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论文:自然科学的经验基础与解释学 摘要：经验与陈述的关系并非归纳或演绎的逻辑关系，因此科学的经验基础就构成一个难题。仅仅把科学看作命题体系的观点不能解决这个难题，同时经验主义的平台也不能提供任何通道。科学本质上是一种实践活动，惟有语用学和解释学的平台才能为这个难题提供解决方案。科学的实践性、公共性、主体间性、情境性为理解库恩的范式理论提供了线索：自然科学具有解释学的基础。劳斯进一步主张：自然科学本身就是解释学的事业，科学是不断重构的叙事。科学的解释学与客观主义形成对立，而这并不必然使科学滑入相对主义。伯恩斯坦提出了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的方案：解释学本身就为这种超越提供了资源，解释学循环恰恰对科学范式的开放性提出了要求。 关键词：经验基础 语用学 解释学 叙事重构 一、 经验与陈述的逻辑鸿沟 自然科学被公认为经验科学，但是，科学哲学家对“什么是经验”、“如何进行检验”等问题并没有统一的意见。波普尔把经验基础问题界定为“关于个别陈述的经验性质以及如何检验它们的问题”。（[1]，30）经验基础问题涉及经验（或观察）与基本陈述（或观察命题）的关系、陈述与陈述的关系这两个层面的问题，它构成科学哲学的基础性的问题。 逻辑经验主义预设了某种中性经验或者说无主体的经验以及描述这种经验的中性语言。逻辑经验主义处理经验与陈述的关系的典型方式是逻辑原子主义式的，基本经验或原子事实与基本陈述之间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以此为前提，它用形式逻辑的方式处理基本命题与理论命题的关系，提出其科学检验和科学划界的原则即证实原则，主张科学理论与基本命题之间存在着归纳证实的逻辑关系。作为其弱化形式的概率论仍然坚持中性经验和中性语言的设定。 波普尔对逻辑经验主义的批判集中于基本命题与理论命题的逻辑关系层面，他对归纳主义的证实原则的驳斥在逻辑上是无可反驳的：任何普遍的科学的理论命题都是不能由有限数量的观察命题得到证明的。经验与陈述的关系这一层面并非波普尔的主要关注点，但他对此也有所反思。他认识到经验与陈述之间并不存在类似于陈述之间的逻辑关系，经验与陈述之间存在着一个似乎不可跨越的鸿沟。经验并没有直接的证明作用，“陈述只能由陈述从逻辑上加以证明”。（[1]，31）“由于要求基本陈述和其它科学陈述具有客观性，我们将剥夺了我们自己本来希望把科学陈述的真理性还原为我们经验的任何逻辑手段。”（[1]，33-34）简言之，一切基本命题（或观察陈述）的真值是无法从经验上予以确证的，所谓科学的检验——基本命题对理论命题的证明或证伪——就丧失了原有的基础。 拉卡托斯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一书中对经验基础问题作了富有启发的分析。他指出，独断证伪主义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的基础包含两个错误的假设。第一个假设是：理论命题和观察命题之间有着自然的、心理的分界。第二个假设是：观察命题是由事实得到证明的，正确的。实际上这两个假设对逻辑经验主义同样有效。拉氏驳斥了这两个假设。他认为，观察命题与理论命题并非如通常所以为的那样直接来源于中性的、纯粹的经验，观察渗透着理论预期，观察命题以更高层次的理论为背景。针对第二个假设，拉氏指出，“观察”命题的真值是无法明确决定的，“任何事实命题都有不能由实验得到证明，命题只能由其它命题导出；不能由经验来证明陈述，‘就象不能用敲桌子来证明陈述一样’”。（[2]，21）他进而断言：“因而，我们既不能证明理论，也不能证伪理论。软的，未经证明的‘理论’同硬的，业经证明的‘经验基础’之间的分界是不存在的：一切关于科学的命题都是理论的，而且都是不可避免地可错的”。（[2]，22） 科学的可错论无疑为怀疑主义、非理性主义敞开了大门。那么，如何实现可错论与科学合理性的调和呢？约定主义的策略似乎不可避免。波普尔既承认科学理论的可错性，又试图坚持科学的批判理性。他必须决定如何把受检验的理论与不成问题的背景知识区分开来，背景知识中的理论将获得“观察的”地位，作为检验其它可怀疑理论的基础。波普尔强调背景知识在科学活动中的地位并承认其约定性：“批判永远不会从无开始。…讨论问题时我们总是承认（但愿只是暂时地）各种不成问题的东西，它们暂时为讨论这个问题而构成我称之为背景知识的东西。在我们看来，这种背景知识很少始终绝对不成问题的，它的任何一部分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受到挑战”。（[1]，205）批判总以特定时空下的背景知识为前提，并保留着对这些背景知识提出上诉的权利。科学知识的增长就处于这种约定与批判的循环之中。但无论如何新理论总是以其真值不确定的理论为基础，因而这样建构的理论大厦归根结底是缺乏基础的。拉氏很幽默地表达了这种怀疑：“我们的方法论证伪主义者骄傲地拒斥了这种逃避主义：他敢于不减可错论之威，且又敢于以大胆的、冒险的约定主义政策毫无教条地避开了怀疑论。他完全知道所冒的危险，但他坚持人们必须在方法论证伪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之间作出某种选择。他提出了一场几乎没有希望赢得的战争，但声称说参加这场游戏比放弃这场游戏还是要好些。…有人甚至会说，方法论证伪主义与独断证伪主义的不同就在于它是空讲可错论！”（[2]，41） 可错论、约定论和对背景知识的实用主义的强调都是由科学的经验基础问题导出的合理结论，是对科学的理解的一种进步。而波普尔之所以有“空讲可错论”之嫌疑，其根源在于他仅仅局限于陈述间的逻辑证明（或证伪）层面，而放弃了对经验与陈述的关系作出合理说明。鉴于经验与陈述之间的逻辑鸿沟，任何回避而不予解释的科学合理性理论都是空中楼阁。 那么，科学的经验基础问题究竟能否被解决呢？答案是；在经验主义的平台上该问题无法得到解决。经验主义的根本性难题在于，它导致了唯我论的困境。经验主义所谓的经验不过是个人化、私人化的经验，而这种经验并非是主体间有效的：我的经验不同于你的或他的经验，所谓的经验检验也就不是主体间有效的。因此，摆脱该困境必须引入主体间性以及语言的公共性。当我用私人语言说“这朵花是红的”的时候，别人无法理解“红的”代表着什么感觉；而当我用公共语言说出这句话，并得到大家的认可时，这句话才变得有意义、主体间有效了。因此，惟有在语言学、尤其是语用学的平台上经验基础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或者说该问题不存在了。经验主义考查命题是否为“真”，而在新的平台上则考查命题是否“有效”。这涉及科学观念的根本性的转变：科学是一种实践活动，其主体不是单个的科学家而是科学共同体，科学理性也是情境性的。 二、逻辑鸿沟的弥合：作为实践活动的科学 正如阿佩尔所言，“在分析哲学的发展进程中，科学哲学的兴趣重点逐渐从句法学转移到语义学，进而转移到语用学。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3]，108）语言哲学的语用学转向彻底地了转变了我们看待科学的方式，科学的实践性（活动性）、主体间性和情境性或者说局域性都能在语用学的平台上凸现出来。语用学把句法学与语义学纳入对语言的整体性的语用分析之中，分析对象由名词性的“语言”变成动词性的“言语”。“言语”是一种活动，奥斯汀说“说话就是做事”。把语言视为言语行为同把科学作为活动来理解是一致的，科学本质上是一种由技术兴趣引导的介入世界的活动而非静态的知识。维特根斯坦明确指出不存在私人语言，语言总是公共的。同样，科学语言和科学活动总是在共同体中发生并获得有效性，科学的主体不是单个的主体而是共同体。“真”为“有效”所取代，“有效”即主体间有效：在主体间得到一致认可。维氏的“语言游戏说”把语言、生活形式和世界理解视为一个整体，各个“语言游戏”只具有家族相似性而不可通约。科学本身就是一种语言游戏，它同时还是在更广阔的日常实践的语言游戏中展开的。科学的情境特征和局域性可由此得到说明。以此为背景库恩也就好理解了。 如果说前库恩时代科学哲学的主流把科学作为既成的知识来考察的话，那么库恩的范式理论则是把科学作为一种活动来考察的一座里程碑。他在《发现的逻辑还是研究的心理学》一文中表达了这种取向：“我们都关心获得知识的动态过程，更甚关心科学成品的逻辑结构”（［4］，265），“要分析科学知识的发展就必须考虑科学的实际活动方式”（[4]，267）。 库恩对经验基础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并对波普尔的证伪逻辑提出了批评。他认为，波普尔所谓的认识逻辑名不副实，因为它只局限于陈述间的逻辑关系而忽略了对陈述与观察之关系的探讨。在波普尔看来，理论要成为科学的，只能通过观察陈述而被证伪，不能通过实际观察。库恩认为，这种逻辑的证伪并不能给认识逻辑提供基础，而认识逻辑的规则及其逻辑要求“已不单是意义的符号关系。它要求认识论家和科研工作者把理论所导出的句子不是同其他句子相联系，而是同实际观察或实验相联系。这就是卡尔爵士‘证伪’一词必然引来的后果，但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他却始终保持沉默。…当一种业已公认的理论不是面对实验陈述，而是面对实验本身时，逻辑在什么条件下才要求科学家放弃这种理论呢”？（[4]，280）库恩很清楚，波普尔不能、他自己也不能为观察与陈述提出一种通常意义上的逻辑，在这个层面上，逻辑是无效的。他阐明，“提这些问题目的是要表明逻辑尽管是科学探索有力的、最后总是不可缺少的工具，但人们也有某种可靠知识在形式上并不需要逻辑。同时我还要提示，逻辑证明的价值并不是为了逻辑本身，只是在条件需要而且需要到一定程度时才有。”（[4]，281）这乃是对科学理解中的逻辑迷信的破除。 那么库恩针对上述经验基础问题提出了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呢？他指出：“我曾引进‘范式’这个词以强调科学研究依存于具体事例，它可以跨越理论内容同理论应用之间的鸿沟”。（[4]，281）库恩强调范式作为范例的意义，他认为，科学共同体承认的合乎范式的范例是具体的题解。 “共有事例即以发挥一般都归之于共有规则的认识功能。事例发挥这种功能时，知识的发展不同于知识在规则支配下的发展。”（[4]，313）作为范例的科学范式是一种具体的题解活动，科学家通过一系列题解活动的示范和训练而习得他所在科学共同体中科学活动如何进行的知识。科学的语言、概念和理论在具体的题解活动中、具体的科学实践中被赋予意义、可理解性和可操作性。理论化离开了活动便无法理解。因此，经验与陈述的连结要在特定的具体的科学实践活动中去寻找，唯有参与特定科学共同体的科学游戏，才能理解经验与陈述在该科学范式中的特定连结。归根结底，经验与陈述的关系不是一种逻辑关系，而是一种非逻辑的活动关系；经验与陈述间的鸿沟是靠“活动”来跨越的，具体的实践活动是连结二者的中介。 库恩的范式理论既不是指向单个科学家的活动，也不是指向无主体的知识增长的逻辑，而是考查科学共同体的实际活动。范式可以粗略地等同于科学共同体。科学有主体，但既非先验主体也非自我封闭的经验主体，而是现实的科学共同体。科学知识的有效性以能否在科学共同体获得主体间的认可为基准。而对于赢得这种认可来说，经验证实或证伪是不充分的，论辩、说服、修辞、宣传、权威甚至权力都在现实的科学共同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科学共同体首先是交往共同体，它是科学得以可能的条件，其中进行的意义沟通和理解使得科学语言和活动获得特定的意义。阿佩尔指出，“自然科学家的实验共同体总是表现为一个指号共同体。而这种主题间性水平上的沟通决不能由某种客观科学的方法程序来取代，原因就在于这种沟通是客观科学之可能性的条件。”（[3]，71）“一个交往共同体的存在是一切在主体-客体维度中的知识的前提；这个共同体本身乃是对世界材料的客观描述和说明的主体间性元维度”。（[3]，73） 科学活动也是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语言游戏”。语言游戏同特定的生活形式与世界理解相联系，科学范式之不可通约不过是语言游戏之不可通约的合理结论。科学的语言游戏植根于特定科学共同体的实践活动。不存在中性语言，语言与经验世界相互耦合于特定的实践活动或者说生活形式中。逻辑分析在这个层面上是无效的，对这种经验与称述之间关系的把握需要深入地考查并理解特定的科学实践活动乃至作为其背景的更为广泛的生活世界。语言与世界的这种耦合关系可以说明科学范式的不可通约性。“为什么理论之间或是语言之间的翻译如此困难？因为，正如经常议论到的，各种语言以不同的方式把世界说成各种样子，而且我们没有任何道路去接近一种中性的亚语言的转述工具。…学习一种语言或一门理论就是学习描述世界，该语言就是随着这个世界而起作用的”。（[5]，362） 科学家总是在某个科学共同体中从事科学活动，总是从属于某个范式。库恩的范式由形而上学信念、理论框架、选择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标准构成，不同的范式中的科学家是在不同的世界中工作的。不同的范式构成不同的科学世界，其中的科学家面对着不同的经验问题和理论问题及其相互连结。因此，科学家的工作本质上也是解释工作，其从属的范式构成他解释、理解世界的前见。范式是历史地形成的，既有的，构成科学家置身于其中的情境（当然情境不局限于自主的科学共同体），科学理性也只有置于情境之中才能得到真实的理解。对库恩而言，不存在不依赖于特定的科学范式和文化的、所谓客观的事实的宇宙。实际上胡塞尔早就揭露过科学的客观主义假象，他认为关于表面上客观的、由事实构成的世界的知识，实际上先验地植根于前科学的世界之中。科学分析的可能的对象，是事先在我们原本的生活世界的现实中形成的。哈贝马斯指出：“胡塞尔正确地批判了客观主义的假象。这种假象用合乎规律的、结构化的事实的自在现象蒙蔽科学，掩盖这些事实的构造，从而使人们无法意识到认识和生活世界的利益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6]，123）世界如何呈现依赖于主体的特定的实践活动，依赖于主体所属的科学共同体和生活形式。 对科学活动的主体间维度、公共性、不可通约性、情境特征以及局域性的揭示，一幅新的科学形象浮现出来。科学的解释学维度昭然若揭。科学无本质。科学总是文化的、历史的产物，科学的形象并非静止的、普遍的。正如夏佩尔所言，“在科学中不存在任何神圣的、原则上免受修改或摈弃的东西：所谓事实是如此，理论、概念问题、方法、思维方式，甚至包含在一些所谓免疫的‘元科学’概念群中的‘科学’定义也如此”。（[7]，446）库恩赋予范式过强的约束性，然而，即使在同一范式中也存在着不同解释之间的竞争。用解释学来区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还有意义吗？ 三、作为解释学事业的自然科学 在伽达默尔那里，解释学经历了本体论转向，理解成为人之存在的基本状态，这样，解释和理解的普遍性得到了确认。自然科学同样是解释学的事业。后经验主义科学哲学以及科学的文化研究都揭示出了自然科学的解释学维度。“科学的知识也像一切知识一样，涉及对某人揭示（诉说）某事。科学探讨意义，这些意义就是体现在语言中的、在经验中修改和实现的，并在实验室的特定的实践中和科学文献及文化中传递的社会存在物。…科学有某种与其自己的（历史的）令人信服的判断和论据有关有历史空间或‘此时此地’。解释学哲学为把历史和文化重新引入自然科学哲学提供了哲学基础。”（[8]，9） 狄尔泰把解释学方法作为区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根据。查尔斯?泰勒（Charls.Tailor）继承了这种区分，他坚持：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行为，而人的行为天然就是解释学的；自然科学的对象没有意义，对不同的文化是一样的，不依赖于人的解释，因而解释学在自然科学中是没有位置的。库恩的范式理论表明，自然这本大书并非没有意义。恰恰相反，具有不同范式的科学共同体以不同的方式理解和解释着自然界。在与泰勒的争论中，库恩表明了其解释学立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一样，其中没有某套中立的，文化中立的范畴，自然对象或行动能由这套范畴来描述”。（[9]，21）“我的观点一直是如此：任何时期的自然科学家乃是基于一套概念，当代的实践者从他们最近的先辈那里继承下这套概念。这套概念是历史的产物，包含在文化中，当前的实践者通过训练进入这种文化；对于非共同体成员来说，仅仅通过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理解其它思维模式的解释学技艺是不能进入这种文化的。同时，我已作为特定时期的科学的解释学基础提到过它。你们可能注意到，它非常接近于我曾经所谓的范式。”（[9]，22） 库恩强调了自然科学的文化历史性，科学范式是与特定的文化和历史相联系的，一种范式就是在特定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下对自然的一种解释。因此库恩反对泰勒对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所作的简单区分：自然科学中没有解释学的地位。他认为自然科学研究同样需要解释学的解释。不过，他仍然相信可以从解释学角度去区分这两种科学。他认为，范式更替确实意味着解释和理解自然的新方式，具备解释学的基础。然而，追求一种新解释并非促使这种转换的产生的研究者的自觉意愿。与之相反，新的解释却是人文科学游戏的自觉目标。因此，他坚持其早期的观点：自然科学区别于其它科学的地方在于，自然科学有支持常规的解题研究的范式，而人文科学不存在范式或常规科学时期。“自然科学尽管要求我所谓的解释学的基础，但他们本身不是解释学的事业。另一方面，人文科学通常如此，它们别无选择。”（[9]，23） 劳斯（Rouse）的解释学立场比库恩更为坚决和彻底。与泰勒相反对，在承认自然科学也是处于历史与文化中的需要解释的事业的立场上他与库恩是一致的。劳斯认为：库恩坚持，在遇到外来的、不熟悉的文化或本文时，存在着一种特征性的解释行动，而进入一种外来文化或本文的方式基本上不同于我们或多或少毫无问题地生活于一种文化（包括我们自己的科学文化）中的方式。劳斯不赞同这种观点，他认为即使在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熟悉的文化中仍然存在着竞争的意义解释问题。“传统是由对传统的不同解释的冲突构成的，这种冲突本身有着一个易受相互竞争的解释影响的历史。”（[10]，615）他认为，在库恩所谓的常规科学时期同样存在着经常的对范式的解释，常规科学的共享实践就包含着对实践的多元解释。劳斯在《科学的叙事重构》一文中指出，自然科学的历史演变总是伴随着科学的叙事重构。共享历史的科学共同体成员总是微妙地、竞争性地用不同的方式理解以往的科学研究并筹划自己的研究工作，都希望自己的叙事能为更多的共同体成员所接纳，从而主导共同体的研究方向并确定自己的研究地位。“科学研究是一种社会实践，研究者由此构造叙事情景，过去的研究通过这种叙事情景被理解和认同，而进一步研究的重要可能性被筹划。这个叙事领域展示了对该领域的连贯的、共享的理解和在不同的筹划、解释威胁下的不连贯之间的持续紧张。”（[11]，179）劳斯主张解释的普遍性，“以解释学循环为特征的解释，以及理解与自我理解的纠缠，并不划出一个行动或探究的特殊领域，而是使事物清楚的一个普遍特征”。（[12]，55）他坚持解释学并不构成区分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依据：“我主张，无论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都不能形成一个天然的类别。...所有的学科为一个内在发展历史以及与其它科学领域和社会实践的互动的历史所形成。...不同科学的成功实践总是已经并将继续避开方法论者所施加于其上的限制和类型学（typologies），这些方法论者提供一门科学为了成功必须如何的最新描述。”（[12]，56） 劳斯坚持科学本身是历史的偶然的产物，并将随着历史的进程而产生变化，科学没有不变的本质；他反对任何全球性的（global）、普遍化的科学合法化叙事，他坚持科学是局域性的（local），隶属于特定的文化传统和历史阶段；科学的可靠性并不依赖于全球合法化，科学的局域性并不削弱科学的可靠性。 自然科学的解释学反对自然科学的客观主义的理解，尽管这种客观主义的自我理解促进了近代科学的发展。不过，反对客观主义是否必然滑向相对主义？如何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伯恩斯坦认为，解释学提供了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的途径。“伽达默尔提醒我们，在传统、历史和语言属于我们以前，我们便属于传统、历史和语言。我们无法摆脱效果历史的动力学力量，后者决定了我们将生成为什么。”（[13]，212）历史、传统和成见并非人类理性的限制，而是本质上理性有限的人进行理解和解释的前提。库恩的范式不可通约性并不意味着范式的绝对封闭和自主性，仅仅意味着不能把特定范式的标准强加于其它范式，因为不存在超越的标准。不可通约性恰恰要求开放性。对特定的文化、传统和科学范式的隶属恰构成理解其它文化、传统和科学范式的可能性条件，构成这种理解的本质特征的是解释学循环。因此，解释学追求的并非是封闭和自足，而是开放性和相互理解。而惟有在与古老本文、外来文化的遭遇中才能促进自我理解和自我超越。“科学共同体使用的理性和论证以社会实践为基础，并且指导科学活动的标准和规范从本质上说来是开放的。人们对于解释在科学活动的每个阶段的认识已经有所发展，并且在观察和理论之间的任一固定的分界上开始探询。” 自然科学论文:自然科学知识在幼儿园其它领域的渗透 摘要：在儿童进行自然科学探索时，教师可以提出开放性问题，以便引出更多的问题或引导出儿童探索的新方向。高质量的教育鼓励儿童具有选择性的思考，多重性的答案和创造性的洞察力。教育者不应仅仅是教给儿童已有的自然科学事实和规定的实验程序，而应允许并且鼓励儿童探索自然科学，因为这样可以促进孩子思考能力的发展，例如组织、分类、问题解决、推论以及逻辑。这也是自然科学知识在幼儿园其它领域的渗透过程。 关键词：自然科学 知识 幼儿园 其它领域 渗透 黑龙江高等教育厅规划课题《有效提高幼儿教师自然科学素养，促进幼儿科学潜能激发的研究》，课题项目编号：gzc1212037 自然科学并不是一系列已被人发现了的事实，它是一个过程，一种对世界进行思考和理解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观察、对即将发生事情的预期、对预期进行检验和对观察的事物进行有效的解释几个方面。研究者提出“儿童是通过‘建造’而非指导来掌握科学知识的”。他们一定会对所观察的现象和实验的结果给出一个自己的解释，一个具有个人意义的解释。在儿童进行自然科学探索时，教师可以提出开放性问题，以便引出更多的问题或引导出儿童探索的新方向。高质量的教育鼓励儿童具有选择性的思考，多重性的答案和创造性的洞察力。教育者不应仅仅是教给儿童已有的自然科学事实和规定的实验程序，而应允许并且鼓励儿童探索自然科学，因为这样可以促进孩子思考能力的发展，例如组织、分类、问题解决、推论以及逻辑。这也是自然科学知识在幼儿园其它领域的渗透过程。 一、通过对自然科学的观察激发儿童的科学热情 在幼儿的科学课程中应该呼吁：“请亲手触摸！请亲自探索！”我们必须培养儿童学习的兴趣并且鼓励他们问：“如果……会发生什么？”然后给他们相关的材料去发现答案。这些活动可以帮助儿童定义基本概念，激发他们天然的好奇心去探索和发现。如儿童可以观察植物从种子到发芽再到开花，最后又产出种子这样一个生长周期。他们还可以通过观察植物的不同部位，发现它们在颜色、形状、相对大小和组织等方面的相似点和相异点。儿童也可以观察环境元素，例如水、光、温度等所起的作用。 所有的儿童都是通过他们的感官来学习周围世界的。婴儿和学步儿童以及学前儿童，他们的科学知识是以他们看到、听到、品尝到、闻到和触摸到的东西为基础的。适合发展的科学课程通过激发观察、质疑、兴趣和描述来拓展这一儿童成长和发展的情形。 作为教师，也将和孩子们一起去观察、提问、预测、实验和验证很多科学事实。这就是科学教育在幼儿阶段所包括的所有内容。为发现世界创设环境并激发幼儿的求知欲：“我的环境中都有什么？对我有什么样的影响？我能做什么样的改变？”态度是在早期形成的，我们应该培养儿童天然的好奇心，满足他们想要知道“为什么”的需求，这也会鼓励孩子进行科学探索的热情。 当你想方设法来进行探索和发现时，你会认识到“我们应该把科学作为整个课程中正在进行的一部分，融入到日常活动和常规中”。当儿童激发起科学热情时，可以自发地和创造性地去改变物理环境（室内的布置），还应该利用户外环境，允许儿童在那里花费大量的时间，提出问题探索假设的情况，拓展观点。这可以点燃他们终身热爱科学的火花。 继续展示你对科学和发现的热情。吉尔玛提供给我们一种刺激性的方式来做到这点：当你在初夏的早上抬头看橡树上最高的树枝时，你可能没有思考树木从土壤中获取养分，传送到树干以及每片新叶和橡树果胚芽的科学原理。但是你有下面那样的意识，并指导你的学生们也知道，这也是教学的一部分。问一些问题：“我在想，是什么让叶子变得那么绿？我在想，这棵树要长这么高得需要多久……”我们可能没有教授具体知识，但是我们在教授好奇心。 二、鼓励儿童对自然科学进行探索，完成儿童对自然科学的自我解释过程 经常性的引导孩子观察周围的世界，孩子的观察能力就会越来越强，同时求知的欲望也会加更加强烈。相比教师直接告诉儿童事实是什么这种方式，儿童在自我解释过程中会学到更多的东西。因此，教师应继续为孩子提出开放性的问题，从而鼓励孩子对他们在活动中所做的观察进行加工和总结。这个过程会促使更多的问题提出，并实施进一步的探索。 对于教师来说，与幼儿一起分享自然世界是一 件很兴奋的事情。孩子们渴望主动获得第一手的经历。如果教师希望儿童用他们的感官去探索自然世界，就需要鼓励孩子与世界的真实接触。从触摸软的泥巴或凹凸不平的树皮，到闻新鲜的干草或腐烂的树叶；从看到盘旋的蜂鸟，到听到蟋蟀重复的叫声；从品尝脆甜的苹果，到酸葡萄的味道一一没有什么能像大自然一样提供如此丰富的视觉、听觉、味觉、触觉和?@觉体验的机会。 儿童可以品尝或看到空气吗？他们可以触摸到它吗？怎样做？在操场上，引导儿童体验风（移动的空气）怎样来自不同的方向。儿童可以用风向带、风向袋、风铃等来进行体验。 儿童在自然环境中散步的过程中有很多进行发现的机会。在去散步之前，鼓励儿童做望远镜。把两个卫生纸筒（或把一个纸巾筒剪成两个）绑在一起。在筒的一端打上洞并穿上一根绳做成颈带。蝴蝶或小鸟飞是儿童可以通过他们的望远镜来观看的很多事物中的一部分。每个儿童可以做一个户外散步用的“收集袋”，用折叠的建筑纸或标签纸来做并穿上绳子，绳子要留足够长来作为肩带。用结实的纸板做书页并用环扣在一起来做一本课堂书。儿童把他们在户外散步中发现的东西贴在书页上。把书放在图书区给儿童玩。 哈姆弗瑞斯说：“儿童有想把他们发现的所有东西带回家的倾向。要向他们解释自然的平衡是非常微妙的，大自然中的每一样东西都有它的目的（例如，豆荚为来年的生长保留种子，一块树皮可能是很多昆虫的家）。鼓励他们收集一些他们以前没有收集到的东西……”新鲜的树叶可以放在报纸中间，这样很容易被压平，可以夹在两个纸板之间并用橡皮条紧紧地保护好。一周后，树叶可以移动并粘到剪贴簿上或以其他方式在教室中展示。 通过种草，也可以进行一次“自然科学探究”，儿童可以寻找在他们生活环境中生长的不同种类的草。在教室中为儿童提供草籽来种植。使草发芽的最快并且最容易的方法是把一块湿海绵放进一个有水的平锅中并把草籽撒在海绵上。这些草籽通常能在任何地方生长，只要给它们定期浇水并且放在有阳光的地方。很好玩的是把海绵剪成不同形状，然后看草长成圆、三角形或心形。这是儿童直接观察自然的一种方法。另一种种草的方法是在塑料杯里面装上泥土或陶土 （儿童可以把杯子装饰成一个脸的形状）。把草籽撒在泥土上，然后浇水。不久，儿童会很高兴地看到“头发”长出来。 对幼儿来说，他们计划、种植并照顾植物时，就学会了对他们以后生活都有帮助的、有用的概念和技能。当他们观察植物的生命周期时他们学习了科学，计算以及把种子分类时学习了数学，读种子袋上的字和种植指导时学习了语言。并且，当儿童把一粒种子培育成一株茂盛的植物时，他会有一种自豪感。儿童可以在沙水台或窗台上的花箱里种植出一个室内花园（花和蔬菜）。这一活动是另外一种鼓励儿童对植物主动负责的方法。 自然科学论文:关于自然科学方法与语言学理论建设 论文关键词：乔姆斯基　形式语言学　自然科学方法　语言能力合成说 论文提要：本文是对司富珍《语言研究中的科学方法》一文的回应。司文主要是通过把乔姆斯基理论与自然科学的简单比附，为其进行辩护，但是司文的论据既未准确反映科学发展的史实，又有悖于科学理论建设的程序，同时也不符合科学研究的方法。本文主要目的是讨论语言学理论的建设如何从自然科学研究实践中得到启示。 1．引言 学术争鸣是学术健康发展的标志和必要条件之一。不同的学者由于知识背景不同，研究的经验各异，观察问题的角度有别，很自然会对同一理论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前文《乔姆斯基语言学的哲学基础及其缺陷》(《外国语))2005年第3期)刊登出来以后，形式语言学派阵营的学者反应很激烈，我们已经听到了各种不同的意见和批评。《外国语)2oo6年第4期发表了两篇与我商榷的文章，其中一篇已对王强某些错误说法给予回应，另一篇就是司富珍的文章，本文就是对司文批评的答复。 司文的论证代表了形式学派为自己辩护的典型方式，那就是把乔氏理论与自然科学进行简单的比附，认为乔姆斯基语言学的形态和发展符合自然科学的特征，因此也是科学的。比如宁春岩(2000)由此得出形式语言学是一种“纯科学”的结论，乔姆斯基在批我的前文时，甚至认为自己的理论符合牛顿以来的所有科学规范，是“标准科学(standardscience)”(王强，2006)。生成语言学理论的创始者和追随者对科学的向往精神是值得赞赏的，但是一门学科是否科学，主要是看它的研究实践，而不是根据任何个人的美好愿望。本文将通过考察科学发展史，弄清真正的自然科学的方法应该是什么，可为我们语言研究提供哪些借鉴。 我们前文的核心思想是，乔姆斯基的语言学理论不是根据对语言现象的观察分析而建设起来的，而是生硬地把数学的概念和结构直接移植到语言中来，在数学和语言这两种极不相同的系统之间进行简单的类比，结果造成了研究中的削足适履、扭曲割裂语言的现象。很遗憾，迄今尚无一个乔氏理论的维护者针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尽管如此，他们的观点也反映了相当一部分人对乔氏理论认识上的误区，对此的澄清，有助于人们对当代语言学理论的正确了解。 2．科学理论建立的程序 科学理论必须基于观察和实验，这有两层意思：一是任何科学假设的提出必须根据观察、实验的结果，这是科学实践区别于宗教信仰的主要特征之一；二是任何科学假说必须经过大量观察、实验的验证后方能成立。简单地说，科学理论来自于实践，存在于实践，发展于实践。 司文说道，“从理论建设上来看，大量的科学史实表明，理论建树对于科学实验和数据调查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而先理论思考后事实验证则是建构科学理论的常规程序之一。”然而这并不符合科学理论建立的程序。我们前文(石毓智，2005)曾引用牛顿受苹果落地启发而提出万有引力定律的故事，只是要说明观察实践对理论提出的重要性，并不是一个对有关科学史的全面描写。司文认为我们的引例与科学史“正好相反”，她认为牛顿提出万有引力定律是根据伽利略关于力的“假想”。乔姆斯基也是引用牛顿的科学实践来支持自己“先理论后事实”的语言学理论建构的合理性。那么就让我们以伽利略和牛顿这两位现代科学的奠基人的科学实践，来说明科学理论建设与实验观察之间的关系，讨论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语言学理论建设有什么样的启发作用。 除了牛顿，伽利略要算是现代科学的最伟大奠基者了。一种关于科学的哲学是由伽利略开创的。与亚里士多德不同，伽利略认为科学必须寻求数学描述，而不是物理解释。这一方法开创了科学的新纪元，扭转了科学研究的方向，加深与加强了数学的作用。他的工作成为牛顿伟大工作的开端。伽利略提出了一个科学规划，这个规划包括三个主要内容：第一，找出物理现象的定量描述，即联系它们的数学公式；第二，找出最基本的物理量，这些就是公式中的变量；第三，在此基础上建立演绎科学。 上述的第一步和第二步都是关于科学的观察和实验，第三步才是建立理论系统。伽利略强调物理现象的数学描述，但是他并不是把已有的数学系统强加在物理世界中，而是探讨特定物理现象背后的数量规律。乔姆斯基也很重视把数学应用到语言学中去，但是他的程序不符合科学研究的规范，他是把已有的数学概念和系统移植到语言中去，而不是研究具体语言现象背后的数学问题。由此而导致其理论的重大缺陷。 自然科学家应该毫不含糊地让自己所提出的假说接受试验的检验，这不仅是他们的义务，也是他们的理论取信于人的必要条件。伽利略经过反复试验找出了自由落体的公式：s=gt2／2。由此推出，同高度的两个不同重量的物体将同时落地。为了让大众信服，他做了著名的比萨斜塔实验，彻底推翻了延续两千多年的亚里士多德的错误观念。这种对待自己研究成果的精神多么值得我们学习呀!任何高深的理论在事实面前都会变得简单易懂。然而为乔姆斯基辩护者态度却不是如此，当遇到有人批评他们的理论不符合事实时，往往会辩解道：“我的追求跟你们的不一样，我的理论是高深的，直捣人类的心智，因此你不能用具体的语言现象来衡量我的理论；你理解不了我，那是因为你的水平太差。”自上个世纪70年代乔姆斯基提出普遍语法的假设以来，没有找到任何一个成功的案例说明：一个说英语或者汉语的小孩的天生普遍语法到底是什么样子?又如何代人所谓的“参数”变成了具体的英语或者汉语?而且认知心理学家所做的独立实验观察也不支持乔氏的假说。任何一门科学都不能以与其他科学的某些表面相似性而声称自己就是科学的了，都必须接受自己所分析对象的反复检验。 牛顿创立万有引力定律的第二个依据是开普勒的天体运动三定律。新天文学除了对人们关于宇宙的思想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以外，还有两点伟大的价值：第一，承认自古以来便相信的东西也可能是错的；第二，发现科学真理就是耐心收集事实与大胆猜测相结合，这两点在他的后继者那里得到了更充分的发挥。在布拉埃观察的基础上，开普勒提出了天体运动三定律：(1)行星在椭圆轨道上绕太阳运动，太阳在此椭圆的一个焦点上；(2)从太阳到行星的向径在相等的时间内扫过相同的面积；(3)行星绕太阳公转的周期的平方与椭圆轨道的半长轴的立方成正比。 可见，开普勒的三大定律也是在耐心收集事实和观察的基础之上，然后进行大胆的科学猜测的结果，而且最终还要接受观察事实的检验。牛顿在伽利略和开普勒的基础上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万有引力定律是牛顿和他同时代的科学家共同奋斗的结果。牛顿熟悉伽利略的运动定律，知道行星受一个被吸往太阳的力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个力，按照运动第一定律，行星将作直线运动，这个想法许多人都有过。哥白尼、开普勒、胡克、哈雷及其他人在牛顿之前就开始了探索工作，并且有人猜想，太阳对较远的行星的引力一定比较小，而且随着距离的增大，力成反比地减小。但他们的工作仅限于观察和猜测。牛顿在他们观察猜测的基础之上借助微积分的帮助，给出了万有引力的公式：。其中的f表示引力，k是常数，m、m分别表示两个物体的质量，r是两个物体间的距离。这是一个伟大的发现，因为世界上从来没有人运用过如此单一化和统一化的方程式来描写如此广大的现象。从运动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公式很容易推出地球上的运动定律，在伽利略的地上物理运动和开普勒的天体运动定律之间建立一种内在的联系。 万有引力定律的科学性还在于，据此而做出的许多科学预测被一次次地证实了。最有名的要算是哈雷的预言和海王星的发现了。哈雷仔细研究了有关彗星的各种记载，根据万有定律推算出彗星出现的规律，他的预言最后被证实了。天文学家阿达姆斯和勒未累分析了天王星的运动的不规则规律，得出结论：这种不规则性是由其他行星的引力而发生的。勒未累根据力学法则计算出这个行星应该位于何处，最后用望远镜发现了这颗行星。任何科学规律都应该具有预测性，它的说服力突出地表现在它的预测被证实的时候。 牛顿发现万有定律的过程有四个特征：一是充分吸收前人的科学研究成果；二是依据自己的观察分析；三是统合了地球和天体两种类型的运动规律；四是据此而提出的科学预测被反复证实。乔姆斯基的理论建设过程不符合上述的任何一个特征。首先，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假说并不是根据认知心理学独立观察试验的结果，而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纯粹假想，迄今还没有找到它的生理基础和心理现实，它到底是什么样子谁也不知道，似有不着边际之感。其次，乔氏把语言能力和语言行为截然分开，不重视语言应用现象的调查分析，其理论大部分是纯粹思辨的东西，缺乏证据和说服力。 第三。乔氏理论在共时现象的分析上似乎勉强可自圆其说。然而对于历时现象则一筹莫展，根本不能把语言中不同领域的规律联系起来。历史语言现象是任何语言学理论的试金石，因为很多语言规律只有在时间的长河中才能展现出来，而且更重要的是，语言的共时和历时规律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历时的事实有助于共时规律的探讨，反之亦然。最后，乔姆斯基普遍语法假说会带来很多逻辑结论，如果小孩真的有一个天生的形式语法系统，那么他们在出生时或者出生不久就会创造复杂的句子结构，然后代人参数变成具体的语言。但是小孩的语言发展过程根本不是如此，他们在10个月左右才开始出现独词句，18个月左右开始出现双词语。2岁以后才逐渐出现复杂的语法现象，他们的语言能力是随着认知能力的发展和对周围世界观察的深入而一步一步发展完善起来的。童习得语言的过程中。看不到任何证据支持所谓的普遍语法的存在。 3．论证的逻辑和对待新理论的态度 人们在论证过程中，一种最常犯的错误是诉诸权威的言论。这在文科论文中尤其普遍。司文多次引用科学哲学家kuhn和现代汉语语法学家陆俭明的话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但是并没有论证他们的话为什么就是真的、对的，而是想当然地认为权威人士的话就应该是真理。利用权威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属于论证的常见逻辑错误之一。 kuhn是一个哲学家，而不是一个科学家，他并不从事科学实验与分析。他对科学实践的概括和科学发展的预测带有很大的主观i生，并不完全与历史事实相符，也不能准确预测科学发展的方向。他的学说在科学哲学界具有很大的争议性，因此以他高度主观化的哲学概括来支持乔氏的理论，显得不着边际，空洞无力。 司文所引用陆俭明的下述一段话也不符合乔氏理论的发展事实：陆俭明(2004)作了很好的解释：“从表面看，乔姆斯基的理论年年在变，年年翻新，似乎表明他的理论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但他的假设，他的研究目标始终未变。”那么变4-1=的是什么，正如陆俭明(2004)所言。变4-1=的是实验方案和具体理论细节。 然而事实上，乔氏的理论自创立到现在半个世纪，已经经历了五种理论形态的变4-1=：(1)经典标准理论；(2)扩展的标准理论；(3)原则一参数理论；(4)管辖一约束理论；(5)最简方案。平均下来每10年变一次。如果如陆俭明所说的是“年年在变、年年翻新”的话，那应该是50余种理论形态。乔氏理论每次形态的变化都涉及到重要假设的改变，包括新的假设的提出和旧的假设的取消。比如他的原则一参数理论明确提出了前期没有的“普遍语法”假设，而且研究目标也有重要的变4-1=；又如其“最简方案”就抛弃了早期的“深层结构”的假设，研究目标随之也发生了变4-1=。乔氏的理论系统基本是思辨性质的，并不包含什么“实验方案”，所以就谈不上什么实验方案的变化。 司文再次引用陆俭明(2004)的一段话，批评我们前文对乔氏理论只是“贴标签”，没有深入了解乔氏的理论。其实贴标签也包括好的和坏的两种。对一种理论。或者因为自己长期的研究选择了这一理论框架。或者因为自己不了解其他相关的理论，或者是自己缺乏科学知识。或者因为对语言事实没有深入调查过，由此而产生的对某种理论的盲目崇拜，也是一种“贴标签”的行为。我们认为我们前文的论证是严谨的，论据是充分的，我们也能充分理解不同理论背景的人我们文章的不同反应和评价。 汉语学界缺乏理论创新，这与我们的学术风气不无关系。对别人提出一种新思路，在汉语学界往往会经历“三部曲”：第一部是对你“不屑一顾”；第二部是 “冷嘲热讽”；第三部是对你“围堵封杀”0在这种寒风凄雨的气候中，新的理论思想大都会被扼杀在萌芽状态之中。影响汉语语言学发展的重要因素还有门派错综复杂，无原则地推举夸饰自己门第的人，无原则地封堵诋毁其他学者的工作。这种状况只有从根本上加以改变，汉语语言学才能健康地发展，我们也才能对语言学理论的建设做出真正的贡献。 司文评述我们的“语言能力合成说”道：“除了罗列了一些心理学中关于人的一般认知能力的几点常识外，也没有做有说服力的论证，更没有做任何建设性的工作”。话中透露着轻蔑与不屑，但是她并没有理解我们的工作。我们想要说的是，人类的认知能力是一种层级系统，语言能力是由更基本的认知能力协同合作的结果，而且这些基本的认知能力还合成其他知识系统，并初步论证哪些认知能力共同形成了语言能力。这一思想不仅语言学界迄今尚没有人明确提出，即使认知心理学界对此也没有清晰的认识。我们并不是要声明我们发现了某种认知能力，而是探讨人何以能够创造和学会语言这一问题。现在把我们的初步思想拿出来跟大家交流，是想听取大家的意见，从而来发展完善它。我们这一思想的形成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从那时至4"-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在现代汉语和汉语史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如果都以对自己母语研究的系统性和深刻性来比，在我们理论指导下的语言研究也是卓有成效的。以汉语史为例，我们已有三部著作对汉语上下三千年的发展全貌进行了系统的探讨，它们为《汉语语法化的历程》(200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现代汉语语法系统的建立》(2003年，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语法化的动因与机制》(200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这些都说明一个道理，科学的理论可以帮助我们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以及确立历时和共时规律之间的内在联系。 上文提到，历史语言现象是任何语言学理论的试金石，只有能够成功解释语言发展规律的理论才是科学的。有些人可能会认为我们这一标准太偏颇，因为不同的理论适用的领域不同。但是如果了解语言的本性的话，就会明白这个标准的合理性。 第一，任何语言都不会停留在一种状态而不变，都必然会发生变化；语言变化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可以把语言变化看作一个连续函数，设定代表在i时间点上的状况，f(xi一1)代表该时间点之前的状况，代表该时间点之后的状况。 第二，如果一种理论声称它是可以解释共时状态的，那么就意味着它必然能够解释该语言等时间位置的状况。又因为时间是连续的，f(x)代表的是一个历时过程，那么就可以得出结论：任何能够解释共时状态的理论必然能够解释历时状态，反之亦然。从理论的过程可以证明上述结论的正确性。以乔姆斯基的理论发展为例，它创立于1957年，至-4""-已有50年的时间了，如果它能够解释这个时间区间的每个时点的共时状况，那么它就必然能够解释这50年的连续变化过程。如果乔氏的理论是学继续存在下去，那么就可以解释未来的l0年、100年、1000年的语言状况。结论是该理论可以解释语言的整个发展史。可以用一个比喻帮助我们理解语言的发展过程。语言发展史如同一条历史长河，它是由过去、现在和将来组成的，现在是过去发展的结果，是走向未来的出发点。要解释现在的状况必须了解它的过去，方能说明它从过去到现在的发展过程，能够预测它的发展方向。 第三，乔姆斯基的理论在历史语言研究中派不上用场，一筹莫展，那么声称能够解释共时现象的论断必然也是虚假的幻象。中华民族有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历史典籍的连续性和丰富程度在世界上无与伦比，全面而系统地记录了汉语的发展历程。我们在这个领域已经耕耘了l0余年，对汉语史语料做过广泛调查，阅读了大量的文献，进行过多项研究，这是我们评说各种理论是非曲直的最重要基础，-tg是我们从事理论假设的主要依据。 4．结语 要提高语言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可以从自然科学的方法中得到启发。但是与自然科学的简单比附，或者把自然科学的概念方法简单移植到语言学中去，或者采用自然科学的符号描段，这些方法都无助于提高语言研究的科学性，只能给人以一种科学的假象，而不能解决实质问题。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学术研究，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探索语言现象背后的规律。 我们的语言学理论假设还需要一个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要实现这一点还需要一个过程。我们在探索的过程中一定会有这样那样的失误，欢迎任何真诚的学术批评，因为我们认为这是对我们的关心和鼓励。我们期待着年轻一代的朋友，能够以一般的科学逻辑方法，在深人探讨语言现象的基础之上，做出更多的独立的理论思考。 自然科学论文:自然科学如何是诠释学的？ 摘要：近代科学革命以前的自然科学是诠释学的。就近现代自然科学而言，在存在论的意义上，它完全是诠释学的；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它的基础是诠释学的，但常规的自然科学研究却不是诠释学的。 关键词：自然科学 诠释学 自然科学诠释学 自然科学的诠释学问题在两个层面上一直都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首先，自然科学究竟是不是诠释学的？其次，如果是，它又如何是诠释学的？在什么意义上是诠释学的？在何种程度上是诠释学的？ 这里将跳过第一个层面的问题，直接从历史的角度切入第二个层面的问题。在我们历史地澄清了自然科学如何是诠释学的以及它在什么意义上和在何种程度上是诠释学的这样的问题之后，也自然对第一个层面的问题给予了一个肯定的回答，而且是一个被清楚地澄清和界定了的肯定回答。 一、古代、中世纪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诠释学与自然科学 “诠释学”一词来源于赫尔默斯(hermes)。赫尔默斯在希腊神话中作为诸神的一位信使，其任务是来往于诸神与凡人之间,给人翻译和解释诸神的消息和指示。由于神的旨意在许多情况下是通过自然现象来体现的，自然万物本身也都体现着诸神的到场，所以，古代的诠释学也意味着通过自然现象来解释神的消息和指示。又由于占卜等也是一种猜测神的旨意的技术，所以柏拉图在《伊庇诺米篇》中把占卜术与诠释学归为一类。 在中世纪，诠释学主要是圣经诠释学。不过，对圣经的解释也包含着对自然的解释，因为自然被认为是上帝之手写就的大书，被称为“自然之书”。“自然之书”观念可以追溯到圣经的经文。在教父时期，许多神学家都发挥了圣经中所包含的自然之书观念。在中世纪，自然之书观念则广泛流行起来。 所以，古代和中世纪的诠释学本来就没有把自然排除在外，它因而包含着古代和中世纪的自然科学，也可以说，古代和中世纪的自然科学作为对自然的解释，本来就是诠释学的。 