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稳定岗位,防止岗位流失 (1)千方百计地帮助那些目前正在停产、半停产的企业。各级政府要加大对困难企业的信贷扶持力度,落实好对出口外贸企业的出口退税比例。深入做好困难企业职工的就业稳定工作,防止隐性失业变成显性失业,从而减少整个社会的失业。通过加强员工培训来提高员工素质和劳动生产率,通过淘汰落后产能、更新落后设备来提高设备利用率。对连续缴纳失业保险费达到一定期限的企业,当其生产不景气时,通过缩短工时,降低工资等措施不进行裁员的,给予一定期限的工资性补贴。(2)促使扩大就业和扩大内需能够更紧密的结合,努力支持那些正在发展的,经营状况比较良好的企业,来继续扩大就业,保证就业的增长。建立失业保险促进就业、预防失业的联动工作机制。加强失业保险金在应对重大灾难、重大危机时预防失业的作用。失业可能性大、失业风险大的职工和企业、行业提供帮助,帮助企业和职工度过难关。对于缴费情况好,采取工作分享措施稳定职工、减少失业的企业,给予一定的社会保险补贴、培训补贴、生活补贴或促进就业奖励。(3)强化政策扶持和就业服务,统筹安排各类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建立覆盖农村劳动者的权益保护工作机制,加快村(居)一级就业服务平台建设,建立农村劳动力动态管理服务机制。重点做好返乡农村劳动力就业促进工作,及时摸清返乡农村劳动力底数,引导返乡农民利用中央重农惠农的政策,投身农业生产,发展乡镇企业、农副产品加工销售、家庭来料加工等农村二、三产业和特色经济,增加适合农村就业岗位,使农村劳动力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得到比较充分的就业。 2扩大就业需求,鼓励企业吸纳 (1)落实社保培训、税费减免等政策,扶持失业人员再就业。突出完善小额担保贷款信贷政策,健全专项小额贷款担保基金,完善小企业和个体经济信贷担保体系,对城乡自主创业人员在一定期限内给予小额信贷和贴息等扶持。建立金融信息通报和联手帮扶困难企业制度,创新贷款方式,合理满足中小企业贷款多样化需求,防止困难企业资金链发生断裂,导致企业破产倒闭。完善就业与社会保障联动机制,重点完善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人员的参保办法,鼓励和引导失业者通过非全日制、临时性、季节性、弹性工作等灵活多样的形式实现就业。(2)重视发展就业容量大的产业。要实行有利于扩大就业的产业政策,鼓励发展第三产业、服务业,扶持中小企业,支持、引导发展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扩大就业容量,增加就业岗位。 3强化政府责任,提高重大项目对就业拉动能力 (1)强化各级政府在稳定就业中的责任。将稳定就业作为各级政府制定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的主要指标,坚持在发展中解决就业问题,统筹协调产业政策与就业政策,采取积极政策鼓励就业带动能力强的产业发展。(2)建立重大投资项目对就业影响评估制度。在制定产业政策、安排政府投资和确定大中型投资项目布局时,要将增加就业岗位作为核准重大投资项目的重要指标和决定政府投资项目的主要因素,进行统筹考虑,提前进行项目就业吸纳能力测算,对就业拉动效果明显的项目优先扶持,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和重大建设项目带动就业的作用。 4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建立失业预防机制 (1)加大失业调控力度。建立企业规模裁员报告制度,企业一次性裁员超过职工总数的10%或一次性裁员50人以上的,必须提前30天向当地政府报告。建立失业预警方案备案制度,大型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和劳动密集型民营企业必须在当地劳动保障的指导下制定出失业预警方案,报企业所在地政府备案。(2)加大市场调控力度。建立失业动态定点监控周、月报制度,由各市每月定期向省政府报告当地失业动态,并在烟台、青岛、济南、淄博、济宁、聊城6市每市选择2-3个用工企业相对集中、外出农村劳动力相对集中的县(区、市)和乡镇作为定点监控点,每周报告失业动态,重大情况、突发情况随时报告。建立人力资源市场供求分析状况月报制度,各市每月定期向省相关部门报告当地人力资源市场的供求状况和新变化、变趋势。(3)加大企业关闭破产调控力度。把握企业关闭破产、改组改制和经济性裁员工作节奏,与促进再就业工作紧密结合,做好关闭破产企业职工分流和安置工作,防止失业人员过于集中和失业率急剧攀升。对政策性关闭破产工作,在失业比较集中、再就业压力比较突出的情况,可暂缓进行。 参考文献: [1]刘进才.关于中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对策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13(03). [2]程名望,史清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特点与问题[J].中国国情国力,2015(4). 作者:朱建华 单位:青州市东夏镇财政经管服务中心
在新时期下,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就应当采取更多元化的方式,并且积极创新,以全新的面貌应对时代的更迭。传统教学方式当中,虽然通过教师口述以及板书的形式强化学生对于知识的记忆,帮助学生提高了部分的成绩,但依然存在一定的问题,不利于学生实践能力的提高,教学较为片面。而劳动教育当中的实践育人途径成为了现代教学方式当中的新鲜血液,能够帮助教师培养全方位人才。 在教育当中,多元化的途径有助于帮助学生更加深刻地理解理论知识,并且形成自身意识,从而将教育内容更加价值化。劳动作为社会生产以及发展的重要基础保障,应当积极融入教育任务当中,潜移默化地为学生提高综合素质打下坚实的基础。在教育的发展当中,一直都被贯穿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方针,五字箴言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将其完美结合能够帮助学生无论在学习能力,还是道德品质上都会得到有效提高,但在现代的教学工作当中,却忽视了对于劳动能力的培养,以及对于学生实践能力的提高。 一、劳动教育的意义 从古至今,无论是人类的生产活动还是发展都离不开劳动,劳动作为传统美德,其中不仅包含了对于物质的生产以及日常生活的行为,还包含了许多文化的结晶,在人类的发展历程当中,不断得到讴歌和赞扬,所以,实施劳动教育是对于学生基本能力的培养、精神世界的丰富,都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1劳动是人类必须的行为 劳动的概念可大可小,既是日常生活当中对于家务的工作,也是实现社会生产和进步的手段,以劳动的行为不仅创造了现代社会的繁荣景象,也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从生活当中体会劳动,大概在于一些家务劳动,日常的擦洗、洁净工作都是劳动行为的体现,在社会当中通过广大工人或是生产者的劳动,实现了对于产品的生产,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也为人类进步积累了丰富的基础条件,而从精神层面来说,诸如一些诗词歌赋或是视频音乐等,都是劳动的产物,所以劳动的基本概念就是由一定的付出成就一定的回报,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财富,都是由劳动所创造的,在历史的长河当中,无论经历多么大的变迁,历朝历代的更迭,都不能阻止劳动的进行,一旦劳动被停止了,那么社会就会垮塌。劳动既是人类前进的动力,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能源,即便是各个科目的学习当中,都离不开编撰人员对于教材的劳动,以及教师对于学生进行教学的劳动,劳动遍布于人们生活的每时每刻,所以,在教学当中融入劳动教育,应当作为现代社会的重点方向,奠定劳动教育对于教育系统的基础地位,也是每一个教育工作者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虽然素质教育的理念逐渐受到重视,但劳动作为一项实践基础,应当是素质教育的理性回归,在如今的快节奏时代当中,不断洗涤学生的心灵,充实教育事业的内涵。 2劳动教育能够帮助学生提高综合素质 受到传统教育理念的影响,很多家长以及学校对于学生的要求基本都在于成绩方面,缺乏对于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的概念,导致很多学生成绩较高,却明显高分低能,自理能力差。长此以往,学生不能够及时适应社会,所学知识得不到应有的利用,自身价值难以得到体现,而且社会对于人才的需求也不能及时满足,不利于教育事业和社会的发展。劳动从古至今都是一项意义较为深刻的行为,以其能够创造价值,被古代先贤所广泛推崇,或是劳其筋骨的磨炼,或是劳动最光荣的赞扬,都是对于劳动的一种肯定,所以,对于学生的劳动教育,是对于学生基本能力的培养,也是对于学生品质的锻炼,在教学任务当中,无论是学生日常对班级环境的维护,还是学生自身劳动任务的完成,都是对于学生综合能力提高的体现,对班级的环境进行清洁,能够养成学生更加良好的品质,对于班级环境更加爱护,通过自身的努力使整体环境得到改善,也会使学生的价值得到凸显,很多学生通过班级的劳动任务和冬天的扫雪任务,能够牢记环境对于学习的重要性,培养集体主义观念,通过集体的力量,动手完成一些劳动任务,帮助学生更加爱护班级和周围环境,在日常的学习生活当中,树立正确的文明公民观念,而参与校园环境的建设,也会有助于学生深入了解学校的氛围。通过体力劳动,学生提高了日常生活当中的基础能力,得到了在日常学习任务之外的珍贵体验,而且通过劳动,学生也能够体会到家长的辛苦,帮助建设更加和谐的家庭关系。 3劳动教育对于审美有帮助 只有辛勤的汗水才能为人们带来精神层面的洗涤,通过劳动,人们价值感得到体现,并且陶冶了情操,对于现代的生活以及繁杂的工作,具有稳定人心的作用。任何的艺术都是从劳动中产生的,所以艺术来源于生活,人们在劳动中发明了歌唱,发明了舞蹈,从劳动中发掘乐趣的同时,也为后代提供了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在劳动的过程当中,人们更加能够放松自身情绪,将所有生活压力抛于脑后,在面对劳动成果时,也会油然产生自豪之情,以及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从劳动生产中,不仅创造出大量的优秀文化,也提炼出了许多的思想内涵,包括王进喜的坚毅品质,包括袁隆平的科技创新,都为人类的发展带来宝贵的财富。对学生开展劳动教育,有助于学生深入了解前人智慧,对生活当中所处环境做出正确的判断,更加珍惜现代和谐安全的社会环境,逐渐培养吃苦耐劳的性格品质,从而达到审美观的基础标准。 4劳动当中的技术层面能够开发学生的智力 劳动当中经常运用多项技术,例如古代的《天工开物》,其中记载了大量的前人智慧的结晶,对学生开展劳动教育,能够帮助学生开发智力,提高技术层面的能力。很多学生具备良好的天赋,对于劳动生产一旦进行接触,就能够迅速找到工作的便利性,以自身对于劳动生产的思想,开发更加简便的劳动方式及更高级的设备,不仅能够挖掘学生的潜能,还可以为技术方面的进步做出贡献。由于劳动需要一定的体力能力作为基础,并且不断开发各种才华,以追求进步为目标,所以学生能够通过劳动得到一定的实践。而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应当在现代社会全面教育的背景下,不断受到推崇,对学生所进行的劳动教育也是对于学生能否顺利融入社会的一种考验,学校或是教师能够通过对学生劳动的观察,判断学生是否能够具备一定的动手能力,以及对于所学知识的融会贯通程度,及时做出反应,调整自身的教学方式,帮助日后工作的开展更加具有针对性,以达到深入学生内心,真正了解学生所需,并且对于长期教学目标的进度能够有良好的把控。 二、劳动教育的途径 1开设劳动课程 提起劳动,首先想到的是付出体力和比较辛苦,与学生的关联性并不强,所以很多劳动的课程在开展时,首先明确思想,确立明确的学习方向,才能真正的达到教学目标。为学生开设劳动课程时,应当以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为目标,旨在锻炼学生坚毅的品质,劳动不是最终目的,而是一种教学手段,教师通过让学生进行劳动实践,并将自身对于社会的思想和判断,潜移默化地融入教学当中,帮助学生在劳动中体会快乐,建立学习的乐趣,丰富学习生活,让学生真正了解社会生产的过程。在进行劳动的过程中,如果遇到一些困难,应帮助学生积极克服,为学生提供引导,而不是直接帮助学生解决,从而使学生形成主动性,在日后生活当中,能够更加有韧性地面对一切难题。通过劳动课程,让学生意识到实践对于所学理论知识的意义,以及养成良好的品德。进行劳动教育应当更加多元化,形式不仅仅在于班级内部的环境保持和维护,还要积极拓展视野,或是校园内部的安全管理工作,或是班级秩序的维持,都可以成为学生进行实践的空间,教师应当积极创新思想,引导学生对所劳动的方向进行调查,为他人提供服务的同时也为自身带来便利,比如在学生对校园安全管理和秩序维持时,应当首先教育学生要公平公正,将劳动赋予更多的内涵,提高学生的思想境界,学生在进行劳动时,如果遇到一些不公正的事件,也要学会勇敢,通过自身对于真理的坚持,对整体氛围做出维护,并且强化内心底线建设。在劳动教育当中,学生能够具备一定的社会责任意识,明确自己在日后生活当中应当做出的规划,以及进入社会所应承担的义务,教师的理论教育过于死板,而实践教育更加生动,学生通过直观感受,更加能够加深印象,明确内涵,真正了解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所需的劳动能力。 2组织劳动实践 除去校园内部开展的活动外,还可以积极加以拓展,帮助学生寻求长期稳定的提高劳动能力的平台,并且保障其安全性。学生的劳动形式虽然受到年龄和阅历的限制,但学校依然能够帮助学生提供更加良好的空间,在日常的基础科目学习完成后,可以鼓励学生参加勤工俭学的活动,通过学生自主劳动获取报酬,使学生端正经济价值观,而且通过学校组织的实践活动,更加具有学习意义。学校根据学生的实力,分别安排不同的教学任务,形成组织也能够提高安全保障力。在进行劳动时,随时对学生进行监控,以防止意外发生。学校如果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还可以尽可能地为学生提供下乡或是参观基地的活动,深入社会基层,了解社会运营的机理。投身现实的事业当中,能够有效地提高学生对于能力的认知,促进学习主动性产生。很多学生由于生活环境优越,从小就缺乏劳动的空间以及能力,而学校组织的劳动实践活动,能够帮助学生磨炼意志,远离骄躁,了解民生疾苦,激发学生的历史责任感。在进行实践活动时,也可以随时发现自身不足,以防止学生由于成绩较高而产生的骄傲心理,坚定学习信心,为学习赋予一个较为实际的目标,让学生明白学习的真正目的。通过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教学质量,不断推进教育体制改革。 3建立公正的评判机制 对于学生来说,一句夸奖可能影响他的一生,所以在对学生进行劳动实践教育的同时,也应当完善评判机制,对于学生的内心世界深入了解,将评价的意义发挥到极致。在学生进行劳动时,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教师应当通过自身的社会经验和实践能力,对于学生不同的能力进行一定的判断,并且帮助学生规划劳动范围,与学生一同进行劳动,在其中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建立亦师亦友的情感桥梁,为学生能够更加顺利地提出问题铺设绿色的通道,对学生的问题进行判断,了解学生的性格和品质,在劳动结束后,对不同的学生采取不同的评价机制,以鼓励为主,帮助学生建立自信,并且发挥模范典型的作用,为学生提供一个生活当中更加直观的榜样,引导学生不断向其方向发展,刺激学生在学习当中的良性竞争,多方向促进学习整体氛围的转变,鼓励学生互相帮助,共同完成所布置的任务,提前明确团队的作用,通过学生自主的帮助,能够形成更加和谐友爱的班级氛围,而且学生在共同的劳动实践过程中,通过思想的碰撞,也能够交流一些学习的经验,互帮互助,共同成长。 三、实践育人的内涵 所谓实践育人,实际是以学生所学理论知识为基础,将教学方式不断拓展,为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发挥空间,帮助学生提高综合能力的同时,建立学习的自信心和趣味性。激发学生的实践能力,是为了培养学生真正能够融入社会的能力,所有的教育应当以其价值化为主,成绩仅仅是对于学生的间接判断,而价值是对于知识的升华,学生是否能够健康成长和实际成才,才是学校和广大教育从业者的真正责任。从培养学生的角度来说,实践的目标在于提升学生的动手能力,以及对于本专业所学内容是否能够真正掌握的评判。而从精神层面来说,则是培养学生的政治素养和人文情怀,以社会的需求为基准,让学生能够更加得心应手地面对问题,适应社会,转变传统对于学生教学的理念,形成一套具有现实意义,适合学生长期发展的实践育人方式。实践育人是现代社会的真正需求,如今很多企业对于人才的标准,已经不满足于成绩,而是更加需要具有专业素养和动手实践能力的人才,而劳动作为最好的实践,不仅能够适应社会的变化,还可以帮助学生培养道德品质,拓展学生的视野,在日后进入社会时,也会通过早期的体验,能够更加迅速融入和适应。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党的教育方针中重要的内容,在现代教育体制不断综合发展的背景下,对学生进行劳动教学是势在必行的良策,也是帮助学生在日后的生活和发展当中能够大有作为的基础保障。 参考文献: [1]张文显.弘扬实践育人理念构建实践育人格局[J].中国高等教育,2005(3). [2]陶伟华.中国教育应确立“实践育人”战略[J].新远见,2011(12). [3]中纪云.高校实践育人的深度思考[J].中国高等教育,2012(13). 作者:杨旭 单位:黑龙江省教育学院
劳动安全论文:从保障劳动者安全的角度谈煤炭资源整合 摘要:煤炭资源是发展采掘工业的物质基础。煤炭资源的开采条件直接影响煤炭资源的利用价值,同时也直接影响劳动者的身体健康。矽肺病是一种严重危害劳动人民健康的职业病,严重者可影响肺功能,丧失劳动能力,甚至发展为肺心病、心衰及呼吸衰竭直至人死亡。经调查发现,在中国的一些矽肺病的高发地区,造成人们得矽肺病的原因是他们都曾经在非法开采的个体煤矿里打过工,由于个体煤矿缺乏良好的生产环境和劳动保护措施,劳动者长期处于粉尘工作环境中,进而染上了这一目前无法治疗的疾病。因此,如何依法规范煤炭行业管理,保护国家的矿产资源以及在劳动者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该如何运用法律武器来加以保护便成了我们所应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煤炭资源整合;矽肺病;侵权责任;高度危险责任 最近,在看某栏目时,看到这样一个案例。在中国的某个村子里,有着一群矽肺病患者,他们都曾在本村的小煤矿里打过工。 当记者来到该村的时候,正好碰到了一个捡破烂的老人,已经七十多岁了,本该是在家享受儿女满堂的天伦之乐的时候,可是他的几个儿子都由于在煤窑打工得了矽肺病死了,所以老人只好和老伴儿靠捡破烂来维持生计。据村民们介绍,在这个村,矽肺病患者人数非常多,有不少家庭都是多位亲人同时患病。这些矽肺病患者大多数是青壮年,他们死后,留下了孤儿老小,给家庭带来沉痛的打击。 村民们告诉记者,整个乡镇矽肺病患者多达四五百人,当地的小煤矿大多环境极为恶劣,且本身就是非法煤矿,不可能与雇用的村民签订劳动合同,村民们患病后,只能自认倒霉,无法得到开采者的赔偿。另据记者调查,这些非法煤矿名义上说已经关闭,实际还在生产着。 就此而言,我们不难发现非法煤矿的弊端所在,不仅严重危害着劳动者的身体健康,而且对他们的生产、生活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明白继续进行煤炭资源整合的必要性。本文就该案例中权利受到侵害的矿工该如何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以及关闭非法开采煤矿的必要性笔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一、煤矿的采掘是一种高度危险作业 高度危险作业是指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由于人类还不能完全控制自然力量和某些物质属性,虽以极端谨慎经营仍有可能致人损害的危险性行为。它包括适用民用核设施、高速轨道运输工具和从事高空、高压、地下采掘等高度危险活动,也包括占有、使用易燃、易爆、剧毒和放射性等高度危险的行为。 在本案中,煤矿经营者的非法开采属于高度危险作业中的地下采掘活动。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煤矿的采掘是一种高度危险的作业。由于这种高度危险作业给他人造成损害所应承担的侵权责任称为高度危险责任。 二、中国《侵权责任法》中有关于地下挖掘活动侵权责任的规定及免责事由 (一)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九章中,对高度危险责任中有关于地下挖掘活动的侵权责任有如下规定: 第69条:从事高度危险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73条: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 第77条:承担高度危险责任,法律规定赔偿限额的,依照其规定。 (二)免责事由 从以上规定中可以知道,从事地下采掘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 三、高度危险责任的构成要件 高度危险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其包括三个构成要件:第一,行为人实施了高度危险作业行为。在上述案例中,煤矿主雇用村民进行煤炭采掘,这说明其实施了高度危险作业。第二,受害人遭受损害,这种损害包括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由于非法煤矿的经营者未能提供给受雇矿工良好的劳动保护措施,使他们长期的在恶劣环境下劳动而得了矽肺病,使其丧失了劳动力甚至死亡,无论是对其人身还是财产都造成了损害,严重影响了他们的正常生产、生活。第三,行为人高度危险作业行为与受害人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矿工之所以会得矽肺病,是由于非法小煤矿经营者对煤矿的开掘所造成的。因此,相互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 四、处罚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得出结论,这些非法煤矿经营者的行为造成了得矽肺病患者的损害,构成了高度危险责任,他们应该承担高度危险责任,按照法律规定的赔偿限额进行赔偿。但是,这些私人煤矿是非法的,国家政府有关部门必须加大执法监督力度,依法坚决取缔非法煤窑,并对其进行处罚。 五、煤炭资源整合和煤矿兼并重组工作的必要性 通过以上案例,我们不仅仅应从法律角度分析当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他们该如何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我们还应探究导致这些人权益受侵害的深层原因所在,除了经济上的原因以外,我们应该明白,其中一个关键原因在于这些非法煤窑的非法性和管理的不正规性。 一般而言,正规煤窑都会提供给劳动者好的劳动保护措施,会提供给他们开采煤矿所需要的专业防护设施及物件,而且,正规煤矿所采取的开采方式及管理方式更为科学合理,劳动环境远比那些非法煤矿好的多,从各方面都注意对劳动者的保护。事实证明,管理正规的煤矿是很少发生职工损害事故的,潞安集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六、煤炭资源整合的好处 1.可以保护国家矿产资源,更为合理地分配利用国家资源。 2.经过煤炭资源整合,管理更为统一科学,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减少矿难的发生。 3.经过煤矿的兼并重组,可以优化生产环境,提供更为可靠的劳动保护措施,减少职业病患者。 4.合理规划经济发展,促进经济持续良好的发展。 总之,关闭非法煤窑,进行煤炭资源整合和煤矿兼并重组工作是十分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防止类似案例中这些事故的发生,才能更好地保护劳动人民的合法权益、保护国家的矿产资源,当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也应该懂得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同时,煤炭业的发展秩序也需要不断完善立法,强化法律监督、舆论监督。这样,煤炭经济才会得到更好、更持续的发展。 劳动安全论文:婴幼儿食品安全隐患对育龄女性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摘要:运用经济学中的时间预算约束线和无差异曲线以及生产函数等模型工具,以“毒奶粉”事件引发的关于安全喂养婴幼儿的思考为基础,分析了婴幼儿食品安全隐患对育龄女性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得出结论:当婴幼儿食品安全存在隐患时,利他主义的母亲会考虑增加亲自抚育孩子的时间,这需要减少母亲的工作时间或休息时间,且最终会直接或间接降低育龄女性劳动力的市场产出。 关键词:育龄女性;劳动力市场;“毒奶粉”事件;利他主义;市场产出 以三鹿等一批品牌为代表的“毒奶粉”事件严重危害了婴幼儿的生命健康权,同时也导致了人们对国内婴幼儿食品安全提出了很大质疑,在某种程度上挫伤了消费者的信任和信心。 一、分析前的基本说明 (1)依据生物学和社会分工方面的差异,女性更适合亲自抚育孩子,而男性在抚育孩子方面的作用较小。为了避免问题的复杂化,分析过程中不直接考虑父亲的影响,只侧重从母亲这一群体的角度分析,实际证明,分析的结果是不变的。(2)对于孩子(c)来说,母亲(m)是“有效率”的利他主义,“利他主义”是指,母亲(m)的效用完全取决于孩子(c)的福利,“有效率”则意味着,母亲的行为被她的利他主义所改变”。(3)假设母亲的时间主要分配在工作、休息和抚育孩子三个方面,分别用字母tw、tr、to表示。(4)假设“毒奶粉”事件前,母亲们认为婴幼儿食品是安全的,事件后,母亲们普遍认为,婴幼儿食品的安全存在隐患。(5)“毒奶粉”事件后,母亲们倾向于选择安全的母乳喂养等亲自抚育孩子的方式,但企业现行的工作规定使得工作时间和工作场合不适宜母亲们亲自实行母乳喂养,而且母亲亲自抚育孩子必须牺牲自己的时间。又由于每天的时间是固定的24小时,所以在分析过程中,亲自抚育孩子的时间与母亲的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具有一定的替代性。(6)分析过程中,只考虑是否增加亲自抚育孩子的时间这一选择对育龄女性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二、分析过程 (一)利他主义母亲的初步选择 在家庭内部,利他主义是普遍存在并且十分重要的。亚当・斯密先生指出:“每一个人都会比其他人更敏感的感受到自己的快乐和幸福……除了他们自己以外,通常与他们一起生活的家庭成员,比如他们的父母、他们的孩子和他们的兄妹等,都是他们最为钟爱的对象。”紧接着斯密又指出,“一个人对子女的关怀往往比对其他人的关怀更为主动”Ⅲ。对于孩子来说,利他主义是母亲的天性,母亲可以为照顾孩子花费大量的时间,而且会更深切体会到孩子的痛苦和快乐,并且孩子们的痛苦和快乐对母亲的影响是很大的。 假如母亲从活动的时间配置中获得效用,则其效用函数为: Um=U(Ztw,Ztr,Uc) 在这里,Um表示母亲的效用,Ztw、Ztr分别表示母亲花费在工作和休息上的时间tw、tr所带来的效用uc表示孩子的福利(对于尚未形成意识的婴幼儿来说,其福利主要是指身体健康)。其中Um和uc是正相关的,即认为孩子越健康。母亲的效用水平越高。 将母亲用于工作的时间tw和用于休息的时间tr综合起来,将其视为母亲用于自己消费的时间,用tm表示,则可以得出母亲的时间预算约束线为: tm+te=T 如下图,该图表示母亲的无差异曲线和时间预算约束线的组合,以O为原点,横轴表示母亲分配到亲自抚育孩子花费的时间Lc,纵轴表示母亲自己消费的时间tm,AB和A’B’分别表示母亲的两条时间约束线,Um、Um1表示母亲的两条效用无差异曲线,其中,就效用水平来说,Um Um1: 1 假设在“毒奶粉”事件发生以前,母亲的效用曲线为Um,母亲的效用最大化在c(ca,cb)点,A点表示母亲分配到自己消费的时间为ca,抚育孩子的时间为cb通过分配cb的时间抚育孩子,母亲认为孩子是很健康的,此时母亲在Um的水平实现效用最大化。 2 “毒奶粉”事件发生,由于一些孩子误食了“毒奶粉”,他们的身体健康直接受到伤害,于是这些孩子的福利uc下降,这将直接导致利他主义母亲的效用降低至Um1;另外一些没有食用“毒奶粉”的孩子,虽然他们的福利没有受到影响,但是当他们的母亲看到误食“毒奶粉”的孩子身体健康受到伤害,她们担心继续使用奶粉会导致自己孩子的福利下降。在无形的担忧中,她们的效用水平也从Um降至Um1。 3 在(2)的分析下得知,由于“毒奶粉”事件母亲的效用水平都降至Um1,此时,无差异曲线与原来的时间预算约束线有两个交点,即母亲在Um1水平上没有实现效用最大化。理性人都追求效用最大化,所以母亲会选择重新配置时间实现Um1水平的效用最大化。 4 理性的母亲为了实现效用最大化,其时间预算约束线会有AB变成A’B’,并且形成新的效用最大化点,如图中的D点。在重新配置后的时间预算约束线A’B’上母亲亲自抚育孩子的时间增多而用于自己消费的时间减少。 通过以上分析得知,由于毒奶粉事件的发生,孩子的健康受到伤害导致母亲的效用水平降低,理性的母亲会重新配置自己的时间以实现效用最大化。通过减少自己消费的时间以便增加亲自抚育孩子的时间是利他主义母亲的初步选择。 (二)最终选择及其对育龄女性劳动力市场产出的影响 第一,选择减少工作时间。(1)如果一个家庭非常富有,母亲工作取得的收入占家庭财富的比重较小,可以忽略不计,这意味着即使母亲不工作,仍有足够的财富可以维持家庭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各个方面的支出。在这种家庭背景下,生育孩子之后,母亲会觉得抚育孩子的机会成本(即工作的收人)显得较低,于是母亲会选择放弃工作,一心一意地抚育孩子。(2)如果母亲觉得可以很容易再就业,即母亲想就业的时候,可以很容易找到与所放弃的工作报酬相当的工作。这种情况下,母亲也会暂时放弃工作,亲自抚育孩子。 对产出的影响:在以上两种情况下,女性推出劳动力市场会直接降低市场产出。假设育龄女性劳动力市场的生产函数为: Q=F(L,x) O表示产出,x表示用于产出的其他方面投资,L表示劳动力供给,L与Q是正相关的,假设其他方面的投入x不变,则育龄女性退出劳动力市场,直接减少了L,于是产出Q减少。 第二,选择减少休息时间。(1)如果母亲的工作收入占家庭财富的比重较大,可视为家庭财富的主要来源之一。这表示,母亲一旦选择不工作,家庭用于消费的支出将受到极大影响,具体可能表现为用于消费的资金不足或勉强维持,会导致家庭消费水平的下降。此时,母亲仍然需要工作,在维持工作时间不变的前提下,她们更倾向于选择减少休息时间以增加亲自抚育孩子的时间,在工作时间内,母亲会选择其他较为安全的喂养方式以增加孩子的福利。(2)如果母亲认为自己放弃工作之后很难找到一个与现在报酬相当的工作,即认为母亲再就业比较困难。这时候,母亲也会选择在保持工作时间不变的情况下,减少休息时间增加抚育孩子的时间。 对产出的影响:此时,虽然母亲的市场劳动力供给保持不变,但对市场生产率仍然有影响,因为生产率与每单位时间投入到工作中的精力是相关的。假设生产率函数为: Q’=F’(E,x’) 其中,O’表示生产率,即单位时间内的产出,E表示母亲单位时间内投入到工作中的精力,E与生产率是正相关的,x’表示影响生产率的其他方面因素,假设x’不变。 较作出减少休息时间的选择之前,一方面,母亲抚育孩子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另一方面,休息有助于生产精力,母亲用于休息的时间减少直接导致了精力不能得到即时恢复,总之,在无形中,母亲的精力会减少。这使得“精力水平的降低直接减少了每个工作小时所消耗的精力”用于工作的精力减少,于是Q’降低。因为产出函数为: Q=Q’*T Q表示总产出,用于工作的时间T不变,而Q’降低会导致产出减少。 所以,选择减少休息时间的母亲会通过影响生产率而间接降低市场产出。 三、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得知,由于婴幼儿食品存在安全隐患,利他主义的母亲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必然会选择牺牲自己的消费时间,用更多的时间亲自抚育孩子。这使得母亲们或者放弃工作时间或者继续工作而放弃部分休息时间。究竟谁会放弃工作,谁会放弃部分休息,这主要取决于母亲的工作收入占家庭财富的比重或者母亲们再就业的容易程度。 以上两种情况对育龄女性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有两种情况:(1)一部分女性放弃工作,直接退出劳动力市场,减少了育龄女性的劳动力供给,导致市场产出降低;(2)另一部分女性在维持工作时间不变的情况下,无形中对工作投入的精力会减少,降低市场生产率,进而减少市场产出。 总之,婴幼儿食品安全隐患必将通过对利他主义母亲的影响,而直接或间接地减少育龄女性劳动力市场产出。 劳动安全论文:工矿商贸企业劳动安全现状及对策 提要我国加速了向工业现代化迈进的步伐,致使工业生产带来了惨重的伤亡,导致我国的劳动力资源正在遭受着严重的损耗,这将极不利于工矿商贸企业人力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在对工矿企业的劳动安全现状进行研究之后,从政府、企业、劳动者三方面提出了保障劳动安全和健康的对策措施。 关键词:劳动安全;现状;对策措施 引言 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要将经济发展与劳动安全、环境保护、资源保护结合起来,尽可能地合理利用我们所拥有的可再生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持续不断的劳动安全事故对我国劳动者的生命和健康造成了威胁,导致了人力资本积累的持续下降。 本文对数据的统计、整理采用了安全生产事故绝对指标(如事故起数、死亡人数、直接经济损失等)和安全生产的相对指标(如亿元GDP生产事故死亡率、10万人死亡率、百万吨死亡率等)。在综述目前的状况以后,对工矿商贸企业伤亡事故进行定量统计分析,其中运用了静态分析方法和动态分析方法。最后,在强调责任的基础上,从政府、企业以及劳动者自身三方面提出了一些保障劳动安全卫生的对策措施。 一、工矿企业劳动安全现状分析 (一)工矿商贸企业伤亡事故统计分析。建国以来,我国的工业发展水平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长期落后,导致我国的工矿商贸企业的事故死亡人数一直很高。2006年我国的工矿商贸企业事故的死亡人数占我国各类事故死亡人数的13%,居各类事故死亡人数的第二位。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经济发展速度的提高,我国工矿商贸企业的特大事故频发,而且呈上升趋势。2006年全国一次死亡10人以上的特大事故有一半左右都发生在工矿商贸企业。(图1、图2) 但是,从工矿企业从业人员10万人死亡率的逐年下降趋势可以看出(图3),我国的劳动安全状况随着安全法制的逐步健全和监管力度的加大在得到改进。分析死亡人数指数波动幅度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变化后,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稳定的经济社会环境,也为我国的劳动安全保障创造了有利条件。(图4) (二)工矿商贸企业伤亡事故分类统计分析。在我国的工矿商贸企业中,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均属高危行业,三者的死亡人数之和约占工矿商贸类企业总和的80%以上,这三个行业的事故死亡人数远远高于其他行业的死亡人数。在众多事故中,物体打击、触电、高处坠落、坍塌、冒顶片帮、瓦斯爆炸所造成的伤亡最为严重。(图5、图6) 二、保障劳动者劳动安全的对策措施 在保障劳动者的劳动安全与身体健康的过程中,所有的人都应以一种沉重的责任感来约束、规范自己的行为。政府、企业、劳动者自身,乃至整个社会都应承担起保障劳动安全卫生的相应责任。 (一)政府为保障劳动安全卫生应承担的责任。在投资者一味地追求利润,忽视安全投入或力求减少投入,使市场对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优势失去效率时,政府所要承担的主要责任之一就是制度的供给与创新,从而弥补“市场失灵”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所带来的危害。制度对于未来行为互动的可预见性功能,可以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减少社会冲突与动荡,为社会不断前进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秩序空间,构成了人类认知与改造世界的有效框架。劳动安全问题展示了一种秩序失范和规则混乱的图景,凸显了制度构建与秩序规范的缺失。 1、完善劳动安全卫生法律法规体系,加大安全监管监察执法力度。根据经济体制和执法主体、法律适用对象和范围等的变化,及时修改我国的劳动安全卫生法律法规体系,消除法律内容滞后、法律空白、法律之间的相互矛盾等现象。针对我国特大事故多发的现象,我国还应加紧制定、颁布重大事故调查处理和应急救援管理等有关法规,以使这些方面的工作有所遵循。 法之有威,在于法之必行。有了相对完善的法律,还要加大安全监管监察的执法力度,解决好执法主体――政府部门和司法机关“工作不实、执法不严”的问题,使法律法规真正落到实处。在这一过程中要严惩腐败,杜绝地方保护主义。 2、完善我国的工伤保险制度,早日出台矿产资源税费改革。近几年,我国工矿企业事故频繁,除安全生产技术水平等因素外,工伤保险开展不力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从工伤保险账户拨出一部分专项用于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和隐患整改等,变被动理赔为超前预防。同时,将工伤保险行业的风险分类科学地进一步细化,进而采取工商保险的差别费率和浮动费率机制,激励企业增加安全生产投入。另外,积极鼓励、支持商业保险进入安全生产领域,推动矿山、化工和建筑等高危行业加入意外伤害险,雇主责任险或其他财产险。 同时,要实行以储量为基数、与回采率挂钩的资源税征收办法。通过资源税费改革,加大资源成本,实现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3、增加安全生产基础性、公益性投入和安全生产科技创新投入。合理的安全投入,可以与经济效益成正比例增长。针对目前我国劳动安全生产基础薄弱的现实,国家应在财政上重点扶持一些老工业基地、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隐患治理;增加对综合性、基础性和公益性安全基础设施的投入。在国家扶持的同时,地方政府也应投入相应配套资金。加大公益性、前瞻性、基础性、关键性技术等安全生产科学技术研究,从人才、基础设施到资金予以全面支持。集中安全生产科研力量,将安全生产科技成果进行大力推广和应用,实现安全科学技术成果的产业化。 (二)企业为保障劳动安全卫生应承担的责任。企业应树立“双赢”意识,认识到只有进行合理的安全投入,才能减少和防止事故的发生,在保证生产顺利进行的前提下,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构建一套完整的劳动安全卫生责任制,并认真落实,既可以保护劳动者的劳动安全,也是提高企业运营业绩所必不可少的条件。 首先,制定程序与政策,这是责任制的结构。各项政策的颁布实施,能够强化企业的负责人和员工的劳动安全卫生意识,使其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劳动安全卫生。而程序则以书面的方式明确界定了组织内部各级人员的基本任务,组织内部的分工明确和工作组织过程的设计合理可以使这一结构更加合理。 其次,进行培训与授权,这是责任制的基础。因为安全责任的落实等于每一个员工平时工作中的具体行动,而行动的正确与否是靠员工的知识和技能所支撑的。领导层需要充分认识培训的重要性,保障各种资源的供给。然后,进行岗位分析,确定该岗位所需要的知识、技能,进而指定培训组织,制定培训大纲,进行培训。培训过后进行考核与授权,还要重视复训与授权的更新。 再次,确立指标进行评审,这有利于责任制有效性的度量与改进。安全生产责任制是一个“活”的客观存在,不断地对其进行改进,才能确保其有效性。衡量安全生产责任制的有效性需要一整套性能指标和定期检查与评估。这里的指标不仅是“后果性”的,还应突出事物在发展过程中的“征兆性”,而且这些指标应该是综合的、全面的、持续性的。 最后,重视安全文化建设,这是责任制的保证。安全文化是个人和集体的价值观、态度、能力和行为方式的综合产物,它决定着健康安全管理上的承诺、工作作风和效能。安全文化建设的核心是人,企业应通过宣传、开展活动、激励等措施,使全体员工都建立起劳动安全与职业健康这一重要的价值观念。 (三)劳动者自身为保障劳动安全卫生应承担的责任。劳动者既可能由于缺乏必要的劳动保护措施而成为工伤事故和职业病的受害者,又可能由于缺乏必要的技术知识及安全常识教育而成为事故的直接责任者。所以,劳动者应努力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强化劳动安全卫生意识,自觉接受劳动安全卫生教育和培训,认真学习劳动安全法律,明确自身的权利和义务,在学会应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遵章守纪,预防安全事故和职业伤害的发生。 三、结束语 我国工矿商贸企业的劳动安全现状令人堪忧,但是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随着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宏观调控力度的加大、相关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经济运行质量的改善、人口素质的普遍提高,我国劳动者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一定会得到逐步的改善。 (作者单位: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劳动安全论文:林业劳动过程中安全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摘要:林业劳动者在劳动的过程中,由于所处的工作环境复杂,安全隐患较多,因此安全管理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将从林业安全管理的视角阐述林业工作者在劳动过程中存在的安全隐患,以及消除安全隐患的解决策略。 关键词:林业劳动;安全管理;应急预案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新的劳动工具不断推陈出新,不仅大大方便了人类,也极大程度上提高了劳动的效率。在林业劳动中,所涉及到的大部分劳动都需要借助金属器械工具,因此林业劳动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安全系数低,存在的安全问题较多。 1 林业劳动安全管理存在的问题 1.1 劳动工具存在安全隐患 在林业劳动过程中,往往需要借助一些劳动工具,而这些工具大部分都是重型机械或者是锐利机械,使用不当极容易对人体造成伤害。比如拖拉机、油锯、起重机、带锯机、刨床等,在使用的过程中,如果操作不熟练或者作业的时候不专心,很容易出现安全事故,还有一些手工具,比如斧头、镰刀、砍刀等,一旦操作不当,也极易造成人身伤害。此外,一些危险物品、化学物质等如果使用不当,也会对人体造成一定的伤害。 1.2 林业劳动工作环境存在安全隐患 林业工作者从事林业劳动所处的工作环境十分复杂,大部分时候都是在野外露天作业,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天气、不同的工作环境要求林业劳动者必须要提高安全意识,防微杜渐,防止出现安全事故。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工作,本身就对劳动者的身体素质提出了一定的考验,高度的注意力集中以及高强度的作业,容易使人产生疲倦从而引发安全事故。此外,尽管有些工作是在室内进行,比如木材切割加工等,但是由于管理不规范,制度难以落实,导致室内安全管理流于形式,或以粗放管理为主,暗藏事故隐患。 1.3 林业从业人员自身素质问题 从事林业劳动的大部分工作者文化水平不高,技术水平较低,在工作中缺乏一定的安全意识,主观上存在一定的问题,比如身体残疾、反应迟钝、应急能力较差、注意力涣散等,对机器设备操作不熟悉,缺乏纪律意识,违法操作规程、违纪作业。还有受到情绪波动,行为出现失控,也极易导致安全事故的发生。此外,部分林业工作者工作责任心不强,缺乏兢兢业业的敬业精神,工作往往马马虎虎、敷衍了事,也为安全管理提出了考验。在林业工作者中,普遍存在年轻化、临时化、不稳定化的现象,很多从业者都没有接受过统一正规的技术培训,也没有完善的安全措施保障,所以林业劳动者素质长期处于中低水平,得不到长足的提高。 2 实施林业劳动安全管理的对策 在林业工作中实施安全管理,不仅可以有效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更是对林业从业人员生命权益的一种保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有利于林业工作的管理,减少因安全事故而引发的损失。 2.1 加强劳动工具的使用管理,改善劳动环境 林业劳动工具的不正确使用是引发安全事故的主要原因,强化劳动工具的使用管理,将有效的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做好劳动工具的使用管理工作需要在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强化安全使用意识,通过技术培训以及实际操练来实现熟练掌握工具的正确使用方法;二是改进劳动工具,对于存在安全隐患的工具进行改进,改进不了的,通过引进新的设备或新的技术,取代以往的生产作业方式,从而降低事故的发生率。对于工具的使用和保管,也需要制定严格的管理规程来进行规范和管理,严禁劳动工内乱丢乱放,使用完必须归位,并以此形成一种习惯,从思想和行动层面进行强化。此外还要改善林业劳动者的工作环境,营造更好更安全的劳动环境,科学合理布局,保障库房、机库、住房等安全舒适。 2.2 加大安全教育培训工作,提升劳动者的安全意识 提高安全责任意识,关键还在于不断的安全教育培训。林业劳动本身是一种高危职业,安全隐患多,从业者素质较低,因此必须通过不断的培训教育,才能让安全意识深入人心,落实到工作中的时候,才会更加注意。加强安全教育培训工作的同时,也要加强劳动技术的培训,由于林业劳动工序与工作技巧的掌握对保障劳动安全与质量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因此在培训中加强技术方面的锻炼,对降低安全事故发生率是有着积极的作用的。在培训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各种宣传手段、组织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安全教育,因人施教,从而达到较好的宣传教育效果。在日常的工作中,也时常提醒劳动者,不断灌输安全生产意识,时刻保持警惕,防止因主观疏忽而造成的安全责任事故发生。 2.3 不定期进行自查自纠活动,消除安全隐患 在林业安全管理工作中,管理者要开展不定期的自查自纠活动,通过深入生产一线,和劳动者共同寻找作业过程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并一起进行妥善解决。对于生产设备的使用,要制定使用流程进行规范,并不断模拟实训合格之后,作业人员才能正式使用,对于平时在生产过程中没有注意的工序、操作规程等都要进行一次自查,尽可能寻求到最合理最科学的操作流程,消除安全隐患的发生。 2.4 做好事故应急预案和事故处理方案 在实施林业劳动安全管理的过程中,必须要制定切实可行的事故应急预案,一旦发生安全事故,可以不至于陷入慌乱,延误处理时机。应急预案制定之后,要组织劳动者学习,不断强化,防止预案形成一纸空文。此外,尽管各项工作做得很好,也无法保障不出安全事故,一旦出现安全事故,要有完善的事故处理方案,通过一系列的程序,调查出事故发生的原因,涉及的相关责任人,事故的处理结果等,用制度来保障安全管理工作的落实。 劳动安全论文:制度约束下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就业安全 [关键词]制度 ; 就业安全 ;就业歧视 ; 农村剩余劳动力 一、关于就业安全 随着高失业时代的来临,人们越来越关心就业的安全性问题。然而对于就业安全的关注人们更多的是将其作为国家经济安全的构成部分,从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与就业增长的关系的角度来研究。早在20世纪606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奥肯就证明了经济增长与失业率的负相关关系。实践证明,居民对未来经济的信心度首先反映在就业方面,不能增加就业的经济增长是不能提高居民对未来经济的信心度的。失业率过高,失业时间太长,对经济发展会带来不利的影响。最近几年,面对我国较为严重的就业问题以及日益增大的就业风险,学术界也逐渐开始了对就业安全问题的探讨,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对该问题的探讨仍然更多的是限于国家经济安全的层面。如有学者认为:就业问题是关系国家经济安全的全局性问题……,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是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因素。[1]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包括国内经济安全与国际经济安全两部分。国内经济安全即一国经济免于金融危机、失业、生态灾难、通货膨胀、大规模贫困、商品不安全、外来人口冲击等而处于稳定、均衡和持续发展的正常状态。[2] 笔者认为就业安全可以基于以下两个层面来研究,一是将其作为影响和构成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部分;二是针对不同的劳动力市场,探讨不同的劳动群体所面临的有差异的就业安全问题。 首先,当我们从经济安全的角度来考察就业安全时,应根据失业率的变化并综合经济发展的其它因素确定可能危及国家经济安全的“失业警戒线”,并及时发出预警信号,以便改善和加强有关工作,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有效运行。 那么,怎样的失业率才有可能影响到就业安全乃至危及到国家经济安全呢?市场经济发展的历程表明,一定规模的失业大军是劳动力供给的“蓄水池”,是保证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基本条件之一。而且由于经济结构调整和劳动力“跳槽”、“选业”等现象,社会上必然始终存在一定量的失业人员,经济学家把这类失业而导致的失业率称为“自然失业率”,一般认为自然失业率最低为3%。因此在一些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对失业率“度”的掌握大体标准是:3%―4%以内的失业率属于劳动力供给紧张型,5%―6%属于劳动力供给宽松型,7%―8%为失业问题突出型,9%以上为失业问题严重型。然而,失业率的高低仅仅是确定失业警戒线的重要指标,但不是唯一指标。因为对失业的承受能力还与失业保险水平及其覆盖率、就业服务、职业训练等因素有密切关系。如失业保险覆盖面大,失业人员生活有保障,可容许的失业率也就高些,相反,失业保险水平较低,造成失业人员生活水平下降过多或生活发生困难,则同样的失业率导致的社会问题将严重一些。 鉴于我国失业保险覆盖率底,失业保险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高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等实际情况。2002年,我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课题组首次利用德尔菲法判断我国城镇失业状况,确定了城镇失业承受能力的大小,并据此确定了城镇失业报警系统的指标构成以及失业率的警戒线(见下表)。 由上表可以看出,我国城镇失业率的警戒线约为7%左右。①当然,失业率的警戒线和报警系统指标并非一成不变的,需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进行及时修正。 其次,对就业安全的研究还应该基于另一层面――即不同的劳动力市场和不同的就业群体存在的有差异的就业安全问题。因为,随经济的发展,人们不仅关注就业规模的扩大,而且日益关注就业质量的提高。国际劳工组织曾针对工作条件差、没有合同、工资低的情况,开发了“工作中贫困”这一概念以覆盖那些有工作但所得收入不足以使自己及其家人摆脱每天1到2美元的贫困线的人们。同时提出了“体面就业”的概念,[3]并将加大创造体面劳动机会的力度作为实现联合国千年峰会所确定目标的关键。因此,从这一层面来讲,就业安全可以理解为对劳动者就业机会的获得程度、就业能力、就业环境和条件、就业的公平待遇以及失业后保障其基本生活满足程度等的评估。 本文着重于第二层面的就业安全的分析,试图从制度约束的角度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就业安全进行探讨。 二、就业歧视: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安全问题的典型体现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开始于改革开放以后。顺应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伴随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而显性化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与城市转移,在城市寻找工作。然而与城市居民相比我国农村转移劳动力在城市里没有平等的就业权利,谈不上公平的就业机会、薪酬待遇以及良好的就业条件和环境,存在极大的就业安全隐患,而就业歧视是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安全的最典型体现。 关于就业歧视,许多学者都对此进行了阐述。现代经济学认为:当雇主为既定生产率特征所支付的价格依据人口群体的不同而表现出系统性差异的时候,就可以认为在劳动力市场上存在歧视。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中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分为初级劳动力市场和次级劳动力市场。前者意味着较高的工资,更多的提升机会,更舒适的工作环境,更稳定的工作模式。后者意味着工资较低的工作,由那些受到歧视并且工作模式很不稳定的工人所从事。 在我国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就业歧视渗透到其就业的全过程,具体体现为就业机会歧视、工资待遇歧视和就业保障歧视。 (一)就业机会歧视 市场经济是各市场主体平等竞争的经济,公平就业是市场平等的重要方面。从经济学的角度,公平包括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公平就业亦应如此。公平就业首先应该是机会上的公平,即每个人都按照公正程序通过公平竞争来获取就业机会。虽然追求机会公平在客观上会因为每个人自身条件的差异和就业岗位的稀缺而使一部分人获得就业岗位,另一部分人失去就业岗位,导致就业结果的不公平。但这通常能为人们所接受,其导致的结果不公平也可以通过其它途径加以补救。 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由于存在农村和城市两大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分处于这两大市场的劳动力从来就谈不上平等的就业机会。改革开放以前户籍制度人为地将国民分为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并严格禁止农村居民向城市流动。改革开放以后虽然户籍制度不能完全阻止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但仍然将城市劳动力分割为本地劳动力和外地劳动力两大类型。为保证城市劳动力的就业,城市政府在制定本地区用工政策上表现出严重歧视外来劳动力的倾向,通过政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甚至剥夺农民工的就业权利。例如,一些城市的政府规定,外来工只有领取务工证、暂住证等方有进入城市就业的资格,而这些证件又有数量上的限制;并且向雇佣外来工的单位和外来工本人收取各种费用,这种费用的收取提高了外来工在城市的就业成本,增加了本地工的竞争优势。对于外地劳动力而言,就业机会的丧失,并非市场机制自然淘汰的结果,而是政府的就业歧视性政策对他们排斥的结果。 (二)工资待遇歧视 工资待遇歧视既包括生产能力相同的工人不能获得相同的待遇,即同工不同酬;又包括迫于工作稀少的压力被迫接受最低工资,甚至雇主恶意克扣和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情况。 由于地方政府政策对工种限制的存在,进城农民工往往只能从事脏、乱、差的工作。如果城市居民从事同样的工作,一般都有相应的津贴给恶劣的工作环境予以补偿,而农民工劳动力买方市场的垄断使其无法享受到同样的补偿。而且这种劳动力买方市场垄断还致使农民工在接受工资时,常常陷入“囚徒困境”,被迫接受最低工资。因为,城市中的农民工不像正规部门的企业职工,有正式的单位,易产生一种归属感。农民工之间松散的组织结构,使其对农民工作为一个阶层的整体利益的关心远远弱于对个人利益的关心。他们往往各自为政彼此之间缺乏信任,再加上迫于工作机会稀缺的压力。在面对雇主时,农民工相互之间没有合作的意愿和基础,其“最优策略”一般是接受低工资而非坚持高工资。 至于雇主恶意克扣和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情况更是屡见不鲜。由于农民工市场劳动力供过于求的局面,使农民工丧失了提出签订完备合同要求的资格,从而为雇佣者故意损害农民工权益,故意拖欠工资,借故辞退农民工等提供了法律的漏洞。而且农民工进城后,暂住地政府对农民工的组织管理工作停留在简单的办证收费上,并未真心诚意地帮助农民工成立自己的维权组织。“因此,农民工的管理一直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农民工没有表达自己意思的正规渠道,农民工的组织仍只是原始的地域组织或血缘组织”。[4]今年上半年发生在山西洪桐县的黑砖窑事件,就是剥夺农民工的最典型例证。 (三)就业保障歧视 社会保障是市场经济的“安全网”和“减震器”,是政府对于在市场经济的初次分配中受损失的弱势群体的一种弥补,它体现了市场经济中的公平。对于农民工而言,其劳动供给接近于完全竞争市场,注定了农民工只能忍受低工资、高强度的工作,从而成为初次分配领域不折不扣的弱势群体。在市场经济中为了兼顾公平,对于弱势群体,政府应该在再分配的制度安排中给予适当的弥补,以减少其受损的程度。比如,对于在初次分配中处于利益受损的城市的弱势群体,政府通过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线的调整,以保障其最低生活水平;对于在城市正规部门就业的城市居民,政府规定其就业待遇并要求企业强制执行,从而使权利的行使和利益的获得具有先天的保障性。对于失业后没有工资收入的城市居民通过失业保险以保障最基本生活水平。然而,进城农民工却与城市居民能享受的种种社会保障无缘。据李强1999年在重庆地区十余个县对于外出农民工家庭做的问卷调查表明,城市农民工失业后,多数靠积蓄生活,或向亲友、老乡举债度日。在所有被调查者中,没有一例曾经得到过劳动单位或地方组织的帮助。可见城市农民工几乎完全被排斥在城市的社会保障网络之外,承担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双重之苦。 三、制度歧视: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安全的根本原因 就业领域的不平等对待引起的就业歧视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即使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由于市场失灵、文化传统、种族隔离等原因,也可能存在严重的就业歧视。西方学者认为歧视的根源来自市场的不完备(不完备的知识、资源的非流动性、不完全的竞争)和人类的不完美(一些人有歧视偏好)。[5]然而,处于转轨时期的中国劳动力市场既有市场经济国家共有的问题――“市场歧视”,又存在由于体制转轨、制度不衔接而引起的“制度歧视”。而且后者对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安全的影响更为严重。 (一)市场因素――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安全的直接原因 从市场的因素分析,与其它市场经济国家一样,导致对农民工的就业歧视主要是由于市场失灵和个人偏见的存在。 在同一市场上的劳动力,一部分人就业的增加,将导致另一部分人就业程度不同的减少。在我国城市社会普遍存在两个劳动力市场:一是收入高、劳动环境好、待遇好、福利优越的初级劳动力市场;另一是收入低、劳动环境差、待遇差、福利低劣的次级劳动力市场。在初级劳动力市场活动的主要是城市的劳动力,次级劳动力市场则由农村转移劳动力以及那些受教育程度低、职业不稳定的城市居民构成。因此,农民工的进入将导致次级劳动力市场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对城市非专业技术劳动力带来一定的冲击,致使城市非专业技术劳动力或者是工资水平下降或者是就业水平下降,从而引起他们的不满甚至抵制。为此他们将通过各种途径表达自己意愿。例如,他们的意愿可以通过对基层人大代表的选择得到表达,进而反映在对各级政府的选择中;或者通过报纸、电台、电视等舆论工具等表达某种情绪。如果把各级政府分别看作是寻求政治收益最大化的主体,它们通常会在政策制度的政治成本和政治收益之间进行选择,最终出台那些能够产生最大化政治净收益的政策。[6](533-565)由于地方政府是由本地选民间接、本地人民代表大会直接选举产生的,自然是首先代表本地居民的利益。在城市居民通过各种渠道表达了对于外来劳动力的不满之后,地方政府便采取一系列政策手段,排斥外地民工在城市就业,阻碍劳动力流动。 就企业而言,作为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经济组织,其对劳动力的雇佣行为是市场行为,出于自身成本的考虑,不存在雇佣歧视和职业歧视,愿意雇佣农民工。但由于在次级劳动力市场上存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趋势,劳资双方的力量对比十分不均衡,农民工的谈判能力几乎为零。加之政府又将农民工排斥在城市保护体制之外,从而为不法企业主恶意克扣和拖欠工资的行为(工资歧视)提供了条件。 (二)制度因素――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安全的深层次原因 一般情况下,在不同的人群之间,数量上的差异往往能给数量上占优势的一方提供一种歧视数量劣势者的资本。然而,我国对农民工的就业歧视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歧视。而且从理论上分析,在社会主义中国工农联盟之间应该没有歧视的可能,然而,约占人口70%的农民,即数量优势群体,在城镇居民面前却真实的感到了歧视的压力。这一有悖于政治宣传的现实只能基于这样一个理由:一种制造和容忍歧视的制度力量在支持这种歧视的存在。而这种制度是一种特殊历史时期产生的,即适应早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业化战略的,与就业、社会保障容为一体的户籍制度。[7] 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推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在资本稀缺的发展阶段推动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发展,政府首先要做的是人为压低重工业发展的投资成本,即压低资本价格、能源原材料价格和工资。而在低工资条件下保障劳动力自身的再生产,相应地需要压低生活必需品尤其是食品的价格。为此,政府首先实行统购统销政策,通过垄断农产品的定价、收购、运输和分配,以低价获得基本农产品,并以低价分配给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部门和城市职工。运用这样的政策手段政府就将压低重工业发展成本的负担,转嫁给了农业部门和农业生产者。同时为了确保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还必须相应地对农业生产进行控制,以防止农村生产要素的外流。于是,继统购统销政策之后,又实现了化,农村的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都被限制在这个空间内进行。 而且,由于重工业的资本密集型性质,劳动吸纳能力较弱,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就意味着牺牲掉大量的就业机会。有学者曾做过这样的计算,改革以前每亿元投资,在轻工业部门可吸纳1.8万人就业,而在重工业部门只能吸纳6000人就业,即重工业就业吸纳能力仅为轻工业的1/3。[8]因此,为了保障城市居民充分就业,控制劳动力从农村流出的户籍制度也就应运而生了。 在这样一种制度安排下,城乡的劳动力市场处于严格的分割状态,农村居民不能随意变更居住地和务农身份,特别是不再可能进入城市居住和就业。 20世纪70年代末伴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行,废除了制。与此同时,政府开始对价格进行改革,农产品市场逐渐放开;出现了生产要素市场,劳动和资本开始在农村内部和城乡之间流动。这时户籍制度虽不能完全阻止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但在城市下岗、失业问题日趋严重的情况下,政府劳动管理部门特别是一些大中城市的政府部门为了尽快解决国有企业职工的下岗、失业问题,在制定本地区用工政策上表现出严重歧视外来劳动力的倾向。 一种制度一旦形成就具有刚性和自我强化的机制。事实上,20世纪末各城市地方政府在面对农民工的就业竞争时,对就业工种、专业、人数、就业期限所作的全方位和近乎苛刻的规定正是传统的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一系列歧视性政策措施路径依赖的结果,在这样一种政策氛围下,农民工很难按照自己的理想进行职业选择,他们在工资待遇、劳动争议处理及维护自己合法权利方面均无法与他们的城市同行看齐,进而深深地伤害了他们的自尊。 四、结 语 就业歧视是我国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安全隐患的典型体现,因此,只有消除这种歧视才谈得上农村转移劳动就业安全程度的提高。而这种歧视源于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以及由于制度的路径依赖而衍生出的限制农民工就业的政策措施。因此,取消这些政策措施,构建统一的城乡劳动力市场,是消除对农民工就业歧视的关键。然而,制度的形成基于一定的经济条件和社会环境,例如,户籍制度是产生于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及当时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同时又是与我国当前农村转移劳动力数量巨大,而城市自身失业率高、就业质量有限的矛盾相联系的,因此,必须通过经济条件的变化来完善和修正制度,并促成新制度的产生。 早在1999年Solinger[9](455-478)就关于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公民可以自由获得城市户口,劳动力市场不再有歧视提出两个相关的限制性因素:一是取决于劳动力需求格局变动的时间性,即城市经济发展对外来劳动力需求的大幅度提高,可能成为体制转变的契机。二是城市劳动力的保障权利和地位,即如果城市劳动力的就业安全比较确定时,外来劳动力的权利也相应会提高。在制度建设这一长期趋势下,就短期或眼前而言,我们更应该从提高城市就业容纳量,增加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就业机会入手,提高其就业安全度。 劳动安全论文:煤矿企业劳动安全与人力资源管理的关系问题探析 【摘要】劳动安全管理在煤矿企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了企业员工的生命安全,也关系到了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文章重点从提高招聘员工的标准、加强技术培训落实劳动安全教育、完善安全考核制度建立奖惩机制、做好社会保障管理、防止职业危害等方面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煤矿企业 劳动安全 人力资源管理 由于煤矿企业的技术工种较多、对设施设备的要求较高且自然环境较恶劣等客观因素,它是非常容易引起劳动安全事故的企业。但是煤矿企业还存在着安全意识较薄弱、管理不完善等主观方面的原因,因此对于引起的劳动安全事故,煤矿企业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作为行使日常工作中安全管理和监督的安全管理机构,应当负责含劳动安全在内的所有安全事务。 劳动安全管理在煤矿企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了企业员工的生命安全,也关系到了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煤矿企业要从全局的战略角度考虑劳动安全,促使全体人员积极配合并参与劳动安全管理。同时人力资源管理关系到企业员工劳动的很多方面,尤其是对劳动安全的管理,它不仅能够很好地防范劳动安全的隐患,还可以及时化解劳动安全的危机。此外,煤矿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在处理企业日常业务的时候,要从制度上管理并监督劳动安全。我认为企业应该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提高招聘员工的标准,录用合格人员 为了确保煤矿企业的劳动安全,煤矿企业仅仅依靠完善的劳动安全管理体制是不够的,还需要建立一支综合素质较高、专业技术较熟练且劳动操作较规范的员工队伍。这样的员工队伍能够遵守安全技术的规程,且有较强的自我保护意识,可以有效地减少劳动安全事故发生的频率。同时企业在招聘新员工的时候,人力资源管理部门要认真甄选合适且具备一定能力的人才担任关系到劳动安全的岗位,要结合不同的岗位制定出不同的评选标准。 煤矿企业要对负责企业劳动安全管理的各级管理人员,比如说企业中高层的管理人员、车间的主任和生产部的组长等,我们要重点考察他们所具备的劳动安全管理的知识及经验。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是负责企业劳动安全的主要人员,企业中层的管理人员是负责部门劳动安全的主要人员,他们要切实贯彻落实劳动安全法规、鼓励劳动安全保护、及时检查并监督劳动安全实施的情况及解决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等责任。同时中高层管理人员掌握一定的劳动安全法规和从事劳动安全管理工作的相关经验也是很有必要的。车间主任是负责车间劳动安全的主要人员,车间主任的工作任务是贯彻执行劳动安全方面的规章制度、落实安全操作的流程、积极开展劳动安全的培训、排除存在的安全隐患以及解决一些劳动安全事故,这就要求车间主任熟练掌握车间设备安全操作的流程,同时还要具备一定的日常劳动安全管理的经验。生产班班长是负责监督班组的劳动安全,是从根本上执行劳动安全方面的规则制度、开展日常班组会议、组织员工参与学习安全操作的流程、监督劳保物品的使用以及参与劳动安全事故的调查等任务,要求掌握班组岗位操作的基本技能,还要具备一定的班组劳动安全的管理经验。 劳动安全事故发生频率较高的岗位就是那些在艰苦环境下工作的岗位,井下采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国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制定了17类特种的作业人员,同时要求这些从业人员必须有特种作业的操作证才能上岗工作,而煤矿企业恰恰覆盖了这些类别。这样的工作很容易引起劳动安全事故,因此具备熟练的操作技术且考核合格的人员才能胜任这一岗位。总而言之,为了保证劳动安全,企业在招聘员工的时候,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及安全机构一定要严查特种作业的操作证,否则坚决不予上岗。 二、加强技术培训,落实劳动安全教育 如果员工的技术水平比较高且操作规范,就能很大程度上减少因违章作业而发生的劳动安全事故。煤矿企业可以通过以下几个途径,来加强对员工专业技能的培训:首先,集中授课设备和工艺等方面的理论知识,把那些具有相似工作性质的工种集中在一起,然后对员工开展系统的基础知识培训;其次,在学习岗位技术操作的过程中,企业可以通过现场的模拟或者“师傅带徒弟”等途径来加强对员工实际操作技能的培训;再次,开展适当的劳动竞赛是很有必要的。我们可以集中同一工种的员工开展技术能力的竞赛,这样可以有效地激励员工提高自己的工作技能;此外,对特种作业的操作证也要进行复查审核的培训。 人力资源管理部门仅依靠以上的技术培训来提高劳动安全是不够的,还应该对员工开展劳动安全的教育。在录用新员工的时候,要在员工三级安全教育(即企业级、车间级和班组级)考核后才能正式录用。同时在员工日常的工作中,要书面记录班前安全的讲解、班中安全的检查以及班后安全的总结。此外,定期对员工加强安全知识、安全制度、安全演习等教育也是很有必要的。 三、完善安全考核制度,建立奖惩机制 保证劳动安全是煤矿企业在生产中始终要坚持的最高原则。因此很多企业建立了劳动安全的责任制,把劳动安全作为绩效考核时的一项重要指标,同时还很好地把劳动安全、工作绩效及奖惩制度联系在一起。人力资源部门在进行与劳动安全相关的岗位考核时,通常采用相对指标(依据劳动安全的实际情况评分,并计入考核的总分)和绝对指标(依据劳动安全事故发生的严重程度和频率,来扣减绩效考核的总分)这两种方法来考核绩效安全。 在实施劳动安全考核的时候,根据岗位的具体情况来选择考核的内容。比如说劳动安全事故发生的频率、劳动安全建议采纳的效果、劳动安全教育等。同时还要依据劳动安全考核的结果,对优秀者奖励,对较差的实行惩罚,奖惩既可以是物质上的,也可以是精神上的。同时逐步建立企业完善的奖惩制度。 四、优化工时和假休,做好社会保障管理 工时和假休对劳动安全有着密切的关系。合理的工时和假休可以让员工身心健康,更好地投入工作,最重要的是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尽管劳动法中详细的规定了工时和假休,但是企业也应结合岗位特点,制定出符合员工利益的工时和休假制度。由于煤矿企业的生产要连续,作业人员需要实行倒班制,但其他人员可以选用标准的工时、不定时工时或者综合计算工时制等。同时企业要遵守劳动法中对职工合法权力的规定,如带薪休假、享受节假日等。此外,人力资源在进行岗位分配的时候,要考虑工时和休假的问题,避免空岗给工作上带来的不便。 企业要按时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等,这样不仅维护了员工的基本权力、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还保障了劳动安全。 五、受理劳动申诉,防止职业危害 协调劳资关系是人力资源管理的一个重点,由于煤炭企业的经营复杂,劳动申诉和建议大多是员工和工会提出来的。这些内容涉及到员工很多方面的利益,有薪酬方面的、有劳动安全方面的等。当人力资源部门接收到了这些申诉和建议后,就要尽快地调查,寻找解决的方案,解决后要及时地反馈给员工。如果涉及到劳动安全就及时转交给安全机构处理。 在劳动安全事故发生后,人力资源部门和安全机构要联合起来调查原因,并及时解决问题。要按照规定赔偿受害者。同时依据事故的性质,人力资源部门对事故责任人给予经济处罚、行政处分或者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研究表明,员工长期从事某一岗位的工作就很容易患职业病,2002我国卫生部统计,我国目前共有10大类104种职业病,而且这些病例在不断地增加。煤矿企业是一个职业病高发的企业,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门要联合起安全机构,改善工作的环境,监督劳保用品的使用,防止职业病的发生,从而保障员工的劳动安全。为了更好地促进企业的发展,保障劳动安全,我们必须掌握且处理好人力资源管理和劳动安全的关系。 劳动安全论文: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中工会劳动保护工作的思考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是一种现代企业的安全管理模式,是先进的安全管理方法,在当今世界先进企业中得到广泛的认同和应用。企业在生产经营中有责任、有义务为职工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安全保证;企业工会作为职工利益的代表者,维护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安全健康合法权益,是工会组织履行维权职责的重要任务,也是发挥国有企业工会组织特殊作用的重要方面。因此,在企业推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过程中,研究和探讨做好工会劳动保护工作的方式方法,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切实加强对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认识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是企业安全工作中一种全新的工作标准,做为工会工作者,必须加强对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认识,才能在构建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这项工作中发挥工会组织的特殊作用。所谓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就是企业通过一系列标准为劳动者提供健康、安全的工作环境,以及企业对职业健康安全工作进行控制的思想理念及管理方法。其目的就是通过科学的管理手段,控制人的不安全行为,改善物的不安全状态,形成以人为本的安全理念,使企业为职工提供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职工也具有我能安全、我会安全的能力,从而有效控制风险、确保安全生产和员工的生命安全与健康。通过推进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工作,促使企业有效控制和降低各类危险、危害和事故风险,强化安全生产管理,更进一步保障企业经济的健康发展和职工的健康安全。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强调通过系统化的预防管理机制彻底消除各种事故和疾病隐患,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事故和职业病的发生。企业通过采用现代化的管理模式,使包括安全生产管理在内的所有生产经营活动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作为钢铁企业,尽管在贯彻、实施《安全生产法》的过程中,通过大力推进企业安全文化建设,安全观念、管理、行为、物态文化建设等方面已经建立了具有本企业特色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体系的框架,逐步走上依法管理的轨道,企业安全管理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但是要建设成为精品板材基地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钢铁企业,在各项管理工作中也必须积极地与世界接轨。要建立具有钢铁企业特色的现代安全管理模式,就必须用先进、现代的安全管理方法,规范安全管理工作,提升钢铁企业的职业健康安全管理绩效。建立和运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这一系统化、程序化的现代管理模式,就能够促进钢铁企业由传统安全管理向现代安全管理的快速转变。因此,必须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加强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建设工作。工会作为职工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在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建设当中,维护企业整体利益的同时,维护职工的切身利益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充分认识工会劳动保护工作肩负的责任 目前,钢铁企业技术改造任务繁重。在寻求企业生存和更大发展、特别是在技改建设的过程中,片面强调“时间就是金钱”,追求速度、抢工期的现象普遍存在,施工现场交叉作业、施工环境恶劣,职工的健康、人身安全受到较大威胁。在这种情况下,非常需要工会组织切实加强劳动保护工作,维护职工的权益。现实的工作需要工会劳动保护工作必须得到切实加强。 工会劳动保护工作还肩负着提高职工安全意识和安全技能的重任,必须切实做好工会劳动保护工作、维护好职工安全健康权益。同时,开展好工会劳动保护工作对促进企业发展、建设和谐企业必将发挥重要作用。 三、在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工作中做好工会劳动保护工作的途径 在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工作中做好工会劳动保护工作,要突出工会工作的特点,积极参与到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建设当中。1、做到“源头”参与。“源头”参与是做好工作的重要保障。在企业制定职业健康安全管理方针目标、劳动保护工作条例、规定等重大事项和规章制度时,工会要代表职工参与这些规章制度的制定,参与影响作业场所人员职业健康安全的任何变化的讨论;参与职业健康安全事务。要站在职工的立场思考问题,提出意见,从而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就职工关心的劳动保护问题,与行政展开积极的对话、协商,使职工的利益得到切实的维护。在代表职工与行政签定的集体劳工合同中,对职业健康安全方面的内容定期检查落实。2、做到过程参与。在具体工作中,一是要发动和组织职工搞好危险源普查辨识、等级评定、措施制定、以及预案编辑工作,协同行政部门在醒目的地方、部位悬挂警示标识,提示职工注意安全;二是在职工卫生健康方面,注意噪音、有害气体等方面对职工身心健康的侵袭,建议并督促改善工作环境,设立隔音间、安装有害气体报警器,配备必要的 血压测量仪器,时刻关注职工的身体状况,做到及时预防和治疗,同时还要定期组织职工进行健康体检;三是注意劳动保护的佩带,教育和培养职工文明的行为规范,树立良好的企业职工新形象。3、检修施工中有效参与。工会应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组织职工代表对新建、改建和扩建工程中的职业健康安全设施与主体工程是否做到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进行监督和视察,从根本上维护职工始终在良好的环境下工作。同时,对发现违章指挥、强令工人冒险作业或者生产过程中发现明显重大事故隐患和职业危害,有权提出解决的建议;发现危及职工生命安全的情况时,工会要责无旁贷地向行政建议组织职工撤离危险场所。4、做好检查和视察,营造良好的安全文化环境。工会组织一是可以依法组织职工参加安全生产工作的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维护职工在安全生产方面的合法权益,定期组织员工代表对职业健康安全管理情况做现场调查;二是可以通过独立检查,对发现的问题进行必要的指导,同时还可以给予必要的考核和处罚,以达到促进工作的目的;三是可以组织职工代表就劳动保护发放标准、配备范围、以及质量等有关劳动保护工作进行专项视察,从而推动工会劳动保护工作不断发展;四是要不定期组织开展有益于职工职业健康安全的竞赛活动,并且把职业健康安全作为班组建设的重要内容,与生产安全部门联合开展班组安全竞赛,营造钢铁企业特有的安全文化氛围。 总之,保证职工的生命安全与健康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永恒主题。我们要在全面建立和推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中发挥工会劳动保护工作的作用,切实把工会劳动保护工作融于企业管理工作之中,使维权工作更具有操作性,确保工会工作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作者单位:辽宁本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供水厂工会 劳动安全论文:自贡农村劳动力现状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当前,粮食危机已席卷全球,粮价不断上涨,已经形成次贷危机之后对全球经济又一严重的威胁。据统计,自2007年中期至今,全球粮价上涨了大约40%。仅2009年前两个月,世界粮食价格就上涨了9%。可见,粮食危机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已开始凸显。虽然我国粮食供给目前能保持大体平衡,受国际粮价波动的影响较小,但国内粮食价格由于农资成本的增加,节节攀升,保持市场稳定、保障粮食安全的压力已逐渐增大。特别是随着耕地面积的逐年减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不断转移出去,农业科技普及率的下降,已经影响和危及到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为此,要在人均占有耕地极少和耕地逐年减少,人口逐步增长的严峻形势下,实现国内粮食的自给和市场粮食的有效供给,必须稳定农村的基本劳动力,并提升其科学文化素质,加快农业科学技术的应用和推广,提高粮食的单产和总产,为粮食安全和粮食的有效供给奠定坚实基础。 一、全市农村劳动力的现状 1.农村劳动力数量不足据自流井区、大安区、贡井区、荣县对4个乡镇的12个村37个社的调查:在11 480人中,有适龄劳动力(男16~55岁,女16~50岁)6 117人,其中外出务工3 076人,占适龄劳动力的50.29%。从全市统计数据看;全市共有农村劳动力133.2万人,其中外出务工67.68万人,占整个农村劳动力的50.9 %。从这组数据可以看出,我市农村劳动力总量不足。 2.农村劳动力素质偏低据统计:在我国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短期培训的只占20%,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教育培训或教育的只占3.4%,接受过中等技术教育的仅占0.13%,而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竟高达76.5%。我市农村劳动力素质状况的调查更令人担忧,一般只经过5~6年的学习,初中及小学以下学历者高达97.17%。无论从其科学文化素质,还是职业素质、专业技能,都很难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 3.外出务工劳动力数量过大,留在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偏少全市每年外出务工的农民达67.68万人次,且呈逐年上升趋势。据12个村37个社的调查:适龄劳动力6 117人,外出务工3 076人,占适龄劳动力的50.29%,且男劳动力占外出务工人数的57.68%;大山铺镇3个村有适龄劳动力1 089人,外出务工618人,占适龄劳动力的56.7%,且男劳力占外出务工人数的71%。 4.新生劳动力大量外出,后续劳动力严重匮乏从12个村37个社调查统计的情况看:2007年新增劳动力159人,外出务工就达107人,占新增劳动力的67.3%。如今农村新生劳动力大都向往城市,不愿留在农村种田。许多学生初中毕业甚至没毕业就随父母或单独到城里打工,这就使得农村新生劳动力严重匮乏。 5.超龄劳动者成为农村的主要劳动力由于农村青壮年劳力流入到了城市,新生劳力又不愿在家种田,这样留在农村的劳动力,大都是超龄劳动者或老弱病残人员,他们成了目前农村种粮的主要劳力。从37个社调查来看:超龄劳力达1097人,占现留农村总劳力24.4%。据大山铺镇的调查:3个村有超龄劳动力317人,外出务工87人,占超龄劳动力的27%,而超龄劳动力务农的占现留农村总劳力的32.5%。 二、农村劳动力现状对粮食安全已构成严重威胁 1.劳动力不足,已引起部分土地荒芜由于农村劳动力总量不足,主要是适龄劳动力偏少,从而使得一些农户缺少或无劳力耕种。据12个村37个社的调查统计,共有耕地11167.95亩,人均0.97亩,荒芜39.6亩,占当地总耕地的1.25%。作者在农村走访了解到,当地应种而未种的土地约在20%左右,若将全市、全省,乃至全国因劳力不足荒芜的耕地加以统计,那将是一个惊人的数据,对粮食安全构成的威胁不容忽视。 2.农村劳动力素质不高,农业生产效率低由于农村教育相对落后,在我国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短期培训和初、中级职业技术教育培训加起来不到1/3,而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农村劳动力竟高达2/3以上,且仅受过短期培训或中等职业教育的农村劳动力,也流向城市打工。因而留在农村种地的劳力,要么超龄,要么没有接受过学习或培训,素质不高,从事农村生产的效率必然较低。据对12个村37个社的调查统计:全年粮食总产4614 617kg,耕地亩产537kg,农村人均粮食仅401.9kg,若按全市总人口计算人均仅达300kg。可见,由于农村劳动力素质不高,其粮食产量低,致使全市人均粮食水平远远低于400kg的安全线。 3.农业科技人员缺乏,农业科技普及推广困难,导致农业生产水平下降 目前,在我市农村懂得农业科学技术的技能型人才越来越少。原有的一些技能型人才,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大都到了城里另谋高就,造成人才的大量流失;乡镇一级农技推广机构普遍存在技术人员少,工作量大,技术水平低,设备落后等现象,加之农技人员待遇低,收入无保障,许多农技人员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农用物资的经营上,对农民的技术指导、技术服务减少,给粮食生产带来一定影响。从发展的角度看,后续的农技人员很难接上,现在的学生大都不愿学习农业技术,报考农业中专、农广校的学生寥寥无几。长此下去,农村科技人员将青黄不接,后继无人。 4.农村新生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留在农村从事种植业的劳力越来越少,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已明显不足据测算,我市在耕牛减少,机耕率不足20%的情况下,从事粮食、蔬菜、水果、蚕桑等约需劳动力63.52万人,而实际除去在工业、建筑、交通运输、餐饮服务等从业的34.68万人外,适龄劳动力只有30.94万人,再加上18.62万超龄劳动力,农村劳动力不足的矛盾已开始凸显,对粮食生产、粮食安全已造成一定影响。 5.种粮成本高,收益低,影响了农民种粮积极性由于农药、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不断上涨,农民种粮成本增加,收益降低,增产不增收,挫伤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从而使得一些农户不得不放弃种田,到城里打工赚钱,造成农村劳动力的过度外流。据大安区农林局对大山铺镇农民耕地成本的调查分析:水田每亩成本高达566元,按每亩产粮450kg计算,每公斤1.70元,产值765元,收益199元/亩。农民种地不仅赚不到钱,甚至还要亏损,谁还情愿留在农村种地。长此下去,种粮的劳力越来越少,成本越来越高,加之耕地的逐年减少,粮食总产上不去,市场供给必然受到波及,进而影响到人民的基本生活。 三、稳定农村基本劳力,提高劳动者素质,确保粮食安全的对策 针对农村劳动力的现状及其对粮食生产、粮食安全构成的影响,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稳定农村的基本劳力,并提高其素质,以确保粮食的生产和安全。 1.统筹兼顾,协调发展,合理分流农村劳动力从总量上看,农村劳动力过剩,大量滞留在农村,对农民增收和城乡经济的发展都不利;但过度地转移农村青壮年劳力、新增劳力都流向城市,农村基本劳力无保障,便会影响到粮食生产和农业的发展。为此,全市各级政府,特别是乡镇一级要树立全局思想,统筹兼顾,正确引导,在保证农村种养殖业基本劳力的前提下,合理转移和分流农村剩余劳动力。做到既不影响粮食生产和农业的发展,又不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合理流动,使粮食生产和农民增收“两不误”。 2.突出教育,加强培训,全面提升农业劳动者素质首先,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高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和就业能力。各中等职业学校,特别是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要结合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农村劳动力的特点,调整专业设置,改进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突出技能操作和能力培养,全面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和动手能力,为农村培育一批技能型人才。其次,进一步建立健全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体系,充分发挥各级农广校在农村劳动力培训中的主导作用,积极开展农村实用技术培训、绿色证书培训、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以及新型农民创业培训等,以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科学文化素质。 4.普及科技、推广新技术,提高科技对农业的贡献率首先要建立起多元化的科技投入长效机制,不断加大对农业科技的资金投入,为农业科技的发展提供可靠的资金保障。其次,要加强农业科技人员队伍建设,解决好他们的后顾之忧,使他们安下心来,从事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以提高科技对农业,特别是对粮食生产的贡献率。再次,要稳步推进农技推广体制改革,创新农技推广体系,积极探索农业科技成果进村入户的有效机制和办法,加快新技术、新品种、新科技成果在农业上的推广和应用,提高科技对农业的贡献率。 5.创建机制,营造氛围,激励农村劳动力服务和建设新农村首先,要认真贯彻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把有限的耕地集中承包给种粮大户或骨干农民耕种和开发,实行集约化规模化经营,提高土地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率。其次,全市各乡镇要建立起农村青年创业致富的长效机制,要鼓励农村青年立足家乡科技致富、创业致富,并创造和提供一定的条件。再次,要建立健全激励机制,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促使部分农村劳动力从城市倒转回农村发展,使农村能有足够的基本劳力,以确保粮食生产的稳定和安全。 (通联:①四川省自贡农业广播电视学校643000②四川省自贡职业技术学校) 劳动安全论文: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与能源安全的关系研究 作者简介:赵国友(1964),男,河南固始人,四川农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理论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摘 要: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要素禀赋之一,这是学界的共识。经验观察证实,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利用的另一方面,则是在它促进中国制造业和工业化快速发展的同时而产生的有限能源的大量消耗问题,这已经危及中国的能源安全。要兼顾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和能源安全,必须反思地大物博的传统思想,吸取有关国家能源储备和利用的经验,制定能源新战略;在引用外资项目和新建项目时,将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提高技术门槛,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并将劳动力资源转化为人才资本。 关键词: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能源安全 一、研究背景与思路 人口众多,很久以来就成为中华民族的自豪与骄傲。人口众多的优势在技术水平极其低下的农业经济中表现得十分突出。在第一次科技革命之后,新兴产业以及推动产业变革的工具所含科学技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中西方的差距已经明显,但由于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和经贸关系等条件约束,当时的中国人并没有感觉到人口众多有什么劣势,甚至相反,多数中国人认为人多势众,这是优势。当然,影响中国人的这种视角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的是战争和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直至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稳定,经济快速发展,外资经济渐成规模,劳动力资源要素禀赋优势再次显现。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劳动力资源禀赋成为中国经济日益崛起的极其重要的特征,是中国最为重要的一个比较优势(袁志刚,2006),这似乎成为学界的一个共识。 但是,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句古话的哲理寓意深刻,如果用这句古话来诠释我国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的话,那么,今天的比较优势在未来就转化为比较劣势。现如今,我们利用劳动力资源这一比较优势,通过国家的优惠政策,吸引了大批国外资金,外资经济、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形成三驾马车,并驾齐驱,使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保持在9%以上,加速了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国制造”几乎遍布世界各地,中国日渐成为“世界工厂”,从而将因户籍制度而依附于土地的剩余劳动力晰出,中国的隐性失业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新增就业岗位达240万个(朱之鑫,2004);同时,增加了城乡居民特别是农民的收入,1983年农民家庭纯收入为310元人民币,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比1978年增长近一倍(1978年仅为134元人民币),而到了1993年增长为921.62元人民币。仅就中国经济增长来说,劳动力资源作为比较优势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这仅是劳动力资源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如果从长远角度考虑,劳动力资源优势将中国铸造成“世界工厂”,也是未来利益的受损者,因为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不单单意味着劳动力资源的有效就业和经济增长,而且意味着对中国有限能源的巨大消耗,必然危及中国的能源安全。加之利益的驱使和“条块结合”的体制,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资,往往不惜一切代价,或造成资源的过度开发从而影响生态环境,或造成资源配置的不合理甚至浪费。 所以,本文在承认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对推动中国就业和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的同时,拟从未来的视角,而非现实的利益对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与能源安全的关系进行研究,其逻辑结构为:利用劳动力资源优势,吸引外资,变中国为“世界工厂”,从而使中国能源过度消耗,着眼未来,实施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反思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和“世界工厂”,实行产业结构调整及升级,制定相应的能源战略,置中国的未来能源于安全之中。 二、文献回顾与前瞻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劳动力资源极其丰富,并成为中国近30年经济增长中最为重要的要素禀赋。在劳动力资源促进经济发展的观点中,尤为具有代表性的是比较优势理论。所谓比较优势,通称是指一个国家较之其他国家在特定商品的生产上比其他商品的生产相对地更有效率,也即具有较小的生产成本。亚当・斯密在1776年写的《国富论》中曾多次讨论比较优势。1817年,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系统提出比较优势原理,其基本观点包括:在两国生产两种商品的情形下,其中一国在两种商品上均占绝对优势,另一国在两种商品生产上均处于绝对劣势,则优势国可以专门生产优势较大的那种商品,劣势国可以专门生产劣势较小的那种商品,通过专业化分工和国际交换,双方仍能从中获益。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原理包含一系列假定条件(黄辉,2001),如国际经济是静态经济、边际成本不变等。主张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的国内学者,大多是从劳动力要素禀赋对就业、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层面来分析问题的(吕政,2001;徐晓玲,2004)。但也有不少学者研究发现,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具有严格的产业和能源限制(许经勇,2005;陈庆修,2003),主要体现在劳动力密集性和能耗较小的产业或领域。如果不讲产业和能源等约束条件,滥用劳动力资源,就可能陷入“资源的陷阱”:其一,低工资陷阱。有资料显示,我国工人工资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不说,与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制造业工人周平均工资是最低的,与韩国的比值为1∶8.12。低工资成本造成廉价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会遭遇两种情况,一种是产品具有竞争力,市场份额在同类产品中有明显优势,另一种是遭遇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反倾销。近几年东南沿海一些发达地区的“民工荒”(钱凤娟、王晓娣,2005;刘湘国,2006),则说明人口红利随着未来人口结构进一步的变化和相关政策的调整终究是要消失的,为此,“避免经济增长源泉耗竭现象的出现,需要一个国家在仍然享受人口红利的同时,借助这种人口红利,创造出持久性的经济增长源泉。……提高劳动者素质对于经济持续增长有着特殊的重要性”(蔡、杜阳、王美艳,2005)。其二,高就业陷阱。目前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被制造业所吸收,其表面和现实的利益是就业机会不断增多,但如果不提升劳动力自身的技术含量及综合素质的话,廉价劳动力在未来科技不断创新的信息社会里注定是没有光明前景的,众多廉价劳动力必然随着制造业的技术进步而大量减少,从而涌向社会,造成就业压力增大和贫富分化扩大,最终危及社会经济稳定和发展。 说到底,劳动力资源优势,毕竟不是人才资源优势,除去自身科技含量较低之外,还要受到来自外部诸多因素的限制,从而使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只能在一定空间内发挥作用。 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实际上是世界分工格局和产业结构转换的结果,发达国家利用FDI,借助于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和能源,将那些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生产充满危险的产业或生产过程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以获取更高的利润(代谦、别朝霞,2006)。积极吸收和利用FDI,大力发展制造业,是中国进入工业化的一个显著标志,而工业经济相对于农业经济来说,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生产效率高,二是能源消耗大。1990年至今,我国经济对主要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已从5%上升至50%(刘伟,2006),我国的能源弹性系数,也即能源消耗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比,1991-2000年为0.2,而2001-2004年为1.29,2004年则高达1.6。根据中国科学院最近完成的《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报告》预测,到本世纪下半叶也就是2080年中国将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照此计算,我国人均收入将达8000美元,人口―车辆比率将从1998年的125大幅提高(傅庆云等,2004a),仅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将从2000年的大约30%增加到2010年的60%和2030年的80%(傅庆云等,2004b)。这种严重依赖程度,不可避免地对经济运行,甚至政治、军事、外交等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王涛,3005)。能源如此重要,不仅提示我国政府要加大新能源开发的投资力度,保持一个长效机制,而且警示我们要节能,处理好经济发展与能源安全的关系。 三、经验观察与结论 为了能够有效地阐明劳动力资源利用与能源安全的关系,我们不妨假定:(1)新能源开发在未来30年极其有限;(2)现有能源探明储量和生产量不变;(3)中国的GDP年均增长为6%。 1.人口数量、工业部门劳动力供给与工业总产值 对于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传统的观点认为,两者之间呈负相关关系。但近年来,学界出现了关于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具有负面影响的这一传统观点的反思关于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研究中,有三项研究成果:《人口的迅速增长:后果及其政策含义》(由罗格尔・莱维尔主持,1971)、《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政策问题》(由罗纳德・李、D.盖尔・约翰逊主持,1986)和《终极资源》(朱利安・西蒙,1981)。,有学者提出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盖尔・约翰逊,2004)。通过表1的有关数字分析,可得以下信息: (1)我国的人口和经济都保持较快增长,人口自然增长率虽然由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出现下降,如第三个五计划期间年均自然增长率为26.21%,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年均自然增长率下降到18.04%,下降了8个百分点。但人口总量仍在持续增长,2005年突破13亿。 (2)人口数量的绝对增加,使工业部门的劳动力供给呈绝对增加的趋势,特别是从第五个五年计划的6714万人增加到第六个五年计划的8349万人,增长率为近25%,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9697万人增加到第八个五计划的15655万人,增长率超过了60%,这四个五年计划中,工业部门劳动力保持如此高的增长率,与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密切相关。这也印证了有学者关于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呈正相关关系的观点。当然,要说明的是,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因自然灾害和政治等因素,工业部门的劳动力供给出现减少的状况。 (3)我国人口主要是农村人口增长导致劳动力供给增加并不断向工业等产业转移,加快了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工业部门的总产值及其增长率保持大幅增加。改革开放之后,第五个五年计划到第八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总产值增长幅度都在50%左右,特别是“六五”计划到“七五”计划增幅为146.2%,“七五”计划到“八五”计划的增幅为284.11%。与此相联系,外资规模和贸易出口额也不断扩大。但这些都不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我们是要借助工业部门总产值与劳动力数量的增加,来说明这些数值增加的背后隐藏着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能我们源耗费过快过多,危及我国能源安全。 2.能源生产与能源消耗 资源禀赋及其生产能力对于工业经济和国民经济的增长来说,其重要性非同一般。但凡事物都具有两面性,“资源的诅咒”,便说明了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产生了限制作用,资源丰裕经济体的增长速度往往慢于资源贫乏的经济体(徐康宁、王剑,2006)。这一命题给予我国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的启示是,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也可能是一种“资源的陷阱”。市场经济的核心是追求效率,劳动力资源优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趋于降低,而技术创新在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趋于不断提高。所以,撇开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研究这一比较优势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对中国能源安全的负面影响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的结果之一,就是对能源的消耗不断增大,能源供给弹性空间不断缩小。为了简捷方便,我们仅在表2中列出能源生产总量和消费总量以及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三大能源子项目的生产和消费的比例。分析可得: (1)十个五年计划中,除了“二五”计划外,我国的能源生产总量和消费总量均在稳步增长,但能源的消费弹性系数呈递减趋势,“六五”期间,能源消费的弹性系数为0.51,但到了“八五”期间变为0.18,能源消费的弹性系数降低了2/3。这充分说明能源消费增长率对GDP的增长率变动的影响程度取决于GDP增长率对能源消费增长率变动的敏感程度在降低,能源消费率增长的百分比高于GDP增长率的百分比,能源消费不合理凸现。 (2)我国能源结构有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就生产总量而言,原煤递减,原油、天然气递增。在第一个五年计划至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原油、天然气的生产总量与消费总量基本持平,表明我国的能源自给率较高,2004年为94%。但是,经济发展的许多指标显示,我国的能源自给率有不断降低的趋势。从消费总量来看,2004年,石油消费总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22.7%,而生产总量只占整个能源生产总量的13.5%,两者之比为近2∶1;天然气消费总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7.0%,而生产总量只占整个能源生产总量的3.0%,两者之比超过2∶1。按此消费总量与生产总量之比,我国将面临巨大的能源压力。更何况在未来30年里我国经济仍然保持一个高速增长期。此外,我国科学技术水平较低,能源利用效率较低。2003年世界银行统计数据显示,单位能源生产的GDP(国际元/千克标准油),世界平均水平1990年为3.5,2000年为4.5,而同期中国的水平分别为1.7和4.1,虽然同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在缩小,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仍然很大。 3.结论 比较表1和表2,可以发现,我国在十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增加值及增长速度与能源消费总量及增长速度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也即工业部门的增加值增加,能源消费总量也增加,当然,国民经济总量也在增加。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国民经济总产值增长了十倍,而矿产资源的消耗却增长了40倍(文懿铎,2005)。就“十五”期间而言,能源消费总量增长均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和工业增加值的增长,三者的增长速度之比分别为11.86∶9.5∶10.88,能源消费总量增长速度高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2个百分点,高于工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近1个百分点(参见图1、图2)。这种依靠高投入、高能耗、高资本积累带动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使能源供需矛盾日益加剧,引发了能源紧缺和环境恶化等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危及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问题的关键是,劳动力资源是可再生资源,即使未来的劳动力资源可能因计划生育政策而出现萎缩(曾毅,2006),但政府可以通过调整人口等相关政策,促使劳动力资源供给与需求的平衡。然而,自然资源中的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能源,如果仍然保持目前的耗能模式,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可能每天要消耗50亿~60亿吨煤炭和8亿~10亿吨原油,这是无论如何都难以实现的。如果不精打细算,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必然危及后代人的能源分享,那么,我们今天制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也就成为一句空话。西方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的能源开发和利用不能再走某些西方国家的老路,要注意节能和保护生态环境,防止经济发展与环境危害的不良循环。 四、政策涵义与启示 1.政府加大对劳动力的培训和教育,将劳动力资源转变为人才资源 “资源的诅咒”命题,说明资源丰裕的国家和地区把自然资源当作经济发展的唯一要素,而忽略了对其它要素尤其是劳动力要素的开发。同样道理,如果仅把劳动力资源作为比较优势,而不着眼于劳动力资源的开发,转变为人才资源,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实际上是“资源的陷阱”。提出这一问题的目的,是在充分考虑具体国情和利用劳动力资源的条件下,如何兼顾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与未来的能源安全问题。仅仅依靠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实质上是把劳动力置于依附外资的条件之下,这不仅不利于国家的能源安全,也不利于缓解就业压力。当务之急,是将劳动力资源转变为人才资本。人才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远大于劳动力资源的贡献率,这已为许多学者所证实。所以,政府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职责是不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加强对劳动力的职业培训,提升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将一般劳动力转化为工业化所需要的技术工人,从而提升我国生产力的整体水平。 2.吸引和利用外资既要考虑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更要考虑能源的可持续发展 我们清醒地看到,传统的比较优势战略在创新方面存在着明显不足,甚至有可能使人陷 入比较优势陷阱。在我国工业化初期,以劳动力成本或天然资源为优势的产业,通常都是进入门槛不高的产业(李义平, 2006),要将这一优势变成真正优势、竞争优势,其中,关键的问题是政府制定科学合理的引进外资政策,对于那些对资源消耗大和对环境破坏大的外资项目,要做充分论证,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提高进入门槛,根据动态资源禀赋原则及时调整产业结构,使产业结构不断升级。这样,将劳动力资源与产业结构、技术创新结合起来,不仅可以节省能源,而且有利于能源的可持续发展,保证我国的能源安全。 3.反思地大物博的传统思想,吸取有关国家能源储备和利用的经验,制定能源新战略 2005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指出,“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 “要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基于此,我们必须反思地大物博、能源大国等传统思想,借鉴日本和美国的能源战略经验,多管齐下,推行能源消费多样化,减少对石油的依赖,建立石油储备制度,把石油的地上油罐储备与地下技术储备有机结合起来;加大新能源和再生能源的投资力度,制定有关节能的法律法规,把开源与节能有机结合起来;把国内生产与参与国际竞合有机结合起来;建立全社会的能源需求和能效变化的预警指标体系,等等。 劳动安全论文:浅谈加强女职工劳动保护工作在企业安全生产中的重要作用 摘要:劳动保护工作是企业的生命线,是企业安全管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进一步做好企业女职工劳动保护工作,是摆在我们面前新的课题,也是面临的一个新挑战。我们必须充分重视女职工劳动保护工作,发挥其在安全生产工作中的作用。 关键词:女职工;劳动保护;安全生产 随着新时期女职工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和价值观等的转变,企业女职工的劳动保护是女工工作中的重中之重,是整个企业劳动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保持稳定、实现安全发展、创建和谐企业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新时期女职工劳动保护工作在安全生产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生产过程中,女职工没有形成主动维护自身安全与健康的意识,没有“要我安全”转变为“我要安全”的自觉行为。由于女职工的生理机制和社会的传统观念,她们在为企业做出贡献的同时,还承担着生育子女和操持家务的重任,相对男职工来讲其竞争力处于弱势地位,这就导致女职工对劳动保护的意识不强,甚至是缺失。只有改变观念,提高认识,调试好两种角色的转换,才能切实做到女职工劳动保护的观念真正深入人心。 二是忽视了女职工心理健康对安全生产的影响。女职工劳动保护与企业安全生产息息相关,而安全生产的重点是设备和人身安全。以本公司为例,女职工虽然为数不多,但其独特的生产运行方式和艰苦复杂的工作环境,对女职工劳动保护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做好女职工劳动保护工作,以及保持健康向上、充满活力的心态,对于抓好安全生产工作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那么,如何使女工劳动保护工作在公司的安全生产中发挥作用?以下几个方面可以作为开展工作的切入点: 一是加强女工组织建设,为女工劳动保护工作的开展夯实基础。女职工劳动保护工作是调动广大女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参与性,保护女职工的劳动安全健康不受侵害,在安全生产中坚持以人为本的具体体现。由于受公司点多、面广、战线长等地理环境所限,公司女工工作开展的不是很好,组织的女工活动也是索然无味,无法调动女职工参加活动的积极性。如何使基层女工积极响应工会开展的女工活动,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首要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应该采取一些措施,鼓励女工积极参与各项活动。如:在广泛深入开展争当巾帼建功示范岗和争创三八红旗手活动中,引导女职工克服家庭和工作中的种种困难,比学习、比技术、比干劲、争一流。帮助女职工掌握岗位技术,提高业务技能水平,展示女职工立足岗位、奉献成才的崭新形象。选树“巾帼示范岗”等先进模范,利用各种媒体和有效形式,广泛宣传先进典型,增强女职工敬业精神,以此不断激发女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二是加大宣传,增强法律培训教育。按照《女职工劳动保护条例》、《妇女权益保障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宣传教育,坚定不移地坚持依法履行女职工劳动保护职责。女职工由于其生理机制,必定要经过经期、怀孕、生育、哺乳、更年期等特殊时期,企业依据相关的政策法规,结合自身实际,针对女职工的生理机制而制定的特殊保护,如生育有产假等,都是女职工劳动保护意识增强的具体体现。加大对女职工劳动保护条例的宣传、执行力度,是各项政策法规得以有效实施的保障,是强化女职工劳动保护意识的有效手段。 三是加强女职工培训,提高女职工综合素质。面对科技高新化、信息网络化的发展态势,提高女职工现代科学文化素质,增强业务本领和竞争能力,是必须尽快解决的问题。因此,女工组织应对女职工开展以健康保健、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等为主要内容的培训教育活动,提高女职工的自我保护和素质提升能力。如:组织开展一些妇科疾病知识讲座、评选一些优秀家庭教育经验论文、让家庭教育突出的女职工进行经验分享等等。以此激发女职工自觉接受教育,提高素质的主观能动性,确立起女职工自强不息,追求出类拔萃,充分实现自身价值及高成就的主体意识。使女职工继承和弘扬中国妇女的优良传统,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可以形成在工作中学习,在学习中工作的良好氛围,增强女职工的学习、应对、竞争、决策和创造能力,从而推动女职工实现安全生产自我约束、自我完善,有利于夯实企业安全生产基础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 四是加强源头参与,完善规章制度。认真落实女职工劳动保护监督检查工作的各项制度,改善女职工劳动保护的工作条件,适时保证劳动保护监督检查工作环境的通畅。依托职代会提出女职工劳动保护的相关决议和提案,努力实现对女职工劳动安全卫生权益的源头维护。认真监督检查劳动保护用品的发放和使用,确保女职工在劳动生产中的必要保护措施落实到位。加大女职工劳动保护的监督检查力度,关心女职工劳动卫生条件的改善情况,研究与探索更深层次的女职工劳动保护问题,立足实际,从制度上解决设备、工作环境、外部环境因素等对女职工身体的伤害以及女职工心理健康对安全生产的影响。 五是突出维权职能,是积极做好女职工劳动保护工作的根本所在。维护女职工安全健康合法权益和特殊利益,不仅是工会劳动保护工作不可推卸的一项重要职责,也是工会劳动保护工作创新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注重把女职工劳动保护工作与切实维护女工的合法权益和特殊利益有机结合,进一步增强女职工的劳动保护意识,提高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与水平,改善女职工劳动环境和劳动条件,企业女职工的劳动保护监督检查工作就能够有新的突破,达到更高的水平,就能消除与企业发展不相适应的许多问题,从而对促进安全生产、维护女职工人身安全和身体健康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我们可通过建立女职工温馨驿站等多种形式,使女职工工作更加细化、规范化、人性化,进而增强女工组织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充分调动女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实际工作中,采用各种形式、全方位对女职工进行普法教育,增强女职工依法维权的能力,关注涉及到女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改革和方案并维护其权利。在为女职工办实事上,定期组织女职工进行妇科普查,使广大女职工能有健康的身体,从而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 企业女职工劳动保护工作任重道远。只有扎实开展好女职工劳动保护工作,就能够保护女职工的身心健康,维护女职工合法权益,进而激发广大女职工投身企业安全生产的工作热情,最大限度地调动女职工的积极性,全面推进企业安全健康和谐发展。 劳动安全论文:加强职工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工作的实践与思考 【摘 要】劳动者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工作,是我国现行安全生产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会组织代表职工对涉及职工安全与健康的有关问题,实施群众监督是法律赋予工会的神圣职责,职工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工作在创建安全、和谐发展环境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安全生产;劳动保护;工会组织 一、注重夯实基础,形成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工作的浓厚氛围 1、组织基础更加扎实 一是各级工会组织要把安全文化建设、安全生产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成立群众安全生产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的工作机制,做到领导重视、全员参与,形成了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二是工会劳动保护监督检查组织网络建设进一步加强。各级工会要对劳动保护监督检查委员会成员和工会小组劳动保护检查员每年组织一次培训,通过培训提高他们的素质,调查研究影响群众监督员发挥作用的制约因素,提出解决的建议、措施。三是切实加强与行政主管部门和业务监督部门的联系,健全完善行政业务部门主导、工会运行、各方支持、职工群众积极参与的群众性安全生产组织体系。 2、群众基础更加扎实 发动和依靠广大职工群众参与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监督是工会劳动保护工作的优势与特色。