺乏实际操作性。就算是按照以上方法确定了最优质量成本,理论上能够保证企业的质量成本最低,然而对于最佳合格率不能保证是100%,这是由于企业若要满足质量上的高要求,则需要增加成本投入,这种做法的投入与回报不成正比,不具有经济性。 二、管理会计理论前瞻 对于管理会计的理论研究方向的探讨,应当从会计实践出发,提高管理会计理论方法的实际操作性,寻找理论方面的原因,不断进行改进,而不应寻找客观原因或借口进行开脱。因此,在管理会计的理论研究中应当始终坚持以实践需要为向导,充分发挥管理会计理论对于会计实践活动的指导作用。 1.规范化研究。规范化管理会计理论研究主要是保证管理会计方法在实践中得到推广应用,其主要内容是规范化管理会计理论以及方法体系、管理会计与其他学科划分以及管理会计教学内容。从哲学角度来看,实践决定理论,因而管理会计规范化研究是把以往会计实践中的成功经验进行汇总,将之以系统化的理论形式表现。 2.提升管理会计方法的实际操作性。对于管理会计理论的研究应当改变以往过度重视学者而忽视会计工作者的参与,应当提高会计工作者在研究中的参与性。为提高管理会计理论研究的实际操作性,应当始终坚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原则,创造机会是理论研究人员进入企业进行实践验证,在理论研究人员与会计工作人员的共同工作中,以实际 调研结果结合理论研究成果,明确管理会计方法体系中经过实践验证、切实可行的方法,并加以推广。 3.完善管理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在不断完善管理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的工作中,应当首先确定明确的管理会计目标,以此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使企业的经营活动始终处于管理者的控制之中。同时,还应该不断完善管理会计的基本假设、基本原则以及方法与智能等内容。除此之外,在进行完善工作的过程中,应当始终坚持理论服务与实践的原则,明确对“理论源于实践,而高于实践”的认识,切实发挥在实践活动中管理会计理论方法的指导作用。 三、结语 综上所述,提高管理会计方法的实际操作性是管理会计理论体系发展、完善的关键所在,应当明确管理会计方法体系中经过实践验证的、切实可行的方法,提高其于实践活动中的应用水平,使管理会计及理论研究对于实践活动的指导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理论分析论文:分析翻译中的文本分析理论及其案例 一、概述 任何材料的翻译，译前通读全文并进行文本分析，是全面理解源语文本的前提。旅游景点材料，是一种内容包含有地方历史与特色的文本，其文本分析与小说、诗歌、政府报告、产品广告等其他类型的文本分析是否有所不同，还是有某种文本分析模式作为依据呢?德国功能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克里斯蒂安·诺德(Christiane Nord)提出：“我们需要一个能够适用于所有文本类型和文本范例的源语文本分析模式，可以应用于所有的翻译任务。她认为可以建立一个无须参照源语或目标语特征的以翻译为导向的文本分析模式”[1].笔者则认为，一种模式可以起到举一反三的作用，但译者认为分析因素可根据个人主观意愿有所取舍与侧重。这正是本文旨在说明的焦点。 二、文本分析理论 翻译中的文本分析最早源起于德国学者凯瑟琳娜·莱斯(Katharina Reiss)、费米尔(Hans Vermeer)创建的德国翻译功能理论及莱斯的功能文本类型理论。在语言学家布勒语言功能三分法的基础上， 莱斯把语言功能与文本联系起来，根据交际功能范畴把文本划分为：信息功能(informative)，表达功能(expressive)，感召功能(operative)三大文本类型[2]. 在篇章语言学和文本类型理论基础上，诺德提出了翻译的文本分析模式，旨在为译者提供一个分析源语文本的模式，运用于所有的文本类型和翻译过程。 诺德的翻译导向的文本分析模式强调对源文本的充分理解和准确阐释，解释语言、文本结构及源语言系统规范的关系，为译者选择翻译决策提供可靠的基础[3].相对语篇结构语言学派的文本结构分析，诺德的文本分析模式更为详细全面，对源语文本中的文内外因素进行分析。诺德将源文本中的语言和非语言因素分为“文外因素”和“文内因素”,文外因素包括发送者、发送者意图、接受者、媒介、交际地点、交际时间、交际动机、文本功能八个方面。文内因素包括主题、内容、预设、文本构成、非语言因素、词汇、句子结构、超音段特征八个方面[4].这些因素的排列顺序可以改变，并互相依存，而且其分析是反复进行的，某一因素的分析可能会指引其他因素的分析。 翻译导向的文本分析模式放之四海而皆准，适用于任何的文本分析。因为其模式不变相当具体，对各类翻译问题的解决均有导向的作用。 三、文本分析案例 案例 The Queen of the Adriatic 和 The Majestic Acropo-lis 选自于荷兰作家 Winfried Maas 所编着的英文原版 100Cities of the World 中的两篇城市介绍文章。按照诺德的翻译导向的文本分析模式进行分析。 (一)文本外因素分析 从整体来看，此文本为呼唤型旅游文本，文本实现了唤起读者的关注、兴趣和渴望等功能目的，能够呼唤那些喜欢访寻古迹、游览名胜旅游者的探访兴趣。因此译文要实现作者的意图以及传递信息的目的，在历史材料和景色的重点翻译上，就要信息简洁，语言得体又优雅，信息重点集中，平衡好渲染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的语言信息。 此文本含有大量的历史概况信息，具有信息文本特性。翻译时，要仔细分清事实型信息及呼唤型信息，考虑语言的统一和信息的融合，合理地处理语言和信息的形式和风格。 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来看，读者要获得的是历史、文化和旅游信息及体现城市魅力特点的呼唤型信息，是信息和呼唤型相结合的文本。翻译中，语言要简洁又古雅，句子要简短优美，尽量使用归化策略，便于读者理解和欣赏;尊重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兴趣，注重读者和文本的交际融合。 (二)文本内因素分析 此两篇文章主题明确，重点内容描述扼要，作者围绕主题来展开的细节和重点清晰。以“Rivals to Venice”这部分为例，从语篇结构的角度来分析文本的基本结构和复杂结构。文本分为“导入---城市概述---特写描述---精彩描述”四个部分，不断深入提供细节的发展语篇。时间、空间和细节描述是此翻译中需要细细处理的信息，并要选择最适合的结构来组织信息和内容。 此部分的第一段，作者描述了 Ragusa 的历史变革，是典型的时间发展顺序，明确采用时间发展的结构来编织信息和语言。翻译时既要关注结构，也要关注时间为轴的信息。围绕Ragusa 历史的主题，以具体时间为轴来编排的信息细节，具有“时间---人---主要变化---特点”的思维和路径，并使用递进机构和平行结构等其他结构。翻译时要严格控制好这些结构和语言。 文本中主位和叙位推进的结构和语言处理。比如：Fromthe fortifications you can also discern the clean lines of thecity. Two main entrances,the Pile and Ploc gates lead to acar -free Dubrovnik,the heart of which clearly beats onStradun also known as the Placa (main street) with its stores,作者从“clean lines”概述信息，再到“Two main entrances”叙位变成主位来推进。信息的连贯和衔接是翻译时的关键。 从语言上来看，源文本有很多并列句、长句及右推进的句式，造成大量的细节和信息拥挤的情况。翻译时，为避免句子西化及信息堆砌，语言要归化，化长句为短句，信息要有序组合。 四、翻译策略 英语与汉语各有其独特的句式结构，翻译时句式转换，才符合行文表达习惯，避免译文出现翻译腔。以下从《环球TOP100(世界最美的 100 座城市)》中摘选译例来说明翻译策略。 (一)句子折分 英语是树型结构，十分清晰地体现各种复杂的层次关系;汉语是竹状结构，习惯于用平面性的单层结构来表达意思。翻译的策略就是折分法，复合句翻译时折分成几个句子。 例 1.Ther[，！]e was an outcry throughout the world when theSerbs fired on Dubrovnik during the Balkan War because ev-eryone knew the collective heritage was irreplaceable. 译文：在巴尔干战争期间中，杜布罗夫尼克遭受到塞尔在维亚人的炮轰，引起了全世界人的强烈抗议，因为大家都知道这里的共同文化遗产是不可替代的[5]. 例 2.When the Slavs invaded in 614 and conquered theplace the inhabitants fled to a rocky isla nd off the coastwhich today is the site of the old town of Dubrovnik. 译文：614 年，当斯拉夫人入侵并征服了这块领地，当地居民逃亡到了沿海一个岩石岛上---它就是今天杜布罗夫尼克的老城区遗址[5]. 例 3.In 1921 the Greeks and Turks exchanged their mi-norities and of the half million Greeks who had to leave AsiaMinor half of them poured into Athens. 译文：1921 年，希腊和土耳其人交战，大约有五千希腊人不得不离开小亚细亚，其中一半涌入了雅典[5]. (二)信息位置调整 英语与汉语的信息编排顺序存在明显差异。英语突显信息在前，重要信息的陈述放句首，在主从复合句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汉语突显信息在句末，句子建构主要依循事件的自然进程铺展。叙事在前，表态在后;先偏后正，先因后果。 翻译策略就是信息位置调整，将英文中置句首的突显信息，调整到句子之后的位置及结构和信息模块的组合方式。 例 4.Only four thousand people lived in the small row ofhouses on the northern hillside of the Acropolis when KingOtto was imported from Bavaria as ruler of the Greeks. 译文：1834 年，雅典成为希腊首都时，居民几乎所剩无几。 当新的统治者国王奥托从巴伐利亚来到希腊时，仅有四千人居住在卫城北面山坡上那些低矮房子里[5]. 例 5.Following independence the new capital had to copewith fourteen revolutions,occupation by German troops,anda gruesome Civil War before becoming the lively city that to-day attracts visitors form throughout the world. 译文：希腊独立战争之后，这个新首都在今天吸引世界各地游客的美丽城市之前，经历了十四场战争，经历了德国军队的占领及让人恐惧的内战[5]. 例 6.The city unusually aroused a passion in therenowned cynic George Bernard Shaw who describe the cityas “a paradise on earth”. 译：一贯以愤世嫉俗称着的剧作家乔治·萧伯纳也异乎寻常地被这座激发热情，他曾将这座城市描述为“地球上的天堂”[5]. 五、结束语 旅游景点材料，是信息与呼唤型文本。翻译时，运用诺德的翻译导向的文本分析模式对源文本的文内与文外因素进行分析，通过对主题、内容、结构及语言等方面的分析，促进源文本信息正解理解的实现，提高翻译的质量。 理论分析论文:陆学艺社会建设重要理论的分析 陆学艺晚年将相当多的精力投入于社会建设的实践与理论研究,形成了系列性的研究成果,可以说创造了他学术生涯的又一个高峰。社会建设的思想构成了陆学艺学术成果的重要板块。社会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大支柱之一,无论是实践层面还是理论研究,都应当予以高度重视。尤其是现时代,社会领域的体制改革、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社会结构调整、社会组织培育、社区建设等主题已经摆上了重要议事日程。社会建设的理论研究应当继续深化,学术界不应当在热闹了一阵后归于冷寂。 今天,重温陆学艺关于社会建设的理论成果,仍有启发意义。 一、当代中国正处于新的历史阶段 所谓新的历史阶段是说时代开辟了具有相当程度新意的境界,在这个新的历史阶段,具有一系列新的特征。陆学艺认为,当代中国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转折时期,处于从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经济、社会并重的历史新时期。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一般是由若干个历史性发展阶段所构成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体现了不同的时代特征,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特定的历史任务。在三十余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进入到了又一个历史新阶段,就是进入经济、社会并重发展、协调发展的历史新阶段。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大致经历了三次历史性转折。第一次转折是从建国到三大改造基本完成,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制度基础;第二次转折的标志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将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经历了三十余年改革开放,我国的综合国力有了显着的提高,社会各个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人民生活基本实现了小康;从党的十六大召开至今,我国现代化建设进入第三次历史转折,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要 “加强社会建设,解决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协调的矛盾,让社会更加 ‘和谐起来'.”[1](P4)这一战略性转变是由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特质所决定的。经过了三十余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阶段,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经济成果令人瞩目,但社会变革严重滞后于经济建设的矛盾越加突出了,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严重不相协调,并且成为一系列社会矛盾、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同时,经济建设的成就为进行社会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具备了进行社会建设的多方面优越条件。当代中国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因此,时代要求将社会建设提上议事日程,使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达到新的高度。所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首次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由原来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拓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新格局,可见社会建设对现时代的重要和不可或缺,到了十八大又加上生态文明建设,形成了五位一体的格局。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认识、新发展。 所谓历史新阶段是对一个国家发展过程中具有质的提升阶段的刻画,新的历史阶段具有崭新的历史任务。当代中国应当转向一个质量全面提升、社会各个方面全面改善的历史时期,应当走向建设和谐社会、精致社会的新阶段。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社会建设具有必然的要求和时代任务。 二、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不协调是我国当前主要的社会矛盾 社会建设之所以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由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历史使命所决定的。只有高度重视社会建设,只有将社会建设做好了,才能处理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矛盾,才能造就出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崭新形态。 陆学艺认为,正确认识新的时代,认识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认识社会建设的意义,就必须正确认识当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只有解决了主要矛盾,才能将时展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那么,当代中国主要的社会矛盾是什么呢?是社会与经济的严重不协调,是社会体制与经济体制的不相匹配。在陆学艺看来,“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滞后经济结构大约15年。”[2](P34)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的实施,使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问题却层出不穷,历史长时段中出现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集中地爆发出来,形成了似乎难以理解的怪现象。按说经济快速发展了,社会领域的变化、改善应当与此相应,而且经济发展了,也会为社会的改善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但社会领域出现的问题却使得经济与社会不相协调,这种不协调,主要体现在: 1.经济发展成就卓着,社会问题越发增加 我国经过了三十余年的经济建设,成绩斐然,国内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二,工业生产能力世界第一,成为名副其实的 “世界工厂”.然而另一方面,社会问题则越加突出,历史长时段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差不多都出现了,有些矛盾还非常尖锐、加剧。 收入差距扩大, “城市病”加剧,环境污染突出,官民矛盾激化,违规征地拆迁剧增,劳资纠纷普遍,引起社会极大震动的恶性案件时有发生,影响极大的群体性事件逐年递增。 2.经济总量迅速增加,发展成果共享不足 1978年到2010年,我国人均GDP总值增长近80倍,①但城乡差距拉大,城乡经济增速不平衡,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扩大。城乡教育、医疗、文化、卫生等方面资源配置不均现象更加突出,“城多乡少,城优乡劣”的态势日趋严重。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在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后依然没有根本性改变。基于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形成了两亿多的农民工群体,他们既是经济建设中非常活跃的一个群体,又是城市中的边缘群体、弱势群体,而且往往成为城市问题的渊薮。 3.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基本确立,社会体制改革滞后 经过艰难的探索,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人民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尝到了甜头,但另一方面,社会体制则基本上还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那一套,学校基本还是公办一统天下,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教育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致使大量年轻人花大钱出国寻找所谓的优质教育资源。劳动 力配置基本市场化了,但劳资关系、按照户籍配置社会资源的格局并未根本改变。城市涌入了那么多的外来人口,但人口管理仍沿袭着旧的一套做法。人的基层生活空间在形式上改为了社区,但自治性不足,居民参与不够,政府与自治体功能划分界线不清,社区建设的任务还相当繁重。这样,社会活力受到抑制的同时也影响到经济活动的展开。改革开放政策消除了人员城乡流动的限制,使得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农民工是改革开放政策造就出来的一大群体,每年有数量庞大的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如此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给社会管理增加了很大的困难。社会生活虽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我们管理人口的方式、管理城市的模式、配置资源的方法、基础设施的建设、社会事业的投入还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老办法。城市人口大量增加了,有的城市甚至外地人口超过了户籍人口,但医院、学校几十年却没有增加,城市的各项设施严重跟不上人口的增速。这样,大量社会问题涌现就是必然的了。 4.社会组织化程度严重不足 经济活动的基本单元是企业,企业的数量、组织化程度、市场参与度已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得到充分发育,但与经济活动相对应的社会领域,反映社会组织化程度和社会活力标志的社会组织的数量、社会事务参与度却很低,我国的社会组织数量严重不足,功能远未发挥出来,本来应当由社会组织起作用的领域却因社会组织的缺位而错位现象严重。现有行业组织、自治组织存在运行不规范、功能错位的问题。政府、市场、社会应有的现代格局尚未确立,符合现代化要求的社会领域的治理结构远未建立起来。 5.经济结构日趋现代型态,社会结构的变化不大 我国的经济结构已经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根据 “配第-克拉克定律”,产业的产值结构从1985年的 “二一三”转到了2011年的 “二三一”,2011年农业产值已占不到GDP的10%.在二、三产业就业的劳动力占比达到50.1%,二、三产业名副其实成了就业的主体部分。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4429美元,已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显示社会人群组合的社会阶层结构尚处于现代化状态的初级阶段水平,我国中产阶层的规模在28%-30%,距离中产阶层应在工业化中期要达到40%的水平还有不小差距。 2011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3.12∶1,城乡结构还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城市人口虽首次超出农村人口,达到51.27%,但40%多的农村人口的总产出却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0%②,说明农村人口的劳动生产率仍相当低。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镇流动的事实与农民工体制问题并存,现代化的 “国际大都市”与城中村同时出现在城市中,形成了独有的城市内部的所谓新二元结构,加上本来就有的、现在尚未改变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我国的城乡结构、社会结构变得越加复杂。目前,我国的社会阶层结 构 是 “中 间 小 底 层 大”的 结 构 与 形 态,该“大”的地方没有大起来,该 “小”的地方没有小下去。人群的阶层结构距离现代化社会应具有的“两头小中间大”的 “橄榄型态”还有相当大的距离,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严重不相对称。 6.市场经济体制日渐成熟,但现代社会规范尚未完全建立 市场经济追求平等交易,公平竞争,率先优先,优胜劣汰,这些特征在经济活动中日显突出,但与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应的、也是现代社会应当具备的诚信、守则、自律等社会规范则还未完全建立起来。日常生活中潜规则盛行,道德滑坡,法治松弛,商品交易活动中坑蒙拐骗、损人利己现象时有发生。通过不规则手段暴发与不健康的仇富心理同时并存。 7.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尚未破题 经过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并不断完善。但社会体制基本还是旧的一套,社会领域的体制变革可以说尚未破题。政府很强,社会很弱,政府 “包打天下”、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格局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一方面,政府承担了过多的社会事务,无限责任,任务重,压力大,运作成本高,管的多,而不少职责范围之内的事反而没有管好;另一方面,政府一方独大,钳制了 “社会”的发育壮大。政府管理与社会管理的关系是,政府应着力放权,做好本职工作,给予社会组织更多的责任和发展空间,让更多的社会组织参与社会事务管理。 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是认清现状的基本要求,是理清社会问题进而着力解决社会问题的前提,也是把握时代走向的必要环节。当代中国,社会变革严重滞后于经济变革,社会体制改革严重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由此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方法就是进行社会领域的体制改革,进行社会建设,从而使得社会与经济相协调、相匹配。 三、现代化建设必须经历一个着重于社会建设的新阶段 从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的实践来看,在工业化初期,一般注重于经济发展、技术进步、积累资本,进入到了工业化中期,面临社会问题往往增多,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的情况。陆学艺认为,从粗放型发展模式进入讲究质量提升型的发展,从注重经济发展速度到进入社会全面进步,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标志着时代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性阶段。这个阶段的基本任务是社会全面进步、重大发展要素的协调发展。当代中国已经进入到了这样的历史阶段,这符合现代化国家演进的一般规律,美国就有所谓的“进步运动”[1](PP.7-8)。时代要求社会与经济协调发展,现代化要求将社会建设提到应有的高度,新的历史阶段要求充实社会建设的内涵,要求社会领域的现代化。 一个国家的发展,很难按照一种理想的模式来展开。人们希望平平稳稳地发展,发展过程非常理想,完全符合理性,发展过程非常协调,什么问题都不会出现,但这是一种假设,一种理想。实践证明,现代化的展开过程常常出现各种不平衡,有时甚至是严重的不平衡。发展往往是在克服重重困难,解决一系列问题的过程中实现的。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发展过程中充满矛盾则是普遍的规律,现代化就是在曲曲折折的演进过程中实现的。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试论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 一、“超文学研究”的性质及与“跨学科研究”的区别 我们所说的“超文学”研究方法，是指在文学研究中，超越文学自身的范畴，以文学与相关知识领域的交叉处为切入点，来研究某种文学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它与比较文学的其它方法的区别，在于其它形式的比较文学是在文学范畴内进行，而“超文学研究”是文学与“外来文化”的关系的研究 这里所说的“超文学研究”与已有的大量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著作中所说的“跨学科研究”，并不是一回事。 什么是“跨学科研究”呢？我国现有各种比较文学学科著作对“跨学科研究”的解说，大都全盘接受了美国学派所倡导的“跨学科研究”的主张，认为“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研究的组成部分。通常的解释是：“跨学科研究包括文学与其它艺术门类之间的关系研究，文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以及文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不过，我们在认可“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之前，首先必须解答这样的问题：第一，“跨学科研究”是所有科学研究中的共通的研究方法，抑或只是文学研究中的研究方法？第二，“跨学科研究”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还是文学研究中的特殊方法（只是比较文学研究才使用的方法）？ 对于第一个问题，众所周知，“跨学科研究”是当今各门学科中通用的研究方法，并不是文学研究的专属。科学的本意就是“分科之学”，分科就是一种分析，然而光分析还不行，还要“综合”，而“跨学科”就是一种综合。自然科学中的数、理、化、生物、医学等学科的研究，往往必须“跨学科”，以至产生了“物理化学”、“生物医学”等新的跨学科的交叉学科。在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中，也有“教育心理学”、“教育经济学”、“历史哲学”、“宗教心理学”这样的跨学科的交叉学科。在许多情况下，需要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哲学、自然科学的跨学科研究，才能解决一个问题。如我国最近完成的“夏商周断代研究”的课题，就是历史学、考古学、文字学、数学、物理学、化学、文艺学等跨学科的专家学者联合攻关的结果。 对于第二个问题，回答也是肯定的：“跨学科研究”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而不是只有比较文学研究才使用的方法。“文学是人学”，一切由人所创造的学问，都与文学有密切的关联，这是不言而喻的。而研究文学势必要“跨进”这些学科。例如，我国读者最熟悉的恩格斯对巴尔扎克创作的评价。恩格斯从经济学、统计学看问题，这就使文学与经济发生了关系；从阶级分析的角度谈到了巴尔扎克与传统贵族阶级和新兴资产阶级的态度，这就使文学与社会学发生了关系；又谈到巴尔扎克对法国风俗史的描绘，这就使文学与历史学发生了关系。可见，文学评论与文学研究，势必会不断地涉及到纯文学之外的各种学科——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然而，虽然恩格斯评论巴尔扎克的时候跨了学科，我们也决不能把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评论视为“比较文学”。再如，我国研究《红楼梦》的“红学”，王国维的研究角度是叔本华的悲剧哲学，俞平伯等“索隐派”用的是历史考据学的角度与方法，等人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现在更有很多人从宗教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与佛教、道教的关系，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之“梦”及人物的变态心理，从性学角度研究男女两性关系，从医学角度研究林黛玉等人的病情和药方，从政治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与宫廷政治，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中的经济问题，从语言学角度使用计算机统计《红楼梦》中的用字用词规律。《红楼梦》的研究成果，绝大部分是“跨学科”的。然而，我们可以因为红学研究都跨了学科，就把“红学”划归到比较文学学科中来吗？当然不能！凡有一些文学研究经验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一旦提笔写文章，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跨学科”，“一不小心”就“跨了学科”。对文学研究来说，最容易“跨”的，是社会学、心理学、艺术学、哲学、宗教学、民俗学、历史学等。有很多文学研究的文章，仔细分析起来，就跨了许多的学科。前些年文学研究和评论界提倡的“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观照作品，其实质就是提倡用“跨学科”的广阔视野来研究文学现象，而不能一味胶着于某一学科的视角。可见，如果我们单从“跨学科”来看问题，则大部分文学评论、文学研究的论著和文章，特别是有一定深度的论著和文章，都是“跨学科”的，然而，我们能把这些文章都视为“比较文学”的成果吗？都视为比较文学研究吗？当然不能！文学研究，除了纯形式的文本研究（像当代英美有些“新批评”理论家所做的那 样，尽管纯粹的形式的、纯文本的研究极难做到“纯粹”）之外，即使纯粹的字句分析那也是跨学科的——从文学“跨”到了语言学，更不必说字句和形式之外的研究了。可见，“跨学科”是文学评论的文学研究中的共同途径和方法。文学与其它学科的这种“跨学科研究”，甚至形成了若干新的交叉学科，如“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文艺美学”、“文学史料学”等。但是，恐怕很少有人赞成把“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或“文艺美学”等看成是“比较文学”，尽管它们是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因此，我们在学科理论上必须明确：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必须是同时又是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的研究，那才是比较文学，才是我们所说的“超文学”的研究；单单“跨学科”不是比较文学。例如，在宗教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中，研究佛教与中国文学、基督教与中国文学、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是比较文学的研究，因为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对于中国来说，是外来的宗教，这样的跨学科研究同时也是跨文化的研究，属于比较文学研究；而关于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的研究，还有某一国家的政治与该国家的文学的关系研究，某一国家的内部战争与文学的关系研究等，都不是我们所说的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这种研究没有跨文化、跨国界、跨民族，这只是一般的跨学科研究，而不属于真正的比较文学研究。在这里，“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跨国界”应该是比较文学学科成立的必要的前提。换言之，有些“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属于比较文学——当这种研究是“跨语言、跨文化、跨国界”的时候；而另一些“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则不一定是比较文学——当这种研究没有“跨语言、跨文化、跨国界”的时候。总之，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是将某些国际性、世界性的社会事件、历史现象、文化思潮，如政治、经济、军事（战争）、宗教哲学思想等，作为研究文学的角度、切入点或参照系，来研究某一民族、某一国家的文学与外来文化的关系。这里应该特别强调的是与文学相关的有关社会文化现象或学科领域的“国际性”。 可见，我们不使用“跨学科”或“科际整合”这样的概念，而是使用“超文学”这一新的概念，是表示不能苟同美国学派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尽管这种看法已经为不少人所接受。使用“超文学”这一概念，有助于对漫无边际的“跨学科”而导致的比较文学学科无所不包的膨胀和边界失控加以约束。它可以提醒人们：“跨学科研究”是所有科学研究中的共通的研究方法，也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因此，我们不能把“跨学科”研究等同于“比较文学”。 二、“超文学研究”的方法及适用范围 现有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教材和专著，绝大部分都在“跨学科研究”的专章中，列专节分别论述文学与其它艺术、文学与哲学、与历史学、与心理学、与宗教、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诚然，搞清这些学科之间的关系对于跨学科研究是必要的。但是，这些只是文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研究，是一般的跨学科研究的原理层面上的东西，还不是我们所指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方法，不是总体地描述文学与其它学科的一般关系，而是要在一定的范围内，从具体的问题出发，研究有关国际性、全球性、或世界性的政治事件和政治运动、经济形势、军事与战争、哲学与宗教思想等，与某一国家、某一地区、某一时代的文学、甚或全球文学的关系。“超文学”的研究，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在这个前提下建立自己的方法，确定自己的适用范围的。 同“跨学科”的研究相比，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方法的范围是有限定的，有条件的。与文学相对的被比较的另一方，必须是“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这是比较文学“超文学研究”得以成立的前提和基础。什么是“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呢？“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不同于所谓“学科”。“学科”本身是抽象的、人为划分的东西，“学科”是科学研究的范围与对象的圈定，而不是科学研究的对象与课题本身。而“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可以被划到某一学科内，但它存在于一定的时空中，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东西。例如，对文学影响甚大的弗洛伊德主义，可以划归“心理学”或“哲学”学科，但弗洛伊德主义作为“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又不等于“心理学学科”或“哲学学科”；“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我们所说的与文学关系密切的“国际性事件”之一，可以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划到“军事”学科，但它显然不等于“军事”学科。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所涉及到的正是这种具体的“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它们不是被圈定的学科，而是在一定的时空内有传播力、有影响力的国际性的思潮与事件。这些思潮和事件大体包括政治思潮、经济形势、跨国战争、宗教信仰、哲学美学思潮等。在这样的界定中，自然科学作为一个学科与文学学科的关系，不在“超文学研究”方法的适用范围之内。而与自然科学有关的、具有传播力的国际性思潮，如唯科学主义思潮与文学的关系等，则属于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范围。 例如，在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研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所谓“红色三十年代”的共产主义政治思想对欧美文学、对亚洲文学乃至整个世界文学的影响。那时，以共产主义为理想的左翼政治思潮，极大地改变了那个时代世纪文学的面貌，而且，左翼政治思潮从欧洲、俄苏发源，迅速地波及了包括日本、朝鲜、中国、印度、土耳其等在内的亚洲国家，并影响到文学，形成了文学史上所说的颇具声势的“无产阶级文学”。同样的，六十至七十年代中国的“”运动，不仅对国际政治本身产生了影响，而且对于不少国家的文学也产生了影响。在美国、在英法等欧洲国家，在日本，甚至在黑人非洲的一些国家，都出现了呼应中国的“”的“文学作品”，出现了规模不等的青年人的“造反文学”，出现了歌颂的诗歌；相反地，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出现了反对中国“”的文学作品。另外，虽然有些政治事件并没有国际性的影响，但对比较文学而言也有价值。如，二十世纪后半期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出现了对党和国家领导人歌功颂德的文学，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具有深刻的相似性，很值得进行超文学的比较研究；在二十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的所谓“冷战”时期，在某些敌对国家出现了具有强烈冷战色彩的文学，如中国、朝鲜、越南、古巴等国家的“反美”文学，中国的七十年代大量出现的“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文学，作为政治与文学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都相当具有研究价值。但是，上述提到的这些课题，目前的研究均非常薄弱。在我国，艾晓明博士的博士论文《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1]是研究三十年代中国左翼文学与国际共产主义政治及国际左翼文学的不可多得的力作。而上述其它方面的研究，则基本是空白。 在国际经济形势与文学的“超文学”比较文学研究中，也存在着许多诱人的研究课题。例如，历史上的经济活动、商业活动对文学的影响，商人在文学的国际传播中的作用，如古代的“丝绸之路”是闻名的连接东西方重要的国际商业、经济通道，“丝绸之路”的经济活动对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对中东地区乃至古罗马帝国文学有何影响？是人们感兴趣的问题。而描述“丝绸之路”的各国文学作品，也非常值得加以收集整理和系统研究。在古代文学中，反映经济活动的作品有不少，如阿拉伯的故事集《一千零一夜》，大部分故事以商人为主角，以商业活动为题材，我国阿拉伯文学专家郅溥浩先生在其专著《神话与现实——〈一千零一夜〉论》[2]中，有一专节，从国际商贸的角度，对《辛伯达航海旅行的故事》做了独到的分析，并把它与中国的“三言二拍”中的有关作品做了比较，是经济与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成功的例子。日本 十七世纪的作家井原西鹤的作品中，有一类小说称为“町人物”，即经济小说，笔者曾在《井原西鹤市井文学初论》[3]中，以当时的东西方经济状况为大背景，对他的经济小说作了分析。到了现代社会，经济与文学的“联姻”现象越来越突出，例如法国十九世纪大作家巴尔扎克，被英国作家毛姆称为“认识日常生活中经济重要性的第一个作家”（毛姆《巴尔扎克及其〈高老头〉》）；马克思也认为巴尔扎克在其作品中所提供的经济材料，比那些职业的经济学家？统计学家还要多。在现代世界中，经济的全球化对各国文学的影响，越来越成为全球化的文化现象。如1929年的那场世界经济危机就在中国文学中留下了印记，茅盾、叶圣陶、叶紫等在三十年代初写作的反映农村凋敝商人破产的作品，都以当时的世界经济危机作为大背景。九十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对亚洲各国、对我国的港台地区的文学，产生了一定影响。七十年代以来，在日本文学中产生了“经济小说”、企业商战文学这种类型，并影响到了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的文学。看来，商品经济与文学活动、文学作品的商品化等问题，已经成为比较文学“超学科”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文学与战争、与军事的关系，历来密不可分。古代世界文学的史诗，是以描写部族之间、民族之间的血腥战争为基本特征的。可以说，没有战争，就没有史诗，而这些战争往往是“跨民族”的、没有国界的战争。到了现代，除了一个国家的内战之外，所有大规模的战争都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或国际集团与国际集团之间的战争，因此，战争本身往往就是“跨国界”的人类行为，战争对文学的影响也往往是跨越国界的影响。从战争、军事的角度来研究文学现象，很多情况下就是揭示战争与文学关系的“超文学研究”。特别是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两次空前规模的世界大战，对作家的文学创作所产生的刺激是空前的。可以说，两次世界大战导致了二十世纪“战争文学”的繁荣。要深入研究以世界大战为背景、为题材、为主题的“战争文学”，就必须立足于战争与文学的关系，在“战争”与“文学”之间，在不同的交战国之间，找到独特的契合点、交叉点和问题点。一方面，研究战争及战争史的学者，应该重视并充分利用“战争文学”这一不可替代的材料，重视战争文学所特有的对战争的形象、细致的描写，以补充战争史文献的缺欠和不足；另一方面，研究文学的学者，面对战争文学作品，不能只逗留在作家作品的审美分析、人物性格的分析、作品形式与技巧的分析等纯文学层面，而必须研究战争与作家的立场与观点，例如作家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思想，人道主义思想，抑或是作家的法西斯主义思想，作家的好战态度与反战态度；必须研究战争与作品的人物形象，战争与作品中的人性、战争与审美、战争与文学的价值判断等问题。但是，在目前的文学研究中乃至比较文学研究中，关于战争文学的“超文学”的研究，还很少见，还没有被展开。笔者的《“笔部队”与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4]一书，是战争与文学的“超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尝试；倪乐雄的专题论文集《战争与文化传统——对历史的另一种观察》[5]中的有关论文，如《武亦载道——兼谈儒文化与战争文学》？〈诗经〉与〈伊利亚特〉战争审美背景与特征之比较》等，从中外文化比较的开阔视野，成功地展开了中外战争文学的比较研究。但是，迄今为止的大多数研究战争文学的论文和著作，还都局限于“战争题材”本身，局限在国别文学内部。这种研究也有战争与文学的“跨学科”意识，但是，却往往没有把视野进一步扩大为跨国界的、跨文化的广度，因而它还只是一般的“跨学科”的研究，还不是真正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另一方面，将反法西斯主义文学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进行总体的比较的研究，就很切合战争与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途径；同样，对日本、德国、意大利等国的法西斯主义文学的研究，也必须具有跨国界的世界文学的总体眼光。对中国的抗日文学的研究，仅仅站在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内部还不够，还必须有自觉的中日文化的比较意识，必须将中国的抗日文学与日本侵华文学置于一个特定的范围，进行必要的对比，研究才可能深入。 宗教是最具有国际传播性的一种文化现象。文学与国际性的宗教的“超文学”的研究，其目的在于揭示宗教与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彼此共生的关系。这种研究有两个基本的立足点。其一，是在宗教中看文学，所谓“在宗教中看文学”，就是立足于宗教，去寻找和发现宗教如何借助文学，如何通过文学来宣道布教。其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宗教性的文学作品，亦简称“宗教文学”。如起源于印度、流传于亚洲广大地区的佛教文学，包括本生故事、佛传故事等；起源于犹太民族，而流传于全世界的圣经故事、圣经诗歌等。其二，是在文学中看宗教。所谓“在文学中看宗教”，就是立足于文学，看作家如何受到宗教的影响，作家如何借助宗教意象、宗教观念、宗教思维方式来构思作品、描写人物、表达情感和思想。这两种不同立足点的研究，目的都在于揭示外来的宗教文化如何影响和作用于文学。在以往的比较文学研究中，文学与外来宗教的比较研究受到了重视，涌现出了大批的成果。在我国，关于印度传来的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的研究，已经相当广泛和深入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就陆续有梁启超、鲁迅、胡适、陈寅恪、许地山、季羡林、赵国华、孙昌武、谭桂林等重要的研究家。他们的研究成果表明，佛教及佛教文学对于激发中国作家的想象力，对于志怪小说、神魔小说的形成，对于汉语声韵的发现及诗歌韵律的完善与定型，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佛经的翻译，对于大量印度民间故事传入中国，对于引进和丰富中国语言中的词汇、语法，对于文言文体的通俗化，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关于基督教与中国文学‘特别是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研究，近年来也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光这个课题的博士论文，就出版了五六种。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特别是与我国的回族和维吾尔族等西北部少数民族文学，也有深刻的联系。近来面世的马丽蓉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伊斯兰文化》[6]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具有开拓性。 哲学与文学的关系也特别的紧密。外来哲学思想对某一本土文学的影响和渗透，可以改变本土作家的世界观，可以影响作家对世界、对人生及文艺的认识角度与方法，从而使作家的创作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貌。在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的研究中，外来哲学思想与某一本土文学的关系，有大量的课题需要研究。如，在东亚文化区域中，中国的哲学思想曾影响到了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国。中国的老庄哲学的自然、无为的观念和儒家哲学中的忠孝观念等，对日本历代文学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国晚明时期的“实学派”的哲学思想影响到了朝鲜，使朝鲜产生了“实学派”文学。对阿拉伯文学造成很大影响的“苏菲主义”神秘哲学，受到了印度的吠檀多派哲学和欧洲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影响。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哲学思潮对东方文学的影响特别明显。如尼采的“权力意志”及“超人哲学”，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哲学等，在东方文学中，或引发了相关的文学思潮，或出现了相关的文学流派，或出现了表现相关哲学思想的作品，或促进了文学批评观念与方法的变革。应该说，二十世纪东方各国的先锋派的文学，无一不同西方的哲学思潮有关，换言之，外来哲学思潮是东方现代文学发展嬗变的重要的外部推动力之一。 看来，作为比较文学的基本方法之一，“超文学研究”在谨慎规定自身的同时，也可以在许多丰富的、有价值的研究领域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中韩近期比较文学研究 在东方比较文学领域中,中韩近代文学研究部分是一片“净土”,尤其是中韩近代新小说研究领域受到了长期的冷遇。虽然中韩新小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比较系统的研究着作。韩国文学专家赵杨的《中韩近代新小说比较研究》(以下简称《中韩新小说》)一书的问世,意味着填补了中韩近代文学研究方面的空缺。尤其对于中韩近代新小说研究而言,具有开垦意义。作者先从整体上把握了中韩新小说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比较分析了两国的具体的作品———勾勒出中韩两国新小说的发展轨迹,这是本书中的亮点。《中韩新小说》无疑为中韩近代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生长点。中韩近代时期的小说发生了“新”的变化,正如康有为说:“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1](P288)随着人们意识的开化,具有了“从乡下人到国人到世界人”[2](P1217)的眼光,逐渐形成了“世界”及“世界文学”意识。 中韩近代新小说的发展历程也是如此,我们清楚地看到中韩的小说观念、文体、叙事方式及新小说与传统小说的关系等方面都受了外国小说的影响,不仅如此,中韩两国近代新小说发展也有影响关系,又有各自新小说的特点,因此,本题具有一定可比性。全书有“中韩新小说的萌芽”、“中韩新小说的历程”、“中韩新小说观念和形成的变化”、“中韩新小说个性与共性的内外因素”、“承前启后的中韩新小说”共5章,着者借鉴了中韩两国文学研究成果及其研究角度,书中指出:“中国学者惯于在新小说中寻找现代小说的源头,而韩国学者喜欢挖掘新小说从传统中承继了什么,一个向前看,一个回头看,似乎在打通整个小说史的研究中都没能做到两者兼顾,这也是双方需要相互借鉴之处”。与此同时,着者还利用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方法,结合宏观比较文学的视角,揭示出了中韩两国的近代新小说的形成、发展及其思想上的特点、艺术上的特色等诸多问题。为我们清晰地整理、概括、分析出了中韩近代新小说历程足迹。《中韩新小说》对于新小说类型方面有新颖的见解,着者主要论述了政治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共三个方面。 《中韩新小说》的研究对象新小说这一小说形式大致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着者认为:“中国新小说开始于1902年《新小说》杂志创刊、止于五四小说兴起;韩国新小说起于1906年李人稙《血之泪》的发表、止于1917年李光洙的《无情》,时间上大体相当”。从上述时间来看,中韩两国的新小说“出现盛行退潮”只不过用了11年(韩国)、17年(中国)的时间,可以说,中韩新小说在近代文坛上是“昙花一现”式的。在这短短十几年间之所以出现新小说这一小说形式,是与中韩两国的近代小说观念变化有关,而其观念的变化来缘于两个原因:一个是外部因素的“冲击”,一个是小说自身发展的规律。外部因素中,以梁启超对韩国近代文学家的影响为甚。着者在第二、三章的部分章节做了详细的论述。例如:梁氏的《译印政治小说序》(1897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年)等一系列主张“小说界革命”的文章影响了韩国近代文人申采浩的《近今国文小说着者之注意》(1908年)、《小说家的趋势》(1907年)的小说观,和李海朝的《自由钟》(1908年)等作品———分别产生以下的小说观:“小说之国民之魂”、“小说是先导国民的精神”和“批判旧小说”等等。 他们都受到了梁氏的“小说界革命”的影响,注重和强调小说对民众的教化作用。虽然这些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忽视了文学作品该具有的“审美感”,但是,从近代小说观念变化的角度来看,这还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这与此后产生种种的“新小说”有着重要的联系。由此可见,带启蒙意识的政治小说,如:中国的《新中国未来记》《狮子吼》等对于韩国的《自由钟》《禽兽回忆录》等开了中韩新小说的先河作品具有一定的启迪,梁氏《新中国未来记》倒叙的手法对韩国新小说的影响也非常深远的,可见,中韩近代新文学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关联。接着,着者在《中韩新小说》第二章第二、三节中,对中韩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政治小说这一小说形式慢慢退出中韩近代文坛之后,新小说中的社会小说逐渐占了上风。众所周知,中韩两国的社会小说之所以有不同之处,是因为受到各自传统文学的影响。着者认为:“韩国的社会小说《鬼之声》《雉岳山》《鬓上雪》等也都反映了新教育、反迷信、两班贵族的没落等(社会现实),可以说融入了一些近代化的元素,洋溢着对旧道德、旧制度的批判,但仍然沿袭了一些惯用的传统小说主题,如妻妾争端、继母虐子等,围绕着家庭问题展开社会批判。 而中国以清末四大小说为代表的社会小说对《儒林外史》的借鉴则是非常明显的,都自觉、不自觉地把揭示某种社会弊端作为小说的创作中心,由种种社会问题直接构成情节矛盾,引领读者进一步认清面对的黑暗和无奈”。同样的,在中韩近代文坛上,稍晚出现在中韩的作为新小说的言情小说也具有了各自的特点。中韩两国的言情小说都对“婚姻爱情”自由恋爱等进行了新的探讨。但是,中国的言情小说常常是“郎才女貌”式的恋爱观的模式,而韩国的言情小说结局也没能摆脱“大团圆”的俗套。如上所述,通过两国的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澄清了各自的特点。如果将政治小说和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做比较的话,不难发现,后者大大强调了其“娱乐性”和“商业性”。鉴于此,着者有一段精辟的论述:“此时的小说观念价值取向是政治思想的启蒙宣传和社会问题的揭露,小说的审美需要和人物情节等的安排都是次要的。当制约小说观念的政治因素消弱之后,小说又回到它的本色中来,消遣娱乐功能得到了强调。这一时期的中韩新小说不再是单纯的政治附属品,小说家们开始注意小说自身独特的价值和艺术特征,追求形式的创新,两国小说从注重政治性转向注重艺术性。” 可想而知,新小说经历的种种历程,亦遵循着社会的发展规律,政治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粉墨登场。在强调真实历史地写作的时期,政治小说应韵而生,而在随后的发展中,社会及读者对于其观赏性、艺术性、生活性的作品呼声日涨,对于新小说的进步,言情小说的出现可谓是众望所归。从此,中韩新小说的主题慢慢与通俗性、娱乐性靠拢,这虽与有近代出版媒体商业性操作分不开,但不可否认,到了近代末期中韩新小说的“虚构性”、“娱乐性”、“商业性”都加快了他们的普及,随之越来越受广泛民众的青睐。新小说的这种发展趋势,无疑对“纯小说”发展有积极影响的。着者在解释了新小说的观念渐变之后,又谈论了新小说的文体渐变问题,着者通过中韩两国重要历史事件与其主旨相对的思想来比较晚清的“白话运动”和韩国近代的“彦文一致”运动。从而发现了其主旨的一致性:通过“革新的文体”让更多的平民百姓接受“新思想”,借用小说这一工具来启蒙思想乃至改良社会。中国的“半白半文”的文体和韩国的“韩汉混用体”都是“文体革新运动”的结果,虽然它们都不是在现在意义上的“白话文”和“纯韩文”,但是,废除科举考试后出现的“过渡期”文体可以看作是一种突破。《中韩新小说》另一个独特和新颖的分析是在“承前其后的中韩新小说”章节上。在本书的末尾处作者从整体上研究了中韩新小说的“旧”与“新”问题。中韩两国的新小说不约而同的重要作用是承前启后、衔接古今。[3]所谓的“旧”是在中韩两国新小说中的“传统的继承”部分,所谓的“新”意味着新小说开始走向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小说”的道路。 如上所述,从文学观念上看,中韩两国的新小说虽从批判“旧小说”开始,但仍然沿用传统文学观念中的“文以载道”思想,只不过所载道由“忠孝节义”改为“爱国之思”罢了。[4](P7)从文体方面看,在中国,林纾用“文言文”翻译外国小说,后来也流行“旧文体”骈文,而韩国新文学也由于受到传统文学的影响,往往在小说重要的起转关尽文辞铺排之能 事,韵文的色彩仍然比较浓厚。[3]在具体的创作方面,中国的新小说注入了西方的“新思想”、“新观念”,但是“作者长期浸其中的传统写法还是在不经意间流露了出来”[3]与中国新小说相比,韩国新小说的审美更趋于传统。当中国新小说、特别是言情小说已表现出自觉的悲剧意识时,韩国新小说仍保持了对‘大团圆’的偏爱。[3]另一方面,着者认为新小说的“新”(文学成就)成了后世文学的“养料”。对此,陈平原也认为:新小说是“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的起点”。中韩现代文学的大家鲁迅、李光洙等人也是其中的受益者之一,他们正因为汲取了新小说的“养料”才能创作出了一系列不朽之作。当然,用现代的审美观点评价中韩现代小说,恐怕不能打高分。但是,它(新小说)尽到了从古代到现代的“转型期”文学的责任,中韩近代新小说无疑推动了中韩各方面的小说的发展。虽然真正踏入“现代文学”时期之后,中韩小说开始“分道扬镳”,各自发展,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中韩近代新小说共同发展的足迹。 纵观全书,逻辑严谨,在宏观把握整体面貌的基础上,再微观细致地分析———中韩新小说重点观念、文体、新文学中的“旧文学”传统等问题。着者在新小说的核心问题上深刻而系统地揭示中韩两国新小说的“蕴涵”,理论概括性非常强,具有深刻的启发性,必将对中韩比较文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但是,相对而言,文中涉及到的当时的文学评论、批评文的小说理论比较少———尤其是韩国新小说的序、跋。虽然着者重点论述了李海朝和李人稙二人的“小说观”(韩国新小说的代表观点),不过,除了这两位作家的小说观之外,还有着名近代作家崔瓒植之父崔永年写的《序》(1907年),《后记》(1912年),《后记》(1912年),《后记》(1912年),《后记》(1913年),《后记》(1914年),《后记》(1915年)等文章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这也是我们日后在中韩新小说这一领域继续要做的功课。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创新 内容摘要:谢天振的《译介学导论》以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为研究本体,以文化意象传递、文学翻译中的误译、翻译文学史与文学翻译史为研究客体,标志着一门新型学科译介学的诞生。译介学以不对文本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极大地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学术视野,增加了翻译研究的对象,丰富了翻译研究的方法,成为学术创新与学科开拓的典范。 关键词:译介学 新型学科 谢天振 作者简介:贺爱军,宁波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苏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翻译学研究。方汉文,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化研究。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英美海洋文学与人类核心价值观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编号:09YJC751076]成果。 1993年,苏珊·巴斯内特又提出了“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这一论断。她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气数已尽,女性研究、后殖民理论和文化研究已经从整体上改变了文学研究的面貌。从现在起,我们应当把翻译学视为一门主导学科,比较文学只不过是它下面的一个有价值的研究领域而已”(Bassnett 161)。他们最早倡导“翻译学的文化转向”和“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然而怎么转,转向后这一学科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区别何在?这一新兴学科的理论基础又是什么?研究的客体、研究方法是什么? 《译介学导论》是北京大学推出的“21世纪比较文学系列教材”中的一部,被纳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在译介学的本体研究方面,作者是从译介学的定义以及译介学与传统翻译理论的区别性特征切入的。自从英国比较文学家苏珊·巴斯内特提出比较文学应该成为翻译学下面的一个子学科以后,在比较文学界和翻译界中引起了学科概念之间的混淆,造成了学术理路的混乱。基于此种考虑,作者论述了译介学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区别,以及译介学给翻译研究带来的新视野和新领域。“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的媒介学的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其实质不是一种语言研究,而是一种文学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不参与评论其翻译质量的优劣,它关心的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展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谢天振10)。它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在研究角度、研究重点、研究目的方面不尽相同。它是一门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以文化意象和翻译文学为其研究对象,吸收了解释学、结构主义、多元系统论等文化理论的比较文学研究。 “创造性叛逆”构成了译介学本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埃斯皮卡指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137)。创造性叛逆是译介学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本体,“翻译文学不同于外国文学”“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译作具有独立价值”等命题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该书作者认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性质“使一件作品在一个新的语言、民族、社会、历史环境里获得了新的生命”。而“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在多数情况下就是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谢天振72)。 在译介学的客体研究方面,作者首先探究了“文化意象的传递与文学翻译中的误译”。“文化意象的传递,实际上反映的是不同民族文化在翻译中如何碰撞、转换、交流、接受的问题”(谢天振96)。“误译可以分为无意误译和有意误译两种”(谢天振111),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尤其是误译,“因为在有意误译里译语文化与原语文化表现出一种更为紧张的对峙,而译者则把他的翻译活动推向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为了迎合本民族的文化心态,大幅度地改变原文的语言表达方式:文学形象、文学意境等等;要么为了强行引入异族文化模式,置本民族的审美趣味的接受可能性于不顾,从而故意用不等值的语言手段进行翻译”(谢天振117)。 译介学客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是翻译文学史。长期以来,学界对翻译文学的性质和归属聚讼不已,争论不下。有些学者认为翻译文学属于外国文学,对相反的观点提出了质疑:“难道英国的戏剧、法国的小说、希腊的拟曲、日本的俳句,一经中国人(或外国人)之手译成汉文,就加入了中国国籍,成了‘中国文学’”(王树荣12)?“没有一部文学史会把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说成是本国文学作品”(施志元28)。文学翻译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形式。与原作相比,作为文学作品的一种存在形式的译作,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它可以介绍、传播和普及原作;它可以帮助作者认识原作的价值;也可以帮助源语国的读者重新发现被忽略作品的价值。翻译文学不能等同于外国文学,其原因在于:第一,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决定了原文与译文之间必然存在差距,从而决定了译作不可能等同于原作。翻译文学是民族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翻译家和作家一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深入认识作品中所要表现的时代、环境和文化背景,也要体验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方式,然后用最恰当的语言形式把这一切表现出来。第二,从写作的语言和作品的接受者来看,译者使用语言翻译与民族文学家使用的语言创作面临大致相同的问题,译作和原作一样,都要面临读者的检验。第三,翻译文学不仅与民族文学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和影响,有时候它的作用和影响甚至还大大超过了民族文学的作品。对翻译文学性质和归属的厘清,意义重大,它为翻译文学这个“弃儿”找到了家园,也为文学翻译研究开拓了一片巨大而又相对独立的研究空间,并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了国别文学史的书写。 该书是作者在大量调研,深入思考的基础上的智慧结晶。全书纲目清晰、新意迭出、语言畅达淋漓、论述通透可见。学科学认为凡是一种系统的知识所研究的对象与其它知识系统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任务并能据此产生与完成任务相适应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这样的知识体系就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译介学以“文化意象”、“文学翻译史”、和“翻译文学史”为研究对象,以探究不同文化之间彼此影响、相互作用为研究任务,并且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对译本不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具备了独立学科初步形态。全书既有理论高度,又有丰富的实例,把翻译文学作为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对象进行分析和评述,从而揭开了从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角度研究翻译的一个窗口,开拓了国内翻译研究的新领域,也为探究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该书把翻译文学定位于民族文学的范畴,这种合理定位刷新了民族文学史的书写,为民族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王元化比较文学研究 一、“饱含着东方人的智慧卓见” 学者王元化也被推重为“时代的思者”①。虽然作为学者或思想者,王元化都难以完全纳入“比较文学”论域,后者却可能是感触前者独特风貌的一个有效视角,而前者也可能为后者提示“中国气派”的启示。就王元化学术方面而言,一位前辈文艺学者将之梳理概括为八个方面后写道:“20世纪上半叶,中国出了不少学术大师,如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鲁迅、胡适、郭沫若等”。而及至21世纪,“王元化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的意义和价值,似乎还不曾被更多的人所认识和揭示”②。在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比较文学”学科领域中,着名法国文学研究者钱林森《缅怀远去的智者———王元化先生与〈跨文化对话〉二三事》中写道:“国际双语论丛《跨文化对话》自1998年创刊至今,已迈过10年历程了。……不久前离世的王元化先生,他为《跨文化对话》留下的思考和文字,更值得我们珍惜、怀念”③。王元化被推重为“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开拓者的代表作是1979年出版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该书在全国首届(1979~1989)比较文学图书评奖活动中获“荣誉奖”④。学者赵毅衡当年评论:“一九七九年或许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进入‘自觉期’的一年:钱钟书《旧文四篇》、《管锥篇》前四卷、杨绛《春泥集》、范存忠《英国文学语言论文集》、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这些解放后出版物中中西比较文学内容最集中的书籍,都出现于一九七九年。”①季羡林先生在更早的1981年写道:“应该把中国文艺理论同欧洲的文艺理论比较一下,进行深入的探讨,一定能把中国文艺理论的许多术语用明确的科学语言表达出来。 做到这一点真是功德无量。你在这方面着了先鞭。”②王元化另一部代表作《思辨随笔》于1995年获第二届中国国家图书奖。着名翻译家萧乾先生在《〈思辨随笔〉不可不读》中写道:“这里论述的真是从中至外,从古至今:从孔子、刘勰到鲁迅、胡适,从莎士比亚到普希金,没有冗长引句,更不见老生常谈,全是作者的思绪和心得。他对莎剧有些评论如译出来传到国外,估计必会赢得西方莎学家们的赞赏,因为其中饱含着东方人的智慧卓见。”③如果说萧乾评语中对“东方人智慧”的强调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界是先着一鞭,那么其所思所见与王元化本人同时期关于中西文化比较的主导思想之强调是不谋而合:研究中国文化,不可避免地需要以西学作为比较的参照系,但又不可以西学为主体,用中国文化去比附。恕我再一次借用正在受人指摘的余英时的直率说法:“今天的文化危机特别表现在知识分子的浮躁心理上,仰慕西方而不知西方文化的底蕴,憎恨传统文化又不知传统文化为何物。”④并非偶然的是,十年后日本学者将《思辨随笔》作为《王元化着作集》之一而完整译介⑤。《思辨随笔》于2004年增补修订为《思辨录》⑥。有的高校教师开始将之作为“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入学时必读的教科书”⑦。最近一位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年轻学者在《王元化〈思辨录〉的方法论意义》专题论文中提出:“《思辨录》体大思精虑全、圆融中外古今,对其展开全面研究是一门大学问。”⑧笔者初步考察统计,《思辨录》全书出现的外国作家与文学人物姓名不下三百之数。如果以外国文学作为“比较文学”参照系,则该书内涵之丰富也可见一斑。 王元化学术中的“比较文学”因素还可追溯到其历年乃至早期着述中。例如文艺评论集《向着真实》初版于1952年,其中所及的外国文学家不仅有契诃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罗曼?罗兰、果戈理、卓别林,还包括法国作家左拉、美国作家考德威尔、捷克作家伏契克,以及委内瑞拉诗人等。该书再版后记回顾道:“我写下了对自己所喜爱的某些作家的一些感受。其中有些看法现在虽然已有所变化,但对于这些引导我认识生活和怎样对待文学事业的先驱,我始终怀着青年时代的崇敬心情。今天重读这些文字,我的心中仍激起当年的感情波澜。”⑨一位年长学者回忆八十年代末读到《向着真实》与《文心雕龙创作论》二书时的心情:“那时,我在一些前辈鼓励下,正起步于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并开始招收比较文学方向的研究生。相遇王先生这两部着作,对我而言,真是不期而遇的‘机缘’。《向着真实》这部处处充满真知灼见的评论文集中,最引起我注意和兴趣、且对我产生影响的,是他评论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两篇文章,先生对罗兰作品认识独到,见解高远,我不仅在自己的论作中加以征引,也在对研究生授课中多次介绍过。”①王元化青年时代最初论文是1939年发表的《鲁迅与尼采》。他晚年自述该文“受到了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其中有“机械论的痕迹”②。然而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想史叙事中,迄今它依然不失为“三十年代关于鲁迅的最有分量的论文之一”③。《鲁迅与尼采》的标题与今天“比较文学”研究的通常模式相契。该文作为王元化最初发表而产生影响的论文,意味着其学术生涯中的某种潜在基质。如果说这种基质与后来引进的“比较文学”研究视阈和方法不谋而合,那么王元化自1939年迄至去世的2008年,在近七十年中先后出版的四十余种着述中,都可能包含“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独特因素和资源。 二、“比较文学方法”与“综合研究法” 原初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基于两个要素:一为文学对象,二为外文研译。前者是比较文学的特定对象,后者是赖以成立的前提。就此而言,王元化学术至少包含若干原初意义的“比较文学”因素。例如他的莎士比亚研究包括对西方莎剧论文的译介。他的《文心雕龙》研究,前期成果之一是对西方“文学风格”代表性论文的译介,后者成书为《文学风格论》④。此外,王元化还与父亲王维周教授合译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⑤。然而在中国语境中,比较文学研究通常也以中译本为对象。即便在这一场合,研究者是否自觉意识到外文原文与中文译文之间可能存在意味差异乃至歧义,这无疑会影响到他所作判断和所下结论是否中肯合理。这种差异乃至歧义尤其表现在一些专门术语上。因此,至少就中外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而言,对中外术语意味之差异的清醒认识,以及基于 这种认识的追溯考辨斟酌等,理应是研究者的必要条件和基本素质。王元化学术中的“比较文学”因素也蕴含于他对汉译西方着作的研读和阐释中。这方面他所提供的启示之一是,对于西方着作中的一些关键性理论术语,必须结合外文语源和语境而尽可能充分辨析、追溯和考量。例如他的《读黑格尔》中多处研讨了黑格尔术语的中译问题。诸如:“情志”、“情致”、“情欲”三者相对于黑格尔原着中古希腊词“”何者更为恰当;“知性”较之于旧译“悟性”或“理解力”为什么更能妥切传达德文原着“Verstand”之旨;“总念”、“概念”之于德文“Begriff”的孰所优劣;中国古典美学“气韵生动”、“生气灌注”与黑格尔美学“beseelt”的汉译关系;被英译为“sense”(感觉)的德文“sinn”是否可以译为“艺术敏感”;为什么应该用“宁静”来替代中文旧译的“静穆”,等等⑥。这里我们以《读黑格尔》用“情志”翻译“”的一例观之。 后者在黑格尔德文原着中就是一个源于古希腊的外来词,并且黑格尔本人认为它在德文中很难找到确切译词。而据《读黑格尔》对“”词的考察:它在英文中译作“Pathos”(意为悲哀,哀愁,动情力,悲怆性等),在拉丁语中译作“Qual”(意指本原的痛苦),在恩格斯着作中被解释为“苦闷”,在中文旧译中转成“情致绵绵”。这些译词相互歧异,究竟如何汉译为恰?王元化考辨的结论是:“”这个词不仅涉及情感方面,也潜在“志”的意蕴,它指谓的是一种“合理的情绪方面的力量”;中文旧译“情致绵绵”未能传达该词的“志”意,英译“Pathos”(悲怆情感)也遗漏了该词的伦理意味①。这个例子至少表明,王元化对黑格尔术语的把握是经过多方考究和反复斟酌的。一方面,其结合黑格尔理论体系背景而辨析的方法是超出了一般语言翻译家的关注所及;另一方面,其对该词语源的尽可能追根溯源,亦足为重思想而轻学术的年轻后辈有所借鉴。就外来的“比较文学”方法而言,通常认为主要有“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两种。而这两种方法在王元化着述中多处可见。这里仅就平行研究方面管窥一斑:在我读过的剧作中,我把具有这种特点的剧本称作是“散文性戏剧”,将它与“传奇性戏剧”相区别。……我对散文性戏剧和传奇性戏剧所作的比较说明,在我过去所写的文字中曾留下了痕迹。②王元化以“散文性戏剧”与“传奇性戏剧”来概括契诃夫与莎士比亚作品的不同特点,这显然可纳入“平行比较”。据考察,我国建国初戏剧界关于戏剧结构的分类,有开放式、闭锁式、人物展览式的三类型说;至上世纪80年代有纯戏剧式、史诗式、散文式、诗式、电影式的五类型说,其中将莎士比亚戏剧作为史诗式结构的典型,契诃夫戏剧作为散文式结构的典型;同期又有论者以“非戏剧化倾向”来指谓契诃夫戏剧的特征。 由此回瞻,王元化五十年代对契诃夫戏剧与莎士比亚戏剧之异同的概括至少可谓先着一鞭③。比较文学界通常所谓“平行研究”主要限于将A与B两个不同国别的文学对象加以比较(例如阿Q与唐?吉诃德之比较)。这一方法无疑来自国外。相对于此,王元化的方法另有其独特之处:即比较的对象常常不限于A与B,而是A、B、C乃至更多。例如在被评赞为中国比较文学“开拓”之着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中,比较所及的外国文论包括马克思、黑格尔、歌德、威克纳格、契诃夫、别林斯基等;其所涉国别则包括德国、英国、法国与俄罗斯等。这种比较显然超出了通常以两个国别文学为对象的“平行比较”模式。这种不拘常套的“平行研究”在王元化着述中多处可见,下面是另一例:《雷雨》充满浓重的传奇色彩,《北京人》只是生活的散文:平凡、朴素,好比一幅水墨画,……我不想判断传奇的悲剧好,还是散文的悲剧好。莎士比亚式的悲剧我喜欢,契诃夫式的悲剧我也喜欢。不过,传奇的悲剧容易渲染过分,以致往往有失真之弊。雨果的《钟楼怪人》是伟大的作品,可是我个人的口味更喜欢史坦培克在《人鼠之间》中所写的莱尼。这是一个力大、粗鲁、丑陋的壮汉,在粗糙的灵魂中同样充满了人性和柔情。他更平凡,也更使我觉得亲切。以上这些就是我当时的看法,其中许多观点,我至今未变。但是任何一种正确观点,如果固执地推到极端,作为审美标准的极致,就会产生片面化,从而使自己的眼界狭窄起来。……前人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话,确实是有道理的。④其中比较所及对象除了莎士比亚与契诃夫外,还包括曹禺的《雷雨》、《北京人》,雨果的《钟楼怪人》、史坦培克的《人鼠之间》。 英文中,两个对象之间的比较与三个以上对象之间的比较,在语言表述上需要分别使用不同的介词,即“between”与“among”。其差异表述如下:(1)totelldeferencebetweenAandB.(比较A与B两个对象的差异)toshowsimilaritybetweenAandB.(比较A与B两个对象的相通)(2)totelldeferenceamongA,B,C.(比较A、B、C三个对象的差异)toshowsimilarityamongA,B,C.(比较A、B、C三个的对象相通)如果将上述两种比较分别称为“between型”与“among型”,则王元化着述中的“平行比较”方法,如上所见是两者皆有,而构成其独特之处的则是“among型”①。这种独特的“平行比较”并非出于纯方法的创意,而是与王元化探究的问题有着潜在逻辑关联。就上举《文心雕龙创作论》而言,其目标是要探寻文艺创作规律;而“规律”是普遍的,因而必需尽可能广泛地比照中外文论而分析概括揭示之。该书所及诸多对象和国别的中外文论正是缘此而被纳入比较视阈。至于王元化当年之所以要探究“文艺规律”,不仅因为“在文艺领域内,长期忽视艺术性的探讨,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也是由于“那时候人们似乎丧失了理智,以为单单依靠意志,就可以排山倒海”②。值得注意的还在于,八十年代中国背景中的“比较文学”是一门方兴未艾的显学,然而当《文心雕龙创作论》在八十年代末获全国首届比较文学图书“荣誉奖”后,王元化却公开承认:“老实说,我对比较文学没有研究。在撰写本书时,我也没有想到采取比较文学的方法(例如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方法等)”。他回顾当初首先想到并尝试的是“综合研究法”,其具体途径则是“三个结合”:即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史哲结合。他还特别强调其中“古今结合”一端尤其受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方法论的“极大启发”③。由此约略可见,王元化“比较文学”方法之独特的原因,不仅与其所研究问题是有逻辑关联,也不仅是基于中国特定时代和语境中的重大问题,而且在方法论本身的思想资源方面,也包含着其独立思考探索的结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王元化“比较文学”方法之独特,同时也表征了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的某种“中国特色”。 三、独特风貌与思想关怀 王元化“比较文学”研究的另一显着特色在于贯穿始终的思想关怀。仅以他本人所说生涯中“三次反思”为焦点稍作考察可见,其思想轨迹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谓是进入和不断深入“比较文学”研究的历程。第一次反思发生在抗战时期的一九四年前后:那时我入党不久,受到了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在四十年代读名着的诱发下,很快就识别了自己身上那种为了要显得激进所形成的左的教条倾向。还要补充说,当时一些朋友,特别是满涛,对我这次反思起过很大作用。④这次“反思”对象包括苏联文艺理论、日共藏原惟人艺术观等。这意味着反思主要涉及当时新进的外来文艺思想之偏颇。而据以反思的资源包括“读名着”(主要是读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与满涛(《别林斯基论文学》翻译者)的影响。这又表明他的反思是以某种外来文学来比照另一种外来文学。换言之,贯穿这次反思之思路的是将两种不同类型的外国文艺思想进行比较。该时期王元化读得最多的是契诃夫文学:“一九三八年我认识了满涛。他从俄文译出了契诃夫《樱桃园》,……读了《樱桃园》,我马上再去找契诃夫的其他剧本。”契诃夫吸引王元化的首先是“情节上都平淡无奇”,“但是契诃夫把这些平凡的生括写得像抒情诗一样美丽”;王元化从中领悟到的是“柔和的、含蓄的,更富于人性和人道意蕴的”魅力①。这种魅力与他原先所接受的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即“为了要显得激进所形成的左的教条倾向”是迥然别趣。 这次反思的标志性成果是数年后发表的小说《舅爷爷》。据王元化当年一位学生后来回忆,《舅爷爷》发表后,时任上海地下党文委委员的作者曾遭到老文委 书记的指责:“为什么写童年时代的东西?为什么不为政治服务?”②可见该小说与当时另一种文艺观有所抵牾。而当年另一位地下党文委长者却赞扬作者“真的脱胎换骨了”;王元化从此也成为“满涛所喜爱的契诃夫作品的爱好者”③。《舅爷爷》的主人公有种种缺陷,例如喜欢赌钱喝酒,被大人们看不起,受小孩们嘲笑,妻子谩骂也不敢回嘴。但是惟独他,在涨大水时不顾危险跳入急流去救溺水小狗;惟独他,在童年“我”发烧昏睡时整夜不合眼看护;惟独他,在赌博赢钱后高兴得带“我”去看戏。小说叙事主人公说:“舅爷爷使我觉得这个世界是这样温暖、光明和可爱!”这个“舅爷爷”既不是英雄人物,也难以用善恶分明的阶级论方法归类,但是该形象蕴涵着对契诃夫文学“富于人性和人道意蕴”之魅力的认同却是显然④。就该小说在当时所触及和反思的问题而言,也是当年中国历史语境中的文艺观焦点所在。第二次反思发生于一九五五年因受胡风案牵连而被隔离审查的时期。其间王元化所读书目首先是、列宁、斯大林、苏联哲学、马恩着作等,几乎囊括了当时“马克思”系列的所有着作家:当这一切进行完毕,我把我的全部攻读集中在三位大家身上: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黑格尔《小逻辑》、《莎士比亚戏剧集》。有关前两种,我写了数十本笔记。其中《资本论》是马克思最主要经典,黑格尔是马克思思想主要来源之一,莎士比亚戏剧则是马克思着作中引用文学典故最多的对象。 因此可以说,读这三位大家的过程,某种程度也是“比较研究”的过程。这里我们仅观其读莎士比亚方面。中国最早翻译莎士比亚者梁实秋的《丹麦王子汉姆莱脱之悲剧》于193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王元化在1938年读过该书;至六十年代初,他先后写过论哈姆莱特、奥瑟罗、李尔王、麦克佩斯的四篇论文,编集为近十万字的《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手稿(“”中迫于情势而烧毁了)。然而当时王元化对莎剧的魅力并不十分推重。他自述原因之一是受“五四”流行观念的影响。当年文学思想多重功用,更关注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如胡适),以及弱小民族的文学等(如鲁迅)。另一原因是“对于三四百年前的古老艺术觉得有些格格不入”。因此,当年偏爱契诃夫的王元化与夫人张可(莎剧汉译者之一孙大雨先生的学生)之间,在艺术观念上形成有趣比照:那时我常和张可谈论这个问题。她并不赞同我的意见。她不善于言谈,也不喜欢争辩,只是微笑着摇摇头,说莎士比亚不比契诃夫逊色。当时我们谁也没有说服谁。⑤王元化对莎士比亚真正产生爱好是在五十年代下半叶的隔离时期。其时“无论在价值观念或伦理观念方面,我都需要重新去认识,有一些更需要完全翻转过来”。在这样的困厄中,王元化重读奥瑟罗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奥瑟罗的绝望这样震撼人心;因为他由于理想的幻灭而失去了灵魂的归宿。伟大人文学者笔下的这个摩尔人,他的激情像浩瀚的海洋般壮阔,一下子把我吞没。我再也不去计较莎剧的古老的表达方式……如果说西方莎学研究中鲜有把奥塞罗悲剧原因解读为“失去理想”,那么王元化的所感所悟可谓中国新论。 这个新论缘何产生?王元化自我分析道:我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是理想主义。尽管不少人后来宣称向理想主义告别,但毕竟不能超越从小就已渗透在血液中,成为生存命脉的思想根源。……这种对于奥瑟罗失去理想的共鸣,终于改变我对莎剧的看法,引导我重新进入他的艺术世界。仅此可见,王元化读莎士比亚的新认识,不仅缘起于他所遭遇的中国语境中的政治磨难,而且相当程度上表征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这样的莎士比亚观,意味的应该不仅是艺术趣味方面的新见解。第三次反思主要见于《九十年代反思录》,作者称之为自己“最好的思想劳作”①。然而以现在“学科”观念视之则该书大都超乎“文学”范围,下面且举数段与文学关系比较直接者(标题为笔者所加)。1、汉译西方名着的“奇迹”(五十年代末)我在书店看到北京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不少汉译西方名着,这些书的质量远远驾凌在过去商务印书馆出的同类书的水平之上,只要将同一原着的前后不同译本作一比较,就可以立判高下。解放后形成了一支优良的翻译队伍,他们工作认真负责,在掌握母语和外语的能力上,在专业知识的修养上,都属上乘,不仅超迈前人,而且(恕我遗憾地说)也是现今许多译者不可企及的。……这些译着的出版似乎是个奇迹。(第286页)2、“至今仍在沿袭那套陈词滥调”情志既非思想又非感情,同时既有思想的某种性质又有感情的某种性质。一般文学教程从来没有像这样来探讨问题。黑格尔的情志说不仅发人所未发,而且将艺术作品中表现思想感情的问题置于更深入更合理的地位上加以解决。遗憾的是在黑格尔提出情志说后,很少有人重视这一说法。我们的文学教科书至今仍在沿袭那套文学既表现感情又表现思想的陈词滥调。(第231页)3、“一些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我要和朋友们一起讨论的不仅是理论,还有一些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特别是狄更斯的《双城记》、罗曼?罗兰的法国革命悲剧系列:《七月十四日》、《丹东之死》、《群狼》、《爱与死的搏斗》等等。这些书我在青少年时期读过,但近来它们给予了我过去未曾领受到的一些新意蕴。(第108页)王元化(1920-2008)生涯中的“三次反思”先后发生于中国现代史以来的三个三十年。依次为:1、“五四”初期至新中国成立(1920-1949),反思“左的教条倾向”;2、建国至改革开放(1949-1978),反思“极左思潮”;3、改革开放至新世纪初期(1978-2008),反思的是范围更广的“激进主义”与世界蔓延的“物质主义”②。在这个意义上,王元化的思想历程具有持久的连续性、现实的针对性和时代的标志性。从而,王元化“比较文学”独特风貌的底蕴,与中国现代思想史并非无关。 四、推重“王国维读《资本论》”的启示 二十多年前获首届中国比较文学“荣誉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迄今依然有一个鲜为学界注意的特点。这就是同时推重王国维学术与马克思《资本论》。该书对王国维学术的推重至少有四方面表征:(1)引鉴王国维的文字考证成果,并称颂其“义据甚明,可为胜解”;(2)评赞其文艺美学观点,并结合古典美学而阐发其文论史上的现代新意;(3)运用其首倡的地下文物与地上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并率先得出相关新结论;(4)称颂其为在近现代学术方法史上“开拓新境界”的首要代表,并循此方向而继续努力①。就推重《资本论》方面而言,《文心雕龙创作论》初版后记写道:“从我开始写作本书的那天起,我就以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的最后一段话作为鞭策自己的良箴”。据笔者对该书各章考察所见,其中直接引鉴后者之处计数16条。《文心雕龙》与《资本论》两部经典,年代上有古今之隔,文字上有中外之别,内容上更有文艺学与政治经济学的截然异域之归类。缘此之故,虽然二书传播历史长久,研究文献积厚,而迄今罕见相互关联而切实研讨的文字。王元化的《文心雕龙》研究是唯一特例②。王国维曾长期被视为顽固反动,或落后守旧、冬烘迂腐的代表;王国维与《资本论》之关系通常还被认为风马牛无涉乃至对立。然而以今日中国学界通识观之,王国维已然堪称中国传统学术价值的守护人和维新者;《资本论》的作者则已被西方知识界推为“千年第一伟人”。由此可见,早在六十年代《文心雕龙创作论》手稿中就同时推重王国维与《资本论》的王元化,在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可谓先着一鞭。 2007年王元化在新编《王国维全集》序言中③,引录了王国维写于上世纪初的如下一段话: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谓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国学丛刊序》)这段话的意义在今天无疑不限于比较文学界。马克思《资本论》研究目标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隐蔽规律”,以打破资本主义永世长存的幻想;王元化研究《文心雕龙》的最初目标是揭示“文艺规律”,以破除教条主义文艺观的迷妄。《资本论》分析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文心雕龙创作论》最初是深切感应中国语境中 文艺与政治的时代性问题。《资本论》在当时欧洲政治经济学领域属于异端;《文心雕龙创作论》与当初中国文艺潮流迥异。马克思是在类似“下地狱”和“坟墓边徘徊”的艰难条件下从事研究;王元化最初撰写该书是在沦为“政治贱民”的六十年代。马克思以毕生精力从事《资本论》研究;王元化研究《文心雕龙》经历了三十年以上的“漫长历程”④。如果说马克思学说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标志性特征之一,那么王元化在研究《文心雕龙》的同时借鉴《资本论》,当亦可谓是“中国化”的“比较文学”研究之开拓者。王元化晚年写有《王国维读〈资本论〉》专文。笔者循此考查发现,王国维读《资本论》时间是在1902-1907年之间,比通常认为中国最早读《资本论》的学者早了近十年(是在1914年留学日本后开始研读《资本论》)。因而前者可能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早接触《资本论》的学者之一①。 然而《王国维全集》始终未见谈论《资本论》的文字。这意味着王国维与《资本论》之间存在隔阂。就此而言,王元化率先同时推重王国维与《资本论》,倡导的是一种打通隔阂,继往开来的新思路。王元化在《王国维读〈资本论〉》中感叹:“那时的学人阅读面极广,反而是后来的学人,各有所专,阅读也就偏于一隅,知今者多不知古,知中者多不知外。于是由‘通才’一变而为鲁迅所谓的‘专家者多悖’了。”②如果说这番感慨连同王元化“比较文学”的独特风貌,启示了一种“思通博雅”的人文境界③,那么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文学”具有走近这一境界的相对优越性,而后者也可能为前者提示并丰富“中国气派”的内涵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技巧 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相遇并存。多元共生、相互对话、相互交融的文化多元主义时代对我们的语文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文化组成部分的语文教学需要一个更为广阔与充满活力的、跨文化的“世界文学”视野。同时,许多语文教材不同程度所体现出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框架和思维特质存在着某种内在的需求,有着较大的比较空间。再者,就是教学对象的自发需求。通过培养比较文学意识,引导学生用比较思维去观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怀去创造和感悟生活。尽管现有体制下的语文课程一定程度融会了比较思维,如有的版本教材在单元的组合上已经显示出学科整合的倾向,但缺乏系统的理论提升和更大范畴的比较文学视野。鉴于此,将语文教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在语文课程中开拓比较文学视野,对于改进语文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比较文学的定义及其主要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是一门兴起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独立学科,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文明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以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 (一)影响研究法 影响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传统的研究方法之一,由法国学派所提倡。其目的在于考察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之间互相接触、渗透和影响的“实际联系”。注重材料,讲求考据,实证法是其核心操作手段。它综合运用流传学、渊源学和媒介学方法,从影响的放送、接受、传播途径这三个方面来进行研究。影响研究的具体对象包括题材、主题、文类、形象、风格、技巧等文学因素。影响的类型分为正影响、负影响、反影响、回返影响、虚假影响、超越影响。 (二)平行研究法 由美国学派提出的平行研究法是对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的比较研究,主要包括对作家、文体、主题、题材、情节、人物、风格、艺术手法、思潮流派的类比或对比研究。求同变异,经由对于精神契合的探寻和对于异质元素的离析,总结出文学发展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为沟通寻找平台,达到互证、互识。 (三)跨学科研究法 跨学科研究法又称“科际整合”(interdisciplinary)或“超文学学科研究”(extraliterary study),是对文学与其他学科相互关系的研究,旨在揭示在人类文化体系中不同知识形态的共通性,彰显文学之独特性,把握文学的内在规律。它包括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文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及其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主要研究方法是:(1)移植理论,即运用其他学科理论或艺术理论来阐释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2)平行比较,即研究文学作品与其他艺术作品在结构因素、创作规律和审美价值等方面的异同;(3)追溯影响,考证事实,探讨文学与科学、文学与艺术间的孕育、融合、影响等关系。 (四)跨文明研究法 跨文明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它运用生成于一文明中的文学观念或其他学科知识来阐释、研究生成于另一文明中的文学作品;也可以同时存在于多个文明之间。其核心是跨越文明界限的文学理解,包括作品阐发、理论阐发等。主要表现为两个向度:(1)运用西方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作品进行阐发;(2)运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对西方作品进行阐发、解读。事实上以西释中常多于以中释西。 二、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及价值 (一)拓展思维,培养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批判鉴别能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1]这种“比较”并非表面的类比和比附,而是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联系起来做跨文化的比较,是开放、开阔、开拓的比较,避免了传统语文教学仅限于同类文体、相同主题、相似情节等的狭隘、封闭、保守的比较。 在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单元适当开展比较式教学,改变对作家、作品封闭、孤立的一元解析,认识文学异中之同,辨别其同中之异,以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引导学生思维走向科学性,提供给他们新的视角和开放的意识,培养自觉比较的思维能力和世界文学眼光,从而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品的特点与价值。 在讲解初中语文的《威尼斯商人》和高中语文的《守财奴》两篇课文时,可将中西文学史上的五大“吝啬鬼”形象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一个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某些规律性和一定普遍性的文学形象——“被金钱扭曲的奴隶”。但同时,又因时代、民族和作家创作个性的差异而各具特色。夏洛克的凶狠,葛朗台的狡黠,阿巴贡的多疑,泼留希金的迂腐,严监生的薄情,构成了他们各自最显着的气质与性格。相似的人物形象体现着作家们各自不同的匠心,各吝啬鬼身上体现的不同时代特色又折射出作家对所处时代的敏锐把握。这种打破民族、地域的界限,重新组合起来的教学内容,为学生构建起一个横向比较的知识平台。同时,将外国文学中类似人物置于跨文化的语境下去进行对比阐释和理解,也改变了传统、单一的社会学分析,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既发现人物的普遍共性,又看到他们的个性差异。 比较文学研究不只局限于文学文本比较,还强调通过比较,从文化层面来理解和阐释文学现象,探讨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因素。譬如,将《愚公移山》与《老人与海》进行比较,《愚公移山》讲“挖山”,是关于山的文学;《老人与海》讲“闯海”,是关于海的文学。两部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作品体现了各自鲜明的文化特性。中国古代文化属于内陆文化,思维相对保守,精神乐观,讲求安稳,崇尚力量;而西方文化属于典型的海洋文化,思想开放,追求冒险,充满激进,崇尚智慧。不 同的地理生存环境导致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差异,这些差异也不可避免地在作品中得到体现。比较学习让学生学会思索,将自己融入到多样性的文化当中,深入到作者的内心世界,充分体验文学的乐趣并产生强烈的求知欲,从而准确把握作品所蕴涵的深意。这种跨文化的研究无疑会极大地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激发学生们从更广阔的比较视域来看待中外文学、文化现象。通过文学比较学文化,这既加深了他们对外国文化特质的认识,又加深了对本国文化的了解。 平行研究法打破了时间、空间、质量、强度方面的限制。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具有不同地位和影响的作家和作品都可以在可比性的前提下进行比较研究。透过现象,深入辨析同异。这样的比较学习既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的思辨方法和鉴别能力,还丰富和充实了知识系统。当然,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的科学对比与分析都必须是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切忌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不顾中西文学特质的迥异的为比较而比较的硬性比附。譬如,李白因有几首写饮酒之乐的诗,而“常常被称为浪漫诗人”,杜甫可能由于博学,而“总是被贴上古典诗人的标签”。[2] (二)置换视角,打开文本多重解读的审美空间 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性质。语文除其人文特性外兼有工具作用。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其他学科知识呈现的载体及进行学科性思维的必备工具,这就使语文的跨学科教学具有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在语文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关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纵向的融合与沟通,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基础性表达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强化思维训练,通过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 鼓励学生学习多角度、多层次地解读作品,不断尝试换一种角度去解读作品,建立起文学审美的多元视域。常读常新,获得新的体验和发现新的方向是语文课改所倡导的。譬如,最为传统的课文《项链》一文的教学往往是从阶级论等出发的冷峻的道德评判:所谓尖锐讽刺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和追求享乐的思想。这种对主题理解的偏颇及过于简单化难以让学生对作品产生认同,无法与文本产生心灵的共鸣。但若转换视角,采用比较文学跨学科和跨文明研究法,从接受美学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人格结构理论角度出发,关于《项链》的许多新见解得以生成:玛蒂尔德的幻想不乏自身的审美诉求;尽管她无法超越她的阶级,但她超越了自己,实现了一种生命价值的嬗变,成为由外在形象美到内在精神美的女性;玛蒂尔德的这一形象塑造,体现了作者的广博而深厚的人文情怀,为爱慕虚荣的妇女指明了一条拯救自身的道路;作者在小说中借玛蒂尔德的经历不仅展现了人性欲望发展的不同阶段,人格三重结构在现实环境中的矛盾冲突,同时也证实了“道德在拯救人性危机时的力量”。在跨学科研究的范围内,以别的学科理论对文学做出阐发,从非文学的角度解读作品,让作品获得多元化的诠释,展现另一种形式的生命价值,更让学生感受到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再如,沪教版以“爱情如歌”命名单元的选文有:苏霍姆林斯基的《给女儿的信》、普希金的《致凯恩》、夏洛蒂·勃朗特《简爱》中节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舒婷的《致橡树》、公刘的《只有一个人能唤醒它》以及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这种既跨学科又跨文化,以主题为主、突破文体的限制来结构的单元,要求教学设计要综合考虑爱情与心理学、爱情与教育学、爱情与青春期教育、爱情与人生观教育、爱情与生命教育等。跨越文学内外之分的障碍,构建穿越文学内外的桥梁,使学生沉浸在文学、音乐、绘画、戏剧等多门类艺术之中,以达成对文学的整体把握。文本的多元化解读,既还原了阅读的真正本质,又注重了学生创造思维的培养。由于受到僵化思维模式的禁锢,语文教学常常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对于文学作品的讲解缺乏对其文学特性的真正把握,往往是强调作品的现实批判价值及其阶级和时代局限。这种功利性讲解,无法帮助学生真正了解和掌握作品独特的思想艺术价值,更无助于启发和调动学生的独特见解和创造性思维能力。譬如,着名汉学家奚密就曾专门针对何其芳《秋天》中的隐喻在现代诗歌中的某些独特表现展开过论述,“这首诗表达了对主题的意象性模仿。就像F.奥康纳,她说她的故事的意义就是故事本身,在何其芳那里,诗的意义就是诗本身。”[3]国内大多学者却认为,“这首勾勒秋天景象的诗,把农、牧、渔都描绘得诗意盎然,显然是美化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中国农村”。[4]同样的《秋天》,中西学者不同的解读反映出二者在评价取向上的差异,前者更符合作品本身的艺术特色。西方学者在讨论文学作品时,角度多而新颖,有从社会、政治的角度展开的,有的甚至将作品视为研究社会历史的一部分。但总体来看,他们更关注作品的艺术性。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它从另一角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学科教学习惯和教学思维方式,在多学科的融合交叉教学中,建立各学科知识、能力之问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培养起学生的学科共通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整体发展。同时,也鼓励学生站在世界文学高度,以多维视角去进一步挖掘作品内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应以实用性、功利性的眼光来审视作品内容。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才会获得一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全新感觉。 (三)扩展和延伸文化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及其意义 文学的传承和交流是保证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它强调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寻求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要做到科学的分析,都必须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不同国家及民族的文学虽无直接联系,但也可能包含着某种“一般通行的原理原则”,世界文学正是在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中共同向前发展。 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在讲解作品时,穿插介绍对该作家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使学生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维,在“求同辨异”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众所周知,“五四”以来的中国许多着名作家,如鲁迅、巴金、郁达夫、沈从文等,都是沐浴着“西风欧雨”成长起来的。可以说,“西方文学为中国新文学提供了一种‘形成性影响’”。[5]鲁迅的小说创作就是最好的影响研究的范例。他曾公开承认,“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6]他的《拿来主义》蕴含着比较文学的精神,他的《狂人日记》有着俄国小说家果戈理和德国诗人与哲学家尼采的影子。他的短篇小说《药》更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外国文学的例证。受西方小说的叙述手法的影响,《药》采用了第三人称的限知叙事视角;小说的思想内容、主题意义、行文安排则主要是受俄国作家安特莱夫及其作品《谩》《默》《齿痛》的影响;小说的结尾,也分明留着“安特莱夫似的阴冷”。[7]当然,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途径往往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一国文学既可能播入他国而产生影响,又可能受他国文学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追溯这些文学间的因缘关系,自然要采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法。中国文学和文化自古以来就播入了邻国,其影响既久且深,近数百年也影响到了西方国家,如莱布尼茨、伏尔泰、威廉·琼斯爵士 (Sir William Jones)、歌德、艾兹拉·庞德、艾米·洛厄尔、布莱希特等。美国诗人庞德的意象派诗歌《在地铁站》就有着日本俳句的痕迹,其间更多的是对中国古典画作的借鉴,庞德成功地将中国古典画作的美学思想融进其诗歌创作技巧、审美理论和主题中。中国古典画作讲究意境及对意境的渲染,以典型的意象和巧妙的构图为背景来烘托主体。诗的两行相互依存,诗人将在车站上看到的过往人群的一张张脸与湿润黑色枝条上的花瓣并置,前者逐渐变成一片片彩色印花色底,后者成为前者要烘托的意象。花瓣随意四散,悠然落于地铁车站,花瓣传递了美的信息。这一信息由于有深色而又带湿气的树枝的反衬而变得突出鲜明。模糊重叠的意境之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比较文学不仅要研究各民族文学的相互融通,也要研究异质文化碰撞所产生的变异。文学作品与作家之意义与价值,往往就体现在这种“变”与“异”里。例如,“最初读到二十年代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还好像一见如故”[8]的卞之琳就有所选择并创造性地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与民族审美传统进行了有机融合。他的《断章》摈弃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晦涩的特征及其“出世”的超验色彩,表现的对主客体相对关系的探究有着中国道家哲学的思考。他将审美的触角伸入现实生活的情趣中,从最常见的行为和关系发掘复杂精微的意义,呈现“人世”的风貌和含蓄的审美特质。“他在选择和营造智性诗美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象征主义等西方现代诗学的创造性转化”,[9]为中国新诗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通过阅读比较,让学生明白文学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借鉴他山之石的辩证关系,以及各国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道理,以使学生逐渐养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审视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从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人类文明发展的无数事实已经表明,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互补与互渗会使各民族的文化更加丰富和完善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 【摘 要】本文探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主要有四种类型：影响研究、平行研究、阐发研究、历史类型学研究。文章探讨前三种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试图在学术论文写作范围内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有所指导、帮助。 【关键词】当代文学 比较文学研究 运用 就大多数情况而言，文学研究就是文学评论，文学研究方法就是文学评论方法。各个学科有着共同的基本的科学的研究方法，而针对具体学科，又都有专业性的研究方法。下面我就简略谈一下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众多专业方法中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运用。 二十世纪，是整个世界在各民族及其文化的急剧碰撞、交流中走向对话和交流的重要历史阶段，而二十一世纪是全球化的世纪，尤其经济全球化更促使各民族文化跨出国门，世界文化交流更是频繁。在这种情况下，比较文学作为一种“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在文学交流日益频繁的当代社会，受到众多研究者的强烈关注。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不少学者在比较文学的研究框架中，还运用心理学、文化学、形式分析等多种方法，使文学比较研究深入全面。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具有四种类型：最早的源于法国的“影响研究”，继而又有美国首倡的“平行研究”，苏联创造的“历史类型学研究”，中国提出的“阐发研究”。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主要运用“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阐发研究”这三种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研究中“影响研究”的法国学派注重国别影响，也就是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学影响，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来印证有关“影响”的假设，凸显作家作品之间的精神联系。某个作家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对外国作家及其作品有所了解，并且自己在写作中可能受到他们的影响，如鲁迅的有些小说就是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在内容和形式上体现出了和传统小说不同之处。这种研究方法目的在于寻找作家作品跨文化相互影响的规律，研究作家接受外来影响与个性创造的辨证关系，影响发生的原因、条件以及变化过程。“比较学者们对影响所作的界说大都强调它的外来性和隐含性。”在当代文学研究中，题材处理、主题原型、艺术风格、技巧等艺术创造的范围内都可以运用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展开研究和比较。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很多作家受西方文学的影响，王蒙是比较突出的一位。我们都知道,王蒙作品中的幽默是一种“中西合璧”式的幽默，他从西方的“黑色幽默”里吸取了“浓缩的荒诞性”和“黑色的”戏剧性。并且我们知道，王蒙在十七年的创作中，在作品的结构方面独树一帜地采用意识流动结构法，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他的这种写法与西方的现代派的表现手法有着深刻的联系，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方面，运用“影响研究”的方法研究西方文化对王蒙创作的影响。这方面论著如《论王蒙小说的文学空间》李珠鲁(韩国仁济大学中文系)就重点考察了王蒙小说所展现的文学空间形态及其性质,探讨王蒙在艺术创作中如何运用现代主义的意识流交错手法来结构作品，强调了西方意识流手法对王蒙小说创作的影响。再如许子东《当代小说探索与西方现代派文学影响》，就探讨了西方文学流派对新时期小说创作的影响，《沈从文与精神分析学说》注重研究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对沈从文的文学创作的影响。当然，影响都是相互的，在看到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学影响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影响，要找到文化影响对作家作品影响的普遍规律。在当代文学中这样的影响俯首皆是，我们要用发现的眼光更深入研究当代文学。 美国学派提倡的平行比较方法研究，提倡文学跨国界“共时性”研究，是“将那些相似、类似、卓然可比，但是并没有直接关系的两个民族（或几个民族）文学，两个（或多个）不同民族的作家，两部（或多部）属于不同民族文学的作品加以比较，研究其异同，并导出有益的结论。”也就是以文学作品为中心的比较方法。是对那些没有事实联系和影响的文学现象进行跨文化的对比研究，将不同的文学现象贯穿起来，揭示它们之间的逻辑和理论联系，以探索世界文学创作的共通规律。平行比较方法包括两种类别的研究，一是探讨作品的类同，一是探讨作品的对比。它并不是将两种文学简单地相比，而是在主题、题材、类型诸方面建立比较关系：以文学作品的主题为中心，考察同一主题在不同国家的文学里表现的异同点；以题材为中心，分析同一题材在不同国家文学中的不同处理；按照文学的不同类型进行分类比较，如风格比较、情节技巧比较、人物形象比较等等。如《〈天龙八部〉的原型分析（从〈俄狄浦斯王〉谈起）》,这两个作品乍看上去毫不相干，但作者通过深入研究从作品表层的巨大差异中找出了它们之间深刻的内在一致性。《不同国土上的荒野：中西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不同语境》、《廖辉英〈盲点〉与张爱玲〈金锁记〉中的母亲角色》等，都为我们的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视野和有效的研究方法。对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民族的文学作品也可以采用这种比较分析的方法。 在运用平行比较方法时，对比研究注重在某类现象的比较中寻找差异时，较多采用演绎思维方式，如对中西文学中吝啬鬼形象的比较研究;类同研究在差异中寻找共同点时，则更多使用归纳思维方式，从个别中见一般，分析文学的社会、历史土壤和文化条件的研究，如《〈莫须有先生传〉与〈堂吉坷德〉之比较研究》。平行比较研究方法拓展了文学研究的领域，让我们的视野更加开阔，在更广大的空间中来研究文学，是大有裨益的。 中国提出的阐发研究，也就是用西方的理论阐发中国文学。这种研究方法在近十几年受到学者相当的重视，并作出了相当的成绩。比如用精神分析法来分析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形象，可以更加透彻地看到狂人的无意识行为中隐藏的心理动机，能够更好地理解狂人形象，进而为理解作品找到突破口。《艺术心理与政治心理的冲突——矛盾小说理性化倾斜的心理学阐释》运用荣格的心理学理论分析矛盾的小说创作，可以说是另辟蹊径，从非传统研究方法中挖掘出作品更多的内容，让我们看到了作品内容的更多层次。二十世纪西方在文学理论方面大有收获，文学的各个环节，不管是作家、作品、读者还是文学创作过程，都有一系列的理论，这些理论传到中国，对当代文学的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如结构主义理论，新批评理论、存在主义理论、女权主义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等，我们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可以运用这些理论来寻找与当代文学的契合点，用它们的理论来分析文学作品，可以融会贯通，更加细致地解剖作品。《中韩当代女性小说的对比研究》就是运用女权主义的理论来分析中韩当代女性小说的异同。《须一瓜小说中的荒诞性》则是从存在主义的理论出发，看到须一瓜作品中的荒诞的性质。当然，不管我们运用什么理论去阐述文学作品，研究之前都要对一种理论模式做分析和选择。另外我们还可以在寻找文学创作与历史、宗教的联系中，加深对文学的认识，如当代作家的宗教信仰对创作的影响，当代作家创作与佛教、道教文化的关系等。如贾平凹、孙犁等作家作品中传递出浓重的道家文化，就可以研究他们的创作与道家文化影响的关系等。 我们对中外的文学作品、作家进行比较研究，同时我们也不要忽略了在历史纵向范围内的对比研究，可以探讨中国古代、近代文学对当代文学的影响，可以将不同时期的作家的创作行为及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如《张爱玲、王安忆小说创作中的市民意识比较》《异中有同的两种中国味：观照赵树理和汪曾祺》等，可以加深我们对作品的理解，加深对文学的认识。 总的说来，新时期文学的比较研究，是一个容易出新的批评领域。借鉴新观念、新方法，剖析比较研究对象，作出新颖而深入的发现、体现出鲜明的当代性特征。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一、现代文学作家、社群与思潮 (一)战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与文艺社群 1945年以后，大陆学者文人随国民政府来台者众，当时进入台大任教的几位师长，带来了“五四”文学的精神，也开启往后的现代文学之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文系有台静农，他是鲁迅的学生，来台后虽然转向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但他的小说集《建塔者》、《地之子》，后来也出版了，使读者一窥“五四”遗风。在外文系则以夏济安为代表，他创办《文学杂志》，带动写作风气，影响了当时仍是学生的白先勇等人，也缔造了学院派文学杂志的成果。当时的青年学生辈，有来自大陆的学生，也有台湾本地出生的青年，他们因为进入台大就读，受到这些老师前辈的启发，以及同侪间的鼓舞，纷纷崭露创作的才华，终于成为台湾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这些学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叶庆炳、张健、吴宏一、柯庆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杜国清、叶维廉等，各自在诗、散文、小说创作方面留下可贵的成果。林文月、叶庆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参与蓝星诗社的创立，张健亦为蓝星主要成员，杜国清、叶维廉则是笠诗社、创世纪诗社的重要成员。而以白先勇为主的《现代文学》杂志在1960年代创办，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等人，都是创始社员，共同推动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 (二)文学杂志对现代思潮的译介 由夏济安主导的《文学杂志》创办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结束。但这份刊物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代表台湾战后初期的文学潮流中，一群学院里的师生对于文学的喜好和坚持，并开辟另一个有别于“战斗文艺”的园地。他们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创作，文学理论的译介、中西文学的相关论述也相当多，这个现象可以说开创了一种风气，也就是将现代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理论、西方文艺思潮连结，提供给创作者和读者新颖的观念。以白先勇为主导的《现代文学》深受其师长辈创办的《文学杂志》之启发，该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发行51期，由白先勇负责筹措资金，而外文系的几位同学一同写稿、译稿和拉稿。比起《文学杂志》，《现代文学》更强调创新的精神，他们努力介绍各种西方的思潮、创作观念，以便所写的作品可以表达属于现代人的艺术情感;对于西方文学与理论的介绍，《现代文学》更以“专号”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译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绍，并附带加以评论。除创刊号推出“卡夫卡专号”，也曾刊出多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专号，对于艾略特的诗作与诗学，更前后刊出多期。《现代文学》编辑群对文学充满热情与执着，而这些译介，为创作者与读者带来不同的视野，开拓更多元的文学品味。 二、比较文学的学科成立与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以译介外国文学与理论为宗旨，进而启发作家的创作以及解读作品的角度，其实已略具比较文学的雏形。进入1970年代，台大文学院更以三轨并进的方式———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成立比较文学会以及结合《中外文学》，促进了比较文学在台大扎根与茁壮。1970年，台大外文系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推动者是当时文学院院长朱立民与外文系主任颜元叔。但这个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学博士班的路线，反而希望结合外文系与中文系的学术资源，使学生可以同时接触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进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国/外国文学双重视野的比较文学研究。纪秋郎、单德兴、李有成、高大鹏、陈昭瑛、古佳艳等，都获得此博士学位，成为外文、中文学界的优秀学者。近年台大外文系虽已将比较文学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较文学仍是其修业与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学者与叶庆炳等四位中文系学者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并藉此在《中外文学》开始介绍比较文学的观念和发展;譬如《中外文学》创刊号(1972年6月)即刊登李达三著、周树华与张汉良译的《比较的思维习惯》，仿佛已经有所预告，2卷9期则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译的《比较文学的目的与远景》(1974年2月);其后则陆续有袁鹤翔《中西比较文学定义的探讨》，李达三著、许文宏与冯明惠译的《东西比较文学史的检讨》等文章，一路推进，颜元叔、胡耀恒、朱炎、叶维廉、张汉良、陈慧桦、古添洪等，都是比较文学的旗手。古添洪与陈慧桦编著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李达三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8年)二书，可说是最早结集的相关著作。而叶维廉、古添洪与陈慧桦在东大图书公司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更可说是具体的成果。此外，结合外文、中文两系教授的“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自1974年8月起对外扩大征求会员，凡大专院校教师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较文学者，皆可申请入会。而学会也每年度主办国际或全国比较文学会议，开放对外征稿，相关的征稿主题、研究论文也都以专号的形式收录在当期的《中外文学》或另一英文的比较文学刊物《淡江评论》(淡江大学外语学院出版);譬如第4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1983年8月)，第5届主题为“现代主义与中西比较文学”(1987年5月);第25届全国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灾难、创伤与记忆”(2001年9月)、第30届主题为“认同的变向:全球化时代的主体生成与转化”(2006年5月);无论其主题是企图与中国文学对话，或是呼应世界文学脉动，或是跨领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带动台湾学界的研究潮流，累积丰富的学术资源。外文系主导的比较文学博士班、比较文学会，再加上《中外文学》，形成了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铁三角。我们也可以发现，就在《现代文学》即将衰退之际，1972年6月，外文系与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发起创办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学》。这些学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齐邦媛、颜元叔、胡耀恒与中文系郑骞、叶庆炳等人;而该刊自创刊以来，迄今一直稳定出刊，在台湾学术界已占有关键性的位置。《中外文学》创刊初期，系以颜元叔为主导人物，他引进新批评，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细读洛夫的两首诗》，掀起一串现代诗论战;而后又连续登载王文兴小说《家变》，并举行座谈会，引起各方注目、论辩，具体呈现学界与读者大众对这篇小说褒与贬的两极化情形，也为现代主义小说的读者反应留下珍贵的纪录。《中外文学》也曾连载林文月翻译的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书，引起很大的回响。该刊既命名为“中外”文学，除了对外国文学以及理论的译介，当然也兼纳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论文。除现代文学研究外，也有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属于中国文学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传记考述、作品流派、文学史研究，另外更为突出的则是以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例如张汉良的《“杨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结构》(1975年4月)，系以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研究古典小说“杨林”、“枕中记”系列故事，这种研究视角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台湾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综览《中外文学》的文章，可知其编辑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较文学”在台大外文系的扎根与开展着实有密切的关联。《中外文学》在1980年代以后，逐渐聚焦在对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介绍，例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后殖民等理论，透过专题邀知名学者撰稿，无论是就理论观念加以译介，或是以文学作品为例实际操作，都成为后来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长了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风气。 三、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作家的培育，本不限于任何科系，但因为小说家白先勇、王文兴等人的光环，“作家都是出自外文系”的说法也流传一时。然而随着中文系现代文学课程的增加与写作风气渐盛，出身中文系的作家，以及投入现代文学研究的中文系学者，也日渐增多，“现代文学”遂形成中文系学术传统的脉络之一;这方面，曾任系主任的叶庆炳教授实有开创性的贡献。而当代年轻一辈的作家譬如散文家陈幸蕙、简，小说家郝誉翔、黄锦树，诗人陈大为等，都是台大中文系毕业。在外文系方面，虽以外国文学课程为主，但中文、外文两系常有合作开课的例子，如外文系王文兴所授的现代小说、王建元所授的文学批评、齐邦媛所授的高级英文(讲授英美小说与诗)等，系为中文系而开;中文系也长期为外文系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因此除了在文学杂志上的通力合作，在课程、师资的援引上，中文与外文两系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担负文学教育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8月，台大成立台湾文学研究所(简称台文所)，因为课程设计与发展方向的关系，进入台文所的学生，不乏已经有现代文学作品集出版，或是已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加上各教授的专业取向，台文所加入了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阵容。按，台湾文学的发展，于史可考者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除1930、1960年代是现代主义兴盛时期外，台湾文学的多元性，以及与日本文学、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关联，都可以从中发掘比较文学的议题。是故，台大教授对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除了前文所介绍外，近年可以看到的是，中文系何寄澎的现代散文研究、陈翠英的现代小说研究、外文系廖炳惠的后现代研究、廖咸浩的文艺/社会思潮研究、张小虹的性别/同志文学研究、流行文化研究，刘亮雅的台湾后殖民小说研究、朱伟诚的同志文学研究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而台文所教授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可说更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柯庆明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郭玉雯的张爱玲小说研究，王文兴小说研究，梅家玲的现代小说研究、眷村小说研究，以及洪淑苓的现代诗、女性文学研究，都已出版相关的学术论著。另外，黄美娥的日治时期台湾通俗文学研究、张文薰的日治时期台湾新文学研究以及苏硕斌的台湾都市文化与文学研究，也都为现代文学研究扩充了领域与视角。 四、结语 展望历年来的台大师生藉由现代文学创作、译介与发行文学刊物的成果，和台湾文坛产生密切的互动，在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上更有开创性、主导性与关键性的位置。现今，为了促进现代文学研究，总图书馆也积极展开作家手稿资料的典藏工作;目前已有王祯和、王文兴、林文月与叶维廉等作家的手稿典藏。而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也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常模，相信台大教授与研究生将秉此深厚的人文传统，在新世纪共同勾勒出台大、现代文学、比较文学以及文学史的复杂网络。 作者：洪淑苓 单位：台湾大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翻译与误读 ［摘要］在比较文学的研究当中，由于文学作品的翻译涉及到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因此翻译不再单纯地是两种不同文化间文字符号的转换，在翻译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本文侧重了解阅读过程中产生的误读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阐述了翻译误读对跨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学发展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为了促进跨文化交际和世界文学的发展，我们应该慎重对待误读。 ［关键词］翻译;误读;文学 引言 20世纪80年代后期，比较文学翻译的研究出现了由原来单纯的语言层面的翻译向了解文化的转变。而伴着全世界经济的迅猛增长，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也随之增加。两种不同的文化间的沟通也就是用一种语言去认识和解释另外一种语言。但是由于生活在一种文化里的人们在认识和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时候，常常会依照者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去对其他文化进行理解，这种情况或多或少就会产生一些文化误读。而在文化理解的过程中翻译是一种最直接、最普遍的文化交流形式，尤其是在研究两种文化的文学作品的时候，翻译也会存在一些误读现象。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误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读现象，并且这种现象对翻译起着怎么样的作用呢?笔者将在本文中逐一探讨。 一、误读定义及内涵 误读是产生在阅读文学作品中的一种现象。它是指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原有内容本身的含义和内容曲解，进行了错误性的阅读。读者对于阅读内容通常可以分为“正读”和“误读”。“正读”是读者能够正确理解作品的内涵、艺术价值和作者的创作目的;而“误读”则是不能正确理解作者的真正意图。乐黛云教授曾经给对误读进行过这样的解释，那就是误读是读者按照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去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理解方式。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就曾经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理论－－即“影响即误读”理论，并且用此理论给“误读”定下一个新的含义。布鲁姆提出在弗洛伊德尼和采之后，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读者不可能完全按照原文的含义进行理解，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修改和创造。实际上很多人认为跨文化之间的文学阅读是一种“重新创造”，是另外一种创造性的阅读，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 二、翻译活动中的误读 翻译是我们在进行两种或多种文化沟通中所使用的一个非常重要手段。但在某种方面来说，它所进行的过程里会不断出现由原来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或多种文化的误读。在我们进行翻译时出现的文化误读实际是指翻译者因为受到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近而错误地对原文进行加工改造，并把这些经过加工改造的错误文化信息展示到译文中。如果从主观性的角度上看，翻译者在进行文学比较时所出现的翻译误读又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蓄意误读，另外一种是无意误读。蓄意文化误读是翻译者由于受本身主观动机的制约从而造成的误读，是一种有意识地加工改造或者曲解。无意文化误读一般是指翻译者的语言底蕴不够或者存在一些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错误地把不正确的文化信息译到译文当中，从而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误译或错译。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体现着它所代表的时代和环境，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底蕴。为了了解另外一种文化，进行跨文化间的交流，翻译是我们常常使用的一种媒介手段。所以当翻译工作者对某一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他也就在进行一种跨文化间的交流，从一种文化进入另外一种文化。对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进行对照、比较、研究，最后创作出他的译文。但是由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以翻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要充分地评估自己的译文，不能出现过大或过多的误译或错译。翻译者要充分思考如何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光从表面上来看，在翻译的过程中出现的误读没有传达出翻译的“信”，没有体现出对原文的忠实性。但是，我们不能仅从表面来看，只是重视讨论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度，没有从文化的层面上去看这个问题，这里涉及到文化的交流和传承。有些译者为了让广大读者能够对作品有深刻的印象，在翻译一些国外的作品时按照自身文化习惯把外国的主人公的姓名翻译过来。这也说明，翻译仅用“信”即忠实原文这样的标准定位为唯一的标准的话，是非常不可取的，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它脱离了实际社会和环境，没有体现出该部作品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翻译过程必须是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对目标语言进行分析研究的。 三、翻译中产生误读的原因 众所周知，在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当中，因为文化背景的不相同，翻译者是不可能避免翻译误读现象的发生的，而且这种现象出现的频率还很高。每一本具有不同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都会有它自己独特的性质，例如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等特质，并且这些不容易在另外一种语言文化中体现出来。并且翻译活动还存在时代的局限性，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翻译，或多或少体现翻译者所在的时代和文化的环境。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由于风俗习惯、知识框架和思维模式上都有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同，所以，这样的读者就会有着不同的“期待视野”。这种读者所独有的“期待视野”事实上在他阅读另外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前就已经有了的观点、立场和思想方法等。这也造成了翻译者对原文文本内容的理解含有一部分自己的主观想法，而这种新创造出来的主观想法就会对原文化中的文学作品造成一定的误读。这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一些创造性的翻译就不可避免地。尤其在翻译跨文化的文学作品时，因为翻译者不同的“期待视野”，创作出来的译文也会有不同的解读。为了不断地满足读者所持有的期待视野，有些翻译者就会对原有作品不断地进行加工修改，以便于译文可以在译文的文化和环境中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可和喜爱。正如我们所了解的翻译家林纾，他翻译了很多的外文作品，但他的译文中有很多不符合原文意图的曲解和添加，这就扩大了读者的文化视野。他在翻译外文作品的时候，同时兼顾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用能够让中国读者理解的中国文化诠释或误读西方的作品。在这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翻译者文学翻译过程中先是一位读者，其次才是一名翻译工作者。 四、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的作用 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中，文学作品会被重新理解并产生一些新的含义，所以它会体现当时的时代和环境的情况，甚至会超越那个时代和环境。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的影响下，翻译存在着误读。也是这样在翻译中出现的误读让译文有了它不同于原文学作品的审美含义。这样在历史的角度上看，这种主体文化被翻译中出现的误读体现得更为丰富了，这也对历史文化发展和文化沟通交流起着非常重要的推进意义。而且还能从不同的角度地完全扩展译文文化的解读。例如，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尼采提出向往权利是人类生活中最强的意志。按照德国人文化意识的解释，那就是“我愿成为其他民族的主宰者”。有权利的人持有一种“像对待蚊虫一样，无任何良心的悲悯击毙它。”的态度来对待那些等级比较低并没有任何权利的人们;而当年茅盾对于尼采作品就有了误读。茅盾的解读是:“唯其人类有这‘向权力的意志’，所以不愿做奴隶来苟活，要不怕强权去奋斗。要求解放，要求自决都是从这里出发。倘然只是求生，则猪和狗的生活一样也是求生的生活。”从上述解释中可知，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在特定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的语境下，会产生出非常丰富的译文文化的艺术表达，这样可以不断启发翻译者文学意识，让文学创作和翻译过程形成一种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关系。同时，因为译文中出现的文化误读不能正确地表达外来文化的内容，会造成错误的信息，不利于正常的跨文化沟通。而研究这种文化误读现象也会帮助了解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消化。这在客观上非常利于译文文化文学的发展。反之，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翻译误读也对文学的发展有一些不好的影响。众所周知，翻译误读实际上就是对原文化文学作品的错误认识，修改了原文的真实含义，这样就会造成文学作品在交流和传承的过程中有所流失和误译。译文的读者不能够正确全面认识和了解原文文化的真实含义和精神本质，真正的文化交流效果体现的就会不充分。所以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者还要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误读。 五、结语 文化误读常常会出现在文学翻译，这种现象显而易见的。由于受到时代、环境、文化等方面的不同，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鲜明地突出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曲解与修改，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在另外一种新的文化和环境里获得了新的诠释。也就是说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的创造性行为，是翻译者根据自己处于的生活环境和文化影响所进行的一种创造性文学创作。但是这种创造性文学创作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也就是说原有的文学作品所体现的内容和创作出来的译文同时都要限制翻译者。翻译者只能在读者能够接受的限度里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主观性。同时，翻译者还要考虑读者和译文的接受语境。所以，翻译不是单一的创作性活动，它是不同的两种语言文化体系的相互制约。翻译者既是表达原文内容的人，还是原著内容的重新解读的人。从文学发展的角度上来看，翻译工作者的任务不应该单纯复原和传达原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全部含义，还应该在理解作者写作意图和原作品内容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并且对跨文化交际之间的文学交流有益的作品。 作者：姜旭 单位：黑龙江工业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语文课本中比较文学研究 笔者所从教的中学语文课本选有一定数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初中计14篇，高中计10篇，其中不乏脍炙人口、情文并茂的名篇佳作，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占据一定的地位。编者基于“文道统一”的原则，一方面使学生通过学习能领会作品的艺术特色，另一方面于作品本身所蕴含的深意给学生以启迪。作为教学活动主导者——教师，怎样才能教好这些外国文学作品，并通过这个“窗口”来开阔学生的视野，使其对庞杂的世界增加感知和了解，一直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比较文学定义 比较文学是一门独立学科，最早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法国。比较文学既不是“比较”，也不是“文学”，它是一门开放性、多方位的动态学科，其定义为：研究两种语言、两种民族关系之间，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之间以及其他意识形态和相互关系的学科。学习这门学科，掌握比较文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对于中学语文教师既可以扩大视野、丰富知识，又可以在课堂上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指导学生通过学习作品来了解世界，并把课内讲授与课外阅读有机结合，培养学习的兴趣，拓宽学生的思维，使其具有全球意识。这种隐性作用，一旦发挥出来，这些经过培养的21世纪人才，不论在专业还是在建设上都会取得更大的成绩，做出更大的贡献，从而落实了教育的目的。 二、比较文学研究 在教学中，我们可以把主题相同的作品加以归类分析，进行平行研究：第一，将杨沫的《坚强的战士》与伏契克的《二六七号牢房》进行比较，两文都是以反抗殖民者和法西斯的压迫而在狱中斗争为主题，通过详细而具体的狱中人不屈不挠的斗争历程，赞扬了革命者的顽强意志和勇于献身的精神。两者不同的是，伏契克的作品属于报告文学，真实动人；杨沫的《青春之歌》则是长篇小说。结合历史的学习可以使学生了解当时风起云涌的斗争情况以及法西斯必然灭亡的规律。第二，学习都德的《最后一课》，可指导学生课外阅读郑振铎的《最后一课》。它们反映的都是外族入侵使本国语言禁教的故事，叙述了在沦陷区上最后一堂国语课的感人情景。作者细腻刻画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及思想斗争，充满着对祖国的挚爱之情以及对侵略者的切齿仇恨。文章在生动处，催人泪下。学习这样的作品，能使学生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收到良好的效果。第三，在入选的外国文学作品中，不少篇幅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本质，批判了它腐朽的金钱制度。如《最好的顾客》《竞选州长》《我的叔叔于勒》《警察与赞美诗》等文均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冷漠的人际关系和堕落腐败的制度作了曝光。作者虽然不属一国，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却是一致的。通过这些文章，学生对所谓“先进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就能有正确的认识。平行研究的题材学是研究同一题材在不同国家中的发展变异，运用这种方法，讲授巴尔扎克的《守财奴》时可联系各国形形色色的同类人物，像果戈里的《死魂灵》的泼留希金，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等，分析作品便可以发现特殊时代背景造就特殊的守财奴，有资本主义初期的，有封建社会末期的，有封建社会中期的，他们都具有贪婪、吝啬的本质，但他们也各不相同，如泼留希金呆板地守财，以致所有的家产都毁掉；葛朗台视金钱甚于生命，毫无夫妻、父女之情；严监生吝啬到令人发噱的地步。经过类比分析，学生对“守财奴”形象系列就会具有全面的认识，并于理论的高度加以批判。再如高尔基的《母亲》叙述了二十世纪初一个由逆来顺受，备受压迫的普通劳动妇女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英雄的过程。母亲叶尼夫娜就是这一过程中的一个典型。作为同种题材的叶圣陶的《夜》塑造了一个由悲痛到愤怒、由怯弱到勇敢的母亲形象。反对派的疯狂屠杀，普通家庭的悲惨遭遇，人民群众经受的深重灾难是母亲转变的原因。两文都热情讴歌了母性宽广伟大的心胸，反映了正义的革命必胜，同时也阐发出斗争使人坚强的真理。用影响研究的方法，从渊源学的角度，我们发现鲁迅的《狂人日记》是受了果戈里作品的影响。果戈里的《狂人日记》在主题、人物、情节、风格和语言诸方面成了鲁迅作品的渊源。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里说过：“但《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庭制度和礼教的弊害，都比果戈里的忧愤深广……”就是说两篇同名作品分别塑造了两个时代的狂人，而鲁迅笔下的狂人要比果戈里笔下的狂人“忧愤深广”，也可以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以“救救孩子”作结，喊出了时代的呼吁，令人不由猛然警醒。让学生了解两篇作品的内容，理解其中的渊源并着重分析鲁迅作品的现实意义，对于认识鲁迅的短篇创作是大有裨益的。 三、结束语 经过课外的阅读就会发现世界各国的文学，无论在主题还是风格上都有相同或者同中有异的特点，这是世界文学的规律。运用比较文学，可以系统的把外国文学作品和中国文学作品加以比较，这就以理性的角度使学生对世界有了更深一步的感知。对于中学生来说，要学好课本中的外国文学作品仅仅满足于课本是不够的，除了要读一些辅导书、参考书之外，还要尽可能地多读些外国文学作品。时代需求更多的人才，因此掌握科学的方法，通过作品来了解外国，对于中学生不啻为一条捷径。 作者：周琳 单位：宁夏石嘴山市光明中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全球化背景下的比较文学研究 一、比较文学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 比较文学的产生及发展对于文学研究有不可取代的贡献和意义 1.拓宽视野，扩展研究领域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语言，跨学科，跨文化，跨民族的包容性极强的学科，它跨越和打破了民族，语言，文化的障碍，双边及多边的事业取代了单一的文学视角，使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更能广泛地理解各文学及文化之间的差异及联系，大大扩宽了研究视野。比较文学的研究体系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历史类型学研究，阐发学研究，跨学科研究等。影响研究的范围包括流传学，渊源学，媒介学；平行研究的范围包括主题学，形象学，文类学，比较诗学等；文类学是对于文学种类，文学体裁的比较研究；主题学是研究同一主题在不同民族文学中的不同表现形态及其形成原因，发展过程，包括题材，人物，母题等的比较研究；比较诗学是对各民族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形象学专门研究一个民族文学中其他民族（异国）的形象，研究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文学作品如何构建它种文化的现象。这样，比较文学涉及及涵盖了许多领域，角度，跨越了多种联系，大大扩宽了研究领域和视角。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涉及广泛的领域，但仍然以文学为中心，但文学与众多学科都有联系，也可以跨越众多学科，与艺术的其他门类紧密相连，如音乐、绘画、雕塑、戏剧、电影等等；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相互渗透，如哲学、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语言学等；与自然科学也彼此关联。 2.百家争鸣，促进多元文化并存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越国家的学科，它研究各种文化形态下的文学现象，仔细研究各种文化形态下的特征和规律。不管作家作品的水平高低与名声多响，不受国际，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使各种文学形式，文化形式相互了解，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发展。比较文学这一跨越与包容的学科，使百家争鸣，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谐”现象得以实现。它曾突破了法，美学派的二元对立，改变了欧洲中心论的文化僵局，将对历史与金泰的多种国家与民族间交流的认识及思维模式打开，使各种文化平等交流得以实现，使百家争鸣的局面得以实现，促进了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谐局面的实现。 3.文化交流，推动文学发展 比较文学是在各国家，各民族文学相互交流，各种文化相互交流之上发展起来的。反过来，比较文学也将会促进文化交流，推动文学发展。比较文学的跨越性，跨越了文化，民族，学科，语言，是一个开放性的宽领域，大视野的研究学科。在其研究过程中必然会对不同的文化，文学及其它文学，文化现象加以比较进行研究，这样就会使两个不同的文化群体对对方有一些清晰深入的认识，这种认识和理解就是一种文化交流，并在某种成都市反映到文学上，不知不觉中推动了文学的发展。 二、比较文学易陷入的误区比较文学有两个易陷入的误区需要注意一下 1. 认识的误区 有的学者认为“比较文学”就是比较不同国家、民族、文化的作家作品，或者不同文学文化现象之间的异同。他们认为只要找到了两者或多者的异同，并挖掘出原因，他们的研究就成功了。但有些学者认为真正的比较研究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文化和学术背景，说明为什么要选择做这样的研究课题的原因及做了这样的研究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所以说要想做好比较文学的研究，就一定要对着一门学科有个正确的认识，对所研究的课题有个深入的认识和挖掘。 2.比较的误区 有些学者认为，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之间的文学现象只要存在相似性就可以进行比较研究。有些论文只要找到了一些相似点就匆忙进行对比研究，结果得不出什么结论，或者得出的结论没有说服力和意义。这样的比较研究只能说是浅层次的研究，因为没有得出有价值性的结论。对于文学或文化的研究是通过对作品及文化有深入地了解并精读，品味才得出的可比性，而不是在表面上看有相似性或差异性就进行对比研究的，要注意差异性不等于可比性。对精细品味之后对可比性进行研究并得出结论，才是比较文学的真谛了。 三、结语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比较文学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比较文学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也愈加显现，不仅开拓了比较的视野，促进了多元文化的共存，还加强了各民族各种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但在进行研究的同时要注意两个误区，深入认识比较文学这一学科及研究方法，并作出有价值的研究结论。 作者：王文静 单位：内蒙古大学外国语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大学语文比较文学研究 一、影响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影响研究是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首创。所谓影响，并不是在一个民族内部文学或者作家的相互影响，而是一个民族内部所不具有的外来因素。影响研究就是要运用充分可靠的材料来阐明不同民族文学之间互相影响、互相借鉴的事实，探讨其中的规律。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形成性的影响。《大学语文》中有许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名篇，可以采用影响研究的方法来分析。比如用影响研究的方法分析教材中涉及的张爱玲的《我的天才梦》、王蒙的《语言的功能和陷阱》、戴望舒的《萧红墓畔口占》和冯至的诗歌《为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等，主要探讨西方文学的艺术特点或者文化思想对我国现代文学造成的影响。 （一）分析外国文学艺术上的影响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许多文体均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包括在我国古典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诗歌和散文。通过分析这种影响，可以加深学生对文学作品艺术特点的认识。以《语言的功能和陷阱》为例。这是王蒙在2004年受聘南开大学兼职教授时发表的演讲，可以看成是一篇论述语言功用的论文。笔者在分析这篇文章的艺术特点的时候，有意引导学生将这篇文章的论说方式与中国古代文论中诗话、词话的形式进行了对比。王蒙的文章是以逻辑分析为主，而传统文论中的诗话、词话则是主要采用感悟的方式。王蒙采取的这种言说方式，其实就是西方文论的言说方式，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的《诗论》已经采用了这种言说方式。许多同学认为，这样的讲解方式加深了他们对中西方文论的认识，也使他们认识到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导致了中西文论言说方式的不同。 （二）探讨外国文学思想上的影响 汉语不仅是文学形式的载体，在更深层次上它是思想的载体。西方文学不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艺术特点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它给中国现代文学带来了新的思想。通过分析现代文学中某些篇章的思想渊源，可以使学生更深刻地明白作者或者作品的深刻思想。笔者在讲授张爱玲、钱钟书和冯至等名家作品的时候，分析了西方文艺思想对他们的影响。在张爱玲一讲中，以《倾城之恋》为例，与学生共同探讨了西方个人主义对张爱玲的影响。张爱玲在其小说名篇《倾城之恋》中现身评论说：“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总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队平凡的夫妻”。我们就以这句话为由头，讨论白流苏和范柳原是不是个人主义者。大部分同学认为白流苏和范柳原是个人主义者，因为两个人都是自私的人，在恋爱的过程中机关算尽。在学生发表完意见之后，我给学生分析了个人主义的渊源以及个人主义的本质。通过我的分析和讲述，学生明白了张爱玲在某种程度上误读了西方的个人主义。真正的个人主义，不仅是高度重视个人自由、强调自我支配的个人或自我，而且是建立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基础上的。通过影响分析，学生不但加深了对中国作家作品的认识，而且认识到了各种思想来到中国之后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 二、平行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平行研究是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理论基石。平行研究是对那些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民族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研究，比较其异同，并在此基础上引出有价值的结论。相对于影响研究而言，平行研究摆脱了“事实联系”的限制，具有更大的自由性。在大学语文的教学过程中，既可以将文中的某些内容拿来进行平行比较，也可以将整部作品与其他民族的文学作品进行比较。 （一）课文局部内容的平行分析 大学语文教材中有一些篇章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所创作。在这些文章中，学者站在中西文化交汇的立场上，将中西文化进行了对比。其中一些言论是这些学者多年思考和深入体味中西文化的结果，因此是振聋发聩的。但是由于多种原因，论者没有将一些观点进行进一步论述。在教学中可将一些观点作进一步解释，以便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作者的思想。《序二篇》是季羡林和陈省身为范曾所作诗剧《庄子显灵记》写的序。季羡林在序文中说，中西方在处理人和大自然关系的时候采用了不同的态度，西方主张“征服自然”，而中国则主张“天人合一”。这个论点无疑是非常深刻的。为了让学生理解这个观点，我们在分析这两种态度时，将爱琴海的地理特点、黄河中下游的地理特点与中西文明的产生联系起来。爱琴海的地理特点导致了西方商业社会的发达，而黄河中下游一马平川、适合耕作的特点，则导致了中国农业社会的发达。西方商业社会的发达使人们倾向于“征服自然”，而中国农业社会使人们更倾向于“天人合一”。接下来还分析了这两种态度在文学上的表现。深入分析季羡林、傅雷等学术大师对中外文学、文化的看法，可以使学生更好地了解大师们的思想，也可以进一步引发他们对大学语文的兴趣。 （二）作品的平行比较 作品的平行比较是一个较为自由的研究范围，它既可以把不同民族文学作品的艺术特点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也可以将它们的艺术思想进行比较。在大学语文教学中引入作品平行比较，将大大增加教学的信息量。许多学生觉得《诗经》里面的许多诗歌已经耳熟能详，《诗经》的艺术特点已经烂熟于心，因此对学习教材中所选《蒹葭》不怎么感兴趣。为此，笔者尝试了一种新的方法。在讲述这篇诗歌的时候，将它与象征主义诗人里尔克的《严重的时刻》进行对比。我将两首诗歌诵读之后，许多学生凭直觉发现这两首诗歌具有不同的美学特色，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两篇诗歌风格的迥异。当学生急切想知道原因的时候，我展开了层层分析。最终学生认识到，《严重的时刻》表现了生命的真实存在状态———人生的荒谬，而《蒹葭》则体现了一种虚无缥缈的审美意境。《严重的时刻》表现的是生活的“真”，而《蒹葭》反映的是生活的“审美”。教学中运用平行比较的方法，可以使学生产生耳目一新的感觉，从而提高他们对大学语文的兴趣；同时也可使学生加深对具体作品的理解，深化对不同民族文学特性的认识。 三、跨学科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中后起的一种研究类型，它以文学研究为中心，探讨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20世纪后半叶，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如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宗教、文学与人类学、文学与心理学、文学与其他艺术等，已有长足的进步。中国语言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存在着或隐或显、或大或小的关系。从这种关系入手，可以使学生触类旁通，深化对课文的感悟和认知。大学语文教学中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可从语文与艺术学科之间的关系、语文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入手。 （一）语文与艺术学科之间的打通 在中国古代，诗、乐、舞三者是紧密结合的。音乐、舞蹈、美术的变迁往往也影响着语言文学的发生与发展。许多大学语文老师在讲述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时候，只是考虑到了文学的艺术特点与思想主旨，而淡化或者忽略了文学与其他艺术学科之间的联系，因此难以收到理想的效果。应当将文学与其他艺术学科联系起来。比如讲解《诗经》，就可以适当分析《诗经》文本与音乐之间的关系；讲授《春江花月夜》，可以将诗歌与音乐、绘画、舞蹈联系起来。笔者在讲授《春江花月夜》的过程中，先朗诵诗歌文本，接着让学生初步分析这首诗歌的艺术特色，然后让他们听同名的民族管弦乐曲、欣赏同名的舞蹈、观看同名的绘画。同学们发现《春江花月夜》在不同的艺术形式下，呈现出形态各异却又大致相似的艺术特点。于是，引导大家共同寻找它们的相似点。最后，同学们终于发现各种形态的《春江花月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意境美。这样，通过学习《春江花月夜》，同学们不但深化了对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特点的了解，而且明白了意境美是中国传统艺术的共同特点。 （二）语文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打通 大学语文教学中，不仅可以打通语文与艺术科学之间的关系，而且可以打通语文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仅仅局限在文学作品本身，认识的境界就不大宽广。将文学与哲学、历史等学科联系起来，大学语文的讲授就会达到一个新的境界，使学生觉得既生动又深刻。讲解教材中的许多古代文学名篇，都可以从历史、哲学和社会科学等角度去挖掘它们所蕴含的社科内容。比如讲授《庄子•秋水》，不仅分析它艺术特点和思想主旨，而且还应该进一步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分析庄子思想对中国古代文人的影响，使学生看到道家思想的积极意义。 总之，在大学语文教学中运用跨学科的方法，将文学与其他学科联系起来，可以增强课堂的趣味性，深化学生对文学作品思想内涵和艺术特点的认识。四、结语在当今信息空前发达的社会背景下，大学语文的教学不能局限在文学作品的字词知识、段落大意、艺术特点等方面，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需要与时俱进。比较文学是一门以跨越与打通为宗旨的学科，将它的一些研究方法运用于大学语文教学中，可以使大学语文的课堂产生更多会意的微笑和深沉的思考，可以使学生的思维跨越学科、民族之间的界限，做到融会贯通，从而使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审美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学与哲学 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是基于人类文化各子系统的互渗及各学科门类的混生而提出的，它应和了人类认识世界的历程及知识系统的发展规律，是对比较文学“跨越性”的新阐释。正式的跨学科研究概念是1961年，由美国学者亨利•雷马克提出的，他在《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ComparativeLitera-ture，ItsDefinitionandFunction)一文中说:“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塑、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1］文学与哲学同属社会科学，在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诸多领域中尤其重要。哲学探索的是关于知识、真理、理性、现实、意义、精神和价值的问题，文学也以此为中心，两者关系密切。正如王国维所说:“诗人之所悲歌，哲学者之所瞑想，与夫古代诸国民之传说若出一揆。”［2］16“哲学”一词，在西方意谓“爱智慧”，在中国也与智慧相关，“哲，智也”(《尔雅》)，“哲夫成城，哲妇倾城”(《诗经•大雅•瞻卬》)。西方传统中的譬喻“镜”与中国古代的“文以载道”都说明了文学与世界及对世界之反思的关系，当然也包括与反思之抽象结晶———哲学的关系。因此，对文学与哲学展开跨学科研究既有学理依据，也有重要意义。 一、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可能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在学科分类不明晰的古代，文学与哲学都是混生互渗的关系，表现为哲学的文学化或文学的哲学化。远在古希腊时期，学者们就从与哲学的混生互渗中研究文学。毕达哥拉斯认为宇宙万物的本源为“数”，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毕达哥拉斯学派从数量比例关系角度探寻文学艺术，提出“美是和谐统一”。赫拉克利特用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研究文学艺术，提出“艺术模仿自然”，艺术与自然都在对立排斥中追求和谐，“自然是由联合对立物造成最初的和谐，而不是由联合同类的东西。艺术也是这样造成和谐的，显然是由于模仿自然”。美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最美丽的猴子与人类比起来也是丑陋的……最智慧的人和神比起来，无论在智慧、美丽和其他方面，都像一只猴子”。德谟克利特认为宇宙万物是由不可分割的原子构成的，原子流放射出来造成影像，作用于人的感官与心灵，形成人对事物的认识。根据这一朴素的唯物认识论，德谟克利特建立了自己的文艺观，认为“文艺模仿自然”，“从蜘蛛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学会了造房子;从天鹅和黄莺等歌唱的鸟学会了唱歌”，而追求和创造美“是一个神圣的心灵的标志”［4］4。苏格拉底哲学的中心是神学目的论，认为宇宙、自然、人和艺术都是由神创造的，神创造自然和艺术是为了满足人的欲望，从这种神学目的论出发，他认为判断美的标准应是对人是否有用，有用即美，无用即丑。柏拉图的文艺理论是其哲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他把理式设定为宇宙的本体，认为理式世界是真实的，现象世界是对理式世界的模仿，文学艺术又是对现象世界的模仿，“他们的产品和真实体隔着三层”，“在我看，他如果对于所模仿的事物有真知识，他就不愿模仿它们，宁愿制造它们，留下许多丰功伟绩，供后世人纪念。他会宁愿做诗人所歌颂的英雄，不愿做歌颂英雄的诗人”。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哲学家是最高等级的人，是理智的化身，而诗人以虚构的谎言亵渎神明、贬低英雄、摧残人的理性，投合人性中低劣的“无理性部分”，应该被逐出理想国。“我们现在理应抓住诗人，把他和画家摆在一个队伍里，因为他有两点类似画家，头一点是他的作品对于真理没有多大价值;其次，他逢迎人性中低劣的部分。这就是第一个理由，我们要拒绝他进到一个政治修明的国家里来，因为他培养发育人性中低劣的部分，摧残理性的部分。一个国家的权柄落到一批坏人手里，好人就被残害。模仿诗人对于人心也是如此，他种下恶因，逢迎人心的无理性的部分(这是不能判别大小，以为同一事物时而大，时而小的那一部分)，并且制造出一些和真理相隔甚远的影象”。留在理想国中的诗人只许描写公民的诚实、勇敢、节制等美好品行，歌颂神灵和英雄的美好性格，“除掉颂神的和赞美好人的诗歌以外，不准一切诗歌闯入国境。如果你让步，准许甘言蜜语的抒情诗或史诗进来，你的国家的皇帝就是快感和痛感，而不是法律和古今公认的最好的道理了”。 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文艺模仿自然”的思想，但反对柏拉图对现象世界和文学艺术的贬低。他认为现象世界是“第一实体”，文学艺术反映现象世界的本质和规律，不仅是真实的，而且富有哲学意味:“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希罗多德的著作可以改写为‘韵文’，但仍是一种历史，有没有韵律都是一样;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地对待;因为诗所描写的事带有普遍性，而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古希腊这种哲学与文学的混生状态被维柯称为“诗性智慧”，他说:“最初的哲人们都是些神学诗人，任何产生或制造出来的事物都露出起源时的那种粗糙情况。我们只应该根据这种粗糙情况来考虑诗性智慧的各种起源。至于流传到我们的诗性智慧起源所享有的那种巨大而崇高的尊敬，则起源于两种虚骄讹见，一种是民族的，另一种是学者们的，更多的是第二种。因为正象埃及高级司祭曼涅陀(Manetho)把埃及的神话故事性的历史都翻译成为一种崇高的自然神学，希腊哲学家们也把希腊的神话故事性的历史都译成哲学。”［6］中国古代文史哲也是一体的，如《论语》《庄子》等先秦典籍探索宇宙人生、进行哲学思辨，或深刻平实、含蓄隽永，或说理明晰、词约义丰，既是哲学文本，也是文学文本，“文化呈现一种综合的形态。先秦有些文学作品是史学或哲学著作。史学和哲学著作也富有文学意味”［7］。《论语》从文学角度讲是纯语录体散文。它的语言或者简练而用意深远，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或者诙谐风趣、和平愉悦，如“割鸡焉用牛刀”(《论语•阳货》);有的浅显易懂、接近口语，如“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论语•八佾》)。《论语》还是我国最早的文学评论，孔子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论语》还是一部深刻的哲学著作，以形象的语言表现对天、天命等的思考。如孔子将王孙贾所问“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解释为“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孔子对自己的表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孔子同时代之人更是认为孔子受命于天，“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此外，《老子》韵散结合，采用排比、对偶、比喻等手法，以诗意的语言探讨玄妙的形而上问题，犹如辞意洗炼的哲理诗;《孟子》巧用逻辑推理方法迂回曲折地表达哲学思想，长于譬喻、排比、叠句，文气磅礴，是对话式论辩文;《庄子》“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庄子•天下》)，通过虚构的世界表达深邃的哲学思想，想象奇崛，是哲理抒情散文的瑰宝。在古代哲人看来，文学艺术陶冶性情的审美功能与哲学伦理功能可以一起实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可见，从根源上哲学与文学就有着紧密的联系。 二、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学理分析 文学和哲学都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特殊形式，都表达了人们对人的存在、世界的本质的认识，都要借助语词，并且依据语境进行阐释才能被接受。因此，在对世界、语言、语境、阐释的依赖上，文学与哲学是一致的。不过，从对世界的把握方式来说，哲学是对整个世界抽象化和理性化的认识，希望透过现象见到本质，而文学是对世界或人生具体问题的审美把握。从表现方法上看，哲学强调通过概括与判断等对世界进行理性的考察、逻辑的论证，文学则强调通过想象、比喻和象征等对世界进行审美表现，不要求作出逻辑判断，而主要与读者形成共鸣。从内容上看，哲学探究思想或事物的本质，如宇宙的起源、世界的本质等，是对思想的思想，即黑格尔所谓“反思”，它力求客观、理智，“不过具有为思维所决定所浸透的情绪和表象是一回事，而具有关于这些情绪和表象的思想又是一回事。由于对这些意识的方式加以‘后思’所产生的思想，就包含在反思、推理等之内，也就包含在哲学之内”［8］，而文学关心的是思想的具体化，是用审美的方式表现思想，带有浓厚的现实性、形象性和情感性，“对诗人来说，文字不主要是‘符号’或一望而知的筹码，而是一种‘象征’;它本身和它的表现力都具有价值，一文字甚至可以是一‘物’或一‘事’，贵在有声音和有色彩”［9］94。从文学的内部研究看，文学尽管是对生活的感性表现，却包含着理性认识，有些甚至达到了哲学的高度，是在审美的感性形式中追问抽象的哲理。而在文学的外缘研究中我们又会发现，哲学作为独立的思想体系也会影响文学，有些文学作品就是对某种哲学思想的反映、反思或反驳。如康德哲学对唯美主义文学的影响，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和悲观主义哲学、尼采的权力意志论、克罗齐的直觉主义、海德格尔和萨特等的存在主义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正如韦勒克及沃伦所说:“文学可以看作是思想史和哲学史的一种记录，因为文学史与人类的理智史是平行的，并反映了理智史。不论是清晰的陈述，还是间接的暗喻，都往往表明一个诗人忠于某种哲学，或者表明他对某种著名的哲学有直接的认识，至少说明他了解该哲学的一般观点。”［9］123文学批评也会受到哲学的影响，尽管韦勒克和沃伦对某些特殊情况有所不满:“那些认为社会因素是文学产生的决定因素的人往往是最激进的决定论者。这种激进主义的根源在于他们与19世纪的实证主义和科学有着哲学上的亲缘关系;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忘记那些坚持思想史研究法(Geistesgeschichte)的唯心论者，在哲学上与黑格尔体系或其他形式的浪漫主义思想有亲缘关系，这些人士也是极端的决定论者，甚至是宿命论者。”［9］74文学与哲学彼此渗透、互相影响:哲学启发作家按照一定的价值观表现世界，赋予了文学深刻的思想;文学对哲学也产生了影响，有些哲学思想的提出就源于对文学现象的考察;帕斯卡尔、施莱格尔、克尔凯郭尔、伏尔泰、叔本华、尼采、瓦雷里、海德格尔、萨特、加缪、马尔库塞等都既是哲学家，又是文学家。这一课题的研究如周国平的《诗人哲学家》、刘小枫的《诗化哲学》等。 三、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实践 在对文学与哲学进行具体的跨学科研究时，必须以文学为中心，或至少以文学与哲学两者同为中心进行研究。可以对两种学科的规律进行相似性与差异性的比较研究，也可以以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为中心，研究其中的哲学影响，或者以哲学理论为工具分析具体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应该注意的是，虽然文学也会影响到哲学，但文学对哲学的影响研究不应被视为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主要内容，而只应被视为两学科跨越性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因为文学对哲学的影响立足哲学为中心，应属于哲学研究的范畴。 (一)文学与哲学的学科“间性”研究文学不是把哲学转换一下形式，塞进意象和诗行，而是要表达一种对生活的认识。对命运与自由、偶然与必然、精神与物质、生命与死亡等问题的思考贯穿于文学和哲学之中。如古希腊的克列安提斯(Cleanthes)所说，诗是传达哲理的有效工具，“韵律、歌词和节奏唯有在默想神圣的哲理时，最接近真理”［10］。薄伽丘认为文学的本质即哲理:“为了使真理因难得而显得更可爱，因而记得更牢固，诗人们往往把真理隐藏在表面看来好像与真理相反的事物之下。因此，他们就用寓言而不用别的方法隐藏真理，因为寓言之美能吸引哲学家论证或雄辩之词所不能吸引的人们。”［11］锡德尼(PhilipSidney，1554—1586)在《诗的辩护》中也说:“凡是哲学家说应该做的事，诗人就假定某一个人做了这事，给这过程画了一幅完美的图画来，因而把一般概念和个别范例结合到一起。我说一幅完美的图画，因为诗人给人心的各种能力提供一个具体形象，因而哲学家为着说明这形象的内容，却只提供了冗长的描写，这种描写决比不上形象那样能打动、深入并且占领读者的洞察力。”［12］比较研究文学与哲学这两种学科在思维方式、表达手法、思考主题等方面的同与异，以及它们发展道路的互渗影响、相合与分离，也是跨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文学作品中“包裹”的哲学思想研究“哲学是文学的思想背景。哲学乃理性的思考，它所建立的完整的思考体系可满足人类知识上的好奇心，同时哲学可使人与人之间、人与宇宙之间，亦即人的大环境、小环境有所配合。……文学家在致力于反映人生，描摹人生，提出人生的理想，把自己的情感思想表达出来的时候，显然都会受到哲学影响。事实上，文学家就是一个哲学家，而其表现方式则是多面的而更具体的，与生活及现实更为接近。”［13］文学作品中的哲学可能是作家本人的思想———有的作家本身就是思辨哲学家，他们写的诗可以称作哲理诗;也可能是作家接受影响而表现于作品中的哲学思想———这种影响可以是同一国家、民族、文化体系内的，也可以是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体系之间的。前者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一般被看作既是文学家又是哲学家、宗教思想家，其作品中包含着对人性、罪恶、拯救、正义等哲学命题的思考:《罪与罚》就是以拉斯柯尔尼科夫哲学思想的形成、实践、失败为线索构筑而成，作者借以反思青年人中流行的哲学思想及其危害，并表达其宗教拯救思想;《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兄弟四个是不同思想意识冲突的象征，同时也含有个人内在的冲突。此外，爱默生、梭罗、霍桑等作品中的超验主义思想，麦尔维尔作品中的神秘思想，斯宾塞《仙后》中的“无常”与“自然”的争执，马洛作品中的无神论与怀疑论，萨特作品中的存在主义，加缪作品中的荒诞哲学等都属此类。后者如中国哲学对东西方文学的影响，如托尔斯泰曾说:“我曾竭力要理解我所读到的一切，尤其是中国人的宗教的智慧的宝藏:孔子、老子、孟子的著作，以及关于他们的评注。我也曾探究过中国佛教状况，并且读过欧洲人写的关于中国的著作。”［14］卫礼贤(RichardWilhelm，1873—1930)、荣格(CarlGustavJung，1875—1961)、德布林(AlfredDoblin，1878—1957)等人先后译介过庄子的著作，卡夫卡(FranzKafka，1883—1924)以拥有一部《南华真经》而自豪，因为道家思想对德国文学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在表现主义运动中。［15］在东南亚，“中国古代典籍和各种著述大量输入越南”［16］，最突出的是贯彻整个越南文学创作进程的思想一直是从中国传入的儒道并重的精神，“为士大夫者非尧舜之道不陈前，非孔孟之道不著述”(张汉超《北江关严寺碑文》)，儒家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成为衡量社会道德的标准，文学中的正面形象都是节义兼全、忠君孝亲的典型人物。同时，老庄思想也较为普遍地被吸收，在知识分子中间则表现为遗世绝俗，消极退避。［17］这样的跨学科影响还有西方存在主义和荒诞哲学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影响，经院哲学对邓恩的影响，东方思想、柏拉图主义对弥尔顿的影响，普罗提诺、斯宾诺莎哲学对歌德的影响，康德、谢林哲学对湖畔派的影响，费希特、谢林哲学对施莱格尔、诺瓦利斯的影响，斯宾诺莎、柏拉图思想对雪莱的影响，悲观主义和无神论对哈代的影响，费尔巴哈和施特劳斯哲学对乔治•艾略特的影响，勃特勒、尼采哲学对萧伯纳的影响，维科哲学对詹姆斯•乔伊斯的影响，神秘主义对叶芝的影响，唯灵论对波德莱尔的影响、克尔凯郭尔对卡夫卡的影响等。同一位哲学家对不同作家可能产生不同影响。如杰克•伦敦受尼采影响长于描写在弱肉强食的险恶环境中个人奋斗者的形象，卡夫卡最爱读《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对《悲剧的起源》一生推崇备至，中国现代作家对尼采哲学又有不同的变异。乐黛云的《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对尼采哲学在中国的接受作了翔实的分析。乐黛云首先介绍了尼采哲学及其在西方的评价，然后分四个阶段分析其在中国的接受:“五四”前有王国维、鲁迅、陈独秀，“五四”后有傅斯年、田汉、沈雁冰、郭沫若，1925年以后有以高长虹、向培良为首的狂飙社和郁达夫，40年代有战国策派。四个阶段侧重不同:“辛亥革命前，人们从尼采找到的是具有伟大意志和智力的‘才士’，希冀雄杰的个人可以拯救中国的危亡。‘五四’前后，人们心目中的尼采是一个摧毁一切旧传统的光辉的偶像破坏者，他帮助人们向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挑战，激励弱者自强不息(虽然这并非尼采本意)。1927年后，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进步思想界已经很少提到尼采。到了四十年代，为适应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政治需要，尼采又在国统区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广为传播，这时对于尼采思想的介绍无论是目的、方法，还是社会效果都与‘五四’时期截然不同。”最后总结出文学影响的规律:“一种外来思潮要发生影响决不是偶然的、盲目的，它必然按照时代和社会的需要被检验和选择。……任何外来思潮发生影响的过程都是一个选择、鉴别、消化、吸收、批判、扬弃的过程。”可以说，这是基于影响关系而做的哲学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三)以哲学为文学批评的工具对于没有事实联系的哲学与文学，有时也可以进行研究，因为它们可能对同一命题有相近的表现，即通过第三方产生迂回的联系。例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即是运用叔本华哲学来研究《红楼梦》的成果，其中兼及《老子》《庄子》《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浮士德》《神曲》《创世记》《佛国记》《诗学》等中外哲学、宗教、文学、文论名作，可说是在跨学科研究中糅合平行研究、阐释研究的典范。全书第一章“人生及美术之概观”以《老子》“人之大患在我有身”与《庄子》“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开启，重点介绍了叔本华哲学。“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之被偿者一，而不偿者什佰。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即使吾人之欲悉偿，而更无所欲之对象，倦厌之情即起而乘之，于是吾人自己之生活，若负之而不胜其重。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怎么解除痛苦呢?王国维转述了艺术的路径:“兹有一物焉，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此时也，吾人之心无希望，无恐怖，非复欲之我，而但知之我也。”王国维还引用中国古籍辅助说明叔本华哲学:“濠上之鱼，庄惠之所乐也，而渔父袭之以网罟;舞雩之木，孔曾之所憩也，而樵者继之以斤斧。若物非有形，心无所住，则虽殉财之夫、贵私之子，宁有对曹霸、韩干之马而计驰骋之乐，见毕宏、韦偃之松而观思栋梁之用，求好逑于雅典之偶，思税驾于金字之塔者哉!故美术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而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之美者，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也。”第二章“《红楼梦》之精神”以叔本华哲学对《红楼梦》进行了演绎式的分析，解释其中的“欲”与痛苦，“《红楼梦》一书，实示此生活此痛苦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提出解脱之道是“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而非自杀:“出世者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者也。……故金钏之堕井也，司棋之触墙也，尤三姐、潘又安之自刎也，非解脱也，求偿其欲而不得者也。彼等之所不欲者其特别之生活，而对生活之为物则固欲之而不疑也。故此书中真正之解脱仅贾宝玉、惜春、紫鹃三人耳。”何以这样区分?乃是因为他们的解脱又有不同，一种如叔本华所谓“断念”，一种为文学艺术。“前者之解脱，如惜春、紫鹃，后者之解脱如宝玉。前者之解脱，超自然的也，神明的也;后者之解脱，自然的也，人类的也;前者之解脱宗教的也，后者美术的也;前者平和的也，后者悲感的也，壮美的也，故文学的也，诗歌的也，小说的也。此《红楼梦》之主人公所以非惜春、紫鹃而为贾宝玉者也。”《红楼梦》正是描写宝玉由“欲”所产生的痛苦及解脱，宝玉与浮士德相比，“且法斯德之苦痛，天才之苦痛;宝玉之苦痛，人人所有之苦痛也。其存于人之根柢者为独深，而其希救济也为尤切”。第三章“《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提出，与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相比，《红楼梦》是“彻头彻尾之悲剧也”，且为“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的人生悲剧。第四章“《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论说拒绝“生活之欲”而达到“解脱”乃是伦理学的终极目的。第五章“余论”批评了清代考证学影响下对《红楼梦》的索隐派研究，认为贾宝玉指向的是一种普遍的生存状态。 四、余论 毫无疑问，跨学科研究进一步拓展了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和理论视野，而文学与哲学的关系研究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在具体研究中，我们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跨科学研究应以文学为出发点和归宿，追溯文学与哲学间的关系，特别是哲学思想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以及以哲学为理论工具对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综合研究，而非以哲学为中心进行研究。在这方面，我国学者做出了许多颇有建树的努力，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绩，如乐黛云、王宁主编的《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高旭东的《中西文学与哲学宗教》，郭延礼的《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等。其次，相对于丰富的研究实践来说，对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理论建构稍显不足，这点已经引起学界的重视。如对于同一文化系统中文学与哲学概念进行认真梳理，才能更准确地界定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及哲学对文学的影响。在中国语境中，文学与哲学不仅互相影响，而且与宗教、艺术等其他学科门类也有交叉关系，因此概念的梳理就更显重要，何云波先生就说:“在跨学科的比较研究中，首先便需要清理其概念范畴，有哪些是共通的，哪些是各自独特的。以中国文学艺术理论为例，由于它们的研究对象分别是诗文和琴棋书画，研究对象的差异，便构成了各自的一套概念体系。而它们同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很多话语又是相通的，如道、气、形、象、意、阴阳、机、玄、妙、神、仁义、动静、虚实、奇正、理数、心数、象数、体用……问题是，同一范畴，在不同的艺术门类，其具体内容又是有差异的。就像中国艺术中的‘虚实’之‘虚’，在画论中可能是指‘空白’，在乐论中可能是‘此时无声’，在棋论中是‘空虚’、‘虚势’甚至就是一种空间的存在，在诗论中是‘意在言外’，但它们又都与中国哲学的‘无’有着亲缘关系，这就需要我们在跨学科中寻求话语的沟通时，先作一番细致的辨析。” 最后，在运用某种哲学思想研究具体的文学现象时，要认真考察其学理依据的适用性，避免做无限度的阐释。虽然文学与哲学都是对人类生存的思考和表现，但不是所有的哲学理论都可以运用于文学分析。那些有影响关系的哲学与文学，如尼采哲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关系，克尔凯郭尔哲学对卡夫卡创作的影响等，可以进行具体的事实分析。而那些没有明确的影响关系，或者根本不可能有影响关系的哲学与文学虽然也可以进行研究，但是，在进行这类研究时要注意联系历史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寻找其学理依据的适用性，并做出有理有据的分析界定。其实，早在跨学科研究提出的时候，对于其研究领域是否应限定在影响关系上，就引发了诸多争议。韦斯坦因在《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中探讨了法、美、德等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普遍争议后，提出跨学科研究可能成为一种“包罗万象”的研究，主张用影响研究中注重事实联系的“规范”来限定它，认为这种研究最好首先从“事实联系”开始。虽然关于跨学科研究的界定尚不清楚，但学者的研究实践已经表明，没有影响事实也可以进行跨学科研究，不过要注意其可比性及得出恰当可信的结论。 作者：孙彩霞 单位：河南大学 文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浅析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翻译与误读 [摘要]在比较文学的研究当中，由于文学作品的翻译涉及到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因此翻译不再单纯地是两种不同文化间文字符号的转换，在翻译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本文侧重了解阅读过程中产生的误读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阐述了翻译误读对跨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学发展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为了促进跨文化交际和世界文学的发展，我们应该慎重对待误读。 [关键词]翻译；误读；文学 引言 20世纪80年代后期，比较文学翻译的研究出现了由原来单纯的语言层面的翻译向了解文化的转变。而伴着全世界经济的迅猛增长，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也随之增加。两种不同的文化间的沟通也就是用一种语言去认识和解释另外一种语言。但是由于生活在一种文化里的人们在认识和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时候，常常会依照者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去对其他文化进行理解，这种情况或多或少就会产生一些文化误读。而在文化理解的过程中翻译是一种最直接、最普遍的文化交流形式，尤其是在研究两种文化的文学作品的时候，翻译也会存在一些误读现象。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误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读现象，并且这种现象对翻译起着怎么样的作用呢？笔者将在本文中逐一探讨。 一、误读定义及内涵 误读是产生在阅读文学作品中的一种现象。它是指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原有内容本身的含义和内容曲解，进行了错误性的阅读。读者对于阅读内容通常可以分为“正读”和“误读”。“正读”是读者能够正确理解作品的内涵、艺术价值和作者的创作目的；而“误读”则是不能正确理解作者的真正意图。乐黛云教授曾经给对误读进行过这样的解释，那就是误读是读者按照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去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理解方式。 20世o60年代后期，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就曾经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理论--即“影响即误读”理论，并且用此理论给“误读”定下一个新的含义。布鲁姆提出在弗洛伊德尼和采之后，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读者不可能完全按照原文的含义进行理解，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修改和创造。实际上很多人认为跨文化之间的文学阅读是一种“重新创造”，是另外一种创造性的阅读，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 二、翻译活动中的误读 翻译是我们在进行两种或多种文化沟通中所使用的一个非常重要手段。但在某种方面来说，它所进行的过程里会不断出现由原来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或多种文化的误读。在我们进行翻译时出现的文化误读实际是指翻译者因为受到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近而错误地对原文进行加工改造，并把这些经过加工改造的错误文化信息展示到译文中。 如果从主观性的角度上看，翻译者在进行文学比较时所出现的翻译误读又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蓄意误读，另外一种是无意误读。蓄意文化误读是翻译者由于受本身主观动机的制约从而造成的误读，是一种有意识地加工改造或者曲解。无意文化误读一般是指翻译者的语言底蕴不够或者存在一些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错误地把不正确的文化信息译到译文当中，从而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误译或错译。 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体现着它所代表的时代和环境，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底蕴。为了了解另外一种文化，进行跨文化间的交流，翻译是我们常常使用的一种媒介手段。所以当翻译工作者对某一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他也就在进行一种跨文化间的交流，从一种文化进入另外一种文化。对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进行对照、比较、研究，最后创作出他的译文。但是由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以翻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要充分地评估自己的译文，不能出现过大或过多的误译或错译。翻译者要充分思考如何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 光从表面上来看，在翻译的过程中出现的误读没有传达出翻译的“信”，没有体现出对原文的忠实性。但是，我们不能仅从表面来看，只是重视讨论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度，没有从文化的层面上去看这个问题，这里涉及到文化的交流和传承。有些译者为了让广大读者能够对作品有深刻的印象，在翻译一些国外的作品时按照自身文化习惯把外国的主人公的姓名翻译过来。这也说明，翻译仅用“信”即忠实原文这样的标准定位为唯一的标准的话，是非常不可取的，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它脱离了实际社会和环境，没有体现出该部作品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翻译过程必须是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对目标语言进行分析研究的。 三、翻译中产生误读的原因 众所周知，在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当中，因为文化背景的不相同，翻译者是不可能避免翻译误读现象的发生的，而且这种现象出现的频率还很高。每一本具有不同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都会有它自己独特的性质，例如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等特质，并且这些不容易在另外一种语言文化中体现出来。并且翻译活动还存在时代的局限性，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翻译，或多或少体现翻译者所在的时代和文化的环境。 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由于风俗习惯、知识框架和思维模式上都有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同，所以，这样的读者就会有着不同的“期待视野”。这种读者所独有的“期待视野”事实上在他阅读另外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前就已经有了的观点、立场和思想方法等。这也造成了翻译者对原文文本内容的理解含有一部分自己的主观想法，而这种新创造出来的主观想法就会对原文化中的文学作品造成一定的误读。这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一些创造性的翻译就不可避免地。尤其在翻译跨文化的文学作品时，因为翻译者不同的“期待视野”，创作出来的译文也会有不同的解读。 为了不断地满足读者所持有的期待视野，有些翻译者就会对原有作品不断地进行加工修改，以便于译文可以在译文的文化和环境中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可和喜爱。正如我们所了解的翻译家林纾，他翻译了很多的外文作品，但他的译文中有很多不符合原文意图的曲解和添加，这就扩大了读者的文化视野。他在翻译外文作品的时候，同时兼顾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用能够让中国读者理解的中国文化诠释或误读西方的作品。在这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翻译者文学翻译过程中先是一位读者，其次才是一名翻译工作者。 四、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的作用 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中，文学作品会被重新理解并产生一些新的含义，所以它会体现当时的时代和环境的情况，甚至会超越那个时代和环境。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的影响下，翻译存在着误读。也是这样在翻译中出现的误读让译文有了它不同于原文学作品的审美含义。这样在历史的角度上看，这种主体文化被翻译中出现的误读体现得更为丰富了，这也对历史文化发展和文化沟通交流起着非常重要的推进意义。而且还能从不同的角度地完全扩展译文文化的解读。例如，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尼采提出向往权利是人类生活中最强的意志。按照德国人文化意识的解释，那就是“我愿成为其他民族的主宰者”。有权利的人持有一种“像对待蚊虫一样，无任何良心的悲悯击毙它。”的态度来对待那些等级比较低并没有任何权利的人们；而当年茅盾对于尼采作品就有了误读。茅盾的解读是：“唯其人类有这‘向权力的意志’，所以不愿做奴隶来苟活，要不怕强权去奋斗。要求解放，要求自决都是从这里出发。倘然只是求生，则猪和狗的生活一样也是求生的生活。” 从上述解释中可知，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在特定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的语境下，会产生出非常丰富的译文文化的艺术表达，这样可以不断启发翻译者文学意识，让文学创作和翻译过程形成一种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关系。同时，因为译文中出现的文化误读不能正确地表达外来文化的内容，会造成错误的信息，不利于正常的跨文化沟通。而研究这种文化误读现象也会帮助了解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消化。这在客观上非常利于译文文化文学的发展。反之，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翻译误读也对文学的发展有一些不好的影响。众所周知，翻译误读实际上就是对原文化文学作品的错误认识，修改了原文的真实含义，这样就会造成文学作品在交流和传承的过程中有所流失和误译。译文的读者不能够正确全面认识和了解原文文化的真实含义和精神本质，真正的文化交流效果体现的就会不充分。所以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者还要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误读。 五、结语 文化误读常常会出现在文学翻译，这种现象显而易见的。由于受到时代、环境、文化等方面的不同，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鲜明地突出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曲解与修改，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在另外一种新的文化和环境里获得了新的诠释。也就是说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的创造性行为，是翻译者根据自己处于的生活环境和文化影响所进行的一种创造性文学创作。但是这种创造性文学创作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也就是说原有的文学作品所体现的内容和创作出来的译文同时都要限制翻译者。翻译者只能在读者能够接受的限度里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主观性。同时，翻译者还要考虑读者和译文的接受语境。所以，翻译不是单一的创作性活动，它是不同的两种语言文化体系的相互制约。翻译者既是表达原文内容的人，还是原著内容的重新解读的人。 从文学发展的角度上来看，翻译工作者的任务不应该单纯复原和传达原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全部含义，还应该在理解作者写作意图和原作品内容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并且对跨文化交际之间的文学交流有益的作品。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韩国文学作品教学中的运用 内容摘要：韩国文学作品是中国高等院校韩国语专业的专业课程，也是学生理解韩国历史和文化的最佳途径。但韩国文学作品本身具有的时代特殊性、以及作品中出现的各种修辞手法和复杂的句式结构使得韩国语专业学生无法走出韩国文学作品这一困境。若只是一味地阅读并讲解韩国作品，会造成课堂内容枯燥，学生也失去学习的兴趣。因此如何有效并有趣地讲解韩国文学作品成为高校韩国语专业所面临的问题。将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运用到讲解韩国文学作品中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方式，也是一种趋势。运用其中的平行研究方法去解读不同作家的作品，对改善课堂氛围、加强学生的理解能力、提高学生思考能力将有显著的作用。 关键词：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平行研究；历史在流淌；教学 G633.3 一、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与韩国文学作品 韩国文学作品是高校韩国语专业的专业课程，它有助于学生理解韩国文化内涵、提高鉴赏能力。随着时代的发展，高校课程的改革，单纯地阅读并讲解韩国文学作品的传统方法已不能适应高校发展的要求，因此寻找一个恰当的方法去进行韩国文学作品的教学成为教师的首要任务。中韩两国相似的历史发展轨迹和文化传统，使得教师将中国的作品纳入韩国文学作品的比较对象范畴。随着中韩交流的快速发展，将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运用到韩国文学作品的教学成为一种趋势。比较文学是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研究，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它致力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并希望相互怀有真正的尊重和宽容。其方法主要有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影响研究注重各民族文学的相互接触和交流，强调实证和事实联系；而平行研究则用逻辑推理的方式对相互间没有直接关联的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进行研究，准确地指出作品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并解释其原因。因国内韩国语专业学生是从零基础阶段开始学习韩国语，到高年级学习文学作品时，接触韩国语也不过几年光景，考虑到现阶段国内韩国语专业学生的能力，比起影响研究，平行研究方法更加适合也更加有效。将韩国作品和学生所熟悉的中国作品相比较的过程中，学生可通过寻找作品中的异同点及其原因来消除国界的隔膜，达到理解和鉴赏的目的，增进文学知识。同时通过比较中韩两国文学作品，可发掘出两国相似的文化底蕴和内涵，而通过发现的不同点，对于学生尊重不同国家的文化，学习待人接物的礼仪也有积极的作用。 二、平行研究方法在作品《历史在流淌》教学中的运用 韩戊淑的小说《历史在流淌》是一部历经朝鲜时代到光复时期的历史长篇小说，勾画出朝鲜波澜壮阔的历史发展过程。根据小说和戏剧的近邻关系及处在相同的社会制度和时代背景下的典型的女性形象繁漪和朴玉莲，挑选出具有可比性的中国作品就是曹禺的《雷雨》。在教学过程中，女性形象、不同人生结局之主客观因素和作家视角是比较的重点。 1.叛逆的女性形象：曹禺曾说过：“繁漪是一个最‘雷雨的’性格，她的生命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 繁漪以恶魔般的形象和毁灭性的杀伤力造成了同归于尽的悲剧。朴玉莲则是主人与仆人的私生女，但却在坚强勇敢的性格下，做出了勇敢的反抗，跑出家门求学，最终成为人人尊敬的女校长。两者虽都生活在父权制时代，但与生俱来的叛逆的性格下做出的反抗，使两者都成为迥异于传统道德规范的女性。 2.不同结局之客观因素：繁漪和朴玉莲都生活在男人掌权的时代，男权制的压迫使得两者都做出了反抗，成为不同结局的客观因素。繁漪的反抗结局是在傀儡婚姻中挣扎、在周氏父子的打击下爆发、面对儿子和惨死和爱人的自尽最终发疯；朴玉莲的结局则是在赵氏家庭为了生存挣扎、成功逃离赵家、求学成功最终成为女校长，为祖国光复做出贡献。两者都做出了相应的反抗，但结局却截然不同，这一切归根于主观因素。 3.不同结局之主观因素：繁漪尽管受过西方教育，接受先进的思想，但中国式封建思想已在她骨子里根深蒂固，因此她的反抗处处显露出她的懦弱与卑微。例如她顶撞周朴园却不曾与周公馆决裂、卑微地爱着周萍，视他为全部，同时她缺乏自我意识，无法独立生活，将自我的幸福从周朴园转移到周萍身上，等矍橥嗜セ丽的外衣露出狰狞的面目时，她的世界也随之倒塌，带来了毁灭性的杀伤力。朴玉莲作为大家庭中的下人，受尽侮辱与蔑视，但她却做到了自尊和自爱。打破只有男人才能读书的社会制度，接受了新教育，用新思想武装自己，明白幸福要靠自己争取，成为开创性的人物。 4.不同性别作家视角的影响：性别视角就是作家在创造作品的时候，以作家的性别为基础，对文学作品进行审视和评价的一种观念和方法。由于作家性别不同，曹禺和韩戊淑直接影响了两位女性人物的结局。男性视角是建立在男权制的基础之上对文学艺术作品进行审视和评价的一种观念和方法，也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形成的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批评观念和方法。 曹禺毕竟不是站在女性的角度去看待女性，他终究逃不过性别的束缚与限制，在潜藏意识的影响下，繁漪只能变成男权社会不能容纳的悲剧形象。女性视角指的是从性别入手来审视人类文化遗产和文化创造的一种批评观念和批评角度。 因韩戊淑是女性，了解当时女性艰难的困境，在她的女性意识下，作家将自己的梦想融入到作品中，创造出了父权社会的颠覆者，实现自己追求获得新生的女性形象。 三、结语 比较文学研究方法是帮助学生读懂韩国文学作品、理解韩国历史文化的最佳途径，也是有效适当的教学方法。其中平行研究方法对于学生找出作品异同点、理解作品内容来说有较强的操作性。学生通过平行研究方法，从熟悉的母语作品出发，根据母语作品的相关内容有针对性地找出具有可比性的韩国作品，并找出可比项。在比较分析可比项时，归纳存在的异同点及其原因，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可将两国文学知识融会贯通，开阔视野，提升思考能力和学术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 摘要：20世纪的比较文学出现了重重危机，法国的影响研究注重事实考据而否定美学评论，美国的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关注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和学科联系而忽视社会历史和学科独立性。随着21世纪的到来，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应运而生。本篇文章将以韦勒克的《比较文学的危机》为出发点，研究网络新媒体时代下比较文学面临的新的危机与机遇。 关键词：比较文学；网络时代；危机与机遇 一、20世纪比较文学的危机 20世纪的比较文学经历了一系列危机。1958年，雷内・韦勒克发表了论文《比较文学的危机》。中国学者黄源深把韦勒克文中的观点归纳为三点：第一、没有确定明确的研究内容和专门的方法。第二、机械地把比较文学局限于研究渊源和影响，以至于比较文学降到了附属学科的地位。第三、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化民族主义动机，使研究本身失去了应有的客观性，而成为本民族“争夺文化声誉的舌战”。 1993年，苏珊・巴斯奈特提出：“20世纪末的比较文学进入了灾难性阶段，这种研究在西方已经在危机之中， 这是无可置疑的了。”这可以看作是比较文学第二次危机的宣言书。对一门学科有不同的认识是正常的，但如果一门学科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发展后再次出现危机，确实值得警惕。 二、21世纪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 （一）网络时代带来的研究危机 半个世纪以来，互联网带来了巨大的社会革命。对于比较文学研究者来说，互联网带来的挑战是全面而深刻的，不仅许多新问题不断浮现。而且传统问题在新的文化语境下又面临新的追问。 网络时代为比较文学研究带来了一系列危机，首先表现为文学的经典性被日益弱化。网络的持续发展使得新媒体时代的文学创作变得越来越自由随意，也使得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在纷繁复杂的文化中地位越来越轻。对于许多的年轻学者而言，传统的纸质小说、散文、诗歌已经不再是他们研究的重点，大数据时代下的传媒研究、女性研究、后殖民研究早已经占据了历史舞台。更多的人习惯于通过网络搜集资料，通过电影研究情节。 网络给受众带来话语权实现的场所和空间，促进公众话语权实现的同时也导致任何个体都可以成为网络空间里的自由话语者，所以，信息错误流传c资源荒诞存在便成了不容质疑的事实。此外，网络也为学术抄袭提供了工具。网络的普及使得一部分学者从宁静的书斋中转移到了喧闹的网络空间，并由此失掉了研究活动的独立性，而妄图以速成的形象来成就自我。 （二）网络时代提供的研究机遇 网络时代为比较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机遇。首先，网络可以为比较文学研究实现资源共享。乐黛云说：“世界进入信息时代之后，高速信息网络、电子邮件等媒介使快速的跨文化传递成为现实，全世界各种文化的地区和人民，都可以在同一时间接受到同一信息，以至于任何自我封闭、固守自隅、逃避交往的企图都可以受到成功的抵制。”网络作为一个中介，能够使得比较文学不再局限于单一的西方文化体系内部，而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异质文化的对比和共存中获得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研究者们可以实现资源共享，使自我的研究需要基本得到满足，为研究活动的进一步提供保障。 网络运用的普及和网络技术的开发有力地促动了文学翻译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文学翻译的空间。翻译文学作为中外文学交流的主要媒介，是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于译者而言，一方面文学传播的渠道得以拓展，不同国度的作家由此获得一种世界文学在场感，有利于共时性的世界文学语境的形成；另一方面网络翻译软件的改进增强了机器翻译的效能，令翻译变得更加迅捷高效。对于读者而言，网络负载的世界文学资源远远大于纸媒传播的文学信息，读者在网上既可以阅读译作，也可以借助翻译软件和电子词典来直接阅读原著。按照网络技术的发展趋势，文学翻译的发展必将出现新的景观。 三、总结 网络时代的各民族文学正走向整体文学意义上的比较文学，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21世纪的人们更加渴望美与自由，比较文学将逐渐走向一条重情感体验的新批评之路。人们将发现跨越时空、语言、文化的界限后，人类情感世界的更多相通点。网络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开发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领域，另一方面也隐藏了意料之中的危机。只有当比较文学研究者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仔细甄别，网络才能为比较文学研究的繁荣提供更好的平台。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案例分析 【摘要】朱光潜先生以其敏锐的艺术审美眼光，加之诗歌、绘画、音乐方面的良好修养，在中西比较诗学研究领域做出了非凡的贡献。本文拟以他的一篇文章《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为案例，综述文章中的主要观点，分析朱先生对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三大方面的平行比较，分辨出中西比较诗学的联系与异质性，更进一步理解朱光潜先生对中国诗的学理研究，从而寻找中西诗学的价值联系。 【关键词】中西诗 情趣 比较诗学 平行研究 朱光潜的诗歌美学思想主要集中在《诗论》中，《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是朱光潜先生研究诗学里一主题论文，主要针对中西诗题材中关于“情趣”的平行比较，平行研究是比较诗学中一种常用的方法，朱先生通过严谨的分析和逻辑的归纳，鞭辟入里地论述，形成自己独特的视角。文章以中西诗中最普遍存在的三大题材即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为主体架构，具体深入到诗中的情理上，阐明中西两大不同文化领域的诗学同点和异点，直观简洁，层次分明，具有启发性意义。本文将以这篇主题论文为案例，综述文章中的主要观点，分析朱先生对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三大方面的平行比较，分辨出中西比较诗学的联系与异质性，更进一步理解朱光潜先生对中国诗的学理研究，从而寻找中西诗学的价值联系。 一、审美比较的特点 总的来说，朱光潜先生对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主要运用了平行研究的方法，文章的阐述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主次分明，可比性突出，把问题提到一定范围之内，准确地支出不同体系下诗作的联系和区别。平行研究里有三种基本的功能模式：一、连类比物、相类相从的类同研究；二、相映成趣、相得益彰的互衬式的平行研究；三、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的对比式、反比式研究。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一文里可以清晰看到：以“题材”的连类类同为框架，具体的内容里则以对比式的分析归纳，突出中西诗的异质性。 第二，朱光潜先生列举了许多中西诗的具体诗学例子与现象，并用多种实例详细陈述中西文学现象的同或异，很少用孤证说明问题。但他并没有只停留于表面的现象，而是进一步深入分析产生这些差异的社会原因、历史原因伦理和道德原因等等，在纷繁芜杂的事实中寻求异同之根源。例如，对比中西的人伦叙事诗朱先生就用了许多例子说明中西的交谊观，如诗人苏李，建安七子，李杜，韩孟，苏黄、纳兰成德与顾贞观诸人，在西方诗人列举了歌德和席勒，华兹华斯与柯尔律治，济慈和雪莱，魏尔伦与兰波等。又例如，如何说明中国诗有‘怨’的特点？他例举：“中国爱情诗最善于“怨”，《卷耳》《柏舟》《迢迢牵牛星》，曹丕的《燕歌行》，梁玄帝的《荡妇秋思赋》以及李白的《长相思》《怨情》《春思》诸作是“怨”的胜境”。这些都是用大量实例来说明诗歌现象，在双方的多方面对照中既加强了相互的认识，也加深了对自己的认识。 在实例现象后，他更进一步深化现象探索成因：如在第一部分“人伦”的探讨，恋爱在中国诗中不如在西方诗中重要，朱光潜先生认为原因有三：一，西方侧重个人主义，中国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强调群体意识。二，中西女子受教育的程度不同造就与男子的契合度不同。三，东西恋爱观相差也甚远。这些分析简洁，准确，到位。除了对自身民族充分了解，还需要一个宏观、非常开阔的全球文化视野和现代方法论的自觉意识，这体现了朱先生学术研究的基本立场。明确基本立场，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他的主题论文，分析其中如何进行的平行研究。 二、比较的价值和意义 平行研究的基础在于文化、文学的普适性与差异性。完全相同，甲等于乙，没有比较的必要；甲与乙不相干，没有比较的可能。正是文化和文学的这种普适性与差异性使平行研究具有了可行性。根据比较文学的理论原则：“事物在比较之中，才能显示出它的特性与价值”，②朱先生表现的态度也与之相符：“一切价值都从比较得来，不比较无由见长短优劣。现在西方诗作品与诗理论开始流传到中国来，我们的比较材料比从前丰富得多，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机会，研究我们以往在诗创作与理论两方面的长短究竟何在，西方人的成就究竟可否借鉴”。③ 《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经过这样的比较，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的差距，从而促使人们在诗歌创作时超越现实因素的羁绊，赋予诗歌深沉而永久的生命，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中国正在兴起的“纯诗”实践提供了有力的论据。 此外，平行研究打破了影响研究局限于放送源与接受者的关系限制，从而扩大了比较文学的范围，开辟了比较文学新的研究领域，使其不再受时间、空间以及地位、水平等各种条件的束缚。它以文学性、审美性作为其自身规范的基础，虽然平行研究具有很大的自由度，但它又强调，可研究的平行关系必须出自或围绕文学的审美特征。在这种条件下，朱光潜先生作为一个对中西哲学、文学、美学等学科具有渊博学识的学者，虽然不是专门从事比较文学，但是他又不自觉地运用了比较文学的研究意识和方法，聚焦中西共同诗现象，严谨地对中西诗歌的发展规律和特点进行比较、归纳和总结，从而在现代文化的语境下重新诠释它们的价值，思维的触角伸向更广阔的天地。 但是，不可否认，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仍然存在它的局限性，在朱光潜先生生活的年代比较文学在中国更是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有待蓬勃生机，故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我认为有以下的几点不足： 一，可比性的范围受较大约束。文章以三大题材为中心展开的论述显示出比较强的针对性，但是中西的人伦诗和自然诗不同的深究原因还是以哲学和宗教的为主要根源，可以说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以“哲学和宗教”这个影响因素为主，因此比较的范围放在哲学和宗教里即显范围之窄，中西诗歌的可比与参照也局限于此。 二，相似性分析略显不足。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中西诗歌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是如何滋养出不同类别的花朵，但由于民族文学缺乏共同的基础，相似和交集的范围相对较为狭窄，朱光潜先生在此文对这方面的分析也相对缺乏。相似性其实是平行研究里的一个重点，有利于对整个人类的发展进程中形成的文化特征和规律做更深入的了解。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在语文教学中应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作用 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文明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许多语文教材不同程度所体现出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框架和思维特质，有着较大的比较空间。通过培养比较文学意识，引导学生用比较思维去观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怀去创造和感悟生活。鉴于此，将语文教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对于改进语文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拓展思维，培养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批判鉴别能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在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单元适当开展比较式教学，改变对作家、作品封闭、孤立的一元解析，认识文学异中之同，辨别其同中之异，以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引导学生思维走向科学性，提供给他们新的视角和开放的意识，培养自觉比较的思维能力和世界文学眼光，从而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品的特点与价值。 二、置换视角，打开文本多重解读的审美空间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它从另一角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学科教学习惯和教学思维方式，在多学科的融合交叉教学中，建立各学科知识、能力之间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培养起学生的学科共通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整体发展。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在语文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关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纵向的融合与沟通，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基础性表达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强化思维训练，通过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同时，也鼓励学生站在世界文学高度，以多维视角去进一步挖掘作品内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应以实用性、功利性的眼光来审视作品内容。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才会获得一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全新感觉。 三、扩展和延伸文化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 文学的传承和交流是保证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它强调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寻求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在讲解作品时，穿插介绍对该作家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使学生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维，在“求同辨异”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通过阅读比较，让学生明白文学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借鉴他山之石的辩证关系，以及各国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道理，以使学生逐渐养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审视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从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英语人才培养中的作用 [摘要] 比较文学的性质及其研究方法为英美文学研究带来了勃勃生机，为英美文学的教学提供了借鉴。尤其是英美文学这门学科的教学与研究，采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 比较文学方法；英美文学教学；教学与研究 “对文学研究者来说，比较文学首先是一种胸怀和视野，是一种对文学的思考和把握方式”[1]。其研究方法主要有：影响研究、平行研究、阐发研究和科际研究等。就英语人才培养来说，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具有重要作用。 一、夯实学理基础，发展和谐主题 比较文学研究强调从宏观的角度研究文学，从国际的角度俯视各种文学现象，具有开放性、宏观性和理论性的特征。各国文学，尤其是欧美文学，是相通的，互相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运用比较文学原则，可以勾勒出英美文学、尤其是世界文学发展的线索及其文化动因。在此情况下，单单学习某一个外国文学史显然是不够的。如果一个英美文学专业的学生，只知道“贝尔武甫”而不知道法国的著名民间史诗《罗兰之歌》和俄罗斯的《伊戈尔远征记》，那他将来如何能愉快地担任文学教师这一职务呢？我们知道，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欧洲18世纪新古典主义文学和欧洲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象征主义文学以及后来的现代派等文学运动，这些不同的文学潮流都席卷了当时欧洲许多国家的文学领域，有的甚至还跨越了洲际，成为了全世界的文学潮流，影响了当时的许多国家。如果一个外语系学生只了解自己专业国家的文学史，而没有更加广阔的整个欧洲和世界文学的视野，那么他的文学知识就是不完整的。如果我们在英美文学中讲到《圣经》时，我们不仅要告诉学生它一经传入西方后，对西方文学产生的巨大影响，同时还要介绍它在东方文学史上的地位，从而加深学生对文学与宗教关系的认识。再如英美文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尽管它作为一种文学思潮产生于近代，但也必须把它放到古代、近代乃至现当代的世界文学中去分析，只有这样方可能全面、准确地认识它的实质与内涵、进步与局限。否则，离开了宏观的角度，离开了整体的观照，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就不能收到令人满意的效果。 国外传统大学教育，强调“通才教育”，让学生首先具有各种综合的文化背景，然后再进一步求“深”求“专”。实际上人类文明的发展一直有相互影响交流的特征，如我国古代文化对日本、朝、韩社会发展建设的影响。因此时代要求现代文明下的学者应有全人类的眼光与视野、胸襟与气魄，只有了解了全局，从整体出发，夯实了学理基础，才能更好地把握全球化和多元化背景下英美文学教学的和谐发展规律。 二、拓展知识领域，丰富教学内容 传统的英美文学教学，大都局限在文学课本范围内，就文学讲文学，就思潮讲思潮，就作家讲作家，就作品讲作品，教学方法都比较程式、固定，学生接受的知识面相对窄，学的知识也比较死。而在英美文学教学中适当运用比较文学方法则大大地克服了这一局限。由于比较文学的研究不受时间、空间和学科的限制，也不受著名作家与普通作家、经典作品与通俗读物的限制，只要通过比较研究能够得出有意义的结论即可。“一个优秀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往往都是以他从语言和文化上能够较为深入把握的少数国家文学和理论为研究基础和出发点，进而去展开成功研究的。”[2] 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如果教师启用平行研究的方法，通过比较讲授，就既能概括出它们公有的本质特征，又能清楚地揭示出其区别之点。如教师在讲英国文学时，就可以把《威尼斯商人》的夏洛克这一“吝啬鬼”的形象和阿巴公、葛朗台、泼留希金以及严监生等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分析，其异同点以及产生的原因就会显得十分清楚，易于学生理解掌握。像这样类似的文学形象在中外文学中比比皆是，诸如中外文学中的“个人奋斗者”形象、“父爱”形象、“仆人”形象、“僧侣”形象、“多余人”形象、“淑女”形象等。如果在教学中能运用一定的标准，恰当地进行比较分析，在有限的课时内，给听者勾画出世界文学间的相互影响与接收，都会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另外，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和科际研究方法，在英美文学教学中也是有用的。本来世界各民族的文学由于各国之间的对外开放和文化交流，其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就必然会产生，因此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就不可能忽视这种影响的作用。如在介绍16世纪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时，就必然要谈到他对中国现代戏剧的巨大影响。在介绍美国作家惠特曼时，也会论及到他对中国现代作家尤其像郭沫若之类的大作家的影响。至于科际研究用于英美文学教学也是很有必要和行之有效的。因为文学和历史、哲学、心理学、宗教、艺术乃至自然科学等其他学科之间本身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单就文学与哲学而言，可以说在整个欧洲文学发展的长河中，每一时期一种文学思潮的形成都与那一时期某种哲学思潮或者某种哲学思想紧密相关。除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外，在英美文学中还涉及到跨学科的问题。如中世纪的文学与宗教、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艺术，启蒙运动与启蒙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与佛洛依德的心理学理论，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对音乐上的四重奏在结构技巧上的借鉴等，所有这些比较研究，无疑大大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领域，丰富了英美文学教学内容。诚如托多洛夫所言：“文学既是小说，也是宣传手册，既是历史，也是哲学，既是科学，也是诗。”[3] 三、增强学术意识，激发主动思维 文学是人类心灵的产物，关乎于人的情感，“是民族的表征，是一切社会活动留在纸上的影子”。[4]将文学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对于以推进人类思想进步为己任的大学教育来说，必将是重中之重。一般说来，我国高校英语专业在本科阶段的课程设置上，除了以强化听说读写等基本语言技能以外，现都已为高年级学生开设了与英美文学研究入门相关的若干选修课，基本涵盖了小说、戏剧与诗歌三个文学体裁，使学生在学习语言点时也提高了对文学语言的感性认识，加深了对英语国家文化和思维方式的认知，这对增强学生的学术意识和激发他们的主动思维都是不可或缺的。 过去，学生在学习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停留在对一般知识的被动接受和死记硬背上，对学术理论问题不感兴趣，因而缺乏主动思维，人云亦云。教师怎么讲，学生就怎样记；教材上说什么，学生就信什么；少有独立钻研和怀疑精神。因此在学习中难于发现和提出问题。这既不利于教师的提高，也无益于学生成才。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纳入比较文学方法之后，由于开阔了学生视野，拓宽了他们的思维空间，从而也就增强了他们的学术意识，调动了他们的主动学习、积极思考的自觉性。如在讲授艾米莉的《呼啸山庄》时，就可把它的结局和亚力山大・大仲马的抗鼎之作《基督山恩仇记》的结局进行比较，完全否定了传统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即基督山伯爵正直、勇于反抗，足谋多智，是一个资产阶级个人反抗的英雄。而希斯克厉夫性格倔强、善良正直，更像一个英雄，一个类似于拜伦式的英雄。然而无论是邓蒂思还是希斯克厉夫，他们都是所生活的那个文明社会的受害者。他们的爱和恨、复仇和死亡，无不渗透出斑斑血泪，无不铭刻着资本主义社会残酷的标记。这种比较研究使学术很有兴趣，使他们认识到，对学术上的很多问题，不能人云亦云，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要善于发现问题，勇于提出问题，大胆探讨问题。更何况英美文学这门学科在过去由于受到极“左”思想的影响，对其中的不少问题的认识和评价难免存在一些偏颇之处。基于这样的认识，不少同学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自己认真读书和深入研究，对教材的一些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主动与老师商谈，在课堂讨论中提出自己的见解。如西方文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爱情描写”问题、“个人奋斗者形象”问题，李尔王的“父爱”问题，以及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等人物形象的评价问题。其中不少都运用了比较分析的方法，表现出较强的学术意识。这种科研意识的增强，无疑能为学生将来从事英美文学教学和科研工作奠定较好的基础。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近年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概述 摘要：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呈现出多维度、多层次的发展模式。学者们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探索集中于梳理比较文学学科史、开创比较文学理论范式。以跨文明和变异学为核心的比较文学新理论，直接推动比较文学科学理论建设。中西比较诗学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独树一帜。面对中国文论“失语”困境，学者们提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西文论平等对话、跨文明研究等出路。比较文学实践研究渐渐摆脱传统“X+Y”式的肤浅比较，走上跨学科、跨文明、变异学研究。对前人学术的传承与发展，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史和比较文学学术史意义重大。 关键词：比较文学学科史；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西比较诗学；跨文明研究；变异学 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迅猛，已经渐渐成为人文和社会科学中最引人注目的学科之一。一大批杰出学者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探索和实践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卓有成绩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前赴后继，优秀教材、理论著作、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面对如此红火的研究现状，及时有效的阶段性总结意义重大。本文根据近年出版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著作，从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两方面，概述近年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状况。 一、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探索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离不开理论探索。理论研究作为风向标，决定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走向和历史进程。 1.对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 中国比较文学理论研究的重点首先体现在对“中国比较文学史”及“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 1996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徐志啸的专著《中国比较文学简史》。贾植芳先生在序言中说道：“他对比较文学在我国的历史渊源、发展流变以致蔚然成为我国一门有独立的学术地位与价值的学科，做了一个全景式的叙述和描绘。……为我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建设，增加了新的学术积累。”①全书将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分为史前期、发轫期、初兴期、发展期、滞缓期、复兴期等，各时期内以富有代表性的个人学术活动和研究成果为论述对象。 乐黛云、王向远所著的《比较文学研究》虽然没有以“史”命名，但对“比较文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有详细论述。“中国的比较文学并非欧美比较文学的分支，也不像欧美比较文学发端于大学讲坛。它是中国文学发展本身的要求，是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②全书有意区分“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学学科”两个概念。前者是中国文学自身的发展要求，后者是在西方比较文学学科影响下建立的一门学科。学科化促使“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更加系统，人才培养呈阶梯式发展，效率提高，成绩斐然。不过，《比较文学研究》对此问题的探讨尚局限于理论层面。2007年，严绍璗、陈思和主编的《跨文化研究：什么是比较文学》则以“北大——复旦比较文学学术论坛”为依托，立足于比较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重点讨论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问题。首届论坛以“关于比较文学学科的范畴、观念和方法论的理解问题”为讨论核心，第二届论坛则以“比较文学的学科界限和学科身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两者的关系”为议题。全书所呈现的对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反思和建言，特别是学生培养、教师教学以及学位论文规范等方面的讨论，启发性很大。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必须以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史为根基。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关键期，曹顺庆主编的《比较文学学科史》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该书第一编“欧洲的曙光”，以法国学派影响研究为中心，兼及英国、德国及北欧，意大利及南欧，俄国及东欧比较文学学科史，分别阐明其基本理论、学科发展史及学科史地位。第二编“欧洲北美的崛起”，以“美国学派”平行研究为中心，论及加拿大比较文学学科史以及当代欧洲（法国、苏俄、英国、德国等）比较文学学科史。第三编“东方的回应”，以“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为核心回应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同时，梳理了港台、印度、日韩和阿拉伯、南非的比较文学研究情况。比较文学研究须有世界眼光，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是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洞悉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史才能够明白：继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之后，跨文明研究将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主流。中西文化的异质性决定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在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阶段所肩负的重任。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必然结果。 2.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范式的探索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进入承前启后的关键期。对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是“承前”，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范式的探索则是“启后”。一直以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秉持着以学派理论为框架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此体系造成学派与研究领域隔阂，容易产生误解，认为法国学派只有影响研究而没有平行研究，美国学派只有平行研究而没有影响研究。为了打消隔阂，消除误解，曹顺庆在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中果断打破学派理论体系，概括出一个全新的学科理论范式。该书明确提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一个基本特征和四大研究领域：一个基本特征即“跨越性”，包括跨国、跨学科、跨文明；四大研究领域即“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总体文学研究”。特别是“变异研究”的提出，拓展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一举解决了比较文学研究中不少令人困惑的难题。“比较文学的变异学将变异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学科支点，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文学交流的变异状态，来探索文学变异的内在规律。”③比较文学理应蕴含“跨越性”和“文学性”，在跨越过程中，受到文化因素、心理因素等影响和制约，一定程度上会产生变异。文学变异学主要从五个层面进行：语言层面变异学研究、跨国与跨文明形象的变异学研究、文学文本的变异学研究、文化的变异学研究以及文学的他国化研究。其中包括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译介学、形象学、接受学、文学的他国化研究等。 曹顺庆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经验，将“译介学”从“媒介学”中抽离，置于“变异研究”名下，亦属首创。在《比较文学教程》中，曹顺庆指出：传统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只注重文学传播和交流过程中的实证性影响关系，故将译介学划为媒介学。这种观点忽视了接受者主观选择的能动性和心理文化因素。这些因素会导致文学在传播和交流过程中发生变异，因此，译介学关注的是文学在被翻译过程中的变异关系，理应被归入“变异学”。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科学或一门学科，不能沉溺于学派隔阂。中国比较文学想要创新，首先要打破法国学派平行研究、美国学派影响研究、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三位一体”的学派构成论。曹顺庆的《比较文学教程》以四大研究领域划分比较文学新学科理论体系，将比较文学研究按研究领域分门别类，领域有交叉，方法可通用，既相互区别又互相联系。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的建立，迫切需要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作支撑。《比较文学教程》适时而出，“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教材的一个新体系”④。 3.学以致用——理论与实践研究相结合 张宏的《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就理论与实践结合做出了积极尝试。全书先总论比较文学的学科形态，肯定比较文学的超越性，得出“从根本上说，比较文学是一门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知识学科”⑤。比较文学不是专讲理论的学问，具有很强实践性。作者在第二编分论比较文学的方法体系。在第三编中，作者将学科理论融入实践研究，用“美国文学中的中国人和中国”阐释形象学实践研究，用“《白鹿原》和《静静的顿河》的比较”明晰主题学实践研究，用“莎士比亚和汤显祖剧作的比较”讲述历史类型学实践研究，用“20世纪文学观念的演化”考察跨学科研究。当然，书中依旧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在第五章论述“接受过程的选择与阐释”时，作者持传统观点，认为译介学是影响研究的重要分支。 张隆溪的《比较文学研究入门》利用国际视野审视中国比较文学，力图在国际比较文学发展历程中为中国比较文学找到准确定位。全书先论述中西比较文学所面临的挑战，如民族主义造成的东西方对立、文学和文学研究政治化等，然后对中西比较的可能性给予肯定回答。在作者看来，只要能正视、迎接并战胜这些挑战，东西方比较文学研究将成为“国际比较文学一个无可置疑的重要部分”⑥。根据个人经验，作者在书中开出“重视语言和文学阐释”的“药方”。从语言出发可以看出中西方在哲学思想和文学批评中怎样讨论语言、表达、意义、理解和解释等问题。注重阐释就不会将西方理论机械套用于东方文本，也可以避免把中西作品随意拼凑，做牵强附会的肤浅比较。第三章讨论西方比较文学研究中有影响的著作。第四章专论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成功范例。全书虽秉持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立场，对中国学派不置可否，但从理论与实践结合角度上看，依旧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 二、中西比较诗学研究 比较诗学在我国萌芽较早。王国维1904年发表《〈红楼梦〉评论》，运用叔本华的美学思想分析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被认为是中西比较诗学的起点。此后，裘廷梁、蔡元培、鲁迅、梁宗岱、宗白华、朱光潜、钱钟书、王元化等人，为开拓现代性诗学的中国视野做出了重要贡献。1988年，北京出版社出版曹顺庆的专著《中西比较诗学》，标志着“中西比较诗学”这门学科在大陆正式确立。全书从艺术本质论、起源论、思维论、风格论、鉴赏论五个方面对中西文论中的具体概念和术语进行梳理和比较，互证互释，双向阐发，求同存异，确认中西文论的不同文化背景和理论特色。从学科史的角度上看，《中西比较诗学》无疑“为学科史上纲领明确的奠基之作”⑦。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版《中西比较诗学》，可见此书的影响经久不衰。 2000年，王晓路的《中西诗学对话——英语世界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出版。由于中西诗学交流过程中“以西释中”为主流，不对等关系造成中国文论的全面“失语”。王晓路试图打破不对等，与西方文论展开平等对话。首先，作者从中国古代文论输入英语世界的历史轨迹和接受语境两个方面概述英语世界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状况。随后，用“他者的眼光”、“迁移的变异”、“诗学的对话”三章，阐释中国古代文论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理解，明确语言作为中介在交流过程中的“牢笼作用”。全书在翔实材料的支撑下，洞悉中国古代文论在英语世界中的生存困境，如理解与阐释不成体系、散点式研究多于全面思考等。由于语言障碍，英语世界对于中国古代文论术语的译介和接受存在困惑。因此，王晓路认为，应该“将中国古代文论中富有生命力的术语加以整理和翻译，不断地，有系统地推出，使西方世界对此有所了解并逐步熟悉”⑧。中西文论间的对话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对话。消极的对话只会停留在大原则的反复讨论中，结果只能是一厢情愿。我们只有做好具体工作，将中国古代文论加以梳理、转型、译介和推出，与西方文论展开积极对话，才能逐渐改变中西诗学对话的不平等局面。 饶芃子的《比较诗学》是一本论文集，共25篇，融汇作者20年潜心研究比较诗学的主要成果。其中，不仅涉及理论探索，还关注中西戏剧、海外华文文学等问题。赖干坚的专著《二十世纪中西比较诗学》旨在探讨20世纪“中西诗学的融汇如何推动中国诗学的现代化进程，同时揭示某些文艺思潮和理论流派的渊源流变”⑨。全书将中国比较诗学的发展历程、中国现代文论的创始、转型及嬗变与西方文论的传入、接受过程紧密结合，侧重于外国诗学对中国诗学的影响和渗透。作者发现中国现当代诗学的建立、成长、繁荣与西方文论在中国传播与接受紧密相连，但没有意识到中国诗学已经全面落入西方“窠臼”。西学传入既为中国诗学带来繁荣，也造成中国文论的“失语”。 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刘介民在《中国比较诗学》一书中提出“重建中国比较诗学”，直言根本动力是“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自身要求”⑩。他认为：要想重建中国比较诗学，必须从西方文学理论所造成的压抑和羁绊中解脱出来，与西方文论展开跨文化对话。全书从比较诗学本体论、发生论、方法论、本质论、起源论、思维论、风格论、鉴赏论、实践论、概念论等方面，概述从古至今中西方重要诗学家和理论著作的主要观点，厘清中国比较诗学的发展历程。尤其是第十章“概念论”，列举了50个比较诗学术语，深层剖析诗学内涵，明白晓畅，意义非凡。 杨乃乔的专著《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从对中西诗学“本体”的考察入手，将“经学中心主义”（如第三章第四节“儒家诗学的内在批评精神：经学中心主义”）作为中国诗学的“本体”，将儒家作为中国诗学的中心，利用“解构”和“建构”理论解释中国文化中的“儒道互补”现象。受德里达影响，作者进一步将中国诗学传统定义为“书写中心主义”（第八章第三节“东方诗学的书写中心主义与一个颠倒的形而上学等级序列”），认为中国诗学传统书写优于说话。从语言学角度，作者又将中西诗学语境分别概括为“写意”和“写音”。整体看来，《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一书站在本体论高度，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打破传统中西比较诗学范畴式研究方式，探讨诗学本源，对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全书共23章，32万字，纷繁复杂，一些定义和结论未免主观。但这些问题不能抹杀《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作为中西比较诗学本体论研究优秀著作的事实。 中西比较诗学研究走过二十余年风雨历程，在取得骄人成绩的同时也进入了研究瓶颈期。面对全球化冲击，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中西比较诗学领域急需一部总结性与指导性兼备的著作。在此背景下，曹顺庆主编的《中西比较诗学史》应运而生。全书不仅从学科史层面梳理了中西比较诗学的萌芽期、前学科期、学科创立以及港台和海外汉学界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概况，还为文论失语、中西文明交流与碰撞、全球化语境等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困境指明出路。《中西比较诗学史》不是一部浅尝辄止的学科史著作，它对中西比较诗学现状和未来的论断鞭辟入里。如第六章“诗学话语的论争与中西比较诗学的拓展”，经过缜密分析，指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西文论平等对话”、“跨文明研究”才是中西比较诗学的真正出路。面对全球化带来的交流与碰撞，中西比较诗学必须明确文明之间的异质性，以本土文化为本位，寻求与西学的沟通，通过跨文明研究，主动置身于全球化语境。只有展开积极对话，中西比较诗学才能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中“适者生存”。 三、比较文学实践研究 理论与实践研究互为表里，相辅相成。斯蒂芬·托托西的《文化研究的合法化——一种新实用主义：整体化和经验主义文学与文化研究方法》一书讲述了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整体化和经验主义。整体化认为文学是一个拥有开放、多元系统的综合体，文学研究由于作家、文本、读者均起作用，因此随时代变化而变化。这一观点为比较文学跨文化和跨学科研究奠定了基础。经验主义将文学研究作为一个包括写作、出版、发行、阅读、翻译等在内的社会活动系统来考察，其研究步骤是提出假设、投放实践、测试和评价，其使用的观点多从心理学和社会科学中吸取，力图使文学研究更科学化，更联系社会。斯蒂芬·托托西坦诚地指出，目前人文学科特别是文学研究正在被边缘化，正在越来越远离社会主流。要想使文学合法化，文学学术界必须建立起自身的学术价值，这种价值体现在多学科整合。 斯蒂芬·托托西的理论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开启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对文学与文学研究整体化和经验主义的认识，促使研究者打破传统“X+Y”式的研究模式，逐步走向跨文明和跨学科的全新视角。 1.跨文明视野下的比较文学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走过30年风雨历程，曹顺庆教授关于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的观点得到了广泛认同。2005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吴格非的专著《当代文化视域下的比较文学研究》。该书有两大特点：一是从中西文化视角研究比较文学，二是整体论述与专题研究相结合。前者站在不同文化立场，重新审视外国文学、翻译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关系与界限问题，并进行有关中外文学的比较研究：实证—影响研究，平行—对话研究，跨文化阐发研究和文化渊源研究。后者先整体论述一个研究领域，再提供两个专题研究作为示范，理论与方法兼备。全书旨在讨论西方作家、理论家及作品在中国的传播、接受和影响，借此论述当代文化视野下的中国比较文学。跨文明必须以异质性基础进行双向交流和平等对话，否则，永远摆脱不了“X+Y”式的浮泛研究。杜进的《跨文化视野中的比较文学》根植于理论研究。承袭传统“三派一体”结构，重点论述媒介与译介、翻译研究、跨文化形象学研究、跨文化文类学研究和中西叙述文类的比较。作者试图利用跨文化视野打破比较文学“三派”三分天下的局面，但这种尝试因为自身定位不清而显得淆乱无章。跨文化是一种明确文化异质性特征基础上的综合比较，不是简单的中西对比。 姜智芹的《当东方与西方相遇——比较文学专题研究》以理论为先导，主要叙述他者视角、学科边界（跨学科）、经典阐释、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变异学）等。实践研究涉及两方面：一是外国作家作品在中国的接受与影响。作者从卡夫卡的中国情结谈起，论及其作品对中国现当代作家如宗璞、残雪、余华、刘震云等的影响。这次跨文明对话是积极的对话，中国作家在卡夫卡作品中找到了灵感和共鸣。余华、刘震云等将卡夫卡的创造性叛逆、精神的真实追求、文本的哲学意义、跨越时空的精神聚合等吸收、改造并运用到叙述中国文化和社会现状中，取得了显著效果。二是中国形象、作家及作品在外国的研究状况。中国文学不能关起门来研究，借助“他者的眼光”可以拓宽视域。研究外国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首先，有助于从文化层面上寻找中外表面冲突的深层原因。……其次，可以更好地了解和认识其他国家的民族性格、社会发展及其文化潜意识中的某种心理结构”B11。跨文明对话是“迎进来”与“送出去”相结合的互动过程，对中国新时期作家及作品在国外传播与研究状况的考察，为中国比较文学提供了新的研究领域。东西方碰撞与交融，不仅体现在文学作品、文学思想上，还发生在文学理论领域。作者以跨文明视角探讨比较文学，却对比较诗学三缄其口，为全书留下了遗憾。不过，这点瑕疵不足以影响《当东方与西方相遇——比较文学专题研究》成为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2.比较文学视域下的中国古典文学 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结缘已久。随着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逐步成熟，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联姻展现出新活力。周发祥、魏崇新在《碰撞与融会：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一书中共选编20世纪国内外有关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论文20余篇，分为“文海汇流”、“殊质映照”、“出位之思”、“诗学互鉴”和“西论中用”5个部分。由此书可以看出20世纪从比较文学视角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基本状况。编者试图按照文章内容分门别类，但由于这些文章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彼此间关联性不强。2009年，魏崇新出版专著《比较文学视阈中的中国古典文学》。该书主要是个人研究成果的总结，分为“原型与母题”、“性别批评”、“叙事研究”、“比照与借镜”四编。前三编运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如主题学、形象学、叙事学等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第四编关注中西比较，如“三言”、“二拍”与《十日谈》文学精神的比较等。该书论述最精彩的部分是“性别批评”。面对以男性话语为主宰的古典小说，作者精确地分析了小说中女性角色的“失语性”，为她们翻案。不过，该书虽命名为《比较文学视阈中的中国古典文学》，但全书只论及了明清小说、戏剧、话本等，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主流“诗文”避而不谈，颇有舍本逐末之嫌。全书采用西方理论重新阐释中国古典文学，新意有余，但深度不足。作者如果能在现有基础上，总结出中西文学发展规律的异同，兼及中国古典文学在西方的传播与影响，一定会为全书增色不少。 3.中西戏剧比较研究 蓝凡的《中西戏剧比较论》是中西戏剧文体比较研究的扛鼎之作。此书由其1992年出版的专著《中西戏剧比较论稿》扩充所得，共12章，68万余字。第一、二章为总论，从本体角度论述中西戏剧的异同。如第二章，作者指出中国戏曲艺术在形式美上遵循“以一求多”，由共性见个性，在统一中求变化的规律。西方戏剧则“以多见一”，由个性见共性，在变化中求统一。这便是中国戏曲与西方戏剧最根本的内在差异。第三章以下是分论，从美学和哲学层面对中西戏剧的舞台时空、表演体系、导演风格、结构观念、语言性格及悲喜剧等进行比较。如第四章“戏剧舞台的时空观”中，作者指出，任何西方戏剧，其舞台时空都是可见的、纯粹物质的。中国戏曲的舞台时空有时却与演员的唱念做打共存，非独立存在。不同文化背景决定戏剧在中西不同文明体系内的发展道路、表现形式和表现方法均不同。纵观全书，作者从“比较”入手，熔戏剧美学、观众心理学、史学、社会学以及音乐、舞蹈、绘画等于一炉，将中西戏剧艺术放在人类文化的大背景内，寻找中西戏剧的基本特征和规律。如西方戏剧重再现、写实，中国戏曲重表现、表意。蓝凡先生凭借丰富的学识、广阔的知识面、严谨的治学精神，冷静观察西方戏剧，认真思考中国戏曲，理性比较二者的异同，最终推出这本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的著作。《中西戏剧比较论》虽为新作，多为旧谈。蓝凡先生关于中西戏剧比较研究的成果一版再版，充分说明20余年来，在中西戏剧比较领域尚没有其他著作与之比肩。 4.中国比较文学实践研究的其他表现 中国比较文学实践研究还有两个重要表现：一是对西方理论的形成、传播及其在中国的影响进行系统研究。如西惠玲的《西方女性主义与中国作家批评》对女性主义的研究。全书充分运用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跨文明研究等，打破学派与方法的隔阂，是运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有益尝试。第一、二章为总论，具体介绍女性主义的形成、发展和在中国大陆的传播。第三、四章分论女性主义对中国女作家创作的影响。最后一章探讨中国文化背景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立足于异质文化背景，作者认为：“女性主义文学在诞生时起，并不属于世界”B12，它在人性较为自由的西方产生，最终成为极富个性的“时代文学景观”。西方女性主义思想是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空前活跃的动因，“我们的女性文学研究者选择‘开放和吸纳’不仅没有造成女性文学的发展的困境，而且提高了中国女性创作的主体意识”B13。随着创作和批评实践的发生，女性主义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新变化，中国的女性主义研究和批评，作为世界女性主义研究的一部分，必然与西方女性主义走上全面对话的道路。全书基于此总结出一条“吸引——影响——融合——发展”，最终走向对话的理论研究道路。 二是将比较文学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王虹的《中日比较文学研究》是其中的典范。作为国别文学比较研究，中日文学比较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这与中日两国文化与文学的历史关联密不可分。王虹此作以多年来个人研究的部分成果为基础，共分八篇，采用中日双语形式，运用历史考证、作家论、作品论等多种研究方法，针对日本近代的文学作品和中国近代著名作家的作品进行较为详尽的比较分析，如《蜜柑》与《一件小事》的比较、芥川龙之介与郁达夫的比较等。该书虽然是一部中日比较文学研究著作，但既适用于对外汉语研究教学，也适用于中国日语专业学生研读，是一部文学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的优秀作品。 四、传承与发展——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总结 学术传承与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离不开大批学者为此付出的努力。他们用尽一生心血，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推动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留下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无论是“旧学”还是“新知”，都是前人筚路蓝缕的足迹。今人在重估和评价前人学术成果的同时，更应该从前辈学人勤勉的学术实践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中汲取丰富的学术营养。对于前人著述的整理再版，无论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史，还是比较文学学术史，都意义重大。 2009年，《宗白华中西美学论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与一些著作等身的大家相比，宗白华先生的著述少得可怜。该书虽不是鸿篇巨制，但却是宗白华先生数十年学术生涯的缩影。他从“艺术人生观”立场出发，以“审美”精神和“唯美”眼光，巧妙地将中国传统的审美智慧及生命体悟与德国生命哲学的浪漫精神相结合，进而孕育出独特的生命本体论。以此为基础，以审美为内核，宗白华先生进一步生发出对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解读。宗白华先生中西比较美学之路以两点为根基：一是他对中西美学的冷静态度；二是他的文化主义视野。前者表现为对中西两种文化的同样尊崇，这使他可以用超功利眼光客观看待两种文化各自的优劣之处。后者主要以文化的视角切入，探索出贯穿于中西文化的精神内核，并在现代及本土视野的关照下对两者加以超越。从这部“论集”中，读者不仅可以了解宗白华先生的“艺术人生观”，还可以明晰青年时代先生的一腔热血和社会责任感，更可以体悟他对中西文化碰撞与融合的深刻见解。全书散篇居多，有很多讲稿和随笔，虽不成体系，但字字珠玑。即使时过境迁，宗白华先生对于中西美学和中西文化比较的相关观点依旧不落陈套。 2005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王佐良的《文学间的契合：王佐良比较文学论集》，该书由王佐良先生1985年出版的《论契合——比较文学研究集（英文）》一书扩充而得。王佐良先生是著名学者，在多个研究领域成绩卓著。本论集精选王先生有关比较文学的论文15篇，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论契合”共8篇文章，主要研究20世纪中西方文学间的关系，特别是中国新诗中的现代主义。第二部分收录王先生讨论翻译的7篇文章，其中有对翻译家的比较和评价，有对近代翻译理论的回顾和分析，也有对翻译中语言和文化关系的解剖。王佐良先生著述颇丰，精品尤多。他善于思考，立足于教学和翻译实践，很多学问即由此而来。他巧用“契合”，列举不同文化之间多种相互渗透现象，如中西文学之间的关系、前人对后人的影响（例如查尔斯·兰姆对詹姆斯一世时期英国诗剧的兴趣）及作家之间的关系（例如美国现代诗人詹姆斯·赖特与中国古代诗人白居易）。在《Two Early Translators》（《两位早期翻译家》）中，王佐良先生对严复和林纾的翻译实践做出品评。在《严复的用心》一文中，王先生用翻译实践检验严复“信达雅”理论，认为“信”是指准确传达原作的内容，“达”是指尽量运用习见的表达方式，“雅”是指通过艺术地再现和加强原作的风格特色来吸引读者。为此，他提出两点建议：一是辩证地看——尽可能顺译，必要时直译，任何好的译文总是顺译与直译的结合；二是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浅如之，口气如之，文体如之。同样作为翻译家，王佐良先生以自己的翻译实践和心得预见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的互动发展，并丰富“信达雅”观。翻译的作品既要可靠，又要可读。王先生的论文既高屋建瓴，又明白晓畅，堪称比较文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五、小结 近年，对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史、学科史的梳理证明：中国比较文学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独特的学科特点和理论特色。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是顺应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的必然结果。学派与方法间的隔阂已经严重影响比较文学的进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首要任务是打破传统“三位一体”的学派理论体系，创造一个在比较文学跨越性基础上，综合运用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和总体文学研究的全新理论体系。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跨文明研究和变异学在中西文化、文学交流过程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西比较诗学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只有立足自身，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与西方文论展开积极、平等对话才是真正出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每个历史节点，面对每一次挑战，唯有认真思考、仔细梳理、勇于开拓、努力实践才能保持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旺盛生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的新收获 杨玉珍同志在高校从事外国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已有多年，是一位很有成绩的青年学者，看到她的这部《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著作（北京燕山出版社，２００６年），我为沈从文研究领域和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新收获，感到非常高兴。 熟悉比较文学的人都知道，这个学科自１９世纪下半叶诞生以来，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以影响研究为基本理论特征、以法国学派为主要代表的欧洲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研究范围局限于欧洲，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欧洲中心论”；二是以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为基本理论特征、以美国学派为主要代表的北美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研究突破了欧洲的范围，但它仍然局限在欧洲和北美之间，只不过“欧洲中心论”变成“欧美中心论”罢了。目前是以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或文明为基本理论特征的新阶段。这种基本理论是中国学者乐黛云先生提出来的。杨玉珍同志的《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就是比较文学发展第三阶段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实绩。它突破了“欧洲中心论”和“欧美中心论”的框框，这是书稿的一个重要价值。 书稿的另一个重要价值是在沈从文研究中开辟了一个新的层面。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随着沈从文研究的开展，世界语境中的沈从文研究也搞得有声有色。这种比较视野下的研究涉及的外国作家有福克纳、哈代、梅里美、乔治・桑、兰盖、卡拉姆津、屠格涅夫等。令人遗憾的是，在比较研究的文章中，除个别文章涉及川端康成等作家外，沈从文与东方作家的比较研究则显得比较薄弱。作为沈从文重要研究基地――吉首大学的一名教师，杨玉珍同志向读者奉献出《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一书，正好弥补了上述缺陷。正如作者在书稿的《前言》中所说：“笔者拟将沈从文置于‘东方’视域中，审视其创作个性、创作风格与文学成就，用文化学、美学、比较文学等研究方法对其进行解读，看这个在中国现代文学中风格卓异、个性突出、被论者称为‘中国现代罕有其匹的艺术家’，在文学的历史链接上所具有的东方特性和世界意义；并通过将他与东方其他几位著名作家如泰戈尔、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的比较研究”，“审视他与‘东方审美文化’、‘东方乡土文化’、‘东方宗教文化’的关联互动，在共时与历时的层面凸显东方文学的现代意义和世界性。”应该说，书稿的主旨是非常明确、很有创意的。 书稿分上、中、下三编。上编着重从与民族传统的关系、理想主义倾向、女性形象与作家自我、“死亡的东方之美”等方面对沈从文与泰戈尔、川端康成进行比较；中编主要从立足乡土的边缘文化立场和原乡追寻的美学建构对沈从文与大江健三郎进行比较；下编则主要探讨沈从文与佛教和《圣经》的关系。可以看出，书稿主要是对东方国家同质文化的比较研究，但同时也指出了沈氏在各个问题上与三位东方作家的差异，以及沈氏和三位东方作家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与西方文化的差异，既揭示了沈从文文学的独特风貌，也展示了２０世纪东方文学对人类的特异贡献，这是很有价值的。 如果说，过去“发现东方”的主角是西方，那么现在，这种角色正在逐渐转换，即“发现东方”的主角正在由西方变为东方。杨玉珍同志的这本著作正是在东方人自己“发现东方”和中国比较文学“又有新的开拓与创获”这一大背景下出现的一个成果。它不仅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而且也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摘 要: 本文通过对当前比较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障碍的分析,并结合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提出了解决比较文学研究中障碍的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 比较文学 障碍 对话理论 一、引言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Habermas)为了研究关于交往的一般理论,对于交往的媒介与条件──语言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在1976年发表的《什么是普遍语用学》一文中指出:“普遍语用学的任务是确定并重建关于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即确立“交往行为的一般假设前提,以促成主体间的相互理解”。①他认为,言语行为是以理解为目的的,相互理解以取得共识,达到认同为旨归。为了确立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他提出了凡是参与言语交往行为的人所必须遵循的四项基本要求,即对于言语的可理解性、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的要求。这四种有效性要求缺一不可。 二、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只有参与言语行为的人才能够相互理解、共享知识、彼此信任、互相认同,才能形成主体之间的认同和协调。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中西文学对话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偏颇与失误,都是由于忽视了上述某种有效性要求而造成的。概括地说,当前主要有以下三种障碍值得我们认真地分析。 (一)文化客观主义 持这种主张的人自认为能够对西方文化作出全面和准确地领会,他们也期望西方人同等地对待中国文化。对文化交流中出现的任何误解和误读,他们都横加指责。他们主张有一个客观现实的世界的存在,这个世界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并且具有我们能够洞悉的确定的本质和属性。“外在”(客体)的东西被假定为独立于“我们”(主体),知识是在主体正确地反映并呈现了客观实在时所得到的。因此,在文化客观主义的认识论中,我们得到的是一种主─客体的认知模式,换言之,自我与他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目的论的主─客体关系。这样一种关系无疑与交往理论所追求的主体之间的双向的交流和选择的关系背道而驰。 (二)文化中心论 如果说在文化客观主义中作祟的是主体性,那么,左右文化中心主义的则是人类(自我)中心论。这在现代西方社会具体表现为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对于这种“主义”的揭露和批判由来已久,至尼采为一大转折。到了当代,德里达(Derrida)在《人的终结》一文中将其看成是已消逝的神话。但是目前学术界仍有两种倾向值得提防,一种是自愿地接受西方文化话语的控制;另一种则认为西方中心已成为历史,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也该让我们尝尝“中心”的滋味。然而,这两种倾向都有损于中西文化之间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因为,就语用学而言,任何一方持有中心论的观点,他都无法真诚地表达其意向,让对方欣然地接受他。 (三)文化相对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化相对主义思潮在英国兴起,其主要观点是认为土著地区有其独特的文化特性。该理论的核心人物美国人类学家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Melville Herskovits)认为,文化相对主义的核心是尊重差别并要求相互尊重。它强调多种生活方式的价值,这种强调以寻求理解与和谐共处为目的,而不去批判甚至摧毁那些与自己原有文化不相吻合的东西。简单地说,就是承认并尊重不同的文化,并在平等的基础上交流。表面上看,文化相对主义颇具说服力,但实际并非如此。文化作为人类的一种创造,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方式,是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统一。在实际过程中我们不应该走极端,把对话双方完全隔离开来,导致绝对意义上的文化相对主义或极端文化相对主义。 总而言之,以上三种主义的表达不具备可领会性,使对话双方不是落于主―客体的关系中,就是处于游离状态,无法真正达到相互理解和达成共识的目的。 三、对话理论 对话理论作为一种文学理论概念是由前苏联文学批评家巴赫金(Bakhtin)提出的。从1920年的《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1935年的《小说话语》,到1961年的《论陀斯妥耶夫斯基一书的改写》,经过逐步的补充、深化和拓展,他建立起了自己的对话理论体系,这是他哲学思想在文论中的具体体现。他指出:“一切莫不都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②换言之,相对与包容是对话主义的基本立场,他性与差异是对话主义的基本条件,互补与创新是对话主义的最终目的。 在比较文学研究的语境下,对话理论的意义在于: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操作方法,它是一种话语形式,即用“非我的”和“他者的”眼光来看待所研究的对象,把不同民族的文学视为各自独立的、各具特色的、相互平等的、能够展开对话的双方,破除一切形式的中心主义,促进当今世界的文化发展,最终实现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友好交流。 四、文化对话――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那么,我们该运用何种理论才能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呢?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对话理论是绝对必要的。巴赫金(Bakhtin)认为,一般说来,文化在定型的时期,基本上由统一的“独白话语”所支配,而转型时期的标志就是“独白话语”的中心地位的解体和语言杂多局面的鼎盛。也就是说,各类语言和文化在转型时期只有通过互相对话与交流,才能同时共存。虽然对话不能完全消除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也不能彻底地取缔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但是,对话能够帮助我们采用商谈的形式,来对待这种差异或冲突,从而克服民族的片面性和时代的局限性,最终通过对话达成相互了解。 具体而言,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只有进行跨时代、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才能冲破一切人为的界限,在各种边缘的重叠交合之中,在不同文化的人们的视野融合的基础上,寻求新的发展突破口,创造出新的未来。 五、结语 总而言之,我们正在从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时代,逐步走向一个相互理解、平等交往和对话的时代。比较文学的未来发展需要建立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我们要克服以上三种障碍的影响,就要以平等的态度去对待各种不同的语言与文化,主动地把他者作为主体来看待,并设身处地地去理解另一个自我,然后在“我们”这个集合中寻求共同的生存。