这样的诠释学自然科学一直延续到近代科学革命时期。在文艺复兴开始的时候，这种自然科学甚至呈现出日益繁荣的局面，而且也正是这种繁荣才拉开并推动着科学革命的进程。狄博斯说：“尽管我们指出数学抽象和量化的出现对于近代科学的发展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这在当时的意义似乎不如现在这么重要。对于当时的许多人来说，回复到‘真正的’神秘主义和自然法术似乎远为重要。”（[1]，p156） 文艺复兴时期的神秘主义和自然法术以当时广泛流行的赫尔默斯主义（hermetism）为代表。这个赫尔默斯是一位被附会为埃及智者的人物，并被认为是由费奇诺（ficino）所翻译的《赫尔默斯全集》的作者。他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法术复兴中最为重要的人物”（[2]，p.18）。赫尔默斯主义属于新柏拉图主义，它的最大特点是使用自然法术（包括炼金术和占星术等）来研究对自然的控制，把自然法术看作是真正的自然科学。在它看来，隐蔽着的自然的神秘力量、日月星辰的支配性力量等都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可以解释和运用的，自然法术就是探讨自然过程的最完美的科学。帕拉塞尔苏斯及其学派的活动就典型地代表着这个时期自然科学的自然法术特色。 以“自然法术”形式存在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科学，不仅是要理解和解释自然中的神意和神秘力量，而且更在于要把这种神意和神秘力量运用于人的实践活动之中。它与古老的诠释学一样，是“理解的技巧”、“解释的技巧”和“应用的技巧”的完整统一，属于一种特殊的“实践智慧”，所以也应该属于诠释学的范围。 另一方面，文艺复兴时期的赫尔默斯主义与“自然之书”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从更早时期流传下来的“自然之书”观念，在文艺复兴时期乃至整个科学革命时期都是自然科学的一个突出特征。 在文艺复兴时期，《圣经》和传统自然哲学著作的权威一步步受到削弱，自然之书的重要性则越来越为自然科学家们所认同。人们“抛开盖伦、阿维森那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对自然进行界定——它是由上帝亲自书写、制作并编辑起来的图书馆”，“每一块土地都是自然之书的一页，而那些想探究自然的人必须用双脚踏在自然之书上”。（[3]，p195） 托马斯•梯米（thomas tymme）在1612年的书中说：“自然之书的智慧……吸引我们去思索伟大的、难以理解的上帝。我们会为他的伟大的作品而感到荣耀，因为各种天体的规则运动……各种元素的联系、一致性、力量、道德以及美……又有如此多的诠释学者在教导我们，上帝是它（他）们的动力因，他们侍奉的上帝作为终极因显现在它（他）们之中，并为它（他）们所证明。”（转引自[1]，p20。对照旧译本做了稍许改动） 作为近代物理学奠基人而为科学革命做出卓越贡献的伽利略也没有跳出自然之书的观念。他认为，我们能在上帝的所有工作中发现上帝的伟大，能在打开着的宇宙书卷中读到上帝的伟大，自然之书包含着深刻的无穷奥妙。对于神圣的自然之书，我们须使用神圣的数学予以解读：“除非我们首先学会理解其语言并阅读构成它的字母，我们就不能理解这本书。”（[4]，pp237-238） 甚至牛顿也认为自然是真实的天启之源（[5]，pp232-3）。 二、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的自然科学和诠释学 自然法术传统和自然之书传统的自然科学是诠释学的，这一点应当是没有疑问的。但是，自文艺复兴之后，自然科学和诠释学分别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到了19世纪，自然科学与诠释学已经成为截然不同的两种东西。 首先是自然科学经过科学革命而摆脱了自然法术传统，并逐渐远离了自然之书传统。 持有自然之书观念的开普勒比较早地批判过赫尔默斯主义和自然法术；笛卡尔的主客二分、机械论和普遍数学思想则早在自然之书观念和自然法术盛行的时候，就已经在破坏着它们的基础；伽利略在解读自然之书的时候，由于拒绝“原因”解释而仅仅使用数学描述，实际上也已经在侵蚀着自然之书传统，与自然法术更是风马牛不相及。牛顿曾全身心地从事炼金术研究，却把有关炼金术的手稿都封存起来而不予以发表。这被人看作是一个象征：接下来的世纪将是神秘主义和自然法术被封存起来的世纪。 伽利略和牛顿已经不再妄想追溯现象背后的本质，自然界对于人类的理解而言始终是不透明的，甚至是永远也无法理解的。用外在描述方式来代替解释方式并以此来说明自然，由牛顿所定型的这种力学方法，自此之后迅速地扩展到物理学的其它领域，继而又迅速地扩展到其它自然科学领域。到19世纪的时候，“实证的”自然科学已经在各个方面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与此同时，自然之书观念也逐渐地在科学家那里失去了市场。地质学和生物学的革命向不变论提出了挑战，这也使人们很难相信始终变化着的自然界仍然是上帝书写的神圣之书。 另一方面，诠释学自身在文艺复兴以后的演变，也使得它越来越远离自然和自然科学。 在文艺复兴运动中，人们既展开了对自然的研究，又开展了宗教改革运动。就诠释学的发展来说，宗教改革的最重要成就就是圣经的世俗化。它把圣经与古典作品同等对待，而这种同等对待就使得诠释学逐渐成了对文本的一般性解释方法。在18世纪，诠释学从圣经注释方法发展为语文学方法论。到19世纪初期，施莱尔马赫把诠释学发展为关于理解和解释的一门普遍科学或艺术，使之包容流传下来的所有文本，而不只是那些古典的、权威的或神圣的文本。从此以后，自然法术就不再是诠释学所关注的对象了，而自然之书观念的衰退也使得自然这本大“书”不再被包含在诠释学的“文本”之中了。 到19世纪中叶，自然科学的“实证性”和有效性给人文科学提出严重的挑战：人文科学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何在？为了给人文科学奠定基础，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科学，并同时与自然科学区别开来，狄尔泰进一步把诠释学发展为人文科学的普遍方法论。在狄尔泰这里，人文科学是对世界的内在“理解（verstehen）”，即理解世界的生命和精神，而这种理解所需要的程序、方法或技巧就是“解释”（auslegung）。由于生命和精神具有类似性和普遍性，所以人的内在经验通过心理转换就能够进行转移，人也因而能够进入内在的精神世界。正是这一点使得以关于理解和解释的诠释学为其方法论的人文科学具有了科学性和有效性。狄尔泰确实在一定意义上为人文科学争得了自身的独特地位，但是他的做法实际上也已经默认了实证科学的强势地位，只是力争这种实证科学不要再进一步侵入到人文领域。同时，狄尔泰的诠释学也由此确认并强化了科学与人文的二分。 按照狄尔泰的说法，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可以直接观察的、没有目的的、自在的并受普遍必然自然法则所支配的物理事实，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是通过观察和实验而把个别事例归入一般规律之下，但诠释学所探讨的是对生命和精神的理解和解释，而生命和精神是不可直接观察的、有目的的、从事着价值判断的、有传统的和变化着的东西。狄尔泰的“理解”和“解释”特指对所说、所写和所做的语言、文字、符号、遗迹和行为的把握，也就是对一般表达所包含的意义的把握。由此，自然科学对自然界的“说明（erklarung）”根本就不能是这样的“理解”和“解释”。“解释”是阐释性的、揭示性的，而“说明”则是外在描述性的、因果性的。如果我们说“理解自然”，那也只是一种形象化比喻。 所以，只要把诠释学看作是纯粹人文科学的方法论，并以实证主义的方式来看待自然科学，那么，自然科学就不可能是诠释学的。 三、20世纪有关自然科学诠释学的争论 波普尔既不同意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也不同意狄尔泰仅仅把诠释学局限于人文科学领域。他认为，人的认识是对事物的一种译解或注释，是不可能不出错的；再者，知识绝不可能始于虚无，它总是起源于某些背景知识和某些问题，所有的观察都是渗透着理论的、有选择性的，总是在一定的境况中去发现某种结果。另一方面，波普尔认为，理解无疑是人文科学的目的，但同时也是自然科学的目的。人类和自然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爱因斯坦对宇宙实在的理解与人文科学中的理解至少有四点相似：“（1）如同我们由于共有的人性而去理解别人，我们可以因为自己是自然的一部分而去理解自然。（2）如同我们由于人们的思想与行为有某种合理性而去理解人们，我们可以因为自然规律中固有某种合理性或某种可理解的必然性而去理解自然规律。这几乎是所有的大科学家（至少是从阿那克西曼德以来，如果不提赫西俄德、希罗多德的话）的自觉愿望；而这种愿望至少首先在牛顿、以后在爱因斯坦的引力学说里得到某种暂时的满足。（3）爱因斯坦信中提及上帝，表明了另一种与人文科学相同的意义——试图按我们理解一件艺术作品的方式去理解自然界，把它当作一种创造。（4）自然科学里有这种情况：人们意识到自己全部的理解活动最后归于失败——这一点人文科学家进行过许多讨论；而且被归咎于其他人的‘异己性’，任何真正的自我理解的不可能性，以及理解任何一个完整、真实的东西时的不可避免的过分简化。”（[6]，pp194-5） 所以，波普尔反对“把理解的方法说成是人文科学的特点，说成是我们用以区别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标志”，认为持这种观点的人完全是把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看作是适合自然科学的唯一哲学。（[6]，p195） 波普尔的观点对于自然科学诠释学家来说是令人高兴的，但是波普尔对狄尔泰和实证主义者的否定是以朴素实在论为前提的，在认识论方法论上又与其证伪主义观点一样犯了简单化的错误。在上述引文中，他所谈论的自然科学实际上指的都是自然科学的基础，他所列举的科学家都是一流的大科学家。当一流的大科学家探讨自然科学的基础性问题的时候，实际上是作为哲学家在探讨自然哲学或科学哲学问题，这些探讨确实是诠释学的。但是，大多数具体的自然科学研究并不总是每日每时地去研究这些宏大的问题，并不总是连续不停地去提出新理论、证伪旧理论。[7] 库恩就在自然科学的诠释学问题上纠正了波普尔的这种偏颇。 波普尔的诠释学观点是在批判狄尔泰等人的观点中提出来的，库恩则是在与charles taylor的直接辩论中明确提出其诠释学观点的①。taylor持有与狄尔泰相似的看法，认为人类行为的意义需要诠释学的解释，而自然现象则不需要这种解释，如果说它们具有某种意义，那其意义对于所有的文化来说也都是一样的。库恩则认为，同一个自然物体对于不同的文化或共同体来说，其意义是不同的，我们今天的天体就与古希腊的天体不同，而且这两种天体概念之间是不可通约的。这是因为关于自然界的概念都是为一种范式或一个共同体或一种文化所拥有的，从古希腊的范式到我们的范式，其中已经发生了革命，我们和古希腊人生活于不同的世界之中。 由于任何时期的自然科学都是以其从事者所接纳的一组概念为基础的，这组概念又是历史和文化的产物，必须运用诠释学的技巧才能让非共同体成员加以接受。所以，库恩把这组概念称为科学的“诠释学基础”（hermeneutic basis），实际上也是他以前所说的“范式”。但是库恩认为，在有了这种“范式”或“诠释学基础”之后，科学家所做的大部分工作——常规科学研究——则通常不是诠释学的，因为这些工作只是根据范式来解决难题。因而，库恩的最终结论是，“尽管自然科学可能需要我所说的一种诠释学基础，但是它们本身却不是诠释学的事业。”（[8]，p133） 虽然库恩在科学诠释学问题上得出了谨慎的、限制性的结论，但受到他本人极大影响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们却并没有遵守他的限制。他们大都把库恩的科学共同体概念加以引申和改造，把整个的自然科学，包括具体的科学知识甚至具体的数学知识和逻辑知识，都看作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并都看作是诠释学的。不过，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大都把自然科学诠释学作为他们工作的前提，然后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对自然科学的社会学分析之中了。但受到欧洲大陆现象学-诠释学强大影响的自然科学诠释学家们则与之不同，他们不仅仅承认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而且还对自然科学展开大量具体的考察和分析，分别从科学史、科学实验、科学发现、科学交流、科学描述等不同的方面来揭示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 综上所述，自19世纪末期以来，关于自然科学诠释学问题的争论，大致已经出现四种不同的态度：受狄尔泰和实证主义影响的学者都否认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波普尔在科学哲学领域首先批判实证主义，把自然科学也看作是诠释学的；库恩通过科学革命和常规科学研究的区分，承认自然科学的基础是诠释学的，但否认常规科学的诠释学性质；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和自然科学诠释学家则大都把“常规科学研究”也看作是诠释学的。 通过前面的讨论，可以说完全否认自然科学诠释学的实证主义观点是站不住脚的。那么，对于近现代科学来说，它又究竟如何是诠释学的呢？是仅仅自然科学的基础具有诠释学性质，还是整个的自然科学都是诠释学的？如果用库恩的术语来说，这里争论的焦点显然就在于：“常规科学”究竟是不是诠释学的？ 四、存在论诠释学与常规科学的诠释学性质 至此，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诠释学本身的含义。实际上，诠释学在20世纪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变革，已经完全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诠释学了。经过海德格尔和加达默尔的根本性改造，诠释学不仅是方法论的，它首先而且根本上就是存在论的（本体论的，ontological）。用希兰（patrick a. heelan）的话说，诠释学已成为指向存在的“强诠释学（strong hermeneutics）”，而不是仅指向狭义文本的“弱诠释学（weak hermeneutics）”。（[9]） 海德格尔首先把诠释学改造为此在诠释学意义上的存在论诠释学。此在诠释学要展示的是作为此在的人的本己存在的意义、一般存在的意义以及在人的周围世界中的非此在事物的意义，它也因此为认识这些事物的科学提供基本的视域或方案。另一方面，此在诠释学通过对人的生存的时间性和历史性的展示，也为历史科学（精神科学，人文科学）提供了可能性，因而在更深层次上也把狄尔泰的诠释学包容了进来。 作为此在诠释学，存在论诠释学的理解不是与“说明”相并列的一种认识方式，也不是要进入他人的内心世界。理解本身作为此在“在世”的一种基本方式，是构成狄尔泰式“理解”和“说明”之共同基础的东西。存在论诠释学的解释也不是狄尔泰那作为方法和技巧的“解释”，而是指理解的“造就自身（sich auszubilden，developing itself）”（[10]，p188），即，把在理解中所突开的存在的种种可能性整理出来。这种解释因而就具有理解的前结构，即“前有（vorhabe，fore-having）”、“前视（vorsicht，fore-sight）”和“前概念（vorgriff，fore-conception）”。这种“前结构”是由事情本身所决定的，并构成解释者不言而喻的先见。 在海德格尔思想的后期，随着他的ereignis的转向，其存在论诠释学也随之有了进一步的含义，这就是突出强调对存在意义的聆听和归属，对ereignis的圣言（sage）的接受和遵循。至此，海德格尔又在存在论层次上回复了诠释学的某种古老的意义：诠释学首先意味着“承载消息和音信”（[11]，p29），“在引出音信、保存消息的意义上”（[11]，p32）来使用“诠释学”这个词。 加达默尔遵循海德格尔的思路，把诠释学进一步变成系统的诠释学哲学，并以此来揭示那“超越我们的愿望和行动而与我们一起发生”的东西（[12]，p4），也就是揭示“先见”、“权威”、“传统”的合法性和重要性。 如果对存在论诠释学加以简单概括的话，可以说它有两个基本要点：一是存在论诠释学把理解、解释、保存和运用“存在的意义”看作是人之生存的本质；二是存在论诠释学旨在从人的生存或存在的角度，而不是仅仅从人的认识方法的角度，去揭示人是如何理解、解释、保存和运用“存在的意义”的，亦即它是从人之生存整体的角度去揭示人追求存在意义的一般诠释学处境的。 从第一点来看，由于对存在意义的追求是人之生存的本质，所以它在本质上体现于人的所有活动之中，从而也体现于人的各种各样的认识活动中，体现于自然科学的各种认识活动中。由此，对自然科学基础的研究与常规自然科学的研究，都在根本上隶属于对存在意义的理解、解释、保存和运用，也因而都不可避免地带有诠释学的性质。 从第二点来看，在如何追求存在意义的问题上，存在论诠释学给我们展示出来的一般诠释学处境是：不管是在哪一种生存活动中——无论是日常的衣食住行活动，还是政治活动、经济活动、宗教活动、艺术活动，也无论是实践活动，还是认识活动——人都是从已有的对存在的源始理解出发，去追求存在的意义的。由此，作为人的生存活动之一的常规科学研究活动，必然与自然科学的基础性研究以及人的所有其他活动一样，作为本质上对存在意义的追求，都同样是从已有的对存在的源始理解出发的，具体来说，都是从理解的“前结构”或“先见”出发而进行的一种“视域融合”。因而，常规科学研究无论如何也逃不出诠释学的一般处境，它必然具有诠释学的性质。 当然，常规科学研究是严密的、精确的、程序化的解题活动，常规科学知识是体现在命题、定律和理论中的确定的、客观的知识，它不是像人的主观精神那样流动不居，它本身是主观精神的客观化和永久化。但是，常规科学知识正是以这些确定不变的形式，来长久“保存”在科学研究中所获得的有关实在的信息，进而也长久“保存”在其范式和基本方案中所揭示的存在的意义。希兰就认为，“生活世界的意义场域不断地被科学的理论活动所精炼、替换或改变”，这恰恰显示出科学的诠释学性质。（[13]） 常规研究从一个方面说无疑是一种实验研究，这种实验是通过对实在的控制和逼迫，而提取出有关实在的信息。但这种控制性和逼迫性的操作是在认识过程中由原初的理解所必然衍变出来的，并归根结底隶属于对存在意义的理解。常规研究从另一个方面说也无疑是一种数学研究。但这种数学研究正是由自然科学的“数学因素”所决定的，也就是说，在为常规研究奠基的时候，那些基础性的研究工作（比如伽利略的工作）事先从数学的角度为常规研究打开了视域，提供了对存在意义的基本理解，具体的研究只能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进行，只能活动于这种数学的视域中，只能是一种数学研究。（[14]） 数学化的常规研究恰恰表明，其自身有一个数学化的“前结构”，是对原初数学式理解的展开、保存和运用。 总之，从存在论诠释学的角度看，常规科学研究作为人的一种生存活动，必然归属于对存在意义的理解、解释、保存和运用，因而必然具有诠释学的性质。 五、自然科学如何是诠释学的？ 在我们揭示出常规科学的诠释学性质之后，有必要再进一步指明其范围和限度。这个范围和限度就是：仅仅在存在论的意义上，常规科学才是诠释学的。这同时也意味着：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常规科学不是诠释学的。 方法论与存在论本来是不可绝对分开的，任何一种方法论都有其存在论预设。但是，当我们所说“任何一种方法论都有其存在论预设”的时候，我们已经表明方法论和存在论其实并不在同一个层次上，存在论是方法论的底层和基础。这样，当常规科学在存在论上具有诠释学性质的时候，它在方法论上未必也保持其诠释学性质。实际上，它恰恰在方法论上失去了其诠释学性质。所谓在方法论上失去其诠释学性质，就是说它的方法在整体上和细节上都失去了诠释学的性质，其方法不是诠释学方法。诠释学方法是一种哲学方法，哲学方法严格说来不是方法，也就是说它不是那种程序化的和对象性的技巧。这样，常规科学的数学方法和实验方法以及各种各样的更为具体的方法，就其作为方法而言，都由于其程序化和对象性的特征而不属于诠释学，因而在方法论上不具有诠释学的性质。 到这里，我们就可以明白库恩为什么要否认常规科学的诠释学性质了。他的否认完全是从方法论的角度出发的，他完全没有涉及存在论问题。（库恩的否认还有另外一点考虑：他的范式和科学共同体概念有走向相对主义的可能性，而且事实上也确实导致了相对主义。这一方面引起了许多科学哲学家的批判，另一方面对于库恩自己来说也确实是出乎意料的。于是他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限制，并与传统科学哲学观点进行了某种妥协。在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问题上，库恩的这种限制和妥协就表现为仅仅承认自然科学基础的诠释学性质，而否认常规科学的诠释学性质。） 至此，关于“自然科学如何是诠释学的”这个问题，我们除了进行历史的追述和廓清之外，又对近现代意义上的常规科学的诠释学性质进行了专门分析。现在让我们概述一下自然科学究竟如何是诠释学的： 古代的、中世纪的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科学，在诠释学的最古老的意义上，即作为对神的音信和旨意的理解、解释和运用，都是诠释学的；从后来的方法论诠释学和存在论诠释学的角度看，它们也都具有诠释学的性质。对于近现代自然科学而言，在存在论的意义上，它完全是诠释学的，也就是说，不仅自然科学的基础是诠释学的，而且常规科学也是诠释学的；但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只有自然科学的基础是诠释学的，常规科学则不是诠释学的。 对于近现代科学的诠释学性质，我们明确区分了存在论层次和方法论层次，这具有特别的意义（[15]）。因为如果我们不加区分的话，笼统地说“自然科学是诠释学的”很容易引起误解。这种误解首先是对自然科学本身的误解：既然自然科学是诠释学的，那它就与哲学人文科学没有本质的区别了，它与神话、巫术和近代以前的科学也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了。这就不能使人们真正把握近现代科学的本质和精神，甚至会对科学的自身发展造成一种干扰。这种误解其次是自然科学家对自然科学诠释学的误解。由于科学家本身不是哲学家，他们一般对存在论诠释学是比较陌生的，他们只可能知道作为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诠释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加分别地告诉他们说自然科学是诠释学的，他们就会认为诠释学家完全是胡说八道：严密的、精确的、实证的、数学化的自然科学怎么能是“诠释学的”呢？索卡尔（alan d. sokal）之所以会写文章嘲弄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和科学诠释学家，其原因正在于此。 对于自然科学家难以理解存在论意义上的诠释学，我们也应该予以理解。这种理解不仅仅是出于宽容，而且也有着学理上的根据。自然科学方法不可能把握自然科学本身。物理学实验能够研究物理的世界，但不能研究物理学本身。对于自然科学家来说，当他作为自然科学家而不是作为哲学家的时候，他是身在科学的“庐山”之中而纯粹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他因而就不能跳出科学之外来认识科学的“庐山”真面目，他无法看到那“超越我们的愿望和行动而与我们一起发生”的东西，无法在存在论的层面上看到常规科学的诠释学性质。 所以，在与科学家对话的时候，我们必须申明：就方法论和方法而言，常规科学不是诠释学的；科克尔曼斯（joseph kockelmans）所说的“科学事业自始至终都是彻头彻尾的诠释学事业”、“在每一方面都具有诠释学的成分”、“生来就具有诠释学的成分”（[16]）等，只有在存在论的意义上才是恰当的。 自然科学论文:浅谈经验主义对自然科学研究的影响 摘要：经验主义是近现代科学和西方哲学的理论基础，正确理解经验主义对科学研究和人类认识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介绍经验主义在哲学及科学史中的发展历程，在揭示其内涵的同时不断将内在矛盾和问题呈现出来，以便人类能正确认识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性质以及产生的正负面影响，从而更好的为科学研究服务。 关键词：经验主义；原则；科学研究 经验主义被认为是实证科学基础，它主要包括感觉优先原则、经验的客观性原则和经验证实原则三个方面。感觉优先原则强调感官经验是一切认知活动的起点，拥有对认知活动、经验和理论的科学资格的裁判权；客观性的经验作为实证科学研究材料的经验，是通过严格筛选及加工后获得的；经验证实原则是根据实验对理论的真理性的判定原则，由此对整个科学研究定性。正是如此，科学家们在从事科学研究的过程中，曾一度将经验主义当成从事研究的“神兵利器”，虽然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的历史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但纵观科学技术史，经验主义带有不可遮掩的片面性，给科学研究带来了重重阴霾，阻滞了科学研究的进程。 一、经验主义在科学史中的发展 1.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发生、发展 在欧洲科学技术史和哲学史上一直交织着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斗争，它们就认识的来源和内容等问题进行了长期的争论，进而成为欧洲哲学史上两个基本的认识论派别。在科学研究未形成前，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思想倾向自古就有了，认识论一开始就包含着矛盾，它是经验的与超验的矛盾复合体。在古希腊早期，哲人们已经表现出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两种倾向。随着哲学的发展，这两种倾向的对立便逐渐展开，赫拉克利特的经验主义色彩比较突出，毕达哥拉斯派的理性主义色彩比较突出，从普罗泰戈拉和苏格拉底开始产生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直接对立。亚里士多德等人虽看到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各自的片面性，但也未能克服这种片面性，最终表现为亚里士多德在二者之间的摇摆不定。到了欧洲中世纪，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对立在经院哲学中以唯名论和实在论的形式继续存在。从近代的自然科学发展来说，力学、数学和天文学较其他学科发达，这就使得人们在用科学和理性认识世界时，必须付诸于当时的自然科学。不过当时人们并没有把经验和理性有机结合起来，建立科学的认识论。一部分人注重力学的实验和经验归纳法，并使之绝对化，形成了近代的经验主义；另一部分人则注重数学的理性演绎法并也使之绝对化，形成了近代的理性主义。根据当时资产阶级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需要以及当时自然科学发展的状况，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作为认识论上的两种比较典型的形式全面系统地展开论争。他们在对认识论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同时，也暴露出自身严重的局限性。可以说16—18世纪是欧洲哲学史上一部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既相互斗争又相互促进的矛盾发展史。正是这两个认识论派别的哲学论争，也相应引发了科学研究中的认识论以及方法论的斡旋，从这个层面来说，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争也是科学研究史上思维与方法论的斗争。厘清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史的脉络，有利于提升自然科学研究的思维能力。 2.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外延、内涵的伸缩 经验主义强调认识对象的客观性以及感觉优先原则。在培根那，经验论仅是一个认识论原则，它的意义在于确立不同于神学知识的科学知识的来源。宗教知识来自于天启，而科学知识则来自于人的感官经验。起初人们只是要求一个科学知识应该有其经验来源，后来这个要求就演变为判定一个理论是否是科学理论的标准，即如果一个命题没有相应的经验背景支持，那么它就不能算是一个科学理论。到了洛克的时代，人们开始用科学知识来解释宗教知识。随着实证科学的发展，经验论逐渐成为解释人类知识来源的唯一理论，“经验”也仅指人通过感官获得的经验。比如一个人说“看到”上帝或“感到”上帝就在他身边等相关经验，是不能被科学家承认的。科学会判定类似经验是人类感觉器官的异常活动的表征或是观念的非科学的排列组合而否定其合法性。在这种认识论原则下，上帝、灵魂这类东西就渐渐地丧失了实体地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经验论逐渐越过自己的疆域，获得判定存在者是否存在的特权。也就是说，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发展中作用与职能均悄然发生了变化，一些非经验的素材将不能被其认可、真正的科学知识被拒之门外，阻碍了人类探索与认识自然的进程。 (1)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判定的是理论是否是“科学理论”的资格问题，而不涉及是真假问题。但在现实研究中，经验主义却往往能根据经验给与那些理论以真假判断，扩大了经验主义的适用范围。且论按照经验论原则，凡是没有感官经验基础或来源的理论都不能认作是科学理论，故而在这里“科学”一词也不能称的上是真正称得科学上的正确或真理，而只能指一种归属性，隶属实证科学范畴之内的理论。 (2)就事物的存在性来说，经验主义原本并不具有直接判定事物存在与否的能力，一个事物是否存在和人们对它们是否有感觉是不能等同的，却在研究中或是生活中具备了这种“神力”，它对事物存在性的判定资格源于人们凭着个人经验主义或者大众认可的日常的朴素经验对其的误用。但抽象的反对并不能阻止人们日常思维中的“惯性错误”，人们在无意识中，依然很自然地用经验之有无来判断事物之是否存在，听到“这个那个不存在”之类的武断判断。所有这类断言都是与科学精神是不相称的。通俗点说，经验主义者只有断定某物存在的能力，而不具备断定某物不存在的能力。 (3)经验主义中的原则作为一个理论判定原则实质上是个程序原则，它重点关注的是认识事物的方式、程序，只有通过特定认知路径获得的经验、理论才能被承认，这无疑是抹杀了其他非经验等路径获取知识的可能性，哄抬了经验主义在获取真理中的作用。这也就是所说的感觉优先原则：即只有经过感官经验确认的事物才能被接受为客观的存在，成为科学研究的合法对象；它要求感官经验在认识过程中或科学理论建构过程中具有绝对的否决权，甚至一个理论或一组经验如果没有得到其他人的感官的确认，它也不能成为“科学理论”加工的材料，进入科学领域。所以，感觉优先原则是个程序性的资格认定原则，仅仅针对一个知识产生的来源、路径进行判断。这就是经验主义影响下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必要组成。正是由于经验主义酿成的恶果，才有了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复杂坎坷的命运，导致中医的科学地位至今不能被完全承认的悲凉局面。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外延内涵的膨胀，指定特制的科学路径，导致“只手遮天”的科学结果，其实已经悄然违背了自然科学研究的初衷。 二、经验主义对自然科学研究的种种责难 1.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强调经验的绝对“客观性” 以感觉优先原则作为实证科学基础的经验主义并不盲从直接的感性经验，它对“经验”有着特殊的要求，即必须是客观的绝对的经验。所谓客观的经验就是“可公共感知的”的普遍经验。 (1)在科学材料的对象选择上，经验主义设置外在的壁垒，对其加以筛选。“可公共感知性”是指某一经验必须是所有的人都可能感知到的，它强调的是“可能性”而不是现实性。即如果某经验是某人用身体感官直接感知的，那么它必须是其他人用感官也同样能够直接感知的。否则，该经验就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材料。如神话中的牛鬼蛇神的经验历来都属于个别人的经验，是不可公共感知的，是非普遍的，所以，它不能被科学承认为合法的研究材料，不能进入科学领域。即所谓的“可公共感知的”，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合法材料。只有这样的经验才能满足实证科学研究所要求的“可重复性”要求，并且成为最受实证科学欢迎的加工材料。这就是在实证科学中经验主义对科学研究中材料的外围限制。事实上一些“非可公共感知性”的事物依然可以成为科学青睐的对象，只是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已。 (2)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在科学材料的处理程序上，经验主义强行添置复杂筛选工序，对其进行取舍。经验主义认为一个具有普遍感知性的经验虽然获得进入科学领域的资格，但由于经验的相对性，它还必须被进一步处理，把和主体有关的因素都过滤之后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可公共感知的经验必须依托具体主体的感官、凭借一定的感觉方式、依赖于主体的感觉能力。我们知道人的经验受人的身体和感官的状态、心理状态、观察视角等多种个体因素的影响，它导致人的经验具有“可变性”。在同一环境中，不同的人对于相同的物体的感觉会是变化不一的。如何使参差不齐的具体经验达到齐一、使之能够相互交流、相会认可从而成为科学研究的“客观”材料呢？人们采取的方法主要通过对经验的非主体化或外在化处理实现的。通过设立一个外在于所有人的衡量尺度，比如人们用气压计来衡量对象或环境的气压大小，而不再使用和人体感觉有关的压抑和舒张这类主体性较强的概念。这种经验就不再是传统意义的经验，而演化成一组数据。这样的数据既摆脱了具体个体，又可以在不同的参照系之间换算。这样的“数据”才是真正客观的经验。相关仪器以及参照系的发明成了科学发展的最重要的条件和成果。这正是经验主义对科学探究中科研工序的第二层限制。数据固然重要，固然客观理性，但理性的处理与非理性的遐想，也是伟大的科学发现必不可少的。 (3)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对科学或是经验主体的特殊处理。忽视特殊群体（如极少数感觉特别敏感的人、感觉特别迟钝的人）所获得的别人或非感官性感知能力获得的经验，假设人的感知能力相同，经验的来源、渠道相同。这实质上是把普通人的感官能力作为衡量一切人的感官能力的尺度。这样主体之间的差别以及个体的特殊性被抹平了。这也使主体的因素被从经验中抽出，从而也使经验成为 “与主观主体无关的”成分。这是经验主义对经验主体第三层限制。所以，在近现代科学和哲学的主体必然是以普通人为基准的抽象的人，人们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差别，仅仅像一符号，经验的主体因素被彻底抽象掉了。实证科学中盛行的经验主义通过对科学和经验主体的限制，使普通经验论上升为科学经验论：实证科学所研究的经验是可公共感知的、与任何主观因素无关的被抽象的数据及符号。看似客观，却在无形中丢失了“被遗忘的角落”中的科学以及科研中关于人自身的意义。 2.自然科学研究中，经验主义中诸原则的冲突与紊乱 作为一个判定原则，感觉优先原则不同于经验证实原则。经验证实原则是对理论或命题真理性的判定，并由此对整个研究的科学性做出判定；而感觉优先原则是对认识对象或认识材料的“科学”合法性或资格的判定，而不是“真理性”。在严格的经验证实原则下，一个理论如果它本身或其推论能够在实践或实验中获得经验证实，那么就可以确认它为科学研究，而不是伪科学等。比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不是建立在可公共感知的经验基础上的，他的“理想实验”是公然对感觉优先原则的否定。按照感觉优先原则它必然不能被科学所承认，因此它曾四处碰壁。随着现代科学提供相对论所使用的概念、公式的科学运用，以及后来相对论在各个领域实践的成功，它才慢慢得到学术界的普遍地接受。如果说人们基于感觉优先原则不能承认，人们却基于经验证实原则给予承认，相对论就只有在科学门外徘徊的份儿了。因此，经验证实原则和感觉优先原则并不总是一致的，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存在着冲突与紊乱，影响科学研究中的定性和判断。 总之，作为实证科学基础的经验主义是科学经验主义，它表现为感觉优先原则、经验的“客观性”原则和经验证实原则三个方面。经验的客观性原则实质上是要求作为科学研究材料的经验因“可公共感知的”而成为科学的材料。感觉优先原则具有对科学研究材料和理论“科学合法性”的资格认证权时，不能认证其真理性，是程序认证，当遇到“非可公共感知的”类的材料或是客观性经验时，难免会出现混乱；当遇到感觉原则自身无法认可而又被经验证实原则结果认证为具有真理性的科学研究成果时候，这两种认证方式以及这三个原则并不总是一致的，在一些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几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冲突与紊乱，人们至今也没有找到协调几者冲突的最佳方法。这不能不说是经验主义在实证科学运用中的一个无法回避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对自然科学研究中经验主义的批判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反对的经验批判主义，是以唯心地曲解“经验”这一概念为基础的。经验批判主义者把经验理解为与客实在无关的人类体验、人类感觉的总和，他们断言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世界的要素”或“经验要素”，每个物体都是“要素的复合”。马赫主义在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中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而他们没有真正理解经验主义，没有意识到即使是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发展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自然科学并不全是经验归纳的结果，它迄今具有的不可靠性、可错性、局限性、片面性等缺陷，主要是经验主义的过错。自然科学的重担不能只让理性来背负，作为“大胆假设”，非理性也经常起到重要作用。新中国建立后 ，一无所有的旧中国，科学技术突飞猛进，获得辉煌的科学成果。但是我们必须面对中国科学研究中，旧的经验主义始终笼罩着科学精英，束缚着他们的思想，阻碍着重大理论的构成的现状。事实上，科学史上但凡卓越的发明家和科学家都离不开对经验主义、权威主义和教条主义等的强烈对抗。特别是对经验主义 ，恩格斯早在19 世纪就进行了严厉批判。观察、实验若没有正确的思想指导 ，非但不能获得科学真理 ，甚至会使科学家对经验的盲目崇拜，误入感性知觉的歧途，最终走向真理的反面。然而迄今在科学研究中 ，许多科学家依然一味地信奉经验归纳 ，较少注重各种非理性方法的应用。其实早自本世纪初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打破牛顿的绝对时空观之后 ，研究中的经验主义和归纳方法就开始受到抨击。英国的罗素把一些科学家好比自作聪明的“火鸡”，仅凭经验归纳，常得出荒谬透顶的结论。库恩认为科学主要来自科学家的灵感和顿悟；而费耶阿本德则径直走向非理性和认识论上的无政府主义，使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越来越没有立足之地。由此在科学研究中一些典型的非常规的方法和思想势如破竹般地流行起来，并直接对传统的经验主义针锋相对。 传统经验归纳的给科学研究设置的重重障碍。科学史上 ，从培根起 ，直到实证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都认为科学理论是经验归纳的结果。先是通过科学实验获取经验事实，后对经验材料进行分析、筛选和分类 ，进而对筛选材料进行逐级的抽象和综合 ，直至得出一般的科学理论。而所有这些认识都不能超越经验范围，经验成了人类认识的惟一来源和界限。这种经验归纳方法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受到波普尔以及历史主义学派彻底否定。特别是费耶阿本德直接把批判矛头指向科学哲学中影响最大的逻辑实证主义，认为正是在这里存在最严重的经验主义。在他看来，认识史上没有一成不变的知觉和事实，即对着同一幅图像，由于不同的理论背景、文化经历也会产生不同的知觉印象和经验事实。如古希腊的“地心说”事实，到近代就发生根本变化，同一“感官印象”变成完全相反的“日心说”事实。所以科学家的劳动都是作为一种在复杂社会和物质条件下的决心和行为的结果而变化着的。因此必须去除那些僵死的、无所不包的原则、术语、概念及解释。对于那些与旧的知觉、事实相对立的新的知觉、事实 ，必须采用新的术语、概念和范式。人们正是用广阔开放的感官和丰富旺盛的智力探索世界，且取得了令人惊异的发现。费耶阿本德因此极力主张“怎么都行”的多元方法论，旨在摧毁形而上学思维方式 ，敦促人们锐意创新和采纳生动活泼的思维方法。 经验主义推崇的经验的、固定的科学研究范式定位亟待变通。历史主义学派否定科学的经验性，企图用格式塔心理学和集体心理主义完全取代科学实在论。在库恩看来，科学家认识的世界内容是由科学家的共同信念所约定。既然范式的改变，不表明是人们对同一世界认识的加深，而仅是科学家心理信念的波动，新旧范式之间也没有通约和比较的必要了。美国科学哲学家范•弗拉森也从建构论的角度，否定了经验知识的可靠性和真实性，认为科学实在论对理论术语所作的形而上学诠释，并不能保证构成的科学理论就是对实在世界的真实描述。好的理论不一定为真，经验的真实性并不是衡量真理的标准；科学的证实也只是限于经验，不能说明经验之外的问题。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人们总是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概念框架的‘透镜’来了解自然。这些概念框架以及嵌在框架之内的语言 ，可能给我们所认识的事物染上一种不可避免的‘色彩’”。经验的、固定的科学范式也失去了它亘古不变的重大作用，对它的定位亟待调整与变通。 四、小结 因此 ，在从事自然科学研究过程中，经验主义并非是追求真理、探究科学的唯一形式，不能仅立足于感性经验来否定某项发明创造或假说。在研究中，切忌因经验主义就错失一项重大的科学发现。经验的不可靠性，早就给人类早早的上了一课。在一个由人为设置的理想世界里，人们可以将某个在探索科学奥秘时，也只能从尊重自然界本身开始，而决非人类的智力所能够完全办到的。科学具有可错性，即使卓越的科学家在下结论的时候，也不应该武断地下断语。即使在人们自以为已经完全掌控了必然性的时候，要懂得一切必然性和规律性都是在“茫茫的”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自然科学的揭秘过程，要正视经验主义的存在与内涵，一个完整的科学研究，不仅只需要经验，更需要辩证思维、理性及非理性去综合推敲、把握，也需要那么一些特殊的顿悟和直觉，它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常常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自然科学论文:文理学科的交融——试论张之路小说的“自然科学情结” [ 论文 摘要]张之路作为一个“半路出家”、先理而后文的儿童文学作家，在创作中受到了长期伴随其生活的 自然 科学 及其高级形态——科学技术的影响，而形成一种“自然科学情结”，在大量表现于其创作中的同时又伴随着一种反思的精神，从而使张之路的儿童文学创作在保持儿童喜闻乐见的趣味性还具有了一定的思想高度。张之路的创作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对文 理学 科的融合，而且是一种高层面的融合。 [论文关键词]张之路；儿童文学创作；自然科学情结；文理融合；理科知识 “情结”一词最初是一个心理学术语，是指一群重要的无意识组合或一种强烈而无意识的冲动。但它在19末至20世纪初开始被弗洛伊德和荣格这两位精神分析学说和原型批评的大师广泛运用于对文学作品的阐释中。于是“情结”的意义从单纯的心理学层面有了进一步的延展，它已不仅仅指那些无意识的行为，许多执著于某一方面的感情也被纳入其中，“情结”已经成为今天在中外文学批评中广泛应用的一个重要范畴。其实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着某种甚至多种情结。作家们自然也都有其难以割舍的情结，这些体现于其作品便是他们努力的去表现某方面的内容。笔者认为，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张之路就存在着一种“自然科学情结”，他在作品中总是着力描写、刻画与自然科学相关的人或事，同时还对自然科学产生的科学技术予以关注：或正面对科技进行肯定，希望其普及；或从反面对科技的 发展 进行批评、反思。这些构成了他“自然科学情结”的基础和主要内容。 张之路的“自然科学情结”与他自身的生活经历时密切相关的。他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物理系，又做过多年的中学物理教师，因此他对自然科学，具体说来就是理科的知识有着很深的理解。这在张之路的心底已经成为一种积淀，并表现于作品中——他的小说中塑造的教师形象几乎都是理科老师：《第三军团》中的班主任可子晏是化学老师、《题王许威武》中的许威武是物理老师、《夏雨》中的夏雨也是化学老师，等等。这些有的是与作品有很大的联系，是作品所需要的，但也有一些人物和他们所教授的学科几乎与整个作品的故事进程并没有太多的联系，是可以不必具体交待的，但是张之路却把他们都十分明确的写了出来，这只能说是他的一种情结所致——他对自然科学太过于熟悉，在创作中很难不予以流露。另外正是由于张之路对理科知识的熟悉，在一些作品中他对上课(当然是理科的课)的过程也有细节性交待。