一是牢牢把握群众性安全生产这一工会工作的鲜明特点,充分尊重劳动者在安全生产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把职工群众参与安全管理的广泛性纳入到工会工作的重要内容,实行目标管理。二是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的工作重心放在班组,真正实现预防为主的关口前移。班组是社区安全生产的前沿阵地,也是事故的多发地带。因此,我们要非常重视班组安全建设。三是充分发挥职工群众对安全生产的参与和监督作用。发动和组织广大职工查找、消除事故隐患,反对和杜绝违章指挥、违章作业,组织广大职工围绕安全生产的薄弱环节,开展技术革新、技术发明、技术攻关和合理化建议活动,消除隐患,促进安全生产形势进一步好转。 二、注重“体系”建设,形成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工作合力 1、注重舆论引导体系建设 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增强搞好工会劳动保护工作的使命感、紧迫感。各级工会应建立和完善小区电子显示屏、安全文化街、警示教育片、宣传橱窗、黑板报、标语为基本载体的宣传舆论体系,充分利用小区文化广场、职工之家、职工书屋等工会宣传阵地的作用,在增强人情、亲情、感情和针对性、实效性上下功夫,大力营造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遵章作业的氛围,形成安全生产的舆论环境。 2、注重现场教育体系建设 建立和完善以班前会、监督员座谈会、现场指导培训为基本载体的现场教育体系,及时传达有关安全指示、指令,分析当前安全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和职工思想动态,提出加强安全生产的措施,结合实际进行现场培训和帮教等活动,使上级安全生产要求得到迅速落实。 三、深入开展竞赛活动,狠抓职工安全素质的提高 竞赛活动是工会开展群众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载体,已成为工会工作的品牌。各级工会要围绕“科学发展抓预防,预防为主重教育”竞赛主题,一是功夫下在广大职工身上,牢固树立“职工是企业安全文化建设的土壤”的理念,引导职工广泛踊跃参与实践,形成自觉提高安全素养的氛围和环境。二是功夫下在融入思想上,将安全文化融入社区总体文化建设和各项工作之中,在社区总体理念、愿景目标、岗位责任制等各个方面、各个环节融入安全文化的内容,时时、处处、事事体现安全文化,营造“人人讲安全、事事讲安全、时时讲安全”的良好安全文化氛围。三是功夫下在“切实维权”上,认真贯彻落实“组织起来、切实维权”工作方针,坚持“预防为主,群防群治,群专结合,依法监督”的原则,全面履行法律赋予工会的基本职责,劳动保护工作维权机制进一步完善,劳动保护工作内容、活动方式进一步适应需求,贴近实际。 四、积极探索,确保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取得实效 1、增强责任感,切实维护职工的安全与健康 维护劳动者的生命和健康,是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最基本的要求。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是职工最根本、最主要的合法权益,是职工其它合法权益的载体。如果职工的安全与健康得不到保障,那么其他的权益就显得无用、无助。因此,我们必须从广大职工的根本利益出发,把职工的安全与健康放在首位,认真履行国家法律赋予工会的神圣职责,切实加强群众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工作,最大限度地保障职工的生命安全与健康。 2、突出重点,把职工安全生产的重心放在班组 班组是生产和经营组织的基础,又是安全生产的前沿阵地,也是事故多发的地带。要积极开展以班组安全为主要内容,以加强班组安全建设为重点,以实现社区安全为目标的群众性班组安全活动。首先要按照全总《三个条例》的要求,健全班组工会小组劳动保护检查员队伍。加强培训和指导,提高工会小组检查员的事业心、责任心,真正发挥“安全哨兵”的作用。其次要在提高班组全员安全生产意识和技能水平的基础上,在班组中组织开展以查隐患、堵漏洞、抵制违章指挥、杜绝违章作业、遵守劳动纪律为主要内容的安全生产竞赛和检查活动,提高班组安全生产管理水平。第三要开展争创安全合格班组竞赛活动,把安全培训和各项安全指标量化、具体化,形成切实可行的班组安全生产规范,把国家的安全生产方针、政策,油田的各种安全规程、安全制度通过班组去落实、去实现,把安全生产的各项要求转化为班组职工的自觉行为,为实现安全生产奠定良好的基础。 3、注重机制建设,充分发挥工会组织的监督参与作用 建立群众安全生产工作机制,是有效发挥群众监督参与作用的重要措施和手段,也是工会维权机制建设的重要内容。一要逐步建立完善与同级行政安全主管部门、安监部门、人力资源部门的联席会议制度,加强相互沟通,共同协商解决有关全局的安全问题和涉及职工劳动安全合法权益的问题。二要建立健全职代会参与社区安全生产的机制。落实职代会对社区有关职工安全与健康重大事项决策的审议监督权,切实发挥职代会的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作用。要完善职工代表巡视安全生产情况、检查职代会关于安全生产有关决议落实情况的制度,把群众参与监督权落到实处。三要建立健全社区安全生产和职业危害治理的平等协商制度,就避免减少职业危害、加强劳动保护、事故隐患治理等事项进行协商,并写入集体合同,也可以就安全生产和职业病防治签订专项集体合同,依法确立社区劳动关系主体双方在劳动安全卫生中的责权利。通过机制建设,逐步实现群众安全生产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 4、广泛开展各类竞赛 我们要继续把安全竞赛活动深入开展下去,立足社区,立足职工,紧紧围绕提高社区安全生产管理水平,提高广大职工安全生产知识和自我防护能力这个重要环节,创新活动的形式、方法和内容,不断把竞赛活动引向深入。让每一个职工努力做到“不伤害自己,不伤害他人,不被他人伤害”。坚决抵制违章指挥和强令冒险作业,把劳动安全卫生的各项要求转化为职工的自觉行为。 劳动安全论文:浅谈对企业工会做好劳动安全卫生工作的认识 摘要:工会开展劳动安全卫生工作必须关口前移,发挥工会的组织优势,提高职工群众的安全素质,发动职工群众,开展监督检查,及早发现和消除事故隐患,防微杜渐,杜绝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形成全员参与的态势。 关键词:企业 工会 劳动 安全卫生 工作 认识 劳动安全健康权益,即劳动者在生产劳动过程中享有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权利,是劳动者的基本权利。企业工会组织职工群众积极参与劳动安全卫生工作,必须从保障劳动者安全健康切身利益这一现实问题入手,采取有力措施遏制伤亡事故,减少职业危害,这是工会维权的基本职责,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根本体现,也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的应有之意。 一、工会劳动安全卫生工作的机制建设 工会做好劳动安全卫生工作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法律保障,特别是近几年党和国家有关安全生产的重要政策和重大举措。 (一)法律赋予工会开展劳动安全卫生工作的权利《工会法》、《劳动法》、《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对企业工会和职工在劳动安全卫生工作中的民主参与、民主监督权利作了明确的规定。《工会法》规定:“工会依照法律规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组织职工参与本单位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劳动法》规定:“劳动者依照法律规定,通过职工大会、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参与民主管理或者就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与用人单位进行平等协商。”《安全生产法》规定:“工会依法组织职工参加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的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维护职工在安全生产方面的合法权益。”特别是企业面对劳动安全卫生工作呈现的有利环境和条件,工会应当依照法律赋予的权利和职责,理直气壮地参与到劳动安全卫生工作中去,维护和保障法律规定的劳动者在劳动安全卫生方面应享有的权利。 建立、完善和创新劳动安全卫生工作机制,是保证工会劳动安全卫生工作取得实效的关键。企业工会应根据企业的特点、规模以及职工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抓住劳动安全卫生工作中的关键环节,健全工作机制、创新工作载体、改进工作方式,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 (二)建立行之有效的劳动安全卫生工作机制由于劳动过程主要发生在企业生产一线,危害因素存在于生产劳动中,因此,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必然要求工会积极参与到涉及职工切身利益问题的研究和决策中去,促进稳定和谐劳动关系的形成,使企业把维护职工利益作为企业发展的第一需要,而职工把促进企业发展作为维护自身利益的第一需要。当下,在企业层面上建立“双方平等协商,企业负责落实,工会跟踪监督”的工作机制,通过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或专项劳动安全卫生协议,引导广大职工群众通过规范有序、理性合法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可以从源头上保障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安全和健康,达到互利共赢、和谐劳动关系的目的,促进企业生产的稳步发展。 企业通过推进民主协商、签订集体合同,强化职工劳动保护监督,建立了适合企业需要、依法监督参与的工作机制。严格履行职代会民主管理程序。实践表明,企业工会以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为载体开展劳动安全卫生工作,既有法律依据和理论基础,又有实际成效,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维护职工的安全健康的有效方式。 二、工会开展职工安全教育的方法研究 工会是职工的群众性组织,脱离了职工群众,工会就失去了基础。这种群众性的特色正是工会劳动保护监督不同于企业管理和政府监察之所在,由此显示出工会在安全生产格局中应有作用。 (一)工会劳动安全卫生工作必须关口前移职工群众处在生产一线,最清楚哪里存在事故隐患,他们是查找隐患、监督整改的主力军;同时,一线职工往往也是伤害事故的直接责任者,能否杜绝违章操作,能否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是预防事故的关键因素。现代安全理论指出,事故的发生及其严重程度是难以预料的,在可能发生人身伤害、设备或设施损坏以及环境破坏的场合,必须事先采取预防措施,而不是在发生了严重伤害之后才去“亡羊补牢”,在付出血的教训之后再去整改。 因此,工会开展劳动安全卫生工作必须关口前移,发挥工会的组织优势,提高职工群众的安全素质,调动他们在安全卫生工作中的能动作用,把劳动安全卫生工作做到生产现场,针对生产过程中“人”和“物”的不安全因素,发动职工群众,开展监督检查,及早发现和消除事故隐患,防微杜渐,杜绝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形成全员参与的态势。 (二)开展职工安全思想教育的方法途径职工安全思想教育工作是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企业工会切实保障职工劳动安全的有力措施。企业工会开展职工安全思想教育应注意形式与方法的结合,不拘一格且富有企业特色,既突出形式多样又注重方法灵活。 一要突出安全思想教育的针对性。石化企业要根据油、气生产多的特制定教育的方式和方法,同时需要不断创新和发展,因此,工会开展职工安全思想教育必须联系企业实际,有的放矢地开展工作。 二要注重安全思想教育的超前性。安全思想教育工作要先行一步,必须在生产前对职工进行安全操作培训,举办安全生产知识和安全法规讲座,提高职工自我保护能力。用直观启发形式,在生产作业场所设立安全管理牌板,设立警钟标志,提醒职工注意安全,起到警钟长鸣作用。 三要把握安全思想教育的及时性。根据生产中发生的问题及时进行现场教育,对“三违”人员挂牌警告,现身说法,让职工了解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从中吸取教训,掌握整改事故隐患措施。 四要讲究安全思想教育的艺术性。安全思想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启发和增强职工的安全自主保安意识,企业工会要发挥自身优势,利用好现有的文化活动阵地,通过组织开展丰富多彩、职工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把职工吸引到活动中来,寓教于乐启发职工安全主体意识。石化企业以“安康杯”竞赛活动为载体,开展职工安全教育辩论赛、安全生产知识竞赛,宣传班组安全管理成果;通过举办“安全在我心中”演讲比赛,将优秀演讲稿汇编成册,扩大了活动的覆盖面,营造了安全和谐的氛围,促进了企业的健康发展。 劳动安全论文:经济增长、劳动力产权与职业健康安全规制 摘要:从劳动力产权的角度来研究经济增长与职业健康安全的内在联系,并构建了一个产权的分析框架,以此为基础对中国职业健康安全随经济增长而波动的深层原因进行了解析。认为中国职业健康安全规制的有效策略应寻求对劳动力产权的产权制度改革,实现劳动力市场中多元利益主体间的动态均衡,并构建一种政府、社会、劳动者与雇主之间“多维一体”的协同规制机制。 关键词:职业健康安全;经济增长;劳动力产权;协同规制 一、引 言 劳动力要素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依托和保障,劳动力产权的利用与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相关性,而产权制度的设计与运用又是职业健康安全得到有效保护的制度基础。国内目前针对职业健康安全与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还很不充分,而从劳动力产权的角度来研究职业健康安全问题的成果更是缺乏。现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健康安全的经济贡献率,经济产出水平与生产安全关系的实证研究,劳动力产权的形态与归属以及劳动力产权的实现形式等方面。从中国经济社会的现实来讲,职业健康安全治理与经济增长的协同发展已经成为国家“十二五”规划中的重要议题。本文尝试用一个新的分析框架来分析职业健康安全的治理问题。在这个分析框架中,职业健康安全被视为是劳动力产权的一种表现形式,它对经济增长具有相互协同和相互制约的关系。这样,我们就需要从政治经济理论、产权理论和管制经济理论出发,对影响职业健康安全供给的劳动力产权问题和规制政策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并从产权改革和协同规制的角度提出解决的方案。 二、一个产权要素的分析框架 产权,是西方契约社会有效运转的制度基础,它是人们之间相互交往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具体表现,它既可以是对物质资本(如,房屋产权)也可以是对非物质资本(如,知识产权)的占有与支配。德姆塞茨把产权定义为一个人或者其他人受益或受损的权利,当权利规定发生变化时,人们的行为也往往会发生变化\[1\]。在产权理论看来,产权的作用在于帮助人们形成与他人进行市场交易的合理预期,并以此提高要素的资源配置效率,它是市场经济体制下人们之间自由交往的制度保障,同时也是社会生产关系的一种反映。产权的清晰界定和运行规则是产权制度的重要内容,它会影响到市场运行的效率,同时也会影响到人与人之间市场交换活动的安全。按照巴泽尔的观点,产权的界定不可能是完整的,因为完全界定产权的成本太高。因而,产权的不完整便形成了该项权利的“公共领域”\[2\],那么,类似职业健康安全这样的问题实质上就变成了一个因健康和安全产权的模糊而引起的“公共领域”治理的问题。产权界定的方式可以是多样化的,既可由正式制度安排即政府和法律的规定来界定产权;也可由非正式制度安排,即当事人的经济行为来界定产权。前者是借助国家公权对社会权利义务关系的外在干预,如国家所有制对社会资源的计划配置;而后者是借助个体自身力量对个体权益的私人捍卫,它取决于捍卫的结果对个体所能起到的激励作用,如果预期收益大,捍卫的努力程度就强;反之则弱。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产权理论,产权分为两种形态:一种是劳动力产权;另一种是物质资本产权。这两种产权形态都是经济增长中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劳动力产权要素和物质资本产权要素关系的演进深刻地揭示了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中人与物之间依赖关系相互演进的实质,即是对人的依赖还是对物的依赖\[3\]。在对人的依赖阶段,单个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和孤立的地点存在,人们为了提高生产力水平,必须将具有个体属性的劳动力产权联合起来共同抵御自然的风险和外在的威胁,它对应于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的原始社会阶段。因为在这个阶段,“劳动力要素”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具有稀缺性,只有通过劳动力之间的相互联合才可以解决个人生产能力不足的问题。在对物的依赖阶段,人的依赖关系已经荡然无存,而毫不相干的人之间基于对物质的占有或交换形成了社会交往的行为关系,它对应于生产力水平得到逐步提高的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阶段。因为在这个阶段,“资本要素”的占有权和处置权具有稀缺性,通过物质资本之间的交换配置可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有效利用。在自由依赖阶段,人的依赖关系又回到一个更高层次的形式上,“劳动力要素”中的“收益权”具有稀缺性,通过对劳动力产权的重新配置,可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幸福感受和生活品质的提升,它对应于生产力水平相对发达的社会阶段,如,中级或高级社会主义社会阶段。 劳动力产权是社会价值创造的基础,是社会生产发展的重要要素。劳动力产权是基于劳动者全部生产要素而形成的一系列权利关系,它包括劳动力的所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与发展权等\[4\]。劳动力产权是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其权利主张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生产力水平,这一点同时也是不同经济社会人与物之间依赖关系相互演进的逻辑基础。职业健康安全是劳动者通过劳动交换所能实现的健康安全收益,是劳动力收益权和发展权的具体体现。职业健康安全的劳动力产权对经济增长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劳动者职业健康安全状况的恶化会降低劳动者对劳动的供给和边际产出,进而阻碍经济的增长。合乎逻辑的判断应该是,经济增长应平等考虑劳动力产权与物质资本产权,因为这两者是生产力赖以发展的“资本、劳动、技术”结构中必不可少的两个基本要素。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力要素和生产资料要素是生产的两个基本要素,没有生产资料,劳动者不能创造价值;同时,没有劳动者,生产资料的价值也无法实现。”\[5\]我们这里将生产资料要素与物质资本要素进行了概念的类化,实质上都表现为一种物质性的要素。但社会发展的现实与我们逻辑的判断相隔甚远,人们已经根深蒂固地把具有经济价值的有形物(如土地、货币等)和某些无形物(如商标、专利等)看作是产权,现有的和曾经出现过的一切社会制度法律都没有把人的劳动力当作产权来对待。 劳动力产权的残缺成为职业健康安全伤害的制度根源。随着资本产权的发展壮大,劳动力产权的残缺不全,劳动力要素和资本要素之间最终会出现强资本产权而弱劳动力产权的等级结构\[6\],并进而发展演变为“资本雇佣劳动”与“榨取劳动者剩余价值”的契约结果。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实质上反映了这种契约关系中劳动力市场平等交换掩盖下的资本产权与劳动力产权之间权利不平等的实际情况,论证了资本家之所以能够占有剩余劳动,原因在于资本所具有的社会属性,劳动者在理性资本面前几乎不可能具有劳动契约签定和退出的自由,劳动者讨价还价的能力不足。在正式的劳动力产权制度缺失的条件下,如果劳动者个人捍卫自身劳动权益的能力较强,它则可以与雇主建立有利于其个体的契约安排;而如果劳动者个人捍卫自身劳动权益的能力不足,劳动者便失去了与资本产权或雇主进行谈判博弈的能力,劳动者的权益受损问题则不可避免。 三、职业健康安全规制的产权逻辑 按管制经济学的理论,职业健康安全的规制是基于职业健康安全的市场失灵,劳动交换的过程中广泛存在着作业场所风险和职业伤害外溢等问题,前者是职业健康安全的内部性问题,而后者是职业健康安全的外部性问题\[7\]。无论其在劳动交换过程中是发生内部性问题还是发生外部性问题,其在本质上都是一个产权的问题,反映了劳动者所遭受到的额外损失或外在成本,这些问题的发生都是因产权界定不清而导致的。因此,职业健康安全的外部性和内部性问题都可以放在统一的产权分析框架之内,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在于劳动力产权界定的不明晰所引起的“公地悲剧”,雇主或生产厂商随意侵犯或剥夺劳动者的健康安全权利,让“资本雇用劳动”成为嗜血的工具。当然,产权的归属有两种极端形式:一种是共有制形式,即产权由所有成员共同所有,各成员将权利联合起来交由共同体(如,国家)来实施\[8\];另一种是私有制形式,即共同体将产权界定给私人所有,并承认其所有者享有排斥他人行使该产权的权利,由所有者在私法保护下自由实施。那么,对于职业健康安全这类劳动力产权而言,其产权到底是属于公共所有还是属于私人所有?或者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准公共所有”?如何界定职业健康安全的产权属性便成为我们进行职业健康安全规制的制度基础。 职业健康安全的劳动力产权从内容层次上来讲,应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共同性产权,二是个性化产权。对于共同性产权而言,职业健康安全权属于人权的一部分,它是对劳动者为使生命延续而拥有的劳动权与使生命具有意义而拥有的自由、民主、平等的发展权的体现。洛克曾指出,人“没有侵害他人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的自由”,“除非为了惩罚一个罪犯,不应该夺去或损害另一个人的生命、自由、健康、肢体或物品”\[9\]。因此,无论出于何种目的,拥有何种权利,我们都不能损害劳动者的生命和健康。共同性产权属于公共品的范畴,应采取通过国家干预的方式实施供给,以实现社会劳动生产过程中整体主义的价值正义和社会公平。而对于个性化产权而言,职业健康安全权是劳动者基于个人收入、地区差异、工作差异、身份差异等众多原因而衍生出来的更高层次权利的体现,它反映了劳动者个性化的需求。因此,这些个性化的健康安全权利在性质上向私人物品靠近,但仍是公共物品,只是与纯粹的公共物品相比,它又具有了一定的独占性和排他性。个性化产权属于准公共物品的范畴,其供给方式不能完全按照纯公共物品由公共部门无偿提供的方式,因为它还体现了部分劳动者对职业健康安全的特殊需求,这种产权特征决定了国家公权力依靠税收无偿供给的不公平。因此,应采用混合制的供给方式,主张私人供给与政府管制相结合的形式。 那么,对于职业健康安全产权保护的手段而言,我们不管是选择政府管制,还是应该选择自由市场或者两者皆有的手段,它都体现了我们对劳动力产权保护的价值取向。科斯于1960年提出,针对职业健康安全的最佳公共政策是那种能够创设明晰、确凿及可让渡的且受私法保护的产权政策,私人谈判、私法执行都可以成为职业健康安全保护的有效措施。虽然私人谈判、私法执行也是有成本的,但这类成本可以在较为清晰明确的产权体系的安排下得以内化。政府对职业健康安全管制主要考虑的问题在于决定谁来进行职业健康安全的保护是最有效最经济的,它体现了职业健康安全劳动力产权保护效率性和经济性的价值取向\[10\]。而在随后的管制经济理论中,职业健康安全市场广泛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雇主比劳动者占有较多的相关信息(如对工作环境、工作风险等信息),处于信息优势地位,而劳动者则处于信息劣势地位,劳动者在与雇主订立劳动合约时常常成为被欺骗的对象,使得劳动者对劳动过程中职业伤害事件发生性的真实概率的了解处于劣势地位,而劳动者若需要通过自我搜寻的过程来获取有关职业健康安全状况的充分信息,则又需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精力和成本等等,劳动者需要权衡信息的“搜寻成本”和“搜寻收益”,并最终会在信息相对不充分的情况下采取职业劳动的交换行为。因此,劳动力产权的有效实现则依赖于政府管制的保护,它体现了对职业健康安全劳动力产权保护公平性和社会性的价值取向。 职业健康安全与普通物品不同,它不能分割到适应于私有制的状态。因此,为了达到劳动力产权的完整,政府也许可以被视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去管理职业健康安全的保护等问题,但通过政府干预所建立的管制机制,却并不能解决劳动力产权配置的效率性和经济性问题,同时也无法解决个性化产权的独占性和排他性问题。正如波斯纳所言“只要是因为排他性产权无法解决冲突性(或竞争性)使用的问题,其产权界定就永远不具有排他性”,而具有非排他性的产权在一定程度上又会形成产权的“公共领域”,导致该产权的“公地灾难”。因此,对于劳动力产权而言,因“公共领域”而形成的模糊产权便成为政府对其进行管制的前提。而按照波斯纳给出的方案,模糊产权的冲突性使用问题可以通过财产法和民法的途径来加以解决,前者可将使用权转让给最能有效利用资源的团体,而后者则可使使用者承担义务\[7\]。随着国家的经济增长,劳动者职业健康安全产权逐渐呈现出共同性与个体性的差异。共同性产权是基本人权的体现,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对于这类产权需要通过建立政府对职业健康安全规制的政策供给来应对健康安全产权保护的公平性和社会性;而个体性产权是个性化需求的体现,具有“排他性”的特征,对于这类产权需要建立相对明晰的个性化产权制度,让私权主体之间自由博弈相互调适,以形成有助于职业健康安全伤害成本消散的内部市场来应对健康安全保护的经济性和效率性。 四、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职业健康安全波动的产权分析 职业健康安全的波动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规律性。按现有经济发展理论,国家经济的发展须经历前工业化时期、工业化时期和后工业化时期三个阶段\[11\],而职业健康安全事故的发生频率也会经历从低到高再到低的“抛物线”的演进过程。这意味着职业健康安全效益的改进在工业化中期阶段之前将不断恶化,在中期阶段会出现“拐点”,而在中期阶段以后,伴随工业化水平的提高,职业健康安全状况将不断得到改进。当然,这只是我们一种经验判断上的假说,我们还需对波动出现的时间、形态进行实证检验,当然我们还希望这种经验判断是可以被证伪的,同时,我们也不愿看到这种波动效应会在中国发生。因此,我们急需解决这样一些问题,即职业伤害从高发到低发的转折,究竟是因为经济增长中某些内生性环境因素的变化引起的(如,生产要素的结构变动),还是因为某些外生性环境因素的变化引起的(如,政府规制)?如果职业健康安全的波动与劳动力产权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的话,那么,其作用机理又是怎样的,我们是否可以通过对劳动力产权的规制改革来成功跨越这一假说所揭示的波动“拐点”?另外,如果外生性的政府规制机制能够对职业健康安全波动“拐点”出现的时间和形态产生影响的话,其具体的规制政策又应该是怎样的? 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我们需要从分析职业健康安全波动的实现条件入手。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是资本要素与劳动要素综合利用的结果,两者间的相对稀缺程度是决定不同经济阶段所采取的不同产业模式的主要原因,而不同的产业模式或产业结构又是影响和制约职业健康安全的根源性问题。一般而言,如果产业结构中具有高风险特性的资本品工业在经济增长中占据主导地位时,职业健康安全面临的风险和伤害发生概率则较大;而如果产业结构中具有技术性、服务性特性的消费品工业在经济增长中占据主导地位时,职业健康面临的风险和伤害发生的概率则较小,职业伤害事件发生的广度和深度也较弱。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由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再到服务业经济的现代化进程中,其劳动要素的供给也将随产业结构的变动而出现由粗放型供给到集约型供给的转变,劳动生产将从高风险、高强度的重工业逐渐转向技术型、服务型的服务业,职业健康安全所面临的风险将渐次降低。因此,劳动力要素与资本要素之间的相对稀缺性是引起产业结构变动,并进而引致职业健康安全波动的一个必要条件。 如果从职业健康安全倒U型曲线“拐点”出现的时间和形态来看,劳动力产权的契约机制及其政府规制是实现其“拐点”转折的充分条件。劳动力产权的清晰界定和规制确权是劳动力供求双方进行自由博弈的制度基础,他们之间具体的责、权、利关系都可以通过各行为主体间的自由谈判或外在的政府规制来确定,劳动过程中广泛存在的职业健康安全风险、非对称性信息、负外部性等问题都能够在双方合意的产权契约中得以解决。当劳动力市场存在劳动力供给过剩,劳动者劳动技能低下,劳动者捍卫自身劳动权利的谈判能力不足等现象时,劳动者便失去了与雇主在订立劳动契约中保障其职业健康安全权益的讨价还价的能力,劳动力市场的契约机制便无法自发形成对劳动力产权的保护,从而形成强资本产权与弱劳动力产权的等级产权结构。在此产权结构中,资本要素便具有了剥夺劳动者权益的合理动能,这为职业健康安全波动的发生提供了内生性的市场环境。当政府在寻求通过政府规制来实现对劳动力产权进行保护时,若规制机制存在制度缺失、规制不足以及政策低效等问题,职业伤害的广度和深度都将较大幅度地提升,从而使职业健康安全的波动出现持续时间长,涉及范围广,危害程度深等特征,而这则为职业健康安全波动的发生提供了外生性的制度环境。 中国正处于职业健康安全事故的高发期,职业健康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年均死亡人数在10万人左右,单位GDP死亡人数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伤亡水平\[12\]。按前所述,导致这样一种发展困境的根本原因则主要有两点:一是中国自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所进行的产权制度改革主要都是围绕物资资本要素而展开的,对劳动力要素进行的产权改革还未开始。经济社会的发展主要是物质财产得到了充分实现,劳动力产权没有或者只是部分得到了实现,国家产权制度的改革主要是基于企业低效率而形成的以物质财产产权为主导的单一产权制度,国家对劳动力产权改革的政治意志不足是导致劳动力产权界定不清的外在原因。二是中国人口众多,大量农村人口需要向城市和工业领域转移,但劳动者素质和技能的不足又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阻碍,农村劳动人口除了出卖劳动力以外,毫无竞争优势,工作选择性小,只能选择脏、苦、累、毒的职业安全风险大的行业,劳动力供给有限过剩和劳动者进行个体权利捍卫的谈判能力不足是导致劳动力产权界定不清晰的内在原因。另外,由于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劳动力市场的信息偏在问题普遍存在,劳动力产权的责、权、利关系并未形成清晰的界线。因此,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职业伤害的频繁发生也就具有了现实的合理性。 我们知道,经济的增长实质上是社会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劳动力产权的界定与保护又是生产关系的具体体现。因此,一个社会劳动力产权的实现方式不能超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阶段,它需要兼顾资源配置效率与社会公平正义的均衡,它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13\]。中国当前经济增长引起的职业健康安全波动实质上是对特定阶段生产关系的一种体现。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的经济改革经历了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转变,国家对产权的改革经历了两次重要的转变。首先是通过国家所有制的管制形式实现了生活资料异常匮乏的自然经济形态向物质供给日渐充足的商品经济形态的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国家面对市场发展的严重不足,通过实行干预程度最深,资源配置最有效的国家所有制的形式,完成了国家公权对社会生产所赖以需要的生产资料的配置,其间职业伤害事件也经历了几次重大的波动,资本产权和劳动力产权尚未出现变革的需求。其次,伴随商品供给的不断丰富,为了提高资源配置的市场效率,国家单一所有的公有制形式逐渐演变成以公有制为主体,私营经济、民营经济共同发展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资本产权逐渐明晰,市场效率不断提高,但其间职业伤害事件频发,社会逐渐出现资本产权强与劳动力产权弱的等级产权结构。劳动力产权的保护在国家优先经济发展的战略下,不断受到经济理性的越界干扰和损害。 五、中国职业健康安全协同规制的应对策略 中国职业健康安全的劳动力产权面临着两种低效率:一是源于政府规制对劳动力产权改革的管制不足而引起的低效率,另一个是源于劳动力市场劳动者捍卫自身权利的能力不足而引起的低效率。这两种低效率本质上并非彼此孤立,而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最终导致了职业健康安全保护的管制失灵和市场失灵。这两种低效率同时造成了中国经济增长所受到的潜在风险,即物质资本产权的过分张扬与劳动力产权的制度缺失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社会结构的剧烈分化,并进而撕裂社会系统的均衡,社会系统的失衡然后又会传导至政治市场,造成政治市场的失衡,并最终形成对国家现代化的阻碍。那么,对于中国职业健康安全所存在的这样一种低效率,我们又该如何进行制度的重塑,并尽可能充分发挥劳动力产权的契约机制在职业健康安全保护中所起的应有作用呢? 通常来讲,职业健康安全的治理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通过对劳动力产权中的“模糊领域”进行清晰界定,并建立一种能有效促进劳动者与雇主之间通过自由谈判来订立劳动契约的产权规制机制,为劳动契约的产权纠纷和自我裁决提供外生性的制度环境;二是通过对经济增长中具有高风险性的重工业、采掘业及建筑业等产业建立起有效的经济性规制机制,并配合运用职业健康安全社会性规制的政策供给来形成产业进入的壁垒,为职业健康安全的改进提供内生性的市场环境。我们知道,劳动力产权的契约机制和政府规制是实现对职业健康安全波动的“拐点”时间和“拐点”形态进行有效调节的外在性条件,也是成功跨越其“拐点”的关键所在;产业结构的规制与变动是职业健康安全波动发生的内在性条件\[14\]。因此,对于职业健康安全波动的治理需要综合运用针对劳动力产权的社会性规制和针对产业结构变动的经济性规制来加以应对。这就需要我们平等看待劳动力产权与物质资本产权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避免出现前强后弱的等级产权结构,以大体实现经济增长中公平与效率的均衡。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对比中我们发现,职业健康安全规制有效实现的形式具有多样性、权变性和可塑性等特征。从多样性的角度而言,在对待职业健康安全规制的方式方法方面,国与国之间各有不同,如英国在对待职业健康安全规制问题上倾向于以合作为本,强调政府、工会、雇主、劳动者之间对职业健康安全保护的共同责任;而美国则倾向于以法令为本,崇尚构建以私人保险为核心的职业健康安全规制机制,由市场的力量自发调节对健康安全产权的保护,政府的管制只是有限参与,体现了新自由主义放任政策的特点\[15\]。从权变性的角度而言,西方国家对待职业健康安全规制的政策策略受到特定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其政策主张经历了由经济自由主义到社会自由主义的转变。经济自由主义强调经济上的自由,并希望缩小政府干预的规模;而社会自由主义则强调社会机会的均衡,希望扩大政府干预的规模以保护公民免受经济造成的后果,对经济、社会进行适当调节,以保证每个人平等的权利。从可塑性的角度而言,职业健康安全规制可通过对权益保护与经济增长的目标解析来寻求经济性管制、社会性管制与辅助性管制等手段的协调运用,以解决职业健康安全问题中广泛存在的市场失灵以及政府失灵问题,其规制效率因手段选择的不同而呈现出一定的差异,如瑞典鼓励劳动者与利益集团进行广泛的集体谈判和跨阶层合作,并配有辅助性的运行机制。 中国社会正处于从物质要素累积的外生型经济增长模式到劳动力要素累积的内生型增长模式的转变之中,劳动力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不断增强。我们知道,经济增长不能只追求经济效益,它还需要兼顾社会效益。但是,职业健康安全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矛盾的对立与统一关系,经济增长既会造成对职业健康安全的伤害,同时也会带来劳动者的经济性收益。因此,职业健康安全保护的目标取决于我们实现劳动力产权经济性收益与社会性(或安全性)收益的均衡。从这一点上来说,政府对职业健康安全治理的目标是众多目标间的总体均衡,最小化经济增长与社会系统之间的失衡风险,这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和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目标,而这一目标的有效实现又有赖于社会“产权制度”或 “权利秩序”的动态优化。然而,最小化或最大化并不是绝对的,它受到各制度、环境、生产力等多种因素和条件的影响和制约,而对职业健康安全的协同规制也不是没有利益冲突,它需要将不同系统间基于职业健康安全保护而产生的权利冲突或利益分化限定在人们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所以,中国职业健康安全的协同规制需要以劳动力产权制度的改革为前提,解决经济增长引起的社会失衡等问题,这是实现从低效的政府干预到高效的多元互动转变的关键所在。 中国劳动力产权制度改革的有效实现应寻求劳动力市场中利益主体间的多元互动,并进而构建一种政府、社会、劳动者与雇主之间“多维一体”的协同规制机制,这样一种机制应是体现政府、社会、劳动者与雇主之间多方参与、协商共管的社会共责机制,并以此取代政府主导型的职业健康安全管制模式。同时,理想状态的职业健康安全规制应试图改变传统意义上单纯依靠正式制度和单向威权来界定职业健康安全产权(或秩序)的方式,着眼于劳动力产权主体间的自我调整和自我适应。协同规制的真正要义在于通过政府规制制度的设计和安排来确立劳动力产权主体与物质资本产权主体之间进行自由博弈和相互协调的外生性环境,从而使职业健康安全的治理可以在经济系统、社会系统乃至政治系统之间自由灵活地相互调适,实现多元互动,将职业伤害的系统风险和成本予以内化。 借助美国学者黑夫兰对规制手段的分类\[16\],我们可以对中国职业健康安全规制的手段和方法进行三类划分:经济的、社会的和辅助的。职业健康安全规制的有效实现应寻求这三种手段的综合利用,以解决职业健康安全问题中所广泛存在的市场失灵、社会失灵以及政府失灵问题。首先,从经济性规制而言,应对第二产业中产业规模小,集中度低,安全技术水平不足的生产厂商加以限制形成进入壁垒,对职业健康安全边际投入低于社会平均成本投入的生产厂商实行价格处罚措施,对职业健康安全边际投入成本高于社会平均成本投入的实行价格补贴,使单个生产厂商对职业健康安全的边际成本投入符合社会福利帕累托改进的原则,降低职业健康安全的劳作风险。其次,从社会性规制而言,应对劳动力产权所存在的负内部性问题,建立一种职业风险的信息公开制度,并对《职业健康安全法》(中国称为《职业病防治法》和《生产安全法》)、《劳动法》、《刑法》、《民法》等公法与私法保护机制进行调整,促进劳动者、生产厂商和政府规制主体之间就产权契约的订立进行自由博弈,以实现职业健康安全保护的公平与正义。再次,从辅助性规制而言,政府规制者并非是天然的社会福利最大化者,他们也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利益博弈者,他们也有可能被特殊的理性资本或利益集团所“俘获”,从而表现出弱化规制的行为。因此,职业健康安全的社会性规制还需要借助并加强对政府规制的执法监督,通过健全职业健康安全评估机构,自律性行业协会,职业健康安全资信管理组织,公正和仲裁组织以及职业健康安全资质认证机构等辅助性组织,从而促进职业健康安全保护的公民参与和程序正义,并努力使这些辅助性的力量摆脱国家规制部门意志的左右,以体现多元社会的共责之义。 劳动安全论文:浅谈焊接生产中劳动保护和安全生产 摘要:焊接技术是现代工业中用来制造和修理各种金属结构和机械部件的主要方法。随着科学技术及焊接质量的不断提高,焊接操作人员占工厂职工的很大比例,与此同时,伴随着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不安全、不卫生的因素严重地威胁着焊工及其它生产人员的安全与健康。 关键词:焊接技术 安全 健康 1、焊接生产中的劳动保护 劳动保护的目的,是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在生产活动中,劳动保护主要体现在劳动安全和卫生方面,保护劳动者的身体不受伤害。工厂应该建立劳动安全卫生制度严格执行国家劳动安全卫生规程和标准。并配备焊接生产的各种安全设备。其次,针对不同工种配备必要的劳保用品,并对劳动者进行安全培训。使劳动者必须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对违反安全操作规程的命令有权拒绝执行,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焊接生产中的劳动保护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1 安全设施 焊接设备、高压气瓶、可然气体必须配备防漏电防爆炸、防火装置,各种电动设备应设紧急停车装置等。 1.2 劳动保护用品 必须为工人配备工作服、工作靴、防尘面罩、焊接手套、安全头盔等物品。 1.3 健全的安全操作规程和制度 1.4 针对焊接工种特殊性的一些措施 焊工作业时在电弧高温作用下,电焊条产生的氧化铁、氧化锰、氟化物、二氧化钛、二氧化硅等烟尘,来自钢板表面涂层的氧化锌、氧化铜、丙烯醛、甲醛等有毒气体和各种金属粉尘,以及由于焊接电弧的紫外线辐射,使空气中氧、氮转化成的臭氧和焊接过程中产生的一氧化碳等气体,都对人极为不利,易使人造成伤害如:呼吸、尘肺,氟中毒、锰中毒、不锈钢烟尘中的铬、镍等元素有致癌倾向等伤害。那么焊工个人防护措施主要是对头、面、眼睛、耳、呼吸道、手、身躯等方面的人身防护,防止烟尘危害。 为减少焊接粉尘低及有害气体的危害,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选择低尘低毒的焊接材料。 (2)选择合理的焊接参数 (3)提高焊接的自动化、机械化程度,减少直接的人工操作。 (4)加强通风排气,及时把有害物质和污染的空气排除。 2、焊接生产中的安全管理 (1)焊接设备有带电的特点,输入电压为220V或则380V,若机壳带电,则能造成触电事故;虽然输出电压低,但在一些特殊场合,也可能造成触电事故。 (2)焊接过程中容易产生燃烧、爆炸事故。很多事故都是因为施工场地不符合安全要求,焊接飞溅引起周围易燃、易爆物的燃烧和爆炸。 (3)焊接材料有些本身就是易燃、易爆物,操作、管理不好也容易产生燃烧、爆炸事故。 (4)气割作业时的火燃也容易产生人身伤害事故。 (5)焊接车间中的冲压工段容易产生肢体伤害等。 安全事故的产生与安全技术措施不完善或安全管理措施不健全有关。安全技术措施和安全管理措施应当是相互联系、相互配合的,它们是做好焊接安全工作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安全管理应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 (1)焊工安全教育和考试。安全教育是焊接安全管理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使广大焊工提高安全意识,掌握安全技术和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操作技术水平,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焊工刚入厂时,要接受厂、车间和生产小组的安全教育。同时安全教育要坚持经常化和宣传化。可举办焊工安全培训班、报告会、图片展览、设置安全标志、进行广播等多种形式有效的方法。按照安全规则,焊工必须经过安全技术培训,并经考试合格后才可独立上岗操作。 (2)建立焊接安全责任制。安全责任制是把安全工作与工厂中各级领导的职责联系起来的制度。通过建立焊接安全责任制,对工厂中各级领导、职能部门和有关工程技术人员等,在焊接安全工作中应负的责任明确地加以确定。工程技术人员对焊接安全也要负有责任,因为焊接安全的问题,需要仔细分析生产过程和焊接工艺、设备、工具及操作中的不安全因素,焊接安全问题也是生产技术问题。必须保证与焊接有关的现行劳动保护法令中所规定的安全技术标准和要求得到认真的贯彻执行。 (3)焊接安全操作规程。焊接安全操作规程是人们在长期的焊接生产实践中,为克服各种不安全因素和消除工伤事故的科学经验总结。焊接设备和工具管理不善以及操作者失误是产生事故的主要原因,因此操作规程中规定了正确的操作步骤和操作方法。建立和执行必要的安全操作规程是保障焊工安全和促进安全生产的有力措施。 (4)焊接工作场地的组织。焊接工作场地的组织是将工作场地划分为不同的区域,并将不同的物品分开摆放,同时保持工作场地与外界的通道。施焊区的面积不应小于4m2,地面应基本干燥,焊机、工具和材料等应整齐摆放在各自的区域。气管、电缆等不得相互缠绕。工作地点应有良好的天然光线或局部照明,须保持工作面照明度50-100Lx。气割操作点周围10m直径的范围内严禁堆放各类易燃易爆物品,如木材、油脂、绵丝、保温材料和化工原材料等。如不能清除时,应采取可靠安全措施后方能开始切割。室内作业应通风良好,不使可然物质和易爆气体滞留。室外作业时,操作现场的地面与登高作业以及与起重设备的吊运工作之间,应密切配合,避免高空落物。在地沟、坑道、检查井、管道或半封闭地段作业时,应先用仪器检查其中有无爆炸、中毒的危险。施焊现场附近敞开的孔洞、地沟等,应用石棉板盖严,防止焊接时火花溅人。 综上所述,由于焊接过程存在许多潜在的危险,为此应对从事该作业人员应严格要求,必须对其进行相应的、专门的安全技术理论学习和实际操作训练,提高此类作业人员的安全技术素质,并经考核合格取得安全技术操作证后方准独立作业;同时通过培训使他们了解焊接生产特点、焊接操作基本原理及焊接工艺、工具的安全使用;严格执行安全规程和实施防护措施,保证安全生产,避免发生施工事故。 劳动安全论文:南京劳动保障信息系统安全运行风险防范对策 摘 要:本篇探索南京劳动保障信息系统(以下简称:“南京系统”)安全风险防范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提出南京系统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问题的对策,确保南京系统正常平稳运行。 关键词:劳动保障; 信息系统; 安全; 对策 一、引言 南京系统的设计规划、开发建设,一直到系统的运行维护管理等各个环节,都将安全问题置于首要位置予以考虑,结合我市劳动保障工作实际,从系统网络、主机设备、数据库、应用系统、人员管理、承建单位协调管理、区县包括街道社区劳动保障信息化建设管理等各方面,制定实行了一系列比较全面、详细、具体的有关管理制度和规定。 本文提出了南京系统的安全风险防范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并列出了系统风险防范的各种对策、机制。 1.南京劳动保障信息系统当前安全运行风险防范机制 南京系统从开发至今,始终将安全体系建设置于最重要位置,建立起包括应用系统、数据库系统、系统网络、物理环境、入网单位、入网人员等各个层面、多方位的安全风险防范机制。 1.1应用系统安全防范机制:应用系统设置有三层管理机制,用户级、任务级和系统级,严格控制系统操作权限和范围,确保每一用户的使用权限和操作合法性。 1.2数据库系统安全防范机制:通过系统权限、角色权限、数据权限的管理,建立了数据库系统的权限控制机制。 1.3系统网络安全防范机制:关闭不需要开放的服务端口,限制用户的操作权限,使用网管软件,加强网络安全管理。 1.4劳动和社会保障卡安全防范机制:卡密钥系统为一卡一密,防止伪造。 1.5物理环境安全防范机制:存储信息的备份介质达到防尘、防潮、防毒变要求;主机房安装自动防火设备。 1.6各区县局域网安全管理情况:各区(县)劳动保障信息系统的建设与安全管理统一规划、统一部署、统一建设。 1.7入网机构和个人的安全管理:实行上岗前安全操作培训,对外机构:如定点医疗机构、全市各街道和社区等单位需要接入南京劳动和社会保障信息网的,建立了一套较完备的入网资格认证方案。 2.南京劳动保障信息系统安全运行方面存在的风险 2.1管理层面。南京系统安全运行文件内容侧重点主要是如何避免南京系统客户端的安全运行风险,忽略后台的安全运行风险,且文件执行力度不够。 2.2技术应用层面。 2.2.1主机网络设备缺乏有效机制进行管理与维护。 2.2.2应用系统程序众多,功能繁杂,开发技术相对落后,系统架构缺乏先进性。 2.2.3只重视系统网络核心的技术支撑,弱化了系统辅助设备以及客户端的技术管理。 2.2.4系统的容灾恢复技术严重缺乏。 2.2.5缺乏动态口令认证系统。 2.3操作层面。对一些出现的故障没有做到“能发现”,“有证据”。 2.4人员层面。对信息技术人员培养投入不到位。 3.南京劳动保障信息系统安全运行风险防范对策 3.1安全防范技术对策。 3.1.1网络拓扑分析对策。对策内容:根据网络的实际情况,绘制网络拓扑图;分析网络中存在的安全缺陷并提出整改建议意见。 对策作用:针对网络的整体情况,进行总体、框架性分析。一方面,通过网络拓扑分析,能够形成网络整体拓扑图,为网络规划、网络日常管理等管理行为提供必要的技术资料;另一方面,通过整体的安全性分析,能够找出网络设计上的安全缺陷,找到各种网络设备在协同工作中可能产生的安全问题。 3.1.2防病毒软件病毒库定期升级对策。对策内容:防病毒服务器通过INTERNET更新病毒库;防病毒服务器强制所有在线客户端更新病毒库。 对策作用:通过不断升级病毒库确保防病毒软件能够及时发现新的病毒。 3.1.3服务器定期扫描、加固对策。对策内容:使用专用的扫描工具,在用户网络管理人员的配合下,对主要的服务器进行扫描。 对策作用:找出对应服务器操作系统中存在的系统漏洞;找出服务器对应应用服务中存在的问题。 3.1.4信息备份系统。对策内容:定期备份电子信息。 对策作用:防止核心服务器崩溃导致网络应用瘫痪。 3.2安全防范管理对策 3.2.1管理制度对策。对策内容:编制详实的涵盖系统建设各个层面的规章制度,建立制度的实施办法与流程,建立健全制度实施、监督的流程与办法。 对策作用:使系统安全体系制度化、标准化,规范了系统的运行行为与操作行为,在管理上保证系统的安全运行,降低风险发生的几率。 3.2.2建立系统安全风险防范评估机制对策。对策内容:进行自评估和他评估服务两类;进行安全检查;进行系统安全保障等级评估;安全认证与认可。 对策作用:安全风险评估安全风险评估是应用比较广泛的一种安全评估方法,是系统风险管理的前期活动,风险评估具有基础性作用,为信息系统安全建设指明方向。 3.2.3人员对策。对策内容:制订针对系统管理者、系统使用者、系统决策者等不同层面的培训内容与培训计划,并形成制度化、标准化;建立动态、长效的信息化技术和劳动保障业务的研究机制。 对策作用:提高人员素质,增强系统维护开发的力度,保证系统被正确的使用,从而从“人”这个因素上防范系统风险的发生。 二、结束语 南京劳动保障信息系统的安全不是一朝一夕的工作,而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需要全局的参与和努力。同时要加大投入,建立全新的系统运行风险安全防范体系,并在管理上、制度上保证该体系的实现。
中国劳动论文:农村劳动力转移与中国城市农民工市场的波动 [摘 要]中国城市具有二元劳动力市场结构,农民工市场属于第二劳动力市场。农民工市场的均衡模型表明,供需弹性的相对大小会影响农民工市场的自动调节,进而引起农民工市场的均衡与波动。以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构成以及城市农民工市场的波动情况为视角,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可分为三个阶段。2003年以前城市农民工市场可以自动达到供求均衡,而2004年以后则交替出现“民工荒”和失业等劳动力市场的缺口,主要是由于农民工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弹性的相对大小发生了变化。新《劳动法》增加了企业的用工成本,但尚无法确定其是否会改变供需弹性的相对大小,因而也无法确定是否引起了农民工市场的波动。短期内,政府可以通过影响供需弹性的相对大小来降低城市农民工市场的波动,长期而言,只有采取有力措施变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为一元劳动力市场,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农民工市场的波动问题。 [关键词]劳动力转移;农民工市场;供需弹性;新《劳动法》 一、引 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成为我国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据估计,1983年在城市就业的农民数量只有200万,到2007年,这一数字已高达1.37亿①。一方面,对于农村来说,数量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要想提高收入,向城市转移几乎是唯一的选择;另一方面,大部分农民由于受自身文化素质和城市就业体制的制约,只能在城市从事那些工资低、条件差的工作,合法权益也往往得不到保障。由于长期以来城乡行政分割以及其他一些社会、经济原因,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从转移的途径和过程来看[1],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农业内部从种植业部门向林牧渔业部门的转移;第二个阶段是从农村内部向以乡镇企业为主要载体的非农产业转移;第三个阶段是农村劳动力跨地区和向城镇的流动。 改革开放以前,农村劳动力被严格限制在农村地区,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流动受到严格的限制。20世纪70年代末,从实行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对农业生产产生了巨大的激励效果[2],农业劳动时间大大节约,形成公开的劳动力剩余,劳动力便开始了重新配置的过程。随着劳动力流动条件的放松,城市企业用工制度的改革以及非公有制经济的扩张,这种配置最终引起了劳动力向城市的大规模流动,并最终形成20世纪90年代的“民工潮”。 对城市而言,转移的农村劳动力正成为城市劳动力供给的主要来源,城市农民工数量与城镇从业人员数量的比值,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几乎为0,增加到2000年的36.9%,并继续增加到2007年的46.7%。一般来说,根据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伴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力不断上升,这将会使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甚至最终消失[3],可实际情况是,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却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不断扩大。这就形成了一个理论上的悖论,即农村劳动力空前流动起来的同时,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却在迅速拉大,这说明劳动力流动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有条件的[4]。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在相同条件下,我国农村外出务工人口与城镇就业人口被区别对待[5]。大量研究显示,中国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城市劳动力市场[6][7][8],中国的城市劳动力市场包含了外劳和本地居民两大部分,但这两部分从业人员所属的市场阶层以及在市场阶层之间的流动状况是不相同的,从而构成有中国特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和“城市二元社会”。 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最早由Doeringer和Piore提出[9],后经Jeremy I Bulow和Lawrence H Summers等人发展[10],指的是把整个劳动力市场划分为第一劳动力市场和第二劳动力市场,第一市场的工资较高、劳动条件较好、工作岗位较有保障、有较多的职业晋升机会,就业的往往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型和技能型劳动者;而第二市场的工资较低、工作条件差、工作具有不稳定性和暂时性。在这两个市场之间流动是比较困难的,一般说来,第一劳动力市场的就业者不愿进入第二市场,第二市场的劳动者羡慕第一市场的就业,但第二市场的劳动者无法进入第一市场。如果第一市场的劳动者愿意进入第二市场,他们是能够比较容易地在那里找到工作的,因此如果出现周期性失业时,第一市场的失业率要低于第二市场。第一劳动力市场更多受到制度性因素的影响,如工会力量、劳动保障制度、最低工资法等;而第二市场则很少受制度性因素的影响,符合完全竞争的条件,其劳动力供需可以较迅速地由工资变化来调节。二元劳动力市场的特点还表现在两个市场招聘新职员方式的区别上,第一市场的空缺职位通常不是到市场招聘而是由内部提升来完成;而第二市场则完全是市场招聘。 在我国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上,外来劳动力一般并不能进入到比较正规的部门就业,而大多数受雇于非国有经济部门,或城市的一些非正规部门。[11]即使干的是完全相同的工作,与城市劳动力相比,外来劳动力得到的工资和其他待遇相对也会较低。[12]平均起来,迁移者的工资仅是非迁移者的80%,而且迁移者在住房、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方面得到的待遇,也明显差于非迁移者。[13]显然,农民工市场是城市的第二劳动力市场。 虽然农民工就业差,工资低,但直到2003年以前,中国的农民工市场始终保持着较好的稳定性。企业总可以在农民工市场上找到他们需要的劳动力,而农民工也总能以较低的工资找到工作。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1998年,即使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仍在持续增加,未出现农民工的大量失业,企业也未遇见劳动力短缺问题。2004年春天,从沿海地区开始,进而向全国蔓延的“民工荒”、“技工荒”开始出现,这种现象在具有劳动力无限供给,并且城乡收入差距仍然十分巨大的中国出现,是不可想象的。为此,有些学者惊呼,中国经济发展的“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到来。[14][15]这种民工短缺现象在2008年结束,在次贷危机的影响下,中国城市开始出现大面积的农民工失业,失业的农民工最终不得不流回农村②。 为什么2003年以前农民工市场可以自动达到供求均衡,而2004年以后则交替出现“民工荒”和失业等劳动力市场的缺口。如果说中国的城市吸纳不了那么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那么,为什么2004年在全国会出现大面积的“民工荒”,反之,又如何解释2008年大量民工失业呢?农民工市场,甚至城镇劳动力市场均衡与波动的原因是什么,或者说,是什么因素的变化导致了农民工市场的波动? 2008年,我国开始实施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那么,新《劳动法》③是引起2008年底农民工大量失业的原因吗?它是否加剧了农民工市场的波动?本文试图提供这些问题的一个解释框架。 二、中国农民工市场均衡模型 影响中国农民工市场的供求因素主要有两部分,一部分被称为系统性因素,包括国家政策、市场环境等,系统性因素对第一、第二劳动力市场均产生影响;另一部分可称为非系统性因素,主要包括国家与农民工相关的制度与政策等。 在决定农民工市场供求的诸变量中,工资水平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外生变量,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和经营状况确定合适的工资雇佣员工,农民工则根据工资的高低做出转移决策影响劳动力的供给,当供给和需求相等时,农民工市场达到平衡。 需要注意的是,企业和农民工做决策所依据的工资水平,并不是同一个工资水平。农民工市场上的劳动力是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他们对工资水平的了解途径主要是熟人打听、媒体报道等,消息来源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并且,农民从做出转移决策到成为农民工市场的一员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影响农民工供给的工资水平是前一段时期已有的工资水平。此外,农民工的迁移决策还受到迁出地农业收入的影响,只有当转移后的工资收入大于转移成本和不转移的农业收入之和时,农民才会做出转移决策。因此,农民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工资水平和农业收入的差额作出反应,差额越大,转移的农民工越多,从而农民工市场上的劳动力供给也越多。不同的是,企业由于更接近劳动力市场,可根据劳动力市场的工资状况迅速的调整劳动力的需求,所以,企业决策所依据的是当前工资水平。在t时期,我们可以近似认为企业根据t时期的工资作出需求决策,农民工根据t-1时期的工资作出供给决策。 假设企业可以根据市场状况迅速调整需求和工资水平④,在具有线性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条件下, t时期的供给:QSt=γ+δ(Wt-1-R) (γ,δ?酆0)(1) t时期的需求:QDt=α-β・Wt (α,β?酆0)(2) 其中Wt-1和Wt分别表示t-1期和t期的工资水平,R为迁出地区的农业收入水平,δ、β为t时期劳动力供给和需求弹性,γ和α分别表示t时期影响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与工资水平无关的其他因素。 当农民工市场均衡时,有:QSt=QDt(3) 由(1)(2)(3)可得⑤, 命题2:若δ?酆β,即供给的工资弹性大于需求的工资弹性,在调节供求的过程中,工资Wt随时间偏离均衡工资水平,若δ=β,即供给的工资弹性等于需求的工资弹性,在调节供求的过程中,工资Wt随时间保持单位震荡,若δ?刍β,即供给的工资弹性小于需求的工资弹性,在调节供求的过程中,工资Wt随时间向均衡工资水平收敛。 由命题1可知,初始工资水平与均衡工资水平的差距越小,工资Wt初始状态距均衡工资越近,反之则越远。给定外部环境及供需的工资弹性,(W0-)又受转移当地工资水平的影响,在一定条件下⑥,R的大小甚至可以改变工资的初始状态与均衡工资的相对位置。W0和的差反映了t 时期初始状态时的劳动力供求缺口,而其相对位置则表明此时的供求关系,W0?酆,供大于求;W0?刍,供小于求。 命题2表明,是否偏离或收敛于均衡工资水平取决于劳动力市场供给与需求的相对工资弹性,只有当供给的工资弹性小于需求的工资弹性时,劳动力市场才会自动的收敛于均衡的工资水平,从而自动实现劳动力市场的均衡,否则,工资会随时间偏离均衡工资,甚至偏离幅度越来越大,引起劳动力市场越来越大的波动。 以δ?刍β为例,图1给出了劳动力的供给曲线S 与需求曲线D。给定初始工资W0(这里假设高于 ),顺着箭头,我们可以在S曲线上读出下一期的供给量(第1期)将为Q1,为使市场出清,第1期的需求量必须也为Q1,而这当且仅当工资水平在W1时,方能做到(向下的箭头)。现在,根据S曲线,工资W1会导致在第2期产生Q2的劳动供给量,且为使市场在第2期出清,按照需求曲线,工资必须定在W2的水平。重复这一推理,工资与均衡工资的偏离不断减小,劳动力市场也自动回复均衡。由于这一过程是在无明确起始点,连续的时间序列中进行的,因此,我们总会观察到相对均衡的劳动力市场。 δ?酆β和δ=β过程与δ?刍β类似,只是δ?酆β时,工资路径虽是震荡的,却是发散的,导致劳动力供需缺口越来越大。 三、中国农民工市场的均衡与波动 根据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构成以及农民工市场的波动情况,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划分为三个阶段,如表1所示。 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出现,但由于制度的限制,加之此时改革开放刚进行不久,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不足以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并且,农业效率的提高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这些因素都降低了农村劳动力离开农村进城的积极性。因此,在整个这一时期,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数量还很少,城市劳动力市场主要以本地劳动力为主,表现为一元劳动力市场。 第二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03年底,随着农业改革效果的显现,农村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⑦。与此同时,区域与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向沿海和城镇地区转移,形成大规模的“民工潮”。城市开始出现二元劳动力市场,即以城市当地劳动力为主的第一劳动力市场和以农民工为主的第二劳动力市场。但此时城市劳动力市场大致处于稳定状态,即转移的劳动力基本能在城市找到工作,企业也能够以一定的工资在市场上找到需要的劳动力,政策与宏观环境的变化只影响工资水平,并不造成劳动力市场的波动⑧。 第三个阶段是2004年以后。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数量继续稳定增加,与此同时,城市农民工市场开始出现波动。2004年春天,从沿海地区开始,进而向全国蔓延的“民工荒”、“技工荒”开始出现,这种民工短缺现象在2008年结束。2008年,由于次贷危机的影响,中国城市开始出现大面积的农民工失业,失业的农民工最终不得不流回农村。 农民工市场,甚至城市劳动力市场均衡与波动的原因是什么呢?或者说,是什么因素的变化导致了农民工市场的波动?我们尝试用农民工市场模型来解释这个问题: 在第一阶段,农民工市场尚未形成,城市劳动力需求和供给双方分别是企业和本地劳动力。双方均根据现期工资做出供需决策⑨,工资水平能够迅速调节劳动力市场的供需,从而达到均衡。 在第二阶段,大量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改变了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构成,形成中国独有的农民工市场。在此阶段,由于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并且农村尚有大量富余劳动力,致使我国农村劳动力具有无限供给的特点,即劳动力供给的工资弹性δ 小,而作为农民工的需求方,城市企业主要从事劳动力密集型加工产业,劳动力成本占产品成本的主要部分,对工资较为敏感,即劳动力的需求弹性β大,由模型可知,当δ?刍β时,劳动力市场的工资会自动趋向于均衡工资,从而实现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均衡。即使在外部冲击的情况下,只要不改变δ和β的相对大小,劳动力市场仍会自动趋向于均衡。随着企业技术推进,对熟练工人与技术工人的需求增加,需求弹性变小,由于熟练工人和技术工人是整个农民工群体的一部分,对他们的需求弹性变小意味着整个农民工市场的需求弹性β变小。同时,经济的发展使农民的收入提高,加之2002年取消农业税的改革使得从事农业生产变得更加有利可图,对农民工来说,务农和进城务工是相互替代的关系,农业收入的提高使农民对进城务工的工资收入更加敏感。并且,随着多年的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可供继续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大大减少,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条件和待遇都有更高的要求⑩,这些都改变了中国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性,使供给弹性δ变大。 供需弹性的变化最终改变了δ和β的相对大小,到第三阶段,当δ?酆β时,Wt随时间推移偏离均衡工资水平,引起劳动力供需的失衡,导致了始于2004年的“民工荒”,到2008年,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又引起了全国范围的农民工失业。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民工荒”主要表现为“技术工荒”和“熟练工荒”,而2008年的大范围农民工失业主要是无技术和非熟练的农民工失业呢?首先,对“熟练工”和“技术工”来说,供给更加富有弹性,而需求则更加缺乏弹性,也就是说,其δ比普通农民工大,β比普通农民工小,因此也就更有可能改变δ和β的相对大小从而引起供需的失衡,所以“民工荒”主要表现为“技工荒”和“熟练工荒”;其次,对“技工”和“熟练工”来说,由于诸多条件的限制,他们无法进入城市第一劳动力市场,而只能属于农民工市场的一部分,和其他农民工一起竞争工作岗位,即使“熟练工”和“技工”更容易引起供需的缺口,但是他们可以通过“挤占”普通农民工工作岗位的方式继续工作。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受影响最大的首先是从事简单劳动加工的企业,技术含量较高的企业幸存,对城市农民工市场而言,这表明普通农民工的需求大幅减少,而“熟练工人”和“技术工人”需求的变化则较小,其结果是使大量无技术的普通农民工失业。 四、新《劳动法》对农民工市场的影响 2008年1月1日开始,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正式实施,新《劳动法》旨在“完善劳动合同制度,明确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 与1995年的《劳动法》相比,新《劳动法》更倾向于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其中引起热议的主要有四方面[16]:一是机构之间的派遣工作,二是试用期,三是补偿金,四是无固定期限合约。 从企业的角度看,新《劳动法》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相当于增加了企业的用工成本,用工成本的增加使企业生产产品的成本增加,将降低劳动密集型企业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促使企业不得不减少用工数量以降低成本。与此相对应,资本密集型产业由于用工成本占所生产产品总成本的比例比较低,所受影响要小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我国城市资本密集型产业所需劳动力主要集中在第一劳动力市场,农民工市场则主要与劳动密集型企业相关,新《劳动法》主要影响农民工市场而非第一劳动力市场。由于用工成本的增加,作为理性决策的主体,企业的最优反应是减少雇佣劳动力的数量,用资本替代劳动,这将降低农民工市场的劳动力需求量,而新《劳动法》对企业用工的诸多限制则降低了农民工市场的需求弹性。值得注意的是,新《劳动法》对不同的农民工群体影响是不同的,技术工人和熟练工由于早已达到新《劳动法》规定的最低待遇要求,并且对企业来说,对这部分农民工的需求本身就比无技术的普通农民工更加缺乏弹性,因此,新《劳动法》对他们的影响比较小。与此同时,新《劳动法》看似保护了收入最低的那部分非熟练、无技术农民工的利益,但由于企业对这部分农民工的需求弹性较大,最终结果可能是这些最底层的农民工受到最大的冲击。 从农民工的角度看,新《劳动法》使得农民工在用工市场上的相对地位提高,降低了劳动力的供给弹性。在新《劳动法》规定的最低待遇要求低于劳动力市场均衡企业所能支付的工资时,由于我们尚不能确定新《劳动法》对δ和β的相对大小的影响,因而也就无法确定新《劳动法》对农民工市场均衡的影响。但如果新《劳动法》规定的最低待遇要求超过了劳动力市场均衡时企业所能支付的工资,将会引起劳动力市场上供给大于需求的缺口,导致农民工的失业。 从长期看,为了应对新《劳动法》带来的用工成本的变化,提高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企业将加强技术改造的投入,技术的进步会进一步增加企业对熟练工人和技术工人的需求,降低对这部分工人的需求弹性,而长期农民工的供给弹性变化有限,需求弹性的降低最终会导致需求弹性β小于供给弹性δ。在供需缺口存在的条件下,需求大于供给的周期中会加剧“技工荒”和“熟练工荒”,供给大于需求的周期中由于“技工”对普通农民工岗位的“挤占”而加剧普通农民工的失业。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在我国城市具有二元劳动力市场结构的条件下,农民工市场属于第二劳动力市场。由于农民工的供给受上期而不是当前工资水平的影响,而企业则是根据当前工资状况决定劳动力的需求,这就有可能导致农民工市场的波动。农民工市场是否可以通过工资的自动调节达到均衡,取决于供给和需求弹性的相对大小,2003年以前农民工市场能够自动达到均衡,是因为与需求弹性相比,供给弹性比较小。随着各种影响弹性因素的变化,从2004年开始,供需弹性的相对大小发生了改变,从而引起了农民工市场的波动,其表现为先是2004年开始的民工荒与技工荒,接着又是大量的民工失业。 新《劳动法》增加了企业的用工成本,但尚无法确定其是否会改变供需弹性的相对大小,因而也无法确定是否引起了农民工市场的波动。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新《劳动法》所规定的最低待遇要求可能超过了市场的均衡工资水平,从而加剧了农民工的失业。 从供需弹性的相对大小出发,探讨农民工市场的波动,政策含义是: 从短期来看,可以通过影响供需弹性的相对大小来降低农民工市场的波动。一方面,政府可以创造条件减少农民进城务工的障碍以减小农民工的供给弹性;另一方面,在我国当前农村尚有大量富余劳动力的情况下,为企业创造适度宽松的雇工环境,让企业有较大的自主权决定员工的雇佣,可以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弹性。 从长期来看,农民工市场波动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城市的二元劳动力市场,企业和劳动力依照不同的价格信号做决策,因此,变二元劳动力市场为一元劳动力市场,使企业和劳动力依据同一价格信号作出供需决策,让工资水平自动调节劳动力市场的供求,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劳动力市场的波动问题。在这方面,政府可以采取适当措施消除农民工在城市里工作中的不公正待遇,加强对农民工的培训以提高农民工的技术水平,改善农民工的居住和生活环境,使农民工享受和城市居民一样的福利和社会保障,让农民工市场真正成为一体化的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一部分。 中国劳动论文:中国劳动者报酬对国际收支顺差的影响: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摘 要: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国际收支呈现出持续的“双顺差”现象。一方面,大规模低成本的劳动力供给促使了资源寻求型的外商直接投资,引致了中国资本帐户的盈余;另一方面,低成本的劳动力供给与剩余劳动力的城乡转移也为中国现代工业部门的规模扩张提供了动力,提高了本土企业产出和产品出口能力,并进一步导致经常项目收支顺差的递增趋势。另外,中国劳动者报酬偏低导致了国内需严重不足,进而引起国际收支顺差。提高劳动者的报酬无疑是改善国际收支失衡,促进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的重要途径之一。 关键词:国际收支;双顺差;收入分配;劳动者报酬 一、引言 国际收支问题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Bourguignon等考察了静态假设条件下贸易和收入差距的关系,为分析收入分配与国际收支顺差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思路。[1]Alberto Bagani分析了中国劳动力迁移及要素收入对贸易平衡的影响,并模拟出未来五年加快人口迁移过程对储蓄率和外部失衡的影响程度。[2]江春、吴宏分析发现,导致中国国际收支失衡的根源是中国国内收入分配的失衡。[3]李鹤认为,对处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型过程的国家而言,劳动力是一个影响其经常项目的重要因素。[4]上述研究提供了经济失衡的诸多洞见,但主要存在以下两点不足:一是,尚未系统地建立国民收入分配与国际收支之间的理论框架;二是,尚未建立经济变量依存因果关系的动态分析模型。 近年来中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顺差持续加大,2011年初外汇储备已达26万亿美元。国际收支的双顺差导致国内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遭到破坏,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诸多难题。本文在总结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量化劳动力及相关因素对国际失衡的影响程度,探究中国国际收支持续顺差的深层根源,以期为解决宏观经济的内外部失衡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二、理论分析 在开放经济下,通过商品和要素的国际流动,国际收支与国民收入账户紧密联系起来。下面我们将国际收支放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来考察,以研究二者之间的基本关系。 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国民收入可表示为:Y=C+I+G+(X-M)。其中 Y代表国民收入,C代表消费,I代表投资,G代表政府支出,(X-M)代表净出口,即贸易账户余额。如果把政府支出G记为政府消费、政府投资,分别计入C与I,则C为总消费,I为总投资,那么上述恒等式简化为:Y=C+I+(X-M)。这个关系式说明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贸易账户余额与国民收入有着密切的联系,商品和劳务进出口额所占的比重越大,内外经济相互作用的程度就越深。 根据四部门国民经济恒等式:C+I+G+X=C+S+T+M。变化可得到:S-I+T-G=X-M=CA(CA为经常账户余额)。若将S+(T-G)看做私人与政府总储蓄,I为国内总投资,等式又可表述为S-I=CA。上式说明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的储蓄和投资不必相等,从恒等式S-I=CA来看,经常项目余额反映了一国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关系,若S-I>0,则经常项目为顺差;若S-I<0,则经常项目为逆差。若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即供给大于需求,则国内储蓄开始在海外寻找出路,由此出现贸易顺差。因此,储蓄和投资的缺口应该是等于经常项目余额,即国内多余的储蓄导致了外部的失衡。根据凯恩斯经济学理论,在开放条件下若投资过多,增长过快,则消费不能及时消化全部投资,必然会增加出口,导致一国经常项目顺差的外部失衡。消费和投资构成内需,净出口构成外需。根据国际收支均衡理论,BP=CA+KA+CRA,其中BP代表国际收支余额,KA代表资本和金融项目,CRA代表外汇储备。这一等式表示当经常项目为逆差时,需要国外资本的流入或动用外汇储备来获得融资;当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都为顺差时,则会引起外汇储备大幅度增加。 西德尼・亚历山大的吸收理论很好地将国内需求与国际收支结合起来,[5]该理论表述为: Y-(C+I+G)=X-M 上式中,X-M 为贸易收支差额,以此作为国际收支差额的代表。(C+I+G)为国内总支出,即国民收入中被国内吸收的部分,用A 来表示。由此,国际收支差额实际上就可由国民收入(Y)与国内吸收(A)之间的差额来表示。设国际收支差额为B=X-M,则有:B=Y-A。如果一国国民创造的国民收入在供给国内总支出后仍有剩余,那么在该国国际收支中就会表现为经常账户的顺差。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经常账户余额反映了国民收入与国内吸收之间的关系,中国吸收不足是引起国际收支顺差的主要原因。国内吸收A可表示为(C+I+G), 如果把政府支出G记为政府消费、政府投资,分别计入C与I,则国内吸收A可简化为总消费C与总投资I之和。由于中国的投资需求一直以来非常旺盛,国内吸收不足实际是消费需求不足。因此有必要分析我国消费状况以及形成当前消费状况的根源。 从表1可以看出,2010年到2050年,我国劳动力适龄人口总体上呈下降趋势。我国“人口红利”现象将逐步消失,劳动力不再无限供给,为工资的上涨提供了可能。 三、模型检验 下面从国内投资、对外贸易流量及国际资本流入三个方面,来观察国际收支与国总需求体系中的各经济变量依存因果关系与结构问题。在劳动者报酬对国际收支作用机制模型中,从劳动者报酬对国内总需求作用机制的角度,设置了居民消费、总投资函数以及进口函数;由于经常顺差的主要原因在于贸易流量,为此建立了进出口函数;从资金流动的角度,重点讨论我国劳动力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力度;设置劳动力迁移决定函数,来分析劳动者报酬相关因素的变化;设置国内生产总值、经常项目恒等式,以便观测相关经济变量的变化及模拟分析。 (一)模型的基本结构 1.结构方程式 居民消费函数:C=b11 +b12R+b13DI+b14C(-1)+b15G+b16PW 上述结构方程式中,内生变量有GDP、C、I、EX、IM、FDI、NJ及REX,分别代表国内生产总值、居民消费、总投资、出口额、进口额、外商直接投资、劳动力迁移率(本文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描述)及人民币汇率(表示1人民币可以兑换多少美元);外生变量有R、DI、C(-1)、G、PW、I(-1)、REER、WGDP、IPI、BiLi及NR,分别代表利率、居民可支配收入、滞后一期居民消费、财政支出、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滞后一期总投资、实质有效汇率、世界GDP①①设定这一外生变量用于观测国际经济发展变化、国际需求对中国出口的影响。为了消除价格波动影响,本文采用美国消费价格指数进行缩减,其计算范围包括美日欧以及东南亚国家和地区。、进口价格指数、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及国内外相对利率差。 用联立方程式推测各个结构方程式的参数时,考虑到同时推测所产生内生变量与误差项的相关问题以及可比性,本模型采用了二阶段最小二乘法。建立模型时主要采用1992―2009年的中国统计年鉴的年度数据,此外,还使用了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金融统计数据等。数据分析处理时使用了EViews6.0。 (三)计量结果分析 首先,讨论PW(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对相关指标的影响。从国内需求来看,PW每增加1%,居民消费即增加60030亿元人民币(下同,笔者注),说明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对消费影响甚大。PW对投资的影响系数是273849,说明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越高,相应投资增大。从经济循环的角度看,收入对投资与消费的影响较大,如果收入没有与经济增长形成良性的同步增长关系,那么投资与消费的“双拉动”作用将大打折扣。由此可见,劳动者报酬占比的增加能有效地拉动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提升,进而缓解我国国际收支的顺差。结果显示,PW每增加1%,会降低中国出口额2051亿元,这一结论证明了上述理论分析的观点,即劳动者报酬率对出口存在负向的影响。PW的上升对FDI的影响也较大,PW每增加1%,FDI减少681241亿元。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对于中国经济影响深远,是一把“双刃剑”,在短期,工资的上升将直接影响企业的盈利空间;但从长期来看,劳动力成本上升则有助于中国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减轻经济增长对初级产品出口和外国投资的过分依赖,有利于扩大消费,拉动内需,从而缓解我国国际收支顺差的现状。PW对人民币汇率的弹性系数是-0125,反映了提高劳动力工资水平对人民币升值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这将间接影响到国际资本的流动。 其次,分析NJ(劳动力迁移率)对相关指标的影响。该指标每增加1%,我国进口额相应增加553778亿元,说明劳动力不断迁移引致了对进口投资品和消费品的强劲需求,从而减少经常项目顺差。劳动力迁移程度是由城乡居民收入比例及外商直接投资决定的,分析结果显示,城乡居民收入每增加1%,劳动力迁移率增加111%,这也说明了城乡收入差距是吸引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的重要因素。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亿元,劳动力迁移率即增加00003%。 四、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过高的储蓄率维持了经常项目下大规模的顺差,过度的储蓄挤占了消费,使得内需不足。劳动者报酬过低降低了劳动要素所有者的收入,从而抑制了国内需求,造成国内结构失衡,并进而导致经常项目的顺差。中国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主要源于FDI,而我国劳动力要素的成本低无疑是促进FDI进入的重要因素。 第二,随着劳动力供给逐年下降,中国劳动力廉价供给的时代在未来一段时期内行将结束。从劳动力市场供需来看,劳动者报酬的提高是可行的,也是有必要的,这有助于扩大内需,从而带动内向型经济发展。 第三,随着城镇化的推进,我国更多的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将促进国内消费者对进口投资品和消费品的强劲需求,从而有力增加国内需求,抑制国际收支的顺差。 总之,国内劳动者报酬偏低是导致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状况的重要原因,提高劳动者的报酬无疑是改善国际收支失衡,促进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的重要途径之一。 中国劳动论文:中国老年人劳动收入的影响因素及其地区差异 随着中国老龄化进程的加速,老年人的生活现状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如何为日益庞大的老年人群提供支持,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成为家庭、社会和政府的共同责任。了解老年人的生存现状是为其提供帮助的必要前提,而良好的经济状况是满足老年人物质和精神需求的基础。 1 研究背景 老年人的经济状况一直是我国老龄化研究中的热点问题,研究表明,老年人的经济收入主要有三个来源:子女或亲属供养、老年人的劳动收入及离退休金收入(杜鹏、武超,1998)。从目前对老年人经济收入状况的研究来看,经济收入通常包括劳动收入、离退休金、子女供养等赠与和转移性支付在内的所有收入。家庭成员供养和离退休金收入作为家庭养老和离退休制度的重要成果,已经引起了很多专家和学者的关注。而老年人作为劳动年龄人群之外的非正式劳动和工作人群,他们的劳动收入状况却少有人去分析。 研究显示,老年人的居住地点对其经济收入有所影响(乔小春等,2005),而这一地区差异可能是因为老年人居住地经济状况的不同所引致的。Joseph 和Phillips (1999) 调查发现,中国东部浙江省的一个富裕社区提供了大量资源用于对老年人的照料,而这些富足地区的人均收入高,家庭自身所能提供的养老资源也更为丰厚。对印度尼西亚老年人的研究发现,与城市老年人群相比,农村老年人的经济状况相对较差(Laura Rudin,1993)。我国东、中、西部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也对老年人的经济状况造成了显著影响,东部地区老年人的整体经济状况好于其他地区(爱德华•帕默、邓曲恒,2005)。但上述研究中的老年人经济状况包括劳动收入、离退休金、子女供养等赠与及转移性支付在内的所有收入。 2005年抽样调查数据显示,6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中近28%的老年人主要依靠自己的劳动收入生活,其中东部老年人为22.8%,中部老年人为29.2%,西部老年人为33.4%(根据2005年抽样调查1%数据计算)。上述事实表明,超过四分之一的老年人依靠劳动收入维持日常生活,而且老年人对劳动收入的依赖趋势由东部到西部逐步加剧。 那么老年人的劳动收入是否与其整体经济收入状况一样存在东、中、西部地区差异?尽管有研究显示,我国老年人的经济状况存在明显城乡差异(杜鹏,2003),但在分离掉城乡社会保障体制所造成的差异之外,老年人劳动收入的城乡差异是否继续存在?截止目前,上述问题尚无定论。 迄今为止,陆续有研究分析老年人群体内部的经济状况差异,并提供了可能的影响因素。对美国老年人家庭的研究表明,养老金是老年人家庭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家庭之间的收入差异主要是由于老年人家庭的人口年龄结构特征差异所造成的(Rose M Rubin,2000);配偶存活的老年人经济状况较好(Radner,Daniel B,1995);女性老年人的贫困率远远高于男性(Kalman Rupp et al., 2003);对澳大利亚的研究发现,老年人、低学历人群的贫困发生率呈上升趋势(Roger Wilkins,2007)。而对中国老年人的经济状况研究也发现存在显著的性别和年龄差异:男性老年人高于女性老年人;低龄老年人的经济收入高于高龄老年人(杜鹏、武超,1998;王树新,1996)。爱德华•帕默、邓曲恒(2005)和乔晓春等(2006)的研究表明,受教育水平越高的老年人中贫困人口的比重较低;后者同时指出,夫妇双方共同生活的老年人中贫困人口的比重低于其他老年人群。但上述国内外研究中涉及的收入或者经济状况均是综合考虑了劳动收入、离/退休金、家庭成员供养等各种形式的收入后做出的判断。作为对老年人经济收入构成的进一步分析,如果仅限于老年人的劳动收入,上述结论是否成立,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西方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为老年人群提供了相对充足的经济支持,并因此成为老年人收入的主要内容。也许是因为劳动收入在老年人整体收入中所占比重太低,迄今为止,国外对于老年人群劳动收入的专门研究还很少见。但是,对于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尚不完善的中国而言,接近30%的老年人仍然以劳动收入作为主要收入来源。对老年人劳动收入的影响因素及其地区差异的分析,将有益于进一步揭示老年人贫困的原因,为制定有针对性的措施以缓解老年人的经济压力,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提供借鉴。因此,本文将试图通过对2005年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来研究老年人劳动收入中可能存在的地区差异、城乡差异,并揭示其主要影响因素。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 文章分析数据源自2005年10%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选取年龄在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以其中从事劳动的老年人为研究对象,以其通过劳动获得的收入为因变量。 本文将通过描述统计,揭示东、中、西部城乡老年人劳动收入水平和地区差异。在此基础上,通过对东、中、西部城市和农村劳动人群的月平均收入(取自然对数)水平的线性回归分析,探讨年龄、婚姻状态、健康状况、医疗和养老保险、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对老年人劳动收入的影响,及其存在的地区差异。 在研究中,将2005年抽样调查数据中来自城市的老年人群归为城市人群,来自镇和县的人群归为农村人群,分别进行回归分析。文中对东、中、西部的划分是根据各省的经济和社会综合发展水平进行的。将北京、天津、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共10个省市划分为东部地区;将河北、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共11个省市划分为中部地区;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共10个省市划分为西部地区。 2.2 自变量和因变量 本文中老年人的劳动收入指老年人在抽样调查时点的上个月所从事的经济活动的全部收入,包括现金和实物。此处的劳动收入指从事经济活动获得的收入,不包括财产收入、转移性收入等非劳动收入。在对老年人经济收入水平(对数)的OLS回归中,以月平均劳动收入的对数值为因变量。 随着时间推移,老年人从事体力和脑力活动的能力均有所下降,年龄成为老年人参与劳动和获得劳动收入的重要影响因素。由于样本规模很大,在OLS回归中,年龄以连续变量进入模型。此外,老年人的婚姻状态、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医疗和养老保险等变量作为与老年人身体状况、社会支持资源和经济状况密切相关的因素,也是可能影响老年人劳动收入水平的重要变量。因此,在本文的回归分析中将上述因素作为自变量纳入分析模型。变量的设置为:婚姻状态(1有配偶;0没有)、健康状况(1健康;0不健康)、受教育程度(0未上过学;1小学;2初中;3高中;4大专及以上)、医疗(1有;0没有)和养老保险(1有;0没有)。在上述自变量中,以取值为0的分类作为参照项。 3 描述统计―老年人的劳动收入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布 3.1 老年人群的劳动收入状况及其地区差异 图1提供了对2005年抽样调查样本中从事劳动的老年人群的月平均劳动收入曲线。为了对比收入的城乡差异和东、中、西部地区差距,统计曲线依照三个地区的城市和农村人口分别绘制。曲线展现了老年人群劳动收入的三个重要特征:城乡差异,东、中、西部地区差异和年龄差异。无论在东部、中部还是西部地区,各地区对应的城市老年人按龄收入变化曲线均在农村老年人平均劳动收入曲线的上方;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人群中,对应的东部、中部、西部老年人群按龄劳动收入变化曲线均呈上、中、下的顺序分布。上述两个事实说明,城市老年人的劳动收入水平高于农村,且东、中、西部老年人的平均劳动收入水平依次下降。观察老年人的劳动收入水平按龄变化趋势可以发现,随着年龄增加,老年人群的劳动收入水平不断降低。此外,城乡老年人群的劳动收入曲线的波动幅度说明,城市老年人群的劳动收入的变动幅度较高,地区差异较大,而不同地区的农村老年人群的收入曲线则相对平缓,且地区差异较小。 在经济学模型中,收入增长多以指数方式进行,而以往研究在对劳动收入或经济收入的回归模拟中,也通常对其进行对数处理, 图2提供了东、中、西部地区老年人劳动收入对数值的按龄变化趋势,从曲线形状来看,取对数的处理方式并没有改变地区和城乡之间的差异模式。 考虑到老年人劳动收入的地区差异,以及这种差异会对劳动收入水平的其它影响因素产生作用,在本文接下来的回归分析中,针对东、中、西部的城市和农村老年人群分别进行回归模拟,以揭示自变量在不同地区的作用方式。 3.2 影响老年人劳动收入水平的主要因素 表1提供了东、中、西部的城市和农村地区中,影响老年人劳动行为的相关变量取值的描述统计。对比东、中、西部地区中继续从事劳动的老年人群的相关特征变量取值,可以发现存在以下地区差异:东部老年人群的年龄略高于中西部人群,前一人群中男性、有配偶者、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者、有养老保险或医疗保险的老人所占比重均高于其它地区人群。由此推断,虽然东部地区继续劳动的老年人的平均年龄较大,男性较多,但其中无配偶的人的比例却低于中、西部地区,作者推测,这与东部地区较高的预期寿命和健康预期寿命有关。从人群整体的经济保障状况来看,中、西部的养老保险特别是医疗保险的覆盖率低于东部。 对比表1中城市和农村地区老年劳动者的特征分布可以发现,城市老年劳动人群的平均年龄略低于农村,其中男性老年人和在婚的老年人所占比例均高于农村人群,而且上述特征在东、中、西部均有所体现。年龄、婚姻状态、性别间接反映了人群的健康状况,而从这些侧面信息推断,城市中的老年劳动人群的健康状况优于农村,这一事实与表1中健康老年人群的城乡分布完全一致。从东、中、西部老年劳动者的社会经济特征分布来看,农村老年人群在经济状况方面居于劣势地位。农村老年人群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者所占比重低于城市人群,其中高中和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群分布的城乡差距特别突出。拥有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老年人群在城市人群中的比重也超过农村人群。上述情况说明,与城市老年劳动人群相比,农村老年人群的身体健康状况和社会经济状况都较差。如果从劳动能力和经济收入关系的逻辑上来分析,似乎劳动能力较差的人只能获得相对较低的劳动收入,事实果真如此吗?除了身体因素之外,中国老年人群劳动收入的地区差距中还有哪些因素在发挥作用?本文下一步将通过对个体的回归模拟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0%子样本计算。 4 回归结果 表2中的OLS线形回归输出结果显示:年龄、性别、婚姻状态、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以及养老、医疗保险和居住地属性均与老年人的收入水平显著相关。男性、年龄较小、有配偶、身体健康、文化程度较高、有医疗和养老保险、东部地区和居住在城镇的老年人的收入水平相对较高。对比模型1至模型6的逐步回归结果发现,在逐步引入年龄、性别、婚姻状态、健康状况、文化程度、以及养老和医疗保险等控制因素后,地区属性对老年人收入水平的直接影响不断下降。以下将详细说明控制变量引入过程中的地区差异变化。 模型1的结果显示,与东部老年人相比,中、西部的老年人的收入显著偏低,中部的老年人的收入水平仅为东部人群的80% (exp(-0.217)),而西部人群的收入水平则为后者的65%(exp(-0.426))。模型2的结果说明,城市老年人群的收入水平约为农村人群的1.52倍。对比两个模型中东、中、西部地区属性对老年人收入水平的影响幅度可以发现,引入城乡属性作为控制变量后,老年人收入的东、中、西部地区差距有所减弱,中部老年人的收入上升至东部人群收入的83.3%,西部则上升至67.6%。上述事实说明,东、中、西部老年人群收入水平的地区差异部分是由于地区之间的城市化水平差异所产生的,由东到西,城市化水平逐步降低,从事劳动的老年人群中城市老年人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见表1),因此导致老年人群的收入水平不断降低。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的10%子样本计算。 注:回归结果均在p 模型3的回归结果表明,随着年龄增加,老年人劳动收入不断下降,男性老年人、有配偶的老年人的收入水平分别超过女性和无配偶的老年人群。回顾表1中东、中、西部老年人群的特征分布,可以发现,与东部老年人相比,西部老年人群的平均年龄较低,女性所占比重较高,丧偶老年人较多。因此,在控制了性别、婚姻和年龄因素的直接影响之后,劳动收入的地区差异有所减小,东、西部地区老年人的收入水平之比由模型2中的1∶0.676,上升至模型3中的1∶0.694。对比表1中老年人群的年龄、性别和婚姻状况分布的城乡差异可以发现,农村老年人群的平均年龄较大,丧偶比例较高,男性所占的比重较低,而上述因素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农村老年人劳动收入偏低的现象。因此,在引入上述控制变量以后,模型3中的城乡差异较模型2有所下降(1.521.46倍)。 观察模型4中城乡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对收入水平的回归系数,可以发现,身体不健康的老年人的收入较低,约为健康老年人收入的80%(exp(-0.224))。而表1的统计结果表明,从东至西,老年人中身体健康者的比例逐步下降;且城市老年人中身体健康者的比例高于农村人群。基于老年人群整体健康状况存在的城乡和地区差异,以及回归结果中揭示的健康状况与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可以推断,老年人群整体健康状况的地区差异进一步扩大了老年人群收入的地区差距。对比模型3和模型4的结果发现,在模型4控制了健康状况之后,中、西部地区属性和城乡属性对老年人群收入的直接影响幅度 (既回归系数)明显减弱。 表2的结果表明,受教育水平是影响劳动收入的重要因素,文化程度的提高导致收入水平持续增加。比较模型5中对应变量的回归系数可以发现,高中文化程度的老年人的劳动收入是未上过学的老年人的1.80倍,而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老年人的劳动收入则骤升至后者的5.1倍。在引入文化程度作为控制变量后,模型5中地区属性变量的回归系数较模型4有所下降,说明高学历人群在东、中、西部及城乡地区老年人群的不同分布进一步扩大了老年人群收入水平的地区差异。作为老年人社会经济状况重要标志变量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也能显著提升老年人的收入水平。模型6的回归结果显示,有养老保险的老人的劳动收入是其他人群的1.45倍,有医疗保险的老年人的收入是无医疗保险人群的 1.08倍。在引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等解释因素后,模型6中东、中、西部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对老年人收入的直接影响较模型5显著下降。 5 讨论 分析展示了老年人的个人特征和社会经济状况等因素对劳动收入的显著影响:男性、年龄较小、有配偶、身体健康、文化程度较高、有医疗和养老保险的老年人的收入水平相对较高。对上述因素进行归类可以发现,年龄、性别、身体健康状况、婚姻状态都直接或间接反映了老年人的劳动能力。与其他老年人相比,身体状况较好(男性、年龄较小、有配偶、身体健康)的老年人可以获得较高的经济收入。此外,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老年人的劳动收入水平逐步增加,且教育对劳动收入的促进效用在从高中到大专的跨越中尤为明显,这恰恰符合教育收益率的变化规律。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存在一方面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老年人的经济压力,在这一前提下老人可以更自由的根据意愿选择工作,而工作报酬也是他们筛选工作的重要条件。因此,从个体老年人的角度来看,越是身体健康、有良好的劳动能力和社会经济条件的老年人,他们所获得的劳动收入也越高。对于那些获得较低劳动收入的老年人而言,究竟因为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较差、文化程度较低,从而导致工作能力较低,并因此降低了收入水平?还是由于社会经济状况居于劣势,迫使他们不得不继续劳动,也因此没有多余的机会去选择工作报酬?或者是因为社会经济状况的劣势地位同时昭示了他们无法获得更多的工作机遇,也就无从选择薪酬的高低?上述疑问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中国老年人群的劳动收入水平存在地区差异,这种地区差异包括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也包括城乡差异。本文对继续从事劳动的老年人群特征的描述统计和对老年人收入的回归分析共同揭示了造成收入水平地区差异的主要因素。男性、有配偶、身体健康、文化程度较高、有医疗和养老保险的老年人的收入水平相对较高,而这恰恰是具有上述特征的人群在各地区老年人群中所占的比重从东至西逐步降低,这一事实说明,老年人群收入水平的东、中、西部地区差异有一部分是老年人自身的健康和社会经济状况的个体差异所造成的。与此类似,个体的健康状况、文化程度特征的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收入的城乡差异:年龄较小、男性为主、身体健康、文化程度较高,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覆盖率较高等相关群体特征成为解释城市老年人收入水平超过农村的重要原因。 尽管老年人的个人特征和相关社会经济因素的引入,降低了回归模型中的地区和城乡属性对老年人收入水平的直接影响幅度,但中、西部的地理位置和农村属性对老年人收入水平的负面作用却始终显著存在。这一结果说明,除了老年人的年龄、性别、身体状况、文化程度、社会支持资源等个体因素影响以外,区位和城乡属性等宏观因素也对老年人的劳动收入水平存在显著影响。而区位、城乡属性等因素不仅意味着地理位置、自然生存环境的差异,也体现了经济发展、社会保障制度等因素造成的宏观社会差异。可以说,老年人自身的个体微观差异和宏观社会环境差异共同导致了老年人群劳动收入水平的地区差距。而老年人劳动收入水平的城乡和地区差异也揭示了老年人整体经济状况存在地区和城乡差距的原因。个人因素对老年人劳动收入水平的影响说明,那些年老体弱、丧偶、文化程度较低的老年人需要更多的社会支持,而地区和宏观社会因素对老年人劳动收入水平的显著影响表明,生活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老年人需要给予更多关注。 中国劳动论文:劳动力转移、全要素生产率与中国增长奇迹 摘 要:大量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升,这保证了我国经济近二十几年以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速度持续增长。未来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还将持续约20年,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在于继续鼓励资源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流向高生产率的工业与服务业部门,同时积极鼓励制造业向高附加值产品转移,以及加强服务业的开放与竞争。 关键词:劳动力转移;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作者简介:黄忠平(1969- ),男,江西会昌人,南京大学国际贸易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经济学与空间经济学。 自建国以来,我国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第一次是1968~1977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当时有3000余万的知识青年从城市奔赴农村,这伴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以及与世界平均收入水平差距的持续扩大;第二次是改革开放以来,大量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的劳动力向非农行业的转移,这带来增长奇迹,经济以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速度持续增长,与世界平均收入水平的差距得以收敛。本文在我国二元经济结构下,探讨劳动力转移、全要素生产率与中国增长奇迹之间的逻辑关系,并就继续鼓励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流向高生产率的工业与服务业部门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一、二元经济结构与劳动力转移 与发达国家单一的现代经济不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中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两个部门,传统的占优势的农业部门与刚刚开始起步的现代部门。从地域来看,前者位于农村,后者一般位于城市,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并存构成二元经济结构。目前我国农业的就业份额为46.9%,而日本为5%,NIEs(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韩国、新加坡与中国台湾)为4%。与亚洲其它先行国家相比较,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特征非常明显。我国要完成经济结构由不发达到发达的转换,必须将人口和经济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由农业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自经济起飞以来,我国农业部门就业比例已经由69.8%下降为46.9%,降幅为22.9%,其中的4.9%由工业部门吸收,18%由服务业部门吸收。 劳动力转移的动因有农村推力与城市拉力,推力来自农村过剩人口的压力,它推动由于生活贫困而无望的人们移向城市,拉力则强调城市光明的吸引和城乡间工资收入的差距。有研究表明,目的地与出发地的工资水平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是不对称的。目的地工资水平对劳动力转移的拉动影响比较显著,而出发地劳动力的流动倾向和家庭收入之间的关系则是非单调的,农村推力并不必然导致更多劳动力转移。对劳动力转移来说,教育成本与择业过程中的等待成本都很高,成功实现劳动力转移必须承担较高的教育成本与择业过程中的等待成本以及信息搜寻的成本。绝对贫困会抑制农村人口向外转移,农村中最贫困的人口并不构成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部分。 距离对劳动力转移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这其中交通成本的影响较小,更为重要的是心理成本与劳动力市场信息的可得性。特别是对于受教育程度较低且缺乏信息网络的民工来说,距离的负相关系数更大。这表明劳动力转移存在阶段性,农村地区的人口移民到附近的小城镇,而小城镇的人口又移民到大城市。如果城市按规模大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层级体系,那么,阶段性劳动力转移将成为普遍的形式。由于大城市在城市人口分布中占很大权重,短距离移民不能满足其对移民的大量需求,目的地的关系和朋友对劳动力向大城市的转移而言非常的重要,这种累积进程使大城市发展起自己长期稳定的移民来源。 刘易斯(1954)认为,城市现代工业部门在现行的工资水平上能够得到所需的任何数量的劳动供给,在现行工资水平上,现代部门的劳动供给具有完全弹性。大量农村劳动力在有限的土地上进行农耕,加之资本投入不足,农业劳动生产率必然很低,边际生产率为零甚至为负。一部分农业劳动力事实上是剩余劳动力,他们对生产毫无贡献甚至是妨碍了别人的劳动。其结果就是相当一部分农业劳动者所得到的收入,只能维持劳动者本人及其家庭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而且,这一收入不是来自分配,而是来自分享。只要农业剩余劳动力没有完全被城市吸收,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就会保持不变,不会随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就在于如何把农业部门的伪装失业者全部转移到工业部门中去。在刘易斯看来,城市中不存在失业,任何一个愿意到城市工作的人都可以在城市的现代部门找到一份工作,劳动力从农村流入城市的决策仅仅取决于城乡实际收入的差距。这与我国情况不符,由于经济体制转轨对城市就业形成的巨大压力,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逐步上升,而与此同时,人口从农村流入城市的速度持续增长。 根据发展中国家城市与农村普遍存在失业的现实情况,哈里斯与托达罗(1970)认为,由于政府与工会的作用,工业部门的工资具有下方刚性,城市存在失业,农民即使流入城里也未必能找到工作。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不是因为他们得到了增加工资的保证,而是由于一种赌博心理,移民为了获得高收入的就业机会从而较高的持久收入,甘愿在一定时间内承受失业或者城市的低收入工作。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欲向工业部门流动时,考虑的不是实际收入差距而是期望收入差距,即在工业部门找到工作的概率与城乡实际收入差距的乘积。只要工业部门的期望工资高于农村部门的工资,农村劳动力就会向工业部门迁移。随着劳动迁移人数的增多,工业部门的期望工资会下降,当期望工资与农村部门的工资相等时,农村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便会停止。工业部门的发展促使期望工资上升,这在增加劳动力迁移规模的同时也会扩大工业部门的失业规模。所以,促进农业部门的发展与发展工业部门是同样重要的。 城市劳动力市场存在异质性,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构成二元劳动力市场框架。我们有必要区分两种劳动力转移,一种是短期转移,劳动力并未切断与农村的联系;另一种是永久转移,劳动力永久离开了农村的居所。稳定的劳动力具有较高的生产力,城市正规部门重视稳定劳动供给的效率价值,制定足够高的工资水平来吸引稳定的永久性劳动力转移。效率工资原理对正规部门工资水平较高的解释是,工人的工作效率与工资的提高成比例增长,由于工人的生产效率信息是不对称的,提高工资对厂商而言有利可图。实际上,每个厂商都面对着无弹性的劳动供给,这些劳动力具有潜在的生产效率,他们对于高工资反应敏感,一定程度的工资提高将提高工厂中此类工人的比例,从而导致更大比例的劳动效率的提高。短期性劳动力转移则由于其高流动性,更多进入非正规部门。城市经济的非正规部门容易进入,且其工作形式不妨碍继续寻找正规部门的工作,移民进城后如不能在工业部门找到正式工作不会处于完全失业的状态。非正规部门包括按天雇佣的临时工、受雇于小规模企业之中的常规工人,以及从事擦鞋、卖报等工作的自我雇佣。非正规部门灵活收入的平均水平不但低于正规部门的工资,而且可能低于农村的平均工资水平。移民把在非正规部门等待期间的收入损失作为一种投资,为的是将来找到一个高工资的正规部门的工作。 二、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 索洛模型确认了工人平均产出的两种可能变化来源,即工人平均资本的差异与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差异。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会导致工人平均产出的永久性增长,而工人平均资本的变化对工人平均产出的影响则是适度的。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一个除了劳动与资本之外的其他影响产出因素的杂物袋,可解释为抽象的知识、劳动力的教育与技能、产权的力量、基础设施的质量、对企业家精神与工作的态度等。中国经济近二十几年的强劲增长可以从人口发展、劳动与资本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的转移、部门内的要素积累以及技术进步等角度来考察。 首先,从人均产出增长的源泉考察。我们把人均产出增长分解为劳动生产率(每工人产出)、参与率与依靠率三个方面的变化,其中参与率定义为劳动人口占工作年龄(15-64岁)人口的比例,依靠率定义为不工作年龄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结果如图1所示,中国和亚洲其它先行国家的经济起飞都主要是由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驱动的,参与率和依靠率加总的影响均小于每年1%。 图1 人均产出增长的源泉(自经济起飞开始) 资料来源:IMF,2006年9月《世界经济展望》 其次,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源泉来考察。我们进一步把劳动生产率增长分解为资本深化(每工人实物资本的增加)、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三个部分。如图2所示,中国的实物资本积累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都远较亚洲其它先行国家要快。亚洲其它先行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主要源自快速的实物资本积累,对中国而言,劳动生产率增长则主要源自全要素生产率的迅速提高。 图2 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源泉(自经济起飞开始) 资料来源:IMF,2006年9月《世界经济展望》 第三,从增加值的部门份额与就业的部门份额的比较来考察。如表1所示,中国工业增加值份额远高于基于人均收入、国家大小与人口等基本面特征决定的预测值,服务业的增加值份额远低于预测值;与此同时,农业的就业份额远高于预测值,服务业的就业份额远低于预测值。这意味着中国的农业生产率相对较低,而工业生产率相对较高,大量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就使平均劳动生产率得以提高。 目前就世界平均水平而言,非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约比农业部门高3倍。我国自1979年经济起飞以来,农业生产率的增速为年均4.1%,工业为8.0%,服务业为4.8%。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的生产率差距还在继续扩大,这意味着劳动力的跨部门配置将使我国未来的增长潜力得以持续。 通过以上对每工人平均产出增长的分析,我们发现了劳动力转移、全要素生产率与中国增长奇迹之间的逻辑关系,大量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向高生产率的非农业部门的转移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升,这保证了我国经济近二十几年以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速度持续增长。 三、结论与政策含义 宏观经济稳定、制度变革、金融发展以及更加开放的贸易政策是中国与亚洲其它先行者成功的重要因素。中国经济近二十几年的强劲增长,一方面是资源投入增加带动的,更重要的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带动的。大量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流向高生产率的工业部门所引发的跨部门配置效率,与部门内的增长效率一起解释了我国的增长奇迹。中国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关键在于继续鼓励资源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流向高生产率的工业与服务业部门,同时积极鼓励制造业向高附加值产品转移,以及加强服务业部门的开放与竞争。2004年我国总就业人数为7.52亿,其中农业的就业份额为46.9%。但是,按我国目前人均收入、国家大小与人口等基本面特征,农业的就业份额应该是23.7%,这表明我国还有约1.74亿农民需要转移到工业与服务业部门。在“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指标中,国家期望五年转移农业劳动力4500万人。按这一速度,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还要持续约20年,可谓是任重道远。可以说,工业反哺农业最大的反哺就是工业部门为农业部门提供劳动力转移的机会,城市支持农村最大的支持就是城市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其工业与服务业的有序转移。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把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作为着力点,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资源投入带动向主要依靠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带动转变,本文的研究表明以下几点政策含义值得引起重视: 1.距离对劳动力转移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特别是对于受教育程度较低且缺乏信息网络的民工来说,距离的负相关系数更大。所以,为实现劳动力有序转移,必须扶持县域经济发展,引导乡镇企业向有条件的小城镇和县城集中,同时健全就业信息服务体系,引导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有序转移。 2.出发地劳动力的流动倾向和家庭收入之间的关系则呈倒U形,农村“推力”并不必然导致更多劳动力转移,农村金融市场的不完善使得农村中较富有的家庭比较容易实现从农村到城市的劳动力转移。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农村的金融市场,疏通劳动力转移的融资渠道。 3.我国基础设施、教育、医疗与卫生等公共资本的分布明显集中在城市,这一方面与劳动力的分布不匹配,另一方面不利于引导私人资本流入农村地区,加剧了城乡之间的不协调。因此,必须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把更多公共资金用于改善农村的生产条件与生活环境。 4.我国相当一部分的劳动力转移属于短期性的,他们在城市非正规部门与农村劳动力市场分配自己的时间,赚取低水平的收入。为缓和劳动力转移进程中收入分配的矛盾,政府一方面要打破城市正规部门的垄断,另一方面还要加强对在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的保障。 5.永久性劳动力转移由于其较高的稳定性更多流入城市正规部门,而短期性劳动力转移则由于其高流动性更多进入非正规部门。由于稳定的劳动力转移具有更高的生产力,加快农民工的“市民化”,加快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将使劳动力转移的增长效应最大化。 6.城市正规部门较高的工资水平吸引超过城市空缺岗位的劳动力转移至城市,使得城市失业率持续存在。在移民追求其效用最大化的过程中可能带来社会成本,这一方面是因为转移到城市非正规部门的劳动力生产率较低,更重要的是过度移民所带来的城市基础设施的成本很高。 7.我国近年出现的“民工荒”可归纳为两个原因,一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使城乡实际收入差距有所减小,更重要的是因为城市本身失业率的持续上升影响了劳动力转移的预期。城乡期望的收入差距影响劳动力转移的决策,当城市失业率很高时,即使城乡实际收入差异很大,农业劳动者也不会简单地作出迁移到城市去的决定。 中国劳动论文: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历史回顾及启示 [摘 要]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社会转型的重要环节,也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它有利于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促进城乡经济的共同发展。本文通过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历史进程,总结其经验教训,并在此基础上,针对当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进程中面临的问题提出应对措施。 [关键词] 农村剩余劳动力 转移 历史回顾 经验教训 启示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选择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道路,同时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保证工业发展的需要,但同期大量的农业劳动力却依然居住在农村,严重阻碍了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造成这种结果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一直实行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限制了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和城市改革的顺利推进,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从农村涌向城市,其规模和数量均超过改革开放之前的态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乡城转移也成为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关注的焦点。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社会转型的重要环节,也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它可以通过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促进城乡经济的共同发展。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历经几个重要阶段,回顾这一历史过程,对于我们总结经验教训,思考当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进程中面临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将有所裨益。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历史回顾 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与国家宏观政策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具有鲜明的历史特征。改革开放前,其历史进程可分为三个阶段:1949―1957年,1958―1963年,1964―1978年;改革开放后可分为五个阶段:1978―1983年,1984―1988年,1989―1991年,1992―2000年,2000年以后。 1、1949―1957年:农村剩余劳动力自由转移。 