高中语文论文:高中语文课堂教学的个性化探究的路径和方法 一、语文个性化教学的实践意义 教师语文素养的高低决定着教师是否愿意采用个性化教学思路来进行教学。个性化教学的基本理念是自主学习,同时在教学过程中应创造一个和谐、自由和开放的课堂氛围,针对学生的差异性因材施教,并做到多元化教学使每个学生能够得到健康良好的发展。 (一)激发学习兴趣 个性化教学需要教师对教材进行大胆的演绎,具有开阔的教学思路才能充分拓展教学空间,从而使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加。如教师在阅读课本范文时,丰盈的感情表达和自然而然的表情流露相得益彰,会让学生感受到语文文章本身具有的美感,因此而喜欢上语文这门课程。 (二)提高教学效率 高中语文课堂教学的个性化不单是指教学方式上的改变,其重要作用之一是为了提高教学效率,学生的学习能力和自身发展规律都有待挖掘,这就需要教师把个性化教学的重点放在启发学生的学习思维能力上,使学生能够在自主性的学习当中找到乐趣,并愿意在课外时间里对语文知识做大量补进,从而使学生能够热爱语文,提高学生学习效率的同时,教师的教学效率也就相应提高。 (三)促进个性发展 语文教学个性化还有促进学生个性发展的作用,开展个性化教学的目的是要教会学生热爱生活,健康发展自己的个性,教师的文化素养是促进学生个性发展的关键,也使得学生在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中能够积极向上地面对生活。 (四)培养创新能力 语文个性化教学在培养学生个性发展的同时,也要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只有学生的身心得到全面发展,语文个性化教学才算是开展成功。 二、高中语文课堂个性化教学的必然途径 高中语文课堂个性化教学集中体现在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教师是指导学生进行正确思考和学习的关键因素,教学个性化必须由教师自身的语文素养和个性来体现,所以教师在整个高中语文教学中,势必影响着学生的学习心理和人文素养的培养。 教材在一定程度上内容较单一,而教材既然被选用,其中的个性特点需待挖掘,而不是片面性地将其忽略,每篇课文的风格自然有作者创作的初衷和隐含在文章里更为深层次的个性涵义,所以教师要学会如何利用教材,在教材的学习中充分培养学生的诸方面才能。 语文课堂的魅力所在,其一是语文这门学科本身的特点和性质所体现的人文情怀,其二就是教师的个性化教学,创造性教学需要教师在培养学生的个性方面上有所创新,尊重不同学生不同的心理特征,在学生的差异性特点上因材施教。 三、个性化教学的策略分析 (一)教学目标 语文教学过程是一个学习内容丰富且目标逐渐上升至生命价值的教学过程。学生在最初的语文学习中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要掌握扎实,其次是认知的能力和思维方式,最后则是对语文目标崇高的定位,对学生中国传统文化热爱的培养,审美观念,品德修养的培育,只有将语文教学崇高的目标坚持到底,才能真正发挥语文的价值。 (二)教学内容 高中语文教材在内容上还偏向单一化,在语文教学过程中离不开教学内容的多元化,教师应该引导学生学会留意生活中的语文学习资料和素材,对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加以利用,让学生充分感受语文在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和起到的关键作用,从而拓展了语文的教学空间。 (三)教学方法 现代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得教学中多媒体的应用范围扩大。语文课堂教学个性化同样也需辅助以多媒体的运用。比如在高中语文文学作品赏析中,许多小说类的文章,学生只是在看故事情节,并未能真正体会其中所传达出来的韵味,这就需要一些影像放映,文学改编而成的电影让学生们在学习文学作品的同时,深入其境的感受文章传达的内容。这样在多媒体教学的运用中,使得在语文教学中不仅激发了学生的积极性,而且对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同时也优化了语文的课堂教学。 (四)教学过程 语文知识的学习其实是一项主动性极强的学习,高中的语文教学中,教师务必要引导学生去领会语文素养能带来自我修养的提升,以及对语文涵养的需求愿望,这样在学习当中,学生处于愿意去学,愿意增益的自主性地位,学生在探究知识的同时思考越来越多,越来越广,越是需要更多的知识来补充,以此形成一个学习的良好循环,这是语文教学所要达到的效果。只有这样才能完成语文教学的最终目标,即实现人生的自我价值。 四、结束语 一个具有良好修养和品德高尚的语文老师,必是知识素养丰富的人。语文教学中需要多方面能力素养的教师来对学生进行启发和引导。而语文教学中对这些能力素养的要求也成为了教师在教学中需要不断努力和前进的目标。 高中语文论文:高中语文课前三分钟演讲的探索 研究是指在每节课前用三到五分钟时间，通过演讲的形式探索语文教学的新途径，以达到提高学生语文能力、锻炼胆魄、增长知识、发展健康个性、形成健全人格的目的，探索一种教师乐教、学生乐学的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一、指导思想 (一)严格遵循教学规律，建立新型的师生双边关系 在师生双边关系问题上，我们曾经有过教师主宰一切的满堂灌的教学模式，曾经有过且现在正被提倡的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但在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知识呈几何级递增、提倡终身学习的今天，这些模式日益显露其局限性。“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这一古训在今天显得尤为灵验。因此，在教学中探索以大纲为主导、以教材为主线，师生双方共同参与、共同提高的教学模式成了课堂三分钟演讲的指导思想之一。 (二)寓教于乐，创设最佳教学氛围 教和学，本来无所谓苦乐。只是现在教什么和怎样教，学什么和怎样学，不是自己的主观意志所能决定的，教者与学者长时间处在一种被动状态，不免身心疲惫，终致厌倦。其实，教和学完全可以变成一件快乐的事情。寓教于乐是千百年来教育界永恒的话题，在社会各界提出质疑、语文教学出现危机的今天，我们着实有必要在寓教于乐、创设最佳教学氛围方面探索一番。 (三)竞争中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创造欲 心理学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有争强好胜的心理，都有求异求新的欲望，而年青人在这一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开展课前三分钟演讲及至把这一模式推及整个课堂教学，正是利用了高中生这一心理特点。 二、操作要点 (一)演讲顺序按学号进行，男女生轮流出场(每班学号均为女生在前男生在后) 这样安排便于学生掌握自己的出场时间，同时避免了乏味单调。学号的排列是随机的，好中差也基本分散。即使偶有几个水平较差的学生连续演讲，用一位学生的话来说也算是一种调节，让同学们看到了不足，为下一轮精彩的演讲铺垫蓄势。 (二)演讲内容不限，但要有感而发，不无病呻吟 演讲内容不限，能使学生自主性和创造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当然，内容不限也并不排除根据班级和学生实际，偶尔来一次命题演讲或即兴演讲，这样可以调节气氛，使演讲更加丰富多彩，引人人胜。有人担心内容不限会不会导致观点偏颇甚至错误以至出现一些不健康的内容。对于前一种情况，我认为这正是求之不得的教育机缘。通过师生间的评论总结，孰得孰非，一目了然。对于后一种情况，润物无声般的良好氛围，会保证演讲沿着健康的轨道前行。 (三)演讲要脱稿，讲评不可少 严格要求学生演讲时要脱稿，以求对所写内容的消化吸收。那种任由学生低头念稿、敷衍了事的做法，只能助长演讲走向形式主义。至于演讲的形式等，则不作过多限制，以留给学生充分发挥的空间。演讲后的评论是必不可少的，这样可以起到辨明事理、画龙点睛、给演讲者以鼓励等作用。 (四)灵活掌握时间 一般来说，演讲只需三到五分钟，用时过多则会影响正常的教学进度。但在一些具有重大价值的问题上，应让学生充分展开讨论，把问题弄懂弄透。演讲后的评论，甚至渐渐发展成的争论，则将演讲推向高潮。语文教学不仅要立足于课内，更要延伸到课外，“学作文，先学做人”，这种对于社会上的一些热点问题的争论，不仅锻炼了学生的口才、逻辑思维能力，同时又使学生辨别是非的能力有了提高。 (五)讲评重在鼓励 高中生的年龄特点决定了他们自尊心强、渴望受到鼓励的心理特点，所以教师在讲评时一定要以鼓励为主。教师要善于发现学生演讲中的闪光点，如一个别致新疑的题目、一段引人人胜的开头、一段发人深思的结尾、一张从饭店借来的招贴画、一件自制的小道具、配乐演讲、双人合作，等等。这样既可以使演讲者受到鼓舞，又可以使听者深受启发，在以后的演讲中把这些闪光点发扬光大。 (六)创造宽松氛围，让学生各显其能 在演讲的内容、形式以及其后的评论方面，教师都要极力创造宽松的氛围，给学生充分展示才华的空间。允许出错，鼓励发表不同见解。老师以身作则，带头点评，然后请两位学生点评，使学生不再有拘束的感觉。 三、效果分析 经过两年探索，课前三分钟演讲取得了始料不及的效果。在调查问卷中，有98％的学生认为课前三分钟演讲有趣味，其中68％的学生认为很有收获。课前演讲能受到绝大多数学生的支持欢迎，是因为它不仅在形式上生动活泼，更重要的是在知识的丰富、能力的提高、完善人格的培养方面很有实效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提高了搜集整理信息的能力 信息化社会要求当今的受教育者有很高的搜集信息、整理信息的能力。课前三分钟演讲有效地锻炼了学生这方面的能力。为了写一篇让人耳目一新的演讲稿，演讲者往往要查阅很多资料，做一些卡片，有的还请教同学、老师、家长，甚至有关方面的专家。一个学生为了做关于中东问题的演讲，光摘抄的文字材料就有十几页，而这本身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二)增强了竞争与合作意识 我们处在一个高速发展的社会，激烈的竞争是在所难免的，但竞争中的合作也是必不可少的。在演讲实践中，学生的竞争与合作的意识得到强化，能力不断提高。演讲前的相互切磋是合作，而演讲效果孰优孰劣则是竞争。双人相声式的演讲是合作，而演讲后的唇枪舌剑又是竞争。大家都仿佛在比赛，看谁新颖，看谁成功，都有“语不惊人誓不休”的韧劲儿。 (三)培养了创新能力 课前三分钟演讲，使学生的创造力得到了极大限度的发挥。从标题拟定、题材翻新、主题升华，到一段小魔术、一个精心缝制的小道具、一段音乐伴奏，不管是内容还是形式，学生们都表现出了非凡的创造力。体裁从议论文逐渐发展到相声、小说、科幻故事等。为了吸引听 众注意，各种各样的小花招更是层出不穷，魔术、杂耍、“惊堂木”、配乐，等等，令人耳目一新。 (四)提高了评价、分析能力 科学地分析问题并做出准确判断、评价，是高中生必备的素质。但由于目前的高中生大都是独生子女，心高气傲，加上应试教育的影响，普遍存在知识面狭窄的问题，致使他们看问题常常偏激，每每以偏概全，顾此失彼。针对这一弱点，我在演讲活动中加强了分析、评价能力的训练。通过热烈的讨论，加上教师适时点拨，学生的思辨能力，分析、评价能力得以迅速提高，学生学会了通过一件很小的事去发掘一个很有用的道理，学会了辩证地去看待任何一个问题。同时也增强了学生作文审题的能力，作文切题率有较明显的提高。在高三作文提高班选拔考试中，一道材料作文题难倒了很多学生，命题立意完全切合要求的仅占20％左右，而我任教的两个班达35％以上。平均每班选拔3位学生，我任教的两个班被选中10位。 (五)锻炼了发表个人见解的胆魄 在回答“演讲对你各种能力的影响，请按由大到小的顺序排列”问卷题中，绝大部分学生把这一条放在前列。很多学生第一次上台手足无措，语无伦次，经过第二次、第三次锻炼以后，都有不同程度的进步。有一位女学生，第一次演讲时慌乱异常，声音小得几乎无人能听得清。当同学评价她的演讲不知所云时，她几乎是哭着说：“不好意思，我太紧张了。”她在随笔中写道：“尽管我花了近三个星期去背那篇稿子，但在演讲时仍大段大段地忘记了，最后只得读稿。”而就是这样一位女同学，后来却做出了惊人之举----主动要求演讲，且口齿伶俐，潇洒从容。 (六)培养了完善的人格 语文学科是极具魅力的人文学科，语文的特点决定了演讲训练必须把培养学生完善的人格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实践证明，演讲过程可以成为学生自我教育、自主发展、自我完善的过程。演讲时间虽短，但多样化的题材为学生展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真善美和假恶丑在这里激烈碰撞，一场场不露声色的人格教育课在这里悄然上演。在悲、喜、爱、恨、怒、骂之后，思想得以升华，灵魂得以净化，人格得以进一步完善。 四、由演讲引发的思考 (一)要从根本上转变教育观念 语文教学改革搞了几十年，劲费了不少，成效总不大，原因何在?我以为主要是观念没有彻底更新。语文课堂讲风太盛，很多老师还是热衷于牵着学生的鼻子走，久而久之，学生变成了一架被动接收知识的机器，毫无自主性、创造性，对语文越来越不感兴趣。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说过：“我们认为，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的本领，而在于唤醒、激励、鼓舞。”(引自卢家楣著《情感教学心理学》)。在高中语文教学中，’我们是搞“填鸭式”还是让学生吃“自助餐”?是以课本为中心还是以生活为中心?是要师道尊严还是要民主平等?是要高分低能还是要全面发展?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每一个语文教育工作者深思。 (二)为学生创造宽松、和谐的学习氛围 语文教学具有实践性，这一特点决定了语文教学离不开以学生为主体的实践活动。在语文教学过程中，学生始终应该处于主动参与、积极活动的状态。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是民主的、开放的合作关系。可以说，这是语文教学的最高境界。而语文课前演讲基本上达到了这一境界。反观当今的高中语文教学，学生主动参与、积极活动的状态已不多见。原因何在?关键是受应试教育的影响。把生动活泼的演讲形式引入语文课堂教学，创造一种宽松、和谐的学习氛围，使学生乐于参与其中，从而提高语文教学的效率，应该成为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努力的方向。毕竟“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三)建立全面的、有利于学生发挥潜能的评价机制 当前的语文教学，依然是一张试卷定终身，重结果而不重过程。新大纲提出“教学过程和教学结果并重”的新视角，从而将语文教师的教学活动和教学质量置于一种动态背景下予以全面完整的科学关照。新大纲提出的对学生的评价，则立足于“三个有利于”：“有利于促进不同学生语文能力的发展，有利于学生发挥创造能力，有利于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这一调整，将有助于引导语文教育去发展学生听说读写等运用能力，进而促进他们摒除维持性和复制性学习，张扬个体最可宝贵的创造力，使其审美情趣、文化晶位、道德素养和思维品格都得到和谐、健康、全面的升华，形成一种无愧于承担中华民族现代化历史使命的人格体系。高中语文课前三分钟演讲的实践证明，过程和结果并重的评价机制可以更加全面评价学生，更加有利于学生潜能的发挥。 高中语文论文:分析高中语文阅读教学实施课改面临的功利性问题 论文关键词: 新课改 高中语文阅读教学 功利性 论文摘 要: 高中实施新课改,对于提高学生能力,促进教育事业的整体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高中语文阅读教学仍然存在丧失人文精神、忽略阅读本质、忽视个性发展、精神吸引缺失等诸多顽疾,语文阅读教学已经成为制约语文教学发展的瓶颈。语文阅读教学的功利性严重制约了学生语文素养的全面提高。 着名特级教师程红兵说:“功利的危害是导致人的狭隘:追鹿的猎人是看不见山的,捕鱼的人是看不见水的;功利狭隘的人说到底是没有出息的,是不可能有大作为的。”为此,用充满诗性与理性的教学来激活学生的思维,催发学生的创造灵感,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在这个呼唤精神家园回归的社会中,意义重大。我在日常调查与分析中发现,高中语文阅读教学实施课改面临严重的功利性问题。 一、以丧失人文精神为代价获得短期“效益” 语文教师缺乏的不是教学方法、技巧,也不是各种各样的理论,而是最起码的语文素养和必要的人文精神,从而导致语文阅读教学存在许多功利主义行为。 部分教师过于追求课堂表现,课堂设计更多考虑的是教师课堂教学表现能否吸引眼球,能否标新立异,能否控制全局等,而不是从学生学习知识、能力培养的角度出发,课堂设计流于表面,华而不实。另有部分教师还没有走出应试教育的影响,更多地关注学生的分数,只注重学科知识体系的传授和学生解题能力的训练,乏味单调的灌输和机械训练泯灭了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 1.极端模式探索弱化了文本内容挖掘。 语文教学的极端探索造成了诸多顽疾,它把解决问题的关键指向了阅读教学外部条件的构建与改进,试图通过这样的努力能够解决问题:通过不断探索总结出来的经验形成名目多样的课堂教学模式,并试图改变当前语文教学中存在的“非阅读”(非人文)问题;借助多媒体形式和多样化的教学方法演绎教学内容,意图解决过去教学手段单调乏味的问题;着力于学生综合分析理解问题能力的培养,让学生从纯粹接受知识的泥沼中走出来,进而经受自主、合作和探究的考验,等等。种种努力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阅读教学中存在的传统与单一,而且显然是取得了或者部分取得了预期效果,仿佛给语文教学尤其是阅读教学带来了一丝生机与希望。然而,透过好看的表象我们看到的却是有些糟糕的真实:它追求形式胜过内容,它追求统一胜过个性,它追求“技巧”胜过艺术。这样的表里不一让我们再一次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语文阅读教学。 2.合作探究造成盲目的导向牵引。 课堂上一些教师一味迎合新课程标准,追求合作探究这一时髦的学习方式,但合作探究的目的、时机和过程都有很大的随意性。表面看起来很热闹,实际上并没有思维撞击的火花。学生没有时间也不愿独立思考(可能已经习惯了),讨论只是泛泛交流,并没有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没有人愿意倾听别人的不同意见,几乎所有学生都把希望寄托在教师的说教上。这种有名无实的合作探究,容易滋长学生随心所欲、浑水摸鱼的学习倾向,使教学出现随意性和盲目性。 3.情感目标小结有虚假作秀之嫌。 我在很多公开课调研中都有这样的发现,老师为了凸显自己设定的三维目标,在课堂小结中将情感目标像知识目标一样罗列出来,给人虚假的感觉。阅读教学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具有主观性、体验性、内隐性等特点,它既不能通过生硬的讲授来实现,又不能靠某一节课来完成,而是贯穿于学习的全过程。从教书育人的机制来看,语文阅读教学应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式的,并不是对每一节课都牵强附会地加上一个环节,只有与知识和技能、过程和方法融为一体,才有生命力。 4.耍弄“技巧”驾驭了饱含内里的语文课程。 教师上课耍弄“技巧”,学生在语文课上也基本是学“技巧”,他们熟练地答着试卷,如同在机器旁熟练地处理着一批批零件;他们熟练地写着抒情文章,内心却激发不起半点情感波澜。难怪有人慨叹:“语文教育正有异变为一项纯粹的技能培训和手艺磨炼的可能。”“这是传统中国语文教育,在向现代中国语文教育转型过程中,所发生的最深刻、最惊心、最骇人的核变。”技巧是绝对重要的,但我们绝不可把语文异变为一门单纯学习答题技巧并基本用技巧来驾驭的课程。 语文教学特别是阅读教学,对人文精神的重建、民族精神的重建、民族性格的重建都是最佳场所。语文阅读教学到底应着重于语言技术的应用,还是应着重于奠定人的精神根底? 语文教育说到底实际就是“人的精神培植”,就是“丰富人的精神经验、丰富发展人的生命个性的教育”,是一种“本民族文化的教化”。没有语言就几乎没有人的精神(或说只有极为简单、肤浅的精神)。没有语言,我们根本无法用“人的感觉”来感受这个世界。譬如,只有人才能感触、懂得诸如“花溅泪、鸟惊心”(杜甫,《春望》)的感时忧国和骨肉分离的苦痛;“沧海明月”“蓝田日暖”(李商隐,《锦瑟》)的执着怅惘;“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李清照,《一剪梅》)的挥之不去的思夫凄苦,等等。这诸种感觉与知识是“语言”给予我们的。或者说,我们学得了语言,才懂得了或感触到了这些。很显然,语文教育在外在效能上是语言能力教育和训练。或者说,训练语言能力就是训练精神。 在明确语文教育就是精神(不等于思想)教育的“课程的定性”的同时,我们要紧抓语言技能训练,提高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从而奠定人的精神根基。 二、太多的“统一”制约了师生全面获益 阅读教学选文标准的一致性从“以文化的普遍一致性证明当今秩序的合理性”的角度显示出语文教育受历史遗留思想钳制的悲哀,而学生个性发展也因此大打折扣。 由于我们被太多的“统一”(高考的需要)束缚着手脚,语文阅读教学几乎不允许广大师生对文本作出独立的自由见解,诸如《祝福》批判悲剧的社会环境和封建 伦理道德,《雷雨》揭露旧中国旧家庭的种种黑暗罪恶的现象和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横、冷酷与伪善,这些统一的解读使得阅读教学的“精神空间”极为狭隘,缺乏应有的个体精神的见仁见智。教法也是如此。一位教师的教法成功了,于是在本地区甚至更大范围争相模仿效法、推广,不顾教师个性,而试题思路和考试模式更是如出一辙。于是,学生牺牲了在这个年龄阶段本应有的奇思和幻想,他们过早地成熟和老成,过早地包裹起了真实自由的自我和个性。 成型的教学模式反过来又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师生尤其是学生全面获益,因为模式的形成,也即方法探索的终极定型。在模式运用过程中,思维方式和指向都是一定的、已知的,对接受信息的分析与综合只是形式上的演绎,因为无数次的演练已形成固定的图谱和套路,方法模式化导致的思维定势,不仅导致学生养成了思维惰性,而且束缚了学生的思维空间,影响了学生非逻辑性思维的发展。而语文学习,尤其是文学作品的学习,直觉思维、灵感思维和发散思维对于感受和理解形象艺术性又是至关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它压抑了学生的自我意识、创新意识和完整人格的形成与确立。 语文阅读教学是塑造学生精神世界的教学,它追求的是能够让更多的学生有更多的机会表达自我,通过语言学习塑造灵魂,强化自我意识。这就要求教师敢于培养叛逆者,不断创造民主教学气氛,使学生充分、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见解,使学生在认识、探索某种对象的活动中产生一种乐趣,使其得到极大的满足,从而促进他注意力高度集中,达到忘我的程度。 三、忽略文本对话淡化了学生的阅读认识 阅读是读者与作品与作者对话的一种活动。也就是说阅读是以作品为媒介,借此体验、感悟和理解作者在作品中流露出的思想和情感。这种阅读活动,是读者与作者之间心灵的对话,当然,这种对话,是无声的对话,是精神的对话,是灵魂的问答和心灵的碰撞。 当前的阅读教学往往忽略了阅读的本质,忽视了学生的主体体验与感受。反观阅读主体的学生,其阅读情况又是令人吃惊的,几乎所有学生除了课堂上跟随教师分析课文的思路并进行简单的阅读之外,课后阅读少之又少,即使阅读了,也是随性而为,除非任务所迫。大部分同学不太清楚研究性阅读的实质是什么,如何进行研究性阅读,研究性阅读对提高思维能力有什么帮助,等等。存在这种现状,我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1.高考制度是导致应试化倾向的幕后推手。 高考制度决定了阅读教学的应试化倾向,教师在教读课文时,自觉不自觉受到高考题型的束缚,把各类不同文章的阅读拘泥于“背景、段意、主题和特点”的固定模式,对本来丰富多彩的文章内容作了标准化、唯一化解读,显然在不知不觉中压制了学生充溢思想的灵性。更有甚者,把教材当做考试阅读进行指导并将课文编成考题,指导学生不读全文,只对应地找出考题所涉及的内容半猜半蒙,完全忽略了学生在阅读中应富有的个性情感体验和创新潜能的开发。这绝不是真正的阅读教学。难怪会出现这种奇怪现象:开学时学生最爱看的书是语文书,可是后来最讨厌上的课也是语文课。 2.教师“精讲”取代了学生“慢读”。 现在的学生阅读量少,训练题多。学生的课余时间被大量的数理化、英语作业占据,甚至还上各种辅导班,最后所剩无几的一点时间只能“身体调节”,哪有精力看书?而课堂上只有可怜的几分钟阅读,大部分时间被老师烦琐的分析和频繁的提问占据着。任何能力都是学习主体“悟”后“练”出来的,而绝非是“讲”或“听”出来的。缺少阅读,对语文阅读教学是釜底抽薪,对学生能力的养成就是一句空话。 3.远离生活实际丧失了生命力。 把学生固定在教室里,框在语文阅读教材里,学生缺乏必要的生活积累和生活常识,远离社会实践。孔子有言:“不观高崖,何以知颠坠之患;不临深泉,何以知没溺之患;不观巨海,何以知风波之患。”因此,语文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语文阅读源于社会生活,应用于社会生活,一旦离开了社会生活,就丧失了生命力。把学生关在教室里而忽略了生活实践,这无疑是“小学而大遗”。 4.低估了学生已有的认知能力、知识经验和心理世界的差异性。 传统教学观念把知识看成是定论,把学习看成是知识从外到内的输入,同时低估了学生的认知能力、知识经验及其差异性,并在教学中表现出了过于简单化的倾向。长期以来,许多人认为教学就是教师向学生传授知识的过程,“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教师教,学生学,这是天经地义的。由于传统教学过于强调教师的教,因此教学活动就成为一种教师对学生单向的、线性的传授知识的活动。 在理想语文学习理念下,学生精神的愉悦是第一位的,只有在愉悦的精神吸引状态中,学生才有认知接受的可能和发展的可能。教育家巴班斯基指出:“教学过程最优化是在全面考虑教学规律、原则、现代教学的形式和方法、该教学系统的特征以及内外部条件的基础上,为了使过程从既定标准看来发挥最有效的(即最优的)作用而组织的控制。”换句话说,所谓教学过程的最优化,就是要求将社会的具体要求与师生的具体情况和所处的教学环境、条件及正确的教学原则几方面结合起来,从而选择和制订最佳工作方案(即教案),优化教学过程的“精神吸引”,实现师生合作探究的最佳效果,而语文阅读教学的最优化就是建立在这个理论基础上的一种理性追求。 语文学习在现行考试制度下具有“赚分”的“显性功利”,还有超越“赚分”这一“显性功利”的更高级和更重要的关于人的素养的“隐性功利”。引导学生认识语文学习的重要意义,明白其意义并不仅仅局限于“赚分”这样单一的“显性功利”上,而应该把目光放到关乎人一生的“隐性功利”。此外,在语文阅读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极力彰显语文学科魅力,彰显其承载人类文明与发展和对生命的体验与思考的意义,使学生充分认识到语文学习这一最具有深刻意义的“隐性功利”的重要价值,这样,语文学习才能深入人心,语文教学的春天才会到来。为此我们尚需深入研究,探索出一条适合学生思维发展、能力提升、人格优化的最佳途径。 高中语文论文:强调素质教育 高考语文重在记忆和思考 我们都熟悉一句话，这就是“语文的外延与生活外延相等”。 因为语文的这个特点涉及面多而广，考察时，综合性又比较强，主观因素的影响比较大，不少同学感到无从着手。其实，和任何学科一样，虽然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我们的母语博大精深，出题千变万化，但总有一些东西是万变不离其宗的，只要基础扎实，自能以不变应变。一般来说，语文学习可以归纳为两点：课内得法，课外受益。而无论是“得法”或“受益”，都离不开记忆与思考。 语文是最依赖基础与积累的学科。强调素质教育，并不是把知识和能力对立起来，割裂开来。“在考察知识的过程中更加注重考察能力”，这是对“以知识立意向能力立意”转变的新解释。个别同学认为，文化文学知识浩如烟海，考背诵默写的就那么几分，我不要就是了。这真是一种糊涂的认识。我们知道，缺少基本的文化积累，我们的理解分析、推理判断、想象联想都会受到限制。比如《廉颇蔺相如列传》一文中介绍蔺相如时，说他“为赵宦者令缪贤舍人”，如果对“宦者令”，“舍人”这两个词不了解，就无法明白蔺相如的身份，对文中后来廉颇所说的“相如素贱人，吾羞，不忍为之下”也难以理解到位。不仅文言文，语文阅读常常是一种跨越时空的文化之旅，如果我们对本文的背景风物、时代风尚、人物性格有所了解，对我们整体把握本文，无疑都会有很大的帮助。再说，文化沉淀丰富了，对生活的感受能力及想象能力也会增强，对世间万物的感应会更敏锐更深刻，写作时，无疑也会更容易进入状态，更容易得到有效、有益的作文材料，心中想的笔下写的，也自会“腹有诗书气自华”。 无论何种考试，本质上都是考察你记住理解多少知识，能消化运用多少知识，而要运用知识，首先就要学会思考。古人把学习称之为“学问”，意在强调学习需边学边问。“问”其实就是思考的一种方式。比如《鸿门宴》中，项羽“留沛公饮”当时的座次是“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从字面看，意思不难，只是写了几个人坐的位置。但如果问一下为什么这样安排，就会发现这里大有讲究。从古代的礼仪知识中我们得知，一般宾主之间相对而坐时，宾东向，主西向。宴席中，东向为最尊，南向次之，北向、西向更次。从鸿门宴的座次安排的细节上，我们看到项羽依仗兵多将强，不把刘邦看在眼里。仅此一个细节，多问一个为什么，项羽那高傲的性格就凸现了出来。“思考”不仅是“多问”，还指“比较”与“打通”。据说钱钟书小时候读书，常常想一些“可笑”的问题。看了《说唐》后，他会想《三国演义》里的关公如果进入《说唐》，他的青龙偃月刀只有80斤重，怎能打过李元霸那对800斤重的锤子？可李元霸那对锤子到了《西游记》里，又怎能比得上孙行者那1.3万斤的金箍棒……这些虽只是一个孩童幼稚的想法，但这种好问思考的习惯和兴趣，实在是做学问的萌芽。 一个人如果要有完善的知识结构，那么，他一定不会忽视语文学习，因为语文与生活本是一体，它不仅是最重要的交通工具，还是最重要的文化载体。人就生活在言语之中，人是言语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既是实际的，又是哲学的。而且，语文是最基础的学科，它与人的文化素质、人文情怀、见识眼界、审美情趣、阅读感悟、语言表达等息息相关。而学好语文，最基本的要素就是记忆与思考。 高中语文论文:对边疆地区高中语文选修课教学的探索 新疆从2008年秋季全面进入高中新课程实验,如今已进入到第五个年头了。在新课标的指引下,各中学有序地开展新课程实验,并在2011年经历完第一轮新课标、新课程、新高考的实践探索。在新课程实验中,选修课是新课程设计的一个 论文亮点,同时也是实施中的一个难点。笔者到喀什疏附县援疆支教一年多,经历了作为边疆地区的高中语文选修课教学,本文拟就边疆地区高中语文选修课的教学实践谈一些探索性的意见。 一、对高中语文选修课程的认识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下称《课标》)明确指出:“高中语文课程包括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两部分。”“选修课程设计五个系列:诗歌与散文,小说与戏剧,新闻与传记,语言文字应用,文化论着研读。”“学校应按照各个系列的课程目标,根据本校的课程资源和学生的需求,有选择地设计模块,开设选修课。”高中的选修课程包括国家一级的选修课程(也称选修I)和地方选修课程(校本课程,也称选修Ⅱ),结合语文课标对选修课程的阐释,我们可以这样认为,高中语文选修课程包括选修I和选修Ⅱ两个部分。 至于选修课程的教学,《课标》指出:“选修课和必修课的教学存在一定的差别,选修课的学生人数不像必修课那样固定,课程有较大的灵活性和拓展性,学生具有不同于必修课的期望。”由此,我们认为,从新课程设计的理想层面来看,选修课程是学生“选”而后“修”的课程,它是学生跑班形式的授课,或者通俗地讲,像病人到医院看病那样,学生先选择课程(也选老师)而后才去修习这课程的。这是理想层面的选修课教学,实践层面的选修课教学是要视实际情况,从实际出发去实施的。那么,现实中的语文选修课程是怎样实施的?边疆地区的语文选修课教学受哪些因素制约?它是如何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而逐步推进的? 二、边疆地区教育资源状况 新课程的实施需要教育者转变观念,按《课标》要求实施教学,同时也要依赖当地的教育资源和人文环境,任何形式的教育如果脱离了当地实际,那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课标》指出,“学校开设选修课应当从实际出发,充分估计所具备的现实条件,包括师资条件和学校所能利用的物质条件,不要简单照搬外校的课程。课程设计也要因地制宜,注意开发潜在的资源,如聘请校外行家兼课,选派教师递修,利用电视、互联网等手段和当地的人文、自然资源等条件,建设选修课程。”它告诉我们开展选修课教学要充分考虑该学校、该地区的资源状况,要因地域特点而制定相宜的选修课教学方式,这正是新课程的亮点,它有较明显的针对性、灵活性和多样性,实施时可允许一定弹性的存在,可依具体情况逐步探索施行。 以笔者的观察和粗略感知,如疏附县在内的边疆地区,教育资源相对缺乏,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都相对不足,大致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场室配备有限,大多只是满足学生上课用的课室而已,功能场室等设施设备要么配备不足,要么根本没有;二是学校图书资料缺乏,要么藏书严重不足,要么书目陈旧;三是可资利用的人文资源甚少,以汉族师生为主的中学所占比例极少,校与校之间的距离动辄上百公里甚至数百公里,学校之间、教师之间的交流非常有限,可依托指导教研的高校、教育教学研究部门也显不足或难以持续支持;四是学生基础普遍薄弱,学生的语文素养、知识基础参差不齐;五是人们的思想观念相对陈旧,对新事物、新课程的理解和接受远不如经济发达地区或沿海地区。边疆地区的这些现实因素,给高中新课程的实施,尤其是选修课的教学必然形成阻碍。 高中语文选修课的教学即便在沿海城市或课改成熟地区也会与理想层面的课程设计有某些出入,那么边疆地区的情况就会稍为落后一些,或带有更多的地方色彩。在实施中,我们如果能认真研究课标,以课标精神为统领,立足现实条件,因地制宜,相信同样可以迈出选修课教学可喜的一步。 三、边疆地区高中语文选修课教学的探索 《课标》对选修课程的教学做出了宏观的指导,并对五个系列选修课程的教学给出了不同的指导意见。在实际操作中,边疆地区的高中语文选修课教学是怎样开展的?下面以人教版语文选修教材的教学为例,谈谈这期间的探索之路。 1.用好选修教材,合理取舍教材 选修课程实施的难点在于教学的组织和开展,基于上述对边疆地区教育资源状况的简要分析,语文选修I宜立足用好选修教材;有条件开设选修Ⅱ的学校,则可以视学生需要和特点开设若干补充性或拓展性课程,供学生自选, 论文再通过学生跑班的形式实施授课,但选修Ⅱ的实施会受很多因素制约,目前基本处于尝试阶段,能迈出第一步就算不错了。所以,高中语文选修课的教学一般侧重于选修I。按照选修课程五个系列的设计,目前选修课程的设置如下表。 按照《课标》“对于希望进一步学习的学生,建议从五个系列的选修课程中任意选修4个模块,获得8学分”的精神,学校一般都从上表的带“”课程中选择4门课程作为学生继续修习的内容。 在具体的教学中,边疆地区适宜用好现成的教材,并结合当地学生和资源情况合理取舍教材。原因有三:一是教材的开发首先要落实“课程标准”的要求,切忌随意和不成熟,人教社组织编写的这些选修课程“既有总体规划,又从不同侧面‘盘活’语文教学资源,以课堂学习作为学生学习语文的主渠道,同时又注意引导学生走出课堂,走进生活,沟通课本内外、课堂内外、学校内外的联系,为学生提供更加广阔的 语文学习空间”,我们在实际操作中不必舍近求远。二是这些教材在编写时都注意到与现行的高中语文教科书相衔接,如《中国小说欣赏》,编者在“前言”中有这样的表述:“本书不是‘中国小说简史’,选文及论述时,有古今,有雅俗,也有长短,目的是让你了解中国小说的‘大致模样’。”“若通过这门课程的修习,你真的能对所选的优秀的中国小说有所了解,这已经是不错的成绩了。”三是教材在编写时往往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操作上的灵活性,如《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的“前言”就明确:“在具体步骤的安排上,是从学习过程着眼,每章的第一项是‘赏析指导’……第二项是‘赏析示例’,诗歌和散文各举一篇为例,从该章所提出的学习角度进行分析,带有举例示范性质,供同学们参考借鉴。第三项‘自主赏析’是围绕这一章的学习内容,提供阅读鉴赏的作品……第四项‘推荐作品’是推荐给同学们与本单元学习内容相关的一些作品,供课外阅读之用。”这种富于梯度的操作设置,就是说这些所选的篇目是有指导意义、示例意义和推荐意义之别的。我们教师在使用这些选修教材时,一定要认真领会教材编写者的意图,切忌“眉毛胡子一把抓”,既要用好选修教材,也要合理取舍教材,对指导性的内容宜重点教授,对示例性的内容宜有所侧重地教习,对推荐性的内容应大胆交由学生课外选读,教师大可作舍弃处理。当然对不同内容的要求,教师是可以根据学习角度、学习目标的不同提出一定的阅读要求,以检查学生自觉阅读的落实情况与效果。边疆地区由于各种资源不是很充足,教师的专业修养和视野都不能完全与发达地区相比,学生的知识基础和活动空间也有限,因而用好选修教材并合理取舍,发挥出它应有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2.选准方法,寻求与选修课程内容相适应的教学方法 虽同为选修课,但“不同类型的选修课之间存在着课程目标和教学方法上的差异。有的重在实际操作,需要突出某一方面的专门知识和技能;有的重在发挥想象和联想,注重情感和审美的体验;有的重在思辨和推理,强调理性和严谨。所以选修课特别需要注意寻求与课程内容相适应的教学方法。”课标这段关于选修课程教学的建议,告诉我们对不同的选修课应选择不同的教学方法,才能真正达到选修的目的。 例如《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课标对这一课程的要求是“精选重点,鉴赏研读”。教材编写时侧重以“鉴赏”为目标,诗歌和散文都分别从三方面入手,“从大处抓住跟这两种文体本质属性有关的主要之点,避免过繁过细,有助于初学者掌握之用。”在实际教学中,根据我援疆支教的亲身实践和了解,边疆地区的学生虽然也经历了初中和高中必修课程的学习,但对古诗文的学习仍然存在较大的困难,主要表现为对古诗文内容不容易理解。 论文要知道,理解是鉴赏的前提,因而教师要在授课中适当增加“诵读——理解”这两个环节。古语云“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让学生在课堂开口读,熟读可以帮助理解,也让校园充满琅琅书声,这是很有必要的;从字、词、句的理解、翻译到诗意、文意理解,只有“读懂”了,才能进一步“鉴赏”;“鉴赏”是落脚点,按教材编排,根据单元教学的目标,循序开展“探究诗歌的旨意”、“把握诗歌的意境”、“体会诗歌的声韵”,“理解散文的形象性”、“把握散文的逻辑性和抒情性”、“体会散文的灵活性和趣味性”。 在教授《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时,我们可以从下面两方面加以考虑。方法选择,这是就单元教学而言的,以“赏析指导”为理论依据,对单元学习作整体感知;以“赏析示例”为引领,起提示借鉴作用;以“自主赏析”为重点,创设课堂活动的平台,这是学生修习课程的主渠道;以“推荐作品”为拓展,这是单元学习的补充和延续。环节设置,这是就具体某一篇目的教学而言的,可以按“诵读——理解——鉴赏”的思路进行设计。如果能从方法选择和环节设置两方面入手进行教学,相信学生在学习古诗文这一选修内容时会更有实在感和更有收获。 再如《中国小说欣赏》,课标对这一系列课程的教学要求是“重视作品阅读欣赏的实践活动”,教材编写按中国小说的话题分类,共设九个单元,每个单元重点讨论两部作品。教学时可以把目标确定为:阅读理解,例说话题;交流分享,开阔视野。在开展课堂活动时,单元教学可以话题为纲,以课文为例子,以学生的阅读为抓手,增强学生对小说话题的探究意识;具体操作时,宜放手让学生阅读,要舍得投入阅读的时间,在学生自主阅读的基础上,教师作引领,以学生交流为平台,让学生在自主阅读中理解小说的主题,分析人物形象,掌握小说描写人物的方法等;对学生特别熟悉或特别感兴趣的话题,可以采用写读后感(读书笔记)、读书交流会的形式进行授课,以达到“阅读——交流——分享”的目的。教师切忌“满堂灌”,不能为了赶进度而用教师的“讲”代替了学生的“读”。 又如《语言文字应用》,课标的建议是“应引导学生增强应用意识,注重在生活和其他学科的学习中学习语文,在广泛的实践中提高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与前面两门课程比较,这门课程显然是注重实践和应用的,因而在教授这门课程时,我们就要根据这一课程特点选用教学方法。对于语言文字的发展过程和理论知识可以略讲,让学生略知即可;而对于其应用方面,如同义词、熟语等的运用则应正确辨析和掌握,既要让学生懂得其意义,更要教会学生懂得正确运用;对课文中“引子”部分,可以理解为“导入新课”环节,既可以引导学生阅读和思考,也可以置换为相关内容,甚至不用;“课堂活动”是对这一章节内容的具体展开,可以用其中的例子,也可以让学生在生活中、在学习中搜索类似的事例,这样更能联系生活的实际,更容易增强学生正确运用语言文字的自觉性;“工具箱”是要重点掌握的内容,同时,教师还可以适当补充某些知识点,使学生学会初步建立语言文字的知识体系;“小试身手”是课后的练习和语言文字的应用,可视具体需要布置学生完成。总的来说,《语言文字应用》较上述两门课程要稍为简单,学生易学易懂,但难点在于正确运用,教师在教学时可多重实践,不拘形式。 总而言之,语文选修课的教学方法应视课程本身的特点而定,不拘一格。同时,由于选修教材的编写往往基于某一类属来考虑编排,教师在授课时则要有“化个体为类属”的教学思想,使个别例子(课文)的教学能围绕整体(单元)目标展开,使选修课教学达到点面结合、窥一斑而知全体,甚至触类旁通的目的。 3.创设教师引领、学生自主的课堂教学形式 任何教学,都离不开教学的呈现形式,语文选修课的教学当然也要面对这一问题。边疆地区的教学,普遍来说,还是停留在老师讲、学生听的层面,“灌输型”的味道较重,这里当然有其存在的原因,如果必修课的教学基于学生的共同基础而不得不“灌输”,那么选修课的教学就要变“讲堂”为“学堂”了。如前所述,选修课重在学生个体的阅读、鉴赏、感悟和实践运用,这些不是老师多么努力地“讲”就能代替的,它是需要学生个体的参与和投入的,所以,我们倡导学生自主学习的课堂教学模式。当然,“选修课的教学,要按照课程目标制订计划,不能因其设置灵活而凌乱随意、漫无计划,也不能因其拓展性要求而片面追求新奇深奥,脱离课程目标和学生实际。”(《课标》)所以,我们提倡的课堂模式是教师引领、学生自主,教师起着主导、引导作用,学生起着主体、主动作用。教师的“导”表现为课堂的组织、调控,内容的指导、知识的梳理,问题的诱导、方法的引导等;学生的“自主”表现为积极参与、自觉体验(阅读、实践)、学会分享和尝试探究。无论是必修课还是选修课,新课程理念之一就是“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绝知此事要躬行”,选修课的教学尤其强调学生的“躬行”。立足学生,方能实现选修课程的价值。 4.链接高考,为学生高三升学做好必要的知识储备 “高中语文课程应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使学生具有较强的语文应用能力和一定的审美能力、探究能力,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终身学习和有个性地发展奠定基础。”这是高中语文新课程的性质,也就是说,无论是必修课还是选修 课,都肩负着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为学生日后的学习和发展打下基础的任务,因而,高中语文选修课的教学要做好链接高考,为学生高三升学做好必要的知识储备。同时,选修课的开设时 论文段一般从高中的第六学段至第九学段,即高二年级上学期的后半阶段即进入选修课的学习,并延续至高三上学期的前半段时间,这时恰恰是学生高三复习备考前的一段黄金时间,教师在授课时要充分考虑到学生继续升学的需要。例如,《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可适当链接高考的古诗文阅读,《语言文字应用》可适当链接高考的语言知识与运用,《中国小说欣赏》可适当链接高考选考题中的文学作品阅读等等。当然,高考绝不是选修课教学的终极目标,但选修课的教学理应担负起学生继续升学和日后发展的任务,教师在教授选修课时宜有这方面的考虑。 四、探索中的思考 从2004年9月开始,全国目前共有20个省份进入高中新课程实验。新疆(包括兵团)2008年9月作为第五批进入课改的省份,至今已进入课改的第五年。在新疆喀什下辖的边疆地区,语文选修课也以其“摸着石头过河”的姿态走来,其间的探索有令人振奋的足音,也有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笔者来自首批进入课改的广东省,从2004年9月课改开始到2010年,经历了广东的新课标、新课程、新高考;2011年笔者来到新疆喀什,与当地老师一起备战新课程下的第一次新高考,之后投入新课程的选修课教学实践。比照广东和新疆,笔者觉得这里的语文选修课教学还要在以下四方面作进一步的思考。 1.要夯实学生的知识基础 “高中语文的教学,要在保证全体学生达到共同的基本目标的前提下,充分关注学生在语文学习中面临的选择,努力满足其学习要求,支持其特长和个性的发展。”(《课标》)这里的“语文课程”包括必修课程,也包括选修课程。学生在高中阶段用1.25学年就完成了必修课程的学习,其语文基础有多厚实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在选修课教学中,我们尤其要关注学生的语文基础,要立足于学生的“双基”,这样才能有利于学生的“个性发展”。缺乏必要的知识基础,个性发展和语文素养是无从谈起的。 2.要立足现实条件,不怨天尤人 新课程带给中学教师机遇和挑战,语文选修课程的教学更是这样。因教材编写、单元设置、教学要求和教学内容等都与必修课有较大的区别,学生的认知程度和接受程度也会因人而异,教师自身对不同选修课程的理解、熟悉情况都会有所不同。选修课的教学是有其难度,但我们要立足学生的学习需要,立足课程标准的要求,立足现实中客观条件的限制,依据课标和教材,尊重选修课程的特点,不怨天不尤人,逐步推进选修课程的实施。 3.要改变观念,适当增加学生的活动量 教师要“更新观念……在与学生平等对话的合作互动中,加强对学生的点拨和指导,实现教学相长。”教师不要总是担心,唯恐少讲一句,漏讲一点,学生就不懂,于是“满堂灌”,孰不知这种“包办代替”的思想是最要不得的,边疆地区的教学更要注意克服这种思想。课堂上要适当增加学生的活动量,让学生阅读、思考、交流、碰撞,老师起必要的点拨和指导作用;课外要留足时间给学生回顾、消化以至于吸收,对学生修习中遇到的困难要做好跟踪和讲评。 4.要加强校本教研,通过群体力量促选修课教学质量提升 实施新课程,需要专家引领、同伴互引,教师要学会“借力”,才能完善自身的教学。在边疆地区,专家引领式的教研毕竟条件有限,所以开展校本教研,以同伴互引的形式开展研究是最切实际的。学校内,经过了这几年的新课程实践,大多数教师都接触过选修课的教学,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体验和认识,学校应该充分利用自身的教师资源优势,以教学中遇到的问题作为校本教研的课题,甚至专门开展选修课教学的专题研究,借助教师的群体力量促进课程实施的高效。 高中语文选修课程与必修课程平分语文课程的秋色,在未来的路上,会有更多的惊喜等着我们,也会有更多的荆棘等着我们。通过教学实践,作为中学语文教师,在探索的道路上是最有发言权的,让我们一起携手,亦学亦教,边走边回头,共同探索语文选修课程教学的真谛,做到与语文课程同步发展 高中语文论文:对高中语文新课改的感悟 论文关键词:对联;启示;新课改;感悟 论文摘要:高中语文新课改对每位一线教师都是一次机遇与挑战,如何解读新课改新教材,需要在教学实践中不断的反思与总结。一节《奇妙的对联》课的三个环节的设计践行了新课改的理念给了我一些启示与感悟,即设计课堂问题一定要引起学生的兴趣,调动全体学生参与的积极性;课堂的主体是学生,要切实把课堂还给学生;提高学生的素质与能力。 高中新课程培训进行了20天。可当手中拿着高一新课程教材,脑中装着新课程的观点和理念,真正面对高一新生的时候,却又不知道这新课改的课堂该怎么组织,老师的传道、授业、解惑怎么完成。在跌跌撞撞、似是而非的状态中,上了一个多月的课,困惑挣扎了这一段时间后,没想到《奇妙的对联》这一节课却给了我一些启示,让我看到了新课改的曙光和影子。 《奇妙的对联》主要是引导学生对传统文化形式的了解,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与能力。对联对学生来讲是司空见惯的东西,如楹联、春联、贺联、挽联等。但是真正让学生自己动脑动手对对子,好像又没那么容易。以前课堂教师只是一味的理论讲解,学生似懂非懂,动手能力很差。那么新课改如何组织课堂,让学生自己在课堂上动手是备课必定要深思的一个问题。枯燥的理论讲解不可能使学生有什么收获。于是,整节课我设计了三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学生分析理论知识。走上讲台,我问了一个问题:1932年清华大学入学考试有这样一道试题,上联:孙行者;下联:——。有以下几个答案:胡适之,韩退之,祖冲之,王引之等。阅卷的老师认为非常好,为什么?同学们看到是清华入学考试的题目,来了兴趣,又看到如此简单的上联,更有兴趣,看到只是评价答案而不需要对,更是兴趣大增,你一言我一语地发言开了。一些同学回答“者(zhě)”是仄音,“之(zhī)”是平音,平仄相对。我说好。什么是平仄教材的知识短文中有讲解,能回答上来,说明这些同学自己看并理解了,一些同学回答上联中间字是“行”,下联中间字是“适、退、冲、引”,都与行动有关,相对仗,我说好,这就是对偶。接着,我就又问,谁能从内容上评价一下?同学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最终有一个学生小声地说了一句“胡适之是一个首倡白话文的作家”……我及时地捕捉到了这个信息,便要他再重复一遍。同学们愣了一下,突然都鼓起掌来。我想有戏,我问为什么鼓掌,不知哪位同学说了一句:“那还用说,都是敢做第一的。”然后同学们争先恐后地说了起来,孙悟空斗天斗地,敢于反抗;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祖冲之的圆周率……一个小问题引发了学生各方面的思考。看来,设计问题要巧妙,有趣味。 理论知识解决了,第二个环节就需要考查一下学生的文学修养。我把几副与一些名人有关的句子写在黑板上: 一代文章推——,毕生心血似——。(茅盾的两部作品,查资料填写) 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涉及到哪几个作家) 同学们在一番紧张的翻阅资料、讨论之后,答案准确地写了出来。我又不失时机地进一步提问:《子夜》、《春蚕》写了什么内容?你还了解作者哪些作品?唐宋八大家是哪几个人物?他们的代表作是什么?连续的问题,不但没有让学生感到厌倦,相反,他们的兴趣却越来越高。一石激起千层浪,一个简单的问题却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面,调动了学生的文学储备,真令人惊喜、欣慰。 整堂课的高潮还在第三个环节上,学生当堂对对联。开始我只要求每组写两句上联,相邻组对下联。一会儿,情况就失控了,上联一出,学生就争着抢着对下联,一个上联甚至有好几个下联,学生也不由自主地离开了座位,围着讲台,思考着,评论着,争抢着,没有了回答问题的羞涩,没有了课堂上的挺身端坐,取而代之的是不断展现自我的身影。看到好的下联,雷鸣般的掌声和叫好声便骤然响起。黑板的每一个角落都写满了学生稚嫩的对联,如 中国字四四方方,方方正正;西洋文弯弯曲曲,曲曲折折。 平顶山顶平;青草地草青。 东升旭日山河秀;西落残阳星空奇。 高一十班小组擂台热火朝天;鹰城二高运动盛会硝烟四起。 …… 下课铃响了,同学们还不愿离开,还围着讲台讨论着…… 课下交流,业务校长说,这节课,上得很好,如果买来红纸与毛笔,当时让学生来写对联,岂不是锦上添花?一语道破天机,新课改的课堂教学怎么完成?怎样在课堂上落实素质教育……回忆一下参观所见,资料所看,我恍然大悟。新课改的课堂就应该是这个样子: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激发他们的兴趣,发挥他们的主体作用,使他们动脑、动手、动口,做学习的主人。 反思这一节课,有以下几点感悟: 一、设计课堂问题一定要引起学生的兴趣,调动全体学生参与的积极性,而不是传统的分层、背景、写作意图与思想,让学生局限在这样的框框中而厌倦。形形色色的资料给了学生偷懒的机会,人云亦云的表述扼杀了学生的思维。备课切记远离现成的教案,给自己一个自由发挥的空间,更是给学生一个创新思维的机会,也就是说,备课一定要把“备学生”放在首位。 二、切实把课堂还给学生,而不只是停留在口号上。课堂的主体是学生,就让他们担当当家作主的责任行使权利。“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集体的智慧是不可估量的,每一个个体的才能是不可小视的,让学生真正动起来,就会“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还给他们展现自我的权利,智慧的火花就会开遍课堂的每一个角落。 三、语文教学注重的是知识的积累和个体的见解与感悟,不能用统一的模式去规范和强化,因此,需要拓展课堂的容量。只有让个体去表达切身的体会、独到的见解,才是语文教学的本质。字、词、句的积累贯穿到课堂的每一部分,学生才有真正的收获,在学生感兴趣的问题上, 乘胜追击,拓展容量,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开放课堂,自主探讨,不仅学生收获很大,教师也会学到很多,而不能仅仅局限于教材和大纲。 四、新课改倡导素质教育。素质教育的核心是能力。学生既然能争先恐后地在黑板上对对联,如果能够拿来毛笔与红纸,不就更能培养学生对这种文化形式的兴趣与爱好?说不定,一节课会成就一位未来的书法家,如果真是那样,更是功德无量,我们为什么不这样去做呢? 高中语文论文:高中语文边缘化因素研究及措施思索 曾经,语文课程和语文课堂教学,魅力无限。课文中深邃的思想、生动的形象、精巧的构思、连珠的妙语,课堂上活跃的教学气氛、精彩的师生对话、甚至激烈的争论都给师生带来无尽的美的享受。然而,在今日的高中语文课堂上:教师苦口婆心、条分缕析,而学生却提不起兴趣甚至无所适从。高中语文受重视程度不断下降,与其他学科相比甚至有被边缘化的危险。最具人文色彩的语文学科何以会处于这样一个尴尬的境地呢?本文试从原因和对策两个方面来进行浅显的分析。 一、高中语文学科边缘化的原因分析 1.学生因素。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学生的需求是教学的出发点和归宿。他们的思想认识直接影响着语文课堂教学效率。而现在高中学生对语文的学习存在两个问题:(1)目标不明确。由初中到高中,学生对于语文的浅层需要已大为降低,而又不明白自己的深层需要是什么,在不清楚初高中语文区别的情况下,学生往往会因缺少内在需求而失去学习兴趣。(2)教考分离。就考试与教学的密切程度而言,在目前一纲多本的教学情况下,高中语文的课堂教学几乎对考试没有什么直接影响,在功利性或短时效应方面远不如其他科目,以致语文课堂的吸引力大大降低。 2.教材因素。语文教材是语文课程标准的物质载体,是师生双方教学活动的桥梁和纽带,在语文教学的师生沟通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前的高中语文教材有两个基本特点:(1)经典为主。阅读经典美文可以使学生广泛深入地了解优秀文化传统,提高其品位,丰富其内涵,因而经典文章倍受编者青睐。但经典往往与现实有一定的距离。现在的学生很难理解鲁迅为什么要骂梁实秋,而至尊的贾宝玉为什么娶不到心仪的林妹妹。而经典的作用并非强制阅读与支离破碎的浅层分析所能奏效的,也非功利阅读和快餐阅读所能奏效的。因而一般学生很难体会到经典之美,而无美感的阅读只会让人感觉枯燥,失去兴趣。(2)数量偏多。以苏教版教材为例,高中三年,必修5本,选修4-7本,还有高三整体复习的压力等。语文教师大多感到时间紧、任务重,课堂教学课文的时间进一步缩减,更没有时间对文章进行深入的感受与挖掘,语文之美被淹没其中。 3.教师因素。在教学关系中,教师的教学引导作用十分重要。优秀的语文教师不但在知识方面可以触类旁通,而且常常能在教学的舞台上游刃有余,不经意间闪现教学智慧,巧妙地引导学生走向语文广阔的天地。而目前高中语文教师自身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1)学养不够。新课程的实施让很多语文教师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知识和能力方面的严峻挑战,其自身学识局限成为很多教师进一步提高教学能力的桎梏。(2)观念陈旧。这一点主要表现在对师生关系的认识和对教师作用认识上。传统的教师“知识权威”在网络技术十分发达、信息渠道多样化的背景下收到很大的冲击,教师“传道授业解惑者”的身份在大力倡导“自主、合作、探究”学习模式的新课改背景下已转变为“平等对话的首席”。如何理解角色和地位的转变,理解的程度如何对教师能否适应新课程改革、更好履行教师的职能起着重要作用。(3)手段有限。传统的一枝粉笔一张嘴的语文教学已不能适应时展和学生需要。(4)评价偏颇。传统的语文教学评价以分数定高下,单一而单调,这既不符合语文学科的特点,也不利于培养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二、高中语文学科边缘化的对策思考 1.学生方面。有兴趣的学习是最有效的学习,如何有效解决学生自身存在的学习兴趣问题?首先学习目标要明确。从语文课程性质看,高中语文应该使学生具有较强的语文应用能力和一定的语文审美能力、探究能力,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学生的终身学习和有个性的发展奠定基础。教师应通过鲜活的案例让学生了解语文学科的“工具性”和“人文性”,了解高中学生语文素养的具体内涵,明确提出不同于义务教育的课程目标。从课程作用看,教师应进一步让学生了解语文的基础性,了解高中语文对于学好高中其他学科和今后发展的重要意义。其次,考学结合。回避考试谈高中语文教学是不现实的。而考试与语文学习也并非是矛盾的双方,语文教师应把高考的考纲要求融入到现实的语文教学中去。要从学生切实的需要出发,去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才能提高学生参与学习、自主自觉学习的积极性,提升语文课堂教学的吸引力。 2.教材方面。解决语文教材存在的问题,可以从3个方面着手:(1)教材编写上,编写者应一方面从学生的时间实际出发,控减数量,留出时间让师生涵咏体验挖掘美感;另一方面应从学生的思想实际出发,把经典与现实相融合,编写出时代性、人文性强的、充满生活气息的教材。(2)教材使用上,教师要站在学生的角度,通读教材,整合单元,大胆取舍、深入挖掘、适当延展。一些脱离实际的学生难以体会或领悟的文章应不讲或少讲;一些内涵丰富的文章可精讲、深讲。(3)教材开发上,教师一方面可以内外联系,结合学生的人生体验,依照单元主题去选取一些鲜活的文章或材料来补充拓展;另一方面,可以加大地方教材和校本教材研究开发的力度,多多引来“源头活水”,使语文课堂充满生活的灵动之气。 3.教师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说,教师教学魅力的大小决定了一节语文课吸引力的大小,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节语文课的成败。所以在教师自身方面,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去努力:(1)加强自身理论和业务学习。语文教师首先要加强语文知识学习,不断更新知识体系,跟上时展;其次要加强教育教学理论学习,加强新课标的学习,熟悉现代教育理论和规律,提高教学效率;再次要加强现代教育技术的学习和运用,力求熟练运用现代教育技术进行语文教学,全方位刺激学生的感官。(2)转变观念。在师生关系上,教师应该主动由“知识权威”向“对话伙伴”的角色转变,积极适应“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模式;在教师作用上,教师应该由奉献型向服务型转变,在与学生的平等对话和学习合作中发挥自己的作用,解决学生的实际问题;在评价方式上,努力从过去的唯分数论的评价模式向以“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为目标的多元评价模式转变,把学生自评、同学互评和教师的评价相结合,把明确性与模糊性、过程性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不难看出,教师良好的个人形象、创新的教学理念、和谐的师生关系、精深的业务素质将对语文教学效率的提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语文教师有更多的责任去努力践行新课程的教育理念,关注学生的需要,关注教材的建设,关注自身的发展。我们要遵循语文学习的基本规律,把工具性和人文性更好地结合起来,努力探索语文教学的新思路,努力创造语文课堂的生机与活力。 高中语文论文:谈高中语文诗歌鉴赏教学策略的创新机制 在高中课程中,语文对学生学习文化知识及提高文学素养具有重要意义。作为语文的重要组成部分,诗歌鉴赏不仅有利于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及科学素养,对学生创新能力及实践能力的培养更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新课改的逐步推行,要求学校注重审美教育。诗歌鉴赏作为语文审美教育的重要实施途径,在语文教学中占有较大比例。如何在高中语文中开展有效的诗歌鉴赏教学,就成了当前教师亟需解决的一个问题,以下四个方面是笔者在教学中对高中语文诗歌鉴赏教学的策略探究。 一、整体把握诗歌主要内容 诗歌题目通常都会较直白地透露一些信息,对学习者鉴赏诗歌具有重要的提示作用。比如李白的《送友人》、王实甫的《长亭送别·碧云天》是送别诗;王昌龄的《出塞》属于边塞诗;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属于怀古诗等。上述诗歌的题目中,都较明显地蕴透露了诗歌的主要情感。其中,《送友人》从题目便可容易得知诗歌主要是讲述与友人分别,要表达的是依依不舍之情;《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则通过缅怀古迹,表达自己对历史人物的赞扬等。因此,在鉴赏诗歌时,首先要从题目入手,通过解析诗题,初步把握诗歌的整体情感倾向,为下一步的鉴赏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了解诗人及诗歌写作背景 古语有云“知人论世”,主要是强调作者与作品的关联性,要求读者能够在这种联系中对诗歌进行鉴赏。诗歌是诗人的情感体现,所以诗人的生平、所处背景、思想及创作风格都与其诗歌创作有着紧密联系。学生在鉴赏诗歌前,应先大致了解作者的生平、思想、所处历史背景、创作风格等信息,才能准确地把握诗歌要表达的情感。因此,在平时的诗歌鉴赏教学中,教师应注重引导学生多了解一些着名诗人、词人的文学流派、生平与思想、创作风格等信息,为诗歌鉴赏打下坚实的基础;建议学生根据流派对诗人进行分类整理,并注意归纳总结;引导学生领会所学的历史知识对诗歌进行鉴赏。 如辛弃疾主张抗金,收复中原,但始终不得重用,故在《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既表达了对历史人物的赞扬,又表达了自己怀才不遇及壮志未酬的惆怅。李煜是南唐后主,从君主沦为阶下囚,故在《虞美人》中既表达了对往日美好生活的怀念,又表达了词人对故国的思念。杜甫经历了唐代由盛而衰的历史,一生忧国忧民,创作的诗歌主要描写真实的社会面貌,反映人民的疾苦,在不同时期的创作风格也有所差别。在杜甫晚年,生活颠沛流离,故在《登高》中由自然的秋写到了人生之秋,饱含了人生苦况。诗歌往往是诗人情感宣泄的载体,掌握作者的背景、生平等重要信息,才能真正领悟到作者内心的情感,并产生审美共鸣。 三、找诗眼,准确把握诗歌主题 古人创作诗词讲究“炼字”。因此,在诗词中最传神的字或词,被称为诗眼。它往往是全诗或词的主旨体现,故找准诗眼也是诗歌鉴赏的重要途径之一。一般而言,找诗眼主要有以下几种常用方法:①抓住体现作者强烈情感的字词,比如“问君能有几多愁”中的“愁”,“怎一个愁字了得”;②抓住描写形象生动及准确的字词,比如“银烛吐清烟”中的“吐”;③词类活用的字或词,比如“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的“绿”;④抓住诗中的巧妙修辞,比如“红杏枝头春意闹”中的“闹”运用拟人手法;⑤抓虚词,比如“亲朋无一字”中的“无”、“只是朱颜改”中的“只”等。 比如,在赏析陈子昂的《春夜别友人二首(其一)》时,颈联“明月隐高树,长河没晓天”中的“隐”“没”便是诗眼。其中,“隐”主要写高树遮住了明月,“没”主要写银河被淹没在曙光中,主题即为:时光催人离别,它不会为了友人而暂停片刻,表达了与友人难分难舍的情感。 四、注意归纳常见意象,正确理解象征义 物象与情意的组合,即为意象,主要是指诗歌中既包含了人物形象、又包含了所写景物及作者情思的形象。诗歌中的意象多种多样,可以是景或物,可以是人;可单一,也可多个。根据物象不同而有所差异。在进行诗歌鉴赏教学时,教师应注重对学生的引导,让其对诗歌中的意象进行归纳与总结,比如“月亮”多表达的是思乡、思念之情;“浮云”多指漂泊的游子;“鸿雁”多指思乡之情或羁旅伤感之情;“梅、竹”多指高雅、品节高尚之士;“蝉”比喻高洁等。 比如杜甫的《登高》诗中出现了“风、天、猿、渚、沙、鸟、落木”等景物,并用了“急、高、哀、清、白”等词语修饰,渲染了一种忧郁的秋意,奠定了整首诗歌的感情基调;又如李清照的《声声慢》中出现了“黄花、秋风、落雁、梧桐”等一系列景与物,渲染了一种孤寂、凄清的气氛,表达了词人哀愁、凄苦、悲愤的内心世界。又如柳永的《雨霖铃》,词中出现了“杨柳、残月、晓风”等意象,便可知作者要表达的是伤别情怀,感情基调是忧郁的;再如王维的《山居秋暝》,诗中出现了“山、雨、明月、清泉、石、莲”等意象,描绘了一幅宁静的山水图,寄情山水,表达了诗人的高洁情怀及对美好山林生活的向往。通过在日常生活中的积累,学生便能在进行诗歌鉴赏时正确把握诗中意象,实现对诗歌内容及情感的解读,不断提高诗歌鉴赏的能力。 总之,诗歌鉴赏对培养及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及科学素养具有重要意义。教师应在平时的教学中注意对学生进行引导,使他们能把握诗题解读要领和诗歌鉴赏技巧,不断提高诗歌鉴赏能力。 高中语文论文:新编高中语文教材答问十题 一、这次高中语文教材改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启动的？为什么要新编高中语文教材？语文教材编写和修订的一般程序是什么？ 答：准确地说，这次教材改革，不是对现行教材的修订，而是新编，是完全不同的一套教材。因为尽管新教材仍然保留了一部分传统篇目，但从教材编写的指导思想、教学目标到编排体系等，都与现行教材完全不同，也就是说，这些课文在教材中的作用发生了变化。这次教材改革，如果从调研算起。可以说从1993年就开始了。1995年与原国家教委制订新大纲同步，我们就开始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制定新教材的编写方案，并组织编写。新教材从1997年秋季开始，在江西、山西、天津两省一市进行试验，第一轮试验将于今年上半年结束。编写新教材，主要是因为现行高中语文教材已经显得陈旧了，不适应时代的需要了，需要更新换代。具体说有三方面原因：一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而由于历史的原因，现行教材不可避免地还留有那个时代特有的某些痕迹。比如，片面强调选文的政治性等等。二是过去片面强调课文的思想教育功能，对文章本身的审美价值和文化内涵注意不够，这样就导致个别选文缺乏美感，或艺术价值不高，难以吸引今天的高中生；三是20年来，我国的语文教育学、语言学、文学等领域，涌现出一大批已有定评的研究成果，理应吸收进高中语文教材。语文教学本身的研究成果，也需要教材来体现。我们很清楚，现行教材越来越引起人们的不满，特别是对其中明显带有“左”的痕迹的内容。应该说，作为教材的编写者，我们和大家的心情是一样的，要求更新教材的愿望甚至更为迫切。 教材编写和修订的一般程序是：首先，教育部组织有关专家制定或修订课程计划，再根据课程计划制定或修订各科的教学大纲。其次，教材编写部门根据课程计划和教学大纲，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拟订出全套教材的编写 或修订方案。方案初定后，还要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包括高校、科研单位的有关专家、第一线的教师和各级教研部门的意见。在综合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确定编写方案。再次是选文，有的选文要反复多次才能最后确定。这些工作完成后，才开始具体的编写工作。编写时，一般每一册教材要有几位甚至十几位编者参加，每位编者只编写其中的一部分。写出初稿后，要开统稿会，编写组讨论，互相提出修改意见，有时还吸收有关专家参加讨论，集思广益。编者综合大家的意见，对自己编写的部分进行修改，修改定稿后，进入审稿阶段。我们实行的是三审制，责任编辑初审，编辑室主任复审，主管社领导三审。当然，复审、三审也可以委托其他同志代审。另外，在审稿阶段，除社内三审制外，我们还有特约审稿制度，就是约请有关语言学、文学和语文教育学的专家审稿。教材正式出版后，还有社内社外两种审读制度，即社内审读室的同志和社外有关的专家分别审读，发现问题及时纠正。一般文字差错，在第二年重印时挖改；大的改动要等修订时再改。 二、新教材编写的指导思想是什么？ 答：新教材编写的指导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工具性”与“人文性”并重 由于受多方面的影响，在目前的语文教学中，纯技术性、操作性的训练仍很盛行，忽视了语文课在陶冶情操、激发灵感方面的作用，失去了语文课独特的魅力。新教材有意淡化技术操作层面的训练，改变了某些纯工具性的做法。 着眼于学生语文素养的全面提高。从教材编写的指导思想、确定的目的任务，到课文的选取、内容的编排，都注重教会学生熟练掌握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这个交际工具。同时，还要发挥语文课在育人上的功能，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 对文学语言敏锐的感知力，激发对未知领域积极探索的精神，培养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提高人文素质，发展健康个性，形成健全人格。 （二）注重选文的审美情趣和文化内涵 我们认为。语文教育固然有思想教育的功能，但还是不同于政治课或思想品德课，应以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和阅读、写作、口语交际等语文能力为基本任务。因此，新教材的选文，注意选取文化内涵比较丰富、深厚的文章或文学作品，如把钱钟书、朱自清、朱光潜、王力、 吕叔湘、梁思成、杨振宁、宗白华、汪曾棋等著名作家学者的文章选进了教材。在具体的编写上，强调对语言文学素养的积累、感悟和熏陶。 （三）注意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 终身教育、继续教育已逐渐成为国际公认的教育理念。作为跨世纪的新一代公民，不会自学，就不可能具有自我发展和创造的潜力。基于这一认识，新教材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着眼点不是教师的“教”，而是学生的“学”，教材包括课内用的教科书和课外用的《语文读本》，课文分为教读课文和自读课文，课文配有能力培养目标、提示、注释和练习，有的还有评点、批语等资料，有利于学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掌握学习方法，养成自学习惯，为日 后的继续自学和自我发展打下基础，使学生终生受益。 （四）注意发挥教师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这一点主要体现在教师教学用书的编写上。现行教材的教学参考书，比较注重对课文的分析与解说，而不大注重提供研读的思路和备课资料。本来是供教师备课时参考用的，由于受应试的影响．实际上却成了对这些课文分析的“惟一”或”标准”答案。特别是对文学作品的理解，本来就可以见仁见智，不能定于一尊，有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而教学参考书提供了“标准”，不免失之偏颇。与新教材相配套的教师教学用书，则吸取了过去教学参考书编写中的经验教训，以教学大纲为指导，以教材为依据，重在说明教材的编写意图。在课文的点评和鉴赏指导中，注意吸收语文教学和语言学、文学研究中已有定评的新成果。从当前大多数高中语文教师的实际出发，既注意帮助教师解决备课中的实际困难，又注意给教师留有余地，尽量不提供结论性的东西，以利于发挥教师钻研教材的积极性和教学实际中的创造性。 三、新大纲有什么变化？新大纲与新教材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答：高中语文教学大纲是教育部组织制定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是国家的教育方针、教育理念在教材编写、教师培训、教学指导、教学评估等方面的综合反映。 所以，教 材要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编写。我们叫“以纲为纲”。新大纲是1996年正式颁布实施的，1999年又作了修订，2000年将正式颁布实施。与过去的大纲相比，新大纲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变化：一是语文教育理念的变化；二是强调了文学教育的作用；三是对古诗文有了更高的要求；四是强调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五是对写作和口语交际有了新的要求。这些在新教材中都有充分的体现。 四、现行教材是怎么统排的？共有多少文章？必修篇目是多少？选修篇目是多少？新教材共有多少文章？《语文读本》有多少篇文章？ 新教材的编排方式是怎样的？ 答：现行教材基本上是以文体为中心编排的，每册课文数量不等，大致每册20多篇，全套教材130篇左右。那时还没有选修课教材，也没有单独的课外读本，只有一个《补充教材》，是根据原国家教委《中小学语文学科思想政治 教育纲要》（试用）编写的。《补充教材》每学年一册，每册10多篇文章。共40来篇。新教材一般每册24篇课文，全套教材共140来篇文章。《语文读本》每册约70篇文章，全套读本共选有400多篇文章。 新教材的编排方式，主要有三点。一是建立了阅读、写作、口语交际三条线索并行的教材编写体系。二是阅读部分不再以文体为中心编排，而是结合能力培养目标和课文本身的实际组织单元。比如，现代文的阅读能力，就以整体感知，揣摩语言，理清思路，概括要点，筛选信息，把握文意，质疑解难等能力培养目标为线索进行编排。文学鉴赏能力，则以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为线索组织单元。文言文的阅读能力，则主要考虑语言的难易程度，结合时代的先后顺序进行排列。三是编写了与教科书相配套的语文读本，作为语文教材的有机组成部分，供学生在课外阅读。 五、现行教材中文学作品的比例是多少？新教材中文学作品占多大的比例？为什么要增加文学作品的比例？实验课本共有多少篇文章？为什么文言文要占这么大的比例？ 答：这恐怕要从我国语文教育走过的弯路谈起。50年来，中学语文中的文学教育历经坎坷。50年代学习苏联的经验，实行汉语、文学分科教学，文学教育曾被提到很重要的地位。60年代提出“不要把语文课上成文学课”，中学文学教育逐渐成为禁区。直到80年代，文学教育才又被重新提起。新教材所依据的大纲，明确提出要培养学生初步的文学鉴赏能力，教材也相应加大了文学教育的分量，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占60％以上。我社1984年开始编写的另一套高中语文实验课本，分《文言读本》《文学读本》《文化读本》，也选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课文的总量比两省一市试验本还要多，要求也高些，当时是给重点高中编写的。这套教材已经实验过三轮，效果也很好，目前正在修订送审。 至于在中学要不要学文言文，过去也有过多次反复。有一种观点认为，文言文选多了，会削弱教材的时代性。我们认为，作为21世纪的高中生，要提高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具有适应实际需要的语文素养，培养热爱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文化的思想感情，就要尽可能多读古代文学作品。社会的发展、进步和现代化，决不能抛开我们的优良传统。能够流传到今天的古代文学作品，都是经过长期的实践检验，经过历史长河的大浪淘沙，哺育和感染了一代又一代人，而且常读常新，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高中生多读古代作品，既可以培养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又能培养文学鉴赏能力，还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因此，新教材中古代文学作品约占41％。尽管如此，我们对文言文的要求，还只是诵读、理解、背诵和重点掌握一些文言词、句式。我国台湾省的中学语文，不仅要求学生会读文言文．还要能用文言文写作，要求显然比我们高。 六、现行教材中哪些文章被删去了？改动的幅度有多大？象《雨中登泰山》《长江三日》 这样的名篇为什么要去掉？ 60年代新闻报道的名篇《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为了的嘱托》为什么要去掉？领袖人物的文章是如何处理的？现在比例是多少？以前占有多大的比例？在删去这些文章的过程中，有过什么样的争论？ 答：先说改动的幅度。与现行教材相比，新课文与老课文的比例，大约各占50％。为什么新教材要保留50％的传统课文呢？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有些传统课文完全符合新教材的指导思想和教学要求，又经过教学实践的检验，教学效果不错，我们没有理由去掉；二是考虑教师教学的实际。如果新课文太多，将给教师备课带来很大的困难，会直接影响教学效果，甚至有可能引发教学上的混乱。 至于选文，主要是看文章本身是不是符合选文标准。我们选文的标准主要有三条，一是思想内容健康，二是语言文字规范，三是适合教学。这三条缺一不可，是充分且必要条件。新教材的选文，应该说力图坚持这三条标准。但不能反过来说，凡没有选进教材的文章，都不符合这三条标准。事实上，符合这三条标准的文章很多，而教材的容量有限，不可能都编进教材。教材选文不是评文学奖，总要考虑教学实际的需要，不可能把所有的好文章都选进教材。当然，也可能由于我们见闻不广，难免遗珠。我们热诚欢迎社会各界给我们推荐优秀作品。曾经选进教材而这次没有选的课文，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明显带有过去那个时代特有的烙印的文章，今天看来稍显陈旧，如《为了 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土地》，还有初中教材曾经选过的《海市》等。二是有的课文中的部分内容与现行政策法规相抵触，如《猎户》，不符合珍稀动物保护法。三是新教材有新的指导思想和新的教学要求，因此像《雨中登泰山》等这次没有选进去。这并不是文章本身有什么问题，而是不符合新教材的指导思想。领袖人物的文章也是这样。领袖人物的文章无疑都有很重要的教育意义，这次没有选进去，并不涉及文章本身的内容。至于把60年代新闻报道的名篇换掉，主要是考虑有些陈旧，社会上有些意见，再说这两篇报道也不如夏衍的《包身工》那样感人，这次就只保留了《包身工》，并不是我们对新闻界有什么看法。再说这次没选上的，不见得将来永远不选了。反之，这次选上的，经过教学实践的检验，如果不适合教学，将来也有可能被换掉。 七、鲁迅作品在现行教材中的比例有多大？ 在新教材中的比例有多大？哪些文章被换掉了？ 增加了哪些文章？这样做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有过哪些争论？ 答：可以说，对于鲁迅作品，我们在选文的时候压根儿就没有过什么争论，大家的意见比较一致。我们选文的时候，只是考虑文章本身是不是符合选文标准，是不是符合教学要求，并没有考虑鲁迅的文章一定要选多少。只是编好以后，回头一看才发现，原来鲁迅的作品还有七八篇。这次换掉的有《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文学和出汗》等，新选了《灯下漫笔》等， 《阿Q正传》以前是节选，现在用了全文。 八、新教材增加了哪些方面的文章？为什么？增加科技文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答：新教材增加了一批富于时代气息、体现时代特点的文章或文学作品作为课文，改变了语文教材面目陈旧、索然寡味的状况，令人耳目一新。比如，现当代的文章，钱钟书的 《读》《谈中国诗》、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艾青的《鱼化石》、王力的《辣椒》、 余光中的《乡愁》、牛汉的《华南虎》、朱光潜的《谈读诗与趣味的培养》、老舍的《断魂枪》、 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宗白华的《中国艺术表现里的虚和实》、余秋雨的《道士塔》等等。 外国文章或文学作品，也突破了过去选文只注重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的局限，注意多方位地介绍外国文学中具有一定影响的作品。比如，卡夫卡的《变形记》、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莱蒙托夫的《祖国》、华兹华斯的《孤独的收割人》、海伦 · 凯勒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阿瑟· 密勒的《推销员之死》，还有房龙的《〈宽容〉序言》、马丁·路德·金的《在林肯纪念堂前的演讲》等等。 古代作品这次编选时，也比较注重作品本身所包含的 感情因素、审美情趣和文化内涵。比 如，诗歌迷了《氓》《无衣》《静女》《白马篇》 《将进酒》《兵车行》等，古文选了《祭十二郎 文》《赤壁赋》《虎丘记》，小说选了《杜十娘怒 沉百宝箱》《宝玉挨打》《抄检大观园》《香菱学诗》等。另外，大纲最近又作了修订，其中规定了要求背诵的古诗文篇目，如《逍遥游》《报任安书》《陈情表》《兰亭集序》《归去来兮辞》《腾王阁序》和一些古代诗词等。其中有些诗文过去我们编入了课外用的《语文读本》，没有编进教科书，这次修订时将编/！/进来。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信息时代，科技发展突飞猛进，日新月异。新教材增加了科技文，也有一个导向作用。科技文选了杨振宁的《近代科学进入中国的回顾与前瞻》，里夫金等的《熵的定律》、霍金的《宇宙的未来》、王磊的《走向21世纪的机器人》等，还有爱因斯坦和梁思成的文章。现在看还不够，修订时可能还会增加。 九、新教材的编定过程是怎样的？都有哪些人参加了编写？请了哪些人做顾问？新教材在试用期间有什么反映？ 答：刚才在谈教材编写的程序时说过，编写过程中，我们广泛征求过各方面的意见。其中包括语言学界、文学界、语文教育界的专家的意见。当然，这些专家，因为他们本身的工作都很忙，参与的程度各有不同，语言学界有刘坚、王宁、徐枢、柳士镇、齐冲天等，文学界有袁行霈、冯其庸、钱理群、林非、谢冕、王继志、董衡巽、叶廷芳等，语文教育界有刘国正、冯钟芸、于漪、章熊、顾黄初、钱梦龙、张鸿苓、欧阳代娜、张传宗、朱燚等。编写人员除我们编辑室的同志外，还有一些第一线的中学特级、高级教师。至于征求过意见的教师和教研员，更是不计其数了。 新教材在两省一市试验以来，受到专家、教师、学生和家长的普遍欢迎。认为新教材紧扣新大纲，贯彻了素质教育的精神，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提高文化品位，是建国以来编写得最成功的一套高中语文教材。当然，并不是说这套教材就很好了，恰恰相反，这套教材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有待改进的地方。目前我们正在根据新修订的高中语文教学大纲的精神，对新教材进行修订，以便精益求精，进一步完善提高。 十、现行教材什么时候停止使用？新教材的发行是什么样的原则？“多纲多本”如何实现？ 教材多样化的方针体现了一种什么样的趋势？ 未来教材的改编有什么样的规划？ 答：根据教育部的统一部署，新教材从2000年秋季开始在全国推广使用。具体步骤是逐册替换，也就是说，2000年秋季入学的高中一年级新生使用新教材，二年级、三年级仍使用现行教材。明年春季用新教材的第二册，这样依次类推，直到2002年全套教材替换完毕。 我国教材建设上的“一纲多本”早已经成为现实。目前经过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正式审查通过的初中语文教材已有13套，正在实验的也有若干套。“多纲多本”也已实现，只是目前还仅限于上海和浙江。上海、浙江，尤其是上海，作为教育改革试点地区，经教育部同意，从制订课程计划、编制大纲、编写教材到高考命题，都是单独搞的。 有一种观点，好像一说“一纲多本”就对人教社有什么不利，我个人不这么看。这与新教材的发行也有关系。我认为，教材市场引入竞争机制，总是一件好事，至少利大于弊。站在人教社的角度，如果从长远看教材建设事业，也应该是这样。因为有竟争才会有压力，有压力才会有动力，有动力才会有活力。依我看，现在教材品种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全国这么大， 高中语文教材才有那么几套，不利于提高编写质量。当然，教材品种多了，形成了竞争，还有个怎样引导的问题。真正的竞争应该是在编写质量、价格、售后服务等方面的竟争，这才是公平竞争，不能像有些地方靠地方保护主义，靠人情关系和回扣搞竞争，那是一种无序竞争。 一旦公平竞争的机制真正建立起来，我对人教社的中学语文教材充满信心。 至于未来教材的改编，现在还谈不到有什么规划。但有一点是明确的，编写教材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不可能一蹴而就，想变就变。教师也不希望教材老是变来变去。如果变化太多太快，将给实际教学带来不利的影响。教材总要保持一定的稳定性。 高中语文论文:谈高中语文古典诗词美育的路径创新 美育教育不同于其他学科的教育,教授的并非是加减乘除这种可以明确说明的理论知识,而是一种不可言喻只能意会的感性陶冶。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素质教育对当代高中语文教学提出了更多的要求,美育教育便是其中之一。语文教材当中很多课文都是经典文学的节选,课文本身就具有非常高的欣赏价值和美育价值。然而现在很多老师没有正确的认识到美育教育的真正内涵,只是认为所谓美育教育就是让学生们认真的阅读课文,没有认识到高中生受到人生经历以及理解能力的限制,还无法真正地体会到课文当中的内容,老师只有用自己的教学方式引导学生了解这个文章才能使学生真正的受到美的教育。另外,还有老师认为只需要让学生学习课本里的知识就足够,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课文中的美只是一部分,受到课文容量的限制,编者只能节选其中的一部分,或者从各种类型的文章当中挑选出合适的内容纳入到教材当中,很多优秀的作品并未被纳入其中,所以老师应当鼓励学生打开视野,增加阅读量,从而从更多文学作品中吸取更多的美。 一、古典诗词——高中语文美育极具潜质的切入点 (一)高中语文古典诗词的教学要求实施美育 随着我国课改的不断推进,现行的高中语文课标当中对古典诗词有着明确的课程目标,即通过对古典诗词的学习,陶冶学生们的情操,丰富学生的情感,使他们养成高尚的审美情趣,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而且自从我国语文课本将古典诗词纳入教学范围之后,其在教材中的比重也在不断增加,且在高考中古诗词鉴赏的考试范围和考试难度也在不断加大。要想能够在考试当中在这一部分拿到相对的高分,学生必须对古诗词具有一定的鉴赏能力,所以高中语文教学当中必须注重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和能力。 (二)古典诗词中的美是美育研究不可或缺的部分 中国的古典诗词作品十分丰富,且成就非常高,在我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不论是春秋时期的《诗经》、汉代的乐府还是唐诗宋词,都对前代诗词具有一定的传承,并在前代文章精华的基础上又有一定的发展,经过千百年的反复锤炼形成了别具特色的中国古典诗歌艺术。在我国的古典诗歌当中,既能看到作者对现实的不满,也能看到作者对梦想的追求,对国家的热爱以及对民族的兴衰感慨成为无数诗歌当中的主题,另外诗歌所具有的深远意境和整齐的韵律也带给了读者别样的感受,这些都为美育教学提供了必要的素材,成为语文美育教学中绕不开的一部分。 二、高中语文古典诗词美育的实施策略 (一)教师主导性的发挥 受到学生年龄和阅历的限制,很多学生还无法真正地理解古典诗歌当中作者想要表达的内容,这时老师的引导便显得格外重要。例如在讲解杜甫的《咏怀古迹五首》的时候,就要向学生们说明这几首诗的背景,以及杜甫的生平,当仕途不顺的杜甫来到三峡一带,看到庾信、宋玉、王昭君、刘备、诸葛亮等人在此留下的古迹,想起他们的事迹,不由得赞颂了他们的学问和品行,并通过他们的壮志未酬联想到自身的颠沛流离,抒发了杜甫生不逢时的感慨和悲哀。当学生们了解到这些背景之后,便可以更身临其境的去感受这些古诗词的魅力,从而加深他们对诗词美的感悟,以及作者所描述的人生感悟对自身的影响,从而形成真正的美的教育。 (二)用现代技术丰富古典诗词美育教学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老师在传承以往语文教学当中精华的基础上,可以适当地引进现代教学技术来丰富古典诗词教学。在古典诗词的学习和感受中,朗读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很多老师无法很好地表现出诗词的精髓,这时便可以利用计算机技术从网络上搜索到专业朗读人员所诵读的诗词,从而播放给学生们听,尤其是带有配乐的诵读音频,可以有效地调动起学生们的感情,为学生们创设出优美的意境,帮助学生领悟诗词的主题,把握诗词美的精髓。 (三)用生动的教学活动丰富古典诗词美育教学 教学形式是为教学内容服务的,所以当有教学需要的时候,老师们可以用丰富多变的教学活动来加强美育教学效果,提高学生对美的理解。例如,经过长期的流传,很多诗词被配上了美妙的音乐,从而使诗词成为了歌曲,较为成熟的有苏东坡的《水调歌头》、李煜的《虞美人》等。音乐是一种生动的语言,也是美的事物的一种,所以将这些诗词配上配乐,更有助于帮助学生对作品中美的理解。另外,对于诗词当中的一些叙事诗,学生们可以将其排成小话剧进行表演,学生们在排练过程中可以反复揣摩诗中的故事,加深他们对诗词中美的理解。 三、结语 通过高中古典诗词来进行美育研究是当前语文教学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老师要重视诗词更要重视其中的美育教学,在日常教学中,老师可以通过自身对诗词的理解来引导学生,还可以通过各种先进设备辅助教学,另外也可以将各种活动加入日常教学当中,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诗词,更好的理解其中的美。 高中语文论文:现代文应从高中语文教材中删去 本文中，我将提出一个多年来如骨鲠在喉，而今不得不吐的建议。这个建议（如题），也许会让语文教育界以至整个教育界大感意外。 读者诸君听我细细道来。 我们的语文教学，从小学、初中、高中一直到大学，一以贯之，从不间断。语文教学从来就是学校教学主科中的主科，作为母语，又是“文以载道”的工具，当然无可厚非。不但在学校要学，而且要终生学习不辍。然而，作为学校教学的主科，我们是不是在教学内容上洗削更新，作大刀阔斧的调整——减掉些什么，增加些什么？ 古人云：“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这没有错。我们的现代文教学也遵循着这一条古训，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左提右挈，东拉西扯，贪多务得，细大不捐。从作者简介、写作背景，到字词分析、结构提纲；从写作特色、主题思想，到归纳小结、练习题解。老师的讲解洋洋洒洒，面面俱到，可谓细微之致。然而，细则细矣，学生恐怕并不领情。为什么？道理很简单，——你不讲，同学们都看得懂。 实际上，每篇课文前面的“阅读提示”，已把课文的精髓告诉了学生；而课文下面的“注解”，又解决了绝大多数学生的疑难。细读全篇，包括“阅读提示”、“注解”，学生就基本上掌握了这篇文章，还要你讲什么呢？要象老师讲的那样全面详尽地把握课文，除非是做学问，写读后感。否则，基本掌握就不错了。天下文章那么多，你不可能，也没必要篇篇都全面详尽地掌握。 那么，什么情况下需要老师细讲呢？对小学生，你必须细讲。小学生分析能力差，需要老师指示学习的门径。对初中生，你就应该少讲，甚至不讲。对高中生，你就不必讲。高中生经过从小学到初中九年的磨砺，对现代文的学习模式已是知根知底，深谙其道。从字词解释到主题思想，还不是老一套？ 说实话，语文老师讲课，离不开《语文教学参考书》。即使是老教师，也不敢离开“教参”乱讲一通。“语文教参”既是教师的拐杖，又是教师的指挥棒。假如我们把“教参”的内容充实到语文教材中去，把“教参”这根拐杖兼指挥棒交给学生，现代文的教学还用得着老师喋喋不休吗？ 有一件往事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那是12年前的一天，我的一个叫刘兰的亲戚到我家来串门，她给我讲了一件有趣的事。刘兰原是某单位的办事员，因为聪明能干，加上勤奋好学，很得领导赏识。机会凑巧，单位有一个上中专的名额，领导就选中了她（她是初中毕业生）。刘兰在中专读书很是勤奋。一次上语文课，语文老师天南海北，引经据典，讲得眉飞色舞，天花乱坠。同学们个个屏息静气，全神贯注听讲。对老师的讲解，同学们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下课铃响，语文老师匆匆离开教室。刘兰在擦黑板时，发现讲台上有一本书。一看，原来是一本《语文教学参考书》，她便很好奇地翻阅。读着读着，她惊呆了。刚才老师所讲，居然和“教参”上写的一模一样。原来如此！语文老师刚才的“精彩表现”，原来是在给同学们背书！她一下子有了一种被欺骗的感觉，她有点悻悻然了……她把“教参”放进讲台抽屉里，而没有去还给老师，因为她不愿意造成面对老师时的尴尬局面。 讲完这个故事后，她很郑重地对我说：“我也能当语文老师。”我说：“未必。你连近、现代分期也搞不清，你连唐宋八大家也说不出，你连借喻、借代都分不清，你连翘舌音、后鼻音都读不准，你怎么当语文老师？”我给她浇了一大盆冷水。她虽哑然，但仍心有不甘地说：“我去买一本《语文教参》，就可不去听课了。” 语文课上，老师讲得很辛苦，究竟效果怎样呢？一篇好端端的文章，被你这个“庖丁”（你是“良庖”“族庖”姑且不论）分解得四分五裂，支离破碎。你讲得很累，同学们听得也累。其实，从语文的人文性功能来看，原汁原味的文章是最好的。一篇文章就好比是一个馍，你把它嚼得稀烂后喂人，除了婴儿，恐怕谁都会倒胃口。正因为这样，许多高中生说：“上到语文课讲现代文，听到老师烦琐累赘的唠叨，就感到烦！烦！烦！” 多讲少读的结果，就是学生普遍的营养不良。前几年一则报闻：南方某大学搞了一次大学生文学修养方面的问卷调查，结果令人吃惊：许多大学生竟然回答不出一些极平常的文学常识问题，说不出莎士比亚的作品，说不清四大名著的作者。这，难道不是高中语文教学的败笔吗？ 可以十分肯定的地说，现在的中学生读书少，既没有读过四大名著，也没有读过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更没有读过巴尔扎克、莎士比亚、托尔斯泰、海明威、雨果……要说读过，最多在语文教材中片鳞半爪、蜻蜓点水地接触过一些短篇或节选，离多姿多彩、包罗万象的文学殿堂的距离何止十万八千里。 是学生们不想读吗？非也。不是不想，而是没时间读。试想，一篇短短的《故都的秋》都要占用学生两三个课时甚至更多时间——课后又是书面作业，又是熟读背诵。加上其他科目，占尽了学生的课余时间，学生还有余暇去畅游书籍的海洋吗？即使有些空闲，看“闲书”会被那些正统的老师指责为不务“正业”。鲁迅先生“大可以看看各样的书，即使和本业毫不相干的，也要泛览”的主张，许多老师不知道，或者假装不知道。因为这直接关系到自己的“教学质量”。 扯远了些，收回来，言归正传。 一篇现代文，化三个课时讲完。说到底，三个课时只学了一篇文章。这三个课时就在一篇文章的土地上耕耘，无论怎么精耕细作，也不会有多大的收获。若让同学们用这三个课时看多篇相类似的文章，收获恐怕要比只读一篇文章大得多。 譬如，学鲁迅的《阿Q正传》节选第七、八章，何不让学生再看《阿Q正传》全篇、再看看《狂人日记》、《孔乙己》等等；譬如，学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何不让学生再看看《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温州的踪迹》等等；学郭沫若的《炉中煤》，何不让学生再看看《女神》、《凤凰涅盘》、《匪徒颂》、等等；学 巴尔扎克的《守财奴》，何不让学生再看看《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新一轮课改把引导学生大量阅读、大量积累摆上了重要位置。这个大方向应该是不错的。 毋庸讳言，本文的基本宗旨是提倡语文教学应少讲多读。多少有识之士也持同样的观点。许多报刊杂志上连篇累牍地刊载文章，批评老师“讲风盛行”而学生“读风不起”的现象，并提出种种建议，如：“读要贯穿语文教育的全过程”；“要重视领读，加强范读”；“要以情导读”；“读要体现目的、层次和过程”；“要既让学生‘读出’（读出意、读出形、读出味、读出情、读出神），又让学生‘读入’（将文本语言内化为学生自身的语言）”等等等等。这些建议有不少是真知灼见，是经验之谈。然而，让学生读来读去，读入读出的对象，仅仅是一篇短短的课文，那个读的效果恐怕不妙。请问，谁愿意一遍两遍、三遍五遍、十遍八遍地诵读同一篇文章？对现代文，让学生读一遍可以，读两遍尚有热情，读三遍就很勉强，读第四遍就反感了。一味地读、读、读，老师和学生都会感到腻味，进而生出逆反心理来。 综上所述，高中现代文多讲不是，多读也难，何不把它从高中教材中删去，高中语文只教古文。另外，编一本拓展性的“课外阅读教材”（量相对大些，再大些）；并加大学校图书室建设的投入；有条件的再开辟班级书架。总之，尽可能让学生随时可以得到自己所喜爱的书籍，在书山学海中恣意驰骋。 假如真如古人所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话，还怕学生们的文学素养不能提高，还愁学生不能从容地面对高考试卷？ 高中语文教材在删掉现代文后，再适当增加些古文。中华民族古代文学中流传千古的华美篇章实在太多了，而我们现在的中学生学习古文的量实在太少了。我们删现代文，增古文的举措，就能弥补这个缺失。这里再补充一句：教古文，“讲”也要适度。对此，古人也有精辟的见解。清·颜元在《颜李遗书·总论诸儒讲学》一文中有言：“讲之功有限，习之功无已”，说的就是教学要注重精讲多练。练习什么？练习写作。 鲁迅、周作人、郭沫若、茅盾等，他们之所以能成为一代文学巨擘，还不是从诵读“子曰诗云”开始，经受中国古代文学雨露的滋润，在打下了极其深厚扎实的文言功底的基础上，千锤百炼，厚积薄发的结果么？由此可见，学好古文，加上勤于练笔，就能写好现代文。 再从高考的角度讲，历年来，高考语文试卷中对文言文的阅读分析占一定的比例，而这些文言文无一例外地选自语文教材之外。假如我们古文阅读量少，古文底子薄，面对这一些陌生的考题就很难应付。 目前，高中语文教材的现状就是这样——古文少，现代文多。如果删掉现代文，然后大大增加古文的数量，从而扩展学生们古文的学习面。通过努力，学生们的古文底子就会变得厚实，相应也就增加了高考语文取胜的砝码。 当然，学古文并不纯粹是为了高考，这仅仅是一个话题。一个人文学修养如何，很大程度上就是看他的古文修养。作为永远的炎黄子孙，继承和发扬我们民族的历史文化是我们的本分。所以，我们要学好古文，写好现代文。 本文所提“把现代文从高中语文教材中删去，高中语文只教古文”的观点，只是一己之见。也许有失偏颇，也许甚至是一种偏激。自以为有理，不知是否真有理。 真诚地希望能得到同行们的批评。 作 者：李克东通讯地址：江苏省启东职业教育中心校（启东市启秀北路536号）邮政编码：226200 电话：0513-3313786 高中语文论文:对高中语文阅读教学实践论述 1.自主阅读应遵循的原则 第一,个人感悟与合作探究相结合。在阅读教学中,学生应是阅读行为的主体,无论课堂还是课下都要给学生留出充足的自读自悟的时间和空间。第二,自主学习与教师指导相结合。阅读应该是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主动地带着思考阅读,围绕课文的重点、难点挖掘其内涵和外延。第三,提高学生阅读能力为核心。语文能力的核心是阅读能力,语文课堂的教学活动应当重视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第四,课内与课外相结合。课内自主阅读是基础,课外自主阅读是补充、是延伸。第五,在阅读教学中要突出以学生为中心的原则,关注学生的阅读态度的主动性、阅读需求的多样性、阅读心理的独特性,尊重学生的个人见解。 2.新课程标准下的自主阅读实践探索 2.1努力激发学生自主阅读的学习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是学好知识的前提。因此,要高中生在阅读中收获知识,必须要培养他们对阅读的兴趣。首先,通过课内讲读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高中生的想象能力、理解能力和记忆能力发展水平较高,思考问题已具备一定的深度和广度,抽象思维占优势,并向理论型抽象思维发展,辩证思维基本形成。因此在阅读课教学时,教师必须针对学生的特点、教材特点,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并满足学生的需求。其次,通过课外阅读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更要从培养学生的课外阅读习惯开始,就是使学生养成见到读物能主动读的习惯;此外还要提高学生对作品的欣赏能力。既有阅读习惯又具欣赏水平,再加上读物本身具有的吸引力,学生的阅读兴趣就容易产生。 2.2引导学生养成自主阅读的良好习惯 首先,要认真选择阅读材料。在充分考虑到学生的兴趣爱好,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前提下,笔者根据高中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发展水平,有层次地推荐适合的阅读内容,力求循序渐进。其次,科学规划阅读任务。给学生制定短期和长期的阅读目标,学生在完成这些目标后,让学生就自己的阅读历程,进行自我评价和反省,发现自己在阅读过程中存在的优势与不足,在教师的指导下对阅读中的薄弱环节提出改进意见。再次,注重日积月累。阅读是书本知识的获得过程,把读物真正变为自己的东西,必须注重积累。最后,精心指导阅读方法。阅读教学的根本目的就是教给学生方法,让学生会阅读、会学习,使他们受益终生。在阅读教学中让学生掌握粗精结合的阅读方法,学会鉴赏性阅读和批判性阅读。 2.3构建学生自主阅读的课堂教学模式 第一,确定学习目标,给予阅读导向。在学生充分预读的基础上,师生共同确定本课的学习目标。在此基础上教师应事先制定并下发自主阅读的提纲,对学习步骤和方法进行提示,自主阅读练习题。第二,激发兴趣,引发阅读期待。这个环节的重点在阅读导语设计上,导语设计要“激情”、“激趣”、“设悬”、“巧妙”。第三,提出问题,引发质疑。在自主阅读教学中教学要根据内容巧妙的设计问题,有针对性地引导,拓展学生的思维空间。第四,收集资料、整合内容。收集与文章相关的资料有助于帮助学生理解文章的内容,以达到自主读书的目的。 3.结语 高中语文教师在新课程的标准下应该不断提高自己的阅读教学素养,不断探索提高自主阅读教学有效性的方法,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高中语文论文:谈当前语文教学存在的问题和改革意见 一是语文学科理论研究不够，不同主张之间互相交换意见不够。 二是对过去语文教学改革工作科学总结不够，特别是对历次新编语文课本试验和修改不够。 三是教学方法基本上是老一套，改革和创新不够。 四是语文水平测试的问题较多，特别是命题工作科学性不够。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生活的逐渐现代化，语文教学作为中学的一门基础学科，越来越显得不能很好适应即将成为新世纪人才的学生在语文素质，特别是语文能力方面的实际需要。因此近一两年内，各地语文教师、语文教研工作者以及关心语文教学的学者、专家都纷纷对当前语文教学提出批评，强烈要求从素质教育的要求出发进行改革，乃至汇合成一个响亮的呼声：“语文教学非改不可！” 当前语文教学究竟存在哪些问题呢？我认为主要有如下四方面“不够”。 一是语文学科理论研究不够，不同主张之间互相交换意见不够。 从制订语文教学大纲到编写语文教材和进行语文教学，都需要以正确的学科理论为指导。就语文学科的性质来说，1963年教育部制订的《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明确提出“语文是学好各门知识和从事各种工作的基本工具”，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在语文教学大纲里确认语文具有工具性的学科理论。经过30多年教学实践迄今工具性仍作为语文教学的重要指导思想。但工具性应怎样体现在语文教学任务中、怎样体现在语文教材和实际教学中，以及怎样体现在语文水平测试中，都还是处在不断探索的过程。先后颁发的语文教学大纲对教学任务有不同提法，多次改编和修订的语文教材内容有不同安排，每位语文教师在实际教学中有不同掌握，乃至大大小小语文能力测试也各有侧重点，这说明怎样从工具性出发带动整个语文教学的理论认识还不够明确。1996年国家教委基础教育司编订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供试验用）》对语文的性质重新作了说明：“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最重要的文化载体。”两个“最重要的”讲的都是工具性，语文作为学习和工作的基本工具包含在“交际工具”里；而交际工具的内涵扩展为“文化载体”，这表明也是传播文化的工具。但语文学科又应怎样体现文化载体的作用，怎样培养学生的科学文化素质，仍然不够明确。此外，也有人认为语文是一门人文学科，应当突出它的人文性，以人文性取代工具性。但究竟是工具性还是人文性更能体现语文学科的本质更可作为带动整个语文教学的基本理论。这还需要作进一步研究。语文学科在理论认识上存在着不少问题，对于这些问题语文教学界各家主张不尽相同，但长时间以来很少开展泛讨论研究。因此，应当提倡互相交换意见，包括对现行各套语文教材和各种教学方法的比较和评议，以逐渐求得共识。 二是对过去语文教学改革工作科学总结不够，特别是对历次新编语文课本试验和修改不够。 建国以来，语文教学在不断的探索和改革中，已经积累了50年的经验。深感遗憾的是，这些经验却缺少应有的科学总结。前20年，主要有两次大的改革。一次是1956年强调语文学科的文学性，实行文学与汉语分科教学，制订了文学教学大纲和汉语教学大纲，在中学阶段创立了文学教学体系和汉语教学体系，分编为文学课本和汉语课本。但试行不到两年，只编出大部分课本，分科教学就被取消。另一次是 1963年突出语文学科的工具性，偏重读写能力的培养，制订了新的语文教学大纲，建立了新的语文教学体系，编写了新的语文课本。但试用也不到两年，课本只编出小部分，编辑方针又被改变。两次改革都未取得完整的经验，也未作出一定的科学总结。中国“十年”期间，整个教育工作遭受破坏，语文教学也处于混乱状态。后20年，从“拨乱反正”开始，语文教学在恢复一些优良传统的基础上，解放思想，做了进一步的改革试验，直至提出“统一基本要求的前提下，教材实现多样化”的方针。在这段时间内，新制订的语文教学大纲又经过多次修订，全国通用语文教材也随着几经改编，各地涌现的语文实验教材也边试用边修改。但仍然很少见到一些有比较科学的总结性经验公开发表或者展开讨论。总起来说，建国以来语文教学改革工作中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缺少科学总结。不对过去的改革工作进行正反两方面的总结，就难以对改革中的一些基本问题提高认识，也就不能为进一步的研究工作和改革工作提供重要的历史经验。 再就历次新编语文课本的试验和修改情况来说，还存在着不够规范的问题。例如试验新编课本，往往不明确试验要求，不订立切实可行的试验计划，不安排对比试验，不研究试验中发现的问题，不做试验记录和各类统计，不随时征求对试验课本的修改意见，以及不认真做好阶段评估和试验总结。这样就把课本试验工作等同于一般教学工作，缺少试验的科学态度和研究精神。修改课本也往往局限于编者主观上所能接受的或者工作难度不大的，做一些修修补补，不解决试验中所反映的重要问题，不要求更多的改革和创新。像这样的试验和修改无疑都是容易走过场的，不可能为教材改革孕育出真正的科学研究成果。就以50年代新编的文学课本来说，试用时都一片叫好声，说是选材精当，内容丰富，系统性强，编排新颖，教师有教头，学生有学头，似乎这次改革已经成功。但全国正式使用以后，各地反映的问题就多起来，甚至提得越来越严重，很快变成一片反对声。这就说明这套新编课本未能从实际出发认真试验，也未能及时从试验中发现问题认真修改。 令人欣慰的是，这次人教社编写的，1997年起在两省一市试验的高中语文新教材，注意了这方面的工作，已取得一定成效。 三是教学方法基本上是老一套，改革和创新不够。 20多年来，随着整个语文教学的改革，语文课教学方法也作了一些改进。不少语文教师重视启发式教学，不但教得实，而且教得活；有些教师不但研究教法，还研究学法；还有些教师注意运用电化教学手段，近来也有把电脑搬进课堂的。他们在不断探索和改进中，积累了不少有益的经验。但从大面积学校来看，一般语文课的教学方法基本上还是老一套。例如，主要由教师讲，满堂灌；普遍采用“三大块”教法，机械地划分段落大意，简单地归纳中心思想，抽象地概括写作特点；“三多一少”的现象仍然 存在，脱离课文的语言文字架空分析思想意义多了，脱离课文的语言文字架空分析具体内容多了，脱离课文的语言文字架空分析表现方法多了，而相反的是，扎扎实实的语言教学少了。又如，作文前缺少必要的启发和指导，批改作文忽视语言通顺不通顺，未能教给学生怎样把不通的改通，怎样从写通到写好。如此等等，问题很多。至于有些教师不会说普通话，不会朗诵，不会写通顺文章，乃至不会使用电脑，那就更增加了教法改革的困难。总之，一般语文教师多习惯于老一套教法，缺少改革和创新。为数不少的语文课，可以说教得呆板，教得空泛，教了不管用；学得枯燥，学得厌烦，学了不会用。这就无疑会严重地影响语文教学的实际效果。 四是语文水平测试的问题较多，特别是命题工作科学性不够。 从平时的课堂教学到中考、会考，语文水平测试问题比较突出。就读写听说四项来说，听和说未列入测试范围，一向是被忽视的；读的测试最成问题的是，增加了似是而非的选择题，似乎是在与学生为难；写的测试尽管变换作文方式，终因缺少合理的评分标准，分数高低往往可以随意而定。总的情况是试题的量越来越大，所命的题越来越别出心裁，学生考得头昏脑胀，交卷后甚至估计不出自己的成绩是好是坏。 命题是个大问题，测试能否准确地反映学生的语文水平，在很大程度上要看所命的题是否合理。现在各地中考和会考，都是临时请几位教师集中在一起命题，几个人一商量，匆忙中题目就出来了，只要试卷上不出差错，分数拉得开，命题工作就算顺利完成。至于考后的试卷分析，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议论一阵也就过去了。这说明命题工作缺少科学研究，也不广泛征求意见，最明显的是尚未建立起科学题库作为一定的依据，因此迄今仍存在着严重的主观随意性问题。 针对上述四方面“不够”，以下谈谈我对当前语文教学改革的一些构想和主张。 第一，必须进一步明确语文学科性质和语文教学任务。 语文是一门以语言文字为主要教学内容的综合性学科。它具有工具性、思想性、文学性和知识性，但基本性质是工具性，其他性＿质都是因为有了工具性才形成的。语文学科性质决定语文教学任务。语文学科的基本性质是工具性，决定语文教学的基本任务是培养学生实际运用语言文字工具的能力，也就是进行读写听说的语言教学。语文学科的其他性质，决定语文教学还有思想教育、文学教育和知识传授（包括语文知识、科学知识、理论知识和历史社会生活知识等文化知识）的任务。总起来说，进行读写听说的语言教学是语文教学的基本任务，思想教育是它的重要任务，文学教学是它的特有任务，知识传授是它的必要任务。思想教育、文学教育和知识传授都是以读写听说的语言教学为基础和核心来进行的。因此可以归结为：语言教学是整个语文教学的基础和核心。明确语文学科的基本性质和语文教学的基本任务，并根确基本性质与其他性质的关系，明确性质与任务的关系，明确基本任务与其他任务的关系，这两个“基本”和三种“关系”就构成整个语文教学比较切合实际的理论认识框架。 两个“基本”和三种“关系”的理论认识对当前语文教学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其一，总结了建国以来在处理语文学科性质和语文教学任务问题上的历史经验。历史上的语文教学长时间强调思想性，有时强调文学性，有时只提工具性，有时还并提知识性，但处在不同阶段的不同历史条件下，这些强调各有所偏，或多或少地影响当时的语文教材和实际教学。现在总结出两个“基本”和三种“关系”，只要坚持以工具性为基本性质，以语言教学为整个语文教学的基础和核心，正确处理三种“关系”，就有可能避免各种偏向，把语文教学研究和改革工作引上方向明确的轨道。其二，全面地体现素质教育的要求。语文教学在完成基本任务的基础上同时完成其他任务，也就是在培养读写听说能力的同时，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优良的道德品质，培养对生活的爱美心态和一定的文学鉴赏能力，培养科学文化知识和创新能力。这些也正是中学阶段语文学科需要进行的素质教育，全面地体现了素质教育在语文教学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因此，两种“基本”和三种“关系”是语文学科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可靠保证。其三，对编写语文教材和进行教学起重要的导向作用。语文教材必须以读写听说的语言教学为主要内容，并从语言教学出发兼顾其他方面教学的需要；课堂教学也必须以语言教学贯穿整个教学过程，讲解课文应当从语言文字出发，领会课文的思想内容（文学形象、科学文化知识），再回到语言文字。这样就能构筑成合理的教材机制和正确的教学路子，导向真正的素质教育。 第二，迫切需要研讨语文教学面向现代化的两个思想认识问题。 语文教学必须面向现代化，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完成基本任务和其他任务的过程中，既要继承和发扬语文教学的优良传统，又要注意体现一定的世界气息和时代精神，也就是身教时代所当教，学时代所当学，能为时代所用。这里提出两个迫切需要研讨的问题：（一）语文教学如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动整个社会发展的需要。对待这个问题应当进行调查研究，并采取一些必要措施。例如在语文课本里，选编一定数量反映20年来社会变革的并可作为语言教学范例的名篇，让学生从中认识时代并学习能 反映时代新貌的语言。又如写作训练中，引导学生以《广告法》为依据学习写广告语言，以《合同法》为依据学习写合同语言。总起来说，就是语文教材内容必须与当前的改革开放和实际应用适当地结合起来。（二）语文教学如何适应当前整个社会生活信息化的需要。现在已处在信息化时代，学习和工作，开发和创业，都需要依靠一定的信息。语文教学也需要培养学生的信息观念。课本里写的是书面信息，教师讲授是传递信息。学生学习是接受信息。无论写的、讲的或者学的，都要求有一定的新意或者有助于提高素质的，才能成为有益的信息。学生学习语文的过程，就是有关语文信息积累、掌握和系统化的过程。在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方面，现在有些语文教材已经编入电脑阅读、电脑作文，教学中也有试行网上听课的。因此，我们还必须把语文教学信息化问题列为当前迫切需要研讨的重要课题。 第三，建立一个具有一定科学性和比较切合实际的语文教学体系。 按照两个“基本”和三种“关系”的理论认识进行语文教学改革，需要进一步研究如何组成能体现这些“基本”和“关系”的系统教学内容。初步设想，从初一到高三，应以语言教学为主要线索．作出有序的安排。初一着重学习系统的基础语言（字、词、句、段、篇），初二着重学习各种表达方式文章的语言（记叙、说明、议论、抒情），初三着重学习比较浅近的文学语言（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初中三个年级，从学文字、学文章到学文学，也就是从语言的打好基础、语言的广泛应用到语言的初步提高。与这些语言内容相配合，学习一些实用的语法、逻辑和修辞知识。此外，还要学习一些文言词语。高一着重训练语感、思维和语言表达，高二着重学习我国文学史上的名篇和古代汉语知识，高三着重学习外国文学作品以及中外名文（非文学作品）的语言。高中三个年级，逐步提高语言的领悟能力、鉴赏能力和表达能力。这个教学线索在各个年级里还要把不同内容和程度的思想教育、文学教育和知识传授都带动起来，并组织系统的应用训练和初高中毕业班学生语文读写听说的社会实践活动。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经过反复研究、讨论、实验、论证、修改，才能体现一定的科学性，切合语文教学实际。 第四，语文课教学方法力求有利于培养动手能力和创新精神。 当前语文课教法改革的重点应是，以生动活泼的教学方式方法，培养学生学习语言的兴趣，以及在语言方面的动手能力和创新精神。这里以举例性质提出几点意见供参考。 l．不要机械地搬用教学参考资料讲课，而应从班级学生学习语言的实际情况出发，研究应当让学生着重学些什么，怎样才容易学，怎样才学得有兴趣，怎样才学了有用，以及怎样在语言训练中培养动手能力和创新精神。 2．增强信息观念，不作脱离语言文字的架空分析，不重复介绍学生已经掌握的知识，不向学生提出不费思索就能回答的问题，不把语文课教成毫无信息价值或者“炒冷饭”的“泡沫课”。 3．教学生朗读，不要一律采用！“吃大锅饭式”的齐读方式，而应当多作指名朗读，让其他学生仔细听，并提出意见。这样能使读与听说相结合，也便于教师指导。 4．鼓励学生对课文和教师讲解的内容质疑或者提出不同意见，允许学生对教师的讲解作不同的理解和解答。应该把这些看作学生能独立思考和发表个人见解的可喜现象，也是课堂教学能取得成功的重要标志。 5．每节课都应有一些读写或听说的练习，没有练习的教学是不完整的教学。在练习中让学生多动手，多获得发挥创新能力的机会。 6．学生作文中有独到见解、灵巧构思或者生动语言的，应大加表扬并评上高分。作文能力有显著进步的，乃至某一次有进步的，也要给予表扬和鼓励并适当加分。教师的表扬和鼓励，往往成为学生热爱写作和不断进步的动力。 第五，研究语文测试理论，改进命题工作，制订作文评分标准，并建立科学的题库。 当前语文水平测试工作需要加强理论研究，明确指导思想。主要之点是，应从语文教学的基本任务出发，多测试语言文字的表达和语文知识在语言文字表达中的运用，多重视学生在测试中所表现的动手能力和创新精神。 命题工作应做较多的改革。例如，不出偏、难、怪题，包括似是而非、与学生为难的选择题；适当增设一些允许有不同看法的开放式试题，鼓励学生发表创见；简化试卷结构，压缩试题数量，留给学生必要的思考时间；作文题不设置审题障碍，让学生一目了然，有话可说。此外，应制订科学合理的审题制度。中考和会考的试题，应由主管领导会同命题人员和专家经过逐题讨论或者论证后审定。研究和制订出作文从写通到写好可以量化的评分标准，平时作文以写通为及格标准，升学考试可以侧重于写好。最后，建议由省、市有关单位筹建语文科学题库，用较长时间、积累经过测试和论证的各类合格试题，陆续输入电脑，为命题时选择题型和研究题材提供可靠的依据。 高中语文论文:关于高中语文写作生活化教学策略探讨 【摘 要】生活是万花筒和百科全书，我们的语文学习是对生活的学习，我们的写作也应是社会生活的的再现。因此，在高中作文教学中，注入生活的元素，让学生感悟生活，再现生活，写出内容真实可感，生活与时代气息浓郁的作文；让作文教学理性回归。 【关键词】高中语文 作文教学 生活化教学 策略探讨 生活即教育，而教育理应也是生活的过程。我们让个性思想和道德观点已经初步的高中生写作，就应该让他们观察生活、感受生活，再现和映照生活。因此，推进生活化的作文教学，能够让学生写真情、抒真感，使得生活气息和时代特质精准呈现。 一、转换视角，让写作成为生活需要 我们学生一般都不喜欢写作，总感觉自己写不好。一让写作就搜肠刮肚，真真原因是他们没有东西可写；写作是为了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或是带着功利的为了得到比较高的分。这种不是发自内心的，不是对生活有感而发的的写作不可能写出优美篇章的；而没有兴趣、没有热情的作文是没有什么艺术与思想的。 我们在阅读教学与作文教学中，要引入生活，让学生感受生活。苏教版高中语文很多优秀的篇章都是生活呈现的典范之作。如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我们可以让学生读读作者笔下地坛的景致，说说自己的校园、家园的风景，谈谈自己对身边环境的看法。如此，我们能在“绿色生活”“忧与爱”，甚至2013年的“探险者与蝴蝶”等高考作文中都有内容可写。历年高考的高分、满分作文中就有不少写自己身边的环境环保的作文。因而，留心生活，从经典作品的感受生活，对写作业帮助莫大。 素质教育要求我们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而我们老师总是用自己角度去审看和批阅学生的作文。因此，学生只要写一些自己的生活中负面的事件或感受，我们都要遏制。如青春期的学生写写朦胧的男女生的情感，写写对社会上一些不道德的事件的消极看法，我们老师总要提醒他们思想要健康，要积极向上。其实，生活就是真善美与假恶丑大杂烩，是可以多面观的棱镜。只要是学生能够客观而真挚抒写的情感，我们都应该冷静而公允的看待，没有必要扼杀他们的生活感受与体验。 二、注重引导，让生活成为写作源泉 新课程理念下高中作文教学需要与生活接轨，倡导学生在感悟生活中“我手写我口”的写作。因此，我们要改变传统作文教学方法，不一定非要注重怎么写的指导，而应该让学生向生活去探究写作的源泉；写出个性的有灵性的作文。 1.培养学生走进生活能力 大千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我们学生往往三点一线的学习，忽视或漠视了生活的风景。因此，我们要鼓励学生体验社会生活，感触自然的魅力。一方面，让他们注意生活中的人，如《我与地坛》学习中，我们感受到了史铁生给他母亲出的难题，那么，现实生活中，我们和父母总是和平相处的吗？我们有没有让父母感到痛苦与失望的事情呢？你想象同龄人会给自己的父母出怎样的难题呢？于是，亲情这一永恒的话题就能激起学生生活体验与感悟的抒发，能够以小见大的写出成长的烦恼。我们在社会生活中总会遇到一些事情，能够折射出不同的人性；也可以从影视、报刊等媒介获取生活的信息。这样，我们的写作的生活体验就会更有代表性。 另外，春夏秋冬的轮回，自然景象的变化都蕴含着一定的哲理。我们还可以引导学生在景物的观察和描写中感悟生活，做生活的有心人，用心去观察生活、思考、憧憬生活，就会有所发现、惊喜与陶醉。 2.提高学生体悟生活能力 生活的本身是平凡的，但蕴含的哲理确是不平凡的，能够发人深思的。林清玄的散文大多是生活哲理散文，我们可以从《可以预约的雪》学到生活的无常，我们怎样去看到这样的无常。如陈光标先生做慈善事业重视花样跌出，因而，有的人批评有的人赞许。如他曾经在贵州毕节举办个人慈善演唱会，只要农民听完全场可领猪羊的活动，是他故弄玄虚的炒作自己呢？还是有什么其他意图呢？怎样看待观众反映的“陈光标所捐赠猪羊纷纷感冒，已经死亡20多头”？如何看待民众讽太难听“我都比他强”的说法呢？如此，我们可以就此事，让学生深入思考，从而得出自己的观点和感受。 因此，提高学生的体验生活的能力，一方面需要引导他们能够深入的思考和辩证的看待所见的事件，力求深入地分析与理解。如此，能够想的更深，新颖而别致；只要重视对学生的训练和培养，我们学生的生活化写作的能力就能得到增强。 3.提高学生再现生活能力 走进生活、感悟生活，还需要能够将触动我们心灵的人和事或情景精彩再现。因此，我们要引导学生明确写日记、写周记的目的，让他们能够写出自己的情感，在不断优化思维品质和写作技巧的掌握中获得心灵净化、情操陶冶和写作能力的提高。当然，学生再现生活，也不意味着原封不动的实录，应该是注重细节，突出主题的浓缩与凝练，来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注重从背景、立意、选材、情节、细节和个性表现与表达。 另外，在作文教学中，我们激发他们去关注生活、重视体验生活。那么，他们语文思维能力，诸如具体形象思维，能准确描写和表现的能力；抽象逻辑思维，能发展的一分为二地看问题能力；发散思维、聚合思维和创新思维都能够得到训练和提高。 总之，新时期的高中作文教学，需要引导学生写真话抒真情，需要让学生找到写作的源头活水，需要我们老师引导和指导他们能够从生活中发现素材，获得真情写作的能力。只要我们激发学生主动写作的热情和兴趣，那么，他们就能写出富有生活气息、个性体验的优秀作文。 高中语文论文:试论自主学习策略在高中语文写作教学中的应用 [论文关键词]自主学习　高中　写作教学　生活体验 [论文摘要]新颁布的高中语文课程标准积极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是基于学生的身心发展程度及高中语文学习实践的特点,在关注学生个性差异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而提出的。语文写作教学实施自主学习策略需要以学生的生活体验和传统文化为基础,从命题、构思、互评阶段引导实施。 一、自主学习和语文自主学习的内涵 自主学习是指学生自己主宰自己的学习,是与他主学习相对立的一种学习方式。自主学习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对自己的学习活动的事先计划和安排;二是对自己的实际学习活动的监察、评价、反馈;三是对自己的学习活动进行调节?修正和控制。 语文自主学习是指学生在明确宏观教学目标后,在教师的指导下,以学生已有的语文知识素养和认知经验为基础,根据自身的需要及预订目标对语文学习的内容、方式、方法进行自主选择、自我调控、自我修正直至完成学习目标的学习模式。语文教学中实施自主教学策略应创设良好的自主学习环境,改变传统以教师和课堂为中心的依赖式学习方式,调整学生的学习心态和学习策略,帮助学生树立主体意识,并能根据自己的特点和需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与途径。 二、高中语文写作教学中实施自主学习的策略 自主学习理论指导下的高中语文教学,应结合语文写作教学的实际情况,将自主等同于放羊,或者换汤不换药都是我们在写作教学实践中应该坚决摒弃的。应该坚持以学生的学习为中心,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教师的身份是组织者、帮助者、指导者和促进者,引导学生学会搜集和利用各种教学资源,在学习中学会学习,学会自主发展。 写作是运用语言文字进行书面表达和交流的重要方式,是认识世界、认识自我、进行创造性表述的过程。写作教学过程是教师引导学生运用语言文字表达情感与交流的实践性过程,应着重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想像能力和表达能力,重视发展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鼓励学生自由地表达、有个性地表达、有创意地表达,尽可能减少对写作的束缚,为学生提供广阔的写作空间。为达到上述目的,笔者以写作的流程:命题、指导、批改阶段,结合师生的传统文化背景及现实生活体验构建自主学习策略。 1.命题 关注学生的个性差异、成长体验和心路历程是新课标对高中语文教学提出的要求,让学生通过自主写作充实精神世界与人生境界也是题中应有之意。因此,愿意写、有话可写是教师首先应该关注的情感态度目标,那么,如何才能让学生乐于表达与写作呢?自主学习理论启示我们,积极营造现实的情境,调动学生真切体验教学内容,并根据实际需要取材与把握要点。即是写作命题以生活体验为基础。 体验是指在生活中亲身经历、体验认知生活与事物,借助经验与直觉,感触外物带来的心灵震撼,以生活体验为基础写作建立在品味人生与生活、感受时代与关注社会的基础上。学生都有这样的经验,好的作品之所以打动人,就是因为文章的字字句句都负载着作者的真情实感,是作者用心用情用血在诉说,承载者作者丰富的内心世界与情感。因此写作教学中教师指导学生以生活体验为基础写作,需要教师积极引导,将话题引向学生的生活。 如话题作文:请结合生活体验以“飞翔”为话题。飞翔原指鸟儿扇动翅膀翱翔,本是动物世界的正常活动,但文章要求结合生活体验,这就启发我们需要由实到虚,积极拓展思维,飞翔常让我们联想到摆脱束缚、自由自在,还能让我们联想到超越、奋斗、开拓进取,如果换位思考还可以联想到飞翔的条件等等,可以说可写的内容很多很多。可是看似空灵广阔的话题,但是学生真正下手写时却常常无处动笔。那么在自主学习策略下,教师该如何将此话题联系到学生的生活中呢? 可以做这样的尝试:让学生以学号为序,站起来大声讲三句话,内容不限。这三句话可以是自己的梦想,可以是自己的苦恼,可以评价某人某事等等,但要求真实、健康、积极、简明。教师这么做是基于高中学生的心理特点:高中的学生学习任务重、思想压力大,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我们看不到的丰富的内心世界,若是能给他们机会,给他们倾诉的机会,他们肯定会敞开心扉。活动布置以后,给学生几分钟的思考时间,不要诉诸笔端,直接大声的说出来。活动结束后,要求学生以此次活动为素材,写作“飞翔”话题作文,要写出自己的感受。这样学生都有内容可以写,而且几乎是信心满怀地写作,因为人物、事件都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 由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教师做适当的引导后,学生们置身事中,都是自己不吐不快的事情,都是自己的亲身体验,写起来自然顺畅,有情可感,从源头上解决了“米”的问题。 2.构思 写作中学生常常是有话可写,可是难在“千言万语,无处下笔”,此时就需要教师适时地导情、导理、导法。导情是指教师需要创设生活情境或者问题情境,激活学生的体验,将体验变成表象记忆,使学生学会积极投入生活、丰富写作素材,解决“无话写”的问题;导理是指教师引导学生进行讨论、分析、归纳,将表象记忆内化升华为“心中之物”,教师教给学生方法,做好示范,揭示内在规律,解决“不会写”的问题;导法即指当学生的生活素材比较丰富,而且已经学会归纳抽象以后,教师应引导学生优化思维,陶冶情操,锤炼语言,解决“写不好”的问题。 3.评改 高中学生通过长期的学习,已经有了一定的写作基础,此阶段就是要夯实基础、促进发展,引导学生更深入地体验生活、思考生活、表现生活。作文评改有助于调动学生的写作积极性,激发学生的相互竞争与自我完善意识,达到以改评促写作的目的。 传统的作文评改是教师对作文进行的技能技巧、得失优劣的点评,对学生的促进作用有限。学生参与作文评改实际上是一个自主学习与自主构建的过程,学生在互批互改中,主动调动已有的知识体系,体验、揣摩、修改、评价他人的文章,对同伴给自己文章所作的评价也会辩证思索,进行深层次的修改并对自己已有的知识体系进行再次构建。顺利的完成这一过程,毫无疑问会提高作文的写作水平。 组织互评互改,教师颇费心血,尤其是起始阶段,教师需要范文引路、提示点拨、答疑解难、指导修正、表扬激励,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以后,学生才能真正领略互评互改的意义,并在互评互改中得到提高。 高中语文论文:浅谈对高中语文新课改的感悟 论文关键词：对联；启示；新课改；感悟 论文摘要：高中语文新课改对每位一线教师都是一次机遇与挑战，如何解读新课改新教材，需要在教学实践中不断的反思与总结。一节《奇妙的对联》课的三个环节的设计践行了新课改的理念给了我一些启示与感悟，即设计课堂问题一定要引起学生的兴趣，调动全体学生参与的积极性；课堂的主体是学生，要切实把课堂还给学生；提高学生的素质与能力。 高中新课程培训进行了20天。可当手中拿着高一新课程教材，脑中装着新课程的观点和理念，真正面对高一新生的时候，却又不知道这新课改的课堂该怎么组织，老师的传道、授业、解惑怎么完成。在跌跌撞撞、似是而非的状态中，上了一个多月的课，困惑挣扎了这一段时间后，没想到《奇妙的对联》这一节课却给了我一些启示，让我看到了新课改的曙光和影子。 《奇妙的对联》主要是引导学生对传统文化形式的了解，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与能力。对联对学生来讲是司空见惯的东西，如楹联、春联、贺联、挽联等。但是真正让学生自己动脑动手对对子，好像又没那么容易。以前课堂教师只是一味的理论讲解，学生似懂非懂，动手能力很差。那么新课改如何组织课堂，让学生自己在课堂上动手是备课必定要深思的一个问题。枯燥的理论讲解不可能使学生有什么收获。于是，整节课我设计了三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学生分析理论知识。走上讲台，我问了一个问题：1932年清华大学入学考试有这样一道试题，上联：孙行者；下联：——。有以下几个答案：胡适之，韩退之，祖冲之，王引之等。阅卷的老师认为非常好，为什么？同学们看到是清华入学考试的题目，来了兴趣，又看到如此简单的上联，更有兴趣，看到只是评价答案而不需要对，更是兴趣大增，你一言我一语地发言开了。一些同学回答“者（zhě）”是仄音，“之（zhī）”是平音，平仄相对。我说好。什么是平仄教材的知识短文中有讲解，能回答上来，说明这些同学自己看并理解了，一些同学回答上联中间字是“行”，下联中间字是“适、退、冲、引”，都与行动有关，相对仗，我说好，这就是对偶。接着，我就又问，谁能从内容上评价一下？同学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最终有一个学生小声地说了一句“胡适之是一个首倡白话文的作家”……我及时地捕捉到了这个信息，便要他再重复一遍。同学们愣了一下，突然都鼓起掌来。我想有戏，我问为什么鼓掌，不知哪位同学说了一句：“那还用说，都是敢做第一的。”然后同学们争先恐后地说了起来，孙悟空斗天斗地，敢于反抗；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祖冲之的圆周率……一个小问题引发了学生各方面的思考。看来，设计问题要巧妙，有趣味。 理论知识解决了，第二个环节就需要考查一下学生的文学修养。我把几副与一些名人有关的句子写在黑板上： 一代文章推——，毕生心血似——。（茅盾的两部作品，查资料填写） 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涉及到哪几个作家） 同学们在一番紧张的翻阅资料、讨论之后，答案准确地写了出来。我又不失时机地进一步提问：《子夜》、《春蚕》写了什么内容？你还了解作者哪些作品？唐宋八大家是哪几个人物？他们的代表作是什么？连续的问题，不但没有让学生感到厌倦，相反，他们的兴趣却越来越高。一石激起千层浪，一个简单的问题却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面，调动了学生的文学储备，真令人惊喜、欣慰。 整堂课的高潮还在第三个环节上，学生当堂对对联。开始我只要求每组写两句上联，相邻组对下联。一会儿，情况就失控了，上联一出，学生就争着抢着对下联，一个上联甚至有好几个下联，学生也不由自主地离开了座位，围着讲台，思考着，评论着，争抢着，没有了回答问题的羞涩，没有了课堂上的挺身端坐，取而代之的是不断展现自我的身影。看到好的下联，雷鸣般的掌声和叫好声便骤然响起。黑板的每一个角落都写满了学生稚嫩的对联，如 中国字四四方方，方方正正；西洋文弯弯曲曲，曲曲折折。 平顶山顶平；青草地草青。 东升旭日山河秀；西落残阳星空奇。 高一十班小组擂台热火朝天；鹰城二高运动盛会硝烟四起。 …… 下课铃响了，同学们还不愿离开，还围着讲台讨论着…… 课下交流，业务校长说，这节课，上得很好，如果买来红纸与毛笔，当时让学生来写对联，岂不是锦上添花？一语道破天机，新课改的课堂教学怎么完成？怎样在课堂上落实素质教育……回忆一下参观所见，资料所看，我恍然大悟。新课改的课堂就应该是这个样子：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激发他们的兴趣，发挥他们的主体作用，使他们动脑、动手、动口，做学习的主人。 反思这一节课，有以下几点感悟： 一、设计课堂问题一定要引起学生的兴趣，调动全体学生参与的积极性，而不是传统的分层、背景、写作意图与思想，让学生局限在这样的框框中而厌倦。形形色色的资料给了学生偷懒的机会，人云亦云的表述扼杀了学生的思维。备课切记远离现成的教案，给自己一个自由发挥的空间，更是给学生一个创新思维的机会，也就是说，备课一定要把“备学生”放在首位。 二、切实把课堂还给学生，而不只是停留在口号上。课堂的主体是学生，就让他们担当当家作主的责任行使权利。“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集体的智慧是不可估量的，每一个个体的才能是不可小视的，让学生真正动起来，就会“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还给他们展现自我的权利，智慧的火花就会开遍课堂的每一个角落。 三、语文教学注重的是知识的积累和个体的见解与感悟，不能用统一的模式去规范和强化，因此，需要拓展课堂的容量。只有让个体去表达切身的体会、独到的见解，才是语文教学的本质。字、词、句的积累贯穿到课堂的每一部分，学生才有真正的收获，在学生感兴趣的问题上，乘胜追击，拓展容量，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开放课堂，自主探讨，不仅学生收获很大，教师也会学到很多，而不能仅仅局限于教材和大纲。 四、新课改倡导素质教育。素质教育的核心是能力。学生既然能争先恐后地在黑板上对对联，如果能够拿来毛笔与红纸，不就更能培养学生对这种文化形式的兴趣与爱好？说不定，一节课会成就一位未来的书法家，如果真是那样，更是功德无量，我们为什么不这样去做呢？

经济学理论论文:近代英国经济学理论下的国民教育思想 摘要：近代英国的国民教育思想，主要见于经济学理论中。威廉·配第第一个提出了国家应拨款发展教育的观点。之后，亚当·斯密以劳动分工论为逻辑起点，论述了强制教育的必要性；马尔萨斯则从教育与贫困的关系着手，揭示了国家之于教育不可脱卸的责任；倡导功利主义的穆勒父子、剑桥学派创始人马歇尔也分别提出了发展国民教育的主张。这些国民教育思想对英国国民教育体制的形成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英国；经济学理论；国民教育 国民教育系指国家以立法和行政手段为本国公民办理的、可以平等享受的学校教育，一般指小学教育和初中教育。教育由国家管理的思想和做法由来已久，古希腊城邦即已存在。但漫长的中世纪里，在教会的控制下，教育成为慈善事业。而近代国民教育思想的产生则与宗教改革和民族国家的兴起紧密相关。随着国家权力的增强和民族意识的强化，教育领域也开始发生重大转变。国家管理教育的呼声日高。由于近代各国文化传统和社会发展背景的差异，国民教育思想也呈现出迥异的特点。迥异于法德，英国近代的国民教育思想更多从经济变化和发展的角度，强调国家应承担起开办国民教育的重任，最早体现于经济学家的睿智思想中。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和亚当·斯密先后提出国家应发展教育的主张。其后，在经济学界引发了热烈讨论。马尔萨斯、詹姆斯·穆勒、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马歇尔等经济学家自陈己见，论述国民教育之利，对英国国民教育体制的形成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 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 1623-1687）生于英国汉普郡一个小业主家庭。由于家境贫寒，14岁起便不得不外出谋生。先后做过水手、家庭教师、医生、教授。1649年被牛津大学授予医学博士学位。1651年起任爱尔兰总督亨利·克伦威尔的侍从医生并深得信任，后由于其才能卓越，改任爱尔兰土地分配总监。1658年当选为爱尔兰国会议员。因其《赋税论》、《献给英明人士》、《政治算术》、《爱尔兰的政治解剖》、《略论货币》、《关于促进学问的某些特殊部分的建议》等著作而蜚声世界。马克思对之尤为推崇，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1。威廉·配第不仅在经济思想上对后世影响深远，还在英国近代第一个提出了国家应该拨款发展教育的主张。 在威廉·配第看来，社会问题以及经济问题都是可以数字、重量、尺度来衡量的，其对教育问题的分析也是以这种方法论为基础和指导的。他主张要对全国进行必要的教育调查，从而确定教育机构的类型、数量、生源、专业设置等，然后确定具体措施。并从经济学角度提出了发展教育的理由。认为，财富的最后源泉，终归是土地和劳动。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的生产物是通过劳动生产出来的，科技和劳动者的素质才是最终的决定条件。在此基础上，他强调教育不仅应为国家政治和经济发展服务，而且坚持认为，教育是国家的、公共的事物，国家的公共经费除“军事费”、行政官吏俸禄而外，“公共经费的第三项，就是为拯救人的灵魂，启导他们的良知所需的经费”。2这些经费的受益者显然是宗教组织，而宗教组织在其时正承担教育的主要职责。故虽未直接提及教育一词，却是把兴教育看作国家的基本义务。他特别强调指出：“也许有人认为这种经费是关于另一个世界的，……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逃避人类的法律、干犯找不到证据的罪行、捏造证词、曲解法律的意义等等行为是多么容易，那么，我们就会认为有必要缴纳一种公共经费，用以使人们通晓神的戒律。神的戒律能看到邪恶的意念与企图，而且更能看到隐秘的行为，它能在另一世界中对在人世只能加以轻微惩处的邪行作永恒的惩罚。”3为此，他主张，“现在担任这种公务的人所拿到的俸禄，也必须相应的优厚。不仅如此，即使在这人世的生活中，他们也必须具备能够用某种报酬来吸引世人的资力”。4期待国家尊师重教之思想赫然入目。更为可贵的是，威廉·配第提出，国家不仅应加强对宗教组织的资助，还要承担“各种学校以及大学，特别是当它们教给上面那些人诵读、写作和算术的时候所需的经费”5。认为，“学校或学院这些机构，目前大多数是某些特殊人物所捐献的，或者是某些特殊人物为追求他们私人目的而花费金钱和时间的场所。但是，如果它们的目的是在于给最优秀而有天资的人提供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帮助，使其从事于探求自然界的一切运行规律，那无疑是一种善举。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所需经费也应当算是公共经费。”6国家对这些学校或学院的拨款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 威廉·配第从国家发展的需要出发，以经济学的视角，提出教育是国家和公共的事物，教育经费应列为国家公共经费开支，反映了其睿智和远见卓识，也代表了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要求。遗憾的是，他对教育的价值问题，并未做深入论述。在探索资本主义经济范畴的内在联系，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隐秘结构中，英国历史上另一位卓越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看到了教育在增加国民财富、提高劳动生产力中的巨大作用，揭示了教育与经济的内在关系，在教育思想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 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出身于苏格兰一个海关职员家庭。14岁便入格拉斯哥学习，三年后被推举到牛津大学。毕业后先后在爱丁堡大学、格拉斯哥大学任教。1764年，他辞去教授职务，充任布克莱希公爵的私人教师，陪同公爵去欧洲大陆旅行长达两年，考察了法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并结交了大批法国知名人士，对其思想影响颇大。1767年，他回到故乡专心于写作。几近十年之功终于完成了洋洋大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起因的研究》（亦称《国富论》）。此书一经问世便引起欧洲各国重视。马克思甚至评价：“在亚当·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7《国富论》虽始终围绕如何促进国家财富的增长这一主题展开，却对国民教育有着独到的见解。他坚持认为，国家必须明确自己所承担的基本职能，应提供面向全体国民特别是劳动阶级的教育，并提出了强制性教育的观点。这为义务教育的法制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劳动分工论是亚当·斯密整个经济理论的逻辑起点，因而也是其教育思想的理论前提。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以及社会各个企业和各个部门的生产者之间的分工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国民财富的同时，斯密也承认，分工也对人的智力发展产生了极大伤害，故产生了国民教育的需要。他指出，“一个人如果把他一生全消磨于少数单纯的操作，……没有机会来发挥他的智力或运用他的发明才能来寻找解除困难的方法，……他自然要失掉努力的习惯，而变成最愚钝最无知的人。”8所以，“政府如不费点力量加以防止，劳动贫民，即大多数人民，就必然会陷入这种状态。”9而“在自由国家中，政府的安全，大大依存于人民对政府行动所持的友好意见”，10“这般人民有了教育，国家可受益不浅呢。在无知的国民间，狂热和迷信，往往惹起最可怕的扰乱。一般下级人民所受教育愈多，愈不会受狂热和迷信的迷惑。加之，有教育有知识的人，常比无知识而愚笨的人，更知礼节，更守秩序。”11 为此，他继承了威廉·配第的国家职能观，坚持将教育经费列入国家的基本开支，用于普通人民的教育，因为在文明的社会中，普通人民“更需要国家的注意”12。斯密认为，仅靠社会力量是难以实现教育目标的，国家应在各教区各地方，设立教育儿童的学校，负担教师的部分薪酬并为鼓励学业优良却家境贫寒的儿童提供奖赏。斯密还认为，国家应有相应的制度以强制全体人民接受最基本的教育。他明确提出，任何人在加入某种职业团体或获得某种职业资格前，必须接受国家的考试或鉴定。这种强制教育的思想触及近代国民教育的核心，在其时代独树一帜，影响深远。其观点自然也引发颇大争议。亚当·斯密之后，众多的经济学家们围绕国民教育展开了激烈讨论。马尔萨斯、詹姆斯·穆勒、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马歇尔等都提出了发展国民教育的主张。 二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 1766-1834）是英国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他早年在剑桥大学学习神学和哲学。1798年发表了著名的《人口原理》。1805年受东印度公司聘请，在赫福州的海里堡学院任近代史和政治经济学教授，并相继出版《地租的性质与发展的研究》（1815年）、《政治经济学原理》（1820年）等政治经济学著作，奠定了英国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基础。马尔萨斯的思想虽然颇多争议，却是旗帜鲜明地赞成政府干预教育的著名经济学家之一。 在《人口原理》中，马尔萨斯指出，“人口增殖力和土地生产力天然地不相等，而伟大的自然法则却必须不断使它们的作用保持相等。我认为，这便是阻碍社会自我完善的不可克服的巨大困难”。13为避免社会冲突和其它恶劣后果，必须采取措施控制人口增长。基于此考虑，马尔萨斯对当时英国的济贫法制度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从总体来看，实施济贫法给社会带来的利益远远弥补不了其所导致的社会损失。当时所实施的救济制度表现出一种削弱储蓄的倾向，并容易导致对社会负责行为的损害。为此，他建议不再向穷人拨付救济款，而代之以除提供未耕种土地、建立储蓄制度外，还应推行教育计划，使穷人真正认识到其贫困的真实原因，并掌握改变自身生活境遇与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知识与技能。 他毫不客气地批评英国政府已经“在穷人身上滥花巨额资金……但在他们的教育上，……却严重匮乏。它无疑是民族的极大耻辱，把下层人民阶级的教育仅仅留给了一些‘星期日学校’……”。14而政府推脱责任的做法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致使教育效率低下，不能快速的培养国家所需人才。马尔萨斯坚持认为，提供“普通人的教育”毫无疑问是政府的责任，是任何其他机构都代替不了的。一个政府如果没有教导它的公民，应当把其幸福或痛苦的主要方面仰赖于自身，那么说明这个政府没有实现其目标，不能为他们自己思考，社会的受教育成员就无法作出正确的决定。由此马尔萨斯强调，任何社会体最终由分享其资源的人们的数量决定，教育，尤其“突出强调下层阶级的真正状态的一般说明……如果受人口原则影响一样”15是社会健全的关键。马尔萨斯写道：“只要政府提供普通人的教育，这个政府能臻于完美。”16并且，“教育非常有助于人们从公民的自由和政治自由获得的一切好处。没有教育，确实不能把公民的自由和政治自由看成是完美无缺的。”17而自由和政治自由是有助于鼓励社会的下层阶级养成谨慎习惯的所有原因中最主要的原因。18 马尔萨斯从教育和贫困的关系的角度论述了开展国民教育的重要性。通过发展教育，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来最终摆脱贫困的观点在英国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其后的另一位经济学家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 1773-1836）也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他在1813年1月的“爱丁堡观察”杂志上提出：“如果他们的教育委托给政府，或者受政府捐助的个人，——我们只能说，虽然我们尚未想到危险性的大小，但使娴熟的读和写教授给全体人民仍然大有益处，我们应当愿意为得到它而冒巨大的危险，或甚至大大加速那种获得的进程。”19显然，这位功利主义大师愿意为国家提供基础教育而牺牲他的联想原则思想。他评价说，初等教育对生活如此重要，以致对任何政府把它改变为恶性教育几乎是不可能的。其子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深受他的影响，对英国国民教育体制的形成影响尤大。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是英国著名哲学家、经济学家、逻辑学家、功利主义的集大成者。于1848年发表了《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应用》。其在作为英国下议院议员的三年任期内，曾就教育改革在议会中作过许多重要讲演，呼吁实施初等义务教育。并把教育看作改善劳动人民习惯的两种方法之一。他认为，自由放任有许多例外，尤其不适用于初等教育。“从原则说，就应该由政府向人民提供教育”。20政府可以运用自己的权力，规定父母在法律上负有使子女接受初等教育的职责。因为儿童的父母或抚养他们的人即便有能力使儿童得到初等教育，但却未能这样做。他认为这些父母或抚养者既没有尽到对孩子本身的职责，也没有尽到一个社会成员的职责。他指出，一般社会成员也会因为其同胞缺少教育而遭受严重损害。认为，“民间教育的数量现在是远远不够的，以后很可能也仍将是远远不够的，而其质量虽然显示了某种改进的趋向，但现在除极少数情况外，却很差，而且一般说来是糟糕透顶的，简直是徒有虚名。”21所以，“政府有义务弥补这一缺陷，资助初等教育，以使穷人家的所有孩子能够免费或以微不足道的费用接受初等教育。”22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又认为，“一般说来，如果国内不乏有资格能在政府维护之下举办教育事业的人士，只要法律规定实行强迫教育，国家又支付贫寒子弟的助学金，以保证办学不致得不到报酬，那么，他们就会能够也会情愿根据自愿原则办出一种同样良好的教育的。”23也就是说，国家只要决心要求每个儿童都受到良好教育，并帮助家境比较困难的儿童支付学费，对完全无人负担的儿童代付全部入学费用，就足够了，并不必自己去操办。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折衷主义的调和论教育观是他整个经济调和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穆勒看来，政府在法律上或在事实上完全控制教育，是令人不能容忍的。著名的《1870年初等教育法》确立的“填补空缺”——以公办学校填补教会学校之不足——原则，就和这种思想紧密相关。其后，剑桥学派创始人艾尔弗雷德•马歇尔则吸取前人成果，以生产费用论为立足点阐述了国民教育的重要性。 三 艾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 1842-1924）曾在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读书，1883-1884年任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讲师，1885-1908年任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1887年任布里斯托尔大学学院院长。1891年任皇家劳工委员会委员。其政治经济学学说是资产阶级经济学不同庸俗学派论点的折衷混合物。企图把生产费用理论和所谓边际效用论结合起来。其剑桥学派的经济理论被视为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正宗。以《经济学原理》一书而享誉世界，并著有《工业经济学》，《经济学精义》，《工业和商业》等。其中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马歇尔对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并概括为资本积累和投资、科学技术和企业组织、教育、规模经济等几个方面，指出了发展国民教育的价值。 马歇尔认为，“资本大部分是由知识和组织构成的——知识是我们最有力的生产力．它使我们能够征服自然，并迫使自然满足我们的欲望”。24由于科学的发展及其在农业中的运用，差不多阻止了报酬递减的倾向。故发展改良教育，培养熟练的有技术的丁人．对于财富的增长也具有重要作用。虽然有许多种类的工作，没有知识的工人也可以做好，而且教育的高等学科，除了对雇主、工头以及比较少数的技术工人之外，没有什么直接用处。但是，它大大刺激工人的智力活动；使其养成善于研究的习惯；并使其在日常工作上更为聪明、更为敏捷和更为可靠。而且马歇尔还特别指出，手工劳动阶级的人数，比其他一切阶级加在一起多许多倍，所以，一个国家中所生下来的最优秀的天才，一半以上会属于劳动阶级。对于可能是出身低微的天才，任其消磨于低级工作而置之不问，实在是一种最有害于国家财富增长的浪费。所以，把公私资金用于教育之是否明智，不能仅以它的直接结果来衡量。教育仅仅当作是一种投资，使大多数人有比他们自己通常能利用的大得多的机会，也将是非常有利的。因为，依靠这个手段，许多原来会默默无闻而死的人就能获得发挥他们的潜在能力所需要的开端。而且，他进一步指出，一个伟大的工业天才的经济价值，足以抵偿整个城市的教育费用，而且在许多年中为大多数人举办高等教育所花的一切费用，如果能培养出像牛顿或达尔文、莎士比亚或贝多芬那样的人，就足以得到补偿了。主张国家投资教育的思想可见一斑。 当我们考察近代以来英国教育思想的发展轨迹时，不难发现，居支配地位的莫过于“绅士教育”的倡导者洛克、“性格形成论”的创造者欧文和“知识价值论”者斯宾塞了。但当法德等国的学者们在激辩国民教育之必要性时，英国岂能无动于衷？与欧洲他国不同的是，英国国民教育思想闪现于睿智的经济学家头脑中。从而在教育国家化的世界潮流之下，铸就了自己别具一格的特点。遗憾的是，经济学家们多半只是希望国家能对教育投资，帮助无力支付学费的孩子完成学业，并不要求国家对教育的严格管理。即使主张强制教育的亚当·斯密也强烈反对国家过分干预，仅法律规定就可以了。思想常常是行动的先导。英国国民教育制度建立的迟缓也就不足为怪了。1833年方有第一个议会教育拨款法案的通过，1870年才颁布第一部初等教育法，初等义务教育制的确立则到20世纪初，中等教育的国家化更是若干年后的事了。 经济学理论论文:解读莫里斯 多布经济学理论 摘要:莫里斯·多布的经济理论主要涉及劳动价值、剩余价值、经济危机、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等问题,具有深刻的理论见解和极强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在他的经济危机理论体系中,更是较为全面地揭示了根植于资本主义内部的深层诱因:消费不足、结构不成比例和利润率下降。在“后危机”时期,重读莫里斯·多布的经济理论,审视经济波动后的中国经济脉络,保持适度的谨慎和必要的反省是不可或缺的,而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内需并优化政府经济职能是当下之中国在经济领域内的重点改革方向。 关键词:莫里斯·多布;经济学理论;经济危机 在一年多前,以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国为中心爆发的金融危机,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波动。时至今日,金融危机的阴影已渐渐散去,经济复苏的苗头已日趋明显,全球贸易量亦开始了新一轮的上升。然而,在当下“后危机”时期,保持适度的谨慎和必要的反省仍是不可或缺的。 立足现实,回眸历史,此时重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著作,仍能从这些经典中,感受到先贤们的智慧和深刻。其中,20世纪英国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之一的莫里斯·多布,更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深入研究,梳理出了其较为全面的诱因。 一、莫里斯·多布及其主要著作和经济学理论观点 莫里斯·多布于1900年出生在英国伦敦郊区的一个小商人家庭,1918年投身英国劳工运动,并开始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1919年进入剑桥大学学习经济学,1922年获得剑桥大学文学士学位,在年底时加入了刚成立不久的英国共产党,后来一直是该党的主要理论家之一。1924年以《论资本主义企业的历史和理论》的学位论文,获得伦敦经济学院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到剑桥大学并长期任教。 1976年8月17日在剑桥逝世。 莫里斯·多布和斯坦福大学的保罗·巴兰是二次世界大战前仅有的两位在西方主要大学里从事教育工作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可以说他对于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在英国的扩展,起到了“创榛辟莽、前驱先路”式的推动和贡献。 在其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里,著作等身。早期的有《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1937),在该著作中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论、经济危机理论、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等问题,且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他指出,经济研究不能仅只是看到市场的浅表,更应该将隐身于市场浅表层之后的人与人间深层的、基本的社会关系,纳入研究视野当中。并且企图通过理论衔接,来消融、缝合马克思和李嘉图之间的理论分歧,试图形成一套条理扎实的马克思—李嘉图主义经济体系,使马克思和李嘉图的中心思想,主要理论,分析方法以及预想蓝图在重建的经济思想体系中得以充分体现。这显示了莫里斯·多布对马克思一些经济理论的透彻认识和坚决支持。为当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方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极大且富有成果的努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莫里斯·多布致力于经济学研究,1946年出版《资本主义发展问题研究》一书。该书探讨了导致封建制度危机及瓦解的封建生产的“运动规律”,驳斥了那种认为不断发展的交换和贸易的外在力量才是其原因的论点。该理论的分析坐标界定在,对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内在因素的强调上。正所谓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莫里斯·多布认为,封建主义的崩溃必须溯源于它本身内部的一些基因。封建主义衰弱最初是起因于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缺乏效率,加之伴随着统治阶级对收入的需求日益增长。久而久之,随着这种境况的发展,就必然导致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封建主义衰弱、“原始积累”发展、“自由的”劳动者集团壮大,进而强制性的剩余榨取就有了可能性,接着资本主义也就产生了。这部著作,亦决定了其他学者在后来发表的著作中所提出的问题。 莫里斯·多布之著作除了上述外,主要的还有《论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1955),当中收入了莫里斯·多布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西方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核算问题的论战中,表达其既反对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具有可能性与现实性的观点,也反对 “市场社会主义”观点的一系列论文。《论经济增长和计划》(1960),在文中提出了经济计划和重工业的发展在改变不发达国家经济现状中的重要作用。《社会主义计划若干问题》(1970),其间探讨了市场与计划的关系以及生产资料的生产与消耗资料的生产之间的适当平衡的问题。《亚当·斯密以来的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1973),是莫里斯·多布的最后一本著作。该书以经济思想史的发展脉络为切入点,去探寻李嘉图、马克思和斯拉法等人的价值和分配理论。尝试着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观点,重新去考察经济思想史上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演化过程及其实质。以及耗费五年时间协助斯拉法出版了11卷本的《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1951—1955),使得莫里斯·多布可以有机会、有途径去纠正其他经济学家对李嘉图理论的一些普遍的误解,从而将李嘉图理论,以一种较为客观的面貌、持续地运用到自己的经济思想体系当中。 二、莫里斯·多布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 莫里斯·多布毕生从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最突出的命题,毫无疑问是劳动价值论。但与此同时,也应看到其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思考和诠释,同样具有极强的理论穿透力和现实指引力。 在莫里斯·多布看来,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过程和性质的分析,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运用于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而当我们着眼于宏观经济层面来观察,也定会发现莫里斯·多布对经济危机理论亦是有很多独到的见解。其理论大厦之框架主要包含这样三个方面的问题:消费不足、结构不成比例、利润率下降。 1.消费不足。20世纪30年代中期,源于当时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推崇和呼吁,影响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以致他们习惯于把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解释成“消费不足”的理论。而莫里斯·多布则是从一开始,就不赞成这种过于简单地将“大众消费不足”界定为引起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他主张对经济危机和“消费不足”两者之间的理论关系作出更为严格的分析和区分。对此,莫里斯·多布首先肯定性的表达了,马克思从来没有认为,“消费不足”是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但同时,也指出马克思亦从来没有认为,对利润的实现具有重要杠杆作用的消费,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只是一种微不足道的因素。 莫里斯·多布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指望消费能同劳动生产率一样按比例的增长……劳动生产率和消费之间的冲突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一个方面,是在这个制度的周期性崩溃中表现出来的矛盾的一个因素。然而,它仅仅是危机的一个方面;马克思明确地认为,生产领域中的矛盾才是……这一问题的本质。” [1] 另外,在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基于资本品部类的资本品更换周期和自主的技术进步,也是会为消费品部类产品的需求滞后提供了强大的“抵消效应”。因此,离开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这一主要方面的因素,一味强调消费因素的重要性,过于强调“消费不足”在引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的作用,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是存在根本性偏差的。 2.结构不成比例。对于资本积累,莫里斯·多布经过认真、严密的分析后,清晰地指出,资本主义无计划的生产和交换的特征,表明任何使经济不稳定的因素都根植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深处”。即: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利润,而不是为了社会利益。同样,资本家天性中的趋利本能,亦促使他们在对其剩余价值资本化的选择上利字当先,更多的倾斜于回报较高的领域。那么,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状态下,进行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势必会呈现出无政府状态,其后果就是导致社会的产业结构不成比例。 莫里斯·多布更是通过对《资本论》的研究和考证,延续了马克思的相关论点,即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不发生危机是须有一些必要条件做基本的保障性支撑,可是要满足这些基本条件,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是极其不可能的。进而,莫里斯·多布认为,经济危机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决定的。 3.利润率下降。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是通过其对总利润量(利润总和)的影响,进而导致普遍的危机——即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会逐渐削弱投资的刺激,而随着资本积累的下降,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负效应就逐渐的开始超过正效应,直到在某一阶段利润总和出现停滞。那么,危机也就在这一阶段开始出现了,虽然,表现形式要受具体制度和社会因素的制约。但其都是资本主义经济由均衡走向均衡被破坏,经济波动,最后走向危机的驱动力量。 而在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利润率趋向下降的关系问题上,莫里斯·多布不止是简单的维护了马克思的观点,“去尽力运用马克思本人对‘抵消因素’的分析,包括资本要素的跌价、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进口廉价的原材料。”[2]更是把这种理念,放置到观察资本主义“一般运动”的内在机能之高度,阐释了关于资本有机构成是否存在一个上升趋势而使剩余价值率上升、利润率下降的问题。对三者之间在经济效果上的影响与作用关系,其提出了两个看法:第一,剩余价值率的上升存在着一个由工作日长度所决定的上限问题;第二,不能机械的由马克思的范畴,来固执的推定是否会发生利润率的下降(资本有机构成的上升)。 三、莫里斯·多布经济危机理论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在贸易全球化的今天,经济危机的辐射已呈现出跨越和触动所有社会形态的趋向。即危机的发生地与波及地,并不是简单的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而都是整个危机链条的组成部分。况且,现在很多时候,经济危机已不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经济现象,而是被看作市场经济的“生理现象”。自然,在实行市场经济的中国,也是存在着发生经济危机的现实可能性。那么在应对、化解其过程之中,所采取的任何一套经济政策的背后,必然都会一些共通的经济理论作支撑。在此历史背景之下,审视莫里斯·多布的经济危机理论,从中我们仍可获得,抵御、消退“经济危机病菌”的能量。 1.调整产业结构。在感慨和赞赏三十多年来,中国着力推进的市场化、全球化和现代化改革所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改革所付出的代价。是否能以逐渐“规范化”的改革模式来取代现有的、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法”改革[3],在经济一体化越来越紧密的背景下,更具现实意义。 产业结构调整是一个国家根据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国际竞争等因素,不断优化生产要素利用方式,提高生产要素利用效率的过程。那么,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不能根据新的情况及时和正确地调整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就会受到资源配置不合理的束缚,产业结构就会阻碍经济增长。相反,若能根据新的情况,及时和正确地调(下转170页)(上接40页)整产业结构,就会释放出经济增长的潜能和空间,进而通过改善资源配置去克服不利的因素。 对此,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从之前的低水平的循环中跳出来,走向高水平的平衡。通过这一调整后,会使我们的经济提升建立在结构优化的健康基础之上,大大的增强我们应对经济波动的免疫力。 2.扩大内需。在出口、投资、内需这三股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强韧动力中,内需的影响力和作用力越来越突出。基于此,我们刺激内需的政策要以更为基础的、普遍的消费需求为重点。唯有这样,我们的经济才能更有保障、更安全地在既定轨道上良好运营。 而消费需求的扩大,是要以综合的政策和渠道,全方面多层次的予以辅助。第一,充分就业。这是个世界性的难题,更是以扩大内需为手段促进经济发展的基础性环节。只有确保劳动者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内需才能真正被激活。第二,社会保障。中国是个高储蓄率的国家,因而要降低储蓄率,扩大内需,必须解决居民的后顾之忧,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第三,城乡一体化。只有让农民与城市居民一样,充分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实现城乡共同富裕,才能使中国的“内需框架”更大更坚强。 3.优化政府经济职能。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可是,市场经济本身并非是万能的,它潜伏着先天缺陷、存在着失灵区域。因此,在现代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过程中,既要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又要恰当引入政府监管。 在市场经济发展中,政府的主要经济职能应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维护市场信用和秩序,为市场活动提供制度和法律保障。第二,提供公共产品并通过转移支付实施第二次分配,改善社会公平。第三,运用宏观经济政策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和汇率稳定、平抑经济波动,防止通胀和通缩以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实现充分就业。 由此可以看出,在尊重和遵从市场机制的基础要素和基本原则之平台上,用好那只悬在市场上空的政府监管之“看得见的手”,才能使中国通向更成熟、更规范,更富有创新精神的市场体制之路。 经济学理论论文:试论再思发展经济学理论 摘要:人类的期待日益增加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普遍性特征，人们的期望增加超过了社会满足期望的能力几乎是一条人类行为的规律。如我们所知道的，现代性的一个伟大的理智转折就是用进步的观念取代了社会变迁的周期性的观点。人类进步被设定为：如果不是不可避免的，至少是高度可证实的；它同时还被设定为总是有条件的，并且也是连续的。 关键词: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发展 正文：解释经济发展的最着名理论是经济自由主义、经典马克思主义和不发达学说。经济自由主义和经典马克思主义都赞成世界经济二元论，他们把世界经济的发展看作为经济增长从发达国家向传统经济国家转移的过程；欠发达国家被纳入到扩大中的世界经济里，通过贸易技术和投资的流动，从传统经济改造为现代化经济。 一、自由主义对经济发展的观点 按照自由主义者的观点，世界经济是经济发展中的有益因素，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往往有利于后者；通过贸易、国际援助和外国投资，欠发达国家经济获得了出口市场、资金和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技术；影响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是本国经济的有效组织。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来说，经济发展要求排除政治和社会对市场体系的功能和效率的阻碍，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许多要素已从世界经济中发达的中心地带扩散到外围的欠发达国家，这种扩散的速度和方向取决于下面一些因素：经济要素的国际流动；对外贸易的数量、条件和构成；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从长期看，市场力量的运行会使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经济水平、实际工资和要素价格趋向同等；而经济发展的基本障碍在于欠发达国家内部：仅能维持温饱的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重太大，技术教育不足，储蓄倾向低下，财政制度薄弱以及最重要的是政府政策的效率低下；一旦这些障碍消除，市场开始有效地运行，那么一国经济就会开始摆脱落后状态。 阿瑟•刘易斯认为，假如一国的经济具备三个简单的成分——足够的雨量、中等教育体系和敏锐的政府——就可以发展。问题不在于穷国为什么穷，而是像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所说的，为什么若干国家已经克服了发展的障碍，改造了自己，并且通过适应变化中的经济条件使自己富裕起来。已有的答案是，卓有建树的国家使市场的发展不受政治干预的妨碍。政治腐败、寄生性社会结构和官僚结构、偏向城市和奉行经济民族主义孕育了不适当的公共政策。 二、经典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发展的观点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是世界范围的一种动态性、扩张型经济进程；通过帝国主义扩张，它最终会包容整个世界，使所有社会采用它的商品生产方式。而当社会过渡和资本积累的任务完成后，资本主义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将让位于它的继承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 当马克思把注意力从欧洲大陆转向亚洲、中东和其他地方时，他发觉他的理论不适用于欧洲以外的国家；在人口高度密集的地方不存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各阶段，而且，这些文明社会似乎缺乏社会变革的内部机制。马克思认为，它们在历史上是停滞的，没有能力向前发展；尽管帝国主义是邪恶的，马克思认为它也是一种进步力量。 列宁认为，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是它发展了世界，而不是使世界不发展；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扩张时播下了自我毁灭的种子，从而破坏了自己的地位。 三、不发达理论的观点 所有不发达理论的实质性内容是：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井然有序地运转着，使欠发达国家经济畸形和得不到发展。黑非洲、亚洲、中东和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在经济上和技术上继续处于依附地位；他们继续出口商品和原材料以换取工业品，许多国家已遭受到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渗透。这些国家中有一些不是进入更高的经济发展阶段，而是实际上在食品、资金和现代技术方面增加了对发达国家的依赖。不发达理论把这种形势归咎于外部世界经济，而不是归咎欠发达国家本身。 一个正在建立中的神话不是一个可验证的命题，它是一种传说，一种历史哲学，是寻求提供一种框架。如果我们要想取得有意义的进步，那么我们必须把主导性的神话置于重要地位，并要公开地检验这些神话，而不是把它们藏匿于一种非实在的、科学性的掩饰之后。 关于现代世界的基本传说早在19世纪中叶就已经建立起来了。这个基本的传说就是：很久很久以前，欧洲曾是封建社会，处在黑暗的岁月。绝大部分人使农民。绝大部分农民受拥有很多土地的地主的统治。通过一些进步，中间阶层出现了，并成为市民。新观念出现或者再现了。经济生产在扩大，科学技术在繁荣。最后，这一切带来了一场“工业革命”。伴随着巨大的经济变化的是政治变化。资产阶级在进步的扩展中、在自由的氛围中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了贵族统治。所有这一切变化是一起来的，然而它却不是在每个地方同时发生的。一些国家较其他国家率先实现了发展。长期跑在前面的英国是受宠的候选者；世界经济中受英国霸权的保护得以发展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另一些国家较为“落后”或欠发达。但是，既然给定了这一基本的乐观主义态度，那么就没有必要绝望，因为落后的民族只要模仿前面的或进步的民族，就能够品尝到同样的进步果实。 留意19世纪知识界的几大争论，那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这些争论包括：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争论、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争论等等。所有各方都将上述基本传说作为可信赖的事情予以接受；他们仅仅是出于政治行动的考虑，才对这个精心组织的神话及其各种涵义有所争论。自由主义者是那些对作为人类自由使者的中产阶级的崛起表示庆祝的人，他们提倡将人类进步的福利扩展到那些被认为是落后的群体和国家中去。保守主义者是那些对贵族统治的衰落表示遗憾的人，他们争辩的是个人主义不等于自由，只不过是对巧取豪夺的一种许可。自由可在传统和权威的复原中找到。马克思主义也相信中产阶级的崛起和贵族统治的衰落。他们赞同自由主义关于资产阶级是人类自由的使者，但同时也论证了，如保守主义所说的那样，资产阶级的自由是对巧取豪夺的一种许可。 当我们谈到一个历史系统中的危机，不是指系统内的一个危机性困难，而是指系统的结构扭曲如此之大，以至于仅有的可能的结果就是系统的消亡。什么是这个历史系统危机的结构渊源？概括地说，我们可以称之为：经济挤压、政治挤压和意识形态挤压。 经济挤压可以还原到作为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的两大基本矛盾。其一为：一面是每位业主竭力通过减少成本，使竞争极大化来获得利润；另一方面则是如果存在非充足有效的世界需求，那么就有在一个扩张和竞争的世界经济中实现利润的不可能性。第二个矛盾是由生产的无政府主义所引起的，其结果是对于一个给定的、作为竞争者的业主，其投资往往陷入他或他作为一个阶级成员的对立方向上。当然，两个矛盾是直接相关的。 经济挤压必然也要产生一种政治挤压，将在不论是国家间的还是国内的上层中产生激烈的内在矛盾。这种局面还被如下的事实所恶化，即因为“在上层”分配的增加，那么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强烈的恳请者会进入世界人口的那部分之中，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来分享世界的剩余价值。 如果像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主导意识形态所宣称的那样，差别的鸿沟已消除是真实的，那么，大家就很难理解世界上还存在什么反体制运动的群众基础。人们关注的事实是：增长率并非如此之快，而是如此之慢。结果是大家所熟悉的。 经济学理论论文:发展经济学理论发展纵览 摘 要 现代经济发展理论，兴起于20世纪40年代。二战后，伴随着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如何从不同的研究对象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用于指导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成为经济学界的一大任务。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 关键词 发展经济学 发展中国家 经济发展 发展经济学是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研究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指导的一门新兴学科。其发展历程大致如下： 一、早期萌芽 经济发展思想伴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而发展起来的，早期有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创始人威廉·配第提出的从事农业的人数伴随着经济的增长比起从事工业的人数会相对的减少的“配第-克拉克命题”。亚当斯密对社会财富和产出的严格界定和针对性的提出经济增长的前景等，这些都可以视作发展经济学发展的肇始。 二、奠基、发展与兴起 虽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了200多年，但是发展经济学真正受重视却是二战以后。1948年对于发展经济学来说是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哈罗德和多马提出将短期的、静态的凯恩斯经济周期学说长期化、动态化为经济增长模式，被人们认为开当代经济发展理论的先河，是发展经济学的第一个里程碑。 三、演变阶段 自上个世纪40年代以来，就主流发展演变阶段来说，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中期，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惟资本化、惟计划化和惟工业化。在这一阶段，发展中国家发现发达国家拥有的最大共同点是普遍实现了工业化，因此众多发展中国家将实现工业化作为提高商品劳务生产水平、改变在国际分工贸易中不利地位、提高国民收入水平的必由之路。 第二阶段，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因为上一阶段极力推行工业化，忽视农业发展导致在这一时期部分负面效应显现。上阶段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将全部身心倾注于工业化的问题，所以“绝对贫困”问题未受到重视。这一阶段，“人类的基本需要”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这一看法被广泛接受。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伴随着美国里根政府的上台和英国撒切尔夫人为代表的保守势力执掌政府，新古典主义和倡导自由市场经济力量的经济理论政策又重新被提倡。在这种背景下，前一阶段的经济发展问题可以归咎于不完善的市场结构和不当的价格政策，过于活跃的政府干预和死板的计划经济政策等。 第四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世纪末。伴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当今世界日益全球化，生产力极大地提高。然而，发展中国家虽然纵向相比获得了很大的进步，可是横向与发达国家相比，其差距反而是越拉越大，在高新技术方面表现的尤为明显。 第五阶段，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在这一阶段，又出现了对上一阶段的经济发展政策的反思和修正，以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为指导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改革和发展中遭受严重失败而使得新自由主义备受质疑。 四、体系形成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苏联解体这一标志着市场经济完胜的事件，发展经济学遭受了近20年的悲观论调。然而，经济问题的出现总是促使经济学家去探寻问题的解决之道。在这一阶段，发展经济学的外部环境以及学术领域发生了以下几个变化： 首先，人们对于经济发展的态度和看法发生了改变。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后，人们开始反思在以前阶段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对于传统的将经济增长作为衡量发展的唯一标志，人们进行了彻底的反思和评判。这时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核心是既满足当代人的发展，同时也要不损害后代人发展的能力。这种发展是建立在经济、生态环境和社会持续能力的基础上，旨在追求长期永续的发展。 其次，新制度经济学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人们原有的发展观中极度强调市场经济的作用，不顾一切追求高的经济发展速度。然而事与愿违，那些片面追求高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末也遭遇了经济发展停滞或不尽理想的境地。这时，部分经济学家提出鉴于经济的外部性和信息的不完全性，经济中不光存在着政府失灵、计划失灵的问题，同样还会出现市场失灵的问题。以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强调一切依靠市场来解决问题的思路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中的制度实际上包括一系列制度规则、规则发挥作用时的特 点，以及在执行过程中人们相互作用的行为规范。 再次，内生增长理论在发展经济学中的应用。其核心思想是认为经济能够不依赖外力推动实现持续增长，内生的技术进步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正是有这些新理论的指导，广大发展中国家又找到了一条新的发展路径与方法。这些新理论在发展经济学中的运用，标志着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成熟。纵观整个发展经济经济学发展史会发现，在发展经济学成熟后期，一定程度上可以将发展经济学看作是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的应用。 如今无论是理论发展，还是分析方法，发展经济学都有着进步和发展。理论方面如竞争性均衡的经济增长理论，新贸易理论等；应用方法和分析技术方面，如均衡方法、经济计算和平衡分析及实证研究等。发展经济学至此已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指导学科，同时也变成了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进行指导和研究的科学。 经济学理论论文:经济宪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启迪 内容摘要：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宪法是法治的基石，市场体制的孕育成长需要宪政制度的协调配合。将视野局限于政治宪法、过于注重定性分析的传统宪法学理论显然不能适应经济建设与宪政建设同步发展的要求。在西方学术界，正式将经济学和法学结合起来研究的努力，始于本世纪20年代的制度经济学；到70年代美国法学家波斯纳吸收经济学家科斯等人的成果，创立了法律经济学；从宪法的角度研究经济发展，把经济学与宪法学联系起来研究，则始于以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回顾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有助于宪法学关注经济宪法，借鉴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宪法问题，实况宪法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与研究方法的更新，走向经济宪法学。 关 键 词：宪法学，经济宪法，经济学 经济学关注政治、法律问题，法学注重相关经济因素，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学术传统。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紧密关联，学科理论高度综合化的条件下，总结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过程，对于更新宪法学理论与方法，实现经济宪法学理论创新，是很有意义的。 一、法学与经济学交汇中的宪法理论 把政治、法律和经济联系起来思考的最初尝试，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管仲、墨翟等古代先哲。到了近代，亚当。斯密率先结合政治和法律制度分析经济发展，从而开创了古典政治经济学［1］。美国实用主义法学家霍尔姆斯大法官在19世纪末曾预言：未来的法律属于研究统计学和经济学的人们［2］。这些早期探索已经昭示着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交融的前景。 在法学与经济学相互融合的过程中，经济学家在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方面充当了理论先导。法学家则提供阵地扮演了组织者的角色，并将两个学科的结合引向系统化。 （一）旧制度经济学的领域拓展 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全面暴露了市场体制的缺陷，动摇了人们对“看不见的手”的信念。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使经济活动与法律事务的关系更加密切，经济学开始向法学渗透，形成了以美国经济学家康芒斯等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 制度经济学主张“法制居先于经济”，明确地将财产权和法律制度纳入经济学范围，宪法在其中也受到重视。康芒斯认为，法院对经济利益冲突的调节“系根据宪法上关于合法程序、保护财产和自由以及平等的法律保障这几方面的条款来行动的”，制度经济学试图把“法律制度配合到经济学里面，或能配合美国司法机构所采取的这种根据宪法的路线”[3].制度经济学虽然通过把宪法和法律纳入经济学范围实现了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但由于未能更新研究方法。以致法律与经济的结合显得随意而松散，宪法问题也未得到充分的研究。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更新 根据研究法律制度的需要更新经济学方法的任务。是由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学派完成的。1960年科斯在《法与经济学杂志》发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提出后来被称为“科斯定律”的基本思想：如果市场交易是无成本的，则权利的界定对经济效率没有影响；但事实上市场交易是有成本的，因而权利的初始界定必然影响经济制度的运行的效率[4].新制度经济学以交易费用为理论基础，以财产权为逻辑起点，全面考察制度安排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为对法律制度进行经济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更新了经济学研究方法。该学派对宪法与政治已有一些探讨，以道格拉斯。诺斯和哈罗德。德姆塞茨的分析最有代表性。 诺斯在研究制度变迁时十分注重作为基本制度规则的宪法，认为宪法的“目的是通过界定产权和强权控制的基本结构使统治者的效用最大化”[5].其目标是：建立财富与收入分配方式；为竞争界定一个保护体制；设立执法体制的框架以减少经济部门中的交易费用。诺斯指出：“离开产权，人们很难对国家作出有效的分析。”[6]他运用产权理沦研究国家，提出了“新古典国家理论”，认为国家决定产权结构，因而应对产权结构造成的经济增长、衰退或停滞负责。国家有三个特征：一是为取得收入而提供“保护”和“服务”作为交换；二是为使收入最大化而为每个不同的集团设置不同的产权；三是面对其他国家或国内潜在统治者的竞争。因而国家有双重目的，既要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又要降低交易费用使社会总产值最大化以增加国家税收。这两个目的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对抗，就成为国家兴衰的原因。 德姆塞茨用科斯定律研究民主政治，指出：“当政治竞争的功能完好无缺时，个人对从事政治活动的偏好不再与民主制度有较大的关系”[7].但是，了解政治和候选人情况需要信息费用，投票者个人不能决定政治结果，因而不愿进行政治投资。所以民主是不完全的，其中“少数人有权力去影响政治结果”［8］。这就为政党、政治投机、利益集团和政治垄断提供了一种解释。但新制度经济学忽视法律的自身价值，把研究的侧重点放在财产法、契约法和侵权法方面，对宪法的研究显得粗略。正如美国国际开发署经济政策与制度发展问题专家诺曼。尼称尔森所说：“宪法秩序还是制度分析中关于运行改进的对策中最不清晰的一块。”［9］ （三）法律经济学对宪法的经济分析 与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几乎同时出现的法律现实主义运动，直接导源于实用主义法学，其重要倾向之一就是“强调经济学”［10］。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率先为法律专业的学生开设经济学课程，聘请经济学家执教。1958年，经济学家迪莱克特教授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创办《法与经济学杂志》，从而为新制度经济学和法律经济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但是，直到70年代以前，法学家们在法学与经济学的交叉领域并无很大的理论建树。 1973年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波斯纳的巨著《法律的经济分析》问世，才从根本上改变了局面，标志着法学与经济学进入了全面系统化的双向融合阶段。波斯纳的经济分析不仅包括了普通法中的财产法、契约法、侵权法和刑法，也包括了政府调节市场、商业组织与金融市场、收入与财富分配等方面的法律以及程序法，宪法和联邦制也成为经济分析的对象，从而形成了法律经济学的庞大体系。 在对宪法所作的经济分析中。波斯纳认为：“宪法解释比一般法规的解释更灵活这条原则，表明变更宪法的成本要高于变更一般法规的成本。”［11］宪法在州与联邦之间、联邦政府内部分权，是为了提高改变宪法条文的成本，而对个人权利的宪法保护与此不同，是为了增加剥夺权利的成本。在谈及普选制、代议制和分权制时，波斯纳认为，对任何群体选举权的剥夺都会引起该群体的财富向选举中实力强大的集团再分配，选举权的普及将增加财富再分配的难度；由于昂贵的信息费用使民众通过直接民主形式不可能作出明智的决策，代议制可以节省信息费用：“分权制的目的就在于防止对国家强制性权力的垄断”［12］，这种垄断形式的成本可能高于其他一切垄断形式。此外，波斯纳还就经济正当程序、联邦制的经济属性、种族歧视、思想市场等宪法问题作了专章阐释，颇有新意。 以波斯纳为代表的法律经济学对宪法问题的分析虽然比新制度经济学更加具体深入，但仍谈不上全面、系统和深刻的研究。而且，波斯纳以财富最大化目标和效率价值取代宪法的其他重要价值，因而据此得出了一些错误的结论。如在种族歧视问题上，波斯纳针对著名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一案提出，法院应该要求南部各州为黑人教育提供更多经费作为保留学校种族隔离的条件。从而把种族歧视视为可以通过支付一定成本后，如何阻止它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运用其经济和政治权力损害公众？“［13］ 对此，公共选择派的答案有两个：其一是从政治上回归18、19世纪的立宪主义立场。布坎南声称，自己的理论是“18、19世纪传统智慧精华部分的表达和再现［14］”。公共选择以社会契约论和个人主义为政治信条。崇尚民主、平等、自由、公平和个人权利的宪法价值观，认为宪法须适应民主的要求，民主应有宪法保障。其二是，从经济上复兴亚当。斯密倡导收支平衡的政治经济学传统，把“限权政府”的要求重点放在限制政府经济权力方面。布坎南批评凯恩斯主义把家庭肆意挥霍的愚蠢行为当作国家理财的明智之举，主张国家和家庭一样需要节俭和量入为出［15］。因此。公共选择学派主张制约政府征税、财政和货币方面的权力，实行预算平衡。 公共选择自60年代出现以来，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实践和理论影响。自70年代开始，布坎南等人亲身参与倡导、草拟和讨论宪法修改建议，展开了宪法改革运动，在部分州获得了成功。到80年代，平衡预算与限制征税的宪法修正案草案得到了里根政府持续的支持，通过了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审查并被提交国会两院审议。该草案虽然于1982年秋被国会否决，但它在公众中的影响仍然长期存在。已有一些州吁请召集制宪会议，考虑限制政府的财政支出。从理论上看。新制度经济学，法律经济学的宪法与政治分析乃至一般宪法学和政治学理论，都受到公共；选择的影响，正统的西方经济学家也不得不承认它的地位。应当承认，公共选择学派对宪法价值的重视、对宪法克服政府缺陷的功能分析、对集体行动的研究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一定的实际意义。但在运用理性经济人假定和主观价值论时则走向极端，甚至把公平税赋与个人或群体脱离共同体的自由联系起来，则是不可取的。而且，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具有高度的综合交叉性，包括了财政学、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和宪法学等诸多学科，在内容上相互交错，并没有一个完整、系统而一致的“宪法经济学”体系。 三、挑战与回应：走向经济宪法学 经济学在宪法领域的开拓和渗透，法学对经济学方法的吸纳，已经对传统宪法学理论形成挑战。宪法学不得不面对挑战。创新理论，走向经济宪法学。 （一）宪法学对经济研究的初步尝试 有人考证，“经济宪法”问题是由德国宪法学家f.伯姆最先提出的。目前，在德国、法国、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经济宪法”已经成为学者们公认的宪法学范畴，并受到专门的研究，经济宪法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正在形成［16］。 在我国，宪法学理论一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对宪法和法律的基本观点就是经济的观点，对宪法的经济研究本应成为我国宪法理论的优势，但遗憾的是，马克思主义对宪法的经济观被教条化。宪法的经济研究长期不受重视。直到1992年以后，宪法学界才对宪法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财产权的宪法保护、恢复罢工自由等与经济关系最为密切的宪法问题进行探讨，有的学者还提出了经济宪法的概念，开始运用经济学方法研究宪政和公民权利保障［17］。这些探索显然是很有价值的，但还只是初步尝试，总的说来，表现出泛泛而论甚于深入具体思考，感性认识多于理性分析的弱点，尚未进入拓展研究领域、更新研究方法的阶段。 （二）经济宪法学：宪法学的视角转换、领域拓展和方法更新 首先，要正确估价并利用经济学与宪法学各自的相对优势。经济学面对生产、交换和分配领域内普遍存在的数量关系，成功地将数学工具运用于人类行为与制度分析，因而“获得了其他社会科学无与伦比的技术上的优势”［18］。经济学利用这种优势完善了实证分析方法。构造许多理论分析模型，因而得以向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扩张、渗透和入侵，人们形象地称之为“经济学的帝国主义”。有趣的是，“经济学的帝国主义”倾向在部分法学家身上表现得比经济学家明显得多。这些法学家不仅全面采信经济学，而且以效率概念取代正义概念，试图把传统的法律概念从法学中剔除掉，波斯纳代表了这一极端。另一方面，“不少传统的法学家瞧不起分析法律的经济学家的工作，却又因之忐忑不安。他们常常还没有弄懂经济的方法就试图反驳经济方法”［19］。著名法学家德沃金代表下全面否定经济分析的另一极端，［20］他的“法律帝国”与波斯纳的“经济帝国主义”适成对照。 笔者认为，对经济学在技术与方法上的优势视而不见。简单拒绝它们对宪法的分析价值，或者全面采信经济学来替代宪法学，都是不可取的。前者可能使宪法学丧失自己的阵地，失去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力；后者忽视宪法价值，终将削弱宪法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调节能力。因此，经济宪法学应当正视经济学在研究方法和技术上的优势，并予以吸收和采纳，使宪法学面向宪政建设、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实践，研究社会经济关系的宪法调整，摆脱单纯的条文注释和把目光盯在书面宪法上的局限性。同时，宪法作为根本法，是法律价值的集中体现，系统地确认了秩序、公正、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和人权等法律的基本价值，宪法学在对这些价值的规范研究方面具有优势。应继续拓展和深化这种研究，弘扬宪法的理想。可以说，经济宪法学就是要在坚持宪法理想的前提下，促使宪法学的视角从书面宪法向现实宪法转变。 其次，拓展宪法学的研究领域，在市场、个人与国家的动态关系中把握宪法。宪法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市场与民主的联系，从多方面估量，乃是一个惊人的历史事实［21］。 同样，平等、自由、人权、法治既不是个人主观愿望的结果，也不是来自政府掌权者的恩赐，而是内生于市场的价值机制、竞争机制的供求规律之中。不理解市场经济与宪法的关系，就不能理解市场，也不能理解宪法。 布坎南曾把当代社会面临的挑战说成是政治和制度方面而不是经济方面的挑战，是不全面的。美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林德布洛姆的看法更为中肯，他说：“在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制度中，大部分政治是经济性的，而大部分经济亦是政治性的。［22］传统宪法学理论把宪法视为公法，宪法学眼中只有政治宪法，应当说是片面的。事实上，宪法不仅授予并制约公共权利，同时也确认、保障并限制私人权利，我们只能把宪法视为一切法律的母法。 因此，在经济学把政治、宪法作为自己研究领域的同时，宪法学也应向经济方面拓展。研究市场关系、市场机制及其对宪法的影响，形成经济宪法的理论。 再次，更新宪法学的研究方法。传统宪法学的研究方法单一而片面，只讲定性分析和规范分析，忽视定量分析和实证分析，定性分析被简化为揭示宪法的阶级性，规范分析被局限于宪法条文注释，因而难以说明复杂的宪法现象。 经济宪法学应继承和发展宪法学的现有研究方法，同时采纳经济学提供的新的研究方法与技术。定性分析应从宪法多层次的属性着眼，说明宪法的经济属性以及经济属性与法律属性和政治属性的关系，阶级性只是政治属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宪法领域也存在着大量的数量关系，选举制度、个人与集体、重大利益与一般利益等等都需要进行定量分析。经济宪法学应从经济学中借鉴定量分析的方法与技巧。在运用规范分析方法时，应摒弃简单的条文注释。在对宪法现象进行价值判断时，必须把宪法价值与市场经济的机制联系起来分析。同时。宪法具有特定的经济功能，能够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宪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要运用实证分析方法来说明。实证方法不等于实证主义，实证主义思潮的势头在当代已开始衰退。但实证分析方法并不因此而丧失其运用价值。此外，经济宪法学应广泛运用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资源的稀缺性和外部效应等基本假定，引入成本收益分析；均衡分析等经济学基本方法。以及效率价值，全面研究宪法及其与经济的关系，着重考察经济制度、经济权利和经济权力等经济宪法现象。 总之，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依法治国，必须注重宪政建设，在理论上“注重对宪法进行经济学论证或者说对经济进行宪法学论证”［23］。经济学与宪法学对各自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使它们之间的相互渗透、交叉与融合已经成为大势所趋。经济宪法学的产生乃是这一历史过程的逻辑结果，是宪法学对经济学挑战的积极回应。 经济学理论论文:基于“行为经济学理论”的旅游者行为分析 摘 要：传统的旅游者行为分析方法，主要是进行定性的分析，将各个因素进行框架分析，而对旅游者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深度不够。借助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和分析方法，从旅游者的心理活动角度入手，注重旅游者的心理变量分析，应用前景理论和心理账户分析旅游者行为，充分考虑了情境因素和体验因素，使得关于旅游者的行为分析更加细化和接近现实生活。 关键词：行为经济学；旅游者行为；前景理论；心理账户 所谓旅游者行为，是在旅游者意识支配下产生的，是旅游者心理活动的外在表现。而旅游者行为贯穿整个旅游活动的全过程，反映了旅游者购买和消费旅游产品的心理过程和特征[1]。因此，要正确分析和预测旅游者行为，必须对旅游者的心理活动进行相应的分析。 旅游者行为是由旅游者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所决定的，要受到许多因素的作用和影响。因此，在分析旅游者行为时，必须充分考虑影响旅游者心理的各种因素及其各自的影响程度。传统分析方法过度强调旅游者的理性，对于一些旅游者行为的解释不准确。这就需要在研究旅游者心理决策过程中更注重情境因素和体验因素，关注对旅游者心理变量的分析[2]。 一、传统的旅游者行为分析方法的缺陷 （一）传统旅游者行为的分析方法 1.国外的旅游者行为分析方法 国外传统的旅游者行为分析的理论是建立在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上的，一般采用定量分析，所采用的分析方法是利用研究自然科学和人类行为合理性范式的实证主义的模型。这种方法到目前为止仍然在旅游者行为研究方面占主流，具有代表性的是：克朗普顿模型，莫提荷模型和伍德塞德模型[2]。这些模型是将旅游者的行为过程进行概括，绘制行为流程图，从而将概念框架简化为更具操作性的旅游者行为模型。 2.国内的旅游者行为分析方法 国内旅游地理学学者对旅游者行为的研究是定性分析了感知环境、最大效益原则和旅游偏好是如何影响旅游者决策行为的[4]。在研究分析方法上，运用普雷德的旅游者决策矩阵分析了城市居民对旅游目的地的感知机会和可达机会[5]；利用旅行距离决策模式分析了中国城市居民到访率在空间上的分割[6]。 国内旅游经济学学者认为，旅游者行为的基本模式是旅游者行为的刺激—反应模式。这一模式是描述旅游者行为在各种刺激因素的作用下，通过旅游者“黑箱”的中介作用过程，产生一定反应行为的全过程，并应用无差异曲线及预算线，建立旅游者效用分析模型进行分析和比较旅游者行为[1]。 （二）传统旅游者行为分析方法的缺陷 传统旅游者行为分析模型是进行定性的框架分析，难以论证一些诸如情绪和感觉的作用等重要问题，只能进行影响旅游者行为因素种类和影响方式的分析，不能明确具体因素影响旅游者行为的程度。而且传统分析方法认为影响旅游者作出决策的某些因素是可以替代的。这些问题使得我们需要引入一种更注意情景因素和体验因素的观点，不仅要关注对旅游者心理变量的分析，而且还要注意到旅游者是怎样形成认知、情感判断、意图、实践和游后评价。 二、行为经济学及其行为分析方法介绍 （一）行为经济学的基本思想 行为经济学是以人类行为作为基本研究对象的经济理论， 借助心理学的分析方法，它对个体和群体的经济行为特征进行规律性的研究。它有效借助于可控试验、调查等方法以现实为基础来构造理论，在对主流经济学的假设现实化的基础上提出人的行为的非理性，通过实证方法验证传统理论的有效性，同时建立能够正确描述人类行为的研究框架和经验定律[7]。 （二）行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1.前景理论 前景理论认为，在人们的选择过程中存在两个阶段：初始阶段描绘和刻画行动，结果和可能性，随后是评价阶段。在决策的描绘和刻画阶段，人们会运用各种各样的编辑方式来简化问题，合并事件或结果，并去掉那些共同的部分等等[8]。 2.心理账户 按照经济规则，金钱不会被贴上标签，它具有替代性。但在心理账户中，金钱却被归于不同的账户类别，不同类的账户不能互相替代[10]。所谓心理账户就是人们在心理无意识地把财富划归不同的账户进行管理，不同的心理账户有不同的记账方式和心理运算规则。由于心理账户的存在，使人们在行为决策时常常偏离基本的“经济人”理性原则。 心理账户对人们的决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由于心理账户的影响，人们在决策时，常常在心理上为各种活动划出一个名义界限，虽然界限是名义上的，但界限相互之间的内容通常是不能代替的。如果目前的决策与沉没成本归于同一账户时，人们就会考虑沉没成本[10]。 心理账户提供了一种事前和事后不同方向的分析[10]。因此，在分析行为的时候，要充分考虑情境因素。 三、行为分析方法在旅游者行为分析中的应用 （一）应用前景理论分析旅游者行为 旅游者在进行旅游之前，会对这次旅游有一个预期的期望值，在旅游者进行决策的描绘和刻画阶段，这个预期的期望值就构成了前景理论中的参照点。由于旅游者收集的资料及其本身的因素影响，每个旅游者最后形成的期望值是不一样的，因此各自的参照点的选择也是不同的。 旅游者在决策的描绘和刻画阶段中，会分析和比较几个备选的旅游目的地各自的期望效用，然后同旅游者预期的期望值进行比较，得出具有最大效用值的那个目的地作为最后的旅游选择。例如，两个旅游者，小王和小李，小李喜欢自然风景，因此在香港和九寨沟的选择比较中，九寨沟就是对于小李具有最大效用的选择。而小王喜欢城市景点和购物，则香港对于小王来说是更好的选择。 在旅游结束后，即评价阶段，每个旅游者的真实旅游感受是不同的，将其感受与参照点相比较，可以准确地得出其价值函数是获利还是损失，算出其感受程度，进行定量分析和横向比较。比如，小李和小王都去了香港，因为小李更喜欢自然风光，因此就对这次旅游期望不高，而香港的城市风光给他很好的印象，他玩得很愉快，相对于他的参照点，他赢利了，因此他对这次旅游评价很高。小王却乐于城市景色和喜欢购物，对这次旅游期望很高，由于在旅游过程中安排的购物活动不是太贵就是物品没吸引力，她没买到合适的商品，相对于她的参照点，她亏损了，所以她对这次旅游评价不好。这就充分地解释了不同旅游者的同一次旅游对同一旅游地的不同的旅游感受。 （二）应用心理账户分析旅游者行为 旅游者作出旅游决策时，旅游者本人的收入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行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认为，来自不同心理账户的收入，对其作出旅游决策的影响是不相同的。由于不同的账户的边际消费倾向是不同的，这将影响旅游者所作的决策。在实际研究中，应考虑不同的边际消费倾向，使研究更贴近实际。 心理账户导致了人们在评估收益和损失时，是依据相对值而不是绝对值。假设游客小张准备游览一个景点，他花30元钱买了票，没马上进去，而是去买饮料了，等他回来准备进景区时，发现票掉了，他会再买一张票进去吗？此时，小张有很大可能就不会再买一张票了。而假设小张是在到景点门口的时候，发现自己刚刚掉了30元钱，他还会买票吗？此时小张是有很大可能会买票的。这是因为在前一种情况下，买第二张门票的30元钱与第一张票的30元，被记入同一账户，这导致成本变成60元，多数人认为成本超过预算太多变得不可接受。相反，在第二种情况下，现金的损失没有被记入游览账户，而记入另外一个账户，因此，只是导致多数人认为自己穷了一点，而不会感觉到看风景的成本过高。 四、结论与讨论 在研究旅游者行为这一问题中，利用行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充分考虑了旅游者在决策过程中和旅游后评价过程中的体验因素和情境因素，把心理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有效地结合起来，将旅游者的理性趋利性和价值感受性统一于正常个体当中，可以定量的分析旅游者的心理感受，使得研究细化，有助于解释旅游者行为中的复杂现象，使结论更加贴近现实生活。 由于行为经济学本身的发展还不充分，理论和研究方法有待进一步完善，在研究中还有各方面的问题，利用这一分析方法解释旅游者的行为得出的结论还应该再进行检验。行为经济学方法中的主观的因素过多，进行重复实验也不好掌握，利用这一方法得出的结论的解释力度有欠缺。 总之，借助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分析方法，对旅游者的行为研究是一个促进，为旅游者的行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研究中充分重视旅游者的心理感受。随着行为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完善，用其来对旅游者行为的解释必将更加准确。 经济学理论论文:经济宪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启迪 内容摘要：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宪法是法治的基石，市场体制的孕育成长需要宪政制度的协调配合。将视野局限于政治宪法、过于注重定性分析的传统宪法学理论显然不能适应经济建设与宪政建设同步发展的要求。在西方学术界，正式将经济学和法学结合起来研究的努力，始于本世纪20年代的制度经济学；到70年代美国法学家波斯纳吸收经济学家科斯等人的成果，创立了法律经济学；从宪法的角度研究经济发展，把经济学与宪法学联系起来研究，则始于以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回顾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有助于宪法学关注经济宪法，借鉴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宪法问题，实况宪法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与研究方法的更新，走向经济宪法学。 关 键 词：宪法学，经济宪法，经济学 经济学关注政治、法律问题，法学注重相关经济因素，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学术传统。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紧密关联，学科理论高度综合化的条件下，总结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过程，对于更新宪法学理论与方法，实现经济宪法学理论创新，是很有意义的。 一、法学与经济学交汇中的宪法理论 把政治、法律和经济联系起来思考的最初尝试，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管仲、墨翟等古代先哲。到了近代，亚当。斯密率先结合政治和法律制度分析经济发展，从而开创了古典政治经济学［1］。美国实用主义法学家霍尔姆斯大法官在19世纪末曾预言：未来的法律属于研究统计学和经济学的人们［2］。这些早期探索已经昭示着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交融的前景。 在法学与经济学相互融合的过程中，经济学家在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方面充当了理论先导。法学家则提供阵地扮演了组织者的角色，并将两个学科的结合引向系统化。 （一）旧制度经济学的领域拓展 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全面暴露了市场体制的缺陷，动摇了人们对“看不见的手”的信念。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使经济活动与法律事务的关系更加密切，经济学开始向法学渗透，形成了以美国经济学家康芒斯等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 制度经济学主张“法制居先于经济”，明确地将财产权和法律制度纳入经济学范围，宪法在其中也受到重视。康芒斯认为，法院对经济利益冲突的调节“系根据宪法上关于合法程序、保护财产和自由以及平等的法律保障这几方面的条款来行动的”，制度经济学试图把“法律制度配合到经济学里面，或能配合美国司法机构所采取的这种根据宪法的路线”[3].制度经济学虽然通过把宪法和法律纳入经济学范围实现了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但由于未能更新研究方法。以致法律与经济的结合显得随意而松散，宪法问题也未得到充分的研究。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更新 根据研究法律制度的需要更新经济学方法的任务。是由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学派完成的。1960年科斯在《法与经济学杂志》发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提出后来被称为“科斯定律”的基本思想：如果市场交易是无成本的，则权利的界定对经济效率没有影响；但事实上市场交易是有成本的，因而权利的初始界定必然影响经济制度的运行的效率[4].新制度经济学以交易费用为理论基础，以财产权为逻辑起点，全面考察制度安排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为对法律制度进行经济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更新了经济学研究方法。该学派对宪法与政治已有一些探讨，以道格拉斯。诺斯和哈罗德。德姆塞茨的分析最有代表性。 诺斯在研究制度变迁时十分注重作为基本制度规则的宪法，认为宪法的“目的是通过界定产权和强权控制的基本结构使统治者的效用最大化”[5].其目标是：建立财富与收入分配方式；为竞争界定一个保护体制；设立执法体制的框架以减少经济部门中的交易费用。诺斯指出：“离开产权，人们很难对国家作出有效的分析。”[6]他运用产权理沦研究国家，提出了“新古典国家理论”，认为国家决定产权结构，因而应对产权结构造成的经济增长、衰退或停滞负责。国家有三个特征：一是为取得收入而提供“保护”和“服务”作为交换；二是为使收入最大化而为每个不同的集团设置不同的产权；三是面对其他国家或国内潜在统治者的竞争。因而国家有双重目的，既要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又要降低交易费用使社会总产值最大化以增加国家税收。这两个目的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对抗，就成为国家兴衰的原因。 德姆塞茨用科斯定律研究民主政治，指出：“当政治竞争的功能完好无缺时，个人对从事政治活动的偏好不再与民主制度有较大的关系”[7].但是，了解政治和候选人情况需要信息费用，投票者个人不能决定政治结果，因而不愿进行政治投资。所以民主是不完全的，其中“少数人有权力去影响政治结果”［8］。这就为政党、政治投机、利益集团和政治垄断提供了一种解释。但新制度经济学忽视法律的自身价值，把研究的侧重点放在财产法、契约法和侵权法方面，对宪法的研究显得粗略。正如美国国际开发署经济政策与制度发展问题专家诺曼。尼称尔森所说：“宪法秩序还是制度分析中关于运行改进的对策中最不清晰的一块。”［9］ （三）法律经济学对宪法的经济分析 与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几乎同时出现的法律现实主义运动，直接导源于实用主义法学，其重要倾向之一就是“强调经济学”［10］。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率先为法律专业的学生开设经济学课程，聘请经济学家执教。1958年，经济学家迪莱克特教授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创办《法与经济学杂志》，从而为新制度经济学和法律经济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但是，直到70年代以前，法学家们在法学与经济学的交叉领域并无很大的理论建树。 1973年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波斯纳的巨著《法律的经济分析》问世，才从根本上改变了局面，标志着法学与经济学进入了全面系统化的双向融合阶段。波斯纳的经济分析不仅包括了普通法中的财产法、契约法、侵权法和刑法，也包括了政府调节市场、商业组织与金融市场、收入与财富分配等方面的法律以及程序法，宪法和联邦制也成为经济分析的对象，从而形成了法律经济学的庞大体系。 在对宪法所作的经济分析中。波斯纳认为：“宪法解释比一般法规的解释更灵活这条原则，表明变更宪法的成本要高于变更一般法规的成本。”［11］宪法在州与联邦之间、联邦政府内部分权，是为了提高改变宪法条文的成本，而对个人权利的宪法保护与此不同，是为了增加剥夺权利的成本。在谈及普选制、代议制和分权制时，波斯纳认为，对任何群体选举权的剥夺都会引起该群体的财富向选举中实力强大的集团再分配，选举权的普及将增加财富再分配的难度；由于昂贵的信息费用使民众通过直接民主形式不可能作出明智的决策，代议制可以节省信息费用：“分权制的目的就在于防止对国家强制性权力的垄断”［12］，这种垄断形式的成本可能高于其他一切垄断形式。此外，波斯纳还就经济正当程序、联邦制的经济属性、种族歧视、思想市场等宪法问题作了专章阐释，颇有新意。 以波斯纳为代表的法律经济学对宪法问题的分析虽然比新制度经济学更加具体深入，但仍谈不上全面、系统和深刻的研究。而且，波斯纳以财富最大化目标和效率价值取代宪法的其他重要价值，因而据此得出了一些错误的结论。如在种族歧视问题上，波斯纳针对著名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一案提出，法院应该要求南部各州为黑人教育提供更多经费作为保留学校种族隔离的条件。从而把种族歧视视为可以通过支付一定成本后，如何阻止它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运用其经济和政治权力损害公众？“［13］ 对此，公共选择派的答案有两个：其一是从政治上回归18、19世纪的立宪主义立场。布坎南声称，自己的理论是“18、19世纪传统智慧精华部分的表达和再现［14］”。公共选择以社会契约论和个人主义为政治信条。崇尚民主、平等、自由、公平和个人权利的宪法价值观，认为宪法须适应民主的要求，民主应有宪法保障。其二是，从经济上复兴亚当。斯密倡导收支平衡的政治经济学传统，把“限权政府”的要求重点放在限制政府经济权力方面。布坎南批评凯恩斯主义把家庭肆意挥霍的愚蠢行为当作国家理财的明智之举，主张国家和家庭一样需要节俭和量入为出［15］。因此。公共选择学派主张制约政府征税、财政和货币方面的权力，实行预算平衡。 公共选择自60年代出现以来，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实践和理论影响。自70年代开始，布坎南等人亲身参与倡导、草拟和讨论宪法修改建议，展开了宪法改革运动，在部分州获得了成功。到80年代，平衡预算与限制征税的宪法修正案草案得到了里根政府持续的支持，通过了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审查并被提交国会两院审议。该草案虽然于1982年秋被国会否决，但它在公众中的影响仍然长期存在。已有一些州吁请召集制宪会议，考虑限制政府的财政支出。从理论上看。新制度经济学，法律经济学的宪法与政治分析乃至一般宪法学和政治学理论，都受到公共；选择的影响，正统的西方经济学家也不得不承认它的地位。应当承认，公共选择学派对宪法价值的重视、对宪法克服政府缺陷的功能分析、对集体行动的研究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一定的实际意义。但在运用理性经济人假定和主观价值论时则走向极端，甚至把公平税赋与个人或群体脱离共同体的自由联系起来，则是不可取的。而且，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具有高度的综合交叉性，包括了财政学、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和宪法学等诸多学科，在内容上相互交错，并没有一个完整、系统而一致的“宪法经济学”体系。 三、挑战与回应：走向经济宪法学 经济学在宪法领域的开拓和渗透，法学对经济学方法的吸纳，已经对传统宪法学理论形成挑战。宪法学不得不面对挑战。创新理论，走向经济宪法学。 （一）宪法学对经济研究的初步尝试 有人考证，“经济宪法”问题是由德国宪法学家F.伯姆最先提出的。目前，在德国、法国、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经济宪法”已经成为学者们公认的宪法学范畴，并受到专门的研究，经济宪法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正在形成［16］。 在我国，宪法学理论一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对宪法和法律的基本观点就是经济的观点，对宪法的经济研究本应成为我国宪法理论的优势，但遗憾的是，马克思主义对宪法的经济观被教条化。宪法的经济研究长期不受重视。直到1992年以后，宪法学界才对宪法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财产权的宪法保护、恢复罢工自由等与经济关系最为密切的宪法问题进行探讨，有的学者还提出了经济宪法的概念，开始运用经济学方法研究宪政和公民权利保障［17］。这些探索显然是很有价值的，但还只是初步尝试，总的说来，表现出泛泛而论甚于深入具体思考，感性认识多于理性分析的弱点，尚未进入拓展研究领域、更新研究方法的阶段。 （二）经济宪法学：宪法学的视角转换、领域拓展和方法更新 首先，要正确估价并利用经济学与宪法学各自的相对优势。经济学面对生产、交换和分配领域内普遍存在的数量关系，成功地将数学工具运用于人类行为与制度分析，因而“获得了其他社会科学无与伦比的技术上的优势”［18］。经济学利用这种优势完善了实证分析方法。构造许多理论分析模型，因而得以向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扩张、渗透和入侵，人们形象地称之为“经济学的帝国主义”。有趣的是，“经济学的帝国主义”倾向在部分法学家身上表现得比经济学家明显得多。这些法学家不仅全面采信经济学，而且以效率概念取代正义概念，试图把传统的法律概念从法学中剔除掉，波斯纳代表了这一极端。另一方面，“不少传统的法学家瞧不起分析法律的经济学家的工作，却又因之忐忑不安。他们常常还没有弄懂经济的方法就试图反驳经济方法”［19］。著名法学家德沃金代表下全面否定经济分析的另一极端，［20］他的“法律帝国”与波斯纳的“经济帝国主义”适成对照。 笔者认为，对经济学在技术与方法上的优势视而不见。简单拒绝它们对宪法的分析价值，或者全面采信经济学来替代宪法学，都是不可取的。前者可能使宪法学丧失自己的阵地，失去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力；后者忽视宪法价值，终将削弱宪法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调节能力。因此，经济宪法学应当正视经济学在研究方法和技术上的优势，并予以吸收和采纳，使宪法学面向宪政建设、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实践，研究社会经济关系的宪法调整，摆脱单纯的条文注释和把目光盯在书面宪法上的局限性。同时，宪法作为根本法，是法律价值的集中体现，系统地确认了秩序、公正、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和人权等法律的基本价值，宪法学在对这些价值的规范研究方面具有优势。应继续拓展和深化这种研究，弘扬宪法的理想。可以说，经济宪法学就是要在坚持宪法理想的前提下，促使宪法学的视角从书面宪法向现实宪法转变。 其次，拓展宪法学的研究领域，在市场、个人与国家的动态关系中把握宪法。宪法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市场与民主的联系，从多方面估量，乃是一个惊人的历史事实［21］。 同样，平等、自由、人权、法治既不是个人主观愿望的结果，也不是来自政府掌权者的恩赐，而是内生于市场的价值机制、竞争机制的供求规律之中。不理解市场经济与宪法的关系，就不能理解市场，也不能理解宪法。 布坎南曾把当代社会面临的挑战说成是政治和制度方面而不是经济方面的挑战，是不全面的。美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林德布洛姆的看法更为中肯，他说：“在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制度中，大部分政治是经济性的，而大部分经济亦是政治性的。［22］传统宪法学理论把宪法视为公法，宪法学眼中只有政治宪法，应当说是片面的。事实上，宪法不仅授予并制约公共权利，同时也确认、保障并限制私人权利，我们只能把宪法视为一切法律的母法。 因此，在经济学把政治、宪法作为自己研究领域的同时，宪法学也应向经济方面拓展。研究市场关系、市场机制及其对宪法的影响，形成经济宪法的理论。 再次，更新宪法学的研究方法。传统宪法学的研究方法单一而片面，只讲定性分析和规范分析，忽视定量分析和实证分析，定性分析被简化为揭示宪法的阶级性，规范分析被局限于宪法条文注释，因而难以说明复杂的宪法现象。 经济宪法学应继承和发展宪法学的现有研究方法，同时采纳经济学提供的新的研究方法与技术。定性分析应从宪法多层次的属性着眼，说明宪法的经济属性以及经济属性与法律属性和政治属性的关系，阶级性只是政治属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宪法领域也存在着大量的数量关系，选举制度、个人与集体、重大利益与一般利益等等都需要进行定量分析。经济宪法学应从经济学中借鉴定量分析的方法与技巧。在运用规范分析方法时，应摒弃简单的条文注释。在对宪法现象进行价值判断时，必须把宪法价值与市场经济的机制联系起来分析。同时。宪法具有特定的经济功能，能够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宪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要运用实证分析方法来说明。实证方法不等于实证主义，实证主义思潮的势头在当代已开始衰退。但实证分析方法并不因此而丧失其运用价值。此外，经济宪法学应广泛运用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资源的稀缺性和外部效应等基本假定，引入成本收益分析；均衡分析等经济学基本方法。以及效率价值，全面研究宪法及其与经济的关系，着重考察经济制度、经济权利和经济权力等经济宪法现象。 总之，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依法治国，必须注重宪政建设，在理论上“注重对宪法进行经济学论证或者说对经济进行宪法学论证”［23］。经济学与宪法学对各自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使它们之间的相互渗透、交叉与融合已经成为大势所趋。经济宪法学的产生乃是这一历史过程的逻辑结果，是宪法学对经济学挑战的积极回应。 经济学理论论文:民族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流派、学术渊源和当代代表 内容提要:国际政治经济学是近年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最重要内容之一。本文以吉尔平的分类,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三大理论流派理论来源和近期的一些理论特点进行了论述。作者认为三大理论的分野在于:在政治与经济关系上谁是决定性的,分析的对象是国家、个人还是阶级,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本质特征是什么(是否具有内在冲突性)。文中对目前三大理论流派的主要代表性理论,如吉尔平、克岑斯坦,约瑟夫·奈、基欧汉、卡多佐、考克斯等人的理论进行了一定的介绍。 关键词:民族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 随着人类经济活动拓展到民族国家之外,经济活动的主体从个人发展到民族国家与跨国的经济和社会组织,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已经不再是民族国家之内的问题,而是一种国际的政治经济现象。对这一问题的系统研究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 传统意义的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从一般的政治经济学中发展而来,都是力求探讨社会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和联系,并吸纳一般政治经济学的众多理论与研究方法。但国际政治经济学所关注范围更大,“尽管不是完全地,(但)主要是集中于国际行为体(国家、全球公司、国际组织、社会运动等等)间的活动”①。国际政治经济学又不完全拘泥于国际与国内的界限,因为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国家内部的政治和经济活动也可能影响到国际间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国际政治经济活动也对国家内部的政治与经济产生作用。但国际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行为主体主要是民族国家体系内的国家等国际行为体而不是个人,因此,国际政治经济学有着不同于传统意义上政治经济学的特殊性。 国际政治经济学融合了经济学与政治学的众多内容,但它不是两者的简单结合,而是在两者基础上的新综合。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国际经济学与国际政治学的交叉学科,它主要是研究国际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但其中的政治、经济因素不同于国际政治或经济中的纯国际政治或经济因素,还包括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因素,甚至是文化的因素。 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自60年代末出现后,近年来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由于这一学科的交叉性,它的理论来源的多样化,研究的角度既有宏观又有微观,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最新的发展还包括文化因素)相混合,其理论分类较为多样。但目前最为人们广泛引用的是吉尔平的分类,即:民族主义(也称重商主义、现实主义或国家主义)、自由主义(也称全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①。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一部分,吉尔平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分类应该说是以国际关系理论分类为基础的,与国际关系理论主流分类相一致②,具有相对的包容性。但其自身由于研究内容不完全等同于以政治为主要特征的国际关系理论,因而这一分类也有一些自己的特点。 一、民族主义理论传统及其当代代表 1 理论渊源。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主义理论是诸流派中最具历史传统的理论。从政治经济学上,它可以追朔到16世纪以来的重商主义思想,在政治思想上,它源于修昔底斯、马基雅维里等人确立的政治现实主义传统(这一思想传统由于文章篇幅有限和已有很好文章论及③,这里不再赘述)。另外,韦伯的国家社会学中的许多思想也是民族主义理论重要来源之一。重商主义传统　古典重商主义是最早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进行研究的思潮和向当权者提供的政策建议。古典重商主义者如博丹、柯尔培、托马斯·孟等人的思想本质正如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所归纳的那样,是使所有经济活动服从于当权者的国家利益④。古典重商主义者吸收了如马基雅维里和霍布斯等人的思想,认为正式的权威如果不能节制自我利益的追求,其结果将是残酷的“天然状态”。因此,必须用公共权威来使个人利益转化为普遍利益⑤。古典重商主义是顺应建立现代世俗国家要求的。因而在欧洲新型民族国家初创的一百年间它得到了普遍采纳。但由于它对财富认识上的缺限和在实践中的矛盾性。到了18世纪,受亚当·斯密等人严厉批判;加之推行自由贸易政策英国成为世界最大的霸主,一时重商主义似乎失去了昔日的光采。 19世纪初前后,重商主义思想又以一种经过改造的面貌出现。汉密尔顿和李斯特是代表。两人都主要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论述贸易保护主义的必要性的。汉密尔顿把国家的经济建设与年轻美利坚的生存和发展联系在一起,强调经济活动的布局与国家的生存息息相关。为此国家必须要“拥有一切必需的供应品”①。这种“进口替代”发展战略思想的雏形不久又影响了李斯特。李斯特不仅从政治还从经济上较科学地阐述了其重商主义思想。首先他认为自由主义论点是一种静态和短视的学说,忽视了长期的和动态的比较优势和经济利益。其次,李斯特认为自由主义者漠视了国家具有不同于个人这样的经济主体的利益特殊性,国家所处的现实环境和它的历史发展程度决定了国家间的对外经济政策也不可能也不应该一致②。汉密尔顿和李斯特及其以后重商主义思想在西方学术界(主要是经济学)并不占主导地位,但在国家的决策者中却有着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后起的工业国。 经济学家维纳对重商主义这种带有强烈经济民族主义色彩的理论总结如下:财富对国家来说是实力的基础,不论为了防卫还是为了侵略;实力是国家获取财富并使之成为必要和有价值的手段;财富和实力是国家的两个根本目标,从长远看两者是统一的,但在某些时机为了长远的经济繁荣,国家有必要作出某种经济牺牲③。韦伯的国家社会学对国际政治经济民族主义理论的影响　韦伯的国家社会学中也体现了一定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尽管韦伯不否认市场的效能和社会阶级的力量,但国家在韦伯思考的政治经济关系中处于中心地位。他认为政治与经济存在着互动关系,在领土范围内合法强制手段的垄断使那些当权者具有对敌对社会力量的明显优势;所以,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既能支配市场又能控制社会阶级,而现代国家的发展依赖于相对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市场不能脱离国家而存在,国家产生于市场,经济过程又不能远离社会与政治的过程,而是两者相互关联和相互依赖,两者的关系是一种复杂的、历史的具体结合④。韦伯的政治经济思想与以往的重商主义在两个方面是相似的,第一,认为民族主义是经济活动的推动力量,经济国际化是民族主义情绪的强化与外化;第二,把经济活动放入到一个社会和政治是某种限制性或决定性因素和环境中来分析的。另外,韦伯的“理性”现代官僚的概念对国家经济利益的决定对后来的民族主义理论微观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2 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学民族主义理论的特点和代表。 特点　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主义理论虽继承了16世纪以来的重商主义传统和政治现实主义传统。但当今民族主义理论的根基是已经演进的并更加系统化的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他们认为国家对权力与财富的执着追求来源于人的政治动物本性(这一观点最早来自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摩根索在其《国家间政治》中把它作为国际权力斗争的最终决定因素)或者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哈斯是较早论证了这一点的,后来沃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中将此作为国际政治结构理论基础)。因此,民族主义论者强调国际关系的动力来自于这种国家的政治动物本能或国际政治的独特结构,这也自然地反映到国家经济关系之中。所以,他们认为国际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是政治环境和政治结构决定经济关系,或更简单地说是政治决定经济。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主义论者是从以下三个假设来思考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第一,民族国家是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主要行为者和分析对象。主权国家是其行为的最高判断权威;其他行为者服从于主权国家,它们之间的相互交往的基础受制于国家权威。同样,在国际经济关系中也服从这一法则。第二,民族国家是权力最大化的追求者。权力对国家来说既是目的又是实现其他目的手段。这是国家的政治动物本性或国际政治结构的自助性决定的。第三,民族国家是理性。以成本 收益法则行事,但这种收益不是绝对收益而是相对收益。因此,由于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国家之间对权力与财富的追求不是平行的和相等的,民族主义者认为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关系是一种互为消长的“零和游戏”,具有相互冲突性①。此外,民族主义论者还认为国际权力分配格局是决定国际经济关系形式和状态的因素。由于民族主义论者以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基础来思考国际经济,他们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前途大多是持悲观态度的,强调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现状维护和管理。 在民族主义理论中有两种研究角度。一种强调国际关系权力分配格局或国际政治结构是国家对外经济政策和国际经济关系的基础,它与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理论的联系较为密切,是一种宏观的研究;其理论核心是所谓的“霸权稳定论”②。这种研究具有浓厚的实证主义和历史循环论的特点。另一种重视国内的官僚制度、政治体制、政治特征和利益分配关系对国家对外经济关系的作用,它的一些研究方法受一般政治学和行政学中的理论影响,如被称为“官僚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受到两方面理论的影响,一是韦伯的“理性”现代官僚概念,二是美国组织理论中“非理性”官僚概念③。后一种研究可称为微观研究。这两种研究并不是完全没有联系的,只是各有侧重,宏观研究中也有一定的国内政治因素作用,微观研究中也是以国际政治结构为前提的。宏观理论的主要代表有吉尔平、克拉斯纳等,微观理论的代表有克岑斯坦、艾文斯等。由于微观理论多从国内政治特点来分析国家的对外经济关系,往往带有比较政治经济学成分。 代表作品　在宏观理论中,吉尔平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的《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堪称宏观国际政治经济学民族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在此书中,吉尔平从政治经济不平衡发展规则出发,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是一种动态的循环过程,国际权力政治的现实决定了国家间在国际政治经济竞争中总是追求“相对领先”,由于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后起的经济强国必然要利用发展起来的经济力量要求获得政治上相应的权力,而衰微的强国必然利用旧的制度权力竭力阻止新兴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上的崛起,维持其原来的政治经济特权,这种新旧势力的较量最终可能是战争,结果是建立新的权力分配格局和新国际经济体制,这种现象周而复始推动国际关系的发展④。 在微观理论中,克岑斯坦的《权力与充裕之间》是较有影响的一本书。书中通过对6个工业化国家国内结构的解释来试图弥补宏观理论过多注重国际和跨国因素而较少触及国内因素的缺限。克岑斯坦认为在面对世界经济的共同挑战中,民族国家的内部结构是产生不同反映的主要原因,离开这一因素,就不能理解国际相互依存与政治战略的关系,国际环境和国内结构共同作用决定着国家的经济对外政策,但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如霸权衰落时,国内的政治结构在决定国家的对外经济战略上显得尤为突出①。 二、自由主义理论渊源与当代代表 1 理论渊源。 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讲是国际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经济解释。它是从经济的角度解释国家间合作可能性和必要性。它的理论主要来源于亚当·斯密开创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凯恩斯的政治经济思想。古典政治经济学　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鼻祖当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斯密从个人理性出发,认为以绝对成本差异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在不受政治因素的干扰下将最终导致个人和社会效率的提高、福利的最大化和社会的和谐,从而增进国家的实力和国家间的和平。因此,自由贸易是人类理性的最佳选择,经济不应该受政治机器的干预②。在亚当·斯密之后,李嘉图、穆勒等人发展并改进了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李嘉图以相对成本法则来代替绝对成本法则,这使自由贸易理论更适用于一般的条件,更具普遍性。其次,亚当·斯密的理论在研究方法上是哲学的和整体性的,把政治经济学放在一个道义的和历史的背景下,而李嘉图把理论注意力缩小,但使理论更具说服力,把经济问题和政治与社会问题更明显地分开并提出更为精炼的解释;虽然亚当·斯密的研究主体是个体,但李嘉图比亚当·斯密更明确地为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建立了方法论个体主义(methodologicalindividualism)的基础,使之可以应用于各种条件下的个体,如国内经济中个人、集团和国际经济中的民族国家经济,并为后来的经济学一直所沿用。 尽管古典政治经济学没有在其理论中用其自由经济理论来详细阐述国际政治经济的关系,但从其理论的内在涵义中可以看出其国际政治经济观:经济自由主义相信贸易与经济合作是和平的源泉,因为分工贸易下的国家间经济关系是一种“双赢”的游戏,并由此产生了一种国家间相互依存的互惠权利,有助于巩固国家间的合作关系,从而对国际间的政治和平与稳定起促进作用③。凯恩斯经济思想的影响　凯恩斯与马克思一样,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与消费存在着失衡,并且这种失衡是市场力量所不能解决的,必须依靠政治力量。这不仅在国内政治经济中有着重要意义,对国际政治经济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凯恩斯又一次把“纯经济学”带回了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凯恩斯认为,优先考虑充分就业在一个开放的经济条件下,既受国际经济的影响又影响国际经济。实现充分就业方法之一是扩大出口,但各国都以扩大出口来解决就业问题就又回到了重商主义的道路。如何解决竞争与国际和平这一矛盾,凯恩斯在反思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中各国在贸易上采取“以邻为壑”政策所造成的政治经济恶果后,提出了以国际经济合作和政策协调来解决这一问题。这样,凯恩斯在国际经济领域中从某种意义上引入了经济宏观管理和协调的思想,他认为在无政府的国际结构下,建立类似政府在国内经济中所起作用的国际制度是在竞争中促进合作有效途径。这一思想对70年代以来的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特别是相互依存理论有着很大的影响。 2 当代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特点及其代表。 特点　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在思维上与国际关系中的理性主义思想是一致的。一般都承认国际无政府状态,但他们更重视与这一状态并存的还有有序的国际交往;强调国际关系中各国的共同利益、共同价值观和共同规范对国际社会存在所具有的聚合作用和由此带来的和谐性。因为这是人的内在的理性本质使然,人的这种内在理性本质使人能按照自然的法则,在合理保存和造福自我的同时发挥其固有的群体秉性①。自由主义理论正是从经济上阐述这一思想的,其核心是比较优势法则。自由主义理论按照这一法则,认为国家间的经济交往的加深以及由此产生的相互依存关系在总体上对民族国家的“自治”有着一定的削弱作用;并且国家间经济相互交往的加深在利益上造成的“一荣俱荣、一毁俱毁”状态可以促使各国在经济竞争中寻求政策的协调,良化竞争,而不是回到重商主义的“以邻为壑”的相互残杀之中。这种协调可以用一定的制度加以保证和促进,如当今世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贸组织等。因此,自由主义者在国家与市场的矛盾关系问题上,更多地倾向于市场的力量,认为国际经济交往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存在可以改造传统的权力政治特性或消融国际政治的冲突性,发展国家间的经济交往是实现世界永久和平的重要途径。这种经济决定政治或改造政治的观点是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最重要的本质。 自由主义理论也是从三个基本假设出发的。第一,个人是政治经济学分析的主要出发点和行为角色,尽管国家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占重要地位,但社会经济活动的目的最终要归结到个人。第二,个人是理性的和功利(而不是权力)最大化的追求者。因为个人这种功利是主观自我满足的最高价值水平,是“两利相较取其重,两弊相较取其轻”的选择的绝对利益的增加,而不是民族主义者的相对利益的领先。第三,个体间的这种利益机会成本间的选择是促进彼此间合作的重要手段,因为这种条件下的经济交往不再是一种“你得我失”的“零和游戏”,而是一种“双赢”的互利。另外,自由主义论者尽管认为国家力量在经济生活中应越少越好,否则会干扰市场的作用和回报,但也主张国家提供某些“公共商品”来为维护市场的自由竞争创造必要的条件,或阻止市场失败②。因此,自由主义论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发展是持乐观态度。因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国家的利益认定不是现实主义者的权力增加,经济交往的结果是彼此经济和福利的增进,进而对国际关系的和谐有积极的作用。 自由主义理论内部在具体的研究上也有一些特点。一种是宏观的自由主义观点,强调世界经济的发展对国际政治的改造作用。在宏观理论中有极端主义的观点,认为民族国家在世界经济一体过程中已经让位于市场,国家主权受到了一些巨治结构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中正在逐步过时,并将其权力转让给更能适应新的国际环境的跨国组织,声称技术和市场的发展使经济消融政治已不可避免①。但更占主流的是吸收国际政治现实主义思想的相互依存理论。另一种是微观理论,它把研究的侧重点放在了国际经济关系对国内政治的改造上,注重世界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的发展对国家内部政治关系的作用上。这种研究也同样具有一定的比较政治经济研究的色彩。但与宏观理论(应该说宏观理论中也有对国内政治的分析,但研究的重点是国际政治特征)相比,影响力较小。 自由主义理论与其他两个理论在研究方法上不同的是,它更多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而不象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以历史—哲学的研究方法为主。 主要代表著作　自由主义理论最有影响的理论是相互依存理论。这一领域进行最早研究的是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库珀。他于60年代末所写的《相互依存的经济学:大西洋共同体的经济政策》是依存理论最早作品,并使相互依存这一概念普及化。库珀在此书中认为技术进步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经济的条件,更重要的是,传统的比较成本的差异似乎正在消失,贸易利益明显地来自竞争优势;而且全球经济一体化可能阻止了世界市场的均衡,在常规的周期内,未来的国际收支不平衡较之以往可能更加频繁,而且规模更大,鉴于此,库珀采纳了凯恩斯的经济合作思想,提出国际政策协调是在依存世界中唯一能实现各国经济目标的途径,重商主义既会引发失败的竞争又为目前的国际制度所限制②。但他和凯恩斯一样,较少考量国际政治条件是否能促进还是阻碍国际协调,只是假设各国领导应从功利“理性”出发摒弃自私政策,进行政策的协调。 约瑟夫·奈和罗伯特·基欧汉在70年代中期推出的《权力与相互依存》是相互依存理论中最具影响作品之一。他们认为当今世界相互依存的现实已经使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现实主义解释部分失效,应该用一种新的、更全面的理论来补充或替代现实主义理论。这一理论就是他们称之为“复杂相互依存理论”的理论。这是带有现实主义色彩的自由主义理论,但却深入地分析了相互依存的现实对国际权力政治的改造。在书中,奈和基欧汉认为现实主义理论的三大假设在相互依存的条件下已经不再绝对化了。因此,在相互依存的条件下,传统的一元化领导不可能有效,需要国家间多层次政策协调,使各国特别是弱国都认同国际制度的合法性③。奈与基欧汉此书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理论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对后来的相互依存理论研究起了极大的影响。但它也存在这两个方面的不足。第一,南北关系中的合作基本涉及很少;第二,国际制度的建立和维护论述不够充分。80年代中期由基欧汉所写的《霸权之后》,就是对国际制度的建立和维护进行进一步深入论证的专著。此书是较典型地采用科学研究方法,用博奕理论论证了自私者之间从理性出发也可以在竞争中的进行合作,并认为合作的程度取决于制度的功能①。同样这一著作对南北关系也关注很少。 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及其当代的研究 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经济学观。 以政治经济学对国际关系进行研究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研究的基本方法,这一研究的理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尽管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一些观点上有所不同,但唯物史观作为这一流派研究的理论指南并没有很大的变化,而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分析得出的一些重要结论如剩余价值理论也一直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学研究中重要基础。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的理论　尽管马克思没有对国际层面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进行过系统的表述,但他的思想中也具有一定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成分。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是对剩余价值的无限制追求,其造成的社会政治结果是:社会再生产的不断破坏和贫困人口的加剧。另外,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也是外向扩展性的,随着商品和资本的输出,资本主义在改造世界面貌的同时也带来了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不对称的依赖关系和全球性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统治,并且促进了世界性的阶级联系和发展了世界性阶级对抗的政治结构,这种阶级结构关系使马克思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以推翻资本主义,而且这种革命的物质条件也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准备好了。 列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列宁的政治经济学观应该是一种真正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它是在马克思的理论基础上并结合了当时世界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现状建立起来的,其中吸收了罗莎·卢森堡、希法亭和布哈林等人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观。列宁的理论集中地体现在《帝国主义论》这部著作中。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列宁从资本主义垄断时期的五大政治经济特征出发论证了其对外政治经济扩张的必然性,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各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它们在国际上或暂时进行妥协或进行争夺经济资源的战争;无产阶级可以在战争中从最薄弱的资本主义环节夺权,进而实现世界性革命的成功。因为资本主义社会这时不论从政治上、经济上还是社会生活中已经腐朽和没落。列宁的理论在很长时期一直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政治经济研究的主导理论。 2 战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②。 特点　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尽管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着不同见解,但在一些最基本的观点上仍然与经典作家保持着一致。如:认为资本主义创造了财富的两极分化,并且否认个人之间的交换关系必然的导致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样自由主义的观点,相信资本主义体系作为一个具有内在冲突的体系应该也必然地要被社会主义所取代。因此,尽管在革命的道路和方式问题上有一定的分歧,但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否定旧制度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合理性,要改造这一体系,建立新体系的革命性没有变化。从具体上讲,战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以下几点体现自己的特色: 第一,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仍然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上,占主导地位仍是经济决定政治。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上,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本质决定了资本的扩张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格局,这种经济格局又决定着世界的政治面貌。第二,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认为政治经济学的主体和分析单位是阶级,或者资本和劳动。中心与外围的世界经济结构划分就表现了国际阶级划分色彩。第三,他们认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阶级的行为是为了本阶级物质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第四,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本质决定了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不可能是一种和谐的关系,而且在经济成果上必然“你得我失”,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是“零和”的①。 战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集中反映在三个领域:一是对第三世界的贫困和持续不发达的研究;二是对全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研究;三是对不断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工人运动命运的研究②。第一方面是以“依附理论”为主要特征,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既有第三世界的一些学者,也有一些西方的持马克思主义观政治经济学学者;第二方面是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理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葛兰西学派”为代表。第三方面的内容主要是对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工人的权利和对资本流动的反应与斗争策略的研究。最后这一内容的研究不如前二个方面研究有世界范围的影响(所以下面不做介绍)。战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基本上是以宏观为主,除“依附理论”和西方工人运动研究中有些对具体国家和地区的个案研究外,绝大多数都是侧重整体研究。 代表性观点　西方发达国家资本输出并没有导致不发达国家工业化程度的加快,是“依附理论”研究的起点。1957年保罗·巴兰在其《增长政治经济学》中首先提出这一问题,并认为:资本从亚非拉地区榨取剩余价值后,并没有把剩余价值用于开发第三世界,而是返回到发达国家,从而造成这些地区的发展停滞③。在这位“依附论之父”的观点基础上,其他学者后来进一步提出各种“依附理论”④。其中现在较有影响是卡多佐的理论。70年代起,随着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发展,针对这一现象,卡多佐认为:在一些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存在所谓的“历史结构”条件时,即外来资本、本国资本和本国的政治统治处于一种相互有利的关系状态下,外来资本引入可能导致资本主义的发展,但这种发展不同于早期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而是一种联系性的依附发展(associated depen dentdevelopment)①。 “世界体系论”关注的是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结构。除沃勒斯坦外②,蔡斯 邓也是“世界体系论”有影响的学者,他认为:世界体系是由两个互补的亚体系(世界经济体系和以军事力量平衡为特征的政治体系)所构成,尽管经济体系对政治体系有着决定性影响,但政治体系为世界市场提供了政治背景,主要国家间的均势阻止了单一国家拥有压倒优势的政治权威来改变国际生产和交换,而资本的积累过程是导致国际政治体系长期力量平衡的关键,尽管经济不平衡发展有时有利于一些国家,但长期而言这种优势是暂时的,因为技术的全球扩散给其他国家提供了新的机会,这样经济动力防止了一个国家成为永久的世界帝国,从而维护了具有竞争关系的国际体系③。 在“葛兰西学派”中,罗伯特·考克斯是一位较有影响的代表。他的《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和“社会力量、国家与世界秩序”等论著都常为有关国际政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论著所引用。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思维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先驱———葛兰西理论的影响。葛兰西对民族社会构成(尤其是对意大利)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国家和市民社会(实质是政治经济学)分析和对领导权(hegemony霸权)基础的分析都被考克斯等人引申到国际领域中④。考克斯认为:历史结构是行为框架,特定的历史结构是由不同的思想、物质和制度三种力量组合而成,这三种力量相互作用影响着社会集团的行为,决定着国家的结构和世界秩序;并且社会力量、国家与世界秩序也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世界霸权是一种世界秩序的相对稳定状态,它是建立在物质力量,普遍的公众对世界秩序的意念和一整套制度三者内在结合基础上的⑤。 经济学理论论文:西方主流白痴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迟暮 西方主流白痴经济学理论源远流长，笔者尝试从中华文化的“整体协调”角度，并结合中国的经济现实来重新解读之。笔者所指称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不限于一个时代，包括被西方主流思想目为“极端和激进学派”之外的、一切曾经在西方占据过主流地位的经济理论样式，这些理论在本质上都是从“个人至上”的角度和不变的精英主义立场出发的。 一、 经济发展过程的资源基础 迄今为止，所以经济发展过程的历史，都是对自然资源利用规模扩大的历史。而且可以预料，在“物质不灭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被有效突破之前，那么以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仍然是资源利用规模扩大和资源耗竭速度加快的过程。 迄今为止，经济发展对资源利用，还停留在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大规模利用上。1995年，世界能源消耗的97.5%依赖矿物能源。中国的可再生资源利用的比例要高出一倍多，但是也只有5.9%的水平，1996年中国工业产值的71.3%是来自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加工和利用。1995年，西方七国总人口为6.73亿，消耗能源59.96亿吨标准煤，以占世界11.77%的人口消耗世界能源消耗量的51.16%。这一年中国的消费总量为13亿吨，人均能源消费量1083公斤，约为世界平均水平2055公斤的一半；其中以美国人均能源消耗11312公斤，加拿大10913公斤最为突出。 在当今世界上，一国对资源利用的水平越高，人均消耗的资源数量越巨大，则其经济发展水平也就越高；反之，对资源利用数量越少，其经济发展水平就越低，人民生活水准就贫穷。1995年，中国人均消耗能源按标准煤计算为1055公斤，美国的相应数字是11312公斤，与此相对应中国就穷而美国是世界头号富国。如果以中国庞大的人口达到美加两国的水平，则相当于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超过原来数量的十倍达到130亿吨以上，该年度世界能源总供应量117亿吨不够中国一个国家之用。富裕和现代化不是不需要资源支持的，也不是中国精英主义者所宣称的---是“优良制度”的结果和巧妇的“无米之炊”。 二、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迟暮 自从“边际革命”开始，西方主流经济学日益脱离经济资源的加工利用和分配过程，日益成为一种经济数据的解释学，所关注的中心话题是诸如多和少、增加和减少、总量和增量等等。虽然把资源稀缺性作为一个分析前提，但是完全忽略稀缺资源的经济流转过程，尤其是谁能获得和依据什么获得稀缺资源，使自身欲望先于其他人得到满足这个关键问题。 发展到今天，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所谓“科学性”日益被证伪，其作为精英主义意识形态的功能却日益彰显。当代所有的重大社会经济问题，如环境生态、人口压力、资源枯竭、贫富分化等等，都无缘进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视野，不能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重点研究对象。因为这些问题都涉及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深入分析和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足以颠覆西方主流经济学大厦的基础。 中国人均资源短缺，人口分布密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压力大，资源分配的部分倾斜就足以导致对弱势阶层基本的生存条件的破坏，因此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经济现实面前尤其经不起检验。目前中国的三农问题，实质上就是中国“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最集中的体现，这个问题的解决只有在“整体协调”的层面上来解决，没有任何修修补补的局部措施能够奏效，这在西方“个人至上”的精英主义经济学立场上没有任何可行的解决方案。 下面试图解读中国精英主义经济学宣传家们的一些理论基石： 1、 “经济人”在现实中的存在范围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流转过程中，却日益表面化，甚至是诉诸常识和感觉。例如作为西方经济学分析的基石“经济人假定”，中国高人就把资本家追逐利润与小孩子吃奶的欲望放在一起做类比，把基于人的自然属性的本能和从属于社会属性的经济人假说蓄意混淆起来，为资本家的行为方式寻找普遍意义的注解。正是在这样的本质问题上，暴露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心虚和反人道本质，因为正当的行为和正义的事业是不需要借口和遁词的。 在社会现实中，最适合成为经济人的是学校里的学生，因为每个学生都面临在一个竞争的社会里寻找自己位置的问题，学习已经被界说和接受为个人在社会上立足的唯一途径，因此学习显然就是为了将来的个人利益的投资，因此学习对学生而言，即使不是唯一的经济人目标也会是最重要的经济人选择目标。而且学习具有天然的平等适合于个人努力的性质，不受工艺分工和等级关系的制约，具备最理想的经济人成立条件。因此经济人假说下的学生学习应该都是竭尽所能地努力，为将来在社会上扬名立万、追利逐益做铺垫。但是实际中学生努力学习的比例甚至称不上很高，这只有一个原因：即学生在决定自己的行为方式时是违反经济人假定的。因为在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是“协调人”，即个人的行为除了基于经济利益（理性）之外，还要为许多非经济目标所制约。一个学生可能乐于花时间去享受恋爱的滋味，或者是按照目前生活比较舒服的某种方式来处理生活和学习的关系，学习目标在许多目标中既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学生的行为方式最终就是在多个目标的相互协调和中和的实践结果。 在西方经济生活的实际中，真正的经济人只有在资本主义兴起时代，当时的资本家阶层是比较接近所谓的经济人假定的；在今天的世界上，只有那些巨型跨国公司才是符合经济人假说的法律实体。经济人从来不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假说，以后也一样永远不会有改变，把个人原子化或机械化的努力过程在西方持续了接近300年，到今天也仍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成效，恐怕永远都不会取得完全成功。 2、 竞争和市场带来效率的谎言 竞争和市场能够带来效率，最终能够使蛋糕做大，注重效率在结果上有利于所有人，从而具有结果公平的性质。竞争和市场发挥作用的前提被认为是私有产权的绝对化，所以其等价命题是私有制将最后有利于所有人，从而把私有制作为追求“结果公平”的不可动摇的过程和手段，过程和手段高于结果，这就是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的逻辑。 作为一个必不可少的反面例证，精英们乐于证明公有制是如何不利于市场和竞争规律发挥作用，从而不利于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在白痴经济学理论那里，中国产品几十年一贯制就是技术落后，缺乏技术进步动力的结果，而不与低水平的消费尚未被充分满足的现实发生联系；要求产品高档和现代化不是出于精英阶层的消费主义而是全民（包括穷人）的需要，在精英主义者那里，根据理论需要穷人永远是做白日梦好高务远的阶层，不满足“人是理性的”这个基本经济学前提（林毅夫），不知道自己的需要将如何被满足而只知道越先进越好，这与精英阶层的消费理念完全一致，而不是从自己的生活现实出发选择“有比无好”。中国人均产品量少生活水平低，经济学精英们说唯一的原因是企业效率不高，而完全不与中国经济底子薄和人均资源少的现实发生联系。 3、 个人激励决定作用的谎言 在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家那里，唯一重要的激励手段就是与其劳动相对应的报酬，除此以外，再也没有任何可以整合社会前进的价值了。但是与精英主义者断言的完全相反，最近中国20年的观念变化和严重的社会行为失范，恰恰证明了一个真理---在实际中没有道德自觉精神的个人是无法予以有效管理的。 与此相联系，现代的知识精英愿意把科学文化知识说成是唯一重要的东西，是求生谋职和回馈社会的基础。实际上知识如何任用取决于个人的意愿，可以正用也可以反用，可以为善也可以用来为恶，驾御知识任用方向的只能是个人的主动选择。由于一个人的创造力有限，同时他的破坏力却要高出数倍甚至十百倍，而完全监督一个人的行动往往十个人还不一定管用，因此社会监督并没有一个在低成本上实现的方法，无论是民主还是法制都没有低成本实现方法，所以个人行为不能不主要归结于个人的自主选择，道德的重要性是无可替代的。 管理的一个铁律是：必须要取得多数人的主动认同。否则管理是无法进行下去的，因为成本因素就足以使管理目标落空。个人的报酬只是个人生存和发展的一个基本要求，物质激励措施在利益关系互为消长的前提下不仅难以确立合适的尺度，而且也完全不能保证个人对管理目标的认同，认同的建立决不是一个激励措施所能够解决的，而是需要在利益格局上进行真诚的协调和让步。无限制地高估激励作用最终是服务于一个理论目标就是---抨击集体主义精神，为私有化正名和开道。中国革命艰难困苦的成功历程，恰恰说明了物质激励因素作用的荒谬和局限性，最后革命的结果就是---以被物质充分激励的精英阶层的彻底垮台而告终，中国的精英阶层理应从这样的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而不是试图忘记血的教训或者想方设法丑化之，最理想的状况是精英阶层自己认识到：“批判的武器”比“武器的批判”好。因此在优势还没有用完的时候，就应该开始注意避免“武器的批判”这样一种结局，学会并真诚地与弱势阶层做好利益协调，向弱势阶层的基本生存利益让步就是向精英阶层自己的长远利益让步。 三、 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热门人：以北大林毅夫博士为中心 林毅夫先生在台湾长大，在美国芝家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北大任教授。据称“可能是在国际经济学界最知名的中国经济学家”，据称“他至今仍十分推崇芝家哥大学的经济学研究方法”。 1、 所谓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和技术创新理论 在垄断价格的盘剥之下，打破技术垄断的价值有多大？技术能力仅仅靠购买专利就能够获得？开发的投入与技术能力的形成，加上垄断价格被打破的价值几何？ “如果从成本的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靠引进技术与靠发明来做，成本是根本不能比较的。引进技术最贵的方式就是买专利，所要付的成本也不过是原来人家发明成本的三分之一，而且我们买了专利，一定是成功的专利才买。这样算起来的话，如果靠引进技术来取得技术变迁的话，这个成本与自己做RND来比的话，连百分之一都不到。”“假定说我们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一半，美国对我们非常的警惕，那么美国不愿意把他们最先进的技术转移给我们。到那时候的话，我们人均收入美国的一半，我们的经济规模是美国的2.5倍，假如说美国拿出2％的国民生产总值来搞RND的话，我们也拿出我们自己国民生产总值的2％来搞RND的话，我们RND的规模是他的2.5倍。你创新的速度就快，到那时候我们技术创新的速度比他还快。”按照林毅夫博士的说法，今天的美国还是相当情愿地把技术转让给中国的，而不是在执行技术封锁政策。另外不知道西方跨国公司的垄断地位是靠什么支撑的，如果是靠技术支撑的话，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傻到培养竞争者，以至于丧失垄断地位、垄断价格和垄断利润。要西方企业发扬雷锋精神大概需要林毅夫博士改行去当牧师，到西方去传经送宝。建议林博士还是不要呆在北大，去西方的神学机构供职比较好，这样才能够造就“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条件。 “关于技术变迁研究，我的两个贡献是：（1）对拉坦－－速水假设做了扩展，证明了诱导技术变迁的主要动因是要素的相对边际生产率，由于要素的边际生产率不受要素市场的影响，因此即使是在要素市场受到限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其它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的方向仍然会受到资源相对稀缺程度变化的诱导，这一工作大大扩展了诱发性制度变迁假说所适用的范围。（2）在资源禀赋决定的技术变迁理论中引入市场规模，即当技术类型相同时，技术变迁将首先发生在市场规模比较大的技术中，这是因为如果一个技术的市场规模比较大，那么技术创新的收益也就比较大，这就会使更多的资源被用于该项技术的研究，因而这项技术的创新概率和速度也就比较大。”根据中国的市场规模，按照林毅夫博士的估计，不知道还有没有发展技术的必要空间。不过我个人还是非常赞同林博士的这一高见，中国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丰富，所以劳动力节约型技术不能占据优先发展地位；中国人均资源短缺，所以中国应该优先发展资源节约型技术；中国资源分配应该首先向多数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倾斜，高档消费品不能在社会生产资源分配中占据优先地位。 “一个就是各种投入要素的积累。比如说劳动力的增加，自然资源的增加，资本的增加。如果这些能增加的话，经济就能增加。当然我们知道，土地一般是不能增加的，不像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如果觉得土地太少，还可以到国外拿个殖民地，现在是不行的。再就是劳动力会增加，但是受到人口增加的限制，所以劳动力增加的速度也是比较慢的。一般来讲，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能不能快的因素，最重要看资本积累速度是不是快。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如果你有同样的土地，同样的劳动力，同样的资本，如果你能够改变生产结构，把这些要素从一个生产率比较低的部门转移到生产率比较高的部门的话，那这样经济也可以增长，所以第二个是经济结构转移。第三个是技术变迁、技术创新。同样的劳动力，同样的资本，同样的生产结构，假如我能用比较好的生产技术的话，那么经济增长的速度也会比较快。所以，我们要看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潜力，其实只要看这三方面。但这三方面当中，最重要是技术创新。因为如果技术不创新的话。我们读经济的人都知道，技术不创新的话，不断积累资本就会面临所谓边际效益递减。在这样的状况下，到了一个程度，以后你即使增加资本也不能增加生产，也不能增加产出。所以，这样的状况下，积累的积极性就很低，资本增加的速度就很慢。 资本增加的速度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技术变迁的速度。同样的情形也在生产结构中。假如说技术不变化的话，就不会有新的产业部门，而且在同一个产业部门里面，也就不会有生产力比较高的环节。要看一个国家产业结构变迁的可能性，其实主要看技术变迁速度是不是快。归结起来，如果我们要了解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潜力，最重要的就是看这个国家技术变迁，技术创新的潜力有多大。”因为已经遇到资源短缺，已经是土地报酬下降而且农业成本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根据林毅夫博士的高见，中国农民是不是还有必要继续种田。 “所谓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是指任何国家和地区都具有自己的比较优势（资源上的或经济上的），借助于发展这种优势，就可以追求到一种持续、稳定、快速的经济发展。日本、亚洲‘四小龙’等经济发展比较成功的国家和地区采用的就是这种战略。我国近10年来的改革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是因为在产业发展上较好利用了我们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劳动力。他说，改革与曾推行多年的‘赶超战略’相配套的宏观运行机制，使我们的经济发展能够尽快进入充分利用比较资源优势的良性循环，应该成为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世界市场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永远不会供过于求，或者说在中国劳动力充分转移之前是不会破坏市场均衡条件的，否则的话供应的增加会导致收益的实际下降，因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弹性并不高。林博士是依据什么断定这一前提可以成立，现实的情形是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一头撞上了“西墙”，受到西方国家非常不公正的“反补贴”和“反倾销”管制。而且西方发达国家早就声称劳动密集型产品是所谓的“敏感型产品”，认为对国内就业冲击很大，与西方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目标---充分就业---相冲突，早就签署了诸如“多种纤维协定”之类的戒律，对中国最具有竞争力的纺织品和服装进行出口数量限制，又不知林毅夫博士有什么样的高招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使得“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得以执行下去。 “林毅夫指出，近年来我国农村改革陷入停滞状态，农业上问题丛生，农民负担十分沉重。他认为要解决中国的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特别是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差距越拉越大的问题，必须既有利于东部发达地区的发展，又不能增加国家的负担，用多给不发达地区补贴和把发达地区的财力转移到不发达地区的办法都不合适，应该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推进农村改革，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他认为，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后，其比较优势及其产业结构随着资金积累和劳动力价格的提高而发生变化。有了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这个地区就会将它的部分产品市场让给其它地区，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东部资金、技术相对丰富，重点发展资金较密集的产业；中部土地资源相对丰富，重点发展农业；西部自然资源相对丰富，重点发展矿业、畜牧业。东部缺地，粮食生产成本高，有了统一市场，自然会增加对中部地区的粮食需求，粮食价格就会上升，使中部农民得到增产增收的好处；东部地区经济越发达，对西部资源的需求就会越大，随着资源产品的价格上升，西部地区人民的收入也会上升。这样一来，东部的发展将成为中西部发展的动力，东部和中西部可以在统一市场中共同发展。”因为中国农业成本高居不下，根据林毅夫博士的推演，这是需要贸易保护的条件下的一种发展前景，但是林毅夫博士实际上是坚决主张自由贸易以便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林博士的铺子既出售“无坚莫陷”之矛，又能提供“物莫能陷”之盾，实在是了不起。 2、 农业问题是劳动投入不足？ 根据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劳动力过剩的经济学意义是劳动的边际产出为零。中国在1978年农村人口已经突破8亿出现严重的劳动力过剩，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知道林毅夫博士是凭什么断定有效劳动投入的增加，是农业产出增加的决定性原因的。 “传统的农业合作社理论认为集体生产中社员得到的激励很高；而经验观察则表明，改革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下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很低，我认为这是由于传统模型忽略了集体生产中对劳动监督的必要性和监督的成本。在《中国农业家庭责任制改革的理论与经验研究》一文中，我把劳动监督和监督成本引入了模型中，发现在生产队中，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同监督的准确程度和监督的难易程度密切相关，监督越准确、越容易，则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就越高。而在农业生产中，由于对劳动的监督非常困难，监督的准确程度很低，结果当时的分配制度实际上导致了平均主义，因而对劳动的激励低下，从而扼杀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导致了传统农村经济体制的低效率。因此，要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种与农业生产过程相适应的生产机制，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越性在于农民为自己生产，因而生产的积极性也就高。进而我用经验资料检验了上述理论模型，经验结果与理论预期基本一致。” 在时代不到30年的时间里，中国农民在列祖列宗留下2亿亩梯田的基础上，又新修了2亿亩梯田，并使中国耕地的灌溉比例提高到40%，修整了近20万公里的堤防，使得中国农业抵抗水旱灾害的能力大为提高，农业生产条件出现根本进步，并一举扭转了在历史上延续了近800年的“南粮北运”态势。1950年之前的50年，中国处在大江大河下游的大城市都被淹过，哈尔滨于1923年被淹，天津于1939年，武汉南京于1931年，广州于1915年；而1950年之后的50年，所有的大城市都没有被淹过。黄河在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的2540年间，溃口的年份有1590次，改道26次，平均而言是“五年三溃口，百年一改道”，而1950年之后已经有50年没有溃口了，根据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生发出来的“林氏理论”，这样的成就竟然是中国亿万农民在毫无积极性和消极怠工的条件下取得的。 “1958年公社化以后，社员退社的自由被剥夺，结果社员无法惩罚他人的偷懒行为，‘自我实施’的合约不能得以维持，导致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度滑坡，由此造成了这次危机。”根据林氏理论，只要是不影响农民的积极性，就永远不会发生饥荒。可是根据历史记载，自公元前206年至1949年的2155年间，中国发生过比较大的水灾1096次，比较大的旱灾1056次，都是平均两年一次，其中1786-1788年的特大旱灾，在旱灾的中心地带人口饿死比例高达80%，由于没有统计数字，详细的饿死人数永远都不可能清楚，在各地的地方志中，“饿死者相望于道”的记载，少的也有十多条，而且越到北方地区这样的记载就越多，根据林氏理论哪个时代的农民积极性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他们的收益与自己的劳动成果是完全挂钩的---在缴完地租和国家税负之后完全归自己。在1949年之前，不要说饥荒的年景不要说穷乡僻壤，就是诨名“十里洋场”的上海这样的现代化都市，哪一年没有“路倒”哪一年不饿死人。 中国处于季风气候的控制下，水旱灾害比较频繁，分散的小农无法集结足够的力量来应付和改善这样的自然条件，只有以集体的力量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在时代的农业体制下，农民被严密地组织起来，能够实现力量动员来进行大规模地改善农业条件的努力，而且在集体经济条件下，在工程需要的利益协调和成本分摊上也相对容易得多，实现管理目标得成本也极为低下，这才是中国农业条件改善在30年内超过3000年积累成就的根本原因。 人们常常说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但是在精英主义的有色眼镜之下，才是真的没有什么事实可言。不过妖魔化社会主义的成就，明显是呼应了“历史终结”的著名论断，与“新自由主义”思想保持了一致，根据实用主义“流行就是真理”的理论，“林氏理论”明显也具备成为真理的条件，但是那是西方的真理与中国人没有关系。 3、 监督困难是制度不良所致？ 如果仅仅因为监督困难就断言管理制度需要变更，那么除了小国寡民的时代，就不可能再有任何应该存在的经济制度了，精英主义制度尤其如此。 林毅夫博士说道“关于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我认为，由于农业生产的分散性和周期性，对农业劳动的监督十分困难，一个农业合作社或公社的成功，只能依靠社员间达成一种‘自我实施’的协议，在此协议下，每个成员承诺提供同他为自己劳动时一样大的努力，但这种自我实施的合约只有在重复博弈的情形下才能维持，而一个合作社的性质是重复性博弈还是一次性博弈，取决于社员是否拥有退社自由，1958年公社化以后，社员退社的自由被剥夺，结果社员无法惩罚他人的偷懒行为，‘自我实施’的合约不能得以维持，导致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度滑坡，由此造成了这次危机。” 根据笔者所见到的资料，日本企业中比较具有敬业精神的员工大约不到1/3，另外有1/3的员工能够在管理之下顺利完成作业任务，另外还有1/3的人是始终比较消极的。这样的企业就已经是非常好和具有竞争力的企业。根据林毅夫博士的说法，中国农民是基于“绝对公平”原则才能组织的，否则他们必定会因为“无法惩罚他人的偷懒行为，‘自我实施’的合约不能得以维持，导致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度滑坡”，最后必定要恶性发展到粮食极度短缺并大量饿死的地步。 “传统的农业合作社理论认为集体生产中社员得到的激励很高；而经验观察则表明，改革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下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很低，我认为这是由于传统模型忽略了集体生产中对劳动监督的必要性和监督的成本。在《中国农业家庭责任制改革的理论与经验研究》一文中，我把劳动监督和监督成本引入了模型中，发现在生产队中，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同监督的准确程度和监督的难易程度密切相关，监督越准确、越容易，则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就越高。而，结果当时的分配制度实际上导致了平均主义，因而对劳动的激励低下，从而扼杀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导致了传统农村经济体制的低效率。因此，要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种与农业生产过程相适应的生产机制，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越性在于农民为自己生产，因而生产的积极性也就高。进而我用经验资料检验了上述理论模型，经验结果与理论预期基本一致。”如果“在农业生产中，由于对劳动的监督非常困难，监督的准确程度很低”，那么世界还有什么行业监督是不困难的，从而监督的准确程度是很高的？农业劳动监督需要成本，那么在什么行业的监督成本和效率能够更好？林毅夫博士能够随心所欲地得出和证明这样的结论，试问天下还有什么结论是林博士不能证明的！ 作为社会学上一个公认的结论，农村社员由于长期共处在一个稳定的社区环境里，个体比较注重以长期考虑来调节自己的行为，非常注重自己在乡里的声誉，在调节相互关系时，无经济成本的舆论监督对个人行为的约束是最为有效的。只有在远离这样的社区条件下，人们的行为才开始脱离自律，转而以他律为主要约束条件。这是在城市和工商业机构的个人行为模式，与农村社区个体行为模式构成根本区别的主要原因所在，在城市和工商业机构里，人们开始主要依赖法律和契约来调整相互关系，舆论调节的作用下降，管理和监督的成本急剧上升。 4、 西方白痴经济学中国人的主要特征 作为一个具有一般意义的特点，中国对西方白痴经济学的信奉者，都是自觉和不自觉的精英主义者。在学术特征上主要表现是：对欧美日的了解远远多于对中国的了解，对纯粹理论的兴趣远远多于对经济现实的兴趣，对理论上能够自圆其说比对照现实应用来检验更为看重。总而言之，承接了西方主流右派意识形态工作者的一切优点和长处，唯一的目的在于建立一种“有说服力的说法”，为精英主义化的制度建立和维护其稳定而“忘我”工作。经济学方面的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按照明显的梯度理论分布，在国内的高人主要是抨击“旧体制障碍”，香港高人张五常直接指斥“公有制不行”，海外的魏京生之流则直接诉求“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不行”。 这些人精英主义经济学宣传家不是经济学家，而是精英主义意识形态工作者。因为中国人对“成名成家”有非常高的标准，能够在人类智慧发展历程中占据一席之地的，才能称为“家”；在时代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三条标准，“家”成为代表理智与良知相统一的一个指标，是对知识精英摆脱精英主义惯性倾向平民主义的奖掖，从而具有褒扬和接纳的双重涵义。 美国白人民兵小布什称中国是“竞争对手”，人人都清楚最理想的对手是越愚蠢越好。林毅夫博士在西方极受欢迎，号称是“在中国以外最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此外林毅夫先生主持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也非常受美国有关机构的青睐，“目前，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美国商会等海外民间机构相继给予中心资助，一些国内企业也提出了捐赠意愿。林毅夫为筹集资金及招揽人才做了很多工作，到目前为止已筹得资金近百万美元。”根据西方人的说法，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美国相关机构当然也不会无缘无故地欣赏原产台湾的高人林博士。 只有糊涂的失败者，绝对没有糊涂的成功者，成功者作为一个共有的特点是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和计划性。林毅夫博士非常清楚“如果我留在国外，充其量会成为一名教授、学院派学者，而在国内却可能成为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产生影响的人物，并有机会成为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但是作为一个学者，从影响层面来说，我想在北京大学影响会大得多。”林毅夫的能耐不是没有代价的，不过不由他本人来承受而已。至于说到“有机会成为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我个人的想法是中国一定会产生那种人，中华学术的复兴也一定能够为全人类做出应有的贡献，并在人类智慧发展历程中占据相应的地位，但是我决不相信这样的大师级人物会在“炒别人的剩饭”过程中产生，“炒别人剩饭”的人永远只能是二流的匠人，是可能成为大宗师的。 四、 中国在西方经济思想指导下的发展过程回顾 在最近20年内，中国的发展战略指定和经济活动进行，基本上是在西方经济学思想指导下完成的。对这个过程中的一些关键问题进行简单回顾，能够获得一些有益的启迪。 1、 资源报酬递减所发生成本如何摊平 中国农业以7%的耕地养活22%的人口，在土地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下，中国达到世界人均粮食产量水平的成本，必定高出世界平均水平。40%的灌溉耕地生产70%的粮食，40%的灌溉比例高于一切非干旱地带的国家，这只是增加土地生产力的成本之一，化肥的大量使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显然也是成本之一。 由于人均资源的短缺，资源开发的成本也一定会高出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石油开采成本，高出世界平均水平40%以上，比中东高出5倍。中国铁矿石95%以上是贫铁矿，而且伴生共生矿多，选冶成本高企。 如果不使用中国的资源，改而进口，那么世界资源市场的供求平衡关系迅速被打破，在价格急剧上升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在没有垄断地位的情况下，如果进行成本顺利转嫁？还有资源长距离输送成本如何在竞争性价格中被补偿？ 所有的精英主义经济学宣传家们，都对此一根本问题视而不见，装聋作哑。 2、 工业技术的边缘化 中国工业无法获取正常利润，低水平重复是一种典型的技术边缘化的生存状态，与依托技术垄断形成的市场优势地位的西方跨国公司形成鲜明的对比。对于中国企业在边缘化生存状态下的处境，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们，一贯是予以极度蔑视加极度污蔑，并以此作为制度不行的证据。 在边缘化状态下生存的企业，是无法实现工业化的社会目标的，因为这样的企业其产品在市场上既不可能获得垄断利润，甚至不可能获得剪刀差，只能在“低成本运营方式”中苦苦挣扎。笔者曾经反复指出，“低成本运营方式”是中华文化的三大思想渊源之一，正因为确有如此根据，那些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反而底气十足地宣称，是“中华落后文化”妨碍了企业经营思想的进步，而不是中国企业被人为推进“低成本运营方式”的困境，这种倒果为因的研究方法是精英主义者的主要法宝之一。 我国国有企业建立明显带有“备战备荒”年代的深刻烙印，是基于“有比没有好”“分散比集中生存能力强”的战备观念下的产物。中国企业规模小竞争力低下，并不是什么极端精英主义者所鼓吹的那种中国人什么都不行，企业技术落后和管理观念陈旧，而是企业当时所服务的目标与今天的和平时期有根本不同。把这样的企业盲目按照所谓的“国际标准”完全推入市场，再加上旧负担与政策性税负不均，结果在短短的10年之内，国内市场上就发生明显的政策选择效应，国企市场份额急剧下降，丧失生存能力。而在国际市场的表现上，问题就表现得更为突出。中国企业规模小，多数没有国际市场经营能力，只能成为跨国公司的转包工厂。世界上最大的照明灯具生产商荷兰菲利浦公司，采用包销等手段，极力压低中国国内灯具工厂的产品出厂价格，利用中国工厂的成本优势打败欧洲的同行，然后再在欧盟提起针对以前的中国供货方的反倾销诉讼，试图以此把中国竞争者赶出欧洲，制造自己的优势地位，追求垄断利润。陷入这种边缘化生存状态的企业，不仅仅有国有企业，而且一大批沿海地区的私营企业。 正是由于中国企业规模小没有独立的国际营销能力，实际上无法实现我们的工业发展目标。盲目发展所谓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最后是利用中国的人力物力大量投入，成为作为跨国公司的转包工厂，为跨国公司建立垄断地位撮取高额垄断利润服务。实际上由于谈判地位的不对等，产品出厂定价完全由外方控制，经营结果不仅没有正常的利润，而且对工人也无法提供安身立命的衣食住行条件，在免税政策的关照下对国家也没有履行相应的纳税义务，投资者也无法实现正常的资本积累和增殖。在沿海的打工仔永远没有安身立命的机会，主要还不是因为资本家的贪婪，而是所服务的企业本身处于国际分工的边缘，企业、个人包括国家（不能不执行免税政策），都不能从这些企业乃至行业兴起中获利，虽然这些外向型行业的总产值规模已经极其巨大。 中国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最后获得收益的却是西方的跨国公司，完全无法体现我们的民族发展目标，最后由于跨国公司的叛卖行为，国家和社会还要承受工厂关门工人失业的后果，再接再厉发扬雷锋精神，为跨国公司擦屁股。这样的后果却被精英主义者当做成就来吹嘘，天底下有比这更荒唐的笑话奇谈吗？这就是为什么出口比例越高，发展的前景反而越模糊，人们对未来反而更加缺乏信心的根本原因。 当然这样的依附性经济还是有必要的，顺差更是必不可少，1990年代初期，中国每年的外企利润汇出为几十亿美元，到今天已经达到200亿美元之巨，再过5-10年就可能达到500-1000亿美元的数字，如果没有这样的血汗工厂，中国拿什么来支付外企的利润呢？ 3、 门槛价格对国民生产总值的缩减作用 目前，外资企业在国内采用各种方式排除市场竞争者，追求垄断地位和垄断价格。垄断价格与竞争性价格不同，具有一种稳定不变的特征---成为一种门槛价格，这种门槛价格依据的是企业自身的最大利润和理想的市场份额，不与市场的潜在需求和发展的普及化目标相联系，排除和消减了市场的潜在容量，排除了大多数人最后具有消费能力的可能，成为国民生产总值达到潜在水平的决定性障碍，兼且与社会发展目标背道而驰。 联合利华公司旗下的和路雪，进入上海冰淇淋市场后，因为做不过本地工厂，所以索性出高价收购了那家工厂，以消灭竞争者，在获得垄断地位后，再以垄断高价在消费者身上把收购成本捞回来。美国百威和法国达能在收购武汉的中德和东啤后，武汉市场啤酒的加权批发价格竟然上升4倍之多。取消竞争维持或明或暗的垄断价格同盟（即卡特尔），其结果是消费者利益受到巨大损害，中国就是这样成为跨国公司“发洋财”的乐土。 在1995年，广州宝洁公司的利润率高达50%，而且是在巨额广告投放，在管理、市场营销、人员高薪等这一切大手大脚政策下的成果。这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竞争力和成本优势所能够解释的，这是地地道道的垄断地位带来的垄断利润，是以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前提下实现的，这是违反保护消费者权利的公平交易法则的，是受到所有西方国家法律严厉管制的价格不法行为，也理所当然应该受到中国法律的管制。 西方企业在中国市场的经营成功，不是因为技术先进，更不是管理得法提高了效率和成本控制好制止了浪费，而是恰恰相反在大手大脚下的成功，这是韩非所说的“长袖善舞、多财善贾”，说穿了就是主要得益于在资金实力上的优势发挥。跨国公司能够集中足够的资金来排除竞争者，无论排除竞争者的成本多大，需要的时间多久，它们都有能力筹集足够的资金耐心等候竞争对手消失的那一天，等到垄断优势地位的建立之后，再消费者身上捞回当初的“竞争排除成本”，坐收垄断利润。