例如曾在其多篇作品中出现的那个用香烟灰来做糖燃烧的催化剂的实验。这个实验的原型正是张之路自己，他曾于上世纪70年代末在中央电视台给小朋友们现场演示过这个实验。在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这些与内容关系不大的理科知识和情节，并不能说是张之路的有意卖弄。这就与同为儿童文学作家的董宏猷在他的小说《十四岁的森林》中，每隔几章就插入一篇有关动植物介绍的科普短文有着异曲同之妙：它们都是知识的介绍，但是作家却能很好的将这些糅入到作品中，不会使读者们感到枯燥、突兀。张之路的创作主要是儿童文学，读者自然是以少年儿童居多。所以像这样在作品中适当出现的介绍理科知识的内容便会在孩子进行文本阅读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受到其影响。孩子们不一定都会理解，但是至少能够使他们有一个初步的印象。粗略了解以后再去学习，更有助于促进儿童对知识的掌握。在这样的过程中少年儿童既欣赏到了文学作品，更从中收获了文学以外的知识，可谓一举两得，而且这样的知识的获得远比老师在课堂上滔滔不绝地讲述、呆板地实验更加行之有效。张之路这种对自然科学的介绍应该说，更多的是一种“无心插柳柳成荫”，但正是这使得他的儿童文学作品在趣味性中蕴含了智慧的启迪作用。 如果说张之路在小说中对于自然科学的基础——理科知识的交代尚处于一种情结的无意识状态的话，那么他作品中的许多涉及到先进科学技术的情节内容便可以说是有意而为的了。张之路喜爱自然科学，这就使他在作品中不会仅有表层的流露，不会满足于仅表现一些理科的基础知识，而要再进一步触及更高层次的内容，那就是科学技术知识。 张之路曾说：“科学史这样神奇，这样有力量的把一个肉眼凡胎几乎不能相信的景观拉到你的眼前，使你心有所悟!”这足以说明张之路已把单纯意义上的自然科学提升到了 现代 科技的高度。这已不再是“情结”的不自觉表现，而是有意识的要体现出来。这种思想也大量的出现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张之路有很大一部分作品属于幻想小说，但它们又不同于纯粹的科幻作品。幻想小说扎根于现实，其中有很多场景都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而不是科幻小说所虚拟出的过去或未来的景象。他重视科技，但科技不能够象文学那样浪漫神奇，它十分严谨，是一种周密的现实逻辑。可是这也并不影响在文学作品中有关科技的想象力的发挥，科技是幻想的翅膀，二者并不是背道而驰的。正是由于它们的紧密联系，在张之路的小说里才总是出现与科技相关的幻想：如在《魔表》中，他对最后被制造成手表机芯的外星不明飞行物的残骸首次出现的情形进行的描写： 据世界科技组织报道，今天清晨四点半，一不明飞行物在电力层发生爆炸。据权威人士分析，它极有可能来自外际星球。世界各国都希望得到爆炸的残片…… 这段文字描写既交代了这个神奇机芯的来历，同时经过渲染又烘托出了一种神秘的感觉。另外，《好玩!佳佳龟》中从电脑里爬出的小乌龟也是。这些作品中的幻想的核心部分都与科技相关联，科技可以说是它们的载体。我们当今的时代是 科学 技术飞速 发展 的时期，各种新的技术几乎是日新月异的变化着，因此国家想要发展进步，科技是必不可少的，而掌握高尖端科技的主要力量在于青少年。张之路深刻的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来表现今天科技的现状，以便使阅读这些作品的孩子们能够紧跟住时代的步伐。在他的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先进科技对于孩子的帮助和影响，科学技术对孩子而言已不再是一种外在的抽象形态，而是一种内化的心理机制：他们对科技不仅向往，而且十分崇尚。《非法智慧》中的郭周，从小就泡在电脑上是个电脑天才，也就是靠他的力量最终摧毁了“阴谋”，挽救了同学。张之路以幻想文学的形式来表现科技，科技也是幻想不可或缺的推动力，科技促进幻想，幻想启发科技，他们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张之路认为“幻想使人变得聪明”，所以科技与幻想相结合是让孩子接触高科技，提升想象力的很好途径。这也是他着力于表现科技的目的之一。 张之路尽管热衷于科学技术，并将其体现在创作中，大力向小读者介绍，希望他们能够从中受益，但是他所具有的并不是那种狂热的思想，而是对科学技术辩证地去看待。我们不可否认科技对于当今时代的重要意义，但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它的负面影响。随着科技的不断壮大，它所涉及的领域也正扩大，对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影响也愈来愈大，人们对科技的依赖更使其迅猛发展。一个事物的发展壮大的过程必然衍生出许多负面的影响。科技的某些消极方面 自然 也在其发展过程中日益凸现出来。 张之路敏锐地捕捉到一些生活中由科技的极速发展而造成的弊端，并用文学的形式给予表现。他对科技有执著的表现，积极的倡导、推广，但同时也注意到了科技的不良影响，这就使他的作品中带有了一种忧患意识，为作品增添了一层反思的色彩。在《非法智慧》里，陌生人一伙向青年学生身体中插入一种可以遥控的能提高智商的芯片，为的是可以通过芯片控制这批被机器化的高智能学生，进而达到控制整个国家命脉的罪恶目的。在这里“芯片”就是高科技的代名词。这种具有很高科技含量的东西本来会造福人类，可是却被应用到阴谋之中，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在书中的结尾，张之路借用陆翔风的口说道： 有些东西我们有能力去做，但是我们不应该做，就像许多年前我们可以制造核武器进行战争；我们可以用水银提炼黄金；我们可以用ddt农药杀虫。可我们最后决定不去用这些最终毁灭人和环境的东西。如今，令人眼花缭乱的崭新的科学技术潮水般地向我们涌来。如果，我们没有人性化的思考，人类终究会有一天遇到自己制造出来的天大的灾难!…… 由此我们应该看到科技的发展是把双刃剑，既可以促进社会的发展进步，又可以给社会造成严重危害。人类本来应该对科学技术有掌控的能力，否则也就不会产生出高科技，但是由于科技所带来的丰厚的利润和报酬使人们发生了异化，人在利益的驱使下变得非人了。这便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后果——异化后的人再生产出对人类不利的科技，这样的科技再去异化更多的人……，这是一个可以循环往复的可怕过程。儿童是产生新科技的希望，所以儿童正是一个应该予以充分关注的关键点。孩子们应该去接近科学技术，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他们对于科技的分辨能力也是最为薄弱的，最容易受到其负面影响的冲击，面对科技的异化，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抵御能力。张之路的小说起到的便是这样一种警示的作用：引导孩子们正确的认识科学技术，使他们现在及日后真正做到能够使科技发挥其积极作用，同时又不被其消极方面所囿。张之路能在对科技进行展望的同时也对其进行高层次上的反思，这对一个作家，尤其是为关系到国家将来前途命运的儿童进行创作的作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品质。 “张之路走上儿童文学创作的道路是偶然的”，他作为这样一个“半路出家”，先理而后文的儿童文学作家，在创作中自然会受到长期伴随其生活的自然科学及其高级形态——科学技术的影响，形成一种情结。并且大量表现于其创作中的同时又伴随着一种反思的精神，从而使张之路的儿童文学创作在保持儿童喜闻乐见的趣味性还具有了一定的思想高度。张之路的创作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文 理学 科的融合，而且是一种高层面的融合，意义也十分深远而重大。 自然科学论文:西方自然科学家宗教信仰探析 摘 要:科学和宗教在本质上是对立的。西方大部分的自然科学家都是宗教信仰者,在这些科学家身上,宗教和科学彰显着和谐。这些科学家所信仰的上帝并非我们常人所理解的干涉自然事件、决定人类命运的最高神,而是宇宙间的自然规律、世界秩序,这种信仰是一种无神论的信仰,是一种强烈的宇宙宗教情感,这种情感是他们进行科学研究的最高动力,激励着他们去发现自然界的一些最基本、最深邃的奥秘。因为在他们看来,上帝伫立在科学无限探索的尽头,研究科学的道路,就是通向上帝,逼近上帝之路。 关键词:科学;宗教;上帝;宇宙宗教情感 宗教与科学在本质上是对立的。宗教的本质是以信仰超自然力量为核心的信仰主义体系,它相信超自然的上帝或神灵主宰世界,用超自然的原因去说明世界,把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归结为神的意志和表现;而科学本质上则是反映客观世界的性质和运动规律的知识体系,它把一切研究对象都视为不依任何人的精神或神的意志而存在的客观实在,它们的产生是基于事物本质所决定的自然原因,它们的变化服从于客观规律,科学不承认有任何超自然的力量及其对世界的作用,也反对用超自然的力量和原因去说明世界的任何现象及其发展进程。在对事物的说明和理解中,如果引进超自然的力量和范畴,那就不再是真正的科学。宗教和科学的信仰方式和理解方式有着根本的区别。宗教信仰是宗教的基石和指导思想,科学家是科学的坚定拥护者和忠实实践者,从科学与宗教的本质对立而言,似乎科学家应该无缘于宗教信仰。然而纵观科学史,我们却不难发现:许多伟大的科学家同时又是坚定的宗教信仰者。那么,这些伟大科学家的宗教信仰是怎样的一种信仰?这些信仰又是如何“引领”他们在科学上取得建树? 1 上帝——颠扑不破的宇宙规律、世界秩序 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在它的著作里留下了许多关于上帝、宗教、圣经等方面的论述,他在76年的生涯中,曾多次坦率地谈到过他的宗教信仰。1929年4月24日,纽约犹太教堂牧师h·哥尔德从纽约发了一份电报到柏林,问爱因斯坦:“你信仰上帝吗?”并要他用电报回答。爱因斯坦当日就发了回电,内容为“我信仰斯宾诺莎的那个在存在事物的有秩序的和谐中显示出来的上帝,而不信仰那个同人类的命运和行为有牵累的上帝。” 那么,所谓斯宾诺莎的上帝究竟指的是什么呢?在欧洲哲学史上,斯宾诺莎的上帝就是有名的泛神论。泛神论的核心观念是:大自然即上帝,上帝即大自然,上帝和整个宇宙是一个统一体,上帝存在于一切事物中,是唯一的无限实体,上帝和大自然是同一回事。黑格尔曾指出,斯宾诺莎把自然当作现实的神,把神当成自然,于是神就不见了,只有自然被肯定了下来;叔本华认为“泛神论是一种客客气气的无神论”,费尔巴哈对此也有过类似的见解:“泛神论是站在神学立场上对神学的否定”,“无神论是颠倒过来的泛神论”。在西方近代科学文化思想史上,斯宾诺莎的泛神论深深影响了西方整个文化——从哲学到文学、绘画和音乐,再到自然科学,西方一大批伟大的思想家、优秀的艺术家和杰出的科学家无不受惠于斯宾诺莎把上帝还原为大自然这一光辉思想。泛神论成了他们共同的宗教信仰。泛神论者在宇宙中看到了上帝和在上帝那里看到了宇宙,在对宇宙秩序的赞美、欣赏中,他们的观念和情绪相混合,创作了许多不朽的作品、发现了宇宙间的许多本质现象、规律……他们心目中的上帝不是一个躲在天宫中、能干涉自然界事件的人格化了的神,而是颠扑不破的宇宙规律、世界秩序。 普朗克的宗教信仰也很突出。1947年,这位行将辞世的伟大理论物理学家在一封书信中解释了他的宗教信仰,说他本人“一向是一个具有深层宗教气质的人,但我不相信一个具有人格的上帝,更谈不上相信一个基督教的上帝。”作为一个具有深沉宗教气质的人,普朗克心目中的上帝即世界秩序,他将自然科学的世界秩序等同于宗教的上帝,在他看来,外在世界是一个独立于人而存在的绝对的东西,适用于这个绝对东西的规律代表着、体现着一种神性,宇宙结构中显露出的秩序和美丽,就是上帝的化身。 牛顿对上帝也有类似的看法“上帝根本没有身体,也没有一个体形,所以既不能看到,也不能听到或者摸到他,也不应以任何有形物体作为他的代表而加以膜拜……我们只是通过上帝对万物最聪明和最巧妙的安排,以及最终的原因,才对上帝有所认识……”显然,牛顿的上帝是宇宙和谐、绝妙的安排,上帝的本性不是别的而是熔铸在他的物理学本身之中,熔铸在他关于绝对空间、时间和重力等的概念之中。 此外,现代的许多科学巨匠,如莱布尼茨、康托尔、法拉第、玻恩等等,都是具有深沉的宗教信仰。莱布尼茨认为,上帝按照数学法则建造了整个宇宙,上帝是一位伟大的数学家;数学中集合概念的创立者康托尔心中的上帝是熔铸和体现在数学的宏伟体系中的;法拉第心中的上帝是世界的终极和谐;德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m·玻恩心目中的上帝是在各种飞驰的现象中,那根巍然耸立不变的规律之杆;…… 上述有关科学家心目中上帝的表述尽管不尽相同,但其隐含的本质却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信仰的上帝没有任何拟人化的特征,不需要任何外表的形式,诸如直指蓝天白云的教学尖顶,还有半明半暗的烛光以及其他仪式,与教会信奉的那个干涉自然事件的“上帝”有着天壤之别,更与尘世善男信女顶礼膜拜、祈求赐予幸福的那个“神”没有任何关联;他们的上帝本质上是井然有序的宇宙结构、世界秩序、不容颠扑的自然规律,他们的信仰实质上是对实在——外部实在世界——理性本质的信赖,有着强烈的唯物主义色彩。 2 “朝上帝走去”——上帝伫立在科学探索的尽头 什么样的志向和信仰,就产生什么样的成就。我国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阳明说:“学本立于志,志立而学问之功已过半矣。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自古及今,有志而无成者,有之;未有无志而能有成者。” 爱因斯坦信仰宇宙是完美的,简洁的和可以被理解的,并且能够使追求知识的理性的努力有所感受,他的志向始终是思考一些大问题,用其自身的努力去猜测上帝的方针,揭示大自然的普遍原理,从而更好地理解上帝、接近上帝。在他看来“在我们之外有一个巨大的世界,它离开我们人类而独立存在,它在我们面前就像一个伟大而永恒的谜……。对这个世界的凝视深思,就像能得到解放一样吸引着我们,而且我不久就注意到,许多我所尊敬和钦佩的人,在专心从事这项事业中,找到了内心的自由和安宁。……从思想上掌握这个在个人以外的世界,总是作为一个最高目标而有意无意的浮现在我的心目中。”爱因斯坦这一最高目标,正是他的志气和信仰所在!在漫长而多艰的科学旅程中,他的这种具有唯物主义色彩的宗教信仰始终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是激发其志气,使其勇于求索宇宙之秘、析天地之美、达万物之理的不可穷竭的源泉。 普朗克,在大自然的规律性、对称性面前表现出了无比的敬畏之心和激赏的情怀,认为这种规律性、对称性恰是宇宙结构中显露出来的秩序和美丽,而这就是上帝,是绝对的东西。在《科学自传》中他曾写道:“外在世界乃是一个独立于我们的绝对东西,寻找那些适用于这个绝对东西的规律,这在我看来就是科学生涯最美好的使命。”在《宗教与自然科学》一文的末尾,喊出了一句意味深长的口号:“朝上帝走去!”他对绝对东西(如物理学中的普适常数)的追求和依赖,走近上帝的渴望,不仅构成了他从事科学研究最深厚的动力,而且使他饱经忧患的一生充满着温暖、慰藉和光明。最终他提出了量子假说,发现单个光子的能量e与其频率之间有恒定的倍数关系:e=hv,h=6.62606896×10-34j·s(为纪念普朗克后人称之为普朗克常数),从而极大地推进了量子力学及相关科学的发展。 牛顿在物理学上的成就同他对宇宙合理性的深挚信念,以及热切地想了解它的愿望,也是分不开的。在重力这个司空见惯的自然现象前,他竟怀着一种深深敬畏和赞叹的感情:“重力必然是由一个按一定规律行事的主宰造成”。这个规律牛顿最后找到了,那就是万有引力定律,但宇宙最初的推动力又从何而来呢?这个问题他苦苦追索之后归功于“上帝是第一推动力”,是上帝推动了宇宙各星体的运动,从而产生了万有引力。 莱布尼茨也是一个渴望能看到宇宙中“预定和谐”的人,数学在他眼里,全然不是别的,而是上帝的杰作,他一向把他渊博的知识、认识和研究工作同上帝联系起来,对上帝的认识是他的工作的最高目标,研究数学的道路,就是通向上帝、逼近上帝之路;康托尔深信无穷数列是森严、和谐、永恒宇宙秩序的象征,它们都具有神性,集合论中的(连续统)势是一种神圣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说,是通向无限的皇冠、通向上帝的皇冠的阶梯;对法拉第而言,同样是与上帝近距离接触的渴望引导他走上了物理学研究的道路,并且做了许多伟大的实验,揭示了大自然的一些基本奥秘;玻恩在科学研究上的冲动也是源于他对上帝、美和真理的敬畏和追求,他渴望在飞驰的现象中、急旋的万物中找到这些固定的、安静的东西。 在这些具有宗教信仰的科学家看来,科学研究是通向“上帝”之路。上帝在无限远方的召唤,使他们的精神世界有了一个固定不变的支撑点,于是他们的心灵在这个支撑点上找到了平衡,达到了神有所归、虑有所定、心有所寄和灵有所托的安稳境界,这种境界完全可以使他们在科学探索的征途上打破物质界的种种诱惑,心中无任何偏见、私意地投身科学,不考虑个人荣名,甚至为捍卫科学真理可以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不为利夺,不为害怵。众所周知的布鲁诺就是这方面的典范,为捍卫“日心说”他被教皇处以火刑,至死都临危不惧……反之,如果他们世界只有科学而没有上帝,那么他们的精神支撑点将会崩溃。上帝是他们献身科学的精神因子和人格力量。他们对上帝的信仰指引着、激励着他们进行科学研究、探求科学真理。理解上帝、接近上帝的渴望,乃是他们追求科学真理的强大动力。 综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这些自然科学家的宗教信仰具有强烈的唯物主义色彩,他们的宗教观是泛神论,他们信仰上帝,实质上是信仰宇宙的和谐、完美和可以被理解的特征,是对实在——外部实在世界——理性本质的信赖,是对宇宙合理结构和井然有序的一种献身、崇敬和赞叹的感情和心理状态。但他们对宇宙和谐、完美的虔诚和狂热,对宇宙合理结构和井然有序的崇敬、赞叹甚至愿意为之献身的感情和心理状态却同宗教的精神如出一辙。这种虔诚、狂热、崇敬、赞叹的感情和心理状态无时不在激励着他们去发现自然界的一些最基本、最深邃的奥秘,对他们而言,上帝伫立在科学无限探索的尽头,运用科学的理性去发现宇宙的法则和秩序则是通向上帝的唯一正途。爱因斯坦生前常常说“大自然是一位难以接近的女神”,科学的探索困难重重,接近上帝乃是他们克服困难、追求科学真理的强大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这是一种崇高、庄严的宇宙宗教情感,这种情感不仅是科学研究最强有力、最高尚的动机,而且也是使科学研究最富有生气的灵感源泉!于是我们不难理解,一个科学家可能信仰宗教,一个宗教信徒也不妨碍从事科学研究,科学知识和宗教信仰在一个人身上完全可以和平共处、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科学是理性和逻辑的象征,而宗教则是情感和直观的代表,人不仅是理性的动物,还是情感的动物,人不会充当一部只按逻辑运算的计算机。科学取消了作为第一因和目的因的上帝,却无法取消人类对于天地万物的终极思考,尽管这种终极思考可能是非理性的,但这种非理性的思考却给理性的科学指明了航向。难怪爱因斯坦在《科学和宗教》一文中指出:“科学只能由那些全心全意追求真理和向往理解事物的人来创造。然而,这种情感的源泉却来自宗教领域。同样属于这个源泉的是这样一种信仰:相信那些对于现存世界有效的规律是合乎理性的,也是说可以由理性来理解的。我不能设想一位真正的科学家会没有这种深挚的信仰。”“科学没有宗教是盲目的,宗教没有科学是跛足的。”“真正的宗教已被科学知识提高了境界,而且意义更加深远了。” 自然科学论文: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管理论文 一、抓好三个环节，实行分段管理 从申请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的过程来看，可以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管理分为前期管理、中期管理和后期管理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管理重点各不相同，只有针对性地把握其管理要点才能获得最大效益，达到管理的最优化。 1前期管理 做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前期管理是前提性的基础工作，只有这一步做好了，才能保证下一步管理工作的顺利实施。前期管理的内容主要包括认真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搜集信息；做好申报项目动员工作，让每一位有条件的研究人员都积极主动地申请资助项目；开展系统的申请书写作培训讲座，严格申请书的规范性审查；严格项目预审与评审制度，完善评审机制；注重依托优势学科，提高申请书的竞争力。做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的管理，帮助研究人员提高基金课题的中标率则是科研管理人员工作的重点。对于科技人员而言，获得这一国内最高水平的科研基金的资助，更是其科研能力和竞争实力的客观体现。 2中期管理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期管理是整个管理过程的中间环节。这一环节主要是对获资助项目进行中期检查，要求负责人提交项目年度进展报告，包括项目进展情况、经费使用情况等。对每一个项目执行期的情况都应进行严格的审查，避免不良情况的出现。通过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实行中期管理情况的分析，以及在检查评估中发现的若干问题，研究认为中期检查评估能够起到较好的督促与纠错作用。对于可控因素，通过科学的过程控制可以及早识别隐患，通过合理配置资源克服技术难点并化解风险，对于一些不规范现象予以进一步规范。例如，对于研究内容需做较大调整，建议项目负责人提出正式申请报请自然科学基金委知晓并批准，特别是在技术遇到瓶颈或是实验可能失败的情况下，可组织相关专家进行论证，为其提出解决方案、参考或找出新的研究点。对于检查过程中因客观原因无法顺利按规定时间完成的项目，要及时提醒，尽早按规定时间向自然科学基金委提交延期申请。对于实验记录不规范的，要督促其做好规范的实验记录，并加强今后实验记录的抽查与管理。同时还要加强检查后的追踪与评价，分析检查后的管理实施效果。 3后期管理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后期管理往往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环，在这一阶段，不但要对项目进行结题验收，而且要对验收项目进行绩效评估，跟踪管理，关注其成果转化情况，因为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使研究成果得以应用，促进社会进步。在后期管理中，必须充分地引入竞争机制，实行动态管理，优胜劣汰，宏观上要管理住，微观上要搞活。也就是说，在进行后期管理时，必须同时注重发挥基金委、科研单位及项目主持人的积极性，共同协力进行多层次的管理。基金项目的后期管理涉及基金委、受资助单位和受资助者即项目主持人三个层次的管理工作，只有这三者默契配合，共同努力，才能保证基金项目的顺利进行，才能对项目进行有效的后期管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本身是一个系统过程，前期、中期及后期管理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衔接，单纯地依靠做好某一阶段的管理工作是很难提高整体管理效益与水平的。只有将前期、中期和后期管理有机地结合起来，针对每一阶段不同的管理要点采用正确的管理思路与管理方法，才能提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效益，实现其使用效益最大化。 二、加强队伍建设，强化服务意识 要完善科学基金管理，加强科学基金管理队伍建设也是必不可少的关键环节。一是科学基金管理工作者应认识到自己工作的重要性，在工作中应该勤于思考，善于思考；谦虚谨慎，保持高度的公正性；既要防止和克服管理工作中的浮躁情绪，又要避免不思进取的管理作风；在实践中要勇于开拓、善于创新，树立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要坚持实事求是，辩证思考，与时俱进，共同改进与完善科学基金的管理工作，为促进我国基础研究源头创新，发挥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重大作用而尽一份自己的力量。二是科学基金管理工作者应有较强的主动服务意识，要不断努力学习科学基金管理新办法、新理论和信息技术的新知识；对科学基金管理工作的系统性、科学性要有足够的认识；勤学相关管理论著和管理文献；将创造性思维方式引入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工作中，不断强化竞争意识，提高自身管理素质。从一定意义上讲，管理也是服务。管理部门是为广大科学家和科研工作服务的，所以基金管理部门的管理要体现在做好服务工作上。三是要建立一支稳定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队伍，必须要有一套专门的、有效的激励机制，以提高基金管理人员的积极性，使他们专心从事科学基金管理工作。在职务、职称晋升等方面，积极创造条件，使他们看到从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工作的光明前途。在生活方面，多关心他们，提高他们的工资待遇，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让他们安心工作。有必要的话也可以设立行政管理类奖项，对那些业务精通、有较强管理能力的，并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给予一定的奖励，确保其积极性、创造性得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以保证管理队伍的稳定。 作者：郝志鹏黄丹丹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 自然科学论文:近代自然科学教育法论文 一、欧洲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科学革命始于文艺复兴时期，而17世纪是欧洲社会自然科学蓬勃发展的时期，被誉为欧洲历史上“科学的世纪”。 英国哲学家罗素指出:“近代世界与先前各世纪的区别，几乎每一点都能归源于科学，科学在17世纪收到了极奇伟壮丽的成功。” 中世纪人们对自然现象普遍缺乏兴趣，其根源在于一种超自然的观点和向往来世的思想占据支配地位。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开始表现出研究自然的兴趣，这种状况主要是自然主义精神促成的。自然主义与超自然主义截然不同，前者关注现实生活，重视经验和事实;后者则倾向于神秘。“而那时期比较鲁莽的人，要揭示外在世界的秘密，却采取荒诞不经和虚伪欺骗的手法。他们不运用观察和实验的方法，却不耐烦地希望用神秘的手段和高于感官知觉的特殊的内在的启示，来迫使自然供出自己的秘密。”其他人并不满足于这种探究自然秘密的方法，而是急于要掌握控制自然的能力，迫使它符合自己的愿望。“但是，他们确实认为自然是神秘力量的表现，相信同这些精灵发生神交就可以控制自然现象。他们希望通过秘密的技术和符号以及各种各样神秘的方式，或者发现毕达哥拉斯学说所指出的写成自然这部书的隐秘的数字，来达到这种目的。这就是巫术或魔术。……他们还极重视用巫术的方法转化金属，这就是制造金子的技术或炼金术。”总之，人们希望找到探索自然奥秘的试金石，并对自然完全加以控制。随着时间的推移，荒唐的因素逐渐被剥除，炼金术演化为化学，占星术演化为天文学，巫术演化为实验，而神秘的毕达哥拉斯数论则培育了对数学的兴趣。 英国学者沃尔夫指出:“科学的近代是跟着文艺复兴接踵而来的，文艺复兴复活了一些反对中世纪观点的古代倾向，而且部分地也是由于这个原因，那些对中世纪的生活和实在观心怀不满的人都拥护文艺复兴。……中世纪基督教趋向于自我克制和想往来世。恪守宗教生活誓约的理想的基督教徒一心想着天国。他对自然界和自然现象，从根本上说毫无兴趣。……重见天日的希腊和罗马古籍犹如清新的海风吹进这沉闷压抑的气氛之中。诗人、画家和其他人激起了对自然现象的新的兴趣;有些勇敢的人充满了一种渴望自主的理智和情感的冲动。”随着人文主义者对人性和人的自然本质的揭示，他们开始对自然界及其运动规律进行新的探索，尤其是通往东方新航路的开辟，进一步振奋了人们的探索精神。他们不再把对自然界的理解建立在信仰和启示上，而是直接诉诸于对自然界的考察和探究。“和中世纪的思想家大多开始于对传统文本的阅读不同，近代早期的科学家最为看重的是观察和假说的建构。”在中世纪的黑暗之后，科学以意想不到的力量蓬勃兴起，并且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世间再度看见往昔于二千年前在希腊化的亚历山大里亚所见的景象———为数众多的研究者与教师、实验室、资料收藏、交换知识观念的设施，简言之，一种适宜于科学进步的社会与知识环境。”这是地球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一次革命，也是一场伟大的科学复兴。在这场科学革命中，出现了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牛顿等科学巨匠，他们成功地利用了当时的数学和物理学研究成果，在天文学上突破了占统治地位的托勒密“地心说”，创立并发展了“日心说”，由此揭开了近代自然科学革命的序幕。 随着自然科学的空前发展，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和发现自然界，对周围事物产生极大的好奇心，这是当时的时代个性。由于印刷术的改进，古典科学著作得到广泛传播，有利于人们摆脱希腊和拉丁古典作家的观念及经院主义哲学的束缚。17世纪是近代科学蓬勃发展的时期，“在大学的外面，到处都充满了对科学的好奇，这种好奇心在平信徒中比在神职人员中更富于创造力，因为长期以来神职人员几乎是学术的惟一的监护人。在意大利以及别的地方，科学团体正在兴起，讲师的职位正在设立，重要的本国语著作也不乏人在撰写。应用科学包括数学、物理学和化学正在飞速发展;不久，培根将强调自然知识的功用，并把手艺人的经验提升到几乎与哲学家的见识相等同的水平”。这场发生在自然科学领域的革命，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整个宇宙的认识与理解，并为整个欧洲思想界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这种科学文化界的巨大变化，德国著名教育史家鲍尔生指出:“其主要原因，一方面是超自然主义的旧神学的崩溃，另一方面是自然科学，尤其是作为现世主义的新哲学基础的数学的迅猛发展。人们对于神学和基督教的兴趣，在宗教改革运动和反改革运动的斗争中，曾经再度兴起，并曾在世界上占了统治地位，在某时期还几乎压倒文艺复兴所提倡的世俗教育的势力;在现在这个历史时期，宗教兴趣却被现代哲学和科学的学术势力所排挤，而且在很多领域中确实被消灭了。”正如地理大发现改变了人们的思维习惯一样，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则启发了人们的思想，培育了人们的理性、自信心、优越感、乐观主义和科学探索精神。 二、科学教育的探索:倡导科学教育的先驱们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人们探索科学教育的兴趣空前高涨。 一批具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家，最早敏锐地洞察到科学的实用价值及其教育意义，并积极倡导科学知识的传播和推广。拉伯雷的《巨人传》、培根的“所罗门宫”、弥尔顿的学园、配第的科学组织、夸美纽斯的泛智论、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安德里亚的《基督城》以及洛克的绅士教育，几乎涉及自然科学的所有领域。 拉伯雷是16世纪法国重要的人文主义作家，他在长篇小说《巨人传》中通过描述巨人卡冈都亚受教育的过程，将经院主义教育和人文主义教育进行鲜明对比，讥讽经院主义教育的可笑和无用，突出科学教育在人文主义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拉伯雷的科学教育思想集中体现在卡冈都亚给儿子庞大固埃的信中。在这封信中，卡冈都亚为儿子拟定了一份新的教育大纲:“……至于七艺中的几何、算术和音乐，在你年轻的时候(那时候你不过五六岁)，我曾经教过你一点儿，你要继续学习下去，如果可能，把余下的都学完。至于天文学，要学习所有的规则。……至于自然科学知识，我要你仔细地学习;要做到没有一处海洋、河流和泉水里的鱼类你不知道;天空中的飞鸟、森林里或是在果园里的一切灌木和乔木、生长在地面的各种草和花卉、隐藏在地球内部的各种矿产以及世界东方和南方可以见到的各种各样的宝石，所有这一切你都应该知道。此外，必须非常仔细地阅读希腊、阿拉伯和罗马各地医学家的著作，也不要轻视犹太法典的学者和谶纬学家的学说;你应该学习解剖学，获得关于微观世界即人的充分的知识……”卡冈都亚的要求几乎囊括了当时自然界的全部内容，是一个培养人全面发展的知识体系，更是一幅现实主义教育的宽广图画。在新教育大纲中，拉伯雷主张通过旅行、参观、实地考察等教学方法，把科学知识和实际生活联系起来。他虽然没有形成完整的科学教育思想，但已经意识到自然科学知识在整个完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拉伯雷重视自然科学及直观教学等观点，为后来科学教育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培根是17世纪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近代科学归纳方法的创始人。他的著作处处洋溢着对新知识、新发明以及科学的热情向往和赞扬，充满了对僵死、空洞的经院哲学的嘲讽和轻蔑。他在1594年圣诞节演出中借“王子”之口表达了征服自然的科学教育理想:(1)建立一个最完备、最广博的图书馆，以便收藏一切对启发理智有价值的书籍，而不管它们的出版年代、印刷方法、使用的语言和地区等因素;(2)建造一个宽敞奇妙的花园，里面生长着各种各样十分茂盛的植物，花园与放养适当种类的淡水湖和咸水湖相连，在花园四周的房屋饲养一些珍禽异兽;(3)开设一所美丽的陈列室，分类陈列任何人工或机器所制造的东西;(4)开办一个设有工厂的实验室，拥有生产工具、熔炉和实验器具等。培根的科学教育理想后来成为他在《新大西岛》中描述的“所罗门宫”的雏形。“所罗门宫”是专门为研究自然和人类而建立的一所规模较大的科学教育机构，它具有从事科学研究所需要的各种设施。例如，用来凝结、冷冻和保存各种物体的大洞穴，用来进行土壤实验和嫁接、发芽、试验的各种果园和花园，用来饲养各种鸟兽的动物园，用来配制各种各样的药草制剂、药材和药品的药房等。“所罗门宫”还拥有进行各种科学试验的实验馆，如光学馆、音乐馆、机器馆、数学馆、香料室和魔术室等。总之，在科学主宰着一切的“所罗门宫”，科学与学术享有极大的自由，人们热心从事各种科学研究。可以说，培根在科学上具有远见卓识，他几乎预见了现代科学的各种实验和创造活动。他的构想揭示了科学与人类社会生活之间的密切关系，为科学知识的世俗化绘制了蓝图。培根的后继者受其鼓舞把“所罗门宫”的梦想变成了现实，各国科学社团正是顺应这种新时代的需要而诞生的。 弥尔顿是17世纪英国著名诗人、政论家，也是科学教育的倡导者。他对传统经院主义教育进行了猛烈抨击，建议创办一种重视自然科学知识兼具实科性质的学校，他称之为“学园”。学园的课程计划包括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神学和自然科学四部分，其中自然科学占很大比重。弥尔顿为学园拟定的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范围十分广泛，包括算术、几何、天文、自然地理、物理、数学、三角、筑城学、建筑学、工程、航海、农业、生理学、医学、解剖学、自然哲学中的气象史、矿物学史、植物学史、动物学史以及自然哲学方法论。他还主张让学生阅读一些医学家的著作，使他们了解一个人的气质、脾气、幽默以及如何应对粗鲁;主张把猎人、捕野禽者、渔夫、牧羊人、园丁、药剂师和其他科学家、建筑师、工程师、航海家、解剖师的实践经验引入自然科学的教学。“这些知识和经验给他们染上真实的自然色彩，使他们不会忘掉，并且给他们以与日俱增的快乐。”在弥尔顿生活的时代，近代自然科学正处于起步阶段，自然科学的成就还不足以取代古典著作的权威，因而他虽然重视自然科学知识，却主张学生从古希腊罗马著作中学习自然科学，这说明他的科学教育观具有新旧交替时期的两重性。这种使古典主义课程和实科教育相结合的理想，在17世纪70年代英国率先创办的学园中变成了现实，而且在洛克的《教育漫话》中得到进一步发挥。配第是17世纪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皇家学会的创始人之一。针对当时人们从事科学研究各自为政的弊端，他主张建立一个有利于科技传播与发展的科学组织。这一建议被认为是后来英国皇家学会创办的先声。为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和普及科学技术教育，配第建议创办劳动小学和机械中学。劳动小学主要对儿童进行基础知识及能力和制造业训练，因而课程分为两部分:前者包括阅读、写作、绘画、制图、算术、几何、外语、音乐等;后者包括车工、制作数学仪器和钟表、雕刻、制作乐器、磨制玻璃工艺、植物栽培和园艺、船舰模型、地球仪、解剖学等实用技术。机械中学是一种实科中学，除学习科学知识之外，还要学习旋工、钟表、雕刻、造船、地球仪、罗盘针、香料等。机械中学设有科研机构和配有科研设备，如生物示范园、水族馆、陈列馆、机器模型、图书馆、天文馆、地球仪、试验田等。受培根感觉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影响，配第主张采用直观教学原则，强调学习与劳动相结合，重视儿童在工场中的实际操作。为更好地了解手工艺知识的发展状况，他建议对所有知识重新审查，并从中筛选一切有关实际或实验的学问，将它们编成一部大型著作。配第强调教育与科技及手工业生产相结合，设计新的学校模式，反映了17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以及人们强烈要求改革传统教育的愿望。他的关于收集各种科学知识汇编成书的建议是夸美纽斯泛智论及百科全书的先导，他所描述的机械中学与培根《新大西岛》中的“所罗门宫”交相辉映。配第在教育史上首次使用了“实科”这个词，后来德国教育家席姆勒将在哈勒创办的新学校称为“实科中学”。夸美纽斯是17世纪捷克著名教育家，他从1634年起开始致力于探讨“泛智”问题，所谓“泛智”是指广泛全面的科学或智慧。1650年他应邀担任匈牙利政府的教育顾问，期间创办了一所“泛智学校”，并为该校拟定了一份教学计划，名曰《泛智学校蓝图》。这份计划内容丰富，自然科学占有较大比重，如五年级逻辑班教室门口上方写着“不懂自然哲学的人不得入内”，墙上贴满了逻辑法则，学习内容有数学、地理学、天文学、光学、机械发明史、文体、希腊语、戏剧表演等。夸美纽斯的泛智思想和重视科学教育的主张体现在其一系列著作之中。例如，在《母育学校》中，夸美纽斯为6岁以下儿童提出了一个广泛详细的教学计划，内容包括自然、光学、天文学、地理学、年代学、历史学、家政、政治学、辩证法、算术、几何学、音乐、语言等学科，他认为通过这种启蒙性质的教育可以为儿童奠定各门科学知识的基础。在《大教学论》中，夸美纽斯拟定的国语学校课程除当时流行的读、写、算、宗教和唱歌外，还增加了经济学、政治学、天文学、地理、自然、世界历史等常识;拉丁语学校除了开设文法、辩证法、修辞学、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学外，还增设物理学、地理、年代学、历史等学科。总之，他主张加强新兴自然科学知识教学，对学生进行一种“百科全书”式的教育。夸美纽斯对科学教学法也提出了卓越的见解，他把教学中的直观性奉为“金科玉律”，认为“科学的真实性和确定性有赖于感觉的证明者胜于任何其他证明”。作为一种知识结构，泛智论贯穿于夸美纽斯为各级学校所设计的教学内容之中，这一理论适应了张扬理性、尊重科学知识的时代潮流，表达了重视普及教育和科学教育的美好愿望。康帕内拉是17世纪意大利著名思想家和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他设计的太阳城十分重视自然科学的学习和研究，古典主义和神学几乎销声匿迹。按照他的设想，从2、3岁起儿童就应在有学问的老人带领下，一边在城市中散步和游戏，一边观看和学习四周城墙上的图画，从而获得最简单的科学知识;从7、8岁起儿童一边学习初等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一边从事自己所喜爱的生产劳动，如各种手工业、农业、畜牧业等;接着开始研究比较抽象的科学，如数学、医学等，并经常举行讨论和辩论;最后大家在各种科学和手工业部门获得与其能力相符的职务。在太阳城各城区的内外城墙上都悬挂着华丽的图表，这些图表几乎包括了所有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如天文、占星学、几何、历史、逻辑、修辞、文法、医学、物理、农学、地理、动物学、地质学、政治学等。太阳城有许多教师负责讲授这些图表和绘画的意义，因此儿童在10岁以前就能毫不费力地通过直观教学掌握各种科学的基本知识。康帕内拉认为，仅从书本研究某种科学的人只是一些外行和学究，只有联系实际的教学才能培养出随机应变的有才智的人。康帕内拉在《太阳城》中创立了一种社会主义国家学说，太阳城里知识统帅权力，除了按知识划分外，人人平等，没有阶级差别。教育是普及和强迫的，它以数学和自然科学为基础，训练学生适应各种职业。《太阳城》是继莫尔的《乌托邦》之后又一部重要的空想社会主义著作，其中的科学教育主张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安德里亚是17世纪德国思想家，他在《太阳城》和《乌托邦》的影响下，于1618年写成《基督城》。基督城十分重视科学研究，建立了许多科研机构。例如，在解剖室，研究者从事动物和人体解剖实验，以帮助人们弄清人体各器官的位置，认识生命和各器官的运转;在物理大楼，展示着自然发展史的各种图像，包括气象万千的天空、各个地区迷人的景色、不同种族的人们、动物的画像、万物的形态以及各种石头和宝石，这些都是用于科学研究的自然界样品;在数学大楼，有供研究用的天体图和地图，有星罗棋布的天空图和日月星辰的仿制品等。基督城注重科研成果的转化，建立了有利于科学技术应用的各种工场，这些工场从事金属加热、冶炼、溶化和铸造、制盐、制砖、制造玻璃和陶器。基督城强调培养公民的科技兴趣，要求人人接受科学教育，因而在自然科学研究和科技应用中公民对于科学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们在很久以前就受过训练，深谙科学工作的个中三味，并且对于自然界的内部奥秘感到由衷的兴趣。”基督城对科学教育的重视也体现在学校教育中，在基督城中心有一所宽敞美丽的学校，学校设有8个讲堂，分别是文法、算术、逻辑、天文学、自然科学、音乐、伦理学和神学，青少年可以自由地在8个讲堂接受科学教育和训练。安德里亚重视通过直观教学进行科学教育，基督城与科学教育相关的设施有实验室、解剖室、药品供应室、机械器具陈列室、绘画和图片工作室、数学实验室等，学生在这些实验室接触实物，能更形象地认识事物。安德里亚在《基督城》中重视科学实验和科学教育等思想，对后世具有深远的影响。洛克是17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他在《教育漫话》中明确提出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绅士。绅士既不是教士或学究，也不是朝臣，而是事业家。为使绅士掌握各种有用的知识和技艺，洛克提出了一份内容广泛的教学计划。在这份教学计划中，他依据“功用”原则选择学习科目，主张课程设置应把现代实用科目与古典科目结合起来，兼顾实用与装饰。洛克要求绅士学习的科目包括书写、阅读、图画、速记、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地理、写作、算术、商业、数学、天文、几何、历史、年代学、伦理学、民法、法律、逻辑学、修辞学、自然哲学、跳舞、音乐、击剑、游泳、骑马、园艺、细木工等。他以功利主义思想为指导，论述了绅士学习各种科目的意义。“自然界中的许多事物是一个绅士所容易知道及必需知道的，此外，还有许多事物乃是以愉悦与利益，作为对寻幽探奇者的艰辛劳动的丰厚回报。不过我认为，上述种种事物宁可从诸如那些亲身进行过合理实验与观察的作者去获得，而不是来自于纯思辨方式的构想。”他认为一个人如果能够在许多领域进行探索，广泛地阅读，大量地研究人类及其思想和生活方式，就会具有精神上的自由;而一个虽然深入彻底但只研究了少数几门学科的人绝不可能达到这一目的。洛克倡导实物教学，主张让儿童亲自观察各种事物，使他们获得有关事物鲜明的印象，从而牢固地记住它们。洛克为年轻绅士所拟定的教学计划反映了当时新兴资产阶级对教育的实际需要，是弥尔顿科学教育观的新发展。《教育漫话》成了17世纪70年代在英国兴起的学园的理论支柱，直到18世纪末以前这种新型学校还在英国久盛不衰。在近代自然科学的影响下，上述思想家从不同的立场和视角探索科学教育理论，大力倡导科学教学，这种科学思潮是教育理论中对经院主义教学内容进行改造的催化剂，有力地冲击了当时学校盛行宗教神学、古典主义和脱离实际的倾向，推动学校教育进一步贴近生活和社会实际。 三、科学教育的实施:新型学校与科学教育的传播伴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以及思想家们对科学教育的探索和大力倡导，在欧洲主要国家诞生了一批新型中等学校。 这些学校除开设原有的古典主义学科外，科学技术知识开始普遍受到重视，一些新的教学方法(如实物教学、直观教学、观察、实验、实习等)也得到广泛运用，从而极大地推动了近代科学教育的传播。16世纪德国教育家梅兰希顿按照新教思想与人文主义相结合的原则建立了新型中等学校，其主要课程除人文学科、古典语言和宗教教育外，在规模较大的学校高年级还讲授科学基础知识，如数学、几何学、物理学和天文学等。在17世纪后半期就开始酝酿的哈勒学园堪称当时教育革新的典范。这是一所以贵族学校为基础招收高年级学生的寄宿学校，它试图把传统的古典学科与现代语言、现代科学结合起来。在现代科学方面，学园设有几何、数学、生物学、解剖学、历史、地理等学科，而且把重点放在实物教学和实际应用上。例如，几何课尽可能增加野外实习，数学中的分数要以实物讲解，夏季应到乡村或田野讲授生物学，冬季要利用雕刻或动物尸体讲授解剖学。在哈勒学园的影响下，大多数地位较高的学校都在课程中增加了现代语言和自然科学。1708年席姆勒在哈勒创办了一所“数学、力学、经济学实科学校”。这所学校以数学、自然科学和经济学研究为中心，讲授数学、物理、机械学、自然、天文学、地理、法律、绘画和制图等实用科目，在教学法上广泛应用了绘画、图表、标本、模型等直观教具，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和现实主义色彩。1747年赫克尔在柏林创办了经济—数学实科学校，设有算术、几何、力学、建筑学、制图、贸易、商品制造、自然知识、人体知识、动物学、植物学、桑树栽培和养蚕等课程，学生按制造业、建筑业、农业、簿记、矿业、商业等分为不同的班级，先接受数理基础训练，然后按志愿进行专门的职业训练。