这一时期,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基本上是在不受政府限制和干预的情况下进行的。随着中国工业化发展的起步,国民经济得到恢复,人民生活稳定,城市发展迅速。国家在这一时期加强了交通运输建设和能源及原材料工业的建设,城市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提高,从而导致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由于这一时期国家并未对农村劳动力的迁移进行任何限制,因此,劳动力乡―城迁移是自然发生的,且非常频繁。 在1951年7月经政务院批准后公布的《关于城市户口管理有关内容的暂行条例》中,并未有明确限制农村人口乡城转移的条文,而只是一般性规定:凡迁移者得于事前向当地人民公安机关申报迁移,注销户口,发给迁移证;凡迁出者得于到达住地三日内向公安机关申报入户。1955年3月,政府有关部门又了关于办理户口迁移的注意事项的联合通知。通知一方面要求劝止那些盲目要求迁入城市的农民,另一方面对于有正当理由的要求迁移者尽可能地满足其迁移要求,甚至对于那些已盲目流动进入城市的农民,只要他们在城市已经找到正当职业或已就学,仍然可以在其出具有关方面证明并向原住地补办迁移手续后,给予登记城市正式户口。 在上述政策的指导下,从农业转移出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既可以选择到农村内部的非农产业就业,也可以选择到城市的工业部门就业,并且可以不受限制地迁往城市定居。据统计,1953―1957的5年间,城市全民所有制工业部门的就业人数从510万人猛增到2316万人(其中绝大部分是从农村招收的农民),平均每年增加35.3%。[1]P67随着农民转移到城市,城市人口数量迅速增长。1952年全国城市人口仅有7000万人,1957年则增加到9949万人,平均每年增加589万人,城市化水平从12.46%增加到15.39%,每年增加0.59%,这是我国城市化水平增长最快的时期之一。 但这种完全自由的劳动力流动并未持续很久。劳动力的快速转移必然会使农村的粮食生产受到影响,同时由于农民工大量进城,对粮食的需求增加,致使城市居民的食品供应出现紧张局面。针对这一状况,1957年,国务院了《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严格禁止企业单位从农村招工,并且在城市设立收容遣送机构,把进城的农民遣返原籍,这预示着随后农村劳动力自由转移开始出现波折。 2、1958―1963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大起大落。 1958年开始的“”,也带来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随着城市工业建设的迅速开展,当时即转移了1000余万农村劳动力到城市工业和建筑业就业;同时,在农村也出现了农村劳动力从农业到非农产业就业的高潮,在社队企业就业的职工达到1800多万人。然而,这种过快过急、以虚假工业膨胀为基础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农业生产,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急剧下降,1957―1960年,粮食产量下降了24.4%。面对这种状况,从1961年开始,我国不得不进行为期三年的经济调整,大批劳动力重新返回农村务农。据统计,1961年,全国城镇人口减少1300万人,精简职工数量950万人,同年农业劳动力比上年增加2730万人,基本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1962年1月至1963年6月城镇人口共减少1600万人,同期精简职工1034万人;1962年农村劳动力比上年增加1500多万人。整个三年经济调整时期,城镇人口共减少2600万人,精简职工2000万人。至1963年,农村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重又陡然上升至82.5%。[2]P124、125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农村劳动力的乡―城流动出现巨大的起伏,与国家相关政策制度有密切联系。1958年1月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该条例第十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证明,向常住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1962年4月,公安部发出了《关于处理户口迁移问题的通知》,明确规定:“农村、县镇人口要求迁往城市的,应当坚决劝止,个别确因老、幼、病、残无人照顾,必须投靠在城市的直系亲属抚养等特殊情况,可以酌情照顾,对已经迁到城市尚未落下户口、有条件回农村的,要做好工作,动员他们回去。”同年12月,有关职能部门在《关于加强户口管理工作的意见》中指出:“在户口迁移上,必须严格执行中央和国务院有关户口迁移问题的规定,对农村迁往城市的,必须加以严格控制。”1963年12月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了《关于调整市镇建制、缩小城市郊区的指示》,要求“对市镇人口必须严格控制,对市镇建制的设置必须恰当”,并提出三项主要措施:一是撤销不够设市条件的市;二是缩小市的郊区;三是调整镇的建制。这些户籍、人口管理政策和先后出台的制度、统购统销制度、城市生活资料配给制度、就业分配制度一起,共同限制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城乡之间形成了无法逾越的鸿沟。 3、1964―1978: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基本停滞。 这一时期,农村劳动力转移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自1958年开始实施的户籍制度出台后,与之相配套的一系列就业、食品供应、住房制度也相应出台,导致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从20世纪60年代以后一直受到政府的强力控制。1964年8月,国务院又批转了一份《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草案),其中明确规定:“对于从农村迁往城市、集镇,从集镇迁往城市的,要严加限制;从小城市迁往大城市,从其他城市迁往北京、上海两市的,要适当限制。”对于其他情况的人口流动或迁移,也作出非常具体、明确的规定。不仅如此,这一时期由于“”开始,出现了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干部“下放”为特征的第二次逆城市化运动。自1968年底至1977年,有1600万城市青年被送往农村劳动。在1966年至1970年之间的城镇新增人口中,自然增长部分甚至出现了负值。 4、1978―1983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步履艰难。 1978年,改革开放带来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加上农产品价格的上升,农业生产力迅速恢复,农村的劳动力剩余问题又开始显现,为有效利用农闲时间,增加家庭收入,农民们开始自发向城市转移。据统计,1980年年末全民所有制单位通过各种形式使用的农村劳动力共有931万人(不包括招收的固定工)。1978―1980年,全国非农业人口增加了1800万人(不包括自然增长)。[3]P358但由于城市本身的吸纳能力有限,城市居民的就业问题也未根本解决,因此,政府对农村劳动力流动依旧采取限制的态度。1981年,国务院下发《关于严格控制农村劳动力进城做工和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的通知》,对城市的用工单位使用农村劳动力的有关问题从三个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一是要求严格控制从农村招工;二是要求认真清理企业、事业单位使用的农村劳动力;三是要求加强户口和粮食管理。在这些政策的影响下,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数量较小,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举步维艰。 5、1984―1988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迅速加快。 20世纪80年代中期,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普遍推行,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1983年10月,国家开始对农村“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进行改革,高度集中的体制解体。与此同时,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深化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政策措施,加上这一时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于是掀起了“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高潮。1984年,乡镇企业的数目从上年的134.6万家增加到606.5万家,增长了3.5倍;乡镇企业就业人数也从上年的3224.6万人增加到5208.1万人,增长了61%。此后一直到1988年,乡镇企业的就业人数连年增加,平均每年增长速度超过24%。[1]P70 在上述大背景下,严格控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城乡隔离体制首次得到修整。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提出“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1984年10月13日,国务院了《关于农民进入城镇落户问题的通知》,进一步提出“农民进入集镇务工、经商、办服务业,对促进集镇的发展,繁荣城乡经济,具有重要作用,对此应积极支持”。198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更为明确地提出“要扩大城乡经济交往……允许农民进城开店设坊,兴办服务业,提供各种劳务,城市要在用地和服务设施方面提供便利条件”。在国家政策的支持和鼓励下,外出就业的劳动力日益增多,据统计,1988年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总量已达9950万人,其中转移到城市地区的数量达到1339万人。 在这一时期,虽然转移出来的农村劳动力日益增多,但国家依然没有完全放松对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限制。1985年7月,公安部颁发了《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在规定中重申了1958年《户口登记条例》中对暂住人口进行登记管理的精神,同时要求:外来人口拟暂住三日以上的,由留宿暂住人口的户主或者本人向公安派出所或户籍办公室申报暂住登记,离开时申办注销;暂住时间超过三个月的十六岁以上者,须申领“暂住证”;对外来开店、办厂、从事建筑安装、联营运输、服务行业的暂住时间比较长者,采取雇用单位和常住户口所在地主管部门管理相结合的办法,按照户口登记机关的规定登记造册,由当地公安派出所或户籍办公室登记为寄住户口。对违反暂住人口管理规定的,公安机关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视情节轻重给予处罚。这些政策使到城市就业的农民工往往很少能安家落户,对他们的就业稳定性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6、1989―1991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跌宕起伏。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相关政策的逐步放宽,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给城市的就业、交通、治安等造成较大压力;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乡镇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暴露出诸如产权关系模糊、家族色彩浓烈等一系列问题,其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开始下降,因此导致了这一时期劳动力流动出现了大起大落的不稳定态势。 1988年下半年开始,国家开始实施“治理整顿”的宏观调控政策,采取了压缩基本建设投资规模、加强财税和信贷控制等一系列经济措施,许多建设项目纷纷下马,国民经济增长速度趋缓,大量农村劳动力被清退。为配合治理整顿,国家还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限制农村劳动力的流动。1989年3月和4月,国务院办公厅和民政部、公安部先后《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控制农民工外出的紧急通知》和《民政部、公安部关于进一步作好控制农民工盲目外流的通知》,要求各地人民政府采取有效措施,严格控制农民工盲目外出就业。1989年12月8日,国务院在《国务院批转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公安部关于在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前进行户口整顿工作报告的通知》中要求:“对居住在城镇的无户口(即常住户口待定)人员,按照国务院和公安部有关规定,符合在市镇落户的,应有步骤地予以解决;不符合在市镇落户的,应由有关部门尽量动员他们返乡。”1990年4月27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做好劳动就业工作的通知》,强调“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要同建设事业的发展和城镇的承受能力相适应,对此要加以合理控制和积极引导”,要“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消化和转移,防止出现大量农村劳动力盲目进城找活干的局面”。 虽然上述政策措施控制了劳动力盲目流动的局面,但有研究发现,到1990、1991年,大多数城市的流动人口数量又回复到1988年的水平,有些城市还有所增长。而且这一时期的农村劳动力流动还出现了另外一种倾向,即向东部地区大城市流动受阻的情况下,向其他地区流动的现象明显增加。[3]P368 7、1992―2000年: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跨区域转移。 随着1992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发表,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加快,沿海地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迅速发展,地区间的发展差距扩大,同时随着乡镇企业吸纳能力的下降,促使大批农村劳动力从低收入地区迁移到高收入地区。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民工潮”也即出现在这一时期。据统计,1992年农村劳动力迁移到城市的人数已达到3500多万,1993年一度增加到6200万,其中跨省流动达到2200万。之后,农村劳动力流动进入稳定增长阶段,1994年,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达到7000万,1995年为7500万,而同期出省的农村劳动力人数大约为2500―2800万。[1]P71 面对大规模的劳动力乡城转移态势,国家开始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引导劳动力跨地区有序流动。1993年11月3日,劳动部发出《关于印发〈再就业工程〉和〈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有序化――“城乡协调就业计划”第一期工程〉的通知》,提出要在全国形成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基本制度、市场信息系统和服务网络,使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较大的主要输入、输出地区实现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的有序化。1993年12月,劳动部制定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劳动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提出要以建立农村就业服务网络为突破口,合理调节城乡劳动力流动,加强城乡劳动力统筹。1994年11月17日,劳动部颁布了《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对用人单位用人、农村劳动力就业和各类服务组织从事有关服务活动的行为提出了具体要求。1997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劳动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组织农民工有序流动工作的意见》,进一步提出要加快劳动力市场的建设,建立健全劳动力市场规则,建立完善的劳动力市场信息服务系统,加强对劳动力市场的监管,维护劳动力市场的正常秩序。 上述政策的出台推进了劳动力的有序流动,但随着90年代后期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国家对劳动力流动的控制力度也随之加大。1994年11月颁布的《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提出,跨省流动人员到达目的地后,必须凭其流出省发放的“外出人员就业登记卡”向目的地劳动部门领取“外来人员就业证”。1995年6月2号,公安部公布了《暂住证申领办法》,对暂住证的用途、有效期、换发等方面进行了规定。这些政策对劳动力的转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考虑到城市就业不稳定,大部分农民工仅仅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闯入城市,一般停留的时间不会超过半年,每到年底或农忙时节,他们都会返回农村。 8、2000年以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步入规范、公平、稳步加快轨道。 2000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速度攀升,社会局势稳定,国家更加重视“三农”工作,各种有利政策相继出台,我国又兴起了新一轮的劳动力转移浪潮。2000年7月20日,劳动保障部、国家计委、农业部、科技部、水利部、建设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七部委联合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开展农村劳动力开发就业试点工作的通知》中指出,要改革城乡分割体制,取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不合理限制。2001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中指出,要打破城乡分割体制,逐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型城乡关系。2003年3月20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关于农民工适用劳动法律有关问题的复函》,明确指出凡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农民工(包括农民轮换工),均适用《劳动法》与《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2004年2月29日,建设部颁布《关于进一步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地政府采用法律、经济和必要的行政措施,督促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企业尽快偿付。2005年2月7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关于废止〈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及有关配套文件的通知》,进一步改善农民进城就业环境,清理和取消限制农民进城就业的政策。2006年1月21日,《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颁布,要求各地政府、各直属机构,抓紧解决农民工面临的突出问题,形成从根本上保障农民工权益的体制和制度。在良好的政策环境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的人数不断增加。据统计,“十五”期间,全国农民工数量每年增加600-800万人。[4]P32003年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数量为1.1亿,比2002年增长8.6%;2004年为1.2亿,比2003年增长3.8%。[4]P69据预测,“十一五”期间,我国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总规模将达到7500多万,年均转移为1500万以上,高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每年转移1200万人左右的规模;同期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总规模将达4500万以上。[4]P79 二、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历史经验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历史进程,可以总结出如下经验教训: 1、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要以农业的稳定发展为基本前提。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以农业的发展为基本前提的。一方面,随着农业的发展,农业劳动生产率相应提高,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将随之减少,一部分剩余劳动力自然会从农业转移到第二、三产业。另一方面,随着农业的发展,农产品的产量不断提高,为转移出去的劳动力在二、三产业的稳定就业提供了食品保障。就政策层面而言,中国政府所出台的各项政策都是首先以农业稳定发展为前提条件的。如果农业能稳定发展,农业劳动生产率能稳步提高,那么政府就会支持和鼓励一部分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反之,如果劳动力转移数量过多,转移速度过快,影响了农业生产和粮食供应,政府则会采取措施干预劳动力流动。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不能搞,要把握速度和方式,在保证农业生产不受影响的前提下进行。 2、城市二、三产业的发展也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条件。城市二、三产业的发展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拉力,只有城市产业稳定发展,才能产生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政府也就会放松对农民进城务工的限制,这一点在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历史进程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3、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与经济体制的变化密切相关。改革开放前,虽然国民经济部门的产值结构发生明显变化,即农业产值比重下降,非农产业比重上升,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依然处于停滞状态。改革开放后,随着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速度也开始迅速扩大。 4、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受国家相关政策变动的影响较大。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较大程度上受到国家相关政策变动的影响。政策的每一次调整,都会引起劳动力转移规模和速度的波动。20世纪头60年中,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进程缓慢,但比较顺利,50年代后期曾出现了劳动力转移的高峰。但随着“”的发生,我国政府采取了强有力的干预措施,阻碍了劳动力转移的自然进程,致使劳动力转移被中断,甚至出现逆流。20世纪80年代后期,政府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的限制开始放松,但由于各种干预政策依然存在,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数量和质量也受到了影响。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虽然可以在城市找到工作,但却无法获得正式的身份认可,因此,政府人为的干预阻碍了劳动力的正常流动。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受制度安排的影响较大,但从整个历史进程来看,阻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系列制度在逐步放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不断增大。这说明,政府只有消除一些干预和限制政策,完善制度安排,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这一自然进程才能得以恢复。 三、对策建议和启示 分析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曲折历程,有利于更好地分析当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目前,依然有一系列因素制约着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序转移,如户籍制度的影响、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农民自身的技术水平低下、乡镇企业发展面临多重障碍、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发育存在缺陷,等等。对于这些问题,今后可采取如下措施予以解决:首先,政府要改革户籍管理制度和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城市政府要从户籍身份上取消各种特权和利益分配,使城乡流动人口主体平等化;农村政府应完善土地制度和家庭养老保障制度,以解除农村劳动力的后顾之忧。其次,城乡政府应加强合作,努力办好农村职业教育,通过城乡人力资源互动,提高农民素质。再次,鼓励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聚,加强其产权制度创新,同时要完善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引导乡镇企业发展和小城镇建设相结合,促进小城镇产业结构调整,增强其对城乡投资商的吸引力。最后,加快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建设和市场网络化进程。政府应设立专门机构,使城乡劳动力流动有序化、规范化,加强城乡劳动力的岗前培训,增强劳动力就业的竞争意识,完善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的配套建设,加大劳动力市场的宣传和力度,引入市场机制,让更多的技术人才参与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的建设。 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中国这么一个有着八九亿农民的农业大国,即使以上措施都能得到很好落实,仍会有约2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法被第二、三产业完全吸收。因此,除了以上微观层面的措施外,国家在宏观政策方面,必须让广大农民真正得到实惠,将发展农业生产作为国家的重中之重,以期早日顺利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必须将农产品的生产和市场需求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以期提高农产品商品化,推动农业产业化,使得农业成为工业的一个部门。这样,除了第二、三产业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拉动外,其他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可以被农业就地吸收。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彻底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率,最终实现国家的全面现代化。 中国劳动论文:当代中国农业劳动力的价值问题与对策分析 摘要:笔者认为,农业劳动力的价值问题对“三农”问题具有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农民收入、农业现代化影响。因此本文针对实行农业保护机制;提高工业劳动生产率,相应增加农产品的优势;提高农业劳动的价值,解决农业劳动力的价值问题;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产品的价值。 关键词:农业劳动力的价值 剪刀差 农业现代化 一、我国农业劳动力价值的特征分析 马克思认为劳动力的价值等于维持劳动力所需的最低生活标准的生活资料的价值,那么农业劳动力的价值应该等于维持农业劳动力所需的最低生活标准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但这一切都是在生产领域发生的。 中国农业劳动力的价值问题具有发生在“流通领域”的特殊性。表现在农业劳动力的价值偏低和工业劳动力的价值偏高。这一现象的成因可以追溯到建国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上。为了快速实现工业化,我国实行了农业支援工业或者说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工业化道路。主要就是利用“剪刀差”的形式从流通领域无偿获取农产品的价值。表面上是压低农产品和提高工业产品的价格,本质是工业劳动力无偿占有农业劳动力创造的价值。因为农产品的价格是其价值的反映,农产品的价值又是有农业劳动力创造的,农业劳动力的价值在量上应该等于农业劳动力创造的农产品的价值。据统计仅仅在改革开放25年间“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总额估计在6 000-8 000亿元。但国家工业固定资产总计不过9000多亿元。因此可以认为,中国的国家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主要来源于农业。”[1] 二、农业劳动力的价值问题对“三农”问题的影响 农业劳动力的价值问题对农业、农村、农民影响深远而漫长,使得农民增收,农业现代化等成为中国社会首要而持续性的难题。 (一)农业劳动力价值的问题是农民的收入增长困难的重要原因 在这种价值分配方式下,农业劳动力的总价值被人为地压低,工业劳动力的总价值被提高,从而造成一种等价交换掩盖下的工业劳动力无偿的“占有”农业劳动力创造的价值的现状。据有关资料分析,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五六十年代,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绝对值每年都在一二百亿之间,到七十年代后期每年四百亿左右,1985年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绝对值超过七百亿,此后每年以100亿~200亿的数额增加。[2]可见农民的这种农民无法实际把握的隐形负担是现阶段农民增收的巨大障碍。但我认为,这仅仅是可以用数据表示影响,其实对农民增收带来的间接的影响同样巨大。主要表现在进城务工农民由于受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的影响,他们对工资性收入的要求是以农业生产所带来的收入为参考标准的,而这一参考标准又恰恰是被现阶段一种超经济的力量所制约的劳动力价值的表现。加之农业劳动力中的大量剩余,导致了农民增收缓慢和质量难以有效提高。 (二)农业劳动力价值问题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制约因素 目前制约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因素有两个:一是农业资金积累不足 。二农业技术落后。 首先,农业资金积累不足,制约了农业的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应依靠农业的科技化和经营管理的科学化。在目前农业技术装备水平和农业劳动力的素质双重低下的情况下,资本投入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保证。在正常情况下农业现代化的资金积累来源于农业内部和外部。就农业的外部来讲,一方面,虽然我国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但处在工业支援农业的初级阶段且我国工业正处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阶段,没有过多的资金投入农业。另一方面,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角度,即使国家对农业进行大规模的投资,也不能把过多的资金直接投入到农业技术上。资本有机构成理论,资本积累增加,资本的有机构成提高,可变资本在资本有机构成中所占的比例相对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降低,这就必然导致一部分人失业成为过剩人口。在农业当中,如果直接增加对农业技术的投资,必然造成农业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从而会产生过剩的农业劳动力。当国家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速度小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所产生的剩余农业劳动力的速度时,会产生更多而剩余劳动力。当二者相等时还是会有一部分的剩余劳动力得不到解决,因为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造成的新的剩余劳动力,必然会产生一部分新的剩余劳动力。只有国家解决剩余劳动力的力度大于资本有机构成所产生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时,才能逐渐的解决农业的剩余劳动力问题。 三、解决农业劳动力问题的路径选择 (一)提高农产品价格,实行农产品保护机制 建立城乡统一的市场,促进产品和要素在城乡间、地区间自由流动和公平竞争。第一,这就要尽快打破造成农业劳动力价值问题的工农剪刀差。使工农产品在流通领域自由流动,真正体现其价值。第二,实行农产品价格保护机制。农业自身的弱质特性,决定了它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如果完全靠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对农业十分不利。农产品的较低的需求价格弹性的存在,决定了农产品的市场保护的必要性。 (二)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高效、优质农业,提高农产品的价值 我国的劳动力的价值问题,一方面是由于流通领域的不公平的劳动力价值的分配;另一方面是由于生产领域的农产品结构单一和附加值过低等原因造成的。因此,从生产领域着手解决劳动力的价值问题是必由之路。第一,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农产品的价值生产链过短是造成农业劳动力价值偏低的重要原因,使得高价值的生产被工业所主导,农业只是以初级产品或简单农产品加工为主。造成了农产品的价值被从事农产品深加工的行业所占有。既能通过深加工提高农业劳动力创造的价值又能在流通领域为实现农产品的价值找到出路。第二,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协调农产品的市场供求。通过农产品的产业结构调,以市场为导向,使各种农产品的供求大体平衡,保持农产品的价格稳定。第三,积极发展生态农业,提高农产品的价值。随着城乡社会经济的发展,绿色消费日益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生态农业的发展在给农村带来生态效益的同时,大幅度的提高了农产品的价值。这对无疑是提高农产品价值,解决农业劳动力的价值问题的一种新思路。 (三)提高工业劳动生产率,降低工业资料的价值,相应增加农产品的优势 目前我国工业的现状是高消耗低水平,不但制约了工业自身的发展,对农业劳动力价值影响亦为深远。工业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低下,势必会造成工业产品的价值过高,那么在工农产品的交换过程中,势必会通过提高工业产品的价格把成本转嫁到农业身上。使农产品在交换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直接影响了农业劳动力创造的价值的实现。从生活资料的角度看,通过提高工业生产率,降低工业产品的价值,可以相对的改变农产品在交换中的劣势。从生产资料的角度看,一方面价低了工业生产资料自身的价值,可以降低工业品自身的生产成本。另一方农业的生产成本也得到了降低,这对于提高农产品的价值和农业的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四)提高农业劳动力的价值,解决农业劳动力的价值问题 对农业劳动力本身进行投资则是解决农业劳动力价值问题的最直接的方法。首先,对农业劳动力进行针培训,提高获取特定社会资源的能力。我们通常提到的社会资源,通常意义上讲都是对特定社会资源的抽象概括。由于现实社会中的社会资源的具体性,这就要求社会资源的获得人必须是具有特定的能力的人。从目前我国的农业劳动力的素质看,大多是拥有最基本的生存能力的劳动者,因此对特定的社会资源的获取必然受其能力的限制,这也是农业劳动力的价值问题迟迟不能解决的重要原因。第二,打破户籍制度,促进农业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社会资源除了具有具体性的特点之外,也具有分布的非均衡性。劳动力自身的素质的提高,制度性问题是制约农业劳动力获取社会资源的,提高农业劳动力价值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城乡有别的二元社会结构,是以户籍制度为依托的,在户籍制度的影响下。特定的社会资源只能有特定的群体占有,这对拥有一定的能力的农业劳动力或缺社会资源起到了一定的组却性。打破户籍制度,促进农业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对解决农业劳动力的价值问题具有重要影响。 中国劳动论文:日本的“劳动委员会制度”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摘要:随着中国劳动争议案件的增多,对于仲裁的不满,也逐渐增多。本文对日本“劳动委员会制度”进行了简单的介绍。并提出了一些中国可以借鉴的地方。 关键词:日本 劳动委员会制度 中国借鉴 随着中国《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员工与企业之间的一些冲突,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通过一个更快捷、更有效地方式来处理劳动争议已经迫在眉睫。那么,让我们来看看邻国――日本,是如何来处理一些劳动争议的案件的,并从中提出一些中国可以借鉴的地方。 一、日本的“劳动委员会制度” 日本,作为亚洲最先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其经济在战后快速恢复。虽然我们一直有听闻,日本人为了国家经济的振兴,自愿加班到很晚。但是,其大量劳动争议案件的存在,却也是不争得事实。在日本,提到劳动争议,就不得不提“劳动委员会制度”。 我们都知道,对于一些重大的劳动争议案件,都会涉及到工会、企业、政府三方来协商处理。因此,一般处理劳动争议案件的机构,都是由政府出面成立,协调劳资双方的矛盾。但是,日本的“劳动委员会”,却并不是由严格意义上的“三方”构成的。因为其中有一方是“公益方”代表。 日本的宪法保证了工人有集社、集体谈判和集体行动的权利。虽然日本有《工会法》和《劳动关系调节法》,但是,为了更简单、更快捷、更正确地来处理劳动争议,日本成立了“劳动委员会”。 劳动委员会成立于1946年3月1日,由中央劳动委员会、地方劳动委员会(共47个)组成。 劳动委员会由三部分人员等额组成,分别代表劳方、资方和公众(公益委员)。中央劳动委员会由45名成员组成,任期两年。雇主组织和工会分别提供一份候选人名单。公众部分的候选人名单,由厚生劳动省拟定,需经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批准。 地方劳动委员会的成员产生方式类似于中央劳动委员会,各方代表的数目按照该地区的规模大小由13人至5人不等。三方提供候选人名单,由地方行政长官挑选地方劳动委员会接受中央劳动关系委员会的领导。 劳动委员会委员均属非专职,尤其是公益员,一般是大学里的专家等,每周办案2-3 次,每参加一次办案,委员会支付一次性的工资报酬。 日本劳动委员会与国家一般行政机关不同,委员会虽然由国家或地方政府任命,但是,具体工作全部由委员会办理,不受政府及其他外界的任何约束,所以,能够公正地进行工作。 劳动委员会的主要职能是:通过翰旋、调停、仲裁等方法引导劳资纠纷的解决。 对不当劳动行为(如不让劳动者参加工 会、对从事工会正当活动的劳动者予以解雇或施行其它不利待遇、没有正当理由拒绝与劳动者代表进行团体交涉等)进行判定。 但是,中央和地方劳动委员会具体职能有所不同。中央劳动委员会主要是协商解决全国性的劳资双方的重大问题。地方劳动委员会重点是解决本地区的重大劳资纠纷,主要是群体性劳资纠纷。 地方劳动委员会处理不当劳动行为引起的劳资争议之后,当事人如果不服可在5日内向中央劳动委员会申诉,也可在规定的时效内(企业当事人须在30 天内,工会或者工人个人当事人须在6个月内)直接向当地法院起诉。如果对中央劳动委员会的处理不服,可向当地的法院起诉。如果对当地法院的判决不服,可向地区的高级法院上诉。如果对地区高级法院的判决不服,还可向日本最高法院上诉,最高法院的判决是最终的处理决定。 除了对“不当劳动行为”进行判定之外,劳动委员会的另一个重要职能是:通过斡旋、调停、仲裁等方法引导劳资纠纷的解决。 在日本,一般劳资纠纷首先进行斡旋,由事务局调整科的一名或多名斡旋员主持,提出斡旋方案,与劳资双方交涉。斡旋不成,进入调停。 另外,在劳动纠纷处理中,还有“紧急处理机制”。当政府认为劳动纠纷(如罢工)的会导致公众利益极大受损,或者会极大影响日本经济,政府可以采取紧急处理机制。其步骤为: 1、在决定紧急调解之前,首相听取中央劳动委员会的意见。 2、首相向公众以及利益相关者发表声明,解释原因 3、劳动委员会要争取在50天内解决纠纷。 4、首相发表声明后,50天内不允许任何劳动争议举措。 此外,有一类“个别劳动关系纠纷”,就是个人雇主和雇员发生纠纷,此类案件由地方劳动委员会根据2001年颁布的《个别纠纷处理法》处理。 至于公营机构纠纷的处理,一般由中央劳动关系委员会处理。且规定,公营机构(如公立医院,日本邮政,国家林业公司)的雇员拥有组织工会和集体谈判的权利,没有劳动争议行动的权利。 二、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在日本,劳动委员会似乎是一个集仲裁与三方机制的机构于一体的组织。其本身性质十分难以说清。人员由政府任命,但政府在形式上却并没有参与三方对话,而是公、劳、资三方之间的协调与配合,来进行一些劳动关系的宏观调整和一般性调整中运用。 也正是由于这种公正的形象,使得劳动委员会的裁定十分具有威信,一旦裁定,结果便不能更改。 因此,对于中国来说,该制度的借鉴意义就在于其公正性及模式化。 首先,由于中国的《劳动合同法》实施不久,好多东西都处在探索阶段。所以许多都没有形成模式。比如在案件的分类上,并不是特别明晰。一个仲裁员对于所有类型的案件都得接受。 其次,便是其公正性。目前,中国的仲裁机构中,专业学习劳动法律或者劳动关系的人并不多,好多甚至是高中文化水平的。而且,不管是仲裁机构还是法院,都普遍存在着一种偏袒劳动者的倾向。这使得好多企业都愿意私下调节,而不是进行仲裁。因此,在仲裁机构中,包含一定比例的企业推荐的人员,对于仲裁公正性的提高,有较大的帮助。 中国劳动论文:俄罗斯远东地区发展的劳动力难题与中国的机遇 [摘要]自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人口自然增长率连续10多年呈下降趋势,尤其是俄罗斯远东地区人口问题更是日益严峻。据统计,1991-2007年间,远东地区人口减少了150万。远东地区的人口危机已经成为制约本地区经济发展、威胁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这一问题引起了俄罗斯联邦政府的关注。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严重过剩,就业问题日益严重,我们应抓住机遇,促进中俄边境地区及省份之间的劳务合作。 [关键词]俄罗斯;远东地区;劳动力;劳务合作;中国 俄罗斯远东地区有广袤的土地和丰富的自然资源。进入21世纪,俄罗斯将远东地区的崛起视为经济振兴的支撑点和谋求亚太地区发言权的依托。但是,占俄罗斯国土面积36%的远东地区,人口却仅占俄罗斯总人口的5%,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人口15年来急剧减少,至今已形成人口危机。对于俄罗斯来说,远东地区的人口问题已经成为制约该地区经济发展,乃至威胁国家安全的关键问题。然而这却给中国劳务输出带来了机遇。 一、俄罗斯远东地区人口现状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不振、政治动荡,加速了远东地区人口状况的恶化趋势。 1.人口总量下降。俄罗斯远东地区常住居民数量已经从1991年805.7万人减到1999年的726.3万人。2002年远东地区居民人数738万人,占全俄罗斯总人口的5%。据统计,1991―2007年间,远东地区失去的人口有150万人。其中120万人是移民,这些移民告别该地区寻找更好的居住地。2008年远东地区有650多万人口,还不及一个莫斯科市的人口数,整个滨海边疆区的人口200万,比圣彼得堡市少二分之一。 2.人口分布失衡。远东地区650多万人口分布在621.6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土地上,人口密度为1.06人/平方公里。而大部分人口又主要集中在南部阿穆尔河流域及铁路沿线的城市里,其他地区人烟稀少。尤其是在远东北部地区,楚科奇洲人口减少66.3%,马加丹洲人口减少56.9%,萨哈林洲人口减少27.7%,堪察加洲人口减少26.9%。与中国接壤的俄罗斯边境地区5年来已经迁走60万人。滨海边疆区100万人口集中在南部的几个城市中。 3.移民回流。苏联解体,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移民到远东北部地区的移民开始返回原地。远东地区居民大量外流是该地区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一是远东地区内部迁徙,边疆区和洲之间的迁徙。二是向俄罗斯其他发达地区迁徙。三是向国外迁徙。自然减员已令远东地区人口难以为继,而人口外流更使其雪上加霜。况且,外流人口以高素质专家、技术骨干和年富力强青壮年人口为主,人力资源储备严重不足。1999年远东地区人口外流数量是1986年的7倍,人口流失使城市许多专业技术人员断档,乡村更加空旷。2008年,有2万多人离开本地区,居民自然减少了2.4万多。据俄新闻网报道,到2008年1月份,滨海边疆区常住人口减少了1,0200万人,自然减少66.5%,因移民减少33.5%,与2006年相比,滨海边疆区人口共减少了25.6%。同中国接壤的俄边境地区5年来就已经迁走了60万人,剩下的居民思想也不稳定,难以做到安居乐业。 二、俄罗斯人口减少的原因 1.自然原因。俄罗斯远东地区处于北半球永久冻土带,冬季酷寒。恶劣的自然条件制约了该地区的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了人类生存成本。特别是北部地区,居民只能依靠河流封冻前抢运大量物资才能度过漫长的冬天。因此没有特殊的政策和鼓励措施,难以留住当地人,不能吸引新的移民。 2.经济原因。苏联解体后,远东地区失去了中央政府的政策支持、各项物质补贴等,经济陷入了严重危机状态。当俄罗斯采取“休克疗法”实行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远东地区同俄罗斯中央地区的联系日趋松散。恶劣的气候条件和分散的居住状态制约了当地公共事业的发展,不少地区供暖、供气都很困难。与俄罗斯发达地区相比,远东地区在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方面薄弱。经济衰退导致生活条件恶化,原有的医疗卫生体系瓦解,缺乏有效的社会保障,很多年青人不愿或不能结婚生育,人的寿命下降,这一切使居民移民及迁徙率居高不下。 3.不良的生活方式。国际卫生组织的研究表明,居民健康水平50%取决于社会经济状况,20%是遗传,20%是生存环境,10%是医疗保障系统。在影响人类寿命的诸多因素中,生活方式所占的比重高达50%。近10多年来,急剧的社会转型使俄罗斯部分国民尤其是男性公民对新环境感到难以适应。生活水平下降,失业者增多,导致许多人的生活方式改变,一些人甚至以酗酒和吸毒的方式打发时光。壮年男子酗酒是生育能力降低、死亡率急剧攀升的主要原因。 4.人口流失及死亡率提高。人口老龄化也是导致俄罗斯人口危机的一个主要因素。远东地区老年人比重增长的主要特点并不是老年人寿命延长的结果,而是青壮年段的人口死亡率提高,具有劳动能力的、受过教育的再生年青人口的流失。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商场的售货员、快餐店的营业员、甚至飞机上的空姐和高级酒店的服务生,这些在许多国家多为年轻人所从事的岗位,却少不了中老年妇女的身影。这种局面恐怕要归结到青壮年劳动力缺乏以及男女结构不平衡。劳动力缺乏还导致了劳动力价格居高不下。 三、人口减少对俄罗斯的影响 1.经济影响。对于国土面积世界第一的俄罗斯来说,人口少无疑是一大灾难。俄罗斯劳动和社会发展部认为,现在俄罗斯劳动力的缺口达1000万,特别是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石油、天然气和木材等资源开发领域,劳动力短缺近50%,有500万缺口。经济发展还要有人力资源的支撑。远东地区资源储量丰富,但不开发就不能成为资源,不加工就不会成为产品,不销售也不会成为商品,自然资源也不能变成社会财富。 2.政治影响。俄罗斯出生率下降也导致后备劳动力资源不足,适龄应征入伍的青年也随之减少,军队将没有足够的兵源,这势必影响到国家的安全,民族的生存发展。照此下去,21世纪末,俄罗斯可能就没有足够的兵力来保卫自己的国土。这意味着,如果不加大远东地区开发力度,远东不仅有可能从俄罗斯经济发展进程中被边缘化,而且还会出现远东地区人口的真空现象,直接影响到俄罗斯的国家安全。 四、中国的机遇 2010年新年伊始,俄罗斯总理普京最终批准了《远东和贝加尔地区2025年前的战略》。按照这一规划,未来15年,俄罗斯远东和贝加尔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速度应超过俄罗斯其他地区。总体上说,如果远东地区居民的收入不能超过俄罗斯其他地区的话,那么,本地区将来人口数量的增加就不能指望其他地区的移民。一方面,俄罗斯政府对远东地区进行政策性开发,以求提高全国经济发展水平,减缓远东和贝加尔地区人口减少的趋势。另一方面,面对地区人口严重不足的局面,外部移民已经成为该地区补充人口和劳动力的现实选择。远东滨海边疆区在长期发展规划中提出,该地区将在2010年前吸收50万名外籍劳工(目前仅为1.5万人),其中主要是中国劳工。吸引外国劳动力,俄罗斯调整和完善国家吸引移民政策势在必行。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就业问题已成为政府宏观调控的一件大事。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途径就是国际劳务输出。中俄两国陆地边境线长达几千公里,俄罗斯劳动力最缺乏的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恰好毗邻人口密集、劳动力相对过剩的中国东北地区。中俄两国尤其是在边境地区人口状况的强烈互补性和双方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为双边劳务合作提供了广阔的前景。开展劳务合作,既可以缓解当前我国劳动力过剩的局面,又可以解决俄罗斯劳动力短缺问题。中国政府应采取以下措施: 1.转变政府职能,加强管理和服务。中国政府应建立有效的信息交流机制,完善信息和政策服务功能,引导企业选准市场和项目,在政策上予以指导。政府应主动出面协调与俄罗斯远东及西伯利亚地区政府之间的关系,通过双边谈判,让俄方按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有效开放其劳动力市场。同时,政府在劳务输出方面要提高政策法规的灵活性,根据具体情况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如,对从事国际劳务合作的机构给予必要的税收优惠、对新项目的开发给予资金扶持等,为企业“走出去”创造宽松的环境。 2.拓展对俄罗斯劳务合作的领域。中国对俄罗斯劳务输出领域过于集中,行业分布不均,主要体现在建筑装修业和农业生产领域。今后继续加强农林牧渔、建筑和商贸领域的合作,积极承揽大型技术性强的工程项目,同时,加强能源、矿产开发、石油天然气管道、交通等领域的合作,提高资源的深加工度,提高资源性产品的附加值,增加就业。 3.提高劳务合作层次。虽然中国东北地区具备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但输出的劳务人员主要从事的基本上是简单的体力劳动,技术性不强。况且,劳务人员的素质和文化结构偏低,年龄偏高。政府要有步骤地建立劳务人员培训基地,加强对输出劳务人员的素质和技能的培训。只有把适合于传统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一般劳动力加速培养成适合知识经济需要的具有较高知识与技能的知识型劳动力,优化劳务结构,提高劳务合作的科技含量,才能把比较优势转化成竞争优势。 中国劳动论文:中国现代化视野下的农村劳动力流动 [内容提要]在西方发达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历程中,无一不伴随着农村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中国的现代化无疑也与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有着天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的一段较长时间内,我们人为地扭曲了推进现代化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内在联系。非均衡现代化战略的实施,把农民限制在了农村,从而滞迟了农村现代化的步伐,也影响到了中国现代化的整体发展水平。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农村现代化的起步而长盛不衰的农民流动。又反过来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深思,对于我们在推动现代化的事业中应该怎样对待农民流动,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现代化 农村劳动力 流动 现代化是中国几代人的梦想。从西方列强用洋枪洋炮敲开中国的大门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现代化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第二个阶段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第三个阶段从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几代中国人为了实现现代化这一宏伟目标,不懈奋斗,苦苦追求。 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解放和民主独立,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奠定了最基本的条件,掀开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新篇章。但就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第二个阶段,却没有处理好现代化与农民流动的关系,从而影响了农村现代化的进程。 一、非均衡现代化战略限制了农民流动 在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启动现代化建设,面临着重重困难,最关键的是缺乏发展工业化的资金。我国现代化所需的大量资金,是不可能从工业中获得的,只能由农业部门提供。 从农业中积累发展工业化的资金,主要是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形式来实现的。也就是以高于价值的价格将工业品出售给农民,以低于价值的价格从农民那里购买农产品,通过这一高一低,实现了资本的积累。同志曾经开诚布公地讲到:国家工业化所需的资金积累,“除了直接的农业税以外,就是发展为农民所需要的大量的生活资料的轻工业生产,拿这些东西去同农民的商品粮食和轻工业原料相交换,既满足了农民和国家两方面的物质需要,又给国家积累了资金”。据有关资料,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国家利用“剪刀差”方式从农业中积累的资金数量不断增加,1978年的“剪刀差”绝对数是1952年的十倍还要多。从1952年至1978年,我国农民通过“剪刀差”为国家工业化提供了3400亿元的资金积累,平均每年近130亿元。而同期国家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投资总额为3056.53亿元,这意味着18年间国家对重工业的基本建设投资全部来源于农业积累。农民通过“剪刀差”方式提供的资金积累除了满足了国家对重工业的基本投资外,还多了近400亿元。 中国的现代化就是这样在农民的支持下不断地向前推进的,中国的工业化在农业的倾力支援下,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到1978年,中国工农业总产值达到5634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达4237亿元,占75.2%,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52年增长16.6倍;而农业总产值为1397亿元,占24.8%,比1952年只增长两倍。由此可见,我国工业化的发展是建立在农民利益损失的基础上的。完全可以这样说,没有农民的贡献,就不会有我国工业化的成就。 农民为我国的现代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却被排斥在现代化进程之外,更没能分享到现代化发展的成果。这一阶段,国家推行的是非均衡的现代化战略,即片面的城市现代化战略,其突出特点就是人为地将城市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割裂开来,这一时期的现代化实际上就是只搞城市工业化,现代工业体系形成于城市,农村经济仍以农业为本。为了有效推行这种城市现代化战略,国家制定了“城乡分治”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取消了农民自由迁徙、自由流动的权利,把农民禁锢在土地上,结果使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滞留在农业,大量人口滞留在农村。 1958年1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一次明确规定了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的范围和程序。195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公安部都发文要求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公安部门强化了流出人口的审批制度。1962年12月8日,公安部《关于加强户口管理工作的意见》指出:“对农村迁往城市的,必须严格控制;城市迁往农村的,应一律准予落户,不要控制。” , 为了推进城市现代化,国家通过二元户籍制度限制农民的流动,把农民留在了农村。同时,为了保证粮食供给,特别是城市居民粮食供给和城市部分工业的原料供给,又在农村大搞“以粮为纲”,限制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以至于到了1978年,在农村产业结构中,农业仍占据高达89%的比重,非农产业只占了11%的比例。农村第二、三产业得不到发展,农民不仅被限制在农村,而且被进一步限制在农业生产领域。根据有关资料,从1954年到1978年的24年间,农村中农业就业份额下降了3.4%,年均仅下降0.14%,下降速度极为缓慢。这表明在这段时间内,农村中就地从农业向非农产业流动的人数极少。由此可见,在我国现代化的第二阶段,不仅农民向城市流动的路被堵死了,而且农民就地向非农产业流动的路也被堵死了。农民被限制流动,导致了多方面的消极后果。 第一,农民收入水平低且增长缓慢。1957年,城市人口人均收入为253.56元,农民只有72.95元,前者是后者的3.48倍。1978年,城市人口人均收入为614元,是同年农民人均收入的4.6倍。就增长情况而言,1957-1978年,城市居民人均收入增加了360元,平均每年增加17元,年增长率为4.3%,而农民人均收入只增加了61元,平均每年只增加2.9元,年增长率仅为2.9%。城市居民人均收入年增长量是农民的近6倍,年增长速度是农民的1.5倍。由于农民收入水平提高速度远远慢于城市人口,致使城乡人口的收入差距在20年间由108.6元扩大到了480元。 第二,农民消费水平低且增长缓慢。据有关资料,1957年,我国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水平为79元,而同期非农业居民消费水平为205元,前者仅相当于后者的38%。1978年,农民人均消费水平增加到132元,非农业居民的消费水平却增加到383元,前者相当于后者的34%。这意味着工业化反而使农民的消费水平相对降低了,在工业化过程中,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差距在扩大。 第三,对我国工业化市场扩张和商品化水平的提高产生了消极影响。农民收入水平低导致农民购买力极低。这种购买力水平同工业化推进所 要求的市场扩大不相一致,制约着工业化市场的扩张,从而进一步限制了我国工业化的发展。由于非均衡的现代化战略限制了农民的流动,长期以来,农民保持着自给自足的小生产者特征。这种自给型的消费结构,毫无疑问对工业化发展所要求的商品化环境的形成十分不利,从而制约着商品化水平的提高。 第四,对农民思想观念的更新产生了消极影响。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农民的生产活动被人为地扭曲了,生产活动是在指令性计划指挥下进行的,生产的产品由政府直接收购而不是通过市场交换,生产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消费需求而不是为了获取利润,因此,农民几乎不与市场打交道,极其缺乏商品经济意识。他们成年累月地在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上劳作,有些农民一辈子都没有进过县城,生活范围极其狭小。劳动、生活和生存环境使他们养成了浓厚的乡土、地域观念,极其缺乏现代人的开放意识。农民被限制在农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从事着简单的生产活动,生活节奏缓慢。这使得农民失去了积极进取的活力,缺乏冒险精神和竞争意识。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期间实施的非均衡现代化战略,把农民紧紧地束缚在土地上,束缚在农村这个封闭的空间里。这种战略从根本上违背了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同现代化的实质内涵格格不入,因为现代化过程,必然伴随着大量农民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从农村向城市转移,这一规律在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已经得到了证明。现代化就是工业化、城市化的不断扩张,这一过程是农民流动、农村人口不断减少的过程。非均衡现代化战略,压抑了农村人口的流动,也滞迟了农村的现代化进程。然而,规律是不可违背的,压抑愈久,爆发愈烈,一旦时机成熟,农民就会以不可阻挡之势,从农业流向第二、三产业,从农村流向大、中、小城市,以自己的行动来修正非均衡现代化战略的偏差,与此同时也促进了农村工业化、现代化的起步和发展。 二、农村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与农村劳动力流动 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我国城市建立了门类比较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而农村仍然维持以农业为单一产业的传统经济,农民不能向城市和其他产业转移。到1978年,全国有96259万人口,农村人口就有79140万,占人口总数的82.1%,城市人口有17245万,只占人口总数的17.9%。经过30年的现代化历程,中国还是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农业国家。根据现代化理论和发达国家的经验,只要农民占绝大多数,这样的国家就不可能是现代化国家;只要农村人口仍然从事着单一的农业生产,农村的现代化就遥遥无期;只要农村远离现代化进程,中国的现代化就无法实现。 毫无疑问,至20世纪70年代末,农村的现代化问题已成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瓶颈。值得庆幸的是,在改革开放的宏观背景下,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农民的创造力一次又一次地被释放出来,中国农村终于找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这条道路就是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起点,以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为主要内容,以实现城乡一体化为最终目标。 (一)农村现代化道路的艰难探索 1、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农村现代化的起点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民自己的创造,这一创造得到了中央的肯定、支持和推广。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如果从现代化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我们说,它为农村现代化找到了恰当的起始点。 首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同中国农村的生产力水平基本上是相适应的。它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很短的时间内基本解决了我国长期没有解决的粮食短缺问题,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粮食资源和部分轻工业原料。 其次,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赋予了农民土地使用权和自主经营权,农民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可以独立决定自己的种植计划,这不仅改变了农业经济以粮为主的单一结构,有利于农业结构调整,而且培养了农民的商品意识,使他们成为具有商品观念的现代农民。 第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农村社会分化提供了契机,推动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原来被掩盖着的农村劳动力过剩问题暴露出来,这部分剩余劳动力必然要向第二、三产业流动,从而促成了乡镇企业的形成和发展。剩余劳动力也必然会向外跨区域流动,一些农民就近流向小城镇,使小城镇得以发展壮大;另一些农民则流向大中小城市务工经商。农村社会结构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分化,这种社会结构的分化符合现代化的要求,是一个社会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 当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仅仅是中国农村现代化的起点,它自身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不可能解决我国农村现代化过程中的所有问题。 2、乡镇企业:中国农村独特的工业化之路 乡镇企业是中国农民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的又一伟大创造,它的发展大大地推动了农村现代化进程。 首先,加快了我国农村工业化步伐,开创了中国城市工业化和农村工业化并举的新局面,促进了整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改革开放前,我国在非均衡现代化发展战略的指导下,走的是“农村――农业,城市――工业”的道路,农村的经济活动主要集中在农业。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对我国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化和工业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由此奠定了农村产业结构的基本趋势:农业份额下降,非农产业份额上升,其中上升幅度最大的是农村工业,因为在乡镇企业中,乡镇工业是主体。乡镇工业成为推动我国农村工业化的主导力量。 其次,增加了社会财富,提高了农民收入。乡镇企业的总产值从1978年的493亿元增加到1996年的15254亿元,增长了30余倍。不少农民在乡镇企业就业,这成为他们增加收入的一个重要渠道。 第三,乡镇企业大大加快了农村的社会分化。由于乡镇企业的发展,使农村从事单一农业生产劳动的农民向多元化的职业和阶层转化,从而促使农村从简单的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转化。 第四,乡镇企业的发展改变了农民的传统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乡镇企业的发展,逐步改变着中国农村封闭、传统、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将农民带人了商品经济和市场竞争的新天地。随着农民参与商品经济和市场竞争,各种新观念逐渐渗入农民的大脑,改变着农民的传统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促进了农民思想观念的更新和变化。 但是,乡镇企业也存在着明显不足,特别是它过于分散,无法发挥工业集聚效应;规模小,技术落后,基础设施建设重复投入,效益低;处处冒烟,污染严重。以乡镇企业为核心的农村工业化与城镇化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脱节,这种情况对农村现代化的发展十分不利。 3、小城镇:中国农村独特的城市化之路 从现代化发展的历史看,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协调并进的。而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出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相分离的现象。如前所述,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二元 社会结构把农民束缚在农村和农业中,严重影响了城市化的发展,出现了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的格局。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现代化得以起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但乡镇企业发展出现了严重分散的问题,以乡镇企业为标志的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同样是处于分离状态。乡镇企业的这种现象本身就提出了相对集中的问题,但乡镇企业集中到城市又不可能,于是就向小城镇集中。在此背景下,小城镇得以发展起来,成为我国农村走向城市化、实现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从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来看,小城镇的发展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小城镇建设,带动农村的专业化、社会化大生产,带动农村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使之逐步接近城市的发展水平,对于逐步缩小三太差别特别是城乡差别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城市化角度看,小城镇同大城市一起构成了完整的城市体系,形成了互补关系。它在乡村城市化进程中占有重要位置,中国要完成城市化、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基本实现现代化,没有广大农村地区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是不可想象的。而没有小城镇的发展,就没有农村的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 小城镇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蓄水池”。在乡镇企业、大中城市吸纳能力下降的情况下,小城镇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它可以防止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度涌向大中城市,减轻大中城市的压力。 小城镇的发展在城市文明向农村的扩散中起着中介作用。它将城市先进的理念传播到农村促进农民思想观念的变化,将城市先进的现代生活方式传播到农村促进农民传统生活方式的变革,将城市先进的科学技术传播到农村促进农村生产方式的变革和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 如果说,乡镇企业的发展加速了我国工业化的步伐,那么农村地区小城镇的发展,则为农村城市化开辟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新路,加快了我国城市化的步伐。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建设共同推动着我国农村的现代化。 4、城乡一体化: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中国要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仅靠办乡镇企业,建设小城镇,是不够的。从根本上来说,中国必须变以往的“非均衡现代化战略”为“均衡现代化战略”,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以工业反哺农业,以城市反哺农村,把农村纳入城乡一体化进程。只有朝着城乡一体化的方向迈进,农村、农民才能真正融入现代化的潮流之中。因此,在以后的发展规划中,特别是对中西部农村地区进行规划时,必须有整体意识,从区域角度出发,考虑到大中小城市(镇)在功能、作用以及空间位置上的关系,统筹规划,合理布局,把农村纳入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规划之中,以加快全国城乡一体化进程。可以说,全国城乡一体化实现之日,就是中国农村现代化实现之时,也是中国现代化实现之时。 (二)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必然性 与中国第二个现代化发展阶段限制农民流动相对应的是,在第三个现代化发展阶段,大量的农民离开了农业和农村,流向了非农产业,流向了大中小城市,流向了经济比较发达的东南沿海,流向了全国各地。 I_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农村劳动力流动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无疑是对农民的一次解放。农民从此有了广泛的经济选择自由,农村劳动力开始在不同产业之间流动和重新分配。正如列宁所说:“商品经济的发展,就意味着愈来愈多的人口同农业相分离,就是说,工业人口增加农业人口减少。”具有自由择业权利的广大农民,开始走出传统的农业部门,转向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和服务业等非农产业,开始了非农化过程。 非农化过程导致我国农村产业结构剧烈地变动和重塑。农村非农产业产值份额迅速上升,农业产值份额则相对下降。到1987年,农村社会总产值中,非农产业的产值比重达到50.4%,首次超过了农业产值,标志着我国农村产业结构发生了历史性转变。 农村产业结构的转变,意味着农民就业结构的转变,昔日农民就业的单一结构被打破了,代之而起的是多元化的就业结构。农村劳动力源源不断地向农业外部释放,分布在各种非农产业,造成农民就业的结构性转变。如表1。 2、乡镇企业的发展与农村劳动力流动 工业化对农民就业的变化起着重要的决定作用。商品化的发展,使农户经济的经营活动与整个社会经济有了广泛联系,但如果只有商品化而缺乏工业化,农民的就业及其主要经济活动就只能束缚在农业部门。真正促成农民流向非农产业的主导力量来自于工业化的发展,尤其是农村工业化的发展。乡镇企业的崛起,标志着我国农村工业化的兴起,广大农民开始直接参与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农民就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1979年乡镇企业吸纳职工2909.34万人,1988年吸纳9545.45万人,在1989年和1990年两年略有下降之后,1991年又开始稳步增加,至2007年,乡镇企业已经吸纳了15090万人就业。。 3、城市化与农村劳动力流动 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然而由于乡镇企业布局过于分散,导致农村工业化吸纳劳动力的潜力未能得到充分发挥。于是,当一部分农民在乡镇企业就业时,另一些农民则把眼光瞄向了非农就业的另一个战场――大、中、小城市。粗略地计算一下,仅从1985年至2007年这20多年间,在城镇新增的来自农村的劳动力就有约4000万人。数量巨大的农民离开了农村,在城市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变成了现代产业工人和城里人。 农民大规模流向城市的情景,还可以从下列描述中得到佐证。1990年,上海、成都、郑州、北京的流动人口中,民工分别占整个流动人口的47.6%、57.8%、62.1%和66%;广州、杭州、太原、武汉的流动人口中,民工分别占71.5%、71.6%、74%和75%。全国民工在5000万人以上。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测算,1995年,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在6500万至7500万人。1995年10月底,仅跨省(区)的流动民工数量就达3000万人,比1994年增加了20%。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报告显示,2001年全国农村18.6%的劳动力外出打工,达到8961万人,大部分进入城市务工经商。 由上述可知,中国农村现代化进程的每一步都伴随着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 三、从中国现代化的角度认识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 关于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社会各界评价不一。笔者认为,存在认识分歧的原因在于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受益蒙弊的程度存在差异,因而分析问题的角度不同。 流动民工与城市中的用工企业构成了一对基本的互惠互利的供求关系,是目前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中的两大主要受益者。这并不是说民工和企业不承受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负面影响,但是他们得到的实惠超过了他们支出的成本。对民工来说,他们得到了在农村几乎无法获得的职业、收 入、技术、见识等,而付出的主要是路费、食宿费和数量不大的农闲季节机会成本,至于社会歧视等成本也在大多数民工的心理承受限度之内。同样,企业在农村劳动力流动中获得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经营成本下降,收益大大提高。 城市居民在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中也得到了一些好处,诸如生活更为方便,可以以较低的劳务价格雇佣保姆、装修住宅等,而且可能更多的好处间接来自民工在城市建设中创造的经济效益。但不可否认,市民也感受到了一些损害。例如,交通拥挤j外来民工在一些边缘社区乱搭乱建,甚至将垃圾站、公共厕所改造为住房,影响居民的居住环境;就业竞争,对少数非熟练工人构成下岗威胁;城市治安秩序受到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客观上为流窜犯罪带来了可乘之机,流动过程中的环境刺激和失望情绪也促使一些民工走上犯罪道路。 城市政府对农村劳动力流动有难言之隐。由于对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负有双重责任,政府既不愿意过分限制企业用工,造成基础产业发展困难,又不愿意无限接纳外来民工,造成环境重负、秩序混乱。所以,城市政府希望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总量能够得到有效控制,够用就行。 流出地政府也是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受益者,尽管这种受益和民工与城市企业的受益有所不同。作为一方政府,他们当然希望自己治下的老百姓能增加经济收入,提高生活水平。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缓解了人多地少的矛盾和就业压力,走出去的是劳动力,带回来的是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和新观念、新思想。因此,流出地政府是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赞美者、支持者和积极组织者。 如上所述,不同的阶层和群体从农村劳动力流动中得到的好处及受到的损害程度是不相同的,因此,他们往往会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来认识这个问题。得益多者,便认为利大于弊,甚至完全是利,流出地政府、民工及城市用工企业大多持这种观点。蒙弊多者,便认为弊大于利,部分城市居民、下岗职工大都有如此看法。流入地政府既希望农村劳动力的流入提供足够的廉价劳动力,促进基础产业和城市经济的发展,又不愿意看到因农村劳动力的大量流入而造成环境重负和秩序混乱,这种对外来民工既依赖又排斥的矛盾心态,导致他们的看法在利大于弊、利弊相当、弊大于利之间徘徊,因各自城市情况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从各自利益的角度来认识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不仅容易导致认识上的偏差,而且也是短视的表现。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中国共产党十三大会议上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中,鲜明地表述了现代化发展进程中这样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经济规律,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多数的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国,逐步变为非农产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化的工业国的阶段”。那么,如何实现“非农产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大多数农民流向二、三产业,流向城市。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里,没有农民从农业向第二、三产业和从农村向城市的大规模流动,中国的现代化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从这样的高度和角度来认识问题,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就具有了极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中国劳动论文: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与结构变化分析 摘要:本文利用多种计量方法,对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与结构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发现,2009年,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在1亿人左右,较2005年减少约1500万人。从年龄结构看,40岁以下的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只有不到3500万人,较2005年减少约3000万人,而40岁以上的比例较2005年增加了22个百分点,达到65.2%。从性别结构看,25岁以下年龄段的女性劳动力基本全部转移出去,未来城镇非农产业女工短缺的现象将更加突出。从地域结构看,河南、湖南、四川、安徽、广西、江西等乡村劳动力供给大省的外出务工人员数量继续增长,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的空间差异非常明显。这种情况表明,我国乡村劳动力总量过剩与结构短缺的矛盾更加严重,必须采取针对性政策措施,促进各地产业转型升级。 关键词: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民工;劳动力结构 一、引言 我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与结构既关系到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健康发展,也影响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中国目前大概有多少农村剩余劳动力?他们的数量和结构有什么变化趋势?是否可以继续满足中国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廉价劳动力需求?本文利用《中国统计年鉴2010》、《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0》、《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2010》、《新中国农业60年统计资料》、《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2010》、《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10》的最新统计数据,对此进行了跟踪分析,以期为相关的政策制订提供研究依据。 二、研究方法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计算方法 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的计算公式为[1]: 农村剩余劳动力 = 农业劳动力数量-农业劳动力的实际需要量 其中关键是计算农业劳动力的实际需要量。本文主要采用如下研究方法计算农业劳动力的实际需要量。 1.农户收入最大化法 该方法对于剩余劳动力的定义为:农户的生产行为是农户将根据经济环境以及自身的资源禀赋的状况配置其各种生产要素,使得其生产收入达到最大化。农户当前的农业劳动力数量与达到其生产要素最优配置时的农业劳动力数量之差就是该农户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这一概念不需要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等于零的假设,其核心思想是农户的生产行为是追求收入最大化。具体计算公式及推导方法参见原文[2][3]。 按照推导的计算公式,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数量为 , 式中, 为农业毛收入, 和 分别为农业和非农业部门投入的劳动力, 和 分别为农户从事农业和非农业部门的纯收入, 为土地的生产弹性。 为方便计算,土地的生产弹性指标在此采用刘建进(1997)根据中国劳动部1994年对全国8省4000农户抽样调查数据进行回归模拟的结果,即0.2693,并假定其不变。各指标所需数据分别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0》、《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0》、《新中国农业60年统计资料》和《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2010》。 2.产业结构差值法 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以农业实际需要劳动力为出发点,以现有统计资料为依据,构造一个计算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简单方法[4]。其公式为: 式中,L为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F为农业劳动力的总数量;S为农业劳动力剩余率;l为第一产业从业劳动力比重;g为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各指标所需数据分别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0》、《新中国农业60年统计资料》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0》。 3.资源劳动需求法 农业从业人员与农业劳动力需求量之差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在我国当前的自然、社会、经济、技术条件下,自然资源尤其是耕地资源对农业劳动力需求量的影响是决定性的[5]。1952年,我国农业劳动力人均播种面积为0.8158ha,大体上维持“一个人的活儿,一个人干”的局面[6];国家统计局(1995)认为,“中国农业初期集约化经营水平可以达到农村劳均耕地0.67~1.0ha”,按复种指数150%计算,即每个农业劳动力可以耕种播种面积1.0~1.5ha[7]。根据这些观点,并考虑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假设到2010年中国农业达到集约化经营的初期水平,即劳均播种面积增加到1.0ha,而且1952-2010年间,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在各年间是一致的,即劳均播种面积的年均增长率 相同,则有: 式中,SPLt为农业剩余劳动力, ALt为农业从业人员, St为农作物播种总面积, Mt为劳均播种面积, St/Mt为农业可容纳的劳动力, t为年份。各指标所需数据分别来自《新中国农业60年统计资料》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0》。 4.有效耕地劳动比例法 该方法首先需要估算农业生产中耕地数量与有效劳动力数量的比率,然后用当年的耕地数量除以这一比率得到各年的农业有效劳动力数量,农业劳动力总量减去有效劳动力数量即为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该方法的关键是如何确定耕地与有效劳动力之比。一个简单的方法是假定某一年没有农业剩余劳动力,以该年的耕地劳动比作为系数,同时假定这一比例不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在此采用胡鞍钢的假设[8],即假定1957 年中国不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按照这一年的耕地劳动力比来推算。各指标所需数据分别来自《新中国农业60年统计资料》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0》。 5.农业技术需要法 运用托马斯•罗斯基和罗伯特•米德有关各种农业活动的成本和产量统计数据设计的一个公式来估算中国农业劳动力的全国需求量[9]。具体公式如下: 式中,L为农业劳动工日数, 为每亩或每畜的劳动力投入数; 为每亩和每畜的实物产量; 为以实物为单位的全国产量, 分别反映作物种类和年份,i相应取稻谷、小麦、玉米、高粱、大豆、花生、油菜籽、棉花、烤烟、熟红麻、苎麻、甘蔗、甜菜、桑蚕茧、绿毛茶、苹果、生猪、蛋鸡、肉鸡、奶牛、淡水鱼等21个品种。 由于按照上述品种法计算用工量无法涵盖全部农业生产活动,我们用产值计算公式: 计算出以上测算所涉及品种的全部农产值,再与当年全国农业总产值相比照,根据缺额比例对用工量进行调整。2004年和2005年的计算产值分别占当年农业总产值的47.13%和43.55%,我们用这两个比值分别去除相关年份的总用工量,得到调整后的用工量,然后将其转换成劳动工年数,我们采用9个月(269 天)和10个月(300 天)两种情况来折算劳动工年数,即得到农业年必需劳动力数量。最后用农业劳动力总数减去农业年必需的劳动力数量,得到农业剩余劳动力数。各指标所需数据来源于《新中国农业60年统计资料》、《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2010》。 (二)人口流动变化的计算方法 将《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10》中的原始数据作以下处理: 1.将各省总人口之和与全国总人口数相差的1815万人,以各省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为权重分配到各省中,使得各省的总人口之和与全国的总人口数相吻合。将调整后的各省总人口与各省城镇化率相乘,得到各省的城镇人口,两者再相减,得到调整后的各省乡村人口。 2.将全国常住总人口与户籍总人口的比值作为系数,对各省的户籍总人口数据进行调整,使得调整后的各省户籍总人口之和与全国常住总人口相等。同时,以年鉴非农业人口占户籍总人口的比重为权数,以调整后的各省户籍总人口与之相乘,得到调整后的各省非农业人口,两者再相减,得到调整后的各省农业人口。 3.将调整后的各省常住总人口、城镇人口及乡村人口分别与调整后的各省户籍总人口、非农业人口和农业人口相减,得到各省的跨省流动人口(即净流入人口或净流出人口,或称外地流入本地城镇的人口或本地流出到外地城镇的人口)、本省城镇流入人口以及本省乡村流出人口数。 所用计算方法如下[10]: 对于人口流入省: 跨省流动人口=本省城镇流入人口-本省乡村流出人口 对于人口流出省: 跨省流动人口=本省乡村流出人口-流入本省城镇人口 三、农村劳动力剩余数量的估计 利用以上计量方法,对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进行估算(表1和图1)。估算结果表明: 第一, 2009年,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基本上在0.85~1.15亿人之间,农村剩余劳动力占乡村从业人员的比例约为16%~22%。与2005年相比,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及比重进一步下降。 注:①方法一:农户最大收益法;方法二:产业结构差值法;方法三:资源劳动需求法;方法四:有效耕地劳动比例法;方法五:农业技术需要法。②方法五1:按300日/年;方法五2:按269日/年。③由于缺乏2009年乡村从业人员数,2009年的数值由各计算方法按照2000-2008年年均递减速率推算得出。 第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总量呈现波动性下降趋势。1992-1996年为一个较明显的减少阶段,农村剩余劳动力从1992年的1.8亿人减少到1996年的1.4亿人;2000年至今为另一个较为明显的下降阶段,农村剩余劳动力从2000年的1.51亿人减少到2009年的1.00亿人,平均每年递减570万人①。这表明,2000年以来,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推动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进程不断加快。 四、农村剩余劳动力结构的判断 农村剩余劳动力不等同于农民工的供给量。为了解农村可供给的农民工的潜在数量,需要根据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年龄和性别结构特点,分析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年龄和性别结构。 我们利用2009年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样本数据的“全国乡村分年龄、性别人口数据”(抽样率为0.887‰),计算出农业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及其年龄分布比例②,并按照国家统计局农村司《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对外出农民工年龄结构的统计,把乡村从业人员划分为5个年龄组别,并进行比较(表2)。 从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情况看,2009年,全国农村转移劳动力2.3亿人。40岁以下的青壮年劳动力19278.5万人,占农村转移劳动力总数的83.9%,这一年龄段转移的劳动力绝对数较2005年增长2030.7万人,但占比下降0.6个百分点。其中,30岁以下的有14514.4万人,占40岁以下转移劳动力的75.3%,绝对数较2005年增长2002.2万人,占比增长2.7个百分点。40岁以上转移劳动力3699.5万人,较2005年增加535.7万人。 注:①2009年乡村从业人员数根据2000-2008年乡村从业人员变化趋势推算而得;②以农民工总量作为农村转移劳动力数量,包括外出农民工和本地农民工,并假定农村转移的劳动力与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年龄结构相同(国家统计局农村司《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调查数据);③农村剩余劳动力取所列计算结果的平均值,并假定其年龄结构与农村未转移劳动力的年龄结构相同。 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情况来看,2009年,全国农村尚未转移的劳动力有2.95亿人,较2005年减少469.9万人。其中,剩余劳动力约为1亿人,较2005年减少约1500万人。31岁以上的剩余劳动力有9061.7万人,占农村剩余劳动力总数的90.5%。其中,31〜40岁年龄段的剩余劳动力只有2532.2万人,占农村剩余劳动力总数的25.3%,而40岁以上年龄段的剩余劳动力有6529.5万人,占农村剩余劳动力总数的65.2%,较2005年占比增加22个百分点。30岁以下的剩余劳动力只有953.7万人,只占农村剩余劳动力总数的9.5%,较2005年占比减少8.1个百分点。农村剩余劳动力中真正可供给外出务工的只有不到3500万人。这一数字具有以下几点内涵: ①从年龄结构来看,一方面,外出农民工主要是40岁以下的劳动力,其中,30岁以下(也即所谓“80后/90后”农民工,或称“第二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农民工的又占绝大多数,规模越来越大,30岁以下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足1000万人,已经无法满足企业用工需求,这也是频繁出现城镇企业用工短缺(“民工荒”)现象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40岁以上剩余劳动力已经明显过剩,但规模仍在逐渐扩大,而这部分人群受到的教育和技能培训较少,外出务工难度很大,更多地倾向于留在本地。从未转移的劳动力年龄结构看, 40岁以上的占绝大多数(65.2%),说明目前农业的生产已经以“4050”人员为主,如果目前的这种转移状况继续保持下去,农业的持续发展将面临着严峻考验。 ②从性别特征来看,外出务工人员中女性占34.9%,也即5072万人,较2005年增加约880万人。而统计推算16-30岁乡村女性劳动力资源为6988.2万人,16-25岁乡村女性劳动力资源为5003.1万人,而受女性生育周期和家庭因素的影响③,纺织业、制鞋业、玩具制造、服装加工、电子装配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对女工尤其是18~25岁的年轻女工需求最大,也就是说,农村这一年龄段的女性劳动力已经基本全部转移出去,城镇非农产业女工短缺的现象将更加突出。 ③从地域特征来看,通过计算各省(区、市)的流入和流出人口,可以看出,2009年,全国由乡村向城镇转移劳动力18955.53万人,比2005年增加了4005.2万人,跨省流动人口增加了362.69万人。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的地域空间流向差异明显。河南、四川、安徽、湖南、重庆、湖北、广西、贵州、江西等省是主要的人口流出省,广东、上海、北京、浙江、、江苏、天津、福建、云南、山东、辽宁是主要的人口流入省。河南、湖南、安徽、四川、广西、浙江、山东、重庆、河北、江西、贵州、云南等省乡村劳动力输出均在650万人以上,是农民工供给的主要省份,其中,河南、湖南、四川、安徽、广西、江西等乡村劳动力供给大省的乡村外出务工人员数量继续增长,2009年比2005年分别增长了920.77万人、595.29万人、448.37万人、442.63万人、322.80万人、286.86万人。 五、结论与建议 (一)主要结论 1.劳动力市场不再是“无限供给” 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数量正在不断减少。2002-2009年,中国农村的外出务工劳动力数量年均递增580万人,如果保持目前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和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带动作用,则现有的可供给的3500万40岁以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只需不到七年便可转移完毕。 2.新生代农民工对城镇用工的供给将非常短缺 一方面,1980年后出生的农村劳动力尤其是1980年代中后期和1990年后出生的劳动力,已经成为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的主体(占60%以上),另一方面,这部分劳动力可供给量却不足1000万人,城镇的用工需求的结构性短缺将日益突出。 3.农业就业将严重过剩 随着农业科技不断进步、农业机械化作业趋势日渐明显,农业对劳动力的需要量逐渐减少,而40岁以上农村剩余劳动力所占比重高达65%,加上从城镇逐渐返乡的第一代农民工,农业就业过剩的局面将进一步加剧,并且从事农业的乡村劳动力日趋老龄化,对农业的持续发展也是严峻挑战。 (二)政策建议 1.加强农民工组织培训力度,健全就业信息服务功能 各级政府应把帮助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作为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依托社会力量,统筹规划,加强组织,大力发展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工外出就业的能力。 目前我国没有一个全国性的劳动力供求信息网络,劳动力输出较少的地区公共就业信息服务渠道更为有限,无法使劳动力配置达到最佳。政府应支持在劳动力输出较少的地区完善用工信息平台。 2.促进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就业 鉴于劳动力输出地中40岁以上乡村劳动力数量众多,外出转移难度较大,农村经济发展的复苏和特定人群(女工)生理特征等方面原因,可考虑积极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鼓励农村中小企业向小城镇集中,发展县域经济,支持外出务工人员到小城镇创业和居住。引导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强度高的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进行转移。 3.重视发展服务业和农村第三产业,增强对农民工的吸纳能力 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及留在农村的劳动力在服务业和农村第三产业方面的就业比重并不高,而这些行业都是吸纳就业能力很强的行业,如按等量投资计算,第三产业可容纳的劳动力比工业多2~3倍。这也是新生代农民就业的主要领域。今后应该进一步培育发展商品市场、生产要素市场和中介服务,积极支持、鼓励和合理引导农民进镇入区,发展餐饮、商贸、旅游、交通运输等多种所有制的服务业,推进社区服务产业化,充分发挥它们在活跃市场、增加就业方面的作用。 中国劳动论文: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与知识失业 [摘 要]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以及相关制度等原因,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存在着明显的二元分割特征,笔者认为,这种劳动力市场分割可以解释当前中国的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即所谓的知识失业。本文中,笔者对一个已有模型进行了合理修正,解释了劳动力市场分割对于知识失业的影响,得出结论:大学生在一级劳动力市场获得工作的概率越高,两级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差距越大,知识失业越发严重。并基于此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工作搜寻;知识失业 1 文献综述 根据谭崇台(2008)的定义,知识失业是指由于受教育者的供过于求而现代部门又跳级雇用各受教育层次的毕业生,以致在求职竞争中,中小学毕业生往往被雇用单位拒之门外,大学毕业生也不免遭受同样的命运。尽管在发展中国家受教育者在人口中所占的比率较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所占比率更低,而知识、技能和专长又是相对稀缺的,受教育者还是不免沦为失业者,形成知识失业的状况。 而根据徐林清(2008)的研究,劳动力市场分割指的是受外在因素和经济内生因素的制约,使劳动力市场划分为两个或多个具有不同特征和运行规则的领域,不同的领域在工资决定机制、工作稳定性、劳动者获得提升机会等方面有明显的区别,且劳动者很难在不同的市场之间流动。虽然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可能是多元的,但为简化处理,通常以二元结构对劳动市场的分割加以概括,从而形成了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劳动力市场存在主要和次要两个劳动力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收入高、福利条件好,工作稳定、工作条件好、培训机会多、具有良好的晋升机制;次要劳动力市场则与之相反,即收入低、福利条件差,工作不稳定、工作条件差、培训机会少、缺乏晋升机制。对于中国,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已经为多数学者所承认。 关于知识失业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关系,在众多已有文献研究中,劳动力市场分割被认为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比如赖德胜和田永坡(2005)以扩展的工作搜寻模型为框架,分析了当前我国知识失业的成因,发现知识失业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造成的;靳卫东和高波(2007)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的二元劳动力市场结构中,公务员的真实收入要高于第一市场的出清工资水平,这使得第一市场的平均工资较高,形成了知识失业现象;杨世杰(2009)认为大学毕业生自愿失业的重要原因在于我国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大学毕业生短期内会“理性”选择自愿失业。 由此可见,劳动力市场分割已经成为学界认可的知识失业的重要成因之一。但是其关于劳动力市场分割造成知识失业背后的微观作用机制,除去以上提到的赖德胜和田永坡(2005)的研究外,这方面的研究还很少。 以下笔者对C. Simon Fan,Oded Stark在其论文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educated unemployment”中研究发展中国家国际移民与知识性失业关系的模型进行“中国化”修正,从微观角度分析中国由于这种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造成的知识性失业,希望能做出有益的补充。 2 模型 2.1 模型设定 根据上文中提到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已有研究,我们认为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存在二元分割,分为一级劳动力市场和二级劳动力市场[ZW(]这种分割可以是由于地域,也可以是制度等因素。比如中西部农村为二级劳动力市场,东部沿海城市为一级劳动力市场。[ZW)]。而且由于户籍制度和其他因素等的限制,只有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素质劳动者(本文中主要指来自落后地区即二级劳动力市场的毕业大学生)才能由二级劳动力市场进入一级劳动力市场。 首先作出以下基本假设: (1)大学毕业生对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工资和待遇的分布充分知晓。 (2)大学毕业生的每一次搜寻都是各自独立的。 (3)大学毕业生依据待遇水平高低来判断是否接受厂商所提供的工作机会,一旦接受,工作契约立即生效; 若拒绝,只能等待下一个机会,没有回溯性。 (4)大学毕业生是风险中立者,在追求预期效用最大化的前提下,决定其是否接受工作。 同时假设大学毕业生寻找工作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2.3 模型分析与结论 由以上数理分析中的(5)(9)两式可得,毕业生知识失业率与在一级劳动力市场获得工作的概率成正相关关系。毕业生越有可能进入一级劳动力市场获得工作,潜在的失业率就越高。 此结论与逻辑的机制是一致的:当毕业生越有可能进入一级劳动力市场并获得工作时,其对于获得一级劳动力市场的预期便越高,便越是愿意接受等待失业,而非在二级劳动力市场接受自己认为不如意的工作。当今,随着交通条件、制度限制等的改善,劳动力流动性越来越高,毕业生由二级劳动力市场进入一级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大大提高,这在使更多大学生实现了离开欠发达地区进入相对发达地区生活工作愿景的同时,也导致了更高的知识失业率。 由(7)式可得,毕业生知识失业率与两级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差距成正相关关系。即一级劳动力市场与二级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差距越大,知识失业问题越严重。 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工资差距越大,意味着进入一级劳动力市场的回报越高。毕业生便愿意承担更大的等待失业的成本争取进入一级劳动力市场。根据基本假设(4),可以通过风险与回报的关系来解释,即收益越高,相应的风险成本越高。 3 政策建议 第二,加强经济建设,增加就业机会,增加总体的就业率,降低包括知识失业u在内的整体失业率。教育与经济发展要相适应,否则易造成知识失业。经济发展的低速是造成知识失业和其他种类失业的最根本原因。为了确保教育的良性发展,要着眼于经济的发展这个外部的大前提,使经济发展促进产业结构的变化,提高就业的层次和水平,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减少知识失业造成的人力资源浪费。 第三,减少甚至取消制度性的人才流动限制,消除“一次定终身”的找工作尴尬,改善基本假设(1)的状况。加强就业制度改革,废除一些束缚人才流动的制度,比如城乡户籍制度,创造一个易于人才交流的宽松环境。消除两类市场之间的制度性障碍,从而降低两类市场之间的转换成本,是吸引大学毕业生到二级市场就业的重要措施。一是改革户籍管理制度,打破束缚劳动力合理流动的各种身份等级制,淡化城镇常住户口优先就业和对非城镇户口限制就业的政策取向,最终实现劳动者凭身份和职业资格证书即可参加劳动力市场竞争的就业新格局。二是取消大学毕业生流动就业的各种限制。按就业市场化的要求加快大学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对省会及省会以下城市,取消大学和接收单位的派遣指标和用人指标的限制,特别是非公有制单位招用毕业生的指标限制,废除对毕业生的不合理收费政策,促进毕业生自由流动。三是制定鼓励大学毕业生到二级市场就业的相关政策。如为大学毕业生创业提供小额贷款和担保;对于那些以在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就业的大学毕业生,要按照有关规定,在工资支付、社会保险、劳动争议处理等方面维护其合法权益。四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要建立完善的覆盖全社会和整个劳动力市场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向全社会所有企事业单位的覆盖速度,统一社会保障的标准;推行保障社会化,从根本上彻底打破统一劳动力市场所必须跨越的“社会保障壁垒”,为大学毕业生跨地区、跨行业就业解除后顾之忧。 第四,从大学生自身角度,要建立合理的收入预期,树立广义的就业观,通过降低其保留工资Wc降低知识失业。目前,大学毕业生就业收入预期与实际状况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而这种差距正受着就业市场压力的调整。市场调整着他们的收入预期,使之逐渐趋向理性。另外,与大学生就业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欧美国家相比,我国大学生就业市场化程度还偏低,市场对大学毕业生就业行为与意愿的调节作用还不够。所以,解决大学毕业生“知识失业”问题的关键在于合理地调整他们的收入预期。 4 结 论 本文从微观的工作搜寻模型角度解释了由于劳动力二元市场分割造成的当今大学生知识失业的状况,分析了其中的影响机制,得出了一系列符合中国现实状况的结论,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同时需要指出本文仍然存在很多不足之处,其中模型的适应性有限,仅仅能够解释来自二级劳动力市场的大学毕业生的知识失业现象,要进一步更全面地解释知识失业,仍然需要对模型进行拓展,这也是笔者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中国劳动论文:当前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有效途径研究 摘要:在加快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如何有效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既是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也是加快农村小康建设和实现农业现代化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吸纳了相当数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但从总量上来说,还远远不够,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基本状况尚未发生根本的变化。不容否认,向城市转移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一条重要出路,但并不是全部出路,更不可能是惟一出路。因此,当前我们必须探索出有效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途径来。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应该在于农业本身,即通过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拉长产业链,提高农业的附加值,来吸纳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关键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有效途径;农业产业化经营 一、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现状及特点 世界经济史发展表明:在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或由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转变的过程中,常常出现农村劳动力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状况,超过农村生产需求量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的那部分劳动力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如果按照刘易斯经典理论可以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定义为:农村劳动力边际生产力接近于零时的多出的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向城市转移,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但由于各国国情和所处历史阶段等差异,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道路和方式也就不尽相同。纵观西方发达国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途径主要表现为短期内靠剥夺农民的方式,迫使大多数农民与土地相分离,成为无产者,同时通过工业扩张、城市膨胀进行吸纳和消化这些廉价的劳动力,从而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然而,由于中国的社会制度和所面临的与其他国家不同的国情,如人口基数大、农村劳动力总数超过了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总和,许多农村还处于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传统农业阶段等,由此决定了我们必须积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道路。当前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巨大,且呈现继续增加之势 中国到底有多少农村剩余劳动力?由于使用的测算方法不同,所以专家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数据。如胡鞍钢2000年用耕地劳动比例法算出2.0538亿,蔡2007年基于统计数据直接推算出1.2亿,马晓河等2007年用农业所实际需要的劳动力算出1.14亿,程名望2007年用中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数据推算出1.5亿~1.7亿等等 [1]。党的十六大提出基本实现工业化是21世纪头二十年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这意味着全国农业劳动力人数要从2006年的42.6%下降到30%以下。根据国家统计局2010年2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9年末中国总人口为133 474万,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53.4%,从总量上看,全国农村约有1.7亿剩余劳动力,而且每年还要新增劳动力1 000多万。此外,中国由于体制上的原因城市化发展水平一直落后于工业化发展,导致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城市化严重的滞后于工业化进展,第二、三产业层次不高、比重仍然偏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途径有限。目前中国城镇化水平虽仅达到47.7%,据有关专家预测:随着中国城市化率的不断提高,今后几十年中国还将成倍地转移出农村剩余劳动力。根据联合国对农村人口转移的历史数据估测,世界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在2050年将达到86%,中国的城市化率在2050年将达到72.9%。这样2008―2050年期间中国必须转移出大概4.73亿农村人口,平均每年转移1 126万农村人口 [2]。因此,要将如此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顺利地转移到非农产业和城镇,可谓任重道远。 (二)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转移受阻 自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呈现出多种多样的转移方式,但归纳起来可以从两个角度分类:一是从地域空间看,可分为就地转移(离土不离乡、不离土又不离乡)和异地转移(离土又离乡);二是从产业空间看,基本上是由第一产业(农业)向第二产业(工业)和第三产业(服务业)转移。这些转移方式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联系交织在一起的。就地转移中的离土不离乡是指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向第二、三产业转移,而不离土又不离乡是指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通过大力发展现代农业,调整产业结构,改革农业经营方式,从而就地扩展第一产业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异地转移是指农村剩余劳动力离开家乡离开农业转移到城市的第二、三产业就业。 由于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城乡封闭的二元经济结构造成了巨大的城乡差距,致使改革开放后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了向城镇、向非农产业转移,据统计,从1980―2009年大概转移了8 277万农村剩余劳动力,从而使农业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由1980年的80.61%减少到2009年的53.41%。然而城乡统筹就业的矛盾依然很大,1.7亿农业劳动力处于失业状态或隐性失业状态,农村隐性失业率高达34.7% [3]。如此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他们该去那里就业?诸多专家学者主张为了加快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农村剩余劳动力应该永久异地转移,即永久转移到城市,并且大力发展劳务经济,也曾成为了各地各级政府努力增加农民收入、发展当地农村经济的主要措施。然而现实并没有他们推理的那样完美。因为城市吸纳剩余劳动力的容量有限,还不具备短期内大规模接受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条件,与此同时中国城市经济结构调整本身已存在着严重的失业问题。据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公布: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从2007年开始已经连续三年增长,由2007年的4%、2008年的4.2%上升到2009年的4.3%;到2010年年末,全国实有城镇登记失业人员908万,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1%。在刚刚闭幕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总理说“2011年要将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6%以内”。并且,2010年中国劳动力总量达到了8.3亿人,城镇新增劳动力供给为5 000万人,而从需求情况看,劳动力就业岗位只能新增4 000万个,劳动力供求缺口达到1 000万左右 [4],可见城镇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相当严峻。然而,城镇一直以来是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场所,城镇企业的发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业提供了大量机会。从2002年开始,城镇单位使用农村劳动力数增加较快,平均每年增加150万人以上,2002年增长速度超过10%,2004年达到15%以上。