中国的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们不是不清楚这些，但是他们与这些企业具有天然的利益联系，他们的名牌精英地位也是跨国公司所看重的，例如著名的林毅夫博士就曾经为可口可乐公司充当吹鼓手，费心研究“可口可乐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这一类高级高薪问题。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经营成功，是以中国竞争者消失和中国消费者利益受损，国家经济规模达不到潜在规模为外在条件的。 4、 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失败 1987年的“国际大循环”理论，就是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演示版，今天这个战略的实施结果是一头撞上了“西墙”。中国耗费大量的土地、资本和人力资源，结果是促使国际市场上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的持续下降，拉开了国际市场原本就存在的垄断价格和竞争性价格的鸿沟，极大地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下文还将涉及这一问题。 五、 在人与自然相协调的基础上创建中国的适度发展经济理论 全人类最终都需要走与自然相协调的发展之路，中国必须第一个走这一道路，因为中国最缺乏资源的支持，同时技术的掌握和使用已经迅速逼近自然资源所能够容许的限度。 西方的主流白痴经济学理论，不仅回避人与自然在整体上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问题，而且刻意回避人与人关系的协调问题。一味地张扬个人的欲望和自私，并编造“私恶即公利”的谎言，为精英主义制造社会分化寻找借口和说辞。以管理困难来否定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讳言在“人是理性的”或者在“经济人”前提下，社会管理没有根本出路的事实，以管理困难来反对非精英主义经济制度，是一种典型的“因噎废食”的逻辑。 1、 社会管理没有根本出路 社会管理是没有根本出路的，人们必须长期不断地和自己的欲望搏斗，主动与他人的利益相协调，以求避免最坏的社会局面出现。其中精英阶层具有第一责任，尤其不能放任自己的欲望和私心，需要主动地向弱势阶层协调和让步，以追求社会整合的实现，并在社会整合的基础上开展社会教化，建立起普遍的社会目标认同，在认同的基础降低管理的困难和成本。 管理的无奈在于：在社会财产私有制的态势下，要调和分异(分离和异化)的利益主体去为一个非平等的目标努力。丛林法则导致的利益分化，不管是道德法则还是丛林法则，都很难予以消灭。所以管理不可能有所谓终极的和先进的模式，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同一信条，这是一条在“必然王国”里没有尽头的回环往复之路。美国管理大师哈罗德-孔茨提到“管理学的丛林”，管理不仅是处在他所说的学术学理的丛林之中，而且在现实里，也确实还处在一个看不到出路的丛林里。学术毕竟不能不反映现实，而现实的矛盾也不可能不投射到学术世界里。 管理是推动人们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共同努力的手法，管理的成效最终需要有结果来检验，所以只要是效果不错，“朝三暮四”的必要性显然存在。而管理的目标却是文明演进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管理手法和艺术可能收效于一时，却不能收效于一世，正如中国农民的谚语所言“按下葫芦浮起瓢”。 世界上最著名的管理学大师，十个就有九个出自美国，并不是美国特别喜欢标新立异和无病呻吟，而是管理在不停地提出新问题需要新答案。这样的新问题永远不会被穷尽，代表的是体制内的异化主体对管理目标不认同的意志力量，这是一个对管理目标和手段的永恒挑战，是所谓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管理困境的解脱，也许需要文明回到它的源头，回到失落的道德自觉时代。除了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理想之路，我个人看不到任何其他的光明。毕竟，有谁能够把道德自律、克己与相互关怀的人类理性精神，进行条分缕析的量化管理，并把它与经济利益和司法威慑建立起挂钩关系，用低到可以承受的社会成本来加以管理，除非有“全能、全知和全在”的上帝存在，谁又能为人类自己掌握这样的公正天平。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老子》一书，开宗明义指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也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外在的人为的制度和法律，无论多么完善和高明，如果不通过人们的自觉遵守来起作用，仅仅依靠外在的监督和管理手段来应付，其成本必定是社会所承受不起的，看一看克林顿道德失律的监督成本就知道了。诚如老子所言，对于典章制度的迷信是靠不住的，而法制的产生正是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出现深刻分化后的权宜手段，国家暴力机关的产生正是出于强制管理的需要，国家暴力的存在就是社会管理没有根本出路的真实写照。 今天欧美日的企业环境，远远比中国好，是因为技术垄断地位决定的资源垄断地位所带来的，全世界的资源对欧美日来说都是予取予求，所以欧美日社会比较富裕，人均购买力强市场容量也大，成功机会多，所以有比较普遍接受游戏规则的愿意。中国企业正道成功的机会少，普遍有“穿墙打洞”的冲动，笔者在企业工作多年，见过许多港台老板素质极低但是却成功，也见过国内人士创业的艰辛和困难，到头来却是灰头灰脸，并不是智慧和努力不够，确实是成功的机会太少。中国企业要实现资本积累和发展过程，不仅外部竞争环境差而且自身实力不足，也缺乏基本的辅导和保护，最致命的是没有良好的金融体系支持，所以成功的背后需要非同一般的支持，最容易和最可能得到的就是政治权力。腐败和权钱交易决不是一个单纯的体制问题。而且政治权力和金钱的结合确实也是民主的一种经典过程，这一点无须讳言。 实际上在西方企业管理上存在一种“伪道德效应”，即在经济成长迅速的时代，在资源优先集中的少数地区，多数人都能够享受到发展的成果，所以容易造就一种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阶层利益的协调也比较容易。这在实际上是以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来缓和人与人之间的深刻矛盾，是以中心地区与外围关系的利益输送的扩大化，来弥合中心地区的深刻社会阶层分裂。反过来，在萧条时期，就必然引发以邻为壑的举动，1930年代的大萧条，就引发金融战和贸易战，最后发展为世界大战，这一段历史所有的精英主义者想必都不陌生。中国社会上精英们与民众协调差，主流媒体长期妖魔化农民，就是因为资源有限利益不够分的缘故，既没有人与自然关系相缓和的出路，也没有外围地区可以转移矛盾。所以中国精英面临着空前的自觉协调使命，否则一味地鼓吹精英主义化听任目前的趋势发展是非常危险的，实际上就是走老蒋“制造革命形势”的老路。 2、 超越诉求现代化和民主的精英主义预设立场 由于技术的进步，今天人们能够在相当程度上用人力来营造居住和生存环境，以空前舒服的状态生活，达到一个前人所难以想象的富裕和发达程度。但是这种生存环境是以消耗不可再生的资源为营造和运行代价的，发达的程度越高每单位个人所消耗的资源也愈多，以地球有限资源所能够支持的富裕人口就越少。现代化观念的核心和魅力在于：肯定人们欲望应该得到技术所能够达到的最高水平予以满足的正当性。现代化观念本身就是“感觉第一”的消费主义和“追求老子天下第一”的精英主义的肯定性前提，这个前提符合人们的最原始欲望，全面否定了人与自然是否应该协调，人与人要不要和谐相处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是一种价值而不是科学，是一种无须证据和证明的基于人类欲望和感觉的价值。 所有的民主都不可能不是“代议制民主”，代议制民主的民意代表不可能是普通工人和农民，只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们，代议制民主无疑是要求广大民众对精英主义政治制度的各种施政策略进行“票决”，对何种不同利益集团的精英主义执政集团进行选择，而永远不可能依仗票数优势选择出那样的平民主义者和平民政策，因而也不可能在任何程度上进行有利于平民的制度变革，所以民主不过是精英阶层需要的对精英主义制度的合理性进行全民追认的政治形式。所以现代化和民主的预设立场并不难予以解读，这种预设立场在国际关系上是符合西方国家利益的，不仅是有利于在全球推广精英主义制度，而且精英们将会在这个制度中对西方国家的国家利益予以优先确认。 其实西方的成功道路和富裕现实，仅仅是独特的案例并没有普遍意义，仅仅是因为中国精英们的主观意愿，才被说成是普遍的成功道路。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是以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的贫困为条件的，否则维持富裕的生活所需要的物质资源支持的基数，远远超过地球所能够应付的极限，西方七国1995年人口为6.8亿，以不到世界人口的12%，但是所消耗能源占世界总量的51%，富裕和发达不可能不以物质资源的消耗为基础，毕竟“物质不灭”和“能量守恒”规律还不能被突破。也许可以这么说，适度发展是“中国困境”的唯一解决方案，在中国精英阶层“超英赶美”现代化的热望下，自然没有留给中国人任何机会。实际上也没有给世界上大多数人口以任何实现富裕和发达的机会，因为“只有一个地球”。 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是基于在地球资源分配上的优势地位，这种优势地位就是建立在垄断价格的基础之上的，而第三世界在国际市场上以竞争性价格出售产品，则是一个不能动摇不容更改的前提。正是在这样的国际贸易体系中，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才得以维持，正如前联合国秘书长所言“发达以不发达为基础，少数人富裕以多数人穷困为条件”。现代化在资源制约之下，永远只是一部分人的价值，缺乏普及到全人类的物质基础，是精英主义者所能够实现的梦想，这个梦想以破坏多数人的基本生存条件为前提。所以现代化这个无须证明的价值，是彻头彻尾的精英主义价值。 从来也没有一个时代象今天这样，把技术进步无限制地用来建立和维护少数人独占资源的优势地位，多数人被蓄意地排除在技术进步的受益范围之外。这是西方以丛林法则为基础和核心源流的文化，所与生俱来的不可克服的致命伤。这不仅导致人与人之间不可协调的根本矛盾，而且也造成人与自然的空前矛盾，这在根本上违反了中华文化的协调准则。而且这两大矛盾的恶性发展，还导致对资源的争夺和对技术进步的封锁。西方文化在其本质上是一种“物本位”的“工具理性”，正是这种工具理性在资本主义兴起时代，曾经是加速技术进步的主要动力，但是今天工具理性的合理性可以说是荡然无存。战后世界在美国的主导下把有限的不可再生资源，大量用来进行军备竞赛和建立并运行足以毁灭全人类的威慑力量，追求技术进步的目标竟然主要不是为人本身受益而进行。 由于计算机和智能技术的进步，富人将有可能不依赖于剥削穷人的劳动成果而过活，所以“两极分化”的和平共处也已经受到质疑和挑战。因为在工农业剪刀差时代，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和索取还是有限的，在垄断利润时代，西方为了造就“伪道德效应”成立的条件，对资源的索取已经危及自身的生存环境和后代的生存利益。因此“文明的冲突论”甚嚣尘上，核战争和历史上曾经被西方人广泛采用的种族灭绝政策，越来越走近人们的视野，是不应该感到奇怪的，美国的TMD和NMD计划就是为此做准备的。姑且不论美国在技术上有没有成功的可能，其它人有没有有效的反制手段，单是这样的“最后的疯狂”计划，就应该引起全人类的良知反省了。 3、 确立适度发展理论 全人类最终都必须放弃征服自然的狂想，实现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与自然资源相适应的基础之上来安排生活水平；要真正做到与自然和谐相处，必须放弃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少，尤其缺乏实现富裕和发达的资源条件，大概必须在全人类中第一个放弃富裕发达的梦想，率先采用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适度发展”之路。 “适度发展”的概念与可持续发展有根本不同，可持续发展的思路是一种对自然资源有限性的一种被动体认，只涉及人与自然的被动适应关系。而适度发展则不仅是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主动选择，而且也需要在社会上克制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明确在适度发展战略中，富裕和有优势的阶层具有第一责任---首先克制自己的欲望。最终需要以“人与人的主动协调发展”保证“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不可能在一部分人富得流油，同时另外一部分人穷得叮当响的情况下，还能搞成什么“适度发展”实现什么“人与自然的主动协调”。 适度发展战略的落实，需要适度产品和适度技术与之相适应。中国最近20年盲目的与国际接轨和向洋人看齐，实际结果就是在社会上带来消费层次和就业上的鸿沟，促进和扩大了两极分化和畸形发展，社会整合和协调程度下降社会矛盾激化。在最近的二十年中，中小城市和县城整体趋于破产，工业向大城市集中，全国工业向沿海集中的趋势非常明显，而且上海明显又有那种“十里洋场”的味道，重新获得西方垄断大企业占领中国市场的跳板地位。 改革开放一个最重要的预想政策后果，就是会带动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并提升中国的自主技术能力，从而实现现代化。在二十年后，我们不能不遗憾地看到，西方跨国公司正是依靠技术垄断地位才获取垄断利润的，所以关键技术和核心加工能力是不会转移的，而且由于中国地方政府的地方利己主义，一味地以增加产值带来税源为主要目的，实际上连产业政策和环境政策目标都无法坚持，更何谈争取真正的技术能力关注。最明显的是天津摩托罗拉公司，虽然曾经许诺在中国销售额达到多少以后，将在中国投产芯片工厂，今天销售额早已超出数倍，芯片工厂仍然连影子都没有。所以在中国政府和外资企业的互动中，是外资企业实现了自己的目标，而我们的政策目标完全落空了。 在中国的时代，曾经确立了一些“适度发展”的主要原则，如反对两极分化（收入平衡）和畸形发展（地区平衡），注重适用技术的推广和应用（非高科技的适度技术），注重技术工人的培养，在工业产品结构上注重大多数人口的最基本需要（适度产品战略），刻意减少利益纠葛（公有制是一个得力的制度安排）增进整个社会发展的可协调性等等。不过这些都成为后来改革开放的对象，被错误地认为是妨碍现代化和进步的旧体制因素。实际上在时代后期中国实行有效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是人类在资源的压力之下，第一次与自然的主动妥协，在人口规模上进行自觉控制以与自然相适应。 中国自然资源不足，改善民众基本生存条件实现真正的小康，需要在生物资源增长上想办法，这个办法在时代曾经大力推行，就是减少自然灾害的影响增强土地的生产力。目前容易做的工作已经不多，需要使用大规模的调水工程，来解决水资源和土地资源不匹配的现实，因为有增产潜力的土地都在缺水的北方，这需要建设规模庞大的调水工程，需要集中全民族的力量。要尽可能实施矿产资源节约的政策，如加强农村的秸杆还田减少化肥使用，有意识地抑制个人的资源密集型消费如小车消费等等。 所以适度发展是基于道德主义这个中华文化的核心源流，是从整体协调出发的，是排斥西方文化的核心源流---丛林法则和精英主义的。适度发展具有三个层次上的意义：第一个层次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需要采取适度产品和适度技术方针，高档消费品和节约人力型技术不能占据优先地位，这是经济发展战略问题；在第二个层次上追求“人与人关系的协调”，要求精英阶层承担实现社会整合的第一责任，放弃无限制地追求优势地位的努力，这是政治问题；第三个层次是“中国与外国关系的协调”，由于中国能够在适度发展上实现社会各阶层的协调整合，因此必然能够达到孙子所说的“上下同欲者胜”的境界，在贯彻国家战略意志上能够实现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局面，可以用无形资源弥补有形资源的不足，改善国家的安全态势。这实际上就是同志所主张的“人民战争”成立的先决条件，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可以采取“国土防御”战略，以收敛的态势来应付外来的政治和军事压力，来解决今天美国战略东移以后，中国所承受的战略压力加大的问题，这是国防和外交问题。 不仅中国人不能指望普遍的富裕和发达，其他的人口大国印度也不能存有此种指望，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也一样无法建立起资源利用上的优势地位。所以西方的“普世价值”终归不过是少数人的价值，本质上是“白人种族主义”的一个变种，对这种普世价值的接受和模仿导致四重重大后果：在经济上使西方获得以竞争低价格购买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品的好处；在政治上促使第三世界因利益竞争态势造成政治分裂；在文化上树立第三世界对西方的自卑；在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由于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的分裂统治基础弱化，将无力应付西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给推行新殖民主义提供可乘之机。时代中国人选择的道路，才真正能够对世界人口的大多数提供有益的借鉴。最近20年中国对西方的拙劣模仿，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教训比经验更宝贵更深刻---微观经验特殊案例不能用来指导绝大多数人前进。是经验和教训共同促进了人们认识的提高。 正是因为不可逾越的自然资源限制和现实要求，所以不论是西方“征服自然”的狂妄企图，还是中国古人“人定胜天”的殷切希望，都是没有根据的。人类最终必须回到和自然和谐相处，为此人们也必须协调好人与人的关系。由于中国的人口基数巨大，而且在世界市场也没有西方扩张时期那样的地位，所以中华民族在全人类中，也许必须第一个主动放弃西方的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走适度发展之路。有中华民族榜样力量的作用，更主要的是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并没有别的现实可行道路，最终也会走适度发展之路，在绝大多数人口选择适度发展之后，西方的精英主义者就会被空前孤立，所以中华文化的未来一片光明。那些奴隶贩子和鸦片贩子的后代，在被空前孤立之后，最终主动放弃丛林法则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经济学理论论文:浅谈构建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建议 浅谈构建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建议 一　可持续发展的提出和研究现状 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普遍认可的定义是在1987年42届联大“环境与发展会议”上提出的，即“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的发展”。笔者认为，可持续发展可被定义为“既满足包括人类物种在内的当代生物圈的需要，又不损害未来生物圈满足需要的能力的发展”，这样才能把发展的观念与理论拓宽到人的世界和自然的世界，从代内延伸到代际，达到全方位的“时空”的有机统一。这是可持续发展本应体现的本质内涵，是可持续发展的真谛。 在国际上，有关“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方面的著作主要有由美国著名的生态经济学家、研究环境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的专家赫尔曼·戴利（herman. e. daly） 所著的《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1996），戴利先生在该书中强调指出：“可持续发展的整个理念就是经济子系统的增长规模绝对不能超出生态系统可以永久持续或支撑的容纳范围”，该论点准确地揭示了生态可持续性这个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问题。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于1996年出版了《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另一本分析可持续发展经济的重要著作为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经济学、管理学和环境科学教授罗伯特·艾尔斯于1998年所著的《转折点——增长范式的终结》。 在国内，有关“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方面的著作主要由贾华强先生所著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导论》（知识出版社，1996年6月），由潘家华先生所著的《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由刘思华先生主编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 （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 和由洪银兴主编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0年10月）等。这些著作的出版，可以说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体系正式产生的标志。 二　存在的问题 自从可持续发展理论提出以来，国内外理论界就进行了热烈地研讨，但目前仍然停留在逻辑思辨的角度，缺乏实施层次的研究。从经济学角度的研究情况来看，虽然也出现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但是整个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缺乏一个统一的理论基础，没有抓住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问题。 此外还存在包括定义不规范、内涵的模糊等方面的问题。 三　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理论框架构建的建议 （一）区分三类不同的经济发展成本 “由于生态环境问题不完全是外部性治理问题，因而可持续发展的实施不完全是治理外部性”。所以，在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下，要围绕着发展成本的最小化这一理论基础来减少经济发展的代价，在这一过程中要区分资源成本、环境成本和生态成本三类不同的经济发展成本。由于生态成本是由代际累积和转移而形成，难以像环境问题那样可以通过对责任主体进行征税来予以补偿。所以在可持续发展的实施过程中，应当把重点放在生态成本的降低上，通过实施系统管理，建立和实施生态经济制度，把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相对接，把经济增长方式与生态系统相对接，把技术选择与生态系统相对接，通过实施生态经济制度来降低生态成本。 （二）强化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安排 生态环境问题是由人的行为而造成的，制度安排的激励与约束性可以对人的行为起到规范作用。因此，强化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安排，发挥制度的激励与约束作用以解决生态问题及代与代之间的生态成本累积和转移，从而降低经济发展成本。制度安排的强化应从正式制度安排与非正式制度安排两方面着眼。在正式制度安排方面主要着眼于三方面：一是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在资源利用中引入价格机制，通过市场机制作用的有效发挥来合理利用资源；二是加强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一方面维护市场秩序性，另一方面建立健全法制和行政规制方面的制度安排，强制性地促使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去保护生态环境；三是完善市场制度，建立健全资源环境市场，为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创造条件。在非正式制度安排方面，要加强观念的转变和伦理道德的建设，树立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观，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环境等多项指标的协同来衡量经济发展。同时改变传统的对待自然的态度，“在保护自然、尊重自然，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过程中来实现经济发展”。 （三）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机制。 加强政策引导，促进可持续发展从理论向实践的转变。生态环境保护政策是按照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以减免、补偿、鼓励、优先等形式，直接或间接地鼓励经济主体保护环境，并对环境破坏行为起到约束的经济政策。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包括经济发展、能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人口控制等多方面内容的新发展观。可持续发展的实施意味着一国经济模式的转变，而这种转变需要通过政策机制的引导来实现，要通过政策的引导和协调作用来促进可持续发展。 经济学理论论文:熊彼特以来的演化经济学理论发展综述 熊彼特对创新过程的研究，使得演化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分支出现。熊彼特开辟了用“演化”方法研究资本主义长期发展的先河，他把创新看作经济变化过程的本质，认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动态演进的过程。他的很多观点都与同时期的其他大多数经济学家不同，以致他去世之后数年内，他对其他经济学家观点的有见地的评论被记住，但是他自己的观点却被人们遗忘。直到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放缓，熊彼特的思想和著作才被重视起来：演化经济学领域内的专业文献逐渐增多；一个以熊彼特名字命名的专业团体——国际熊彼特协会成立；1991年专业期刊——《演化经济学杂志》问世等等。这一系列现象表明，演化经济学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将回顾自熊彼特以来演化经济学的相关研究，力争重现演化经济学的发展轨迹，以期对未来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熊彼特的演化理论 熊彼特的著作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历史学和新古典主义学派的复合体。他是一个多元方法论者，相信用不同的方法能够解决不同的问题。他从马克思的著作中了解到动态观，从经济历史学了解到历史的特殊性（关于技术、产业、制度等），从新古典主义学派那里学习了微观基础方法，即通过个体的相互作用来解释演化。演化经济学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的分支出现，要归功于熊彼特对创新过程的研究。熊彼特的演化思想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 技术竞争 熊彼特深受马克思的动态观的影响，同时借鉴了马克思提出的资本主义的演化是由企业之间的技术竞争驱动的观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主义企业保持竞争力的主要途径是引进新的、更有效的机器来提高劳动生产率，那些成功引入新的、有效技术的企业竞争地位得到提高，而那些失败的企业将无利可图，最终退出市场。这意味着资本积累和生产力提高将会齐头并进。”熊彼特采用了这一观点，并使其成为他解释动态演化的核心。熊彼特认为：“这种类型的竞争是资本主义竞争的本质，它不是人们普遍认为的竞争，而是新产品、新技术、新原料、新组织类型的竞争，它并没有消减企业利润和组织新企业出现，而是决定了它们的基础和活力” (schumpeter,1943)。显而易见，熊彼特通过引入一个更加广泛的创新概念扩展了马克思的观点。除了马克思提到的新机器（即工艺创新），熊彼特的观点中还包括了新产品开发、原料或中间产品的新类型、新市场建立、商业组织的新形式出现等等(schumpeter,1934,1943)。熊彼特认为，创新和模仿之间的相互作用影响着经济增长。一个成功的创新被大量模仿者追随，这意味出现该创新的产业在一段时间内将迅速成长，同时对相关领域也会产生影响，一个创新很可能会诱导其他创新出现(schumpeter,1939)。但是，熊彼特同时也指出，这种集群增长迟早要放缓，直到下一个成功创新的出现。届时将会出现集群循环发展的趋势，这种循环模式可能会导致“商业周期”长度的不同。 （二）创新和企业家精神 通过发展创新是如何建造的理论，熊彼特脱离了马克思。他提出了创新的定义，他认为创新是现存资源、设备等等的“新组合”(schumpeter,1934)。这种“组合”被他贴上了“企业家职能”的标签。熊彼特的早期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到，执行“企业家职能”非常艰巨，因为现有的知识、习惯、信念必须发生作用，“惯例”之外的每一步都异常困难(schumpeter,1934)。根据熊彼特的观点，个人、团体、社会层面存在很多要素，使成功创新成为一项非常有挑战性的工作。问题不在于新思路的多少，而在于如何成功地执行。熊彼特认为，超常的管理能力是十分必要的，他在经济发展理论中将这种“特殊品质”与企业家联系在一起。在资本主义社会，创业的成功是与经济回报相联系的，那些成功的人可以获得丰厚的回报。他还指出了成功企业家的心理属性，例如“建立一个私人王国的梦想”、“建立属于自己的朝代”，或“想要战斗的冲动，证明自己比别人强”最终“获得快乐”等等。他认为其中隐含的意义就是，在创业原则上，受其他“社会安排”的影响要比受其所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影响大的多。熊彼特指出，如何做到这一点已经超出了他研究的范围，但是“并非无法解决，至少可以在给定的时间和地点，通过对创业心理的详细观察来得出结论”。 20世纪40年代末，他加入了哈佛大学的创业史跨学科研究中心。这期间，他在论文里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演化中企业家职能的宏观的、历史的观点：“企业家职能不需要用自然人表现，尤其是单个的自然人。每一个社会环境都有满足企业家职能的方法……其次，企业家职能往往是充满着合作的。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以下观点显然非常重要：没有个人的联合就不可能造就企业的个性”(schumpeter,1949/1989)。比较熊彼特早期的观点，该观点显然更加全面，但是他却没有像发展单个企业家精神理论那样发展联合企业家精神理论。相反，他提出在经济演化过程中，理解企业家精神最好的方法就是将历史和理论方法相结合，正如他同期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到的那样。“详细累积分析历史案例是揭示这些事情的最好方法，这为理论家们提供了战略假定和驱逐口号”(schumpeter,1947/1989)。从他坚持理论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思想深受“德国历史学派”的影响。 （三）资本主义演化：从竞争到托拉斯 熊彼特的早期著作经常被攻击为典型的“赞颂”企业家个人。尽管他极力否认，但是他在这些著作中确实主要强调了企业家个人，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企业家精神”和大企业的组织创新。熊彼特建议，应该对两种资本主义制度加以区分，即“竞争的”和“托拉斯的”资本主义，前者反映了传统的企业家领导动态，他在早期著作中进行了分析；后者则指的是一个新兴的体系，创新主要是受到“大企业”的照顾，在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schumpeter,1939)。尽管他经常呼吁历史工作和案例研究，但是他本人并没有对创新如何在大企业中开展进行深入研究。 熊彼特指出了资本主义的这种演化可能会影响政治和宏观经济的性质，同时他的观点在维持和发展民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熊彼特并不认为大企业对于竞争来说是一种威胁，例如，他在《商业周期》一书中指出，尽管经济份额往往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大企业中，但是目前还没有任何一家企业强大到在一个国家内称霸。他进一步指出：“即使在大企业的世界里，也不断地有新企业上位，旧企业退出。创新仍然主要出现在‘年轻’企业中。与此同时，‘老’企业普遍显示出一个症状，我们委婉地称之为保守主义。”因此，在熊彼特的观点中，是期望企业之间的技术竞争能够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 （四）熊彼特的贡献 熊彼特是公认的最具影响力的演化经济学家。通过运用古典政治经济学，他把演化的视角引入到技术、组织和制度的共同演化中，并且运用早期新古典主义分析方法来进行微观分析。他最成功的工作之一是发展了创新的概念，他认为创新在经济和社会变迁中起着重要作用，是专门的个体与“一切如常”的惰性社会环境之间的斗争。在竞争理论中他认为，竞争不仅从时间上看是一个动态过程，而且从内部结构上看也是一个演进的动态过程，从内容上看则是一个创新的竞争过程。熊彼特的这种关于竞争的分析，将创新内生化于经济增长中，把经济增长过程描述为一种动态的非均衡过程，这成为了演化经济学的一个主题。 然而，熊彼特的研究也存在一些缺陷：他忽视了一个现象，即创新在其他团体和组织中是不断扩散的，这意味着创新理论必须包括组织层面，尽管熊彼特后来承认了这一点，并且强调有必要对大公司中的“合作型”企业家精神进行系统的研究，但是没有进行过多的纠正。熊彼特研究的另一个缺点是，他忽视了持续学习（小创新）对经济和社会变革的作用。 二、应用领域的演化研究 熊彼特去世后的几十年，曾经是演化经济学研究的低谷。经济学家们逐渐采纳了熊彼特崇尚的正式的、数学平衡的方法，但是发现该方法对理解经济演化的价值并不大。尽管几乎没有人明确表示在做演化基础方面的工作，演化思想却很快出现在应用研究中。演化经济学应用研究的重点集中在观察事物的发展变化上，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技术、增长和贸易的动态 20世纪60年代，一些学者（posner,1961;hirsch,1965;vernon,1966）发现，国际贸易的实际模式似乎偏离了预测的均衡，而正是创新不断地破坏了这种均衡。这些学者认为，现有的国际贸易模式不是某种特定的自然或人为资产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分配，而是反映了全球范围内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之间的互动。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大量的实证研究都在关注创新、技术扩散、各部门和各产业之间的贸易。 对熊彼特思想的研究最早开始于苏塞克斯大学的科学政策研究中心（spru），这个研究中心成立于1965年，由christopher freeman领导。随后的几十年中，科学政策研究中心（spru）试图对技术、增长和贸易动态(dosi和soete,1983; fagerberg,1988;dosi, pavitt和soete,1990)开展更全面的理论研究，同时基于研发和专利统计方面的数据开展实证研究(pavitt,1982; soete,1981,1987)。这些研究都是基于熊彼特定义的创新，认为创新是经济变革的推动力。创新被视为专业化模式、贸易和经济运行之间的长期差异背后的主要因素。一些相关的“传统”因素被降级到次要地位、或被假定为只具有短期性质。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应用研究大受欢迎，其中的一些有了强烈的“演化”味道。经济史学家gerschenkron(1962)研究欧洲经济追赶过程时提出，对于先驱者，增长应该被看作是内源性与路径依赖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对于后来者，为了适应这一动态不得不在政治、制度、经济方面有所改变。在他看来，政治和经济的追赶对企业来说要求是非常高的。这种观点得到很多人的赞同，包括abramovitz的关于跨国增长的长期运行分析(abramovitz, 1979,1986,1994)，cornwall（1977）提出的内生增长和“转型”过程及配置资源的能力（投资）等等。还有一种研究暗含了更多的凯恩斯主义的味道，该研究主要用国际市场的需求和收入弹性来衡量一个国家的进出口增长。但是，kaldor(1981)指出，这种弹性并不是真正的外生因素，制造业的创新能力和适应能力需要重点考虑。 虽然这些学者多次强调了创新，他们建立的模型和实证研究却并没有明确地将创新（或研发）包含在内。为了纠正这一错误，fagerberg(1987)提出了一个基于熊彼特思想的实证模型，包含了创新、模仿以及其他与经济增长相关的商业性技术开发。他认为这个模型是非线性的，“社会能力”低的落后国家有“被困”的风险。另外，学者们也在尝试运用交叉学科进行研究，不断地提出创新、增长和贸易方面的新见解。 （二）技术和体制变革之间的长波互动 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表现为一系列的“工业革命”，特别是技术和体制变革之间的互动作用。他认为重要的创新不是随机发生的，而是往往聚集在一定的时间段内和特定的经济部门中，这通常会引起一个不连续的“长波”增长模式。这个观点当时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但在随后的几十年未受到关注。然而，随着20世纪70年代大萧条来临，该理论再次流行起来。mensch在其1979年出版的著作《技术—创新克服大萧条的僵局》中，采用了与熊彼特一样的观点，即根本性创新会以集群形式出现，它们会引起长期的持续增长。同时，mensch还指出，由于对新事物的抵触增强，主导产业进一步增长的潜力渐渐缺失，随之整体增长放缓，最终，萧条出现了。萧条的影响之一是削弱了公众信任旧格局反对新事物的想法。mensch认为，这种对西方经济历史的解释与创新活动中观察的高峰和衰退是一致的。 然而，这种解释遭到了freeman,clark和soete(1982)的质疑。尽管这些学者承认创新是以集群形式出现的，并且发生在繁荣和衰退期，他们批评mensch研究中隐含的假设因果关系，认为对经济影响而言，重要的不是根本性创新，而是创新扩散，其往往会推迟十年以上，直到盈利能力更清晰，或相关社会发生变化。freeman等学者还特别强调了系统创新的视角，创新扩散过程不再被视为一个被动的、机械的过程，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影响过程。 在创新过程中，技术很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并且诱发其他相关的创新。这种“技术系统”并不一定导致“长波”，但如果一个系统非常大，持续时间长，或者几个不同系统共同作用在一起(freeman, clark和soete,1982),就有可能导致长波。perez建议(1983,1985)，用演化的视角来解释这种几个系统共同发生作用，这一观点得到了广泛关注。perez研究的基本假设是一个关键“因素”的出现，以普遍适用及成本迅速下降为特征，并且可以用在许多经济部门，从而产生广泛影响。 通过不断的试验和纠错，管理和组织新技术的“常规”方式出现了。perez使用术语“新技术风格”或者“新技术经济范式”来形容这些管理和组织经济生活的新方式。然而，新的管理和组织风格，很可能与现有经济活动的组织和管理方法相冲突，这可能会大大延迟新关键因素的扩散，减缓经济增长。因此，freeman等(2001)建议，从科学、技术、经济、文化、政治五个不同体系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分析资本主义的演化，每个体系都有自己的动态，这为相关的一系列问题研究铺平了道路。 freeman等学者的研究为演化经济学做出了重要贡献。首先，它开辟了创新的系统研究，并且将其应用到历史进程中，使人们对技术体系更新换代的动态有了更好的理解。第二，首次尝试将技术动态与社会、组织和制度特点联系起来，尽管熊彼特倾向于将这些作为约束条件。freeman指出，社会、组织和制度因素实际上使创新成为可能，并且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是随时间变化的。最后，创新系统方法为创新政策和技术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个理解创新系统间差异及识别政策影响行为者的有利工具。 （三）创新系统 20世纪80年代，随着学者们对“长波”研究的兴趣逐渐消退，很多学者开始接受熊彼特提出的“创新过程和技术扩散都有很强的系统性特征”的观点，同时，熊彼特提出的“创新的特点是累积效应和路径依赖”(dosi,1988)也引起了很多学者的浓厚兴趣。通过创新应用领域的研究发现(kline和rosenberg,1986)，创新过程的各个阶段倾向于形成一个具有反馈回路的网络（而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一系列关于创新扩散、社会、制度和政治因素的系统性关系研究开始出现。尽管一些社会性、制度性和政治性的因素可能是全球相关的，但是在实际研究中多数与国家或区域紧密关联。因此，将社会性、制度性和政治性的因素进行整合，创新扩散的维度自然就形成了。 可见，这类文献的中心思想就是如何将技术和该技术领域的动态演化联系起来。这些文献重点关注国家层面的“国家创新系统”，将其定义为“公共制度的网络，内部各部门之间相互作用，对创新进行开始、引进、修改和扩散”(freeman,1987)。在实践层面，这些研究大多针对一个特定的国家，确定和描述影响r d和创新的行为主体、机构和制度。不过，根据freeman(1995)的研究，第一个使用“国家创新系统”一词的学者是lundvall(1988, 1992)。在国家创新系统的研究中，freeman和nelson采用了宏观的观点，并且重点强调了r d的国家参与行为。相比较而言，lundvall的观点则更加“微观”，主要研究“学习”是如何在经济系统内发生的。尽管熊彼特提出创新应该被视为一个不同来源的新知识的组合(lundvall,1992)，lundvall则认为没有理由只强调“大创新”，“小”的根本性创新的积累作用同样也很大。此外，熊彼特主要强调执行新组合的人和经济环境的反馈，lundvall则特别强调了不同组合中各种知识的作用。lundvall认为，这些知识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企业和其周围环境之间，特别是客户与供应商之间的互动。因此，按照lundvall的观点，一个经济系统的特点就是企业、客户及供应商之间的密集程度和持久关系。 为什么这些创新系统是国家性的呢？lundvall给出了至少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历史性的。一个国家经济结构的演变是随着时间缓慢进行的，如果一个国家的主要工业和企业由于历史的原因紧密结合在一起，就像很多发达国家那样，那么该国创新动态具有国家性的概率会很高。第二个理由与文化、语言和制度等因素有关。这些因素方便了企业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的互动，所以对学习有积极的影响。虽然有很多国家的实例能够验证这两点，但是也存在不少相反的例子。例如，一些国家由于历史的原因与相邻国家的经济连结成一体，还有些国家可能是多语言的，有文化分歧的，或是一个联邦结构，在体制和政策上允许相当大的差异等等。显而易见，创新是否具有国家性是由国家的“一体化”程度决定的。实际上，fagerberg(1995)在这种“一体化”方面作过研究，发现各国在这个方面有显著的不同。例如日本、北欧国家非常适合这一理论，但是一些欧洲国家（特别是澳大利亚、法国和英国）却不适合。 这就引出了如何定义系统边界的问题。事实上一些学者指出，系统边界不能假定为遵循国家边界(carlsson和stankiewicz,1991；cooke等,1997;edquist,1997)，学者们普遍认为创新系统的领域会因技术领域的不同而不同。因此，学者们更倾向于使用“技术系统”这一概念，将其定义为“一个特殊的经济或产业领域的主体间相互作用的动态网络，在一个特定的制度基础下，参与一代技术的推广和使用。”他们的研究更加强调行为主体的“经济竞争力”，经济竞争力是“稀缺资源的不公分布”，关键取决于扩大“经济机会集”的能力，发挥将已有网络转变为一个全面的“技术系统”的潜能。他们认为，这样的系统经常会具有空间维度，有时是国家的，但经常是区域的。 创新系统的研究快速发展并产生了很大影响，颠覆了“创新线性模型”（基于“生产函数”的研究），成为政策制定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学者们拥有了更加全面的视角，将研究重点放在（创新）系统内各种商、组织、机构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以及经济系统将新技术应用能力和各种行为主体整合创建新技术时的交互能力方面。尽管有这些优点，创新系统的研究只是理论假设和实证总结的混合体，尚未形成理论或方法，在系统实证工作方面还未得到充分的发展。可以说，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要对系统如何工作进行更加精确的理论分析。一个可能的方法就是与更加正式的演化理论进行学科交叉，这正是下文中将要详细介绍的内容。 三、演化模型 建立经济演化模型的尝试要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nelson和winter的研究，他们在1982年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中进行了总结，这部书是演化理论的重要著作。nelson、winter与熊彼特研究的共同点是将技术竞争看作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nelson和winter的模型中，企业将利润用于新技术或设备的再投资，成功者将获得高额利润回报，并且比其他企业发展得快，而那些失败者将有可能完全被淘汰。另外，nelson和winter的研究也与熊彼特有着重要的区别。第一，nelson和winter认清了生物演化理论和他们自己的演化理论之间的区别，公开反对将生物学分析用于他们自己的理论，或者是用于建立一个适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般演化理论。而熊彼特则试图将自然科学理论运用到经济学中。第二，在早期simon等人的基础上，nelson和winter基于“程序性”或“有界性”的想法增加了对企业行为更加详细的理论分析。第三，nelson和winter允许企业行为（战略）及行业特点的多样化，允许企业技术活动及实际活动产出之间存在明显差距（他们认为其中存在很大的随机因素）。最后，他们淡化了经济演化中主要间断点的重要性，尽管熊彼特认为这点很重要。可以说，nelson和winter的研究更具有“渐进”的意味。 （一）建立演化的认知基础：“有界性”或“程序性” 为了建立研究的微观基础，nelson和winter接受了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理论的观点，认为人类根本无法预料行动的所有可能结果，这个世界太复杂，信息量过大，人类的认知能力（甚至大型计算机）太有限。按照该观点，人类实际能够做的就是选择简单的并且要求较低的决策类型，采用所谓的“满意度”的行为。“满意度”行为即只要一个行为规则导致了令人满意的结果，行为主体就将坚持这个规则，直至行为主体开始寻找其他出路。 这个方法已经以不同的方式被利用。cyert和march(1963)在他们的《企业行为理论》一书中从这个角度来分析企业内部的决策。alchian(1950)在他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演化和经济理论》中研究了企业之间的竞争分析。nelson和winter(1982)遵循alchian的观点，将“有界性”视角应用于企业的行为分析。一般来说，nelson和winter往往将企业（或组织）看作是相当“保守”（抵制变化）的(nelson和winter,1982)。 企业假定遵守既定的规则（或“日常活动”）。日常活动决定行为（与环境冲击联系在一起），这是遗传的，也是可选择的。不过，尽管nelson和winter强调了惯性，日常规则仍然可能改变。根据cyert和march(1963)的观点，nelson和winter（1982）试图引入一个规则的层次体系，其中较高层次的规则控制较低层次的规则，并采用了“搜寻”和“规则引导”、“规则变化过程”等术语(nelson和winter,1982)。 （二）nelson和winter模型 尽管大多数企业满足于他们自己做事的方式，一些企业还是无时不刻地寻找新的、更加有效的规则。寻找的结果是不确定的，并不能保证找到比原来更加有效的规则。相比之下，只有发现更大的优势，企业才可能应用新的规则。企业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寻找，从退出（创新）中开发新规则或者应用已有的规则（模仿）。创新比模仿需求更强烈，同时也更有价值。这两种方式下都存在搜寻成本，其中最典型的是r d费用，成本随着搜寻难度的增加而增加。找到一个更好的规则取决于企业r d的投入和其他的搜寻成本。 企业在搜寻过程中的投入取决于搜寻规则的特点、企业的能力、以及投资的意愿。企业的搜寻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利润，nelson和winter的模型中假设这些投资来自于企业的留利。大企业能够比小企业投入更多的r d资金，因此能够找到更好的规则。大企业能够更容易地引入新的、更好的规则，因为他们有较高的生产量（新规则可以应用）。因此，nelson和winter认为大企业更有优势。为了抵消这一趋势，他们假设，大企业（更具市场力量）具有更高的利润指标。最终大企业会“遏制”小企业的发展。winter提出保持竞争的另一种方法是，允许“外界”的企业进入。同时，nelson和winter的模型通过模拟动态研究得到了更好的发展。其中用了很多关键的参数来反映不同国家、工业、企业和时期内的不同假设；并且，列出了不同的模拟数列，其中一个使用solow（1957）的数据来研究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能够很好地校准及重现历史数据。 nelson和winter为演化经济学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nelson和winter运用“惯例”、“搜寻”、“演化环境”、“创新”等演化思想的概念，取代了新古典主义理论的概念体系，把经济的演化过程描述为一个“惯例的”学习过程。 第二，对企业行为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特别是企业内部知识的作用。nelson和winter分析了日常活动、技巧、“组织记忆”、隐性及显性知识，这些是学术界公认的贡献；同时，也对他们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三，nelson和winter对模型进行了改进，通过主要的分析方法阐释了演化的核心机制：演化动态的核心是规则，选择过程会提高群体的平均能力，即使没有新的注入，既定环境中行为主体的表现会同样优秀。这导致了一系列的研究演化动态的模型，例如，iwai(1984), conlisk(1989),metcalfe(1994,1998)和andersen(2001)等。 第四，nelson和winter的研究解释了不同类型的“制度”的产业或部门之间的动态。在《技术制度变迁中的熊彼特式的竞争》一文中，winter(1984)提出了模型的一个新视角，即解释熊彼特的“企业家精神”及“惯例”两种创新模式之间的区别。将这两种区别模式化时，winter允许新企业的进入（很大程度上需要外部知识）以及企业创新战略的（小的，适应性的）转变。他提出，这两种制度之间的差异是外部和内部技术（或知识）哪个起主要作用的差异。前者（导致大量的加入者）在“企业家精神”制度中起主要作用，后者（有利于产业集中和进入壁垒）“规则”制度起很大的作用。 （三）其他演化模型 其他的演化模型以各种形式扩展考虑了创新的要素，例如产品创新、需求、劳动力市场、某些生产部门、优质资本、金融部门、学习等。saviotti(1996)在pasinetti(1981)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新的研究框架，纳入了产品创新和需求。继silverberg之后，possas等（2001）提出了在模型中如何增加新投资。dosi和orsenigi(1988)将“干中学”来补充nelson和winter提出的搜寻过程。silverberg和verspagen(1994)提出的关于创新和学习的代表性研究是，在反馈意见的基础上允许企业改变他们的r d战略。这表现为连续的“发展阶段”，以不同的市场结构组合、r d强度和增长为特征。silverberg和lehnert(1993,1994)强调了投资时机（优质资本）对演化模型的重要性。 演化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演化结果通常是不确定的，可能出现很多不同的结果，最后实现哪种结果（被选择）取决于具体的情况（包括初始条件）。特别是如arthur (1994)所说，收益增加时，初始条件中无论是r d投资差异、干中学，还是外部网络等因素，均可以导致长期结果的差异。任何技术、企业开始时得到的初步优势，收益增加时，这些优势也随之而逐步增强，而那些处于不利地位的企业就有可能被边缘化或逐出市场。即使技术、位置较佳的企业也有可能会发生失去竞争优势，被逐出市场的结果。因此，即使收益递增，也无法确定市场力量“选择”方案在任何意义上是不是“最佳”的。 虽然arthur用来证明其观点的一些实例被证实是有争议的，但他的一个正确的观点是，强调了收益增加时的多个平衡点、初始条件和历史条件的重要性，最优性观点一般不会在演化经济学中起作用。此外，如andersen(1994)的观点，只要不存在变化，行为主体“将永远持续一个特定（最优—次优）的行为”。因此，按照andersen所说，不需过多解释可能“锁定”的一个特定路径以及这种路径依赖过程如何变化。 （四）演化模型的贡献 经济演化模型有什么贡献呢？虽然经济演化模型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初，但是20世纪70年代经济演化模型才开始出现。由nelson和winter于1982年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是一个里程碑。在随后的几年中，该领域的文献有了新的增长。但是，尽管这一领域的研究出现在美国主流经济学期刊上，该领域的学者们还是认为，他们的工作难以被主流经济学接受。因此，结果就是演化模型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尽管对主流的、核心的经济学家们来说（尤其在美国）并不受欢迎。但是，这些经济演化模型文献帮助澄清了演化的几个问题。 第一，明确了演化研究的重点是理解经济现象的“种群思想”。它有别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旨在通过推断整个群体内的“代表性行为主体”的特点，来了解宏观现象。演化经济学包含了多种多样的社会和经济互动的行为。可以说，我们观察到的很多经济现象可能会比参考所谓的“代表性行为主体”的特点，更好地帮助理解这种互动的进程。 第二，有助于表明经济演化多样性的重要作用。该领域内的一些研究表明，多样性是演化模型增长的来源。但是，选择降低了多样性。因此，除非系统内有新的多样性注入，（内生）增长将会消失，系统将趋于静止状态。这在本质上是对“锁定”和“路径依赖”等备受争议的现象的解释。如果没有新变化，或者选择变得“太强大”，建立变化则“太弱”，该系统将被锁定到特定的路径或状态。因此，新变化即创新的建立对经济的演化绝对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揭示了与新变化密切相关的问题，即行为主体如何思考、学习和行动。nelson和winter最早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作出了贡献。他们运用“过程合理性”和“行为满意度”，从最初研究个人行为，到研究整个企业的行为。企业的行为，包括搜寻新的或改进的规则，以及基于惯例的规则。并且按照他们的说法，企业行为的惯例理论实际上是为解释产业演化服务的。但是，这些有目的的行为是否会因为内部成员的怀疑，而存在对“规则打破者”的偏见？在这种情况下，新变化的一个重要资源可能被忽视。这将是今后演化研究中的另一个重要课题。 四、结束语 本文以演化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为主线，对熊彼特以来的演化理论发展过程中较为重要的文献作了回顾。演化经济学与居于主流地位的经济学之间既是相互竞争的关系，也是相互补充的关系。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演化经济学的研究主要基于以下四个论点：第一，认为创新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是经济更具活力的根本保障；第二，演化过程具有国家性特点；第三，规律性创新的作用，即一个重要的创新打开了“机会”之窗，并导致了创新集群的产生，与之相关的是演化过程中学习的重要作用，以及创新环境在诱导、改进和选择创新方面的重要作用；第四，行为主体在演化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尽管演化经济学仍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学科，但是近几年的发展趋势已表明，演化经济学理论已经成为分析复杂经济现象的重要方法，动态演化的思想已得到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的认可，对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经济学理论论文:有关产业经济学理论发展的探讨 一、关于产业组织理论历史 我们所研究的产业组织它的基本内容是西方产业经济理论基础性理论内容。它的历史可以起源于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其著名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表述的重要原理：首先就是市场竞争理论，其次的重要理论就是劳动分工。我们可以看到理论的提出都是研究竞争的体制我们作为市场主体的竞争经行为，这个理论对现代的经济学组织理论的产生、发展都有着十分关键的作用，也为理论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目的性。在这个理论中它进一步论证了结构对市场行为、主题绩效的关键作用，故而我们通常意义上称之为结构主义学派。与此同时我们发现产业组织理论也在进一步的完善之中，其在政府产业决策之中逐渐发挥不可替代作用，然而理论本身存在的问题，其弊端也逐渐在社会实践中日渐显现，这就是很多专家、学者越来越持批判态度。持不同意见者认为，理论并没有重视企业之于市场结构的反作用力，与此同时理论研究中过于的静态、单一的研究方法也饱受批评。这就是要求我们的理论研究工作者进一步丰富完善理论内容，针对理论自身存在缺陷加以研究。新的理论研究工作者更加重视企业行为的研究，这就是这一批的研究者获得了行为主义学派或厂商主义学派的头衔。随着学者对于这一理论研究的深入才使理论逐渐的完善，逐渐成长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且在实践中得以检验。 二、理论的产生及其发展历程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产业经济学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它是研究产业之间的关系以及演化的规律。我们的研究主要分为：首先我们探讨的是广义上来研究产业间的关系；其次从狭义的产业概念出发研究产业之间的关系。在这里我们提出了三个产业的划分，农业、工业和第三产业。在三产业理论的研究中我们需要着重研究的是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g．g．clark），在对众多国家的三产业发展的深入研究之后，最终得出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之间分布和转移的规律性，这就是我们确认的关于产业的理论性研究配第—克拉克定理。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w．g．hoffmann）最先开始在工业经济中开展理论研究。其理论主要集结在《工业化的阶段和类型》论著中，其研究的重要成果是划分 消费资料产业、资本资料产业和其他产业，在这个基础之上通过研究得出结论消费资料产业净产值与资本资料产业净产值的比例会随着工业化的进程而不断下降，与此同时通过研究还得出结论消费资料产业比重逐步减少，资本资料产业比重逐步上升。这一理论更加深入的阐释了产业理论，更加深入地解释了产业中的关系。丰富和发展了西方经济学的产业理论。 三、产业布局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我们最开始对专门论述所产生的布局问题的理论，都是把农业区位论和韦伯工业区位论为最经典的代表和最古典的区位论。古典区位论其实一直处于单一的立足于企业或者是单一的立足与企业中心，古典区位论一直是以最低成本和最省运费的理念，古典区位论不对市场的销售量的问题和消费因素而考虑，所以我们通常将这种区位论称之为西方区位理论的成本学派。我们由于社会的变化市场的发展和劳动者的生产成果的不断提高，使得第二与第三产业的不断的提高，逐渐的将农业给取代了，从而第二和第三产业会逐步的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部门，与此同时我国随着社会的发展交通运输与网络的迅速发展，运输不会在是对我国生产造成一定的影响，反而市场的销售量等问题却成为我们产业能否成为我们产业盈利与生存的主要关键问题。我国现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区位理论逐渐的将古典区位理论的弊端逐渐改进为近代区位理论市场学派，由于古典区位理论一直是处于单一的立足于企业或者是单一的立足于工厂当中，从而我们将古典区位理论转变成可以立足于城市或者可以立足于地区的理论。由于我们必须以最低的成本和最省的运费我们才能满足市场的发展和市场的最大需求。 四、产业政策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通过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可以得知长夜经济理论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他对产业起着重要的主导作用，他就是产业政策理论。在没有产生政策概念之前我们对于政策概念的思想和实践已经有了一定的理论，但是产业政策的概念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产生的结论。 五、结语 我们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全球经济迅速的变化，产业经济学理论作为新兴的科学我们可以广泛的应用创新，产业经济学理论有这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是在传统意义上完整的产业的控制权并不复存在，这也是各国所关注的最现实的问题。因而产业安全概论体系的形成是与产业经济学理论息息相关的最新创新与发展。 经济学理论论文:教育经济学理论研究文献综述 教育经济学研究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前苏联，其理论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 主要建立在以舒尔茨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所创立的人力资本理论基础之上。人力资本理论之后由贝克尔及丹尼森等学者进一步发展， 成为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核心内容。进入到20世纪70年代，由于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人力资本论受到质疑，涌现出新的理论流派。当跨入新时期，伴随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教育的不断普及， 各种全新的理论不断涌现。本文将对教育经济学主要的理论发展做一个全面的综述。 一、教育经济学研究的缘起和雏形 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具有一定的学科体系结构，首先起源于西方，而后传播到世界各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得到迅速发展并被广泛应用于生产力，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促进了世界范围内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日益认识到掌握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要掌握科技，教育是关键。从而激发了人们对受教育的需求，因此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益提高，逐渐成为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为教育经济学的产生提供了客观条件。另一方面，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解开了剩余因子之谜，论证出教育是剩余因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刺激经济增长的十分重要的因素，计量经济学的发展也促进了教育经济学的诞生。 20世纪20年代，教育经济学以独立学科的形式最早出现在前苏联，它创建的标志是前苏联著名经济学家斯特鲁米林（c.t. ctpymnjinh）于1924年发表的《国民教育的经济意义》，这是世界上最早用数量统计的方法阐述教育的国民经济意义的论文，被称作世界上第一篇教育经济学论文。论文系统地研究了年龄、工龄、教育程度对劳动技能的影响。斯特鲁米林认为年龄、工龄和教育程度均影响劳动技能的高低；论证了教育程度与劳动技能成正相关。 西方最早研究教育经济学的论文是美国学者约翰·沃尔什（j.r. walsh）于1935年发表在美国《经济学季刊》上的《人力的资本观》，它被认为是西方国家研究教育经济学的第一篇论文。沃尔什主要从学生达到可以入大学的年龄算起，认为只有大学教育及其他专业教育才具有资本的特征。大学教育和专业教育可以取得收益但要付出代价，偿还代价之后可以带来利润或经济效应。[1] 到20世纪60年代，教育经济学在西方才真正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这一期间，美国的舒尔茨、贝克尔、丹尼森等代表的以人力资本理论为理论基础和核心内容的西方教育经济学成为主流派。舒尔茨（t.w. schultz）在《人力资本投资》、《教育的经济价值》、《对人投资的思考》等系列论文中对人力资本理论进行了深化和系统化。其基本理论可概括为重视人力资本投资，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的重要源泉。他认为教育投资的最大特点是对人的劳动质的方面去衡量，而不是从量的方面去判断，即把人的劳动看作是教育装备的结果。劳动的教育装备率高，劳动生产率也就高，从而增强创造收入的能力。 与舒尔茨的宏观视野不一样的，加里·贝克尔（g.s. becker）着眼于人力资本理论微观领域的研究，并用具体数字计算和实证研究论证了不同教育等级之间的收益率差别。他认为个人通过教育等提高能力和人力资本积蓄，由此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得到较高收入。 除了舒尔茨和贝克尔外，推动人力资本理论发展的另一重要人物是爱德华·丹尼森（e. f. denison），他于1962年著有《美国经济增长的资料和我们的选择》。他把教育因素视为人力资本因素的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经济增长多因素分析法”，细致地计算了教育的经济价值。他的主要贡献在于具体的计算方法上更加细致和精确。 至此，西方国家提出的人力资本理论从创立起就强调了教育投资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关联性，经济要发展就要重视人力资本的投资，毫无疑问教育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源泉，所以也要重视教育投资。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人力资本理论是教育经济学产生和形成的直接理论来源。 1962年英国伦敦布鲁诺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约翰·维泽（ j. e. vaizey）出版了第一本正式以学科命名的专著《教育经济学》，系统地阐述了教育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标志着教育经济学的产生。1963年，国际经济学学会召开了第一次教育国际学术会议——教育经济学专题学术讨论会。会后于1966年出版了一本具有一定体系结构的《教育经济学选集》，这次会议的召开以及论文著作的出版也被视为教育经济学学科诞生的标志性事件。这样，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新的交叉学科，在世界各地学术界普遍地受到了高度关注。[2] 二、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初步发展 进入20世纪70年代，教育经济学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许多发展中国家纷纷学习和借鉴西方的研究成果，有关教育经济学的著作及论文层出不穷。但此时的西方国家遭遇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萧条。国家在教育上的投资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不景气的经济状况与教育的不断扩张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人力资本理论表现出了“失灵”，催生出了各种反人力资本理论的新理论，重新评估教育的经济价值，使教育经济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影响比较大的理论主要有三种：筛选假设理论，劳动市场划分理论，社会化理论。 1.筛选假设理论（screening hypothesis）。是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提出的视教育为一种筛选装置，以帮助雇主识别不同能力的求职者，将他们安置到不同职业岗位上的理论。创始人是迈克尔·斯宾塞（andrewmichael. spence）和罗伯特·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等。1972年，斯宾塞发表了《就业市场信号》一文，论述了教育作为就业市场上的生产力信号，以及如何发射信号。形成了严格的信号理论，也标志着筛选理论的建立。筛选理论对人力资本理论宣称的教育能够提高生产率大胆提出了质疑，极端地假设教育并不增加人力资本， 只是作为一种筛选装置筛选出生产能力较高的人。[3] 尽管筛选假设理论否认了人力资本，但它与人力资本理论并不相反。实际上它指出了教育促进经济增长的另外一条途径：促进社会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正是筛选理论让人们认清了一个被忽视的事实，即教育的筛选作用无论是给个人还是给社会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所以，筛选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正是对人力资本理论的补充。 2.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labour market segmentation theory）。在新制度经济学的推动下，许多经济学家将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政府管制等引入劳动力市场研究，形成了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着眼点是教育与工资问题的研究。主要代表人物有斯特·瑟罗（lester c. thurow），彼得·多林格尔（peter b. doeringer），迈克尔·皮奥里（michael j. piore）等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教育程度与工资水平成正比例关系是有条件的；劳动市场存在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分割。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和体系是为劳动力市场提供人力， 而人力资本理论把本来分割成不同部分、具有封闭等级性的市场抽象地视为完全统一的竞争性市场， 基本前提就不正确。教育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就业分配上， 在于它决定一个人在何种市场上能谋求职位。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理论的教育程度与工资水平的正相关性成立，而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上述命题不成立。[4]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并不否认教育的作用，它和人力资本理论最大的区别在于它除了将教育作为影响收入的一个重要内生变量之外，还将制度因素、雇主和雇主的工作态度因素等作为内生变量。可见，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是人力资本理论的补充和完善。 3.社会化理论（socialization theory）。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创始人是萨缪·鲍尔斯（samuel bowles）和赫伯特·金迪斯（herbert gintis）。1976年，鲍尔斯和金迪斯合著的《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教育改革与经济生活的矛盾》引起强烈反响。他们认为教育的经济价值源于教育的社会功能。教育的社会功能远比教育提高知识技能对经济的影响更重要，而劳动者的表现则源自自身拥有的非知识化的个性特征（即非认知能力）。而教育的经济功能便是通过各种教育途径和手段使学生社会化，使不同的学生形成经济结构所需要的各种个性特征。[5] 总的来看，以上三种主要理论表面上都是对人力资本论的挑战甚至是反对，事实上，都是从其它侧面强调了教育会带来经济效益的增长，不管是对个人还是社会。某种程度上是对人力资本论的多角度的补充与拓展。但是普遍都忽视了教育的相对独立性和与经济生活相矛盾的一面，因而带有片面性，为教育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空间。 三、新时期教育经济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随着教育的不断普及，对教育经济学的研究也逐步深入，涌现出各种新理论。比如：关注人本文化的社会资本理论、基于新制度经济的教育产权理论。 1.社会资本理论。第一个对社会资本进行系统分析的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 bourdieu）。1980年，布迪厄在《社会科学研究》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社会资本随笔》的短文，正式提出了“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的概念。之后，美国学者詹姆斯·科尔曼和罗伯特·普特南等先后提出了社会资本理论并将其作为人力资本理论基础上的理论发展加以阐述。社会资本理论尚无统一定义， 但一般是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 通过民众自由地将个体人力资本进行横向的社会组合而生成的能够促进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的社会关系结构和社会心理结构。社会资本理论从群体人力资本角度研究社会经济， 更注重一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人际关系。社会资本理论研究方法弥补了人力资本理论研究方法的不足之处：首先，它提升了人的社会地位；其次，从微观层面为主的分析扩展到宏观层面；第三，社会资本理论直接把无形资本因素（社会心理）关系引入研究。教育的作用在促进个人与社会的共同进步，不仅只是提高人力资本存量，也通过提高对社会关系的认知能力、制定合理的共享规范和合理的组织结构等社会资本存量，从而达到提高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目的。因此，研究教育经济学不能仅仅局限于人力资本的范畴，更应该通过社会资本来凝集人力资本，达到人力资本组合的帕累托最优。 2.教育产权理论。随着新制度经济学这一新的研究范式的崛起，国外学者很快将其方法的普适性运用到包括教育在内的社会分析之中。如美国学者亨利·汉斯曼（henry hansmann）研究发现营利企业和非营利性组织的逻辑是相同的，学校这类非营利性组织的非营利性实质是为了减少组织运行成本和交易费用的一种制度安排。新制度经济学对教育经济学领域的运用基本有两个走向：一是把新制度经济学作为一种新的视角，继而作为一种方法来分析教育中的问题；二是从新制度经济学中挖掘出与教育活动不同层面之间的联系。教育经济学中关于第一方面的研究就是运用制度变迁理论作为解释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与结构调整的理论基础。关于第二个方面的研究则是将产权理论引入教育领域，对教育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问题进行制度分析，且提出了教育产权的概念及有关问题的探讨。 新制度经济学对教育经济学的贡献在于教育制度的变迁与教育制度的创新。通过制度变迁理论可以解释我国高等教育体制乏力的根源， 从而为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管理体制改革与结构调整提供理论基础。事实证明，明确提出教育产权应该说是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巨大飞跃。 四、总结 综上所述，教育经济学的研究一直是在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基础之上不断推进。起初有过强烈的反对之音，从而催生出了筛选假设理论，劳动市场划分理论，社会化理论。看似是对人力资本理论的质疑，实质上是一种补充。新时期的学者调整了研究的角度，把人力资本理论引申到了社会资本理论和教育产权理论，使得教育经济学的研究更加符合实际需要，丰富了研究的视角。笔者认为，反观21世纪的学界，研究成果没有多大突破性，仍然是在对以前的理论反复探讨。这门学科的下一步发展需要创见性的突破，才能为现在越来越复杂的教育领域提供新的指导。 经济学理论论文:行为经济学理论的延伸及借鉴 [摘要]行为经济学由于对传统经济学的基础提出了挑战,在兴起之后就一直受到关注,频频被用于解释相关的现实问题。有鉴于此,本文就从介绍行为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及主要观点出发,进而论述行为经济学的相关延伸理论,并展示了行为经济学被借鉴来解释现实中一些传统经济无法合理解释的问题。 [关键词]行为经济学 理论延伸 行为金融 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假设及相关原理与现实的偏离,催生了行为经济学这一新兴分支学科,有力地推动了当代经济学的发展。行为经济学对理性人效用最大化和均衡产出等标准经济理论内容构成了挑战,近年来行为经济学在市场竞争行为、劳动经济和金融等领域获得广泛应用,有利于解释很多复杂的社会现象。 一、行为经济学发展历程的回顾及其主要观点综述 行为经济学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它对传统经济学的基础,即假设人的行为准则是理性的,不动感情的自我利益,提出了挑战。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人类对外在事物的认识是清澈了,但是把人、人的行为、人的精神等非理性方面则舍弃了,并把其简化为一个个的点或一条条的线。人也成为了“扁平的人”。但是,不少经济学家的研究发现,这种以完全理性人假定搭起的优美的理论大厦无法通过检验科学的方法来检验与研究人的内在本性,也无法观察到现实中人的经济行为,因此更无法来解释许多人的经济行为之谜。这种局面到20世纪90年代才得以转变。莱布森等美国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种名为“行为经济学”的经济理论新流派思想,向主流经济学提出了质疑和挑战。 行为经济学是一门试图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融入标准经济学理论的科学。行为经济学尝试对非理性行为进行研究,打破了主流经济学的界限及视域,在现实人的基础上发展了主流学派的经济人概念。行为论者并没有抛弃主流理论,而是赞同其注重理性的,维护自身利益的行为。但是,他们坚持对这一理论加以修正。他们认为,经济人也对具有偏见的推理,自我沉溺、自我毁灭的行为和种种其它人类缺陷和长处做出反应。行为经济学理论还关注公平、互惠和社会地位等许多其他方面,因此,行为经济学试图对传统假定进行修正。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马修•拉宾(mattew rabin)及已故著名行为经济学家阿莫斯•特维尔斯基(amos tvesky)是行为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富有创见,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家。概括来讲,行为经济学主要就是:预期效用理论;偏好的一些典型特征;偏离理性的特征分析这三类代表性观点。 二、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延伸范围及领域 行为经济学之所以盛行,不是因为其敢于对传统经济学提出挑战,更因为是行为经济学能够自圆其说,其一些假设和理论观点能够更好地解释现实,能让大多数人更容易理解和接受。行为经济学在现实中的理论主要延伸到以下领域: 1.当今市场竞争行为的心理特征 标准经济理论描绘的市场供求关系和价格需求规律的适应条件非常有限和严格。而向当今全球市场新格局和竞争合作新特点,许多高新技术产品、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产品、符合民族和地域特色的文化产品,以及电信市场、网络产品市场、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和文化产业等,引起了消费选择行为新的变化,频频表现出明显的偏离价格需求规律的现象:降低价格未必能保住市场占有率,屡屡奏效的一些非价格竞争策略和手段越来越受到重视,尤其是在中国市场供应和秩序、收入和社会则富分布、消费观念和习性、生产力和科技创新水平处于相对落后和低下的情况下,消费选择行为与标准的理论描述相距就史远。无论是消费行为、企业经营行为和投资行为等,市场竞争行为选择中心理因素的影响特征非常明显。 2.劳动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非自愿失业——为什么一部分人找不到工作(不包括自然失业率和工作变动时的摩擦失业)?原有理论对此给出了一个“公认”的理由,假定工资是在市场出清水平上预先给定的,以此为标准若劳动力过量供应,就会造成失业。但工资为什么要定那么高,而且还是刚性的呢?为什么有人频频跳槽,而另一些人则愿意终生厮守一个单位?这些不是能用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简单解释的。“有效工资理论”、阿克洛夫(2001)的“交换礼物”等都试图给出合理的解释。理论和实践似乎证明了在工资和努力水平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性,并且在长期内是很稳定的。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表明,现实中劳动力市场并不是简单地遵从工资水平提高、劳动力供应增加这一规律。如出租汽车司机并不只是由每人收入的高低来决定工作时间的长短;老师让一些学生参与科研课题,学生们不会仅根据报酬或津贴的高低做决定;幼儿园制定罚款制度是为了让父母亲及时地接孩子,但结果是适得其反。这些是因为当工资与价格变化的行为中包含道德和情感成分时,标准经济理论中的价格交换效应就应予以修正。因为劳动者对劳动与休闲的价值判断是因人、因行业、因时点不同而异的。另外,行为经济学还研究指出,承担风险、经营管理等活动也是一种类型的付出和劳动。 3.行为金融学 行为经济学在金融投资领域的应用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在金融学中,有效市场假设的作用是奠基性和举足轻重的。资产定价的标准均衡模型假定投资者仅仅关心资产风险,并利用公共信息尽可能准确地预测股票收益。这些假设在某些时候确实能做出确切的预测,但当价格变化的自相关性近似为0时,证券市场上却出现大量异常现象。这些不规则现象促使研究具有有限理性假设的资产投资者的“行为金融” ( behavioral finance)论应运而生(baker, etal.,2004)。金融学中一个重要的异常现象是“股票收益之谜”:股票的平均回报要比债券收益高得多,为什么高收益对应高风险,并没有令人信服的实证研究支持这一理论。为了说明其中的缘由,行为经济学假定投资者具有损失规避的行为偏好,这能更合理解释风险与收益之间的对应关系。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还发现经验不足的经纪人的反应如何迟滞,而长期操盘手的反应为何又过于敏感。行为经济学还通过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的年成交率的实例来研究资本市场规模问题,关于个体股票交易行为的数据表明,部分投资者的盲目自信一定程度上会导致股票市场规模的极度膨胀,股票市场上的许多现象都与投资者的心理活动和行为有直接的联系。 行为金融学的迅速发展,是由于金融理论把“宝”都压在“有效市场假设”上了:投资者有充足的理性以至能够观察和利用历史资料。有人曾将有效市场假设美誉为:社会科学中认识最完善的一种规律性,然而,股票价格波动太捉摸不定了,以至不能反映内在的真实情况。行为经济学发现了一种基于人心理活动的过度反应效应,客观、深入地研究一系列异常现象,有助于用事实更精确地检验市场有效性假设。当然,从发展的眼光来看,行为经济学也迫切希望尽可能地减少心理学的内容,正在努力探讨用一种统一的方式来解释金融市场上的异常现象。 三、行为经济学在实际中的应用 1.民工短缺的行为经济学分析 沿海地区的“民工荒”打破了我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神话,引起了企业界和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理论界纷纷对此问题发表看法,并对民工短缺的成因进行了分析综观这些分析,人多是运用市场、结构、信息、制度等分析力一法,基本没有涉及民工的心理与理性,民工是该劳动力市场的主体,在分析民工短缺的成因时,不能完全不考虑主体对劳动力市场的相关要素以及劳动环境的认知而采取的相应的经济行为。 经济学理论论文:改革开放与经济学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理论取得了重大创新和发展。其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的实践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不竭源泉，促进了思想解放，营造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快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的进程，最重要的是改革开放进程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为理论创新的思想保证和强大动力。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宝贵经验是：解放思想是先导，坚持方向不动摇，坚持创新不止步，关键是要建设一支高水平的理论研究队伍。时代和实践的发展无止境，改革开放实践呼唤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要在若干重大方面取得进一步突破，必须继续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解放思想，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继续加强队伍建设。 关键词：改革开放经济学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一场伟大革命，创新是经济学理论发展的灵魂。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不仅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而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又为改革开放开辟了道路，提供了强有力地支持。本文拟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作简要回顾，并对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进行展望。 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的新进展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实践的发展，我国经济学理论实现了一系列重大创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创新，概括言之，有如下十个主要方面： (一)关于改革方向、目标、道路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强调“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是“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推动力”的同时，曾经论及社会主义改革。恩格斯指出，“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主义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但是，对于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特别是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如何改革，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可能做出明确的回答。 以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宝贵成就和经验，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奠定了基础，但也没有解决社会主义如何进行改革的一系列理论问题。 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伟大革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理论实现了一系列创新和完善，这些理论不仅包括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必然性，改革的性质、目标，而且包括改革开放的内容、道路、方略，由此形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体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学说。 (二)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人类发展一般规律和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得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论断，但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他们只是作了一些原则性的预测。列宁在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不仅肯定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公有制、按劳分配和人民政权等，而且根据俄国的实践，形成了对社会主义特征的进一步认识，如：实行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合作经济；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具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建立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权及其民主制度等。但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究竟怎样，列宁又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态度。他认为，社会主义将来是个什么样子，什么时候达到完备的形式，这些只有未来建设者才能具体描述。 改革开放前，我国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经历过反复的过程，有重大的进步也有曲折甚至失误。我们曾经肯定社会主义就是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率，因此致力于生产力发展并取得重大成就；曾肯定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因此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并使人民生活有极大的改善；曾经肯定要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所以使生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生产力发展。但是，我们也曾经过分强调生产关系的变革而忽视发展生产力，过分强调生产资料越公越好而脱离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过分强调经济增长而忽视人民生活的改善。 改革开放的实践，不仅使我们认识到社会主义不意味着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而且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同时认识到，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要求。这些认识反映在经济理论上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重要方面：一是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目的。二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要求。三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手段。很显然，这些理论是在实践基础上的重大创新，使马克思主义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在原有的基础上前进了一大步。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社会主义发展要不要划分阶段、如何划分阶段，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从其产生、发展到成熟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除了要经过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外，还要经过两个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列宁曾依据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实践，指出在向共产主义前进的过程中会出现若干重要阶段，并提出了“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发达的社会主义”、“完全的社会主义”等概念。但是，这些思想也仍然是一般的构想，当时还缺乏足够的实践经验来做出科学的概括。所以，面对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列宁不拘泥于已有的结论，而是主张“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 新中国建立之初，我国对国情问题进行了探讨，成功地渡过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一些宝贵经验，但其后也走了一些弯路，在某个特殊时期，甚至脱离国情，超越发展阶段，实行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政策和措施，给社会主义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危害。在几十年社会主义探索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我们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范畴，并作出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这是依据我国的基本国情提出来的。我们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特指在我国生产力水平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阶段，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就我国的社会性质来看，它已经足社会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这与过渡时期有着本质的区别。第二，就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成熟程度来看，它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我们必须认清这一点，决不能超越这个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这两层含义是相辅相成的。社会主义是基本前提，初级阶段是发展程度。我国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是对长期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确立，初步解决了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所面临的新课题，为进一步科学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为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提供了根本依据。 (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提出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决定，我国不可能实行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而必须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时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确立，指明了现阶段中国经济制度的根本性质和特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可靠的理论基础。 (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基础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主要包括：一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二是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原则；三是坚持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既反对平均主义，又防止收入差距过大，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四是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五是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个人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个人要帮助后富的地区和个人，最终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的成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对调动劳动者积极性，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其著作中有许多关于商品经济的分析，这些分析如果抛开资本主义的制度因素，其揭示的许多一般规律对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预测未来社会时，曾以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为前提，设想社会根据需要，有计划地调节生产，不需要价值插手其间。后来有人把经典作家的这种对特定前提下的预测变成教条，不管现实社会主义的条件如何一概排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从而严重束缚了社会主义活力的发挥。 社会主义建设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不但不能取消反而必须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了这样的认识为基础，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相容的问题、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手段等重大理论也都取得了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也随着改革的深化逐步明晰。所有这些，打破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桎梏，使马克思主义关于商品经济的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新的发展和创新，成为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指导理论。 (七)社会主义微观经济理论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长时期内，企业是政府行政机关的附属物，不是独立的法人。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企业没有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也就没有足够的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和活力。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使我们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个人和农户家庭都是微观经济主体，同时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企业理论和企业改革理论，包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独立的法人，拥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生产经营权；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深化垄断企业改革，引入竞争机制；推进集体企业改革，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合作经济；推进公平准入，改善融资条件，破除体制障碍，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等。社会主义微观经济理论的形成，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微观经济理论，为我国的企业改革提供了理论指导。 (八)经济发展理论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关于发展的根本思想。在改革开放中，我国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发展思想的同时，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集中广大人民的智慧，汲取世界各国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提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它明确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赋予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发展问题上的集中体现。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形成了实现科学发展的一系列理论，包括：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理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理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理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理论；区域协调发展理论等。这些理论为我国国民经济的科学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导和保证。 (九)开放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国际分工和世界贸易的一些论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开放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内，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的封锁，也由于当时缺乏经验，所以我国的对外开放遇到很大困难，具有很大的局限。 1978年以后，我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对外开放逐步扩大，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系列对外开放理论，包括：一是统筹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二是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进程，具有二重性，要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三是转变贸易方式，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注重防范国际经济风险；四是要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在这种对外开放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十)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丰富的宏观经济理论，如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有计划发展理论等等。我国在改革开放前的长时间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也积累了宝贵的综合平衡等宏观管理经验。这些理论和经验都是进行国民经济宏观管理的宝贵财富。但是对于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究竟如何管理，则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借鉴西方经济理论，并将这些理论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创新形成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宏观经济理论，包括：计划与市场关系理论，国民经济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经济分析理论，国民经济结构分析理论，宏观调控模式、目标、手段理论，政府职能及其转变理论等。这些理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理论，为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和保证。 二、改革开放的实践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 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取得如此理论进展，主要原因是： (一)改革开放的实践为经济理论创新提供了不竭源泉和动力 经济学理论本质上是实践的理论，实践是理论创新和发展不竭的源泉。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提出了强烈的需求，为经济学的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源泉，推动了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创新。同时，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在推动了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为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三十年来，我国gdp以年均将近10％的速度增长，总量由1978年的3645.2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246619亿元，跃至世界第四。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4元增长到2007年的1378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增长到2007年的4140元。年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2007年达到172534亿元，是1978年的819倍。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两千多万，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使之丰富多彩，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为认识世界提供了手段。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信息经济的发展，网络的出现，为人类认识瞬息万变的经济社会提供了条件。此外，改革开放的实践还不断检验已经形成的理论，使实践证明不符合实际的理论不断遭到淘汰或矫正，使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不断地得到完善和发展。 (二)改革开放促进了思想解放，营造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理论的创新需要优良的学术环境。改革开放是一场空前的思想解放，经济学理论工作者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改革开放的实践，感受改革开放的脉搏，跟踪改革开放的步伐，总结新经验，研究新问题。而整个社会在改革开放中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百家争鸣的氛围，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学术环境。经济学理论创新是一种复杂的创造性的劳动。全社会尊重这样的劳动，努力营造生动活泼、求真务实的学术环境，提倡不同学术观点、学术流派的争鸣和切磋，提倡充分的批评与反批评。这种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使他们的创造性迸发出来，成为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生力军。 (三)改革开放加快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和借鉴国外经济学的进程 经济学是科学，而科学揭示的真理是没有国界的。随着中国经济日益开放、融入世界经济，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也日益引起世界的关注，大批的中国学者登上世界各国的讲坛，进行学术交流，使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在交流中得到传播和发展。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使国外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也日益广泛，这为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提供了极大的可能。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吸收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的一切优秀成果，尤其是在批判地继承、吸收人类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合理成分的基础上，总结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和工人阶级斗争实践，创造了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也在认真借鉴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理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理论、苏东国家的经济理论研究取得的进展，得到进一步创新和发展。 (四)改革开放加快并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由此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根本思想保证和强大动力 改革开放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化的过程，在改革开放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继思想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伟大成果，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经济学理论创新一方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贡献，另一方面又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这就保证了经济学理论创新既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而不误入歧途，又使经济学理论创新具有科学的方法论指导。这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所在。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学理论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最重要的是： 第一，解放思想是先导。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的先导，也是理论创新的先导。只有不断解放思想，才能不断推动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进而实现经济学理论的创新。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取得的一次又一次创新无不是解放思想的成果，而每一次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又进一步推动了改革开放的深化和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实践证明，解放思想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宝，也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强大思想武器。过去三十年我们坚持不断解放思想取得了改革开放的成功和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丰硕成果，今后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实现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创新，一定要继续不断解放思想。 第二，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改革开放而言，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动摇，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就经济学理论创新而言，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改革开放服务的方向不动摇。积三十年之经验，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必须在任何情况下坚持方向不动摇，在改革顺利的情况下，坚持方向不动摇，在改革遇到困难、发生问题时尤其要坚持方向不动摇。坚持方向不动摇，要反对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当遇到困难和问题时就怀疑甚至否定改革的必要性和取得的成就，动摇深化改革的决心，甚至试图把改革拉向后转；另一种倾向是，只强调坚持改革方向而忽视改革遇到的问题，甚至以坚持改革的方向而不去正视和解决改革进程中遇到的问题。经济学理论要始终不渝地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出谋划策，提供科学的支持和指导。 第三，坚持创新不止步。创新是理论进步的灵魂，创新无止境。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沧取得的突破和进展无不是创新的结果。要创新就要坚持科学研究无禁区，学术争鸣要鼓励；要创新就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重视对国情、世情的调查研究，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尊重人民的创造精神；要创新就要妥善处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充分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关系，既坚持正确的导向，又大胆吸收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先进经验；要创新就要倡导科学严谨的学风，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第四，关键是要建设一支高水平高素质的理论研究队伍。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创新取得的成就，得益于建立了一支数量宏大、素质较高的理论队伍。这支队伍总体而言，拥护改革开放、拥护社会主义，具有较广阔的视野、较渊博的专业知识和高尚的敬业精神，是值得信赖的队伍。今后经济学理论创新，还必须继续加强队伍建设，充分发挥这支队伍的作用。 三、改革开放实践呼唤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 实践的发展是无止境的，理论的创新也不应该停止在一个水平上。毋庸讳言的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我们仍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和问题。这些挑战和问题有的来自国际的，有的来自国内的。在国内的这些问题中，有的属于由改革开放的深化触及到的一些深层次矛盾，有的则是具有阶段性特征的问题。不管哪些问题的克服和解决，都呼唤着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在当前，经济学应该着力研究和创新的主要领域及问题有： 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问题研究。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科学发展观的经济学阐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科学发展的理论研究；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机制问题研究；以及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经济学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研究将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包括：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模式研究；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研究；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研究；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研究；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研究等。2009年将迎来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道路及其经验教训，也是经济学理论创新义不容辞的责任。三是深化改革开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研究。包括：今后中长期深化改革开放战略研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经济制度和健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研究；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研究；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府监管体制改革研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研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研究；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研究；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等。四是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和改善民生问题研究。包括：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研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研究；区域均衡发展和区域竞争问题研究；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研究；扩大就业的理论和对策研究；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论和政策研究；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研究；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理论与对策研究等。五是开放进程中抵御世界各种危机影响维护国家安全研究。包括：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研究；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与中国经济金融安全研究；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理论和对策研究；灵活审慎的宏观调控政策研究；对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进一步评析和研究；全球经济调整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开放条件下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研究等。六是中外经济史重大问题研究和中外经济思想史重大问题研究。 要实现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就需要： 一是继续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之所以必须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因为，我们要进一步创新的经济学理论，必须是对实践有指导作用，能够引领实践健康发展的理论，而这样的理论只能从实践经验中总结，并在实践中受到检验和发展。书本的知识，前人的经验和理论成果是重要的，没有这些知识和理论，一切从头开始，也很难实现进一步创新，但这些知识和理论只是已有的理论，它可以为我们进一步创新经济学理论提供基础和借鉴，但却代替不了理论的进一步创新。所以归根结底，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只能源于实践并随实践的发展而深化。 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一切从实际出发，首先是要进一步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我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特殊的文化、特殊的国情、特殊的经济制度，只有对这些“特殊”吃准吃透，才可能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我国正在进行的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开放和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只有投身这样的实践并善于不断从这样的伟大实践中吸取营养，才可能总结出伟大的理论，实现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而这一点，几乎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所无法比拟的。中国的经济学工作者，处于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国家，得天独厚，应该为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作出世界性的贡献。基于此，我们应该多一些自信和自豪，而完全不必凡事跟在别人后头跑，甚至妄自菲薄。当然，强调首先是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并不排斥从世界的实际出发。我们处于一个开放的时代，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是世界发展的潮流，在这样的时代，不了解世界，也就不能很好地研究中国，所以一切从实际出发，也要从世界的实际出发。 二是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因为这是已为实践证明非走不可的必经之路，舍此不能达到我们预定的目标。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多年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带领全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建没和改革的卓越成就。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定要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否则马克思主义不能发展，中国的问题也不能有效解决。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理所在。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指导，联系国际国内的实际，去观察和分析问题。我们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总结过去，客观地分析现实，努力实现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要坚持和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一方面，要防止和反对教条主义，另一方面，也要反对形式主义和实用主义。教条主义是本本主义，照本宣科，简单地、机械地套用“本本”和字句，形式主义只做表面文章，这只能使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停留在一知半解的水平；实用主义则往往断章取义，为己所用，给马克思主义附加一些不正确的东西，甚至肢解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一方面要认认真真、老老实实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另一方面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解决我国的实际问题，在分析解决实际问题中创新发展经济学理论。 三是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之所以要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不仅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而且善于吸取人类文明中的一切成果，具有开放性。在今天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竞争、合作的条件下，我们更应该善于充分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包括西方经济学的文明成果，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 当前，一个客观事实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发育程度、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程度比我们高，综合国力比我们强。西方经济学作为对这种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理论概括，包含了一些科学的对我们有用的成分，也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有分析地借鉴这些科学的成分，为我所用，对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益的。当然，必须明确，西方经济学有其非科学性，主要是：将资本主义作为永恒的、美好的制度是不符合实际情况和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将市场看作是万能的已为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排斥和否定对经济的干预也是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正因为西方经济学有这些非科学性甚至是根本性的缺陷，所以它不可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在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时候，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有取有舍，有用有弃，而决不可照抄照搬。 四是继续加强队伍建设。要坚持高标准，按照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要求，造就一批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学贯中西的思想家和理论家，造就一批理论功底扎实、勇于开拓创新的学科带头人，造就一批年富力强、政治和业务素质良好、锐意进取的青年理论骨干。关键措施是要高度重视对哲学社会科学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建立能够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人尽其才的良好机制，形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 试论邓小平经济思想主题内容及其对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论文关键词：邓小平经济思想；经济体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论文摘要：邓小平经济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极其重要组成部分，对邓小平经济思想的研究，首先就要从整体上把握这一思想主要层面。本文从理论、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提出邓小平经济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关系及其规律的研究。揭示了邓小平经济思想包含了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三个层面及其内在联系，对我们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中国怎样建设、巩固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 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作为我们党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而邓小平经济思想是邓小平理论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邓小平经济思想正是在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史上百年探索的重大时代课题，及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问题的探索中，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理论观点。展示了这些理论观点的联系及其体系，同时也把社会主义经济学推到新的发展阶段。 一、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的历史发展中，科学地理解和把握邓小平经济思想的主题 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科学探索，起始于l9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l9世纪70年代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拓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研究的理论视野，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对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如何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作了最初的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以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不失时机地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一方面走出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奠定了新中国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强调向苏联学习，基本上按苏联既有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形成由国家集中统一领导的计划经济运行模式。到1956年春，经过经济建设的实践，以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已经察觉到苏联模式的弊端，提出要以苏联为戒，正确学习苏联的经验。一是苏联的办法中的许多是错误的，已经给苏联经济发展造成危害，这些东西我们不要学；二是即使苏联对的东西，也有许多不合乎中国实际，不能生搬硬套。由此开始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在实践上取得了一些成就，理论上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其表现在在1956年4月撰写的《论十大关系》和1957年6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及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所提出的一些重要理论观点。但是，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由于受到“左”的思想干扰，并没有沿着正确思路继续下去，使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遭到了如“”这样的严重挫折，特别是“”，更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遭到灾难性的破坏。 20世纪70年代未以后，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自身经济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态势和矛盾作出了正确的分析，并作出了科学的判断，科学地探讨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和发展的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从而在社会主义经济学史上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解决了象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二、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基本特征的探讨，是邓小平经济思想的基础性内容，这一探讨深化了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本质及其特征的理论 邓小平经济思想的主题，决定了它在理论上的主体内容，可以概括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三个层面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 第一，对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内容的分析 总结我国建国以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分析现阶段我国的基本国情，邓小平认为，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所制结构只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并存共同发展。为了坚持公有制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中的主体地位，并发挥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邓小平还从理论上阐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有关系，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兼容性；结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对公有制在现实经济中的实现形式作了探索；强调选择承包制、租赁制、股份制等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是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也是有利于体现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基本要求的。 第二，对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制度的基本内容分析 依据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现实出发，邓小平坚持认为，按劳分配同公有制一样，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内容，它们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区别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原则”。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所有制结构相适应，邓小平对社会主义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经济方式并存的结构作了探讨。他还对按劳分配实现过程中，体现在收人分配上的“先富”和“共富”关系作了理论的与实践的探索，提出了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的“大政策”。同时提出了“三步走”发展战略和“两个大局”思想，“两个大局”思想即“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富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一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第三，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的概括 认识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是搞清楚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和现实的前提，邓小平以他对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长期思考和探索，并根据现时代世界与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实际，把社会主义本质高度概括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揭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与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完善社会主义经济的内联系，极大地丰富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视野。 三、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探讨，构成邓小平经济思想中最富有创造性的理论层面，展示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新课题和新领域 经济体制是一定经济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和管理形式。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理论分析，集中体现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的科学论述 党的十一届中全会召开不久，邓小平指出，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改革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问题，对这一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作了充分的估计，他认为“为了有效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认真解决各种经济体制问题，这也是一种很大规模的很复杂的调整”。反思50年代初期以来我国经济体制的形成及其演化，邓小平清醒地分析其基本特征和弊端，认为原有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就是国家运用指令性计划，直接掌握和控制人、财、物资源，权力主要集中在中央，所有的活动都在计划规定的范围内运行。这一经济体制虽然也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注意利用经济杠杆的作用，并且在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期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逐步开展，也暴露出不少弊端，如“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④等，为此，“如果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当时，邓小平就已经清楚地认识到。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我们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中，“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三方面的问题”。 第二，对建设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创造性的探索 在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最初十年实践的反思中，邓小平强调创造良好的环境对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提出与当时所开展的治理整顿相关的经济体制目标模式，只能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当经济体制改革进人全面深化阶段时，邓小平审时度势，在总结我国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及时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对人们在改革中一直非常关注的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作了新的概括。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他把计划、市场经济机制同社会经济制度“剥离”开来，把计划和市场都看作经济手段，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他又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角度论述了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关系，说明两者是有机统一的。这一理论从根本上破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是社会基本制度的传统观念，诊治了我们在市场和市场经济问题上常犯的“恐资病”，为我们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极为重要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四、对经济运行及其机制的探讨，构成了邓小平经济思想的富有特色的内容，拓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的视野 人类社会经济形态足一个在一定的经济作用下运行和发展的有机整体。经济运行机制简称经济机制。它是一定经济肌体内各种构成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制约关系及这种关系对经济的调节功能，通过经济运行机制系统自动而稳定的运转，推动社会经济正常发展，调节社会资源的有效分配。邓小平非常重视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研究，对社会主义发展不同时期如何运用计划和市场的运行机制，以及运用计划和市场的经济运行机制的重要性等问题作了深入的论述。他认为，“在调整时期，我们可以加强或多一点计划性，而在另一个时候多一点市场调节，搞得更灵活一点”计划和市场作为经济运行的机制，运用得适当，就可以提高社会生产力，更为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优越性。“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决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 邓小平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分析，首先表现他对保持中央权威问题的论述上。他明确指出，中央权威是指中央领导集体的权威，保持中央权威就是中央能令行禁止，说话算数；掌握足够的财力是保持中央权威的物质前提，科学地制定政策是保持中央权威的重要基础。其次，表现在他探讨了政府作为宏观调控的主体在宏观经济运行中的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他认为，政府职能必须由直接调控为主转向间接调控为主．由微观调控转向宏观调控，由搞项目审批、分钱、分物转向利用经济手段搞规划、协调、监督和服务，政府机构必须由臃肿重叠转变为精干、高效，只有这样，社会主义市场机制才得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才得以充分发挥和体现。再次，表现他分析宏观经济运行中的调节手段，如财政调整手段、金融调节手段、法律调节手段、行政调节手段等。此外，邓小平还对国民经济的速度、比例、效益之间的关系，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发展战略问题，以及我国的对外开放等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 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分析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对农业生产方式作了“两个飞跃”的概括。邓小平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第二，在国有工业企业管理方式的变革上提出了“要来个革命”的思想。在企业体制改革的不同时期，邓小平提出了建立和加强以“责任制”为特点的企业管理方式．实行以“承包制”为特点的企业管理方式，以及以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为落脚点的企业管理方式。第三，对发展企业所需要的技术和人才问题作了较为深刻的论述。邓小平强调发展企业所需要的技术可以采取“引进”的办法，对引进的技术不能只是“学会”，还必须“创新”。使企业拥有更高的技术水平。同时，先进的技术要有先进的管理方法，发展企业所需要的人才靠的是“培养”，对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必须是在“很好地使用”中进行培养。 五、对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整体关系和过程的研究，构成邓小平经济思想的主体内容，展示了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广阔前景 以往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较多地注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研究，而忽视或轻视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的研究。这种研究取向的产生，一方面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对象理解的偏误有关，往往把对生产关系的研究误解成仅仅是对基本经济制度特征的研究，对经济体制、对经济运行的研究易于被排斥在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范围之外；另一方面也与长期存在的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有关，现实中单一经济体制模式窒息了对这一体制及其运行研究的活力，从而使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脱离了生动的，丰富多彩的经济实践。邓小平在形成和发展其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过程中，果断地摒弃了社会主义经济学专注于经济制度研究的偏误，使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研究由对经济制度的研究扩展到对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运行及其内在的联系的研究范围。这不仅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新见解，而且也是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必要前提和重要的条件。 在经济关系整体中，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运行三个层面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邓小平既注重对三个层面的统一性的研究。在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中，经济制度决定着经济体制的基本性质和职能，经济体制则遵循并实现着经济制度给定的基本经济关系，作为经济制度的具体存在形式。邓小平在论述发展经济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改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必要性的同时，也看到了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的统一性。他认为，我们既要看到改革经济体制的目的就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也要看到：“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经济体制只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具体存在形式，而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经济运行也是在一定经济制度下发挥作用的，一定的经济制度同样会存在不同的经济运行机制。邓小平在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分析中，既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计划机制、市场机制、竞争机制、价格机制作了分析，也对计划机制、市场机制与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作了较为透彻的分析，使人们从计划、市场等同于经济制度的思想束缚下解放出来。在经济体制与经济运行机制的关系上，邓小平强调了我国原有经济体制的“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从而说明一定的经济体制中总是存在着与之相适应的经济运行机制，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就是对经济运行机制进行选择或实现经济运行机制的转换。

经典教育论文:浅析“信而好古”的经典美术教育思想 摘要:儒家思想主张尚礼好古、以经典为宗的教育理论,对后世的影响巨大,形成中国古代以典范为宗的美术教育思想基础,本论文对“信而好古”的基本思想、基本精神介绍和分析,以及“信而好古”形成的原因等三方面进行了阐述,使更深刻的了解“信而好古”的经典美术教育思想。 关键字:信而好古 人文精神 教育思想 一、“信而好古”的经典教育思想 《论语•述而》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其中“古”古典、古训的作用在重视教化传承的中国古代文化中有特殊的地位。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孔子的儒家思想影响最大,主张尚礼好古、以经典为宗的教育理论,对后世影响巨大。 《论语》中,正如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有教无类”、“不学诗,无以言”等,我们再熟悉不过。可见,孔子的对“古典”的强调,对“雅正”的强调,具有普遍的观念指导意义。“好古” 是讲孔子学习的主要取向是前人的经验教训的文化继承,而“信”是讲喜爱文化继承,并注重证实前人理论之理性的现实性,也就是学习前人理论,并通过实践证实或者证否它。孔子的“信而好古”是崇尚经典、以经典为法则的教育理论,是孔子教育思想中最重要的理论之一,并随着儒家学说的传播,渗透到中国文化各个领域,成为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中最重要的原则。同时,也随着中国美术的不断发展,成为中国古代美术教育史上最重要的教育思想。 二、“信而好古”经典美术教育的基本精神 “信而好古”重内在精神和生命的连续,意义在于重质、重情。在其思想中,体现了人文精神论、重视教师的观点。 中国的道德伦理思想和哲学思想的核心就是指出人的尊严,维持人的尊严。在中国儒学中,孔子是重人文精神的开先河者。他重人事而轻天命,重对人的德性的培养教育。他的人生目标就是“克己复礼”的“从道者”,同时也潜心尽力的培养众多的忠实于仁与礼的“护道者”。人文精神论是孔子德育思想的理论基础之一,主张先圣之理。全面的人文精神,贵在全面“人文”,夫子“温、良、恭、俭、让”,做事情中正,心态平和,虽然孔子不敢和周公比,但他对于自己的文化传承的历史使命是看得很清楚,是很自信的。 先秦时期,对礼、仪、法、规的遵从,在教育实施中,表现为对师、傅的尊重。这种思想在荀子著作中体现得最为集中。荀子特别重视教师的地位,常常把君师并称,这是儒家的传统思想。孟轲引《尚书•泰誓》中“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的说法,把君师并列起来。荀子以为教师的主要任务是“正礼”,而学生的任务则在无条件地服从教师的教导。《荀子•修身》曰:“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礼然而然,则是情安礼也。师云而云,则是智若师也。情安礼,智若师,则是圣人也。”师道尊严是教育的基本前提。荀子在《劝学》篇中又说:“《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达。方其人之习君子之说,则尊以遍矣,周于世矣。故曰:学莫便乎近其人。”这些对师法的重视,对师、傅言传身教重要性的揭示,在教育思想上,与“信而好古”的观念一脉相承,也成为中国古代美术教育中普遍遵循的原则。 三、“信而好古”经典美术教育思想形成的原因 (一)教育从属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 《礼记•学记》云:“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建国君民,教学为先”集中代表了这一原则。儒家历来将“德”、“礼”的作用用在“政”、“刑”之上,奠定了君主治国的思想基础。如汉章帝诏书说:“三代导人,教学为本。”魏明帝诏书说:“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历代封建王朝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大力发展教育,为巩固他们政权而服务。这是封建统治教育的目的,在先秦时期封建统治者根据儒家理论,将兴学设教作为基本国策,使教育在中国古代享有崇高的地位,国家掌管的教育事业归根结底是中央集权的产物,出于统一思想、移风易俗和培养、选拔人才的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必须高度重视教育,并牢牢控制教育。儒家则提供了理论依据及切实可行的兴学措施、教学内容和师资。 (二)孔子亲身体验“信而好古” 杨伯峻先生在《论语注释》中关于孔子思想体系的渊源概括为四点。一,孔子纵然是殷商的苗裔,但早已从贵族下降到一般平民。这是说孔子的家世对孔子学说思想形成的基础性的影响。二,孔子是鲁国人。当时的鲁国,正处于新旧的交替之中,即有改革,但改革又不彻底,这种情况,也反映在孔子的思想上。孔子的思想不能不受当时鲁国的特定环境的深刻影响。三,孔子说过自己“信而好古”。他的弟子子贡也说过“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孔子苦读好学,在读书中吸取他认为有用的东西,加以利用。古代书籍和古人对孔子都有不少的影响。四,古人,尤其春秋时人,有各种政治家、思想家,自然有进步的,有改良主义的,也有保守和倒退的。孔子对他们都很熟知,且适作评价,慎作取舍。这对孔子学说思想的形成也有影响。 孔子的“信而好古”经典美术教育思想,自古以来对中国画的学习有很深的影响。元赵孟\“作画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概括的言简意赅。这种观念通过艺术理论反映出来,形成中国古代以典范为宗的美术教育思想的基础,并通过遵循典章仪轨、摹拓临写样范法帖等主要美术教育途径,达到师授传习的教育目的。贯通整个总国古代美术教育历史,可见其影响之大。 经典教育论文:以英美经典影片赏析为视角思考大学英语通识教育 【摘要】英语教学中电影赏析问题的研究已经有了一些成果，其与大学英语通识教育（ELE）教学改革关系方面的研究不算多，本文用英美经典电影系列的案例分析，寻求经典英美电影片段赏析在大学英语课程人文价值方面的突破。从学科特点、教学难题、可行性三个方面思考英美经典影片赏析与独立院校大学英语通识教育教学改革的关系。 【关键词】英美经典影片赏析 大学英语教学 通识教育教学改革 学术界涉及该领域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英语课程中电影赏析如何在跨文化交际能力、听力口语教学、任务和输出型驱动教学、纯语言知识、情感体验等几个方面体现功用；翻译学视阈中研究英美经典电影的片名、字幕和文本解读；跨文化视野下英美经典电影的个案分析；大学英语通识教育（ELE）与 “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的关系研究。上述研究成果的相关论文如：康燕彬《英语电影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发表于2010年9月《读与写杂志》；林黉《英文原版电影与跨文化交际能力》发表于2011年5月《楚雄师范学院学报》；胡贞《鉴赏原版英文电影 提升跨文化语用能力》发表于2011年第2期《电影文学》；吴S《多维立体化的翻译教学研究――以美国电影为语境》发表于2011年1月《外语电化教学》；殷和素、严启刚《浅谈大学英语通识教育和专门用途英语教学的关系――兼论新一轮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发展方向》等。 本文从学科特点、教学难题、可行性三个方面思考英美经典影片赏析与独立院校大学英语通识教育教学改革的关系。 一、学科特点 1.语言水平与教语言水平。除了研究语言专业知识外，教师应该注重教语言水平的提高，通过广泛涉猎各学科书籍提升人文素养，使大学英语教学成为实现通识教育的路径。 2.道与术。大学英语教学实现通识教育的功用，要处理好道与术的关系，道术并重，将人文素养和英语语言技能培养深度融合。 3.工具性与通识性。大学英语教学赢得学生，靠的是鲜活的语言材料和充沛的情感，既要让学生学习使用语言，也令其增长见识开阔眼界。 4.语和文。重“文”是大学英语教学的传统，近年来强调“语”的教学逐渐成为发展方向。在慕课平台等技术逐渐走向成熟，翻转课程日益成为主流的情况下，重点训练“语”的听说课程及其教学改革必须跟上。 5.英语和母语。英语和母语在文化上的差异，也是大学英语教学应该重点解决的问题。 二、教学难题 1.技术限制。语音室教学环境难以实现全覆盖，普通教室操作听说课受限制影响效果。慕课平台框架和翻转课堂的教学改革对大学英语教学提出新的要求，也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英语教学受限于语言室资源的问题。非商业目的使用欧美经典影片资源以构建翻转课堂，学生可以反复利用资源提高语言水平，教师可将教学重点放在课堂的人文价值和人文建构。 2.听说课程。外教人手不足，外教教学难以实现全覆盖。慕课平台框架和翻转课堂的教学改革也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原汁原味的英美经典影片作为网络教学和网络资源可以反复使用，操作便利，学生在课后自学并做好充分准备，课堂成为情感沟通和语言交流的平台。将“语言输入”为主的课程扭转为“语言输出”为主的课程。 三、英美经典影片赏析实现大学英语教学通识教育的可行性 结合视觉文化风靡和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在论证英美经典电影片段赏析与大学英语通识教育（ELE）内在逻辑联系的基础上，以跨文化思维方式赏析英美经典电影片段为切入点，大学英语通识教育教学改革，重点思考英美经典电影蕴涵的人文价值和思想突破，为大学英语通识教育（ELE）提供实施路径。 英美经典电影片段赏析的主题和案例系列及人文价值，为大学英语通识教育（ELE）教学改革提供内容。重点思考英美经典电影片段赏析蕴涵的价值观念和人文精神，将最具代表性的案例系列和主题加以总结，思考其对大学英语通识教育（ELE）的意义，为大学英语通识教育教学改革提供内容。 美国经典科幻电影，指向未来和人类终极命运如《12猴子》、《地球停转日》；对文明冲突和人类作茧自缚自我毁灭的隐忧如《终结者》、《黑客帝国》、《银翼杀手》等；探索物种进化过程中的此消彼长如《人猿星球》、《X战警》；表达对神经、精神世界未知和混沌的恐惧如《盗梦空间》、《少数派报告》；对宇宙奥义的追问如《2001漫游天空》、与外星生命的合作和对抗如《星际迷航》、《星球大战》。该专题旨在启发学生运用哲学的思维方式去思考时间、生死等终极问题。又如思考人工智能与智人命运的纠缠，近几年诞生出《机械姬》、《机器纪元》等影片，对智人的未来作出预测和反思。《超体》和《星际穿越》等影片，勾勒出科学和思想的边界。 代表美国魂和精神内核的电影，谈殉道者的孤独和伟大：基督教的“原罪”与救赎如《七宗罪》、《沉默的羔羊》、《肖申克的救赎》；孤胆英雄的非凡勇气如超人系列《超人》、《蝙蝠侠》等，西部牛仔的浩然正气如《正午》，警匪片对舍生取义的讴歌如《变脸》，政要和名流的底线和良知如《杀死一只知更鸟》、《洛城机密》等。该专题旨在启发学生用理性思维看待人性的弱点并思考宗教和文学对现世的超越。 另外还可以探讨如英美名著及电影，闪耀着人类普世价值的永恒之光，英美女性文学及电影涉及的爱情和独立问题，英美史诗电影的崇高和美，黑帮片看社会的显规则和潜规则等。 结合大学英语课程教学实践和教学研究活动，收集包括大学英语电影教学的跨文化研究类书籍和相关论文、英美经典电影DVD、经典电影鉴赏中英读本、大学通识教育（ELE）英语读本、西方正典中英读本、英文经典名著详注等，从教学实践和理论素养两方面为大学英语通识教育的教学改革做大量前期准备工作。最后在教学实践中探索如何以英美经典电影片段赏析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和跨文化交际能力，提升课程的人文价值和精神，为实现大学英语通识教育的功用提供可能性。 目前学术界在跨文化视野下，对英语教学中电影赏析问题的研究已经有了一些成果，而其与大学英语通识教育（ELE）教学改革关系方面的研究不算多，本文用英美经典电影系列的案例分析，寻求经典英美电影片段赏析在大学英语课程人文价值方面的突破。以英美经典电影片段赏析来实现大学英语通识教育（ELE）的旨趣，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学生的文史哲修养、审美品位和思辨能力，这是大学英语通识教育的意义所在。 经典教育论文:谈儒家经典在教育中的德育作用 现在，中小学生大多是独生子女，在家里是“小皇帝”、“小公主”，受到家长的溺爱，“拿在手里怕掉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娇生惯养，自理能力和承受挫折的能力很差。许多人养成了好逸恶劳、贪图享受、自私自利、专横霸道的恶习。而且电视上各种不健康的镜头，以及各种不健康的书籍，特别是网络的快速发展与普及，各种不健康的东西严重侵害着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出现了许多违法犯罪的现象。所以，认识的肤浅、知识的浅薄、道德的缺失，是现在青少年的通病。这也给德育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肩上担负着对学生德育的重大责任，面对德育的新问题，我们应清醒认识，认真对待。要改善德育工作，提高工作实效，还需要我们认真去探索德育工作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光明日报》发表过评论，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将有出现断层的危险性，重新建设中国文化，已刻不容缓。当务之急，我们应该从娃娃抓起，让我们的孩子从小接受中国文化的熏陶，使他们从小知道祖国的历史和祖国的文化，潜移默化地培养他们健康的心理和优美的人格。 一、儒家经典的重要作用 儒家经典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体现，它其中关于伦理道德，思想修养的内容，在二千多年的发展中沉淀了丰厚的内容，形成了完备的体系。在人类历史上，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中华文明是唯一没有中断过的古代文明。儒家文化及其价值观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因素，那些关于做人、处事和立国的名言早已深入人心，并在潜移默化中传布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作为代表的儒家经典在许多方面对人有很有成效的教育作用：智、仁、勇、忠、孝等，能帮助学生规范学生的行为，培养思辨的头脑，培植学生的品格。“天人合一，以人为本”的思想观念，“刚建有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仁爱孝悌，谦和好礼”的人伦原理，“诚实守信，勤俭廉正”的道德品质，“修身养性，慎独律己”的修养态度，“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等内容在二千多年里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伟大人物，他们无不受到儒家经典的熏陶，像闵子褰“母在一子单，母去二子寒”，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故事都说明了儒家经典的作用。不只是过去，就是在现在一些现代的著名人物小时候也是对儒家经典耳熟能详，深受影响。现在世界“孔子热”的现象表明儒家经典是被世界所接受的，它具有普遍的意义和作用，韩国一直把儒家的道德伦理作为德育教育的中心。在家庭教育、幼儿教育中就开始灌输有关儒学的观念。“国民伦理”科开始就系统讲授儒家伦理，“君为臣之纲、父为子之纲、夫为妻之纲”和“仁、义、礼、智、信”的三纲五常，强调忠孝等伦理和互相团结的精神。 二、具体措施 厚德载物，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儒家经典是现代教育与传统文化的最佳结合点。是中国璀璨夺目的古代文化中一颗明珠，其形式多种多样，风格迥然各异，内容五彩斑斓，意蕴含蓄绵长。其中广为传诵的经典文段在语文教学中的重要作用，不论是古代，还是当今，都是不可轻视的。早期经典的教育、启蒙、渗透，对于提高学生的汉语言水平、思维能力、识记能力和文化素质，以及对汉语言文字的理解都很有益处。《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学生背诵古今优秀诗文篇（段）。可见，让学生识记、背诵一定量的古诗文，已是时代对师生的要求。在这个黄金时期，受教育的儿童要接受中国古代文学的熏陶，感受中华民族古典文化遗产的无穷魅力，最可行也是最简洁的方法就是对中国较浅易儒家经典的诵记与研读，而且这也是他们将来一生受用不尽的“打根基”的训练。可见，学校此项活动意义深远。 我们开设《论语》校本课程以来，学生由新鲜、好奇到被吸引住，出乎人的意料，更可喜的是学生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无论在学业上和为人处世上，不知不觉间就“懂事”了。所以学校把儒家经典教材作为德育的主阵地，希望通过这种学习将德育教育落到实处。 当然学习继承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让孩子们在儒家经典的潜移默化中培养道德修养、做人准则，从而接受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增强我们民族的凝聚力；这还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探讨，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好，应进一步解放思想，从实际出发，把儒家的道德教育资源与现代社会性的教育资源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加强学校德育工作。使我们的民族文化能一代又一代传承下去，使我们的根永远不被忘怀，民族文化科学素质得到提高，道德素质也得到提高，为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创造一个良好环境。 经典教育论文:国学经典启今日教育 国学经典凝聚着中国数千年的文明，体现了中华博大精深的文化精髓。在国学教育呼声愈来愈高的今天，《论语》作为儒家文化的重要经典之一，越来越广泛的在各领域中被关注，对这一经典的解读也可谓见仁见智。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有幸重拾起这一经典细细品读，若干年前在书中作的批注，如今看来却又有了别样的见解。惊喜之余，我将《论语》中另有启发的语录进行了简要整理，以学前教师的视角，分别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挖掘。 一、“力不同科” 1.“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早在公元五百多年前，孔子就指出，射箭，主要不在于射透箭靶子，因为每个人的力量大小是不同的，放眼今天，便是承认“个体差异性”。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加德纳认为，世界上没有两个人具有完全相同的智力，每一个人都是用各自独特的组合方式把各种智力组装在一起的，这种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在教学中，我们常常会发现同样的活动，有的幼儿表现积极，而有的幼儿则表现相对迟缓，同一个问题，有的幼儿能沿着规范的思路回答，而有的幼儿却能另辟蹊径，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这便是差异造成的结果。 2.“因材施教” 孔子提出，育人要“深其深，浅其浅，益其益，尊其尊”。幼儿的个体差异大，承认差异或许比较容易，然而根据差异进行“因材施教”却困难得多。孔子对子路和冉有提出的同一问题“闻斯行诸”，却给出了不同的回答，因为冉有懦弱，要激励他的勇气，而子路武勇过人，需要让他谦逊。孔子几乎完美的实行了因材施教，而在班级授课制的教育中，完全做到因材施教并不现实，特别是在幼儿教育中，没有一个完全的标准去衡量教育效果，这就需要教师观察了解每一个幼儿，在活动中充分注意到幼儿的兴趣爱好的差异，鼓励幼儿发展自己的特长，激发每一个孩子的积极性，并给每位幼儿创造表现的机会，不作统一的要求，不要抹杀学生的个性，在集体教育中体现个别教育。 3.“于从政乎何有”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特点，每个人都有成大事的可能。在教育中我们不能给学生盖棺定论，而是要给予每一个孩子肯定，并激发其潜能。季康子问孔子，仲由、子贡和子有能否派他们治理政事，孔子回答说仲由办事果断，子贡精通人情事理，子有多才多艺，治理政事都没有困难。在教育中，我们往往会用同一个标准去衡量每个孩子，美好的希望他们按着我们心中的榜样成长，乖巧懂事、踏实上进的孩子被认可，而顽劣古怪、调皮惹事的孩子不被重视，活动中积极表现的孩子深受大家的喜爱，而迟钝不吭声的孩子往往被冷落，游戏中遵守规则的孩子被表扬，而打破规则的孩子往往被批评，这样的偏执并不可取。我们应该允许孩子的不同个性，认可他们的不同表现，引导他们发挥所长，像孔子一样信任并支持每一位学生的成长特点，相信每个人不同的特点都会创造出不凡的价值。 二、“既往不咎” 互乡这个地方的人难于跟他们交谈，而一个互乡的少年却得到了孔子的接见，孔子这样回答学生们的疑惑：“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人家已经去掉了污点而进步，就要赞许他的洁净，对他的过去不应抓住不放。孔子认为无论犯了什么错误，“改之为贵”，我们应当对其“既往不咎”。学前期，是启蒙时期，每个人在懵懂的时候都会犯很多错误。我们面对的这样一群孩子，他们通过不断的犯错，来学习认知并适应这个社会。每一个人都是在摔跤中学会走路，我们不应该带着错误的想法去看待孩子们的错误，更不该对反复犯错的孩子耿耿于怀。教师应该用更多的耐心去允许每一个孩子犯错，宽容每一个孩子的错误，帮助每一个孩子改正。图书撕坏了，教给他们正确翻阅与修补的方法；积木打翻了，教给他们合理搭建与整理的方法；小伙伴们打架了，教给他们友好交往与和解的方法。让我们笑着接受并忘记孩子们的错误。 三、“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孔子在教导学生时，不到学生努力想弄明白但仍然想不透的程度时不去开导他；不到学生心里明白却又不能完善表达出来的程度时不去启发他。孔子反对“填鸭式”的教育，主张在学生充分进行独立思考的基础上，再对他们进行启发、开导，这便是我们熟知的“启发式教学”。从早期教育的角度，这句话里还隐现着要抓住学生学习关键期的教育观点，在关键期对孩子进行启发教育，孩子能快速掌握学习内容，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认为抓住学习关键期，不仅体现在心理学上，如在幼儿语言发展关键期时多与之交流，锻炼其语言表达能力，更是体现在幼儿日常活动中。我们应该善于发现，抓住每一个细小的教育契机。 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1.“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孔子认为君子之于天下，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要求该怎么样做而不该怎样做，只要合理便行。教学也一样，没有一成不变的教学模式，作为教师，要在活动中寻求合理的改变，而不是墨守教案。 2.“视其所以，观其所为，察其所安” 如何在才能不拘泥于教案，在教学活动中能灵活应变？这要求我们不光要备教案，更是要备学生，既要“听其言”，又要“观其行”。我们不应该固执的将自己的备课笔记作为既定标准，而应该去考察孩子们究竟是什么状态、需要什么。“视其所以，观其所为，察其所安”，只有细心的教师才能了解孩子们的所思所想，才能让每一个活动更好的为孩子们服务。活动中，当孩子们想去探索时，不妨给他们多一次机会去操作；当孩子们想歌唱时，不妨给他们多一次机会展示歌喉；当孩子们想挥洒创意时，不妨给他们多一些纸墨去创作。也许你的教学活动因此而打破计划、拖延时间、甚至改变教学目标，但这又有何妨？ 3.“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不凭空猜测，不绝对肯定，不固执己见，不唯我独尊，这是孔子对自己的约束，也是我们每个教师应该做到的。让我们放低姿态，蹲下身姿，用平视的目光去亲近孩子、关心孩子、了解孩子，为他们创设一个自由、自主、尊重、和谐的成长环境。 经典教育论文:高职院校经典诵读的教育价值研究 高职院校开展经典诵读活动可以构建和谐的人文校园，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引领企业的精神文明。经典诵读活动的开展，可以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营造高职院校浓厚的文化氛围，推进高职院校大学精神建设、品牌建设和学风建设。高职院校要充分认识经典诵读的教育价值，大力推动经典诵读教育，从而建设人文的、和谐的、丰富的、高雅的校园文化，提升办学的品位和人才培养的质量。近年来，诵读中华传统经典已越来越受到教育界的重视。自2007年开始，教育部国家语委推出了以“亲近经典、承续传统”为主题的“中华颂经典诵读”系列活动。在此基础上，教育部、国家语委、中国文明办又决定从2010年开始共同实施“中华颂经典诵读行动”，要求将“加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战略主题贯彻到学校教育教学的各个方面，将诵读经典打造成加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增强民族历史文化传承，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载体和平台。高职学生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建设现代化强国所需要的重要人才，在高职院校开展经典诵读活动，让学生亲近中国文化，逐渐热爱中华文明，创新传统思想，弘扬民族精神，为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开创新局面。 一、经典诵读的内涵 根据各类工具书的注释，“经”的本义是“织布的直线”，是织成一匹布的先导，引申为“天经地义的常理常道”。“经者，恒久之圣道，不刑之源教也。”（出自《文心雕龙・宗经》），这是我国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刘勰的阐释。而“典”即典范的意思。因此，文学经典就是承载着关于天地人生永恒规律和哲理的文学作品，是历史文化的积淀，是历代文人智慧的结晶。本文所谓的经典，就是指文学经典，包括经史子集、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中的经典著作等。“经典诵读”，主要是指背诵或诵读文学经典诗词著作等。学生通过诵读经典，丰厚文化底蕴，启迪品性灵气，全方位地提升各方面素养。 二、经典诵读的特点 （一）经典诵读是一个对话过程 经典诵读的过程是一种交流探讨的对话过程，每一部文学经典都呼唤不同的读者的对话与理解，让读者叩问人生意义和价值。经典诵读的过程是一种超时空对话过程，召唤不同时代的读者在最大限度的范围内发挥再创造的才能，读者在诵读的过程中能主动感受到博大精深的文化。经典诵读的过程是一种经典的意义的多次对话，通过反复诵读，读者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崇高精神进行对话，读者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正义感得以强化，思想境界得到净化和提升，内心世界变得丰富和强大。随着不同读者的参与对话，经典的意义也在不断得到丰富和完善。 （二）经典诵读是一个感悟过程 文学经典具有原创性和本源的意义，它是旷古智慧的结晶，是人类精神的精华所在。经典诵读具有开放性，它是一种没有限制性和先期条件的诵读过程，读者可任意进行多元的理解和透视。面对同样的经典文本，不同的读者可以有不同个性化的解释。文学经典诵读的过程就是感受、体验进而感悟中国文化的过程，它能让人走进一个特定的精神体验世界，感受美好的形象、丰富的情感，感悟生命的伟大、人性的美好，激发生活的热情，寻找人生的梦想等。 （三）经典诵读是一个建构过程 根据接受美学的观点，文学经典是一个典型的召唤结构。因此，经典诵读的过程就是意义建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除了建构文本的意义世界，还要建构读者的自我世界。文学经典具有永恒的文化价值和艺术魅力，它的特质相对来说是恒定的。它是人类精神成果的最高标准和典范，是经过千百年的历史大浪淘沙最终积淀下来的经典之作，牵引着人类的精神向度，唤起了后人的师法和实践。经典诵读的终极意义便是建构读者的精神家园，建构自我的灵魂和人格，建构自我的生活与人生。 三、高职院校经典诵读的教育价值 （一）构建和谐的人文校园 校园文化是影响学生未来成长的重要环境因素，经典诵读对校园文化建设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教育角度看可以丰富学生的知识结构，二是从生活角度看可以营造和谐的校园氛围。经典诵读能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培育高职院校特有的院校精神。高职院校的院校精神建设，其终极目标在于创建一种和谐的校园氛围，以陶冶高尚的情操，构筑健康的人格，全面提高学生素质。如果学生长期置身于一定的文化氛围中，便会形成共同的风格和气质，这种风格与气质表现便是一种院校精神。诵读经典具有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特点，能够构建和谐诗意的人文校园，让经典的民族智慧、民族精神在校园里传播，成为一种无形资产，让每个学生得到同化与塑造。在经典诵读的活动中，学生能感受到凝聚力和向心力，自豪感和荣誉感逐渐增强，团结协作能力也逐渐提高。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思索升华，达到“以文化人”的境界，以促进技术的进步和创新。 （二）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经典诵读能全面提升大学生综合素质。长期坚持诵读寓意深刻、博大精深的经典诗文作品，可以使高职学生全面了解中华经典文化。高职学生诵读经典可以增强语感，掌握诵读技巧，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感受祖国语言文字的精深，大大提升他们的口语表达水平和审美鉴赏能力。高职学生领悟经典，可以开启心志，砥砺意志，培养情商，完善人格，培养民族精神，培养积极进取的优秀品质，培养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优雅情怀，培养远大理想和博大胸怀。总之，经典诵读可以整体上提高高职学生的文化素养和思想情操。 （三）引领企业的精神文明 经典诵读活动的精神成果能够引领企业的精神文明。经典诵读活动影响着高职院校学生的思想意识与道德素质，而其思想素质将直接影响其对生活与社会的态度，受过良好的精神文明熏陶的高职院校学生将来走向工作岗位，带来的不仅是专业化的技能，而且还有积极的工作态度，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经营理念。他们勤奋肯干的精神能够在未来的工作岗位上发挥其自身的技术型人才的优势，推动社会的发展，体现自我价值。他们的文化积淀、人文底蕴将成为行业和企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必将引领行业和企业文化的发展。经典诵读活动的开展，营造高职院校浓厚的文化氛围，可以提高高职学生的文化素养，推进高职院校学风建设、品牌建设和大学精神建设。高职院校要充分认识经典诵读的教育价值，大力推动经典诵读教育，从而建设充满人文气息，丰富高雅和谐的校园文化，提升办学品位和人才培养的质量。 （罗惜春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412004） 经典教育论文:文学经典危机与文学教育研究 内容摘要：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文学经典危机也越来越显著。为了能够让文学教育更加科学合理，需要全面了解文学经典危机。本文主要针对文学经典危机进行分析，并对基础教育模式进行了全面的研究。 关健词：文学经典 危机 文学教育 研究 一.消费社会中文学教育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无论在何处，当代的社会文化都处于大变革的时期，有学者指出当代社会正在步入消费社会。在本文中指出消费社会不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而是为了能够将社会变革时期出现某些新动向、新特征凸显出来而采用的权宜性的称呼。 其一：在不断扩张资本支配力的情况下，当代社会出现了一些新动向和新特征：通过现代传媒当代社会不断将消费理念制造出来，使得新的消费需求增加，能够极大的扩大社会的生产力，使得利润最大化。虽然现代社会的活力充足，但也让人们生活体验物质化形势加剧。 其二是商品的形象比实体更能获得商业价值。丹尼尔・贝尔说：“消费经济常常通过事物的表面才能够得以存在。”在商品营销中品牌与包装的重要性最能说明这个问题。 其三是精神文化的创造与接受如同商品的生产与消费，对于精神性的因素往往会受到重视。我们通常需要通过这些新动向和新特征，才能够将消费社会的文化逻辑走向摸清，这样才能将文学教育的可能性与必要性考察出来。 二.文学经典危机与文学教育的特点 在现代的消费社会中，文学教育不但具有可能性，而且具有必要性。《尚书・尧典》中记载到：“帝曰：要！命女典乐，教胃子。”这里的“乐”指的是诗、歌、舞的统称，在古代的“乐教”中已经将文学教育包含在内。不管在何处，现代社会都不是独立存在的文学教育。独立的文学教育就是专业化的文学教育，随着现代学科分化的发展，使得不断形成现代高等教育体制。社会分工日趋细化的产物就是现代专业教育，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培养各种社会型人才，特别是专门的科研人才和技术人才。所以，现代专业教育通常是指文学教育、科学原理教育和技术教育。为了能够将社会所需的文学教师、文员等培养出来，一般可以将高等教育体系中的文学教育定位成文学知识教育，写作能力教育和文学阅读能力则可以定位为研究方法教育与文学原理。在现代高校文学教育并不是代表当代文学教育的全部，当前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学教育。在我国的基础教育中，核心课程语文主要由文学教育与语言教育组成，现代文学教育往往会被视为读写能力教育、文学知识教育、思想规训等。 然而在现代的文学教育中，其对人文教育已经相对较少，更多的是趋向于书本理论知识。从五四文化的变迁到当今时代文化的变革，文学危机一直都不曾断层过。所以，文学教育是应对文学危机的有效方式。 三.文学教育的主要内容与经典文本研读 文学教育主要包括写作能力训练、阅读能力训练、文学史知识教学等内容，其中经典文本的研读最为重要。一方面，研读经典文本对于文科生来说是一项基本功的训练。通过对经典文本的研读，能够对文学史知识进行深入的了解，来对写作方法教学的不足与空泛的阅读方法进行弥补，对受教育者的阅读能力进行训练，使得写作能力能够得到提高。另一方面，当对研读经典文本进行深入时，受教育者才能够真切感受到经典文本中的人文境界，感受经典文本的审美感染力，使得文学教育能够将审美教育与人文教育进行落实。对于文学教育的实践中，可以通过文学史功进行训练。来深入的了解文学史知识，能够在文学教育实践中，研究文学史知识概论，这会使得文学专业的学生虽然知道相关的文学史知识，但不能够深入的了解文学本身，甚至不能够辨别出作品的优劣程度。对于经典文本的研读的第一要义就是要求受教育者不仅仅只是对文学史知识概论进行学习，而是能够进行研究性的阅读。这样才能让学者在好学力行中臻于至善。 四.结语 文学经典危机对整体的文学教育影响深远，为了能够让文学经典危机得到全面的应对，就需要进行全面性的教育，在进行教育的过程中，应当结合各种文学特色，不断改善整体的教学方法，让每一个学者都能享受到合适的文学教育，在好学力行中不断臻于至善。 （作者单位：中北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经典教育论文:通识教育视角下高校人文经典课程改革探析 摘要：经典是生命的学问，经典教育以培养“全人”为诉求，应该是通识教育课程建设的核心。高校教师应引导学生多读一流书籍，读原著，从而启发学生思维，激发他们的问题意识、生命意识、人格意识，实现灵魂的完善、精神的丰盈。 关键词：通识教育;人文经典;高校课程改革 “通识教育”是指人的受教育全过程中，以人类成员和社会公民身份诉求下应接受的那部分教育，是帮助人发展为“整全的人”的教育，尤其注重学生的寻根意识、视野的整体性、心性的修炼，鼓励批判性和创新性思维的形成，其目的是使“人”真正“成人”，成就模范公民。“人文经典”则是指人文科学中那些具有持久震撼力或权威性的典籍，是代表人类共通性或普世性诉求的智慧精华。本论文着重分析目前国内高校文学经典课程存在的问题，并尝试对目前的高校教育改革提几点浅薄的建议。 一、通识教育与人文经典关系之溯源 西方的人文经典教育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自由教育。自亚里士多德开始，经过英国的纽曼，直至美国的赫钦斯，古典名著教育逐渐被推广到教育实践中去。1929年，赫钦斯对芝加哥大学进行改革，大力推行经典名著教育，所涉范围包括希腊罗马的史诗、戏剧及欧洲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涵盖文学、历史、哲学等多领域。1984年，美国教育部长贝内特在《拯救我们的遗产――高等教育人文科学报告书》年中提出以经典名著为线索的核心课程来实施人文教育的理念，该报告指出，人文科学更能触及人的情感领域，更多的要求学生自我发挥，在写作中流利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感想，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和自由思想，并因此呼吁教育界应该重视人文经典的传承，加强学生的人文素养教育。 中国也一直保有经典教育的传统。早在春秋时期，人们就已认识到经典对教育的重要价值。孔子《论语・阳货》云：“《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在他看来，《诗三百》具有极大的文化意义和伦理价值，它可以激发情志，对观察社会、促进朋友交往、怨刺表达大有裨益，还利于侍奉父母、君王，增加名物等方面的知识。进一步而言，整个一部中国文化传统发展史，其中每次复归传统的抗争，几乎都与对经典的释读有关。到了当代，推崇经典教育的学者更不乏其人。如教育家涂又光认为人文精神在于行，却也离不开人文知识，所以要增进人文知识，就应精读经典;学者黄俊杰认为，现代大学教育普遍重视教科书，而轻视原典选读，深化大学通识教育是改变这种局面的有效途径，各学科应着重对经典原文的精读、细读等。在实践层面，国内很多高校围绕通识教育目标进行了课程改革，如复旦大学将通识教育的核心课程分为六大模块，为学生呈上精心设计的系列文化大餐。其中“文史经典与文化传承”从文化传统方面，集中以名著精读的形式引导学生与人类文明史中最伟大的作品进行心灵对话。 中西方教育者不约而同地重视人文经典教育，是因为经典阅读跟通识教育的原旨紧密契合。首先，阅读经典的过程实际上是与哲人先贤思想交流、灵魂对话的过程。经典之所以不可磨灭，是因为凝聚了人类文化的精华，承载了深广的社会场域和丰富的人生境遇，能够给人以思想启迪。将经典名著纳入通识教育，能为学生提供前瞻性思考或反思式体验，更有助于学生未来的理性判断和科学决策。其次，通识教育是一种超验的理想和公民职责感的培育，引导学生追求崇高理想、塑造高尚人格。绝大部分人文经典都是建立在对人性、人格、人情深刻认识基础上的产物。将两者融合，对学生健全自我、完善人格有潜移默化的影响。第三，阅读经典作品对传承文化的教育使命一脉相承。经典无一例外都经受了历史的检验，是历经沧桑后的精华留存。几乎每本经典都因其思想文化层面的深刻意蕴，促使人们超越时空的局限引起心灵共鸣，其中部分典籍甚至会影响国家、民族甚至世界文明进程，成为人类文学、文化所秉承的本源。因此，重视经典与经典教育，必能使学生立足现实又能超越现实，扎根现实又能反思时代，既砥砺了思想，又启迪了智慧，使文化传统得以源远流长。 二、人文经典课程构建现状及其突出问题 对于文学经典在大学教育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但对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分歧性争论却一直持续于中西方教育界。美国著名教育家麦克耐利在严密的调查基础上，认为通识教育课中的经典教育旨在为大学生多元化的学习提供基础以便锻炼学生的自主批判思维，但这并不一定能够培养出有实用价值的公民，原因是在实际操作中，学生需要侧重较为专一的技能。国内也有反对阅读经典名著的学者，如张寿松教授认为，面对物欲横流的物质社会，要安心修习庞大而艰深的经典名著，是相当枯燥和困难的事情，需要极大的定力;他还认为一部经典名著之间缺乏内在的逻辑联系，每一部经典名著都是一个独立体，这是经典名著课程最为致命的缺陷;方展画教授也认为经典名著可能会因为缺乏内在的逻辑而不能科学反映人类知识的演进，更不符合人的认识活动规律，因此把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学科领域的名著作为学校教材，是有悖教育规律的。直到今天，我们国家的通识性人文经典教育，仍然挣扎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舆论场中，进而对具体教育实践活动产生了不利影响。国内实施通识教育的高校中，人文经典类课程所存问题可概括如下。 （一）大学教育目标不明确，各学科间壁垒森严 我国传统典籍《大学》开篇便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凝练语句指出“大学”之要义。“大学”之道可视为“大人”之学，其所重在修身，重在推己及人、达己达人，重在道德达到至善至美的境界。在近现代，“大学”成为了高等教育的专门性概念，成为高等教育的主要象征，其主要表现为两点：一为“高等的”教育，以把人培育为带有理性之光的自由人为主要目的;二为高深的研究，以探究知识，促进人类进步为重要使命，处处闪耀人文之光。16世纪以来，随着世界范围内科学主义和拜物主义的兴起，工具理性思想慢慢渗透到高等教育中来，当代大学教育开始被赋予太多的工业社会或个人实用目的，学生的人文精神开始极度匮乏。尤其是网络时代，大学生的阅读显示出浅层化、碎片化、无序化阅读的倾向，前景实在堪忧。这种背景下，“通识教育”理念及人文经典类课程的大力推广确为应时之需。但根据笔者调查，有近半数的通识教育试点开展情况不顺利，甚至随着改革的深入而遭受外界更大阻力。究其渊源，不外乎以下三点：一是因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人们对通识教育的认识不同，而导致高校之间人文经典类课程开展水平的巨大差异。二是通识教育难以呈现短期的教育成效与人们的高期望值之间产生矛盾。按照教育发展规律，通识教育和人文经典的课程要显示出较为明显的效果，需要较长周期，而现实中追逐立竿见影效果的功利化视角和短视行为，无疑影响了通识教育的价值体现。三是原有学科分类的局限使各学科间壁垒森严，互补通问，客观上成为通识教育发展的障碍。通识教育所关涉的学科较多，势必造成与专业教育的交叉和融合，如果高校对院系之间资源分配问题处理不好，可能会加剧院系、学科、专业之间的隔阂，最终损害通识教育。 （二）课程设置水平良莠不齐，教育理念的整体呈现不足 就目前来看，高校对非专业学生进行的人文经典课程大都置入选修课程，受传统的专业教育本位思想钳制，很多非专业学生将这类课程视为换取学分的“工具”，教学效果并不明显。教师在讲授中也未摆脱工具性思想束缚，陷入原理、概论加通史的固定模式，忽视学生对经典文本的直接阅读体验。事实上，这种讲读经典的方式，其实是对经典的背离。以文学为例，一部经典的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吸引一代代的读者，其魅力在于作家对人性的永恒描述及文本所蕴含的丰富意蕴及普世化价值，而目前的文学批评，流派迭出，大多以抽象艰涩的剖析示众，却单单空缺了作品本位的表层阐释。向学生大量灌输批评理论而不引导学生阅读原典的做法，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因为学生可能还未接触原典就已经沉沦于各种各样的诠释内容中了，失去了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 （三）教师授课模式囿于传统，考核手段单一僵化 就笔者调查，大部分普通院校的通识教育师资水平很不乐观，呈现低职称化、低龄化趋势，其中青年教师、讲师比例最高，教授群体参与度相对低。课程设置水平也有待提高，大部分课程个人色彩比较重，不仅缺乏师资梯队的建设规划，也背离了通识教育培养“全人”的初衷。在授课方式上，则以“讲座式授课”为主流，以“回答问题”为课堂互动主要形式，这并不太受学生欢迎。尤其是人数较多的班级，这种个别回答的教学形式，容易使课堂气氛沉闷。教学方式与评价体系方面，仍采用“点名”和“考卷”的单一评价方式，缺乏对学生学习过程的动态监控。 三、对人文经典类课程改革的几点建议 通识教育是一项宏大的工程，人文经典名著类课程作为通识教育实施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各部门的重视。针对国内大学推行通识教育过程中出现的人文经典类课程的系列问题，笔者仅从高校管理、教师授课及考核标准等角度，提供几点粗浅的建议。 （一）注重顶层设计，达成育人共识 笔者认为，一个学生在大学本科阶段接受的教育应不仅仅指基本专业知识的训练，还应包括学会如何“做人”，如何成为既“有能力”又“有教养”的人，既“道问学”又“尊德性”的人。高校管理层应大范围、大力度推进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注重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衔接与融合，在课程设置中就渗透进对学生通识教育的重视，着重培养文理兼通、融会古今的“通才”学生。应加强院系合作，达成育人共识，既要培养学生“成材”，又要培育学生“成人”。并在这一理念指导下进一步厘清“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的关系，以整合全校资源，进行新一轮的教育教学改革。高校管理者应充分认识到通识教育的不可或缺性，并做好顶层设计，在培养方案中科学置入人文经典课程模块，要求教务部门在教学管理方面转变作风，在启发学生思维上下功夫，鼓励高校教师引导学生多读些一流的书籍，多读原著，少读点二流三流的入门、阐释类书籍。 （二）突出教育理念，注重启发学生思维 受应试教育培养影响，大学生的思维存在许多问题，如善于寻求标准答案，“解题”能力强，发现问题的能力却严重缺失等。对此，人文经典类课程的设计和讲授都应尽量突出问题意识，注重多学科思维的互补与融合，以激发学生思维。笔者认为中国古代的“书院”传统、古希腊的“学园”传统以及欧美名校一些通行的通识教育经典教育模式，都不失借鉴意义。首先，教师要引导学生变原来的输入型学习为输出型学习，变原来的被动学习为主动、积极、创造性的学习。其次，应不遗余力创设灵动课堂，鼓励师生、生生之间的多频率互动，在课堂活动与经典人文精神相契合的前提下，拓展学生视野，鼓励学生文理兼通、融会古今。第三，积极探索多样化授课模式，注重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让课堂“鲜活”起来。如充分完善助教答疑制度，鼓励学生互评读书报告、开展读书会，创设团队论辩、讨论，鼓励兴趣小组开展特色化的经典推介活动，还可向学生推介学术前沿，鼓励调研，撰写调研报告等。 （三）注重过程考核及评价方式的多样化 人文经典课程应最大程度地引导学生阅读原典，领悟文本，促进学生思想层面的创造性转化，尽量做到学生以学为主、教师以导为主，因而评价方式的革新也是课程改革的重中之重。在考核方式的改革上，应增加课堂学习自由度，改变过去“一考定终身”的考核评价办法，增加过程考核的比重。如拓展考试周期，细化分数组成等，甚至创新考核方式，以最大限度引导学生对经典进行有效阅读和深入思考，如浙江大学有名的“三自模式”就是对考核评价模式的有益探索。所谓“三自”，即学生自主命题、自我测试、自行评价，教师鼓励期中测试中前20%的学生自行出题设计试卷，并做出答案，然后写下出题和做题的体会，审核通过的学生可以获得免考资格。除了考试方式的改革，在作业布置上也可进行一定的变革，如鼓励一部分学生自己设计作业，最大程度地调动学生的创造性和积极性。 四、结语 经典是生命的学问，经典教育以培养“全人”为诉求，经典原著能启发学生更多人生哲理与感悟，因此，人文经典教育应该作为通识教育课程的重中之重。通识教育视域下的人文经典课程改革，关键不在于数量是否繁多、门类是否齐全，而在于学生是否做到深入阅读文本、接近原典精神，是否真正启发了学生思维、激发了学生的问题意识、生命意识、人格意识。大学本科阶段是学生形成价值观、完善人格的关键时期，引导学生重读、精读、细读经典，对信仰匮乏时代人们文化传统和精神家园的建设，对现代化进程下古今中外精神通道的架构，具有莫大的意义。 经典教育论文:读教育经典 做智慧教师 教育经典是千百年来教育大师们的智慧结晶，所阐述的道理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和推敲，是教师从事教育教学的行动指南，需要我们好好诵读，潜心其中，广泛摄取。 教育需要智慧，智慧来自经典。从我国古代的孔子、朱熹，到近现代的陶行知、叶圣陶；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到苏联的苏霍姆林斯基，他们对教育的探讨和研究得出的结论，都有着很强的启迪意义。教育经典给予我们教育的灵性，给予我们教育的自信，给予我们教育的激情和热情。深入其中，灵活运用，它能帮助我们发现教育的奥秘，获得新的教育灵感，破解教育的密码，启发我们用科学的思维去实践。 读教育经典，做智慧教师。经典是教师工作中必须依靠的拐杖。抛弃了经典，就像一个行走需要拐杖的人一样，身体就有可能失去平衡，就会栽跟头、跌倒。虚心学习这些宝贵的教育食粮，广泛汲取其精神营养，为我所用，将会使我们走得更快，行得更远。 然而，有些教师不懂得教育经典的重要性，忽视教育经典，疏远经典，抛弃经典。有人认为，社会发展到信息爆炸时代的今天，教育的环境都大不一样了，教育经典这些老古董，不够鲜活，没有什么现实意义，已经不适应新形势啦。有这种僵化思想的人，说明对教育经典缺乏科学认识，显得十分幼稚、无知和愚蠢。 对教育经典有如此的偏见，说明人们的认识存在严重误区，这很不利于教师的发展。重视经典，重读经典，活用经典，传承经典，让经典在新时代熠熠生辉，应成为教师的光荣使命和神圣责任。 一个教育工作者，有没有眼光，有没有教育智慧，这要看他读了多少教育经典。一个熟读教育经典的人，他一定睿智，大气，思维活跃，深沉老练。一个没读过教育经典的人，一定浅薄、孤陋寡闻，处理问题随意，而且缺少智慧。做智慧教师，就要让教育经典发挥作用，让经典武装头脑。 自觉走进教育读经典，努力地从经典中汲取丰富的营养，是一件十分快乐的事，十分惬意的事，也是一件十分优雅的事。当教师忙完工作，静下心来，怀着喜悦的心情捧起经典，仔细阅读的时候，该是多么自豪，多么美妙，多么高尚啊！因为这是在和那些先哲大师们进行智慧对话，在近距离地触摸大师的灵魂， 全心沉潜其中，你会被那一句句充满哲思的智慧金言所迷住，从此爱不释手。那将是什么样的境界？那将是什么样的情怀？那又是怎样的风景？一旦烂熟于心，心领神会，真正融入我们的血液，经典将会对我们产生不可想象的影响，就会产生无与伦比的力量。经典有无穷的魅力，有特别的吸引力。我们要主动走进经典，自觉捧读，让那浓浓的经典书香伴随我们成长。 我们的成长需要经典，需要经典给予我们智慧，需要经典给予我们力量。这种智慧比什么都宝贵，都有价值！我们要主动放下身价，虚心走进经典，向经典学习，让经典充实我们的大脑，充盈我们的灵魂，让我们变得更加强大，更加聪明。从经典中汲取最有价值的营养，从经典中寻觅走向成功的捷径，从经典中寻找教育的真谛，从经典中寻找全新的教育，实现我们的教育理想，这是我们的目标和追求。 向经典学习，向经典致敬，自觉地向大师靠拢，这样我们才能站在大师的肩上。如果我们抛弃了教育经典，我们就有可能进入教育的迷途，会失去自我发展的方向，可能永远也寻找不到理想的教育。我们之所以有时会在教育的实践中迷失方向，就是因为我们从教育的经典中汲取的营养太少。其实，很多教育困惑、教育错觉以及教育误判，都是因为我们不深入研究经典，远离教育经典所造成的。 读教育经典，做智慧教师。我们不是缺少教育的智慧，而是缺少亲近经典，缺少经典的浸润。我们坚信，只有孜孜不倦地学习教育经典，不断地借鉴经典精华，才能使我们更从容，更自信。 相信经典，相信经典会给予我们无穷的教育智慧；相信经典，相信经典会给予我们巨大的力量！当我们进入思想的高原，遭遇实践的瓶颈，无论多么努力都不能取得教育的突破时，也许这时停下来，认真地读一读经典，你会思路大开，精神振奋。实现教育的飞跃，需要我们熟读经典，好好地亲近经典，让经典润泽我们的灵魂。如果我们无缘无故地远离了经典，也许我们会不停地跌跟头，走弯路。迷茫时，去教育经典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困顿时，从经典里寻找突破问题的办法。经典里有灵丹妙药，有我们需要的一切。只要我们潜心学习，领会贯通，就能为我们所用。 在具体的教育教学中，我们常常摸着石头过河，深一脚浅一脚，有时让人胆战心惊。要想在平日的工作中能从容前行，超越自我，就要不断学习经典，让经典武装我们的头脑。一句句经典让我们茅塞顿开，一句句经典让我们信心百倍，一句句经典让我们浑身充满力量。经典让我们脑子变得更灵活，思维更睿智，行动更敏捷。经典让我们从迷雾中走出，走向教育的理想之国。经典让我们少一点幼稚，多一点睿智；少一点随意，多一点理性；少一点鲁莽，多一点优雅。 相信经典，它一定会给我们一双更明亮的眼睛，一个更聪慧的大脑。经典引领我们向着峻峭的山峰进行诗意的攀登…… 经典教育论文:国学经典在幼儿园教育中的渗透与整合 摘 要：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五千年的智慧结晶在几经沉浮之后，依然焕发光彩，被广大教育工作者公认为当前最有价值的教育内容。而幼儿园教育，作为儿童接触知识世界的启蒙乐园，更是应该秉承本民族的优良传统文化，用民族文化哺育幼儿成长，培养他们的博大胸怀和坚毅的品格。幼儿教育应该面向国学经典，让国学走进园区，与各类活动教学相结合；走进孩子们的日常生活，去规范他们的日常行为等。 关键词：国学经典；幼儿教育；活动教学；道德教育 国学经典是中华民族文化精髓的良好传承，将国学经典引入幼儿园教学既符合幼儿园教学的宗旨，也是充分利用国学资源提高幼儿综合素质、培养幼儿学习能力的重要表现。具体来说，国学经典具备以下几点优势：它涵盖面广阔，包括语言识字、思想道德教育、常规礼仪和生活常识等众多领域的知识。其次，语言优美、文字凝练，都是经典中的经典，大多读来朗朗上口。再次，它立意高远，对于加强幼儿德育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在幼儿教育中开展国学教育极为必要。 一、树立国学经典的教育目标 1.快乐阅读 改变以往的枯燥背诵方式，让孩子们认识到国学经典的艺术魅力，在快乐中阅读经典，做到国学经典教育所提倡的“说文解字”“知行合一”。以生动的语言教学方式，让孩子能够轻松掌握大量的国学经典作品。 2.了解民族传统文化 国学经典中蕴含了丰富的民族文化底蕴，让幼儿熟读国学经典就是为了帮助他们了解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感受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从小养成热爱民族文化的良好习惯，从而为今后的学习打下基础。 3.提高幼儿道德修养 良好的道德修养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古人对于道德修养的重视程度极高，而且常常将自己对道德修养的认识渗透到国学经典中，为后人修身养性提供了一笔宝贵的财富。因此，在幼儿园教育中开展国学经典的学习，教师要树立这种提高幼儿道德修养的意识，从而使幼儿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道德观。 二、在幼儿园教学中渗透国学经典的措施 1.在学科教学中渗透国学经典文化 国学经典文化不仅可以运用于语言学习中，还能渗透于礼仪、艺术、道德、情感等其他学科教育中。具体来说，幼儿园教师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对学科教学中的国学经典文化进行渗透。比如，在语言识字教育中，让幼儿诵读经典篇目，从而培养幼儿对文字的认识和理解，帮助幼儿逐渐积累一些基础性的语言知识。在礼仪教育中，教师可以用古人的礼仪故事来指导幼儿，从小养成谦让讲礼仪的好习惯。以幼儿园社会实践活动为例，教师可以有针对性地对幼儿进行礼仪培训，并且带领孩子们走进社会、走进福利院和养老院等公益场所，与老人孩子进行交流，践行讲文明、讲礼貌的行为准则。其次，还可以在艺术教育中渗透国学经典文化，从小指导孩子学习书法、中国画以及一些古典乐器，并且结合相关的国学故事，激发幼儿学习这些国学艺术的兴趣。 除此之外，国学经典也应该走进幼儿德育教学课堂。通过国学经典中的“仁义礼智信”内容，帮助幼儿塑造良好的道德品质，使幼儿得到情感熏陶，改正生活中和性格上的一些坏毛病，从而形成健全的人格。具体来说，教师可以结合传统节日文化来开展情感教育。比如，向幼儿讲解每一个传统节日的文化背景，对传统节日进行宣传、庆祝，开展慰问活动。在三八妇女节的时候，给幼儿布置一项家庭作业，即给妈妈一个拥抱或亲吻，向妈妈表演一个节目，说一句关爱的话语等。 2.在幼儿园一日生活中渗透国学经典 为了让国学经典全面渗透到幼儿园的学习生活中，除了学科教学之外，幼儿园的其他娱乐休闲活动，也应该积极渗透国学经典。比如，在清晨幼儿进园时期，可以播放一些和国学有关的音乐，或者童声版的古典诗词朗诵，让幼儿和家长踏着韵味十足的朗诵声而来，使每天的入园时间令人耳目一新，也变得更加生动有趣。在中午进餐之前，教师可以带领幼儿进行简单的国学经典朗诵活动，让幼儿学会感恩，即感谢老师的教导之恩，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感谢食堂阿姨为自己准备好吃的饭菜等；让幼儿学会基本的餐桌礼仪，长者先幼者后以及懂得谦让等。其次，幼儿园还可以开展专门的国学活动，在活动时间内，组织某一班的幼儿用唱歌、舞蹈等表演形式，展示本期国学活动的主要内容。每个班轮流主持，从而实现班与班的友好交流。 3.在幼儿园环境中渗透国学经典 在幼儿园营造出浓厚的国学环境，将有利于幼儿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国学文化的影响。比如，在幼儿园墙上张贴一些国学经典字句，在走廊上挂满极具古典文化气息的灯笼，在每个班级的教室一角设置国学经典书架，以及在幼儿园大厅或门口用LED灯滚动播放国学文字，营造出幼儿园的国学书香气息。让幼儿和家长感受到国学文化的熏陶，从而提高他们对国学教育的重视，培养幼儿学习国学经典的兴趣等。 总之，在幼儿园教育中渗透国学经典文化，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程。它要求幼儿园管理者和教师从细节处做起，从学科教学和日常生活中共同渗透国学文化，同时还要从幼儿的学习特点出发，为幼儿营造出浓厚的学习氛围，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他们对国学文化的认识和了解。 经典教育论文:以国学经典为支点开展廉政文化教育的实践性探索 [摘 要]高校廉政文化教育是当代思想政治文化教育研究领域的新热点，也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文化教育研究的重要课题。大学生是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重大变化的当今时代，对高校学生进行廉政文化教育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以《论语》等重要著作为代表的国学经典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也是当今时代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的珍稀资源。在“廉政文化进高校”“廉政文化进课堂”活动的背景下，回溯我国传统廉政文化历史，探讨《论语》中所塑造的“高洁”的“君子”形象，挖掘其间所蕴含的优质文化资源，并创造性地运用到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的实践中去，以丰富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的内容、创新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的平台、强化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的效能，切实推动当代高校廉政文化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是时代赋予高校文化素质课教师的重要使命和重大责任。 [关键词]高校；廉政文化；廉政教育；“廉政文化进课堂”活动；《论语》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外部环境中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趋势愈加明显，内部环境则表现为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精神文明建设亟待加强，多样文化、多种思潮跌宕冲击，“利益至上”的观念撩拨人心，产生了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对大学生即将树立的廉洁思想构成潜在的威胁。对高校大学生进行廉政文化教育，正是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现象的重大策略，也是将全社会反腐倡廉预防教育“关口”前移的创造性举措，因此成为当代思政文化教育研究领域的新热点。我国有着漫长悠久的历史，更有着优秀厚重的廉政文化传统，笔者借助“廉政文化进高校”活动开展的良好契机，以《论语》这一国学经典论著为支点，积极借鉴优秀廉政历史，把廉政文化的优秀传统与当代大学生廉政文化教育的时代要求有机结合起来，将培育廉政价值观融入高校教育之中，并以此作为支点设定大学生廉政文化教育的基本内容、要求及实践路径，力求为助力高校人文素质教育工作发展做出一点贡献。 1 《论语》德育思想在高校廉政文化教育中的重要价值 廉政文化教育是指通过积极践行廉政文化理念和指导思想，褒扬勤政廉政人物、宣扬社会正气，培养广大民众对廉洁从政的信仰和追求，抨击各种不廉洁的思想行为和价值观念，以期在全社会形成“敬廉崇洁”的价值取向和良好社会风尚。作为全社会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构成，高校廉政文化教育以高校教师、高校管理人员和高校学生为主体，包括廉政从教、廉洁从政和廉政修身三部分内容，涉及从高校廉政文化生成到最终践行的全过程，本文所关注的重点是以高校学生为主体的廉政修身教育。高校是大学生成长、成才并奠定终身发展基础的重要阵地和关键机构，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代表着青年人的主流方向，关系到祖国的前途命运。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直高度关注高职大学生的发展，高度重视高职廉政文化教育工作。党中央和国务院在21世纪初就制定了将学校纳入反腐倡廉体系的重要方略，在《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中发〔2005〕3号）、《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2）》、《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工作规划（2013―2017）》以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2015）》等一系列重要文件中，充分肯定了“高校作为意识形态工作前沿阵地”以及“廉政教育体系”基础工程的重要地位，强调要充分发挥高校在对学生进行廉政教育方面所具有的优势，将“高校建设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示范区和辐射源”。因此，在高校浓厚的文化氛围中，借助其相对完善的文化传播渠道和系统的文化建设载体，将廉政教育锻造并融入到高校文化中去，正是将反腐败斗争提前到学生“职前”阶段，是提升到文化反腐高度，从思想根源上清除腐败病灶、实现标本兼治、打破腐败“反复发作”怪圈的必然选择。 同时，加强高校廉政文化教育，还应当做好从本民族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的充分准备。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蕴藏了丰富的“廉政文化”，而这些“廉政文化”传统一脉相承、历久弥新，最终形成了相对完善的中华廉政文化思想体系，成为中华民族延绵不衰的宝贵精神源泉。因此，加强高校廉政教育，应当回溯至廉政文化的发源处，从传统廉政文化中淬精撷华，使之为推动高校廉政教育工作的稳步发展提供更多的助益。孔子所著的《论语》一书，正是廉政教育最当之无愧的宝贵成果之一。该著作成书于春秋时期，正值我国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分化的转型阶段，政治危机频发、人类所信守的道德信条被破坏，无数哲人陷入了对“道德”“天人关系”等重要命题的深入思考中，涌现出了诸多经典著述和思想理论，成就了我国文化发展史上一次不可多得的大繁荣。《论语》一书完整翔实地记述了孔子关于儒家伦理道德的全部设想与“理想人格”的热切期待，以更为完善的理论体系及更强的践行力，对中华民族甚至整个世界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甚至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论断。认真研究《论语》的“德育”思想，深入发掘蕴含其中的合理成分和当代价值，从中找出传统与现代的契合点，做好孔子道德教育思想的现代性转换，使其更好地为改善和提升当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服务，更好地为培育和践行高校廉政教育服务，是当代高校思政教师所应关注的重点。 2 《论语》德育思想体系及内容与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的高度契合 “廉”及“廉政”是我国古代伦理学史、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概念，其中：“廉”由本义为厅堂的侧边引申为一种道德品质和行为，具体指人在利害矛盾、冲突面前节制谨慎和方正刚直的表现；“廉政”则具体指从政者在这种道德品质支配下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崇尚清正廉洁、勤政为民、严守法纪、艰苦朴素，杜绝贪污受贿、以权谋私、铺张浪费的高尚行为。廉政教育，对于高校大学生来说，则更多地表现在对其主体人格及道德方面的修正与规范。从这一角度来讲，作为一部“君子”修身、立德、自省的“教科书”的《论语》，正与高职廉政文化教育的目的、理论及方法论高度契合。 2.1 以“仁”来修身正心 在孔子的“德育”思想体系中，“仁”是其间最为重要的“精神内核”，是孔子“德育”思想的理论基础。“仁”的内涵十分深远：第一层含义是一种可使人安身立命的道德追求。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因此，“仁”是人心所在，同时，孔子对这种人之本性还寄予了一定美好的期待，认为“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论语・里仁》），强调了内心处于“仁”的状态是很美好的事情，并相信具备了“仁”的美德，即可安于贫苦，专心于仁道的修炼，而颜回也正是因为如此，才会被孔子所称道：“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讲，以“仁”这一至高道德范式来规范和修正内心，使内心处于一种平和安乐的良好状态，波澜不兴地面对当前腐败所带来的物欲诱惑，正是再恰当不过了。第二层含义则指一种人生活在世上的具体选择道路。孔子所推崇并认为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君子”人格是与“仁”这一人生道路选择紧密联系起来的，“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对于大学生而言，选择与“腐败”为伍还是与“廉洁”相伴，在孔子那里似乎就可以很轻松地找到答案；第三层含义是人格的完善及人生价值的实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论语・里仁》）孔子没有对“仁”进行具体界定的原因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实际情况，在实现“仁”的实践上也会有不同的表现。大学生都是性格分明的鲜活个体，在道德和人格完善方面都有自己的实际情况，需要不同情况区别对待，但只要坚定目标、坚持不懈，就必然能够“斯仁至矣”（《论语・述而》）。 2.2 以“礼”来规范行为 在孔子的“德育”思想体系中，“礼”则是“仁”的外在形式和标志，是实现“仁”的一种制度保证。孔子所处的时代“礼崩乐坏”，原有的社会规则这个时候被破坏殆尽，这使得孔子在《论语》中对“礼”进行了更加严格的界定和说明：第一，“礼”需要以“仁”之心为心理基础，仅有“礼”的外壳而无“仁”的内核，则“礼”的根基也是虚无的，因此，孔子强调“三年之丧”这一守丧礼制是建立在儿女感恩父母恩德基础之上的真心实意的行为。对于大学生而言，只有坚守廉洁的行为而缺乏对“廉政”的高度认同，其行为也必然是无法一贯而终的。在高校廉政文化教育中，人文素质课教师既要使学生知道“如何做”，更应当使其明确“为何做”，唯有如此，这一教育才是成功的、可持续的；第二，“礼”具有规约人、评价人的重要功能。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指出了“礼”的作用就是发挥使事情发展最终恰到好处的约束作用。在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的过程中，文化素质课教师应当以廉政文化思想及行为体系来引导和规范学生的行为，当然，教师还可以进一步将“礼”的约束之力上升到制度层面，即将廉政文化教育与法制教育密切联系起来，最终使其成为自觉遵循、自觉维护法治社会的高素质人才；第三，“礼”是指使人的人格得以完善、并最终获得成功的基础。“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礼”使人获得行为规范，具体培养人性，启发心智，使人开始走向人性之道，在高校廉政文化教育中，人文素质课教师也应当始终把握教育的主线，始终贯彻“完善人、发展人、成就人”的教育理念，使学生在思想、人格和行为方面得以全面完善，最终成长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接班人。 2.3 以“义”来引导人生 “义”，即“宜”，是指以相适宜的行为来做相适宜的事。“义利之辩”是我国古代社会伦理中的重要命题，在孔子的“德育”思想领域中，“义”也同样被放在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高度，将“义”作为衡量人道德品质的最高准则，“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论语・卫灵公》）孔子进一步指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始终坚持“君子以义为上”（《论语・阳货》），肯定“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以比”（《论语・里仁》），特别强调“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甚至是“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孔子强调以“义”来调节和引导人们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这种价值观念对于中华民族道德的形成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促使人们不断超越物欲的羁绊，提高人格精神境界。而高校廉政文化教育与孔子所提倡的去除“私欲利诱”十分契合，人文素质课教师要以“义”来引导和规范学生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提高廉政文化教育的实效性。但是我们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孔子虽然坚持“义重于利”的“义利观”，但并不是全盘否定对“利”的追求，“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认为在合理合法下获取收益是完全可以的，这样的廉政文化教育也更符合“人性”，即可以有适当的欲望，但不可毫无节制，高校廉政文化教育也因此而更具有说服力和践行性。 3 以《论语》德育思想创新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的实践路径 春秋时代是一个“最好的”、也是一个“最坏的”特殊时代，这样的特殊时代和社会形势，造就了孔子这样一位伟大的先贤，也成就了他的“德育”思想和育人事业。开展高校廉政文化教育，将孔子的“德育”思想看作是一种宝贵的精神资源和文化财富，高度珍惜其间所蕴含着的理论思维的积极成果以及可以激活当代文明发展的活性因素，将会对于高校廉政文化建设产生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高校文化素质课教师应对孔子及其《论语》的“德育”思想加以现代诠释，使之与当今时代精神相熔铸和升华，在高校廉政文化教育中充分实现价值发挥。 3.1 明确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的目标点 目标明确是强化高职廉政文化教育践行性的目标保障。孔子在《论语》中刻画了一个鲜明的“君子”形象，这也是千百年来儒家在德育教育和人才培养方面的终极目标，将成为“君子”这一目标“拿来”作为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的目标，使整个廉政文化教育的目标更为形象化、生动化、明确化，使教育主体――广大学生自觉树立道德修养的理想，积极主动对身心进行修正和“规范”，使自己最终成长为一个拥有较高道德修养，能够遵循礼乐伦理，拥有“循义、尊礼、谦逊、诚信”等优秀道德品质的彬彬“君子”，使廉洁成为一种习惯，一种自觉、自愿的追求，而这将进一步提高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的实效性。 3.2 完善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理论体系 完善的理论体系是促进高职廉政文化教育实践活动深化的理论保障。孔子及其所著的《论语》，最初就已经形成了相对完整的“道德规范”系统，再历经数千年的完善、阐释和锤炼，已经成为融入中华民族血脉中成为被高度认同的道德准则体系。我国高校开展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廉政文化教育是以“廉政文化进校园”这一活动为起点的，最初主要借鉴了党员干部廉政文化教育的理论、办法和经验，在理论体系方面仍有待于完善。将孔子的“德育”理论纳入到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理论体系中来，正是健全充实这一理论体系的重要举措。高校人文素质课教师要牢牢把握这一点，在具体实践活动中梳理清晰孔子的“德育”理论体系，并使其“为我所用”，成为建设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理论支撑的宝贵资源。 3.3 丰富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知识内容 丰富的廉政文化知识是提高高校廉政文化教育实践活动实效性的内容保障。“仁”“礼”“义”“利”“孝”“悌”等“德育”概念、“德育”知识、“德育”资源，使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的知识体系更加丰满，内容更加丰富，也使得人文素质课教师在开展廉政文化教育实践活动时有更多的“着眼点”和“下脚处”。当然，人文素质课教师也要始终把握“时效性”原则，在保留孔子“德育”精髓的基础上对其中所包含的理论、观念和知识内容进行适当的“加工改造”，不断地注入新时代的内容，消除因时代久远而造成的阻隔影响，拉近与现实及教育主体之间的距离，增强大学生对高职廉政文化教育的认同感。 3.4 创新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的路径 创新路径是高校廉政文化教育实践的方法保障。孔子在进行“德育”教育时十分尊重“人”的主体性，这一点值得高职人文素质课教师学习和借鉴。人文素质课教师在开展相应的实践活动时，要采取更符合“人性化”的教育方式，将“廉政理念”渗透到形式多样、类型丰富的各项校园活动中去，通过生动活泼的教育形式，来激发大学生参与廉政文化教育学习的积极性，使廉政理念入耳、入眼、入心。例如，在学校门户网站上开设“廉政大家谈”专栏，引导学生针对一些热门话题、典型案例进行辩论、研讨，从中受到教育和启发；充分利用社团组织，使社团成为高校廉政文化教育重要的活动载体，组织开展以“反腐倡廉”为主题的座谈会、读书会、知识竞赛和辩论大赛等形式更加活泼的教育活动，切实提高高校廉政文化教育实效性。 高校廉政文化建设是高职思想政治文化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我国反腐倡廉工程的基础部分，对大学生进行廉政文化教育，引导他们明晰何谓腐败、何谓廉洁，帮助他们构筑一道坚实的拒腐防变防线，培养他们对腐败的“零容忍”态度，确保他们成为“崇廉敬洁”的坚定支持者，增强他们廉洁从业、做人、处事的自律性，是一项播撒廉洁种子、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现象，使一切更有利于逐步解决腐败现象深层次问题的重要举措。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道德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必须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廉政传统。孔子作为儒家学说的创始人，作为中华民族杰出的教育家、思想家，其“德育”思想的内容、原则、路径和方法，《论语》一书中所蕴涵的高尚的道德观念和道德精神，为今天我们加强高校廉政文化建设、推动“反腐倡廉”工程提供了有益借鉴和重要参考，丰富了当代大学生廉政文化教育的优质资源，奠定了当代大学生廉政教育的坚实根基，有助于引导高校人文素质课教师把握廉政文化教育的价值导向，强化廉政文化教育的教育效力，对于实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具有深远的意义。 经典教育论文:浅谈国学经典教育在幼儿园教育中的整合 摘 要：幼儿园教育对个人的影响是巨大且深远的，该阶段是幼儿形成基本认知能力与良好行为习惯的黄金时期。近年来，许多幼儿园在日常教学与课外活动中引进了国学经典，有效地丰富了幼儿的国学知识储备。结合工作经验与相关理论知识，分析了国学经典教育在幼儿园教育中的整合措施，供有关人员参考借鉴。 关键词：国学经典；幼儿园；整合 某种意义上，幼儿园教育质量决定了个人未来的学习生活质量。幼儿园阶段幼儿的模仿能力与可塑性较强，是幼儿树立良好品行与人格的关键阶段。中国历史悠久，在五千年发展历史中积淀了优秀的传统文化，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分支，对幼儿开展国学经典教育能够有效陶冶幼儿的情操、提升幼儿的涵养，从而为其今后的学习与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在幼儿园教育中整合国学经典教育的意义 1.有利于提升幼儿的文化涵养 国学是中国固有的文化学术，是中国传统文学的总和。国学囊括了极为丰富的文化知识，因此在幼儿园教育中整合国学经典教育能够显著提升幼儿的文化涵养，丰富幼儿的文化知识储备。现阶段，许多幼儿园提倡幼儿学习《弟子规》《三字经》等国学经典，幼儿徜徉在国学知识的海洋中，自身的文化修养获得了极大的提升，也为幼儿进一步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有助于幼儿形成良好的习惯与品质 无论是《菜根谭》还是《三字经》，无论是《论语》还是《千字文》，千百年来国学经典都在不断地丰富国人的精神世界，引导国人不断地完善自己，锻造优秀的人格。幼儿教育对个人人生的影响是深远的、显著的，幼儿园教师的职责之一是帮助幼儿树立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帮助幼儿形成坚韧不拔的品质，让幼儿在遭遇挫折后依旧能勇敢地爬起。“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国学中有太多经典的语句激励着、鼓舞着人们不断地克服苦难、勇敢攀登。综上所述，在幼儿教育中整合国学经典教育有助于幼儿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与品质。 3.有利于传统文化传承事业的发展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普及，绝大多数人只是在幼儿阶段学习国学经典，步入社会后便再也不主动学习国学知识，究其原因是国人普遍缺乏继承、发扬传统文学文化的决心与毅力，对国学的热情不高。鉴于以上情况，我认为在幼儿园教育中整合国学经典教育是极为必要的，其有利于传统文化继承事业的发展。为幼儿提供国学经典教育，能够培养更多国学文化的继承者与发扬人，从而实现促进中国传统文化大繁荣的目的。 二、幼儿园教育整合国学经典的原则 1.趣味性原则 应当看到，幼儿的年龄较低，心智发育尚不成熟，具有爱好新鲜、趣味性事物的特点，所以，教师在对学生进行国学经典教育的过程中，要提升教学语言与课程设计的趣味性，采用“寓教于乐”的教学方案，如此方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对国学经典的学习兴趣，从而提升教育的质量以及效率。 2.思想性原则 国学教育内容的选材工作极为重要，客观上看，并不是所有国学知识都适合幼儿教学，教师应当选择一些能够启迪人们思想、提升幼儿思想素质的国学教材，进而帮助幼儿形成良好的品德。由于幼儿具有善于模仿的特点，教师的行为对幼儿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所以教师应当以身作则，为人师表，自觉规范自己的行为，提升自身的思想道德素质，进而为幼儿树立优秀的榜样。 3.参与性原则 相关研究表明，幼儿园教育应当严格遵循参与性原则，即让幼儿积极、深入、主动参与到课堂学习与课外实践活动中，如此能够集中幼儿的注意力，使幼儿充分融入集体学习生活中。教师在对幼儿进行国学经典教育的过程中应当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对学生进行广泛的提问，尽可能地提问到每一个学生，力求促使每一个学生都能融入班集体学习活动中。 4.整合性原则 对幼儿进行国学经典教育的工作具有较高的难度，幼儿的接受能力相对较差、注意力不易集中，单靠课堂教学难以有效地扩充幼儿的国学知识储备，因此教师应当充分遵循整合性原则，创设多种多样的国学知识学习环境，教师应当把握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将国学经典教育整合至学科教学中，整合至环境创设中，整合至家庭教育以及幼儿日常生活活动中。 三、如何在幼儿园教育中整合国学经典教育 1.营造浓厚的国学经典诵读氛围 国学经典中有大量广为流传的诗词语句，这些语句具有极高的艺术欣赏与文化研究价值，幼儿通过诵读国学经典能够不断地深化对相关知识的记忆与理解。为了实现上述目的，可以在幼儿园围墙彩绘经典的诗句与文明礼貌用语、习惯。笔者所在的幼儿园在教室墙壁、走廊楼梯等处张贴大量的传统文化知识与国学人物警句，从而为幼儿创设了良好的国学经典诵读、学习环境，使得幼儿能够主动地学习了解国学经典知识。 教师应当带头活跃国学经典诵读学习氛围，例如可以在幼儿入园后、活动前带领幼儿诵读有关的国学经典，在此过程中及时帮助幼儿答疑解惑，从而促进幼儿的不断进步。在活动后，离园前，教师可以引导幼儿复习一遍日前所学的国学经典知识，并要求幼儿回家后讲给爸爸妈妈听，遇到不懂之处向父母寻求帮助。 2.组织传统经典故事表演活动 为了最大限度地激发幼儿对国学知识的学习兴趣，突出幼儿在教育活动中的主体地位，笔者所在幼儿园定期组织传统经典故事表演活动，其中包括“曹冲称象”“司马光砸缸”等。幼儿在经典故事演绎活动中非常快乐，虽然表演动作稍显稚嫩，但是态度十分认真。以往我园存在一些对国学经典学习兴趣较低的幼儿，而这些幼儿在参加传统经典故事表演活动后对国学的兴趣陡然上升，开始主动地学习国学知识，遇到疑惑也会积极地向相关教师寻求帮助。 3.开展传统文化实践活动 国学经典在幼儿园教育中的整合不仅要有理论学习阶段，还需具有传统文化实践活动，如此才能促使幼儿更好地认知、认同、践行国学经典中的思想价值观。笔者所在幼儿园要求幼儿在遇到教师、同伴后主动用礼貌性用语问好，每周必举行升国旗活动，在升旗活动结束后，相关教师结合传统文化知识向幼儿普及爱国教育故事，从而帮助幼儿形成爱国主义精神与情怀。应当要求幼儿做好力所能及的事，自己吃饭，自己动手穿衣叠被，尊敬父母、孝敬长辈。《三字经》与《弟子规》是国学代表之作，要求幼儿定期诵读上述经典，积极践行优秀的价值观。家长应当主动地帮助子女学习国学经典知识，在为子女答疑解惑的过程中要秉持实事求是的精神，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让子女形成严谨的治学精神与优良的学习习惯。 4.组织传统体育活动 当前，许多幼儿不热爱体育锻炼活动，这些幼儿一般身体素质较差、缺乏坚韧的学习毅力。为此，幼儿园借开展国学教育的机会组织一些传统体育游戏活动，结合幼儿生理特点，组织开展了抖空竹、跳绳、风火轮等传统体育活动。通过让幼儿参加传统体育锻炼活动，既能让幼儿感受到传统体育器械的魅力，又能增强其身体素质，为国学经典学习工作奠定良好的身体基础。 新的发展形势下做好国学经典在幼儿园教育的整合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广大幼儿园教师应当积极提升自身综合素质、主动地为幼儿解决国学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困惑、为幼儿树立优秀的学习榜样，从而不断地提升幼儿的文化涵养与道德水平。 经典教育论文:国学经典教育在大学生精神文化生活中的价值与应用 内容摘要：精神文化生活贫乏是如今高职大学生面临的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并带来了诸多的负面影响。本文通过探讨国学经典教育对高职大学生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性，试图找出在国学经典教育重构大学生精神文化生活的对策。 关键词：精神文化生活 国学经典教育 价值与应用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要求：“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着力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该要求旨在引领大学生提高人文素养，提升精神境界，满足精神文化的需求。所以关注并研究大学生特别是“重技能轻人文”的高职大学生精神生活质量是高职教育的重要使命，对于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以及构建和谐社会都有重要意义。而国学经典教育作为传承中华文明、弘扬文化传统的重要载体，对提升学生素质，培养人文精神，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鉴于此，本文浅谈如何通过国学经典教育提升高职大学生的精神文化生活。 一.高职大学生精神文化生活现状 高等职业教育兼有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双重属性。但是“以服务经济建设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培养理念，造成了高职院校技能教育和人文教育失衡的局面，致使高职大学生个性发展不充分，素质培养不全面。纵观高职大学生的精神文化生活现状，在价值观方面主要表现为理想信念缺失，精神生活空虚。在多元的文化冲击下，对主流文化缺乏了解和认同，从而导致重功利轻理想，缺乏正确的价值取向。在人际交往方面，以网络为依托的大学生精神文化生活普遍表现出集体主义观念淡漠，道德情感冷漠。为人处事缺乏自信，心理承受能力较差。在生活方式方面，呈现出娱乐化、功利化的倾向。加之现代大学生普遍从电脑、手机获取信息，盲目求新求快，对知识的了解呈现出碎片化、浅显化的倾向，缺乏自主和深层次的思考。 二.国学经典教育在高职大学生精神文化生活中的价值 何谓“国学经典”？所谓“国学”，一般来说是指以先秦的经典及诸子学说为根基，涵盖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沉淀，内聚了中华民族精神密码和文化基因，是民族精神和价值观的集中体现。所谓“经典”，《现代汉语》解释为“权威的著作”，著名学者钱理群认为“经典是时代、民族文化的结晶”[1]。“人类文明的成果，就是通过经典的阅读而代代相传的”[2]。并提出“作为民族精神源泉的经典”这一概念，“当这个民族在现实生活中遇到问题的时候常常可以到这样的经典那里吸取精神的养料，然后面对自己所要面对的问题”[3]。概而言之，国学经典就是本民族经过历史的沉淀留下来的有典范性、权威性的、经久不衰的传世之作，是中华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蕴含常理常道，有历久弥新的价值。 国学经典教育有助于丰富大学生精神世界，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坚定理想信念。同志在美国耶鲁大学演讲时曾说道：“一个民族的文化，往往凝聚着这个民族对世界和生命的历史认知和现实感受，也往往积淀着这个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大学生通过国学经典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感知爱国情怀。“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对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的追问与诠释；“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深沉广博的仁爱。无疑都将给大学生以人文精神的熏陶，从而内化为大学生内在品质。 国学经典教育有助于塑造大学生健康人格，促使情感智慧的提升。对于国家应“人皆为尧舜”、“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无论身居何位身处何地，以国家社会为己任；对待他人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与人交往要“言必信，行必果”，从而形成和谐的班级、宿舍关系；对自己要“慎独”，“吾日三省吾身”，不沉迷于网络、恋爱，严格要求自己，时时审视自己的行为。坚守“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的生活观念，摒弃追求物质享受，盲目攀比的不正之风。在遇到困难挫折时要“不怨天，不尤人”，要有“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乐观主义精神。应充分运用先哲们的智慧，造就大学生健康人格。 国学经典教育有助于扭转高职专业人才的“单一性”，纠正“职业至上”的功利性成才观，改变学习中重技能轻人文的倾向。高职学生不能只靠技能独步天下，还要学会与人交往的智慧，驾驭风险的能力，解决问题的才智。这一切只有通过提升大学生文化素质，从国学经典教育中汲取人生智慧，才能成为有技能，有思想，全面发展的当代大学生。 三.国学经典教育在提升大学生精神文化生活中的应用 首先，加强渲染具有国学经典文化的校园氛围。主要包括：一是通过学生活动，培养大学生对国学经典的兴趣。学生会开设各类读书竞赛、交流学习讨论会，共同分享好的作品。成立与国学、读书有关的社团，如国学社、汉服社等。利用音乐剧、娱乐晚会等形式将传统文化融入艺术表演中。二是将公共文化课作为国学经典教育的主要阵地，并辅以高水平国学类讲座。通过深入浅出的方式讲述传统文化中的道理，激发大学生学习国学经典的热情。三是营造国学经典的在校园环境中育人氛围。如通过立雕塑、挂经典名句的方式，利用校园环境的隐形教育功能，增强校园物化景观的育人作用。四是图书馆应保证同学对国学经典类图书的用书需求。通过氛围营造，让大学生切实感受到国学经典的魅力，而不只是热衷于英语四六考试，忽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学习。只知韩国明星，对古代圣贤一无所知。盲目推崇情人节、圣诞节，对中秋节、端午节不以为然的尴尬局面。 其次，提升国学经典教育的有效性。在积极开展国学经典教育的同时，极易犯教育活动和大学生精神文化生活脱节的错误。尽管校园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但学生的参与度、认可度并不高。所以，应积极探索新形式，注重国学经典资源的选择和设计，调动大学生的兴趣和热情。可以有以下几个做法：一是将国学经典与新媒体结合，利用新媒体的变化性给予国学经典教育更多的可能。二是将国学经典与“时尚潮流”结合。以流行歌曲唱国学，用动漫演绎国学的方式开展国学经典教育。三是将国学经典与现代意识结合。在引导学生阅读经典文本时，不简单的照搬经典，要努力寻找与大众文化的联接点，既要有对经典文本的通俗化解读，又要寻找经典文本的现实意义。让学生结合自身经验、兴趣爱好对文本进行再创作。 最后，教师要提高国学经典教育意识，提升人文素养。部分高职教师认为大学生应注重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学习，或者把人文教育等同于简单的德育教育，以德育来替代人文教育。这种重技能轻人文，重短期各种知识技能的培训，轻长期个人修养提高的行为，虽然在短期内可以保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但给人的身心全面和长效发展造成了很大的隐患。当前，大学生存在的一些问题，不能不说与国学经典教育缺失有关。因此，高职院校教师应重视国学经典教育的学习，培养学生人文精神。同时教师应积极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提高国学素养，丰富精神世界，设计好教学方案，将国学经典教育融入到教学中，使得国学经典教育得以真正落实。 （作者单位：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经典教育论文:小学低年段道家经典教育校本课程开发实践研究 一、道家经典教育校本课程开发的必要性 近年来，由于国家相关文件的提出、社会的呼吁以及学校的倡导，“让孩子读点国学经典”的观念渐入人心。目前，国学经典教育的内容集中在《三字经》《弟子规》《论语》等儒家经典上，而对道家经典教育则很少涉及。这使得作为中华文化重要源头的道家思想很难被学生接触和了解，也表明目前的经典教育自身存在着片面性和不完整性，这是当前传统文化教育中的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1] 当前，注重培养发展学生的自主性，强调学生的创造力开发的教育理念已经成为共识，而这恰恰与道家经典《老子》的教育理念不谋而合。《老子》是道家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被后世尊为“天书”“万经之王”，在世界上享有盛誉，与《易经》《黄帝内经》等一道被视为中华文化最独特的文化标识。对道家经典《老子》的教学开发，不仅能增强学生的国学涵养，丰富学生的人文底蕴，而且有助于培养他们的想象力与记忆力。对小学低年段学生而言，规范个人行为，树立仁爱之心，会对他们以后的人生之路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道家经典教育校本课程的目标内容设计 （一）教学目标与教学重难点 本次校本课程开发分别从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与态度三个维度设计教学目标。从知识与能力维度，本次研究旨在认识老子以及初步了解《老子》的篇章内容。从过程与方法维度，了解“阳光爱心经典诵读法”的具体步骤与方法，学会运用想象力，掌握诵读要领；通过口语表达，锻炼叙述能力。从情感与态度维度，帮助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努力做一个内心充满仁德的人。 本次校本课程实践的重点是让学生利用“阳光爱心诵读法”诵读道家经典教育《老子》，达到熟读、背诵的程度，并且深刻体会《老子》对自己修身、处世、言谈的重要性。 （二）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 本次校本课程的教学时间共计10课时，其中9课时为《老子》校本课程教学，1课时为成果展示，每星期进行一次校本课程的教学。本次研究主要选取《老子》中的“双一章”，《论德》与《观眇》，以及德篇的《得一》《闻道》《反复》等。这样设计教学内容，主要考虑到低年级段学生生理上的特征和学习特点。 本次校本课程研究主要以具有道家传统诵读特色的“阳光爱心诵读法”为主要教学工具。阳光爱心诵读法，是中华传统冥想诵读的一种，强调有为与无为的有机结合，这与儒家强调音调韵律的变化为主的吟诵以及现代各种诵读方法在诵读机制上有很大的区别。阳光爱心诵读法以反映老子“三生万物”思想的道家图文符号旋极图为注意力集中的载体，依照“恭熟忘合灵”五个心境调节的次第来深入练习和体悟。与一般的冥想类诵读一样，阳光爱心诵读法在诵读前也强调“三调”。[2]首先是调心，要求心中正气肃穆，平静而专注。第二是调身，全身要放松，端正宁静，虚眉垂帘，面带微笑。第三是调息，即以逆腹式呼吸，使呼吸平稳下来。本法实践的关键，是进入“恭”的状态，即以感恩心与经文作者相感格，以大公心宏愿立志。[3]阳光爱心经典诵读法可以让孩子在心平气和、聚精会神的观想诵读过程中，逐步产生德慧智的深层效应，增强记忆力，充分享受“阳光爱心诵读法”带来的乐趣和感应。 三、道家经典教育校本课程开发的主要教学环节 本次校本课程实践采用情境化、对照化、趣味化的教学方式，让学生进行内观诵读，按照调心、调身、调息的“三调”步骤营造一种安静、心神宁静、聚精会神的经典诵读氛围。 （一）创设传统文化学习所需要的教育情境 每节课上教师都会播放《老子》相关章节的诵读音频资料，让学生静听三分钟，这就是聆听环节。对刚从课间休息、打闹进入上课学习状态的学生来说，三分钟的聆听模仿，既能使心情迅速平复，又创设出了诵读《老子》的情境。低年级学生善于模仿，对于教师讲解的诵读方法，他们也许不能够完全理解。因此，只有充分调动孩子的感官，让他们去听、去模仿才会有效。教师也可以播放一段轻柔的音乐，引导学生放松身心，感受心灵和身体的宁静平和，缓解和消除平时的紧张或压抑感。现代社会喧嚣忙碌的城市氛围，与经典文化所要传递和表达的宁静、悠远是不一致的。如果学生找不到清静自然的身心感觉，那么经典诵读只会停留在动口不动心的状态，难以深入体会经典的博大精深。 （二）引导诵读并进行对照体验 在本次实践中，无论是“三调”体验还是阳光爱心诵读法，都采用对照的方式学习。先让学生自己自由读，再讲阳光爱心诵读法的基本步骤与原理，然后要求学生照法诵读，体会两种读法的不同。低年级学生虽然理解能力较弱，但体验和感受力却极强。亲身感受两次不同的读法后，很多同学都反映，按照老师教的方法诵读，心里会很平静，精神容易集中；而自己自由读，会越读越烦躁，持续时间短。 为了检验这种对照式学习的效果，本次研究在同年级的另一个班取消了对照式学习环节。结果发现，教师问学生诵读完《老子》身心感受如何时，学生很难说出自己的独特感受，有的甚至认为这种方法比较麻烦。通过本次对照化的诵读体验，学生清楚地感受到应用阳光爱心诵读法的观想诵读方式，自己心境与身体感受都有了改变，对于《老子》的学习也增加了信心。 （三）趣味性诵读作为辅助 课堂教学中，教师设计了多种诵读方式，辅助学生学习《老子》。包括：①小组间诵读，然后选一个读得最好的当代表，参加全班比赛；②一人上台诵读，其他同学对其进行评价；③男女生之间诵读比赛，凡诵读好者奖励一枚“爱心”。这些方法有效地激发了学生诵读的积极性，提高了诵读的质量，营造了良好的学习气氛。 针对低年级学生思维活跃，精神不易集中的特点，教师还通过穿插一些有趣的小故事、小传说，比如老子究竟姓什么等，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引领他们的思维活动，从而加深学生对道家经典文化的印象，使传统文化学习不再单一、枯燥、沉闷。 每节课上教师还设计了简单复述章节内容的环节。老师先讲大概的思想内容，然后让学生复述，这样的设计锻炼了学生的表达能力与言语能力。在课堂的最后还有展示环节，例如手抄报、学习心得展示等，以增强学生自信心。 四、道家经典教育校本课程开发的发现与收获 国学校本课程存在着多种多样的交往组合方式，如师生之间，生生之间，学生与家庭之间等，它不仅涵盖国学课堂教学，也存在于课外国学学习中。[4]通过将学生与教师、家长紧密联系起来，得到了许多有价值的发现与收获。这表明，绝大多数老师和家长开始从素质教育的高度认识到国学教育给小学生全面发展带来的益处。[5] （一）学生反馈 本次研究中，教师设计了“自我监测诵读时间记录表”，让学生每天自己在家记录从心平气和、聚精会神地诵读到读不下，觉得枯燥的时间，旨在让学生通过亲身体验来发现自己诵读的变化。统计显示，全班90%的学生发现，伴随着诵读次数的增加，聚精会神、心平气和的读书时间越来越长，记忆的速度也随之变快。通过每天在家进行课外诵读，有45%的学生体会到，阳光爱心诵读法带给自己内心的安静以及可以感受到的积极力量。学生反映，通过多次诵读《老子》，对国学经典越来越有兴趣，在课余时间更加热爱读书了。 （二）班主任反馈 在课程实施过程中，班主任通过统计了解到，全班15%的学生课上小动作明显减少、精神集中；20%的学生朗读课文丢字添字现象减少，17%的学生在其他学科成绩提高；25%的学生追跑打闹现象较少；12.5%的学生在写作上得到进步，不嗦、不反复。校本课程的开发，还拉近了班主任与家长的距离。班主任与家长的沟通联系变多了，也更加了解每一位家长的思想动态，同时也督促家长课下要尽可能地帮助和监督学生的学习。 （三）家长反馈 本次通过对家长的相关调查显示，全班70%的家长认为，孩子在家喜欢读书，读书时间也长了，能主动要求看书了；89%的家长认为，孩子更懂事、在家愿意帮助父母做事。 通过学生反馈、班主任反馈以及家长反馈不难发现：观想诵读《老子》对儿童注意力、记忆力、想象力以及创造力都起到了促进作用，提高了孩子的阅读能力，规范了他们的行为举止。 当然，在本次研究中，如何根据低年级段学生的生理水平和学习能力创设轻松宁静的课堂情境；如何将语文教材内容与国学经典文化有效衔接，都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八年级语文教学论文:论八年级语文教学中学生创新能力均衡发展的方法 【摘要】八年级在初中三年来说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而“教育均衡发展”的思想，在八年级语文教学中主要体现在“眼、耳、手、脑、口”的均衡发展，是“听、说、读、写、看”的均衡训练，每个方面都不能偏废。虽然“孩子们的创造力不是‘教’出来的”，但教育可以培育孩子们的学习兴趣，激发其创造力。语文教学要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首先应培育学生的创新精神，注重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均衡发展。 【关键词】八年级语文；创新能力；均衡发展；创新精神 创新能力，主要包括感知能力、创新思维能力和创新想象能力和创新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首先是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和激发。创新思维表现在创造性解决问题过程中思维的新与活。新，要求在理解中不人云亦云，有自己的感受，有独立的见解；在表达中不说套话、假话、大话、空话，有自己的观察，自己的想象，自己的语言，自己的真情实感。总之，在与众不同中透出新意。活，要求在理解、表达时，在思考问题时，思路要宽，不要局限在某点某方面，思维不应是线性的，而是发散的、放射性的，做到在广阔的背景下，沿着多条路径思考。活，还要求在理解、表达时，在思考问题时，思维要活，不囿于思维的定势，善于变换角度灵活地思考。总之，要在理解、表达中体现出灵活与机智，透出灵性，做到越学越聪明。创新能力培养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创新想象能力的培养。语文教学既要让学生多阅读充满创造想象的神话、童话、科幻故事，又要鼓励学生展开想象，特别是展开异想天开的创造想象。 创新人格，包括进取心、独立性、坚韧性、责任心、求异性等，创新人格重要的是保持一种追求创新的状态，执着的精神和坚强的毅力。八年级语文教学中培育和激发学生创新能力均衡发展的方法有哪些？ 一、从教师角度来说，要主动学习创新理论，提高教师自身教学创新能力 教师自身的教学创新能力，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前提。教师创新教育理论水平的高低，对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创新能力的形成至关重要。教师首先要具有前瞻性的理论素养。既要有全面、系统的理论素养，也要有现代教育思想和观念，特别是现代高科技发展所带来的教育媒体的巨大变化，教师要善于从理论中获取新知，补充能量，并且通过内部消化，运用到创新教育的实践中去。有了这些理论素养，才可以运用创新教育的教学方式，充分调动学生的情、知、意，实现学生思维的创新和能力的均衡发展。其次，教师要具有不断创新的教学理念。必须牢固树立创新意识，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不断培养创新精神，努力寻求教学过程中一切有创新价值的因素，在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和手段上力求新的突破。给学生以最大的思维空间，积极开发学生的创造个性，引导学生的思维创新，使学生“自奋其力”，达到“自致其知”，使其乐学。教师要坚信每一个学生都有创新潜能，都能通过适当教育，取得创新成绩，成为某一方面的创新人才，因此，创新教育是面向全体学生均衡发展的教育。创新能力及其发展有类型和层次上的差异，不能用一个模式去培养每位学生的创新能力，必须坚持注重个性，因材施教的原则。学生才是创新教育的主体，教师的主要任务是创造各种条件，帮助学生生动活泼、主动地均衡全面发展自己的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和创新人格。 二、鼓励学生大胆质疑，激发学生创新意识 在语文课堂教学中，教师要注意引导学生多方面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要相信每一位学生，让学生在课堂发挥主体作用，通过师生互动，引发创新意识。好奇、好问、好表现是学生的天性，教师在语文教学中，要给学生提供发问的时间和空间，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不要拘泥于传统观点，更不能囿于书本。鼓励学生要敢于怀疑，想人之未想，发人之未发，在批判中继承、在批判中吸收，在批判中创新。 三、引导学生感悟思考，促进多种创新能力均衡发展 我们知道，学生的创新能力包括感知能力、创新思维能力和创新想象能力和创新实践能力。要实现多种创新能力的均衡发展，需要教师在语文教学中创新思路，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和现代化教学手段，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 1、挖掘教材，培育学生感知能力。语文教材中的课文大多文质兼美，有的文笔清晰；有的情深意 ，富有感染力；有的富有幻想。在语文课堂教学中，这些课文教师可以通过朗读、录音、课件等来创设特定的情境，去感染学生，通过一定的情感调控，架起学生与作者之间的情感桥梁，引导学生沉浸在课文所描述的情感氛围之中，让学生与作者产生情感共鸣，主动领会文章的思想内容，引导学生去创新。 2、观察生活，培养学生创新思维。众所周知，学生对亲身经历过的事情往往印象比较深刻，写起作文来自然会得心应手，言之有物。在作文指导课中，要把学生领到室外做一些活动。通过实践活动，激发学生的思维，写出来的作文就会真实、生动、兴趣盎然。 3、激发联想，培养学生创新想象能力。学生是最喜欢想象的，在语文课堂教学的，当给学生讲解课文内容、童话、神话和科学幻想故事时，可以不讲结尾，让他们去想象结果。或者可以让他们假设世界上如果没有太阳、或假设不停地下雨，那么会出现哪些后果……，等等。这样可以对他们进行假设性推测的训练。对学生不切实际的联想不要否定、指责，努力使他们在展开联想的同时，接受教育，获得正确的引导和认同，不断地促进其学习兴趣，展开想象的翅膀，从而提高他们的创新思维能力。 4、鼓励动手，培养学生创新实践能力。语文是最开放、最容易和社会生活发生联系的学科，语文教学应该打破课内与课外、校内与校外的壁垒，让学生在丰富多彩的语文实践活动中充分展示学生的创新能力。教师应主动将知识向生活贴近，引导学生感受生活、体验生活，并乐于表现生活，将语文带入生活中，在生活中学语文、用语文，提高学习语文的兴趣和语文素养，最大限度地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如鼓励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开展一系列活动，办手抄报和剪贴报，用情境表演节目等等。这样学生不但乐于学乐于做，而且能有效提高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 总之，教育学生学会做人，培养学生创新人格。我们在语文教学过程要要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要培养其创新人格，从各方面注重教育均衡发展。因为我们知道，中学生还未进人直接创造的黄金时期，其主要任务是继承前人的创造成果，在继承学习中培养创新能力和创新人格。培养创新人格，实质上就是让学生学会做人，使他们具有进取心、独立性、坚韧性、责任心、求异性等创新品格。八年级语文课本中能培养学生上述品格的篇目很多，我们要在教学中注意渗透这些品格的教育，如《背影》、《五柳先生传》等等。要让学生在学习中受到各种高尚人格力量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为他们日后发挥创新能力、实现人生价值备下深厚的人格底蕴。 八年级语文教学论文:初探八年级语文教学的导入设计 【摘要】语文教学中，能巧妙地设计课堂导入语，可以使课堂气氛变得轻松、活泼,激发学生对新课学习的兴趣,能牢牢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使教学课堂更精彩，生动，自然，顺畅。 【关键词】语文课堂 八年级 课堂导入设计 一、预习提问式导入 预习提问式的导入，教师可以在布置学生预习或在学生快速浏览课文的基础上,提出有关课文主要内容或主要写作特点方面的问题。而学生只要通过阅读,快速地捕捉文本信息即可。如《老王》一课，就可以设计这样的导入：本文是一篇写人记事的…… (文体)，材料琐碎，但是经过作者的组织，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作者是以 为线索，兼用逻辑顺序和…… 顺序来组织材料的。课文写老王，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概括起来就两个字，一曰“ ……”二曰“…… ”。在这样的提问式导入的基础上整体把握文本内容。 二、情境创设式导入 （一）教师纯粹的语言描绘情景。即教师组织语言对所要教学的课文加以文字性的表述。如《核舟记》：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了光辉灿、举世瞩目的中华文明和中华。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中，源远流长、长盛不衰的手工雕刻艺术是其中一颗璀璨的明珠。而其中最令人啧啧称奇、叹为观止的是微雕艺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魏学サ摹逗酥奂恰肪褪鞘百年前我国民间艺术精湛的雕刻技艺的一次辉煌的展示。 （二）利用多媒体辅助创设情景。如今教学中都配备有多媒体设备，所以在教学导入中恰到好处的利用多媒体的辅助，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在进入新课之前，放一段音乐创设一种情境，可以激发、感染学生的情绪，增强讲课的感染力，提高听课的效果，能让学生快速地进入教学的氛围之中。在讲授鲁迅《雪》时：（播放音乐，《我爱你，塞北的雪》）再配以文字解说，一曲《我爱你，塞北的雪》似乎把我们带到了白雪皑皑、冰天雪地的北国，塞北的雪如诗如画，心地纯洁，默默奉献，给人美的享受。对于雪，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心情，感想也不一样，今天我们共同学习1925年鲁迅先生写的著名散文诗《雪》，全面回味一番他为我们营造的“雪世界”体味其表达的情感吧！用美妙的音乐，优美的歌声把学生带入到雪的世界，同时又配以教师的语言导入，更能体味鲁迅先生笔下“雪的的世界”。除此之外，通过各种渠道还可以查到更多的与课文内容相关的图片，然后利用多媒体展示给学生，以此导入新课，会收到良好的效果。在学习《核舟记》时，我们就可以设计这样的导入：向学生展示从网络搜集的微雕作品图片，在学生的惊叹之余，介绍我国的微雕艺术。继而深入文本,走近核舟,共同去探寻它的精妙奇特。 （三）现场模拟创设情景 ，即创设与教学内容所需要的接近实际工作或生活的场景，让学生在这种模拟的情境中感受我们即将要教授的内容。在学习《吆喝》一文时，新课授课前，模拟创设r贸市场的情景：我们准备了一些蔬菜水果道具，让学生自行选择其中一种，并且组织语言模仿商贩卖这些商品。之后，对他们的模仿的过程评价――“你们刚刚的口头语言那就是“口头广告”，通俗地说就是――吆喝，是早期广告的一种重要形式，而且也是我们民俗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那么吆喝到底具有怎样的一番韵味呢？今天我们就来领略一下萧乾笔下旧北京城那悠远的吆喝声。”学生在这种互动性、针对性的模拟情景中，亲身体会，加上之后教师的文字引导，学生对将要教授的内容就更有兴致了。 三、温故知新式导入 温故知新的导入也可以理解为迁移式导入，就是根据以前学过的、内容相关的课文导入新课，使学生将知识系统起来，加深理解，加深影响。如《阿长与》中的导语设计：在七年级时我们学习了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在文中作者回忆了自己的启蒙老师――方正、质朴、博学的寿镜吾先生，除此之外在文中作者还写到了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阿长。这位阿长与《山海经》之间有什么联系呢？让我们阅读课文去探个究竟。这样的导语，联系旧课，引出新课，让学生回顾的同时认识到两课之间有相同的知识连接，在“温故”的基础上，激起学生探求新知识的欲望。 四、介绍作者导入 在介绍作者及作品的基础上，导入对新课的讲授。如《列夫・托尔斯泰》：你们看过《复活》、《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吗？这几部享誉世界的名著作者就是列夫・托尔斯泰，今天我们就一起学习茨威格所写的人物传记《列夫・托尔斯泰》。在对作者及相关作品有一定认识的基础上，学生对与作者相关的新课就有了更加强烈的好奇心。再如《藤野先生》：鲁迅先生是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我们曾学过他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社戏》，他开创了我国白话文小说的先河，可是你知道吗？鲁迅先生年轻时的梦想并不是从事文学创作，让我们一起走进课文《藤野先生》，在探求答案的同时认识一位给予了鲁迅鼓励和鞭策的外国老师。不仅让学生再次的重温了与作者相关的信息，而且给学生留下了悬念，这就给了学生探求新知的方向。 五、承前启后式导入 在对上一课进行简洁地概括评论之后，自然过渡导入新课的学习。如《我的第一本书》：上节课我们感受了胡适对母亲以其深细而严格的教育影响他人生历程的一段回忆。今天，我们将走进牛汉的随笔《我的第一本书》，去感受苦难生活境况中浓浓的真挚情意给诗人的精神给养。这样的导入既对前一课有一定的温习，又能很自然与新课联系，起到很好的导引作用。 六、联想式导入 提出与新课有关的事情，有关的知识，引起学生的回忆，加以联想，打开学生的思维，激发学生探求新知的欲望。如《桥》：马致远的“小桥流水人家”让人联想到家的温馨；徐志摩的《再别康桥》使人产生无限的惆怅……在诗人的眼中“桥”是人性化的，是情感的载体：在画家的眼中，桥则别有一番韵味。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当代画家吴冠中与感受“桥之美”。用这样的文字引导学生，启发他们的思维，让他们带着兴趣去阅读课文，欣赏文中优美的语言，感受作者所描绘的一幅幅画面。 八年级语文教学论文:八年级语文教学中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摘 要：八年级阶段，学生刚刚脱离七年级的不适应，已经开始慢慢的适应初中的生活，同时八年级阶段的教学需要为学生九年级的学习以及中考做好准备。因此八年级阶段的教学更多的扮演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而语文教学内容相对来说比较空洞和枯燥，不少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都会因为学习内容比较无聊而丧失学习的兴趣。因此，八年级语文教学必须要注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通过科学的教学方法让学生更好的领会语文学习的魅力，促进学生的语文学习兴趣提升。 关键词：八年级语文;学习兴趣;激发办法 在现代八年级语文教学的过程中，教师首先要注意运用科学的办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真正的喜欢上语文学习，只有这样，八年级语文教学工作才能够真长的开展起来。在八年级阶段，学生的认知能力还比较有限，对自己的控制能力相对来说也比较差，因此在这一阶段的学习过程中，教师要注意避免不恰当的教学对学生的学习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应该考虑到学生的个性发展情况和能力发展情况，而后制定有针对性的教学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有效的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一、教材教学变教师只备教材为设计教学活动 设计之于课堂教学，犹如枕木之于绵绵铁轨，基石之于巍巍高楼。没有科学、艺术、精到的设计，就不会有优化的教学活动。语文教师应该有这样一种共识：学生的语文素养并不完全是教师教出来的。因此，让学生孤立、被动地读书，对学生学好语文是无济于事的。在备课中，如若只备教材，就注定了语文课堂只能是一个知识点的简单传递与接受的过程。只有将学生纳入备课内容中，将教学活动由知识传授转变为学生对知识的自主学习，才能使课堂成为思考者的领地、智慧者的天堂。 二、多积累，重运用，夯实语文基础 初中语文教学的主要任务，是打好语言基础，使学生正确的理解祖国的语言文字。语文最重要的基础，是语言的积累;语文最基本的素养，是语言的运用。只有夯实认字、组词、造句的基础。才能构建、组段连篇、成文的语文大厦。积累，首先要积累字词。就目前语文教学而言，重人文，轻工具的现象比较严重，不少学生常见常用的字词不能掌握，语文基础非常薄弱，这将根本无法形成语文能力。其次，要积累诗文。“腹有诗文气自华”，熟读、背诵一定数量的经典诗文，对于增强语感，提高语言表现力，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2008年中考语文考试说明将增加古诗背诵的篇数，提高古诗文默写的分值。最后还要引导学生学会生活积累、思想积累、创新积累。“生活积累”指的是深入观察生活，积极体验生活，关注社会热点，体察世态人情;“思想积累”指的是养成勤于思考，善于思辨的习惯，拓宽自己的认识空间，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创新积累”指的是在积累过程中，善于生疑、质疑、释疑，鼓励学生发表与众不同的见解，对身边的生活和周围的事物，学会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去分析思考，达到更高的层次的积累。 积累的目的在于运用，在于提高语言修养，让字词、诗文的积累，内化为自身的语文素养，从而丰富自己的生活，健全自己的人格。 三、丰富学生阅读内容，激发学生创造力 传统的语文阅读教学模式很大程度影响和限制学生的创新能力。通过信息技术与语文阅读教学的结合，学生可以最大限度的接触到有声有色的图文，并且图片、视频、声音结合，增添了课堂的趣味性，同时也扩充了知识信息量。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不断交流、质疑，充分的发挥自身想象力，在看、听、想、说的过程中，慢慢激发创造力。例如，文言文《口技》一文中，用非常简单的道具，只靠一个口技者，模拟妇人哄两个啼哭的小孩吃奶声，丈夫怒斥小孩声以及千百小孩的啼哭声，千百犬吠声，这个过程一气呵成，无间断之处。教师在教授这篇课文的时候，就可利用信息技术的独特功能，把整个故事模拟出来，声情并茂、惟妙惟肖的展现给学生，学生的学习兴趣被激发出来。 四、对学生心理的引领 在课堂上，学生和老师都是学问研究的主体。所谓师傅领进门，学生的修行还要靠自己。教师在教学中进行提问，以此来引领学生学习的兴趣。但是当教师在提出问题后，课堂互动不积极是目前学生在课堂上存在的一大问题。有的学生天生不善于表达，胆小不敢回答问题;也有一部分学生反应力较快，主观意识差不想表达;也有部分学生性格内向，怕回答不上来被同学笑话等现象，都是初中生在课堂上存在的问题。那么教师的有效提问就十分重要。有效的课堂提问可以帮助学生更积极的学习课本知识，养成勤思考，爱动脑的好习惯。因此教师在课堂提问时就要掌握一定的技巧和策略。 在现代八年级语文教学的过程中，学生的学习兴趣的激发是学生主动投入到学习中的前提和基础。也只有在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的基础上，学生才会真正的喜欢上语文学习。八年级阶段学生经过了七年级阶段的新奇，已经开始对学习有一定的厌倦，这个时候教师更加需要重视对学生的学习兴趣的激发。这一点尤为重要。 八年级语文教学论文:提高八年级语文教学质量的教学研究 八年级语文的教学，在初中语文教学阶段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学生语文素养的培养之中同样也有着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伴随着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的深化改革，语文教学的目标由追求成绩转变为追求学生的全面发展，所以八年级语文教学也应当立足于学生主体的全面发展，并以可行的、科学的、有效的策略予以支撑，以此实现学生全员的综合性发展。 一、认真钻研教材，总结教学规律 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的改革，为八年级语文的教学带来了全然不同的新版教材。面对八年级教材的重整与改编，教师应当有所心理准备，也应当以积极的、正面的态度进行应对。作为八年级语文教师，要立足于新版教材，要认真钻研教材，要洞察教材中所蕴含的先进理念与科学思想，要以基础教育改革中所倡导的教学标准进行教材内容的剖析与内涵的挖掘，要认真钻研教材中的各章、各节，深挖其中的知识联系与贯穿特点，并在生活素材及其他学科资源之间的有效整合下为学生提供与众不同的语文教学内容，让学生的八年级语文学习变得丰富多彩。 二、创设教学情境，再现课文实景 语文知识是对生活场景与情感的一种锤炼，是对生活中各种情景境界的一种感悟。在八年级语文教学之中，教师要处理好语文知识与生活实际之间的衔接，要将语文知识寓于生活情境之中，通过生活中生动、形象的情境资源进行语文课本内容的真实展现，让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语言与文字的无穷魅力，让学生在语文知识的学习中领悟到生活的美好。例如，在八年级语文《桃花源记》的教学中，教师可以为学生创设这样的生活性情境：在这个变化超速的时代，学生是想生活在这个繁忙热闹的大都市，还是希望居住在娴静怡然的世外乡村呢？请大家踊跃地谈谈自己的想法。通过此种贴近学生生活的方式进行教学，不但能够激发学生探求课本知识的兴趣，还能够使学生的情感快速地融入课文之中，让学生将自身置于桃花源之中，感受作者所写文章的大意与主旨。 三、开展合作探究，激发学习情感 在八年级语文的教学中，教师可以以互动合作的方式引导学生的主动探究，让学生在师生互动、生生互助的交流环境下自主探究语文知识，让学生在合作与竞争的外界刺激下达成内在情感的激发与感化。 总之，针对于八年级语文的教学，教师要始终在教学的过程中掌握好“度”，掌握好学生发展的“度”，掌握好新课程标准的“度”，以此提升八年级语文教学质量的实际性提升。 八年级语文教学论文:如何在八年级语文教学中体现教育均衡发展的思想 摘 要：在日常的语文教学中如何使学生各学科能得到均衡的发展？本文从爱是教师做好学生思想教育的前提；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科学育人；用课文中的形象影响学生；充分发挥教师的课堂言传身教作用，榜样育人；充分发挥学科的特点，教书育人；从综合型学习活动中渗透环境保护教育等几个方面阐述教育均衡的发展理念。 关键词：语文教学；均衡发展 从事语文教学已有20多年，我深深明白教师肩负着双重责任“教书、育人”，也就是除教给学生一定的知识，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外，更重要的是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使他们长大后不仅有渊博的知识，而且有良好的品格。另外语文同我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生活处处见语文，而语文也不能脱离生活实际。 新课标指出：“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健康的审美情趣，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积极的人生态度，是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既然如此，我们教师就应该在课堂上也恰当的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如何做到呢？尤其是对这个正处在严重叛逆年龄阶段的学生更应该做好以下几方面： 一、爱是教师做好学生思想教育的前提 选择教师这个职业，就应该爱这个职业，而且要敬业，要有责任心。我认为这样是做好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前提。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交在我们手中，我们不能误人子弟，所以在上课之前要认真备好课，通过网络查找与教学内容相关的知识和信息，在讲课的时候教给学生。 中学语文教材既是各种语文知识的载体，也是各种文化知识的载体，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知识，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因此，语文教材既是学生学习汉语言文学的范本，又是了解和吸取中外社会、政治、历史、地理、文化等方面知识的教材。语文教师要善于根据学生的知识水平的实际，结合教学内容，有针对性地介绍和讲解相关的人文知识和信息，指导学生去了解、认识、思考、联想，从而学习和借鉴。比如教材中的诗、词、文、赋、小说、戏曲等中国古典文学中蕴含着传统的审美文化，道德、风俗、礼仪文化、建筑、音乐、工艺文化等，内容十分广泛。教学中，教师对这些内容稍加点化，让学生从中接触到传统文化，了解其丰富和悠久，久而久之，学生就会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认识其价值，从而自觉地接受优秀的文化传统。特别是教材中那些包含着传统的人生观、价值观，展现中华民族传统的性格、精神品质的优秀篇章，更值得启发学生去思考，引导他们从中感悟人的内心世界，思想情感，人性的真、善、美与假丑恶等；思考社会的变迁和发展及其规律；体认大自然和客观物质世界的奥妙，从而在潜移默化中建立初步的与人、社会和世界发展相一致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尤其要发掘和利用教材中弘扬的科学而正确的思想观念和人文理想，纠正学生思想言行上存在的不良倾向和模糊认识，从而使科学的知识，科学的理念和正确的价值观念、道德情愫、行为规范等转化为学生的内在素质。 二、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科学育人 课堂教学是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最有利时机。教材，就其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教育内容。在教学时，应该结合学生的实际，采用灵活多样的方法，挖掘教材中的思想教育内容，适时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如在《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一文的教学中让学生了解在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中鲁提辖疾恶如仇、扶弱抗恶、见义勇为、伸张正义、粗中有细的性格，从而进一步认识到封建社会的黑暗。但又提醒学生在日常生活中若是遇上坏人正在做坏事时，怎样学会既能保护自己又能帮助他人。可不能盲目的学鲁提辖那样三拳两脚把坏人打死了事，应学会运用法律，依法行事。 三、用课文中的形象影响学生 语文教材中有许多人物形象，可让学生深入分析，以其人物形象的人格美、品质美，震撼学生的心灵，使学生受到深刻的思想教育。 另外教师还可通过表情范读或指导朗读、生动描述或指导创造性复述、指导课本剧以及多媒体教学手段等方式，以富含艺术性的教学语言开启学生形象思维，激发情感，引导学生进入美的境界，体会文章中寄寓的喜怒哀乐爱恨等丰富而深刻的感情。“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披文入情”法已经被越来越多的教师认同并运用于教学实践。如《背影》一课，教师首先动情地讲起了自己的父亲，学生听得入神感动，然后纷纷讲起父亲如何关怀、培育自己成长，全班沉浸在浓重的情感氛围中。教师看时机成熟，水到渠成地进入了新课教学。我在讲《背影》那课时，也怀着对父爱的深刻体验去动情地讲授，学生们情绪受到冲撞，好几个学生不能自抑，不止一次地流下了滚烫的泪。此时无声胜有声。我想，不用说教，把孝心献给父母的观念早已深刻在每个人的心底。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学生对美是追求的，教师则要引导他们寻求真正的美――人性美。大量的写人记事文章正是很好的美育教材。《一件小事》里车夫勇于负责，正直无私；《散步》中“我”作为中年人扶老携幼，表现出承前启后的庄严的使命感；《魂》中小姑娘牺牲自己利益制止了一场野蛮的冲突，让人看到中华民族的希望。教师引导学生对这些人物事迹进行审美注意，在获得美感享受的同时，净化心灵，汲取塑造健康人格的有益养料。此外，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引导学生对美进行再创造，也有益于塑造健康人格。 四、充分发挥教师的课堂言传身教作用，榜样育人 教师是学生课堂教学的组织者和引导者，也是最根本最直接的德育工作者，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对学生进行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如：教师在课堂上不随意丢粉笔；活动课上，在剪纸的过程中，将剪废的纸屑都收入在一个塑料袋中，没有乱扔乱放，学生也学着老师的样子，将纸屑收拾了起来。这样，在课堂中既传授给了学生知识，又对学生进行了保护环境的教育，真正发挥了教师“言传身教”的作用。一方面，语文教师要坚持身教重于言教。要善于将教材中提倡和教学中阐释的人文知识和人文精神见诸行动，体现在自己的一言一行中，使课外做的与课堂讲的相一致，为学生树好榜样，当好示范。另一方面，要努力引导学生躬行实践，自觉做中华民族和世界先进人文精神的传人。比如，要尊老爱幼，扶贫助弱，伸张正义，就要求学生关心同学，乐于助人，明辨是非；要自强不息，发奋有为，就要求学生刻苦学习，知难而进，拼搏进取。就要求学生爱护环境，和谐自然；要体现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理念，就要求学生珍爱生命，崇尚文明，破除迷信，反对邪教，拒绝；要正道直行，爱国爱家，就要求学生讲道德，重信誉，发扬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热爱党，热爱祖国，做有利于社会、有利于人民的人。若能长此以往坚持不懈地精心疏导，言传身教，那么，在传统的文化精神的潜移默化中，在优秀人物榜样力量的激励下，在教师本人师德及人格魅力的感召下，学生的人文品行就可以逐步培养塑造出来。 五、充分发挥学科的特点，教书育人 新教材、新课标在课程编排上，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劳动技能和身体心理素质，让学生在课堂中自主、合作、探究、创新，在丰富多采的活动中掌握知识。如：可组织学生进行爱国主义诗歌朗诵比赛，参加各种有益的征文比赛；举办主题健康、积极向上的演讲等等。为了教会学生体验自然风光，可让学生观看科技片《人与自然》、《科技博览》等，引导学生走进生活，走向自然，积累创新素材。 进行各种形式的仿写练习，仿照文章的各种修辞手法、写作手法，学会借别人的瓶子装自己的酒，进行续写、改写、缩写、扩写、猜写、设题编写等，练习写想象作文。如《五十年后的我们》、《假如我是一棵树》，以及借鉴古诗词、日常生活的俗语、格言、流行歌词来获取创新灵感。 《语文新课程标准》指出：写作是运用语言文字进行表达和交流的重要方式，是认识世界，认识自我，进行创造性表达的过程。要注意开发学生的创造潜能，促进学生持续发展，鼓励学生自由表达和有创意的表达。 六、从综合型学习活动中渗透环境保护教育 一个学期语文教学活动有六个单元的综合型学习活动，教师可以从身边实际情况渗透环境保护教育，还记得秋季我和学生一起到库尔滩去植树，在植树的路上发现大片大片的土地荒芜着，黄色的土里露出白白的碱；路两边渠道的河水散发出很臭的味道；风也明显要比我们上面强劲的多，而我们以前植的树基本上都没有活，今年还在以前植过树的地方重新植树，同学们看着剩下的断枝、残苗纷纷讨论起来。看着眼前七嘴八舌的同学们，我趁热打铁：“看来同学们对于眼前的景象很有感触呀！这样我们要的不是感叹，我们要行动起来，回去以后同学们就所见所闻，给咱们县长写一份信，帮助县长出谋划策怎样改善这的环境，让我们也当家作主一回，怎么样”？学生纷纷表示赞同。从学生们交上的作文中可发现，孩子们进行了很深的思索，言辞相当的激烈，他们已经从意识到自觉，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从阅读、欣赏中渗透环境保护教育。生活需要发现的眼睛，有了一双发现的眼睛，生活处处都是语文。还记得带着学生们在教室欣赏窗外的鹅毛飞雪，忽然就有学生感叹道：“这样的雪，几年都没有看到了！”这一句话也点醒了我，是呀！的确雪是越来越少了，以至于身在北方的我们也感慨少见这样的大雪，为什么？何不把这个问题抛给学生，于是在静默中又有了学生的高谈阔论，喧哗又成了静默，学习委员站起身看着窗外的鹅毛飞雪，说道：“我们应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家园，让我们在该下雪的时候就欣赏到雪”。我在心里为这句话鼓掌，也为之感动，孩子们的心就像这纯洁的雪，在他们的心里已种下了环境和你我、大家息息相关。 总的来说，作为教育者应明白，教育的任务不是单纯地传播现成的知识，而是注重人的潜质的开掘，在语文教学中进行德育的渗透，教师应做到合理运用教材，独辟蹊径，充分发挥学科特点，整合语文教学中的思想教育，无声的深入学生的心田。真正将思想品德教育贯穿于语文课堂教学的始终，真正做一个“传道”，“授业”，“解惑”者。在日常的语文教学中使各学科能得到均衡的发展。 八年级语文教学论文:浅谈八年级语文教学中的均衡教育 摘 要：八年级在初中三年来说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在八年级语文教学中实施教育均衡发展的思想，主要体现在“眼、耳、手、脑、口”的均衡发展，是“听、说、读、写、看”的均衡训练，每个方面都不能偏废。本文从提高教师的创新能力，促进学生均衡发展、鼓励学生大胆质疑激发创新意识，促进学生均衡发展、引导学生感悟思考，促进学生均衡发展三个方面探讨在八年级语文教学中实施均衡教育思想。 关键词：语文教学；均衡教育 增强创新精神，培育创新能力，健全创造人格，是八年级语文教学在激发学生创新能力均衡发展的三个方面，也是激发学生创新能力的目标和要求。 创新精神，也称创新意识、创新品质，包括好奇心，探究的兴趣，求新求异的欲望等。这些素质与生俱来，人皆有之。语文教学不仅不能泯灭学生的好奇心和探究的兴趣，更不能扼杀其创造力，而必须千方百计地爱护和保护他们的好奇心，不断激发他们探究的兴趣，肯定和鼓励他们点滴的发现，像爱护幼苗一样呵护和培植他们的创新意识，如在学习《奇妙的克隆》时就有非常多的好奇心。 创新能力，主要包括感知能力、创新思维能力和创新想象能力和创新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首先是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和激发。创新思维表现在创造性解决问题过程中思维的新与活。新，要求在理解中不人云亦云，有自己的感受，有独立的见解；在表达中不说套话、假话、大话、空话，有自己的观察，自己的想象，自己的语言，自己的真情实感。总之，在与众不同中透出新意。活，要求在理解、表达时，在思考问题时，思路要宽，不要局限在某点某方面，思维不应是线性的，而是发散的、放射性的，做到在广阔的背景下，沿着多条路径思考。活，还要求在理解、表达时，在思考问题时，思维要活，不囿于思维的定势，善于变换角度灵活地思考。总之，要在理解、表达中体现出灵活与机智，透出灵性，做到越学越聪明。创新能力培养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创新想象能力的培养。语文教学既要让学生多阅读充满创造想象的神话、童话、科幻故事，又要鼓励学生展开想象，特别是展开异想天开的创造想象。 创新人格，包括进取心、独立性、坚韧性、责任心、求异性等，创新人格重要的是保持一种追求创新的状态，执着的精神和坚强的毅力。在八年级语文教学中培育和激发学生创新能力均衡发展的方法有哪些呢？笔者根据自己多年的教学实践提出下面几点。 一、提高教师的创新能力，促进学生均衡发展 从教师角度来说，要主动学习创新理论，提高教师自身教学创新能力。教师自身的教学创新能力，是促进学生均衡发展的前提。教师创新教育理论水平的高低，对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创新能力的形成、促进学生均衡发展至关重要。教师要具有前瞻性的理论素养。既要有全面、系统的理论素养，也要有现代教育思想和观念，特别是现代高科技发展所带来的教育媒体的巨大变化，教师要善于从理论中获取新知，补充能量，并且通过内部消化，运用到创新教育的实践中去。有了这些理论素养，才可以运用创新教育的教学方式，充分调动学生的情、知、意，实现学生思维的创新和能力的均衡发展。教师要具有不断创新的教学理念。必须牢固树立创新意识，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不断培养创新精神，努力寻求教学过程中一切有创新价值的因素，在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和手段上力求新的突破。给学生以最大的思维空间，积极开发学生的创造个性，引导学生的思维创新，使学生“自奋其力”，达到“自致其知”，使其乐学。教师要坚信每一个学生都有创新潜能，都能通过适当教育，取得创新成绩，成为某一方面的创新人才，因此，创新教育是面向全体学生均衡发展的教育。创新能力及其发展有类型和层次上的差异，不能用一个模式去培养每位学生的创新能力，必须坚持注重个性，因材施教的原则。学生才是创新教育的主体，教师的主要任务是创造各种条件，帮助学生生动活泼、主动地均衡全面发展自己的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和创新人格。 二、鼓励学生大胆质疑激发创新意识，促进学生均衡发展 在语文课堂教学中，教师要注意引导学生多方面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要相信每一位学生，让学生在课堂发挥主体作用，通过师生互动，引发创新意识。好奇、好问、好表现是学生的天性，教师在语文教学中，要给学生提供发问的时间和空间，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不要拘泥于传统观点，更不能囿于书本。鼓励学生要敢于怀疑，想人之未想，发人之未发，在批判中继承、在批判中吸收，在批判中创新，促进学生均衡发展。 三、引导学生感悟思考，促进学生均衡发展 我们知道，学生的创新能力包括感知能力、创新思维能力和创新想象能力和创新实践能力。要实现多种创新能力的均衡发展，需要教师在语文教学中创新思路，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和现代化教学手段，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一是挖掘教材，培育学生感知能力。语文教材中的课文大多文质兼美，有的文笔清晰；有的情深意长，富有感染力；有的富有幻想。在语文课堂教学中，这些课文教师可以通过朗读、录音、课件等来创设特定的情境，去感染学生，通过一定的情感调控，架起学生与作者之间的情感桥梁，引导学生沉浸在课文所描述的情感氛围之中，让学生与作者产生情感共鸣，主动领会文章的思想内容，引导学生去创新。二是观察生活，培养学生创新思维。众所周知，学生对亲身经历过的事情往往印象比较深刻，写起作文来自然会得心应手，言之有物。在作文指导课中，要把学生领到室外做一些活动。通过实践活动，激发学生的思维，写出来的作文就会真实、生动、兴趣盎然。三是激发联想，培养学生创新想象能力。学生是最喜欢想象的，在语文课堂教学的，当给学生讲解课文内容、童话、神话和科学幻想故事时，可以不讲结尾，让他们去想象结果。或者可以让他们假设世界上如果没有太阳、或假设不停地下雨，那么会出现哪些后果……，等等。这样可以对他们进行假设性推测的训练。对学生不切实际的联想不要否定、指责，努力使他们在展开联想的同时，接受教育，获得正确的引导和认同，不断地促进其学习兴趣，展开想象的翅膀，从而提高他们的创新思维能力。四是鼓励动手，培养学生创新实践能力。语文是最开放、最容易和社会生活发生联系的学科，语文教学应该打破课内与课外、校内与校外的壁垒，让学生在丰富多彩的语文实践活动中充分展示学生的创新能力。教师应主动将知识向生活贴近，引导学生感受生活、体验生活，并乐于表现生活，将语文带入生活中，在生活中学语文、用语文，提高学习语文的兴趣和语文素养，最大限度地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如鼓励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开展一系列活动，办手抄报和剪贴报，用情境表演节目等等。这样学生不但乐于学乐于做，而且能有效提高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 总之，教育学生学会做人，培养学生创新人格。我们在语文教学过程要要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要培养其创新人格，从各方面注重教育均衡发展。因为我们知道，中学生还未进人直接创造的黄金时期，其主要任务是继承前人的创造成果，在继承学习中培养创新能力和创新人格。培养创新人格，实质上就是让学生学会做人，使他们具有进取心、独立性、坚韧性、责任心、求异性等创新品格。八年级语文课本中能培养学生上述品格的篇目很多，我们要在教学中注意渗透这些品格的教育，如《背影》、《五柳先生传》等等。要让学生在学习中受到各种高尚人格力量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为他们日后发挥创新能力、实现人生价值备下深厚的人格底蕴。 八年级语文教学论文:如何在八年级语文教学中促进学生自主学习 摘 要：立体引学式教学明确提出：在教师的启发引导下学生的自主学习。在八年级的语文教学中教师如何启发引导学生，才能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呢？本文从改进课堂教学内容，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改进课堂教学模式和方法，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改进课堂提问方式，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改进课堂表演对象，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四个方面进行探讨。 关键词：八年级；语文教学；自主学习 《立体引学式教学明确提出：在教师的启发引导下学生的自主学习。教师的启发引导就是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改进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才能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因此，如何改进课堂教学，是学生能自主学习与否的重要因素。八年级语文课堂教学的改进，要整体考虑“三个维度”，即知识和能力，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培养学生养成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习惯。引导学生掌握学习方法。培养学生创新能力。整体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一、改进课堂教学内容，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 由传统的单一传授知识，改进为知识和方法并重。传统语文课堂教学过分注重传授给学生知识，几乎把课堂教学内容定性为：知识。总是罗列了一大堆语文知识点，这也要那也要，整节课塞得满满的，然后才经常抱怨课上不完。所谓的没上完，就是知识没传授完罢了。这就好比给学生“鱼”，虽然可以喂饱学生，但却不得体现“过程与方法”。这就要改“给鱼”为“给法”，教会学生学习方法。著名的教育家陶行之先生说：“好的先生不是教书，教学生，乃是教学生学”。著名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及学生中心理论代表人物罗杰斯主张“学会学习”。可见学习方法的重要性。 因此，八年级语文课堂教学的内容应包括知识和方法。由注重知识，改为知识和方法并重。在学习和掌握基础知识中学方法，再运用已有方法自主学习和获取知识。尤其要特别重视启发引导学生掌握学习方法。教学中要不断教会学生学习方法，引导学生掌握学习语文，获得语文知识，提高语文素养的方法。正如教学生打鱼，不直接给“网”、给“船”，而是要教会学生怎样“织网”、怎样“造船”，怎样“打鱼”。让学生掌握“捕鱼”的方法，锻炼培养学生运用方法去捕“鱼”的能力。这样，学生掌握了学习语文的方法，今后的终身学习就有了支柱。 （一）在阅读教学中，也要将基本的阅读方法列入教学内容，要教会学生一些基本的阅读方法。 例如，在人教版八年级上册《中国石拱桥》的说明文教学，重点就要放在启发引导学生理解：作者抓住“桥”的哪些特征，介绍中国石拱桥时按照什么顺序，采用什么方法来介绍中国的石拱桥的。这三大方面是阅读和理解说明文的钥匙，因此，说明文教学就要注重启发引导学生抓住事物的特征，理清说明顺序，了解说明方法，才能促进学生能自主学习。再如，教学中也要启发引导学生在学习实践中学会阅读的几种方式：浏览、略读和精读；默读与朗读；速读等。 （二）提高阅读效率的方法。 例如，“抓文眼”就是一种简便有效的方法。人教版八年级上册第二单元：《背影》、《台阶》、《老王》三篇文章的教学，其中的一项教学重点是启发引导学生掌握阅读文章的一种方法，即抓“关键性语句”或“抓文眼”。“抓文眼”能有效提高阅读能力，是学生快速整体感知文章内容的重要方法。要提高学生的这种能力。那么，在教学《背影》的过程中，就要重视指导学生阅读中抓住关键语句，引导识别，体会作用。从整体来说，体会抓住全文的文眼：“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一句，及几次的“背影”语句。从片断来说，文章第六段是重点，要深入理解和体会此段的内容和情感，可以借助抓几句“文眼”。这一课学完后，接下来的《台阶》和《老王》两课，就要引导学生运用这一方法来阅读。《台阶》中抓住“台阶高，屋主人的地位就相应高”这句，《老王》中反映几件事的句子。当然，以后的许多文章都会有，如《陋室铭》（人教版八年级上册），全文“文眼”：“斯是陋室，唯吾德馨”句，凡此等等，在适当的机会，启发引导学生是否学会了此方法。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 二、改进课堂教学模式和方法，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 改“单法”为“多法”。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提出“适当新颖”原则，指出教学模式及方法的“适当新颖”可以激发学生的认知兴趣。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选择不同的课堂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密切结合教学目的和内容，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和求知心理，创设情境，调动和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启发引导学生参与体验和实践，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也是不竭的动力，是提高学生语文能力和素质的源泉。有源之“水”长流，兴趣就如学习语文之“源”，因此，语文课堂教学要改变传统语文课单一的“传授”方法。充分运用现代教学的方式、方法、手段。运用多种教学法进行教学实践，结合不同的课文，寻找与之相适应的教学方法。这样，灵活地运用多种教学法进行教学活动，将极大地培养和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当然，传统的传授法如果运用得当，也不失为一种好方法。因此，改革教学法，不是全盘否定原有教学方法，而是要吸取传统课的精华，加于继承和发展，同时又运用现代教学法研究成果，多样化。 例如，在人教版八年级上册《背影》一文教学中，不妨做些课件。用powerpoine格式将课堂教学重点、基础知识点、各个教学环节中涉及到的重要内容以及学习方法做成幻灯片。用flash格式将课文重点段的朗读做成音像课件，用于朗读示范。下载中央电视台电视诗歌散文《背影》：父亲过铁道片断（rm格式），借以加强朗读训练，朗读示范，加深对背影的直观感受，助力学生进一步理解文章，更加深入感受父亲的关怀，充分调动学生的各种感官和情绪，参与情感的体验。还可下载MP3歌曲《爸爸妈妈》，作为课堂教学气氛调节或课前课后学生休闲用。在人教版八年级上册《核舟记》一文教学中，让学生在理解课文基础上，就“船头”和“船尾”两段的描写进行背诵时，可以邀请学生做人物的模仿状，以此造型，一者指导、检查学生背诵，二者加深学生对课文所描写内容的感受，课堂教学有趣，生动活泼。在人教版八年级上册《石壕吏》一文教学中，让学生自学的基础上，组织一堂短“剧”演出，让学生将课文搬上“舞台”。成立几组剧组，由学生自行组织组合，还可对各组的演出进行评比，也还可组织进行剧评，以提高积极性，启发引导学生深入理解课文和体验诗人的思想感情。 三、改进课堂提问方式，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 改“师问”为“生问”，把课堂提问的主动权交给学生，启发引导学生通过对话、交流、沟通、讨论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质疑能力，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 传统语文教学大多是老师设计问题，提问题后引导学生回答。课堂教学行为中，过多的行为是教师提问的行为，学生提问是非常少的。教师带着预先设计好了的问题和明确的答案进入课堂，总企图把学生的思路往预先设计好了的方向引导。在这种教学形式下，学生在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时，总想揣摩老师的意图，发表的看法很少是自己个人的真实见解。这种“师问生答”的方式，处于课堂教学中心地位和主动地位的永远是教师，而学生只能是处于被动的地位，这是一种单项的、预设的课堂支配方式，严重限制和束缚了学生的发展。一个学生在受教育的最初近十年中，长期处于被动地接受问题、认识事物、掌握知识，久而久之，学生的发问精神，学生的好奇心将被泯灭，因此语文教学应引导学生学会怀疑，学会提问题，学会讨论、解决问题，把大量的时间让给学生阅读、提问题、讨论，从而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在教学中，可以把学生请上“讲台”，让学生尽情提问题，再启发引导学生共同解决问题。提倡学生个性化的阅读行为，不以教师的问题和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课堂提问有如下的方式。 （一）预习时提出问题。 课堂教学前，教师可要求学生在预习课文时，至少提出一个问题，然后，教师进行收集、整理、归类，并选择与本课学习目的相关的问题，组织学生讨论。例如，在人教版八年级下册《我的母亲》的教学中，学生可能会提出许许多多问题，五花八门。那么，就可以从中选取与单元目标相关的问题来组织讨论，范围主要集中在母亲的爱的主题上，思想内容、精彩段落、词句理解及语气运用的技巧的理解。具体的如：“拿一支粉笔写两个字”为什么会“使出全身力量？”“钥匙”是什么？如何理解“母亲的爱”等。然后逐渐引导学生围绕某一范围来提问题。 （二）课堂教学活动中提问题。 在课堂教学活动过程中，提倡并欢迎学生提出问题。首先，可以以学习小组互助的形式组织学习活动和实践，可以让学生在学习小组里互相提问题，互相请教。其次，可以采取全班探究形式进行实践体验，各学习小组将本小组里无法解决的问题提出来，组织全班同学共同探究。再者，也可以以答记者问的形式来组织学习活动。组织部分学生先学习“例文”，组成“先学团”。课堂上，让还未阅读此“例文”的同学在自读的基础上，向“先学团”的同学提问题，由此共同探究，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 四、改进课堂表演对象，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 改“师演”为“生演”，即课堂角色的改进，将课堂的绝大部分时间交给学生，让学生阅读，让学生提问，让学生讨论，让学生实践，课堂教学中要注重让学生体验过程，大力培养学生探究习惯。 语文课堂教学要改进师生的角色地位，尽量将课堂交给学生讨论、交流。著名的需要层次理论代表人物马斯洛认为：人有五种不同层次的需要。学生是人，只有当学生的内部需要得到满足，才能激活其学习动机。这就要求在课堂上，要创造条件尽量让学生“表演”，以满足学生各层次的需要。在实际教学中，可以尝试将课堂教学分成三大阶段。 （一）个人阅读阶段。 让学生独立阅读，进行独立的与文本对话和情感交流。独立查找工具书，独立解决语言障碍，独立做阅读标注，独立理解，独立思考，独立提出问题。培养独立自主的学习习惯。 （二）小组学习阶段。 建立四人或六人学习小组，在小组学习中，让学生自己组织，每位学生可以尽情发言，将自己的疑问请教小组同学，也可将自己的理解与小组同学分享，由于小组讨论阶段，学生面对的是自己的“小天地”，每位同学都将无拘无束地提问，讨论，发表见解。这种轻松的氛围，将使学生如鱼得水，从而海阔天空地表演。要求每个学生都要说，欢迎每个学生都提问题，都来参与讨论。这样各类学生都有获得表演的机会，个性得到最大的张扬。特别是中下生，都会较好地参与合作、交流。这样的阶段，将是学生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的真正阶段，学生的感受、体验和理解都是独特的。 （三）全班讨论阶段。 让各小组将不能解决的问题提出，老师汇总启发引导学生共同选择较有代表性的问题作为讨论重点，然后引导全班同学进行探究。此阶段，由于问题都是学生在小组长中无法解决的，急于求知的，大有主动“请战”情境。课堂气氛异常活跃，轻松。学生互相启发，互相质疑，共同论证，共同解决问题。特别是那些较高层次的同学，他们的更深层次的求知及表现欲都得到了满足。分层教学和因材施教也可以有效落实。 总之，在八年级语文课堂教学中，要让学生在阅读、提问、讨论等主体学习活动及实践过程中，获得知识，掌握方法，锻炼能力，体验情感，确立价值观，以及逐渐养成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习惯。课堂教学要真正体现学生主体及以人为本的思想。就要不断从以上诸多方面加以改进。如此改进，必将有力地促进学生自主学习走上成功之路。 八年级语文教学论文:立体引学式教学在八年级语文教学中应用 摘 要：立体引学式教学提出教师的启发引导和学生的自主学习。如何在八年级语文教学中实施立体引学式教学？本文从介绍立体引学式教学概念和立体引学式教学的提出，进而探究立体引学式在八年级语文教学中和应用。 关键词：立体引学式教学；八年级语文教学；应用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小学的语文教学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改革，取得了斐然的成绩，但是语文教学仍在低效甚至无效中徘徊不前。在教学目标上，追求知识的系统传授，而忽视了学生语文能力的提高；在教学方法上讲授式教学几乎垄断了整个课堂，抑制了学生个性的发展。这不能不让我们语文教师深思：语文学科的教育目标究竟是什么？ 笔者认为，在中学阶段，语文教学应该为学生最终能让学生自主学习所需要的语文素养奠定基础。在这一目标之下，教与学的方式改变便成为教学改革的重中之重。语文学科工具性与人文性兼而有之的特质，就让我们选择了立体引学式这一支点，实行老师的启发引导和学生的自主学习，让学生参与生活，参与社会实践，扩大知识视野，增强学生语言的实践能力。 一、立体引学式教学概念 立体引学式，是在教师的启发引导下学生的自主学习。立体引学式教学，主要指在“学校的教育教学过程中学生自主参与的，以学生学习兴趣和内在需要为基础，以主动探索、变革、改造教学活动对象为特征，以实现学生主体能力综合发展为目的的主体实践活动”。立体引学式教学强调的是在教学过程中学生的自主活动和自主实践，它是落实学生主体地位，进行主体教育和实现主体发展的重要教育形式。 学生自主学习、直接体验与个性养成是立体引学式教学最为显着的特点，这与新课程所提出的“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是完全吻合的。传统的教学方式最大的弊端在于它把学习者放在一个从属和被动的地位，而立体引学式教学则是把教育的对象变成了自己教育自己的主体，把“以教育者为中心”转变成为“以学习者为中心”，把以教师为主导的“教中学”转变为以学生为主体的“做中学”。 二、立体引学式教学的提出 立体引学式教学，以学生学习兴趣的内在需要为基础，以学生主体能力综合发展为目标，以课程结构和教学过程改革为核心，实现学生的自主学习。 立体引学式结构是根据“语文即生活”这一论断而提出的。立体引学式结构的机制是：减少教材教学授课时数，另立实践教学，即将原来的语文课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作教材教学，一部分用作语文实践。在语文实践线中，又分为两部分，即课上部分和课下部分。课上部分，结合每个单元的教学目标，完成相应的教学活动内容，如初中的语文综合性学习；课下部分，以生活实践和社会实践为主，如阅读报刊，写文摘笔记、日记，办手抄报，开展社会调查和语文社团活动，等等。 立体引学式教学，是以活动为载体，以学生的自主学习为灵魂，实现教学活动化、活动教学化。前者是指，改变课堂教学以教师为中心的单向传递、单一发展，为以学生为主体的综合发展为目的的认知实践，变课堂为教学活动的“场”；后者是指一切教学活动都要根据教学的长远目标与短期要求，统筹规划，精心设计，使课堂的“活”与学生的“动”更具实践性、实效性。因而，这种活动不是教学的某一环节的活动，也不是单纯的活动课，而是全程教学中师生多元互动的一种存在形式，教学活动既是师生本身的存在，又是师生通向语文教学目标的根本途径。立体引学式教学是以课堂教学为中心、以课内外互动互补为突破口，着力于教学活动特性及其功能的科学开发和充分利用，将教学内容有机地内化于多元互动、有序有效的主体活动之中，借助于“教学活动”这个中介机制，顺其自然地深化素质教育，推进课程改革。 三、立体引学式教学促进八年级语文教学方式改变的具体策略 （一）教材教学变教师只备教材为设计教学活动。 设计之于课堂教学，犹如枕木之于绵绵铁轨，基石之于巍巍高楼。没有科学、艺术、精到的设计，就不会有优化的教学活动。语文教师应该有这样一种共识：学生的语文素养并不完全是教师教出来的。因此，让学生孤立、被动地读书，对学生学好语文是无济于事的。在备课中，如若只备教材，就注定了语文课堂只能是一个知识点的简单传递与接受的过程。只有将学生纳入备课内容中，将教学活动由知识传授转变为学生对知识的自主学习，才能使课堂成为思考者的领地、智慧者的天堂。 立体引学式教学具有一定的目的性、整体性，它既包括物质的、实践的操作，即外部活动；又包括智力的、精神的操作，即内部活动。合起来看，内部活动是融通，是建构，是外部活动的内化与提升。这就要求我们的教学不是“备课”而是“设计”。其基本原则是：不求多而细，而求精而活。也就是说，在把握学科特点的同时，结合教学内容的重点与难点，要针对易引发学生自主学习的热情和兴趣的疑问点或关键点设置一个问题情境，启发引导学生通过多种途径参与、探究问题的症结所在。 语文教材是文选性的，每篇文章都具有全息性，课文的教学目的也不是既定的，教学设计更可以五花八门，这无疑给教师提供了广阔的开发空间。开发教材，设计教学活动不等于将教材抛掷一边，也不等于知识性的内容就不予以传授，而是应思考如何将教材用得适度、用得适当、用得适合。开发与设计的终极点是培养学生良好的个性，使他们具有自主学习的能力，进而形成良好的语文素养。 在八年级语文教学中应用立体引学式教学，在设计教学活动时要有一定目的性和指向性。例如，导入新课可以设计“抛砖引玉”的活动，或是视频资料，或是复习旧知，或是事例分析，其目的就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欲望。再如，解决字词问题，可以设计“查字典”活动，让学生亲历亲为，真正做到“在做中学”。对文章进行整体感知时，可以设计“浮光掠影”的活动，学生或是复述文章内容，或是快速梳理出文脉。应该说，教材教学的自主学习摒弃了为完成教学任务而一味追求所谓的“进度”或“速度”，更反对不顾学生的兴趣和接受能力而强行灌输，它强调的是找准真实而有价值的问题，明确活动要求，引导学生自主质疑、自主探索、自主体验。 （二）实践教学变学生“在听中学”为“在思中学”。 我们知道，学生既不是一个待灌的瓶，也不是一个无血无肉的物，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思想、有自主能力的人。以往的教学是教师的“一言堂”，学生总以听客的身份出现在课堂中。立体引学式教学的整个过程是学生主体作用于学习客体的有目的的实践过程，无论是个体活动，还是同桌活动或小组活动，指导、协助可来自他人，但具体操作只能是学生自己，因而学生的主体性是立体引学式教学的基本特征，它使学生的自主学习在课堂上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目前，课堂教学有一种误区，认为没有学生讨论的课堂就是没有活动的课堂，就是气氛不活跃的课堂。而语文教学中对文本的解读恰恰需要在一个安静的环境中，让学生静下心、沉进去，和文本对话、和作者对话。语文课程标准中所提到的“语文素养”其实就是一种语文式的精神关怀，而这种精神关怀既有“文以载道”中的“道”，还应该有知识的建构和习惯的养成。语文课应该让学生获得一些终身受益的阅读方法，进而形成一种良好的阅读习惯，正如叶圣陶先生所说：“凡好的态度和好的方法，都要使它化为习惯，只要熟练得成了习惯，好的态度才能随时随地表现，好的方法才能随时随地应用，一辈子受用不尽。” （三）自主学习变教师的预设为学生的生成。 立体引学式教学的活动是兴奋点，活动的磁力吸附着各种因子凝聚成活动磁场，使学生在活动中自然产生了一种竞争意识，它激发了学生自主学习的热情。立体引学式教学活动的开放性，决定了活动富有建构新型师生关系的潜能。因为活动是自主的，是在宽松、宽容、民主、友善的环境里进行的，教师只在活动中起“导”与“托”的辅助作用，不再是主宰与代庖者。活动越是充分，学生的自主性越强。这样，伴随着教学的活动化，民主、平等、友善的新型师生关系就建构起来了。 学生自主学习过程是教师的“预设”与学生的“前见”逐步达到融合的过程，是教师的知识结构与学生的知识结构逐步变换、共同提升的过程，也是教师的心理与学生的心理逐步共融交汇的过程。这就决定了教学中教师不可能单纯地讲授与灌输，而必须要积极地、平等地与学生对话。在对话过程中，师生围绕共同关心的话题，各自以自己的视角和经验，用自己独特的精神表现方式和表述方式，通过心灵的沟通、思想的碰撞、意见的交换，实现智慧的生成。 例如，八年级语文的诗歌教学时可以开展诗歌朗诵会，由学生自发组织，从主持到策划，从音乐到幻灯，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学生自己完成，这一过程体现了语文活动的综合性特点。对枯燥乏味的文言文教学，可以变换成竞赛式活动教学，增强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在教学如何运用说明语言时，可以组织学生参观、了解学校，让“体验”二字贯穿于活动之中，将活动设计为资料采集、课堂展示和梳理提升三个部分，让学生通过动手去实践，通过动脑去思考，通过表达去运用，将课内延伸到课外，从而形成了一种“大语文观”，使学生更加爱语文、爱生活。 总之，立体引学式教学是构建自主、合作、探究新型学习方式的平台，是建立平等、民主、互动式新型师生关系的契机，是促进主动、全面、和谐、可持续发展的中介，是实施新课程语文教学方式变革的支点。 八年级语文教学论文:谈谈八年级语文教学听说读写的均衡发展 摘 要：语文课教学大纲明确提出：要进一步提高学生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和口语交际能力。如何在八年级语文的听、说、读、写中促进学生的均衡发展呢？本文从语文课堂上让学生学会倾听，培养学生的日常用语交际能力；在语文课堂中让学生想说、敢说、会说，培养学生的敏捷驾驭语言能力；语文课堂上加强读写结合，抓好平时的小练笔；学会作文的习作方法，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四个方面探讨在语文课堂教学中使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得到均衡发展。 关键词：语文教学；听、说、读、写能力训练；均衡发展 叶圣陶老先生曾说：“彼时国之意，以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语文。”《中学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语文课程必须面向全体师生，使学生获得基本的语文素养。中学语文课程应培育学生热爱祖国语文的思想感情，指导学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语文，丰富语言的积累，培养语感，发展思维，使他们具有适应实际需要的识字、写字能力、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口语交际能力。”而长期以来，在中学语文教学中一直存在着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重“文”轻“语”，重读写而轻听说。许多一线语文教师一直总认为，读写是“硬”任务，是教材分配的，学校也要纳入考核，与教师的利益挂钩。听说是“软”任务，练不练不要紧，从而造成了这种欺“软”怕“硬”的现象。长期以来，教师由于重读写而轻听说，使得语文教学得不到均衡发展。特别是八年级学生的语文学习，还存在说的能力的缺陷，整个语文学习得不到均衡的发展。 众所周知，人类传达信息的主要手段有两种，即“说”和“写”。在教学活动中，“说”就是我们所谓的口语，写则是一种书面表达形式，即书面语，由此可见，“听、说、读、写”对处于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是必不可少的。此时的语文教学中对这四个方面能力的综合培养显得尤为重要，它不紧紧关系到学生语文水平能力的提高，甚至影响到以后的社会生活。因此，要在语文教学中均衡地对这四个方面进行有机结合的训练，让学生在语文学习中各方面均衡地发展。 如何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针对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听、说、读、写”能力的均衡训练呢？下面我从四个方面浅谈自己的见解。 一、有目的地培养学生“听”的能力 听说能力是口头语言的接受和发表能力，也是两种重要的语文能力。叶圣陶先生说得好：“接受和发表，表现在口头是听（听人说）和说（自己说），表现在书面是读和写。”《语文课程标准》总目标中的第九条：具有日常口语交际的基本能力，在各种交际活动中，学会倾听、表达与交流，初步学会文明地进行人际沟通和社会交往，发展合作精神。看来，听说能力训练势在必行。 在语文教学中，“听”通常是指学生上课时注意听教师讲，是一种学生被动接受知识的“听”。其实在八年级语文教学上的“听”应该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培养学生“听”的兴趣，二是培养学生“听”的态度和习惯，三是培养学生“听”的方法。 (一)培养学生“听”的兴趣。 要求语文教师上课要生动、有趣，使学生化被动为主动，发挥听的主观能动性，学生要广泛地听，不仅听老师的，也听同学的。听的形式可多种多样，例如回答问题、朗诵课文、开展辩论、讲故事等；听的手段有录音、影视、录像等。从而养成学生主动接受、敢于质疑的习惯。 （二）培养学生良好的“听”的态度和习惯。 就要求语文教师在指导学生时，要了解学生，根据不同的个性选择不同的方式来加以引导。使学生学会在听的过程中，用点头、微笑、赞许、关注的眼神来注视对方；用表情及简短的语言来启发对方；不轻易打断对方的话；允许对方发表和保留不同的意见，不对别人进行讥笑或人身攻击。 （三）培养学生掌握“听”的科学方法。 要求学生集中精力，面对说话的人和所表述的话题，注重唤起相关的知识、资料、概念和想象，形成与有关这个话题相关的互动。围绕对方说些什么，为什么这样说；对所听到的词句及重点都要有心理反应和认知上的反馈；在“听”的过程中能够进行快速地总结和评价，对所听到的内容，能区分主次，自觉形成整体观念，从而在心中牢记需要记忆的内容。比如八年级五六单元――两个文言文单元。文言文教学，首先要让学生感兴趣，连续两个单元的文言文教学，要让学生不感到枯燥乏味，可以先从文章的朗诵、吟唱入手，抓住学生的兴奋点，适时的引导、点拨，这样既让学生愉快地学习了文言文，又达到了听力训练的目的，事半功倍，何乐而不为呢？ 二、有计划地培养学生“说”的能力 在《语文》每一个单元后面都安排有“口语交际训练”这一部分内容，可见“说”的能力训练的重要性。 语言是人类重要的交际工具。用语言来表情达意的过程就是“说”。教学上的“说”，不只是教师授课，学生在课堂上回答问题。八年级语文教学上的“说”，我个人认为应该是一种学生主动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自己思想的技能训练。因此，这种“说”的能力的培养，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安排一定的时间、任务、环境、标准来进行。 在课堂内进行“说”的训练。首先要求教师要引导学生，使学生明白“说”是进行思想交流和感情沟通的最根本途径。懂得在我们生活、学习和工作中“说”的重要性。课堂上要想方设法为学生营造“说”的环境，充分给学生“说”的机会。在课堂内进行叙述、说明等实践活动中，让学生复述课文、介绍自己、口头描述周围的人和事等；如果进行各种朗读和表演活动，可以结合课本中散文、诗歌、剧本、小说等不同语言特色，使课堂教学适当地小品化、朗诵化、故事化。对学生“说”的内容、胆量、声音、感觉、姿态等方面进行有系统地训练。如语文教材八年级上册第一单元第三课《青海湖，梦幻般的湖》是一篇写景的游记课文，该课文描绘了一幅美丽的青海湖景，为学生们带来了一种美的享受，我们就可以在教学中，把口语训练融入到课文教学中来。第一步，加强课文朗读。把青海湖的美丽风光通过纪录片的形式为学生放映出来，引导学生在文中找出描写景物的优美的语句来，带有感情地朗读这些语句，从而增加对文章的印象。第二步，看图说话。让学生找出纪录片中拍摄到的美丽风光的画面，作为看图说话的内容，互相间说出图画的美丽，这样既培养了学生的观察能力，又提高了学生的表达能力。第三步，介绍景点。可以把课堂内容引申到课外，把平时学生们所见到的美景，特别是风景名胜地的景色介绍给其它同学。可安排在下一节课来展示成果。这样可鼓励学生查阅参考资料，归纳整理后再把这些写景的内容在班上作介绍。这种活动的开展既让学生增加了课外知识，又培养了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 此外，还可以在课堂外进行“说”的实践。如在班主任的支持和配合下，经常举行小型主题班会、故事会、演讲会、辩论会、诗歌朗诵会等以“说”为主的活动，培养学生快速的思维能力和语言运用能力。也可以在取得家长支持的前提下，适当布置“说”的家庭作业，促进学生说得清楚、准确而富有表现力。 三、有步骤地培养学生“读”的能力 教师在课堂上往往重视课文的朗读、精读、泛读、略读，却往往轻视“读”的能力的训练。我个人认为八年级语文教学上的“读”，应该在重视朗读、精读的基础上，更强调泛读、速读的能力训练，尤其是培养学生的精读能力。朱熹在《读书三则》中说到：“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可见“读”是一种口、眼、耳、脑并用的语言训练形式，是语文教学的一把重要的钥匙。《语文》教材中的篇章都是经过科学筛选的范文，具有典型性、科学性、实用性等特点。教师要充分挖掘教材中“读”的趣味点，对范文的谋篇布局、风格特点、题旨意境等进行生动的分析和点拨，使学生想读、爱读，最终达到理解文章、为我所用的目的。如在八年级语文下册中《海燕》一课，教学时要重在朗读。配以音乐，让学生在课堂上放声地感情充沛地朗读，才能充分体会海燕在暴风雨中的勇敢形象。 另外，注意训练学生泛读能力。主要体现在引导学生广泛阅读课外书籍，鼓励学生多读书、读好书、好读书，提高课外阅读量。通常要求泛读量在精读量的四至五倍，允许学生提出不同的看法，在泛读的基础上，让学生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提高学生读书的速度，培养速读的能力。 培养学生掌握科学的阅读方法，是语文教学的难点。达尔文说过：“最有价值的知识是关于方法的知识。掌握了方法，就掌握了金钥匙。”因此，教会学生科学的阅读方法，是终生受益的事情。有步骤的阅读方法包括读书、理解、领悟、应用，形成一个有机整体。首先是读书，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其次是理解，训练学生的阅读思维能力，能够快速地掌握书本内容的结构、思路、特点。其三是领悟，注重读后有所启发、有所领悟、有所感触、有所创新，能写出自己的体会和感想。其四是应用，将书本的知识和自己的体会运用在实际生活和学习当中，检验自己的阅读成果。 四、有意识地培养学生“写”的能力 在以往的实际教学中，“写”往往只是一种学生被动的应试训练。我个人认为八年级语文教学上的“写”，应该是一种让学生学会观察生活、思考人生和表情达意的创新方式，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心理、行为过程。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平时要求学生注意观察生活中的景、物、人、事，思考其中的情与理，在表达时做到准确、通顺、鲜明、生动。教师对学生进行写作训练的过程中，仅仅靠传授写作方法是不够的，要把重点放在写作时的构思、创新阶段，对学生进行科学指导，采取灵活多样的作文批改办法，及时加以讲评。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写作兴趣，养成良好的写作习惯。 写作训练中教师要指导学生：以记叙熟悉的生活或者议论熟悉的生活为主，使学生能写自己所熟悉的内容，从而克服写作训练中的盲目性和畏难情绪。另外，写作训练还与观察、思考密不可分。教师要指导学生通过观察积累各方面素材，通过学生实际的体验，唤起他们的思维和兴趣，从而写出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必要时，教师可进行适当的指导，发挥示范和激励的作用，根据学生自身特点选择不同的方法指导学生。 总之，在八年级语文教学中，“听、说、读、写”这四种基本能力训练是一个有机整体，缺一不可，它们相互促进，相互配合，相辅相成，共同构成语文素质教育的基本内容，也是整个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由于八年级学生存在个体差异性，教师要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进行教学，选择正确的教学方法，均衡地进行听、说、读、写四种能力的训练，让学生得到均衡的发展，从而全面提高八年级学生语文的综合素质。 八年级语文教学论文:浅谈八年级语文教学中的德育教育 摘要：语文学科具有工具性和人文性，这意味着语文不仅要培养学生的智育，而且肩负提高学生德育、美育等重任。《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语文要重视提高学生的品德修养和审美情趣，使他们逐步形成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促进德、智、体、美的和谐发展”。因此，语文教学必须根据语文教学特点和教材特点进行思想教育，实现教书与育人的统一，智育与德育的统一。本文结合语文教材谈谈中学语文中的德育教育。 关键词：中学语文；德育教育；以道育人 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就蕴涵着极其丰富的德育内容，选文不仅体现语文工具性，更凝结着古今中外熠熠生辉的思想精华，比如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崇高情感，勤劳朴实、诚实可信等传统美德，坚强不屈、勇往直前等优良品质，教师要善于因文释道，使学生能从这些作品中接受熏陶，提高修养。 一、情感教育 语文新课改课程标准中提出：“在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感情，社会主义道德品质，逐步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提高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培养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情感”，新课标加强了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教育。语文教学应当从以下几方面对学生进行情感教育： 1、培养爱祖国、爱家乡的情感 爱国主义从来就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管子 牧民》“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就提出了这个观点。语文教学中的爱国主义教育不同于政治课的说教和概念化，它以典型的人物形象、感人肺腑的事迹和优美动人的语言来感染学生。教师只要因势利导，自然能激发学生强烈的爱情热情，提高民族自尊和自强不息的奋斗激情。诸如《芦花荡》中，可以看到孤胆英雄向侵略者讨还血债的动人场景，《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给巴特勒上尉的信》展现了英法联军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中国石拱桥》、《苏州园林》、《故宫博物院》等从不同角度展示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激发学生爱国之情。而《三峡》、《湖心亭看雪》、《醉翁亭记》、《岳阳楼记》用优美的语言介绍了长江三峡、杭州西湖、滁州琅琊、湖南岳阳楼等绮丽的风光。祖国壮丽的山河。欣欣向荣的面貌可以激发学生对祖国、对家乡的热爱。 2、培养爱亲人、重友谊的情 语文教材中不少篇章洋溢着浓郁的亲情氛围，语文不应当成为干瘪的说教，只有利用课文，结合学生自身实际，动之以情，才能晓之以理。《背影》让学生感受到骨肉亲情感人的力量，《我的母亲》展现了母亲对儿子的浓浓亲情，学生学了不仅感动，而且体会到做作母亲在教育子女上良苦用心，更易与自己母亲沟通，说自己的家人更加和睦了。《老王》中老王身处社会下层，却有一颗金子般的心，《阿长与＜山海经＞》中保姆阿长质朴、善良、热心，对乳儿怀有深厚的感情。学生联系实际进行分析和交流，感受自己所享受的亲情和友情，回忆曾经错失的或者是忽略的亲情和友情，自然变得格外珍惜和重视神圣的感情。 3、培养热爱生命、热爱生活的情感 经济的发展让学生的生活条件越来越优越，尤其是像顺德等经济发达的地区，学生大多居住在环境幽雅的小区或者别墅，条件是好，但无形中限制了学生的生活空间，容易形成孤僻、压抑的心理。语文教材到处渗透着开导的良药。《紫藤萝瀑布》就是一首生命的赞歌，“花和人都会遇到各种不幸，但是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引导学生乐观面对挫折。《再塑生命》告诉学生惊人的毅力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可以创造人间奇迹，人生有不幸生活有得失，灾难不要紧，关键是要积极，热爱生活，要把握机会。 二、美德教育 1、勤俭节约和艰苦奋斗精神的教育 勤俭节约、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日渐提高，许多人对勤俭节约、艰苦奋斗这一优良传统已逐渐淡忘。对于今天的独生子女来说如何养成勤俭节约、艰苦奋斗这一优良作风显得尤为重要。不懂得节约、不懂得奋斗的人，将是一个平平庸庸、胸无大志的人。语文教材中，表现这方面美德的内容是很多的。如《台阶》让学生了解山区人们生活的艰难，我们幸福的生活来之不易。《我的第一本书》作者则讲述自己走过迢迢人生征途，饱尝世间甘苦，回首往事，仍挥不去儿时那段苦艰经历。《送东阳马生序》明白贫困不是成材的障碍，反而是成材的动力，只要有恒心，再艰苦的条件也阻止不了求知的脚步。 2、道德情操和人生修养的教育 人的行为是社会行为，必然对社会产生影响。如果一个人的行为方式、行为结果对社会大多数人有利有益，这种行为就是道德的。人的心灵美实质上就是道德美。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中就明确要求语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培养学生的社会主义道德情操。道德具有历史性和社会性，但社会主义的道德情操作为历史发展到一定阶级的精神产品，并不全盘否定历史上所有的道德传统。事实上，历史上的道德伦理对学生社会主义道德情操的形成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语文教材的传统名篇中这些脍炙人口的名句对中学生道德品质的积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当然，培养社会主义道德情操更要发扬我们无产阶级革命先烈、前辈和英雄人物的革命传统和崇高品质，《雪》、《雷电颂》、《短文两篇（巴金）》就是很好的文本。除了中国传统革命英雄人物的影响，外国文学的选文中也体现高尚的道德情操。才是要充分利用教材中英雄人物的思想言行，对学生施以良好的影响。如《海燕》中海燕的象征一无产阶级革命先驱者勇于战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教学时紧扣作品中的文学，剖析他们的崇高思想和英雄业绩，就能使学生的心中树立爱的丰碑，培养学生高尚的情操。 三、人生观教育 德育中要重视学生个性心理品质的发展。由于中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审美观的形成中，各种语文信息中的美与丑、善与恶、健康与腐朽经常错综交织，对学生的个性心理上多下功夫，并对学生在语文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健康的个性心理品质及时加以诊治，促其转化。这就要求，中学语文德育中必须注意学生个性心理品质的发展。这种个性心理品质的发展目标，应该包括诸如热爱生活，热爱人民，具有强烈事业心，富有社会责任感、正义感、集体荣誉感、民族自豪感等品质在内的情感目标构建；包括积极进取，勇于探索，自尊自强，谦虚谨慎等品质在内的性格发展目标构建；包括吃苦耐劳，顽强勇敢，知难而进等品质在内的意志目标构建。 教材中不少体现积极的世界观的内容。《大道之行也》中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理想的社会“天下为公”、“选闲举能”、“讲信修睦”的大同社会，这种社会依然是今天我们所追求的，从中培养学生远大的世界观，树立以天下为已任的远大理想，启发学生早立大志，为理想而奋斗。《再塑生命》通过海轮凯勒在逆境中仍然执着的读书学习那种积极的人生态度，教育学生面对挫折和困难如何坚定自己的意志，树立正确的积极的人生观。《送东阳马生序》则告诉学生如何对待生活，才能实现理想。 总之，教材中到处渗透着优秀品德的光芒，只有利用好，学生自然在提高语文素养的同时，提高德育是中学语文教学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内容，德育在教材中的体现也很多，只要恰当利用和引导，会使语文教学事半功倍，培养学生不仅有更高的文化素养，也有更高的道德修养。