这在科学技术教育上迈出了一大步，随后在德国许多城市相继出现了一批类似的实科中学，成为德国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17世纪法国几乎所有的学校都掌握在教会团体手中，学生均需服务教会并恪守共同的教规。1637年曾在耶稣会学院受过教育的笛卡儿发表了《论正确指导理性和在科学中寻求真理的方法》一文，认为耶稣会教育并未给他留下任何确定的信念，于是转而依靠理性方法研究哲学和科学，他认为按照这种方法进行研究，其结果是确定无疑的。受笛卡儿的影响，基督教圣乐会首先对耶稣会教育权威提出了挑战。圣乐会崇尚笛卡儿的理性主义哲学，致力于改革中等学校。圣乐会中学的课程和教学方法体现了教育新观念特别是现实主义:古典文学在课程中占显著地位，但也包括法语、现代外语、法国史以及数学、地理、物理、化学、解剖学等自然科学;大多数课程用法语教学，强调历史、代数学和算术，运用地图和其他直观教具讲授地理，在实验室从事物理、化学和解剖学研究。圣乐会虽然在名望和势力方面不能与耶稣会相匹敌，但其教育活动一直延续到法国大革命。该时期法国贵族教育在课程设置上也发生了根本变化，除学习贵族的必修科目拉丁语外，更注重学习法语、西班牙语和英语等现代语言;经院哲学被笛卡儿哲学所取代，数学和新兴科学代替了传统的“四艺”，并采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进行讲授;为了提高贵族子弟未来的行政管理能力，历史、地理、法律和政治备受重视。该时期国家对工商业的干预也刺激了法国科学教育的传播。例如，17世纪中期在朗格勒为战争孤儿创办了一所贸易学校，开设数学、建筑学理论课程以及织布、制鞋等实践课程。法国政府也成立了一些专门学校教授艺术、设计和建筑等科学知识，如1648年的皇家绘画学园、1671年的皇家建筑学园、1682年的国立航海学校、1688年的艺术学校等。18世纪法国高级技术学校得到进一步发展，为了给海陆军部队和建筑业输送工程师，1716年奥尔良公爵创建了“路桥人才集团”，专门提供建筑、数学、物理和化学教育的路桥学校由此诞生，该校是欧洲最好的土木工程学校。与此同时，采矿学校、绘图学校、商业学校、军事学校、航海学校也纷纷建立。科学教育的发展使得这一时期法国在技术教育方面遥遥领先于欧洲其他国家。英国实行科学教育的先驱机构当推“学园”。由于文法学校和大学都掌握在国教徒手中，许多非国教派教士创立了一种规模小而且收费廉的新型中等学校，他们吸收了弥尔顿和洛克的思想，重视自然科学和现代外语，运用英语教学。例如，1715年瓦特在伦敦创办了一所实科性中学，学校拥有各种各样的实验仪器，建立了科学实验室，采用演示和实证等教学方法，传授数学、天文学、地理学、航海学、军事学、簿记和自然科学等。1740年由约瑟夫•兰德尔建立的希思豪学园，专门为中上层阶级提供所需要的课程，8岁至18岁的学生达170人，图书馆拥有藏书1400册，科学仪器包括太阳系仪等。后来兰德尔在约克开办了另一所学园，宣称不采用文法学校僵化、专制、以书本为中心的教学方法，而采用更灵活和实用的方法。随后，化学家普里斯特利创建的瓦林顿学园在课程现代化上更进了一步，课程包括英国文学和文法、历史、化学、地理、解剖学和自然科学等。18世纪末弗罗兰在巴斯创办了一所学园，课程分为三类:第一类阐述人与自然的关系，包括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博物学和应用科学;第二类阐述人与人类自身的关系，包括拉丁文、法文、意大利文、文法、逻辑、修辞学、诗、绘画、音乐和体育;第三类阐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古代和近代史、政治学、经济学和名人传。与此同时，弗罗兰的妻子也为女子建立了一所实科中学，其办学精神与男校基本一致。以上这些学校注重科学知识教学，适应了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的潮流，同时有助于训练一批作为工业革命先驱的职员、机械师、技术革新者和企业家，因而深受社会特别是中产阶级欢迎。该时期传统的公学和文法学校也开始增加一些现代学科，如1770年伍得彻尔文法学校在招生广告上声明，除希腊语和拉丁语外，还讲授算术、簿记、对数、几何学、测定法、三角学、力学、测量术、水准测量、航海学、地理学、自然哲学、天文学以及地球仪的使用等。17世纪俄国仍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农业国家，文化教育发展缓慢。在17世纪80年代的莫斯科，只有24%的城市居民(成年男性)识字。17世纪末沙皇彼得一世考察欧洲各国后，为增强国力，在军事、财政、工商业、农业、文化教育和科学方面进行了全方位改革，其中创建实科学校进行科学教育是彼得一世改革的重要措施。为培养军事和工业部门的各种专门人才，1701年在莫斯科建立了炮兵学校，要求教给炮兵及官员子弟以读、写、算及其他技术的科学知识。学校分为初级班和高级班，前者学习读、写、算，后者学习几何、三角、制图及炮兵技术等，学制四年，合格者送往部队或参加其他工作，不合格者送到炮兵厂当工人。随后，彼得一世颁布法令创办数学与航海学校，要求教授数学、航海学以及与航海有关的各种科学。学校分为数学班和航海学班，学制四年，所设课程有数学、天文学、地理学、测量学、航海学等。学生毕业后大多送往荷兰、英国等地深造，回国后担任舰队军官。从1701年至1716年，数学与航海学校为俄国海军培养了1200名骨干，还培养了不少造船业的专家和教师。18世纪初彼得一世还允许设立了外医科学校、工程学校、外国语学校、计算学校、矿业学校等，这些学校在科学教育的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些学校中，知识的世俗倾向、新的教育形式、与实践的联系扩大了人的视野，增强了人认识周围世界的可能性。所有这些都极大地拓展了世俗文化的活动范围。”可见，在近代自然科学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欧洲主要国家的学校教育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主要表现为一批新型学校的建立、课程内容的世俗化、科学知识的广泛传播及新式教学方法的运用等。在这场科学革命中形成的新知识、新理念与新方法，不仅给欧洲教育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而且也提供了新的机遇。从此以后，欧洲教育逐渐朝着科学与理性所指引的方向迈进。 四、近代自然科学对教育科学化的贡献自然科学的成就对教育理论和实践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 在欧洲近代自然科学的影响下，自然科学知识获得空前增长，科学研究方法取得突破性进展，科学理性精神得以确立。这些变化对西方教育理论及学校教育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极大地促进了教育内容、教学方法和教育理论的科学化，是推动西方近代教育发展的强大动力。首先，自然科学的发展促进了学科分化，出现了许多新兴的独立学科，如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力学、光学、热学、电学、气象学、地质学、地理学、解剖学、医学、生理学、药学、植物学、动物学、建筑学等，都在16－17世纪得到长足发展，推动了教学内容的科学化。随着近代科学教育的兴起，具有实用价值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逐渐扩大了在课程中的影响，并日益取得主导地位，而不切实际的宗教神学和古典主义受到排斥。经验主义认识论的代表人物如培根、洛克等，明确阐述了与形而上学和神学知识观不同的新知识观———科学知识观。“因此，如果说，在知识观念问题上，16世纪还只是一个对形而上学和神学知识观进行怀疑的世纪的话，那么17世纪则是一个真正解构和建构的世纪。”美国学者布鲁巴克指出:“一些人对通过感觉经验的新方法探究自然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例如，英国的哲学家培根和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他们已经看到一个新的课程轮廓，即依据科学而构建的百科全书式课程。”自然科学对教学内容的冲击打破了传统的学制框架，导致了新型学校的产生，如弥尔顿的学园、夸美纽斯的泛智学校、配第的机械中学、各种实科学校等，对后来西方学校教育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新型学校的出现，一方面扩大了教育对象，使中产阶级和平民子弟也有机会接受中等教育;另一方面削弱了宗教教育的统治地位，促进了教育的世俗化，并对长期以来盛行的古典主义提出了挑战。其次，自然科学注重观察、实验、经验、独立思考，否定传统与权威，推动了教学方法的科学化。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自然科学理论中的某些新方法、新工具被引入学校教学活动，以取代往日机械背诵、强迫记忆、盲目服从权威的教育方法，在教学方法上打破了口耳相传的旧传统。“自然科学理论是建立在大量经验和实验观察事实基础上的，它通过对经验和实验结果的归纳和分析，提出一种逻辑构造型的理论体系作为理论框架。”实物教学、直观教学、模型、标本、图表、参观、实验、实习、制作等新的教学方法，使教学活动更加生动活泼和丰富多彩，有助于提高学习兴趣和教学效果，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培根是近代科学教育的先驱。他在大力提倡科学知识的同时，对于如何获得科学知识的新方法进行了探讨。他指出:“科学当中迄今所做到的一些发现是邻于流俗概念，很少钻过表面。为要钻入自然的内部和深处，必须使概念和原理都是通过一条更为确实和更有保障的道路从事物引申而得;必须替智力的动作引进一个更好和更准确的方法。”他认为过去科学和哲学之所以毫无结果，是由于缺乏正确的方法，因此我们必须找到求知的一种新途径，那就是新逻辑、新工具。培根提出了科学归纳法，主张通过观察和实验从许多具体事物中寻找共同规律，认为一切知识都是由归纳而来，可靠的知识必定来源于正确的归纳法。同样，夸美纽斯深信以感觉经验为基础的教学方法最可靠，洛克认为感觉是心灵“白板”获取知识的唯一途径，这些思想都深刻地影响了教学方法的革新。再次，自然科学发现了宇宙内部存在的客观规律和秩序，在其启示下一些教育家努力探索存在于教育工作中的客观规律，使教育教学研究由单纯的经验总结上升为教育理论，使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从而促进了教育理论的科学化。顺应自然既是人文主义学者在教育活动中遵循的原则，也是一种工作方法，同时还是他们进行理论探索的依据。如夸美纽斯提出教育应当摹仿自然，“教导的确切的规则只能从自然借取”。根据这一原则，他论证了学校工作制度、教学组织形式、教学原则、教学方法、学校纪律等。过去人们往往引用圣经或宗教教条论证教育规则，夸美纽斯虽然没有完全摆脱旧传统的窠臼，但他在引用圣经之余力图寻找一个新的理论依据和论证方式。夸美纽斯引证自然的做法表明他探索教育教学规律的可贵尝试，突破了教会宣传“圣经包含一切真理”的禁区，使人们的注意力从天国转向现实生活，有利于教育工作摆脱宗教神学的桎梏。有学者指出:“在教育学史上，是夸美纽斯首次从科学认识的角度强调并试图探讨教育规律。……在教育学史整个发展谱系上，夸美纽斯开创了近代的‘自然主义教育学’理论流派之先河。”可见在教育理论中自然适应性、向自然学习、模仿自然，反映了人们探索教育及教学客观规律的愿望。最后，自然科学使人们重新认识了自己，抛弃了以往有关人性问题的原罪论、宿命论和悲观论。正如罗素指出:“科学引起的另一件事就是关于人类在宇宙间的地位的想法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哥白尼学说本来应当有伤人类自尊心，但是实际上却产生相反效果，因为科学的辉煌胜利使人的自尊复活了。”一些人文主义学者和思想家热情歌颂人性，崇尚人性的美好，以全新的观点重新讨论人性问题，改变了对教育目的观的看法，主张教育为现实生活服务、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实用性人才。“新的教育目的观将在科学精神和人文主义精神的结合中得以建构。甚至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人文主义的传统从此慢慢让位于科学知识对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影响，包括对教育目的观的影响。”另外，随着自然科学的兴起，以巴黎科学院、英国皇家学会和柏林学院为代表的科学社团也应运而生，既开创了科学专业化和社会组织化发展的先河，也从思想观念和教育实践方面极大地扩展了高等教育的范畴及内涵。⑥同时这些专门的科学社团也是推动科学知识传播的主要机构。 作者：易红郡 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自然科学论文:关于学术期刊的自然科学论文 1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必须具备较高的政治素质 科技期刊担负着缔造中国科技文化的选择、优化、传播与积累的重任。作为出版工作者，期刊编辑肩负着社会责任、政治责任以及文化责任。因此，期刊编辑要具备过硬的政治素质、坚定的理想信念以及明确的政治方向，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价值现、世界观，时刻同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编辑的政治素质主要指编辑人员如何紧密结合编辑工作实际，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对于学术期刊，人们一般认为社科类学术期刊比较容易出现政治问题，而对于自科类学术期刊则稍有忽视。文献[5]中舒干列举出了一些自科类编辑人员因对政治问题的忽视而出现的政治错误。笔者也曾在期刊校对过程中遇到作者将台湾、香港的股票数据与欧美国家的数据进行对比，而在文章的图题里面因为疏忽将以上两个地区和其他国家统一写成了多少个国家的对比图，在文章编辑过程中却没有发现。因此，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更应该重视从细节处发现政治问题，这就要求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必须具备较高的政治素质，有良好的政治判断力。 2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必须具备较高的业务素质 学术期刊编辑的编辑业务水平高低直接关系到期刊质量的高低，最终影响到学术期刊的学术效果和社会效果。因此，学术期刊编辑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的编辑业务能力。期刊编辑出版的双层学科性质决定了期刊编辑人员既要具备学科专业业务素质，也要具备编辑专业业务素质。关于期刊编辑的业务素质，很多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笔者认为，期刊编辑的业务素质可以从两方面去理解，即：狭义上的业务素质和广义上的业务能力。狭义的业务素质如文献[2]中所提出的，包括：①语言文字修养，②论文审读与编辑加工能力，③现代化办公能力；而广义上的业务能力包括选题策划能力、编辑加工能力和市场开拓能力，特别是要对市场发展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判断力。无论是狭义上或是广义上的理解，总体来说，一个合格的、高水平的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应该既具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合理的知识结构，通晓编辑工作的规律；同时，随着社会不断进步，科技日新月异，自然科学学术编辑又必须要有过硬的英语技能，并且还要能够熟练掌握计算机应用技术和信息网络技术。 首先，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要有与自然科学学术期刊发展相匹配的学科专业知识以及合理的知识结构。一般来说，自然科学学术期刊大多分为两类：综合类和基础学科类。综合类学术期刊涉及内容非常广泛，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计算机、电子学、环境科学等各种自然科学学科，如：《中国科学》杂志。基础学科类一般只涉及某一种或者几种相互交叉的自然学科，如：《数学学报》、《物理学报》等。无论是综合类还是基础学科类的学术期刊，都对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具有较高的专业知识要求。现在我国学术期刊的编辑，尤其是自然科学类学术期刊，许多已有硕士甚至博士学位，极大部分都是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在我国现代社会中是一支科学文化素养较高的群体，专业知识都基本满足要求。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需要在已有专业知识基础上努力成为自身学科的“专家”，同时，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素质和学术素养，及时更新各种自然科学专业知识，调整和优化自己的知识结构，成为一名“杂家”，从而更好的完成编辑工作，为读者服务。 其次，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要通晓编辑工作的规律，具有较强的编辑业务能力。一般来说，期刊编辑主要是熟练掌握编辑出版学科知识及详细了解国家关于出版方面的方针、政策。而对于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来说，学术文章中涉及到的数理公式较多，变量符号、图表更是数不胜数。由于人的能力有限，不可能完全掌握所有的自然学科知识，也不可能像电脑硬盘一样存储大容量的数据，因此，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需要更多的将自然科学常识与编辑理论常识以及编辑专业知识结合起来运用，指导日常的编辑活动。 最后，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要有过硬的英语技能，并且能够熟练掌握计算机应用技术和信息网络技术。现代科技迅速发展，无论是稿件由纸质版变为电子版还是接收方式由邮寄变为互联网接收，都显示出期刊编辑工作方式的改变。现在我们面临的是计算机网络，是多媒体世界，是电子出版物，这些都要求期刊编辑能够熟练掌握计算机以及互联网的应用，从而使期刊编辑工作更方便，更大程度上的提高编辑工作的准确性和时效性。对于自然科学学科来说，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国际间的交流变得更容易，因此要求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要有过硬的英语技能，做好国内与国外学者交流的纽带，从而更好的为读者服务。 3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必须要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对于期刊编辑来说，不仅要具有较高的政治素养、娴熟的编辑业务技能，同时也要有道德素养，具有崇高的社会责任感，高度的敬业精神，使自己所编辑的刊物成为对读者、对社会有积极意义的精神食粮。期刊编辑的职业道德是用来维护编辑与作者、编辑与审稿人、编辑与读者、编辑与编辑群体等相互关系和利益的准则。为此，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只有严格遵守职业道德，增强社会责任感，具有高度的敬业精神和强烈的奉献精神，以质量为标准选稿，始终坚持为作者、读者、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为保证期刊质量严格把关，为社会提供更多的精品力作。 4结语 总之，在这个改革与创新的时代，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必须要与时俱进，敢于开拓，勇于实践，不断加强各种理论学习，提高自己的政治素质，增强自己的业务能力，在编辑工作中大力弘扬职业精神，恪守职业道德，促使自己的综合素质得到全面提升，与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的发展相适应。 作者：张晓庆 单位：重庆交通大学应用数学和力学编辑部 自然科学论文:探微自然科学下创造性人格结构模型 1项目分析 项目难度在人格、态度测验中称为“通俗性”，100个词汇的通俗性在0.4到0.8之间，基本符合要求。大部分项目的区分度也比较高，鉴别指数小于0.2的词汇被剔除，总共有28个项目。 2探索性因素分析 经过多次探索性因素分析，删除了载荷小于0.3的项目、删除了在2个或2个因素上存在载荷差异小于0.15的项目，最后形成一个32个词汇项目的结构模型。因素分析的先决条件是各变量之间必须具有相关性。KMO统计里的值为0.886，Bartlett's球形检验的x2值为5801.538，p=0.000，说明32个词汇具有相关性，这544个样本的数据适合进行因素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抽取特征值大于1的因素一共7个，总共解释了总变异的56.34%。32个项目的共同度都挺高的，达到0.4到0.7，都可以保留。各项目在各因素中的载荷如表1所示。根据问卷各项目的具体内容，要对各因素进行命名。因素1的项目涉及偏激、焦虑、急躁、冲动等，将其命名为“神经质”；因素2的项目涉及锲而不舍、刻苦等，命名为“勤勉坚毅”；因素3的项目涉及和蔼、友善、重感情等，命名为“真诚友善”；因素4的项目涉及低调、谦虚、深沉等，命名为“淡泊沉稳”；因素5的项目涉及激情、幽默、浪漫等，命名为“激情敏感”；因素6的项目涉及精明、逻辑等，命名为“逻辑性”；因素7的项目涉及天真、可爱等，命名为“孩子气”。 3内在一致性信度检验 测验信度是指一个测验对同一批被试多次施测所得结果的一致性程度。信度包括4大类：重测信度、复本信度、内在一致性信度、评分者信度。在对自然科学领域创造性人格特质结构进行信度检验时，仅采用内在一致性信度进行评价。将验证用的数据进行内在一致性信度分析，计算克龙巴赫α系数（Cronbach'salpha）。7个因素的α系数分别为：0.8、0.803、0.799、0.671、0.685、0.715、0.633，基本或良好地达到了心理测量学对内在一致性信度的要求。 4效度检验 （1）验证性因素分析 为了验证探索性因素分析后的“自然科学领域创造性人格特质结构模型”的有效性，将438名验证样本的数据汇集后，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法对该模型的拟合度进行检验，使用LISREL8.70程序，依据各个项目得分的协方差矩阵来完成参数估计。根据探索性因素分析确定的32个项目重新调整顺序，设置7个潜变量，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去衡量模型的各项指标，其中最常用的是拟合优度的卡方检验。使用X2和自由度一起来说明模型正确性的概率，当X2/df小于3时，模型拟合较好；在5左右，表示整体模型可以接受。除此之外，GFI、NNFI、CFI、IFI、RMSEA、SRMR等指标也可以用来衡量模型的拟合情况。GFI、NNFI、CFI、IFI等的取值范围在0到1之间，越接近于1，拟合度越好；RMSEA的变化区间也在0到1之间，但越接近于0越好，临界标准一般是0.08。拟合指数表明，X2/df为2.4，CFI、NNFI、GFI都在0.85以上，模型可以接受。RMSEA小于0.06，比较好。说明模型的总体拟合度比较好。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结果表明，自然科学领域创造性人格特质结构模型7个维度：“神经质”（6个项目）、“勤勉坚毅”（5个项目）、“真诚友善”（6个项目）、“淡泊沉稳”（4个项目）、“激情敏感”（4个项目）“、逻辑性”（4个项目）“、孩子气”（3个项目）。 （2）效标效度 将本结构7个维度与威廉斯创造性倾向测量表的冒险性、好奇性、想象力、挑战性等4个分测验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勤勉坚毅、真诚友善、激情敏感、孩子气与威廉斯创造性倾向测量表达到相关系数为0.4的中等相关。而神经质、淡泊沉稳、逻辑性则与威廉斯创造性倾向测量表的相关相对较低，大约从0到0.3之间。这可能与威廉斯创造性倾向测量表更倾向于测量个体的创造愿望有关。 5讨论 5.1自然科学领域创造性人格的结构构成和具体特征 创造性人格的研究100年来也没有形成一个被全世界广泛认可的结构模型，特别是在特定领域中的创造性人格的结构模型研究中。本研究认为自然科学领域的创造性人格结构应有其特殊性。因此，对某一特定领域进行创造性人格的结构模型研究是可行的。采用创造性人格特质形容词表对自然科学领域创造性人才进行词汇评定研究，得出自然科学领域创造性人格的结构由7个因素构成，它们是：神经质、勤勉坚毅、真诚友善、淡泊沉稳、激情敏感、逻辑性、孩子气。因素一被命名为“神经质”。它描述的是一个人遇到困难时精神上出现的不安状态。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个体在偏激、焦虑、自负、急躁、冲动等方面，平均分在2.21到2.48之间，并没有出现高分的情况。因素二被命名为“勤勉坚毅”。它描述的是一个人对待事物的认真和坚持态度。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个体在敬业、坚韧、刻苦等方面，平均分在3.78到4.14之间，得分非常高。表明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个体勤奋努力、对所追求的事业坚持不懈、脚踏实地。因素三被命名为“真诚友善”。它描述的是一个人的内在品质、人际关系上的特点。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个体在友善、和蔼、重感情等方面，平均分在3.58到4.02之间，得分比较高。表明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个体真诚、友善、比较重感情。因素四被命名为“淡泊沉稳”。它描述的是一个人的处世态度和情绪稳定性上的特点。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个体在低调、儒雅、谦虚、深沉等方面，平均分在3.26到3.75之间，得分中等偏高。表明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个体比较低调、淡泊名利、坦然、谦虚、深沉的特点。因素五被命名为“激情敏感”。它描述的是一个人对待事物反应强度和深度上的特点。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个体在激情、浪漫、幽默、想象等方面，平均分在2.93到3.44之间，得分中等偏高。表明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个体比较有激情、比较富于想象、稍浪漫、具有一定的幽默的特点。因素六被命名为“逻辑性”。它描述的是一个人的认知风格和是否具有才干和逻辑性的特点。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个体在精明、逻辑、成熟、镇定等方面，平均分在3.62到3.94之间，得分比较高。表明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个体思维深刻、考虑周到、逻辑性强、遇事镇定的特点。因素七被命名为“孩子气”。它描述的是一个人纯真、童贞方面的特点。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个体在天真、可爱、顽皮等方面，平均分在2.33到2.85之间，得分处于中等。表明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个体在孩子气方面的特点并不明显。 5.2关于自然科学领域创造性人格形容词表的形成 采用词汇法对人格维度进行探讨已经广泛应用于人格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临床心理学等各个领域，其作用也日益被研究者们所关注。陈利君曾利用Gough形容词检查表对自然科学领域的高创造性者进行过研究，认为创造性人格由公正性、宜人性、开放性、内倾—外倾性、神经质5个因素构成［11］。但是我们试图通过词汇法对中国本土高创造性人群的人格进行探讨，建立适合中国文化环境的创造性人格理论。研究搜集了中国有高创造性的人物传记中的描述稳定人格特点的词汇，还搜集了高创造人群的日常生活中的稳定人格特点的词汇，对这些词汇进行分析整理，应能较全面地反映中国人的创造性人格特点。 5.3自然科学领域创造性人格的结构模型的心理测量学验证 运用自编《创造性人格特质形容词表》，对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人员进行了5级评定调查，得出自然科学领域创造性人格特质结构模型7个维度：“神经质”（6个项目）、“勤勉坚毅”（5个项目）、“真诚友善”（6个项目）、“淡泊名利”（4个项目）、“激情敏感”（4个项目）、“逻辑性”（4个项目）、“孩子气”（3个项目）。经探索性因素分析，KMO、Bartlett's球形检验、各词汇项目的共同度、各项目在各因素中的载荷等指标都符合因素分析的要求。验证性因素分析中，各拟合指数都达到优良水平。测验项目具有良好的区分度，整个模型结构的内在一致性克龙巴赫α系数、效标关联效度等指标也基本或良好地达到心理测量学要求。本结构模型可以继续为以后研究所用。 作者：彭运石 莫文 彭磊 单位：湖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广西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自然科学论文:浅谈自然科学实验教学创新 一、生物类通识课程实验探索 （一）实验内容的选择设计 1．呈现基础性和趣味性 非生物类专业的学生虽然缺乏基本的生物学实验操作技能，但对生物学实验却充满着好奇与渴望。据王国强等（2005）调查显示，非生物类专业本科生对生物实验课很有兴趣和有兴趣的高达96．30％②。由于学生的基础不同，兴趣各异，全面开展基础生物学实验技术方法的学习和训练，其工作量会非常繁重。因此，根据非生物专业不同学科的需要和学生不同的基础，同时设置不同层次的生物学基础实验项目，着重扩大共享面，有利于教学活动的开展。就大多数非生物专业学生而言，既体现基础性又有趣味性的生物实验，通过认真观察、探求尝试、独立思考，同样会对生物学基本内容产生较深刻的感性认识，使之提高对生物学的兴趣，达到促进培养学生科学世界观和严谨的科学研究态度的目的。据此，设计大量基础趣味性实验，能在侧重提高身心素质的实践教育中实现严谨笃实与轻松快乐的平衡，能够让学生在愉悦的情感体验中享受学习生物学的乐趣，唤起学生的求知欲望。 2．突出交叉性和探究性 理工科学生具备一定的实验技能，在基础性生物类课程学习后，应进一步鼓励他们运用所学去参与探索生物学奥妙，大胆尝试更加专业的生物学实践性活动，引导学生在解决生物学问题后进行主动学习。设计的基本和综合性实验，能给予学生一些潜在的才智得到发现和发挥的机会，让学生在由浅入深、由简单到综合的实验过程中，逐步培养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为未来的学习和研究打下一些基础。教育也要为发展学生的个性服务③，对于少数特殊需求的学生尤其与生物学相关专业的学生，经过一些必要的基本技能训练实验后，教师逐步引导学生参与特殊类拓展型实验，设计条件允许的创新性实验，鼓励其与生物专业学生课外研学，共同开展跨专业领域的研究，从而扩展实验的创新空间。 3．实验模块的应用 通识课程面对的学生是多样的，不同模块可对应不同类型、不同需求的学生（图2）。模块1的设置主要针对艺体生、文科生，实验项目无需太多的实验技能就能完成，如生物鉴赏、植物水插生根、玫瑰精油的提取等；模块2主要针对理科生、工科生，项目设置以预备性实验为主，包括对基本仪器的使用、基本方法的掌握以及数据处理能力的训练，目的是为后续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模块3、4设计体现生物学特色，难度适中，具可操作性，如体表微生物的检测、DNA提取、动物养殖等，对学生进行实验技术方法的训练，从而培养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综合分析能力、创新能力和科学思维能力。实验模块既可单独进行，也可穿插合并，基本能实现学生专业分流和对口所需，并进行开放式实验教学，学生完成规定的实验下限数项目，可预约多选多做。 （二）更新教学模式 理论课和实验课教学合理衔接、互相促进，可以充分发挥生物科学作为一门实验性科学的创新优势。但选修生物类通识课程的人数众多，要照顾到全体学生，就要在学习内容、学习时间、学习方式上为学生提供自助餐式选择性学习的空间。实践中，实施以培促教，培训专业学生尤其是师范专业学生成为实验教学助教，与指导教师共同成立“三三制项目组”，每两名本专业学生负责三个层次各一项实验，指导教师1／3时间用于指导预实验、1／3时间用于管理和协调、1／3时间用于实验过程和结果评价。专业学生参与指导非专业学生的选择性实验，从实验教学方面可以丰富课堂教学的形式，降低教师的工作强度，大大提高学生动手的“面”。通过“生生合作”的实验教学模式，搭建专业与非专业学生互动学习平台，以满足学生多样化、多类型、多层次的适应性要求，真正营造出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和研究性学习的良好环境（图3）　改革评价方式，科学考核学生的学习效果，摒弃终结式考核。教师从设计思想、参与程度、实验组织与操作、实验报告书写等多方面对学生的能力进行综合考评，最终把学生从应试教育引向素质教育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二、课程改革效果与思考 （一）理论与实践并重，形成了理论与实践、课内与课外一体化的培养体系 实施开放性实验，打破了理论教学一统天下的不利局面。通过生物学实验，学生加深了对生物学知识的理解，在宽松真实的实验环境中，获得了科学的思想和方法，对学生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起到了重要作用。实践性教学有效地延伸和补充了课堂教学，开阔了学生的视野，取得了比单纯课堂教学更好的效果，也提供了开展课外科技活动的平台，有利于学生人文素质和科学素质的养成和提高。学生实验兴趣浓厚，积极主动，参与探索性和求新性的实验实践后，个性品质也得到了充分发展，形成了自主学习的良好氛围，在本校举办的课外素质拓展活动之生物学知识竞赛中，参赛学生人数逐年递增就是很好的例证。 （二）实现了实验教学资源共享，协调了横向课程与实验重复之间的矛盾 生物类通识课程的教学内容广泛，各课程条块分割，但实验实践环节都有交叉和重复。统一开设非专业开放性实验，打破独立的课程界限，弥补了没有统一教材的缺陷，也转变了实验室专为某一课程或项目服务的观念，避免重复购置，减少了资源和空间的浪费。实验项目共享，受益面广，学生各学所需，既可根据所学课程针对性选择实验项目，也可以不拘泥于课程而尝试有自我兴趣的实验。教师也能根据教学需要，择机选择一些实验项目引入课堂，因材施教。同时，把热点问题或科研成果引入到实验教学中，根据个人所长进行实验指导。通过理论与实验教学的兼融，组成了具有交流意识和科研意识的教师团队。 （三）专业学生的再实践，提升了学生的非专业能力 专业学生参与实验项目的开发和指导，改变了他们的被动学习状态，增强了其动手能力和主动适应社会的能力。教学中主体地位的实现开启了学生限制性思维向开放性思维的转变之门，对学生的适应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组织管理能力、实践能力等非专业素质的提高起到了导向作用。在课余丰富的实践活动中，将学生从考试型引向研究型学习，增强了对理论与实践知识内在联系的认识，也培养了其团结协作的精神，建构了师生间互为主体的和谐关系。 三、结语 通识课程是大学本科阶段的基础课程，无论是发展学生的智力还是对其以后的专业教育都将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大学的课程应该具有无限的开放度④，具有较宽知识面的人才便于向更高层次发展。开放性的实验活动，是整合知识学习与技能培训的有效途径，确实能增强通识课程的影响力，提升课程的品质。如何改进实验教学运行机制、优化实验项目、提高管理策略并逐步创造一个更加优质的创新环境，需在今后教学实践中不断改革和探索。 作者：温涛 颜鈺梅 单位：宜宾学院生命科学与食品工程学院 宜宾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自然科学论文:文科生自然科学类书籍阅读现状探微 1文科生阅读自然科学类书籍是当代社会和时代的要求 21世纪是一个变化神速的时代，技术、经济和政治、文化领域的巨大变革为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可能和机遇，也带来了众多的未知风险和潜在隐患。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在加强，国际政治多元化的格局仍然存在。和平与发展虽为世界各族人民的良好愿望，但整个地球并不平静。军备竞赛、核武器的研制、空间技术竞争、贸易摩擦等等每天都在上演。虽然人类的异化得到许多人的认同，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已成不争的事实存在着。人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多地依赖于科技成果，而且一些技术带来的负面影响也要依赖新的技术去解决，而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只达到3.27%，是日本，加拿大和欧盟等世界主要发达国家20年前的水平。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和时代背景下，作为未来主人和生力军的大学生们，就决不能再作“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文弱书生了。就必须打破文理分科隘口，广读各科书籍，做到真正的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晓达中外各国风情民俗、地理状况，了解人类技术成就和文明成果。只有这样，才能在当代国际风云的变幻莫测中确立正确的世界观，坚持正确的民族立场，掌握先进的技术手段，培养正确的生活观念，树立正确的环境能源意识，领悟世界先进的物质精神文明成果，更好地做好社会和时代的主人。 2文科生阅读自然科学类书籍是当前大学生自身就业与工作的需要 市场经济条件下，就业的不确定性和职业的不稳定性，使所学专业与所选择工作要求相脱节的情况大量存在，无形中加大了就业风险。而文科专业中的历史学、哲学、法学和管理学是初次就业对口位率最低的学科，供需失衡也造成法学学生成为就业率最低的专业。要应对这样的局面，就必须尽量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自主学习自然科学类相关知识，以便扩大择业范围，更好地在职业竞争中把握机会，获取成功。当前文科生毕业后在工作中突显的一些问题也让更多的人呼吁打破专业局限，以便培养全面优秀的专业人才。中国新闻网2009年3月13日引《检查日报》中《代表委员称文理分科不改革无法造就法学大家》一文中，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侯欣一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育研究与评估中心主任曹义孙对记者的谈话充分表达了对当前法学生在文理分科背景下表现出的“先天不足”的感慨。侯欣一强调:“法学人才除了法律专业素养以外，还应具备两种素养，一种是人文素养，一种就是科学素养”。“一个法律问题背后肯定有非常复杂的社会因素，没有对社会的解读，只会生搬硬套，怎么会成为优秀的法律人才”，“只有人文素养，没有科学素养，也不行。比如知识产权这门课，文科背景下的学生就无法深入进去，一遇到技术层面的问题，就卡壳了，而有些教师自己也是不通的。”［3］而在现实生活中，法学专业人员在解决房地产、知识产权等涉及多项技术指标的法律纠纷时表现出来的失误和纰漏更是让众多的社会人士闻之寒心。而一些具备自然科学相关知识的人员则在法学领域做出了惊人业绩。如被喻为“神探”、“中国的福尔摩斯”的世界著名的刑事鉴识专家李昌钰，早年取得的是警察和刑事科学学位，之后又获得的是纽约大学生物化学及分子化学硕士和博士学位，许多侦查结果的取得，都依赖其掌握的化学和生物学知识。而这是大多法学人员不具备的。这些都说明，在当前社会条件下，文科生特别是文科专业中实践性最强的法学专业学生，掌握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才能更好地服务社会。 3促进文科生自然科学类书籍阅读的引导策略 3.1积极聘请自然科学领域专家学者开展讲座，营造多学科交叉综合的学术交流氛围 文科生缺乏理科自然科学知识，理科生缺乏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素养，是普遍存在的客观事实。理科生人文素养的缺乏问题已有多人撰文讨论并引起社会关注而加以改善，许多理科院校都不断聘请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到校交流讲学，以便向师生渗透人文社科知识，加强其文化素养。而对文科生自然科学类知识的欠缺问题加以撰文讨论的则几乎为零。文科院校开展学术讲座或交流会议也多以与专业设置和学科属性相同或相近为主，很少聘请本专业或学科以外的专家学者进行交流讲学。如2009年是西北政法大学开展学术讲座和交流比较多的一年，粗略统计全年共开展讲座和学术报告108场。除5场题目未报外，其中政治法学类76场，占总数的70.4%，哲学、文化、社会学共11场，占总数的10.2%，经济、管理6场，占5.6%，英语3场，占2.7%，教育及就业专题5场，占4.6%，其它两场，一场为《图示的态度和方法》，一场为国家授时中心的董军主讲的《现代时间斗量于北京时间》，显出明显的自然科学技术特点，但占总量不到3%。由此可见文科院校学术交流活动中的倾向性和局限性，而当前学术和社会问题呈现出多学科交叉发展、综合治理的趋势，作为学术文化重阵的大学，就应积极感知和响应社会发展趋势，努力挣脱自身专业和领域局限，关注其它专业和自然科学发展动态，积极与自然科学领域单位和个人进行交流和合作，搭建学术交流平台，创造访学讲学契机，从而打破专业学术局限，开阔师生思维视野，为增强理科素养、完善知识结构创造良好的学术交流和文化渗透氛围。 3.2针对图书介绍薄弱环节，加大自然科学类书籍介绍力度 现代开放宽松的图书阅览环境下，对图书的介绍推广亦是形式多样，不一而足。有大型书店的热销书或新书推介、网上图书资源的重点书目介绍、电视或广播节目中对名小说或书籍的导读。而大学生进入校门后，有教育部高教司指定的大学生必读书目100种，各专业老师也会开列本专业所须阅读的书目，梁启超、胡适等人也曾开列过青年必读书目。但仔细考察各家所列书目，大都倾向于人文社科领域，涉及自然科学类的书籍极少。这样使得整个社会阅读超于功利性、消遣性和单一性，不利于在全民范围内形成讲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科普环境，不利于全民科技意识的树立和提高。介于此，各图书文化事业机构和单位团体，特别是肩负着培养国家人文社科领域人才的文科院校，就要针对这一薄弱环节，改变跟风趋势作风，积极引进自然科学类书籍和文献载体，利用音响、视频、报刊、网页等多种方式向读者灌输科学精神、科学理念、科技生态知识和意识，介绍优秀的自然科学读物和文献资源，调动其阅读兴趣和积极性。 3.3突破专业局限，开展自然科学类知识竞赛和社会实践活动 中小学自然科学知识竞赛比较普遍，而文科大学生自然科学知识竞赛并不多见。2008年江苏省举行了首届文科大学生自然科学知识竞赛，是这方面的创举［4］。此举是在认识到“大学生科学素质的高低，对提高全民科学素质和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都将产生重大影响……因长期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学生的科学素质结构存在明显缺陷”，响应国务院《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为激发大学生学习自然科学的热情，提高文科大学生的自然科学素质而实行的。其主要知识点和要求为:①重点了解物质、能量、信息和宇宙、地球、生命方面的基本知识，掌握运用这些知识的主要方法。②一般了解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球科学、生物学等基础学科的内涵、外延、作用和发展概况;了解科学技术的性质、功能、历史和发展趋势，及其对社会、经济、文化和生活的影响，掌握尊重科学方面的基本要求，了解学科体系的结构和布局，相互间的分工、联结、交叉与融合，以及由此形成的功效，了解资源和能源的开发与利用，环境保护，以及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基本知识［5］。可以说较为全面地涵盖了自然科学领域的知识点和理论体系。这种通过知识竞赛激发学生学习自然科学兴趣的方式，变被动为主动，不但能起到较好的刺激作用，而且能起到良好的引导和知识普及作用，值得文科院校借鉴推广。此外还可通过定期参加自然科学实验室活动、野外考察、参观科技馆、制作手工机械等方式，调动其学习阅读自然科学类书籍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科技意识，提高科学素养，完善知识结构，促进大学生全面健康发展。 作者：万彩红 单位：西北政法大学图书馆 自然科学论文:略谈自然科学论文政治质量意识 一、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出现的政治类差错的表现形式 （一）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的主题与观点方面存在的问题 虽然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不涉及政治性言论，但它仍有政治原则与方向问题。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的政治原则与方向首先体现在文稿在主题与观点中是否与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保持一致。例如，有一篇名为《中医退出正当时》的文稿，作者以大量事实论证我们应放弃对中医的投入，把有限的资源用在西医发展上会有更大效益。审稿人认为作者提出的观点大胆、独到、新颖，可以作为一家之言刊载。而编委会认为，文稿观点与国家大力发展中医的观点相悖，不予刊用。