但从2005年开始中国城镇单位使用农村劳动力数量增长速度开始有所下降,从15.5%下降到2006年的12.2%、2007年的9.5% [5]。在中国城市就业形势严峻,就业竞争异常激烈的背景下,大量农民涌入城市由此产生了“民工潮”、“城市病”等诸多问题。因此,主张短期内大规模的向大中城市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做法不切实际。从当前中国就业环境来看,就地就近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更为迫切和必要,而各地的实践证明: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就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最重要和最有效的一种途径。 (三)农村剩余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低且缺乏一定的职业技能 中国长期实行的二元经济结构所造成的城乡之间巨大差距,这不仅表现为经济和收入的差距,而且最根本的是教育程度的差距。由于农村教育落后,目前中高学历的农村劳动力仍然不多,低学历的农村劳动力占较大比重,同时又缺乏专业技能和一技之长。据统计,目前在农村剩余劳动力中,文盲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9.9%,小学文化程度的占38.4%,初中文化程度的占42.4%,高中文化程度的占8.13%,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仅为1.18%。此外,在农业从业人员中,具有专业技术资格的人仅占0.68%。如此素质的人员来到城市后,根本不具备现代工业产业需要的知识及技能。所以,他们往往只能从事技术含量很低甚至是纯粹的体力劳动,如建筑、运输、保洁、搬运等行业的粗重工种的体力劳动。现在各地区政府已开始对农民工进行职业技术培训,但是他们从事非农产业的职业技能仍然非常缺乏,在非农领域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直接影响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层次。而且从长远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兴起,社会劳动分工逐步由简单的体能劳动为主向复杂的智能劳动为主方向发展,这就使得低素质、低技能、体能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将难以进入较高层次的产业,只能在低层次的产业中恶性竞争,使流入到城市的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领域越来越狭窄,同时也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大中城市的转移。 二、农业产业化经营是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有效途径 农业产业化最早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和深化,已经成为世界现代化农业发展的基本模式。其基本含义是: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以科技进步为支撑,围绕支柱产业和优势产品,优化组合各种生产要素,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规范化管理,形成以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户,集种养加、产供销为一体的农业经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根据传统的三次产业划分,农业作为第一产业被界定为一种以自然物为劳动对象的初级产业,并且是与传统的、落后的生产经营方式和生产条件相联系的产业,并把农业产前和产后加工环节作为第二产业被界定为工业部门,把农产品流通作为第三产业界定为商业服务部门。这种划分事实上是把农业再生产各环节的内在联系人为地割断,把农业局限在仅仅是种植和养殖十分狭小的范围内,从而导致了农业产业链极短、内部的产业环节极不协调,产业规模得不到扩大,使得农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非常有限。然而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农业产业组织的创新,农业产业化把农业作为一个完整的产业来经营,使其成为一个多产品产出的部门,其经济范围包括农、林、牧、渔等业的生产、加工、包装、仓储、运输等多产品和劳务的生产,这使得农业与加工工业、商业服务行业等产业形成了相互渗透融合的趋势,农业从原来的第一产业领域扩大、涵盖到第二、三产业领域,把一、二、三产业有机地结合起来了,这就拉长了农业产业链,从而大大拓宽了农业就业空间,直接扩大了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需求,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农业、农村内部就业。正是农业产业化的这些本质特征使其在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上发挥出了巨大的效应: 1.通过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大规模开发生产基地,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从而扩大农业内部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中国农业产业结构经过六十多年的调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由解放初的以种植业占绝对比重的单一农业产业结构(1949年,全国农业总产值中,种植业占82.5%,林业占0.6%,畜牧业占12.4%,副业占4.3%,渔业占0.2%[6])转变为了农林牧渔共同发展的产业结构,2008年,全国农业总产值中,种植业比重下降为48.4%,林业比重上升为3.71%,畜牧业比重上升为35.49%,渔业比重上升为8.98%,但是仍没有达到合理优化的水平。发达国家的农业产业结构中畜牧业超过了50%,而种植业低于50%,渔业和林业的产值比重也远远超过中国。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农业就业结构与农业产业结构基本一致:劳动力在种植业中所占的比重最大,达到了61.14%,林业为28.41%,畜牧业为8.92%,渔业是最低的为1.56%。根据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协调性原理:产业部门是就业的载体,产业结构的变动必然引起就业结构的变动。这样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就可以调整就业结构,而在农业产业结构中农林牧渔各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种植业属于土地密集型产业,而林牧渔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林牧渔业比种植业能够吸纳更多的劳动力。有研究表明,谷物每亩用工14人,蔬菜每亩用工62人,水果每亩用工67人,生猪每头用工21人,牛每头用工57人,淡水鱼每亩用工31人,由此可见,我们应该加快发展畜牧业、渔业和林业,从而大力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当然,要调整和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使其不断地向深度和广度进军,有一点是十分重要,即要使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有机对接起来。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龙头企业具有开拓市场,赢得市场的能力,是带动结构调整的骨干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户找到龙头企业就是找到了市场。龙头企业带领农户闯市场,农产品有了稳定的销售渠道,就可以有效降低市场风险,减少结构调整的盲目性,同时也可以减少政府对生产经营活动直接的行政干预。此外,通过农业产业化的实施,大力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不断开辟农业发展新领域,如生态农业、绿色农业、立体农业,把优势产品扩张成优势产业、支柱产业,进而形成产业群,这样就可以拓宽农业内部的就业渠道,增强农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加快和促进劳动力在农业内部的有效就业。 2.通过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由龙头企业对农产品进行精深加工,从而不仅提高了农产品的附加值,使农业的整体效益得到显著提高,大幅度增加农民收入,同时还增加了农民就业渠道。农民之所以增收困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收益仅仅集中在农业生产的产中部分。大量的产前和产后利润被非农部门卷走了,而通过建立“龙头企业+农户”的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形式,龙头企业同农户形成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联结机制,二者结成了利益共同体,从而打破了传统农业仅作为动植物生产部门的旧体制,实现由单纯从事动植物生产向以动植物生产为中心的产前、产后三个领域一体化的经营的转变,这就使融入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农民,不仅可以直接得到农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利润,而且还可以分享加工和流通环节的利润,从而增加了农民收入,增强了其扩大再生产的能力。据研究现在农业产业化较高的发达国家,农产品加工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已达到8∶1左右,而在中国,即使是实行产业化较早地区,各类农副产品的加工增值率大多数也只有1倍以上 [7]。中国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实践也证明:农业产业化经营既可以大幅度增加农民的收入又可以大规模地解决农民的就业问题。据报道:截至“十一五”末,中国各类农业产业化组织总数约25万个,带动农户1.07亿户,农户参与产业化经营年户均增收2 100多元,分别比“十五”末增长84%、23%和59%[8]。并且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农业与非农产业的收入差距不断缩小,从而间接减少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供给;与此同时农民收入的增加还能促使广大农民不断扩大对工业品的需求,这就刺激了对工业的投资,从而不断扩大了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需求。 3.通过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采取“公司+农户”、“农业合作社”、“中介组织+企业+农户”等组织形式把农户分散的小规模生产与大市场连接起来,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和流通的现代农业,这既可以延长产业链,扩大产业群,又可以吸纳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实施了三十年,一方面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使中国的农业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另一方面形成了了土地分散、小规模经营的小农经济模式。目前中国大部分农村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仍然是其基本经营单位。如果按每个农户4个人口计算,根据2008年农村居民家庭2.18亩/人计算,中国农户户均耕地面积只有8.72亩,这恐怕是世界上最小的土地经营规模。这种分散的农户小生产不仅规模不经济,而且低下的劳动生产率和以初级产品为主的小批量生产,过高的市场交易成本,直接导致农业经营的比较经济效益低下,缺乏市场竞争力,在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从而在客观上限制了农民进入社会化大市场的广度和深度。而通过农业产业化把土地流转到龙头企业手中,这样就可以大规模地组织分工分业生产,把分散的家庭经营纳入一条龙的生产经营体系,把分散独立的许多生产过程融化为一个社会生产总过程,以创造一种新的农业聚合规模,这就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来满足大规模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和流通的需要,从而促进了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农业部2010年12月20日消息称,“十一五”期间,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势头良好,预计到“十一五”末,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超过35万家,实有入社农户约2 800万,约占全国农户总数的10% [8]。地处西部的边疆少数民族聚集地云南省,2010年预计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达到7 018个,出资总额44.7亿元,成员105万人,带动农户200万户以上 [9]。由此可见,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在健全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完善产业化经营机制,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增加就业方面已经起到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 4.通过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有利于从城乡统筹就业的角度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城乡统筹就业就是依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彻底消除体制性障碍,实行城乡劳动力择业自由,不受限制地在区域和行业间自主流动,达到城乡一体化发展。中国传统的二元经济体制导致了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阻碍了市场配置资源功能的发挥,劳动力供给与需求在地理上被割裂开了,即劳动力供给方在农村和中西部地区,而劳动力需求方在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需求和供给的短期变动信息一旦不能及时传递,任何一方都难以及时调整以适应另一方发生的不期变动,这就加大了劳动力市场波动,从而出现了农村劳动力过剩,同时城市却是“民工荒”,“招工难”的矛盾现象。因此必须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加强城乡之间的关联性,将农民就业纳入国家统一的就业政策范畴,取消各种就业准入限制,逐步建立和完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实现城乡劳动力平等竞争。而农业产业化的实施将使城市与农村发展和就业真正关联起来,这是因为:农业产业化经营可以促进城乡之间的资源、生产要素合理有序的流动和优化配置:一方面,龙头企业按照市场需求大规模地组织农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这样可以带动农产品加工业、运输业、服务业、建筑业等产业的发展,同时又可以增加许多新的就业岗位,吸纳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另一方面,通过龙头企业还可以使城镇的人才、技术、资金、信息等更多地流向农村,与农业生产要素结合起来,形成产业聚群,从而做大做强农业产业化组织,更多地就地吸纳剩余劳动力。 5.通过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大力加强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实施农业产业化必须具备比较完善的农业基础设施,或者说基础设施建设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必备条件,这样在实施农业产业化的进程中通过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目前,中国农业基础设施薄弱,抵御自然灾害能力不强,靠天吃饭的农业生产状况仍未从根本上改变。例如,2010年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和重庆西南五省市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严重旱情已导致6 420多万人受灾,农作物绝收面积110多万公顷,直接经济损失达246亿多元。云贵川都是水资源比较丰富的省份,但是水资源利用率极低,并且大部分水库均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修建的。这正如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谈到云南旱情时所说的“云南对水资源利用不够,全省水资源在全国排在第三位,但水资源利用率只有6%,全国总体利用率在16%以上”。其实,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严重滞后的问题在2009年就已经受到高度关注。2009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题调研组赴河北、河南、内蒙古、吉林、四川、陕西等省区对农田水利建设情况开展了专题调研。调研报告显示,由于国家财政投入不足,多数水利设施老化失修,一些地方在干旱面前束手无策,水利设施不堪重负。大型灌区工程设施的完好率不足50%,中小型灌区工程设施的完好率不足40%。绝大多数泵站的灌排水能力达不到设计标准,有的只有设计标准的40%左右,有的完全失去了灌排功能,全国大型泵站中急需改造的比例高达85%以上。中国农田有效灌溉面积占农田面积的48%,有一半以上的农田得不到有效灌溉,仍然“靠天吃饭”。为了彻底改变这种状况,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题目定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这是新世纪以来中央关注三农的第八个“一号文件”,也是新中国成立六十二年来中央文件首次对水利工作进行全面部署。文件明确指出:“水利是现代农业建设不可或缺的首要条件,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替代的基础支撑,是生态环境改善不可分割的保障系统,因此要全面加快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当然,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除了亟待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外,同时还必须加强农村交通通讯、农村电网、通信电视、生态保护等在内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这些建设不仅为农业产业化的顺利实施创造了条件,而且可以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大批就业岗位,充分发挥农业内部吸纳就业的积极作用。 总之,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向非农产业转移是历史的必然,但这需要有一个较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面对当前大规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就业,必须把农业产业化经营作为带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分就业的一个突破口加以大力发展。 中国劳动论文:中国次级劳动力市场工资决定机制的改革与完善 摘要:次级劳动力市场是整体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市场发展状况引起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分析了劳动力次级市场存在的客观性和作用,并且提出了建立和完善中国劳动力次级市场的对策。 关键词:劳动力次级市场;劳动力就业;工资决定机制 次级劳动力市场的说法最早见于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该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存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与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中,劳动者收入高,工作稳定,工作条件好,培训机会多,有良好的晋升机制;而次级劳动力市场则与之相反,劳动者收入低、工作不稳定、工作条件差、培训机会少,缺乏晋升机制。对于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而言,培训教育能提高其收入,而对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而言,教育培训对他们收入的提高没有作用;并且,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级劳动力市场间的流动较少。近年来,中国学者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发现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在中国同样存在,并且具有其自身的一些特点。西方国家经历二百多年发展起来的工资决定理论对中国的经济建设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作用。 一、中国次级劳动力市场的特点 中国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主要是由城镇下岗职工和从农村迁徙出来的进城务工人员构成,其中以被人们称为“农民工”的进城务工人员为主。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存在为城市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低成本劳动力,满足了工业化进程对劳动力的需求。尤其是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大量进入,更是填补了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等岗位的空缺,使城市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整体的竞争力,同时也为中国发展出口贸易,承接国际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创造了条件。可以说,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存在为中国工业化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同国外次级劳动力市场一样,中国次级劳动力市场同时也存在着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例如制度的不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工人集体议价能力低下等。这些问题若不能及时得到解决,必将影响到中国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 二、西方传统的工资决定理论对中国次级劳动力市场工资决定机制的指导 1.西方经济学中关于工资决定的理论。(1)古典经济学派的工资决定理论。古典经济学派在工资决定方面一直认为,工资是劳动力价格的体现,它必须等于维持这种劳动力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最早对劳动力价值进行论述的是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他指出,工资是维持工人生活所必须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此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人在这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阐述。他们认为,对于需要靠劳动力过活的工人,他们的工资水平至少必须能够维持他们的生活。此后,马克思在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理论劳动价值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劳动力也是一种商品,这种商品的价格是由生产这种劳动力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同时,作为劳动力商品价格的工资,它的形成与决定同样受到供求规律和竞争规律的制约,供求与竞争因素的作用使工人的工资水平在劳动力价值的基础上上下波动。(2)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工资决定理论。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在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中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角度阐释了决定工资的另一个因素,即边际生产力。边际生产力理论认为,由于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可变要素的边际收益产品随着可变要素的不断增加,任何一个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使用可变要素的原则是边际成本与相应的边际收益相等,这个原则也是企业确定劳动力价格的原则。剑桥学派的领袖人物阿弗理德・马歇尔糅合了古典经济学派有关分配理论的思想和边际学派的边际理论,以供给均衡价格论为基础,建立起供给均衡工资理论,从生产要素的需求和供给两方面说明工资的市场决定机制。他认为,工资同其他商品的价格一样,是由供给价格与需求价格两个方面共同决定的,其中决定需求价格的是劳动的边际生产力,而决定供给价格的包括了劳动力的生产成本和劳动的闲暇效用。马歇尔的这种以市场机制为工资决定基础的分配理论为此后的西方工资理论打下了基础,许多工资决定理论就是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包括其中影响力比较大的“集体谈判工资理论”。(3)制度学派关于工资决定因素的探讨。与新古典学派的认为相反,制度学派否定了市场性因素对工资起决定作用的说法,而从制度因素角度来解释工资的决定。他们认为,现实中的劳动力市场通常呈现出二元分割的格局,同时处于一种不完全竞争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工资水平的高低并不是简单地由供给和需求双方作用决定,还包括各种影响市场供需变化的制度性因素,这些制度性因素弱化了供给力量在工资决定中的作用。 2.西方工资决定理论对中国次级劳动力市场的指导意义。西方工资理论是随着几百年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而逐步发展和完善起来的,它是西方发达国家以往的学者在对当时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进行思考的基础上,从中总结并提出的一些理论。中国目前尚处于经济发展阶段,它在发展过程中难免会碰到许多西方国家曾经历过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一些经济理论对中国当下的社会经济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劳动力市场机制的完善程度都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差距,次级劳动力市场也存在一些与西方国家明显不同的特性。(1)在劳动力市场工资确立的问题上,我们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理论,而应该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在借鉴西方理论的同时遵循市场经济本身的运行规律,完善劳动力市场,健全中国的工资机制。(2)在工资决定问题上面,我们还应该弄清楚决定工资水平的合理因素和不合理因素。现实中存在的影响因素并不都是合理的,我们只有将合理的影响因素与不合理的影响因素区分开来,才能找出影响工资机制正常运行的原因。(3)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因此商品市场价格必须由市场的供求机制来决定,作为劳动者价格的工资同样必须遵循这个规律。也就是说,在中国,劳动者工资水平的确定既要以劳动者在产品中的贡献――边际生产力为依据,同时必须满足劳动者为维持自身及其家属生存所必须的生活资料的需求。这是中国劳动力市场工资确立所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不管是在主要劳动力市场还是在次级劳动力市场。然而,尽管劳动者工资水平的高低最终是由劳动力市场供需双方的共同作用决定的,但现实中影响工资的因素很多,既有经济因素又有非经济因素,正如制度学派所认为的,影响工资水平的因素包括了所有影响供需变化的制度性和非制度性因素,这些非经济因素对工资水平的影响弱化了市场机制对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制定,扭曲了劳动力市场的价格,使得劳动力市场的公平原则受到破坏。因此,要健全中国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机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消除扭曲劳动力市场价格的因素,充分发挥市场对工资的调节作用。 三、中国次级劳动力市场工资决定机制的缺陷及其完善 中国次级劳动力市场工资决定机制的缺陷。中国次级劳动力市场工资决定机制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其外在表现为供给双方在工资决定方面的力量对比悬殊。作为劳动供给方的劳动者在工资决定方面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工资水平的高低几乎完全由企业方单方面决定,工人只能被动地接受。这使得企业方为追求超额利润而刻意压低工人的工资成为可能。这一点在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造成劳动者弱势地位的因素很多,这里面既有劳动者自身素质的原因又与中国现行的一些制度分不开。中国在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实行的是计划经济,虽然改革后中国逐渐建立起了市场经济体制,但计划经济时期留下的许多不适宜的制度依然存在。鉴于以上分析,要完善中国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决定机制,就必须强化中国次级劳动力市场中供给力量对工资的决定作用,减小非市场因素对工资水平的影响。 1.制定和完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并予以严格执行。中国现阶段有关保障劳动者权益的法律、法规并不多,常见的有《劳动法》、《工会法》、《工伤保险条例》及各地方政府制定的最低工资水平等。然而,这些法律、法规对劳动者权益的保障作用也极为有限。以最低工资水平规定为例,最低工资水平的制定是以劳动者及其家属在城市生存所需费用为依据的,它指的是劳动者在正常工作时间获得的最低收入报酬,不包括加班加点的工资和特殊工作条件下享受的津贴。虽然由于“民工荒”的影响,各地政府纷纷提高了对最低工资水平的规定,但事实只有少数企业真正符合这个要求,政府虽然制定了相关政策却未能具体落实到位。因此,制定相关政策并严格执行和落实是保障劳动者权益的关键。 2.制定合理适用的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虽然按中国现行的《劳动法》规定,城镇职工基本社会保险制度并不排斥正规就业的农民工,但农民工的参保率还是普遍偏低。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调研组的报告显示,到目前为止,中国农民工的总体参保率不超过20%。究其原因,很大一部分在于现行的社保制度对农民工不适用。因此,建立一个适应农民工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我们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 3.逐步取消户籍制度。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产物,它曾经对中国社会的稳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虽然出于各种政策因素的考虑,户籍制度不会在短期内得到彻底的取消,但是作为一种计划时代的产物,它必然无法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需求。因此,逐步取消户籍制度不仅是完善中国劳动力市场工资决定机制的要求,同时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关于工匠精神重要论述生成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 (一)关于工匠精神的重要论述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理论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其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石。马克思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2]。在马克思看来,劳动不仅创造了人类世界和社会历史,同时也创造了人本身,“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3]劳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展开,是人类确证自我价值和生命意义的重要方式。工匠精神内涵着执着专注、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价值追求,在劳动过程中将自己的目的、精力、情感、智慧、意志等全身心投入劳动过程中,把劳动视为自身生命的展现过程,通过劳动确证人的本质力量,实现自身解放、自我创造与精神享受相统一,摆脱资本主义社会大工业生产时代异化劳动对劳动者精神和肉体上的束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工匠精神生成的理论基础,新时代弘扬工匠精神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二)新时代弘扬工匠精神厚植于中华优秀传统工匠文化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国自古就有尊崇和弘扬工匠精神的优良传统,“道技合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贯穿于中国劳动人民创造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劳动实践中。不论是历史上的世界级工匠大师(鲁班、沈括、蔡伦等),还是在历史上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物质文明成果(瓷器、丝绸、家具、庞大壮观的工程建造),还是《庄子》中描写的庖丁解牛、老汉粘蝉等故事,都表明在中华民族的血脉中有着工匠精神的传统基因。在新时代弘扬工匠精神需要深入挖掘传统文化资源,对中华优秀传统工匠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富营养。 (三)新时代培育工匠精神是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的现实需要 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内容,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是建设制造强国的精神支柱。我国因强大的制造能力而享誉“世界工厂”称号,但总体而言,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仍处于中低端,在国际上真正叫得响的品牌不多。制造强国的建立,民族品牌的创立需要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支撑,而目前我国每年存在高达上千万的高级技工缺口,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要求。通过大力弘扬和培育工匠精神,培养大批掌握精湛技能和具有良好职业素养的技术技能人才,有助于产业的转型升级,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撑。 (四)培育工匠精神是新时代职业本科院校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的客观要求 高校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所“树”之“人”是要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具体而言,职业本科院校不同于学术研究型高校,其在人才培养目标上是培养适应未来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具有工匠精神的应用型、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工匠精神的内涵与立德树人的要求和目标相契合,当前,一大批普通本科院校坚持市场需求导向,向应用型转变,积极实施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改革,提高育人质量,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换言之,职业本科院校要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打破传统思维方式,不仅要注重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更要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道德情怀、创新精神、职业品质、品格毅力等,为学生步入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职业技能和职业素养。因此,职业本科院校在提升内涵建设的过程中,应将工匠精神培育融入人才培养的全过程,有机融入课程教学、实践教育、文化传承等各方面,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真正满足经济高质量发展对人才的迫切需求。 二、工匠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一致性 (一)国家层面:工匠精神体现为攻坚克难的创新精神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国家富强是实现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和前提。培育和弘扬工匠精神,对于发展实体经济、实现国家富强具有重要推动作用。第一,富强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首要目标。一方面,这是马克思主义生产理论的基本要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物质生产在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社会主义要显现出比资本主义的优越性,首要就是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创造出丰富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这是由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的。尽管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在发展中仍面临一系列严峻的矛盾和问题,最终还需要靠发展得以解决。实现经济上的富强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要求。第二,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是实现国家富强的重要途径。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史证明,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是一个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从全球范围看,经历了产业空心化所带来的经济衰退使各国认识到“回归实体”的重要性,近年来各国重塑制造业如德国“工业4.0”计划、英国“工业2050”等。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做强中国制造业是中国立足自身实际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顺应全球“再工业化”浪潮、应对未来风险挑战的战略选择。第三,工匠精神蕴含的创新精神是制造业发展的灵魂。工匠精神强调专注、坚持、执着甚至痴迷但并非因循守旧、墨守成规,相反,工匠精神是在传承原有技术基础上通过持之以恒、不断钻研、精益求精,对产品和技术存在的缺陷不断进行改良和革新,不断创造新工艺、新技术的过程。当前中国制造的产品质量和品质在国际竞争中不占优势,大力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促使企业增强质量意识,有助于做强做大制造业。 (二)社会层面:工匠精神体现为公正法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层面的价值追求 是“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其中,公正是人们孜孜不倦追求的一种价值理念,而法治是实现公正的有力保障。目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在市场上一些违背市场经济公平竞争不正当竞争行为频发,如在生产领域以次充好、假冒伪劣产品、粗制烂造产品不时出现,在销售环节虚假宣传、坑蒙拐骗现象时有发生。这些不公平现象违背了市场经济中以产品品质为核心竞争力的原则。在此背景下,不断完善市场领域法律制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打击不良竞争行为,让高品质产品有良好的市场前景,让注重产品品质、追求卓越的企业在市场上有更大发展空间。因此,工匠精神培育内在要求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 (三)公民层面:工匠精神体现为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对于公民来说,“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每个人必须恪守的道德规范和价值准则,也是传承和弘扬工匠精神的内在要求。第一,工匠精神内涵着一种家国情怀。劳动者吃苦耐劳、踏实肯干、不懈奋斗,通过劳动实践创造出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无不体现出一种乐于奉献、报效国家使命担当精神。综观央视《大国工匠》纪录片中的人物事迹,许多工匠在某一领域实现的技术突破都是在国外技术封锁境况下倒逼出来的,他们正是在强烈的爱国之情驱动下,持之以恒,攻坚克难,勇攀高峰,才取得了关键核心技术上的突破。第二,工匠精神是一种敬业精神。敬业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规范之一。敬业是建立在对职业高度认同的基础上,对职业工作怀有一种敬畏之心,不是把工作当作谋生的手段,而是作为安身立命之根本的一种境界。体现为一种全身心投入、认真负责的精神状态。劳动者在劳动实践中“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这种执着专一、一丝不苟、追求极致的精神,无疑不是勤奋踏实、认真负责、专注投入、尽职尽责敬业精神的体现。第三,工匠精神是一种诚信精神。诚信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条重要准则。工匠精神是一种以产品的质量为导向的价值观,从业者从原材料的选择、加工、整个生产流程、工艺设计、销售等环节都对消费者高度负责,追求生产出优质的产品和提供高品质的服务,这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价值理念的体现。第四,工匠精神是一种友善精神。在工匠精神的指引下,劳动者全身心的将自己的情感、目的、智慧、能力、思想等全身心投入到劳动过程中,充分体现劳动的自觉性、创造性和能动性,使劳动者获得精神升华和本质确证,体验劳动的意义和生命价值,实现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这种非功利性的精神有利于消解劳工矛盾,提升劳动者的精神价值,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 三、职业本科院校工匠精神培育的路径探索 (一)做好顶层设计,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体系 为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要求,职业院校应将工匠精神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一是在人才培养目标上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不仅培养学生精湛的技能,更要培养学生吃苦耐劳、脚踏实地、锲而不舍、执着专注、精益求精、勇于创新的精神,敬业奉献的责任意识和坚守底线的职业信念。二是在人才培养体系上,强化课程思政理念,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三全育人”体系。提高每位教师的育人意识和育人能力,根据不同专业人才培养特点和专业能力素质要求,深入挖掘每门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将工匠精神有机融入到知识教育、技能培养、社会实践、实习实训、日常管理等各个环节。 (二)提升文化涵养,营造培育“工匠精神”的重要氛围 树立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观。充分认识劳动的本原性价值,形成尊重劳动、崇尚劳动、尊重劳动者的价值信仰,改变“士尊贵、工卑贱”等封建职业等级观念,扭转漠视劳动的错误观念,改变对职业教育的刻板印象,鼓励更多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一是全社会要大力宣传职业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就业、学生成长成才的重要性,深入挖掘身边的“大国工匠”劳动模范事迹,在全社会形成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社会风尚。二是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校园文化活动。通过开展职业技能大赛、创新创业竞赛等活动,在校园中营造崇德尚技的校园文化氛围。组织“大国工匠”“技术能手”作专题讲座和成长经验分享,亲身感悟工匠精神的实质与魅力。三是将优秀企业文化中的“质量第一”“7S”管理①理念融入校园文化活动中,校企双方定期举办“企业家风采”、校企论坛等,加强校企双方文化的交流互动。 (三)搞好校企合作,筑牢践行“工匠精神”的重要平台 职业教育肩负着培养具有工匠精神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主要任务,其人才培养模式主要是现代企业学徒制。构建校企合作平台,实施深层次的产教融合工程,鼓励支持企业与职业院校深度合作,为培养“工匠”型人才提供实践平台。通过校企合作,为学生实习实训提供职场化的工作场域,使学生在实际职业活动、真实的生产环境、工作规范与职业标准中真切体验优秀企业文化,接受精益求精、爱岗敬业、乐业奉献的“工匠精神”的熏陶。通过校企共建,强化“双导师制”队伍建设,一方面,通过学校专业教师下企业挂职锻炼,提高教师的实践操作能力,同时将企业中的新技术、新工艺及时更新到教学内容中,实现科研育人过程和技术创新过程相统一;另一方面,邀请企业中有实践经验的专家、高技能人才等担任兼职教师,充实“双师型”教师队伍力量。通过产学研相结合的学徒培养模式,使学生在“做中学”“学中做”,不仅提高学生知行合一的实践能力,磨炼学生的意志,同时从情感态度价值观方面,使学生也能从企业师傅那里习得敬业奉献的责任意识、精益求精的职业态度、坚守底线的职业道德。 (四)潜移默化,让“工匠精神”融入生活、教育和职业素养 日常生活中蕴藏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以生活教育辐射工匠精神。一是职业本科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提高自身工作精细化水平,了解和把握学生的思想特点、成长困惑,尊重学生的差异性、多样化需求,对不同学生进行有的放矢的心理疏导和教育,提高学生的思想觉悟,引导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二是把工匠精神有机融入学生日常生活中,通过开展“7S”管理进公寓、进教室、进实训室活动,持之以恒,常抓不懈,严格要求和规范学生的作息、举止行为,在实习实训中培养学生“课前准备、课间整理、课后整顿”的职业习惯,强化学生行为习惯和职业素养养成。三是将工匠精神融入劳动教育中,通过开展劳动实践周活动、社会实践、志愿服务活动,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培育勤俭、奋斗的劳动精神,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培养学生吃苦耐劳的品质,磨炼学生的意志,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参考文献: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1.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88. 作者:吴秋雯
西方经济学论文:浅谈 西方经济学 考试内容与考试方法的思考 论文关键词:考试内容 考试方法 改革 论文摘要;作为经管类专业基础课的《西方经济学》在考核时,往往侧重于对学生记忆力、对教材内容、对学生试卷成绩的考核。在对其考核内容和方法进行改革时,应注重考核学生对知识的运用和创新能力及实践能力,通过多样的考核手段和统一的考核标准,全面考查学生的整体素质。 考试是教学过程的重要环节,也是测量和监控教学活动效果的重要工具。它通过对学生知识、技能、能力和素质水平等方面的测量,甄别和评价教学效果。考试的内容和考试方法的选择将影响学生学习方式、行为方式,最终影响培养人才的能力结构综合素质。因此考试必须基于人才培养目标的需要,服从于教学目标的实现。对经管类本科学生而言,《西方经济学》通常包含微观部分和宏观部分,分两学期授课,属于经管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以下将结合黄河科技学院自身做法,对《西方经济学》的考试内容和考试方法进行探讨。 一、常用的考试方法和考试内容 1、闭卷考试 闭卷考试是我国高校大部分课程主要采用的考试方法,也是《西方经济学》课程最常用的考试方法。它着重检验学生记忆知识的数量和理解知识的程度,侧重于考察学生的知识掌握程度,注重知识的再现水平而忽视了学生应用知识能力的考查,具有命题简单、阅卷准确方便、易于组织考试等优点。 2、开卷考试 开卷考试是允许学生带与该课程相关的资料进入考场,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试卷的考试形式。开卷考试不要求学生死记硬背,考试内容多为理论联系实际的开放性试题,这种考试方式主要考查学生应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考查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应用能力。 3、闭卷考试与开卷考试相结合考试方式 闭卷考试的内容与开卷考试的内容各占一定比例。考试时先做开卷考试,然后收开卷部分答案,再做闭卷部分试题。闭卷部分侧重考查学生对基本知识的掌握情况,开卷部分侧重考查学生利用基本理论分析问题的能力。 4、撰写小论文 这种考试形式要求学生写出一篇学科论文,题目既可自拟也可由教师出题,教师根据学生书写的论文质量评定成绩。有时在学生完成论文之后,还可以组织学生进行答辩。书写论文不仅要求学生理解掌握书本上的知识,还要求学生利用网络、图书馆等资源查阅大量资料,对知识进行理解吸收,并加以分析、综合,所以这种考试方法不仅是对知识的综合考查,也是促进学生增强分析能力、表达能力的~种有效手段。 5、实验操作考试、技能操作考试 这种考试形式要求学生进行实际操作或技能操作,其考查的重点是学生实际动手能力,包括在实验过程中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西方经济学》课穗现行考试体系中存在的问题 1、重记忆,轻运用 从我校该课程的考试内容看,主要侧重于考核学生对基本概念、基本理论的掌握程度和理解程度,题型上多为名词解释、判断、选择、简答、计算和论述。前5种题型应该是检验学生对概念掌握的准确程度和综合应用能力的,但经常所命题目在课本上能找到现成答案,学生只要背下来即可。而论述题重点体现的是学生运用知识分析问题的能力,但在实际命题中所占分值也不高,最高只有10%。因此,从整体上看。对学生运用这些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分析和解决现实中问题的能力缺乏有效的考核。而实质上,我校采取的这种考试模式,考查的是学生的记忆能力,谁的记忆力好,谁的成绩就好,使学生形成了考前背一背就能顺利通过考试的习惯,很难将学生学习的优劣真正的区分开来。 2、重教材,轻就业 尽管《西方经济学》课程是经管类专业考研的必考科目,但结合我校实际情况来看,考研率和录取率比较低,更多的学生在毕业后走向工作岗位。因此,在考试内容上,应该注重与人才培养目标、就业岗位相联系。但从我校该课程的考试内容上看,主要侧重于对教材内容的考核,尚缺少对技能和能力的考核。目前我校《西方经济学》课程在开设时设置6个学时的实践课时,但这种实践并不能体现于就业方向的联系。在就业日益困难的今天,若所学内容和考试内容若仍局限于教材和课堂教学中教师讲授内容,就会与人才培养目标、就业岗位相脱节,影响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如何将该课程与学生今后的就业联系起来,仍然需要进行深入探讨。 3、重卷面成绩考核,轻素质考核 在我校,该课程的考核主要通过闭卷考试,以成绩来衡量优劣。卷面成绩一般占学期总成绩的70%;平时成绩占学期总成绩的30%。卷面成绩主要依据期末考试成绩,平时成绩主要通过平时作业来衡量。这种相对单一的考核形式使得学生不注重平时学习,依靠考前背一背,作业抄一抄来获得成绩,考试的导学、促教功能难以发挥,学生上不上课与期末考试学业评价的关系不大,导致学生缺课、逃课,甚至忽略学习的规律,造成知识的掌握不牢,基础不稳,也难以全角度、全方位地考核学生的知识、技能和能力。 4,重结果,轻过程管理 在我校,由于《西方经济学》课程是经管类专业的必修课,涉及到多个专业,通常是多名教师共同承担教学任务,使得在过程管理中存在着对学生考核标准不一致的问题。不仅是平时成绩的考核项目、评分标准不一致,在卷面成绩和平时成绩所占比例也出现不一致。这种过程管理的不一致,使得很难真正公平的考核学生。 三、《西方经济学》考试内容与考试方法改革 1、由注重理论考核向注重知识的运用和创新考核转变 《西方经济学》的考试不应该仅仅是对书上某些问题的照抄或者照搬,也不仅仅是对学生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的掌握情况的考核,而是要在考核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的基础上,考查学生对当前相关经济现象或者经济热点的分析能力,体现出学生对知识的运用能力和创新能力。在出考题时,要把握以下原则:一是适用性的原则。考试的内容要贴近学生学习的实际,符合培养运用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基本要求;二是可操作性的原则。无论在考试的内容上或手段方法上,都应既有科学性,又简便易行,便于操作,以反映和掌握学生的真实能力和水平为目的。 2、由注重知识考核向注重实践能力考核转变 尽管《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较强的基础课程,但在注重知识考核的同时,应该注重对学生实践能力的考核。实践的形式可以是多样的:(1)做社会调查,形成调查报告。调查的内容选择应满足以下要求:能引起学生的兴趣;是书本知识的拓展;能锻炼学生。(2)组织课堂讨论。就书上某个知识点或者经济现象进行讨论,既锻炼了学生的口头表达和语言组织能力,又体现了学生对问题的分析能力。在具体操作时,可以采用事前准备或者即兴发挥两种方式。事前准备给学生较长的准备时间,主要考察学生利用查询到的信息全面分析问题的能力,即兴发挥则侧重考察学生自身学识素质、语言组织及逻辑分析能力。(3)撰写小论文。可以采用自由选题或者指定选题的形式,借助于资料的查阅,通过自我的理解、吸收和分析,形成一篇小论文。通过采取多种形式的实践,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体现出对学生实践能力的考核。 3、由相对单一的考试向多元化考试形式转变 《西方经济学》课程的考核在期末采取闭卷考试的同时,要尽量丰富平时成绩的考核形式。对平时成绩的评定除了将作业作为一个考核项目外,还可将出勤、课堂讨论、撰写小论文、平时测试、调查报告等作为考核项目。此外,提高平时成绩在总评成绩中的比例,不以一次考试的优劣来评判学生,将对学生的考核在一个过程管理中体现出来,全面反映学生的整体素质。 4、考核标准由相对随意向统一性考核转变 对学科性质和地位基本相同的《西方经济学》的考核,应该采用统一的考核标准。(1)统一命题。打破谁上课谁命题、同门课程不同专业各自命题。(2)统一平时成绩的考核标准。组织该课程的所有任课教师进行讨论,确定平时成绩的考核项目、评分标准。(3)统一卷面成绩和平时成绩的分值比例。任课教师共同确定两者之间的适当比例。(4)集体阅卷。保证阅卷过程中的公开性和公平性。 作为经管类专业基础课的《西方经济学》,如何能够真正的实现对其考试内容和方法的改革,需要在教学过程中进行不断的实践和探索。 西方经济学论文:浅谈在大学西方经济学课程中渗透环境教育的重要性分析 [论文关键词]西方经济学 环境教育 必要性 [论文摘 要]西方经济学作为大学经济学及相关专业的主要必修课程之一,始终博得人们的广泛关注。但随着人口数量膨胀与资源稀缺之间地矛盾锐化,其所蕴含的传统经济学理念无法跟上时展,更无法对现在盛行的循环经济体系给出合理解释,呈现出一种与生态文明渐行渐远的趋势。而环境教育的多学科渗透特性可以弥补传统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弊端。因此,在大学西方经济学课堂中渗透环境教育是十分必要。本文在阐述目前大学西方经济学概况的基础上,指出在大学西方经济学课堂中渗透环境教育的必要性,并给出几点建议。 一、西方经济学概述 西方经济学被西方国家誉为“社会科学的皇后”,其受重视程度可见一斑。我国各高校的经济学专业一直将此课程设置为专业必修课,管理类专业也纷纷将其视为专业基础课。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无论从实践还是理论研究的角度,此门课程受重视程度都逐步提高,有越来越多的专业开设了本门课程。 对于西方经济学的介绍,国内出版过多种图书。在大讲意识形态的年代里,介绍西方经济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批判,因此在介绍时,一般是为树立批判的靶子,甚至断章取义,改革开放之初,虽然我们开始强调有批判地借鉴西方经济学,但由于从主导思想上否定市场经济,所以对可供借鉴部分的分析很不充分。80年代中后期,随着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忽视国情、盲目照搬西方经济学的倾向又有所抬头,一些在西方国家也存在很大争论的理论和主张,诸如凯恩斯主义的用高消费和高投资及温和的通货膨胀刺激经济发展的主张等,被不加具体分析地应用到中国经济的研究和实践之中,造成了认识上的混乱,并给实际的经济运行带来许多消极影响。 我国大学现行的西方经济学课程使用的课本极其多样化,但均由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两大部分组成。目前我国大学广泛使用的西方经济学课程经过以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为代表的“家计管理学”以及早期重商主义者安·德·蒙克来田、亚当·斯密主张的“政治经济学”逐步演变而成。西方经济学的诞生是以19世纪微观经济学从经济学的阵营中独立出来为标志,并由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一书中综合宏观和微观经济学,最初形成西方经济学的完整体系。此后西方经济学学术成果辈出,并对整个世界经济格局起到不可忽视的影响。 二、在西方经济学课程中渗透环境教育的必要性 在环境问题日益恶化的今天,如不符合自然发展规律,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就会日陷浅滩。为此,在大学西方经济学课程中渗透环境教育是十分必要的,具体表现在: (一)弥补课程自身缺陷 西方经济学课程的自身缺陷,总的来说就是传统经济学理念的缺陷。从经济理论来看,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只有进入市场体系的资源才是真正的经济资源,才具有经济分析意义。那些市场上难以计量的东西,如环境服务、自然资源、生态功能等即使很重要,但由于无法通过价格机制进行配置,就无法进行经济分析,也就当然被排除在经济理论考察范围之外了。这种观念从斯密、李嘉图开始一直延续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之中。在研究现代经济增长的许多有影响的经济学家的观点中,他们无不忽视资源与环境的地位和作用。他们只是根据报酬递减现象进行表面化的经济分析,只注重对资源与环境可以纳入市场核算的经济价值部分分析,从未深究报酬递减的原因是什么。事实上,对土地等自然资源要素的过度使用超过环境承载力,导致边际报酬递减现象。[1]而自然力服务并非是通过狭隘的经济核算就可以完全计量的。很显然,在西方经济学狭隘地崇尚市场机制的视野内是无法看到自然资源与环境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的。为此西方学者埃尔斯曾经形象地比喻道:“看不见的手,没有绿拇指”。[2]因此在西方经济学课程中渗透环境教育,能有效促进新时期课程发展。 (二)促进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是“指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要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的发展。[3]如果人们的过度生产、消费超出环境承载力,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遭到破坏,就会威胁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不经济”。为此,西方经济学的覆盖范围应从原有的人与人扩大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利益平衡,也就是偏重于循环经济、稳态经济研究。循环经济是指物质、资源的循环利用,以达到节约资源成本目的。稳态经济是循环经济发展的完美境界,指物质、能量能够得到无浪费的充分再利用。 在21世纪,这个提倡生态文明、发展循环经济的时代背景下,应将环境教育融入到西方经济学课堂中,使学生懂得人类如果过度破坏、利用环境,就会造成人类发展的不可持续。 三、在西方经济学中渗透环境教育的建议 西方经济学课程分为微观、宏观两大部分,其中微观经济学中主要讲授关于供给与需求、消费者行为、生产、成本、生产要素定价等理论问题。宏观经济学则主要介绍国民收入核算、国内生产总值、宏观经济政策、经济增长等理论问题。那么如何在这些复杂的经济问题中渗透环境教育,使新型的西方经济学可以弥补对于解释循环经济、自然环境与资源稀缺性等方面的缺陷?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从微观经济学层面渗透 微观经济学主要研究单独个体之间的经济关系,研究内容主要分为两个层面: 1.企业层面,西方经济学主要介绍供给需求、生产、成本等内容。教育者可以以一个企业为例,将循环经济的清洁生产观介绍给学生。比如丹麦的瓦伦堡工业园区的建设:这个工业园区的主体企业是电厂、炼油厂、制药厂和石膏板厂,以这四个企业为核心,通过贸易方式利用对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和副产品,作为自己生产中的原料,不仅减少了废物产生量和处理的费用,还产生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形成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良好循环。通过对瓦伦堡工业园区的建设以及一系列具体数据的换算,学生可以轻易的得出哪种生产模式更节省成本、更环保。从而让他们受到很好的环境教育。 2.个人消费层面,传统的西方经济学所介绍的消费者行为强调“拼命生产、拼命消费”的理念。而通过渗透环境教育,我们则要求学生理解适度消费、层次消费理念。从而使学生建立起一种新的消费观念,这种消费观念应该是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绿色消费观。 (二)从宏观经济学层面渗透 宏观经济学研究整体经济学现象,主要包括gdp、经济政策两方面内容。 1.关于对待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了解应更上一个层次。不能凭借传统的思路,一味的追求gdp的盲目增长。在传授与其相关的经济学理论的同时,引用绿色国内生产总值ggdp概念,使学生在接受传统经济理念教育的同时可以认识到它的非决定性。 2.关于宏观政策方面,可以联系下新制度经济学的内容,让学生们在了解传统的经济政策同时,也能了解些关于政府改善生态环境,坚持循环经济的决心与方针政策。 西方经济学论文:简析西方经济学素质教学改革 【论文摘要】素质教育是指依据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以全面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根本目的,以尊重学生主体性和主动精神,注重开发人的智慧潜能,注重形成人的健全个性为根本特征的教育。实施素质教育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需要,它体现了教育的性质、宗旨与任务。提倡素质教育,有利于遏制目前教育中存在着的“应试教育”的倾向,有助于把全面发展教育落到实处,从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和面向未来的要求看,素质教育势在必行。本文从西方经济学教学工作上方法与手段的创新入手,以转变教学角色、教学观念、教学模式、重视课堂讨论和案例教学法为切入点,论述了素质教育的重要性和实施办法。 【论文关键词】素质教育;西方经济学;大学生;改革;实践 素质教育作为一种全新的教育改革思路和方向,已经越来越多地为人们所接受和认同,正在逐渐影响渗透到教育领域的各个方面和各项活动中,缓慢然而深刻地改变着固有的一切观念、体制和行为,中国的教育正孕育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如果只在家里闭门造车,而不下去接触实践,就不可能有如今的素质教育思想不断丰富和发展。根据素质教育的要求,为使素质教育进人主阵地,如何以全新的视野、从新的角度、在新的经济学背景下更好地运用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政策与操作实务来加强对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如何把“两全”落实到每个教学岗位,使课堂教学成为实施素质教育的主渠道,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一、提高大学生素质教育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罗诞铖老师说,现在的大学生由于从小学到高中的“被安排”与“被考试”,绝大部分学生已将考试作为奋斗目标,将“被安排”作为常态,失去了独立发展思想的能力与意识。到了大学,突然面对一个相对“不被安排”和“不被考试”的环境,对生命与人生的追问被迫来到眼前。很多大学生迷惘了!面对这样的问题,在授课的准则就是让学生自己提出问题,自觉学习。学生学会自觉地学习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教师的教不能代替学生的学,应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学生如果没有学习兴趣,就谈不上学到知识,更谈不上创新。 另一方面我还发现当前部分大学生对认知思想道德理论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排斥心理。其原因:一是由于社会浮躁情绪和功利化趋势的影响,导致大学生不愿意静下心来学习思想道德理论,探索理论真谛,而只热衷于对浅层次的“技巧性”知识的掌握,存在着“理论无用论”的倾向;二是社会舆论对思想道德理论教育不加区分的一些负面评价,把思想道德理论教育等同于脱离实际、等同于“假大空”、等同于枯燥的说教,这种先入为主的评价,导致了部分学生对思想道德理论的逆反心理。 二、为了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在西方经济学教学工作上方法与手段的创新 《西方经济学》课程从其结构体系可分为三大部分:即理论知识、管理和实践。理论部分主要有:供求价格理论、消费者和生产者理论、市场理论、分配理论、国民收入决定理论、ad—as曲线和国际收支理论等。管理部分主要有:市场失灵管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失业和通货膨胀治理等。实践部分主要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业务、资本证券业务、金融衍生业务、外汇业务以及国际结算等。这种结构体系要求有不同的教学方法与手段完成教学内容,从而较好地实现教学目的。 1.转变教学角色。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课堂的主人。大学生思维活跃,个性张显,渴望表现自我,展示自我,更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可,这就要求我们教师要破除师道尊严,努力创设一种民主、和谐、宽松的教学氛围,把课堂的主发言权归还给学生,为学生搭建一座展示自我的舞台,让学生大胆发言、踊跃发言,勇于提出不同的见解与主张,让他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尽量做一位忠实的听众,尊重学生,相信学生,不惟我独尊,允许不同见解的存在,更要欢迎独到见解的出现。当然我也要发表个人的见解评论,不要强人所难,要以理服人,与学生平等对话,共同探讨,努力与学生达成共识。当问题较难时我还采用定向点拨、转换点拨、启发思维、联系迁移、挑战诱导等方法,力求实现由“教师”向“导师”转化。只有这样学生才会有一个发展的空间,用他们自己的理解,自己的审美观,自己的表达方式去掌握知识。 2.转变教学观念。面对第四版的新教材,需要在备课上花不少时间,充分掘展教材资源。因此我觉得教师必须学会解放自己,不要再把主要精力放在让学生对某一点知识的逐一过关上,学习的过程不仅仅是直接接受书本知识,纯粹被动的接受、记忆的过程,这种学习窒息人的思维和智力,摧残人的学习兴趣和热情。教师注重的应该是学生学习方法的培养,学习过程的探究,充分用好课堂50分钟。知识在成倍增长,现在即使背了不少知识,日后不一定就会用到,但教会学生的学习方法却能让他们终生受益。有这么一则故事:一位仙人会点石成金,他遇到一位牧童,要送一些礼物给牧童,随手点了几块石头变成了金子送给牧童。牧童不肯要,仙人问他想要什么,牧童想了想说:“我想要你的那根手指。”这个牧童很聪明,他知道金子很快就会花完,如果拥有了仙人的手指那财富就会无穷尽。作为升达的一名教师,我不会吝啬于给学生那根”手指”。 3.转变教学模式。教学不仅是知识的再现,而且是时代精神的生动展现,是人类智慧与创造力的结晶。科学的教学方式绝不能仅限于科学知识的传播与灌输,更重要的是让学生了解科学知识演变发展的历史过程,把握科学知识的时代内涵,领略科学探索者的人格魅力,从而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启迪学生的科学创造性。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构建充满生命力的课堂教学运行体系,新课标下的化学课堂教学主要体现这样的教学模式——⑴创设问题情境:上课时尽可能给学生提供一个熟悉的情境,这样学生就不会觉得陌生,学习积极性也会大增。例如联系2010年中国实际gdp和人均gdp的具体数值是学生更好的理解国内生产总值;⑵安排活动探究:教材中有不少很有价值的活动与探究栏目,我们可以选择性的开展探究活动,让学生亲身体验体知识的生成过程,既启迪思维,又加深记忆,当然不能为了探究而探究,盲目探究,也不能因为探究耗时就不探究,有时过程比结果更重要。例如可以在学生学习了简单的国民收入核算以后去探究均衡国民收入的产生及意义。 4.重视课堂讨论。上课是整个教学活动的中心环节,要提高教学质量就必须上好课。课堂讨论作为课程的一部分,对提高教学质量也是很重要的。自如驾驭课堂讨论课的教学进程,需要较高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能力。教师在课堂讨论课的教学中,必须满足一般课堂教学的基本要求:即目的明确、内容正确、方法恰当、结构紧凑。 5.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课堂教学方法。在每一章的教学中.寻找结合教学内容的真实事件进行分析解释,并引导学生思考和讨论,训练学生分析和解释问题的能力。案例教学是西方经济学教学的一个十分有效的工具经典的“大炮与面包”等案例已深入人心。案例教学能把生活中一些活生生的事实摆在学生面前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加深对经济理论的理解。但是,仅仅分析那些西方经典案例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把西方经济学与中国本土经济相融合,适当地引进一些现实中的案例以及贴近现实生活的经济现象进行分析解释,这是因为学习西方经济学的最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学会运用所学的原理来分析解释实际生活中的经济现象,并帮助解决现实中的经济问题或者提出一些前瞻性的政策建议。 素质教育观念已深人人心,并从感性上升到理性;素质教育实践已从宏观走向微观,深人到课堂教学领域等诸方面。教学改革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有许多课题需要研究。我们正处在一个知识经济已见端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时代,对劳动者的素质有了新的要求。西方经济学作为高校一门重要的课程,更需要加大改革力度,既要突出其基础理论的地位,又要避免其内容越来越宠杂的倾向。要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学生主动学习和独立思考、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了解基本理论对现实的指导意义,这应是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的努力方向与目标。这就对教育工作者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不断务实,探索。既不能脱离实践,也不能离开理论的指导。这样,才能真正实现《面向21世纪振兴教育行动计划》。 西方经济学论文: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兼评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定义 【内容提要】 政治 经济 学 涉及的对象是物质生产。在马克思已经严格区分了物质生产一般和物质生产所采取的特殊 社会 形式的今天,重新混淆二者,把生产关系淹没在生产力合理组织中,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今天应主要放在生产一般和社会 市场 经济一般上,那在理论上就是一种倒退了。要讲“选择”,必须包括两个方面的选择,即资源在不同人们之间的分配和资源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配置,二者缺一不可。 【关 键 词】物质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选择 【 正 文 】 在我国建设有,认为 政治 经济 学 的研究对象今天应主要放在生产一般和 社会 市场 经济一般上,那在理论上就是一种倒退了。马克思把社会生产关系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开辟了揭示人类 历史 发展规律的新天地,使人们有可能自觉地按照客观规律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有在与生产力的紧密联系中对社会生产关系的深刻研究,才能揭示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和它的经济运动规律,这当然有助于人类自觉地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如果更多的人掌握了这一科学思想,必将大大加快社会的进步,使全人类受益。恩格斯曾说过,马克思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人类历史因他的存在而缩短了。这一评价得到历史的印证,也得到了全世界无偏见的学术界的认可。在本世纪末的1999年,英国广播公司(bbc)于9月举行了一次网上选举“千年”最伟大思想家的投票活动,马克思列在爱因斯坦、牛顿、达尔文等之前,高居榜首,被选为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 三、资产阶级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由英国资产阶级古典学派的杰出代表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奠定基础的。他们把政治经济学看作是研究如何增进国民财富和发展 资本主义 生产力的。凡是影响和破坏国民财富增长和生产发展的,他们都反对,凡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力增长的,他们都勇敢地加以维护。他们确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最能推动财富增长的。 由于他们生活的时期还属于阶级斗争尚不发展的时期,这时还允许这些资产阶级的代表无顾忌地科学地涉及资本主义社会各方面经济关系并进行客观研究。他们创立了劳动价值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出各个阶级之间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马克思指出:“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6页。) 随后一个时期,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夺得统治地位,阶级斗争也采取日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具有威胁的性质。这时要求资产阶级客观地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运动和发展已不可能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就敲响了。问题已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一直发展到只偏重于在不危及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探索如何促进物质生产的发展、效率的提高以获得最大的利润。 这样,政治经济学从斯密、李嘉图以来向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着,一是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批判地继承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古典学派的科学方面,即劳动价值理论和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的内部结构的深入研究,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指出了它的发展趋势和历史局限性。二是由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开始,经过马歇尔、凯恩斯到当代的萨缪尔森,是研究财富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和现代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穆勒1848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是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走向庸俗化和教科书化的时期的标志。因为这个时期资产阶级与工人队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资本主义经济虽尚未爆发重大危机,但社会问题已相当严重,批判资本主义弊病的空想 社会主义 思想也相当流行了。穆勒为维护资本主义的利益,企图把这两种对立的利益加以调和。 穆勒首次按照生产、分配、交换这样的顺序安排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它的根本缺陷就在于把斯密和李嘉图开创的研究社会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转为研究物质生产一般,把生产关系撇开了,把生产看作是决定于一般的自然规律,与社会形式无关。他把生产与分配割裂开来,认为生产决定于一般自然规律,与社会经济关系无关,分配不是由生产决定的,而是由社会 法律 和习惯决定的。从穆勒开始的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一直支配着以后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当代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合著的《经济学》(第12版)中对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是这样表述的:“经济学是研究人和社会如何进行选择,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资源以便生产各种商品,并在现在或将来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以供消费之用。”这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主流派的具有代表性的教科书的观点。从他们对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规定来看,与19世纪的约翰·穆勒的表述基本是一致的,从内容上看,基本上属于生产一般或市场经济一般,都是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殊性隐蔽起来。 我们看一看西方经济学所规定的研究对象“如何选择”问题。这种说法的缺陷的根本方面,仍然在于它只局限于属于物质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的如何选择上,而回避了资源在人们之间分配的“选择”,即生产资料的归属问题;而这个方面同样是物质生产得以发生的根本前提,没有这个方面,物质生产就像一只缺腿的蚂蚱,是跳不起来的。没有生产要素在人们之间一定的分配这个前提,资源在各类生产间的配置是不能实现的,也就不会有物质生产。 例如,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他的《经济学》中提出的选择:“为什么曾经被用来种庄稼的土地又用来造工厂?为什么在仅仅几十年间,用来造马车的资源又用来生产汽车?为什么自动机床代替了铁匠?”(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上,11页,北京, 在 资本主义 社会 里,一切关系都表现为一种商品关系,一切联系都借助 市场 联系起来。 社会生产关系还表现在再生产过程中的各个环节中,有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消费关系等。社会生产关系还包括生产部门、商业部门、 金融 部门、 农业 部门等等之间的关系。社会生产关系的所有这些方面的总体形成生产关系的总和,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 经济 结构,即有 法律 的和 政治 的上层 建筑 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社会生产关系既然在生产和社会发展中有着这样重要的地位,因此,今天的政治 经济学 仍然应当遵循《资本论》指出的研究方向。这不仅对深入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一切事物是必要的,对我国建设有 西方经济学论文: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对比分析 【摘要】:我们从劳动、自然、资本生产三要素之间通约的角度,沿着经济思想史的脉络,将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价值理论进行比较,分析两大经济学范式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排除自然对价值体系的影响,集中分析了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我们认为不同程度的复杂劳动是劳动的一般形态,复杂劳动之间的通约系数应该考虑它在再生产中的地位,按照它在下一生产周期生产的产量来进行近似折算。人力资本和复杂劳动之间有互相通融的地方,它们都含有时间和技术的因素。衡量价值的量纲应是时间与技术的复合单位。在技术变化的条件下,不能单纯用劳动时间计量价值。 【关键词】:劳动价值论;价值尺度;资本;时间;技术 一、自然之物与劳动、资本的通约——寻找不变的价值尺度 分工和交换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起点,是经济学最基础的分析层面。马克思经济学和以正统自居的新古典经济学都是从这里着手开始经济理论体系的搭建。两者都遇到了同样的技术性间题:为使交换成为现实,必须构造出相互交换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体系。除去两者所被赋予的不同意识形态,其实他们是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对同一问题的回答。其根本的区别在于,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决定财富的生产要素是土地、劳动、资本的三位一体;马克思经济学认为资本从逻辑上讲只能是自然和劳动的产物,所以在这些要素中,只有土地和劳动才是有关财富形成的终极要素。 认为价值是由土地和劳动共同创造的第一人是配第。配第在考虑价值量的决定时企图把土地和劳动通约,他用土地的面积、自然年生产力和劳动者的谷物工资及劳动时间来进行劳动和土地之间的换算。川但是他受到了重农学派的影响,没有解释作为土地之外的自然之物与劳动之间的通约。为克服这一间题,斯拉法也作了解答。假定商品是用商品生产出来的,即a商品的价格由生产a的劳动以及为生产a所耗用的b,c,d……z商品来决定,这样就得到一个方程;同理b商品的价格又由生产b的劳动以及为生产b所耗用的a,c,d……z商品来决定。依次推理,c,d……z商品都可以作出如上分解,从而构成一个庞大的物质生产的投人一产出方程组。加上劳动变量,消去一元,求解该方程,就得到了一种相对价格体系,川也就是李嘉图苦苦追求的“不变的价值尺度”。这个理论完美地实现了劳动与物质的通约。斯拉法通过“标准生产体系”,用数学证明了利润与工资分割经济剩余的比例不会对价格体系产生影响。也就是说,通约后的价格体系可以换算成以劳动时间计量的单位,并且不再受资本构成的干扰。这就提高了劳动价值理论的纯洁度,解决了李嘉图面临的难题。但是斯拉法的生产体系是线性的,意味着这种价格体系只是在固定不变的技术条件下才能够成立。在一个动态的技术可以变化的社会里,价值尺度将会受到影响。 斯密面对这一难题,干脆抛弃了自然之物。而马克思非常重视自然之物与价值之间的关系。他批驳了财富是由人类劳动唯一生产出来的观点,认为自然之物构成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马克思通过定义明确区分了财富与价值,排除了自然之物的原始价格对劳动形成的价值量的影响。但是这样就产生了一些问题,财富归根到底都可以分解为自然与劳动,而不可能分解为单一的劳动。那么这个“终极之物”是如何定价的呢? 人类社会之初,假设自然资源是充沛并可自由支取的,如阳光与空气,必定没有价值和价格,因为它们不是交换的对象。一旦出现了稀缺,就会有先占权或暴力创制的种种产权。马克思写道:“只有一个人事先就以所有者的身份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看作隶属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这些产权的取得,显然是来自于先于生产和交换的非生产的制度因素,它赋予自然资源以垄断价格,使“不具价格的东西也获得了价格”。简化掉开采成本的影响,它是权力对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再分配,它的量的决定是权力斗争的结果,即维持资源产权的资本化费用参与剩余价值分配从而获得地租的过程。所以诺思称赞马克思所强调的所有权在经济组织中的重要作用是重大贡献。 自然资源的资本定价理论是由当代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索罗较早提出的。他试图深究三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他把资源视为资本,扣除开采成本和供求的影响后,当预期的资源市场价格上涨幅度高于利率时,业主就倾向于较早开采,反之亦然。这样根据利润最大化的假设所达到的均衡,按照现实的开采量和利率,就可以倒求出现存资源的价值,完成自然资源与资本的通约。然而资源存量的勘察开采和转换替代取决于不确定的技术条件。一般来说,资源存量是未知量,而存量的多寡将直接影响价格体系和对未来价格的预期,使得情况更加错综复杂。 用现金流资本化的方法把资源与资本通约存在同样的问题,不仅要假设利率不变,还必须假定现金流是永续和稳定的。自然资源所带来的垄断利润和租金在长期中不可能保持稳定。不确定的技术和自然资源存量的变化将对现金流产生直接的影响。 两大经济学范式都试图把自然之物通约掉,使用的方法不同,是为了服务于不同的目的。新古典经济学把一切能够带来稳定的现金流的东西统统资本化,是为了论证给这种现金流带来保障的制度的合理性;而马克思要揭示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断增殖的社会过程中的矛盾,所以必须把规模报酬递增内生化。报酬递增的规律只有在价值的世界里才能找到,自然世界受物质和能量守恒原理制约,不可能产生报酬递增,所以马克思要抽象掉使用价值对价值的影响。无论如何,把自然之物通约掉,可以使我们集中讨论劳动和资本这个更为核心的问题。 二、不同劳动之间的通约—实践尺度与理论尺度的背离 劳动价值论必须解决不同种类的具体劳动之间的计量及可加性的通约问题。马克思用劳动时间来计量同质的抽象劳动,但对不同的具体劳动之间的换算通约却没有过多涉及。 马克思排除了劳动者的察赋差异,认为人类抽象的劳动是同质的。斯密也是这样。他认为:“人们天赋资质的差异实际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人们到了壮年,分别选择不同的职业,好象是由于不同的天资,但在多数场合,天资的差异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然而在现实中,“由于总体工人的各种职能有的比较简单,有的比较复杂,有的比较低级,有的比较高级,因此他们的器官,即各个劳动力需要极不同的教育程度,从而具有不同的价值。因此工厂手工业发展了劳动力的等级制度。与此相适应的是工资制度”。 马克思用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换算来说明不同等级的具体劳动之间的通约,“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起了自乘的劳动的作用,或者说,在同样的时间内,它所创造的价值比同种社会平均劳动要多”。至于这种换算所必须的自乘系数又是什么决定的,马克思认为,“各种劳动化为当作它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但是马克思没有详细论证这种“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从而留下了广阔的探讨空间。 庞巴维克对此进行质疑:“依照什么比例复杂劳动产品的价值可以转化为简单劳动,这是不确定的,不可能预先根据复杂劳动所固有的任何性质加以确定。它只是实际交换关系所决定的实际结果。”这个批评可以说是切中要害。要把现实中不断生成变化的“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在理论上用简单倍乘系数固定地表达出来,无疑是极其困难的。对此,希法亭辩护说,庞巴维克把揭示价值规律的“固有性质”的“理论尺度”同作为“实际结果”的“实践尺度”混同起来了。在希法亭看来,理论尺度似乎没有必要和实践尺度相吻合。希法亭为马克思的辩护,如同麦克库洛赫为李嘉图的辩护,并没有为劳动价值理论增添有分量的理论价值。这种价值尺度的两分法实际上等于承认了两种尺度之间的背离。要想取得理论上的进步,我们必须找到新的理论尺度,使之与实践尺度相符合。 对于不同劳动之间的通约,新古典经济学用供求理论来解释,认为劳动力等级和工资体系,都是在劳动力市场上讨价还价的均衡的结果。但是结构上的均衡无法解释总体上的非均衡—失业。虽然凯恩斯极力反对劳动价值论,他却站在西方经济学立场上第一个从总量的角度上思考劳动就业量的决定的问题,用失业的现实反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力的供求理论,从而与马克思有了相通的地方。 凯恩斯写道:“所以在讨论就业理论时,我只想用两种数量即币值量及就业量。前者是绝对齐次性,后者可变为齐次性。因为只要各种劳工以及助理员之间之相对报酬相当稳定,则为计算就业量起见,我们可以取一小时普通劳工就业为单位,而一小时特种劳工之就业,则依其报酬之大小加权。在凯恩斯看来,构成总量的不同劳动之间是可以通约的,这个通约有两层含义:一是用具有代表性的“普通劳工”的劳动时间来作为劳动就业的基本计量单位;二是利用市场上形成的报酬体系作为加权来换算不同种类的劳动。以“新剑桥左派”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发展了凯恩斯的第一层含义,认为“工资率决定物价水平”,市场上的讨价还价只是使得工资率围绕一个基准上下波动,而工资率的决定力量只能在“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中寻找,从而把目光转向习俗、历史、法律等长期社会因素,以及劳资双方阶级力量的对比。他们不自觉地涉及了价值的“绝对尺度”,猛烈抨击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虽然他们并不赞成劳动价值论,但是沿着这些观点可以找到两大经济学范式之间关于价值理论的融通的线索。 而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囿于市场理念和均衡思想,把目光集中在第二层含义上,就连以研究劳动价值论著称的米克也写道:“(各种不同的劳动)在理论上必须换算,在实际上换算不是根据准确的尺度,而是根据在市场上的讨价还价。米克认识到了不同劳动之间通约的理论困难,却又试图用理论和实践两种尺度进行调和。这个做法不过是对希法亭的回应。 三、劳动与资本的通约—价值尺度的两维刻度 资本与劳动是两大经济学范式的基本概念,而越是基本的概念越是深奥复杂。资本在不同语义里歧义颇多,没有统一的解释。本文认为,资本定义要满足下列条件:第一,完全抽象掉具体物质的内容,我们已讨论过对“终极之物”的通约问题。第二,包含有时间因素,否则就无法解释利息的时间性质。第三,包含有生产力的技术性因素。这是资本的传统语义里的基本内容。 最传统的观点就是认为资本是实物资本,是机器设备、原材料、生产工具或是过去积累的物化的劳动。这显然不满足上述条件一。认为资本是生产条件和环境的总和等观点,虽侧重历史的演化,但是内涵过于宽泛,无法做时间上的分析,不能说明利息的产生,不满足条件二。西尼耳的“节欲论”是纯心理的概念,节欲一年与一个月显然是不一样的,它包含了时间因素,并且排除了物质因素。但是单纯的“节欲”什么也创造不出来,储蓄不能够自动地转化为投资。所以,他的观点不满足条件三。庞巴维克的“迁回生产”是最接近满意程度的资本概念。他的迁回生产过程又是和时差利息论密切相关,迁回生产在经历一个较长的时间后能够带来更大的生产力,所以满足上述三个条件。按照他的定义,资本是一种迁回的生产手段,所有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可以按照等级排序,处于迁回生产顶端的是高级资本。 虽然庞巴维克极力反对劳动价值理论,但是“迁回生产”与马克思的资本定义也有相通的地方。马克思认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是“处于运动过程中的价值,从自身出发并以加大的量回到自身”。资本在形式上表现为可变与不变资本,其实质功能却是通过不断的再生产的循环来实现自身不断增殖的终极目的。马克思和庞巴维克都继承了欧陆哲学的思维传统,在资本定义中彻底排除了实物概念,重视时间和技术的因素,强调再生产循环的社会过程,认为资本是流量而不是存量,是面向未来的不确定的更大产量或价值,而不是对已知的过去的盘点。 于是,迁回生产和复杂劳动也就有了融通的地方。劳动过程不是简单的物质能量的转换,最鳖脚的建筑师也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人类使用实物资本的生产过程是有意识的能动的复杂劳动,也是迁回生产的开始。复杂劳动与经验、技能、知识、资本等因素密切相关。掌握的知识越多,操纵的资本越高级,劳动的复杂程度越高。斯密最早对此有所认识,他把“社会上一切人民学到的有用才能”也算做与实物等同的资本;而舒而茨发展的人力资本理论更加贴近了复杂劳动的概念。它们的形成都需要“教育培训”和经验积累;其目的都是为了递增的报酬或增殖的剩余价值。 随着时间推移和社会进步,生产过程越来越“迁回”,社会的人力资本存量越来越大,“整体工人”的劳动程度也越来越趋于复杂,社会生产力也越来越大。马克思认为在劳动中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是紧密结合的,“自然物本身就成为他的活动器官……延长了他的自然的肢体”。这种延长了的肢体,或者说,由人类所掌握的经验、技能和知识外在地转化的能够操纵的实物资本,就成为社会平均的复杂劳动程度的标志。不仅如此,个别劳动越是复杂,所能够操纵的实物资本也越高级。这里的操纵不是直接的操作,它指的是复杂程度较高的劳动处于迁回生产过程中的较高地位,掌控着所有下游的低级实物资本,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它在再生产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一方面生产出更多的产量和使用价值,另一方面还担负着进一步技术创新的任务,使得迁回生产的链条继续延伸。因此,复杂劳动通约为简单劳动,应该按照它们在迁回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地位进行系数折算。 至于系数折算的具体方法,本文只能作出粗浅的尝试。如果按照复杂劳动所掌控的实物资本量进行折算,存在着上文讨论过的实物资本的加总悖论,使得这个方法并不可行。我们可以尝试按照复杂劳动在下一个生产周期所带来的产量和使用价值进行折算。产量和使用价值可以用货币量加总,同时在技术上也可以预期。通过技术上的统计,就能为实际折算提供现实资料。当然这只是近似地换算,是价值决定因素中的实践尺度。这并不意味着使用价值量决定价值量,归根到底,这个系数是在迁回生产的过程中复杂劳动的特性所决定的。诚然,产量和使用价值并不是再生产的唯一目标,理论尺度与实践尺度仍然有偏离;但是通过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价值实践尺度,比在市场中形成的尺度较少地受到偶然因素的干扰,能够最大程度地接近理论尺度。 有人用复杂劳动所耗费的时间和培训、教育等费用为基数来进行系数折算。这些时间和物质耗费是一种沉没成本,只能说明过去而不能面向未来。只有通过对复杂劳动在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的衡量,才能够揭示动态的“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因为人类的学习、技术的进步是加速度的变迁过程,复杂劳动的折算不仅仅是简单的倍乘,而是非线性累积的指数乘积。也只有在扩大再生产的循环中,依据未来的产量和使用价值,才能够反映这种系数的指数特征。 复杂劳动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在劳动价值论中占据关键地位。在迁回的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不同等级的复杂劳动,是劳动的一般形态,反映了资本(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相结合的特性和劳动对资本(生产资料)的利用程度,是劳动与资本通约的桥梁。所以,价值量是对复杂劳动的计量。对于同等程度的复杂劳动,可以用劳动时间计量;对于不同程度的复杂劳动,必须先折算它们的换算系数。从以上论述可知,这个系数必然也包含了技术的因素。所以说,时间与技术是价值尺度的两维刻度。 四、通约的量纲——一种新的理论尺度 由此可见,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通约矛盾不能依靠单纯的时间标准来解决。如果以劳动时间为单位,则人寿期百年,所有人创造的价值就大致等同,这与现实显然不一致。马克思认为价值量是由劳动时间决定,并且不受技术变动的影响,但是这样就不能进行不同复杂程度的劳动之间的通约。如果要进行不同复杂程度的劳动之间的通约,就要折算它们之间的技术含量,承认技术对价值的影响。为了解决这个两难问题,利用综合时间和技术的复合单位来定义价值是惟一的出路。正如牛顿在自然哲学里对质量的定义表述为每单位加速度的力,价值的量纲应该表述为时间与技术的复合单位。 让我们再次回顾一下庞巴维克的话:“马克思从古代的亚里士多德那里发现了一种思想,即没有等同性就不能交换,没有可通约性就不能等同..…在交换的场合,事情是以商品所有权的变化为结束。这宁可表明存在某种导致变化的不均等和优势。当某些复合体彼此密切接触时,就会产生某种新的化学组合..…事实上,在现代政治经济学家看来,古代经院学者关于被交换商品中存在某种等同的理论是不能成立的。庞巴维克的原义是批评马克思逻辑“三大步”的第一步,即相互交换的商品中包含有等量的质。他的意思是说,商品的交换,就像是能量的流转,总是由“不均等和优势”肇始,并且终结于这种“不均等和优势”的消洱。这个说法是有启发的。不同的分工造成了不同的技术和察赋差异,从而具有了李嘉图式的“相对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不仅可以解释国际贸易,同样可以解释国内的一般性的商品交换。价值的流通,正是基于这种相对优势,从而使得买卖双方有利可图。 这样,价值的复合单位在现实生活中就能够找到根据。在交换中,出于对相对优势的衡量和比较,人们一方面需要计算由劳动时间来计量的实际成本,另一方面也需要对相互之间的生产技术条件和机会成本进行估算对比。马克思写道:“不同部门的生产力水平不能直接比较。我们不能因为生产一盎司金与生产一吨铁需要同量劳动时间,就说金的生产力低于铁。可见,时间与技术因素必须综合地考虑在一起才能在交换中进行相对优势的比较。当金与铁交换时,生产铁的工人会计算在自己现有掌握的技术下生产一盎司金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同样生产金的工人也会计算由自己来生产一吨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当各自都估算出自己的比较优势时,交换就发生了。估算中依据的时间和技术,就产生了新的“价值的理论尺度”。 新的“价值的理论尺度”会受到各种偶然因素的影响,比如供求的数量、讨价还价的势力等等。但是它的决定性的因素,是能够保证再生产的顺利进行。所以恩格斯说:“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价值首先是用来解决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的问题,即这种物的效用是否能抵偿生产费用的问题。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之后,才谈得上运用价值来进行交换的问题。而生产费用,在不同的技术条件下显然是不同的。只有把劳动时间和技术条件结合考虑,才能判断出一宗交换“值不值得”,判断出该商品的价值能否保证它的再生产。 马克思定义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构造一种标准的社会平均技术条件。对于生产同一种商品的不同生产者来说,这是合理的,而对于资本构成不同的众多品种商品的生产者来说,就不太现实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斯拉法的“标准生产体系”一样,排除了技术变动的可能性,不能够反映动态的社会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新的“价值的理论尺度”也需要综合考虑时间和技术。 时间不仅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是哲学家思考的对象。伯格森区分了“真正的时间”和“科学的时间”,认为人类生命延绵的真正时间是不可衡量的。至少,这句话启示了单纯用钟表的劳动时间来衡量价值的困难性和复杂性。过去一小时的劳动与现在一小时的劳动即使在生理上是无差别的,在社会意义上也会有极大的差别。时间并不是均衡的流程,因为社会进步和技术发展总是加速度的。如果说价值量是单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那么这个时间是过去生产该商品的时间还是现在再生产同种商品的时间呢?可见,时间和技术关系的理解是本文的关键所在。等量劳动时间创造等量价值,是在不变的技术条件下起作用的规律。当社会呈现整体的技术进步,或者个别劳动中所包含的技术因素起了变化,价值的衡量就要考虑重新计算。 从两大经济学范式相互通融的角度来理解价值理论,不仅解决了复杂劳动的通约问题,而且长期困扰劳动价值论的其他难题也都迎刃而解。同时,可以更为清楚地看到两大范式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它们各自坚持了价值尺度的时间维度和技术维度,“新的理论尺度”为它们的通融搭建了桥梁。 西方经济学论文: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利益和谐思想的比较 摘要: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都围绕经济利益这一核心问题构筑了相应的理论体系,虽然它们对利益冲突的性质、根源及化解途径的认识不同,甚至是相互对立的,但都认为利益关系是社会的本质关系,经济利益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利益关系;利益和谐 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从不同的视角、沿不同的路径对利益和谐问题进行了研究,虽然二者的利益理论有着本质区别,但在它们的理论体系中影响利益关系的基本因子却相同。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劳资利益冲突出发。反向阐述了利益和谐思想的重要性 马克思认为,利益是人类活动的基本动力,“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人类历史的研究前提是“一些现实的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可见,马克思所讲的利益首先是指人们的经济利益。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前提,而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就是满足人们的经济利益需要。因此,经济利益需要贯穿人类社会始终,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前提和动力因素。“社会的每次行动,都是从直接的物质动因产生的”。“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 (一)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基本利益冲突。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为起点,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利益冲突进行了深入剖析。马克思认为,利益的社会本质和社会基础是生产关系,经济利益是生产关系的具体表现,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决定其经济利益冲突的形式和特点。 资本主义的直接生产过程就是劳动过程,也是价值形成和价值增值过程。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是通过资本家雇佣工人的方式实现的,其前提是劳动力成为商品。与一般商品相比,劳动力商品的价值体现了一种特别的、甚至更为重要的经济关系,即体现了资本和雇佣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的相对地位及由此决定的新价值的分配关系。 工人作为雇佣劳动者所得到的工资,仅仅是其劳动力的价格,在其劳动力的使用过程中即在劳动过程中,工人创造的价值远远超过其所获得的工资。资本家进行生产的目的是为获取剩余价值。因此,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可见,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决定的分配关系,决定了工资与利润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天然具有相互对抗的性质。因此,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是资本主义社会利益关系的主旋律。 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剩余价值规律的作用,资本家必然不断进行资本积累,扩大再生产。资本积累不仅使资本在数量上增大,而且使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出现机器排挤工人的现象,加剧了劳资冲突。一方面,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在资本总额中,不变资本日益增多,可变资本相对减少,工资在新增价值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小,而资本家的利润所占份额却越来越大。另一方面,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也相应减少,造成劳动供给相对过剩,使产业后备军规模越来越大,并对在业工人构成极大压力。这种竞争力量的存在,进一步增强了资本对劳动的控制,“减弱工人对削减工资、延长工作时间和重构生产过程的反抗。”使在岗工人的待遇更低、劳动条件更差,加剧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资本积累导致资本主义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贫困在无产阶级一极积累,而财富在资产阶级一极积累,资本主义的分配关系是对抗性基础上的分配关系。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没有削弱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关系,而且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关系,使雇佣劳动者的处境更加恶化。 (二)分析了劳资利益冲突对资本主义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马克思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基本利益冲突及其对劳资双方的影响,还进一步分析了劳资利益冲突对资本主义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所决定的对抗性的分配关系,导致了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矛盾,即生产能力的无限扩张与有限的市场购买力之间的矛盾。一方面,资本在获取最大剩余价值的动机驱使下,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导致生产能力不断扩张,总供给持续增加。另一方面,工资收入在社会新增价值中所占比重越来越低,劳动者购买力受到严重制约,导致总需求不足。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主体是雇佣工人,工资总额是社会总消费能力的决定性因素。但这种“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生产力,也小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同时,随着技术进步,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工资相对于利润在新增价值中所占份额不断下降,又进一步抑制消费的增长,使供求之间的缺口日益增大,产品过剩问题越来越突出,并最终导致以产品相对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危机的爆发。 马克思对利益和谐问题有独到的深刻见解。马克思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协调来分析利益和谐的。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是决定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规律,在这一规律的作用下,人类社会经历了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变迁,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虽然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发展,但并未改变社会经济利益关系的对抗性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替代,不过是以资本家对劳动的剥削替代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不仅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相反,还加剧了这一矛盾。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然会被更适合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取代,社会主义公有制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替代,将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消除经济利益的对抗性质,实现社会成员之间的经济利益和谐状态,并以此为基础,最终进入到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纵观马克思的观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推动了社会形态的变迁,其中,社会不同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的经济利益关系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集中体现,同其他经济利益相互对抗的社会形态一样,资本主义社会必将被社会主义社会取代,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和发展规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匹配、协调是经济利益和谐的前提,实现经济利益和谐并不是人类的最终目的,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才是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也是社会和谐与否的检验标准。 二、西方经济学的利益和谐思想 西方经济学的利益和谐思想主要有两种观点,即自然和谐的思想和人为和谐的思想。 (一)自然和谐的思想。和谐其实就是重农主义语汇中的“自然秩序”。按魁奈的说法,社会秩序区分为自然秩序和人为秩序。自然秩序是一种“自然法”,它是客观的、永恒的。而人为秩序则是一种“人定法”,具体表现为政府的制度、规章、法令。人为秩序必须符合自然秩序。如果人们认识到自然秩序并按它来安排人为秩序,社会就处于健康状态,人类就幸福。否则,社会就处于病态。他还认为,只有在自由制度下,个人的利益和社会的公共利益才能达到一致,这就是自然秩序的精髓。 亚当·斯密是在自然秩序和谐的基础上用天然一致的信条来解释效用原理,认为个人的自我利益是人类的本性。斯密在其经济学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阐释了“经济人”、“看不见的手”和“自然秩序”的思想。他说:“各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他进一步指出“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在斯密看来,“经济人”对经济物质利益的不断追求是人们经济行为和经济活动的动机,是促进生产发展的原动力。同时,为防止“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时妨碍社会和公众利益,斯密主张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建立一种“自然秩序”,即完全竞争的经济模式。他认为竞争保证利己的追求将改善社会的经济福利,而垄断则代表了不受控制的自我利益和经济福利的最终损害。自我利益不仅推动了畜牧业向农业的转化,而且推动了城市商业社会的发展。 与斯密不同,弗雷德里克·巴斯夏的利益自然和谐是一种乐观主义劳资利益调和论。在其《和谐经济论》一书中,巴斯夏力图引导人们去认识一切正当的利益彼此和谐这个真理。交换是巴斯夏“经济和谐”的出发点。按照巴斯夏的观点,人们在交换中,“能够互相帮助、互相替代对方工作,提供相互的服务。”他还进一步把劳动和资本的交换看做两种“服务”交换的表现。资本家的“服务”是供给工人以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而工人的“服务”是替资本家生产。工资和利润就是这两种“服务”的报酬。在经济自由的前提下,这两种“服务”的交换也必然是等价的。这样,劳资关系也是互相提供“服务”的关系,是绝对和谐的关系。可见,巴斯夏所说的和谐是阶级关系的和谐,其目的在于从正面论证资本主义社会是最好的,是要永存的,因为它是自然的、和谐的社会秩序。 马歇尔的经济利益和谐思想体现在他的均衡价格论和收入分配论中。换句话说,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和分配论本身就是一个自成体系的经济和谐论。马歇尔认为,价格是由市场上供给和需求双方力量相互冲击和制约所决定的,当市场供求力量势均力敌时,就形成了均衡价格。均衡是指经济的稳定状态,此时,所有的“经济人”都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因此,资本主义经济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各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是和谐的,大家相互之间绝无什么对立的矛盾。在均衡价格理论的基础上,马歇尔建立了他的收入分配理论。马歇尔认为,所谓收入分配就是把国民收入在各种生产要素之间进行分割,分配问题实质是生产要素的价格决定问题。马歇尔将均衡价格理论运用于生产要素的价格决定,即生产要素的价格取决于要素的供给和需求,当生产要素市场达到供求均衡时,各要素所有者获得相应报酬。既然如此,要素供给者和需求者也必定实现了各自的目标,从而达到了经济利益的和谐。他还把这种观点运用到国际经济关系中去,认为只要自由往来,穷国和富国都可从国际贸易中得到各自的利益。 (二)人为和谐的思想。边沁是英国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是功利主义的代表。边沁基本上承认个人是利己的,但他否认利己主义的任何自然的和谐,他用利益的人为一致解释效用,认为集体的利益是个体利益的加总。他所提出的功利主义包括两个原则:一是功利原则或幸福最大化原则,即追求幸福是人的天性,但社会利益只能以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道德准则和立法依据。因此,增加幸福的行为应肯定,减少幸福的行为应否定。二是自我选择原则或自我偏好原则。每个人是否幸福只有他自己最清楚,所以他是自身是否幸福的最好判断者。每个有理性的人都有为自己谋求最大幸福的倾向,主张一切合乎个人利益或兴趣的东西都能增进个人福利的总量即社会福利,所以政府应根据功利原则最低限度地行使权力,即只限于保护自由和财产安全,除此之外不作任何干涉,经济上应实行自由放任政策。但这并不意味着边沁认为经济利益是天然和谐的。相反,他否认利己主义的任何自然和谐。他认为犯罪为利己行为违反公共利益提供了例证,存在犯罪的事实证明不能做到自然和谐。哈耶克将这种功利主义称为看重实效的功利主义,因为他们主张:对每一个行为,都应在充分了解其可见后果的情况下加以判断。这等于宣布,人类在充分掌握了一切相关事实之后,能够建立起一种把一切细节都安排得当的理想的社会制度。 凯恩斯由于市场无法自发实现充分就业而必须依赖政府干预的思想,颠覆了古典经济学的统治地位,使国家干预论取代了经济自由的思想而居于主流地位。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显著弊端是不能提供充分就业。失业的存在以及收入的不公正分配本身就意味着利益的失谐。失业以及收入分配不公是市场机制本身无法克服的缺陷,也就是说,利益的天然和谐是无法实现的,必须通过政府干预给予解决。凯恩斯建立了国民收入均衡决定模型,分析了失业产生的原因,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此外,他还分析了收入分配不均的影响,指出收入分配不均会降低消费倾向。因为富裕的人只把收入的一小部分用于消费,而把大部分储蓄起来;贫困的人会把新增收入的大部分用于消费。因此,他主张用累进税和遗产税来缩小分配不均的幅度,这样便能提高消费倾向,扩大有效需求,提高就业水平。 制度主义者认为,从当代和前辈经济学家们的理论中推论出来的并不是利益的和谐,而是利益的巨大差别。他们认为,人生来就是集体的与合作的人,是有着共同利益的群体。但在群体间也存在着利益冲突,就像大企业对小企业、消费者对生产者、农民对城市居民、雇主对工人、进口商对国内生产者、商品制造者对货币贷放者之间那样。一个有代表性的和公平的政府必须为共同的利益进行调解。 三、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利益和谐理论的比较及启示 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发,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利益关系的对抗性质,并指出这种相互对抗的利益冲突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形式。马克思认为,在一切社会中,资源尤其是物质资源,都是归一定的人、社会集团或阶级所占有。这种占有就形成了人们之间不同的物质利益关系。资本主义所有制本质是一种私有制,生产资料归资本家所有,由此决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以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以剥削雇佣劳动为特征、以获取剩余价值为目的所形成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相互对抗的经济利益关系。生产关系的这一特点决定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劳动对资本的隶属性质和从属地位,决定劳动成果归资本家所有、雇佣劳动者仅能得到补偿其劳动力价值的工资这种收入分配格局。这样,生产力发展和财富增长只能使少部分人而不是大多数人受益,其结果是失业和贫困在无产阶级一极积累,而财富在资产阶级一极积累。技术的进步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不仅不会改变这种利益关系的对抗性质,反而会加剧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从而加剧资本主义的利益冲突及其基本矛盾。因此,只有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消除这种利益对抗,实现经济利益和谐。 与马克思的观点相反,西方经济学认为,经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本质上虽有矛盾和冲突,但这种矛盾和冲突是可协调的。西方经济学从资源配置的角度展开对利益的分析,认为资源的有效配置状态就是利益和谐状态,因为此时,不仅所有的经济人都实现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社会也实现了整体福利的最大化,整个社会的利益状态是和谐的。这种状态在私有产权、法治、民主等前提下,通过竞争性市场可以达成。