比较文学论文:试论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 论文摘要：比较是确定事物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是比较文学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比较文学的研究趋向是在民族文化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关系，在世界文化的范围中寻觅思维本质的共性，它是辩证思维方式与方法论的结合；比较文学作为文学研究，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影响研究与社会历史批评，平行研究与新批评、符号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接受美学、女性主义批评、文化批判等无不渗透着比较文学思维特性。重视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论，是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不容小觑。 论文关键词：比较文学；文学批评；方法论；意义 在大学中文专业本科教学中，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分属两个不同的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归于外国文学学科领域，而文学批评则是文艺学中与文学理论、文学史共同构筑“三足鼎立”基本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不争的共识是：“‘比较文学’中的‘文学’，单指文学研究而言，不包括文学创作。所以，比较文学属于文学研究。是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明确了这一点也就明确了比较文学的学科归属和基本属性。比较文学也就有了质的规定；而文学批评是一种以文学欣赏为前提、以文学理论为指导、以各种具体的文学现象为对象的研究、评价活动。既然如此．比较文学就应该是文学批评的重要内容；而比较文学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学界对于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探讨，更多地是分而论之，对两者的天然联系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尽管乐黛云、陈悖等比较文学界的前辈都不失时机地强调比较文学与文学研究的融通，并呼吁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拓展，但未能引起批评界应有的响应。在文学批评领域，人们论及方法，更多地关注的是文学批评本身的内在方法和外在方法等方法论体系，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之关涉以及比较文学方法论意义的研究还属于薄弱环节。本文正是针对这一点，尝试着讨论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论之意义。 一、比较与比较文学 任何存在物都无法独自存在，任何事物都处于与别的事物所形成的各种各样的关系之中。比较的意识应该是随着人类意识的产生而产生的；有意识的比较思维在人类思维的历史上也会找到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渊源和学理基础；比较的方法作为人类思维的基础，其运用也可以一直追溯到遥远的古代。英国女学者波斯奈特指出：“用比较法来获得知识或者交流知识，在某种意义上说和思维本身的历史一样悠久”；并将比较称之为支撑人类思维的“原始的脚手架。” 从学理上推论：比较意识的产生，比较思维的形成，比较方法的运用，似乎一脉贯之，清晰地勾勒出“比较”概念的生成。《辞海》这样解释“比较”：确定事物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可见，察同辨异是“比较”的基本特性；而察同辨异也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因此，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 法国比较文学研究者梵第根早就意识到比较之于文学研究的重要：“一种心智的产物是罕有孤立。不论作者有意无意，像一幅画一座塑像，一个奏鸣曲一样，一部书也是归入一个系列之中的，它有着前驱者，它也会有后继者。”马克思、恩格斯对比较文学产生的背景作了极为科学的说明：“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他们的预言很快被证实。19世纪上半叶，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开始发展起来。直至成为一门显学。 比较文学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及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和其他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的比较研究，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而不同国家的学者强调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以第根、伽列等为代表的法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影响研究，以韦勒克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平行研究，以阿历克谢耶夫和日尔蒙斯基为代表的俄罗斯学者则认为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不可分，应该同时并重。 比较文学研究尽管各有侧重，以致形成不同学派，但其共同点也是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与人类思维中早已存在的比较的方法在具体操作上并没有根本的差异，然而，比较文学又并非单纯的比较，有时也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具有某种特异的东西，这种特异性在于：进行比较文学研究，需要处理两个或两个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这时作为研究主体的‘我’无法超然于研究对象之外。而往往先在地认同于两个要素之中的一个．这样我们要处理的就不仅仅是两个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还包括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可见。比较文学学科中“比较”的意义具有特定的并且确切的学理内容，它是一种旨在把握“双边”或“多边”文学的内在关系．并进而认识它们的本质的具有特定内涵的思维形态、思维过程和方法论。 总之，比较是一种思维过程和方法：有意识的比较思维体现于人类思维的发展进程之中：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有其特定的内涵，是一种跨民族、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而比较文学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沦的意义。撇开文学批评而泛谈比较文学方法论．抑或文学批评方法论中忽略比较文学方法，这些都必不能探骊得珠，甚至会南辕北辙。 二、文学批评中比较文学思维的渗透 比较文学的研究趋向是在民族文化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关系，在世界文化的范围中寻觅思维本质的共性，它是辩证思维方式与方法论的结合。“如果单从方法论的角度对比较文学作历时性的追溯，那么．我们便可以发现．由于各个时期比较文学观念的不同，它的理论背景和指导思想的不同．因而在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也是各不相同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文化研究的应运而生就是很好的说明。我们还可以发现，比较文学基本的研究方法都与文学批评的理论、方法有着天然的关联，即文学批评中渗透着比较文学的意识和思维，诸如：社会历史批评与影响研究，新批评、符号学与平行研究，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女性主义批评与比较文学，文化批判与比较文学等等。 陈悖等学者在《比较文学》中指出：历史的实证的方法和审美的批评方法．是比较文学史上存在的两种基本的研究方法。并对其流变作了梳理：在l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上半期，比较文学被看成文学史的一个分支，影响研究占有绝对统治的地位，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几乎成了唯一的方法这类研究在理论上发展到极端，就是梵第根所主张的，把比较文学看成历史科学，只作事实的搜索考证，研究因果联系，而排斥审美批评。50年代之后，美国学者提倡平行研究，他们的理论背景是形式主义和新批评，因而在实践上强调审美的批评方法．强调“文学性”。这种梳理，实际上触及到了文学批评中的社会历史批评、原型批评、新批评、符号学与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的关系问题。社会历史批评与影响研究都注重事实的考据，强调实证分析，探微索隐地辨析、说明文学现象之间相互联系和因果关系；新批评、符号学与平行研究都运用审美的批评方法，致力于发掘无事实联系的文学现象之间的内在的美学价值，体现了法国学者金伯勒的思考：文学的比较研究不应当局限于“事实联系的研究”．而必须尝试把研究导向对作品的价值的思考。 文学批评中读者反应批评的理论主干是接受美学，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它将读者置于批评的中心，为考察文学现象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接受理论强调读者的参与和创造，重视读者的接受过程；比较文学关注作品的“创作经过路线”。考量比较的放送与接受，两者有颇多接近之处。接受理论创始人之一的尧斯为了论证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的关系，曾经讨论了“歌德的《浮士德》与瓦莱里的《浮士德》：论问题与回答的阐释学”。将德国的歌德与法国的瓦莱里的作品相比。这显然是比较文学的视野；而其中叉涉及到瓦莱里对歌德的接受问题，这又属读者反应批评的范畴。尧斯正是领悟到了接受理论中的比较意识以及比较文学中的接受因子，才强调：“我们研究《浮士德》时，所提出的问题，一定要针对歌德的《浮士德》和后来瓦莱里的《浮士德》所回答的问题，对症下药。”他还通过比较和接受研究发现：“歌德以他的人性戏剧回答浮士德神话的原始问题时，已经作r些改动。瓦莱里也发现歌德的《浮士德》的回答已不能满足他。于是他提出浮士德神话中蕴涵的另一个问题。”尧斯的批评实践，充分证明了随着比较文学创作活动、放送者、接受者关系网的渗透，接受美学、读者批评形成了一个新的理论层面．并由此开辟了文学研究新的探索途径。 符号学成为西方各种形式主义批评坚实的理论支撑，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都直接从中获得灵感。符号学研究力图借鉴语言符号分析法和代码理论，从意义建构的“零框架”上寻求人类文化的同一性．这与比较文学的跨学科(文学与语言学联姻)、跨文化(不同民族文化的异同)研究如出一辙。在比较文学平行研究中，有一种间接比较称为理论移植．即以一国文学理论去阐释另一国文学作品(俗称“西论中用”)。上世纪70、80年代．台湾学者杨牧和大陆学者周英雄先后对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十六中的一首小诗《公无渡河》的分析，就是借用西方文学批评中结构主义二元对立原则和符号学原理解读中国文学作品的典型案例；论者从形式因素人手，创造性地从语音层次的分析上升到语义层次的分析，由此传达出对生命的喟叹，进而揭示悲剧精神，充分体现了比较文学的理论移植方法与文学批评的符号学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的融合；这种批评实践，是结构主义诗学中国化的开拓性尝试，并显示出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的不解之缘。 女性主义批评由于其性别的独特性、理念的多元性、视角的开放性，自然与比较文学研究产生了许多契合点。当今世界女性主义批评运动千姿百态．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传统，使发生在不同国度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活动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注重社会实践而轻视理论化的英美女性主义批评、理性而多元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法国流派、争取女权强调本民族文化认同感的东方女性主义批评。新见迭出，不乏胜解，各领风骚，形成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视阈。并昭示人们：无论是社会学女性主义批评、符号学女性主义批评，还是心理学女性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一旦跨越民族、跨越国界、跨越文化．就具有了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意义。 此外，从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文学和社会学、文学和心理学的传通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窥见到原型批评、心理分析批评甚至精神分析批评等文学批评方法的特质。 辨析文学批评方法与比较文学方法之关涉．使我们得到的启示是：比较文学学科的边缘性决定了它必然要与其他学科发生紧密的关系，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较；而比较文学的根本属性是文学研究．也就决定了它在文学批评的视野中必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因此，将比较文学方法论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是文学批评方法论教学与研究的重要课题。 三、比较文学方法论意义 比较文学是比较思维与比较方法结合的产物。它以理解不同文化和文学问的差异性和同一性的辩证思维为主导，其研究方法也因此超越形式的异同类比，而包括了各种文学的不同研究方式，从而展现各种文学的特征和它们之间的辩证联系。 问题在于，处于当下这个多元参照和学科整合的时代，我们应该如何历史性地从方法论、认识论和学科本体论的不同层面，去理解和认识“比较”的不同内涵及其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去思考和探寻这种比较的价值目标将如何影响到比较文学学科方法和文学研究范式的有效性?有学者对此有着自己的见解：“特别是在当下所谓现代性视域和多元文化语境中，比较’只能建立在坚定不移地拆解文化中心主义、肯定多元文化共生权利、坚持价值倾向和发展担当互补共存的意识基础之上。如果没有这些价值理念的支撑，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方法．甚至是跨越文化、语言、民族的比较研究，同样不能保证得到这个时代的文化对话所期待的结果。”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一直伴随着方法论的探索，许多学者致力于新时期文学研究方法有效性的考求；在一致推重“比较”作为比较文学的出发点、思维方式和基本方法的前提下，学界还就“阐发法”、“异同比较法”、“寻根法”、“对话”等研究方法进行了有效的尝试：实践证明，它们无论是在比较文学领域还是在文学批评范畴，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阐发研究既是一种研究类型．也是一种比较方法。它是中国学者的一个创造。王国维、胡适、闻一多等现代学者曾尝试这种实践；1976年台湾学者古添洪把“援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以开发中国文学的宝藏”的研究，称作“阐发”研究。这种间接比较实质上属于理论移植，即以一国文学理论去阐释另一国文学作品：而一国文学理论是从该国文学创作总结、抽象而来，在被用于另一国作品阐释时，无可避免地隐含着两种作品的比较：理论移用中的逆与顺，折射出两种作品的异与同。 平行研究中根据性质类型可分为类比研究和对比研究，称为“异同比较法”。这是一种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是在异质异源的不同文化体系之间进行的比较。它要求从求同出发，进而辨异，进而探究其深层原因；同时，在异同的比较研究中，发现各自的民族特色和独特价值，寻求相互的了解、沟通和融合。 “寻根法”即“文化模子寻根法”，它是跨文化研究中文化冲突、文化碰撞的产物，是美籍华裔学者叶维廉提出的。他主张在进行不同类型文化背景的文学比较研究时．以文化模子的寻根作为基础．而且必须从两个模子的叠合处察同辨异，寻根探源，并认为，只有这样．方能穷究事物的本来面貌．达到两者的融合。叶维廉的思考．为中西文学比较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对话”是比较的重要路径，也是文化传通的有效方法乐黛云从对话的角度反观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基点和研究范式，提出了文学对话这个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基础．并深刻地揭示了比较文学的实质：比较不是理由，比较中达成直接或间接的对话并且通过对话产生互补、互识、互鉴的成果．才是比较文学题中应有之义。这也正是巴赫金所憧憬的境界：在两种文化发生这种对话性相遇的情况之下．它们既不会彼此融合，也不会相互混同，各自都会保持自己的统一性和开放性的完整性，然而它们都相互丰富起来。 当我们用“比较”的眼光审视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深感两者需要的是学理的渗透和方法的融合．还发现无论是比较、阐发、对话等一般方法。还是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实证批评、审美批评等具体方法，都能找到许多契合点，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文学批评方法论教学，重视比较文学思维的渗透．为比较文学方法留出一席重要之地，正在情理之中。 比较，需要一个“他者”。“他者之梦．也许只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我之梦，他者向我们揭示的也许正是我们自身的未知身份，是我们自身的相异性。他者吸引我们走出自我．也有可能帮助我们回归到自我，发现另一个自我。”在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的视域中，这一番言说，既充满诗意，又耐人寻味。 比较文学论文:比较文学中的实证方法与审美批评 【内容提要】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作为科学、客观方法的实证是与纯属精神活动的审美批评相对立的。其实，实证方法绝不是纯然地只关注事实的求证而排斥审美的批评方法，实证过程就包孕着一定的审美批评成分。同样，真正的审美批评又是包含着实证精神的批评。缺乏实证的审美只能使批评滑入主观臆断的泥潭，从而使研究失去扎实稳健的可信度。对实证方法与审美批评关系的片面理解，与我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关于“文学史”与“文学批评”观念的划分与看法不无关系。 法国实证主义哲学的创立者孔德在其《实证哲学教程》中鲜明地提出，哲学的基点就是“实证”，即科学的精神和方法。从本质上说，就是以“确凿的事实和这些事实之间确实的稳定关系为基础”，“强调事实，强调对事实的观察分析，强调寻找事物的变化规律，强调发现同类事物的共性” ① 。这种实证的思想精神和方法对此后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对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它不仅对比较文学这一学科的兴起与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也成为法国学派影响研究最重要的研究方法，以至于人们一提到法国比较文学，首先想到的便是实证方法。其次，实证方法不再仅仅为法国文学研究所独有，而是成为超越国界的一切学术研究所必不可少的方法之一，“不再是严格的国别概念，而是体现一种空间性或区域性的概念，更准确地说是一种方法论的属性概念” ② 。 就比较文学而言，实证能够成为法国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最重要的方法，除实证主义传统的影响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众多学者对以往文学比较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对比较文学学科理性认知的结果。法国学派第一位代表人物巴登斯贝格在《比较文学:名称与实质》的著名论文中，对他之前150年里人们对文学“比较什么”和“如何比较”的问题提出了质疑。他明确指出:“仅仅对两个不同的对象同时看上一眼就作比较，仅仅靠记忆和印象的拼凑，靠一些主观臆想把可能游移不定的东西扯在一起来找类似点，这样的比较决不可能产生论断的明晰性。”这种比较不过是“那种没有价值的对比”，是“那些隐约相似的作品或人物之间进行对比的故弄玄虚的游戏” ③ 。用今天的话说，他坚决反对把比较文学变为不同文学作品之间无原则的瞎比，更反对不同文学作品之间进行空泛的无来由的所谓审美分析。为了使比较文学不致陷入不着边际的空谈，巴登斯贝格开始身体力行地进行欧洲各国文学之间渊源与影响的实证性考察，认为只有这种对细微迹象的实证考察，以及在此基础上所获得的切合实际的结论，才能把比较文学整顿为一门科学的、符合文学史的最严格的要求的学科。这一做法为此后诸多法国学者所推崇。梵·第根明确提出“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个分支” ④ ，并把精细和准确的考证规定为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坚信如果没有这种精细的考证，比较文学便只能给人们一些近似之说和空泛的概论。梵·第根所以持比较文学属于文学史的分支的观点，除了想避免研究中的“近似之说”和“空泛的概论”的毛病外，还基于下面这样的考虑:“它可以在各方面延长一个国家的文学史所获得的结果，将这些结果和别的诸国家的文学史家们所获得的结果联在一起，于是这各种影响的复杂的网络，便组成了一个独立的领域，它绝对不想去代替各种本国的文学史:它只补充那些本国的文学史并把它们联合在一起。同时，它在它们之间以及它们之上，纺织成一个更普遍的文学史的网。” ⑤ 伽列也强调“并非随便什么事物，随便什么时间地点都可以拿来比较”，如果仅把相似的东西罗列在一起，就有可能造成任性的、虚构的、空洞的对比，而不是从文学作品本身去寻求它的发展过程与发展规律。他宣称，比较文学重在研究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作家和作品之间“曾存在过的跨国度的精神交往与实际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比较文学不是文学的比较” ⑥ 。基亚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比较文学是国际间的文学关系史” ⑦ 的著名观点。上述认识决定了法国学者对实证方法的看重。 客观地说，法国比较文学有其自身无法避免的局限性，但法国学者在实证方法的引导下对比较文学学科体系的完备与规范上所做出的扎实稳健的种种努力，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态度与科学严谨的学风，于比较文学的规范发展贡献巨大。难怪美国学者勃洛克不无感慨地说，没有巴登斯贝格、梵·第根、阿扎尔与伽列这些“法国比较文学大师在半个多世纪内作出的努力”，“可能今天就不会有叫‘比较文学’的一门学科”，更“不太可能有比较文学研究近年来在美国和其他地方的蓬勃发展” ⑧ 。 然而，正是这种实证方法，又不断受到挑战和质疑。早在20世纪初，意大利著名美学家克罗齐就对实证方法提出过质疑，认为“每件艺术作品是件独特而个别的结构，是精神的表达，因此是一种创造，而不是一种模仿” ⑨ 。假如企图用事实联系来说明影响，最多只能停留在作品的外缘，因此他倡导价值的判断，而不是让作品淹没在渊源和影响的简单历史综合之中。20世纪50年代末期，实证方法更是遭到了以美国著名学者韦勒克为代表的一些学者的尖锐批评。韦勒克在那篇被称为比较文学美国学派宣言书的《比较文学的危机》的著名报告中，把法国学派运用的实证方法列为比较文学出现持久危机的三大症状之一加以痛斥，认为有必要对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进行重新探讨。之后，韦勒克在《比较文学的名称与性质》和《今日之比较文学》两篇文章中强调指出，他的文章“所针对的不 是一个国家而是一种方法” ⑩ 。那么，韦勒克何以对实证方法如此深恶痛绝呢?韦勒克认为，法国学者“把陈旧过时的方法论包袱强加于比较文学研究，并压上十九世纪事实主义，唯科学主义和历史相对主义的重荷”，这样，比较文学“只能研究渊源与影响、原因与结果，而无法从总体上研究单独一部艺术作品” 11 ，这种方法除了可能说明一个作家熟悉和阅读过另一个作家的作品之外，再不可能为作品研究提供更有价值的东西。在他看来，“艺术作品不只是渊源和影响的总和，它是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从别处衍生出来的原材料不再是毫无生气的东西，而是与新的结构融为一体了” 12 ，“真正的文学研究所关心的不是毫无生气的事实，而是标准和质量” 13 。如果把比较文学局限于研究两国文学之间的“贸易交往”，“使比较文学变得仅仅注意研究外部情况”，那么比较文学只能成为“研究国外渊源和作家声誉的附属学科而已” 14 。原来，韦勒克所以对实证方法深为不满，究其根本是由于它把文学研究引向了对文学外部的研究，而对文学外部的研究则偏离了文学的审美批评原则，从而造成无视或排斥文学价值判断与美学分析的结果。这位新批评派理论家为了将比较文学研究导向“文学性”的内部研究，也为了打破法国学派一统天下的垄断局面，不惜把实证方法摆到了与审美批评截然对立的位置而加以批判。显然在这一点上，韦勒克的观点与克罗齐是一脉相承的。但是，韦勒克的批评是值得商榷的。因为研究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精神交往与相互关系，并不能说明审美批评的缺席，更不意味着对“文学性”的忽视。对“文学性”的考察，原本就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审视。韦勒克的新批评身份使他在很大程度上看轻、贬低了法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意义，暴露了不应有的狭隘与偏见。 那么，以实证为圭臬的法国学派在比较文学研究中真的只注重资料考据、事实联系和因果关系，而完全忽视或根本不讲审美批评吗?换言之，作为一种科学的、客观的实证方法与纯属精神现象的审美分析真的水火不容吗? 历史地看，我们注意到，法国学者们从未反对或排斥过文学研究中的审美介入。被同时誉为法国“比较文学之父”的维尔曼和安培，都十分关注对文学作品的鉴赏和对美的本质的研究。安培就认为，“文学科学”是由文学哲学与文学历史两个部分构成，它既要把“文学提高到科学的方法和科学的范畴的水平”，又要“对作品的美发表意见” 15 。在圣伯夫的身上，更是交织着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和浪漫主义三种不同的倾向。他“一方面是理论上倡导实证批评，追寻一种‘文学的科学’，旨在为‘精神的自然史’服务;另一方面，其具体的批评实践，则把注意力集中于‘作家的性格特征’上，强调一种‘趣味’批评和历史批评，他要去探寻‘天才的火花’，‘诗人的精髓’” 16 。瑞士比较文学专家弗朗西斯·约斯特曾精辟地指出:“在十九世纪，比较文学既成为学术上的一门学科，又是一种批评的体系，这多半是由现代批评的奠基者之一的圣伯夫首先承认的” 17 。法国文艺批评泰斗丹纳在《艺术哲学》中申明他“从事实出发”、“不提出教训而寻求规律、证明规律”的主张，并用文化“三要素”即“种族、环境和时代”来匡定文学发展的动因，这些无疑都是典型的实证主义方法论，表现出了鲜明的“惟事实主义”和“惟科学主义”的特征，但同时他又注重时代精神的探寻，辉映着黑格尔的历史观与美学观的星光 18 。文学史家朗松在其《科学精神与文学史方法》一文中提出，在文学研究方法论上，要坚持“客观的求知精神”，“服从事实的立场”;而在《文学与科学》一文中又明确指出，在批评原则上，不能把文学与科学混为一谈，否则就等于把文学分解为生理学、心理学或社会学来运用，这是不足取的。总之，上述学者“学术思维的双重性，不仅是法国现代文学批评，同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兴起与形成时期理论与实践样态上突出的标识” 19 。 当然，20世纪30年代法国学派理论集大成者梵·第根的理论表述，似乎让人们感觉到了他对文学审美的排斥。他指出:“‘比较’这两个宇应该摆脱全部美学的涵义，而取得一个科学的涵义”。这反映了他的实证主义倾向和立场。这也正是美国学派指责、抨击法国学派实证主义的最确凿的“罪状”。但是，梵·第根又接着说:“比较文学的性质，正如一切历史科学的性质一样，是把尽可能多的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以便充分地把每一个事实加以解释:是扩大认识的基础，以便找到尽可能多的种种结果的原因。” 20 请注意，梵·第根在这里同样讲得很清楚，比较文学研究并不止于“把尽可 能多的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也不仅仅是“找到尽可能多的种种结果的原因”，而是在这一过程中还要“充分地”将“采纳在一起”的“每一个事实”“加以解释”。既然研究者在尽可能多地收集、考证、鉴别、归纳和梳理事实的过程中还要“解释”，就必然会有所取舍，必然带有不容怀疑的判断和价值取向，必然关注作为“终端”的接受者在接受、消化、过滤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新生点”、“创造性叛逆”及其意义和价值，怎么可能会“摆脱全部美学涵义”呢?也许，梵·第根“摆脱全部美学涵义”的表述过于极端，却也正说明了他担心比较文学陷入混乱的无边界的状态及其对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科学性、公正性的维护的初衷。稍后的伽列虽然也强调比较文学“主要不评定作品的原有价值，而是侧重于每个民族、每个作家所借鉴的种种发展演变” 21 ，但是他在用语上显然非常慎重，“主要”和“侧重”所强调的都只是研究重点，而并不能说明是对审美介入的排斥和否定，因为对“作家所借鉴的种种发展演变”的揭示，例如对影响作家人格、思想、人物塑造、艺术手法、表现技巧等的渊源研究，不可能不涉及审美分析与价值判断。对此，美国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雷马克已敏锐地洞见到许多法国学者的比较研究中处处可见微妙的、有见地的精美篇章，“显示了对文学作品美学价值的直觉的洞察力”，而且这种“清晰的、吸引人的风格具有一种艺术的魅力”，“正是美国同行们有时似乎缺少的东西” 22 。勃洛克也认为，阿扎尔的鸿篇巨著《十八世纪欧洲思潮》、《从孟德斯鸠到莱辛》等至今仍是比较文学的经典著作，因为它们“对于文学价值，表现了同样的敏感性”，“为我们指出了比较文学的一种可能形式” 23 。这些都证明了审美因素在法国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存在。 20世纪60年代后期，法国学者更注意强调了实证研究中的文学批评和美学鉴赏。这一发展趋势既是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彼此对话、相互补充的结果，同时也是其自身逻辑发展的必然。艾金伯勒的名著《比较不是理由》（1963），被美国学者认为是在一场学术论争的暴风雨过去后象征着学术界和平的彩虹。他明确地提出比较文学要将“历史方法与批评精神结合起来”，“案卷研究与文本阐释结合起来”，“社会学家的审慎与美学家的大胆结合起来”，从而最终“赋予我们的学科以一种有价值的课题和一些恰当的方法” 24 。这三个“结合”十分突出地揭示了比较文学研究中实证与审美批评缺一不可的关系。布吕奈尔等著的《什么是比较文学》（1983）也认为:“比较文学是从历史、批评和哲学的角度，对不同语言间或不同文化间的文学现象进行的分析性的描述，条理性和区别性的对比和综合性的说明，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作为人类精神的特殊功能的文学。” 25 这部学术专著在方法论的意义上更具有开放性和宽容性，它广泛地吸收了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新成果，反映了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的新趋势。可见，法国比较文学并非一味地只关注事实的求证而不讲批评;它所倡导的实证方法是几代学者理性探索后所达成的共识，于比较文学研究有其内在的学理价值，绝不会随时代的前进、学科的发展而时过境迁。 以审美批评为特色的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研究离不开实证的事实，也反证了法国学派与审美批评并非水火不容的关系。美国学派是在法国学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对法国学派研究领域的拓展。它认为，比较文学既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同时又可以将文学同人类其他表现领域进行比较。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中，既包括了无影响关系的平行比较研究，又含有影响关系的比较研究。平行比较研究要求确立平行比较对象之间的相似性，即可比性，而这个可比性有时是显而易见的，有时则隐藏在事物的内部。找不到可比性，平行审美比较便失去了依据和理由，必然滑入主观臆断的泥潭。因此要找寻可比性事实的存在，实证精神和方法就无法缺席，这种实证的精神和方法突出体现在对比较双方差异背后的共性事实的令人信服的发现和挖掘上。在文学与诸如哲学、宗教、艺术、心理学等跨学科研究中，依然离不开确凿的事实和这些事实之间确实的关系这个基础。我们无法想象，不找寻文学与哲学、宗教、艺术、心理学等学科之间的联系事实，这种跨学科研究将何以展开?审美批评的基础将何以建立?可见，在平行比较研究与跨学科研究中，同样要求事实说话，强调对研究对象共有事实的观察分析，强调寻找事物的变化规律，强调发现同类事物的共性，这一切都离不开实证的方法。事实上，一切文学研究乃至学术研究都离不开实证的方法，正如艾金伯勒所说，“美学的一切都要从确凿的研究那儿获 得” 26 。因此，审美批评作为一种批评方法，也必然是包含着实证精神的批评。 就国内而言，长期以来，我们由于过度强调了法国学派的实证和美国学派的审美的差别，所以不大注意并重视法国学派比较研究中的审美因素与美国学派比较研究中的实证因素的实际存在。这种情况的产生，从更深的层面上说，与我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关于“文学史”与“文学批评”观念的划分与理解不无关系。众所周知，文学研究一向被划分为“文学史”、“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三个不同的主要领域。尤其是其中“文学史”与“文学批评”的划分，对于我们理解这两个领域的不同性质与任务，无疑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但也毋庸讳言，这种划分在具体实践中所产生的弊病也是不容忽视的。其突出表现就是实际上造成了不少人对“文学史”与“文学批评”互不关涉的误解。这种误解和模糊认识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国内不少文学史著作和教材的写作模式，致使这些著作和教材大都成了单向度的作家作品与思潮流派的简单罗列和梳理，而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批评精神的缺失。这大概是目前国内文学史著述虽然多如牛毛却少有个性特色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作为被划入“文学史的分支”的法国比较文学，就自然而然地被认为是缺乏审美批评的学派。这种认识是有害的。事实上，大凡优秀的文学史著述都不只是作家作品与思潮流派的简单罗列和介绍，同样贯注着鲜明的审美批评的原则。夏志清写于上世纪50年代的颇具比较文学视野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就是一个十分突出的例子。他的小说史写作尽管在某些方面我们不能苟同，但其中因包孕着鲜明深刻的审美批评成分而显得生机勃勃，别具一格。他将优美作品的发现和评审视作文学史写作实践的一大要务，从而突破了“文学史”与“文学批评”之间人为的樊篱，难怪有学者称他的文学史写作“是一种文体上的创新” 27 。其实，韦勒克在《比较文学的危机》中就曾对“文学史”与“审美批评”两者的密切关系从理论上给予过充分肯定，甚至认为“文学史和艺术批评之间不存在着任何界线”，“即使是文学史中最简单的问题也需要判断的行为”，“不确定筛选的原则、不在典型化和评价方面作出努力，就不可能写成文学史” 28 。他还指出，在文学研究中，理论、批评和历史必须通力合作才能完成它的描述、阐释和评价文学作品的中心任务 29 。然而，值得玩味的是，就是这位如此通明的学者，却对作为文学史分支的法国比较文学的实证方法作出了那样绝对的苛刻的责难，这不能不说是他自身观点的矛盾性显现。这也是他的文章在当时受到众多欧美学者赞誉时又同样遭到不少学者批评的原因之一吧。笔者认为，就法国比较文学影响研究而言，我们无须斤斤计较或纠缠于它的文学史分支或文学研究的性质和身份，只要它的结论有益于文学史和文学批评，有益于拓展对文学作品自身主动影响或接受影响的事实及其特点的认识，就是有价值的研究。 当下，我们重提比较文学研究中实证方法与审美批评的话题，就是因为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对审美批评的过度偏重造成了对实证的某种轻视。结果，实证的空疏造成了不少研究言而无据、信口开河的混乱事实，也是造成当下被称为x+y式的或阿狗与阿猫式的瞎比乱比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并由此败坏了比较文学的声誉。陈思和先生曾举一本目前通行的比较文学教材里的一段话为例，指出实证空疏所带来的弊病。他认为其中“关于浪漫主义思潮在中国被接受的论述几乎每一句话都需要仔细商榷”，因为“既然创造社成员是以感伤情绪来取舍外国文学，为何不喜欢感伤小说《新爱洛绮丝》而喜欢愤世嫉俗的《忏悔录》?创造社成员何时何地说过对《浮士德》时代的歌德不感兴趣?如果真是这样，郭沫若为何后来翻译这部文学名著?他们选择介绍雪莱是否就意味着拒绝拜伦?他们什么时候表示过对雨果不感兴趣?如果不感兴趣为什么王独清要自称是‘雨果第二’呢?” 30 他认为，如果没有第一手资料来证实，以不经过考核的结论为前提，然后推断出不负责任的证据的方法是站不住脚的。可见，缺乏实证的文学史和审美批评势必偏离事实并使批评导向主观臆断性，从而使话语和结论失去扎实稳健的可信度。我们强调、提倡实证，并非是要把文学等同于科学，而是因为它体现出了一种科学求真的精神与严谨务实的学风。这种科学求真的精神与严谨务实的学风是一切学术研究所必不可少 的。这种精神与学风在今天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这一点，在后现代主义思潮颠覆、解构科学和理性的语境下更应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 总之，包括比较文学在内的一切学术研究，虽然重点各异，方法有别，但都存在着实证与批评交融的研究格局:实证中有批评，批评中含实证。过分强调一端而忽视另一端存在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比较文学论文:比较文学中的实证方法与审美批评 【内容提要】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作为科学、客观方法的实证是与纯属精神活动的审美批评相对立的。其实，实证方法绝不是纯然地只关注事实的求证而排斥审美的批评方法，实证过程就包孕着一定的审美批评成分。同样，真正的审美批评又是包含着实证精神的批评。缺乏实证的审美只能使批评滑入主观臆断的泥潭，从而使研究失去扎实稳健的可信度。对实证方法与审美批评关系的片面理解，与我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关于“文学史”与“文学批评”观念的划分与看法不无关系。 法国实证主义哲学的创立者孔德在其《实证哲学教程》中鲜明地提出，哲学的基点就是“实证”，即科学的精神和方法。从本质上说，就是以“确凿的事实和这些事实之间确实的稳定关系为基础”，“强调事实，强调对事实的观察分析，强调寻找事物的变化规律，强调发现同类事物的共性” ① 。这种实证的思想精神和方法对此后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对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它不仅对比较文学这一学科的兴起与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也成为法国学派影响研究最重要的研究方法，以至于人们一提到法国比较文学，首先想到的便是实证方法。其次，实证方法不再仅仅为法国文学研究所独有，而是成为超越国界的一切学术研究所必不可少的方法之一，“不再是严格的国别概念，而是体现一种空间性或区域性的概念，更准确地说是一种方法论的属性概念” ② 。 就比较文学而言，实证能够成为法国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最重要的方法，除实证主义传统的影响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众多学者对以往文学比较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对比较文学学科理性认知的结果。法国学派第一位代表人物巴登斯贝格在《比较文学:名称与实质》的著名论文中，对他之前150年里人们对文学“比较什么”和“如何比较”的问题提出了质疑。他明确指出:“仅仅对两个不同的对象同时看上一眼就作比较，仅仅靠记忆和印象的拼凑，靠一些主观臆想把可能游移不定的东西扯在一起来找类似点，这样的比较决不可能产生论断的明晰性。”这种比较不过是“那种没有价值的对比”，是“那些隐约相似的作品或人物之间进行对比的故弄玄虚的游戏” ③ 。用今天的话说，他坚决反对把比较文学变为不同文学作品之间无原则的瞎比，更反对不同文学作品之间进行空泛的无来由的所谓审美分析。为了使比较文学不致陷入不着边际的空谈，巴登斯贝格开始身体力行地进行欧洲各国文学之间渊源与影响的实证性考察，认为只有这种对细微迹象的实证考察，以及在此基础上所获得的切合实际的结论，才能把比较文学整顿为一门科学的、符合文学史的最严格的要求的学科。这一做法为此后诸多法国学者所推崇。梵·第根明确提出“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个分支” ④ ，并把精细和准确的考证规定为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坚信如果没有这种精细的考证，比较文学便只能给人们一些近似之说和空泛的概论。梵·第根所以持比较文学属于文学史的分支的观点，除了想避免研究中的“近似之说”和“空泛的概论”的毛病外，还基于下面这样的考虑:“它可以在各方面延长一个国家的文学史所获得的结果，将这些结果和别的诸国家的文学史家们所获得的结果联在一起，于是这各种影响的复杂的网络，便组成了一个独立的领域，它绝对不想去代替各种本国的文学史:它只补充那些本国的文学史并把它们联合在一起。同时，它在它们之间以及它们之上，纺织成一个更普遍的文学史的网。” ⑤ 伽列也强调“并非随便什么事物，随便什么时间地点都可以拿来比较”，如果仅把相似的东西罗列在一起，就有可能造成任性的、虚构的、空洞的对比，而不是从文学作品本身去寻求它的发展过程与发展规律。他宣称，比较文学重在研究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作家和作品之间“曾存在过的跨国度的精神交往与实际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比较文学不是文学的比较” ⑥ 。基亚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比较文学是国际间的文学关系史” ⑦ 的著名观点。上述认识决定了法国学者对实证方法的看重。 客观地说，法国比较文学有其自身无法避免的局限性，但法国学者在实证方法的引导下对比较文学学科体系的完备与规范上所做出的扎实稳健的种种努力，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态度与科学严谨的学风，于比较文学的规范发展贡献巨大。难怪美国学者勃洛克不无感慨地说，没有巴登斯贝格、梵·第根、阿扎尔与伽列这些“法国比较文学大师在半个多世纪内作出的努力”，“可能今天就不会有叫‘比较文学’的一门学科”，更“不太可能有比较文学研究近年来在美国和其他地方的蓬勃发展” ⑧ 。 然而，正是这种实证方法，又不断受到挑战和质疑。早在20世纪初，意大利著名美学家克罗齐就对实证方法提出过质疑，认为“每件艺术作品是件独特而个别的结构，是精神的表达，因此是一种创造，而不是一种模仿” ⑨ 。假如企图用事实联系来说明影响，最多只能停留在作品的外缘，因此他倡导价值的判断，而不是让作品淹没在渊源和影响的简单历史综合之中。20世纪50年代末期，实证方法更是遭到了以美国著名学者韦勒克为代表的一些学者的尖锐批评。韦勒克在那篇被称为比较文学美国学派宣言书的《比较文学的危机》的著名报告中，把法国学派运用的实证方法列为比较文学出现持久危机的三大症状之一加以痛斥，认为有必要对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进行重新探讨。之后，韦勒克在《比较文学的名称与性质》和《今日之比较文学》两篇文章中强调指出，他的文章“所针对的不 是一个国家而是一种方法” ⑩ 。那么，韦勒克何以对实证方法如此深恶痛绝呢?韦勒克认为，法国学者“把陈旧过时的方法论包袱强加于比较文学研究，并压上十九世纪事实主义，唯科学主义和历史相对主义的重荷”，这样，比较文学“只能研究渊源与影响、原因与结果，而无法从总体上研究单独一部艺术作品” 11 ，这种方法除了可能说明一个作家熟悉和阅读过另一个作家的作品之外，再不可能为作品研究提供更有价值的东西。在他看来，“艺术作品不只是渊源和影响的总和，它是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从别处衍生出来的原材料不再是毫无生气的东西，而是与新的结构融为一体了” 12 ，“真正的文学研究所关心的不是毫无生气的事实，而是标准和质量” 13 。如果把比较文学局限于研究两国文学之间的“贸易交往”，“使比较文学变得仅仅注意研究外部情况”，那么比较文学只能成为“研究国外渊源和作家声誉的附属学科而已” 14 。原来，韦勒克所以对实证方法深为不满，究其根本是由于它把文学研究引向了对文学外部的研究，而对文学外部的研究则偏离了文学的审美批评原则，从而造成无视或排斥文学价值判断与美学分析的结果。这位新批评派理论家为了将比较文学研究导向“文学性”的内部研究，也为了打破法国学派一统天下的垄断局面，不惜把实证方法摆到了与审美批评截然对立的位置而加以批判。显然在这一点上，韦勒克的观点与克罗齐是一脉相承的。但是，韦勒克的批评是值得商榷的。因为研究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精神交往与相互关系，并不能说明审美批评的缺席，更不意味着对“文学性”的忽视。对“文学性”的考察，原本就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审视。韦勒克的新批评身份使他在很大程度上看轻、贬低了法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意义，暴露了不应有的狭隘与偏见。 那么，以实证为圭臬的法国学派在比较文学研究中真的只注重资料考据、事实联系和因果关系，而完全忽视或根本不讲审美批评吗?换言之，作为一种科学的、客观的实证方法与纯属精神现象的审美分析真的水火不容吗? 历史地看，我们注意到，法国学者们从未反对或排斥过文学研究中的审美介入。被同时誉为法国“比较文学之父”的维尔曼和安培，都十分关注对文学作品的鉴赏和对美的本质的研究。安培就认为，“文学科学”是由文学哲学与文学历史两个部分构成，它既要把“文学提高到科学的方法和科学的范畴的水平”，又要“对作品的美发表意见” 15 。在圣伯夫的身上，更是交织着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和浪漫主义三种不同的倾向。他“一方面是理论上倡导实证批评，追寻一种‘文学的科学’，旨在为‘精神的自然史’服务;另一方面，其具体的批评实践，则把注意力集中于‘作家的性格特征’上，强调一种‘趣味’批评和历史批评，他要去探寻‘天才的火花’，‘诗人的精髓’” 16 。瑞士比较文学专家弗朗西斯·约斯特曾精辟地指出:“在十九世纪，比较文学既成为学术上的一门学科，又是一种批评的体系，这多半是由现代批评的奠基者之一的圣伯夫首先承认的” 17 。法国文艺批评泰斗丹纳在《艺术哲学》中申明他“从事实出发”、“不提出教训而寻求规律、证明规律”的主张，并用文化“三要素”即“种族、环境和时代”来匡定文学发展的动因，这些无疑都是典型的实证主义方法论，表现出了鲜明的“惟事实主义”和“惟科学主义”的特征，但同时他又注重时代精神的探寻，辉映着黑格尔的历史观与美学观的星光 18 。文学史家朗松在其《科学精神与文学史方法》一文中提出，在文学研究方法论上，要坚持“客观的求知精神”，“服从事实的立场”;而在《文学与科学》一文中又明确指出，在批评原则上，不能把文学与科学混为一谈，否则就等于把文学分解为生理学、心理学或社会学来运用，这是不足取的。总之，上述学者“学术思维的双重性，不仅是法国现代文学批评，同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兴起与形成时期理论与实践样态上突出的标识” 19 。 当然，20世纪30年代法国学派理论集大成者梵·第根的理论表述，似乎让人们感觉到了他对文学审美的排斥。他指出:“‘比较’这两个宇应该摆脱全部美学的涵义，而取得一个科学的涵义”。这反映了他的实证主义倾向和立场。这也正是美国学派指责、抨击法国学派实证主义的最确凿的“罪状”。但是，梵·第根又接着说:“比较文学的性质，正如一切历史科学的性质一样，是把尽可能多的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以便充分地把每一个事实加以解释:是扩大认识的基础，以便找到尽可能多的种种结果的原因。” 20 请注意，梵·第根在这里同样讲得很清楚，比较文学研究并不止于“把尽可 能多的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也不仅仅是“找到尽可能多的种种结果的原因”，而是在这一过程中还要“充分地”将“采纳在一起”的“每一个事实”“加以解释”。既然研究者在尽可能多地收集、考证、鉴别、归纳和梳理事实的过程中还要“解释”，就必然会有所取舍，必然带有不容怀疑的判断和价值取向，必然关注作为“终端”的接受者在接受、消化、过滤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新生点”、“创造性叛逆”及其意义和价值，怎么可能会“摆脱全部美学涵义”呢?也许，梵·第根“摆脱全部美学涵义”的表述过于极端，却也正说明了他担心比较文学陷入混乱的无边界的状态及其对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科学性、公正性的维护的初衷。稍后的伽列虽然也强调比较文学“主要不评定作品的原有价值，而是侧重于每个民族、每个作家所借鉴的种种发展演变” 21 ，但是他在用语上显然非常慎重，“主要”和“侧重”所强调的都只是研究重点，而并不能说明是对审美介入的排斥和否定，因为对“作家所借鉴的种种发展演变”的揭示，例如对影响作家人格、思想、人物塑造、艺术手法、表现技巧等的渊源研究，不可能不涉及审美分析与价值判断。对此，美国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雷马克已敏锐地洞见到许多法国学者的比较研究中处处可见微妙的、有见地的精美篇章，“显示了对文学作品美学价值的直觉的洞察力”，而且这种“清晰的、吸引人的风格具有一种艺术的魅力”，“正是美国同行们有时似乎缺少的东西” 22 。勃洛克也认为，阿扎尔的鸿篇巨著《十八世纪欧洲思潮》、《从孟德斯鸠到莱辛》等至今仍是比较文学的经典著作，因为它们“对于文学价值，表现了同样的敏感性”，“为我们指出了比较文学的一种可能形式” 23 。这些都证明了审美因素在法国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存在。 20世纪60年代后期，法国学者更注意强调了实证研究中的文学批评和美学鉴赏。这一发展趋势既是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彼此对话、相互补充的结果，同时也是其自身逻辑发展的必然。艾金伯勒的名著《比较不是理由》（1963），被美国学者认为是在一场学术论争的暴风雨过去后象征着学术界和平的彩虹。他明确地提出比较文学要将“历史方法与批评精神结合起来”，“案卷研究与文本阐释结合起来”，“社会学家的审慎与美学家的大胆结合起来”，从而最终“赋予我们的学科以一种有价值的课题和一些恰当的方法” 24 。这三个“结合”十分突出地揭示了比较文学研究中实证与审美批评缺一不可的关系。布吕奈尔等著的《什么是比较文学》（1983）也认为:“比较文学是从历史、批评和哲学的角度，对不同语言间或不同文化间的文学现象进行的分析性的描述，条理性和区别性的对比和综合性的说明，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作为人类精神的特殊功能的文学。” 25 这部学术专著在方法论的意义上更具有开放性和宽容性，它广泛地吸收了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新成果，反映了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的新趋势。可见，法国比较文学并非一味地只关注事实的求证而不讲批评;它所倡导的实证方法是几代学者理性探索后所达成的共识，于比较文学研究有其内在的学理价值，绝不会随时代的前进、学科的发展而时过境迁。 以审美批评为特色的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研究离不开实证的事实，也反证了法国学派与审美批评并非水火不容的关系。美国学派是在法国学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对法国学派研究领域的拓展。它认为，比较文学既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同时又可以将文学同人类其他表现领域进行比较。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中，既包括了无影响关系的平行比较研究，又含有影响关系的比较研究。平行比较研究要求确立平行比较对象之间的相似性，即可比性，而这个可比性有时是显而易见的，有时则隐藏在事物的内部。找不到可比性，平行审美比较便失去了依据和理由，必然滑入主观臆断的泥潭。因此要找寻可比性事实的存在，实证精神和方法就无法缺席，这种实证的精神和方法突出体现在对比较双方差异背后的共性事实的令人信服的发现和挖掘上。在文学与诸如哲学、宗教、艺术、心理学等跨学科研究中，依然离不开确凿的事实和这些事实之间确实的关系这个基础。我们无法想象，不找寻文学与哲学、宗教、艺术、心理学等学科之间的联系事实，这种跨学科研究将何以展开?审美批评的基础将何以建立?可见，在平行比较研究与跨学科研究中，同样要求事实说话，强调对研究对象共有事实的观察分析，强调寻找事物的变化规律，强调发现同类事物的共性，这一切都离不开实证的方法。事实上，一切文学研究乃至学术研究都离不开实证的方法，正如艾金伯勒所说，“美学的一切都要从确凿的研究那儿获 得” 26 。因此，审美批评作为一种批评方法，也必然是包含着实证精神的批评。 就国内而言，长期以来，我们由于过度强调了法国学派的实证和美国学派的审美的差别，所以不大注意并重视法国学派比较研究中的审美因素与美国学派比较研究中的实证因素的实际存在。这种情况的产生，从更深的层面上说，与我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关于“文学史”与“文学批评”观念的划分与理解不无关系。众所周知，文学研究一向被划分为“文学史”、“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三个不同的主要领域。尤其是其中“文学史”与“文学批评”的划分，对于我们理解这两个领域的不同性质与任务，无疑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但也毋庸讳言，这种划分在具体实践中所产生的弊病也是不容忽视的。其突出表现就是实际上造成了不少人对“文学史”与“文学批评”互不关涉的误解。这种误解和模糊认识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国内不少文学史著作和教材的写作模式，致使这些著作和教材大都成了单向度的作家作品与思潮流派的简单罗列和梳理，而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批评精神的缺失。这大概是目前国内文学史著述虽然多如牛毛却少有个性特色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作为被划入“文学史的分支”的法国比较文学，就自然而然地被认为是缺乏审美批评的学派。这种认识是有害的。事实上，大凡优秀的文学史著述都不只是作家作品与思潮流派的简单罗列和介绍，同样贯注着鲜明的审美批评的原则。夏志清写于上世纪50年代的颇具比较文学视野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就是一个十分突出的例子。他的小说史写作尽管在某些方面我们不能苟同，但其中因包孕着鲜明深刻的审美批评成分而显得生机勃勃，别具一格。他将优美作品的发现和评审视作文学史写作实践的一大要务，从而突破了“文学史”与“文学批评”之间人为的樊篱，难怪有学者称他的文学史写作“是一种文体上的创新” 27 。其实，韦勒克在《比较文学的危机》中就曾对“文学史”与“审美批评”两者的密切关系从理论上给予过充分肯定，甚至认为“文学史和艺术批评之间不存在着任何界线”，“即使是文学史中最简单的问题也需要判断的行为”，“不确定筛选的原则、不在典型化和评价方面作出努力，就不可能写成文学史” 28 。他还指出，在文学研究中，理论、批评和历史必须通力合作才能完成它的描述、阐释和评价文学作品的中心任务 29 。然而，值得玩味的是，就是这位如此通明的学者，却对作为文学史分支的法国比较文学的实证方法作出了那样绝对的苛刻的责难，这不能不说是他自身观点的矛盾性显现。这也是他的文章在当时受到众多欧美学者赞誉时又同样遭到不少学者批评的原因之一吧。笔者认为，就法国比较文学影响研究而言，我们无须斤斤计较或纠缠于它的文学史分支或文学研究的性质和身份，只要它的结论有益于文学史和文学批评，有益于拓展对文学作品自身主动影响或接受影响的事实及其特点的认识，就是有价值的研究。 当下，我们重提比较文学研究中实证方法与审美批评的话题，就是因为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对审美批评的过度偏重造成了对实证的某种轻视。结果，实证的空疏造成了不少研究言而无据、信口开河的混乱事实，也是造成当下被称为x+y式的或阿狗与阿猫式的瞎比乱比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并由此败坏了比较文学的声誉。陈思和先生曾举一本目前通行的比较文学教材里的一段话为例，指出实证空疏所带来的弊病。他认为其中“关于浪漫主义思潮在中国被接受的论述几乎每一句话都需要仔细商榷”，因为“既然创造社成员是以感伤情绪来取舍外国文学，为何不喜欢感伤小说《新爱洛绮丝》而喜欢愤世嫉俗的《忏悔录》?创造社成员何时何地说过对《浮士德》时代的歌德不感兴趣?如果真是这样，郭沫若为何后来翻译这部文学名著?他们选择介绍雪莱是否就意味着拒绝拜伦?他们什么时候表示过对雨果不感兴趣?如果不感兴趣为什么王独清要自称是‘雨果第二’呢?” 30 他认为，如果没有第一手资料来证实，以不经过考核的结论为前提，然后推断出不负责任的证据的方法是站不住脚的。可见，缺乏实证的文学史和审美批评势必偏离事实并使批评导向主观臆断性，从而使话语和结论失去扎实稳健的可信度。我们强调、提倡实证，并非是要把文学等同于科学，而是因为它体现出了一种科学求真的精神与严谨务实的学风。这种科学求真的精神与严谨务实的学风是一切学术研究所必不可少 的。这种精神与学风在今天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这一点，在后现代主义思潮颠覆、解构科学和理性的语境下更应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 总之，包括比较文学在内的一切学术研究，虽然重点各异，方法有别，但都存在着实证与批评交融的研究格局:实证中有批评，批评中含实证。过分强调一端而忽视另一端存在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比较文学论文:从“外国文学”到“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摘要：1997年学科调整后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在信息一体化的全球化氛围中，再现勃勃生 机，很快从原来的危机状态下走出，经过几年发展，硕士、博士、博士后流动站三级体制得以完善，全面拉 动了该学科学科建设和教学改革的深层进展。但学科合并后的高层次整合并不理想，两个老学科之间的关系 多有争议，教学中的具体问题依然不少。文章就学科合并及合并后的外国文学教学改革的理论依据、理念目 标、教学新模式建构以及近年来的教学改革试验谈一点自己的认识和思考. 关键词：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整合；教学改革 1917年周作人以北京大学文科教授的身份首先开设欧 洲文学史，1918 年第一本《欧洲文学史》教材问世。1930 年朱自清主持清华大学国文系后，明确提出从“比较”高 度认识“西洋文学”。1938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对大学课程 进行调整，中文系课程设置沿用清华思路。1946年，按照 闻一多的设想：把中国语言文学系和外国语言文学系分解 重组文学系和语言系，后因争议较大未能实施。1952年新 中国高校学科大调整后，“外国文学史”作为规范的学科 名称替代“欧洲文学史”、“西洋文学”。1997年国务院社 科规划办公室为适应新世纪的发展需要，本着减少旧学 科、发展新学科的宗旨，将高校讲坛上存在了80年的外 国文学与20 世纪80年展起来的比较文学实施学科合 并，合并为“文学”学科之下新的二级学科——“比较文 学与世界文学”，原有学科只能以专业性质（专业方向） 存在. 一、学科整合背景及内部关系明确 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本是该学科两个重要的概念. 1827年歌德从“各民族文学间的相互容忍”和“作品具有 普遍的全人类意义”两方面提出“世界文学”（德语复合 词weltliteraur）的构想：“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 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 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①研究者据此认为文学是不断进化 的有机体，从民族文学到世界文学，体现了人类文学的伟 大进步，论者确信，随着全球一体化的日益临近，相互影 响日益深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世界文学正在形成. 韦勒克·沃伦认为世界文学除歌德赋予的涵义外，还指全 球各民族文学的总和，或指那些享有世界声誉的优秀作 品，他较早认识到世界文学对于比较文学的重要性，他这 样界定比较文学：从一种国际的角度研究所有的文学。从 中我们看到两种涵义的世界文学：一个着眼于文学发展前 景的理论构想；一个立足于划定比较文学的对象和角度. 而在国内“世界文学”却没有在学科的理论构建中真正发 挥作用，起支配性作用的是“文学关系”说。比如陈?? 刘象愚著《比较文学概论》给比较文学下了一个相当完整 的定义：一种开放式的文学研究，它具有宏观的视野和国 际的角度，以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界限的各 种文学关系为研究对象，在理论和方法上，具有比较的意 识和兼容并包的特色。把比较文学界定为对各种“文学关 系”的研究，这是中国学派较为一致的观点，而“文学关 系”是一个差异性概念，在文学关系的研究中，国别、民 族、文化差异等外部因素是其关注的中心，对它的强调消 解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系统性和内在的 同质关系. 由于新学科的诞生，进入核心课的外国文学在大学中 文系的地位获得极大改善。“外国文学”在“中国语言文 学系”是否具有合法性的问题得以根本解决。但学科合并 后，学科内部与比较文学的矛盾却凸现出来。从新学科的 命名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不能够彼此替代，而应该保留各自本原特性，在更高层次上进行整合，以达至文学研 究的新境界，但实际情形却不全然如此。硕士研究生招生 方向一贯是学科发展的晴雨表，通过互联网，仅就2002 年全国有硕士招生资格的50所大学进行了调查。结果发 现，各大学的招生方向可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如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原先没有世界文学 专业，在新学科的招生方向中，也没有世界文学方向，而 全是中外文学关系的方向。第二类如北京师范大学、华东 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原先有世界文学专业，在学 科合并后，世界文学方向的重要性降低，把重要精力转向 中外文学关系的方向。第三类如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 等，在二级学科下，没有设具体方向。这些学校以前有世 界文学专业，学科合并后在发展方向上尚不明朗，现有师 资以世界文学为主。第四类以上海师大、苏州大学、武汉 大学为代表，他们在招生方向上，有中外文学关系方向， 也有世界文学方向，二者并重。新学科在研究方向的设置 上，应该是比较文学理论、中外文学关系、世界文学并 重，上海师大一类大学的做法较接近这种理想状态。② 在大学中文系，世界文学就是外国文学。它包括外国 单一作家、作品本身的研究，包括国别文学的研究，包括 区域文学(如欧美文学、东方文学、拉美文学等)及总体 外国文学的研究，同时，它也包括含有中国的世界范围内 全部的文学的研究。从19 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一百多年 间，外国文学研究在中国取得了空前的实绩，而中外文学 关系的研究只是近20年才形成规模的，在新的学科中， 需要有中外文学关系的维度，也需要有纯粹外国文学的维 度。从学科的整体发展来看，世界文学无疑是比较文学基 础，而比较文学则是世界文学的研究方法，二者之间的确 存在着知识平台与方法论的互补性。世界文学在新学科中 不仅要维持它的存在，更要推动它的发展，因此，我们需 要在更高的层面上认识世界文学的意义。不论世界文学作 为对象还是角度，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就像聂珍钊在 2002外国文学年会所说：外国文学史本身就有比较文学的 特点和内涵，外国文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在本质上 是一致的. 二、课程设置及知识体系的完善 按教育部的部署，从1999年起，师范院校逐步以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取代原来的“世界文学”或“外 国文学”。因此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 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其中有很多需要研究的问题。本专业 课程设置、专业方向、教学的内容和方法等都要进行全面 改革。但迄今为止，很多条件不具备的大学和师范院校都 还没有开设“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课程。我们还是按原 有的外国文学教学计划、教学内容运作。课程怎样设计， 如何安排教学计划，教学内容如何调整，教学方法如何改 善，这正是我们需要探讨和急需解决的问题. 根据教育部有关课程教学的要求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 学教学内容的需要，我们按照现有师资和在中国文学教学 的基础上，认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课程设置可分这样 几个科目实施教学：比较文学理论和方法；外国文学史 （欧洲部分至一战前）；东方文学经典选读；20世纪诺贝 尔文学选讲。并在这些课程中贯穿中外文学关系比较研究 的具体内容. 1 、比较文学理论和方法（34学时左右） 科目宗旨及说明：本科目分二部分：第一部分介绍比 较文学的各个层面及研究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平行研 究、科际整合研究等方法；使学生认识比较文学的本质以 及研究比较文学的途径和方法，侧重理论的说明，学习和 研究比较文学的方法。第二部分讨论比较文学的各种范畴 以及不同的流派和文学运动与思潮，兼及个案示例，通过 案例的分析可使学生知道怎样以比较的思维阅读世界名 著，从事鉴赏和研究. 2 、外国文学史（欧洲部分102学时左右） 科目宗旨及说明：本科目旨在通过选读外国文学名著 的重要作品，使学生对世界文学有系统认识，帮助学生理 解中西方文学的异同。学生通过从不同角度审视中国文学 在现代世界文坛的位置，在对世界文学有认识之余，也可 以对比较文学及其研究的趋向作出更全面的沉思。本科目 将会通过选读外国文学名著（诗歌、小说、戏剧等）使学 生掌握西方文化观念下的重要文学现象、主要作家、作品 和评鉴能力。授课时可以刻意引介所选文本背后的文艺思 潮、文学运动来培养学生的比较性思维观念. 3 、东方文学经典选读（34学时左右） 科目宗旨及说明：本科目旨在重点学习东方文学的经 典作品，作为外国文学史课程知识体系的必要补充，使学 生了解世界文学发展历程中东西方文学的差异化及相互影 响。接受中国以外的其他东方文化背景中的作品信息，形 成更为广阔的比较文化视野。本科将会通过选读国外东方 文学名著诗歌、小说、戏剧等使学生掌握东方文化观念下 的重要文学现象、主要作家、作品，提高评鉴能力，进一 步强化学生的比较性思维观念. 4 、20 世纪诺贝尔文学选讲（34学时左右） 科目宗旨及说明：本科目旨在重点学习20世纪诺贝 尔文学获奖作家的代表作品，作为外国文学史课程知识体 系的必要延伸，使学生了解世界文学的最新发展及现代主 义、后现代主义文学与传统文学间的继承和反动。接受更 接近于我们的生存时代的文学作品精神信息，并对我们现 代意识培育和生存观念更新产生直接影响。本科将会通过 选读20世纪产生了广泛而深刻影响的诺贝尔文学名著， 使学生掌握作为20世纪重要文学现象的现代主义、后现 代主义文学观念，并理解主要作家、作品，对学生创新意 识的培养予以启迪. 三、教学改革的基本思路与具体方法 面对学科合并后的挑战，面对校园的人文精神冷落， 面对大学生群体中名著阅读量极小的现实，面对教学内容 作品多、地域广、时间跨度长的特点，如何在21世纪的新时代条件下搞好外国文学教学，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昔日拿着纸页发黄的讲稿“满堂灌”的教学模式、习惯了 的“文学背景——作家简介——作品分析”的讲授模式， 必须代之以充满锐意创新精神的全新外国文学教学模式. 因此，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的改革迫在眉睫. 1、教学改革新探索及思路 （1）强化人文精神，重视非智力因素。当代教育首 先表现为综合素质培养，而其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单纯的 知识，而是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非智力因素。这是衡量大 学生道德品质、人格完善和文化学识等方面成长的基本标 准。正如启蒙思想家洛克所说：一个只要科学不要人文精 神的人，是只有知识没有智慧的人。人文精神是大学教学 永恒的主题，外国文学积淀着西方人文精神的深厚内涵， “自立自强自尊”和崇尚个性自由的人文关怀与当代大学 生息息相通。从古希腊以人为本的理念到文艺复兴的人文 主义，从卢梭对人性的张扬到雨果、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 及其20世纪文学对人性回归的呼吁给我们提供了人格修 炼的丰富营养。因此，弘扬人文精神和提高学生的人文素 质应该成为外国文学教学的基本价值理念. 在外国文学教学中，注意培养个体意识的健康发展. 对于生长在重群体而轻个体的中国文化之中的中国青年学 生的健全人格培养，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教学中，要 使青年学生通过文化比较认清：西方文化重个体而轻群体 的传统的优点和弊端，懂得如何从体现个体自由精神的西 方文学中获得可贵的借鉴，同时也认识到西方个体自由传 统的实质及其消极因素，以及经过现代诠释后的中国重群 体的传统所具有的积极价值. （2）优化教学内容，实施“精品”教学。外国文学 内容十分广阔、流派纷呈、名家灿若星河、佳作汗牛充 栋。教学内容选择要根据全新的理念、全新的标准和学生 的实际：一是理清线索，帮助学生获得整体的文学发展观 念，这是教学的基础；二是大胆舍弃，压缩重点作品数 量，提升作品分析的广度和深度，在大家中选更具类型代 表和艺术价值作家且只选一部作品（具有深度和文化含 量）探讨分析。三是注意学术动态、开拓发现视界，讲授 自己的科研发现和研究方法。因此，注重创新思维和方法 论启迪就成为外国文学教学的制高点。四是对研究对象资 源几近枯竭、研究资料沉积太多的作家作品可引导学生在 课外学习整理，以减轻教学负载量. 在优化教学内容的同时，切实突出教学内容的重点、 难点。就整个外国文学的发展而言，古代是原点，近代是 重点，现当代是难点。讲授的重点部分再分出次重点。如 希腊神话、人文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文学和现实主义文 学，其中神话原型、莎士比业、塞万提斯、拜伦、托马 斯·哈代、雨果、巴尔扎克、普希金、列夫托尔斯泰等， 应是重点讲授和学生重点学习、掌握的作家，而像《圣 经》、《罗密欧与朱丽叶》、《傲慢与偏见》、《简·爱》、《罪 与罚》等这些阅读性较强的作品可视为次重点。而20世 纪文学，重点是现代主义文学，现实主义作品为次重点. 现代主义文学离我们的时代生活距离远，人们对各种艺术 鉴赏还未能拉开时空距离，很多问题少有结论，这是我们 教学的难点。教师把重点、难点讲深讲透，学生深刻领 会，能举一反三。略讲部分，教师精心设计“作业与讨 论”，督促学生自己来完成. （3）增加批评方法在外国文学教学中份量。首先， 用文艺理论准确地为作家作品定性定位，作为学生阅读作 品前必要的知识准备，也是深入理解作品的基础。作家的 创作已有了某种标签或是受到某种文学思潮的影响，决定 了他的艺术思维和表现视角，只有理解了这些内容作品分 析才能落到实处。其次，针对不同的作品选用适当的评鉴 方法。譬如用马斯洛人格理论分析《哈姆莱特》，用基督 教教义理论分析《巴黎圣母院》，用女性主义理论解构 《简·爱》等，尤其是现代主义作品已很难再适应社会历 史批评，而必须选用适合于它们的新批评方法。选有代表 性的作品作为个案，用适当的文艺批评方法指导作品分 析，不仅教给学生方法，也激发了学习兴趣、提高了课堂 教学的量和质。再次，增进与外界的交流，增强观念的包 容性，兼收并蓄容得下多种不同的声音。随着中外文化的 交流的深入，东西方观念撞击和相互解构，我们走进一个 思想与方法多元的世纪，我们不能再以国人特有的思维方 式用中国文艺理论理解外国文学作品中的现象和问题，应 该用外国文艺理论解读外国文学作品，更能准确地理解外 国文学中难以理解的内涵。引导学生向文艺理论之门迈 进，培养他们对文学和文艺理论的兴趣，提高理论素养， 这也是大学高年级外国文学教学的重要任务. （4）打破学科界限，丰富文化含量。比较文学与世 界文学的学科整合为外国文学教学打开了新的视界，教学 中应该打破学科界限，注意文学与历史、哲学、心理学、 宗教、艺术、自然科学等的联系，丰富外国文学课的文化 含量。特别注意把各民族的文化与文学融为一体，使学生 在学习外国文学知识的同时，提高文化素养，达到拓宽知 识领域、强化素质教育的目的。在教学中，注意寻找契合 点，挖掘品德培育和人格提升的内容，如通过《被缚的普 罗米修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加强人生理想教育； 通过《罗兰之歌》、《羊脂球》等加强爱国主义教育；通过 《高老头》、《美国悲剧》等强化社会批判意识；通过《荒 原》、《等待戈多》等理解现代人的信仰危机；通过文学作 品中的爱情诗，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爱情观等等. 2、教学改革的手段与方法 （1）网络资源运用。置身于网络时代，现代化教育 技术在城市中学开始全面普及，近年来高校的教学评估和 教学成果评审对网络技术及多媒体教学格外看重，迫使已 经走在了中学后面的高校加大投资完善设施，为学生提供 更多的机会更好的条件。外国文学教学面对图书资源严重 不足和缺失，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来辅助学习和研究不失为 一种较为理想的选择：一是到三年级学生掌握了这方面的知识和技术；二是数字信息资料全面，使用方便；三是能 节省时间；四是作为教学内容的大作家及经典作品网络资 源非常丰富。面对一部作品选择好话题和角度，学生尽可 以各显神通，从不同渠道搜集到大量材料，再经自己整理 消化在精心组织的讨论中见仁见智的阐述。 所有这些窗口为外国文学教学提供了便利，只要运用得当 使用熟练必然是“别有洞天”. （2）现代教育技术运用。“人脑”＋“电脑”的多媒 体课堂教学实现了图文声像兼具的理想模式，为课堂教学 营造了一种民主、宽松、和谐的教学气氛，使学生的主体 意识在生动活泼的、自由民主的氛围中得到全面激发，在 一种新颖的、多维的思维空间展示进程中，教师和学生都 成了积极的参与者，真正使从记忆型教学向思维型、创造 型教学转变。学生不再是知识的储存器，而成为学习的主 人。现代教学采用多媒体的辅助手段，如重要场景、精彩 片断的音频、视频材料的运用，有渲染气氛、烘托作品人 物和主题的作用，使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作品；再像播放 一些诗词音乐、配乐诗朗诵会使学生对罗伯特·彭斯和普 希金感受得更真切更深刻；cai课件教学使教学内容密集 的知识点予以很好的空间压缩，图表处理与文本的超级链 接，更加方便实用而且功能强大；利用多功能教室的现代 化摄像监控系统，尝试学生在教师退场的教学情境中，通 过精心准备，实施自主组织教学或讨论，然后师生共同评 点分析，实现真正的教学互动. 当然，手段不是目的，从以人为本的现代教育理念出 发，在外国文学的教学过程中，适当灵活地运用多种现代 教学媒体的辅助，不能搞成电脑“满堂灌”淡漠了教师激 情，眼花缭乱之中使学生应接不暇，失去课堂教学师生间 必需的情感陶冶. （3）英语诗歌“双语教学”试验。外国文学的教学 内容本来应该涉及“原语文学”，像外语类的国别文学就 是针对某语言专业的原语文学作品，由于新升本科院校缺 少相应的师资，也就没有这类课程设置。中文专业的“外 国文学”严格意义上也包括了“原语文学”，像解放前的 北京大学国文系外国文学课程全由外文系教师担任，但问 题是苦于语种太多，授课者无师能通，后来多用本系教师 上课，自然“外国文学”也就变成了“译语文学”. 现今提倡“双语教学”（非民族地区的汉语化提升）， 这是高校课程建设英语化与世界接轨，而对于英语国际化 时代的“外国文学”来说，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我们 在通过研究生教育积极培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双语 教师的同时，可与外文系文学研究者合作进行英语诗歌的 双语教学试验。像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英国浪漫主义诗 歌以及现代英语小说（节选）赏析等。笔者近年在专科班 做过一点尝试，将莎士比亚、彭斯、拜伦、雪莱的原诗拿 来师生共同学习，大部分学生的接受理解都没有问题，少 部分学生甚至能熟练背诵。当然，这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 双语教学，仍受母语思维的局限，无法根据需要在双语之 间自由切换。基于双语教师奇缺，培养难度大时间长，又 很难聘请到合适的外籍教师，目前的选择只能是降低标 准，走具有中文特色的双语教学之路. （4）“精彩片断”模拟表演和英语诗歌朗诵。中文系 有着丰富的“课本剧”表演经验，对此历届学生都表现出 浓厚兴趣和参与的积极性，教师可根据外国文学教学实际 的需要，引导学生进行“课本剧”名著改编和“精彩片 断”的模拟表演，甚至采用洋泾浜杂语对白，开展系际交 流，与外文系学生联手活动并请外文系老师指导，像2002 年《罗密欧与朱丽叶》片断表演就有过非常好的效果，其 他名剧名片通过影片观摩，细心演练都可能有意外收获. 随着学校向本科全面过渡和学生英语水平的逐年提高，举 行英语诗歌朗诵比赛条件已经成熟，而且非常有必要。这 样的课外活动学生有兴趣参与、教师有必要参与，不仅拓 展了教学空间，也提高了师范技能，还能为大学生素质教 育活动科目提供优秀范例. 比较文学论文: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学科界限及比较文学学科定位 [摘要]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学科合并带来了许多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关于学科范围的纷争。本文引入释义学视角试图 解决这一问题,并进一步对比较文学学科方法与研究程式进行探讨。哲学释义学认为一切阐释都是从前结构出发,是基于前结构的 创造活动。本文指出由于传统的变迁,当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人研究外国文学并不一定就是文化交流,这构成 了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分野的基础。在面对他者本文时,调动他者文化对他者本文进行阐释属于外国文学研究;而充分调动前结构 中的传统文化阐释他者本文,从而跨入阐释学的横向地带,在问答逻辑中达到视域融合是比较文学的学科特征. [关键词]学科界限;前结构;视域融合 1998年,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一个新的学科在中国高 等院校中文系诞生了,成为中国语言文学的二级学科。学科合 并一方面使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人成倍增长,比较文学的地位 得以提高;另一方面,也给比较文学界和外国文学界带来了诸多 烦恼,激发了许多学者对其深思、探讨。2000年,《外国文学研 究》杂志设置了“学科建设研讨专题”的专栏,对“‘比较文学与世 界文学’学科的有关问题开展了讨论”[1];2002年,在中国外国 文学学会第七届年会期间,几位学者就“学科建设与教学研究” 进行了座谈[2];2003年,第二界“北大-复旦比较文学学术论 坛”对学科合并及带来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3];2004年,在 首届中国比较文学高层论坛中,学者们继续就此话题进行讨 论[4]。对于学科合并,学界有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对合并表示 了认同,不过认为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是两个有各自不同特征 的学科[5];有的学者认为外国文学就是比较文学[6];另外一些 学者则对合并带来的问题忧心忡忡[7]. 学科合并带来的比较文学学科界限的模糊、教学的混乱、学 术质量的低下[8]等等问题,归根结底还是由学科定位以及身份 问题所决定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其前身就是外国文学)身 处同一屋檐下,各自的身份和地盘如何界定、划分?两者错综复 杂的关系是否会导致彼此消融,乃至同一?解决这些问题的关 键在于能否在学理上将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区别开来。本文将 引入哲学释义学中前结构的概念,对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进行 身份界定,并进一步探讨在释义学的视角下,比较文学研究如何 在一开始就与外国文学分道扬镳,并怎样一步步在视域融合中 展开自身. 一、前结构对于阐释学的意义 传统阐释学以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为代表,他们认为理解 就是重构,是诠释者通过本文达到作者的方法。“对狄尔泰来 说,本文是其作者思想和意图的表达;诠释者必须把自己置换入 作者的视界以便使创造活动获得新生。”[9]这种思想基于阐释者 和作者心理同构的基础之上,即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 以对本文意义的通达不仅可能,而且是释义学追求的目标. 海德格尔将前结构引入理解活动,从而真正改变了释义学. 他认为,解释从来就不是从一张白纸开始,或在真空中进行,“一 切解释都活动在前已指出的‘先’结构中。对领会有所助益的任 何解释无不已经对有待解释的东西有所领会。”[10]海德格尔将 解释前对事物的领会称为“先行具有”;将先行的解释角度或取 向称为“先行视见”;将对事物预先的概念上的把握称为“先行掌 握”。先行具有、先行视见和先行掌握构成了领会的先结构或者 前结构。[11] 伽达默尔进一步开辟了哲学释义学空间。他认为,释义学 不仅仅是人文科学方法论的问题,也不是主体认识客体的主观 意识活动,而是人类基本的存在活动。理解的过程就是世界向 人类展开的过程。“解释开始于前把握,而前把握可以被更合适 的把握所代替;正是这种不断进行的新筹划过程构成了理解和 解释的意义运动。”[12]人类就是在对世界的不断理解中揭示了 自身存在的可能性。伽达默尔的释义学理论“由哲学为中心源, 迅速辐射到文艺批评、美学、法学、历史学、神学、政治学、社会 学,甚至科学史领域,并由欧洲大陆向美洲和东方蔓延,掀起了 一个世界性的学术潮流。”[13]如果我们采用释义学的视野对比 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分野加以观照,也许会对问题有全新的理 解. 二、前结构中的传统概念与比较文学 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属于两个不同的学科范畴。比较文学 是基于“‘跨文明’和‘跨文化’的‘文化语境’”中的比较思维之上 的对世界文明互动及文化和文学发生的研究。[14]而“世界文学 (外国文学)不可能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只能落实到具体的国 别、民族文学中去,诸如‘美国文学’、‘英国文学’、‘俄罗斯文学’ 等。”[15]然而,在看似明显的区别背后,却隐藏着陷阱和误区. 聂珍钊先生认为,“无论从定义上看,还是从发展历史、课程 设置和教材内容上看,外国文学在本质上就是比较文学”。[16]聂 先生做出这一判断的主要支撑点是认为我国外国文学最基本的 特点是“把许多国家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这一看法值得商 榷。不可否认,外国文学研究中,有一部分是把许多国家放在一 起进行比较研究的。以外国文学史教材来说,张玉书主编的《二 十世纪欧美文学史》的概论部分即考察了整个欧洲范围内政治、 经济等因素对文学思潮的影响以及各国文学的互动[17]。此类 研究确实具有比较文学性质。但是,外国文学中还有大量的研 究并不具有跨越性,将外国文学视为比较文学,就把外国文学的 一大片领地划走了,并使其失去归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 学研究所资料组编的2003年上半年《全国主要报刊外国文学研 究文章索引》,将外国文学的研究文章分为四类:文艺理论、比较 文学、总论和国别文学。其中,文艺理论类共收文章44篇,比较 文学类26篇,总论类12篇,国别文学类91篇。[18]从以上数据 可以看出,文艺理论类与国别文学类在外国文学研究中占有很 大的比重,而这些研究并非如聂先生所说“把许多国家放在一起 进行比较”。勿庸置疑,外国文学研究中存在着与比较文学重叠 的部分,但是只看到这一部分,显然是一叶障目,以偏概全。与 具有跨越性的比较文学相对应,外国文学还是应该将主要目光 投入到单个的国别文学当中去. 然而,另一个问题又隐约出现了:既然比较文学是跨越性 的,那么中国人研究外国文学,是否具有跨越性质呢?这种跨越 性是否决定了外国文学就是比较文学呢?这种想法是以释义学 理论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的历史存在,中国人必然 有不同于他者文化的前结构。在本文解读过程中,前结构必然 会发挥作用,这就是一种交融,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而不同 民族、国别和语言的文学之间的对话与联系正是比较文学的特 征,因此中国人研究外国文学必然属于比较文学的范畴. 这种观点很令人怀疑。其中不合理之处首先在于对传统概 念的理解。传统文化是否一成不变,只是一种自在自为的存在 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传统一直处在不停的变动当中。正如 伽达默尔所说:“甚至最真实最坚固的传统也并不因为以前存在 的东西的惰性就自然而然地实现自身,而是需要肯定、掌握和培 养。传统按其本质就是保存,尽管在历史的一切变迁中它一直 是积极活动的。”[19]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范围内是保留最完整 的文化之一。但是到了近代,由于现代性的冲击,中国传统文化 开始遭到破坏。五四时期,传统文化受到了近乎 的打击,这种打击一直延续到建国以后,时期达到高潮。在 庸俗社会进化论的影响下,传统被无情抛弃,占据了统治地位的 则是西方的近性。“这一文化时期一个重要的特征是文化 发展的共时轴与历时轴出现严重的倾斜和不平衡,历时轴萎缩, 共时轴取得优势地位。历时轴的萎缩导致历史深度感的丧失, 历史深度一旦被消解,剩下的就只是众多平面的堆积和拼 贴。”[20]当前,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价值观、对人的理解、对科学 的态度更接近于西方的现代性,而不是传统文化。加之,传统文 化赖以存在的本文是用与口语有较大差距的文言书写的,这进 一步加大了传统与我们的隔阂。在我们的阐释前结构中,传统 文化能够占据多大的比重呢? 从小接受传统文化滋补的严复,很自然地用传统文化前结 构来理解外来本文。美国学者哈茨在为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 与西方》一书撰写的序言中说:“严复站在尚未经历近代化变化 的中国文化的立场上,一下子就发现并抓住了这些欧洲著作中 阐述的‘集体的能力’这一主题。”[21]但是严复并不仅仅局限于 对西方的观察,他一直在努力找寻中西思想的一致性。他的努 力也许是在“使用一种教学手段,旨在以熟悉的词汇解释人们尚 不熟悉的事物,以可敬的古代经典来解释可疑的新颖”,或者是 “对本民族的才智感到自豪”,但他“确实感觉到了两种文化的相 同之处”。[22]林纾同样以“中国传统文人文学———具体说是史传 和唐宋派古文———作为‘前理解’,在西方小说中寻找审美契合 点”[23]。他用古文义法来比附、阐述西方小说,称赞《黑奴吁天 录》“开场、伏脉、接笋、结穴,处处均得古文家义法。可知中西文 法,有不同而同者。”[24] 可以看出,严、林虽然并非有意进行比较研究,但是他们前 结构中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使他们在面对西方文化这一他者的 时候,自觉不自觉地将西方文化放在自身传统中加以观照。他 们对于中-西契合点的准确捕捉,体现出人类精神的关合之处, 这正是比较文学的目的和任务之一。然而,我们当下还能具有 严、林的前结构吗?传统文化的知识可以保留下来,但是我们的 思维方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可以令生产力大幅提升从而极大 改变世界的现代化挟带其现代性意识形态汹涌而来,现代中国 三种主要意识形态进化史观、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不是在本 土产生。虽然传统与现代对立二分的观点是不足取的,而且中 国人对上述意识形态的接受和理解也是本土的,“融入了传统的 因素”,但是融入的传统因素已经“不太容易辨认”[25]。中国的 现代性固然有其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特点,但它是来自于西方 现代性意识形态的变种,这一点勿庸置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 是否还有信心说,中国人研究外国文学就是不同质文化的交流, 属于比较文学范畴? 理解必然是在前结构之中进行的。“解释者无须丢弃他内 心已有的前见解而直接地接触本文,而是要明确地考察他内心 所有的前见解的正当性,也就是说,考察其根源和有效性。”[26] 就比较文学学科来说,对前结构的根源和有效性的考察就更为 重要。在阐释外来本文之前,首先需要阐释传统,厘清传统在前 结构中所占的比重,考察其在现代语境下发生的变异,以及这种 变异在本文阐释中可能的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 加强传统文化的传递和教育。虽然我们不可能返回传统,但是 我们可以透过传统经典本文,体察传统的思维方式,寻求失落的 自我,在自我的历史存在中返视自我。也许只有这样,比较文学 研究者才能够在面对外来本文的时候,应用已经相对储备完善 的传统前结构与之进行对话. 然而,具备了适当前结构的中国人从事的外国文学研究就 一定是比较文学吗?要对这个问题作出恰当的解释,还需要考 察前结构在阐释中发挥作用的方式。在对前结构发生方式的考 察中,也许能够发现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真正分野. 三、视域融合与学科界限 前结构在阐释中会在两个层面上发挥作用。第一个层面是 对于本文的即时反应,这是一种初步的、不成熟的,也许是下意 识的反应。比如说,受制于传统前结构,中国读者也许认为外国 小说太冗长,心理描写太繁复,或者叙事结构不太合理,或者对 基于宗教情绪的行为感到难以理解等等。这种情形在国外小说 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特别明显。林纾在翻译《黑奴吁天录》之时 就说:“是书言教门事孔多,悉经魏君节去其原文稍烦琐者。”[27] 傅东华在译《飘》的时候也说:“还有一些冗长的描写和心理的分 析,觉得它跟情节的发展没有多大关系,并且要使读者厌倦的”, “就老实不客气地将它整段删节了。”[28]阐释者的这种反应是由 其前结构中的传统因素所决定的,但是这种阐释并不能达到真 正的视域融合。耀斯指出跨视域的三种经验:第一种是“隔阂 感”,“会让人产生一种排斥的情绪”;第二种是“诱惑感”,“想把 自己置身于新的东西之中去冒险”;第三种经验是“发现”,“通往 他人的视域有可能成为彼此间的联系”。前两种经验“还只是在 表面上跨越了视域:如果某人仍然带着自己的视域,仍然想保持 自己的视域,或者只是对陌生的视域表示惊叹而并不想置身于 其间的话,那么他就不可能理解、不可能从不同的视域中获得别 的不同于自己的经验。”[29]耀斯列举的前两种经验是对本文的 即时反应。这种初步的、下意识的阐释经验并不能带来有意义 的文学研究. 如果要对本文的世界做真正的思,从而达到第三种经验,就 必须使前结构在第二个层面上发挥作用,即有意识地使用、调动 前结构与本文进行对话。在对话中,前结构会从蛰伏状态中显 现出来。前结构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由不同内容组成的拼合 板。中国人前结构构成中的传统不再是没有变样的传统,而西 方文化也绝不是原味的西方文化,但是它们在互相交融中基本 面目还是隐约可见。阐释者要根据需要选择不同的内容与本文 对话。此时,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分野就出现了,如果调动的 主要是西方文化的前结构来阐释西方本文,显然不属于比较文 学的范畴。只有调动传统文化的前结构(当然需要同时调动相 关的西方文化前结构),来同西方本文进行对话,才是比较文学 研究. “流传物对于我们所具有的陌生性和熟悉性之间的地带,乃 是具有历史意味的枯朽了的对象性和对某个传统的隶属性之间 的中间地带。诠释学的真正位置就存在于这中间地带内。”[30] 伽达默尔在此所关注的是对于传统的理解,但是对跨文化理解 同样适用。阐释就发生在前结构与本文之间的中间地带,对前 结构不同内容的调动决定了离开前结构以后的方向。如果从异 域文化前结构出发阐释异域本文,阐释就处于纵向地带之中,属 于外国文学范畴。比如,王佐良先生的《英国散文的流变》,[31] 它以平易散文为主线、结合语言分析和文学阐释,考察了英国散 文的发展、流变,揭示了散文的本质特征。这主要是以英国文学 的前结构为依托对英国文学进行的阐释。比较文学则在自身传 统前理解与异域文化之间的横向地带中存在。如果把本文阐释 看成带着前结构外出探险的话,不同的装备与方向将决定步入 不同的区域,从而带来不同的经验融合。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 在出发时就由出发者的方向选择决定了. 步入比较文学的横向地带之后,如何与他者展开对话呢? 前结构与他者本文如何发生关系?伽达默尔指出,“一切阐释学 条件中最首要的条件总是前理解,这种前理解来自与同一事物 相关联的存在。”[32]传统中必然有对他人本文所关切事物的阐 发,而我们在理解他人本文之前,必然会对这一事物有所理解. 这种相关联的存在就是文学、文化之间对话的平台,是对话得以 存在的基础。钱钟书先生作为我国老一辈比较文学学者,其煌 煌巨著《管锥篇》被陈思和教授称为“中国比较文学不朽之基 石”,“应该成为不论哪个方向的比较文学学生的必修教材”。[33] 我们来看钱先生是如何在阐释中构建对话的平台的。在论《老 子》开篇之语“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一节中,钱先生 首先考察了传统对于“道”,“名”,主要是“名”的解释:“名”为“名 字”。在提出反对意见“‘名’之与‘字’,殊功异趣”之后,进一步 论证“可名非常名”的道理,列出大量中外人士,包括刘禹锡、陶 潜、刘勰、黄庭坚、黑格尔、尼采、斯宾诺莎、霍柏士、边沁、但丁、 歌德等人论语言与其所指事物的差距的观点。他接着又援引古 希腊文“‘道’(logos)兼‘理’(ratio)与‘言’(oratio)两义”、海德格 尔称“‘人乃具理性之动物’本意为‘人乃能言语之动物’”,来阐 释“道”,指出该句“首以道理之‘道’,双关而起道白之‘道’,道理 之见与道白者,即‘名’也,遂以‘有名’、‘无名’双承之。”至此, 《老子》首句得到了完美的阐释。结尾他再次引用柏拉图“早谓 言语文字薄劣,故不堪载道,名皆非常”,以“译注《老子》”。[34]钱 钟书先生的研究揭示了如何构建中西对话的平台,即寻找传统 前结构与他人本文之间“相关联的存在”,并进一步在平台上展 开对话,从而实现文化的真正交融。最后一个环节也是非常重 要的一个环节是采取什么样的方法进行研究。中国人研究外国 文学固然称不上是比较文学研究,而在不同文学、文化之间进行 的随意比附同样不属于真正的比较文学。谢天振教授在十年前 就批评了x+y的研究模式[35]。美国比较文学学者宇文所安也 指出,“当我阅读在它们各自的文学历史语境中对一首中文诗或 者英文诗作出诠释时,我往往能学到一些东西,”“但是与此同 时,我也发现,当我阅读一篇比较中文诗和英文诗(或者其他欧 洲诗)的文章时,我常常对于其中任何一个传统都一无所获。”比 如称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并将其与华兹华斯、拜伦等人相比 较,这就使“浪漫主义”成为一个普遍的范畴,放弃了“特殊历史 语境”。“这种比较文学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36] 释义学经验是一种对话,而对话则具有一种问答逻辑的形 式。“理解一个意见,就是把它理解为对某个问题的回答。”[37] 他者本文成为理解的对象,意味着它问了阐释者一个问题,而答 案就在他者本文之中。他者本文提出的问题是一种挑战,为了 回应这种挑战,我们必须在自己的视域中重新构造本文提出的 问题。重新构造的问题的答案不可能停留在外来本文的视域 中,它必然是阐释者的视域。“提出问题,就是打开了意义的各 种可能性,因而就让有意义的东西进入自己的意见中。”[38]使有 意义的东西进入自己的视域中就是视域融合。重新构造问题的 过程就是突破两个视域、产生一个新的更大的视域的过程。这 个新视域的产生正是比较文学所追求的目标. 四、结语 现在,我们可以试图为比较文学下一个阐释学意义上的定 义了,那就是,“充分应用本国(民族、语言)文化的前结构对其他 国家(民族、语言)的文学进行阐释和解读的研究工作。”这一定 义首先将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区分开来。在外国文学研究中, 理解调用的是外国文学、文化的前结构,而比较文学则调用自身 传统与他者本文进行对话。其次,这一定义对从事比较文学研 究的工作人员提出了本学科的基础要求:不断充实、完善自己的 理解前结构。只有具备了不同背景的前结构,才有可能在阐释 过程中搭建交流的平台,进一步激发研究者探寻各种意义的可 能性。最后,在比较文学的学科范围内,或者接受了比较文学学 科训练的人必须在与他者本文的接触中认识、反思自己的前结 构,并且敞开自身,使他者本文在我们的前结构或者存在中得到 表现,从而在问答逻辑的不断推进下,在永无止境的视域融合中 发现理解的可能性。 比较文学论文:试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历史与发展 论文关键词：比较文学　世界文学　跨文明研究 论文摘要：比较文学是一门研究跨越国界和超越同一文化背景的文学思潮、流派、运动、作家、作品以及和文学发展有关的各种现象的学科。纵观世界比较文学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累进式发展的三大阶段,即影响研究的欧洲阶段(法国)、平行研究的北美洲阶段(美国)和跨文化研究的亚洲阶段(中国)。 在当今世界学术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无疑是最引人瞩目的学科之一。自它在中华大地上复兴以来，发展迅猛，至今仍然方兴未艾。 一、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概念 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代表人物卡雷在他的《比较文学》艺术中对比较文学进行了定义：“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支；它研究国际间的精神关系，研究拜伦与普希金、歌德与卡莱尔、司各特与维涅之间的事实联系，研究各国文学的作品之间、灵感来源之间与作家生平之间的事实联系。比较文学主要不考虑作品的独创价值，而特别关怀每个国家、每位作家对其所取材料的演变。” 美国学派代表人物雷马克对比较文学进行定义：“比较文学是超越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和其他知识领域及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 我国学者季羡林先生对比较文学曾下定义：“顾名思义，比较文学就是把不同国家的文学拿出来比较，这可以说是狭义的比较文学。广义的比较文学是把文学同其他学科来比较，包括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钱钟书先生的说法是：“比较文学作为一门专门学科，则专指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更具体的说，就是把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文学现象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它们在文艺理论、文学思潮，具体作家、作品之间的互相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把比较文学定义为：比较文学是以世界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和不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 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 比较文学作为一种专门的学科，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但是，中西比较文学是否也能成为一种专门的学科，犹如“红学”之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鲁迅学”之于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我们认为，把中西比较文学从比较文学中独立出来，进行专门的、深入的研究，有着特殊而重大的意义。固然，对于中外文化交流，取异域文学之长，补我国文学之短，中国文学与朝鲜、日本、越南文学的比较，以中国文学为主体的东亚文学与以印度文学为主体的南亚文学的比较，乃至中国文学与中东文学、拉美文学、非洲文学的比较等等，也都是有待深入开发的研究领域。但是，对于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来说，从来没有任何一种文学像西方文学那样，对我们民族的文学冲击那么大，发生过那么无孔不入的影响。直到现在，世界各国的文学传统仍在受欧美文学传统的冲击。我们现在的文学教科书，甚至包括中国古代文学在内的教科书，都在使用着欧美文学的概念。我国当代的作家，仍在自觉或者不自觉、直接或者间接的接受着西方文学的影响，我国一般大学的外国文学课实际讲授的是欧美文学课。因此，作为专门学科的中西比较文学的建立已迫在眉睫！ 中西比较文学，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大的研究领域。一是现代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二是中国古代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前者应侧重于法国学派正统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即影响研究，后者应侧重于美国学派提出的平行研究。中国新文学的历史不长，而古代又有着悠久的文学传统和丰富的文学遗产，这个传统总在有形无形地对中国新文学发生影响。因此，随着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深入，应该把研究的重点从现代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移道中国古代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上来。 三、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历史与发展 曹顺庆在《比较文学史》中谈到“整个比较文学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和实施，就是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大，一个个‘人为圈子’的不断被冲破，一堵堵围墙的不断被跨越，从而构成整个比较文学发展的基本线索和走向。”[1]纵观全世界比较文学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一条较为清晰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的学术之链。这条学术之链历经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三大阶段,呈累进式的发展态势。 第一阶段，在比较文学历史上，法国学派是最早出现的一个学派，从19世纪末开始至20世纪20年代已具雏形。法国学派的代表人物有：巴尔登斯贝格、梵第根、伽列及基亚等人。法国学派所进行的影响研究可以概括为：其一，在研究方向上，注重国与国之间文学的事实联系和实际的影响关系，在有些学者那里，对这种联系和影响的研究甚至被严格的限定在两国之间，如梵第根就持有这种观点。所以法国学派学者严厉，比较文学一词是一门系统而科学的学科没有起好的名字。其二，在研究方法上，强调实证主义。认为要使学科建立在坚实的科学性上，只有对文学关系的事实联系进行细致的、慎重的考察求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主张把比较文学看成为文学史的一个分支。 法国学派对比较文学的贡献是巨大的。它在比较文学形成之初就为学科发展开辟了一条科学、严谨的研究道路，为学科理论和研究范式奠定了最初的基础。虽然法国学派在学科定位、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着一些偏狭的观点，但影响研究至今，认识比较文学研究中最基本的研究方法，而且也是一个始终充满生命活力的研究领域。 第二阶段，1958年9月在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二次大会上，耶鲁大学教授韦勒克做了题为《比较文学的危机》的发言，向法国学派的理论观点提出了直截了当的挑战。这个发言被认为是美国学派的宣言书，此后不仅打破了法国学派的一统天下，也确立了美国学派在世界比较文学领域中的地位。 美国学派对文学进行的平行研究在与法国学派争论中确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其理论重点和对学科发展的贡献可小结如下：第一，扩大了研究的领域，把不同学科引入到文学研究中来；第二，把比较文学研究的目光转向了文学的内部，更加关注作品的结构、语言、层次等方面的问题；第三，开拓了多元的研究方法，主张针对不同作品、不同问题运用不同方法，或综合运用多种方法。 在第三阶段，学科自我发展的又一次机遇是东西比较文学研究的崛起。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台港及大陆比较文学研究的迅速崛起，为开拓比较文学的领域，尤其是东西方文学的跨文明比较做出了实绩。这种跨越东西方异质文明的比较文学研究，将全世界比较文学引向了一个更加广阔的领域，为比较文学拓展了更加宽广的视界，将比较文学导向了又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中国学术界正在探索甚至正在建构跨越东西方异质文明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新体系。台港学者对于东西方文化“模子”的比较文学研究和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探索，已迈开了比较文学新的学科理论建设的步伐。而近年来中国大陆学者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跨文明”的提出及其方法论体系轮廓的初步勾勒，更进一步奠定了学科理论建设的坚实基础。可以说，全世界比较文学正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战略性转变，新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正如旭日般冉冉升起，这是一个更加广阔的视界，是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新阶段。 中国比较文学乃至世界比较文学今后迈向何方？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跨文明研究”，或者说着眼于在中西文明冲突、对话与交流的跨越东西方文明的比较文学研究，将是中国比较文学乃至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比较文学论文:试论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 论文摘要：比较是确定事物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是比较文学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比较文学的研究趋向是在民族文化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关系，在世界文化的范围中寻觅思维本质的共性，它是辩证思维方式与方法论的结合；比较文学作为文学研究，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影响研究与社会历史批评，平行研究与新批评、符号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接受美学、女性主义批评、文化批判等无不渗透着比较文学思维特性。重视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论，是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不容小觑。 论文关键词：比较文学；文学批评；方法论；意义 在大学中文专业本科教学中，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分属两个不同的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归于外国文学学科领域，而文学批评则是文艺学中与文学理论、文学史共同构筑“三足鼎立”基本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不争的共识是：“‘比较文学’中的‘文学’，单指文学研究而言，不包括文学创作。所以，比较文学属于文学研究。是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明确了这一点也就明确了比较文学的学科归属和基本属性。比较文学也就有了质的规定；而文学批评是一种以文学欣赏为前提、以文学理论为指导、以各种具体的文学现象为对象的研究、评价活动。既然如此．比较文学就应该是文学批评的重要内容；而比较文学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学界对于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探讨，更多地是分而论之，对两者的天然联系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尽管乐黛云、陈悖等比较文学界的前辈都不失时机地强调比较文学与文学研究的融通，并呼吁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拓展，但未能引起批评界应有的响应。在文学批评领域，人们论及方法，更多地关注的是文学批评本身的内在方法和外在方法等方法论体系，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之关涉以及比较文学方法论意义的研究还属于薄弱环节。本文正是针对这一点，尝试着讨论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论之意义。 一、比较与比较文学 任何存在物都无法独自存在，任何事物都处于与别的事物所形成的各种各样的关系之中。比较的意识应该是随着人类意识的产生而产生的；有意识的比较思维在人类思维的历史上也会找到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渊源和学理基础；比较的方法作为人类思维的基础，其运用也可以一直追溯到遥远的古代。英国女学者波斯奈特指出：“用比较法来获得知识或者交流知识，在某种意义上说和思维本身的历史一样悠久”；并将比较称之为支撑人类思维的“原始的脚手架。” 从学理上推论：比较意识的产生，比较思维的形成，比较方法的运用，似乎一脉贯之，清晰地勾勒出“比较”概念的生成。《辞海》这样解释“比较”：确定事物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可见，察同辨异是“比较”的基本特性；而察同辨异也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因此，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 法国比较文学研究者梵第根早就意识到比较之于文学研究的重要：“一种心智的产物是罕有孤立。不论作者有意无意，像一幅画一座塑像，一个奏鸣曲一样，一部书也是归入一个系列之中的，它有着前驱者，它也会有后继者。”马克思、恩格斯对比较文学产生的背景作了极为科学的说明：“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他们的预言很快被证实。19世纪上半叶，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开始发展起来。直至成为一门显学。 比较文学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及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和其他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的比较研究，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而不同国家的学者强调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以第根、伽列等为代表的法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影响研究，以韦勒克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平行研究，以阿历克谢耶夫和日尔蒙斯基为代表的俄罗斯学者则认为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不可分，应该同时并重。 比较文学研究尽管各有侧重，以致形成不同学派，但其共同点也是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与人类思维中早已存在的比较的方法在具体操作上并没有根本的差异，然而，比较文学又并非单纯的比较，有时也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具有某种特异的东西，这种特异性在于：进行比较文学研究，需要处理两个或两个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这时作为研究主体的‘我’无法超然于研究对象之外。而往往先在地认同于两个要素之中的一个．这样我们要处理的就不仅仅是两个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还包括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可见。比较文学学科中“比较”的意义具有特定的并且确切的学理内容，它是一种旨在把握“双边”或“多边”文学的内在关系．并进而认识它们的本质的具有特定内涵的思维形态、思维过程和方法论。 总之，比较是一种思维过程和方法：有意识的比较思维体现于人类思维的发展进程之中：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有其特定的内涵，是一种跨民族、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而比较文学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沦的意义。撇开文学批评而泛谈比较文学方法论．抑或文学批评方法论中忽略比较文学方法，这些都必不能探骊得珠，甚至会南辕北辙。 二、文学批评中比较文学思维的渗透 比较文学的研究趋向是在民族文化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关系，在世界文化的范围中寻觅思维本质的共性，它是辩证思维方式与方法论的结合。“如果单从方法论的角度对比较文学作历时性的追溯，那么．我们便可以发现．由于各个时期比较文学观念的不同，它的理论背景和指导思想的不同．因而在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也是各不相同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文化研究的应运而生就是很好的说明。我们还可以发现，比较文学基本的研究方法都与文学批评的理论、方法有着天然的关联，即文学批评中渗透着比较文学的意识和思维，诸如：社会历史批评与影响研究，新批评、符号学与平行研究，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女性主义批评与比较文学，文化批判与比较文学等等。 陈悖等学者在《比较文学》中指出：历史的实证的方法和审美的批评方法．是比较文学史上存在的两种基本的研究方法。并对其流变作了梳理：在l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上半期，比较文学被看成文学史的一个分支，影响研究占有绝对统治的地位，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几乎成了唯一的方法这类研究在理论上发展到极端，就是梵第根所主张的，把比较文学看成历史科学，只作事实的搜索考证，研究因果联系，而排斥审美批评。50年代之后，美国学者提倡平行研究，他们的理论背景是形式主义和新批评，因而在实践上强调审美的批评方法．强调“文学性”。这种梳理，实际上触及到了文学批评中的社会历史批评、原型批评、新批评、符号学与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的关系问题。社会历史批评与影响研究都注重事实的考据，强调实证分析，探微索隐地辨析、说明文学现象之间相互联系和因果关系；新批评、符号学与平行研究都运用审美的批评方法，致力于发掘无事实联系的文学现象之间的内在的美学价值，体现了法国学者金伯勒的思考：文学的比较研究不应当局限于“事实联系的研究”．而必须尝试把研究导向对作品的价值的思考。 文学批评中读者反应批评的理论主干是接受美学，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它将读者置于批评的中心，为考察文学现象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接受理论强调读者的参与和创造，重视读者的接受过程；比较文学关注作品的“创作经过路线”。考量比较的放送与接受，两者有颇多接近之处。接受理论创始人之一的尧斯为了论证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的关系，曾经讨论了“歌德的《浮士德》与瓦莱里的《浮士德》：论问题与回答的阐释学”。将德国的歌德与法国的瓦莱里的作品相比。这显然是比较文学的视野；而其中叉涉及到瓦莱里对歌德的接受问题，这又属读者反应批评的范畴。尧斯正是领悟到了接受理论中的比较意识以及比较文学中的接受因子，才强调：“我们研究《浮士德》时，所提出的问题，一定要针对歌德的《浮士德》和后来瓦莱里的《浮士德》所回答的问题，对症下药。”他还通过比较和接受研究发现：“歌德以他的人性戏剧回答浮士德神话的原始问题时，已经作r些改动。瓦莱里也发现歌德的《浮士德》的回答已不能满足他。于是他提出浮士德神话中蕴涵的另一个问题。”尧斯的批评实践，充分证明了随着比较文学创作活动、放送者、接受者关系网的渗透，接受美学、读者批评形成了一个新的理论层面．并由此开辟了文学研究新的探索途径。 符号学成为西方各种形式主义批评坚实的理论支撑，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都直接从中获得灵感。符号学研究力图借鉴语言符号分析法和代码理论，从意义建构的“零框架”上寻求人类文化的同一性．这与比较文学的跨学科(文学与语言学联姻)、跨文化(不同民族文化的异同)研究如出一辙。在比较文学平行研究中，有一种间接比较称为理论移植．即以一国文学理论去阐释另一国文学作品(俗称“西论中用”)。上世纪70、80年代．台湾学者杨牧和大陆学者周英雄先后对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十六中的一首小诗《公无渡河》的分析，就是借用西方文学批评中结构主义二元对立原则和符号学原理解读中国文学作品的典型案例；论者从形式因素人手，创造性地从语音层次的分析上升到语义层次的分析，由此传达出对生命的喟叹，进而揭示悲剧精神，充分体现了比较文学的理论移植方法与文学批评的符号学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的融合；这种批评实践，是结构主义诗学中国化的开拓性尝试，并显示出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的不解之缘。 女性主义批评由于其性别的独特性、理念的多元性、视角的开放性，自然与比较文学研究产生了许多契合点。当今世界女性主义批评运动千姿百态．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传统，使发生在不同国度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活动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注重社会实践而轻视理论化的英美女性主义批评、理性而多元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法国流派、争取女权强调本民族文化认同感的东方女性主义批评。新见迭出，不乏胜解，各领风骚，形成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视阈。并昭示人们：无论是社会学女性主义批评、符号学女性主义批评，还是心理学女性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一旦跨越民族、跨越国界、跨越文化．就具有了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意义。 此外，从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文学和社会学、文学和心理学的传通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窥见到原型批评、心理分析批评甚至精神分析批评等文学批评方法的特质。 辨析文学批评方法与比较文学方法之关涉．使我们得到的启示是：比较文学学科的边缘性决定了它必然要与其他学科发生紧密的关系，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较；而比较文学的根本属性是文学研究．也就决定了它在文学批评的视野中必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因此，将比较文学方法论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是文学批评方法论教学与研究的重要课题。 三、比较文学方法论意义 比较文学是比较思维与比较方法结合的产物。它以理解不同文化和文学问的差异性和同一性的辩证思维为主导，其研究方法也因此超越形式的异同类比，而包括了各种文学的不同研究方式，从而展现各种文学的特征和它们之间的辩证联系。 问题在于，处于当下这个多元参照和学科整合的时代，我们应该如何历史性地从方法论、认识论和学科本体论的不同层面，去理解和认识“比较”的不同内涵及其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去思考和探寻这种比较的价值目标将如何影响到比较文学学科方法和文学研究范式的有效性?有学者对此有着自己的见解：“特别是在当下所谓现代性视域和多元文化语境中，比较’只能建立在坚定不移地拆解文化中心主义、肯定多元文化共生权利、坚持价值倾向和发展担当互补共存的意识基础之上。如果没有这些价值理念的支撑，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方法．甚至是跨越文化、语言、民族的比较研究，同样不能保证得到这个时代的文化对话所期待的结果。”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一直伴随着方法论的探索，许多学者致力于新时期文学研究方法有效性的考求；在一致推重“比较”作为比较文学的出发点、思维方式和基本方法的前提下，学界还就“阐发法”、“异同比较法”、“寻根法”、“对话”等研究方法进行了有效的尝试：实践证明，它们无论是在比较文学领域还是在文学批评范畴，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阐发研究既是一种研究类型．也是一种比较方法。它是中国学者的一个创造。王国维、胡适、闻一多等现代学者曾尝试这种实践；1976年台湾学者古添洪把“援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以开发中国文学的宝藏”的研究，称作“阐发”研究。这种间接比较实质上属于理论移植，即以一国文学理论去阐释另一国文学作品：而一国文学理论是从该国文学创作总结、抽象而来，在被用于另一国作品阐释时，无可避免地隐含着两种作品的比较：理论移用中的逆与顺，折射出两种作品的异与同。 平行研究中根据性质类型可分为类比研究和对比研究，称为“异同比较法”。这是一种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是在异质异源的不同文化体系之间进行的比较。它要求从求同出发，进而辨异，进而探究其深层原因；同时，在异同的比较研究中，发现各自的民族特色和独特价值，寻求相互的了解、沟通和融合。 “寻根法”即“文化模子寻根法”，它是跨文化研究中文化冲突、文化碰撞的产物，是美籍华裔学者叶维廉提出的。他主张在进行不同类型文化背景的文学比较研究时．以文化模子的寻根作为基础．而且必须从两个模子的叠合处察同辨异，寻根探源，并认为，只有这样．方能穷究事物的本来面貌．达到两者的融合。叶维廉的思考．为中西文学比较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对话”是比较的重要路径，也是文化传通的有效方法乐黛云从对话的角度反观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基点和研究范式，提出了文学对话这个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基础．并深刻地揭示了比较文学的实质：比较不是理由，比较中达成直接或间接的对话并且通过对话产生互补、互识、互鉴的成果．才是比较文学题中应有之义。这也正是巴赫金所憧憬的境界：在两种文化发生这种对话性相遇的情况之下．它们既不会彼此融合，也不会相互混同，各自都会保持自己的统一性和开放性的完整性，然而它们都相互丰富起来。 当我们用“比较”的眼光审视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深感两者需要的是学理的渗透和方法的融合．还发现无论是比较、阐发、对话等一般方法。还是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实证批评、审美批评等具体方法，都能找到许多契合点，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文学批评方法论教学，重视比较文学思维的渗透．为比较文学方法留出一席重要之地，正在情理之中。 比较，需要一个“他者”。“他者之梦．也许只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我之梦，他者向我们揭示的也许正是我们自身的未知身份，是我们自身的相异性。他者吸引我们走出自我．也有可能帮助我们回归到自我，发现另一个自我。”在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的视域中，这一番言说，既充满诗意，又耐人寻味。 比较文学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 【摘 要】本文探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主要有四种类型：影响研究、平行研究、阐发研究、历史类型学研究。文章探讨前三种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试图在学术论文写作范围内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有所指导、帮助。 【关键词】当代文学 比较文学研究 运用 就大多数情况而言，文学研究就是文学评论，文学研究方法就是文学评论方法。各个学科有着共同的基本的科学的研究方法，而针对具体学科，又都有专业性的研究方法。下面我就简略谈一下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众多专业方法中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运用。 二十世纪，是整个世界在各民族及其文化的急剧碰撞、交流中走向对话和交流的重要历史阶段，而二十一世纪是全球化的世纪，尤其经济全球化更促使各民族文化跨出国门，世界文化交流更是频繁。在这种情况下，比较文学作为一种“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在文学交流日益频繁的当代社会，受到众多研究者的强烈关注。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不少学者在比较文学的研究框架中，还运用心理学、文化学、形式分析等多种方法，使文学比较研究深入全面。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具有四种类型：最早的源于法国的“影响研究”，继而又有美国首倡的“平行研究”，苏联创造的“历史类型学研究”，中国提出的“阐发研究”。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主要运用“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阐发研究”这三种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研究中“影响研究”的法国学派注重国别影响，也就是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学影响，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来印证有关“影响”的假设，凸显作家作品之间的精神联系。某个作家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对外国作家及其作品有所了解，并且自己在写作中可能受到他们的影响，如鲁迅的有些小说就是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在内容和形式上体现出了和传统小说不同之处。这种研究方法目的在于寻找作家作品跨文化相互影响的规律，研究作家接受外来影响与个性创造的辨证关系，影响发生的原因、条件以及变化过程。“比较学者们对影响所作的界说大都强调它的外来性和隐含性。”在当代文学研究中，题材处理、主题原型、艺术风格、技巧等艺术创造的范围内都可以运用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展开研究和比较。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很多作家受西方文学的影响，王蒙是比较突出的一位。我们都知道,王蒙作品中的幽默是一种“中西合璧”式的幽默，他从西方的“黑色幽默”里吸取了“浓缩的荒诞性”和“黑色的”戏剧性。并且我们知道，王蒙在十七年的创作中，在作品的结构方面独树一帜地采用意识流动结构法，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他的这种写法与西方的现代派的表现手法有着深刻的联系，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方面，运用“影响研究”的方法研究西方文化对王蒙创作的影响。这方面论著如《论王蒙小说的文学空间》李珠鲁(韩国仁济大学中文系)就重点考察了王蒙小说所展现的文学空间形态及其性质,探讨王蒙在艺术创作中如何运用现代主义的意识流交错手法来结构作品，强调了西方意识流手法对王蒙小说创作的影响。再如许子东《当代小说探索与西方现代派文学影响》，就探讨了西方文学流派对新时期小说创作的影响，《沈从文与精神分析学说》注重研究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对沈从文的文学创作的影响。当然，影响都是相互的，在看到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学影响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影响，要找到文化影响对作家作品影响的普遍规律。在当代文学中这样的影响俯首皆是，我们要用发现的眼光更深入研究当代文学。 美国学派提倡的平行比较方法研究，提倡文学跨国界“共时性”研究，是“将那些相似、类似、卓然可比，但是并没有直接关系的两个民族（或几个民族）文学，两个（或多个）不同民族的作家，两部（或多部）属于不同民族文学的作品加以比较，研究其异同，并导出有益的结论。”也就是以文学作品为中心的比较方法。是对那些没有事实联系和影响的文学现象进行跨文化的对比研究，将不同的文学现象贯穿起来，揭示它们之间的逻辑和理论联系，以探索世界文学创作的共通规律。平行比较方法包括两种类别的研究，一是探讨作品的类同，一是探讨作品的对比。它并不是将两种文学简单地相比，而是在主题、题材、类型诸方面建立比较关系：以文学作品的主题为中心，考察同一主题在不同国家的文学里表现的异同点；以题材为中心，分析同一题材在不同国家文学中的不同处理；按照文学的不同类型进行分类比较，如风格比较、情节技巧比较、人物形象比较等等。如《〈天龙八部〉的原型分析（从〈俄狄浦斯王〉谈起）》,这两个作品乍看上去毫不相干，但作者通过深入研究从作品表层的巨大差异中找出了它们之间深刻的内在一致性。《不同国土上的荒野：中西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不同语境》、《廖辉英〈盲点〉与张爱玲〈金锁记〉中的母亲角色》等，都为我们的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视野和有效的研究方法。对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民族的文学作品也可以采用这种比较分析的方法。 在运用平行比较方法时，对比研究注重在某类现象的比较中寻找差异时，较多采用演绎思维方式，如对中西文学中吝啬鬼形象的比较研究;类同研究在差异中寻找共同点时，则更多使用归纳思维方式，从个别中见一般，分析文学的社会、历史土壤和文化条件的研究，如《〈莫须有先生传〉与〈堂吉坷德〉之比较研究》。平行比较研究方法拓展了文学研究的领域，让我们的视野更加开阔，在更广大的空间中来研究文学，是大有裨益的。 中国提出的阐发研究，也就是用西方的理论阐发中国文学。这种研究方法在近十几年受到学者相当的重视，并作出了相当的成绩。比如用精神分析法来分析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形象，可以更加透彻地看到狂人的无意识行为中隐藏的心理动机，能够更好地理解狂人形象，进而为理解作品找到突破口。《艺术心理与政治心理的冲突——矛盾小说理性化倾斜的心理学阐释》运用荣格的心理学理论分析矛盾的小说创作，可以说是另辟蹊径，从非传统研究方法中挖掘出作品更多的内容，让我们看到了作品内容的更多层次。二十世纪西方在文学理论方面大有收获，文学的各个环节，不管是作家、作品、读者还是文学创作过程，都有一系列的理论，这些理论传到中国，对当代文学的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如结构主义理论，新批评理论、存在主义理论、女权主义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等，我们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可以运用这些理论来寻找与当代文学的契合点，用它们的理论来分析文学作品，可以融会贯通，更加细致地解剖作品。《中韩当代女性小说的对比研究》就是运用女权主义的理论来分析中韩当代女性小说的异同。《须一瓜小说中的荒诞性》则是从存在主义的理论出发，看到须一瓜作品中的荒诞的性质。当然，不管我们运用什么理论去阐述文学作品，研究之前都要对一种理论模式做分析和选择。另外我们还可以在寻找文学创作与历史、宗教的联系中，加深对文学的认识，如当代作家的宗教信仰对创作的影响，当代作家创作与佛教、道教文化的关系等。如贾平凹、孙犁等作家作品中传递出浓重的道家文化，就可以研究他们的创作与道家文化影响的关系等。 我们对中外的文学作品、作家进行比较研究，同时我们也不要忽略了在历史纵向范围内的对比研究，可以探讨中国古代、近代文学对当代文学的影响，可以将不同时期的作家的创作行为及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如《张爱玲、王安忆小说创作中的市民意识比较》《异中有同的两种中国味：观照赵树理和汪曾祺》等，可以加深我们对作品的理解，加深对文学的认识。 总的说来，新时期文学的比较研究，是一个容易出新的批评领域。借鉴新观念、新方法，剖析比较研究对象，作出新颖而深入的发现、体现出鲜明的当代性特征。 比较文学论文: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一、现代文学作家、社群与思潮 (一)战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与文艺社群 1945年以后，大陆学者文人随国民政府来台者众，当时进入台大任教的几位师长，带来了“五四”文学的精神，也开启往后的现代文学之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文系有台静农，他是鲁迅的学生，来台后虽然转向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但他的小说集《建塔者》、《地之子》，后来也出版了，使读者一窥“五四”遗风。在外文系则以夏济安为代表，他创办《文学杂志》，带动写作风气，影响了当时仍是学生的白先勇等人，也缔造了学院派文学杂志的成果。当时的青年学生辈，有来自大陆的学生，也有台湾本地出生的青年，他们因为进入台大就读，受到这些老师前辈的启发，以及同侪间的鼓舞，纷纷崭露创作的才华，终于成为台湾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这些学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叶庆炳、张健、吴宏一、柯庆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杜国清、叶维廉等，各自在诗、散文、小说创作方面留下可贵的成果。林文月、叶庆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参与蓝星诗社的创立，张健亦为蓝星主要成员，杜国清、叶维廉则是笠诗社、创世纪诗社的重要成员。而以白先勇为主的《现代文学》杂志在1960年代创办，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等人，都是创始社员，共同推动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 (二)文学杂志对现代思潮的译介 由夏济安主导的《文学杂志》创办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结束。但这份刊物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代表台湾战后初期的文学潮流中，一群学院里的师生对于文学的喜好和坚持，并开辟另一个有别于“战斗文艺”的园地。他们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创作，文学理论的译介、中西文学的相关论述也相当多，这个现象可以说开创了一种风气，也就是将现代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理论、西方文艺思潮连结，提供给创作者和读者新颖的观念。以白先勇为主导的《现代文学》深受其师长辈创办的《文学杂志》之启发，该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发行51期，由白先勇负责筹措资金，而外文系的几位同学一同写稿、译稿和拉稿。比起《文学杂志》，《现代文学》更强调创新的精神，他们努力介绍各种西方的思潮、创作观念，以便所写的作品可以表达属于现代人的艺术情感;对于西方文学与理论的介绍，《现代文学》更以“专号”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译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绍，并附带加以评论。除创刊号推出“卡夫卡专号”，也曾刊出多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专号，对于艾略特的诗作与诗学，更前后刊出多期。《现代文学》编辑群对文学充满热情与执着，而这些译介，为创作者与读者带来不同的视野，开拓更多元的文学品味。 二、比较文学的学科成立与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以译介外国文学与理论为宗旨，进而启发作家的创作以及解读作品的角度，其实已略具比较文学的雏形。进入1970年代，台大文学院更以三轨并进的方式———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成立比较文学会以及结合《中外文学》，促进了比较文学在台大扎根与茁壮。1970年，台大外文系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推动者是当时文学院院长朱立民与外文系主任颜元叔。但这个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学博士班的路线，反而希望结合外文系与中文系的学术资源，使学生可以同时接触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进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国/外国文学双重视野的比较文学研究。纪秋郎、单德兴、李有成、高大鹏、陈昭瑛、古佳艳等，都获得此博士学位，成为外文、中文学界的优秀学者。近年台大外文系虽已将比较文学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较文学仍是其修业与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学者与叶庆炳等四位中文系学者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并藉此在《中外文学》开始介绍比较文学的观念和发展;譬如《中外文学》创刊号(1972年6月)即刊登李达三著、周树华与张汉良译的《比较的思维习惯》，仿佛已经有所预告，2卷9期则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译的《比较文学的目的与远景》(1974年2月);其后则陆续有袁鹤翔《中西比较文学定义的探讨》，李达三著、许文宏与冯明惠译的《东西比较文学史的检讨》等文章，一路推进，颜元叔、胡耀恒、朱炎、叶维廉、张汉良、陈慧桦、古添洪等，都是比较文学的旗手。古添洪与陈慧桦编著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李达三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8年)二书，可说是最早结集的相关著作。而叶维廉、古添洪与陈慧桦在东大图书公司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更可说是具体的成果。此外，结合外文、中文两系教授的“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自1974年8月起对外扩大征求会员，凡大专院校教师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较文学者，皆可申请入会。而学会也每年度主办国际或全国比较文学会议，开放对外征稿，相关的征稿主题、研究论文也都以专号的形式收录在当期的《中外文学》或另一英文的比较文学刊物《淡江评论》(淡江大学外语学院出版);譬如第4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1983年8月)，第5届主题为“现代主义与中西比较文学”(1987年5月);第25届全国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灾难、创伤与记忆”(2001年9月)、第30届主题为“认同的变向:全球化时代的主体生成与转化”(2006年5月);无论其主题是企图与中国文学对话，或是呼应世界文学脉动，或是跨领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带动台湾学界的研究潮流，累积丰富的学术资源。外文系主导的比较文学博士班、比较文学会，再加上《中外文学》，形成了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铁三角。我们也可以发现，就在《现代文学》即将衰退之际，1972年6月，外文系与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发起创办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学》。这些学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齐邦媛、颜元叔、胡耀恒与中文系郑骞、叶庆炳等人;而该刊自创刊以来，迄今一直稳定出刊，在台湾学术界已占有关键性的位置。《中外文学》创刊初期，系以颜元叔为主导人物，他引进新批评，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细读洛夫的两首诗》，掀起一串现代诗论战;而后又连续登载王文兴小说《家变》，并举行座谈会，引起各方注目、论辩，具体呈现学界与读者大众对这篇小说褒与贬的两极化情形，也为现代主义小说的读者反应留下珍贵的纪录。《中外文学》也曾连载林文月翻译的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书，引起很大的回响。该刊既命名为“中外”文学，除了对外国文学以及理论的译介，当然也兼纳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论文。除现代文学研究外，也有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属于中国文学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传记考述、作品流派、文学史研究，另外更为突出的则是以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例如张汉良的《“杨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结构》(1975年4月)，系以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研究古典小说“杨林”、“枕中记”系列故事，这种研究视角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台湾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综览《中外文学》的文章，可知其编辑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较文学”在台大外文系的扎根与开展着实有密切的关联。《中外文学》在1980年代以后，逐渐聚焦在对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介绍，例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后殖民等理论，透过专题邀知名学者撰稿，无论是就理论观念加以译介，或是以文学作品为例实际操作，都成为后来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长了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风气。 三、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作家的培育，本不限于任何科系，但因为小说家白先勇、王文兴等人的光环，“作家都是出自外文系”的说法也流传一时。然而随着中文系现代文学课程的增加与写作风气渐盛，出身中文系的作家，以及投入现代文学研究的中文系学者，也日渐增多，“现代文学”遂形成中文系学术传统的脉络之一;这方面，曾任系主任的叶庆炳教授实有开创性的贡献。而当代年轻一辈的作家譬如散文家陈幸蕙、简，小说家郝誉翔、黄锦树，诗人陈大为等，都是台大中文系毕业。在外文系方面，虽以外国文学课程为主，但中文、外文两系常有合作开课的例子，如外文系王文兴所授的现代小说、王建元所授的文学批评、齐邦媛所授的高级英文(讲授英美小说与诗)等，系为中文系而开;中文系也长期为外文系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因此除了在文学杂志上的通力合作，在课程、师资的援引上，中文与外文两系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担负文学教育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8月，台大成立台湾文学研究所(简称台文所)，因为课程设计与发展方向的关系，进入台文所的学生，不乏已经有现代文学作品集出版，或是已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加上各教授的专业取向，台文所加入了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阵容。按，台湾文学的发展，于史可考者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除1930、1960年代是现代主义兴盛时期外，台湾文学的多元性，以及与日本文学、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关联，都可以从中发掘比较文学的议题。是故，台大教授对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除了前文所介绍外，近年可以看到的是，中文系何寄澎的现代散文研究、陈翠英的现代小说研究、外文系廖炳惠的后现代研究、廖咸浩的文艺/社会思潮研究、张小虹的性别/同志文学研究、流行文化研究，刘亮雅的台湾后殖民小说研究、朱伟诚的同志文学研究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而台文所教授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可说更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柯庆明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郭玉雯的张爱玲小说研究，王文兴小说研究，梅家玲的现代小说研究、眷村小说研究，以及洪淑苓的现代诗、女性文学研究，都已出版相关的学术论著。另外，黄美娥的日治时期台湾通俗文学研究、张文薰的日治时期台湾新文学研究以及苏硕斌的台湾都市文化与文学研究，也都为现代文学研究扩充了领域与视角。 四、结语 展望历年来的台大师生藉由现代文学创作、译介与发行文学刊物的成果，和台湾文坛产生密切的互动，在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上更有开创性、主导性与关键性的位置。现今，为了促进现代文学研究，总图书馆也积极展开作家手稿资料的典藏工作;目前已有王祯和、王文兴、林文月与叶维廉等作家的手稿典藏。而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也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常模，相信台大教授与研究生将秉此深厚的人文传统，在新世纪共同勾勒出台大、现代文学、比较文学以及文学史的复杂网络。 作者：洪淑苓 单位：台湾大学 比较文学论文:比较文学中文化研究的概况与问题 一、关于比较文学研究转向的合理性问题 （一）国际文学研究“向外转”趋势必然指向文化研究 文学研究的“向外转”自然都指向了文化。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几乎是当代文学研究各派别的共同趋势。比较文学的开放性决定它向来都能对学术研究的变化做出敏感的反应，更何况它本身就有着文化研究的性质。20世纪80年代初期比较文学的“理论化”倾向就是这种“文化热”的开始，而9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的趋势变得更加明确更加自觉。 （二）比较文学的研究视域决定了文化研究的合理性 随着全球趋势的日益迅猛，从比较文学的本体论—比较视域来看，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必然成为比较视域的基本内涵，而跨民族与跨学科是比较视域中的两个基本要素。比较视域具有联系及流动的特点，使比较文学不断打破自身的局限，拓展自身的领域，并使这一学科超出文学研究的范畴，进而从文化的角度进行文学研究。与比较视域的联系性特征相联系，比较视域始终持一种多元的，开放的研究态度，随时间变化和时代变迁调整自身，这是比较文学研究最重要的特点之一。随着全球化的到来，比较视域走出了欧洲中心，进入了一种在多元文化语境中进行文学研究，在多元文化语境下相互参照、相互阐释的时代。大家熟知的美国学者厄尔•迈纳、加拿大学者米列娜•多列热诺娃等，都积极地对中西文化、文学之间的关系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再从比较文学安身立命的基点———比较视域来看，在全球化时代，比较文学中文化研究的兴起和发展也是符合这一学科自身的学理特征的。 二、比较文学中文化研究的概况及问题 “二战”后，文化研究在英国逐步兴起，80年代传到美国并形成多元发展的趋势。它主要关注当代的非精神文化及大众文化，提倡一种跨学科、超学科的态度，把文本分析与其他研究方式，诸如结构学、人类学、心理学相结合。它所运用的多学科、多维度的方法给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东西比较文学的兴起，比较文学研究要求彻底打破“欧洲———西方”占据世界文化中心地位的观念。于是结构主义、文化相对主义等学说，有了施展理论价值的天地。比较学者用这些理论来说明不同文化体系的文学之间的平等关系，说明文化交流中的对等原则和互补、互惠关系等等。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引入包括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等在内的后现论，有效地调整了比较文学近十几年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偏颇，大大拓宽了比较文学的疆域，为比较文学输入了新观念、新术语，形成了文化人类学与比较文学、女性主义与比较文学等颇具特色的研究领域。通过上述文化理论的研究，有利地推动了东西文化的对话与沟通。中外许多著名学者都把目光投向本民族以外的其它文化体系，并对之进行研究，如艾田伯的巨著《中国的欧洲》、美国学者厄尔•迈纳出版了《比较诗学———东方与西方》等。 另一方面，比较文学的具体研究中引进文化比较，这也是比较文学研究进一步深入发展的需要。文学是人类文化这一庞大有机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创作总是在既定背景之下进行。反过来，文学又是人类文化成果的一种富有独特价值的载体，包含丰富的文化内涵，而这种内涵又只有联系文化背景才能发掘。东西比较文学兴起后，文化研究显得更为必要，更加迫切。东西方文学分属不同的文化体系，在许多方面存在巨大差别。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引进文化研究，对东西文化的异同进行内在的、深层次挖掘，同时把东西文学研究置与广阔的文化研究的背景之下。这样才能把东西文学比较中出现的不同现象和共同规律，诉诸于东西方不同的文化体系，并在其中寻找原因。这就需要东西文化加强沟通和对话，按照互识、互证、互补的对话模式加深彼此之间的了解和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吸收对方文化中的长处为我所用，从而更好的促进自身文化的发展。同时，我们必须看到，文化研究本质上是一种具有非边缘化、解地域化等特征的非审美性文学批评。它重在揭开大众文化形式和实践中意识形态的机制。因此，文化研究是反精英的，它的视野里自然没有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低俗与高雅之分，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文化研究越来越对精英文学研究意味着挑战。文化研究的这种倾向也对比较文学研究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首先，比较文学研究中出现了经典文学研究衰微的趋势。大众文化和文化研究相互推进，瓦解和虚化了自律性和思想性的经典文学的价值和文化意义。因而在比较文学中甚至出现了以欧美与中国的影视文化、饮食文化的研究代替了对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的经典文学的比较分析，抛弃了古典文学和精英文化。社科院文学所所长杨义指出文学研究在追求学术现代性的同时，要对浩繁而灿烂的古典智慧进行深度的现代转化，开展一种汇通中外、有容乃大的文学学术工程。他的话对我们应对上述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一方面，要运用现代文化理论重新审视、解读传统经典文学，对其进行现代化改造。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运用21世纪的新人文精神所倡导的文化与文化之间的沟通和理解，尽量扩大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商谈、讨论和宽容的空间。双方要同等尊重彼此的尊严和存在的权利，互相学习对方的长处，补充自身的不足，缓和近年来二者出现的严重冲突与交锋。这也有利于比较文学在一个更为宽松、广泛、平和的文化语境下，从文化理论和政治权利话语的角度研究文学现象，使文化、文学相互沟通、利用。 其次，比较文学研究中出现了“泛文化”研究趋向，忽视了比较文学归根结底是一种文学研究。从最近几届国际比较文学大会及地域性的会议讨论的中心题目可以清楚地看出，学者门热衷的话题似乎不是文学自身，而是文化差异、人类学、宗教等不同的文化领域。针对当前比较文学界出现的“泛文化”倾向，我们应该如何保持对比较文学学科的清醒认识？如何体现比较文学的文学性？简言之，要对比较文学这门学科有一个正确的定位。比较文学本质上是一种文学研究，它的出发点和归宿都应该是文学。文化研究是为了丰富和深化比较文学研究，作为它的背景和补充，只能居于次要的位置。比较文学工作者要以文学文本为出发点，并关注文学作品的内在价值，同时要正确处理文学与其它学科之间的关系。刘象愚教授说得好“比较文学工作者无论在不同文化和学科的领域里跨出多远，研究的立足点应该始终在文学上，强调‘文学本科中心论’对于保持比较文学的生命力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三、21世纪的比较文学展望 比较文学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到今天已经蔚为大观，被认为是21世纪的一门“显学”。21世纪的比较文学研究，既要树立一种文化全球化与多元文化意识并重的文化观念，又要成为人类精神相互对话和沟通的语境和操作平台。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它实际上已经扮演了一个不可或缺的文学与文化中介与交流媒体的角色。世界范围内的文化碰撞、文化交流过程，都在作自觉或不自觉的比较、鉴别，而比较文学研究在这个过程中，以其自身独特的方法法或思路，让人们即认识了自己———本国本族的文学与文化，又认识了“他者”———他国他民族的文学与文化，甚至还可以在此基础上把握世界文学的共同走向与共同规律，这是国别文学或民族文学研究所无法企及的。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乐观地预见，比较文学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21世纪将有更大的学术空间，对世界文学和人类文明将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本文作者：何玉 单位：山东科技大学国际交流处 比较文学论文:比较文学的内外研究 一、国外比较文学是一种真“外部”、伪“内部”的文学研究 文学研究的内外问题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在比较文学发展史上，所谓的美国学派与法国学派之争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之争。在法国学派的比较文学理念中，基本原则就是去寻找和实证确实存在过的“事实联系”，能够实证的事实联系是法国比较文学的基石。如卡雷对比较文学下的定义为:“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支;它研究国际间的精神关系，研究拜伦和普希金、歌德和卡莱尔、司各特和维尼之间的事实联系，研究不同文学的作家之间的作品、灵感甚至生平方面的事实联系。”卡雷的定义对法国学派影响深远，他基本奠定了法国比较文学注重文学外部关系的基调。其后梵•第根的定义更突出了法国学派注重外部研究的特点。梵•第根指出:“比较文学的目的实质上是研究不同文学相互间的关系。”显然，“国际间”“不同文学的作家之间的作品、灵感甚至生平”“不同文学”“事实联系”这些字眼，充分表明法国学派注重的是文学外部因素的研究，注重的是事实关系，探讨的是不同文学现象间的影响与传承。或者说，体现在量上，法国学派研究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文学现象之间的事实关系。 美国学派针对法国学派的外部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他们反对法国学派重视外部联系，忽略文学内部关系的做法。但美国比较文学并不仅仅就是后来的美国学派，在美国学派崭露头角之前，美国已经有不少学者从事相关研究。真正把美国比较文学推到世界学术前台的是韦勒克。他在《比较文学的概念》中对法国学派提出批评，认为“他们过于重视‘事实关系’，对比较文学定义的解释比较狭隘，忽略了对艺术作品的美学分析”。在此基础上，美国学者着力于平行研究，即研究没有事实关系的两种或两种文学现象以及进行平行的跨学科研究。从此，美国学派开始发出自己的最强音，这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人物正是韦勒克。而韦勒克作为“新批评派后期的核心人物，也是西方学术界公认的二十世纪最博学的文艺批评家之一”，“是一个执著于对文学进行内部研究的批评史家”。他的重要贡献是把文学研究划分为“内部批评”和“外部批评”，并更钟情于文学“内部研究”。但这里的问题是，不能因为韦勒克的“内部研究倾向”，而想当然地认为美国学派倡导的比较文学本质上是一种内部研究的比较文学。“实际上，他虽然身为该学派的元老及平行研究法的主将，但却未曾盲目地局限于这种方法，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超越。”而且美国学派的其他领军人物并不完全赞同韦勒克的主张。我们考察美国学派对比较文学的定义也不难发现，美国学派的比较研究并没有分清楚韦勒克式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 在韦勒克那里，内外之分不仅仅指的是文学要同社会历史批评脱钩，不仅仅指的是文学要脱离政治、脱离历史赋予的“因果性”联想，还指的是文学研究要“区分文学作品的‘本体存在’与‘经验存在’，并由此确立这样一个理论论点:文学研究的对象是文学作品的‘本体存在’，即一种‘符号与意义的多层结构’”。韦勒克认为，文学作品建立在语言基础之上，但又不局限于语言，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声音层面、意义单元和世界层面”，是一个“符号与意义的多层结构”。“内部研究”就是对这一现象学意义上的“本体结构”的研究。而“外部研究”则主要涉及文学作品的“经验存在”，诸如它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作家的心理情感状态以及读者的接受印象，等等。由此可见，韦勒克“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二元区分最主要的话语功能就是要突显文学作品这一超越一切经验现实的“本体存在”由语言构成的“符号结构”，并进而对其进行审美的分析。因而，所谓的内部研究就是指对文学本体结构的研究，关注的是文学语言的符号性，而外部研究则指的是对文学经验层面的研究，包括我们想当然地认为会影响到文学的种种外部因素，如社会历史背景、作家创作心理、读者接受情况等。再来看美国学者对比较文学的界定，以雷马克为例，他指出:“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及信仰领域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 雷马克的定义如此粗糙，但奇怪地是，国内学者在写作比较文学教材时竟然没有人对这样一个内涵和外延几乎都不确定的定义进行责难和质疑，而是想当然地把它作为美国学派的代表性定义接受和吸纳。殊不知，美国学者在比较文学上的贡献要远逊于他们的法国同事。除了众声喧嚣地进行所谓的理论变革之外，他们在比较文学上的贡献可谓少之又少。从雷马克的定义里，我们除了能感觉到新批评的一大弊端———不负责任地乱联系之外，几乎感受不到它的精髓所在，更不用说韦勒克的“内部研究”了。韦勒克的重要贡献就在于其对文学批评的重新解释和定位，但是他的“文学性”研究方法，除了在文学批评上卓有成效外，在比较文学领域几乎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回响。美国学派号称进行了比较文学的内部转向，从事实联系转向了对文学审美性研究上，以至于国内学者把平行研究的可比性界定为审美价值关系，但是从美国学派的定义和研究中，很难感受到其价值和审美究竟体现在哪里。 因而，其实可以下这样一个论断，美国学派的平行转向，实际上是把比较文学的外部研究扩大化了，并没有解决文学审美关系研究这一问题。我们热衷于翻译各种各样美国学者的理论，实际上如果我们清醒一点就可以发现，即便是在理论建设上，美国学派也是少之又少。除了反叛之外，他们几乎一无所有。从比较文学研究文学外贸到无所不包的大“跨越”，国外比较文学注定打上了在文学外部关系兜圈子的理论缺憾。 二、中国比较文学的理论尴尬及其越陷越深的理论沼泽 反观中国学者，我们缺乏对国外学者批判的力度，并没有意识到国外比较文学研究的真正问题所在。再不客气一点说，我们是在美国学派大而无当的泥潭里继续深陷不出。这种情况不是比较文学独具的特点，整个外国文学研究似乎都存在这一问题。在貌似客观和真实的学术研究立场上，我们集体性盲从，集体性不敢说“不”。一旦有人对国外理论提出某些质疑，马上就有相关人士从各种角度进行辩护和还原。这种情况暂时不会改观，惯性思维的存在促使一批人仍然靠外国理论活着。试看国内学者对比较文学性质的一些界定。学者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刘象愚先生。在《比较文学的不变与变》中，他指出:“比较文学的不变，在于标志它本质特征的那些东西。我想，至少有三点是它必然要坚持的:第一是跨界性。由此出发，比较文学的研究要跨越不同民族文学的界限之类，因而比较学者也需有两种以上语言、文学与文化的学养;第二是方法论上的比较性。也即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有效方法;第三是文学性。由此出发，比较文学的研究，无论跨越了什么样的界限，总须把文学性也就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那些基本性质置于自己的核心。舍此三者，比较文学则将丧失自我而不复存在。”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界的代表性人物，刘象愚先生对中国比较文学进行了最精彩的总结。但是这三个方面存在的问题依然是内外不分。我们不是强调文学研究一定要进行内部研究才算高层次，但不可否认的是，如果缺少内部研究，文学研究的价值肯定会大打折扣。从国内比较文学的理论建设和实际研究来看，其关注焦点仍然是外部研究。 首先来看“跨界性”。“跨”意味着越界，一旦越界就必然出现参照物。在比较文学相关论述中，这种参照物往往以“他者”面目出现。按照相关学者的看法，中国文学只有跨出去，在“他者”参照中才能显示自我的价值和存在意义。因而，相关学者在进行论述时，基本上都会采用或提到“他者”这样的观照视角。比如孙景尧教授的《简明比较文学———“自我”和“他者”的认知之道》(属于较早的比较文学教程)明显地具有这种倾向。但“他者”尽管可以彰显“我”的特异性存在，从而可以更清晰地确定“我”的特点和意义，但假若“我”本身的特点和内涵并不明晰，或者说，“我”缺乏足够的力量与“他者”进行对比时，“他者”很可能越位取代“我”的存在。 而且，回顾“他者”理论的学术发展史可以发现，最早对“他者”进行过阐释的黑格尔，是把“我”与“他者”的关系放置在主人与奴隶这一对应性关系中进行思考的。所以，“他者”一开始就打上了奴隶的烙印。在后殖民理论中，“他者”就是边缘化的弱势群体。换而言之，按照这种理论，中国实际上是处于“他者”这样一个范畴里。如果我们忽略“他者”的这种文化劣根性，想当然地变“他者”为“我”，试图用一个带有西方学术话语权色彩的词语构筑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难免会导致策略上的失误，甚而言之，会中了西方文化的一个圈套。因而，在跨界性中，中国比较文学试图站在一个客观的“我”与“他者”立场上去讨论问题，去面对世界文学、世界文化，天然地存在一个缺陷，即主体本身的不完善以及“他者”过于强势。词语的转换并没有太大意义，反而掩盖了一个“敌强我弱”的事实。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进行研究，很可能由于“我”自身的缺陷，导致间接或者无意地证明了“他者”(主要是欧美文化)的优越性，而由此导致“我”的瓦解和崩溃。 值得注意的是，比较文学学界为什么会一边倒地在“他者”问题上兜圈子，甚至连一点点微弱质疑的声音也没有呢?我认为主要原因就在于国内学者对世界环境的定位过于宽泛。我们相信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相信西方现代哲学讲述的就是真理。换言之，立足于世界大环境，我们相信需要对话、需要交流;立足于现代西方哲学，我们相信哲学已经发展到了“他者”证明“我者”的时代。全球化的背景以及文化相对主义的潮流，在某种程度上抹杀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前提，导致了相关学者的盲目乐观和理想主义。 究竟该怎么看待这一问题呢?全球化究竟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一定要参与对话吗?不对话可以吗?我们的对话到底有多少说服力?时代对学术的影响是必然的吗?我们是不是在宏观地谈论世界形势而缺乏微观地合理分析呢?一味追赶西方的“流行风”可行吗?真的是当前最新的研究就是最有价值的参考吗?“他者”真的就具有绝对的魔力吗?比较文学在说明自己存在理由时有意无意地制造了一种宏大叙事———空谈世界形势、空谈全球化、空谈文学交流的日益频繁化，并宣告“世界文学”的时代快要或已经来临。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大都相信交流无可避免。交流当然无可避免，即便没有全球化这个世界依然需要交流。但世界文学时代的来临究竟有何实际意义，除了在理论上表明民族文学之间交流日益频繁，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上它的价值有多大?至少在当前的研究中并没有体现出来。与此同时，对于比较文学的本土立场上，中国比较文学很少涉及。我们只是空谈一些历史问题，空谈一些源流问题，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真正应该关注的中国现实问题很少涉及。 这样的学术立场决定了根本无所谓对话不对话。我们的立场跟西方的立场没有差别，都是对西方生存环境的宏观回应。唯一区别的是，对他们而言，这个宏观现实场是真实的，对我们而言，我们只是在想象世界的处境，想象他们的立场，进行迎合性研究。至于对我们自己的推介，则少之又少。在国际学术会议上，我们很少能让外国人了解我们自己，反而是我们在向他们表明我们到底了解了他们多少。这样的情况就决定了“他者至上主义”的过分与“我”的彻底失语。所以中国在多大程度上融入了世界大环境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就想当然地认为这个时代就一定会对我们发生巨大作用。对于建立在上述立场上的“跨”，就不能不重新进行审视。我们是不是跨的有点太写意，跨的有点太脱离中国国情，“跨”得太超越学科发展的速度。同时这种无边无际地向外跨，很容易就使得文学研究变成一种无法约束和界定的研究。我们经常批判“x+y”式的比较文学研究，但是仔细研究一下相关论文，有几篇不带这样的比附?在这样的跨上，我们很容易就会把文学研究变成一种“他者”研究，很容易造成比较文学的“向外转”，从一种本位主义变成一种他者主义。 再看比较文学的“比较性”和“文学性”。比较，顾名思义，面对的至少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对象。结合前面所讲的跨，不管这种“跨”是跨语言、跨国家、跨民族，还是跨文化、跨文明、跨学科，一旦比较与这些“跨”相结合就注定造成一种文学外部研究的假象。这也是当前比较文学研究执着于文学外部研究的一个原因。在历史上某段时期，我们已经受够了文学外部研究的摧残，当然这并不是文学外部研究的问题，而是因为不知道如何处理二者关系的问题。现在我们一方面畸形反对、极其厌恶这种外部研究，另一方面又从骨子里摆脱不了这种研究方法和视角。而真正的比较文学研究应该不太在意是否是外部还是内部研究，而看重的是其能否让我们领略文学作为艺术带给我们的美感，以及文学能否作为思想研究的自由领地，催发出新的有益于时代的思想。因而所谓的文学性就在于以上两点。但是比较文学的文学性究竟何指?我们一般认为比较文学的文学指的是文学研究，可究竟什么是文学研究中的“文学”?究竟什么是文学，对比较文学而言是一个致命的问题。中国学术界对文学的理解基本上还停留在康德、黑格尔阶段上，强调美的理念与感性形式的统一，认为美具有无功利性、无目的性等，认为文学的文本性存在是文学的正统，承认经典永久性，执拗于追寻文学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尽管我们引介了那么多西方文学理论，但我们仍然坚守着自己的文学观念。现实主义仍然是中国学界比较认可的一种文学创作方式，也是学者们进行研究时有意无意地一定要到此一游的必经之地。之所以这样，主要原因还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德国血缘。马克思没有系统的文学美学理论，因而德国古典美学起到了替代作用。再加上苏俄文学实践的影响，整个中国文学美学研究现状也就不难理解了。整体而言，我们的文学审美观念仍然是近代的，带有很深的传统印记。 但是我们所处的现实情况是，文学已经在发生种种变化。无论从作家群体还是作品存在形态，无论是从读者接受群体还是作品传播媒介，全方位的变化已经改变了文学的本质。但是充斥在大学中文系教科书里的“文学”很多年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尽管我们承认传统的文学观念仍然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合理性，但是比较文学真的就能承担起审美价值关系研究的重任吗?至少在当前的比较文学研究和实践中，我们没有看到太有说服力的成果。对“文学”重质轻文的认识改变不了，对文学本身的定位依然停留在貌似“重内部”实际依然“重外部”上，中国比较文学的“文学性”必然找不到立足之处。就此而言，中国文学本身的定性和定位，直接决定了中国比较文学“文学性”的解读和展开。诚如有学者所言，比较文学在国别、总体层面构成另外一种文学研究逻辑。但是假如承认这一点，是不是要成立国别文学和总体文学这样的学科。有人可能会认为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即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别文学，但是对于中国文学而言，其内涵外延非常明确，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模糊;或者存在模糊也并不影响其学科的合法性。而比较文学显然不具备与之并列的明确性和合法性，更不用说总体文学了。同时，国别文学中的“文学”，不仅指的是文学研究，还可以指文学现象，而比较文学的“文学”如果强制性地界定为文学研究，显然是与国别文学这一概念不能形成并列和互补关系，两者逻辑联系并不严谨。 三、结语 从文学的内、外部研究这一角度来分析比较文学的“文学研究”性质就可以发现，比较文学仍然处于一种暧昧不明的状态。究竟是外部研究还是内部研究，究竟是走向世界还是固守中国本位，这些问题依然需要进行思考，特别是后者。在一个本位主义极度薄弱的民族文化和文学里，奢谈走向全球化，奢谈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只能造成中国比较文学更加积重难返。比较文学的内外部研究，表面上显示的是文学研究的内外之分，从本质上讲，反映的也是本位主义与外来主义之间的冲突。 本文作者：许相全 单位：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比较文学论文:小议比较文学的形象学理论 一、整体总论 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形象学突破了原有的文学阵地，从文学形象转向文化形象的研究，异国形象的文化问题也因此备受关注。如吴鸿志、蔡艳明的《异国形象的文化误读》、姜智芹的《文化过滤与异国形象》、姜源的《异国形象研究中的文化意义》、杜平的《异国形象创造与文化认同》等文章探寻了异国形象在不同文化中的认同、误读、过滤等现象，揭示了这些现象形成背后的文化根源和动机，阐释了不同文化中异国形象的复杂性和多元性。需要指出的是，形象是对文化现实的一种描述，本身就包含着文化的成分，形象学的文化转向和异国形象的文化研究只是一种文学的文化审视，二者都不能脱离“文学性”这个根本。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理论体系，理论体系的建构决定着学科的定位。具体来说，国内的形象学理论体系主要表现出三种形态:一是基本沿袭欧洲形象学理论。这是国内早期形象学研究的常见形态，并被大部分比较文学教科书所采纳。二是在借鉴西方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一些观点的确为形象学理论注入了新鲜血液，如周宁的《跨文化研究:以中国形象为方法》。也有一些观点表面上充实了形象学理论，但缺乏坚实的个案研究，经不起深入推敲。三是在形象学文本研究和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理论见解，如孟华等著的《中国文学中的西方人形象》。这种个案研究对形象学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代形象学对传统理论进行革新，从对形象真伪的辨析转向形象建构者的讨论，从实证主义“是什么”的关系考证转向审美批评“为什么”的本质探求，从注重求同的个体研究转向注重差异的总体研究，这需要我们坚持经验和批判并重的立场，在一种宏观的视域中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对形象学给予全景式的关照。 二、基本问题探究 理论体系的建构离不开学科基本问题的探究。形象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主要包括形象学的定义、研究内容、范畴、方法、意义功能、学科归属等问题。 形象学的界定是形象学理论的首要问题，而形象学定义的核心在于对“形象”的理解。国内对形象的定义和理解或者直接沿用法国学者巴柔的形象学定义:“形象是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的对异国认识的总和。”或者是对此定义的进一步阐释，如李勇的《形象:想象的表意实践》、王瑜嘉的《中国之“形象”与西方形象学之“形象”比较》，褚蓓娟、徐绛雪的《“他者”在注视中变异———论比较文学中的“形象”》、张月的《观看与想像———关于形象学与异国形象》等论文都对形象有所界定，观点大同小异，大多是对巴柔定义的替换和延伸，形象学的不同定义直接影响着研究对象的理解和研究方法的选择。一些教材有时将研究对象和方法相互包含，有时又将研究范畴和研究对象混为一谈。如杨乃乔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一书认为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他者”形象，“研究领域不再局限于国别文学范围之内，而是在事实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跨语言、跨文化甚至跨学科的研究。”实际上，形象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畴是两个不同的系统，它们之间往往呈现出一种交叉渗透的形态，需要我们仔细地辨析。在研究内容上，中国文学中的外国形象、外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普遍为人熟知，但一些论述忽视了自塑形象、游记、地域文学形象、少数民族形象等也是形象学研究的组成部分。在研究方法上，文本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是最基本的方法，方法比较单一，有待新方法的探寻。在形象学的功能和目标定位上，学界观点不一，综合起来就是在考察异国形象在异质文化中产生的原因、机制和复杂表现。而目标的实现，则必须审视和辨析形象的功能。 套话、想象、互动理论等形象学基本问题也备受研究者关注。孟华的《试论他者“套话”的时间性》一文对巴柔的套话理论提出质疑，认为套话具有时间性，“套话都只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内有效，其使用‘期限’远不像欧洲人彼此使用的套话那样恒久。”孟华以时间和历史为经纬，论述了套话与时间的关系，言他人未言，对于形象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针对当代欧洲学者对形象学研究偏重于“言说自我”功能的弊端，孟华在《言说他者，言说自我———序＜中日文学中的西方人形象＞》一文中强调形象研究不能忽视形象“言说他者”的功能，应该同时注重对形象“言说他者”和“言说自我”功能的研究。刘雅琼的《形象与文化携手———论比较文学形象学中的他者与自我关系》一文认为要建构“他者”与“自我”之间的深层对话模式，就要在审视他者的同时也要审视“镜像化自我”，实现文化的双向交流态势。杨叶的《比较文学形象学中的互动性理论》一文主张“注重建构者与被建构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建构者、被建构者和第三方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形象与社会集体想象物之间的互动关系。”文章若能进一步分析从双方到多边是如何互动的，结论将会更有说服力。颜梅的《当代比较文学中“想象”设定的问题及其解决》一文紧密围绕“想象”的设定，认为想象植根于创造性和虚拟性，但与当前的创作和研究实际产生了裂隙，解决的办法是尝试运用中国古代想象理论。形象具有“想象”和“再现”的认知功能，若以“再现”为参照研究“想象”，或许可将问题谈得更细致。 形象学在比较文学理论体系中的位置和坐标问题，即形象学的学科归属也是研究者颇有争议的问题。国内主要有四种观点:一是大多数学者沿袭法国学派传统，将形象学归于传统国际文学关系的实证性影响研究。这是将历时性的理论体系相互重叠后的一种归属。二是一些学者则认为形象学“专门研究一个民族文学中如何构造他民族(异国)的形象，研究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文学作品是如何构造他种文化的形象。”由此将形象学归于平行研究。三是曹顺庆教授认为在文学交流过程中，异国形象在由起点经由媒介到终点的流传过程中，在诸如审美、心理等难以确定因素的作用下，必然会发生信息的失落、变形等现象，由此将形象学归为变异学研究。四是王向远教授受形象学概念启发提出了“涉外文学”的概念，他认为涉外文学的内涵和外延都大于形象学，涵盖了异国形象及异国想象，“包含了一个国家涉及到另一个国家的所有形式的文学作品以及该作品的所有方面。”还有一些学者有意无意地模糊了形象学的学科归属。归属研究反映出中国学者对形象学的思考和定位，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形象学归属的难处所在。问题的焦点和原因在于人们对形象学理论研究不深入和没有找到真正合适的归属标准。 世变时移，形象学的定义、性质、特征、理论范畴、研究内容、方法等已经在部分或整体上发生质的变化，这需要我们在反思中重新审视中国当代的社会文化和文学语境，在超越中构建新的形象学范式，使其更加适合当下的形象学研究。 三、学科互涉研究 20世纪以来，随着学科之间的频繁交流和多元对话，学科互涉逐渐成为知识整合和更新的显著方式，形象学也出现了学科互涉的研究趋势，使形象学在历史研究之外又具有了诗学特性。 一是形象学与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融合。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理论大潮影响着形象学研究，一些学者认为形象学的当展得益于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后现论。后殖民主义对形象学的影响颇大。美籍学者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通过剖析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形象，揭示了形象背后隐藏的帝国意识和种族主义，在方法论上与形象学不谋而合。而“后殖民理论催生的族群研究重视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关系、多数民族与少数族裔关系在各种文本中的复杂表现，这些研究和形象学在精神上有相通之处。”周宁在八卷本著作《中国形象:西方的学说和传说》中，引入后殖民理论对西方的中国形象进行研究，是形象学领域一次有意义的尝试。同样，女性主义理论对形象学也有所影响。在高旭东主编的《比较文学实用教程》中，编者依据英国比较文学学者苏珊•巴斯奈特对旅行者描述异族时的性别隐喻与想象的研究，指出其理论基础是女性主义。“强势的文化和种族总是男性化的、阳刚的，弱势的种族和文化总是女性化的、柔弱的，如此种族歧视和性别优越之间就有着惊人的对应关系，这对具体分析一国文学中的异国形象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从理论的生成来看，当代西方文艺理论本身就表现出明显的学科互涉的特征。而“形象”所蕴含的符号结构、隐喻、套话等特点，又特别适宜于这些理论的阐发和应用。刘洪涛在《对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几点思考》一文中说:“现在的情形是，形象学的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绕过法国学者精心建构的理论规则、术语，直接从各种后现论中寻找武器，展开自己的研究。……‘东方主义’、‘异国情调’、‘西方主义’、‘中心与边缘’、‘族群认同’等等话语方式在逐渐挤占形象学原有的空间。就像比较文学一样，形象学的面目也越来越难以辨认。”目前，研究者更多地将关注点放在形象学如何受到了西方文艺理论的影响，而没有在理论和方法上使二者达到真正的有机融合。要实现二者的有机融合，寻找理论契合点是关键。同时，也要预防将形象学的一些元素程序化和编码化，忽视形象的情感性和独创性，使形象学研究陷入模式化的弊端。 二是形象学与其它学科之间的理论关联。从文学和其它学科的关系来看，文本材料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文学与心理学、传播学、历史学等跨学科研究促使人们在形象学研究中越来越重视学科之间的关联，积极地吸取其它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在学科内部之间的关联上，张晓芸的专著《翻译研究的形象学视角》以凯鲁亚克的小说《在路上》为个案，研究了“他者”形象在文学翻译中的处理及其变异问题，认为“在译介的过程中，原语文化在译语文化中的形象，往往取决于作为中介的翻译。对他者的态度，决定了在翻译时所采取的态度，而翻译活动又反过来决定了他者在‘我’处的形象。”该书从形象学角度进行翻译研究，阐释了形象翻译与形象建构的关系，以及翻译活动中形象的主体形态。李红、张景华的《在形象学视角下美国华裔文学的汉译问题》一文以美国华裔文学的汉译为研究对象，认为“汉译者在做好传递美国华裔文学作品中民族形象的同时，应加深了解美国文化，努力减少翻译过程中产生的变异，以促进中美文化的交流。”论文从翻译研究上升到民族文化交流的高度，重点分析了如何减少翻译中的变异问题，对异国形象的翻译很有参考价值。在学科的外部关联上，李晓娜的《呼唤感性回归，重回审美之维———审美文化学对形象学研究的启发》一文从审美文化学与形象学的关系入手，阐释了审美文化学对比较文学中形象的解读、异质文化的交流和沟通在方法论上的启发意义，并尝试用审美文化学的方法或理念去分析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形象，以及如何用感性的方法审视艺术作品的问题。石黎华的硕士论文《传播视野下的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问题初探》立足于跨学科的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大胆借鉴传播学理论，借用传播学的“议程设置”、“说服理论”等理论术语，分析了传播视野下形象的传播过程，阐释了形象在此过程中是如何形成、传播、接受、改造的，解构了形象的形成、接受和改造，总结出形象传播过程的基本规律，以传播学理论研究形象学，开拓了形象学的理论视野。 学科互涉为形象学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但在实际的研究中，学科互涉大多还停留在观念层面，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在实践层面并没有得到真正地运用。因此，形象学如何恰当借鉴和有机融合其它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将会是形象学理论研究大有作为的一个领域。 总体来看，国内形象学理论研究成果相对较少，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和学术特色。我们应当在接受和整合其它学科理论的基础上，弥补现有形象学理论的不足，拓展形象学的理论空间，为我们今天的文学创作和文化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指导。 本文作者：宋虎堂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比较文学论文:比较文学学科范式转换问题研究 一、法国学派的“欧洲文化中心的历时性范式” 比较文学在自然科学的影响下得到命名,进而在进化论与科学实证主义的指导下不断将比较文学学科规范化精确化。学科理论与方法得到奠定后,法国学派将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圈定在了欧洲文化中心之内。然而在成熟的“欧洲文化中心的历时性范式”内存在着大量的异常现象,由此导致了美国学派所声称的“比较文学的危机”。正如巴登斯贝格所言,“生物学方面的‘比较’科学,在十九世界前三分之一时期内形成了专门的学科,文学史自然会效法它的方法。”后来韦勒克在考证“比较文学”这一名称的时候也谈到这一问题:“这个词的产生显然受到了居维叶(Cuvier)的名著《比较解剖学》(1800)或德热朗多(Degerando)的《哲学体系的比较史》的启发。”自然科学的影响不仅仅是一个名称的借用问题,而是一种范式的借鉴。因此韦勒克先生才说:“浪漫主义思想丧失了信誉,从自然科学引进的思想大获全胜,连在文学史上的撰写工作中也是如此。”其实事实远不像韦勒克想象的那样简单,科学作为一种进步的神话,也作为一种范式的霸权几乎支配了当时乃至现在的所有人文学科。正如伽达默尔所言:“科学的方法论精神渗透到一切领域。”然而当时的文学研究不仅没有做出任何反叛科学范式的姿态,反倒主动迎合自然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其中影响最大的除了进化论之外就是实证主义哲学。 进化论的观念让当时的研究者将文学史看作不断进化的历史。比如法国学者布吕纳介耶就非常熟练地运用了这种理论分析法国的文学史。后来比较文学第一本教材波斯奈特的《比较文学论》便是具体运用进化论的观念将整个文学史的演绎分成了氏族、城邦与国家三个阶段。这些文学史研究者基本上按照进化论的观念奠定起了文学史研究的历时性范式,打开了文学研究的国际视野,也为法国学派的比较文学研究奠定了基本方向。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法国学派在科学实证主义的指导下确定了相应的领域,即欧洲范围内的文学交往历史事实。这在梵•第根的规定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比较文学的对象是本质地研究各国文学作品的相互关系。在那么广泛的定义之下,如果只就欧洲而论,它便包含希腊、罗马文学之间的关系,以及从中世纪以来近代文学对于古代文学所负的债,最后是近代各国文学之间的关系。”后来的伽列与基亚都在力图圈定比较文学研究的领域。无论是伽列为比较文学所作的定义所包含的研究领域,还是基亚在《比较文学》教科书中指定的研究书目,他们都明确地将“国际文学关系史”定格在了欧洲。由此法国学派在“欧洲文化中心的历时性”范式之内确定了比较文学的基本理论、研究模式、基本方法及研究领域,比较文学的发展似乎步入了一个常规时期。然而“常规科学不会产生目标之外的任何新现象,事实上这些与盒子不合的现象根本就不会被发现。”这些与盒子不合的,范式之外的现象便是库恩先生所说的“反常”(Anomaly)。所谓“反常”就是现象与范式的预期不相符合。比较文学也是如此。在法国学派的范式之内,大致出现了这样几种反常现象,这是他们无法在范式内解决的,也是引起美国学派诟病的地方。即文学历时性之外的共时性问题,即没有事实联系的相似性问题;科学实证主义之外的美学价值问题,即以文本为中心的文学性问题;欧洲文化范围外的文学现象问题,即西方国家之间的平行文学现象问题。 二、美国学派的“西方文化中心的共时性范式” 美国学派的出场首先是在危机的呐喊声中掀开比较文学新范式的序幕的。最先发出洪钟般呐喊的是捷克裔学者韦勒克。他在《比较文学的危机》一文中首先便挑明了比较文学所面临的危机状态:“我们学科的处境岌岌可危,其严重标志是,未能确定明确的研究内容和专门的方法论。”接着在后文中以严密的逻辑性与火药味十足的论战历数了法国学派的各种罪状,诸如事实主义、唯科学主义、历史相对主义、文化贸易主义与沙文主义等等。这场论战虽已过去六十多年,理智地客观地运用范式理论的分析我们发现,法国学派的这些“罪状”其实是他们在建构比较文学学科的初始阶段不可避免的,也是其范式必然导致的问题。祛除美国学派的意识形态背景,我们关注的是比较文学到了美国学派的手中会走向何方?这便是我们要论述的以美国学派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中心的共时性范式”。通过前面的分析,法国学派从科学实证主义范式视域将比较文学定性为“国际性的文学关系史”,其实就是从时间性维度来分析文学现象。也正因为如此,法国拒绝或放弃了对文学本身的美学价值分析。而共时性范式则主要从横向对比分析出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要素,也即是俄国形式主义所提出的“文学性”。文学性问题成为自新批评以来整个西方文艺理论所关注的焦点,它将文学研究导致了关注文本的“内部问题”,着重从文学本身的形式要素去研究文学的本质性问题。(具体请参见朱立元在《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前言)美国学派的第一背景是新批评。正是以韦勒克为代表的新批评理论家首先强调文学的文学性问题,然后以此为契机在雷马克、韦斯坦因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才建构起了一个共同的美国学派。 国际性的文学现象是法美学派的一致的研究领域。然而之所以有论战,主要在于他们持有不同的范式视域。法国学派秉承的是历时性范式,以科学实证主义眼光将比较文学的国际性文学交流事实进行了追根溯源式的汇总,以达到一种“文化的清算”。而到了美国学派认为“必须正视‘文学性’这个问题,它是美学的中心问题,是文学艺术的本质。根据这样的文学学术观,文学艺术作品本身便成了必要的研究中心。”在韦勒克开创的共时性范式下,雷马克及韦斯坦因等美国学派学者建构起了一整套平行研究体系,主要来讲包括了这两大研究体系:本学科研究与跨学科研究。在本学科研究体系中包括了比较诗学、主题学、文类学与类型学;在跨学科体系中主要包括了文学与艺术,文学与宗教、历史、哲学,文学与社会科学,文学与自然科学。与法国学派一样,确定了学科理论与方法也开始圈定研究范围,继而形成西方文化中心范式。韦勒克声称:“关于赞成提‘比较文学’,还是‘总体文学’……至少西方文学是统一的,它形成一个整体。……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包括整个欧洲、俄国、美国以及拉丁美洲文学的紧密整体。”科修斯也认为:“文学运动和文学评论也证实了西方文学这个基本的统一体。比较文学建立在对西方文学的这一看法上。”当然,韦斯坦因也不例外,他在肯定比较文学研究西方文学的同时否定了东方研究比较文学的可能性,固执地将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圈定在西方文化版图。通过归化吸纳或排斥拒绝,美国学派的“西方文化中心的共时性范式”最终确立起来。然而范式的确立最终让美国学派与法国学派一样陷入了不可挣脱的范式悖论之网。在美国学派所持的范式内同样出现了这样几类反常现象:比较文学与文艺理论、与文化研究的问题;西方文化中心之外的东方文学问题。其实美国学派将比较文学从历时性的追求国际文学关系史拉回到文学本身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然而在规定比较文学的定义时则完全不同于前者,前者是人为收缩而后者则无限放大,导致后来比较文学研究大有被文艺理论大潮、文化大潮吞噬的危险,由此导致了比较文学的另一次危机。因此才有了苏珊巴斯奈特的“死亡论”:“比较文学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走向死亡”,“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过时。”为什么会如此呢?共时性的研究范式一方面要求打破时间界限,从横向研究跨越性的国际文学现象,另一方面也混淆了比较文学与文艺理论、文化研究的界限。雷马克的定义所涵盖的内容大概只有“文化”一词才能包含。从1994年加拿大埃德蒙顿召开的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14次大会到后来伯恩海默的《跨世纪的比较文学》学科现状报告,比较文学还是比较文化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比较文学的学术身份到底是什么?比较文学学科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即使存在又该怎么处理这种文学与文化的问题?很多学者都表示出了焦急的心态,甚至自愿放弃。美国著名学者乔纳森卡勒认为,如果将比较文学扩大为全球文化研究,比较文学学术身份必然走向消失,因为“照此发展下去,比较文学的学科范围将会大得无所不包。”卡勒还只是有点焦心而已,而勃洛克面对这种纷然杂陈危机四伏的比较文学干脆表示放弃:“如果我们想给比较文学下一个严密的定义,或者把它归纳在一种科学或一种文学研究体系里面,我们必然得不偿失。”最后他决定将比较文学学科取消! 不仅如此,当美国学派的共时性范式遭遇学科身份泯灭的危机之时,由西方文化中心范式所带来的反常现象也困扰着美国比较文学文学学者。当韦勒克、雷马克与韦斯坦因将比较文学研究局限在西方同一性文化中心的时候,各种文化研究的热潮打破了这一范式,使其完全不能处理由于文明所带来的异质性与变异性现象。因此伯恩海默才在报告中审慎地提出了“放弃欧洲中心论,将目光转向全球”的号召。即便如此,旧范式已经失衡,新范式尚未出世,全球化的比较文学研究也显得有些苍白无力,伯恩海默只是在范式内看到了反常现象而已,因其无法打破原有的“西方文化中心的共时性范式”,全球化的号召最终就蜕变成一种口号! 三、中国学派的“东西文明对话的异质性道路” 范式作为一种悖论话语,不仅建构着学科也解构着学科。法美学派之所以一次又一次地在拯救中将比较文学推向危机,究其原因在于法美学派都以西方为代表的科学主义“元范式”影响下以追求“同质性”为旨归。而这一点却是范式理论本身也无法看到的。因为范式理论本身便建立在科学主义的话语体系之中。因此库恩先生一方面声称所有人文科学根本还未进入一个成熟范式的阶段,另一方面在他看来,自然科学成就属于西方。因为“只有从古希腊时期发展而来的文明才拥有最基础的科学。”鉴于范式理论本身的唯科学主义倾向,我们根据李凯尔特有关文化科学的异质性理论来进一步描述法美学派范式的局限与中国学派的合理性。德国著名的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李凯尔特认为,科学有两种分类方法即质料的与形式的分类法,由此形成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二者的对立主要源于形式的分类原则即“现实的连续性和异质性原理”。“每一个占有一定空间和一定时间的形成物,都具有这种连续性。我们可以简要地把这一点称为关于一切现实之物的连续性原理。”通俗地讲,所谓连续性原理就是说自然的万事万物都是流动的连续体。然而另一方面“至少任何人都不能说,他在现实中曾经看到某种绝对同质的东西。一切都是互不相同的。我们可以把这一点表达为关于一切现实之物的异质性原理。”连续性与异质性构成了现实的非理性。然而自然科学“只有通过在概念上把差异性和连续性分开,现实才能成为‘理性的’。(科学)我们把每个现实中的异质的连续性,或者改造为同质的连续性,或者改造为异质的间断性。……数学采用的是头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是从排除异质性开始的。”自然科学的形成是通过对异质性的同质化或排除异质性而达到,而文化科学则直接关注异质性。然而比较文学要实现真正的“世界文学”,要走向新的发展阶段,必须摆脱自然科学的同质化范式而强调异质性。从现实而言,东西文明的异质性也是全球化的时代里必须认识到的文化现象。当比较文学在美国学派那里遭遇到各种文艺理论思潮,尤其是自德里达以来的各种带有解构性理论流派(如解构主义、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及族群主义等)之时,就应该发现他们用人文主义反抗科学主义,用边缘解构中心,实际上是在追求一种“异质性”。因为现实的东西方世界的发展正在面临这一问题。亨廷顿在《文明与冲突》一书里从学理方面探究了东西方在今后发展中所面临的文明异质性冲突。虽然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但他指出现在世界文化发展必须要关注的东西方文明的异质性问题。然而因为法美学派所持有的西方中心的科学同质性范式长期地遮蔽了这种异质性,当然也就解决不了比较文学在面对文化大潮与东方文明的时候所带来的危机。 当比较文学传播到中国的时候,因其东西方文明的异质性的强烈冲突,因此中国学派从一开始就有很强烈的自觉意识。然而中国学术长期以来也笼罩在西方的科学同质化范式的阴影下,企求通过“求同”来缩短与西方学术的距离,最终导致中国学界的“失语”。比较文学的研究也是如此,从最初台港学者提出的中国学派到大陆积极响应,一直都以“求同”心态在进行着理论与方法、研究与实践的探索,其结果是不仅理论特色与立场缺失,甚至学科学派也常常遭到学界诟病。后来在学界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之后开始了论争与探讨,以期总结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可持续化发展道路。曹顺庆先生率先在总结中国学派的理论与方法体系的基础上,提出了长期以来在西方的科学同质化范式下所遮蔽的“异质性”问题。根据中国文学实际与东方文明独特性,结合当今世界政治文化及学术的走向,曹顺庆先生具体地论述了“异质性”作为比较文学的可比性问题,并且于2005年在比较文学第八届年会上正式提出了“文学变异学”理论。正是通过异质性的变革,不仅在跨文明的立场上运用文学变异学的方法理清了法美学派的很多历史遗留问题,形成了一套比较文学中国模式以互补对话交流沟通为宗旨的理论体系,从而避免了法美学派范式所遭遇的范式悖论性。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正是由于曹顺庆先生所倡导的比较文学中国模式充分地关注了李凯尔特所提出的文化科学的异质性原理在现实学术与东西方文明中的呈现,才找到了比较文学第三阶段发展的真正动力,才彻底地打破西方自然科学同质性范式的壁垒,比较文学也才能达到真正的“和而不同”,才能最终寻找到世界文学“共同的诗心”! 本文作者：周仁成 单位：长江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 比较文学论文:比较文学课程改革浅谈 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比较文学发展的历程还十分短暂，自1998年国务院将其与世界文学合并为一个专业以来，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获得了比较大的发展，并归为中国语言文学类的二级学科。目前国内许多高校争相开设比较文学课程，其重要性也在教学过程中逐渐凸显出来。虽然其作为高校文学专业必修课开设已久，但是与其他主干课程相比，无论是从学科体系方面，还是教学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在讲授这门新兴学科的时候，如何处理好“教学内容”与“教学重点”的关系，“采取何种教学方法”等问题成为教学过程中面临的难点和挑战。本文拟就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比较文学专业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问题提出些自己的观点，以期对比较文学课程的发展有所帮助。 一、比较文学课程的背景与挑战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文化不断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挑战，面临两方面的危机：一方面是全球一体化所产生的对于文化多元化的冲击。经济与科技的发展使得全球一体化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在这种趋势的冲击下，有的民族文化被其他民族文化所同化，丢掉了本民族的精神实质和内涵，而有的民族文化则被彻底遗忘、抛弃，成为历史；另一方面，有些民族则为了保护本身文化的独立性而采取封闭、孤立的态度，他们拒绝与外界文化交流、接触，以此来维护本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和纯洁性。面对这种趋势，当务之急就是增强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对话，使其能够面对全球化的冲击，适应新的发展需要，这些现实都为比较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和发展平台。按比较文学所建构的比较视域来看，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都需要其他文化的存在，而一旦有了“他者”的对比，“自我”才能更加明确自己的存在意义。尤其是在这种全球化语境中，采取何种态度对待文学是关系到我们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问题。将“比较”纳入到文学领域，可以给予其以新的视角审视本土传统文化，并保护边缘文化免遭文化同质化的侵蚀，对于文化多样性的保护意义十分重要。 二、确立切实的教学目标 虽然比较文学学科表现出了巨大的生命力，但其又时时存在着危机。一方面人文社会学科的发展冲击了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和领域，许多之前属于比较文学领域的问题现在正逐渐被其他领域所侵蚀，特别是文化研究的兴起，使得其研究范围从政治文化、影视文化，直至大众文化等方面无所不包，渗透到任何一个学科领域之中，比较文学的范围也逐渐模糊。另一方面研究方法上的改变也给这个学科带来极大的影响，泛文化的研究方法使得比较文化与其他学科很难区分，其合法性受到挑战。目前我国高校本科教学的现状是，比较文学教学无论是从教学效果还是重视程度上，都无法得到教育部规定的其作为必修课的地位，教学模式更多的是直接复制研究生的成功经验，而缺乏针对本科生所需的教学模式。这种教学目标不清楚导致的后果一则是教师在讲授本门课程时目标过高，本着“学贯中西”的目的，这就导致学生对比较文学产生畏难情绪，部分学生干脆敬而远之，或者应付了事；二来部分高校教师过于重视理论课程而轻视实践课程，导致课堂变成了定义和基本理论的堆砌，学生很难从中真正体会到比较文学的美感与实际意义。教师这种“灌输式”教育往往忽略了学生能力的培养，这种教学方法很明显不适合这门新兴学科教学。根据笔者在高校中的任教经验，我非常赞同一些专家学者对于比较文学课程的看法和观点，其认为比较文学在本科中的教学目标应为初步确立打通意识，以一种开阔的视觉审视问题，即“比较视域”。所谓“视域”，在比较文学中指的是“一种多元观察的、多视点透视的研究视野”。对本科学生来说，能够把握“打通”、“融会贯通”等能力，熟练的用其来比较两种不同文学之间的差异和共同点，或者是比较本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知识的异同，这才是学生学习本门课程应具备的能力。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够有更加开阔的视野，他们的心智得到扩展，更具有同情心与移情力。就像某位教育学者所说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方式使我们心智更具弹性，能使我们超越自己狭隘的界限去看待其他关系。正是比较文学的这种特性，使得其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显得更加重要。 三、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 “比较视域”的教学目标决定了高校本科教师不能再以传统的教学模式来组织教学，不应将理论与学科史作为教学内容的重点来把握，而是应该及时调整、充实教学内容，增加本科生实践能力与文学思维的培养。目前高校比较文学课程设置很多还未达到高校必修课的要求，更多的还是以选修课形式存在，不仅形式上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课时安排上也相对较少，而这门课程包罗的内容又比较多，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完成所学知识，提升观念显然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因此，教师在教学内容上应注意把握重点，有选择、有针对性的组织教学，与其笼统的讲授理论，不如着重强调个案的举例教学。个案教学的好处显而易见，可以将理论与实践完美结合，让学生产生具体可感的知识内容，从而更好的理解比较文学，有利于学生比较视域的培养。例如在讲到中外文学对“复仇主题”的表现手法及人物性格刻画时，可以以《赵氏孤儿》与《哈姆雷特》的对比来展开，虽然二者都是采取复仇作为作品的主线，中间故事情节也有部分重合或相似之处，但由于二者所处的时代背景与人文景观不同，导致了其无论从戏剧冲突、主题思想或人物性格刻画等方面均有不同，体现了不同文化观念下的文化价值差异。通过比较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差异及深层原因，使学生能够真正感受到中西不同文化内涵，从而能贯通中外文学知识，并深入到未来的学习中。在确定了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之后，如何将其贯穿到教学过程中变成了关键因素，特别是教学方式方法会影响到教学目标的达成，更应针对不同的学校、不同教学对象等具体情况考虑教学方法。笔者认为比较文学课程可采取如下方式进行，已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一）组织好课堂教学，奠定扎实基础知识 时至今日，课堂教学仍然是最基本、最常见的教学组织形式，通过课堂教学可以让学生掌握基本的理论知识，对比较文学课程有大致的了解与认识。但是，教师的任务并不仅仅是将基础知识传授给学生，而是应该在介绍基础知识与理论的同时，指导学生将所学理论与脑海中已储备的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相关知识联系起来，扩展自己的思路。正如杨周翰先生曾经说过的那样：“研究外国文学的人必须要有一个中国人的灵魂。”那么对于中国学生来说，在学习比较文学的过程中，应立足于我国文化，以中国文化作为根基，体现中国比较文学的特色。在当前的比较文学教学、研究领域存在一种偏颇，即对西方文学的注重而对中国传统文学忽视。不少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在谈起外国文学时如数家珍，对于外国文学理论也能侃侃而谈，而一旦谈到中国文学理论，则知之甚少，缺少扎实的中文功底作为支撑，因而很难把握到这门课程的重点和精髓。 （二）增加课外阅读量，拓展思维 大量的阅读能够给予学生足够的素材和内容，让学生通过自己在阅读中的感悟来更深入的理解比较文学。在比较文学教学过程中，教师可引导学生在学习完相关理论后，应以比较的视域去重读经典、阐释经典，学生在此过程中不仅对基础理论理解的更加透彻，对经典文学也有了个人更深的见解。就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来说，必要的阅读量是其应该具备的能力，而本科生的比较文学不是以“精英”培养作为教学重点的，教师在教学中应注意到这一点，努力让学生通过学习，拓展自己的思维，开拓文学视野，从而能用比较的、联系的、平等的视域看待事物和现象，为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奠定基础。 （三）促进学生交流沟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教师可利用课堂活动时间，组织学生进行相关理论的讨论，具体资料的查阅学生可在课下完成。例如在讲到“主题学”这一章内容时，由于其有不同研究角度和内容，教师在组织课堂教学时可分步进行。首先抽出一节课进行基础知识的讲解，之后指导学生将理论与示例范文结合，让学生把握具体的研究方法，随后组织课堂辩论与讨论。以此为话题，学生可结合所学材料，也可根据在网上搜集到的内容来进行“主题学”大讨论，交流各自的心得体会，并在交流过程中相互启发，碰撞思想的火花。对于师范院校比较文学课程教学来说，理论如何与实践更好地结合起来是决定教学效果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为此，学校可以通过组织优秀毕业人才或专家来学校参与教学活动和组织讲座等形式，结合各自的经验现身说法，促进学生更好的领悟这门学科的实际应用与意义，并能自觉运用到未来的科研写作中去，提高实际运用能力。 作者：郭志清 单位：集宁师院中文系 比较文学论文:地方师范比较文学教学危机研究 摘要：地方高校比较文学陷入了教学危机，危机首先源于比较文学学科自身定义不清，其次因理论化倾向导致晦涩难懂，师生均不易把握，第三是教学手段落后，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为此教师要加强自身知识和理论学习，同时贯彻理论结合实际的方针，并运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 关键词：地方师范；比较文学；教学危机 比较文学在地方师范院校开设产生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既有诸如学科自身危机带来的普遍性教学难题，又有地方师范学情带来的授课难题。 一、学科自身危机带来教学困难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这一称呼没有凸显出“比较文学”学科特征，反而模糊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界限，甚至有将比较文学淡化之嫌。这样一种称呼加重了比较文学学科危机，带来了比较文学教学的危机。学生对学科本质误解严重，教师陷入正本清源的辩解之中，不得不大量讲授学科史。然后，再以具体的学科研究理论与实践为主要授课内容，而这些理论与实践往往涉及世界文学内容。很容易让学生以为比较文学只是世界文学学科范畴下的一个研究方法，而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误以为本学科没有独特的方法论给教学带来了困难。学科定义不明确让师生均难以适从，研究方法不规范让教学难以说服人。比较文学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危机不断，“一个多世纪以来，各国学者为了寻求这一问题的答案，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和争论，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圆满的权威的结论。”①正因为学科概念不清，导致学科危机不断。克罗齐认为“比较方法不过是一种研究方法，无助于划定一个研究领域的界限……看不出有什么可能把比较文学变成一个专业。”②针对这一发难，比较文学专家们纷纷提出自己策略。祭出了“比较文学不等于文学比较”的口号，指出比较方法不是比较文学的本质属性，“比较的真谛，在于跨越和打通既定的界限；比较文学的本质在于它是一种跨界线的文学研究。”③这时候在课堂教学中就出现了一些问题：这种仅仅把没有跨越的文学比较研究切割出去的学科主张不够严谨，跨越的文学研究依然是用比较方法来研究。学生写作的时候依然会套用某外国作家与中国某作家之间，或外国某作品与中国某作品之间的比较等诸如此类模式。对于写作依据往往语焉不详，不能找到科学有效的可比性来比较。等教师回过头来再讲什么是比较文学的可比性时又套用各种各样的理论，而这些晦涩的理论难以激发青年学生的学习激情和探索研究的热情。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多样，大致上可从学科内部研究、跨学科研究和总体文学研究三个角度去把握。④学科内部研究又分为若干个研究范畴，如：文类学、主题学、译介学、形象学、类型学等。跨学科研究又分为：文学与艺术、文学与宗教、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历史等几个范畴。总体文学研究则以跨越文明界限的各国文学为关照，寻找总体文学规律为旨归，主要包括阐发研究、比较诗学、文学人类学等。这些研究方法自身研究范畴不清，如对王国维的两部作品《红楼梦评论》和《人间词话》的研究归属问题。陈惇等《比较文学》将之归入“比较诗学”，认为阐发研究和对话研究则是比较诗学的研究方法。⑤而曹顺庆主编《比较文学教程》则将阐发研究与比较诗学并列同属总体文学研究下的研究类型，“跨文明阐发研究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重要类型，它是指运用生成于甲文明中的文学观念或其他学科知识来阐释、研究生产于乙文明当中的文学作品、文学理论。”⑥这样势必会造成学生阅读专业基础书籍时即产生种种困惑，教师答疑解惑也只能如实相告专业现状，无法择一确切回答。 二、学科知识理论化倾向导致师生沟通不畅 地方师范院校通识教育滞后导致学生知识视野均偏向某一专业，而对相关领域的了解不够，因而研究起来如盲人摸象。教师本身对许多学科内部研究方法尚不能应用自如，更不能进行深度理论开拓。难以在全面建立师生互动基础之上的教学相长。学习比较文学需要大量的知识储备，不然难以把握宏大的理论体系。仅就文学理论与比较文学之关系而言，20世纪60年代大量理论著作问世，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美学、符号学、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理论汹涌而至。比较文学界在学科自身危机尚未涤除的情况下又要应付理论围剿，以及吸收、利用这些理论来应用于自身实践研究。这样不仅与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范畴交融，而且使比较文学研究的文学味道淡化。文学内在的美学价值不被重视，而是过度强调与前沿理论的契合。笔者并不是主张去理论化，而是指明课堂教学中理论化倾向对授课的负面影响。在只喜欢阅读图画的浅阅读时代，眼花缭乱的理论难以找到知音。个中原因，除了理论艰涩之外，大学生阅读量不足的因素也不容忽视。“一份来自中智的最新调查显示，我国青年‘没时间读书’的比例高达57%，‘不习惯读书’的占44%。调查还显示，只有14.04%的青年人在业余时间以读书来休闲，而上网(59.65%)则取代了阅读，成为青年人最主要的休闲方式。”⑦据笔者调查，在本人所在的河南某师范学院，除了个别目标明确、立场坚定的大学生在认真阅读专业书籍外，更多的同学把时间投入到了网游、兼职和社交活动上。课程作业虽然布置了，但多数同学总会在交作业期限前一天才开始动手查资料，动笔写文章，目的只是为了交差，结果只能是令人失望。这样的阅读现状是我们时代的无奈，更是地方师范院校的无奈。这样的学情让理论教学变成了自话自说，不能在课堂上达到共鸣，不能启迪学生思索、创造。 三、教学方式落后导致学习兴趣低落 学科自身的危机加上偏爱宏观理论，往往使研究显得空泛.没有“文艺学”那样清晰的脉络，也没有“文学史”那样生动的内容。这样的课程对授课教师是一种极大的挑战，教师除了需要具备扎实的学科功底之外，还需要巧妙把握教材结构，合理设计讲授内容。根据笔者本人的实践和观察，令人遗憾地发现，我们在授课时往往是填鸭式教学，带着自己整理好讲义，按照填好的教学进度表逐一讲授。这一责任不能全怪教师，因为地方师范院校的教务部门对教学要求非常细致，要求每个教师都要严格依照教材内容授课，严格按照教学进度表内容上课。教师们为了达到管理部门的要求，发现问题也难以抽出时间去化解，只能寄希望学生琢磨后与自己交流。而当代大学校园的师生关系也不如中小学的师生关系亲密，教师上课时才夹着讲义走进教室，学生放学后就匆匆收拾书包去做兼职。师生之间鲜有课堂互动，更别提课下答疑解惑。教师教学内容缺乏创新也是导致学生学习兴趣降低的主要原因之一。在知识大爆炸背景下的多媒体时代，人们对知识和信息的获取十分容易，一台电脑，一根网线，鼠标一点就能搜集到许多信息。同学们可以很方便地从网络上下载到别人已经整理好的课堂笔记来参考，而不必花费心力去把知识点一一写到笔记本上。在这样的情况下，教师仅仅把学科知识归纳出来让学生记笔记备考的教学方式必然会受到学生抵触。如果说知识点是无法避免的重复的话，那么教师对知识点的个性化梳理与讲解点评应该是教师授课特征的体现。遗憾的是许多教师的教学案例雷同，且并不能做到与时俱进，实时更新。教学内容无法满足信息多元化时代青年学生的求知愿望。 四、对策及建议 要解决这些危机，教师要负起责任。首先应强化专业知识学习，对学科历史、学科知识体系了如指掌，掌握学科前沿理论和研究动态，使自己立足在一个坚厚的知识基地上。这样便于应对教学中出现的学生对学科危机的疑问。“比较文学概论”作为一门课程已是地方师范院校常态，然而尚难以找到权威的教材，教材之间存在着观点争锋。甚至对什么是比较文学这一基本概念都大相径庭，容易让学生无所适从。这时候教师不宜作某一种观点的宣传员，也不能当调停的好好先生。而是能以科学的态度和客观的原则告诉学生学科现状，帮助学生认识比较文学，甚至鼓励他们去参与这一“显学”的探险，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储备优秀的人才。其次，教学中应注意理论结合实践。面对理论汹汹，要以恰当的案例来帮助同学们理解某理论对科学研究的帮助。比如说在讲授平行研究时，重点落在对可比性的寻找上。甲乙双方的异同罗列难免会有随意之嫌，而把问题上升到各自所处的文化传统背景中去考察就能找到异同的原因。这里我们常把方平先生的《王熙凤与福斯塔夫：谈“美”的个性和道德化思考》作为案例，方平先生把两个异时空存在文学形象的可比性落脚在将现实丑转化为艺术美这一特定角度，力求探寻中西方审美的共性与特殊性。⑧这样把优秀的研究成果当做教学案例来讲授，既能解决理论困惑，又能指导学生如何进行学术研究。第三，教师应积极探寻适宜教学内容的教学手段和方法。比较文学课程理论性强，又具有很大的跨越性。教学过程中应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学习兴趣。不仅授课内容采用理论加实践的方式，而且要求同学们也要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仅要把理论知识消化吸收，而且要能应用到实践研究中。教师应充分利用多媒体时代的便利解决当下教学难题。可通过网络来教学内容、设立讨论主题，组织学生结合各自的学习心得和读书经验进行讨论，让大家畅所欲言并把自己的观点形成文字发给教师，教师择优到网络空间供大家点评。这样既可以调动学生把理论与实践结合，又扩展了课堂教学内容。比较文学概论课程课时普遍较少，这样做也为本科争取了学生一定的课外学习时间。比较文学教学难题摆在同行教师面前，需要大伙儿群策群力，以集体的智慧应对时代挑战，应对学科挑战，应对理论挑战。如果教师都对学科理论了如指掌，并对相关学科广泛涉猎，如果教师怀着答疑解惑的使命投入教学中，那么，比较文学教学的难题也会迎刃而解。