而与此同时，有刊物刊出了类似观点的文稿，虽在学界引起了反响，但给举步维艰的中医发展在舆论上又人为制造了不该有的麻烦。一篇名为《公立医院应走市场化道路》的文稿，作者从经济学角度阐述公立医院走市场化道路解决发展问题的观点，观点有理有据。审稿人认为，该观点对我们许多陷入发展困境的公立医院发展具有指导意义，可以刊载。而编委会认为，文稿观点与国家医疗制度具有社会福利性质，公立医院必须承担社会义务的原则相悖，不予刊用。审稿人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与缺乏政治意识有关。学术类科技期刊的政治原则与方向表现在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出版方针。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就要求学术类科技期刊保证所载内容必须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二）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内容方面存在的问题 （1）为提高影响力，置泄密于不顾 许多刊物为提高刊物影响力，喜欢刊载一些有“爆炸点”的文稿，而许多作者为提高自身学术地位，也希望刊载文稿能引起学界广泛影响。为此，都在围绕“爆炸点”做文章。“爆炸点”不好找时，自然想通过捷径来制造“爆炸点”。最捷径的办法就是大尺度地暴露研究方法与过程，以此来赢得别人的兴趣与关注。在医学期刊中，我们常常会发现，许多期刊把一些非常有情报价值的种族基因信息刊登出来，为敌对国家制造基因生物武器提供了资料，这种教训是惨痛的。有资料显示，国外情报机构获取我国情报的主要渠道是公开出版物。因此，期刊编辑必须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在审阅一些高科技项目时，一定要慎之又慎，把好保密关。 （2）就学术而学术，置潜在不良影响于不顾 许多编辑在审稿时就学术而学术，置潜在不良影响于不顾。比方说，有一篇名为《XX族艾滋病感染调查及分析》的文稿首次披露了一个封闭地区、学者们认为不存在艾滋病流行条件的地区发生了流行情况，这是一个颠覆以往普遍认识的一个新的学术观点。审稿人认为，该文稿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应该予以刊载。但编委会在慎重思考后予以撤稿，认为这种情况发生在民族地区，如果被人利用，很可能将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演化成政治问题。有一篇名为《某地鼠疫流调报告》的文稿将一个地区发生鼠疫的情况进行了报道。审稿人认为，该文稿意在总结某地鼠疫的发生规律，对鼠疫防治有极大的指导意义。而编委会认为，文稿不宜公开发表，其如若散布到社会上，极易引起社会恐慌。一篇名为《XX族X基因突变检测分析》的文稿将某一个民族的某个基因情况进行了报道。审稿人认为，该文稿发现了不同于其他民族的一个基因特征，对人种研究提供了证据。而编委会认为，文稿貌似一篇纯学术论文，但文中涉及到的观点有种族歧视问题，文稿不宜发表。 （3）重视文稿总体思想，置细枝末节于不顾 编辑工作是一项繁重的脑力加体力加眼力的工作，很少有不超负荷工作的编辑。故而许多编辑把全部精力放在了文稿的主题思想上，而忽视了对细枝末节的审查。殊不知，一个小小的不注意便会引发大的政治波动。有一篇名为《我国人口肿瘤分布地区特征》的文稿宣称统计范围为“全国”，但我们细看并无台湾资料，对此我们的编辑及时在文中加注“除台湾地区”字样。这种情况很多，易给人以口实。有一篇名为《海西州藏族蒙古族自治州地方病调查》，我们对文稿的敏感问题进行了审读没有发现问题，而在付印时，一位蒙古族激光照排人员提出“抗议”，原来作者把“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写成了“藏族蒙古族”自治州，我们在审读时没想到会发生此类问题。此外我们在常见问题上给予了足够的关注，常常对国界也十分注意，而对省界、区界关注不够，引来意想不到的纷争。 （4）重视文稿主体审读，置参考文献于不顾 随着文稿规范性的增强，参考文献成为学术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参考文献的审读，我们许多编辑认为不会有什么问题，于是或仅对关键文献加以审核，或只是对文献引用格式予以规范。在对一篇国外来稿审核文献时，我们没有发现有什么异常，作者提供的是一个文献来源网址，但无意点开这个网址，发现它是一个别有用心的链接。对文献链接我们要有十二分的注意，对指向一些特定域名的网址进行不厌其烦的检查，防止将读者引向境外别有用心的站点，例如对含．tw的站点，应着重检查，其常常隐含有分裂祖国的内容。 二、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政治质量的把控 （一）编辑主体的审美原则是学术期刊把控政治质量的关键 编辑主体的审美原则是保持刊物政治质量和学术质量的关键。任何学术期刊，包括自然科学类期刊，总是由一定的阶级所掌握，总要表现其所属阶级的立场、观点、利益和愿望，为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服务。因此办好学报的最根本的原则，即是必须牢牢把握政治性原则，必须讲政治。因此，编辑主体在对稿件进行编辑加工时，首先要看文稿的政治质量，如果一篇文稿仅从学理上有严密性，但政治倾向是消极的，甚至是反动的，那么，再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文章也是不可取的。所以编辑主体在审稿、编辑加工过程中必须以敏锐的政治眼光审视文稿，否则就失去了作为编辑主体自身应尽的职责。［1］ （二）切实做好审读的制度设计是学术期刊把控政治质量的方法 审读制度是我们的防火墙。学术期刊编辑要树立审读意识，审读一直贯穿于期刊的整个编辑、出版工作的始终。每个出问题的编辑部都有审读制度，本文强调的是“切实建立”。作为一项制度设计，我们要把审读制度设计成一项不可逾越的程序性制度，而不仅仅是一项可有可无、可松可紧的附加性制度。 （1）构建学术期刊外部审读机制对于提高学术期刊的质量十分必要。 （2）重视审读者的第三方性。往往请单位内部的专家来做审读工作，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许多问题他们看不到或不愿说。而从单位外聘请相当比例的审读员，则可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3）不放松知名专家稿件的审读。应加强对约稿的审读，对审读出的问题不迁就，不通融。 （4）审读决不可抽样，必须全刊审读。综上所述，自然科学类期刊编辑要从思想上树立起对自然科学类文稿的政治审查意识，不因其为自然科学类稿件而忽视政治质量审查，要辨别、厘清一字不着但潜含于文稿内容之内的不良政治问题，按照“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发表分内外”的原则，切实确保自然科学类期刊的整体办刊质量，严格做好自然科学类期刊政治质量的把控。 作者：陈芃 单位：青海大学 学报编辑部 自然科学论文:浅议学前教育专业自然科学课程 1充实学前教育专业自然科学课程的必要性 1.1幼儿教师科学素养水平对幼儿培养至关重要 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结果显示2010年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为3.27%,相当于日本(1991年为3%)、加拿大(1989年为4%)和欧盟(1992年为5%)等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水平。这一数据在2001年1.44%,2003年的数据是1.98%,2005年是1.60%,2007年是2.25%,[2]以上数据反映出我国公民整体科学素养水平不高且提升缓慢,而幼儿科学教育则是公民科学素养的早期形成的重要保障,对幼儿培养起到关键作用的幼儿教师科学素养的水平将会直接制约国民整体科学素养水平的提高。笔者也在学前教育专业任教,在2012年冬季国家英语四、六级考试的时侯(12月22日),有学生(理科生)因害怕世界末日来临,而选择放弃考试。这虽然只是个案,但我们未来的幼儿教师的科学素养水平,从这一愚昧行为中可见一斑。 1.2适当增加自然科学课程的重要性 在指导幼儿科学活动中,幼儿教师承担着激发幼儿对自然、对科学、对周围世界的兴趣,启迪幼儿心智的任务,对于孩子生活中一些有趣的、有益的生物、物理、化学现象都要能深入浅出地作出适当的、科学的解释。因此,学前教育专业课程的设置要适当增加自然科学方面浅显的与今后幼儿教育工作相关的知识,将自然科学作为基础学科正常开设,这对于拓宽师范生的知识面,开拓视野,提升学生的文化素质,培养高师学前教育专业的师范性有极大的帮助。 2如何设置学前教育专业自然科学课程 2.1现行课程设置不利于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 五年制大专和中专的通识课程中包含了自然科学(物理、化学、生物)课程,而三年制大专的课程除了表1所列举的相关课程以外,并无其他自然科学相关课程。那么三年制大专是否可以增设与五年制大专和中专类似的自然科学课程呢？三年制大专的同学在初中和高中阶段,已经比较完整的学习了自然科学的课程,那么知识的简单重复学习,便没有了意义,这也是为什么在课程里面几乎没有了自然科学。让笔者深有感触的是,各校学前专业现行的教育大纲几乎都可以概括成教心学(教育学、心理学)加技能(美术、音乐、舞蹈等)的模式。比如在教师的教育专业性方面,当前各校学前大专课程主要以教育学、心理学、学科教学法为主,而没有将未来幼儿教师的培养纳入到一个系统化的课程设置体制当中。[3]这样的后果导致学前专业毕业生自然科学知识参差不齐,良莠不一,他们不知道什么该学,什么不该学,学过以后也不知道在实际的工作中怎样传递给幼儿。 2.2三年制大专需要怎样的自然科学课程 《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指出幼儿教师应具有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根据现存的实际情况和对未来幼儿教师的要求,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学前专业大专课程必须进行改革。以幼儿园教学的实际需要设置一门以物理、化学、生物等知识为主的综合课程,该课程总体教育实践为60～80个学时为宜。第二,对实际的教学过程进行改进。山东女子学院董旭花教授主编的《幼儿园科学园(室):科学探索活动指导117例》中活动54—简易直流电动机模型。[4]该活动目的在于帮助幼儿初显的认识电和磁的相关现象,让他们感到好奇,激发了他们对科学、对自然的热情,同时,也锻炼了幼儿的动手能力。虽然大专生在中学阶段已经学习过此活动中涉及到的物理学知识,但很多的同学没有完全的掌握相关的知识,更谈不上在幼儿教学中运用。在自然科学实际的教学中就可以以通以上类似的活动示例为背景,让未来的幼儿教师自己动手完成活动示例中要求的各项内容,然后对活动示例中所涉及到的相关自然科学知识进行总结和归纳,从而对相关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和巩固,笔者把这种对师范生的教学过程叫做“从运用到知识”法。第三,现有的自然科学教材不适合当前的教学,应根据实际为该门课程编写专门的教材。该教材的编写应遵循逆推或归纳过程,从幼儿教学的实际出发,归纳出需要学前专业学生掌握的知识和技能。教材的编写可以按照“从运用到知识”法,重点以剖析幼儿科学教学中实际教学活动为主,帮助学生总结和巩固相关的自然科学知识。 3结语 近几年,全社会都在持续的关注学前教育的发展,国家也陆续出台了幼儿教师培养的相关政策和指导意见。学前教育专业自然科学课程的规范有效开设对幼儿教师科学素养以及对幼儿科学教育水平的提高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希望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学前教育专业研究者和专家共同努力,让我们从幼儿教师培养开始,逐步提升我国公民科学素养水平。 作者：周春 单位：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自然科学论文:高校学报自然科学版报道内容综述 1高校学报自然科学版的报道内容 高校学报自然科学版的报道内容，因各个学报的办刊历史和学校特点呈现出比较鲜明的个性。科技期刊在选稿方面要提高话题意识、注重选题创新，注重期刊载文的科学性、新颖性和先进性［7］。高校学报报道内容的选择主要体现在其报道的学科上，也反映在其作者群上。另外，科普等相关功能的探索也在业界有讨论，有的利用封二、封三报道科研快讯，有的开辟了研究简报的栏目。总体来看，报道内容体现各高校的特色，没有统一的要求，也没用相应的国家或行业标准，专门的研究尚不多见。笔者对于部分高校学报自然科学版目次中的栏目设置情况进行了整理和分析。 1.1核心类高校学报报道内容 这里指的核心类高校学报主要包括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和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栏目设置选择部分核心类高校学报近3年的情况（见表1）。通过分析，发现这类刊物报道内容特点如下： （1）与本校学科结合紧密。有的是独具特色的交叉领域，如电子科技大学的复杂性科学；有的是所在学校的优势专业，如武汉大学的化学、生物，武汉科技大学的冶金科学与工程，福建农林大学的作物科学；师范类的报道内容则紧密结合了所开办的专业，全面而细化。 （2）反映了地域科技资源。如华中师范大学的城市圈研究，宁波大学的海洋水产与生物技术。 （3）在拓宽报道内容上有新的尝试。由于这些高校学报办刊的优势，在吸引优质稿源上有条件，也逐步在尝试宽口径的栏目设置，如沈阳师范大学的主编约稿、武汉大学的综述，河北师范大学则设置了专题研究和学科综述两大栏目。 1.2综合类高校学报报道内容 综合类高校指的是世纪之交高校合并后出现的学科相对齐全的一般院校，具体栏目设置情况见表2。通过分析，可以发现这类刊物报道内容特点如下： （1）栏目设置比较全面，优势学科体现不足。部分高校学报没有栏目设置，究其原因，有的是栏目正在形成中，有的是办刊实践中发现栏目设置与报道内容有冲突，干脆取消栏目。 （2）开始注意与学科、地域结合来设置栏目。如江汉大学的光电化学材料与器件研究栏目，依托于部属重点实验室举办特色栏目；武汉纺织大学的纺织科学；东北大学的信息与控制、材料与冶金栏目；武汉工业学院（武汉轻工大学）的食品科学与工程，等等。在地域科技资源上，贵阳学院开设了区域经济研究；四川理工学院开设了工程质量、安全与防灾减灾。 （3）办刊实践中的新尝试。综合类高校学报难以借助刊物影响吸引优质稿源，在拓宽报道内容上也没有太多的内动力，但也进行了不少探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如青海大学的研究报告与学术论文。这里一个重要的尝试是浙江海洋学院和青海大学推出的研究简报。一般高校学报在高端的努力是必要的和艰难的，但在快速报道方面是有优势的和有需求的，研究简报的推出，很好的挖掘了自身的办刊优势，值得推广。 1.3农林师范类高校学报报道内容 选取农林师范类高校单独分析，是因为这类高校围绕优势学科办学，专业特征明显，对它们的分析也有解剖麻雀的意义（见表3）。通过分析，发现这类刊物报道内容特点如下： （1）与学科、地域的结合十分明显，所报道的内容能够全面反映办学资源。关于这一共性特点这里不再展开。 （2）在学科的纵深方面有探索，从理论和应用上都有拓展，很好地体现了栏目设置的延展性。如杭州师范大学的有机硅专栏；新疆师范大学的竞技与健身研究。 （3）在报道的时效性上也有初步尝试。如内蒙古农业大学的简报栏目。 1.4学报自然科学版报道内容的主要趋势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当前高校学报自然科学版报道内容的主要发展趋势。 （1）立足优势学科开门办刊。学报是“职员、学生共同研究学术、披露心得之机关”（见《北京大学月刊》创刊号《编辑略例》）。与本校优势学科的结合是高校学报自然科学版办刊的立足点。 （2）着力报道地域科技资源。不同地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有不同特点，学报应抓住这些优势科技资源，在与地域科技资源结合上不断着力。 （3）创新办刊思路注重延展性。高端的主编约稿、院士特稿，大综合的专题研究，注重时效的研究简报都是栏目设置的新趋势。实际上，学报报道内容和栏目设置的领域相当宽广，是和经济社会发展、学科的动态、学校的建设紧密相连的。按照中国图书分类办法，与自然科学相关的类别就有10大类，其中T类就有TB一般工业技术，TD矿业工程，TE石油、天然气工业，TF冶金工业，TG金属学与金属工艺，TH机械、仪表工业，TJ武器工业，TK能源与动力工程，TL原子能技术，TM电工技术，TN无线电电子学、电信技术，TP自动化技术、计算机技术，TQ化学工业，TS轻工业、手工业，TU建筑科学，TV水利工程，等等细类。在国外，科技期刊的科普功能得到重视和应用。学术期刊论文中阐述的新方法、新实验和新观念，也会作用于人的思维，具有科普功能。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学术期刊中完全可以融入科普内容，成为重要的科普载体［8］。科普报道以科技在线、编辑精选、网络观察、读者来信、学科视点等栏目出现在诸如Nature、Science等刊物上。然而，我们的高校学报编辑部多以“不能改变读者对象、降低学术水平为代价来招揽读者”的理由，没有在这方面进行尝试。总的来说，高校学报自然科学版在报道内容上既要细化栏目、精耕细作，又要提高固定栏目的比例、强化优势特色栏目。 2高校学报自然科学版特色栏目建设 高校学报自然科学版是典型的小众传媒、综合性学术期刊，文章数量少却专业种类众多，难以体现学科特色，是这类期刊的致命弱点。 2.1学报界和研究者多数主张策划特色栏目 多数研究者和学报界同仁认为高校学报影响力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涵盖的学科和专业太多，信息集中度太差，最终造成了总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排序的下降。一段时间以来，高校学报自然科学版压缩报道内容，甚至举办专业期刊成为时尚。其中不乏成功的例子，如《中国地质大学学报》变更为《地球科学》，成为地球科学类的综合性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大幅度上升；《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刊载论文内容集中，脱离了一般学报大综合的特性，成为全国众多高校学报中的佼佼者。为此，自科学报界多主张向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学习，举办特色栏目。他们认为突出特色，以特制胜是普通大学学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途径［9］。《江汉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开辟了“光电化学材料与器件”专栏，《海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开辟了“热带药用植物化学”特色栏目，《湖北民族学院学报》有“民族医药”栏目。综合性大学按照重点学科凝练特色栏目，民族师范类院校按照地域和传统优势学科打造特色栏目，专业明显的农林类学校更不用枚举了。这些特色栏目立足本校的重点学科，主动围绕栏目组稿约稿，成为倍受业界注意的重要阵地。 2.2不少办刊人和管理者主张坚持办刊规律不强求特色 也有学者质疑了大学学报的“特色论”［10］。他们的理论依据是学报是学术期刊，不能同文学期刊等消费类期刊等同，不可盲目学习其特色建设的规律。他们列举了中科院系统的学术期刊、国外的期刊办刊实践，特别强调：科学无特色，创新和反映创新的科学研究是学术期刊的第一要务。其精神实质在于质量［11］。当然，这些质疑论者也没有否定编辑的策划努力，他们承认学术期刊有学术引导的使命，提倡以问题为中心。 2.3对高校学报自然科学版特色栏目建设的建议 高校学报自然科学版的建设自有其规律可寻，在坚守职责的基础上，不断扩大报道内容是总的趋势，这一趋势必然同经济社会发展、学科动态和学校建设紧密相连。开办特色栏目不是学报的唯一目的，在学科相互渗透、交叉融合和不断分化组合的总态势下，相对集中地形成自己办刊的特色才是自然科学版的社会职责。这方面要有所创新，不能有固步自封的心态，不能回到过去那种“你拨经费我办刊，不愁期刊没人看”的旧思路上。对于特色栏目建设，不搞不必要的争论，而要在建设中不断打造队伍，凝练特色。这也许是面向未来的办刊之道。 作者：叶冰 曾婷 单位：江汉大学 期刊社 自然科学论文:中医理论与自然科学研讨 1科学理论的特点 自然科学理论，其所有的边缘概念都是来自于人体外部感觉器官的信号，比如西医，其观察人体情况，都是用眼睛、耳朵。所以自然科学理论的基本概念都是来自于人体外部感觉器官的信号，这是导致笔者能够理解、认同自然科学理论最重要的原因。总的来看，自然科学理论是人的大脑对来自于手、眼睛等人体外部感觉器官的信号的总结、概括、抽象而形成的理论。 2中医理论 中医理论是人的大脑对来自于身体内部感官信号的总结、概括、抽象而形成的理论。 与物理理论相比，中医理论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但是构成中医理论的基础概念如:金、木、水、火、土，阴、阳、邪气、邪风、卫气……是不被人们所认同和接受的。因为现代的科学家包括普通人，总是试图用所谓科学的方法来解释中医理论，他们总是问“什么是气，什么是金、木、水、火、土”，看不到气，也检测不到。所以这导致了中医理论不被认同。但是这就如同要求人们用眼睛看到香味、臭味，用手摸到红色、绿色，这是不可能的，中医理论的基础概念是人脑对来自于身体内部感觉神经的信号。 为了证明中医理论是人的大脑对人身体内部感官信号的抽象、总结，有一个很重要的证据———中药的药性。在中医理论中，中药的药性是通过品尝，甚至将药草吃进肚子，从而感受药草的药性。这证明了中医理论是人的大脑对人身体内部感觉神经信号的总结。 所以，自然科学理论是人的大脑对人身体外部感官信号的抽象、总结;中医理论是人的大脑对人身体内部感官信号的总结、抽象。 3展望 本研究所提出的观点首先证明了中医理论的科学性，其次为中医的研究方向指明了道路。 中医理论中五行理论为认知科学提供了一个关于“情感”的物理模型，这个“情感物理模型”对于认知科学有很大的作用，对于构建人脑中知识库模型有很大作用，笔者希望通过进一步对五行理论的研究了解情感与大脑的联系，从而为人脑“知识库”的研究提供益处，为我国自动化程度进行质的飞跃提供理论基础。 作者：孟晓宇 单位：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 自然科学论文:柏拉图哲学对自然科学的实用性 数学天文学家柏拉图 柏拉图将“理念”应用到天文学，“理念”在希腊天文学中的本意是形式，毕达哥拉斯借用“理念”来指称理想的几何图形，以区别于纸面上画出的几何图形.苏格拉底将这一思想推广到伦理范畴，柏拉图将这一思想推及到整个宇宙18Pg.柏拉图的宇宙论由形式、个体和造物主构成.柏拉图继承和发扬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是世界本原的观点.他用理想的、数学的天文学来代替观察天文学，是一项激进的观念变革.柏拉图第一次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盘旋在天文学家脑海中的行星运动问题给出了明确的目标:如何组合各种均匀的圆周运动，使其结果对应于所观测到的行星运动l8]2，围绕着柏拉图提出的问题，经过了500多年，从欧多克索(Eudoxus)到托勒密(Rolemy)，希腊天文学家利用数学原则与圆周运动来说明天体运动的各种不规则的现象.柏拉图提出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的学说，由人类组成的微观世界与宇宙的宏观世界相回应，他的思想影响到了中世纪欧洲的思想.柏拉图企图使天文学成为数学的一个分支，他的宇宙观基本上是一种数学的宇宙观.他用数学表达描述了神圣的天体运动，他设想宇宙开端有直角三角形，他坚信地球是固定在宇宙的中心，同太阳、月亮和行星一起与不同的速度围绕地球旋转.柏拉图认为只有一个宇宙，他认为不同的天体都是由四种元素的微粒组成的.火微粒是正四面体，气微粒是正八面体，水微粒是正二十面体，土微粒是立方体.第五种正多面体是由正五边形形成的十二面体，这是组成天上物质的第五种元素，叫做以太•柏拉图的正多面体，多元素体现了把自然数学化的一大步.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继承和发展了柏拉图的这一思想，哥白尼和伽利略也遵行了柏拉图的数学天文学思想而取得成功的典范，伽利略在《试金者》中曾这样描述过:宇宙这本书是上帝“用数学语言写成的，其文字是三角、圆和其他几何图形”四巴柏拉图受到了毕达哥拉斯派关于数的神秘主义的影响，他把这个理论运用到天文学中.在《蒂迈欧》中，柏拉图强调“一个”世界的完美性.他用“一”这个数字的概念说明了世界太完美了，并和德漠克利特的机械论展开论战，推动了天文学向前发展.柏拉图的天文学体系不涉及可见天体的可感知的运动，而是与想象中的天空中数学点的完美运动有关，这些完美的数学点描绘出圆周运动，通过匀速圆周运动的组合来解释天体运动的不规则性这一思想为数学天文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欧多克斯(Eudoxs)在柏拉图原则的指导下提出了天文学的天体的同心圆理论.托勒密乃至哥白尼一直延续这一思想研究完美的同心圆运动轨道. 柏拉图:理念论与数理思想相结合的古代典型柏拉图 在科学研究过程中，他将在认识论体系上的理念论与在本体论体系上的数理思想相结合，逐步建立和形成了自己的科学方法论理论体系.柏拉图对真理的认识是和他的理念论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他特有的唯心主义，后世称之为“唯实论”.“唯实论”对科学史的影响，超过了他的任何其他理论.科学史学家丹皮尔认为柏拉图的唯实论是一种现代形式观念的“实在论”，比一种粗糙的唯名论更接近真理7竺柏拉图的唯实论与基督教神学相结合，在方法论上表现为注重推纳演绎法，重视数的观念.柏拉图将几何学作为演绎推理的一个很好的实例，柏拉图曾经明确地把上帝看成一位几何家.他以几何学为蓝本，认为数理学家要利用各种几何图形进行思考，但是这种图形不是现实中的图形，而是理念中的图形，经过假设和逻辑推演，最终形成人们对现实世界认识的各种的理念.E•迈尔(Mayr)将这种思维称之为“类型逻辑思维”〔10183.这种思维模式认为自然界中应该重视研究典型现象，柏拉图本人建构的宇宙模型正是用了这种方法，欧几里得乃至整个自然科学所采用的方法都是如此111].波普尔认为，柏拉图是提出几何世界图景的第一人，是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牛顿等近代科学奠基者的思想噶矢112].研究科学史的历史学家林德伯格(Lindberg)这样描述柏拉图在科学上的影响:柏拉图的观点具有明显的现代口吻—理想化是大多数现代科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我们在建构模型和定律时，为了把握本质就需要忽略偶然因素的作用110183.而物理学也是遵行了这一方法论而取得了巨大成功，例如:古希腊的阿基米德在解决杠杆原理时，继承了柏拉图的理想化思想，忽略了杠杠本身的重量、支点的摩擦以及空气阻力的因素，同时把物体作为质点，把杠杆的位置定位为一个理胜化的数学点来处理.同样，伽利略的对接斜面理想实验就是试图在排除所有阻力和干扰的理想状况下描述物体的运动，解决了物体的运动问题，这是柏拉图的“类型逻辑思维”延伸的一个经典实例.后来的牛顿在伽利略理想实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牛顿第一定律，即赓胜定律，惯性定律是不能直接用实验去严格的验证，它也是理想化逻辑推理的产物.柏拉图的自然哲学思想记录在他的众多著作中，其中最著名的是《蒂迈欧篇》.科学史学家WC丹皮尔曾这样评论《蒂迈欧篇》:这部书差不多成了中古时期的知识的唯一来源，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被遗忘的几百年中，它给中世纪带来了一种自然哲学，当时的异想天开的见解有许多就是从那里来的Iv]51.柏拉图还通过举办学院的形式传播他的科学思想，他注重实证研究，培养了欧多克索斯、亚里士多德等大批杰出人才. 作者：张瑶 吴文良 徐楠 单位：昭通学院物理系

图书情报论文:图书情报内部的社会网络研究 1社会网络分析法的应用 早期对合著研究的方法过于简单，主要通过文献统计的方式对领域内的期刊进行研究，然后再进行统计分析，判断该学科合著现象的发展趋势，研究运行的规律和出现的特点。这种研究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缺陷，忽略了合著形成的统一网络体系，没有充分考虑潜在联系之间的相互关系。互助网络是合著作者的真实体现，他们之间所建立的关系称之为社会网络。为了方便分析合著网络和社会网络，一些学者开始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分析合著网络。人类学院最早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是现在社会网络中一种比较成熟的分析方法。社会网络分析法有着自身的专业术语和概念，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种标新立异。图书情报学者通过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分析图书情报内部合著网络，取得了理想的效果。通过采用朱庆华等的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以《情报学报》为出发点，通过实际分析，发现图书合著中存在着关系密切的团体。袁润的《中国图书馆学》被作为数据上的出发点，实现了合著网络的构建，并分析了合著网络的特点。陈定权选择的数据更多，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分析了社会网络，分析的对象包括图书情报学的5种核心期刊，最终证实了合著网络反映的真实的人际关系。荣先乾和邱均平也采用了社会网络分析法，通过比较的方式研究了不同领域的国内外学科期刊，比较发现我国图书情报内部合著网络和国外的图书情报内部合著网络存在着截然的不同。这些实例说明社会网络分析法在图书情报内部合著网络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2研究对象与方法 2.1研究对象 以CNKI为数据源，对1999—2013年公开发表的1969篇社会网络领域的文献进行了分类分析［1］。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前身是图书情报学院，拥有悠久的历史和规模较大的教育资源，有着世界领先的研究水平，因此文章的研究对象选择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图书情报内部合著网络具有较强的典型性。文章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知网，是从数据获得的方便性来考虑的。为了防止出现漏检的现象，采用模糊检索的方式。通过筛选去掉重名的作者，筛掉不是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作者的文章。经过初步统计，我们发现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有59名作者符合合著关系。通过图像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合著数量保持着上升的趋势，虽然个别年份有下滑的趋势，但是整体仍然保持着上升的趋势且水平较高。为了深入研究图书情报内部合著网络，需要对相关数据进行进一步的处理，我们通过构建Excel表格的形式进行分析研究，学者姓名有行名和列名，观察统计结果，发现有超过2名以上的作者。通过采取比较的方式对比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师资队伍名单，如果学者之间存在相互合著，通过标注1的方式在对应的单元格记录学者的名字。当将所有学者的合著记录标注完毕之后，通过导入的方式导入Excel文件，最终形成关于图书情报内部合著网络的二维矩阵。每名图书情报内部合著网络的作者是合著网络的一个基点，这是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法的一个分析手段。文章构建的子群有较强的分析性和凝聚性，有便捷的可视化功能，能够有效分析图书情报内部合著网络。 2.2研究方法 中心度是社会网络分析的重点之一，一些社会学家对中心度的形式特征以及测量进行了研究，出现了大量的关于中心度的概念，因此造成了一定的混乱，而点度中心能够把大多数的研究结合起来［2］。本文的方法为中间中心性分析和点度中心性分析。与节点密切联系的节点数量是点度中心性描述的对象，通过测量得到网络中每一节点的权利。节点路径的综合数量是中间中心性分析的描述对象，侧重节点对中心的控制。通过观察合著网络，不难发现各类中心的大小不同，不同的大小代表着不同的合著网络地位。采用凝聚子群分析的方法为k－。该方法是子群n的子集，大于n－k个节点出现在该子群中。通过使用该方法能够对合著网络k－进行数量和规模的分析，可以得知合著网络之间的联系状况，能够更好地掌握合著网络的特点，理解小团体现象。网络可视化是借助软件平台来实现的，通过转化的方式将数据变成图形或者是图像，最终通过屏幕显现出来，能够保障网络结构的清晰性和可观性。该软件平台为Pajek，相比较其他的可视化网络分析工具，该软件具有能够处理多样图形的功能，越来越被可视化研究所认可。 3研究结果 3.1中心性分析 中心性分析结果表明，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邱均平等4位学者点度中心处于较高值，数值为6。这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了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4位学者网络合著较为广泛，处于核心地位，与另外的其他6位均有网络合著的联系。通过深入的观察不难发现，点度中心数量的多少并不决定点度中心的高低，这是从点度中心较低和较高学者近10年的来看的。朱玉媛和焦玉英有着不同的量和点度中心，分别为32，6和79，2。通过深层分析发现，这是因为每名作者论文合著网络所占数量的比例不同造成的。另外，不同学者之间所进行的合著网络的范围也不尽相同。通过中心性分析不难发现邱均平处于较高的中心度。这些学者对资源的控制能力很强，在图书情报内部合著网络中处于重要的地位。但是透过分析结果我们还能发现：中心性为0的学者几乎没有所谓的资源控制力，这样的学者一共有22位，占了合著总人数的37.3％。这一结果反映出相对平均的资源分布，说明大部分学者还是有一定的资源控制能力的。通过以上分析，借助中心性分析的方法，找到了该机构的中心学者，实现了对资源的掌控，了解了基本的资源情况。另外，值得关注的是有的学者在中心性两项指标上排名靠前，可以认为这类学者是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中坚力量，在合著网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3.2凝聚子群分析 在k－的凝聚子群分析过程中，首先需要确定k值，我们选取2作为k值，在这个子群中共有n个成员，至少存在着n－2个成员与其他成员保持着联系。设置k值的同时，也需要设置n的最小值，文章将n的值定为3，最终发现有156个n－，它们与其他成员保持着密切联系，由此不难推断至少与其他的一名成员保持着合著关系。通过进一步的设置变动，将n的值设置为4和5，设置为4的时候找到11个4－，n值为5的时候，却没有发现有n－出现。由此得出2－是合著网络的最大值。11个2－中的成员至少有2名和其他成员保持着合著的关系，成员之间的联系较为密切。在2－中有11个人，有4名合著人员拥有不同的专业。其中有9个成员来自不同的系别，有2名同学来自档案与信息系和图书馆系。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不仅在相同专业进行了合著，在不同的专业上合著也极为紧密。这种紧密的联系有助于相互之间的交流和学习，促进图书管理专业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3.3可视化分析 科学计量可视化即知识图谱，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是用可视化技术描述知识发展进程与结构关系的一种科学计量研究方法［3］。原始的数据矩阵借助Pajek软件实现了最终的文件打开，参考软件手册，操作软件中的可视化菜单，单击相关的菜单路径，实现对菜单布局的自动控制。一般来说该菜单的路径为Layout－Energy－Kamada－Kawai－Free。我们从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数据中发现，只有2名学者没有和其他学者开展合著，其他学者之间均进行了有关的合著联系，合著机构体系联系紧密，从而验证了之前的结论。 4结语 研究表明，综合多种合作关系数据可以从更深层次研究机构之间的科研合作状况［4］。本文借助网络分析方法，分析了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图书情报内部合著网络的情况以及内部学者之间合著所体现的特点，小团体和资源的控制等也包含在内。结果显示，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学者之间不但在同一专业，就是不同专业之间也存在着合著现象，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这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图书情报所具有的融合特点，这种合著网络有利于图书情报事业的发展。当然，研究也存在不足，如研究对象多是一种或者是几种期刊数据，仅仅涉及了图书情报内部合著网络的发展；对图书情报内部合著网络的分析所选取的研究机构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所得出的研究结果是否科学，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作者：陈丞 单位：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图书情报论文:小议现代图书情报工作 1理论研究有待加强 从理论上来说，对于图书情报学理论方面的研究较之其他热门学科较弱，不系统。知识经济下，图书情报工作对于理论能力的要求不断增加，而过高的要求与学科研究的缓慢发展不相适应，于是产生矛盾，阻碍图书情报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例如，现在网络发展迅速，很多作家都在网上写作或者用户可以在网上查到各种各样的资料，但是对于网络资源的知识产权问题却还没有明确的规定。 2管理制度有待完善 知识经济背景下，知识量迅猛增加，对于知识的管理就尤为重要，传统的管理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时展的需要，必须进行改进以适应社会需求的增加。此外，人才的管理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要深刻认识到社会发展的根本要素就是人才资源。信息的激增对图书情报工作人员的要求也不断提高，包括对信息管理人员的管理能力的要求、知识素养的需求，以及专业人员数量的要求等。 3服务质量有待提高 服务质量不高归根结底就是服务态度的问题。传统的观念仍然占据着主流地位，根深蒂固，不容动摇。“服务大众，服务人民”的观念还没有进入人们的脑海。这样的一种现状会影响图书情报在教育、经济等各方面作用的发挥。 4资金投入力度有待加强 资金投入短缺，使得信息资源建设变得十分艰难。在我国家，政府投入是投资主体，但是政府要管理各个方面，对图书情报重视还不够，所以投资力量有限，对这方面建设的投资较少。在外国，随着经济的发展，对图书情报类信息服务产业的投入都比较大，往往是我们国家的好几倍。再加上我们在图书情报方面起步较晚，所以在图书情报方面存在差异也就不足为奇了。 5现代图书情报工作发展策略研究 面对知识经济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我们应以正确的态度来看待和认识，并制定行之有效的措施，利用好迎来的机遇促进自身发展，努力克服面临的挑战，在不懈的奋斗和努力中不断前进。 5.1加强知识管理 知识的急剧爆炸使得知识的管理变得困难，同时也显现出知识管理的重要性。图书情报机构要采取各种有效举措加强对信息资源的管理。例如，建立较为完备的数据库资料系统。因为在知识经济下，人们对知识的需求明显增加，原有的管理方式已经不科学，需要建立一个更为完善的数据库以便人们更加方便地查找资料、自主学习［3］。在数据库系统中，资料会被分类处理，所以查找起来会非常方便。人才资源的管理是知识管理的核心。时展对工作人员的素养要求越来越高。例如，对工作人员知识面的要求是广泛，不能只懂一门专业，对其他问题一窍不通。传统的图书情报工作人员多是文科生，理科生较少，这一现象必须进行改进，要广招各类各科人才尤其是图书管理类专业人才，并且要对工作人员进行定期的培训，不断提高工作人员的个人素养。 5.2提高服务质量 5.2.1建立图书情报服务中心 所要建设的图书信息服务中心应该以网络、计算机、多媒体等为基础，突出区域性服务特点，增强图书情报工作中的信息共享、资料查询、资料管理等方面的作用。 5.2.2转变服务态度 “态度决定一切”，这句话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必须重视态度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而我们传统意识里对图书馆工作的认识就是清闲、干净，很少有服务大众的意识。在知识经济的背景下，对图书情报工作人员提出新的要求，必须以人民大众为根本，努力做好本职工作，服务大众。它不同于其他的服务行业，是一种知识服务。 5.2.3改变服务手段 科技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科技发展的同时也要求服务手段的改变。计算机、多媒体、智能技术都已不再新鲜，图书情报工作要好好利用这些高科技成果不断完善自身，推动自身不断创新，促使服务手段网络化、智能化、自动化。如图书资料查询完全可以依靠计算机软件完成，既节省人力、财力，又方便快捷。 5.3促进图书情报理论的发展研究 相对于其他热门专业理论的研究，例如文学、力学、化学等的研究，图书情报理论研究较为薄弱。因此，知识经济发展的需求与这种发展现状不断矛盾着。这就要求政府加大对图书情报工作的投资，制定相关政策，促进图书情报的发展，培养更多优秀的图书情报专业人才。 5.4定期对读者进行培训 知识经济下的现代图书情报工作不仅与工作人员有关，与读者也有着密切的关系。不仅要求工作人员要提高自身素养，也要求读者具有一定知识。对读者进行培训，可以提高读者自主学习和查询资料的能力，也可以减弱或消除一些读者对于计算机等高科技借阅设备的畏惧心理。例如，可以对不同年龄的读者进行不同的培训，像一些年轻人就可以简单讲解一下，而对于一些年纪较大的读者要从基础教起，对于年龄较小的读者，要注意对其读书兴趣的培养。同时，加强对读者的培训有利于减轻工作人员的负担。 5.5发掘新的更有效的增长点 5.5.1完善信息咨询业务 已经有资料显示，近年来有些经济发达的地区出现了信息咨询业务的快速发展，甚至有的地方已然形成了高科技密集的产业。但是与国际上这种产业的发展相比，这些发展还有待提高。图书情报工作中还是存在许多的问题，有待解决。这种现象提示我们信息咨询业务是一块“肥肉”，我们要把握机会促进发展。 5.5.2加强国内外知识信息的交流与合作 经常上网查资料的人会发现这样一种现象：网上的中文资料非常有限，了解一些简单的知识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要进行专业的项目研究，中文资料就可能难以满足需求。这就要求我们加强国内外知识信息的交流与合作，相互促进发展。 5.6大胆尝试现代图书情报工作的研究新范式 所谓行动是指图书情报工作人员从事的实际操作活动，而研究是指专家学者对于图书情报相关学科或者图书情报工作的一些研究。因为主题的不同，所以这两个方面长期分离，这种分离不利于图书情报工作的研究和发展。所以大胆尝试知识经济背景下现代图书情报工作的研究新范式———行动研究是十分有意义的。首先可以解决提高工作人员自身素养的问题，优化对信息资源的管理；其次，研究在实践中发现的问题才是最实际有用的。 6结语 综上所述，知识经济背景之下，图书情报工作机遇与挑战并存，必须正视这个问题，采取有效措施促进知识经济与图书情报工作的协调发展。 作者：蒋春梅 单位：延边大学图书馆 图书情报论文:图书情报学术人才培养模式 从2009年开始，教育部决定开始扩招专业学位硕士，并特别在报名、考试时将“学术型硕士”和“专业学位硕士”进行区分。专业人士预测，未来几年，专业硕士人数可达50%，将与学术硕士平分秋色。教育部明确指出，专业学位人才培养与学术型学位人才培养是高层次人才培养的两个重要方面，在高等学校人才培养工作中，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1〕。近年来，专业硕士招生比例和招生专业都有大幅增加，图书情报专业作为一个新的生力军于2010年开始设置，18所高等院校获得图书情报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这标志着我国的图书情报硕士教育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1图书情报专业硕士与图书馆学情报学学术硕士的比较图书情报专业硕士与图书馆学情报学学术硕士比较，差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培养方向和目标不同专业硕士是与学术型硕士相对，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并适应特定行业或职业实际工作需要的应用型硕士研究生，所获学位是具有职业背景的学位，以培养特定职业高层次专门人才为目的〔2〕。学术性学位表示受教育的程度在某一学科领域已达到的学术水平，而专业学位指通过高水平的专业训练。具有从事某一专门职业的能力和理论知识所获得的学位〔3〕。简言之，专业学位是应用型的，学术学位是科研型的。对于图书情报专业硕士来说，主要指能够解决实际问题，适应信息化发展的高层次、应用型和复合型专业人才。而图书馆学情报学学术硕士则是侧重于学术理论研究，主要从事教学和科研。 1．2入学难度不同专业硕士和学术硕士的入学难度也有不同，专业硕士的招生考试一般有联考和统考两次机会，学术硕士则需要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考，联考和统考的难度不同，从以往的经验来看，联考的考试较统考要容易，但录取时更看重申请者的工作背景和职业阅历，一般要求报考者有一定的工作经历。 