即便由于某些原因,如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等问题,限制了市场的竞争性,加剧了经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也可通过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改善市场状况,化解经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利益关系是非对抗的,经济人之间可以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实现“共赢”。 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从不同的视角、沿不同的路径对利益问题进行研究,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最根本的分歧在于对资本主义利益关系本质和利益冲突性质的判断。虽然二者的利益理论有本质区别,但在他们的理论体系中影响利益关系的基本因子却是相同的。关注这些基本要素及其影响,对化解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的利益冲突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利益和谐理论的比较分析,可给我们以下启示: (一)利益关系是人类社会的本质关系。无论是马克思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认为经济活动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基础,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是为实现自身的经济利益,人们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所形成的所有关系,都反映了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因此,利益关系是人类社会的本质关系。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差异导致利益矛盾和冲突的产生,并推动了制度变革,所以说,利益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人类社会的变迁正是这一矛盾运动的结果。基于此,构建和谐社会首先必须协调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经济利益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和前提,没有利益和谐,就不可能有社会和谐。因此,和谐社会的本质是利益和谐,认清这一点,对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转型,其实质是利益关系的调整和分配,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利益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一系列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必须调节利益关系,以利益冲突向利益和谐的转化统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二)产权制度是决定利益关系的核心制度。产权制度是制度集合体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制度。产权是一系列用来在共同体中确定每个人相对于稀缺资源使用时的地位的经济和社会关系。产权的界定和分配会影响到经济主体的经济决策和经济活动的结果。因此,产权制度决定了社会利益关系的格局和特点。西方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的私有产权制度能使财产在运用过程中的责任和收益相一致,并激励财产所有者积极地去发现并满足他人的需要,财产所有者按其私利行事,却造成了有益于他人的后果,由利己而实现利他,最终实现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和谐。但马克思则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相互对抗的利益关系的形成,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正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不改变这种所有制关系,则无法实现利益和谐。在经济运行中,产权是交易的前提,无论是物品的交换还是劳务的交换,表面上看是物品在物质上的转让和移动,但实质是权力的转让。因此,交易的实质是产权的交易。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核心内容之一就是产权制度改革,只有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相适应的产权制度,才能通过市场有效调节社会成员的利益关系,实现经济利益的和谐。 (三)收入分配制度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收入分配不仅影响微观主体的经济利益,而且还影响到宏观经济的运行。马克思认为,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收入分配是不公正的,它不仅导致无产阶级的贫困,加剧了社会利益冲突,而且还进一步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需求不足,加剧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使资本主义社会爆发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西方经济学家也十分重视对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凯恩斯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收入分配状况,认为其显著的弊端之一就是财富和收入分配的无原则和不公正。琼·罗宾逊夫人更进一步指出,在资本主义经济增长过程中,工资和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将朝着不利于工人的方向变动,这种收入分配不公还导致社会的有效需求不足,使经济陷入衰退。因此,她主张借助于政府或第三部门的力量,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实现经济利益的和谐。在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伴随着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迅速扩大。社会收入差距的急剧扩大,不仅加剧了利益矛盾和社会冲突,也造成我国长期以来的内需不足,使经济增长不得不依赖投资和出口。要扭转不合理的经济增长结构,使消费需求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量,必须改变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增加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例,并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四)制度对调节利益关系具有重要作用。马克思指出:“利益就其本性来说是盲目的、无止境的、片面的,一句话,它具有不法的本能”。因此,需要制度来对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加以确认和保障。现行制度在本质上不过是人们基于对生产资料不同占有关系上所体现的经济利益关系的结合,是构筑在既得利益关系基础上的包含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思想意识形态等内容的上层建筑。它既要适应现实的利益关系,同时也会对这种关系产生影响。由于利益诉求的多元化和利益差异,必然导致利益冲突。因此,制度的选择实际上是各种利益集团相互冲突和相互妥协的利益博弈过程。在社会变革时代,随着利益关系的调整,整个上层建筑也将发生相应变革,以适应新的利益格局。经济转型:是一个制度变迁过程,其实质是利益的调整和分配。而“制度是人类设计出来调节人类利益关系的一些约束条件。”其根本作用在于保障、维护及协调利益关系。因此,经济利益由冲突走向和谐的关键在于制度建设。 (五)强调机会和权利平等。从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论述可看出,二者都十分重视机会和权利的公平分配。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的悲惨境地源于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权利、地位极不平等:资本家由于占有生产资料,在生产中处于主导地位,工人阶级除自身劳动力外,一无所有,其劳动隶属于资本家。这种权利、地位的不平等,使工人不得不接受资本家的剥削。只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不变,工人阶级的境况就不会有根本改善。西方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公平竞争的经济。机会和权利平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只有在每一个经济主体都能够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的前提下,资源才能实现最优配置。其实,机会、权利均等不仅是市场机制的基本要求,也是社会公平和正义的重要体现。我国经济转型时期所出现的利益冲突,很大程度上是由权利和机会分配不均等造成的。可以说,人们对自身利益状况的不满,不仅表现为对结果的不满,更重要的是对机会、权利分配不公的不满。因此,要化解利益冲突,首先必须做到“穷人能与富人、权贵共享权力和规则”,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具有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和获取收入的权利、机会。 西方经济学论文: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方法论比较研究 摘要:马克思经济学侧重制度分析,通过考察人与人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的关系来解释经济问题。西方经济学侧重于从现象层面进行经济分析,运用个量和总量研究法、均衡分析法、静态和动态研究法、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法、数理模型分析法、制度分析法等来研究资源配置问题。通过对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比较研究,对推动我国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方法论;马克思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比较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突破都离不开方法论的变革,深入了解不同经济学体系的方法论是把握好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关键。本文对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进行比较,对我国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一、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方法论基础的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是制度分析,通过考察人与人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的关系来解释经济的本质问题。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经济学与其它经济学流派相区别的根本标志。在马克思经济学中,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注重对经济制度、经济权力及其历史变迁的研究,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解释社会经济制度变迁,在历史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分析个体的经济行为;把复杂的社会现象归结为经济关系,依据经济关系来理解政治、法律制度和伦理规范,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确定生产关系及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把生产关系的变化归结为生产力的发展变化,从生产力水平出发,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通过社会实践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合规律与合目的的统一。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基础反映了马克思经济学的本质和精髓,并使马克思经济学作为一个整体、一种范式与其它的经济学流派区别开来。马克思经济学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意义不仅在于其理论,而且在于其方法。 当代西方经济学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视为一般和永恒的范畴,从总体上看,其哲学基础是历史唯心主义的人性论,并以个人主义作为其研究的出发点。在这一哲学基础上,西方经济学家运用个量和总量研究法、均衡分析法、静态和动态研究法、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法、数理模型分析法、制度分析法等,并在一定的制度背景下研究资源配置问题。可见,当代西方经济学从其唯心主义世界观基础出发,侧重经济运行分析,研究资源配置及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这些具体的研究方法在马克思经济学中也有类似的体现,虽然马克思并没有从这个角度进行论述,也没有使用过相同的名词。 二、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比较 (一)总量研究方法和个量研究方法的比较与评析。个量研究主要以单个经济主体的活动为研究对象,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研究个体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活动,其特点是把一些复杂的外在因素排除掉,突出个体经济主体的现状和特征。这种研究方法在实践中主要分析单个企业中要素的投入量、产出量、成本和利润的决定及单个企业有限资源的配置、单个居民户的收入合理使用,以及由此引起的单个市场中商品供求的决定、个别市场的均衡等问题。这种研究方法往往将某一个体的具体情况和局部特征表现得非常清楚,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一是难以注意到宏观经济对个量关系或个体经济行为的影响;二是研究结果常常是有条件的,因为这种方法是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排除一些外部经济因素来研究个体经济问题,但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一些外部因素却常常是事物发展的重要条件,有时还可能会成为影响经济运行的主要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研究方法的运用是有条件的,而且研究结果往往与现实不符。 总量研究方法把制度因素及其变动的原因及后果和个量都看成是不变或已知的前提下,以经济发展的总体或总量为研究主体,研究宏观经济总量及其相互关系。如,在研究消费时,只着眼于社会总消费与总收入、总投资、总储蓄的相互关系,对个体的消费行为及其变动则不予关注。这种研究方法由于抓住经济运动的总体状况及总体结构,因而其研究结果对把握国民经济全局具有重要作用。但这种研究方法也有局限性:主要是往往忽视个量对总量的影响。 作为分析经济的具体方法,不论是总量研究方法,还是个量研究方法都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由于个量与总量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加和关系,有些经济现象从总体和个体不同的视角来研究,其结果会有所不同。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就运用了总量与个量研究方法。关于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马克思有时以个别资本为研究对象,有时以社会总资本为研究对象。在对魁奈的《经济表》中运用的总体的研究方法,曾给予很高评价。他说:“魁奈的《经济表》用几根粗线条表明,国民生产的具有一定价值的年产品怎样通过流通进行分配,……无数单个的流动行为,从一开始就被概括为它们的具有社会特征的大量运动,——几个巨大的、职能上确定的、经济的社会阶级之间的流通。”但由于魁奈“有限的资产阶级的眼界”,使他对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进行错误的划分,因此,他虽然天才地应用了总量分析的方法,却不能得出完全科学的结论。从马克思对个量和总量研究方法的运用中,不难发现:第一,马克思的总量分析总是以个量分析为前提,因而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宏观分析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贯性。而二战后以凯恩斯主张的以总量分析方法建构的宏观经济理论中,却缺乏必要的微观基础。这也是近些年来西方经济学理论界为之修漏补缺的重要原因。第二,马克思是在对资本主义现实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作了科学分析的基础上运用个量或总量的研究方法。而西方主流经济学者在运用这些方法时则往往忽视甚至抹煞了现实的阶级关系。 (二)均衡研究方法的比较与评析。均衡分析方法是研究各种经济变量如何趋于平衡的方法。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曾借用机械力学中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研究方法来说明经济均衡。因此,均衡研究方法主要研究各种经济力量达到均衡所需要的条件和均衡实现稳定的条件。虽然,由于影响均衡的条件经常变动,以致难以达到均衡,但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时,研究各种力量的均衡方向,仍然极为有用。均衡分析方法通常有两种: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局部均衡分析是将经济事件分为若干部分,集中考察其中的某一部分,而对其他部分存而不论。一般均衡分析法则侧重用各种经济因素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来分析整个经济体系的均衡,重视不同市场中各种商品和资源的产量和价格的相互关系。如果资源供给状况、消费者偏好、技术函数已知,一般均衡理论便能从数学上证明通过资源和商品价格的自行调节以达到彼此相互适应的水平即均衡状态。 均衡分析法侧重经济数量关系的研究,在正确的思想和理论指导下,其科学性不容怀疑。但当代西方经济学家在运用这一研究方法时都往往忽视量的平衡背后质的关系,甚至用量的平衡取代质的同一性,这往往会掩盖事物发展的本来面貌。如,马歇尔通过市场供求关系的研究,确立了供求相等时的价格为均衡价格,并以此代替价值关系。但他从来不回答为什么供求相等时的价格恰好处在这一水平,而不会处于其他水平。因此,这种分析方法缺乏对价值实体的分析。从均衡方法的具体运用来说,决不能用函数关系代替因果关系的分析。函数分析是量的关系的研究,而因果关系的分析是质的关系的研究,因此,不能用量的分析代替因果关系的研究。波兰经济学家兰格在《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将经济规律和一切规律分为三类,即因果律、同时律(或结构律)和函数关系律,并指出:“最基本的是因果经济律,因为其他两类经济规律都可以转化为因果律”。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中,也完整系统地运用了均衡分析法,在分析供求时马克思不仅分析了竞争如何使供求趋于一致,同时也着力分析在供求一致时的价值决定问题,这实际上是分析价值实体问题,因此,马克思能科学地揭示价值是价格变动的内在根据。马克思对社会再生产的研究实际上也是均衡分析,他深入地研究了社会再生产平衡发展的实现比例或均衡条件,但并不说明资本主义经济是均衡的,而是说明资本主义经济难以达到均衡,并且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均衡是如何形成的及其深刻的社会原因。 (三)静态和动态研究方法的比较与评析。静态研究方法是抽象掉了时间因素和变化过程而静止地分析问题的方法,主要为了说明什么是均衡状态和达到均衡状态需要的条件,而不管达到均衡的过程和取得均衡所需要的时间。当已知条件发生变化后,均衡会由一种状态转化到另一种状态。如果只着眼于前后两个均衡状态的比较,而不考虑从一个均衡点到另一均衡点的移动过程和经济变化中的时间延滞,则被称为静态的研究方法。动态分析方法是对经济体系变化运动的数量进行研究,通过引进时间的因素来分析经济事件从前到后的变化和调整过程。汉森在《凯恩斯学说指南》中引用拉格纳·佛里舒的话说“不但考虑在某一时点的系列数值并研究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而且要考虑在不同时点某些变数的大小,同时我们引用某些足以在同时属于不同时刻的其中数值的公式,这是动态学说的重要特点。只有通过这种学说,我们才能解释一种情况怎样从前面的情况中产生出来。”希克斯在《价值与资本》中指出:“我把那些我们并不计较日期的经济理论称之为静态经济学;而把那些对每一个数量都必须注上日期的理论称之为动态经济学。” 由此可以看出,用是否考虑经济数量在时间上的变化来区分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如何将根据有无时间的变化与有无增长来区分的动态和静态分析统一起来?阿克利在《宏观经济学》中指出:“静态分析,不论简单的或比较的,都只集中在均衡位置上面。它既不涉及达到一个均衡位置所需要的时间,也不涉及各个变量向均衡状态所经过的路线。这是一件关系动态分析的事。”“如果均衡是在时间推移中没有变动的一种状态,那么只要均衡保持着,一种关系的时间维度就可以略而不论。”按阿克利的意思,尽管均衡是在时间中变动的,但量上没有变动,可按静态来处理。瑞典学派的林达尔在《货币与资本》中认为:“没有经济事物不是在时间中进行的,如果要具体考察动态与静态,我们就可以给出一个一般方程,然后又将具体的经济量值带入方程中,如果在量上不变动,这就是一种特殊的静态。如果有量上的变动,就称为特殊的动态。” 西方经济学的静态与动态分析法各有所长。静态分析可有效说明均衡的条件,而动态分析可观察到经济变化的过程。马克思认为物质总是在一定的时间与空间中运动的,运动是普遍的,静止是相对的,静止不过是运动的一种特例,并且认为静止是事物存在的必要条件,否则任何事物都不具有质的稳定性。但决不允许用静止掩盖和替代事物运动变化的绝对性。质量互变规律告诉我们必须在质量互变中研究动态与静止。因此,西方经济学中的静态与动态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的运动与静止是不同的,前者主要局限在数量关系上。 (四)实证分析法与规范分析法的比较与评析。实证分析简言之就是分析经济问题“是什么”的研究方法.。侧重研究经济体系如何运行,分析经济活动的过程、后果及向什么方向发展,而不考虑运行的结果是否可取。实证分析法在一定的假定及考虑有关经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前提下,描述、解释或说明已观察到的事实,对有关现象将会出现的情况做出预测。客观事实是检验由实证分析法得出结论的标准。樊刚指出实证研究作为一种经济研究方法的基本特征是:“从经济现象的分析、归纳中,概括出一些基本的理论前提假设作为逻辑分析的起点,然后在这些基于现实得出的假设基础上进行逻辑演绎,推导出一系列结论,并逐步放松一些假设,使理论结论更加接近具体事实。”规范分析法是研究经济运行“应该是什么”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主要依据一定的价值判断和社会目标,来探讨达到这种价值判断和社会目标的步骤。 现代西方经济学认为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具体的经济分析都不可能离开人的行为。在实证分析法中,关于人的行为的社会认识是其分析的基础,完全的客观主义是不存在的。从经济理论发展的历史来看,“除少数经济学家主张经济学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纯实证分析以外,基本一致认为经济学既是实证的科学,又是规范的科学,因为提出什么问题来进行研究,采用什么方法来研究,突出强调那些因素,实际上涉及到个人的价值判断问题”。 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还没有实证分析这个方法论术语,在一些学者看来,马克思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强调的只是规范分析。其实,马克思主张的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分析方法,就是规范与实证有机结合的方法。马克思的历史分析方法可以说就是一种实证分析方法,是“动态实证”。马克思十分重视对事实的分析。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中他说:“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考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我要在本书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马克思很重视实证分析,如,马克思对分工、生产、交换、市场、利润、利息等范畴的考察和研究都是实证分析,他的经济研究实践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五)数理模型分析方法的比较与评析。数理模型分析方法可使对经济过程和经济现象研究的表述更简洁清晰,推理更直观、方便和精确,使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更加条理化、逻辑化和明了化。与英国的斯密、李嘉图,法国的魁奈、西斯蒙第及德国的李斯特等同时代的经济学家相比,马克思是当时经济学大师中运用定量分析最多和最好的。《资本论》在数学方法上,除运用简单的加减乘除之外,还有比例关系、函数关系、不等式及众多的统计图表。保尔·拉法格在《忆马克思》一文中提到马克思对数学分析的评价,马克思认为:“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完善的地步。”恩格斯认为:“单靠数学演绎就确定一个论断为真理的事,这种情况几乎从来没有,或只是在非常简单的运算中才有。”而且列宁也指出:“数学公式本身什么也不能说明,它只能在过程的各个要素从理论上解释清楚以后对过程绘图说明”。可见,马克思经济学对数学的运用,只是把数学当成一种工具。而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把数学当成一种目的,以数学化的程度来评价经济学达到的水平。 (六)制度分析方法的比较与评析。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家们就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在制度不变的前提下研究经济问题。在一定情况下,这种假定有利于经济学家对经济问题做深入分析。但在许多情况下,经济行为远比传统经济理论中的经济人假设复杂得多。因此,制度经济学家创立了将制度作为变量,用正统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分析制度的构成和运用,采取结构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和社会文化分析法来研究经济问题,揭示制度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并发现这些制度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经济学方法论。总体来看,制度分析方法的特征主要有:第一,动态化特征。即用进化或演进的眼光看待经济世界,这是制度分析方法的一个突出特征。制度分析方法特别看重制度的演进,而且认为促进制度演进的真正动因是技术的变化或技术的能动性,同时还认为技术变化和经济政策之间存在互动关系。因此,必须在制度演化的动态过程中去寻找问题形成的原因。第二,“非纯粹经济分析”的特征。制度分析方法始终坚持一种信念:社会经济是一个整体,经济系统中一切事物之间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而且任何事物都是其他事物的原因。所以在研究经济问题时既考虑“经济因素”,又考虑“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并把法律、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等非经济因素纳入经济研究的内生变量中。第三,方法论的集体主义特征。从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历史来看,经济学对人类行为的分析有两种途径:一是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二是方法论的集体主义。正统经济学是以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为基础,而制度经济学则带有强烈的方法论集体主义色彩,他们认为对制度这一集体行动的考察和描述才能最好地理解个人的经济行为。第四,具体化特征。制度经济学家使用正统经济理论去分析制度的构成及运行,并发现这些制度在经济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因而在研究方法上带有具体化的特点,侧重研究微观经济制度,并更多地从现象上和形式上进行分析,较少进行内在矛盾的分析和考察。其理论核心总是围绕制度的内涵和构成、制度变迁和创新、产权制度和国家理论这些具体的制度范畴。 制度分析方法不是西方制度经济学家的独创,其实马克思就是一个制度经济学家,他的生产关系分析实质就是制度分析,与西方制度经济学家不同的是,马克思是从本质上来进行制度分析的,西方经济学家则是从现象上进行分析。由于西方经济学的制度分析方法注重从现象和形式上进行制度分析,因而具有客观实用性,所以它针对当代外部性经济问题的解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被广泛运用于经济理论的研究中。 三、结论 (一)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具有不同的经济学方法论。马克思经济学是制度分析,侧重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通过人与人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关系的考察来解释经济的本质问题。西方经济学侧重于经济运行分析,研究资源配置、研究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经济学是人们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创造性活动中,进行观察和感悟事物所形成的理性结论。 (二)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具有不同的方法论基础。西方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历史唯心主义的人性论,并以个人主义作为研究的出发点。马克思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相区别的标志,它反映了马克思经济学的本质和精髓。 (三)借鉴当代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实现马克思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和发展。西方经济学在其漫长的发展经历中,实现了研究方法的不断革新,这是我们在创新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过程中可以借鉴的。如,数学方法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运用,确实使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某些研究变得更加精确。从当前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情况来看,数理方式已被引用到一些经济学的研究中,这标志着中国经济学的进步和方法论的创新。但在应用中,既要克服以往忽视运用数学的缺陷,适当增添经济数量的成份,又要防止走西方过度数学化的另一个极端,防止数学方法的滥用,把科学的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又如,我国目前正处在经济体制的转型时期,一些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规则和制度不健全,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出现大量的问题。这些问题完全靠传统经济理论所提供的办法难以解决,因而制度分析方法对研究转型时期的经济问题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西方经济学论文: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差异性和互补性研究 摘要:马克思经济学的生命力在于其从现象到本质的研究路线及对不合理的现实进行剖析和改造。但局限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它的分析主要停留在有关社会制度的宏观层面,缺乏对微观制度的具体分析,这也正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所面临的困境。在微观行为机理及影响因素实证方面,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有很大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的发展需要契合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具体微观问题的工具、模型及理论。将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表达工具和检验手段结合起来,就可形成更全面的分析体系。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路线;契合 以马克思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和以新古典学派为代表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原本是统一的,有共同源头,其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主要研究稀缺性资源的配置问题。二是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关注社会关系中人的互动行为。因此,探讨马克思经济学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的差异性和互补性,通过相互之间的沟通来促进两者发展,并最终使经济学成为一门更为完善、成熟的学科,就显得非常重要。本文就两者的契合性作以探究,尤其是探究如何契合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思维、理论来发展马克思经济学。 一、马克思经济学的生命力及当前的困境 马克思经济学的根本特征在于:它认为基于力量博弈而形成的均衡世界并不是合理的,而是偏离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合理要求,从而出现一种异化状态。因此,马克思经济学不仅要认识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基于这种目的,马克思经济学在研究具体的社会经济问题时遵循从现象到本质的基本路线:首先,透过现象去探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其次,分析事物的现状表现。再次,剖析现状的成因及其偏离本质之处。最后,分析异化现状下的种种行为及其造成的危害并寻找纠正事物异化的途径。 马克思经济学在如下几方面比西方主流经济学深刻得多。一是在研究的根本目的上。马克思经济学是人本主义的,关注整体社会和弱势群体的福利提高。因此,不仅关注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及相应的物质资源的创造问题,而且还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相应的社会资源的创造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则是物质主义的,在既定社会制度的情况下仅仅关心资源的配置问题。二是在研究的基本领域上。马克思经济学认识到整个社会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因而关心公共领域的制度安排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则从孤立的个体主义出发,探究私人领域中的发财致富问题。三是在理想状态的选择上。马克思经济学认识到经济现象从属于社会系统,因而努力探究事物的本质,并把这一本质视为未来所要回归的基本方向或理想状态;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想状态则是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而这种假设往往不现实或根本不能实现。四是在基本立场上。正因为认识到现状与本质之间的差异,因而马克思经济学基本上是批判性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则热衷于通过供求分析来解释现状,并在伦理实证主义的支配下为现状辩护。 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所赋予的使命的原因,马克思的研究主要停留在有关社会制度的宏观层面,是对社会发展总体趋势的分析,缺乏对微观制度的具体分析。因此,在资本主义基本制度被推翻后,马克思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国家中具体微观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就显得力不从心,这也正是马克思经济学目前所面临的根本困境所在。 二、马克思经济学在微观理论基础上的不足 正因为马克思关注的是社会制度问题,导致其理论在某种程度上缺乏微观基础的支撑。如,尽管马克思经济学从劳动投入角度探索商品生产,并从协作角度梳理了分工的深化和组织的嬗变,但它并没有具体探究微观组织中的劳动配置问题,也没有具体考察组织内部的协调机制及其影响因素。再如,尽管马克思经济学从权力结构的角度研究社会利益的对抗和冲突,但它分析的基本单位是阶级,把具有相同阶级地位的视为一个整体而采取共同行动,并由此深入探究了阶级利益的对立及由此产生的阶级斗争。因此,其研究的是整体主义,而并没有进一步分析阶级成员的行为心理,从而对集体行动的判断似乎缺乏微观的个体基础。 尽管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对事物的本质展开深刻的分析,其经济学结论之间存在较为严密的逻辑一致性,但不可否认,其基本理论也是建立在特定的引导假定上,这种引导假定并不一定就反映事物的真正本质,一旦某些微观假设出问题,那么,整个理论的可信性也就会受到质疑,其应用于实践也会带来深重的危害。如,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是建立在同质劳动的基础上,而同质劳动显然已越来越不符合社会的发展现实。再如,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也是建立在劳动市场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但这显然不符合现实。然而,迄今为止,人们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其总体性质方面,而很少对其微观理论基础进行审视。因此,马克思经济学往往缺乏更为微观的具体分析,马克思经济学要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并构成一个更为完美的理论逻辑,就必须注重微观方面的探究。 三、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契合 要进一步为马克思经济学提供微观分析的基础,就需要契合两方面的知识和理论:一是其他社会学科近年来的发展,包括心理学的新近发展、道德哲学的新近发展,等等。二是西方主流经济学近年来的发展,包括不完全信息下的人类行为、互动行为的博弈基础,等等。其实,不仅马克思经济学缺乏对微观行为的探讨,即使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也存在微观和宏观之间的脱节:以理性选择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集中于微观方面,而以心理学定律为基础的凯恩斯经济学则关注宏观方面。当然,后来由于新凯恩斯经济学在不完全信息的基础上重新借鉴新古典的理性选择理论,从而为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奠定微观基础。同样,也正是基于这种契合,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行为机理也逐渐为其他的宏观社会现象提供有益的分析基础。显然,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也是经济思想长河中各有侧重的两个主要支流,它们也理应汇合在一起。只有两者相结合,才能更好地理解事物的发生、发展和进一步演化的规律。特别是,尽管目前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门学科存在很大分歧,但两者在本质上是相辅相成的,共同构成经济学理论体系。 纵观经济学发展史,可得出如下几点结论:一是经济学本质上是统一的。当前割裂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大范式的研究内容各有偏重但更具互补性:政治经济学主要关注人与人关系的层面,西方经济学侧重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层面。二是研究内容的不同导致两者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很大差异:西方经济学偏重于抽象演绎、个体主义、形式理性及均衡的分析,而政治经济学则强调历史归纳、整体主义、实质理性及演化的分析。三是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政治”是“社会关系”的含义,它研究社会关系中人的行为,把经济学视为社会科学的研究范畴,并注重事物本质和事物之间作用的内在因果机理。四是西方经济学从功能主义出发,有助于揭示事物之间的功能联系及分析均衡状态,基于自然主义取向而偏重研究抽象人的行为,这导致其逐渐走向数理模型化道路,而这种模型化道路并不适合于探索事物之间内在因果机理和本质的政治经济学。五是基于内容和方法的差异。两者在分析的前提假设上也存在某些不同:西方经济学讨论的抽象经济人是同质的,而政治经济学探索的社会人是异质的。六是尽管方法论存在差异,但这些方法也都是兼容的。如,历史归纳和抽象演绎、演化和均衡等仅仅是经济学研究的不同视角,因而两大经济学范式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可以得到很好的契合,从而促使经济学的发展。 尽管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有一个共同源头,但自古典经济学以后,这两方面内容却越来越分裂了,并形成两个越来越对立的学科。一方面,自从边际革命开始,西方主流经济学逐渐抛弃了对制度反思和改进的思路而将其研究对象逐步限定在物质财富上,从而演变为研究稀缺资源如何配置的学问。后来,经过几代人为建立“纯”经济学而不断地借鉴数学工具,西方主流经济学终于发展出了在表达上越来越精确的微观技术,但却因抛弃了伦理学内容而越来越与现实相脱节。另一方面,基于马克思经济学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内容抽象化、永恒化而主张历史地分析经济活动中人的行为及其动机,逐渐形成了以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从而缺少对微观行为的研究。因此,西方经济学会越来越倾向抽象而孤立的形式主义分析,而政治经济学则更倾向于结合其他社会科学进行历史和现实的分析。显然,从两者的基本特质上讲,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更为生动和多样,也更具启发性,从而具有更重要的发展意义。 重新审视两者的互补关系,甚至将两者纳入统一分析框架,这已越来越成为明智经济学家的共识。而且,纵观经济思想发展史,经济学理论的每一次重大发展都产生于一次意义重大的折衷。显然,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能对当前存在的两大经济学范式作全面而系统的梳理:首先,要对两个基本范式进行比较就必须梳理经济学的发展轨迹,必须探究经济学的本质。一方面,要对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之争作以辨析,另一方面,对两种范式分歧的原因进行挖掘。其次,对两个基本范式的研究内容和方法进行比较:在内容上,主要考察边际革命引起的争论及变革时的社会背景;在方法上,主要探究历史归纳和抽象演绎、原子主义和整体主义、同质性均衡和异质性演化的差异和形成背景。再次,为探究两个基本范式的互补性,还须对各自的演化轨迹及所面临的危机进行剖析,挖掘内容和方法上的共通性。具体说,这些工作主要包括:探究和梳理经济学这门学科的研究目的、内容及其演化;分析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兴衰历程;梳理政治经济学的特点、发生、发展及趋势;从研究内容出发比较两大经济学范式的方法论;剖析主流经济学基于个体主义和抽象演绎基础上均衡分析方法的形成及其功能分析的内在缺陷;探索政治经济学基于因果关系所形成的方法论特色;思考两种范式之间沟通和互补的内在机理及构建统一经济学的可行性。事实上,只有对两大基本范式的特点及其形成渊源作系统的比较分析,在揭示其差异性的同时又对内在的共通性进行剖析,才可以真正勾勒出构建统一经济学的基本思路。 根据理论研究所包含的四个层次:方法论层次、理论构建层次、思维表达层次、理论检验层次,可将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基本理论观点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表达工具和检验手段结合起来,形成“马经为体,西经为用”的分析体系:一方面,马克思经济学从根本上是要揭示事物的本质,这是对经济学长期发展的探索。另一方面,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则偏重于具体的分析工具和手段,并热衷于对短期内的现状分析。当然,对本质的探讨需要非常广泛的知识,特别是梳理和继承前人的认知和观点,需要对各方面知识进行契合,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他人的理论和观点抱有宽容的态度,并积极进行沟通和交流,而不是像当前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截然割裂,相互漠视和轻视。 西方经济学论文: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产权理论比较研究 摘要:马克思经济学产权理论和西方经济学产权理论是两大不同的理论体系。把两种理论体系进行系统比较,有助于在我国的产权改革过程中坚持马克思的产权理论,并借鉴西方经济学产权理论中的有益之处。 关键词:产权理论;马克思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比较 目前,学术界存在两种主要的产权理论体系:一种是马克思的产权理论,另一种是以科斯为首的西方经济学产权理论。对马克思的产权理论,有的学者抱有一定的偏见和误解,无视马克思在产权理论方面取得的成就,否认或贬低马克思产权理论。而对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则采取盲目崇拜的态度,认为只要实行了新自由主义的产权理论就能彻底解决我国国有企业的问题。其实,早在100多年前,马克思就有了科学、系统的产权理论。著名西方学者s·佩乔维奇在他的《马克思、产权学派和社会演变过程》一文中,高度评价了马克思及其产权理论,认为“马克思是第一位有产权理论的社会科学家”。对马克思产权理论所取得的成就,熊彼特也赞扬“是以穿透崎岖、不规则的表层,并以深入历史事物的宏伟逻辑的眼光来领会的”。对上述两种理论体系进行系统的比较,有助于把握两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摒弃错误思想的干扰,坚持正确的理论指导,进一步推进我国的产权改革。 一、关于产权的研究目的比较 马克思的产权理论是以剖析资本主义制度为目的,它通过由抽象到具体的逻辑手段,揭示资本主义产权制度的本来面目及资本主义制度下产权的本质,说明资本主义产权关系的虚伪性和不合理性,进而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得出其必然灭亡和必然被社会主义产权制度所取代的科学结论。在马克思看来,所有权无非是建立在物的基础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私有制反映资本主义制度下一部分人无偿占有另一部分人劳动的剥削实质。这种不合理的产权关系或所有制有违社会公平,激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灭亡和新的生产方式的产生。 西方产权理论的目的和任务是要表明产权的内容如何以特定的和可预期的方式来影响资源的配置和使用。西方产权理论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它从交易费用出发,依据交易费用的高低来安排和调整产权关系和产权制度,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美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西方产权经济学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贡献”在于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给予新的理论解释和辩护,试图证明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合乎理性,而公有制则是非理性的。 二、关于产权的研究方法比较 马克思产权理论的方法论是科学抽象法、逻辑与历史一致法、有机整体方法论。马克思的研究方法为产权理论研究提供了科学的哲学背景,使产权理论形成了系统、整体、动态的理论体系。马克思认为,社会不是个人的简单加总,社会整体决定了个人的属性,思维的出发点不应是抽象的个人,而是现实的处于社会联系中的个人,人是处在社会整体联系中的,是多种规定性的有机统一。按这种系统、整体、动态的方法,一定社会的所有制形式和产权结构不是个人之间自由交易和自由契约的结果,而是社会结构的整体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产物,不是理性的个人自由选择导致了产权制度的变迁。相反,是社会结构和产权制度的变迁决定个人的行为方式和选择空间。因此,产权制度首先不是个人之间的一种交易关系,而是不同阶级或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一种生产关系。 现代西方产权理论采取的是个体主义的方法。西方产权经济学家认为,产权关系首先是个人对财产的一种排他性的占有关系,这种占有关系在给经济主体带来利益的同时,也产生交易成本;产权制度的形成和变迁是个人在交易成本约束下追求利益最大化而进行自发交易的产物。可见,西方产权理论对产权问题的分析完全是建立在以成本——收益分析为核心的新古典经济学理性经济人范式之上。这种把社会的、历史的人抽象成无差别的、理性人的分析方法显然是主观臆造和错误的。 三、关于产权的研究层面比较 马克思所说的产权主要是指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他把生产资料从一般产品和资源中分离出来,当作社会经济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决定性因素。马克思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宏观层面分析了所有制和财产关系。马克思对产权理论分析的焦点是放在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成因和发展趋势上。因此,他没有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根本制度不变的前提下有关产权及其产权制度的调整这类问题上。总的来说,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侧重于历史规律、经济制度等宏观整体层面的分析,当然不可否认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也有微观层面的分析。需要强调的是微观层面的产权分析只是马克思所有制整体分析范式中的一个环节,不是分析的重点。 西方产权经济学所研究的作为交易关系的产权制度是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既定前提和背景的。现代西方产权理论从市场经济运行的具体机制、经济个体的交易行为和契约关系、法权关系、成本收益关系等方面来分析产权关系。因此,现代西方产权理论无论在内容还是在方法论上都具体化、定量化和微观化。也就是说,西方产权理论主要是从微观层面来分析产权关系,是一种微观个体的分析范式。如,科斯在其《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所讨论的产权问题就是围绕产权的法律界定及其产生的成本收益关系而具体展开的。诺思也认为,产权是个人对他们所拥有的劳动、物品和服务的占有权利,占有是法律规则、组织方式、实施及行为规范的函数。 四、关于产权起源的比较 马克思对产权的起源主要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阐述的。他认为,公有产权的产生是由原始共同体所处的自然条件决定的。在恶劣的原始自然条件下,如果人们不建立公有的产权安排,不进行广泛的协作和分工,人类就难以抵御自然条件的侵袭而无法生存下去,公有产权关系是人类早期得以存在的基本条件。因此,公有产权的产生是自然的,其动力来源于人类生存的需要。私有产权是在公有产权的基础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家庭的演变而产生的。生产资料的私有化是在强制的前提下逐步取代原始公有产权关系的。“私有财产的统治一般是从土地占有开始的,土地占有是私有财产的基础”,“产是私有财产的第一个形式”。可见,私有产权是在自然形成的公有产权的基础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家庭制度的演变而逐步产生的。私有产权不是永恒的,它必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最终被消灭。 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主要是从资源稀缺和人口压力等外部条件人手研究产权起源的。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产权就是指私有产权,产权的起源也就是私有产权的起源。产权是在产权主体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经济活动中自然演变产生的。西方产权理论认为人类迄今为止只经历了一种产权形态,即起源于中世纪晚期的私有产权。在他们看来,欧洲封建庄园制度不存在产权关系,原因在于那时的财产占有方式是通过掠夺和强制实现的,而不是通过经济力的作用自发形成的。诺思认为,欧洲中世纪时代在封建公约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私有产权是资本主义兴起的直接根源,是推动西方世界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中世纪前,以封建公约为基础的资源共同占有和利用的封建社会始终处于一种无产权状况。 五、关于产权绩效的比较 马克思对产权绩效的评价主要以生产力为基础。认为“不同所有制或产权结构的合理性只能到社会历史运动的规律,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去找寻”。马克思强调所有制既可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也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如果财产关系和利益关系合理,这种合理的经济制度必将促进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反之,则会阻碍生产力的进步。因此,应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要求。同时,马克思分析了历史上各种产权制度的绩效。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所有制对奴隶制和封建制来说是一个巨大进步,它消除了劳动力的非经济的人身依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但资本主义的产权关系所推动的生产效率的提高是有限的,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这种产权关系最终会阻碍和破坏生产力的发展,被新的产权制度所取代。 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由于从抽象人性论出发,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合乎理性,私有产权能引导人们实现将外部性内部化的激励,是最优的、最具效率的。公有产权的不明晰必然导致公有产权的滥用,使资源配置达不到最优状态。因为判定一种产权结构是否有效率,关键看它能否为它支配下的人们提供比外部性更大的内在刺激。在公有产权下,由于共同体的每个成员都有权分享共同体所具有的权利,人们在公有产权条件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结果是公共财产的低效率。 六、关于产权结构的比较 马克思认为广义所有权或产权是由终极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等构成的权利束,其内在结构可有多种组合。如,共有产权、国有产权、集体产权、合作产权、个体私有产权等。由于马克思研究的目的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分析所有权的不同形态、所有权的本质及其变迁规律,所以其更重视对所有权的分析,突出对终极所有权的研究。当然,马克思也对股份公司的“两权”分离作了一些原则性的说明,而对其分离的条件、具体的产权结构以及资本所有者如何对经营者进行控制等问题尚未进行详细描述。 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在具体的产权结构方面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阿尔钦和德姆塞茨在科斯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团队生产理论,认为企业的本质特征在于一个拥有中心剩余索取权的“中心签约人”。由于企业中存在专用性资产,容易遭受“套牢”或“敲竹杠”的机会主义行为的侵害,所以企业所有者就应是那些对企业专用性资产进行投资并享有剩余索取权的人。哈特等人认为“剩余索取权”并非是一个完备的概念,企业所有权的真正含义应是“剩余控制权”。在合约不完全时,没有在合约中详细规定的那些权力即剩余控制权,应归资产所有者所有,他们因此发展了一个“不完全合约”理论或gmh理论。就企业的产权结构问题,目前多数主流经济学家认为,非人力资本与人力资本相比其专用性更强,更容易受到侵害,非人力资本所有者获取剩余收入,承担着企业的经营风险,因而应成为企业的所有者,“资本雇佣劳动”具有天然的合理性。 七、关于产权变迁的比较 马克思把所有制的产生、发展和变迁放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去考察,即放到历史发展规律中去考察,认为产权制度和产权形态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在马克思看来,一定社会的所有制形式或产权结构不是个人之间自由交易和自由契约的结果,而是社会结构的整体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结果。生产力是既定的物质前提,人们不能自由选择,所以也就不能自由选择由生产力决定的所有制结构及其法律表现——产权结构。马克思还尖锐地批判道:“要想把所有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范畴、一种抽象和永恒的观念来定义,这只能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 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是建立在抽象人性论和个人主义方法论基础上。西方产权学派尽管有时并不否定私有产权是由公有产权转化过来的,但经常把产权等同于私有产权,并认为交易成本相对较低的私有产权只能被精细化和多样化,而不可能被完全取代。诺思认为产权是个体对他们所拥有的劳动、物品和服务占有的权利,私有产权是独步单方,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因素,是唯一可靠的途径。这样,在西方产权学家的头脑中,私有产权就变成一个永恒的经济范畴。他们把产权视为源自超历史的人的自利本性,是具有独立财产权的理性的个人为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而建立的契约关系,而特定契约关系的形成是比较不同契约安排的交易成本的结果。产权是一种人为的制度安排,法律创造了产权,人创造了法律。所以产权本身不是在历史中生成和变迁的,而是脱离生产状况、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的。西方产权理论认为产权制度是人类的一种创造,当制度变革带来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行为主体便会推动制度变迁。因此,资本主义的财产制度不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而是历史发展的起点;不是生产发展的结果,而是生产发展的前提;不是客观经济条件生成的,而是人的自然本性规定的。 八、结束语 综上所述,可看出,马克思的产权理论和西方经济学产权理论是两个不同的产权理论体系。由于两大产权理论体系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阶级立场不同,所以研究的目的、方法、内容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总的来说,马克思产权理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运用科学方法,揭示了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本质和运动规律,在理论深度、体系和逻辑上更具优势和说服力。而西方产权理论由于方法论、研究立场等局限性,得出的结论则相对肤浅,具有片面性,不能够把握问题的本质。因此,在我国产权改革的指导思想上,应以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为指导,不能含糊和动摇。同时,也应看到,马克思的产权理论毕竟是一百多年前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理论,还没有涉及如何处理社会主义时期特别是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企业在经济运行中的各种产权关系问题。因此,应积极借鉴西方产权理论的合理之处,用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来指导我国的产权改革实践。 西方经济学论文:论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位置和功能 摘要:准确定位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位置和功能,需要把握好以下问题:要正确看待西方经济学,分清西方经济学和当年马克思批判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关系,鼓励对西方经济学进行创新性研究,有分析地加以利用;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在教学和研究中的指导作用,理解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涵,采取与时俱进的态度来创新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针对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社会各阶层之间利益关系的矛盾,来创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深刻认识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互补性。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马克思 近两年来,我国报刊上讨论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位置、功能的文章很多,其中有多种不同的看法,有些甚至是完全对立的。分析这些不同看法产生的根源,主要在于我们正处于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一方面社会基础在变,而且变得相当快。另一方面,虽然上层建筑相应地也在变,但变的速度比较慢。因此,就出现了差距和矛盾,自然就形成各种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准确定位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位置和功能,需要我们把握好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怎样看待西方经济学 (一)现在大家讲的西方经济学和当年马克思批判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虽然有继承关系,但内容却发生了很多变化。过去,我们认为西方经济学只是为资产阶级私有制辩护的庸俗经济学。然而,在西方经济学里却很少涉及这方面的内容。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在西方经济学者看来是毋须讨论的既定前提,尽管这种观点存在着问题,但在他们现在的书中所研究的重点早已不是这个问题了。西方经济学现在也讲“制度”,但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生产关系总和制度,而是选择资源配置方式的机制体系,即西方经济学认为的最有效的经济资源市场配置机制。这里讲的制度已具有了另外一种涵义。20世纪以来,在西方国家也出现了新制度经济学,其侧重用交易费用的观点分析问题,这种分析方法可以作为政治经济学中生产关系研究的一个补充。 (二)应鼓励对西方经济学进行创新性研究并有分析地加以利用。田国强在2005年《经济研究》第2期发表文章指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有作用(事实上,二战后西方国家领导人都曾先后利用过西方经济思想,如货币主义、供应学派的思想等)。由于我们在改革经济体制方面已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所以我国也可有分析地利用西方经济学分析研究人类社会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方法。事实上,我国在很多方面(主要在经济政策和经济措施方面)已经有分析地加以利用了。如,按照西方经济学的划分方法,把经济问题分为微观和宏观两部分。在宏观方面,我们也在利用西方惯用的调控手段,尽管在调控的具体措施方面有所差别,但基本方法大体类似西方经济学的方法。另外,中国不少学者尤其是中青年学者,都喜欢用西方经济学的方法研究问题,说明西方经济学有吸引人的地方。如,有人就说西方经济学比较具体实用,不是脱离现实讲空道理。为此,我们应鼓励对西方经济学进行创新性研究,并敢于将研究的成果引入到教学中去。 (三)对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不宜采取片面的强制措施来扶一个压一个,而应兼收并蓄,为我所用。目前,西方经济学在我国传播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快,但应该承认西方经济学的吸引力越来越大,许多中青年似乎更热衷于西方经济学的方法体系。现在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中国真正懂得政治经济学又熟悉西方经济学的人太少,评论起来往往不是偏于这一方,就是偏于那一方,很少能做出全面中肯的科学评价,有时甚至还出现盲目跟风的现象。如,有人把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绝对对立起来加以批判,这显然有些过于偏执。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属于不同的思想体系,其中确有某些对立的成分,但由于它们研究资本主义是从不同侧面(前者是从资本主义资源配置,后者是从经济利益关系)研究的,从这个角度看,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因此,对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不宜采取片面的强制措施来扶一个压一个,那样做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其效果可能适得其反。正确的态度是认真抓好对这两门科学的研究,脚踏实地运用这两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去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只要它们包含有真理的成分,或部分是真理,就没有必要害怕它,而且要兼收并蓄,为我所用。 二、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在教学和研究中的指导作用 (一)首先要理解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涵。以前,在实践中究竟应怎样理解及如何贯彻马克思主义精神方面,存在一些认识上的偏差。因此,我们要从与时俱进的角度弄清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涵。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中,哲学是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在运用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社会经济问题时曾提出许多重要的理论观点,这些理论观点往往与当时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关,但现在仍然可指导我们的行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今天仍带有普遍指导意义,但需要用新的实践来丰富和发展它。否则,只是干巴巴地把原有几条结论当作一成不变的公式,很难真正解释和解决实际问题。如,在过去阶级矛盾尖锐的条件下,马克思很强调阶级斗争。然而,今天在对立阶级已基本消灭的情况下,如再强调阶级斗争为纲恐怕就脱离实际了。改革开放后,我们国家在体制和政策方面提出了许多新观点,但并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而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二)要弄清以下几个问题: 1.作为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一的政治经济学原本只包括资本主义部分(资本论)。传统观点认为,政治经济学包括两个部分,即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实际上,作为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一的政治经济学原本只包括资本主义部分(资本论)。列宁在论述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观点时指出,在马克思时代世界上还没有出现社会主义。既然在马克思的时代并不存在社会主义,当然也不可能撰写出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社会主义部分的政治经济学建立是在斯大林主持下由原苏联一批院士编写开始的。然而,由于它没有、事实也不可能科学地反映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必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主观臆想的结果。因此,此书出版的寿命不过十年左右。我国是从学习原苏联开始学习社会主义的,受原苏联教科书的影响非常深,从上个世纪50年代末中国才开始编写包括以中国经验为主的社会主义部分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完全摆脱原苏联教科书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虽然逐步对原苏联教科书影响的内容和框架有所突破,但很难说现在编写的教科书已是不折不扣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因此,现在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时,应把上述这两部分区分开看待。不能一说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它的社会主义部分就认定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 2.要采取与时俱进的态度创新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由于有马克思的原创著作存在,人们一般不会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产生歧义,但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了许多不同于当年马克思在英国生活时的那些情况和特点,阶级矛盾也并不像《资本论》中描写的那样尖锐,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出现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中描写的那样奄奄一息状态。马克思从当时的形势出发,考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终将引发社会革命的论述是科学的,同时他也察觉到资本主义发展到新阶段出现了调节和缓解矛盾的内在机制。然而,他来不及就这些新的机制进行深入研究。因此,原来有些结论就需要重新加以审视和研究了。为坚持马克思主义认真求实的研究精神,我们不应戴上先入为主的眼镜,而要认真地、也实事求是地揭示资本主义矛盾发展变化的新形式和新特点,并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找出它在将来必会被更高级的社会制度代替的历史趋势。要避免不顾客观事实,把马克思在那个时代得出的某个或某几个结论一成不变地生搬硬套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头上。 3.要针对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社会各阶层之间利益关系的矛盾,来创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著作很难说哪一本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有很多版本在不同程度上含有某些马克思主义因素或马克思主义科学成份,但作为成体系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来说,也不可能是完全符合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精神的。理由是直到今天为止世界上还没出现一个比较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至于西北欧一些被认为是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由于种种原因看法分歧很大,这里暂搁置不论)。理论是现实生活的本质反映,当现实生活本身还没发展到成熟或定型的条件下,又怎么可能出现一本反映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呢?可见,硬要拿出一本科学地反映成熟社会主义本质的著作来,这种要求未免有点过于超前。即使马克思生活在现在,恐怕也难于满足这种要求。客观存在决定人们思想意识,人们是无法改变这条规律的。现在有些人企图把西方经济学引进来,或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合并起来,先讲商品、货币、资本,再分别讲两种制度本身,这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引出新的矛盾。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同,试图把二者合成一体,自然会出现前后矛盾的问题。现在政治经济学课程不如西方经济学受学生欢迎有多种原因,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身不成熟是一个重要原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建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当前较为现实的办法是仍要遵循过去传统的理解,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仍然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虽然社会主义社会已基本消灭了敌对阶级,似乎已不再需要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了,但社会上的体脑差别、城乡及工农的差别却依然存在,行业之间的收入差别也存在。也就是说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的矛盾依然存在,这种差别不仅反映在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方面,而且更重要的是反映在它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上。对此如果认识清楚、处理得当就会给社会和谐发展提供可靠的物质基础。反之,如果认识和处理不当,则会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可见,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把着眼点放在这方面是大有可为的。 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教学中可以起互补作用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是可以互补的。利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互补性,对培养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人才意义重大。从一方面说,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生产关系,也就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利益关系。在社会主义时期,尤其在转型时期,人们的社会地位都处在快速变化中,人际之间的利益关系的变动迅速而且复杂。认真加以研究并妥善处理这些关系,对缓解矛盾、协调利益关系,对人们之间的和谐相处,共同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非常重要。然而,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协调生产关系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不是全部内容,经济发展的另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是在生产技术不断进步的基础上,推进生产技术创新与生产组织的升级。当前世界上居于主流地位的经济运行机制体系是市场经济体系,由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着眼点是探索社会经济关系的矛盾,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寻找理论基础,它可以揭示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大趋势。然而,它并不以研究如何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核心。在社会主义经济处于发展和转型期的中国,很难不研究优化资源配置问题。而这个问题恰恰是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和重点。可见,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已形成了“自然的分工”,这并不是偶然的和人为的撮合,而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原因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践中经过比较最终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即公认的有效的市场运行机制体系。西方国家二、三百年前就已实行了这种市场经济体制,他们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体系的研究自然也就有了较多的历史积累。他们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和经验比我们成熟。为了我们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的幸福生活,没有理由对西方经济学不重视。至于西方经济学在西方也确实有不同的评价和补充,但这不应成为我们对它采取排斥态度的理由。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中会不断出现新的矛盾和问题,已有的现代经济学理论不可避免地也会不断暴露出自身的不完善和局限性,社会上和学术界也就自然会出现一些批评性和补充性的意见,甚至形成不同的流派。这些都可以视为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科学发展的常态,不足为奇。上面列举了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可以互相补充的一些理由,并没有全面分析这两个学科的其他关系,包括互相矛盾的内容。只要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互补的看法能够成立,那么,在高校的经济学专业这两门课程的并列就是顺理成章的。为培养全面掌握经济学基本理论和方法的建设人才,我们不能采取封闭的态度,简单地扶持一个、排斥一个,而应把它们都放在各自恰当的位置上,都给予足够的重视。 西方经济学论文: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创新理论比较 摘要: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虽然对创新的内涵、条件与绩效的认识有重大不同,但都认为创新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制度创新是技术创新的基础性因素。对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创新理论进行比较,有助于在我国建设创新型社会中以马克思的创新理论为指导,借鉴西方经济学创新理论的合理之处,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创新研究范式。 关键词:创新理论;马克思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比较;借鉴 马克思经济学的创新理论和西方经济学的创新理论虽然在分析视野、分析方法、观察立场等方面有重大区别,但分析框架中的基本因子、作用机制又有相通与互补之处。因此,对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创新理论进行比较,归纳二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有助于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创新理论中的分析方法和研究成果,澄清和排除其中的错误观点,构建符合时代特点和中国国情的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进一步推进我国的创新型社会建设。 一、马克思经济学的创新理论 马克思经济学的创新理论主要是以唯物史观作为基本信念与价值观,以唯物辩证法为分析方法,以生产方式范畴为核心概念,提出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基本原理和具体结论。其方法论是科学抽象法,特别是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的统一。 (一)揭示了创新的内涵、主体、动力和条件 马克思把创新界定为,个别资本通过采用更好的工作方法、新发明、改良的机器、制造秘方等,以提高其生产力并得以在某一特殊生产部门内实现超额利润。创新是在通过专业化发展生产力的同时,把各生产力要素有机地组织成资本生产力并获得超额剩余价值的过程,其实质是采用新的生产方式,是劳动资料和劳动条件的革命。创新有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既定生产过程的技术合理化与一种技术向另外一种技术的转移、劳动节约型创新与资本节约型创新等区分。马克思认为,创新主体是多元的,包括工人、企业家(资本家)、职业创新者或科技人员、国家。由于采取历史分析方法,在论述分工、协作和机器时马克思指出,生产资料的集中及生产中的共同消费使工人的经验观察成为技术创新的原因;在企业主体与创新关系的论述中,马克思肯定了垄断厂商技术创新的必然性和小企业技术创新的灵活性;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科学因素被有意识和广泛地加以应用,职业创新者为探索科学的实际应用而互相竞争,发明和技术创新成为一种独立的职业;国家通过法律、法规、政策等对技术创新进行调节,以提高创新对市场和环境的适应性。 马克思认为,创新的内在压力和动力是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的内在动机;资本主义竞争是创新的外在压力,以新技术为手段的竞争是市场竞争的重要内容,进而使市场需求成为创新的外在牵引力;劳资对立的阶级关系则从生产关系和基本制度层面提供了创新的制度压力。马克思还从消费者与生产者的对立统一关系中,进一步说明创新的外在压力,认为消费既是社会再生产的目的,又是社会再生产的起点。因而消费同样既是创新的目的,也是其源泉。马克思从历史角度进行长期分析和宏观分析认为,对以机器使用为代表的创新而言,社会消费需求的变化、消费结构的升级、消费模式的演变有助于提升技术创新的层次,是推动创新的基本力量。因此,消费需求是创新的直接契机和社会条件。对创新所需要的条件,马克思强调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的制约与决定作用,而且关注国家创新政策和创新战略的重要作用。马克思分析了金融与信用制度对创新的支持作用,认为金融与信用制度促进股份公司形成,使技术创新的规模条件得以满足;金融机构对技术项目的筛选和风险管理,降低了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证券市场克服资本积聚的有限性,便于企业筹集长期资金,增强技术创新能力。 (二)论述了创新的过程 马克思经济学的创新理论以唯物史观与辩证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基本特征是把创新看作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这一过程表现为一个上升曲线的社会进步过程。创新的内容涉及科学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等方面,其中科技创新是创新的主要组成部分。科技积累为机器的发明、使用、改进提供前提和基础;反过来,直接生产上的科技应用又对科技具有决定和推动作用。创新不是随意发生的,而是具有明显的演进轨道特征或时间继起性。创新的演进以技术、知识、人才的积累为前提,创新的方向选择又具有环境适应性。 (三)分析了创新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影响 马克思对超额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进行分析,指出采用改良的生产方式的资本家比同行业的其余资本家占有更多的剩余劳动(超额剩余价值),而且个别资本所做的就是全体资本在生产相对剩余价值时所做的。创新在客观上使商品更加符合市场需求。重大产品创新将带来分工和交换价值体系的内生性扩张,产品创新与新兴产业部门的建立,从质上扩大了劳动的社会分工体系,由此扩大了既有的交换价值体系,为资本创造价值提供了新的源泉;反过来,这种内生的市场创造与扩张又促进资本积累,使相应的资本与劳动游离出来,从而创造新的工艺过程或生产部门。马克思分析了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认为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都是重要的。创新的技术一旦适应环境,就会对旧技术产生革命性替代,甚至摧毁世界范围内以旧技术为基础的产业与就业结构。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社会中劳资对立的制度特点出发分析了节约劳动型创新对就业的影响,提出资本主义生产的普遍趋势是在所有生产部门中用机器代替人的劳动,创新导致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伴随着无产阶级的再生产与失业大军的持续存在。此外,马克思认为,技术创新会推动制度创新。 马克思主要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分析创新问题,这是一种长期的、历史的、动态的创新分析框架,有利于揭示创新的真正起源和历史过程。但他并没有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基本经济制度不变的前提下有关创新及创新制度的调整这类问题上,对短期的具体创新过程没有直接研究,也不可能运用现代分析技术对创新理论进行精细化处理和数理分析。 二、西方经济学的创新理论 西方经济学的创新理论以企业家创新理论、新增长理论、演进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等为代表,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分析方法和研究成果。 (一)对创新内涵、主体、动力和条件的分析 熊彼特从生产函数和均衡分析方法出发,把创新界定为生产要素的新组合或生产条件的新变化,认为创新包括产品创新、工艺创新、市场创新、要素创新、组织和管理创新等。创新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其实质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创新是企业家概念的行为内涵,企业家是创新职能的人格化。创新的发生是因为经济中存在某种潜在利益,企业家创新的目的是为获得这种潜在利益,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创新的主动力。熊彼特具体分析了创新的动力和阻力,指出由于在创新阶段前经济处于低水平的静态均衡或循环流转中,创新不可能经过无数次的小步骤产生,必然经过积聚力量、摸索经验的准备阶段。按照这种分析,作为一种变革的创新必然涉及利益的重新分配,在前一轮创新中的成功者本应利用其有利地位拓展创新,但由于既得利益往往阻止下一轮创新,结果患上“成功的失败”综合症。以柯茨纳为代表的新奥地利学派和以舒尔茨为代表的人力资本学派认为,创新主体可进一步拓展到家庭、农民、科技工作者甚至消费者等,创新是具有多样性的行为概念,功能不仅在于打破旧均衡,而且包括通过对付不确定性而恢复均衡。现代创新理论进一步识别出用户创新、制造商创新和供应商创新等类型,把创新区分为渐进创新和根本性创新;技术系统变革和技术经济范式变革;结构性创新、空缺创造式创新等方面。新制度经济学认为,虽然创新具有不确定性、高投入性和高风险性,但资本主义制度能提供承担风险与不确定性的有效制度安排。新古典经济学从外部性概念出发,认为技术创新活动存在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偏差,使个人创新的积极性大为降低,应通过制度安排使创新者的个人收益率、局部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和整体收益率,通过规范人们的行为空间,缩小模仿、搭便车行为的选择空间,为创新提供必要的社会秩序;通过降低创新过程的交易费用,巩固与扩大基于合作的创新基础。任何国家在进行技术创新时都离不开有效的产权制度,改进技术的持续努力只有通过建立一套能持续有效激励创新的产权制度才能实现。创新与创业精神是基于一定文化价值观体系(非正式制度)而形成的,是文化等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增长的中间变量。 (二)对创新过程和具体机制的说明 熊彼特认为,创新在相当程度上独立于发明之外,创新主要是一个内生的因素,取决于企业家的天赋、动机、才干,创新行为是以机会为中心的识别、探索、利用、决策、实施的过程。创新具有间断性,是一个由新组合取代旧组合的变化过程。创新可分为企业家间断创新与大企业持续创新。产业层面的变革常表现为突变式创新,主要通过引入新产品或新服务、开辟新市场而实现。而大企业往往具有竞争优势和市场地位,有条件按消费者的价值观念改进现有产品或服务,因而沿既定技术轨道进行渐进式创新。新增长理论认为,创新过程和具体机制突出表现为技术进步的内生化这一核心命题。新增长理论强调“干中学”、溢出效应、人力资本、收益递增等机制,对创新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阿罗把技术进步看做是资本积累以及“干中学”的副产品,罗默则强调企业r&d投资的作用,宇泽弘文加入了人力资本因素,卢卡斯则提出以人力资本外部性为核心的增长模式。演化经济学认为,技术创新的路径依赖具有一贯性和累积性。技术诸变异体(不同发明和设计)、技术的不同发展方向和可能中存在类似生物物种间的竞争,与生存竞争类似的市场选择机制使新技术得以产生和实现。在这一过程中,技术演进会出现自我强化现象,使环境成为适合自身生存而不利于其他技术生存的生态场。首先出现的技术通常可凭借先动优势,利用规模经济效应降低成本;技术的普遍流行导致人们采取相同技术产生的网络外部性,加之技术在市场上越是流行,越会使人们相信它进一步流行的预期自我循环效应,最终形成自我增强的循环积累效应。以纳尔森为代表的演进经济学则认为,技术进步是一个非均衡过程,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路径依赖和调整时滞。创新是一种具有不确定性的个体现象,表现为一个“跳跃不定”的曲线,任一微小因素的变化都可能导致结果难以预测,形成所谓的“蝴蝶效应”。其中,渐进式创新主要基于以前技术的继承,通过现有技术的改进进行,是遗传意义上的创新(“涌现”);突变式创新往往经过重大技术变革或根本性突破,是对以前技术的非线性继承(“突变”)。 (三)关于创新绩效的描述 熊彼特认为,创新的最初阶段不会有大量的创新竞争者,企业家在短期内可通过创新实现垄断,获得创新初期的垄断利润。但随着创新利润的不断增加,创新利润率会逐渐下降以致消失。经济增长是量变,经济发展是质变,创新就是经济发展。由于创新是经济内部自行发生变化的结果,技术创新的创造性破坏导致经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形成是与创新直接相关的。创新或新组合不是人们依据一般的概率原理所期望的那样,在时间上均匀分布的,而是“如果一旦出现,那就会成组或成群的不连续出现”,创新活动时而高涨,时而停滞甚至倒退,决定了经济发展具有非均匀性或周期性。在关于创新与制度变迁的关系这一问题上,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虽然都认为(私有产权)制度是重要的,但制度与制度创新被视为外生变量,没有考虑技术创新、经济增长对制度变迁的影响。演进经济学派强调,新的生产方式在向社会各部门扩散的过程中,会与社会制度框架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按照新制度经济学和演进经济学的分析,在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创新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是不同的。如,在企业成长阶段,技术创新形成的规模经济效应和成本优势促进企业规模扩大;在企业转型阶段,创新有助于扩大企业经营方向和规模调整的机会集,构成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此外,创新通过网络外部性、集体学习等机制形成行业层面的集聚效应和乘数效应。新制度经济学运用“成本——收益”和“供给——需求”框架,分析了技术创新对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影响。 西方经济学中的创新理论是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前提背景,主要从微观层面和短期视角,从创新的具体机制、不同经济主体的创新行为、成本收益关系等层面分析创新问题,因此在内容上、方法上都更具体化、微观化和定量化。但西方经济学强调创新是改进资源配置效益的根本手段,试图说明资本主义制度是能有效激励创新的,因而实际上为资本主义制度激励创新的动态调整能力给予新的理论解释和辩护。 三、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创新理论的比较及启示 由于时代背景、分析方法的不同,马克思经济学创新理论与西方经济学创新理论的内容、结论也不同。但这两类理论体系中影响创新的基本因子和机制有相通之处。因此,马克思的创新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的创新理论是既相互区别对立,又相互联系一致的关系。在对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创新理论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应继承和坚持马克思经济学创新理论的精髓,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创新理论中的分析方法和研究成果,构建符合时代特点和中国国情的发展中的马克思经济学创新理论,为创新型社会建设提供更好的理论指导。 (一)创新是协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一种基本手段和机制马克思经济学主要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分析创新问题,描绘了资本主义社会技术与制度变迁的浩大历史画面,其重点在于历史规律、经济制度等整体宏观层面的把握。虽然资本主义制度与生产力的发展根本上存在对抗性矛盾,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许可的范围内通过制度、技术与管理创新仍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西方经济学的创新理论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前提背景,主要从微观层面和短期视角,揭示创新的具体机制和不同经济主体的创新行为。在我国构建创新型社会的过程中,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之间并不存在对抗性冲突,但因进行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转型而出现的新矛盾和新冲突,必须通过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机制创新、管理创新、文化创新等途径,大胆借鉴和引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切实有效可行的创新机制,构建创新型社会来解决。 (二)创新对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马克思在从微观层面分析改良的生产方式对资本家获取超额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作用后,指出创新在客观上使所生产的商品更加符合市场需求。重大产品创新将导致新兴产业的建立,带来分工和交换价值体系的内生性扩张,从质上扩大劳动的社会分工体系和既有的交换价值体系。反过来,这种内生的市场创造与扩张又促进资本积累,使相应的资本与劳动游离出来,从而创造新的工艺过程或生产部门。马克思强调,创新的技术一旦适应环境,就会对旧技术产生革命性替代,甚至摧毁世界范围内以旧技术为基础的产业与就业结构。西方经济学的创新理论认为,企业家在短期内可通过创新获得垄断利润,进而通过规模经济效应和成本优势,促进企业规模扩大;新增长理论强调通过网络外部性、集体学习等机制形成行业层面的集聚效应和乘数效应;演进经济学则认为,经济增长是量变,经济发展是质变,创新就是经济发展。由于创新是经济内部自行发生变化的结果,技术创新的创造性破坏导致经济发展。创新活动时而高涨,时而停滞甚至倒退,决定了经济发展具有非均匀性或周期性。在我国经济转型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创新能力不足导致的经济增长质量不高是一个将在较长时期内存在的问题,必须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入手,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改善经济增长质量。 (三)制度激励,特刺是产权激励对创新的绩效具有重大影响 马克思强调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的制约与决定作用,分析了金融与信用制度对创新的支持作用,关注国家创新政策以至创新战略的作用。新制度经济学认为,虽然创新具有不确定性、高投入性和高风险性,但资本主义制度能提供承担风险与不确定性的有效制度安排,通过制度安排缩小模仿、搭便车行为的选择空间,巩固与扩大基于合作的创新基础,为创新提供必要的社会秩序。同时强调产权明晰是收益和成本界定的前提和基础,任何国家在进行技术创新时都离不开有效的产权制度,改进技术的持续努力只有通过建立一套能持续有效激励创新的产权制度才能实现。创新与创业精神是基于一定文化价值观体系而形成的。因此,构建创新型社会的关键因素在于制度和产权建设。 (四)将企业家精神作为创新的内在动力、创新过程内部的影响因子及创新的外在动力 熊彼特强调创新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其实质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功能在于打破旧的均衡。创新的主体主要是企业家。企业家创新的目的是为获得这种潜在利益,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创新的主动力。作为一种变革的创新必然涉及利益的重新分配,在前一轮创新中的成功者可能由于既得利益往往阻止下一轮创新,结果患上“成功的失败”综合症。现代创新理论则识别出创新的认知障碍、行动障碍、模式障碍,关注社会发展滞后、制度行为、企业家创新偏好的作用。马克思认为,创新涉及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等内容,创新主体是多元化的,创新类型是复杂多样的,创新的实质是采用新的生产方式,是劳动资料和劳动条件的革命。从历史角度对作为创新外在牵引力的市场需求进行长期分析和宏观分析,认为对以机器使用为代表的创新而言,社会消费需求的变化、消费结构的升级、消费模式的演变有助于提升技术创新的层次,是推动创新的基本力量。因此,构建创新型社会必须既大力激发企业家精神,又重视市场需求的外在牵引,同时不断克服创新过程的各种障碍和阻力。 (五)强调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存在对立统一关系 马克思把创新看作是一个表现为上升曲线的社会进步过程。技术创新推动制度创新,创新是把技术与组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迁联系在一起的中间变量。科技创新和科技积累为机器的发明、使用、改进提供前提和基础。创新的方向选择具有环境适应性。创新不是个人的偶然行为,社会整体决定了创新的属性;不是理性的个人自由选择导致了创新,而是社会结构和制度决定了人们创新的方式和选择空间。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虽然都认为(私有产权)制度是重要的,但制度与制度创新被视为外生变量,没有考虑技术创新、经济增长对制度变迁的影响。演进经济学派强调新生产方式在向社会各部门扩散的过程中,会与社会制度框架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出现所谓强制性制度变迁。新制度经济学则运用“成本——收益”和“供给——需求”框架,分析技术创新对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影响。因此,在构建创新型社会时,必须形成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互相促进自我增强的循环积累机制。 西方经济学论文:案例教学法在西方经济学中的应用 1案例教学法对于西方经济学的意义 案例教学法主要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以案例为基础,设置好教学情境,启发学生学习兴趣,开发学生能力,综合评估学生的一种教学方法。通过案例教学,对于西方经济学的意义如下: (1)激发学生的主动性。 西方经济学理论比较多,纯讲授理论学生理解效果比较差,也会影响学生接受效果。通过生活中的经济学案例,让学生捕捉生活中的案例,将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让学生思考生活,从而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挖掘学生内心学习的驱动力,从而高效学习。 (2)有效引导学生转化知识的能力。 西方经济学中的理论知识掌握后,理想目标就是学生能够综合运用西方经济学的知识有效地做出市场行为或经营决策,但是不少学生是书呆子,不能灵活运用知识,通过案例教学法,注重学生对于理论知识的运用能力。 (3)增强师生互动。 传统的理论教学注重的理论讲述,不可避免地变成教师的主场。通过案例教学,过程强调师生互动,学生理解案例、分析案例,主动消化案例中不懂的知识点,从而加深对于知识的理解,对于教师提出更难的问题,对于教师的要求也就更高了。 2案例教学法在西方经济学中的应用过程 (1)精选案例 西方经济学案例主要来自于西方世界。对于学生比较好理解的案例肯定是本土化的案例。案例类型主要有信息式、问题式、陈述式、决策式、实录式案例等。教师应该根据经济学中不同的知识点,预先确定好案例类型,同时在讲解经济学概念时,让学生自己先查找案例,然后组织学生讨论,选出最适合这个概念的案例,目标主要是加强学生对于概念的自我感知。 (2)案例呈现 案例呈现不是教师呈现,而是加强学生的参与。主要是激励学生分组竞赛,通过分组,选出组长和分配好成员,要求学生提前预习知识点,将精选的案例,制作成PPT,案例呈现部分包括,讲述者(讲述者的仪容仪表、表达流畅程度、知识传达)、PPT内容(案例简介+案例分析+案例启示)、PPT形式(制作颜色、图文)。 (3)分析与讨论案例 由组长引导,成立讨论小组,分析案例呈现中呈现的案例简介,引发学生对于案例的好奇心,进而引发学生的思考。分析案例时,注意学生的角色定位、讨论的氛围,教师在分析与讨论案例过程中,与传统教学不同的是,教师角色应该定位于引导与监督者,尽量让学生积极讨论,小组长代表小组发言。 (4)评价案例与知识开展 学生分析与讨论完案例,对于案例有一定结论陈述,教师此时才开始真正进入教学角色,将学生的案例进行评价,并开始进行知识点开展,教师结合自身学识并要讲解的知识讲述新案例。 (5)形成案例库 一学期完毕,要求每一组组长共同努力,将案例整理,形成电子案例库,让学生加强复习,巩固案例中所传授的知识点,并通过案例库让学生感知一学期来自己所做出的学习成果。 3案例教学法在西方经济学中应用策略 (1)案例教学的本土化 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案例的西化不可避免,从而难以让学生理解,因此很有必要将教学的案例本土化,这样能够案情清晰好理解,本土化的案例,透过现象理解本质,一方面化抽象为具体,另一方面也能加深学生对于市场经济规律的理解。 (2)案例开发渠道多样化 鼓励商学院教师自主开发高含金量的教学案例,教师通过市场调查,了解更多的经济现象,将经济现象与经济学原理结合;与多家企业合作,校企共同来锁定案例,比如说经济学中的市场行为,通过与企业合作,能够在实践中加深学生对于市场行为和决策的理解;与校外其他资源合作共同来开发西方经济学的本土化案例;在报纸、杂志、电视媒体上选取案例素材,让学生在实践中提取案例。 (3)增强案例趣味性 趣味性极强的案例能够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能够有效地促动师生互动。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通过查找中国古典文化中的典型的案例,增添趣味性,比如:古人吃饼,吃到第五个后悔迟了前四个,叫学生思考古人结论是否正确;通过俗语或成语故事,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经济学原理,主要体现在机会成本。生活中丑男配美女的经济学原理等。 (4)凸显案例实用性 经济学原理在现实生活中应用广泛,但是如果学生机械地记忆理论,那么学习西方经济学的作用就不明显。教师在运用案例教学法时,一定要凸显案例实用性,在讲解概念时先要引入生活场景,将生活案例加以分析,在经济学原理分析题中加入生活小常识。这样既能提升学生参与热情,同时也能激发学生热情,还能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4结语 总之,案例教学法对于西方经济学的教学有着非常积极的重要意义,既能改变师生角色,也能改变教学氛围,但是目前西方经济学案例的本土化还存在不少问题,未来西方经济学中案例教学法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未来还需要深入研究。 作者:汪支华 单位: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广播电视大学 西方经济学论文:科教融合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和应用性并重的学科,这就要求在课程教学过程中,老师不仅要引导学生系统学习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知识,还要努力提高学生运用经济学原理分析问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然而,在我国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过程中,教学与科研“两层皮”现象还相当突出,主要表现在教师的科研内容与教学内容严重脱节,导致教学过程中不能有效地将理论知识与现实经济问题联系起来,结果是老师照本宣科,学生疲于应付,这种情况严重阻碍了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因此,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有必要从“科教脱节”向“科教融合”转变,将教师的科研内容与教学内容尽可能地融合起来,并积极创造条件引导学生参与教师的科研工作,这样,不仅可以发挥教师的资源优势,提高教师专业化水平,推动学科的发展,还可以通过将科研经验和书本知识相结合,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教学质量和水平。 1“科教脱节”在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的表现 1.1教师资源方面 从教师资源上看,“科教脱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一些教师从事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学,但不从事关于西方经济学主要问题的研究。这些教师很难将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理解透彻,也不能及时了解西方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前沿动态,更谈不上将西方经济学理论与我国实际经济问题结合起来进行分析。例如,如果一个教师不去研究2008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欧洲主权国家债务危机形成的原因、特点、运行机理及其后果,就很难将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危机的理论讲深、讲透,并吸引学生探究性地学习相关知识。 2)一些从事西方经济学主要问题研究的老师,并不担任从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工作。这些教师虽然从事西方经济学主要问题研究,但由于是“专职科研人员”,目的是为了拿课题、发文章,对教学兴趣不大。教师的科研和课堂教学脱节,不仅导致教师资源的隐形浪费,降低了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违背了大学科研工作为人才培养服务的目的,从长期看,还会降低大多数教师对从事科研工作价值的认同感,认为科研就是为了评职称,职称评定后便懈怠下来,使教师的科研潜力得不到充分发挥。 1.2教学内容方面 从教学内容上看,“科教脱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教师讲授与自己科研内容不相关的知识。有些任教西方经济学的老师不从事西方经济学主要问题研究或只研究其中的一两个问题,却要负责将整个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从头讲到尾,结果对其中的许多知识缺乏自己的研究思考、积累和理解,只能照本宣科,单纯地向学生“灌输”西方经济学中的抽象理论,从而使得学生对西方经济学内容的学习产生一种枯燥乏味、学而无用的心态。 2)教师的授课内容与现实问题脱节。西方经济学课程内容本身理论性比较强,实际应用或案例较少,并且教材中的绝大部分案例是以国外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中的现象。如果教师不能指导学生运用相关理论来解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或者无法将理论与当前中国国情和国民经济发展联系起来,就会导致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会感觉理论与现实之间偏差太大,学习兴趣会大大降低。 3)教师的授课内容不能与时俱进。现在大多数西方经济学教材所纳入的内容还是上个世纪比较成熟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其主要解析的是上个世纪及以前的社会经济生活。进入新世纪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发展,社会经济生活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不仅影响了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还会影响到政府的宏观治理。可是,很多教师还是停留在上个世纪的书本上,对“互联网+”“创新2.0”“工业4.0”等知之甚少,不能根据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合理调整授课内容,降低了理论对现实的解释能力与实践价值。 1.3教学方法方面 从教学方法上看,“科教脱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教学方法手段单一。李光勤指出,当前我国高等院校在进行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时基本都采用“满堂灌”的教学方法和注入式的教学手段。这种教学方法手段,教师只注重基本概念、理论的讲解,很少引导学生去思考、去理性批判、去探索问题,教师只是简单地传递知识,而不能很好的引导学生进行启发性、探究性和开放性学习,不能教会学生怎样创造新知识。因此,注入式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很难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无法增强学生分析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的应用能力。 2)研究性教学方法缺失。曾祥炎认为,与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模式不同,研究性教学要求教师把“教学”与“研究”结合起来,在教学中注入研究的“元素”,鼓励学生主动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并在探究过程中能动地获取知识、发展技能、培养能力,是提升教学效果的重要途径。从中可以看出,研究性教学是实现“科教融合”的重要途径,研究性教学方法缺失,会导致教学过程中产生学生厌学、教师厌教的双重厌倦心理。 1.4考核方式方面 从考核方式上看,“科教脱节”主要体现在大多数教师选择单纯的闭卷方式进行课程考核。这种考试方式侧重于考核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往往忽视了学生实际运用经济学知识的能力。一方面,虽然在一些试卷中也会有少量理论联系实际的试题,但学生实际上很难将理论要点与现实问题准确、适当的相扣;另一方面,学生对闭卷考试标准答案的追求容易也使他们陷入“思维标准化”的困境,并带来一系列的消极后果,比如在学习中缺乏怀疑精神和理性批判精神,缺乏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严重影响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的提升等等。此种考核方式表面上是考查学生对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的熟悉程度,实质上却只考查了学生的知识记忆能力,并不能提高学生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等实际运用能力。这种单一的考核方式只适合那些不勤于思考而善于死记硬背的学生,相反,对那些勤于思考、具有探究创新兴趣的学生而言,不利于他们学习兴趣和积极性的培养。 2“科教融合”在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的实现路径 2.1教师资源的选择 教师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首先应该注重教师资源的合理配置,通过教师资源合理配置为“科教融合”打下基础。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1)强化教师教学的专业性。在西方经济学教师资源的选择上,应该根据教学内容的需要,安排从事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研究的老师担任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工作。 2)实施专题化或模块化教学。根据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大纲、教材内容将教学分为多个专题,分别由多位教师根据研究专长和兴趣各选一个专题,对全校所有西方经济学课程的学生循环授课,充分发挥每一个教师的科研优势,提高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 2.2教学内容的重构 西方经济学教学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针对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问题,有必要根据现实发展要求,进行知识重构。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1)设计多元化的教学案例。安排与现实密切相关的案例教学,既能打破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中教师为主导、学生被动接受知识的局面,又能启发学生进行独立思考,培养学生的经济思维。这对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学生对现实问题的分析和判断能力至关重要。 2)允许教师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扩展教学内容。教师把研究某一个问题的思想、方法和取得的新进展引入教学活动,既可以开阔学生视野,加深对某一理论的理解,同时也可以让他们感受到理论创新与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乐趣,甚至吸引他们参与教师的科研活动,使他们在研究中学习与成长,并养成独立思考的气质和批判精神。 2.3教学方法的创新 教学方式和方法的创新是激发学生探究经济学问题兴趣的重要手段。在“科教融合”导向下,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应重点引入研究性教学方法。研究性教学方法不仅能让教师把科研工作中的方法与心得通过教学传递给学生,诱发学生对科学研究的兴趣,而且还能让学生在教师的启发和引导下,充分表达、质疑、探究、讨论对某一问题的看法,将自己所学的理论知识用于分析和解决实际经济问题。当然,教师还可以将正在研究中遇到的问题拿到课堂上让学生参与讨论,既能培养学生的好奇心、敢于提问和挑战学术的精神,又能引发学生的思考,产生对新知识的求知欲望。 2.4考核方式的改革 采用科学合理的考核方式对学生的学习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在“科教融合”导向下,必须对西方经济学单纯的闭卷考核方式进行改革。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1)注重过程考核。增加学生平时成绩所占比例,采用闭卷、开卷、课程论文、课堂表现、平时作业、学生出勤等多种考核方式相结合。 2)注重能力考核。适当增加主观题所占比例,根据学生的答题思路或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答题的创新程度,判断学生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3)注重兴趣考核。对学生围绕特定理论或专题进行的资料搜集、文献整理、观点摘编、论文写作等活动予以肯定,并将其作为课程考核的重要补充方式,使学生在某些观点上有所研究,并产生学习甚至学术兴趣。 3结语 课程教学和科学研究是高等学校生存与发展的两项基本任务。然而,长期以来教学与科研处于脱节状态,不仅导致了教学资源的浪费,而且制约了课程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需要防止教学与科研“两层皮”现象,实施面向“科教融合”的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从优化师资配置、丰富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改革考核方式等多方面进行努力。 作者:曾祥炎 单位:湖南科技大学商学院 西方经济学论文:案例教学模式在西方经济学中的应用 一、探究式案例教学模式对西方经济学教学的重要性 (一)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 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极强的课程,是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理论概括,因此一方面它与我国现实国情存在差别,让学生很难在现实中找到相应的案例;另一方面随着理论难度的加深,需要学生具备较强的逻辑推理和分析能力,对理论的假设和相应的图表、数据统计和公式推理进行理解分析,这些都让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下降。例如,无差异曲线、预算线、等成本曲线、等产量曲线、拉弗曲线以及产品和货币市场均衡下的IS-LM曲线。而在西方经济学课程中引入探究式案例教学模式可以很容易的从案例中分析出经济学原理和概念,将抽象的经济学概念形象地展现给学生,一方面西方经济学案例涉及的是学生身边的经济问题和焦点问题,能吸引学生足够的兴趣主动思考;另一方面通过探究性的问题让学生不断地思考和探究,变被动接受为主动探究。例如,机会成本的概念很抽象,教材的解释是“稀缺性资源有很多种用途,当我们选择其中某一种用途时必须放弃其他用途而放弃的相应用途产生的最高收益”,可以结合让学生结合上大学产生的学费、生活费和高中毕业直接出去工作所得到的收益来谈论上大学的机会成本。或者谈论暑假放弃暑期打工的收益和家里的一日三餐,而出去旅行并产生费用的机会成本。 (二)培养学生的自主探究能力 自主探究是探究式案例教学所要达到的目的之一,教师通过一些好的案例,给学生提出一些引导性的探究问题,让学生对学习的内容进行运用,以小论文的形式或者课堂谈论的方式展开。例如教师在讲授供求理论的时候,就可以提供产品价格方面的案例,让学生分析城市中商品房价格居高不下,而电子产品价格却是在不断下降的原因,分组讨论后画出相应的供求曲线的变动情况,并在课后时间完成一篇探究小论文。