语文学科教学论文:提高高中语文学科教学质量的途径 【摘 要】研究性学习是语文教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提高语文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如何开展语文学科的研究性学习，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新领域，本文就这一问题作一个探讨。 【关键词】语文教学；研究性学习 一、语文研究性学习的特点 什么是语文研究性学习呢？指学生在语文学科领域和现实生活情境中，通过发现问题、调查研究、表达与交流等探究活动，获得知识技能，培养学习态度和研究意识的一种学习方法。 语文研究性学习具有以下特点： （1）重自主。语文研究性学习强调以学生的自主性、探究性学习为基础。学生学习什么内容，采用什么方式，哪些人在一起学习，全由学生自己做主，老师只是以旁观者的身份，给学生做指导，提看法，完全不受老师的兴趣、爱好、视野的限制。学生想研究《红楼梦》的人物，有这一爱好的同学可以组成一组，开展研究。对本地方言有兴趣的同学，又可组成一组，到各地收集素材，积累资料。研究性学习自主就自主在学生可以按自己的兴趣选择和确定研究学习的内容，可以自由组合学习小组，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选择研究方式。可以说整个研究小课题的内容、方式、进度、实施地点、表现形式等都取决于学生个人的努力。 （2）重过程。语文研究性学习重在过程、思维方法的学习和思维水平的提高。语文研究性学习的“成果”不一定是“具体”有形的制作成果。它可以是一个方案设计， 一个广告创意，提出一种新见解。在学习过程中，学生是否掌握了具体知识和技能并不重要，关键是能否对所学习的知识有所选择、判断、解释，从而有所发现，有所创造。也就是学习过程的本身也就是所追求的结果。比如说，《鸿门宴》第六自然段中当刘邦逃脱，张良入谢献璧时，愤怒的范增接过玉斗扔到地上，拨剑击破玉斗，说：“唉！竖子，不足以谋！”教材的注释是：“骂人的话，相当于‘小子’，这里指项羽和项伯”如果说学生能提出问题，认为这种说法不妥，通过查阅资料，提出自己的见解，形成小论文，即使结论不一定正确，它同样有存在的价值。 （3）重应用。从教育心理学的角度看，学习可以分为三个层次，A、概念学习。通过概念了解事物的性质。B、规则学习，懂得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系。C问题解决学习，运用概念和规则来解决问题。研究性学习主要是第三层次的学习。其主要目的是发展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也是它与一般性学习的主要区别。如果说学生想做一个评论家，洞察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必须以语文为基础，及时地选取反映新动向的重大国际事件作为评论对象，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熊熊燃烧了八年之久的两伊战火，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布什当选为美国总统后，布什政府对外政策有何新的动向？这些都在运用已有的知识来分析和解决现实中的实际问题，通过研究可以提高学生的实用能力。 二、语文研究性学习的整体设计 爱因斯坦说：“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在语文研究性学习中，提出一个有价值的问题有时比开展研究更困难。问题无所不在，无时不在。但其根源依然是“物质的客观实在性”。因此对现实事物的观察和思考，是发现和提出问题的基本途径，对大量资料的搜集和占有，是发现和提出问题的基本方法。语文学习的外延与生活外延相等的理念，正说明语文研究性有着广阔的天地。如朱自清的《荷塘月色》第一句，“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一句，按常规，教师说一说“不宁静”的原因就可以了，但我们多问一个“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他颇不宁静的呢”，多查阅一下资料，多问几个为什么，与学生一道研究，答案就不再是那么单一简单，除了政治原因外，有的说可能是经济原因，因为朱先生是穷知识分子，又是一位正直的爱国人士，家庭发生了经济危机；有的说可能是文化原因，因为朱先生是文化名人，一方面他受到“文化围剿”比较厉害，应该有孤立无援、愤懑不已的感受；也有说是家庭原因的，甚至于有人说到信仰问题，这种研究如果提高一个层次，把它形成一个小课题的形式，那么就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性学习小课题。又如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书信中，常称许广平为“广平兄”。也许我们一览而过，没有留下疑问，反转一想，许广平是他的妻子，学生，何以称她为“广平兄”呢？这里有什么深刻含义吗？ 问题的普遍性，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问题，都需要通过研究才能解决，问题同样有它的“层次性”。问题由目标、条件、障碍三要素构成，目标――表明“问题”解决的对象是什么？最终要达到什么程度？条件――面临“问题”，你已经拥有哪些主客观条件？障碍――面临“问题”，你需要克服的困难是什么？有无解决途径？由这三个要素构成的问题，就形成了一般性的问题、较难的问题、需研究的问题三类，一般性问题，目标明确，条件充分，障碍不大，课堂上学生和老师可以共同解决；后二类是最容易形成课题的，但过去我们常常把一个较难的问题，当成了一般性问题对待，讲一讲，说一说就算完成了任务。发现了问题，不应由教师来解决问题，可以放手让学生去查阅资料，设计方案，提出对策，形成课题，写成小论文。 语文学科教学论文:信息技术在高中语文学科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摘要：信息技术飞速发展，深刻地影响着教育教学工作， 信息技术成为一座架设在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不可替代的桥梁。信息技术作为教育信息化条件下的重要的发展因素，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从目前信息技术在高中语文学科教学中的应用研究来看，信息技术的发展，为高中语文教学质量的提高创造了条件和可能性，也随之带来了一些问题。深度了解信息技术给高中语文教学带来的利益以及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对信息技术在高中语文教学中的应用进行论述，包括出现的问题以及相应的解决措施。研究为信息技术下的语文课堂的教学、研究、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信息技术；高中语文；现状；作用；应用方法模式；变革 让信息技术充分服务于高中语文教学，既是提升课堂教学效率的需要，也是提升高中语文教学质量，提升教学效率的需要。信息技术作为当今乃至未来社会必须掌握的一种技能，它不仅丰富了教学手段，也预示着未来教育发展的一种趋势。信息技术极大地推动了高中语文信息化教学的发展，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冲击着传统教育。要深入了解信息技术下的高中语文教学存在的问题，并且对信息技术合理充分应用，做此项研究是相当有必要的。此研究通过CNKI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以信息技术、高中语文、应用研究为关键字进行了检索，下载并整理了35篇相关文献，提出16篇为重点研究对象。 1 信息技术在高中语文学科教学中的应用研究现状 从图1的柱状图中的线性趋势我们可以得出近十年来信息技术在高中语文学科教学中的应用研究重视度越来越高。文献主要来源中国信息技术教育、中国电化教育、中小学电教、新课程研究基础教育、科技信息、新课程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信息技术在语文教学中的作用、在不同教学环节中的应用方法模式、在不同教学内容（古诗词、写作）中的应用方法或模式、信息技术下高中语文教学整合应用中存在的问题、误区及相应的解决措施等。 2 信息技术在高中语文教学中的作用 笔者认为信息技术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具有极大的价值，如陈争京提出信息技术让原本死板的语文课程变得生机盎然，拓展了作文教学，改善了传统作文教学方式，扩大了高中生的阅读视野，提高了语文素养[1]。王招平信息技术为语文教学提供丰富、直观的感性材料（动画、文字、图形、声音等）和高效、及时的反馈；培养研究性阅读；为语文教学构建了一个多媒体、网络和智能有机结合的个别化、交互式开放性的动态教学环境[2]。张笑则发展性的表明信息技术在高中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有利于逐步实现教学内容呈现方式的改革；有利于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性学习的学习方式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3]杨蕊则直观概括为8句话：浓厚学习氛围，调动学习热情；增加课堂容量，丰富课外知识；利于答疑解惑，实现方式转变；促进师生互动，提高教学效率[4]。 多位研究者以自己的认识讲述了信息技术在高中语文中的巨大价值，但是各自所讲述的价值是相对模糊的，浅层次的价值反复搬弄，而深层次的价值无人去仔细挖掘。毫无疑问，信息技术支持课堂图文并茂、影音结合、动静结合、信息容量大、传输快，活跃课堂，是教育界新型有力武器，独特的“全方位、多视角、多层次、多变化”的主体演示功能，使教学内容，或无法观察到的现象，能生动、形象、新颖、直观展示 3 不同教学环节、教学内容中的应用与变革 信息技术作为语文教学工具实现了教学内容、教学环节的变革。信息技术下不同教学环节、不同教学内容中的全新变革一切都是为了学生的学习。 3.1 教学内容 1）信息技术支持下的高中语文阅读教学： 2）信息技术支持下的高中语文写作教学：改变写作工具、写作过程和写作形式。 3）信息技术支持下的高中语文古诗文教学：多媒体创设生动、活泼、有趣、愉快的课堂情境再现古人情怀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4）信息技术支持下的高中研究性学习：信息技术介入为研究性学习开拓了广阔的平台。信息技术为语文研究性学习提供了最有力、最便捷的支持。如：WebQuest、ThinkQuest、MiniQuest、BIG6、基于问题的学习、主题学习等探究性学习的模式[5]。 3.2 教学环节 4 应用中存在的问题、误区及相应的解决措施 4.1 应用的必要性 新课程改革倡导提高课堂效率，改变传统“填鸭式”教学，信息技术应用于教学中，课件上的图片、声音、动画和视频等，可以让学生生动地感受到教师所讲授的内容。学生的学习不是孤立的，它们之间是有联系的[6]。 4.2 存在的问题、误区 信息技术教学优势显而易见，然而在课件制作和实际应用过程中，却存在着一些问题：1）强调媒体，忽视教师的主导作用；2）课件成为课堂中的主宰，学生不能作为一个课件的观看者的身份出现在课堂上；3）注重直观，忽略文本的解读品味；[7]4）课堂教学模式“形聚而神散，看不到教学思维和教学模式的真正改变和创新；5）人机对话导致师生产生交流障，多媒体技术却喧宾夺主[8]；6）课堂随机生成应对乏力，多媒体教学课件播放的“线性”特点和在随时调整方面的技术困难，要求课堂必须按照教师预设步骤来有序地实施[9]；7）信息技术技术使用不当，课件设计质量不高；8）片面追求信息技术；9）过分强调教学的多样性；10）一位注重教学设计过程精细化[10]。 在应用中存在的问题举不胜举，其中时尚化（片面追求时尚，失去教学目标），琐碎化（缺乏关联性），低幼化（展示表面的信息，抑制思考），过分追求多样性最为突出。 4.3 解决措施 笔者提出学生应该应用现代网络技术，阅读量，促进感官认识，提高学习效率。教师要努力做到：1）改变教学观念，改进的教学方式，促进课堂教学方法的优化；2）拓宽教学思想，提高备课质量；[11]3）更新教学观念；4）课前有效备课；5）提供方法指导；6）开发并利用好教材实例；7）实践教学案例对比分析反思；[12]8.改变教学模式；10）师生互动活跃；11）信息技术与课本内容相融，扩大课本知识的外延；12）教给学生利用网络学习的方法。[13]提高教师素养为“第一要务”[14] 在应用、实践的过程中出现问题是必然的事情，找出问题的解决对策更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信息技术下语文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是一种过程， 更是一种理念。我们应该在语文教学中：1）处理好资源浏览与文本阅读的关系；2）处理好语言感悟与感官感受的关系；3）处理好现代与传统的关系；4）处理好人机关系。 5 应用研究建议反思与发展趋势初探 1）应用研究建议反思 如今的信息化时代，高中语文教学方式的创新改进势在必行。我们要充分利用丰富的多媒体信息资源进行多媒体技术的组合，优化语文课堂教学。[15]在语文教学中，课文内容中涉及到的很多地方学生都没有去过，很多事情也都没有真正体验过，有的内容很陌生，学生凭现有的阅历难以理解。而我们的语文多媒体教学，可以将趴在纸上的文字活起来，生动起来；[15]唤起学生的形象再现感；帮助学生丰富头脑中的表象；使他们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以此来加深学生对语言文字的感悟。因此，教师在备课时，要根据教材本身的特点，结合社会实际生活，多找一些合适的媒体资源如：文字、实物、图象、声音等来丰富课堂内容。[16]充分发挥多媒体技术特有的声、光、电、影像组合和立体动画效果，弥补传统教学中用语言很难让学生理解和接受的教学难点，为学生创设出一种既有利于身心发展，又能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提高课堂教学效果，让学生在乐中学，学中乐。 2）发展趋势初探 信息技术与语文教学将走向高度融合发展的道路，语文教学离不开信息技术的支持，信息技术也离不开语文教学的衬托。 6 结语 信息技术在语文课程中，改变了我们传统的教育思想与教学模式。信息技术作为认知工具，无疑将是信息时代中占主导地位的学科课程学习方式，必将成为21世纪学校教育教学的主要方法。因此，在当前积极推进教育现代化、信息化的大背景下，倡导和探索信息技术下雪语文，将复杂抽象的语文知识变得形象生动，提高了同学们学习语文的兴趣，对于发展学生的“信息素养”，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必须反思信息技术在语文学科教学中的地位。 语文学科教学论文:《离骚》与高中语文学科教学中的无痕德育 德国哲学家康德说过：“有两种东西最能深深地震撼我们的心灵。一是我们头顶灿烂的星空，一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准则。”道德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们的教育就是要培养德才兼备的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指出：在当前备受争议的重智轻德的教育背景下，人们所期望的德育是道德观念在自我意识下愉悦地接受，道德情感在亲身体验中产生，道德行为在潜移默化中养成。 语文作为基础学科，对于培养高中生的思想道德修养和科学文化品质具有重要意义。“学语文，就是学做人”，叶圣陶先生曾简明扼要地概括了语文与德育之间的关系。中国自古就有“文以载道”“文因道存，道以文显”的说法，“文”和“道”是不可分割的。德育因素在语文学科中并非是直接的，但它往往借助于文学形式间接地表现出来。文学作品是语文教学的内容，学生通过学习课文、分析人物形象、理解作品思想内涵，受到情感意志等方面的陶冶，从而无形之中完成人格的塑造。 在学科教学中渗透德育，是语文课程教育的基本要求、基本任务。语文学科对学生德育，具有得天独厚的的优势，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离骚》一文隐含的德育主题 古诗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璀璨明珠，是前人的思想文化的结晶。学习古诗文，不仅能提高学生的文学修养，而且还能激发爱国情感，陶冶他们的道德情操和审美情趣。《离骚》作为中国古典诗文的杰出代表，不仅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其蕴含的人文精神与德育作用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从人教新课标版的选文来看，结合教学实践，可以归纳出这些德育主题： 1、热爱祖国的品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这是《离骚》的主题，也是屈原人格中最突出的特点。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志士，屈原爱祖国爱人民、坚持真理、宁死不屈的精神千秋万世同日月争辉，感召着无数中华儿女在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际浴血奋战以身报国。“爱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人层面的第一要求，也是德育的主旋律。因此，爱国主义教育是学科教学中渗透无痕德育的重中之重。 2、辩证的唯物主义历史观 辩证看待屈原爱国忠君的行为。在教学过程中要全方位、多角度地评价历史人物，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相结合，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屈原生活的时代距我们已有两千余年，他的作品必然带有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要科学和全面地分析研究《离骚》思想倾向。同是爱国，不同时代和不同历史条件下就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差异性。一是“国”的概念问题，处在列国分立纷争的春秋战国时代的爱国，很难与我们当今的爱国同日而语。二是在漫长的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君主与国家几乎是同义词，导致过去时代的爱国与忠君难以分辨。三是旧时代的爱国者在国破君亡之时，往往采用杀身成仁来自我了断，从表面上看是至死不渝，究其深层次原因则可能是腐朽的名节观念。 3、树立目标，刻苦学习，提高修养 屈原在“纷吾既有此内美兮”的情况下，又坚持美政的理想，“朝搴o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刻苦自励，提升自我，这对高中生树立目标和刻苦学习都有一定的激励作用。 4、创新精神 从政治层面上说，屈原敢于变革，提倡美政，敢于打破不合理的旧制度;从文学的层面上看，他继承《诗经》的优良传统，结合楚地方言，开创了楚辞新诗体，对后世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而且他所开创的新诗体楚辞，突破了《诗经》的表现形式，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为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开辟了新天地。 5、自尊自爱，诚实正直 “沉思高举洁白清忠”，屈原出淤泥而不染，不与小人同流合污，怀瑾握瑜，为人正直。“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即使别人不了解他，他也依然坚持自己的操守。其高尚品德为后人所敬仰。 二、在《离骚》教学过程中渗透无痕德育要把握六个环节 1、合理设定教学目标 首先在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目标定位上，就应该明确：通过学习和鉴赏《离骚》诗句，体悟诗歌中“香草美人”的意象，总结主人公的形象特征，学习屈原追求美政、忧国忧民的高尚品德。 2、作者生平及写作背景介绍不可或缺 屈原为实现楚国一统诸侯的大业，对内变法图强，对外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但由于屈原的改革触动了楚国腐朽贵族集团的利益，屈原遭到群小诬陷和怀王疏远，最后被顷襄王流放江南，辗转流离于沅、湘之间。《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作品深刻揭露了楚国政治的黑暗、楚国贵族集团的腐朽和楚王的昏庸，表现了他坚持“美政”理想、“虽九死而犹未悔”的斗争精神;同时表现了他忧国忧民、矢志不渝的爱国情怀。这里通过对当时社会背景和屈原生平的介绍，激发学生想要进一步了解屈原的欲望，同时也使屈原这位忠贞不渝的爱国者形象也在学生心中留下一个较为完整的印象。 3、充分利用诵读法这一语文学习的基本手段 教师示范背诵，学生集体朗诵。在朗读过程中，注意朗读准确，通过反复诵读，进入诗歌情境，对于情绪激昂的地方要读出抑扬顿挫，如“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等。诗人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对人民苦难的深切同情，对国家命运的无比关切，对奸佞小人的严厉呵斥都要读得有声有色。通过诵读，既加深了对必考篇目的记忆，又对作者忧国忧民的情怀和坚韧不拔的意志有了更加深入的体会。 4、通过细节探究深入理解文章内涵 设置一些细节性的问题加以剖析，如：诗歌开篇强调自己的先天禀赋，这样写有什么作用？诗人感到流年似水后又是怎样做的？“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在行文上有何作用？“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两句诗表达了诗人怎样的思想感情？ 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设置，让学生真正读懂诗歌，理解屈原的爱国情怀和政治理想。 5、引导学生进行全面的、辩证的人物形象分析 屈原的人物形象分析，是本篇学习的重点之一。应引导学生在全面了解屈原的情况下，对其人物形象做具体的、一分为二的全面的分析。屈原出身显赫、自尊自爱、品德高尚、才能卓著、勤于修能、追求真理、忧国忧民、洁身自好、怀才不遇、忠君爱国、嫉恶如仇。他具有远大的政治理想和不向黑暗现实妥协的斗争精神。然而就屈原一生的政治表现和刚烈的性格来看，他并不是一个十分成熟的政治家。先求适应再求发展，是任何政治家实现抱负的第一要义。屈原在心理上有以自我为中心的倾向，遭遇困顿时过于苛责环境，而没有从自身找问题。他性情严厉、因此孤独无友。这些弱点是导致他在政治上难以成功的内因。 6、通过开放性探索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和人生信念 一是对屈原投水自尽的探讨。通过这个问题的探讨，让学生学会以正确的眼光看待历史问题，同时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生死观，积极乐观，热爱生命。应明确：屈原有着强烈的爱国之情。然而，就算他出身贵族，他的理想也只有在君王支持下才能实现，他的高洁的节操只有君王帮他力排众议时才能保持，当君王不赏识他，他便失去了支撑的柱石，屈原的自沉是黑暗的政治环境下的无奈之举。从另一方面来看，屈原虽遭楚王放逐但楚国人民并没有抛弃他，他自感理想无法实现便抱石沉江，他的心理有其冲动和脆弱的一面。战国时期，有许多政治家如苏秦、吴起、张仪等，离开故土后反而有更大的作为。屈原应坚强地活下来，因为活着便有希望。屈原的行为启示我们要坚定理想信念，不随波逐流，如果像“墙头草”一样“随风倒”，人生就会失去方向;但如果改变不了环境那就应该积极地改变自己，生命高于一切，要坚信“车到山前必有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二是正确看待屈原的爱国之情。应明确：屈原的爱国思想究其根源，是一种“忠君”思想。战国后期的“合纵”“连横”之争，是中国内部矛盾，战国群雄都是周王朝的诸侯国。屈原力主联齐抗秦的策略，是要在保卫楚国的基础上，实现楚国的霸业，这是争夺对诸侯国的领导权的内部斗争，并非是抵御外敌侵略，对于屈原宗国观念的存君兴国，我们不必过于拔高理解。但是，我们也不能以今人的眼光苛求古人。国家动乱，民生艰辛，屈原心忧如焚，奔走呼号，尽管爱国之情有古今之别，但爱民之心却无可非议。 闫达尉，教师，现居广东佛山。 语文学科教学论文:小学语文学科教学中的探究学习方式初探 摘要：当前，随着课改的不断深入，自主、合作的学习方式已较普遍地应用到语文教学中，但探究学习似乎还开展得很不够。笔者近来对学生的探究学习方式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形成了自己一些肤浅的观点。 关键词：语文；教学；探究学习；初探 当前，随着课改的不断深入，自主、合作的学习方式已较普遍地应用到语文教学中，但探究学习似乎还开展得很不够。自主学习是探究学习的基础，合作学习是探究学习的重要组织形式。真正意义上的探究学习是自主学习的最高表现形式，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学习方式和过程。其作用在于激发学生的探究热情，增强探究意识，学会探究方式，从而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笔者近来对学生的探究学习方式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探索，有了一些肤浅的认识。 1.创设情景，引起学生探究的动机和兴趣 所谓创设情景，就是表现课文所反映的儿童生活与社会生活的场景以及与之相应的学习氛围。目的在于诱发学生原有的认知水平与情感状态同课文所揭示的深刻道理及情感之间的差距与矛盾，促使学生产生困惑、提出问题，从而引起学生探究问题的动机和兴趣。这种探究问题的动机和兴趣是学生进行学习活动的内部心理倾向，是激励学生自觉地参与教学过程的内驱力。 例如：《麻雀》一课教学时，我引导学生反复朗读老麻雀为拯救自己的幼儿而准备搏斗的那部分段落："它扎煞起全身的羽毛，绝望地尖叫着。"，"可是因为紧张，它浑身发抖，发出嘶哑的声音。它呆立不动，准备着一场搏斗。"我让学生反复领会"紧张、绝望、发抖、嘶哑"等词所表达的含义，体会此刻老麻雀的内心矛盾和思想感情。于是学生发问了："老麻雀为何害怕？为何要冒险救小麻雀？是什么力量驱使它这样做？"经过一番讨论，学生领悟到了：爱――伟大的爱，是它冒险的真正动力。接着我引导学生进一步探究：麻雀的这种力量，人有没有？在什么条件下，弱小可以战胜强大？在问题情景的一步步引导下，学生经历了深层次的情感体验，形成了深层次的理性认识，使他们在内心深处产生了对弱者的同情。 2.开展语文实践活动，指导学生在探究中学习语文 语文实践活动的基本因素是听、说、读、写以及寓于其中的认知和情感因素。学生通过语文实践活动，不仅可以获得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能在语文实践活动中学会学习语文，培养情感、态度、价值观。 2.1读中生情，情中感知。读，是语文实践活动中最重要的方面，小学语文教学在指导学生读（包括速读、精读、研读、品读）的过程中，有任务的读、有感情的读，在读中体会文章的思想感情，在读中陶冶情操，在读中受到熏陶和感染。 2.2说中有辩、辩中探理。说的训练在语文教学中也非常重要，他可以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锤炼思维过程，促进情商和智商的发展。我在设计说的训练时，多采用辩论的形式，引导学生在辩中探理。这里仍以《登山》为例。为了让学生在说的训练中探究事理，我引导学生思考："列宁走了小路、也看到了日出，为什么回来时还要再走小路呢？这是不是自讨苦吃，是不是真有必要？"我先让学生找到意见相同的同学讨论一下，讨论怎样才能说服对方，再开展辩论。学生迅速分成两拨儿，激烈地辩论起来，最后双方选出代表各抒己见。反方说：没有必要，因为他已经体验了小路的险，而且看日出的目的已经达到，没有必要再去冒险。正方说：很有必要，列宁再走小路是想锻炼自己的意志，这样的锻炼机会不多，列宁认为很有必要再走一次。正方的人数、气势、道理明显压倒反方，但反放并不示弱。这时候，我引导学生读课文最后一段，体会列宁的话所包含的道理："一个革命者不应该让害怕把自己压倒。咱们得每时每刻，随时随地锻炼自己的意志。"反复朗读、辩论之后，学生达成了共识：列宁再走小路，很有必要。接着我又引导学生深思：意志是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需要意志？怎样才能培养自己的意志？学生经过一番讨论和探究，在教师的指导下，初步懂得了意志是人的一种心理品质，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尤其需要意志。 2.3写中有感、感中探义。写是语文课堂教学的迁移和内化的过程，它更能体现学生的探究意识，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探究精神。再以《登山》为例，我给学生布置了写的作业：读《登山》有感、我的意志力、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让学生任选一题，要求写的时候，谈自己的感受和从中受到的启迪，引导学生深入探究。 3.运用探究式教学策略，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 3.1创设自由民主的学习氛围。自由民主的学习氛围是学生自主学习的基本保证，是探究学习的最佳境界。例如：一个小组在导学《猎人海力布》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海力布把自己打来的猎物都分给了乡亲们，说明他不贪财。可是他为什么又要龙王的宝石呢？"一石激起千层浪，学生沸腾了，你一言、我一语，争论不休。他们在考试时，还出了这样一道题："假如海力布没有变成石头，会怎样（续写）"。这道题激发了孩子们的想象力。我在教学实践中体会到：只有给学生足够的自由活动空间，真正实施"以参与求体验、以创新求发展"的教学，才是最富有生命力的课堂，才能有效地促进学生的发展。 3.2延迟评价，鼓励学生发表意见。在探究学习中，最重要的一项活动就是学生就某个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而能促进使学生敢说、善说的有效策略是教师适时而巧妙的评价。我在课堂教学评价中最常用的有两种评价：一是暂不评价。即在学生得出答案时，暂不表示肯定或否定，而是引导学生回顾自己的学习过程。我常常这样问学生："你是怎样得出这个结论的？你是通过哪几个途径得出答案的？"。这样提出问题，可引起师生之间的激烈争论，激发学生通过反思自己的学习过程，求得学习、探究的方法。另一种评价是"归谬法"。就是当学生得出错误的结论，并且还没有意识到这个结论有什么不妥时，为了让他有一个在思考中求知、在探索中寻识的过程，我有时会顺着学生的推论走，采用归谬法，让学生自己否定自己，从而获利真知。 在上述的语文实践活动中，我巧用教材，巧于质疑，灵活指导，引导学生由浅入深地探究人和事中的情和理，陶冶了学生的情操，升华了他们的人格，培养了他们的探究精神。 语文学科教学论文:浅谈如何应用教育技术手段优化语文学科教学 摘 要：以计算机技术为中心的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丰富了学科教学的表现形式，在很多时候这类教育技术的应用与实践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教学效率。在语文教学中，教育技术手段的应用对于优化课堂教学也是比较重要的。技术的应用往往在学科的教学中改变的不仅仅是形式，更多则可能是观念和思路。 关键词：教育技术；优化；语文学习；教学 语文作为一门基础教育的基础学科，其在学生认知发展和能力形成中的重要地位是不可替代的，如何利用如今现今的技术手段来对语文的课堂教学进行优化，以实现最好的教学效果，逐渐成为了一个研究的热点和重点问题。[1] 1.关于教育技术的概述 广为人们认知和认可的教育技术概念是这样的：教育技术就是对学习过程和学习资源进行设计、开发、管理、利用和评价的理论和实践。而就目前而言，在学科教育教学领域被人们广为认知和普遍接受的则更多地集中在一些信息技术或者是计算机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一些具体的应用和实践。 教育技术既是教育也是技术，教育是主要的出发点和归宿，技术则是主要的表现形式和途径。教育技术已经成为了一门特有的学科，并有很多的工作者、研究人员对此进行研究深化，它的理论体系已经形成并且朝着更深、更广的领域进行发展、拓展中。 2.语文教学中的教育技术 语文学科属于基础性学科，在整个教育教学体系中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语文教学历来也被教育界所重视。很多的语文教学工作者因为自身的努力和不断研究形成了自己一套特有的教学方法和理论体系，而这些人也大都成为了教学名家，换句话说，从事语文教研工作的人员更容易在实践中成为教育领域中的精英。[2]语文教学与其他学科相比，其教学方法的可选择性更大、课堂表现形式的受限制因素也不是那么多。因此在语文教学中采取一些信息化的教学手段或者说教育技术手段是可行的，这也是语文教学的特点所形成的一种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语文教学对于教学方法、知识表现形式的多样化需求实际上是相对较高的。教学过程中，运用一些教育技术手段往往能节省很多的时间，也更能帮助学习者直观地理解一些知识和内容。[3]当然以上这些都是相对的，在具体的实际教学中也许情况也不是这样的，这里所说的只是一个总体上的情况。 教育技术在语文教学中是有广阔的应用空间的，以语文教学为载体能够更好地实践一些现代化的教育技术手段，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同时，语文教学中对于教育技术手段的实践和应用，对于进一步丰富教育技术的理论体系等方面也是具有积极促进作用的，对于技术的改进也是能够起到一定作用的。应该说技术的发展是离不开其具体在实际行业、领域内应用的，这点对于教育技术也是同样适用的，教育技术相关技术手段的发展和进步，都是需要植根在具体的学科教育教学领域内的。 3.如何在语文教学中更好地利用教育技术手段提升教学效率 （1）在语文教学设计环节中，充分做好教育技术手段应用方面的设计。教育技术手段是可以提升语文教学的实际效率的，但是如果应用不好的话教育技术手段则会形同鸡肋，完全失去其在课堂教学中应用的价值。所以在实际的课堂教学设计中，需要对可能用到的教育技术媒体、素材等进行充分整合，结合实际情况做到具体有效地应用。 （2）开放、自主化的教学模式，更多地应用在实际的教学环节。自主、开放的教学模式是以学生为中心的，在这样的模式下需要教师主导，但是教学“教”的角色被淡化，学生“学”的作用是主体。这样的环境下，一些教育技术手段的应用是可以起到一定替代教师“教”的作用的，而且这样的“教育者”可能更容易被学生所接受。 （3）充分发掘新技术、新理念，贯彻实践于实际的课堂教学。信息技术的发展速度是很快的，一些新技术、新理念需要被教师关注，在对这些技术进行关注和认识的过程中，重要的还是需要对这些技术与语文教学如何结合进行探究，当然也要考虑到具体的条件，可以作为参考但是绝不能将其当作一种硬性的指标来看待。[4] 总的来说，在语文教学中实践教育技术手段是可行的也是有必要的，但是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实际的应用中必须要考虑到实际的具体情况，不能单纯地将其当作一种指标来看。 （作者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 语文学科教学论文:高段小学语文学科教学的障碍及对策 有效教学主要是指教师在一段时间的教学之后，学生获得具体进步和发展，它的核心问题就是教学的效益。新课程应改变“老师教得很辛苦，学生学得很痛苦，但学生们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的状况，这就要求教师具备有效教学理念，掌握有效教学的策略，根据课堂实际变化不断调整教学，使课堂具有明显生成性。下面我结合教学实践谈谈对教学实效的认识和做法。 一、确定目标，以趣引路 教学目标是教学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新课程理念下的课堂教学，仍然是依据教学目标进行教学，那么对于教学目标的把握直接关系到课堂实效。教师必须引导学生关注教学目标，结合生成及时调整预设。因此在课堂教学中，我在导入时创设一定的情境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把教学目标转化为学生感兴趣的学习任务。例如在设计二年级上册《国旗和太阳一同升起》一课的导入时，我围绕紧扣“理解课文内容，体会升旗时的庄严隆重”这一目标，从学生实际生活出发，结合每周一的升旗仪式的生活经验，提出：“升旗仪式上我们学校的旗手们的表现给你什么感受呢？”学生在这样鲜活的情境中，了解“庄严隆重”这个抽象概念也就容易多了。兴趣是有效学习的“推手”，因此应围绕教学目标精心创设情境，以唤起学生的好奇心与求知欲，让学生在兴趣驱动下主动学习。 二、自主学习，以疑寻知 课标指出：“自主学习是指在教学条件下学生高品质的学习。所有能有效地促进学生发展的学习，都一定是自主学习。”教师应该给学生足够的活动机会，使学生身心得到解放，这样学生才能敢想、敢问。一旦学生在认知上产生疑问困惑，就能激发他们去分析问题进而解决问题。如三年级上册的《鹬蚌相争》，学生在观察插图时都不约而同地提出“鹬和蚌怎么会这么傻被打鱼的人轻易捉走呢？”接着我让学生通读课文，从文中找出它们“傻”在哪里。这样寓言的寓意就被学生疑问带出来了：不能互相争执不下，不然结果就让第三方捡到了便宜。实践告诉我们让学生自主发现问题、自主解决问题而寻求到的知识是学生记忆中最深刻的，这样的知识已成为学生自己的、活的知识。 三、优化课时，以点带面 提高教学实效要通过提高教学水平和知识有效性等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课堂时间损耗，使课堂学习的实用时间充分利用。虽然一节课只有40分钟，但是我们应将教学活动聚焦在有限的目标内，抓住关键点，以点代面，提高教学实效。 例如，我在执教《庐山的云雾》一课时，在学生初步感知课文内容后，我紧扣“千姿百态”和“瞬息万变”这二个关键词，让他们把体现这二个词语的优美词句以提纲形式罗列出来。学生动手摘抄的时候不但加深对这些好词佳句的理解，而且对于这种以中心句提纲挈领的形式有所领悟。这样的课程结构，教师所教时间不超过15分钟，真正做到“把课堂还给学生”。 四、巧借错误，以思促悟 英国心理学家贝恩布里奇说：“错误人皆有之，作为教师不利用是不可原谅的。”学生的错误是一种鲜活的课程动态资源，对于学生的错误，教师要善待、引导学生从错误中汲取经验，悟出真理。二年级上册《小马过河》，阅读到课文第五自然段后，我让学生思考小马是听老牛的话对还是听松鼠的话才对呢？学生一下子讨论开了，班里分成了三个阵营：赞成老牛的、赞成松鼠的、还有徘徊在二者间的中间派。在这有趣的格局下，我让各方代表陈述理由，最后在激烈的争辩中悟出了道理：老牛和松鼠的话不全对，小马要自己下河去试试，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巧借错误，既可以帮助学生检查、分析、查找出错误的原因，又能使学生真正养成认真仔细的好习惯。让“错误”服务于教学和学生的发展，同时也丰富我们的教学机智。 五、适度拓展，以浅入深 《新课标》非常重视语文课的容量，重视语文学习与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并把“拓展”和“延伸”列入了课堂模式之中。例如在教到三年级上册《好伙伴》这一课时，我注意到主人公“猎狗”和“乌鸦”两个好伙伴之间虽然有着感人的故事，可是文中却不曾有二者之间的对话。在学习了课文之后，我给学生一道题目：在猎狗掉进枯井后，乌鸦怕猎狗被饿死，一次又一次地叼肉来给它吃时，会如何鼓励猎狗？猎狗又会如何感谢这位好朋友呢？请结合这个情境为它们设计对话。下面是学生的设计方案： 猎狗：乌鸦，我的好伙伴，你这样飞进飞出为我送食物，真让我感动！ 乌鸦：猎狗，你要坚持住，马哈多会来救你的。 猎狗：井太深了，夜晚来时我特别害怕，真想再回到你们身边啊！ 乌鸦：你很快就能出来的，主人也在四处找你了，他已经看到我朝这边飞来了，一定会发现你在这儿的。 猎狗：你真是我的救世主！ 真没想到学生的构思不仅能紧扣文本，还把自己的理解加入其中。对话充满了童真童趣，把二位好朋友友谊的境界升华了。 综上所述，真正的课堂又是生成的，教师应运用教学机智及时调整教学预设，让学生在学习中得到发展。充满智慧和艺术的课堂，必将超越有效教学，走向优质教学。 语文学科教学论文:如何在初中语文学科教学中渗透法制教育 现代社会是法制社会，人们保护自己的主要武器便是法律。因此，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法制教育，就成了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目前我国的中小学法制教育普遍存在方法呆板枯燥、内容脱离中小学生生活和学习实际、缺乏实效性等问题，导致学生被动地接受法制教育，这样不但未能提高学生的法制意识，甚至还造成了学生以消极方式抵触，从而背离了学校开展法制教育的初衷。在多年的语文教学实践中我发现，语文课堂教学中渗透法制教育，充分、合理、科学地挖掘语文课程中的法制教育资源是一种现实、可操作而有实效的途径。这种运用现代眼光来重新审视文本的“法眼”解读，以及运用艺术眼光对法律文本、法律事件的“文学”欣赏，不仅有助于加深学生对课文内容的理解，也必将使得法制的神圣光芒照进语文课堂，照进学生的心灵。那么，如何在语文课堂中渗透法制教育呢？下面就是我的几点建议： 一、语文老师要在语文活动中进行法制教育 作为学校，班级里也会举行许多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课外活动，我们还可以将法制教育巧妙地融合到这些活动之中。例如在学完《威尼斯商人》之后，我在班里举办了一次“模拟法庭”的语文活动，要求学生自己选择一件“班级悬案”进行法庭审判和辩护。要求有原、被告双方和主审法官，有申诉状和辩护辞，有法庭陈述和法庭辩护，有证人、证据、证物，有最终的法官判决等等。学生个个情绪高涨、参与积极，不仅提高了他们学习语文的兴趣，锻炼了语言表达和思维能力，也对法庭审判有了更为形象而直观的印象，法制意识自然大为增强；在学习《那树》时，可以带领学生开展“我为‘老树’写诉状”的活动；在学习《羚羊木雕》时，可以组织学生召开辩论会“谁动了我的羚羊木雕”；震惊全国的“阜阳假奶粉”事件发生后，可以要求学生举行“我为‘大头娃娃’做律师”的综合实践课……这一系列的活动的开展，使得学生能够尽情地在法律的殿堂里呼吸文明的空气，在语文的世界里酣畅淋漓的遨游。所以说，在语文教学的各种活动中进行法制教育最为重要。 二、语文老师要在阅读中进行法制教育 学生读书阅读，我们能够利用好这个途径进行法制教育，就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在语文教学中，要求学生必读的课外名著有很多篇目，而《西游记》、《水浒传》等又是学生非常愿意的古典名著。以《西游记》为例，谈自己是如何利用课外阅读这一平台适时向学生进行法制教育的；《水浒》是我国四大名著之一，小说情节曲折、人物形象鲜明生动的。 三、语文老师要在学生的写作中进行法制教育 习作是学习语文的最高层次，它既是个体对生活现象的深切感受，也是个体对生活实践的独特体验。在习作教学中引入法制事件，诱发学生思考、分析、比较、反思、议论、总结，不仅可以深化学生的思想认识，提高学生的习作水平，而且还可以规范学生的法制行为。 （1）利用法律条文的语言特点，引领学生品味事理说明文的写作方法，体会准确使用词语的重要性。说明文是文体学习的一项重要内容。说明文的教学、尤其是事理性说明文的教学则因其枯燥、乏味而让大多数语文教师头痛不已。其实，法律条文便可以成为我们教学事理说明文的最佳助手。 （2）利用法律文书，指导学生学习记叙的表达方式在议论文、应用文中的合理运用。 （3）搜集《今日说法》标题，体会作文拟题技巧。中央电视台的《今日说法》栏目深受大家喜爱，它的成功除了选题贴近百姓生活、讲述真实生动、弘扬道德风尚、普及法律常识外，还得益于每一期都有一个好标题。这是向我们传授作文拟题技巧的好办法。 综上所述，在对学生法制教育中，不仅要向他们传授法律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他们的法律观念，所以在语文教学这个主阵地上进行法制教育内容就显得尤为必要。所以，作为语文教师我们应当积极想办法，充分、合理、科学地挖掘语文课程中的法制教育资源，同时，作为语文教师，我们也应当在日常琐碎的教育教学工作中开动脑筋，积极想办法，进行法制教育，提高学生的法制素质，为学生的健康快速成长奠定坚实的基础！ 语文学科教学论文:谈谈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教学的整合 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是指在教学过程中把信息技术、信息资源、信息方法、人力资源和课程内容有机结合，共同完成课程教学任务的一种新型的教学方式。小学语文作为一门基础学科，它立足于促进学生的发展，为他们的终身学习、生活和工作奠定基础。我们教师要遵循语文学习的规律，正确把握小学语文教学的特点，根据课文的教学需要，找准融合的整合点，选择相应的信息资料和教学策略，使信息技术与小学语文学科的整合达到无缝隙的的融合。那么，如何实现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的整合呢？ 1.恰当运用信息技术，激发学生兴趣，培养学生创新意识 在教学中应积极运用信息技术来营造轻松的学习环境。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运用多媒体教学技术，可以解决学习中单调枯燥的问题，学生既感到有趣，同时又加深了对新知的理解。教师要深入钻研教学文本，从教学文本所提供的语言信息中精选出为语文学科的性质和任务所规定的那些最具有语文价值的部分，精心地研究，把它作为整合课的整合点。在语文教学的过程，教师要通过语言文字训练向学生传授知识，引导学生认识事物，并逐渐提高语文能力的过程。这一过程是感知、理解、巩固、运用四个环节的有机统一。为了保持并端正这种兴趣，我们更应精心设计教学任务，不断深化教学内容和方法。从而达到培养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目的。使用的教学课件应具有互动性和开放性，在教学过程中实现教学双方的随机交流，信息技术的交互性，使得学习的互动性增强，实现了语文教学的真正开放，这也是信息技术与小学语文整合课的生命力所在。聆听音乐，营造优美的学习环境。学生通过听音乐放松了神情，活跃了思维，创新意识也就自然而然地得到了发挥；展示图片，营造民主的学习环境。不同的图片会给不同的学生带来不同的视觉效果，引起学生不同的情绪变化。我们可以在课堂中充分发挥教学图景片的视觉效果，通过展示与课文相联系的不同投影片，放手让学生自由观察；播放动画，营造自由的学习环境，利用小学语文教科书中所配备的动画素材，引导学生观察，各抒己见，必将会使学生的创新意识在自由的学习环境中得以最大程度体现。 2.恰当运用信息技术，结合学科特点，培养学生创新精神 2.1突破难点，拓宽视角。课文中的难点单凭教师讲解有时是难以理解的，通过先进的电教媒体形象的演示，能清楚的把一些难以演示的实验，不易理解的科学规律等变得具体化，化难为易，打破时间空间的局限，使空间想象力、综合分析能力得到开发和发展。信息技术在小学语文的整体感悟训练中，彰显出其独特的导思引悟优势：一是可以提供形象直观的多面式学习内容，奠定整体感悟基础；二是能提供多感官综合刺激，导思引悟，激发情感，有利于学生参与感知语言的实践。如教学《爬山虎的脚》一课时，爬山虎如何向上爬对于学生来说缺乏了解，因此可以制成爬山虎向上爬的课件，以动画为主进行展示，让学生仿佛真真的看到爬山虎长叶、茎上伸出细丝，细丝触着墙头上变小圆片，巴住墙如何一脚一脚向上爬的全过程，清晰的呈现在学生面前。学生看的清楚听的明白，溶入一种身临其境的氛围，教师此时只要稍加点拨，即可为学生突破难点。教师精心制作以学为主的课件，或构建相关"资料库"，让学生通过相关资料的阅读，在线讨论的实践，在线测试的检验等相关链接，增大知识储备容量，拓宽了视角。 2.2借助图像，放飞想象。运用信息技术，在设计课件时对所学内容进行情节处理，采用有所跳跃，有所省略的方式，特意给学生留出想象的空间。利用信息技术将课件中的动画定格，请学生们延伸想象，续说故事，可有不同的结局，这无疑发展学生的创造性想象力。 3.恰当运用信息技术，改变教学手段，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课堂教学要能够做到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采取借助现代教育技术改变课堂教学手段，使课堂教学充满情趣、充满乐趣、充满活力的方法，不失为一种较好的选择。好的教学手段包括： 3.1实物演示。写入小学语文课本内容中的许多物体，孩子们都没有亲眼见过。孩子们一概不知，如琥珀。这很不利于孩子们的创新能力的培养。为此教师可以在上课前准备几块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琥珀，上课时利用实物投影仪分别演示给学生看。由于是实物，他们看的兴趣就会很浓，看的时候就会很认真很细心；他们就会通过自己的观察思考提出许多自己认为还不明白的问题，然后通过询问查找讨论，搞懂了，弄清了，自己的创新能力也就在不知不觉中得到了加强。 3.2摹拟试验。例如《画杨桃》，同是一个杨桃，它能被画成不同的形状。其原因是每个学生所坐的位置不同，看到的杨桃的形状就不一样。教师可以把一个杨桃通过实物投影仪展现在屏幕上，让学生试着自己也去画一画，然后再变换位置看。这样一画一换，虽然学生仅仅是动动手动动腿，但他们在动的过程中已经是锻炼了自己的一种创新能力。 3.3虚拟假设。在小学语文课本中，许多文章的主人公结局都是极具有悬念性的。如《凡卡》《穷人》《卖火柴的小女孩》等，他们后面的故事会怎样发展呢？我们可以把这些文章的图片通过剪辑整理合并在一个地方，让学生自己选择其中的一个人物，把它后面的故事虚构成一段文字讲给同学们听。此举一方面是加深学生对课文内容的理解，另一方面也是对学生各方面能力的一次综合考验。 4.结束语 信息技术是教学手段，是学习工具。信息技术的多样性与丰富的语文实践活动在整合中协调统一，使学生听说读写加强了，扎扎实实的语言文字训练进行了，这也是信息技术与小学语文整合课的活力之所在。当前信息技术与课程的整合目标，是建立在运用信息技术手段促进教与学的改革基础之上。 "信息技术和课程整合"是我国面向21世纪基础教育教学改革的新观点，它要求教师能从自己的学科教学过程中研究如何使用信息技术帮助自己的教学，把信息技术融入到课程教学中，也就是指教师在课程教学过程中能把信息资源、人力资源和课程内容有机结合，共同完成课程教学任务的一种新型的教学方式，使小学语文教学朝着特色、个性的教学方向发展。因此现代信息技术与小学语文教学整合这一双赢的新型教学模式定会让我们的语文课堂与整个社会更精彩。 语文学科教学论文:对外汉语教学与语文学科教学的对比分析 同样是汉语教学，对外汉语教学与传统语文学科教学存在很多方面的差异。语文学科教学丰富的教学理论内涵和多样的教学方式方法，可以为对外汉语教学提供借鉴和指导。本文从教学对象、教学目标、教学方法三个方面对比分析了对外汉语教学与语文学科教学的异同，指出二者可以相互借鉴。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汉语热”不断升温，世界各个国家掀起了学习汉语的热潮。现如今，不但有大量的外国留学生到我国来学习汉语，而且在国外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热爱汉语，他们渴望学习汉语，接触中国文化。持续升温的“汉语热”直接导致了对外汉语师资的扩大。迄今为止，我国多所大学开设了对外汉语专业，培养了众多优秀的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人才，汉办每年从高校中选聘优秀的专业人才到国外的孔子学院任教。 一、教学对象的对比分析 对外汉语教学指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的教学，其教学对象大都没有汉语基础甚至是零基础，这些人不熟悉汉语与汉字，不了解中国的文化，一切都需要从头开始。而语文学科所面对的是长期生活在中国并一直都使用汉语的学生，他们对语文学科有一定的了解，会写会用汉字，了解中国文化，能够很好地运用汉语使用规则。所以，对外汉语所教的学生在知识迁移方面会比传统语文教学的学生困难的多。因为在语文学科的课堂上是以教师为主体，学生都是同一年龄层，有着相同的文化环境。但对外汉语课堂上的学生文化背景存在差异，教师需要了解各国文化，因地制宜地进行教学。 二、教学目标的对比分析 第一，对外汉语教学与传统的语文学科教学的教学目标都对词语的掌握做出了明确的要求，但是在选择生词和对词语的掌握程度方面却有着不同的要求。例如，高中课本中《林黛玉进贾府》一文中的生词“阜盛、敕造、紫檀、雕梁画栋”等，这些都是一些比较生僻，在生活中不常用的词语，教师在课堂上不会细说这些生词，认识生词往往是学生课前预习的工作。对外汉语高级教材《我们天天在说谎》中的生词列出了“大手大脚、将心比心、炫耀、无所不能”等词语，而这些词语是不会在初高中语文教材中出现的，但在面对第二语言习得的学习者时，教师需要落实到每个字的读音，例如“手”是第三声，学生可能会发不好这个音，教师就需要有足够的耐心示范并且一遍遍地纠正读音，直到他们读准。除了要学生读准读音外还需解释字词，“大手大脚”这个词学生会理解为人的手和脚都大，对外汉语老师就需要向他们解释“大手大脚”的引申义为花钱、用东西都不节省，比如说“这个人花钱大手大脚的”，这是在指责这个人浪费钱，不懂节约。在传统语文学科教学的小学阶段，语文教师会着重讲解生词，要求学生会写；初高中阶段，教师只会指出那些生僻字的读音和意义，很多是学生提前自学的。但是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对生词的学习是贯穿整个教学阶段的，需要学生掌握课文中的重点词语并能够正确使用词语进行对话。对外汉语的学生对于词语的掌握程度在于能否正确运用，学科语文中对于词语的掌握不同于对外汉语的要求，它还需要学生了解词语的更深层次的意义、词语的色彩意义，比如虚伪是贬义词。 第二，两者的学生都会接触到语法学习，但是对外汉语教学更加重视语法规则的讲授，而语文学科教学接触到的语法知识是粗线条的。例如“就”这个语法点，语文教师会简单地说明它是一个时间副词，而对外汉语教师会在其词义的基础上，更加强调它的用法，包括“就”在句中的位置和经常跟它搭配的词，也会归纳出其在句中的结构“主语+时间状语+就+动词”，用“就”表示说话人认为动作或者事情发生的早的时候句子末尾要加“了”，这时结构就是“主语+时间状语+就+动词（+宾语/补语）+了”。可见，对外汉语教学更加重视语法知识。以汉语为母语的学生从小接触汉语，他们知道如何使用汉语，但第二语言习得的学生不了解汉语的规则，而汉语中很多词语有不同的用法，所以对外汉语教师在教学时需要注重这方面的讲授，让学生了解汉语使用的规则。 第三，两者都要求学习者了解文章的主旨，体会文章所表达出的感情，要求学生能够结合上下文推测理解词义，正确理解文中的字词含义这样有利于学生对文章内容和主旨的理解。中级课程《小议食文化》中的教学目标有一点是锻炼学生的猜词能力，“阿里来中国留学三年了，他说的汉语很地道，大家可以向他学习学习。”这句话中的“地道”一词便可以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理解来解释，这需要学生根据词所在位置的前后句来推断词在文中的意思。再如《雷雨》中周朴园用了“贤慧”、“规矩”来形容梅小姐，这对于有着牢固的语文基础的学生来说是很容易理解的，但对于从零开始学习汉语的人来说却不容易，更因为文化的差异，他们不能很好地理解这些词语，教师在讲解时便需要结合我国的文化特征。 最后，语文学科教学是将学生的终身发展纳入教学目的，而对外汉语教学则更多的是将汉语作为语言交际的一种工具，这是两者教学目标差异的根本所在。语文学科教学除了要教语言知识，提高学生们的语用能力，还要注重培养学生的思想品德和道德情操，提高文学修养和审美能力，以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为目标。而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从根本上说是为了应用汉语。 三、教学方法的对比分析 在语文教学过程中，常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教师上完一节课之后发现教学效果并不理想，这并不是因为教师教学水平不高，而往往是因为没有选对教学方法。如果教师想要在课堂上与学生进行很好的互动，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很好的完成教学任务，那么教师就应选择恰当的教学方法。教师在教学前需要根据学情、教学目标、教学内容等方面选择不同的方法，常言道：“教学有法，但无定法”，所以，教师一定要重视教学方法的选用。 教学方法是为完善教学任务而采用的方法，它包括教师教的方法和学生学的方法，是教师引导学生掌握知识技能、获得身心发展而共同活动的方法。对外汉语教学与语文学科教学二者的差异首先反映在教学目的和任务上，任何教学方法都服务于一定的教学目的和任务，对外汉语教学的目的是语言交际，语文教学是为了学生的终身发展，身心健康的发展。因为不同的教学内容，对外汉语教学注重发音语法教学，语文教学注重阅读和写作。所以，根据教学任务与教学内容的不同，二者会选择不同的教学方法。在教学方法的选用上二者存在着区别，但又有些方法却都适用于它们两者，只是在运用时它们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像情境教学方法不仅适用于对外汉语教学，也可以应用到语文教学中。例如刘白羽的《长江三峡》，学生没有到过三峡，他们很难想象有关三峡的画面，教师可以播放一段纪录片作为课堂导入，不仅可以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也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讲解到不同时间段的三峡时，教师还可以用幻灯片展示相关图片，让学生将文字与画面相结合，在脑海中出现秀美的三峡与险要的三峡，这有助于学生理解文本。同样，练习法也适合对外汉语教学，俗话说的好，“光说不练假把式”，对外汉语教学也同样需要学生多做练习来巩固所学知识。在《小议食文化》教学中，教师有目的地训练学生依据上下文推测词语含义的能力，在课程结束后，教师可以让学生做些选择题，如“地道的菜要做几天几夜（ ） A、道理B、真正的C、地下通道D、好吃”，或者是给学生一个句子“这幅画很出名，被很多人津津乐道”让学生分组讨论“津津乐道”的含义。适当的练习可以帮助学生复习所学知识，及时地进行查漏补缺。 当然，有些教学方法更适合一种教学内容。比如语法翻译法，因为语法翻译法的特点，它并不适合语文教学，但是它在对外汉语的教学中更能体现出其存在的价值。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时要将语言知识转化为语言知识和技能，这就需要教师运用听说法、归纳法、对比法等方法，让学生快速正确地掌握语言知识并能够熟练地使用汉语普通话进行日常的交际。 对外汉语教学形式是小班教学或者一对一的教学，而我国的语文学科教学形式是班级授课制，加之教学对象的不同，决定了两者在教学方法上存在着不同。语文课堂以讲授法为主，教师是课堂的领导者，在对外汉语教学的课堂上学生是主体，教师是引导者。随着中国教育理念的变革以及吸收国外的优秀教育经验，中国的课堂正在朝着以学生为中心的方向迈进，讨论法正体现了这一点。 语文学科教学历时长，实践多，经验足，无论是理论的积淀还是实践的总结都能给仍处于探索阶段的对外汉语教学提供借鉴和指导。同时，由于对外汉语教学接触到不同教学理念，融合了不同的文化，在其自身发展的同时，也逐渐形成了与传统语文学科不同的教学理念和方式方法。因此，对外汉语教师在向语文学科教师取经的同时，传统语文学科教学也可以对照对外汉语教学，反思自身教学中的不足，促进自身教学水平的提高。 （夏琰 扬州大学文学院 225000） 语文学科教学论文:寓德育于语文学科教学中 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也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认为这两句话从两个不同的方面概括了教师教育教学工作的特点。同时也从两个不同的层面来诠释了教师工作的特点。教育学生的目的不仅是要都会学生如何学习、如何生活、如何交往。更重要的目的是要教会学生如何做人，正所谓“育人先育德”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我国的教育重视学生德、智、体、美、劳“五育”全面发展，德育作为“五育”之首，如果一个学生连起码的道德都没有，还谈什么全面发展呢？学校是青少年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场所，肩负着为国家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综合型人才的，在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中对培养目标也有明确规定“要使学生具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成为德、智、体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同样也是把“德”放在首位。可见德育教育在学校教育中的重要性。同时在各学科的教学中也应该渗透德育教育，特别是语文学科更是这样。因为语文学科的既有“工具性”也有“人文性”的学科特点所决定。同时语文学科又是一门思想性很强的学科。 要完成基础教育任务，加强素质教育，只靠每周一节思想品德课，一节班队会或开展几次活动来完成是不够的。那么主要阵地是什么呢？是各科教学！这才是德育最主要的途径。寓德育于各科教学之中，是德育与传授知识相结合的有效方法，也是改进德育工作的一个重要课题，它对于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品德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多年来，我一直把德育教育渗透到语文学科的教学工作中并有了一些体会。 运用情感因素，渗透思想教育。因为语文学科是一门思想性很强，情感因素丰富的学科。文章的字里行间都渗透了人间真情，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什么是“是非曲直”等都能从文本中体会到。从而让学生的心灵得以净化、陶冶。在教学中要有目的会挖掘教材的思想性，把教材的中心思想贯穿于教学的始终，做到既教书又育人。如我在讲《纸船和风筝》这篇课文中，我就以饱满的热情，生动的语言创设情境，使学生受到深刻的感染，引起思想上的共鸣。学生不仅懂得了宽容、谅解，而且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达了他们对友谊的理解和认识。在班上同学们积极互动，说说别人的优点，找找自己的缺点，谈谈如何去宽容、谅解别人。如何去珍惜朋友之间的友谊。这样让学生学会尊重，学会交往。我相信这会让学生受用终身。 “感人心者莫乎情”。在语文课文的教学中，能使文章的情感、教师的情感、学生的情感融为一体，我想这样的教学才能算是实现了德育教育在语文课教学中的“有机渗透”。才不愧“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称号。 总之，在语文教学中，充分发挥教师的情感传到作用，落实三维目标中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深入挖掘教材中的情感因素，联系学生的实际生活，激发学生的情感体验，引发学生情感上的共鸣。使学生在进行语言文字训练的同时，受到“情”的陶冶、“理”的启迪，这样就能收到“迁情入化”“润物无声”的德育教育效果。 语文学科教学论文: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教学的整合现状与分析 摘 要：语文是基础教育阶段的重要学科，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的整合效果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本文调研了信息技术与语文教学整合的现状，分析了学科整合的主要表现形式和技术手段，并对存在的问题和可行的发展方向进行了规划。 关键词：教育信息化；学科整合；语文学科 一、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教学整合的探索 1.在信息技术与学科整合上，语文学科得到较多关注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的整合已成为一种趋势，给学科教学创新和改革注入了新的活力。[1]语文是基础教育阶段最重要的学科之一，将现代信息技术与该学科的课程教学进行整合，已成为提升语文教学效果的一条重要途径。《新课程标准》在课程基本理念中提出“语文课程应当密切关注当代社会信息化的进程，推动语文课程的变革和发展”。[2] 目前，在信息技术与学科整合的研究与应用深度上，各学科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别。通过统计分析教育信息化领域三大核心刊物（《中国电化教育》、《电化教育研究》、《中小学电教》）近三年发表的论文，共得到181篇涉及信息技术与学科整合的论文。其中，各个学科所占的数量与比例如表1所示。 从表1可知，在基础教育阶段的众多学科中，语文以18.3%的比例位列第二，仅次于数学学科。这些数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的整合得到了较多关注。究其原因，主要是语文学科作为一门重点学科，教师和主管部门对信息技术与该学科教学整合较为重视，并且该学科的实践过程和应用效果更具示范性，因而相关研究和应用的成果较为丰富。 语文教学不是单纯的识字造句、阅读理解或作文，而是要通过构建不同的情境、使用不同的语言来培养学生运用语言的技能，锻炼他们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语文教学过程大体可分为感知、理解、巩固、运用几个阶段。[3]在信息技术学习环境中，学习资源图文并茂，具有信息量大、动态感强等传统教学技术无法具有的优点，有利于再现其它直观手段难以展示的语文教材中的有关形象，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创设生动活泼的教学情境、帮助学生正确认识和理解事物，进而优化课堂教学的各个环节等方面具有突出优势。[4]正因为如此，在语文教学中应用信息技术手段已成为越来越多教师的自觉选择。 2.存在的问题 与在“信息技术与学科整合”上程度更高的数学学科相比，语文学科在信息技术与学科整合上距离学科教学的现实需求还有较大差距，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缺乏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信息技术产品 在数学学科中，几何画板是被绝大多数教师所熟知的教学支持软件。在大多数师范类高校的数学教育相关专业中，几何画板已被设置为一门专业必选课或选修课；基础教育阶段的在职教师信息技术技能培训，也把几何画板列为首选软件。在语文学科方面，相关的教学辅助软件、资源库、教学平台等信息技术工具不少，但没有一个得到普遍认可和较广范围的使用。 （2）理论研究较多，实践应用少 在现有大量关于信息技术与语文教学整合的研究论文中，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理论研究方面的文章多，实践应用方面的文章较少。有些论文动则模式研究，概念名称混乱，充斥着大量套用教育理论的“教学模式、原则和方法”，却很少有结合具体课程教学的应用过程和效果分析。一线教师若真按照这些模式进行整合时，却发现无从下手。 （3）实践应用的深度较浅，范围较小 在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整合的研究和应用方面，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跟风现象，从最早的e-Learning、Webquest、Blend Learning、Mobile Learning 到Moodle，各种各样的整合都有，看似热点频出，但事实上这些整合应用的范围较小（大都是某几个教师在一个班级或一个年级中进行的），时间短（一两节课），因而应用的深度有限，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不大。 3.信息技术与语文教学的经典成功案例――小学语文“四结合”[5] 多年来，我国教育信息化做了很多工作，但教育效果上并没取得突破性进展，主要原因在于我国教育信息化的底子较薄，前期工作主要以硬件环境建设和教学资源的数字化为主，忽视了信息技术与具体学科教学相融合的研究与应用，包括研发面向具体学科教学需求的信息技术、探索信息技术与具体学科教学相结合的模式和方法等。 《小学语文“四结合”教学改革试验研究》（以下简称为“四结合”）是信息技术与具体学科教学进行整合实践的一个经典成功案例，它是国家教委基础教育司于1994年批准立项的重点科研项目。项目由何克抗（北京师范大学）、李克东、谢幼如（华南师范大学）、王本中（全国中小学计算机教育研究中心）作为总课题组负责人，根据需要还吸收了一批有丰富教学经验的学科教师和计算机软件技术人员参加研究。试点校涉及几百所小学，遍布全国20多个省。 “四结合”教学改革试验研究的目的主要在于探索计算机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作用，以及探索信息技术环境下小学语文教学的模式和方法。该试验第一阶段的目标是“识字、查字、编码、打字”四结合，其具体目标是：①研究一套能实现“四结合”的新型小学语文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 探讨实现“四结合”的教学理论问题。②编写一套实现“四结合”教学的新型小学语文文字教材。③研制与“四结合”教学配套的计算机辅助语文教学多媒体软件。 由于第一阶段试验的反映效果很好，试验进一步扩大。从小学扩展到中学，加上计算机硬件的普及、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四结合”不仅仅停留在认字打字的阶段，还发展到为第二阶段四结合――“识字教学、阅读理解、作文训练、电脑运用”四结合。 “四结合”教学改革试验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眼、手、耳、脑并用，通过计算机手段实现了因人而异的个别化教学，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有助于他们个性的发展，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四结合”教学改革试验，将现代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教学的规律和需求充分结合，为运用先进教育思想和认知学习理论探索基础教育改革找到了一条可供借鉴的途径。 4.语文教学中主要的信息技术手段 语文是语言和文字的综合，涉及听、说、读、写等多个方面，知识点零散而广泛，一个单纯的软件难以满足学科教学的所有需求。 通过调研市场上的与语文教学相关的信息技术手段和方式，可以发现，信息量大的资源库（包括资源网站和平台）和满足语文教学某一个方面需求的软件是面向信息技术与语文教学相结合的两个最主要形式。以下分别对语文资源库和相关软件进行介绍。 二、语文资源库 1.资源网站分类 在卓越、当当网，可搜索近百种与语文教学相关的软件类产品。其中面向小学语文教学的居多，中学的少；资源类产品多，平台工具少。按网站形式，可以分为以下几类：[6] （1）门户型网站 门户型语文网站是指以语文教学为主题的大型、综合性网站。这些网站资源丰富，全方位地辅助语文教育教学工作，从教师到学生，从课内到课外，从交流到分享，从素养到应试，可谓一应俱全。门户型语文教育网站不仅是提升语文教师综合素养的一个平台，而且是加强各地语文教师之间交流的一个枢纽，同样也是辅助学生课外学习语文的一个舞台，有中华语文网、三槐居语文网、语文超市等。 （2）资源型网站 资源型语文教育网站以提供优质语文教学资源为主。这类网站搜集、整理、筛选各类资源，然后分门别类地存放于网站之中，以供广大语文教师检索下载。这类网站就像一个语文教学的数据库，提供语文教师教学过程中所需的一切资料。这类网站为语文教师的日常教学工作提供最直接的帮助，因而也是目前各类语文教育网站中最受欢迎的一类，有中学语文教学资源网、语文资源网等。 （3）论坛型网站 这类网站重在交流、信息。由于教师大都希望直接得到自己需要的资料，而不是讨论学习。这类网站受欢迎程度较低。 （4）博客型网站 博客的最大好处是能让普通教师发出自己的声音，有助于同行之间沟通交流。但目前大多数普通教师写的博文，访问者寥寥无几。一些名师的博文受到追捧。 （5）主题型网站 办大型综合性网站需要大量资金支持，所以一些小网站专攻某一方面，突出主题特色。譬如有专门搜集诗文朗诵资源的网站，有专门辅导学生写作文的网站。 2.资源分类 上述这些网站资源大致可分为识字写字教学资源、阅读教学资源、写作教学资源、口语交际教学资源、综合性学习资源以及语文课程评价资源等类型。 （1）识字写字教学资源。学习语文，最初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识字写字阶段，它是义务教育阶段最重要的教学任务。这方面的资源比较齐全，譬如对于常用汉字，都用动画形式给出读音、笔顺、笔画、偏旁部首、组词五个部分。 （2）阅读教学资源。语文的学习离不开文学作品的阅读。网络可提供大量免费的电子书，并且与传统的纸质媒介相比，题材更加广泛，呈现内容更加丰富。 （3）写作教学资源。网站为写作提供素材、个性化的指导及交流平台，以往很难发表的学生作文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公开发表，让学生获得成就感和满足感。 （4）口语交际教学资源。口头为语，言之为文。可见，口语交际教学是语文教学的重中之重。网站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口语交际素材资源、范例资源以及教学方式资源。譬如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对热点新闻进行讨论，或者是下载朗诵资源进行模仿。 （5）教学评价资源。语文教学评价，是语文课程实施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传统的语文课程评价过分强调甄别和选拔的功能，而新的语文课评价转向对学生学习能力、发展潜能和多元化的评价。 三、语文教学相关软件 1.汉字宫 《汉字宫》把3500个常用汉字，依据汉字的“相似原理”，用古人造字的神话故事，运用现代数字影视技术，采用故事电视片的形式展现出来，观赏中愉悦身心，玩耍中学习汉字，是具有创造性的汉字识字方法。《汉字宫》具有如下六大特点： ①符合儿童形象思维特征和认知事物特点，激发儿童潜能，开发儿童智商。②倡导兴趣教学，使儿童在看动画的愉悦气氛中学习语言知识，既在学中玩，又在玩中学。③全新的幼教视听教材形式，充分调动儿童的多重感官，使儿童牢记语言知识点，提高语文综合素质。④语文内容极其丰富，全面与小学教育接轨。涉及天文、地理、植物、动物、人体、器物、自然环境等领域3000多个知识点。⑤培养儿童自主学习能力，使孩子在较少教师和家长的参与下，也能独立学习，为将来奠定良好的基础。⑥综合了多名幼教专家、儿童心理专家及优秀幼儿教师的经验与智慧开发制作，并得到实践的验证，科学性和操作性极强。 《汉字宫》荣获2004年好莱坞国际电影电视新星奖最佳创意奖。 2.翰林汇智能题库：高中语文（软件） 翰林汇智能题库产品包含高中语文、高中数学、高中英语、高中物理、高中化学、高中地理、高中生物、高中历史等8门学科。学科试题总量超过6万道，集全国特高级教师的经典试题和优秀一线教师的大量新题。其功能主要包括：①试题管理，可增加、修改、删除或输出试题；②智能组卷，可快速生成不同类型的整套试卷；③手动组卷，按需手动组卷，使试卷完全个性化；④试卷分析、添加、修改、收藏和输出；⑤开放性设计，开放的出入口，如自建题库、增加、修改、删减试题；⑥试题可随意导入导出；⑦查询性能，查询简单、准确、快捷；⑧应用领域，考试组卷、试卷分析、题库设计、题库管理。 3.交互式电子白板精品课例：小学语文（软件）[8] 《交互式电子白板精品课堂》系列光盘是由中国教育类核心期刊《中国电化教育》杂志、全国教育学会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专业委员会联袂打造而成。 该课例集汇聚了第一届、第二届全国交互式电子白板教学观摩大赛的全部精华，集成了众多一线名师使用交互式电子白板的体会与感悟。这些精品课例可以在实践中指导教师在交互式电子白板环境下开展教学设计和课程教学，以促进教师的专业提升和学生的全面发展。 4.初中语文多媒体备课系统七年级 《初中语文多媒体备课系统七年级》由文字资料（电子书）、图片素材、视频素材、音频素材、课文朗读、素材下载、网络升级等7大类内容立体化构成。目前新课标、新课程给初中语文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顺应这些新情况，该软件产品以“大语文”的意识组织框架，进行系统性、多角度、多维度的编纂。 5.备课好帮手：（语文八年级上册）（软件） 开放式多媒体教学课件《备课好帮手》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人民教育电子音像出版社和北京东田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全国数十位课程标准专家组成员、著名特级教师以及一线优秀教师倾力研发而成，是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课程资源促进有效教学的研究与实验”研究项目。它包含备课资源和示范课两部分。 6.义务教育课程标准：语文（七-九年级）6CD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教学软件由三辰影库音像出版社和河北远东博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特邀北京、天津及河北省的数十位一线优秀骨干教师、教育教研专家及教授（其中数位是参与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制定的核心成员）研发而成。它以计算机技术与多媒体教学为技术环境，以PPT电子课件为基本平台，以文字、图片、动画、音频与视频为基本元素，把各相关的课程标准、知识要点、重点难点、知识阐发、归纳总结及练习巩固等整合成一个多媒体教学辅助平台。 7.小学语文词语智能记忆训练 包含了成语的拼音、解释，同、反义词，例句等，还有近2000个词语的近、反义词，多达2000条的成语例句，2000个成语的真人发音。 该软件在词语的学习、辨识、记忆方面提供了多种便捷手段。软件包含多用户（身份）记录、词语跟读、成语互义，成语与词语的同义词、反义词、单词卡管理等16种功能，帮助学生轻轻松松记忆成语、词语。具体包括拼音，解释，读音，根据成语选择正确的解释，根据解释选择正确的成语，根据成语、词语选择相应的近、反义词，根据给出的近、反义词选择成语、词语等。 此外，该软件还有58首经典唐诗和45首经典宋词，以及每首诗词的内容、作者、注释、说明、译文，再加上50道诗词的相关练习题。 8.小学作文金钥匙 该软件汇集了100多个作文题目与命题分析，收集了全国各地、各个时期的优秀作文，可以帮助学生丰富词汇量，并对学生写作起到启发和开拓思路的作用。该软件主要包括四个模块：①词语小天地，按照写景、写人、写物、其它分门别类地汇集了极为丰富的词汇，使小学生在写作文的时候能够做到词语丰富、语言生动；②作文赏析园，以写景状物、记人、记事、议论、说明、应用为标准，对每类文章，按照写作的知识点，给出了完整、实在的写作方法的指导；③作文精品屋，准备了20篇优秀获奖的作文作为模块，供学生欣赏和模仿；④作文小题库，汇集了100多个作文题目，对其进行了较为贴近小学生作文实际水平的浅显易懂的分析，对提高小学生作文的文字表达能力有相当的参考借鉴价值。 9.汉语拼音互动学习 该系列学习工具和资源由国家数字化学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联合多名一线优秀教师共同开发，从认、听、读、写、练等多个方面帮助小朋友学习汉语拼音知识。 汉语拼音互动学习工具主要功能包括：①认识汉语拼音的字形、笔顺；②准确发音，认识和掌握标调号的规则；③掌握复韵母和鼻韵母字形；④认识、读准整体认读音节；⑤学会汉语拼音的两拼法和三拼法；⑥正确区分易混淆的声母、复韵母和鼻韵母。 四、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整合的方向 现代信息技术有很大的潜力可以完成语文教学的各种需要，但是，只有深入到具体学科中去，才能发掘出真正的需求，才能认识到学科教学的规律和学生的认知特点，进而找到整合的模式、方法和技术手段。[9] 应该说，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整合还处于较为初级的阶段，值得研究的地方很多，关键是找准点。何克抗先生主持的小学语文“四结合”之所以产生很大影响力，就是找准了切入点。在90年代中期，能够将小学生认识汉字和计算机输入汉字结合起来，就算是非常前沿的工作。这项工作，对于提高学生的识字能力、理解汉字读音和框架结构具有显著帮助，并推动了我国国民信息技术应用水平的提升。 在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教学整合中，语文教师自身信息素养的提升是整合效果好坏的关键因素之一。语文教师要有灵活运用信息工具的能力，要培养自己敏感、主动的信息意识，提高自身处理信息的能力，并能充分利用信息工具进行学习和研究，要能将现代化教育技术应用于语文教学过程中，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为学生创设一种信息的环境，授之以渔，才能有效地促进学生信息素养的提高。[10] 需要指出的是，信息技术与学科整合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也不单单是教师一方面的事情，而是一个系统的配套工程。正如何克抗等总结的那样，任何教改实验要想取得成功，至少需要具备如下四方面的条件：[5]①正确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②明确的目标；③有效的组织管理，包括主管部门和学校领导的重视；④教师的积极参与。 五、建议 基于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教学整合已有的成功经验和不足，以及语文教学的现实需要，我们给出了可供下一步实践和应用的两个具体方向： 1.语文网络实验室[11] 为适应不同教师的需求，可建设一个资源和服务集成平台――语文网络实验室，以满足不同教学阶段教师的需求。该网站可分为资源区、学习区、交流区、教师区。 （1）资源区分为站内资源和网络资源。站内资源有在线图书馆、基础知识、高考特区、文学史、学习方法、课件等。 （2）学习区分为课文、阅读、写作、口才、研究几个版块，具体的教学内容在相应的版块以不同的课件形式呈现。 （3）交流区有论坛和聊天室供学生进行异步或同步交流。 （4）教师区介绍在线教师情况，提供电子邮箱，解答学生疑难问题。 这样，利用信息技术可以创设一个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为主导并与广泛的社区相联系的学习环境，这种学习环境的建立，为培养学生探究、合作、自主学习的能力提供了极好的平台，并且，在学好语文的同时，学生的信息素养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 2.值得关注的特殊教育――信息技术辅助耳聋学生学语文[12][13] 如何利用信息技术的优势来辅助耳聋学生来学习语文，是一个信息技术与语文教学相整合的一个很有意义的方向，已有研究人员开始关注这个方向。 耳聋学生不像正常学生那样，学前已有口语基础，入学识字后依语学文。他们无论是学语还是学文都从入学后开始，依文学语，以语学文，是他们学习语与文之间表现出来的最突出的特点。对于聋生而言，字音、字形、字义都要通过间接经验获得，即要通过学才能获得，而这种学又几乎全部依仗眼睛来完成，所以聋校的语文教学任务重，难度大，尤其是抽象类字词的传授存在着巨大的困难。 信息技术能为语文课程创设教学情境，激发耳聋学生学习语言的欲望，拓展耳聋学生的想象空间，促进耳聋学生的智商与情商并进，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自主学习能力等。在这方面，信息技术对耳聋学生学习语文带来的优势甚至比正常学生更明显。 语文学科教学论文:浅析如何提高农村学校语文学科教学之成绩 我从毕业至今一直担任小学语文学科教学。在已进入信息时代的当今社会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瞬息万变，未来的学校教育只能传授给学生最基本的理论、最重要的基础知识和信息。因此，就小学语文教学工作来看，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书写、复习等三个习惯，既是当前摆在小学语文教师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在教学工作中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根本要求和努力方向，也是提高小学语文教学成效的重要途径。 一、语文老师在课堂上要正确处理好四种关系是提高教学成绩的重要途径之一 备课是战略问题，授课是战术问题，在精心备课的基础上，要达到最佳教学效果，课堂上应处理好四个方面的关系。 ――处理好重点、难点与一般知识的关系。课堂上要突出重点，在时间安排上，分清主次，把重点放在突出的重要位置。特别是对教学重点和难点一致的知识内容，要下工夫，在课堂上花比较大的精力解决。 ――处理好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的关系。教学中要以知识为载体，以培养学生的各种能力为目的。课堂上让学生积极参与，发挥学生的“主体”、教师的“主导”作用，有意识地培养，学生自觉配合、努力实践，才能实现知识与能力的协调发展。这里我们需要强调活动性教学、开放性教学，千方百计地让学生把所学的知识与生活与社会联系起来，开展丰富多彩的拓展型延伸性的学科活动，只有在活动中学生的能力才能真正得到培养和提高。 ――处理好教法与学法的关系。强调衡量教学是否有效关键看学生，而学生的进步和发展取决于他们能否在教师的指导下自己独立学习，能自己学会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而这些需要一定的方法。所以教师在教学生知识的同时更多的要教学法。 ――处理好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的关系。教师在重视学生智力培养的同时，重视学生的非智力因素的培养。要重视创设和谐的课堂气氛，让学生学得轻松舒适；重视师生的感情交流，建立民主、平等的新型师生关系；教师对学生要倾注慈母般的爱，使他们振奋精神，愉快学习。教师风趣幽默的教学风格也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情景教学不失为影响学生兴趣、情感、注意从而提高他们学习效率的好方法。 二、小学语文都是要耐心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 良好的阅读习惯对形成阅读能力、保证阅读质量、提高阅读效率、顺利达到阅读目的有着重要作用。小学语文教材丰富多彩，有文学性的、常识性的、说理性的、科普性的等等，学生读好这些文章在整个小学阶段至关重要。要培养每天阅读的习惯。从一年级开始，逐渐培养学生在校在家经常阅读的习惯，保证每天都有一段读书时间。如此，学生就会自然而然地养成每天阅读的习惯，循序渐进，慢慢进入正轨，最后形成儿童的自觉行为。要培养专心阅读的习惯。要给小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使其能够集中精力、安心读书。同时，作息要有规律，该阅读时专心阅读，该休息时及时休息，该游戏时快乐游戏。 三、语文老师要培养学生良好的书写习惯 写字是一项重要的基本功，规范、端正、整洁地书写汉字是有效进行书面交流的基本保证，也是学生学习语文和其他课程，形成终身学习能力的基础。有些小学生存在坐姿及执笔方法不正确，书写字体歪斜、不工整、字迹潦草，缺乏书写的自信心和自觉性等问题。培养良好的书写习惯，首先要增强书写的自信心。由于小学生的自我认识和自我评价能力较差，往往老师一句不经意的表扬，一句勉励的话语都会影响他们一生。因此，要辩证地对待学生书写的问题和不足，正面地、积极地引导学生，在点评、打分的时候尽量放宽尺度，逐渐增强小学生书写的自信心，养成喜爱书写的习惯。其次，要培养书写的兴趣。学习兴趣是学习活动中最现实、最活跃的成分。事实表明，小学生对不感兴趣的事是做不好的。因此，要培养良好的书写习惯，就必须培养浓厚的书写兴趣。要上好习字课，强化学生书写训练；要经常开展一些有趣的活动，比如“看谁写得好”、“争当小小书法家”等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学习、锻炼和提高。再次，教师的书写水平直接影响着学生的书写心态和情绪，因此要给学生树好榜样，让学生向老师学习、向老师看齐。 四、农村小学语文都是要培养学生良好的复习习惯 孔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语文学习要战胜遗忘，就不能忽视强化学习即复习的重要性。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要想获得牢固的知识，不仅要靠课堂上老师的讲解和课堂上的练习，更关键的是还要培养学生主动积极复习的习惯。因此，教师应该布置一些开放性的课外作业，如：让学生上网查阅资料，根据课文特点设计相应的填空，根据课文想象作画等等，让学生通过这些趣味性的、开放性的作业对旧知识有个整体的、及时的回顾，从而逐渐加深对旧知识的印象，另外，还要定期不定期地抽查学生对旧知识的掌握，以免学生遗忘，渐渐使学生养成良好的复习习惯。重点是培养两个习惯：一个是课后复习的习惯。教师应该针对各学习环节的不同特点给学生适量布置听、说、读、写、背方面的作业，形式上要尽量做到游戏式、趣味化，努力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从而使他们自己养成及时复习的习惯，不懂就问，在复习中出现的问题及时解决，让他们体验到学习的乐趣。另一个是阶段复习的习惯。从时间安排上，可以当天巩固新知识，每周进行小结，每月进行阶段性总结，期中期末进行全面系统的学期复习；从内容上看，每课知识及时回顾，每单元进行知识梳理，每章节进行知识归纳总结，必须把相关知识串联在一起，描绘知识结构，形成知识网络，达到对知识和方法的整体把握。 小学生良好语文学习习惯的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广大语文教师在教学中，要重视学习习惯的培养，只有努力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才能给学生的未来搭建一个基础和平台，供孩子们在今后广袤的天地间翱翔。 语文学科教学论文:对当前语文学科教学的再思考 自进入新课程教学改革以来，语文教学逐步回归理性，但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当前语文教学的改革出现了一些失误。例如，语文工具性与人文性不能统一，语文姓语问题，教师过分强调多媒体应用等。上述的这些问题无不影响语文教学质量的提高，下面笔者就上述的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语文学科教学工具性与人文性的关系 “语文是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这就意味着在语文课程中，工具性与人文性既是相互对立的，又是相互依存的。他们既是一个事物的两个侧面，又有内在的一致性[1]。那么语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到底该怎么去理解呢？“课标”肯定语文是一种工具，其中有关语言文字应用能力，质疑批判探究能力，读、写、口语交际能力应该属于语文工具性的范畴。但事实上，语文课程又是充满人文性的课程，人文性是指以人性、人道本位的价值取向。语文的人文性更多地表现为学习的意志、品质、责任感、人的情感态度和对母语的挚爱之情等。 然而笔者在听课实习的过程中，发现有一部分的老师在教学时轻工具性重人文性。正如有研究者所言：“自1997年‘语文大讨论’以来，大家逐渐认识到必须重视语文教学的人文性，但又出现了离开语文来讲人文的倾向，而且日趋严重。”一位教师，在教《春》时，先让学生交流课前收集写春的诗句，然后逐个展示关于春天的多媒体课件，各种各样春天美丽的图片，欣欣向荣、多姿多彩，全方位地展示了春天，学生大呼：“哇，春天真美啊！”最后让学生用自己喜爱的方式表达对春天的赞美。学生有的用绘画汇报，有的用唱歌展示，有的用朗诵展示。整节课非常热闹，互动非常高。然而这样的课好像只是媒体展示课，活动课。这样的课堂刻意追求学习形式的变化，教学情境的变换，盲目追求多学科的整合，却脱离了学生的读、写、听、说实践，架空了文本和语言，其实凭空追求的所谓“人文性”，也不是语文课所需要的人文性。教师必须明白，语文课对人的关注和培养并不是空洞的，语文教学所追求的人文性是通过语言学习实现的。人文性是在掌握和提高语言文字能力的过程中完成的，当学生在认真阅读、品味那些文笔优美、富有思想情感的文章时，自然会受到感染熏陶，自然会受到潜移默化的教益。 语文课的基本属性不是“人文性”，而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所以，当教师大力弘扬人文性的时候，也应该让学生积累知识、形成语感、理解词语、训练思维。语文课程的工具性是在人文关照下的工具性，语文课程的人文性也是与工具性相统一的人文性。过去语文教学中出现的那种肢解文本、繁琐分析、刻板操练的教法，不仅扼杀了人文性，也扭曲了工具性。 所以，对于语文教育工作者来说，着重看待和解决的，不是工具性与人文性两者之间的区别，而是两者的统一，两者的联结。语文学科教学应坚持“工具性”这一语文学科的本质属性，还应该不断加强语文教学中的“人文性”熏陶。 二、新课改下语文姓语问题 语文就是语文，语文课就是应该要姓“语”。语文是基于语言的学问，以语言文字为载体，是语文的基本特征。语言教学是语文教学的核心，是其它学科教学的基础[2]。所以在语文课堂上一定要十分重视对语言的积累、揣摩、感悟、品味和鉴赏。但教师在实际教学实践中出现了过分强调学生个性发展、情感熏陶、内心体验，而忽视了语文必要的读写训练。教师用大量的时间去深究文本思想内容，而削弱了对语言形式的把握。教师不范读、不板书，这样不仅淡化了教师的指导作用，而且让很多非语文的活动占据课堂。古人说得好“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语文教学就应该要重朗诵、重语感、重表达、重写作，让学生自己学习，自己感受，在训练中自己掌握运用语言的技能技巧。 语文教学要重读，这对于语言的积累、揣摩、感悟、品味和鉴赏，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新课标提倡读中思，读中悟。读是手段，在读中落实语言文字的训练，体会文章人文的情感，读出语气语调，读出轻重缓急，让学生领悟语言的艺术魅力，从而提高语文素养、语文水平。常言说得好“读会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诌”“读书破万卷，下笔信如神。”想要与文本深入对话，更需要在读中思考，在读中感受，读出作者，读出理解，读出情感。所以现在的语文课堂上，老师都十分重视读，读的分量很重，形式也很多，都实行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让学生自己读，相互读，扮演角色读。但是我们也遗憾地看到，课堂上书声琅琅，却缺少了教师的引导和点拨，显得有点机械与虚浮，表面上的抑扬顿挫，却缺少了对文本的真切体悟，显得空泛与肤浅。老师应该勇敢地担当教师的引领作用，以老师良好的语言面貌给学生提供模仿的榜样。教师应对文章的背景、难点作必要的介绍和疏通，对段落层次的划分、句式的特点进行点拨，让学生真正读出抑扬顿挫。但是又应切记讲的过细、过多，因为许多东西还是应该让学生在读书的过程中自己领悟。学生熟读、背诵多了，语言的积累也就越多，语言表达能力也就相应提高了。 三、语文教学与多媒体的运用 随着教育现代化的普及，多媒体计算机在教学中的应用越来越多，也正在影响并改变着语文的教学活动。现在多媒体教学已经是一种非常普遍而受欢迎的教学方式，与传统教学相比它的优势也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它改变了传统教学中粉笔加黑板的单一、呆板的表现形式，能使抽象、生涩的知识直观化、形象化，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热情，能让一些在普通条件下难以实现、观察的过程形象化地显示出来等等。但是，如果多媒体教学使用不当，不但不能达到预期效果，反而会带来负面影响，因此对于多媒体辅助教学这个现代化教学手段，教师应该更努力地去寻找它和传统教学手段的最佳结合点，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其自身优势，使它在教学中恰到好处地应用。 科学、恰当地使用多媒体计算机工具可以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激发学生兴趣、增强教学效果。多媒体技术融入了声音、图片、视频等功能，将一些传统教学手段难以表达的教学内容以图文并茂、声像结合的形式清晰直观地展现给学生，能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可极大地改变传统语文课堂的教学模式，提高语文课堂教学的效果。但是如果运用不科学、不恰当，为“用”而用，盲目乱用，不但无益，反而有害。 这会使教学流于形式，不利于学生想象力、创造力的发展和良好语感的形成，会阻断学生个性化感受和体验之路。语言文字的魅力在于“有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画面直观、形象，便于理解，但却剥夺了学生亲自感受、理解、品味、想象语言文字的机会，从而也抹杀了学生的创造力。良好语感的培养和个性化的感悟也成了纸上谈兵[3]。其实语文课堂教学的灵活性是很大的，师生们在分析、探讨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课堂教学的一切活动对话都应围绕文本，或者说以文本为基点来展开，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应及时凭借画面的内容，引导学生对语言文字的回放和还原，回归文本，探究作者到底是运用哪些语言材料和艺术手法，来塑造人物或描绘景物，注重内容的展示和评价及讨论的有机结合，帮助学生梳理、思考、合作等等，从而让学生凭借影视画面更直接地领悟语言大师是怎样用典范、优雅的语言来表述特定的人物和事物，以达到增强课堂教学真正互动性的效果。在课堂上，教师想做到一个真正的组织者、引导者，只有引导学生吃透文本，才能引导学生亲自感受、理解、品味、想象语言文字。按照文本的要求与特点辅助性地使用多媒体才是正确使用多媒体之道。 语文教学改革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期，教师在反思的同时，更应该积极思考，合理建构最符合学生身心发展的有效的教学理念。通过努力，语文教学定会革除弊端，朝着健康、高效的方向发展。 语文学科教学论文:新时期请重视高中语文学科教学 摘要：新时期，高中阶段语文新课改在广大教师的倾情关注下.课堂教学正在悄然地发生着变化。新课改所取得的成绩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也不可否认，目前的课堂教学还是存在一些问题，严重影响到学生的发展。完全忽视学生的感受，这样的教学能高效吗？我们一直反思，并且不断地努力，只为构建高效的高中语文教学课堂。 关键词：高中语文 教育教学 课堂 导入 主体 环境 分类 众所周知，高中阶段语文教学效率低下是目前课堂教学必须正视的一个现实问题。有效改进和实施课堂教学策略，切实提高课前准备、教学结构、教学方法和教学反思等环节的有效性，科学创设和谐情境，优化教学节奏，以生为本。激活思维，回归理性和语文教学之本，是我们语文教师的当务之急。作为一名高中阶段语文教育工作者，经过多年的教学，以及参阅大量的文献，对于新时期高中阶段语文优质课堂的构建有着深刻的认识，在此表述，供同仁参考指正。 1 优质的导入是优质课堂构建的关键 不容否认，语文课堂，特别是高中阶段的语文课堂都是相当枯燥的，为了提高课堂教学效果，优质的导入显得格外重要。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当课堂开始之前，就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那么学生就会更加专心的听讲，更加用功的听讲，这是高效课堂构建的关键。因此，精心设计课堂教学的导语，也是摆在语文教师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高中语文课堂的导入也应该精心构思，巧妙设计，具有形象美、情感美、和谐美、悬念美，使教学过程引人入胜，扣人心弦，生机盎然，充盈着美的气息，让学生感受一种神圣、魅力和诗意。好的导语，是一块磁铁，能牢牢抓住学生的心魄。考察一些著名教师的教案，会发现他们对导语的设计无不精心备至。从一定程度上说，一堂课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导语设计。笔者认为优质的导语首先应该能够激发学生兴趣。入选高中语文教材的课文，有不少时隔久远，且内容深奥，这就要求教师在设计导语时首先要考虑如何激发学生对这些课文的学习兴趣，能唤起学生的注意力，拓展学生的思维跨度。其次，要突出重点。导语设计贵短，切用过于冗长的导语。最后就是能够活跃课堂的气氛。高中语文课程蕴含着丰富的人文内容，对人们的精神领域产生着深广的影响，在学习语文的过程中学生随时受到语文材料的熏陶感染，并产生独特的体验。人文性和情感性决定了我们语文教师在课堂上要努力营造出动人的教学情境与氛围。而选进教材的课文，绝大部分是文质兼美，情文并茂的名篇佳作，教师在设计导语时，除了考虑知识的传授外，还必须把握文中的“情”。因此，优质的导入需要教师的不懈努力，不断地奋斗，才能构建优质的课堂。 2 重视学生主体地位，以及教学方法的合理指导 过往满堂灌的教学模式已经不再适应当前教育的需要。作为新时期的高中语文教师，要积极地为学生创设学习情境，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使得学生主动的进行学习。在教学过程中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是提高高中语文课堂效率的重要因素，也是高中语文实施成功教法的集中体现。不同课堂情境，有着不同韵味。使学生产生不同的学习心理，带来的是不同的课堂效果。心理学家研究表明：人在和谐愉悦的氛围中思维处于最佳的状态。学生在和谐愉悦课堂氛围中。才能进入最理想的学习状态。教师要善于运用科学的教学策略，创建和谐的课堂氛围。语文教师更加要注重运用亲切的笑容、适度的幽默、鼓励性语言、师生平等互动等方法营造良好氛围.创设学生学习的良好情境。教师千万不可把平时生活中的不良情绪带入课堂。教师要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在师生平等基础上与学生进行有效对话。高中语文教师要成为学生引路人。要十分注重让学生有发表不同意见的机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营造“民主、平等、理解、赏识”的新型师生关系，新课标高中语文课堂教学才能在和谐愉悦课堂氛围实现高效率。因此，新时期，作为教师的我们要正视学习环境的重要性，不断地提高自身能力，为学生营造和谐欢快的学习氛围，从而有理由高效课堂的构建。 3 因人因时而异，进行科学的教学 不容否认，高中时期，是学生的性格特征形成与完善的重要阶段，高中语文教师要充分掌握好各个阶段学生不同发展状况。比如高一、高二、高三。首先要抓紧在高中一年级做好学生性格特征成熟前的培养和教育。继续初中时的习惯。定期背诵诗歌，定期运动等。高中二年级教材选取了许多古典诗歌。教师可以由课内诗歌进行拓展。比如同一题材的，要集中背诵，且要结合名家点评进行分析，理解、感悟其境界。另外，可指导学生自行查找有关作家的资料，由各学习小组成员整理，选取时间进行分享、评比。其次。对高中生进行性格培育，要从提高其认知水平入手。可指导学生多看些气势豪放、大气磅礴且饱含爱国情操的作品。最后，由于高中生的性格类型和特征表现已基本定型，要改变它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因此，教师要有充分的爱心和耐心。语文课程具有丰富的人文内涵和很强的实践性，应该重视语文的熏陶感染作用和教学内容的价值取向，尊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独特体验；应该让学生在广泛的语文实践中学语文、用语文，逐步掌握运用语言文字的规律。 总而言之，新时期，对于高中阶段的语文教学，作为教师的我们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在教学过程中，通过优质的导入吸引学生的兴趣；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为学生创设和谐欢快的教学环境；以及因人因时而异，进行科学的教学，从而真正的构建高效的高中语文教学课堂。 语文学科教学论文:初探语文学科教学与信息技术的整合 【摘 要】 随着以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在社会各领域的普及应用，人类开始步入信息社会。信息技术不仅改变着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也改变着教育和学习方式。学校教育也不可避免地融入到社会信息化的强大浪潮之中，课堂教学正面临着深刻变革。这场变革不仅仅是教育形式和学习方式的重大变革，更重要的是对教育思想、理念、模式、方法等产生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 远程教育资源 语文教学 应用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知识不是通过老师传授得到的，而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境即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其他人（包括教师和学习伙伴）的帮助，通过人际间的协作活动而实现的主动构建知识意义的过程。因此，构建学习理论强调以学生为中心，把“情境”“协作”“会话”和“意义建构”看作是学习环境中的四大要素。在教学中，教师要由知识的传授者、灌输者转变为学生主动建构意义的帮助者、促进者。教学要以学习者为中心，让学生成为信息加工的主体，主动建构意义。建构主义的学习和教学理论，为教育开辟了一个新的通道，成为当前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一多媒体和网络为核心的信息技术，其特征特别适合于建构主义学习环境的创设，为促进学生认知发展提供了理想的认知工具，因此，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必然成为课程与教学发展的必然方向。 现代信息技术所创造的教学时空，已成为当今世界教学实践和教学理论发展的新舞台，作为语文教育工作者，我们需要审时度势，选择和确立符合时代要求，符合母语教学规律的新理念和教学模式。 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作为目前教学改革的一个有效途径，其视听结合、手眼并用的特点以及模拟、反馈、个别指导和协作的内在感染力，是传统教学方式无法匹敌的。所以，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的整合是时代的需求，我们每个语文教师都要与时俱进。下面是教学实践中对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整合的一点体会。 一、利用计算机编写语文课件，进行课堂演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学习是一件艰苦的脑力劳动。但是，学生一旦对学习有了兴趣，“苦事”也就变成了“乐事”了。如何让“苦事” 变成 “乐事”呢？传统教学中，学生面向静态呆板的课本和板书，难免枯燥乏味，教师注重知识的灌输，在教学手段上比较单调，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极易产生疲劳和厌倦感，学习兴趣自然会受到一定兴影响，计算机多媒体的使用改变了这种乏味的现状。学习的积极性就会被调动起来，主动投入到学习中去，使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 在多媒体计算机教学的模式下，计算机作为指导者，是将传统教学过程中的教师通过黑板，投影片，教具模型，等媒体展示的各种信息，有计算机加工成文字，图形，影像等资料，通过大屏幕向同学展示。多媒体让课堂化无声为由声，化静为动，从而激发了学生的学习机会，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而情景又是激发学生兴趣的动和源泉。运用多媒体技术导入新课，能通过情景画面，以情激趣，全方位多角度的激发中学生的好奇心与求知欲，是他们产生学习的动机。情境导入的方法很多，如情境引入，悬念引入，设问引入，图画引入，音乐引入，表演引入等。如讲《十里长街送总理》时，可以把人民群众送总理和灵车和灵车开来的场景制作成课件，伴随着哀乐展示给学生，学生会深刻的感受到人民对总理的怀念之情，以及人民的心中的悲伤之情。多媒体课件创设情境让学生深深地沉浸在此时此景，让学生进入人物的喜怒哀乐，自然让学生产生浓厚的兴趣，增强了学生的理解能力，提高了语文学习的效率。 二、将远程教育引入课堂，提高课堂效率 语文学科是个涉及范围很广的特殊学科，天文地理，无不涉及，而单靠教材中所介绍的内容，完全满足不了学生的学习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就学要利用远程教育来弥补不足，这也恰恰满足了学生学习的需要。在课余，教师可以推荐和课文有关的网站，让学生利用搜索网站进行网上观看，如在学生通过有关网页能对鲁迅的各方面情况作全面的了解，中学课本中名家名作占很大比例，像鲁迅的作品，语文课文中所讲到的内容对于多数学生来说从未有过亲身体验，通过互联网引入既可以弥补教学中的不足，还可以开阔学生的视野，更利于学生对课文内容的消化理解，如讲《挑山工》生活在平原的孩子们很难理解这种现象，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利用远程教育查阅相关图片，使学生全方位了解挑山工的生活及其工作的重要意义，促进学生的认知发展。 三、远程教育有利于培养学生自主探究的学习方式 “自主学习”是让学生利用网络及多媒体提供的信息资源进行个体学习探索，它是整个教学的核心环节，学生通过操作多媒体课件，观察课件中的动画，声音，文学调动多种感官参与学习，例如：学生可以通过操作多媒体课件，观察课件中的动画，声音，文字，调动多种感观参与学习，例如：学生可以通过“热键”随时可以在计算机上观察他所学要的动画，图像或查询学习过程当中遇到的疑难字词，学生还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口述课文，根据自己的学习进度，渐次学习课文的不同部分内容，在这个环节当中，学生完全是学习的主导者，通过人机交流，自主独立学习，掌握学习重点，初步形成自己的观点。 远程教育技术于语文教学，及时迅速的开拓了信息通道，调动学生多种感官参与学习活动，提高了学生感知，选择和快速浏览能力，感悟理解和分析概括能力，以及表达创新能力，学生通过自主学习，强化了自我效能感，增强了自信心，通过合作学习培养了团结协作的意识，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品格。 总之，利用信息技术构建学生的多种学习渠道，丰富了学生的学习生活，使学生学习变得生动有趣，提高了学习效率，锻炼了学生的学习能力，在信息技术已经成为了人们生活方式的今天，语文学科课程教学，利用信息技术已经逐渐成为教师的自觉行为，信息技术将不仅仅是一种学习的手段，而且将成为人们学习的重要途径。

人文管理论文:管理的终极价值及人文管理学与中西方管理差异 [摘 要] 管理寄寓了人们实现生存的最终目的或最高理想，即管理的终极价值；管理的具体目标及其效率，即管理的工具价值。管理的工具价值依赖于管理终极价值而存在；工具价值本身渗透了终极价值；终极价值也必须依靠工具价值而实现，这就是管理价值的二重性。撇开管理的终极价值，仅仅将管理视为工具，管理就是同质的。只有从管理的终极价值这个角度出发，才能真正理解中西管理差异。尽管在现实生活中不存在“人文管理”，但将管理价值中的“人文价值”作为重点来进行研究却是可能的。因为“人文管理学”是一门普适的管理学分支。 [关键词] 管理的终极价值；管理的工具价值；管理价值的二重性；人文管理学；中西方管理差异。 一、管理的终极价值、工具价值与管理价值二重性。 （一）管理的终极价值。 从存在关系的角度来看，人类的存在是作为生产关系的人类社会存在的，而维系这种生产关系的就是管理活动。从存在状态的角度看，存在是在关系中生成和变化的，不同的社会结构有不同的管理理念，或者说，不同的管理理念塑造了不同的社会结构，人类社会正是在管理活动和管理结构中存在和发展的，因此，管理是人类社会存在的方式，管理本身必然渗透了人类对于自身如何存在的理念。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绝不会采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管理理念，反之，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也绝不会产生民主治理、现代企业等管理结构。 将管理与人类的存在方式来联系起来，意味着如何理解人类的存在就会如何理解管理，而反过来，有怎样的人类理想，就有怎样的管理理念。人类的本性是在管理中实现的，管理及其理念代表了人类作为社会性存在的本质，正是管理构建了人类世界。人类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本质上是一种为了更好地协调社会活动而形成的管理结构，抽离其中的管理实质，人类社会将变成一盘散沙，正是管理构建了人类社会。 尤其是进入近代以来，人类社会愈来愈以组织的方式而存在，现实的人们必定处于某一组织之中，而管理作为维系组织存在的关键因素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与实践有着巨大的影响，人们生存、劳动、生活的意义与管理的理念息息相关。在这一理念中，必定寄寓了人们实现生存的最终目的或最高理想：即一种合适于人性理想的存在方式和社会协调方式，这就是管理的本体价值或终极价值。 （二）管理的工具价值。 管理不仅仅是关于人类如何作为社会性存在的理念，管理必须有具体的目标。正如管理思想史家雷恩指出的那样，组织的管理必须要有一个目标，或者要实现的某件事，也许这种目标就是一年一度的采集果实、狩猎、播种农作物或者保护集体免遭游牧民族的掠夺等等。除了具体的目标之外，组织的成员还需要拥有工作或战斗的工具，这些工具是实现目的的资源或手段，其中包括人、武器、耕作工具或者其他任何东西；还需要对参加组织的人的各种活动作出明确的安排，其目的是在实现具体目标时，能使他们的行动相互作用和协调一致；最后，这个集体发现，如果有一个专门承担保证使整个组织不断实现其具体目标的任务，那么就有可能取得更好的结果。 因此，管理除了渗透人类关于如何生存的理念之外，还必须关心“如何达到具体目标”的技术性问题。在20世纪初期，法国人法约尔提出，为达成组织的具体目标，所有的管理者都必须执行 5 项管理活动：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为高效地实现具体目标，还必须遵循分工、权力、纪律、统一指挥、统一指导、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报酬、集权、等级链、秩序、平等、人员保持稳定、主动性、团结精神共 14 条原则。 马克思认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这表明价值是主客体之间的需要与满足关系的不断生成。从价值的这一定义来看，人类不仅需要有“理想”“信仰”等终极价值，而且需要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实现其具体目标，从所以，在管理中如何计划、如何组织、怎样协调、如何控制的方法和手段也当然具有价值。 历史上首先认识到管理具有上述价值的仍然是法约尔。法约尔所受的是作为工程师的教育，但是作为一个具有9000 多名员工的多部门大型企业总经理，法约尔认识到，组织的成功更多地取决于其领导人的管理能力而不是技术能力，管理具有与技术相互独立的价值。与管理的终极理想或终极价值相对，管理具体目标及其效率的价值可以称之为管理的工具价值。 （三）管理价值的二重性。 管理既渗透人类关于社会实践组织形式的最终目的或最高理想，也还必须确定组织的每一项工作内容和具体目标，以上二者同时构成组织中人们的需要，形成各自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统一体，这就是管理价值的二重性。 1.管理的工具价值依赖于管理终极价值而存在。因为人是从狭义的动物界进化而来的，动物的知觉、好恶等等，都是着眼于功效性的具体目标，都只服从于“物竞天择”的进化论原则。在人类社会的早期，认知、道德、艺术都是手段，短期性的、具体的目标就是根本性的目的，如狩猎活动必须要擒获猎物，种植必须收获果实，人类的实践水平越是低下，与眼前的功效目的的联系就越密切。 随着人类社会实践水平的提高，生存条件的改善，人们开始对与短期的、具体的功效无关的事物开始产生兴趣，逐渐发现这些区别于具体目标的事物的价值，这就是终极价值。例如，在实践中人们发现了社会中“人性的尊严”有时候比具体的目标更重要，为了维持人性的尊严，在一些情况下人们宁愿舍弃具体的目标。再例如，人们发现人生价值的意义不仅来自于吃饱喝足以及维持生存，还可以有更高远的意义：即使人性变得高尚、更美好，使人类社会变得更完善、更值得热爱，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偶然降临到世间来的人的目的和生命的终极价值。 脱离了原始社会的人的所有行为正是在这样的终极价值的指引下而实施的。在蜂蚁之中，我们已经发现了一种清楚简捷的劳动分工情形和一个惊人复杂的社会组织，即蜜蜂在建造蜂巢时，其精确性和准确性几乎与几何学家一样。这样的活动需要一个非常复杂的“协作系统”，然而我们并不认为蜜蜂和蚂蚁所做的是“管理”的工作———尽管这项工作无论从任何方面来说都是“有目的、协调的、群体性的工作”。 从与蜜蜂的对比中可以看到，管理具体目标的确立依赖于管理主体现有的观念以及对未来的理想结果所作的遇见和推测，而这种理想结果在管理活动实施之前还没有实现。因此，具体目标依赖于终极目标而存在，管理的工具价值依赖于管理终极价值。 2.工具价值本身渗透了终极价值。效率是管理最重要的工具价值之一，现代管理学奠基人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的核心内容正是如何提高车间的工作效率：它包括著名的工时研究、差别计件工作制、职能工长以及任务管理制。 然而众所周知，管理史上就泰罗的效率主义曾经出现过激烈的辩论。在 1911 年举行的有关“科学管理”的意见听证会上，双方问题的焦点毫无疑问地集中于渗透在“管理效率”之中的管理终极价值之上：反对者认为，在科学管理制度下，作为一个工人，如果他不属于“头等”，在世界上就没有出路———如果他在某个具体行业里不是一个“头等”的工人，难道他就应该被毁灭，被赶走？而泰罗坚持认为，如果世界上所有的人不管是劳动还是偷懒，如果他们都有权过同样好的生活，这种现象肯定是不合理的，对效率的追求将使得他们的生活不会是一样好的，这是正常的。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效率”其实渗透了泰勒的有关管理终极价值的理念：在确保每一个雇主获得最大限度财富的同时也确保每一个雇员能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益，这一理念体现的完全是资本主义早期的人性理想，即“适者生存、优胜劣汰”。这一理念当然具有进步性，但它忽视了组织除了效率之外，还有其他的追求———组织不单纯是实现效率的机器；而且实现效率的手段并不只有工时研究、计件工资制，还有其他更为“人性化”的手段。 3.终极价值也必须依靠工具价值而实现。虽然管理的工具价值是被终极价值所决定的，但终极价值并不能单独存在。管理的终极价值是伴随着管理具体目标的实现而实现的。 从价值哲学的观点来看，价值不是“为客体所固有”，价值是关系概念而不是实体概念，价值的特点在于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从而对主体产生意义。 因此，管理的终极价值一定与每一次管理活动的具体目标有关，它不能脱离管理的具体目标而单独存在，终极价值依附于工具价值之上，在管理的具体目标实现的同时也实现自身。 二、管理的终极价值与人文管理学。 现代主流管理学对于管理的价值是忽视的，它甚至没有意识到在管理的具体目标之外还有一个前提，这一前提就是管理的终极价值———而具体目标依赖于终极价值而存在，具体目标亦渗透终极价值，这实际上是将管理与更广泛的人类生活与人类理想割裂开来。 首先，人类的实践过程就不是一个价值无涉的过程。 从价值的本质来看，“所谓价值不过就是人作为人所追求的那个目的物，而这个目的物也就是人的自身本质。” 马克思指出，“实践是人类根据自己的价值理想对现有状态的改造，'实践'范畴，内在地包含了人的目的性与价值选择。 人的需求和对未来的期望和理想、改变现有状态的渴望，或言创造价值和享用价值，是实践的动力和目的。” 既然人类的一切实践都是价值导向的，那么管理活动作为人类重要的社会实践，自然也是价值导向的。其次，现代管理学没有看到，管理的终极价值才是人类管理实践的最终目的，它决定着管理的具体目标。 鉴于此，管理学不仅要研究目标的实现过程，也要研究管理活动中价值的实现过程。当然，这种价值指的不单是工具价值，而更重要的是蕴含在工具价值之中的管理终极价值。由于管理的终极价值是由各国各民族的人文理想所决定的，因此，管理的终极价值也可以称为管理的人文价值。 相应地，以管理人文价值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管理学分支学科可以称之为人文管理学。 三、人文管理学视野下的中西管理差异。 （一）人文价值的多元性与中西人文价值差异。 就普遍的人文价值而言，作为人类，就是要对真、善、美三者进行永恒的追求，并且力图表现这种追求本身的自由品质，人文价值永远体现一种自由、向上的精神，体现人类对美好生活和幸福人生的向往与追求。透过人性历史、民族、文化的多样形态而感受到一种普遍而崇高的人性，这始终是古今中外人类共同趋向的心态，失去这种统一性，人文价值就没有了统一的对象。 然而，在这种统一性之下，人文价值还具有多元性的特点，体现为不同文化传统之下中西差异。现代西方人文价值观主要来源于 14~17 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与 18 世纪的启蒙主义：针对中世纪贬抑人的现世及自然感性倾向，文艺复兴借助古希腊罗马资源，复兴并张扬了现世的自然欲望，对现世的自然欲望与古希腊罗马理性的结合，是近代科学技术乃至管理思想的重要源头。启蒙主义作为继文艺复兴之后扩展并奠定现代性的思想运动，把对神学信仰的批判和对理性的尊崇推进到了顶峰，可以说泰罗以来的西方管理完全体现了启蒙运动的精髓。 中华民族的人文价值则主要表现为伦理中心的道德教化，中西人文价值的最大差异在于对“人” 的不同理解上，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人文价值以古希腊的原子论和雅典学派的人性论为根据，强调人是具有理智、情感和意志的独立个体，而中国的人文价值则将人看成群体的分子，不是个体，而是角色，得出人是具有群体生存需要、有伦理道德自觉的互动个体的结论，并把仁爱、正义、宽容、和谐、义务、贡献之类纳入这种认识中，认为每个人都是他所属关系的派生物，他的命运同群体息息相关。 （二）人文管理学视野下的中西管理差异。 撇开管理的终极价值，仅仅将管理视为一种工具，事实上就不存在中国管理思想或中国管理模式与西方的区别———从工具价值的意义上而言，管理确实是同质的。 然而，如前文所述，管理的具体目标依赖于终极价值而存在，管理具体目标的确立依赖于主体现有的观念以及主体对未来理想结果所作的预见和推测，而这种理想结果在管理活动实施之前还没有实现，管理的具体目标是人性理想与社会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只有从管理的终极价值这个角度，才能真正理解中西管理差异，而将这种差异仅仅归结为背景、某些特征是远远不能揭示中西管理差异的实质的，中西管理差异的根源是终极价值或人文价值上的差异。 结语：不存在人文管理，但存在普适性的人文管理学目前学术界提到较多的所谓“人文管理”，其实作为一种方式本身并不存在。由于管理价值的二重性，任何管理方式都是终极价值与工具价值的统一，没有脱离管理的具体目标而存在的所谓“人文管理”。但是，尽管在现实生活中不存在“人文管理”，将管理价值中的“人文价值”作为重点来进行研究却是可能的，这就是“人文管理学”。例如在经济学中，马克思舍弃商品的使用价值而只研究商品的价值，而主流经济学并不关注商品的价值而只关心商品的交换价值。进一步说，将管理的人文价值作为研究对象的人文管理学是一门普适的管理学分支，如前所述，人类的一切管理皆包含终极价值元素，即使是泰罗的科学管理，也强烈地体现了早期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和追求。 人文管理论文:公共图书馆人文管理与科学管理的关系分析 一、科学管理的特点 19世纪末，美国人泰勒——科学管理之父在历史上第一次使管理从经验上升为科学，随后的几十年间，先后兴起的数理学派、决策学派和系统学派，使泰勒的科学管理得到了进一步完善与发展。它要求遵循科学原则，运用科学方法对企业实行合理化和标准化管理。 首先，在管理目标的出发点上，其数量意识和精确性原则非常突出，具有明确的量化指标，“一是一，二是二，非此即彼“不容许“大概、也许、差不多”等似是而非的模糊概念。其次，在方法论层次上，它充分运用科学的分析方法，将管理目标层层分解、细化为各种量化指标，落实到各个最基本的工作环节上，必须遵守和完成，要求准确无误、一丝不苟，拒绝“亦此亦彼”的灵活性。其三，在管理过程中主要是依赖政策、规章、制度等“明文规定”，以及法律的、行政的和经济的强制手段，进行组织指挥和协调控制。对于被管理者而言，它们是外在的硬性规定。因此，人们常常把传统的科学管理形象地称为“刚性管理”或“硬管理”。 这一理论体系的突出特点是：主张运用科学知识（科学原理）代替个人的判断、意见和经验；注重借助数学模型或计算机技术研究管理问题；强调通过高度集权、严密制度和物质激励手段来提高管理效率。尽管科学管理使管理走上了规范化、制度化和科学化的轨道，在社会各行业得到普遍应用并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但科学管理一个本质性弱点即：以物（技术、生产、财务）为中心的管理理念严重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忽视了人的作用和人的价值。 二、图书馆人文管理的内涵 管理是人类一项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基本活动，自古有之。管理是人共同劳动的基础。管理是一种社会现象，随着杜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展。美国女管理学家玛丽·相莱特认为，管理就是借他人之力把事情办好。当代著名管理学家赫尔伯恃·西蒙认为：管理就是协调一个团体的活动，以达到其共同的目标。给管理完整的定义是：管理是运用计划、组织、协调、指导（指挥）、控制等基本功能，有效地利用人力、物力、财力等基本要素，促进其相互密切配合，发挥最高效率，以期达到最佳的总体目标。 图书馆管理是促使图书馆能够为社会的科学技术发展和经济、文化建设更好地服务的，对人、财、物进行的一系列活动。目前，我国的图书馆事业取得了最大的成就，图书馆的管理工作也日趋科学化与合理化，许多图书馆采用以岗位责任制为核心的管理方法，基本工作秩序得到了整顿及加强，工作效率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即便如此，未达到有效调动人们主观意识的能动作用，未能促使组织和个人潜在的积极因素得到充分发挥。 20世纪30年代，在对科学管理内在缺陷和功能局限批判反思的基础上，人文主义管理（简称人文管理）理念和实践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它强调管理要“看重人”“满足人”的需要，重视被管理者“人的尊严”，为人提供更多的“自我实现”的机会，以提高人的积极性，从而提高管理的效率。 人文管理又可称为人文主义的管理，是站在人类利益的高度上，以人类的价值观系统为指导，以人类共同利益为指引的一种行为指导模式，是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的管理理念。人文管理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把人类价值观和有关人的因素整合到计划、协调、组织、委派等行动之中，该过程涉及由为共同目标工作的个体组成的组织的结构和产品成果的控制。人文管理是一种管理思想、管理理念、管理理论，是人类管理智慧的结晶，是科学管理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产生的一种更先进、更现代化的管理手段和方法。它是建立在科学管理基础之上的，是对科学管理的修正和补充。它把理解人、关心人、爱护人作为管理者最根本的使命。图书馆的人文管理是图书馆管理的一种新模式。这种新模式的内涵、实践与传统的图书馆管理有着很大的区别，但它并不是完全脱离传统的管理模式而凭空产生的，而是在传统的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吸收现代管理学理论并根据变化了的客观实际情况和时代特征而生成的。图书馆的人文管理就是通过确立人在图书馆管理工作中的核心地位，把人作为管理活动的核心和组织的重要资源，把组织全体成员作为管理的主题，围绕着如何充分利用和开发组织人力资源，充分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使其实现组织目的和组织成员个人目标，并要求能最好发挥图书馆职能的一种管理理论和管理活动的总称。 三、科学管理与人文管理的关系 人文管理与科学管理的根本区别主要是：首先，在管理理念上，人文管理以管理对象“人”为中心，重视人的本体价值及能动性和创造性。其次，在管理实践上它更注重目标宏观导向和调控，而过程管理则实行充分的民主化，为管理对象——活动主体提供更自由的选择空间和选择权利，由他们根据客观目标和主客观条件，自由选择、自主确定、灵活掌握具体的程序和方法。其三，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上，它更重视管理的服务观念，而管理的权力意识则相对弱化，“寓管理于服务”。其四，在管理方式和手段上，它更注重教化、疏导和激励，用理性召唤和情感互动等柔性手段去影响、感召人的心理与行为，用非强制性的方法进行调节与控制，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群体意志和力量，从而实现管理目标。因此，人们常常又把它称为“模糊管理”、“柔性管理”或“软管理”。 人本管理的功能虽然不像科学管理那样具有“立竿见影”的显效性，但它却是战略性的和长效性的，与科学管理之间具有突出的互补性，可以从根本上避免或弥补科学管理“用人不养人，养人不育人”的特殊政策短效性等内在缺陷和功能局限。 探讨图书馆人文管理基本特征有两个意义。一是为我们区分科学管理与人文管理提供了重要依据。本文所使用的科学管理是就其经典意义而言，现代人们通常理解的科学管理因受到社会学、人类学及多种管理理论的影响， 已经克服了一些传统弊端，增添了一些人文色彩，以至于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无法对两者做出明确界分——有时你所说的科学管理（或人文管理）与他所理解的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探讨人文管理的基本特征， 有助于避免理论和实践上的混乱。二是为图书馆实施人文管理提供了明确方向。人文管理不仅是图书馆管理的发展方向，而且也是二十一世纪整个管理理论发展的一个大方向，对人文管理实质性内涵的把握，有利于我们将人文管理理论上的“应然”优势转变为实践中的“实然”推动力， 进一步提高图书馆的管理水平和管理效率。 人文管理论文:科学人文主义管理 摘要：在简要分析科学人文主义的缘起、内涵及意义的基础上，提出了在科研中实现科学人文主义的手段，即在科研中奏行人本主义。 关键词：科学人文主义；萨顿：人本主义 “科学人文主义”一词是萨顿首先提出的，其提出目的是为了解决科学和人文这两种不同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协调、紧张关系的。然而，在内在论影响之下，科学哲学向来是见物不见人，把科学活动看作一个封闭的系统，只研究科学自身的因素，而忽视了研究科学的人的因素的重要性。近代以来，逻辑实证主义者片面强调主观感觉的“中性”，更使科学逐渐脱离社会因素和人的因素。这里仿照萨顿科学人文主义和罗杰斯的人本主义，寻求一种在科研活动中实现科学人文主义的手段，即人本主义思想。 一、科学人文主义的缘起、内涵及意义 近代以来，科学技术高速发展并展现出了无穷的魅力，使“瓷本主义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科技的繁荣压倒了其他文化形式，衍生出了惟我独尊的大科学主义。但是，繁荣的背后往往总是存在着阴影，科学过度发展所带来的种种负面效应也日渐突显，人文主义者们对其的批判之声越发之大，发科学主义的浪潮也变得日渐高涨，不可避免的就是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对立日益加深，后果愈加严重。对此，萨顿指出，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可怕的冲突”。这种冲突必将伴随着科学和人文的发展进一步加深·旧人文主义是以解放人性、寻求自由为主题的，而萨顿就针对科学与人文的矛盾敏锐地提出了新的科学人文主义。萨顿明确指出：“我们必须使科学人文主义化，最好是说明科学与人类其他活动的多种多样关系——科学与我们人类本性的关系”。在萨顿看来，只要关注科学中的人性，或者在科学中“注入”人性，问题就会得到解决，他于是提出一种以科学为基础的新人文主义，即“科学人文主义”，他又将之称为“科学人性化”。 萨顿指出仅仅依靠科学并不能使我们的生命变得更有意义。爱因斯坦也曾说：“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手段，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是取决于工具。”所以，必须使“科学人性化”，强调促进科技发展的目的是服务于人，在这一点上。科学发展观与之完全一致。它主张科技发展要以人为本，因此，是萨顿科学人文主义的继承、弘扬、创新与实践。 如仅就文化层面而言，科学人文主义产生的总背景是“两种文化”的分裂与对立。所谓“两种文化”，在目前状况下，可按萨顿和斯诺所指认的加以理解，即：一是科技专家的文化，另一是人文学者(文学知识分子)的文化。具体而言，科学人文主义产生的基础至少有三：一是传统人文主义，二是近现代科学及科学文化：三是现当代的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冲突以及人们对此问题的求解。萨顿的科学人文主义是一种理想的科学技术发展观，它至少包含四层意义：作为一种新人文主义，其以科学为基础：同时肯定人文的价值，强调必须以正确的人文价值观为导向促进科技的发展；倡导科技与人文的协调共进；其目的是使科学发展完全为人类服务。 科学人文主义自提出后，引起科学哲学等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及深入探讨。至20世纪50年代末，斯诺明确指认了“两种文化”现象，之后布罗克曼提出“第三种文化”，同时伴随着“索卡尔事件”、“科学大战”，科学人文主义思潮在西方得到时代的关注，获得了新的发展。 既然科学人文主义在科技发展中的作用如此重要，那么作为科研工作者又如何才能在日常的科研活动中实现科学人文主义呢?这需要寻求一种适用的手段。 二、在科研活动中实现科学人文主义的手段——科研人本主义 (一)人本主义思想的起源和特点 在古希腊时期智者学派普罗泰戈拉就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强调入的理性力量。在西方中世纪，哲学成为“神学的婢女”，封建神学的蒙昧主义和禁欲主义成了束缚人的枷锁。到了14世纪时，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威尼斯、热那亚新兴的学者以研究古代文化为借口，首先在思想上展开了反封建主义和天主教的神学统治的斗争。文艺复兴在15世纪扩展到了整个欧洲，到16世纪达到高潮。在文艺复兴运动中，资产阶级思想家抨击封建神学的“神本主义”，要求“以人为中心”，提倡以“人性”来反对教会的“神性”，主张个性解放和自由，把人们的价值由天堂拉回到人间，高扬人的意义和价值，形成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主义。 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再次兴起则首先是基于其发展之中面临的新矛盾，因而现代西方人本主义与传统的人本主义比较出现新的特征：传统人本主义从人本身出发研究自然、以某种精神或物质的实体为基点来说明人。在认识论上要求得某种共性的东西，因此是本质主义的，并且强调人的理性作用。而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反对自然的研究，认为哲学只研究人，把人的存在提到本体的高度，主张建立一种以人为中心的本体论。对人的理解，排斥做自然主义、理性主义的解释，认为人是孤立的个体，其存在及本质是情感意志和心理体验等，是超出精神物质之外的。现代西方人本主义不承认世界有所谓共性的东西，强调人的个体性，在个体的自我中寻找人格的完整，更注重于人的非理性的情感意志及体验。 (二)从罗杰斯的人本主义思想发现科研中的人本主义 美国心理学家、教育学家罗杰斯是现代人本主义心理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所创立的“以人为中心”理论在当代社会工作教育、实务的发展上都享有特别的声誉。罗杰斯的人本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人为本”的人性观，“性本善”、“自我实现性”、“潜能”及“以人为中心。“达到良好的心理氛围中的尊重与理解”是罗杰斯人本主义思想的主要观点。罗杰斯信奉“人性本善”，认为人生来是积极的、要求上进的，并在条件适合时努力使自身不断发展完善。在《论人的形成》中，他曾这样描述：“人的行为是理性的。伴随着美妙的有条理的复杂性，向着他自身机体所能达到的目标前进。”他指出人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自我实现倾向”，并认为“所有的生物学趋力皆可归属于这种实现倾向的名义之下”。这种倾向使人不仅要在生理、心理上满足，而且要不断发展和完善自己。罗杰斯还认为，人具有理解自己、不断趋向成熟、产生积极建设性变化的巨大潜能，这种潜能性使人得以发展和进行自我塑造。 科研工作对于其从事者们来说就是一种自我价值的实现过程，这个实现往往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的实现。物质方面，譬如待遇、级别、实验设施乃至在科研攻关中的地位是否重要等等；精神方面主要来自于自我的满足、社会的评价以及同行的赞同与否等等。当前在国内。我们在对待这两方面的价值实现往往通常都容易只注重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甚至对科研工作者自身的价值采取漠视的态度，只看到是否能出成果，这种只重结果不重过程，只看成就不视细节的做法只会对许多科研 工作者们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导致大量人才的埋没和流失。人不是机器，这一点所有人都清楚，但人才是机器的主人，这一点却往往容易被人忘记。科研的主体还是人，而不是好的设备和条件。因此，在科研工作开展中，我们也要相信人都有自我实现性和潜能性，要做到以人为中心，不光达到极丰富的物质财富奖励，还要做到良好的心理环境中的尊重与理解，使得科研工作者们的自我实现倾向都能达到最大程度的激发，这样就形成了科研中的人本主义氛围。 总之，科学人文主义的精神要想在广大科研工作者之中实现就必须要先实现科研工作者们自身的人本主义，由人及物，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的使科学和人文得以和谐发展，才能使科研工作健康有序的实行，才能使科学的产物与人类对美好幸福生活的憧憬更加接近。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精神科学管理 一、更新学科理念 据国际工业设计协会理事会[ICSID]在1980年对工业设计下的定义：“就批量生产的工业产品而言，凭借训练、技术知识、经验及视觉感受而赋予材料、结构、构造、形态、色彩、表面加工及装饰以新的品质和规格叫做工业设计。”由此确定了工业教育在以上几个方面全部或部分的内容。如今知识经济时代的科技日新月异，生产力水平日益提高，社会对工业设计人才的知识结构与技术水平的要求更高，类似产品包装、广告宣传、商业展示及市场开发等等，这一系列与之相关的学科内容也都纳入了该学科范畴，工业设计也被重新定义为现代工业、科学技术与装饰艺术等相互结合。并可交叉应用的学科体系，是一种以实用与美观并存的视觉传达、意识物化形式，为创造、美化和改善大众生活质量与生活品味而展开的一系列社会生产实践活动。在市场机制的触动下，工业设计正逐步朝着个性化、人性化、专业化方向发展，工业设计教育也由此加强对设计人才综合技能与综合素质的培养。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对工业设计的现代教育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内容： 第一，相关材料工艺等方面的技术知识，主要包括：机械制图和造型设计、工业美术、材料工艺、结构力学、人机工程、视觉传达等，其中也包括高科技时代的信息技术、电脑辅助设计。通讯工程、人工智能等都为该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理论基础。新世纪到来社会要求我们工业设计人才必须紧跟时代步伐、把握时代脉搏，不断地开拓创新、努力进取，时时都以先进的理论与技术武装头脑。 第二，产品的功能与装饰是工业设计最为突出特征反映，好的产品总以美观的造型与多样的功能赢获市场，从而要求设计师具备一定的美术基础与艺术鉴赏力(包括绘画基础、写生能力、设计创意、形态构成等美学知识)。尤其如今信息时代技术交流极其迅速且广泛，产品设计的风格与造型出现多元化、个性化趋势，这要求设计师开阔设计视野，及时把握潮流动向，提高设计思维与创作实践能力，要在已有基础上积极探索与勇于实践，只有对设计相关的地理、历史、民俗等一系列社科知识深入学习，才能设计出符合当地生活习俗、满足当地生活需求、甚至能够表达当地情感的优质产品。 第三，为使产品在社会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要求设计师在设计构思之初对该产品的设计与生产所需的经济成本正确估算，充分了解该产品的市场需求、设计范本、材料工艺、风格特征等相关内容，产品设计也要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也要求设计师具备如市场营销、商业管理、广告策划等相关学科的知识运用能力，甚至包括信息采集、管理与技术处理，消费心理、及其产品营销等，还有市场信息及各项商业法规等能够保证产品的设计、生产、流通等环节顺利完成的相关政策条文，也都成为当前工业设计教育的重要组成。 第四，产品设计实质是一项综合型的社会实践活动，各项工作环节必须由多人分工合作完成，这要求设计师要具备一定的设计协调与设计管理能力。 第五，处于发展中的工业设计是产业竞争和企业振兴的关键，它集中反映了民族或地域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水平，与之相关的内容非常广泛，这又要求设计师培养和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对多元文化进行有机地整合，全面了解国内外产品市场，设计出适应市场发展需要具时代感的新产品。 第六，由于学习和掌握知识的最终目的是解决问题，而我们生活的物质世界是不断变化着的微观世界，产品设计的问题也将伴随着物质世界的变化而不断向前发展，因此新时期的设计教育也是一种动态的知识更新过程，面临自主学习向终生学习的教育转型，我们必须“学会求知、学会做事”，所谓“学会求知”即是“学习－工作－学习”，所谓“学做事”，是由对专业技能的培养转为对环境适应力的素质培养(如合作、创新、风险、交流等)。 由此可见，未来工业设计教育在朝智能化方向发展的同时，教育的重点将由专业技术职能转变为对综合环境的适应与协调能力的培养，相比以往对技术与物质的教育，更加突出强调社会人际关系与社会行为技能(其中包括：团队合作、风险投资、技术交流、设计创新等等)要学会处理人际关系、解决人际矛盾、管理群体等等，“学做事”与“学会求知”彼此间相互结合，共同贯穿于教育的全过程，这些都并非是书本上现有的知识，必须通过长期的人际交往过程来实现。 二、问题与现状分析 工业设计教育在我国形成与发展的历程仅短短二十几年，相比西方发达国家晚了近半个多世纪，其间虽然也有初步的发展，但仍是一门幼稚而年轻的新兴学科。近年国内高校为适应市场经济一体化发展局势，竞相创办起了各自的工业设计教育，然而它们教育普遍重实践而轻理论，导致学生误将相似的造型与工艺当设计手段反复运用实践，相继出现了一些有如：招生人数剧增、教育与产业失衡等不良状况，从而严重阻碍了国内教育的正常发展。 随着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日益加速，国际消费市场的竞争日渐激烈，作为一个企业实体只有不断开发出标新立异的产品才能稳住市场，国内许多高新技术企业也逐渐将市场重心转向消费者的个性化生活需求上，并为提高自身竞争实力建立了许多科研机制，国内工业设计行业的发展也由此而步入一个新的历史台阶，但未来还将面临更多机遇与挑战。这对当今工业设计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新时期的工业设计教育应是对知识经济时代设计方法论的研究，是社会物质文明与工业文明不断作用的成果：那么对新时期工业设计教育的研究必须上升为设计本质的认识，把握时展的基本规律，及时调整办学思路，制定相应的改革对策，尤其对工业设计内涵及外延的理解最为重要。 三、转换教育方式 工业设计属于一门新兴的应用型学科，因此工业设计的教育也应当遵行一种应用型的人才教育方式，然而我国现行的工业设计教育还尚未完全脱离形式单一的理论灌输与技能训练的传统模式，教育体制过于偏重对产品造型、装饰、技术等相关产品生产加工方面的技能培养，而轻视了学生设计创新能力的提高。从教育整体看来无论工科院校还是工艺美院等的学生普遍反映在形象思维、视觉感应、造型创意、工程技术等专业技能方面出现严重的知识断层。由此国内各大高校为适应如今信息时代的经济发展和社会需求，为工业设计教育的发展正在进行着积极地探索与实践。美国哈佛大学率先实现以传授为基础到以自我教育为主的现代设计教育转型，由此开创了多元化教育的新纪元，成为现代社会设计教育的一面旗帜，明确提出现代教育关键是通过教学引导激发学生的创作思维和设计表现技艺。 基于当前工业设计人才教育现状，国内众多院校也就“如何发挥各校人才教育优势，为社会培养不同层次不同规格的工业设计人才，全面提升学生设计、审美、思维、想象等等一系列综合技能”这一主要议题，进行过一系列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并得出一些好的见解：如艺术院校学生的形象思维与视觉感应较强，适合于偏重外观的轻工业产品设计，包括服装、玩具、日常百货等，可以在艺术学院创办轻工业产品设计方向的设计教育：而工科院校的学生鉴于逻辑思维能力较强，且具有良好的专业基础技能，对新的科技成果十分敏感，易从事家用电器、电子通讯、交通设施等等一系列功能型重工业产品的设计开发，可在工科院校设置重工业产品设计专业。 如今我国工业设计教育的重点应当迅速转向对学生设计创新、设计思维与抽象思辩等设计技能的培养。广西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的工业设计办学就坚持“二基二强”教育方针，主张以工业设计基本技能、机械工程理论基础，强化电脑设计与创作实践等技能，该校的工业设计方向的课程设置采用“模块式”教学结构，且十分注重不同学科板块间的有机结合，在人才计划中课程学时的纵向结构比例为：公共基础课765，工程技术基础课320，艺术技能基础课302，计算机课程379，专业知识课程320，总比例为2.5:1:1:3:1。 总之，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经济技术的进步，人们的物质追求与审美品味正不断提升，未来社会期盼的工业设计教育将面临着技术化、多样化、个性化的全面转型，以促进学生自身知识的全面提升。对于如今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新时期，工业设计教育方式应当适应时展的脉搏，结合地域经济发展的步伐，充分利用自身办学优势与教育资源，因地制异、因才施教，勇于探索积极实践，根据市场需要灵活调整并及时更新，永远走在时代前列，不断地开拓创新、努力进取，冲破教条主义与墨守成规的思想牢笼。 四、强化人文精神 如今伴随着设计工业的教育改革与行业发展，静观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与现状，人文知识的渗透在知识经济时代的设计教育中显得尤为重要，只有贯注人文精神的工业设计才能抵御高科技产品的设计生产给社会经济与人类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孕育出一方人”，一段艰辛的成长历程。如今我们生活所需的产品更应当全面展示出时代的人文特征，更应能充分利用一些现有的自然资源及人文要素进行产品的设计创新与实践。我国虽是一个工业设计教育的后进国度，却拥有着丰厚的历史资源，其中不乏大量人文哲学与古典美学的深层烙印，可见我国工业设计教育潜藏的发展空间还未曾真正地被开发和利用。对于新时期的工业人才应当尽可能去启发和引导他们去体味和深嚼我国古代哲学与历史文学所蕴涵的人文思想精华，鼓励他们从传统中吸取创作养分，站在历史的发展轨迹上来设计创新，丰厚他们的设计潜能与综合素质。 从国内工业设计发展的状况观之，世界各国都在国内设有产品消费市场，但我国设计教育却“大而不强”，工业设计产业“小而残疾”，也正因如此中国工业设计教育问题引发了国人的深刻反思。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辨证论观之，我国工业设计的总体水平实则早已同国际社会发展同步，仅是出于国内外工业设计人才综合素质的悬殊而产生的差距，他们试图以西方的产品造型与技术工艺为范本将设计东拼西凑，如产品设计中大量仿效与抄袭，中国产品设计的知识产权争议问题在国际时常时有发生等等一系列相关问题都充分应证了此观点，国内学术界仿佛也已意识到在网络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中国人好似都忘却了自身的地域文化与民族传统。不久前我国工业设计协会就提出“以一个时代、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特有的装饰元素，创造出最能体现传统文化、人类历史、生活习惯、审美(包括宗教信仰)特征，且具人文精神的现代化工业产品”——议题，现已成为当代工业设计教育研究的焦点。 虽说新兴的工业设计学科也是一门知识交叉型的应用学科，其中也包括对抑制外来装饰与外来文化的消化与吸收，但这都是建立在我国固有之传统历史根基之上的技术与艺术创新。 现代社会新型的设计教育应当尽可能避免以往教育注重产品设计与造型工艺的思想误区，积极向学生灌输现代化的工业设计理念与人文精神。德国斯图嘉特国家造型艺术学院就通过学院间的合作开设美术、音乐、建筑等人文艺术培训课程。主张通过实施人文艺术教育来强化和提升设计人才的综合素质与艺术修养。产品设计如若真正地让人感受到精神愉悦，真实地贴近现实生活，无疑人文精神在设计中必须发挥出积极作用。尤其如今社会大众的消费潮流已从基本生活消费转移到个性化炫耀消费上，人们需要拥有外形使人心情愉悦，功能让人尽情享受的高档产品。从通讯、家具、电器到数码消费产品，设计师可将其变成一个以产品设计为导向的广阔世界。 五、结束语 本文对目前社会工业设计教育现状与发展，结合个人观点作了一些初浅的探讨。未来中国的工业设计教育体系还有待经历一个不断改革与实践的动态发展过程来逐步完善，如今工业设计已不仅仅定位于一些家具、机器、生活用品，而沦为对工业社会人类生活方式合理规划的设计，设计的思维方式已不仅仅局限于对产品使用功能和造型风格的思考，从产品的外延层面出发，从事物外侧去透视、剖析，开创产品设计的新思路。尤其如今信息技术多元化社会发展时期，工业设计人才的专业技能与综合素质也将随着时代的发展及时调整及时补充新的知识内容，可从其他学科领域不断吸取新的创作养分来丰厚自身的设计潜能。 摘要：教育是对知识学习和传授的循环反复——正所谓“教学相长”，经由这一互动过程使知识丰富我们的大脑，增强了我们对事物的分析与判断的综合能力，从而为以后生活作好智力准备，这是有关教育本质的认识。工业设计作为一门跨世纪的交叉应用学科，其知识的传授过程相比普通教育更显复杂，而加强工业设计教育是提升国内设计水平与人才素质的关键，尤其面临全球一体化市场竞争的时代，工业设计教育更是促使民族富强与企业振兴之关键，出于社会与时代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又再次提上议程。如今国内工业设计教育正处于改革与发展的巅峰时期，就国内外工业设计教育发展动向进行分析与研究，将有助于我国教育改革的顺利开展，本文借此对当前国内的问题与现状展开分析，一并结合未来经济技术与行业发展趋势，试图探寻工业设计教育改革的创新之路。 关键词：更新；观念；转换；方式；强化；精神 人文管理论文:美术人文素质教育管理 摘要：美术课程是一种人文课程，是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本文从人文精神的内涵与价值；人文精神在美术课程中的体现谈起，尽而从联系学生生活实际，体验生活的乐趣；注重学生情感体验，提高审美情趣；了解人类文化背景，尊重多元文化；整合美术与其他学科，使身心得到协调发展；加强艺术修养，提高审美素质等五个方面阐述了培养人文精神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美术课程人文精神培养 自新课程标准颁发以来，我校在美术与人文教育上得到充足的发展，笔者根据自己多年的教学和对美术与人文的探索结合同事的经念，对我校美术与人文教育总结如下，以供同行赐教。 美术与人文教育是以人文素养为核心内涵的艺术教育活动。从大的方面来说，是通过美术教育强调目前科技与经济高速发展影响下低落的人文价值和反思。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爱与关怀，人在社会中的认识与体会，尊重个性的发展，培养良好的品质和素养。从小的方面来说；是通过美术教育来培养学生自我探索能力，提高对美术的鉴赏能力及动手能力。为了让学生更深入地了解人文与美术，我校在课程目标的制定上突出了三个层面： A探索与创作：上好每节艺术课，挖掘教材中人文内涵，培养学生审美情趣，是我校向任课老师提出的最基本要求。因为音、美艺术本身就是一种极高的人文情怀、文化底蕴相当丰富的艺术门类。它更多的关注人的精神境界，关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关注人类灵魂的呼声。应当说音、美艺术本身就是对学生进行人文素质培养的极好教材。老师们在教学中更多的是关注美的熏陶，不光说教，不靠灌输，把教学内容中那些最富美感，最具艺术感染力的亮点挖掘出来，呈现给学生，引导学生去感悟美、发现美，从而形成一种积极乐观的求知态度。关于这一点，我认为应从四个方面去教学。第一、让学生了解美术与社会的关系。美术是一种艺术，它来源于生活同时又高于生活，即美术必须建立在对社会的理解和认识的基础上的，但美术作为一种艺术是对生活的加工和提炼。美术是人类文化最早和最重要的符号性载体之一，记录和再现了人类文化和思想的发生、发展过程。运用美术形式传递情感和思想是整个人类历史中的一种重要的文化行为。第二、发挥学生独立思考能力，运用适当的方法进行创作。美术是表现和激发学生创造才能的最佳方式之一。美术活动最能提高学生的想象能力、观察能力。学生通过观察生活来感受生活。体验来自生活的情感和乐趣。如引导学生观察周围生活、自然环境、自然景观等，并用点、线、面、色彩、空间、明暗、质感等绘画要素，进行对比、和谐、节奏、韵律、均衡、黑白、排列、堆积、组合等构成因素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引导学生发现身边的美，把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美感相联系，将自己对生活和自然的感受、体验与艺术家对它们的表达联系起来。尝试用自己喜欢的绘画方式表达出自己的体验和感受，或将自己对生活和美的理解写进美的成长记录里。第三、联系社会：找出美术与社会的结合点，运用恰当的方式和技法表现自己对社会的认识和看法。了解人类丰富的文化遗产和文化发展，了解艺术与社会、艺术与历史、艺术与文化、艺术与生产、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学会分析、综合和评价的思维技能，多给学生感悟艺术作品的机会，引导学生展开想象。通过比较、讨论、体验、思考、鉴别、判断等方法以及各种形象的教学手段，如电影、电视、录像、范画、参观、访问等，增加直观形象感受，提高其审美能力。使学生受到良好的艺术熏陶，使学生具有积极向上的精神追求，摆脱物质利益的束缚，并具有文明感和历史感，是我们应不断追求的人文精神。第四、结合学科，尝试用不同的方式表现相同的题材。在方法的选择上充分遵从学生的个性，发挥其长处。取得最好效果。学科间整合或统整，是现代教育理念，亦是美术课程改革的内容之一。未来社会需要具有探究精神与创造能力的人才。通过建立在广泛的社会、文化情景中的、以美术为主体并联合其它学科部分内容的学习，引导学生学会在新情景中探究、发现与美术有关的问题。在寻找解决问题方法时，主动地融会不同学科内容，使各种知识与技能相互融通、彼此联系，使他们真正获得探究能力和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使学生在理性与感性之间求得和谐平衡。使身心得到健康和谐发展。由于美术学科具有人文性质，因此美术学习的范围不能仅仅局限于美术自身的领域中。需要在美术学科与其它学科之间架起桥梁，通过引导学生对一些美或跨越美术学科的课程进行综合与探索性的学习，能使学生在良好的时间内比较全面地认识美术的特征、美术表现的多样性以及美术发展规律与趋势。 美术与其它学科相结合的活动内容可表现为： （1）美术与文学：创作童话故事的插图、连环画等。 （2）美术与戏曲：舞蹈：设计、制作并表演皮影戏、影子戏等。 （3）美术与音乐：用造型艺术的方式来表现音乐，包括描绘乐感，设计制作乐器，并用这些乐器演奏等。 （4）美术与地理：绘制地图、设计、制作游乐园模型等。 （5）美术与物理：设计与制作会发光、会转动的环境艺术模型等。 （6）美术与自然：创作居住地区昆虫、植物、风景的图鉴，创作反映居住地区风貌的美术作品等。 （7）美术与历史：调查当地文化遗产以及传统艺术，用报告、画、雕塑或建筑模型表达调查结果等。 B审美与辩证：在美术课堂中培养学生审美情趣，使每个学生能通过美术教学了解艺术的价值，重视艺术作品和文化，提升生活素养。首先、我让学生主动学习书上的基本知识，了解艺术的起源与发展，了解我国及国外美术的各种风格及流派，知晓艺术发展的方向。其次、让学生参加各种活动，诸如观看画展，拜访名家并观其作画，相互交流。提高鉴赏能力。通过各种美术实践活动，使学生的美术经验不断得到丰富和升华，从而获得感受美、创造美、鉴赏美的能力和健康的审美情趣。正如英国的怀海特所说“艺术教育的目的，就是唤起智慧和美感”。美术课程充分考虑学生的可接受性，并联系学生心理、生理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教学内容贴近学生的生活，与学生经验相联系。如利用游戏、表演等方法，让学生来参与、交流、体验、表现生活，使学生学会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愿望。通过创设多种多样的方法和形式，挖掘其内涵，使学生从自我中心走向与他人共处。学生在活动中通过交流、体验，能够积极主动学习，由生活激发兴趣，带着饱满的热情去体验、表现、创作。再次、分析社会与艺术的关系及相互之间的影响，对一些社会活动或建设做出比较积极的建议。 C文化与内蕴：我校美术课堂力求使每一个学生了解每种艺术的发展脉络及其风格流派。让学生积极参加各种艺术活动，提高鉴赏能力，尊重科学与人格，扩展艺术视野。第一、我国地大物博，有极为丰富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让学生了解并珍视它们。第二、比较地方文化古迹、景观的特色，加强对历史文化的了解。第三、珍视、探讨多元文化。美术是人类文化最早和最重要的符号性载体之一，记录和再现了人类文化和思想的发生、发展过程。运用美术形式传递情感和思想是整个人类历史中的一种重要的文化行为。通过美术与文化的联系，可以了解不同地域文化背景，学会尊重多元文化。我们所接触到的很多美术作品都有象征意义，这是由文化所规定的。人类社会的神话、史诗、传说、典故、宗教、寓言都是规定象征的重要原因。如苹果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有着不同的象征性，在基督教艺术中，由于苹果是夏娃从智慧树上摘取得禁果，一般象征着人类的坠落，而婴儿耶稣手拿苹果，其实是象征着赎救人类。这些象征关系的规定性是来源于希腊神话，如果我们不理解这些规定性，就不可能真正解读作品，甚至还可能对作品做出错误的解读。所以美术教学可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的多元文化的总体效益，整合社会、社区、家庭各方面教育影响，引领学生走向生活、走向自然、走向社会。通过欣赏、认识自然美和美术作品的材料、形式与内容等特征；通过描述、分析、对比与讨论等方式；了解美术表现的多样性；通过走进博物馆、美术馆、民俗馆，了解其中的民族民间美术、艺术等文化，了解它们与其他地区或其它民族美术文化的异同；通过参观、座谈、调查、访问艺术家工作室等参与活动，了解中外艺术家的艺术思想、生活及作品诞生的过程，或结合有关资料，让学生了解相关国家的地理、历史、风俗人情、社会风貌、增进对不同国家、民族，不同风格画派的了解与尊重。 总之，培养学生人文态度，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是一个长期的工程，决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教师必须在自己的教学活动中精心设计，充分利用各种机会去作好这方面的工作。 人文管理论文:风景名胜区人文景观管理 中国是世界造园发祥地之一。中国园林历史悠久，崇尚自然，独树一帜，影响深远。而中国自古便有注重人文的传统。“中国之宫室庭园，家屋居住，莫不有人文精神其内”。我国传统的风景名胜区往往蕴含着丰富的人文因素。也正因此，许多甲盖天下的园林胜景，并不仅仅胜在湖光山色，更胜在源远流长的人文景观，它们往往由人文荟萃的历史文化积淀而成。所以，我们在进行风景规划中应充分重视人文景观的作用。 所谓人文景观，是指可以作为景观的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与成就，是以人为事件和人为因素为主的景观。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中华民族，在上下五千年的社会实践中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并成为人类社会的重要而又独特的文明成果。在内容非常丰富、门类异常复杂的成就中，可以成为人文景观的大约可分为四类。 1文物古迹 包括古文化遗址、历史遗址和古墓、古建筑、古园林、古窟卉、摩岩石刻、古代文化设施和其它古代经济、文化、科学、军事活动遗物、遗址和纪念物。例如，北京的故宫、北海，西安的兵马俑，甘肃莫高窟石刻以及象征我们民族精神的古长城等等这些闻名于世的游览胜地，都是前人为我们留下的宝贵人文景观。 2革命活动地 现代革命家和人民群众从事革命活动的纪念地、战场遗址、遗物、纪念物等。例如，新兴的旅游地井岗山除也具有如画的风景外，“中国革命的发源地、老一辈革命家曾战斗过的地方”这些人文因素，无疑使其成为特殊的人文景观。而大打“鲁迅牌”的旅游城市绍兴，起主导作用的鲁迅故居、三味书屋、鲁迅纪念堂等旅游点也都是这类人文景观。 3现代经济、技术、文化、艺术、科学活动场所形成的景观 例如，高水准的音乐厅、剧院及各种展览馆、博物馆。像农业示范园、农业观光园这样把科研、科普、观赏、参与结合为一体的符合新时代要求的观光地也是此类人文景观的一种。 4地区和民族的特殊人文景观 包括地区特殊风俗习惯、民族风俗，特殊的生产、贸易、文化、艺术、体育和节目活动，民居、村寨、音乐、舞蹈、壁画、雕塑艺术及手工艺成就等丰富多彩的风土民情和地方风情。例如，近几年的旅游“旺地”云南，除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外，还有赖于居住于此的各民族独特的婚俗习惯、劳作习俗、不同的村寨民居形式、服饰、节日活动等。傣族的泼水节、彝族的火把节、白族服饰上的“风花雪月”、石林和蝴蝶泉壮丽的爱情故事，这些都为如画的风景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正因为这些独特的人文景观，才使得云南更具魅力。 我们应该清楚，中国悠久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无比丰富的人文景观资源，只有充分开发和利用好这些资源，才能使我们在风景规划中取得成功，发挥人文景观资源在旅游业上的作用。 无论是自然的景观，还是人造的景观，好与坏的评判都不能离开人类的审美观。在古代中国，人们强调内在的情感想像与外在的形象塑造的统一。中国古诗词中讲究“托物寓情”，由此丰富引申出更饱满的情感。“情景合一”由此而出。情景合一才能使人产生意境，由此达到审美的最高境界。园林意境的产生也离不开“情”。绍兴沈园是宋代的“越中名园”，而真正使其成为千古名园的却是那首千古绝唱《钗头凤》。重新修复开放后的沈园，吸引了无数的游客，人们畅游在“竹影清幽”、“红梅照水”的美景之中的同时，无不为陆游与唐婉凄美的爱情悲剧而唏嘘不已，“情景合一”的诗意境界由此而生。园林审美的过程就是游客对园林艺术的观感、体味、思索，直至升华为主体意境的过程。这也是园林艺术的生命。而园林景观中最能引起人们情感变化的即为人文景观。故从美学意义上来说，人文景观不仅是风景名胜区规划中不可缺少的因素，而且也是人们审美出“情”的主要对象，一个风景区的灵魂之所在。 中国是世界造园发祥地之一。中国园林历史悠久，崇尚自然，独树一帜，影响深远。而中国自古便有注重人文的传统。“中国之宫室庭园，家屋居住，莫不有人文精神其内”。我国传统的风景名胜区往往蕴含着丰富的人文因素。也正因此，许多甲盖天下的园林胜景，并不仅仅胜在湖光山色，更胜在源远流长的人文景观，它们往往由人文荟萃的历史文化积淀而成。所以，我们在进行风景规划中应充分重视人文景观的作用。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技术管理 一、人文：自由的理想 二、技术：人的本质构成 三、技术与人文的原始关联（一）：语言 四、技术与人文的原始关联（二）：时间 五、技艺与人文：匠心 六、现代技术与人文：异化 一、人文：自由的理想 人文学科（Humanities）字面上自然首先是一种学术分科，以别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但人文学科又不只是一种学术分科――如果那样的话，它就可以简单地归入社会科学的行列，就像中国目前的学术管理体制所做的那样――而且首先不是一种学术分科。人文学科首先着眼的是对于“人”的“培养”，是对于“理想的人”、“完全的人”、“最具人性的人”，一句话，“自由的人”的“培养”，这样的人（性）被称为Humanitas，对这样的人的培养希腊时代称为Paedeia（英文教育学Pedagogics和Pedagogy一词来源于此）。从Paedeia到Humanitas再到Humanities，其间贯穿的是理想人性的观念，即人的理念。所以，人文学科的精神实质是树立和培育人的理念，至于通过什么途径，学习什么知识内容，还在其次。或者说，学习什么知识内容、通过什么方式来学习，都取决于有什么样的“人的理念”。 如果说“人文学科”的内容取决于“人的理念”，那么“人的理念”又如何规定和选取？一般来说，应该做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是理想的人，看法很多，似乎具有某种相对性和多样性。是否基于不同的人文理念可以造成不同的人文学科呢？如果我们准备把人培养成听话合用的工具，培养成大工业流水线上的螺丝钉或者有专长和技艺的专家，那么也存在一个相应的人文学科吗？事实当然不是这样。 人文学科具有某种历史的延续性，关于理想人性的概念也存在着历史的继承性。在这里，多样性总是服务于统一性。教养和文化、智慧和德性、理解力和批判力这些一般认同的理想人性，总是与语言的理解和运用、古老文化传统的认同、以及审美能力和理性反思能力的培养联系在一起，语言、文学、艺术、逻辑、历史、哲学总是被看成是人文学科的基本学科。今天，人文学科总是能够相对的与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区分开来。 这同时也意味着，关于人的理念有着历史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在这种连续性和统一性中，希腊人的“自由人”概念贯穿始终。理想的人是自由的人，或者说，“自由”是人之所以为人所最后持守的东西。一切人的价值、尊严、理想、美德，都建立在人的自由之上。 自由不是人特有的一种能力，而就是人的存在方式本身。自由的存在方式是“为自己”的存在方式。亚里士多德在谈到哲学时说，“正如我们把一个为自己、并不为他人而存在的人称为自由人一样，在各种科学中唯有这种科学才是自由的，只有它才仅是为了自身而存在。”（《形而上学》982b26）什么是自己呢？如何达到自己？人身上的许多“东西”，也许一切“东西”都不是自己的，其物质组成属于这个古老的宇宙，其社会行为受制于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若是把人当作一件物进行分析，那就确实找不到什么独特的“自己”。要达到自己首先要具有一种悬搁的能力。自由正就是这样一种悬搁。人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就是对一切外在事物的悬搁，向着“无”（它）回归。 向着“无”回归，便同时是向着无限的可能性展开――向着无限的可能性展开与向着无回归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或者说是一回事。这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对无的持守是人的本质，也是人的“无”本质，因为人确实没有本质。对无的持守也就是永远保持一种超越的姿态，不限定在任何既有的格局之中，向着过去、现在和未来开放。 向着无穷的可能性展开、向着过去和未来伸展，这正是时间性的根源。自由就是时间性。正像只有人才是自由的，只有人才拥有时间，只有自由的人才会有历史。反之，人在也只有在他的历史性中持守着自己的自由。这就是为什么一切人文学科本质上都是历史学科的根本原因。 二、技术：人的本质构成 人没有自己的本质。并不存在一个永恒不变的人性，这是人的基本的悖论：人的本性就在于它没有本性。人文学科的目的就在于唤醒人们身上的这个最原始的本性，即回归“无”的本性。人的无本质包含着两层意思，第一，它没有固定的本质――人是一种未完成的存在，一直处在流动变化之中；第二，它的本质的构成是一种向着“无”的，受着“无”的规定的构成，这里的“无”是“无它”，即它是自己创造自己。 一方面是无固定的本质，另一方面是自己创造自己，这种关于人的起源的思想早在希腊神话中就已经出现：这就是艾比米修斯（Epimetheus）神话和普罗米修斯(Promethus)神话。柏拉图在《普罗塔哥拉篇》中讲述了这个神话故事。大意是说，从前有一个时候只有神没有生物，神们用土和火这两种元素的混合物来塑造各种各样的生物，并赋与每一种生物种种特有的品质。艾比米修斯和普罗米修斯两位神界兄弟负责分配事务，前者管分配，后者管检查。结果爱比米修斯给有些生物配上了强大的体力但没有给予敏捷，有些柔弱的生物则配给了敏捷。身体小的配上翅膀，身体庞大的则配上各种保护装置。总之都是采用取长补短的办法，以防止每一种类陷入灭亡的境地。“艾比米修斯如此一一作了安排，可是由于他不够聪明，竟忘记自己已经把应当分配的性质全都给了野兽之类了――他走到人的面前，人还一点装备都没有呢，于是他就大感窘困了。正当他无法可施之际，普罗米修斯前来检查分配的情况，他见到别的动物全都配备适当，唯有人还是赤脚裸体，既没有窝巢，也没有防身的武器。轮到人从地下出世的规定时刻即将来到了；普罗米修斯不知道怎样施行援救才好，就偷了赫斐斯特（司火和冶炼技术的神）和雅典娜（司智慧、战争、农业和各种生?际醯呐瘢┑闹圃旒际酰庇滞盗嘶穑挥谢鹗遣荒苋〉煤褪褂谜庑际醯模透巳恕！庖焕慈司途弑噶宋稚氖侄瘟恕？墒瞧章廾仔匏咕菟稻陀捎诎让仔匏沟墓Ш罄幢豢胤噶说燎宰铩！保ā镀章匏缋?20D－322A）[1] 艾比米修斯的过失使得人一无所长，这象征了人的“无”本质――人不是那种靠先天禀承的“本质”特性而能够稳定生存下去的生物；普罗米修斯的盗火义举则把人的本质构成与“技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了。人之所是、人的存在，是由人自己通过技术造就的。技术是人之本质构成的基本要素。当代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Stiegler）在他的《技术与时间》一书中充分揭示了人与技术的这种关系。这样的思路对一切简单的反技术主义者是当头一棒：卢梭所谓的技术对于原始人性的背离只是一个形而上学的神话，这样的原始人性只是一个抽象。理性也好，主体也好，时间也好，都只能从技术中找到根据。 如果人的本质是人通过技术自己构成的，如果说技术就是人的（无）本质，那么，技术必然存在着两面性。一方面，是它把自由由潜能带向现实，自由只有依靠技术才可能表达 出来，因为正是技术展开了人的可能性空间：有什么样的技术，就有什么样的可能性空间，因而也就有什么样的自由。另一方面，技术所展开的每一种可能性空间，都必然会遮蔽和遗忘了更多的可能性，使丰富的可能性扁平化、单一化。当代技术为着合用和效率所展开的工业世界，确实更多的表现了技术的后一方面。技术既是去蔽，又是遮蔽，既成就时间，又遗忘时间，既使记忆成为可能，又导致记忆的丧失。对整个人类而言，技术既是主体彰显自我的力量的象征，也是自我毁灭的力量。这是技术根深蒂固的二元性。 三、技术与人文的原始关联（一）：语言 在技术为人挣得自己本质过程中，第一步是为人建立了一个“家”，一个天然的“处所”。从人类学的角度看，这个“处所”、“居所”是城市、村庄、墓地、房舍。但从哲学上讲，这个“处所”首先是语言。海德格尔因而有言：“语言是存在的家”。 语言是否是人通过技术挣得的？如何挣得的？这里所要求的并不是人类学的证据。因为这里所谓的技术并不能归结为考古中发掘出来的工具。各式各样的工具、器皿可以看成是技术的某种形式，人类的集体劳动，有预见性的有规模的生产，都可以看作是技术的某种形式，但技术不能归结为它们。事实上正好相反，它们被称为技术的东西，是因为技术已经以某种方式先行驻留。这种方式就是语言。在类人猿的集体捕食成为人类的劳动生产之前，在动物的代具成为人的工具之前，语言已经先行在发生作用。正是语言使劳动成为人的劳动，使工具成为人的工具。因此，语言应该正确的看成是技术的原初形态。 语言的基本功能是“汇聚”。我们都知道，任何一个最基本的名词都指的不只是一个特定的东西，“桌子”一词指的并不是某一个桌子，而是所有的桌子。在“桌子”这个词里，汇聚了所有的桌子。命名并不能简单地解释成给出一个与物相对应的符号，因为是否对应，用什么符号来对应，都是问题。相反，命名应该恰当的理解成为某一类物的聚合提供了一个“公开场”，因为有了这个公开场，所有这类物突现出来成其所是，并共同分有这个名字。所以，语言的功能不是给出一个与物相对应、相符合的符号，而是展开一个物以类聚、物成其是的“场所”，从而物分有这个名字。因此，命名的过程不是一个被动的反映过程，而是一个创造世界的惊天动地的壮举。命名即是开辟一片天地，让那些被命名的物显出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语言是存在的家，因为一切存在者都必定“住”（驻留）在语言之屋里。 被今人理解成“理性”的希腊词logos本作“说话”解，所谓人是理性的动物原本应该理解成“人是说话的动物”，但什么又是“说话”呢？其实，logos更原始的含义是“采聚”、收集、汇聚。把事物收拢来，使其结成一体，这是使物成其所是的过程。古希腊人阿那里西米尼论世界的本原是“气”的时候，曾经留下了这样的残篇：“我们的灵魂是气，将我们结合起来并支配着我们”，这种结合的力量是灵魂的本质。Logos也是这种意义上的“灵魂”。这里，词源上的关联是不言而喻的：因为说话本来就是一个汇聚过程。真正意义上的说话首先是一种召唤，把被召唤者聚拢前来。 技术思想家芒福德正确的意识到，人首先不是工具的制造者，而是意义的创造者；语言的进化比武器和工具的进化更原始更具先导作用，一切工具的进化都以特定的语言进化为前提。工具并不是人类特有的，许多昆虫、鸟类和猩猩都在人类出现之前做出了大量的工具意义上的技术发明。看看它们复杂的巢窝：海狸做的坝、蜜蜂几何状的蜂窝、城市般的蚁丘和白蚁窝，都是令人叹为观止的发明。但是人类首先是说话的动物，或者说是“听”得懂话从而能够说话的动物。听得懂话意味着进入了一个相互展开又相互连结的领域，从而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双手的活动就不只是“单纯”为了达成某种目的的工具，它意味着更多的东西，并且把这些东西相互联结起来：它产生有意义的手势，它在舞蹈中表达强烈的感情，它抚摸爱人的身体，等等。从发生学角度看，手语以及身体语言可能是最原始的语言，而最原始的技术都是身体方面的技术。最原始的语言与最原始的技术同一。 把语言只是理解成一种传递信息的工具，与现代人对技术的工具性理解偏差直接相关。为着实现外在目的而起作用的工具，只是技术的一种堕落形态。工具性的语言也是本真语言的一种堕落，它是语言之召唤和汇聚能力的一种遗忘和丧失。 四、技术与人文的原始关联（二）：时间 时间作为存在自身开显的领域，应该看成是技术的一个必然结果。时间性的出现要求未来对于现在的先行和过去向现在的驻留，也就是说，在现在中聚集着现在、过去与未来三种形态。差异是它们的先决条件，因此，德里达恰当的把时间性称之为相关差异（différance）。但是，在人的“无”本质中并不存在差异，是技术带来了这种相关差异。 人是有时间意识的动物，意思是说人是有死亡意识的动物。死亡的“先行”或者向死而生是时间性的基本原则，技术在什么意义上提供了这种“先行”呢？一切技术都含有预测的因素，因而都预示着未来，是向未来的先行。前面说过，技术是把自由由潜在化成现实，技术也就是现实性本身。因而也可以说，技术是那种实现了的时间。 普罗米修斯的原则（先行）和爱比米修斯（遗忘）的原则共同构成了技术的原则，而技术的原则也是时间的原则。普罗米修斯所盗取的火种是一个“先行”的因素，它在一片无差异的“黑暗”之中引入了差异――在火光之下，“他物”渐次出现；光明带来希望，因为它开启了未来。但是普罗米修斯所盗得的火种如何保存？如果没有语言，就不会有知识的传播，因而也就没有对火这种最原初的开启者的维护。勿庸置疑的是，语言作为最原始的技术形态，包含着对过去和未来的揭示，以及对这种揭示的维持。 爱比米修斯的遗忘原则也是技术的原则，这意味着技术在实现“开启”作用的同时也起遗忘作用。遗忘是时间性的一个内在因素。从语言到文字的技术进化，就曾被柏拉图敏锐的意识到是一种遗忘过程。在《斐德罗篇》中，他先讲述了一个关于文字的古代传说。传说埃及的塞乌司发明了文字，以此可以使埃及人增长记忆、变得聪明，但国王萨玛斯却持相反的看法，他认为文字只会使人们容易依赖外在的书写符号，而慢慢丢弃其内在的记忆力，所以反而使人们容易忘记。柏拉图发挥说，文字只提供死的图象，而丧失了活泼泼的生命，既不能对话，也易遭误解。（274C－275E）自从人类有了文字的历史，鲜活的历史就成了被遗忘的历史。 计算技术也是如此。计算从另一个方面构造了时间，并掌握了人们通常所具有的时间意识。我在《时间的观念》一书中把这种时间称为测度时间，其要害在于计算。但是计算带来的是遗忘。我们可以注意到，严格的说，钟表并不指示过去和未来，它永远只指示现在。它在描绘一个线性的数字系列时，悄悄地褪除了时间性，把时间还原成了一个非时间性的系列。当计时器械沿着计算的路线进一步前行的时候，所得到的是只是某种“遗忘”的时间。柏拉图在《蒂迈欧篇》里把时间说成是对永恒的一种摹仿，而且是以数的方式进行的摹仿。亚里士多德进一步把时间规定成运动的数目。他们都强调了时间的数的方面，计算的方面，从而把“遗忘”的动机深深的注进了西方思想的血脉之中。 五、技艺与人文：匠心 按照上面的分析，从存在论的层面上看，技术与人文（人之本质）根本就是一回事：技术构成了人文学科的诸核心学科如语言学和历史学的哲学基础。然而，我们也表明，作为人文之哲学基础的技术是两面的：一面是时间性的实现，一面是对时间的遗忘；一面是人的潜能的自我实现，一面是人性的自我毁灭。今天我们使用技术一词，更多的指的技术的后一方面，它的计算、预测和控制的方面。技术（technology）指的是一个片面发展了的计算型的工具系统，因而常常听到人们谈论技术与人文的对立。事实上，技术的更早的形态是技艺（technics），而技艺又被认为合乎人文法度。技术与人文的这种双重关系，可以在庄子那里找到很好的表述。 通常认为庄子是一个反技术主义者，其著名的反技术主义篇章是《庄子·天地篇》：“子贡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滑滑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圃者仰而视之，曰：‘奈何？’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跌汤，其名为槔。’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为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与这里对“投机取巧”的不屑相反的是，庄子十分推崇庖丁解牛一类的巧夺天工的精湛技艺，认为它们“游刃有余”、“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道之会”。他在《天地篇》里还说：“通于天地者德也，行于万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艺者技也。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技与道可以相通，这对于今天陷于技术与人文对立之泥坑的现代技术而言，是一个得救的福音。为了达成技术与人文之间的沟通，我们需要回溯技术的技艺的层面，打破现代社会所赋与技术的狭义化和低级化局面。 匠人和匠心今天没有获得应有的尊敬，现代技术的恶名也殃及了传统的技艺。高超的技艺出神入化、炉火纯青，其结果是达到一个高超的“境界”。在这个境界里，真正获得的是自由，所谓随心所欲不逾矩就是这种自由的境界。在这种有境界追求的技艺里，技术并没有片面化为达成某一单个目的的工具，而是一种全身心的修炼过程。他们所生产的技术产品勿宁说是附产品，而他们的工艺活动成了他们的存在方式，在制作过程中，他们领悟到存在的意义和自由的真谛。因此，古代的许多工匠、艺人，其所操持的手艺并非单单为养家糊口，而乃性命所系、生命的意义之所系。 “文化”一词印证了技艺与人文的同一性。英文的文化（culture）一词来自拉丁文耕作(colore)，是原始的农业技术；而在中文中，“文”来自“纹”，是“装饰”，“文”又通“艺”，艺则本来指农事稼穑之技。可见，技术在原始意义上是与文化、艺术同一的。它们都起“揭示”作用，一方面把世界带出来，一方面把人带出来。技术正是一个“人文化成”的过程。 六、现代技术与人文：异化 下面要进入对现代技术与人文关系的分析。与传统技术（technics,craft）相比，现代技术(technology)有两个特征：第一是规模宏大、形成体系和建制，特别体现在工业制造业（manufacture）和商业运行方面；第二是现代科学高度的渗透，使得现代技术看起来像是现代科学的一个应用部门。现代技术支配着今日人们对“技术”的理解，今天的技术与人文话题，也更多的是从现代技术对人文的背离这个方面切入的。因此，我们需要讨论现代技术对人文都有哪些背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背离？技术时代人的自我拯救有哪些可能的路径？ 现代技术以其单一化、片面化和系统化特征，而成为人文的一种巨大的异化力量。前面我们已经提过，人性的核心是自由，技术从根本上是成就和实现自由，使自由成为一种现实的力量。但是，技术在成就自由的同时又可能构成对自由的威胁，这个两面性是基本的，因而维持这种基本的张力也是技术本身的题中应有之义，所谓匠心即是对这种基本张力的维持。但是现代技术打破了这种基本的张力，片面的放大了“成就”的方面，而掩盖了对自由的“威胁”这一方面。 “成就”的片面放大集中体现在，渗透着“权力意志”的“效率”概念成为核心的形而上学概念，今天，“效率就是生命”。“效率”概念里蕴涵着新的“目的”概念，新的“工具”概念，新的“时间”概念，理性和计算从此上升为占支配地位的存在论构成原则。 目的因在希腊哲学中一直是一个内在的东西，对于处处充满着生命的希腊人的世界而言，目的因也是变化的动因，因为目的以一种榜样的力量，唤发事物内部的动力。事物朝着目的的运动和变化，是一种自然的事情。种子总要长成植物，一棵树的种子目的是长成参天的大树，但不可“拔苗助长”，因为其生长的速度都有着内在的根据。但是，在渗透着“权力意志”的“效率”概念里所蕴涵的“目的”不是内在的目的因，而是外在的目标。内在的目的肯定可以达到，而且应该达到，但必定是在自身规定的时间内以自身特有的方式达到。外在的目的可能达到，也可能达不到，而且达到目的的方式并无一定之规，因此才会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样的说法。目的成了目标，外在性的目标只是人类“权力意志”的一种外在指向，因而是不确定的。重要的是目标的“实现”，也即权力意志的实现，而非目标本身。而“实现”要求一种单纯的手段，于是出现了对纯粹手段的偏好。 对手段和工具的重视古已有之，类似的格言比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磨刀不误砍柴工”等我们耳熟能详。但是，我们今天对这些关于“器”的格言做了过分的强调，而有意无意的忘记了那些关于“道”的格言。对器的重视甚至片面强调，来源于目的的外在化和意志化。随着目的本身的淡化和退隐，“手段”成了“效率”中一个引人注目的因素，因此我们到处都能听到对“方法”的崇拜和颂扬[2]。技术时代的人们特别渴望的是一种普遍的方法，一种到处适用的点石成金术，掌握了这种方法，就保证了“效率”。现代技术自觉地在充当这种意义上的“方法”，流水线生产、标准化作业都是这种意义上的“方法”。但是能够发挥作用的每一种“器”都必得在“道”的指引下，受制于道，才可能发挥它的“带出”和“去蔽”作用。今天“器”脱离“道”的单纯的、独立的片面发展，事实上使得“技术”那种原初的创造的能力和活力逐步丧失。传统上，每一项技术都是在它的特定目的和方案被制定出来之后发展出来的，这种发展本身是受制于方案和目的的。今天，由于找到了一般方法，人们便不再有提出新鲜目标的能力。所以，现代技术造就了工人以及全体消费者的“傻瓜化”，在流水线上、在标准化作业中以及在日用品的使用中，大家?记宦傻纳倒匣僮鳌?/P 对普遍方法论的追求、技术的工具化，与自然的数学化、科学的数学化相辅相成，计算成为对世界进行筹划的主要方式。数学化的基本原则是把质的特异性、多样性还原成量的普遍性和纯一性，一切经过数学化的事物都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已知的，而未经数学化的东西则被排除在认识的可能性范围之外。数学化的世界是一个单纯而片面的世界，但有利于实现那种普遍的“控制”和“预测”。现代技术作为现代科学的一种应用，整体上坠落为普遍合用的工具，丧失了“技以载道”的功能，传统技术所包含着的独特而又丰富的人性内容被扁平化、虚化。技术被广泛的认同为“中性的”工具，据说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就看什么人使用，如何使用。技术成了人类实现其“权力意志”的驯服的工具。 与技术的工具化相适应的是，语言也被理解为一种工具，即交流的工具。现代人将语言与它的思想内容剥离开来，把语言降格为一种单纯的传递思想内容的工具，而思想据说也可以最终还原成信息，因此，语言不过是信息传递、转换、加工的工具。今天热火朝天的人工智能研究，就是以语言的工具化为前提的。专家们想把语言的内容与其形式剥离开来，发展一种形式化的语言，并最终把一切语言还原为这种最基本的形式化语言。这里最大的失误在于放弃了语言与人性的最根本的关联之处：语言不是用来传递什么的单纯的工具，它本身就是创造的力量，是构造实在的能力，是意义的来源。如果说语言是传递信息的工具，那么“为什么要传递信息、为什么要使用这种工具”的问题也得由语言本身来说明和解释。语言和语言的意义是交织在一起的。任何形式化都不可能把语言框定，语言总是能够逃脱形式化的限定，相反，形式化的结构本身不是自主的。语言的计算机化之所以停滞不前，问题就在这里。 语言的工具化是技术与人文相分裂的一个比较突出的表现，另一个同样突出的表现是时间的钟表化。效率的规定性首先来自时间的可计量化：一切效率均可以定义成单位时间的最大利用，而“时间单位”必须事先被规定出来。计时是技术，而且是最原始的技术，但这种最原始的技术是内在于生活世界的。日出月落、斗转星移是时间的计量尺度，沧海桑田是时间的尺度，花开花落、万物的生长盛衰，也是时间的尺度，对于农民而言，母猪下崽，稻子结穗，也都是时间的尺度。前现代时期，正像文化保持多样性一样，时间的尺度也保持其多样性。然而，时间的钟表化使得时间被独立出来成为一个纯粹的计量体系，时间开始从生活世界中剥离出来。“能够持续不断工作的机械钟的出现，改变了白天黑夜分别计时的传统，使一昼夜均等24小时的计时制得以推行。这一计时体制的出现，是时间观念史上的一件大事。一种终年不变的、各地统一的普适的时间体系，开始取代从前当下的、临时性、局域性的计时体系。时间正在脱离人们日常的、具体的生活的象征和制约，成为一个独立的我行我素的客体。”[3]时间的钟表化是现代技术的核心因素，曼福德一语道破天机：“现代工业时代的关键机械（key-machine）不是蒸汽引擎，而是钟表。”[4]钟表是一切?髦福柚颖恚执际醯靡匀轿坏恼季葑磐持蔚匚弧T谥颖淼闹富酉拢执似S诒济苤朴诩际醯穆闪睢＜际醯囊旎ü奔涞谋硐殖隼础?/P 现代技术所代表的一方面是人类“权力意志”的无限膨胀，另一方面是技术理性的无所不在。权力意志表面看来是人的自由的一种实现，其实是“自由”的一种堕落。自由意志（freewill）变成了权力意志(willtopower)，自由就得屈从于权力了，这正是技术时代技术理性一统天下的真相。今天的权力不是由恐惧和威胁来维持，而是由理性和逻辑来支撑着。理性和逻辑是一张无缝之网，把一切都纳入自己的瓮中。海德格尔称这样的瓮为“座架”（Gestell,enframing）。作为座架的现代技术把一切都归入了一个无“差异”之中，从而使现代技术彻底成为一种“非技术”的东西，原始技术那种保持“差异”于“缝隙”之中的微妙精神全然丧失。 技术、语言和时间在现代遭遇着同一命运。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技术与人文（自由）处在一种原始的矛盾之中：既成就它又毁灭它。任何一个已经实现了的自由，或者成为实现新的自由的条件，或者成为扼制新的自由的条件。今天，现代技术开始对人的自由构成全面的威胁，通过发展和改进现代技术本身，并不能使人类从这种困境中解脱出来。相反，反对一切技术也是一种幻想，因为的人的（无）本质正是由技术建构起来的。 得救的希望在于重温原始技术，回忆我们作为人的所是（存在）。这里不仅包括对工匠手艺、艺术家的作品的重温，也包括对语言和时间的重温。20世纪的哲学相继把思想的焦点会聚在“时间”和“语言”问题上，实际上是在为技术时代的救赎准备条件。也许通过语言的运用，通过对“天时地利”的领悟，通过生活技术的恢复，人们可以从现代技术的魔力下解放出来。 人文管理论文:审美人文叙事管理 【论文关键词】人文审美新闻作品 【论文摘要】审美表述形态是多元的、个性的，新闻传播活动是独具个性魅力的审美创作过程，为了实现审美价值的合理表述，提高新闻作品的审美感染力，它要求审美创造者即新闻记者，要敢于在传播价值和形态上进行创新和突破。情感是对客观现实的最活跃的—种表现形式，注重情感氛围的营造是纪实类报道获得强势传播效果的重要审美特征。《内蒙》系列片从取材、用景、镜头处理、细节设计都很注重突出提起受众的审美感染力。 《内蒙边防纪事》系列片（以下简称《内蒙》）从策划到拍摄，从选材到内容，非常注重凸现电视文本人文化的传播价值和审美性的表述形态。全部纪实内容以审美主体即记者亲身经历事件或直接介入事件，近距离地感知、接触和体验传播对象，同时该片的取材和选景均从细节、微小处入手，通过生动的画面和极富感染力的电视语言，体现审美与人文的有效结合，深入客体内心，实现情感共鸣。 正是凭借这种人文化的传播策略，它在播出后，引起社会极大关注。受众直视记者对生活原生态的审美化表述和对审美对象深层次的人文化挖掘。 一、主体全方位亲历原生态，实现传播者审美与人文意识的高度融合 在所有的20多篇纪实亲历中，记者对审美对象进行探索隐式的解读，体现了人生对于记者的一种考验，从某种程度上讲，记者体验的背后其实就是一种“冒险”，在面对特殊的审美对象时，记者要敢于去接触和征服。因此，主体全方位亲历原生态，是构成审美和人文致效的首要因素，没有这种全方位接触，记者即使去亲历，也只是与审美对象“蜻蜓点水”，难以形成能传输深层审美意义的体验。 此次走访不到一个月时间，五组记者深入到内蒙古八千里边防一线几十个连队、哨所，行程上万公里，他们上高山、下哨所、穿雪原、走戈壁，拍摄了大量真实感人的故事。生动细腻的电视画面，除了反映出记者高超的电视表现能力和素质，更是在很大程度上彰示和折射出了记者作为审美主体对采访对象即审美客体所表现和融入的深厚情感。期间，采访小分队一行奔赴了雪域孤岛伊木河、额尔古纳原始森林、博克蒂沙漠，从大兴安岭茫茫林海到阿拉善大漠戈壁，从巴尔虎草原的夫妻哨到三角山上的“相思树”，哪里有哨所，哪里就有记者的足迹，哪里有士兵，哪里就有记者的身影。正是凭借着这股执著和热情，记者们与八千里边防生活原生态进行了全方位的接触，用电视画面纪录了大量感人生动的细节。如在大兴安岭最高的宝格达山哨所拍摄的两名记者，忽然发现天空中出现了罕见的“三日同辉”景观，为了给观众呈现完美的电视情境，记者立刻掉转摄像机，记录下这难得的画面。然而，其中有位记者只顾拍摄，却丝毫没有察觉到自己的鼻子已经被冻白了。后在医务人员的悉心呵护下，才将冻伤的鼻子救治好。试想，记者如没有不畏艰险、大胆剖析审美对象的敢性意识，怎可给观众留下美丽感人的画面呢。 正是凭着这股记录真实的亲历理念，边防记者此行创造出了很多感人心弦的记录和“第一”，拍摄出了充满审美魅力的精品，如《最后的夫妻哨》、《生命禁区的巡逻兵》、《初识大漠驼兵》、《诺门罕的回忆》、《三角山哨所“相思树”》、《神山上的“神哨所”》、《阴山脚下的骑兵》、《雪域孤岛中的热血卫士》，等等。记者们对生活原生态的全方位亲历在电视文本中得到了充分证明，边防生活作为审美对象感动了记者，记者作为审美主体有效再现镜头，在叹服自然的同时，折服了自己和受众的心灵。《最后的夫妻哨》中，记者通过直接现身与张坤红进行对话，“每次查线回来都带干粮吗”、“为什么靠在电话杆上”、“暴风雪过后怎么样”、“冬天经常发生故障吗”，四个简单的发问和张坤红朴实的回答，引起的是主客体心灵的强烈震撼，作者与审美对象的接触，在向受众传达这样的哲理：亲历是人类征服自然的首要条件。对于新闻记者来说，主体思维的全方位亲历意识，是记者进行审美表达的首要因素。 二、审美主体的策略性选题，实现和满足了社会大众的主流心理诉求 有效而恰当的选题，是实现记者与新闻事实一体化，引发审美主体与客体、传播者与受众之间情感共振效应的前提基础。良好的选题要求记者必须对社会大背景景观进行全面而透彻的分析，在此基础之上，再对报道对象进行积极而有效的剖析，实现思想意识和审美领域的双重变奏，达到一种情感趋同、角色类同、认知略同和行为协同的状态，从而向受众展现极具审美内涵的客体，对受众实现情感引导和心理关怀。 在此次边防行采访中，我们可以透过细腻的电视文本，鲜明地看出记者对报道对象深入而细致的分析，20余段感人情节尽数立足展现内蒙古边防的小、散、远个体，这首先就是社会大众心理的普遍反映之一。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流民意人文化倾向的日益凸显，大众关注的焦点开始向弱势群体和小散远群体转移，这种积极的价值取向引导着社会舆论朝着良性和健康前进，它是社会整体价值取向积极提升的有力展现。 《内蒙》纪事片正是有效把握住了社会舆论关注的重点和焦点，将镜头定位在内蒙古八千里边防线上的平凡而又伟大人与物，始终用细腻的画面情节展现不外世人所熟知的个体，从而唤起普遍社会大众的心理认同。从骑兵到驼兵，从雪域孤岛到生命禁区，从兵妈妈送健康到祖孙三代同守生命线，从物到人再到景，记者展现给受众的是一道道远离都市生活的嘈杂、遥远、陌生而又感人至深的风景，在《生命禁区里的巡逻兵》中，记者用一句谚语引出生命禁区清河口的危险，“过了贺兰山，越走越辛酸，到了清河口，扭头就想走。”但随后的描述可以让大众一目了然，“这里干旱少雨，风大沙多，年平均降雨量只有37毫米，蒸发量却是3700多毫米。全年6级以上的大风要刮260多天，经常要遭受沙尘暴的袭击。冬 季最低温度零下35摄氏度，夏季最高气温46摄氏度……清河口哨所有8名官兵，一个月由连队派人来轮换一次。生活给养要从300多公里以外来补充，当地水源全部是苦咸水，生活用水要跑100公里才能运来。值勤和巡逻是他们在这里的主要任务，巡逻方式根据不同的任务，通常采用徒步、乘车和骑骆驼。”短暂的细节描写，让读者对清河口的恶劣环境一目了然，受众在不经意间只能唤起一种心理上的认同，对边防军人的一种高度的崇敬感油然而出。试想，作者若选择在繁华喧嚣的都市或灯红酒绿的风场，此情此景何能把握住大众内心深处 的心弦。因此，有效而策略性的选题是提升电视文本魅力的有效砝码。 三、主体叙事技巧的人文化撷取，提升电视文本的审美性和情感性效应 电视文本较之其它媒体表现形式，具有鲜明的直观性和形象性，这是电视媒体自身的魅力所在。一步好的电视纪实作品不仅需要作为审美主体的记者拥有全方位的亲历意识和有效选题，而且还要能够策略性地灵活运用电视镜头手段和语言来展现情感。在《内蒙》系列纪实片中，记者在整个媒介事件和形象传播中，运用大量人文化的操作手段来减少传播信道中的“噪音”，无形中为审美价值的表述创造情感上的积淀。 首先，适时的主体介入有效提升作品感染力。主体化的叙事情境表现为新闻记者完全存在于报道内容里，并以第一人称身份与作品中的其他人物进行情感和语言的直接交流，两者共同融入同一世界，实现心灵的直接对话与碰撞。受众在进行新闻阅读之前，都有一定的审美心理期待，希望被传递信息拥有很高的“保真”度和情感性就是重要的审美阅读心理，在主体化的叙事情境里，作者完全与报道客体处在同一世界里，以“我”的身份频繁出现，与文章中的人物直接进行情感和语言的交流，自然能够得到受众审美心理的认同。在《初识大漠驼兵中》中，记者跟随驼兵进行了巡逻，为避免巡逻之路在电视文本上的繁冗拖沓和单调乏味，记者在巡逻队做饭时切入自己和主人公关于巡逻常识和背景的系列对话：“像这样的活动一年搞几次？你们今天出来在沙漠中要走多少公里？”寥寥数语，就将关于本应提前讲述的信息介绍完毕，既不突兀又很自然。 其次，生动人性化的语言魅力增强人文效果。语言是电视文本向审美对象展现主体内在魅力、实现主客体情感共振效应的有效手段。作为审美创造者的记者从审美创作的意图出发，运用合理的审美框架对叙述者的语言和审美对象的语言进行审美选择，并借助一定的词语和句式来实现审美情感的渗透。《内蒙》系列纪实片，能产生内在审美感染力的重要原因就是生动化和人性化的语言措辞。在《三角山哨所“相思树”》中，整个文本在简要的口导之后，用了记者与军嫂郭凤蓉的对话同期处理。前后三个简短的问答有效反应了郭凤蓉的人格魅力，尤其是最后的“那我们去您家行吗？”“那不方便吧，就这样吧，再见啦，抱歉……”她的意外拒绝之辞让记者恰到好处地展现了军嫂的人格魅力，同时，又从暗处映衬出受众对丈夫李向恩连长的尊敬和期待。独特的语言运用有效彰显了丰富的人格魅力，是电视文本产生活力的源泉。 再次，借助精巧的细节展现独特而细腻的情感风貌。细节是新闻文本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用特定的媒体文本形式来表现审美感染力的一种手段。投射在电视文本中，在画面的展现、镜头的运用和影像文本的连续性上采用细腻的刻画和设置来展现主客体的意识和思想。在《兵妈妈送健康》中，记者注重通过多次展现兵妈妈、心理学教授王立秋和哨所战士的之间心理咨询互动的细节，来展现边防战士同样呼唤心理关爱的命题。通过新战士白龙打消退堂鼓、士官狄少波增强信心以及哨所其他战士的心理和行为的变化，向受众展示了边防线上存在心理防线，将心理问题进行积极地提升和展露，是很大的创举。记者反复运用王教授和边防战士的镜头交接来展现真诚的交流，细腻而极富感染力的画面在给官兵带来精神上享受的同时，也让受众感到了心理上的健康。 四、多元化的层次结构形式，增强文本内在的审美性和人文性厚度 新闻作品的结构，就是新闻作者在新闻作品的写作活动中，对新闻作品的组织、安排、构造。在电视文本安排中，合理的叙事结构不仅能突出新闻事实的意义，而且能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这一切都需要作为审美创造主体的记者对叙述文本进行人性化的权衡与审美化的思考。《内蒙》系列纪实片之所以能让受众感受到一种内在的人文魅力和审美厚度，和文本自身多元化的结构安排是分不开的。《初识大漠驼兵》中，记者在展现了博克蒂沙漠的实际情形后，就采用人物现场对话的结构形式来表现和衬托人物的内心世界，大面积的对话同期声的运用将驼兵魅力深刻展现。在《生命禁区巡逻兵》中，记者运用大块镜头重点展现巡逻路上供官兵休息和避难的“风雨亭”，通过将1995年3月11日的一幕和现今的连队、哨所情况进行双向对比，灯亮了、水净了、路通了，驻扎在生命禁区里的部队正在发生信息化和基地化。官兵在生命禁区里体会到组织温暖，受众通过镜头感受到人文关怀。巧妙的对比安排鲜明、自然地展现出一种积极向上的情感。同样的对比安排在《边防官兵的绿色行动》中也得到恰如其分的运用。 直观叙事和间接叙事的双向运用也可有效提升文本的内在魅力。在《千里边防网络牵》中，记者以一个运用信息手段处理马群越境事件的场景进行直观叙述，反映边防信息化建设成果。 随后又通过大量的同期画面，以战士唐世甲之口来讲述边防管理的信息化和现代化。直观描述和间接叙事的双效运用将边境管理的进步展现的完美无遗，观众在轻松的文本解读中即可获得直观的审美愉悦。 五、一点警示：人文情感的营造，要坚持准确而和谐的审美理解 情感是对客观现实的最活跃的—种表现形式，注重情感氛围的营造是纪实类报道获得强势传播效果的重要审美特征。《内蒙》系列片从取材、用景、镜头处理、细节设计都很注重突出提起受众的审美感染力。但是，记者在进行情感氛围的营造时，也应要注意不可滥用情感，处处煽情，尤其是在进行具体的细节描述时，一定要坚持审美适度的法则，过分地渲染情感则会使新闻事实失去其应有的客观性与真实性，起到相反的传播效果。 因此，对审美客体进行准确而和谐的审美理解，才能使作为主体的记者在审美感知、审美情感和审美想象方面“获得深刻性的决定性心理因素”。记者要深刻、准确地解读被报道的人物、事件，只有这样，才能把握好审美氛围营造的度，使纪实类报道焕发出更加浓烈饱满的审美魅力。 正如，此次《内蒙》全程纪实采访心得所言，“回望兴安林海，再现你的容颜；聚焦你的笑脸，定格在我心间；编辑你的情感，播出我的遗憾；带着无尽思念，续写荒漠草原月缺月圆……” 人文管理论文:科学人文主义管理 论文关键词：范式理论镜像思维解释学科学主义人文主义 论文摘要：随着近代以来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认识论的镜像思维模式主导着各种领域的理论研究，并导致哲学史上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流。历史主义科学哲学中范式理论的研究同样受这种思维方式的束缚。通过对范式理论产生、发展进程的分析，更重要的是对其內在矛盾与困境的揭示，可以发现范式理论向实践哲学回归的清晰线索，从中看到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合流的必然趋势。 库恩首次在历史主义科学哲学领域中提出“范式”这个概念及相关理论，后来“范式”被广泛使用于其他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其使用领域之所以如此广阔，本身就说明范式理论的产生绝不是一种偶然，它适应了近代以来的实践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科学普遍的思维方式，而这些思维方式又与近代哲学的认识论相关。其基本特征，用罗蒂的话说就是“镜像思维”。“镜子”可以是主体也可以是客体，与之相对的一方是被镜子衡量的东西，镜子是标准和模式，决定着被照物的特性及运动方式和规律。这种思维方式首先促使范式理论的产生、发展，但范式理论的困境也同时源自于此。从前一方面讲，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科学领域不断扩展，由于科学基于这种镜像思维方式，“镜子数量”必然增多，即衡量标准必然多元化，这在以前科学被认作单一模式和单线发展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范式理论的提出首先应该是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从后一方面讲，主体和客体、经验与逻辑、观察与理论，一句话，镜子与被照物的割裂，使得人们习惯于一种还原式的思维，即以某一方为衡量另一方标准的镜子，这就导致从近代开始，经验论与唯理论、实证主义与假设主义、逻辑实证主义与证伪主义等无休止的争论，从更宏观的方面看，所谓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流也是由于一方偏向“经验自然”，而另一方注重“内心体验”，双方都试图从自己一方来吞掉或拒斥另一方。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内部关于范式的主客观之争、范式问题本身的复杂性，特别是它所面临的困境，都可以说是认识论困境的具体表现，也可以说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歧在历史主义科学主义与哲学内部的表现。以前关于科学人文主义合流问题的讨论，一般都着眼于宏观的思想发展，从某个基本概念、问题的发展来探讨这种合流趋势的很少。罗蒂曾经在《哲学和自然之镜》中把认识论和解释学结合起来，但他的切入点是不可通约性问题，而多元化的不可通约性在伦理道德领域却有可能导致相对主义，所以，罗蒂从这个问题切入很有创见；但是，不可通约性问题的产生，其根源恰恰在于范式概念的内涵，其实就是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因此，本文准备从最基本的单元人手“以小见大”，从范式理论本身的发展及其困境中，发现镜像思维的局限性，并看到经过哲学家们的不断探索，终于使人们认识到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合流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一、库恩的“范式”概念之复杂性和范式理论的困境 库恩首次提出了“范式”这个概念，当然，有关范式理论的思想早就有人提出，无须前溯，就科学哲学领域之内就有假设主义、证伪主义等先行理论。观察负载理论的思想、整体主义的思想、科学发展的猜想模式等类似库恩范式的理论，已经被很多哲学家提出。但是，库恩作为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中最为重要的一员，他对范式本身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揭示了范式现象的诸多复杂矛盾；同时，这种矛盾也暴露了他本人研究方式的局限性，因此，从库恩人手展示范式的复杂性和范式理论之困境就是顺理成章的。 库恩提出范式概念，其目的是要解决科学史领域的科学思想革命的问题。在《科学革命的结构》的前言中，他首先十分戏剧性地回忆说，在他提出范式理论的最后关键时期，“甚至更为重要的是，那一年我是在主要由社会科学家所作成的共同体中度过的……尤其令我震惊的是，社会科学家关于正当的科学问题与方法的本质，在看法上具有明显的差异。我的历史知识和学识使我怀疑，自然科学家们是否比他们的社会科学的同行们的解答更坚实或更持久”。接下来他就纲领性地提出了范式的概念，“力图找出这种差异的来源，使我认识到此后我称之为‘范式’的东西在科学研究中所起的作用。我所谓的范式通常是指那些公认的科学成就，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实践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很明显，库恩是从社会科学范式差异中得到启发，并将之运用于自然科学领域，这本身就已经暗示着范式不仅仅局限于自然科学研究领域，随着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分流，库恩以前的提出早期类似范式思想的科学哲学家们，大多只是局限于从自然科学发展来看待范式及相关问题，库思的范式概念一开始就取自更为广泛的领域，这就必然具有复杂性。另外，尽管他在前言中就给“范式”下了一个定义，但有学者统计说，“库恩在仅170页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竟先后对范式作了20余种不同的解释”。大概有以下一些主要说法：一、理论、实践和方法等的“模型”“模式”“框架”；二、事例或例证；三、解题或解题的标准；四、各类从不同角度划分的成规；五、一致意见或判断；六、科学成就、特别是常规时期的稳定成就；七、方法及其来源；八、信念、预想和假设；九、学科专业的基体、科学的基本部分；十、各种层次的理论和观点以及相关的仪器、设备。甚至库恩本人后来也承认，范式是他理论中最重要的概念，可惜却没能定义清楚。这些复杂的含义势必引发进一步探讨的复杂性，其中最为突出的当然是范式到底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范式革命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由此产生了科学革命的模式以及理论之间可否通约等一系列棘手问题。库恩自己虽然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但范式的内涵决定着其成败的关键；他没能摆脱镜像思维模式，在范式的主客观问题上选择了以主观为镜子，以经验为被照物。范式的主观性决定了范式革命的非理性以及理论间的不可通约性，并最后导致相对主义。此外，库恩本来提出范式理论是受社会、人文科学的启发而提出的，但在说明范式革命时，由于先把“科学的”和“人文的”相互割裂之后，再回过头来用“人文的东西”来解释科学范式革命的原因，结果只能是：“客观的”科学理论的发展，却是由“主观的”甚至是非理性的人文的东西造成的。这一点对库恩来说有点戏剧性，因为他提出的范式概念，就其内涵的复杂程度来说，超越了以往的科学哲学家们的思想概念，但这种超越并没有给他本人带来解释的便利，反而成为他走进相对主义的方便之门。尽管库恩具有作为一个大思想家所通常具有的彻底性，使得他宁可激化并暴露矛盾，他的理论对于彻底打击极端的实证主义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毕竟矛盾只是被提出，真正的解决还要求范式理论进一步的发展，甚至可以说，只有到其复杂性被更加充分展示出来的时候才有可能。 二、范式理论的内涵和领域的进一步扩展 在库恩那里，由于科学与人文的区分，使得来自社会人文领域的东西，仅仅沦为说明自然科学范式革命的工具；他本人的研究“范围”反而“变窄了”。这其实是割裂主客观的一种必然结果。几乎是库恩提出范式理论的同时，另外一些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对此或赞同或批判或发展，但结果却是使范式本身的内涵不断扩展，使这个概念重新被运用于本来就应该非常宽广的领域。这反而使人觉得它本来就是出于科学哲学的狭窄领域的一种扩张，在范式的多层次性和整体性发展方面，拉卡托斯和夏皮尔值得注意。库恩的理论由于过分地偏向主观，完全用主观的镜子收摄经验的东西，不但导致相对主义，而且高层理论与低层理论划分得过于僵化，导致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的界限过于分明，所描述的科学发展模式不符合历史事实。鉴于此，拉卡托斯修正了库恩的理论，将他类似范式的“研究纲领”分为“硬核”、“保护带”、“启示法”等几个部分。应该看到，尽管拉卡托斯所作的工作，在彻底的历史主义者看来，并没有真正接触到问题的实质，但在范式结构化、层次化的探索中较库恩却有所突破。 夏皮尔进一步将范式的整体性和层次的复杂性，给予了较完善的说明。他进一步将库恩范式转化为更加复杂的“域”。“如果我们考察科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的某个特定阶段的相对发达的领域，就会发现，在这个阶段，人们把某种信息群当成了研究对象……而且，这些一般的课题本身在许多情况下被认为是以一定方式联系着的。我将把这些相关的项构成的群称作域。”域是一种存在问题的信息群，域中不存在高层理论与低层理论的僵硬区分，其中的“项”可以“低”到直接经验，“高”到观点、理论、方法、原则甚至传统等。各种不同层次的“项”，或项所结合成的不同“域”不仅相互关联，而且可以消失、修改或重新组合、扩大。同时，夏皮尔看到了这种域的变化的动态“生成性”，因而科学革命也就不再是常规科学泾渭分明的突变式革命，而是“规模可大可小”域的不断重组和进化的过程。与此相关，夏皮尔还提出了“背景信息”概念。尽管它和域一样与范式内涵相似，但重要的是，他却坚决不把背景信息看作客观认识的障碍，恰恰相反，他把它看作是进一步获得新信息，使得域及其项不断发展的桥梁。“关于域的许多问题变得具体了，研究变得有指导了：这是由于我们称为背景信息的东西所致”。知识进步的理由、求知的根据不是抛开原来的域或背景信息，从而导致相对主义，而恰恰相反是要从中找到着眼点和合理性。因此，夏皮尔在接受库恩范式论的前提下，既用它来反对以前的逻辑实证主义，又试图避免相对主义，进而丰富了范式理论。从我们所关注的问题来看，他提出多层次的域的理论，使得范式的整体性更加精致化，特别是范式的多层次性直接关系到人类科学实践的整体性和多层次性，有助于实践主体的确证。 但是，夏皮尔作为科学哲学家，他的研究领域仍然只是局限于科学发展问题。因此，他所谓的科学发展的理由“相关性”、“成功性”、“无怀疑性”等条件，也受到极端历史主义者的质疑，特别是放到费耶阿本德的视野中，就难以有充足理由了。因为且不说这些标准是否也被范式所“污染”，至少这些条件仍然只是局限于科学标准。费耶阿本德的极端相对主义显然有其不足之处，但从我们所关注的角度来看，费耶阿本德在范式的扩展，特别是超出自然科学狭小范围方面，还原了范式所源出的领域之广阔性的本来面目，客观上有助于迫使人们不得不去思考科学思维的局限性，这从而加速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合流。费耶阿本德认为，从一种更宏观的角度看，科学本身从近代以来已经并正在成为一个超强范式，以至于任何学科都必须将自己打扮成科学才会得到承认。但“科学的优越性是被假定的，并没有得到论证。在这个问题上，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的做法就像过去为只有一个罗马教会作辩护的人的做法一样：教会的教义是真理，任何其他东西都是胡说”。科学只是人类实践所形成的诸多范式之一，这样，范式理论就扩展到了人类实践的一切领域。更加值得注意的是，费耶阿本德提出了“观察者”和“参加者”的概念：“参加者的问题涉及的是一种实践或一种传统的成员，对另一种实践或传统(可能的)入侵应采取的态度问题。观察者问的是：发生了什么?将要发生什么?参加者问的是：我将做什么?”显然，从这个角度，即实践的角度，费耶阿本德的所谓相对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极端理论会被更好地理解。他已经有意试图将范式问题从一种纯粹理论问题，转向实践问题。这种转向必然离不开实践主体，因此，纯粹科学主义渐渐地发现了自身的局限性，但是，从客观上看，费耶阿本德理论的极端形式，更加激化了范式理论的矛盾，这是由于他本人仍“处于”这个镜像思维的范式之中。 三、罗蒂对范式理论困境的解释学分析 夏皮尔、费耶阿本德等人无疑丰富了范式理论，但同时，由于当时的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们跳不出镜像思维框架，这种扩张更进一步将范式理论推人困境。用库恩，特别是费耶阿本德的理论反对夏皮尔和拉卡托斯，是有力的和无法回避的，但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又是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们所不愿承认的。与之相应，可通约与不可通约性问题、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等问题非但没有很好解决，反而更加各持一端，中间派也处于进退两难之境，理论的彻底性和普适性难以得兼。另一方面，尽管夏皮尔重视了范式的生成性，费耶阿本德本人在历史主义科学哲学领域，较为明确地提出了实践概念，但他们的研究方式仍然可以说是“跳出圈外”，是理论性的。库恩和费耶阿本德主张相对主义，正是看到人们不可能跳出范式，但实际上我们仍然会发现，他们只是“指出”了这种现象。真正让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们进退维谷的原因，在于他们缺少方法，他们的描述仍然是外在的，他们“提到了”实践但没有“深入”实践。对范式本质的研究，以及相关一系列问题，都不能从与主体相关的实践角度来考察，实践的考察必然既是科学的，又一定离不开主体的、人文的东西。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长期的对立限制了很多人的视野，甚至人文主义实际上也是“科学地”考虑的主体，考虑人的意志、情感等因素。人文主义之所以与科学主义一段时期内泾渭分明，也正是由于和科学主义一样忘掉了实践，在这方面，罗蒂通过对历史主义范式论的分析与改造，比较深刻地洞悉到了实质性问题。因此，他在其《哲学和自然之镜》的著作中提出从镜像思维的“认识论”，向超越镜像的“解释学”的发展，从而在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合流进程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在罗蒂的视野中，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们在思考有关范式理论的问题时，遵循的仍是“认识论”的方式，由此总是在两个极端上跳来跳去，比如范式要么客观，要么主观，科学发展要么是理性的，要么是非理性的等等。即使试图调和的中间派，也只能说“既是……又是……”。这种“既是……又是……”仍是一种外在的联系，并没有看到其内在的关系；而要想揭示内在关系只能“深入”到关系本身中去，这就要求突破镜像思维方式。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们看到了认识论建构的知识基础的多样性，并将这种东西定义为范式或类似的东西，这是对认为科学只有唯一标准并单线发展的巨大革命。“库恩特别追问科学哲学能否为诸科学理论间的选择建立一个规则系统。对于这个问题的怀疑，使他的读者加倍怀疑认识论从科学出发能否通过发现凡可被看作‘认识论’或‘合理的’人类活动的共同基础，而被推广到文化的其他部分中去。”但哪怕最极端的、最具相对主义特征的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仍然把范式革命归结为一种东西；哪怕这种东西是非理性的，这种归结本身就是在找一面镜子，尽管镜子看起来好像不同于以往的理性。但是，“认识论与解释学各自领域之间的界限不是一个有关‘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间的区别的问题，也不是有关事实和价值、理论和实践之间、‘客观知识’与某种可疑的知识之间的区别的问题”。通常认为代表获得自然科学知识的“认识论”和代表获得人文知识的“解释学”实际上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常态科学的知识不是“客观知识”，决定科学革命的也不是类似价值、心理、宗教信仰等“可疑知识”，而是人类整体的、广泛的、多层次的实践的不同环节。范式的发展所体现的，正是这种活生生的、充满矛盾的实践。范式理论不断向整体性、复杂性、多层次性的发展，范围的不断扩张，是人类实践活动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样，罗蒂就通过将范式理论带到解释学的视野中，从而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带到了一起。 四、实践哲学视野中的范式理论 历史主义科学家站在认识论的角度只能看到范式的诸多矛盾，但无法从本质上充分展示范式本身的存在结构。而对于解释学，伽达默尔曾经说，它根本不是一种“理论”或“方法”，而是对人类存在活动的展示，是一门实践性的“学问”。人类活动就是带着自身对世界的“前理解”，面对陌生事物进行解释和理解，理解的结果又重新成为下一次解释的前理解或基础。而历史主义科学哲学中所提出的“范式”、“研究纲领”、“域”、“背景信息”等，正是解释学中“前理解”的认识论式的表达，科学的范式革命表达的正是“前理解”或“传统”的不断解释和发展。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没有真正进入解释学的循环之中，因为认识论害怕循环，而实践恰恰是一种更高意义上的“循环”；认识论害怕主体干扰对事物的客观认识，而实践恰恰是带着主体的“偏见”进行的。前理解或传统不是实践的障碍，而是连接主客体的桥梁。夏皮尔对背景信息作用的说明，隐约透露出了这个意思。一旦进入突破镜像思维的实践活动中，范式的诸多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当然，不是“解决”了矛盾，而是辩证地看到了矛盾。作为前理解的范式，是主体所带着的“偏见”，从这方面看是主观的；但这种前理解决不只是个人的任意主观幻想，它是由客观的传统所决定的，因而，范式不能简单地说是主观或客观。它一方面表现为科学共同体的意见、观点、理论等，另一方面表现为所共同认可的仪器、设备、实验方法。这两方面不是水火不相容的，有什么样的主观的东西就有什么样相应的客观的东西，这正是范式理论的精华所在。范式是实践的产物，只有突破镜像思维的认识论，深入到实践中，其本质才能被看清楚。科学活动作为实践活动的一种，也是解释学的不断解释、不断形成传统的过程，因此，范式革命就是在各种范围、不同层次上不断进行着的，是渐变的常态阶段和突变的革命阶段的统一。夏皮尔的理论也从认识论角度反映了这些情况。实践具有广泛性，所以费耶阿本德将范式扩展到科学之外，也就是一种理论自身顺理成章的发展结果。关于理论之间可否通约的问题，解释学的视域融合理论告诉我们，各种理论间相互交流的条件，恰恰是承认对方的不同，但交流本身就代表着交流之可能性，视域融合就是“不同”的东西的融合，这本身就是辩证的，只有非此即彼的认识论才会认为是矛盾的。关于科学革命是否理性的问题，解释学认为，相互交流的双方都站在自己“理性”的前理解即范式的立场上去交流，但交流的结果却是任何一方都无法左右的，只能是一种“合力”的结果；超越双方的框架，对于交流前的任何一方来说，从认识论来看，就是无法把握的、“非理性”的。关于真理问题之争，每一个范式所规定的理论、思想或经验、方法，都在某种范围内、某个层次上是合理的，但相互交流正表明，这只是相对的真理，绝对的真理不会落到某个范式之中变得僵化，而是不断的范式融合的过程，这个过程表明了真理的实在性，同时表明僵化范式的非真理性。解释学揭示的是实践所展现的世界。马克思明确指出：“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对人有意义的世界是人实践所创造的入化世界，实践本身就是带着一定的理论或“范式”的实践；人化世界是客观的世界，但对于人而言又是有意义的、人的“范式”所规范的世界。因此，范式理论所涉及的实在论与非实在论之争，从非镜像式的实践来看，也不是针锋相对的、你死我活的。 范式理论的产生、发展、演变及最终向哲学主流的复归，都不是偶然的事情。随着近代以来社会实践和生活方式的发展，镜像思维模式的形成、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流正是这种实践方式在理论上的具体体现。范式理论自身由于认识论模式的讨论而不断丰富、完善；同时，其困境也日趋明显，究其原因是缺乏了实践的根基。范式理论向解释学复归，实质是向实践哲学的复归，通过这种合流，科学主义不拘泥于“客观经验”，人文主义也超越了“主观情意”，两方面都获得现实的根基，范式理论的发展正好体现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分合的历程。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管理 论文关键词：现代人文主义自我实现整体性创造性 论文摘要：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是20世纪60、70年代盛行于美国的一种教育思潮。它以人的“自我实现”为最终目的，推崇人的个性和谐发展；着重强调培养人的整体性、全面性和创造性；提倡在教育过程中应用人本化的课程和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创造性。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开创一种自由宽松的学习氛围，对美国以及世界的教育实践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是20世纪60、70年代在美国盛行的一种教育思潮。它秉承西方历史悠久的人文主义教育传统，推崇人的个性和谐发展，深受20世纪复兴的各种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以现代人文主义哲学和心理学为基础，着重强调培养人的整体性、全面性和创造性；提倡在教育过程中应用人本化的课程和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创造性，开创一种自由宽松的学习氛围。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对西方教育思想、教育观念、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式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概述 西方的人文主义教育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总体来看，它经历了古典人文主义教育、人文主义教育、新人文主义教育和现代新人文主义教育这四个发展阶段。古典人文教育强调把理智的发展当作教育的最终目的，对儿童的情感和理智进行陶冶。人文主义教育的出现是针对中世纪封建神学泯灭人性、压制人性，其核心是恢复人的地位。人文主义教育强调个性自由和发展，强调用古希腊、罗马的文学艺术来陶冶心性、启迪智慧，但是对自然科学却持冷漠态度。新人文主义教育的最高原则是发展个体的自由，强调用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来陶冶和教育人。 二、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产生背景 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是一个融合了众多教育流派的体系。广义上说，进步主义、要素主义、永恒主义、存在主义等教育思潮以及教育人类学，法兰克福学派和以马斯洛、罗杰斯为代表的人本主义教育思想都可以称为现代人文主义教育。从狭义上说，现代人文主义教育特指20世纪60、70年代盛行于美国的一种人本化教育思想。 总的来说现代人文主义教育经历了两个主要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19世纪初产生的新人文主义教育倾向。它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教育思潮的继续和发展，具有尊重历史文化及调和发展的特点。第二阶段是20世纪60、70年代盛行于美国的人本化教育思想。这种教育思想产生是由于二战后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人异化为物的现象逐渐加剧。人类成为科学技术的奴隶，面临着外部价值体系的瓦解，随之转向内心世界寻求价值目标。 三、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 （一）哲学基础 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在人性论、认识论之上吸收了存在主义哲学的观点，核心内容是“人的存在”。同时，把人的存在视为是不断发展的过程。此外，现代人文主义把丰富发展人的情感生活看作是人整体发展不可缺少的部分。在教学过程中吸收了存在主义哲学家贝尔提出的著名的“我与你”关系理论重视师生间良好关系的培养，认为情感发展主要得益于良好人际关系的建立。 （二）心理学基础 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以人本主义心理学为理论基础。它认为人具有完整的人格，因此不仅从直觉的角度去把握整体性，而且要“从意识经验自身这一整体去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在教育的过程中，主张发挥人的整体性，使身心的发展协调一致，同注意人的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的统一。 四、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主要特点 （一）注重个人的“自我实现” 人文主义教育思想重视教育在培养人的过程中的作用，强调培养身心两方面和谐发展的“新人”。明确提出，教育必须以人的“完美人性的形成”和“人的潜能的充分发展”为最终的目标，即人的“自我实现”。认为一个自我实现的人应该在其人格特征上体现出人的整体性和创造性。所谓整体性是要达到人的内外统一。 （二）强调学校教学内容的扩展 教育的目的决定教育内容。现代人文主义教育内容注重满足学习者的个性特点和整体协调发展需要。在课程的安排上富有弹性，注意课程内容的思想性与情感性的相互渗透，要求课程内容的安排以学生为中心，考虑为不同能力的学生提供相适合的课程。它充分考虑了学生的个体差异，将学生分为不同层次施以相应的教育，是每一个学生的潜力得到最大限度发掘。 五、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 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是在美国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给人们的精神带来危机的背景下提出的，主要是针对20世纪60年代美国在课程改革中，只重视学生的知识结构，忽视学生的身心发展。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继承了西方人文主义教育传统，尊重学生的价值、自由、道德、理性、情感，以人的“自我实现”为教育目标，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提出了适应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的教育教学方法。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以学生的需要为核心，注意课程内容的统一性，使学生的情感发展与自我认知发展协调统一。 我国现在大力提倡素质教育，使学生不仅具有专业的学科知识、专业技能，而且要把学生培养成为具有适应瞬息万变社会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学生潜能的发挥、高尚道德的培养、正确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这就要求教学必须适应人的需要，强调以人为本，而不是人去适应教学过程。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提出的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学方法等为我国现阶段教育教学的改革提供了借鉴。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主义教育观管理 [论文关键词]人文主义教育观美术教育艺术修养 [论文摘要]美术课程是一种人文课程，是人文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美术是人类文化最早和最重要的载体之一，运用美术形式传达情感和思想是人类历史中的一种重要的文化行为。美术并不是单纯的技艺，而是人类文化的积淀和人类想象与创造力的结晶。 教育的人文主义是以人的和谐发展为目标，希望人的本性、人的尊严、人的潜能在教育过程中得到最大的实现和发展。在我们提倡素质教育反对应试教育的今天，人文主义教育观对我们现行教育有很好的指导作用。美术教育作为一门学科教育，它有自己的独特性，它主张以学生自身的发展为目的，强调发展人的天性，发展人的个性，发展人的潜能。因此，用人文主义教育观来指导美术教育是顺应时代的潮流，是未来教育的一个发展趋势。 美术课程是一种人文课程，是人文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人文主义指的是一种高度重视人和人的价值观的思想态度。它注重人的自由与平等，人与社会、自然之间的和谐。美术是人类文化最早和最重要的载体之一，运用美术形式传达情感和思想是人类历史中的一种重要的文化行为。美术并不是单纯的技艺，而是人类文化的积淀和人类想象与创造力的结晶。它记录着不同时代的文明，闪烁着人类的智慧、代表着人性的深度。美术是人类情感和精神生活的创造表现。任何美术表现形式都包含着一定的情感和思想。学生通过美术学习与自己情感生活的连接和相互作用，学习用美术方式表达和交流情感，使学生的不良情感情绪得以释放和宣泄，恢复他们心理的平衡，从而获得创造、表现和交流的能力，达到健全人格，陶冶性情的目的。因此，通过对美术的学习，将使学生的审美情趣和能力不断提高，性情不断得以陶冶，从而增强对自然和生活的热爱和责任感，形成尊重和保护生命和自然环境的态度，以及创造美好生活的愿望与能力。可以说，美术已经成为人文教育的核心学科。 美术课程的人文性开始受到广泛的关注和重视。美术教育作为一门基础学科教育，它没有应试教育的功利性和目的性，能更好地贯彻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即使在高等教育阶段，美术教育作为艺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教育目的和作用也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1997年5月，北京大学隆重宣布成立艺术学系，并明确表示：希望通过在全校开展艺术教育，培养学生的艺术感受力与理解力，用艺术生动的表现形式陶冶他们的情感，使他们具有更高的精神境界、更开阔的胸怀和眼界、更丰富多彩的生活经验和人文修养、更健全的人格，成为21世纪合格的人才。我们知道，当下的美术教育不再是传统的素描、绘画、版画、雕塑课程及欣赏课，它有了更宽泛的内容。在欧美很多国家，开始用视觉艺术教育来代替美术教育，它超越了传统的“纯艺术”范畴的教育，为学生提供了更广阔的艺术教育。美术教育的对象不是针对那些对美术感兴趣的少数学生，而是面对全体学生的，倡导全面发展的人文主义教育理念。强调通过直觉、推理、想象、技巧以及表达和交流的独特形式过程逐渐形成丰厚的文化修养。美国的《艺术教育国家标准》在强调美术学科结构特点的同时，始终贯穿着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思想，内容标准是根据学生达成目标来制定的，注重学生在参与美术活动时的感性体验，发展美术创造的基本能力。中国现行的美术教学也开始以强调美术学科体系转向激发学生创新意识和创造精神，强调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精神。因此，用人文主义教育观来指导美术教育，成为对现行教育进行改革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开始受到更多的关注。 美术课程具有人文性质，是学校进行美育的主要途径，在实施素质教育的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如何在美术教育过程来充分体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呢？首先，创设良好的人文环境，培养人文精神。美术教学可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的多元文化的总体效益，整合社会、社区、家庭各方面教育影响，引领学生走向生活、走向自然、走向社会。通过欣赏、认识自然美和美术作品的材料、形式与内容等特征，通过描述、分析、对比与讨论等方式，了解美术表现的多样性；通过走进博物馆、美术馆、民俗馆，了解其中的民族民间美术、艺术等文化，了解它们与其他地区或其它民族美术文化的异同；通过参观、座谈、调查、访问艺术家工作室等参与活动，了解中外艺术家的艺术思想、生活及作品诞生的过程，或结合有关资料，让学生了解相关国家的地理、历史、风俗人情、社会风貌，增进对不同国家、民族，不同风格画派的了解与尊重；通过借助信息技术手段来更加全方位直观地了解艺术作品。其次：整合美术与其它学科的关系。未来社会需要具有探究精神与创造能力的人才，通过建立在广泛的社会、文化情景中的、以美术为主体并联合其它学科部分内容的学习，引导学生学会在新情景中探究、发现与美术有关的问题。在寻找解决问题方法时，主动地融汇不同学科的内容，使各种知识与技能相互融通、彼此联系，使他们真正获得探究能力和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使学生在理性与感性之间求得和谐平衡。使身心得到健康和谐发展。由于美术学科具有人文性质，因此，美术学习的范围不能仅仅局限于美术自身的领域中。需要在美术学科与其它学科之间架起桥梁，通过引导学生对一些美术或跨越美术学科的课程进行综合与探索性的学习，能使学生在良好的时间内比较全面地认识美术的特征、美术表现的多样性以及美术发展规律与趋势。其次，加强艺术修养，提高审美素质。艺术修养是衡量一个人审美素质高低的重要因素。艺术修养的规定将直接影响个体人格素质与生存质量的高低。一个有较高艺术修养的人，能够主动地、充分地使其感性、情感和理智得到协调共处，使其心理结构的各个方面得到较好的发展和完善。假如整个社会成员都有一定的艺术修养，那么，就有助于在心灵和交流的氛围中培养一种协调的人际关系，就有助于人们更好地交流内心感受，更好地实现人际间的沟通和理解。只有艺术修养在社会上升值，才能全方位地提高人们的精神素质，协调人际关系，重塑健全、自由的人格形象，从而在根本上推进一个社会的内在品格。 人文性质应该是美术课程的基本性质，通过美术教育我们可以有效地形成和发展学生的人文意识。人文精神就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追求的终极维护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和现象的高度珍视，是素质教育中理想人格塑造的肯定！因此，人文性质应该是美术课程的基本性质，通过美术教育我们可以有效地形成和发展学生的人文意识。用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来指导我们的美术教育是顺应时代要求，符合历史之规律。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主义价值教育管理 [论文关键词]教育管理人文主义实践价值中小学人文管理 [论文摘要]以格林菲尔德为核心代表人物的西方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是一个影响深远的理论学派。该学派不仅有重要的理论贡献，而且有着不可忽视的实践价值，具体表现在学校管理中的组织目标、管理制度、领导行为、系统环境等方面。同时，从该派理论可以观察到当前我国中小学人文管理中存在的误区并有助于改进之道的探寻。 西方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是在针对科学主义教育管理论尤其是盛行于20世纪50-60年代的“教育管理理论运动”提出强烈批评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尽管国内目前已有一些相关理论文献但为数不多，而从实践角度探讨其价值的文献则更为少见，这与人文教育管理论作为一个影响深远的理论学派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在把握其主要理论观点的基础上，对其实践价值联系实际进行剖析，并对我国中小学校人文管理问题进行反思。 一、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的主要观点 持有人文主义立场的教育管理思想家以T·B·格林菲尔德（T.B.Greenfield）、C·霍金森（C.Hodgkinson）、W·英格里西（W.English）、S·J·麦克西（S.J.Maxcy）等为代表，其中格林菲尔德是领袖人物，其理论观点集中反映在《格林菲尔德论教育管理——走向一门人文科学》一书中。总体而言，这批人是在对过去的教育管理理论，尤其是行为科学影响下的“教育管理理论运动”提出猛烈批评的基础上，逐渐形成旗帜鲜明的一派理论观点：组织不是自然实体，而是人为适应社会而自行创造的产物；组织的目标其实是人的意志、权力、价值的体现；组织的结构也不是实在的和预先建构好的，而是组织成员相互作用的产物；既然组织是人为的产物，因此也不存在统一、客观、普适性的组织理论；教育管理面对的问题不仅是事实问题，更重要的是价值问题，撇开价值问题就无法认清教育管理的现象和本质；教育管理活动中事实与价值不能割裂，如果管理者只看重管理中的结构、形式、工具意义，就会把更重要的教育目的置于脑后，这样教育管理的意义和价值就会被大大削弱。[1] 不得不特别指出的是，国内有些研究者由于已经习惯于将西方人际关系理论看作是一种所谓的“人本管理”理论而有可能将人际关系理论混同为或认为至少部分属于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需要澄清的是，人际关系理论因其只是在常规视角下对结构功能主义范式主导下的古典和现代组织理论进行反思而在根本上持有科学主义立场，如将其与人文主义管理论相混淆，难怪有学者会说这是“滑天下之大稽，可能要贻笑大方”[2]。 二、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的实践价值探析 尽管说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在批判教育管理理论运动的同时所持有的许多观点有矫枉过正之嫌，但事实上它除了有理论贡献外在实践上也不无裨益，尤其是它对个体及其价值重要性的强调。在对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中片面、极端的观点保持足够警惕的前提下，我们可以从组织目标、管理制度、领导行为、系统环境等方面来考察其实践价值。 （一）组织目标 一般而言，管理是围绕着一定组织目标展开的各种具体活动，因而组织目标具有鲜明的导向作用。在组织目标上，人文主义学派强调的是个体的目标而不是组织整体或其所属各个部门机构的目标，甚至否认有组织目标的存在。格林菲尔德曾经说过：“许多人并不相信组织的目标，他们只有‘在组织中做什么和怎样做才正确’的认识。”[3]152这种观点从现实看来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组织成员对其所在组织的目标还是会有所认同或共识，就如教职员工对学校的发展目标有其理解和共识一样。对于这一点，格林菲尔德最后不得不指出，所谓组织的目标实际上是有权力的组织成员的目标：“组织目标是当前最有势力的组织联盟的当务之急和意旨。”[3]152显而易见，校长的职位和权力足以使其意志转化为学校的目标。对此，笔者曾经在做一个中学校长负责制的调研中，发现教职工对学校的发展目标确持有此种态度，认为“那都是领导们的意思”“校长说了算的”。这样的学校发展目标对教职工中的认同感及其产生的导向作用可想而知。因此，人文主义学派比较极端的强调个人目标的观点事实上从一个反向的角度揭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学校组织目标如发展规划的确立必须倾听教工的意见、反映个体的心声、调动群众的参与，从而充分代表利益相关个体的意志；退一步讲，即使是校长有好的规划与设想也应当在充分征求意见、获取教职员工支持与共识的前提下予以合法化。 （二）管理制度 制度对组织的正常运转具有工具理性的规范性意义。但在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那里，连组织的存在都予以否认，当然也就无组织制度可言。不过，人文主义学派并不否认个体的存在也需要一定的规则，只是认为这种规则不是从外部强行赋予和设定的，而是由个体成员共同认可和建构的，强调规则的人文化。事实上，这种个体间的规则类似于组织中的制度。进而可以认为，人文主义学派对制度的形成要求所有组织成员的参与、要充分融入组织成员的意志、愿望、价值和主张。一般而言，组织的制度有3个来源，即源于组织文化的内生制度、组织创始人或管理者设计的制度，以及社会权威规定的制度。[4]其中组织文化的内生制度可能与人文主义学派的规则观有更多的相似。由于学校的主要成员都是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在尊严、情感层面的需要比一般群体要高得多，因此学校的制度建设应当在把握这个特点的前提下有效地实现制度的人文化。具体而言，学校制度建设一方面要重视源于组织成员共同信念和多数成员偏好行为方式的内生制度的形成，另一方面在新的制度设计过程中应当由全体成员共同参与并体现大家的价值和利益，此外即使是社会权威规定的制度也应该在“使命”说服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获取他们的真正认同和服从。 （三）领导行为 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充分说明校长领导能力和领导行为的重要意义。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认为，和其他组织成员一样，领导也是个体，也有他们自己的价值观、信仰和目标，也追求他们的自己的利益，只是组织的领导会以自己的职位和权威将他们对问题的看法强加给其他成员。但他们认为这种强加是不对且无效的，应该强调的是个人素质在管理中的作用而非正式职位所享有的法定权威，认为“在某种情况下，需要寻求解决问题的恰当行为和最适合于做这项工作的人，而不需要去考虑这些人在组织里的正式职务或身份。”[3]158其实这就是强调教职工个人的特点与能力，反映到校长身上就是认为：校长对一个学校的领导作用是其个人素质和能力的产物而不是校长这个职位权威或职务权力的必然结果。这对于我们校长的领导行为是有其启发意义的。其实，在一般管理学原理中谈到领导权威时，经常提及权力性影响力和非权力性影响力，其中非权力性影响力可能与人文主义学派对领导的看法是相通的。因此，校长作为学校的领导者，应该意识到非权力性影响力对自己威信树立和工作开展的重要意义，进而在领导过程中要更多的展示自己的人格魅力、领导艺术、民主作风，从而营造能够激发和强化每个组织成员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文化氛围，使大家在团结、和谐、温暖、愉快的人际关系中努力工作，实现组织目标和个人自身价值。总而言之，校长的领导行为中应体现人文精神和饱含人文意蕴。 （四）系统环境 时至今日，人们对学校组织性质的认识已经超越了封闭科层组织阶段，而对开放社会系统或松散结合系统有更多的认同，意即强调学校与社会外部环境之间信息与资源的交换及其相互影响。但是，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对环境有其独特的认识：所谓学校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学校内个体成员与组织外部之间的联系，而不是整个学校与外界的联系；教师的行为产生于每个人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信仰对环境的认识与理解。进而，人文主义学派认为更应该关心个体教师所受环境的影响及其内心感受与行为反应。在对人文主义学派否认组织作为实体与外界环境之间联系的极端观点不敢苟同的同时，还应该看到——这种充分肯定教师作为个体可能受外界环境影响的观点对我们的学校管理工作尤其是教师管理还是有其启发意义。考察我们的教师管理现状，校长或管理者的立场和出发点主要是校方或组织，借助的手段或方法主要是政策规章、激励机制、考核评比，动人的说法则是待遇留人、事业留人、感情留人。尽管这些管理方式方法不失科学和必要，但对教师个体所受外界环境影响及其内心体验并不太关切也不够深究，事实上如果能重视从教师个体的角度开展教师管理工作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因而，教师管理工作既需要管理者站在学校的立场上通过正式途径开展，也需要注重从教师个体所受外界环境影响及其心理效能的视角去关心和理解他们，如此效果才会更理想。 三、我国学校人文管理的误区与改进 尽管上文我们从组织目标、管理制度、领导行为、系统环境等4个方面对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所蕴含的实践价值作了粗略梳理。但我们难以就此住笔，因为在我国学校人文管理的理论认识与实践操作上存在着不容忽视的误区甚至曲解，极有必要借这个议题进一步予以讨论和澄清，这样也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借鉴和发挥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的实践价值。 （一）学校人文管理的认识误区与澄清 就人文管理这个提法而言，常听见的说法有“人性管理”“非理性管理”“文化管理”“人本管理”“人文管理”，等等。说法的不统一说明认识的不统一和不深刻。当然，要搞清何为人文管理，不可避免的需要谈到科学管理，因为现实中很多不当说法正是由于对科学管理的理解失当造成的。学校管理现实中，人们对人文管理与科学管理之间关系的认识误区集中表现为将科学管理与人文管理对立起来。下面我们就循着科学与人文这对范畴的发展轨迹试着来澄清误区。 考察整个西方哲学思想史，可以发现人文与科学之间关系的一条粗略线索：在古希腊罗马时期，人文与科学混沌而统一地存在于百科全书式哲学家的思想中；宗教统治下的黑暗中世纪时期，神性代替人性，既无人文也无科学可言；文艺复兴时期，科学与人文携手反对宗教神学以张扬人性；启蒙运动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科学与人文依然结盟战斗且产生人道主义，但开始孕育唯科学与反科学的因素；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近现代以来，科学与人文开始分道扬镳甚至针锋相对；后现代以来，随着科学哲学的反思发展和人文精神的觉醒而在当代表现出科学与人文的再趋融合与统一。由此看来，有着内在联系的科学与人文在历史长河中历经了混沌统一、携手战斗、针锋相对、又趋融合的发展过程。相应地，它们反映到整个20世纪的管理理论与实践发展中就表现为管理上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种价值观的争论。如此看来，我们今天要提倡的既不是科学主义管理、也不是人文主义管理或人本主义管理，而应是科学管理和人文管理（鉴于历史上“人本”含义中的非理性色彩太浓，笔者不主张使用“人本管理”的说法）。那么，我们所提倡的科学管理和人文管理又当如何理解呢？笔者以为：在内涵上，科学管理和人文管理是指分别强调体现科学精神（是指管理者在管理活动中逐步形成和完善起来的求真、求实、求证之理性精神）和人文精神（是指管理者在管理活动中强调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包括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承认人格平等，等等）的管理；在关系上，科学和人文作为管理的二维，是管理理论与实践中贯彻始终的一对基本价值关系，他们同时作用和影响管理发展并反映在具体的管理实践活动中，现实中既不存在纯粹的科学管理、也不存在纯粹的人文管理，尽管有时候可能表现出来的是科学多一点或者人文多一点。如此看来，现实中关于科学管理与人文管理“对立论”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科学管理与人文管理根本无法剥离开来加以讨论。 （二）学校人文管理的实践曲解与纠偏 无论是与中小学管理者接触和交流，还是阅读期刊杂志上校长们写的文章，可以发现，他们理解和践行的人文管理主要表现为诸如校长应该“以身作则、为人师表，尊重师生、宽而有度，谦虚谨慎、团结协作”[5]“细节关怀”[6]“在信任中产生力量、在理解中换取真情、在宽容中凝聚人心”[7]等等，甚至还可以听到不少把人文管理与制度管理对立起来的言论。应当说，校长们站在领导者的立场已经认识到，实施人文管理就意味着自己要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并且尊重人、信任人、关怀人，这是对的但也是片面的；而将人文管理与制度管理对立起来就有失偏颇甚至是一种曲解。这种片面和曲解的背后，不仅是我们学校管理者的水平有待提高，更是反映教育管理理论研究的盲点或欠缺。那学校人文管理的着力点何在呢？ 要厘清学校人文管理的着力点，首先要弄清楚管理的逻辑框架。在较为深入研读丹尼尔·雷恩的《管理思想的演变》、克劳德·小乔治的《管理思想史》、孙耀君的《管理思想发展史》等国内外数部经典管理思想著作的基础上，笔者勾勒出了一个初步的管理逻辑框架：人性是主线，目标是导向，组织是平台，科学与人文是两个维度，理论、研究、实践是3种形态，技术、制度、行为、文化是4个层面。其中科学与人文作为两种有着内在统一性的价值维度，它们不仅反映在人性、目标、组织上，而且在管理理论、研究与实践等3种管理形态上有其体现，但最为直接体现的是在管理技术、制度、行为和文化层面上。就4个层面而言，从整个西方管理的发展史来看，基本上历经了一个重技术、重制度、重行为、重文化的演变过程。那么科学与人文的价值影响到底如何体现呢？事实上，科学与人文两维在管理技术、制度、行为、文化4个层面上都有体现，而不是我们习惯中把技术与制度管理当作科学管理，而把行为和文化管理当作人文管理。就管理技术与制度而言，其科学色彩不言而喻，但它们同样需要体现人文精神而具有人文属性，如管理技术的研发必须考虑管理对象的需求，应用首先取决于员工能否接受，推广必须注意其适用的人文环境等；管理制度的设立必须符合人的发展的原则，体现对人格的尊敬和保护，制度的执行应当有其人文基础，考虑到不同的文化背景等。就行为和文化而言，我们一般认为这是比较容易体现人文管理的方面，如实践中校长们对人文管理的认识正是从领导艺术或管理行为这层面出发，但领导行为同样需要讲科学，西方管理思想中就有一个重要的行为科学学派；文化管理可以认为是一个偏重人文的管理方式或层面，反映到我国学校管理实践中就是现在“流行”的学校文化建设和知识管理，其实文化建设也需要制度的作用，因为制度可以制约传统文化负作用的发挥、制度可以使文化具有可操作性、而且制度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如此看来，学校的人文管理并不像校长们所理解的那样仅仅体现在其自身的领导行为和领导艺术上，而在技术、制度、行为、文化等方面均有其用武之地，而将制度管理与人文管理对立起来的看法则完全是一种曲解。同理，学校科学管理也是如此。此外，学校管理中的人性假设、目标制定、组织设计也同样需要体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要求。因此，整个管理的逻辑框架都是学校实施人文管理和科学管理的着力点。 （三）我国学校管理模式的应然选择——人文化的科学管理模式 我国学校管理应当采取何种模式呢？科学管理模式？人文管理模式？科学化的人文管理模式？人文化的科学管理模式？这也许是校长们最最关心的问题。所谓科学管理模式，是指突出强调管理技术、制度、行为、文化及整个管理逻辑框架的科学精神与科学属性，在现实中尤其表现为偏重于管理技术和管理制度的健全与运用。反观实践，我国中小学管理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科学管理的异化和科学管理的不足。如教师管理制度上，一方面过分地依赖量化指标的评比考核而压抑个性和影响积极性，另一方面培训进修制度因落不到实处而成为摆设；又如很多校长热衷于学校发展规划的制定和特色学校的创建而对作为学校技术核心的教学并不真正关心，尽管近些年来“校本教研”比较红火但实效不佳，这与泰罗当年在车间里通过管理技术来实现技术管理的做法相差甚远，新课程改革中的种种问题[8]与学校管理者对发生在课堂里的技术细节缺乏兴趣不无关系。由此看来，我们的学校管理在整体上并未达到科学管理模式的要求，但在异化方面却是不容乐观。所谓人文管理模式，是指突出强调管理技术、制度、行为、文化及整个管理逻辑框架的人文精神与人文属性，在现实中尤其表现为偏重于管理行为的人文化和管理文化的建设。在对校长们的人文管理之狭隘理解深表忧虑的同时，考虑到我国传统管理文化的负面影响而不主张在学校管理中单独提倡人文管理模式。因为，我国传统的管理文化整体上表现为以德性主义和人治主义为调控机制，这在根本上就是一种人治的管理文化。今天不少校长简单地把人文管理仅仅理解为个人魅力的发挥甚至曲解为人情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这种传统人治文化的深层影响。如此看来，单独的科学管理模式或人文管理模式可能都不适合我国学校管理的实际需要。 西方学校管理的发展历程中走过了一个科学管理的阶段。就拿美国来讲，该国在20世纪上半叶主要是探索和实践学校的科学管理，如作为学校效率研究前奏的教育测验运动、学校调查运动的兴起、斯波尔丁和鲍比特的学校效率论、应用科学管理之典范的葛雷制学校、斯特雷耶的学校成本分析等等，[9]但在同时及随后的发展过程中，该国的学校管理开始发生由重科学向重人文的转向，如杜威的民主管理哲学、约契的学校人际关系改善论、直至当代萨乔万尼的道德领导理论等等，但科学管理从未受到消弱和忽视。如果说美国学校管理追求实现的是科学化的人文管理模式的话，那么我国学校管理应当选择的模式是人文化的科学管理模式。主要基于4点考虑：其一，既然单独的科学管理模式或人文管理模式不适合于我国学校管理，那么只有从科学与人文二者有机融合的角度去寻求合适的管理模式，人文化的科学管理模式正好体现了这种融合。其二，由于受传统影响我国学校管理中人治与人情因素的明显存在，当务之急的是要实现科学管理而非人文管理，因此该模式的落脚点应该在科学管理上；同时鉴于管理现实中非人的、异化的手段与方法同样存在，因此在实施科学管理的同时必须注意体现人文精神，进而我们提倡人文化的科学管理模式。其三，笔者以为，科学化的人文管理模式是学校管理追求的更高境界，目前我国学校管理的主要目标应该是实现科学管理也即陈玉琨教授所提出的学校管理3个阶段中的规范阶段，[10]当然在科学管理目标追求过程中必须注意体现人文精神和人文属性。其四，对该模式的明确理解和把握，有助于我们在学校管理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操作中有取舍批判地借鉴和吸收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的合理主张，从而更好的实现学校的人文化科学管理。当然，该模式的倡导是针对我国学校管理的整体水平而言的，但就具体的每一个学校及其每一个管理领域而言，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主义取向管理 论文关键词：教育研究范式人文主义取向本土化 论文摘要：在当前我国教育研究创新乏力的情况下，确立一种新的教育研究范式取向，将成为我国教育研究创新的突破口。鉴于我国教育研究者对研究范式重视不够，对科学实证研究范式过于迷信和信仰等问题，又由于当代社会主流思维方式转换、教育过程的本性和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理趣使然，必然要确立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人文主义取向。以人文主义研究范式作为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新取向，必须重视本土化问题，为此，应处理好传统与现代、外来与本土、本研究范式与其他研究范式的关系。 一、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现实问题 从总体上讲，目前我国教育研究范式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 一方面，教育研究者对研究范式缺乏应有的重视，很多研究者尚无明确的研究范式意识。有学者以某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2004年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为文本，分析了这些论文中所体现的教育研究范式。结果发现，“大部分的研究者缺乏方法论的自觉意识，甚至有些研究者还没有这方面的意识”［1］。教育研究中有太多的直觉、思辨，有的研究甚至就是想当然，过于模糊、宽泛、松散，许多结论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具有较大的随意性、习惯性和自发性，所能起到的主要是议论和舆论的作用。它更多的是一种研究者个人观点和感受的阐发，通常结合社会当下的时弊和需要对有关问题进行论说或提出建议”［2］。教育理论中充斥着“正确的废话”，这样的教育研究，难以在学术界获得应有的地位，难以为教育实践工作者关注，更谈不上教育研究的创新发展。 另一方面，人们对科学实证研究范式又过于迷信和信仰。当代教育研究笼罩着缠绵悱恻的经验主义的情趣。许多人认为，运用观察和实验等所谓科学的手段与方法就能确保经验事实不断得到积累，如能对不断得到的丰富的经验事实加以归纳、总结，就能自动产生科学理论。狭隘的经验主义使教育科学研究第一线的实践工作者非常蔑视思想和理论，尤其蔑视哲学。在不少人眼里，所谓教育研究不过是搞几张问卷或量表去调查，或在某个范围内进行种种测试或实验。这种单凭经验或经验至上的情绪，使教育研究实际走到了极端缺乏思想和理论的地步。 人文主义研究范式，作为崛起于20世纪中期的一种在自然情境中以收集定性资料为主，通过诠释和移情的途径来揭示和理解教育及其内部意义的研究范式，虽自20世纪90年代已引入我国教育研究领域，但之后并未获得正常发展。它对我国教育研究创新的引导作用也就没能发挥出来。 二、确立教育研究范式的人文主义取向的理由 从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现实问题出发，实现我国教育研究的创新，就必须从教育研究的生产方式上进行变革，也就是说，我们须深刻认识人文主义研究范式在当前教育研究中的意义与价值。确立教育研究范式的人文主义取向，其理由如下： 1.当代社会主流思维方式转换使然 影响教育研究的因素很多，其中有一种历史的因素时刻与教育研究的每一个环节相关，它就是一定时代的主流的思维方式。 从思维方式的角度看，当代社会思维方式的变革在于转换了一种模式，即从主体与客体对立的、以实证科学为楷模的认识模式，转向以主体间性和互动建构为主的认识模式。这种转变不仅表现在认识的目的、真理、知识的性质等问题的界定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对认识模式本身的解释上。也就是说，认识不再被看做是在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之间产生的表象与本质的符合，而是被看做一种解释的活动。这种解释活动依赖于解释者生活于其中的语境，即“生活形式”之中，并且解释所产生的意义是一个过程，且永远没有穷尽。 人文思维逻辑与科学思维逻辑作为两种不同的思维工具有着各自的用途与适用范围，并随对象的不同特性与需要而决定取舍。当世界经济表现为一体化趋势的时候，科学思维的逻辑就派上了用场，而在当今这个文化多元和追求差异的社会里，追求多样性的人文思维逻辑就占据了主流地位。在此背景下，教育研究过程中也必将注重人文思维逻辑的运用，教育研究范式也必将转向人文主义的研究范式，这是适应哲学思维方式转换潮流的必然选择。 2.教育过程的本性使然 教育过程是教育研究的重点，其本质属性决定了教育研究范式的应然取向。 首先，教育过程是一系列对立范畴的辩证统一体，即物质的与精神的、事实的与价值的、外求的与内省的、存在的与意义的、物化的与人文的等等，但教育活动或教育实践并不是在两极之间摇摆的，而是有层次的。教育的完整意义具有一个“核心”，在一系列对立的两极之间，笔者坚信，教育的“核心”是内隐的和精神的，教育活动的本性在于精神的、价值的、人文的和意义的—面。 我们可以说，没有校舍、没有课本，就没有正规教育；没有了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知识准备，教育活动就很难达到它应有的效率。但不能说，有了校舍，有了课本，有了掌握心理学和生理学知识的教师，所发生的教育活动就是有意义的和有价值的。有这样的情况，即一个现代化设备的课堂，传递的却是非科学的知识，这是一种异化的教育，一种负教育。校舍、桌椅、课本和知识等，虽然是教育活动所不可缺少的，但不是教育活动的核心。教育活动的核心是教育活动所欲表达的人类对真、善、美等价值的追求以及对意义的关怀与寻觅。因此，教育活动具有极强的人文性，它内在地与“理解”、“体验”、“价值”、“意义”等范畴联系在一起。 其次，教育活动的核心是精神的和人文的。因为我们无法将全部教育问题的意蕴客观化，无法从纯粹客观的角度理解教育活动和教育实践。教育过程无法还原为一个实体或得到严格控制的操作过程。教育活动中较高层面的内涵并非在归纳推理或统计规律的意义上由低层面的内涵推演而来。教育中的人文性或人文精神是历史地生成的，同时也是依据个体的智慧与觉悟而存在的，也就是说，不同见识、不同修养的个体所见到(悟到)的教育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教育的核心由于文化历史和人格个性的参与，所以它本质上是约定的，而不是外在规定的。因为其约定性，人类理解或说明教育的历史是一种互为主体性或主体间性的历程，教育活动就具有了很强的独特性和个体性。由上述可知，教育过程深刻的人文性决定了教育研究范式人文主义的取向。 3.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理趣使然 教育不是当时当世之事，而是古已有之，教育研究亦是如此。因而，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的理趣就成为今日教育研究的前提和基础。 首先，从我国传统教育的内在意蕴来看，我国传统强调为学贵在觉悟。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认为，“学”为“觉悟”。为学的根本意义在于觉悟，这一点决定了我国一切学术的根本路向。中国人为学的目的，是致力于学问的探讨，不仅求真，而且求善、求美、求意趣。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的核心是意义的生成，强调教育研究的主题在于深入解析教育现象背后的意义。人文主义研究范式追求意义的建构，这与我国传统为学求意趣的研究指向有殊途同归之妙。 其次，我国传统教育研究讲求道理，道理是开创性思想家的洞见慧识，是以其学养、智慧和觉悟作铺垫的，脱离不了主体性的肯认或体认。道理所具有的哲理强制性和普遍接受性，本质上是建立在相互主体性脉络意义的合情合理与共认共识之上的。合情合理指道理的强制性，共认共识指道理的普遍性，意味着相互主体的可体认性与可接受性［3］。人文主义研究范式强调研究主体和客体的互动和融合，走向“主体间性”，教育研究的目的是主体和客体达到“视域融合”式的理解。这与我国传统教育探究中注重研究主体的相互可体认性与可接受性不谋而合。 最后，我国传统教育探究所达成的是学问，是觉悟，这决定了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的路向是内省而不是外求；是体验(体悟)，而非经验(感知)。一句话，它是为求“心”，而非为证“物”。心的觉悟或者说生命的体验是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的法门。人文主义研究范式强调研究者的重新体验和表达，这与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的路向是一致的。 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的理趣与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的种种暗合为其在我国的生长提供了可能。三、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的本土化 以人文主义研究范式作为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新取向，必须重视其本土化问题。为此，应处理好以下几方面的关系： 1.要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做到“古为今用” 要使外来理论在我国生根发展，不仅要研究中国教育的实际问题，更要透过表面现象，去把握教育文化传统的内在血脉。因为我们始终处在传统中，而且传统始终是我们生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失去了本国文化传统的支撑，再好的理论和方法也难免走样。教育研究必须对本国的教育传统进行应有的提炼和升华，才能使民族精神在研究范式的演进中得以弘扬。人文主义研究范式要实现本土化，无论如何都应以我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这就意味着我们在进行教育研究时，不能人为地割断现代教育研究与其历史之间的联系，否则，我们的研究就只能是一具外壳，而没有生命活力。 2.恰当解决外来与本土的关系，做到“洋为中用” 众所周知，实践总是特定时空中的实践，悬离于特定文化与社会境脉之外的教育实践并不存在。由于教育思想构建过程本身也是在特定文化与社会境脉中进行的，因此，尽管特定文化与社会境脉可能具有某种类型的代表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类文化与社会的某些共同特征，但任何教育思想都首先是体现或蕴涵着特定文化与社会的属性，反映着特定文化与社会的价值诉求。正是这些具体的文化与社会意蕴，正是这些背后的东西，使思想具有了某些相应的话语特征［4］。就人文主义教育研究范式的引进而言，它生长于西方特定的文化与社会境脉之中，它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社会的话语特征。要想确立对中国教育研究真正具有引导力的教育研究范式，就必须深入研究中国的文化与社会境脉，并使其最终带有“中国话语”的特征。也就是说，我们在吸收外来优秀成果之后，还要有一个“外来思想的本土化”过程。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经过这样一个基于本土实践的再赋义、再改造的工作，便不再是外来的理论，而成为本土的教育研究范式。 3.本研究范式与其他研究范式的关系 实际上，教育研究的不同范式之间并不是一个简单替代和否定的过程。迄今为止，任何一种单一的研究范式都不能在整体上为教育提供全面合理的解释。各种研究范式都有其长处和短处，这说明每种研究范式都有其价值性和局限性，其合理性是相对的。笔者认为，当前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人文主义取向是基于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现实问题而补偏救弊所做出的选择。为了更全面合理地解决教育中的问题，教育研究需要各种范式的“和平共处”，以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 人文管理论文:大学人文主义管理 论文关键词：白壁德大学观启示 论文摘要：白壁德认为大学的人文性和贵族性是大学之为大学的根本所在。现代人文主义的真谛就在于以一种“中庸”的尺度，在极端的功利主义和极端的人文主义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反观当下中国大学，笔者认为人文精神的复归是当代大学改革的重要使命，这种复归并不是将大学变成封闭的象牙塔，而是与功利主义形成一种适度的张力。它需要从以下方面入手：确立大学的学术性；严格大学和一般专门院校、社区学院的区分；学生接受人文教育。 大学是什么?纽曼、洪堡都有过关于大学的经典论述，上个世纪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也有过大学的名言。但是对大学性质和大学与人文主义的关系的论述，有一个人是不能忽视的。那就是美国著名的人文主义学者欧文·白壁德先生。(IrvingBabbitt，1865-1933)。他是美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教育家，“新人文主义”的鼻祖。他的《文学与美国的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值得特别一提。在该书中，白壁德对大学的精神、大学的性质和大学与人文主义的关系进行了深刻地阐述，并对大学如何面对社会的变化，寻找功利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平衡进行了思考，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重温白壁德的经典论述，无疑对我们今天的大学走向更加理性的发展，具有非常深刻的现实意义。 大学及其人文内涵 在书中，白壁德阐述了大学的三层内涵：(1)大学的指导精神是人文的，并且是贵族的；(2)大学是为塑造社会精英而悉心选择研究方向的场所；(3)大学的培养目标是造就有“质”的人。 在白壁德的论述中，最值得我们重视的是他对大学实质的揭示。他强调，“大学的指导精神却既不应是人道主义式的、亦不应是科学式的，——尽管这些因素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体现，而应该是人文的，并且是贵族式的。”这句话揭示了大学实质的两大含义，一是人文性，二是贵族性。一方面，大学作为培养人的场所，从根本上说，它是人文的。它以人为中心，“教人所以为人之道”，关注的是人的全面和谐发展，关怀的是人的终极理想：另一方面，大学约束性的人文标准的存在，使它不可能指向多数人，而只能是少数人，这就体现了它的贵族气质。这从人文主义一词的含义中就可以得到说明。人文主义一词是英语humanism的中文译名，它的含义是“信条和纪律”。接受人文主义教育者通过“信条和纪律”约束自己的行为，来不断完善自己的人格，这在整体上就与未受过教导和规束的人是完全不同的。他以“严格的选择”，而不是“泛滥的同情”，表明它只适合于那些“挑选出来”的小部分人，而不是普遍的大多数人。所以大学从本质上说又是贵族的。这是白壁德先生在20世纪初，面对美国日益严重的大学社会化倾向，而着意提醒人们要注意大学根本的特性。 如前所述，由于大学人文、贵族气质，这就决定了大学不同于社区性学院，它是为“精心挑选”出来的小部分人塑造完美人格的场所。因此大学内涵的第二条就是，大学从其性质上，应该界定为一个为塑造社会精英而悉心选择研究方向的场所。对此，大学必须避免两种倾向：一是“大学被定义为让任何人做任何事的东西”；二是把大学变成“科学大工厂”。关于前者，白壁德将矛头指向卢梭，他认为卢梭人道主义最大的问题就是过分鼓励人类任其自然地发展他的性情，它使大学成为让任何人做任何事的东西。因此，他对于大学实行选课制并不支持。他认为，选课制固然逃脱了高头讲章与权威论断的武断呆板的教育方式，但却是陷入另一种危险——不受限制的个人主义式的学究作风。在这里，白壁德并不否认民主化是现代社会的需要，但是他认为大学需要的民主应当是一种“选择式的民主”，而不是“博放式的民主”，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大学的人文精神。 事实上，白壁德的观点不无道理，如果一个大学完全成为由学生自己来决定自己想选什么课就选什么课的所谓菜单式学习，那么这与市场上的买卖商品又有什么区别呢?所以，白壁德主张“选择式的民主”的观点，还是比较合乎人才发展的规律，它既满足了人才个性的需要，同时又保证大学所应有的“心智训练”。 基于这样的逻辑思维，白壁德还对大学与社区学院的功能做了严格的区别：社区学院，可以追求博放式的民主，以大众化教育为目标，让更多人受到教育。但是大学则不然，它应当成为一个能为人文主义者按自身律法完善自我提供丰富机会的场所。 对于后者，白壁德着力提醒的是现代科学主义对大学的影响，正在使大学一步一步变成“科学大工厂”。培根科学主义倾向于单纯使用量化检测手段并用自然科学的术语来表达一切事物，它对大学最严重的影响就是人的法则完全被自然的法则所代替，从而导致功利主义在大学校园的畅行。 对于大学的第三条内涵，白壁德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学的目的就是(如果它有独立的目的的话)：它必须在这个量化的时代中造就有“质”的人。所谓的有“质”的人，白壁德作了这样的解释：“尽管整个世界都醉心于量化的生活，大学却必须牢记自己的任务是使自己的毕业生成为高质量的人——这就是‘质’这个词的真正意义而非通俗意义而言。”有质的人就是“高质量”的人。那么什么是高质量的人呢?这里白壁德的意思不仅仅是指大学毕业生成为某一专业的行家，更主要的是指成为一个有人文气质和内涵的人，即“获得人文的教养”，包括“趣味和判断力的原则”、“明智、集中的观点”、“对以往历史应有的尊重”等。有质的人避免了由于专业的学习(对任何一种学科过于熟悉)所可能导致的“人类心智的失衡”，对此，白壁德提醒道：“现代生活所特有的环境要求我们几乎全部成为行家与专家，而我们因此更加需要自我防范，勿使自己的头脑因过分沉迷某一学科而有损健全。”换句话说，大学生先成为人文学者，然后始从事于专门之学，这才是有“质”的人的真正含义。 适度的平衡——现代大学人文主义的真谛 可见，大学的人文性，是大学之为大学的根本所在。可是，现代社会发展的特点是，一方面专业化、都市化、世俗化程度越来越高，要求教育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发挥协调社会发展的功能；另一方面，大学生存和发展面临市场经济的压力。学校规模的急剧扩大，教师、学生、后勤人员的激增以及图书、设备的完善，需要大量的经费，不能不迫使学校管理者在筹措经费上花费大量的精力。而学生需要面对社会严峻的就业压力，为将来的就业谋生做准备。市场经济发展对大学的渗透使得人文的坚守变得非常的困难和不切实际。 面对工业革命以来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大学不可能不对社会的急剧变化作出反应。继续固守传统就显得迂腐和不合时宜。事实上，从学校发展史来看，学校越来越专业化，培育之人才亦越来越重职业之专才已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但是片面地迎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把直接的功用性作为主要的教育目的，就有可能使教育成为受教育者的一种“人力投资”，学校成为训练社会各业人力的“知识的工厂”，就有可能导致学校教育理想的丧失。这似乎是一个两难的问题。事实上，白壁德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但他认为现代大学人文主义的真谛就在于：在极度的同情与极度的纪律和选择之间、统一与多样之间寻求平衡，并根据它调节这两个极端的情况而相应地变得更加人文。其所包含的意义是以一种“中庸”的尺度，在极端的功利主义和极端的人文主义之间保持一种平衡。抱着人文主义的态度，同时期的美国学者弗莱克斯纳也认为，现代大学在现代社会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大学不能远离社会”，但是大学要有一种基本的原则和立场，这就是“大学不是风向标，不能什么流行就迎合什么。大学应不时满足社会的需求，而不是它的欲望”。深受西方大学理念影响的蔡元培、竺可桢、李登辉，在他们办学理念中也高度强调教育超然于社会的重要意义。相信“教育指导社会，而非随逐社会也”，“大学是社会之光，不应随波逐流”。“假使教育事业，要对现在和将来的社会有所贡献，不当仅注重物质的进步，而更当注重道德的进步”。这就是说，在他们看来，教育并非只是满足社会现实功利需要的一种制度和机构，而更是社会理想的制定者和实行者。这就是说，人文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冲突和矛盾是必然存在的，重要的是如何在二者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余英时先生曾说过，相对于任何文化传统而言，在比较正常的状态下，“保守”和“激进”都是在紧张之中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例如在一个要求变革的时代，“激进”往往成为主导的价值，但是“保守”则对“激进”发生一种制约作用，警告人不要为了逞一时之快而毁掉长期积累下来的一切文化业绩。代表激进的功利主义追随者和社会变革者，和理性主义追随者正好形成了张力，相互对立和抗衡中推进了大学在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下更为合理的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随着赠地学院和实用技术大学的兴起，传统大学以培养个人为目标、注重心智发展的理性主义理念受到社会的挑战，大学服务社会的观念获得许多大学的响应，并渐趋上风，影响着美国高等教育的基本走向，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的主流思想。在这个社会现代化和世俗化的过程中，“大学不容置疑地成为社会的知识工厂和思想库、成为科技进步的‘孵化器’和社会进步的‘加速器’，由社会边缘的‘象牙塔’成为现代社会的‘轴心机构’”。大学的人文传统因此备受世俗的挑战。但是应当注意到的是，在现代大学的发展过程中，理性主义作为传统的大学理念并没有因功利主义的兴起、猖獗而消退，相反，在功利主义大行其道时也是理性主义给予抨击最猛烈之时。以白壁德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对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的抗争，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对实用主义的纠偏，它使美国大学教育的“教育钟摆”并未真正偏斜，而是能在一种合乎社会发展而理性中向前发展，大学的人文精神因此从未真正丧失过。 超越功利与回归人文——当代中国大学改革的使命 如果我们依此来反观一下当下中国的教育，实事求是地讲，今天的大学在功利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天平上已经发生了倾斜。因此，对于当下中国的急功近利现状，我认为中国大学最需要的就是人文主义的复归。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大学自12世纪产生以来，虽有过很多发展，但是仍然继续遵守某些显然不变的规律。”这种“不变的规律”，也就是大学根本之所在的东西，它规定着大学之为大学。 在美国，大学尽管充斥着非常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但是作为学术组织，其基本的特性和人文传统没有改变。而中国大学的情况就不是这样。由于中国的高等教育现代化在建国后一度与传统断裂，失去了积累。教育从“政治的婢女”转向“经济的侍从”，一直未能正视教育自身，这就导致了建国后中国教育的人文精神的缺失。因此人文精神的复归是我们今天在面临浮躁的功利世界时特别需要召唤的，人文主义的复归也是与功利主义形成必不可少对话的需要。当然，这种复归，并不是将大学重新封闭起来，成为象牙塔，而是与功利主义达成一种平衡，形成张力。具体来说，这种人文主义的复归，需要从哪里入手? 首先，确立大学的学术性。大学是学术组织，不是行政组织，更不是经济组织。现代大学是学者云集之所，有自己独特的使命，“无论现代大学发生了何种变化，大学在本质上仍然是社会的学术组织，是学者的共同体。”“学术功能仍然是其最为主要和不可撼动的部分，这是大学成其为大学的关键。”因此，对于现代大学来说，学者治校是体现大学学术性质的主要方面。 学者治校就是强调由学者来管理学校。蔡元培先生从教育目的出发，对此作了专门的论述：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使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为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的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所以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因此，大学校长的人选，首先必须是一位学者，一个教育家，有自己独到的大学理念和管理大学的能力。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原则。而在学校内部管理体制中，学者治校的要求就是实行教授治校和学生自治。 就我国目前高等教育而言，在管理体制上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大学特定的学术性被轻视，大学的管理体制并不蕴涵现代大学自身独特的人文精神。其表现就是大学在管理上与机关没有差别，行政机构主导大学的教学和科研。在北大教改的论坛中，就有人尖锐地指出：“在中国大学里，行政权力是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的，学术权力长期以来得不到应有的尊重，难以发挥作用。”所以，即使是2003年北京大学出台的教改中，为了与国际接轨，而提出要设立教授会，但有人即尖锐予以了抨击，“在中国大学这样一个官员治校的组织中，教授会的设立并不是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的自然产物，而是领导批准，依然处在行政权力之下，因此很难享有真正的独立性和权利。”因此，对于高等学校的改革而言，尊重大学的学术性，构建现代大学民主精神和民主制度，实际上就是中国大学创建出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所在。 其次，复归人文主义就必须严格大学和一般专门院校、社区学院的区分。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庸俗化、世俗化的一个典型表征就是大学与一般专门院校、社区学院之间没有了明显的区别。一般专门院校、社区学院都升格为大学了，这是中国大学丧失人文气质、沦为世俗工具的体现。复归人文主义首先必须为大学正名。如前所述，为精挑出来的小部分人塑造健全的人格是大学创办的真正目的，它的目的不仅在“训练一技之长而尤在养成宏正通达之士，不仅在传授知识技能，而尤在陶冶品学才识具备之完人与培养健全之士风”。因此，保有人文、贵族的气质应该成为大学区别于较为一般专门院校、社区学院之所在。 一般专门院校适应社会发展对专业人才的需要，侧重于高级专业人才的培养，社区学院灵活应对社会急需的实用和应用人才，可为普通公民的就业出路做好充分的准备，服务于大众化的教育需要。但是大学作为一个塑造社会精英的场所，不应以追求大众化为目标，保持它独特的贵族气质，是大学人文精神和人文价值的体现，因此，大学无须承担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责任。 对此，我国学者梅贻琦的见解也是颇值得我们今天大学主政者借鉴的。梅贻琦在批评大学迎合社会对技术人才的需要广设工学院的现象时说到，大学教育毕竟与其他程度学校教育不同，它的最大的目的原在培植通才；文、理、法、工、农等等学院所培植的是这几个方面的通才，甚至于两个方面以上的综合的通才。“它的最大的效用，确乎是不在养成一批一批限于一种专门学术的专家或高等匠人。”他认为，大学工学院在造就高级工业人才与推进工程问题研究方面，应该有更大的使命，不应使其只顾大量的生产，而将品质降低，而且使其更重要的任务，无力担负。为此，他强调工业化程序中所需的大量的技术人员，大学工学院实无法供给，亦不应尽要他们供给。 复归人文主义第三个要点就是，学生必须首先接受人文教育。毫无疑问，今日社会上的职业结构越来越要专门知识的情形下，高等教育的分科分专业是必要的，但大学毕竟不应只是训练一技一能的专门之士，大学的人文特性决定了大学不仅为社会培养专业人才，还要着眼于人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为实现这种理想，现代大学一方面设置各种学科广泛适应社会的需要，培养专门人才，并以教学科研的成果服务于社会，对社会作出贡献；另一方面，作为高等学术的中心，大学又有继续承担保存和增进社会中最宝贵的学术的责任。但是长期以来，教育工具性的一面得到广泛的张扬，教育片面追随市场的需求，进行专业性教育几乎就是高校单一的职能，根本忽视大学教育的本体价值和人文精神。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现代教育在增加它的长度(终身教育、继续教育)和广度(大教育、泛教育)，却在丧失它的深度(对人生的关怀、对人性的提升)。现代教育在教学内容上、教学方式上绝对崇尚理性，过分追求规程化、单一化、一律化的教育模式，忽略了人的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一非理性层面在人的精神世界中的地位及其在人的精神发育、成熟中的作用。教育重心的失衡，导致人性得不到健全的发展。 因此，为了保证学生健全人格的完善，学校必须在实行人文教育(通才教育、自由教育)的基础上进行分科教育，即梅贻琦所称的“通识为本，专识为末”。人文教育的主要价值正在于通过人文学科，主要是文史哲的学习，使学生“获得人文的教养”，包括“趣味和判断力的原则”、“明智、集中的观点”、“对以往历史应有的尊重”等等，而成为一个道德高尚、有人文气质和内涵的人。正因为人文教育在人性完善上的重要价值，一直有“中国通才教育重镇”之称的三四十年代的清华大学和后来的西南联合大学，从1935年起，就实行通才教育的培养模式。以培养通才为目标，而不以培养专家、行家为满足。清华大学和后来的西南联大规定大学一年级不分院系，学生修习包括自然、社会、人文三个方面的公共必修课，此外，还开设大量的选修课供学生选择。为引起全校上下对通识教育的重视，梅贻琦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如专门设立一年级课业指导委员会、规定必须由教授上基础课、规定基础课达不到标准，不能升入二年级等，确保基础课教学质量。 当年通才教育的理念不独清华大学之一家，事实上，作为二三十年代大学杰出成就之一的标志就是大学培养出了一大批具有现代人文精神，具备基础学术训练的又博又专、适应社会生活能力强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这在北京大学、在东南大学、在浙江大学等等，都是如此。这个由一个时代所造就的知识群体在以后很长的历史阶段中一直承担着推进中国现代化的中坚力量，这是大学实行通才教育的最大成就。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素质教育管理 论文关键词:工科大学人文素质重要性 论文摘要:本文就口前部分工科大学重专业教育轻人文素质教育问题，提出在工科大学生中进行人文素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同时就如何提l高工科大学生人文素质提出自己的观点和想法、 当今时代，是一个急速发展和急剧变革的时代，是科技转化越来越快的时代。这个时代要求人才必须具备广博、扎实的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具备一定的道德修养和政治素质，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方法论，有高度的民族自尊心和社会责任感、高尚的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具备动脑、动手解决问题的能力、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技术更新的周期越来越短，职业变换的频率越来越大，一职多能的人才越来越受到用人单位的青睐，社会对人才的素质的要求也逐渐由单一性向复合性，单向型向综合型人才转变、当今人才市场的竟争主要是人的综合素质的竟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企业的生存不仅取决于员工的知识层次，更取决于员工的事业心、责任感、认识态度等非智力因素、)一个优秀的毕业十不但要具备学术活动的能力，还必须具备基本人文素质和道德准则。 当前，在工科院校的一部分学生中，除专业知识外，基础文化素质较差。一篇应用文写下来，格式不正确，许多语句不通顺、错字连篇、文体不整、相关知识缺乏，对音乐、美术、戏剧、艺术、古典文学这此人类共同的精神遗产知之甚少，曾有人对某理工科院校某班调查有57%的学生没有看过四大古典文学名著。有的甚至对祖国的历史、发展史及优秀道德传统一知半解;少数学生缺乏理想与追求，学习无目的，相当一部分学生心理素质差，在各种挫折面前无能为力，马加爵事件是最好的例证;在生活中少数学生公众意识差，在课桌、墙壁上乱刻乱问，公众场所大吼大叫，上课迟到、早退、泰然不觉羞愧，甚至在课堂上打手机;在宿舍里唯我独尊，不能与舍友友好相处、)这此现象的存在说明正是由于缺乏丰富的人文底蕴，深厚的理论素养、高尚的人格追求和良好的道德品质。 那么造成工科大学生某此同学人文素质缺失的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要原因是一些中学片面追求升学率，忽视人文教育，这此中学要求学生全身心投入学习，只看学习成绩，不重视理想、信念教育，学生整天理在考卷中、试题里，从而造成一些学生对一些优秀的文化传统和精神遗产几乎没有接触，对政治思想道德方面的书籍更是不闻不问。 第二是家庭及社会环境的影响，特别是有的家长只注重孩子的学业，学习一好百好，而太不注重对孩子进行如何做人的教育，不允许孩子接触与考试无关的书籍，限制参与与单纯学业无关的活动、 自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较大改善，但随着西方新技术的引入，一些西方的不良习气侵入我国，相当一部分学生不能持正确态度，人生观和价值观或多或少发生扭曲。 第一是我们国家高等学校工科专业开设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数量少、学时少，运用达不到教育的目的。据有关资料显示，美国各大学开设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一般占总学分的13%-25%，如麻省理工学院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有:美国研究、人类学、考古学、创作学、西方传统、外语、历史、艺术史、语言史、文学、音乐、析学、政治科学、观赏艺术等十几个大类,100多门课程，学生必须从中选择8门课程，共72学分，占总学分的20%、我们国家高等学校工科专业人文教育环节薄弱，又没有其他方面的硬性措施加以弥补。 笔者认为，对于大学生既成的事实，再去追究中、小学的责任已无意义，但在中、小学中应引起重视，具体在大学中我们应该做到以下几点来改善、 第一、加大宜传力度，提高教师队伍全面素质，做好正面教育。 作为大学的各级机构人员，首先要身体力行，用自己的行为、语言做好宜传工作，通过宜传提高大学生对人文素质的认识。某综合大学曾推出“微笑服务”，我想我们工科大学也应该推行类似的“文明服务”，在我们的校园创建文明、和谐的环境，让每一位大学生感受大家庭的温暖。同时，在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体大力宜传文明行为，表扬好人好事，揭露批评不文明行为，在校园中形成“讲文明、懂礼貌、有道德”的新风尚。 第二、加强第一课堂人文选修课的学习。 近年来，世界各国都在加深拓宽学生知识面，有选择、有目的地开设系列人文课程，并将文理有机结合，加深文理的相互渗透。同时教师加强个人修养，使课程生动、形象、富于活力，而不要让学生感到枯燥乏味，产生逆反心理。让学生真正认识到，人文选修课是提高人文素质的重要途径，中国传统文化才是需要融入自身素质的最宝贵的东西。 第一、引导学生积极参加校园文化活动、 为了丰富校园文化生活，校团委、学生会及各院(系)会举办一定的文艺体育活动及讲座。然而由于课程压力及其他(诸如漠不关心的态度)原因，参加活动人数总不尽人意，更不用谈质量、为此，我们要积极引导同学们投身于校园文化活动，同时提高活动的有效性、)把同学从宿舍、网吧、影厅、剧院中拉出来，使学生在浓郁的文化氛围中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和内化作用，从而深刻影响学生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及行为规范。从而提高大学生的素质，塑造大学生完美的人格，陶冶大学生高尚的情操。 优秀的大学应该是全社会的思想库、人才库和人文主义教育基地、人文缺乏，我们面对的将是一个价值失范、理想萎缩、人格有缺陷的未来。如今大学校园里人文教育已经薄弱，我们每一个教育工作者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大学生不仅应具有较强的业务素质，还要有较深厚的人文素质，只有这样才能文理结合，成为适应社会的综合创新的复合人才。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课程特点改革管理 [摘要]人文学科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高等教育变革的重中之重，人文学科的变革又最终落实在其课程的变革中。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大学人文课程的变革，一方面表现为大学公修课由原来的通识课转变为纯粹的政治课，另一方面表现人文学科专业课的宽口径、厚基础培养模式走向了窄口径、专门化的培养模式。这一转变大大削弱了人文学科的整体实力和学术基础。 [关键词]人文课程；政治化；专门化 课程是高等教育制度的基础和核心，任何高等教育的变革最终要落实在课程的变革中。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文学科作为高等教育变革的重中之重，其课程的变革在公修课和专业课两个方面都有集中而鲜明的表现。本文试图对人文课程在这两个方面的变革过程作一详尽的考察和分析，以探求人文学科在这一时期的基本发展态势。 一、公修课改革：政治课取代通识课 华北地区政治课教学改革早于其它地区。1949年10月，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公布了《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其中对文学、哲学、历史、教育、经济、政治、法律7个文科系的公共必修政治课的科目与时间作了如下规定：“一是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包括社会发展简史）（第一学期学完，每周3小时）；二是新民主主义论（包括近代中国革命运动史）（第二学期学完，每周3小时）。三是政治经济学（第二学年起，每周3小时，一年学完）。”[1]（P128－129）华北地区各大学文科系在这一规定的指导下普遍开设了政治课。1949年9月至1950年1月开设了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课程，为了指导其教学工作，还专门成立了华北地区唯物论教学委员会，负责编写唯物论讲义大纲。在各大学也成立了包括教授、讲师、助教、学生代表及党团代表在内的唯物论教学委员会。1950年2月至7月开设新民主主义论，为此，成立了专门的华北地区新民主主义论教学总委员会。1950年7月召开了全国大学政治课教学讨论会，来自全国的大学政治课教师120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归纳了一年来政治课教学实践中存在的四点问题，明确了今后政治课教学的“三个重点”和“三项原则”。同时，会议还要求各大学成立政治课教学委员会或政治课教学研究指导组。 在全国大学政治课教学讨论会的推动下，1950～1951学年华东地区、中南地区、西南地区的政治课教学改革大踏步向前。其中政治课教学内容的改革进展很大。1951年7月和9月教育部分别发出了《对各大行政区分别召开暑期高等学校政治科目讨论会的指示》和《关于华北地区各高等学校1951年度上学期进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等科目教学工作中的指示》，其中重要的变化是，要求政治课应由专门教师担任，政治课应作为业务课之一，取消“政治课”这一名称，让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新民主主义论、政治经济学分别成为独立的学科。这是对政治课性质的新规定，即把政治课从公修课程上升为专门学科。可是，这一指示并没有付诸行动。1952年院系调整结束后，教育部立刻发出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课程的指示》，对全国高等学校政治课进行了统一的规定。 以上政治课的导入过程(见表1)，显示了如下趋势：一是政治课的内容逐步稳定下来，最终由新民主主义论、政治经济学、唯物论三门组成；二是每门课的教学时间逐步延长，从最初的每门课半年延长为一年；三是政治课教学从部分院系走向所有院系，从最初的文科系走向所有的系科；四是政治课教学由部分地区的部分高校走向全国所有高校；五是学校层次越高，政治课的科目越多，政治课总的教学时数越长；六是形成了完整的政治课教育教学组织机构，即“教育部——区市教学委员会——课程教学委员会——校教学研究组”这样一个组织严密的系统网络。这六个趋势的共同特点是政治课作为大学公修课的地位不断增强，重要性不断增加。从此，政治课作为大学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的大学扎下了根。 改革后的大学公修课与新中国成立前的公修课在教学内容上有很大不同，下面对1944年和1950年文法学院和理学院公修课的内容进行比较。 从表2、表3可以看出：一是从教学分量来看，1952年的公修课学分少于1944年，减少了近一半，其中理学院减少得最多。二是从教学内容来看，1944年的公修课以通识教育为特色，1950年公修课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1944年的公修课除了理科基础理论、社会科学基础理论外，以经典人文学科文史哲知识为主。如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有12个学分，哲学概论、逻辑学有7个学分，语文占6个学分。三门小计25个学分，占公修课总学分的一半。而1950年的公修课以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和新民主主义论为主，侧重于意识形态的灌输。其历史部分只有中国近代史，语文与写作显然有突出语文的应用性淡化其文学性之倾向，哲学在公修课中几乎丧失殆尽。总之，1944年的公修课是文理相通的大通识课程，而1950年的公共必修课是文理不通的专门政治课程。 二、1949～1952年：人文学科专业课的精简 1950年8月教育部了《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对当时高等学校课程状况的描述是：“相当大的部分不是新民主主义的，即还不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还不能符合新中国建设的需要。”对进一步改革高校课程的指示是：“废除政治上反动的课程，开设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的政治课程，藉以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实行有计划有步骤的改革，达到理论与实际的一致。一面克服‘为学术而学术’的空洞的教条主义的偏向，力求与国家建设的实际相结合，这是我们现有高等学校主要的努力方向；另一面防止忽视理论学习的狭隘实用主义或经验主义的偏向”[2](P395)。与此同时，教育部还了《高等学校课程草案——文法理工各系》。与新中国成立前的任何时期相比，这个时期的课程规定都是相当具体的，不仅规定了课程科目、开设时间、学分数，还规定了个别主要科目的具体教学内容。在这些规定指导下，各大学就校内各专业的课程设置进行了调整，主要是去除旧课程和反动课程，增加了新课程。在此，以重庆大学的改革情况(见表4)进行说明。多智网校诚招全国各地市独家线下商，共同开发网上教育市场。多智教育()！ 由上表可知：一是从院内各系课程变动来看，文学院中国语言系变动最大，法学院法律系变化最为明显，商学院银行保险系变化最为明显。二是从各院系之间比较来看，医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各系课程的变化很小，如工学院主要是各系名称的改变而非内容的改变。停办的课程几乎没有。三是从文学院课程科目变动来看，停办57种，新设84种，保留28种。保留的只占停办的一半，即只保留了原来课程的三分之一。新设课程84种与原有课程总数85相近。这表明，文学院课程精简和变更幅度是最大的。 三、1952以后：人文学科专业课设置的专门化 1952年院系调整后实行的课程教学改革是以专业设置为中心而开展的：专业是大学教学制度的核心，大学按专业招生，专门人才按专业培养。政府根据国家建设所需要的专门人才种类制定专业，大学设置专业必须经过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的批准。与这一指导思想相一致，各大学纷纷进行了专业课程的改革。 在各校进行专业设置调整的基础上，全国性的综合大学专业调整于1953年开始，标志是该年9月召开全国综合大学会议，提出了《关于综合大学1954年专业设置及发展规模问题的报告》，制定了综合大学专业调整的原则及具体方法：“专业的目标表示国家建设对这类人才要求的规格。凡目标过狭而教学计划中的课程不能成一完整体系的专业，拟暂不设立；目标过宽而教学计划中的课程虽已可分为几个体系，但为条件所限未能立即分设的专业，将来再分设几个专门性的专业。”[2](P407)根据这个报告，1953年综合大学里社会科学的专业设置现状与调整方案如下(见表5)： 从上表可知，在13所综合大学中，哲学学科减少最多，只有北京大学一个学校开设。历史学和中文在各个大学均有开办。社会科学的减少也相当严重，法律学只在东北人民大学一所学校开办，心理学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开办，但还没得到教育部的认可。 1954年11月高等教育部制定了《高等学校专业目录分类设置》（草案），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份全国统一的专业目录，它把高校课程设置的专业化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该《目录》共有专业257种，其中工科类专业147种，占一半以上。1956年5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章程草案》指示“高等学校根据高等教育部批准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进行教学工作”，对大学改革的成果进行了总结，将在改革基础上建立的新的大学制度以法规的形式规定了下来。1957年以后，各大学按照专业制定教学计划，根据教学计划开展教学活动的教学制度依然沿袭下去。 这一时期的课程改革，其过度专门化的课程设置在培养各种专门人才服务于新中国的建设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然而，这对于大学人文学科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其原因在于：它削弱了综合大学的实力；人文学科减少过多；学科发展所需要的无形的历史积淀在院校合并中流失了；强调高度的集中统一，学校主动权太少。马叙伦在1953年的一次关于综合大学的报告中谈到：“在某些地方调整时未能照顾到某些大学的原有的优点与系科特长及其本身的需要，或者移重就轻，使其多年积累起来的能代表该校特点的教学基础失掉应有的作用，或者把某些重要系科连根拨掉，使该校其他相关系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受到很大影响。”[1](P213)因此可以说，50年代初期的院系调整削弱了综合大学的系科设置，实际上削弱了综合大学的整体学术水平与科研实力，使我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之间的差距更大了。 人文管理论文:图书馆人文关怀管理 论文关键词：现代图书馆人文关怀管理理念 论文摘要：人文关怀理念的提出是现代图书馆的管理理念飞跃，现代图书馆通过实现对馆员的科学化管理、对读者自由与个性，价值与尊严的尊重、并以积极的公益性的活动向广泛的社会辐射面展现了管层面理上的人文关怀理念。它是提高图书馆管理水平的内在要求，也是图书馆事业长足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历史时代中，图书馆改进了它的服务理念，扮演了与时俱进的历史角色。 图书馆作为社会教育的重要机关，它“是一个信息知识资源所蕴涵的文化与现实社会的人群交流的平台,是人与文化和谐与统一的基点”。①在建设和谐社会中具有不可取代的历史作用，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我国现代图书馆建设，与时俱进事业取得了卓著的成效。尤其在管理理念上实现了飞跃。 一、图书馆的社会性与现代图书馆的管理理念飞跃 图书馆是以社会全民为对象，提供文献和信息的检索查阅服务的社会机构，其对社会来说其既有广泛传播文化的作用，又有增进全民的整体素质社会功能。其既是社会体系中的独立机关，也是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区教育必不可少的社会辅助机关。图书馆的社会性，也决定了其服务的广度是社会的全体人民，其服务的目标满足读者检索和查阅基本需求，同时让读者满意其服务。提高图书馆服务的质量，一方面取决于硬件设施的完备，另一方面取决于管理水平的高低。随着文明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现代图书馆硬件设施已不断的得到完善，实现了对现代信息技术广泛运用,走向图书馆事业的现代化，丰富了检索查阅的方式方法，逐步服务人们对文献和信息的的需求。但是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到图书馆运用先进技术是为达到图书馆服务的手段,是图书馆实现其社会职能的重要工具。而图书馆要与时俱进，实现现代化,最根本的是其内在的管理理念。管理水平高低取决于先进的否与的图书馆管理理念。近年来，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的得到提升，图书馆管理理念从过去“衙门式”服务忽略了读者的内心感受与要求，逐步发展到要求不断的改善服务的质量，并提出了“读者第一”的理念，却忽略了图书馆馆员内心感受与要求，而现代图书馆提出了“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的管理理念这标志着现代图书馆的管理实现了理念上的飞跃。“人文关怀就是以人为本,强调人的价值和尊严,重视对人的爱,提升人的境界,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②。人文关怀的理念用于图书馆的管理就是要求指尊重包括馆员、读者个性与需求，价值与尊严。为读者或是更广阔的社会辐射面提供文献信息保障并营造一种充满人性化环境。 二、图书馆管理中人文关怀的实践 图书馆服务的最高目标满足读者检索和查阅基本需求，同时让读者满意其服务。要实现这一目标也即要贯彻图书馆管理中的人文关怀理念。 首先，实现对图书馆馆员的人文关怀。图书馆馆员是图书馆实现其社会职能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是图书馆对外的外服务窗口也是图书馆外部形象之代表，实现对馆员的科学化管理是实现提高图书馆服务质量的根本所在。已往图书馆教条式的要求所有馆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强调有义务而权利所言，在工作之中也带有一定情绪，也忽略了自己与读者的平等关系。在图书馆管理理念中实现对馆员的人文关怀，其一，就是重视馆员的内在心理感受和要求，尊重馆员的价值与尊严，坚持馆员是提高管理水平的基础所在，做到“物尽其用，人尽其才。”鼓励馆员认识到并且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其二，“仓禀实而后知礼节”在对馆员的管理也要充分重视馆员合理的物质利益要求，而且做好图书馆内部的奖惩激励机制。图书馆学中最基本，最首要的就是“要求给馆员以良好的待遇”。 ③物质利益和劳动成正比，是可以促进馆员们保持应有的工作热情和事业心。做出贡献。其三，加强图书馆馆员职业道德修养。对图书馆员要不断进行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正确引导，提高职业道德修养。增强对社会的责任感。让馆员充分认识刀片图书馆工作价值和意义，树立职业理想，弘扬敬业、乐业精神。 其次，实现对读者的人文关怀。读者是图书馆服务对象，同时也是对图书馆服务和管理水平的客观评价主体。在图书馆管理理念中实现对读者的人文关怀，也即要求重视读者的内在心理感受和要求，尊重读者的自由与个性，价值与尊严。坚持服务中的“以人为本”理念实现对读者的人文关怀。一方面，现代图书馆实现外部环境的绿化美化，为读者营造了安静、舒适、雅致的人文环境。另一方面，现代图书馆实现了对读者个性化需求的考虑，结合了图书馆资源的多样性，提高了各式各样的个性化服务，包括了检索方式，资源的表现形式等等。更为重要的是现代图书馆与读者的互动关系，常以调查问卷的模式从读者处获得反馈意见，同时，增加了图书馆各处可见的“意见册”。这无一不体现了现代图书馆管理中的人文关怀理念。 最后，实现对图书馆社会辐射群体的人文关怀。图书馆作为社会必不可少的社会机关，除了直接读者服务对象，还有广泛的辐射面。现代图书馆对其辐射群体的人文关怀不仅包括了，举行各种公益性的讲座、图片展、优秀影视作品展等，还包括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弱势群体是指“在社会结构急剧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因社会环境和自身条件的限制,其经济收入、社会地位、权益保护、竞争能力以及发展机会等方面均处于弱势的人群共同体”。④现代图书馆所面对的弱势群体主要包括了生理上的“老、弱、病、残”群体，现代图书馆建设注重依据此类群体的需求来购置报刊书籍,或开办阅览专架,阅览专座等具有人文关怀的措施，方便了此类群体阅览需求。同时还建设相关残障通道、康复文献阅读室,提供各种康复知识和信息;为肢残人士和老年人配备轮椅;提供盲人阅读的盲文,在电脑上安装盲人发音软件系统,等等这些都向更广的社会展现了图书馆管理层面上的人文关怀理念，而这些措施和理念也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应，向图书馆所面向的社会辐射群体做了积极健康的社会教育宣传。 综上所述，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历史时代中，图书馆是文化信息资源的富集地，它扮演了现实中的个体与文化信息资源的交流平台，是社会与文化和谐发展的重要基地，同样也是社会和谐的文化精神支柱。实现图书馆事业的现代化是时代的需求，“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是现代图书馆的管理理念飞跃，提高图书馆管理水平的内在要求，也是图书馆事业长足发展的必然要求，图书馆改进了它的服务理念，扮演了与时俱进的历史角色。