1．3社会认可度不同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偏重学术型学位教育，专业型学位教育有所忽略，以往学术型学位教育是全日制教育，而专业型学位教育可以选择半脱产;学术型学位教育正常毕业学历证和学位证双证齐全，而专业型学位教育一般遵循统考生拿双证，联考生拿单证的规则，双证齐全比较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国对两种学位的社会认可度有差异。全日制正规大学毕业的学术硕士社会认可度较高，专业硕士社会认可度较差。由于图书情报专业硕士刚获批不久，首批专业硕士还未得到社会验证，但人们固有的社会习惯和思维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图书情报专业硕士的认可度。 1．4政策倾斜度不同教育部推出一系列政策，计划往后几年继续减少学术型硕士，减少的名额用以增加全日制专业型硕士，对研究生招生政策也做出一系列调整，例如允许达到国家标准分数线，报考学术型硕士的考生改读专业硕士学位。两类研究生在招生及调剂时按照“一视同仁，同等对待”的原则确定考生进入复试的分数标准。同时国家在确定今年考生进入复试基本分数要求时，将统筹考虑前期计划和新增专业学位招生计划需要，确定统一的考生进入复试基本分数要求(对专业学位研究生不另行制定标准)。2012年考研政策出台，国家在继续扩大专业硕士招生规模的同时，特别是对管理类六个专业学位(工商管理MBA、公共管理MPA、旅游管理MTA、工程管理MEM、会计MPAcc、图书情报)和审计硕士初试科目进行试点，只设外语和综合能力考试科目，初试不考政治。2图书情报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探讨硕士学位教育的学术性和专业性，是划分图书情报专业硕士和图书馆学情报学学术硕士的重要依据，但是硕士学位在学术性和专业性上的分野，不是要割裂两者的关系，而是要在更高的层面上更好地发挥各自作用，并起到互相弥补、互相促进的作用〔4〕。在欧美LIS学界，并不存在硕士研究生层面的两种类型硕士学位的差别，没有所谓的专业性学位和学术型学位的分别〔5〕。不同国家的经济文化差异对各自的图书情报事业发展影响不同，我国现阶段图书情报专业硕士和图书馆学情报学学术型硕士并存是转型时期的本土化特点。事实上，图书情报学本身是一个强调实践的学科，片面地强调学术型硕士的学术性是不可取的，将学术硕士和专业硕士等同对待，划一培养也是片面的。两种学位的培养目标应该有所区别，但也有相当一部分重合交叉的部分。应该在课程设置、学科体系等方面巩固图书情报学的实践内核，做到技术研究和人文研究并重，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并重。任何一种固定的模式都是有缺陷的，在日新月异的信息环境中，应该侧重培养厚基础、宽专业、强素质的复合应用型人才，保证学科视野的开放性，强调图书情报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和融合，无论是专业硕士和学术硕士，都坚持以职业需求为导向，面向宽广的图书情报职业需求，同时，注意培养学术型硕士的教学研究技能，避免将学术型硕士浅层次化。图书情报专业硕士与图书馆学情报学学术硕士应该分类培养，在培养目标、培养方式、课程体系、学科建设、导师队伍等各方面区别对待，从而形成既相互区分，又交叉重合的培养模式。 2．1研究专业硕士与学术硕士的培养模式图书情报学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应用类学科，其来源于实践，最终须服务于实践。从图书情报学教育的学科特点出发研究专业硕士与学术硕士的培养模式，必须区别于其它学科，找出自身的生长点，只有这样，才能保持这一学科的独立性和完整性，找出其良性发展的科学轨道。我国的研究生教育模式一直受到本科教育模式的影响和制约，这种制约对研究生教育的分化发展，弱化了研究生教育的专业特征，导致其有着极强的替代和抑制作用〔6〕。在图书情报学教育中，信息技术和信息环境的影响日益突出，人文精神日渐缺失，图书情报学教育为社会培养图书馆与信息职业人才，职业竞争力的提高离不开学科教育对于所处信息环境的准确把握〔7〕，研究专业硕士与学术硕士的培养模式，离不开对泛在信息环境的考量和思辨，只有从图书情报教育的学科特征出发，才能找到最适合发展的研究生教育培养模式。 2．2图书情报专业硕士多元主体培养模式图书情报专业硕士属于新生事物，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培养模式，套用图书馆学情报学学术硕士的培养模式或者趋向本科化教育，都过于简单而僵硬，有违我国设置图书情报专业硕士的初衷。传统的职业教育所采用的“双元制”、“三明治”、“合作教育”和“订单式”等培养模式并不能持续培养出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8〕。图书情报专业硕士的培养至少应该有用人单位、学校、学生三个以上多元主体，所谓产学研一体化，图书情报机构作为用人单位，为学生提供理论应用于实践的实习平台，学生边学习边实践，在实践中检验理论学习的不足，产生对知识的渴求，通过“理论———实践———应用”的循环反复，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良好的职业素养，专业教育要区别于科学学位教育，要让学生真正地学到实践所需的知识和技能，提高图书情报机构服务质量及社会地位〔9〕。 2．3图书馆学情报学学术硕士团队式导师培养模式图书馆学情报学学术硕士的培养目标是为教学和科研培养后续力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称为培养“准博士”的专业人才。师资力量不足是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调整学术硕士的培养模式便显得尤其重要。以往的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模式多为单一导师制，有些较为先进的采用双导师制。当前我国研究生培养体制中，导师对研究生的培养还是以传统的“学徒式”培养模式为主，这种单一的指导方式培养出来的人知识面和创新思维受到限制，缺乏跨学科和交叉学科的研究能力〔10〕，作为一个处在边缘化的学科，图书情报学的学科交叉趋势日益明显，但研究生培养的单导师制或双导师制，限制了学生的思维和视野，让学科交叉成为一种不可能。在研究生教育中，许多研究方向的设置有趋同化特征〔11〕，这与单一导师制的局限是分不开的。在国外一流大学，选择学科交叉领域做课题研究，成为培养具备复合能力的拔尖人才的重要渠道。研究生培养应建立导师之间的跨学科合作平台，组成联合导师组，可以发挥导师各自的优势和拥有的资源，带动复合型人才的培养。 2．4分层定位的研究生培养模式:核心能力模式对于图书情报专业硕士和图书馆学情报学学术硕士来说，所要求的核心能力是不同的。作为专业能力和个人能力的综合强化体现，图书情报专业硕士所要求的核心能力模式更多地具有实践特点，要求较强的职业素养。而图书馆学情报学学术硕士的核心能力则更多地具有学术特点，要求较强的科研能力。虽然二者的核心能力要求在很多方面是一致和重合的。这就要求对图书情报专业硕士和图书馆学情报学学术硕士进行分层定位，打破传统壁垒和世俗观念，增强社会认可度。多纬度、多视野、分层次地开设核心课程。对于专业硕士重点以提高职业竞争力为导向，强调实用性，广泛地参与实践等等。对于学术硕士则重点面向学术，弹性动态地设置核心课程，经常评价、分析、修改和更新课程〔12〕，采用模块化教学，加强与国外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界的联合、合作与交流，培养全能的图书情报学术型人才。 3问题和对策 3．1缺乏完善的职业准入制度是制约我国图书情报学研究生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我国图书情报界，既无行业准入制度，又无行业资格考试制度，专业人才培养和专业培训始终只能游离在行业发展之外，自生自灭。同时，现在的图书情报职务晋升制度也与图书情报教育制度相悖。现有专业技术职务晋升制度乱象丛生，缺乏强有力的社会需求原动力〔13〕。学历学位不被重视，知识和技能受到打压，导致学科边缘化和去中心化越来越严重，职业自主权逐步削弱，专业生涯的吸引力不断下降，来自职业内部的自我歧视和专业教育的边缘化，使得图书情报专业学生对自身职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下降，导致专业人才不断流失，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危机日益严重〔14〕。 3．2专业定位和学科归属不明确，存在严重混乱现象，削弱了图书情报学研究生专业内趋力和职业自豪感从图书馆学到图书情报学，再到情报学，信息管理学，图书馆学情报学不断更换学科、院系名称，似乎在院系名称中去“图书馆”三个字就可以彰显学科价值。对图书馆学而言，图书馆专业在信息科技时代寻求关联性的努力实际上是在销蚀自身固有的相关性，对去技能或者去专业化问题的关注是当前潜在的、影响其未来发展的最大威胁〔15〕。情报学定位也模糊性严重，经常转换学科研究的主要对象，追求缺乏坚实的核心研究目标和稳定的研究方向，导致整个学科的发展显得浮躁，缺乏一个充实的“理论内核”〔16〕。图书情报学研究生专业内趋力不足，缺乏职业自豪感，在很大程度上归结于学科日益边缘化，社会认可度较差。图书情报界人士热衷于对相关学科、边缘学科甚至上位学科的研究，似乎将其它学科与本学科进行嫁接是优化学科的最佳途径。 3．3创新图书情报学研究生教育培养模式，规范专业硕士和学术硕士培养过程，是提高图书情报学核心价值和增强职业竞争力的根本途径任何一种培养模式都不是单一的，专业硕士和学术硕士的培养模式也没有严格的区分。只有适合的才是最好的，刻意的区分只会抹煞教育的根本宗旨。图书情报专业硕士的设置是学科教育面临大的契机，转型发展，科学规划，在学术的基础上传播图书情报学的职业精神和核心理念，是从业者需要恪守的宗旨和原则。遵从学科地位、学科性质、学科使命、研究生使命和社会需求五个导向〔17〕，构建多元培养平面，是培养宽口径、多层次的专业人才和学术人才的根本所在，也是提高图书情报学核心价值和增强职业竞争力的根本途径。 4结语 一个学科的发展总是不断探索，曲折前行的。图书情报学教育更是如此。信息社会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导致人与信息的关系和关联方式都在发生变化，信息所存在的领地和区域也发生了变化，由此必然导致图书情报教育的变革〔18〕。在与其他学科融合的过程中，图书情报学应该保持自身的核心内容，在继承中不断开拓创新。无论是图书情报专业硕士还是图书馆学情报学学术硕士，其培养目标、课程体系、教师结构以及培养模式都需要相应进行调整，使其规范化、精细化、科学化、实用化。这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需要专业学位建设与职业资格的有效对接，才能在不断探索中进入一个良性范式发展阶段。 图书情报论文:现代信息技术在图书情报服务中的应用 摘 要：现代信息技术采用了网络通信技术、计算机技术和数据库技术，有效提高了图书情报服务的效度和信度、提升了图书情报服务的馆藏建设、方便图书情报工作人员开展工作，对于图书情报服务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促进图书情报服务的现代化、提高图书情报服务人员信息素养和信息能力、完善图书情报馆藏现代化建设能有效提高在信息化时代为图书情报用户提供服务的质量。 关键词：现代信息技术；图书情报服务；应用 现代信息技术改变了传统图书情报服务单一、被动的服务模式，有效提升了图书情报系统工作人员的信息素养和综合业务能力，扩大了图书情报机构的馆藏数量和质量，使得图书情报工作能够为图书情报用户提供更为精准有效的信息服务，满足信息时代用户对于图书情报服务的新需求。 1 现代信息技术的内容 1.1 通信技术 网络通信技术的发展不仅为人类的信息传播提供了更为快捷方便和安全可靠的传输方式，而且通过通信技术与其他技术的结合有效促进了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现代信息技术中的通信技术已经不仅仅是传统的电信通信业务，而是能够为人类提供三网合一的通信服务的技术，通信技术的广泛使用为不同部门直接按照信息流犹峁┝吮憷，有助于信息的共享和交流。网络通信技术的发展对于信息的采集、传播和加工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现代信息技术中的通信技术在图书情报服务过程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在图书情报服务的馆藏和信息查询业务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 1.2 计算机技术 计算机不仅能够用来进行数值计算还可以用来进行逻辑计算，同样具备存储记忆功能。随着微型计算机的发明和推广使用，如今计算机已经普及到各行各业，成为信息化社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目前，世界各国正在研制第五代计算机，其主要特征智能化水平得到显著提升，计算机能够十分便捷地输入图像和使用自然语言，具备类似于人的大脑的功能。[1]图书情报服务人员需要具备熟练的计算机操作技能才能够在现代信息技术背景下为图书情报用户提供快捷便利的服务，更好地开展图书情报工作。“互联网+”时代，计算机技术和网络通信技术与各行各业进行融合已经成为主要趋势，计算机技术在各行各业的普遍使用为各行各业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图书情报服务也不例外。 1.3 数据库技术 数据库技术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推动了大数据和云计算的发展，当人工智能和数据库技术相结合之后，人工智能可以借助数据库技术将系统应用到实践当中，增强系统的综合功能。大数据具有大量、高速、多样、价值四大特点，对于大量数据进行实时挖掘和分析需要将诸多庞大的数据库进行链接，采用分布式计算机架构来进行云计算的分布式处理、分布式数据库和云存储技术。[2]图书情报服务中离不开数据库技术，随着越来越一体化的全球趋势发展，不同图书情报部门之间进行相互协作，共享数据库以充实馆藏资源已经是大势所趋。数据库技术在图书情报服务中的应用能够为图书情报服务提供更好的整理和检索功能，不同数据库之间的关联能够有效提高图书情报服务的馆藏数量和质量，从而为图书情报用户提供更高质量的服务。 2 现代信息技术对于图书情报服务的影响 2.1 提高了文献资料的效度和信度 文献资料的效度和信度是图书情报服务的基础，现代信息技术能够为情报用户提供精确全面地服务，并且确保所提供的文献资料的质量。[3]图书情报部门需要增强建设图书管理信息化的能力，完善现代信息技术应用的基础设备设施，并且提高图书管理人员的信息化管理和检索的能力。现代信息技术具备强大的信息检索和数据库查询功能，图书情报服务人员在工作过程中能够根据搜集到的文献、图书资料来源判断信息的有效性和可靠性，从而为图书情报用户提供更精确的信息服务。现代信息技术能够帮助图书情报部门提高对于所采集文献资源的甄别能力，对于文献的真实性进行更好的鉴别，同时将不同图书情报部门的馆藏资源通过网络进行相互关联，有效扩大图书情报机构的馆藏数量和质量，提升用户搜集到的资源的有效性和正确性。 2.2 有助于图书的馆藏建设 传统图书情报管理服务重视馆藏数量和馆藏质量，但是现代信息技术应用在图书情报服务中之后，图书情报服务能够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扫描更多的珍贵资料充实图书馆，图书情报服务能够更好地为用户提供服务，帮助用户快速、便捷地查找到准确的图书情报。图书情报工作部门需要将信息化管理纳入到图书馆藏建设中，方便进行统一的管理和信息的查找，并且有助于馆藏资料的信息化。[4]图书情报服务质量仅仅取决于馆藏数量和馆藏质量的年代已经过去，如今，现代信息技术在图书情报服务中的应用决定了为客户提供更及时、有效、准确的信息才是图书情报服务质量的衡量标准。现代信息技术在图书情报服务中的应用，倒逼馆藏信息化建设工作的推进，以满足在信息化时代用户对于图书情报服务的新需求。 2.3 便于图书情报管理人员的管理工作 现代信息技术在图书情报服务中的应用需要图书管理人员具备信息获取、加工和利用的能力，图书管理人员只有熟练掌握信息技术能力，才能够在工作过程中使用现代化设备检索用户需要的情报信息。现代信息技术在图书情报服务中的应用需要图书情报服务人员不仅具备检索信息的能力，而且还要有一般故障排除能力，并且能够培养用户在网络环境中检索到需要的信息的能力。现代信息技术在图书情报服务中的应用能够有效促进图书情报人员进行自我知识更新以满足工作需要，传统的图书情报服务已经无法满足信息时代用户对于图书情报的服务，图书情报服务人员需要掌握现代信息技术知识和相关的学科知识才能够更好地为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面对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源，传统的图书情报管理工作人员在工作过程中容易因为工作量过大而出现差错，在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持下，图书情报管理人员能够更好地进行自动化管理和智能化管理，减轻了工作人员的工作负担，提高了管理人员的工作效率，从而能够更好地为图书情报用户服务。 3 优化现代信息技术为图书情报服务的对策 3.1 促进图书情报服务的现代化 在现代信息技术的影响下大中型图书情报服务部门都已经提供了图书情报的信息化服务，图书情报服务的一体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能够为用户提供更为全面精确的资源。[5]不同图书情报服务部门和工作人员需要具备先进的管理理念，在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持下综合各种资源，及时对于搜集到的资源进行甄别、筛选、整理、加工，从而为用户提供最新的图书情报信息。图书情报服务的现代化能够有效减轻图书情报工作人员的工作负担，同时提高图书情报服务机构的工作效率，为用户提供更准确全面的图书情报信息和更优质的图书情报服务。图书情报服务的现代化发展需要转变传统的信息资源采集模式，扩展信息资源采集的途径和渠道，同时重视对于电子刊物的采编和加工，使得电子文献资源能够得到更好的管理。将现代信息技术应用到D书情报服务工作中能够有效实现图书情报资源管理工作自动化，能够提高图书情报服务工作的现代化水平。 3.2 提高图书情报服务人员信息素养和信息能力 图书情报工作的顺利进行离不开领导对于图书情报工作的重视，也离不图书情报人员良好的专业服务，因此提高图书情报服务人员的信息素养和信息能力对于提升图书情报服务质量至关重要。现代信息技术在图书情报服务中的应用需要图书情报服务员具备专业知识和熟练的计算机操作能力、数据处理能力以及文献收集能力等多方面的综合能力。图书情报工作机构需要对于现有工作人员进行信息能力培养以促进图书情报服务人员专业技能的提升，从而更好地为用户提供多层次、多门类的信息资源，满足用户的需求。在现代信息技术时代，图书情报服务部门的管理人员必须不断加强自身学习能力和信息素养，如果不及时对自身知识和能力进行更新，将不能满足现代图书情报服务的发展需求，影响图书情报服务工作的长远发展。因此，及时对于图书情报服务人员进行专业技能培训和信息素养提升训练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能够有效提升图书情报服务质量，促进图书情报服务更好发展。 3.3 完善图书情报馆藏的现代化建设 现代信息技术的普遍应用促进了图书档案以及文献资源的数字化和网络化，图书情报资源也应该满足用户对于电子资源的需求，长期以来纸质资源作为图书情报服务的主要馆藏目标，图书情报档案要想提供更好的图书情报服务需要具备为用户提供纸质文献资源和电子文献资源两种资源的能力。现代信息技术在图书情报服务中的应用能够实现“联合采编、联机查询”，不同的图书馆根据自身所拥有的资源与其他图书馆进行资源的优化整合，实现不同的图书馆之间能够实现资源共享，从而扩充馆藏资源。[6]图书情报部门能够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现代化管理，现代信息技术在图书情报服务中的应用能够有效提高图书情报信息的数量，提升图书情报的服务质量，并且为现代图书情报管理工作的智能化和自动化提供技术支撑，提高图书情报服务用户的满意度。 结束语：现代信息技术在图书情报服务中的应用为图书情报服务带来了新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模式，促进图书情报服务更好地为用户提供服务。现代信息技术在图书情报服务中的应用，为图书情报服务用户提供更优质的图书情报服务，改变了传统图书情报服务的服务模式，加速了传统图书情报服务的现代化发展和改革，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杨启秀（1976-），女，云南大理祥云，大学本科，馆员，图书情报方向。 图书情报论文:做好图书情报咨询服务工作的策略研究 摘 要：随着社会多元化和专业化的发展，为读者提供多元化、全方位的服务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成为图书情报咨询服务工作人员的重要任务。这篇文章主要论述了图书情报咨询服务工作当前的特点，以及为做好图书情报咨询服务工作提出了解决方案。 关键词：图书；情报咨询服务；策略；研究 图书情报咨询服务工作主要是运用现代化手段收集、整理和开发利用文献信息，为读者服务，使读者能够利用图书馆资源获得知识，掌握图书情报等各类活动。这类工作要求相关工作人员熟知图书馆和信息管理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受过各类文学，例如：文献学、目录学、创博学、信息学、管理学等方面的基本训练，而且有较强的检索能力。 图书情报咨询服务工作是图书馆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为知识的传宝、情报的交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建立起了联系图书馆与社会的桥梁。 一、图书情报咨询服务工作的特点 （一）信息资源的多元化转变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图书馆中的文献由最初单一形式的纸质图书变成现在与网络、磁盘、电脑相结合的的形式，这样的转变使得服务工作的内容与形式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工作范围不只是文献图书，还包括电子信息资源和网络信息资源，资源开始多元化。 （二）服务向跨越时空变化 网络的出现使得读者服务工作打破了时间还有地域的限制，使得访问历史久远和其他国家的书籍成为可能。图书馆的藏书毕竟有限，不可能保留所有种类和国家的书籍，但每个人的需求不同，当读者存在这种需求，就应该尽量满足，这是图书情报咨询服务工作所需要满足的。网络的出现实现了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查阅书籍的功能，而且不受时间的限制，只要有网络，服务工作就可以继续进行。 （三）服务的公平化D变 以前，人们想要进入图书馆都要刷卡，而且还受到了很多的限制。当今社会更加注重公平、平等，所以在时代的发展要求下，图书馆逐渐向广大群众开放，成为时代的潮流趋势。每一个个体都有享受服务的权利。 （四）个性化服务的应运而生 时代在进步，人们的要求也在不断更新，一般情况下，图书馆提供的服务大多数是基于图书内容的服务，由于读者对信息和服务的个性化需求的产生，读者的个性化服务也应运而生，成为读者服务工作的一个趋势。 图书情报咨询服务工作的特点主要包括以上4个特点，其他还包括综合服务的产生等，由于图书资源形式的变化引起服务的改变，服务的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根据这些变化可以研究得出做好图书情报咨询服务工作的策略。 二、做好图书服务工作的措施 （一）加强服务意识 作为图书情报咨询服务工作者不仅要从行动上表现的积极主动，而且要从思想上达到一种主动服务的意识，作为图书馆转变的重要标志，被动服务转变为主动服务更表明了发展的方向。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应当树立读者至上，服务第一的态度，以人为本，积极主动的了解读者的需求，不仅要满足读者所提出的要求，更要为读者考虑接下来的需求进行服务。为读者介绍最新图书形势，获得最合适图书资源；向读者宣传各种专业知识，以及最佳的阅读方式。 （二）更新服务方式和内容 网络的出现为服务工作提供了便利，但也存在着弊端。网络上的资源种类繁多，而且存放缺乏章法，不能够满足读者的特定需求，所以服务工作应该立足于网络上的信息资源，为读者筛选、整理出适合读者的资源，对读者的需求深入研究分析，提出个人见解，为读者的决定出谋划策，参与读者的决策过程。由于读者需求的个性化，可以为读者所需要的资源进行跟踪分析，了解最新动态，提升图书馆资源的价值。社会在进步，人们的需求也在不断进步，人们不再满足对原始数据的了解，更希望得到有用的提炼过的信息，因此要求工作人员根据读者需求加工、整理，得出有用的信息，发挥图书馆的作用，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提升信息的价值。 （三）营造公平的环境 凭证进入图书馆已经不再适应现代社会，为了满足更多读者的需求，无证时代已悄然而至。读者可以不再受证件的限制，可以自由进出图书馆，享受服务，受到了大家的追捧和认可。 （四）提供个性化服务 个性化服务是指根据读者个人需求和特点，向读者推荐相关的资源和环境。个性化服务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服务态度，尊重读者的需求，在服务的过程中，要认识到人的尊严的重要性，发现人的价值，满足读者和社会的不同需求，要用平等、宽容的心态去服务每一位读者。作为服务工作者，要站在读者的角度去思考、认识问题，可以采用宣传卡片等手段打造一个人性化图书阅读环境，实现对读者贴切的关怀。 三、小结 信息时代的到来使得图书情报咨询服务工作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带来了机遇与挑战，对这类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顺应时展的要求，图书情报咨询服务工作做出了相应的调整，进一步了解了读者的需求，完善了读者服务工作的技术和手段，提高了服务质量和水平，只有这样，才能跟随时展的脚步，不会被时代淘汰。 图书情报论文:基于具身认知的图书情报专业硕士教育质量研究 〔摘要〕文章用“身心一体”的“具身认知”理论来研究图书情报专硕教育的质量问题。在特别重视实践性的图书情报专硕教育中，强调实践是身体的实践，要让“身体”成为教育的重点，创造一种“身在”的教育模式。文章阐释了具身认知与MLIS教育相契合的理念；分别从自然身体的制约性、主体身体的能动性、体验身体的实践性、媒介身体的联系性4个方面，提出了MLIS教育的具身性特征；从具身认知视角出发，解释了MLIS教育的意蕴，并提出了提升MLIS教育质量的新思路。 〔关键词〕具身认知；图书情报专业硕士；教育质量 高|量的图书情报专硕教育，是学生与教师的共同追求。但是，什么才是高质量的图书情报专硕教育？换句话说，追求高质量的图书情报专硕教育应该从哪里作为切入口呢？具身认知思想是心理学中新的研究领域，强调人是通过自己的身体来“体认”世界的，人的身体不仅能够体现生理意义，而且更能表征精神价值，人的身体的活动是心智层面精神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英国哲学家洛克在《教育漫话》中告诉我们：“有健康的身体，才有健康的灵魂。”[1]洛克的观点表明在教育过程中必须重视身体的作用。图书情报专硕教育离不开学生和教师身体的参与，身体深深地嵌入师生的教与学的行为模式中，教学场域中师生之间的交流是通过身体来进行的，所以，在特别重视实践性的图书情报专硕教育中，实践是身体的实践，要让“身体”成为教育的重点，创造一种“身在”的教育模式。 1具身认知与MLIS教育的契合 1.1具身认知释义 “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是心理学中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具身认知”理论源于杜威、詹姆斯、吉布森等的生态心理学观点，生态心理学理论是“具身认知”的理论基础[2]。具身思想强调两点：第一，人的认知信息依赖于身体的体验而产生，而身体的体验又来自感知运动的身体；第二，个体大脑感知身体器官变化和运动依赖一定的生物、心理和文化的情境[3]。总之，“具身认知”理论认为身体不仅参与了认知过程，而且身体在认知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基于解剖学的身体结构、身体各器官的活动方式、身体的感知觉和运动体验决定一个人认识和理解世界的方式，人的心智活动是被身体及其活动方式塑造出来的。强调人通过“体认”即身体的体验及其活动方式来认识世界的，认知的产生不仅仅局限于大脑，还需要整个身体和环境的参与[4]。 1.2MLIS教育的特点 专业学位（Professional Degree）不同于学术性学位（Academic Degree），专业学位是培养具有扎实理论基础，并适应特定行业或职业实际工作需要的应用型高层次专门人才[5]。201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议通过图书情报硕士专业学位（Master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简称MLIS），2011年各图书情报硕士专业学位授予点开始招生[6]，历经5年多的建设，目前我国MLIS教育初具规模，培养单位达31家[7]。MLIS研究生教育更加注重实践，采用理论教学与实践并重的教育模式，各培养单位都采用“双导师制”，即教师由来自高校的专职教师和来自图书馆、情报所等信息机构的兼职教师组成，兼职教师能够更好地指导学生进行工作实习。MLIS教育特别重视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因此各培养单位重视建立实习基地，力争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习场所，增加实习课程，保证学生至少有一学期的专业实践时间。MLIS以专业实践为导向的培养目标，各培养单位多采用“课程学习――实践教学――学位论文”相结合的培养方式[8-9]。 1.3实践活动的具身性要求 MLIS教育要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就必然要关注学生实践活动，而在学生的实践活动中身体则是必须在场的，实践是学生身体的存在方式和本质活动，学生是通过身体来调整和控制自身与实际工作之间的物质或非物质的变换过程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强调身体对实践的重要性，马克思说：“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马克思所指的“个人的存在”必然是有血有肉的人的身体的存在，实践活动需要人的有生命的肉体组织――身体的参与以及身体和环境的相互作用。MLIS教育重视实践教学，强调学生的实践活动必然离不开身体的知觉及其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也就是说学生的实践活动具备具身性要求。 2MLIS教育具身性特征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与学生的身体变化及相关环境因素会对教学效果进行塑造、限制和调节，所以说MLIS教育的质量是受具身认知制约的。同时，现代教育是以语言、文字、视频和音频符号为桥梁来传授知识内容的。具身认知理论认为：语言、文字、视频和音频符号蕴含的知识内容必然植根于学生的动作和知觉系统中，学生对语言、文字、视频和音频符号的理解必然源于具体的身体感知系统，因此，MLIS教育过程本身能够使学生经历感觉、知觉、记忆、思维等认知过程，教学中有关知识内容会引发学生的生理运动，肢体会模拟所学的动作信息，产生相关姿态信息的适应动作，而这些生理的肢体动作又会加深对教学内容的理解，激发学生的身体经验，进而引起学生心智的变化，提升智慧的层次――实现教育的目的。 2.1自然身体的制约性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指出：“人直接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10]人的身体从属于大自然，是大自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学生身体的自然属性，学生身体的承载能力，学生身体的发展的时序性等身体的自然天性对MLIS教育和教学效果必然存在一定的制约和影响。从总体上说，处于MLIS教育阶段的学生身体的发展变化必然遵循特定的规律性，MLIS教育必须遵循学生身体在时间和空间上存在的规律性和阶段性，教育工作决不能违背学生身体的发展规律；学生身体在学习中带有本能的冲动，这种冲动将在学习中，特别是实践活动中将学生身体本真的状态呈现出来，体现生命的活力，促进学生身体认知的内涵式发展，所以，可以断定：学生自然性的身体制约MLIS教育的效果，MLIS教育具有具身性特征。 2.2主体身体的能动性 梅洛-庞蒂认为，身体不是纯粹的意识主体，不仅仅通过静观、俯视的方式将我们带入实际的生活，而是采用行动的方式推动我们进入实际的生活状态，即身体具有主体性[11]。根据具身认知的观点，MLIS教育中学生身体是一个积极的、具有能动性的主体，课堂教学或者实践教学都是师生之间、学生和学生之间身体相互碰撞以及身体行为对话、交流和融合的过程，教学效果正是体现和完善身体主体的历程。所以，在MLIS教育中，学生身体是教学的主要对象，在教学中，身体的主体特性是学生学习效果的原始动力，身体会主动地、自觉地反馈教学内容，影响教学效果，正是学生身体对教师教授的内容作出积极的、有选择的反应或回答，才体现了教学效果的差异。 2.3体验身体的实践性 中国古代哲学强调身体必然要强调行动，“事必躬行”中“躬行”是指“身体”的行动，“躬行”更是体现了身体的实践特征。英国人类学家特纳指出：身体本身就代表一套社会实践，身体的动作、姿势仪态、面容特征和服饰特点展示的就是一种体化实践[12]。身体的实践性是MLIS教育的重要保障，身体的实践性让MLIS教育的教与学更加生动，实践就是作为感性存在的身体与包括身体在内的感性对象打交道的过程[13]。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相关的认知、思维、记忆、情感和态度等心智活动是由身体的实践活动创造的，也就是说，来源于实践的心智是一种身体经验，在具身认知的MLIS教育模式里，教育与教学效果是基于身体、源于身体的，学习过程被视为一种“具身”的实践体验。 2.4媒介身体的联系性 身体作为媒介联系着人自己与外部世界，使得纷繁复杂外部世界展现在人的感官面前。梅洛-庞蒂指出：身体不仅作为物体存在于世界中，更是人的内心与世界联系的手段[11]。可见，在MLIS教育中，学生的身体无时不在与周围的环境密切联系着，学生正是通过躯体感知才会与世界建立联系的，在学习和实践中，学生对各种知识的领悟通过身体的行动得以彰显，并且在身体的行动中不断地重建自身。所以，学生的身体是链接MLIS教育内容的媒介，正是学生身体进入特定的教学场域中，使得各种知识的学习通过学生的身体进入学生的认知，从而实现教与学的有机互动，学生身体成为连接教学内容与学生认知的媒介。 3具身认知视角下的MLIS教育意蕴 MLIS教育意蕴就是MLIS教育渗透出来的理性内涵。MLIS教育的理性追求就是要在现有的教育约束条件下，教育管理者应该如何根据自身所认识到的约束条件和目前MLIS教育所拥有的资源结构来寻求满足教育需求的最大化。要满足教育需求的最大化就必须摒弃基于“身心二元”的“离身认知”理念，必须坚持用“身心一体”的“具身认知”的理论展开研究，承认MLIS教育行为是一种高级认知活动，学生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心智活动必然受到身体及其所处的环境的影响、限制和调节。 3.1主张身体与精神的融合 MLIS教育必须摒弃将“身体”与“精神”对立的“离身认知”理念，承认身体是MLIS教育教学中的核心和重点，强调教学的本质就是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通过身体的e极参与和身体的客观生理反应，实现调节学生心理反应――提升认知的目的。使学生的“精神”朝向真、善、美的方向转化和改变，此时MLIS教育不仅达到了传授知识的目的，而且MLIS教育将回归教师和学生的身体本身，从教师和学生身体开始，引导学生深入生活，重视社会实践，在生活和实践活动中反思存在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让学生通过身体进行思维，总结自己的经验历程，在正确信念的支撑下，使学生学习的短期动机目标与其整体长远目标相互统一，进而产生积极主动性的身体行为，帮助学生身心获得全面的发展。 3.2重视教学环境的具身程度 高品质的教育、教学效果不仅包括教师和学生个体自身的因素，还包括教学环境的具身程度。具身认知的观点认为：认知不仅植根于环境，而且嵌入社和文化之中。人的认知是身体（包括大脑）和环境互动的结果，认知是“建构”在相应的环境信息之上的[14]。教学环境不仅是教师和学生所处的客观物理场所，也是体现教学质量的具身化前提。根据具身认知理论可知，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获得的认知，是身体（大脑嵌入身体中）物理状态与周围环境的交互作用所产生的知觉、行动和自我内省的体验。可见，学生的认知受身体的制约，教师和学生通过身体融入教学世界，互动于丰富多彩的教学环境中，身体与环境的互动方式决定了学生对世界的认知和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和接受[15]。 3.3强调参与教学的重要性 大脑中的镜像神经元是具身认知的生物学基础，镜像神经元会在学生实际做出某种行为或者仅观察到教师的特定行为的信息时被激活，这种激活不仅是针对身体动作的物理性质，也能针对动作行为的意义和意图，使学生能够理解教师的行为方式和行为动向，达到“生理与心理共鸣”，进而积极参与到教学活动中。镜像神经元在学生接收教学信息时被激活，学生的身体会产生感知、动作和反应，身体的相应运动会把接收的信息纳入学生的认知加工系统，并且与大脑中原有的认知信息实现交互，学生就会产生各种心智活动，此时，认知、身体和环境组成动态的统一体[16]。由于镜像神经元的存在，在学生观察教师或其他人的行为时，会自动调动起自身的行为记忆模式以及与之相应的感受经验，此时，学生学习的方式就不仅仅是对教师或其他同学行为的简单复制，而是在具身模仿的基础上，实现更深层次的身体参与和具身学习，此时教与学通过学生身体的参与介入形成一个互动的共同体，学生通过积极的身体参与促进了自身认知的发展。 4具身认知对提升MLIS教育质量的启示 提升MLIS教育质量，应该充分发挥学生身体图式的“积极的被动”作用，帮助学生将学习和实践具身化成为“思考的身体”而不是去“思考身体”。学生身体图式之“积极的被动”的含义是：学生身体为了应对实际的或可能的学习任务而自行呈现的身体姿态，此时，学生的身体具有适应教学内容刺激的能力和在具体条件下的认知发展能力，学生可以在身体动作行为中进行认知的反思，促进学生认知的自我更新[17]。 4.1摒弃反身性的教学理念 以往的教学管理者对教师和学生的身体在教学活动中的作用认识不正确，强调在教学活动中，学生和教师身体必须端正姿势，手脚不能乱动，学生身体不能出现“小动作”，教师在课堂上也必须姿势端正，要求老师必须站着，即使在教师身体不舒服时的状态下，这种做法是与具身认知理论相违背的，具有反身性特征。具身认知理论强调：身体不仅代表传统意义上的肉体，身体还蕴含灵魂、理性、价值等精神特质，要提升MLIS教育质量，就必须给予教师与学生身体的人文关怀。重视师生身体的主体性，倡导教师和学生以不同的身份积极参与到MLIS教育活动中，使教师与学生彼此感知到对方的知觉场，在教学活动中通过彼此身体之间的相遇、对话和互动来诠释和理解教学内容。 4.2构建具身化的教学环境 首先，营造身心愉悦的教学氛围，理解和呵护不同身体的特性，在教学活动中应该释放教师和学生身体的自然活力，提倡通过身体有节律的运动，用肢体语言来表达师生内心真正的意图，诠释身心的内在对话，使师生之间彼此理解和接受，从而实现知识的传授和接收。其次，创设情境化的教学体验环境。学生身体的感知体验对于学生学习具有独特意义和创造力量，这里的体验是基于身体的、嵌入身体并与情境存在交互作用，教与学的效果都与教学体验环境好坏有关，创设情境化的教学体验环境会使学生过去的经验和现在以及想象的经验融为一体，在特定的情境中，师生之间更容易交流、分析和论证所教和所学的内容，将会更好地厘清并澄明所要解决问题，深化学习的内容，提升教学质量。 4.3倡导身体思维的教学方式 传统“离心认知”的教学方式忽视师生的身体，回避身体的构成特性，在“具身认知”的视角下，MLIS教育的教学方式倡导身体思维，强调身体思维是所有思维形式的基础。身体思维的动态性和生命力是教师教学活动的基础，教学作为一种身体力行的活动，必然需要教师动手动脑，教学内容也需要教师利用身体的肢体语言来表现，通过肢体语言来解读教学内容所蕴含的理念和意义。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向学生传达完整的教学信息，单纯的语言只能传达7%的信息，声调能够传达38%的信息，而另外55%的教学信息都需要由身体的动作和体态来传达[18]，可见身体思维的教学方式对提升MLIS教育的教学效果至关重要。从具身角度而言，教师不仅要凝练自己的语言，使自己语言更加具有吸引和感染力，还要善于利用身体语言，通过身体来表达那高达55%的教学信息，教师的一个肢体动作、愉快的面部表情，抑扬顿挫的语调都可以提升教学质量。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不仅要注重自身的肢体表达，更要调动学生身体的积极参与，例如，通过角色扮演、案例研究、小组讨论等方式增加学生身体的参与度，充分调动学生的各种身体器官的运动，让学生通过眼睛的观看、耳朵的倾听、双手的触摸等方式来充分认识和体验所学的事物，必然能够提升教学质量。 4.4拓展以身体为媒介的教学空间 “具身认知”理论告诉我们：教学空间不仅局限于课堂和学校，应该以身体为媒介拓展MLIS教育的教学空间，把教室延伸到图书馆、情报所等信息机构，把学校延伸到图书情报行业的所有实际工作中。让学生在各培养单位的实习基地和其他实习场所中，通过从事图书情报行业的实际工作来提升实践能力，以多姿多彩的实际工作为教育素材和内容，注重学生实践工作的应用思维与创新思维的培养[19]，全面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沟通技能和领导才能[20]。拓展以身体为媒介的教学空间，正如斯兰特瑞的观点，整个世界都是我的教室，我的教学目标是促使学生将所学课程的知识内容与周围世界的实践经验进行联结[21]，在广阔的教学空间中，教学活动不再是常规的复制和既定程序的重复，而是在图书情报行业的所有实际工作中，教师引导学生探究实际工作的身体实践。 图书情报论文:信息化环境下企业图书情报档案信息资源整合研究 一、引言 当今社会已发展到信息化时代，移动互联网无孔不入，已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企业的发展不再仅仅依靠资金，能源，人力等方面的投入，而往往更多的依靠信息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应用。在这样的情况下，图书、情报、档案作为信息资源的重要构成部分，就自然具有着独特的价值和非凡的意义。就三者任何一个而言，都不能满足当今企业对信息的综合化，便捷化利用的需求。因此，只有通过对三者的信息资源整合，消除传统模式中三者各自为政的弊端，才能使企业图书、情报、档案中所蕴含的信息最大化的利用，最精准的为企业决策提供支持。 二、国内外对图书、情报、档案信息资源整合的研究概述 早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外就开始对图书、情报、档案的信息整合开始了研究。1967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就将“图书馆组及书目，情报工作与科学名词委员会”更名为“情报工作，图书馆与档案部”。1974年9月，该组织在巴黎召开了全面规划国家文献、图书馆、档案馆基础结构的世界科技情报服务系统大会，提出了建立“国家情报系统”的计划。许多国家由此也启动了图书情报档案发展的各种措施。德国西门子公司，奔驰公司就是图书情报档案整合管理的杰出代表。 我国对于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1978年，中国科学院召开了图书情报会议，会上赵克北同志提出了图书情报工作一体化的建议，但之后发展一直很缓慢。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计算机的普及与互联网的发展，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很多资源都被信息化、网络化，图书、情报、档案的资源整合的研究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2010年国家设立了图书情报硕士学位，在图书、情报、档案领域掀起了一股新的学术浪潮，产生了很多有价值的理论成果。就目前情况来看，理论基础很丰富，但针对企业的图书、情报、档案信息化整合并不多，有些文章提到了企业图书、情报、档案的信息整合，但只是涉及网络信息的整合，并没有将人力、机构等整合纳入其中，对信息化环境下企业图书，情报、档案的信息整合的目标、原则叙述的不多或不全面。 三、整合的可行性分析 1. 图书、情报、档案同根同源 在古代，图书、情报、档案是没有明确区别的，有的信息可以是情报，可以是图书，也可以是档案，它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宋代的崇文院，是宋代保存图书的官署，但里面除了图书，还有大量的档案，因此也可以是档案馆，里面还存放许多名人字画，古玩宝器，因此说是博物馆也可。只是到了现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它们的分工要求越来越细，才有了图书、情报、档案之分。正因为它们同根同源，天生就有着许多相似性，如在管理方法，服务对象上都基本相同，才为将三者整合为一体提供了基础。 2. 信息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 近年来，信息技术迅猛发展，4G时代的开启为移动互联网注入了巨大的能量，给信息产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飞跃。过去很多用手工操作的模式都改为用计算机操作，工作效率得到大大提升，数字图书馆，网上博物馆，电子档案应运而生，很多计算机技术应用到图书情报领域，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面向网络的信息交流初步形成，为图书、情报、档案信息资源整合提供了技术支持。 