另外教师在讲授资源的稀缺性和机会成本的时候,可以经济学家们最喜欢议论的“大炮和黄油”为案例,讨论分析大炮和黄油的机会成本,如何在这两者的资源配置找到均衡。自主探究还可以通过组织学生分组辩论的方式展开,让每个学生都参与,这可以培养学生的语言组织能力和应变思维。例如,教师在讲授价格与供求定理的时候,可以当下火车票调价问题让学生分组进行辩论,从经济学角度辩论火车票是否应该降价。 (三)培养学生的多向思维能力 对于相同的案例和问题,每个人都会有不一样的看法和处理方式———探究式案例教学就是要让学生在社会生活的案例中充当角色,置身于一定的情境下,引导学生利用经济学知识进行思考。通过这种参与案例分析的方式,培养他们的思维习惯和系统的思考方式,让他们能以大局的角度来分析,培养创新精神。由于案例本身是比较自由开放的,不再有什么标准的答案,这样学生能够畅所欲言,在教室的引导下进行的讨论就是各种思维方式的碰撞,这本质就是在于强调学生的多向思维。 二、探究式案例教学模式在西方经济学教学应用的方式 (一)探究式案例分析作为理论讲解的一种方式 教师在讲解经济学理论的时候,可以将所选取的合适案例穿插在理论中,比如可以以简单的案例作为引入,在案例的阅读中,进行经济学概念的解析,一方面加深概念的理解,将抽象的概念形象化,另一方面可以吸引学生的兴趣,故事性的分析远比纯粹的概念讲解有意思。利用案例帮助学生进行经济学理论的理解,让学生理解起来容易,学起来轻松。例如在讲解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时候,可以用吃饭的例子(刚开始吃满足感是最大,之后越吃越不想吃)来让学生自己感受这个规律;在讲解供求规律的时候,可以举季节性水果刚出现的时候供应不足,价格高,然后逐渐供应量增加,价格慢慢降低,这样的案例随手拈来,但却能起到很好的效果。让学生在案例分析中理解这些规律,然后再上升到理论层次,这样学生对经济学的原理理解就很容易,教学质量也就提高了。 (二)以辩论的形式进行探究式案例教学 教师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选择一些适当的热点问题作为案例,让学生阅读的同时,提出一些具有议论性的探究性问题让学生进行辩论。比如“,收入分配是要公平优先、兼顾效率,还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经济增长是要效益优先还是环境优先“”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这类案例都是可以让学生从正反两方进行辩论,而且可以能启发学生进行多方面的思考,促使学生查阅相应的资料,增强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实地调查探究的方式 探究式案例教学强调学生的分析问题能力,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可以让学生去实地考察,通过自己的调查分析来帮助理解经济学理论和解决实际问题。例如,在讲解价格歧视知识的时候,可以让学生去调查周边的人对价格歧视的认识,以及价格歧视的具体实施方式,并讨论分析这种价格歧视方式的对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福利情况。通过这种实地探究的方式提高了团队协作能力和观察分析的能力。 三、探究式案例教学模式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对探究式案例教学模式的认识错误 探究式案例教学已被越来越多的课程和教师所接受,但目前很多教师对探究式案例教学模式的认识存在错误,探究式案例教学有时候被认为是在教学中的举例方式,就是教师在讲完课之后进行列举案例、提问问题,让学生起来回答。这种举例提问方式太过单一,并不是探究式案例教学,没有脱离传统的教学方式。探究式案例教学应该是将案例作为理论教学的媒介,而非加深知识印象的工具。因此探究式案例教学并不是简单的举例提问,两者是有差别的。第一,探究式案例教学中,案例占据重要的地位,学生是案例探究的主体,教师作为案例探究的引导者,意欲引导学生进行案例探究讨论,各抒己见,或者将案例作为理论学习的一种方式。而举例提问仅仅是老师对个别同学的提问,基本不存在学生之间的互动,而且案例也仅仅是在教室上完课之后才用到,没有起到其该有的效果,教学质量也就无法提高。第二,探究式案例教学中,学生有独立的思考时间,而举例提问没有太多的思考时间。第三,探究式案例教学是让学生自主学习、思考,锻炼分析能力的一种方式,而不是像举例一样仅仅是对经济学概念的说明和理解,应该将理论和案例分析结合起来,才能有效的理解和运用所学的经济学知识。 (二)国内的西方经济学教材缺乏相应的案例 目前我国高校经管类专业的西方经济学大多用的是国内的教材,而国内教材以高鸿业主编的西方经济学为经典,其特征就是理论性特别的强,偏向于理论分析和逻辑推理,概念性质的知识点太多,而相应的案例却非常少,总之就是枯燥乏味,标准的教材模板。而国外的西方经济学的教材几乎每页都有案例,以案例分析分主,侧重通过案例解释经济学理论和原理、解决经济现象和问题,很多教材会在案例中附加一些形象的漫画,比如曼昆的《经济学原理》和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事实上这些教材畅销全世界也证明了案例丰富、通熟易懂的经济学教材不仅适用于经管专业,也适用于社会中初学者。但是国内的教材的案例基本来源于西方国家,与我国的社会经济背景相差甚远,在实际教学上很难推广。因此,国内的西方经济学课程使用国内教材,更需要教师加强探究式案例教学模式,用简单易懂的案例将抽象的经济学理论和原理形象化。 四、提高探究式案例教学模式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的应用 (一)选取案例要与中国国情相符合、和大学生相关 国外的西方经济学教材译本中的案例大都是国外的,与中国国情不符合,有些能适用我国大学生,但由于案例与学生不存在关联,没有切身体会,很难置身于案例的情境中,因而也就没办法达到探究式案例教学的目的。因此,教师在收集西方经济学案例的时候,应选取那些与当下经济热点相关的,和大学生生活联系比较紧密的案例,从而在案例探究的过程中能更好的结合当下的经济形势。例如2015年是大学毕业生就业最难的一年,就业一直是我国的热点问题,因此,在讲到供求理论和失业理论的时候就可以选择大学生就业难的案例,引导学生结合当下的经济形势,从供求和价格角度分析大学生就业难的宏微观原因,还可以让学生自己去人才市场实地探究更深层次的原因,比如劳动者的职业技能与雇主的需求存在不对称。另外,选取案例还应该和大学生相关,能够引起大学生的探究兴趣,也不用提出太难的问题,让学生不知道从何阐述观点。比如讲解价格歧视的知识点的时候,就可以用中国通讯市场价格的案例,探究通讯市场价格是否存在价格歧视这类和大学生息息相关的问题。能启发学生独立思考,有自己的观点,教师在顺势引导,就能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二)在案例探究过程中需要教师的适当引导 探究式案例教学模式就是要打破传统的“讲授-接受”模式,从而引导学生主动学习,让学生参与到教学过程中。因此,在探究式案例教学模式中,学生应该是教学的主体,而教师要做的是指引学生的思考和讨论,让学生积极参与讨论,让课堂真正属于学生。因此探究式案例教学模式中,学生应该贯穿始终,从针对案例分析进行查阅信息,独立思考,课堂中对案例进行探究,再到课后对案例进行总结,都应该让学生参与其中。如果出现有些班级在经济学案例讨论中气氛不够激烈,没有应有的讨论气氛,则教师应该在进行案例探究之前先活跃班级的气氛,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鼓励积极响应发言的学生,另外也要让学生认识到在西方经济学的课程学习中应该畅所欲言,有自己的思考。总之教师应该在探究式案例教学模式中保证学生的有效参与。 (三)建立探究式教学案例资料库,做好教学总结工作 在高校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学中,应该建立案例资料库,对于一开始案例资料库的建立和完善工作,应该让所有教师进行分工协作,选取符合一定标准的案例加入案例资料库中,这样按照相同的标准筛选的案例就有了通用性。经济学案例需要通熟易懂、诙谐实用,同时也符合中国国情。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西方经济学课程组全体教师的收集下,探究式教学案例资料库将会不断完善。另外在探究式案例教学结束后,教师应该做好教学总结工作,一方面让学生在课后撰写相应案例分析的心得,可以随所欲言,目的在于了解学生的想法,而非作业;另一方面教师也应该对本次案例探究的学生是否积极参与的情况进行一个总结,并对下次的教学工作如何促进学生的积极参与提出相应的想法。此外,可以通过QQ、微信群等网络工具与学生进行经济学方面的互动,这样教师就可以在课堂之余和学生进行交流,更好的归纳总结探究式案例教学。 作者:田江 单位:遵义师范学院 西方经济学论文: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比较 1马克思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以“社会人”为出发点,以劳动价值论为理论基础,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制度分析方法是马克思经济学所使用的基本方法之一,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从本质上可被看作是一种制度经济学理论。对制度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点,也是特点。他把制度看作一种内生变量,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分析框架,从“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逻辑主线阐述人类社会制度的历史变迁。在西方经济学看来,马克思忽略了非正式制度,其制度经济学的研究重点是经济制度等正式制度。事实上这是一种误解。他把非正式制度看作上层建筑范畴,讨论了它们与经济制度等正式制度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他没有对非正式制度下过定义,但其对经济伦理、意识形态等领域的研究涉及非正式制度的多项内容,在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体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1.1非正式制度的起源和本质 马克思认为,非正式制度先于正式制度产生,习俗等非正式制度起源于人类的诞生,道德等非正式制度形成较晚,它们都伴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作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人类在通过劳动能动的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产生了经常具有集体性质的非正式制度。早期的非正式制度主要是协调集体成员内部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如在原始社会,作为对自然的崇拜和探索,祭祀活动是一种制约、凝聚集体力量的行为。马克思还发现,虽然生产力的发展是非正式制度发展的前提条件,但非正式制度与生产力的发展并非总是同步的,非正式制度有时候会滞后或超前于生产力的发展。如处于奴隶制社会的古希腊的生产力水平远落后于现代资本主义,但其文化繁荣至今令人赞叹。马克思认为非正式制度的本质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层面的范畴。他看到了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对非正式制度的决定作用,同时也强调非正式制度的反作用,从根本上阐明了非正式制度变迁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例如,马克思把意识形态这一非正式制度看作是适应一定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观念的上层建筑”,超越的根本途径在于实践。他还认为道德是反映一定经济基础的社会意识形态和行为规范,调节着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之间在改造客观物质世界实践中的各种关系。 1.2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和经济发展 马克思把社会制度区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表现为生产关系并起决定作用的经济制度,第二层次是表现为上层建筑并起反作用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前者是正式制度,后者包含文化等非正式制度和法律、政治等正式制度。后者先于前者产生,但其立足于前者才能发展。二者互相影响,密不可分,共同作用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迁。当二者相融的时候,非正式制度对经济发展起到整合、凝聚、教育、规范等积极作用;否则,非正式制度将对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消极作用。 1.3非正式制度变迁 马克思的非正式制度变迁理论主要是为了辅助正式制度变迁理论,来阐释人类社会变迁的规律和演变走向。他认为非正式制度对制度变迁所起的作用不是根本性的,非正式制度变迁的承担者是具有社会属性的个体组成的阶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影响到处于不同利益群体的阶级当中,这种矛盾主要通过阶级斗争来解决,一般是革命式演变。人的全面发展是非正式制度变迁的最终目标。变迁的根本原因是以科技进步为核心要素的生产力的发展,直接原因是阶级矛盾。马克思制度变迁理论的主要目的,是寻求人类社会整体制度变化发展的规律,说明经济发展对制度变迁的作用以及制度变迁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 2西方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以“经济人”为出发点,以主观效用价值论等为理论基础,西方经济学主要采用以边际替代方法指导的假设-演绎-实证的静态分析方法,阐述非正式制度的基本原理。西方经济学非正式制度理论的研究涉及多个学派,限于篇幅,每个学派仅选择若干个代表人物的思想来介绍。在诺斯以前,已有多位经济学家的研究涉及非正式制度的一个或多个方面,但是它们一般被隐含在对制度的研究当中。 2.1古典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受亚里士多德和休谟等人伦理、美德、仁爱和同情等思想的影响,斯密多次提到非正式制度在国民财富创造中的重要作用,他将慎重、勤勉、节约、同情、良心和自爱等看作市场经济秩序不可缺乏的伦理道德基础,认为社会分工是非正式制度演化的结果。马尔萨斯认为人类应该由拥有相同点的习俗和政府来管理。穆勒阐述了习俗、惯例对市场竞争、产品分配和地租的重要影响。韦伯采用历史演绎的方法论,阐述习俗、历史、语言等非正式制度与体制等正式制度密不可分的关系,但其理论体系中的非正式制度主要是指宗教,认为宗教信仰的虔诚是人们在感性层面的理性选择,可以促进资本主义向前发展。 2.2新古典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该学派认为经济人是一种脱离现实观念的人,在偏好、制度等既定的前提下,把价格机制作为核心,采用边际替代法、成本收益比较法和均衡分析等方法论研究非正式制度。其中,马歇尔较早意识到社会文化、理想和宗教等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认为具有相同文化背景、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经济主体,彼此间信任程度较高,有利于实现高度合作,地区经济发展是区域社会力量和经济力量合作的结果。 2.3制度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2.3.1旧制度主义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基于对新古典经济学采用的静态均衡分析方法的批判,该学派主要采用进化论、实用主义哲学和历史主义等方法论,强调“历史演进”,重视资本主义体制内部不同经济集团的利益冲突,看到了技术变化引起的社会、心理、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的演变。作为社会心理学派的创始人,凡勃伦认为历史是进化或演进的,受到非经济因素制约的经济制度只是它所依存的文化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把制度理解为“流行的生活方式”、“广泛存在的社会习惯”等。他认为法律和经济制度等正式制度受到非正式制度的约束,思想和习惯等非正式制度是制度的核心,非正式制度演化成各种制度。非正式制度同正式制度一样,经历多个阶段动态的且不可预期结果的演进。非正式制度不是个体选择,而是历史演化的结果。源于对人类习惯和本性的考察,他认为经济变迁中以技术和利益集团对抗为主要原因的推动导致不总是向进步方向发展的制度变迁,改变了人类的思维习惯,思维习惯同时也反作用于经济变迁。作为社会法律学派的创始人,康芒斯认为制度起源于强迫的社会关系和自我意识。他首次区分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用法律这一正式制度的观点来阐释社会的各种经济关系。他认为社会组织由多种交易组成,包括冲突、依存和秩序三个方面的交易关系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各种利益冲突只能通过法律制度得到解决。虽然注重法律等正式制度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但是他对习俗等非正式制度的作用也有不少关注。他认为制度可以理解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指出传统、习俗和惰性等可能制约集体行动,并把美德和伦理等非正式制度看作制度的关键。他重点探讨了习俗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阐释了集体行动控制力的执行者问题,当执行者改变时,制度变迁随即发生。 2.3.2新制度主义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采用制度和技术二分的方法论,艾尔斯的工具价值理论强调人的主动性和创造力。他认为科学事实指引的人的行为是理性的,而由过去的态度和信仰指引的人的行为是非理性的,教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制度的消极影响。他认为制度的核心是伦理道德、思想习惯和文化传统等非正式制度。人性是人们遵循的非正式制度的产物,社会的发展离不开非正式制度。各种非正式制度经过演变,会形成固定的文化。这种固定的文化而非成本和收益分析理应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他提出技术进步和源于文化、习俗的制度是社会中存在的两套不同的价值体系,前者的影响更加深远。技术发展推动制度变迁,但其中的关键应该是形成一种把技术发展看作经济发展核心的新的思维方式。 2.3.3新制度经济学派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该学派的研究主要是基于经济人、有限理性、不完全信息和机会主义等假设,并以利润最大化、主观效用和博弈论等为理论基础。该学派的非正式制度变迁理论主要是辅助正式制度变迁理论,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构建一个立足经验史实的理论体系,把技术、市场规模、人口和产品等外生变量看作诱因,认为制度变迁是个体追求功利的结果,以此来解释经济绩效。科斯奠定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础,但诺斯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最多,他的研究主要是基于生产力技术分工经济活动方式交易(费用)产权(制度)结构(生产关系)的思路。非正式制度(或称非正式约束)的概念由诺斯在1981年首次提出,指人们在长期交往过程中无意识形成的行为规则,包含风俗习惯、意识形态、道德观念等。他认为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以及实施机制共同构成制度,非正式制度是制度产生和变迁的关键,人们的行为主要受非正式制度制约,非正式制度要和正式制度相容,才能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非正式制度变迁的主体是追求财富或效用最大化的个体,变迁的根本动力在于个人基于成本收益分析所追求的利益最大化。正式制度可以直接移植或快速变迁,而非正式制度由于具有长期性、渐进性、遗传性等特征,很难直接移植,其变迁一般是渐进式的,需要较长时间。因为作为过去和未来的连接,非正式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诺斯认为,非正式制度是路径依赖的主要来源。非正式制度本身以及在其影响下与现有制度依存的既得利益集团总是努力去维持现状,这是路径依赖的两个主要原因。诺斯和凡勃伦都认为有些非正式制度可以像遗产一样被继承或发展,这也可以从另外一个侧面解释非正式制度较难形成,但是一旦形成便较难变迁的原因。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诺斯非正式制度理论的特色之一在于以经验学习、信念、偏好等非正式制度为桥梁,探讨了认知科学和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力图分析人在面对不确定时进行选择并经常相信自己的行为的原因。 2.3.4比较制度分析学派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由于新古典分析框架的限制,诺斯意识到非正式制度的演进性质是制度变迁渐进性的主要原因,但是无法进一步深入研究。格雷夫引入博弈论思想,采用历史比较制度分析的方法论,对诺斯的研究进行了拓展,探讨了文化传统、路径依赖和制度绩效的交互关系,深入论证了非正式制度与制度变迁的关系。他指出文化传统、家族关系等非正式制度在社会发展演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博弈论视角,青木昌彦模糊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区分界限,侧重从非正式制度角度认为“制度是关于博弈如何进行的共有信念的一个自我维系系统。”他把制度阐释为参与人自发实施的在策略互动中选择的内生变量,认为参与人集体修正自身的信念,他们的决策反过来也会反作用于制度。他还从理论、实证及政策等层面,阐述了文化、信仰等非正式制度与法律等正式制度之间的关系,论证了制度在个人选择与经济运行中的作用。 3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非正式制度理论的比较及启示 两大理论体系不是对立的,也有一些相同或相似之处。比如说,二者都立足于现实,发现了非正式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研究目标都是为了找到更有效率的制度。当然,二者之间也有不少差异,下面将选取几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 3.1比较 3.1.1方法论的比较 马克思在剖析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采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历史-逻辑-实证的动态经济分析方法,主要是定性分析,认为非正式制度的产生与变迁及其经济功能的发挥,是一个动态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交互发生作用的过程,其中发挥核心作用的是技术进步,其理论体系具有相当的逻辑和深度。西方经济学是在假定现行资本主义制度合理的前提下,采用边际替代方法指导的假设-演绎-实证的静态分析方法,主要是定量分析,对某些表象的、阻碍经济运行的非正式制度进行修正,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下预先假设若干既定条件,通过逻辑演绎,不断修正得出的结论,以使其符合现实情况。这种分析方法难以从根本上揭示非正式制度变迁及其经济功能发挥的动态、辩证关系,使其理论体系具有根本性的不足。 3.1.2非正式制度的本质和起源 马克思和西方经济学都是以人为出发点,基于经济利益对非正式制度问题展开研究,但二者存在本质的区别。马克思把人看作社会关系的总和,强调对个人物质利益的科学规定与现实分析,认为个人利益的实现并非个人理性选择的结果,而是受其所处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制约。因此,马克思认为非正式制度起源于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其本质是适应一定生产力层次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层面的范畴。西方经济学脱离社会现实,把人界定为抽象的、单个的经济人,仅仅偏重个人对利益最大化的成本收益分析及积极追求,认为个人利益的实现是历史演化或个人理性选择的结果。因此,西方经济学认为非正式制度起源于人类的理性选择或历史的演化,其本质是追求自由和个人主义的规则或契约等。 3.1.3非正式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 基于劳动价值论,马克思认为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价值和剩余权均应归属于劳动者拥有;基于边际效用价值论,西方经济学认为资本、劳动力、土地和企业家等要素共同创造和分享价值,剩余权应归要素所有者或管理者拥有。两个理论体系反映了不同阶级的利益诉求和差别。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非正式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并把人的全面发展看作非正式制度变迁的终极目标,以此得出社会发展变迁的规律和走向。西方经济学把效率和交易费用作为核心概念,认为非正式制度变迁是个体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结果,显得比较肤浅。 3.2启示 3.2.1注重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相容 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密不可分,互相补充。非正式制度先于正式制度产生,是正式制度的基础,但它一般不能替代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非正式制度存在发展的重要保障,影响和制约着非正式制度的变迁路径和方向。经过变迁,有些非正式制度会转化为“诱致性变迁型”的正式制度,有些非正式制度会消失或继续演化。除了“诱致性变迁型”的正式制度,还有一类是人们有意识地直接设计的“强制性变迁型”的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相互制约,共同作用于社会中的个体行为和经济发展。当二者相容时,会约束、激励个体行为从而节约交易成本,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否则,将发挥消极作用,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在现实中,正式制度变革一般通过行政或法律等手段较快地强制实现,而非正式制度变革很难同步进行。当旧的非正式制度与新的正式制度并存时可能较难融合甚至互斥,有时候旧的非正式制度甚至会扭曲或抵消新的正式制度带来的收益。所以,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应注重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之间的关联性,在强制性的正式制度变革前构建缓冲机制,尽力避免二者不相容时带来的消极影响。 3.2.2积极推动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非正式制度的变迁 现实中,人并不总是单单追求利益,还追求在集体或国家中的认同与归属。在其中,非正式制度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有些非正式制度可以直接对经济发展起作用,但是更多时候它是通过人在对经济发展起作用。由于无形性、不确定性等特征,非正式制度很难直接移植,其变迁一般是非强制性的渐进式演变,需要一定的时间过程。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发展并非总是同步的,有时候会滞后或者超前于经济的发展。基于人的作用及非正式制度变迁的时滞和渐进式特点,一般来说,政府应该积极主动的进行引导,通过立法、教育和增加投资等途径,促使一定的制度环境和经济秩序的形成,提高社会成员的综合素质,推动非正式制度变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要求,提高经济绩效。反过来,生产力的发展也会进一步推动非正式制度的变迁。 3.2.3客观评价非正式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非正式制度广泛存在,对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它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而且,其经济功能的发挥一般要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并与已有的正式制度相容。因包含宗教、习俗、习惯等多个组成部分,它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是恒定的而是动态变化的,而且所起的作用也不总是积极的。如中国拥有丰富的非正式制度资源,历来重视伦理道德、习俗、信任等非正式制度,强调并引导个人对集体和国家利益的服从。直至今天,中国特色的非正式制度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凝聚力量、激励个体等积极作用。但是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和资源占有权力的差异等原因,政治或企业中的“裙带”关系、不当的农村宗亲观念对经济发展起着一定的消极作用。客观评价非正式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有利于挖掘非正式制度的内涵、潜力,注意引导并发挥其积极作用,避免或减少其消极作用。 3.2.4借鉴两大理论体系的科学之处,创新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由于理论基础、方法论等差异,马克思比西方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更具科学性和系统性。但是两大理论体系各有千秋。以非正式制度变迁理论为例,马克思侧重宏观动态层面,忽视了微观静态层面,导致其分析框架的现实操作性受到质疑。诺思的研究主要涉及短期经济规律,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马克思理论的不足。科学地评判、合理地借鉴西方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有助于创新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4结语 我们应基于现实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已有的正式制度,以马克思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来指导我国依法治国等相关实践活动。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深入,目前国家也强调科学、和谐、可持续等发展观,经济发展是根本和基础,但是应注重经济社会环境等协调可持续发展。集中国家资源,推动意识形态、信任、伦理道德等非正式制度的变迁与创新,构建完备有效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相容的制度体系和惩罚机制,节约交易成本,应该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作者:张美云 单位: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西方经济学视角中的马克思经济学:马克思《资本论》和西方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起点理论的比较分析 摘要:马克思《资本论》的起点理论是“商品论”,西方经济学的起点理论是“稀缺法则”和“经济人假设”。两种起点理论具有两个方面的共性和五个方面的区别。马克思主义市场经济学应当融进“稀缺法则”和“经济人假设”:其一,现有马克思主义的市场经济学只有融进“稀缺法则”和“经济人假设”,才能在更深层次上阐释既有理论。其二,作为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市场经济学的研究目的理所当然地应当包含“资源的优化配置”,这就必然要求其融进“稀缺法则”和“经济人假设”。其三,作为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市场经济学,其叙述方法不能单一化为“从抽象到具体”,也应融进具有学科特色的机制机理串联方法,从而要求融进“稀缺法则”和“经济人假设”。 关键词:《资本论》;西方经济学;商品;稀缺法则;经济人假设 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西方经济学――无论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都普遍认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是人类“自然”的“永恒”的生产方式――可以说,西方经济学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学。这样,《资本论》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有着一定的契合性和耦合性。再从国际经济发展现状和发展趋势来看,当今世界原有市场经济国家依然走着市场经济之路,而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也都告别了传统计划经济走上了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为什么现代人类、现代国家都要选择市场经济体制?对于市场经济,我们应当怎样站在时代的潮头予以客观的、科学的审视和解读?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我们进行认真研究。单就理论层面的研究来说,对马克思的《资本论》和西方经济学的市场经济理论进行比较和分析,无疑具有重大的价值和意义。这里,笔者仅就二者的起点理论进行比较和分析。 一、学术界关于两种起点理论评论的概述经济学的起点理论是“稀缺法则”和“经济人假设”(当然,作为西方经济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微观经济学还有另外两个假设――“市场出清”和“完全信息”,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则是“市场失灵论”。应当如何看待这三个假设在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地位,笔者认为,“市场出清”假设认定通过自由价格机制可以达到市场供求均衡状态,进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完全信息”假设虽然已被无数事实证明是不存在的,但它所折射的思想却是在资源稀缺的大背景下,具有经济人全部属性的社会成员渴望得到全部有关信息以实现自己最大利益的愿望,因而这一假设仍然是以稀缺法则和经济人假设为前提的。至于“市场失灵论”则是认定基于经济人动机的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行为必然造成种种外部不经济现象,因而宏观经济需要国家的“有形的手”进行有效调控――可以看出,“市场失灵论”的前提也是稀缺法则和经济人假设。总而言之,稀缺法则和经济人假设就是西方经济学的原生理论、基石理论和起点理论)。 关于《资本论》的起点理论“商品论”,学术界的认识较为一致。认为:马克思之所以从商品开始构建庞大的资本理论体系,首先,是由他的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法决定的。其次,这样设定符合研究主体和研究对象的客观要求――如果不是这样,而是从国家、民族、利润、地租、价格等具体的现实出发,也许就不会有成功的资本理论体系了。再次,以“商品论”作为逻辑起点也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演变顺序相一致――商品既是马克思的资本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也是资本关系发展、演变的现实起点。 关于西方经济学的“稀缺法则”。把资源配置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始自19世纪70年代的新古典经济学。1932年,罗宾斯在《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一书中第一次正式地将“稀缺”引入经济学,把在稀缺资源约束下人类的行为方式作为研究的主题。此后,西方主流经济学始终将这一法则当成经济学研究的前提。在计划经济时代,正统政治经济学对稀缺法则不置可否。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特别是在倡导科学发展观、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背景下,首肯这一法则的论著多了起来,同时,深入探讨这一法则的论著也出现了。其中,孙剑平提出:如果将资源稀缺设为逻辑起点,如果把从较短时间区间来看具有一定合理性的经济学称之为资源稀缺经济学,那么,回应现代科技革命挑战,以相当一部分资源枯竭假设为逻辑起点的经济学,就可以称之为资源枯竭经济学。在资源枯竭经济学中,首先是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一起构成经济科学的规律体系;其次要特别强调自然规律对经济规律的决定作用。张俊山则对“稀缺法则”进行了批判,他指出:作为西方经济学出发点的资源的稀缺性这个基本判断是用静态的和常识性的思想方法考察和认识经济活动,因此具有很大的虚构性。 西方经济学界对“经济人假设”褒贬不一。褒者如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对其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它是经济学第一个研究“范式”;更有不少学人称《国富论》是市场经济的圣经,自1776年《国富论》问世,“经济人假设”作为支撑经济学大厦的基石,迄今无人可以撼动。贬者的观点可以概括如下:其一,美国经济学家凯里指责“经济人”“实际上不是人,而是受盲目的情绪驱策的想象的动物”,这一理论“讨论人性最低级的本能,却把人的高尚利益看作纯属干扰其理论体系的东西”。其二,德国历史学派指责“经济人假设”将人们在受到道德和情感等诸多方面动机激励下去追求的社会利益排除在外,显然不符合事实和有悖常理。在中国政治经济学界,对“经济人假设”持批判态度的观点据主流地位。除了和上述观点相类似的以外,其他有新意的批判有:曾中秋指出,从方法论角度看,“经济人假设”的缺陷在于它的个体主义方法。它赋予每个个体以先验的、一成不变的人性,却忽视了个体间复杂的相互作用,以及这种相互作用对“人性”的调节力量。赵磊指责“经济人假设”是用“心理来说明心理”,是典型的唯心主义。当然,也有学者对“经济人假设”从特定视角出发作了肯定性的评价。邓春玲认为:“经济人”是在不断的争论与反驳中逐渐成长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经济人”越来越接近现实的人,如由完全理性到有限理性,由最大化到非最大化,由经济利益目标到非经济利益目标等。“经济人假设”发展的历史充分表明马克思的关于人的本质的表述――“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有的学人在评价两种起点理论的同时,还提出了自己的经济学起点理论。张建映提出:经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应该是人类生存发展需求。⑩张俊山认为:劳动应当是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和中心范畴。本文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两种起点理论的共性和区别;论证马克思主义的市场经济学应当融进“稀缺法则”和“经济人假设”。 二、《资本论》和西方经济学起点理论的共性和区别 笔者认为,《资本论》和西方经济学两种起点理论既有共性也有区别,二者的共性具体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它们在各自的理论体系中都居于始点的位置。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说,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篇的题目是“商品和货币”,第1章的题目是“商品”。马克思在第1章第1节――“商品的两个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价值实体,价值量)”中开宗明义指出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而就现行政治经济学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各种教科书来看,凡是论及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内容的,无不以分析商品为逻辑开端。再就西方经济学各种版本的教科书来看,其导论部分首先由“稀缺法则”发轫,阐述人的需要和经济资源的对应关系以及矛盾运动等问题;而在导论中的微观经济学概述中,所设定的最为重要的基本假设就是“经济人假设”。 第二,从形式上看,两者都覆盖了各自理论的所有内容,或者说,两者理论的所有内容都可以在“原点”上追溯到它们。具体来说,在马克思的市场经济理论中,我们从货币、资本、剩余价值、雇佣劳动关系、资本主义占有规律、资本积累、再生产以及利润、利息、地租等理论中,都可以追根溯源到原生态的“商品”。而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中,无论是微观经济学的价格基本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理论、成本与收益理论、市场理论、分配理论、一般均衡理论和微观经济政策,还是宏观经济学的国民收入核算与循环理论、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理论、宏观经济政策等,则都可以在其基石上找到“稀缺法则”和“经济人假设”的决定性致因。 笔者认为,两种起点理论的区别具体表现在如下五个方面: 第一,两种起点理论对市场经济现象所作的理论抽象不同。就马克思来说,他通过对纷繁复杂的资本主义经济现象的考察,发现资本主义的生产对象、交换对象、分配对象、消费对象虽然五花八门、难以计数,但它们却具有一个共性――都是商品。②因而,马克思概括的“商品论”是对与资本主义经济当事人相对立的经济物品的属性所作的抽象。而西方经济学的“稀缺法则”无疑是依据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前提条件进行的理论抽象;“经济人假设”则是从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动机角度(动力角度)所进行的理论抽象。就马克思的“商品论”和西方经济学的“稀缺法则”以及“经济人假设”的关系来看,显然是资源稀缺和人们追求利益的无止境性构成一对始初性的矛盾,这对矛盾的运动衍生了人类的最初经济活动,进而,又进化衍生了人类经济活动的特殊――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商品分配和商品消费,衍生了人类的市场经济制度。 至此,有的学人可能会提出:马克思概括的“商品论”是一种经济“理论”,西方经济学的“稀缺法则”和“经济人假设”则分别是经济“法则”和经济“假设”――三者不在同一个论域,不是同一个“级别”,不属于同一类问题,没有必要也无法对之进行对比分析――这就像劳动价值论可以和效用价值论进行对比分析而无法和消费理论进行对比分析一样。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固然,三种理论的属性有所不同,但它们分属于两大经济学派起点理论的地位则是相同的――正是这一点使它们具有了可比性――理论经济工作者就是要分析和阐释基于不同视角的起点理论的共性、差异性,并在此基础上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以构建逻辑严谨、科学合理的市场经济的理论框架。. 第二,两种起点理论服务的对象及其研究目的不同。显然,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目的是为了揭示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必然性。这种研究目的要求从分析资本主义原点开始――虽然,就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轨迹来看,商品经济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但资本主义却是建立在商品经济的基础之上的――因此,马克思把“商品”作为《资本论》分析的起点,并由此一步步推演,揭示建立在雇佣劳动基础上的资本关系、剩余价值规律、资本积累规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等,并论证了这一不可克服的基本矛盾的激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全面胜利。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则是探讨如何通过资源优化配置来达到厂商和消费者的“利润最大化”和“效用最大化”――在这之中,资源优化配置的要求显然源于资源的稀缺,或者说,资源的稀缺必然要求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同时,厂商“利润最大化”和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则是基于经济人属性――因而西方经济学需要把”稀缺法则”和“经济人假设”作为全部理论分析的起点。 第三,两种起点理论的理论叙述方法不同。大家知道,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是不同的。《资本论》的研究方法是“从具体到抽象”,而叙述方法则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因此,在《资本论》庞大而繁杂的内容架构中,马克思设定“商品”作为理论叙述的起点。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叙述方法则是机制机理分析。西方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关系错综复杂,但其运动存在环环相扣的运行机制和机理――这种运行机制、机理在源头上就是“资源稀缺”和社会成员的“经济人”属性。正是客观存在的“资源稀缺”和主观上的社会成员的“经济人”属性的始初决定作用才导演了古今人类一幕幕经济活动的活剧。因此,西方经济学把“稀缺法则”和“经济人假设”设定为自己整体理论框架的起点。 第四,两种起点理论串联各自理论体系的方式不同。具体来说,《资本论》遵循的是“从抽象到具体”的分析路径,也就是以“从简单上升到复杂”的事物发展规律串联起自己的理论内容。首先,马克思分析商品,继而分析价值形态演变,分析货币的产生及其职能,然后解析资本――剩余价值――绝对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资本积累……”由此一步步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生产、交换、分配以及消费关系串联起来。这可以说是马克思《资本论》的整体串联方式。不仅如此,马克思在特定的生产关系分析中也处处体现“从抽象到具体”的串联方式。比如,阐述“生产”时就由粗到细地阐述生产一般、商品生产一般、小商品生产、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分析“再生产”时则首先分析再生产一般、简单再生产、扩大再生产,继而分析资本主义的简单再生产、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等等;涉及“分配”时则具体分析资本家的按资分配、雇佣劳动者的按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分配,以及剩余价值在不同剥削者之间的分配等等。而西方经济学则以“资源稀缺”作为人类从事经济活动的前提条件或日大背景――也就是说,西方经济学以共同的前提约束条件串联起各个子理论――西方经济学各个子理论虽互有差异,但它们在源头上都是因“稀缺”而生,因“稀缺”而变,“稀缺” 成了整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分析的“端口”。至于“经济人假设”,则是以人类从事经济活动的“动力源”出现在各个理论构架中,“经济人假设”是以动力机制:机理串联起各个子理论的。 第五,两种起点理论的范畴属性不同。显而易见,作为马克思《资本论》起点的“商品”是一个历史范畴――因为它只存在于商品经济(或日市场经济)社会中。而作为西方经济学起点的“稀缺”范畴则是一个永恒的经济范畴――因为稀缺是指资源和物品相对于无限的人类欲望而言的有限性。毋庸置疑,整个一部人类经济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克服短缺的资源约束而满足自己物质文化消费需求的过程,这个过程只有层次、水平的差异而没有过程的终结。至于“经济人假设”中的“经济人”范畴,传统观点认为它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因为作为特定的思想观念只能是特定社会存在的反映,具体来说,它是财产私有制这种社会存在的反映。比如,在原始社会,没有私有制,人们也就没有私有和自私意识,从而也就没有“经济人”观念。笔者认为,这种阐释是缺乏说服力的,不错,原始部落的产权是公有的,但产权公有并不能决定原始人都是大公无私的――试问,原始部落劫掠其他部落财富,杀戮其他部落成员的行为该当何论?这难道不是一种放大的在“为公”旗号下掩盖着的极端自私的行为,因而也是一种极端的“经济人”行为吗? 笔者认为,人们的“经济人”观念与行为,其本质不过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一种内在机制而已。这种机制表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表现在千千万万微观个体的生存与发展之中,倘若人类的微观个体毫无自利的观念与行为,也就是完全彻底地没有“经济人”的观念和行为,那么,他就会不吃不喝,困了不睡觉,冷了不御寒……由此以来,他也就无法在世界上存在,更谈不上发展了。显然,任何时代的人类个体都天然地具有谋求生存与发展的动机与行为,由此,“经济人”的观念与行为就会存存于一切社会形态之中,“经济人”是一个永恒的经济范畴。 倘再作进一步的考察,还可得出,经典作家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人的“自利”属性也是持肯定态度的。比如,马克思在分析流通领域劳动力的买卖时就指出:在“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边沁!因为双方(指劳资双方――笔者注)都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惟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是他们的私人利益。”马克思、恩格斯还说:“各个人的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不过当然是处于既有的历史条件和关系范围之内的自己”。邓小平同志则直接将否认人的自利欲求的观点斥之为“唯心论”。小平同志说:“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 笔者认为,人类具有“经济人一般”的属性,也具有“经济人特殊”的属性。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人类的“经济人”观念和行为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由“经济人”所体现的自利需求与他利、公利要求的矛盾关系也是不同的。具体来说:在原始社会,人们只有为公,才能为私――人们的“私利”寓于“公利”之中。这种状况造成了原始人仿佛没有“经济人”观念的假象(长期以来此种假象以正统理论左右着人们的认识)。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统治者、剥削者的“私利”建立在侵害被剥削者的利益的基础之上,即建立在损人利己的基础之上――显而易见,这是一种受人挞伐并最终要被进步的社会荡涤消除的极端的“经济人”的观念与行为。而这个时期的小生产者,由于处在自然经济制度下,其行为基本可以定义为利己不损人,但也并非增加别人或社会的利益这样一种类型。显然,这种类型不会遭受任何道德指责,是一种自然的、本真的且被社会广泛认可的“经济人”的观念与行为。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毋庸置疑地是为了追逐剩余价值,也就是为了个人私利而进行生产和经营的,但他们的商品生产经营活动在客观上有利于消费者,有利于社会。这可以定义为是一种“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的“经济人”类型(亚当・斯密对此有过深入分析);同时,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的雇佣劳动者基于“谋生”劳动的性质,也必然具有“经济人”的全部属性。在规范的社会主义社会,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也就消灭了凭借生产资料私有权剥削他人的损人利己现象,但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依然是“谋生”性质的劳动,因而,即便是劳动者也必然具有利己心,这种利己心既会衍生利己利人、利己不损人的现象,也会衍生损人利己的现象,总之,会衍生所有“经济人”行为。笔者深深感到,唯有到了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人们的利己利人、为公为私才会水乳交融地统一于一体,也就是说,共产主义社会每一个成员的全面自由发展,既是为私的,也是为公的。这是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达到了极高水平,由于实行“按需分配”,每个人的物质消费必然得到充分个性化的满足,进而,社会劳动也就必然由“谋生劳动”转化为“乐生劳动”。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所追求的目标将主要升华为精神消费(这种情况就像一个学生学完了小学课程,转而追求更高级课程的学习一样)。而人最大、最高层次的精神享受就是从事创造性劳动,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作出贡献。由此,共产主义社会势必形成“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私”与“公”的良性互动。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阐述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一思想的深刻含义。这种情况就如同马克思的事业既是个人的恢宏事业,又是全世界无产阶级求解放的伟大事业一样,“私”与“公”都交融在一起了,统一在一起了。 三、马克思主义的市场经济学应当融进“稀缺法则”和“经济人假设” 马克思的《资本论》可以称为狭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理论)则可以称为狭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再加上马克思主义的简单商品经济理论(小商品经济理论),三者的组合可以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广义市场经济学。笔者深深感到,马克思主义的市场经济学在理论架构中应当而且必须融进“稀缺法则”和“经济人假设”。 (一)现有马克思主义的市场经济学只有融进“稀缺法则”和“经济人假设”,才能在更深层次上阐释既有理论 具体来说,如下马克思主义市场经济学的既有理论必须融进“稀缺法则”和“经济人假设”。 1.在商品理论方面。如上所述,马克思《资本论》的起点理论是商品论,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1篇第1章“商品”中并没有首先给出商品的定义,而是直接分析商品的二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现在我们所熟知的商品定义“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不过是后来学者的概括。其实,这个定义的外延是缺失的,因为在现实生活中,非劳动产品例如自然矿藏、野生动植物、处女地等也可以成为商 品,因此,外延周全的商品定义应为:“商品是用来进行交换的劳动产品和自然产品。”但现实生活中并非所有的自然产品都能成为商品,例如阳光、雨露、空气等就没有成为商品。这说明,自然产品成为商品的前提是该产品必须是稀缺的。同理,所有的劳动产品也都是稀缺的――正是“稀缺”才使得使用价值成为商品――由此,在更深的层次上分析,马克思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商品论”应当引入“稀缺法则”。 2.在价值规律致因的解读方面。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或曰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要求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商品交换按照价值进行。那么,我们往深处问一下,商品的价值量为什么要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商品交换为什么要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来进行?传统理论没有探究这些问题。其实,往深里说,价值规律的本质不过是维护每个商品生产和经营者公平合理地获取个人收益的游戏规则而已――其背后所隐含的假设前提乃是人人都是追逐个人利益的“经济人”!否则,如果人人都是完全彻底为他人、为社会的话,那么,每个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就将只讲奉献而不求索取,从而不会去计算自己的劳动付出和个人收益,也就不需要“著名的价值规律插手其中”了!此外,这一规律也暗含了稀缺性假设。十分明显,商品购买者之所以要花费代价才能获得作为消费品的商品,那就说明,商品的生产供给不是无限的,而是稀缺的;商品生产者之所以索要等价物才让渡生产物,那是因为不索要等价物就无法弥补生产成本和扩大生产规模,今后的生产就无法进行,这说明,生产资源是稀缺的。 3.在供求关系的探索方面。就商品经济的供求关系来看,显而易见,作为规律表现的情况是:卖者总是希望把价格抬高一些――而卖价提高势必要减少买者的利益,这岂不是将自己利益的增加建立在他人利益减少的基础之上?这难道不是人的自私属性的充分暴露吗!同理,买者则总是希望将价格压低再压低――而卖价的压低,则意味着卖方利益的损失,这无可置疑同样是人的自利属性的充分暴露。这就是说,“经济人”的思想与行动事实上是贯穿于商品交易的全过程之中的。 4.在商品经济矛盾的阐释方面。显而易见,在商品经济(或日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是劳资双方的矛盾,还是企业与企业、企业与行业、企业与地区、行业与行业、地区与地区、行业与地区(所谓条条块块)之间的矛盾,抑或是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其深层原因都是各类实体的“经济人”思想与行为所使然。当然,这里的“经济人”概念应当是广义的:它既包括个体经济人思想,也包括集体经济人思想,同时,还包括国家经济人思想等。 5.在商品经济制度的解读方面。笔者认为,商品经济(或日市场经济)制度安排的出发点及其最终决定力量都无法摆脱“经济人”理念的支配。比如,产权制度安排就是如此。试问,人类经济社会为什么要建立不同的财产所有权制度?西方经济学认为这是由于财富的稀缺性所致――如果财富是无穷的,如自然界的空气、阳光就不会界定产权。这种阐释当然有道理,但还不足够深刻、全面。其实,产权的界定还与“经济人”观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试想,如果人人都没有私欲,如果人人活着都是百分之百为着他人的利益,那还要界定产权干什么!正是因为明晰的产权是实现个人利益以及其他经济实体利益的切实保障,所以才有产权制度建设,才有各种形式的产权交易制度。 总之,马克思主义市场经济学的现有理论只有融进“稀缺法则”和“经济人假设”,才能得到更深刻的阐释,才能准确地洞察它的运行机理,而在这一方面,我们的研究显然还很不够。 (二)作为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市场经济学的研究目的理所当然地应包含“优化资源配置”,进而要求融进“稀缺法则”和“经济人假设” 如上所述,马克思依托《资本论》研究市场经济,是为了揭示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灭亡的运行规律,揭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计划经济必然取代市场经济的历史必然性。由此,马克思的《资本论》就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批判色彩。然而,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必然涉及资本的运行,涉及对“资源的优化配置”的分析,比如,马克思对“协作”的分析,对“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的分析,对“资本循环”、“资本周转”、“资本游离”的分析,对“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的分析等就是如此。现在,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摒弃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走向了市场经济发展之路。有鉴于此,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必须“与时俱进”、“与实俱进”,研究市场经济运行的机制和机理,研究资源的优化配置,研究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者的利润最大化、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而要服务于如上的研究目的,就必须融进“稀缺法则”和“经济人假设”。 (三)作为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市场经济学,其叙述方法不能单一化为“从抽象到具体”,也应融进具有学科特色的机制、机理分析,从而要求融进“稀缺法则”和“经济人假设” 毋庸置疑,“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不仅仅适用于经济学,而且也适用于所有学科(包括自然科学),因此,“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叙述方法一般。鉴于不同学科有不同的研究对象,服务于不同的研究目的,因此,不同学科除采取一般的叙述方法之外,还应采用具有自身特色的叙述方法。作为社会科学特殊的经济学,作为经济学属下的马克思主义的市场经济学,除了采用“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法之外,还应同时采用机制、机理的串联叙述方法。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市场经济学应当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稀缺法则”和“经济人假设”的串联叙述方法。显然,这样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叙述方法融合在一起,必将使得其整体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环环相扣,更加严谨,更加深刻,更加具有解释力。 西方经济学视角中的马克思经济学: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 摘 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人类探索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积淀下来的成果,两者既非完全对立,也非完全统一,而是对立统一的。解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分歧,研究两者之间的联系和结合之处,可为中国经济学的构建提供参考。 关键词:分歧;联系;结合 作为特定历史阶段和特定发展阶段人类智慧的结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皆对客观世界和经济实践活动进行了相对正确的理论分析。两者既有明显的相互对峙、相互竞争的分歧,也有显著的相互补充、相互耦合的联系。研究两者之间的分歧和联系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结合之处,对中国经济学的构建不无裨益。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分歧 作为以公有制和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劳动的经济学和作为以私有制和效用价值论为基础的资本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具有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和主要观点,在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上具有很大分歧。 1.研究目的的分歧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揭示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为研究目的,它不仅包括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也包括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当然,前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出发点,而后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承接点。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剖析的目的在于探索、研究生产关系跟生产力结合的形式,以便于更好的促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为分析、研究、预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并最终为使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奠定理论基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虽有反映自身经济运行特性的个别规律、特殊规律,也有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经济运行共性的普遍规律、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探索、分析、揭示经济规律的科学。与此不同,西方经济学探索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运行机制,其目的在于实现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生产者利润最大化及资源效益最大化。西方经济学在以私有制和“经济人”假设作为内在规律和根本前提的基础上,利用严密的逻辑推理和严格的计量检验,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研究规范,它不仅对商品、市场、现代经济的微观机理进行了深刻剖析,也对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等宏观机理进行了研究。总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济活动分析的目的在于揭示生产关系极其变动的规律,例如剩余价值规律和两大部类协调发展规律,而西方经济学注重研究经济运行的具体过程和细致环节,其所谓建立在主观心理上的规律例如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和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规律。 2.研究方法的分歧 这一般表现在基础分析方法、一般分析方法和具体分析方法三个方面。在基础分析方法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唯物主义,而西方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唯心主义。例如,马克思以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为起点分析资本主义国家有效需求不足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西方宏观经济学凯恩斯理论却以“三大基本心理规律”为起点对其进行分析。在一般分析方法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矛盾分析方法、动态分析方法、科学抽象方法、强调从分析到综合、从简单到复杂、从个别到整体的分析、强调逻辑与历史相统一,而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包括实证分析方法、制度分析方法、结构分析方法等。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西方经济学对边际分析方法和最优分析方法、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流量分析方法和存量分析方法、长期分析方法和短期分析方法等的运用明显多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总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采取从抽象上升到具体、逻辑和历史相结合的科学叙述的研究方法,客观地揭示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发展、灭亡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整个体系、内部结构的运动规律,而当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却大量运用经济计量模型对复杂的经济过程、微观经济现象、宏观经济现象进行量化分析与描述。 3.研究对象的分歧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其中生产关系包含物与物、人与物、人与人三种关系,而人与人的关系是其研究对象的本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研究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途径,也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揭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之间的经济关系,虽然它也分析经济运行机制,但其侧重点在于解剖作为生产关系总和的经济制度。而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它们分配给不同的个人”。其重点研究的是物与物、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虽然西方经济学也涉及经济制度的研究,但其侧重点是研究在既定经济制度下资源配置的方式和经济运行机制。很明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经济关系中深层次、本质性、实质性、原始性的问题,后者研究的是经济运行过程中浅层次、对策性、操作性的问题。总之,西方经济学是在承认现实的基础上对社会经济现象进行表层分析,其理论注重解释经济现象而非经济实体的价值度量和内在运行规律。与此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考察经济发展变化时,以物质的社会关系为起点,研究经济发展规律,注重揭示其现象背后的本质。 4.研究内容的分歧 研究内容和研究对象相互联系,后者是前者的概括和总结,而前者是后者的具体化和细致化。由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分析经济问题的方法基础,着重经济关系本质的思考,而西方经济学偏重于描述和分析经济现象的表层。因而两者在许多重要问题的论述上存在观点分歧。例如:在价格和价值问题上,当代西方经济学家混淆价值和价格之间的区别,认为商品的价格取决于供求关系,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认为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价值,而价格和价值是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个概念:价值是价格的基础;价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价格围绕价值波动;价格取决于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市场规律的共同作用;供求只是影响价格的表面因素,而价值才是影响价格的本质因素。又如工资问题,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工资等于劳动的价格或劳动创造的全部价值,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工资只是劳动力的价格,工人的劳动能力创造了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而工人只获取前者,资本家得到后者。再如经济危机问题,西方经济学界有供给学派的“总供给超过总需求引起危机论”、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引起危机论”、现代货币主义的“货币供应引起危机论”等众多版本,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经济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联系和结合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等方面的显著差异,并不意味着两者无相似之处。实际上,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之间区别的目的就在于找到两者之间的联系,以此为基础找出两者的结合点,为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奠定理论基础。 首先,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联系的基础上寻求结合。西方经济学研究如何利用稀缺资源以最大化地满足经济活动主体的需要,而经济活动主体利用生产资源体现了其在经济实践活动中改造自然、控制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因此,可以说西方经济学是对生产力的分析和研究,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是生产方式和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是一门注重研究生产关系的科学。在经济活动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生产关系能动的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又受制于生产关系的发展。其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研究生产关系时必须研究生产力,而西方经济学在研究生产力时也不能回避生产关系,因此,以生产力变化规律为研究重点的西方经济学与以生产关系变化为研究重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可以彼此切入,进而构建一门集全面性、系统性于一体的经济学。 其次,在使用价值和效用价值相联系的基础上寻求结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使用价值是指物的有用性,这种有用性以物为载体,决定于商品本身的属性,而商品以其使用价值来满足人的需求和欲望。西方经济学认为,效用价值是物品满足人需求和欲望的能力,它具有稀缺性和有用性两个必备条件,即只有同时具备稀缺和有用的物品才具有价值。通过对比可知:使用价值和效用价值是物的有用性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把使用价值和价值当作商品必备的、既相矛盾又相统一的两个因素:一方面,使用价值和价值共存于商品中,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价值的存在以使用价值的存在为前提,没有价值的物品可以有使用价值,但这只是普通的使用物品,而不是商品;另一方面,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又是对立的,相互排斥的,商品生产者要取得价值就必须生产使用价值,而购买者要想获得使用价值就必须支付相应的价值,即买卖双方都不能同时既获得商品的使用价值又获得商品的价值。这里,使用价值与效用价值和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对立统一关系为效用价值与价值和效用价值论与劳动价值论的对立统一奠定了基础。 再次,在劳动价值论和生产费用价值论相联系的基础上寻求结合。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和基石。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商品耗费的劳动决定的,而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量来决定。进一步,由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竞争和交换的市场过程中形成的,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由包括竞争规律和交换规律在内的市场规律共同作用的结果,因而可以形成这样一种逻辑:商品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由市场规律决定,而价格是商品价值量的货币表现形式。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里蕴含着市场规律决定价格的思想。主流微观经济学关于商品价格的决定问题在马歇尔对经济学所做的第二次综合里已有详细论述。马歇尔综合运用效用价值论和生产费用价值理论,说明消费者需求和生产者供给决定商品价格。其中前者体现在需求方面,后者体现在供给方面,而生产费用包括资本、劳动、土地,如此看来,劳动价值论不过是生产费用价值论的一个组成部分,马克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此点上的结合也是可能的。 最后,在平均利润论和正常利润论相联系的基础上实现结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平均利润的形成是部门之间竞争的结果。部门之间的竞争是部门内部竞争在全社会范围内的进一步展开与扩大。由于不同的部门存在着不同的资本有机构成和资本周转速度,在剩余价值率相同的条件下,不同部门的利润率存在明显的差别。竞争的手段则是资本的转移。结果是,利润率低的生产部门,资本增量很少,资本存量大量转移,生产大量缩减,产品供不应求,价格上涨,使利润率提高,而利润高的部门恰恰与其相反。资本在各个部门不断涌进涌出,直至不同生产部门的利润率大致相等即趋于平均化时才会暂时停下来,从而形成平均利润率。由此可知,从长期来看,完全竞争的市场中的企业只能获得收支相抵的正常利润,即价格等于边际成本时的利润,而不能获得由价格高于边际成本所产生的超额利润。稍微比较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平均利润和西方经济学中的正常利润是趋于一致的。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部门之间的竞争导致平均利润的形成;在西方经济学中,市场中的供求导致正常利润的形成。实质上,竞争规律和供求规律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都是市场规律的体现。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也可以在此点上实现结合。 三、中国经济学构建的定位 基于以上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并非完全对立,在一些方面存在结合的可能,这为中国经济学的构建提供了有益的启迪: 经济理论存在的核心价值在于解释经济现实和预测经济未来。当前中国市场经济发展道路迥异于西方经济理论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描述的道路,因此,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难以很好的解释中国出现的问题,中国必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以解释中国经济现实和预测中国经济未来,为此要处理好“既不能完全依赖西方经济理论也不能完全丢弃西方经济理论”和“既不能完全依赖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也不能丢弃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两方面的问题。之所以不能完全依赖西方经济理论,主要因为经济科学是意识形态的社会科学,而意识形态体现一定的阶级利益和诉求。众多事实表明,经济学家在分析、研究、解释、试图解决经济问题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特定的阶级立场,接受反映特定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采取符合特定阶级利益的价值判断,很少有例外。正统西方经济学是反映西方国家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经济关系并为其服务的意识形态,它极力否认资本主义剥削和力图掩盖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本质,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学。基于固有的阶级局限性,西方经济学不可能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本质进行客观、全面、深入的科学研究,而只能给予主观、片面、肤浅的解释。但是,西方经济理论虽有阶级性、辩护性、庸俗性的一面,同时也具有科学性、实用性、工具性的一面。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约翰•穆勒的第一次综合,马歇尔的第二次综合,萨缪尔森的第三次综合),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研究方法尤其是实证研究方法不断革新,这有利于对经济现实做出相对精确的研究和预测,因此,在构建中国经济学的过程中不能对其持完全丢弃态度,而应持批判性的态度。中国经济学的构建之所以不能完全依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解剖和批判的经济学,其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物质生产方式及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而且着重探讨不同阶级的行为和利益矛盾,而疏于对具体经济行为研究。另外,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论述已不相符合,难以用马克思主义现成理论解释。然而,中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国家,经济理论和实践当然也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更何况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蕴含丰富的科学内容,基本观点和研究方法都应坚持,因此,完全丢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错误的。中国经济学构建的定位应是:在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西方正统经济理论的具体研究方法,尤其是实证逻辑分析方法和经济计量方法,构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相统一的经济学分析框架。 西方经济学视角中的马克思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关系的几点认识 摘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高校经济管理类专业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但学生对二者的关系认识还存在诸多困惑。论文在辨证分析二者异同点的基础上,从发展的视角提出了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二者关系所应坚持的科学态度,以期对教学实践有所裨益。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关系 作者简介:朱黄莉,女,出生年月:1983年2月,土家族,籍贯:湖北省恩施市;学位:经济学学士,工作单位:湖北民族学院财经政法学院,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职称:助教。研究方向:国际金融。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作为大学本科专业的核心课程,学生在对二者关系的认识上往往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是,政治经济学受意识形态影响,无法解决现实问题,已经过时,而西方经济学对现实有较强的解释力,是真正的经济学。因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应以西方经济学作为指导。二是,西方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学说,是“庸俗资产阶级的经济理论”,不能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作为教授这两门课程的老师,如何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两者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的个性差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方法、内容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 1、阶级性上的差异 从阶级性上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代表 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而西方经济学则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虽然双方都会从对方汲取对自己有益的成分,但是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各自的阶级立场和本质属性。无数的事实说明,经济学家在研究、解释和试图解决经济问题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特定的阶级立场,代表和维护特定的阶级利益,接受反映特定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采取符合特定阶级利益的价值判断,很少有例外。 2、研究对象上的差异 关于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我们可以引用 美国当代经济学权威代表萨缪尔森在他那本广为流传的教科书《经济学》里的话:“经济学研究人和社会如何做出最终决定,在使用或不使用货币的情况下,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生产性资源在现在或将来生产各种商品,并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消费之用。”[1]简单的说,经济学是研究如何在各种不同的用途中对稀缺的资源进行配置,以最大限度的满足人类的无限多样的欲望和需要的一门社会科学。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我们可以引用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的论述:“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2]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的看法是存在差异的的。西方经济学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为既定的前提条件来研究资源的配置问题,它研究的重点是生产力而不是研究生产关系。与之相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解释的是资本主义生产背后人与人的关系,它是一门侧重研究生产关系的学科。 3、研究方法上的差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运用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将社会发展看作是一个由客观规律决定的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过程,认为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不是永恒的、稳定的,一种社会经济形态终究会被另一种更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所代替。而西方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坚持了唯心史观和理性主义。在这种方法论的基础上,西方经济学建立了一种确定性的经济社会观,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将永恒、稳定地存在。 另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侧重于规范分析,采用抽象的方法进行定性分析,研究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经济制度的本质规定,特别是注重经济关系运动的规律性分析。而西方经济学则侧重于实证分析,对经济现象进行描述、推理、计量、检验,探索商品经济与市场的具体运行机制、运行规律、资源配置、分配制度、宏观和微观的市场调控方法,为政府和经济主体提供可选择的政策建议。 4、研究内容上的差异 (1)价值理论的差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劳动价值论认为,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价值的大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格不过是商品价值在货币条件下的外在表现。同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承认,商品的价格还受到供求关系变化的影响,但是,市场供求力量只是一种“干扰”性力量,它只是使价格暂时偏离价值,围绕价值波动,决定商品价格的还是商品的价值。而西方经济学的价值理论是供求均衡价格理论,认为商品的价值就是商品的交换价值,即一种商品与另一商品的实物交换比例,在货币条件下就表现为商品供求均衡时的价格,这样价值就与均衡价格完全一样了,并不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那样存在独立于价格之外,并决定价格的抽象的价值本质。 (2)收入分配理论的差异 因为将价值定义为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所有的价值都是由工人的劳动创造的,工人的工资只是工人劳动力商品价值的转化形式,资本家和大土地所有者所得的一切非劳动收入均来自对雇佣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这样,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就体现了工人阶级和资本家以及土地所有者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而西方经济学以“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把劳动仅仅当作生产要素的一种来进行研究,商品的价值是由包括劳动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该理论运用要素边际生产力理论以及供求方法分析得出,生产要素的价格是由要素市场的供求均衡来决定的,这一价格就构成了要素所有者的收入,它可以被看成是要素对生产做出贡献而所获得的报酬。这样在西方经济学的收入分配理论中,工人的工资如同利息、地租一样,都是生产要素对生产贡献的报酬,是生产要素在要素市场供求作用下的价格,是社会成员各方自发自愿交换的结果,因而并不存在对工人的剥削问题。 (3)对资本理解的差异 首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对资本概念的理解上存在着差异。西方经济学认为,“资本或资本品包括那些生产出来的耐用品,它们在进一步的生产中被作为生产性投入。”[3]由此可以看出,西方经济学将资本作为生产中不可缺少的因素,认为这种要素是和劳动、土地一样,都是生产的必要条件。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不是具体的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4]资本虽然也以物的形式存在,不断交替地成为商品和货币,相继采取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形态,并进行不断循环,但资本更多的是一种价值,是能在流通中保存自己并使自己增殖的交换价值或货币。资本的本质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 其次,在对资本作用的认识上,二者也存在分歧。西方经济学用资本边际生产力来证明资本的作用。在其它生产要素不变的假设情况下,通过增加或减少资本的投入来分析资本投入对产出和收益的影响,由此衡量资本的作用,计算资本的边际生产力。通过这种方式,西方经济学论证了资本在生产中的贡献与资本的收益是相对应的,说明企业获得收益与资本有关,资本家通过资本来获得收益不是剥削,而是正常的经济行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承认资本的生产性,认为资本代表生产力的一个方面,但是资本生产力并不是资本本身带来的,而是劳动生产力的另一种体现。资本靠对劳动的雇佣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并占有生产力提高带来的收益,资本的收益来源于对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是不合理的。 在研究内容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很多方面都有不同的理解,本文只是列举一二。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之间的共性探讨 虽然二者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是,二 者同属经济学范畴,它们之间并不是完全不同,是存在很多的共性的。 1、二者拥有共同的起源 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将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之一,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来源。而西方经济学学者也同样将古典经济学作为其来源。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中,将“通过新古典学派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而发展成目前的后凯恩斯主义主流经济学”和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比喻为由古典经济学“这棵大树”分出的“两个枝干”[5]。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拥有共同的起源,即古典政治经济学。 2、二者在研究方法上存在着共性 前文分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的差异,但不可否认的是,二者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着共性。 抽象演绎法一直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重要特征,马克思则继承和发展了因果古典经济学的抽象演绎法。 《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出版后,很多人对其进行了评论。基辅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尼・季别尔认为,“就理论本身来说,马克思的方法是整个英国学派的演绎法,其优点和缺点是一切最优秀的理论经济学家所拥有的。”[6] 另外,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在经济学的研究中,存在着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普遍的经济规律。而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规律也不可能是站在某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角度上提出来的。可见,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是一致的――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普遍经济规律,尽管他们在对经济规律本身的具体认识上存在着分歧。 3、二者在研究内容上存在着共性 首先是在生产力理论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很重视生产力理论。马克思非常重视生产力对整个社会发展的作用,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西方经济学也有生产力理论。例如熊彼特的创新生产力理论、贝尔等人的知识生产力论,李斯特所论述的生产力的体系。西方生产力理论注重的是生产力的技术方面。 其次是在有关市场经济规律方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英国为对象研究早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他在该书中详尽研究了以英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对市场经济的现象和规律有全面而深刻的剖析。而整个西方经济学体系,都是在市场经济的前提下进行的研究。同时,对市场经济的特征,二者有着相似的看法。他们都认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着是独立的法人,是市场的主体;社会再生产的全过程――生产、交换、分配、消费都与市场有着密切的联系,企业之间、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联系是通过商品货币关系进行的。 三、引导学生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之间的关系 作为教授这两门课程的老师,要引导学生理性地认识二者之间的关系,用科学的,辩证的眼光来看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 1、引导学生认识二者的科学性 虽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属于不同的经济理论体系,但是必须使学生认识到,二者都是现代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研究人类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活动过程及其各个环节的一般规律的经济学,都具有科学性。另外,二者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都起到了积极作用。我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站在劳动者的角度进行分析,其指导意义毋庸置疑。西方经济学分析的视角和立场虽然不一样,但是它经过几百年的发展,积累了许多优秀的成果,对我国确立市场经济体制框架、转换我国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发展资本市场,政府对资本市场进行调控等方面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2、引导学生认识到二者之间的互补性 首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重视对经济本质的揭示,而西方经济学往往注重对经济现象的描述,如果将二者结合起来,能够更好的完善经济学理论。其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注重质的分析,西方经济学注重量的分析,我们在具体研究经济问题时,不仅要注重质的分析,也要注重量的分析。再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注重规范分析方法,西方经济学注重实证分析方法。实证经济学研究了经济活动中各种经济现象间的相互关系,但是回避作出社会评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砸揭露现实经济中的缺陷和问题的同时,进一步指出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因此,把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方法结合起来,更有利于经济理论的发展和完善。 3、引导学生认识到二者之间的借鉴性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因此可以取长补短,相互借鉴。 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去我们过分侧重于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和必然被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取代的规律性,对市场经济的具体运行研究不足。而西方市场经济是发展了几百年的成熟市场经济。所以,研究西方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西方经济学,必然有许多可供我们借鉴的地方。另外,西方经济学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实现了研究方法的不断革新,这是我们在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过程中可以借鉴的。比如可以借鉴西方经济学对数学方法的运用,可以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某些研究变得更加精确。 对于西方经济学来说,同样需要吸收和借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成份。西方经济学侧重于对经济现象进行描述,对表层现象进行解释,而忽视了揭示经济发展的本质,这一点上可以借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站在历史的、发展的角度进行本质的、内在的分析。另外,西方经济学过于侧重于单纯的资源配置或者是人的选择行为,忽视了人与人之间在经济活动中的关系。而经济活动最终是人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活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不同,它始终关注人的解放,立足于研究生产关系这一主体,立足于整个社会在经济力量推动下的形态变化和结构变化。因此,在这一点上西方经济学也数需要借鉴的。 总之,在对待二者的关系上,我们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思想,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成份,建立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
浅谈金融危机下的中国财政政策:金融危机下解决就业问题的财政政策探讨 摘 要:金融危机呼啸而来,无情地冲击着本就困难的就业市场,2010年就业状况更为严峻。就业难的原因在哪里,如何从容应对?文章在对目前的就业形势进行总体判断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金融危机影响就业的传导机制,并针对我国就业形势严峻的现实,研究和探讨了运用财政政策缓解就业压力,促进就业的长效机制。 关键词:金融危机 就业 财政政策 一、金融危机原因分析 金融危机的爆发有着复杂的背景,其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美联储连续降息的失误决策。事件的导因是美国“9.11”事件及纳斯达克股市泡沫破灭之后,美联储为了减少这些事件对美国经济冲击,防止美国经济衰退而采取完全宽松的货币政策。在短期内把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从6.5%一路降到1%,贷款买房又无需担保、无需首付,且房价一路盘升,房地产市场日益活跃,这也成就了格林斯潘时代晚期的经济繁荣。提供次级抵押贷款本是一件好事,使得低收入者有了自己的住房。对一般个人家庭来说,低利率和房产价格一路飙升,编织出一幅美好的前景,投资住房成为巨大的诱惑,于是大量居民进入房贷市场。 2.放松住房贷款政策。货币政策的宽松,使得住房贷款公司及商业银行制造各种各样的住房按揭利率产品,让一些还款能力不高的次级信用的贷款人进入房地产市场,然后将这些次级贷款证券化及衍生化。美国次贷的消费者以房产作抵押,房产的价格决定了抵押品的价值。如果房价一直攀升,抵押品价格保持增值,不会影响到消费者的信誉和还贷能力。但是如果房价下跌,抵押品贬值,同一套房子能从银行贷出的钱就减少。如果贷款利率被提高,次贷使浮动利率也随着上升,需要偿还的钱大大增加。次贷贷款人本来就是低收入者,还不上贷款,只好放弃房产权。贷款机构收不回贷款,只能收回贷款人的房产,可收回的房产不仅卖不掉,还不断贬值缩水,于是出现亏损,甚至资金都流转不起来了。金融创新工具的风险及危机就会越来越大。 3.金融机构资产证券化比例过大。美国绝大多数住房抵押贷款的发放者是地区性的储蓄银行和储蓄贷款协会,地方性的商业银行也涉足按揭贷款。这些机构的资金实力并不十分雄厚,大量的资金被投放在住房抵押贷款上对其资金周转构成严重的压力。一些具有“金融创新”工具的金融机构,便将这些信贷资产打包并以此为担保,用于发行可流通的债券。给出相当诱人的固定收益,再卖出去。许多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对冲基金、保险公司、养老基金等金融机构投资于这些债券。这样,抵押贷款企业有了源源不断的融资渠道,制造出快速增长的新的次贷;投资机构获得较高的收益。投资机构的现金流得到更合理的利用,利益得到了分解和共享,风险也得到了分摊。但事物都有两方面,金融创新制度带来利益共享好处的同时,也会产生风险放大效应。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外界力量一推,只要第一张骨牌倒掉,其它骨牌就会全部倒掉。 4.“寅吃卯粮”的消费理念。中国人以勤俭为荣,中国人喜欢存钱。中国人处理经济的原则是“量入为出”或“收支平衡”。美国消费观念是超前消费。要什么东西,反正信用卡先付,用到限额为止。但是一旦遇到意外开支,就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中国人可以以储蓄应对意外的支出。美国人由于很少储蓄,则又会继续借贷,债台越筑越高;若自己的信用不足、还债能力不强,就会增加金融机构的信贷风险。一旦金融机构大开绿灯,就等于自己也将风险背在了肩上;长此以往,总有一天被压弯。金融机构倒下了,必然会引发经济危机。 5.金融机构过多痴迷于证券市场。由于美国证券市场非常发达,许多美国人和美国的金融机构都将相当多的资产投入证券市场力图投机或融资,将自己的命运与股市等证券市场的涨落牢牢捆绑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当实力不强的金融机构放松警惕在证券市场游弋时,市场的跌落就会给它们带来致命的灾难。特别是,证券市场波动的影响因素很多,对很多因素都很敏感。一旦某一因素突然爆发引起人们的恐慌,就会大量抛售证券,造成证券市场的跌宕,从而使金融机构的资产大大缩水,甚至资不抵债,就会重创整个社会的经济。 二、金融危机对我国就业的影响 金融危机透过外贸和外商直接投资等渠道,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对就业的影响。 1.金融危机凸显我国就业中长期存在的问题。 (1)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就业形势更加严峻。从就业总量来看,我国劳动力供需缺口异常庞大,巨大的人口基数和劳动力数量构成了庞大的就业规模,新增劳动力仍在持续增加。中央提出2009年经济增长的目标是8%左右,按目前我国的就业弹性计算,只能提供900万~1200万个就业岗位,那么由此来看,大量新增就业人口将无法就业。 (2)就业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我国就面临着经济转型过程中必然经历的阵痛:由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所导致的结构性失业。这种失业总体上表现为劳动者的技能素质与劳动力市场用工需求不相适应的矛盾,即供给比需求低一个档次。因此呈现出“有人没活干,有活没人干”的现象,而在大量失业人员中,主要是低技能和无技能者。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这种情况更多地表现为在东部沿海制造业、出口企业和外商企业就业的大批农民工返乡以及高校毕业生“毕业即失业”。 2.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就业的传导机制。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一些跨国企业由于资金限制和投资预期的减少无法或减少对中国进行投资。同时,在出口减少和人民币升值影响下,很多出口导向的外商企业和国内企业面临着亏损和倒闭的威胁。另外,在人民币升值、金融危机等多重因素的冲击下,东部沿海地区的制造业、出口企业和外商企业受到的影响比较严重,因为东部地区的经济总量很大,而且出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以上这些农民工的就业比例非常高的领域。所以,在企业被迫裁员时,受教育程度和技能比较低的农民工就不可避免地遭受冲击。 三、解决当前我国就业问题的财政政策探讨 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改变财政支出、调整税收等手段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在反经济衰退中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自主性。按政策实施效果的差异,财政政策主要可以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根据当前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就业的传导机制以及我国就业的现状来确定财政政策的功能和取向,进而对采取具体财政政策手段加以实施,是解决就业问题的一个主要途径。面对依旧严峻的就业形势,财政政策要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应着重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加大实施消费型财政政策的力度。我国以往的积极财政政策基本上是投资型的,这使得消费需求不足问题无法从根本上得以解决,并且造成消费增长与投资增长不协调。因此,政府应该通过各种手段来引导居民消费。一是在财政支出上,政府通过增加转移支付或者对粮食等实施保护价格收购来加强对低收入者的帮扶,降低收入分配的两极化趋势,提高总体消费倾向;二是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减少人们对未来收入预期的不确定性,刺激消费;三是完善税收优惠政策,增加对教育、医疗、住房支出等个人所得税扣除,适当提高现行增值税和营业税的起征点,应适当降低居民生活消费品的增值税税率,增加人们税后收入,从而提高居民消费能力。 2.增加职业技能培训的财政投入。我国下岗失业人员、农村剩余劳动力文化水平低、技能缺乏是制约他们就业再就业的主要因素。为提高劳动力就业能力,应把就业培训计划与各地的产业发展规划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科技教育培训体系,积极开展技能培训服务。 3.实施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和支持创业的财政政策。近年来,中小企业和小群体创业在解决自我就业的同时,为社会创造出了巨大的劳动力需求空间。所以政府部门应该在资金、信贷、税收等政策上对他们进行积极扶持,逐步形成以城镇集体、乡镇集体和私营企业为主体的中小企业群,从而广泛吸收社会各个不同层次、不同素质的劳动力。 4.加大对社区就业的资金支持力度。社区就业的兴起与发展对于缓解我国当前的就业压力、促进劳动力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优化配置,乃至维持整个经济与社会稳定,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目前资金短缺已成为制约社区就业发展的主要瓶颈,我们应当努力开拓政策与资金扶持的空间:政府应划出专项资金作为社区就业扶持金,并调动各种社会资源多方筹集资金,用于增加对社区就业的投人,如公益性岗位就业补贴,以及对从业者提供小额贷款和贴息贷款或银行贷款担保。更为重要的是,要把相关的政策与资金扶持措施落实到位,并朝着正规化和制度化的方向发展,以建立和完善针对社区就业的政策与资金扶持的支撑体系。 目前我国政府已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就业的财政政策,比如“4万亿投资方案”、对农村居民购买家电进行财政补贴的“家电下乡”活动,还有一些由地方政府进行的直接消费补贴以及针对特殊群体就业的税收优惠,这些措施在刺激内需、扩大就业上都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仍需后续较为具体的适合地方特色的就业政策和配套措施,从长远的角度考虑才能抓住解决问题的根本。 浅谈金融危机下的中国财政政策:金融危机下促进就业的财政政策研究 摘 要:就业是民生之本,是人民改善生活的基本前提和基本途径。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国就业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凸显出来,在对目前的就业形势进行总体判断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金融危机影响就业的传导机制,并针对我国就业形势严峻的现实,研究和探讨了运用财政政策缓解就业压力,促进就业的长效机制。 关键词:就业;金融危机;财政政策 1 引言 由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的金融危机,通过全球化的资本流动以蝴蝶效应方式向其他国家蔓延,发展成为波及全世界的金融风暴,使各国经济面临着不同程度的衰退。日益融入全球化的中国也难以幸免。金融危机透过外贸和外商直接投资等渠道,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对就业的影响。就业压力大是我国长期存在的基本国情,这场危机使原本艰难的就业形势变得更为严峻。因此,如何通过经济复苏化解金融危机对我国就业压力的冲击已成为当务之急。财政政策是应对当下就业问题的重要的政策手段,如何针对金融危机作用于就业的特殊途径以及就业现状来选择有效的财政政策手段加以实施,是目前需要深入研究的议题。 2 金融危机对我国就业的影响 2.1 金融危机凸显我国就业中长期存在的问题 (1)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就业形势更加严峻。从就业总量来看,我国劳动力供需缺口异常庞大,巨大的人口基数和劳动力数量构成了庞大的就业规模,新增劳动力仍在持续增加。中央提出2009年经济增长的目标是8%左右,按目前我国的就业弹性计算,只能提供900-1200万个就业岗位,那么由此来看,大量新增就业人口将无法就业。 (2)就业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我国就面临着经济转型过程中必然经历的阵痛:由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所导致的结构性失业。这种失业总体上表现为劳动者的技能素质与劳动力市场用工需求不相适应的矛盾,即供给比需求低一个档次。因此呈现出“有人没活干,有活没人干”的现象,而在大量失业人员中,主要是低技能和无技能者。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这种情况更多的表现为在东部沿海制造业、出口企业和外商企业就业的大批农民工返乡以及高校毕业生“毕业即失业”。 2.2 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就业的传导机制 随着金融危机全球化,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相继出现了经济衰退迹象,这导致发达国家进一步减少对发展中国家的进口需求,造成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外贸出口大幅度回落。而且,金融危机导致人民币对欧元和英镑等汇率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升值,这种升值必将影响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优势,从而使对欧盟和英国等国的出口下降。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一些跨国企业由于资金限制和投资预期的减少无法或减少对中国进行投资。另外,在出口减少和人民币升值影响下,很多出口导向的外商企业和国内企业面临着亏损和倒闭的威胁。 在人民币升值、金融危机等多重因素的冲击下,东部沿海地区的制造业、出口企业和外商企业受到的影响比较严重,因为东部地区的经济总量很大,而且出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以上这些农民工的就业比例非常高的领域。所以,在企业被迫裁员时,受教育程度和技能比较低的农民工就不可避免地遭受冲击。 3 应对我国当前就业问题的财政政策建议 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改变财政支出、调整税收等手段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在反经济衰退中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自主性。按政策实施效果的差异,财政政策主要可以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根据当下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就业的传导机制以及我国就业的现状来确定财政政策的功能和取向,进而对采取具体财政政策手段加以实施,是解决就业问题的一个主要途径。 应该说,在外需疲软,无法拉动经济增长而引起就业问题的背景下,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扩大内需以化解当前的就业困境是一个正确的选择。目前我国政府已出台一系列促进就业的财政政策,比如“4万亿投资方案”、对农村居民购买家电进行财政补贴的“家电下乡”活动,还有一些由地方政府进行的直接消费补贴以及针对特殊群体就业的税收优惠,这些措施在刺激内需、扩大就业上都起了一定的作用。笔者认为,面对依旧严峻的就业形势,财政政策要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应着重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加大实施消费型财政政策的力度。我国以往的积极财政政策基本上是投资型的,这使得消费需求不足问题无法从根本上得以解决,并且造成消费增长与投资增长不协调。因此,政府应该通过各种手段来引导居民消费。一是在财政支出上,政府通过增加转移支付或者对粮食等实施保护价格收购来加强对低收入者的帮扶,降低收入分配的两极化趋势,提高总体消费倾向;二是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减少人们对未来收入预期的不确定性,刺激消费;三是完善税收优惠政策,增加对教育、医疗、住房支出等个人所得税扣除,适当提高现行增值税和营业税的起征点,应适当降低居民生活消费品的增值税税率,增加人们税后收入,从而提高居民消费能力。 (2)增加职业技能培训的财政投入。我国下岗失业人员、农村剩余劳动力文化水平低、技能缺乏是制约他们就业再就业的主要因素,为提高劳动力就业能力,应把就业培训计划与各地的产业发展规划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科技教育培训体系,积极开展技能培训服务。 (3)实施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和支持创业的财政政策。近年来,中小企业和小群体创业在解决自我就业的同时,为社会创造出了巨大的劳动力需求空间。所以政府部门应该在资金、信贷、税收等政策上对他们进行积极扶持,逐步形成以城镇集体、乡镇集体和私营企业为主体的中小企业群,从而广泛吸收社会各个不同层次、不同素质的劳动力。 (4)加大对社区就业的资金支持力度。社区就业的兴起与发展对于缓解我国当前的就业压力、促进劳动力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优化配置乃至维持整个经济与社会稳定,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目前资金短缺已成为制约社区就业发展的主要瓶颈,我们应当努力开拓政策与资金扶持的空间:政府应划出专项资金作为社区就业扶持金,并调动各种社会资源多方筹集资金,用于增加对社区就业的投人,如公益性岗位就业补贴、以及对从业者提供小额贷款和贴息贷款或银行贷款担保。更为重要的是,要把相关的政策与资金扶持措施落实到位,并朝着正规化和制度化的方向发展,以建立和完善针对社区就业的政策与资金扶持的支撑体系。 浅谈金融危机下的中国财政政策:应对金融危机中国财政政策的评析 【摘要】 在分析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经济基本走势的基础上,就我国政府应对经济下滑实施的一系列财政政策进行政策回顾及实践效应分析。 【关键词】 财政政策;政府投资;税收政策 美国金融危机影响下,国际市场疲软、外需不振,中国的经济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作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之一的出口承受巨大压力,加上投资萎缩,企业盈利能力下降,中国经济在经过7年加速上涨后,增长势头在2008年发生逆转。为此中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目前这些政策措施效果已开始显现,部分地区和行业经济出现企稳回升迹象。 一、宏观经济走势 1.消费增长速度趋弱化 以2008年1至10月为例,虽然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2%,但是CPI涨幅就达到6.7%,扣除价格因素,消费实际增长并不快。以重庆市为例,1至10月居民食品类消费价格上涨46.1%,需求弹性小的粮油类和肉禽蛋类上涨高达57.3%、60.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4.5%,表面上看消费形式喜人,扣除价格因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16%。物价上涨较高直接影响了居民尤其是低收入群体即期消费和生活质量。作为居民生活首选必需品,食品支出日益增加,多数家庭无奈之下只能缩压其他消费品开支。即便如此,部分地区居民的实际消费能力仍趋弱化。 2.投资增长存在不确定因素 2008年期间,总体而言既有刺激投资增长的因素,这与地方新一届政府开始工作以及灾后重建等相联系,也有抑制投资增长的因素,主要与房市股市变化和城市建设规模、速度等相联系。此外,资源环境工作以及对新开工项目的管理,对投资也会形成一定的约束。 3.出口增量明显回落 2008年前三个季度,我国出口10741亿美元,增长22.3%,比07年同期回落4.8%。对美国的出口比07年同期回落4.6%。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速大幅回落,其中服装和玩具前三季度出口分别比07年同期回落21.2%和6.3%。08年前8个月,我国家电业累计出口250亿美元,增幅比07年同期回落10.7%,其他行业的情形也不容乐观。 二、应对危机的财政政策 面对经济下滑,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更为有效,它可以起到直接拉动经济的作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增加支出,扩大消费;二是通过减税刺激消费,扩大生产。 (一)财政支出与投资政策 1.“三农”支出 中央财政加大对农民的补贴,支持农业生产,加快推进农村公共事业建设,推动农村改革与发展,着力保障和改善农村人民的生活。用于“三农”支出和民生支出安排分别达到7161.4亿元和7284.63亿元。 2.保障性住房和灾后恢复重建投资 在国务院扩大内需的十项措施中,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位列之首。在2008年末增加安排保障性住房、灾后恢复重建等中央政府公共投资1040亿元的基础上,2009年中央政府公共投资安排9080亿元,增加4875亿元。2008年和2009年两年,中央财政共投入375亿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相当于过去10年总投资的5倍。理论上,以定金式或基金式启动的、由中央财政投资带动的项目,能够撬动6至10倍的资金,那么未来三年,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和社会资本在该领域的投资总额将可能达到9000亿元。如果再考虑其对上下游相关产业的带动,平均每年3000亿元的投资额还可能会翻一番,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 3.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国务院扩大内需十项措施中提出了“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交通运输部和铁道部表示将在未来三到五年内实现投资总额8.5万亿。比照“十五”期间,交通基建平均每年对GDP的贡献达到了2%。这一轮的交通基建投资的贡献率也应该会与上一轮相当。铁道部估计,仅2009年计划的6000亿元铁路投资,可创造600万个就业岗位,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将达1.5%。 4.地方和民间投资 在中央投资项目的带动下,1到2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出现上升势头。但地方和民间投资还没出现大规模复苏迹象。1到2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长26.5%,相对去年末上升0.4个百分点。考虑投资品价格的大幅下降,实际增速大幅上升至30.3%。 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投资4486亿元,增长35.6%,增速较去年全年加快12.8%,是自2004年5月份以来的最快增长速度;除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投资之外的内资企业,在1到2月份的投资总额为4577亿元,累计同比增长26.2%,增速较去年全年增速放慢6个百分点,该类投资增速已经连续五个月放缓,创出历史新低。民间投资尚未被积极拉动,依然处于低迷状态。但在中央项目投资的带动下,后期地方项目的投资会逐渐跟上,使得后期总的投资增长形势比较可观。 (二)税收和减费政策 1.增值税转型 推进税费改革,实行结构性减税,减轻企业和居民税收负担,扩大企业投资,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我国从2009年1月1日起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据测算这项措施将减少当年增值税收入约1200亿元,减轻企业税负约1233亿元,共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约5000亿元。增值税转型有利于释放生产力,促进鼓励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提高经济效率,但其实施效果往往有滞后性。作为制度性改革,其实施效果的显现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出口退税政策 调整完善出口退税政策,能鼓励外贸发展,促进外贸出口保持稳定增长。在2008年下半年两次调高出口退税率的基础上,我国自2008年12月1日起,进一步提高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机电产品和其他受影响较大产品的出口退税率。此次出口退税率调整有利于缓解外贸企业资金链紧张,并有望进一步减轻劳动力密集型出口企业的压力。此次部分产品出口关税税率的调低有利于降低原材料企业的出口成本,提高相关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减轻库存积压。 3.自主创新和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 下一步将实施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财税优惠政策,落实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完善担保体系建设,帮助中小企业融资,促进中小企业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同时支持重点节能减排工程建设,支持服务业发展。中国还将大力支持科技创新和节能减排,推动经济结构性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加大科技投入,促进企业加快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 4.减费政策 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决定自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国统一取消和停止征收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此举将为企业和社会减轻负担约190亿元,连同自2008年9月1日起停征的集贸市场管理费和个体工商户管理费约170亿元,合计2008年以来国家采取的减费措施可直接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约360亿元。此次强有力的减费措施,可进一步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发挥与减税政策相同的扩张效应,促进企业增加投资和居民消费。 三、财政政策的实践效应 虽然财政政策的运用不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由于其更多的是瞄准经济结构中深层次的问题,偏重于结构的调整,因此在宏观经济的调控中其对经济结构的影响是深远的。 1.有效拉动消费 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所占的比重是比较低的,不仅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我国国民收入不均造成的,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整体消费更是呈现不足。财政通过转移支付可以使国民收入向普通劳动者倾斜,同时配合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社会保障的覆盖,从而启动农村消费市场,有效促进消费水平的提高。 2.有助于中小企业走出困境 08年上半年,全国有近7万家中小企业倒闭。倒闭的中小企业大多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以外向型经济为主。随着出口退税率的降低及信贷控制的放宽,中小企业的资金短缺问题可以得到有效缓解。 3.带动地方经济积极响应 中央财政投入基础建设和民生工程带动了地方经济的积极响应,如北京市政府今后两年将投资1200亿至1500亿,用于加强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城市路网、保障性住房等城乡基础设施建设,预计可带动社会投资1万亿元;广东省政府以重大项目带动社会投资,5年内计划投资2.3万亿元;江苏省政府加快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企业的支持力度,实施总额2200亿元的政府主导性项目。 4.有利于社会公平 政府财政支出对分配可以起到很大的调节作用,一方面通过对政府支出的公共保障功能的强化;另一方面通过完善补助政策,关注低收入者群体。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经济的均衡发展和国民经济快速增长。 5.有助于产业结构调整 在深度调节产业结构方面,财政政策有着其他政策所不可比拟的优势。其能对产业结构的薄弱环节有针对性的调节,如利用税收政策来鼓励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拿出相当一部分资金扶持“三农”调整农业种植业结构,支持新农村建设等。 6.降低对外依存度 受国际经济环境制约,我国政府通过降低关税和降低出口退税税率,并且进一步完善企业税负负担,通过税收政策来引导企业把更多的资源配置到符合国内消费需求的产行业中,从而减轻了国际收支对国内经济增长、流动性膨胀等的压力。 四、结束语 全球金融背景下,我国政府对未来进行了积极的预期,重拳出击实施了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虽然这些政策的实施效应还未完全显现。但是,无疑这些举措对我国经济颓势的扭转,远期增长方式的转变都具有积极的意义。此外,我国的财政处于转轨阶段,由原来的投资性财政向公共财政、服务财政转移。所以,财政刺激方案取向也是财政改革的实践取向。相信这种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可以有效地减少世界经济下滑带给我国的冲击,保证经济的持续发展,而且也是我国政府运用政策应对危机能力的一次有益体验。 浅谈金融危机下的中国财政政策:浅议当前金融危机下缓解就业问题的财政政策 摘要: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蔓延全球,世界各国经济均受到不同程度影响。金融危机在影响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急速冲击着就业市场,此次金融危机造成我国的失业人数,超过世界经济史上任何一次全球经济危机对任何国家的影响。就业问题已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挑战,就业问题解决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人民的切身利益,也直接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本文对此问题进行了具体分析,最后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 关键词:金融危机;成因,就业影响;对策 一、金融危机产生的成因分析 1.美联储连续降息的失误决策。事件的导因是美国“9・11”事件及纳斯达克股市泡沫破灭之后,美联储为了减少这些事件对美国经济冲击,防止美国经济衰退而采取完全宽松的货币政策。在短期内把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从6.5%一路降到1%,贷款买房又无需担保、无需首付,且房价一路盘升,房地产市场日益活跃,这也成就了格林斯潘时代晚期的经济繁荣。提供次级抵押贷款本是一件好事,使得低收入者有了自己的住房。对一般个人家庭来说,低利率和房产价格一路飙升,编织出一幅美好的前景,投资住房成为巨大的诱惑,于是大量居民进入房贷市场。 2.住房贷款过度宽松的政策。货币政策的宽松,使得住房贷款公司及商业银行制造各种各样的住房按揭利率产品,让一些还款能力不高的次级信用的贷款人进入房地产市场,然后将这些次级贷款证券化及衍生化。美国次贷的消费者以房产作抵押,房产的价格决定了抵押品的价值。如果房价一直攀升,抵押品价格保持增值,不会影响到消费者的信誉和还贷能力。但是如果房价下跌,抵押品贬值,同一套房子能从银行贷出的钱就减少。如果贷款利率被提高,次贷使浮动利率也随着上升,需要偿还的钱大大增加。次贷贷款人本来就是低收入者,还不上贷款,只好放弃房产权。贷款机构收不回贷款,只能收回贷款人的房产,可收回的房产不仅卖不掉,还不断贬值缩水,于是出现亏损,甚至资金都流转不起来了。金融创新工具的风险及危机就会越来越大。 3.金融机构资产证券化比例过大。美国绝大多数住房抵押贷款的发放者是地区性的储蓄银行和储蓄贷款协会,地方性的商业银行也涉足按揭贷款。这些机构的资金实力并不十分雄厚,大量的资金被投放在住房抵押贷款上对其资金周转构成严重的压力。一些具有“金融创新”工具的金融机构,便将这些信贷资产打包并以此为担保,用于发行可流通的债券。给出相当诱人的固定收益,再卖出去。许多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对冲基金、保险公司、养老基金等金融机构投资于这些债券。这样,抵押贷款企业有了源源不断的融资渠道,制造出快速增长的新的次贷;投资机构获得较高的收益。投资机构的现金流得到更合理的利用,利益得到了分解和共享,风险也得到了分摊。但事物都有两方面,金融创新制度带来利益共享好处的同时,也会产生风险放大效应。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外界力量一推,只要第一张骨牌倒掉,其它骨牌就会全部倒掉。 4.金融机构过多痴迷于证券市场。由于美国证券市场非常发达,许多美国人和美国的金融机构都将相当多的资产投入证券市场力图投机或融资,将自己的命运与股市等证券市场的涨落牢牢捆绑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当实力不强的金融机构放松警惕在证券市场游弋时,市场的跌落就会给它们带来致命的灾难。特别是,证券市场波动的影响因素很多,对很多因素都很敏感。一旦某一因素突然爆发引起人们的恐慌,就会大量抛售证券,造成证券市场的跌宕,从而使金融机构的资产大大缩水,甚至资不抵债,就会重创整个社会的经济。 二、金融危机对我国就业的影响 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就业压力大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实况。据测算,我国目前在城镇要求就业的,包括当年新增城镇劳动力和上一年结转下来未能就业的有2400万人,而每年提供城镇就业岗位只有1200多万个,再加上每年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大约800万人,劳动就业的供需缺口依然十分庞大。受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和外商投资的影响,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和就业不可避免受到冲击。农民工和大学毕业生等青年劳动者是受影响最严重的就业群体。据统计,大约有15.3%的农民工现在失去了工作或者没有找到工作,数以百万计的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也随之而更加严峻。中国社会科学院的2008年《社会蓝皮书》显示,2007年全国近500万高校毕业生中,仍然有100万人没有找到工作。 1.供需严重失衡的就业形势将更加严峻。从就业总量来看,我国劳动力供需缺口异常庞大,巨大的人口基数和劳动力数量构成了庞大的就业规模,新增劳动力仍在持续增加。中央提出2010年经济增长的目标是8%左右,按目前我国的就业弹性计算,只能提供900~1200万个就业岗位,那么由此来看,大量新增就业人口将无法就业。 2.就业结构性矛盾表现的越来越明显。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我国就面临着经济转型过程中必然经历的阵痛:由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所导致的结构性失业。这种失业总体上表现为劳动者的技能素质与劳动力市场用工需求不相适应的矛盾,即供给比需求低一个档次。因此呈现出“有人没活干,有活没人干”的现象,而在大量失业人员中,主要是低技能和无技能者。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这种情况更多的表现为在东部沿海制造业、出口企业和外商企业就业的大批农民工返乡以及高校毕业生“毕业即失业”。 三、应对我国当前就业问题的财政政策建议 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改变财政支出、调整税收等手段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在反经济衰退中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自主性。按政策实施效果的差异,财政政策主要可以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根据当下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就业的传导机制以及我国就业的现状来确定财政政策的功能和取向,进而对采取具体财政政策手段加以实施,是解决就业问题的一个主要途径。 1.实施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和支持创业的财政政策。近年来,中小企业和小群体创业在解决自我就业的同时,为社会创造出了巨大的劳动力需求空间。所以政府部门应该在资金、信贷、税收等政策上对他们进行积极扶持,逐步形成以城镇集体、乡镇集体和私营企业为主体的中小企业群,从而广泛吸收社会各个不同层次、不同素质的劳动力。 2.加大实施消费型财政政策的力度。我国以往的积极财政政策基本上是投资型的,这使得消费需求不足问题无法从根本上得以解决,并且造成消费增长与投资增长不协调。因此,政府应该通过各种手段来引导居民消费。一是在财政支出上,政府通过增加转移支付或者对粮食等实施保护价格收购来加强对低收入者的帮扶,降低收入分配的两极化趋势,提高总体消费倾向;二是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减少人们对未来收入预期的不确定性,刺激消费;三是完善税收优惠政策,增加对教育、医疗、住房支出等个人所得税扣除,适当提高现行增值税和营业税的起征点,应适当降低居民生活消费品的增值税税率,增加人们税后收入,从而提高居民消费能力。 3.加大对社区就业的资金支持力度。社区就业的兴起与发展对于缓解我国当前的就业压力、促进劳动力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优化配置乃至维持整个经济与社会稳定,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目前资金短缺已成为制约社区就业发展的主要瓶颈,我们应当努力开拓政策与资金扶持的空间:政府应划出专项资金作为社区就业扶持金,并调动各种社会资源多方筹集资金,用于增加对社区就业的投入,如公益性岗位就业补贴、以及对从业者提供小额贷款和贴息贷款或银行贷款担保。更为重要的是,要把相关的政策与资金扶持措施落实到位,并朝着正规化和制度化的方向发展,以建立和完善针对社区就业的政策与资金扶持的支撑体系。 4.增加职业技能培训的财政投入。我国下岗失业人员、农村剩余劳动力文化水平低、技能缺乏是制约他们就业再就业的主要因素,为提高劳动力就业能力,应把就业培训计划与各地的产业发展规划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科技教育培训体系,积极开展技能培训服务。 浅谈金融危机下的中国财政政策:全球性金融危机与中国财政政策 提要由于国际金融危机,造成全球经济明显减速,影响我国出口,进而影响实体经济,未来通胀形势也会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要实现“一保一控”的宏观调控目标,避免受到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财税政策应更多地发挥作用。 关键词:金融危机;财税政策;经济增长 一、背景资料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依然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并已开始对全球实体经济造成严重影响。虽然中国受到的直接冲击相对较小,但它对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已经开始显现,经济增速连续几个季度减缓。2008年GDP增速从一季度的10.6%,下滑到二季度的10.1%,三季度的9%,四季度的6.8%,进入2009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长6.1%。2008年GDP的增速为9.0%,中止了连续五年的两位数增长率。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这些经济指标中可以看出,国际金融危机仍然在中国外部萦绕,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仍在继续。 二、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消极影响 全球金融危机对国内市场必然会造成消极影响,但是对于中国金融体系的直接影响有限。因为中国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程度不高,外资大规模撤退的威胁不大,所以中国金融业的直接损失并不大。但是,因为目前中资银行持有大量的国外证券化产品,雷曼、美林、AIG等机构又持有部分H股和A股,损失肯定是有的,外汇缩水也不可避免。 金融危机对中国影响较大的是在实体经济方面。首先是出口,由于外需减少导致出口增速减缓和出口企业资金回收困难,所以导致大量的企业倒闭。统计显示,目前影响最大的是纺织行业,而家居、卫浴、五金钢材、汽车、电子信息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影响;其次是消费。近两年我国消费增长率提高较快,但是城镇居民实际收入增长的减速,房地产市场和汽车市场的不景气,还有股票市场的暴跌,导致了国内财富效应在缩减,因此今后消费难以保持高增长率;再次是信用收缩。银行出于防范风险的心理,普遍惜贷,这样对实体经济来说就会有一个紧缩的作用;最后是民间投资。在整个经济前景不好的情况下,民间投资者投资信心不足,制约了民间投资的增长空间。 三、中国财政应对金融危机的举措 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当前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落实这些措施的投资额到2010年底约需4万亿元人民币。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标志着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彻底转型。中国政府同时宣布,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由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转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增长已成为当前及今后几年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 中国政府在1998年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通胀紧缩局面曾经使用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基本上是要求加大财政投入的力度,加大国家债券发行力度,实行一系列鼓励企业扩大生产、出口,促进商品流通和周转,鼓励百姓再就业和创业,激励百姓消费的轻税薄赋政策。 (一)税收方面已采取和将要采取的措施。推进税费改革,实行结构性减税。结合改革和优化税制,实行结构性减税,减轻企业和居民税收负担,扩大企业投资,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全面实施消费型增值税;实施成品油税费改革;取消和停征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继续执行2008年已实施的一系列税费减免政策,预计2009年将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约5,000亿元。 1、增值税转型。谈到增值税的转型,就必须了解增值税有几种类型。从增值税的发展来看,按照各国增值税对外购固定资产的处理方式不同,增值税可以分为:(1)生产型增值税:是指计算纳税人的应纳税额时,不允许扣除任何外购固定资产的已纳税金。此类型的增值税由于不允许扣除外购固定资产的已纳税金,因而存在对固定资产价值重复征税问题,而且对于资本有机构成高的行业的发展、对于加快技术进步等还存在不利影响;(2)收入型增值税:是指在计算纳税人的应纳税额时,对外购固定资产的已纳税金只允许当期计入产品价值的折旧费所应分摊的那部分税金扣除;(3)消费型增值税:是指计算纳税人的应纳税额时,允许将当期购入固定资产的已纳税金一次性全部扣除。它可以彻底解决重复征税问题,有利于技术进步,因此消费型增值税对于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具有较强的激励效应。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全国范围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审议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为扩大国内需求,降低企业设备投资的税收负担,促进企业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会议决定,自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推行增值税转型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允许企业抵扣新购入设备所含的增值税;同时,取消进口设备免征增值税和外商投资企业采购国产设备增值税退税政策,将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征收率统一调低至3%,将矿产品增值税税率恢复到17%。经测算,2009年实施该项改革将减少当年增值税收入约1,200亿元、城市维护建设税收入约60亿元、教育费附加收入约36亿元,增加企业所得税约63亿元,增减相抵后将减轻企业税负共约1,233亿元。成功地实现增值税由生产型转向消费型,势必将在客观上刺激投资需求,产生激励固定资产投资的作用,从而对经济产生积极的刺激作用。 2、提高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2008年以来,受国际市场需求减弱、人民币升值、原材料价格和劳动力成本上涨等因素影响,我国出口增速放缓,出口增速明显低于预期,出口企业利润大幅减少。特别是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中小型企业,吸纳劳动力多、就业面广,但抗风险能力较弱,经营面临较大压力。而且我国的一些主要出口国家的居民消费信心指数大幅下滑,进口需求下降,必然对我国出口产生不利影响。若不采取措施,预计今后出口还将下滑,出口企业困难会进一步增加,这会对中国整体经济发展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因此,有必要通过财政政策的适当调整,帮助企业树立信心、渡过难关,防止出现因出口大幅下滑而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被动局面。 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出《关于提高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的通知》,明确从2008年11月1日起,适当调高部分劳动密集型和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具体为:将部分纺织品、服装、玩具出口退税率提高到14%;将日用及艺术陶瓷出口退税率提高到11%;将部分塑料制品出口退税率提高到9%;将部分家具出口退税率分别提高到11%、13%;将艾滋病药物、基因重组人胰岛素冻干粉、黄胶原、钢化安全玻璃、电容器用钽丝、船用锚链、缝纫机、风扇、数控机床、硬质合金刀等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分别提高到9%、11%、13%。此次出口退税调整一共涉及3,486项商品,约占海关税则中全部商品总数的25.8%。 3、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标准。众所周知,投资、出口、内需是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但是,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8年前三季度的国民经济运行数据显示,出口和投资的实际增速下滑,使得经济增速出现加速下滑势头,这是自2007年第二季度以来GDP增长率连续第六个季度下降。尽管名义消费仍在高位继续加速,但是仍未能有效缓冲净出口和投资增速相对上年同期下降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而且鉴于房地产市场低迷、未来收入预期悲观等消极因素的影响,未来消费将难以继续保持当前水平。 国务院2008年11月10日上午在北京召开省区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会议,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着力扩大消费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要把扩大消费与完善收入分配政策结合起来,与扩大就业结合起来,与发展服务业结合起来。最重要的是,要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提高消费能力。加大力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中低收入居民收入比重。努力消除制约消费的制度和政策障碍,改善居民消费预期,引导和促进居民扩大消费需求。 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标准最直接的受益群体就是工薪阶层,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一旦提高,将会直接增加这一受益群体的可支配收入,提高其购买能力。工薪阶层的购买能力提升后将直接带动这一群体的消费,从而对拉动内需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二)财政支出要重点支持民生工程、重大基础设施。2008年11月5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扩大投资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要突出重点,认真选择,加强管理,提高质量和效益。要优先考虑已有规划的项目,加大支持力度,加快工程进度,同时抓紧启动一批新的建设项目,办成一些群众期盼、对国民经济长远发展关系重大的大事。坚持既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又有利于推动结构调整;既有利于拉动当前经济增长,又有利于增强经济发展后劲;既有效扩大投资,又积极拉动消费。要把促进增长和深化改革更好地结合起来,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加大投资力度和优化投资结构。中央出台的十条措施,主要有四类:加快实施重大民生工程;加快在建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尽快启动一批有利于增强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型工程项目;加大力度支持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关键项目建设。落实这些措施,要加强对重大投资的管理,认真做好可行性研究论证,提高投资质量和效益。要加强对市场自主投资的鼓励和引导,支持引导民间资本投向政府鼓励项目和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领域,广泛参与各种民生工程、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把政府投资引导作用与发挥民间投资积极性有机结合起来。 (三)加大中央政府的举债规模。2008年上半年财政有万亿盈余,从下半年开始,财政收入同比增幅持续下降,数据显示,2008年6月财政收入增幅为30.7%,7月增速回落近半,至16.5%,8月进一步下降至10.1%,9月份又进一步下降到了3.1%。全年的财政收入仍有望增长20%左右,实现超收3,000亿元左右,2008年中央财政赤字没有增加,维持在2008年年初预算确定的1,800亿元的水平。但进入2009年以来,政府财政收入的压力是相当大的,政府发债的规模肯定会很大。从2000年开始,国债发行总量不断呈现出逐级上升势头,2005年超过7,000亿元,2006年为8,883亿元,2007年由于有1.5万亿元的特别国债发行,全年国债发行量达创纪录的23,483.28亿元,同比增长164%。分析人士预测,2008年的国债发行肯定会高于2007年(不包括1.5万亿元的特别国债),将不会低于8,000亿元,而2009年国债发行可能会在2008年基础上继续增加。 (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财税学院)
国际金融论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战略突破口 摘要:文章认为,目前官方和专家学者普遍认为的人民币自由兑换是上海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前提条件的观念是完全错误的。文章认为,本币的自由兑换决不是国际金融中心建成的前提条件,从国际经验看,国内金融中心从来就不是国际金融中心的必经阶段,即使在目前,本币在所有国际金融中心的业务中也并非举足轻重。离岸市场已成为所有国际金融中心的主流形式,在人民币自由兑换前,建立隔离型离岸市场,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突破口。 关键词:离岸市场;金融中心;突破口 一、研究背景 人民币自由兑换是建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前提条件,上海必须先建成国内金融中心,再发展成国际金融中心,这种观念既是政府的官方认识,也是专家学者的普遍共识。上海提出的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阶段性战略目标是:5年打基础,10年建框架,20年基本建成。 按照央行的说法,人民币资本项目完全自由兑换和利率市场化没有时间表,它要以国内外经济形势发展而定。可见,它不会因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而提前,20年基本建成的说法是估计届时人民币已自由兑换和利率完全市场化了。 在这样的认识下,上海市政府经过总结经验和再三论证,打算以发展人民币产品中心为突破口,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其实,本币自由兑换是国际金融中心形成前提条件的观念并不正确,英镑1961年经常项目可兑换,1979年资本项下可兑换,早在1961年之前,伦敦已经是国际金融中心了;而瑞士1980年先资本项下可兑换,后1992年才经常项目可兑换,苏黎世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时间肯定早于1980年。部分国家在本币自由兑换前,已经是国际货币了,非可兑换并未窒息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但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恐怕要比资本项目自由兑换更晚,人民币产品中心对国内金融中心形成的促进作用是毫无疑问的,但难以使国内外资本实现大规模的国际流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仍难以破茧而出。 人民币产品中心及由国内到国际中心的做法也许并不错,但却不是唯一的正确路径。下面借鉴国际经验,探索在人民币资本项下可自由兑换前尽快建成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其他可行的战略手段。 二、国际经验:迈向国际金融中心的成功路径 (一)新加坡的启示 新加坡自1965年独立建国起就以迈向“亚洲的苏黎世市场”为目标,利用其作为国际商贸港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金融市场,创造了独特的“政府主动塑造,境内外分离”的新加坡金融发展模式。 1.新加坡推进国际金融中心的主要措施 新加坡政府仔细研究了美洲银行经济学家J.D.oenen的建议,确立了内外分离型离岸金融市场发展模式,新加坡的离岸金融市场是最早的人为创设的内外分离型离岸金融中心,纽约、东京、曼谷都作了借鉴。 1968~1978年期间新加坡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主要措施是: ①1968年10月1日,批准了美国美洲银行经营“亚洲货币单位”,创建了亚洲美元市场; ②1969年取消了对非居民利息所得40%的预扣税; ③1971年1月,成立了金融管理局; ④1972年,废除了对亚洲货币单位提缴20%存款准备金的制度;废除了亚元债券、流通存款证、亚元离岸贷款合同有关的印花税; ⑤1973年,对非居民投资于亚洲货币债券市场的利息税予以豁免; ⑥1973年,将经营境外货币的所得税由40%降到10%; ⑦1973年6月4日,新加坡证券交易所开业; ⑧1976年,亚洲货币经营者的所得税税率由40%调降到10%,股息汇回部分也作同样税率调整; ⑨1977年,成立了亚洲第一个期权交易市场; ⑩1978年,撤消了外汇管制。 应该说,新加坡从1968年批准美国美洲银行经营“亚洲货币单位”,创建亚洲美元市场开始,现在新加坡国际金融中心已是全球最成功的几个国际金融中心之一。 2.新加坡国际金融中心的功效 新加坡政府把发展金融业作为经济发展的关键部门,尤其是抓住国际有利时机,重点培植了亚洲美元市场和金融期货市场,曾在10年中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 1978年,新加坡的外汇负债和资产分别为234.8亿美元和238.2亿美元,1990年为3548.9亿美元和3467.3亿美元。其中,1969~1979年资产负债总规模平均年增77.5%。 新加坡在发行美元存款证和债券业务上占有优势,自1971年开始发行第一笔亚洲货币债券以来,到1987年共发行166笔,总金额达8272亿美元;自1977年开始发行第一笔“浮动利率的美元可流通存款单”,短短五年就发行超过90笔,总额超过60亿美元。 1978~1993年,金融业收入由占国民经济总值的5.2%上升到33%,成为增长最快(年均13.1%)、贡献最大的行业。 目前,新加坡在金融期货和外汇交易等方面也在世界上居领先地位。 在取得以上辉煌成就的同时,的确维护了稳定的汇率、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和较高的经济增长率。 3.新元在国际金融中心中的地位 在过去30年里,新政府出于避免本国经济受冲击和保持汇率稳定等考虑一直不主张新元国际化,全球8大外汇市场所在国货币只有新元不是国际性货币,然其外汇日平均交易额翻了几十倍。 新加坡外汇市场涉及本土货币的交易不到20%,即使到今天,新加坡国内金融业的规模仍不足离岸金融业的1/3,无论是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还是信托业、衍生品交易等,离岸金融市场是先导和基础。新加坡的离岸金融市场是使它成为亚太区国际金融中心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一定意义上,它立足的不是本国的经济和本币,而是离岸市场和外币。 新元在资本项下可兑换前,并未见阻碍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在资本项下可自由兑换后,也并未成为国际货币,它在国际金融中心的业务中无足轻重。 4.新加坡国际金融中心的成功启示 外汇管制和资本项目非完全兑换虽对离岸国际金融中心发展不便,但它不是离岸金融中心的必要和先决条件,在资本账户可兑换前,完全可 以通过建立离岸市场,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在管理上,将境内市场和离岸市场严格分开,既避免了银行在国内市场的过度竞争,也避免了国际化对国内金融体系、金融政策和国内利率市场的冲击,可以实现维护稳定的汇率、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和较高的经济增长率。 (二)其他主要国际离岸市场的经验 除了新加坡离岸市场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典型示范意义,其他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离岸市场的成功也十分具有借鉴意义。 1.其他主要离岸市场的例证 (1)伦敦。1970年欧洲货币市场的美元负债总额为587亿美元,1988年则达30360亿美元,18年间翻了51.7倍。据最近有关统计,美国每年货币发行量的约2/3流向境外。 伦敦国际金融中心在二战以后已经衰落了,后来由于1970年代欧洲美元市场的出现又咸鱼翻身,欧洲美元市场是离岸市场。英国并未加入欧元区,但它欧洲及全球的金融中心地位并未消弱,离开英镑,也许伦敦国际金融中心同样可以正常运转。伦敦是在岸、离岸一体化的国际金融中心,在金融全球化的推动下,它将可能是国际金融中心的未来的潮流模式。 (2)纽约、东京。离岸金融业务的空前繁荣和对国际金融中心的积极作用终于促使美国于1981年2月开设了离岸金融市场“国际银行业务便利”(IBF);日本也于1986年12月建立了东京离岸金融市场(JOM),JOM到1988年末,市场余额达到4142亿美元,仅次于伦敦,1994年底,达到7262亿美元。 世界大部分离岸市场本币不能作为交易货币,但在纽约和东京的离岸市场,和本国货币有关的外汇交易占80%以上,但它们是离岸美元和日元,是离岸国际货币,与传统意义的本币有区别。 纽约、东京离岸金融市场的设立和成功运转,标志着离岸国际金融中心已发展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主流形式之一,成为着名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离岸金融市场的地理分布全面占领了世界各大时区,离岸金融市场具有了全球性质;离岸金融市场的模式也进一步发展为一体型、簿记型、分离型、渗透型。 纽约、东京离岸金融市场的设立,为在在岸国际金融中心基础上嫁接离岸市场提供了经验,分离型、渗透型的国际金融中心模式值得上海借鉴。 (3)香港、曼谷等。香港和新加坡在地理位置和通讯便利方面不相上下,香港国际金融市场的形成早于新加坡,又素有“自由港”美誉,然而由于港府不愿免除1.5%的利息预扣税,使亚洲美元市场旁落新加坡。香港的外汇市场被认为是最“全球化”的市场,在这一市场上,只有不到20%的外汇交易与本地货币有关。 2.离岸市场的成功经验 在岸市场可以通过嫁接离岸市场,吸引离岸本币回流等,大大强化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在岸、离岸金融中心一体化是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未来模式;隔离型国际金融中心是避免离岸金融对在岸金融政策冲击的成功方式,纽约也在采用;渗漏型可以成为一体化前的过渡方式;在货币自由兑换前,发展中国家离岸市场可以建立和获得成功。 3.国际金融中心的服务对象 国际金融中心是国际金融交易及信息服务的全球金融节点,其服务对象应当是全球的机构及地球人,它对东道国的国际金融服务只是一从属部分。国内金融中心主要是服务居民,内外分离型的离岸市场的服务对象是非居民,但它依然是国际公认的国际金融中心。 因此,国内客户的参与是有促进的,但不是必不可少的,只要金融中心能吸引足够的国际客户业务,国际金融中心就能成功。 三:离岸市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突破口 目前世界上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同时是离岸国际金融中心,离岸金融中心对提高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增强竞争力必不可少,对于在岸、离岸共存的国际金融中心,未来的方向是一体化,离岸市场并不是一个过渡形式。上海的目标是成为全球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迟早需要离岸金融市场,尤其在人民币自由兑换前,建立离岸市场是迅速形成国际金融中心的唯一战略选择。 1.上海发展离岸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 发展中国家离岸金融中心形成发展的经验清楚地说明,离岸金融市场是促进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极其有效的手段。对上海而言,离岸金融中心设立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意义,它具有以下积极作用: (1) 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知名度和上海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地位,增强上海在全球及地区资金聚集和运作的能力,为我国参与全球国际金融竞争提供平台,在全球金融资源配置格局中掌握主动权; (2)促进开放,带来商业机会; (3)改善我国资本项目收支状况; (4)促进本土金融机构提高竞争力; (5)获得市场带来的丰厚外汇收入; (6)上海离岸金融市场建立后,可以尝试境外人民币业务。 近年人民币流向海外的速度加快,人民币在香港已普遍被接受,几乎已成为可兑换货币,东南亚国家有多个国家接受人民币,一些外国金融机构已经开办了人民币存款业务。伴随着资本项目管制的逐步放松,人民币在境外的数量将越来越多,美国和日本的经验表明,通过建立离岸金融市场,形成境外人民币交易中心是管理境外人民币的理想方式。 (7)上海离岸金融市场的建立,对境外的B股投资者融资提供了便利,B股市场上暂时不参加运作的资金就可以选择上海离岸市场,作为存放和生息的场所。 当然,设立离岸金融市场也会带来一些消极作用,除了监管难度加大,其他消极因素在隔离型的情况下,却并无妨碍。 2.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两种途径及形式 (1)自然形成。自然形成的过程一般较长,伦敦、香港可以看成是自然形成的国际金融中心。自然形成的离岸金融中心多为没有外汇和资本管制的金融“自由港”。世界主要国家货币从经常项目自由兑换到资本项目可兑换,美国间隔为27年,英国为18年,法国为28年,德国为14年,日本为16年,而中国1996年经常项目可兑换,现在仍难估计何时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 上海打算按照国内金融中心、人民币自由兑换、再国际金融中心的路径走,这样的路径是传统而正确的,但过程将还需要漫长的约17年时间。 (2)政府推动。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离岸金融市场的形成和建立逐步从自然形成向政策推动发展。不仅纽约、东京由政府推动开立了离岸市场,发展中国家也利用金融管制日趋自由化的有利形势下国际资本流动的逐利性,以优惠政策积极建立离岸金融市场,为提高自身地位和促进经济发展服务。就以亚洲来说,新加坡、韩国汉城启动较早,马来西亚的纳闽国际离岸金融中心于1990年成立,泰国曼谷也于1992年设立了“曼谷国际银行便利”(BIBF)。 在货币自由兑换前,没有政府推动,市场难以自发形成离岸国际金融中心。东南亚国家发展离岸金融市场的情况说明,上海设立国际离岸金融市场是完全可行的,东京成功的经验表明,上海象东京一样依托本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国内金融中心的基础条件成功的可能性很大,极有可能设立后得到飞速发展。 (3)隔离型国际金融中心。本币不能作为离岸市场交易货币,世界大部分离岸市场属于这一类,其中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发展中国家的离岸市场,由于其本币不是完全自由兑换货币,而有关条例法规明确规定交易币种须是外汇,本币自然不能参与交易;另一种情况发生在发达国家,虽然本币属于外汇,但立法规定不能参与交易,伦敦市场即是一例。根据英国的有关规定,在伦敦市场上不能直接经营欧洲英镑业务。1979年伦敦的银行事实上也开始经营欧洲英镑业务,但这种交易仍然只能通过英国的海峡群岛离岸金融中心达成。 世界上不少离岸国际金融中心其本地经济和货币对离岸市场根本就无关紧要。对隔离型国际金融市场而言,它是一套针对非居民的金融制度安排,可以和东道国货币绝缘,对在岸金融市场没多少影响。 在现阶段,我国仍需外汇管制,资本项目尚没有完全放开,甚至没有放开的时间表,它决定上海在现阶段适宜设立内外隔离型国际金融市场。 在1989年, 招商银行在深圳就试办过离岸金融业务,实行离岸金融业务和在岸金融业务分离的管理模式。正在深圳离岸银行业务迅速发展之时,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银行的离岸金融业务受到沉重打击,有银行离岸在岸账户隔离不严,使在岸外汇资金流入离岸账户,银行蒙受重大损失。鉴此,人民银行下令终止了离岸银行业务,这些经验教训值得上海在建立和发展离岸金融市场时注意。 四、离岸市场的经验和结论 新加坡等国际金融中心的成功事实和主要离岸国际金融中心的经验表明,在本币自由兑换前,国际金融中心可以形成,国内金融中心也并不是发展国际金融中心的必经阶段。不可否认国内金融中心的基础对我国国际离岸金融中心非常有利,但却不是非此不可。既然隔离型离岸国际金融中心被证实可以避免对国内金融体系、金融政策和金融市场的冲击,可以实现维护稳定的汇率、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和较高的经济增长率,那么,以人民币产品中心作为国内金融中心的突破口,以建立隔离型离岸国际金融市场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突破口,上海国内金融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可以同时推进,相互促进,如此,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就可能早日形成。 国际金融论文:国际金融危机防范对策 一、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特征 (一)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加快,传播范围广 在二战前,金融危机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偶然性的,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有影响,其发生频率也是有限的。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是仅有的一次波及范围较广的金融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金融危机频频爆发,美元危机使固定汇率制受到威胁,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瓦解,债务危机开始兴起。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更有加快的趋势。从传播范围看,2008年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迅速传播到全世界。它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明显不一样,亚洲金融危机是在泰国爆发的,然后传播到东南亚、俄罗斯、东欧中亚及拉美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即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除日本所受的冲击较大,以及欧美股市受到波动,它们几乎没有遭受什么损失。相反,美国在这次危机中获取大量的利益。墨西哥金融危机也是从墨西哥迅速蔓延到阿根廷、秘鲁、巴西、智利等国家,而这次爆发于美国的经济危机,不仅影响了全球的经济的发展,而且还动摇了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 (二)金融危机的非周期性和突发性 传统的金融危机表现为周期性的金融危机,是由经济周期的波动而引起的,并伴随着经济周期波动而出现高峰和低谷。然而,当代金融危机似乎脱离了经济周期的轨道,随经济证券化、国际化、虚拟化的发展,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钩,经济运行也没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当经济运动的泡沫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甚至导致危机,首先在金融领域爆发,使当代金融危机的超前性、突发性加强,成为经济危机爆发的前兆。 (三)金融危机的蔓延性加强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计算机、通信、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以贸易自由化、生产全球化、金融自由化与国际化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各国在经济上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这也使得金融危机蔓延和传染的范围更广,程度更深。一旦重要国家内部爆发危机,就将迅速的扩散到其他国家和地区,演变成区域性甚至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四)外汇对于金融危机的冲击日益严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外汇是货币行政当局以银行存款、财政部库券、长短期政府证券等形式所保有的国际收支逆差时可以使用的债权。由上述可知,拥有一国一定数量的外汇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控制了该国的经济。当外汇的剧烈变动时肯定会影响一国经济的稳定,轻则经济衰退,重则出现金融危机。同样的,国际游资也可以引发金融危机。国际游资是以套利、套汇从而获得高收益为目的的投机资金。近年来,大量短期国际资本的无序流动,是造成国际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国际游资的投机活动实质上充当了金融危机爆发的导火索。 二、国际金融危机的防范措施 (一)加大各个国家之间的金融协调与合作力度 当今社会,各国之间的合作力度加大,金融联系也越来越紧密,但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常因信息分散与金融衍生工具增加而使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发展不协调,从而是国际货币运行处于高风险状态。为了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各国经济的稳定,只有通过各国加强合作与协调,才能有利于信息集中和有效监管国际金融风险,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 (二)建立国际金融危机的防范机制 鉴于以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提出国际金融风险的七项预警指标:短期债务与外汇储备比例失调、巨额经常账户逆差、消费比例过大、预算赤字较大、资本流入的组成中短期资本比例高、汇率定值过高、货币供应量迅速增加。相对应于这七项预警指标,必须尽快建立起配套的金融危机预警组织和监督机构,并健全法规形成预警制度体系,形成世界性的金融危机预警网络。同时,更需要建立相应的防范机制,防患于未然,把危机扼杀在萌芽之中。 (三)提高金融衍生物市场的监管水平 在金融全球化的进程中,金融衍生工具及其交易市场得以快速的发展。名目繁多的金融衍生产品在给投资者带来高收益的同时,也加大了金融市场的风险。如果大规模的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发生信用危机,将极易引发外汇市场或股票市场的剧烈波动,引起国际金融风险与危机的连锁反应。因此,加强对国际金融交易活动的监管,提高对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监管水平,是避免发生金融危机所必须的条件。 (四)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动的控制和引导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引进外国资本必须进行适度的监控并有效利用,优化引进外资的结构和投向,尤其是控制短期资本的流入和投向,防止短期资本大规模撤离,遏制资本流动中的投机性和破坏性,提高利用外资的效率。虽然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逐渐加快,范围逐渐扩大,但是只要我们正确认识危机发生的原因,了解危机发生的特征,就可以提前做好防范措施,防患于未然,使我国在危机中依然稳步前进。 国际金融论文:论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一、削弱美国世界经济领域的霸主地位 这场危机带来的最重要的变化,或许就是改变了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数十年来,美国消费者一直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此次危机爆发后,世界已经无法继续指望债台高筑的美国消费者来带领世界走出危机,各国纷纷开始寻找新的经济发展动力,将目光转向其他国家或者国内。当然,虽然 遭受了打击,美国仍然是全球第一经济大国,世界经济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摆脱对美国的依赖,也没有国家能够在一夜之间取代美国的地位。不过,至少我们可以期待,未来的世界经济将不再是单发动机,而会是双发动机或者多发动机。 二、经济增长模式遭拷问 这场危机改变了不少国家的命运,一些国家几乎是一夜之间,从“天堂”坠入“地狱”。不论是爱尔兰,还是波罗的海三国,抑或是冰岛,都在这场危机中遭受到了最沉重的打击。过度的金融泡沫或房地产泡沫,曾让这些国家的经济快速增长,无限风光,但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表面之下,却累积着可怕的风险。也就是说,他们的经济增长模式存在重大问题,需要纠正。然而,或许只有一场危机,只有泡沫破灭后带来的极端痛苦,才能真正促使这些国家反思存在的问题。对这些国家来说,如果能够从这种最沉重的打击中进行最彻底的反思,吸取最深刻的教训,当是不幸中之万幸。对其他国家来说,这些国家的遭遇和教训,其隐藏重大弊端的经济增长模式,同样值得引以为戒。 三、不再迷信西方经济理念 这场危机改变了人们的诸多观念。美国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令很多人眼花缭乱,无比羡慕。就连引发这场危机的“次级贷款”也曾被视为金融创新之举。然而,一场危机让人们意识到,所谓的金融创新,很大一部分无异于制造金融泡沫,只不过是华尔街用来圈钱的种种伎俩。可以说,这场危机打破了对西方和美国经济理念和政策的迷信,也打破了西方在经济、金融等领域的优越感。对很多国家和民众来说,美国和西方今后将不再只是学习的目标,还将是批判的对象。这种观念上的变化意味着,非西方国家将以更加独立的思想和更加平等的地位,与美国和西方进行各种交流。 四、新兴经济体话语权增强 毋庸置疑,中国、印度等亚洲经济体正在快速成长,并不断扩大其在全球经济版图中的分量,为世界经济提供新的推动力。或许可以说,这场危机在暴露美国经济实力的缺陷和局限性的同时,凸显了中国、印度等国日益增强的经济实力。美国总统奥巴马14日在纽约重申其金融改革计划原则,并呼吁国会尽快批准该计划。 在金融危机发生一周年之际,奥巴马来到位于纽约华尔街的联邦大厅,再次阐述金融监管改革的三项原则,即保护消费者、堵住金融系统和监管系统的漏洞、强化国际合作。奥巴马表示,目前没有理由可以让人因为金融市场的稳定而自满,他还警告华尔街停止不负责任的冒险行为。奥巴马呼吁国会在今年内批准其金融监管改革计划。他还强调政府干预资本市场的必要性,但同时强调自己仍然是自由市场力量的坚定信仰者。 五、分散投资理论在危机期间失灵 首先,各国资本市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联系得如此紧密。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中的最大特点,而经济全球化又必然导致贸易、投资和金融的全球化。当美国市场开始下跌时,投资者把资金从其它资本市场撤回美国,从而引发多米诺骨牌似的下跌。当投资者急需现金的时候,他们不计成本地抛售所有投资,包括股票、债券、商品和基金等,就连传统的避险天堂——黄金在此次危机中也未能幸免。 其次,次贷产品上的分散投资是一种假象。从房价的角度来看,次贷产品的分散投资是风险转移,而不是分散投资理论成立的基石风险分享,也就是说当一个投资品种(比如股票)下跌的时候,另外的投资品种却在上升(比如债券)。因此,当美国房价出现全国性普降后,次贷产品的分散投资并没有减少风险,而是风险在不同的投资者之间转移。 由于这场国际金融危机源于全球经济的核心国家(美国)和核心部门(金融业),是市场经济自发运行的结果,其负面影响将是非常深远而广泛的。全球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风险。受需求下降和流动性短缺的影响,2009年全球通货紧缩的风险加大。尤其是发达国家陷入通货紧缩的可能性更大。经济衰退阶段的流动性短缺是市场缺乏信心的结果。短期内金融机构的惜贷倾向有可能会引发通货紧缩。但是,我们认为中期内通货膨胀风险会加大。为遏制金融危机,各国注入了大量流动性。其中包括连续大幅降息,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已经降到接近零,欧洲中央银行也把利率降到了历史最低点;中央银行通过金融市场直接注入大量资金以缓解流动性短缺;政府发行债务以救助金融机构。这些为将来的通货膨胀埋下了隐患。一旦金融市场趋于稳定,流动性泛滥将会再次出现。 鉴于金融业在这次危机中所受到的沉重打击,从金融管理体制到金融机构的组织结构、从金融工具到风险定价、从融资模式到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结构都将面临调整。这种调整意味着金融业在一定时期内难以成为拉动经济进入新一轮繁荣周期的基础产业。 为了弥补巨大的贸易赤字和预算赤字,美国必须创造出巨额的“新的美元”,通过美元其国际货币的特殊地位来弥补美国的巨额债务,而每年创造出来的巨额美元流向其他各国之后,又通过金融渠道最终流入到了美国的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这使得美国的房市和金融股市近十年出现了不正常的疯狂增长。而这样的泡沫式增长必然会出现破灭的时候。在大家的预期和信心出现动摇的时候,整个增长链就如同崩塌的大厦一样一下子全部瘫痪。而这时侯也就出现了这次的金融危机了。 国际金融论文: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与特点分析 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际经济贸易逐步加大,在国际经济领域里,国际金融市场的作用至关重要。主要体现在国际资本的转移、国际劳务的输送、国际商品的买卖、黄金及外汇的买卖和国际资金货币体系运转等各方面都依赖于国际金融市场来完成。国际金融市场上新的融资手段、投资机会和投资方式层出不穷,金融活动也凌驾于传统的实质经济之上,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因此,国际金融市场在促进世界经济的繁荣发展方向上起着主导地位,对于我国来说,做好国际金融市场变化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一、国际金融市场的内涵及作用 国际金融市场是指从事各种国际金融业务往来的场所。它是在国际化生产的条件下建立的,并且随着国际之间长短期资金借贷和国际贸易逐渐成长起来的,目前,国际金融市场是国际经济化的重要一部分,对促进国际经济的良好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有利于资金的国际化 由于跨国大公司的经营方式是商品销售随着企业生产地域的变化而发生转移,这样就导致企业需要在世界各国范围内进行资金调配。国际金融市场可以提供这样的功能,它能够有效的提高跨国公司生产、流通中的游离资金的利用程度,为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良好发展提供先决条件。 (二)促使国际融资的畅通化 由于国际金融市场的独特优势,使得其具有国际融资的能力,并且全球各国都可以充分利用和调配这部分闲置的资金,为自己国家的经济建设所用,久而久之,国际金融市场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一个资金汇集的场所。 二、国际金融市场的类别 (一)按交易种类划分 根据国际金融市场中交易种类的不同,可以分为期权市场、期货市场和现货市场三种。期权市场主要是从事期权的交易;期货市场的交易类型是股指期货、利率期货、货币期货、贵金属期货;现货市场就是做现货交易的场所。 (二)按借贷期限划分 通常资金信贷按期限可分为短期资金市场和长期资金市场,其中短期和长期的界限为一年。资金信贷时间在一年以内的交易为短期资金市场;当信贷时间超过一年以上或者证券发行的交易为长期资金市场。 (三)按交易对象划分 在国际金融市场的交易中,根据交易对象的不同可分为传统国际金融市场和离岸金融市场。传统国际金融市场的交易对象是市场所在国的居民与非居民,市场所在国直接对其进行监管;而离岸金融市场的交易对象是市场所在国的非居民之间,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都不对其金融交易活动进行监管。 三、目前国际金融市场形势的基本特点 (一)总体形势相对平稳 近两年,从欧元区重债国债务问题日趋缓和、以美国为代表的高风险资本价格逐步回调等信号可以看出,目前国际金融市场的整体环境和情绪有一定的改善,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中。但是,这些并不能完全证明形势完好发展,由于世界经济所处的位置非常复杂并且很多国际政策都存在着多边形,导致了向好发展的趋势相对比较薄弱,一个不利的政策信号就有可能引起巨大的波动。 (二)国际资本的流向逆转 目前,世界经济增长格局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南降北升的局面,主要表现在新兴经济体股市疲软与发达经济体,所以国际金融市场也随之产生变化,其中主要是由于新兴经济体发展放缓和经济发达国家自主增长力渐强而造成的。因此,随之而来的就是流通资金将青睐于发达经济体,从新兴经济体向发达经济体流动。 (三)信贷环境结构性分化 由于在世界经济体资金货币政策分化和世界经济体高速复苏格局的大形势驱动下,全世界资金利率发生了严重的结构性分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资金结构性分化。一些新兴经济体主要采用资金货币量化宽松政策,实施多次降息,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压低信贷利率;美联储等发达经济体也表示长期的货币量化宽松政策,就算是退出量宽政策,在短时期内的不会提升提高基准利率,以维持国际金融市场中长期利率的稳定。但是,新兴经济体由于受到本币贬值和通货膨胀,没有办法实现宽松的货币政策,只有无奈的被迫加急。第二,发达经济体长期与短期利率的分化。虽然美联储等发达经济体表示维持长期的货币量化宽松政策,就算退出量宽政策,在短时期内的不会提升提高基准利率,但是美联储货币量化宽松政策退出信号逐步加强,主要表现在中长期信贷利率开始上升回调,法、德等欧元区核心国家国债有不同程度的提高,美国10年期国债利率已经回调至近几年的高点。 四、国际金融市场存在的风险分析 国际金融市场风险主要由国际金融投资者主观预期、投资交易成本、投资者的投机行为和一个国家本身的金融市场状况等因素引起,这些因素的变化内在地使国际金融市场失去均衡,导致国际金融资本流动变化无常,如果资本流出流入国家没有防范能力,就极易产生金融风险。国际金融市场的活动一般由外汇交易商和金融投资者充当主体。无论是套利保值还是投机,都是以汇率和利率的预期为基础。“外汇交易商制订买卖外汇的决策奠基于他们的汇率预期,而汇率预期又取决于他们对汇率趋势相关的政治、经济的掌握。”各交易商和投资者对未来汇率或利率的预期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对汇率和利率预期的差异直接导致国际资本流动的大幅波动。按现代经济学的观点,预期均衡是指合理预期和预测。即是对所有现在可得的、与变量的未来发展趋势有关的信息所做出的预期和预测。只要市场参与者都能根据自己现在所能得到的、与变量的未来发展趋势有关的信息来进行预测,那么,最终结果必然是与从市场角度得到的信息相一致,达到预期均衡。所以,只要投资者或投机商发现市场的实际情况与他们的合理预期有差异,他们就会改变其定价策略,利用市场差价获利。各投资者主观预期的差异可以内生地扩大或缩小资本流动的波动性。 五、国际金融市场发展趋势的影响因素 世界经济体的发展不是一成不变的,虽然目前经济比较平稳,但是它的影响因素颇多,政治、军事等多方面因素都会严重制约世界经济的增长点,可能会出现不稳定和不平衡的发展趋势。在这样世界经济发展复杂环境的影响下,国际金融市场同样会随之调整与波动,因此,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主要还是看影响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发展的几个方面。 (一)美国经济发展状况 在全球经济中,美国经济占主导地位,美国经济的发展状况将极大程度的制约着国际金融发展。目前在整体宏观经济环境变化的条件下,美国经济对国际金融的影响可能有以下几方面的变化。第一,美元货币资金的吸引力正在逐步减弱;第二,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会呈现下降趋势;第三,国际货币资金向美国的流动性会有所削弱。 (二)资金的流动方向 美元虽然处于国际金融货币的主导地位,但是随着美国经济和美股的变化将影响资金的流动方向,目前已经有国际资金开始从美国流向亚洲和欧洲的种种迹象。但是,由于国际金融经济受到全球的宏观经济调控保障,因此可以有效的控制国际金融风险的发生。 (三)银行业的发展趋势 银行是国际金融的载体和途径,只有在较好的国际银行条件下才可以实现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目前国际银行业相对来说比较发展平缓,但在将来会在法制、机制、产品和结构有较大的变化和调整。第一,银行经营管理模式随时受到环境变化带来的冲击;第二,发达经济体的银行业率先发展将带动全球银行业;第三,网络虚拟化银行业的大力发展。为此,未来的银行业将有很大的创新,但在创新的同时也必将给国际金融市场带来潜在的冲击和风险。 六、结语 综上所述,国际金融市场在国际经济领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世界经济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导致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同样复杂多变,我国应该针对其影响因素,谨慎做好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工作。 国际金融论文:论国际金融教学革新 一、国际金融课程教学改革的措施 (一)更新教材内容。国际金融作为金融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需尽可能多的向学生传授金融行业所需的知识与技术。教材应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变化,保持其时代性,将金融行业实际需要的理论与实务较好的融合,配合金融市场上不断发生的金融事件作为真实案例,做到理论与案例匹配,深入浅出,达到通俗易懂又有一定深度。由于教材的修订需要经历过一段时间的实践,为了能让学生第一时间了解当下的金融市场现状,并及时更新知识储备,高校教师可以根据金融市场的变化随时编写。 (二)改革教学模式。高等院校的办学目标即为社会培养所需的专业人才,国际金融作为金融专业的核心专业基础课程,要求除了必须的理论内容外,还要有较强实践性。因此,教师应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将理论与实践有机的结合,改进、创新教学方法,打破传统的教学模式,实现理论和实践相融合,让学生达到学与做的同步,实现毕业即能上岗,达到用人单位的实际需求。高等教育的最终目标是培养能够胜任所学专业职业岗位的毕业生,在国际金融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应该准确分析金融学专业学生毕业后将面临的职业岗位需要的国际金融知识,分析职业岗位所需的基本理论和专业能力,即理论基础和实践能力,根据实际的岗位需求来确定课程的教学模式。 (三)丰富教学方法。 1.实验室模拟教学。由于国际金融是一门对实践性要求很高的课程,因此,实践教学是必不可少的教学环节。教师在授课的过程中,可充分利用实验室资源,借助金融教学软件模拟真实的金融交易环境,通过模拟交易系统使学生能将掌握的金融操作和市场运作等理论知识应用到实践中,在模拟系统中进行模拟交易等,加强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熟悉交易流程,在模拟实践中训练学生的实际分析能力和工作能力。 2.社会实践教学。除了模拟实践教学,到社会单位中参加社会实践也是训练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有效途径之一。任课教师可积极的联系一些与金融专业相关的单位,如证券公司、银行、期货交易所等,带领学生到以上单位进行认识实践,了解实际工作的具体业务流程、操作过程、基本技能和操作方法等,使学生进一步了解社会的实际需求及工作单位的实际业务操作模式等。3.网络教学。在国际金融课程的教学过程中融入网络教学手段,第一时间将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市场上发生的最新信息通过图片、视频、评论等方式灌输给学生,使学生及时、全面的了解金融市场上的最近信息,既更新了教学内容,又使学生对金融市场的发展和热点问题的产生有了全面的认识。较好的提高学生认识问题能力、理解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建立双师型教师队伍。国际金融课程对实践性的高要求同时需要配备一支实践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队伍,这就要求各高校不断的提升教师自身的教学水平,尽可能建立一支理论和实践经验都很丰富的双师型教师队伍。鉴于教师的实践经验欠缺,可分批次的将自有教师送到金融类的关系单位进行实践,汲取实际的工作经验,以便于在教学中更好的指导学生。另外,还可聘请银行、期货、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里有实践经验的专家或从业人员参与到教学中,可通过讲座、实践环节指导等使学生具备较强的实际业务操作经验。 二、结语 鉴于国际金融课程在金融学专业课程设置中的重要性,无论从教学方法、教学模式和教材的时效性等方面都应不断的以实际社会需求进行改革创新,从而使该课程的教学目标实现最优化。 国际金融论文:国际金融危机传递机制初探 摘要:研究国际金融危机传递机制,对于防范金融风险,建立有效风险防范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国际金融危机传递与传递源、被传递对象、传递媒介、传递途径、传递过程、各国的经济实力和经济结构等相互关联。国际金融危机的传递力度一般与传递源的距离、各国的经济实力、金融体系的健全程度等成反比。拯救国际金融危机的方法对迅速中止危机的传递起着关键的作用。 关键词:国际金融;金融危机;传递机制 研究国际金融传递机制,对于防范国际金融风险,建立有效防范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国际金融传递可分为正常传递与非正常传递两种类型。正常传递指在维持各国汇率稳定和金融市场正常运行的条件下国际资本的流动和影响,非正常传递指引起各国汇率剧烈波动和金融市场秩序混乱的国际资本流动,它不仅由一国的金融危机影响到另一国,而且造成各国和地区之间的连锁反应,即危机“传染”。本文所讨论的国际金融机制,主要指后一种类型。 一、传递源与被传递对象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国际环境下,由于种种原因首先爆发金融危机的国家(地区)称为“传递源”。受传递源影响,同样的危机很快出现在其临近或周围的国家或地区,这些国家或地区称为“被传递对象”。一般情况下,国际金融危机的“传递源”多发生在区域经济链条较为薄弱的环节上。那些被传递的国家或地区,往往与传递源国家在经济类型、金融体制、发展模式等方面有相似之处,具体来说,可大致分为两种情况: (一)经济一体化区域内高度相关的投资贸易关系。以这次东南亚货币危机为例,东盟五国较为全面地进入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阶段是在1976年2月五国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以区内实行特惠关税区时算起。当时东盟各国为了迅速发展经济纷纷实行50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由于当时美、日、欧占东盟进出口总额的60%,使得东盟各国经济极易受到西方经济波动的影响。为此,东盟决定采取扩大区内贸易的政策,政策的实施使得东盟五国的内部贸易、投资比重迅速上升,各国经济命运由此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同时对东盟的这些经济总量相对较小的国家来说,对外部波动极为敏感,加上各国在产业和进出口结构上有很大的相似性及竞争性,那么一旦某国货币受到投机者冲击而汇率发生大幅波动和下跌时,自然也会迅速影响到其它国家的外汇市场,从而造成货币危机的传递。 (二)国家之间存在某种货币一体化安排。1992年欧洲外汇市场波动的背景正是国际投机势力看准了欧盟货币体系中,成员国虽然安排了相互间汇率浮动上下不超过2.25%的界限,这种货币一体化安排客观上要求各国一致的货币政策和利率水平。但由于当时东西德统一不久,德国政府对赤字融资的需要要执意维持马克较高的利率,最终以英镑为首的其它低利率货币遭受投机者抛空而跌破限界,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整个西欧经济也陷入衰退。在这种一体化的货币安排下,任何一种薄弱的货币受到攻击都可能引起整个区域的市场动荡。 二、传递媒介、传递途径与传递过程 在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资本市场自由化的国际环境中,货币政策传递机制越来越依赖于市场价格即汇率和利率等竞争性变量。区域金融危机发生,汇率和利率成为国际金融传递的主要媒介。特别是汇率变动直接对国际和一国经济发生作用。在上述两个例子中,作为传递源的国家都因过去的刻板的盯住汇率政策不能应付国家经济和金融环境的变化,并都改变了汇率制度,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从而引起货币大幅贬值而发生金融危机。既然国际金融的传递媒介是利率和汇率,那么样国际金融市场特别是外汇市场和资本市场就自然成为主要的传递途径。 国际金融危机传递的过程可概括如下(以东南亚金融危机为例):由于泰国周边国家的货币大多与美元挂钩,当泰铢贬值后,泰国的出口竞争力便得到加强。与泰国出口结构相似的周边国家为了维持本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也会竞相使本国货币贬值。正是基于这种预期,国际投机者必然要对这些国家的货币做空头,而投机性的抛售就会对这些国家的货币产生巨大的贬值压力。另外,心理因素也会加速金融危机的传递。由于经济类型的接近,东南亚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与泰国类似的经济问题,如汇率制度缺乏必要的灵活性,不良债权、经常项目逆差等,投资者也害怕当地会发生金融危机,于是干脆把资本从新兴市场撤走,从而导致其它国家的金融危机实际发生。 三、现代国际投资组合理论———金融危机传递机制的一种理论解释 投资组合理论是现资组合行为的基础理论。而近年来的研究表明,随着各国国内经济的发展,当前分散投资决策的主要因素已经由证券的种类构成转向证券的地区构成上来了。马克维茨的资产组合理论认为,每一种资产组合的风险可以用其收益的方差来度量,整个资产组合的风险大小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组合中各资产的风险大小、各类资产所占比重以及不同资产之间的相互关系。那么在分散投资时,在既定收益下必须尽量减少资产之间的相关度,从而降低总体风险。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由于长期的经济往来和一体化发展,其证券之间的相关系数已经变得很大,仅限于发达国家的投资组合已经无法很好地削减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投资组合必然会把部分投资换成回报。而这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往往被划分为不同的区域投资板块加以管理,一旦其中某一国的货币风险上升,国际投资组合即对自身做出修正,这种修正行为就是把属于该地区板块的证券和货币抛出,从而引起该板块对应的整个地区的货币动荡。 四、传递力度与传递中止 国际金融危机的传递力度一般与传递源的距离成反比,距离越近被传染的程度越大。同时,传递力度与各国的经济实力、金融体系的健全程度、金融市场的开放和管理程度以及汇率制度的灵活性、有效性成反比,被金融危机传染的国家,这些指标往往不佳,相反,则传染的程度相对要轻一些。 国际金融危机的传递中止,与区域内有无中流砥柱,即经济强国的实力及其解救他国金融危机的态度,并与国际社会援助的方法和及时性有着很大关系。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初,如果区内强国对泰国的问题能给予重视并及时资助,危机不至于会扩散到后来那么大。 国际金融论文:国际金融危机下中小企业之融资瓶颈 摘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尽管现在中小企业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仍然存在很多困扰中小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融资问题成为了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通过分析国际金融危机下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原因,提出解决融资瓶颈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中小企业;融资;瓶颈 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融资问题依然是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如何制定适应企业发展需要的融资战略、选择融资方式、控制融资规模,以及各种融资方式的利用时机、条件、成本和风险,是长期困扰中小企业融资的问题。 一、国际金融危机下的融资现状 我国中小企业在这次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风暴中遭受寒冬,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联合了《关于做好2009年第一批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提前启动了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申报工作,目的就是重点支持“十大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中与中小企业相关的项目、扩大创业就业项目和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业务补助项目。我们既要重视中小企业短期的融资困难,同时也要运用综合手段,构建其长期的有效机制,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 1.纺织行业在金融危机中的融资现状。纺织业贷款难难在行业平均利润率低,不足3%,除了极少数上市公司和地方扶持的骨干企业,90%以上纺织企业贷款很难,它们在资金紧张时,主要靠大企业拆借。纺织业贷款利息只有几个点,而房地产业即便在低迷期也有十几个点,银行当然倾向后者。 2.软件及互联网行业在金融危机中的融资现状。软件行业有许多拳头型的产品,就是因为没有好的融资和发展环境,最后胎死腹中。软件行业本质上是“靠人脑来赚钱,而人脑并不可靠”,一旦出现问题银行就会赔本。因此,软件企业贷款难的瓶颈是缺少资产抵押。互联网行业中,好的企业不需要贷款,因为有风险投资;差的又贷不到款,银行认为只会烧钱,不会赚钱。互联网企业在获得风险投资前,只能靠个人或股东们苦命支撑,撑到风投或者私募进驻的那一天。 3.贷款、担保及创投行业在金融危机中的现状。由于向银行贷款困难,一些企业只能通过地下钱庄或典当行借高利贷。央视在陕西做的调查显示,为了救急,中小企业借高利贷是常有的事。高利贷月息5%,借10万元一年还息60万元。不仅利息高,而且不少有黑道背景,风险太高。越是在行业的低谷期,贷款风险越大。银行本身也是企业,从自身利益考虑,会严格控制这个行业的授信。在金融危机下进入低谷的冶金、轻纺、汽车、外贸等行业,都可能出现全行业亏损,谁也不干贸然放贷。 担保行业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重要一环。但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许多小企业破产,担保公司损失惨重。根据南通市银监部门调查,2008年1月至9月,南通市17家曾与银行合作的担保机构出现代偿现象,累计代偿金额6 500万元,同比增加2.2倍。现在创投基金、社会资本并不缺乏,只是苦于找不到合适的投资对象。对于投资高新技术企业,国家规定投资额的70%可抵税。江苏有几十万家中小企业,但是通过科技部门认定的高新技术中小企业只有1 000多家,而创业投资公司就超过200家,可供创投公司选择的企业太少了。 二、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原因 1.中小企业信用状况不佳。我国中小企业总体信誉度较低,主要表现在:(1)企业财务管理混乱,会计信息失真,数据缺乏真实性、客观性,虚帐假帐普遍存在,并且成为行业的“潜规则”。(2)产品结构和组织结构存在不合理性,例如低水平重复建设等问题。(3)企业员工素质普遍较低、有待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低、技术设备落后、产品质量参差不齐。(4)中小企业产权不清,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内部控制制度混乱。由于以上四方面的问题,直接导致银行对多数中小企业失去信任,对其贷款条件越来越苛刻,加上后期手续的烦琐性,银行的信用贷款也就越来越难。 2.中小企业融资成本高。对商业银行而言,中小企业每笔贷款要求的数额不大,但是贷款的审批操作程序都与大型企业贷款步骤大致相同,若贷款的中小企业客户数目增多,必然会导致银行的贷款单位的操作成本上升,而银行出于利润最大化自然会选择对中小企业“惜贷”。由于中小企业贷款运作成本高,因此金融机构对此类贷款利率定价较高是正常的。但是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规定了基准利率及很小范围的浮动限制,致使正式与非正式金融市场的利差变大,银行房贷积极性减弱,间接上增加了融资成本。 3.缺乏为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的政策性银行。在我国目前的银行组织体系中,依然缺乏专门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政策性银行,虽然我国目前已经含有中小商业银行如农村信用社、城市商业银行等,但由于他们大多没有得到政策性融资权,无法满足中小企业贷款需要。另外,一些中小金融机构从成立开始,都无法从国企的体制中抽离出来,再加上本身经营管理水平不高,发展能力不足,直接导致了对中小企业金融支持的削弱。金融体制的改革是无法在一段时间迅速“脱胎换骨”的,那些从计划经济延续下来的问题一直都没有得到答案,形成现在的局面:金融体制如果不改革,那么问题就会持续的抑制中小银行、民营银行的发展。 4.信用和担保方面的原因。信用担保体制不完善。信用担保体制的设计主要是为了解决中小企业抵押担保的问题,但从调查情况来看,这种设计在实际操作中效果并不理想,主要的原因有:(1)担保公司实力不强,银行不会信赖担保公司而加大自身的贷款风险。(2)担保公司收费标准过高导致很多中小企业“望而却步”。(3)银行与担保公司之间的风险及责任没有一个行为标准,致使担保公司风险很小,银行贷款风险相对较大,一直了银行与担保公司的合作。 5.传统眼光导致歧视性贷款政策。贷款歧视的眼光至今都存在,在我国,私营中小型企业往往遭到忽视,由于国有大型企业和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关注性和担保性,直接导致国有银行的贷款“优先权”。这也直接导致了中小企业支付的实际贷款利率比国有企业高。由于政府必须承担国有企业的最终无限债务责任,也就意味着国有企业享有信贷软约束的条件,对银行意味着不需承担过大的责任和风险,贷款风险也就相对较低。而私营企业属于体制外企业,无法享受这种特殊担保救助承诺,一旦出现债务问题,银行就施行问责制度,放贷人会被追究责任。所以,尽管四大国有银行客观上是中小企业融资的首选和主要渠道,但相对于国有企业同样的选择和渠道挤压,使得中小企业融资“步履维艰”。 6.股票及债券市场的门槛高。对于中小企业,通过发行股票和债券来融资也是行不通的。我国《公司法》规定: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不得少于人民币500 万元,上市公司股东总额不少于人民币3 000 万元,公开发行的股份达到公司股份总数的25%以上,公开发行股份的比例为10%以上等等,这些硬性条件直接取消了中小企业的资格,扼杀了中小企业试图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融资的想法。我国《公司法》还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发行债券其净资产不得少于6 000 万元,股份有限公司净资产不得少于3 000 万元,并且需要有实力雄厚的企业作担保,不允许企业私募发行,这一系列条件也限制了中小企业通过发行债券融资的空间。 7.二板市场不利于传统型中小企业融资。二板市场主要是为成长型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其中大部分服务对象是民营高科技公司。我国中小企业(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及浙江的中小企业)大多数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特点是技术低,不适合在二板市场融资。另外,融资成本高也成为了抑制瓶颈之一。从交易成本上看,二板市场上市门槛虽然比主板市场低,但是上市的评估费用较之较高,加上公司规模小, 盈利水平偏低等因素,导致上市融资成本高。 8.社会信用制度不健全。我国不止是中小企业的信用问题,就连中国公民的信用问题也才刚刚起步。中小企业的信用问题一方面来自企业群体信用的短缺,另一方面国家缺少信用体系的硬性监督及法律法规。虽然少数城市已经走在了全国前列,有了相应的信用监督和评估体系,如北京、深圳等地已将企业贷款及担保情况实行联网查询。但这些系统较国外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还存在很大的缺陷,区域性、专项信息渠道单一、覆盖面窄等因素抑制了我国信用体系的建立。因此,信用体系的成熟还需要一段漫长的过程。 9.政府对中小企业扶持力度不够。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一贯偏重发展国有大企业,而导致忽视了中小企业的发展,使得中小企业的发展举步艰难。由于出台的鼓励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也缺乏系统全面的实行,政策的落实不到位,政府注意力仍然在国有大企业上,导致中小企业的发展“雪上加霜”。虽然我国已经出台了《公司法》、《企业保护法》等,这些法律对中小企业也做了一定的规范,但在实际操作中缺乏具体的办法,无法真正解决中小企业发展中所面临的一些具体的问题。 三、国外中小企业融资经验及借鉴 1.国外中小企业融资的多样化。国外中小企业的资金的来源包括自筹资金、直接融资、间接融资、政府扶持资金等,自筹资金主要有业主自己拥有的资金,向亲戚及朋友借用的资金,个人投资的资金;风险投资企业注入的资金,企业间信用贷款,中小企业互助机构贷款,以及一些社会性基金的贷款等等。 根据各个国家中小企业资金结构的分析,可以将它们分为以下三种类型:一种是以业主自身持有资金为主,注重直接融资渠道的自由主义类型,如美国和英国等。另一种是看重家族融资、间接融资作用的集体主义类型,如意大利、法国等。第三种类型则是介入以上两者之间,如德国、日本和韩国等。总体来说,国外中小企业的资本结构主要以自筹资金为主。其中自筹资金超过60%的中小企业以美国数目最多,如法国、意大利等的中小企业,自筹资金比率则比美国低,但是也达到了50%以上。在自筹资金中,比重最大的是业主自身持有的资金;亲戚朋友借用的资金次之,其次才轮到直接融资及间接融资。 2.国外中小企业融资的专业化。从总体来看,西方国家中小企业金融业务的专业化主要有以下三种趋势:一是经营长期资产融资的金融机构和从事短期借贷的商业银行的日益分化。二是投资基金和产业基金的逐步分离。三是针对大型企业为主要客户的大型金融机构和针对中小企业为主要客户的小型金融机构的分化。小型金融机构的专业化、独立化直接导致了中小融资机构的建立。这些针对中小企业融资的中小金融机构都是完全为私人所拥有、管理,并且其资金也是私人自身所持有的资金。其只要在中小企业局登记并且拿到相关的执照便可以在政府的担保下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 3.国外政府中小企业融资扶持政策。中小企业资金来源的一个重要渠道便是政府的资金支持。综合各国的情况来看,政府扶持的资金大概占企业总资产的10%,由于各国的国情和传统不一样,所以有的国家稍微多点,有的国家稍微少点。但是各国对中小企业资金援助的方式大致相同,主要包括:税收优惠、财政补贴、贷款援助、风险投资和开辟直接融资渠道等。 第一,税收优惠。资金援助方式中,税收优惠是最直接,也是最有利于企业资本积累和发展的。在西方发达国家,大企业的税收值大约是企业资金增加值的50%—60%,中小企业相对好一些,但是也占到了增加值的30%左右,对于资金量少的中小企业来说也是比较大的负担。为了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减轻其税收负担,各国也改革了对其的税收政策,主要有:降低税率、税收减免、提高税收起征点和提高固定资产折旧率等。通过以上政策,大多数中小企业的税收值大约可以减免一半以上,使其赋税总水平由占增加值的30%降到15%左右。这笔免税资金对于中小企业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第二,财政补贴。财政补贴主要是为了鼓励中小企业吸纳就业、促进中小企业科技进步和鼓励中小企业出口等等。主要补贴类型有:就业补贴、研究和开发补贴、出口补贴等。一般来说,政府的财政补贴不是起到真正意义上解决资金问题,关键在于引导。法国在西方各国中财政补贴的制度是最全最好的。法国的税收优惠主要做法有:(1)对新建企业第一年可以减免80%的所得税,这个做法可以很大程度上解决新建企业初期运营的资金短缺问题;(2)如果在老工业区或者国家重点开发区兴建的中小企业可以享受免征3年地方税、公司税和所得税,三年后享受50%的税收优惠。法国财政补贴的主要做法有:(1)中小企业每增加一个就业机会便可以获得2-4万法郎的政府财政补贴。(2)三年内增加6名职工的中小企业可以获得由地方领土整治部门补贴1.2-1.5万法郎。(3)三年内增加30人以上的中小企业可以获得政府补贴每人1-2万法郎。(4)中小企业每雇佣一个学徒可以得到政府补贴1.2万法郎(5)对于创新性中小企业可补贴其产品研发经费的25%(6)针对雇佣青年和未婚单身女性的中小企业也给与一定得财政补贴(7)对于与能源相关的中小企业,每节约一吨石油可获得400法郎的奖励。 第三,贷款援助。贷款援助是对于出口型中小企业来说最重要的政府优惠措施。对于中小企业的技改和初创也是意义深远。美国和日本的贷款援助主要是资金援助占主导的,其中美国主要是政府提供贷款担保为主导。而日本主要是以政府建立的专门服务于中小企业的金融机构提供低息贷款为主导。美国的中小企业局存在的意义主要就是提供政府担保诱使美国金融机构提供贷款。具体做法有:(1)美国中小企业局以75万美元为标准,75万美元以下的贷款,政府提供总额的75%的担保(2)75以上的贷款提供总额80%的担保,并且年限上升到20年。(3)少数名族和妇女创办的中小企业,政府对其实行的策略是提供总额80%的担保。(4)对于有些要求快速贷款的中小企业提供总额50%的担保(5)对于出口及从事国际贸易的中小企业给与一定得担保政策。 日本政府专门设立的金融机构主要有中小企业金融公库、国民金融公库、商工组合中央金库、环境卫生金融公库、冲绳振兴开发金融公库等。他们面向中小企业可以提供的利率较市场其他金融机构的短息贷款利率低2—3%,并且时间变为长期贷款。此外,日本政府也设立了类似美国中小企业局的部门,为中小企业的融资提供担保服务。 第四,风险资本。西方欧美国家的风险基金大多由私人创立,政府不加以干涉,并且提供政策支持;日本则是由国家建立风险基金机构。在各个国家中,美国私人从事风险投资的数目是最多的,而且大部分都是为高新技术型中小企业提供基金。2005年共有7万多小企业获得总共1 100多亿美元的风险基金,风投行业大力促进了美国中小企业的发展。英国则成立了由100多家从事中小企业风险投资的小型金融公司组成的专设风险资本协会,为高科技风险企业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援助。 四、解决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对策建议 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是个任重而道远的工程,既要重视其短期的困难,又要运用综合手段宏观的构建其长期的有效机制。 1.培育良好的信用意识,努力树立诚实守信的形象。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熟和发展, 不守信用的企业必将遭到市场的淘汰。中小企业要想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立足, 并取得金融机构的支持, 不断发展壮大, 就必须自始自终坚持贯彻诚实守信的原则, 定期向社会各有关部门提供全面、准确的财务信息, 保证按期如数偿还银行贷款, 逐步在社会上树立起守信用、重履约的良好形象。 2.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建立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中小企业要尽快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经营管理模式, 吸收专业性的管理和技术人才。要加强财务管理制度, 建立财务预决算制度。配备精通财务的专业人员, 完善财务管理制度, 建立健全内控制度, 加强资金使用、周转和财务核算方面的管理。 3.适应中小企业需要,不断拓宽间接融资渠道。银行信贷仍然是中小企业融资的首选,而政府调整商业银行战略,应把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不断拓宽间接融资渠道放在首位,使商业银行尽快真正打破国家、国有银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扭曲的金融资源配置结构,完善专门的中小企业信贷部,建立一套专门适合中小企业发展的信贷管理体制;针对中小企业量多面广、分散化、多样化等特点,适当延伸贷款审批权限,简化审批程序,缩短审批周期,提高审批效率,改进和完善信贷激励和约束机制。调整商业银行战略的同时,国家也要出台相应的针对中小企业贷款的基准利率和利息率等。 我国金融体系主体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其信贷份额占全部份额的75%以上,由于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资金有限,难以承担支持众多中小企业发展的重任,所以国有商业银行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上仍是关键环节。在发挥国有商业银行提供资金的主渠道作用的同时,还要不断发展和壮大现有中小金融机构和不断发挥民间资本优势。政府可通过对现有运行良好的中小金融机构进行公司制改造,加快农村信用社的重组、规范、转制,对部分暂时出现支付困难的城市中小金融机构进行清产核资,出台允许并鼓励民营资本和国外金融资本参股中小金融机构等措施,发展和壮大我国中小金融机构的实力,通过立法来鼓励民间资本的发展。另外,政府还可以通过建立中小企业担保基金,为解决我国中小企业贷款问题和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 4.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不断扩大直接融资规模。建立适合中小企业特征的资本市场体系,加快创业板的推出,加快培育中小企业,鼓励中小企业发行股票融资、进行集合债券融资等。第一,要加快建立和完善服务于中小企业,进行直接融资的创业板市场。2009年5月1日,中国证监会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正式实施,意味着在我国已酝酿10年的创业板正式开启,创业板融资渠道的开启无疑给广大无缘国内主板市场融资的中小企业,带来低成本直接融资的福音。允许经营状况良好的中小企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面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甚至在条件成熟时,适当放宽高科技中小企业股票上市的条件限制,也存在一定得可行性。第二,进一步发展中小企业债券市场。中小企业因为自身资产规模和经营规模的限制,往往难以独立发现企业债券融资。通过发行中小企业集合债券,可以解决这一问题。中小企业集合债券是一种由一个机构作为牵头人、几家企业一起申请发行的债券,是企业债的一种,也就是俗称的“捆绑发债”。中小企业集合债券的直接作用是以其特有的形式有效拓宽了中小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解决了我国中小企业存在的融资难、成本高的问题。第三,推动建立以民间投资为主的风险投资体系,完善风险投资的准入与退出机制,鼓励组建民间投资公司和职工互助投资基金。第四,以政府财政出资为主设立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技术创新基金,主要用于中小企业贷款贴息、创业资助、技术创新支持以及出口补贴等。第五,创新适合中小企业采用的金融工具,便利中小企业融通短期资金。 5.完善政策和制度建设,合理控制中小企业融资风险。 第一,政府应制定更有利于中小企业融资的政策,进一步明确银行的中小企业贷款问责制度, 采取对机构贷款不良率总量控制方式, 极大弱化客户经理问责制度, 不得采用中小企业贷款责任终身追究制度; 银行的中小企业贷款可以降低营业税率、提高损失准备金比例; 鼓励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采取单独核算、单独考核, 激励客户经理的积极性; 鼓励银行经营权和审批权适当下放; 司法部门可以单独制定银行处置中小企业担保物的司法程序和办法,简化流程, 提高可操作性, 通过法律手段减少借款人悬空担保物的行为、严格打击逃废银行债务的行为, 为创造良好的信用环境提供法律保障; 禁止商业银行向有违约记录的借款人发放贷款。 第二,政府应加强对担保公司的管理。金融机构监管部门要进一步制定担保公司监管办法, 将担保公司列为重要监管对象, 制定详细的规章制度, 支持担保公司稳健经营和持续发展。政府部门应加大政府性质的担保公司资本实力, 财政可以为政府类担保公司代偿提供部分补偿。 第三,大力推进中小企业信用建设。政府应在改进服务、创造环境等方面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支持, 大力宣传信用观念, 重塑社会信用秩序, 优化社会信用环境。其中重要一环是加强诚信体系的建设, 充分发挥综合管理职能, 将中小企业在不同机构的经营信息、产品信息、融资信息、交易信息、违约记录整合在一起, 提高公共信息产品的数量和透明度, 逐步实现中小企业信用监督的社会化。 6.大力扶持和促进民间借贷机构的发展。民间借贷作为正规金融有益和必要的补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小企业的资金困难,增强了其经济运行的自我调整和适应能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正规金融不愿涉足或供给不足所形成的资金缺口。规范、有序发展的民间借贷,有利于打破我国长期以来由商业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垄断市场的格局,促进多层次信贷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但是,民间借贷游离于正规金融之外,存在着交易隐蔽、监管缺位、法律地位不确定、风险不易监控,以及容易滋生非法融资、涉黑行为、洗钱犯罪等问题,需要制定相应的法规予以引导和规范。 从2008年2月20日央行建议推出《放贷人条例》,为民间借贷提供更好的法制环境,到各地政府及时提出促进及规范民间借贷的方案,目的都是盘活大量闲置的民间资金,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压力,更全面更有效地实现国家对民间金融活动的监管和调控。我国民间借贷机构刚刚处于起步阶段,一个严格的制度法规对于强化民间借贷组织的监督与审查时必要和必须的。政府在研究制度法规的同时,建立有针对性的监管和检测机构用健全、完善、科学的统计监测指标体制,对民间借贷的资金投向进行必要的监管和引导,同时也可以借鉴国外成功的做法,如对几年内信用指标良好,运营合法的民间借贷团体,通过银行系统或信托系统给予一定担保政策等。 总之,我国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具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在这次金融风暴影响下,我国中小企业面对资金链紧张、市场需求下降的不良状况,千方百计保生产、保就业,为社会和谐、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为促进我国中小企业的健康、快速发展,从根本上解决其融资难问题,构建长效的机制,刻不容缓。 国际金融论文:国际金融危机对河南中小企业的影响及其教训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受国内外经济形势恶化的影响,河南中小企业陷入了经营困境。金融危机在全球的传导,不可避免地压缩了许多中小企业此前所依赖的外部市场;而原材料、劳动力等成本的上升,以及开拓内需市场的现实困难,都给河南的中小企业带来了沉重的压力,使得中小企业成为国际金融危机中受冲击最大的群体之一。鉴于中小企业在河南省经济增长、对外贸易以及吸纳就业中的重要作用,探讨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省中小企业的影响及其教训就成为了摆在政府、企业和学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需要认真加以研究。 一、国际金融危机对河南中小企业的影响 1.经营环境整体趋于恶化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河南省中小企业经营环境整体趋于恶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订单减少、库存增加。受国内外市场需求不旺的影响,中小企业尤其是以外贸出口为主要经营业务的中小企业订单大幅度减少,出口增速回落,生产陷入困境。另外,出口换汇成本下降跟不上汇率的升值也给出口经营带来了重压。而中小企业掘金内需市场同样举步维艰,最主要的困难来自渠道和资金。在面对内需市场时,中小企业的短板显露出来:市场推广费用有限,品牌知名度低,缺乏高级营销人才,各渠道商对企业产品的接受度低,这使得中小企业开拓内需市场时也需要付出比往日更多的艰辛。第二,成本上涨压力。主要来自于能源、原材料、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的全面上涨。特别是随着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企业用工成本普遍上升。此外,环保的压力迫使政府开始强化环境保护的执法和惩治力度,企业的环保支出也明显增加。成本增加、利润下降使河南省中小企业面临的经营风险增加。第三,资金回笼放缓导致的资金链紧张。金融危机爆发后,外需内需的巨大缩水导致我省中小企业普遍感觉资金回笼慢,资金链条吃紧,企业应收账款拖欠严重,资金周转受到影响。同时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单一、融资困难也成为制约中小企业快速发展的瓶颈。 2.投资和发展放慢 从宏观政策环境来看,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挑战,政府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的导向,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无形中使社会资源更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国有大中型企业,对中小企业“挤出效应”明显。在此背景下,众多中小企业只能采取加强内部管理、节省开支、维持运转等策略,使中小企业投资和发展明显放慢。另外,中小企业投资和发展放慢还在于中小企业发展所需的资金问题未得到有效解决。金融危机背景下,银行类金融机构为了规避风险,发放的信用贷款减少了。而中小企业固定资产少、流动资产变化快、无形资产难以量化、厂房设备不足以作为贷款抵押物的这些特点使银行把限制重点放在了抗风险能力较差的中小企业上,中小企业办理抵押贷款的条件相对严格,手续烦琐,审批时间长。这使得中小企业正常的经营和投资缺乏有力的资金支持,发展受到限制。 3.企业破产数量持续上升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受企业经营环境恶化的波及,全省中小企业的破产数量持续增加。当然,这其中既有部分中小企业受到金融危机直接冲击的原因,也有企业自身的原因。当前,全省多数中小企业缺乏核心技术和自主品牌,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缺乏竞争优势,其生存和发展主要还是靠要素的投入和投资的拉动,而不是通过技术、流程和工艺的创新来实现。另外,在产业价值链中多数中小企业处于产业价值链的底端,丧失了发展的主动权。它们多是劳动密集型、资源依赖型和能源消耗型企业,因此多数都不符合政府产业调整倡导的方向,国际金融危机只是加速了其死亡,所以说,在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中河南省许多中小企业都经历了重新洗牌的考验。 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促进河南中小企业发展的经验教训 1.拓展中小企业销售渠道是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的重中之重 国际金融危机让全球经济处于低位运行,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国际市场整体低迷。在总需求不足的大背景下,河南省中小企业的振兴和发展不能过度依赖国际市场。也就是说,今后全省中小企业的发展要更多地关注国内市场需求,满足国内市场需要。为此要打破国有大企业垄断政府启动内需项目的局面,让有一定实力的中小企业参与各级政府新上的项目;要积极鼓励中小企业参与政府采购;政府要帮助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建立企业联盟,支持中小企业在供应、生产、销售等方面和大企业建立协作关系;要搭建中小企业销售平台,宣传和推广中小企业产品;同时中小企业也不应放弃对国际市场的开拓,要继续扩大出口。2.要以趋势引导政策,以预警提示风险 此次金融危机中小企业应对政策措施的不足,缘于缺乏有效的分析与科学判断,这与全省中小企业相关数据的统计、公告工作不够完善有关。目前,我全省中小企业相关数据的统计、公告体系还不尽完善,统计的数据时效性、全面性、权威性、覆盖面都还有待改善。实际上,中小企业统计数据不仅是中小企业管理机构作出相应判断的前提,更是发现趋势的前瞻工具。河南省目前并没有一个中小企业运行状态的预警系统,这使我们在应对重大经济环境、自然环境变化时反应滞后。建立、健全统计、公告预警体系,是当前政府管理部门和中小企业研究部门的共同责任。 3.信贷支持是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河南省中小企业最迫切的需要 长期以来,河南省中小企业信贷领域由于受到缺乏统一的管理体制和协调机制、银行放贷的结构性矛盾、信贷领域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完善、中小企业难以参与政府采购等因素的影响增加了获贷难度。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小企业面临的最突出的困难就是由于资金回笼放缓导致的资金链紧张,因此信贷支持是全省中小企业从容应对危机、持续稳定发展最需要得到的帮助。而来自政府的大力扶持以及各方的信贷创新,则成为了全省中小企业摆脱困境的信心源泉。 4.要完善中小企业服务体系,为中小企业搭建服务平台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河南省中小企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滞后,严重制约了中小企业竞争力的提高。应建立以政府部门为龙头,各类民间商会为桥梁,社会服务中介机构为依托的多方社会资源参与的多元化、多层次、全方位的中小企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尤其要在人才、技术、信息等方面切实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服务。要减轻中小企业的负担,降低中小企业运营成本。同时加大对中小企业发展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支持,合理配置人力、土地、资金等要素市场,在政府采购、招投标体系、业务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为中小企业公平合理竞争营造良好环境。 5.要以经验推进实践,以常规实现长效 2009年在国际金融危机不断加剧的环境下,河南省一系列的政策措施纷纷出台。这些措施出台及时、实施迅速,在中小企业实现恢复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不足在于,由于我国经济连续多年的快速增长使我们对于忽然的经济减速准备不足,针对全省中小企业的特点没有可以即时启动的防范预案,没有可以借鉴的实施经验,虽然反应是快的,但有些方面尚有半步之差。今后应考虑借鉴此次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经验,切实推进中小企业更好更快的发展。同时,做到常态促进政策措施的特别使用和特别政策措施的常态化。 三、结束语 国际金融危机使河南省经济发展面临严峻考验。值得欣慰的是,在这场金融风暴中,河南在围绕中小企业持续健康发展问题上,陆续出台了多项政策措施,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在遭受金融风暴冲击之后,河南的中小企业逐步走出低谷。而全省中小企业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下的各种发展政策与措施,为其未来长期稳步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国际金融论文: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劳动合同法的实施 兼论司法能动主义在劳动争议处理中的作用与局限 关键词: 劳动合同法/国际金融危机/司法能动主义/劳动争议/能动司法 内容提要: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一些地方司法机关以司法指导意见的形式,放松了劳动法的实施力度。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因为劳动者工资水平增长缓慢而造成的内需不足。因此,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我国更应当积极贯彻实施包括《劳动合同法》在内的各项劳动立法。当前在劳动争议处理中的司法能动主义带有地方化的色彩,很容易造成劳动标准方面的“探底竞争”。 2008年初开始实施的《劳动合同法》一直备受非议,有学者认为该法将会大幅度增加企业用工成本,也有学者批评该法的制度设计过于超前。在2008年下半年国际金融危机更是对《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产生了重大冲击,有人哀叹《劳动合同法》“生不逢时”,更有很多企业提出要修改甚至暂停实施《劳动合同法》。[1]在这种舆论的压力下,2009年,一些地方司法机关相继出台有关劳动争议审判的司法指导意见,积极介入劳动关系调整,试图重新平衡劳资双方的权利义务。这些司法指导意见明显带有司法能动主义的特征,并由此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包括如何评价《劳动合同法》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的作用?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应当如何正确地实施《劳动合同法》以及其他劳动立法?能动司法或者司法能动主义究竟能够在何种程度上对协调劳动关系发挥作用?对这些问题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进行深入的分析。 本文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危机的实质是生产过剩这一论断入手,具体分析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及其对我国劳动关系的影响。然后,本文以苏、浙、沪两省一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司法指导意见为例,分析地方司法机关对劳动争议法律适用问题所作出的最新调整措施,指出这些措施具有明显的司法能动主义的特征。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司法能动主义在劳动争议处理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指出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更需要加强劳动法的贯彻实施,而当前的司法能动主义实质上放松了劳动法的实施力度,有可能诱发各地在劳动标准方面的“探底竞赛”。 一、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及其对中国劳动关系的影响 自从2008年9月美国雷曼兄弟银行宣告破产以来,这场肇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很快就席卷全球,不仅在美国就造成了数十家证券公司和商业银行倒闭,甚至连冰岛、乌克兰、巴基斯坦、阿根廷、希腊这样的主权国家都一度濒临破产。[2]这场危机已经成为自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以来最严重的一场经济大衰退。2009年6月1日,美国汽车巨头通用公司宣布进入破产保护程序,标志着这场金融危机的影响已经从金融领域蔓延到实体经济。[3]虽然各国政府都推出了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但是直到目前,世界经济形势仍然不容乐观,甚至还有经济学家警告各国小心金融危机第二波的到来。 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劳动关系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很多企业由于经营困难,出现了减产、停产甚至破产的现象。据中国社科院2009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有40%的中小企业已经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倒闭,另外40%的中小企业目前正在生死线上徘徊,只有20%的企业没有受到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4]2009年一季度,全国法院受理的破产案件同比增长了28%。[5]在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2008年下半年江苏全省法院受理的企业破产案件达178件,比上半年高出25%。从企业类型上看,破产企业多为受能源、原材料价格和市场需求波动影响较大的劳动密集型、资源能耗密集型企业。[6] 为了尽快摆脱经营困境,企业往往会千方百计降低用工成本。按照对职工的影响程度不同,降低用工成本的方法主要包括降薪、放无薪假、调岗、裁员,等等。这些方法损害了劳动者的根本利益,很容易诱发劳动争议,从而使得我国劳动关系越来越紧张。2008年,中国各级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共处理劳动争议案件96. 4万件,是2007年的1. 8倍。[7]同一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高达28. 6万件,比2007年增长了93. 93%。[8]2009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近17万件,同比增长30%。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由于经济开放程度较高,因此比中西部地区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更加明显。2009年上半年,广东、江苏、浙江三省法院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在2009年第一季度的同比增幅分别达41. 63%、50. 32%和159. 61%。[9]2008年,浙江全省法院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同比增长了127. 21%,而2009年第一季度,浙江省因为企业陷入经营困境而引发的劳动争议案件,同比增长了92. 78%。[10] 劳动争议案件的全面爆发,一方面反映了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企业劳动关系日趋紧张,另一方面也给各级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和法院带来了沉重的办案负担,案多人少的矛盾日益突出,很多地方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开庭日期甚至排到了半年之后。[11]一些企业借口国际金融危机而肆意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而大多数劳动者对企业的不法行为却无可奈何,“维权难”问题日益突出。个别劳动者由于法制观念淡薄,加上法律程序时间过长,干脆就采取了私力救济的方式,酿成了一些血案。[12]这表明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依法妥善处理劳动争议,对于维护社会稳定至关重要。 二、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各地在《劳动合同法》实施过程中的司法能动主义趋势 在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日益加深,劳动争议案件出现“井喷”现象的压力下,很多地方司法机关纷纷开始对劳动争议案件的裁判尺度进行调整。2009年年初以来,长三角地区的苏、沪、浙三省市高级人民法院相继公布新的司法指导意见,对《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原有的司法解释重新加以解释,事实上放松了《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力度,在不同程度上都带有司法能动主义的特征。具体而言,三省市司法指导意见基本上都涉及劳动合同变更、拖欠加班工资、规章制度的效力等问题,下面着重就这三方面的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一)放宽变更劳动合同的书面形式要求 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用人单位往往采用调岗、降薪等方式降低用工成本,因此引发了大量的劳动争议。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5条,调岗、降薪等做法都属于变更劳动合同行为,应当经过协商一致,并采用书面形式,企业不能单方面做出变更合同的决定。但是,为了最大限度满足企业单方面变更劳动合同的需要,三省市法院都扩大了企业单方面变更合同的权利。 江苏省高院在2009年2月的指导意见将变更劳动合同视为用人单位的“用工自主权”,规定用人单位有权依据其劳动规章制度或双方的书面约定调整劳动者的工作内容和工资报酬,发生争议的,用人单位应当对调整劳动者工作内容和工资报酬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承担举证责任。[13]该指导意见要求法院审理因劳动合同变更引起的纠纷,要在坚持充分保护劳动者生存权的前提下,依法维护用人单位的用工自主权。换句话说,只要不影响劳动者的“生存权”,用人单位可以自主变更劳动合同。2009年12月的江苏《指导意见》进一步提出,用人单位可以用任何的“文字记载”或者“实际履行行为”来变更合同,劳动者以未采用书面形式变更为由主张无效的不予支持。[14]这不仅不符合《劳动合同法》第35条的规定,甚至也违反了合同法关于合同变更的一般法理。[15] 上海《意见》重新解释了《劳动合同法》第35条所规定的“书面形式”,认为“发给劳动者的工资单、岗位变化通知”等都属于“书面形式”,因为随着劳动合同的持续履行,劳动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本身就必然会不断变化。如随着劳动者工作时间的增加,其休假、奖金标准发生的自然变化等等,都属于劳动合同的变更。因此,对于用人单位依法变更劳动合同的,只要能通过文字记载或者其他形式证明的,可以视为“书面变更”。按照该《意见》,劳动合同可以因为“自然变化”而变更,对于岗位变更,企业只要采用“岗位变化通知”等形式通知了劳动者,就可以变更合同,不需要双方专门协商。在这方面,上海与江苏实质上采取了同样的观点,即把调岗减薪等行为视为企业的单方权利。[16] 浙江省高院也放宽了“书面形式”的认定标准,浙江《意见》规定,用人单位调整劳动者工作岗位,一般应经劳动者同意。如没有变更劳动合同主要内容,或虽有变更但确属用人单位生产经营所必需,且对劳动者的报酬及其他劳动条件未作不利变更的,劳动者有服从安排的义务。[17]也就是说,只要不存在不利于劳动者的情况,用人单位可以单方面变更劳动合同。比较而言,浙江省高院的解释对劳动者是最有利的,因为该解释虽然允许企业不采用书面形式变更合同,但是原则上该变更应当有利于劳动者。 (二)从严掌握加班工资的裁判标准 加班工资争议多年来都是我国劳动争议的主要类型之一,大多数劳动争议中都有追讨加班工资的请求。虽然加班工资争议表面上并不属于劳动合同争议,但是在实践中,加班工资争议往往与劳动合同的履行、解除或终止有着直接的联系,因此可以视为劳动合同履行争议。由于很多企业多年没有依法向劳动者支付加班工资,近年来企业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而被迫大规模裁员或者降薪,这引发了劳动者向企业追索加班工资的浪潮。而且,加班工资争议通常具有集体争议的特征,也就是说,即使只有少数职工与企业发生争议,但是他们身后还有很多的职工在观望。一旦少数职工胜诉,可能会诱发大批职工群起起诉,从而导致企业经营陷入困境。江苏和浙江高院在新的指导意见中都顾及企业的经营困难,在加班工资争议的举证责任、保护范围等方面做出了一些有利于企业的调整。 江苏省高院2009年2月出台了《关于在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下妥善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指导意见》,该意见提出对于因企业高级管理人员主张加班工资引发的争议,应充分尊重双方的意思自治,如果约定的薪酬较高且明确不再另行支付加班工资的,对企业高级管理人员主张加班工资的请求应当不予支持。 