初中语文朗读教学论文:试谈初中语文教学中朗读的运用 摘 要：如果说学历是没人认步入社会最好的一块敲门砖，那么利用学历以外的能力抢占竞争先机就显得越发重要。此时口才完全能够改变人的第一印象，即使你学富五车、满腹经纶，但是不懂得如何表达也是无济于事，也会被茫茫人海所掩盖。 关键词：朗读水平;社会竞争;表达能力 一、前言 朗读是初中语文课堂中至关重要的环节，语气平和的念、默读以及朗读都是可以的，但其中以朗读效果最佳，将课文大声的朗读出来能够拉近读者与文字之间的距离，让学生能够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这也是我们展开深入研究的最终目的。 二、朗读的真正意义 简单来说，朗读就是大声将书本上的文字念出来的过程。通过朗读使读者完全融入到文字世界当中，从而产生身临其境之感，进一步深入了解文字的内涵，经过多次反复的朗读学生能够发掘文章的重要段落、作者的观感和所要表达的含义。 三、在初中语文教学中朗读的作用及现存的几点问题 （一）朗读还能够有效的提高学生注意力，提高学生对文章的理解能力 朗读过程是一个注意力高度集中，大脑充分运作的过程，学生在朗读时不断要注意朗读的速度，还要时刻注意下一刻要读的文字，可以说朗读能够更好的调动学生思维活跃性和思考能力，学生会紧跟文章思路不断的思考、情绪随之起伏。这种精神高度集中、思维活跃的状态是最佳的学习状态，处于这种状况下的学生才能真正理解文章的真谛。 （二）大声朗读课文，能够有效培养学生语感，养成正确的文章阅读理解思维 语感是一个人的语言感受能力和文字敏锐感受，良好的语言感受能力能够提高学生对文章的理解，更加贴近作者作文当时的情感思维想法，语感对任何一种语言学习都很重要。在语文课堂上，教师经常会说“请同学们有感情的朗读课文”也就是希望学生能够更好的融入到文章中，深刻理解文章内容。通过不断的练习，反偷氖导感受，语感会逐渐在人们的潜意识下行成固定的思维逻辑模式。这样有利于学生日后的学习、写作和文章理解，为学生的生活工作奠定良好的思维基础。 （三）在语文课堂教学当中，学生真正的朗读时间十分有限 应试教育是我国教育的主要模式，其影响较大，在有限的课堂教学当中，教师唯恐不能将知识教授给学生，将课堂时间分分钟的掌握在手里，恨不能将时间掰开来用，一定要利用这宝贵的课堂时间提高学生的考试成绩，教师恨不能将自己浑身知识全部传授出去，这是应试教育长期遗留问题，也是我们急于改进的问题。当然，也有部分教师保留着课堂朗读的好习惯，但也是匆匆而了，让全体同学一同进行朗读，或是草草的让学生读过一遍了事，对朗读毫无要求，即使学生漫不经心、毫无感情、缺乏抑扬顿挫也不去纠正，教师对学生朗读不去做任何评价，然后就开始理所当然的文章讲解，这样的读称不上朗读，朗读的效果和目的也完全丧失，可以说是只见其形不见其用，造成初中生语文阅读滥竽充数惯性的错误做法，朗读也是初中语文教学的缺憾和短板。教师要让学生正确认识到朗读的好处和对日后长期发展的益处，相信会有很多学生会愿意自行学习掌握朗读这一项技能的。 四、如何从教师方面提高初中生语文朗读能力 （一）以自身为引导，教师要起到言传身教的作用 不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对激情澎湃的课堂都是有着极大的向往的，一个热情洋溢的课堂的吸引力是超出我们想象的。由教师在课堂上声情并茂将课文朗读一遍，将学生带入到更深的文章意境当中，去理解和感受作者的情感，好的朗读者能够引人入胜、感染周围人群。课堂将会在这样的气氛当中愉快、轻松的进行下去，学生会爱上语文这一门课程，不会将语文当成一项负担，注意力也会更加集中，学习成绩也会自然而然的提升上来。优秀的朗读方式会让学生产生由衷的仰慕，不由自主的去学习模仿，学生的朗读能力也会随之提升，教师的高大形象也会在学生心中竖立起来，这样更有利于教学活动的开展和教学目标的实现。 （二）创建良好的初中语文课堂，还学生一份多彩的天空 一名好的教师不是手把手教学生怎样学习，而是要让学生知道怎样去学习。在初中语文课堂中，教师可以将文章中所涉及的人物提出来，让学生自行选择角色，以某个角色的角度和心理去揣摩朗读课文，也可以让学生分段朗读，互相比较各自的朗读声音、语调、语气等差异，不断完善提高自身朗读能力。教师应采用分阶段朗读的方式开展语文教学，每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不同，但其发展空间都是一样的，优秀的语文教师会做到不放弃任何一名朗读能力弱的学生，给其以更加贴心的关怀，不断鼓励其大胆朗读，用普通话流利的朗读课文，从抑扬顿挫到声情并茂，一点点成长，每一名学生都是一个正在学步的孩子，都有着极大的成长空间，我们不能单抓好的，放弃有弱项的孩子，应该让他们能够在同样的关怀下长大，掌握朗读技巧、完成朗读学习。 五、结束语 受应试教育模式影响，教学方式较为单一，课堂气氛较为沉闷，但朗读会为语文课堂增添一点活力，同时也能够锻炼学生口才，使学生深入理解文章内容，增强学生自信心。 初中语文朗读教学论文:浅析初中语文教学朗读技巧 【摘 要】古人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可见书是要读的，朗读在语言教学中具有的重要的作用。读是语文教学 的一个重要环节，培养好学生的朗读训练和提高他们的朗读技巧，有利于发展他们的理解能力，促进表达能力的提高，还可以帮助学生深入理解课文内容，受到美的熏陶。 【关键词】古诗文朗读；朗读兴趣；指导朗读；体验快乐；综合素养 语文学习就是听、说、读、写，其中读是关键，是基础，是语文学习的主线。读的能力提高了，听、说、写的能力略加训练就会相应的提高。古人云：“读书百变，其义自见。”“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语文新课程标准》中也明确指出：语文阅读教学要重视诵读，让学生充分地诵读，在诵读中整体感知，在诵读中培养语感，在诵读中受到情感熏陶。 一、指导朗读，让学生善读 朗读，是把书面语言转化为发音规范的有声语言的再创作活动。朗读必须使用普通话，朗读是推广普通话的重要方式，是达到语言规范化的途径。学生要朗读某篇文字作品，作品里的每个字，每个词，每句话，都要首先解决声母、韵母、声调、轻重格式、儿化、音变等问题，真是字斟句酌，马虎不得。当然，以上提到的只是对朗读的一些最基本要求，这里主要探讨的是初中语文教学中出现的些许有争议的文字语音问题。 （一）古诗文中的特殊读音。在初中古诗文朗读中，一些汉字产生了特殊读音，这与该字通常的读音有差异，需引起注意。大体有以下几种情形： 1.古读。古读，即读字的古代读音。主要出现在一些姓氏、古人名、古地名、古代事物名称之中。如：单（Shàn）、仇（Qiú）、万俟（Mò qí）等；（2）破读。破读是指个别单音节词词性在特定语境中发生变化，读音声调也随之变化。如：沛公王汉中。“王”在这里是动词，意思是称王，为王。其读音为wàng。 （3）通假读。通假读指通假字应读其所通假的本字的读音。如范仲淹《岳阳楼记》中“属予作文以记之”，“属”通“嘱”，应读作zhǔ。 （二）依据初中阶段语文学习水平处理好特殊读音与通读的关系。在初中古诗文朗读中，只有尽量保留特殊读音，方可使朗读古朴典雅，古韵犹存。如诗句“远上寒山石径斜”中，“斜”字在小学阶段可读作xié，这并不影响对诗歌的理解；若读作xiá，则会使小学生含糊不清，将xié与xiá混同，不知该字的本音应怎样读。初为霓裳（cháng）后绿腰。cháng为“裳”的古读，古人穿着上衣下裳（cháng）。古代无shang的读音，shang为今音，且只有轻声，见于“衣裳”一词中。所以，在古诗文中出现“裳”一字，应一律读作cháng，待到重阳日，还（huán）来就菊花。huán为“还”的古音，hái为今音，主要来源于北京话，而huán音广泛存在于方言和戏曲等古典艺术形式中。“还”在古典诗文中读huán更具韵味，使诗文朗读更显庄重古朴，意蕴悠长。 二、体验快乐，让学生爱读 在教学中，教师要充分运用朗读这种阅读手段，让学生在反复的阅读中与文字接触，让书中的人物或景象逐步地再现在学生的脑海中，最后达到熟读成诵的目的。 （一）朗读形式应新颖多样。采用指名读、小组读、齐读、自由读等不同方式，又有组合读，男女生竞读比赛等形式。笔者在《醉翁亭记》一文的教学活动中，安排男生、女生分别朗读，风格完全不同。男生读来音节铿锵，女生读来清新秀丽。 （二）根据作品风格的不同，选择最适宜的朗读者引领朗读活动。如读的《沁园春・雪》，应选音色粗犷、性格豪爽甚至有些霸气的男生来读。读李清照的《声声慢》则选语音清新柔和、性格文静的女生来读，效果方好。 （三）角色朗读。让学生进入角色，如临其境，赋予表演式的朗诵，会促进学生个性化朗读的积极性，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如读杜甫的诗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若一味追求节奏的准确与声音的悦耳，过分注重形式而忽视了诗歌本身的内涵，则朗读就会苍白无力，索然无味。此时不妨发挥想象：将自己置身于江边一高处，面对滚滚长江，联想杜甫一生的坎坷凄楚，家国之痛，诗人衣衫褴褛，白发苍苍，满脸沧桑，手拄拐杖，悲不能自己，发出了沙哑苍劲、无限悲怆的呼号。此时过多的赏析已是毫无意义了，学生已充分体味到了诗歌的意蕴。 三、移情入境，让学生乐读 情境教学是能够大大提高教学效率的愉快教学。教师应该熟悉情境教学的教学方式，从实际出发，灵活地综合地运用多种方法，熟练而恰当地运用各种情境创设方法，激发学生的朗读兴趣，培养他们的学习能力，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在课堂朗读指导中，教师可以设计巧妙多样的方法，采用丰富多彩的手段，如展示挂图、播放情景音乐，投入的范读、动情精彩的解说等等，营造与文本相当的情境，让学生很快入情入境，激发朗读兴趣，让学生真正喜欢读、乐意读。学生感受语言，必须调动起自身的情感、想象、理解才能完成。 总之，教学实践使我深深体会到：朗读指导是一种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手段。重视朗读训练，不但有助于学生学习普通话，提高口头表达能力，而且有助于他们接受优秀作品的美好情感和高尚情操的陶冶，同时对提高他们的阅读理解能力和作文能力也很有帮助。需要正视的是，朗读训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应正视学生的差异，进行分层次、分阶段的练习，让学生在读中感知、领悟、体验、提高。 初中语文朗读教学论文:初中语文朗读教学问题浅析及解决对策 校园里书声琅琅是我们的自豪和骄傲，试问没有琅琅书声的阅读课，我们的语文课还会是真正意义上的语文课了吗？事实证明，当今的语文课鸦雀无声，安静异常。频繁的课件演示、资料交流、不适当的合作学习代替了学生读书，朗读成了新“鸡肋”，学生不愿意读课文的现象日趋严重。由此可见，朗读在语言教学中的严重缺失。因此，我们语文教师要重视朗读训练，使语文课堂不再“鸦雀无声”，而是“朗朗书声”，加强课文朗教学，让学生在读中感悟，在感悟中理解，在理解中获得提升。我们的语文课就会成为书声琅琅的课堂，我们的语文才会阅读越有味道。 一、语文教学中朗读现状 1. 朗读的目的单一化。不可否认，在农村初中语文课堂教学中，有相当部分的学校没有重视阅读课堂教学，从而失去了“阅读”的作用，即使有些老师的公开课上，也把朗读当作蜻蜓点水、附和点缀。因为朗读会占用时间，而学生的朗读水平不一，会占用更长的时间，所以大多采用默读的形式，而且多是为了朗读而朗读的形式目的，这就大大削弱了朗读教学效果。 2. 朗读的内容单一化。当前农村语文教学中的朗读的内容只有诗歌、文言文，而记叙文、小说、新闻等少有朗读，说明文、议论文几乎不朗读。因为教师普遍存在误区：往往只把文言文、诗歌等作为朗读和背诵的对象，因为这些内容短小且押韵，好读、好背，是考试的重要内容，所以要求“读”；相对记叙文、小说而言，其篇幅较长，读起来会占有很多时间，怕影响教学进度，因而忽视这部分的朗读，即使是朗读了也是囫囵吞枣，半生不熟；而对于内容枯燥的议论文、说明文更是拒之朗读之外。一学期下来，就会出现这些现象，学生不知道这一学期学了哪些课文，更不知道这些课文主要在讲些什么内容。 3. 朗读的形式单一化。很多语文课堂上的“朗读”形式单一，缺乏有针对性的朗读。如教师范读后，就要求全体学生齐读，齐读虽然能增强朗读的气氛，体现集体观念，但不利于教师了解个别学生的朗读水平，不利于对其进行纠正。因此，在朗读教学中要加强朗读的指导，采用多种形式的朗读方式。如齐读、听录音朗读、小组赛读、接龙朗读、点名朗读、角色朗读、领读、分段读、重点部分重点读等等。同时，朗读之后应及时进行小结评价，以鼓励学生朗读的信心和热情。这些都是激发学生朗读兴趣，培养朗读能力，提高朗读水平和朗读实效性的有效方法。 二、朗读教学的指导策略 1. 根据教学目标制定朗读训练。根据每一篇的教学目标，制定朗读训练的计划。例如，在语文教学中，大致有“整体感知课文内容；品析语言魅力；体会文章情感”等教学目标，朗读训练就针对这样教学目标而设计的，并且是为这一教学目标服务的，最终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 朗读基本要求。《语文课程标准》对朗读基本要求：“用普通话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即要做到发音正确、停顿恰当，不错不漏，然后再正确把握语速、语气、语调，熟练地、连贯地读，最终达到能运用优美动听的语音，既熟练又准确地表达文章的神韵特色及风格，从而突出文章的意境和情感。 3. 朗读的技巧与方法指导。首先，指导学生正确把握停顿方式。朗读时要关注文章的逗号、句号，既不能唱读，也不能一字一顿，更不能随意停顿，或一口气读完。正确的、合理的停顿，对于文章的表达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朗读训练中要注意使学生掌握标点符号的朗读技巧，要向学生讲明常用的标点符号的作用、停顿时间及可迸发的语感关系。 其次，指导学生读好重音部分。在朗读中，很多时候为突出作者的思想感情，表达文章的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需要把一些句子或词语读得重一些，即重音朗读。重音朗读分为语法重音和逻辑重音两种，其目的就是通过重音朗读，以引起听众和读者的注意，从而更好地理解文章的中心思想和作者的感情，达到教学目标的要求。 总之，朗读不仅是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学生学习语文的重要方法，因此在教学中要正确认识与分析朗读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指导学生朗读的策略，从而提高朗读教学的实效性。我们要重视朗读教学，把朗读贯穿于语文教学的各个环节、各个阶段，以落实《语文课程标准》的要求。 初中语文朗读教学论文:浅析初中语文课堂朗读教学的策略 [摘要]在初中语文教学中，课堂朗读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它能有效提高学生获取文章信息的能力，同时也能很好地培养学生的语感和语言能力。在新课标中也明确规定学生要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教师在语文课堂朗读教学中，要对学生进行基本技能的训练，让学生掌握朗读技巧，从而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文章。 [关键词]初中语文朗读教学课堂指导 朗读是一种重要的语文教学手段，在语文教学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一些优秀的诗歌、散文和文质兼美的文章更需要进行朗读。学生在朗读中可以更好地感受文章意蕴，同时理解文章内涵，便于更好地体悟文章情感。朗读不仅可以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文本，同时还能增强学生对我国民族语言的声音之美的感受，让学生对语文课程更有亲近感。 一、初中语文课堂中朗读的重要性 （一）有效培养学生的语感和理解能力 学生通过朗读课文能培养良好的语感，同时还能有效提高学生对课文的理解能力。朗读就是要充分发挥出声音的作用，同时用文字和语言等加以辅助的一种学习方法，通过朗读，可以加强语言的感知力，从而提高对语言的应用能力，同时朗读还能营造身临其境的感觉，从而加强对文章内容的记忆和理解。 （二）有效培养学生的审美意识和人文素养 能选入初中语文教材的课文大都是经典，学习这些文章，能让学生更好地理解人类的审美和创造精神，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可以将书本知识和实际生活相联系，从而陶冶情操。所以，教师在教学中要充分利用好朗读这一学习方法，引导学生培养审美意识和人文素养。 二、初中语文课堂中朗读的指导方法 （一）积极构建学生想读的课堂氛围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通过创设良好的课堂情景让学生产生学的兴趣，进而达到激发学生读的目的。学生发自心底地喜欢读、愿意读，并对朗读产生浓厚的兴趣，这才是朗读教学的目标所在。学生只有愿意读、想读，才能更好地入文、入情。教师可以在课余时间让学生多听一些优秀的朗读录音材料，比如夏青的《文学欣赏》等，同时采用欣赏等方式让学生对朗读产生兴趣。此外，在教学中教师还可以根据课文的不同情境创设不同的朗读氛围，通过观看视频或是其他方式让学生对课文进行感受，并通过竞读的方式让学生对朗读产生兴趣。比如在苏教版课文《济南的冬天》一文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在课堂导入的过程中，可以这样引导学生：“说到冬天，大家的感受首先会是北风、大雪，冬天在人的印象当中是寒冷的、白色的，但是在北方的济南，它的冬天却是和蔼可亲、笑容可掬的，这是为什么呢？今天我们一起追随老舍先生的足迹，到济南去感受一下冬天的温馨。”通过这样的课堂导入，学生会对课文产生很大的兴趣，跃跃欲试地想要读课文。 （二）教师的经典示范是朗读教学的有效手段 朗读需要依据教材来进行，教师应根据不同的课文制定不同的朗读指导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好的效果。同时，学生朗读水平的提高需要教师的领读和范读。教师在朗读前需要首先研读课文，在朗读中努力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以便学生能更快地进入角色。比如，在苏教版课文《孔乙己》一文的朗读中，有这样一段：“中秋过后，秋风是一天凉比一天……忽然听得一个声音：温一碗酒……”这时“温一碗酒”几个字表现出孔乙己气息微弱的凄凉境遇，在朗读的过程中一定要读出此时的悲凉气氛，这样才能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教师要对课文进行范读的目的是为了引起学生的朗读兴趣，同时教给学生朗读的方法，让学生学会朗读，领悟文章内涵，教师在朗读中一定要处理好音调和语速等。 （三）教师要采用科学的方法指导学生会读 教师一定要教给学生正确的朗读方法，激发学生的朗读热情，让学生能在情感上与作者产生共鸣，从而在朗读中受到启迪，领悟文章的内涵，同时享受学习的乐趣。教师在朗读中一定要让学生正确地用普通话朗读，字音和发音一定要清楚、正确，这是朗读的关键，然后对学生进行严格的训练，只有这样才能为以后的朗读奠定坚实的基础。关于语速，教师要指导学生在课前先研读课文，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文章的写作意图，从而确定好朗读的语速和语调。 在初中语文教学中，教师要加强对学生的朗读训练，教给学生有效的朗读方法，让学生能通过朗读更好地解读教材。语文教师在教学中要切实做到以生为本，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选择适合学生的指导策略，让每一个学生的朗读能力都能通过朗读训练得到提升。 初中语文朗读教学论文:初中语文朗读教学优化研究 摘 要：朗读，就是用清晰标准的语音有感情地读出文章，是一项由多种感官参与的活动。朗读是学生与文本进行交流沟通的有效方式，只有在朗读的过程中，学生才能把握文本含义，欣赏文本的语言美，欣赏到文本内容的精妙，朗读对学生有效学习语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朗读教学；方法；措施 朗读是初中语文教学中最基础也是最根本的教学方法之一，是听、说、读、写教学的重要参与部分。初中语文教学的知识点大多数是承上启下的，在小学语文和高中语文知识之间起到了重要的衔接作用。朗读教学可以培养初中生的语感，加深学生对知识的记忆，同时还能够让学生在朗读中更深地体会知识内涵，与此同时，能够有效地提升学生的普通话水平以及语音语调的改正。 一、初中语文朗读教学现状分析 1.师生对朗读教学不够重视 在传统语文教学中，很多教师和学生都不是很重视朗读教学。课堂基本是按统一模式开展的，教师引导学生做简单的阅读后，就开始根据教参内容对课文进行分析讲解。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真正朗读文章的时间很少，与文本进行直接对话的时间很少。同时，学生也认为在语文考试中是不考朗读的，因此，即使教师要求学生朗读文章，学生也只是随意地看看，没有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朗读品味，没有通过朗读感受文章的语言美与内容美，没有通过朗读把握文章的精华。这是目前初中语文教学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影响了语文教学的有效发展。 2.语言课堂缺乏朗读的氛围 在初中语文教学中，很多朗读环节都是被硬性规定的，教师基本上都是在学生初接触文章的时候，让学生朗读一次，在文章讲解结束的时候，让学生朗读一次，这样，学生对朗读的价值认识得不够深刻。语文是很注重品味的，无论是文章的语言、内容还是文章的精妙的结构安排，都需要在品味中才能感受其价值，而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学生有感情地朗读。但现在的语文课堂上，缺乏这种朗读的氛围，学生不会根据需要自行进行朗读，也不会通过朗读入境、入情，不会通过朗读手段读懂课文，了解作者情感，不会通过自觉的朗读了解文章的结构，这是朗读教学的失败，也是语文课堂朗读氛围缺失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因此，在初中语文教学中，教师要为学生创造朗读氛围，使学生进行有效朗读，这是提高语文教学效果的重要举措。 二、优化初中语文朗读教学策略的措施 1.优化课前朗读教学 第一，要说标准的普通话。标准的普通话是语文教师必须具备的，教师平时要加强朗读能力的训练，如按照普通话测试范文联系普通话发音，每天用普通话读一篇文章，和同组的语文教师交流，培养良好的说普通话的习惯，为有感情地朗读奠定基础，这样才能在声情并茂的朗读中再现作者的思想感情，激发学生与文章的情感共鸣，加深学生对文章思想内容和情感的理解。第二，训练朗读技能。扎实的朗读技能是开展朗读教学的基础。教师要有意识地引导学生掌握朗读停顿、语速、重音和语调，使学生学会把握语法停顿、逻辑停顿和心理停顿；学会根据文章中人物的性格、心情，环境氛围等来确定朗读的语速；学会依据文章的主题思想、句式结构、词语特征和人物情感来确定字、词、句的重音；学会依据人物的特征和思想情感来把握语调。第三，把握作品的背景和思想。教师还要指导学生把握文章的思想情感和内在含义，在朗读中融入自己的思想情感，让朗读具有艺术感染力。 2.给学生安排合理有规律的朗读内容 作为初中语文老师，一定要善于观察和分析学生在朗读课中存在的问题。很多时候学生的朗读效率提高不上去，不仅与学生有关，跟老师的统筹安排和规划也有一定的关系。作为初中语文老师，可以把学生分为两类，一类是自己懂得安排规划朗读内容的，善于分析自身，知道自己薄弱地方的学生，还有一类就是没有朗读学习计划的学生。根据整体学生的以上状况，老师安排具有伸缩性的朗读内容。比如说，一节早读课20分钟，学生普遍可以背诵两篇文章，那么老师就要布置两项朗读计划，第一项朗读任务是两篇文章，第二项是一篇古诗词背诵。完成第一项即完成早读的朗读任务。对于那些效率高、理解快的学生，可以将两项都完成，这样学生在完成之后就会有一定的成就感。对于那些效率不是太高的学生，则可以要求他们完成基础的第一项就可以了。这样学生也不会有太大的挫败感。因此，合理的朗读内容不仅能有利于学生提高朗读效率，还有利于学生提高自信，在朗读中找到学习的热情和动力。 3.教师坚持范读指导，提高学生的领悟力 教师的范读对于朗读教学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好的范读，可以培养学生的朗读兴趣，可以提高学生的领悟力，可以引起学生的情感共鸣，可以形成良好的班级朗读风气。比如学习《，你在哪里》时，教师可以范读全诗，有感情地朗读，传达出全国人民对总理的深沉思念和无限的热爱之情，这样的情感渲染深深地感染了学生。在这样的情感前提下，教师引导学生对课文进行反复朗读，反复品味，学生就能深刻体会文章的思想感情，为提高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保证学生具备充足的朗读时间 充足的朗读时间是提高朗读教学水平的重要前提。很多时候教师容易忽略这一点，时间并不充分，学生就像叶圣陶先生所批评的那样“随口念一遍”，草草过场，根本没有反复朗读、深刻品味，这样的朗读教学怎么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呢？所以，教师在语文课上一定要给朗读留下充分的时间，要求学生正确地、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读完后，要互相评价，看看自己哪里还需要改进，要让学生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通过每次朗读训练都能得到一些进步。 初中朗读教学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但是当前许多语文教师对朗读教学的认识不足，朗读教学的能力相对欠缺。为了优化朗读教学，提高朗读教学的效果，初中语文教师应加强对朗读教学的价值理念的认识，加强对朗读技能的学习和训练，提升自身的朗读教学水平，掌握朗读教学的技巧，从而提高朗读教学的效果。 初中语文朗读教学论文:浅谈朗读在初中语文教学中的重要性 “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些都是至理名言，是古人宝贵的治学经验之谈。初中语文教材中的课文绝大多数脍炙人口、文质兼美，从先秦诗歌、唐诗、宋词到元曲，从朱自清的散文到鲁迅的小说等。这些课文里体现出来的意境美、语言美，只靠老师的讲解、分析是远远不够的。然而，近年来，朗读在教学中没有得到充分重视，语文教学出现理科化倾向，语文教师要把“朗读”这把剑舞得漂亮，就不得不对“朗读”这个众人关注的语文改革焦点做一番深入思考。 一、有感情地朗读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增强学生的求知欲 语文教学中我特别注重朗读教学。讲析课文之前，认真向学生有感情地范读几遍课文，然后让学生仿照朗读课文，这已成为习惯，通过有感情地朗读，枯燥无味的文字变成秀美的山水、迷人的画卷，变成优美动听的欢歌，变成有血有肉、有情有感的人，真有“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的意境。有感情地朗读把学生带进五彩缤纷的世界，使学生提高语文积极性，学习兴趣盎然；有感情地朗读能增强学生的求知欲。“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没有学习兴趣，目标无从谈起，朗读却能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没有朗读的课堂，经常是“满堂灌”、“满堂问”，课堂气氛的沉闷可想而知。朗读有如一味“兴奋剂”，撞击学生的耳膜，震撼学生的心灵，激起学生学习语文的热情。朗读的抑扬顿挫有如旋律和谐的音乐，给人以美的享受。试想一下，曲高和寡的音乐尚且被众人所喜爱，雅俗共赏的朗读又怎能不受学生欢迎呢？曾经有一段时间，为了训练学生的阅读能力，经常读一些文章给他们听，每个学生都安静地听，哪怕是最调皮的学生，尽管只读一遍，也能快而准地说出各题答案。由此可见，朗读是学生欢迎的一种教学方式，朗读可以增强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 二、有感情地朗读是培养学生语感的主要途径 朗读是一种作声阅读，是经过大脑指挥口、耳、眼将翰墨转化为有声语言，变更口、耳、眼、脑等器官一起加入的庞大的头脑活动历程。 从朗读这一原理来看，朗读不光使学生加深对文章内容的明确，更好地感知文章的美学因素，而且可以作为培育学生的重要途径。学生的头脑本事强了，概括本事、表达本事、构造语言的本事就自然而然地强了。这些本事作用于语言上，学生一定会说得趋于简明、流通、连贯、得体、有条理，同时如果学生经常性地朗读，效果一定是熟能生巧。表现在语言上，学生渐渐达到发音清楚、音量适中、熏染力强的效果。一般来说，朗读本事强的学生，口头表达本事通常比较强。验证了朗读能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朗读是培育语感的好要领，应有效地增强训练。放声朗读文章可以增强语音、语义和语法的能力。如果对精致的文章重复朗读，会增强对语言范例的敏感和鉴别能力。反之，听到不准确的读音或词不达意、生硬欠亨的句子，就会从情绪上感到不适，并加以倾轧。 三、有感情地朗读是学生理解课文内容的基础 对于一篇文章，特别是文学作品，要理解它的思想内容，首先就是朗读。通过有感情地朗读，文章在人的头脑中产生印象，产生立体感。语文教学中要想使学生理解课文内容，收到良好的效果，就要注重朗读教学。特别中学段语文教学，要求教师有感情地朗读，学生有感情地朗读，从而反复朗读，体会思想感情。古人云：“书读百遍，其义自见。”意思是：对于一篇文章，有感情地朗读，遍数多了，文章的意思就在朗读中清楚明白了。这里所说的朗读，不是指动脑筋的走马观花似的朗读，而是指眼、口、脑共同作用于文章的有感情地朗读。 四、朗读启真，潜移默化，提高学生领悟能力 引导学生对形象教材的整体把握和领悟，培养学生审美的感知、理解、抽象能力，从而开发学生的智力，这就是通常所讲的“以美启真”。在教学中，笔者带领学生对课文的重点部分、精彩片段进行反复吟诵，这样的反复不是简单重复，而是在高声朗诵、低声吟咏中，通过声音把语言文字方面的特点、技巧表现出来，引导学生入境入情，逐步领悟教材真谛。如在教《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一课的过程中，为了引导学生体会主人公对生命的热爱，相信幸福的生活一定会来临，要求学生边读边体会，时而语速缓慢、语气低沉，时而语气加快，语气越来越坚定，读出主人公对生命的渴望与热爱。学生在朗读中悟出语速、语气的变化，再反复朗读，声音伴随着表情，显得声情并茂。在学生情绪高潮阶段，及时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时你想到了什么？你心里有什么感受？你喜欢文中的人物吗？为什么？这时候，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在情感激发中迸发而出。在回答问题的过程中锻炼学生的鉴美能力，丰富学生的情感，智力同时得到发展。这时教师已没有必要再花时间解释词语、分析句子，甚至讨论文章中心思想了。 五、朗读欣赏，组织交流，体现学生的主体意识 在学生理解课文内容、受到真情感染的基础上，教师要掌握“火候”，善于组织“高潮”。在朗读欣赏阶段可以组织交流。例如：笔者教《背影》一课时要求学生说出自己认为文章好的地方？为什么说它好？学生说“父亲为我买橘子”这部分写得好。因为“蹒跚”、“攀”、“缩”这些词用得贴切，突出了父亲的爱。这时，我说“我认为这里可以这样读……你们呢”，我们来比一比，看谁读出了“父爱”。于是，学生争先恐后地读。通过朗读欣赏，组织学生交流，学生情绪高涨，进入理想境界，充分调动主动性，体现主体意识，极大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好的朗读本身就是课文极好的解释，在琅琅的读书声中，课文优美的意境、象征性的意境都能得以充分、酣畅地体现。因此，在语文教学中能否较好地把握朗读各个环节，对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将起到“以车代步”的作用。最后，有感情地朗读能够起到突出作品中心思想的作用。我国著名中学特级教师陈老师在讲读《土地的誓言》一文时范读全文，感情真挚，语调抑扬顿挫，富有表情，节奏快慢有至，充分表达了作者对家乡土地的热爱之情。 总之，朗读的作用不可忽视。朗读是培养学生精读能力的有效方法，特别是含义较深的语句、段落，可以在反复朗读之中让学生体会和品味。朗读是培养说话的基础。朗读得正确、流利，说话一般比较流利；能读出感情，读出韵味，说话一般比较有感染力。朗读有助于语言积累，在反复朗读吟诵之中，词、语、句、段、篇能顺利进入学生的语言仓库。朗读技巧讲究节奏、停顿，吐字、发音，语流、语态，对培养学生高雅的气质能起到一定的作用。朗读有助于交谈、发言、复述、演讲、论辩、主持、协商等多方面语文能力的形成和优化。朗读不只是活跃课堂和调动学生学习热情，也不只是课堂教学中的穿插，更重要的是它让学生充分地占有学习时间，让学生得到充分的语言和技能训练。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朗读在语文教学中的重要性，从而教学时充分发挥朗读的作用，使之成为语文教学的重要手段。 初中语文朗读教学论文:新课标下的初中语文朗读教学 听、说、读、写能力是对初中语文教学中学生能力的基本培养要求。而朗读，作为语文教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是一种通过语音将文本的内容、思想情感等艺术地表达出来的阅读方式。朗读教学通过读、说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语感、提高学生的思想境界，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与语文素养，并为更深入的语文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由此可见，初中朗读教学在语文教学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与作用。然而，当前的初中语文朗读课程中存在着许多问题，制约着学生语文能力的培养。 一、师生在思想上明确朗读的重要性 初一是初中的起始阶段，是小学与初中的过渡阶段，学生在小学受过一定的朗读训练，但并不明白朗读的意义。因而在新生入学后有必要让学生明白朗读是什么以及朗读对语文学习有什么作用。诵读，《辞源》解释为“念，熟读”，应是从会念文章到熟读文章再到领悟文章内涵的过程。是经过大脑指挥口、耳、眼将文字转化为有声语言，调动口、耳、眼、脑等器官一起参与的复杂的思维活动过程。与默读相比，朗读虽然速度较慢，但更能加强对口、耳的锻炼，从而培养语感。在朗读过程中，课文语言的逻辑性会影响学生，使他们学会有条理地表达思想，课文语言的声调、语气以及词汇表达的丰富性也会影响学生，使他们说话生动而有表情，从而形成和发展表达能力。作为教师，应该重视培养学生的长远发展能力，而不能目光短浅，只注重眼前的成绩。更应该让学生明白，朗读对语文学习和提高自身语文素养的重要作用，学生才能在以后的朗读教学中不至于受考试机制的影响而失去朗读兴趣。 二、注重激发学生兴趣，让学生乐于朗读积累 朗读既是一个人能力的体现，也是一种美的创造，通过朗读可以激发美感，让人领悟和体验美感。好的朗读，能愉悦人的心情，陶冶人的情操，还能让朗读者有一种成功的满足感。要达到这种境界，首先对朗读要产生兴趣。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教师通过课内朗读教学，激发学生对朗读的兴趣，让学生乐于参与，无疑是培养学生朗读能力的当务之急。课堂上，教师可以通过声情并茂的示范朗读感染学生，也可以通过配乐朗读或播放朗读录音熏陶学生；可以根据课文内容指导学生分角色朗读以体验情感，也可以鼓励有朗读专长的学生进行有个性理解的朗读带动其他同学的主动参与。只有激发了学生的朗读兴趣，朗读教学才能初见成效。兴越是逐渐养成的，在激发兴趣的过程中还要重视学生的文化知识积累。一定的文化知识的积淀是学生朗读的基础，因此，要引导学生从少到多地朗读古代诗词、浅易文言文、经典名篇和短小精悍的时文美文，并从课内延伸到课外，注重文化积淀，提高文化品位，唯有如此，学生的朗读能力才能不断提高。例：陶渊明的小诗《饮酒》第五首，记结庐之事，写田园之事，抒隐居之情。以纯朴自然的艺术风格，表现了诗人闲适的生活和对自然的喜爱，其“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展示出作者热爱自然的情感和旷达的心胸，最有妙处，老师可由对这首小诗的学习，延伸到《饮酒》的其他小诗及相关内容的诗文的阅读，学生会在阅读中渐渐培养朗读的兴趣。学生有了朗读兴趣，便会乐于朗读积累，便会“孜孜以求之”，从而逐渐达到熟能生巧的境界。 三、明确朗读目标，提高教学效果 在初中语文教学过程中，朗读并不是毫无目的的读，前提是为学生提出具体的朗读要求和目标，针对不同体裁的语文课文，教师应制定不同的朗读目标，增强学生在朗读过程中的目的性，有针对性地进行朗读，以此提升朗读教学效果。初中语文教材中选取有不少适合朗读训练的美文，教师应明确朗读目标，比如，在学习《春》时，教师应让学生采用温润淡雅的语调去朗读课文，在朗读的过程中充分感受到春天的美；在进行古诗《秋词》教学时，教师则需要指导学生朗读出诗中的韵味，感受诗人心中不同的秋天。同时，学生在初读课文之前，初中语文教师应要求他们读顺课文，读准字音，也可以设计部分问题，让学生在朗读中思考，而美声朗读则要求学生不仅需要注重语调和字音，还应让他们在朗读中表现情感，对朗读速度准确把握。 四、加强朗读训练，让学生培养语感 在教学中，可开展多种形式的朗读训练：课内朗读教学中的形式变化和角色变换尝试让学生时时都有一种新鲜感、亲切感和融入感；示范朗读、领读、合读、跟读？？丰富多彩的训练方式，让学生在轻松愉快和活泼有序的语言活动中获得语言感受的快感；组织学生收听电视散文朗诵、广播中的诗朗诵，并要求他们进行模仿训练，也能收到良好的效果。例如高尔基的散文诗《海燕》的语句不分行，但它精炼、形象、优美，有一定的跳跃性，节奏感强，例如“海燕叫喊着，飞翔着，像黑色的闪电，箭一般地穿过乌云，翅膀掠起波浪的飞沫”，短短一句，以“叫喊”写声，以“黑色的闪电”写形，以“飞翔”“穿过乌云”“掠起波浪的飞沫”写一连串的快速敏捷的行动；有比喻，有夸张，形象鲜明；较多的句中停顿增强了语言的节奏感，琅琅上口。全诗语言充满激情，使人振奋，如结尾“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既是期盼、呼唤革命的风暴，又是对人民的战斗召唤。比喻、夸张、拟人、排比、反复等修辞手法的运用，使语言优美而有气势，增强了表达效果。老师可采取领读、范读、听录音读、个别读、小组读等手法，让学生在反复的朗读中感受文章的语言美。 五、加强朗读技巧的指导与评价指导 在朗读过程中，朗读技巧的指导是不能忽略的，而理解则是朗读技巧的第一步。教师可以先让学生进行初读，通过初读对课文有初步的认知并发现材料中难以理解的部分。在此基础上，教师再进行课文讲解，使学生对课文的内容有更深入的理解。在理解的前提下的再朗读则加强了学生与文章的交流，使学生有了更深层次的情感体悟。在朗读时，教师还应对朗读的语速的快慢、语调的高低与停顿都有所指导。当然，教师声情并茂的朗读示范也是不可或缺的，通过示范朗读不仅可以感染学生、唤起学生的朗读欲望。同时，朗读评价也是非常必要的。在学生朗读后，适当的评价有助于激励学生朗读。评价应当以鼓励为主，渗入适当的指导。评价还可以发展其多样性，如老师评价、学生自评与学生间互评等方式。 在初中语文朗读教学中，针对具体的教学缺失，教师需要着重分析和解决，充分认识到朗读教学的作用和价值，所以，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初中语文教师应保证学生有充足的朗读时间，明确朗读目标，掌握朗读技巧，提升他们的朗读水平。 初中语文朗读教学论文:刍议初中语文教学中的朗读训练 古人云：“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语文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教学是学生、教 师、文本之间对话的过程。”在阅读教学中，恰如其分地朗读，可以帮助学生理解课文内容、积累语言、发展思维、陶冶情操。 一、俾善于读，让学生在朗读中感悟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 初中阶段的每一篇课文都是充满真情雅趣、情感充沛真挚的好文章，“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是这些课文须要达成的重要的教学目标，也是学生亲近文本、感受文本情感、获得语感体验的重要手段。在读正确、读流利的基础上真正落实“有感情朗读”，是我们每一位语文教育工作者应该潜心探究的领域。教学《望庐山瀑布》，在初读这首诗时指导学生高声朗读，力求读得清晰，准确，有节奏。再读这首诗时，我以生动的语言引导学生先理解诗的意境，再以抑扬顿挫的语调、豪放的气势，让学生读出庐山瀑布那种一泻千里、气势磅礴的境界。最后齐诵这首诗时，已是诗情涌动，句句铿锵。 2. 以读促思、以读促悟 语文教师要引导学生在读中受到情感的熏陶，要以读促思、以读促悟，这是提高初中生阅读能力的最佳途径。学生良好的语感能力是通过大量的语言实践活动获得的。例如《最后一课》的结尾部分：“祈祷的钟声也……写下了两个大字：‘法兰西万岁！’”在朗读时，要把韩麦尔先生痛苦、哽咽、激动、惜别等复杂的感情表达出来。怎样才能让学生真正领悟到韩麦尔先生复杂的情感呢？我想除了读还是读，多读、熟读是提高阅读能力的最佳途径。 3. 倡导自由品读 语言品味的过程就是形成语感的过程。在朗读时不带任何问题，让学生全身心投入品读，从而充分享受读书乐趣，学生对文章意韵的理解、内涵的品味，都是通过阅读感悟出来的，学生真正成为了这堂课的主人。 二、走进文本，让学生在朗读中深入 1.给学生充足的读书时间 “文贵自得”，“自得”才能提高阅读能力。要取得最佳的朗读效果，必须给学生充分的读书时间。不让学生多读，就不可能达到正确、流利的朗读效果，也不能深入文本。首先在预习课文时，要鼓励学生多读，既要认识生字新词，又要把课文读正确，读流利，还能在印象深的或不理解的地方做上记号；课堂教学时要指导学生精读品读课文，在老师的讲解点拨下，能抓住重点词句，突破难点，了解写作方法；然后进行有感情地朗读，体会文章的写作特点和思想感情。 2. 给学生充裕的思考空间 “学起于思”，学生的思维在不断的发展，学生在深思的空间下，可以探究出许多问题，探索出我们意想不到的发现。我们要信任学生，尊重学生，鼓励学生自主探求，给学生充足的空间去想，去思。如在学习《天净沙・秋思》这首词时，教师只有指导学生有感情地反复朗读，才能让学生真切地感知萧瑟的秋景、孤独的农家、阴冷的西风，从而体会词人悲怆的心境。 3. 给学生充分的质疑契机 法国著名儿童心理学家卢梭说：“儿童有他特有的看法，想法和感情。如果用我们的看法，想法和感情去代替他们的看法，想法和感情，那简直是愚蠢的。”教师应扣住课文重点、难点设疑，以读促读，在读中“启发释疑”。同时，也鼓励学生在读中有所发现，产生新疑，使他们始终保持“愤”、“悱”状态。 三、以读导学，让学生在朗读中发展 1.朗读内容要有的放矢 每一篇课文总有它的精湛之处。教师要根据教学重点，选择部分段落或语句，让学生反复诵读，实现情有所感，理有所谓。通过各种形式的朗读方法，让学生在读中理解，在理解中读，让学生在读中感悟、认知、培养能力，使其逐步达到“听懂、读通、能说、会写”的要求。 2. 朗读评价要恰如其分 在课堂教学中，朗读评价至关重要。教师充满智慧的评价，能够提高学生朗读的积极性，促进学生的朗读水平进一步提高。但评价一定要注重内涵，一味地“你真棒！”、“太好了！”只会让学生觉得无味。在朗读指导中，教师要结合文本内容，对学生的朗读作出有针对性的评价，要适时引导、点悟，指导学生读出意，读出味，读出情，才能使学生在反复诵读中加深对文章的理解，培养学生对语言的敏锐感受力。 3. 朗读迁移要举一反三 进行迁移性朗读，不仅可以丰富学生的读书生活，使学生对文本的理解更加清楚透彻，而且可以提高学生的语文修养，陶冶情感，从而成长为一个具有高素质的人。课文给我们提供了很多迁移的语言材料。根据教材的特点，以及各年级大纲的要求，可以进行适当的迁移。 《初中语文课程标准》中指出：“阅读教学的重点是培养学生具有感受、理解、欣赏和评价的能力。”而这些能力的前提是朗读，在将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的同时，便意味着教师的引导必须巧妙化，让学生在教师巧妙化的指导中读出兴趣，读出情感，读出真知。 作者单位：江苏省江阴市长寿中学（214424） 初中语文朗读教学论文:初中语文朗读教学之我见 【摘 要】朗读教学是初中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的朗读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语文综合能力。如何提升初中语文朗读教学质量，提高学生朗读能力已成为了广大初中语文教师的共识。基于此，笔者将结合自身教学经验，谈谈初中语文朗读教学的几点体会。 【关键词】初中语文；朗读教学；审时度势 朗读指的是将书面语言用发音规范的有声语言表达出来的过程，是一个由文字到语义、语音，由表层意识到潜在情感的感知过程。在语文教学过程中，讲解一篇课文，尤其是语言优美、情感丰富、朗朗上口的文章，只有让给学生大胆地去朗读，去品味，才能让学生更好地感悟到文中的奥妙之处，因此，在初中语文教学中，朗读教学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然而，受到应试教育的影响，当前大部分语文教师都不太重视学生的朗读，更多的将教学重点放在文章构架以及语句分析之上，这无疑不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朗读不但是一种语言能力，更是学生学习语言的重要途径，是学生一种综合、高效的学习方式，因此，初中语文教师应当对朗读教学予以充分重视。笔者认为，初中语文朗读教学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合理选择朗读材料 朗读并不意味着滥读或乱读，在初中语文教材中，并不是所有的文章都适合用来进行朗读，只有选择适合的朗读材料才能收获良好的朗读效果。例如，部分文章适合速读、部分文章合适圈点并进行精读，所以，在进行朗读教学时，教师应全面掌握教材内容，并精心选出适合的朗读材料。例如《金黄的大斗笠》一文适合精读；《羚羊木雕》适合速读；《诗词五首》适合适当使用重音来朗读；《背影》适合带着感情去朗读；《这不是一颗流星》适合分角色进行朗读。 二、讲授朗读方法和技巧 首先，应教会学生如何确定重音。在朗读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有意识地让学生掌握一些基本朗读知识，例如课文中的修饰词、谓语动词、对比词等，让学生可以在朗读过程中快速找准重音，以增强朗读表达效果。并且选用重音轻读的方式更能够将文章中的悲伤或欢快之感表达出来。其次，应教会学生如何掌握语速。一般情况下，激情高亢、欢快激动的文章的语速应适当加快；悲伤低沉或是抒情的文章语速应适当放缓，所以，非常有必要教会学生语速的掌握方法，并让学生在不断的朗读训练中正确掌握语速，并做到收放自如。再次，应教会学生如何掌握语调。语调是语气、语音以及语速的综合体现，正确把握语调可以将文中的感情基调很好地表现出来。所以，教师在朗读教学过程当中应教会学生把握语调，例如在朗读欢快、激情澎湃的文章时应采用慷慨激昂的语调；在朗读悲凉、寂寥的文章时应采用深沉、舒缓的语调。 三、注重朗读训练 在朗读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注重朗读训练，训练应从易到难，由简入繁，从普通训练到实用训练，层层推进，切不可一蹴而就。朗读训练可以从以下几点着手：用普通话正确朗读――咬字清晰――发音响亮――适时停顿――语气连贯 ――言辞达意――心领神会。朗读训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同时也是学生不断接受知识、补充、整合以及构建的过程。因此朗读训练应当进行反复练习、对比与观察。朗读训练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进行：①范读。优秀的范读可以为学生提供一个朗读的榜样。例如，在学习《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时，教师可利用不同的语调、语气以及语速来进行范读。如：在朗读百草园部分内容时，教师应采用活泼、欢快的语调进行朗读，并可适当增加下语速，让学生感受到作者的愉悦、自由、无拘无束的童年生活；在朗读三味书屋部分内容时，教师应采用略微低沉的语调以及缓慢的语速来进行，让学生感受到作者在书屋中那段乏味、无聊的时光等等。通过科学的朗读处理，可以让学生深刻的了解课文的主体。并让学生现学现仿，反复练习，从而引起学生情感上的共鸣。②表演。在进行朗读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让学生以表演的方式，并对文中的情节进行揣摩，并进行角色扮演，将文中情节生动地展现出来，可以让朗读教学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如在学习《白兔和月亮》一文时，教师可以让班中的一位女同学来将小白兔得到月亮前后的变化表演出来。表演完毕后，将学生带回到课本中，让学生再次朗读课文，让学生都明白只要用平常心来对待生活，生活才会更幸福。在此过程中，学生不但能够从生动有趣的表演中感悟到文章中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同时也增强了学生的朗读语感。③配乐。在多媒体技术高度普及的今天，教师可以利用各类多媒体教学设备来进行朗读教学。例如，通过演示图片、配乐等方式，创设特定的朗读情境。例如，在学习《沁园春雪》一文时，教师可以在课前制作教学课件，将宏伟壮观的长城、银装素裹的雪景以及令人尊敬的英雄通过课件展示出来，在配上优美的音乐，将学生引入到美妙的情境当中。学生在美的熏陶下都会不期而然的将朗读作为一件快乐的事情来完成。 初中语文朗读教学论文:初中语文朗读教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摘 要：有效的朗读教学有助于发展学生的智力，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基于朗读教学的重要作用，教师要实事求是地寻找现阶段朗读教学中的问题，针对教学中的问题采取相应的策略，提高朗读教学的效率。 关键词：初中语文；朗读教学；问题；对策 现在初中学生对朗读的兴趣不大，教师在教学时往往忽略了朗读教学，为了改善这种情况，提高朗读教学的效率，教师要注重了解朗读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利用多种手段改善朗读教学的现状，提高朗读教学的质量。 一、语文朗读教学中的问题 在现阶段的朗读教学中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了提高朗读教学的效率，教师要注重了解教学中的问题。首先，不重视朗读教学。应试教育的背景下，教学时教师参照课程教学标准及考试的重点解析展开语文课堂教学，着重带领学生学习语文考试中的重点内容。朗读并不是应试考试中的内容，教师和学生对朗读并不重视，且很多教师认为朗读是非常简单的，并不需要专门进行朗读教学。其次，不重视朗读教学的指导。现在语文课堂上教师会给予学生一定的时间阅读文章，但是这并不能够称得上是朗读，学生只是把文章中的内容重复地念出来而已。课堂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并没有结合课文内容指导学生如何进行朗读，使朗读不能够成为帮助学生理解文章中蕴含着的情感的教学活动，无法获得良好的课堂教学效果。最后，朗读的时间不充分。短短的一节语文课，教师安排了众多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环节，给予学生朗读的时间较短，如，预习性的朗读时，教师要求学生通读文章，当教师拍手示意学生停止阅读时，仍然有很多学生并没有将文章中的内容全部读完。 二、改善朗读教学现状的策略措施 1.提高教师朗读教学的业务能力 教师是课堂教学的重要保障，为了改善朗读教学的现状，需要提高教师朗读教学的业务能力。首先，学校要注重提高教师对朗读教学的认识。现阶段语文教师对朗读教学的认识是比较浅显的，为了提高教师对朗读教学的认识，学校要注重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来校做报告、做演讲，通过和专家的交流让教师清晰地认识到朗读教学的重要作用。学校还可以开展全校范围的朗读教学评比活动，通过全校范围的听课、评课，评选优秀的朗读教学的课堂，并定期开展语文教师之间的朗读教学的研讨活动，切实提高教师对朗读教学的认识。其次，教师要注重提高自身的朗读实力。教师范读是朗读教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师在教学活动之余要注重提高自身的朗读实力。语文教材中选入的文章大都是非常优美的，且网络上存在着一定数量的配套朗读资源，教师要注重利用网络上的朗读资源，将自己朗读的音频录下来，通过将自己朗读的音频和网络上的音频进行对比，了解自己朗读中的不足并进行完善。此外，朗读是需要体现一定的情感的，朗读前教师要认真阅读文章体会文章中的情感，朗读时结合文章中的内容自然地将文章中蕴含的情感表现出来，提高自身的朗读实力。 2.从教材出发寻找适合的朗读材料 朗读材料对朗读教学是非常重要的，语文教材中选入的文章都是非常优美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文章均适合朗读，一般来讲，诗歌最适合朗读，散文、小说、剧本等文体也比较适合朗读。朗读教学前教师要注重认真研究教材中的内容，寻找适合的朗读材料。通过研究语文教材的文章，教师不难从教材中发现朗读训练的具体要求。如，《羚羊木雕》要求分角色朗读文章中的内容，在朗读中体会文章中蕴含的思想感情；《春》要求在朗读的过程中练习重音、重音的轻读、小停、中重音、拖音等；朗读《散步》时要求清楚连贯地阅读文章中的内容，并在读的过程中体现文章中蕴含的情感。教师认真研究教材中的内容并从中寻找适合的朗读材料，在给予学生充足的朗读时间的基础上按照教材中文章朗读的要求，逐步提高学生的朗读能力。 3.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为了提高朗读教学的效率，教师要注重激发学生朗读的兴趣。首先，充分发挥教师范读的感染作用。以《我爱这土地》的学习为例，教师在朗读前播放适合的背景音乐，如《我爱大自然》《人淡如菊》《眼泪》等，利用优美的音乐渲染气氛。之后在优美的音乐声中有感情有技巧地将诗歌中的内容朗读出来，教师在朗读时可以很容易发现许多学生也在小声地跟读诗歌中的内容。教学时充分发挥教师范读对学生的影响，激发学生朗读的兴趣。其次，学生的个性化朗读。教学时教师要尊重学生的个性特征，在班级中开展学生的个性化朗读，并在班级中举行小型的朗读比赛，利用比赛激发学生的胜负欲。学生轮流按照自己的方式朗读文章中的内容，在学生全部朗读之后教师给予学生积极的评价，并和学生就朗读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讨论，激发学生朗读兴趣的同时，实现对学生朗读方法的有效指导。 总之，语文教师要认真了解朗读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朗读教学时注重提高自身朗读教学的业务能力，从教材出发寻找适合的朗读材料，注重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提高朗读教学的效率。 初中语文朗读教学论文:关于初中语文朗读教学的研究 摘 要：朗读是听读活动中最重要的教学形式，是语文教学的根本，也是语文教学的第一学法。正如当代语文教育家张志公先生所说：“阅读教学，第一是读，第二是读，第三还是读。”新课程标准明确指出：阅读教学要重视朗读，让学生充分地读，在读中整体感知，在读中培养语感，在读中受到情感的熏陶。可见，读是学生理解课文，培养学生的语感能力，领会作者感情的主要手段之一。但是在中学语文教学中，一直存在着不重视朗读的现象，校园里已经很难听到琅琅的读书声了。偶尔的课堂朗读也变成了凑时间的替代品，为了丰富教学方法而采用的点缀，或是为了听课需要而制造声势的工具，朗读教学现状堪忧。 关键词：朗读教学；语言美感；评价体制 一、朗读在初中语文教学中的重要意义 1.朗读是提高学生语言能力的有效方法。 在初中语文课堂中，教师要指导学生朗读课文，要求学生使用普通话朗读课文，声音要洪亮，咬字清晰，注意语音语调，做到不加字不漏字不错字。在初中学习阶段不仅要正确朗读课文，还要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要注意句子的停顿，分清慢读和快读，在朗读中合理选择朗读方式。在不断的朗读中学生的口语语言就会受到书面语的影响，潜移默化中书面语就转化为学生的内在语言。同时，初中语文朗读教学给学生创设了使用普通话的情境，持续的朗读教学帮助学生提高普通话水平，学生会更加规范地使用现代汉语。 2.朗读是学生感悟文章语感的良好途径。 在初中语文教学中进行朗读教学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语言敏感度，在朗读课文过程中能迅速把握文章的感情基调，领悟文章的内涵。在初次朗读课文的时候，学生对文章的内容、结构和风格就有了第一印象，再次朗读课文就能够把握到文章的情节、结构。同时，朗读也能够培养学生的精读能力，尤其是一些复杂的含义较深刻的句子，只有在反复的朗读中才能准确理解文意。在初中语文课堂中进行朗读教学，有利于学生积累优美的语言，在一次次的朗读中学生积累的字词句会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进而对语言的感受能力会越来越强。 3.朗读是提高学生语文积极性的重要方式。 在初中语文学习中朗读教学也是一种艺术表现形式，朗读将优美的语言和动听的声音结合起来，产生无穷的魅力，能够激发学生对朗读产生更厚的兴趣。例如，在文言文中有《唐雎不辱使命》这篇课文，这篇课文的主要特点是通过人物间的对话展示文章主题，在选择教学方法时教师就可以安排分角色朗读课文的方式，在分角色的朗读中学生自然就能把握三个人物的性格特点。这样的教学方法突破了传统文言文的教学方式，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且处在初中阶段的学生对诗歌学习没有任何兴趣，运用朗读教学法还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诗歌的兴趣，教师引导学生声情并茂地朗读诗歌，进行有层次的朗读，激发学生对诗歌的热情。 二、初中语文朗读教学的实施对策 1.丰富朗读形式，激发学生朗读兴趣。 针对以往的语文课堂上，朗读形式单一枯燥的现象，教师可以自主研发一些丰富活泼的朗读形式，来调动学生的朗读积极性，激发学生参与朗读活动的兴趣。首先，教师可以从朗读内容着手，选取一些朗朗上口、富有美文色彩的经典文段提供给学生。然后，组织活泼多样的朗读形式让学生参与其中，锻炼自己的朗读能力。比如教师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组织朗读活动： 分小组赛读，比比看哪一组读得最正确、最流利、最有感情。这种朗读方法可以运用于古诗词教学。分角色朗读，让学生模仿角色的身份和心理活动，读出感情来。配音乐朗读，可以适用于现代诗歌和抒情类散文的朗读，通过营造优美的艺术氛围，陶冶学生情操，让学生的朗读的过程中感受文章的艺术美。接力朗读，让学生用接龙的方式阅读每一段落，以缓解科学性文章的沉闷感。课本剧表演读，这一类朗读法尤其适用故事性比较强的文章，当然它对学生的要求也更高一些。需要学生提前做好准备，背诵一些对话内容，熟记人物的动作、神态描写等。虽然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兴趣，相比前几种方法更有趣味性。 2.加强情感领悟，适当点拨朗读技巧。 朗读的过程就是学生与文本的对话过程，是学生情感与文本情感相互交融的过程。只有学生投人强烈的情感于朗读过程中，才能有助于更充分地感受到文本的情感所在。因此，教师在学生朗读训练中，要注意指导学生调动自己的情感，并且帮助学生掌握一些必备的朗读技巧。比如，如何停顿、如何确定重音位置、不同语气怎样表达以及如何借助语调的抑扬顿挫来提高语言表现力等。其次，教师还要做好自身的范读作用，通过情感教学方式唤起学生的朗读欲望，给予学生一定的情感鼓舞，让学生带着对老师的钦佩展开模范朗读。 3.加强心理素质训练，健全朗读评价体制。 朗读训练中，教师还应该有意识地针对学生的心理素质进行训练。毕竟不是所有学生都天生外向、勇气十足，所以针对那些容易胆怯、紧张的学生，教师也应该给予适当的鼓励和指导。在学生朗读的时候，不随意大段或终止学生的朗读；当学生朗读时遇到困难时，在不打压学生朗读兴趣的情况下，可以给予相应的帮助和纠正；当朗读者在发音上出现差错而引起其他学生哄笑时，教师也要正确引导，保护好学生的自尊心。其次，教师还可以鼓励学生参与一些朗读比赛，锻炼学生在公共场合的语言表达能力和积极心态。除此之外，教师还要建立健全朗读评价体系，在积极开展朗读教学的同时，也应该拓宽评价方式，充分发挥评价在朗读训练中的激励与诊断作用。 朗读教学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切不可一蹴而就。初中语文教师在进行朗读教学过程中，应合理选择朗读材料，重视朗读方法与技巧的传授，并加强对学生的朗读训练，让学生不断掌握朗读技巧，养成良好的朗读习惯，从而达到提升学生朗读能力的教学目的。 初中语文朗读教学论文:初中语文朗读教学的探索与实践 朗读其实就是通过自己的理解将书面上的文字有感情的转化为有声的语言，通过这一转化，使文字能够变成一种意境、氛围传达给观众，这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教学方式。在初中语文教学中，朗读是十分重要的教学模式，在语文教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学生的语文素养。但是在实际的初中语文教学中，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本文就初中语文朗读教学的现状进行分析，提出初中语文朗读教学的有效策略，更好地促进初中语文教学以及学生素养的全面提升。 一、初中语文朗读教学的现状 当前初中语文教学中，教师与学生对于语文朗读教学的重视程度不高，甚至出现忽视的态度。一些语文教师的教学理念存在偏差，认为朗读其实并不重要，考试中没有朗读，因此没有学习的必要。此外朗读又是一件费时费力的工作，与其花费大量时间朗读，还不如多让学生做一些题来提高成绩。语文教学中，学生的朗读都是随口一念，草草收场，教学的艺术性不强，学生没有机会感受朗读的乐趣，也就逐渐失去朗读的兴趣。 初中语文课堂教学中，虽然有些教师对学生进行朗读能力的培养，但是在朗读方式上还是存在问题的。教师让学生集体朗读，虽然声音比较大，但是这种方法不能有效改善学生的朗读水平，朗读的方式比较单一，对于学生的个性化发展是极为不利的。还有些教师挑选某个学生或者是学生分角色朗读，在这一朗读过程中，教师只是对学生的词汇、发音等进行纠正，对于词义、句子以及文章的理解与感情没有向学生介绍过多，使得学生无法准确把握文章的基调，朗读存在着随意性，朗读水平无法得到全面的提升。 二、初中语文朗读教学的策略 1.强化教师对朗读教学的重视程度 要促进初中语文朗读教学效果的实现，首先要做的就是提高教师对朗读教学的重视程度，教师的思想认识对于学生的行为以及思想等是有一定的引导性和指向性的，所以必须要努力提高教师的素质水平，向学生宣传朗读教学的重要性，给予学生更多时间自行进行朗读，使学生在朗读过程中感受文章的内涵与韵味，从而更好地理解文章内容。在教学中，教师应让朗读成为语文教学中的重要环节，注重学生朗读能力以及水平的提升，使得学生的语文素养得到全面的提升。 2.创设良好的朗读教学氛围和情境 在初中语文朗读教学中，教师应注重为学生创设良好的朗读教学情境，让学生把自己当作文中的角色，通过课文的情感激发学生的情感，使学生的情感被唤起，实现师生的情感共鸣，使学生的朗读情感得到良好的奠定。教师通过创设教学情境用自身的情感体验感染学生的情感，与学生进行心灵上的交流。 比如在学习《春》时，教师以深情的语调进行范读，让学生感受到春的美丽，使学生的心灵得到震撼，引起学生的共鸣。教师通过生动的语言打动学生，使朗读教学展现出生命力。通过联想与想象，教师指导学生将自己与文中的角色进行互换，使其与课文融为一体，通过角色互换的朗读让学生更好地把握文中的情感，体会文中的韵味。 3.进一步丰富朗读内容 语文教学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在题材的划分上有议论文、说明文、记述文等之分，在表现形式上有古文和现代文之分，不同的文章有着自己的朗读节奏以及技巧。然而在实际的语文朗读教学中，朗读的教学内容主要局限于诗词、诗歌这些情感比较丰富的内容，但是对于一些说明文、议论文等，在朗读上不够重视。在实际的语文教学中，朗读对于强化学生记忆，以及课文理解等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在语文教学中，教师须要发挥朗读教学的优势作用，组织学生进行朗读比赛和讨论，提高学生的朗读兴趣，使学生的语感得到提升，更好地学习语文知识。 4.明确语文朗读的目标 在初中语文教材中有很多适合朗读的内容，初中语文教学目标也表明这些是须要进行朗读教学的，所以教师必须要提高重视，教师应挑选一些适合朗读的教学内容，让学生有目的地进行朗读学习，在朗读前须要明确其目标，不同的文章须要设定不同的目标，使学生更有针对性的朗读，充分发挥教师的指导作用，了解文章的情感与基调，让学生掌握语文朗读的技巧与方法，明确怎样合理运用停顿、重音等，从而使朗读教学效果得到充分的发挥。 比如在学习《乡愁》时，不仅需要教师的范读，还有学生配音朗读。除了课上的学生集体朗读，还有在诗歌讲解过程中的情感体会，让学生感受到诗人对于祖国的恋恋不舍，以及希望中华民族早日统一的美好愿望。再如学习《我爱这土地》时，教师指导学生进行朗读，体会诗人真挚、炽热的爱国之心。在教学中，教师须要引导学生对整首诗歌进行朗读，还须要对其中的重点部分进行朗读，通过不同层次以及形式上的朗读，使学生的朗读兴趣得到提升，让朗读成为语文课堂教学中的重要环节，从而实现良好的教学效果。 总之，语文课堂教学中须要注重朗读教学的推进，通过多样化的方法引导学生更好的朗读，强化学生的语文学习与朗读能力，强化学生的语文综合素质能力，实现学生的良好的发展与进步。 作者单位：宁夏石嘴山市第九中学（753000） 初中语文朗读教学论文:也谈如何提高初中语文朗读教学效果 听、说、读、写是语文学习过程中重要的四个组成部分，而这四个部分中朗读可以说是语文教学的根基。初中语文教学课程标准中虽然特别强调朗读教学对学生学习的影响，但是朗读教学没有得到良好的运用。那么在这里，笔者浅谈一下如何才能提高初中语文朗读教学的效果。 一、激发学生朗读兴趣 古语云，“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在语文课堂上，老师的作用就是带领学生进入语言知识的殿堂。朗读就像学生自己在参观这座殿堂，通过朗读让学生发现文章的精髓，“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就是这个道理。而老师要做的就是示范朗读，因为学生对陌生的知识，陌生的文章都有一种好奇心。例如，很多学生在发下课本的时候或许已经大概的把书本中的一些文章熟悉了一遍，所以这些带有好奇心的学生是带着疑问来听老师讲解这篇文章，特别是教师在范读过程中所带有的那种情感可以使学生带着更多的疑问来观赏这篇文章，他们心里会想、表达这种情感的作者写文章的时候会是怎样的心情等等。例如《沁园春・雪》这篇文章，教师通过气势磅礴的情感变化进行范读，那么学生就会特别好奇地想诗人在什么样的景色下能有这种感慨，而这种情感又表达了诗人什么样的心情等。这就是通过教师的带头作用，激发了学生的丰富想象力，而这种想象力让学生在听老师范读文章的时候可以在自己脑中大概地勾勒出作者所描绘的场景，这样就会激发学生的兴趣。 二、朗读环境的塑造 学生有了兴趣并不一定在朗读的过程中受益，因为我们知道在初中的教学中古诗词、文言文的比例还是比较大的，文言文大部分文章需要背诵，学生由于理解困难往往看到文言文后不会被文章内容吸引，而是先看看文章后面是否要求背诵，那么这样很多需要背诵的文章就会使学生反感。所以作为教师的我们可以追溯一些古诗词和文言文的历史，在了解了这些文章的来源和作者的意境之后就用古代最为经典的吟唱方式来范读，那么就可以让一些文章、诗词和现在的一些优雅曲调相结合，这样对学生来说就拥有了一个良好的朗读环境。再加上讲解所要学习的文章的历史来源，与文章有关的故事。例如教学《水调歌头》这篇文章，学生如果从文章内容直接进行理解那么会让学生感觉无趣，那么我们就可以结合《明月几时有》这首歌曲，通过其美妙的旋律将学生带入苏轼写这首诗词时候那种留恋人世、热爱生活的思想情感，显示了词人开阔的心胸和超远的志向的那种意境。这样学生就会对这篇文章充满兴趣。 三、朗读时间要充裕 朗读环境和朗读的兴趣可以让学生将自己带入到朗读的意境中，但是一些教师由于讲课的方法不同，在课上给学生们留有的朗读时间少之又少，甚至有些教师会将朗读的任务留在课下，那么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根据多年的教学经验发现学生的课下时间大部分是用来写和玩。因此教师在课堂上必须留给学生充裕的时间进行朗读，而且读不是目的，目的是在读的过程中发掘作者的写作意境和情感，让学生自己融入到文章中。通过范读体现文章的那种起承转合，铿锵之美。例如在教学文天祥的《过零丁洋》的时候，教师在细节的示范，如读“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要怀有作者被俘后的那种慷慨悲凉的誓死明志的情感，读“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时候教师要怀有悲壮激昂的力量和底气，然后让学生在这种情感中朗读，使得学生的情感得到升华。 四、朗读教学的层次性 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往往认为达到以上几点就能让学生体会文章的精髓了，其实不然，朗读教学中一定要体现“其义自见”的效果，我们首先要从分析开始再升华到领悟，而这两个环节是逐步深入的过程，没有分析就没有领悟，没有领悟只有分析也不会达到教学效果。因此在朗读的过程中一定要体现这两者的层次性，学生通过朗读可以达到第一层“分析”然后教师这个时候应该对学生的疑问进行点拨，解决学生的疑问后，通过再次朗读达到第二层也就是“领悟”。这样才是朗读教学的精髓所在。例如高尔基的《海燕》，学生们在朗读的时候只能初步的了解“海燕”的表象，很难深入理解到其深广的政治含义，因此教师通过了解学生自己的“分析”后，根据学生提出的疑问，教师就要站在学生的角度进行解答，例如“暴风雨”的象征寓意，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先从20世纪初俄国的历史背景入手，因为对于历史故事学生一般是都喜欢听的，在这历史背景下将“暴风雨”的象征寓意讲解给学生，这样就可让学生进一步了解文章的象征内涵，教师解答疑问后，让学生再次朗读这篇文章，学生自然而然就会达到“领悟”，这就是朗读教学的层次性。 综上所述，从学生的朗读兴趣入手，创造良好的朗读环境，给予学生充裕的朗读时间，最后提升朗读教学的层次性，就可以提升初中语文朗读教学的效果。 作者单位：江苏启东市长江中学。 初中语文朗读教学论文:浅谈初中语文的朗读教学 【摘要】朗读教学是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各个教学环节、教学内容相联，能使学生更有效地提高听、说、读、写的能力，更真切地领略文章的音乐美、含蓄美和形象美。 【关键词】语文课 朗读教学 初中语文课程标准中，“用普通话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列在了每个学段阅读目标的第一条。点明了朗读教学的重要，朗读是把无声的文字变成有声语言的一种阅读方法，也是用来表现情感的一种艺术技巧，朗读有助于对文章的深刻理解，朗读是培养说话的基础，有助于学生的语言积累，也有助于学生多方面语文能力的形成和优化。如何更好地开展朗读教学，提升语文课堂的教学质量，要主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来进行。 一、课堂上精心指导，激发学生的朗读兴趣 语文课上，教师要认真备好课，结合课文内容，通过多媒体课件、图片、录像、音乐、老师描述等，创设一种富有感染力的情境，诱导学生开展想象，尽快入情入境，让学生不知不觉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营造一种跃跃欲试的朗读氛围，从而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 再通过录音机的朗读和老师声情并茂的高声朗读来进一步感染学生，通过齐读、小组读、个人朗读等多种形式，让学生在朗读中有了情感体验，萌发了朗读的兴趣，从而提高了朗读的能力。 如在教学朱自清先生的《春》时，在指导朗读前，我用录音机播放一段悠杨欢快的音乐，再用较为抒情的语气先对“春”作一番描述：“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小草青青，太阳的脸红起来了，桃红梨白，争妍斗艳，好一幅秀丽的春光图，忽而春雨绵绵，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多么优美的一幅水墨画。”作者笔下的《春》借助春草、春花、春雨而构成，牛毛细雨，轻轻地洒到大地，在人们的心中播下了希望的种子，也给人以力量和信心。下面让我们来朗读领略春天的美好气息吧，这样由老师的形象、生动的语言将学生带进思维、想象、情感的境界，学生会情不自禁参与到朗读实践中去。 二、课堂上多加强训练，让学生领略情感 “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学生朗读技巧的形成，需要老师的恶心指导和学生自己的多训练，老师要从语音、停顿、语速、语调、姿态、情感、意境等多方面给学生作示范，并悉心指导，让学生不模仿跟读中学习和掌握朗读技巧。另一方面，要加强学生在朗读时情感、意境把握等的训练，不同的人物有不同的性格，不同的文体有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语气等等，学生通过多读多训练，以读领意，就能准确感受文章中蕴含的思想感情，再现文中景，读出文中物，达到与作者心灵沟通，感情交融。 如在学习《醉翁亭记》时，全文用了21个“也”收束句尾，读来顿觉舌端润畅，我让学生反复朗读，有一唱三叹的风韵，以读领意，让学生步入诗景。在学习《，你在哪里》时，老师指导学生有感情地反复朗读，让学生真切领会人民对总理的真切呼唤，山谷、大地、松涛、海浪、广场的回音，学生就能更深刻地感受到总理与人民心连心的深厚感情。 三、开展形成多样的读者论坛活动，提高朗读水平 为促进学生朗读水平的提高，老师组织，学生开展诗歌朗诵比赛、演讲比赛、讲故事比赛等活动，也可以利用突击时间组织学生轮流朗读范文、诗歌等用多种活动来激发学生的朗读兴趣，唤起学生的朗读感情，从而提高学生的朗读水平。 四、课外注重积累，全面提高能力 好的朗读，能愉悦人的心情，陶冶人的情操，还能让朗读者有一种成功的满足感，随着不断的朗读训练，学生的朗读水平在不断提高，这时，要重视学生的文化知识积累，要引导学生多朗读古代诗歌、浅易文言文、经典名篇和一些名文，并从课内延伸到课外，引导学生讨论、揣摩、自我把握，注重文化知识的积累，从而全面提高学生听、说、读、写的能力。 五、如何开展朗读教学 首先，在新授课时，教师可播放课文朗读录音或由教师的范读。因为通过放录音或教师范读，可使学生明确字音，领会文章中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可消除学生的危难心理，让学生在尝试模仿中不知不觉中培养了能力，再开展教学，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符合学生学习的心理。但应注意，教师范读时要读得正确、标准、规范，朗读时要做到字正腔圆，抑扬顿挫，讲节奏，讲韵律，富有感情，有感染力，对学生真正起到示范作用。那么教师如何才能做到呢？我觉得可通过听名家朗读，教师之间交流，自身实践，逐步训练提高。 其次是学生自由朗读。就是由学生自己选择朗读的方式，或默读，或小声读，或同伴之间竞赛等，这样就可把学生刚通过课文录音或教师范读吸收借鉴的，转化为自己的能力。同时，这种学习方式容易形成较宽松愉悦的氛围，容易激发学生的智慧，激扬学生的生命。 接下来就是进行竞读或者分角色朗读。每个学生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个体，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的生活阅历，对生活有着不同的体验，因而竞赛式或分角色朗读就能让学生的个性得以充分的张扬。因为“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通过这个环节使学生再次走进文章，实现了对文章的再加工，是一种对文章的多元解读，是一种创造性学习过程。但这个环节应注意发挥评价功能，可形式多样，如师生、生生评价，评价性的语言要丰富，切忌不能只说“好”“很好”，否则就会失去评价在教学中的价值。之后再进行集体朗读，即渲染气氛、又推波助澜，更是朗读能力形成和提高的一个很好时机，对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和集体观念也起到了很好效果。 最后要引导学生自己边读边思考。朱熹就曾说过，“熟读精思，子自知。”经过前面几个环节学习，学生此时可能已经把文章熟记于心，因而在读之前要设置一些问题，让他们带着教师设置的问题去读，在读中使问题得以解决，这样既培养了学生朗读的能力，又培养了学生思维能力，更利于学生终身学习。当然不是所有环节都应在语文课堂上呈现，而应灵活运用，做到心中有规律，操作有尺度。 总之，语文课堂上的朗读教学意义非凡，朗读方式也是多种多样，我们语文教师一定要提高认识，不断加强自身修养，科学地设计朗读教学，精心地指导学生朗读，使师生的朗读具有声情并茂的节奏，和谐婉转的韵律，呈现出作品的声音美、神韵美，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为语文的教和学奠定牢固的基础。 初中语文朗读教学论文:浅谈初中语文教学中学生朗读能力的培养 [摘要]《语文课程标准》中明确指出：“朗读是阅读教学中最基本最重要的训练。”由此可见朗读在语文教学中的重要地位。作为一名语文教师要把朗读训练贯穿于整个课堂教学中，激发学生的朗读兴趣，教给学生朗读的方法，采用灵活多样的朗读方式，注重朗读后的评价，保证学生朗读的时间，促使学生爱读、会读、乐读、善读、多读，让学生在读中整体感知，在读中有所感悟，在读中培养语感，在读中受到情感的熏陶。通过朗读训练，培养学生的朗读能力，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关键词]语文教学；朗读能力；培养 古人云：“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只有多读，学生才能读顺、读懂、读透、读美，在潜移默化中培养语言感知能力和表达能力，并受到思想情感的熏陶，达到美感、乐感、语感、情感的和谐统一。教师应当重视朗读，因为它不但是语文教学的一个法宝，也是语文教学的一项重要任务。那么，在语文教学中怎样培养学生的朗读能力呢？ 一、激发兴趣，使其爱读 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教师要注重激发学生朗读的兴趣，让学生乐于参与，产生朗读的欲望，这样才能收到良好的朗读效果。 首先，教师在平时教学中要多挖掘文本中学生的朗读兴趣点，激发学生朗读的热情。初中生最感兴趣的文章素材是散文诗和写景文章。散文诗形式不一，自由灵活，情感丰富，富含深刻哲理；写景的文章语言优美，描写细腻、生动形象。这两种素材都与学生的情感合拍，是朗读训练的好素材。教学这两类文章时，我们要不失时机地进行朗读训练。例如，学习高尔基的《海燕》，可引导学生反复朗读，让学生在读中感知作者塑造的“胜利的预言家”――不怕风雨雷电、勇于战斗、渴望搏击的海燕的形象，体会作者满怀激情地盼望、呼唤革命高潮来临的思想感情。 其次，教师要积极创设朗读情境，激发学生朗读兴趣。创设朗读情境的方式有很多，如运用多媒体播放背景音乐、根据文章内容设计生动有趣的提示语等。例如，学习《春》一课时，我先让学生欣赏名家的范读，然后让学生闭上眼睛，边听边想象春天的美好，学生很快就进入情境，之后再引导学生带着自己的想象配乐朗读课文，感受春天的美好。 再次，教师要组织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激发学生朗读的欲望。如举办诗歌朗诵会、演讲会、故事会等。这些活动既能激发学生朗读的兴趣，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又能培养学生的勇气和自信，提高朗读水平。 二、传授方法，使其会读 要读好课文，首先要打好朗读的基本功，形成良好的读书习惯，即做到“五不”：不丢字，不添字，不错字，不重复，不读破句子。其次，要向学生明确朗读的一般要求，使学生在朗读训练中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一般情况下，对于描写突然发生变化、遇到危险，心情激动的句子，读时语速要加快、急促些；对于表现高兴、喜悦、赞美之情的句子，读时音调要略高，声音响亮；对于描写优美景色的句子，读时语气要舒缓、柔和；对于表达悲痛、沮丧、伤心之情的语句，读时语调要低沉、缓慢。每一句具体怎么读，还应结合文章内容和思想感情去把握。再次，教师要适当范读。范读是最好的朗读指导，教师在课堂上声情并茂的范读，不仅能激发学生朗读的兴趣，而且能帮助学生在模仿中感悟语气如何变化、如何断句、如何停顿，从而掌握朗读的要领。例如，小说《最后一课》的结尾部分：“忽然教堂的钟敲了12下。祈祷的钟声也……写下了两个大字：‘法兰西万岁！’”在朗读时，“法兰西万岁！”要重读，要把韩麦尔先生痛苦、哽咽、激动、惜别等复杂的感情表达出来，突显他爱国主义者的形象。又如，教学《背影》时，让学生反复诵读文章的第六段，感受“探”“攀”“缩”“倾”等动词的表现力，体会文章通过衣着、动作、语言等描写来塑造父亲形象的方法和在叙事和描写中抒情的特点。再如，教学《黄河颂》时，教师先不对课文内容做过多的讲解分析，而是用动情的语调作示范朗读，让学生去感受语音的轻重、语调的抑扬、节奏的快慢，同时要求学生反复朗读品味文章用词的精妙，用自豪的心情读出对黄河的赞颂，感受作者对中华民族的赞美之情。 朗读是一种技巧，它需要有意识地训练，达到一定的要求后才能传情达意。因此，教师要教给学生朗读的技巧，在此基础上让学生多读多练，逐渐培养学生的语感，提高学生的朗读能力。 三、注重形式，使其乐读 朗读的形式有很多，如自由读、指名读、在音乐声中读、分角色读、齐读、师生合作读，还有细读、精读、品读、美读……课堂上，教师要根据教学内容采用灵活多样的朗读方式，使学生愿意朗读，从而更好地理解文章的内容。 1.个别读。故事性较强的课文，适合个人朗读。如《丑小鸭》，在朗读过程中教师可以了解学生对课文中字词及内容的掌握情况，读后可以进行纠正和讲评。 2.自由读。给时间让学生自由朗读，语调、语速和情感可以通过反复试读加以体会，不受集体约束。如《我爱这土地》一文，教师先出示诵读提示，然后让学生自由朗读，在诵读中体味作者经历的坎坷和对祖国、对土地、对人民执着的爱。 3.分角色读。分角色读和个人读有所不同，它要求学生像演员一样全身心地投入，很快进入到情境中，根据角色的性格特点，恰当地运用语调、停顿、重音、语速等朗读技巧，表现出角色的喜怒哀乐，再现作品内容及作者的思想感情。人物对话较多的课文或片段，则适合分角色朗读。如《孙权劝学》一文，通过角色朗读学生可以更好地分析人物形象，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 4.齐读。齐读可以营造热烈的课堂气氛，体现出一个班级的精神风貌。如《沁园春雪》这首词，教学时可采用齐读的方式，通过抑扬顿挫、极富感情的朗读带领学生走进“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北国冰天雪地之中，激发学生的联想和想象，使学生更加热爱祖国壮丽的山河。 朗读的形式很多，教师要精心设计教学活动，科学合理地选择每个环节朗读的形式，在朗读中激发学生的兴趣。 四、重视评价，使其善读 卡耐基说：“使一个人发挥最大能力的方法是赞美和鼓励。”在朗读教学中，教师应以欣赏的眼光来看待学生，充分肯定学生读得好的地方，并巧妙地指出学生需要改进的地方，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朗读能力。例如，教学《金色花》一课时，我找一组同学来读母子对话，第一组同学读得很流利，但没有感情。我没有生硬地批评他们，而是委婉地说：“你们读得很认真，但我感觉不到孩子和妈妈的心理。妈妈此时的心情怎样？孩子的心情怎样？”这时两个孩子恍然大悟，兴奋地说：“老师，我们知道用怎样的语气语调来读了，让我们再试试。”第二次这两个学生读得非常好，我表扬道：“哇，你们真厉害，老师都被你们带入情境了！”这两个学生高兴地笑了，全班同学也情不自禁地为他们鼓掌。激励性评价能调动学生朗读的热情，使他们的朗读能力不断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 五、确保时间，使其多读 朗读是语文教学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活动。只要读得熟，则不待解说自晓其义。有效的朗读胜过教师透彻的讲解，因此课堂上要给学生充足的时间朗读，在朗读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如《乡愁》一课，可用朗读贯穿教学的始终。一读诗歌，读出节奏、重音；二读诗歌，感知诗意；三读诗歌，体会感情；四读诗歌，美点寻踪；五读诗歌，品味乡愁。引导学生在读中理解作品的内涵，体会作者的情感，激起情感的浪花，受到心灵的触动。 教师要充分利用学生在校的时间，安排每日“三读”：早上第一节课前20分钟早读，下午第一节课前20分钟午读，晚自习前20分钟晚读。保证学生朗读训练的时间，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朗读能力。 学生朗读能力的培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春播一粒粟，秋收万颗籽”，只要我们有耐心，有恒心，采取科学的训练方法，就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朗读能力。我们要抓好朗读教学这一重要环节，努力激发学生的朗读兴趣，培养学生良好的朗读习惯，让语文课堂充满琅琅的书声，使朗读成为学好语文的法宝。

阅读教育论文:在语文阅读教学中实施情感教育 摘 要：随着新课改的深入，情感教育越来越被诸多教育者所重视。阅读教学是语文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施情感教育的重要途径。而在语文阅读教学中有效实施情感教育需注重方式方法。 关键词：语文阅读教学；情感教育；方法 情感教育是提高语文教学质量、实施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途径，是推进教学过程优化的最强的驱动力。在新课程背景下的语文阅读教学中，教师应注重情感教育，培养学生健康、积极的情感，进一步促进课堂教学质量的提高。那么，在阅读教学过程中怎样进行情感教育呢？下面结合教学实践，谈谈本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一、通过学生朗读、诵读感知作者所表达的情感 古人云：“读书百遍，其义自见。”有感情的朗读是学生感知教材的主要方式和获得作品情感的基本途径。它把无声的视觉文字化为有声的听觉语言，把储存信息的符号载体还原成作者所要表达的真情实感，使作品中的人物、情景跃然纸上。学生与作者之间跨越时间、空间进行一场对话，双方以读物为中介，以情传情，实现两个心灵的理智转换和情感交流。在教学的全过程中，始终贯穿着朗读，学生才能更好地理解文本的情感。 首先是课前朗读，课前朗读的要求只是要学生齐读，找出自己不会读的字词，达到初步了解文章内容的目的。其次是课堂朗读，在课堂教学中，这一次的朗读与课前朗读的要求有所不同，要求在前一次朗读的基础上加上自己的理解有感情的朗读，不必齐读；在朗读过程中，要求学生对文章的关键词、句加以勾画圈点。这一次朗读后，学生对作者所要表达的感情已有所理解，为下一步的分析课文奠定基础。再次是分析后朗读，这次朗读是在分析课文的基础上进行，要求较前两次要高很多，而且只是有侧重地读，重点朗读文章的主要文段，要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有选择地读，要能够正确、流利、有情感地朗读，读出文章的韵味情致，读出作者的喜怒哀乐，读出学生的真情实感。例如，在教读《岳阳楼记》时，第一次朗读，学生通过朗读初步感知文章的内容；第二次朗读，勾画出一些难懂的语句文段；第三次朗读，在讲解的基础上，基本能感受文中两种不同的心境以及作者那种波澜起伏的感情和对信念的执著追求。 二、通过教师导读，沟通作者、教师、学生的感情 这里所说的导读，主要是教师指导精读，要教会学生学会精读，学生是教学的主体。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先“情动于己”，把握作者的感情基调，和作者同喜、同悲、同褒、同贬，释放自己的情感，就能运用生动的语言再现课文所提供的艺术形象或具体画面，启发学生的形象思维，唤起想象，沿着作者的情感轨迹运行，把学生引入情境之中，产生感情共鸣，做到“字训其义，句贯其意，文寻其脉，篇会其旨”。 如，在教学《包身工》的过程中，学生在读解包身工起床情境一段时，开始只觉得一片混乱，并且对“在离开别人头部不到一尺的马桶上很响地小便”“将身体背转一下公然在男人面前换衣服”“蓬头，赤脚，一边扣着纽扣，几个还没睡醒的‘懒虫’从楼上冲下来了”等情节并不能理解，第一反应就是全班哄堂大笑，个别学生更是互相取笑。这种情况下，提出问题引导学生正确理解文中所表达的感情成为必要，诸如“‘冲’字表现包身工当时怎样的心态”“这一段写包身工女性害羞感觉的迟钝，是一种怎样的心态表现？为什么会有这种心态的出现？”通过讨论，学生基本能理解包身工那种被奴役、被威迫的可怜和她们长久受非人的折磨变得麻木的心态以及作者对她们的深切同情。 随着问题的解决，学生由不懂到懂，增长了知识，提高了能力，逐步明白了作者在这些文字中所注入的感情，受到作者的感染，在潜移默化中与作者的心灵达到相感通，加强了情感体验。情感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获得情感体验，反过来，学生心中所形成的情感又促使教师加强对文中的情感感应。在这一互动的过程中，作者、教师、学生之间的感情达到了融会贯通。 三、通过联想、想象，感悟文中之情，实现情感再造 在文章的讲解、品析过程中，作者、教师、学生之间的感情达到“感通”，形成共鸣。但是，阅读教学中的情感教育并非到此为止，教学的目的不能以追求作者本意为唯一目标，而应凭着学生的已知，去探求、发现文章的各种内涵，使学生对文章的理解达到原形理解和创造理解的结合，形成“一千个读 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结果。因此，在教学中，教师应注重激发学生学习的创造性，联系生活实际，拓展思维空间，触发学生的情思，以深化情感的体验，获得学以致用、学创相生的教学效果。具体地说，就是在教学中要引导学生联想，要注重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实现情感再造。 当学生在阅读过程中，获得某种情感体验后，会思绪万千，或者重新搜索相关的阅读资料，回忆过去已经学过的知识，挖掘自己曾有过的相似经验，打开岁月尘封的大门，获得新的认识。在教读《荷塘月色》时，为加深学生对文中作者情感的感受，培养学生的想象力，我要求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用图画的形式，画出月色下的荷塘，学生感受作者心中那淡淡的哀愁，展开想象的翅膀，画下几十幅不同的月色下的荷塘。这一过程开拓了学生思维的领域，加深了学生对课文的理解，无形中又使学生对课文产生了新的感受，在感受美的熏陶之后进行美的再创造，再经历一次新的情感体验。 语文教学离不开情感教育。在新课程背景下的语文阅读教学中，教师要重视情感教育，注意点燃学生情感的火花，让学生在情的感召下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学习活动中，使语文课堂教学变得生动起来、轻松起来，从而达到陶冶学生情操、净化学生心灵、提高语文教学质量的教学目的。 阅读教育论文:对“经验之塔”教育理论的批判性阅读 对“经验之塔”教育理论的批判性阅读 一、“经验之塔”的理论要点 一是“塔”基的学习经验最具体，越向上越抽象。它根据不同教材和方法所提供的学习经验的具体程度分类，是教师根据学生的需求和能力，根据教学任务性质选择合适媒体的理论指南。 二是“塔”的分类基础——具体或抽象的程度与学习的难易无关。各类学习经验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教学中应充分利用各种学习途径，使学习者的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产生有机联系。 三是教学应从具体经验入手，逐步抽象，防止“言语主义”——从概念到概念的做法。学习间接经验应尽可能地以直接经验作为充实的基础，也要适时引导学生向抽象思维发展。 四是每个人的经历都受时空限制。位于“塔”腰阶层的视听教学媒体能为学习者提供一种戴尔所谓的“替代经验”，有助于突破时空的限制，解决教学中具体经验和抽象经验的矛盾，弥补各种直接经验的不足。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 二、以“经验之塔”为核心的视听教学论存在的局限性 1.曾经有一位美国教育学者批判“经验之塔”的实际重点是放在媒体的选择上，而不是放在学生的反应上。但是，随着新课改的推进，学生应该成为教学的主体，教师的课堂教学应该以学生为主，媒体对现代教学只是起到一种辅助的作用，用来帮助教师更好地完成知识的传输。但是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该随着学生的反应随时改变教学策略。因此，这种只注重“媒体的选择”而不注重“学生的反应”的理论，必然是事倍功半的，也不可能适应个别化的学习需求。 2.“经验之塔”理论还有一个特殊的弱点，那就是它强调孤立的媒体种类或技术，而忽视整个教学过程。媒体论使人们将注意力集中于如何利用视听媒体特点使教学形象化、具体化，这在客观上妨碍了人们接受教育传播等新思想、接受关于教学中使用媒体的新理论。 3.在关于媒体在教学过程中的作用与地位的问题上，视听教学论把视听教材看成一种辅助教学工具，置其于辅助物的地位。而在实际应用中，教学媒体已经发挥了远远超出“教具”的作用，但是教具论阻碍了人们这方面的认识。在传统的教学形式中，通常由教师控制课堂教学，新媒体或资料仅是辅助教具或作为丰富教学的手段，而且要根据教学时间来使用。因此，它们对增强学习效果的作用是有限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教育工作者们已经认识到并开始摆脱以“经验之塔”为核心的试听教学论所带来的一些教学误区。越来越多的注意力被集中到教学过程和教学设计评价中，而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更使人们认识到了教学媒体的巨大威力，在有些领域，新的多媒体课件已经完全取代教师和课本。由此可见，“经验之塔”理论对本世纪的教育技术发展历程的确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只有教育工作者们都本着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和批判继承的精神对待这一经典理论，才能在教学过程中真正发挥它的积极作用。 阅读教育论文:如何在阅读教学中进行审美教育 [摘要]阅读教学是对学生实施美育的重要途径,对于陶冶学生情操,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提高文化素养和审美能力,有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键词]阅读教学 语言美 形象美 意境美 在阅读教学中,教师怎样做才能更有效的达到审美教育的目的,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效果呢?下面笔者就“如何在阅读教学中进行审美教育”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一、品味语言,发现美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高尔基说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因此,欣赏作品,首先要抓住作品的优美语言。语文课本及读本中收入了不少“语言美”的古今诗文。优美的语言,是学生感受美、表达美、创造美的丰富源泉。如《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文字朴实、真挚。《纪念刘和珍君》的犀利、诘问,《赤壁》的磅礴、激越,《空中楼阁》的清新、婉约,《荷塘月色》叠字叠词的运用俯拾皆是,使文字呈现动人的声韵美等等,表现出不同的语言风格,给读者呈现着千姿百态的美感。教师应该充分利用这些文章,引导学生联系具体的语言环境,深入地体味不同风格作品的语言的美,体会作家怎样准确、鲜明、生动地运用语言,在领略其语言美中得到美的享受。如苏东坡的意境开阔、场面宏大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要体会作品所表达的时间流逝,世事沉浮的怀古之幽情,就必须把“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一时多少豪杰”“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联系起来,同苏轼当时被贬黄州不得志的思想情绪联系起来,体会作者对雄姿英发的周瑜建功立业的敬慕,体会作者感慨今昔,由物及人,由人及己,抒发“人生如梦”的心理历程,由此而获得自己的审美感悟。 教师在教学中,应从语言方面入手,带领学生领略那神态万千的桂林山水、妩媚多姿的西湖秀水、嶙峋怪诞的黄山奇石,感受阳光的温暖、风的清凉、夜的宁静、月的皎洁、花的清香、叶的飘零,体悟黛玉的多愁善感、诸葛的足智多谋、屈原的爱国情怀、杜甫的关注民生、王维的纵情山水、清照的无限哀思,让学生沉醉于文学的氛围中,沉浸在审美的愉悦里,徜徉在感悟的文学长廊上,在享受的同时,也在学生的心田上,撒下追求希望的种子。 二、把握形象,体会美 形象是作家按照美的规律运用一定艺术技巧创造出来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形象在美的领域中占有主要地位。”语文教材中塑造了众多的性格各异、个性鲜明的优秀艺术形象。这些艺术形象具有崇高的品质,他们的思想先进,心灵高尚。在阅读欣赏时,教师应引导学生深刻地揭示这些人物的内心世界,剖析他们的性格特征,激起学生思想情绪上的共鸣,明确善恶、美丑的标准,激发蓬勃向上的热情和追求正义的感情,逐渐形成优秀的品德和高尚的情操。 如坚持正道为理想献身的屈原(《涉江》);有忠贞爱国顾全大局的蔺相如(《廉颇蔺相如列传》);有正气浩然,“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指南录后序》)等等。在引导学生阅读这些文章时,教师应该善于从审美角度,引导学生理解这些人物的内心世界,激发学生的情感和想象,使学生从人物的心灵美中得到陶冶,产生一种精神愉悦和情感认同,从而培养学生高尚的审美情趣,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作为艺术形象都是有审美价值的。“在自然中一般人所谓的‘丑’在艺术中能变成非常的美。”(罗丹语)反面人物形象也是艺术审美的重要内容,同样具有审美价值,同样能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获得情绪体验、情感愉悦和思维快感。 三、感受意境,领悟美 在正确的审美观的指导下,正确引导学生从不同角度去体会作品中的意境美。教师要用生动的语言,有感情的讲解去感染学生,唤醒他们的审美体验,陶冶他们的审美情操。如在讲授《荷塘月色》时,教师可以从不同角度开发美点,可以欣赏文章外观形态美(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可以欣赏内在意象美,可以欣赏文化意韵美等方面体会它的意境美,使学生从感知层、体会层不断递进,力求运用“激情”、“热情”,让学生数次出入于美文之中,激发学生在感情上与作品的共鸣。这种情感的激发将使学生在内心深处形成一个心物交感,情景交融的意象世界,从而达到与作者在心灵上的契合与情感上的共鸣。 可见,只有把握课文的意境以及意境中的情感,以此激发学生的审美激情,才能让学生在不知不觉间体验到审美的愉悦,使学生感受到美的真谛。 四、启发学生,想象美 别林斯基曾说过:“在艺术中起着最积极和主导作用的是想象”。在欣赏理解作品的意境的同时,教师应注意激活并发展学生的想象力。语文教材中有各种因素的美,要体会这些美,教师还需根据教学内容与学生一起进行“美的加工”美的想象、美的思维,使本来枯燥单调的知识演变成形象生动的画面,让学生用心去感受这些美,欣赏这些美,并用自己的手去表现美,想象美。 优美的意境,能引起丰富的想象。欣赏朱自清的《荷塘月色》,重点应启发学生丰富的想象力。要让学生想象出在清幽寂静的夜里那流水一般的月光,月光下绰约多姿、清香四溢的荷花,一切都显得如此恬静、淡雅、高洁。在进入作品所描绘的意境的基础上,启发学生联想:你可曾在生活中遇到类似的意境?有的同学可能想到了在家乡的夏夜,月光下静静流淌的小河,清新、宁静、富有诗意。作品的艺术美唤起了学生心中生活美的回忆,从而加深了对作品的意境的理解。强化了自身的审美经验和情感体验。 想象使学生产生愉悦的快感,想象的结果使学生的思维超出了作品本身。教师可以根据题目设计出各种有益于想象的训练台阶,使学生得到发生想象的实践锻炼。 高中语文诗歌教学更能培养学生想象美的能力。教师可以在充分把握诗歌主旨的前提下,积极引导学生想象屈原“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执著,想象李白“仰天大笑出门去”的狂放,想象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的胸襟,想象岳飞“起来独自绕阶行”的惆怅…… 由此可见,美的具体性和美感的情感性,决定在培养审美感受能力的时候,必须调动学生的生活和知识积累去进行联想和想象,明确美的情感所蕴含的理性。所以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应该重视阅读教学中的审美教育,应该在实际教学中引导学生发现美,体会美,领悟美,想象美,使语文阅读教学像春雨,像清风,像枫叶,像瑞雪。注重阅读教学中审美教育的渗透,使学生在语文学习中充满寻美的乐趣。这不仅会使学生的认知和审美能力得到发展,而且也会使学生的人格修养得到完善。 阅读教育论文:试论开设师范生教育名著阅读课程的必要性研究 论文关键词:师范生　青少年名著计划　阅读指导 论文摘要:学生对名著的阅读需要教师的指导和帮助,对“准教师”阅读的指导和训练就显得尤为重要。借鉴美国“青少年名著计划”经验,指导师范生阅读名著应注重培养专门教师队伍,开发相应的教学资源。 所谓指导学生阅读名著,就是从名著的宝库中撷取一些著作,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师生共同的阅读、讨论和感悟,用这些人类最美好的精神食粮,滋养学生的品德和审美情趣,帮助他们形成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指导师范生阅读教育名著,不仅是在培训学生,更是在培训未来的教师,不仅要让他们享受到阅读之醇美,感悟到教育之真谛,更要使他们喜欢上阅读、能有效地阅读、能有效地指导学生阅读。笔者从美国“青少年名著计划”借鉴经验,并结合自身的教学实践,谈一谈指导师范生阅读教育名著的方式和方法。 一、名著阅读需要指导培训 (一)阅读不能仅凭兴趣 我国中小学阶段,学生的名著阅读采用的是“添加模式”,即把名著指导添加到语文课程之中,并没有专门的人或机构来负责指导学生的名著阅读[1](陈巍2009)。大学阶段,师范生同样缺少专门的课程和教师来进行阅读培训,使得这些准教师在阅读内容的选择上有娱乐化的倾向,阅读多以休闲为目的[2](李静2008)。笔者曾对所在的师范学院116名师范类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77.1%的学生选择双休日和寒暑假自主阅读名著,8%的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阅读,2%的学生和朋友、同学一起阅读;47%的学生从来不和其他同学讨论名著的内容,68%的学生遇到读不懂的名著就选择放弃;84%的学生不能完全理解所读名著的内容。这种自发的、娱乐休闲式的、不求甚解的阅读方式,难以实现“用最美好的精神食粮,滋养学生的品德和审美情趣,帮助他们形成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当这些准教师走向工作岗位时,将难以驾驭和指导学生的“名著阅读”,这将是一个可怕的恶性循环。 (二)有效阅读需要培训 推动青少年学生阅读经典名著,从来不是一件简单轻易的事情,早在1944年,在赫钦斯(robert m. hutchins)和阿德勒(mortimer j. adler)等人的倡导下,美国开始出现以阅读古典名著和名著讨论为主要学习方式的名著运动(great books movement),后来发展为享誉世界的“青少年名著计划”。该计划由“名著基金会”(great books foundation)推动,1992年美国教育部正式将它作为一项卓有成效的计划加以开展。阿德勒为推动计划开展,曾走遍全国,指导各地学生的“名著阅读研讨会”,并出版专著《如何阅读一本书》来指导学生阅读经典著作[3]。近年来刘新武、于丹、易中天等老师在《百家讲坛》迅速走红,受到人们的追捧和热议,正折射出当今的中国国民其实对名著有很高的兴趣。目前的中国必须要有专门的人和组织来推动名著的阅读,这才能使中国不会与名著越走越远。 但大学生,尤其是师范生的阅读训练必须跳出“名师解读名著”的圈子,有效的名著阅读,并不是在学生的脑海中复制名著的思想和内容,而是希望推动学生掌握提问、倾听、讨论的技巧,在与同学、教师、名著作者的思想对话过程中,学会自己去理解、感悟名著的内涵,培养他们“研讨”和批判思维的能力。要很好地组织学生“研讨”,要求教师或组织者必须具备一定的组织能力,掌握有效倾听的策略和提问的技巧,能科学地评价学生的反应,使整个研讨会既生动活泼,又能紧密地围绕中心议题不跑题。 (三)“名著资源”需要选择和开发 世界文明源远流长,无论中国的《论语》、《老子》、《诗经》,还是欧洲的《荷马史诗》、《理想国》可被称为“经典”或是“名著”。在教育理论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不少中外教育理论家、思想家也留下了许多名著。如我国教育家陶行知的全集或文选,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赞科夫、巴班斯基的著作,以及瑞士的皮亚杰、美国布鲁纳、奥苏贝尔、加涅、布鲁姆、罗杰斯等教育家心理学家的著作,它们都是公认优秀的“教育名著”,阅读它们对我们有着“普遍的、永恒的”借鉴价值。看一个伟大的人是怎样面对问题,看一个伟大的心灵是怎样思考问题,必将有助于学生去理解“教育教学”这一职业、这一事业[4]。 让师范生去阅读一个伟大心灵写下的伟大作品,这对于尚处于学习阶段的未来教师来说,是培训专业能力,形成专业情意的重要渠道。由此,在众多教育名著中,师范生选择阅读材料的标准应有三个:首先,阅读的材料必须能唤起“准教师”的职业情意,使他们能感悟到教育之真、善、美,使他们愿意在这项事业上坚持发展下去;其次,阅读材料应适合共同探究的学习方法,老师和学生都能提出一些真正的问题,可以起到锻炼思维的作用;最后阅读材料长度必须适中,适合学生在课堂或课余阅读。 二、提升指导水平,需要一个教学团队 笔者所在的师范学院,有多位教师开设了诸如《当代作家名篇赏析》、《西方经典作家作品赏析》、《儒学与中国社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等与阅读有关的课程。虽然这些课程有较浓厚的“解说”性质,注重教师对原著的讲解和阐释,而较少关注学生思考和参与。但诸位教师对原著内涵的把握却有独到之处,对学生思维和境界提升有很大的启发作用。在与几位教师商议沟通之后,笔者组织学生先行阅读有关文献,然后酝酿和选择问题,带着问题去旁听相关教师的课程。学生们开始还安于“旁听”的角色,逐渐就有大胆者敢于当堂向教师发问,甚至一度引起与原班学生的激烈冲突。任课教师向笔者抱怨“你的学生破坏了我原有的教学秩序,抢夺了我学生的话语权”,但同时也赞赏“你的学生确实胆子大,有想法,思路敏捷也很开阔”。 在经历了几次不算成功的尝试之后,却也引发了教师和学生的共鸣——教学方法和学习方式应该有所改进!目前由笔者主持,几位教师共同参与的校级研究课题《指导师范生阅读名著的行动研究》,已获得立项。所有课题组成员还自发组织阅读研讨活动,其目的:一是真正作为一个阅读者来感悟阅读的真与美;二是在研讨中思考如何驾驭“研讨”。在这一课题背景之下,必能推动阅读指导团队的建设和发展,为师范生的阅读培训打下良好理论基础。 三、推动名著阅读,需要学校支持 面向全体师范生开设的名著指导课程,往往以全校公选课的形式开放,选课的学生动辄好几十人,甚至一百多人。而以“青少年名著计划”的经验来看,要很好地组织学生发言和交流,却以三十人为最宜。笔者正于学校积极沟通,期望将教学班的人数控制在20人至30人,视选课学生的数量分班教学。另外,本课程期望分设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班,由多名教师共同进行教学。考虑到每位教师都还承担着各自的专业教学,团队越强,教学效果越好,选课学生越多,教师负担就越重。若要在教学质量、教学管理、教师负担三者之间取得一个最佳平衡,确实需要管理者和教师具有高超的智慧和很好的沟通。 笔者的建议是:一方面在课程设置上,减少专业课,增加综合实践、实验课。如师范生开设的《教育哲学》、《课堂管理》、《教师口语》等课程,完全可以与《名著阅读》结合起来,设为综合实践课。另一方面在教学上试行高级班指导初级班、中级班观摩高级班的方式,增加学生实践练习的机会,提高教师的劳动效率。这些想法和建议目前正处在实验论证阶段,期望在不远的将来能为师范生的阅读指导提供可借鉴的实践参考。 不论是指导教师的阅读训练、师范生的阅读训练还是中小学生的阅读训练,它们是一脉相承的整个系统,是推动整个国家民族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动力。它需要所有人参与和倾力付出,它不仅是一个读的过程,更是一个思考、交流和承上启下,不断发展的过程。 阅读教育论文:试论教育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后现代性阅读 【论文摘要】结合全球化时代经济、政治、文化的共生性大背景，联系当前教育的现状，运用后现代的一些基本理念，以一种新的视角重新观照教育与人的全面发展，并试图建构起这样的现代教育观：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就要回归人本身，重视对人的关怀，对生命整体的唤醒与培育，兼顾现实性与超前性原则，在现实中超越，在超越中创造，直至走向理想的目标。 【论文关键词】教育 人的全面发展 后现代性 也许是中西方哲学背景的差异等诸多原因，中国似乎一直在用自己固有的感性跟着西方的理论跑。当后现代在全球肆虐，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被妖魔化时，我们不得不看到它走进中国的必然性，也不得不运用后现代的理念重新观照传统的教育与人的全面发展，以期在反思批判中获得对教育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全新的建构与超越。 1.马克思主义有关教育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内涵 1894年，《新纪元》杂志要求恩格斯用一段话来表达未来社会主义新纪元的基本思想时，恩格斯说：“除了从《共产党宣言》中摘出下列一段话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189页)在这里，不在于这一段话说的是什么，而在于这一段话为什么可以表达未来社会主义新纪元的基本思想。这是因为人的全面发展它是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实质和核心，是实践的唯物主义的立足点。在这里，“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是指的一种未来的社会理想。在未来理想社会的人，应是全面发展的人。 从这一基点出发，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与社会是一个问题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社会是人的集合体，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人的社会。全面发展的社会，要求全面发展的人，并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在“七一”讲话中也曾强调指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所谓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发展，就是人的社会交往的普遍性和人对社会关系的控制程度的发展。在人与自然、社会的统一上表现为在社会实践基础上人的自然素质、社会素质和心理素质的发展，就是在人的各种素质综合作用的基础上人的个性的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并不是指单个人的发展，而是指全社会的每一个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发展不仅应当是全面的，而且应当是自由的。在整个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逐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的一生致力于批判资本主义异化劳动，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并把它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主要内容。他还研究了现存世界商品生产特殊方式，揭示了现存世界人的异化状态的经济根源。他说：“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88-89页)可见，人的异化是由物的异化，即经济形式的异化引起的。正如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异化一样，商品、货币、金钱等物的拜物教来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就在于以生产力高度发展为前提，改变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科学社会主义则探索了人的全面发展，改变现存世界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的现实道路。科学社会主义是一个实践过程，人的全面发展也是一个实践过程。 有了这样一些基本的认识，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有关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内涵：首先，第一层次，亦即最基本的层次，是指人能够适应不同的劳动需求，把不同的社会职能当作相互交替的活动方式。而这一点显然又是和旧式分工的消灭紧密相联系的；第二个层次，即在交替变换的职能中，人的先天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了自由的发展；第三个层次则是指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第一、二层次基本上从具体形态上——全面发展的个人的形态上说的，第三个层次是从广阔的意义（形态）上说的，它也是第一个层次的引申和目标；第四个层次，由前三个层次进一步引申而来的，是指个体和社会的谐调统一发展。这四个层次，是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含义的完整、精确的定义，也是迄今为止我们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所能见到的最具体、明确、科学的定义。这四个层次构成了一个严密的系统，相互联系，缺一不可。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出发，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其根本途径是教育，或者说教育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获得人类的解放，也应该是教育的根本目的。 2.后现代与教育及人的全面发展的视域融合 有人曾说后现代的话语是反人性、反人道的，反对一切人文关怀。可当我们在认真回顾后现论的生成时会发现，在后现代主义理论上，确实有质疑传统启蒙主义的人道主义话语的倾向，这从德里达的解构历史和人文主义的早期表述中可以看到，从福科的解构历史与主体的一系列论述也不难推导出对“人”这一命题的批判。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作为后现代主义的基础理论的后结构主义理论对“人”这一主题的解构清理，并不意味着不关怀人。只不过是去除那些虚假的、人为的面具，而恰恰是更真实地关怀人的本来存在境遇。至于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本身，显然是把对人的关怀放到首位。后现代建筑、后现代文学艺术，明显是把人的主题放到一个解除了历史重压的更加真实的语境加以思考和表现。 所以，当我们将后现代的颠覆性、反思性、批判性，提倡多元、平等、对话等理念引入中国的当代教育时，你会惊奇地发现这些思考能在很大的程度上打破传统的教育观，能带给日渐生硬的教育模式新的生命气象，而这种冲击带来的变化势必会极大地推动教育新的发展，以至更好地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建构起后现代的人性化的教育。 曾有一位著名教育心理学家波斯纳提出了一个教师成长的公式：经验十反思=成长。波斯纳赋予了“反思”在“成长”过程中的杠杆意义。由此，我认为，一所学校发展的公式应该是：历史十反思=发展；而对于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来说，则应该是：现状十批判=建设。可以说，这是事物发展的凸显自我批判意识的两个重要轨迹：人在反思中走向成长，事业在批判中走向建设。 当我们在探讨现代教育的主旨时，有关教育理论逐渐形成了一种观点：开发人脑。而且还有教育人士呼吁：无论学习成绩处于何种状况的学生，几乎每一个个体都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潜能，即马克思所说的“人类自身沉睡着的潜力”，有待我们去开发。这一说法把教育的主旨局限于“开发人脑”，显然未能真正找到教育的元基点。当我们用反思的眼光来审视传统教育和现行教育时，可以这样来认识教育：教育是对人生命整体的唤醒与培育，包括生理的、心理的、情感的、精神的、智慧的和技能的。也就是说当代教育应该以促进学生生命整体发展为核心，培养完整的人，建构学生完满的精神世界和人文关怀为主旨。正像深圳机场实验学校所提倡的：让生命在学习中醒着；用爱心唤醒每一个生命。关怀每一位学生的生活，让他们每天都能过得健康愉快；引领每一位学生的多元智能，让他们每一天都能得到适合自己的发展；促成每一位学生的生命整体，让他们每一天都能得到和谐的提升。这种教育理念充分体现着对学生生命整体发展的关爱。 除此以外，我们还应看到，长期以来的“大一统”教学体制下，缩小差异、防止分化的观念根深蒂固，而且似乎形成了中国教育的一种思维定式和传统心理。其实，差异是一种生态，分化是一种规律。自然界没有差异，就不成其为自然界，没有分化就没有丰富多彩；人类没有差异，就不成其为人类，没有分化就没有生机和活力；世界没有差异也就不成其为世界，没有分化也就没有兴旺发达。我们简直不敢想象：那种没有差异、没有分化的教育是一种什么样的教育！用“克隆车间”来表述也许并不过分。因此，引进后现代的多元，势必给教育观带来新的气象。 3.正确认识当代教育和人的全面发展，实现教育的超越存在 新中国成立50年来，我国教育事业取得了辉煌成就，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由于种种主客观方面的原因，我们的教育观念和教育政策，离全体学生的全面发展的要求还相距甚远。我们的教育侧重于选拔精英，因此考虑问题的直接出发点和落脚点主要是如何考试和升学，更多的是追求教育的现实价值，而不是人的发展，忽视了教育的超越存在。当然不能否认，它客观上也在促进人的发展。而当我们进入科技综合化、经济全球化、发展整体化的新世纪时，我们不得不打破和调整原有的教育秩序。因此，以全体学生的全面发展为主旨的素质教育的提出，是时代的需要，教育发展的必然，也是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 当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向教育培养目标转化时，我们可以说，“人的全面发展”主要是指主体素质的发展，而“个人价值的全面实现”则需要把主体素质付诸于生活实践，是实践的一种结果。人在实践中具有一定的独立意识和自主性，因而其全面发展实际上也受制于自身的因素。一方面，一个人是否具有竞争意识、进取精神，是否具有自信心、决心，同时惰性因素、安于现状思想、怕冒险精神是否在起着重要作用，直接影响着一个人自身的发展。一旦一个人具有了惰性而不思进取，即使社会给其再好的发展条件和机会，也难以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一个人是否具有社会责任感，人对社会的贡献精神是否得以培养或养成。在马克思看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必须消除旧式分工、重建个人所有制，而个人所有制必然要求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的共同占有，这是以个人的社会责任感为前提的。因此，道德素质，民族责任感和强烈的社会意识应该是素质的基本前提和根本。 当然也有人认为应该更加重视能力的培养。其实，能力和素质相比，素质更根本。素质是能力的基础，能力是素质的表现，能力的大小是由素质的高低决定的。有了较高的素质，就会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表现出较强的适应力和创造力。素质教育所讲的能力，并不是某种操作技巧。不同的工作需要不同的能力，有些能力对有些人是必需的，对另一些人则是可有可无的。再说，现在许多人在不同行业、不同领域之间流动频繁，人们的职业乃至身份经常变动。在这种情况下，学校无法确切知道每个学生将来干什么，也就不可能把学生一生所需要的能力在学校里都加以培养。学校所能做到和应该负责的只是给学生打下坚实的基础，培养其适应社会和终身发展所必需的基本素质。总之，素质内含着知识和能力，但知识、能力不等同于素质。素质教育是在传授知识、培养能力的基础上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 所以说，从知识教育观到能力教育观，再到素质教育观，是教育观念的重大进步，更是当代教育必须恪守的基本理念，也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保证，直至最终达到教育的超越存在。 十九世纪中叶，从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人的全面发展到今天，有关教育与人的全面发展走过了一个不断丰富生成、不断发展创新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当时所面临的社会历史条件毕竟与今天不同，在当时条件下，他们通过探寻人类历史的客观规律，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理想，并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发展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论证，这已经是了不起的科学发现，而对社会主义条件下人的发展状况，他们除了提出原则性的意见和进行科学预测外，并没有提出具体的实施意见，尤其没有提出相应的方法。因此，今天的我们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又要结合当今现实发展马克思主义甚至超越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面对经济文化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在当代中国教育真实的场景中，作为一种文化阐释代码的后现代主义更为我们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措施等方方面面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新的发展。我们坚信，只要教育本着回归人本身，重视对人的关怀，对生命整体的唤醒与培育，兼顾现实性与超前性原则，在现实中实现超越，在超越中努力创造，就一定会走向最终理想的目标。 阅读教育论文:运用现代化教育技术优化中学语文阅读教学 摘 要：阅读教学是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实施素质教育的关键在课堂教学，而课堂教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发扬全体学生的主动精神、自主意识、发展学生的健康个性。要发扬学生的主动精神、自主意识，必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参与学习。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巧妙的运用电教手段，是创设情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促进学生思维活动、提高教学效果的有效手段。 关键词：现代化教育 中学语文 阅读教学 1.质疑议论，主动探索 “学起于思，思源于疑”。教学中由提出问题到解决问题是训练思维的基本手段。学生自己发问，能从根本上改变学生等待教师传授知识的依赖心理，学生由被动接受者变为主动探索者。出现问题后，上课时间更多的由学生用来小组讨论以解决这些问题。学生有了充分的学习实践，其思维能力、分析能力、理解能力、综合能力都能得到锻炼，独立阅读能力才能得到培养。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利用多媒体计算机将学生提出的疑问随机输入，并显示在屏幕上，同时把它们排列成序，再让学生根据问题进行小组讨论，最后，以学生汇报的形式将问题解决。这样，利用现代教育技术进行“主体式教学”，改变了课堂固有模式，发挥了学生的主体作用。 2.创设情境，入景动情 现行省编语文教材融语言文字训练与思品教育为一体，通过学习课文，不但提高了学生理解、感悟语言文字的能力，而且培养了学生的优秀品质和情感。利用电教手段创设各种情境，正式完成这一任务的最佳形式之一。小学语文第四册《公鸡的脸红了》一文中，公鸡在它的朋友需要帮助时，很不礼貌地拒绝了；而当它的屋顶被大风刮跑后，邻居们热情地帮助抢修，公鸡想起自己平时的表现，脸红了。为了帮学生体会公鸡的冷漠、以及它得到朋友们的热情帮助后后悔、惭愧的心理，从而领悟朋友间应该互相关心、互相帮助这一主题。为此，我播放了一段无声的录像，展示公鸡傲慢待友的故事情节以及风雨交加的晚上，公鸡急得又叫又跳，朋友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冒雨为公鸡抢修屋顶的场面，让学生看图想象（公鸡会急得怎样叫；朋友们又会怎样进行安慰；得到帮助后的公鸡会怎样想… …）、并要求给画面配解说词（说说朋友们是怎样齐心协力地帮助公鸡的。）在动人的情节中，学生通过看、想、说、比，入真情于动景，有了观察的兴趣自然也容易展开丰富的联想，从而说得生动、比得细致，继之深入地理解课文的主旨。 3.激发兴趣，观察感知 在传统教学中，由于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教学内容涉及到的一些事物和现象，学生无法看到，而低年级学生阅历又较浅，问题难以得到满意的解决。教育技术，使之直观化、具体化。“百闻不如一见”，大量的感性材料，使孩子们有身临其境之感，通过观察，引发了学习兴趣，加深了学生对课文的理解。如：教学《小蝌蚪找妈妈》一课，利用电视录像将小蝌蚪找妈妈的过程展示于学生面前，使学生对小蝌蚪的变化有一个整体了解。然后将录像片中蝌蚪变化的几个阶段的曲型图片制作成教学软件，利用电脑多媒体，将蝌蝌身体变化过程分步展示于一个画面，学生就能如身临其境般在课堂中理解蝌蚪长成青蛙的过程。再如：学习第三册《祖国山水多美丽》一课时，过去每讲到这一课，学生只能通过同学、教师的介绍，结合图片来了解祖国的名山大川，现在，利用多媒体教学软件，既可以展示各个景点的声像资料，同时又能收听相关介绍。隆隆之声震耳欲聋，飞瀑彩虹，磅礴气势，呼之欲出。学生学习兴趣大增，通过亲自听、看，获得了大量的知识。且记忆深刻，油然产生了热爱祖国名山大川并为之自豪之情。古诗是中华民族文学宝库中的瑰宝，在电教实验班中，每一学期我们都安排了若干首古诗的学习，充分利用电教媒体的优势，化抽象为直观，帮助学生理解、体会，激发学生学国语言文字的兴趣。 4.突破难点，品词品句 低年级阅读教学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有些知识，教师用几句教学语言很难表达清楚。为了突破这些难点，利用电教媒体，就能大大减少教学时间，而且使学生在轻松愉快中获取知识，掌握本领。如《精彩的马戏》一文，为理解“绝活”一词，在体会课文语句的同时，如再让学生观看一段“山羊走钢丝”的录像，这样对理解词义就大有帮助。 5.深化练习，延伸扩展 利用现代教育技术进行语言练习，将知识实行延伸、扩展以达到理解基础上的运用，可以较平时运用普通教法更省时、省力，更直观，易掌握。如教学生用“… …像… …”的句式说话，可以运用电教媒体手段，在图像上出示若干本体，再以提示方式出示相应的喻体。可以让学生很快找到本体和喻体之间的联系，生动形象的句子自会脱口而出。 在课后练习中，运用多媒体电脑可以展示更多学生感兴趣的习题和课文补充材料。用现代教育技术设计的教学软件，可以把习题的形式变得更活泼、新颖，把习题的内容扩展得更广、更深，这也是课文知识内容的补充。这样在落实知识的同时，扩大了学生对知识的理解，调动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使练习部分由枯燥，而变得有形有声，如游戏般易操作，好掌握。 小学语文教材的知识内容极为丰富，其中许多知识都是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说不清的。现代化教学手段可以充分发挥其再现性的特点，把抽象的概念、难以观察清楚的现象、跨越时空的事物、不易演示的实验通过动画、录像、投影的形式进行信息处理和图像输出，在显示屏幕上微观放大、宏观缩小、动静结合、图文并茂，声色兼备，在短时间内调动学生多种感官参与活动，降低了学生对知识理解的难度，充分发挥了课堂教学过程中学生的主体作用，使他们能够根据自己的认知特点来实行意义建构，也有利于调动学生的情感，激发学生的思维，强化学生的记忆，培养学生良好的语文素质，促进学生良好的个性品质、学习能力的形成。 阅读教育论文:开设师范生教育名著阅读课程的必要性研究 摘要:学生对名著的阅读需要教师的指导和帮助,对“准教师”阅读的指导和训练就显得尤为重要。借鉴美国“青少年名著计划”经验,指导师范生阅读名著应注重培养专门教师队伍,开发相应的教学资源。 关键词:师范生　青少年名著计划　阅读指导 所谓指导学生阅读名著,就是从名著的宝库中撷取一些著作,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师生共同的阅读、讨论和感悟,用这些人类最美好的精神食粮,滋养学生的品德和审美情趣,帮助他们形成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指导师范生阅读教育名著,不仅是在培训学生,更是在培训未来的教师,不仅要让他们享受到阅读之醇美,感悟到教育之真谛,更要使他们喜欢上阅读、能有效地阅读、能有效地指导学生阅读。笔者从美国“青少年名著计划”借鉴经验,并结合自身的教学实践,谈一谈指导师范生阅读教育名著的方式和方法。 一、名著阅读需要指导培训 (一)阅读不能仅凭兴趣 我国中小学阶段,学生的名著阅读采用的是“添加模式”,即把名著指导添加到语文课程之中,并没有专门的人或机构来负责指导学生的名著阅读[1](陈巍2009)。大学阶段,师范生同样缺少专门的课程和教师来进行阅读培训,使得这些准教师在阅读内容的选择上有娱乐化的倾向,阅读多以休闲为目的[2](李静2008)。笔者曾对所在的师范学院116名师范类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77.1%的学生选择双休日和寒暑假自主阅读名著,8%的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阅读,2%的学生和朋友、同学一起阅读;47%的学生从来不和其他同学讨论名著的内容,68%的学生遇到读不懂的名著就选择放弃;84%的学生不能完全理解所读名著的内容。这种自发的、娱乐休闲式的、不求甚解的阅读方式,难以实现“用最美好的精神食粮,滋养学生的品德和审美情趣,帮助他们形成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当这些准教师走向工作岗位时,将难以驾驭和指导学生的“名著阅读”,这将是一个可怕的恶性循环。 (二)有效阅读需要培训 推动青少年学生阅读经典名著,从来不是一件简单轻易的事情,早在1944年,在赫钦斯(robert m. hutchins)和阿德勒(mortimer j. adler)等人的倡导下,美国开始出现以阅读古典名著和名著讨论为主要学习方式的名著运动(great books movement),后来发展为享誉世界的“青少年名著计划”。该计划由“名著基金会”(great books foundation)推动,1992年美国教育部正式将它作为一项卓有成效的计划加以开展。阿德勒为推动计划开展,曾走遍全国,指导各地学生的“名著阅读研讨会”,并出版专著《如何阅读一本书》来指导学生阅读经典著作[3]。近年来刘新武、于丹、易中天等老师在《百家讲坛》迅速走红,受到人们的追捧和热议,正折射出当今的中国国民其实对名著有很高的兴趣。目前的中国必须要有专门的人和组织来推动名著的阅读,这才能使中国不会与名著越走越远。 但大学生,尤其是师范生的阅读训练必须跳出“名师解读名著”的圈子,有效的名著阅读,并不是在学生的脑海中复制名著的思想和内容,而是希望推动学生掌握提问、倾听、讨论的技巧,在与同学、教师、名著作者的思想对话过程中,学会自己去理解、感悟名著的内涵,培养他们“研讨”和批判思维的能力。要很好地组织学生“研讨”,要求教师或组织者必须具备一定的组织能力,掌握有效倾听的策略和提问的技巧,能科学地评价学生的反应,使整个研讨会既生动活泼,又能紧密地围绕中心议题不跑题。 (三)“名著资源”需要选择和开发 世界文明源远流长,无论中国的《论语》、《老子》、《诗经》,还是欧洲的《荷马史诗》、《理想国》可被称为“经典”或是“名著”。在教育理论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不少中外教育理论家、思想家也留下了许多名著。如我国教育家陶行知的全集或文选,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赞科夫、巴班斯基的著作,以及瑞士的皮亚杰、美国布鲁纳、奥苏贝尔、加涅、布鲁姆、罗杰斯等教育家心理学家的著作,它们都是公认优秀的“教育名著”,阅读它们对我们有着“普遍的、永恒的”借鉴价值。看一个伟大的人是怎样面对问题,看一个伟大的心灵是怎样思考问题,必将有助于学生去理解“教育教学”这一职业、这一事业[4]。 让师范生去阅读一个伟大心灵写下的伟大作品,这对于尚处于学习阶段的未来教师来说,是培训专业能力,形成专业情意的重要渠道。由此,在众多教育名著中,师范生选择阅读材料的标准应有三个:首先,阅读的材料必须能唤起“准教师”的职业情意,使他们能 感悟到教育之真、善、美,使他们愿意在这项事业上坚持发展下去;其次,阅读材料应适合共同探究的学习方法,老师和学生都能提出一些真正的问题,可以起到锻炼思维的作用;最后阅读材料长度必须适中,适合学生在课堂或课余阅读。 二、提升指导水平,需要一个教学团队 笔者所在的师范学院,有多位教师开设了诸如《当代作家名篇赏析》、《西方经典作家作品赏析》、《儒学与中国社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等与阅读有关的课程。虽然这些课程有较浓厚的“解说”性质,注重教师对原著的讲解和阐释,而较少关注学生思考和参与。但诸位教师对原著内涵的把握却有独到之处,对学生思维和境界提升有很大的启发作用。在与几位教师商议沟通之后,笔者组织学生先行阅读有关文献,然后酝酿和选择问题,带着问题去旁听相关教师的课程。学生们开始还安于“旁听”的角色,逐渐就有大胆者敢于当堂向教师发问,甚至一度引起与原班学生的激烈冲突。任课教师向笔者抱怨“你的学生破坏了我原有的教学秩序,抢夺了我学生的话语权”,但同时也赞赏“你的学生确实胆子大,有想法,思路敏捷也很开阔”。 在经历了几次不算成功的尝试之后,却也引发了教师和学生的共鸣——教学方法和学习方式应该有所改进!目前由笔者主持,几位教师共同参与的校级研究课题《指导师范生阅读名著的行动研究》,已获得立项。所有课题组成员还自发组织阅读研讨活动,其目的:一是真正作为一个阅读者来感悟阅读的真与美;二是在研讨中思考如何驾驭“研讨”。在这一课题背景之下,必能推动阅读指导团队的建设和发展,为师范生的阅读培训打下良好理论基础。 三、推动名著阅读,需要学校支持 面向全体师范生开设的名著指导课程,往往以全校公选课的形式开放,选课的学生动辄好几十人,甚至一百多人。而以“青少年名著计划”的经验来看,要很好地组织学生发言和交流,却以三十人为最宜。笔者正于学校积极沟通,期望将教学班的人数控制在20人至30人,视选课学生的数量分班教学。另外,本课程期望分设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班,由多名教师共同进行教学。考虑到每位教师都还承担着各自的专业教学,团队越强,教学效果越好,选课学生越多,教师负担就越重。若要在教学质量、教学管理、教师负担三者之间取得一个最佳平衡,确实需要管理者和教师具有高超的智慧和很好的沟通。 笔者的建议是:一方面在课程设置上,减少专业课,增加综合实践、实验课。如师范生开设的《教育哲学》、《课堂管理》、《教师口语》等课程,完全可以与《名著阅读》结合起来,设为综合实践课。另一方面在教学上试行高级班指导初级班、中级班观摩高级班的方式,增加学生实践练习的机会,提高教师的劳动效率。这些想法和建议目前正处在实验论证阶段,期望在不远的将来能为师范生的阅读指导提供可借鉴的实践参考。 不论是指导教师的阅读训练、师范生的阅读训练还是中小学生的阅读训练,它们是一脉相承的整个系统,是推动整个国家民族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动力。它需要所有人参与和倾力付出,它不仅是一个读的过程,更是一个思考、交流和承上启下,不断发展的过程。 阅读教育论文:试论中小学语文阅读能力教育 【论文关键词】阅读能力　教育 【论文摘要】阅读是搜集处理信息、认识世界、发展思维、获得审美体验的重要途径。本文从学生的阅读兴趣的培养、掌握阅读的技能和方法、阅读态度等方面进行探究。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是搜集处理信息、认识世界、发展思维、获得审美体验的重要途径。”阅读能够沟通人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获取外部的信息和知识，认识丰富多彩的世界，拓展人的视野，帮助人融入广阔的社会空间。阅读能够发展人的语言，发展人的感受、理解、欣赏、评价等阅读能力，表达与交流的能力，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思维能力和审美能力。其实阅读也是生命活动，是一种生活，是一种自由的生活、精神的生活、智慧的生活。无论你是学生还是成人都需要阅读。由此可见阅读能力教育是多么的重要，可以说阅读能力教育是我们中小学语文教学中重要的一部分。接下来我就谈谈对阅读能力教育的几点浅显看法： 阅读能力教育首先要培养的就是学生的阅读兴趣。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浓厚的兴趣可以让学生持之以恒地阅读，在阅读中精神也更集中。读书百遍，其义自见。阅读首先要有量的积累，而支撑学生坚持下去的因素，除了顽强的意志之外，更好更有效的方法还是兴趣。那么作为一个语文老师，我个人认为我们可以立足于课堂，应用自己的学识、思想和人格魅力影响学生，重视学生的感情和思考，在积极引导中，化抽象为形象，化平淡为神奇，化枯燥为活泼，使学生入“迷”。也可以通过设立多种形式的阅读课、举办阅读竞赛等形式来激发提高学生的阅读兴趣。在条件好的情况下还可以在教室里设立一个图书角，让同学们把自己的一些书或是把学校的书借出来选择有益于学生成长学习的书籍放在其中，让大家可以有书看有书读，从而形成人人爱好阅读的好氛围。 其次是要教育引导学生掌握阅读的技能和方法。俗话说：“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阅读，作为一种基本的智力技能，包涵一定的能力层级，教师应避免教学中阅读指导的随意性和零散现象，力求有一定的指导体系，能系统地对学生的阅读能力和阅读方法进行点拨。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信息传播的速度也越来越快。面对琳琅满目的书籍，我们该如何选择呢？其实阅读最简要的方式有三种：精读、泛读、浏览。精读即仔细地详细解释，深入细致地研读，也就是逐字逐句地读；泛读即学会大体了解所读文章的写作思路，大略了解文章的思想内容，也就是大略地泛泛地读；浏览即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将要读的东西扫视一遍，掌握大体的内容，也就是“一目十行”地读。例如：对一些重点课文或者优秀的作品，就要学生字斟句酌，仔细品味；而有些报刊杂志就可以采取泛读的方式，只要能抓住大概意思就可以。新课标规定，阅读一般的现代文每分钟不少于500字。对阅读价值不高的读物，就可以随便翻翻，看看重点句子或者标题。 另外阅读切忌过过眼瘾，读完就丢一边的态度。朱熹在《朱子家训》中有一名句：“余尝谓：读书有三到，谓心到、口到、眼到。”阅读要养成积累的习惯，对一些重点的字词句篇章，要记在读书笔记或者阅读卡片上；对一些难点就要圈点勾画，利用工具书，及时解决。 再次是引导学生理解、感悟所阅读的作品。阅读作品的过程就是跟作者交流情感的过程。阅读一篇课文，首先要感悟课文的大概内容，也就是能够基本知道课文的结构，写作思路。重点段落是一篇作品的核心，也是作者要写的主旨所在。抓住重点段落，揣摩重点词句是读通文章的钥匙。很多优秀的作品都能引起读者的共鸣。激发学生的情感，启迪学生的思路，让学生把自身的生活体验同阅读结合起来，可以增进学生对作品的理解。 最后是好的阅读习惯同样也不容忽视。圣贤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阅读要勤动脑，善思考。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阅读时要摘录要点，可以是段落，也可以是优美的句子，好的词语等。“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颜真卿《劝学》这首诗里面，告诉我们阅读要把握时间，持之以恒，坚持不懈。 阅读能力是综合性很强的能力，是一种特殊的能力，是由多种心理因素组成的复杂智力活动。而阅读能力教育自然也就是一项非同一般的教学工作，是一项比较艰巨的教育教学工作，它需要我们师生的共同努力。 阅读教育论文:浅探阅读教学与高职英语教育 摘要：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目标的独特性要求高职英语教学须以能力为本，重在培养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高职英语阅读教学是英语教学中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培养和提高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是阅读课的主要目的。而在英语教学各环节中，阅读理解能力是衡量外语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 关键词：阅读教学　高职英语　应用能力 在英语教学的各环节中，阅读的过程是对语言的认知过程，阅读有助于巩固和扩大词汇、丰富语言知识、提高运用语言的能力。阅读可以训练思维能力、理解能力、概括能力与判断能力。“侧重培养阅读能力”是教学大纲规定的高职英语教学目的之一，是培养学生理解和运用英语技能的一个基本方法，又是落实词法、句法及语篇的主要途径。英语阅读就是利用相关的英语知识和非英语知识去解读包含一定英语知识和非英语知识的阅读材料。英语知识是指英语语音、词汇、语法以及篇章知识的总和；非英语知识是指英语知识以外的背景知识,即直接或间接获取的知识经验的总和。加强阅读训练可以为学生创造大量获取语言知识和大量运用语言的机会和条件。在课内外的阅读中既可培养学生对语篇进行分析、综合并从中获得信息的能力，也能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学会欣赏英语文学作品的美，通过自然渗透，陶冶学生良好的情操。 1 阅读教学有助于学生增强对词汇内涵与外延的认识 通过大量的阅读训练，能适当扩展学生词汇的内涵与外延，增强英语与现实生活的联系，架起词汇学习与跨文化交际的桥梁，从而激活学生思维。词汇是构成英语大厦的基石，而教材往往只给出了词汇的基本含义，对其它的用法没有解释。因此只有在阅读教学中，引导学生在充分掌握词汇基本含义的同时，让他们认识到在不同的语境下，词汇有着丰富的外延；此外，通过比较词汇在中西文化中的不同，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的意识，使他们认识到词汇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一个国家的文化。例如，在动物词汇教学中，人们对dog, tiger与dragon, horse与 ox, sheep与 goat等的不同的看法和用法。 “dog”在外国被视为与人一样尊贵的动物，因而有“love me, love my dog”之说,而“dragon”在中国被认为是吉祥之物，但在外国却是邪恶的化身； “sheep”在英语中表示好人，能干的人，而 “goat”表示坏人和不能干的人。 通过此类教学，增强了学生对词汇学习的积极性和兴趣性，激活了学生的英语思维能力，从而增强了他们英语应用能力，为高职英语专业学生以后的就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阅读教学就是培养学生英语实际应用能力的过程。对词汇内涵与外延的掌握，是高职学生将来从事中、小学英语教育和一些简单的涉外翻译工作的先决条件。 2 阅读教学有助于增加学生的知识储备，渗透有关英美文化 高职英语阅读教材在选材上注重趣味性、信息性、可思性、时代性前瞻性，体裁多样，题材广泛，主要涉及英语国家的历史、地理、文化风俗和风土人情等方面的内容，融思想性、知识性和真实性为一体。 英语是一门语言，而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在英语阅读教学中，结合阅读材料，讲授相关的背景知识，尤其是有关英美文化的内容，增强学生对东西方文化差别的意识，有助于学生正确的使用语言。正如胡文仲指出的那样“在教学中应正确引导学生在学习英语的同时，更多的了解西方人的文化和习俗，要做到这一点，教师在课堂上应注意延伸，不应只局限与练习其特定的语句而要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能力，逐步扩展文化知识的内容和范围，在起始阶段使学生对英语国家文化及中外文化的异同有粗略的了解。” 3 阅读教学有助于培养学生摄取信息、处理信息的能力 随着信息社会的出现，教育既要传播信息，又要培养学生摄取信息、处理信息的能力，而阅读教学的目的就是在于培养交际性阅读能力，即有效地获取书面信息，并对此信息进行分析，推理和评价，以实现交际的目的。 在高职阅读教学中，一方面为了达到各类考试的要求，另一方面要使学生满足将来就业的需要，所以教师应以培养学生迅速而准确的把握语篇中的信息能力为主要任务。一篇阅读材料所包含的信息是多种多样的，具体的，隐藏的，暗示的等等。例如，你会经常碰到象“infer（揣测）、imply（暗示）”这一类的词，要求学生根据这个段落揣摩出作者的写作意图、文中说话者的引申义、文中没有直接陈述但却有所暗示的信息；甚至根据作者已经谈到的内容，imagine （想象）作者在下一个段落（原文中并没有）可能会说些什么。这就要求学生不仅要快速的获取具体的文字信息，还要在给定的时间内掌握包含在字里 行间隐藏、暗示的信息，这不仅对学生做题速度有较高的要求，而且对其深层理解力，也就是学习语言的扩张力（即素质）提出了挑战。学生对一篇文章摄取信息、处理信息的能力，也是英语实际应用能力的一种表现。 4 阅读教学有助于培养学生自学、总结归纳的能力 英语教学已经由传统的知识型方法正迅速地向语言交际运用型教学方法过渡。在对高职学生的英语教学中，进行阅读教学，注重培养学生阅读兴趣，使其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掌握正确的阅读方法，形成科学的阅读技巧，能够促进学生听说读写译全面发展，大面积提高英语教学质量。 总之，高职英语阅读教学须在与其他课程一起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的同时，注重阅读能力的培养，以提高学生的语言应用技能。 阅读教育论文:浅析阅读教学与高职英语教育 摘要：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目标的独特性要求高职英语教学须以能力为本，重在培养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高职英语阅读教学是英语教学中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培养和提高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是阅读课的主要目的。而在英语教学各环节中，阅读理解能力是衡量外语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 关键词：阅读教学　高职英语　应用能力 在英语教学的各环节中，阅读的过程是对语言的认知过程，阅读有助于巩固和扩大词汇、丰富语言知识、提高运用语言的能力。阅读可以训练思维能力、理解能力、概括能力与判断能力。“侧重培养阅读能力”是教学大纲规定的高职英语教学目的之一，是培养学生理解和运用英语技能的一个基本方法，又是落实词法、句法及语篇的主要途径。英语阅读就是利用相关的英语知识和非英语知识去解读包含一定英语知识和非英语知识的阅读材料。英语知识是指英语语音、词汇、语法以及篇章知识的总和；非英语知识是指英语知识以外的背景知识,即直接或间接获取的知识经验的总和。加强阅读训练可以为学生创造大量获取语言知识和大量运用语言的机会和条件。在课内外的阅读中既可培养学生对语篇进行分析、综合并从中获得信息的能力，也能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学会欣赏英语文学作品的美，通过自然渗透，陶冶学生良好的情操。 1 阅读教学有助于学生增强对词汇内涵与外延的认识 通过大量的阅读训练，能适当扩展学生词汇的内涵与外延，增强英语与现实生活的联系，架起词汇学习与跨文化交际的桥梁，从而激活学生思维。词汇是构成英语大厦的基石，而教材往往只给出了词汇的基本含义，对其它的用法没有解释。因此只有在阅读教学中，引导学生在充分掌握词汇基本含义的同时，让他们认识到在不同的语境下，词汇有着丰富的外延；此外，通过比较词汇在中西文化中的不同，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的意识，使他们认识到词汇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一个国家的文化。例如，在动物词汇教学中，人们对dog, tiger与dragon, horse与 ox, sheep与 goat等的不同的看法和用法。 “dog”在外国被视为与人一样尊贵的动物，因而有“love me, love my dog”之说,而“dragon”在中国被认为是吉祥之物，但在外国却是邪恶的化身； “sheep”在英语中表示好人，能干的人，而 “goat”表示坏人和不能干的人。 通过此类教学，增强了学生对词汇学习的积极性和兴趣性，激活了学生的英语思维能力，从而增强了他们英语应用能力，为高职英语专业学生以后的就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阅读教学就是培养学生英语实际应用能力的过程。对词汇内涵与外延的掌握，是高职学生将来从事中、小学英语教育和一些简单的涉外翻译工作的先决条件。 2 阅读教学有助于增加学生的知识储备，渗透有关英美文化 高职英语阅读教材在选材上注重趣味性、信息性、可思性、时代性前瞻性，体裁多样，题材广泛，主要涉及英语国家的历史、地理、文化风俗和风土人情等方面的内容，融思想性、知识性和真实性为一体。 英语是一门语言，而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在英语阅读教学中，结合阅读材料，讲授相关的背景知识，尤其是有关英美文化的内容，增强学生对东西方文化差别的意识，有助于学生正确的使用语言。正如胡文仲指出的那样“在教学中应正确引导学生在学习英语的同时，更多的了解西方人的文化和习俗，要做到这一点，教师在课堂上应注意延伸，不应只局限与练习其特定的语句而要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能力，逐步扩展文化知识的内容和范围，在起始阶段使学生对英语国家文化及中外文化的异同有粗略的了解。” 3 阅读教学有助于培养学生摄取信息、处理信息的能力 随着信息社会的出现，教育既要传播信息，又要培养学生摄取信息、处理信息的能力，而阅读教学的目的就是在于培养交际性阅读能力，即有效地获取书面信息，并对此信息进行分析，推理和评价，以实现交际的目的。 在高职阅读教学中，一方面为了达到各类考试的要求，另一方面要使学生满足将来就业的需要，所以教师应以培养学生迅速而准确的把握语篇中的信息能力为主要任务。一篇阅读材料所包含的信息是多种多样的，具体的，隐藏的，暗示的等等。例如，你会经常碰到象“infer（揣测）、imply（暗示）”这一类的词，要求学生根据这个段落揣摩出作者的写作意图、文中说话者的引申义、文中没有直接陈述但却有所暗示的信息；甚至根据作者已经谈到的内容，imagine （想象）作者在下一个段落（原文中并没有）可能会说些什么。这就要求学生不仅要快速的获取具体的文字信息，还要在给定的时间内 掌握包含在字里行间隐藏、暗示的信息，这不仅对学生做题速度有较高的要求，而且对其深层理解力，也就是学习语言的扩张力（即素质）提出了挑战。学生对一篇文章摄取信息、处理信息的能力，也是英语实际应用能力的一种表现。 4 阅读教学有助于培养学生自学、总结归纳的能力 英语教学已经由传统的知识型方法正迅速地向语言交际运用型教学方法过渡。在对高职学生的英语教学中，进行阅读教学，注重培养学生阅读兴趣，使其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掌握正确的阅读方法，形成科学的阅读技巧，能够促进学生听说读写译全面发展，大面积提高英语教学质量。 总之，高职英语阅读教学须在与其他课程一起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的同时，注重阅读能力的培养，以提高学生的语言应用技能。 阅读教育论文:小学语文阅读课堂传统文化教育渗透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远、博大精深，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力。在小学语文阅读课堂教学中，要渗透和融入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内容，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教育知识，使小学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浸染，感受和领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从而较好地提升小学语文阅读课堂的教学效果，提升小学生的语文综合素养和能力。 关键词：传统文化；小学语文；阅读；课堂；渗透 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蕴藏有极其丰富的传统文化教育内容，在小学语文的阅读课堂之中，可以充分渗透和融入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教育知识，使小学生接触和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文化内涵，较好地提升小学语文阅读学习兴趣和热情，实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和传承。 一、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渗透到小学语文阅读课堂的意义分析 小学语文阅读教学是传承我国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它可以增加小学生的阅读量，开阔小学生的视野，增强小学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深度，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知识渗透到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的必要性，具体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1．与小学生的认知特点和规律相吻合 在小学语文阅读课堂上渗透和引入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内容，与小学生现阶段的认知特点和规律相吻合，由于小学生具有极强的记忆力，可以极为容易地记忆琅琅上口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内容，从而较好地丰富小学生的语文知识体系，与小学生的年龄特点和心理规律充分契合，极大地增强了小学生的阅读水平和能力。 2．与语文阅读教学任务相契合 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渗透和融入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内容，还可以使小学生充分感受和体悟到爱国主义精神和优秀的道德品质，从而领略到中国汉语的独特魅力，更好地揣摩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道德情感内涵。 二、传统文化教育在小学语文阅读课堂中的渗透路径探索 1．明确传统文化教学目标 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之中，要充分意识到文化多元化的趋势和潮流，认识到语文学科作为基础性学科的重要意义和作用，要通过明确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的传统文化教育目标，奠定小学生基本的文化素养，塑造小学生的人格品质。教师要适应新时期的变化，突破传统的语文阅读教育理念，以系统的、开放的视野和眼光，全面设计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的传统文化教育策略，更好地实现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的传统文化教育目标。 2．注重层次化的小学语文传统文化教育 在小学语文阅读课堂教学之中，教师要根据不同阶段的小学生，提出不同的阅读要求，要针对不同阶段的学生提出不同的传统文化教育方法，采用层次化的教育措施和手段，较好地实现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的传统文化渗透。具体来说，在小学低年级阶段，要将视线集中于小学生的语言学习能力的培养，以学生的语言学习为主、思想和情感的指导为辅助，奠定学生的语言学习基础。以语言为例，可以借助于字谜这种特有的汉字文化，使学生了解和学习汉字，体味到汉字所具有的独特趣味性，更为深入地理解中国传统汉语言文化的内在神奇和奥妙。另外，还可以结合中国传统书法、象棋等传统文化，增进小学生的识字能力，并且还可以利用词串的方式了解和熟悉中国传统艺术和文化内容，在潜移默化中实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浸透；在小学中年级阶段，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多阅读，并倡导学生在阅读时进行相互的交流和合作，以充分激发学生的语文传统文化教育内容的阅读兴趣。以对子歌和对联为例，可以让中年级的小学生朗读对子，如：“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通过对子的读诵，可以充分激活学生的语文传统文化的学习积极性和热情，也较好地实现记诵；在小学高年级阶段，要求学生对传统文化教育内容进行系统的分析和理解，并对传统文化教育内容中的部分词句进行深入的探讨和体会，以增强学生的语文阅读素养和能力。以“对联”这个中国传统文化为例，要增加高年级学生的语文阅读难度，可以让学生学习和把握不同类型的对联。同时，还要鼓励学生进行传统文化的探究性阅读和个性化阅读，增进学生在传统文化阅读中的情感理解和道德体悟，丰富学生的语文阅读知识。 3．将传统文化融入到小学语文阅读之中，提升学生的阅读兴趣 为了更好地在小学语文阅读课堂中渗透传统文化教育内容，可以从以下几个内容入手：（1）古诗词的背诵阅读。可以在小学语文阅读课堂上穿插古诗词的背诵阅读，通过对古诗词的背诵阅读，感受和体味古诗词独特而优美的意境，体悟古诗词中精练的语言、深远的思想情感，可以利用古诗词的易记易背的特点，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广泛传诵。如：《墨梅》、《竹石》、《石灰吟》、《菩萨蛮》、《卜算子》等，使学生通过意境悠远、文化氛围浓郁的古诗词，领略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与精妙。并且，在讲授和阅读《氓》、《采薇》篇章之后，还可以让学生阅读和学习《诗经•郑风•子衿》、《诗经•魏风•硕鼠》、《诗经•魏风•伐檀》等其他阅读名篇，以实现延伸和拓展阅读，更好地提升小学生的阅读能力。（2）寓言、传说及历史故事的阅读。可以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渗透和融入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的寓言、传说及历史故事等，如：《掩耳盗铃》、《守株待兔》、《牛郎织女》等，通过简洁、传神的寓言、传说故事，刻画出鲜明而生动的人物形象，并以其诙谐幽默的特点令人印象深刻，难以忘怀。同时，通过对传统文化中的历史故事的阅读，可以培养小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如阅读历史故事《负荆请罪》，就可以使学生明白这个历史故事所蕴含的知错能改、宽容大度的道德品质，体悟其中内蕴的深厚的文化内涵。通过阅读和学习《坐井观天》的寓言故事，可以让学生理解思想目光短浅的自负心理的害处，增强自己的心理素质和人格修养。（3）传统历史文化的阅读。可以让学生在小学语文阅读课堂中，学习和了解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知识，通过阅读《圆明园的毁灭》了解八国联军侵略中华的史实；通过阅读《丝绸之路》把握各民族之间友好交流的历史，从而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历史文化情感。（4）中国四大名著的章节选读。可以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穿插和融入中国四大名著的章节选读，小学生通过对《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的章节选读，可以领略到孔明的有胆有识、足智多谋；周瑜的心胸狭隘、小气善妒；鲁智深的智勇双全等，从而更为全面的了解历史背景和文化状态，较好地实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 4．实现传统文化阅读与学生日常生活的相融 为了更好地提升小学语文阅读课堂的教学效果，可以将传统文化阅读与学生的日常生活相结合，使学生将传统文化阅读的情境与生活情境相融合，感受到真实的、可以触摸的情境和氛围，则可以更为深入地体会传统文化的内在精髓，增强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和体悟。例如：在指导学生阅读传统文化教育内容时，可以结合《牛郎织女》的阅读故事，使学生感受到古代人民对于自由美好情感的向往之情，教师可以将这个传统文化阅读内容与生活中的传统节日乞巧节、传统情人节相结合，使学生产生身临其境之感，更好地净化自己的心灵，激发内心对于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之情。 5．开展丰富多样的民俗文化活动，渗透传统文化 在小学语文阅读课堂教学中，还可以结合丰富多样的民俗文化活动形式，使学生领略和体会到独特别致的中国传统文化内容，例如：可以将闽南文化引入到小学语文阅读课堂教学之中，通过鲜明富于特色的民俗文化活动，使学生喜爱闽南民俗，增进对闽南文化的了解和认识，更好地实现对民俗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教师可以在小学阅读课堂中让学生学习闽南歌曲和闽南语言，并播放闽南流行的歌仔戏，呈现丰富多样的闽南歌仔戏中的乐器，使学生领略到闽南文化民俗之美。还可以在小学语文阅读课堂中了解闽南文化和语言，如：龚自珍的《己亥杂诗》中有“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一句，其中“斜”字的闽南发音为“xia”，而非“xie”，从而使学生感受到闽南文化民俗与汉语的差异和音韵的变化。另外，还可以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向学生介绍闽南的宗教文化、民间艺术等，如：可以向学生讲述闽南文化信奉的妈祖、道教等；并向学生介绍闽南文化极为流行的纸画、剪纸、木偶、高甲戏、梨园戏等，从而更好地丰富学生的传统民俗文化知识。总而言之，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之中，教师可以结合小学生的特点和认知水平，选取适宜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内容，将其渗透和融入到阅读课堂的教学之中，引领学生细心地揣摩和体悟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和情感，在教学中不断推陈出新，充分发挥小学语文阅读教学的育人功能，使学生的人文素养得到较大的提升，丰富学生的文化底蕴，更好地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 作者:连雪卿 单位:福建省大田县教育研究室 阅读教育论文:小学语文阅读教学渗透心理健康教育 【摘要】在科学技术和教学水平大力发展的当今社会，小学生的心理素质出现了较大的变化，相应的心理问题也日益凸显出来，成为众多学者研究和关注的焦点。语文教学贯穿到小学教育的每一个角落，任何学科的开展都与语文教学息息相关，而阅读教学又是语文课程中的主体，将小学语文阅读教学渗透到心理健康教育方面，不仅能满足新时代教育发展理念的需求，同时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改善学生的心理素质，具有很大的教育意义。 【关键词】小学语文;阅读教学;心理健康教育 一、小学语文阅读教学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原则 阅读教学是指以老师为引导、学生为主体的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实践活动，对学生自主学习和思维能力的培养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而心理健康教育则是指教师按照小学生的心理和生理特点设定的特殊的心理健康教育方法，以此来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和生理素质。将阅读教学渗透到心理健康教育中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和素质，为学生日后的学习奠定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根据相关教育理论体系规定，小学语文阅读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原则主要包括：因材施教原则、循序渐进原则、尊重主体原则、面向全体原则等。因此，小学语文阅读教学渗透心理健康教育必须依据小学生的心理发展水平，根据小学生的心理健康差异对症下药，并以学生为出发点设置合理的教学模式。 二、小学语文阅读教学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现状分析 （一）小学生在语文阅读教学中的现状 第一，在语文阅读教学过程中存在较大的厌倦、焦虑心理。他们年龄较小，好动，在长时间的固定阅读模式过程中思想往往会开小差，无法集中注意力对文章进行仔细分析，并对密集的文字产生厌倦心理，导致文章主旨无法把握，出错率较高。第二，对阅读学习的兴趣较弱。另外，由于课堂上封建、落后的教学模式，导致许多学生积极性不高，甚至产生厌倦心理。除此之外，学生注意力不集中，语文阅读文章质量差等也是影响小学语文阅读教学的关键因素，都会对阅读教学水平的提高造成一定影响。 （二）教师在语文阅读教学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现状 从目前的教学现状来看，教师在语文阅读教学渗透心理健康教育中主要存在的问题有：教学目标不明确、两者结合程度不紧密、语文阅读教学方法过于传统、对课本研究不够透彻等等。小学生属于智力和心理发展的关键期，教师如果不能合理满足心理发展的需求，在该教学过程中不能领悟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将会使小学生错过渗透的最佳时期。 三、小学语文阅读教学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具体策略 （一）创造有趣的课堂环境 小学语文阅读教学的开展主要是通过教材上的文章来实现的，为了能够在语文教学中促进心理健康教育的渗透，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明确本课的主题，并能够充分利用网络促进语文教学的生动性。就以三年级语文课本中的《翠鸟》为例，教师在上课之前明确本课的教学主题为引导学生亲近大自然，与大自然中的一草一木，每一个生物都能平等对待。在上课过程中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了解翠鸟的外貌特征，可利用PPT来展示翠鸟的外部轮廓，让学生在读完课本后，通过绘画自行填满空余的部分，这样一方面加深了学生对翠鸟的了解度，也有利于学生能够更加了解动物写作需要掌握的顺序与技巧。 （二）为学生创造二次学习的机会 心理健康教育的渗透工作不仅可以在课堂中开展，也可融入课后学习中，为学生提供二次学习的机会。在学习翠鸟的过程中，同学们已经了解到大自然的奥妙以及懂得了应该尊重大自然的每一种事物。就以《翠鸟》学习为例，教师可为学生布置课后任务，让他们寻找自己最喜欢的一个动物，在具体观察后对自己喜欢的外貌进行外貌描写，或是进行简单绘画。以此来培养学生对生活的热情与积极性，从而又为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第二重保护。总之，在语文阅读教学中融入心理健康教育是语文教学的未来发展趋势，也是突显语文教学优势的重要途径之一，需要教师能够积极专研课本知识，为学生学习创设有趣的课堂环境。 四、小结 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作为提高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主要途径之一，对我国整体教学水平的提高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相关教育部门和教师必须结合小学阅读的教学现状，遵循因材施教、循序渐进等原则，将其与心理健康教育有机结合，创造适合学生发展的教学环境和氛围！ 作者:杨慧玲 单位: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继红小学校 阅读教育论文:心理健康教育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的渗透 摘要：心理健康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语文阅读素材蕴含着丰富的人文教育资源，而教师潜移默化的影响，让心理健康教育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的渗透具有可行性。因此，教师在小学语文的阅读教学中，应当深入挖掘阅读素材所蕴含的心理健康教育内容，延伸课外阅读，渗透积极的心理健康教育，促进学生健康心理的形成。 关键词：小学语文阅读；心理健康；可行性；对策 语文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兼具“工具性”和“人文性”的双重功能。在新课程改革不断深入发展的社会背景下，教师在小学语文的教学中，不仅要强化语文学科教育的“工具性”，同时也要重视“人文性”。而语文学科的“人文性”教育，主要体现的是一种思想和情感的教育，是促进学生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心理健康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具有积极的意义。尤其是在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背景下，小学生的学习压力和学习负担日益加重，心理问题的出现也就在所难免。因此，小学语文教师在教学中，应当重视小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为促进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奠定基础。本文中，笔者从更加微观的角度———小学语文的阅读教学方面阐述心理健康教育的渗透对策。 一、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可行性分析 （一）小学语文阅读素材蕴含丰富的人文教育资源 结合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语文学科兼具“工具性”和“人文性”的双重功能，而人文教育对于培养学生良好的品格、进行有效的思想和情感教育、促进学生人文素养的提升具有积极的意义。尤其是对于小学语文的阅读素材而言，很多素材都具有积极的教育意义，且都是通过一些德高望重的专家议定，蕴含的知识也是比较广泛的，如社会、哲学、心理以及人文等。例如，《司马光》的故事，蕴含着“遇事沉着、机智”的道理；《王二小》的故事，能够让学生体会到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让学生懂得知足、懂得感恩；《扁鹊治病》的故事，可以教育学生凡事要防微杜渐，不能讳疾忌医，要勇于面对自己存在的问题，方能及时找到方法解决问题等等。这些都是教师在阅读教学中，可以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阅读素材。其实，对于小学语文的教材而言，教师要想渗透心理健康教育，途径是很多的。由此可见，正是因为小学语文的阅读素材蕴含着丰富的人文教育资源，使得心理健康教育的渗透具有可行性。 （二）教师的潜移默化影响是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效途径 所谓：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小学生正处于快速成长和发展的阶段，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并未成型，而这个阶段的小学生，一言一行容易受教师的影响。因此，教师在小学语文的阅读教学中，应当履行自己“传道授业解惑”的使命，在阅读教学的过程中，有目的地渗透心理健康教育，通过各种情感丰富的案例，培养学生乐观向上、积极健康的性格，尽可能地减少负面的情绪和情感，促进学生健康心理的形成。此外，在阅读教学中，因为阅读教学的特殊性———教师必须和学生保持良好的互动和交流，而在互动交流的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学生对事物的看法和观点，了解学生的心理动态，对学生进行积极的引导，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和感染学生，促进学生形成健康的心理。 二、心理健康教育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渗透的有效途径 （一）挖掘语文阅读素材中心理健康教育内容，渗透心理健康教育 首先，教师要深入挖掘诗歌中所蕴含的心理健康教育内容。从根本上讲，诗歌是情感最为丰富的阅读内容，无论是古诗还是现代诗，其意蕴的丰富，思想情感的表达等，对于提升学生的审美情趣以及思想道德情感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尤其是一些向往美好生活的诗歌，对培养学生健康向上的乐观心态功不可没。例如，在诗歌《微笑》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作者那种面对挫折和困难，积极向上和乐观的态度；在古诗《鸟鸣涧》《暮江吟》中，教师应当通过积极的朗读训练，让学生体会作者所表达的思想情感，培养学生坚忍不拔的意志。总的来讲，诗歌中蕴含着丰富的心理健康教育内容，教师要善于挖掘，积极渗透心理健康教育，促进学生良好思想品质的形成。其次，在散文、童话、寓言故事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在小学语文的阅读素材中，无论是散文、寓言故事还是童话故事，都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因素和心理健康教育内容。例如，在课文《落花生》一文中，教师应当通过文章的对话形式、所蕴含的道理等，挖掘其中的人生哲理，让学生懂得如何脚踏实地，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而在寓言故事《东施效颦》一文中，教师应当结合故事所蕴含的寓意，让学生明白人应当有自我意识，不能盲目地效仿，坚持自己正确的，就不会随波逐流。不同的故事，都蕴含着不一样的人生哲理，只要教师积极挖掘，定能找到很多促进学生健康发展的素材。 （二）延伸课外阅读，渗透心理健康教育 美国教育家科威涅克曾经说过：“语文学习的外延与生活的外延相等”，这就要求教师在小学语文的阅读教学中，不仅要重视课堂教学，还应当将教学的重点和眼光拓展到课外，引领学生积极进行课外阅读，促进学生语文素养的不断提升。首先，在延伸课外阅读的过程中，教师应当形成以学生为主体的阅读指导模式，立足于学生的兴趣爱好和个性发展，对不同阶段的学生予以不同的阅读指导。培养学生在阅读过程中的思维能力和情感态度因素，积极地渗透心理健康教育，促进学生积极向上的心理态度的形成。其次，教师应当对学生的课外阅读读物进行有效的指导。例如，小学低段的学生应当以寓言、儿童读物和童话故事为主体，如《三毛流浪记》《三字经》《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等；而对于中高年级的学生而言，《丛林故事》《中国古今寓言》《我要做好孩子》等。这些极具教育意义的课外阅读读物，对于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品质、促进学生健康心理的形成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总而言之，在小学语文的教学中，教师应当立足语文学科“人文性”的功能，通过阅读素材中所蕴含的心理健康教育内容，渗透积极的心理健康教育，促进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实现学生全面健康发展的教学目标。 作者:李本艳 单位:贵州省黔西南州普安县南湖街道大湾小学 阅读教育论文:良好阅读能力在数学教育中的影响 摘要：“阅读能力”一词，我们常常会在语文和英语学习过程中遇到，讲到阅读能力，老师们总会跟我们强调语感的重要性。的确，阅读能力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个人技能，在日常生活中有广泛的应用，本文将要探究的是有关数学阅读能力的培养，数学和阅读虽然看似毫无关联，但是良好的阅读能力对于我们理解题意，轻松作答起到很大的作用，下文中首先对数学阅读进行了简要介绍，着重探究数学教育与良好阅读能力培养的密切关系和具体措施，以期挖掘出良好阅读能力对数学教育的影响，推动学生数学能力的培养和提高。 关键词：良好阅读能力；数学阅读；数学教育；培养策略 1阅读能力与数学阅读 1．1数学阅读能力概要：数学阅读能力，实际上是指学生阅读数学题目、分析题意、明确解题思路的一系列完整活动。也就是说，阅读能力不仅局限于传统语言类的理解和分析上，在数学教育上也有体现，尽管其在表现形式上更加倚重于符号、数字和表达式，但是其根本形式还在于语言的表达，因此阅读能力的培养在数学教育过程中也具有较大的应用价值。数学阅读能力的培养，有利于学生更好的理解数学知识，语言阅读的巧妙性和细节性，可以帮助学生把握题意，找寻隐藏条件，逐渐体会数学的魅力，增加对数学的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数学的自主性。1．2数学阅读的特殊性：在我们的潜意识里，数学与阅读是完全不搭边的两个概念，因为数学是典型的理工类科学社会学科，而阅读能力是常见的文学类训练技能，其实不然，万物都存有一定的内在联系，意大利著名物理学家伽利略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数理科学是大自然的语言”，道出了数学与阅读能力的密切关系。而数学因其学科特殊性，故而数学阅读也与日常所说的语言阅读有所区别，首先，数学的抽象性和逻辑性决定了数学语言具有外表简洁抽象，却蕴含着丰富内涵的特点，符号之间的复杂转换，要求学生们在实际阅读时保持一个清醒、高度集中的头脑；另外，数学阅读对思维及逻辑的严谨性要求较高，善用归纳总结，巧妙运用对比和联想，将暗藏在简单数学语言外表下的内在深意演绎出来。1．3数学阅读的简单分类：根据不同的标准，数学阅读具有多种分类形式。下面简单叙述其中一种分类方式，即按照阅读者的思维方式和学习主动性分，由主动式数学阅读和被动式数学阅读两种基本形式构成。首先，被动式数学阅读是指单从书本和教材上，通过进行大量的阅读活动，仔细研究和分析，获取一定的数学知识，巩固自身专业知识体系，提高数学学习能力，相比较而言，采用主动性数学阅读方式，阅读者的参与度更高，在这种阅读形式下，读者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大胆创新和尝试，提出假设，并设法证明结论成立，从难度上来说，主动性阅读难度偏高，但实用性较强，因此，在对学生数学阅读能力培养时，要逐渐从被动阅读模式转移到主动阅读模式，提高学生的综合学习能力。 2良好数学阅读能力的培养策略 2．1实行情景教学，激发学生兴趣：数学题目与理论的阅读和理解，难免会有一些枯燥和沉闷，让人提不起兴趣，教师在数学课堂教育过程中，可以尝试情景教学方式，设置生动、真实的故事情景，提起学生的阅读兴趣和学习兴致，融入真实情境，还有利于学生理解题意，掌握做题节奏，为后续学习做好充分的准备。对于课堂情景的设置，老师可以设置对比情景、矛盾情景等，给学生产生一定的认知冲突，以便提高教学质量。例如，学习《商中间或末尾有0的除法》根据教材提供的情境图，先向学生讲述《西游记》中唐僧师徒四人取经的故事，接着提出猪八戒一口气把西瓜全吃了，其他三人还分到西瓜吗？从而激起了学生阅读的愿望。2．2灌输数学思维，提高阅读效率：数学问题大多抽象、严谨且逻辑性较强，因此从抽象、简洁的数学语言中提炼出重要的解题信息是十分重要的，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反复练习，老师想要提高学生对数学问题的阅读能力，就要注意对学生进行数学思维方式的灌输，让数学思考方式成为一种习惯，譬如新旧知识点的温习整合、语句转换和分析等练习模式，都会对学生数学阅读能力有所提高。2．3注重读写结合，培养严谨态度：数学题目中提供的已知条件大都处于相互隐藏、相互掩饰的状态，只靠学生大脑提炼和思考的话，很容易造成思维及逻辑上的混乱，这就应了那句话“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培养学生读写结合的能力，阅读题目时，将复杂的逻辑关系及时记下来，既有利于整理思路，同时还便于深层次条件的挖掘和推敲，训练学生认真负责的学习态度，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3培养良好阅读能力在数学教育中的重要价值 数学也是一门语言，对于数学的理解和学习，还是要从其本质，也就是数学语言入手，所以培养良好的阅读能力，有利于提高学生对数学语言的分析和理解能力；再者，良好的阅读能力有助于学生快速搜索有用信息，展开想象力，发散思维，训练问题思考能力及思维的灵活性；最后，良好的阅读习惯还能帮助学生养成观察、对比、思考、归总等数学学习习惯，使学生在未来的数学学习生涯中受益匪浅。 4结束语 对学生数学学科的教育，除了需要进行解题思路和解题技巧的教学和训练外，还要注重学生数学阅读能力的培养。良好的阅读能力与数学教育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优秀的数学阅读能力一方面可以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题目，便于数学难题的剖析和求解，另一方面，还将有助于学生综合学习能力的培养和提高。文中重点阐述了培养学生数学阅读能力的具体措施，并强调了培养良好阅读能力在数学教育中的重要价值，希望能够引起今后数学教育过程中对学生阅读能力的培养，努力提高学生的数学素养和解体能力。 作者:安强 单位:辽宁省本溪市第一中学大峪校区 阅读教育论文:幼儿绘本阅读在美术教育中的问题及对策 摘要： 在我国，会本又被称之为图画故事书、图画读物等，如今，绘本已经被纳入了儿童读物的范畴，是一种儿童和少年都能够欣赏和阅读的文学作品以及知识读物。本文探讨了农村幼儿美术教育的现状，并分析了利用幼儿绘本优化美术教育的措施。 关键词： 幼儿；绘本阅读；农村；美术教育 美术教育是一种能够培养人们感受内心世界、展现外在魅力以及提高创造力和审美能力的重要方式，更是人们审美感受力、鉴赏力、创造力以及观察力提高的重要手段。在我国，主要将美术教育分为两种，即广义和狭义的，狭义一般是专指艺术教育，包括了审美教育、美感教育、美学教育以及审美能力培养等，而广义则指的是将美术教育以及美学原理融入其它学科并发展和形成的一种教育方式。目前来说，我国的美术教育一般都指的是艺术教育，主要培养的是儿童们的审美能力。 一、农村幼儿美术教育现状 (一)美术观念制约 因为农村相对落后的环境，使得人们的思想也较为陈旧，加上家长们的文化素质并不高，对于幼儿美术教育的观念也就较为薄弱，这也就造成了无法给幼儿提供良好美术环境和氛围的现象。加上大部分的家长普遍认为美术教育并不能运用于课堂的学习中，甚至有部分家长认为美术只是单纯的画画，对于孩子的发展起不到任何作用，尤其是在一些较为偏远的农村，这种片面的思想就越为严重。 (二)教学条件限制 幼儿园的环境对于开展幼儿教学活动有着重要的作用，处于特定的环境中，能够潜移默化的改进儿童的身心发展，而幼儿园的环境又包括了幼儿园本身、教师资源以及文化氛围等多种因素。农村因为经济条件以及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在教学硬件配置方面都较为的匮乏，加上教师普遍缺乏了专业性，对幼儿美术教育方面的影响较为严重。 (三)教学模式呆板 教学模式过于呆板以及教学内容过于单一是农村教学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而农村幼儿美术教育则主要利用示范以及模仿的方式，这种方式对于幼儿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有着严重的影响，因此教师在进行美术教育的过程中，必须创造一个能够让幼儿们发挥创造和欣赏能力的环境和氛围。 二、幼儿绘本阅读在农村幼儿美术教育中的运用策略 (一)选择适合的绘本 在利用绘本进行教学之前，需要考虑到绘本内容是否和幼儿的特点和经验相适应、能否和幼儿产生共鸣以及怎样激发起幼儿的学习兴趣，才能够使幼儿产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并以此鼓励他们进行美术活动，而这一系列的过程对于幼儿后续的学习兴趣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可以说适合的绘本是幼儿进行美术教育的重要动力。因此在选择绘本时应当选择幼儿所喜欢的形象以及风格，在选择时应当尽量符合幼儿的审美心理，如一些色彩鲜艳的花纹素材以及花草树木等，强烈的色彩对比能够带给幼儿们视觉冲击，再加上流畅的线条，能够使幼儿们对于教学内容更加的记忆深刻，从而提高教学的效果。然后还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与幼儿们共同探讨的环节，让孩子们能够将自身的想象力充分的发挥出来，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 (二)把握美术元素 不同的绘本用来诠释作品的美术表现手法也不一样，如剪贴画、水粉画以及线描画等，而这种多样化的美术手法使得绘本更加具有魅力，也是让绘本成为美术教学资源的重要因素。如绘本中所运用到的剪贴手法，能够给简单和重复的情节增加不一样的美术风格，幼儿们在欣赏到动物以及景物形象的同时，还能够学习到剪贴画的技巧和方式，而且在创作的过程中，还能够有效的提升自身的动手能力，对于幼儿们的创造力提升有着重要的作用。而其他的绘本中也蕴含着丰富的美术教学资源，在利用绘本进行引导教学的过程中，能够让幼儿们发现生活中的美，还能够有效的提高幼儿们的创造力和表现力。 (三)借助多元文化 优秀的绘本不仅具有精美的画面以及优秀的构图色彩，还能够给阅读者们带来视觉上的愉悦，而且绘本中的每一张图都蕴含着丰富的内涵，对于呈现故事情节和人物关系有着重要的作用，绘本在给幼儿带来生动有趣的故事时，还能够陶冶孩子们的情操，使他们的审美能力得到极大的发展，而这些都是单纯的文字阅读所无法替代的。优秀的绘本来自于世界各国，展现的文化也是多种多样，这些文化上的特征都会通过图像以及文字传递给幼儿，让幼儿们在阅读的同时感受到文化的多元性，甚至了解世界各国的文化个性，对于激发幼儿美术学习兴趣有着重要的作用。 三、结论 高质量的经典幼儿绘本不仅有着简练而生动的语言，在绘画结构和搭配方面也非常的精致而优秀，如今绘本已经成为了全世界儿童的时尚读物，不仅是妈妈们亲自互动的重要工具，更是教师们进行教学的重要资源，它不仅能够传递艺术审美和情感理念，还能够给儿童们带来不一样的审美体验，为幼儿美术教育提供良好的教学基础。 作者:王娜 张瑞卓 杨莉 单位:沧州师范学院

小学文言文教学论文:浅谈对小学文言文教学的两点建议 摘要：文言文相对于现代文而言，在词义、句法和结构等方面差别较大，因此对于刚接触文言文的小学生而言，能否在阅读过程中不断获取文本所提供的信息加以理解，并能选择合适的学习策略，是有效完成文言文阅读任务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以读为本 循序渐进 参与讨论 文言文是指“在古代汉语的基础上经过加工提炼而形成的一种简洁、典雅的书面语体。”长期以来，我国语文界对于小学文言文教学持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文言文教学无助于提高小学生的语文能力；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文言文不但要教，而且要教好。因此，将文言文引入小学语文教材，既是一种尝试，更体现了语文新课程的理念，即让小学生初步感知文言文的语言特色及其蕴涵的思想感情，初步掌握文言文学习的基本方法，养成记诵积累文言文的良好习惯，从而为初中文言文学习奠定基础。 根据小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发展规律，笔者从教学原则和教学策略两方面对文言文教学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小学文言文教学原则 1、以读为本的原则 《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评价学生阅读浅易文言文，重点在于考察学生记诵积累的过程，考察他们能否凭借注释和工具书进行理解，而不应考察对词法、句法等知识的掌握程度。”这就表明，小学文言文教学应以读为主，读中悟理、读中悟情。 首先，教师可以安排范读、听读、自读、听读、领读等朗读形式，指导学生把课文读正确、读流利，特别要注意停顿和语气，揣摩句子的读法，达到读通课文、感知文意的目的。 其次，以学生自读为主，加深理解和体验。教师不宜采用逐字逐句讲解分析的形式，更无必要讲授文言知识，应鼓励学生在反复诵读中揣摩语言的情味，形成文言的感觉，从而理解文章的内容，明白蕴涵的道理。 其三，拓宽文言文阅读的范围。为了培养学生学习文言文的兴趣，教师可向学生推荐一些故事性强、内容浅显易懂的文言文。例如，在学习《杨氏之子》这篇课文之后，教师可鼓励学生阅读《世说新语》中的其他小故事，了解故事内容，体会语言精妙，从而巩固学习成果。 2、循序渐进的原则 考虑到小学生的年龄特点以及认知发展规律，要求他们在文言文的意境中读出古文味来，确实有些困难。教师可以采用由浅入深、由扶到放的原则，充分发挥学生的能动性，指导学生借助文后注释、课文插图理解每句话的意思，并鼓励他们用自己的话说说课文内容，还可以在必要时加以点拨。 3、参与讨论的原则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在人的心理深处，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需要，这就是希望自己是一个发现者、研究者和探索者，而在儿童的精神世界中，这种需要特别强烈。”相比于现代文教学，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感悟文言文，教师可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讨论，发表自己的看法。在过程引导中，教师可以先提出问题，引发学生讨论的欲望，然后学生围绕主题，以小组为单位，通过朗读、圈画、交流等学习方式思考问题，认真倾听同伴的意见，发表自己的见解，积极展开讨论，最后在小组讨论和全班交流的基础上，加深对文本的理解，受到情感熏陶，获得思想启迪。 二、小学文言文教学策略 文言文相对于现代文而言，在词义、句法和结构等方面差别较大，因此对于刚接触文言文的小学生而言，能否在阅读过程中不断获取文本所提供的信息加以理解，并能选择合适的学习策略，是有效完成文言文阅读任务的关键所在。因此，教师应根据学生存在的问题，主动地选择相应的教学策略帮助他们更好的学习。 1、设定合适的教学目标 教师不应太多考察学生对词法、句法的掌握程度，可以采用差异性学习和选择性学习等学习方式，即教师根据学生的实际水平，制定适度的目标，让每个学生积极参与选择，尝到阅读文言文的成功喜悦。例如，《杨氏之子》一课的教学目标由低到高分别是： （1）把课文读正确，读流利。 （2）借助注释，理解句子意思，读懂课文内容。 （3）感受故事中人物语言的风趣机智。 教师可先让学生了解这些教学目标，并根据自己的认知水平选择其中的一项、几项或是全部目标，然后采用“同组同质”的分组形式，通过自由讨论、合作探究达成这些预设目标。 2、示范阅读理解的过程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主动观察学生阅读中遇到的困难，积极引发他们的思考，并采取行动帮助他们克服文言文阅读中遇到的困难，从而提高文言文阅读水平。如《学弈》一课的教学，学生可能会提出“‘通国之善弈者也’一句是什么意思？”，教师就可激活学生原有的学习经验，通过全班讨论来总结学习方法。例如，可引导学生借助注释理解的方式，推测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弈秋是全国的下棋高手”。 3、引导学生自我反思 学生阅读能力的强弱很大程度上基于他们能不能主动意识到存在的问题，教师可以针对学生理解上的偏差，在教学的各个环节有意识地加以自我提问，如“读了课题，猜猜文章会写什么？”，“是不是和我想的一致？”，“我是否理解了句子的意思和课文的意思呢？”，“我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哪些还需要我进一步学习的。”等等，从而提高阅读文言文的能力。 小学文言文教学作为一块颇具争议的领地，还有许多值得思考的地方。例如如何协调与现代文教学之间的关系，如何编写符合小学生认知水平和接受能力的教材，如何通过教学让他们更好地了解中华文化，从而提高文学修养等等，这些都还值得我们去不断关注和研究。 小学文言文教学论文:小学文言文教学探微 摘 要：小学文言文教学是小学语文教学重要组成部分。对小学生进行文言文教学，对于继承祖国优秀文化，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观及人文主义思想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旨在通过实践总结一些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以提高文言文课堂教学效率。 关键词：文言文；诵读法；比较教学法；角色扮演教学法 著名语言文学家、教育家王力先生在《古代汉语》中指出：“文言是指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言以及后来历代作家仿古的作品中的语言。”文言文，也就是用文言写成的文章，即上古的文言作品以及历代模仿它的作品。文言文作为一种定型化的书面语言，沿用了两三千年，是现代汉语的源头。文言文是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一枝奇葩，也是我国古代文明传播和承接的媒介。从小学阶段开始，对学生进行文言文的教学，对于继承祖国优秀文化，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观及人文主义思想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然而，文言文本身晦涩难懂，大量的“之乎者也”与现代文大相径庭，小学生又是第一次接触，产生陌生的距离感和畏难情绪在所难免。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中讲求方法，提高课堂效率。以下是笔者在教学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较为有效的方法： 一、诵读法 《义务教育语文新课程标准》对文言文的教学提出的目标与要求是：“诵读优秀诗文，注意通过诗文的声调、节奏等体味作品的内容和情感……”“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熟读成诵，无师自通”，都说明读对理解文章的重要作用。教学文言文，诵读尤为重要，且需注重以下几点： 1.读准 读任何一篇文章，首先得把字音读准确。文言文中存在通假字现象，虽然不要求仔细讲解古汉语的特殊语法，但在朗读时还是要做一些浅显的解释，并提醒学生注意读音。例如《两小儿辩日》中“孰为汝多知乎？”这句就涉及两个通假字，在朗读时就得变换读音。 2.读通 读通也就是要注意读好停顿，指导学生正确断句。要按照词语及语言特点，最好指导学生划出正确的词语停顿。这样不仅能帮助学生断好句、读好文，也有助于其对句子的理解。例如《杨氏之子》中“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这句，应提醒学生注意“家”和“禽”中间的停顿。 3.读懂 读懂即在熟读的基础上，让学生理解每个句子意思，了解课文大意。语文教学参考书第十一册也明确地指出：在小学阶段安排文言文的目的，是让学生感受一下文言文的语言，了解祖国悠久灿烂的文化，进一步培育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思想感情，并为初中生学习文言文打点基础。同时也指出，教学中主要让学生自己借助课后注释理解，教师适当点拨讲解，不必逐字逐句地串讲、对译，同时要重视熟读成诵，进行语言积累。这既是教学的重点，也是教学的难点。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一字多义”和“古今异义”这两种古汉语的特殊语法现象。 有些教师可能认为，这些内容课标根本没有要求，不讲也罢。但是笔者认为，既然小学文言文教学要为初中学习文言文打点基础，那么这些培养学生阅读浅易文言文的最宝贵的能力的载体就必须得到重视。只是讲解不需太过仔细、透彻。例如，在教学《两小儿辩日》时，可提醒学生特别注意“去”和“汤”这两个字在课文注释中的解释，并与其现代汉语中的意思相比较，很容易看出两者的不同之处。虽然没有提及“古今异义”，但是学生已经了解了，同样一个字，在古代和现代会有完全不同的意思。再如，在教学《学弈》时，学生会发现，课文里“之”这个字出现了6次。这些字，有的当助词“的”讲，有的作代词讲，书中又没有作完全的解释，学生就很难把握，以至于有碍学生理解课文内容。教师应引导学生把这几个“之”字放到具体的语言环境中加以理解。而不是单独、机械、孤立地拿出来讲。当学生了解了每个“之”字的意思时，自然就理解了。 二、比较教学法 比较教学法是指我们在进行文言文教学时，可以把古今的语言拿来比较，也可以把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进行比较。乌申斯基说过：“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我们是通过比较来了解世界上的一切的。文言文教学也是一样的，通过比较让学生获得深刻的认识。 如，在学了小学阶段的第一篇文言文《杨氏之子》后，紧接着学习的是《晏子使楚》。此时学生们还保留着初学文言文的热情。于是我趁热打铁，再一次将学生们带进文言文的大花园中，去采撷一朵朵语言之花。当我把《晏子使楚》的文言文选段展示在学生面前时，他们迫不及待地读了起来。尽管刚开始时读得不流利、不通顺，但是经过努力，这个片段终于被完整流利地读了下来。至于文章大意，学生根据课文中的现代文，也能很顺利地读懂，并能和和课文中的故事对应起来。经过比较，学生能够很明确地感受到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区别。又如，在学习课文中的成语故事时，我也会适当穿插文言文。如“程门立雪”“响遏行云”等。通过比较，学生对文言文的认识就更为深刻了，取得了不错的教学效果。 三、角色扮演教学法 “角色扮演”是为了调动学生学习的参与性，追求课堂教学的创新，教师在教学中组织部分学生对文本有关内容进行角色朗读或情节表演，辅助学生感受情境，从而加深对文本内容理解和感悟，是一种很好的教学方法。选入小学语文教材的几篇文言文既短小精悍又生动有趣，教师要善于挖掘教材的特点。如，《两小儿辩日》，内容基本上都是人物对话描写，而人物的动作行为描写相对比较少。这就给了学生很大的想象空间，鼓励他们展开想象，合理发挥，创造性地加进一些元素。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可让学生自由结合，选择要表演的篇目。这种教学方法，既巩固了对课文的学习，又锻炼了学生的口语能力，培养了学生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使文言文课堂散发活力。 综上所述，小学文言文教学作为小学语文教学内容的其中之一，同样要注重人文性和工具性的统一。教师在文言文教学时，既要看到“言”的重要性，又不可忽视“文”的价值。紧扣课程标准的要求，采用注重培养学生主体参与和创造意识的教学方法，那么小学文言文教学这块“处女地”必将迎来“春风已度玉门关”后的勃勃生机。 （作者单位 浙江省慈溪市桥头镇中心小学） 小学文言文教学论文:小学文言文教学的方法探究 摘要：文言文是一种文学语言,是中华文化几千年来得以发展和传承的载体，蕴含着丰富的文学价值和美学价值。因此，在教学中首先必须使教师在思想上和心理上重视起来，在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充分认识到文言文学习的重要性，对学生进行积极地引导，加深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和学习，提高个人的文化素养。要善于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从语感的培养、兴趣的培养、情感培养等方面，力求在探索研究中，提高小学文言文的教学水平。 关键词：小学；文言文；教学；方法探究 文言文是在古代汉语口语基础上经过加工提炼而形成的一种简洁、典雅的书面语体，有其独具特色的古朴之美——文美、韵美、意美、境美和时代塑造的含蓄、幽深的内涵。教师在教学中应坚持“朗读是第一位”的理念，让学生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学习文言文，感受祖国语言文字和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教好文言文，确非一件易事。现就我的教学实践，谈谈我在教学活动中的几点粗浅经验。 1.抓住朗读培养学生的语感 我认为小学生学习文言文更应遵循多“读”的教学原则，以读为本，让学生读、悟；读、背；细细品位。读的方法很多在这里可以充分发挥读的作用：①教师范读，学生听读。学生在反复听读的过程中，初略地感悟到文言文的音韵、节奏、停顿以及大体的文意。 ②教师领读，学生跟读。由于学生是初次接触文言文，我在上课时一句一句地教，并且对一些难读的句子划分节线，以帮助学生掌握语句的停顿。如《伯牙绝弦》中：“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学生在准确的反复跟读的过程中，对文言文的音韵、节奏、停顿以及文意的感悟逐渐加深。③学生自由朗读。目的让全体学生锻炼朗读，获得语感，领会课文大意；④同桌互读，这样他们之间就可相互帮助纠正错误的发音。并使得每一位学生都参与学习。 ⑤全体学生齐读。目的让优生带动差生，读通课文，读出课文的节奏。这环节，主要是学生反复读，读到文章自然上口，读出韵味。 2.养成良好的习惯，探求实在的方法 建立在强烈的学习愿望和兴趣上的学习习惯的培养是中小学文言文衔接教学的关键性的一个环节。小学里，教师讲得多，喂得多，到了中学，则要慢慢地过渡到自己学，自己找食吃。对教师而言，不只是授业解惑，而且要教给学生开锁的钥匙，让他们自己去打开紧锁的大门，所以必须加强小学文言文学习。 其实，文言文教学不比外语教学，它仍是母语教学，不像学外语那样毫无根基，因为现代汉语是古代汉语的继承和发展，与古代汉语还是有着不可割裂的关系。学生初学文言文虽然有一定的语言障碍，在词语、句式方面差别较大，尤其是能否正确地断句、流利地朗读是初学文言文时最大的困难。但是事实上，学生基本上都可以借助于注释结合自身的感性认知基础去疏通全文，了解故事内容。所以我们在学生初学文言文时，便要给他们一个轻松愉悦的学习氛围，教给他们正确的学习方法，把文言文的学习与平时的语文学习进行对比，使他们增强学好文言文的勇气和信心。 小学阶段的预习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要求每位学生准备一本古汉语词典，教会他们选择义项的方法，养成在阅读中尽可能地自己扫除文字障碍的习惯；其次，在预习中应该反复朗读；再次，利用古今汉语相通的原理，养成用跳读、猜读的方法来整体感知古文大意；最后，主动查阅相关资料，了解所讲古文的作者、出处及背景资料。学习习惯就是一把能打开大门的钥匙，它能使学生受益终身。 3.激发兴趣，让学生找到文言文的学习方法 初读，让学生们先把文字读正确通顺。让学生先将文章自己读一读，然后由老师做精心的范读，再由学生自读，初步感受课文内容。人们常说：“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译就是“把一种语文依照原义改变成另一种语文。”我想孩子们的自“译”，应该是先“推测”，让孩子们先经过文后注释，从一字一词开始翻译，再把全句的意思连贯起来译，再联句成文，学生就对文章内容不难理解了，这样的过程，是化难为易，由简单到复杂，帮助孩子们逐步领略文言文的学习方法。诵读的过程是学生初步了解课文内容，理解课文内容的升华，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把握了文言文的故事内容思想感情。再进行个性化的诵读，孩子们定会读得抑扬顿挫、摇头晃脑，有滋有味的。演是学生素质教育的体现之一，学生将理解到的课文内容，运用对话、动作、表情，有条件的还可准备恰当的道具一一展现出来，加深对文字的理解，增强文字的表现力，这也是提高孩子们学习文言文兴趣一条有效途径。 4.及时总结学法 这也就是应了一句话“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教无定法,贵在得法。”只要掌握了学习的方法。触类旁通，举一反三。我想只要方法得当，就会有一种功半事倍的效果。 5.文言文教学要很好地借助于现代多媒体手段 直观是帮助理解的好方法，在教学中借助多媒体图片、动画和音频、视频。它能重现远隔几千年的社会风俗，常人走不到见不了的山水美景也能很方便地呈现在眼前。有助于对文言文教学重点、难点的突破，要有助于提高教学效益。 文言文作品是中国古代精英文化的结晶，具有极为丰富的精神内涵。我们要通过这些优秀的作品，培养学生良好的精神品质，促使他们形成健全的人格。文言文的学习和教学不是完全独立的，是交叉的，相互关联的。在文言文教学中，把握住这几个要点，对学生进行积极地兴趣培养和学习方法的引导，一定能取得事半功倍的学习效果，更能培养学生们热爱祖国语言的情怀。 小学文言文教学任重而道远，作为教育工作者的我们深知“路漫漫其修远兮”，为了提高小学文言文教学实效性，我们一定会在新课标精神的指导下，一如既往地探求新的教学方法！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挖掘，不断探索研究，小学文言文教学一定会更上一层楼。 小学文言文教学论文:对小学文言文教学的探讨 文言文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是古代文明传承的媒介。在小学语文课本中，文言文所占比例较小。关于文言文教学，《语文课程标准》在小学阶段没有明确的教学目标与要求，只笼统地提出：“诵读优秀诗文，注意通过诗文的声调、节奏等体味作品的内容和情感……”既然文言文学习定位于诵读层面，那么它就要遵循诵读的基本规律和要求。小学文言文教学的主要目的是让学生感受文言文的语言，了解祖国悠久灿烂的文化，进一步培育学生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思想感情，为初中文言文学习做好铺垫。由于小学生刚刚接触文言文，对文言文的语法特点和文言文的实词、虚词完全不了解，所以学习起来有一定困难。如何解决？我们认为，应坚持“读”字当头，以读促悟，把学生读懂文言文的过程变成接触、感受文言文的过程。南怀瑾先生说：“人类原始的教育方法只有一个，就是背诵。尤其是中国的书，更要高声朗诵，读得多了，自然懂得语言与文字的会意和音韵。”几千年的时空距离，造成古文与现代学生的隔膜，要冲破这道隔膜，读，应成为基础和前提。只有读，才能加深对文言文的理解，才能被文言文中的情感所感染并与之产生共鸣。 一、文白对读，引发阅读期待 小学生好奇心强，初学文言文有着浓厚兴趣。合理利用这一心理需求，适当讲一些与文言文有关的趣事、寓言、典故、文言名句，可以激起他们学习文言文的好奇心。在教学文言文时，我们可以利用课前五分钟，借助文本语言所提供的信息，用讲故事、读译文、说典故的方式，为学生建立一个具体的语言交际场景，使学生主动地、设身处地地触摸文本的字、词、句，领悟其中的内涵。然后给学生读文言文原文，使学生产生强烈的“阅读期待”，急于领略文言文的风采，急于感受文言文的韵味。接着是文白对读，感知文本大意。这样做，可以大大降低学生学习文言文的难度，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如，教学《杨氏之子》（人教版语文五年级下册）前，可以讲讲与之有关的小故事，再由《世说新语》引出《杨氏之子》，这样就会激发学生阅读的渴望，引发阅读期待。学生“愿意去读”，效果要比老师“叫他去读”好得多。 另外，还可以巧用预习，化难为易。由于小学生接触文言文较少，文言文的词语、句子又十分拗口，难懂。这时如果上不好，学生学习文言文的新鲜感不但丧失，还会产生厌烦情绪。而预习，可以降低学习难度，提高学习成效。例如，一位老师在教学《杨氏之子》之前，在黑板上写了三个预习要求：1.课前能读通课文的同学是学习文言文的天才；2.能自己弄懂每个句子意思的同学是学习文言文的奇才；3.课前读过这篇文章的同学是学习文言文的良才。学生都想成为这“三才”中的一才个个跃跃欲试，不想落后，于是很自然就进入了预习阶段。预习了也就有了基础，课堂上的学习自然也就顺畅得多，学生理解起来也就容易一些。 二、指导练读，用语感去触摸 《杨氏之子》是学生在小学阶段接触到的第一篇文言文，它编在“语言的艺术”单元首篇。编者这样安排，一是让学生对文言文有一个初步的认识；二是能初步理解文言文的意思；三是使学生感受到故事中人物语言的风趣机智。所以这篇文章的教学对小学文言文教学，乃至于对中学文言文教学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据调查，目前在初、高中，学生普遍怕学文言文。我想，这除了跟文言文难度逐步加大有关之外，应该也与小学生初次接触文言文时教师的教法有一定关系。 读通文言文应是文言文教学人人必须达到的“下限”，是文言文教学的“底线”。学生只有把课文读通了，才能整体把握课文内容，初步领悟文本内涵，为进一步探究和赏析文言文奠定基础。对小学生而言，学习文言文最大的难点可能在于按文言文的节奏读顺课文。因此，教学中应加强朗读指导，把读通文言文这一目标作为文言文教学的底线。教学中，我们可以采用过三关的模式来进行：第一关，读通。由于文言文里的一些字词的读音和现代文中的读音不同，学生在读的过程中断句不当，出现错读，断读，没有韵味等问题这是正常的。初学文言文，教师要帮助学生闯好“读通”关。读音不同的字词，要指出；断句、停顿，要引导学生体会；难读的句子要领读；要教给学生一些朗读的技巧，如语速、语调，音断气不断等。要把范读、领读、自由练读等多种形式结合起来，让学生既能读正确、读流利，又能从中感受到朗读文言文的乐趣。如教学《杨氏之子》，在导入新课、范读课文后，教师可帮助学生划分语句分节线：梁国／杨氏子／九岁，甚／聪惠。孔君平／诣／其父，父／不在，乃／呼儿出……为学生在朗读古文时注意停顿，读出轻重缓急，读出古文韵味作适当的铺垫。第二关，读懂。如《伯牙绝弦》（人教版语文六年级上册）中一句“善哉，峨峨兮若泰山”，有的学生按照注释理解为“太好了，高高的就像泰山一样”，也有的学生理解为“太好啦，我仿佛在琴声里看到了像泰山那样的高山”、“太好了，听着音乐，我好像看到了巍峨的泰山”。对于这些理解都要给予肯定和鼓励，赞赏学生掌握了读懂文言文的方法，因为对于小学生来说，只要求他们把握文言语句的主体意思，核心意思，句子的简洁与具体则不必苛刻。第三关，吟读。古人把读书称为“吟”，叫做“咏”。因此，在完成阅读教学的“底线”――读通课文的基础上，我们要以“读出感情――读出韵味――读出意境”为目的，让学生在读中感悟文言文的特质、感受文言文的魅力。但在此之前，我们应该先做一件重要的事，那就是给古文进行正确的断句。想当年，有着天下第一老师翁同指导的光绪帝，年十六而未能正确断句，更何况我们面对的是十二三岁的学生。 怎么断句？断在“所断之处”。文言文多以单词节表意，一个字就是一个意思，一词一顿是规律之一。文言文断句和理解内容紧密相关，多读几遍，理解大意是正确断句的前提，因为读不懂就点不断，不理解就断不好。如“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一句，大意是“没有听说孔雀是先生家的鸟”。“没有听说”是一个意思，“孔雀”今古一样，“是先生家”是一个意思，“家”“禽”不同于现在的“家禽”，现在说的“家禽”是指鸡、鸭、鹅等，而文言中的“禽”指鸟、鸟类，所以断句为：“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 断句后，如何读出文言文的韵味？如，《学弈》（人教版语文六年级下册），开篇第一句：“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正确的断法是“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照现在普通话的读法来读，于“之”后面是要停顿的。但是试读之后能够发现，对则对矣，可是怎么听都不是那么回事，缺乏古文的味道，倒像现代文。要是出现“断点”多一些的文句，问题就更多了。如下句：“使弈秋诲二人弈。”正确断法是：“使/弈秋/诲/二人弈。”一断一停，读着读着，旁人不禁要问：“您是结巴还是紧张？”其实，这个问题可以很轻松地解决。那就是在断点处，把断点之前的字音延长。如：“使――弈秋――诲――二人弈。”延长声音时可以轻，然后试着摇头晃脑，开始时感觉有些怪，但如此几次之后，能发现，咦，还真有点儿意思呢！再想想以前那些长衫瘦弱的书生，是不是和他们的读书方式有几分接近了呢？让学生模仿这样的读法，就能更好地激发他们学习文言文的兴趣。 三、引领研读，用心灵去感悟 理解，是学习文言文的第二道障碍。文言文作为我国古代通用的书面语言形式，有着悠久的历史，但随着历史的发展，语言环境已发生了很大改变，文言文中的许多字、词义发生了变化，有的字词意思和现代文相差甚远。对于在现代汉语语境中成长起来的学生来说，要准确掌握和理解其含义有一定的困难。因此，我们要鼓励学生借助课后注释和工具书理解文言文意思，鼓励他们翻译文言文。读与思结合，读与导结合，在读中理解，在读中感悟，在读中体验情感、掌握技巧。 1.放手让学生试译课文。小学课本中选编的文言文都是一些浅显易懂的文言文，并且课后都有注释，应该说，理解起来不是很难，但对于初学文言文的小学生来说，养成逐字逐句直译的良好习惯对于以后更好地学习文言文是大有裨益的。文言文每句话中每个汉字的意义都是比较固定的，古代语言以单音节词为主，现代汉语则以双音节词为主，所以只要把每个单音节词转换成现代汉语中相对应的双音节词就可以翻译过来了，这和英语学科的译群翻译法类似，教学中，要放手让学生结合注释，联系上下文，尝试着翻译课文。 2.鼓励学生质疑问难。有效的学习方法是学习文言文的桥梁。小学生刚接触文言文，如何学习，是很无措的。在教学中，教师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鼓励学生质疑问难，给予学生相应的学法指导，如出示下列自学提纲：（1）自读课文，对照课文的注释自主阅读；（2）对文中出现的疑难字、词，可以利用工具书帮助理解；（3）试着把每句话的意思说出来；（4）不理解的字、词、句或问题可以圈出来准备质疑。如《学弈》一文中六个“之”、两个“其”、两个“为”的疏通；一些离现在生活和学生实际较远、古今意义变化较大的实词的理解，如“走”字；一些难以理顺的句子，如《学弈》中“唯弈秋之为听”的串译等，教师要进行适当的指导。 3.教给学生学习文言文的方法。“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只要掌握了学习方法，不仅老师教起来轻松，学生学起来也愉快。如学习《杨氏之子》中的“孔君平诣其父，父不在，乃呼儿出”一句，可采用先看注释理解“诣”、“乃”的意思，再将注释带入原文揣摩句意，使语言通顺流畅的“看注释理解词句”方法。而“为设果，果有杨梅”一句，因教材中没有注释，则可采用“联系上下文理解词句”的学习方法。先理解“设”的意思，再联系上文弄清“谁为谁设果”，然后完整说说句意。由此使学生体会到：有时要说明白文言文的意思，需要适当添加语言。这句话就省略了“孩子”“孔君平”，解释时只有加上这些词才能说清楚。还有“抓重点字理解词句”的方法等等。在课堂教学中，学生自主学习后，及时小结学习文言文的方法，并强调请学生运用这些方法进行实战演练，不仅仅是让学生明白自己学到了什么知识，更重要的是让学生明白自己是靠什么方法学到的。 在学生读懂文言文的字、词、句义，疏通了文言文的主要内容，体会了文章的情感后，老师要给学生留下充分的诵读时间，让学生熟读成诵。这一步，可采用的方式很多，在学生充分自读的基础上，可以插入体验性读、分角色读、表演性读等。如，在教学《伯牙绝弦》时，起先要注重朗读的体味，在教学接近尾声时，可通过播放《高山流水》音乐，让典雅流畅的琴音款款地浸润学生的心灵，再让学生在音乐声中试着背诵课文，增强课文的表现力，让文言文那优美的韵味深深地植根在学生心中。通过熟读，不仅读出字面上的内容，更读出了文字背后的画面。通过反复诵读，让学生加深对文本的理解，获得理性的审美感受；通过反复诵读，初步掌握文言文的断句、重读的规律，把握文言的语气、语速，形成文言文语感。而且，对于学生来说，他们读懂了文意，读出了文气，读出了个性化的理解，学习兴趣会特别高涨，从而享受到学习文言文的成就感。 作者单位 广东省深圳市石岩公学 小学文言文教学论文:小学文言文教学有效策略的研究 【摘 要】自从文言文走进小学语文课程以来，它成了教与学的难点。有的教师认为要求小学生学习文言文是哗众取宠，对文言文教学不重视；学生也觉得文言文“难读”、“难懂”。教师可以通过培养学生学习兴趣、从读中体会、表演文言文故事、拓展文言文阅读等几个方面改进文言文教学的效度。 【关键词】文言文；教学态度；兴趣；诵读；拓展阅读 小学语文课本中选编的文言文都是流传至今的千古名篇。它们让小学阶段的学生初步体会文言文的语言特点，增强学生的文化积淀，提升欣赏语言美的情趣与能力，培养学生热爱中华历史文化的思想感情。 目前，教师比较注重字词与内容的理解，而忽视诵读、体会、学习方法的教授。教师应该如何改进文言文的教学方法，使学生爱学、爱读，从而有所得、有所悟呢？以下是本人通过几年的教学研究，总结的几项文言文教学的有效策略。 一、认知文言文重要性，重新审视教学目标 叶圣陶老先生曾说：“如果把中国语言比作一把折扇，文言文相当于扇轴上面的主体部分，而白话文仅是扇轴下部的扇尾。两者在数量、质量上皆不可同日而语。”也就是说文言文是现代白话文先祖。在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中，一共编排了四篇文言文：五下的《杨氏之子》、六上的《伯牙绝弦》、六下的《学弈》、《两小儿辩日》。由于文言文走进小学语文课本的时间不长，老师们在上公开课、教研课时不敢轻易尝试。 因此，文言文的课堂教学研究势在必行。高段学生的观察力、思维力、口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有了进一步的提高，而小学课本中选编的四篇文言文都是短小精悍的经典文章。《新课程标准》的阶段目标对小学阶段只要求“诵读”和“体会”；在评价方面，注重学生“能否借助注释和工具书”，不评价“知识的掌握程度”。教师应该把教学重点放在激发学生学习文言文的兴趣，培养学生对文言文的感知和体会，帮助他们积累文言文的学习方法上，为以后学习文言文奠定扎实的基础。 二、丰富文言文课堂，激发学习兴趣 文言文远离学生的生活，再加上语言简练、精深，学生读起来拗口，难以理解，会产生畏惧心理，因此又有人说文言文是小学生的“第二外语”。可是学生第一次接触文言文很是积极，也许是因为文言文简洁、精悍，也许因为新鲜与好奇。教师要把握学生第一次的新鲜感，为学生创设一个充满古韵味儿的课堂，触动他们对文言文学习的欲望。 要创设这样的课堂最好就是从古诗词、古代名言警句、古代名人轶事或古代乐曲入手。如教学《伯牙绝弦》时，在诵读中配上古琴乐曲《高山流水》，传达出两位朋友相知相惜的情感，既帮助了学生理解课文意思，又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使教学收到较好的效果。 三、四步成诵，读中体会 “语文语文，以读为本”，这是教师们口中经常念叨的。节奏感较强的文言文和古诗一样特别合适诵读。教师不妨遵循“四步朗读法”，循序渐进地帮助学生朗读。 （1）读准字音 文言课文中有大量的通假字、古音字、生僻字、破读字，比如古人名、古地名、古官职名到现代已经不常用或是不用了。《学弈》一课中有“弓缴”一词，其中的“缴”字，在这篇课文中它就读zhuó，平常很少用。因此，教师可引导学生借助各种查询方法扫清阅读中的障碍。 （2）读通句子 初学文言文，学生没有形成文言文语感，教师更要注重学生诵读。如《学弈》中有一句易读错的句子：“思援弓缴而射之”，这句话的意思是想着拉开弓箭去射它（它指天鹅），因此正确的停顿应该是“思/援弓缴/而/射之”，但经常有学生读成“思援/弓缴/而/射之”，这样不利学生理解与记忆。遇到这类情况，教师应结合各种朗读形式教给学生朗读文言文的技巧，既能帮助学生理解，又能从中感受到古文的韵味。 （3）读懂文意 在熟读的基础上，教师可指导学生借助课后注释、工具书等理解字词的意思，当学生遇到困难时可以适当地点拨、讲解，却不必逐字逐句地翻译课文意思。文言文中音韵的铿锵、语调的抑扬、语言的含蓄、句式的整散等，大都适合“意会”而不宜于“言传”。只能是靠反复朗读，从朗读中去琢磨、体会、感悟。 （4）熟读成诵 诵读正是对文章情感淋漓尽致的再现，是把“不动的文字变成活的语气”。学生可以通过诵读体会文言文的语气，理解意思，进而感悟作者想表达的情感；也可以抓住重点句的理解，然后进行反复的诵读，感情渐渐就出来了。只有多诵读，学生才能对积累的知识进行联系、比较、积累，真正达到学有所得，学有所悟。 四、拓展文言文阅读，巩固学习方法 文言文在教材中的比重相对其它文体的课文，少之又少。所以教师应结合课文，拓展阅读一些层次差不多的文言文。比如，《世说新语》可成为学习《杨氏之子》之后的自读篇目；学了《伯牙绝弦》后可以推荐《望梅止渴》、《黔驴技穷》的文言文版成语故事；学了《学弈》后推荐文言文神话故事《夸父追日》；还可以积累古人的名言警句。通过拓展阅读，扩大学生文言文的阅读面从而帮助学生构建合理的知识结构和学法，使其能学、善学、乐学。 我们要在新课标精神的指导下，让学生自主感受作品魅力，吮汲思想精华，能够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使文言文这一中国古代文学瑰宝不致因时空的久远而褪色。 小学文言文教学论文:小学文言文教学刍议 文言文作为我国古代通用的书面语言形式，记载和传承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灿烂文明和悠久历史，她以深厚的文化内涵、丰富的人文潜质和独特的审美，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人。作为一种书面语言，文言文具有独特的魅力。 小学语文教材安排了文言文教学任务，充分体现了新课标“让学生吸收祖国语言文化的珍贵遗产，培养学生健康的审美情趣和审美能力”的要求。但是在文言文实际教学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一是很多教师很难把握这一教学内容，要么熟视无睹，要么一读了之，要么无所适从，很少有人致力于这方面的探索研究。正如钱梦龙先生在《文言文教学改革刍议》中所说：“文言文教学是语文教学改革的一个‘死角’，即便在语文教学改革很红火的年代，文言文教学这块‘世袭领地’上仍然是一派‘春风不度玉门关’的景象。”二是大多数小学生怕读文言文。由于文言文离我们的生活时代久远，再加上语言简约、精深，很多学生读起来觉得佶屈聱牙，难以理解，产生畏难情绪，因此视文言文为第二外语，没有形成学习文言文的兴趣，以至于把厌烦的情绪带到中学，甚至影响终身。 作为老师，我们应该怎样做才能让学生喜欢文言文，会学文言文？怎样让文言文在学生的语文素养中占一席之地，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文言文，感受祖国语言文字的博大精深？我认为教师在文言文教学中应做到以下几点。 一、认清小学生学习文言文的必要性 我们的祖先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而作为古代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文言文作品是在经历了千百年的大浪淘沙之后，留给后人的佳作。它所表现出来的独特的语言形式、写作技巧、思想情感，令我们深深地折服，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熏陶、感染、陶冶。学习文言文可以修身养性，增加智慧，开启智慧之门；可以让人懂得美、认识美、领略美、欣赏美、享受快乐人生；有利于让学生树立远大目标，培养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很多有成就的作家、诗人在幼年与少年时都和这些作品有过亲密接触。伟大领袖写过很多脍炙人口、气势磅礴的诗词，很大原因也在于他吸纳了这些古文学的精髓。因此，小学阶段学习文言文是十分必要的。 二、遵循小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规律 小学生的好奇心强，初学文言文有着浓厚兴趣。教师，要合理地利用这一心理需求，适当地讲一些与文言文有关的趣闻轶事、寓言、典故、文言名句以激发他们学习了解文言文的好奇心。毕竟兴趣才是最好的老师。 三、学习文言文的基本方法 1.读通文言文 语文课必须“以读为本”。教学文言文更应该如此，因为文言文的节奏感和韵律感很强，特别合适朗读。但是要读好文言文并非易事，特别对于小学生来说难度更大。初学文言文，教师更要注重带学生闯过“读通”这一关。读音不同的字词，教师要告诉学生句子该如何停顿，教给学生一些朗读的技巧，如语速稍慢，停顿时要音断气不断。课文中难读的句子如《学弈》中：“使/弈秋/诲/二人弈。”“为/是其智/弗若与？”《两小儿辩日》中：“此不为/远者小/而近者大乎？”如果学生不能够正确地停顿，教师应予以引导帮助，让学生切实掌握停顿的方法。教师最好能范读课文，并带领学生读课文，把范读、带读、自由练读等多种形式结合起来，这样学生很容易把课文读正确读流利，并能从中感受到朗读文言文的乐趣。 2.读懂文言文 古人云：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这既说明了阅读的重要性，更说明了古人读书的追求――读书志在明理。文中的一些字词的意思和现代文意思相差甚远，教师应强调并鼓励学生借助课后注释和工具书理解课文意思。教师在指导学生理解课文内容时可以适当地点拨、讲解，不必逐字逐句地串讲对译，学生能通过自己的理解说出意思即可。另外，文言文的一些语言规律，如音韵的铿锵、语调的抑扬、语言的含蓄、句式的整散等，大都是易于“意会”而不易于“言传”的。而意会既不能只靠眼睛看，又无法从老师的精分细析中获得太多的领悟，最终还是靠反复吟诵，在吟诵中去琢磨、去感知、去体察、去心领神会。 3.背诵文言文 选入小学语文课本的文言文都短小精悍，蕴含警示世人的道理，学生在读通读懂课文后很容易感悟到。学完课文后要鼓励学生熟读成诵，通过背诵熟悉文言文的语言习惯，培养敏锐的语感，这些古代的文学精华会使人一生受用。 4.课后扩展 为了进一步激发学生学习文言文的兴趣，提高学习文言文的能力，可以鼓励学生课外阅读古代寓言故事、文言名句，以拓宽阅读面，增加阅读量。还可以鼓励学生改编课本剧，创设语文综合实践活动，培养学生在实践活动中运用语文知识的能力。 总之，文言文作品是中国古代精英文化的结晶，具有极为丰富的精神内涵。我们要通过这些优秀的作品，培养学生良好的精神品质，促使他们形成健全的人格。小学文言文教学任重而道远，作为教育工作者的我深知“路漫漫其修远兮”，为了提高小学文言文教学实效性，我一定会在新课标精神的指导下，一如既往地“上下求索”，我相信，只要我们不断探索研究，小学文言文教学一定会“更上一层楼”。 小学文言文教学论文:浅谈小学文言文教学 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宝库中,文言文是传统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小学语文课本中，安排了几篇文言文，目的是让小学生初步接触、了解文言文，为初中的文言文学习打下基础。那么，怎样让这几篇课文发挥它们的作用，让学生在掌握好这几篇文言文的基础上去感受祖国文化的绚丽多彩呢？通过几年的教学和揣摩，我认为，在文言文的教学中应做到“读――放――摩――悟”。 一、读，就是先让学生把文章读正确。 小学阶段，学生是初步接触到文言文，因此教师在教学时心中一定要有“朗读是第一位”的观念，在学生熟读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展开教学。如第十二册语文课本中有一篇文言文《两小儿辩日》，其中两个小孩争辩的句子有：“我以日始出时去人近，而日中时远也”，“日初出大如车盖，及日中则如盘盂，此不为远者小而近者大乎”，“日初出沧沧凉凉，及其日中如探汤，此不为近者热而远者凉乎”。如果学生没有学会正确断句，把句子读清楚，把句子真正地读通顺，那就很难去理解两个小孩到底争辩的是什么。 可是，在我们的教学活动中，往往有的教师在学生刚一接触到文言文就急着想让他们去了解课文的内容和大意，这和学生的认识水平是不相符的。只有学生自己把课文中句子的停顿读清了，把句子中要强调的内容读出了感情，学生才能在这基础上自己去探索课文，去了解课文内容。如在《伯牙绝弦》一课中：“子期死，伯牙谓世再无知音，乃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学生若没掌握好句中的重音和停顿，没把伯牙悲痛欲绝的感情读出来，就很难去把握整篇文章的感情基调，更不用说理解课文所表达的情感了。 在文言文的诵读中，我们应该注意的是，教师范读课文，且能读得有声有色、流畅自如，对感染学生，激发学生诵读的兴趣是极有帮助的。其次，在指导学生读通课文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让学生把速度放慢下来，这样才能让学生把握住一些重要词句的重音变化，注意到词语间的停顿，从而读出不同句式之间不同的语气。如《学弈》一课中，“为是其智弗若与？”这句应读出疑问语气；“曰：‘非然也。’”这句应体现出肯定的语气。在指导学生读通文言文时，我们的方法应该是多样的。小学阶段，学生已学过很多古诗，古诗诵读与文言文的诵读其极相似，教师应结合古诗教给学生更多的诵读技巧。 二、放,就是在熟读基础上,放手让学生自己去理解字词句，然后把所理解的词句串起来，去了解课文的主要内容。 教师在文言文教学中,不应当过多繁琐地去讲解文言文的语法、词法。学生理解古文的主要障碍虽然是词语、句式运用与现代白话文的差别，但我们消除这种障碍，不是靠教师去大量地讲解古文句式的运用和句法的变化，而是应当在学生反复诵读后，让他们自己去参考课文中的注释，自己去揣摩句子的意思，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去理解课文，感悟课文。如在《伯牙绝弦》这篇课文中，“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和“善哉，洋洋兮若江河”这两句，教师只要放手让学生自己去体会高山、江河的气势就行了，没有必要在句式的表达上去约束学生。 同样，在小学文言文教学当中，不仅没有必要去讲解古汉语知识，也不宜逐词、逐句讲解课文。如《学弈》一文的开头：“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学生用自己的话来表达可以是多样的句式，如“秋是全国最擅长下棋的人”，“弈秋在全国下棋的人中是最有本事的”，甚至还可理解为“弈秋是全国的棋圣” 。这些都符合学生的认识和理解能力，没有必要一定得按照标准的语法规范来翻译。 三、摩，就是让学生用自己的语言，根据自己的想法把课文内容以节目的形式展现出来，以达到交流互动。 让学生自编自演文言文的内容，学生才能亲身体会到文章语言的表达方式，才能真正弄懂文言文与现代汉语的区别。如《伯牙绝弦》一课，如果学生没有把自己放在故事中，没有亲身的体验，是悟不出朋友间互相理解的重要意义的，更不能感受到古人那种知音难觅的心情。所以，学生读通顺课文，理解好课文的内容对学生体会课文的情感有重要的作用。而这些就需要学生结合自己的经历，把课文内容给演绎出来，只有通过生本、生生、师生之间的互动，课文中所蕴涵的情感才能被深深挖掘出来。 四、悟，就是让学生通过一系列的自感、自编、自演去感受文言文的特点，了解文言文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 文言文总是通过简练的文字、生动的形象把所蕴涵的道理说得深刻，引人深思，而其中又往往充满着幽默与滑稽。如《学弈》一课，通过两人学习态度的对比，学生就很容易感悟出学习要专心致志的道理。文言文对所想表达的寓意常常不会明确点出，总是让人自己去体会。所以，对古人这种感情的表达方式，我们更多的应该是让学生自己去悟，往往这样得到的结果才会印象更深刻，意义更具体。 又如，在《两小儿辩日》这篇文章中，仅靠学生对课文的理解，没有结合实际的生活常识，是很难让学生了解其中所蕴涵的科学道理的。只有学生熟读两小孩之间的问答，理解他们所辩论的理由后，经过分角色体会，才会懂得为什么“孔子不能决也”，才能感悟出其中的寓意和道理。 文言文的教学“读”是为“放”做铺垫，“放”是“摩”的前奏，“摩”是“悟”的基础。四个环节又是相辅相成的， 只有“放”才能更好地“读”， 只有“摩”才能更准确的“悟”，“悟”是“读”、“放”、“摩”的升华。文言文的教学应当把读、放、摩、悟四个方面有机结合起来，这样才能让学生真正的理解文言文，感受文言文的魅力。 （责编 刘宇帆） 小学文言文教学论文:中小学文言文教学衔接“三步走” 刚进入初中的学生经常诉苦：初中文言文太多，读不懂，学起来很难。学生产生这种感觉，和中小学文言文教学衔接得不好有很大关系。小学语文教材每册只有三五首古诗词，而初中一年级上册教材就有10首古诗词和7篇文言文，高年级教材中的文言文比例更大。虽然这些文章文质兼美、情文并茂，但由于对文言文接触少，刚进入初中的学生往往觉得陌生，再加上文言文词汇、语法和现代汉语有很大区别，因此文言文对小升初阶段的学生而言，犹如“天书”般令人望之生畏。 为了让小学和中学的文言文教学顺利衔接，有必要在小学高年级加强文言文阅读指导，为初中文言文学习做好准备。 一、激趣拓展，引导学生走近文言文 小学生之所以对文言文不感兴趣，主要原因是平时接触得太少。为了和初中教材衔接，小学高年级应该在课外阅读中补充文言文阅读。“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可以从学生熟悉的古典文学作品入手培养他们对文言文的兴趣。小学阶段，学生学习《三顾茅庐》一文，会产生阅读《三国演义》的兴趣，因此可以从《三国演义》中选择《桃园三结义》、《关云长温酒斩华雄》、《青梅煮酒论英雄》、《火烧赤壁》等故事片断，作为文言文启蒙阅读材料。苏教版语文教材选入现代文版的《三打白骨精》、《牛郎织女》等神话故事，学生学习时非常喜欢，在学习这些内容时，可以找到相关内容的古文版给学生阅读，有现代文版内容作为基础，古文版内容会很容易理解，学生在文白对照式的阅读中会对文言文逐渐熟悉，减少陌生感。《山海经》中的神话故事、诸子百家的寓言故事中也有不少情节丰富、内容有趣的优秀作品，很适合小学生的认知水平，也可以作为初步阅读的文言文范例。一位语文教师曾说过：“语文不比数学，有课外阅读作暖窝，生柿子是可以慢慢捂熟的。”在小学阶段，不妨让孩多走近文言文，多积累文言文常识，学生在初中阶段接触到这些内容时，会产生重遇故知的喜悦，为初中阶段的文言文学习提供良好的保障。 二、朗读背诵，让学生感知文言文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文言文遣词造句凝练，与现代文相比，更具音韵美和节奏感，读起来琅琅上口，学习文言文如果不诵读就无法体会到它的妙处。选入课本的文言文和古诗大都短小精悍、文质兼美、千古传诵。背诵这些诗文，有助于学生学习语文课的其它内容，有助于整体提高学生语文素养。 “书读百遍，其义自见”，“故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小学生与文言文的接触，应该把朗读作为有效的学习手段。反复朗读，不仅能促进学生背诵，了解文言常识，而且能培养古文语感。 需要注意的是，一些思想深邃，文风隽永，感情委婉，内容复杂的文言文，教师不必在语言上做过多的解释和描述，大可任学生自读多背、反复品味，让其在反复诵读中实现初步感知和理解。随着年级的升高，接触文言文机会的增加，学生阅历和知识的增长，这种理解会越来越深刻，渐渐内化，分析和运用文言文的能力也水到渠成地得以提升。 三、培养习惯，助学生理解文言文 小学文言文学习以诵读为主，以意会为主。有一些求知欲强的学生，会不满足于这种浅显的学习。针对小学阶段的学习特点，可以适当引导学生养成一些好的文言文学习习惯，让他们自己寻找文言文阅读材料。比如，可以培养良好的翻译习惯，翻译文言文是理解文言文内容的必要手段，在阅读时遇上理解障碍，应首先想到自己解决。可以利用注释一句一句地理解，在理解不过来的情况下，不必太过教条地逐字翻译，可以采用前后调整词序、增补省略的内容、根据上下文猜测意思等方法来整理和润色。另外，可以培养学生借助工具书学习的习惯，一本古汉语词典是学生在文言文学习过程中的好助手，教会学生查找辞典的方法，他们会在选择合适义项，理解文言文的过程中实现文言文阅读能力的提高。再次，还可以培养学生查阅相关资料的习惯，通过查找资料了解作者生平、创作背景、写作心态，能让学生更深入、更全面地理解文本。以上所说自我学习的好习惯，对学生进一步学习文言文会产生很大的益处，有利于学生文言文阅读能力的持续提高。 优秀的文言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许多文言文本身就是历史的见证或者历史生活的生动画卷。虽然我们生活在现代汉语的语言环境之中，但现代语言也是在几千年的文言文历史过程中孕育形成的，因此，文言文是语文学习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如果说小学文言文的阅读好比是接力赛中的第一棒，那么，小学高年级应重视文言文、文言诗文的的阅读，以人为本，激发起学生对文言文的热爱。只有小学这第一棒跑得快，传得顺利，才能使初中文言文学习这第二棒有更好的优势和竞争的基础，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得以不断传承。 作者单位：江苏省海安县隆政小学（226602） 小学文言文教学论文:怎样搞好小学文言文教学 文言文在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打开中国古代文明的金钥匙。在文言文濒于消亡的今天，学好文言文无疑是非常必要的。一方面，它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汉语水平，提高个人的文学修养；另一方面，从民族文化的发展来看，它是继承祖国文化遗产的重要手段。因此，文言文教学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是不容忽视的。如何改变传统的从头到尾的“扫描式”的文言文教学模式，以适应新的课程标准，值得我们探讨和学习。《杨氏之子》是学生小学阶段接触的第一篇文言文，是学生学好文言文的敲门砖。以下，我就结合《杨氏之子》的教学实践及课后反思，提出个人的一些初浅的看法。 一、以读为本，循序渐进 新课标提出：“注意通过诗文的声调、节奏等体味作品的内容和情感。”古诗如此，文言文亦然。文言文一般篇幅短，韵味强，特别适合诵读。因此，文言文教学应以诵读教学为主要途径。 在教学《杨氏之子》时，我先让学生初读课文、整体把握；紧接着，引导学生通过诵读理解课文、层层深入；在反复诵读的基础上，学生熟读成诵、升华延伸。一节课下来，学生对课文已经能够熟练背诵了。 那么，怎样才能更好地展开诵读教学呢？我认为对学生的朗读进行科学的指导是关键。即在朗读中，教师要教给学生朗读的方法，包括朗读的节奏、语气、语调、语速。在学生朗读正确、大致了解每句话的基础之上，让其自由反复诵读，读出文言文特有的韵味。只有充分的读才能让学生懂得文意，才能体会到古文的魅力。 二、渗透学法，疏通文意 杜威曾经说过：“学习并不是一件‘告诉’和‘被告知’的事情，而是一个主动的建设性的过程。”有的教师为了让学生尽快掌握词句意思，采取逐词逐句讲解对译的办法，甚至对小学生讲授古汉语知识，这是不可取的，结果适得其反。事实上，小学阶段的这几篇文言文，学生基本上都可以借助于注释，结合自身的感性认知基础去疏通全文，了解故事内容。 所以我们在学生初学文言文时，便要给他们一个轻松愉悦的学习氛围，教给他们正确的学习方法，把文言文的学习与平时的语文学习进行对比，感受文言文的语言魅力，增强学好文言文的勇气和信心。 《杨氏之子》是学生学习的第一篇文言文，能够读懂文意是一个重点。但是，五年级的学生已经学习了十几首古诗，有了一定的基础，他们知道怎样翻译古诗，所以虽然是第一次学习文言文，但是我在设计的时候还是放手给学生，让学生自己试着理解，一些难懂的地方才给予点拨和指导。在学生交流自己理辩的过程中，我顺势引出理解文言文的两个基本方法，“看注释”和“联系上下文”，这样进行学法指导显得很自然，让学生感觉到这个方法是大家在实践中得出来的，掌握起来就更容易一些。 三、凸显自主，尊重个性 “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不应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应让学生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受到情感熏陶，获得思想启迪，享受审美乐趣。要珍视学生独特的感受、体验和理解。”《新课标》提出的这些全新理念对我们从事文言文的教学同样有着极强的指导意义。文言文的教学也必须遵循这一阅读教学的基本规律，教学中要注重对学生感受、理解、欣赏和评价能力的培养。 《杨氏之子》是小学生初次接触到的文言文，学习的重点首先要指导学生把文章读正确，特别要注意停顿的恰当。因此，在学生初读课文后，我就根据教参的示例，出示课文，指导学生朗读，特别是注意读好停顿。 梁国/杨氏子/九岁，甚聪惠。孔君平/诣/其父，父/不在，乃/呼儿出。为/设果，果/有杨梅。孔/指以示儿/曰：“此/是君家果。”儿/应声答曰：“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 在后面讲解文句的环节时，讲到“家禽”一词我又特别强调了停顿。茌这里，“家禽”与今文理解不同，指的是“家里的鸟”。读的时候就特别强调在“家”与“禽”之间停顿。 课后，有学生提出疑问：“老师，我认为这个地方的节奏划分的不够准确，因为‘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是把家禽划分开，表示是家里的鸟，那么‘此/是君家果。’这里的‘君家果’也应该划分成‘君家/果’这样前后才是一致的，朗读起来也才更顺口。”学生说韵很有道理，因此，我又根据学生提出的这一意见，再次指导朗读。 四、活化语言，营造意境 文言文与现代文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文言文的韵味。我想老师的语言是不是也应该引用一些古文，这样既和课文相得益彰，又能用这样的语言来刺激孩子学习文言文的兴趣。 课始，揭示课题后，我就设计了一个环节，让学生模仿课题“杨氏之子”来介绍自己，将学生带入了古文学习的氛围中。 进入第二个环节“读”的时候，我引用了名句“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让学生重视语文的读；在进入体会的环节，我引用了朱熹的读书八法之一“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让孩子学会静静思考，品词品句。 在领悟了杨氏之子回答的精妙之处以后，我又指导学生运用这一句式来练习说话。我问：黄晓英同学，假如你去李乐诗家拜访看到桌面上摆放的一盘李子，你会怎么说？学生马上答道：“李子是君家果。”另一位学生又接道：“未闻黄鹂是汝家禽。”对于学生的这一精彩问答，我表扬道：“汝甚聪惠。”我想，通过活化这些语言去感染学生，浸润学生，必将为课堂营造出更为浓厚的古文味。 总之，小学的文言文教学，最应该给学生的，就是让他们通过初次学习文言文，能感受其中的美妙，从而产生浓厚兴趣，一发而不可收，从此打开文言之门，走进烟波浩渺的古文世界，在博大精深的中国历史文化中徜徉。这是我在小学文言文教学中的一些尝试和体会。小学文言文教学是一片较为沉寂的土地，只要我们的语文教师多去思考文言文教学的方法策略，从课程标准的要求去把握小学文言文教学，那么必将能在这块土地上开垦出一片新绿。 小学文言文教学论文:浅谈小学文言文教学 文言文即古文，是中国古代的书面语体，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是古代文明传承的媒介。安排文言文的目的是让学生初步感受古代的语言，了解祖国悠久灿烂的文化，进一步培育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思想感情，并为初中学习文言文打下基础。学习并诵读文言文，能提高语言的感悟能力、表达能力、概括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文中蕴含的道理能给人思想上的启迪。初学文言文，很多学生感到困难，一是难读，二是难懂。有些学生不大喜欢这些“之乎者也”的文章，觉得枯燥乏味。作为教师，我们应该怎样做才能让学生喜欢文言文，会学文言文？怎样才能让文言文在学生的语文素养中占一席之地呢？我认为教师在教学文言文时应该做到下面几点。 一、从喜欢文言入手。 如果一个小学生，即没有多渊博的学识，有无何文言文常识，面对“之乎者也”的古文，也许早就头晕晕并望而却步了，更谈不上去读。如何消除初学者的这种惧怕感，“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即是最好的诠释，不错，兴趣就是最好的老师。怎样激发小学生喜爱文言，从怕文言到爱文言，不妨这样试试：以读为本，读通文言。曾有“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的经验，杜甫也说过“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可见读在教学中所占的重要地位，教学文言更应该如此，因为文言文的节奏感和韵律感很强，要读好文言文并非易事，特别对于小学生来说难度更大，由于文言文里的一些字词的读音和现代文中的读音不同，学生在读的过程中断句不当，出现了错读，断续，没有韵味等问题。初学文言，教师更要注重带学生闯过“读通”这一关。读音不同的字词，教师要指出，告诉学生句子该如何停顿，教给学生一些朗读的技巧，如语速稍慢，停顿时要音断气不断。教师最好能范读课文，甚至要带学生读课文，把范读、带读、自由练读等多种形式结合起来，学生很容易把课文读正确读流利，并能从中感受到朗读文言文的乐趣。文言文比现代白话文更讲究韵律，带有明显的声韵美，读起来琅琅上口、抑扬顿挫，给人以非常优美的享受，学生也愿意读、喜欢读、喜欢背。通过诵读，可以对学生进行语感培养。文言文语言精炼，含义精赅，让学生平时背诵一些精彩句段，对于语言的积累和接受文化熏陶都大有裨益。 二、借助注释及工具书疏通文意。 “难懂”是学生学习文言文的第二个困难。文中的一些字词的意思和现代文意思相差甚远，教师当强调并鼓励学生借助课后注释和工具书理解课文意思。《语文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是学生个性化行为，不应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应让学生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受到情感熏陶，获得思想启迪，享受审美乐趣，要珍视学生独特的感受、体验和理解”。文言文里的“文言”让人觉得艰涩难懂，如果一味地逐字逐句讲解，学生可能就是手忙脚乱、囫囵吞枣地将其记下，感觉极其枯燥乏味，这样就不能从根本上达到提高语言的能力，甚至会从根本上抹掉学生对文言文的兴趣，起到消极的负面影响。因此，教学中，我们不妨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他们感受到劳动的味道，这时，我们应该利用好教学资源，让学生借助文中的注释自读自悟。 如《学奕》中一句“奕秋，通国之善弈者也”，有的学生按照注释这样理解“弈秋是全国最善于下围棋的人”，也有的学生这样说“弈秋是全国有名的围棋高手”、“弈秋是全国大名鼎鼎的围棋大师”。对于这些说法都应给予肯定和鼓励，因为学生已经掌握了利用注释读懂文言文的方法。 三，背诵文言文，记住好词佳句。 背诵本身就是一种能力。一个人会不会背，背后记住的东西的多与少，是能力的体现。甚至可以说，一个人背诵的功夫能决定他一生的成就。鲁迅先生就是因为读得多，记得牢，才编成了中国第一部小说史。现在许多学生，阅读分析能力不强，表达能力不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脑中无“米”，说起话来、作起文来当然困难。将来做学问、搞研究，也只有积累的知识多了，才能融会贯通，才容易产生新的联系，形成自己的新观点。学生的背诵能力，此时就转化成了阅读能力、写作能力：转化成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小学课本入编的文言文都短小精悍，蕴含警示世人的道理。学生在读通读懂课文后很容易感悟到。如《学弈》一课告诉人们学习要专心致志，不可三心二意。文章结语：“为是其智弗若与？曰：非然也。”对事情作了结论而并未论证，但论证已包含于叙事之中，留给读者思考的空间，所以成为文章的佳句。《两小儿辩日》中末句：孔子不能决也。两小儿笑曰：“孰为汝多知乎？”采用反问句式，明确两小儿的笑并无讥讽之意，也体现了孔子能正确对待小孩提出的问题，知为知，不知为不知，实事求是的精神。诸如此类佳句，还很多，能背诵文言及文中的佳句，既让学生熟记课文，又为以后的写作积累了素材。学完课文后要鼓励学生熟读成诵，这些古代的文学精华会使人一生受用。 四、初步尝试赏析文言文 对于初学者而言，文言的赏析要求不应太高，只要能理解文章所讲内容，体会文章所表达的中心即可。小学课本所编的这些故事大多是学生熟悉的，是学生已具备的认知基础，当他们进入文言文这一新的学习领域时，以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降低了陌生感，消除了其畏难情绪。学生已学习了几十首古诗词，熟读了许多名言警句，有了一定的语言积累，并且这些内容的学习方法都与文言文的学相径庭。虽然学生初学文言文虽然有一定的语言障碍，在词语、句式方面差别较大，尤其是能否正确地断句、流利地朗读是初学文言文时最大的困难，但不是从零开始，也绝不像学习外国语那样毫无根基。由此可见，小学生赏析浅显易懂的文言文并不难。 如《学奕》一文，要把指导学生朗读和背诵作为教学的重点，从理解课文方面看，只要学生能弄明白“两个人学习结果不同，并不是因为在智力上有多大差别。”能体会到“学习必须专心致志，不可三心二意”的道理即可。 总之，文言文的教学是语文教学中的一个特殊的内容，与现代阅读教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又有着自身独特的特点。在教学中，我们应结合具体的教学内容和学生实际，采用灵活多变的教学模式，选取恰当的教学策略，创设轻松愉悦的教学情境，教给学生学习方法，使其乐学、会学。同时在教学中，我们应侧重于欣赏，体味文中之情，想象文中之景，感悟文中之道，感受文中之“雅”，进行审美教育；侧重于诵读，培养学生的语感，让学生享受祖国古代汉语的神韵：侧重于感悟，能用自己的话对整体内容经行正确、清楚、连贯的表达，能由故事内容感悟其中蕴含的深刻哲理，能结合实际谈自己的体验和感受。如果教师能做好以上几点，那么学生对文言文就乐学、会学，从而全面地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小学文言文教学论文:小学文言文教学策略 文言文，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真实写照，是古人为我们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在小学阶段，我们接触的文言文虽然不多，但其凝练的语言，深邃的思想情感，让我们为之折服。 一、小学文言文教学现状 以人教版小学语文为例，虽然选入教材的数量极少（共四篇），但是从目前教学上来看，误区很多。具体来说，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教学目标不明确 课程标准中没有对文言文的教学提出明确的要求。因此，在小学阶段，文言文教学会出现以下情况：1.教学过深，即教师将所有的东西包括语法在内都统统教给学生。2.教学过浅，即只是读读背背而已，学生连最起码的朗读节奏都不知道。 那么，小学文言文教学目标到底应该如何定位呢？再次翻开课程标准，我们看到的只是“诵读优秀诗文，注意通过语调、韵律、节奏等体味作品的内容和情感。背诵优秀诗文60篇（段）”。不过，细细品味，我们不难发现，小学阶段的文言文只是与初中阶段文言文的合理过渡，让学生知道这种文体即可。也就是说，小学阶段的文言文教学是给学生“启蒙教育”的。所以说，积累语感是小学文言文教学的首要目标，其次则是通过文言文教学，了解一下古代文化。这些即可定位为小学文言文教学的目标。 （二）文言文教学形式过于呆板 文言文教学中，教师往往都是一个模式：读课文认识生字，再根据注释逐字逐句翻译。教法可谓呆板至极。因此，课堂氛围也就沉闷，学生也失去了学习文言文的兴趣。但也有个别教师扩大拓展，无限制地“挖掘课堂资源”，结果虽使课堂无比活跃，但内容偏离了，学生自然也没有收获。在课程标准中，我们读出了语文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因此，我们应该把两者结合起来，作为工具，让学生学到方法；侧重人文，则让学生懂得道理。教师应让学生抓住古文的韵味，品味其独特的魅力，从而使学生乐于接受。 二、小学文言文教学方法 文言文该如何教，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从汉字入手，抓字形和渊源 文言文教学，首先得明确字义，这样才能准确理解内容。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一个汉字就是一幅画，就是一个故事。了解了汉字之美对阅读和理解文言文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例如，在教学人教版六年级上《伯牙绝弦》时，为让学生理解“绝”字的意思，我是这样展开教学的： 师：“伯牙绝弦”是什么意思？ 生：伯牙把琴弦弄断了。 师：那好。我们不妨把课文换一个题目叫《伯牙断弦》，如何？ 生：不好。仿佛一百个“断”也不如一个“绝”字。就好像我和你“绝交”了，就是永远不好了。而“断交”，仿佛还有和好的可能。 师：（出示繁体字“絕”）看，“绝”字有一把刀，将左边的丝全部割断了，一点都不剩，所以叫—— 生：绝弦。 通过分析“绝”字，学生的理解更深刻了，这比单纯的讲解更能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文言文教学一定要趣味十足 文言文离我们的语言较远，小学生读起来很困难。很多小学生都会对其“望而生畏”，在还没有学习时就开始产生畏惧心理。因此，消除小学生的畏惧心理很重要，而让我们的课堂趣味十足就是一个很好的办法。我再以《伯牙绝弦》这课为例进行说明。 师：摆在老师面前的是一架钢琴，我要弹琴了。但在古代不说弹，而说“鼓”。用古代的话来说，现在老师要—— 生：鼓琴了。（大笑） 师：说话，在古代是“曰”，老师要—— 生：曰——了。（大笑）。 …… 教师在教学时创设一个情境，注重文言文与现代文的联系，可以让课堂在趣味中展开。这样，学生不仅对所学知识记忆深刻，更重要的是乐学。但在教学中，教师一定要注意不可放开大脚步，脚步一定要慢。这样，学生就能在不知不觉中掌握知识，也不会产生过度的压力。 （三）文言文教学一定要在读和背上多下工夫 我们知道，古诗教学重在朗读与背诵。其实，文言文更应该如此。入选课本的文言文篇幅短，特别适合朗读。曾国藩说过：“非高声朗读则不能展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不能探其深远之韵。”文言文课上，我们要让学生追寻古人读书的姿态，寻其韵味，抑扬顿挫地朗读。“书读百遍，其义自见。”不仅如此，小学时期是学生记忆的最佳时机，多积累一些经典的文言词汇对学生语文素养和良好的语感都是大有裨益的。所以，文言文课上，我们应倡导大声读、反复读、多种形式朗读，从而使学生熟读成诵。 在教学中，我们还要尊重学生的认知规律：初读，抓读音。只有先把字读正确了，才能更准确地把握文言文的韵律美。复读，把握节奏。文言文都有优美的韵律，指导学生读准节奏，方可读得更通顺、更流利。再读，想象画面。我还以《伯牙绝弦》一课为例进行说明。 师：请同学们边读边想象这是一幅怎样的画面？ 生：伯牙静坐，志在高山、流水，钟子期静心倾听，能说出他的想法。 师：把画面想象还原成书面文字。 生：伯牙鼓琴，志在高山…… 文言之美，用画面展现，不仅能还原语境，还能更好地记忆和背诵，可谓一举两得。 最后，学生对内容无比熟悉了，教师再让学生背诵，也就水到渠成了。这样，学生背诵下来的不只是单纯的文字，还有其中的画面，以及其中的情感。 （四）言意兼得 学习古文和现代文一样，不仅需要理解意思，更需要学习句式。如我在《伯牙绝弦》一课中的应用。 仿写句子： 伯牙鼓琴，志在高山，子期曰：“峨峨兮若泰山！” 伯牙鼓琴，志在 ，子期曰：“ ！” 此设计不仅丰富了课文内容，还激起了学生的思维，加深了与文本的对话，实现了写话训练、语言积累的有机统一。 总之，文言文教学讲究方法，不仅让我们的课堂有了吸引力，更重要的是这种文体让学生乐于接受，为学生善于积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责编 张翼翔） 小学文言文教学论文:关于小学文言文教学的思考 摘 要： 在小学文言文的教学中，要抓住“趣”与“读”这两个字，以达到让学生喜欢并学好文言文的目的，进而去感受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领域，了解祖国悠久灿烂的文化精品，培养他们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思想感情，为进入中学学习文言文打好基础。 关键词： 文言文； 兴趣； 朗读 如果说古代文学是一顶华丽的皇冠的话，那么流传久远文言文则是那皇冠上闪耀的明珠。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宝库中，文言文是传统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小学生学习文言文不仅能感受到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领域，了解祖国悠久灿烂的文化精品，还能进一步培养他们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思想感情，并为进入中学学习文言文打好基础。可是，文言文与现代白话文在词意和语法上有着很大的差别，这对于初次接触文言文的小学生来说，不仅难读而且难懂。通过十几年的教学和揣摩，我认为在文言文的教学中应注重“趣”与“读”。 一、趣 古人云：“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古人亦云：“上自圣贤，下至愚孩，未有声入而不应。”由此可见，激发兴趣，对于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是何等重要。小学生的心理特点是以形象思维为主，他们学习的积极性主要来源于兴趣。作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如果能够让学生发自内心的喜欢上文言文，那就是教育最大的成功。大教育家孔子也曾说：“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为此，我始终尝试着把激发、培养学生学习文言文的兴趣放在教学的首位。 （一）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激发其学习兴趣 在人教版的教材中，第一篇文言文课文是五年级下册的《杨氏之子》。这是小学生第一次接触文言文，有一定的新鲜感；但是文言文的词语、句子对小学生来说十分拗口，难懂；这时如果教师把握不好，不但会让学生丧失新鲜感，还会产生厌烦情绪。然而五年级的学生通过自身课内外的阅读和其他途径，已经积累了不少文言文方面的知识。结合这一实际情况，在导入时我由学生熟悉的语言入手进行交流：（1）古语中“说”读什么？（曰）（2）“我”在古语中读什么？（吾）那“吾等”就是？（我们）（3）那么你怎样讲？（汝）你们该怎样讲呢？（汝等）。（4）问你吃过饭了吗？可以说？（饭否）（5）如果想表达一个小孩子可以好好教诲、培养的意思可以说？（孺子可教也）通过以上内容的交流，学生争先恐后的举手回答，他们的兴趣立刻被调动起来。此时，我趁热打铁随即告诉学生这样的语言就叫文言，用文言组成的文章就是文言文，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一篇选自《世说新语》的文言文——《杨氏之子》。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让学生对文言文感到了一种新奇和亲近，渴望立刻去课文一探究竟。 （二）运用多媒体技术，激活学生乐学的情感 现代教育技术，把声、光、象技术乃至各种艺术方式有机融合，能够创设出一个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教学情境，其激趣活情的显著效果令人折服。如果教师善于创设这种教学情境，那么，学生就会情绪高昂，心潮澎湃，内心总是充盈着迫切要求亲历亲为的冲动。如在教学《伯牙绝弦》时，一开始，我便以美妙动人的音乐《高山流水》导入，让学生迅速进入学习古文的意境，在补充介绍伯牙在子期墓前悼念子期时，又以凄婉动人的音乐加以烘托，让学生入情入境地体会伯牙那种悲痛欲绝的心情。在教学尾声之时再次播放《高山流水》音乐，让学生在音乐的伴奏下诵读课文，感受伯牙和钟子期那种知音情谊；让典雅流畅的琴音款款地浸润学生的心灵，再让学生在音乐声中试着背诵课文，会更好地增强课文的表现力，让文言文那优美的韵味深深地植根在学生心中。如此凭借特定的情境，特有的烘托、感染、熏陶的教学功能，激活了学生乐学的情感，使之生成学习的主动精神。这样既调动了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和深刻思考的自觉性，也激发了他们的兴趣，激活了他们的情感，那么学生整堂课的学习效果不言而喻。 所以我认为在小学文言文教学中，教师要把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当做重中之重，并以此为主旨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之中，去点燃学生喜欢文言文的情感之火。作为语文老师由此我也深深感悟到：其实不管是古文还是现代文的教学，我们都可以很好创设各种情境进行导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读 古人云：“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读，是千百年来人们不断总结出来的行之有效的好办法和好经验。朗读在语文教学中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它不仅能训练学生说话时发音准确，句读分明，语气连贯，养成良好的语言习惯，还能帮助学生理解作品的思想内容，丰富学生的想象，激发学生的爱憎情感。那么如何在文言文中发挥朗读的作用呢？我认为可以运用多种多样的朗读训练方式： （一）学生自读 让学生借助工具书和注释，批注生字字音及一些字词的今义，粗知课文大意。这也是检查学生对课文理解程度的一个方法。 （二）教师范读 学生初次接触文言文，很难读好它。那么此时老师的范读尤为重要，这可以给学生提供朗读榜样，创造朗读条件，鼓舞学生朗读的兴趣和信心。如我在教学《伯牙绝弦》时，由于学生对文言文的朗读有了一定的基础，这时我主要指出他们读错的地方并及时纠错，然后正确地领读：“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谓/世/再无知音……”。必要时，还要对一些难读的句子划分节奏，以帮助学生停顿。如《学弈》中：“使/弈秋/诲/二人弈”“为/是其智/弗若与？”再如《两小儿辩日》中：“我以/日始出时/去人近”“此不为/远者小而近者大乎？”学生在听读的过程中，粗略地感悟文言文的音韵、节奏、停顿以及大体的文意。 （三）学生个别朗读 可以加强学生独立活动因素，并通过个别朗读的指导对全班起启发和辅导作用。必要时，也可由两个以上学生比较着读。 （四）全体学生齐读 当学生对课文已经具有一定的理解基础时，可由全组或全班齐声朗读，让优生带动后进生，读通课文，读出课文的节奏和气势，同时也可使每个学生增加朗读练习的次数。 （五）学生自由朗读 让全体学生锻炼朗读，获得语感，领会课文大意。这一环节，学生反复读，读到文章自然上口，读出“之乎者也”的韵味。 当然在朗读中，教师对学生的朗读指导是尤为重要的，包括朗读的节奏、语气、语调、语速。在学生朗读正确并大致了解每句话的基础之上，让其自由反复诵读，读出文言文特有的韵味。教师要着重指导重点语句的停顿和语调，让学生进一步准确把握课文内容。在读熟课文之后，再让学生用自己的话说一说故事内容，可以用讲、演等方式进行，以达到读懂故事的目的。 总之，小学文言文的教学，重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学生在兴趣的激发下读通课文，读熟课文，读懂课文；在了解内容、明白道理的基础上，让他们穿越时空隧道，走近历史先贤，在阅读与思考中汲取古代优秀文化的精髓，这将为他们进一步了解祖国文化打下基础，并对学生文化素养的积淀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我想，如果我们在教学中牢牢地把握这些，不随意地拔高对文言文教学的要求，让学生自主、合作和探究学习，让他们自主质疑、释疑，教师适当点拨辅助，必要时加以讲解。就一定能让学生在整体把握课文内容的同时，了解古人思想道德观点，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 小学文言文教学论文:小学文言文教学点滴 2000年2月20日晚，在欣赏中国唐宋名篇音乐朗诵会时指出：“中国古典诗词博大精深，有许多传世佳作，它们内涵深刻，意存高远，也包含很多哲理。学一点古诗文，有利于陶冶情操，加强修养，丰富思想……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因此，有许多教师将古诗文引进小学课堂，有意识地培养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增强学生的文化底蕴。 新教材中也第一次出现了文言文，这对小学语文教师和学生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虽然这些文章的篇幅很短小，然而对小学生来说，文言文相对现代文而言比较难懂，学习起来也觉得枯燥乏味。我反复阅读了课程标准要求，领会教材安排文言文的目的只是让学生初步感受文言文的语言特点，了解祖国悠久灿烂的文化，进一步培育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思想感情，并为初中学习文言文打下基础。因此，笔者觉得小学教学文言文的落脚点不应放在教懂、学懂这几篇短文上，而应让学生通过第一次接触文言文就对它感到新奇、有趣，摒除畏难情绪。 爱因斯坦曾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要使学生对年代较为久远、理解较为困难的文言文愿学、乐学，关键的一点是要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让文言文像磁铁一样牢牢吸引他们的注意力。笔者首先自己对文言文充满兴趣，并始终尝试着把激发、培养学生学习文言文的兴趣放在首位，多创造机会让学生参与学习。 一、搜集相关信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比如在教学《学弈》前，要求学生尽量搜集有关作者孟子的材料。学生们搜集到了“孟母三迁”“孟母断织”的故事以及孟子的其他材料，内容非常丰富，让学生对孟子怎样从一个顽童成长为一个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有了一定的了解，从而对学习他的文章产生浓厚的兴趣。在预习《两小儿辩日》时则要求学生搜集孔子的一些名言警句、生平、事迹，还有“早晨太阳看起来大、中午太阳看起来小”的科学常识。组织交流后，学生知道了孔子是个大教育家，他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有二”。孔子是一个教育家、思想家，也可算半个政治家，但他首先是一个品德高尚的知识分子。他正直、乐观向上、积极进取，一生都在追求真、善、美，一生都在追求理想的社会。他的成功与失败，无不与他的品格相关。他品格中的优点与缺点，几千年来影响着中国人，特别是影响着中国的知识分子。同学们知道了孔子的相关背景就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学习起课文来就会兴致盎然。 二、多种朗读，激发兴趣 “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这是前人总结的读书经验，今天我们仍可借鉴，特别是对文言文的学习。读得多了，熟了，自然会理解内容，悟通道理。教师要树立“朗读是第一位”的观念。如果让学生有口无心地跟着教师读，课堂效果可想而知；如果让学生自己反复读，读到流利通畅为止，未尝不可，但他只是“任务性”的敷衍。如果让学生带着竞争性、带着表演欲去读，读的要求渐次提高，效果会好得多。在教《两小儿辩日》时我是这样做的： 1.教师范背。笔者把教师范读课文改成范背课文，而且告诉学生笔者只用了不到十分钟就背出来了，你们的记忆力比老师好，一定会背得比我更快，旨在告诉学生“读熟文言文，一点也不难”，以激发学生胜过老师的“斗志”。在教师范背时，提请学生注意教师的停顿和重音等。请学生大胆评议教师的范背。 2.自读互读。学生或两三人，或三四人分成小组，互为小老师，互帮互学，找出生字、多音字，读准字音，读通课文，互相纠正朗读，看哪一组先读正确、读流利了，每组或派代表当众朗读，或小组集体表演朗读。这样，不管功课好坏，在小组学习中都有机会得到表现。 3.让学生摇头晃脑、绘声绘色地读。像三味书屋里的寿老先生那样抑扬顿挫，让他们沉浸在文言节奏中；而后再带动学生读出轻重徐缓。先自己读，然后小组读，最后齐读，让学生通过反复地读，去体会语感，整体把握故事内容。 4.分角色表演性朗读。《两小儿辩日》中，人物个性分明，语言很有特色，所以我在学生读通基本读懂课文的基础上，让学生分角色朗读，进一步加深对课文的理解，增加阅读的趣味性。 5.小组合作，弄懂课文内容。由教师讲懂，让学生自己想办法学懂，虽然都是“懂”，但这二者的价值取向各不相同。前者看重的是为教书而教书，后者关注的是学生如何在读书过程中的成长。因此先开展一个“注释搬家”活动，把课后的注释搬到文中相应字的下面，这样有“一箭双雕”之功效，一方面可以进一步熟悉课文内容，另一方面可以加深对重点字词的理解。再要求学生借助注释，以小组为单位，弄懂每句话。要求学生把文中不理解的句子画出，让学生互教互学，教师适当点拨。 三、课本剧表演，发挥兴趣 把归纳寓言寓意籍于“访谈”的进程中，将复习巩固融入小品表演之中，可使学生学习文言文的兴趣得到最大的“宣泄”。于漪老师曾说：“语文教学的着眼点，应该放在培养和训练学生思维能力上……要千方百计让学生大脑这部机器开动起来。” 例如，学习了《两小儿辩日》，学生自由结合，用文言文表演一遍（即背诵课文）。在学生知道关于太阳远近的科学常识的基础上，表演《新编两小儿辩日》。活动前，教师提供活动构想：一现代少年穿越时空隧道来到了遥远的古代，遇到两小儿辩日，两小儿请少年裁决。活动中，先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创编表演，然后在班级交流。 四、课后拓展，提高兴趣 叶老说过：“语文教材无非是例子。凭这个例子要使学生能够举一反三。”学习文言文的最终目的是能读懂文言文。在学生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时，要适当增加他们的阅读量，让他们运用已掌握的方法、知识去阅读，在阅读中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反过来又更好地作用于阅读，这个互相促进的过程，既是巩固知识的过程，又是使知识达到迁移、能力得到锻炼的过程。小学阶段，还不可能达到这样的要求，但是通过教学文言文，就好像在孩子们面前打开了一扇窗户、铺开了一条通道，让他们能穿越时空，去阅读、去思考、去吸取，与两千年前的大师直接对话，了解并深刻地认识我们的祖先，懂得我们的历史，从而继承和发扬我们的文化。如在教学《两小儿辩日》后，笔者补充了《论语十则》，选取了学生比较容易接受的名言，对重点字词提供适当的注释，要求学生读读背背。学生的学习热情非常高涨，觉得古文一句话就能包含很多内容或说明很多很深的道理，真是了不得。 只要我们能紧扣新课标，正确认识文言文，真正热爱文言文，遵循文言文的语言规律，抓住“读”这个根本，多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文言文教学的春天就一定会来到！ 小学文言文教学论文:小学文言文教学新探 人教版小学语文第十一册第八单元安排了一组文言文，这是学生首次接触文言文。大纲指出：安排文言文的目的，是让小学生感受文言文语言，了解祖国悠久灿烂的文化，进一步培育其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思想感情，并为初中学习文言文打好基础。 根据大纲要求和小学生的年龄特点，我们的教学就应与传统文言文教学有所区别，下面，我就结合《两小儿辩日》这篇文章来谈一谈我的做法。 一、以图激趣，初读感知 以图激趣，初读感知是我们进行现代文教学的一种重要方法。同样，在文言文教学中，我们也可以运用这种方法来激发学生求知的兴趣。例如《两小儿辩日》这篇课文也配有一幅插图，这幅图直观、形象地表现了课文内容的重点。在上课伊始，我就用多媒体出示这幅挂图，引导学生仔细观察，通过图中人物不同的姿态、表情，想象、推测课文的主要内容。这样，一下子就把学生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每位同学都争先恐后地谈论自己的看法。有的说：“从图上看，课文讲的是早晨，太阳刚刚升起，一位老爷爷给两个小孩讲故事。”有的说：“一个夏日的早晨，一位老爷爷向两个小孩问路。”还有的说：“两个小孩在争论一个问题，老爷爷在判断谁对谁错……”想象多种多样。借此时机，我让学生带着争议依靠插图、注释，联系上下文初读课文。结果，每位同学读得都非常投入，很快就能读通课文了。 二、反复朗读，读中领悟 《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不应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应让学生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因此，我们必须为学生创设优良的阅读情境，激发学生主动积极的思维，使其在读中领悟文章的内容。具体做法如下： 1．反复朗读，读准读熟 给学生充分的自由朗读时间，是学好文言文的重要方法。首先，要让学生借助注音读准生字。如：弗（fú）、曰（yuē）、沧（cānɡ）、汤（tānɡ）等。其次，要让学生借助注释读熟课文，恰当断句。如，“我以/日始出时/去人近，而/日中时/远也”这一句，在上课时，有一部分学生把此句读为：我以日/始出/时去/人近，而/日/中时/远也。这就很难理解此句话的意思了。这时，我就指导学生结合注释，先理解句意，然后再让学生试着反复去读，结果，学生很快就能正确地朗读了。 2．逐字精读，读中领悟 能正确熟练地朗读文言文后，我们还要深入地理解文言文。因为相当多的字词古今含义不同，所以应引导学生逐字精读，读中领悟。如《两小儿辩日》中，“而日中时远也”中的“也”在文言文中是一个语气词，和现在常用义不同。在理解这个字时，我先让学生反复读这句话，理解其他字的意思，然后再试着把这句话翻译成现代文。最后通过对整句话的理解，学生很快就明白了“也”是一个句尾语气词，没有具体意义。 三、复述表演，实践探究 为了把语文学习和生活实践结合起来，在学生完全读懂课文内容的基础上，可以请学生试着用文言文来讲《两小儿辩日》这个故事。实际上，也就是促使学生把课文内容背诵下来。当然，教师要给学生一定的时间。例如，我在讲到这一环节时，就用多媒体放映插图，然后让学生看着插图，用两分钟的时间回忆这个故事。接下来，请三名同学分角色复述这个故事。出乎意料的是，这三名同学竟然都没有看书，而且非常准确地把课文内容复述下来。同时，其他同学在看、想、听的过程中，也都能很快地把课文背下来了。由此可见，复述是学生背诵文言文的有效方法。 四、旁征博引，探索奥秘 对于《两小儿辩日》中孔子无法裁决的问题的答案，学生们一定也会感到十分好奇，并且会打破沙锅问到底。所以，初读课文之后，教师就可布置这个问题，让学生课下自己去寻找答案。课上，再让其展示学习成果。例如，我班知识丰富的曹云根同学就从《十万个为什么》上找到了这样的解释： 早晨和中午的太阳距离地球的远近是一样的。为什么早晨的太阳看起来较中午时大呢？这是视觉的差误、错觉。同一个物体，放在比它大的物体群中显得小，而放在比它小的物体群中显得大。同样道理，早晨的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来的背衬是树木、房屋及远山和一小角天空，在这样的比较下，此时太阳显得大。而中午太阳高高升起，广阔无垠的天空是背衬，此时太阳就显得小了。其次，同一物体白色的比黑色的显得大些，这种物理现象叫做“光渗作用”。当太阳初升时，背景是黑沉沉的天空，太阳格外明亮；中午时，背景是万里蓝天，太阳与其亮度反差不大，就显得小些。中午的气温较早晨高，是否此时的太阳较早晨离我们近些呢？也不是。主要原因是早晨太阳斜射大地，中午太阳直射大地。在相同的时间、相等的面积里，直射比斜射热量高。同时，在夜里，太阳照射到地面上的热度消散了，所以早上感到凉快；中午，太阳的热度照射到地面上，所以感到热。温度的凉与热，并不能说明太阳距离地面的远与近。 通过他的解说，学生们很快都明白了这个问题。总之，旁征博引，让学生们探索奥秘，不但有利于理解文章内容，掌握科技知识，而且更有利于激发其探索的积极性。 五、开拓思维，创意表演 在学生真正理解了课文内容，并通过资源解答了两小儿的疑问后，可让学生开拓思维，创意表演。这不但可以再次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还可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例如，我就提供了这样的活动设想：假如你是孔子，当然，你是已经掌握了现代科学知识的孔子，你遇到两小儿辩日时，你会怎样为他们裁决呢？先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创编表演，然后在班上交流。结果，学生表演得非常出色，不但正确地理解了课文内容，而且自己也真正地成了“小圣人”。 总之，在整个文言文教学中，也应遵循和执行趣味性、自主性、扎实性、探索性的统一。这样，才能激发学生对文言文的学习兴趣，从而真正了解祖国悠久灿烂的文化。同时，也能提高自身的语言表达能力、创新能力。 小学文言文教学论文:有效运用故事点燃小学文言文教学 新课程改革犹如一夜春风，吹得“千树万树梨花开”，也吹来了高段语文一项崭新的教学内容——文言文。文言文的出现，为我们小学语文教学注入了新的生机，带来了新的舞台。但同时也让教师们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文言文教学中出现的不和谐现象 文言文教学一直是小学语文教学的一块软肋。在教学实践中，由于教师对文言文教学目标的不明确，我们经常会见到一些不和谐的现象： （一）拔苗助长，雾里看花 不少教师把小学文言文和初中文言文教学混为一谈，在课堂中，不从学生实际和课程理念出发，过分地强调文言文中的语法，过分地进行拓展等，操之过急，任意拔高，使学生苦不堪言，从而导致学生刚接触文言文就产生畏难情绪，失去了兴趣。 （二）拘泥形式，寡然无味 不管什么形式的文言文，有的教师走的是统一的教学模式。读通读顺课文后，就开始重点字词的解释理解，然后分析串讲，了解内容，最后再读读背背。长此以往采用这种机械、单一的形式，将会使学生对文言文的阅读期待消磨殆尽。 （三）轻描淡写，避重就轻 有部分老师认为在小学阶段，文言文教学只是一种调剂，思想上不够重视。因此，教学时隔靴搔痒，草草了事，不能带领学生深入理解文本。 二、有效运用故事，开展文言文教学的方法 笔者在教学中，透过小学文言文教学现状，在立足教学目标的基础上，有效运用故事，开展文言文教学，激发学生对文言文学习的兴趣。 （一）导入故事，形成阅读期待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要利用阅读期待、阅读反思和批判等环节，拓展思维空间，提高阅读质量。”“阅读期待”是通过悬念的制造，情景的创设，激起学生体验的欲望和探究的欲望。小学高段的学生依然喜欢情节，喜欢形象，好奇心强。刚接触文言文，如果只是围绕固定的字词和课文内容，进行简单的串讲，学生的阅读期待马上得到满足，就失去了进一步学习的兴趣。因此，这就需要适时导入跟文言相关的逸闻趣事、寓言、典故等，再次激起学生的阅读期待。导入故事，从另一个角度提升学生对文本的认识，又使学生的情感始终随着阅读过程的推进而不断强化。 （二）还原故事，领略真实美感 1.借助插图，合理想象 想象是小学生的特点，精美的插图给学生插上了想象的翅膀，也给他们提供了创造的空间。小学阶段入选的文言文相对比较短小，因此，教学中除了引导学生观察图上所能看到的东西外，还要启发学生想象图上没有的东西。插图虽然只是一幅静止的画面，但留有很多空白点，很多想象的空间。利用好了插图，对故事内容的理解会更完整、丰富。 2.依托背景，大胆猜测 文言文的生命意义只有在真实的历史情境中才能显现。只有准确指向具体历史背景的故事才有针对性，才能指向文字背后真实的人物思想情感。因此，在文言文的学习中，背景的介绍引入是甚为重要的，它能让学生更好地走进人物内心，把握情感。有了故事背景作依托，学生能积极调动自己的思维，进行大胆又合理的猜测，延伸了故事内容。 3.找准基点，适时还原 在想象和猜测的基础上，学生的阅读期待已被完全调动起来。这时，教师用与文言感情特点相适宜的语音、语调、语速进行描述，把学生带入情境中去，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中去认识体会语言文字的奥妙，感受文言的韵味。还原历史，还原人物，带领学生在故事中去领略真实的美感。 （三）演绎故事，诠释别样精彩 1.抑扬顿挫，吟出文言音韵之美 俗话说：“三分文章七分读。”诵读是学好文言文的基础和有力保障。学生可以在诵读中整体把握和感知文章，在诵读中体验我国古代文章的精妙之处。文言文比现代文更讲究韵律，古人常采用“吟唱”的方式来诵读诗文，因此在文言文教学时，诵读是不能忽略的。在读准字音，读通句子的基础上，更要鼓励学生读出文言的节奏，使学生真正在抑扬顿挫的诵读中受到感染，想象画面，产生身心的愉悦，更好地感受文言的音韵之美。 2.别开生面，演出文言形式之新 小学高段的学生仍喜欢新奇事物，喜欢展示自我，剧本表演正是他们喜欢的一种学习方式。为了演好角色，学生会主动去熟读课文，揣摩人物的心理，设计符合人物身份的动作。为了让表演更精彩，学生会有很多创造性的发挥。这样的学习方式，既能发挥学生的创造能力，给他们提供展示自我的平台，又能拉近他们与文言文的距离。 3.融会贯通，唤起文言学习之趣 托尔斯泰说：“成功的教学所需要的不是强制，而是激发学生的兴趣。”兴趣是求知的前提，是推动学生求知的内驱力。在学生接触文言文的初始阶段，要打破学生畏难的情绪激发他们的好奇心，通过采用灵活多变的方式，让学生在故事的欣赏和表演中，体味文中之情，想象文中之情，感悟文中之道，使学生在文言文的学习中，获得身心的愉悦，并乐学、会学，激起学习之趣。 （四）编写故事，丰富文本内涵 1.抓空白，写别样文章 由于文言文的笔法简练，所叙述的故事情节简单，不够具体生动，因此还留有很大的空白。教学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在对文章的咀嚼，形象的理解，主题的领会上，抓住空白，进行仿真的细节补充，让故事情节更为生动，人物形象更丰满。这样的二度创作，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也能使文本的内涵更为丰富。 2.移视角，编缤纷故事 文言文的故事背景和学生的生活有一定的距离，换个角度，移个视角，在大胆想象的基础上，巧妙地进行故事新编。可以保留故事的主要情节，运用现代意识进行改造、生发，重新编出一个故事，赋予其新的内涵，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这样既能显示学生的创新思维，故事也更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 3.续情节，构崭新画面 文言文中让人印象深刻的画面和人物形象都是借助情节展现出来的。根据文本中展现的故事内容，抓住人物的言行、性格特点和语言风格，来一个精彩别样的续写，就会使文本焕发出新的活力。 （五）拓展故事，提升语文素养 阅读拓展不仅可以丰富学生的古汉语语言材料和知识，使之形成系统，而且也能转化为能力，提高学生的文言文阅读水平。仅靠教材中的几篇文言文是不能让充满求知欲的学生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的。所以，用教材中的几篇文言抛砖引玉，带领学生去收集和阅读一些短小、通俗易懂的文言文、文言名句等，让他们不断地完善自我，提升语文素养，才是最终的追求。 （作者单位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渔浦小学）

电影论文:国内电影的戏曲艺术研究 过往与现在生活的种种本该让玉纹的内心波涛汹涌,他们之间的相遇也应是一场即将上演的悲剧故事。但当导演将影片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她却只变成了如倚靠在湖边杨柳枝旁一个妙龄女子那眉间的点点愁云一般的闲淡情感。影片并未将笔墨的重点放在周玉纹与章志忱的离愁别绪上。就算纵观整部影片,它的剧情发展也没有太强烈的戏剧冲突,甚至就连最最悲情的久别重逢都带着妹妹戴秀欢快的笑声和悠扬悦耳的歌声,而妹妹的角色安排无疑成为调节这部影片抑郁情调的调味剂,是灰色的、阴暗的人物关系中一抹明亮的、耀眼的白。事实上,故事的趣味性也正体现在这种悲中带喜、喜中含悲的故事编排上。这种悲喜交加的故事结构发展到后来已经非常普遍,甚至变成了电影叙事模式的一种方式。1990年香港导演午马执导的影片《舞台姐妹》,2000年王家卫导演的《花样年华》等影片无不体现出悲喜有序、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风格特点。《舞台姐妹》是一部以悲剧为结果的影片,但故事中间所展现的却大多是些轻松幽默的故事小插曲,直到影片将近尾声之时,镜头展现给我们的仍是青衣班众姐妹痛殴黑帮势力时痛快淋漓的场景,所以当影片最后定格在舞台众姐妹们被黑帮势力团团包围、个个脸上写着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时故事戛然而止,导演午马直到最后也没有将青衣班众姐妹的壮烈牺牲呈现给观众,可以说影片在一个原本即将会上演的惨烈场面之前提前完结,正是对我国传统古典戏曲美学特征中“哀而不伤”的继承。 一、戏曲中新奇的故事情节对电影的影响 欧美电影非常讲求画面构图,追求宏大的场景,而中国电影特别是一部极具中国特色的电影可以没有漂亮的颜色和宏大的场面,但一定要讲述一个吸引人的故事,追求电影的趣味性和观赏性。我国的第一代电影导演张石川曾对他的员工提出“处处惟兴趣是尚”的要求,这里的“兴趣”更多的指的就是一个能吸引住观众眼球的电影故事。虽然张石川的这一电影观念是为了追求票房价值,他要拍摄的是大众喜闻乐见之事,但在客观上也恰恰反映出了观众的观影心理。中国观众的审美视角深受古典文学的影响,喜好猎奇。作为中国电影之父的郑正秋先生认为,电影的准确叫法应为“影戏”,他认为电影就是没有声音、用摄像机记录的戏剧,而他对电影戏剧本体论的认同则直接体现在了电影剧作的创作中。包天笑回忆自己被邀进入明星公司时,郑正秋曾对编剧工作有过这样的一段讲述,他说编剧工作主要就是在想好一个故事之后把它写出来,而且要尽量将故事情节写得离奇曲折一些,而不要脱离悲欢离合的主旨而已。这里,郑正秋先生所指的离奇曲折似乎与李渔对戏曲创作上“脱窠臼”的要求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在中国电影发展史历程之中涌现的第一批电影题材就是反映妇女悲惨命运的内容,这类题材的电影作品在当时风靡一时,如《孤儿救祖记》(1923),《玉梨魂》(1924),《苦儿弱女》(1924),《最后之良心》(1925),《盲孤女》(1925)等。这类作品多反映出于新旧社会交替下的女性的悲惨命运,因剧情曲折离奇而受到当时大众追捧。后来,当一系列反映妇女悲惨命运题材的影片已经逐渐让观众失去兴趣时,明星公司又于1928年推出了一部武侠神怪片《火烧红莲寺》。《火烧红莲寺》作为中国第一部武侠神怪片,凭借着天马行空的剧情备受喜爱,影片一经上映在观众间就产生了强烈反响,场场爆满,三年内连续拍摄了18集。该片在当时引起反响的重要的因素就是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影片中不无传奇之处。此后,随着《火烧红莲寺》放映,武侠神怪片风靡一时,引发了一场拍摄武侠神怪片的风潮,更使武侠类片种走出国门,在世界电影中占具一席之地。从1928年到1931年,我国近40家电影公司拍摄了227部武侠神怪类型的电影故事片,如长城画片公司出品的《妖光侠影》,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的《古宫魔影》《王氏四侠》,天一公司的《儿女英雄》《梵灯鬼影》等,出奇的故事情节编排与神怪类型本身的趣味性成了这一时期大多数神怪片吸引观众的主要因素。 二、戏曲的线性叙事结构成为电影的主要表现方式 戏曲中惯用线性叙事结构,这种编排故事情节的手法应用在电影之中称为常规线性叙事模式。这种叙事模式按照时间顺序发展,整部影片中不存在倒叙或闪回等叙事方式,通常从一人一事讲起。因为它是电影叙事方式的一种,因此这类电影作品繁多。首先将这种传统叙事手法运用于电影之中的导演就是张石川与郑正秋。二人曾合作拍摄过许多极具影响力的电影作品,在《戏剧春秋》刊载的《戏剧的民族形式问题座谈会》中,着名的戏剧导演以及电影导演应云卫就曾指出,以张石川为代表的第一代导演的电影叙事风格是能让观众“不用十分费脑筋就可以看明白剧情”的,这就是电影常规线性叙事的优点。它通常具有清晰的主线和流畅的故事情节,主要讲一人一事,符合中国观众的观影习惯。所以,从故事片《难夫难妻》开始,深受传统戏曲影响的第一代导演所拍摄的故事影片几乎都在无形中运用了这种一人一事的线性叙事模式,而这种传统的讲一人一事的叙事形式终于做为一个经典的叙事模式保存下来,以致在后来的《小城之春》(1948)、《舞台姐妹》(1990)、《活着》(1994)、《西洋镜》(1999)等多部独具中国民族风格的优秀影片中都有出色表现。1925年,作为导演、编剧的侯曜在《影戏剧本作法》中为电影创作提出了一个规范要求,认为电影在创作中应按照起头、最高点、结局这样三段体的结构形式谋篇布局。后来这种传统的结构模式在电影中,尤其是在以时间发展为叙事顺序的线性叙事结构的电影中成为一种最常见的表述方式。,谢晋的电影比较突出地遵循了这一特色。在他的电影中,故事情节一般都遵循起承转合的结构特征,“都有完整的‘开端(好人受难)——发展(道德坚守)——高潮(价值肯定)——解决(善恶有报)’的叙事组合”[2]。1923年张石川执导的《孤儿救祖记》就完全符合侯曜电影创作的三段式。逐出家门(起头)——余璞救祖(最高点)——祖孙相认(结局)这样的方式来讲述故事。另外,类似的电影作品还有很多,如《一个小工人》(1926),《梅花落》(1927),《五女复仇》(1928),《乌鸦与麻雀》(1949),《舞台姐妹》(1965),《刀马旦》(1986),《厨子戏子痞子》(2013)等,以及一些以戏曲本事改编的电影故事片,如《梁祝痛史》(1926),《唐伯虎点秋香》(1926),《珍珠塔》(1926)《,薛仁贵征西》(1927)《,孟姜女(》1927),《乌盆记》(1927),《白蛇传》(1939),《林冲雪夜歼仇记》(1939),《西厢记》(1947)等,以及大多数武侠片和武侠神怪片,如《大侠白毛腿》(1927),《盘丝洞》(1927),《孙行者大战金钱豹》(1927),《哪吒闹海》(1927),《王氏四侠》(1928),《青蛇》(1993)等。 三、戏曲中的写意性特征在电影中充分运用 摄影机具有纪实性,一部独具特色的中国电影的特点在于,要用这种具有纪实功能的机器捕捉到的有形画面中所反映出的含而不露的深刻内涵,即在电影中表达出写意性特质。事实上,在我国的导演中不乏这样一些人,他们或自幼受到戏曲文化的熏陶或热衷于戏曲艺术,如导演郑正秋、费穆、徐苏灵、陈铿然、桑弧、吴永刚、杨小仲、崔嵬、应云卫、郑君里、谢铁骊、谢添、侯孝贤等,他们是电影导演,更是一些热爱戏曲艺术、迷恋中国传统文化的电影导演,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曾拍摄过戏曲电影,并深受其影响,“同时,又从戏曲艺术传统中汲取艺术的、文化的乃至艺术灵感的影响,以丰富电影故事片及其他类别的影片的创作”[3,p2],使他们拍摄的故事片中极具戏曲韵味,特别是极具戏曲中的那种写意性特色。其中,费穆与郑君里两人以戏曲美学特性和创作思维来执导电影故事片取得了非常高的成就,高小健先生认为他们是“把戏曲艺术经验运用于故事创作的两位顶级大师”[3,p65],“二人的一个共同点是学习中国戏曲而使自己的影片具有一种浓厚的东方艺术韵味,在整体意蕴上洋溢着淡而愈浓的文人气质”[3,p1 0],可谓是建国前后两个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费穆是我国第二代导演的代表人物,他是一个对戏曲艺术有着独特的感受的电影导演。杨远婴评价他“代表一种人文理想,一类电影风格,一个创作流派”[4,p65]。早期曾执导过许多优秀电影艺术片,如《城市之夜》(1933年)、《人生》(1934年)、《香雪海》(1934年)等。他在电影的写实性与戏曲的写意性的结合问题上做过多次尝试,先后-80-拍摄了许多戏曲电影,《斩经堂》(1937)《古中国之歌》(1941)、《生死恨》(1948)、《小放牛》(1948)等,意在“吸收京戏的表现方法而加以巧妙的运用,使电影艺术也有一些新格调”[5]。正是因为费穆早期积蓄的这些拍摄戏曲电影的经验与实践,才使得“费穆导演在故事片创作时对中国传统艺术,特别是戏曲艺术进行了大量的借鉴结果集中体现在他晚期的重要代表作品《小城之春》里”[3,p111]。《小城之春》被业界公认是戏曲艺术与电影结合的最高境界,它的其中一个最主要特点就是贯穿于影片始终的写意性特征。杨远婴先生评价《小城之春》“顺应发乎于情、止乎于礼的叙事逻辑,费穆以长镜头建构换面和节奏,精心营造影片的文学意境和绘画质感,使之成为最富于中国伦理美学特征的经典作品”[4,p70]。从出场人物来看,影片出场人物总共只有五个,除此之外,我们甚至找不到一个戴家的邻居,采取了戏曲舞台编排人物出场的做法,追求的不是真实地还原,意在心领神会。另外,《小城之春》的写意美还体现在整部影片的完整性,它不似西方电影大片那样镜头切换频繁,整部影片采用许多长镜头,少有分镜头、特写镜头,无闪回,使整个故事娓娓道来。在这里,摄影机的关联剧情的作用被弱化,取而代之的是玉纹平静而富有魅力的旁白叙述。宁敬武先生曾评价说“:费穆将中国戏曲的写意性时空完美地体现在电影《小城之春》中以周玉纹的内心独白构成的旁白赋予摄影机以‘作者式’的视点,于是,双重的主观视点使得导演获得了最大的自由。” 从人物感情的处理上来看,玉纹与志忱、玉纹与礼言、志忱与戴秀之间的情感关系全部是含蓄的,犹如山水画中的粗线条,虽看似随意一抹,形态却尽在不言中。最后,整个小城这一背景的设置虽有似无,虽然始终支撑着整部影片却真正成为了“背景”而被忽略,让观众能将视野更多地放在剧中人物身上。费穆对戏曲写意性的借鉴是表现在电影中细腻的人物情感上,表现在虚拟的封闭空间中情感张力的宣泄上,此后王家卫导演的《花样年华》中那个发生在旧上海阁楼中的故事以及张曼玉与梁朝伟扮演的男女主人公含而不发的情感刻画与这部《小城之春》拥有一种异曲同工之妙。但对戏曲写意性特征的借鉴绝不仅仅限于运用在空间与情感的表现上。郑君里作为建国初期导演代表人物,在电影创作方面非常注重对电影民族化的表现,这与他的从艺经历以及当时的政治背景密不可分。在其撰写的《画外音》一书中,他曾多次提到自己从诗歌、绘画以及舞台艺术中获得的启示,并一直将这些民族艺术尊为实现电影民族化的重要因素。郑君里极其注重对电影画面的写意性表达,试图从有形的场景中描画出中国民族艺术中写意的风格来,因而在拍摄电影《林则徐》时,郑君里在表达林则徐送别邓廷桢这一场戏时充分运用了镜头的调度,将“孤帆远影”的景致与主人公的送别结合在一起,让人不禁联想到李白那首《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的诗句。此后,郑君里又拍摄了现代题材影片《枯木逢春》。对于该剧的拍摄,王炼先生曾有过这样一段回忆:“他(郑君里,编者注)对我说:他正想从电影的创作中摸索出一条中国电影的民族化道路。他过去拍的电影大都是历史人物的传记。他们本身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粹,就代表了中国的风格和气派,所以他决定选择一个现代题材的剧本,他在最初看到演出时,就已经隐隐感觉到,这个戏从题材本身到叙述方式都有些跟传统的戏曲艺术接近,使他立即产生了一个意念:向中国戏曲艺术和其它古典艺术学习,使影片的叙述方式更能符合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7,p35]郑君里对电影场景做过各种尝试,试图运用戏曲场景中的意蕴特征来渲染现实题材电影的民族特性。根据王炼先生的回忆,在郑君里拍摄《枯木逢春》时,曾试图将序幕中的“离散”表现成为《拜月记》开篇兄妹“离散”的韵味,又从《梁祝》中的“十八相送”和“回十八”中得到灵感运用到影片的“重逢”一节中[7,p36],他尝试将这些戏曲场景的表现方式与电影镜头表现出的故事情节相结合,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让电影故事渗透出民族戏曲意蕴来。 此外,从他与蔡楚生一同执导的《一江春水向东流》(1947)到他后来的独立作品《乌鸦与麻雀》(1949),《林则徐》(1958)等,我们总能从他作品中的场景中体味到独具东方韵味的写意。另外,电影对戏曲写意性的借鉴有时还体现在电影的名称上。如1993年上映的影片《霸王别姬》就是借助了戏曲剧目“霸王别姬”的故事框架,整个故事以戏曲演员的人生起伏为主线,剧中张丰毅饰演的段小楼与他的师弟程蝶衣(张国荣饰演)两人搭档演出“霸王别姬”几十年,在舞台上他们是假霸王、假虞姬,但在生活中,他们二人各自的经历和情感又像是真霸王与真虞姬。面对时代的起起伏伏,师兄弟二人的生活也随之起伏。剧中的程蝶衣在严师“不疯魔不成活”的教育之下,唱着《思凡》中“我本是女娇娥,又不是男儿郎”的戏词强迫让自己变成了真虞姬,自此以后便下定决心要随师兄段小楼唱一辈子的戏,这是舞台上的虞姬给程蝶衣的精神暗示,所以蝶衣无法接受师兄娶妻,舞台之下的他带着虞姬的魂,惟愿与师兄永远相随,于是在20年后,当师兄弟二人再一次回归戏台时,当程蝶衣重新唱错了戏词,唱出了“我本是男儿郎,又不是女娇娥”时,他恍然大悟,突然意识到他不是真虞姬,师兄也是假霸王,因此在那一刻,虞姬的魂便随着那句错唱出的戏词离开了程蝶衣的身体,而真虞姬的离开也终于让生活在亦真亦幻中的程蝶衣失去了精神的依托,使得空留下一具躯壳的程蝶衣在与师兄的这最后一场“霸王别姬”的演出中完成了现实生活中对师兄这个“假霸王”的最终告别,拔剑自刎。这就是对戏曲剧目“霸王别姬”的借用,使整个影片形成一种投射效果,而这种投射效果在观众目睹了片名时就已经起到了一定作用,使电影导演与观众之间达成了一种“照花前后镜,花面相交映”的心照不宣,这种心照不宣就是电影片名带给观众的写意性功效。后来于1999年上映演出的《夜奔》以及2001年由杨凡执导的《游园惊史》都同样采取了以戏曲剧目映射影片故事内容的手法。综上所述,中国电影从产生之初就深受传统戏曲艺术的影响,这不仅符合国人的审美习惯,体现了中国特色,也极大地丰富了现代影视艺术的表现形式,增添了感染力和生命力,更使戏曲自身也得到了传承与发扬。 电影论文:先锋派电影介入动画 在传统的电影中植入动画的演绎形式,虽然不能说是空前绝后,但至少是凤毛麟角。《迷墙》即是其中之一,这部对后现代主义充满自觉的电影,一上映就迅速风靡了整个世界。其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来自影片主人公平克?弗洛伊德于1966年所组建的一支摇滚乐队的音乐魅力,将观众带入一个全新的MTV的影像时代。另一方面,在《迷墙》中将动画艺术植入真人电影之中与实拍交替并行,这种后现代电影的创新表现风格立刻在观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下面我们尝试着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解读动画艺术在这部电影中的植入功能。 一、加强渲染恐惧心理及心灵创伤 电影《迷墙》是依据影片主人公精神病态发展程度而先后在影片中植入了五个动画段落以及摇滚歌手平克?弗洛伊德演唱的多首歌曲,我们将依据这五个动画段落及某些歌曲所产生的时代背景作为参照,对其进行分析、解读。 影片的故事是由摇滚歌手弗洛伊德在旅馆中想象、思考、追问内心的苦闷、忧伤从何而来开始的。影片开始不久,观众便会看到:一群不满现实的青年,冲破铁链紧锁的大门,蜂拥走向街头,向当局造反与警察激烈搏斗的场景。镜头切换,二战期间,安奇奥桥头堡44号阵地上空,战机轰鸣,被烈焰吞噬的战壕火光汹涌,战场上尸横遍野、担架上伤痕累累的士兵、还有满身鲜血的弗洛伊德的父亲画面切换:在公园里徘徊、孤独的小弗洛伊德看到其他的孩子拥有父亲的陪伴十分羡慕,当他试图伸手去拉别的孩子父亲的衣角时,却被冷漠无情地推开。在小教堂中母亲双手合十虔诚地为已故的亡夫祈祷,旁边手持飞机模型的小弗洛伊德试着在空中盘旋飞行。伴随如上场景及低沉、哀怨的吉他旋律,弗洛伊德开始了人生的第一次追问:“父亲远渡重洋/只留下了记忆和家庭/相册中的照片/父亲,你还留了什么给我/这只是迷墙中的一块砖”。伴着忧怨的歌声,在他的思绪中又恍然出现了如下情景:自家的庭院中,一辆白色的童车,车里睡着襁褓中的小弗洛伊德,旁边躺椅上的母亲双目紧闭,早已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一只黑猫正在专注于不远处一只落在绿草地上的白鸽,黑猫试图捕捉,被惊扰的白鸽跃起飞出庭院,飞向辽阔无际的晴空第一动画段落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时空背景及音乐背景下插入的。 当白鸽飞出庭院,展开双翅在蓝天上奋飞时,突然全身开裂,鲜血四溅,须臾变为一只黑鹰,黑鹰展开双翅,凌空翱翔,继而转身向左平滑变为一只战隼,战隼忽然向下俯冲用铁钩般的双爪从土地上奋力抓起一大块鲜血淋淋的泥土,而后直冲战云滚滚的天空,随着战云消散,战隼幻化为一个巨型怪兽,怪兽圆瞪闪亮的双目瞬间化为一座城堡。紧接着是一排排密密麻麻的战机轰鸣作响地划过天空,顷刻大地上一切通通被无情地摧毁。在一片荒凉的大地上倒下一个个骷髅头似的人影,无数面大英帝国的旗帜,破损、散落,既而变为插在地上的无数支醒目的十字架,十字架上布满了鲜血,鲜血流遍了整个大地。整段动画令人心灵震颤、触目惊心。动画所表达的外部符号是显而易见的:白鸽寓意和平、战隼寓意战争、骷髅头象征死亡、十字架象征坟墓。 在这一动画段落中,影片中的一切动画造型都是基于影片主人公弗洛伊德对二次世界大战丧父,内心留下的恐惧心理与创伤而精心设计的外部符号。美国着名电影理论家乔治?普鲁斯东说过:“由于电影只能以空间安排为工作对象所以无法表现思想,因为思想一有了外形,就不再是思想了,电影可以安排外部符号让我们来看,或者让我们听到对话,以引导我们去领会思想”(1)。《迷墙》已是大胆借助于动画艺术这一表现性极强的手段,以最为灵活的表现方式来隐喻、象征那些无法直接展示的思想、概念、心理活动等抽象的东西,从而加强了渲染战争带给人民的恐惧心理及永远无法抚平的心灵创痛,充分展示了弗洛伊德的内心世界,同时让观众清醒地看到:战争如何导致和平生活的远离,那种和谐、宁静的生活一旦被打破,取而代之的就是流血、牺牲、死亡及坟场。 二、着力表现内心世界与心灵深处 渴望爱情而结婚,平克?弗洛伊德以为找到了生命中的另一半,妻子的温情会抚平他童年亲情缺失的伤痕,但事实并非如此,婚后的乏味生活很快使两个人感情趋于淡漠,当他听到妻子已有外遇,从此心灰意冷,他陷入了极度痛苦的深渊。这时他开始不停向母亲追问:“妈妈,你觉得她对我够好吗?/妈妈他会带给我危险吗?”歌声低沉,琴声忧怨。观众从歌声中依稀可见,弗洛伊德的心房在流血,在震颤 第二动画段落开始植入,观众会清晰看到画面中的两朵花,很难说清花名,其中一株为雄性,另一株则为雌性,两条妖花伸张、卷曲、缠绕、绵连,动画的设计者运用了夸张、变形的手法,对于男女间的情爱,给予了生动的象征、隐喻,这是任何传统电影语言手段都无法做到的。影片虽然没有任何语言上的展示、但留给观众的却是情绪上的骚动与无限的遐思 接下来的动画场景仿佛一场可怕的梦魇。一株小花伸展变形成铁丝网,画面转换,左侧一个小孩猛然跳起变为一个凶残的怪物,高举手中的棍棒将右侧一个骷髅形人头劈头击倒,四溅的鲜血冲击断墙,继而断墙冲毁城堡,城堡的碎片又迅速组成一个怪诞形状。镜头转换,一个粉色木乃伊似形象的人张开血盆似的大口吼叫着瞬间化为一株怪异的植物,植物卷曲、伸展变形为一支枪,枪口射出一束耀眼的鲜血,随即化为一辆汽车驶出画面。 这些风马牛不相及的场景,只有在人的梦境或患有精神疾患的病人思想中才会出现。导演埃伦?帕克试图以动画怪诞的变形再加上异乎寻常的想象,给人以触目惊心之感。这时,“人们的眼睛彷佛被打开,看到了人的命运被遮盖的景象,而这景象是如此的惊人”(2)。 三、渲染紧张心理及精神病态 妻子外遇,婚姻失败,为了逃避眼前的一切,弗洛伊德躲到一个陌生的小镇上,他开始酗酒试图得到精神上的麻醉,与下流女孩鬼混妄图填补自己肉体上的空虚。然而事与愿违,眼前的一切不能带给他丝毫的精神快乐与慰藉,反而更加剧了他往日的创痛。 在精神遭受严重创伤,病情陷入极度混乱的情况下,他的精神终于分裂了,主人公在深深的昏迷中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在医生的抢救下,他痛苦地嚎叫,潜意识中又回到往昔的生活场景:老师手执棍棒满脸怒气,战场上冲天的火光与前赴后继的士兵,镜头转换,画面中,身着戎装,威严冷峻的弗洛伊德身后尾随着一群全副戎装的士兵,他们步调一致,整齐划一地行走在大街上,镜头转换为一座宏伟的大厅,大厅内墙上悬挂着数面两只交叉的锤子标识的旗帜(使观众马上会联想到德国纳谇党卫军的旗帜)。飒爽英姿、全副戎装的弗洛伊德身后继拥着一大群士兵,当他健步登上舞台时,立刻赢得台下无数影迷的热烈掌声。伴随弗洛伊德的情绪,场内的呼喊排山倒海,一浪高过一浪镜头转换,第四段动画开始植入。一个运用拼贴手段绘制的怪物,从左侧跳入多画面,瞬间变成了一个手执棍棒的人,他用力猛击另一个人的头部,立刻鲜血四溅,接下来的镜头是一群青年学生与警察扭打(实拍)。镜头转切,画面中无数涌动的蛹虫缠绕成一团。镜头转换,画面中一个怪物奋力撕咬着一团鲜血淋淋的肉,画面再次重复拿棍棒打骷髅头的人。镜头转切,画面为一人头猛烈撞击墙的画面。镜片转换,画面中又一只怪物在凶狠地吞食一只羊,在吞咽的过程中,怪物头变形为一个骷髅头。 紧接着的动画画面是一只巨大的血色的拳头变形为两柄锤子。镜头画面在主人公手执高音喇叭的呼唤下一排排整齐划一的锤子行进在画面之中,锤子队仿佛军人的检阅队列,在画面中反复行进,履声震天、气势雄伟,好像一场残酷的战争即将来临。 四、构筑精神幻觉使情绪形象化 动画第五段落所运用的手段依然是以传统电影实拍技术与动画、音乐相结合的表现方法。没有一个事件是完整清晰的,我们尝试把它分为几个层次来逐一分析。 首先,从银幕上我们看到医院监管人员的一只手把一扇门打开,展示出动画所表现的场景。在正面全景视角中,中间是打开的门,出现一面森严、高大的墙,墙门左右两边各自摆放着五把锤子。一道明亮的光投射在高墙下面一个微小裸身的男子身上,环境空间与小人形成的反差,给人以极强的压抑感。它象征着影片主人公筑起的坚固的不可逾越的墙。 其次,在一个看似演出的大舞台,影片的主人公弗洛伊德是位着名的摇滚歌手,他平生大部分时间属于舞台生涯,这一设计与主人公有着密切的关联。镜头转换,一位身穿蓝色外衣的胖女人,此刻面对镜子在化妆,姑且算是本场大戏的主要角色,在蓝衣胖女人的导语下,舞台中央瞬间伸出五组蚯蚓似的长虫,蠕动着相互缠绕着如同泉涌般向上延伸,随后幻化成数个凌乱的骷髅,顷刻凝结成一个大口插瓶,瓶内一会儿窜出一只巨大的蛇形蛹虫,随后,蓝衣胖女人走到舞台中央在音乐的旋律中,左右摆动展露出她的大腹便便与丰硕的肥臀,舞姿低劣粗俗,形象丑陋淫秽。 再者,在一堵高墙的背景下,正在上演一出牵线人偶戏,被牵动的人偶扭动着、吼叫着。这场动画演绎了两个情景:一个被牵动的人偶正在旋转着一台绞肉机,并注视着绞肉机里绞出的肉馅;另一个情景是一个硕大的全身裸露的胖女人,手执长棍正在不时地抽打人偶的臀部,人偶却将一个幼小的裸婴提向高空。导演埃伦?帕克试图用动画这种艺术手段把某种情绪形象化,而这种情绪正是源自主人公自身的生活经历。 接下来,这组动画的象征性就更为明显了。字幕打出“我疯了”,画面给出了一个近景素描绘出的骷髅头像,片刻,从骷髅头左边黑色眼眶中飘出一片枫叶,枫叶在空中缓慢飘动,渐渐卷曲幻化成一个没有五官器质的男性裸体,在空中缓慢翻转而后又渐渐变为枫叶,这是一段完全出自精神疾患、心理幻觉而产生的画面,镜头中画面影像舒缓、平静,仿佛主人公已经进入了一个没有纷扰的万里晴空、充满阳光的理想世界。但现实并非如此,当裸体男子再次从骷髅头像右眼框跃出时,在层峦叠嶂的云层中,他一次次翻转,最后终于冲破了云层,身体失去控制,坠入了黑暗之中。很显然,这组动画象征主人公身临绝境已陷入感情的深渊不能自拔,这是一组具有精神幻觉因素的画面,这是一种精神世界的展示,也是一种潜意识的流露,人们只有在梦中或幻境时才会出现此种状态。 一直以来,先锋派认为:“在现实世界之外,还有一个所谓彼岸世界,即无意识的世界;人只有在梦境和幻境展示的世界面前,才能摆脱一切束缚和约束,才能最真诚地显示出人的纯真面目。”(3)于是,他们把“挖掘新的心灵世界,将机运、疯狂、梦幻、错觉偶然灵感或无意识的本能等所提供的下意识主题,用形状表现出来。用纯真的心理动力,纯粹的精神自动主义,以口语或文字或其它任何方式去表达真正的思想过程”(4)视作他们艺术追求的最高目标。《迷墙》的导演埃伦?帕克正是以这种艺术标准为准则,将《迷墙》中那些无法用传统电影手段所表现的精神概念、思维逻辑,用动画作为表现思维的形象手段,这种特殊的手段方式在银幕上为我们所呈现的是一个令人震撼、充满惊惧、令人遐思的悲剧式人物的内心世界。同时,也让我们真实地感受到动画作为一种艺术手段,在真人电影中的植入所表现出的无法替代的特殊功能。 电影论文:电影小品练习：磨刀不误砍柴功 北京电影学院编剧专业的学生在学习编剧的时候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他们并非一开始就学习写作大的剧本的。因为一个能够拍摄90到100分钟影片的剧本是个很庞大的工程，人物多，情节线索交织，事件过程复杂，因此结构也必然复杂。初学编剧的同学尚不具备驾驿它的经验，如果从它开始，就常常会出现顾此失彼的情况。比如，剧中的某个人物性格构思还可取，但另外一些剧中人物却缺乏个性；一条情节线索尚构思不错，但当它与其它情节线索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却一团混乱；顾及了高潮，却忽略了足够的铺垫；故事本身满有戏剧性，但由于结构安排失当，写出来却拖泥带水显得很枯燥…… 所以，初学编剧的学生最开始学习的是电影小品的构思和写作。在第一学年里，他们每个人都要完成10个小品的创作。每个小品只有三、四千字，如果拍摄出来，大概也只有10到20分钟的长度。然而我们知道，一部完整的电影虽然有100分钟左右的长度，但如果将它的结构作一下划分就会发现它依然是由一个个叙事段落组成的，每一个段落就是电影的所谓“一场戏”。而我们所作的电影小品练习基本上就是一个大剧本中“一场戏”的长度。学会了写小的，大的也就比较容易掌握了。这样的做法反而比较扎实，比急于求成地盲目上马大剧本能够更快地掌握电影剧本创作的规律。今天我就根据自己近二十年来的教学实践，给初学电影剧本写作的朋友们简单地介绍一下电影剧作小品创作的要领，希望对大家能有一些直接的帮助。下面，我们先来看一个电影小品： 电影小品《妞妞》 一、胡同 外 日 这是一条典型的北京小胡同，五十年代初期的北京胡同里还不似今天这样杂乱，秋日下午的阳光斜斜地照到胡同里那株老槐树的树冠上，本来已经变黄的树叶便象染上了一头金发。 俯拍的大全景，灰色的屋顶错落有置。传来阵阵的鸽哨声和女娃娃们的儿歌声---- “小汽车，嘀嘀嘀， 里边坐着， 挂红旗， 气得美帝干着急。” 镜头顺着老槐树的树梢摇下，摇出一伙在树下游戏的小孩子们。女孩子在起劲地跳着皮筋，男孩在一边撅着屁股扇洋画。 妞妞的皮筋跳得真好，圆圆的脸跳得红扑扑的，两个羊角小辫上下跃动着。 画外传来呼唤声∶“妞妞！” 妞妞管自跳着，唱着。 画外∶“妞妞，快回家！” 妞妞还是跳着。 在妞妞不远的一侧，她家的院门前，妞妞妈妈朝跳皮筋的女儿喊着。 妞妞妈∶妞妞乖，快回家看看小姑穿上新娘子的衣裳漂亮不漂亮。 妞妞跳坏了，生气地跺着脚。 妞妞∶人家就再玩一会儿嘛！(转身对伙伴们喊)刚才不算！刚才是我妈捣乱！ 妞妞妈∶看你把衣服弄脏我怎么收拾你！ 她无奈地回转身走进院子。 二、妞妞小姑的闺房内 日 一张年轻女孩的脸，化过妆，梳过头，头上还有朵鲜红的绒线花。她是妞妞的小姑，此刻正一个人坐在炕沿上发呆。从她的神情，看不出一点点新婚的喜悦。 屋里很静，听得到远远的妞妞他们的嘻闹声…… 三、大门外的胡同 妞妞他们仍然开心地玩着。 这时远出传来了小贩的吆喝声∶“换小泥人啦——换小公鸡兔爷啦——” 胡同那端，一个挑着担子的小贩向这边走来。孩子们立刻欢叫着迎了上去。 四、泥人担子前 孩子们跑过来，把担子围住。 担子上泥人的特写——花公鸡、摇头晃脑的媒婆、胖胖的泥娃娃…… 小贩是个头戴小圆帽的老汉，他对孩子们叫着∶“不许乱动！摔坏喽！” 妞妞看着面前的花公鸡，眼睛瞪得溜圆。 一个男孩∶(指着花公鸡)这个拿什么换? 小贩∶十个牙膏皮！ 男孩∶十个！ 孩子们向各家跑去了。 妞妞也向自己家跑去。 五、堂屋内 妞妞妈和妞妞奶奶在看小姑的嫁妆。 妞妞妈∶妈，您老就放心叭。您看这衣裳够多体面，这被面可是真正的瑞福祥的缎子哩！ 妞妞奶奶∶嫁这老疙瘩，不能让人家笑话。 这时妞妞急火火地从外边冲进来，一撩帘进了里屋。 妞妞妈∶妞妞，你疯跑什么? 六、里屋 小姑看见妞妞进来，眼睛亮了。 小姑∶妞！ 妞妞∶小姑好漂亮呀！象仙女一样！ 小姑∶妞，过来，小姨教你玩花绷子。 妞妞∶(犹豫)我还有事哩，等会儿好不好? 妞妞拉开抽屉乱翻，又把八仙桌上的胆瓶里的东西倒在桌上，可那里除了破梳子和一些头发卡子之类的小物件，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了。 小姑∶妞，你翻什么? 妞妞把手指放在唇边，示意小姑小声∶“嘘----” 她一撅屁股，爬到了床底下，只把个小屁股露在外边。 七、泥人担子边 孩子们拿着各种各样从家里找来的小东西围着老汉叫唤着。 “这着行不行?” “我这个能换什么呀?” 老汉从一个男孩的手里拿过一个空牙膏皮看了看，给了他一个小泥哨。男孩高兴地吹着，跑了！ “我也要！我也要！” 孩子们吵着，伸出一张张小手。 妞妞跑来，挤近了担子。她的手里举着一把黄灿灿的大铜锁。 妞妞∶我要大公鸡！ 老汉拿过铜锁细看了一回。 老汉∶你拿这个跟家里人说了没有? 妞妞∶说了！ 老汉把大公鸡给了妞妞。 妞妞一把抢过大公鸡就跑。 妞妞把大公鸡的屁股对着嘴用力地吹，那鸡立刻发出“喔喔”的叫声。 八、妞妞家院子里 妞妞跑进了院门，呜呜地吹着公鸡。 九、堂屋内 妞妞吹着大公鸡跑进来。 妞妞妈∶妞妞，这东西哪儿来的? 妞妞一愣，看着妈妈，她的嘴边都是大公鸡染上的红绿颜色。 妈妈一把把公鸡抢过去，妞妞吓得“哇”一声哭了。妈妈一下子拉着妞妞就向外走。 十、大门 妞妞被妈妈强拉着出了大门。 妞妞∶(哭喊)我要大公鸡！ 十一、泥人担子旁 妞妞妈拉着妞妞向老汉冲过来。 妞妞妈∶她拿什么换的这个? 老汉看了妞妞一眼。 妞妞不哭了，怯怯地看着老汉。 老汉拿出了那个锁头。 妞妞妈一把抢过了锁头。 妞妞妈∶啊?一把铜锁就换你个这呀！(把公鸡向小贩的担子上一敦)你这不是骗人吗? 我说你这么大岁数了，怎么骗小孩呀，你亏心不亏心呀！ 老汉看着妞妞，眼神里是抱怨。 妞妞不敢看他的眼睛。 妞妞妈拉着妞妞边斥责着老汉，走了。 妞妞回头看。 老头可怜巴巴地低着头…… 十二、小姑屋里 妞妞趴在床上哭。 小姑∶好啦，妞妞不哭，以后小姑给妞买。 妞妞∶小姑嫁人了就不回来和我玩了。 小姑∶谁说的?小姑才不嫁人哩！ 妞妞∶骗人！ 小姑∶谁骗人谁是小狗。(挑起花绷子来)来小姑教你挑个新花样。 妞妞∶(哭)我要大公鸡！ 十三、胡同的全景 俯 天色向晚，屋顶罩上了炊烟。 十四、胡同里 傍晚 老汉的担子。上面的泥人已经不多了。 老汉默默地收拾起东西，准备走。他觉察到什么，抬起头来看—— 大槐树后面露出了妞妞的小脑袋瓜，虽然只是一闪。 老汉嘴角动了动，挑起了担子，走了几步，又停下来朝妞妞那里招了招手。 妞妞探出小脑袋，看着。 老汉又朝他招招手。 妞妞抿着嘴不肯从大树后面出来。 老汉拿出那个花公鸡，向妞妞晃着。 妞妞还是不动。 老汉把公鸡放在地上，离开了。 妞妞看着老汉消失在胡同的尽头。 那公鸡正静静地摆在当街地上…… 十五、堂屋内 傍晚 妞妞进来，她的衣襟下鼓着，里边当然是那只泥公鸡。 她把公鸡拿 出来，藏在屋子的角落里。十六、同上一景 夜 电灯亮着。 一家人在灯下吃着晚饭。 妞妞奶奶向小姑碗里夹菜。 奶奶∶多吃点，过了门就得给人家做饭了。 小姑满脸的不高兴。 妞妞很香地吃着。 妞妞∶奶奶小姑不想结婚。 妞妞妈∶又胡说。 妞妞∶我才没胡说呢，是不是小姑? 小姑对妞妞笑了笑。 妞妞却说∶小姑真傻，妞妞就想结婚！ “哟！”满屋的人全笑了。 妞妞妈∶真没羞！ 妞妞也不好意思地笑了。 妞妞∶结婚多好呀，能穿新衣服。 小姑笑着问∶可妞想嫁给谁呢? 妞妞∶(坚定地)嫁给卖泥人的！ 全家人又是一阵喷饭大笑。 十七、胡同 夜 黑黑的胡同里传出妞妞家的笑声。 老槐树在晚风中摇曳…… 这是一个规模比较标准的电影小品，我们现在根据它来看一看电影小品的特征和创作时所要注意的地方： 1、电影小品要突出一个“小”字，不能洋洋万言，所以首先要注意的便是内容不能多。通常，情节围绕着一个小小的事件展开就够了。例如《妞妞》就是紧紧地围绕着妞妞用铜锁换泥人这个小小的事件展开的。不少初学写作的朋友常常会把小品的构思搞得过于庞杂。例如有个朋友构思的是一对男女青年从相识到结婚再到分手的故事，这样的内容足够写出一部完整的电影剧本了，硬将它塞在10来分钟的小品里表现肯定是做不到的。相反，象《妞妞》这样的一件小事，讲起来比较从容，就有足够的篇幅来描写细节，塑造人物性格。这个小品中的妞妞性格鲜活可爱，与笔墨集中就有很大的关系。情节集中当然和人物集中有直接的关系。通常，我们应该将笔墨集中在一两个人物身上。例如《妞妞》就集中描写了妞妞和卖泥人的老汉。其他人物都是一笔带过的次要人物或作为环境背景出现的人物了。 2、电影小品篇幅小，所能承载的主题思想有限，不可能将过于复杂的思想内涵交给一个短短的小品来完成。那样的做法只能造成什么都想说却什么也没说清楚的结果，弄不好，容易出现令人反感的说教气或故作高深的感觉。《妞妞》并没有很多的思想，但追求了情调和趣味。我们看过之后能感觉出一种质朴的老北京味儿，它象一首具有怀旧感的小诗，体验到一种温馨人际关系。一个小品，写出一件事情并不难，但写出点情调和趣味却不太容易。 3、电影小品创作应该努力塑造人物鲜活的性格。我们知道，创作一个完整的大剧本最最重要和最最困难的就是塑造出有血有肉的人物性格。小品虽小，却也能向一幅小小的速写画一样将人物的性格勾画出来。老舍先生是个塑造人物性格的大师，他有一个非凡的本领就是能在了了数笔之间将人物的性格勾画出来。例如《茶馆》中那个松二爷，在全剧本中老舍先生只给了他400来个字的台词，却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性格印象。这就是功力！如果我们也想有这样的本事，就得在做小品练习的时候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在《妞妞》中，妞妞天真活泼又有几分淘气的性格表现得很突出，而这些性格又都是通过人物的行为揭示出来的。在我们当老师的看来，一个学生会生动地刻划人物性格比他拥有一肚子“深刻的”思想重要得多。因为任何深刻的思想在电影中都只能通过人物的性格和命运来体现，如果你不会刻划性格，也就必然不会表达思想了。 4、要用电影的方式写作，文字描述的应该是你电影思维的结果。有经验的人不难看出，《妞妞》是个很有电影思维水准的小品。它里面的所有文字都能通过视听造型体现出来，文字很有镜头感，场景的衔接也有蒙太奇经验。例如，在第十四和第十五场之间，作者省略了妞妞走过去从地上拿起老汉留给她的泥公鸡的过程却突出了她藏泥公鸡的细节。而第十七场将第十六场中快乐的气氛延伸作一种优美抒情的诗意。很多初学的朋友常常对“如何写得更象一个电影剧本”感到为难和无从下手。当然，电影思维的经验是慢慢建立的，但也并非那样神秘。您最初可以作这样一些事情来提高您电影思维的水准：比如找一些电影剧本来读，看看人家是如何用文字表现视听造型的。不要害怕“照葫芦画瓢”，最初，哪怕模仿一下人家的行文格式也是好的。也可以找来一部影片，从中间选择出一个相对完整的段落，用电影剧本的方式将它记录下来，然后对照原剧本看看有哪些差异。总之，只有坚持实践，多向有经验的人请教，就会不断进步。 5、在电影小品的练习中，可以在视听方面有不同的侧重。比如，用一些小品练习视觉造型的能力，而用另外一些小品来练习人物对话。我以为，最开始还是应该先训练自己的视觉表现能力。尽可能通过人物动作和其他视觉造型因素来讲述故事，而尽量减少对话。《妞妞》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品，其中对话的数量并不多。要知道，对话是一个十分难以掌握的手段，如果一开始就将对话作为自己的主要叙事手段，常常会阻碍视觉手段的发挥。当然，写一些小品来专门对话也是必要的，但我们不妨将它放在靠后一点的时候。在《妞妞》中，作者注意到了环境造型的重要性，无论胡同还是天空的鸽哨都给故事带来了一种浓郁的北京味道。核心道具泥公鸡也很有民间特色，都是构成作品风格不可缺少的因素。看了《妞妞》您一定也会发现，电影小品和戏剧小品有一点很不同：戏剧小品通常都集中在一个固定的场景中，而电影小品却可以而且经常是多场景的。尽管您不能也没必要设过多的场景，但有场景更换却能锻炼您的蒙太奇思维能力，因为在场面转换中省略不必要的中间过程是电影时空的重要特性，是一个电影编剧必须掌握的。 小品最重要的是构思，第二步才是用文字把它表述成剧本。一个好的构思固然不一定能写成一个好的电影小品，那中间确实还有个写作功力的问题，但一个构思很糟糕的小品，无论你有多么好的文字表达能力也创作不成好的作品。我常常看到学生在学习小品写作之初易犯过于着急的毛病，他们常常不在构思上下功夫，却草草地编上一个毛病很多的故事就急急忙忙开始写作了，其结果是将宝贵的时间全都浪费在写字上，很是得不偿失。所以，电影小品创作的首要环节是少写多想，通常，在一个题目下构思出五个到十个故事来，然后再从中选出自己最最得意的那一个写出来。 通常，我们是由命题小品逐渐过渡到自由命题小品的。所谓命题小品，大概就象学习作文那样，先有个规定好的题目，如后再根据这个题目展开构思。例如，我的学生常常会面对这样一些题目：《朋友》、《他与她》、《告别》、《相逢》、《失落》、《报复》、《伞》、《灯》、《照片》、《信》、《帽子》……所谓自由命题小品，就是您自己决定小品的题目，而这些题目常常是先创作出一个小品然后再为它设个题目。例如《妞妞》这个小品就是先有的小品后有的题目。您会发现，其实找到一个有趣的题目并不太难，难的是如何在这个题目下写出有情趣的内容来。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些很有趣的电影小品构思： 《朋友》 拿到这样一个题目我们不要急忙写作，而是要分析一下题目。很多人一看到“朋友”二字，就很自然地联想到男女朋友，然后就只能在这个小小的圈子里打转转。其实，“朋友”包含的内容很广泛，比如说，一老一少之间、两个残疾人之间、一个阔佬和一个电梯工之间……都可以是朋友。您应该根据自己的生活积累和对生活的观察来选择一对独特的朋友来展开构思。比方说，在某个人和某种动物之间能不能成为朋友呢？请看下面这个构思： 阿弟6岁，刚上小学。他最好的朋友是一只他叫作“黑子”的大公鸡。这只鳮是他从小鸡崽养大的。阿弟每天一放学，第一件事就是召唤他的“黑子”，然后把放学路上捉到的虫子喂给它吃。然而，这鸡却给大人带来了麻烦。因为虽然他们家住在北京的大杂院里，但那里也有“八不养”的规定。更何况天一麻麻亮黑子就叫，吵得邻居们睡不好觉。所以，那一天阿弟的妈妈就同阿弟商量，要把黑子宰了。阿弟一听就哭叫起来，抱起黑子就跑。可他哪里扭得过大人？再说抱着黑子也不能上学呀！终于，他想出了一个好主意：把家里的菜刀藏起来！这样妈妈就没办法杀鸡了！阿弟把刀放在书包里，带到了 学校。放学回到家后妈妈已经把饭做好了，阿弟吃得特别香。饭后，他四处找寻黑子却不见踪影，他这才知道，刚才他吃的那菜就是用黑子的肉炒的。阿弟“哇”地躺在地上大哭。从此不肯再吃鸡，连过去他最最喜欢光顾的肯德鸡大门也不肯进了…… 还有一个更有趣的构思： 这个单亲家庭里只有爸爸他刚上小学五年级的儿子，可儿子不知道什么心理原因，任何心里话都不肯对爸爸说。爸爸用尽了办法也一无效果，他因此很伤心。但是一天，儿子突然在学校里接到了一封奇怪的来信，写信的人叫“波波夫”，是他最爱的卡通人。那“波波夫”似乎很同情这个没有妈妈的孩子，甚至很知道他内心的苦恼和秘密。儿子开始和“波波夫”通信，他和从没见过面的“波波夫”成了好朋友。他把自己最最隐秘的事情对“波波夫”说，而“波波夫”总是在回信中乐呵呵地给他出主意。由于“波波夫”的指点，他开始理解自己的爸爸，这使爸爸非常惊讶。儿子甚至成了爸爸的好朋友。可是儿子生日的那天，他却有点伤心，因为他无法把蛋糕送给他最好的朋友“波波夫”吃。爸爸一点办法也没有。后来，爸爸病了，住进了医院。孩子在爸爸的抽屉里翻出了很多“波波夫”给他写信时用的那种带有卡通形象的彩色信纸。儿子立刻明白了！在医院里，他抱着自己的爸爸感动地说：“你这个坏爸爸！我其实早就知道‘波波夫’就是你呀！”再后来，爸爸的病好了，可儿子却总叫他作“波波夫”了。 您看，尽管这个小品构思规模大了些（估计要充分展开这个故事怎么也得30分钟胶片），但很有点动人的温情。而且它的内涵也比较丰富，它告诉我们，即使在父子之间若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朋友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真需要下点功夫。 《灯》 这个题目本身有一个核心道具，那就是灯。有经验的朋友一定会感觉到这个题目很利于电影小品的构思。因为灯是一件很利于进行视觉造型的道具，灯光具有很浪漫的色彩。在电影作品中人们经常会在灯光上作文章。再说，即便是灯，也还有汽车灯、路灯、手电灯、灯笼、油灯……各种各样的灯。这些灯用在不同的情境里就会出现不同的故事。电影小品构思本身就有着这样一个重要的作用——开发作者的想象力和富有个性的创造思维！其实，灯这个道具本身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如何通过这个道具揭示出人物的性格、他的内心活动和人物之间的关系。请看下面这个小品： 一个十分年轻的出租车司机每天一到傍晚十分，无论遇到多么“甜”的活他也不再拉了，而是急急忙忙地开车回家。他家里只有个老奶奶，不管有人没人总是在唠叨着。可司机已经习惯于听她唠叨，就好象没听见一样。小伙子径直穿过门厅，进到自己的屋里，就在窗前等待着。不久，路灯亮了，就会有个漂亮的女孩出现在路灯下静静地看书。他用望远镜看她，那是夏季，她穿着白色的裙子，就象悄然开放在他家窗外的一朵玉兰花…… 再一天，路灯坏了。这可急坏了小伙子，他顾不上出车，整整一天都在找人来修理路灯，可家委会推供电局，供电局又推街道……眼瞅着太阳已经偏西还是没人来解决。小伙子决定再也不等了，他自己找来灯泡，艰难地爬上高高的电线杆。可是就在他把电灯安好以后，自己却一个不留神摔落下来。 小伙子的腿打上了石膏，但当他回到家中的第一件事还是在华灯初上的时候等待那女孩出现。那天，女孩又来了，还是那样恬静地在路灯下看书。小伙子很入神地看着，是他的灯光为女孩子着凉了书本，他很高兴。但就在这时候，一个男孩出现在他的望远镜里！那男孩很亲热地与女孩拥抱……他看傻了，片刻，他拉动了窗帘绳，窗帘便象舞台幕布一样渐渐地合拢了起来…… 这个小品有点戏剧性。它围绕着一个路灯描写了一个小伙子暗恋一位陌生女孩，但最终失败了的故事。构思很集中，过程也很有趣，最重要的是灯光的运用很有创意。这盏灯似乎成了小伙子心灵的延伸。我们可以看出小伙子的性格特点来，他肯定是个性格内向的人。他说话不多，唠唠叨叨的老奶奶不仅仅是个家庭环境中必须有的人物成员，也反衬了小伙子的寡言少语的性格。看来他的性格在感情表达和人际交流方面有一定的困难，但他木讷的性格下面却有着一种对情感的渴望和执着。这个故事有一种温馨浪漫的气息，象一首具有幽默感的抒情小诗。小伙子最后拉上窗帘的动作设计得也很有创造性，这时也许我们看不到小伙子，只看到了两扇窗帘在缓缓地向中间合拢，但窗帘的节奏却使我们看到了小伙子失望的和恋恋不舍的心情，甚至能体验到他与世无争的温柔性格。窗帘关闭的状态很象舞台徐徐拉上的大幕，它在那对青年拥抱的“表演”中合拢，很具有幽默感。您看，这个小品也没把过多的思想内含看得那么重要，但它很有味道，不是吗？我们国家的教育，有过很左的时代，总企图给人们以抽象的道德教化。可是我们的教育中间却缺少对美的能力的教育，缺少对人情表达和体验的教育，缺少对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训练。这样的情况也严重地影响着中国的电影创作。我们的很多影片太象一本正经的教师爷，承载了太多的哲学，然而却缺乏机智幽默和微妙的人情。在创作小品的时候，有意地放弃思想说教，有意地追求情趣，将对一个初学者有很大的好处。 《信》 这样的题目构思是很困难的。大家知道，电影讲究的是造型，而如果一封信文字太长，就没有办法有镜头拍摄出来给观众看。在看初学者作业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作者根本不考虑最后画面如何表现，就将大段的书信文字写满一页纸，并规定用特写来表现。试想，如果这样多的文字都用镜头拍摄下来观众需要读多长时间呀？当然，有的朋友在这时候会用画外音的形式把信读给观众听。这是个可行的办法，但也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那个作品的风格是否允许使用画外音，一般说来画外音具有主观色彩，不适合在纪实性较强的剧作中运用；另外，在使用画外音的时候很多初学者常常不构思与那画外音同时出现的画面内容。比如画外音在读信，而画面上微妙看到却依然是那信的特写，这时的画面就没有了任何存在价值，因为它没给观众提供任何信息。这时作者应该采取的是声画蒙太奇的方式，使画面内容与声音成对位关系。例如下面这个小品就有很好的构思： 这个小品的作者是个上海籍的学生，作品的特点是分为天南地北两个不同的空间和不同的动作交叉起来进行叙事的。一个场景是在上海一户普通家庭的卧室里，天色已晚，万籁俱寂，屋子里亮着一盏橙黄色的台灯，一个母亲在指挥着她上小学的儿子给远方的父亲写信 ；另一个场景却是在遥远的西藏高原，那里也是深夜了，但天上下起了鹅毛大雪。在一个兵站里，战士们已经睡熟，只有军营静静地站立在大雪中。前一景中那孩子的爸爸就是这个运输连中的连长。孩子的妈妈不是不会写信，因为当孩子写不出字来的时候她总是告诉他怎么写，她是因为上次去部队探亲的时候与丈夫闹了别扭，不好意思给丈夫写信，便借着孩子的口气。例如她对孩子口述道：“亲爱的爸爸，上次妈妈回到家以后很伤心，我看得出妈妈很后悔和你吵架，她天天在盼着有信来……”后来我们知道，那次闹别扭的原因是妻子希望丈夫能早点复原回家。 当妻子的声音还在继续的时候，画面却切到了高原，集合号响了，丈夫集合了战士紧急出车执行人物。大雪纷纷，丈夫象老妈妈一样检查每个战士的行装，这时我们始终听到的是妻子指挥孩子写信的画外音。 镜头再次回到那个上海的家庭，妻子还在借孩子的口述说着对丈夫的思念，她说：“你对爸爸说说老师是怎么表扬你的吧。” 当画面再次切到西藏高原的时候，军车已经开出了军营，迤逦行驶在崎岖的上路上。我们仍然可以听到妻子的画外音。 就这样，妻子说了很多，镜头也一次次地切到高原。妻子期待着丈夫能早日回家，象别的家庭一样，周末的时候全家一起上游乐园，带孩子去吃汉堡包。可是画面上我们看到的确实汽车在风雪之中走不动的情况。到故事结束的时候，丈夫的汽车翻到了深深的陡坡下面，很多战士向下面跑去……而这时，妻子也指挥着孩子把信写好了，他们把信贴上，就上床幸福地关上灯，睡觉了…… 这个构思是相当有特色的。本来，一个妻子给丈夫写信也许没有什么。但是当作者采取了两个空间的两个动作平行表现的时候就出现了感人的诗情画意。上海那家人的台灯造成了温柔的暖色调，与西藏高原的青蓝色的雪夜的冷色调形成了对比。当画外音落在高原雪夜的画面上的时候，我们更加感觉到了丈夫默默的奉献精神的可贵。使本来很严肃的歌颂主题有了一层自然质朴的人情味。整个作品就象是一首轻声吟唱的摇篮曲，其中蕴含的深情让人信筒…… 可见，对于电影小品构思说来，找到一个好的表现形式也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如果没有足够的电影修养和经验，在这一方面要想有所创造也是很困难的。 今天，我给大家简单地介绍了电影小品构思一些基本规律。我的教学经验告诉我，对于初学的作者说来，“磨刀不误砍柴功”这话是个真理。小品练习是个“磨刀”的过程，直到现在我还经常地找些题目来作小品训练。有趣的是，这样的活动不仅活跃了我的思维，而且积累起来的小品有的时候会成为我后来创作大剧本的一个部分。您如果觉得我说的有点道理，就拿起笔来试试看吧。 电影论文:新媒体对电影新时代的实用性 电影趋于“草根化”、“非专业”和“融合”化。这其实从中国导演“第六代”后的代系终结就可以看出端倪。越来越多的“非专业”的音乐人、作家、文化人、媒体人和商人已经开始涉足电影从剧本创意、制片制作、宣传发行甚至院线和影院的各个环节。这一现象其实一点儿也不奇怪。因为电影艺术最难之处在于其综合性,是美学、心理学和文化功底的大融合,从这个角度说电影在各个艺术门类中确实是最难的;但是同时电影也是最容易涉足的艺术。以导演为例,即便是没有在电影学院待过一天的人,花上几个月的功夫也能学会全部的实用知识,如果他再有机会跟一个经验老道的导演在摄影棚摸爬滚打,不出半年足以了解这神秘光环下的一整套“技能”,进而独立门户执导长片了。而后,唯一的“门槛”恐怕就是资金了,当一个电影市场每年以高于30%的速度增长而房地产和金融等其他行业的投资风险越来越大时候,这唯一的门槛也几乎可以忽略。渴望在电影产业分一杯羹的“热钱”完全可以雇佣最专业的团队和设备(而且数字化技术已经大幅降低了摄影器材和胶片及洗印的成本)。于是,我们看到了高晓松的《大武生》,看到了郭敬明的《小时代》,看到了“小燕子”赵薇的《致青春》,而为新媒体“定制”的“小电影”、“微电影”、“短片”更是比比皆是电影更趋于“个性化”。随着新媒体的应运而生,2000年兴起的博客(Blog)、2007至2009年兴起的微博(MicroBlog,国外是Twitter)、2011年腾讯针对智能终端研发的微信,已经开始让每一个人表达自己的观点成为可能。这恐怕是“第六代”导演对传统的怀疑、审视和个性化批判视角的进一步延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站在个人的立场上表达自己哪怕是不被多数人接受的观点,因为他们的宣言是:“这就是我眼中的世界,我在与我的同类对话!”电影更趋于“个体传播化”。新媒体让这些更有个人观点的作品能够很快的在一定的群体中精准的传播,这恐怕也是以往任何宣传都做不到的事情。 1新格局与新问题 新媒体时代到来,而传统媒体或坚守、或彷徨、或融合的背景下,这个信息化时代也如同整个大时代一样:新旧共生、新旧交叉。这个世界变得更多元,也更复杂,电影也同样,其水准和风格也开始变得更加复杂和多样。在这个过程中,同时也随之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整体艺术质量下降并引发观众审美的媚俗化;短时间内艺术水平参差不齐;更专注于个人诉求和个体表达而缺乏理性思考和大局观念;传播迅速、虚实难辨,甚至有引发社会负面作用的风险等等。 2解决办法 首先应该有全面而客观的认识和包容自信的心态。新媒体的发展是当前社会发展的新动力,也是不可逆的趋势,而电影本身也是科技发展的产物,在数字化、网络化的大环境下,信息社会让这个世界更加多元和融合,新旧模式交叉共生,电影所面临的机遇远远大于挑战,所以就更应该抱有宽容和自信的心态去相互融合,共同促进和发展。法制化将是促进电影在新媒体时代得以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保证。通过法制的健全和细化,能让创作电影的人们的权利得以保证,能让投资和拍摄电影的过程控制在一定风险之内,能让市场的交易更加公平,能够让观众的消费更加安全,更重要的是能让电影产业的各个环节以及与新媒体的融合过程中依据诚信和互利的原则去生产、交易、消费和分享。市场化和产业化将是促进电影在新媒体时代得以壮大的保证。根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公布的数据,截止2012年底,我国银幕总数从2002年的1845块迅速激增到13118块,2012年一年新增银幕3832块,平均每天10.5块银幕;到2013年上半年,我国共有银幕1.5万块,仅次于美国3.89万块位居世界第二;但从人均的角度看,中国平均20万人拥有1块银幕,而美国平均9000人拥有一块银幕。这其实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为什么我们近年的电影票房能以不低于30%的速度连续增长:庞大的需求造就了市场,激增的银幕和不断涌现出来的影片仍然无法满足这个饥渴的市场。但同时另一个怪现象也出来了:影片在影院里“存活”的周期越来越短;投资来源越来越多样,但回报渠道仍然很单一(90%以上的回报依靠电影票房的产出),这就使得电影市场陷入了一个高风险产业的瓶颈。就目前可预测到的,解决这个瓶颈的“良方”之一恐怕就是要充分利用新媒体的优势。于是我们看到了“乐视”影业的新媒体与电影捆绑的模式(其实无异于“索尼/时代华纳、NBC环球/维康公司的模式),也看到了优酷和搜狐视频等视频终端为电影提供了更多的电影院以外的观看渠道,当然还有电影网(隶属于电影频道)的电影资源授权模式鼓励互相促进、相互竞争和优胜劣汰。在一个新旧共生、交叉、多元的时代里,互相刺激和促进、竞争和合作都是必然的,只有经过大浪淘沙才有可能见到金子的光芒。比如我在前面提到新媒体会引发电影形态变化,随之会引发出的一些问题,这其实都有可能成为新的转机和宝贵的活力:在电影越来越“小”之后会酝酿出更多的“大”;在越来越多“草根”和“非专业”人士的长时间积累后会磨练出更多的“精品”和“经典”;而新媒体的价值正是创造了机会和空间,让更多的人可以开始加入电影人的行列,也让更多的人有更多的渠道分享这些成果。总而言之,无论接受与否,新媒体时代到了我们眼前!电影的传播方式在变,看电影的人在变,电影形态也变,引发的问题同时也是机遇,因为再多的问题也不能阻挡新旧融合、新旧换代的大趋势,我们只要以科学的态度和包容、自信的心态去积极的面临挑战解决问题,一定能使新媒体真的造就电影的“新时代”! 电影论文:浅论微电影的规制和引导 一、“微电影”的积极作用 1提供展示自我的舞台 如今是一个释放和表达的时代。很多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如电影梦。这个梦想在过去对很多人来说是遥不可及的,但“微电影”制作的低门槛让更多有电影梦的草根阶层加入到了“微电影”的制作中,让他们通过“微电影”实现了自己的电影梦。如成立于27年的中国最大的草根电影剧组——“成都草根剧组”,团队从几个人发展到一千多人。他们拍摄的45分钟的微电影《别摸我》成为国内第一部进入院线上映的草根电影。很多专业学生也是通过“微电影”走上了自己的电影之路,如北京电影学院的张思庆。他的毕业作品——3分钟的“微电影”《拾荒少年》,在2012年获得第49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短片奖。他认为拍摄“微电影”相对来说不需要太多的成本、不需要到影院上映,是专业学生练手的极好方式。 2提供娱乐的空间 “微电影”符合大众快节奏的生活状态和短暂的休闲娱乐的需求,为人们放松心情提供了娱乐的空间。娱乐“微电影”多采用恶搞、戏仿的方式。这方面的首创应该算胡戈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此后《春运帝国》、《绿领巾的故事》等也获得了极高的点击率。此类“微电影”追求的是一种“娱乐精神”,创作者的创作初衷就是为了娱人娱己并追求一种心理上的成就感。在“微电影”创作和传播过程中,创作者和收看者都会获得娱乐上的快感。如2011年网上一段宿舍版《新闻联播》,引起了众多媒体和大众的关注。这段视频根据CCTV《新闻联播》的板块模式改编,视频中公寓电视台的主播逼真地模仿中央电视台的主播,认真地播报有关宿舍的搞笑新闻,获得了极高的点击率,达到了娱人娱己的效果。 二、“微电影”的消极效应 “微电影”作为一把“双刃剑”,在带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可能会带来一些消极效应,主要表现在: 1容易引起“三观”误导 一些“微电影”中出现了追求高消费等不良生活的现象,这有可能会对受众的消费观带来不利影响,有可能让他们滋生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人生观。还有一些“微电影”作品为了追求“眼球效应”,制作了一些不利于受众健康成长的内容,传递了一些负面的道德观。以《青春期》系列“微电影”为例,影片中展示了很多负面的情节,充斥着很多不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这些内容对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尚未成熟的青少年有很大的影响力,可能会使青少年形成错误的“三观”。当年的《古惑仔》,有很多青少年正是因为看了这部电影,效仿其中的内容才成了“不可救药”的一代,如前些年发生在天津市的“少年砍刀帮”一案。还有一些“微电影”由于忽视了自身内容的考虑,可能会无意中产生一定的负面社会效应。如2011年热播的“微电影”《红领巾》被认为“真实并讽刺”,而当我们冷静下来认真思考时就会发现该“微电影”中也存在一些对当前教育的扭曲展示,无形中会给观看此片的青少年受众传递一些负面的价值观,不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 2容易造成文化快餐化 社会竞争激烈的今天需要“微电影”这样一种快速、有效的放松方式。“微电影”为人们放松心情、减轻压力提供了娱乐的空间,但与此同时也暴露出所附带的快餐文化存在的问题。“快餐文化”是指人们追求通俗,短期流行的,不注重积累和内在文化内涵的文化潮流现象。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很难有大块时间去做一件事情,人们日渐进入一种快餐式的生活状态。快节奏的生活让原本有限的空闲时间变得更加“碎片化”,“微电影”正好在时间上、空间上符合人们“碎片化”的需求,但几分钟或几十分钟的“微电影”一般难以深入地表达深刻的道理,这种“浅尝辄止”的快餐文化可能不会对受众产生深入、有效的影响,不会引起受众深入的思考,不良快餐文化泛滥还可能带来负面效应,可能动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大众心中的影响力。 3容易造成内容“三俗”化 传统电影从制作到播出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而“微电影”不需要经过这些审核,所以“微电影”相对于传统电影来说进入门槛要低得多。2012年7月国家广电总局和国家互联网信息办联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络剧、微电影等网络视听节目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也只是规定“谁播谁审”。而“微电影”的传播主要是通过视频网站,“微电影”的评判主要由“点击率”说了算,所以一些视频网站为了应对激烈的行业竞争,吸引更多受众的眼球,提高“点击率”,可能会允许一些低级趣味的“微电影”在网上传播,从而导致很多“微电影”作品格调低下,在内容上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三俗”化倾向。这种状况如果延续下去,必然会给整个网络世界和“微电影”受众,尤其是青少年受众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三、“微电影”的规制和引导 “微电影”作为青少年亚文化,在带来积极作用的同时,已经出现了一些负面效应,所以我们应该从政治、经济、文化、法律、道德等方面多管齐下,对“微电影”进行正确规制和引导,从而创作出更多优秀的反映主流价值观的“微电影”作品,更多地发挥“微电影”的积极作用,避免消极效应。 1政治手段: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方向 2012年11月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在第十八报告中指出:“我们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加强和改进网络内容建设,唱响网上主旋律。”因此对于处于网络亚文化的“微电影”我们一定要坚持正确的引导,坚持一元主导、多元并存的原则。一方面,我们要以开放包容、海纳百川的姿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微电影”的存在并引导其发展,发挥“微电影”的积极作用,使之成为人们娱乐、宣泄、表达的平台,成为各种“大电影”的有益补充,成为文化多样性的有益尝试。另一方面,“我们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微电影”作为青少年亚文化具有反叛、解构的特点,对主流文化是一种挑战,所以要对其进行正确引导,用主流意识形态占领舆论阵地,创作出更多优秀的反映主流意识形态的“微电影”作品,“唱响网上主旋律”,使“微电影”永远传递正能量,传递爱与希望,如“美好212”等系列“微电影”作品。 2经济手段:加大经济投入和引导 现在的“微电影”作品层出不穷,但反映主流价值观的作品不是很多。“微电影”作为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新媒体形式,具有很强的 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是很好的新兴的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所以国家相关部门应该重视“微电影”这一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新载体,加大经济投入和引导,如举办“微电影”大赛,培育“微电影”人才,以多种形式和手段丰富主流价值观的“微电影”作品。另一方面,对于广告类的商业“微电影”也要加以正确引导。除了发挥广告对品牌的宣传作用以外,最好加上一些反映品牌生命力、活力等向上的、对青少年有更多积极影响的内容。广告类“微电影”除了吸引青少年眼球,增加对品牌的购买以外,更应在增强青少年乐观向上的人生追求方面起导向作用。 3文化手段:加强对“微电影”的指导 目前“微电影”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泛滥趋势,品质参差不齐,恶搞严重,这也是众多被调查者反应的问题,所以为了保证“微电影”产业可以持续的繁荣发展下去,犹如电影一样,“微电影”还需要广大电影工作者与电影理论家的指导,从而使其健康、有序地发展,这样它才能成为互联网生活中一种有效的影视艺术的传播载体。中央电视台开办的付费电视频道《第一剧场》开设了一档周播栏目《微影天地》。