3. 理论上有基础 系统论原理中贝塔朗菲有条著名的理论，整体系统的属性与功能远远大于组成整体的各个孤立个体的总和。即各个部分有机组合在一起，取长补短，扬长避短，所发挥的功能大于每个部分功能的简单相加。一加一不是等于二而是大于二。图书、情报、档案三者信息整合之后所发挥的作用大于它们独立工作。这为图书、情报、档案三者信息整合，信息共享提供了理论基础。 4. 法律上有保障 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信息法律体系和相关政策，《信息法》已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这方面颁布的法律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电子出版物管理规定》等，这些法律的实施有效地处理了信息资源管理问题、信息技术及信息产业发展问题、信息安全与计算机犯罪问题、信息国际化问题等等。为信息化环境下图书、情报、档案信息资源整合提供了完善的制度保障和良好的法律环境，从法律法规上保证了图书、情报、档案信息资源整合工作能够顺利进行。 四、整合的必要性分析 1. 发展缓慢 图书、情报、档案的整合工作已经初见成效，但与其他领域相比，发展的速度依然十分缓慢。就目前情况来看，我国企业对这方面的信息资源整合的程度不容乐观。很多中小企业图书、情报、档案资源整合进展缓慢，数字化程度不高，在这方面的人才也十分有限，三个部门缺乏有机整合，无法实现对外一体化的信息服务，从而不能满足在信息化环境下企业发展的需求。 2. 信息化时代的客观要求 在信息化时代下，图书、情报、档案之间的信息联系越来频繁，相互之间的依靠程度也越来越深。而企业对信息的综合性、完整性的要求也越来越多，任何方面的信息缺乏或不完善，都可能对企业的决策制定产生严重制约。因此，加快图书、情报、档案信息资源的整合工作，既是图书情报事业的必然选择，也是信息化背景下企业发展的客观要求。 五、图书、情报、档案信息资源整合面临的问题 1. 缺乏法律支持 在国外，对图书、情报、档案信息资源整合有法律支持，如美国的总统图书馆、加拿大的档案馆，它们在建成之初就出台了相关的法律法规。但在我国，虽然图书、情报、档案各自本身有相关的法律，但尚没有一部对三者统一协调的法律。使得三者容易各自为政，各自分割，严重影响了企业图书、情报、档案信息资源整合的建设。 2. 理论多而实践少 在我国，关于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的理论相当丰富，2010年国家设立图书情报硕士学位之后，更是在学术界引起了一波关于这方面的学术浪潮。但是具体的实践工作却没有太多建树，致使理论成了纸上谈兵。究其原因，除了图书、情报、档案信息资源整合本身具有一定难度以外，跟我国的体制也有一定关系。长期以来，图书、情报、档案就隶属于不同的管理部门，图书有图书馆管，档案有档案局管，情报有情报机构管，交流起来有障碍，加之人们对图书、情报、档案三者合为一体并没有什么思想基础，在观念上转化不过来，使得图书、情报、档案信息资源整合起来困难重重。 图书情报论文:浅谈现代图书情报人员的继续教育 摘要:在新形势下,从各图书馆发展的现状出发,分析继续教育的观念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的原因,并讨论图书馆情报人员继续教育的具体内容。 关键词:图书馆情报人员;继续教育;原因;内容 0引言 随着计算机及网络通信技术等现代技术在图书馆的应用,需要更多的掌握图书情报专业知识和具备图书馆自动化应用能力的专业人才,因此现代图书馆工作人员必须是专业化、技能化的复合型人才。他们既是导航员又能对知识、信息进行二次、三次再加工,分流拥挤的网络流量;而且是外文信息的萃取能手,计算机病毒、黑客入侵的安全卫士。他们能在技术上防患于未然,使网络效益得到最大的发挥。这就要求图书情报人员既具有图书馆专业知识,又必须懂得一门以上其他专业知识,至少要熟练掌握英语,能从事专业知识信息开发,能通过Internet收集本学科前沿最新的科研成果,此外,信息资源管理人员需要掌握网络管理技术、数据处理软件开发、网络信息的开发利用技能以及计算机外围设备、声像等多媒体信息处理设备的操作技能,能通过全球信息高速公路捕获能对本馆发挥职能作用的电子信息,通过筛选、加工处理后编入网络电子文献库,供读者使用。但目前图书馆存在这样一个现实,图书情报专业的馆员少,懂外语、懂计算机的馆员更少。只靠专门引进人才,不现实,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搞好图书情报人员的继续教育;有计划地、分期分批地加紧对现有在岗图书情报人员进行业务培训,使他们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自觉培养良好的现代职业修养,使他们尽快掌握自动化服务所需的新技术、新知识,全面提高现有图书情报人员的业务素质和专业水平。 目前从各图书馆发展的现状来看,继续教育的观念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其主要原因:一是单位重视程度不够,不能保证图书情报人员继续教育所需资金;二是工作人员受传统观念影响,往往把继续教育视为不正规的或非正式的教育,从而忽视或不愿接受继续教育。 综上所述,在网络时代,继续教育的内容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职业道德教育 图书馆作为集文化、教育、宣传和信息传播为一体的服务性机构,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窗口,作为图书馆主体的图书情报人员,必须具有过硬的思想政治素养和良好的职业道德修养,一方面要抓政治理论的学习,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图书情报人员的头脑,指导我们的工作,才能把握社会主义方向,才能经得起各种困难和挫折的考验;另一方面要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培养爱岗敬业精神,增强事业心和责任感,经得起诱惑,耐得住清贫,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有所作为,发挥窗口的作用。 2专业知识教育 对图书情报人员来说,本行业专业理论知识的学习与研究是永无止境的。不论何时图书情报人员都要不断地进修以接受新观念、掌握新理论。同时在实际工作中应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注重专业知识和操作技术的结合。还要提高科研能力,能对实践中遇到的疑难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对实际工作进行总结,上升到理论高度,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 对图书情报专业毕业的图书情报人员是严格意义上的继续教育对象,对他除了开展图书情报知识的继续教育外,还要开展某一学科的专业知识教育,这样才能深入细致地开展读者服务。 对非图书情报专业毕业的图书情报人员,要开展系统的图书情报知识教育,对这部分的教育可能采取两种方式:一是在工作中创造机会,让他们在图书馆的各个岗位接受锻炼,在实践中学到图书情报知识;另一种方式就是参加培训班或第二学历教育。 作为图书情报工作人员,无论他们毕业于什么专业,他们都应该对图书情报理论有一个系统的了解,同时还要掌握与工作有关的图书情报知识,只有这样才能做好本职工作,才能更好的为读者服务。 3网络知识教育 新网络形势下,图书馆的服务方式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图书情报工作人员在以馆藏为基础做好信息服务的同时,必须有效地利用网上信息为读者服务。也就是图书情报工作人必须懂得图书情报知识和网络知识。而我们图书情报工作人员大部分网络知识比较贫乏,因此有必要开展计算机知识和网络知识培训教育,让他们掌握网上各种数据库的检索技巧,以适应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需要。 4外语知识教育 外语同计算机知识和网络知识一样,也是信息服务借助的工具,在文献信息服务中,我们不但要了解国内科技发展的状况,还要了解国外某一学科的研究现状。随着信息的网络全球化,要想及时、准确、直接地获取先进国家的最新信息,提高自身的信息能力,首先要冲破语言障碍。因此,掌握外语知识,特别是掌握已逐渐成为“世界语”的英语(计算机及网络指令都是英语),是对图书情报人员素质的一项基本要求。不仅如此,对于一些已经基本掌握外语的图书情报人员来说,还应该要求他们掌握“专业外语”。只有这样,才能更快捷地了解信息、更准确地提供服务。一个优秀的图书情报工作者必须精通一至两门外语。 5继续教育的途径 图书情报人员的继续教育,是解决图书馆人才匮乏,培养图书馆业务骨干的一个重要手段,各馆应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在实施继续教育方面采取多种措施、多种形式,如:在职学习:函授、自学考试等;脱产学习和专业进修;开办短训班和岗位培训:缺什么补什么;馆内轮岗制;开展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等。 歌德说过:今后没有任何一样东西能够学习而终身受用。我们必须每五年学习新知识,才不会被时间淘汰。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这句话早已得到验证。优秀的图书情报人员是图书馆的最重要资源和首要财富,是图书馆发展的内在动力。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图书情报人员的继续教育工作。继续教育的培养目标就是培养“知变的智慧、应变的能力和承变的勇气”,使每个图书情报人员都能成为具有创造力的复合型人才,以应付快速多变的信息需求。 图书情报论文:一体化管理在图书情报档案中的应用 摘要:实现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管理是现代信息社会的重要标志,本文通过对一体化管理的应用现状和发展困境进行深入,提出其相应的发展策略,即完善一体化管理的制度环境、构建一体化信息服务平台。 关键词:一体化;图书情报档案;应用 0引言 随着通信网络技术、信息数字化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不断深入,传统的、受急剧增长的文献量制约而形成的缺乏横向联系、各自为政的档案、图书、情报分立系统,已难以适应信息社会的需求。 其弊端日益显现,如文献资料的重复购置、计算机设备的重复配置等,亟待通过网络共建、资源共享、分步式收藏、远程存取等多种方式,实现三者之间的协调与互补,从而在满足读者日益多样化的图书情报信息需求的同时,提高各项财务资源、人力资源和物资资源的使用效率。 有鉴于此,如何为充分利用既有科研档案的信息,增加技术发展的机会,探索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加快科学研究过程中的科研档案信息的集成化管理已经成为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必须面对的一个新课题和新挑战。 1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管理的应用现状 一方面,从本质上看,图书、情报、档案的本质属性均属于信息范畴,都是信息的一种存储、传递、加工和利用手段,同是社会的文献信息源,具备先天整合的必然性; 另一方面,从实践上看,图书、情报、档案宏观上均是为社会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发展提供文献信息保障,从微观上均是为不同的读者或者用户的需求提供各种类型的信息服务,具备后天整合的必要性。 因而,无论从本质属性还是服务目的和对象上看,具有必要实行一体化管理,将图书、情报、档案集为一体,形成综合性信息网络,从而为国民经济建设提供优质服务。 有鉴于此,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管理在国内外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表现在: 首先,国外最早认识到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管理重要性的研究机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其在1967年就提出建立涉及全部学科领域里的文献、图书和档案服务工作的国家情报系统(NATIS),通过将一个国家内的情报所、图书馆和档案馆组织起来,藉以最大限度地满足国内人民的需要,并进而开展国际方面的情报交流。 在此基础上,197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将原图书馆组及书目、情报工作及科学名词委员会改组为情报工作、图书馆与档案部,并出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情报科学、图书馆学和档案管理学杂志》,以推动全球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管理进程,受其影响美国国会图书馆、总统图书馆、澳大利亚的许多图书馆以及英国不列颠图书馆均先后改建为档案、图书、情报三位一体的实体,既收藏图书、档案,又提供情报信息。 其次,国内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管理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其到80年代后期得到进一步发展,而真正初见成效则要到90年代后期,最具代表性的就是1996年,上海图书馆、上海情报所合并,成立了上海图书情报新馆,有效地促进了图书情报管理向多功能的转变以及信息载体和内容向多元化的转变,使上海图书馆和上海科技情报所从此进入一个跨世纪的历程。而后,在2003年,天津泰达图书馆在吸收借鉴国内外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管理优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打造了一个全新概念的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和功能创新的、综合满足全区用户需要的国内唯一的新型图书馆,成功实现了完整的图书、情报、档案三位一体的一体化管理体制,一跃成为文献信息服务高度综合的现代化大型图书馆。 2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管理的应用领域 2.1 提供资源利用率 由于图书、情报、档案管理部门分属不同的行政主体和运作环境,不论在经费来源、人员配置、文献收藏,还是服务对象等方面都存在诸多差异,往往存在严重的重复建设和多头管理弊端,因而通过施行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管理可以使文献管理和信息管理由单一、分散向综合、系统化发展,从而能够优化人力资源、财务资源和物质资源的配置,提高各项资源的利用效率。这对于,本来经费和人力资源就较为紧张的我国广大档案馆、图书馆和科技馆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2 提高现代化水平 施行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管理的重要目标就是实现文献工作技术的现代化。 随着社会文献数量的剧增,传统的文本文献的收藏和查阅方式已越来越难以满足公众对公共信息的需求,且图书、情报、档案各系统也难以负担这样巨大的经费支出,因而迫切的需要采用电子计算机技术,使图书、情报、档案信息的输入、组织、检索、统计、通讯等工作自动化。 主要包括:采用光学技术使图书、情报、档案资料实体的贮存、传递缩微化;采用声像技术使图书、情报、档案资料的利用视听化;采用网络化系统使图书情报档案管理服务自动化。 2.3 提高读者服务水平 在传统图书、情报、档案分立的模式下: 一方面,情报或文献被人为割裂开来,信息读者往往难以从某个单一的系统内获取所需的全部信息或情报,而是必须通过不同的审批程序,借阅处于不同地理位置的馆藏才能够获取足够的信息或情报,给读者带来诸多不便; 另一方面,由于对读者需求缺乏全面的认知,缺少对各类读者在信息或文献检索过程中的业务需求与责任需求的分析,使得各系统档案馆、图书馆和科技馆往往缺乏对过去、现在和未来文件利用的需求的全面考虑,导致图书馆按图书类别进行文献的收集、整理和归档,而科技馆和档案馆则应按项目结题立卷,缺乏横向和纵向的联系,给读者查阅带来巨大的困难,文献和档案的利用率普遍较低。 3加快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管理应用的对策 3.1 完善一体化管理的政策环境 实现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管理的重要障碍之一就在于其分属不同的行政系统,处于不同的运作环境中。因而,要想顺利开展和实施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管理解决方案就需要有相应的政策支持和制度安排。 具体而言,包括: 首先,可由文化部、科技部和国家档案局牵头,成立统一的一体化管理机构,例如,规定在国家与文件档案局下设置文件中心负责一体化管理方案的规划、协调与执行,从而从法律上确保文件中心的组织地位; 其次,由文件中心根据图书、情报等信息活动的规律和特点,针对各系统信息和文献采集、存储、加工和利用各个环节,及时制定一体化管理的相关办法,保证信息和文献收集整理的及时性和完整性。 3.2 建立一体化信息服务平台 计算机技术、缩微技术、通讯网络技术和多媒体技术的推广是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管理的重要技术保证。 建立一个以软硬件配置为基础,以计算机、缩微机和通讯设备技术在信息网络上的应用为核心的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信息服务平台,为共享信息资源创造一定的物质条件,确保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管理技术畅通。 首先,通过建立一体化的信息服务平台,可以节约不同系统内部设备和文献的重复投入,使信息利用达到高效、高速、集中的最佳效能。 其次,可以避免目前各图书、情报、档案管理系统重复处理、重复数字化、重复开发软件等造成的人、财、物等各项浪费,加速其现代化进程。 最后,通过完善信息服务平台客户端建设,还可以使读者可以通过网络访问图书、情报、档案的各种文献和情报信息,并根据客户需求提供一定的定制服务,以有效提高读者服务水平。 此外,文献和档案归档的范围中多为已经发表的出版物,而有价值的研究过程记录和研究结果分析往往被忽视而为被列入收集范围,通过采用一体化信息服务平台,还可以时时记录各种信息分解和研究过程,实现信息处理的全程跟踪。 图书情报论文:基于网络的现代体育图书情报信息特征与供给\利用 摘要： 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普及，现代网络体育图书情报信息与传统的体育图书情报信息相比具有非常鲜明的特征，网络环境下体育图书情报信息的供给与利用具有广阔的拓展和发展空间。 关键词： 网络 体育 图书情报信息 0引言 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普及，上网人数越来越多。据统计，目前我国的网民人数已达3亿人以上。网络已成为人们生活、工作、学习、交流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人们的知识学习与获取、素质养成与提高以及生活、工作、研究等等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当前，伴随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体育也越来越被人们重视，使用现代网络获取体育相关知识与信息已成为非常重要，且经常使用的方式与手段。因此，有关网络体育图书情报信息的建设与利用愈显重要。本文通过对现代网络体育图书情报信息特征、供给与利用拓展的分析，使人们更好地认识网络体育图书情报信息，更好地开发和利用网络体育图书情报信息，促进网络应用和体育事业的发展与进步。 1现代网络体育图书情报信息特征 现代网络体育图书情报信息与传统的体育图书情报信息相比，具有非常鲜明的特征，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1 多样化的海量信息现代网络体育图书情报信息的来源包括了传统体育图书情报信息的所有方面，包括除报纸、期刊、图书、会议文集、研究生文集等外，还包括数字出版平台、电视及广播的体育声像资料等；包括除专业人士的论述外，还包括大量非专业人士等对体育相关的见解与评论，这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体育图书情报信息的来源和范围，形成了基于网络的海量体育图书情报信息。现代网络体育图书情报突破了传统体育图书情报的纸质、静态的状态，实现了体育图书情报信息的电子化、动态化和多媒体化，使体育图书情报信息达到文、声、像、图共存的状态，丰富了体育图书情报信息的表现方式和应用方式。 1.2 高速化、简捷化现代网络体育图书情报信息在存储、出版、应用等方面达到了高速化、简捷化，相比传统体育图书情报信息而言，效率提高至少在百倍以上。例如，以关键字检索所需要的文章题目，在中国知网以标题检索有关中国体育的信息时，只需要在标题检索栏内输入“中国体育”进行检索，短时间就可检索到中国知网内数据库内存储的全部有关中国体育的文章标题。这些数据库包括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学术期刊特刊、中国专利、国外专利、中国硕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等数据库中的精确匹配文章题目2千多篇，模糊匹配文章题目4千多篇，整个用时不到十几秒。简单、快捷是整个现代网络的重要特征，同时也是现代网络体育图书情报信息的重要特征之一。 1.3 可移动化现代网络体育图书情报信息利用网络数据库及光盘、U盘等存储工具实现了大量信息的随机移动与转移，突破了传统体育图书情报信息纸质载体由于存储少，体积和重量大而较难大范围快速移动的限制。同时，由于无线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普及，突破时空制约、可移动的体育图书情报信息供应与利用成为现实。另外，现代网络体育图书情报信息由于其存储介质容量的大幅提高，使得在很小介质上存储大量信息成为可能，加之网络使用者的急剧扩大以及网络使用的简捷性，使得更多的人有可能通过网络实现对体育图书情报信息的了解与利用，扩大了体育图书情报信息的影响与使用范围。 1.4 自动化、智能化现代网络体育图书情报信息在生产、加工、利用过程中基本上实现了自动化、智能化。即使有少量的人工干预，也仅仅是对起始或关键事项的设定或界定，具体的进程由计算机和网络系统自动完成，这大大提高了体育图书情报信息在生产、加工、利用等过程的效率。网络技术使体育图书情报信息可实现互通互联，如网上知名的体育图书情报信息网站均可通过分类目录和目次索引进行访问，解决快速准确或模糊查询信息的问题，实现了信息检索和查询等的智能化。 1.5 层次化、国际化现代网络体育图书情报信息在存储方面主要采用国家（国际）主干信息存储源（如中国知网）及省、地、单位图书馆（如高校图书馆）等分层存储的方式来进行。由于网络使用不受时空与地域的限制，使用这种存储方式在实际管理与应用时会更方便、快捷。国际化主要体现在存储和使用不受区域限制等方面，第一，由于采取电子存储与网络传输，使得传统体育图书情报信息存储地必须处在人口相对密集的城镇之中的现象得以改观，现在的体育图书情报信息存储地可设置在全球任何地方而不影响其使用。第二，因为国际互联网的互联互通，使得全球网络成为一体，互联网上任何一个节点的信息都可以为大家所享有。而且，网上强大的在线翻译系统对全球不同语言的转换起实时翻译作用，解决了体育图书情报信息国际间网上交流和利用的语言障碍等。因此，建立在互联网上的现代网络体育图书情报信息可在不同地域、不同场所存储和被不同地域、不同国籍的人所使用。 1.6 低成本化低成本化主要体现在：第一，网络电子类存储器件的容量很大，且现代网络电子类存储器件成本与价格也较低；第二，电子类存储器件使体育图书情报信息在文、声、像、图等方面实现了存储一体化；第三，电子信息在复制、传递等方面使用网络和极少量的能量而不需要纸张和运载工具；第四，不需要大量的重复建设体育图书情报信息库等几个方面。 1.7 资源共享化、可塑化网上的现代体育图书情报信息同大多数其他存储于网络上的信息一样，达到了资源的共享，能让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区域和不同的时间可以利用同一个现代网络体育图书情报信息，也可以让多人在同时对同一个现代网络体育图书情报信息进行共享利用；现代网络体育图书情报信息在使用过程中可根据不同的需要进行多次再加工、再塑造，以供不同使用者方便使用等等都反映了现代网络体育图书情报信息资源共享化、可塑化的特征。 2基于网络的现代体育图书情报信息的供给与利用 网络技术的先进性及其功能扩展与使用的快速发展与进步，为发展现代网络体育图书情报信息利用开辟了新的广阔天地，使现代网络体育图书情报信息可以达到更加优化的服务提供与利用，主要包括： 2.1 精细化的分类供给与利用第一，当前，在互联网络上已经能提供基本的信息分类供给与利用。随着网络技术快速进步，针对网上体育图书情报信息的分类会更加微化和细化，这就为人们提供了更加精细化的分类供给与利用的方式与方法。人们可以根据网上提供的精细化分类体育图书情报信息进行有针对性的浏览、查阅、下栽等。如可以按文字、图片、声音、视频、动画等进行精细化检索或其他利用等。从而达到进一步提高体育图书情报信息供给与应用效率的目的。第二，根据网上提供的精细化分类也可以达到按需供给与利用的效果。如可以根据个人或组织的要求提供相应的依时间、内容、范畴等在关键项界定基础上的供给与利用，这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在网上以简捷的方式索取相关信息的需要。而且，这样的供给与利用今后会更加人性化和科学化。第三，专业化供给与利用。体育图书情报信息专业化供给与利用主要指利用现代网络，给包括体育管理、体育教育、训练、健身、体育科研、体育交流、体育传媒等等各类不同体育工作者提供其专业领域的体育图书情报信息，使他们能够对自己从事的职业或专业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和掌握，为搞好相关工作提供必要的帮助。对于现在的网络技术来说，体育图书情报信息专业化供给与利用极易实现。 2.2 普众供给与利用普众信息供给与利用主要指向大众提供的现代网络体育图书情报信息供给和利用渠道等。针对大众的信息服务本身就是网络的优势，随着3G网络等的进步与发展，这种服务逐步扩大在手机网、电视网以及多网互通的新一代网络上，实现对大众的即时体育图书情报信息的供应，使大众能够随时了解不同地域、不同场所、不同国籍相关体育图书情报信息方面的情况，进一步提高现代网络体育图书情报信息的时空应用效率。 2.3 典型、热点提示与展示面对每天出现的各类海量网上信息人们不可能全部予以阅览，因此，需要在网上对重要或关键信息进行诸如弹出式的典型、热点信息提示或展示，使人们去关注、浏览、利用这些重要或关键信息。这一点，对现代网络体育图书情报信息同样适用。 2.4 专题、个人或机构等数字图书馆或信息库未来，数字图书馆将向更加智能化的方向发展，使人们在网上或者计算机上建立起更多、更好的专题、个人或机构等的数字图书馆或信息库，达到为不同的个人或机构提供不同的，操作更加便捷的体育图书情报信息的目的。 2.5 关联供给与利用第一，当前，体育图书情报信息关联供应与利用主要体现在关键词查询结果的供给与利用和图书情报信息相关信息的供给与利用（包括信息源、参考文献、体育产业人员与公司体育品牌等等），反映出体育与其所关联方的许多信息与情况，有利于不同产业、行业间信息的传播与利用。但目前的关联供给与利用存在量小质差等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强开发，提高信息含量、信息质量以及提供更多先进、科学的关联供给与利用手段与方法等，以促进体育图书情报信息关联供应与利用水平效果的进一步提高。第二，网上提供的其他非体育领域，包括经济、社会、科技、文化、政治等的图书情报信息与体育图书情报信息，以及不同国家、地区间的体育图书情报信息也可以提供相互借鉴。未来，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还会挖掘出更多、更大、更加全球化的一些在关联供给与利用方面有价值的东西来，以促进体育图书情报信息全球化的实现。 3结语 基于网络的现代体育图书情报信息与传统的体育图书情报信息相比表现出无与伦比的优势，具有鲜明的特征，促进了现代体育图书情报信息的进步与发展。随着网络技术与应用和体育事业的不断发展，网络的现代体育图书情报信息将会越来越重要，越来越被人们认可。新的体育图书情报信息供给与利用方式、方法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先进，会促进体育事业的快速发展与进步。 图书情报论文:大数据背景下图书情报学科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摘 要：随着信息技术不断的发展，大数据时代随即到来，在大数据的背景下，各行各业都受其影响。在图书情报学科中，大数据技术促进了人才的成长，进一步完善了培养人才的模式，促进了我国图书馆的发展。通过本文的讨论，笔者主要结合了当今时代对图书情报学科人才的要求，从制定目标、教育方式理念以及培养课堂模式方面作为切入口，分析研究了世界顶级的图书情报学科院校中的教育模式，并且结合国情，给出了相应的总结和建议。 关键词：大数据背景；图书情报学科；人才培养 0 引言 从云时代以来，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文化信息传播迅速，人类的生活也日渐电子化，而大数据就是这个高科技时代的产物。大数据指的是无法在相对的时间内依靠普通处理软件进行收集处理的数据，而是需要更先进的科学技术来进行管理。然而在大数据时代中，应该促进人才在海量的数据中找到有价值的信息的能力，并且在研究中挖掘出更多的价值，为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同时这也是提高我国图书馆情报学科（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简称Lis）人才的要求和关键。只有加快发展人才，完善培养人才的模式，才能进一步提高发展水平。这也就要求了，我国LIS人才应该开拓视野，多了解世界发发展动向，积极学习国外先进的发展模式，深入研究国外优秀的教学方式和教育理念，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良好积极的态势面对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在讨论中，笔者主要研究了美国的两所图书情报学科优秀的大学，对其人才培养模式进行分析，最后提出适合我国发展的Lis人才培养模式。 1 大数据的基本内涵 在研究一项技术的实际应用时，应该对技术本体有清晰的认识，有良好的基础知识构建，才能在上层应用研究中看到技术本身特性对应用领域的影响，以及在应用中技术更深层次的变化和演进，从而推陈出新，获得自身能够切实应用的知识。在研究的图书情报学科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大数据理念的由来，技术的发展过程以及大数据技术本身的特质等，是研究不可或缺的基础。与“大数据”相关的学术概念，在上世纪80年代就出现了最粗浅基本的提法，用以描述人类社会中大量增加的数据信息，象征着大数据理念演化进程的第一个阶段：数据信息的大量生产。现代大数据理念的正式推出是在2008年9月《自然》杂志刊发的《Big Data： Science in the Petabyte Era》一文。在这篇文章中将大数据定义为一种新的对待数据的态度，以及这种态度衍生的新的信息处理理念和分析方法，以此为标志，大数据这一学术概念正式超脱了单纯的对数据数量属性方面的单纯描述，衍生为一种全新的信息技术概念。在人类历史中，很多的新兴技术都是在其被定义前便已经起源并有一定历史，大数据技术也是如此。2000年前后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互联网数据的爆发性增长，使众多互联网科技公司迫切需要一种基于海量互联网数据下运行的新信息管理技术。其中具有较强代表性的便是谷歌公司为应对当时互联网网页信息的爆炸式增长，提出了一套全新的科技体系，即现在已经广为人知的分布式文件系统（GFS），分布式并行计算（MapReduce）和分布式数据库（BigTable）等技术，使对大数据的应用成为了可能，奠定了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基础，是大数据技术的起源之一。大数据技术演进的另一个标志性时期是2007年，人类社会生产的信息数据总量第一次在理论上超过了现有的可用存储空间总量，而2010年全球数据总量首次达到“ZB”级别，以及云计算等大数据技术的兴起，标识人类社会在各个领域都已经在全面数字化，人类正步入大数据时代。 2 iSchool联盟 在进行对图书情报学科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时，有学者认为应该将调整教学方案和拓展学生学术两项工作同时进行，才能在满足大数据背景发展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能力水平；也有学者认为将教学的模式推向国际化，同时开展信息通讯技术相关课程，才能进一步促进Lis教育模式的完善和转型；但也有学者认为应该提高设立的图书情报专业硕士的实际应用型发展，以促进图书情报学科的发展。在对Lis人才的培养时，应该确保学生具备综合应用和管理的能力，相应的经济法律知识以及计算机数据处理能力，应该将片面的书面知识转化为实际的应用知识，培养出当今图书馆管理所需的高水平、实际应用的复合型人才。 早在上世纪的80年代，就建立了由美国许多高校图书情报学科院长的非正式会晤，“iSchool联盟”也随之诞生。“iSchool联盟”在图书情报学科中占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往往决定了新时代下图书情报学科的发展方向。在“iSchool联盟”中，其研究的重要议题就是对图书情报学科人才的培养。因此，在“iSchool联盟”成员院校中，人才培养模式往往思路层次清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结合学生发展特点，时刻关注着客户的需求。这也就表明了iSchool成员们，在努力促进人和信息以及技术之间的联系。在英国的高校中，就自称了一套合理的教学方案，将学生的所有课程分成5个环节，分别是不同的类型等级，在课程内容中将实践和理论相结合，通入渗入就业文化知识，并且鼓励学生能与外部的图书情报学科研究人员交流合作，进行探究实践项目，在实训中，提高自身的能力和水平。 在大数据背景中，我国的应该致力于对图书情报学科的学生研究数据信息能力的培养，以实际的数据训练中，结合时下热点，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在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的同时，提高学生的数据收集水平和数据处理能力。 3 高校Lis人才培养模式 根据网络信息和调查，笔者列举的两所（以下文中称英校、美校）iSchool联盟的重要组成高校的教学模式。英校的教学理念主要是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中，以引领时代对科学文化以及社会经济领域的了解认知，不断的进行对专业领域的研究，以及对教学模式的跟进和塑造。培养学生的目标则是在培养学生综合运用能力和实际应用能力的同时，端正学生的学习工作态度，最后达到促进学生对新技术的开发的目标。美校的教育理念是以培养适应社会时展的具有强烈责任感的图书情报学科人才为主，促进学生去发现事物的原理，鼓励其对信息的收集创建和管理，从而在大数据背景下提高某个地区的生活水平。其培养目标是学生能在大数据时代中，对图书馆的管理和发展做出贡献。 因此在大数据背景中，我国应该结合学生的发展特点，促进学生对大数据时代的适应性的提高。加大对学生科学发展观的宣传，树立学生科学的、积极的研究学习态度，鼓励学生能与外部的实际图书管理工作多做交流和研究，在实际运用中掌握学习的真谛，挖掘到数据中隐藏的价值。 4 大数据背景下图书情报学科人才培养模式的启示 在发展中，不能完全依照外国的模式，而应该结合我国国情，以及学生自身的发展特点，来制定适合我国学生在大数据时代中的发展模式。主要是向多元化思维和服务社会视角出发，在大数据背景下，我国图书馆需要的不是只有片面的理论知识的学生，而是掌握数据处理方式并且认真工作的人才。依据国情，可知我国的图书情报学科人才应该更注重于对创新思维的培养、实际运用能力的培养、多元化思维的培养，能在大脑储备理论知识的同时，轻松应用到解决问题当中。在大数据时代中，更应该放大自己的视野，密切的关注国际图书情报学科的发展动向，跟进时代步伐，做好时刻学习的准备。还应该树立良好的正确的工作观，提高自身的服务社会的思想和工作责任感。 在大数据背景下，图书情报学科人才培养模式中，还应该加强课程设置的科学性，使学生能在课程学习中得到良好的发展。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大数据时代以云计算、互联网等科技的发展作为时展的主要体现，因此也要对往日的学生培养课程做出改动。应该在学好基础知识的前提下，开设云计算、计算机以及互联网等科技的培训课程，促使学生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应用能力。还应该鼓励学生以团队为整体，参与外部图书馆管理中的实际工作中，在过程中，不仅可以锻炼学生的合作能力，就可以使学生能在工作中找到学习的兴趣，从而促进学生自主学习，提高对知识的认识水平。 5 结束语 通过对iSchool联盟以及优秀高校的研究和分析，笔者最后结合国情，给出了相应的促进人才培养模式发展的措施。主要包括了对学生实际的数据收集处理理论知识转换为应用能力的培养，树立学生正确科学的学习观和服务社会的良好思想，以及对提高对大数据时代的认知度密切关注国际图书情报学科发展动向，在实际工作中找到对该学科的兴趣，为我国图书馆在大数据时代中的发展做出贡献。 作者简介：姚川军（1980-），男，内蒙古赤峰人，硕士，内蒙古财经大学图书馆馆员特藏部主任，主要从事数字图书馆研究。 图书情报论文:图书情报学领域作者合著方式对科研质量的影响分析 〔摘 要〕本文以我国大陆图书情报学领域15家高产学术机构为主要分析对象，以香港地区作为参照组，通过分析总体篇均被引次数、前10%高被引文献、国际合作百分比、国内合作百分比、机构内合作百分比以及相应合著的篇均被引频次等计量指标，分析中国高产学术机构不同的科研合著现状，并通过相关性分析验证不同的科研合著方式对科研质量产生的不同影响。经过研究分析发现，学术机构国际合著程度越高，其自身的科研质量越高，但机构内的合著程度越高，将不利于提高科研质量，同时未发现国内合著程度与科研质量相关。 〔关键词〕合著方式；国际合作；科研质量；基础统计分析；相关性分析；图书情报学 近年来，多种层面的科研合作呈现出上升态势，科研人员不再局限于在小范围学术圈内合著论文，国内跨省市的科研合作增多，同时国际间的学术合作也越来越普遍。早先学者Beaver和Rosen[1]对合著关系进行了研究，即科研合作能导致科研成果增多并能提高科研工作者的影响力。2010年我国学者邱均平[2]对图书情报档案学高产作者的合作程度与科研产出做了深入的相关性分析，得出结论即作者的合作程度与科研产出的学术影响力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同时也指出合作程度对提高科研产出不具影响。对于国际间的学术合作，学者Li Tang[3]对纳米技术领域的学术合作进行研究并发现该领域学者往往遵循“物以类聚”的规律即中国杰出科学家选择国际合作，语言也被发现成为重要因素影响着中国纳米研究的质量。 如上所述，已有不少学者对于科研合作和科研产出做出了多角度深层次的分析，本文力求站在作者合著方式的角度上对科研质量的影响力作出分析和初步论证。通常来说，科研合作体现在文献著作中往往表现为合著的方式。科研合著方式按合著作者所在的地域和单位大体可分为3种：国际合作，国内合作和机构内合作。从理论的角度出发，科研合著的程度与科研水平存在着“量”与“质”的等比关系，本文将更进一步探寻科研合著的3种方式是否都会对科研质量的提升产生相同的等比关系，对于情报学者关心的图情学术领域不同的合著方式对科研质量的影响又是怎样的相关关系。本文通过以中国图书情报学领域大陆地区高产机构（主要为高校）为分析对象，香港地区为参照对象，对各种科研合作方式与科研质量的相关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1 研究对象、数据来源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Scopus是由Elsevier出版集团于2004年11月正式推出的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文摘和引文数据库，涵盖了来自全球5 000多个出版商的超过21 900多本期刊的内容，完整收录了Elsevier、Springer/Kluwer、Nature、Science、ACS等出版商出版的期刊，涉及领域包括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医学、社会科学以及艺术人文等学科，收录纪录超过5 400万条，最早可追溯到1823年， Scopus收录400多种来自于国内的期刊，其中308种中文核心期刊[4]。本文利用Scopus收录期刊全面、文章类型齐全、收录内容地域的分布上更为均衡的特点，统计我国图书情报学领域科研合著方式对学术影响力的相关关系，目的在于更有效地推动和扩大我国科研机构和科研工作者的国际学术影响力。 12 研究对象 本文基于Scopus数据库[5]收录期刊文章，选取2009-2013年间“图书情报学”专业前15所中国大陆地区学术高产机构为样本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中国香港地区学术高产机构作为参照对象。 13 统计指标及其方法 SciVal是由Elsevier研发，数据来源于Scopus，是以学术机构为对象，展示机构的科研产出，科研合作情况以及跨学科科研优势的科技分析平台工具。SciVal作为科研分析工具，使用简单，指标分析清晰，数据准确，因此本文借助SciVal工具[6]，统计出2009-2013年间“图书情报学”专业中国大陆国内前15所高产学术机构和香港地区前6所高产学术机构的合著方式和科研质量情况。本文用于分析参考的统计指标包括： （1）总体篇均被引次数：在给定时期内，该机构总被引次数除以总文献数。 （2）前10%高被引文献：在同一学科期刊分类下，当年全球范围内排在全部文献被引次数前10%的文献。 （3）国际合作百分比：该机构学者与他国科研工作者合著的发文量占该机构总发文量的百分比。 （4）国际合作篇均被引频次：该机构国际合作发文总被引次数除以总国际合作发文量。 （5）国内合作百分比：该机构学者与我国其他机构的科研工作者合著发文量占该机构总发文量的百分比。 （6）国内合作篇均被引频次：该机构国内合作发文总被引次数除以总国内合作发文量。 （7）机构内合作百分比：该机构内学者之间合著的发文量占该机构总发文量的百分比。 （8）机构内合作篇均被引频次：该机构内合作发文总被引次数除以总机构内合作发文量。 在以上8个指标中，“总体篇均被引次数”和“前10%高被引文献”反映作者科研产出的学术影响力，即科研质量；“国际合作百分比”，“国内合作百分比”和“机构内合作百分比”这3个指标代表该机构科研工作者的合著方式占比。本文将就3种合作方式指标对科研质量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以验证合作方式对学术影响力“质”的相关关系，并发现3种合作方式分别对学术影响力指标的不同影响。 211 中国大陆学术机构更倾向于机构内合作，而参照对象中国香港地区学术机构更倾向于国际合作 从表5统计结果看出，中国大陆机构内合作占4306%，其次是国内合作占288%，国际合作占比最少24453%。而作为参照对象的中国香港地区的学术机构最主要的合作方式即国际合作占51683%，其次是机构内合作24467%，最少的是国内合作占945%。从这个分析结论上可以看出，中国香港地区学者们比大陆学者更注重国际合作，其科研学术氛围已经形成很强的国际合作意识形态，这点主要源于英语语言使用成熟度上和思想观念上。 212 国际合作篇均被引频次明显高于国内合作和机构内合作发文的篇均被引频次 中国大陆地区国际合作篇均被引频次平均值为538，国内合作篇均被引频次平均值仅为174，机构内合作被引频次仅略高于国内合作为1927。对比参照对象中国香港地区学术高产机构，这个结论也是成立的。中国香港地区国际合作篇均被引频次平均值为6317，国内合作篇均被引频次平均值仅为4833，机构内合作被引频次仅略高于国内合作为3167。中国香港地区的国际合作篇均被引频次平均值高于大陆地区的数值，也间接体现出了中国香港学术机构科研质量相比大陆学术机构要更具国际影响力。 213 中国大陆高产机构对于国际合作程度的差异性很大 注意到中国大陆机构国际合作百分比标准差为1612，而参照香港地区仅为112左右。观察表3，发现C9院校例如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国际合作百分比都在50%上下，而这15家高产机构中也存在国际合作在10%上下的机构，可以说在国际合作上差异悬殊。然而，表4，香港地区高产机构的国际合作数值普遍处在较高水平，甚至达到60%以上。同时观察到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家机构的国际合作百分比，总体篇均被引次数和前10%高被引文献的统计数值都非常接近参照对象香港地区学术机构的数值。从这一点也意识到国际合作程度对于提高科研质量国际影响力非常有意义。 214 中国大陆机构内合作篇均被引频次略高于国内合作篇均被引频次 这个结论有些颠覆固有的认知，普遍认为国内合著现象会有助于提高科研质量，不过从以上研究对象得出的结论与之有些偏差。一是本文选取前15所高产机构作为研究对象，而这当中涵盖6所C9院校，代表国内较高水平的学术机构，因此样本选取上会对结论造成一定的影响；二是观察这15所高产机构，有些机构国内合著和机构内合著篇均被引频次是几乎相似的，比如武汉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并且清华大学、北京邮电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浙江大学在国内合著篇均被引频次上明显高于机构内合作篇均被引频次。这个现象是非常有趣的，本文认为这与学者个人的学术圈子和影响力是息息相关，长期以来形成的学术合作关系以及科研项目的因素，使得学术机构更倾向于机构内合作，而学术影响力却因学术机构自身特点形成不太规律的影响力水平。