栏目组希望能通过此栏目解读、宣传、推广有艺术品位的、弘扬主流价值观的“微电影”作品,从而引导“微电影”市场向更积极的方向发展。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为进一步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展现当代大学生文化追求与创作才华,教育部思政司等指导,文汇报、人民网等主办了“最美中国”全国大学生摄影及微电影创作大赛。通过正确的指导,这次“微电影”大赛中涌现了很多优秀的“微电影”作品,为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营造了健康的网络文化环境。 4法律手段:制定准入机制、加大审核力度 “微电影”主要通过新媒体平台播出,所以会遇到网络等新媒体都会遇到的问题。网络的匿名性和低门槛性使网络的内容鱼龙混杂,如不加大审核力度,就会使那些违背社会伦理道德甚至充满血腥、暴力的“微电影”作品流入网络,对网络环境和“微电影”受众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所以应该通过法律手段引导“微电影”向更加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在国内还没有具体翔实的法律法规保障“微电影”发展的情况下,政府的首要行动是利用政府行政手段加强对“微电影”的管理,确保“微电影”向着符合政府需要、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稳定的方向发展。《通知》指出:“对网络剧、微电影等网络视听节目一律先审后播”。这大大地净化了网络环境。 5道德手段:加强“微电影”参与各方的道德素养 首先,要提倡文明办网、文明上网,倡导行业自律、网民自律,培育文明理性的网络环境,这是对整个网络正常运行的要求。这里着重要指出的是“文明办网”,加大“微电影”在网络传播前的网络监管的道德审查力度,让那些反映消极、悲观、腐朽等内容的“微电影”在网络上没有传播的机会,才能净化“微电影”市场。对此《通知》要求:“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单位,切实履行开办主体职责,承担大众传媒的社会责任,对播出的“微电影”负责。”其次,要提升“微电影”制作人的自律能力。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饶曙光指出:微电影要实现自身的健康发展有赖于外部环境,也有赖于行业的自律。“微电影”制作人对“微电影”的品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微电影”制作人在制作“微电影”的过程中要自觉追求高尚的道德情操,遵守各个层面的道德规范,自觉履行自己的道德责任,发表立志、向上的反映主流价值观的作品,促进社会舆论环境积极向上发展。 总之,“微电影”以其全新的形式走出影院,走向大众。作为新生事物,“微电影”既有一些积极的作用,也有一些消极的效应,但随着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律、道德等方面正确地对其进行规制和引导,“微电影”必定会茁壮地成长起来,并将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画出靓丽的一笔。 电影论文:论电影名翻译研究 论文摘要:电影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起着重要作用。接受美学认为在翻译电影名时,应该考虑观众的文化语境,使译文与观众达成视域融合;同时,有目的地、适当地保留异质文化因子,能够更好地促进东西方异质文明的对话。 论文关键词:电影名;翻译;接受美学;视域融合 中国是一个翻译大国,翻译在中国文化史上起着举足重轻的作用。中国译坛在改革开放后迎来了第五次翻译高潮,自此,中国的翻译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翻译的作品数量之多,涉及的领域之广,为前四次高潮所不及。其中,电影作为文化交流的一种形式,被大量译介。电影的翻译事关文化交流,而其中电影名的翻译尤为重要从商业上说,好的片名会吸引观众,提高票房收入;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翻译体现了中外文化的对话。本文欲运用接受美学的观点把观众的接受与欣赏纳入视野,对电影名的翻译进行研究。 一、接受美学 (一)接受美学的源起和发展 接受美学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其标志是联邦德国的康斯坦泽大学学者伊塞尔(WolfgangIser)和尧斯(HansRobertJauss)建立的文本接受理论和文学史理论。其哲学基础是现象学文学理论,尤其是罗蔓·英伽登的阅读理论,以及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现代哲学阐释学理论。接受美学是对西方作者中心和文本中心文学批评理论的反拨。 接受美学审视了读者在文学活动中的作用,这对于当时的主流文学批评理论来说是相当新的发展。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认为现代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可以粗略地分为三个阶段:沉迷于作者中心的阶段,包括浪漫主义和19世纪的文学理论;完全专注于文本的第二阶段,如新批评;以及20世纪60年代以来研究中心向读者的明显转向。令人惊异的是,在作者、文本和读者中,读者的地位和作用总是被忽略,然而没有读者的阅读,文学文本只能束之高阁,从而丧失了存在的意义,读者的阅读过程正是文本显意的过程。因此,文学的发生,读者和作者一样至关重要。 接受美学一经提出,很快成为席卷欧洲的主流文学批评理论,且其影响深远,使之迅速波及全世界。 (二)接受美学对文学翻译的意义 作为一种文学理论,接受美学代表着研究重心向读者的转移。因此接受美学对于翻译研究的意义在于,译者应该更多地关注读者以及读者的接受与欣赏。 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尧斯从文学史的角度建立他的文学接受理论,这一理论更多地接受了现代哲学阐释学的影响。海德格尔以存在主义哲学的本体论为出发点看待阐释活动,认为主体无论是对世界还是对文本的解释,总是基于其“先结构”。伽达默尔系统地发展了海德格尔的思想,回答了“理解与阐释”问题,认为对于过去文本的理解就是现在与过去的对话,并提出了历史视界和个人视界的概念。“个人视界”是由阐释者自身的“成见”出发形成的对作品的预想和前理解;“历史视界”则是指文本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构成的一种现存的连续性,包括不同时期人们对文本所作的一系列阐释,两个视界的融合则达成了理解。尧斯吸收了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理论思想,提出了“期待视野”的概念。他认为不同的读者由于其以往的阅读经验和际遇的不同而对同一作品形成了不同的期待视野;不同时代的读者对文学作品的理解,总是在该时代读者的期待视野中发生的,不同时代的读者的期待视野的变迁,导致不同时代的读者对同一作品的阐释和理解的差异。 二、电影名翻译常用策略 (一)直译 对原文中意思明确且译文又有直接对应的片名往往采用直译的方法。如:A WalkintheClouds译为《云中漫步》,TheGodFather译为《教父》,Loveatfirstsight译为《一见钟情》,《卧虎藏龙》译为CrouchingTigerHiddenDragon,RainMan译为《雨人》,SavingPrivateRyan,译为《拯救大兵瑞恩》,TheSilenceoftheLambs译为《沉默的羔羊》。 (二)音译 除了直译以外,还有音译。英语小说和电影等作品往往喜欢用主人公的姓名和故事发生的地名作为题目,而人物姓名和地名作为专有名词我们一般采取音译的方法。“所谓的音译就是在译文中保留原文的形式(如音节、字母和单词)。音译代表了翻译的一个极端,另一极端即是意译。所有严格意义上的翻译都介于这两极之间。因此,音译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翻译,因为其目的就是保留形式而非意义。音译一般不用于整个篇章的翻译。但在翻译某些具有地方或历史色彩的词时,或某些译语中缺少对应的表达词语时,才采用音译。”例如JaneEyere译为《简爱》,Tess译为《苔丝》,RomeoandJuliet译为《罗密欧与朱丽叶》,Casablanca译为《卡萨布兰卡》,Titanic译为《泰坦尼克》等等。 (三)意译 《翻译学词典》认为意译更关注如何使译文读起来更自然,而不是一味地保留原语的措词不变。电影名翻译中所采用的意译大致可以归纳为5种情形。 1.套用译语典故。典故作为语言和文化中的精华往往是独一无二的,并且人们耳熟能详,因此,翻译电影名时,如译者套用译语中的典故,无疑会让译语观众倍感亲切。例如ForrestGump被译作《阿甘正传》,Lolita被译为《一树梨花压海棠》就是运用汉语典故。《梁山伯与祝英台》译为ChineseRomeoandJu-liet,《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译为ChineseOdyssey:Pandora’SBox,《大话西游之仙履奇缘》译为ChineseOdyssey2:Cinderella则是套用英语典故。 2.用译语文化归化。在翻译中,译者用译语文化归化原语。如Spider译为《蜘蛛侠》,就是用译语文化去归化原文,令人联想起汉语武侠小说中的刀光剑影。 3.概括原语电影的大意。译者撇开原电影名,而在译名中概括了电影的内容大意。例如,FreakyFriday译为《辣妈辣妹》;Ghost译为《人鬼情未了》,《甲方乙方》译为DreamFactory;《花样年华》译为IntheMoodforLove;《漂亮妈妈》译为Break—ingtheSilence;《回家过年》译为Seventene Years;《有话好好说》译为KeepCool;《大款》译为TheFuneralofFamousStar。 4.运用汉语成语或四字格。汉语是一种声调语,强调四声八调,这样的音韵特点决定了汉语中有很多成语和四字格的表达。运用成语和四字格往往言简意赅,朗朗上口,因此成语或四字格的运用成为汉语的行文特点。译者在英语电影的汉译中往往喜欢运用成语或四字格使得译文更地道、更容易为汉语观众接受。例如TopGun译为《壮志凌云》,Matrix译为《黑客帝国》,Charles’sAngle译为《霹雳娇娃》,GonewiththEiw nd译为《乱世佳人》。 5.去掉原语文化。由于直译原语存在文化的障碍,译者在译文中甚至采用去掉原语文化的办法,以避开难点,迎合译人语读者。如《霸王别姬》译为FarewelltoMyConcubine;《唐伯虎点秋香》译为FIirtingScholar;《红色恋人》译为ATimetORe~emr。 三、读者的期待视野 尧斯吸取伽达默尔的思想,把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置于其历史的视界中。所谓历史视界就是文本产生的文化语境,然后探索不断变化的文化语境以及读者的不断改变的个人视界之间的关系。因此 ,对文学文本意义的探索,不在于作者,而在于读者的历史性的接受,文学作品本身的意义不是恒定不变、一劳永逸的。理解本身改变了文本并且文化传统本身依赖于它们被接受的历史视野的变化而变化。 期待视野认为毫无疑问,文本作品的生命力依赖于读者,没有读者的参与,作品的生命无以延续。目标读者并不是被动地接受文学作品,相反,他们在解读作品时发挥了主体性,从而创造了文本。事实上,在读者阅读文本之前,他们有着自己的“前理解”,即世界观、社会经验和一定的美学标准,即“期待视野”。这是接受美学的重要原则。 读者的阅读经验构成了期待视野,另一方面,期待视野能影响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当读者理解并接受某一作品中的文化时,他们也就提高了自己的阅读能力。这也构成了他们的“视野的变化”,读者视野的变化也会影响译者翻译作品时所采取的策略。译文要被译语读者接受,译者必须研究目标读者的期待视野。而读者的期待视野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迁的,因此,接受美学是发展的理论,而译者的翻译活动也是一个发展的过程。 电影名的翻译跟文本作品的翻译一样,泽者应该研究观众的接受,即其期待视野,并且要考虑到观众的视野的时代变化。例如,中国电影《卧虎藏龙》被直译为CrouchingTigerHid—denDragon就是一例。在英语国家,虎和狮象征着勇敢和威仪。如,lion—hearted一词意为“勇敢”,而在中国,虎被认为是威严、权力,龙则代表着吉祥和威仪、权力。虎和龙是中国文化中有着独特的文化意象,因此,藏龙、卧虎在中文中是褒义的。 众所周知,英语中“dragon”被认为是一种可怕的动物。根据《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6版)》“dragon”词条的解释:“dragon(instories)alargefierceanimalwithwingsandalongtail,thatcanbreatheoutfire”。传统中的龙,如在英国7世纪的着名史诗Beowulf中所描写的dragon就是一个无恶不作的mol—ster。因此在西方文化中,龙并不受欢迎,在英语中,CrouchingTiger是褒义,而“HiddenDragon”则为贬义。因此,按照传统,英文片名译为CrouchingTigerHiddenrDagon是不能传达原作品的文化内容的,也许还会引起误解。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地位不断提高,加上这2O多年的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已是今非昔比,“龙”作为中国文化的象征,意味着威仪、权力和吉祥,这早已为西方人所了解。因此,西方读者的“视野”已不同于几十年前传统的看法,而是发生了很大的变迁。正如这20多年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大多数中国人见面已经习惯说“你好”,至于“你吃饭了吗?”那已是老话了。因此,《卧虎藏龙》直译为CrouchingTigerHiddenrDagon英语观众听起来尽管不地道,但这样的带着“中国情调”的电影名不但不会引起西方观众的误解,反倒因其带着东方的色彩而实现了文化交流的目的:中国文化在与西方文化的对话中,并不是被西方话语所消解,相反,中西文化的差异性得到了彰显。 一些英语电影以故事的主人公姓名和故事发生的地点作为片名。而中国的文学作品,如电影、故事的题目喜欢用词或词组来归纳主旨让人一看就知道这部作品的内容大意。如果译者用音译的方法翻译此类片名,则相当于“不译”。其效果一般是不会太好。大多数中国人也不能接受此类翻译。因此在翻译这一类作品时,考虑到汉语观众的习惯,可以采用归纳主旨的方式来翻译。如OliverTiwst译为《奥列弗退斯特》,由于音节太长,跟汉语读者的欣赏差异太大,很难为汉语观众所接受,因而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而自生自灭;相反,译为《雾都孤儿》,既点明了故事发生的地点雾都(伦敦),又点明了主人公的身份,这样的翻译因符合汉语观众的审美期待而被接受并流传下来。这样,译文视界和汉语读者的个人视界就融合起来。 但是,音译的方法是否都会因为不符合汉语观众的传统审美期待,而不予采用呢?接受美学的一个原则是,观众是能动的接受者,是可以培养和教育的,接受者的欣赏和趣味是在一代又一代的接受之链上不断地变迁的。如《简爱》、《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翻译,是先有同名小说、戏剧作品的翻译。而这些作品的翻译早已被汉语读者所接受。因此在同名电影翻译成汉语的时候不必另起炉灶。相信在这些小说、戏剧被音译之初,汉语观众也有一个由排斥、熟悉、接受到习以为常的过程。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接受者的接受过程就是一个视界不断改变的过程。因此采用音译这种“不译”的方式翻译作品名给汉语观众打开了另一扇窗子,让他们学会以别样的方式来看待不同于自己传统的语言和文化。无疑,这样的翻译对于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和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四、翻译的困境:异质文化的缺失 归化翻译(Domestication)是美国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用来指弱势文化的作品被译介入英美强势文化国家时,译者所采取的一种透明、流利、无翻译痕迹亦即译者隐身的策略。这样的翻译策略弱化了外语文本对于译语读者的陌生感和疏离感。韦努蒂追溯他所运用的“归化”这一概念至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关于翻译的概念——“尽可能不打扰读者,而让作者靠近读者”。在上文归纳的电影名的翻译方法中,套用译语典故就属于采用透明通顺、完全消除差异性的策略。 地道翻译法(Idiomatictranslation)是Beekma n Callow用来阐述《圣经》翻译的策略,后来被Larson更多地使用来指旨在使译文读起来尽可能自然的一种翻译策略。跟奈达的“动态对等”(dynamicequivalence)相似,它强调译文对译语读者产生的影响要如同原文对其读者产生的影响一样。因此地道翻译法可以定义为:和原语有相同的意义,但是以自然的译语的形式来表达的翻译。这种翻译方法注重的是意义,向译语读者传达原文的内容,而且在表达的形式上力求使译文读起来更象是用译语写就的文本而不是翻译。这一类翻译最典型的要数运用汉语成语或四字格中所列。 “概括原语电影的大意”的译法,“去掉原语文化”的译法,均属于拟译(Adaption/Iimtation)。所谓的拟译,根据《翻译学词典》属于意译的一种,主要指译者为了使原文更适合于特定的读者或为了某一特定的目的而对原文作了相当大的改动。奈达曾把这种翻译策略等同于“文化翻译”(CulturalTranslation),认为这种拟译不能视作忠实,而Rado则干脆把它归为“伪翻译”(Pseudotranslation)。 不管是归化还是地道翻译法,或是拟译法,原电影名经过翻译后,已经看不到原名的痕迹,而更接近于译语的表达,或摒弃译语的文化。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是翻译的困境。但这种无差异的翻译策略客观上遮蔽了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 以《梁山伯与祝英台》译为C^ineseRomeoandJuliet为例,就是套用莎士比亚的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两部作品虽然同为男女爱情悲剧,而且在各自的文化中都非常有名,但除此契合之外,作品所反映的主题不同,所表现的方法不同,更重要的是它们产生的语境不同,它们在各自的文化中都有不可替代性。这种归化翻译反而可能会误导西方观众,用韦努蒂的话来说就是助长了西方的民族中心主义。在这种侵略性的单语独自、排斥差异、边缘化异族文化和弱势文化的思想指导下,译者不露痕迹地在译文中刻写下本民族的价值观,“从而向译语读者提供了在文化他者中认同自己的文化的自恋的经验”。我们不禁怀疑:译者是否在推销这样的概念:《罗密欧与朱丽叶》具有普世性。 至于ForrestGump被译作《阿甘正传》,Loli ta被译为《一树梨花压海棠》也算是运用汉语典故的一种地道翻译法。对于前者我们很容易联想到鲁迅的《阿Q正传》,这部作品除了有文字的形式,还被拍成了电影,国人耳熟能详。《阿甘正传》这一译文既取了Gump的音,又把电影讲述的是一个小人物“ForrestGump”的人生际遇的传记色彩给表明了,比音译为《福雷斯特·甘普》的“不译”不失为佳译,但《阿甘正传》太中国化了,怎么也不能让人把它和获得1995年6项奥斯卡奖的美国大片联系起来,相反它的名字很象港台的搞笑片。而《一树梨花压海棠》的译文则更是离谱,虽然令人“喜出望外”,并且典出苏东坡的一首凋侃老夫配少妻的诗,“既融人了中国传统文化,又含蓄贴切地体现了剧情”。撇开别的不说,熟悉苏轼和张先的文坛趣话和那首调侃诗“十八新娘八十郎,苍苍白发对红妆。鸳鸯被里成双夜,一树梨花压海棠”的只限于少数的知识精英,因此“一树梨花压海棠”指的是老少婚配恐怕只有译者自己孤芳自赏了。这样的翻译既偏离原文又让观众搜肠刮肚甚至一头钻进故纸堆里也摸不到门,何以达成视域融合? 五、文化传播与接受:标举差异,保持文化多样性 电影作为文化传播的特殊载体,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通过电影而体现文化的多样性,应该在电影名的翻译中得到体现。译者应肩负起传播异质文化的任务,同时研究接受者的视界,在翻译中敢于标举差异,从而促进跨文明的异质文化的对话。一种文化必须敞开胸襟,接受异族文化的精华,才能保持活力,使自己屹立于世界民族和文化之林。我国翻译史上佛经翻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始于东汉延至宋朝的历时一千多年的佛经翻译大潮中,中国文化在佛教的冲击下,几乎被边缘化,以至于当时的一些学者如韩愈奋起反抗佛教文化,但中国文化由于以开放的胸襟吸收外来的文化,因此还是经受住了佛教文化的洗礼,结果是中国的主流文化并没有为佛教所吞没,反而是兼收并蓄,促成了儒道释三足鼎立的新的文化格局的形成。 其实,好的翻译无异于向观众开启了通向异域文化的视角,从而更好地认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具有海纳百川的心胸包容文化他者,而不是采用文化大棒打压弱势文化。人类文明和文化的多样性正如生物多样性一样,需要一个和谐共生的环境。文化的多样性,不是一语独自,而是杂语共生,和而不同。我们倡导的是各种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平等注视和对话。翻译被认为是文化冲突的场所,在这样的文化碰撞中,我们采用的策略是什么?是妄自菲薄,向西方民族中心主义者缴械投降,还是高举差异的大旗,坚守自己文化的阵地?是夜郎自大,“我的祖上比你阔多了”的阿Q精神,还是视异质文明如当年打破国门几令亡族灭种的坚船利炮?在保留文化多样性的呼吁声中,我们该如何作为,这确实是值得深思的。 在对人类未来文化前景的描绘上,以赛义德为代表的后殖民理论给我们以启示,明确坚持“多元文化主义”:文化是多元并存的,它们之间只有差异,没有等级;要倡导一种交流对话和多元共生的文化。 六、结语 电影是文化交流的一种重要的形式,越来越多的电影被翻译成中文或英文,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其中,电影名就象一张名片,对整部电影翻译的成功与否所起的作用不言而喻。电影名的翻译应该考虑译入语观众的接受与欣赏,译者应该研究观众的接受语境,而观众的接受语境与其所根植的本土文化休戚相关,因此,译者应该充分考虑译语文化语境,在译文中提供的视域要与观众的视域达成视域融合,从而达到与观众的交流。但是观众的接受语境也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迁的,观众的欣赏习惯有一个培养的过程,因此,译者在译文中有目的地、适当地保留原文中的异质文化因子,对于促进东西方异质文明的对话,保持文化多样性,消除西方话语霸权是一种很好的尝试。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人类文明并不是单语独自,而应该是和而不同、杂语共生的健康和谐发展,只有保持人类文明和文化的多样性而不是一体化,人类才能建立自己美好的家园 电影论文:电影广告化及其传播效果的优化 摘要: 电影广告化是一种广告利用电影媒介和电影元素实现传播目的的方法,也是近年来商业电影呈现出的一种大的趋势,它使广告在电影中越来越具有主动性。如果得到良好的运作和处理,将产生出无与伦比的宣传效果和市场效应,促进广告业和电影业的发展。 关键词:电影广告化 表现形式 缺失 效果优化 近年来,一种融合了电影元素的崭新广告样式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它综合了广告电影和贴片广告各自优势,成为广告在新时展所激荡出的另一簇火花一一电影广告化。它的诞生,丰富了广告的存在形式,拓宽了广告的信息传播能力,同时也将广告的社会影响进一步扩大化。标志着广告对于电影元素的运用到达了一个新的阶段,是广告生存空间的一次极大扩展。电影里令人炫目的精彩画面,开始走进广告的现实之中。 大势所趋的电影广告化 电影广告化的进程最早从美国的电视栏目里开始。二战后,宝洁公司开始有意识的将其旗下品牌及具有代表性的符号融入电视节目当中。后来跨国公司看中了电影这种范围更广的传播媒介,充分利用电影的全球化传播宣传产品。今天,广告人对这种广告手段的运用日益成熟。即使在较为脱离实际的科幻电影和动画电影中,也不难寻觅到广告的踪影。 电影广告化即企业或类似性质的团体,通过赞助或支持某部电影的拍摄与制作,获得在影片中展示自身形象的机会,从而使电影越来越具有广告性质。这是一种崭新的广告投放手段,也是商业电影的一种发展趋势。另外,影片中对企业或团体形象的展示,通常跟电影的剧情发展联系在一起,采用较为隐蔽的表现方式,以避免引起观众的不满和反感。通过此类的展示,电影拥有了一定的广告因素,并在放映中起到了类似于广告的宣传作用。如在美国电影《变形金刚》里,诺基亚手机通过展示火种源威力的电影情节设置,走进了观众的视线并取得良好效果。观众在了解到诺基亚手机的原产地并非日本的同时,也看到了一部普通手机变形为战斗机器人的震撼画面。顺畅的情节设置和自然的人物对白消弭了其中的广告因素,观众并没有因此感到不满,甚至会对这部变形手机的型号产生兴趣,在他们眼中,这部手机就是一位可以发射导弹的机器霸王。 当今是一个娱乐化的崭新时代,广告要在这个拥有自己的话语体系,就必须寻找能够保证其宣传效果的表达方式。广告和娱乐业霸主电影的结合就是对时代变化的机警反应之一。广告电影和贴片广告也因此出现在广告领域之中。但很遗憾,两者都存在着一些十分明显的缺陷。广告电影受困于它的长度,丢掉了在电视上播放的机会:而贴片广告不合时宜的播放时间则抵消了它巨大的媒介优势。但电影广告化很好解决了以上两者的问题。电影巨大的发行网络可以充当广告的播放渠道,电影中精明的广告方式则保证着广告的播出效果。在这场商业游戏中,广告业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企业则成功宣传了自己的产品,电影人也获得了自己渴望的拍摄资金。这种利益与利益的合作是电影广告化存在的强大动力。 电影广告化的言说与表现形式 每一部电影都有自己的故事和叙事特点,而借助于电影平台存在的商业广告也必须考虑到每部电影的具体情况,在适当的时间、地点和情节中插入自己的相关信息,从而使电影成为一幅巨型的广告展示平台。具体言说与表现的形式主要有: 1、电影情节的广告化。即通过对电影情节的改造和干涉使其具有广告的功能。电影情节是吸引观众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能够将广告成功地融入电影情节中去,自然会取得不俗的收视效果。根据各个电影故事进展的不同,电影情节的广告化方法也必须随之进行改变。如出现在《变形金刚》里的诺基亚手机,如果没有展示火种源这段情节,或者导演认为拍摄火种源展示的情节会影响到电影的连贯性,那么诺基亚手机就必须寻找另外的表现空间。 2、镜头背景的广告化。即在一些镜头的背景中对企业品牌进行展现,并且镜头特写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背景广告方法。《疯狂的石头》中将班尼路的品牌标识作为镜头的背景加以展现,而诸如麦当劳、可口可乐等大型跨国公司的路边广告牌更是屡屡出现在电影镜头里。电影中也可以用静态的镜头特写,去展示一件商品的外形特征或商标。 3、电影道具的广告化。即通过表现片中演员使用的物品来展示相关的企业产品和品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是会不断接触各种商品的,电影要正常的表现故事,也不可避免的要涉及到商品的使用。如果女主角在洗衣服,就让她用汰渍,如果男主角喝起了啤酒,啤酒的标签最好是嘉士伯…现实生活在电影中与广告接轨。《天下无贼》就对这种广告方法进行了十分精彩的运用:影片开头,刘德华用的佳能摄像机,随后,他借助敲诈的手段又开起了宝马汽车,到寺庙朝拜时更是十分猖狂的窃得若干部诺基亚手机。品牌与道具通过这些广告化的手段融合为一体。 4、电影对白的广告化。即在电影中通过人物的对话巧妙地对商品进行宣传。如《阿甘正传》里的经典台词:“见美国总统最美的几件事之一就是可以畅饮‘彭泉’汽水”。《疯狂的石头》中,男主角误将尼康(NIKON)相机读作耐克(NIKE)相机,还疑惑的问别人“耐克也产相机?”。这其实都是对企业品牌的良好宣传。而且在台词中加入品牌名称,使得广告信息较前几种手段更为明朗化,更易加深观众对品牌和产品的印象。 当然,以上几种形式在实际运用中,往往不是单独出现,而是一个电影片段就出现数种表现形式,以期获得更好的广告效果。而且在这个过程中,电影的制作人员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对电影的叙述和想法,直接影响着电影广告化的成功与否。所以赞助电影企业和其品牌必须与他们展开非常默契的合作,从而获得双方满意的结果。 电影广告化创作的主要缺失 目前,电影广告化的运用技巧和创意越来越高明、独特。在我国,伴随着《天下无贼》的成功上演,电影广告化现象正式进入人们视野,并在随后的一系列商业影片中,愈来愈频繁地被电影赞助商使用。但由此也带来一些负面效果,主要表现在: 1、无顾忌的电影广告化。在电影广告化的运用中,应强调广告的加入不会影响到电影情节的发展,从而避免观众的反感。然而在我国电影中出现的广告往往严重影响到了电影情节的进展。《天下无贼》之后,无数国内电影纷纷效仿,却往往引发许多观众的批评。其中引起较大争议的是《命运呼叫转移》,该影片由于在某些片断上过分的突出要宣传的产品,影响了电影情节而引发影迷、影评人和网友的热烈讨论。对我国电影广告化的发展和广告新的生存空间的稳定产生较大负面影响。 2、无创意的电影广告化。我国的广告产业起步晚,在广告创意方面,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广告产业有着不小的差距。电影中的广告往往以非常相近的方式出现在观众面前,缺 乏丰富的创意手段。比如说,手机广告通常就通过演员使用手机来表现,毫无创意。《变形金刚》中手机变身战斗机器人的巧妙构思似离中国广告人太过遥远。我们所习惯的,还是一五一十的拿起产品用它一下,似乎这样做广告人省心,赞助企业也放心。但最后的结果却是消费者在观看电影中的不留心。 3、无深度的电影广告化。中国的电影广告化依然停留在“我在电影中出现了”阶段。在许多电影中,和故事情节没有直接联系的商品,往往只能昙花一现地在电影中露一个脸。《天下无贼》里,男女主角在车中发生争执,一辆车身涂有“长城润滑油”字样的重型卡车迎面而来,险些与他们相撞。在这个 公路惊险场面中,长城润滑油只能显示自己的品牌标志,却无法进一步展现自己的产品优于其他品牌润滑油的地方。这种没有深度的电影广告化方式,完全不能保证电影播出后对企业产品的促销作用。广告及其表现的品牌和产品成为了鸡肋不如的配角而被人们遗忘。 4、负效果的电影广告化。电影是一种非常情绪化的艺术表现形式,往往可以通过镜头去表达电影制作者对事物对与错、美与丑的判断。如果电影中的广告对插入的内容和位置考虑不周,就会对品牌形象造成负面的影响。负效果的电影广告化和无顾忌的电影广告化不同,虽然它们都会对产品起到不利影响,但相对于电影来说,负效果的电影广告化并不缺乏对观众容忍度的顾忌,甚至某些电影广告是观众乐于接受的,只是因为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被错误的人使用而对企业品牌造成了负面的效果。《疯狂的石头》中,当黑皮穿着一身班尼路对同伴炫耀时,全国人民都笑了。从此班尼路在很多人眼中成为了小偷式品牌,导致班尼路最大的年轻消费者群,却在电影疯狂的戏谑下成为了最怕购买这个品牌的群体。 电影广告化传播效果的优化 企业在电影中插入广告是一件需要慎重对待的事情。必须对电影的特征、电影的故事情节有深入的了解,对自己的产品和品牌有正确的评估,并仔细研究插入的时机、场合和插入的内容,借助于独特新颖的创意才能实现广告传播效果的最优化。 1、植入情节,表现自然。为了避免广告影响到观众对电影的观看,削弱广告的实际效果,创作中须想方设法将广告植入情节,使二者自然融合。这种融合,不能仅仅止步于表面化的“主角拿起了一瓶可口可乐”,而是应该做到对电影剧情的发展有所帮助,以致观众无法想象少了它电影将怎么继续。同时,通过广告对剧情的推动,也可以更详细的去阐述企业产品的功能、特点和优势。斯皮尔伯格在经典科幻片《外星人》中对此种手段的运用可谓如火纯青。可爱的男主人公用赫雪公司的KISS牌巧克力豆引诱外星人从藏身的棚屋里走出来,而同属于少儿阶段的小外星人也终于忍不住诱惑,近乎贪婪的吃着洒在地上的巧克力豆。KISS牌巧克力豆在电影中不仅作为道具出现,还成功的通过外星人的馋嘴表现了自己难以拒绝的美味。伴随着《外星人》的热播,KISS牌巧克力豆在北美也取得了辉煌的销售业绩。巧克力豆在这部电影中成为一个重要的角色,整个情节生动有趣,和电影融为一体,广告自然表现产品的优势与特点,毫无生硬插入的痕迹。 2、幽默优先,娱乐大众。幽默是获取别人好感的一个重要武器。广告更不例外,尤其要将自己的产品表现在电影里,如果实在不能避免被观众识破,便可采用幽默手法,使人在没有防备的笑声中接受所要宣传的事物。《我的盛大希腊婚礼》中,女主角的父亲对稳洁洗手液有一种近乎疯狂的爱恋:“我老爸只相信两件事,第一件就是希腊人需要时刻教育美国佬,第二件事是任何身体上的问题,不管是红疹还是鸡眼,只要喷稳洁就好了……”这显然是在用一种夸张的幽默手法来宣讲稳洁的清洁功能,但博得观众一笑之后,谁又在意这是一则广告呢,说不定观众在购物的时候,看到稳洁就会忍不住微笑然后将它买回家去。在《变形金刚》里,当女主角抱怨男主角的雪佛兰汽车过于破旧的时候,雪佛兰表现得非常人性化,它竟把男女主人公同时从车里踢了出去,然后通过自己的特异功能变成了一辆崭新的雪佛兰跑车。这一情节在电影院反应极佳,引发了观众的阵阵笑声。也保证了没有人会因为电影花大量时间展示雪佛兰汽车的外形而对电影和赞助商产生反感。另外,诸如夸张、反讽的手段,如有合适的表达空间,也可在电影广告中应用。 3、选准广告投放的电影平台。电影是企业宣传的极佳平台,但每一部电影都有其特定的情节和独特的风格,某种产品可能适合这种电影,却不适合于另一种电影。如果不考虑电影的客观情况,而盲目的将产品广告投放进去,就可能使企业得不偿失,甚至会影响电影的质量。宝马汽车长期赞助007系列电影,邦德所驾驶的各种宝马座驾为巩固宝马汽车的高档形象添加了重要的砝码,使其平添了一丝神秘的气息。很难想象,一款饼干产品可以借助007系列电影这个平台来成功的宣传自己的产品并取得类似于宝马车的成就。因此,产品的定位和电影的定位一定要有重合的地方,这种重合是企业广告得以存在于电影的重要条件,也是增强广告宣传效果的催化剂。另外,适当的电影平台也给了企业产品增强其产品诉求的机会。以汽车市场为例,奥迪为了争夺年轻人市场,花重金赞助了科幻巨片《我,机器人》,并专门邀请设计师涉及了一款没有轮胎的奥迪概念车。这款在电影里大展神威的奥迪汽车,深深地影响了作为潮流先导的年轻消费者,在与奔驰争夺年轻富豪的战斗中占得了先机。 4、大力开展片外宣传。一部电影里很难有许多机会让赞助商的产品可以隆重的登场,给观众以印象。更多时候它们往往是不足数秒的短暂露脸,甚至观众还来不及认出这是哪款产品的标识,电影镜头就已经被切换,产品的特点和优势无法完全展现。因此,借助于电影这一特殊舞台,企业的宣传运作起着重要作用。淘宝网在《天下无贼》公映后的表现就堪称国内企业的楷模。电影中,淘宝网标识是作为偷窃集团的掩护道具暂时性出现的,甚至有网友在看过这部影片后开玩笑似的将淘宝网称为“掏包网”,然而淘宝网积极地利用这次赞助机会,在影片外的领域发动与影片有关的广告攻势。他们不仅出席每次《天下无贼》的宣传活动,电影公映后还利用自己的网络优势,在网站上拍卖影片中所使用过的道具,在影迷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各大城市的公交站台上也无不是“淘宝网赞助《天下无贼》”的巨幅海报,这种阵势甚至压制住了电影其他的主赞助商,淘宝网的网站特点和独特优势也凸显出来。 显然,电影广告化是当下广告业和电影业结合的最佳方式,它使广告在电影中越来越具有主动性。如果得到良好的运作和处理,将产生出无与伦比的宣传效果和市场效应,促进广告业和电影业的发展。甚而至于,在未来的某日,一种崭新的电影形式——广告式电影将诞生于世间。 电影论文:对电影名翻译研究 论文摘要:电影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起着重要作用。接受美学认为在翻译电影名时,应该考虑观众的文化语境,使译文与观众达成视域融合;同时,有目的地、适当地保留异质文化因子,能够更好地促进东西方异质文明的对话。 论文关键词:电影名;翻译;接受美学;视域融合 中国是一个翻译大国,翻译在中国文化史上起着举足重轻的作用。中国译坛在改革开放后迎来了第五次翻译高潮,自此,中国的翻译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翻译的作品数量之多,涉及的领域之广,为前四次高潮所不及。其中,电影作为文化交流的一种形式,被大量译介。电影的翻译事关文化交流,而其中电影名的翻译尤为重要从商业上说,好的片名会吸引观众,提高票房收入;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翻译体现了中外文化的对话。本文欲运用接受美学的观点把观众的接受与欣赏纳入视野,对电影名的翻译进行研究。 一、接受美学 (一)接受美学的源起和发展 接受美学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其标志是联邦德国的康斯坦泽大学学者伊塞尔(WolfgangIser)和尧斯(HansRobertJauss)建立的文本接受理论和文学史理论。其哲学基础是现象学文学理论,尤其是罗蔓·英伽登的阅读理论,以及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现代哲学阐释学理论。接受美学是对西方作者中心和文本中心文学批评理论的反拨。 接受美学审视了读者在文学活动中的作用,这对于当时的主流文学批评理论来说是相当新的发展。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认为现代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可以粗略地分为三个阶段:沉迷于作者中心的阶段,包括浪漫主义和19世纪的文学理论;完全专注于文本的第二阶段,如新批评;以及20世纪60年代以来研究中心向读者的明显转向。令人惊异的是,在作者、文本和读者中,读者的地位和作用总是被忽略,然而没有读者的阅读,文学文本只能束之高阁,从而丧失了存在的意义,读者的阅读过程正是文本显意的过程。因此,文学的发生,读者和作者一样至关重要。 接受美学一经提出,很快成为席卷欧洲的主流文学批评理论,且其影响深远,使之迅速波及全世界。 (二)接受美学对文学翻译的意义 作为一种文学理论,接受美学代表着研究重心向读者的转移。因此接受美学对于翻译研究的意义在于,译者应该更多地关注读者以及读者的接受与欣赏。 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尧斯从文学史的角度建立他的文学接受理论,这一理论更多地接受了现代哲学阐释学的影响。海德格尔以存在主义哲学的本体论为出发点看待阐释活动,认为主体无论是对世界还是对文本的解释,总是基于其“先结构”。伽达默尔系统地发展了海德格尔的思想,回答了“理解与阐释”问题,认为对于过去文本的理解就是现在与过去的对话,并提出了历史视界和个人视界的概念。“个人视界”是由阐释者自身的“成见”出发形成的对作品的预想和前理解;“历史视界”则是指文本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构成的一种现存的连续性,包括不同时期人们对文本所作的一系列阐释,两个视界的融合则达成了理解。尧斯吸收了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理论思想,提出了“期待视野”的概念。他认为不同的读者由于其以往的阅读经验和际遇的不同而对同一作品形成了不同的期待视野;不同时代的读者对文学作品的理解,总是在该时代读者的期待视野中发生的,不同时代的读者的期待视野的变迁,导致不同时代的读者对同一作品的阐释和理解的差异。 二、电影名翻译常用策略 (一)直译 对原文中意思明确且译文又有直接对应的片名往往采用直译的方法。如:A WalkintheClouds译为《云中漫步》,TheGodFather译为《教父》,Loveatfirstsight译为《一见钟情》,《卧虎藏龙》译为CrouchingTigerHiddenDragon,RainMan译为《雨人》,SavingPrivateRyan,译为《拯救大兵瑞恩》,TheSilenceoftheLambs译为《沉默的羔羊》。 (二)音译 除了直译以外,还有音译。英语小说和电影等作品往往喜欢用主人公的姓名和故事发生的地名作为题目,而人物姓名和地名作为专有名词我们一般采取音译的方法。“所谓的音译就是在译文中保留原文的形式(如音节、字母和单词)。音译代表了翻译的一个极端,另一极端即是意译。所有严格意义上的翻译都介于这两极之间。因此,音译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翻译,因为其目的就是保留形式而非意义。音译一般不用于整个篇章的翻译。但在翻译某些具有地方或历史色彩的词时,或某些译语中缺少对应的表达词语时,才采用音译。”例如JaneEyere译为《简爱》,Tess译为《苔丝》,RomeoandJuliet译为《罗密欧与朱丽叶》,Casablanca译为《卡萨布兰卡》,Titanic译为《泰坦尼克》等等。 (三)意译 《翻译学词典》认为意译更关注如何使译文读起来更自然,而不是一味地保留原语的措词不变。电影名翻译中所采用的意译大致可以归纳为5种情形。 1.套用译语典故。典故作为语言和文化中的精华往往是独一无二的,并且人们耳熟能详,因此,翻译电影名时,如译者套用译语中的典故,无疑会让译语观众倍感亲切。例如ForrestGump被译作《阿甘正传》,Lolita被译为《一树梨花压海棠》就是运用汉语典故。《梁山伯与祝英台》译为ChineseRomeoandJu-liet,《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译为ChineseOdyssey:Pandora’SBox,《大话西游之仙履奇缘》译为ChineseOdyssey2:Cinderella则是套用英语典故。 2.用译语文化归化。在翻译中,译者用译语文化归化原语。如Spider译为《蜘蛛侠》,就是用译语文化去归化原文,令人联想起汉语武侠小说中的刀光剑影。 3.概括原语电影的大意。译者撇开原电影名,而在译名中概括了电影的内容大意。例如,FreakyFriday译为《辣妈辣妹》;Ghost译为《人鬼情未了》,《甲方乙方》译为DreamFactory;《花样年华》译为IntheMoodforLove;《漂亮妈妈》译为Break—ingtheSilence;《回家过年》译为Seventene Years;《有话好好说》译为KeepCool;《大款》译为TheFuneralofFamousStar。 4.运用汉语成语或四字格。汉语是一种声调语,强调四声八调,这样的音韵特点决定了汉语中有很多成语和四字格的表达。运用成语和四字格往往言简意赅,朗朗上口,因此成语或四字格的运用成为汉语的行文特点。译者在英语电影的汉译中往往喜欢运用成语或四字格使得译文更地道、更容易为汉语观众接受。例如TopGun译为《壮志凌云》,Matrix译为《黑客帝国》,Charles’sAngle译为《霹雳娇娃》,GonewiththEiw nd译为《乱世佳人》。 5.去掉原语文化。由于直译原语存在文化的障碍,译者在译文中甚至采用去掉原语文化的办法,以避开难点,迎合译人语读者。如《霸王别姬》译为FarewelltoMyConcubine;《唐伯虎点秋香》译为FIirtingScholar;《红色恋人》译为ATimetORe~emr。 三、读者的期待视野 尧斯吸取伽达默尔的思想,把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置于其历史的视界中。所谓历史视界就是文本产生的文化语境,然后探索不断变化的文化语境以及读者的不断改变的个人视界之间的关系。因此 ,对文学文本意义的探索,不在于作者,而在于读者的历史性的接受,文学作品本身的意义不是恒定不变、一劳永逸的。理解本身改变了文本并且文化传统本身依赖于它们被接受的历史视野的变化而变化。 期待视野认为毫无疑问,文本作品的生命力依赖于读者,没有读者的参与,作品的生命无以延续。目标读者并不是被动地接受文学作品,相反,他们在解读作品时发挥了主体性,从而创造了文本。事实上,在读者阅读文本之前,他们有着自己的“前理解”,即世界观、社会经验和一定的美学标准,即“期待视野”。这是接受美学的重要原则。 读者的阅读经验构成了期待视野,另一方面,期待视野能影响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当读者理解并接受某一作品中的文化时,他们也就提高了自己的阅读能力。这也构成了他们的“视野的变化”,读者视野的变化也会影响译者翻译作品时所采取的策略。译文要被译语读者接受,译者必须研究目标读者的期待视野。而读者的期待视野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迁的,因此,接受美学是发展的理论,而译者的翻译活动也是一个发展的过程。 电影名的翻译跟文本作品的翻译一样,泽者应该研究观众的接受,即其期待视野,并且要考虑到观众的视野的时代变化。例如,中国电影《卧虎藏龙》被直译为CrouchingTigerHid—denDragon就是一例。在英语国家,虎和狮象征着勇敢和威仪。如,lion—hearted一词意为“勇敢”,而在中国,虎被认为是威严、权力,龙则代表着吉祥和威仪、权力。虎和龙是中国文化中有着独特的文化意象,因此,藏龙、卧虎在中文中是褒义的。 众所周知,英语中“dragon”被认为是一种可怕的动物。根据《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6版)》“dragon”词条的解释:“dragon(instories)alargefierceanimalwithwingsandalongtail,thatcanbreatheoutfire”。传统中的龙,如在英国7世纪的着名史诗Beowulf中所描写的dragon就是一个无恶不作的mol—ster。因此在西方文化中,龙并不受欢迎,在英语中,CrouchingTiger是褒义,而“HiddenDragon”则为贬义。因此,按照传统,英文片名译为CrouchingTigerHiddenrDagon是不能传达原作品的文化内容的,也许还会引起误解。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地位不断提高,加上这2O多年的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已是今非昔比,“龙”作为中国文化的象征,意味着威仪、权力和吉祥,这早已为西方人所了解。因此,西方读者的“视野”已不同于几十年前传统的看法,而是发生了很大的变迁。正如这20多年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大多数中国人见面已经习惯说“你好”,至于“你吃饭了吗?”那已是老话了。因此,《卧虎藏龙》直译为CrouchingTigerHiddenrDagon英语观众听起来尽管不地道,但这样的带着“中国情调”的电影名不但不会引起西方观众的误解,反倒因其带着东方的色彩而实现了文化交流的目的:中国文化在与西方文化的对话中,并不是被西方话语所消解,相反,中西文化的差异性得到了彰显。 一些英语电影以故事的主人公姓名和故事发生的地点作为片名。而中国的文学作品,如电影、故事的题目喜欢用词或词组来归纳主旨让人一看就知道这部作品的内容大意。如果译者用音译的方法翻译此类片名,则相当于“不译”。其效果一般是不会太好。大多数中国人也不能接受此类翻译。因此在翻译这一类作品时,考虑到汉语观众的习惯,可以采用归纳主旨的方式来翻译。如OliverTiwst译为《奥列弗退斯特》,由于音节太长,跟汉语读者的欣赏差异太大,很难为汉语观众所接受,因而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而自生自灭;相反,译为《雾都孤儿》,既点明了故事发生的地点雾都(伦敦),又点明了主人公的身份,这样的翻译因符合汉语观众的审美期待而被接受并流传下来。这样,译文视界和汉语读者的个人视界就融合起来。 但是,音译的方法是否都会因为不符合汉语观众的传统审美期待,而不予采用呢?接受美学的一个原则是,观众是能动的接受者,是可以培养和教育的,接受者的欣赏和趣味是在一代又一代的接受之链上不断地变迁的。如《简爱》、《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翻译,是先有同名小说、戏剧作品的翻译。而这些作品的翻译早已被汉语读者所接受。因此在同名电影翻译成汉语的时候不必另起炉灶。相信在这些小说、戏剧被音译之初,汉语观众也有一个由排斥、熟悉、接受到习以为常的过程。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接受者的接受过程就是一个视界不断改变的过程。因此采用音译这种“不译”的方式翻译作品名给汉语观众打开了另一扇窗子,让他们学会以别样的方式来看待不同于自己传统的语言和文化。无疑,这样的翻译对于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和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四、翻译的困境:异质文化的缺失 归化翻译(Domestication)是美国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用来指弱势文化的作品被译介入英美强势文化国家时,译者所采取的一种透明、流利、无翻译痕迹亦即译者隐身的策略。这样的翻译策略弱化了外语文本对于译语读者的陌生感和疏离感。韦努蒂追溯他所运用的“归化”这一概念至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关于翻译的概念——“尽可能不打扰读者,而让作者靠近读者”。在上文归纳的电影名的翻译方法中,套用译语典故就属于采用透明通顺、完全消除差异性的策略。 地道翻译法(Idiomatictranslation)是Beekma n Callow用来阐述《圣经》翻译的策略,后来被Larson更多地使用来指旨在使译文读起来尽可能自然的一种翻译策略。跟奈达的“动态对等”(dynamicequivalence)相似,它强调译文对译语读者产生的影响要如同原文对其读者产生的影响一样。因此地道翻译法可以定义为:和原语有相同的意义,但是以自然的译语的形式来表达的翻译。这种翻译方法注重的是意义,向译语读者传达原文的内容,而且在表达的形式上力求使译文读起来更象是用译语写就的文本而不是翻译。这一类翻译最典型的要数运用汉语成语或四字格中所列。 “概括原语电影的大意”的译法,“去掉原语文化”的译法,均属于拟译(Adaption/Iimtation)。所谓的拟译,根据《翻译学词典》属于意译的一种,主要指译者为了使原文更适合于特定的读者或为了某一特定的目的而对原文作了相当大的改动。奈达曾把这种翻译策略等同于“文化翻译”(CulturalTranslation),认为这种拟译不能视作忠实,而Rado则干脆把它归为“伪翻译”(Pseudotranslation)。 不管是归化还是地道翻译法,或是拟译法,原电影名经过翻译后,已经看不到原名的痕迹,而更接近于译语的表达,或摒弃译语的文化。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是翻译的困境。但这种无差异的翻译策略客观上遮蔽了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 以《梁山伯与祝英台》译为C^ineseRomeoandJuliet为例,就是套用莎士比亚的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两部作品虽然同为男女爱情悲剧,而且在各自的文化中都非常有名,但除此契合之外,作品所反映的主题不同,所表现的方法不同,更重要的是它们产生的语境不同,它们在各自的文化中都有不可替代性。这种归化翻译反而可能会误导西方观众,用韦努蒂的话来说就是助长了西方的民族中心主义。在这种侵略性的单语独自、排斥差异、边缘化异族文化和弱势文化的思想指导下,译者不露痕迹地在译文中刻写下本民族的价值观,“从而向译语读者提供了在文化他者中认同自己的文化的自恋的经验”。我们不禁怀疑:译者是否在推销这样的概念:《罗密欧与朱丽叶》具有普世性。 至于ForrestGump被译作《阿甘正传》,Loli ta被译为《一树梨花压海棠》也算是运用汉语典故的一种地道翻译法。对于前者我们很容易联想到鲁迅的《阿Q正传》,这部作品除了有文字的形式,还被拍成了电影,国人耳熟能详。《阿甘正传》这一译文既取了Gump的音,又把电影讲述的是一个小人物“ForrestGump”的人生际遇的传记色彩给表明了,比音译为《福雷斯特·甘普》的“不译”不失为佳译,但《阿甘正传》太中国化了,怎么也不能让人把它和获得1995年6项奥斯卡奖的美国大片联系起来,相反它的名字很象港台的搞笑片。而《一树梨花压海棠》的译文则更是离谱,虽然令人“喜出望外”,并且典出苏东坡的一首凋侃老夫配少妻的诗,“既融人了中国传统文化,又含蓄贴切地体现了剧情”。撇开别的不说,熟悉苏轼和张先的文坛趣话和那首调侃诗“十八新娘八十郎,苍苍白发对红妆。鸳鸯被里成双夜,一树梨花压海棠”的只限于少数的知识精英,因此“一树梨花压海棠”指的是老少婚配恐怕只有译者自己孤芳自赏了。这样的翻译既偏离原文又让观众搜肠刮肚甚至一头钻进故纸堆里也摸不到门,何以达成视域融合? 五、文化传播与接受:标举差异,保持文化多样性 电影作为文化传播的特殊载体,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通过电影而体现文化的多样性,应该在电影名的翻译中得到体现。译者应肩负起传播异质文化的任务,同时研究接受者的视界,在翻译中敢于标举差异,从而促进跨文明的异质文化的对话。一种文化必须敞开胸襟,接受异族文化的精华,才能保持活力,使自己屹立于世界民族和文化之林。我国翻译史上佛经翻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始于东汉延至宋朝的历时一千多年的佛经翻译大潮中,中国文化在佛教的冲击下,几乎被边缘化,以至于当时的一些学者如韩愈奋起反抗佛教文化,但中国文化由于以开放的胸襟吸收外来的文化,因此还是经受住了佛教文化的洗礼,结果是中国的主流文化并没有为佛教所吞没,反而是兼收并蓄,促成了儒道释三足鼎立的新的文化格局的形成。 其实,好的翻译无异于向观众开启了通向异域文化的视角,从而更好地认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具有海纳百川的心胸包容文化他者,而不是采用文化大棒打压弱势文化。人类文明和文化的多样性正如生物多样性一样,需要一个和谐共生的环境。文化的多样性,不是一语独自,而是杂语共生,和而不同。我们倡导的是各种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平等注视和对话。翻译被认为是文化冲突的场所,在这样的文化碰撞中,我们采用的策略是什么?是妄自菲薄,向西方民族中心主义者缴械投降,还是高举差异的大旗,坚守自己文化的阵地?是夜郎自大,“我的祖上比你阔多了”的阿Q精神,还是视异质文明如当年打破国门几令亡族灭种的坚船利炮?在保留文化多样性的呼吁声中,我们该如何作为,这确实是值得深思的。 在对人类未来文化前景的描绘上,以赛义德为代表的后殖民理论给我们以启示,明确坚持“多元文化主义”:文化是多元并存的,它们之间只有差异,没有等级;要倡导一种交流对话和多元共生的文化。 六、结语 电影是文化交流的一种重要的形式,越来越多的电影被翻译成中文或英文,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其中,电影名就象一张名片,对整部电影翻译的成功与否所起的作用不言而喻。电影名的翻译应该考虑译入语观众的接受与欣赏,译者应该研究观众的接受语境,而观众的接受语境与其所根植的本土文化休戚相关,因此,译者应该充分考虑译语文化语境,在译文中提供的视域要与观众的视域达成视域融合,从而达到与观众的交流。但是观众的接受语境也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迁的,观众的欣赏习惯有一个培养的过程,因此,译者在译文中有目的地、适当地保留原文中的异质文化因子,对于促进东西方异质文明的对话,保持文化多样性,消除西方话语霸权是一种很好的尝试。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人类文明并不是单语独自,而应该是和而不同、杂语共生的健康和谐发展,只有保持人类文明和文化的多样性而不是一体化,人类才能建立自己美好的家园 电影论文:世界影坛的“意识流电影” 一 世界影坛上曾经出现了不少意识流电影，它们对世界电影艺术的发展，起了很大的影响。我国电影界也有一些编导为了丰富电影艺术的表现手段，尝试运用意识流手法拍摄电影，如著名的影片《苦恼人的笑》、《小花》、《樱》和《天云山传奇》等，但它们还算不上是意识流电影。 意识流电影是受意识流小说影响而产生的一种独特的影片样式。20世纪20年代欧美作家将“意识流”运用于文学创作，50年代才进入电影创作之中。什么是“意识流”?“意识流”这个名词最早由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提出，他在《心理学原理》中说：“意识……并非以一段段的形式出现的，像‘链’或‘环节’那样。它不是联结起来的，而是流动的。河流或流水是描写意识状态的借喻。”这里的涵义在于强调意识活动的连续性，如水流一样不可中断。后来“意识流”被现代派小说广为运用，形成了“意识流小说”派。根据一些文艺史家们的意见，小说的发展有三个阶段，即早期小说，注重描写情节和人物外部活动；心理小说，着重描写人物内在的思想、感情和心理活动；意识流小说，描写人物复杂的精神世界，不仅是理性内容即理智思想，还有非理性内容，如幻想、幻觉、情感波动等。由此可见，意识流小说阶段的文学作家们已开始运用人的意识如同水在流动着的概念去写小说，写人的精神状态和思想活动，改变了过去写事件、写故事情节的手法。 其实，一些作家面对现代社会、现代人的复杂性，他们认为过去写实主义的方法已不足以表达已经被认识到的复杂性，需要寻找一种表现这种复杂性的恰当的文学形式，意识流的方法就是在这样的探索中形成的，它打破了传统小说基本上按故事情节发生的先后次序或者按情节之间的逻辑而展开的结构。故事随着人的意识活动，通过自由联想来组织故事。实际上，意识流小说用的主要技巧和手法就是“内心独白”。1887年法国作家杜夏丹最早采用“内心独白”手法，因而被认为是“意识流”文学的先驱。但“意识流”文学的真正鼻祖应推爱尔兰作家乔伊斯(《尤利西斯》1922)和法国作家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1927)，他们的创作实践受到了伯格森直觉主义学说和弗洛伊德潜意识学说的强烈影响。二战以后运用意识流方法写作的作家越来越多，这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现代小说的一种传统创作手法。上世纪的60年代，法国出现了一个新小说派，代表人物是阿兰·罗勃·格丽叶，他们就是用意识流方法从事文学创作，并且取得了成就。于是，在新小说派的影响下，开始把意识流这个心理学概念引用到电影中来。 二 什么是意识流电影?它是指这类电影受“意识流”小说影响，要求在银幕上着重表现人的非理性的、潜意识的、直觉活动的电影。 世界影坛上的意识流电影出现于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之交。在世界电影史上被最早视为“意识流电影”的是瑞典著名导演英格玛·伯格曼的《野草莓》(又名《杨梅树下话当年》)。这位有世界影响的导演，深受存在主义和弗洛伊德学说的影响，善于通过意识流去体现自己的哲学思想和宗教观念。他敢于运用假定性很大的意识流，如人与神并存、死人与活人重逢之类，但是他力图使这些场面富于纪实性，使环境与人物有机融合，很有电影特性。他的《野草莓》拍摄于1957年，剧情发生在现在时态的约24小时的一段时间内，表现一个78岁的医学教授波尔格在其儿媳玛丽安的伴随下，驱车前往一所大学接受荣誉学位。一路上，他们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重访了一些故地，使老波尔格不断地进入到往事的回忆和梦幻中，对自己的一生进行反思。影片结束，他开始有些意识到自己性格中的自私和冷漠，希望能与周围的人建立起一种互爱的关系。影片主要以人的潜意识为对象，运用意识流的手法，通过人物的回忆、幻觉、梦境等，表现了一个老人对死亡的恐惧、对孤独根源的探索和对生命再生的渴望。这部影片后来成为西方电影研究家们探讨意识流的“范例”。伯格曼的其他著名的意识流影片还有《第七封印》和《处女泉》等，前者描写一个中世纪武士参加十字军征战后，感到精神毁灭而回到瑞典。当时瑞典瘟疫流行，到处可见强奸、盗窃和杀人的罪行。他更感幻灭，要从信仰上帝找到精神支柱。后来他从死神那里得知自己死期快到，乃与死神对弈，故意拖延时间以便找机会在死前做一好事(救了一对夫妇)，以弥补虚度一生的内心悔恨。后者则着重心理分析，有三兄弟作恶多端，合谋强奸少女嘉琳，还杀死了她。她父亲为了报复而处死他们。为了消除内心恐惧，他先举行了异教徒的祭祀仪式。影片结束时，嘉琳尸体下涌出了泉水，象征着道德“干枯”的世界已恢复了精神平衡。 意大利著名电影导演费里尼也以运用意识流著称，其特点是强调直觉。他不但受存在主义与弗洛伊德学说影响，也受哲学家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影响，他们认为，在人的意识中直觉最重要。没有直觉认识也就没有逻辑认识；没有逻辑认识却照样有直觉认识。所以他们极端强调直觉，反对任何理性加工，鼓励创作“内省作品”。费里尼于1962年拍摄的《81/2》(又译《八部半》)正是强调直觉的“内省影片”的典型。它描述了一个名叫吉多的电影导演在筹拍一部影片中所遇到的种种困顿与危机。这位导演准备拍一部表现人类末日的新影片。为此，他来到了温泉疗养院，边疗养边准备拍摄工作。然而，他却发现自己的创作陷入危机之中。影片的主要布景已经搭好，但他的构思还是朦胧一团，处处是阻碍和矛盾，与此同时，他也深陷于个人生活的危机中，与妻子在感情上无法沟通，情妇又对他纠缠不休。他幻想出来的思想女性刚刚出现，立刻就显露出同样令人痛心的世俗态……最后，他举行了一次毫无内容的记者招待会，同请来的客人跳起了伦巴舞。这部影片是费里尼的创作转向表现人的内心现实的标志。它通过一个隐喻性的“故事”，探索了现代人的精神危机。 法国新浪潮电影流派干将阿仑·雷乃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也创作了震憾世界影坛的意识流电影《广岛之恋》和《去年在马里昂巴德》，尤其是《广岛之恋》在当时被认为是世界影坛上的“一颗精神原子弹”。这部具有反战倾向的影片，叙述了一位法国女演员，去日本拍摄一部关于和平题材的影片，她认识了一位日本建筑工程师，他们相爱了。在相爱的过程中，女演员向他讲述了自己的第一次恋爱，那是在二次大战期间，她在家乡纳韦尔爱上了一位23岁的德国士兵，但是，他在纳韦尔解放的那一天，却被打死了。这位18岁的少女则因为与德国人恋爱而被打成“法奸”，关在地窖内，并被剃光了头，遭尽羞辱，一度精神失常。后来她去了巴黎，那一天，正是日本广岛遭到原子弹轰炸的日子。“她”与“他”分手后回到旅馆，因忍受不住孤独的寂寞又来到街上，与徘徊至那里的工程师相会。“他”恳求“她”留在日本，但“她”却难忘巴黎的家。最后，两人互相告别，并深情地呼唤着对方象征的名字：“广岛!”“纳韦尔!”这部影片不少地方运用了“闪回”镜头，由现在转换到过去，由日本转换到法国。日本建筑工程师的任何动作，都引起这位女演员回忆二战 时的那位德国士兵和她在一起的情景。其中有一组镜头特别引人注目：早晨的旅馆里，女演员从阳台回到房间后，看见日本工程师还在床上睡，他的一只手在睡梦中蠕动。接着下面一个镜头，马上就是那个德国兵躺在地上，在临死前一只手痉挛的景象。这两个镜头的突然转换和连接，表明现在和过去的情景同时出现在女演员的脑海里了。整部影片没有一个中心事件，没有故事情节，展现的过去和现在、回忆和联系，全是女演员的意识活动。 雷乃的另一部代表作《去年在马里昂巴德》是继《广岛之恋》后又一部涉及到关于记忆与时间以及遗忘之间关系的意识流影片。这也是一部没有传统的故事和连贯的情节、人物身份也极不明确的影片。描写在一座巴洛克式的豪华建筑中，聚集着一大群客人。其中有一位X先生，告诉一位叫A的女士，他们去年曾在马里昂巴德见过面。她当时答应过离开她的丈夫M，与他一起私奔，现在一年过去了，他不愿再等下去，她必须跟他一起走，A女士却无论如何也记不清有过这段往事，不承认与X先生有过交往。但在X先生的反复诉说下，她终于抛弃了M丈夫，与X先生一起离开了。 除了介绍以上几位世界电影大师的意识流影片外，当代著名的经典意识流影片还有法国的《老枪》等，也在电影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们都具备着共同的创作特点。 三 世界影坛上出现的意识流影片的创作特点是极其鲜明的，归纳起来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意识流剖析人物的内心世界，给观众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国外电影理论界围绕“意识流”问题历来有争论，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作为现代主义流派的“意识流”与作为表现手法的“内心独白”应严格加以区别；另一种意见认为，“意识流”也就是“内心独白”，它经过现实主义改造可以为现实主义艺术家所运用。其实，当今世界影坛上不少电影导演都是按照第二种意见去做的。法国影片《广岛之恋》就是以其丰富的“内心独白”(意识流)深入生动地剖析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从而深刻鲜明地表达了影片的主题思想。这部影片在主题思想上尽管有暧昧之处，不像传统电影那样直白单一，但从今天角度来看，影片既表现了一个异国恋情故事，又折射了战争，影片通过女演员视点中的广岛和回忆中的纳韦尔。她说：“我总是为广岛的命运哭泣。”接着以镜头中把相爱的美丽而赤裸的身体和受原子辐射烧伤、变形、腐蚀的人体相对照，这种蒙太奇组合产生了强烈的对比效果：灭绝人性的屠杀和以爱情为象征的生命的顽强抗争。影片也插进了几个旅游者参观日本和平广场的镜头。她又说：“我还知道一些别的事，一切都会重新开始。20万人死亡，8万人受伤，在9秒钟之内……”这些断断续续的“内心独白”(画外音)是和各种纪录片镜头组合在一起的。观众的视觉和听觉同时发挥作用的时候，就会感受到一些特殊的含义：这是在告诫人们，警惕啊!不要“忘记”，“忘记”就意味着历史的重演。《广岛之恋》也是把文学与电影完善结合起来的成功典范。影片中优美的解说词与抒情的语调给影片带来了浓郁的文学色彩。因为影片的剧本出自法国著名的新小说派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之手。她曾发表70余部小说，10部剧本，当过14部影片的编剧和导演。她70岁高龄时发表《情人》，搬上银幕后成为世界电影史上的经典作品。《广岛之恋》的语言风格明显带有杜拉斯本人的风格特点。影片中大段的内心独白，祷文式的叠句，咏叹式的朗诵，确是其他影片所罕见的。加上导演雷乃又是个富有探索和创新精神的创作者，他掌握了视觉和语言之间的完美的平衡，并且运用画面表现了人的潜意识活动，形成了影片中新颖的意识流手法。这部影片于1959年问世后，不久就荣获了第12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第14届英国学院奖、联合国奖以及法国梅里爱奖和1961年纽约评论家协会最佳外语片奖。 第二，时间空间跳跃多变，大大丰富扩展了影片的容量，深化了主题。 意识流电影往往是打破了时间、空间、地点的界限，把时间、地点自由地交叉起来，因为这些影片编导认为，当一个人考虑问题时是没有时间、地点观念的，思想活动往往是没有逻辑性和规则的，他们还认为，要“真实”地表现一个人的思想活动，就要不受时、空、地的限制，一定强调时间、地点的统一，必然有“虚假”的成分，有“编”的痕迹。当然把时间、空间与地点混在一起的手法，在常规电影中也出现，有时也出现“闪回”、“倒叙”，但它是围绕一个主题和一个中心事件来处理的。意识流电影的“闪回”、“倒叙”却不同，不是为中心事件服务，完全是按照人的潜意识的不规则活动而混在一起的，从而起到深化主题的作用，当代著名影片《老枪》就是成功的典范。 《老枪》这部影片由法国著名导演罗贝尔·昂里哥于20世纪70年代执导的。他成功地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形成的电影传统与五六十年代出现的探索创新结合起来，使影片取得令人赞赏的成就，因而荣获了1976年法国首届最高电影奖——凯撒奖的最佳电影、最佳男演员和最佳声音奖。这部影片最显著的特点是大量使用了“闪回”。“闪回”在影片中出现10余次，在时间上占据了全部影片放映时间的五分之二，这在一般影片中是少见的。这部影片由“闪回”在结构上形成了两个时空层次，即现实时空层次(客观的时空层次)和心理时空层次(主观的时间)。这两个层次清晰明确地将影片分成两个部分，讲述了两个故事：一个是二次大战末期，法国医生于连为妻子女儿报仇，手拿老枪，孤身一人消灭德国残敌的故事。另一个是大战前于连和妻子克拉拉从一见钟情，到婚后生育女儿弗洛兰丝的幸福生活。这两个层次展开的两个故事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互为因果，推进两个故事双向展开。现实层次触发了心理层次的展开，心理层次又为现实层次的行动提供动机，两个层次互相对比，互相衬托，构成了这部影片剧作结构的基础骨架。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意识流影片《老枪》中的“闪回”确实充分发挥了作用。传统影片中的“闪回”主要作用在于交代或补充某些事件，以保证影片讲述的故事有头有尾，完整无缺，很少用来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而《老枪》中大量使用“闪回”，其最主要的作用，是将镜头深入到人物的心灵深处，揭示人物心态，从而塑造了一个立体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并因此大大增强了影片主题的深度和广度。如影片中的现实层次是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展开的，心理层次则根据主人公于连的心态呈现出来的，与现实时间恰恰相反。第一次“闪回”，是于连的“想象”：妻子和女儿被德寇用喷火枪残害成“木炭”。这里用于连的想象就使观众亲眼看到了于连此时此刻的心理活动，体验到他的激愤之情。接下来出现的一个个闪回，使观众从于连的心理角度，看到了于连幸福的家庭生活和甜密的爱情生活。从这些“闪回”里，观众看到了战争在一个人心理上产生了深刻的烙印，同时也看到了一个真实的英雄。这完全来自“闪回”手法的功效。因此说《老枪》是一部借助“意识流”刻画战争的成功影片。这个特色体现了50年代以来人们注重展露战争对人精神上的影响，而一反传统战争片从外部反映战争的老套。 再提一下《广岛之恋》，这部影片完全摒弃了传统的故事和线性的叙事结构。它通过大量的“闪回”和画外音手段，打破了时空界限和对情节的外部描述，把过去与现在、经验与经验的描述交织在一起，在对记忆与遗忘，经验与时间等问题的探讨中表现了战争给人带来的梦魇。影片中对过去的追求并不只是对往事的回忆，而是被深深嵌入今天之中，与今天构成了一种隐喻式的结构。影片中移动拍摄的广岛街头的镜头与同样方法拍摄的纳韦尔街头的镜头组接在一起。这种过去与现在的交融形成了影片一个时间性的主题，片中的“她”就是作为“过去”的一个代表，这两位都有着自己幸福家庭的主人公之间的爱情显然不能从一般的生活的意义上去理解，而毋宁说是一种象征。纳韦尔少女的个人遭遇 与广岛遭受的浩劫完全不能相比。但导演雷乃却有意把这两个相差悬殊的世界联系在一起，以一种独特的对比强调战争的残酷。这两个异地发生的事件又能从时间上联系起来(“她”获得解放之时，正是广岛遭受灾难之日)，从而进一步打破了它们的空间界限，使其成为人类永恒的记忆。 瑞典导演伯格曼的《野草莓》也是通过人物的意识在现实媒介刺激下自由地流动，完全打破了时空界限，几乎概括了老教授波尔格整个的一生。影片在一段波尔格向观众讲述自己的故事的片头后，就是他作的一个恶梦。在梦中，他看见一辆柩车在街上自己行走，棺材打开来，里面的死人伸出来要拉他进去。而他发现，这个死人正是他自己。梦中包含的对死亡的恐惧促使他对自己进行反思。影片中波尔格探望老母亲的段落是用现实的形象来暗示他对自我的探索。影片中的另一个梦，象征着他对自己的判决，揭示了老教授在潜意识中对自己的否定和自责，而又与他在现实中正在走向一个新的荣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影片结尾，老教授又作了一个美好的梦，表现出他对新生活的渴望。伯格曼在影片中不但运用大量直接的心理画面来表现过去的反思，而且通过对现实情景和人物的规定，使其与过去紧密呼应，以强化人物的主观感受。这些现实中的形象既为波尔格的心理活动提供了依据，也使过去与现在、梦幻与现实构成了一个互相耦合的整体。 第三，打破了传统的戏剧化结构。 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好莱坞的故事片创作达到了鼎盛时期，而这些故事片都是戏剧式结构，故称戏剧式电影。在艺术历史的长河中，先有戏剧，后有电影，早期的电影模仿了戏剧。因此电影作为故事片样式从一诞生，就受戏剧影响，总是沿袭亚里士多德、易卜生等的戏剧编剧方法和舞台处理方法，即开始、发展、高潮、结局、尾声等5个阶段的结构方法，或为三幕剧方法，即第一幕开始，第二幕发展，第三幕结束。但意识流电影的编导们认为，这种创作规律和结构方法不符合电影的特性，电影的特性是能够开拓微观世界，把肉眼看不见的东西，通过摄影机变成可见的。于是根据这个原理，他们更觉得电影应该表现人的内在的心理状态，只有反对戏剧性，反对情节化，摒弃“编戏的虚构成分”，才能“如实地表现”所要表现的事物。 因此，无论是《野草莓》、《81/2》，还是《广岛之恋》和《去年在马里昂巴德》等这些经典的意识流电影，它们的结构都是打破了传统的戏剧式结构，是反情节化、反戏剧化、反传统的舞台剧结构，也不要求有一个完整的戏剧事件在影片中贯串始终，而是打破时空顺序、随意跳跃、非理性怪诞、无逻辑的闪接。 第四，反对通过电影传达一般的伦理，而是主张“体现一种较伦理更为深奥的哲理”。 哲理化倾向表现在各种题材影片中，尤其是伦理道德问题方面，过去有不少电影编导，为伦理道德题材影片开辟了一条独特的创作途径。他们历来强调“哲理的深度”，力图深化主题和哲理化的探索。前苏联在上世纪20年代就拍摄了一部惊世之作——《第四十一》，到了50年代又重新改编搬上了银幕，可见编导的别具匠心。影片一直到今天还经得起时间考验。也在50年代法国拍摄的《广岛之恋》更震撼世界影坛，它把战争给广岛带来的灾难与法国女演员在恋爱问题上的悲剧结合起来，提出战争与和平、个人爱情与民族情感这样的哲理问题。因为单纯从人性角度来看，当年的法国少女与德国士兵两相情愿的恋爱是纯洁的，但从民族感情来看，少女的行为对法兰西民族是有罪的。而在意识流电影编导们看来，“传达伦理的影片只不过告诉观众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应该要什么不应该要什么，要体现一种哲理的影片却是让人去理解人生思考人生的真谛”(转引自罗慧生著《世界电影美学思潮史纲》，山西人民出版社)。“文秘站有”版权所 电影论文:探讨中国电影的现况和问题 一、发行和营销 从发行环节看,目前我国电影的发行方式主要有五种:第一,投资出品加发行。这是目前我国大发行公司主要的发行模式,类似于好莱坞六大公司的模式,大发行公司同时也是投资公司。国内的排名靠前的发行公司多数在业务模式上模仿好莱坞六大,所以投资发行是其主打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公司从项目研发开始介入,参与制片投资并负责发行,比如光线出品发行了《泰囧》。再如,中影股份2013年出品加发行约10部影片,以宣发代股份出品模式的发行近20部。第二,专业发行公司的发行。缺乏发行体系的制片方负责宣传营销部分,专业发行公司发行部分,按一定比例提取发行费。发行费一般为发行收入的10%左右。比如2013年中影股份发行了100多部影片,光线没投资制作却发行了《中国合伙人》。第三,保底发行。制片公司与发行公司共同商定一个票房保底线(通常是制片公司对影片的最低票房预期或者是保本线),发行方预先支付保底费并垫付前期发行宣传费用。[2]实现保底票房之后的票房分成,发行方占较大比例,比如《小时代》票房大卖,盈利最多的是以保底发行方式发行该片的乐视影业,因为保底线之上的票房,乐视分成为50%。第四,买断地区版权发行。这种方式一般用于国内发行公司对进口批片的发行。所谓批片,是指批量进口的买断地区版权影片,国内片商以固定的价格把国外影片的大陆地区放映权从国外片商处买断,而国外片商不参与票房分成。现在每年我国进口批片的配额在30部左右,批片多数是好莱坞六大公司之外的多样化的影片“,卖相”比不上好莱坞大片,且多数批片的国内发行滞后于全球。国内只有中影和华夏两家公司拥有进口片的发行权,其他公司可以协助推广的名义发行批片,在购得版权后找中影、华夏合作获取进口配额。2010年的《敢死队》以50万美元左右价格买断版权,获得2.15亿元票房;《伯纳德行动》以不到10万美元买断,获得1000多万元的票房。2010年《敢死队》大卖之后批片价格猛涨,亏损案例增多,比如《艺术家》370多万元被买断,但票房却不到400万。第五,进口大片的分账发行,这只能由中影和华夏垄断经营。以《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为例,该片最终票房约为5.68亿元,按照25%的分账所得,出品方20世纪福斯将收到2300万美元的票房分账。从2012和2013年的数据看,我国电影发行公司数量为70家左右。与制片公司上千家的数量相比,发行公司数量固然偏少;但发行环节是一个有规模经济门槛的行当,一个专业的发行公司一年需10部左右的发行量才可良性运转;在国内市场容量有限(院线发行的中外新片2012年为317部,2013年为305部)的情况下,发行公司不需太多。我国的电影发行业需要的是,专业的发行公司通过行业整合,加大发行吞吐量来获得规模经济效应,提高竞争优势。从表2可以看出:2013年国内的发行公司前十名的市场份额总占比为57.81%,远低于好莱坞前十大发行公司在北美市场的市场份额,说明我国电影发行业的市场集中度还不够。进入前十名的门槛是年度票房3.8亿元,占比为1.74%(寰亚数据),这个门槛其实并不高。 中国的六大发行公司分别是:中影、华谊、光线、乐视、博纳、华夏。如果把市场竞争力较弱、依靠政策优势垄断经营的华夏排除在外,则安乐和万达是本土六大公司的有力争夺者。另外,在其他发行公司中值得关注还有,排名第12的卡通先生专长于动画片发行,排名第15的福建恒业专长于惊悚片制作发行,该公司定位为“中国的狮门”。我国的发行环节面临的问题是:第一,中影和华夏占据进口片发行垄断地位,中影数字公司垄断了大部分影片的数字拷贝和密钥制作业务,这些有违市场公平原则,不利于产业竞争力的培育。第二,缺乏有竞争力的专业发行公司。除了中影和华夏凭借政策优势培育的发行能力,只有光线和乐视拥有地面发行队伍(“陆军”),从发行业务起家的博纳具有一定的专业素质,其余的发行公司多数是投资发行公司,制片项目多则发行多,业务波动较大。多数公司还没有进化到好莱坞六大公司那样依靠发行量保持稳定市场份额的阶段。第三,发行公司对项目的掌控力较弱,发行模式同质化。分区域发行、分院线发行始终没有成为主流,只有《目击者》等少数影片尝试了细分市场发行。第四,优质影片少,小发行公司拿不到好片。除发行外,电影营销环节近年来发展迅速,正独立为电影产业链上制发放之外的第四个重要环节。由于我国电影产业总量逐步扩大,产业链也快速细分,专业化的营销公司逐步出现。2013年全国电影票房排名前十位的国产片中,只有《中国合伙人》这一部是出品方自己做的营销,其余九部的营销全部外包给了营销公司。传统观念认为,一部电影的营销费用是跟制片成本成比例的,但实际上营销投资更多是跟票房目标成比例的。2012年,我国电影营销费用总额达到24亿元,占全年票房的14%;2013年,电影营销费用为28亿,占总票房比约为13%。[4]目前市场份额较大的专业电影营销公司有:营销了《北京遇上西雅图》的和颂世纪、《致青春》的麦特传媒、《警察故事2013》的时代万华、《私人订制》的影行天下、《让子弹飞》的剧角映画、《厨子戏子痞子》的光合映画等。这些营销公司都有经典案例,但规模都不大,后进入者机会还很大。营销是电影产业链的高附加值环节。电影营销具有不同于一般营销的特点。电影营销的操作过程中定位和传播两个环节尤为关键。 常见的电影营销方式有近20种,在实际操作中可以通过整合营销的方式,系统化地提升营销效果。近年来兴起的大数据在电影营销中已经得到运用,可极大地提升电影营销的效率。当下中国的电影营销存在四类误区:第一,夸张营销:当下不少大片的营销都存在着资源浪费、效率低下的问题,很多大把砸钱的营销活动最终却没有换来高票房。典型的代表是,大投资烂片夸张的营销大于内容品质,过多地炒作导致观众不再相信忽悠。在品质既定的情况下,铺天盖地的宣传倒不如适可而止的营销。此外,部分影片会打出“首部”、“第一”等夸张的噱头来吸引观众目光;或者试图通过开创新类型片来另辟奇径,如“惊悚喜剧”、“爱情悲喜剧”等。这类营销策略要慎用,因为超越类型常规太多的创意意味着越过了观众的“类型期待视野”,违反了观众与片方的“类型契约”,在吸引观众方面存在重大问题。第二,不分阶段的营销:电影营销可以分为概念传播、元素传播、价值传播、商业传播等不同的阶段。在不同的阶段中,营销的侧重点应有所差别。比如,在影片的价值传播期最适合用网络互动的方式诠释影片价值,而非硬广投放。第三,混淆营销对象:电影营销面临着合作企业、院线/影院、传播媒体和观众等四个层面的对象,不可混淆。很多人认为,媒体认同+媒体传播=观众认同,事实上,媒体更加重视的是信息的新闻价值、话题价值,而不是影片本身的质量。所以营销团队在媒体认同并传播之后,还要注重针对观众的营销,才能奏效。第四,误入歧途的营销:多是把热点话题、八卦新闻等同于电影营销。制造话题和八卦新闻可以,但以此驱动电影营销传播,那么八卦的设计一定要和电影营销的诉求一致,否则话题带动的注意力无法转化为对观众的吸引力。之所以出现诸多误区,是因为我国电影营销还不够成熟。电影营销的理想状态是恰到好处,营销的基础仍然是内容为王,发展趋势是有智慧含量的差异化营销。尽管产业分工的细化是长期趋势,而且电影营销业发展迅速,但电影营销公司的发展有天花板,营销方始终是电影业的外围服务 方,无法从根源上改变电影品质。在目前优秀影片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一些更有抱负的营销公司已经在向电影产业链的上游制片环节攀升,比如影行天下已参与了上游的创意策划和剧本顾问业务,麦特参与投资了《全民目击》和《致青春》。 二、院线与影院 从2002年我国电影产业化改革到2013年底,院线和影院发展保持了高速增长。2013年我国新增银幕5077块,银幕总数达18195块,同比增长38.7%,平均每天新增13.9块银幕。2013年全国影院放映场次达到2885万场,同比增长39.7%;2013年全国观影人次为6.134亿,同比增长24.4%。表3可见:2002-2013年,我国的院线从30条增加到46条,观影人次从不到1亿增加到6.134亿,银幕数是11年前的9.9倍。终端的迅猛发展无疑是近年来我国电影票房保持高速增长的基础。我们可以分别考察一下目前院线和影院的情况。从表4可看出,我国的院线目前处于两极分化的状态。表4的数据表明:2013年我国共有46条院线,人次排名前10名的院线票房总额为140.35亿元,占全国总票房的64.47%。第29名的北京九州中原票房为1亿元,排名30-46的都是1亿元以下的院线。排名45的中广国际院线年票房为442万元,排名46的安徽中安院线仅有3万元票房。由此可见,院线两极分化极端严重,排名靠前的几大院线主控市场,年票房不足1亿元的小院线,在未来很可能被整合淘汰。但是,由于我国的院系经营存在地区和行政壁垒,退出机制不合理,产业整合并不容易进行。在所有院线中,值得关注的是万达和大地。排名第一的万达院线以全年31.6亿的票房夺冠,同比增长28.7%。万达院线依托“影院+广场”的运作模式、定位于高端市场的思路和雄厚的资本开创了院线经营的万达模式。到2013年底,万达院线共有影院142家,银幕数1247块,其中3D银幕898块,巨幕114块,院线覆盖全国27个省市区,辐射70多个城市。[7]万达的票房从2009年到2013年连续5年位居全国第一。大地院线凭借定位于二、三、四线城市甚至县城和城镇的“蓝海战略”和适应小城物价的低价策略,在影院建设和票房增速两项指标上,已连续三年排名全国第一。截止到2013年底,大地院线共有影院379家,银幕1798块,其中3D银幕1336块,院线覆盖到27个省市区。2013年,大地已经成为银幕数最多的院线,并以15.7亿元票房一跃为全国第4大院线,同比增长43.9%[8]。 万达和大地为院线发展提供的启示是:民营资本主导,灵活经营,效率致胜;定位明确,或高端大气上档次,或零票房小城蓝海战略;快速扩张,对规模的要求先于对利润的要求;院线以有资产联接的影院为主,院线掌控力强。在院线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加盟影院对院线竞争优势的贡献在下降,院线参与投资的影院逐步成为产业终端竞争的关键。但就是在影院环节,遇到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从表5可以看出:排名第一的耀莱成龙国际影城2013年总票房为9195万元,场均人次为75.9人。排名第300名的绍兴蓝天国际影城2013年票房为1872万元,场均人次为31.1人。这两家影院的场均人次都远高于全国影院的场均人次21.26人。越是人次排名靠后的影院,场次、票房越少,场均人次也越少。实际上,影院的发展目前呈现出两极分化的局面。2013年排名第一的耀莱成龙国际影城拥有17个厅,单日最高票房为76.2万元,单月最高票房为1172万元[10]。该影城已连续几年并列总票房和观影人次的第一名,是唯一票房突破9000万的单体影院。同时,我国还有很多业绩很差的影院。2012年,票房超过1000万元的影院为512家;票房在200万元以下的影院为1623家,总票房占全国票房的4.82%。2013年,票房超1000万元的影院不到700家,占全国影院总量的17%;票房不足500万元的影院占影院总量的约70%,而这其中超60%的影院年票房不足100万元。[11]年票房不足100万元的影院已经处于惨淡经营的状态,未来影院市场的洗牌不可避免,大批缺乏竞争力的小影院将被淘汰或者被改建。 电影论文:全球化时代中国电影的文化分析 在当今的中国和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谈论全球化问题是相当时髦的，因为这一话题不仅吸引了经济学界和金融学界的学者，甚至对包括电影在内的文化学者也有着相当的诱惑力。就电影学界而言，在最近的二十年里，一大批优秀的中国电影先后获得了各种国际电影节大奖，从而使得中国电影的“全球化”大大地先于中国文学的“全球化”。确实，随着中国的日益走向世界，中国电影的世界性和全球性进程已经大大地早于文学走向世界的进程，因为理解电影文本较之理解文学文本要容易得多。虽然我已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论述过全球化及其对文化和文学研究的影响，但本文仍将首先再次追溯一下全球化的起源，然后由此出发将中国电影文化置于一个广阔的全球化语境下，并对新世纪的中国电影的现状以及电影研究所受到的挑战提出一些积极的、切实可行的对策。当代电影和文化工业的“全球化”在这一部分，首先我将重申我在其他场合对全球化的不同形式作过的评述。(1)在我看来，在这样一个被描述为“全球化”的时代，随着经济、文化和信息资本的迅速流动，传统的时空观念也大大地改变了。在这一硕大的“地球村”里，人们之间的相互交流已经变得越来越便利。对于这一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左派知识分子已经作了仔细的研究并写下了不少批评文字。确实，在全球化的时代，政府的职能将在某种程度上为一种隐形“帝国”的全球治理(globalgovernance)所取代。这个帝国就是全球化：“虽然它掌握着巨大的压迫和破坏的权力，但这一事实也不应当促使我们去缅怀过去的那些老的主宰形式。通向帝国的道路以及全球化的过程提供了各种解放力量的新的可能性。当然，全球化并不只是一样东西，被我们认可为全球化的多重过程并不是一个统一体或一种声音。我们将论证道，我们的政治任务并不是简单地抵制这些过程，而是要对它们进行重新组合并将其引向新的终端。支撑帝国的有着创造力的芸芸众生同样也有能力自发地建构起一个反帝国的力量，以及另一种全球流动和交往的政治组织。”(2)也就是说，我们在提出应对其挑战的策略之前，应该首先承认这一现象的客观存在。毫无疑问，在全球化的时代，所有人为的中心结构均被资本的流动和新的国际劳动分工所消解。一种新的身份认同危机随着（处于帝国之中心的）西方理论的向（处于边缘地带的）东方和第三世界国家的运动而出现在民族文化的机制中。较之文化的其他形式，电影是仅次于电视的另一种最容易受到全球化浪潮波及的艺术形式。既然电影产业最容易得益同时也最先受到全球化的波及，因此，中国电影便不仅受到好莱坞电影产业的影响和渗透，同时也受制于多种国内的因素，如电视和网络的崛起和挑战等。面临这一境况，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面对这一具有威慑力的挑战我们应该采取何种对策？难道我们将坐等幽灵般的全球化将我们的民族文化吞噬吗？或者说我们在新的世纪将仍然像以往那样固执地抵制这一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的冲击吗？这些均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 尽管全球化确实如同幽灵一般威胁着我们的民族和文化机制，特别是电影更加如此，但情况并非如此简单。诚然，面对上述所有这些不利的条件，我们首先应该承认，全球化向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普遍主义特殊化”与“特殊主义普遍化”的双向渗透过程。(3)也即全球化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两个极致：它的影响从西方运动到东方，同时也从东方向西方反向运动。或者说，诚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Jameson)所指出的，“我们在这一具体例子中注意到了认同和差异的对立的抽象性被赋予了一种整体与多元之对立的具体内容。”(4)显然，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教导我们，不要把自己局限于事物的任何单一的方面，因为全球化的过程始终是与另一种力量并行不悖的：本土化。在世界文化的进程中，时而全球化显得强大有力，时而本土化又从另一方面制约了它的权力。因此，全球化若不落实到某个特定的本土情境是无法实现的。也就是说，用以解决这种悖论的也许是一种妥协和变形了的“全球本土化”策略。只有这样，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才能始终处于发展之中。 既然全球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那么我首先将其视为一个远远早于20世纪的漫长过程。在这方面，重读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百五十多年前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论述将有助于我们深刻地认识全球化过程的起源及发展。按照马恩的论述，美洲的发现无疑开启了资本主义向全世界扩展的过程，而伴随这一过程而来的则是旅行中的资本(travellingcapital)，发展到20世纪后半叶便进入了其高潮。这不仅为物质生产所证明，同时也为文化生产所印证：“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5)按照我的理解，这里所说的“世界文学”绝不是指一种单一的具有趋同性的文学，而是一种代表着多重取向的各民族先进文学发展的方向，也即歌德当年理想中的一种跨越国界和民族疆界的文学。与经济领域内的情况所不同的是，文化上的全球化绝不意味着只有一种形式的文化，而是一种既有其共通性同时又有着多元发展方向的文化上的全球性特征。它和歌德所追求的“世界文学”有着某种共通之处，但是马恩所谓之的“世界文学”之含义则更广，它甚至可用于电影生产和发展的文化全球化方向。 我们在读了马恩的上述这段话后便清楚地明白，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至少涉及了我们在今天的文化语境下研究全球化的四个问题：(1)经济全球化的起源以及其从西方向东方的运动规律；(2)由资本的崛起以及由此而来的资本的积累和扩张所导致的国际劳动分工；(3)跨国资本化的出现，资金的流动以及跨国公司的应运而生；(4)由物质生产所激发的精神文化生产以及世界文学的诞生。尤其是第四个问题与我们的文学和文化生产及研究密切相关。因此，不管我们讨论经济全球化或文化全球化，我们都不得不看到这二者之间内在的关联以及从马克思主义的教义中产生出的一些灵感和理论资源。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当时的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还不可能直接地讨论（经济上的）全球化与（文化）生产以及审美表现之间的关系，更不可能预示20世纪后半叶全球化进程的最新发展，但是他们实际上却已经触及到了这一事实，即精神文化生产的全球趋向也是由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既然电影工业更加受制于市场经济的法则和以跨国公司为其重要标志的全球化，那么当我们讨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电影时，我们首先应该想到全球化这一幽灵所可能导致的影响。 我们都知道，文化上的全球化可以同时带来文化趋同性 和文化多样性，而且后者的特征更加明显。尽管我本人并不赞成那种“趋同”式的文化全球化，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当代文化中出现的越来越明显的趋同特征：强有力的（第一世界）文化越来越向处于弱势的（第三世界）文化渗透，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美国电影产业在中国市场的大举入侵和强有力渗透。显然，文化传播始终依循了这样的规则：强势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总是影响着弱势文化的发展。但有时也会出现逆向运动的现象，这一点尤其可以在这两个例子中见出：张艺谋执导的《英雄》同时在中国本土和海外的大获成功，以及中国旅加作家贝拉的小说《9.11生死婚礼》（现代出版社，20__年版）以102万美元的天价被好莱坞大导演卡梅隆买断电影改编权。(6)因此正如美国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谈到全球化与文化的内在联系时所中肯地指出的，“我认为，全球化是一个传播学的概念，它依次遮盖并传播了文化或经济的含义。我们感觉到，在当今世界存在着一些既浓缩同时又扩散的传播网络，这些网络一方面是各种传播技术的明显更新带来的成果，另一方面则是世界各国，或至少是它们的一些大城市，的日趋壮大的现代化程度的基础，其中也包括这些技术的移植。”(7)作为当今极少数在文学研究和包括电影在内的文化研究领域内著述甚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的上述文字实际上提醒我们，文化的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信息的传播造成的，因此，在本文的下两部分，我将分别对近二十年来中国电影所走过的道路和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所处的现状作一反思，以便提出我们的文化知识对策。改革时代中国电影的文化反思在当今时代，那些高级的文化艺术产品大都被看成了消费品，甚至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可消费的文化产品：无节制的复制、模拟和戏仿、增殖甚至大宗制作等均取代了现代主义时代对文化艺术产品的精雕细琢，平面的人物描写取代了对人物深层心理的细致描写，碎片甚至精神分裂式的结构取代了现代主义艺术的深度结构，等等。这一切状况的出现都表明，文学艺术的现代主义精神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同时这些症状也引起了一切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文化学者和理论家们的密切关注，但是他们的担忧绝不应当是对之抱一种敌视的态度，而应当正视这些复杂的现象以便从理论和文化批判的角度对之进行分析阐释。通过这些分析和阐释也许可以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对策。 虽然电影也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并且曾对精英文化和文学形成有力的挑战，但是它却无法摆脱有着更广大受众的电视业和最近崛起的网络文化的更为有力的挑战和威胁，因为后二者无疑有着更为广大的市场。在讨论中国当代电影的走向时，我们很容易想到曾经对电影批评家和文化研究者有着极大诱惑力的关于“本土化”(localization)和“非殖民化”(decolonization)问题的争论。我这里首先对近二十年来中国电影所经历的繁荣时代作一文化反思，因为我认为这可以帮助我们从更深广的意义上来理解当今全球化时代中国电影所遭遇到的挑战和不利境遇。 首先，令我们感到振奋的是，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一事实，即在近二十年里，中国电影已经大大地早于文学而率先与国际接轨：中国电影在著名的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一个又一个大奖，在某种程度上圆了不少中国文化人和电影人试图“与世界接轨”的梦想。这一方面给那些导演和明星们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但另一方面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和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毫无疑问，一种意见认为，这些电影节和电影奖是由西方电影界所操纵的，带有强烈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色彩，因此中国电影的获奖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中国文化和电影的“殖民化”进程。在这些学者看来，全球化就是“西方化”(Westernization)或“美国化”(Americanization)或“殖民化”(colonization)的代名词。他们顽固地坚持某种本土主义的立场，排斥任何形式的外来影响，或更具体地说来，拒斥来自西方国家的影响，以便实现中国电影的“非殖民化”目标。一方面，他们指责张艺谋、陈凯歌等有着强烈先锋意识的导演们蓄意歪曲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使其以一个“他者”的面目出现在西方观众的期待视野中，以达到讨好西方人的目的。因此，在他们看来，毫不奇怪，这些电影并非凭借其自身独特的美学价值和高超的艺术手法而获得西方大奖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以对中国人的歪曲描写迎合了西方观众和评奖委员们对东方的不健康的情趣。因此他们基于本土主义的立场试图发起反对中国电影和文化“殖民化”的斗争。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电影在国际电影节的获奖标志着其最终得到了国际同行和权威机构的认可，中国电影终于先于文学而走向世界了，这应该被视为一个良好的开端，它不仅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和理解，同时也有助于中国电影业在市场经济的不利环境下的发展和繁荣。我虽然比较倾向于后一种观点，但认为有必要从一些具体的电影文本的分析出发来从理论上消解本土主义与全球主义的二元对立。 从理论上来看，本土主义者旨在保护本民族固有的“本真性”(authenticity)，使其免受外来影响，这在已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国的当代中国无疑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一直在实行改革开放和扩大对外交流。在这样一种大的氛围下，我们无法摆脱外来影响，因为就文化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性而言，不仅是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在国际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文化，包括电影和大众文化产品，也在不断地影响其他的民族和文化。因此本土主义便改头换面成为另一种新的形式：大肆攻击所谓的“文化殖民主义”，试图通过弘扬本民族文化的精神来对抗全球化时代的新殖民主义渗透和入侵。既然电影是从西方引进的一种集现代技术与艺术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形式，那么在中国的电影理论批评领域翻译介绍当代西方最新批评理论思潮也往往早于文学领域对西方理论思潮的引进。(8)年轻的电影导演或批评家对西方学术理论界正在进行的研究之兴趣往往大于对中国批评理论界所讨论的问题。尽管在中国的文化学术界始终有着关于中国电影获得国际电影节大奖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的争论，但我仍认为从一种后殖民的理论视角对这种独特的现象作一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诚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当中国向世界再次打开国门实行经济改革时，各种西方批评理论和文化思潮，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自然蜂拥而至，首先对作家艺术家的创作产生了强烈的影响。(9)这种影响虽曾经历过与艺术家的互动，并打上了后者对之的有意识误读甚至创造性建构的色彩，但最终还是形成了与西方原体有着种种差异的不同变体。在此我仅举出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些电影导演是如何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自己从西方理论中获取的灵感糅合进自己的电影文本的。 首先是80年代后期名噪一时的《红高粱》在柏林电影节获得金熊奖一例就有着种种电影之外的因素。在我看来，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西方的理论批评风尚不无关系。这部根据莫言同名小说改变的电影在创作和生产之时正值“尼采热”在中国文化界再度兴起之日。电影中以极大的热情讴歌了一种尼采式的“酒神精神”(Dionysiairit)和巴赫金式的“狂欢化”(carnivalization)场面，一切宁静和和谐的秩序都被破坏了。这显然在渗透了某种“日神精神”(Apoloniairit)的中国文化土壤里是缺乏的。确实，对尼采的重新发现福柯等后结构主义者的一大贡献，因为在西方，经历了后工业文明的洗礼，人们所渴望看到的是一种消除人为痕迹的自然的素朴感，而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电影中那一大片带有象征意义的高粱地里。另一部获奖影片《菊豆》是根据刘恒的中篇小说《伏羲伏羲》改编的，小说原来的目的是再现一种带有传统的弗洛伊德式“男性中心”社会之特征的俄狄浦斯情结的中国变体，而到了影片《菊豆》中，这种俄狄浦斯情结的变体则掺进了某种拉康式的女权主义新精神分析学成分。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导演的无意识心理的作用，他很有可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当时西方批评风尚嬗变的影响而突出女主人公的地位。对“男性中心”意识的反叛和对现存世界的消解导致了另一个“他者”的诞生：以菊豆为中心人物的一个“女性中心”世界。而杨天白的先后杀死自己的两个父亲则更是突出了菊豆的中心位置，这一点正好与后现代主义的反等级制度之尝试和拉康的新精神分析 学以及被压抑的边缘话语所采取的“非边缘化”策略相吻合。因此这部电影在西方观众和学者中颇受欢迎并被频繁讨论就不足为奇了。根据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改编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刻意渲染了一种对西方观众来说十分陌生而又神秘的仪式：灯笼的摘挂意味着男主人公将进入某个“太太”的闺房，颇有一番性和政治的象征意味。当然，对这种虚构的“伪民俗”国内虽有学者作了强烈的抨击，但这一现象本身却使得西方观众对东方、东方文化以及东方人更感到好奇，不管有意无意，影片中的这一描写最终还是满足了他们的猎奇心理。如果我们将这些电影文本化的话，我们不难发现，政治背景的淡化无疑印证了詹姆逊所宣称的所有第三世界文学文本都可当作其民族寓言来阅读的说法。陈凯歌执导的《霸王别姬》也带有这种民族寓言之色彩，由于影片中过多地渲染了中对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迫害而一度在大陆被禁演，但在海外却异常红火。(10)在姜文执导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导演几乎使用了他所能想到的所有后现代技法，诸如无选择性描写、拼贴、戏仿、反讽等，甚至包括一种德勒兹式(Deleuzian)的精神分裂幻想和想象，试图创造一个全球化时代后现代艺术的东方变体。在此更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对中国的场面的戏仿式再现更是召唤了人们对那种无政府狂欢情景的记忆，而与此同时对诸如性和政治等问题的调侃则给普通观众以某种近似荒诞的快感。《秋菊打官司》中对一种平实素朴氛围的追求和对现代主义的非此即彼之二元对立的消解则使得这部电影与所有受过教育的西方观众的期待视野相吻合。综上所析，这些拍摄精美、象征意味深刻的影片受到西方观众的欢迎并获得国际电影节大奖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 应当承认，张艺谋和陈凯歌等导演未必曾意识到西方批评风尚的嬗变，更谈不上有意识地以（中国的）第三世界经验来实践（西方的）第一世界理论了。因此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这些艺术家有意识地误读西方理论并将其应用于歪曲中国的现实倒是从另一方面过高地估计了他们的理论修养，因为我认为，他们对西方理论的理解和误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作为东方艺术家所特有的艺术直觉，这一直觉使他们敏锐地感觉到艺术风尚和批评标准的嬗变，为了获得国际大奖必须拿出自己的独特产品，使得（以西方占主导的）电影节评委觉得他们的作品既不流于重复，又带有西方人无法获取到的一些东方民族特有的东西，也即霍米·巴巴所谓之的“介于二者之间”(ietween)，因为只有这种产生于二者之间并能够互动的东西才具有独创性：它既是地地道道的产生于中国本土的东西，同时又能在经过来自西方的艺术形式包装之后同时与这二者进行对话。这不仅是张、陈等中国艺术家能获得成功的奥秘，更是西方的不少有着第三世界背景的人文知识分子和后殖民理论家获得成功的必经之路。不看到这一隐于表面现象之背后的复杂因素而一味指责这些导演，就不可能对他们的成功作出公允的评价。无论如何，虽然这些充满异国情调的场景从后殖民理论的角度来看包含有明显的东方主义色彩，但这些中国电影获得国际大奖至少使中国文化和艺术更为世人所知。本土主义的因素无法摆脱与全球主义的融合甚至混杂而产生出某种“不东不西”的第三者。我们谁都无法否认，在全球化的时代，所谓文化的“本真性”是不存在的，甚至马克思主义、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等西方的理论思潮经过不同的学派的阐释也变得“本土化”了。因此，鉴于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国家之疆界变得日益模糊，用“全球本土主义”(glocalism)或“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这样的术语来解释这一现象也许是比较合适的。民族的身份认同也是如此，在当今时代，原有的一种（固定的）身份已经裂变为（可以建构的）多重身份和多种文化认同。因此“身份研究已经越过了许多学科之界限，涉及种族、阶级以及女权主义、同性恋研究中的多重交织这些问题，以及种族和区域研究中的后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和种族性互动这类问题。这种相互交织的现象为新的理论和不同身份的话语的接合和讨论提供了激烈论争的场所。”(11)虽然这些中国电影依循的是好莱坞的创作和生产模式，但它们所描写的情节和展现这些故事的方式却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本土的东西。也就是说，全球化若不定位于特定的文化语境是无法实现的。如果我们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张艺谋和陈凯歌等有意地讨好西方观众而获得了众多国际大奖的话，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他们的众多追随者不像他们那样在国际影坛倍受青睐呢？这个问题确实难以回答，但在我看来，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全球化的来临，国际社会和中国的交流变得越来越方便了，中国本身也越来越开放了，因此中国电影导演们的创新意识也越来越紧迫了，再重复那些老的东西已不仅不再能吸引域外观众，甚至还会失去更多的本土观众。这就是为什么近几年来中国电影颇不景气以及大批观众流失的部分原因所在。面对文化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他们将采取何种对策呢？在提出我自己的策略之前，我将简略地描述一下中国当代电影的现状。21世纪中国电影的“全球化”战略 显然，正如我所简略描述的那样，中国电影和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学术思潮的影响以及全球化时代各种后现论的波及下始终在曲折地发展。虽然第五代导演们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他们的既定导演和生产模式已最终被“经典化”了，成为新一代导演们所要批判和超越的对象。因此如何发展这些技法并超越这些前辈便成为中国新一代电影导演们无法回避的一个严峻问题。 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时代电视业和其他媒体的冲击而导致的电影业的萧条，中国电影产业逐步进入了自己的低谷：大批观众的流失和影院功能的转变。进入新世纪以来，面对除了好莱坞以外的日本和韩国电影的渗透，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电影 文秘站: 如果我们在第五代导演的电影文本中发现诸多后殖民因素的话，那么我们同样也可以在第六代导演的电影文本中发现更多可供文化研究学者进行分析批判的因 素，例如张元执导的《北京杂种》展现了摇滚艺术家的生活，颇有后现代主义游戏人生的意味，另一部《东宫西宫》则探讨的是文化研究所关注的女性同性恋主题。这些“另类”电影文本都为当代文化研究学者提供了难得的分析阐释范本。尽管这些影片在大陆的影院是看不到的，但人们总可以通过各种“地下”途径购得影碟或光盘在“家庭影院”里观赏，此外它们在海外仍有着一定的市场，有些还获得了一些国际电影节的大奖，但却再也无法达到第五代所曾达到过的空前的辉煌境地。总之，在全球化大潮的波及下，这些电影导演们越来越认识到，既然他们的电影不能在国内市场上卖座，那么唯一的途径就是走国际化或全球化的道路。如果我们肯定第五代导演的作品更为接近过去的普通人的生活，那么第六代导演们执导的影片便更为接近当下普通人的生活，并且分担那些非主流的边缘人们所关心的东西。因此，正如霍米·巴巴在谈到全球化之力量时所断言的，作为全球化的对应物或与之平行的运动，少数人化(minoritization)也在从边缘向中心运动，其目的在于最终消解中心的权力。(13) 显然，全球化确实已经使大多数人政治上、经济上甚至文化上边缘化了，描写和反映这些人的生活状况无疑应是包括电影在内的一切文化形式的任务，因此可以说，第六代电影在总体上是把握了当代的时代精神的。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人文知识分子感到的压力越来越大：文化和文学市场的日益萎缩，大学的兼并、人文学科研究经费的削减以及网络文化的崛起等，不得不影响中国的文化和电影生产。毫不奇怪，这一大潮始终受到本土化潮流的有力抵制。但不无矛盾的是，国内的不少人一方面欢迎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因为它可以促使中国的经济继续保持持续增长的势头，但文化上却担心全球化会使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趋同”或被后者“殖民”。既然我们从事的是文化研究和电影研究，那么我们必定能清楚地认识到，全球化对文化和电影业的影响并不仅仅在于中国文化和电影的“趋同化”，它同样也可以使其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因此我们中国的文化研究和电影研究学者不应为中国电影所处的暂时低谷而感到失望。 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的人文学者最为关心的是文化全球化的发展进程。尽管事实上，文化全球化也许会模糊特定的民族文化的身份，但它仍然可以带来某些积极的东西。如果我们正视这种挑战，以一种批判的态度充分利用这一契机，以便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国际语境下发展我们的民族文化，我们就有可能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和美学精神，使其为世人所知。这样看来，顽固地以一种近似后殖民的本土主义态度来抵制全球化的大潮只能导致中国与西方的再度对立，因为就电影的国际性和全球性而言，西方观众是很容易理解影片中所蕴涵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立场的。 因此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从其逆向来使用全球化这一概念，也即将其用来把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文化和电影推向全世界。这样，我们就必须与世界进行更多的交流和对话，而不是加剧与西方的对立。在发展中国电影的过程中，我们既不可过分强调其全球化的因素，也不应一味偏向本土的情绪，采取一种超越的“全球本土”(glocal)之策略也许可以防止中国的文化和电影再度陷入危机的境地。也就是说，我们仍然可以在一种“全球本土化”的艺术形式---电影中描写发生在中国本土的事件，以便加速中国的文化研究和电影研究的世界性和全球性进程。我们知道，必须保留我们的民族特色和文化认同，但另一方面，若一味强调本土化立场而排斥一切外来影响则会导致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滋长，加剧文化环境的不利的一面。我们中国的文化和电影研究者应采取一种务实的对策来迎接全球化大潮的冲击：首先是要在不牺牲民族文化认同的情况下与之想适应，然后继续扩大与国际文化学术学界和电影研究领域的交流和对话。中国是一个有着辉煌的文化遗产和丰硕的电影生产和消费市场的大国，中国不仅应当在经济上而且更应该在文化上对世界作出较大的贡献。 电影论文:电影置景技术的运用和发展综述 一、置景技术的运用及延伸 (一)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巨大变革,电影也随之进入了多元化的艺术发展格局,对影片摄制水平和制作周期都有了更高、更快的要求。在重现历史场景、表现电影故事场面时,特别是大型电影场景,置景工作是保证影片拍摄顺利进行的关键。必须审查、熟读图纸,收集有关资料,编制施工组织计划,测定加工环境,制定加工范围,调查各种材料、设备及做好施工人员的调动和计划。并根据计划和设计图纸,对施工全过程中的进度、质量、安全生产及材料设备的存放以及运输等,进行协调、控制和指挥。其中抓好施工的调度工作是实现施工指挥的重要部分,要对施工过程中各环节、各部门、各工种进行协调。在布景工程全部完成之后,再进行全面细致的自我检查(包括质量),彻底清理好施工现场。新形势下的布景制作要考虑制作时的运输﹑移动等特性。“分解式”框架布景,既可采用预制布景部件组装加工完善布景,又可满足对布景表面的结构﹑样式﹑色泽及新旧程度效果要求,做到形象逼真,尽可能避免人工修饰的痕迹,与周边建筑形式融为一体,使影片具有真实性的艺术魅力。从“绘画式”到“构筑式”及“分解式”布景制作,在银幕空间构成了技术突破。一部影片布景往往因为与人物事件非常和谐而不觉得它的存在。如果由于局部制作不细致而穿帮,让观众发现了布景的存在,这是影片置景的失败。长期以来,运用置景手段所搭建的场景,形成系列的银幕空间形象。 (二)20世纪60~80年代,电影置景技术又在不断的革新,在材料﹑技术﹑构造方面都有了新的发展。电影的布景制作从此也有了自己专门机构和具体的分工,像:木工﹑瓦工﹑漆工以及花草﹑纸扎等,诸多工种,职责也比较清楚。电影置景技术开始自成体系,在专业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成型木工是置景工艺的主要项目负责人,他依据美术师平面设计图纸要求,画出场景平面图的景位﹑区域等平面地线,并参照美术制作图纸,以木材为主要材料,按照木材的各种特性和具体要求,预制(包括地台﹑结构房架﹑门窗﹑廊柱﹑楼梯及山型框架等)部件。成型木工需要掌握木做材料的物理性能,继承﹑发扬木做工程的传统技术工艺,合理使用材料,将门窗﹑地板等制成布景成品,将木质框架与三合板材料加工成规格化﹑标准化的工具景片,运用“积木式”生材度量备品,随意组合,可搭建标准建筑规格备品。在木质构筑框架上,再钉上树皮﹑麻布或塑料山片。塑型瓦工利用泥土、石膏或聚苯泡沫(就是人们俗称的“白色革命”),在成型工艺的基础框架上预制﹑装饰﹑完善布景部件,加工搭建布景。成型方式大体有以下四种:①注塑成型:以塑料为原料,运用注射机成型为各种零星部件,如花草﹑树叶等。运用“模压抽塑机”工艺(聚乙烯)复制成所需要的部件,如浮雕花饰﹑墙面虎皮石﹑条石﹑瓦当以及成片的瓦顶等。②泡沫成型:将泡沫(聚苯乙烯)用电热丝加工、切割成各种形状的部件,如砖﹑瓦﹑浮雕饰等。③玻璃钢成型:用玻璃钢原料加工制作布景,是装饰布景的一种造型手段,也是制作树叶﹑屋顶房梁架﹑砖块﹑瓦片等较为理想的置景材料。制作步骤是先根据图纸设计要求,用胶泥塑造出部件原形,再用石膏复制出“阴模”(为了便于组装,其“阴模”要根据所制作部件的形状分解成若干块),然后以树脂为主要原料,用石棉布为辅料,在“阴模”上涂一层树脂贴一层布,待树脂稍凝固后,从“阴模”中取出晾干,切去毛边即可。如果制作立体部件则需把两块以上的部件,粘合到一起磨掉毛边。④聚氨脂(喷塑)成型:此工艺主要用于山、石﹑树皮等不规范布景造型成型上,它的生产过程是由两种原料在一定的温度下,通过专用的喷塑机吸收混合液体,喷到布景外形上,瞬间膨胀成型。 (三)通过前期布景工作的仿制并组装到金、石、木、土各式浮﹑凹﹑透、镂雕等建筑部件后(见图1、图2及图3),涂绘漆工模拟完成各式建筑及金﹑石﹑木﹑土质地与色彩效果;在成型﹑泥塑所完成的布景框架上,运用水粉色﹑广告色﹑石膏﹑油漆﹑乳胶或其它涂料,通过喷﹑绘﹑涂﹑表等工艺,给新搭制的场景做出生活痕迹和生活气氛。布景涂绘工艺关系到影片的布景基调和生活环境的真实感。布景的色调大多以中间色居多,以使场景浑厚稳重。遇有场景“做旧”,则需按要求特殊作加工处理,如:年久失修的建筑物墙面﹑破损剥落和灰暗色彩、与人经常接触部位的残旧﹑寂静深院中的青苔等,达到风吹﹑日晒﹑雨淋的自然效果。“做旧”大都采用火烤﹑水洗﹑油色﹑涂刷打磨及化学原料处理等方法,并把握“做旧”的分寸感和准确性,使之达到符合剧情的时间﹑年代所要求的生活环境和逻辑,见图4。运用绘景技术,以“喷绘”或幻、投影灯等手段造成场景空间延伸的效果,与所搭制的布景相结合,构成影片所规定的场景。如:天幕上喷绘出蓝天白云﹑晚霞等景象,以及在按所搭制场景的透视﹑比例和色彩关系,表现出延伸出来的街道﹑村落﹑宅院﹑山川﹑河流﹑树木等景色。花草纸扎人员用纸﹑绢、塑料等材料,仿制﹑组装﹑陈设各种花草树木。特殊时,置景还要融合一些其他工艺的协调合作,最终完成影片所要求的殿堂庭院﹑亭台楼阁﹑以及风﹑霜﹑雨﹑雪等特有的艺术效果。景随人移,宛若自如,达到制作景与自然景的和谐统一。在制作颠簸式布景时,要造成晃动效果,如行进中的火车车厢、轮船船舱、飞机驾驶室、座舱以及地震等场景,应在其下部要装有半圆形物体或地面弹簧等装置。拍摄时通过操作,造成摇晃、颠簸效果,颠簸的节奏和运动方向等要符合剧情、符合观众的观感,达到以假乱真、真假结合的效果,造成景物在景中的运动全貌,给人以真实感。运用海波或凡士林以及“玻璃净喷剂”等三种材料制作玻璃窗冰花,其中以目前市场上销售的“玻璃净喷剂”最为方便,具体方法以涂抹或喷、刷为主。运用硫酸镁、硫酸胺、精盐、大白粉、白灰粉、石膏粉、晴仑棉、白脱脂棉等,制作雪地场景及屋顶雪,用铺、撒、喷、粘、贴等方法,即可单独使用,也可二种或二种以上配合使用,根据“景”的要求进行。制作树挂,用水、泡沫灭火器等材料,冬季以喷、撒水后冻结为最佳效果;其他季节则采用泡沫灭火器喷、撒等。屋檐冰挂,则用玻璃管加工成长、短、粗、细形状各异的空心“冰瘤”,在冰瘤尖头的顶端留有Ф1mm的小孔。在拍摄前用无色透明的尼仑丝或钓鱼线,将冰瘤悬挂于屋檐口的滴水下即可,若需要融化滴水的效果,可在拍摄前由冰瘤上口注入水,即可达到滴水的效果(见图5)。 (四)总之,置景技术的应用,从制作手段到选材,都是为电影布景制作所沿用,并且已被全国各电影制作单位所接受。置景技术工艺在手段上也日趋精良,施工工序也大都采用了机械操作,如花草﹑树叶﹑浮雕花饰﹑墙面虎皮石﹑条石﹑瓦当以及成片的瓦顶等的制作。运用成型机将聚乙烯塑料通过加热抽风方法制成各种所需要的零星部件,用电热丝将泡沫(装填材料)加工切割成各种形状,复制成所需要的备品。特殊加工可使用便携式电动工具,高空作业则使用液压升降机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由于技术设备的进步,置景制作人员的 劳动生产率也得到提高,潜力得到进一步挖掘。通过置景加工的各种风格样式场景,再现银幕形象更自然﹑更含蓄,更丰富并富有意境。置景贯穿全剧的环境,运用了建筑艺术形式并借鉴大自然环境中的典型部分或抽象、或具体的几何形体、线条、平面、曲线等各部分的比例、对称、色彩、质感、韵律等统一和变化;从而获得庄严、雄伟、明朗、神秘、恐怖、幽雅、亲切等艺术气氛。在《马可?波罗》、《末代皇帝》、《火烧圆明园》、《红楼梦》、《骆驼祥子》以及《茶馆》等一些非常有影响的影片中,置景发挥了重大作用,电影布景制作工艺也因此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并由此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置景技术高潮再现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电影思维理念方式的转变,一系列情节新奇﹑怪诞﹑场景的变幻莫测,有强烈声画效果的影片相继问世,连同推﹑拉﹑移﹑摇等诸多摄影艺术表现手段的运用,布景制作也已进入“全方位”的立体场景阶段,置景人员的业务范畴已与过去有较大改观。置景部门在影片拍摄前,则要了解影片的建筑结构﹑场景之间的衔接以及表面效果的基调﹑风格样式,并依据美术师的设计图及分场景单体设计图样要求,编制全片场景的总预算,组织指导置景工程人员,准备置景材料,预制场景部件,加工与搭建布景,并对场景施工与工期负责。一部影片往往要有几个乃至十几个场景,而这些场景的体现都需要置景工程人员通过形体﹑色彩效果等多种造型,以虚实相间的技术手段,从局部到整体进行全面细致的加工、处理,使之切实符合剧情要求,以此烘托、映衬出人物的内心世界,达到最终的布景艺术效果。如在完成“好莱坞式”科幻电影《五行战士》布景制作时,为提高影片布景质量,决定放弃以往所贯用的泥土﹑石膏等材料,选用了当时比较先进的SPRAY-FOAM材料,它的生产过程是由黑白两种液体原料在一定的温度下混合,瞬间膨胀成型,膨胀系数为1∶30至1∶50不等。这种材料主要用于制作大树表皮、藤条、土坑、窑洞等等不规则表面效果。具体做法是:先用麻布、丝网、塑料表皮等做外形,然后通过专用的喷塑机吸收混合液体,“喷筑”到布景外形上,即刻发泡成型。树及藤的形状不规范,只好根据需要,边“喷筑”边造型,最后达到了“生命绿活泉”、“活泉河流边”等诸多场景的效果要求(见图6)。“FIBRGLASS”及“PLASTER”等材料也大量运用,制作了反派战车内貌(见图7)效果得到了多方认可。其以假乱真的程度让目击者叹为观止。布景制作一要讲快捷,二要考虑成本,主要目的是要达到最初的设计要求。为此,需要有娴熟的技艺,巧妙合理地利用空间,科学地安排场景的平面布局,使之有效地占用拍摄场地面积。要尽量缩短更换布景的时间周期,利用借景、改变布景等手法,努力扩大纵深空间,使布景更富于层次变化,造成“一景”多用的目的。要准确无误地体现出场景空间造型,以反映布景的时代变迁和时间推移,进而达到改变环境气氛的目的,将移置的布景环境真实完整地再现出来。如《卧虎藏龙》“聚星楼”一景是在“祠堂”场景的基础上改建的,其场景质量不仅得到了认可,同时又节约了制作费用,缩短了拍摄周期。置景技术是直接为电影服务的,是电影艺术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部分。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布景在制作思维、实践方面应得到进一步认识。对人体有害,且污染环境的置景材料终将被绿色环保材料所取代。制作工艺也许会在不久的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淘汰。今天的电影已经向数字化发展,其以假乱真的技能要相当完备,因此,布景制作必将融合一些特殊工艺。像在影片《天脉传奇》中,搭建制作“卡尔家”(见图8)以及《恋爱中的宝贝》中的酒吧(见图9)场景时,除了运用传统工艺外,还大量运用了不锈钢工艺和加胶钢化玻璃制作工艺。这些工艺在以前的布景制作上我们从未接触过,通过与钢铁研究院以及特型玻璃厂的多次研究,反复实验,最终完成影片所要求的防破裂玻璃地面。此玻璃作为地面既可爆裂,又可承载两吨以上重量的摄影升降器材。同时开发利用了建筑业运用的耐冲击、无碎裂的“JS”复合材料,快速凝固成型。法国影片《最后时刻》(见图10)的场景利用PLEXI-GLASS材料,制作新型不锈钢效果墙面,钢架屋顶自动关闭系统。《天脉传奇》玻璃舞台上的背景活动板,用SERIES材料制作物品柜自动升降系统,通过微机操作,设定时间程序,让其自动转动,而且舞台灯光自动升降(见图11),实现了银幕形象的最终艺术效果。 三、置景技术的发展与未来 虚拟场景的构成,则是通过细致加工的景物,以蒙太奇手法有机地组合起来的虚拟场景。随着未来数字电影的逐渐发展,提高电影置景工作者的专业素质尤为重要。未来的电影布景制作,必将使用新型环保材料,如电影《功夫之王》大殿以及西安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晁衡舘”场景,都是利用易溶于水的丙烯酸(俗称水性油漆)装饰的表面效果(见图12、图13),利用置景技术的展示功能,将其延伸到电影文化的建设中,并通过高科技声、光、电的艺术处理,加大对模拟制作景物﹑景观的科技含量和艺术含量,使之起到美化电影场景模拟建设的作用。今天的数字电影技术,已经对电影工业的生产、制作等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当下的数字技术语境,痕迹。搭建场景要预留摄影机运动机位,如《情迷大明宫》的场景“含元殿使节大潮会”(见图14),长安城“太液池歌舞大会”的场景(见图15)。对电影布景制作、建筑装饰都有了新的要求。以前电影场景惯用的竹帘、纱帘、线垂帘等效果很能表现当时的生活环境,但在数字电影场景里,就不甚理想,影片画面会出现爬格的现象。因此,数字电影布景在材料运用上要有选择,既要符合剧情,又要适合数字电影布景要求。IMAX3维立体影片场景的制作,首先要了解IMAX3维影片的特点,即:超大、场景与特效的结合或叫合成技术的特殊性,以及景深、运动方式等。在场景搭建中,首先要突出精细考究,尽可能地将影片场景的深度空间与浅度空间表现出来,处理好场景细节。在所有的施工场景中,不能有一点穿帮痕迹。搭建场景要预留摄影机运动机位,如《情迷大明宫》的场景“含元殿使节大潮会”(见图14),长安城“太液池歌舞大会”的场景(见图15)。置景专业在IMAX3维领域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需要尝试各种未开发的新型材料,特别是像三菱系列的SERIES的标准建筑材料,隔音、隔热、阻燃的LIKEAIR铝塑材料,它是透明度高、重量轻的PC中空材料。它的广泛应用,这正是置景专业艺术不同于其他建筑艺术形式之处。突出了电影置景是既源于生活的建筑艺术而又高于生活的建筑艺术形式。它不仅需要有一定的置景艺术修养,还要有娴熟的造型艺术和组织管理才能。当今社会,知识的释放已经产业化、系统化,高科技知识已经成为社会经济竞争的主要力量。置景行业也将面临高科技布景的挑战。只有拥有专业的知识培训、严格规范的项目管理,才能提升置景工程的艺术质量,从而使置景施工、调度、管理等诸多环节提升至新的高度。置景人应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调动社会各方资源,除延伸传统写实工艺布景技术外,更应努力开拓数字电影布景制作技术,努力将环保、节能、低碳材料及工艺运用到未来3D电影布景制作中来。置景人除了将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应用于未来布景制作中外,更应在电影布景制作专业上树立创新意识,精益求精、拓宽视野,在置景技术上创造出独特的行业发展模式,以适应未来数码电影的发展,为置景工艺谋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并最终赢得观众的喜爱与尊重。 四、结束语 自主创新、自主研发电影场景技术,才是中国电影技术发展的健康之路。在即将到来的2013年里,要直面困难、团结协作,让所有的电影工作者共同开创电影技术产业化、信息化、国产化的新局面。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置景人的不懈努力与追求,置景技术与艺术必将迎来更加辉煌的明天 电影论文:电影放映员上访原因、问题、政策和建议 一、电影放映员上访问题怎么回事 1、上世纪70年代初，各级政府和文化主管部门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普及农村电影放映的指示精神，组建了电影放映队，且颁发了相关文件和管理条例，明文规定公社电影队是基层政府的文化宣传事业单位。全国各省市（港、澳、台外）于1974年前后相继建立。2、放映员的配备也是按文件精神每队2-3名，由政府和上级文化主管部门从应届初、高中毕业生、民办教师、退伍军人中择优选拔的，应具备能写会画，吹拉弹唱等条件，经严格考核、体检和业务培训后持证上岗的专职电影放映员，这一群体当时的确优秀。从70年代开始直到现在，一直坚守在农村电影放映这个艰苦的岗位上。为党的文化宣传事业工作了一辈子，无怨无悔，默默奉献了一辈子。3、由于形势的发展，近一时期电影受电视录相的冲击，使这一群体无用武之地，设备闲置，市场痿缩，但政府从未下文解散电影放映队，国家尚未取消农村电影事业，且在振兴之中，这一群体应随之并存。 中国首批公社放映员的历史遗留问题，是关系到民生民意，以及社会稳定的大事。广电总局及文化部等有关部门已出台过文件精神要求各地予以解决，近年来此事引起全国老放映员的各级上访案件频频出现，也引起了报刊电台，电视台等媒体的关注。为此广电总局在12月18日又就此问题召开了由广电总局，国家信访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文化部，以及部分省信访局长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就老放映员的历史遗留问题做了分析研讨。这些七十年代的老公社放映员，在当年农村文化阵地上风里来雨里去，为广大基层群众送去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食量， 二、部分地区对电影放映员的政策 一是凡是在一九七七年前参加放映工作，一直坚持电影放映十五年以上，并持有“三证”、“一证明”的同志，按机关事业单位一般工作人员完善养老保险及医疗保险。“三证”、“一证明”是：1由山西省电影公司加盖钢印的《山西省电影放映证》。2由山西省文化厅加盖钢印的《山西省电影放映技术资格证》。3由原雁北行署文化局盖章的《山西省电影放映单位登记证》。4由所在乡镇府于年前为其本人出据的“证明情况”一份。二是凡是一九七七年以后参加放映工作，工作年限又不满十五年的，可参照国有企业、二轻企业改制职工安置补偿标准办法处理。三是以上经费，按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均由各县区财政和乡（镇）财政解决。四、解决乡镇放映员的待遇问题事关文化事业发展和稳定大局问题，政策性强，影响面广，各级政府一定要责成文化、财政、劳动、人事、乡镇有关部门认真摸底，严格把关，坚决杜绝虚报、漏报现象。五、在处理此问题时，应注意掌握“公开摸底、公平对待、公示结果、平衡周围”的原则，通过报纸等新闻媒体向社会进行最少两次的公示，接受社会监督，以免新的矛盾产生。 三、电影放映员上访情况 这群人现已年近花甲，随着年岁增高，其职业病遂渐出现 从起，这一群体相继上访，有的地方领导说上面没有文件难解决，有的文件已过时，没有可操作性。据调查，在这近十年的上访时间里，有些地方政府已产生了一些局部的解决方案，例如浙江省的台州市、山西朔州市，相继出台了相关的解决方案，且已实施，收到了稳定社会的最佳效果。 四、做好电影放映员稳控工作的建议 10月10日，市政府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对全市乡镇文化站辅导员电影放映员上访要求的处理意见》(忻政办发130号文件)，对全市各县(市、区)解决乡镇文化站辅导员电影放映员的上访要求提出了具体处理意见。今年1月18日又下发了《关于尽快落实忻政办发130号文件精神的通知》，同时组成督查组赴各县(市、区)进行了为期一周的专项督查。多数县(市、区)积极行动，对文化站辅导员的问题，提出了具体处理意见。如偏关县已将文化站辅导员趵生活补贴提高到每人每月500元，并列入财政预算。但有些县(市、区) 对乡镇文化辅导员电影放映员的问题处理缓慢，致使乡镇文化辅导员电影放映员多人多次到省和市上访，要求落实忻政办发)130号文件精神，切实解决他们的编制、待遇问题。鉴于此，市人民政府要求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要按照忻政办发130号文件精神，认真对待，专题研究，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和措施。同时提出如下补充意见： 一、对于过去多年从事乡镇电影放映工作的人员，已与当地县、乡政府形成事实上的劳动关系，但现在又无法解决编制和录用的人员，应根据《劳动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和《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劳部发19941481号)第九条、第十一条规定予以辞退，并由当地财政部门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 二、对于连续从事乡镇电影放映工作满三十年以上的乡镇电影放映员，应考虑到他们大部分步入中老年，工作无着落、生计窘迫的实际困难，可由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出资加入到养老保险体系。 三、由于乡镇电影放映员的问题自七十年代至今已近30余年，涉及人员构成较为复杂，且各县(市、区)的情况也有较大差异，所以在资格认定方面必须由县级人事劳动和文化主管部门严格把关，依据由当地乡镇以上政府部门审批生效的录用聘用审批表、工资发放表或工分补贴记录对当事人予以登记和年限认定。 要求各县(市、区)扎实细致做好工作，认真帮助解决乡镇文化辅导员电影放映员的具体困难，确保不得形成集体上访。 电影论文:论电影的跨文化传播与字幕翻译 1. 引言 当《功夫熊猫》将中国功夫与国宝熊猫融入美国式成长故事登上票房排行版的时候,当《阿凡达》改变传统的观影理念,将人们带入3D、IMAX影视技术时代的时候,当《泰坦尼克号》时隔15年再一次强势卷土重来的时候,观众不仅享受到了电影的盛宴,也感受到了电影做为文化纽带的巨大作用。 做为文化的载体,电影不仅 仅通过屏幕效果来实现其跨文化传播作用,电影字幕的翻译也为其顺利进行跨文化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2. 电影的跨文化传播 2.1电影的传播属性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趋势从经济领域开始席卷全球,在社会、文化等其他领域也开始了日益深入的全球化交流。全球化语境下,电影艺术不再是单纯的物质存在,它必须服务于其社会本质。这决定了电影艺术的多重属性:电影不仅仅是一一种大众传播媒介、一种艺术形式、一种影像语言,还是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同时也是一种文化产业。 带着它的多重属性,电影的传播模式打上了工业时代营销模式的烙印。电影成为了一种商品,它的传播行为必须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使观众乐意为获取较多信息和视听享受而付出较高金钱和较长时间。做为传播的艺术,要做到艺术的传播,电影必须在传播的5W模式,即who(谁),says what(说了什么),in which channel(通过什么渠道),to whom(向谁说),with what effect(有什么效果)的5个W中找到最优化的组合,才能够完美地完成传播功能,实现商业价值。 2.2电影的文化特质 每一部电影刻上了制作者的文化意象,具有独特的文化特征,如张艺谋电影对视觉审美的追求、对城乡差别的关注;周星驰电影中草根式的无厘头搞笑;吕克贝松的新巴洛克电影风格和独特的叙事策略;卡梅隆对科技创新的执着、对人类命运和责任的审视、对危机意识和人性的思考。然而在全球化的形势下,为了满足国际市场的需求、赢取更好的票房成绩,影片的制作方开始进行跨文化交流的尝试。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2008年席卷全球的《功夫熊猫》,这是一部以中国功夫为主题的美国动作喜剧电影,它以1.3亿美元的制作成本,在全球取得了超过6亿美元的票房成绩,其中海外票房过4亿美元。傲人的票房让人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一次美国价值观念的成功跨文化传播,同时也反映出全球观众对承载丰富文化特质的电影产品的接受性与包容性。 2.3 电影与电影受众的文化主体性及其差异 电影传播过程中涉及两大文化主体,即电影产品和电影受众。 一方面,电影产品充当影片制作组织的发言人,它向电影受众传递着制作组织的价值观和精神。另一方面,电影受众是其所处文化的产物,带有特定的文化印记。人的生活环境由特定文化构成,告知他们道德和行为规范、赋予他们价值观和人生观。但是,在电影的跨文化传播过程中这两大文化主体在文化特质来源、特点和话语权等几个方面是存在差异的。 首先,电影产品、影片的制作组织与电影受众身处在不同的文化中,有着各自的经历和经验,受不同行为规范的约束,受不同价值观的影响,这造就了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电影两大文化主体的特殊性。其次,电影属于大众传播的一种,其受众的特征类似于大众的特点: “(1)规模的巨大性(2)分散性和异质性(3)匿名性 (4)流动性(5)无组织性(6)同质性” [1]。因此,做为意见领袖即影片制作组织的产品,电影的影响力与话语权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电影受众个体。 2.4 电影跨文化传播的可能性 电影受众在面对电影产品时,不仅获得娱乐服务,而且会解读它所提供的各种信息,如文化知识、消费理念、价值观念及生活范例。这个过程中必然存在文化的交流和对话,当然这种对话的单向性较为突出。 在进行跨文化传播时,电影的制作团队需要考虑两个文化主体在文化特质上契合度。当契合度较低时,文化分歧就会出现,分歧得不得调解,文化冲突就可能产生,这将直接影响到电影产品的票房收入。然而,即便处于不同的文化环境中,人文关怀却是世界性的,是全球观众都可以理解的,如对人性光辉的赞美、对人性扭曲的控诉、对自由追求的肯定等等。正如电影《刮痧》的导演郑晓龙所说:“各种文化在浅层次、在表面上虽然千差万别,但当涉及人本身,人本性,比如亲情、家庭层面时,则是相通的。”[2] “最伟大的艺术作品应该触及现实生活的问题和任务,触及人类的经验,总是为当代的问题去寻找答案,帮助人们理解产生那些问题的环境。”[3]找到民族化与国际化两者之间的“契合点”,是实现电影跨文化传播的重要策略。 影片《卧虎藏龙》将中国老百姓的“平民英雄”情结浓缩在武侠精神中,承载在中 国人的精神追求与价值取向,这正好与西方文化的骑士精神不谋而合,这种契合是该片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使其一举获得2001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等四项奖项。 中国不乏“盗”类题材的电影,但多是山匪路霸,或是绿林好汉,“外海内陆”的地形结构让国人对欧美的海盗文化知之甚少。然而相关知识经验的缺乏反倒刺激了他们对此类电影的 期待与需求,《加勒比海盗》系列电影将黑暗世界里最富有活力、最自由的海盗文化展示给中国受众,在中国大受欢迎,据世纪环球在线网站统计,影片《加勒比海盗4:惊涛怪浪》(Pirates of the Caribbean: On Stranger Tides) 在中国上映第22天就突破了4亿人民币的票房。[4] 3. 字幕翻译 作为跨文化交流的工具,电影承载着多方面的文化意象。每一部影片都是一定时期的历史文化、一定区域的社会生活或者一定人群的风俗人情的反映。[5] 电影中的语言是其所属社会文化的产物,必定要受所属社会文化的制约,显现该社会文化的特征,烙上其文化的印记。由于中西文化间存在社会制度、道德信仰、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多方面的差异,文化差异越大,跨文化传播时的挑战也越大,无疑电影字幕翻译处理不同文化意象所做的努力也越大。翻译的优劣影响着观众的理解和欣赏,是电影跨文化传播成功的重要因素。 3.1 什么是字幕翻译 字幕翻译即影视中把原语的对白以共时字幕的方式译为目的语,通常位于屏幕下方[6]。由于字幕翻译不仅可以大大节约成本(费用仅为配音的十五分之一)[7],而且较译制片来说,更能节约制作时间,加速电影的上映速度,尽可能快地实现全球同步公映,因此近年来字幕翻译在中国也日益盛行起来。在实现经济利益的同时,字幕翻译还能让目的语观众体会到最真实的异国情调与语言魅力。字幕提醒观众正在经历双重体验——他们不单在看电影,同时也在阅读它[8]。 3.2 字幕翻译的跨文化传播属性 电影字幕的翻译是通过大众媒介完成电影跨文化交流的手段之一,它具备跨文化交流的特性。 传播学界普遍认同传播过程就是信息的流动过程。为进军海外市场而进行的字幕翻译,它的跨文化传播过程可看成是一个由电影制作团队、所译电影、字幕译者、字幕和海外受众因信息传递而组成的系统。然而,该过程的参与者是各自所在文化的产物,“在潜移默化中成了 那个文化的一份子,接受了那个文化的习俗、观点与世界观。这些深深藏在一个人头脑中。他进行传播活动,他的文化业伴随在身边,藉着语言,也在语言中反映出来” [9]。 为了帮助海外受众更为准确地理解演员对白,享受电影的视听刺激,字幕译者在这个信息传递过程中,充当了“守门人”的身份。1947年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发表了生前的最后一篇论文《群体生活的渠道》,对“守门人”的概念予以理性的阐述。他认为信息在传播过程中总是沿着包含有检查点即“门区”的某些渠道流动,而“守门人”的主要作用是选择和过滤他所接到的信息。做为“守门人”的字幕译者,他决定着字幕信息的取舍,起着是否传递及如何传递字幕信息的重要作用。 “一个人的艺术审美心理易于和表现他所属的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的艺术作品共鸣,同时由于求奇、求新和渴望了解陌生这一系列心理因素制约,也愿意接受他种地域,异族文化形成的艺术作品……”[10]中西文化由于地域和历史等原因两者存在显着差异,电影中也存在着不符合海外受众口味的文化因素。为了使两种文化对话更加顺畅,字幕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对文化进行过滤,保证海外受众在理解对白的基础上,享受到异域文化带来的别样感受。 3.3 字幕翻译的特点 首先,字幕翻译具有传播媒介的特殊性。电影的信息传播媒介是多元化的,它依靠画面、音乐、文字等方式传递丰富的信息,给电影受众以视、听刺激,电影受众凭借眼、耳所接受的语言和非语言的信息来欣赏电影。字幕翻译的文本必须与其他信息传递形式互为补充、协调一致,才能充分展现影片的艺术性。其次,字幕翻译文本呈现的短时性。众所周知,字幕的显示需与画面同步,配合演员的讲话速度,随情节更换。因此,字幕翻译的长度需适合观众的阅读速度,严格控制长度。最后,口语化是字幕翻译的重要特点。字幕翻译主要是针对电影对白。对白在语言类型上属于口语范畴,所以字幕翻译文本要通俗简洁、清晰自然。 3.4 字幕翻译受到的限制 通过分析字幕翻译的特点,不难看出字幕翻译受到的主要限制之一就是时间。字幕翻译将对白转化为电影受众阅读的文本,但是一般来说,人们的阅读速度比讲话速度要慢,为使字幕翻译文本跟上演员的讲话速 度,配合画面要求,尽可能同镜头同步切换,简洁性便成为成功的重要因素。另外,字幕翻译还要受空间的限制。画面上字幕过多,必定会喧宾夺主,影响画面整体美感,影响观众的审美体验,削弱影片的艺术性,因此,通常每一个画面上,“字幕最多不能超过两行,否则就占去太多画面,而每一行的字数也要受到屏幕宽度的限制”[11]。第三,字幕翻 译不同于文学翻译,它的时效性决定了不可能对它进行加注处理,无法使用语言类注解。然而,与字幕同时出现的画面、音效等却为电影受众的理解带来了丰富的提示。这三大主要限制对电影字幕的翻译构成了巨大挑战。 3.5 字幕中文化信息的翻译方法 3.5.1 直译 字幕译者在海外受众能够接受的前提下,将原语对白中的文化词原封不动地移入到目的语中,通过屏幕上的剧情为译文进行注解,方便受众体会真实的异国风情以及文化内涵。 在《老友记》第七季第五集中,罗斯向菲比要回他公寓的钥匙,菲比明明拿在手中,却说没有时,有这么一段对白: Ross:“It’s right there!” Phoebe:“Ok,Sherlock!” Sherlock是中国人非常熟悉的小说人物——大侦探夏洛克·福尔摩斯。学苑音像出版社的中英文对照版本将它翻译成“侦探”,但如果能直译为“福尔摩斯”,一方面不会影响中国观众的理解,另一方面也保留了对白的幽默特色,很好地诠释了菲比的性格特点之一,即常说出(更多是唱出)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话。 在《阿凡达》中当Grace从实验连接设备上下来,工作人员用这么一句话提醒大家“Here she is,Cinderella back from the bal1.”字幕译者将其直译为:“这会儿灰姑娘参加舞会回来了。”对于“灰姑娘”和她的舞会,中国观众十分熟悉,译者采用这样的译法比直接说Grace实验结束回来更能活跃气氛,人物形象更加鲜明。 3.5.2 意译 在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存在巨大差异时,为了让海外电影受众取得与原语观众相同的语境效果,字幕译者有时会采用意译的方法,把译语文化放在高于原语文化的位置,体现译语文化及语言特征。 《阿凡达》中当新一批的士兵被送到“潘朵拉”星球上,打开机舱,老兵们是这么说的“Look at all this fresh meat!”,译者没有将“fresh meat”译为“鲜肉”,而译成了“菜鸟”,这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文化的缩影,也更好地体现出老兵们的不屑与傲慢。对于危机四伏的潘多拉星球,能生存下来的老兵自然会有这样的优越感来表达不屑。这样的译文让老兵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另外,虽然Jack双腿瘫痪,但仍能面对挑战去“潘朵拉”,所以军官对他的到来和坚持表示肯定的时候说“You got some heart,kid,showing up in this neighborhood.”译者译为“能来到这里,你还满有种的嘛”,用“有种”代替直译的“内心坚定”,这样就把一个铁血战士的无畏与勇气写得更为贴近生活。 又如在《闻香识女人》的结尾处,史雷德上校在全校师生面前为查理辩护,他说:“Boys, inform on your classmates, save your hide. Anything short of that, we're gonna burn you at the stake? Well, gentlemen. When the shit hits the fan, some guys run and some guys stay.”(男孩们,出卖同学,明哲保身,否则我们会干掉你?哦,先生们,当大祸临头,有人逃跑,有人留下。) 这段文字中“burn you at the stake”所蕴含的文化背景知识非常丰富。《圣经》中谈到犹太人最初的法律就是:亵渎神明罪和重婚罪的人要被施以火刑;公元前6世纪雅典人的第一部法典也规定用火刑来处死重罪的人;在中世纪文艺复兴之前的欧洲,由于信仰的关系,火刑也是非常普遍的,那时候被判火刑的人一般或多或少和宗教联系在一起,他们一般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烧烤而死。译者没有直译为“我们会将你烧死在火刑柱上”,而是用“我们会干掉你”的表达,不仅利于中国观众理解,同时也把权势之人排除异己的狠劲刻画得十分到位。 3.5.3 替代法 根据功能对等理论,“重构”是解决文化差异的方法之一,指将源语的深层结构转换成目的语的表层结构[12]。电影翻译中,影片中如有海外受众无法接受的词语或文化意象,那么译者可以选用译语中与原片艺术最相似、最贴近的,同时又能让观众易于接受的词语来替代。 《老友记》第七季第13集中莫妮卡向罗斯抱怨父母在他们搬出后把罗斯的房间奉为圣殿,而将自己的房间改造成健身房时说: Monica:“I got to say,a tanning bed and a stack of Victoria’s Secret catalogues,not a gym !”(我得说,一张日光浴床和一堆内衣画册,算不上是健身 房!) Victoria’s Secret(维多利亚的秘密)是美国顶级内衣品牌,它的名字是魅力、浪漫、纵容及女式内衣的代名词,据说该公司每分钟的内衣销量高达600多件,但中国观众对其不一定都很熟悉,因此译者使用替换法,用“内衣”来代替这个品牌的名字,使这句话的意思一目了然。 又如第5集中瑞秋向乔伊许诺送他十件拉尔夫 ·劳伦的衬衫,她说“I’11 give you ten free Ralph Lauren shirts.”Ralph Lauren是个有着浓浓美国气息的高品位时装品牌,无论潮流如何改变,它永远流露出一股自由舒适而华贵内敛的气息。做为Ralph Lauren的时尚顾问,出身千金小姐的瑞秋自然会选择该品牌来送朋友,译者考虑到中国观众对该品牌的认知度问题,用“名牌衬衫”来替代它,处理方式与上例相同。 当然,这种译法的缺陷之一就是削弱了原文的文化内涵,但考虑到前文所述字幕翻译所受的限制,这样的替代可以说是较好地完成了跨文化信息传递任务的。 4. 结语 做为大众传播的重要方式,电影已经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桥梁,成为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字幕翻译是这一力量得以顺利传导的重要工具。字幕中蕴含着原语文化中的多重信息,如物质文化信息、社会文化信息、宗教文化信息、语言文化信息等,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为有效传递这些信息,保证电影的可观赏性,进行字幕翻译时要结合其自身特征,充分考虑各种限制因素,将海外受众的心理诉求、审美期待等纳入翻译体系,灵活运用各种翻译方法,从而保证字幕各种信息的等效传播,为争取海外票房做出贡献。 需要指出的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各种文化从多方面、多角度进行对话,文化包容度增大,同时电影受众的欣赏水平不断提高、对艺术的理解日新月异,字幕翻译时可考虑对文化信息更多地采用异化策略,更好地保留电影中的异域风情。 电影论文:浅谈在英国看电影的论文 这两年往英国走得多,英国的电影院也进去了好几次,感触颇多,随手记下,和国内的电影娱乐环境作个比较。 英镑一张电影票 首先是票价。国内电影票价虚高,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当然,这也有客观原因。全国整体银幕数量较少,使看电影并没有成为老百姓的一种日常业余生活形式,加上盗版猖獗,进电影院并不是绝大多数人的习惯。这就导致整个电影工业的不景气,投资者对市场没有绝对的信心,就不会花大价钱开那(文秘站:)么多的电影院,从而银幕数量仍然不足以支持每年产出的所有影片,更不要说把商业电影、艺术电影分级播放了。这种恶性循环,使得国内的电影票价一直维持在一个较高水平。以杭州、上海、北京等大城市为例,平均一场电影的票价约为人民币70元;从全国范围来看,平均约在50元。以当年国内票房最高的影片《英雄》来计算,该片全国票房约为2.5亿元人民币,平均票价50元,全国观影人数约为500万,仅占中国13亿总人口的0.4%。而只要过千万元人民币的影片即可算是成功,观影人数仅为20万,占全国总人口0.015%。 那么我们看看英国的电影票价。平均来讲,在英国上映的影片,无论是英伦本土作品或是好莱坞大片,票房能够超过3000万英镑即可算作是票房大卖的成功作品。可是英国的电影票价平均仅约为3英镑,也就是说,一部成功的作品观影人数可以达到1000万人,占英国总人口的17%。而像哈利波特系列那种超级大片,票房可超过7000万英镑,即观影人数达到2300万,超过全国总人口的40%。这种比例和国内比起来,简直让人惊讶得合不拢嘴。 很明显,英国愿意去看电影的人比我们多。那么,是因为他们比较有钱吗?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数字对比。按大城市中产阶级计算,国内人均月收入可达到5000元人民币,平均一张电影票50元,占月收入的1%;英国人均月收入2500英镑,平均一张电影票3英镑,仅占月收入的0.12%。那么,我们可以轻易看出为什么电影票便宜。 电影论文:都市题材电视电影的喜剧化类型 摘要:其实早就注意到电视电影中的一些喜剧因素,如《青春与共》《天天有太阳》《河沿儿》等。今年年初,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播放的电视电影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恰恰又是几部以都市生活为题材的、带有明显喜剧色彩的轻松愉快的影片,如《翻身》《装修良缘》《十全十美》《从心相恋》《失恋联盟》等,让我不由自主地要拿其中制作精良的电视电影比作优秀的低成本电影。虽然从1999年电影频道在电视节目中电影资源匿乏的情况下开始投资拍摄电视电影到现在,电视电影经历了风风雨雨,逐渐获得了不少专业人士的认同,“华表奖”“金鸡奖”中还设立了电视电影的专门奖项,电影频道也专门为电视电影设立了“百合奖”,可谓成绩斐然,但由于电视电影数量多,难免良荞并存。在很多人眼里,稍显粗制滥造的电视电影仍然不算是能与影院电影同日而语的艺术作品。但是,近期的几部具有喜剧色彩的影片却让我由衷地感到电视电影在探索过程中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而都市题材电视电影的喜剧化是其中较显成绩的一方面。 关键词:都市题材 电视电影 喜剧化类型 电视电影成本低,平均每部影片的成本约为50万元人民币,即使用高清晰数字摄像机拍摄制作,平均成本也不会超过100万元。在这样低成本的制作氛围中,都市题材电影的喜剧化是有其现实的土壤的。首先是成本回收容易,创作者不必背负各种沉重的压力。据有关资料表明,电视电影只要在电影频道黄金时间播出一次,就可以通过广告收回成本,因此,“只要你选择好剧本题材、制作班底,别偷工减料,认真去做,就不用担心回收问题,可以把精力放在制作上面。”①其次,创作人员云集。国产电影的现状使得很多电影从业人员加人到电视电影的制作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属率先拍了两部获奖影片《王勃之死》和《阿桃》、最先在电视电影中站稳脚跟的青年导演郑大圣②;还有一些徘徊在电影大门之外的年轻人,可以借助电视电影传达自己对人生的看法和生活体验,如《从心相恋》的编剧邱怀阳,就是从自己熟悉的角度潜心编写了这个讲述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的婚恋生活的故事。 再者,喜剧容易讨好。电视电影独有的播放形式,无论对创作人员还是受众来说,喜剧都是一次令人愉快的体验。“拍摄过程很轻松、很愉快,跟玩儿似的,……”③而某学院一位讲师在看完影片《翻身》后,兴奋地说:“很久没有看到过这样一部能让我从头笑到尾的电影了。”在生活压力日益加剧的今天,对喜剧的需求反映出人姗视电影】们对轻松、释放的需求。轻松、明快的喜剧自有相当的市场。 但既然是低成本,制作就有相应的制约,除了众所周知的不能用35毫米胶片,不可能有高科技,不会有大明星加盟之外,在题材、选景上也受到一些限制。大多数创作者都是生活在都市的年轻人,从自己周边比较熟悉的生活中寻找创作素材是顺理成章的,同时从性价比上考虑也符合低成本制作的要求。因此从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场景通常选择在寓所、街道或城郊等地,很有一些“新现实主义”的特点。像《危险时刻》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叫郭第一的谨小慎微的男人在面临歹徒时还叫嚷着“一停二看三通过”,结果被见义勇为的、当出租车司机的妻子刘蔓所不齿,夫妻之间产生了矛盾。最后郭第一通过具体的机智英勇的表现,化夫妻之间的隔阂为理解。影片的主要场景就是出租车、办公室、家、街道、歌厅等公共场所。 鉴于上述原因,都市题材电视电影的喜剧化,似乎可以成为电影频道自觉不自觉的策略倾向。 下面就2003年初的几部影片,谈谈大体印象。 意想不到的情节设置 喜剧电影通常以普通人的普通生活为题材,用较夸张的手法,意想不到的风趣情节和幽默诙谐的语言刻画人物的性格。而喜剧化,顾名思义,就是用喜剧手法使影片具有喜剧效果。因此出乎意料的喜剧情节是一部好的喜剧化影片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 《翻身》是其中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设置的几个情节看似普通,如三个贼在公共汽车上公然抢劫,替察抓了贼首却又被两小贼给救走了,三个贼抢劫银行等。但是在公共汽车上,当贼挨个抢劫到其中不动声色、见机行事的替察乘客,该替察命令他蹲下的时候,他竟然顺从地蹲下了,同时还传达命令让他的两个同伙也蹲下。这一蹲和这一传达的反常动作,就把整个事件喜剧化了,既把一个刚从监狱释放出来的罪犯还没有完全适应狱外生活的一面在轻描淡写中反映出来,同时也刻画了这三个笨贼的本色:他们并不是那种杀人如麻的恶棍,因此和警察就有了以后的几场较量。他们抢劫银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抢劫,而是不堪忍受警察的羞辱“笨手笨脚没出息”,逃跑之后决定抢劫警察所管辖的片区里的那个银行,让警察在他所在的派出所里“永远都翻不了身”。三个笨贼抢银行纯粹为的是争一口气,这使本来紧张有余的犯罪行为在愚笨的策划中得以消解,他们为抢劫银行特意准备了西服,因为“电影里都那样”;傻乎乎的老二绑架电影明星,在银行里却舍不得她死,私下摘了雷管的引信,还恳求她在自己的衣服上签名……观众不得不为情节中这些峰回路转的设置暴笑不已。 从严格意义上说,以悲剧结尾的《当爱情失去记忆》是一出悲喜剧,但其中的喜剧化因素占了相当篇幅,让人自然地以为导演刘仪伟是以一种轻快的方式在演绎一个爱情故事。典型的段子就是独在北京的丝丝不堪寂寞,夜里给远在长沙的李不肖打电话,李不肖在电话那头假装留言机:“……如再续留言请按1;如不想留言请按2;如想请我吃饭请按3;如需听我唱歌请按4;热烈庆祝北京申奥成功,请按5;坚决拥护手机单向收费请按6;如想知道昨天和前天的天气请按7;热烈庆祝中国足球参加世界杯,仅输9球,载誉而归请按8;如果你觉得电话机信号不太好,请用力摔打你的电话机;如果是丝丝来电,我在家……”我想,此时荧屏前的观众和电话另一端、握着听筒笑倒在沙发上、原本芳心寂寞的丝丝感觉是一样的。李不肖的性格也就在这样的情节设置和诙谐语言中跃然纸上,他和丝丝的感情也因此大大增进一步。 丰富平实的人物塑造 人物是影片的魂灵,人物的身份、职业和性格决定了一部影片的基调。喜剧化的都市题材的电视电影植根于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表现都市平民的原生状态,它所选取的人物通常为都市生活中的各类小人物。有时候,时尚的大众文化也给创作人员提供了足够的影像素材,如广播电台音乐频道的工作人员,如电视演播室的现场直播,如报刊杂志的记者等都在都市题材的电视电影中频频出现。 《失恋联盟》中的宋美美(宋丹丹扮演),带着上幼稚园的儿子和一个香港商客同居,满心盼望港商此次回来能和自己结婚,却没想到港商把两人合买的住所的一半抵给了 公司派来接替他工作的戴思挂(曾志伟扮演),一个长相困难的男。于是一个一心想有家有稳定生活的离婚女人和一个被迫接受“遗留问题”的中年男子住到了同一屋檐下。宋美美先是“傍大款”,后是被欺骗,再后来为了满足虚荣心的需要,和一个小自己十几岁的帅哥产生了“姐弟恋情”,最后终于明白真爱来自自己身边的这个相貌一般、年龄不小的男人。影片具有较浓厚的现代生活气息。宋美美上网和人聊天(虽然网恋是一个俗滥了的话题),四十多岁了,还硬撑着陪小情人到酒吧喝酒熬夜,为了儿子和自己的未来,又希望能找到一个能让自己放心依靠的肩膀。从她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生活在都市里的生动的女性形象:眼看着青春已经逝去,却又不甘心步人即将到来的中年。 (装修良缘》中的刘船,是一个外地的打工仔,没有人际关系,没有文凭,没有在都市生存下去的基本条件,除了一双会做木匠活的手和三寸不烂之舌。而这三寸不烂之舌打动不了想自己寻找装修工人的大学教授庄老师。如果不是因为过天桥时,一个迎面而来的行人推着自行车艰难地上台阶,不是因为刘船本能地走过去帮了一把,他的第一个装修活不知道会在哪里。也正是从刘船那微不足道的一个举动,让庄老师,也让我们看到了被都市生活湮没了的微不足道的打工仔的善良本性。像刘船这样的一个边缘人物和雪村在《当爱情失去记忆》中客串的那个戴墨镜的街头卖艺人,同属于都市的特有现象。他在自弹自唱崔健的歌曲《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时,一个路人拿了他的钱跑了,行人为他打抱不平正要追上前去,他摘下墨镜,拉住行人的衣角,煞有介事地说:“不用追了,我只不过是在做一个实验。我今天在这里已经站了一整天了,一共有一百四十九人给了我钱,只有十四人把我的钱抢跑了。啊,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呀。”而《从心相恋》中的男主角马晓涛(潘粤明扮演)则是一个在父亲的期待中每每失落的独养儿子,没有考上大学,有着一份不能令父亲满意的厨师职业,和一个青梅竹马的同是独生子女的李丹丹过早地结了婚,很快又陷人了买房和生育的尴尬矛盾中,最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离婚。 离婚以后,两人又迅速相互思念,历经波折,总算重归于好,演绎了现代都市青年敢作敢当,勇于直面生活的情感故事。 相形见细的叙事缺憾 影片类型化是赢得观众的捷径之一。一个好的喜剧化故事,必定有一个吸引观众往下观看的开头,如《从心相恋》,影片一开始就自觉地运用了快节奏的平行蒙太奇处理方式,用以铺陈错综复杂的事件和人物关系,以期达到在“前6秒钟之内”吸引观众的眼球;同时要有一个环环相扣,互为因果的矛盾关系,如《翻身》中贼被警察羞辱,贼逃跑后开始策划抢劫银行报复誓察,而倒霉的警察偏偏只有抓住这三个贼才有可能让自己在年底的工作积分中翻身。另外,强化喜剧效果的细节也必不可少,如《翻身》中三个笨贼对《英雄本色》的模仿:在小马哥出征的背景音乐伴奏下,整齐划一地披上西服,英勇壮烈,起到了很好的反讽效果;再如《十全十美》,为了把刘家的调味品放到陈师傅的台面上,刘家奶奶亲自出马,腰缠调味品,和陈师傅来了一场周星驰似的“十全十美”大比试……可以说,这些影片已经努力在朝商业类型片的方向靠拢。 但是从整体来看,这些影片又多多少少存在着一些影像和叙事失衡的缺憾,或者说叙事技巧尚欠火候。虽然《从心相恋》的主创人员在反思自己作品的时候,认为影片后半部分之所以较前半部分平淡是因为自身阅历的局限,“如果再过几年,我们回头来看今天,也许我们会做得更好”。但是对故事节奏总体把握的不平衡更多的倒像是强弩之末,阅历本身的增多既融会在技巧训练的过程中。 郑大圣说得好:“……我认为电视电影可以变成民族影业最后的防线,可以为国产电影留一个人才和观众的蓄水池,使它不枯竭。……拍的人多了,它就有希望形成一股力量,出现一批又一批的从业人员。……”让我们关注一批又一批从业人员,为他们的不断进步叫好吧 电影论文:中国电影中文学经典重写方式研究 小说文本与电影也都以陌生女人写给作家信的自叙方式展开的,这种自叙方式是小说文本的一个最大的特色,在这种自叙的方式下,陌生女人充分表达了对作家的情感,将陌生女人的心理情感刻画得十分的细腻,电影在这方面也充分展示了与小说作家及其文本的默契。一般而言,对外国文学名着的改编都反映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和影响,对各民族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陈和刘象愚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中写道“:研究者更重要的工作是以事实的研究为基础,进一步探讨作家在创作活动中如何把外来因素和本民族的传统以及自己的创造个性相结合,铸造出崭新的艺术品。”也是就说,我们注重文学作品在接受外来影响的同时,不能忽略改编者的主体创性。电影《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的改编的最大独创性体现在将中国特有的民族元素融入到了影片中,显示了中国的民族文化与世界的经典文本对接交流的广阔空间。 小说中是没有明确提出故事发生的背景的,徐静蕾改编的电影则将故事放在了中国动荡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张会军和马玉峰整理的《所有的进步都是在承担责任的过程中得到的———影片〈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导演创作谈》中讲到徐静蕾选择这个时间过程的真实记录“:一开始我是想把它改成一个中国现代的故事,从70年拍到90年,基本上改到三分之一的时候就停止了,因为这个故事后面有一些问题我是无法逾越的,比如没有结婚就生孩子,做一个交际花等情节,放在现代里不是不可以,但要避讳很多东西,我觉得就违背了当初我拍这个电影的初衷。在这个电影里我只想讲情感,至于说社会道德批判,我想把它淡化到最淡、最远的地方去。我跟一些朋友聊天他们给我一些建议,说是不是考虑放到三四十年代,一改之下就觉得很顺利,基本上就可以把我主要想表达的东西放到那个年代里去。”从徐静蕾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首先是为了故事情节进行下去的必要。文本小说中讲到作家R先生以出远门去旅行为由两次从陌生女人的身边离开,如果把这个故事放到当代,这也是徐静雷不愿意的,放在动荡的年代,作家同时具有了记者的身份,面对时局的动荡以记者的身份出现在学生游行的街道上促成了他们的见面,以及为后来作家离开陌生女人都找了一个非常合理的理由,使故事情节非常顺畅地进行下去。徐静蕾将改编的故事放在三四十年代北平的四合院里,可以看做是徐静蕾为了纯粹地表达爱情故事,最有效地接近小说文本,同时又符合了中国人的接受心理。“无论小说或电影,人物必须生活在特定的环境中,事件、情节和矛盾也是发生发展在一定的环境当中。格式塔心理学认为:当眼前物体的形状接近于记忆中的某一形状时,知觉才可能把眼前的对象想象成记忆中的形状,或将二者合并在一起。受众对电影的欣赏也是如此,他们倾向于把自己生活的三维时空模式化后置于意识中,并将其作为观众接受心理的起点。只有影片中的时空环境和生活中的固有环境相近或相似时才有欣赏乃至接受的可能。再则由于审美心理具有保守性及人们的审美意识和审美趣味习惯于按照传统趋向进行。”电影的这种改编是十分符合中国受众的心理的。 电影在进行原有的故事情节的过程中,分散地展现出了很多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文化元素:北京四合院,过生日吃寿面,踢毽子,丢沙包,写毛笔字,过年放鞭炮,吃饺子,街道上运煤的骆驼,人力车夫,玩老鹰捉小鸡的游戏,冰糖葫芦,窗花,旗袍式的棉袍,三四十年代流行的学生头,媒人为母亲介绍继父,女孩子戴在手上的银镯,刺绣,京戏,等等。这些元素无不是包含了中国独有的文化传统,无不是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符号。这些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传统和富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化元素,已不可避免地在现代文明发展的冲击下开始以惊人的速度丢失,而电影这种视觉的盛宴却能使现代的人们在生活的疲惫之余重温童年时代热爱的游戏,重温逝去的美好时光,可以说电影中的这些民族文化元素呈现最大限度地激发了受众者的怀旧情绪。“怀旧的基本导向是人类与美好过去的联系,而在现代性的视域下,这一过去不仅指时间维度上的旧时光、失落的传统或遥远的历史,还指称空间维度上被疏远的家园、故土以及民族性;而从哲学的高度来看,怀旧最重要的还包括人类个体及群体对连续性、同一性、完整性发展的认同关系。”怀旧的情绪让人们重新找到与逝去时光的美好联系,重新找回民族认同感,一切有关朦胧而遥远的回忆在受众者眼中都是具有吸引力的。怀旧是神秘而美妙的,人们在这一情境的感性体验中寄托着某种稳定感、安全感或归宿感以此来弥合在当下现实中感受到的精神失落和人性分裂。在现代人的精神生活中,怀旧具有强大的乌托邦功能。而它形式化的例子在当今社会比比皆是,如古物收藏、博物馆艺术、老照片、老房子、老城市、旧歌翻唱,等等,现代怀旧俨然已经变成了一种商品,成了一种关于过去的工业文化。鲍德里亚把这一切归结为消费社会的必然产物,他认为当今社会是一个消费社会,大众是消费的主体,全部文化都可以作为消费的内容。电影《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片长九十八分钟,而在这九十八分钟内分散地呈现了十多种非常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文化元素,应该说这不是种巧合,而是导演的有意为之,是对怀旧之风成为当下社会一种流行的精神时尚的一种迎合,可以说在影片中的这种独有呈现方式是一种有效的商业运作手段,而对于电影改编而言,遵循观众心理规律:商业运作是无可厚非的。 电影改编还有一个独创之处在于运用了非常富有中国古典韵味的背景音乐,即以琵琶弹奏为主的《琵琶语》。《琵琶语》在电影中出现了三次,第一次是在影片开头作家开始读陌生女人的来信时,第二次是在女孩初次与作家正面相撞并爱上作家时,第三次是在影片的结尾作家读完陌生女人来信展现其感受时。《琵琶语》音乐忧婉、舒缓,旋律简约而不失张力,如痴情女子的声声低吟,颇具感染力和表现力。琵琶声的哀凄注定了陌生女人悲剧痛苦的一生。白居易《琵琶行》中那个“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琵琶女,琵琶曲《昭君出塞》中的王昭君,都是具有悲惨命运结局的中国古代女性,两首曲子都诉说了她们悲戚的故事,琵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富有重要的表现女性不幸故事的独特人文内涵。徐静蕾在世界经典小说文本影响下的电影的改编,不仅让我们重新领略了茨威格这部经典小说自身的独有魅力,同时又展现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化元素,使经典的改编打上了民族的烙印,符合了中国人的接受心理,体现了中国的电影改编者对外国文学经典文本的主体性、独创性解读。我们应该赞赏徐静蕾独创的智慧,这种经典的重写实践“不但使原文本的影响在历时性的接受过程中一再得到强化,一再以新的精神与内容更新旧作,努力达到新的艺术高度;并且把文本始终置于受众视野,使受众怀着重温旧情的预期心态,最终形成良好的传播与接受互动”。(本文作者:陈红 单位:西华师范大学)

职高语文教学论文:职高语文教学中想象力的培养 摘 要: 学生想象力的培养,在语文教学中,教师可以借助阅读教学、作文训练、语文活动等多种方式来进行。对于中职学生来说,这些方法既能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又能达到提高其想象力的目的。 关键词: 职高语文教学 想象力 中职学生 马克思说,想象力是“十分强烈地促进人类发展的伟大天赋”(《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二册)。所谓想象,是人在自己头脑中对原有的记忆表象进行加工、改组而建立新的表象的过程。当人们直接或间接地感知某种外在事物之后,这种事物的表象印在人们头脑中,以后会在遇到机会时重新浮现,并组成、创造为新的形象。借助想象,人们既可以创造出个人尚未接触过的事物形象,又可以创造出现实生活中根本没有或者是尚未出现过的事物。因此,可以说想象是思维的翅膀,没有想象就没有艺术的创造。在职高语文教学中,加强学生想象力的训练,是提高学生语文能力的重要途径。 一、通过阅读教学培养学生的想象力 语文学科重在语言文字的理解,根据文字的描述展开想象,对于加深对课文的理解、培养创造性思维是很有好处的。有时为了加深对课文内容的理解,教师可以让学生对内容进行拓展,通过新的语言文字更具体地进行描述,实现从文字到文字的加深。在这个过程中,思维活动要贯穿其中。结合课文,展开想象,既能引起学生对文章所描述内容产生共鸣,培养学生的情感价值观,让学生学习到作者的写作方法,又能提高学生创造性思维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可以采取多种方法。 1.展开想象,化略为详。 写文章要惜墨如金,教材中许多写得较略的内容,我们可以加以利用。如在这些略写的部分,教师可以恰当地设置一些疑问,让学生去思索、去补叙,这样不仅能启发学生开动脑筋,处于“愤”“悱”的活跃思维状态,而且能加深学生对课文的理解。如《纪念刘和珍君》叙述烈士遇难的经过,有这样一段:“刘和珍中弹倒下,张静淑想扶她,中四弹,其一是手枪。杨德群又想去扶她,也被击,一个兵在他头部及胸部猛击两棍,于是死掉了。”我抛出这样的问题:“她们三人当时处于什么样的境地,为什么张静淑、杨德群敢于救助?”学生很容易得到答案:“危险的境地,因为他们勇敢、相互友爱。”这时,我让学生合上课本,想象当时的情形,三人的表情、动作、心理活动,再让学生用自己的语言写出来。因为学生从影视作品中看到过很多这样的故事,再加上刚才对课文的理解,即使是那些基础不太好的学生多多少少也能写出一部分内容来。这样,学生不仅加深了对课文内容的理解,而且调动了学习积极性,同时也是对学生的一次思想教育。 2.展开想象,化抽象为具体。 职高学生由于种种原因,对于课文中含义深刻、较为含蓄的内容,理解上有一定的难度,教师可以采用想象的方法,化难为简,变抽象为具体,这样既能帮助学生把握课文内涵,又能达到培养学生想象力的目的。如在讲授《邓稼先》一文时,作者说:“假如有一天哪位导演要摄制《邓稼先传》,我要向他建议背景音乐采用我儿时学到的五四时代的一首歌。”作者为什么建议要采用这首歌呢?教师不应简单地把答案直接告诉学生,而要让学生积极思考,展开想象,回忆祖国百年的屈辱史,以及邓稼先二十八年来工作在茫茫戈壁的种种困苦、危险和他为国家作出的丰功伟绩。这样,学生的思维就能实现从感性到理性的飞跃,体会到两弹元勋和祖国、民族的血肉联系,从而认识到并加深对邓稼先身上那种崇高的品格的理解。 3.展开想象,续写课文。 职高生已经有了相当的生活经验,头脑中也已经储备了不少的事物表象,教师可以引导他们展开想象,延伸故事情节,补充作者未言之意,创造自然和社会环境,深化作品主题,使学生由再造向创造转化,是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使他们深入理解文章的捷径。法国作家莫泊桑的小说《项链》,生动叙述了玛蒂尔德借项链、丢项链、还项链的情节,展示了人物的命运及其思想性格的变化。为了帮助学生深入理解玛蒂尔德这个人,把握作品的主题,我要求学生根据玛蒂尔德的性格特点,续写她通过十年艰辛,终于还清债务之后的生活。这样,学生就把课堂上老师分析的内容,通过自己的想象进行了创造,从而进一步了解了时代、社会和人物的关系,了解了玛蒂尔德悲剧产生的根源。 二、通过作文训练培养学生的想象力 1.充分发挥课文示范效应,由仿作到创作。 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认为语言的使用也是一种技能。要让学生,尤其是职业学校的学生掌握运用语言的技能,应该说模仿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方法。当然,这种模仿不仅仅是对作家遣词造句的简单模仿,还应该包括作品谋篇布局、表现手法甚至思想感情等方面的模仿。我们不但要把课堂作为传授知识的场所,而且应该作为培养学生想象能力的主阵地,让学生领悟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情感,揣摩名家们独具匠心的构思技巧,把课文作为范文去借鉴,模仿其写法,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造,从而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 例如在教《白杨礼赞》一文时,教师可以结合课文对白杨树的描写,引导学生挖掘意境,体悟形象、结构之美,使学生思想受到感召,心灵得到净化,感情得到升华。随后让学生模仿课文练习写作,写自己熟悉的事物,如《红烛赞》、《菊花赞》、《树根的联想》等。在讲授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模仿课文正反论证的结构模式,学习写作议论文。模仿名家学习写作,既能解决相当一部分学生不知从何下笔的难题,又能使文章写得深刻、有所创意,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2.借助课堂作文感悟技巧。 苏轼有诗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同样的事物,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就能得出不同的效果。因此,在作文辅导课上,教师应该培养学生多角度思考问题的能力,鼓励学生展开联想和想象。 例如苏教版职高教材第一册的第一篇作文《校园风景线》,学生既可以从头至尾都描写校园美景,又可从校园风景入手,侧重写校园中勤奋读书的莘莘学子,结尾点题“正是他们才是真正的校园风景。”还可以写校园里的园丁,从春到秋,他们勤劳的身影成为校园风景线。所谓文无定法,每一篇文章,都要启发学生从不同角度去构思、去选材,这样才能写出有独创性的作文。 三、通过语文活动培养学生的想象力 1.组织表演性活动,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想象能力 教材是语文教学的蓝本,要培养学生的想象力,教师就应该充分提高教材的使用效率。教材中的不少故事,都可以改写成课本剧。在改写的过程中,学生通过自己的思维,就能把再造性想象升华为创造性想象。例如,我让学生把鲁迅先生的《药》改写成课本剧并进行表演,学生就要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头脑中要有华老栓、华小栓、康大叔等人物形象的心理、性格、行为的表象,甚至人物的服饰、环境的布置等都要了解。进行舞台表演时,借助想象,学生头脑中的形象融入了他们自己的理解,再造想象升华成创造想象。教材中大量剧本更是可以由学生直接搬上舞台。在学习曹禺的《雷雨》时,学生对作品中人物潜台词的理解感到有一定的难度。在讲授过程中,我让学生体会情境,了解那个时代的人物形象,然后进行表演。此时,学生如同身临其境,在头脑中形成了剧中人物当时的表象。这样,既加深了学生对作品的理解,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更达到了培养学生想象力的目的。 2.利用探究性活动,多角度培养学生的想象力。 《中等职业学校语文教学大纲》要求我们要根据校园、社会、职业生活的内容,创设情境,开展语文实践活动,从而达到提高语文应用能力的目的。其实,语文活动的开展,也是培养学生想象力的一个重要途径。语文综合学习活动《与先贤对话》,要求学生选择一位景仰和信赖的先贤,用对话的形式写下和先贤们之间的思想感情交流。这就要求学生自己搜集资料,了解先贤及其成就和他所处的时代,并形成自己的表象。在本次活动中学生仿佛置身于那个远古的年代,一方面了解了先贤的学术成就,另一方面通过想象,语言文字升华为具体可感的形象。语文综合学习活动《走近鲁迅》,要求学生阅读、搜集鲁迅的有关资料,通过小组研究,形成读书报告,并进行多媒体展示。因为是分组展示成果,学生们探究的积极性都很高,全班学生学习热情空前高涨,最后各组的研究成果都令人耳目一新。在本次活动中,学生自主学习的习惯得到培养,也有了显著提高。 创新是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要创新就要培养学生的想象力。语文课堂上,只有重视学生想象力的训练,我们才能把学生引出教材,引向生活,从而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应用能力。 职高语文教学论文:突出学生主体地位提高职高语文教学效率 【摘 要】在职高语文教学中要更好地促进语文教学效率的提升，语文教师必须意识到突出学生主体地位的重要性，并通过创设情境、适时引导和质疑问难，尽可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情感，丰富情感体验，提高语言表达能力，促进学生主体地位突出的同时促进教学效率的提升，并为此而不懈努力。 【关键词】主体地位；职高语文；教学效率 随着新课改的不断深入和实践，语文课堂应该是以学生为主，教师为辅，循序渐进，最终提高语文教学效率。那么，在职高语文教学中如何突出学生主体地位，提高职高的语文效率呢？ 一、致力于语文体验情境的创设，激发学生积极的学习情感 因为职高教学工作的开展主要是提高学生的职业技术能力，所以在职高语文教学中，教学效率的提升必须紧密结合学生所学的职业技能，致力于学生主体地位的突出，这就需要将学生学习的主动积极性调动起来，激发学生积极的学习情感，他们才能更好地在语文学习中自觉而又主动和积极地参与职业技能的学习之中。这就需要教师紧密结合学生职业技术学习的需要和心理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情境的创设，才能更好地促进学生学习情感的激发。 如在语文教学中面授的是学数控技术应用专业的学生，职高语文教师可以预设模拟数控机床操作场景，利用多媒体将数控机床场景展示出来，并引导学生利用自身的语文知识，以小组为单位，将数控技术在实际生活中应用的重要性列举出来。通过展示的模拟操作场景，在创设的情境中引导学生体验数控技术的魅力，从而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而此时就需要教师引导其意识到学习语文的重要性，才能更好地在实际操作中掌握其各专业名词的含义，所以能有效增加学生积极的学习情感，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致力于语文学习引导的适时性，促进学生情感体验不断丰富 为了更好地在学习过程中将学生的主导地位体现出来，教师必须从传统的主体地位转移到引导的作用上。而应将学生摆在学习主体地位之上，切实加强对学生的引导和沟通，学生既要学会还要会学，所以教师在教学中应注重引导工作的开展。但是往往学生在阅读之后不知所云，难以将其作用发挥出来，需要教师充分尊重学生在学习中自主性作用的发挥，只有做到适时引导，才能不断丰富学生的情感体验。但是在教学中，同样应结合学生的专业和所学的内容，这样才能更好地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仍然以数控技术应用专业为例，由于学生大多数是男生，且要求学生具有较强的动手实践能力，而语文属于语言类的科目，所以其优势较差，此时就需要教师在教学中尽可能地做到因材施教。因为很多职高数控技术应用专业的学生源于农村，所以方言较为浓重，普通话也不标准，甚至有的不善言辞，心理自卑感较强，而这就会对其成长带来影响。所以教师应尽可能地引导学生开口说话，采取集体朗读、分角色朗读和个体朗读等方式，并对其在发音过程中的不足及时指出。这样学生就能在教师适时的引导下，促进口语交际能力的提升，也能增强学习的自信心，不断丰富在学习过程中的情感体验。 三、致力于质疑问难的鼓励，强化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为了更好地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尽可能地将高职生的主体地位突出，需要鼓励学生通过实践，敢于质疑问难。这就要求教师将课堂还给学生，引导学生主动积极地参与语文教学实践之中。尤其是应紧密结合高职教学特点和所学的专业，利用语文自身丰富的素材，致力于生态课堂的构建。学生在这样的课堂里，不仅可以畅所欲言，而且还能质疑问难，在促进学生语言表达能力强化的同时更好地丰富学生的思维能力。同样以数控技术应用专业为例，该专业不仅对学生的专业能力要求较高，而且在语文学习能力方面的要求较强，尤其是在听说读写方面的能力。所以为了提高学生的表达能力，就需要在教学中注重学生听说读写能力的培养。 如以数控机械在运行中故障的分析为主题，就要引导学生结合日常所听，将常见的几种故障写出来，并根据数控显示屏中的故障代码读出其具体的故障，对每一种故障的现象进行梳理，最终将其以书面的方式表达出来，从而提高学生的口头表达和书面表达能力。而在这一过程中，就应引导学生质疑故障发生的原因，故障的现象和所包含哪些故障，故障代码后面所包含的真正的含义。通过学习和实践，找出故障的处理方法，最终由教师将学生上交的故障总结报告收上来，随机选取其中的几篇报告，与学生一起研究和分析报告中的观点。让学生将不懂的问题记录下来，及时向教师提问，对于数控技术应用专业的难点，则应加强与专业教师之间的沟通。 在职高语文教学中要更好地促进语文教学效率的提升，语文教师必须意识到突出学生主体地位的重要性，并通过创设情境、适时引导和质疑问难，尽可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情感，丰富情感体验，提高语言表达能力，使学生主体地位突出的同时促进教学效率的提升，为此而不懈努力。 职高语文教学论文:职高语文教学与信息技术整合的模式探究 【摘 要】本文针对职高语文教学及学生的特点，结合职高语文教学与信息技术整合的教学实践，从适用范围、教学程序、模式特征、模式应用条件、课例等几个方面，对职高语文教学与信息技术整合的课堂教学模式进行了探讨，以期在信息化的学习环境下和多样化的学习方式中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断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关键词】语文教学；信息技术；整合；教学模式 计算机的普及形成了全球性的信息网络，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已成为整个社会的关注热点。作为中等职业高中重要文化课之一的语文课程，与信息技术的整合也势在必行。《中等职业学校语文教学大纲（试行）》明确指出：“语文教学中要运用信息技术手段，改善教学方法及评价方式，使中职语文教学在方法、技术和测评观念上与时代同步前进……”职业高中语文教学不仅要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而且要为学生学习专业知识服务，为学生将来的就业做准备。职业高中语文学科与信息技术的整合是依据教学规律而进行的学科教学改革。所谓“整合”，即语文教学中采用的信息技术不是强加的、附带的、可有可无的，它是与语文教学紧密融合在一起的，是提高语文教学质量不可或缺的有机要素。现代信息技术作为促进语文教与学的一种有力的工具，不仅是演示工具、交互工具、个别辅导工具、情感激励工具、信息加工工具、协作学习的工具，更是为语文教学提供丰富的资源环境，促进教学内容呈现方式、学生学习方式、教师教学方式和师生互动方式变革的工具。下面结合笔者的教学实践谈谈职高语文与信息技术整合的几种课堂教学模式。 基于单机的“难点呈现式”教学模式 “难点呈现式”教学模式是信息技术与职高语文教学进行整合的基本教学模式。该模式是教师根据教学内容和学习者的特点等制作或选择符合需要的课件或资源，并在课堂上利用课件演示教学内容，创设语文教学情境，在生动的情境中组织学生开展语文实践活动。在这种整合模式中，教师控制教学进程，操纵教学媒体，学生主要是接受学习，通过教师与教学媒体产生间接的交互。 1. 适用范围 适用于语文课中难于理解、难以呈现的现象和过程等教学内容。 2. 教学程序 3. 模式特征 （1）有助于不可观测、不可再现的过程与现象的直观深入理解。（2）有利于增大课堂容量与密度。（3）有利于扩大学生视野、活跃学生思维。 4. 模式应用条件 （1）教师准备：在校园网上点播或与专业教师合作开发具有突破教学难点功效的动画和视频课件。 （2）学生准备：掌握对课件呈现内容做细微观察和科学概括的方法。 5. 课例――《林黛玉进贾府》 （1）创设情境 上课前，教师播放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主题歌《枉凝眉》，营造氛围，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2）信息呈现，难点解析 教师依次播放从电视连续剧《红楼梦》“林黛玉进贾府”一集中剪辑下来的黛玉下船至宁国府正门、宁国府正门至贾母院及“荣禧堂”的视频片段。在多媒体声、光、色等手段的协同作用下，学生真切感受到贾府的非凡气派及显赫地位。 （3）引导概括，激励求新 教师提议将贾府单个的主要建筑组合成贾府的整体布局。学生兴趣盎然，尝试用计算机中的画图程序把贾府方位图画出来，经教师修改整理后，得出比较完整的方位图。 职高学生语文基础相对较差，对难点的理解有一定困难，而有些知识单纯依靠口语和板书难以使学生清楚地感知并理解。如果采用“难点呈现式”教学模式进行教学，可以增强直观效果，使语文教学情境更生动自然，帮助学生更快地入情入境，从而有效突破教学重点和难点，改变职高生学习上的畏难情绪。 基于网络的“自主探究式”教学模式 “自主探究式”教学模式是让学生围绕探索的问题，自己决定探索方向，用自己的思维方式自由开放地分析、讨论、归纳、验证问题。要求教师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激发学生的内驱力，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多向反馈结构，把学习变成学生内在的需求，从根本上促进学生认知、能力、个性的发展。 1. 适用范围 适用于语文课中以规律概括为目标或以问题解决为线索的教学内容。 2. 教学程序 3. 模式特征 （1）学生可以自主选择学习方式、自行确定学习步调、自由摄取学习信息。（2）在同一教学时间可异步推进学习过程，有利于因材施教。（3）利于教师把精心筛选和加工的多种媒体信息恰当地呈现给学生。 4. 模式应用条件 （1）教师准备：编制文字、图表、动画、视频为一体的多媒体素材，并以相对固定的模块呈现给学生。 （2）学生准备：学生必须具备一定的信息技术技能。 5. 课例――《祝福》 （1）精心备课，导入问题 教师先播放电影《祝福》中祥林嫂被迫改嫁、撞得头破血流的情节，以浓厚的悲剧色彩创设课堂氛围。请学生依据人物形象自主地提出学习任务，从祥林嫂到鲁四老爷，到柳妈，再到“我”，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探究兴趣及学习能力，选择其一作为研究对象，并将自己探究的问题及成果，在网络讨论区。 （2）探究自主，适时点拨 学生根据在网络讨论区的思考题，自主地、积极地投入到对该问题的探究中。此时，教师根据不同学生的需要，提供给学生一些参考网址，并对他们所探究的问题进行适度的指导。 （3）讨论交流，展示成果 当学生搜集的资料已初具规模，教师以提问讨论的形式检验自主学习的成效。教师以祥林嫂、鲁四老爷、柳妈和“我”作为人物分析对象，让学生把各自的研究对象推上课堂教学的舞台。 （4）总体评价，激励创新 总体评价学生对小说中人物进行分析时所采用的解决方案的过程与结果，更重要的是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创新能力、信息素养能力做出评价。为激励创新，教师给学生提出一个新问题：课后借助网络，继续对自己感兴趣的人物做更深入的研究，同时想象一下祥林嫂如果生活在今天这个时代，她的故事将会怎样？ 从职业高中的班级组合来看，学生是按报名时所选的专业来组班的，因此班内同学语文基础差别较大。同一个问题，对有些同学来讲很简单，而对另一些同学来讲则可能有较大难度。教师如果搞一刀切，课堂教学就会出现“吃不饱”或“吃不了”的常见问题。运用基于网络的“自主探究式”教学模式，正是看到学生的个体差异，在教学目标的确定、教学内容的安排、教学结构的设计以及教学方法的选择等方面，允许学生根据自身特点及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层面，学会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不断提高自主学习的能力。通过网络提高学生的信息素养，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教师、学生、教材、生活和媒体彼此互动起来，从而达到学生个体素质的和谐发展。 基于网络的“团队协作式”教学模式 “团队协作式”教学模式是指利用网络以及多媒体等相关技术，由学习者发挥各自的认知特点，通过学生―学生、学生―教师、学生―资源库之间展开。这里的协作是多向互动的，师生互动、生生互动，不仅让学生在能力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协作互补高效地完成任务，而且潜移默化地培养他们的合作精神。 1. 适用范围 适用于语文课中以小组学习、协作学习为方式来解决问题的教学内容。 2. 教学程序 3. 模式特征 （1）和同伴紧密沟通，在协作的过程中完成对学习内容的深刻理解和领悟。（2）在同一教学时间可异步推进学习过程，有利于因材施教。（3）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 4. 模式应用条件 （1）教师准备：熟知与主题相关的主要网络信息及查找方式，能对学生上网提供充分且恰当的指导。 （2）学生准备：具备一定的信息技术技能。 5. 课例――《雷雨》 （1）精心备课，出示目标 《雷雨》是中国现当代戏剧扛鼎之作。以“团队协作”的教学模式学习本文，将对学生的学习产生良好的导向作用。课前，教师要求学生利用课外时间在网络上阅读原著和观看电影《雷雨》。 （2）情境导入，讲授要点 上课伊始，教师播放从影片《雷雨》中剪辑下来的“雷雨之夜”电闪雷鸣的镜头，以强烈的视觉感受和听觉冲击创设氛围。 （3）选择定向，宏观调控 “周朴园对侍萍的怀念是真实的吗？”此题一出，便引发了分歧。教师并不急于发表自己的意见，而是建议学生根据观点，分成正方“怀念是真实的”与反方“怀念是不真实的”两个小组，发挥小组合作的优势，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来证明本小组的观点。 （4）汇总评价，激励创新 经过全组成员的共同努力，两组同学都信心十足，以充足的论据进行了精彩的辩论，课堂气氛被充分调动起来。 为激励创新，教师建议学生课后选择一个感兴趣的研究点，与兴趣相同的同学合作，准备好电子作业。 在职高语文课堂上，往往会出现这种让人痛心的场景：教师在苦口婆心地讲解，而学生们却自顾自地睡觉、聊天。让学生在趣味性、操作性较强的网络环境中以“团队协作”的教学模式进行学习，将有效地改变这种局面。 基于网络的“课外拓展式”教学模式 “课外拓展式”教学模式是指在教师指导下，学生从学习生活和社会生活中选定研究专题，以个人或小组合作的方式进行研究，主动地获取知识并利用知识解决问题。“课外拓展式”的成果可以是一份研究报告或研究论文，也可以是一种见解、一个方案、一次活动等，这些成果比起单一的分数更出彩、更有创意。 1. 适用范围 适用于语文教学研究性专题中以信息收集加工为主要目标的教学内容。 2. 教学程序 3. 模式特征 （1）学生可以自主选择学习方式、自行确定学习步调、自由摄取学习信息。（2）学生可根据兴趣合理安排课余时间，促进学生语文素养的全面提高。（3）学生掌握多渠道收集网络信息的方法，提高信息应用能力。 4. 模式应用条件 （1）教师准备：熟知与主题相关的主要网络信息及查找方式，能对学生上网提供充分且恰当的指导。 （2）学生准备：具备一定的信息技术技能。 5. 课例――《乡愁》 （1）出示课题 教师提前两个星期布置自学任务。 （2）宏观调控 教师指导学生通过网络徜徉诗海，提高自己在诗歌鉴赏方面的素养。 （3）汇总评价 ①设置情境，营造氛围。教师先播放余光中作词、罗大佑谱曲并演唱的《乡愁四韵》，调动课堂氛围。 ②朗读吟诵，激发感情。学生把在网上找到的与《乡愁》有关的朗读资料呈上。教师播放朗读范例，据此指出朗读注意点并指导学生朗读。 ③品味语言，感受诗情。教师指导学生把课前查阅的资料充分利用起来，体会诗歌的语言美。 ④比较阅读，领悟诗意。同学之间交流以思乡为主题的诗歌，并与《乡愁》作比较阅读，进一步感受《乡愁》所具有的独特风韵。 ⑤拓展训练，尝试写作。教师鼓励学生在计算机上展示自己的诗歌作品。 职高学生的文化课学习压力较轻，而他们的精力十分旺盛，对信息技术有极大的兴趣，因此，职业高中语文教师更需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有计划地把学生引向信息世界，引向生活，在有机结合的课内外语文活动中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教学实践证明，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运用适当的信息技术与职高语文课程进行整合，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并为学生提供个别化学习环境，真正做到因材施教。在网络环境下的学习，不仅能培养学生的“自主发现、自主探索”的精神，而且更能培养学生筛选和获取信息、准确地鉴别信息、创造性地加工和处理信息的能力，一改传统的重应试轻素质、重继承轻创新、重讲授轻学习的弊端，是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一个极好机会，让学生积极参与教学过程亦成为可能。 职高语文教学与信息技术的整合，改革了传统的教学结构和教学方式，实现了一种全新的能充分发挥学生特长、张扬学生个性的学习方式。整合后的信息技术与职高语文教学系统中的其他要素之间是“水乳交融”的关系，在整体优化的基础上产生聚焦效应，真正实现1+1 2的效果。 （作者单位：浙江余姚市职成教中心学校） 职高语文教学论文:职高语文教学应重视培养学生的口语能力 【摘 要】当今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也是一个信息社会，越来越重视人们的交际能力，人们已强烈地认识到口语表达的重要。职高生在择业、应聘和工作中，将面对许多重要的口语表达场合，如应聘时的自我介绍、介绍相关的知识和技能。口才对于职业学校的学生来说有着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口语能力 职高生 语文教学 职业高中的学生，他们一毕业就要踏上社会，就要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不论他们将来从事什么工作，都需要有一定的社会交际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这就要求职高语文教学比普高语文教学要更为注重口语交际的培养训练，在此笔者想谈一些自己粗浅的看法和做法。 一、为什么要重视职高生的口语能力 1．重视口语能力的必要性 职高教学的特殊性在于它是就业教学，它培养的是在生产、服务、技术和管理第一线工作的劳动者和初中级专业人才。而技术的进步和劳动组织的变化，对职业教育课程提出了要着眼于提高学生整体素质的要求。而语文作为职高课程的文化基础课程，在培养学生具有从事未来工作能力方面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另外，职业教育是伴随着近代大工业生产的需求而产生的，并始终与个人的生计问题紧密相连。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大量社会劳动者下岗，因而劳动力供远远大于求，这使学生的就业困难在无形中就加大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引导学生学好语文这门与社会交往有密切联系的学科，提高学生的口语能力是十分必要的。学生具备较高的口语能力，给他们求职面试及其将来从事的工作将带来积极的帮助。 2．重视口语能力的迫切性 从职高学校学生语文水平的现状来看，众所周知，由于大学扩招，就业形势的严峻，大部分初中毕业生走向普高。职业学校已不存在录取分数线的问题，生源人数减少，生源质量下降。在目前的形势下，职高学校的招生对象只能是学习的弱势群体，那么，语文基础差是不争的事实。面对这样一些语文学习的弱势群体，如果还只是一味地按照传统的语文教学方法去教授他们，不但不能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反而使学生对语文学习本来厌恶的情绪不断加深，形成学生难学、教师难教的两难局面，最终导致学生完全放弃对语文的学习，其负面影响是可想而知的。要改变这种状况，迫切需要我们语文教师转变教育思想，针对职高学生的特点，加强学生口语能力训练，把语文教学和学生将来的生活和工作实际紧密结合，去努力探寻适合职高学生特点的语文教学的新路子。 3．重视口语能力的可能性 改革职高语文教学，提高学生的口语应用能力，不但具有必要性和迫切性，而且也是完全可能的。小学、初中、普通高中等学校的语文教学，尽管一直在喊改革传统的语文教学的模式，但在升学考试指挥捧的影响下，有相当多的教师还是在喊着改革的口号下，由于患得患失，坚持在走传统教学的老路。而职业高中则不然，虽然有一部分学生要参加对口高考，但绝大部分的学生是毕业后直接走向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讲，职高语文教师改革语文教学是没有后顾之忧的，我们完全可以轻装上阵，改革传统的语文教学模式，去努力培养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使职高生有令社会认可的口语能力，在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市场经济规律面前，职高生的口语能力成为他们谋职的本领，这样就会大大扩大职高生的生存空间。 二、怎样提高职高学生的口语能力 1．发挥语文课堂教学的功能，培养学生的口语能力。 （1）加强课文的朗读和背诵 朗读和背诵是最方便、最有效的口语训练方式。通过这种训练方式，可以使学生发音准确，吐字清晰，声音洪亮，语句流畅，增强语感，从而提高学生的口语能力。 （2）语文课堂教学中，多采用讨论式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口语能力。 我在备课时，就设计若干问题，目的在于投石激浪，引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启迪学生的心智，让他们兴奋起来，在课堂上展开讨论。这种以教学为本，变“讲师”为“导师”，改“讲堂”为“学堂”的课堂讨论方式，更能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强化语言组织能力和口语表达能力，使学生保持思维的积极主动状态，并能借助群体的智慧和作用，多向传递信息和研讨问题，使学生开阔思路，增长见识，相互启迪，共同提高，取得了单纯的课堂讲授难以取得的教学效果。首先，根据实用的原则，对教材内容设置进行调整，对教材中一些应用价值不高、可读性不强的文章进行删减，用与我们学生学习、生活较贴近，能体现可读性与激励性的内容代替。 比如在讲授舒婷的《致橡树》时，根据职高生中有早恋的现象，知道很多学生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于是以爱情为话题，展开爱情、友情的讨论。在活跃的氛围中，学生兴趣高涨地阅读欣赏了这首诗，也感受了舒婷那份执著鲜明的爱情观。这正如《叶圣陶教育论集》中所言：“教师之为教，不在全盘授予，而在相机诱导，必令学生运其才智，勤其练习，领悟之源广开，绝熟之功弥深。”教师只要善于发现学生的兴趣点，并适时地予以引导，为他们创设一种快乐的氛围，学生自然而然也会动起来。 2．开展形式多样的口语竞赛活动，为学生口语练习提供必要的时间和舞台。 一般说来，在职高二年的语文教学中，我采取的是“自我介绍――自由谈论――演讲――辩论”的训练方式，对学生进行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的训练。 （1）高一新生刚进入新的环境。面对不熟悉的老师、同学，先从解除他们的陌生感入手，通过自我介绍、交谈这两项训练内容使他们了解他人、认识朋友、打消忧虑、融入集体、安顿心情。我一般是在第一堂课时先作自我介绍，然后告诉学生“什么是自我介绍？这是语言能力培养的第一部分。接着制定计划：每堂课前3～5分钟作为我们口语训练的时间。不仅要学会怎样说话，还要学会评议。每个同学介绍后通过全班同学评论、打分的形式指正存在的不足，不仅让语言能力差的学生有努力的目标，也让那些可能成绩不理想但表达能力较好的学生提高自信，发现自己身上的长处。以第一次口语训练“自我介绍”为例，先要求每个同学在课后准备“自我介绍”稿，并进行一定的修正。然后用抽签的方式，每节语文课前安排两个同学，评论者往往为2～3名，对两个自我介绍者体现的长处、存在的短处进行评价。这样既需要每个同学学会倾听别人的讲话，学会在倾听的过程中抓住关键，剔除次要的东西，学会全面地分析问题，学会观察别人在讲话时的表情转换、体味表达的内容。所以不仅是要会说，还要会听、会看、会评，是一个很好的综合能力的训练过程。 （2）自由谈论，增强学生口语能力。 这是在自我介绍的基础上的加深，自由谈论的具体做法是：在一个环境里，每次轮流抽一名学生，由该学生向全班同学讲述一件自己感受最深的事，或抛出一个话题，在表明自己观点的同时，其余的同学展开简短的讨论。 这种活动刚开展时，大部分学生都会选择讲自己感受最深的事。因为这种形式，只要稍作准备，同学们都能较清晰的表述事情的经过。话题由身边的小事，到国家大事、社会热点；由青春期的疑惑到对人生观、价值观的理解。讨论完后，教师再实事求是的作出正确评价，肯定好的方面，对不同意见甚至错误观点，以平等的态度，采取探讨的方式，心平气和的进行说理，做到以理服人，保护了学生发表不同观点和看法的积极性。 （3）演讲比赛是全面提高学生口语能力的好方法 演讲比赛是一种“演”与“讲”相辅相成，“口”与“才”互为表里，同时最具审美价值的口语表达形式。演讲比赛前，先对学生的演讲稿进行指导、修改，再对学生的演讲口语表达技巧进行训练，包括语速、语调、停顿、重音等语音性训练，最后对学生的面部表情、手势、体姿等体态语进行指导。因此，演讲比赛既增强了学生的语言组织能力，强化了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还培养了学生的仪表风度、举止言谈，是一种综合性很强的口语训练方式。 （4）论辩训练是学生口语能力的升华 论辩训练是教师指导学生以讨论或辩论的形式发表自己的见解和主张，从而提高学生的口语能力、思维能力和应变能力的一种训练方式。它比一般的演讲活动要求更高。 结合语文教学，我利用课外活动时间，在教学中以小组为单位，分成正反双方，举办一些大家有兴趣的小型辩论会。如“职中生就比普高生差吗”，学生们的积极性很高，发言踊跃，但同时也出现了不少亟待纠正的问题。不少学生没有听清对方的分歧所在就盲目发言，缺乏针对性；论据材料积累不足，准确率不高，有时偏离中心；语言表达纠缠不清，言辞偏执，甚至出言不逊。针对这些不足，我向同学们提出了“稳、准、狠”和“有理、有礼、有节”的原则。经过多次训练，学生的口语能力有了显著的提高。 综上所述，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我们要努力提高职高生的口语能力，可以充分发挥语文课堂教学培养学生口语能力的功能，还应合理利用课余时间，开展形式多样的口语训练、竞赛活动，多角度、多层次的提高职高学生口语能力，这样我们就能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优秀人才。 职高语文教学论文:浅谈职高语文教学的策略 【摘 要】职业高中的学生，是在经过九年义务教育后的初中毕业生，他们是建设国家的重要力量。职业高中的教学目标不同于普通高中，职业高中主要是培养学生的一技之长。职业高中的语文老师和学生应该积极看待语文课程，提高语文语文阅读的教学效率，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 【关键词】职高语文；课堂教学；教学策略 新课程理念下，每个教师都在不断探索着各种有利于课堂教学的优化策略，以期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令语文课堂呈现一片全新的景象。职高语文教学十分强调实用性、实践性特点，强调为专业服务的意识。教师必须善于通过创设一种能够对学生已有心理能力提出挑战的教学环境来完成教学任务，结合教学的具体内容，合理运用情境教学是职高语文教学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职高语文素质教育的最有效的途径。 一、激发兴趣策略 为进一步提升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中职语文教师应当选择不同的教学形式开展教学。教师声情并茂的朗读，引人入胜的导语，授课过程中的旁征博引等，可以极大地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如讲授《纪念刘和珍君》一文时，将林语堂《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中的语句导入新课；简介鲁迅的时候，引入林语堂《鲁迅之死》中的评价。作业也是激发学生阅读兴趣的一个有效手段，讲《水调歌头・中秋》的时候，笔者的一个作业题目是“明月几时有，李卫东的《人类曾经被毁灭》会告诉你一个匪夷所思的答案”，于是学生纷纷下载此书寻找答案，甚至有学生两天足不出户读完了这本书。在教学《祝福》时，教师先播放电影《祝福》中祥林嫂被迫改嫁、撞得头破血流的情节，以浓厚的悲剧色彩创设课堂氛围。然后请学生依据人物形象自主地提出学习任务，从祥林嫂到鲁四老爷到柳妈再到“我”，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探究兴趣及学习能力，选择其一作为研究对象，并将自己探究的成果及问题，在网络讨论区。然后，学生根据在网络讨论区的思考题，自主地、积极地投入到对该问题的探究中。此时教师根据不同学生的需要，提供给学生一些参考网址，并对他们所探究的问题进行适度的指导。当学生搜集的资料已初具规模，教师以提问讨论的形式检验自主学习的成效。教师以祥林嫂、鲁四老爷、柳妈和“我”作为人物分析对象，让学生把各自的研究对象推上课堂教学的舞台。总体评价学生对小说中人物进行分析时所采用的解决方案的过程与结果，更重要的是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创新能力、信息素养能力作出评价。为激励创新，教师给学生提出一个新问题：课后借助网络，继续对自己感兴趣的人物作更深入地研究，同时想象一下祥林嫂如果生活在今天这个时代，她的故事将会怎样？从职业高中的班级组合来看，职高生是按学生报名时所选的专业来组班的，因此班内同学语文基础差别较大，同一个问题，对有些同学来讲很简单，而对另一些同学来讲则可能有较大难度，教师如果搞一刀切，课堂教学就会出现“吃不饱”与“吃不了”的常见弊病。运用基于网络的“自主探究式”教学模式，正是看到学生的个体差异，因而在教学目标的确定、教学内容的安排、教学结构的设计以及教学方法的选择等方面，允许学生根据自身特点及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层面，学会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不断提高自主学习的能力。同时通过网络提高学生的信息素养，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教师、学生、教材、生活和媒体彼此互动起来，从而达到学生个体素质的和谐发展。 二、专业特色策略 正确处理好专业课和语文课之间的教学关系事实上，中职学校的专业课教学和语文教学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从某个角度来分析，丰富的语文知识不仅有助于提升学生的专业技能，而且这也为现代教育发展的内在需求。想要从根本上解决重专轻文的问题，首先要处理好专业课与语文课教学的关系，这样学生才可获得更全面的发展。另外，再结合学生兴趣爱好、实际需求等，强化语文教学，充分挖掘学生的内在潜能。近年来，随着招生政策的变化，职校学生的文化素质相对较差，缺乏良好的学习方法和习惯。因此，在语文教学上尤其要注意培养学生自觉学习的习惯。为此，我利用学生的专业特点，鼓励学生进行探究性的学习。在花卉园艺专业讲“调查报告”这种应用文体时，我鼓励学生到市场搞一个调查报告。这种作业弹性大，学生发挥的空间也大，大家都愿意做，乐意做。这种探究性的学习活动，不仅可以培养学生实事求是、追求真理、勇于创新的科学态度，还让学生在搜集、阅读资料的过程中，锻炼了自己理解和运用语言的能力，同时也锻炼了思维能力，提高了教学效率。语文教师与专业教师要密切配合，在配合中实现语文教学与专业教学的“阶段性”同步提高，语文教师提供资料，专业教师形成相关的技能练习资料库，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使之真正做到把语文素质提高与专业技能水平提高的有机结合。以学生的专业发展为本，应让学生从分数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必须摒弃原来的考评体系。我建议把教学的评价重点放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之中，把教学的重点放在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上，而不是单一的考试卷上。所有考试、测验都要重专业能力，重专业知识的运用，反对死记硬背。？要看能力；不是单看一张标准化试卷，而是要从听、说、读、写、专业运用能力多方面综合评价。语文教师应根据各自学校的培养方向，勤于思考，引导学生积极进行质疑、分析、解决问题，锻炼学生的思维，为其将来踏上社会奠定基础。如感人至深的《一碗清汤荞麦面》，大多数教师都将授课的重心放在“表现了母子三人在突然遭受厄运之后顽强不屈、奋发上进的精神”上，却很少有人关注饭店老板人性化的经营之道。对于中职学生来说，后者的价值显然要大于前者，不仅能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更能为将来的工作提供一定的指导。 三、多种手段策略 现代社会呈现高信息化特征，语文课堂教育也面临新的挑战，积极运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是时代的必然要求。一是运用多媒体进行教学流程设置，告别单一的板书教学时代；二是充分利用网络资源的共享性特征，可以进行语文视频教学，播放知名作家讲座，将阅读、口语及交际能力的培养融为有机整体，提升学生学习兴趣，从而优化语文课堂教学效果。在语文课堂的教学中，要结合教材充分利用图片、投影、电脑等现代化手段为学生创设贴近生活的真实情景，为学生提供环境背景，这样有助于将所学语言知识迅速转化为学生的综合能力。还要讲述与之相关的历史性的小故事，帮助同学们加深理解。在媒体的配合下，教师要充分利用录音机、光盘及电脑等多媒体设备进行语文教学，为学生提供真实的、实际运用的场景。这种形式改进了传统枯燥的教学模式，同时多媒体网络突破了信息的时空限制，提供真实的实用场景，生动直观地培养能力。通过多种渠道，充分调动学生的表达积极性和学习欲望。使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掌握教学内容，培养他们的自学和语言运用能力。职业高校语文学科的教研第一线人员一定要积极主动发挥聪明才智，铺设多种教学路径，构筑提高以语文学科为代表的人文学科综合素质能力的平台。 职高语文教学论文:新形势下对职高语文教学的探索 【摘 要】职高语文教学由于教学理念的不清晰，以及教学目标的不明确，导致目前的教学存在很多的不足，教师对现阶段职高语文教学缺乏明确的认识和科学的见解。为此，笔者立足教学实践，多方探究当前职高语文教育教学的不足，并就这些问题对症下药提供几点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新形势 职高语文 教学探索 语文作文一门基础性的文学类学科，不仅是学生文学素养的体现，更是学生对中国文化了解程度的体现。传统的语文教学过于重视对学生成绩的培养，而忽略了在学习过程中，对学生学习能力的引导。然而实际上，只有真正提高学生的语文学习能力，学生的语文学习成绩才能够得到长远的保障。另外，语文学科是其他学科的基础，提高语文学习能力也有利于其他学科的学习。职高语文教学的教学质量得不到有效提高，不仅有教师的原因，也有学生的原因。 一、职高语文教学现状分析 在传统的职高语文教学当中教师对教育的理念存在问题，对教学的目标不明确，教学任务不清晰，教学方式传统落后。下面笔者将会从上述几个方面围绕教师和学生两个主体来展开具体的描述。 首先，根据笔者的调查显示，很多职高学校的语文教师，尽管已经处于授课阶段，但对于职高语文教学的性质仍未建立明确的认知。他们认为职高学校的学生文化水平低，将来工作的性质也决定了他们对文化素养的要求也不是很高，所以教师在授课过程当中会不自然的降低对他们的学习要求。也就是说，在语文教学的实施过程当中，职高学校的学生和普通院校的学生相比，并未接受完全的语文教育。这实际上对职高学校学生在教学上的不公平。职高学校的学生也需要接受完全的语文教育，也需要经受文化的熏陶，也有对语文知识的诉求。因此，在实际的教学过程当中，职高语文教学老师不仅应该提高对自己的要求，也应该提高对学生的要求，还应传授给学生尽可能多的学生语文知识，逐步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 其次，对教学的目标和本质不明确。教学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学生，提高学生的学科能力，而不仅仅在于对学生成绩的单方面进行要求。成绩固然重要，但成绩只是一时的，在学生人生生涯中影响更大发挥更多作用的还是知识。提高学生学习的能力，有效培养学生优良的学习习惯才是教学的意义所在。由于传统教学认知观念的偏差，导致我们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往往过于依赖成绩去判定一个学生的优良，进而导致学生也过于看重成绩，对其学习的影响。拥有好的学习成绩，只能证明学生在某一个阶段学习状况的优良，而并不能作为判定学生学习能力的唯一标准。学习知识并不难，掌握知识不简单，灵活运用知识才是考察学生学习水平的有效标准。更何况职高教育区别于普通中学教育，其主体直接面向社会，更需要提高学生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以及操作的能力。学习语文，不仅学习的是字词，古诗学习的更多的是价值观，文学素养，以及对文化的感知力。 最后，疏于对学生情况的考虑。教师教学往往过于依赖自己往年的教学经验而非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制定适宜的教学策略。这导致教师的教学观念往往不能与时俱进，更新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我们需要明确一点，学生需要的才是我们应该大力推广的。因此，教师在具体的授课过程中，必须要考虑学生的接受情况以做出合适的选择。 二、改进职高语文教学质量的方法建议 （一）明确教学目标 语文作文一门文学类学科，应当对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产生熏陶。就是在教课过程当中就应该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去学习语文知识，不仅是课程内的语文知识更包括课程外的名人名言，历史故事等等可以提高他们文学修养的内容。这些内容博大精深，不仅可以培养学生对学语文学习的兴趣，有效提高学生的涵养，以及学生的文化水平与思想道德水平。教师要明白，语文教学的任务不仅在于传授给学生课本上的文化知识，更在于通过不同的途径和渠道增加学生的文化知识面，让学生经受语言的熏陶，了解中国文化的魅力，感知语言艺术的丰富与美好。教师在课上应当通过课程内的某一篇文章帮助学生增加对某一事物的认识与感知。更应通过对学生学习习惯，学习观念的引导，培养学生的价值观，助学生开拓视野，培养品格，冶炼情操，增强学生对于学习和人生的乐观和自信，帮助学生通过学习，实现人生价值。 （二）考虑学生情况 在教学的整个过程当中，教师和学生作为教学系统内互相影响的两大主体，其相互关系相互矛盾，但同时对立统一。教师是知识的传播者，是知识的话筒；学生是知识的接受者，是教师的聆听者。但同时，学生反过来也可以影响教师的教学。学生对于教师的反响，对于教师的教学会产生不可磨灭的作用，既可以监督教师的教学也可以有效帮助教师提高自身的教学水平。因此，教师在教学的过程当中，一方面要考虑学生的接受情况，另一方面也应重视学生的反响。考虑学生的接受情况即尊重学生的主体差异。 教师的教学应当考虑学生的心理生理特点，科学合理地制定适宜的教学方案。比如，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吸引中学生注意力的最有效办法就是讲学生感兴趣的事，做学生感兴趣的事。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当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关注教学，帮助学生找到教学的兴趣点。另外，教师要注重教学的反响，即在于对学生接受情况的考虑。在课下，教师要多与学生沟通了解学生对于课堂的想法，通过学生的反馈完善教学的不足，多问学生学到了什么，没有学到什么，以此为标准不断完善课堂设计。学生说我想学修辞，想写好文章。那么，教师在授课的过程当中就应适时考虑学生的需求，通过PPT，文章解析等方法帮助学生了解与修辞相关的知识。 （三）适时转变方式 时代在不断发展，教学观念在不断进步，教学方式也在不断的更新。因此，我们的老师应站在时代的起点上，立足现实生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根据学生的需要适时转变教学方式，以努力提高教学的水平。现代社会传媒种类多种多样，新媒体灵活多变。广告，电视，电影都不同程度地传达了现代文学需要，教师可以充分利用这些大众传媒作为有效提升学生语文水平的途径。另外，学习离不开生活。可以定期组织学生进行郊游，在现实生活中培养学生对语文的感知；也可以组织学生共同参观博物馆，体验历史文化的魅力。 总之，在职业高中的语文教学当中，学校应当充分重视语文教学的重要性，努力提升学生的文学素养，提高职高语文教学的教学水平，在发现语文教学现阶段不足的基础上，弥补不足，解决问题，不断完善教学设计，优化职高语文教学模式。 职高语文教学论文:多媒体课件在职高语文教学中的利与弊 【摘 要】信息化教育应该在先进、正确的教育理念指导下，选择合适的信息技术手段，开展有效的教学，它的本质是教育理念与信息技术的有机融合。多媒体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应该起到辅助作用，而不能喧宾夺主，影响学生对于知识的吸收以及独立的思考。教育理念先行，巧用信息技术，提升教学效率，展现信息化教育的优势，这才是信息化教育的本质。 【关键词】职高；语文；教学；信息化；教育；多媒体 何为信息化教育？南国农先生曾经精辟地概括为这样的公式：现代教育思想理论+现代信息技术=信息化教育。可见，信息化教育不只是信息技术，它需要在先进、正确的教育理念指导下，选择合适的信息技术手段，开展有效的教学，它的本质是教育理念与信息技术的有机融合。 许多像我一样的一线教师往往把目光放在教学信息技术的操作上，把原来的课堂板书变成了精美绝伦的课件。在职高语文教学中，我们经常运用多媒体辅助教学这一现代化教学手段。这样做，课堂讲授的容量增大了，课堂氛围也的确热闹了，但所运用的信息技术对教学效果的提高却不明显。 从事职高语文教学多年，我在信息化教育中不断进行实践与反思。最初，我将信息化教育理解为制作精美的课件，以图片、声音、视频等吸引学生。然而，在实践中却发现自己虽耗费了不少精力做课件，但教学效果与传统教学却差别不大，“吃力不讨好”的结果让我开始重新认识信息化教育的本质。经过不断探究，我认识到，信息技术需要在先进的教育理念指导下与学科教学有效整合，方能有效地为教学服务。和传统教学模式相比，多媒体辅助教学有着明显的优点：文章可以制成丰富多彩的多媒体课件，实现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多种媒体的展示功能，改变了“一支粉笔，一张嘴”的传统教学模式，提高了课堂教学效率，深受师生欢迎。的确，课件的出现，拓宽了教与学的时空，缩短了教师与学生的距离，为我们提供了无限宽广的教学天地。随着计算机辅助教学越来越多地走进语文课堂，在课件制作和实际教学中，却存在着些许不足。 重视先进手段，轻视先进理念 语文学科以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为最终目标，这种语文能力的养成是以学生的积极主动参与为基础的。而在实际语文教学中，我们却经常发现以媒体信息的展示来代替学生积极主动思考的情况，这完全是违背语文教学规律的。另外，我们也看到为了追求辅助教学的表面热闹，有的课件采用了大量无关的图形、图像、音频等信息，背离了教学大纲的要求。课文被搁置一边，一堂课下来，只见活动的热闹，不见文本的有效阐发、挖掘和共鸣。而且，课堂上教师欠缺随机点拨环节，不能有效引导学生的思维方向。结果，这样的课堂只是让人感觉“热闹得空洞”。 有时为了片面追求多媒体辅助教学，甚至形成“无多媒体不成新授课”的局面，而其所用的多媒体课件，只是简单的文字加图片。所谓计算机辅助教学不过是用计算机代替教师的传统板书罢了，这反而让教学失去应有的灵活性，缺少了与学生感情的交流。尽管教学内容的呈现图文并茂、生动活泼，但在教学策略、教学方法的创新方面存有明显不足，大多是传统教育思想、教学模式、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电子化、声像化翻版，多媒体成了花架子。因此，我们不应只满足于将多媒体作为一种“新鲜事物”，而应该明白，计算机在课堂教学中像黑板粉笔一样，是一种教学工具，教师选用的辅助媒体必须是解决问题的最优势媒体，课堂教学如果能够很好地处理，就没有必要一定使用多媒体。 课件成为“主体”，教师变相“电灌” 要使多媒体发挥高效作用，取决于教师在教学中对具体教学环节的调控。教学内容、选择的媒体是固定的，而学生却是多种多样的。当某些学生遇到某个教学难点或疑点时，若只用多媒体机械地重复，不能因人而异，不能深入浅出地进行细致讲解，那么教学效果往往大打折扣。这时，若能穿插教师的讲授，随点随讲，随讲随映，则会因教师语速、语气的不同，使学生有新的收获。因此在使用多媒体辅助教学之前，教师应作必要的讲解和启发，使学生知道看什么，怎么看，听什么，怎么听。在教师的精心指导下，引导学生思考，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使他们主动积极地从中获得知识，充分体现出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这样做也是突出了多媒体的辅助功能。同时证明，“多媒体不能简单地替代教师的授课”这一重要教学指导思想。教师往讲台上一站，操作电脑一屏一屏地显示，学生在下面静悄悄地看，屏幕上光影闪烁、色彩斑斓，伴随着悦耳动听的声音，非常有趣；学生则静静地囫囵吞枣，“全盘”接受，食而不化。这样做，无疑将多媒体变成了代替教师向学生灌输知识的机器，变“人灌”为“机灌”，甚至“人机共灌”。用这样的课件上课，学生似乎接触到许多东西，实则在轰轰烈烈的背后，根本就没有记住、理解任何东西，更谈不上去反思、创造了。 着眼教学速度，忽略课堂效果 运用多媒体进行教学，在直观化、形象化方面绝非传统教学手段所能比，因为它所营造的由形象、色彩、声音等构成的综合氛围，使学生“身临其境”、倍感真切，从而大大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然而，大量教学实践表明，音像手段运用于语文课堂，如果控制不当就会成为干扰因素。 例如，教学有关名山大川、花木鸟兽的课文，教师不惜花费大量时间精力来制作课件。这些课件虽然让人耳目一新，一时间能带给学生强烈的视听冲击，引起多感官的兴奋刺激。但其占用的课堂时间，远远超过学生对文本解读或运思动笔的时间。在许多“观摩课”上，学生看看录像、听听音乐、谈谈感想，似乎“有声有色”，热热闹闹，却往往成了中看不中用的“作秀课”，既占用了过多的教学时间，也淡化了教学目标，喧宾夺主。 视听代替朗读，形象限制想象 多媒体课件集声音、图像、文字等多种信息于一体，极大程度地满足了学生的视听等感官需求，极大激发了学生对多媒体课的兴趣。于是很多教师便在这一方面大做文章，在课件中集中了大量声音及图像信息，并在课堂上充分运用。但这样一来，学生的思维反而受到了限制，不利于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以《我的空中楼阁》一课为例，文中对小屋及周围环境的描写，正是对学生进行想象力训练培养的好时机。譬如：“我的小屋在树与树之间若隐若现，凌空而起，姿态翩然。本质上，它是一幢房屋；形式上，却像鸟一样，蝶一样，憩于枝头，轻灵而自由！”作者形象地表现了远看小屋掩隐于树木之中的情状，像鸟蝶憩于枝头，静中显动，轻灵自由的形态跃然纸上。可在多媒体课件上，当读到这一段时，画面上出现了一只小鸟，一只蝴蝶，这反而会使学生的想象力受到局限。借助影视画面，最多只能帮助学生加深对课文“写什么”的理解，而对于“怎么写”则少有触及。尤其是对更基本、更重要的“用什么写”，即作者借以表情达意的语言材料的探究和把握更是不足。所以，教师务必及时凭借画面的内容，引导学生进行对比性的语言文字的“回放”和“还原”――回归文本，探究作者是运用哪些语言材料和艺术手法，来塑造人物或描绘景物的。这才是语文教学的重点和根本任务。 李克东教授对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提出了三个基本点：第一，要在以多媒体和网络为基础的信息化环境中实施课程教学活动。第二，对课程教学内容进行信息化处理后，使之成为学生的学习资源。第三，利用信息加工工具让学生重构知识。对照这三个基本点，我巧妙地运用了多媒体课件、相机（或有拍摄功能的手机）、网络，实现了传统教学无法展现的内容，提升了语文教学的效率，真正彰显了信息化教育的优势。 综上所述，现代信息化教育强调的是信息技术与课程的有效整合。教师运用信息技术的时候，要认真思考这些技术是否为学生营造了更好的信息化环境，是否为学生提供了更有效的学习资源和工具。教育理念先行，巧用信息技术，提升教学效率，展现信息化教育的优势，这才是信息化教育的本质。 职高语文教学论文: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研究 【摘 要】大学语文教学改革是个较大的系统工程。文章对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教学改革进行了研究：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的首要任务是还大学语文人文性的学科性质；教材编写要以渗透民族文化，张扬人文精神，陶冶审美情操为指导思想；教学方法要灵活多样，尤其要充分利用现今的影视资源。 【关键词】大学语文教学改革 人文性 教材编写 教学方式 大学语文教学改革是个难题，高职高专的大学语文教学改革更是难上加难。这种现象与大学语文的学科定位、现有教材的不足以及教学方式的单一化有着绝对的关联。随着人们开始对高校人文教育长期缺失状况进行反思，大学语文这门课程已经成为对大学生寄托人文关怀的载体。而高职高专院校的大学语文却还在人文还是工具的学科性质间游移不定。作为高职院校大学语文课程教学的一线教师，笔者想从学科性质、教材编写和教学方式三个方面谈一谈对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的看法。 一、高职高专院校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的首要任务是还大学语文人文性的学科性质 当前对于高职高专院校大学语文的学科性质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强调人文性，有人强调工具性。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简单，“语文”二字对于中国人来讲，涵盖的内容太广了。强调人文性的人认为职业院校学生在人文素质的高低和知识面的宽窄方面与普通院校的学生有较大差别，因此，职业技术院校需要加强人文教育，需要把提高学生人文素质作为重要任务，这是语文的责任；强调工具性的人认为职业技术院校的学生要加强语文作为工具的实用性学习，强调写作能力和表达能力的提高，这也是语文的责任。这样一来，大学语文就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我们承认有些学生不会写请假条、申请书一类的浅层次的应用文，但如果大学语文仅停留于对中学语文“欠账”的“补课”的话，一定会受到多数学生的抵制。高等教育的目的是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大学语文是高等教育的基础课程，应是一门较高层次的语文课，应该体现文化的传承和思想的升华。当然，会写简历，不写错别字，具备基本的阅读能力，这是学语文最基本的要求。在高职院校开设实用写作类课程可以很好地体现语文作为工具的实用性特点。所以大学语文是人文性重要还是实用性重要不该成为争论的焦点。 其实，大学语文的人文性和工具性完全可以通过两部分内容体现出来。篇章阅读赏析侧重人文性，同时注重实用性；而写作与表达则侧重语文的工具性，无须再争。撇开工具性的负累，还大学语文人文性的学科性质，大学语文才能够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传承文化，升华思想的重任。 二、教材编写要以渗透民族文化，弘扬人文精神，陶冶审美情操为指导思想 教材编写应以文学史为线索，以渗透民族文化，弘扬人文精神，陶冶审美情操等为指导思想。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把人类优秀的人文素质内化为学生的人格、气质、修养，使之成为学生生命意识中相对稳定的内在品质。也就是要引导学生如何做人，包括如何处理好人与人、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处理好自身的理性、情感、意志等方面的问题， 为学生今后走向社会，参与竞争打下安身立命的精神基础；同时，对于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提高学生的想象能力、思辨能力以及感悟能力等都有直接的推动作用。 （一）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传承传统文化 作为人文学科的语文在构筑学生的精神世界，提升学生的人文素质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传统文化的内涵则包含在古今优秀的文学作品中，它汇集着本民族文化中种种最基本的知识，诸如政治、经济、军事、宗教、哲学、历史等社会科学知识，乃至各种自然科学知识。其中有传统的道德文化、礼仪文化、审美文化、音乐文化等，有传统的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更有中华民族传统的性格、精神和意志品质。 儒家传统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试想一个不爱自己的家，不爱自己家乡的人，如何能热爱自己的国家？近年来，由于西方文化的影响，一些青年学生的民族感情变得更加淡漠，更谈不上拥有民族自豪感了。“韩流”的来袭引起了中韩传统文化之争，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对传统文化进行保护不是拼命地使传统文化成为某种招牌，而应该使其深深地植根于国民的内心。大学语文作为高校人文素质教育的主干课程，必须肩负起传承传统文化的重任。 （二）培养学生向善向美的品德，弘扬人文精神 大学语文是进行人文素质教育的主干课程，应当具有传播人文精神，开展道德熏陶与思想教育的功能。不是靠空洞的说教，而是要使学生在古今文学精品的感染教育下，讲气节，讲节操，讲廉耻，讲有所不为，讲正气，讲不唯上不唯官，讲民本思想，讲平民意识……从而促成其思想境界的升华与健全人格的塑造，培养其高尚的道德情操。 人文精神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儒家思想。“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受儒家仁爱思想影响，历代文学家写下了许多高尚的诗篇。而语文教育就要求学生做高尚的人。这样的思想教育，既与文学相联系，又会给学生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他们走进社会便很容易成为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他人的人。 （三）培养学生正直豁达的人生态度，形成积极的人生观 在大学语文教学中，应当教育学生正直、坚强，增强他们克服困难的信心，提高他们的抗挫能力。好的语文教师也是学生人生的导师，教会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比多教一首诗、一首词更重要。 （四）培养学生高雅的品位，陶冶艺术审美情操 中国文学的美学体系，一般呈现“二水分流”的局面：一是儒家因入世而关心现实美；一是道家因遁世或自我超脱而醉心于自然美。要让学生在大学语文的学习中，多一点高雅，少几分庸俗，从而提高艺术品位，陶冶审美情操。 做到上述几点，大学语文就不再是空洞说教的脱离实际的学科；相反，它定能成为纵可回溯历史，横能立足当下的实用性较强的学科。 三、教学方式要多样化，充分利用影视资源 当今教育呈现出综合化程度日益提高的发展趋势，而影视艺术无疑是当前最具魅力的综合艺术。影视作品具有画面动感和可剪辑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变学生被动接受为主动探究的学习方式，客观上适应了学生生理与心理发展的需要。 影视文学同其他文学体裁一样，都以人和人的灵魂、人的感情为研究对象和描写对象，具有叙事性。它既常借用文学手法来表现人物，反映生活，又采用文学的基本工具――语言艺术来刻画人物形象。所不同的是，影视文学的审美媒介是屏幕和银幕。 影视把绘画、戏剧、音乐、雕塑、建筑、舞蹈、风景、人物、视觉形象与有声语言联结成为统一的综合体，从高度综合的角度对生活做出反映，把一个充满艺术的真实世界呈现在欣赏者的面前。影视综合了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的表现形式，使其所创造的银幕形象成为建立在时间与空间交叉点上的艺术形象。 利用影视资源并不是单纯地“看电影”。影视文学的剧本本身来源于文学，和文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学生可以通过影视来认识文学，理解文学。但是由于现在的编剧、导演对文本的理解和作者的本意有差距，并且商业化气息浓郁，导致很多影视作品都脱离了作者的原意，从而给欣赏者理解文学原著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然而正是由于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之间存在这样那样的差异，我们可以根据这些差异更好地去分析和把握原著，从而进行理性分析。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教给学生影视文学鉴赏的方法，从而使学生了解作品的艺术表现手法，并积极运用到审美鉴赏活动中去。 大学语文教学改革是个较大的系统工程，它涉及学科的重新定位，新的教学理念、教学理论的确立以及在实践中的检验，系列教材的编写和定期优化，教学手段的革新，全国范围该课程教学信息的搜集与分析，教学研究网站的建立，新的课程题库及考试系统的制作，并进而建立与信息时代相适应且行之有效的大学语文新的理论、教材与实践体系。当下高职院校已经重新认识到人文教育的意义和作用，纷纷把大学语文纳入课程设置中，并对其进行改革优化，使其真正承担起提升学生人文素质的重任。 职高语文教学论文:职高语文教学的有效方法 新课标指出：“要重视学生学习能力和品质的培养，善于创新教学方法，注重活化教学形式，使学生能够在有效的教学活动中增长知识，增长才干，实现学习能力和学习素养的切实提升与进步”。所以，在职高语文教学中教师要紧紧围绕新课标的要求，使语文课堂教学活动充分展现它的活力，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激发学生对语文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达到我们所追求的课堂教学效率。那么，如何才能用有效的教学方法，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提高学生的语文学习成绩呢？笔者主要采取了以下方法： 一、改变教学模式，构建新型课堂 随着新课程教学改革和理念的不断深入，传统的教学模式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新时代的教学要求。教师的教材意识、以纲为纲、以本为本、紧盯知识点，强调标准答案的应试教育模式，只能把学生培养成一台考试的机器，学习的机器。在强调素质教育的今天，教师必须要勇于打破传统教学模式，树立新的教育理念，本着“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树立课程意识、学生意识、问题意识、开放意识，并在教学中大胆创新，引导学生提出问题，开拓学生思维。对职高的学生来说，在语文学习中更要培养他们创新意识，开启他们灵活的思维模式，把由学生被动接受的教学方式，转变成学生主动求索、研究、自主合作的学习模式，才能有效提高他们学习效率。所以，作为职高语文教师，要有创新意识，要会创设有效的教学意境，才能把课本中枯燥、死板的知识转化为有趣的问题，引导学生思考、探究，激活学生的思维，帮助学生构建自己的知识结构，达到教学相长的目的。 二、在教学中渗透人文教育，陶冶学生情操 语文学习不但能让学生学到我们应用的知识，使它成为我们生活、工作的工具，而且还能让学生体会人文情怀，感受一些历史人物的精神和品质，让学生在语文学习中得到全面的提高。《语文课程标准》指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所以，作为语文教师我们应该引导学生把课堂教学当作认识、思考、理解、体验、演绎人生的舞台，通过新教材中优秀文学作品的魅力展示，使学生在学习中感悟作者的灵魂和故事的思想情感。例如，毕淑敏在《提醒幸福》中，就是提醒我们不要让幸福轻易擦肩而过，而是要抓住幸福，珍惜幸福，享受平平淡淡的幸福。 三、联系实际，培养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 语文知识是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种工具，这种工具的工能，最明显的也是最普遍的就是口语交际。虽然，我们会用语文知识阅读、写作，读懂一些必要的文本材料，但是相比较它在口语中的作用，还是缺少普遍性。职业学校的学生，年龄上都趋于成熟，思想也比较丰富和复杂。他们再不像初中生和小学生一样在课堂上以踊跃发言为骄傲，而是遇到事情、看问题，要多思多想，然后再发言，生怕说错了被同学们笑话。如果有丰富的语文词汇，又有流利的口语交际能力，这一切就不再是难事。这也是激发学生提高对语文学习兴趣的动因。所以，作为职高语文教师，要在教学中联系学生实际生活，开展一些有效的能培养学生口语交际能力的活动，来提高他们学习语文信心。例如，演讲比赛、课前三分钟演讲、辩论赛等等，这些都能有效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提高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对于一些不善于表达的学生、言语木讷的学生、没有胆量表达的学生，我们可以围绕一些有趣的主题话题，设计一些机智风趣、生动形象的口语对白，鼓励学生参与，让学生在参与中尝到“甜头”，体验成功的快乐，就能有效激发他们想说爱说的欲望，积累他们语文词汇，提高他们口语能力，使他们敢说、愿说。 四、在教学中巧妙融入表演，激发学生兴趣 兴趣是学生学习的动力，有了兴趣学生就会主动地去学习，去探索和积累更多未知的语文知识，开拓视野，开启思维，使学生能自觉地投入到更深的学习中。所以，在语文教学中为了激发学生对语文的学习兴趣，教师要摆脱传统的老师讲、学生听的教学模式。而要结合职高学生的特点，创设有趣的教学方式，激发他们学习兴趣，使他们积极参与教学过程，提高学习效率。比如，在带领学生学习《雷雨》剧本时，我就结合课本内容，让学生熟读文本，走进剧本思想，再让学生再理解课文内容的基础上，在课堂上灵活将剧本改成话剧来进行表演，通过人物对话，道具摆放，剧情进展，有效活跃了课堂气氛，激发了学生兴趣，达到了我们教学的要求。 五、结束语 总之，在职高语文教学中，要以学生的精神需要为基础，要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为要求，在教学中确定目标，从改变教学模式，渗透人文教育、培养学生口语能力到激发学生兴趣等方面入手，来真正达到语文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实现教学目的。 职高语文教学论文:探析职高的语文教学 摘要：职高生的语文基础差，学习兴趣不高，缺乏自主学习能力。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促进学生自主学习，是新课程改革的要求，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人终身教育的需要。这就要求职高语文教师必须运用教学手段，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让学生养成自主学习、自主探究、主动参与学习的学习方式和习惯，才能有效地提高语文教学质量。 关键词：培养；兴趣；自主学习能力和习惯；提高；教学质量 一、职高语文学习现状探讨 职高的学生文化基础普遍差，大多数学生在中考中都没有达到当地普通高中的录取分数线，无法升入当地的高中。从学习目的看，不少学生不明确学习语文的重要性，认为学习语文没有意思；从学习基础看，多数学生语文基础知识薄弱、能力差。表现为总写错别字，不重视也不太会使用标点符号，听课抓不住重点，注意力不集中，回答问题三言两语，逻辑性不强，阅读能力差，似懂非懂，缺乏综合概括能力，写作水平低，多写空话、套话，有的文不对题，词不达意，各种文体搞不清楚等；从学习习惯看，多数学生学习浮躁，边学边玩，心不在焉，学习不得法，自学能力差，没有预习、复习的习惯，没有养成认真读书、思考的习惯，没有养成独立完成作业的习惯。这是职高学生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 二、对职高语文教学方法的思考与探讨 1. 教师应改变教学观念，以学生为中心 教学过程中的方法和手段都是由观念来决定的，对教学效果有着直接的影响，因此，教学的改革创新必须先进行观念的革新。当前，不少职高语文教师的教学观念还存在一些共性。如重视结论，轻视过程；重视共性，轻视个性；重视独立，轻视合作等。这些思想体现到语文教学上，必然对学生能力的培养产生严重的制约性，可能直接抹杀了学生的合作与创新意识。 作为职高语文教师，我们需要研究职高语文教学的规律，调整自己的教育思想，使之与新的社会需求相适应，要注重将“以人为本，以能为先”的教学理念贯穿到教学的全过程中。在备课、组织教学、反思教学、能力检测、评价等各个环节，要充分考虑学生的个性特点、认知水平与认知方式，使教学活动的中心由教师的“教”，转向学生的“学”。在教学活动方面，教师要充分运用小组合作、探究学习、任务驱动法、项目式教学等方式，促使学生主动学习，相互合作学习，提高学生的语文实践能力，提高课程实施的水平和效率。 2. 激发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实践表明，学生的学习兴趣是自主学习的原动力。教师应积极地为学生创设一种情趣盎然的学习气氛，使学生受到陶冶、感染和激励，从而主动学习。在课堂上，教师应大胆地让学生进行讨论、交流，赞扬学生的一些独特看法，给学生一些成就感，让学生体验到学习是快乐的。 心理学家布鲁纳在学生知识学习的动机方面的论述特别注意和强调认知需要和内部动机的作用。他认为知识的获得不论其形式如何，都是一种积极的过程。这种积极的学习过程显然是受学生强烈的认知需求的驱使。轻松、愉快、乐观的情绪状态，能有效地强化人的智力活动，使学生精力充沛、思维敏捷、想象丰富、记忆力增强、心理潜能得到充分发挥。教师要努力创造出轻松、民主、舒适的学习氛围，让学生轻松愉快地进行学习。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方法很多。诸如创设情境、开展竞赛、巧设问题等。例如，借助流行歌曲来营造氛围，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可以让学生在音乐中展开想象，感受作品的魅力。比如，读李商隐的《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时，教师可以让学生听听徐小凤演唱的《别亦难》；读李煜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乌夜啼・林花谢了春红》，教师可以播放邓丽君演唱的《几多愁》《胭脂泪》；读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教师可以让学生听听王菲演唱的现代版的《明月几时有》；通过“听”的形式，在悠扬旋律的伴奏下，诱导学生不再拒绝古典诗词，沉浸于诗词，牢牢抓住了学生的心。学生有了兴趣就会产生强烈的求知欲，形成强大的内驱力，枯燥的讲解就变得生动有趣。 3. 引导学生质疑，培养自主学习的习惯 创造性思维是从问题开始的。培养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能力，首先要鼓励他们敢于和善于质疑问难。古人说：“学贵有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要培养学生善于从无疑处生疑，从看似平常处见奇，这是发现问题的起点。如教学《劝学》时，学生问：“课题为什么以劝学为题？”在初读课文后学生又问：“课文写的是学习的作用、态度和方法，与题目什么联系？” 在语文学习中，学生从“读”到“悟”的过程，实质是一个从已知领域向未知领域探索发现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所以，教师引导学生学会质疑，是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重要途径。教师在备课时可以从课文本身和学生的理解出发设计好若干问题，但不要急于在学生整体感知教材之前就把问题塞给学生，这样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还是被剥夺了。教师所设计的问题的提出要等到学生充分感知教材并有了心得体会之后才提出来，而且最好是引导学生自己提出问题。 课堂教学的中心是学生，教师只有根据学生的需求，引导学生自主探究、质疑释疑，才能充分发挥学生自主参与、自主探究知识的能力。 4. 积极开展语文实践活动 语文教学应创设让学生活动的机会，以实践活动来增强学生自主学习的热情。教师在语文教学中应多提供给学生活动的机会，要注重学生说的训练。还可将课文编排成课本剧，让学生扮演角色演一演。因为喜欢表演是学生的天性，学生希望教师给予他们表演的机会，使他们能充分地展示自我、施展自己的才华。 总之，在语文教学中，教师要注重学生的个性特点和认知规律，培养学习兴趣和自主学习能力。只有这样，学生的学习不再是被动地接受知识，而是主动去探究。学生的学习不再被限制于教师所讲的范围，而是不断地探索、发现、不断地创新，教学收效才会事半功倍。 （作者单位：山西省临县高级职业中学 033200） 职高语文教学论文:对新课改形势下职高语文教学的几点思考 摘 要：在新课改形势下，如何提升职高语文教学效果，成为相关教育者需要重点思考的问题。立足于职业高中语文教学现状，主要分析了几点教学策略。 关键词：新课改；职业高中；语文教学；教学现状；教学策略 语文，是我国最基本的学科之一。只有学好语文学科，才能更好地接触其他学科的知识，成为具有交际能力的人。职高语文教学，以培养职高学生的语言能力与理解能力为己任。教育改革的推行，给职高教育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做好职高语文教学改革，还需要职高语文教师投入更多的精力。 一、职高语文教学现状思考 1.职高学生素质有待提高 与普通高中的学生相比，职高学生没有升学的压力，学习动力不足。职高学生的语文学习基础相对较弱，也正是因为如此才走进职高的大门。为了更好地就业，大多数职高学生认为职业技能学习才是重点，社会技能的提高是职高学习的全部。他们没有认识到语文学习的重要性，也忽视了语文学科。还有学生认为自己就是中国人，语文学习简直就是浪费时间，缺少语文学习的兴趣，影响了其语言素养的提高。 2.职高语文教学内容单一 职高语文教学内容被课本内容所限制，更与职高学生的专业学习不尽相关，无法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在职高语文课本中，有很多文言文篇目，无论编者如何选择文言文，与现代文相比，其知识性较强，学习起来难度很大，会影响学生的语文学习激情。在教学改革过程中，教材内容并没有与时俱进，许多篇目过于落后，已经不适应当前的时代背景。 3.职高语文教学方法单一 在职高语文课堂中，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文章，教师都是利用课堂导入、文章阅读、提取段落大意、文章中心思想的逻辑去讲解文章，分析文章的写作技巧与方法。分解式的教学方法会让职高学生的语文学习兴趣越来越少，无法感受到文章的文学魅力。 二、职高语文教学改革思考 1.提高职高语文教学内容的灵活性 无论教育事业如何发展，教材上的内容永远都是最基本的学习资源，也是最主要的学习资源。教师要针对学生的语文学习水平，选择最符合学生学习水平的教学内容。如果课堂教学内容超出学生的新知识接受能力，就等于剥夺了学生的课堂学习权利。教师不要总是满足家长与社会的需求，更要重视学生的学习需求。重新选定与组合职高语文教学内容是提高教学内容灵活性的重点。除了基本的阅读教学，我们还可以加入写字教学与朗读教学模块，提高学生的汉字书写能力，提高其工作技能，让学生学会写规范字、正确使用标点符号、正确发音与断句，更能够促进学生语文基础知识的丰富与能力的提高。在基础知识丰富的前提下，引入具有生活实际气息的教学内容，如假条、收据与工作计划、总结写作内容，可以让职高语文教学服务于学生的生活与未来的工作。 2.积极革新职高语文课堂教学方法 彻底改革职高语文课堂教学方法，改变学生慵懒的学习态度，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是职高语文教学的目标所在。在灵活使用教学内容的同时，必须要改革教学方法。在课堂中，教师要坚持学生的主体地位，学生自己能够完成的事绝不插手，对于一些学生来讲，通过一节字学会一个字、一个词、造一个句子、回答一个问题都是收获。教师要对自己的教学语言进行改革，除了传统教学中细致讲解，更多的是使用身体语言与面部表情，将自己当成学生的语文学习资源，激发学生语文学习的积极性。 例如，在讲解《我有一个梦想》时，教师可以利用演讲比赛的活动组织教学，让学生在课前预习，并以马丁・路德金的身份去发表演说。教师可以通过学生演讲时的神情与情感投入程度去判断学生对文章内容的理解，这样不仅丰富了职高语文教学活动，也提升了学生的学习效率，培养其自主学习能力。 3.加强职高语文教学与专业教学的结合 将职高语文教学与学生的专业学习结合在一起，加强课内外的配合与协调，能够让更多的学生开始重视语文学科。语文知识，是学生学习专业知识必不可少的，教师要意识到语文学科的工具性作用，为学生的专业学习而服务。教师要走进学生的专业课课堂，了解学生专业课对语言知识的需求，找到切入点，为不同专业的学生提供不同的语文学习活动。 比如，对于机械制造专业的学生来讲，他们需要接触许多专业术语。教师可以在语文课堂中开设一个专业术语学习模块，引导学生识记更多的专业术语，提高专业能力。而对于市场营销专业的学生，教师则要将工作计划、营销方案作为教学的重点，降低学生专业学习的难度，提高其专业素养。 综上所述，在教学改革事业蒸蒸日上的今天，做好职高语文教学改革，是满足社会对教育发展需求的重要实践。只要大胆去革新职高语文教学的内容与方法，才能给学生不同的学习体验，认识到语言学习的重要性，提高语言水平。 职高语文教学论文:医学类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教学应体现专业特色 [摘 要] “大学语文”是医学类高职高专一门重要的文化素质教育课。为了充分发挥语文教育在培养高职高专医学生职业素养方面的独特作用，在教学中必须从教材的选用、教学目标的设定、教学重点的确定等方面进行改革，将语文教育与培养医学生的人文素质、职业道德、专业技能相融合。 [关键词] 医学类高职高专；语文教学；专业特色 大学语文是培养医学生人文素质的一门主干课程，其重要性是其它课程无法替代的。但是，在实际教学中，大学语文的地位、作用与意义并未真正得到体现。相反，大学语文在医学类高职高专院校的地位更为尴尬，处境愈加困难。为了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为了医学生自身成长的需求，医学类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教学应及时转变观念、改革教法、凸显专业特色，使医学教育与人文素质教育相结合。这就要求医学类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教学必须针对学生所学专业需要来选择教材、确定教学目标、选择教学内容和教学重点。大学语文教学应与专业相结合，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一 教材的选择应体现专业特色 教材是教师教授、学生学习的材料，是教学内容的主体，直接关系到教师的教学指导思想，也是达成教学目标的物质基础，语文教材的编选情况直接影响到课堂教学效果。选择适合学生专业需要的语文教材，对提高学生学习兴趣以及专业能力的培养具有重要作用。现行的大学语文教材种类繁多，但主要是针对普通本科院校学生。当前还没有一本全国通用的医学类高职高专院校语文教材。许多医学类高职高专院校仍旧采用普通高校的大学语文教材，针对性不强，忽略了高职高专医学生自身的特点，超越了高职高专医学生的接受能力。从教育规律及人才培养目标来说，这样的教材并不完全适用于医学高职高专院校。 笔者认为，医学类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教材的选用既要突出高职高专教育的特色，又要体现出医学专业特点。因为医学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的目标专业针对性强，毕业生将来需要从事的是服务于人的健康与生命的工作，他们不仅需要高超的技术，更需要自身具备丰富的内涵和人文素养。所以应该选择融人文性和实用性为一体的特色教材。目前针对医学类高职高专学生编写的大学语文教材不多，有孙洁和范清涓分别主编的《大学语文》，这两部教材充分体现了高职高专医学生的专业特点，共性是在内容上都选取一定数量的中外医学典章，不同处是孙洁主编的大学语文还介绍一些语文基础知识，既考虑到医学生的医学文化素养，又兼顾到医学生以后工作中的实践能力、基本能力的实用性文章。笔者在教学中选用了孙洁的《大学语文》，并结合不同专业学生的特点，灵活地、创造性地应用这部教材，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二 教学目标的设定应体现专业特点 高职高专医学院校所培养的学生主要是面向基层、面向社区服务的实用型、应用型人才。要求教师在教学中深入了解专业，针对学生今后的工作岗位和实际需要，与专业相结合，制订相应的教学目标。 医学生将来从事的是“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事业，这个特殊的职业不仅要求他们有较高的文化道德修养，还必须具备较高的专业技能和语文能力。在培养目标中必须提高医学生的人文素质和语文能力，以便适应其岗位工作需要。教学应紧紧围绕这一目标，突出语文课程的工具性和人文性的优势。即一方面通过古今中外优秀作家经典文学作品的阅读欣赏，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作为一个医务人员必须具备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另一方面通过语文的“听、说、读、写”提高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将人文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使语文教学目标与专业培养目标相契合。 三 教学内容设计要突出专业特点 在教学内容上，要突出专业特点，根据不同专业确立不同的教学重点。如临床医学生以后从事临床工作，进行病情诊断、处方与病历书写等工作，良好的思维能力、心理素质和语言表达能力在职业素质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教学中应把文学欣赏、医学典章作为教学重点，在教学中有目的、有步骤、有方法地讲解这些传统文化中的鲜活内容，来培养学生的恒心、毅力、意志，以及积极进取、勇于创新的精神。还可通过对一系列具体形象的分析，使医学生在审美活动中学会独立思考、多角度观察事物的方法，锻炼形象思维能力，提高思维能力和心理素质，为他们今后的临床工作打下坚实的专业基础。再如护理系学生语言沟通能力和护理文书的写作能力，是其最重要的职业语文能力，在语言沟通能力中，和病人及其家属的沟通能力被认为是重要的语言能力。因此，在护理专业的语文课教学中，结合护士职业的需要，重点培养学生的交流沟通能力、写作能力和文学鉴赏审美能力。一方面，通过古今中外经典文学作品的欣赏，探讨作品的思想境界，培养学生审美意蕴，让学生在审美体验中心灵得到净化、思想境界得到提升、品格得到完善，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另一方面，要加强口语训练、实用文书写作的教学，以训练学生良好的沟通能力和提高护理文书的书写水平。而相对中医药类专业而言，学生要具备扎实的古代文化与语言文字功底，这是中医药学生应具备的一项最基本的素质。必须以古代文化与语言文字，尤其是医古文作为教学重点，加强对中医药传统经典医学文献及传统中国文化的学习与理解，从中了解我国历史上的医药学成就，学习前辈献身医药事业的精神，提高医学生传统文化修养，感悟时代赋予的责任。使学生真正意识到到作为一个中医人才做到“博极医源”“古今贯通”的重要性。 四 教学方法的选择要适合专业特点 教学方法是实现教学目的的手段。合理运用教学方法，能够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明显改进教学效果。当前的医学高职高专教育一般3年，在校学习时间只有2年，学生学习负担重，所以要学生通学语文教材不太可能。因此，教师要转变观念、改变教法、提高学生兴趣，使教学贴近学生实际需要。如可采用专题讲座的形式，将大学语文分解为文学欣赏、医古文、语文基础知识等部分，开设一定学时的专题讲座由学生自行选修，既减轻了医学生课程任务，又满足了不同专业学生的知识需求。也可采取研讨评论的形式，传统教学模式以老师教授为主，容易形成学生思维定势。最精湛的教育艺术遵循的最高准则，就是学生自己提出问题。教师要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创设问题的情境，促使其积极思考，鼓励学生大胆质疑、发表意见、进行评论，充分展示学生的思维方式。注重培养学生的实际能力，让学生掌握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如学习古代儒家经典名篇，可引导学生深层理解作品中所蕴含的博大精深的思想和独特的思维方式，有意识地让学生领悟一种灵动圆通、磅礴大气的思维方式，以便他们在今后生活中能够灵活智慧地思考各种问题，从而达到正确解决问题的能力。再如学习屈原、司马迁、陶渊明、陆游等人的诗文，就可让学生积极研究讨论，学会换位思考，领悟古人积极进取、奋发图强、宁静淡泊、舍生取义等优良品格，引发他们对人生、对自然、对社会等问题的关注、思考和追问。让学生在讨论中明辨是非、真伪、善恶、美丑，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奠定未来从医生涯的职业道德基础。 除此之外，教学手段上要充分利用多媒体的优势。当前我国高职高专医学院校中，多媒体设备已经广泛采用，多媒体不仅可以增加课堂容量，还能使教学内容更加形象生动，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如在教授医古文这部分内容时，教师通过课件简单介绍张仲景、皇甫谧、孙思邈、李时珍等人物经典著作及其创作过程，可以借助影视、古代名医视频了解他们的典型事迹和传奇故事，使古代名医的高尚人格、奉献精神、杰出贡献以及精湛医术铭刻在学生心地上，让学生意识到作为一名医学生应具有的医学道德和专业技能。教无定法，适合各种学生特点的方法就是最好的教法，在教学中要灵活应用多种方法，创设丰富多彩的教学情境，引导学生从多角度思考。注重读写结合的训练，锻炼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与语言表达能力，努力实现医学类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的教学目标。 五 考核方式要突出职业能力 考核的目的是为了检测学生的知识和能力，而仅仅靠一纸试卷并不能检测出学生学习的质量。笔者认为，医学类高职高专对学生的考评应围绕教学目标进行，以适应将来的工作为目标，采取多元化的考核方式。 首先，考试内容方面。侧重于“实用型”“能力型”。重点考核学生综合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尤其要加强听说读写等语文能力的考核，如学生平时在口语训练课上的一系列活动，根据其表现都要计入平时成绩，最后按一定的比例纳入期末成绩的考核中，力求真实公正。另外还要检测学生判断能力、创新能力、思辨能力等，如考试命题主要采用开放性的命题，让学生大胆阐述自己的观点看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其次，考试形式方面可以口试与笔试相结合、开卷与闭卷相结合、课内和课外相结合。如理论知识可采取闭卷方式，主要考查学生对大学语文的基本知识的理解程度和对知识的应用能力，考题不局限于课本，可延伸至课外。实践部分采取开卷方式，主要以阅读赏析、作品评析、写作为主，内容开放，形式灵活多样，且不同专业命题不一，让学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激发学生积极思考、认真辨析、大胆创新。考核形式由单一的知识检测转化为对学生综合能力的考核。这种重视语文能力的考核正好符合医学生未来工作需要的基本能力。 职高语文教学论文:探析如何增强职高语文教学的专业性和实用性 摘 要：职高语文教学不能简单地停留在理论学习上，知识的积累在于运用，学好语文对学生今后的工作生活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当前教学体系中存在诸多不足，制约着职高语文教学的发展和学生的学习，因此，教师在注重语文教学专业性的同时也要与教学实用性相结合，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关键词：教学方法；专业性；实用性 语文作为一切学科的基础课程，对于专业要求更高的职高来说显得尤为重要，但受限于教学管理的不科学、教材针对性不强、教学方法不协调、生源语文素质不高等原因，严重制约了职高语文教学的质量和学生语文及整体素质的提高。随着国家对职高教育的重视以及市场对职高人才的需求，探究如何增强职高语文的教学效果显得尤为迫切。笔者主要对如何增强职高语文教学专业性和实用性进行探讨、分析。 一、职高语文教学中如何增强学生的专业性 语文素养的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对学生其他学科的学习和生活都有重大影响，而职高语文又要求很强的专业性。不同专业的学生对于语文知识点的渴求的不同也体现出它的专业性，需要教师通过将语文教学以及不同专业的需求相结合制定出具有专业特色的教学方案，引导学生学习。 1.语文教学内容与专业目标相统一 语文教学有它的基本的教学任务，而不同专业都有自己的教学目标、任务，针对职高语文的教学应将二者的任务有机结合、统一。如《荷塘月色》这篇文章，不同的专业应设定不同的教学目标，旅游专业应将侧重点放在作者对于景色的描写上，而文秘专业应该将学习的目标定在历史的学习以及语言表达上。 2.教学方案的设定更接近所学专业 目前，多数职高学校使用的语文教材不是沿用普高教材，就是基于普高教育进行选编。其教学内容很普遍，并不具有职高教育的专业性。首先，教师应该根据专业的不同，语文教学中教学设计的不同侧重点，使其教学内容具有相应的专业性。比如，针对美术专业的学生，可以选择一些和画作、画家相关的文章，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也能提高学生美术专业素养。其次，教师教学中要主动地引导学生利用专业知识辅助语文学习。例如，计算机专业的同学，根据所掌握的知识和技术，利用网络工具，寻找与教学相关的影像、图片等，把专业知识应用和语文教学有效结合在一起。 3.语文教学内容涉及专业知识的延伸与拓展 通过教师的引领，学生在学习语文教学基本内容的同时向专业性知识的延伸与拓展是体现专业性的一个重要教学手段。例如，在学习《苏州园林》这篇文章时，通过采用多媒体、图片等形式让学生有直观的认知，再把相关园林建设的故事结合起来，还可以和国外景观建设联系起来。学生在学习了语文知识的同时，也对景观、历史相关知识得到认识和补充。 二、职高语文教学中教学目标设定的实用性 知识的传授在于学以致用，在开展职高语文教学目标设定时应该与生活实际相结合，充分发挥职高语文教学的实用性。 1.教学方式通俗化，更贴近生活 职高语文教学应贴近实际生活，不能只是理论知识生硬地灌输，应该找到课文内容和实际生活的最佳接触点，让生活走进课堂。荔枝是学生日常生活中经常吃的水果，在学习《南州六月荔枝丹》时，教师可以带上一些可以吃的荔枝或者荔枝不同的彩色图片，让学生根据生活的观察和实物图片，相互介绍荔枝的特点，使学生在掌握知识的同时学到交流技巧和提炼表达能力。 2.教学内容生活化的同时作长远规划 职高语文教学不应该只停留在课本、试卷上，应该与实际生活结合并对自己的生活做出长远规划。我们结合教学内容开展辩论赛、应用文写作等方式，加强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和写作能力。 3.摆脱单一的学习方式，多学科学习 通过不同学科间的配合相互促进学科的学习。如服装设计专业可以设计课文中所涉及的服装造型，通过实际表演理解学习知识。 三、职高语文教学中实用性的教学方法 教师在职高语文教学过程中应该引导、培养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从生活中获取知识，并在生活中形成实用的能力。 1.教学中运用专业知识，学以致用 语文课不仅是简单的语言讲述，也可以通过同课文内容的改编变成表演课、诗朗诵课、辩论课等，锻炼学生语言表达、动手实践能力等，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会知识的运用。例如，服装设计专业的学生学习课文《武松打虎》时，可以通过舞台表演的模式加强对课文的理解，让学生切身了解人物的性格，专业知识的应用，同时提升他们的语文素养。 2.摆脱传统的教学模式 教学不应该只停留在课堂上，更需要结合教学内容多创造出实践课程，构建开放、轻松的语文学习氛围，让学生更容易接受、理解所学知识，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总之，职高语文教学中应该把握职高语文的专业性和实用性的特点，并同实际生活相结合。教师要摆脱传统观念，跳脱传统的教学模式方法，根据教学内容、专业与学生生活、社会发展等情况改善教学方法，使学生语文素养和专业素质共同发展。 职高语文教学论文:浅论职高语文教学的素质教育 摘 要： 搞好职高语文学科的素质教育，应该是职高基础教育阶段实施素质教育的基本之基本。要做到更新观念，继承创新；研究学生，把握规律；因材施教，科学评价，提高修养，提高素质。 关键词： 职高语文 素质教育 教学方法 近年来，从国家一直到普通百姓都在提倡素质教育，减轻学生负担，要求教育与现实相结合。实现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轨，已成为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共识。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学语文教学尤其是职高语文教学也面临转轨的问题，这是职高语文教育教学中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职高语文是职高基础教育的主要学科，也是一门重要的工具学科。学生语文素质直接制约其他学科的学习，搞好职高语文学科的素质教育，应该是职高基础教育阶段实施素质教育的基本之基本。但由于长期应试教育的影响，基础教育语文教学中存在一些难尽如人意之处，其结果突出表现在职高生中。由于许多职高学生是在基础教育中的失败者，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基础教育中的弊病。有些职高生学了八九年的语文，竟写不出一笔规范的汉字，做不出几篇像样的作文，说起话来言不由衷，辞难达意。 因此，中学语文教学尤其是职高语文教学必须从应试教育的怪圈里解放出来，必须注重和突出素质教育，尽力扩展学生的知识，努力让他们学到更多有用的知识。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一、更新观念，继承创新 要顺利实施素质教育，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首先必须更新观念。但就现今职高语文教师来说，无论年长的还是年轻的，在校期间接受的是应试教育，走出校门所实践的还是应试教育，在教师整个受教育和从事教育活动的过程中，一些陈旧、落后的教育思想对他们的影响很大。虽然近些年来一些旧的教育思想受到了现代教育理论的批评，也受到了当今教育改革大潮的冲击，但它们仍在困扰着许多教师，不仅禁锢了教师的思维方式，探索了新的教学模式和方法，而且导致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不利于学生发展的错误做法。一些职高教师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教育对象的特殊性，而是一味地与普高教育并列，脱离实际。与应试教育相比，素质教育追求的是一种更高层次、高质量的教育。实施素质教育必须彻底摒弃应试教育的片面教育观，面向全体学生，为学生学会做人、学会学习、学会生活、学会工作等打下扎实的基础，使学生的德、智、体等方面和个性特长得到全面协调的发展。这对职高学生来说是更适合他们学习的一种教学方式。 二、因材施教，科学评价 在更新观念、了解学生的基础上，要真正实现素质教育的目标，还要依赖于教学。课堂是实施素质教育的主要阵地，我们应大力推广以运用现代教学技术为突破口的教学改革。教学中增加单位时间的信息量，提倡教学媒体的多元化，变灌输式为启发式，变训练式为开发式，特别要注重对学生学法的研究。教师应努力做到在教学中对不同的学生施加不同的影响，并针对学生间的差异开展多侧面、多层次的引导，发展不同类型学生丰富的个性，满足不同类型学生个性化学习的需要。如，进行以提高学生素质为核心的分层次教学。其特点是根据语文教学大纲的要求和班级学生的实际能力，将一班学生分为若干个不同的层次，然后设计不同的教学目标，提出不同的学习要求，进行不同层次的辅导和考核，因材施教，分层达标，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在职高教学中，这一点已逐渐实施，并取得较好的效果。从开学开始，就根据学生的不同基础、不同目标，分成就业班和升学班，进行分层教学，使得学生根据自身条件，朝着不同的目标奋斗。 三、加强修养，提高素质 要想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教师必须提高自身修养，努力提高自身的素质。良好的教师素质是语文教学实施素质教育的可靠保证。语文教师首先应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和高度的政治思想觉悟，这是教师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素质。教师的道德、情操、气质、言行随时随地影响着学生，同时也随时随地接受孩子们的检验与评价。教师要提高自身素质，必须学做真人，真正热爱自己的事业，并以自身形象影响和教育学生，成为学生的楷模。其次，教师应树立正确的质量观，热爱学生。教师不是“教书匠”，而是塑造学生美好心灵的工程师，是辛勤的园丁，所以，在教育教学的实践中，教师要树立正确的质量观，正确处理德育和智育的关系，不顾此失彼。这样，才能更好地担负起教书育人的重担。此外，如严谨的治学态度，较高的教育理论素养，较强的教学能力、管理能力和科研能力，较强的审美能力、语言表达和书写能力，以及一定的心理素质和良好的身体素质等，也是教师应该具备的。 素质教育是一项宏伟系统的工程，它反映了时代、国家、社会对基础教育的希望和要求。实施素质教育必须面向全体学生，以发展学生的全面素质为宗旨。我们要更新观念、勇于实践，努力为每个学生获得良好的学习效果创设适宜的教育条件，促进全体学生语文素质的全面发展。 职高语文教学论文:开启职高语文教学的新思路 摘 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语文教学，不仅要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还要成为培养、呼唤学生个体情感的阵地。随着素质教育在我国的全面推行，职业高中语文教育应遵循“注重基础、强化能力、突出重点、学以致用”的原则，不断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培养其自主学习的能力及实践创新能力。职业学校应引进先进的教育理念，发挥语文学科的德育功能，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并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将自身理想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最终实现自身的价值。创新是社会不断发展的源泉，人们常常都会关注科技创新成果。其实，不仅是科技方面需要创新，教育方面同样需要创新。我们作为新世纪的教师要积极引导学生用自己的心灵去与文章对话，将自己的感情融入到文章中去。 关键词：职高语文 ;教学手段;激趣;质疑创新 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语文教学，不仅要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还要成为培养、呼唤学生个体情感的阵地。我们作为新世纪的教师要积极引导学生用自己的心灵去与文章对话，将自己的感情融入到文章中去。语文课堂阅读教学要培养人文素质和情感，要努力挖掘学生的情感因素，就必须积极创造情境，促进学生的情感体验和情感表达，从而达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一、转变教学观念，实施创新教学法 《语文课程标准》在其基本理念部分则非常鲜明地声称：“语文课程应该是开发而富有创新活力的”。作为一名语文教师，必须要树立教育创新理念，要进行教育创新，首要的是自己必须富有创新精神。新课程也为语文教师的创新提供了条件。而中等职业学校语文教师普遍缺乏创新精神，张定远教授在全国中语会第七届年会闭幕式上的发言中说，教师教学中缺乏创新意识，没有把创新能力的培养放在重要地位。传统教育与创新教育根本的区别在于，一个以知识为本，一个以人的发展为本。我们一定要破除旧的教育观念、走创新教育之路，在课堂教学中确立自己的主体创新意识，从而确立学生的主体创新意识，改变学生语文学习过程与方式，积极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 二、教师应该改变传统的教学手段 传统的“一张讲台、一盒粉笔、一块黑板”的教学，已适应不了新形势下的教学需要。更何况有些职高生上课注意力不太集中，对所学的知识缺乏求知欲，因此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手段，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尤为重要。特别是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资源库，对学生开展自主学习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可采用现代化教学手段，把大量生动的声形材料呈现在学生面前，培养学生主动接受知识的能力，使学生学习的重心不再仅仅放在学习知识上，而是深入到学会学习、掌握方法和培养能力上，包括培养学生掌握运用信息工具的能力。创新、丰富教学手段在讲读课文时多引进一些学生感兴趣的知识、图片。如讲授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可以把除了夏洛克外其他三位吝啬鬼的故事精彩片段油印出来，还可以向学生讲述莎士比亚的其他作品。又如《邓稼先》一文，虽文字流畅，感情线也很明晰，但还是很难让学生真切感受邓稼先对我们民族所做出的突出贡献以及他忘我工作、无私敬业的爱国热情。对此，笔者让学生在课前看一场纪实式电影《横空出世》，以使学生感受邓稼先等优秀的国防科研工作者深厚的爱国情怀和奉献精神，效果较好。因此，一些杂志、画报、图片、录像等在教学中都是很好的教具。教师教学手段改进了，学生学习兴趣提高了，想将语文课换成其它课都难，因为学生爱语文。 三、设法激趣 指想方设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对你的教学感兴趣， 在课堂上能互动起来。孔子有言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确实，“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而职业高中的学生普遍不爱学习，不善于学习。他们对上专业课 都缺乏兴趣，对上语文等文化课更是如此，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感悟早读。要让学生喜欢上语文，首先要让他们读语文读出味。我们把简单短小，而且语言或情感特点明显的文章集成册，称之为“早读教材”。例如有一天早晨同学们读到一篇摘自《青年文摘》的文章，写的是母爱，当学生读完最后一句“树欲静而风不止，儿欲孝而亲不在”后，学生们全部都静了下来，足有一分钟没人说话，我知道学生被文中的情感感动了。 （2）上课诵读。上面所说的早读是让学生走近语文，而课堂的朗读则让学生走进语文。琅琅书声是语文课的一个标志，也是语文教学的重要环节，语文老师应该就课文的重点语段进行朗读指导和分析、体会。在课堂上精彩的朗读和分析，无疑可以把学生带入文本。 （3）课外阅读。根据我的观察，爱看书的学生，语言的感悟力理解力会比较强，对语 文课的兴趣也比较浓厚，语文成绩自然突出。所以我们应鼓励学生多看课外书。我们可以向学生推荐一些阅读书目，给每位学生制作了阅读卡。通过广泛的阅读，让学生爱上阅读，是我们的目的。如果我们语文老师能把握好，组织好这三个时间段，我们就能实现学生从知语文到喜欢语文的转变，再到以语文为乐的更大转变，从而使学生找到学语文的感觉，极大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四、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鼓励学生质疑和创新 在课堂上，让学生自己设计问题质疑问难。教会学生提问是关键。首先，必须转变学生的学习观念，打破学生的依赖思想，“逼迫”学生发问，只要学生敢于提出，就应该予以肯定和鼓励;其次，必须给以方法上的指导。叶圣陶说：“内容方面固然不容忽视，而方法方面尤其应当注重”。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教授就曾敦促我们教师“不要教死知识，要授之以方法，打开学生的思路，培养他们的自学能力。”我主要从两方面进行指导：①提问的角度和方式;②提问思路和内容。 五、善于鼓励表扬 职高学生需要的是理解和鼓励，教师如果能及时发现学生的闪光点，并加以肯定表扬，会使学生感受到成功的快乐，从而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反之，对学生横加批评，当众斥责，会极大伤害学生的自尊心，使之产生厌学情绪等不良后果。 学校是人才培养的摇篮，我国中职学校肩负着向社会输送技术人才的使命，但社会需要的人才，不仅是单纯的技术性人员，更需要有良好的综合素质。中职学校中，语文教学是促进学生综合素质提高的很重要的一方面，因此，学生的综合素质离不开学校，教师，学生的共同努力，也离不开语文教学的不断改革与创新。