然而，根据中国香港地区的数值得出相反的结论，本文认为从客观因素分析香港地区相比中国大陆学术机构互相之间交流便利，因此相互参考学术成果也成为必然趋势，从这一点更可以看出，香港的科研学术合作可以由关注机构内合作向促进国内合作迈进，以提高其学术影响力。 22 Pearson相关性分析和结论 将表3的数据导入SPSS进行相关性分析。对3种合作方式指标与反映科研质量和学术影响力的指标“总体篇均被引次数”和“前10%高被引文献”分别进行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6。 从表5相关性表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代表科研质量的“总体篇均被引次数”和“前10%高被引文献”两个指标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一点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并且这两个指标都与国际合作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P 然而，从统计结果又清晰地看出，“总体篇均被引次数”和“前10%高被引文献”这两个指标均与机构内合作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P005）。 因此，从相关性分析结果得出的主要结论即在图书情报学领域的学术机构应提倡推动国际学术合著程度以使学术机构提高科研质量和学术影响力。 3 研究结论与局限 本文采用两种统计学分析方式对图书情报学领域作者的合著方式对科研质量的影响进行分析，从基础统计的角度分析现阶段2009-2013年5年间中国大陆学术机构合著方式和科研质量的数据，发现在3种合著方式中国际合著文献的学术影响力最高，然而中国大陆高产学术机构普遍倾向于机构内合作，因此在国际合著程度上还有待加强，同时通过分析也看到高产机构对于国际合著的程度存在很大的差异性，这点主要体现在杰出的学术机构更重视国际合著，在国际科研合作上已形成良好的发展基础。研究也发现大部分中国大陆高产学术机构相比国内合著更倾向于机构内合著，同时机构内合著文献的科研质量略高于国内合著文献，这点呈现出不规律性。从相关性分析的角度发现国际合著和机构内合著程度都与科研质量存在相关关系，不同的是国际合著程度越大，该机构的科研质量越高，学术影响力越大，而机构内合著程度越高则会相应削弱科研质量。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1）在中国大陆学术机构的选择上，本文只是选取了前15所高产机构，样本数量少，因此得出的统计结果和结论也有可能不够准确。同时本文也只是局限在图书情报学领域，未对其他学术领域进行分析，不同的学术领域存在特殊性，所以不能将本文结论推及至其他学术领域。 （2）本文数据来源于Scopus数据库，虽然数据覆盖相对全面，但也无法保证客观的全面性，存在一部分中文期刊不在收录范围内，因此在学术机构的发文统计上和其他数据数值上都难免做到精准。 （3）本文在统计方法上使用了相关性分析而非多元回归分析，因此只能在合著方式和科研质量指标间做简单的正负相关分析，而无法确定自变量与变量以及影响程度。同时也不能排除存在其他因素对科研质量的影响。 （4）本文所提及科研质量只是片面的从文献学角度观察被引频次，而实质评价科研质量需要从多个维度去衡量。 综上所述，本文的研究存在诸多局限性，本文意在提供从文献计量学研究合著现象与科研质量的方法，提倡学者及学术机构大力推进国际合作的脚步，提高我国的科研质量和国际学术影响力。想补充的是，本文通过与参照对象中国香港地区高产学术机构的对比分析发现中国大陆一些杰出的学术机构在合著方式和科研质量的数据上已经和香港地区机构有很大的相似性。若进一步展望，香港地区学术合作氛围和方式将很有可能成为中国大陆学术机构在继续发展的路途中要经历的阶段，即更多的国际合著现象，笔者期望着我国更年轻一代的图书情报学者们去实现和突破。 图书情报论文:我国研究型高校图书情报院系研究人员国际科研产出的影响因素研究 〔摘 要〕以三元交互决定论为基本理论指导框架，就个体层面的研究自我效能感、研究结果预期和组织环境层面的组织气氛等因素对我国研究型高校图书情报院系研究人员国际科研产出的影响作用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研究自我效能感和国际科研行为正向影响国际科研成果，研究自我效能感通过国际科研行为的部分中介作用正向影响国际科研成果；2）国际科研行为受研究自我效能感的正向影响；3）研究自我效能感受组织气氛的正向影响；研究结果预期受研究自我效能感和组织气氛的正向影响。 〔关键词〕高校；图书情报学；国际科研产出；自我效能感；结果预期；组织气氛 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到2020年，我国要建成一批国际知名高等学校，若干所大学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2015年，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2016年教育部印发《教育部2016年工作要点》的通知，要求加快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已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主题，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关键环节是创建一流学科，一流的学科，必须具有一流的知识创新能力，即一流的科研水平。研究型高校作为中坚力量，承载着我国图书情报学创建世界一流学科的重任，提高我国研究型高校图书情报院系的科研创新水平，缩短与国际一流大学的距离，才有可能加快我国图书情报学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的步伐。国际科研水平的高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国际科研产出的多少来衡量，研究人员作为国际科研产出的主体，如何提高其国际科研水平，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 为深入探讨研究人员科研行为的动因，笔者以班杜拉社会认知论的三元交互决定论为基本理论指导框架，在半结构化访谈基础上[1]，从研究人员个体层面的研究自我效能感、研究结果预期和组织环境层面的组织气氛3个视角探析影响研究人员国际科研产出的主要因素，以我国8所研究型高校图书情报院系中的教师和在读博士生为调查对象进行实证研究，寻找提升研究人员国际科研水平的关键点。 1 研究假设 1.1 国际科研产出的二维结构及其关系 科研活动是一种探索性、创造性的劳动，科研成果的转化具有不确定性与时滞性，对科研产出的衡量应包括科研行为和科研成果两个维度[2]。国际科研产出亦包括国际科研行为和国际科研成果两个维度，国际科研行为指研究人员从事的各种正式的、国际化的科研、学习与专业交流活动；国际科研成果指研究人员在研究和探索人类社会现象的本质及发展规律的实践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社会效益或经济效益的精神产品，主要以文献为知识载体（包括外文专著、外文期刊论文、外文会议论文以及外文形式的非正式文献如国际学术交流的PPT、科技报告、内部资料等），也包括外文形式的有形成果（如专利、开源软件、分析工具、图形、设计等）。研究人员的国际科研行为是成果的前期投入，成果是其行为的目标和价值表现；同时，访谈发现，虽然国际科研行为不一定都会产生国际科研成果，但一般而言二者是正相关关系。 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H1：研究人员的国际科研行为对其国际科研成果有显著正向影响。 1.2 研究自我效能感及其与国际科研产出的关系 班杜拉认为自我效能感是个体最终完成任务的一个强力的决定因素和预测指标，自我效能感并不是一种纯粹的能力判断，而是对自己在一定情景中能做什么的信念评价[3]。20世纪80年代，一些学者将自我效能理论与科研培养过程和成为一名成功的研究者联系起来，试图从自我效能感的角度解释科研培养环境的作用以及如何成为一名成功的研究者，由此发展出研究自我效能感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个人对其有能力完成与科研相关任务的自信程度[4]。本文将研究自我效能感定义为研究人员对其成功完成国际科研活动相关任务过程中所具备技能的自信程度。国内外众多学者在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中已表明无论是自我效能还是研究自我效能，对研究人员的科研产出均有积极预测作用[5]。 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H2a：研究人员的研究自我效能感对其国际科研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H2b：研究人员的研究自我效能感对其国际科研成果有显著正向影响。 此外，结合假设H1，进一步提出将国际科研行为作为中介变量的假设： 假设H2c：研究人员的研究自我效能感通过国际科研行为显著正向影响其国际科研成果。 1.3 研究结果预期及其与国际科研产出的关系 班杜拉认为“行为受结果影响”这一认知中的“结果”很大程度上指“预期结果”，也即行为建立在对未来的结果预期之上，人们具有预测未来行为可能结果的能力，并可根据预期行动结果调整努力的水平与分配力量，因此，对预期结果的信念比行动的实际结果能更好地预测行为。Bieschke和Bishop提出“研究结果预期”的概念并将之定义为“个人对其从事某研究活动可能带来结果的期望”[6]。本文的研究结果预期指个人对其参加某项国际科研活动所可能带来结果的期望，并进一步从国际科研活动可能带来正向结果的角度，提出研究结果预期包含内部价值预期和效用价值预期两个维度，内部价值预期指个体对其参加国际科研活动所可能获得的与活动本身相关的、内在需要得到满足的期望，关注的是对活动本身的兴趣等非功利性的结果；效用价值预期指个人对参加国际科研活动所可能获得的与活动本身相分离结果的期望，关注的是外在的奖励、外在的认同等功利性的结果。国内外大量研究表明研究结果预期对研究人员的科研兴趣、科研意向、科研行为有积极预测作用[7]；对科研成果产出有间接预测作用[8]。另外，在访谈中发现，被访者一致认为国际科研产出可能带来的结果是促使研究人员参加国际科研活动和发表国际科研成果的一个很重要的动因。 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H3a：研究人员的研究结果预期对其国际科研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也即研究人员的内部价值预期或效用价值预期对其国际科研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H3b：研究人员的研究结果预期对其国际科研成果有显著正向影响，也即研究人员的内部价值预期或效用价值预期对其国际科研成果有显著正向影响。 1.4 组织气氛及其与国际科研产出的关系 班杜拉的三元交互决定论认为，环境作为行为的对象或现实条件决定着他的行为方式；勒温认为行为是个人与其所在环境的函数，组织气氛即在特定的情境中，每个组织成员对环境直接或间接的知觉，这种气氛可以影响组织内员工的动机、信念和价值，并能影响组织成员的行为。本文的组织气氛指研究人员直接或间接知觉到的、高校或院系环境中一组可以测量的、支持或驱动其国际科研产出表现的组织特质，并进一步将对研究人员起积极作用的组织气氛细化为资源支持、政策导向、国际化氛围、管理支持、领导支持5个维度。资源支持指研究人员所感知到的学校或院系为其参加国际科研活动或成果产出所提供的资源支持程度；政策导向指研究人员所感知到的国家、学校或院系为鼓励高校研究人员的国际科研产出而在相关政策制定中突出国际科研行为或成果的重要性程度；国际化氛围指研究人员所感知到的学校或院系环境中能够促使研究人员国际科研产出的国际化氛围程度；管理支持指研究人员所感知到的学院科研管理的合理程度和为研究人员的科研活动提供相应服务的支持程度；领导支持指研究人员所感知到的团队带头人或导师对其国际科研产出的支持和鼓励程度。 一般认为积极的组织气氛有利于激发个人的创新行为，消极的组织气氛阻碍个人的创新行为。从某种程度上说，高校研究人员的科研产出与其创造性紧密相关，国际科研活动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创新性行为，高校内每个成员对其所在环境的直接或间接的知觉可以影响其从事国际科研活动的信念和价值，进而影响其国际科研行为。已有研究中关于组织气氛对科研产出的预测作用在教师层面得到了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支持[9]；在博士生层面的理论探讨和调查统计研究中得到学者共识[10]，部分实证研究表明组织气氛对博士生的科研行为和科研成果有显著预测作用[11]。 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H4a：组织气氛对研究人员的国际科研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也即资源支持、政策导向、国际化氛围、管理支持、领导支持对研究人员的国际科研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H4b：组织气氛对研究人员的国际科研成果有显著正向影响，也即资源支持、政策导向、国际化氛围、管理支持、领导支持对研究人员的国际科研成果有显著正向影响。 1.5 组织气氛、研究自我效能感、研究结果预期三者之间的关系 班杜拉的三元交互决定论在重视人的主体性因素之外，也承认环境是决定人类能动性的重要情景因素。形成个人自我效能感的信息来源包括亲历的动作性掌握经验、替代性经验、社会说服、情绪和生理状态信息[12]，替代性经验、社会说服包含的信息很多都是情境化的；同样的，结果预期中的奖赏、声誉等效用价值的获得也往往来自于外部环境。从理论上讲，个体对环境的认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自我效能感和结果预期的形成，该论断已得到大量实证研究的支持[13]。 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H5：组织气氛对研究人员的研究自我效能感有显著正向影响，也即资源支持、政策导向、国际化氛围、管理支持、领导支持对研究人员的研究自我效能感有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H6：组织气氛对研究人员的研究结果预期有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H6-1：组织气氛对研究人员的内部价值预期有显著正向影响，也即资源支持、政策导向、国际化氛围、管理支持、领导支持支持对研究人员的内部价值预期有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H6-2：组织气氛对研究人员的效用价值预期有显著正向影响，也即资源支持、政策导向、国际化氛围、管理支持、领导支持支持对研究人员的效用价值预期有显著正向影响。 班杜拉的社会认知理论认为自我效能感与结果预期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在特定环境下，个体会通过对自我行为方式的判断预测其行为可能产生的结果，在既定情境中人们的结果预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自己能完成的行为成就类型的判断。从理论上讲，个体的自我效能感会对结果预期产生一定的影响，该论断也得到实证研究不同程度的支持[14]。 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H7：研究人员的研究自我效能感对其研究结果预期有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H7-1：研究人员的研究自我效能感对其内部价值预期有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H7-2：研究人员的研究自我效能感对其效用价值预期有显著正向影响。 2 实证研究 2.1 问卷设计 第一部分：国际科研活动和成果，包括国际科研行为和国际科研成果两个变量；采用开放式填答，以主观赋权法调查各测度题项的权重。第二部分：个体因素，由研究自我效能感量表和研究结果预期量表组成，研究自我效能感量表由研究自我效能感变量构成，采用李克特五分值量表：从“没有自信”到“很有自信”5个程度级别，分别赋值1～5；研究结果预期量表包括内部价值预期和效用价值预期两个变量，采用李克特五分值量表：从“非常不重要”到“非常重要”5个程度级别，分别赋值1～5。第三部分：组织环境因素，即组织气氛量表，包括资源支持、政策导向、国际化氛围、管理支持、领导支持5个变量，采用李克特五分值量表：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5个程度级别，分别赋值1～5。 2.2 数据收集 第一阶段为预调查，检验问卷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对问卷进行必要的修正和调整。预调查以武大信管和南大信管为调查对象，采用电子邮件和即时通信工具发放，共发放问卷150份，回收84份，有效问卷82份。第二阶段为不含预调查对象的研究人员，问卷的发放和回收方式以电子邮件为主、辅以网络即时通信工具、专业调查网站（问卷星网站）和人工实地发放，共回收问卷132份，有效问卷79份。将预调查数据进行相应题项删减和次序调整后合并，最终得到有效问卷161份，用以实证分析。 2.3 结果分析 2.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在样本的人口特征方面（见表1）：被调查的男性、女性学者比例接近；各年龄段均有涉及；八大院校不同科研年限、不同职称/身份的研究人员均有涵盖。总体而言，受试人员在性别、年龄、科研年限、单位、职称等各维度均有分布，样本的构成具有较好的代表性，符合对样本数据特征的要求。 2.3.2 效度和信度分析 2.3.2.1 效度分析 采用探索性因素分析确认量表因素结构模型，验证性因素分析对所得模型进行参数评估，检验探索性因素分析得到的因素结构是否合理。将161份有效问卷按样本所属高校排序，抽取单号81份为探索性因素分析样本，双号80份为验证性因素分析样本。对单号81份中的研究自我效能感、研究结果预期和组织气氛量表采取主成分分析法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形成各量表的因素结构模型；再以双号80份问卷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分别对探索性因素分析所得3个量表的因素结构模型与实际收集数据的契合度进行检验。结果显示：研究自我效能感量表获得1个公共因素，命名为研究自我效能感；研究结果预期量表获得两个公共因素，命名为内部价值预期和效用价值预期；组织气氛量表表获得5个公共因素，命名为资源支持、政策导向、国际化氛围、管理支持和领导支持；以上各量表的因素结构在验证性因素分析中得到验证，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 2.3.2.2 信度分析 采用Cronbachs alpha系数对研究自我效能感、研究结果预期和组织气氛3个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进行检验。结果显示：3个量表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均大于0.9；子量表内部一致性α系数均大于0.80；说明3个量表及其分量表都具有较好的信度表现，量表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满足信度要求。 2.3.3 假设检验 2.3.3.1 相关分析 根据Kline的数据正态性分布标准对各变量数据进行检验，研究自我效能感、内部价值预期、效用价值预期、资源支持、政策导向、国际化氛围、管理支持、领导支持8个变量的偏度系数绝对值在0.160～0.815之间，远小于3；峰度系数绝对值在0.115～0.638之间，远小于8；国际科研行为和国际科研成果的偏度系数大于临界值8；峰度系数远大于20。即前8个变量的数据服从正态分布，后2个变量的数据不服从正态分布，且偏离正态的情形较为严重。因此，分别采用Pearson和Spearman相关系数对前8个变量和后2个变量及与其他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国际科研行为与国际科研成果呈现非常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p 2.3.3.2 回归分析 通过秩变换对国际科研行为和国际科研成果变量的数据进行变换，变换后的数据经检验呈正态分布。后采用逐步多元回归法分别对以上具有相关关系的变量做进一步检验，回归分析摘要见表2至表6，主要报告自变量与因变量的相关系数R、决定系数R2、决定系数的增加量（ΔR2）、F值、净F值（Δ）、自变量对因变量的未标准化回归系数B、标准化回归系数β。其中，R2为决定系数，即自变量对因变量的预测力；F统计量及其显著性检验可以检验整个回归模型是否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性；未标准化的回归系数B较偏重于实际，易受变量间单位的影响，无法比较预测变量的相对重要性，故经常使用标准化回归系数β作为自变量间解释力的比较，标准化回归系数β的绝对值越大，表示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越大[15]。 1）由表2知：国际科研行为对国际科研成果有显著预测力，有效解释国际科研成果40.3%的变异量，假设H1得到证实。 2）由表3、4知：研究自我效能感对国际科研行为有显著预测力，有效解释国际科研行为5.7%的变异量；研究自我效能感对国际科研成果有显著预测力，有效解释国际科研成果15.6%的变异量；国际科研行为的部分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占研究自我效能感对国际科研成果总效应的比为0.238×（0.573/0.395）=34.53%；假设H2a、H2b、H2c得到证实。 3）由表5知：领导支持对研究自我效能感有显著预测力，可有效解释研究自我效能感10.2%的变异量，假设H5得到证实。管理支持和领导支持对内部价值预期有显著预测力，可有效解释内部价值预期36%的变异量，假设H6-1得到证实；领导支持和政策导向对效用价值预期有显著预测力，可有效解释效用价值预期32%的变异量，假设H6-2得到证实；由以上可知组织气氛对研究人员的研究结果预期有显著正向影响作用，假设H6得到证实。 4）由表6知：研究自我效能感对内部价值预期和效用价值预期有显著预测力，有效解释内部价值预期20%的变异量、效用价值预期7.5%的变异量，假设H7、H7-1和H7-2得到证实。 3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3.1 研究结论 3.1.1 研究人员的国际科研成果产出受其行为的正向影响 参加境内外国际学术会议和学术组织、参与国际科研项目、跟国外学者合作发表学术论文、境外访学、被邀请作为境内外国际学术会议发言人及学术期刊或境外国际学术会议论文评审专家等相关国际科研活动越多，国际科研成果产出也越多。 3.1.2 研究人员的研究自我效能感对其国际科研行为和国际科研成果的影响 研究人员的研究自我效能感对其国际科研行为和国际科研成果的影响，亦通过国际科研行为的部分中介作用对国际科研成果产生正向影响。结论支持了自我效能感在科学研究领域中的作用，拓展了现有研究范围。 3.1.3 研究人员的研究自我效能感正向影响研究结果预期 班杜拉认为个体在既定环境中形成的结果预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自己能完成的行为成就类型的判断，通过对自我行为方式的判断（自我效能）预测行为结果（结果预期）。同样的，我国研究型高校图书情报院系研究人员在从事国际科研活动时也会根据对自己效能的评价产生不同的结果预期。 3.1.4 研究人员对组织气氛的感知影响其研究自我效能感和研究结果预期的形成 组织气氛作为研究人员的一种心理气氛，是对团队、院系、高校等组织情景因素的一种感知。研究自我效能感和研究结果预期的形成过程是一个认知加工过程，这一认知加工过程是对一系列支持国际化研究的组织信息进行整合的过程。在整合过程中，个体必然会将对环境因素的感知整合到研究自我效能感和研究结果预期的形成过程中。 3.1.5 研究人员的研究结果预期对国际科研产出两个维度的正向影响作用未得到实证研究支持 这一结论与班杜拉对结果预期的阐述吻合：效能信念的预测作用大于结果预期，即低效能感会使结果预期失去激发潜力的作用。统计发现，受试人员的研究自我效能介于2.86～3.55之间，从总得分来看，约46.58%受试人员的研究自我效能感低于平均值（平均值28.39，最小值9，最大值45）。由此来看，在目前我国研究型高校图书情报院系研究人员对其完成国际科研任务的自我效能感普遍较低的情况下，研究结果预期对其行为的预测作用尚未激发出来。 3.1.6 研究人员对组织气氛的感知对其国际科研产出两个维度的正向影响作用未得到实证研究支持 该结论与班杜拉三元交互决定论中“从相互作用论的观点看，寻找行为最终环境原因的普遍做法是无效的”这一观点相吻合，也即在目前的情况下，基于三元交互决定论寻找国内研究型高校图书情报院系研究人员国际科研产出的关键因素时，个体的效能信念具有决定性影响，情景对行为的预测作用不显著。 3.2 对策建议 3.2.1 加强国际科研合作与交流，提高研究人员的国际科研活动参与度 国际科研行为是国际科研成果产出的一个重要解释变量，可通过鼓励和支持图书情报院系研究人员广泛开展国际科研合作，创造条件鼓励和支持其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选拔优秀教师出境进修，鼓励和支持博士生参加境外联合培养等方式加强国际科研合作与交流，努力提高本学科研究人员的国际科研活动参与度，带动其国际科研水平的提升。 3.2.2 创造有利条件，提高研究人员的研究自我效能感 研究自我效能感是国际科研行为和国际科研成果的重要解释变量，个体成功行为的反馈、与研究人员具有相似性成功榜样的示范作用、他人的言语说服和积极反馈、积极的心理状态和生理健康、团队领导的指导和支持均可有效提高研究人员的研究自我效能感。高校管理部门和研究人员可从这几方面出发，通过学校的支持和研究人员自身的努力，有效培养研究人员的自我效能感，进而提高其国际科研活动参与度，产出高质量的国际科研成果。 图书情报论文:图书情报知识管理服务人性化中的柔性分析 【摘要】本文首先介绍了柔性管理服务概念；其次概述了柔性管理的具体体现；最后探讨了柔性管理措施，希望能够为图书情报管理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图书情况知识管理；柔性管理；措施；分析 柔性管理是一种现代管理方式，它集中体现在人性化方面，如果图书馆管理者能够做到柔性管理，那么整个图书情报知识管理人员都会呈现出一种积极奉献的态势。柔性管理就是在管理的过程中，更多的关注馆员的情感，根据不同馆员自身的特点来让其负责不同的工作，最大程度的发挥人才的价值。 一、柔性管理概述 柔性管理其核心是强调提高生产和工作效率，其指导思想就是只有管理的严格，效率才能提高。长期以来，人们只重视带有强制色彩的刚性管理，只强调遵守和服从，否则给以惩处，显然这种管理具有不可抗拒的特征。而柔性管理则体现在研究人们心理和行为规律的基础上，采用非强制方式，在人们心目中产生一种潜在的说服力，从而把组织意志变为员工的自觉行动。柔性管理的最大特点在于它主要不是依靠外力，而是依靠人性解放、权利平等、地位平等、每个人都要有主人翁意识的责任感，从内心深处来激发每个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他们能真正做到心情舒畅、不遗余力、优质高效地完成工作任务。真正从管理学理论上来分析，柔性管理的特征集中体现在模糊性、非线性、感应性、塑造性和滞后性上。可见，柔性管理是一种充分体现理性的管理，也是图书馆管理创新的发展趋势。 二、图书情报知识管理服务人性化中的柔性分析 人性化中柔性管理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情感管理。就是在管理的过程中要注重图书馆管理人员的内心世界，按照管理人员自身的情况倾向性进行管理，通过这种方式提高管理人员的工作热情，尽量减少管理人员的消极情感，图书馆的管理高层应该多与一线的管理人员进行沟通，知其需求，有更加人性化的方式来管理馆员。 （二）民主管理。当图书馆管理高层做出决策之前，应该广泛的听取一线管理人员的意见与建议，因为他们与读者接触的时间最长，对读者的心理有比较深刻的了解，有助于管理高层决策更加的科学合理，有些一线管理者提出的建议更具参考价值。 （三）自由管理。这种管理模式要比民主管理更具现代性，所谓自由管理就是图书馆管理高层要求，馆员应该自身的特性制定出发展计划以及实现措施，从将其个人目标与图书馆发展目标有机结合起来，使馆员更加愿意为图书馆付出努力与辛苦。 （四）文化管理。这是柔性管理的集中体现，就是利用图书馆自身的文化将馆员凝聚在一起，而不是靠强硬的制度。图书馆文化管理的好坏，直接影响到馆员是否形成向心力，如果馆员依然图书馆文化而严格规范自己的行为，这样状态才能图书馆管理想要的最佳状态，希望通过这样的管理方式，能够实现图书馆与馆员之间的伙伴关系而不是雇佣关系。 （五）科学管理。这是实现柔性管理必须要实现的环节，科学管理是实现柔性管理的前提，如果没有科学的管理，图书馆各项业务都会陷入混乱状态，因此每个图书馆都应该根据自身的特点寻找出一种科学的管理模式，科学管理不仅要将图书馆中的业务打理的井井有条，最关键的是能够让馆员积极工作，让馆员主动奉献，而不是被动工作。现代图书馆要想得到长久发展，科学管理是其必备条件，如果能够将人性化管理模式有效的结合进去，其管理效果将会事半功倍。 三、图书情报知识管理人性化中的柔性管理措施 （一）善用人才。管理人员应该掌握各个馆员自身存在的优势与劣势，并且根据这些优势与劣势合理的安排工作，保证人尽其才，最大程度发挥人才的价值，人才的价值不仅体现在业绩上，还体现在与各个员工融洽程度上。管理人员要充分发挥员工优势的同时，还要对员工的劣势有所包容，因为人的优势与劣势都是相对的，在不同的情况下，优势可能会转变为劣势，而劣势也可能转变为优势，因此管理者应该掌握一个度，使其劣势不会过分的凸显出来，这样人才的价值才能充分显示出来。 （二）参考其他管理模式。不同的图书馆管理模式具有不同的优势，图书馆管理者应该参考更多的图书馆管理模式，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其融进自己的管理模式中，形成科学的管理方式，这样才符合现代社会的发展。 （三）运用多种激励机制。柔性化管理的激励机制是调动馆员积极性的重要手段。由于客观上存在能力差异，潜能与才智的发挥并不相同，为了激发每个人的热情与积极性，图书馆需要激励制度。它在图书馆管理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实施有效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它既有利于实现图书馆工作目标，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柔性化管理的激励机制主要有：理想激励，把理想 教育作为重要手段帮助馆员树立社会理想，将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结合起来；目标激励，一般包括组织目标和个人目标；榜样激励，通过树立先进典型和领导者的宣传示范，引导馆员积极做好图书馆工作；培训激励，通过培训，提高馆员的工作能力，为承担更大责任和更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创造条件，必须制定合理的奖励标准，对表现突出者予以精神和物质的激励，对于因不负责任、违纪造成的失误，也应视其程度给予批评或惩罚。定期对工作人员的水平与技能进行专业性质的评估、考核、结果与职称评定、职位提升挂钩等方式。 （四）塑造良好的人本管理的文化氛围。图书馆推行人本管理，必须要注重塑造人本管理的文化氛围，民主、协作、开拓、敬业以及集体意识都要从中得到体现。人本管理的文化氛围的塑造，在管理过程中首先应从管理者着手，管理者要主动帮助馆员实现目标并获得成功的满足感和成就感；建立公正评价体系和奖励制度，以激励馆员进取并创造更好的成绩；在任务目标的实现过程中，要预防和避免馆员的心理障碍的发生，组织团队成员之间的有效沟通，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以扫除馆员的心理障碍。 四、结语 综上所述，可知柔性化的管理方式是现代图书情报知识管理方式的最大选择，要想彻底的贯彻落实该管理模式，管理者首先因该做到科学管理，将图书情报知识业务按照科学的方式进行打理，对待人才也要采取一定的科学管理方式，根据馆员情感走向以及典型的优势与劣势进行管理。 图书情报论文:探讨信息化背景下图书情报机构服务模式的提升 [摘 要]当今社会处于信息爆炸的时代，信息合成化的集成以及信息的传递已分布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只有运用数字化和信息电子化才能跟上时代步伐。图书馆拥有大量图书，不管是借阅还是管理如果单纯依靠人工都是非常繁琐的，因此，图书馆应加强数字信息化建设，改变原来的人工管理。信息化将节约更多的人力资源，有利于图书馆的图书管理，有利于更好的为读者服务，充分展示出图书馆的资源优势，实现图书资源共享。 [关键词]信息化；情报机构；图书管理 将信息化运用到图书管理中对图书管理来说是一项重大的改革且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信息化对图书管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信息化改革是传统图书馆管理向现代化图书馆管理迈进的重大一步，也是目前整个社会趋势下图书馆的良好转变形式。信息化的到来，势必对传统的图书馆管理工作带来很大冲击，必须适应时代变迁，跟紧时代步伐，将时代特征融合到图书馆图书管理中去，更好地发挥图书馆的魅力，从而更好地为人们服务，充分展示出图书馆的资源优势，实现图书共享。只有建设好图书馆的图书管理服务机制，才能增强读者的身心愉悦感，使图书馆更好地为读者服务。 1 图书馆信息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图书馆是运用图书馆的图书资源以及当今时代的网络特征为蓝本进行设计和创新的。图书馆的图书分布呈阶梯型特点，这也是信息化系统的特点。利用数字化的特征作为图书管理的建设方向，充分考虑图书馆的实际情况进行指导和建设，将大大提高公共场所的图书馆的整体服务性能和服务指数，节约人力成本和人力资源，保护图书的安全性和完整性，避免因人工而出现的错误或失误。这一举措还能大大提高图书馆的整体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节约图书馆管理成本，提升图书馆的竞争能力。然而目前图书馆市场已进入饱和性的发展阶段，这意味着要使图书馆有一个新的提升就必须拥有一个新的建设发展市场来使图书馆完成战略性发展。 图书馆信息化管理应着手于资源开放和资源共享，而且要避免出现资源重复的现象发生。信息化的图书馆管理建设应秉承资源共享的原则，和各个单位以及将会用到图书资源的社会企业共享资源，方便读者借阅。图书馆图书管理信息化建设不应仅从资源建设和硬件设施着手，还要从信息化管理的软件方面着手，以提高图书馆的管理信息化建设。只有不断更新信息化，才能和各个企业单位以及读者共享图书资源。 2 图书馆信息化建设的3个阶段 2.1 管理标准化阶段 这一阶段是图书馆图书信息化管理标准化阶段，是针对图书馆图书管理的整体图书来进行划分的。目前我国传统的图书馆图书管理工作普遍存在管理技术水平低下、信息流动缓慢的特征，要改革传统的图书馆图书管理工作，推动图书馆信息流动，提高图书馆的生存能力和生存质量。这将大大节约人力成本和人力资源，有利于保护图书的安全性和完整性，避免因人工而出现的错误或失误，且大大提高图书馆的整体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更好地节约图书馆管理成本。 2.2 资源数字化阶段 这一阶段是指图书馆经过信息化的建设后在整个经济市场有了一定的地位和经济收益，但因为部分问题的存在使这一地位并不是十分稳定，导致经济利益不理想。这一时期图书馆的IT架构已基本完成，在部门内部之间已能较为精准地共享信息资源。然而这一时期部门之间还存在着信息之间的传递障碍，并不能实现信息的及时传递和资源共享。 2.3 综合信息化阶段 这一阶段是针对整体的信息化综合程度而言的，在这一时期图书馆的IT只能在办公上发挥作用，分析和预测整个行业的图书销量前景，从而得出哪些书是畅销书，这有利于提升图书馆的竞争力。然而目前来说图书馆的市场已经进入饱和性发展阶段，这意味着要使图书馆有一个新的提升就必须有一个新的建设发展市场来完成图书馆的战略性发展。这一时期图书馆基本上已建设完毕，图书馆内部的各种资源信息共享也已基本形成。所以，在这一时期只有引进更为完善和大型的信息化网络系统才能满足图书馆的进一步发展需求。 3 图书馆信息化建设的基本要求 一般情况下，图书馆图书信息化管理要满足以下3个方面的基本要求：信息基础结构建设、信息资源建设、信息服务系统建设。 3.1 硬件设备 图书馆的信息化建设对数字图书馆专用的服务器、网络路由器、网络防火墙和硬件存储设备等硬性设备的要求极高，因为这些因素将影响整个图书馆图书信息化管理的质量。在选取设备时，应充分广泛的征求意见，并结合图书馆的实际情况，避免出现一个小型图书馆购买大型、昂贵的硬件设备的现象，造成资源浪费。 3.2 软件系统平台 网络制作系统把一些原有的图书资源信息转化为数字形式，使网络系统从字面信息就可以看出是把这些经过上一个系统整理好的数字化文件资源数据到虚拟的图书馆里面去，方便用户使用和读者阅读。网络应用平台就是一个进入图书馆的门户，这一平台类似于网站的网页，并且可将所有的图书借阅时要使用的东西都放置于平台之上以供读者使用。 图书馆拥有大量书籍，读者不可能自己一本书一本书的去寻找，这将极大地浪费时间和精力。图书馆信息化后形成了一个全文检索系统，是读者从整个图书馆成千上万的图书中获取自己想要的图书的关键所在。这一系统是图书馆图书信息化建设中必不可少的核心部件，极大地方便了读者。 3.3 数据库 如果自己开发资源数据库，虽然节约资金，但从长远的来看并不利于图书管理，这是因为一旦出现问题将没有企业单位进行保障，很难及时解决问题。甚至不能与其他版本兼容，这不利于图书馆的图书信息化管理。因此，在选取资源数据库时要考虑类似于Oracle、Sybase等性价比较高的软件。 3.4 备份系统 如果图书馆的数据库出现问题而没有备用系统维护运行，将会使图书馆的数字化系统进入瘫痪状态，不利于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工作。为避免出现这样的问题，就必须引进备份系统，以保证图书馆的数据系统的安全和稳定，是应急状态下所启用的系统。这一套系统必须保证和原有系统差不多，以稳定数据资源，避免因图书馆数字化系统出现问题而引起读者借阅不便的问题。 3.5 信息资源的建设 如果图书馆没有相当大的馆藏量，就不能吸引读者前来阅读和借阅，更不会产生经济效益。所以，图书馆图书管理信息化建设的前提就是图书馆必须拥有一定的藏书量，这是最为基本也是最为重要的基石条件。只有拥有大量的图书资源才能使图书馆进一步建设和发展，才能跟上时代的脚步发展，更好的实现图书馆和现代社会的完美结合。在建设前应充分收集当前较为流行的图书目录进行整编和排版，在保证原有书目的前提下收集和整理当下的流行书目，丰富图书馆资源，吸引更多读者前来借阅。 图书馆的自动化已从单体网走向了多体网络用户再走向了局域性网络用户最后走向了广域网络用户。目前，这一技术手段已经越来越成熟并且已运用到图书馆的图书信息化建设中去。当下，图书馆要考虑的重点工作就是如何完善整体系统的服务性能，便于读者体验。 4 结 语 只有充分结合现代化的特征整改和建设图书馆，才能更好地发挥图书馆的魅力，增加图书馆的效益。信息化技术已运用到生活的很多方面，应加快数字信息化建设的步伐，改变原来的人工管理。信息化将大大节约人力资源，有利于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只有将时代特征融合到图书馆的图书管理中去，才能更好地发挥图书馆的魅力，更好服务大众，充分展示出图书馆的资源优势，达到资源共享的目的。 图书情报论文:知识经济与我国图书情报事业的发展探讨 摘要：近年来，我国科学技术及经济发展都比较快，且网络时代悄然来临，图书情报工作跟随时代的步伐步入网络图书情报时代。在知识经济的大背景下，图书情报事业必须在短时间内发展起来，但是目前图书馆在信息知识提供能力上却比较落后。本文将从知识经济背景下图书情报事业的发展情况入手，分析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拦路虎，简要阐述未来的发展走向。 关键词：知识经济 图书情报事业 发展走向 在知识经济的大背景下，图书情报必然要走向网路图书情报这条路，后者是目前世界范围内广泛应用一种模式，属于科技发展的外在表现形式，只有通过对图书情报工作不断地了解与实践，才能寻找到最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图书情况工作执行形式。自改革开放以后，图书情报建设虽然有所建树，但是和发达国家相比尚存在一些差距。我国各级政府对图书情报工作都比较重视，大多城市都已经跟上时展的脚步，将图书情报向着数字化与网络化发展，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却遇到了许多阻碍因素，这些因素对我国图书情报发展具有较大的负面作用，下文将对其进行阐述。 1. 知识经济视角下图书情报事业发展的制约因素 我国工农业经济虽然与知识经济尚处于并存状态，但是随着知识经济的不断发展，知识经济社会的来临只是时间问题，但是一些人却没有从时展特点中看出这种趋势，依然用传统的目光对待新生事物，不重视图书情报管理工作，舍不得投入大量的资金对其进行完善。其次，在知识经济中图书情报机构所在的位置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却很少有人将其提升到国家发展的高度来对待。图书情报机构正面临着新形势与新任务，但是各方工作人员缺少相应的应对方式，这些问题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我国图书情报事业的发展。 知识经济发展过程中，信息的整体需求量与需求方向都产生了比较明显的转变，但是图书情报工作却没有从跟随其脚步。首先，新时代背景下，人们对信息的需求量巨大，但是信息服务业规模与能力却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发展的需求;其次是要求较高，不仅对信息的准确性有着较高的要求，同时对信息的传递速度也有明确的要求，但是我国实际信息传递效率却比较低;最后对信息需求单一化与多元化的矛盾冲突，综合化与社会化已经成为图书情报的基本要求，但是我国信息服务能力与服务水平都比较低，远不足以满足社会的需求。 2. 知识经济视角下的图书情报事业发展展望 知识经济的不断发展会对我国图书情报行业产生较大的影响。知识经济背景下，人们对信息的需求量逐渐增大，图书情报地位更加突出，且作用也会更大，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必然会迎来空前的发展机遇。知识信息量有了明显的增长，社会整体需求有所增加，促进了知识的创新与传播，信息量膨胀。从另一方面分析，由于信息的多元化发展，社会的信息需求量也比之前有了明显的提升，这些都是促进图书情报事业发展的原动力。知识经济在发展过程中附生了许多新型信息载体，这些载体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导致信息的大爆炸。经调查显示，最近40年，人类所产出的信息量已经超过之前几千年信息量的总和，这一情况在因特网中有着明显的体现。 当前的知识信息量不论在增长速度还是传播速度上都是比较惊人的，这一情况已经引起了政府及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均在通过各种方式提升认识，采取相应对策来应对这一情况。首先要重视信息的收集、加工与储存管理，因为信息量增长过快，所以如何对这些信息进行管理，让信息的作用最大化便成为相关工作人员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为了提升管理水平以及软件检索效率，必须要从重视图书情报工作方面入手，让管理工作更加具有科学性，让无序资源变的有序化，为知识经济提供更加完善的服务。 对电子信息来说，传统的文摘刊物等模式都已经不能满足时展的需求，所以必须要建立起整套先进的信息加工以及管理技术，配合检索方法进行处理，并且这一目标已然成为图书情报行业的主要工作方向。人们对图书情报所能够提供的信息依赖性有所提升，出现任何知识盲点时，都会在第一时间通过各种渠道对问题的答案进行检索，生活已经离不开图书情报。即便信息网络高度发展，但是在国家或者是大型单位中，情报机构依旧是不可或缺的。情报机构主要负责对知识进行收集加工，通过各种方式来储存知识点，以备后用。迎面而来的信息浪潮已经让人们难以适应，所以图书情报机构及相关人员必须要通过提供相应信息服务的方式来帮助人们渡过难关，这样人们才会更加依赖图书情报机构，有助于知识经济背景下我国图书情报事业的长久发展。 知识经济对管理人才的要求比较高，因为知识经济具备一定的知识化特点，所以其发展完全取决于知识占有量及知识转化。知识的主要载体是人才，没有人的研究也就不会有各种各样的知识，所以想要掌控图书情报事业未来的发展，首先就要掌控人才。在此前提下，信息管理人员的个人综合能力便尤为突出，只有富有创新能力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才能满足未来发展的需求，胜任管理岗位。但是当前我国图书情报团队的整体素质以及管理层的素质都还没有达到要求。主要原因包含专业人员数量较少以及知识结构不合理这两方面，复合型人才凤毛麟角。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这一空缺是难以弥补的，需要靠时间的沉淀，让人们意识到其重要性，将专业人才培训工作提上日程，通过科学化、专业化的培训，来提升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通过人才的积累让图书情报事业发展的更远、更好。 3. 结束语 信息社会已经悄然来临，如果将20世纪文献载体视为网络与图书馆的以此碰撞，并且给图书馆的传统服务模式带来的巨大的冲击，那么信息社会的到来更是带来了更多的新理念与新技术，对图书馆的挑战更为剧烈，甚至已经影响到了图书馆的生存。虽然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给图书馆带来了一定的压力，但是生存与机遇都是相互依存的，新形势下图书馆的机遇在于创新职能，顺应时展的需求，彰显出图书馆纸质图书的优势，体现信息资源特色服务，因为只有不断完善自身体制，顺应时展的需求，图书馆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得以存活。否则必然会成为历史，仅存于教科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