图书馆论文:图书馆哲学在图书馆实践中的应用 图书馆哲学是在哲学的层面上,对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哲学反思和图书馆实践所取得认识成果的科学验证,是一种关于图书馆学的价值观与方法论。在图书馆学研究领域,通过图书馆哲学与图书馆实践相联系,形成理论的设定,理念的提出,信念的建立、事实的归纳和经验的实证。因此图书馆哲学在图书馆理念的体现与实践中的应用,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 一、“以人为本”的图书馆哲学在图书馆服务理念、管理理念中的体现 1.“以人为本”哲学理念的概念、提出与延伸。“以人为本”是指尊重每个人的人格、尊严、利益和意愿,为每个人价值的自由发挥创造条件。马克思受人本主义思潮的启迪,从“现实的个体的人”出发,提出“一切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最高命题,而《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以人为本的共产主义思想形成。马克思“以人为本”的理念,批判的继承和发扬了人本主义思想,以人的解放,促使了文化的自觉,推进了社会的发展。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在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党的十六大召开后,以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审时度势,继往开来,提出符合中国国情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执政理念。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就是把人作为历史创造的主体与发展的根本目的。围绕“以人为本”的核心思想,图书馆哲学从中延伸出:一是“以读者为本”的对外服务理念;二是“以馆员为本”的内部管理理念。2.“以读者为本”的服务理念———满足读者需求,重视读者修养。图书馆哲学“以读者为本”的对外服务理念,是以“读者为第一,”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发挥图书馆服务职能,与读者和睦相处,给予读者人文关怀,研究读者阅读心理,尊重读者个性追求,满足读者信息知识需求,为读者提供多层次、多元化、个性化和人性化的服务,以此减少读者对图书馆的抱怨,增强读者满意度和期望值。另一方面履行图书馆教育职能,重视培育读者思想道德修养。学好哲学终身受益,如果说馆员能言传身教的引导大学生,多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哲学修养方面的文献,使其开阔视野、读书思辨、学以致用、弃恶扬善、求真务实、敢于开拓。那么就有益于大学生建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提高人生境界与道德修养,增强理性思考和政治敏锐性,提升自我控制、人际交往与辨别是非的能力。3.“以馆员为本”的管理理念———提高馆员整体素质,构建复合型图书馆。从认识的角度说,“以馆员为本”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图书馆读者服务工作、文献信息管理、馆藏资源建设等,其效果如何,馆员起着决定性作用。20世纪九十年代,中国人进入最浮躁时期,大多数图书馆在现代化进程中因只注重硬件建设,没有从根本上树立“以馆员为本”的管理理念,受市场经济的诱惑,重视经济效益的思想萌生,图书馆精神严重迷失,基本信念开始动摇,人才严重流失,图书馆事业走向低谷。进入21世纪,中国图书馆界从“以物为中心”向“以人为中心”转变,建立了“以馆员为本”的图书馆哲学现代管理理念,图书馆精神开始重建与回归,图书馆事业再一次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从哲学的角度看,图书馆哲学的内部管理理念“以馆员为本”,就是客观公正的对待每个图书馆员,重视馆员的创造力、主观能动性和决定作用,使其能正确认识、处理个人与他人、集体以及其他生产要素的关系。“人的全面发展”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观点,也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问题。馆员个人进步和图书馆发展,有着内在的关联,建立优秀团队,就是要造就综合素质强的优秀馆员。图书馆团队通过实行竞争机制、激励机制,调动馆员的主观积极性,凝聚馆员的能量与智慧,将会产生1+1 2的能动力,推动图书馆事业蓬勃发展。这需要馆员思考问题、辨别分析问题的能力更加敏锐,知识层面、学识水平具有深度。 二、图书馆哲学在图书馆具体实践中的应用 1.图书馆实践形成对文献资料藏与用的图书馆哲学思维。哲学思维作为一种高度抽象化和理论思维方式,具有思辨性、本质性和总体性特征。图书馆实践本身就呈现出哲学内涵,而图书馆哲学和图书馆实践的有机结合,构成了图书馆知与行实践智慧的统一。我们在对图书馆实践认识的超越和反思过程中,形成图书馆哲学思维。辟如:图书馆文献资料的藏与用是对立与统一矛盾关系,图书馆传承文化需要“藏”,读者学习和研究文化需要“用”,读者要利用文献资料,就会带来对文献资料的损耗,甚至于丢失,而能引起馆员与读者偶尔摩擦的。这个问题从哲学的角度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思考的是弊大于利,还是利大于弊。为读者服务是公益性事业图书馆的永恒主题,读者利用文献资料,终究是利大于弊,考虑它的使用价值和社会效益,使对立转化为统一。2.用图书馆哲学思维解决文献资料藏与用的矛盾。时代文化背景、文献资料的管理者、读者群和编着者构成图书馆体系,后三者受前者制约,其中文献资料管理者与读者群在特定的环境下,又能互相转变身份。用图书馆哲学思维解决文献资料藏与用的矛盾,除了培养读者基本公民道德外,还要让读者懂得传承和研究文化,需要保存积累文献资料。我馆解决文献资料藏与用的矛盾的经验:一是加强新生入馆教育的力度和频度;二是鼓励、欢迎大学生读者参与图书馆志愿者行列。让读者也当管理者并换位思考问题,让他们真正认识到爱惜文献资料的重要性,这种在图书馆实践过程中,所产生的图书馆哲学思维,能让读者滋生实践情怀,体会当管理者的艰辛,并理解管理者对文献资料的藏是为用,为用而藏,藏与用的矛盾相互转化,反映了事物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图书馆哲学规律。 三、图书馆哲学在信息知识资源管理中的应用 1.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是图书馆哲学个体与集体的统一。随着网络化、数字化信息技术在图书馆的运用,使得各个图书馆之间的差距迅速拉大,最后形成现代化图书馆和原始型图书馆并存的现状。要消除各个图书馆之间馆藏资源建设“原始”与“现代”的差距,图书馆必须转变旧有的收集与传递文献信息的模式,在保障本馆基本学科和特色学科的基础上,开拓新知识领域,走以共存为前提,以协调发展为方向的文献资源共建共享之路,并借助于这个平台,在互助中得到互惠,享用数字图书馆的所有资源,使信息资源得到有效利用。文献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是将单元信息资源汇聚成集合体信息资源数据库,它得益于现代信息技术与图书馆实践的有机结合,体现了个体与集体的统一,反映了信息技术对图书馆哲学价值的回归。2.发现和整合信息是图书馆哲学的分析综合、归纳演绎方法论。将认识方法论运用到信息控制管理中,标志着信息科学控制系统论,走向完善与成熟。信息的发现、采撷,需要进行分析评估和整合加工。运用整体与部分的系统方法论,把信息资源的整体分解为各个部分和要素等加以研究,进行定性、定量、功能与流程分析,然后根据分析结果,再将它们综合成一个整体,也就完成了信息的搜集与整合。这种图书馆哲学的科学方法论,对提高主体的理性认识非常重要。查询信息是谋略、运筹实现的过程,重要的是思路深广,有敏锐的信息反应意识,能够准确判断、鉴别出所获信息,对国家政治、经济乃至文化建设的当今现状和未来发展有何影响与作用。对信息资源进行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分析过程,就是“演绎、分析、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对信息资源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存精的整合过程,就是“归纳、综合、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3.搜集和传递信息是图书馆哲学同一性规律的发挥与运用。信息技术的发达使人知觉、思维和操作的效率神奇提高。我们不但因电脑的代劳而不会不动脑筋,相反思索更须努力、思路更须 巧妙,得有信息资源组织导航能力与网络系统操作管理能力。图书馆通过征询、收集、存贮与传递各种信息载体,来满足读者查询、阅读、利用和索取文献信息的需求,在管理信息与研究知识的过程中,运用哲学方法论去开拓新信息知识资源领域,将会收获非浅。搜集与传递信息是图书馆哲学同一性规律得到最大发挥和应用。有统一性才有“同”,有多样性才有“异”,这才有“异中求同”和“同中求异”的比较法,并形成“求同存异”的综合。为节省读者搜索时间,我们从现代社会需要出发,围绕着某个主题,寻找信息的同一性和差异性,把大量分散、无序的隐性网络信息,经过筛选、下载、整合转变为集中、有序的显性文献知识。通过CALIS等网络系统进行文献传递,为读者提供高层次、多样化、高效率的交互式信息服务,使图书馆成为科研成果交流活动中不可缺少的环节与组织部分。 四、图书馆理念的形成与实践经验的积累,需要馆员具备图书馆哲学素养 图书馆哲学是关于流变不息的图书馆实践价值与意义的深刻理解、感悟和诠释。如果一个馆员没有先进的图书馆哲学素养,就没有正确的图书馆理念,就会缺少精神支柱与人生信念,也就失去了对所从事职业价值追求的主动性和目的性。图书馆理念的形成与实践经验的积累,需要馆员具备图书馆哲学素养,其意义在于:1.图书馆哲学素养有助于馆员形成个性化图书馆智慧,优化思维品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最先进的哲学,在此层面上产生出图书馆哲学理念,馆员通过树立图书馆哲学理念,再经过图书馆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图书馆哲学素养,是独一无二的,其它行业无法取代的最先进的哲学素养。这种不可替代性,一是能够坚定馆员树立图书馆事业的信念,使其在图书馆实践过程中认识自我弱点,发现自我潜能,通过否定之否定完善自我,设计自我发展方向,以此促进图书馆人才队伍向专业化发展。二是有助于馆员进行心智修炼与个性塑造,使其形成个性化图书馆智慧,优化思维品质,完善人格魅力,孕育纯真心音。能用心音去感悟图书馆事业的人,会产生对图书馆事业的崇高敬仰,也就有了一个神圣的心灵和崇高的自己,才会有爱岗敬业、甘为人梯、主动创新、积极进取等崇高的图书馆职业精神。对此任重而道远的图书馆人,应注重培养图书馆哲学素养,发展原则高度理性思维,培育价值取向思考方式,夯实理论联系实际的基础,在更新自我、实现自我和超越自我的过程中,从馆员角色进入到学科馆员角色。2.图书馆哲学素养能使馆员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再回到实践中。图书馆哲学素养能使馆员从哲学的高度,运用灵活、敏锐的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和逆向思维,坚持对理性的信仰与追寻,去观察、分析和理解图书馆领域的一些基本问题与基本现象时,就能形成对图书馆实践的洞察力,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唤起对实践主体的反思意识,从而产生理性思维的认知感、价值观和审美观,再从理性认识回到实践中去,实现对实践活动的超越。譬如:在开展具体服务读者的工作时,馆员用“透过现象看本质”等马克思哲学原理作为指导,将图书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研究图书馆学与其它学科的内在联系;分析图书馆现状内因与外因的存在条件,把握事物量变与质变的转化规律,不断总结经验,让专业回归常识,将技能变为本能,无论何事都做到明细化、定量化,量力而行,突出实践,保证质量,提高效率,完成目标任务。 图书馆论文:高校图书馆信息服务模式的研究 以协同理念为基础,在保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信息资源共享的同时,制定分工协作的契约,并开展技术攻关、效益分配等方面的工作,进而实现技术创新,这就是产学研协同创新。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一些高校、企业在科技不断进步的推动下,争相开展了各类技术创新活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从当前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情况来看,还存在创新不明显或者无法有效协同等问题[1]。对于高校图书馆而言,在产学研协同创新背景下,如何确定适宜的信息服务模式来更好地为技术创新服务,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1产学研协同创新 1.1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概念 德国学者HermanHawking于上世纪60年代首次提出了“协同”的概念[2]。他指出各个子系统之间相互协调配合以提高系统的整体效率,这就是协同。从不同的角度看,协同创新被赋予了不同的定义。从信息服务的角度看,协同创新就是将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等联合起来,并将知识增值作为主要目标,进而创造更多价值的过程。而从企业创新的角度来看,协同创新就是各企业通过创新要素共享,并保障各要素之间的协同一致,进而达成共赢。在2011年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讲话中曾提出,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应该协同合作,通过切实践行“协同创新”来推动我国的科技创新。 1.2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特点 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基本主体包括科研机构、高校与企业等,并且是与金融机构、中介机构、政府等相结合的。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参与主体较多,是一个涉及多方面因素、错综复杂的战略性系统,图1所示为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概念模型。产学研协同创新不仅需要保障内部参与主体之间的协同,也需要保障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协同。产学研协同创新的主要特点有:①多样的参与主体。不仅有产、学、研等基本主体,也有政府、中介机构以及用户等参与主体。②共享创新成果。各创新主体之间主要通过信息共享,分享科研成果并获取交叉知识,进而提升各自的核心竞争力。③持续性。各参与主体之间的信息双向传递,促进了彼此之间的密切合作,并实现了长期的互动与沟通,进而保障整个系统的持续发展。④资源易得性。各参与主体之间的信息交流,让人才、资金、技术的获取渠道得以拓展。 2高校图书馆在产学研协同创新中的作用 高校是产学研协同创新的主体之一,在促进科技创新并构建创新型国家方面担负着重要使命。高校图书馆是为高校科研、教学提供智力支持的主要场所,不仅有丰富的信息资源储备,也可以为科技创新提供服务,是产学研协同创新中必不可少的环节。 2.1促进各参与主体之间的协同性 产学研协同创新可以看作各创新主体根据市场、行业以及区域的需求,通过深入合作与交流,进而获得创新产品的组织过程。由于企业、科研机构以及高校长期以来均是相对独立的,而各自在信息资源建设方面存在重叠的地方,所以不仅导致大量资源浪费,在维持各主体之间协同性的同时,也需要投入更多的成本[3]。高校图书馆在发挥自身智力支持作用的同时,也需要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与需求,对各参与主体的信息资源进行整合,进一步优化各主体之间的资源分配。此外,高校图书馆应该主动为各协同创新主体提供服务,并发挥引领与指导作用,以提高彼此之间的协同性。 2.2增强高校在协同创新中的主导作用 高校是为国家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的基地,也是构建创新型国家的重要主体之一。作为企业与政府的智力支持者以及高新科技研究领域的主力,高校可以看作决定协同创新成败的关键。高校图书馆拥有高质量的信息资源,为高校提供教学服务,根据高校科研、教学目标的变化不断调整与优化资源结构,能够保障知识服务的高品质与专业性。高校参与协同创新离不开高校图书馆的信息支持,而高校图书馆可以增强高校在这个过程中的主导作用。2.3提供各类创新资源与服务高校图书馆一直以来就是为科研、教学提供服务的机构,并在不断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信息资源。同时高校图书馆在发展过程中也构建了相应的学科馆员队伍,并拥有计算机应用方面的高素质人才,具备强大的情报搜索、加工与处理能力,与高校各学科的专业人士合作,能够为企业、科研机构等提供各类创新资源与服务。而企业所需的大部分市场情报、科技创新以及知识产权等信息,均可以从高校图书馆获得。高校图书馆发挥自身在信息整合方面的优势,能够更好地为科技创新服务[4]。 3产学研协同创新背景下高校图书馆的信息服务模式 自2011年召开产学研合作创新大会后,我国开展了大范围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活动,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高校图书馆作为产学研协同创新的重要引导者,也积极参与其中并开展了大量理论与实践研究。部分高校图书馆利用自身技术、信息资源等方面的优势,积极为产学研协同需求者提供信息服务,并成为其中重要的智力支撑。 3.1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的信息服务平台在产学研协同创新背景下,高校图书馆应该借助自身优势,加强与政府部门、企业与科研机构的合作,进而构建一个便于信息交流与沟通的服务平台(如图2所示)。其中产学研参与者作为基本主体,可以依托该平台获得合作机会,并且不断积累合作经验;政府作为引导者能够为该平台的构建提供技术与资金支持;而用户作为信息需求者,在产生需求与实践过程中为产学研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在检验创新成果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高校图书馆作为该平台的信息资源库,主要职能就是为科研机构、政府、用户等提供信息服务。 3.2高校图书馆基于产学研协同创新的信息服务模式 3.2.1以资源共享为中心的信息服务模式 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各参与主体之间,在建立一定的联系后通过信息交流、传递等方式,实现资源共享,可有效提升组织内部的行为有效性。在知识传递与共享过程中,其中的知识分为显性与隐性两种,而促进高校图书馆隐性知识的共享更为重要。在产学研协同创新过程中首先需要进行知识传递,并借助一定的方式让接受者获得知识[5]。而接受者在获取知识后,通过学习并消化吸收可以进一步内化。信息资源在各个主体之间进行双向流动,如此反复并最终扩大传播范围。而从另一个层面来看,信息资源的传播与共享,也可以看作个人经验的分享。高校图书馆通过这样的信息服务方式,能够促进并维护各创新主体之间的有效交流。各参与主体之间的协同合作,其主要目标就是为了达成科技创新。高校图书馆在提供信息服务并努力实现这一目标过程中,各主体之间应该相互协调并密切配合。各机构或组织协同合作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创新,因此在产学研协同过程中,就需要时刻注重创新。 3.2.2以知识创新为中心的信息服务模式 在收集整理过往知识的同时探索其中的规律,并从中获取新知识的过程就是知识创新。高校图书馆要想实现知识创新,需要进行知识整合、共享与识别加工,进而挖掘出新的知识。而产学研协同创新背景下,知识创新是不分领域与类别的,其中的知识包括技术、产品、管理、工艺等多个方面。高校各专业的教学工作者与科研人员以及企业有经验的管理、营销人员等,均可以相互交流与借鉴。而各个参与主体之间信息的有效利用,是实现创新的必要条件[6]。这就需要高校图书馆加强与不同机构的协同合作,做到相互信任、密切配合。 3.2.3以高校主导为中心的信息服务模式 在产学研协同创新背景下,政府、企业以及高校不仅有各自的职能,也 存在一定的功能交叉。其中政府部门发挥着推动作用,并从宏观政策上为产学研协同提供指导。高校在该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通过与社会各界的广泛合作,能够避免脱离社会需求的研究与实践。而企业通过与高校、政府联合,能够打破技术创新的被动局面,拉动高校或科研机构主动开展技术创新,进一步提高核心竞争力。以高校主导为中心的产学研信息服务模式较为常见,也包括多种类型,如大学科技园、校办企业等。 4产学研协同创新背景下高校图书馆可持续发展的机制 高校图书馆长期以来一直秉承为本校教学与科研服务的理念,但在与社会组织合作方面还缺乏积极性与实践经验。而这种长期封闭、落后的管理理念,也直接影响到高校图书馆社会服务的进程,并且制约了高校图书馆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组织由于很少与高校图书馆合作,一直倾向于通过社会上的信息机构获得帮助。因此,高校图书馆在为产学研参与主体提供信息服务的同时,也应该有维持可持续发展的保障机制,进而更好地发挥自身作用。 4.1依托政府与社会组织加强宣传 政府、企业等作为产学研协同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长期以来缺乏与高校图书馆的沟通交流,对其信息服务能力与水平还缺乏了解,在遇到问题时大多是通过社会上的信息机构获取智力支持。鉴于此,高校图书馆应该加强与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的合作,并获得政府部门的支持,加强自身的信息服务宣传工作。部分行业协会等社会机构具备一定的影响力,图书馆应利用这些特点,并且将这些社会机构作为桥梁,构建有效的信息服务机制,进而更好地向社会推广信息服务。高校图书馆可以利用多种宣传方式,例如发放宣传书册、开展宣传推广活动等,进而向行业协会、社会信息机构以及政府部门等推荐信息服务内容。此外,高校图书馆还可以与社会机构联合起来,主动了解社会组织机构的各类信息资源,并且借助自身优势为企业提供培训服务,向协同主体充分展示知识产权保护、创新成果转化等方面的内容。这种方式可以让各主体了解高校图书馆开展信息服务的作用,进而转被动接受信息服务为主动获取服务。而高校图书馆在向各协同参与主体提供服务的同时,不仅可以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也能通过有偿服务提高经济效益。 4.2积极获取高校的全方位支持 高校协同创新的开展是将产学研各方作为主体,发挥高校的引导作用,并且获得科研机构、政府部门以及金融机构的支持,进而协同合作以实现技术创新的过程。而高校图书馆作为教学辅助机构,很容易被产学研协同的参与主体所忽视。很多高校领导也认为协同创新仅与各参与主体如政府、科研机构等有关,完全没有认识到图书馆的积极作用。这就需要高校图书馆主动展现实力,努力获得高校的全方位支持。一方面做好校园内部的营销工作,积极向高校领导、各参与主体展示自身在信息服务方面的优势,进而获得资金、人才与技术等方面的支持。另一方面,高校图书馆也需要加强与教研部门、科研人员的配合。同时在开展产学研协同活动时,尽量争取成为其中的主体要素,进而真正维持高校图书馆产学研协同创新信息服务平台的稳定性。 4.3不断调整与资源提供者的合作模式 高校图书馆在构建基于产学研协同创新的信息服务平台并为各协同参与主体提供信息服务的同时,也需要不断调整与资源提供者的合作模式,进而解决信息资源无法访问的问题。由于信息资源提供商存在诸多限制,这就导致非注册用户无法访问高校的数字化信息数据库,极大降低了高校图书馆信息资源的利用率。高校图书馆在构建信息服务平台的同时,首先需要与各类信息提供者沟通交流,探讨全新的合作模式,以适应产学研协同创新的需求。例如,可以设置根据上网流量收费的方式,进而保障高校图书馆信息服务的快捷性、高效性,并发挥各类信息资源的应用价值。 5结语 产学研协同创新是提高区域产业竞争力、实现技术创新的重要途径。这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工程,需要联合政府、科研机构等多方力量,并且有效协作以促进其顺利实施。高校图书馆通过构建基于产学研协同创新的信息服务平台,选择适宜的信息服务模式,能够为产学研发展提供信息资源与服务,弥补信息服务的漏洞,进一步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 图书馆论文:图书馆思政教育功能研究 一、书籍报刊资源是宣传理论的工具 现代高校图书馆是知识与读者间的桥梁,在高校的教育体系中,除课堂教学能够灌输给学生正确思想,进行德育教育外,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图书馆所汇集的书籍和报刊始终是较好的学习宣传工具。当代大学生个性突出,接受新鲜事物能力强,他们拒绝强行灌输,单一的传统座谈会,主题班会以及谈话教育,有可能造成其反感和厌倦,书籍报刊则能够避开硬性灌输的弊端,调动起阅读者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使阅读者主动接受书中内容,受到教育和启发,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物质基础。例如,马列主义读物、党政机关公开发行的书籍、带有强烈爱国主义色彩的丛书、优秀哲学法律类典藏等都能够帮助学生抓住党中央最核心的政治体系,吸收最先进的理论内容,体会最深层的进步观念。又如,思想政治类期刊杂志凝聚了广大学者最前沿的研究成果,包含了最具价值的思想精华,可以使学生在阅读过程中接受到正确的价值观引导,树立起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意识。再如,具有时效性的报纸读物,可以将国家主张、时事政治通过媒体加工转递给阅读者,使学生在对时事的阅读中,知晓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取得的成绩,了解国家和世界的大事小情,透过新闻报道事件,寻求真理,建立真知。 二、网络资源平台是获取信息的阵地 互联网是科技发展、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大众传媒领域的革命性成果,借助电子技术这个平台,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完全在一个平等信任的前提下进行互动,真正实现了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双方心与心的沟通,因此逐渐受到大学生的青睐。网络技术在为高校建设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对高校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在的高等教育,脱离了网络化教学便不能够满足学生对知识的渴求,高校学生对书籍资料查阅的大量需求也督促着高校图书馆建立起网络阅读体系,以便为读者提供更为方便、快捷的阅读服务。现代高校图书馆所保留的海量纸质材料固然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资源,而网上数据库作为学生获取资料的又一阵地,也为把握学生思想脉络,了解学生关注点提供了重要保障。在图书网络平台上,读者可以随心所欲地点击自己想要获取的资源,阅读自己喜欢的书目,下载重要的文献材料,读者还可以借助网络对一些资源进行共享和评价,这些都在无形中使思想政治教育者收集到学生普遍关注和感兴趣的内容。通过阅读统计,分析学生的阅读心理,能够为思想教育提供信息反馈,便于从中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窥探某些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薄弱环节,有针对性的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不止如此,思想政治教育者可以借助网络宣传高效的特点,随时在网上最新的思想政治材料,利用新书推荐环节,向读者广泛宣传思政类图书、报刊,引导广大学生阅读健康、积极的文献,在潜移默化中,促进在校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三、肃静舒适氛围是净化心灵的场所 当代大学生接受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经过了爱国主义和自主创新精神的熏陶,基本形成了积极、乐观、健康的精神风貌。但是,在信息高速传播的今天,受到外界消极环境的影响,加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入侵,也使得一些学生形成了功利倾向,心理脆弱,缺乏责任意识,冷漠自私等思想问题,这些问题急需得到高校教育的充分认识并予以解决。现代高校图书馆与其他高校教育资源相比具有宁静安逸的特点,可以说得上是高校学生学习思考、休闲娱乐的最佳场所,很多学生的课余生活都是选择在图书馆度过,那么,通过高校图书馆来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引导可称之为一个“好点子”。很多学生表示,进入图书阅览室,会被整齐的书架和浩瀚的书海所震撼,进入到电子阅览室,会被丰富的现代化信息资源所包围,进入到读者服务部,会被高素质的馆员服务所感动。高校图书馆高雅的环境和文明的服务氛围,相比于课堂,多了一些民主、自由的气氛,使学生能适当的调试自己,约束自己的行为,逐渐完善自我,提高自身素质。图书馆内安静的环境使走进的人们不再发出噪音,都能自觉地为他人着想,主动遵守规则,克服了自私的不良心理,学会了互相体谅、关怀他人的美德。同时,肃静舒适的氛围能给予学生静下心思考的空间,在舒适的氛围里,学生畅游在广博的知识海洋中,可以逐步形成崇高的理想,树立良好的思想素质,养成优良的学风,建立积极的生活态度,长此下去,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会得到极大地提升。 四、主题交流活动是传播知识的载体 现代高校图书馆在建筑规模和用途上存在着多样性,除常规的阅览室、读书园地、自习室外,多数高校图书馆还会设置会议室、报告厅、展厅等基础设施,这些设施配备也是评估图书馆建设成果的一项重要指标。利用会议室、报告厅等场地可以开展读书活动、时事讲座、报告会、主题演讲、宣传展览等丰富的课外实践内容,帮助学生提升思想品德和政治素养。读书活动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一大载体为思想政治教育事业做出了极大贡献,利用读书活动可以将一些重要的优秀的文献介绍推荐给学生,组织学生共同学习理论着作,能够帮助学生对思想政治方面的着作进行品读和鉴赏,在研究的过程中提升学生的是非辨别能力和分析鉴赏能力,净化思想 ,摒弃糟粕。邀请专家进行时事讲座或召开主题报告会和演讲,可以将最新的时事热点和感动事迹带进校园,以专家视角进行问题审视,用最生动的语言表达传递党的方针政策,用最真挚的情感讲述社会主义推崇的行为,能够起到对在校大学生进行正面引导,树立使命感和责任心的效果。利用图书馆展厅开展简报、绘画、书法展览,可以使欣赏者增强审美意识,修身养性,提高对外界不良因素的免疫力,从中受到思想政治方面的启发,以达到使学生充分认识自我、欣赏他人、赞美世界的目的。 五、资料借阅保护是培养诚信的途径 诚信是加深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诚信观念也是当代大学生必需的思想品德之一,对于求知欲望强烈、思维活跃、人生观和价值观不够成熟的大学生而言,开展诚信教育尤为迫切。图书馆是搜集、整理、保存、传播和组织社会文献信息资源的科学、教育、文化机构,每个社会成员都有使用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接受图书馆提供文献信息服务的权利。鉴于图书馆的图书报刊材料的公共性,图书馆对馆藏资源的借阅归还都制订了详尽有效的规则,以保证资源的长期使用,使得珍贵文献得以长久流传。现在不少大学生还存在着不良的借阅嗜好,有的学生会在书籍上圈圈画画,甚至撕页裁剪;也有学生对图书任意抽拿,乱摆乱放;还有学生拖延借阅时间,想尽办法将书目据为己有。这些行为都会影响到公共资源发挥作用,阻碍到图书馆的发展。因此,图书馆必须采取正规化,合理化管理来帮助阅读者建立诚信品质。现在,多数高校图书馆会在流通阅览室安置电子报警器,针对重点文献进行保护,防止读者的不良行为。现代高校图书馆还采取了押金和安装摄像头的方式,以保证绝版文献的准时完好归还。对图书的严格保护从某种意义上能够约束阅读者的借阅行为,对肆意破坏、盗用窃取、不珍惜他人劳动成果的做法进行有效管制,使阅读者从点滴做起,养成诚信习惯,最终成为国之栋梁。现代高校图书馆是大学宝贵的资源阵地,在高等院校教育、科研中都具有重要的价值。作为高校精神文明建设核心机构,高校图书馆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也有着特殊意义。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竞争激烈的背景下,现代高校图书馆有责任购置高价值的书籍,做好学生读书的引导工作,营造舒适优雅的阅读环境,提供体贴到位的阅读服务,并有义务承担起培养爱读书、会读书的思想政治素养过关的优秀人才,利用自身优势,配合高校其他教育资源,充分发挥出其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不可取代的功能。 图书馆论文:有关网络环境下我国图书馆服务模式的演变 在21世纪即将来临的时候,人类社会正面临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的急剧变革,世界各个角落的人们都强烈地感受到新时代的冲击与震撼。知识更新经济朝代和网络时代的一些特征,已经深入到人们的社会生活中。知识经济是以知识更新为基础的经济,这各经济直接领带于知识更新和信息的生产、扩散和应用。 中国在迈向第三步战略目标的进程中,提出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我国国家创新体系,提高国家创新能力的奋斗目标。根据建设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构想、任务和目标,已经提出和实施了《知识创新工作》、《技术创新工作》、《211工程》以及国家其他重点科技计划,形成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完整的总体战略布局。国家创新系统的主要功能是配置新资源,直辖市国家创新活动。国家创新资源配置中包括创新信息服务体系和创新资源的分配体系。图书馆在未来几年的发展中,应成为国家创新信息服务体系的组成部分,发挥依靠基地的作用。 图书馆作为社会重要的信息资源基地,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和资源的提供者,对信息化、网络化浪潮的冲击更为敏感。现代技术的迅猛发展,全球网络化浪潮的兴起,一个以计算机技术、网络通讯技术、光纤技术、数字卫星技术为主要信息传输载体的社会基础设施的新的信息环境已经在我国形成。 图书馆是社会需求的产物,其天职就是为社会提供服务。图书馆的社会价值是通过服务体现的。在知识经济成为社会经济的主流,社会经济结构开始发生变化的时候,社会需求发生较大变化,知识总量的不断的增长,知识领域不断扩展,用户自身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从整体上开始从劳动密集性向知识密集型转变。用户信息需求不断增加,使网络环境下图书馆的存在形态发生了变化。图书馆无论在信息资源采集、组织加工、信息服务、管理模式等诸方面将发生更深刻的变革。 一、传统图书馆服务模式的特点 传统图书馆主要收藏以纸张为载体的信息,它的服务必然围绕着纸张文献和图书馆馆舍的展开。中国图书馆由于受封建时期皇家图书馆、古代藏书楼的影响,图书馆和图书馆文献是为少数人服务的。 图书馆的藏书是以保存为主,形成了"重藏轻用"、"重管轻用"的办馆思想,往往把读者放在次要位置。 图书馆论文:分析图书馆法人治理的优化 我国现行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公共图书馆作为事业单位法人是国家和地方政府出资建设,这就意味着政府作为公共图书馆的建设者有权对公共图书馆的活动进行制约。然而在我国大部分地区的现状是政府对公共图书馆实行全面的管理,公共图书馆也对政府部门产生依赖,不能独立自主地实行组织的管理。针对公共图书馆存在的治理机制方面的问题,笔者简要总结了以下几个方面。2虽然我国的公共图书馆法正在建立的进程中,北京、深圳等省市公共图书馆都有本地区单独的公共图书馆管理条例、规章和办法等,然而这些地方的公共图书馆在规划建设和管理机制方面上缺乏科学标准,呈现出无序管理状态,这一切都亟待通过立法加以保障。2008年文化部将制定一部完整的公共图书馆法提上日程,但是,时至今日,只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征求意见稿》,尚没有确定一部完整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公共图书馆基本法律。没有立法对公共图书馆的保障就会产生公共图书馆的的地位模糊、管理不善和经费不足等问题,所以法制的建立是我们首要面临的、亟需解决的问题。在我国公共图书馆的概念被定为“由国家中央或地方政府管理、资助和支持的免费为社会公共服务的图书馆”[5]。从这一概念中可以看出公共图书馆的建设者是国家中央或地方政府,这就导致政府对图书馆无所不管,包揽一切,而公共图书馆也对政府产生依赖,独立性差,不能自主的管理馆内重大事务,例如购书类别也须得到政府的批准等,这就模糊了公共图书馆的社会地位定位。同时,在政府的庇佑下,公共图书馆的竞争环境也出现弱化的局面,使得公共图书馆不能积极主动的进行创新服务,不能以读者的利益为核心,模糊了公共图书馆的职能定位。我国公共图书馆现行的管理制度实行馆长负责制,馆长对图书馆拥有决策权、财务权和任免权等[6]。这种制度虽然明确了馆长的法人代表地位和职责权力,明确了公共图书馆是具有法人资格的办馆实体,但是另一方面却容易产生馆长对图书馆事业不作为,不利于图书馆服务效率的提高;还容易造成馆长对图书馆事业发展独断,滥用职权的现象,长此以往就会造成图书馆内部民主思想和民主机制的缺乏,不利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总之,馆长负责制有利也有弊,我们要承认缺陷的存在,扬长避短,完善公共图书馆管理机制。据调查,我国大部分地区现行公共图书馆内部没有建立起专门的监督约束体系,对图书馆馆长和工作人员的监督主要依靠政府部门和上级主管单位,其约束仅靠各图书馆内部的管理条例和规章,显然这是明显不健全的。监督机制不健全就会导致图书馆内部腐败和工作低效的产生。公共图书馆作为独立的事业单位法人,其工作宗旨就是为读者服务,没有一个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就很难满足读者的需求,引起读者的不满,造成图书馆公众失信的局面。上述问题的存在归根结底是因为公共图书馆法制不健全、参与公共图书馆管理的各利益主体关系不明确、公共图书馆内部治理机制不完善。因此,要构建一个完善的公共图书馆治理机制就要针对存在的各种问题找到解决思路,进行改革,实现其可持续发展。 优化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机制的措施 公共图书馆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一员,其法人治理机制是否完善决定着其发展进程。上文论述了公共图书馆存在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公共图书馆不能有效地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因此,笔者构建出一种新型的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机制模型(如图1所示),通过模型来阐述优化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的一系列措施,以期完善其治理,实现其价值。政治学家告诉我们民意是使一个事物合法化的基础。因此,完善图书馆立法的前提就是要确立图书馆在社会民众中的地位,赢得公众的尊重和认可。这就需要图书馆提供优质的服务,扩大立法宣传力度,加强同社会各界的交流。完善图书馆立法建设的另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建立一个高素质的研究图书馆立法的专业队伍,做好立法的组织领导工作,统筹各个地区发展现状来制定一个普适性的法律规范,才能使公共图书馆走向法制化管理的轨道。最后还要借鉴国外图书馆立法的成功经验,例如英国于1850年就颁布了《公共图书馆法》,这是世界上第一部全国性的公共图书馆法,后经几次修改,不断完善[7]。我们应结合我国国情,有选择地吸取国外成功经验,来完善我国图书馆的立法。公共图书馆处在社会大系统下,与其相关的利益主体有政府、上级图书馆、读者和相关竞争者等。这些主体都在影响着公共图书馆的运作,只有理顺情彼此之间的关系才能更好地完善法人治理。政府作为公共图书馆的建设者,为其提供经费来源,这就决定了政府在公共图书馆的管理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这种主导地位主要体现在政府的“掌舵”职能中,即对图书馆实行宏观管理,确定公共图书馆的各种发展战略,制定其事业规划,指导并协调各级图书馆之间的关系,做到统筹规划,而不是事无巨细的管理,要做到政事分开,管办分离。公共图书馆也要在政府的大政方针下对内部实施有效的组织与管理。公共图书馆作为事业单位,上下级之间属于业务指导关系。上级公共图书馆应该本着普遍均等惠及全民的原则,协调地区之间的图书馆事业,对下级公共图书馆开展的业务进行指导,以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借鉴国外的总馆分馆治理模式,上下级公共图书馆应加强业务交流,实现文献资源共享,例如我国深圳实行“图书馆之城”的治理模式,加强了上下级图书馆的沟通和联系,做到集中管理。读者作为公共图书馆服务的对象,公共图书馆应本着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的宗旨开展各项工作。读者也应树立纳税人意识,意识到自己是公共图书馆的所有者,理应得到优质的服务,当对服务不满意时应该提出自己的意见,维护自己的权益。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知识的需求不断增加,加上公共图书馆在馆藏和服务方面的缺陷,各种提供知识服务的组织开始出现,其中包括各种民办图书馆、私人图书馆和科技检索中心等。例如号称全球最大的中文网上实体书图书馆———青番茄图书馆,实行免费借阅、送还和上门服务等,这些服务内容比公共图书馆提供的服务质优,这就对公共图书馆造成一定的压力。公共图书馆应及时改进自身管理和服务,并与竞争者进行沟通,争取实现文献资源共享,促使两者和谐发展。鉴于我国单一的馆长负责制存在的缺陷和国外对公共图书馆管理的有效措施及成功经验,我们应对我国的公共图书馆管理机制进行变革,使其更有效率地运行。在此,笔者建议在公共图书馆馆长负责制基础上建立理事会[8],理事会可以对公共图书馆内部的重大事务进行决策,馆长领导馆内人员执行,并对其进行管理,从而形成一个三级管理体系,即高级决策层—理事会、中级管理层—馆内领导和基层执行人员。—理事会在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中,重大事务的决策权由理事会来承担。理事会成员由政府部门杰出代表、社会知名人士和馆内重要领导组成[9]。理事会成员应由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提名候选人然后经过馆内工作人员选举产生,成员在受聘期间需了解图书馆的使命、政策和服务内容,及时做出决策应对不断变化发展的环 境;理事会应对自己做出的决策负责,实行问责制。中级管理层作为公共图书馆的管理机构,具体负责馆内日常运行与业务的管理,其成员包括馆长及其副职。馆长作为公共图书馆的法定代表人,一方面作为理事会成员参与理事会的决策,定期向理事会汇报馆内运行情况,另一方面馆长可以下达理事会的各种决策,领导馆内人员执行理事会决策,为其工作提供便利和保障。基层执行人员即公共图书馆内基层职位的工作员工,分布在馆内各个不同的部门,这部分人员作为馆内工作的主体,是通过考试选拔程序产生的,其工作内容是执行管理领导层的决策,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并与其他馆员进行协作,发现图书馆内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完善意见上传领导层,不断优化图书馆工作。综上所述,公共图书馆的法人治理结构是一个金字塔形的三个层级的运行机制,理事会根据不断变化的环境开会讨论制定公共图书馆的战略决策,下达中级管理层,由其领导基层工作人员执行决策。基层执行人员在执行决策后将问题反馈给中级管理层,中级管理层通过整合意见上传理事会,以使理事会可以有效地监督并完善其工作。当遇到突发的严重危机事件时,基层工作人员可以通过“法约尔桥”[10](意指在管理机构中遇到特殊情况时,可以跨越等级进行沟通,以保持信息传递的时效性),直接与理事会进行对话,确保理事会及时采取措施予以应对。如图2所示,我们可以看出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应是一个具有反馈机制的上下不断沟通的运行机制。激励约束机制可以刺激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一个有效率的组织一定有相应的激励约束机制的存在,公共图书馆也不例外。公共图书馆应实施绩效工资制,针对不同的岗位明确绩效评价的标准和程序,刺激员工发挥个人潜力,提高工作绩效,以使公共图书馆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公共图书馆的监督机制作为法人治理不可缺少的环节,可以保证法人治理的有效性和科学性,可以发现问题不断完善法人治理机制。按照监督主体的不同,笔者把公共图书馆的监督分为政府监督、上下级监督、专门监督和读者监督等[11]。政府可以通过其职能部门对公共图书馆开展的工作进行监督发现问题予以批评指正;上级公共图书馆可以对下级公共图书馆进行工作业务的监督,在一个公共图书馆内部上级领导也可以对下级工作人员进行工作监督;理事会可以设立专门的监督委员会,对公共图书馆内部各项工作进行监督;读者作为其服务对象有权利对其开展的各项服务工作进行监督,并提出意见。 图书馆论文:图书馆学研究中的科学主义 【内容提要】抽象图书馆学受到专业研究者的质疑。这些质疑中的许多见解引起同仁的困惑。我们需要学习科学技术哲学知识，把握抽象图书馆学理论的实质，就此问题做进一步探讨。图书馆学中的科学主义越来越感到危机，其危机的根源在于自身。我们既要恰当地反对唯科学主义，对它又要保持必要的宽容。当今，反思图书馆学的内在价值取向，是必要和迫切的。我们没有必要构建“大一统”的理论体系，应充分激活图书馆学所包含的思想，使图书馆事业的实践走向规范化。 1　引起图书馆学研究者困惑的探讨 新世纪伊始，黄俊贵先生的《丑陋的图书馆学》一文打破学界往日的沉寂，反响激烈，已超出当初定位于“文化沙龙”的想象，以富有学术性和思想性而备受图书馆学研究者的青睐〔1〕。程焕文、罗德运、程亚男、储流杰、阎立中、鲍振西等先生先后继续在此“沙龙”和其它刊物上展开讨论，发表了许多论文或感想。与此同时，图书馆学的两个专业网站，《大学图书馆学报》的《沙龙》（/xuebao）和图书馆学读者的《寒网》的部分网友以自立题目《图书馆及其理论体系是科学，还是伪科学？》展开学术探讨。图书馆学界出现了近年来少有的百家争鸣。颇为有趣的是，这次学术探讨涉及到与科学主义有关的问题。按照黑格尔的认识论，人之认识有感性、知性和理性三个不同的层次，这样的探讨无疑是“精神的高消费”，是哲学层面上的反思、批判活动。 这里所说的图书馆函数及其理论体系就是抽象图书馆学的主要内容之一。它的作者叶鹰先生已多次表述了自己建立抽象图书馆学的目的和意义：“希望抽象图书馆学的思考和方法能为当代图书馆学理论注入生机和活力，使图书馆学走上精密科学的发展道路。〔2〕”近期，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他的同样观点：“能否像精密科学那样用一个模型或一组方程把图书馆学的核心理论统一表达出来？并通过对模型进行分析或对方程进行求解来统一研究包括传统图书馆和现代图书馆在内的图书馆学？”〔3〕 这种思想首先受到黄俊贵先生的质疑。在《丑陋的图书馆学》一文中，他是这样对“抽象图书馆理论”提出疑义的，我们把它摘录如下：“有人对国外有代表性的传统图书馆学的著作归纳为‘面向过程’、‘面向实体’、‘定性向导’，进而提出实行当代转换——‘从具体到抽象’、‘从定性到定量’，主张采用精确数学方程式，以抽象图书馆学理论，并用了不少数学方程式，以达到图书馆学理论抽象化的目的。与此同时，还主张采用逻辑方法、计算机方法以逻辑建构、仿真建构。（见《中国图书馆学报》2000年2期，《传统图书馆学的当代转换》一文）本人粗懂数学，对如故弄玄虚异常反感，认为既不必要，亦不科学。因为这种表述对一般图书情报专业人员纯属‘对牛弹琴’，再者科学也不能以简单的数学公式去诠释。为此，我还特别去请教学术专家（曾从事过图书馆工作），结果博得冷笑，谓曰：‘这不是理论，也代替不了理论；数学不是万能的，方程式不应该作为图书馆学论文的主要内容。’”…“在许多刊物上不时可以发现所谓‘图书馆函数’、‘图书馆方程’的玄文，如果出于‘百家齐放’，引发争鸣也应该让专业人员都能看懂，我真怀疑编辑在审稿时是否真读懂了，还是被它的虚玄迷惑了。”，“有人提出图书馆的所谓‘新思维’，立论‘图书馆是有序化信息相对集中的时空’，要实现‘无馆舍、无藏书、无馆员’的‘三无图书馆’。这真是无稽之谈。如此做秀行为已普遍为同仁不齿。” 在随后的文章中，黄俊贵先生对此又做了更趋于理性的探讨：“有人热衷数学方法，把统计数据视为概括规律的惟一方式，诚然，我们应该肯定定量研究确实是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的一个特点，但如果把它强调到绝对化，以它作为优于一切的方法，试用数学方法去代替甚至取消逻辑和哲学的方法，显然是不妥的。”〔4〕 在网络上，部分网友认为“图书馆函数是浮躁的”，“图书馆函数是图书馆学皇帝的新装”，“图书馆函数和图书馆方程怪异”，“图书馆函数与图书馆实践无关”，“此数学模型是有问题的”，也有人认为“它是科学主义的布道”，也有的采取类比的方法对抽象图书馆理论质疑，如“难道我们还需要出一个反恐函数吗？”，“我们能用高等数学来证明共产主义一定实现吗？” 这次学术争鸣是一种正常的学术活动，应该得到肯定。然而，事情往往并不是这么简单。这些理论和见解带给我们图书馆学研究者太多的困惑。我们迫切需要问题的答案。我们都掉入了概念和问题的海洋里。这次大探讨涉及到“信息”、“信息科学”、“科学”、“玄学”，“数理逻辑”，“图书馆函数”，“图书馆方程”，“图书馆函数是否正确？”，“数理逻辑是否是万能的？”，“图书馆学的划界标准”，“图书馆学如何规范？”等概念和问题。 这样的问题不仅是图书馆学界这个圈子里的问题，还是整个学术界比较关注的一个跨学科的大问题。我们仅仅依靠对图书馆学经典的深度理解与诠释，无法解决这一难题。我们也不应该重新陷入一大堆旧材料中，仍去墨守传统的研究方法，而应积极学习和利用其它学科的知识，寻求有益的启示。我们需要从中外已有的智慧宝库中汲取精神营养，从思想阅读中获取研究的力量。经过争鸣与反思，我们发现在反对抽象图书馆学理论中，有许多理性不足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完全可以把许多简单、幼稚的批判给排除掉，抽象图书馆学绝对不是他们认为的“浮躁问题”。许多图书馆学研究者有了可贵的觉醒，黄俊贵先生后来就曾倡导“图书馆学需要哲学”〔5〕。图书馆学和科学技术哲学对这一问题有共同的志趣，我们可以通过学习科学技术哲学，探讨两门学科共同关心的问题。对这样的问题研究，要求研究者既要有很好的自然科学素养，又要有扎实的图书馆学本专业基础和丰富的其它社会科学知识。因此，面对一个既为阳春白雪，又为大众图书馆学研究者普遍关注的难题，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希望能做一次有益于图书馆学发展的探讨。 2　科学主义及其图书馆学研究者对它的质疑 概念界定模糊，就会引起争议。所以，一般哲学工作者在论述“科学”与“人文”两者关系之前先定义这两个概念，尤其在两者深刻关联的时代更应如此。但问题也非如此简单，诚如吴国盛先生所言“概念有待澄清”，“回到概念问题”〔6〕。本人倾向于刘大椿先生的“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界定”〔7〕，因而，本文所指的科学是指科学的本源意义，即与人文学科相对的自然科学。也许，我们从来就没有听说过图书馆学中存在一个叫做“科学主义图书馆学”这样一个独立的学派或分支，一般人也不会承认自己是科学主义者。但科学主义取向的图书馆学研究很有市场。 科学主义在图书馆学出现，有其历史和时代背景。尽管人们对斯诺命题〔8〕有各种疑问，但是这一富有挑战意义的问题是难以回避的。“科玄之战”〔9〕称得上是“斯诺命题”的一个典型案例。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我们又置身于和20世纪初如此相似的语境中。当初的“科玄之战”的一边倒的胜利，使当时的知识分子对科学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胡适这样描述人们的科学主义倾向的：“近三十年来，有一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得与不 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10〕。直到今天，科学一词在大众话语体系中常常代表“正确、高明、有效”，科学仍然是价值与观念的代言人，科学的“标签”和反科学的“帽子”满天飞。在学术界，科学主义思想仍在不断地扩张。 “科学主义产生于自启蒙主义，成于实证主义，是建立在牛顿范式的科学之上的一种思想观念。长期以来成为主流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1〕”。持科学主义观点者认为科学是万能的，或者说，是潜在万能的。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它。 在价值层面上，持科学主义观点者认为科学是真理，是正确的乃至惟一正确的知识，相信科学知识是至高无上的知识体系，进而，过多地赋予科学与技术价值层面上的意义。在方法论上，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和语言，盲目摹仿和不经辩护地转移到人类的社会研究中，也就是说，持科学主义观点者认为科学方法是普遍有效的，而且也可用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科学主义坚持自然科学的定位，主张以实验、实证、定量研究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科学。经验化、客观化和数量化是科学主义的基本原则，其哲学基础是实体还原论、机械决定论和逻辑实证主义。对作为技术根源的科学理论，特别是基础理论持虚无主义态度。过分强调技术的价值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技术的理性标准。坚持科学主义观点的人相信一切的社会问题都可以通过技术的发展而得到解决，从而，无视或忽视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和文化传统对技术的反作用。他们认为科学技术所导致的社会问题是暂时的，偶然的，是前进中的失误，是能够通过科学与技术的发展而得到解决的。 科学主义在哲学、经济学、管理学、历史、政治、美术等领域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质疑，比如，科学主义心理学已受到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的质疑〔12〕。文学界也有的学者提出“‘新工具革命’不是文学的灵丹妙药”〔13〕。科学主义当然也受到很多图书馆学研究者的批判。图书馆学界为了捍卫图书馆事业的尊严，也不断地反对科学崇拜、技术崇拜。黄俊贵先生对科学主义思想的质疑，也就不足为怪了。从抽象图书馆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上，我们不难发现它的科学主义思想。 这种思想在图书馆学界很有影响。比如，有人认为：“强调和强化实证主义的方法范式在定性与定量研究方向，大力弘扬文献计量学这类图书情报界独有的方法，更多地借鉴数学的方法、统计的方法，合理移植与图书馆的社会功能研究相关的、有效的其它方法，也许能使我们的图书馆学研究尽快地走出假象的误区，步入学科发展的正常轨道”〔14〕。许多成果也或多或少地透露这种思想，尤其是许多图书馆学理论批评者盲目拿西方的科学范式来评价图书馆学，殊不知这些西方的范式主要是自然科学的范式。又比如，图书馆学五定律，图书馆哲学定律，人文图书馆学哲学五定律〔15〕的思想。当然，“图书馆学五定律”存在翻译问题，他们用物理学中的“定律”来代替哲学的“原理”。这些定律的元素中有人，如作者认为是人文的，那它的意义必然与精神层面相关，这种做法看似强调了所提出的观点，但由于借用了“定律”，反而使人对这样的“定律”疑窦丛生。这种做法并不是“用词语包装的问题”，而是利用了图书馆学者喜欢的语境来获得认同。图书馆学研究不遵守哲学的一般规范，是让人难以理解的。 在图书馆学论文中，许多人经常应用西方未来学家的名言“计算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这正说明部分图书馆人在迎合科学主义。〔16〕 期刊中，还不难发现诸如ontology，纳米图书馆，图书疗法，图书馆力等等新提法。这些东西“雷声”大，与图书馆关系没有多大。 有人号称他提供的信息为企业节省了数十万元，这种消息真假实在难辩。严格地说，应该是这种信息有利于企业节省数十万元。 当商业炒作的图书《学习的革命》粉墨登场时，图书馆人却为之欢呼〔17，18〕而事实上，这类书是科学神话的畸形产物。这种不应该出现的现象却在以书为“根”的图书馆学中出现，难免不让人深思。它产生的根本原因，除了我们图书馆研究者科学精神不足外，就是人们太相信它所谓的“科学的方法”，相信它“一个星期学会一门外语…”的科学神话。 图书馆学者相信网络神话大有人在，甚至相信图书馆馆长将来由CEO代替。随便什么文章都要提及“网络”，与“网络”联系起来，实有“拉大旗做虎皮”之嫌。何阳的点子公司被图书馆人欣赏〔19〕，不幸的是何阳却因诈骗入狱。这就是我们对信息科学没有个正确认识的结果。 “一个数字图书馆，半壁江山”〔20〕，就是图书馆人对无条件研究数字图书馆，而轻易上马者的无情讽刺。 图书馆单向度发展的趋势十分明显〔21〕。图书馆学界有人把读者想象成全是知识精英，认为图书馆事业服务的对象都是科学人，认为图书馆人应该是专家身份，不自觉地将自己打扮成专业人员或某个学术专业的从业人员。还有人用“科学”或“技术”来为图书馆人编制许多美丽的梦幻。图书馆学界依然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图书馆学除了弘扬科学精神外，还应以关注生命尊严，关注生命的真美为自己的本命。我们看看我们的期刊吧，疯狂地宣泄人们的技术激情，反倒是研究读书文化的文章很少见诸于版面。 3　正确认识图书馆学中的科学主义思潮 科学主义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质疑，也越来越感到自己的危机。在反对科学主义的讨论中，许多图书馆学研究者认为它的危机是由于人文学者的质疑造成的。我们认为，这并不是根本原因。 图书馆学中科学主义思想的危机的根源主要是其自身。由于图书馆学缺乏独自的研究对象、独立的概念体系、独特的研究方法，所以，科学主义将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定为信息，也不过是自己的一厢情愿。图书馆学隐含地定位成自然科学，才是它危机的根源。将图书馆学向精密科学的努力心愿是好的，但却是不可能的。现代图书馆学是一个学科群，图书馆学既有科学的研究，又有人文的研究。有人戏称“图书馆学是上帝之学”，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科学主义是只见信息不见人，“人”不过是标有刻度的“木偶”。这些科学主义沉迷于结构优美的逻辑演绎中，无情地抛弃了人们的非理性世界，从而成为“黑板图书馆学”。这些科学主义理论由于没有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理论，所以，他们一方面拒斥形而上学，一方面自己仍然逃脱不了成为形而上学的厄运。这才是其致命的弱点。 我们还可以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物理学本土化问题，数学本土化问题？却有图书馆学本土化问题。物理学研究者从来就不考虑哪些是中国物理要解决的问题，哪些是美国物理要解决的问题。而图书馆学就不一样了，它是在特定社会文化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图书馆事业出现的文化的多元性，文化取向是“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来自实践的批判是最有利的批判。实践是图书馆学的最大价值取向。创新是图书馆学的生命力。在图书馆事业的实践中，许多科学主义的东西离图书馆所在的现实越来越远，从而成为纸上的数据和公式。许多科学主义的理论成了怪异的理论，在图书馆学和馆员之间树立起一道藩篱，当然，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我们可以思考，有没有“科学的爱情”，“科学的道德”，“科学的意识形态”？实践中，来图书馆的人不一定都是理性的人，知识的人，还有普通大众。许多图书馆学研究者利用数学方法，通过交叉科学研究取得了诸如引文分析法等理论成果，这些都是图书馆学的进步，在社会上也被广泛应用。但人们也不断 发现这些核心期刊表在不断地被人误用。也就是说，核心期刊表是有一定的应用范围的，也有自身的弱点——就是它代替不了专家的意见。 我们要恰当地反对科学主义，不能把科学主义与自然科学，科学主义与科学精神相提并论，更不能把“反对科学主义”看成是“反科学”。我们也不能无原则地反对把物理和数学逻辑应用到图书馆学中，也没有反对技术研究，而是反对试图把图书馆引入精密科学的科学主义思想。 图书馆人在反对科学主义过程中会遇到各种不同的意见，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其一，有人认为反对科学主义不利于图书馆学的科学化建设，会说“图书馆学就是因为科学性不强，还不是真正意义的科学，没有必要反对科学主义”。我们认为科学性和科学主义是两个概念，科学精神与科学主义更不相同。正因为图书馆学的科学性不强，图书馆研究者的科学精神不够，许多图书馆学研究者才会对科学技术寄于厚望，才对科学迷信，对技术崇拜。反对科学主义，正是为了弘扬科学的理性精神，尊重科学。 其二，许多批判的理性不足，反而受到科学主义的反击。图书馆学界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存在许多问题，比如，许多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学者对科学主义进行了批判，但没有从科学主义的自身逻辑和实践找出问题的实质所在，用“图书馆人看不懂”作为依据，也出现了非学术的语言，显然容易遭到反批判，有人就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没有几人能看懂”这样的理由拒斥人们的批判，也有人用“曲高和寡”对人们的批判搪塞。又比如，有的学者用后现代主义思想来对科学进行所谓的结构与消解，甚至盲目地攻击科学与技术本身，否定科学的理性价值。再比如，许多人只管批评，不管建设。这些在现代化建设的今天肯定是行不通的，与与时俱进、创新的理论研究的宗旨相违背。综合这几方面的原因，我们有必要正确地认识科学主义的。 用科学的技能，哲学的思维，人文的价值，构建健全的图书馆学体系，服务于图书馆事业。 图书馆论文:信息社会图书馆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初探 [内容提要]：现代技术的发展使图书馆的服务方式和内容发生了巨大变化，本文从图书馆的各项业务工作入手，分析了各项业务工作中存在的知识产权问题，并就“合理利用”、侵权与被侵权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图书馆；知识产权保护；信息；文献 图书馆是从事文献信息搜集、加工、存贮、传播、研究等活动的场所，其工作的每一个环节与知识产权保护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在图书馆角色已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图书馆除了承担传统的信息收藏、传播任务外，还承担了部分信息出版商整理出版各种形式的信息产品的任务，所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也不再局限在如何“合理利用”他人的信息资源，还包括如何利用法律手段，合法地保护自身的权益，因而知识产权问题更加受到图书情报界的密切关注。基于此点，本文将就图书馆可能遇到的知识产权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信息搜集整理与知识产权保护 信息搜集是图书馆开展信息服务工作的基础，在此方面图书馆主要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是所收集的信息产品是否为合法的信息产品。我国在1990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1992年加入《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两个国际公约，在1992年又颁布了《实施国际著作权条约的规定》，因此在法律上，不论是国内作品还是国外作品在我国境内都将受到法律的保护。根据有关法律条文，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以营利为目的，复制发行其作品或未经录音录像制作者许可，复制发行其制作的录音录像的行为都是侵权行为，其制作作品也就是非法出版物。 但在过去，有些图书馆由于经费上的限制，往往无力购买外文原版书刊资料，因而只能通过选购一些影印的书刊资料来满足用户的信息需求；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建设工作起步较晚，整个社会的知识产权意识还比较薄弱，一些盗版侵权活动还比较猖獗，非法盗印的书刊、音像制品随处可见。这就要求我们的信息工作人员加强法制意识，在文献信息资料的采购过程中自觉地选择正版产品，维护知识产权所有者的正当权益。 二、信息服务与知识产权保护 1、借阅：书刊借阅是图书馆为用户提供的一项主要服务方式。对于著作权人的图书外借，图书馆界历来有“公共借阅权”之争。这里的“公共借阅权”是指著者因图书馆将其所著图书借给读者而获得报酬的一种权利，它在西方国家发展很快，目前英美等国已开始在公共图书馆中推行该制度。但在我国，由于我国的经济、文化还不够发达，若采用“公共借阅权”制度将不利于知识的传播，对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也会产生消极影响，因此《著作权法》作了明确规定“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这种作法是否合适，目前仍有争议。 2、复制：复制是使信息得到广泛传播和利用的重要手段，它在《著作权法》中被定义为“指以印刷、复印、临摹、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等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者多份的行为”。但现代技术的发展，似乎为复制的内涵又赋予了新的意义，光盘刻录、电子扫描，网上信息下载等新型方式都已被看作是复制的重要方式。虽然，在〖著作权法〗中明确规定，为学校课堂教学或科研，少量复制已经发表的作品，供教学或者科研人员使用，或图书馆、档案馆等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复制本馆收藏的作品皆属于复制合理利用的范畴，但是由于新的复制方式及其复制对象的特殊性，促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一些问题。 首先，将原有的印刷品形式的作品数字化提供给用户使用是否为合法行为，是否产生了新的作品，此点业界目前已基本有了结论即并未产生新作品，在“合理利用”范围内的复制是合法的，但不得出版发行；其次，用户通过INTERNET或局域网下载图书馆放在网上的信息，需征得著作权人的许可还是可任意复制，这个问题与数字化作品的传播方式的认定有密切关系，现在仍是一个争论的焦点；第三，若用户阅览图书馆放在网上的信息，其暂存于随机存储器中的信息是否已构成复制行为，读者是否有权对其进行各种形式的处理。因此，图书馆在开展复制服务过程中，如果处理不当就极易造成侵权，对此我们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3、数字化作品的网络传播：近几年来，计算机网络的迅速发展和全面普及也带来了新的信息传播方式：网络传播。网络传播这种方式，不但可以以更快的速度在更大的范围内传播文字信息，而且可以传递给用户声音、图形、图像和动画等多媒体形式的信息，这使得图书馆利用网络来进行信息的传播变得越来越普遍。将数字化作品进行网络传播的表现形式有多种，常见的有电子数据库的检索、视频点播、网络远程教学等。 1）电子数据库具有存贮量大、检索方便、快捷，可以包含文字、声音、图像等多种信息的特点，从其问世以来就备受信息工作者的青睐，特别是WWW检索方式的出现，普通用户不需经过培训也可便利地查到所需信息，因此大多数图书馆都引进或自建了各种各样的数据库并通过局域网或INTERNET网向用户提供服务。 2）视频点播是一种新兴技术，通过视频点播，用户可以在远端利用计算机或电视机的远程遥控器，通过网络随心所欲地从图书馆所收藏的大量视频资料中获取自己需要的视频节目。此种方式是图书馆向用户传播视频信息的重要方式。 3）网络远程教育是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特别是计算机网络技术和多媒体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新型教育方式，人们可以在计算机网络的环境下，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实现“随时、随地的交互式”教学活动。图书馆是开展网络远程教育的重要基地，大量的教学软件和信息资源需要经过图书馆在网上传播给读者，以满足他们的信息需求。 对于网络传播这种方式，不论其表现形式如何，我们首先应该明确的都是将数字化作品通过计算机网络向公众传播是一种怎样性质的行为，其次需确定的是这种行为是属于一种合理使用作品的行为还是属于著作权人的一项专有权利。对于第一个问题目前有两种观点。有些学者认为是“发行”行为，其理由是发行是指为满足公众的合理需求，通过出售、出租等方式向公众提供一定数量的作品复制件。而用户从网络中下载一件作品时，只要数字化信息进入到用户的RAM中，就可以稳定地在一定时间内或者永久地被再现原作品，也就构成了“复制”行为，从而构成了“发行”行为。另外有些学者则认为是类似“广播”行为，理由是播放是指通过无线电波、有线电视手段传播作品，而网络传播作品和同有线电视传输作品在本质上并没有区别，且将网络传播看作公共传播行为还可避免发行权穷竭原则的矛盾，无需扩张“发行”的定义。对于第二个问题，大多数人认为除了合理复制外，为读者提供作品的持久性拷贝需经过版权人的授权，这类授权可以通过签署许可协议的方式来明确，比如：限制允许访问的范围即只有在特定的地点或特定的域名范围内才能访问，访问作品时按次收费，通过数字水印、电子签名、密码、CA（CertificationAuthority）认证技术等技术方式限制读者对该作品的拷贝和传播等。 4、信息咨询服务：咨询服务主要是代用户详尽地查找专题情报以及编制各种二次文献及三次文献的工作，是图书馆开展的一项深层次的服务工作。由于这些工作的开展都是建立在研究、加工、整理他人作品的基础上，而其研究成果即所研究作品的也将部分或全部提供给用户，因此，在这些工作的开展过程中都会涉及到知识产权。无论是手检还是机检方式，如果少量复制相关资料供用户作教学、科研之用，应该属于“合理使用”范围，但若大量复制相关资料，特别是大量套录数据库内容供用户作其它用途使用，则属于一种严重的侵权行为，一般，图书馆在购买数据库时，与出版商所签定的合约中，对于合理使用数据库的范围都会作出一些明确规定，如用户的性质、复制的方式、复制内容的范围等，工作人员应留心这些规定，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5、资源共享：近年来书刊价格的飞速上涨和信息的急骤膨胀，使越来越多的信息工作者认识到只有通过资源共享才能满足用户日益增长的信息需求，同时技术的发展也为图书馆间进行资源共享提供了可能，于是在图书馆间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联盟，希望通过联合订购、馆际互借、文献传递等活动来满足用户的需求。这些做法虽然有利于信息的传播，但也给知识产权保护带来了一个问题即多个用户可以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通过网络和数字技术使用同一份拷贝，这种做法将打破以往版权人及出版商获取的利益与公众获得信息之间的平衡，有些出版商们开始担心图书馆所购买的第一份拷贝是否将成为众多用户的最后一份拷贝。如何在现代技术环境下重新建立二者之间的平衡，既保护著作者的权益又兼顾公众的利益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三、信息产品的生产 1、编辑作品：按特定目的搜集信息并对其进行加工整理重新编排，形成新的作品一直是图书馆的一项重要工作，传统的图书馆主要进行的是题录、索引等检索工具以及综述等三次文献的编制、专题材料的汇编等以纸质为载体的工作，而现在计算机的普及、数据库技术的成熟以及信息数字化工作的简化，促使越来越多的图书馆开始涉足数据库、多媒体作品的生产，譬如，建立馆藏书目数据库、联合目录数据库、各种类型的导航库、多媒体形式的专题数据库等。 在这方面涉及到知识产权的问题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编辑作品是否具有著作权，如何保护自建数据库、多媒体作品的著作权，另一类是在制作过程中使用他人的作品作为素材，是否需要得到著作权人的许可，是否会构成侵犯他人著作权的行为。由于传统的印刷型汇编作品受著作权保护基本已得到公认，因此这两类问题的焦点实际上是集中在数据库和多媒体这两种作品上。 对于数据库能否作为编辑作品加以著作权保护目前仍有争议。数据库是一种以系统、有序的方式对数据或其它材料进行编排，并通过电子方式表现的独立作品或信息的集合，按照我国的〖著作权法〗和有关的国际公约条例，可以当作汇编作品看待。但由于数据库的内容极易被其它人复制，并可根据需要再进行摘取、重新编排，形成新的数据库，人们很难辨别它是否通过内容选择或编排而构成智力创作，由此引发了是否受著作权保护的争议也就在所难免。 多媒体作品是一种通过采用数字技术，将文字、数据、声音、图像等多种媒体信息同时或交替表达的信息的集合，它通常表现为二类或多类作品的集合。关于这类作品的性质现在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当作汇编作品看待，因为多媒体作品虽然创造了一种新的表现形式，但它并没有改变汇辑作品的属性。一种认为不能简单地当作汇编作品看待，而应当象电影作品一样，单独规定为一类作品加以保护，理由是多媒体作品的制作是可以说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经过选材、构思、用多媒体制作软件按总体设计方案进行脚本、绘画、声音的创作、合成、调试最后形成可播放的产品，与电影作品的制作相似，既然电影作品可以单独作为一种作品，多媒体作品也可以单独作为一种作品。不论多媒体作品的性质如何，多媒体作品应受到著作权保护是显而易见的。 按照各国现行的〖著作权法〗规定人们在使用他人作品时必须取得著作权人的许可并向其支付报酬，因此不论是数据库还是多媒体作品，都面临一个问题：如何才能取得著作权人的许可，采用他的作品作为素材进行制作。数据库、多媒体作品在制作过程中往往采用了大量的具有著作权的原始作品，如果要先找到这些著作权人并征得他们的许可，然后逐一偿付其使用费，对任何一个制作单位而言，都是一个需耗费大量时间、人力、物力的事情，在现实中是也难以行得通的。这种情况下有些国家就提出了成立专门的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处理数据库、多媒体作品制作和使用过程中出现的原始素材问题，但这只能解决能够付费的问题，如果著作权人要求付高额使用费，如何协调好权利人和制作者之间的关系，这类机构恐怕还无能为力。 2、计算机软件的生产：信息管理的自动化离不开计算机软件，图书馆作为计算机软件使用者的同时常常也是计算机软件的开发者。在传统的〖版权法〗中，计算机软件是作为作品来加以保护，但由于计算机软件本身的特殊性，我国在1991年6月又特别颁布了《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因此在我国，计算机软件在知识产权方面的保护将涉及《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著作权法》和《商标法》，另外，有些学者认为计算机软件还应受到〖专利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 目前计算机软件保护适应法律的主流仍是〖著作权法〗和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按照〖著作权法〗和〖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的有关规定，这两部法规目前还只能保护软件作品的表达，即计算机程序的源代码、目标代码、固化在只读存储器中的程序都受二者的保护，而开发软件所用的思想、概念、发现、原理、算法、处理过程和运行方法则不在保护范围之列。这就给制作者们带来一些问题，计算机软件虽是以程序和文档的形式表达并通过它们来实现某种功能，但整个作品的核心是制作者的创造性构思，他们通过合理组织数据结构，优化处理流程和算法等手段来实现软件的高价值，而一但有人利用著作者的构思，再独立开发出与其作品极其相似的软件，或者采用特殊的方法，修改一下软件中变量名、函数名或过程名，调整无关紧要的流程运算顺序，则会呈现不同的表现形式，因而可以冠冕堂皇地受到法律的合法保护。另外，计算软件极易复制且复制成本非常低廉也容易导致非法盗版的现象严重。对于这些问题，现在制作者们还只能通过采用一些特殊的加密措施对产品加以保护，从法律的角度如何有效的保护制作者们的权益目前还是一个难题，尚需进一步研究。 四、组织管理与知识产权保护 这方面主要涉及的职务作品与非职务作品的划分以及职务作品的著作权归属问题。现行《著作权法》第十六条规定：公民为完成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工作任务所创作的作品是职务作品。职务作品在下列两种情况下，作者只享有署名权，著作权的其它权利如发表权、修改权、使用和获得报酬权等权利由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享有：（1）主要是利用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创作，并由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承担责任的工程设计、产品设计图纸及其说明、计算机软件、地图等职务作品；（2）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合同约定著作权由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享有的职务作品，否则著作权由作者享有，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只有权在其业务范围内优先使用。由于在我国，除职工个人发表的文章外，图书馆的信息产品生产一般是信息工作人员作为本职工作的一部分，在工作时间，利用单位的设备去完成的，因此这类作品应属职务作品，作者可以享有署名权，著作权的其它权利则应由图书馆或委托图书馆生产产品的个人或单位所有。现在有很多单位为了避免在产权上发生纠纷，保护其所属单位的知识产权，协调职工及其所属单位的利益关系，已采 取了一些措施，如根据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制定本单位保护知识产权的规定，或在签定用人合同时，作为合同的一部分，明确规定职工与单位的责、权、利关系。 五、结束语 1、实际上图书馆所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远远不只上面所探讨的那些问题，像商标、网站域名等也越来越受到业界的关注，由此也可看出，今后图书馆所遇到的知识产权问题将会越来越纷繁复杂。这就要求我们信息工作者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同时，要密切关注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的立法动向，遵循合理使用原则，正确处理产权人和用户之间的关系，注意教育和引导用户合理使用图书馆所提供的信息资料，减少或避免侵权行为的发生。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学会利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身的权益。 2、在印刷媒体环境中，图书馆基本上可依据现行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及其所保障的合理使用原则来满足用户的各种信息需求。然而，随着信息资料由印刷媒体向数字化媒体的转化，随着加工、储存、传播和利用信息手段的更新和发展，原有的法律、法规已不能完全适应技术发展的需要，因此调整和完善传统的知识产权体系的工作已迫在眉睫。目前已有很多国家在修改原有法律或制定新的法律、法规以适应信息社会的需要，信息工作人员也应与法律工作者一起密切关注国际知识产权立法及实践的动向，为建立和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并逐步实现与国际贯例接轨，实现高水平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出谋划策。 图书馆论文:充分发挥图书馆的德育功能 加强管理，把握图书选择原则藏书工作是图书馆图书资料工作的基础性环节，围绕学校任务，针对学生思想，坚持藏书的思想原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与此相应的问题是要防止格调低下，属于消极文化现象的一些读物进入图书室。不良图书会使学生的心智被书中的邪恶与污秽熏化，使学生误入歧途，毁了一生。因此，要把好图书采购质量关，主要是要选购有利于学生思想品德教育丰富各科知识面的书籍。要坚持从新华书店这一正常渠道进书。要采取严格的管理措施，净化学生的精神食粮。 做好导读工作，把握学生阅读倾向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引导学生读好书是图书资料工作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引进了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给国民经济注入了活力。与此同时，西方形形色色的思潮也对我国精神文化生活形成冲击，使涉世未深、缺乏鉴别能力的青少年分不清良莠，部分学生受社会某些不良思潮的影响出现言情、武侠等读书热点。对此，图书管理工作者应注意社会思潮动向，把握学生心理状态，及时给学生推荐优秀书刊，正确引导学生阅读社会进步主流中健康向上的书刊。有的学生不善支配自己的课余时间，他们到图书馆来，大多没有什么思想准备，只是抱着随便找本书消遣的心理，图书馆工作者应精心做好导读工作，向学生推荐既开阔视野，思想性强，又能帮助他们提高思想修养的图书。 同时与班级任课教师密切配合，共同磋商，开列出书目。这样，让学生相互转告到图书馆主动借阅这些健康有益的图书。 多种形式开展评书导读活动利用图书开展多种形式的评书活动，是图书馆引导学生学会分析、评价书刊的重要形式。这样做既可以提高学生的识别分辨能力，又有进一步发挥书籍的教育效果。如在爱国主义教育读书活动中，应突出热爱祖国这个中心，及时整理出内容丰富、入耳入心的乡土教材，并结合本地历史特点（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史、或历史进步人物、或好的乡规民约等），集中爱国主义主题的书刊推荐给学生阅读。另外，新书上架后，组织学生进行评书，一是评出该书的优劣处；二是座谈读后感。有条件的地方还可开展读书短剧表演、专题辩论比赛，让学生就博学与精学、实践与理论等一系列问题展开讨论，锻炼学生的思辨能力；或通过读书漫画比赛，使学生的思想插上了遐想的翅膀。 多种形式的评书导读活动可使学生在互相交流读书心得的过程中，互受启迪、互受教益共同提高。 造就一支德才兼备的图书管理工作者队伍要使学校图书馆上档次、上等级，真正成为教书育人的基地，当务之急是应尽快造就一支自身具有较高德育素质、又懂得在图书管理工作中如何进行德育教育的新型图书管理工作者队伍。 首先应从实际出发，规定必要的时间，全方位动员图书管理工作者坚持在岗位上学习，内容应有针对性、有实效性，并进行考试，成绩张榜公布，必要时列入个人档案。还可以让他们参加自学考试、或参加函授、或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辅之以必要的授课、研讨和交流；有条件的图书馆还可以分期分批将图书管理人员送到中、高等院校进行深造；还可以通过外聘、外调、委培等途径，将德才兼备的同志充实到图书馆工作者队伍中来。 其次是引进竞争机制，优胜劣汰，增强其紧迫感。在改革大潮席卷全国各行各业的今天，对图书管理工作者队伍进行大胆改革势在必行。应实行“定岗、定编、定人员、定责任、定目标”的新运行机制。校领导要统筹考虑，要确确实实动“真格”。让一些思想素质不高而又责任心不强的图书管理人员改做其它工作或暂且待岗，表现好后再受聘上岗；采取双向选择，择优录用的办法，将一批事业心强而又基本功过硬的同志充实到图书管理工作者队伍中来，提高图书管理工作者的整体素质。本着“因地制宜，立足创新”的原则，制定切实可行的规划和实施计划，建立有效的制约和激励机制，实行符合特点的管理，把评职、晋级、评选先进等激励杠杆引入图书管理之中，同时还建立竞赛、考核评比、奖励等制度，必将会收到明显的效果。 图书馆论文:图书馆和地方文献资源价值浅论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沉淀,使各地都拥有大量的具有本地特色的地方文献资料。它们体现了本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渊源。将它们收集、整理、保存和利用起来,将对本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建设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1 地方文献的特点 地方文献是文献的一种类型,它实际上是按文献内容或形式上的地域性特征进行划分产生的。不论是公共图书馆,还是高校图书馆,它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热点概念。它的内涵众说纷纭,大体上有广义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说,是指一切与地方有关的文献,主要包括史志、地方出版物和地方人士着述三个方面的内容。从狭义上讲,是指内容上与地方有关的一切文献,我国最早对地方文献进行概括的是我国地方文献事业的奠基人杜定友先生,他认为, “地方文献是指有关本地方的一切资料,表现于各种记载形式的,如图书、杂志、报纸、图片、照片、影片、画片、唱片、拓本、表格、传单、票据、文告、手稿、印模、簿籍等等。”这一定义迄今为止仍是较权威的一种解释。 和其它文献相比,地方文献有自己的显着特征。①地域性。这是指文献记载的现象、事实和人物都发生于某一特指的地域范围之内,或与这一地域有关。由于它详实地记录一个地域的经济、政治、文教、史地等人文与自然状况,常常被称为“省情” 、“市情” 、“县情”等。区域性又被称为地方性,是地方文献的最大特征和本质内涵,是确定地方文献的主要标准。“地方”的概念原则上应以现行的行政区划为标准。②史料性。地方文献往往是产生于生产实践和生活实践,大多属于原始文献和原始记录,信息活,内容可靠。部分地方文献具有不同程度地保密性,且印数少,一般不重印、再版。地方文献是我国历史文献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誉为“一方之全史”,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③多样性。地方文献是对特定地区自然、社会、人文等事物的历史与现状的全面的综合性记录,是文献的区域性特征类型,由文献形式和内容的多样性可知地方文献具有多样性特征。从内容上看,它涉及有关某地域的自然、人文、历史、人物、经济、政治、民俗、文化、教育、卫生、体育、方言及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从形式上看,除印刷型地方文献外,其记录知识的符号、记录手段及其相应的物质载体等都具有多样性特点。④系统性。地方文献的内涵首先不是指某一类文献,而是各类型地方性文献的综合,各类地方文献在内容上存在有机的、内在的联系。共同反映有关地方的发展历史。 2 地方文献的价值 由地方文献的涵义及其特征决定了它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参考价值。 2 1 地方文献资源对发展地方先进文化有极其重要价值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第二条要求“必须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什么是先进文化,指出,先进文化就是适应生产力发展,反映广大人民的利益和要求,推动人类进步,代表未来发展方向,并在诸多思潮的较量中日益显示其生命力的文化,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因此,先进文化具有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特点。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一个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有强大深厚优秀的民族文化,世界上出现的文化本土化趋势正说明。一种先进文化,首先是民族的,其次才是全人类的。弘扬民族精神应从民族文化本位的立场出发,充分吸收全人类所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我们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努力保持自己的传统,弘扬自己的文化,努力发掘本民族文化、本国文化,使之与社会生活相适应。地方文献的区域性正说明了其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文化特征。所以,搞好地方文献资源的建设、开发和利用正是发展民族先进文化的具体要求和体现。 2.2 地方文献资源开发利用对于地方建设事业具有重要作用 地方文献具有区域性特征,从行政区划来说,行政区域级别越低,其地方性越强。地方文献产生于地方,是有关某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全记录,其本身就是地方文化和地方社会发展的结晶、记载和表现,因此,地方文献具有很强的使用价值和保存价值,对地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具有极其重要作用。① 它可以为认识某一地域的历史和现状提供可靠资料,所谓“地近则易核,时近则亦真”。②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可以为地方社会发展决策规划和实施提供以资借鉴之经验和信息。③ 思乡愈爱国,忧国方恋乡,地方文献可以为进行乡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提供绝好材料。④ 由于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地方文献是编纂地方史志最重要的基础资料。我们常认为,一项科学研究的过程大约三分之一的时间要用在搜求文献资料上,从事地方文化和地方科学研究同样离不开地方文献。从整体上说,地方文献资源是进行地方科学研究和地方文化建设的基础。总之地方文献在地方建设事业中可以全面发挥作用,具有巨大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2.3 地方文献资源的建设、开发和利用对于发展图书馆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地方文献资源是图书馆文献资源中一种重要的特色资源。 由于历史原因各公共图书馆积累了大量地方文献资料,是一个地方的地方文献中心,是其它类型图书馆和个人收藏所无法比拟的。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地方文献的整理和利用问题,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总理曾两次就这一问题做出专门的指示。l982年,文化部在《省(自治区、市)图书馆工作条例 中,第一次明确规定地方文献工作是省(市)图书馆工作的重要内容。在信息化和资源共享化的今天,图书馆拥有地方文献已成为一种优势,搜集、开发、利用地方文献已是图书馆特色化发展战略方向。随着文化的日益繁荣,因地方文献蕴含丰富的地方文化内容,从而发展成为以地方文献热的“信息资源收藏热”和“开发利用热”。可以说,地方文献资源已成为图书馆的宝库和特色化的标志。总之,地方文献的开发和利用,是当前图书馆藏书建设的重要内容,做好地方文献的开发利用工作,开辟具有地方特色的服务领域,是衡量一个图书馆是否有特色的重要标志。 图书馆论文:计算机信息网络给图书馆带来的影响 现代社会日益呈现出网络化、信息化和知识化的发展趋势,计算机网络的出现对人们生活和工作方式带来巨大变革。图书馆作为社会重要信息资源基地,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和资源的提供者,对信息化、网络化浪潮的冲击更为敏感。计算机信息网络给图书馆的藏书管理、服务模式、资源共建共享、数字化图书馆建设等许多方面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一、现代图书馆生存的网络环境 电子计算机与现代通信技术相结合,为人类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信息环境——网络环境。所谓网络环境,是指在电子计算机和现代通信技术相互结合基础上构建的宽带、高速、综合、广域型数字式电信网络。这种网络通过网中设网、网际互联可以覆盖一国、数国乃至全球。在网络环境中,传统的信息提供与获取方式将彻底改变,分散于不同地理位置的信息资源以数字方式存贮,通过通信网络相互联接,人们可以借助网络上任一终端获取所需要的信息资源。 国际计算机互联网在全世界的迅速扩展,标志着这样的网络环境正在形成。Internet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将用户、信息资源和信息系统联系起来,提供一系列的信息资源联结、组织、检索机制和信息传递、服务形式,将全世界范围内的众多计算机网络和计算机联结起来,实现网间信息交流与资源共享。面对全球信息网络化趋势,我国也及时规划了信息网络化建设进程。目前,我国已建成了中国公用分组数据交换网(CHINAPAC)和中国公用数字数据网(CHINADDN),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国家公用经济信息通信网(金桥工程)已经启动。全国规模最大的计算机网络——中国教育与科研计算机网络(CERNET)也已建成并投入使用。它内联全国主要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科技信息机构,外联国际互联网,与全球范围的现代信息网络接轨。 二、网络对图书馆藏书的影响 图书馆藏书是图书馆赖以提供信息服务的资源基础。目前方兴未艾的计算机信息网络将给图书馆的信息资源结构、馆藏资源获取方式、信息资源的保障方式、馆藏文献购置经费等许多方面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1.对图书馆信息资源结构的影响。国际互联网的迅速普及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图书馆赖以提供服务的资源基础,而且使信息资源的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传统意义上的图书馆信息资源,是经过图书馆收集、整序、贮存并拥有“所有权”的文献。现在,人们从网上存取的信息,虽然不同于馆藏资源具有“所有权”的属性,但它如同馆藏资源一样具有可资利用的属性。网络资源极为丰富,存取便捷,因而将成为图书馆提供服务的重要基础。 2.对馆藏资源获取方式的影响。图书馆获取信息资源的传统方式,主要通过购买、交换、接受捐赠等途径获取文献。文献入藏后,图书馆便拥有该文献的永久所有权和使用权。然而,图书馆通过网络获取的电子信息,往往不是信息资源的本体,而是信息资源的网络使用权。信息的获得,则有购入、入网、联机使用权、租用、交换和免费等多种方式。这些新的信息资源获取方式,需要新的技术、设备和专业技术人员。 3.对信息资源保障模式的影响。网络环境对图书馆在信息资源建设中的分工协调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因为当一个图书馆的馆藏转化为电子文献并能通过网络向用户提供服务时,其他图书馆相同的藏书再加工、上网,就成为多余的。网络环境使处于不同地理位置的图书馆能相互利用信息资源、实现资源共享。为保证网上信息资源的全面、充足和系统,减少冗余和浪费,客观上就要求各图书馆必须摒弃自给自足的信息资源保障模式,将自己纳入地区、全国乃至全球的信息网络中,根据网络的要求和用户需要去收集、加工文献资料,使各图书馆上网的信息资源各具特色,避免雷同,从而建立起功能较强的信息资源社会保障模式。 4.对馆藏文献购置经费的影响。购书经费短缺是多年来困扰图书馆的难题。除了书刊价格上涨客观因素外,就图书馆自身而言,主要是缺乏馆际协调。在藏书发展中,各馆不仅要入藏本馆读者常用的文献,以满足最大量、最经常的信息需求,而且要入藏那些较少使用的资料,以满足读者偶然的特殊的需要。网络环境为解决这道难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在网络环境中,各图书馆可以便捷地使用来自世界各地的信息资源,从而使图书馆有了可靠的信息资源保障。由于有了网络资源作为后盾,各图书馆可以将有限的经费去购买本馆最常用的、有特色的文献,而其他信息需求则依靠网络资源去满足。所以,网络环境为图书馆购书经费的合理使用提供了有利条件。 三、网络对图书馆服务模式的影响 网络信息资源的出现,彻底摧毁了传统图书馆模式,也给图书馆的发展空间带来了新的契机。在知识经济时代,社会生产对知识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传统的图书馆服务方式受到严厉冲击,促使传统的机制、运作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新型服务模式的雏形已出现。图书馆服务工作从满足书刊代阅的文献需求为主,转移到以满足知识信息需求为主、以知识开发服务为主要功能的模式。网络环境下图书馆新服务模式,具有这样一些主要特点: 1.开放型服务。图书馆开始突破围墙,跳出固定场所,主动接触社会,摆脱了传统文献处理的限制,在信息的采集、加工、组织、服务方面,面向网络环境,以新的方式组织、控制、选择、传播信息,建立了辐射型的开放服务系统。 2.有偿服务与无偿服务相结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图书馆为了更好地为社会服务,满足读者的信息需求,在完成公益性服务的同时,开展各种类型的有偿信息服务,已经得到社会和读者的认可。这不仅可以弥补国家投资的不足,也可以促使图书馆有自我生存的自身发展能力。 3.多样型服务。现代图书馆以用户为中心,需要什么就提供什么,摆脱传统的服务方式,摒弃单个、重复、被动、琐碎的手工服务。把服务模式从单纯服务型转变为服务经营型,把服务推向市场,开展信息的深加工,如代查、代检索、代翻译、人办手续、代复制、联机检索、光盘检索、联机目录查询、网上专题信息服务等。 4.产业型服务。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原有的公共图书馆、专业图书馆、学校图书馆等机构从单纯公益型向以公益型为主、经营型为辅的服务机构。新型的信息服务机构,以生产和经营信息产品为主,出现以经营型为主的服务机构。 四、网络促进图书馆资源的共建共享 网络环境下图书馆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是指各级各类图书馆根据用户对社会信息的需求,通过网络利用计算机、通信、电子、多媒体等先进的信息技术,高度理想化地对各馆藏信息资源和网络资源进行综合协作开发和利用的活动。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网络技术的不断更新,信息时代的到来,决定了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是未来图书馆开发和利用信息 资源的必由之路。图书馆实行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是解决知识信息剧增与馆藏力不足这一矛盾的重要途径,也是用户的迫切需求。 网络环境下出现了促进图书馆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一些积极因素。网络为图书馆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信息环境。Internet网、中国教育科研网以及中国信息网的开通与互联,为图书馆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特别是Internet网成功地采用了TCP/IP(传输控制协议和网际互联协议),TCP/IP采用的互交换技术,解决了不同硬件平台、不同网络产品和不同操作系统之间的兼容性问题。任何计算机只要采用TCP/IP协议与因特网中的任何一台主机通信,都有可能成为因特网的部分,进行大规模的网络互联,自由地选择利用各种网络服务,顺利地实现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部分国家或地区图书馆相继协议协作,不断推进着图书馆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进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公共图书馆宣言》中提出的“开放”思想,在促进我国图书馆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由封闭向开放,由被动向主动,由浅层向深层,由粗放向效益密集转变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网络环境下要加强图书馆信息资源进行共建共享,首先,要建立图书馆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法律保障体系,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规范各方面的行为,以确保各方的利益不受侵害;其次,要规范图书馆信息资源共建共享体制上的保障措施,建立统一协调、条块分割、布局合理,能确保进行宏观调控的管理体系,建立一个全国性信息资源管理职能机构;再次,要普及使用新技术,如中文信息处理技术、缩微技术、数据库技术、多媒体技术、光盘技术、网络通讯技术、虚拟现实及计算机应用等新技术,引进适应图书馆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发展需求的现代技术设备及掌握该技术的人才,加强图书馆局域网、广域网及Internet网等系统工作人员高级技能的培训普及以及深层次继续教育,为图书馆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提供良好的技术保障。 图书馆论文:校园图书馆管理论述 1馆藏资源的管理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计算机越来越得到普及,信息社会的到来为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节约了资源,提高了效率。在信息技术带来的巨大作用之下,图书馆的资源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的需求,从传统的“闭架式”、“书库式”借阅管理方式,逐渐转型到“开架式”、“信息自动化式”知识型管理方式。开架式管理对于馆内文献资源的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让读者从被动式借书转为主动式选书,拉近了读者和书籍的距离。馆藏资源的开架管理加大了管理者的工作量,提升了管理者的责任感,让管理者的服务意识得到了最大的释放。馆藏资源的管理工作更加细化,更加具体,面临的困难也会更多[3]。 2借阅的管理 高校图书馆是为广大师生读者服务的,图书馆最大的功能是提供获取信息的场所,借阅书籍,传播知识。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创新,图书馆人从传统的借阅模式逐渐发展到开架式借阅模式,始终坚持“读者第一,服务至上”的原则,传统的借阅模式是由读者查阅目录,填写借书卡,工作人员通过借书卡在相应的书架上找到书籍交由读者即可。而开架式管理的借阅模式是给读者提供了一个更为开阔的空间,让读者主动地选择图书,更近距离地接触图书。这也为图书馆的管理者增加了工作量,更激发了管理者的责任感。 3开架式管理的利与弊 3.1开架式管理的优势 3.1.1发挥了读者的主观能动性最初,读者都是只能通过翻阅目录来查找书名,对书的大体内容是不了解的,所以时常会出现书名相似,但却不是读者想要借阅的图书,造成拒借率高,加大了馆员的工作量。开架式模式的实施,彻底改变了之前传统借阅模式的运行方式,读者可以进入到图书室内,在书架上找寻自己想要的书,这样更能体现读者的自主性,让读者获取信息资源更为主动。真正做到“以书为主”过渡到“以人为本”。 3.1.2提高了图书利用率在闭架式管理模式下,大部分图书都只是被收藏在书库里,没有人借阅,知识也得不到很好地传播。而实施开架式管理以来,图书的利用率也得到了提高,图书不断更新、整理,文献信息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让越来越多的人更强烈地理解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意义,同时也感受到图书馆的无限魅力。 3.1.3拉近了读者与图书和馆员的距离图书馆之所以存在,图书、用户、馆员三位一体,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馆员管理图书,使图书得以珍藏;图书被用户借阅,使得用户能从书中学到更多知识,让图书得以传阅;用户向馆员咨询,促进了用户和馆员之间的交流,充分发挥了图书馆这个平台的作用。 3.2开架式管理的弊端 3.2.1乱架现象乱架现象是实施开架式管理最常见的一种情况,表现在许多读者挑选书籍时,没有留意书籍的编号,选了之后发现不对,又不知道是从哪个架子上取下来的,所以就随便乱塞乱放。读者没有使用代书板,选书时没有明确的目标,一下子拿了大量的图书,已超过了借阅的数量,不能全数借出,等到离开图书馆前就将图书随处放置,给其他的借阅者带来不便,也加大了管理人员的工作量[4]。 3.2.2图书损坏丢失情况严重 图书是维系图书馆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之一,保护好书籍是图书馆的首要任务。实行开架式管理就是对图书管理工作的一种挑战,在新的管理模式下,图书损坏、丢失的情况比较严重,读者在阅读书刊时,有时喜欢边读边用笔做记号,重点地方还会折叠,甚至有些读者看到自己喜欢的内容会将此页撕下带走,使得图书被破坏。还有些读者会将整本书拿走,不归还,造成书籍丢失。这些现象无疑给图书管理工作带来了一记重创,有些珍藏版书籍的丢失,给图书馆带来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3.2.3图书管理工作任务繁重,效率低 在闭架式管理时,图书管理员通过借书卡从书架上取书给读者,在闭馆时统一整理清点书籍即可。开架式管理时,管理员就必须经常整理书库里的书,及时更新书籍,将错放的书籍归位。而且要提醒读者爱护书籍,不需要借出的书在阅读之后放回原位。这些琐碎的工作更需要管理员有足够的细心和耐心,让工作更加具体多样,扩大了服务的范围,降低了工作效率。 4开架式管理的应对措施 4.1加强图书管理员的工作积极性 图书管理员作为体验图书馆变革的直接受益者,就是要增强工作责任心,加强工作积极性,开架式管理对图书馆的管理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管理员与读者的关系将会更加密切,除了图书的日常整理清点之外,还会经常解答读者的疑问,做大量的咨询工作。所以对于图书馆管理员来说,必须加强业务知识的学习,熟练操作技能,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以此尽快适应新形势新局面[5]。 4.2完善图书借阅制度,提升系统功能 从闭架式管理到开架式管理,图书馆的管理模式随着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一直在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了更好地服务读者,就必须要建立一套完整的借阅管理制度,严格遵循规章制度,对待每位读者都是一视同仁,面对触犯规章制度的现象要严格抵制,创造一个好的阅读环境。同时,开发一个新的管理模式,也要健全借阅系统,加大系统的功能,让借阅步骤的操作更简便便捷。这样不但能减轻管理员的工作负担,也能节约用户的时间,提升工作效率。 4.3加大宣传力度,保护馆藏资源 被誉为“知识宝库”的高校图书馆,是集古今中外典籍精华的宝库,是人们获取知识、得到经验,传播民族与全世界文化遗产的一个较完整、集中的学术机构[6]。图书馆的管理从保守型转向开放型,开架式管理已成为高校图书馆的发展方向,是为读者提供借阅服务的主要方式。同时,它使图书馆的流通工作从传统的手工操作模式逐步走向“藏、借、阅、咨”一体化的开放模式。基于馆藏资源出现的乱架、破损、丢失等现象,结合图书馆的内部建设,我们可以采取分楼层、分区域、分类别来储藏书刊,对于专业性强和珍藏价值高的书籍,要设立专属的书库,每个区域都应安排工作人员巡视、整理、并做好咨询服务工作。除此之外,我们还应加大宣传力度,防止读者不良行为和习惯的发生,组织关于爱书护书的讲座和报告,给读者创造一个轻松、良好的读书氛围。开架式管理充分体现了收藏、借还、阅览、导读、参考咨询等多项服务融为一体的管理模式。尽管还存在许多不足,但总体来说,优势明显高于劣势,只要妥善处理好可能出现的问题,找到应对措施,就能更好地服务读者,促进高校图书馆的可持续发展。 图书馆论文:对图书馆信息素养教学思索 “信息咨询服务”和“读者信息素养教育”二者的关系 从两者的概念内涵来看,自然可以看出“信息咨询服务”为读者提供的是信息结果,是“授之鱼”。而“读者信息素养教育”教给读者的是技能,是“授之以渔”。“信息咨询服务”由于受用户以及参考咨询馆员(又称“学科馆员”)等的语言表达能力、理解力、学科知识的了解程度的限制会损耗信息产品的信息容量,使提供的信息出现偏差,造成信息的不准确。而“读者信息素养教育”教给读者的是索取、查找信息的技能,使读者具有自己能够寻找信息,利用信息,从而使信息功能最大化。由此可见“,读者信息素养教育”更有利于信息的传播,可以降低信息的成本,符合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原则,应该成为图书馆读者服务工作的一个重点。而我们强调“读者信息素养教育”的重要,并不是完全否定“信息咨询服务”,它可以作为补充,因为有需要就会有市场,当用户工作繁忙而无暇查询时,仍需要有人或机构为其提供他所需的现成的信息。 当前在高校图书馆界存在的两种认识上的误区 强调“信息咨询服务”而轻视“读者信息素养教育”当今的“信息咨询服务”多是有偿服务,受利益驱使,使有的人热衷于“信息咨询服务”而轻视“读者信息素养教育”,信息用户如果过分依赖于“信息咨询服务”的结果,终有一天会降低其科研能力。因为其决策依据赖于“信息咨询服务”人员为其提供的信息,换而言之,是将决策权交到“信息咨询服务”人员手中。在“读者信息素养教育”中只注重数字化信息素养教育,而忽略了对纸质文献的信息素养教育现在,一提到“读者信息素养教育”,有的人就大谈特谈计算机的利用、数据库的检索……,似乎不沾上计算机,不沾上网络,就不够现代化。其实,近年来,我国的网络虽然有令世人瞩目的发展,但我们现在毕竟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电脑的普及在一定时期内还无法做到象发达国家那样。所以在一定时期内纸质文献的利用仍占主导地位,故用户特别是高校图书馆的用户(学生、教师等)还是迫切希望我们教会他们如何利用纸质文献即我们平常所说的印刷型文献,查找自己所需的信息方法。因此,做为“读者信息素养教育”中最基础的一项———新生入馆教育就十分必要了。 高校图书馆读者信息素养教育培养的方法与途径 信息素养不是一种先天生成的能力,而是一种可以通过教育和学习在后天得到培养和提高的素质。高校图书馆作为培养21世纪复合创新型人才基地,在信息素养教育中起着举足轻重而又责无旁贷的作用,应该充分发挥图书馆在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中的作用。要充分利用高校图书馆的资源优势和人才优势,让图书馆在信息素养教育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同时,图书馆信息数字化,也为信息素养教育提供了一个宽广便利的平台。我们可以通过图书馆新生教育课,文献检索课,定期的专题讲座,网络资源知识的宣传与教育培训,让读者了解现代图书馆。为此,我们应该:领导要更新观念,重视开展大学生信息素质教育增强信息用户全面的信息接收、分析、综合应用能力,是与当前国家深化教育改革的精神相吻合的,也是我国教育改革的必然趋势。信息素养作为21世纪人才的一种基本生存能力,目前社会和高校还没有给予足够重视,没有当作学生的生存和发展能力来培养。所以领导要更新观念,要把信息素质的培养和专业素质的培养等量齐观,不能厚此薄非。高校图书馆应做“读者信息素养教育”主要实施者第一、培养读者自我学习信念,提高自控能力。自我学习的时候,自我教育者会觉得这种方式很新鲜、有趣,有很大的热情。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容易因厌倦而迷恋网络游戏或聊天等。所以自我学习者一定要培养良好的自控能力,强化自控学习信念,对信息保持长久的注意力,使对信息的积极态度形成习惯。第二、培养读者对信息的敏感程度和判断能力,使之能够从大量信息中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信息,实现这些信息的价值。读者在享用互联网信息的同时,尽量避开垃圾信息的干扰。能够从大量的信息中,快速鉴别出信息是否具有价值,是否准确。 “读者信息素养教育”的方式方法创设浓郁的信息文化氛围,培养学生对信息技术的意识和兴趣;实践自主探究式或协作式学习,促进学生信息素养的养成;开展研究性学习都是培养学生信息素养的重要教育方法。具体的:第一,开展读者利用图书馆教育。对刚走进大学校门的大学生进行图书馆入门的指导教育、进行信息知识的宣传和信息利用的基本教育。这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教育方法,通过每年的新生入馆教育,使大学生一入学就能了解图书馆,教会他们掌握利用图书馆、获取文献信息的基本方法。例如,介绍自己图书馆主页,帮助学生熟悉和利用学校图书馆的现有文献资料和电子读物;对学生进行图书信息教育,主要是教会学生中图分类法的基本知识,使他们掌握利用索书号、书名、分类、着者等不同角度去查找资料的文献检索的技能;有意识地进行图书馆专业理论知识的教育,为今后的学习打好基础,引导其养成终身利用图书馆的习惯。第二,开好文献检索课,进行信息利用、摘编的能力教育。文献检索课是教育部规定大学生必修的一门方法、技能课,学校开设的信息基础理论课不能取代文献检索课。图书馆要主动承担为学生开设文献检索课的任务,通过这门课的学习,使大学生能够掌握信息检索的方法并运用到专业课程的学习过程和实习过程,把理论与实践、科研相结合,激发信息需求,增强信息意识,提高信息能力。第三,组织学生参与图书馆信息服务工作。让大学生参与到图书馆的信息服务工作中来,可以充分发挥图书馆的职能,提高学生的信息能力。在高校图书馆,适当参与图书馆信息服务工作,不但能促进了图书馆工作改革,提高图书馆的服务质量,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信息资源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而且充分发挥了图书馆的教育职能,锻炼了学生的管理能力、组织能力和沟通能力,提高学生综合能力的修养。[3]第四,创设浓郁的信息文化氛围,培养学生对信息技术的意识和兴趣,开展定期的专题讲座,进行宣传,扩大培养面。图书馆应注重对学生进行信息意识的教育,包括信息主体意识、信息传播意识、信息 保密意识、信息守法意识、信息更新意识等,以培养学生在信息活动中信息行为的自主性和独立性。鼓励他们养成进入学校图书馆寻找文献信息资料的习惯。总之,“读者信息素养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值得我们下大功夫,化大力气去做。 图书馆论文:对于医学院图书馆的社区服务透析 电子资源方面,拥有电子图书、中外文数据库等,其中包括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中国疾病知识总库等中文医学专业数据库,以及PQDT国外学位论文全文库、Springer电子期刊、EBSCO-ASP+BSP数据库、OpenAccess开放存取资源(免费)、Nature、EMBO电子期刊等多个涉及医学专业的外文数据库,为社区医学信息服务提供了充足的资源保障。人员配备专业性强医学院校图书馆人员的专业组成一般为医学专业、计算机专业、外语专业、图书情报专业等,为了适应工作的需要,医学专业的人员进修了图书情报知识,图书情报专业的进修了医学知识,从而针对医学专业配备了一批学科馆员。他们能够熟练地查找医学信息,并能加工一次信息,具备为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用户提供医学信息的能力。计算机专业人员丰富的软件开发经验可根据社区用户的需求开设特色数据库,为信息服务提供技术支持。先进的信息技术与设备医学院校图书馆拥有先进的现代化计算机设备、多媒体网络设备,建立有图书馆网站,全面实现了计算机系统管理和办公自动化,为校外用户利用馆藏电子资源提供了不受时空限制的有利条件;另一方面,随着iphone、ipad等电子产品的问世,上网已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为社区民众随时随地查询、使用相关医学信息提供了便利。 根据社区用户的不同信息需求,开辟相应特色栏目(1)全科医生专栏。社区诊所配备的都是全科医生,解决社区居民的小病小痛,缓解了大型医院人满为患,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为居民带来了方便。但目前全科医师多是由专科医师转岗而来的,他们的临床知识和技术面较窄,急需充实和更新知识与技能。图书馆可根据这一需求开发出适合全科医师的医学信息产品,一方面,帮助社区全科医师实施继续教育,提升医疗水平;另一方面,为社区全科医生提供临床各学科门类的医学信息,及时解决门诊中遇到的问题[3]。(2)养生保健。社区用户的医学信息需求主要以预防保健、养生为主,需要诸如高血压、脂肪肝、糖尿病等常见病的预防、治疗和保养等信息。图书馆可根据社区用户的不同需求,在养生保健专栏中开辟不同的主题。例如,老年健康保健、优生优育、常见病的病因、预防和治疗等。(3)阅读疗法。目前,我国患心理障碍疾病的人数在不断上升,民众面对来自学习、恋爱、就业、人际关系等社会各方面的压力,许多人不知所措以致于出现不同程度的心理疾患,但其中的大多数人又不愿承认自己的心理出现问题,忌讳去看心理医生。医学院校图书馆可充分利用自身的医学特色馆藏资源和医学学科馆员人才优势,向社区用户开辟阅读疗法栏目,普及阅读疗法知识,开辟新领域,拓展医学图书馆的职能。图书馆可有针对性地采购诸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命运》等文学名着及人生哲理类电子图书,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养成良好的品德和健全的人格;对于就业压力、交际困难、恋爱苦恼及性困惑等心理问题,订购《中国大学生就业》、《健康心理学杂志》等心理学类电子书刊,方便有需求的社区用户查找并阅读相关文献信息,以消除或缓解心理疾患,促进身心健康,提高工作热情和生活质量。(4)求医问药。 网上免费的医学信息资源,由于缺少专业的编辑队伍与标准化的加工流程,对疾病知识的描述缺乏专业性,有时甚至会误导大众,图书馆可提供医学专业数据库来普及专业医学知识。如《中国疾病知识总库》,它将分散在不同文献资源的疾病知识、各类辅助检查信息以及药品知识等集为一体,以疾病为基本知识元素,系统全面地展示疾病相关的所有知识体系。患者及家属通过该数据库可以了解某疾病的病因、各项检查、相关治疗药物、治疗方法等,能更专业、更准确、更完整地了解疾病知识,有效消除医患关系中信息不对等的问题,解决医患关系紧张的矛盾。广泛宣传,开展系列培训医学院校图书馆应与社区组织、社区诊所联合有计划地对社区用户开展一系列的信息服务内容和技术方面的培训,提升民众对医学专业信息的认识水平,引导社区民众充分认识并利用医学图书馆的专业信息资源。医学院校图书馆开展社区医学信息服务,充分发挥了医学院校图书馆的信息资源优势,拓宽了图书馆的服务领域,满足了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医学信息需求,倡导健康的休闲、娱乐活动,提高了居民素质和科技文化水平。 图书馆论文:对医院图书馆的环境卫生与书刊消毒分析 没有读者,图书馆也就失去了意义。图书馆是流动性大且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因到图书馆的读者健康不详,难免会有传染病患者或病原的携带者[1],尤其是医院的图书馆,其读者大多是与病菌频繁接触的医务人员、临床实习生,书刊受细菌污染的机会和程度更甚[2]。但医院对图书馆预防性消毒观念还比较淡薄,而国家卫生部只对图书馆的空气质量、噪声、照度等设置标准,对图书的病菌携带指数还未做出统一限定。因此必须加强医院图书馆的消毒工作,保障所有人员的身体健康。分析影响图书馆环境卫生的因素,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和培养良好的卫生阅读习惯;并做好图书的消毒工作,将书刊受污染的机会降到最低,为广大读者营造一个良好的阅读环境。同时,要加大向读者宣传个人卫生知识,减少病原传播途径,努力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本文分析了影响图书馆环境卫生的主要因素,现报道如下: 1 影响医院图书馆的环境卫生因素 1.1 图书馆选址的因素 首先图书馆馆址应选择环境优雅的地段作为馆址,不能靠近饭堂、工厂、教职工生活区等,否则,饭堂油烟味,用水很难清洗,在空气湿度高的季节里,靠近窗口图书拿到手里也有黏手感,长期接触受污染的空气,对身体健康造成一定损害,因此图书馆选址是改善图书馆室内的环境的重要因素。 1.2 硬件辐射的环境污染 随着键盘、鼠标、条码阅读器及电脑的大量使用,网络化、数字化的高速发展,存在于电子阅览室中大量电磁辐射对人体生殖和循环系统造成一定的伤害。 1.3 空气污染 油墨味、书斑味、电脑及打印机等现代设备所产生的各种有毒气体会使室内空气质量明显下降;而空气混浊,其细菌的含量就会明显增加,有害气体浓度增高,造成人体生理紊乱和感觉不适。空气污染己被世界公认为危害人体健康的杀手之一。 1.4 霉菌的因素 在适宜的外界条件下,如温湿度高或灰尘多,图书、档案则容易发霉,许多霉菌在代谢过程中会产生毒素,对人类健康有危害。这些毒素有的损害了肝、肾,有的损害人的大脑神经系统,有的甚至致癌。 1.5 病菌传播 医院图书馆作为信息职能部门,每天接待各类医务人员,为他们提供服务。据权威检测,医务人员身上的白大衣帽,含有不少病菌,病菌一旦进入图书馆并飘落在书刊上,书刊极易受污染;这些病菌则最终传给相关人员,间接对其健康造成危害。 2 对图书馆书刊消毒的主要方法 2.1 紫外线消毒法 具体方法:将需要消毒的书籍放在紫外灯下照射半小时即可达到消毒的目的。此方法操作简单、经济安全,但有时因有效杀菌强度不易掌握而达不到满意的效果[3];对纸张也有一定的损害。 2.2 过氧乙酸法 将过氧乙酸稀释成3%~5%水溶液,加热蒸发,在60%~80%的相对湿度及室温下,过氧乙酸用量按l g/m3计算,熏蒸时间为2 h即可。 2.3 微波灭菌 用微波炉将归还的纸质图书直接放入炉内,50℃条件下5 min即可。此方法速度快,操作简单,效果好。 2.4 静电吸附消毒法 采用静电吸附原理,消毒半小时,即可吸附过滤空气中带菌的尘埃与微生物。 2.5 环氧乙烷熏蒸方法 具体方法:将需消毒图书和环氧乙烷放入塑料袋中,适当加热环氧乙烷至30~40℃,密闭24 h后取出,再通入环氧乙烷蒸汽,灭菌3 h以上,再将环氧乙烷抽尽回收,将残留的环氧乙烷吹尽,即可达到灭菌的目的。环氧乙烷的穿透力较好,可以穿透至物品的深部。所以对图书消毒也能取得满意的效果[4]。但环氧乙烷灭菌的使用成本较高,操作繁琐。 2.6 臭氧熏蒸方法 将需要消毒的图书尽量松散地放入书架或运书车中消毒4 h,这样臭氧能较好地穿透书本,获得较好的消毒效果,臭氧的杀菌速度较环氧乙烷快。臭氧消毒后可自行分解,不会污染环境和伤害人类,安全性高[5];特别适用于少量图书、档案的处理。 3 防止书刊受细菌污染的切实措施 3.1 保持室内环境清洁 为了减少室内尘埃飞扬,书刊污染,书架必须经常擦拭,图书必须定期弹打,用吸尘器定期吸尘。每天清扫地面,并保持书架及其他物品的清洁。 3.2 手卫生清洁 工作人员必须每日对日常物品消毒外,还应坚持对手进行消毒清洁,每天上下班时都应对手进行全面消毒清洁。 3.3 提醒读者养成良好的卫生阅读习惯 医院图书馆的使用者主要是医护人员。为防止细菌和病毒污染,严格执行图书馆的有关规章制度,着重强调严禁医护人员穿着白上衣、戴着工作帽和口罩入馆。保持室内清洁卫生,不随地吐痰,尽量减少细菌对书刊的污染[6]。在阅览室内,图书管理员要加强巡视,发现情况应及时制止。 3.4 图书管理员应定期进行体检 图书馆人员应每年体检一次,并定期注射有关疫苗,防止疾病产生。发现有传染病者未痊愈之前避免与读者和图书接触;杜绝有传染性疾病的职工在流通岗位工作。 3.5 密切注视社会上流行病态势 对流行病做到早准备、早预防,有的放矢;保障全体人员的安全卫生。 3.6 加强宣传教育 在搞好借阅服务工作的同时,还要注重对读者进行消毒灭菌的宣传教育。对来馆读者加强洗手指征和正确洗手方法的宣传,教育读者爱护书籍、不乱丢乱放[7]。 4 小结 图书馆的环境卫生直接关系到读者的情绪及人员的身体健康;安全、高效地提供服务,是图书馆的最终奋斗目标。因此,建立图书馆卫生相关工作制度,是图书馆为相关人员维护良好环境卫生的必备基础,也能体现图书馆服务工作的重要环节。预防疾病、降低隐患,对读者及社会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总之,一定要重视图书馆环境卫生,搞好卫生消毒,给读者创造一个良好的阅读环境。 图书馆论文:福建省图书馆闽台地方文献收集与利用 【摘要】 本叉介绍福建省图书馆收集本省和台湾地方文献尤其是关於福建和台湾之间历史联系的各类文献资料的主要方法和馆藏现状，分析上述馆藏的利用价值和实际使用情况。讨论福建省图书馆与台湾同行合作进行双方读者用户所需的闽台地方文献收集与利用的可孑于方案。 福建省图书馆目前所收藏的二百多万册（件）文献资料中，福建地方文献约为二十万件，台湾地方文献约为一万件。所谓地方文献，目前在国内图书馆界定义繁多，莫哀一是。我馆在实际运作中，对重点收集的福建和台湾地方文献范畴界定为：第一，舆福建、台湾两地有关的名人所撰文献资料；第二、记载福建、台湾两地有关情况的文献资料。由於闽台两地历史渊源极为深远，约有百分之八十左右的台湾同胞祖辈曾与福建这块土地有著千丝万缕的关联。因此，我馆在日常业务工作中将闽台地方文献视为统一的特色资源加以收藏、开发、利用。 我馆比较积极主动地注意收集入藏福建、台湾地方文献的做法始於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当时著名学者、地方文献学家萨兆寅先生担任福建省图书馆馆长後，即千方百计多方征求收藏各类地方文献。以谱牒为例，至五十年代初期我馆仅家（族）谱即已收藏近百种之多。到六十年代初，又增至二百种，二百一十六部三百九十八册，从1989年起，我馆在特藏部内专门成立地方文献室，从事闽台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保管、研究业务。今年初，根据台湾文献藏量的增长和新时期新的业务需要，我馆又调拨专业人员、专门经费和相关馆藏文献资源开设台湾文献研究室，拟逐步将该室建成我馆独具特色的部室之一。 我馆目前收集闽台地方文献的途径主要有两种。其一，从1989年开始我馆每年都派出专业人员到全省各市、县访求收集地方文献。一方面说服动员有关部门和个人，将其所编撰或所收藏的相关文献资料捐赠我馆收藏，另一方面对较有价值的地方文献资料在必要时亦出资购买或影印人藏。随著市场经济的意识日渐渗透至社会各个角落，现在向社会有关部门或个人征求文献资料，免费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有些较为珍贵的资料，甚至单凭愿意付费也不一定能如愿购入）。为此，我馆每年都安排数万元专款，专用於从社会收购或复印经我馆专业人员评估认为具有收藏价值的地方文献资料。其二，通过各种渠道，舆美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以及港澳台的各界人士取得联繁，通过互惠合作，征集到大量海外印发的与闽台有关的报刊图书及非正式出版物。 访求地方文献的工作虽然十分艰辛，但所获颇丰，令人欣慰。经过十馀年的努力，馆藏地方文献品种舆类量均有较大增长。其中地方志、家（族）谱、闽人著述三个重点方面，不但入藏类量有加，质量也得以提升。例如，经友人帮助，近年我馆从日本复印取得明版《沙县志》及原来缺藏的我省其他州府县镇志、山水志、寺庙志计二十馀种；近十年间我馆家族谱品种增加了六百多种（仅1999年底的一次外出访求，即收集新旧家族谱三十多种），使馆藏家族谱总数超过一千种，涵盖姓氏九十二个；每年新入藏闽籍人士著述数量均在二百种以上（不含从中文采编部等其它渠道入藏之文献）。从海外获取的大量文献资料，相当一部分是当地福建同乡会或各类华人华侨社团的出版物。从台湾获取的地方文献资料，多为家（族）谱、古代闽人著述、文史哲类出版物、寺庙宫观出版物、风土民情出版物以及教育学、文学、社会学、版本学等专业博士论文等。 我馆目前所藏闽台地方文献的主要特色，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姓氏谱牒，特别是福建、台港澳以及东南亚华人华侨中的主要姓氏、名门望族之谱牒，我馆已基本做到一姓至少一种谱，最多者达到一姓六十多种谱。以台湾十大主要姓氏为例，我馆所藏族谱有：陈姓四十八种、林姓六十一种、黄姓四十一种、张姓二十种、李姓一十六种、王姓一十七种、吴 姓二十五种、刘姓二十八种、蔡姓一十种、杨姓一十六种等。我馆所藏家族谱修撰年代上自明朝下迄现代。收藏重点为历代与福建有关的名人族谱（如：王审知、朱熹、蔡襄、郑成功、施琅、林则徐、沈葆祯、陈宝琛、林森、萨镇冰、严复、谢冰心等）、明确记载从福建迁居台湾及海外情况的各姓族谱（如《石井本郑氏宗族谱》、《青阳蔡氏重修族谱》等）、舆福建有关的客家人族谱（如《重修闽粤赣武威廖氏通谱》、《闽汀华氏族谱》等）、福建少数民族族谱（如《白石丁氏古谱》、《晋汀粘氏族谱》等）、福建古代刻书家族谱（如《书林余氏重修定谱》等）、福建罕见姓氏族谱（如《蓬湖祖氏族谱》等）。我馆这部分谱牒，从数量上看在国内图书馆界排不上第一，但由於内容信息独特，现实使用价值较高。1998年冬，其中部分谱牒应邀曾到台湾巡展过。 2．福建全省各地地方志收藏较为齐备。收藏了从宋代编修的《三山志》到当今新修的各地地方志，从省志到各地府志、州志、县志、乡镇志、山水志、寺庙志等，共计五百六十七种，二千余册。这些省内各类方志，地域覆盖全面，种类比较齐全。据1985年版《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记录，我馆藏有1949年以前的地方志三百六十种，距已知同期尚存全部福建地方志三百六十五种仅差五种。其中较有价值者如，《闽书》一百五十八卷/（明）何乔远撰/明崇桢二年刻本；《闽书抄》（存《方外志》）二卷/明刻本；《建宁府志》五十二卷／（明）宋东光撰/明万历刻本；《建宁府志》四十八卷／（清）邵山张奇修撰/清康熙三十二刻本；《诏安县志》一十二卷/（清）秦炯纂修/清康熙三十三年刻本；《浦城县志》一十六卷（存卷一至八）／（明）黎明范纂/明万历三十七年刻本等。此外尚有一批名贵的抄稿本，如；《邵武县舆图》一卷/佚名制/清邵武县署抄本；《重纂福建通志议》一卷/佚名编/旧抄本；《闽大记》残卷／（明）王应山等纂/（清）陈寿祺抄本；《三山志》四十二卷/（宋）梁克家主修/抱山堂抄本；《屏南县志》六卷/（清）梅鼎臣主修陈之驹等纂/清道光稿本；《晋江县志》七十七卷/（清）胡之（钅+吴）主修周学鲁等纂/清道光九年稿本等。上述这些地方志不仅具有较高版本价值，且因大多经由历代福建著名藏书家如郑杰、徐勃、陈寿祺、龚易图、沈祖牟、康爵等承延收藏，存有这些名家的题跋、印记，所以十分珍贵。 3．福建地方文史资料入藏也较丰富，计九十余种，一千多辑（册）。一些早期的地方资料油印本、打印本，仅我馆尚存，原地现已无处可觅。我馆所收这类资料，由於多是作者亲历、亲见、亲闻所记，或由作者搜集大量史料而撰，因而较为详实可靠。其内容主要反映福建全省各地（从省、市、 县到区、乡、镇、村）的历史沿革、风土人情、佚闻掌故以及社会各领域各行业史料等，其中不少资料内容也涉及台湾。有关台湾史实资料的如《晋江文史资料》第四辑中的“宋元两代台湾澎湖隶属泉州府晋江县”、《龙海文史资料》第二辑中的“忆家乡，念亲人——回顾在台湾日本殖民统治 下的生活”等；有关闽台血缘关系的如《闽候文史资料》第四辑中的台湾‘镜江派’宋氏与江口宋的渊源”、《石狮文史资料》第一辑中的“闽台粘氏 满裔同根”、《同安文史资料》第八辑中的“明清年代同安县向台湾移民史略”、《宁化文史资料》第十辑中的“宁化与台湾部分姓氏渊源初探”、《德化文史资料》第十辑中的“屏东嵌顶李氏与德化诗墩李姓本一家”、《将乐文史资料》第一辑中的“将乐县光明郡龟山始祖杨子江世系简表”等；有关闽台共有民间信仰的如《泉州文史资料》（新）第九辑、第十辑中的“从对清水祖师的信仰看泉、台之间的神缘关系”、《惠安文史资料》第三辑中的“台湾伊斯兰教来自大陆”等。上述所举各例，仅为冰山一角，但也可窥见这部分资料确有其独特的参考价值。 4，闽台共有民俗和民间信仰方面文献资料收集较为广博。由於闽台地缘亲近，人文同源，因此语言相同，习俗相近。而在民间信仰方面，天后妈祖、临水夫人、保 生大帝等神祗均为海峡两岸人民所共同信奉膜拜。我馆收藏的这两方面资料，对海外民俗文化和民间信仰研究者颇具吸引力。此中较 有代表性的馆藏加《福建风物志》、《闽台风情录》、八闽掌故及各地掌故类图书、《海神天后东渡台湾》、《湄洲妈祖——纪念妈祖逝世一千周年》及其他大量有关妈祖的各类型文献资料等。对於研究闽台共有民俗和民间信仰的论著，我馆也十分注意收藏，如《妈祖研究贸料汇编》、《妈祖研究论文集》、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编《闽台文化研究》和《同根同祖源远流长》、省档案馆编《闽台关系档案资料》、万平近主编《海峡两岸文化交流史料》、林仁川、黄福才著《闽台文化交融史》、汪毅夫著《中国文化与闽台社会》、徐晓望著《福建民间信仰源流》和《福建思想文化史纲》、王耀华主编《福建文化概览》等。在抓紧进行闽台地方文献征集工作的同时，我馆还著手开展对这些文献的整理和开发利用。目前已经在部分古典文献的整理出版和馆藏谱牒的编制目录、编撰提要，以及建设地方文献目录数据库等方面取得一些进展。 在部分古典文献整理出版方面，我馆和福建省文史馆、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厦门大学图书馆等单位合作，就明季以来闽人集部、学术著作以及笔记等资料进行选编，分辑汇入《福建丛书》，交由杨州广陵古籍刊印社出版。该书采用影印制版，以保留原始文献原貌，且所收之闽事文献和闽人著述均有较高学术研究价值和收藏价值。由於所采原始文献多为合作各馆之稀有藏本，因而是一宗比较珍贵的福建文化遗产。迄今合计已出版三辑近三十种，受到海内外关注福建文史学术研究的专家学者的普遍欢迎。 在馆藏谱牒的整理开发方面，我馆为方便读者查检，1985年组织专业人员编印了《福建省图书馆馆藏族谱目录》。从1998年开始我馆即在特藏部著手建设“福建省图书馆藏族谱书目提要数据库”。该库各条记录检索点拟定为文献题名、著作责任者、版本、分类号，且均含内容提要。目前特藏部正组织从业人员全力以赴加紧编撰，拟将一千种左右馆藏家族谱信息早日上网，供海内外学者、谱牒编修人员及华人华侨查阅。 我馆收集入藏闽台地方文献的目的，一是为了让社会公众更好地利用这部分资料，二是为了抢救保存这些珍贵资料，将其留传后世。现在回顾总结这些文献使用情况，应该说作用和成效不小，但可进一步挖掘的潜能也还不小。省专家学者和有关单位对这些文献的使用范围大多侧重於地方志、地方史料、历史人物传记和闽人诗文集等方面。近十几年来，由於国内各级政府大力提倡修地方志，因此我馆所藏全省各地历代方志，成为全省各地的方志编纂办公室在编修新志前必查的参考文献。有些方志办的工作人员在我馆查阅当地古方志时，还编辑出版了一些诸加《长汀纸史》之类的专业史志。福建省文史馆、福建师大中文系和历史系、福建省社会科学院等高校、科研单位的专家教授均为我馆特藏部的老读者。他们依据我馆所藏闽台地方文献研究撰写、编辑、出版的《台湾近代学文丛稿》、《台湾社会与文化》、《台湾文化概观》、《沈葆桢评传——中国近代化的尝试》、《林则徐全集》等论著可谓硕果累累。福建电视台、福州林纾纪念馆、乌江中国近代海军博物馆、福安市政协、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等单位都从我馆所藏地方文献中查得许多急需资料。十多年来，我馆提供的此类专题资料查询服务事例不胜枚举。而海外读者用户则大多看重我馆所藏家谱，主要用於寻根认祖之需，也有用於进行学术研究的。如1992年应台湾许氏宗亲会来函要求，我馆专业人员经认真查考，从所藏《圭海许氏世谱》等谱牒中为该会查清龙海许氏始祖入闽的详细经过史实。又如应台湾翁氏宗亲会要求，经我馆专业人员多方查证，最转为该会查清安溪翁氏“金圭”堂号的来龙去脉。近十年内，我馆专业人员共为台湾、香港、东南亚等地二十多个姓氏的同胞提供了宗族源流的多项考证服务。在为海外读者用户提供寻根服务的过程中，有时并非仅靠查阅或提供馆藏文献即可解决问题，有的还需通过外出实地访察，才能得到答案。如台湾台中一位原籍厦门同安的李先生写信要求我馆协助查询其祖居地“地山”现为何处。我馆专业人员查阅馆藏十余种李氏族谱，均无所获，后在外出徵集地方文献时，发现线索查得李先生所记祖居地“地山”即闽南话“兑山”之音讹，并从《重修地山李氏族谱》等谱牒中的记载，为其寻得现居厦们集美区后溪镇的“兑山”李姓族亲。对于此类较为复杂、花费较多精力才能解答的来自海外的委托咨询，我馆专业人员均抱在可能情况下尽力为之的态度。一般而言，如我馆所藏文献无法查到答案，解答成功的机会就较低，但有时通过工具书提供的线索，也能为海外同胞解决问题。如1999年我馆特藏部专业人员就曾应台湾一位申先生的电子信函要求，为其代查到国家图书馆、苏州市图书馆等单位藏有我馆未入藏的申氏谱牒，申先生十分满意。海外对谱牒进行学术研究的学者，则大多将我馆所藏谱牒用於从事华人姓氏源流、客家文化和中国书史等方面的研究。 从数量上统计，迄今为止来自海外的对我馆闽台地方文献的使用服务要求，不及来自福建省内的多，而福建省内读者对我馆闽台地方文献的咨询要求，又不如读者对我馆其他各类文献资料的咨询要求多。此中固有该类文献自身特有的某些客观限制因素，亦有我们对这些文献所作宣传力度不足、开发程度不深等主观努力不够的问题存在。这些问题亟待解决。借此海峡两岸公共图书馆界同仁会聚研讨的良机，谨将我馆所藏闽台地方文献的主要情况作一通报，祈盼各位同仁帮助大力宣传，以利我馆所藏能为海内外更多同胞服务。同时，也热切期盼各位同仁鼎力相助，协助我馆继续大力收集台湾所修各姓家族谱、闽台渊源关系史料、台湾出版的有关福建民俗地理的资料、闽台民间共有宗教信仰资料、舆福建有关的同乡会、各姓宗亲会等社团的各种印刷品和出版物、流寓台湾的闽籍人士（尤其是古近代闽籍名人）著述和台湾客家研究的资料等。我馆十分乐意采取接受捐赠、购买原件或影印件、互相交换等方式获取上述文献。衷心祝愿海峡两岸公共图书馆界今後能更加紧密地携起手来，加强业务交流，为广大海内外炎黄子孙提供更多更好的阅读服务。

优秀教育论文:论我国语文教育优秀传统在新课程三维目标中的现实意义 【论文摘要】在新课程实施过程之中,语文传统教育似乎正面临 日益严重的危机,许 多优秀教育典籍正被淡忘,优 秀的教育思想受到批判。但改革注重的是“改”而不是一种颠覆 ,改革始终是在“旧”的基础上寻求 “新”的改 变。 旧与新、传统与现代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必然存在交融点。本文就如何找到新课程理念与带有浓厚 的民族文化特色的语 文传 统教 育的交 融点加 以探讨 。 新一轮课程改革,由于影响的是庞大的社会群体, 加之刚性 的政府行为推动 ,已经将我国的基础教育改革推向了新 的高潮 ,必将是一场对社会有限教育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与之配套的是全国教育行政机关 、教学研究机构 、专家的强势能量导向,各学科的课程改革理念应当说已经渗透到了教师的教学行为之中,一种课程改革精神正影响着我们的教学。从教学行为主体定位到教学手段多样化,从互动关系到多元的评价体 系,都给我们的课堂和教学带来 了新的活力。对广大教师而言,这场改革也是教师与学生 、与课程资源共度的生命历程和共创的人生体验。广大教师走下讲 台,走进学生,互动交流,教学氛围浓厚 ,师生关系融洽。特别是在语文学科中,《标准》关于 “知识与能力 、过程与方法 、情感态度价值观”的三维 目标的论述 ,其根本 的 目的就是“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新的课堂强调注重学生的体验 ,因为没有学生 自己去读 书 、感受 、理解 的过程 ,任何语文教学行为都是无效的。在与新课程共同成长中,在感受到课程改革取得初步成功 的欢愉中,在对待语文这一带有浓厚 民族文化的学科教育之中,教师应当多一些反思和 自省。我们必须考虑我们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 一、语文教育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语文到底是什么?向无定论 ,但是相当专家学者都强调语文教育有以下几个层面 :①语言文字 ,主要是语言的实践和运用 ;②语言文学 ,这是比较高的形态 ,关注学生 的精神 、态度 ;③语言文化 ,是让学生对世界有独特的认识 。不管是哪一种说法 ,还是几种说法的综合,都不可否认传统语文是一种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长河中创造性想象的沉淀 ,语文教育不同于其他化学物理等 自然学科 ,带有深深的历史和民族文化的烙印。作为中华 民族文化的延续纽带,语文是我们生存生活的一种方式 ,是根植于我们血液之中的一种民族基因。而文化始终通过语文潜移默化维系着我们的民族文化 、礼仪社交 、文化教育价值等诸多方面。可是 ,现在一些学者认为要贯彻 《标准 》,就必须破除旧的传统理念 ;认为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式保守落后,阻碍了学生的个性发展,这是非常危险的。传统只是时间问题而不是落后的代名词,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并不矛盾 ,对现代教育有着基础性的重大意义。可 以说 ,没有传统语文教育和语文教育的优秀传统 ,今天新课程理念就失去参照和基础,“忘记历史 ,就注定要犯历史的错误”,这是有教训的。而且,基础教育改革也不可能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革命,必然是对传统的继承和发展的过程,是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的过程。 二、新课程理念下,做好语文教育优 秀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陶行知先生的生活即教育的理念已经深人人心,其实和现在常说的 “大语文教育”的思想是不谋而合的。在实施新课程教学的过程中,任何轻视忽视语文教育传统这一中华民族母体文化传统、割裂历史传统与现实的血脉联系都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在课程改革中彰显优秀教育传统,重视民族文化 自觉性的回归。而《标准》的三维 目标无不体现了语文教育的优秀传统的影响。 1.关于知识与能力。从总体上说 ,新课程标准实施以来 ,绝大部分教师改变了传统教育中只注重知识传授的不足 ,而将学生学习能力提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这是对传统语文教育的一大突破。确实,在千年的 “学而优则仕”应试教育思想的束缚下 ,传统语文教育这一块出现了 “繁、难 、偏 、旧”的局面,老师实施的是 “题海战术”,有的是 “头悬梁 ,锥刺骨”的精神 ,搞的是“口舌生疮”、 “皓首穷经”的苦学。而且在训练的内容上,传统语文重读重写而轻视听说 ,甚至以 “沉默是金”、 “口讷不能言”为美德,强调灌输 ,这些 当然已经和现在新的社会发展要求不相适应。但是,我们更应该注意到语文教育优秀传统的巨大影响意义。新课程三维 目标之一就是 “知识与能力”,反观我们的课堂 ,学生敢于质疑 ,大胆评议 ,整个课堂氛围浓烈,这的确有利于弥补传统语文教育死气沉沉的不足,给沉闷的语文教学注入了新 的活力 。但是 ,大部分课堂学生没有写字 、没有练习,呈现出虚浮的热闹。试想:学生基本功没有了 ,还谈得上什么能力?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杨再隋指出:这些语言训练不落实 、不到位的课堂很 “虚”。 因此 ,在新课改理念下必须重视学生写字 , 加大对学生书写指导 ,写字习惯的培养。现在学生识字效率低,学生字也普遍不好,在家也没有练字习惯 ,如果老师在课堂上再不指导练习,结果就无法想像了。我国语文教育传统有一套训练认字识字方法,应该将基础知识重新放到应有的地位 ,否则能力就失去了基础 。可喜的是 ,新课标理念下语文教育重现 “书声琅琅”,比以往更加重视写字 ,要求 “以读为本,以读为根”。而且从国家发行的教材来看 ,仍有许多我们祖先遗留的精华 ,比如在小学 就增 加 了文 言文 ,在课 文后面 就增加 了 “我会认”、 “我会写”等项 目,反映了新课程对语文优秀传统的吸收,这不能不是说一种 自觉的对语文教育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2.关 于过程与方法 。在 “过程与方法”这一块 ,可以说这是新课程在提法上不同于传统教育的最大特色。 传统教育强调结果 、轻视过程 ,教学方法单一。新课程理念下 ,教师更新 了观念 ,提升了课程意识 ,学生 “自主 、合作 、探究学习”,多媒体调动学生兴趣 ,不能不说 这 比传 统 的语 文教 育进步 了些 。但是 ,对 照 《标准 》,我们发现在新课程理念下倡导的教学思想、教学过程、和教学方法对传统语文教育继承了更多 ,或者就是换了另外一种说法。因此 ,我们更加关注如何将这些优秀的教育传统渗透于现在的课堂。 (1) 《标准 》具有浓厚的关注全体思想 ,关注全体学生,而传统教育中早有 “有教无类”思想。我们要在承认学生个体差异的前提下着重关注全体学生和学生的全面发展。 (2)关于个性发展。传统教育中的 “因教施教”早已成为教师学生耳熟能详的词语 了。古代私塾中更有利于因材施教 ,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怎样将班级授课制和培优补差结合 ,怎样组织课外活动来满足不同学生发展的需求。新课程理念下要进一步大力倡导个性化学习和个性 化评价 。 (3)师生关系。新课程要求每一位教师进行民主教学 ,建立 良好的师生关系,进而才有良好教学的氛围。 孔 子说 :“三人行 必有我 师焉 。”他提倡“不耻下问”、韩愈说:“弟子不必不如师 ,师不必贤于弟子” ,这种传统的思想可以说对后代特别是现在具有深远的影响,也正是传统教育中“教学相长”思想 的体现 。在新课程理念下,教学一定要 民主 ,师生要 “对话” ,特别是要激发学生参与教学的积极性 ,实现共生共创,师生互相促进 ,双向成才。 (4)学习方式和教学方法。本次课程改革 ,凸显了对学生学习方式的重视 ,提倡 自主 、合作 、探究的学习方式 ,但是现在课堂出现 了 “虚 、假 、杂 、闹 、偏”的现象 ,这实际上是对我国优秀教育传统文化的认 同和吸纳不够。在新课程理念下 ,一定将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落到实处和注意老师的引导 。这也是与语文教育优秀的传统一脉相承的。①启发诱导。孔子说 “不愤不启 ,不悱不发”,第一原则就是启发原则。因此 ,在新课程理念下要将语 文课上得充满感情 ,充分激发学生兴趣, “兴趣是第一老师”,要用生活中的例子加上教师与学生的情感互动,真正将学生调动起来 。②学而时习,温故知新。在新课程理念下,必须注重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根据认知规律 ,强调 “反复学 习” ,强调知识再现。③重视文本 ,挖掘课程资源,扩大阅读量。随着课程改革的深入,一些教学手段多了起来 .多媒体教学摆到了重要的地位 。但是不可否认,作为课堂教学最重要的文本却被置于一旁,这种状况令人担忧。一些专家教师为此进行 了呼吁。 《标准 》要求“九年课外阅读总量应在400万字以上”,相比 《标准》出台前,这已经是提高了要求。尽管如此 ,与传统语文教育的阅读量相比, 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传统语文教育强调“博闻强识”, 朱熹强调 “读书百遍 ,其义 自现”就是这个道理。从现在的观点来看,也必须遵守从“积累”到“感悟”的学习规律。人的语文综合素养 的提高必须是在一定的语言材料上积累起来的,如果斥之以“死记硬背”而加以指责甚至彻底抛弃 ,既是对传统 的不尊重 ,也是对《标准》的误读。在新 理念下,要将各种阅读方式结合起来 ,注重思考,提高学生语文能力。④接受学习与探究学习。这两种学习方式都是学习的重要方式 ,在知识获得方式 、师生作用关系 、知识结构水平 、学生年龄等方面都有各自的优势和局限。发现性学习注重学生对获得知识的体验和获得知识过程中能力的形成,但是 由于接受性学习的高效性以及发现性学习存在对学生基础的要求 比较高的局限性 ,注定了教师要将二者整合,真正贯彻 “以人为本”的过去和现在都奉行的思想。 3.关于情感 、态度 、价值观 的问题 。《标准 》的核心理念“是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其总目标是基于人的终身需要和谐发展所应具备的综合素养而提出来的,它的基本精神体现了人文性与工具性 的统一思想,思想性与审美性 的统一”。 《标准 》精神和传统教育的价值取向相 比,二者是统一的。 (1)都非常重视德育教育。传统语文教育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将思 想道德放在首位 ,无论是 《三字经 》、 《名贤集 》还是 《弟子规》等 ,相当多内容都是进行思想道德说教的。当然 ,以孔子 《论语 》为代表的教育典籍更是如此 ,其核心是 “仁”的思想,他提出 “君子务本 ,本立而生” ,这里 的 “本”就是做人的根本 ,做一个能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人。而《标准 》对人的发展要求不正是从这一思想出发吗?可以说,现代教育与传统教育中,道德的基础是相同的,但可惜的是,在现在的课堂 中,相当多的教师并没有根据文道统一的原则在课堂教学中感染渗透。因此 , 《标准》将 “情感 、态度、价值观”作为一个不可少 目标 ,对语文教育优秀传统的传承,其用意是不言而喻的。 (2)重视教学情感磨砺志气作用。“情志作用”是非智力因素 ,传统语文教育对此是非常重视的,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现在也有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一说 ,说明兴趣和情感是推动学习的巨大动力 。所以,《标准》特别注意对学生的激励性评价,保护学生学 习积极性和学习兴趣。特别是现阶段,影响学生学 习的不 良因素很多,加之学 习本身就是一项很苦的劳动 ,如果教师经常将 “天行健 ,君子当自强不息” (《尚书》)、“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头悬梁,锥刺骨” (《孟子 》)等身处逆境而奋发图强的故事用来激励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多以“知识 改变命运 ,”激发学生刻苦学习的志向,以各种课程资源中的人文精神,融合新颖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学习语文兴趣, “学 以致用,身体力行 ”,加上教师的言传身教, 一定可以为学生的不同发展提供更大的学习空间。 当然,“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 自有颜如玉” 、“学而优则仕”、赚大钱 、娶美女 、做官是传统教育中过分注重功利性的表现,而且在传统语文教学过程当中,传授知识方法过于机械,传授手段过于陈旧,容易让人封闭保守 、墨守成规而变得迂腐,这的确是与现在社会发展对人的多方面素质的要求是不适应的。但是不可否认 ,传统语文教育无论是道德文化传承上还是教育思想上 的巨大作用 ,对今天的教育影响是深远的。它存在于人们的思想观念中,今天很多的教育思想和教学要求其实就是语文教育传统的另一说法或者是与传统交融后衍生新的意义。因此 ,在新课程理念下 ,我们不仅不能对传统语 文教育理念全盘否定 ,还要时时刻刻将传统中优秀的思想和做法发扬。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新课程与语文教育传统的交融点并加以吸收和发扬,这样就会实现我国语文教育的优秀传统的 自觉性回归。 优秀教育论文:优秀传统文化人格教育特征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格理论及特征 1.传统文化的人格体现 儒家的理想人格。在儒家的理想人格中，认为最高人格的体现为圣贤。而圣贤就是要不断提高自己的修养，是要与天同德，与大道同行，克己复礼，兴国安邦的高尚品格。儒家圣贤的人格主要体现在仁与礼的统一。道家的理想人格。在道家的理想人格中，提倡隐士。即真人，至人，神人。主张淡薄本性，无为不争，已达到人性和自然最原始的状态。在道家的思想中，提倡返璞归真，无为而治。法家的理想人格即为英雄。认为要追求自身的实际理想，凭自身的力量争取社会地位。提倡法不阿贵，唯法所在。在法家看来，法令制度高于一切，无论君臣，在法令面前一律平等，体现了人们追求自由平等的精神。佛家的理想人格提倡超尘绝俗，认为万物皆空，明心净性。在佛家的思想中，佛就是泯灭七情六欲的超人，在生活中做到宠辱不惊，万般皆空像的心态。 2.中国传统人格教育理论的特征 第一，肯定人的价值，尊重人格。孔子说“天地之性人为贵”就是表面天地之间人之性命最为珍贵，体现了人的价值。孟子说“所欲有甚于生者”就是指人的追求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表明了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是中华民族的行为模式，注重挖掘人的价值，获取他人的尊重，一方面做到自爱，自尊；另一方面做到理解人，尊重他人。第二，崇尚仁爱理念。孔子特别注重“人”的突出地位，仁爱是人性之基本，通过自身的美德，达到人与万物的统一。在理想的人格教育中提倡，一方面不断提高自身的德行，另一方面也要将德行推向社会，造福社会。第三，重视修养实践，崇尚理想人格。自古以来，中华民族都将道德理论和道德实践作为自身的追求根本，通过道德理论的熏陶和道德实践的累积达到人身外在和精神内在的统一。 二、传统文化与现阶段人格教育的融入 通过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提炼、整理，塑造高职学生优秀的人格，以经典“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理想为重点；以仁人志士为榜样加强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励志教育，培养高职学生的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和团队精神。 1.思政教育体系中融入优秀传统文化 在现行高职思政教学体系中，可以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伦理导向性融入思想道德修养课，用心弥补现行课程的人文精神的不足，增加课程的育人功能。高职学生的道德修养不能被文化课的知识性要求所取代，教学与评估只能以育人为中心，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职道德修养课程，可以充分展现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来引导学生的道德思想，培养人格健全和道德品质优秀的大学生。 2.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职网络、影视建设 网络、影视等公共媒体对高职大学生有较强的吸引力，可以在专门优秀传统文化网站中积极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高职大学生提供一个干净绿色、健康有益的网络和影视环境，转移人格教育的重要阵地。 3.在校园人文环境中融入中华传统优秀文化 高职校园是学生学习和生活的主要场所，同时也是大学生社会化的主要战场，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校园文化对高职大学的道德人格培养有着非常大的影响，校园文化中的历史传统和思想追求能改变学生的价值观、理想和道德信念。如清华大学的厚德载物、北大的兼容并蓄，其厚重的文化底蕴影响着一代代的青年才俊。 三、优秀传统文化对当今高职学生人格教育的理论价值 1.有利于培养高职学生的职业素质。 在择业观方面，高职的毕业生刚刚踏入社会就想着找到非常理想的工作是不现实的，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敬事而信“，“建功立业”的精神是值得当代高职学生借鉴的。很多成功者和建功立业的人都是从很艰辛的基层工作做起。通过传统文化中典型的人物案例引导学生调整就业期望值，保持达观的择业心态，“天生我才必有用”，有才华有德行的人最终会被发现。保持不断进取的信心是帮助高职学生走向成功的第一步。 2.有利于高职学生正确处理人际交往。 高职学生在进入大学后，许多人不知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因而往往造成与同学交往胆怯、与教师“顶牛”、与父母关系不合；还有一些学生交往重实惠不重原则，请客送礼、拉帮结派，这种友谊自然不会长久，又反过来影响学生的交往能力。因此，利用传统的道德中强调“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让他们更加能够明白尊重他人，勇于承担，在人际交往中学会多角度考虑问题，在传统的道德教育中学会做人的道理，促进个人的成长和进步。 3.有利于培养高职学生的诚信品质。 诚信是做人之根本，所谓“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国无信则衰”。因此，对于高职学生来讲，诚信品质的培养在整个人格教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诚信建设是社会主义良好经济建设的需要，是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需要，是整个社会道德文化进步的需要。因此，通过传统文化培养高职学生诚信的品质至关重要。 4.有利于培养高职学生道德自律。 在如今的教学过程中，主要强调理论知识的教育而忽略了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培养，这就导致道德教育的效果不明显。马克思说过“道德的基础是是人类精神的自律”，这也就表明，道德教育的最高境界是培养有自律意识的人。在道德教育的教学过程中，老师要运用灵活的教学方式调动高职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培养学生优秀的道德品质。 四、结语 综上可见，中国的传统文化始终贯穿着人格的养成，中国的传统文化孕育着至大至刚的人格，乐天坦荡的性格，天性仁厚的性情，引领着一代又一代中华人民高尚人格的形成。在社会发展的今天，世界文化与传统文化发生碰撞，我们不仅要吸取丰富的世界文化，更要注重传统文化中人格和人格教育的传承。 作者：葛金平 李霞芬 赵璇 单位：湖南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教育论文:优秀传统文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论文 一、优秀传统文化在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缺失 1.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影响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发展和我国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我国经济和社会取得了快速的发展，这种形式在给我国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给思想的发展和价值观念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当代大学生作为思想最为活跃的人群，容易受到一些价值观念的冲击和影响。高校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也在各种思潮和价值观念的冲击下发生着改变，有些高校积极利用各种机会对大学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引导学生抵制不良思潮的影响；有些高校却忽视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这就导致部分大学生不能有效抵制经济利益的诱惑，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盲目夸大社会功利，而缺失了社会责任感和社会诚信意识。 2.严峻就业形势的影响 由于高校连年扩招和经济发展规模的速度不相适应，导致当前高校大学生的数量逐年递增。有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普通高校有应届毕业生700余万人，加上往年未就业的大学生，实际数量有750余万人。如此严峻的大学生就业形势一方面是由于高校扩招导致，另一方面也与高校的教育观念和技能培养等原因分不开。当前高校片面注重学生专业知识的培养，导致部分大学生走向社会之后不能承受社会压力，对就业现状不满意，甚至出现对就业缺乏信心的情况。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未能与大学生实际情况相衔接，更没有充分利用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对大学生进行就业观念相关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3.网络化对高校大学生的影响 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成熟，更多的大学生愿意从网络中获取信息，通过网络进行交流和沟通，网络已经成为大学生日常生活和学习不可获取的途径。网络传播对当代大学生在教学方面具有促进作用，同时也要看到不良网络信息在网络中的传播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带来了负面作用。部分大学生在利用网络便利性带来好处的同时也养成了对网络依赖的习惯，导致不愿意思考、不愿意深入学习和研究问题。有些大学生沉溺于网络游戏不能自拔，耽误了学业；有些大学生对网络信息不能做出正确的理解和分辨，被错误信息所误导；有些大学生被错误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念所影响，改变了自己正确的价值取向。这些现象对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也是我国传统优秀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缺失的结果。 4.学分制改革带来的影响 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教育体制也在进行着不同程度的变化和调整，全国各大高校都在不同程度地推行学分制，对学生进行因材施教，这也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挑战。一方面，虽然学分制对于激发大学生学习专业知识的兴趣具有一定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学生对于专业进行选择性学习的要求，但同时也导致了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学习的忽视，对实践知识的忽略，而只是片面追求理论和学分，进而走上社会之后会出现政治意识不强的现象，不愿意承担一些社会工作。另一方面，由于学分制度下每个学生选择的学分和课时不同，上课时间和地点也不相同，传统的教室和班级的概念被打破了，导致学生流动性增加，班级集体意识却逐渐淡化。 二、优秀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 中国具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勤劳勇敢、诚信友爱、谦虚互助以及与自然和谐发展等优秀的传统文化，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包含着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是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正确的价值取向，对全社会都具有积极的影响和作用。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去，对培养大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 1.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对当代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最好教材，对于提高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具有重要意义。从优秀传统文化中，大学生可以感受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尚气节，感受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民族精神，热爱祖国，勇于现身祖国的博大情怀。 2.有助于改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观念 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注重个人的内在道德修养，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教育大学生要首先提高个人内在思想道德和修养，进而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贡献。同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还教育当代大学生要培养和树立人道主义精神，培养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念。 3.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 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为人处世观念，从而正确处理好自个与集体、小家与大家的关系。只有让当代大学生明白了对别人的理解和尊重，才能得到别人对自己的尊重和爱护，也才能正确处理好人际关系，进而提高自己的社会适应能力，为走上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加强优秀传统文化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 加强优秀传统文化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提高大学生政治素养和综合素质的必要条件，一方面要将优秀传统文化有机地融入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中去，另一方面还要从高校的角度去从制度和课程等方面加强对大学生进行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 1.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理论课程中 以课堂为主渠道的课程教学是目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方式。为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作用，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中更是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起来。一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中，二是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的考核方式和考核内容中。 2.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制度建设中 俗话说，一个好的领导，不如一套好的制度。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最好的教育方式，高校的制度是一种隐性的文化软实力，对全校教职工和学生有种潜移默化的作用。好的校风、学风、教风的形成中，制度无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高校制度建设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有效的方法是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倡导的价值观作为高校制度的内容。比如，在学生管理制度中、奖学金选定标准中加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比重。在高校制度建设中，提倡道德第一，既将中华民族的历史与现代有机结合起来，弘扬了中华民族文化，又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良好的教育环境。 3.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大学生社会实践中 实践是将学习内容内化的有效途径，是将所学内容转化为自身价值观的重要桥梁。我们可以设计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相配合的社会实践活动，比如组织学生深入爱国主义基地参观考察，通过到人文素质教育基地的参观学习，有效地调动社会力量，使广大学生在领略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坚定了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再如通过严格的日常管理和礼仪要求，规范大学生的行为，培养他们的思想道德意识。 四、总结 总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置身于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大的文化背景中，特别是在经济和文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高校要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融入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就要寻找最佳切入点，在学校制度建设和理论实践中不断提升大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 作者：徐凯 单位：桂林电子科技大学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教育论文: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阐释与教育路径 一、阐释传统文化的维度：立国、处世、为人 在当代社会，从什么视角来梳理总结悠久的传统文化，如何凝练概括出适切的传统文化教育内容？这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邓小平说过，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教育培养的学生既要有世界眼光，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同时他还应当是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现代中国人。然而，中国人的“根”在哪里？现在我们的教育面临很多挑战，比如，小孩子从小吃着麦当劳、看着美国大片，学英语现象在幼儿园就出现了，长此以往，用有识之士的话来说，五百年后、三百年后的“我们”还是中国人吗？我们不能让优秀的传统文化自生自灭，在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方面必须进行整体规划，以现代的眼光去审视优秀的传统文化，挖掘既能够代表中国优秀文化精神，同时又有助于当代青少年精神成长的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文化教育不是为了复古而进行教育，同时，它和国学又有所不同。国学，涉及所有传统文化的研究，但是我们现在谈的是优秀传统文化，是对当代青少年甚至子孙后代成长最为重要、最有价值的一些东西。因而它肯定不是全部的、整体的传统文化体系，而是要把现实中最紧迫的、最有价值的一些优秀传统文化总结凝练出来，传授给学生。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必定是面向学生的未来发展、面向整个世界、培养现代公民的教育，而不是一个孤立的、封闭的体系。面向现代化，即是说不是为了传统的延续而开展传统文化教育。现代和传统是有一定的相对区分度的。因此，用“三个面向”来对待传统文化，深入分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青少年的成长提供优秀的传统文化的滋养，为社会提供教育资源。姜义华先生提出，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可以从立国、处世、为人这三个维度进行挖掘。笔者将从这三个维度来思考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今社会发展、经济发展、人的发展的关系。 1．立国方面，处理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 这关乎一个国家最根本的价值需要，在西方有的国家叫作立国价值（regimevalue），在我国传统中则称为“治国、平天下”。儒家倡导“家国同构”的价值观念，以孝为先、由孝而敬，注重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个体成长过程。倡导社会民众要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讲求经邦济世、民为邦本、选贤举能、人文化成、和而不同、天下一统。在立国方面，中华民族具有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传统，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最深厚的思想积淀，最能感召中华儿女团结奋斗。在家国梦想方面，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角度来说，在国家层面，倡导的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笔者有这样的疑问：从富强的角度，强国富民能不能作为富强的主体内涵，优秀传统文化当中是否蕴含着这样的价值要求？再比如说民主，我们的传统文化似乎是比较缺乏的，“民为邦本”、“尚贤举能”一定程度上能够为我们当代民主建设提供借鉴。关于和谐，传统文化中有天人合一的思想，教师如何把这一思想传授给学生；在多元化的世界当中，在每个人都有权利自由的时候，大家都面临着“自尊和尊重他人”的问题，在这样的语境下，如何理解传统文化中的君子“和而不同”；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要讲依法治国，同时在传统文化当中，倡导的是德主刑辅，对德的作用看得非常重要，因此，严格来讲，这个法应该是德的外在保证和体现。总而言之，通过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要能够让青少年学生认识到中国的富强是每个人富强的重要保证和依托，国家的富强和个人的富强、家庭的幸福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此，对于学生而言，自然就会有拳拳爱国之心。国家繁荣是共同的荣耀，个人不能仅仅是为了自身和家庭而学习。在一些世界名校的招生面试中，一些高材生的回答为什么往往令人失望，因为他们只是想到自己和父母，此外无他，这样的学生被录取的鲜有。由是观之，个人成长要和社会进步、国家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进而形成民族复兴的共同的理想。这个共同理想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根本的就是道路认同，就是认同社会主义道路。 2．处世方面，处理的是自我与他人的关系。 处世就是如何对待这个世界、如何与他人交往，它是一种社会情怀。在传统文化中，推崇仁爱共济、立己达人的社会关怀，信奉仁者爱人、先忧后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信条。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民胞物与，内含的就是一种同理心，吁求和而不同的包容、守望相助的友善，讲求克己奉公、忠恕之道、礼乐教化、德法相济。在社会方面，即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层面，我们依然会有一些疑惑，比如，是不是秉持传统文化中所倡导的“仁爱共济、利己达人”的社会情怀，就能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传统文化中“民胞物与”、“推己及人”的思想反映的是不是平等的人际关系？“天下为公”是否就是一心为公，公正无私？再如，“自强不息”要求有所作为，“先忧后乐”实际上体现了主体的道德自由，它不受制于外物、欲望、权力、地位的诱惑，而是追求自己独立的人格，但这是不是一种独立的人格自由？这就要求我们通过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提炼与教育，在处事方面，培养青少年学生守望相助、友善乐群的精神，涵养学生的宽容心，让学生认识到，在社会共同体中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也要有益于他人、有益于社会。 3．为人方面，就是作为个体应该具有哪些精神品质，这关乎自我的追求与境界。 国家的精神风尚也好，社会风气也好，最终都要落实到每个人的个人品格上。个体如何确立自己的人格？传统文化中强调正心笃志、礼义廉耻的人格修养，倡导正心诚意、厚德载物、进德修业、恪尽职守，推崇刚健进取、自强不息、有所作为的精神。其中，非常核心的价值观念就是忠诚与孝敬。孝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现在竟然到了要为“常回家看看”立法的地步。传统文化当中，品德修养的重点是不是就是礼仪廉耻？管仲把它视为“国之四维”，历代的统治者和思想家对此也非常重视，近代的孙中山、也都非常重视。《了凡四训》中特别强调如何做善事，个体作为社会主体如何增益自己的潜能。再比如诚信的品质，有没有更好的表现方式？儒家经典强调民无信不立、厚德载物、修齐治平、化成天下。“化成天下”就不仅仅是独善其身，还要使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以文化人、以文育人。这其实就是让社会个体不能仅仅为自己的利益而努力，他应该在实现自己价值的同时，为国家、为世界承担自己的责任。个体的修养，也即温良恭俭让，彰显的是一种人道主义和人文精神。现在社会整体比较浮躁，尤其是在网络生活中，充斥着情绪性的语言和暴戾之气。党的十八大报告特别强调要形成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温良恭俭让的品性对于涵养人的品德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总之，从立国、处世、为人这三个维度进行挖掘，可以看到优秀传统文化中涉及共同理想、集体主义、人道主义、人文主义等。基于这些维度与内容，如何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二、关于优秀传统文化当代教育路径的思考 如何科学设计具体的教育内容，把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教育教学的过程，这既涉及科学地提炼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框架，也涉及教育实施的规律和逻辑。毫无疑问，我们必须根据学生的成长规律、身心特征来设计，分学段有序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在层次上必定是一个由浅入深、层层递进的过程，但是，在不同阶段的不同课程里，又该如何来体现？比如，在“小学”启蒙阶段，学习为人之道，到了“大学”，学习成人之道，学习如何为人处事。这需要一个系统的逻辑框架设计，并且它在学术方面能够立得起来。这个框架里的归类、分析、提法，虽不可能包罗万象，却是当代学校教育中最需要的，也是相对全面的、比较周延的内容体系。这就是我们设计具体的教育内容的指导方针。上文论述的立国、处世、为人三个维度，可以作为我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一个解释性框架，它不能说是全面的，但却是最重要的一些方面。教育框架的设计，要经得起推敲，学术界能够认可它，教育界能够认同它，然后教师能够把它体现到教育教学中去，对学生的成长也能有帮助。同志指出：“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之前，同志也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根源于民族优秀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并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发展起来的。”这就讲明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三个重要来源。优秀传统文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重要的资源。研究优秀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从当代社会、时代精神的视野中，从历史发展的积淀中，审视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有利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代中国人应该有什么样的操守？既然是中国人，就应该有鲜明的中国特质，而现在国人更多地受到欧风美雨的影响，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和认同度不高。一些有识之士就在担心，将来我们的子孙后代还是中国人吗？他们对传统文化还认同吗？我们应该拿什么样的传统文化来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不能为传统而传统，就是说当代中国人要站在当代的立场上，回过头来审视传统文化为我们当今中国人的安身立命，国人的信仰、信念等方面能够提供什么样的资源，分析哪些是值得弘扬的，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思想，这需要做一个认真的梳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谈到了友善，或者说友爱，那么这种友爱能否推广到陌生人之间？在传统文化当中，十分强调仁爱之心，但是到了现在，有人摔倒时，他人连扶都不敢扶了，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可能有制度方面原因，试问我们的制度是不是能帮助这些人解除助人为乐的后顾之忧，或者免除他被法律追究“责任”的可能？2013年，深圳出台了一个地方性法规，就是要避免“活雷锋”被敲诈的可能，在制度上给予助人者保护。 在西方，《好撒马利亚人法》规定如果善意救助造成损害，则提供救助者可以免责。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需要从做一个中国人的角度、维护中国人的“根”的角度来入手，但更要看这个“根”对于现代人、对于学生的成长和发展有什么价值。熟悉为人之道、人际交往准则对每个人而言都非常重要。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强调“和”的理念，但受西方价值观念的影响，个体自我意识膨胀，到了社会上和他人相处就会格格不入。西方讲社会资本，这其实与中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有密切联系的。传统文化教育的设置不是为了抒发怀古的幽情，而应该是站在当代来回观返视传统，看看现代和传统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张力，以及传统能够给当代社会提供哪些好的借鉴。在这方面可能会有几个参照系，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论在国家的层面还是在社会层面、人格精神层面，传统文化中都有很多非常丰富的精神资源，如家国梦想、仁爱之心，还有以礼义廉耻为核心的人格修养的要求，都可以为现在青少年学生的发展提供很好的教育资源。之所以强调“当代的”中国人，是因为“当代”有着非常重要的涵义。当今社会的道德难题之一就是人们缺乏敬畏之心。英文单词“modern”，中文翻译成“近代”或“现代”，这是和“传统”相对的概念，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中间有很大的差别。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个体独立，不再像传统社会那样，个体始终依附于家庭和家族。传统社会是一个身份社会，人与人之间存在人身依附关系。比如在西方，奴隶依附于奴隶主；在中国，人是依附于家庭和家族的。作为家庭成员，必须为家庭服务，服从于大家长，所以古代有“株连九族”一说。《白鹿原》反映的就是典型的传统社会，有什么问题要裁决，家族成员到祠堂里开会，族长说什么，其他人都要服从。进入近代，建立在血缘宗法基础上的天然联系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被摧毁了。 《共产党宣言》中有一段非常经典的表述，资产阶级“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这样，传统的天然的联结纽带没有了，社会以彼此冷漠的、孤立的、算计的个人为基础，人和人之间只剩下利害关系和交易。中国有句古话“举头三尺有神明”，反映了传统社会的道德观：因对“神明”自然的敬畏之心而进行自我约束的道德观。丹尼尔•贝尔说，现代性的真正问题是信仰的缺失。旧的支点没有了，新的在哪里？敬畏之心没有了，良心问题由谁来裁定？这是摆在当代社会面前的一道难题。传统社会是熟人社会，坑蒙拐骗一次就别想再立足；现代社会是陌生人社会，违背道德的行为未必会受到惩罚。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信任的基础变了。传统社会里，族长、教会说了算，到了现代社会，他们不再享有这样的权威，社会运行的规则由谁来制定？这个责任，落到个人头上。现代社会是一个契约社会，大家对公共事件提出意见、表达看法、形成共识，社会就有了规则。所以现代社会要求它的成员具备自主性、理性化、自律化的品格，否则规则就难以维持社会的良性运转。现在很多概念，诸如现代、公民、权利等，都是从西方引进的，在中国播下了种子，但对“人”的理解，公众可能还没有完全觉醒。我们常说当代的中国人高扬了自我意识、主体意识，这是一个进步，但其实我们还没有到达真正的人之所以为人的高度。从表面上看，我们现在高扬了“主体”意识，个人的自我意识被唤醒与强化，势头汹涌，结果反而使良知与底线丢失了，这怎么解释?在笔者看来，“高扬了主体性”这一判断在逻辑上是有问题的，或者说是不完整的。如果丧失了价值底线，是我们缺少真正的自我意识的觉醒，而不是所谓的自我意识已经唤醒。“觉醒”，那是表象，还没有达到爱因斯坦说的“超越个人利益”的状态，也就是还远未成熟。如果个体没有走出个人狭隘私利的窠臼，就仍然是未成熟的。 今天的中国社会，缺少的可能就是成熟的公民，欠缺的就是公共性的品质。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公民层面提出了价值准则的要求，目的就是要塑造现代公民、现代的中国人。作为当代的中国人，就要有现实感，要有历史感。所谓当代，就是中国特色。在当代中国，我们培养的公民应该具备的品质，第一是要有政治认同，第二是要有国家意识，第三是要有文化自信，第四是要有公民人格。从这些角度进行系统设计，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内容就非常丰富。以政治认同为例，政治认同有何表现，怎样才能做到政治认同？毫无疑问，政治认同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认同社会主义制度，认同党的领导，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些认同造就的是“当代的”“中国人”。作为当代中国人不能是狭隘的、鼠目寸光的，而应该“有世界视野”。也就是说，要置身于全球化背景中，考察全球各国是如何开展本国的公民教育的。英国在政治认同教育上做得非常到位。英国有十条核心价值理论，第一条是法制，第二条就是君主立宪制。英国人把国体、政体作为核心的内容来教育。反观国内教育，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具有非常大的优越性，为什么不理直气壮地把它作为教育内容？再看核心价值教育，美国非常重视政体的价值，公务员必须要成为政体价值、宪法价值坚定的维护者和切实的捍卫者。在这种情形下，人们可以对抗上级的命令，理由就是这个命令是违背宪法的，这也就同志所说的以宪执政、以宪行政，即是说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教育者有了正确全面的认识，学生才会有健全的眼光，才能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才能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学生自己切实的心理认同和认识，才会实现社会价值。 同志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从这一意义上说，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推进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与教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高国希 单位：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 优秀教育论文:优秀教育思想对幼儿教育的启示 摘要：陶行知，中国人民教育家，民主革命家。1914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后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1917年回国，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教务主任等，反对“沿袭陈法，异型他国”，推行平民教育。研究探讨陶行知教育思想对推进当前教育改革、丰富我国现代幼儿教育的研究和实施新的课程改革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幼儿教育；教育思想；教学改革；启示 一、生活教育思想 生活教育论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核心部分，幼儿教育相比于普通的中小学教育，它不需要面对繁重的课业，不需要为了应对升学考试而进行填鸭式的教育，所以它更需要注重于学生的思想品德，学习能力的培养，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论包含三个重要思想：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作为一名现代化幼儿教师，对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论有着以下认识和理解： 1.生活即教育。 在幼儿教育中，生活就是教育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小朋友在学校中最应该学习的是如何融入集体生活，这也是为他们在未来的学习，生活，社会活动中打下基础，在原来的生活中他们是家里的小皇帝，小公主，是父母掌心的花朵，但是来到了学校，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学生，都是生活在这个集体中的一员。在现在的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即是合作，有些小朋友很聪明，什么事情都想要一个人完成，久而久之合作对于他来说已经渐渐不太可能，在幼儿教育中应该加大力度培养小朋友团队合作的能力。 2.社会即学校。 陶行知先生所说的“社会即学校”所要阐述的观点是学生在社会生活中，各类社会现象都会对学生自身的发展产生影响。随着信息化社会的高速发展，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获取实时的各种社会热点，这些热点或好或坏，但是它们都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我们的思想，意识形态。同样的，现在的小朋友很小就已经可以熟练地使用iPad等高科技产品，他们对于新事物的接受特别快，过去的教育更多的是源于书本，但是书本毕竟有很大的局限性，信息化社会的教育应该要源于网络，源于社会。作为幼儿教师，如果我们不引导他们正确认识各种社会现象，给予他们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对于他们未来之路将会产生深远影响。 3.教学做合一。 教、学、做是教育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三个环节，如何让这三者结合，真正提高学生的能力素质，成为了一个教学难题，对于教师来说，并不是只要注重“教”这一个重点，学和做也是推动教育进步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只有以学养教，以做育教，才能真正意义上提高，教而不学，师之惰也，教师在教育过程中不能得过且过，必须让学生真真正正学到所教之物，“做”是检验学的标准，对于幼儿教学，没有考试这种检验学习的手段，就更加需要学生在“做”的过程中运用师之所教，己之所学。近年来，在幼儿教学过程中出现了这么一种现象，老师布置的小作业，往往由孩子的父母代孩子完成，使孩子失去了锻炼自身的机会，久而久之教学由于缺少实践而失去了意义。所以作为幼儿教师，应该督促小朋友在做作业过程中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不过多的依赖父母，这样才能使教学变得有意义。 二、创造教育思想 陶行知先生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对于教育来说，行动是教育的根本，知识是教育的结果，创造是教育的最终目的，创造教育，就是要我们在教育的过程中更注重孩子创造力的培养，幼儿教育处于教育过程的最初期，是培养创造力的最佳时期。 1.要解放孩子的头脑、双手、脚、空间、时间，使他们充分得到自由的生活，从自由的生活中得到真正的教育。正如陶先生的这句话所说，纵观古今中外各种发明家，无一不是通过不断动手实践，并加强思考最终取得成功的。 2.我们发现了儿童有创造力，认识了儿童有创造力，就须进一步把儿童的创造力解放出来。儿童的创造力毋庸置疑，但是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这种创造力往往由于传统教育的限制而被忽视，并渐渐消失，最后能保持这种创造力的孩子少之又少。作为现代化的教育，不仅应该更注重孩子创造力的保持，并且应该使孩子的创造力在学习过程中得到更好的发挥。 3.培养学生的自动力，注重学生对科学文化知识的探求。传统教育的模式决定了它必须遵从老师教，学生学的框架，但是仅仅依靠老师课堂上的传授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作为现代教师，应该更注重学生学习自动力的培养。 三、师德思想 作为现代化的教师，师德是教师的安身立命之本，师德的建设也是教学改革的重中之重，教育不仅仅是为了教授知识，更是为了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素质，做人的道理，师德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的核心。 1.在教师手里操着幼年人的命运，便操着民族和人类的命运。 众所周知，人的成长离不开教师，教师可谓是人类发展的明灯，二战后的日本，在一片废墟中重建，并从一个弹丸之地发展成世界上一个举足轻重的经济体，就是因为他们大力推行教育。 2.爱满天下。 幼儿教育在需要我们给予知识的同时，更需要的是我们的爱，这是一个缺少爱的社会，人们经常对着周围的弱者视而不见，这种现象需要改变，只有让我们这最年轻的一代感受到爱，才能让他们学会如何爱人。 3.以身作则，为人师表。 教室对于学生来说就是一个小家庭，而老师就相当于这个家庭里的家长，特别对于幼儿园的小朋友，这个小家庭里的家长就是他们成长过程中的楷模，作为教师必须以身作则，因为教师的一言一行都将是小朋友模仿的对象。现代的教师已经具备了很高的素养，所欠缺的就是如何把这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小朋友，让他们真正从学习生活中学习到这些优秀的品质，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与学生接触最多的时间就是在课堂，所以教师在课堂上必须保持最好的姿态。新课改的理念是贯彻新的教育观、新的学生观、新的教师观、新的课程观，我想这与陶行知思想教育的本质是一致的，因此，新课改也应该成为实践陶行知思想教育的舞台。 作者：杨欣妍 单位：昆山市新镇中心幼儿园 优秀教育论文:英语专业大学生与优秀传统道德教育 一、优秀传统德育教育在英语专业学生中的缺失 1.传统文化素养缺失，跨文化交际出现“失语”。目前我国大学英语教学加大了对文化的教学比重，但英语课程的设置主要涉及英语国家的文化，忽视了对学生进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特别是传统道德教育及其英语表达，只偏重学生对英语语言技能的掌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英语表达力则较低（中国文化英语表达力指用适当的英语形式和表达法来诠释中国文化的能力，其水平高低取决于是否具备良好的用英语表达母语文化的能力），甚至出现了“失语”的状况。教师在英语课上也以讲解西方文化为主，忽略了对学生传统道德教育的渗透。教材中中国文化知识严重匮乏也导致英语专业学生普遍传统文化知识匮乏、跨文化交际低效。 2.一味向往西方，西化明显。我国大学英语教学存在重英语，重英美文化的传授；轻中文，忽视对学生优秀传统道德的教育，英语教育所造成的“文化逆差”导致对优秀传统文化所代表的价值和审美在现代社会失去认同感，学生对本民族文化缺乏起码的了解，一味顺应英美文化，“言必称希腊”；为提高英语水平不惜投入大量时间和金钱，对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的阅读却大大减少。很多英语专业的大学生认为中国传统道德内容已经过时，对西方国家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推崇备至，吃西餐，过洋节，听英文歌曲，看好莱坞大片，不论在穿着打扮上还是思想上都有明显的西化痕迹。 3.思想道德品质和心理素质较差。受西方强势文化的影响和渗透，不少英语专业的大学生在文明礼仪、伦理道德修养等方面的整体素质都未能达到应有的水平：诚信意识淡薄，考试靠作弊，文章靠抄袭；公民道德意识不强，对待很多事物麻木不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人际关系紧张，没办法与一个宿舍的同学和谐相处；不能体恤父母的辛劳，一味拼爹；在价值选择上重利轻义，以自我为中心，过多地关心自身利益，缺少对国家、社会、他人的奉献精神；心理承受能力和自我调控能力差，经不起一点挫折。更有甚者，威胁他人生命：马加爵事件刚刚被人们遗忘，又出现了“复旦投毒案”……因此，英语专业大学生很有必要接受中国优秀传统道德教育。 二、优秀传统道德教育的功能与作用 优秀传统道德是几千年来在中国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社会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主要是指“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历史中，在五千年的中华文化发展历程中，逐步形成的社会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其核心有：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而不同的哲学观，刚健有为的进取观，以天下为己任的价值观和崇礼重德的伦理观。对英语专业大学生进行传统道德教育，积极利用传统德育文化中的合理成分，并对其不断改造、创新,在以下方面将发挥其重要的功能与作用。 1.塑造良好道德品格和健康人格。传统道德重个人道德修养、道德自律、礼义廉耻；重理想人格、人际关系、社会和谐；重视刚毅自强、抱负远大、持之以恒；鼓励好学笃行、豁达乐观，鄙视奢侈享乐的生活态度；传统道德不排斥对物质财富的追求，但强调以合乎道德为前提；提倡诚信。当代大学生价值观和品格的形成就是根植于传统道德文化这一土壤中的。我国传统道德文化所追求的道德理想人格，通过传统德育逐步渗透于中华民族的社会生活之中。利用传统道德中这些优秀的思想精华来教育英语专业大学生，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和克服困难的勇气，有利于塑造大学生正确人生观、价值观、良好道德品格。传统道德教育结合对学生的心理疏导和思想政治工作，有利于大学生健康心理和人格的塑造。 2.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树立正确文化观。传统道德教育“是思想的基石，是人的根基和家园。它最终将融入个体的血脉和精神，内化为人的心性品质。”英语专业的大学生，身处中西两种文化之中，兼顾双方的文化视角，既是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又是外来文化的借鉴者和批评者。对英语专业大学生进行优秀传统道德教育，有利于他们拥有丰富的传统道德文化知识背景，从而可以更好地领悟和思考传统文化中优秀的东西；通过对中西两种文化的对比，增强学生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意识和理解，有利于培养他们的文化自觉意识。从而做到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对中华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的“文化自信”。同时，加强传统道德教育，有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对待自己的文化，又要正确对待别人的文化；坚守自己的优秀文化，又要通过交流和交融，吸收借鉴外来优秀文化”的正确文化观。 3.培养民族自豪感，增强民族凝聚力，构建和谐社会。优秀传统道德教育其主要内容是儒家伦理教育，儒家的道德教育一定意义上也是品德教育。挖掘儒家思想中有价值的思想资源，从集体主义出发，弘扬爱国主义思想，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的民族自豪感；自觉抵制西方自由化思想和利己主义，培养集体中团结协作的精神和能力，进而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传统道德中崇尚“和为贵”的思想，主张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生命价值的尊重和对和谐理想的追求，这一思想在今天有利于大学生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培养和谐共处的思想理念，最终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有生力量。 三、加强优秀传统德育教育的途径与方法 百育德为先，成才先成人。“青少年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教育和培养好他们，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奠基工程，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期望与心愿。现在和今后一二十年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他们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21世纪中国的面貌，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能否实现，关系到能否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必须站在历史的高度，以战略的眼光来认识新时期学校德育工作的重要性。” 1.充分发挥课堂的作用。任何专业都不能忽视对学生的道德教育。大学英语教学要在教学目标、计划、内容和方法上作出必要调整，选取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的合理内容，弥补学生传统文化素养的不足和传统道德教育的缺失。通过中西文化对比加深学生对本民族文化本质特征的深入了解，对异国文化能采取理解、宽容和尊重的态度。教学目标要层层深入，不仅使学生掌握基础知识，还要考虑将来学生有可能从事的职业。在教学方法上，要彻底改变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教学观念，尊重学生主体性，忌“满堂灌”或讲授与实际相脱离的枯燥理论，在活动中开展教育。教育者要围绕中华民族精神的内容，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中国的历史、现在和未来，正确认识个人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将个人的发展与祖国的繁荣富强结合起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如：讨论、演讲、专题讲座等，还可以在课堂上播放跟传统道德教育相关的电影或动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2.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对英语专业学生进行传统道德教育不仅要贯彻在学校教育的“显性课程”（第一课堂）中，而且要渗透在校园文化等“隐蔽课程”（第二课堂）中。先进的校园文化不仅能够形成一种浓郁的文化氛围，而且能够塑造良好的学校形象和学习生活环境，其本身具有育人功能，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校园文化是学校内部客观存在的各种文化元素，它包括校园建筑设计、校园景观、绿化美化等物化形态的内容，也包括学校的传统、校风、学风、人际关系、集体舆论。校园文化还可分为“精神层面”和“环境层面”，它的最主要表现是校园的特殊性、多元性。校园文化的完善，就是充分发挥教育导向、开发创造、娱乐调节、激励凝聚等功能，为育人营造最优化的环境，从而实现教育目标。健康的校园文化，可以陶冶学生情操，启迪学生心智，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能使身处其中的人，在精神上受到一种熏陶，一种点染。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对大学生进行传统道德教育有很大帮助。 3.学校家庭社会三结合的德育网络建设。加强德育工作是学校、社会和家庭教育相互作用、影响和制约的一项全民性、社会性的系统工程。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应试的天才，而是适应社会发展，促进各方面建设的可持续发展的人。要转变旧有的单一学校教育观念，形在学校、家庭、社会三结合大环境网络教育观念，在此基础上制定教育的目标、要求，促成教育合力的形成。认识到学校、家庭、社会在学生身心健康发展中起到的不同作用，全面了解学生年龄特征、心理发展规律和现阶段的思想实际，多渠道对学生进行教育，保证教育的同步性和一致性，形成网络式育人环境，促进学生的发展。面对新的形势和要求，对英语专业大学生进行优秀传统道德教育，使之不要一味追求现代的、西方的、流行的价值观，而忽略中华传统美德所蕴涵的价值；使他们从传统道德中吸取有益经验，提高自我创新能力；不断融通、消化外来文化，在获取知识的同时，不断提升自我。以保障我们在国际交流中处于主动地位。（本文来自于《黑河学刊》杂志。《黑河学刊》杂志简介详见） 作者：李秋菊雎密太单位：内蒙古科技大学 优秀教育论文:优秀传统文化对高校思政教育的影响 一、优秀传统文化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教育内容 1.爱国主义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与义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家、社会、家庭、自我息息相关，融为一体，没有国家、社会、便没有家庭和自我。在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冲突面前，应以“舍生取义”为原则。我国古代哲学家强调为民族整体献身的精神，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凛然正气，屈原在《离骚》中的忧国忧民、眷恋故土的爱国精神，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都显示了为国家、为民族献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这种提倡自觉地为整体利益而献身的精神，是中国传统道德的本质和灵魂，是我们主体的价值观念。为中华民族稳定、社会和谐和发展进步起着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深入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可以使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爱国主义是一种情感，也是一种基本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还是一种人生的精神支柱和价值信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我们每一代人同心协力，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同心同德，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2“.天人合一”的和谐观 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境界是以追求真、善、美相统一为目标的，倡导以“和合”为准则的统一发展观，即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发展。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能够塑造学生的人文关怀。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非常注重自然，尊重自然的力量，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先贤们看来，在自然界中，天地人三者应该是相应的。“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董仲舒明确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这种宽容仁爱、真诚和谐的思想能够引导学生热爱自然和社会，并能将自身和谐地融入自然和社会，培养一种宽容和谐的人际关系，更加自然更加顺利地融入将来的社会生活。儒家的“天人合一”强调“天、地、人”整体的和谐理念，整个人类社会是一个系统整体，各组成要素只有协调发展才能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尊重自然规律；另一方面，保护和谐的生态环境，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只有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才能进一步推动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 3.追求理想人格的人文主义精神 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是一场伟大的革命，不仅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也意味着必将实现人的现代化。我们需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培养人文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的人生理想着眼于理想人格的形成。这是中国儒教、道教和佛学一致追求的目标。儒教主要强调人格的“内圣”方面。“内圣”的基本精神是以“仁”为其内容的。所谓仁，即仁爱，是人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一再把人格的“仁”的内在规定突出地放在“义”和“节”这两个方面。孔子强调“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得”，“君子以义为上”，“君子以义为质”，可见，孔子把行“义”，看成是君子的行为，是个人修养的重要内容体现。崇尚气节、看重情操的修养，也是重要表现。孔子强调“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后来的孟子亦提倡“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对善的人格理想的追求，使中国人重气节、讲情操的品德特别突出，在目前物欲横流的中国社会中，多宣传些“德”的精神、“义”的道理和情操与气节问题，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是大有裨益的。 4.自强不息的精神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体运行，永无已时，故称为“健”，君子应效法天的意志品格，自强不息，努力向上。荀子也认为人必须自强不息，强调“学不可以已”，注重坚持不懈、专心致志的态度。儒家学说倡导积极进取和谦虚谨慎的实用主义精神。在历史长河中，自强不息的精神不管是对国君、人臣、封建士大夫，还是对一般民众，都产生了极大的激励作用。正是自强不息的精神，使不少身处逆境的人们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在今天，大力提倡和发扬自强不息的奋争精神，仍然具有重大意义。自强不息的思想精神贯穿于中华民族历史的过程，成为我们的中华民族精神。这种精神对我们不断发挥主观能动性，注重自身素质的提高和社会的不断进步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我们作为新时代的青年人要敢于面对生活中的挫折和压力，有不怕吃苦和顽强拼搏的精神，积极进取，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不断充实自己。 二、优秀传统文化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教育方法 祖国传统文化光辉灿烂、源远流长，蕴藏着丰富多彩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古代和近代的思想家们对思想品德教育的方法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观点，对我们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有着深刻的启迪。 1.因材施教的方法 “因材施教”是孔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育思想。孔子指出，人的智力有智、愚、中之分。人的性格有差异，人的心理状态有勇进与退缩之别，而且人的才能有不同的发展趋势。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必须根据这些不同的特点因人而施教，才能获得理想的效果。 2.示范教育的方法 孔子最早提出以身作则、为人师表的教育方法，他指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应以身作则、为人师表，既要言传，更要重视身教，要言行一致，时时处处努力做学生的楷模。 3.陶冶教育的方法 环境对人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古代教育家十分注重人的陶冶教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蓬生麻中，不扶而直”就是讲的这个道理。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要营造良好的校风、学风和班风，充分发挥环境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这样教育效果必将更显著。 4.内省的方法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思想政治教育离不开灌输，但灌输必须与学生的内省相结合，灌输是外因，内省是内因，没有学生的自我内省，思想政治教育就难以收到应有的效果。 5.情感教育的方法 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就有“以情动人“”以情化人”的教育方法，相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重情感是中国传统教育的重要特征，这对今天思想政治教育的启迪意义无疑是深刻的。 三、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实现 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正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健康心态和良好品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正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世世代代在一种共同环境中生活、创造出来的精神内容。大学生当前要承担艰苦而繁重的学习任务，毕业后要面临复杂而激烈的社会环境，这个阶段需要有正确的人生态度作为指引，帮助大学生形成健康的人格和树立良好的心态。将优秀的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采取多种有效方式深入开展教育，引导广大学生认识社会发展规律，认识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认识个人的社会责任，从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当代大学生作为中国未来社会文化的建设者，必须准确地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我国现代新文化的创造，只有植根于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上，才能赋予其鲜明的民族性，才是真正现实的、具体的、有巨大活力和中国特色的新文化。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极其浩繁，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取之不竭的源泉。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植根于优秀传统文化这块深厚的土壤，从中发掘宝贵的精华，这样，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作者：郭欣郭玲霞单位：中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优秀教育论文: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探索 一、创设教育情景，营造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氛围 为了营造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氛围，笔者组织人员在校园内的宣传栏、楼道、入口及走廊等处分类悬挂传统文化宣传标语，要求风格典雅、统一，令人赏心悦目。学校的电子屏幕不定期滚动播出一条条的国学标语。利用早、午、晚的课余时间开展专题广播节目。教室布置要主题鲜明，内容要丰富多彩、各具特色。办公室也进行了相关的布置，体现人文关怀，烘托教育氛围。环境育人，活动育人，文化育人，通过营造良好的校园氛围，达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二、以感恩教育为突破口，引领传统文化教育深入开展 在开展传统德育文化教育活动过程中，如何找到突破口是关键。笔者结合学生实际，以感恩教育为突破口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除了在校会、晨会、班会开展感恩教育，在学科教学中渗透感恩教育外，还定期举办《关爱生命，伴你成长———感恩我们在行动》的大型激情励志演讲，使学生懂得感恩，学会爱父母和教师，并用行动回报他们。 三、采用“典型引路”的方法，引导学生汲取传统文化的精华 不加任何指导阅读具有相当深度的经典著作，诵记拗口的文言文或古诗文，别说是学生甚至语文教师都感到很困难。因此，加强阅读指导成为当务之急。诵记要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对有些句子的解释历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怎么办？笔者译出通俗易懂的现代文，并下发到学生手中，然后组织讨论、交流，在大体了解名人名言的前提下，鼓励学生有自己的感悟、见解，以及自己独特的创意和风格。在经典阅读指导中笔者采用“典型引路”的方法，渗透爱心教育、责任感教育、纪律教育、诚信教育、养成教育等，收到了很好的教育效果。阅读指导更注重理解、感悟，以“每周一句”的形式，在经典阅读活动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将名句的选择与解读的权利交给学生，共同领略经典之美，同时增加积累，提高理解能力。鼓励学生将这些理解和体会写到日记里，写到作文里，同时联系生活实际谈体会，说感受，特别是将孝文化与感恩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成效显著。 四、与主题班会、学科教学相结合，全方位渗透传统文化教育思想 要把弘扬传统文化与主题班会、学科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发挥其强大的德育功能。围绕传统文化教育的内容开展主题班会，并举行评比活动。每个教师都应在教学中讲究方法，渗透传统文化教育思想，逐步形成以人为本的人文教育思想，从而形成全方位育人的强大网络。主要开展以下主题教育：①开展感恩教育。引导学生学会感恩，感恩父母、感恩教师、感恩同学、感恩他人、感恩社会、感恩自然；②开展信用教育。引导学生养成表里如一、一诺千金、言而有信的诚信品质；③开展礼节教育。引导学生养成举止文明、谦虚礼貌、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④开展孝道教育。引导学生学会用良好的表现给父母、教师带来欢乐，主动和父母、教师交流，主动为父母分担家务，懂得尊重父母和教师的劳动，自觉接受父母和教师的教导；⑤开展廉洁教育。引导学生形成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是非观、荣辱观和价值观，形成踏实做事、诚实做人的职业道德意识；⑥开展仁义教育。引导学生学会尊重和关爱他人，养成团结、互助和协作精神。 五、以活动为载体，促进传统文化教育的开展 通过开展一系列活动，促进传统文化教育的开展。笔者主要开展以下活动：①每天早晨安排15分钟诵读《三字经》、《弟子规》等国学内容；②举行班际朗诵比赛；③举行讲故事比赛，让学生展示自己所学；④举办“读国学、诵经典、谈感悟”征文比赛，让学生畅谈自己的感受和变化；⑤举办传统文化艺术节，通过书画、小品、戏剧等形式展示自己的收获；⑥鼓励学生参与诗歌、辞赋等多种形式的创作；⑦学期末举办一次全校性经典美文诵读展示活动；⑧给家长印发通知，介绍诵读活动，请家长协助搞好此项活动；⑨围绕特色校创建活动，逐步形成彰显学校人文特色和育人品位的校园文化；⑩利用多种手段，围绕特色校创建开展系列配套活动，达到育人目的。 六、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活动需遵循的原则 需要遵循的主要原则有：①科学性原则。全过程设计都应遵循科学性原则；②整体性原则。要面向全体学生，从整体上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实现可持续发展；③活动性与自主性原则。整合德育有关内容，通过开展系列活动，促进学生自主发展、主动进步。 作者：梁峥华单位：广东省罗定市技工学校 优秀教育论文:优秀生治理教导教育 在学校，大凡对各方面比较差的学生治理较严，而对品学兼优学生的治理则有些放松，致使在一些好学生中出了问题。因此，加强对三好生、优秀生的治理教导，是老师非凡是班主任一项值得研究的课题。 好学生发生问题的表现形式虽然是不同的，但究其犯错误的根源，无外乎是内因、外因两个方面在起作用。从他们的本身看： 1、思想不成熟，经不起挫折。由于青少年学生处在成长的过程中，各方面都没有完全定型，非凡是在这大变革的年代，社会上五花八门的东西像冲击波，一阵阵波及并非世外桃源的校园，他们觉得什么都新奇，什么都想接触、学习。喜欢在头脑中编织顺利到达理想彼岸的梦幻，对可能出现的困难和挫折，都考虑得不多，形成了与成年人不同的特点。如他们爱学习，接受新事物快，又容易轻听轻信，缺乏独立思索。顺利时，易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看不起其他同学，以致听不进不同意见，慢慢地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在先进行列中掉了队；碰到挫折时，又容易片面地分析问题，消极地接受教训，觉得万事皆休，自暴自弃，失去进取的信心。 2、理论根基浅，拒腐能力差。他们虽然通过学习自然科学和政治常识，以及必要的道德教导，但是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知识贫乏，缺乏丰富的人生阅历。因而看问题易看现象忽视本质。有时凭血气方刚，“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优势，和青少年固有的自尊心、好胜心去做事情，缺乏对事物的深刻分析了解和认识，当碰到是非界线不清，良莠不明的事物迎面而来时，就会出现犹豫、彷徨，甚至作出不正确的选择，错误的追求，好恶并吞，以致走了弯路或是陷入泥坑不能自拔。 3、进步的动机不纯，目的不明确。希望自己的孩子成长是父母的普遍的心理，但有的家庭、亲友不恰当地施加压力，使学生上进心掺杂上“私利”的成份，背上了“只有学习成绩好才好向父母交代”的包袱。这样，当他们达到了一定的目的后，就认为万事大吉，不再继承努力，自我陶醉在已取得的成绩里，而一旦受到挫折和碰到困难，就觉得一切都完了，感到没有前途，有的甚至走向反面。 除以上三个主要的自身原因外，老师、学校领导，非凡是班主任对他们的治理教导不严，方法不当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一是思想上偏信偏爱。个别班主任往往不是积极地维护三好生、优秀生的威信。对他们的表扬、批评缺乏辩证法。即使他们有了缺点也怕公开批评会影响他们的威信，而往往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即使批评，也是轻描淡写地说几句，不触及思想实质。如某班有几个学生，自习课不请假上街，其中有个学生是三好生，这个班的班主任对其他几个平时表现一般的学生，当面进行了严厉批评，而对他只说了声“今后要注重”。另外，有的班主任对反映三好生、优秀生的问题往往听不进，以为是对他们的嫉妒，吹毛求疵。这样的事也是很多的。二是治理上忽视、放松。有的班主任对如何做好后进生的转化工作分析研究很多，而对如何搞好三好生、优秀生的治理教导都重视不够。往往是督促学习、交待工作多，思想上提要求少，总以为他们的觉悟高，表现好，能自己治理自己。放松教导治理，还表现在对他们的思想变化重视不够，不能及时教导引导。某班有个班干部，班主任对他过分信任，放松了对他的要求，结果与班上的一名女同学谈起了恋爱，违犯了学校纪律。 事物总是处于发展变化过程中，品学兼优的学生也不例外，假如放松对他们的治理教导，他们也会朝相反的方向发展。因此，对三好生、优秀生的治理教导，必须加强。 （1）要辩证地看待优秀生。在调查中，普遍反映三好生、优秀生思想基础比较好，积极要求上进；学习刻苦，接受新事物快；尊重老师，团结同学，有较强的组织纪律观念；在学习工作中起着模范带头作用，是班级建造的排头兵。但是，也由于他们与其他同学所处的地位不同，成长进步的条件存在差异，在思想上理想上的追求不一样，决定了他们具有与众不同的特点。因此，在治理教导中要做到有的放矢，使治理教导具有针对性。 从整个优秀学生的群体分析，有稳定型和摇摆型两种表现形态。从我调查的五个不同类型的班级看，两种类型分别占先进层的62％和38％。稳定型的优秀学生，思想基础比较牢固，对自己所追求的理想和既定目标，一般不易发生动摇，能正确地对待和处理在学习成长过程中碰到的困难和问题，自我修养比较好。对待这部分优秀学生，在治理教导中要注重引导，帮助他们逐步确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坚定信念，使思想境界不断有新的升华。摇摆型的优秀学生，表现为思想基础不牢固，他们之所以要求上进，一般是因为某种原因，为了某种目的，一旦受到一些挫折，目的和愿望没有达到，思想就会出现波动。对这部分学生要注重调动积极因素，帮助他们端正争当优秀生的动机，引导他们向稳定型发展。在治理教导中要研究工作方法，以鼓励为主，批评要恰当、适时，答应反复，防止急于求成，一蹴而就；在教导内容上，应从基础抓起，逐步提高；在要求上不宜过多，起点不且过高，要为他们的学习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2）要把握住治理教导中的几个环节。一是考察关。在培养优秀学生和树立典型时，要注重全面了解考察，做到心中有数。可以采取走访、座谈、谈心等方法，把握第一手材料，力求一个“准”字，不能把一些道听途说作为处理问题的依据，更不能凭一时一事的印象一锤定音。在弄清情况的基础上，研究治理教导的重点，树立过得硬的典型。二是宣扬关。这个关把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优秀生的质量。所以在宣扬他们的事迹时，要果断反对和防止“假、大、空”，要实事求是，注重分寸，不夸大，不掺假，不任意拔高。哪方面突出就宣扬哪方面，不强拉硬凑，对待典型不能消极地保，要积极地帮，否则将适得其反。三是荣誉关。对待荣誉，绝大多数优秀学生是能够正确对待的。但也有部分优秀学生，当荣誉、赞扬的话接踵而来时，就象走进了一个五颜六色的万花筒，感到头晕目眩，由此沾沾自喜，飘飘然起来，使荣誉成了这些学生沉重的包袱。所以必须做好表彰以后的思想工作。要针对他们对荣誉的不同思想反映，积极帮助和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荣誉观，鼓励他们把荣誉作为学习进步的新起点，不断进取，向新的高度冲刺。 （3）要正确地处理治理教导中“严”与“爱”的关系。“严是爱，松是害”，这是许多班主任的经验之谈，也朴素地说明了严与爱的辩证关系。对优秀学生的治理教导，要爱护其学习、上进的积极性，要从有利于健康成长出发，对他们严格要求，加强治理教导，做到严得合理，爱得真诚。爱要以严格要求为基础，体现在对他们真正的关心帮助上，做到放心不能放松，表扬不忘批评。既要防止超越客观实际和优秀生思想接受不了的要求的“严”，使他们感到无所适从，挫伤他们的积极性；又要反对放松治理，搞迁就姑息的所谓“爱”，助长他们一些不良思想的滋长。 （4）要引导优秀生开展好“两个互助”活动。在优秀生的治理教导中，开展先进与先进、先进与后进的两个互助活动。先进与先进互助活动，有利于先进学生之间的相互了解，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取长补短，共同提高；有利于相互团结，更好地发挥先进层的群体作用。先进与后进的互助，可以有效地防止先进、后进两脱节的现象。在互助中先进学生可以不断向后进学生传播知识和先进思想，做好后进学生的转化工作，以带动越来越多的学生一道成长进步。 优秀教育论文:刍议艺术教育传承地方优秀文化路径 一、编写以地方艺术为主体的校本教材 教材是教学的基础，是学生知识的主要来源，教材的质量直接影响到教学的效果。在中小学艺术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所使用的教材应适合中小学生的年龄和心智状况，如果在校本教材中融入他们熟悉的地方文化资源无疑能很好地做到这一点。澄海区中小学艺术课校本教材的编写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澄海位于广东省东部潮汕平原的韩江入海口，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置县，后几经易制，2003年成为澄海区，隶汕头市，现有面积402.5平方公里，人口75万(2008年)。在澄海民间，保存了大量具有浓厚潮汕文化特色的艺术门类，主要有：潮剧、潮州大锣鼓、丝弦乐，潮汕童谣、方言歌、版画，剪纸、纱丁、抽纱、嵌瓷、灯谜、香包艺术等，还有极具澄海地方特色的西门的蜈蚣舞、永新的鳌鱼舞、隆都的西头鹅舞等动物舞蹈。这些地方民俗文化、民俗风情的艺术门类，富有强劲的生命力，为澄海学校艺术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强的后盾。 近年来，澄海中小学通过对潮汕民间艺术的调查、收集、整理和归类，根据学校自身办学特色引进了大量民间艺术教育资源，并经过教学实践形成了众多的教学案例，成为地方、校本教材建设的雏形。如澄海实验学校的《少儿潮剧演唱基础训练》、《潮剧欣赏基础》、《潮语语音与合唱训练》、《潮汕动物舞蹈欣赏及训练》等音乐课校本教材，《潮汕儿童版画教程》等美术类校本教材，《硬笔书法》、《书法楷书训练》等书法艺术校本教材。又如建阳小学，通过对众多教学案例的整理、提炼，编写了《艺术教育校本教材资源包》，内容涵盖《潮汕童谣歌》、《潮汕民俗歌》、《潮汕锣鼓》、《潮剧行当》，《潮剧欣赏》等。再如华侨小学的《木刻版画教材》等。在教学中运地方艺术教材，可使学生对民族民间艺术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了解，把一些有较高艺术性的以民族民间艺术为素材创作的艺术作品和经过改编的民族民间艺术作品介绍给学生，可使学生认识到民族民间艺术是当地文化的组成部分，从而培养学生热爱民族民间艺术的情感，增强学生维护、发扬光大民族民间艺术的责任心和民族自豪感。这种情感意识会对继承和发展民族民间艺术有着积极的作用。同时乡土艺术具有浓郁的地方和民族特色，通过学习乡土艺术教材，可加深学生对家乡的风土民情，民俗文化的认识和了解，对培养学生热爱家乡与热爱家乡的教育事业有着特殊的辐射作用。 二、开展富有乡土气息的课堂教学 课堂教学是教师有计划地引导学生掌握艺术知识和技能、认识艺术世界的过程。澄海区的艺术教师们会在音乐课堂上有意识地加强介绍潮乐、潮剧、潮曲的特色和技巧，师生有时还会进行即兴表演。例如，树础小学的音乐教师在课堂教学时，先选择《天乌乌》、《桃花过渡》这样一些有吸引力的歌曲、短剧，让学生欣赏，然后利用《客鸟声客客》、《新编桃花过渡》等地方音乐素材进行示唱、演奏、表演等形式进行教学。在美术课上，他们会介绍澄海作为“版画之乡”的文化历史，使教学内容具有地方性和实践性，使课堂教学更为生动。在教学方式上，他们根据教材的基本内容，进行“经典引导”与“乡土渗透”相结合的方式，走出了一条把现行国家教材与乡土教材进行高度整合的成功之路：例如，澄海区建阳小学在音乐课教学过程中，进行了现行教材与乡土教材融合的大胆尝试，他们以现行教材作为教学的基本线索和主要内容，在此基础上，师生们把从周边社区采集来的音乐素材引进课堂，并对曲调节奏、歌词进行规范，对内容、形式进行修改、整合，这样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激发了师生的创造力，经过这些年的实践和探索，他们共整理出校本教材8个资源包；莲下中心小学的古筝队在各种比赛中以演奏潮筝曲而大获成功，这得力于该校音乐教师对古筝的创造性教学，他们既遵循古筝演奏的一般规律，又改进了潮筝演奏技艺，编配新的潮筝曲；实验学校教师则安排了一定数量和一定课时的潮州音乐教学，课余时间则加强潮乐的集体训练；莱芜中学把当地工艺美术引进了美术的课堂教学，如丝网版画、羊毛编织、民间玩具等地方工艺美术，均受到学生们的欢迎。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作用至为关键，他们的艺术素养直接关系到文化传承的效果。澄海区现有中小学艺术科教师大多受过系统、规范的高等艺术教育，又主要来自潮汕地区，自幼受潮汕文化熏陶，对利用潮汕文化资源进行艺术教学有着天然的优势。 近些年来，澄海区教育主管部门高度重视中小学艺术教育在传承地方文化中的作用，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潮州音乐、潮剧、澄海灯谜，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蜈蚣舞等为主要传承项目，重点突出蜈蚣舞、潮州大锣鼓、澄海版画的传承，为此加强了对中小学艺术科教师的地方艺术知识与技能的培训，把一批本地民间艺人、艺术家被请进校园，为全区中小学艺术科教师举办潮汕地区音乐、曲艺、美术工艺以及其它艺术门类的讲座。学校艺术教育将地方传统民间艺术引入课堂后将有助于学生具体生动地感受家乡的政治、文化、经济、历史传统等方面的变迁，增强学生的民族凝聚力。大力推进地方艺术进课堂，营造校本艺术教学的浓厚气息，在家乡悠久历史文化传统中体验生活、升华情感，提高其参与社会生活的素质和能力，这才是教育之根本所在。非物质文化的保护越来越受到各级各地政府的重视，让优秀的地方艺术内容走进课堂确实不失为对民间艺术传承和保护的一个行之有效的途径。 三、创建极具地方特色的课外兴趣活动 课外艺术活动是中小学艺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课堂教学的延伸和拓展，适当地开展课外艺术活动，对中小学艺术教育的发展能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澄海素有“海滨邹鲁”之称，文化昌明，民间艺术活动非常活跃。民间艺人队伍庞大，业余艺术团体遍布城乡。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业余剧社（团）最多时全县达到60多个，大量新旧剧目上演。澄海还享有全国“民族民间艺术（版画）之乡”、“民族民间艺术（灯谜）之乡”的美誉，产生了大批优秀的民间艺术作品。在澄海这样一块具有浓厚地方艺术氛围的土地上，中小学生开展课外艺术活动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澄海区中小学校组建了大量业余课外兴趣小组，每所学校至少有5个以上的兴趣组活动，大部分学生能够得到学习的机会。这些课外艺术活动既符合艺术教育的普遍规律，又带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十分符合当地农村学校的艺术教学现状。例如，澄海区教育局自2003年来，坚持每年举行学生潮剧演唱比赛，参赛选手众多，为潮剧事业的发展挖掘了一批批新苗；华侨小学课外艺术活动以版画见长，几年来先后出版了学生版画作品集《大师的画》、《太阳花》，美术作品集《心灵的画》，五十多件学生作品发表于各级刊物或收集于画册；建阳小学经过多年的研究实验，形成了鲜明的“引进潮汕音乐教育，服务社区文化建设”的办学特色，潮汕民间艺术在该校开展活跃，从课内到课外，从校内到校外，涌现出一批潮艺爱好者，他们多次参加当地重大节日晚会，为当地的文化生活建设贡献了力量；澄海实验小学以“传承潮汕地区优秀文化艺术”为课题，积极探索自制的具有潮州音乐特色韵味的“竖吹竹笛”进入课堂，将澄海动物舞蹈和潮州锣鼓引入课堂等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探索，该校自编地方舞蹈、自创潮语童声合唱节目、鼓励学生创作反映澄海地域特色的美术作品，连续四届参加国、省、市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取得了两个全国一等奖，四个省一等奖的佳绩；莲下中心小学将潮汕儿童版画和书法引入课堂和课外兴趣小组，经过几年的探索和努力，在全国第四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中一举取得了一个全国一等奖，五个全省一等奖的佳绩。 一直以来，许多散落于群众中的传统优秀的潮汕民间文化艺术，由于受地方方言的局限，使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兴趣越来越少，许多民间优秀艺术都面临着后继乏人的危机，更有一些民间音乐己经到了“人走歌息，人去艺绝”的程度。澄海区传承优秀地方艺术从中小学抓起，笔者认为，此举善莫大焉，值得提倡。地方艺术是当地文化土壤中的一枝奇葩，优秀艺术的传承是文化传承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民族民间艺术是一个民族地域的标志，积极将地方优秀文化艺术引入学校课外兴趣活动，是让地方文化艺术资源得到传承的最好的方式之一。澄海区中小学将地方文化艺术资源纳入到中小学艺术教育教学中，通过编写以地方艺术为主体的校本教材、开展富有乡土气息的课堂教学、创建极具地方特色的课外兴趣活动三个方面，从而使学校传承地方优秀文化在途径方面形成了较为完整的链条。艺术不仅能够把祖祖辈辈创造和流传下来的艺术形式保存下来，传递下去，而且还培养了学生爱家乡、爱故土的健康情感，同时引领青少年学生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培养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促进青少年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当然，让更多的青少年了解认识传统民族民间文化，喜欢，感兴趣，才有传承弘扬的可能。要做好这项工作，需要整个社会共同努力，才可以实现。家庭要发挥引导作用，青少年时期是人的价值观、世界观形成时期，家人在与孩子的言谈交流过程中，有意识地将优秀传统文化的知识一点一滴讲给孩子听，教给孩子学，引导青少年认识传统文化，这对青少年的传统民族文化教育可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学校应当发挥主渠道、主阵地的作用，诸如聘请民间知名艺人，在课外或课内担任艺术辅导员，开设民族民俗文化知识讲座或课程等，这是地方优秀传统艺术能走进校园、走进课堂的关键。教育、文化等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发挥职能作用，整合社会资源，建设文化公益设施如博物馆、文化馆、书画院、青少年宫、青少年活动中心等，联合社区、村居加强传统民族文化艺术教育基地建设，创造一个展示认识传统民族文化的良好氛围，这是地方优秀艺术得以传承下去的重要保障。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地域文化有它的局限性，地方艺术往往比较质朴，因此，我们应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和人文素养，用一种世界的眼光，既能走进地方艺术的殿堂，又能摆脱它的局限，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充分利用地方文化艺术资源中的优秀成果更好地为学校艺术教育发展服务。 作者：钟晖 单位：广东省韩山师范学院音乐系 优秀教育论文:优秀文化精神与创建大学文化教育的模式 本文作者：樊海源 陈丽媛 郑相家 单位：黑龙江工程学院思政部 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神与工程文化教育模式的统一 1．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神中国传统文化，即“中华文化”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钱穆先生曾说过:“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观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 2．高校工程文化教育模式工程文化，是指工程人群共同体(工程决策者、投资者、工程师与工人等)各成员之间在工程活动中所体现的共同语言、共同风格与共同的办事方法(包括工程理念、决策程序、设计规范、生产条例、建造方法、操作守则、劳动纪律、安全措施、审美取向、环保目标、质量标准、行为规范等)，它反映了工程与自然、社会、人的相互依存、协调发展的关系。高校工程文化教育要致力于培养学生从业价值观、人生信念、理想、思维方式等，使工程文化教育范式从关注有形的、外在的因素转向关注隐性的、深藏于人的精神世界的文化因素。最终实现工程文化教育的“内化于心，固化于制，外化于行”的目的。工程文化教育要培养学生建立正确的价值观，这个目标必须通过一定教育模式来实现。所谓教育模式是指课程观、课程内容、课程结构及其评价体系等的特定组合形式，即教育模式是由一定课程观指导下的课程内容及其进程和时间、空间方面的特定组合方式。工程文化教育的实质是文化育人。因此，充分挖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对于探索高校工程教育的有效路径，构建一个多层次、多角度的工程文化教育模式，是目前摆在工科院校面前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3．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神与高校工程文化教育的统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强调的是“天人合一”，工程文化教育最终要培养的是优秀的工程师，当工程师们在面对工程利益与社会利益，或者说是多数人与少数人的利益问题时，他们以一种什么样的情感来对待是非常重要的。正如费孝通先生所指出的:“一个人感情的发展，会受到文化的规定，即感情定向。”因此说，以什么样的文化做底蕴进行教育，必将影响着受教育者的感情发展方向。作为工程教育，本身就是一种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兼有的专业教育。作为一种创新的工程教育，工程文化教育从知识目标发展到知识、能力、素质三维目标，必然要求发挥人文社会科学在辩证统一中的基础作用。这种人文科学所传递的文化，必将影响和规定着大学生的感情发展。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则不可旁贷地成为工程文化教育模式的基础。 二、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支点，构建工程文化教育模式的操作路径 1．“以人为本”是工程文化教育思想的根本工程文化教育要以人为本，既要注重工程科学知识体系的学习，更要注重工程文化的陶冶。在解决工程中的科学与技术问题之上，更加关注人与工程的和谐、工程与自然的和谐，把工程放到人类的一个组成部分来对待，培养学生正确对待工程，让学生感受工程文化。工程师的人文精神与人文关怀状况，对工程的设计、建设、实施等起着重要的作用，此即所谓的工程的人本意识。工程师把自然科学与工程组合起来作为推动社会发展和人类生活的重要力量，能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坚持社会正义和可持续发展观，坚守工程伦理准则，学会在工程活动中进行正确的价值选择和判断，增强工程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 2．多角度、多渠道构建工程文化教育内容及形式一是通过定期举办中国传统文化讲堂或不定期举办文化学术讲座，增加学生的工程文化知识，培养学生的工程人文情怀，提升职业道德。二是开设公共艺术选修课程和创新教育系列选修课，提高学生的工程文化素质，培养学生成为实践能力强、有创新精神、可持续发展的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三是通过文字、实物等形式展现专业发展、技术进步、业绩积累、精神传承的历史过程，营造与创建和谐的文化氛围。有条件的高校可以尝试建设工程文化博物馆，使学生从中受到工程文化的熏陶，提高工程专业素质和工程专业能力。四是通过举办由学生参与制作的各类工程文化作品展览，提前使学生感受工程文化的真谛，学到从事工程职业需要的文化修养，提高自身素质，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五是将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纳入到思想政治教育的范畴，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结合，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3．多学科、多门类构建工程文化教育的课程教学体系工程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合格的工程师，因而高等工程院校的课程目标应为培养优秀的工程师而确立。因此，工程院校要紧紧围绕这一目标来设计、组织课程体系，课程教育要为实现人才培养目标服务。其中，一个突出的核心问题就是:工程教育的课程应体现出工程的本质，而不是完备的学科。因为，作为学校教育，课程的第一目标是造就掌握工程科学技术的“人”，而不是展示学科的知识。为此，立足于中国的文化积淀，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去伪存真，选择符合当前实际以及学生所能接受的优秀文化，实现工程文化教育和传统文化教育的融合统一，是当前工程院校应该破解的难题。这就要求工程院校在开设课程时不仅要有自然科学课程与专业课程，而且还要有传统的经典文化素质课程，并开设新兴的如工程哲学、工程伦理、工程生态、工程美学等工程文化教育课程。此外，在理论教学的基础上，发挥教师资源的优势，积极推动传统文化的研究基地建设，不断扩大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 4．重体验、重感悟是工程文化评价体系的核心通过工程文化课程体系的构建，形成选修课、讲座、社团、文艺活动等形式多样的学习方式，通过多种形式的实践活动检验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学生的人文品格。教师在评价学生时，应注重检验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体验和感悟，摒弃单纯以知识的积累作为考评的唯一标准。激发学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性，侧重于学贵力行的评价标准。通过采取学生在课堂上分享体会的形式，加强学生之间学习的交流，以此把握学生的学习收获。 三、构建工程文化教育模式对中国高校发展的战略意义 1．构建工程文化教育模式，有利于实现中国高校文化育人的目标高等教育肩负着为我国未来发展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任，这有赖于高校德育工作的成效。而工程文化教育则是立足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大学生实施一种科学精神和人文素养的教育。它与总书记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百年大会上特别强调的“必须大力推进文化传承创新”，从而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目标是一致的。 2．构建工程文化教育模式，有利于推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进程随着中国加入WTO和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意识到了解、学习中国文化的重要性，有许多国外学生渴望到中国留学深造。中国高校应紧紧抓住这一机遇，通过国外合作院校积极宣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并尽早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国际化。 3．构建工程文化教育模式，有利于提高中国高校未来竞争力众所周知，高校属于社会系统中的文化领域，要想提高学校竞争力和综合实力，应该注重对外的社会性和对内的学术性。未来的中国高校若想在国际高等教育中占有一席之地，所应具有的核心力必须体现出中国特色。这就需要构建高校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学术精神，而这种文化传统是离不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基的。 优秀教育论文:不良家庭教育对学生优秀人格构造影响 在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人的现代化的核心是建立起与现代化要求相一致的人格范式。美国学者英格尔斯告诫说“: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机构中的工作人员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否则,高速稳定的经济发展和有效的管理,都不会得以实现。即使经济已经起飞,也不会持续长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财富、人民生活水平在不断地改善,但同时人们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出现了某种意义上的倒退,人们在惊呼“:经济的发展是否要以道德的沦丧为代价？”经济领域里的“见利忘义”带来了某些人的人格缺失,出现了传统人格失效、现代人格失范、理想人格失落等表现的“人格危机”。部分中学生的理想人格状况也不容乐观,表现出社会责任感缺乏;重考试分数,轻道德实践;艰苦奋斗精神淡化;诚信意识淡泊;团结协作观念较差;心理素质欠佳等问题,需要给予他们正确的引导与培养。 家庭是爱的港湾,父母是孩子生命的创造者,也是孩子心灵的塑造者。可以说,孩子不是父母教出来的,而是父母的行为对孩子的潜移默化影响出来的。皮亚杰指出“:人作为主体都具有可塑性,而青少年尤其大,青少年时期受到的教育,特别是家庭教育等外界刺激,往往会形成相对稳定的行为模式”。可以说,不良的家庭教育是孩子产生心理问题的温床,制约着孩子理想人格的塑造。 1教养方式不正确 现今的父母对孩子的教养方式多样化,有些家长对孩子的教养方式不正确。不正确的教养方式主要有:溺爱型,有的家长对其宠爱有加,无原则地迁就子女的要求,形成了他们自私、任性、骄横、暴躁等不良习惯。放任型,由于父母工作忙、嫌孩子拖累、对子女教育问题知之甚微等各种原因对孩子的行为不加约束,任其自然发展。忽视型,家庭过分关注孩子的成绩,忽视人格培养,致使有些孩子缺乏应有的责任心,缺乏行为养成教育,造成是非不清、为所欲为,以自我为中心等,导致人格错位。专制型,父母对孩子控制得很严,并且要孩子无条件服从自己的各种要求,一旦孩子违反,就会严厉地惩罚孩子。严厉型或者粗暴型,一旦孩子答不到家长的要求,对子女非打即骂,使孩子的心理背负着沉重的压力。 2家庭结构不完整 大部分现代家庭的结构就像个三角形,父亲——母亲——孩子。和睦美满的家庭的三角形坚实可靠,给孩子提供和睦的氛围,让孩子的身心沿着正轨健康发展。而当因死亡、离婚、遗弃等原因而造成父母一方或双方都不在的家庭时,就产生了家庭结构的不完整,三角形就失去了稳固性,这类孩子的身心往往不能得以平衡发展,稍有不甚就会对孩子的发展、人格的健全带来影响。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自身的关注越来越多,勇于追求自己的幸福,而有些人让自己“跟着感觉走”,加上受到西方性文化的影响等因素,对人们的婚恋观产生了一定的冲击,我国的离婚率逐年增高,据分析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件离婚案例需要处理。在这一过程中,有些家庭的结构发生了变异:有的重组;有的断裂,只存在父子(女)或母子(女);有的名存实亡。在这种状态下,有些离异女性会把愤怒发泄到孩子身上,根据弗洛伊德理论,这是防御机制中的替代。通过使用防御机制,健康的自我能成功地防止引起焦虑的东西进入意识,但它容易导致孩子的人格障碍。另外,在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城乡留守青少年,出现了实质意义上的家庭结构不完整。在这种变化下,家庭的和睦氛围逐渐走远,欢声笑语越来越少,看到别人的健全的家庭,孩子产生了自卑,有时为了掩饰自己的自卑心理,会做出一些过激的行为。如小A同学父母在深圳创业,幼时随父母在深圳生活。因父母担心南方的不良环境尤其是未成年人吸毒问题可能会影响小A的成长,便把孩子送回苏州就读,随祖父母生活。小A同学思维敏捷,每次在课上总要捣乱,探其原因是因为缺少父母的关爱,课上捣乱是为了引起关注。国内外的许多研究都表明,双亲离异的家庭是向社会输送精神上和道德上畸形人的重要来源之一。北大博思心理咨询中心接待的众多来访案例证明,离异家庭子女会出现的心理变化有以下几种:产生强烈的自卑感、被遗弃感、怨恨感等消极情感;出现较严重的性格缺陷,个性的形成和发展受到严重的影响,比如自我封闭,导致人际交往障碍和社交恐惧,嫉妒心强,悲观绝望无助,迷恋网络等不良心理现象;缺乏生活和学习的自信心,问题行为的发生率较高;离异子女的心灵创伤持续时间较长,难以平息和恢复。 3对孩子的期望值过高 “望子成龙,望女成风”是许多家长的愿望;有些家长自己的理想没能实现,总感觉遗憾,于是把自己没有实现的愿望也加在孩子身上。这些无形中都增加了学生的压力,产生了严重的考试焦虑,对学习产生恐惧、甚至厌学、流连于网吧等场所。维果茨基认为,教育对儿童的发展能起到主导作用和促进作用,但这种作用发生的基础是要确定儿童发展的两种水平:一种是已经达到的发展水平;另一种是儿童可能达到的发展水平,这两种水平之间的距离,就是“最近发展区”。把握“最近发展区”,能给孩子提出合理的目标,让孩子看到成功的希望。在应试教育的指挥棒下,大部分家长只重视智力教育,忽略了培养孩子的人格、心理素质和道德素质。其实“,人的成长过程,就是文化的历程,就是雕琢和学习文化的历程。世间没有自然人,因为人性的由来就在于接受文化的模塑。” 4家长自身不良的素质 有的家长自身的不良行为,往往对学生产生不良影响,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染上某些不良习气。有些家长业余时间基本是在牌桌或麻将桌上度过的,有时三缺一,还要拉上孩子应战,还会说诸如“:赢了算你的,输了算我的。”有的家长在训斥自己的孩子:“你为什么要拿人家的东西？我从单位拿回来的东西还不够你用吗？”“家庭教育是生活教育,家长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行举止都对孩子有耳濡目染的影响作用,家长的思想、观念、兴趣、习惯及为人处世的态度都给孩子暗示着一种思想和行为模式。” 优秀教育论文:国学教育对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 摘要：随着“国学热”席卷全国，人们对国学的关注越来越高，学界对“国学”这个概念的讨论也越来越激烈。国学教育也越来越呈现出常态化的趋势。国学教育的重新定位是传承文化的重要手段，也是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形式。在弘扬国学教育的实践中，我们要加强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精神的传承和开拓，将改革创新精神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融合，增强国学教育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国学教育也要以传统文化的特征为基础，根据传统文化的内容进行相关的教育探索和改革。教育工作者要合理利用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甄别国学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异同。认识到弘扬国学教育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 关键词：国学教育；优秀传统文化；重要性；改革创新 1引言 二十世纪初期，“国学文化”以及“国学教育”逐渐成为中国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在当时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等学府都相继创办了国学院，并开展系统化的国学教育。当时就有梁启超、吴宓、梁漱溟、王国维等著名的国学大师。改革开放以后，国学传统文化又被重新发现，国学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也被重新评估。在教育领域，国学文化都受到了教育工作者的关注。近年来，教育改革越来约深入到实践，在这个过程中，探索国学教育新模式也具有非常现实的教育意义。 2国学教育中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之根 一种文化要想能够长久发展，就必须有扎实的根基，如果文化没有根基，那么就如同木之无本，水之无源。木之无本，则必成枯木，水之无源，则必成死水。朱熹也说过：“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我们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并不是为了回到过去，回到古代的生活，而是为了在新的时代里创造更好的生活，创造更高的文明。中华文明要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要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夯实中华文明的根基。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国学文化的内涵非常丰富，国学文化资源也非常丰富。在国学教育中，利用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有利于国学教育模式的创新，有利于提升国学教育的感染力。国学教育对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非常长远的意义，对于塑造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和文化涵养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3国学教育中的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依托 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还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国学文化是以中华文化体系的土壤为依托，以中国历代文明体系为基础的优秀文化资源。国学文化资源与我们的文化生活息息相关。当前，我们正在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与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是遥相呼应的。例如，“爱国、民主、文明、和谐”其实与中国传统的文化内涵相得益彰，《大学》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孔子有“君子和而不同”、“天下大同”等理念，这些都是与当前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内在的文化联系的。 4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塑造完美人格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文化也塑造一方人的品格。优秀的传统文化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塑造了中华民族优良的民族品格。在进行国学传统教育时，我们要鉴别传统文化的优劣。在传统文化中，也有一些糟粕。例如，“三从四德”、“愚忠”、“愚孝”的观念，这些糟粕都要被阻绝在国学教育内。对于优秀的传统文化，我们则要大力弘扬，积极探索其文化价值。例如，“仁义礼智信”“爱国精神”等优秀的传统文化和精神则要结合社会主义文化教育的要求，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国学教育的体系中，增强国学教育的引导性，塑造人们的优良品格。此外，我们也要探索国学教育的新形式，开展丰富的国学教育，建立完善的国学教育模式。例如，在基础教育阶段，将优秀的国学经典读本纳入到必读文本中，引导学生从小就接触优秀的国学文化，从国学经典中学习优良的文化和精神。同时，还可以挖掘国学文化的广泛内容，开展形式多样的国学文化学习活动，如国学经典诵读活动、国学故事会等。在各个阶段的教育体系中都要重视国学教育意义，引导学生自觉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 5结语 综上所述，国学教育对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于丰富传统文化的内容，完善传统文化体系具有现实的作用。因此，教育工作者要将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与国学教育有机融合，改革国学教育的基本形式，关注传统文化的传承性和发展性。弘扬国学教育，传承优秀传统文化，要认识到国学教育的具体内涵，以国学文化为主要内容，引导学生正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具体内容，培养学生正确的文化观念和精神理念。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国学教育的重要资源，也是中华文明传承和发展的重要教育手段。国学教育要掌握科学的方法，激发学生对国学经典的兴趣，运用多元开放的教育形式，开展多种国学教育活动，引导学生进行文化探索，培养文化涵养，在文化传承中进行文化创新。 作者：侯雨；张蕾 单位：石家庄信息工程职业学院 优秀教育论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途径 摘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是高校教育工作者面临的重大而迫切的任务。本文在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和主要内容的基础上，分析了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现状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的意义，通过剖析目前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途径与存在的问题，系统地探索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途径。 关键词:优秀传统文化;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途径 中华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灿烂辉煌，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集体智慧的集中体现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突出优势，对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发挥着重要作用。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战略任务，具有重要意义。［2］如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是高校教育工作者面临的重大而迫切的任务。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解读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 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中汇集成的一种反映中华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主体组成部分，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祖先所创造的、世代继承发展下来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并为当代中国人所广泛认同和践行的传统文化。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分为中华传统思想理念、中华传统道德标准、中华传统人文精神和文化遗产等几个方面。［2］ 1．中华传统思想理念。中华传统思想理念是中华民族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培育和形成的关于天地自然、人类历史、修齐治平、为人处世等基本思想理念，可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借鉴。如诸子百家的哲学思想和治理理念，其中被历代中国人所崇尚并孜孜以求的包括仁爱、民本、诚信、正义、和合、大同等核心思想理念。 2．中华传统道德标准。中华传统道德标准是中华民族所追求的道德理念和行为规范，体现着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如精忠报国、敬业乐群、见义勇为、扶危济困、尊老爱幼、尊师重教、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自强不息、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等，集中体现了人与家国、人与事业、人与他人的道德标准和个人行为规范。 3．中华传统人文精神和文化遗产。中华传统人文精神如处世方法、教化思想、美学追求和生活理念等，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情感样式的集中表达，滋养了独特丰富的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人文学术等文化遗产。如语言文字、传统文学、琴棋书画、戏曲武术、传统节日、民间工艺、中医中药等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是中国人学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二、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现状与途径 (一)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现状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的意义 1．补充和完善教育主题。目前我国高校对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体系为主阵地，其中包括本专科4本教材和研究生5门课程教学大纲，另外辅助以形势与政策课程和世界经济与政治选修课程。［4］其目的是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巩固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因为是思想政治理论课，重点强调的是政治意义和理论性，对大学生的道德修养、品德教育和人文素质教育方面强调的不够，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的继承和弘扬还有待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对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主题有益而必要的补充，使教育主题更加完善。 2．有助于实现教育目的。当今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社会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更加多元多样多变，面对各种思潮和复杂的社会现象，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在多样中求得共识，在多元中确立主导，增强对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阐释力，这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4］而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互呼应的部分为形成这种共识提供了突破口，有助于实现对大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目的。 3．巩固和发展新的教育途径。当前信息技术和新媒体的迅速发展形成了发达的思想舆论传播途径。在全媒体的时代背景下，掌握当代大学生的思想动态、学习特点和行为方式，与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势力抢占新媒体的舆论高地是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新的任务和使命。现行的思想政治教育在新媒体这种教育方式中焕发出新的活力，增强了教育的实效性。但90后大学生很快会产生审美疲劳，在新媒体中对大学生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有助于巩固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新途径，甚至在未来会产生更新的受大学生欢迎的教育途径。 (二)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途径与存在的问题 当前高校对大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主要依赖课程体系、教师队伍、校内外环境、朋辈影响和新媒体等途径。各种途径各司其责，并相互呼应与补充，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但目前该体系仍有诸多问题与亟待改进之处。思想政治课程体系作为主阵地，理论性太强，趣味性稍差，实践性不够;多数高校教学形式刻板陈旧，缺乏灵活性，教学效果差强人意。一场思想文化的盛宴有时候反而成了鸡肋。目前在高校对大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主体是思想政治工作者，而不是全体师生，其他非思想政治工作专职教师和优秀学生的主体意识在某种程度上有所缺失，个别思政工作者对大学生的管理和引导有时候也不是特别到位，言传多于身教，广大教师良好的师德师风和文化修养以及优秀大学生的示范作用对大学生的潜移默化的教育还有待加强。学校、家庭和社会教育环境的相互配合和补充还没有完全形成，部分是脱节的甚至是相悖的。社会环境与学校、家庭教育之间存在的较大差异使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效果大打折扣，也使一部分大学生无所适从。大学生相互之间的熏陶和影响的程度往往大于学校和家庭教育的效果，但负面的居多。互联网和新媒体相结合形成的全媒体时代也为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带来极大的挑战。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途径探索 根据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通知要求，应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艺术体育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穿于启蒙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各领域。其中对高校思想道德教育做出了具体指示和要求。［2］各高校对大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主要途径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和学科建设 1．在高校设置传统文化必修课程 在所有高校设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必修课程，作为通识教育和人文素质教育必要组成部分。加强对大学生中文运用能力的培养和考核，把汉语设为高校基础必修课，制定和实施大学生语言教育大纲，在高校开展好国民语言教育。大学生通过形成语言自信、文化自信促进其思想道德修养。 2．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开设“中华传统思想与文化”系列选修课 目前部分高校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开设了“世界经济与政治”等选修课程。今后要通过在所有高校开设“中华传统思想与文化”系列选修课，如诸子百家、传统蒙学、中国伦理思想等，把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糟粕客观地呈现在大学生面前，并通过适当的引导，培养大学生的思辨能力和批判态度。同时，通过开设中华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比较研讨课，增强大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程度。 3．在高校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学科建设 在条件成熟的高校设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学科，大力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专业教育。通过设置高校示范专业和特色专业，促进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不断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沃土和营养源泉。 (二)通过提高高校教师的传统文化素质进行言传身教 高校教师是大学生学习的榜样，模仿的对象。教师的一言一行对学生有潜移默化的引导作用。因此，高校教师不仅要有高尚的师德师风和人格魅力，还要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尤其要具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修养。高校要加强面向全体教师的中华文化教育培训，使之对传统文化知识融会贯通。通过全面提升师资队伍水平，对大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言传身教，尤其要做到知行合一，主要通过身教来提高大学生的优秀传统文化素质。 (三)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校园文化大学生在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最终形成和巩固的关键的时期是在大学校园里度过的。高校校园文化对大学生思想道德潜移默化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各高校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无形地融入到校园文化中，在校园内外大力支持戏曲、书法、高雅艺术、传统体育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的第二课堂、社会实践、社团和活动，让学生在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内感受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高校还应加强对中国传统节日的庆祝或庆典，如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等，大力挖掘传统节日的思想文化内涵和在当今的现实意义，通过宣扬传统节日的精神和展示传统节日的魅力提高大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的认同度，并使其对洋节日和当代商业节日有更加理性的认识和实践。高校还要以志愿服务为载体，培养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以勤工助学岗位为依托，培养大学生自强自立的优秀品质。 (四)建立优秀传统文化成果展示和奖励机制 高校在招生、就业、课程和活动设置等方面鼓励形成更多的优秀传统文化成果，多举办有关优秀传统文化特长(如书法、国画、民族舞等)和成果展示活动。高校应以学术活动为载体搭建传统文化传播平台，以文体活动为载体提升学生践行优秀文化成果的能力，并开展相关的社会实践活动，促进家庭传统文化育人协作作用，做到知行合一。各高校通过实施学术活动、校园活动、社会实践和家庭协作等各方面有利于优秀传统文化成果形成的制度，逐步建立优秀传统文化奖励激励机制，形成学校、家庭和社会促进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发扬的合力。 (五)充分运用网络和新媒体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宣扬 在当今信息技术和新媒体迅速发展的时代，结合我国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实际，积极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教育经验，努力形成与当代大学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相吻合的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方式。各高校要积极占据网络和新媒体教育阵地，打造绿色网络教育环境，充分运用网络和新媒体对大学生加强优秀传统文化的宣扬。 四、结语 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中汲取力量、获得营养。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当今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用之不竭的教育源泉，我们应汲取精华，去除糟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批判地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在大学生群体中充分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道德教育功能，增强大学生的文化自信和自觉、民族自豪感、社会责任感、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等，通过巩固和完善课程和专业主阵地，加强教师和学生的教育主体地位，发挥高校校园文化潜移默化的作用，建立成果展示和奖励机制，利用网络和新媒体的教育形式，形成学校、家庭和社会全方位合力等相对完整的教育途径，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在大学生思维模式、行为习惯、价值观念和生活态度等方面进行主题鲜明的教育，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和主要内容积极贯穿到大学生的日常行为之中，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作者：宋达 单位：北京城市学院 优秀教育论文:新时期大学生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路径探究 摘要: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是新时期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素材，对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具有思想启迪，精神引领和道德提升的重要作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蕴含丰富的教育资源，对加强新时期大学生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促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大学生;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路径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独具特色、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力量源泉和不竭动力，对现代社会的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总书记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时指出，“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必须大力推进文化传承创新。高等教育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要积极发挥文化育人作用”。［1］ 一、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国历史上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体系。它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集体劳动和智慧的结晶。”［2］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发展历程中各种思想文化和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是民族特质和历史风貌的反映。中华民族在中华文明的创造过程当中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中华文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文明成果的结晶，是由勤劳智慧的炎黄子孙创造、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具有中华民族特质和历史风貌的思想文化和观念形态的总和。大学生接受传统文化教育的现状 (一)对传统文化认知不足 大学生作为当今社会最富有活力、生命力和创造力的一代，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认识程度直接影响整个社会民众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当代大学生自身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知识薄弱、根底不深，易受各种不良思想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受西方不良思想文化的影响，金钱至上、盲目崇拜、唯利是图等思想屡见不鲜。因此，大学生要不断地学习和接受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使自己具有先进的思想理念和较高的道德素质，投身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当中。 (二)当前大学生的教育观念意识淡薄 从现实情况来看，大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观念意识淡薄，部分大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缺乏基本的了解和认识，他们对文化的关注大多集中在通俗文学、卡通漫画、时尚杂志方面，对传统人文经典、文史哲类的书籍关注比较少，积极主动地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的少之又少。调查发现，在大学阶段，能够真正的读完中国古典四大名著的大学生所占的比例很低，对中国一些传统节日的来龙去脉了解透彻的大学生亦很少，对中国文化的关注度很低，对本民族文化知之甚少。另外，部分大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存在部分偏见而对西方文化却顶礼膜拜、狂热追求，认为西方文化都是精华，以自己知晓西方文化为荣。当今大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了解不深、掌握不够，观念意识淡薄，认知存在偏差，迫切要求探索相关路径加强对大学生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使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根植于中华文化的沃土。 (三)践行能力欠缺 坚持内、外化相结合是当前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原则，由于当代大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知存在偏差，观念意识淡薄，因此，在实际学习和生活中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践行能力欠缺。实践活动既是理论学习的延伸，更是大学生养成教育的深化，大学生只有在观念意识上形成对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才会积极主动的躬行实践，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外化为自身的实际行动。 二、对大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意义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和力量源泉，是民族的血脉和人民的精神家园。优秀传统文化历经几千年的积淀和发展，在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教育意义，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着宝贵而丰富的教育资源和教育内容，能够帮助大学生健康成长和成才，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一)增强大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生力军，只有在大学生中大力弘扬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大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才能使中华民族长久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民族精神是民族发展的灵魂和精神支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蕴含丰富的民族精神，对大学生进行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让大学生了解祖国的过去、今天，有利于让学生亲身领略中华民族的风采，感受到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恢弘气度，激发大学生对本民族的热爱，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油然而生，促使大学生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之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另外，“天下为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爱国情外，“苟以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爱国情外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必将进一步提高大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强大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使大学生形成自觉传承和发扬本民族文化的观念、意识。 (二)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需要 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社会上最富有活力和创造力的新一代，学习和了解优秀传统文化有利于大学生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养和精神追求。对大学生进行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有利于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根植于中华文化沃土，以中华文化的精神积淀来培养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使大学生形成良好的品行、人格。因此，加强和改进新时期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要有意的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和因素，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内化为学生内在的精神素养和价值理念。 (三)有利于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大学阶段是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其价值观的形成具有很强的可塑性，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宝贵而丰富的价值资源，例如“仁”“义”“礼”“智”“信”“和合”“中庸”等思想，对大学生理想信念的养成，对大学生学习、生活以及将来走上工作岗位与他人处理人际关系等都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因此，要加强在大学生中宣传、推介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对大学生进行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以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内核培养当代大学生的品行、人格，发挥文化的人才培养和引领作用，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养，使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三、加强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路径选择探究 新时期的大学生大多数是80、90甚至00代，他们在传统文化方面具有认识不足、观念淡薄和践行能力欠缺等问题，因此，切实加强大学生传统文化的教育路径的探索，提高大学生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势在必行。笔者认为，加强对大学生进行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路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展开: (一)开设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内容的相关课程和讲座 教育承担着人才培养，传承文化的重要使命。因此，要将传统文化的相关内容巧妙地引入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课程以及其它专业课程中，发挥课堂教学对大学生教育的基础性和主渠道作用。大学教育要积极发挥文化育人的重要作用，使优秀传统文化进课堂、进教材、进学生头脑，适时引导大学生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推进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另外，要积极利用好讲座对大学生教育的特殊形式，进行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与课堂教学形式相比，讲座形式的教育更加的开放和灵活，更具有感染力和渲染力。更能够引发大学生的情感共鸣，激发大学生学习和了解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趣和热情。因此，要积极举办以传统文化为主题的教育讲座，发挥好讲座对宣传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以此来推进大学生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活力，推动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二)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融入优秀传统文化的因素 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对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要把创造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作为载体，使大学生时时处处都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感染，实现“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效果。校园文化活动以大学生为主体而组织和开展，他们既是组织者同时也是参与者，既是教育者，也是被教育者。活动既是理论学习的延伸，也是课堂知识的升华，更是大学生养成教育的深化。”［3］要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积极融入优秀传统文化因素，积极组织和举办以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为主线的校园文化活动，也可举办以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为主题的报告会，通过演讲、知识竞赛等形式，在学生中广泛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活动，激发大学生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兴趣，营造浓厚的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文化环境氛围，扩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的深度与广度，使大学生时时处处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感染。要切实举办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相关的文化沙龙活动，例如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艺术的展览会、演出活动等等，激发学生的兴趣，使大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进来。 (三)组织开展大学生优秀传统文化的践行实践活动 课外实践活动具有贴近实际、贴近生活的优势，通过组织大学生亲身参与到蕴含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活动中来，使大学生亲身感悟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更能够激发大学生学习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性和热情，培养和提升大学生对本民族优秀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使大学生的精神境界得到升华。应结合实际情况，利用当地场馆资源，有计划地组织大学生通过各种社会实践活动的形式，参观民族历史博物馆、文化馆或其他蕴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内核的旅游景点景区和爱国主义教育实践基地等，使大学生能够在实地观赏与参观游览中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多彩和博大精深，从而加深对民族优秀文化的认识和了解，激发大学生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推进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四、结语 文化是国家的软实力，是民族的血脉和精神家园，是一个国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抓手。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富裕离不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因此，我们要提高对大学生优秀传统文化的宣传教育的意识，积极探索对大学生进行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内、外联动路径，增强大学生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养，使大学生形成本民族的文化自觉，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作者：贾艳芬 单位：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优秀教育论文: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落实 《四川教育杂志》2015年第Z1期 一、教学师资：不拘一格用人才 由于多年忽视，中小学国民教育中民族文化和传统文化教育的缺失已是不争的事实。同时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非专业研究者很难胜任其传播重任。因此，从长远角度来看，建立一支专业的教师队伍尤为重要。但在专业队伍尚未建立之前，为了切实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在教学师资上可以“不拘一格用人才”，如《纲要》所言，“鼓励民间艺人、技艺大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参与职业教育教学”“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双向进入’机制，设立技艺指导大师特设岗位”。 以四川的绵竹年画为例，绵竹木版年画与天津杨柳青、山东潍坊杨家埠、苏州桃花坞齐名，距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被列为国家级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被称为“绵竹年画南派掌门人”的著名老艺人陈兴才，有民谣如此：“村名叫做射箭台，住个老汉陈兴才，伏羲南派他掌门，年画技艺传下来。”陈兴才10多岁时便师从父亲学习年画制作，在70多年绘画生涯里，其年画不仅被当地人在过春节时张贴，还被美国、日本、欧洲的爱好者收藏，如今他的手艺正在两个儿子手中发扬光大。此外，四川还有能在25秒内变14张脸的“变脸大师”彭登怀，有从事蜀绣50年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郝淑萍，有著名川剧表演艺术家沈铁梅……这些或藏于民间或驻于馆内的大师，一生致力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大师进校园”并非难事，我校就曾在教师节、艺术节邀请过川剧院的艺术家为师生表演《贵妃醉酒》《三岔口》《昭君出塞》《拾玉镯》《盗库银》等传统剧目，共享国粹盛典。 二、教学形式：知行结合重入脑 《纲要》指出，要“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评价和督导机制，研究制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评价标准，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作为教育现代化监测评价指标体系的重要内容，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在中考、高考升学考试中的比重”。通俗来讲，即以考试方式加强对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视与落实。如果考查中能避免死记硬背，注重方式的灵活多样，则可以有效引导中小学的教学。不过笔者以为，传统文化的教育重在激发兴趣、联系生活、入脑入心，只要精心设计教学方式，合理采用教学手段，有效抓住教学契机，用好多种社会资源，也可以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1.教学方式灵活多样，体现学段特点中小学生的传统文化教育，当以课堂教学为主阵地，充分利用学科特点进行有机渗透，尤其是语文、历史、地理等学科。除此之外，还应当“根据不同学段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区分层次，突出重点”，灵活变换教学方式。小学阶段重在寓教于乐，多采用故事、游戏、歌谣等活泼有趣的形式。如石家庄市大谈小学以配乐、舞蹈的形式，编排了一套《三字经》课间操，孩子们一边诵读《三字经》，一边做操。中学阶段则可以采用文化讲座、实地参观、实践体验、知识竞赛、歌咏比赛、文艺演出等多种形式，使传统文化的教育多样化、生动化。如北京四中设定专门的国学日，在当天开展祭孔活动和礼仪剧展演。 2.教学时间抓住契机，用好常态生活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传统节日和礼仪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重要内容之一，如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和成人礼仪、祭祖礼仪等传统节庆和礼俗。在教育过程中，要充分用好这些传统节日，组织学生进行文化探寻。如了解春节的来历，熟悉春节的习俗，学习春联的写作等等。又如在学生年满十八岁时举行成人礼仪，帮助了解古代的成人礼仪文化。成都的杜甫草堂每年正月初七都要举行祭拜诗圣活动，主祭人仪态庄重地完成净手、奠帛、诵读祭文等环节后，都会有中小学生集体诵读祭文。 3.教学场所物尽其用，开发社会资源《纲要》要求，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活动中，“要利用学校博物馆、校史馆、图书馆、档案馆等，结合校史、院史、学科史和人物史的挖掘、整理和研究，发挥其独特的文化育人作用”，要“充分利用博物馆、纪念馆、文化馆（站）、图书馆、美术馆、音乐厅、剧院、故居旧址、名胜古迹、文化遗产、具有历史文化风貌的街区等，组织学生进行实地考察和现场教学”。除了课堂这一固定场所，传统文化的教育还可以大力积极拓展教学场所，大力开发社会资源。 以四川为例，在杜甫草堂感受杜甫心忧天下的儒家思想，在武侯祠领略诸葛亮运筹帷幄的兵家智慧，在广汉三星堆和金沙博物馆探索古蜀文化的奥秘，在望丛祠追寻古蜀文明的起源，在青城山的香火中走近道教文化，在都江堰重温李冰治水和文翁化蜀的历史伟绩……用好身边的这些社会资源，便可让传统文化和历史遗迹在现场教学中重新焕发出活力。 作者：田间 赵清芳 单位：成都市石室中学 优秀教育论文:大学生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实践探索 摘要：本文首先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存在形式及其主要的思想理论体系，思想理论的主体是儒家文化，不同理论体系的历史地位，分析大学生肩负的历史责任和加强传统文化教育的深远意义；接下来介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理论的基本精神、内容和实质，目前加强大学生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现实要求以及作为大学对于传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最后介绍我们在传统文化学生讲坛、孔子学堂专家讲座、传统文化社团活动的开展、建设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等方面开展的实践、探索以及取得的成果。 关键词：传统文化；孔子学堂；大学生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发展的积淀、智慧的结晶、宝贵的精神财富，其思想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穿越时空、价值不朽，它以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性格特征、审美趣味、知识结构、行为规范、风尚习俗等主体形式存在和延续着[1]。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特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理论，其主体是儒家文化，另外还包含着道、佛、法、墨等其他各家学说，唐宋以后儒道佛三家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在竞争激烈的当今社会，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进，各种不同文化、价值理念等纷纷进入中国，冲击着中国人传统的生活方式、生存方式、文化信仰等，处于价值观和思想形成期的大学生作为社会发展变化的“晴雨表”，反应尤为剧烈，部分大学生甚至将对传统的背叛视为进步的标志，不明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华民族发展大业的重要性，“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大学生作为未来社会的建设者与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要有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因此，加强当代大学生中华优秀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引导大学生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热爱、传承、创新，并使大学生自觉肩负起社会责任，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理论的基本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包含非常丰富的内容，而且表现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那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哪些基本精神内容呢？张岂之认为：中国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灵魂，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四方面的基本精神：人文精神、自然精神、奇偶精神、会通精神。[2]第一、人文精神，重视道德修养，主张人们通过自身的修养和学习成为高尚的人有理想的人；第二、自然精神，中国古代各个学派都从不同的方面探讨人和自然的关系，即所谓“天人关系”；第三、奇偶精神，从阴阳、五行、八卦到孔子的“中庸”说、老子的“抑损举补”理论，从哲学到其他文化，如中国古建筑、古代都城布局等等都体现了“奇偶”变化的辩证思维；第四、“会痛”精神，中国传统文化不是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的文化，她善于学习各种文化体系的长处，有能加以消化吸收用以丰富自己，体现出“会通”精神，如先秦时期许多学派间相互辩论又相互吸收，共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还善于吸收消化外来文化，如印度佛学被改造而融汇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中。张岱年认为：中国文化丰富多彩，中国思想博大精深，因而中国文化的基本思想也不是单纯的，而是一个包括诸多要素的统一体系。这个体系的要素主要有四点:(1)刚健有为，(2)和与中，(3)崇德利用，(4)天人协调。[3]他在谈谈中国传统文化时总结认为中国文化有两个基本精神，具有高度的理论价值，一是“以人为本”，一是“以和为贵”。纪宝成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出自己的观点，提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八大精髓:国家民族立场上的统一意识、为政治国理念上的民本要求、社会秩序建设上的和谐意愿、伦理关系处理上的仁义主张、事业追求态度上的自强精神、解决矛盾方式上的中庸选择、个人理想追求上的“修齐治平”、社会理想上追求“小康大同”。[4]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属于观念形态的范畴，是相对于文化的具体表现而言的，文化的具体表现包括物质、制度、行为、思想意识等层面，无不和内在的文化精神相关系，优秀传统文化实质上是民族文化基本精神的具体体现。 二、加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现实意义和要求 古人的智慧，很让人赞叹，比如说哲学，我们有很多的哲学家，却很少有人能如老子一样写一本《道德经》传承久远，还被翻译成多国语言文字，被世界各国的哲学家、思想家所研究；有很多的历史学院和历史学家，却很少有人能如司马迁一样写出一本《史记》，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多的军事院校、军事科学家，又有谁能写出一本书，如《孙子兵法》，仍然被西点军校奉为教材，这些例子告诉我们，其实中国古人的智慧，不能说是后人没有办法超越的，但是它确实是后人难以超越的。诸如这样的经典，在传统文化的海洋中数不胜数，曾说：“要把经典嵌在学生的脑子里，这个经典包含着丰富的内容，中国几千年形成的价值取向，还有人格、人生境界都包括在经典里面。”人的修养、文化的素养、汉字书写能力、口语表达能力也都包含在经典学习当中。我们要建立的不仅仅是价值观的问题，而是一个全方位的如何对待传统文化以及如何学习、传承和创新的问题，这需要经过很多人的努力才能实现。我们人，要认识客观事物，要认识得清楚，首先必须把我们的心先清静下来。一个好的老师,能让他的学生变化气质。而有一个人,有一本书,能让一个民族变化气质,这个人就是孔子,这本书就是《论语》,这个民族就是中华民族,这种气质就是“文质彬彬”的君子气质。历史是最好的过滤器，它告诉我们什么才是民族精神的精华，什么才是民族智慧的结晶。1988年，一些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聚会巴黎，曾有人发出这样的声音：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要从2500年前的中国的儒家文化那里去寻求智慧。在联合国的总部也刻着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话。优秀的传统文化对我们来说，已经是流淌在血管里的血液，是我们的财富。我们党高度重视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的科学态度，将其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将其融入中国发展道路，将实现对传统文化完美的“超越式传承”，开启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治国理政情怀的新篇章。比如：2011年10月15日至18日举行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把文化改革发展作为主题，全会通过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专门讲到有关传统文化问题：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坚持保护利用、普及弘扬并重，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2014年3月26日教育部关于印发《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的通知：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制定本指导纲要。阐述了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基本方法和要求；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和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关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深入推进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教育部于2014、2015、2016年连续三年组织开展了“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活动，各地各高校高度重视、积极响应，依据每年的主题紧密结合大学精神凝练和校园文化建设，着力打造出了一批效果好、影响大、有特色、可推广的品牌活动，对引导高校学生自觉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努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起到了积极作用，产生了良好反响。 三、大学关于传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 大学在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至少承担着四个方面的职责与历史使命。第一、大学生文化自觉的倡导者。培养大学生的文化自觉，首先应认识、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意义和作用，系统研究、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鼓励学生读经典、读原著，深入系统地学习掌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和精华；第二、文化多样性的推动者。增进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相互理解、尊重和融汇，而大学在这方面大有可为。从本义上讲，大学就有包罗万象、海纳百川的含义，代表着知识的普遍性和多样性。大学要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也应推动世界文化的发展，应通过各种交流、活动、竞赛、报告等促进世界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与融合；第三、传统文化创新的实践者。传统文化创新至少应包括以下两点：一是促进人文学科类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二是促进人文与科技生活之间的交融；第四、先进文化引领的先行者。一方面，大学应对落后、消极、低俗的通俗文化进行学理上的、建设性的批判；另一方面，大学应通过加强对高雅文化的追求和传播，对真、善、美、爱的阐释和倡导，创造性地引领大学生。大学应成为先进文化引领的先行者，成为新时期民族精神的象征。2013年3月同志在中央党校80年校庆时的讲话：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学伦理可以知廉耻、懂荣辱、辨是非；2013年11月同志在考察山东曲阜孔庙时提及传统文化时指出：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2014年2月24日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四、加强大学生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实践和探索 1、传统文化讲坛传经典 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倡导文明进步理念，我们在学院内组织大学生开展“论语小讲坛”系列活动。《论语》是“四书五经”之首，是世界了解和研究中国的重要典籍，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人生智慧和处世哲学。2014年下半年着重开展的“论语小讲坛”，共举办了八期系列活动，主要由对传统文化富有浓厚兴趣并潜心钻研的16名学生代表从道德、修养、处事等多方面为广大同学解读经典内容，并邀请相关老师和专家对活动进行评析和指导。分享儒家崇德贵民的政治文化、孝悌和亲的伦理文化、文质彬彬的礼乐文化、天人合一的存在信仰、远神近人的人本趋向的基本思想。《三字经》小讲坛于2015年6月19日首次开讲，共举办三期，先后有九名同学选取《三字经》中的经典语句进行深入浅出、周到细致的讲解。他们或围绕孟子在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主张展开叙述，或以“勤学”为主题讲述主观努力对于成才的重要性，或以“修身”为主题为同学们指明修身之道。《三字经》作为中华民族的珍贵文化遗产，用通俗的文字将经史子集等各部类的知识揉合在一起，贯穿着“仁、义、诚、敬、孝”的核心思想，有利于使世人更好地达到“德行合一”的“圣人”之境。 2、孔子学堂扬传统 “孔子学堂”是由中国孔子基金会创办，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主要目标，以“写好字、读好书、做好人”为宗旨的公益性社会教育基地，致力于探索孔子教育思想与现代学校教育、社区建设、企业发展相结合的特色文化发展之路。孔子学堂落户学校后，学院于2015年上半年开始承办学校孔子学堂系列活动，其中包括校内大学生主讲的《三字经》小讲坛和校内外专家学者主讲的传统文化讲座。《三字经》小讲坛响应了党中央关于弘扬传统文化教育的号召，有利于加深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认识，积极学习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此外，山东中医药大学郭瑞华教授专题讲授《黄帝内经中的四时养生观》、齐鲁工业大学刘新利教授专题讲授《孔子与琴》、陈京伟教授点评《三字经》等校内外专家学者也应邀做客孔子学堂。孔子学堂作为高校开展传统文化现代转化和创新发展的工程立项建设，全面系统设计校园文化系统，打造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的精品工程，将努力把系列活动做大做强，引导学生学习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礼韵汉服颂文化 2013年，旨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的礼韵汉服社成立。在学院团委的指导帮助下，礼韵汉服社近一年来开展了一系列与传统文化相关的活动，易学文化沙龙、汉服科普讲座、趣味纸汉服活动、中秋月夜祭活动等等取得的非常不错的效果，被各大媒体争相报道。 4、创新形式建体系 接下来将积极探索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形式和新办法，以不同载体和依托，内修内涵，外树形象，持续推进各项相关工作。致力于着力打造以本校同学讲解为支撑；以专家学者讲座为重点；以读书沙龙活动为基础；以专题文化展演为依托；以网络阵地推广为突破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的体系化建设。 作者:吕丽红 郭玉晶 李翠 刘文龙 高欣明 单位:齐鲁工业大学 优秀教育论文:优秀传统文化对大学生礼仪教育的启示 摘要：提出，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关键词：中华传统文化；儒家文化；大学礼仪教育 礼仪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在现代社会文明的发展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大学教育是塑造理想人格的关键期，礼仪教育则是通往理想人格的重要途径，将礼仪教育融入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过程，是进一步落实价值观的重要举措。 一、大学礼仪教育的本质 要回答什么是大学礼仪教育，首先要理解什么是礼仪教育。礼仪教育则是将礼仪的内涵、观念、表现形式通过一定的教育方式、手段进行传递，使受教育者感受到礼仪文化的博大，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礼仪教育的价值所在，有三个层次：首先，对于个体来说，是对仁德的追寻，让个体的行为更加符合道德规范；其次，对于社会来说，是在人际互动中更懂自我约束，更懂尊重与理解，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再次，对于国家来说，礼仪则是用完整的规范体系，建立有条不紊的社会秩序，使国家和而不乱。依据上述论述，我们认为大学礼仪教育是指：高校根据礼仪规范及道德建设发展的需要，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对大学生的言行举止、内在素质进行必要的礼仪指导、修正和教育的社会活动。其主要是向大学生传递礼仪文化知识和常识，指导大学生践行礼仪，从而转化为个体的行为或价值规范。其根本目的是推动大学生知美德、塑美型、养美性。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界定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在中国各民族的文化演变与融铸中，在与外来文化的不断交流、冲突与融合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保留在中华民族中间具有稳定形态的中国文化，包括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情操、生活方式、礼仪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诸多层面的丰富内容。自2004年11月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成立至今，在11年间，全球已建立孔子学院和课堂700余所，普及百余个国家和地区，它们将汉语和中华文化推向世界五大洲，可谓是21世纪的文化“新丝绸之路”。 三、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下大学生礼仪教育的启示 中国传统文化成功地保护和维系了中华民族的持续发展，并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究竟如何秉承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切实提高大学生礼仪教育的实效性，这是值得所有人关注和深思的议题。 （一）中国传统儒家礼文化的启示 1.要将儒家礼仪要义与现代的礼仪规范有效融合发展 传统礼仪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发展的精神痕迹，无论是礼仪的起始发展还是礼仪的行为方式，一些积极的礼仪行为，比如“诚敬、“孝亲”、“敬长”等都体现了劳动人民的传统美德。因此，我们在从事礼仪教育的时候，万万不能丢弃传统礼仪，不能否定它的历史意义和文化意义。否则，在学习现代文明礼仪时，总有文化内涵缺乏，像是空中楼阁之感。 2.对儒家礼文化进一步溯本求源 部分大学生热衷于日剧、韩剧，大部分原因是被剧中人物的礼仪举止及其透露的礼仪文化所吸引。假若大学生礼仪教育中进一步深谙儒家文化，就会了解到日剧、韩剧中的礼仪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也曾经受到中华民族礼仪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熏陶和影响。教师要能够将当下大学生流行和追求的时尚元素整合和分析，追溯其在我国传统礼仪文化中的始末，这样既可以使得学生既能了解中国传统礼仪文化的历史背景，又能够提升民族自豪感和文化归属感。 （二）认识中华优秀传统礼仪的原则 中华礼仪的内容很复杂，条目虽多，但也不影响人们对它的记忆和践行。因为中华礼有它的提纲挈领，不难把握。这个纲领是什么，这个内涵是什么，在前人智慧结晶的总结下，大体可将礼仪的原则归纳为敬、静、净、雅、慎五个字，也供大家讨论。 1.敬 所有的礼仪，都包含“敬”的原则，没有敬就没有礼，可以说“敬”是礼的核心。《孝经》一言以蔽之：“礼者，敬而已矣。”《礼记》开卷第一句话就是“毋不敬”。古代所有的礼，都是试图培养人们内心的“敬”，对父母、对兄长、对配偶、对事业，都不能有不敬之心。 2.静 一个修养很好的人，身上都有“静气”，神定气稳，沉静从容。《大学》开卷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古今成大志者，皆懂得“宁静而致远”的道理，俗话说：“宽阔的大海平静，浅窄的小溪喧嚣。”所以说，静是君子的气象之一。 3.净 越是文明的民族，对居住、食品、衣服等卫生要求很高。中国人自古讲究卫生，甲骨文中的“若”字，是一个人洗完头之后在梳理头发的样子。头发梳理整齐后，还要挽成发髻，插上用骨或玉做的笄，把它固定住，发髻外面还要用一块帛巾包好，然后再带上冠，很是讲究。至迟在唐代，政府工作人员都有每旬一沐浴的规定。还有，在祭祀中，人们往往格外注重祭祀场所、祭祀牲畜、祭祀器具等的卫生情况，因为，人们往往通过“净”来表达内心修养和尊敬之意。 4.雅 生活文明而又有教养的人，言谈举止必然都很文雅。《礼记》就有文雅用餐的规定：吃东西不能发出声响；汤要小口喝，不要弄得满嘴都是；吃骨头时不要啃出声音来等等。此外，关于坐姿、站姿、服饰等都有严格的要求。这些都说明古人在交往中对典雅的辞令的运用十分讲究。 5.慎 我国古代有一个很重要的道德范畴——慎独，即个人闲居独处时，也要守礼自律，不可有越礼的非分念想。这是古代中国人的信仰之神。中国人要通过礼来把握自己，礼是道德的具象，是道德在人身上的体现，不需要神的监督它也存在。这个监督者就是“慎独”，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这个“神明”就是内心坚守的道德和良心。 作者:陈莉莉 单位:广西科技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