2009年12月的江苏省高院与江苏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联合出台了《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指导意见》,对加班工资的认定标准与证据规则做出了重要调整。首先,该指导意见支持企业主张工资中包含固定的加班费,只要折算后的正常工作时间工资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或者计件工资中的劳动定额不存在明显的不合理。[18]其次,该指导意见还允许企业未经审批就实施不定时工作制或者综合计算工时制,法院对此种情形下对劳动者的加班费有自由裁量的权力,可以“酌情计算劳动者加班工资”,并“对工作时间进行合理的折算”。[19]最后,该指导意见支持用人单位提供未经过劳动者签字确认的电子考勤记录作为证据,但是劳动者提供的电子考勤记录如果未经用人单位事先批准则不予支持。[20]该规则在权利义务的配置方面显然是不对等的,用人单位在举证责任方面获得优越于劳动者的地位。这些解释收紧了加班工资的认定标准,过分偏袒用人单位一方,明显地带有司法能动主义的色彩。 2009年4月出台的浙江《意见》主要是规定了加班工资的仲裁时效和举证责任两个问题。对于仲裁时效,该《意见》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因加班工资发生争议的,其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二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但劳动关系终止的,其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从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计算。[21]对于举证责任,该《意见》规定,劳动者主张加班工资的,应对加班事实负举证责任。劳动者证明加班事实的相关证据由用人单位持有的,人民法院应责令用人单位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由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22]对于有无支付加班工资的事实,该《意见》规定应由用人单位对其已经支付加班工资的事实负举证责任。用人单位已支付的工资具有以下情形的,人民法院可认定其中不包含加班工资:①折算后的正常工作时间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②计件工资有劳动定额且定额明显不合理的。[23]这显然是允许用人单位在合同中把部分工资约定为加班工资,只要符合最低工资标准,且定额不存在明显不合理,用人单位即可利用该规则规避支付加班工资的责任。 上海《意见》没有涉及加班工资裁判尺度,但是法院内部对于加班工资的计算基数、举证责任的分配等问题同样存在着争议。实践中,上海法院主要是通过举证责任分配来实现对工资争议实体权利保护期限的限制,即用人单位有义务对两年内的加班工资负举证责任;超过两年的加班工资争议,则由劳动者对加班事实负举证责任。 (三)降低规章制度的民主程序要求 早在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就已经明确规定:“用人单位根据《劳动法》第四条之规定,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规章制度,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规定,并已向劳动者公示的,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24]从而确立了规章制度必须要遵守“合法性、民主程序、公示”三个要件的原则。《劳动合同法》第4条在最高院2001年司法解释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有关民主程序的规定。但是,在实践中企业大多数管理水平低下,民主管理意识不强,因此,很多企业规章制度并不符合上述三个要件。如果严格按照《劳动合同法》和最高院司法解释操作,企业败诉的风险极高。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一些省市法院对规章制度问题做出了重新的解释,降低了对民主程序的要求。 江苏《指导意见》规定,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法》实施前制定的规章制度,如果经过《劳动合同法》第4条规定的民主程序,但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规定,且不存在明显不合理的情形,并已向劳动者公示或者告知的,可以作为处理劳动争议的依据。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制定、修改规章制度,经法定民主程序与工会或职工代表协商,但未达成一致意见,若该规章制度的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明显不合理的情形,且已向劳动者公示或者告知的,可以作为处理劳动争议的依据。[25]这意味着,不论是在《劳动合同法》实施前还是实施后,未经过民主程序的规章制度只要不违法,并且已经向职工公示或者告知,法院就可以将其作为判案的依据。 浙江《意见》在规章制度方面同样地放宽了“民主程序”的要求。该《意见》规定,“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法》实施前制定的规章制度,虽未经过该法第4条第2款规定的民主程序,但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政策及集体合同规定,不存在明显不合理的情形,并已向劳动者公示或告知的,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劳动合同法》实施后,用人单位制定、修改或者决定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未经过该法第4条第2款规定的民主程序的,一般不能作为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但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决定的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政策及集体合同规定,不存在明显不合理的情形,并已向劳动者公示或告知,且劳动者没有异议的,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26] 另外,在用人单位规章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浙江《意见》把“劳动纪律”作为对用人单位处罚劳动者的依据,规定劳动者无正当理由未办理请假手续,擅自离岗连续超过15日,用人单位规章制度已有规定的,按相关规定执行;用人单位规章制度无规定的,用人单位可以劳动者严重违反劳动纪律为由,解除劳动合同。[27]事实上,由于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劳动纪律”在立法中已经被规章制度所取代。不仅《劳动合同法》从劳动合同必备条款中删除了“劳动纪律”条款,而且国务院也于2008年废止了《企业职工奖惩条例》。因此,浙江《意见》允许企业在没有规章制度的情况下,以“劳动纪律”为由处罚劳动者,显然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上海《意见》同样涉及到在规章制度缺失或者无效的情况下,用人单位如何处罚劳动者的问题。与浙江《意见》不同之处在于,上海《意见》不仅从《劳动法》中找出了“劳动纪律”这一“僵尸条款”,而且还从民法中找出了“诚实信用原则”这杆大旗。该《意见》指出:“劳动合同的当事人之间除了规章制度的约束之外,实际上也存在很多约定的义务和依据诚实信用原则而应承担的合同义务。如《劳动法》第三条第2款关于‘劳动者应当遵守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等规定,就是类似义务的法律基础。在规章制度无效的情况下,劳动者违反其必须遵守的合同义务,用人单位可以要求其承担相应责任。劳动者以用人单位规章制度没有规定为由提出抗辩的,不予支持。”这一规定与浙江省《意见》一样,都不符合《劳动合同法》推动企业加强规章制度建设的精神。 从全国来看,长三角地区各级法院的司法能动主义趋势并不是孤立的,珠三角地区、京津地区等其他地区的司法机关也出台了类似的司法指导意见,对劳动争议处理的司法裁判标准作出了重要调整。这些为应对金融危机而出台的司法指导意见带有明显的司法能动主义的特征,但是其能动程度则有所不同。其中那些对加班工资等法律问题所作的解释,如果现行法律法规没有具体规定,不论是实体问题还是程序问题,也不论价值取向如何,都属于积极地适用法律的行为,并不违反宪法关于司法机关权限范围的规定。但是,这些司法指导意见对于“书面形式”、“民主程序”等问题所作出的解释,事实上已经突破了立法的本意,虽然有利于企业摆脱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所造成的经营困难,但这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司法行为,而是带有“法官造法”性质的司法能动主义行为。 三、司法能动主义在劳动争议处理中的作用和局限 各地司法机关在劳动争议处理方面出台的司法指导意见,基本上都带有司法能动主义的特征。在最高人民法院没有出台统一司法解释的情况下,当前的司法能动主义实际上是地方化的司法能动主义,这样的司法能动主义将会导致各地司法标准的不统一,最终影响法律的统一性和权威性。更令人担心的是,由于我国现行体制对司法能动主义尚缺乏有效的约束,加上地方司法机关受地方政府影响很大,地方化的司法能动主义还可能导致各地在劳动标准方面的“探底竞赛”(race to the bottom)。从对企业规章制度的民主程序要求可以看出,首先是2008年广东省高院出台的《关于适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劳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中放松了对民主程序的要求,紧接着浙江、江苏等省高级人民法院也在2009年出台了类似的意见。可以预见,《劳动合同法》第4条关于民主程序的要求很可能在全国范围内都被虚置一旁。 事实上,司法能动主义在国际上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即使在司法能动主义发源地的美国,尽管司法能动主义已经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但对司法能动的辩护和批评的争论却从来就没有平息过。批评者主张法院应当坚持司法克制,认为司法能动主义实际上是把实行终身制的最高法院法官的意志凌驾于民选的国会之上,将会破坏三权分立的宪政体系,最终损害美国的民主制度。美国学者克里斯托弗·沃尔夫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我坚信司法能动主义是一个不幸的现象,如果没有它美国将变得更美好。”[28] 我国传统法制中包含着司法能动主义的因素,传统社会的地方官员集司法、行政等功能于一身,其运用法律的过程往往十分主动,不仅要开庭审案,而且还负有调查取证、调解、思想教化等职责,几乎是无所不包。建国初期所宣传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就带有明显的司法能动主义倾向。但是,中国传统司法方式也带来了权力过分集中、导致司法专断、引发司法腐败的弊端。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政府和社会对司法腐败的担心,司法能动主义实际上受到了严格的限制。2008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宣布废止了齐玉苓案的批复,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最高法院对于司法能动主义的谨慎态度。[29] 然而,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司法能动主义又重新获得了最高司法机关的重视。最高人民法院在2009提出了“能动司法”的概念,“主要被用来表述中国各级法院在当下世界金融危机、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严峻挑战背景下的各种积极作为。”[30]虽然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能动司法”与“司法能动主义”的具体含义可能有一定的差别。但是从本质上来看,二者实际上是相同的概念。[31]长三角地区各级法院在“能动司法”方面相对比较突出,例如江苏三级法院普遍设立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司法应对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加强调查研究,开展分析研判,共形成调研报告679份,向党政机关和企业提出司法建议1256份,江苏高院还出台了《关于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司法应对措施》,并就相关审判工作和案件审理出台10余份文件。[32] 最高人民法院提出“能动司法”概念的初衷无疑是正确的,但遗憾的是,最高法院对于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如何实施《劳动合同法》及其他劳动立法,并没有提出具体的司法指导意见,而是把制定具体指导意见的权力下放给了地方司法机关。而地方司法机关由于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性质以及劳动法在应对经济危机中的积极作用认识不足,在制定司法指导意见时往往偏重于帮助企业缓解经营困难。虽然企业经营困难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但总体上仍然属于经营风险的范畴,企业应当通过分散投资、购买保险、冲抵公积金等方式予以消化。如果企业通过降薪、裁员等措施把金融危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转嫁给劳动者,这在法理上并不具备充分的正当性。同样,政府或者法院亦不可采用临时政策或者司法裁判的形式,让劳动者分担国际金融危机给企业造成的损失。目前由于地方司法能动主义的蔓延,已经影响到《劳动合同法》的统一贯彻实施,并且造成了新的社会公平问题。 长期来看,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是社会大众实际消费能力不足的问题,如果大量劳动者收入降低甚至失业,那么扩大内需就无异于缘木求鱼。根据全国总工会的研究报告,我国居民劳动报酬1983年占gdp的56. 5%,此后连续22年下降,到2005年已经降低到36. 7%。[33]这说明这些年来我国企业利润的大幅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劳动者的低工资为代价的。因此,只有加强包括《劳动合同法》在内的各项劳动立法的贯彻实施,不断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才是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对策。 回顾历史,劳动立法不仅不是度过经济危机的障碍,而恰恰是各国应对经济危机的关键措施。如果没有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美国也就不可能制定1935年国家劳动关系法、1936年的社会保障法和1938年劳动标准法,这些法律对于美国经济走出大萧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至今仍然是现代劳动和社会保障立法的典范。2009年,在金融危机的巨大压力下,美国政府宣布将联邦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到每小时7. 25美元,并且强调超过40小时的加班都应当支付1. 5倍的加班工资。从美国政府的这一举措可以看出,贯彻实施劳动法对于应对金融危机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所以,2008年初开始实施的《劳动合同法》不仅不像有些人所讲的“生不逢时”,而是“未雨绸缪”,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就已经帮助我国企业完成了用工体制的调整,从而大大减轻了危机对我国冲击。在当前出口困难的形势下,继续贯彻实施《劳动合同法》等劳动立法,并且积极制定一部惠及全民的《社会保险法》,乃是我国扩大内需,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举措。 尽管有些学者将《劳动合同法》视为企业的一项负担,认为该法增加了企业的用工成本,应当修改或者废止;[34]也尽管《劳动合同法》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立法理想主义等问题,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法的实施效果,[35]但是,世界上没有任何一部立法是完美的,立法中存在的问题,应当通过立法程序解决。司法机关的权限是“在法律适用的过程中解释和运用规则”,[36]在法律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法院无权做出不同的解释。即使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法院都不应该通过司法能动主义的形式,在解释法律的过程中扭曲立法本意,甚至做出与立法本身截然相反的解释。 国际金融论文:经济全球化下国际金融法的价值取向 【摘 要】 经济 全球化,带动了世界经济的全面 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国际 金融 法迅速发展,表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国际金融法一方面受到全球金融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对全球金融环境施加影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分析经济全球化下国际金融法的价值取向。 【关键词】价值取向 经济全球化 国际金融法 一、经济全球化及金融全球化 法律 的价值在于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就国际金融法而言,其作用在于建立和维护国际金融秩序、保障国际金融安全、促进国际金融发展。简言之,安全和效率是国际金融法的两大基本价值。这两个价值是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的。金融秩序和金融稳定是金融发展的基本前提,没有金融秩序和金融稳定,也就无所谓金融发展;而金融发展又是金融秩序与金融稳定的根本保障。任何金融的低效率运行或停滞不前,都可能导致金融乃至整个经济的混乱与动荡。另一方面,它们之间也存在矛盾的一面。要维护国际金融秩序和保障国际金融安全,必然要求对金融业加以严格的宏观调控和监督管理,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国际金融的发展;而推行金融自由化,放松金融监管,可能导致金融业效率的提高,也有可能导致金融危机的发生,反过来影响金融业的安全与稳定。这两大价值的博弈直接影响到国际金融法功能实现的程度。我们知道,国际金融法作为一门新兴的法律学科,价值取向的定位不能因人们的主观认识而转移,它必须顺应时代的潮流并与经济基础的要求相一致。事实也是如此,国际金融法的价值取向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而不断调整变化着。在国际金融法形成初期,即布雷顿森林体系确定之后,安全曾一度是其基本价值取向。各国都把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视为主要目标甚至是唯一目标。 世界经济活动超越国界,通过对外贸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提供服务、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而形成的全球范围的有机经济整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1997年5月发表的一份报告中指出,“经济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认为,“经济全球化可以被看作一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市场、技术与通讯形式都越来越具有全球特征,民族性和地方性在减少”。经济全球化主要表现在贸易自由化、生产国际化、金融全球化、科技全球化。 金融全球化对国际金融法的影响重大。金融全球化表现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金融主体所从事的金融活动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展和深化,各国在金融业务、金融市场、金融政策与法律等方面跨越国界而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和相互融合。世界各主要金融市场在时间上相互接续、价格上相互联动,几秒钟内就能实现上千万亿美元的交易,尤其是外汇市场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具流动性和全天候的市场。在这样的经济形势下,国际金融关系朝着多方向发展。从货币体系的全球化到资本流动的全球化,从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到金融机构的全球化,从金融信息流动的全球化到金融风险传递的全球化,从金融政策协调的全球化到金融法制建设以及金融交易规则和契约条款的全球化,金融全球化的内容可谓丰富多样、无所不及。例如,从国际货币体系看,伴随欧洲货币联盟的运转和拉美、亚洲、非洲等区域货币合作的开展,美元、欧元和日元三足鼎立的多元化货币格局正在形成;从国际资本流动看,近二十年来全球资本流动的规模、流速、冲击力均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其中,私人资本已取代官方资本成为全球资本流动的主体,其逐利本性使资本流动表现出很强的波动性。金融市场作为开展金融活动的平台,其全球化则构成了金融活动的全球基础,表现为各国金融市场的贯通和连接,货币市场、资本市场等异类金融市场间界限的日益模糊,金融市场的主要资产价格和利率的差距日益缩小,市场相关度显著提高。货币、资本、金融市场等金融全球化的构成要素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使得金融资源在不同国家间和不同层次上转移、划拨、金融和 互动。从而促进金融资源的优化重组,促进金融效率的总体提高。 二、经济全球化下国际金融法的价值取向 我们要看到,经济全球化在为金融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的同时,又具有放大金融风险的效果。纵观金融危机接踵而至的经济现实,我们不得不承认,经济全球化带来了金融风险的全球化,包括金融风险发生和传导的全球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体遭受国际投机资本冲击的概率大大增加,金融脆弱性演变为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大大提高,加之一体化的市场为金融风险之跨国传递提供通道,“一荣具荣、一损具损”已成为当代国际金融生活的写真。由此警示我们,在看到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高效率的同时,也不能忽视金融安全。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调整国际金融关系的国际金融法也要随着经济的变化而调整其价值取向。各国的立法者和监管者都面临同样的问题,经济全球化加剧了金融竞争,而金融体系如果缺乏活力、运行低效,势必无法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 自然 就谈不上安全与稳健,更不必谈发展了。一方面要加大金融市场的开放力度,通过增加竞争以增加金融体系的有效性;另一方面要为确保金融稳定和公众对金融体制的信任而维持审慎监管。因此,法律必须在开放金融市场与加强管制之间加以选择。换言之,在促进金融效率与保障金融安全之间进行权衡,单一的注重安全优先或是单一的注重效率优先都已经不能适应当今的经济发展趋势了。正是对效率与安全观的重新检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经济转轨国家,在其金融立法或金融体制改革中,都以提高金融效率为基础和核心,注重防范金融风险与促进金融发展相协调,当然,在以效率为基本价值目标的同时,国际金融法在发展中也体现出对安全价值的兼顾。 以美国为例,在经历了20世纪70-80年代的效率优先的放松管制时期后,尽管 金融 自由化给美国金融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命与活力。但是给银行业带来的危机也逐年增加。据统计,1982-1992年间,美国共有1442家银行倒闭。同时随着 经济 全球化的展开,对于开放程度高的美国来说,强调效率优先而放松监管也加剧了整个金融体系的危险。有人指出,20世纪80年代的放松管制改革主要是制定新法,对废法的废止是不充分的。其结果就是解除管制部分不足以提高银行的竞争力,而保留管制的部分又无力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健。立法者和监管当局不得不重新审视放松管制的进程。在90年代里,美国立法开始体现出了对安全与效率的并重。这些 法律 从不同的角度,鼓励金融机构的竞争,注重金融体系效率的提高,加强对金融活动的风险管理。尤其是1999年的《金融服务 现代 化法》,提出重整金融资源、实行混业经营和功能监管,实施兼顾安全和效率的审慎监管。英国《金融服务与市场法》、日本自 1994年着手进行的“金融大爆炸”改革无不如此。如英国金融服务与市场法提出了“有效监管”的六条原则,要求在实施监管时必须同时考虑,并将其作为新监管方式的指南。这六条原则是:使用监管资源的效率和经济原则;被监管机构的管理者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权衡监管的收益和可能带来的成本;促进金融创新;保持本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避免对竞争的不必要的扭曲和破坏。 考查有关国际金融的国际条约,也能看出对效率和安全并重这种价值取向的认同。无论是wto还是nafta都强调放松金融管制,加强金融监管,促进金融自由化。wto倡导金融服务的多边自由化,但同时也注重对安全的保护。wto有关协议规定了有关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例外,如各成员方可以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在出现严重的收支平衡和对外财政困难时,对已作具体承诺的服务贸易部门采取或维持有关限制措施;《金融服务附件》规定的“审慎例外”,允许成员方出于审慎原因而采取措施,包括保护投资者、存款人、保单持有人或金融服务提供者对其负有信托责任的人而采取措施,或为保持金融体系的完整和稳定而采取措施。这些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协调了“效率与安全”的目标冲突。nafta推进金融服务的区域一体化,都要求成员方拆除各种贸易壁垒和限制,有条件的开放金融市场,在保证金融安全的前提下促进金融领域的竞争,实现效率的最大化。基金组织和《基金协定》、世界银行和《世界银行协定》也都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指导,强调市场力量的自由运作,要求尽量排除政府的干扰。而市场机制主要是强调效率。这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这三大国际经济组织都是推行也鼓励成员国坚推行的金融体制和制度都是以效率为基本导向,注重对安全的兼顾。 晚近国际金融法价值取向上的这一变化,与金融全球化的国际环境有密切关系。因为金融全球化势必加剧金融竞争,而金融体系如果缺乏活力、运行低效,势必无法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 自然 就谈不上安全与稳健,更不必谈 发展 了。正是对效率与安全观的重新检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经济转轨国家,在其金融立法或金融体制改革中,都以提高金融效率为基础和核心,注重防范金融风险与促进金融发展相协调,当然,在以效率为基本价值目标的同时,国际金融法在发展中也体现出对安全价值的兼顾。 三、对我国的启示 回顾我国的国际金融立法,防范金融风险,保障金融安全一直都是主要目标。为此,我国限制金融机构的经营业务范围、控制金融产品的价格来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这种做法会导致金融市场得不到应有的发展,金融业竞争力低下,整个金融市场十分脆弱,这种做法实质上是以牺牲金融市场的发展为代价。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也随着我国加入wto,金融市场已经大幅度的对外开放了,外资金融机构将利用其雄厚的资金实力、灵活的经营手段和先进的管理水平,与国内金融机构展开竞争。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还是通过强化监管,恐怕难以有效地防范金融风险,保证金融安全。我国应该转变这种模式,在立法上应以效率为基本导向,兼顾金融安全。放松金融管制,通过强化金融市场竞争,促进金融市场的发育与金融业的发展。这也是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应有之义。在管制逐渐放松的过程中,一方面,使已有的金融风险不断暴露和释放出来,在应对风险的过程中,金融机构的风险防范能力和监管机构的风险监管能力均得以逐步提高,从而有利于金融安全;同时这样做也有可能使金融领域的不确定性增加,因此,为了维护金融安全,防止过快放松管制可能引发的金融危机,必须把握住放松管制的顺序、路径和节奏。 国际金融论文:国际金融法晚近发展的若干特点 关键词: 国际金融法 发展 特点 内容提要: 晚近,随着世界经济步入全球化与金融化时代,国际金融法得以迅猛发展,并显示出以下一些特点:内容和范围有较大的拓展;效力显著提升;在价值取向上更加注重效率;区域金融法空前活跃:科技含量和市场导向性增强。 国际金融法是国际金融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不同时期国际金融关系的发展水平不同,决定了国际金融法的发展具有阶段性特点。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世界经济跨越了民族化、国际化阶段而步入全球化、金融化时代,巨额资金不断突破地域性管制的藩篱在全球游移,各类金融机构及其业务在全球范围迅速扩张,跨国信贷和证券融资规模持续扩大,国际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不断创新,金融日益成为现代经济生活的核心,国家间的经济关系日益深入地体现为国际金融关系。这一切必然会对国际金融法的发展产生影响,推动国际金融法与时俱进:同时,对于国际金融关系的发展和世界经济环境的变迁,国际社会和各国立法当局也作出了积极的回应,由此推动国际金融法的迅猛发展。晚近,国际金融法进入了自形成以来最为活跃的发展期,并表现出以下一些鲜明特点: 一、内容和范围有较大的拓展 晚近,国际金融法呈现出多层面、立体化的发展趋势。从内容到形式、从数量到质量,均取得重大进展。从内容上看,国际金融法不仅涉及面更广,几乎涵盖国际银行、国际证券、国际保险、国际信托等国际金融的各个领域,电子金融、衍生交易、投资基金等新领域开始纳入法制轨道,跨国金融服务的法律规则应运而生;而且,国际金融法的各项具体制度也日益健全。如国际货币法领域有欧洲货币联盟制度的创新;国际银行法领域有跨国银行和跨国金融集团监管制度的探索;国际借贷法领域有国际贷款证券化法律问题的解决;国际融资担保法领域有独立担保和备用信用证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国际贸易融资法领域有国际保付、融资租赁等国际法制度的建立。 从形式上看,不仅既有的国际金融条约得到了针对性的修订和完善。而且还诞生了以wto制度为依托、以gats和fsa为核心的全球金融服务贸易条约,标志着国际金融统一法的飞跃。国家间的各类金融合作亦空前活跃,导致双边金融条约和区域金融法数量大增。以国际证券监管合作为例,近年来不仅发达国家的证券监管者之间签订了大量的双边谅解备忘录,而且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开始了类似的实践,证券监管的合作性安排还出现了向跨地区的新兴市场之间发展的新趋向。[1]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集团、区域性开发银行、国际清算银行及其他区域性金融组织的规则与决议、各国的涉外金融法、实践中形成的国际金融交易的惯例和习惯性做法。在近期都进行了较以往频繁得多的修订、增补、更新和整合,从而大大促进了国际金融法的发展和完善,并有力地推动了国际金融的国际法与国内法、公法与私法间的衔接、交融与协调。 除实体法外,国际金融程序法的发展尤其令人瞩目。根据wto金融服务贸易制度的规定,wto的透明程序、服务贸易理事会和金融服务贸易委员会的审查程序、贸易政策审议机制、争端解决机制都可用于监督和评审成员在金融服务贸易方面的义务履行,解决成员在履行义务中可能发生的冲突。从此,各成员要就金融服务贸易政策和做法向贸易政策评审机构作出定期报告,接受其定期审议。这一制度和程序的启动,对于提高国际金融活动的可预见性、增加国际金融服务贸易关系的稳定性,以及促进国际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实施的有效性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二、效力显著提升 晚近国际金融法的效力较以往大为增强。这首先归因于国际金融条约的发展。国际金融条约数量的大量增加,意味着更多的缔约方、更多的金融关系被纳入法制轨道,意味着当缔约方将条约义务转化为国内法时,便将这一更多更广的约束力以国内法权威和强制力为保障向所管辖的金融机构和从事金融活动的当事人进行了传递。 其次,晚近国际金融法的效力提升主要是借力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借助国际组织广泛的影响力和有效的组织管理,借助其规章制度和业务活动,借助其执行统一规则的法律职能和包括争端解决机制在内的各种制度性安排。国际金融法的制定和实施得以与国际组织的权能相结合,从而达到了强化法律效力和实施效果的目的。相对于各国自发地磋商和谈判以在一定范围内达到协议的“功能性造法”方式而言,晚近的这种由国际组织统一领导和管理,以国际组织所特有的制度安排为便利和压力,从而在各国间达成协议并提升协议之有效性的造法方式,可称为“制度性造法”方式。例如,wto金融服务贸易法较之一般的国际金融条约,因其实施有源自wto的一系列制度保障,因而其在效力上更为可靠和有效。 再次,国际金融法效力的强化,还来自晚近异常激烈的金融竞争,来自竞争压力下国家普遍的自觉与自律。这是国际金融监管惯例约束力的重要源泉。以《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为例,虽然该文件声明“不具有也不打算具有法律强制力”,却在全球范围内引起热烈反响。除巴塞尔委员会的成员方积极遵守外,政治经济体制不同、法律文化传统殊异的非成员国家和地区亦纷纷在本国相关立法或实践中加以吸收和采用。究其原因,不仅是因为《核心原则》本身具有其科学性、先进性和及时性,而且也是因为在金融风险倍增、金融竞争激化的当今时代,任何国家如果对《核心原则》无动于衷甚至排斥的话,都可能埋下金融危机的隐患,并可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遭受歧视,遭遇“进驻难、筹资难、合作难”的尴尬。 三、在价值取向上更加注重效率 在经历了初期的管制、20世纪70—80年代的放松管制后,晚近国际金融立法表现出放松管制与加强监管并举的发展趋势,在价值取向上更加注重效率,以金融效率为主要目标兼顾金融安全。 考察各国的涉外金融法可知,安全曾是其基本价值取向。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长期以来是各国金融法的主要目标甚至是唯一目标。但近年来,从引领金融立法潮流的发达国家,到进行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发展中国家,无不将促进金融效率作为金融立法和金融改革的主要目标。以近年来英美国家的金融立法为例:在美国,确立金融分业经营格局的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处处体现了对金融安全的倚重,在运行了半个多世纪后终于退出历史舞台,被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所取代,而后者提出了重整金融资源、混业经营和功能监管等新思路、新举措,价值取向明显转变为金融效率优先。[2]英国2000年的《金融服务与市场法》中提出的“有效监管”原则也充满了效率精神,即使用监管资源的效率和经济原则、被监管机构的管理者应该承担相应责任的原则、权衡监管的收益和可能成本的原则、促进金融创新的原则、保持本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的原则、避免对竞争的不必要扭曲和破坏的原则。[3] 考察国际金融统一法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无论是wto倡导的金融服务的多边自由化,还是nafta推进的金融服务的区域一体化,均以放松金融管制、促进金融自由化为追求,以效率为核心取向。因为它们都认识到“在经济的长期增长与发展中,金融市场的发展是潜在的基本因素”,[4]因而要求成员方拆除各种壁垒和限制,开放金融市场,促进金融领域的竞争。同样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基金协定》也以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为圭臬,强调市场力量的自由运作,要求尽量排除政府的干扰。世界银行和《世界银行协定》看上去似乎与市场机制无关,主要是服务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开发,其实不然。审视世界银行的组织结构和机制运行可以发现,其主要服从和受制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意志,对外贷款一般伴有与市场机制相契合的各种附加条件。而市场机制强调的就是效率。由此可见,当今国际经济体系的“三大支柱”所推行的金融体制和制度,都是以效率为基本导向、以促进竞争为主要宗旨的。 虽然,与经济全球化相伴生的金融风险的全球传播、金融危机的此起彼伏,也使国际社会和各国金融当局认识到加强金融监管的必要,并由此催生出许多行业性的金融监管文件,如有关银行业监管的巴塞尔委员会文件、有关证券业监管的国际证监会组织文件、有关保险业监管的国际保监会组织文件。但笔者认为,这些文件从效力上看。充其量只是特定行业和特定领域的国际惯例,无法与国际金融条约相提并论,因此,其宗旨和目标不能代表国际金融法价值追求的主流。 四、区域金融法空前活跃 近年来,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渐入高潮,在空间上表现为金融的区域化。从欧洲货币联盟到北美自由贸易区,从南方共同市场到亚太经合组织,众多的区域经济合作体都开展了程度不一的金融合作。区域金融合作所依据或涉及的法律规定,或者以单行法形式出现,或者散见于区域经济法中,可统称为“区域金融法”,如欧盟银行法、北美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各种区域货币法制度等。随着区域金融合作的不断深化,区域金融法空前活跃并初具规模,成为国际金融法演进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 区域金融法的蓬勃发展。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国际金融法的内容,推动了国际金融法的立体化和统一化,而且由于其植根于特定的土壤,受到特定的政治经济条件和法律传统的滋养,其法律制度往往不乏特色,因此对国际金融法的改革和发展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以欧盟银行法为例。作为区域银行监管合作的成功典范,欧盟银行法的一系列原则和制度,既对成员国的银行立法及监管实践具有直接的影响,也为国际银行监管法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借鉴,有的则已经被国际金融条约所吸收。例如,在成员间有关审慎措施的承认问题上,wto《服务贸易总协定》的金融服务附件二就参照了欧共体银行指令所规定的特殊协调方式。[5]在国际货币法领域,同样存在这种积极影响。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北美自由贸易协议》、《清迈协议》等为基础,已分别形成或正在酝酿形成欧洲货币联盟、美洲货币联盟和亚洲多重货币联盟。各类区域货币制度的立法和实践,正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领导的国际货币体制改革提供着鲜活的实例。 五、科技含量和市场导向性增强 “管制一创新一再管制一再创新”是国际金融及其监管制度发展的规律,这就使国际金融法在内容和范围上紧跟金融市场的变幻、紧跟金融创新的步伐而处于不断的变化和发展中,成为法律体系中科技含量最高、市场导向性最强的部门之一。而近20年来在金融全球化和自由化的浪潮下,随着交通与通讯技术、金融工程技术的日新月异,金融交易形式日益复杂多样、新的金融工具层出不穷,国际金融法的这一特点更为突出。例如,面对电子货币、网络银行、衍生金融交易等金融创新,国际社会和有关国家纷纷制定电子金融法,以应对电子金融的挑战,加强电子转账与信息系统的安全管制,保护顾客隐私和权益,防范“机器故障风险”和计算机犯罪。比较有代表性的如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1996年通过的《电子商务示范法》、《国际贷记划拨法》;新加坡1998年通过的《电子交易法》;澳大利亚1999年通过的《电子交易法》;美国统一州法委员会1999年通过的《统一计算机信息交易法》等。又如,1988年《巴塞尔资本协议》将8%设为跨国银行业资本充足的“警戒线”以后,采用量化标准、实施数据管理便成为各国金融当局通用的金融监管手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修订《基金协定》、建立风险预警系统以加强其金融监管职能时,也借助了电子与网络技术。 此外。晚近客观存在并不断放大的金融风险、频频肆虐的金融危机,要求国际社会迅速作出反应,以减少危机隐患、维护金融稳定。近20年来许多国际金融规则的出台和修订。正是回应国际金融危机、应对全球环境变化的产物,显示出很强的市场导向性。在这一方面,巴塞尔委员会的银行监管文件最具有代表性。几乎对每一次大的银行业危机和类似事件,巴塞尔委员会都作出了某种反应。例如,1991年国际商业信贷银行倒闭事件的发生,催生出1992年的《国际银行集团及其跨境机构监管的最低标准》;1995年英国巴林银行事件和日本大和银行事件的发生,则推动了《巴塞尔资本协议》的修订,直接导致1996年《市场风险修正案》的问世。如今享有盛誉、被各国金融当局广为采用的巴塞尔监管原则。是踩着市场变化的鼓点、在应对各类银行事件或危机中逐渐成长起来的。 国际金融论文: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税收政策 自2006年开始,美国的次贷危机逐步显现,2007年8月这场危机全面爆发。次贷危机很快演变成了金融危机,这场危机迅速向全球扩散,发展成为一场灾难性的国际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使金融市场引发各种财产、收入损失,并直接影响到实体经济,造成外贸出口萎缩,企业破产,失业率增长,员工减薪,农民工返乡和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等问题,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大影响。为了应对这场经济危机,我国采取了支持资本市场发展,扩大内需等一系列举措。本文就发挥税收的调控作用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一、适度调整税收政策,适应国际减税趋势 为了应对当前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危机,世界许多国家常常采取了相应的减税政策,提供具有竞争力的投资环境,鼓励外资的进入。据悉,近几年来,除挪威等极少数几个国家外,绝大多发达国家的综合税率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有11个国家下降了15%以上,17个国家下降超过10%,大多数国家的综合税率平均下降12%。目前,这一趋势还在继续和扩大,其减税的特点是大幅度地下调企业所得税税率。 伴随着发达国家的减税,发展中国家也加大了减税力度。如新兴市场国家纷纷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其中比利时、拉脱维亚、立陶宛降到了15%,斯洛伐克降到了19%;格鲁吉亚从2008年1月1日起将企业所得税税率从20%降低到15%,将税率为12%的个人所得税与税率为20%的社会税合并成单一税种减按25%的税率征收;保加利亚从2008年起实行10%的统一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企业税负大幅降低;马来西亚的公司税税率已由2006年的28%降低到2007年的27%,并且计划在2009年将税率降到25%。 各国减税将影响到我国的境外直接投资。经济全球化加大了资本的流动性,资本可以自由地在各个国家间流动,税率对资本的流动具有重要的吸引力。一国的税率高低直接影响到外国资本的投资回报,低税率的国家对于投资的吸引力明显高于高税率的国家。如果一国的税率大大高于其他国家,必然会影响到该国的外国投资。当其他国家纷纷减税的时候,如果我国仍保持原来的税率必然导致投资的减少。国际倾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研究表明,低税率的国家相对于高税率的国家拥有更多的投资。 各国减税必将影响我国的税收政策。随着我国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达40%左右。我国的产品、企业与国外产品和企业的竞争日趋激烈,而税收政策是影响我国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之一。近几年来我国税收高速增长,要求减税的呼声越来越高,世界各国的减税浪潮更加剧了这种要求。我国应采取积极的税收政策,应对全球范围的减税浪潮。我国在2008年已经实施了新的企业所得税法,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因此,我国应顺应世界减税趋势,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适时进行积极的税制调整。适时的减税可以增加国民生产总值,刺激总需求的扩大,增加就业。例如,减少个人所得税可以使个人拥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从而增加个人消费和投资;减少公司所得税可以刺激公司的投资等。 但我们也要看到,单纯的降低税率不能解决国际竞争等问题,仍需要采取更多的措施应对全球减税浪潮。我们要从实际出发,在保持税收与经济发展同步或略高于经济发展速度的前提下,对税收作结构性调整。一方面进行减税,结合我国税收结构的实际情况,可选择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等主体税种实施减税政策,以达到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另一方面进行增税,并辅之以财政支出政策,对支出进行结构性调整。 二、贯彻落实通知精神,助推企业兼并重组 2009年初以来,国务院相继通过了纺织工业、装备制造业、汽车产业、钢铁产业、石化工业、船舶工业、电子信息产业、有色金属工业、轻工业、物流业“十大产业”的振兴和调整计划,推出了4万亿元经济刺激方案,为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吹响了进军号。与此同时,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了《关于企业重组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59号)文件,进一步明确了《企业所得税法》的有关规定,规范了企业重组的所得税处理,对特殊重组实行税收优惠,为实行十大产业调整和振兴给予了有力的支撑。 企业重组是指企业发生的产生法律结构或经济结构重大改变的交易,包括企业法律形式改变、债务重组、股权收购、资产收购、合并、分立等。企业重组往往涉及增值税、契税、企业所得税等,其中企业所得税处理是最主要的税收问题。按不同方法处理企业重组涉及的企业所得税,会形成不同的企业重组税收成本。《通知》明确了债务重组、股权收购、资产收购、合并、分立等主要企业重组方式的含义,规定企业重组区分不同条件分别适用一般性税务处理办法和特殊性税务处理办法。在企业重组中,明确的税务处理方式是收购方和出让方进行成功重组的关键。在“两法合并”前,内资企业、外资企业进行重组,在所得税处理上分别遵循不同的税收法规体系。新《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统一了内外资企业重组适用的税收处理办法,使内资企业、外资企业重组税务成本得以统一,体现了税法的公平性。 《通知》将《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具体化,制定了每一种企业重组方式适用的具体所得税处理办法。规定了合并企业接受被合并企业资产和负债的计税基础,以被合并企业的原有计税基础确定;被合并企业合并前的相关所得税事项由合并企业承继;被合并企业股东取得合并企业股权的计税基础,以其原持有的被合并企业股权的计税基础确定,也就是说,符合特殊重组的企业合并,被合并企业不用确认所得或损失,也就暂不用纳税,而在普通合并中,被合并企业及其股东都应按清算进行所得税处理,计算缴纳所得税;合并企业接受的资产和负债,以原有成本确定计税基础,而不是按交易价格确定。一般情况下,被合并企业资产和负债的原有成本要大于交易价格,相当于增加了合并企业今后可扣除的成本;被合并企业的亏损可按比例在合并企业弥补,而在普通重组中,被合并企业的亏损不得在合并企业结转弥补。 在当前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一些大型企业集团内部已经或多或少出现不良资产,通过重组整合,将使大型企业节约大量管理成本。重组方式少与税务成本不确定是此前企业重组进展缓慢的重要原因。《通知》既为大型企业集团内部重组打开了方便之门,也将推动一些在国内有多处投资的外资企业集团进行并购重组。 三、破解技术创新难题,扶持中小企业发展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技术创新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作用日趋突出。中小企业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活力元素,也是推动技术创新、实现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重要载体。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帮助我国中小企业走出困境,对整个国家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对于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支持,可以采取多管齐下的办法。例如,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应针对中小企业特点,在技术研发、设备更新、再投资等企业发展的关键环节上给予扶持。具体包括:完善并合理运用税收抵扣、减免和加速折旧等政策,鼓励和引导企业加大研发、职工技术培训和设备更新改造力度;对科技创新项目收益再投资于科技创新项目的企业或个人给予免税或退税优惠;提高高科技人才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标准,对高科技人员在技术成果和技术服务方面的收入,按应纳所得税额给予一定比例的减征。此外,对金融机构的技术创新项目贷款,尤其是对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项目贷款给予一定税收优惠。进口税收政策的优惠要从对企业进口整机设备,逐渐转移到鼓励国内企业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和装备所需要的重要原材料和关键零部件上。 当前,中小企业融资难也是一个较为普遍的问题,没有资金的支持技术创新也只能是一句空话。目前中小企业贷款缺乏投资风险基金的支持,因此必须建立中小企业投资风险基金和有效的金融监管机制,畅通中小企业贷款渠道,降低贷款利率,这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当务之急。有的企业由于缺少启动资金,不得不将高科技项目和专利转让,无法扩大经营规模。我国应出台中小企业增加自有资金的税收优惠措施,如通过优惠税率引导企业向中小企业注资等。针对中小企业的外源融资制定税收优惠政策,如对向中小企业贷款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以及担保机构,给予税收优惠。对于民间相互的投资、融资业务,予以减免税政策,如3年免征营业税、所得税,以活跃民间借贷、融资市场。 增加地方财政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投入,既可促进企业发展,又能增长税收,是个一举两得的事情。地方政府应逐步使财政支持的形式多元化,变单一直接的资金支持方式为直接资助、财政担保、贷款贴息等多形式并存。财政拨款资助应该具有针对性,重点支持中小企业技术自主创新的项目。对一些真正具有良好前景但面临较高风险,难以募集到资金的科技创新项目,政府应提供财政担保。可考虑建立重要技术的研究开发费补助金制度,对一般项目政府补助1 / 3的经费,对环保节能项目、有利于产品出口型项目、能提高行业国际竞争力的项目政府补助1 / 2的经费,鼓励促进企业研发节能环保,高产出、低消耗,科技含量高,附加值大的新产品。 国际金融论文:试论国际金融危机与会计创新 【摘 要】 从 金融 危机中发现 会计 问题并予以解决,不仅是摆脱金融危机的要件,而且是创新会计、提升会计职业尊严的绝佳机会!财政部副部长王军最近提出,金融危机的 历史 也是会计创新的历史。这一观点更加精彩。本文从财务会计、审计和管理会计三方面讨论会计创新问题。 【关键词】 金融危机; 职业尊严; 会计创新 2007年美国华尔街的金融机构注销了与次贷产品相关的400亿美元的账项,引爆了当前这场国际金融危机。这场危机是否触底尚有待观察,但它已经撼动了从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中脱胎而来的美式资本市场和公司治理制度;撼动了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所确立的以美元为“霸主”的国际金融体系;撼动了资本主义自由 经济 的根基,对实体经济和百姓生活的创伤也达到空前的深度。 有趣的是,金融危机伊始,美国金融界就试图将危机的责任归咎于会计,归咎于会计公允价值原则对金融危机的夸大,并获得部分国会议员的强烈呼应。对此,美国和国际的会计组织一方面奋力摆脱干系;另一方面也悄然限定了公允价值的适用条件。2008年美国主导的g20无人对会计发难,2009年英国主导的g20亦无会计负面新闻。于是乎,会计对金融危机的责任问题就这样摆平了。我国会计界就此也有热烈的讨论,其主流观点支持美国和国际的会计组织。 毫无疑问,美国华尔街恶棍们的贪婪与傲慢,美国金融体系的老化与破碎以及美国政府监管的缺失和过错,是造成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但这并不意味着金融危机与会计无关!难以想象,那么重要的会计对如此罕见的金融危机没有任何责任?!实际上,其中的会计问题并不少,有些是新生的,有些则是老问题被新环境因素所激活。从美国经验看,会计有问题、有责任并不可怕,关键是通过危机进行会计创新。 一、财务会计创新 财务会计的责任是反映会计主体经营过程与经营成果,生产财务信息。随着证券市场的 发展 ,财务信息越来越重要。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财务会计至少有两点值得质疑:一是公允价值,即现行市价或基于现行市价的估计价值。财务会计期望以此解决会计计量中固有的价格波动问题,但是,在金融业,金融产品的现行市价总是被操纵得面目全非,并不“公允”,所以公允价值不仅对本次金融危机有夸大作用,而且在这之前已经夸大了金融繁荣,并且极其不幸地被金融机构“忽悠”金融客户购买次贷产品所利用。金融界没有资格指责公允价值,他们早已从中得足了实惠,不然,公允价值怎能推行下去呢?公允价值的问题在于倡导者与设计者没有想到会发生如此严重的金融危机和价格操纵,更不可能设定应急预案在危机和繁荣时期“挤出”那些夸大成份,充满书卷气,“好听不好使”。二是原则导向,这是安然事件之后美国会计准则制定过程的新倾向,也引导了世界潮流。之前,美国一直实行“规则(或条文)导向”的原则。“规则导向”便于操作,但有漏洞;原则导向“包揽一切”,但操作困难,而且直接降低财务报告在会计主体间的可比性,加上现行会计准则的“选择性”以及公允价值所依托的职业判断。可以说,本次金融危机中财务报告的可比性被降到最低点,这与全国性或全球性证券市场对统一信息的需要是相背离的。 针对上述质疑,这里提出四点建议供有关方面 参考 : 一是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与会计主体监管过程相结合。换言之,会计准则制定过程必须考虑如何为监管会计主体提供便利,而监管部门制定对会计主体的监管政策是应该考虑会计准则的执行,最好由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的参与,使会计准则制定、会计信息与会计主体监管有机结合起来。 二是在坚持利润与交易(或销售)统一的原则下,对存量资产或负债按历史成本与现行价格进行双重反映。也就是说,在保持利润“可稽核性”(accountability)前提下也满足利益相关者决策的信息需要,不要在“要么历史成本,要么现行价格”的选择中折磨自己。 三是尽量降低会计准则选择性和压缩职业判断空间,让会计回归“丁是丁,卯是卯”的状态。尽管由于不同的利益驱使这将加大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的压力,但将简化会计准则的执行,也便于应用。 四是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制定“准则外业务”的处理准则。过去我国 企业 遇到新业务就向财政部打报告,然后根据批复处理,避免了规则导向下例外和遗漏无准则可依的情况发生。 二、审计创新 审计的责任是对财务信息进行社会鉴证或公证,作为“第三者”,它恪守客观、公正原则,超然独立,曾在世界上赢得了不亚于医师和律师的崇高地位,但在今天,似乎“很没面子”或尊严。原因很简单,就是审计师对于 会计 主体在审计期内的舞弊从来不承担责任!这也是本次 金融 危机中应该质疑审计的首要问题。审计是一种私营形式的公益事业,在执业过程中追求效率和规避 法律 风险,完全可以理解。但令人不能理解的事实是:被出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会计主体仍接二连三地发生舞弊;本次金融危机中那么多公司舞弊和操纵财务数据的事件曝光,却鲜有揭露于审计师之手;甚至那些天价收费的国际会计公司,其现场审计人员只是比照模板“打勾划叉”,其所谓大牌审计师的“核心竞争力”不是审计业务而是客户关系;更有甚者,越来越多的非审计专业人士“混迹”于审计行业,或者业务代表,或者“垂帘听政”,还能“轻车熟路”;……诸如此类,人们不禁要问:审计还有用吗?答案是:当然有用,但必须变革:一是将查找舞弊责任赋予审计师,这会加大会计公司的审计成本,但能够提高审计尊严,推动行业健康 发展 ;二是将咨询业务回归会计公司,美国将审计与咨询剥离是典型的舍本逐末的短期行为,也毁了审计行业,将两者合并起来不但不影响审计独立性,反而有助于查找舞弊,关键是承担查找舞弊的责任;三是修改无保留意见的“标准式”审计报告的措辞,首先加入查找舞弊责任;然后将那些显然有悖于“公众利益优先,社会责任第一”的措辞删除。 三、管理会计创新 按照传统,管理会计的责任是为会计主体内部各级经理甚至普通员工的决策者提供财务信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战略及其相关的流程改进或再造技巧、平衡计分卡、作业成本制度的相继引进和问世,管理会计也能够系统地提供作为财务信息动因的非财务信息,成为实施 企业 战略、提高企业效益、形成持续竞争优势的强有力的工具。尽管尚无证据表明本次金融危机的发生与管理会计的直接关系,但是,社会和企业对于管理会计的长期忽略已经或正在加剧着本次金融危机的消极影响,则是不争的事实。这里提出三点建议供有关方面 参考 :一是本次金融危机的教训之一是社会在金融机构沦为金融恶棍们谋取私利的工具时无能为力,因此,如何在社会层面上对金融机构及其他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进行评价和监管,则成为突出的问题。管理会计早就有社会责任会计,最近10年来已经发展出系统性和操作性很强的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方法。换言之,管理会计能够为监管部门监管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提供信息。二是实体 经济 受金融危机的消极影响也不同程度地陷入危机。从实务上看,实体经济摆脱金融危机影响的主要手段是从新定位战略,强化成本控制、预算管理和以财务信息为主导的管理控制,而这些正是管理会计的强项。三是加强会计内部合作,特别对内控制度,财务会计、管理会计和审计完全可以协调行动,形成内控制度制定、执行和评价的机制,为企业摆脱危机甚至“长治久安”作出贡献。 国际金融论文: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法律制度建设的思考 〔摘 要〕频繁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各国都意识到应该加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然而缺乏制度建设的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并不可靠,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与健康发展必须依靠国际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建设与完善。本文从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法律制度的功能和价值取向入手,对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法律制度的建设提出了具体建议。 〔关键词〕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法律;制度设计 金融全球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中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它在提高全球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加剧了国际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国际金融动荡已成为常态,金融危机频繁爆发。面对频繁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可以从经济、政治、社会等不同角度挖掘原因,但许多学者认为现行法律制度的缺欠与漏洞应该是最直接的原因,而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制度的缺失则是危机快速蔓延的一个关键性因素,从这个角度来讲,国际金融监管领域的制度化建设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法律是一种正式的制度安排。 一、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法律制度的功能 在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研究中引入法治是十分必要的。没有法治就不可能使金融监管国际合作从一种松散无序的行为转变为一种在具体制度框架下有序的金融活动。法是秩序的象征,又是建立和维持秩序的手段。法律制度以其规范性、确定性、强制性特点有助于实现国际金融秩序目标,法律可以作为实现变革的一种手段。由于法律所具有的规范性特点,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秩序的象征,同时也被视为建立和维护秩序的手段。一方面,法律通过明确的规则来规范行为主体的行为;另一方面,法律通过强制性的惩罚规定对行为主体起到威慑作用,使其不敢做出有违法律制度的行为。法律制度具有的透明、公开、稳定、权威等特性,使其成为加强国际金融合作效果与维护国际金融稳定的有效保障。国际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作为国际金融合作与协调的成果,不仅为当事人从事国际金融活动提供了基本的行为准则,从而具有保障国际金融交易安全的基本功能,而且也是国际金融监管主体行使金融权力以及防止金融权力滥用的基本依据,而法制本身贯穿其始终的稳定、公平、效率精神有利于生成有效的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机制。全球化的金融危机事实上已经说明了松散的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并不可靠,要保障国际金融安全必须踏上合作法治化的道路。 首先,金融监管的作用在于它为金融机构和相关个人的行为确定了一种“秩序”,金融业的各种金融行为必须遵守此“秩序”。这种秩序是强制性的,它明确规定了行为方式、法律后果,对任何机会主义金融行为起到威慑作用,从宏观角度保证了金融活动的有序进行,保持金融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这种秩序就是法制。 其次,国际金融法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法律环境,为国际金融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国际金融的发展,不仅仅包括数量上的扩张,更应当追求发展的健康性与协调性,只有既注重“量”的扩张又注重“质”的提高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发展。国际金融法有助于形成合理的国际金融秩序,为维护国际金融的安全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法律环境,从而起到促进国际金融发展的功效。因为合理的国际金融秩序和稳定的国际金融环境是金融发展的基本前提,如果没有金融秩序和金融稳定,国际金融发展犹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再次,国际金融法有助于金融领域国际标准的统一,促进公平竞争机制的形成。必须承认,没有竞争就没有发展。然而,在国际金融领域,各国的金融监管政策和法律制度存在一定的差异,在金融监管的标准、方式和方法上不尽一致,容易造成监管冲突。仅以银行业为例,对风险评估的标准和要求各国间就存在着巨大差异。这种监管标准的差异为“监管套利”创造了空间,造成金融机构间国际竞争的不平等,严重扭曲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从而制约了国际金融及经济的健康发展。国际金融法是国际社会在金融领域通过协调与合作达成的法律成果,它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各国金融法制的统一化和金融监管标准的趋同化,从而有利于避免各国之间的监管竞争,有利于生成公平合理的国际竞争机制。 最后,国际金融法能够起到约束金融霸权的作用。国际金融合作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反对任何形式的金融霸权,借助制度的力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金融霸权。金融监管领域中公平制度的产生,本身就是为了防止在金融领域中的“恃强凌弱 。因为公平的制度或制度所体现的公平,与霸权或强权是对立的和格格不入的。另外,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制度规则是基于国家间抵御金融危机的需要而产生的,即便是霸权国也需要参与国际合作,受到规则和制度的约束。作为国家之间意志的妥协,制度一旦建立,参与建立这种制度的国家就必须遵从他们亲自建立起来的制度,因而,制度可以对金融霸权起到限制的作用[1]。国际金融监管的有效进行需要法律,作为解决问题的工具和手段,国际金融法有助于世界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在国际金融领域取得真正平等的发展权,有助于国际金融危机的防范与化解,有助于世界经济和各国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法律制度的价值取向:民主、公平 “法律是使人类行为服从规则之治(governance)的事业”。[2]法治要求人们对法律的性质和来源有一种判断标准,即什么样的规则能够使人类服从?它有助于我们理解国际社会中法律权威的确立。 当前,在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法律制度的研究中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法律的最高(最终)权威来源是什么。这一问题在国际法和国际关系上的体现,曾经表现为要不要有一个世界政府。就目前而言,建立一个世界政府的想法显然不具有现实性。法律的最终权威不仅仅来自于在强制性上的发展,也应该来自于公正性和公开性。来源于它自身是否是“良法”,千年以前,亚里士多德对此曾做过一个历经时间历史考验的界定:已制定的法律能得到公众的普遍遵守,而大家遵守的法律为良法。因此,良法性与规则的普遍遵守性是我们建设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法律制度的逻辑起点。既然在金融监管国际合作中,面临着有全球化的金融而没有全球化的政府这个严重而现实的问题,那么为了确保国际社会所形成的规则能如同国内法律一样得到普遍且有效的遵守,国际金融监管法律必须是能在最大程度上代表国际社会各成员国利益的法则,其必须兼顾各国实力的不同、极尽可能地体现各成员方特殊的利益要求[3]。民族主权国家仍然是全球立法最重要的参与者,现实情况是主权国家在参与全球性立法上的不平等甚至缺席,这种现象本身是与法治主张相悖的。国际金融监管规则必须建立在平衡主权者之间的利益以及体现参与者应有的国际立法话语权的基础之上。主权平等的原则不仅包括缔约能力,也包括参与国际法制定的平等和参与国际组织的平等,唯此才能为国际法提供正当性来源。 公平指法律的“公正”、“正当”、“合理”、“恰当”的适用。在确立国际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时,我们必须认识到,国际社会是由大量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主权国家构成的,这种经济上的差异会直接影响到其法律权利上的平等性。因此,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法律制度是调整经济上不平等的主权国家的法律体系,基于公平理念,基于实质平等要求,应该在涉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关系国际法律制度中建立双重法律规范,即需要有在普遍规范和国际行为守则的范围内的优惠和非互惠待遇。比如,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关系,允许发展中国家保留外汇管制立法等针对发展中国家的例外规定和专门安排,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的经济权利和发展空间,同时,发达国家应该承担更多的义务。因为单靠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具有同等约束力的普遍性规范,是不可能解决合作中的公平问题的。公平“作为一项法律原则”不能独立存在,“它的适用总是与一项法律规则相联系的”,时而“符合法律”,时而“超越法律”,时而“违背法律”。[4] 三、立法技术:“硬法”与“软法”融合兼用 目前,国际金融监管规范就其性质而言分为“硬法”和“软法”两种。一般认为,“硬法”是指那些需要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法律规范,如国际多边条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联合国《条约法公约》规定,条约是在成员国彼此相互关系中创设权利和义务,并相约遵守这一行为准则。国际条约具有国际法律效力,任何违反的行为都可诉诸国际法的救济方法解决。而“软法”则指那些效力结构未必完整,无需依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但能够产生社会实效的法律规范[5]。这类文件虽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却往往有助于国际习惯的形成和条约的产生,对各国的行为具有一定的影响力[6]。“软法”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软法”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二是“软法”是可以产生实际效果的行为规则[7]。以巴塞尔委员会制定的监管规则为例,尽管巴塞尔协议本身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由于协议本身的质量、市场压力等因素的作用,巴塞尔协议在实践中起到了约束各国银行监管规则的实际效果。 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各国间就一些重大问题都存在着比较激烈的利益冲突,在涉及金融主权让渡方面的国际金融监管合作领域尤为突出,金融监管合作秩序的维系与持续,必须依靠国际经济条约“硬法”效力的维护,并建立相应的政府间组织作为运作的机构。国家制定的“硬法”因其强大的约束力构成现代法律秩序的中心,但是“硬法”因立法和实施成本较高而导致其供给严重不足,金融监管国际多边条约的匮乏即为明证。而“软法”从制定和通过的程序和实施机制不需要通过国家领导层、或是繁琐的立法程序,这就节约了相当多的时间和财力,表现出更多的灵活性和更大的自由度,确实给各国政府留下了更大的自主活动和决策的空间,显示了其造法成本低、成功率较高的优点,在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统一规则的需求不断增加与“硬法”供给严重不足时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金融全球化使得各国在处理金融危机等跨国问题时彼此之间不得不进行合作与协调,而各国对于金融主权的坚持使得统一的国际金融监管条约的达成困难重重,巴塞尔协议等这种“软法”性质的监管规则满足了各国监管当局心理和现实的需求,它所提倡的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是基于各国自愿的基础上开展的,透过各标准制定委员会向各国监管当局提供各个金融领域的最低标准和最佳实践原则,然后各国监管当局可以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有选择性地遵守执行这些标准。由此可见,我们应该在两个层面上构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法律制度:第一个层面是制定加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多边国际条约;第二个层面是在某些难以短期内达成国际条约的金融监管领域,通过制定和实施“软法”的方式,实现一定程度上的国际合作。各国对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具有高度共识却又极度敏感,这一领域的国际合作纷繁复杂又充满矛盾和冲突,存在着相当多的立法瓶颈,“软法”的通过对国际社会的各成员国来说无疑是一个信号,指示着国际实践和国际立法的趋势和方向,为“硬法”的达成创造了有利条件。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硬法”与“软法”之间具有很强的相容性,这是由国际货币金融关系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所决定的。 四、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法律制度的具体设计 法律是一种正式的制度安排。按照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结构的基本要素是由制度提供的一系列规则和实施机制构成的,而实施机制主要体现在奖惩机制和组织建设方面。因此,就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制度而言,应该包括以下内容: (一)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实体规则与程序规则 法律规则包括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实体规则是规定和确认参与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成员国权利、义务、责任的规范;而程序规则则是用来保证权利得以实现或行使,义务和责任得以履行的有关过程、步骤和方式的规则。 1实体规则 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实体规则,应当以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全球金融体系稳定为主要目标。从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实际出发,这方面的实体规则应当大体包括:(1)信息交流规则。在金融监管合作的过程中,国家之间需要交换相应的信息。但是,由于金融在经济中的核心地位,金融信息必然涉及本国的金融利益和金融安全,国家在金融监管信息的交换中都有尽量保留的倾向。因而在监管合作中必须对此加以明确规定。(2)确立金融监管的国际标准。金融全球化环境下,如果没有国际社会共同一致的监管规则和标准,必然会出现监管套利,既可能造成逃避监管引发金融危机的情况,也可能造成国际金融机构之间的不公平竞争问题。因此,国际监管标准的确立和实施是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一项不可缺少的内容。以多边法律规则形式表现的金融监管国际标准具有法律约束力,成员国有法定义务按照国际标准进行监管。(3)危机应急处理规则。金融全球化带来了金融风险的国际性传播,一旦发生金融危机,说明金融体系受到严重破坏,如何尽快从危机困境中走出来,消除各种不稳定因素、增强金融体系信心对恢复国际金融稳定至关重要。对危机处理得当,国际金融体系可能很快摆脱危机的阴影,步入正常运行轨道,反之亦然。危机应急处理机制的一个基本问题是成本和代价的承担,即如何在所涉国家之间分配和分担金融机构拯救或倒 闭的成本和代价。按照权力与责任相适应的法理基础,应当由具有监管权力而监管不力的国家承担金融机构倒闭的不利后果,唯有如此,才能合理分担跨境风险,才能有利于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深入进行。 2程序规则 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程序规则是实现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公正的根本途径。因为程序规定了在金融监管国际合作问题上各种权力的运行方式,如果只有实体规则而没有程序规则的约束,金融监管国际合作中的公共权力就可能被某些国家或组织滥用。另外,程序正义可以提高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意愿,并能增加纠纷解决过程的可预测性,因而既可以提高金融监管合作的决策效率,又可以防止成员国的不满,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决策有效实施提供了保证。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程序规则来加以制约和规范,笔者认为应该至少包括:(1)公开、公正的决策机制。公开的决策机制包括国际金融监管规则的制定应该透明,即在立法、规则的制定方面要对全体成员国公开,以获取广泛的民主基础;决策过程透明,金融监管的重大决策过程应规范化,对参与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全体成员开放,使每个成员都可以用自己的思维进行判断和评价;决策结果透明,对任何涉及成员国金融利益的金融监管决策结果,均对全体成员国公开,以使每一个成员国有机会去认识和评判该决策结果的正当性[8]。公开透明的国际金融监管决策机制为决策的可预见性和稳定性提供了保障。(2)争端解决机制。规则不可能自己执行,因此,争端解决及其执行程序是任何法律体系必不可少的因素。当今,和平解决争端已经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一项基本原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方法分为政治方法(或称外交方法)和法律方法两种,是否能够产生有法律拘束力的解决结果是法律方法与政治方法的主要区别,法律方法大大增强了争端解决机构的权威,有利于争端的迅速解决,与“权力型”的外交解决手段相比,“规则型”法律取向的争端解决机制也是抑制强权政治的有力武器。wto争端解决机制即为一个很好的例证[9],wto法为其他国际法规范树立了可强制执行的、非自愿遵守的“强势”的国际法运作模式典范,这直接为提高国际法规范的强制力提供了有益的经验。目前而言,国际金融领域还缺乏这样的争端解决机制。然而,国际关系是国家之间的冲突与合作关系,合作是以冲突存在为前提的。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当然也是以国家之间在金融领域存在矛盾和冲突为前提的,否则合作就失去了意义。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是合作存在和继续发展的必要保障。 (二)建设符合监管职能的国际金融监管组织 作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制度的实施者与维护者,国际金融监管组织承担着主要决策功能和裁判功能,能够起到强化法律效力和实施效果的目的。在全球范围内加强国际合作,客观上需要建立起相应的多边金融监管机构,执行国际金融监管的职能。建立国际金融监管机构是全球化下国际金融领域无法回避的问题,现有的各国际金融监管组织均不足以担当此重任,有两条途径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或是改造现有国际金融监管组织,或是建立一个新的国际金融监管机构。不论是改造还是重新建立,只不过是实现方式不同而已,都不会影响国际金融监管机构监管职能的发挥。 在金融全球化条件下,能够防控国际金融风险和危机的多边监管机构应该具有如下特征:(1)它应该是一个全球性的、专门性的、政府间的金融监管组织。国际金融监管组织以维护全球金融稳定为己任,那么它应该是向国际社会所有国家开放的组织,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俱乐部或区域性组织[10]。既然国际金融监管组织的宗旨和目的是维护国际金融秩序的稳定,而金融行业的专业技术性、复杂性与重要性决定了国际金融监管组织必须是一个专业性的国际组织。此外,由于金融监管权属于主权国家的行政权力,而国际金融监管组织的跨国监管权来源于主权国家对金融监管主权的部分让渡,因此国际金融监管组织应该是政府间的国际组织,而不是非政府组织。(2)它应该是一个能够凸显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金融监管组织。国际金融监管组织的成员应该包括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主权国家,改变现有国际金融组织受西方大国主导、代表性不强的性质。(3)它应该是一个具有横向综合监管职能的金融监管组织。金融业混业经营与金融创新层出不穷的趋势下,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的业务范围日益融合,内生出跨市场跨行业 的交叉性金融风险,这种风险具有系统性和复杂性等特征。一旦爆发,就会跨越原来的市场界限而在不同金融市场上迅速传递,建立在分业经营基础上的分业监管机构显然难以对跨市场的金融风险进行有效监管,具有横向综合监管职能的金融监管机构能够适应金融混业经营对监管的新要求。 在没有权威的国际金融监管协调机构的条件下,要实现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对于经济发展不平衡、国内政策倾向各异的不同国家来说,是不现实的,在缺乏制度的实施者与维护者的情况下,合作将难以进行。因此,设立具有协调监管功能的国际金融监管机构,是建设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法律制度的内容之一。 (三)建立监督制裁机制 国际金融监管合作过程之所以需要特定的监督制裁机制,是因为在合作过程中各成员在谋求自身利益时,既有可能采取正当手段,也有可能采取不正当手段。监督制裁机制可以减少对规则的破坏,没有监督制裁就不能抑制合作活动中可能出现任意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有效的制度必须配有监督制裁机制,监督制裁机制使成员国在制定本国金融政策和采取行动时,必须考虑合作组织制度的意义。惩罚那些采取不合作战略的背叛者,只有这样才可以使参与者的行为变得可以预见,并将他们的行为导入合理预期的轨道。 可以选拔具备公正、中立、专业的人员组成专家小组,专门行使监督职权,对合作各方是否违反合作规则进行裁判,并对违法者进行制裁。此外,补偿原则应作为专家小组的一项重要工作准则,因为在金融监管合作中可能会出现合作结果对相关各方利益不对等的情况,即合作主体间利益分配不均,此时应考虑适当的利益补偿,作为合作达成的激励,以维护合作的稳定性。 建立完善、公正的监督制裁机制,可以实现国家利益与国际整体利益的双赢。在一个独立的、权威的国际组织的监督与管理下,国际金融监管冲突会得到更加公正、及时、有效的解决,从而保障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有效性与稳定性。 国际金融论文:浅谈 国际金融 课程课堂教学模式的改革 摘要:《国际金融》课程是一门综合性、实践性和时代性很强的课程,该课程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在其教学过程中必须对课堂教学模式进行改革。要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并与优化教学内容相结合;要改革考试方法和内容,建立科学的考核指标体系;在教材的使用上要“用教材教”而不是“教教材”等才能完成预期的教学目标。 关键词:《国际金融》课程;教学手段;教学方法;教学内容 《国际金融》课程是国家教育部确定的高等院校经济和管理类专业的一门核心课程和专业基础课,是一门综合性、实践性和时代性很强的课程。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一体化程度的日益加深,特别是随着中国金融业的开放,许多经济、金融部门需要大量既通晓国际金融理论、又熟悉国际金融实务的高素质应用型专门人才。因此,国内许多高等院校的经济管理类专业都十分重视《国际金融》课程的建设。在课程建设中,教学模式的改革是一个关键环节。本文根据《国际金融》课程的特点,探索本课程的课堂教学模式。 一、《国际金融》课程的特点 1.综合性强。一直以来,国内外对“国际金融”课程的研究有很大差异。在国外,许多大学的商学院和经济学院都开设此课程,但商学院开设的“国际金融”(international finance)课程等同于“国际财务管理”(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nagement),即站在“跨国公司的角度”来讨论相关的财务管理活动,因此许多内容都属于微观层次的研究;而经济学院开设的“国际金融”课程则以“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学”为主要内容,属于宏观层次的研究。在国内,国际金融课程的内容相当广泛,里面既有理论的分析(如国际收支理论、汇率决定理论、汇率制度选择理论、金融危机理论等),还有实务的介绍(如外汇交易实务,外汇风险防范实务等),也有政策的研究(如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内外均衡目标的实现、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等)。 2.实践性强。《国际金融》课程的教学目的是通过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站在不同的角度从宏、微观层面更透彻地认识经济生活、理解国家经济政策和金融体制改革,真正学以致用。如针对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来,汇率变动的浮动和频率加大,如何强化外汇风险管理,实现储备资产的保值增值;针对人民币的不断升值和中国目前的国际收支状况这一事实,如何调整国际收支,实现人民币汇率的稳定等问题都是国际金融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通过本门课的学习,要求学生初步掌握一般的国际金融业务操作程序,如外汇交易实践操作(即期、远期、掉期、套汇与套利、外汇期货、外汇期权、互换交易等)、外汇风险管理(进出口商如何规避汇率风险等)、贸易融资业务(福费廷业务、保理业务、出口信贷业务的运用等)。通过对学生实际动手操作能力的训练,为学生在银行、证券、保险、基金等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投融资部门做应用型金融工作奠定一定的基础。 3.时代性强。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的发展,国际金融市场风云变幻,国际金融领域的新现象、新问题、新事件层出不穷。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金融海啸。雷曼兄弟的破产,美国华尔街投行的“绝迹”,美国最大的抵押贷款融资企业房地美(freddie mac)和房利美(fannie mae)以及美国国际集团(aig)相继被政府接管;伴随着全球出现的流动性危机与信贷紧缩,欧美掀起金融机构国有化或半国有化的浪潮,金融系统出现空前规模的去杠杆化,还有法国兴业银行事件,越南发生的金融动荡,中国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推进、外汇储备规模的快速扩张以及外汇储备管理中出现的诸多问题等等。 日新月异的国际金融实践也推动着国际金融理论不断深化和发展。近十年来,国际金融理论发展非常迅猛,尤其是在汇率决定理论、汇率制度选择理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理论、国际金融监管理论和国际金融市场理论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因此,《国际金融》课程具有很强的时代性。 《国际金融》课程的上述特点,决定了其教学不能采用传统的从课堂到课堂、从书本到书本的满堂灌的教学模式,而必须改革课堂教学模式,才能很好地完成预期的教学目标。 二、《国际金融》课程课堂教学模式的改革 (一)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进行教学 近几年来,多媒体教学在高校教学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多媒体教学可以以文字、表格、图形图片、动画、音频、视频、录像等形式讲述课程,从而增强授课的直观性、形象性、生动性,扩大课堂教学的信息量,极大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兴趣。《国际金融》课程的特点决定了要讲好本课程必须全方位利用多媒体进行教学。 1.在传统教学过程中融入网络教学手段。在上课过程中,可随时利用网络,结合授课内容,介绍、观看与上课内容相关的视频、图片、最新事件及评论等。如在讲外汇与汇率这部分内容时,可带领学生浏览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网站查看人民币汇率行情,带领学生浏览华尔街日报、伦敦金融时报等网站查看国际外汇市场行情和汇市评论。在讲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时,可带领学生在凤凰财经网上观看一些专题讲座视频,在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上了解最新的人民币汇率政策;在讲外汇衍生金融工具时,可带领学生浏览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伦敦国际金融期货交易所网站查看相关的合同交易数据。在讲国际收支时,可带领学生浏览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查看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在讲欧元时,可带领学生浏览欧洲货币联盟中央银行网站了解欧元的实施情况。在讲外汇储备时,可带领学生浏览国家外汇管理局、金融界等网站查看中国最新的外汇储备统计数据以及相关的许多图形、表格等。在讲汇率制度时,可带领学生浏览香港金管局网站了解香港联系汇率制度的相关情况等等。充分利用网络进行教学,有助于教师及时、全面地了解最新的国际金融信息和国内外金融理论的发展动态、及时更新教学内容和添加较新的统计资料、图片等信息,也有助于学生对最新的热点问题有一个全面、正确的认识。 2.利用专题音像资料进行多媒体教学。如在讲世界主要外汇市场时,可以让学生观看“世界外汇市场交易概况”的光盘;在讲金融危机时,可让学生观看“亚洲金融风暴”的光盘等。通过观看音像资料,使学生对学习的内容有比较强的形象认识和直观体验,加深对相关问题的理解和认识。 3.要善于利用多媒体的ppt演示工具。《国际金融》课程中的许多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及理论的逻辑性较强,为了讲清楚、讲透彻这些概念或理论的来龙去脉,在制作ppt时,一定要简单明了,多用示意图、纲要图和简单的动画,避免将word文件中的大量文字直接贴在课件中而将ppt变成了教材的翻版。如用示意图给学生介绍汇率理论的发展脉络,用示意图将汇率理论中资产市场说的模型分类展示给学生,用纲要示意图给学生讲解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历史演进,用简单的动画来描述套汇或套利的过程等等。这些示意图虽然简单,但却对学生的学习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并与优化教学内容相结合 1.要继续用好讲授法,不过讲授要改进方法,不应该灌输,而应该引入启发,将学科专业最新进展和前沿呈现在学生面前,讲清思路,引导学生思考。中国高等教育要培养高素质的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教师必须认识到学生不是空着脑袋进入课堂,不是被动接受知识信息的容器,他们必须主动建构知识,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学习、主动地学习;教师必须启发、引导学生学习,因而应废止注入式的教学方法,代之以启发式的教学方法,教学生思考、发现、理解、生成,建立知识之间的逻辑联系,找到知识与生活、将来工作等关联性。 2.《国际金融》课程中有许多理论联系实际的内容,这些内容通过案例教学往往会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国际金融领域积累了大量的、丰富的案例,在国际金融课程中进行案例教学,可以让学生在具体的问题情境中积极思考,主动探索,从而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如在讲汇率变动对经济的影响时,可引入二战后日元汇率走势对日本经济的影响的案例;在讲货币危机与金融危机时,可引入1992年欧洲货币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越南金融动荡的案例;在讲外汇衍生产品市场时,可引入巴林银行破产事件、住友商社巨额亏损事件、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的案例;在讲离岸金融市场时,可引入人民币ndf交易的案例;在讲最适货币区的理论及实践时,可引入欧元诞生的案例等等。 3.国际金融领域经常出现许多热点和难点问题,组织学生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不仅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创新、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而且可以使学生所掌握的信息与知识得以相互补充,知识结构更加完善。如在讲人民币汇率问题时,可组织学生讨论人民币升值对中国进出口企业的影响这一问题;在讲外汇储备时,可组织学生讨论近几年中国外汇储备激增的原因有哪些;在讲国际资本流动时,可组织学生讨论近年来热钱流入中国的数量及途径等问题;在讲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和“三元悖论”时,可组织学生讨论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问题;在讲外汇风险管理时,可组织学生讨论中国外贸企业在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采用了哪些方法和手段来规避汇率风险;在讲国际收支时,可组织学生讨论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形成的原因以及如何促进中国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等等。 4.在教学过程中,要善于运用比较教学法。比较教学法就是对于相似的或对称的理论、概念和业务等容易混淆的内容,在教学中通过绘图、列表等方式,把它们之间的异同进行罗列比较。如在讲解直接标价法和间接标价法,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官方汇率和市场汇率,期货交易和期权交易等概念时,引导学生寻找概念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在讲站在报价银行的角度求交叉汇率的方法及站在顾客的角度进行套汇的内容的时候,由于这两部分内容容易混淆,可以将他们放在一起讲解,以避免引起混淆。 5.要改变传统的授课方式,引入“问题教学法”、“研究教学法”等,对培养学生自主式学习和创新性学习的能力有很大帮助。在教学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努力营造一种民主、活泼的气氛,采用问答式、讨论式、解决问题式的方法进行教学,把教育对象的思维活动不断引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环境之中,培养学生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教育对象的思维由被动变为主动。在课堂教学中,一定要强化、激发学生的问题意识,鼓励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进而解决问题;要爱护和培养学生好奇心、求知欲,以提问的方式引导学生解决问题,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积极参与教学过程,会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和创新能力;教师将自身丰富的知识和经验,融汇到教学内容之中,将会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观能动性。 教学方法改革要和教学内容优化相结合。教学内容是教师教学的载体,也是师生授受、生成、创新的基本素材,显然,即使用最好的教学方法去教陈旧、无用、缺乏意义或价值、模糊、混乱的教学内容,也不会有理想的教学效果。因此,教学方法改革必须与教学内容优化相结合。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更加注重学科最新知识和创新方向的介绍,注重学习和研究方法的传授。 (三)改革考试内容和方法,建立科学的考核指标体系 为了深化高校考试改革,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必须改革《国际金融》课程的考试内容,建立科学的考核指标体系。在考试内容方面,创新能力的考核应成为考试的重要内容。要尽量减少试卷中有关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方面需要死记硬背的内容,尽可能地增加创新能力的测试。试卷中有利于培养创新能力的论述题、分析题等要占较大的比例。考核成绩不但考虑期末的考试成绩,而且考虑平时完成作业的情况、课堂讨论等情况。要灵活采取开卷、口试、论文等形式相结合的考试方法,把学生引向独立思考,根据自己的理解来答题。成绩的评判要鼓励独到的见解和创新,发挥学生个性化思维在探索知识中的作用。在考核方式上不但有闭卷考核,还应有开卷考核。要制定合理的考评体系,考评体系要以促进和激励学生创新能力的发展为主导,做到既考知识又考能力和综合素质,以促进大学生积极主动提高自己的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 (四)在教材的选用上,是“用教材教”而不是“教教材” 教材作为课程的书面载体形式,不仅直接影响着高校教师在教学模式改革中的教材观,而且从深层次上还影响着他们的课程观及教学方法观念。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辩证、客观、科学、发展地对待所选用的教材,即做好教材的“二次设计、开发及实施”(指教案),而不是“照本宣科”,即要求教师按照继承、借鉴及创新的课程原则积极做好所用教材的“纠正”与“弥补”工作。即是“用教材教”而不是“教教材”。
劳动关系论文:论事实劳动关系 摘 要: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也是矛盾凸显期,高频的事实劳动争议案件引发社会的高度重视,同时也成了学术研究的热点,如何完成我国事实劳动关系的争议案件的立法体现,逐步完善劳动程序立法,对于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维护和保障社会平稳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事实劳动关系的概念、成因、特征和其认定,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具体法条诠释,对事实劳动关系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与研究。 关键词:事实劳动关系;劳动关系;劳动争议;劳动合同 一、事实劳动关系的概述 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进行,劳动争议案件在民事案件中的比例逐年增长,特别是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事实劳动关系的纠纷,即指事实劳动关系纠纷。此类劳动争议发生后,用人单位往往以双方没有签订劳动书面合同为由,否认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不同意承担其义务。 我国《工伤保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18条、第61条规定: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14号)第16条规定:“劳动合同期满后,劳动者仍在原用人单位工作,原用人单位未表示异议的,视为双方同意以原条件继续履行劳动合同。”这表明对于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以前签订过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到期后形成的事实劳动关系,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均继续享有原劳动合同约定的权利,并应履行原劳动合同约定的义务。 根据新颁布实施的《劳动合同法》第10条第一款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1]。从这条规定推断,我国立法者坚持采用书面劳动合同形式,事实劳动关系的出现当属未依法订立合同。董保华教授认为:在我国,事实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既无劳动合同又存在着劳动关系的一种状态[2]22。笔者认为事实劳动关系未依法订立合同,不仅包括自始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也包括订立的书面劳动合同违法而致使其无效的情形。 二、我国现存事实劳动关系的形成原因 (一)事实劳动关系产生的政策原因 1.国有企业改革制度的施行 国有企业改革是国有企业由权利客体转型为市场主体的过程。国有企业代替政府承担本属政府义务的社会保障职能,通过构建社会保障保护网尽量为职工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政府把这项义务交给国有企业,企业往往在各方面都需要支出的情况下无法担负起该义务。改制以后,国有企业与职工之间按照《劳动合同法》建立新型的劳动关系,职工不再对企业有依附关系,它通过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企业按照劳动合同的相关规定向其支付薪酬。可是长期处于这种变化之中的部分职工由于各种原因难以接受这种改变所带来的结果,比如部分企业职工思想观念没能完全扭转,心态失衡;国家颁布的改制政策前后不一致,各地的作法不统一,适用时也无所适从导致职工情绪化而不接受此次改制政策等等。 2.大量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市场供求关系失衡 近几年来,随着国有企业改制的不断深入,大量的下岗再就业人员和农村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现阶段,仍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迫切需要在农业生产之外再获得一部分的非农业收入。这使得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失衡,在当前劳动就业供大于求的形势下,劳动者为保住工作岗位,不敢坚持要求订立书面劳动合同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事实劳动关系现象不断增多。 3.因双重劳动关系而形成的事实劳动关系 其是指劳动者与一个用人单位存在书面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的同时,又接受其他用人单位的工作任务,接受其劳动报酬,建立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形。这一类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1)兼职,即与一个用人单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后,又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事实劳动关系。2)停薪留职,劳动者在停薪留职期间仍与用人单位保留劳动关系,若在此期间接受其他用人单位的工作任务,则与后一用人单位形成事实劳动关系。3)下岗待工(包括离岗退养),职工离岗退养期间、下岗待工人员在一定期间(一般为二年)仍是原企业职工,如果该职工在此期间又在其他用人单位劳动,则形成事实劳动关系[3]94。 然而劳动者在按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劳动合同约定完成工作任务后,如果还有时间和精力,可以依法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只是不得对完成用人单位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否则用人单位可以与其解除劳动合同。 (二)事实劳动关系产生的法律原因 1.合同期满后没有续订合同也没有终止合同 用人单位同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合同期满后没有续订合同,也没有终止合同。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11条规定,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中约定合同到期后自动续延并实际续延的,视为续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未约定续订条款就形成事实劳动关系。 2.未按国家相关法律规定订立劳动合同 “没有按规定订立劳动合同”,分为用人单位不订立和劳动者不订立[4]。一旦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则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为劳动者缴纳保险费,提供同工同酬的劳动待遇,以及与工作岗位相关的福利待遇,并且用人单位必须遵守相关集体合同和行业合同等规定,这将大大增加用人单位的负担。 3.因履行无效劳动合同而产生的事实劳动关系 劳动合同不具备一定的条款,以及用人单位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或者变更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免除自己的法定责任、排除劳动者权利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可导致劳动合同无效或部分无效。订立的契约无效,自然不能成立劳动关系,事实劳动关系即产生。 三、我国现行劳动合同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劳动者举证难 事实劳动关系产生的劳动仲裁案件对劳动者来说存在举证难题。 如某农妇章某,被介绍到一家手推车加工厂工作,不幸被刹车失灵的冲床压断手指。事后老板竟称不认识此人,拒绝赔偿。章某向市劳动争议仲裁委提出申诉,要求确认双方劳动关系。章某诉称当时双方约定前三个月的工资每月为500元,今后逐步增加。章某不慎压断手指后,被送往医院治疗,手推车厂老板秦某向医院交了3000元的费用后就不再负责。章某伤情未愈,被迫离院回家。但秦某辩称,事发前并不认识章某,也没有聘请过她,故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 这起劳务纠纷案件就是因为没有书面劳动合同证明当事人双方确实存在劳动关系。在事实劳动关系的确认上,依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若章某能在法规中找到明确的有关劳动义务保护的法律条文,那双方劳动关系当然存在。作为个体的劳动者,不仅相关文件掌握在用人单位手里,而且劳动者在相关法律知识的熟悉度上也不如用人单位,这对劳动者维护权利造成很大的不利。虽然新的法律法规规定,由用人单位对其掌握的资料负举证责任,但笔者认为,这种情况仅适用于劳动关系已确认的情况。若连双方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都无法得到证明,则用人单位完全可以以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而不曾掌握相关资料为由,推卸举证责任。 (二)限制了口头劳动合同的法律效力 我国现行《劳动合同法》只承认书面劳动合同排除口头劳动合同。然而,自由的合同形式不仅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也利于维护稳定的劳动关系。国外立法在建立劳动关系上,大多以不规定特定合同形式为准则,而以特定书面形式为例外。纵观世界各国,承认事实劳动关系不仅在法律体系发达的国家适用,即使在法治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也可以发挥一定优越性。而且,法律认可事实劳动关系,并不意味着鼓励非书面形式的劳动合同。 (三)限制并禁止了“双重劳动关系” 我国《劳动合同法》原则上禁止双重劳动关系。接受其他用人单位工作任务的,不仅不能影响到本用人单位交付的工作任务,经本用人单位指出拒不改正的,用人单位甚至有权利解除劳动合同,并且解除劳动合同无需支付经济补偿。而事实上,在现代的经济生活里,双重劳动关系是不可避免的。即使法律上不予支持,却难以避免现实里的“暗箱操作”。笔者认为,建立双重劳动关系与否,是劳动者对自己劳动权的处分,不应由国家过多地干预。限制劳动者建立双重劳动关系的行为,事实上侵犯了劳动者的劳动权利。 四、对完善我国事实劳动关系的思考 (一)承认合理的双重劳动关系 在“双重劳动关系”的构建中,需要平和双重劳动关系与用人单位间的利益冲突。对合理的双重劳动关系的承认有助于减少因口头劳动合同的不确定引起的纠纷,并促使劳动能够有效、顺利地进行。劳动者在自己能够承受的合理范围之内,可以形成两个甚至多个不同的劳动关系,这也有利于对社会资源的充分利用与开发。 (二)缔约过失责任与举证责任的应对 在实践中,我国已把事实劳动关系纳入法律的调整和保护范围之内,既有部门规章,亦有地方政府部门的规定或指导意见,但这些规范的内容有限,效力不及法律,因而,在对有关事实劳动关系引起的一些纠纷案件进行处理时可按缔约过失责任应用办理,同时也应更加完善法律对事实劳动关系的规定。 在处理事实劳动关系争议案件的时候,在劳动者承担部分举证责任的同时,加大用人单位的举证责任。这是对劳动者利益保护的需求,也是劳动法作为社会法的一个部门法的具体体现。 维护事实劳动关系这种理论的目的是维护社会公平,重要途径是提倡有关劳动立法倾向于保护劳动者的既得利益,这不仅是满足发展进程中的社会治理不断科学化的一种客观需求,体现出该理论的与时俱进,同时也是国家政治、法治、经济和文化不断进步的重要体现,对丰富我国事实劳动关系争议案件的理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劳动关系论文:关于构建高校和谐劳动关系的几个问题 摘 要:劳动关系和谐稳定是社会和谐稳定的最根本因素。高校内部建立和谐劳动关系是高校发展的基本内容。适用劳动法律调整高校内部劳动关系是时代的进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高校人力资源管理要应对挑战,完善聘用制,协调劳动关系,促进和谐校园建设。 关键词:高校;和谐劳动关系;人力资源管理 一、高校中存在特殊的“劳动关系” 高校中教职工与学校的关系在2006年前后发生了深刻而具实质性的变化。至2006年12月底,全国半数事业单位已实行人员聘用制[1]。依据《试行聘用制度的意见》精神及相关法规,“全员聘任制”在事业单位之一的高校渐次实施。聘任制是指高校与具有教师资格的公民及职工个体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通过签订聘用合同以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由此形成契约关系的一种新型用人制度。 “劳动关系”是一个传统的概念,又被称为劳资关系、劳工关系、雇佣关系等,是指劳动力使用者与劳动者在实现劳动的过程中所结成的与劳动相关的社会经济利益关系[2]。高等学校是国家的事业单位,学校与广大教职工的聘用关系虽有别于私营企业中企业主与工人的劳动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行政管辖关系,但仍属于劳动关系范畴,这是因为[3]: 1.订立聘用关系的双方法律地位独立且平等。一方是取得法人资格的高校,其在民事活动中享有民事权利并承担民事义务;另一方是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教职工个体。双方因为教学教育职责而订立合同。对于学校来说,其拥有使用一定的教学教育资源的权利,只有通过聘用教职工才能完成教学教育职责,对于广大教职工来说,他们通过自身的资质、向学校提供一定的专业劳动以获取报酬,学校与教职工之间地位平等而相互依赖,与劳动关系的特定主体特征相一致。 2.教职工个体通过与特定学校签订书面合同而成为学校的教职工,受学校相关规定约束,承担按合同规定的工作量,并按国家有关规定享受相应的福利保险待遇,体现了契约管理的劳动关系特征。 3.《试行聘用制度的意见》规定“聘用单位与受聘人员签订聘用合同,可以约定试用期”并规定,聘用合同由聘用单位的法人代表或者其委托人与受聘人员以书面形式订立,并详细规定与劳动合同内容基本一致的权利和义务条款。具备劳动合同的要求特征。 综上所述,高校与教职工之间的聘用关系体现了劳动关系的基本特征,应属于劳动关系范畴,但由于高校是国家事业单位,虽然进行了人事制度改革,国家仍存在对高校一定程度的行政管理关系,因此,高校中学校与教职工的聘用关系是一种特殊的劳动关系。 二、构建和发展高校和谐劳动关系 虽然高校和教职工双方都存在互利共赢的愿望,但从本质上讲,劳动关系的双方――高校和教职工――各自有着各自不同的利益,相互之间产生矛盾不可避免。和谐劳动关系并不是指消灭冲突或无冲突,而是指双方处于一种和谐融洽的良性状态,构成劳动关系的双方以相互尊重、真诚合作、良性互动、其谋发展的态度和立场寻求双赢结局,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发展中实现各自的利益诉求,当出现利益冲突时,双方明确民主协商的途径,依法协调彼此矛盾,最终达到互惠互利、共荣共赢。所以,有人认为“和谐劳动关系的实质是劳动关系主体双方利益的和谐”[4]。 1.正确理解和实施《劳动合同法》,是构建高校和谐劳动关系的前提 2008年6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上,历经四次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顺利通过,这部曾引起人大代表、委员和普通劳动者广泛关注的法律于2008年1月1日正式实施。《劳动合同法》的立法宗旨是“明确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是“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构建发展和谐劳动关系”。 《劳动合同法》比较全面地规范了劳动合同制度,规定:(一)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必须履行一定的责任,如建立职工花名册,如实向劳动者告知义务、不得扣押劳动者证件等;(二)建立劳动关系必须在一定期限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三)严格规范试用期的实施;(四)鼓励用人单位与职工签订无期限劳动合同;(五)职工有权抵制用人单位违章指挥和强令冒险作业,等等。这些规定将劳动关系细则化、具体化,为协调劳动关系提供了法律保障。 《劳动合同法》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权利和义务的凭证。为促进高校中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需要学校和教职工双方理解好并用好《劳动合同法》,把发展高校和谐劳动关系落到实处。 高校中和谐劳动关系应当包含四个要素,即平等、公正、透明、诚信,这意味着:1)学校和教职工双方应平等相待,和睦共处;2)每位教职工对劳动成果的分配都是十分关注的,掌握分配权的学校对劳动成果的分配应当持公正、透明的立场。如果公正、透明地分配劳动成果,教职工看在眼里,心服口服,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会得到促进,反之,如果劳动成果的分配不公正、不透明,则会损害教职工的利益,进而损害教职工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3)学校制度公开、程序合法,对待教职工“诚、信”为先,以诚相待,言而有信,照章办事。 对广大教职工而言,要努力顺应当前时展的需要,加强自身职业道德修养和专业知识学习,干一行、爱一行,干一行、成一行。强化责任感,培养归属感,与学校共荣辱。同时,广大教职工还应当学法懂法,依法维权。 在构建高校和谐劳动关系时,遵循《劳动合同法》的精神和细则是首要前提。 2.创新管理机制,建立符合高校特点的劳动关系管理制度 目前,我国高校人事制度的改革是处在一个探索实践的过程中,传统人事管理观念、模式和方法还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作用,高校内部的管理制度科学合理性不够,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高校内部劳动关系的和谐和稳定。因此,高校应当创新运行机制,探索健全符合高校自身特点的劳动关系管理制度。1)加速推进全员聘用制的实施。高校聘用关系从本质上来说属于劳动关系范畴,应切实用《劳动合同法》调整和规范高校的劳动关系,并据此完善高校的聘用制度,做到“按需设岗,公开招聘、平等竞争、择优聘任,严格考核、合约管理”,完善和理顺高校劳动关系并完善业绩评估体系和奖惩制度;2)建立科学合理的分配激励机制。聘用制条件下的高校薪酬分配,首先应遵循市场价值规律,以岗定薪、业绩取酬,重点倾斜关键岗位和特殊岗位的工作人员,对有特殊贡献的人才实行重奖;其次,教职工的薪酬待遇既要与其贡献相适应,又应遵循公平原则和可持续原则,在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下鼓励竞争;再次,教职工的薪酬待遇应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应依法通过民主形式进行充分协商;3)建立畅通的教职工利益表达机制和沟通对话机制[6]。学校应从以人为本的理念出发,充分发挥教职工民主参与管理的积极性,努力营造教职工充分发表不同意见的氛围和空间,为广大教职工建立畅通健全的诉求表达渠道和沟通对话机制;4)转变人事管理方式,增强人事管理的透明度。今后,高校人事管理的重心应当是维护劳动关系的和谐,人事管理的方式应由过去的管理、控制、监督的方式向支持、关怀、激励的方式转变,积极吸纳教职工的合理建议和意见,鼓励教职工依法参与学校建设,使人事工作和人事制度为更多的教职工理解和支持。 3.培育先进的校园文化,营造高校和谐劳动关系的良好氛围 和谐劳动关系是指劳动关系的主体双方在处理问题时持一种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谋发展的态度和立场。应当说劳动关系双方的合作共赢是社会的发展趋势。营建高校和谐劳动关系应当注重培育先进文明的校园文化,塑造出一种和谐性、支持性的组织氛围。所谓的“组织氛围”是个体成员对组织的各种客观特征的总体认知,是个体理解其组织的背景和框架。“组织氛围”能有效影响和塑造个体的态度、立场和行为。因此,高校应当重视挖掘、整理学校在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并呈现出来的能体现自身良好形象和特色的组织氛围,将之凝练成先进的校园文化,以先进的校园文化团结、熏陶教职工,整合个体之发展目标并加以提升为群体的发展目标,使学校的发展事业成为全体教职工的共同追求。 先进的校园文化还包括学校大力加强教职工的职业道德建设,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氛围,增强教职工的归属感和荣辱意识,从而进一步促进学校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 高校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学校和教职工三方的共同努力,也需要相关各方总结经验,不断加以完善。 劳动关系论文:企业社会保险与和谐劳动关系协调机制探析 【摘 要】 本文通过分析企业社会保险与和谐劳动关系的内在联系,系统分析企业社会保险与和谐劳动关系之间的若干矛盾,提出了企业社会保险与和谐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实现社会保险制度与劳动合同制度的协调;实现社会保险法与劳动法律的协调;企业劳动工资与社会保险水平的协调;企业社会保险关系转接与劳动者流动的协调。 【关键词】 企业社会保险;和谐劳动关系;矛盾;协调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转轨和社会的转型,劳动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劳动争议案件上升,劳资双方冲突的问题越来越得到社会的关注。促进企业社会保险制度与和谐劳动关系的协调发展,对于维护劳动关系双方特别是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健康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企业社会保险与和谐劳动关系的内在联系 1、社会保险是和谐劳动关系的稳定器 企业通过给员工建立社会保险,为劳动者维系正常的生产生活提供保障,有利于保证企业员工最基本的安全需要,从而防止不安定因素的出现。社会保险能够给予劳动者必要的经济补偿和生活保障,是使劳动力得以恢复,进而维系着广大劳动者生产生活乃至社会秩序的正常、稳定、健康地发展。企业社会保险这种预选防范和及时化解风险的“稳定器”作用,维护着和谐劳动关系稳定发展。 2、企业社会保险调节和谐劳动关系的发展 完善的企业社会保险制度,不仅能保证劳动者暂时丧失劳动能力时得到物质帮助,而且能激发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使其毫不顾忌地投入工作中。企业中实施失业保险制度能够保障失业者的基本生活并促进再就业;医疗保险制度能够维护劳动者的健康,防范疾病的影响,减少因疾病而造成的经济损失等等。企业为员工提供完善的保险,可以增强员工的责任感、归属感、使命感,愿意为企业的发展投入全部的激情,从而减少劳资双方的矛盾、调节和谐劳动关系。 3、和谐的劳动关系是企业社会保险制度运行的基础 在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职工岗位和身份的变化造成这些人员社会保险接续难;农民工、自由职业者等灵活就业人员的劳动关系不明确或存在多重劳动关系,使得这部分人群的社会保险难以全面实施;在部分非公有制企业,尤其中小企业中,雇主拖欠职工工资,不按时足额缴纳劳动者各种保险费,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情况屡见不鲜。这些不和谐的劳动关系必然会影响到社会保险制度的健康运行发展。 二、企业社会保险与和谐劳动关系的矛盾 1、社会保险覆盖低与劳动力流动率高的矛盾 随着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企业有用人的自主权,劳动者可以自由择业,由于国企和私企、外企社会保险待遇不同使得劳动力自由合理流动率增加。依照社会保险原理,任何劳动者,尤其是工薪劳动者都应受到社会保险制度的保障,都应当参加社会保险,否则就会影响劳动关系的和谐。但劳动力流动率高社会保险实际覆盖面狭窄,意味着有相当数量的劳动者得不到企业社会保险的保障,这就造成了劳动关系不和谐因素的产生。 2、企业社会保险转移难与劳动者流动率高的矛盾 劳动力自由流动是劳动关系和谐的重要表现,而劳动力流动必然会引起社会保险关系的转移。按照国家相关规定,社会保险关系可以在不同统筹区域间接转,但从这几年的实践看,这种转移并不顺畅,一些地方出台了形形色色的“地方政策”,加重了社会保险关系转移难的局面。企业社会保险转移难的问题制约着员工的自由流动,从而影响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 3、单一企业社会保险制度与劳动关系多元化的矛盾 我国全面推行市场化导致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生产资料和劳动资源的重新配置,企业破产、兼并、合并、联合、转让成为了常态。另外劳动力市场个体化、弹性化的趋势,劳动关系表现出灵活、弹性、多样的特点,出现了兼职、非全日制、阶段性就业、劳务派遣、弹性就业等就业形式,促使劳动关系呈现多元化的特点。而单一企业社会保险对双重劳动关系或多重劳动关系的社会保险如何处理,还没有明确的规定。 4、企业社会保险制度缺陷与劳动关系单极化的矛盾 在产业结构转换过程中,进一步强化了劳动力供给方的弱势地位,雇主与员工双方实力不均衡的现象日趋严重,供大于求的现状决定了劳动者处在弱势地位。劳动关系呈现单极化的态势,企业享有完全决策和高度自主权,处于强者地位,员工则处于从属、被支配的弱势地位。中小企业为了降低企业成本,雇主和员工之间没有明确的劳动关系,没有缴纳社会保险费或者没有足额缴纳保险费。 三、企业社会保险与和谐劳动关系协调机制 1、实现社会保险制度与劳动合同制度的协调 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在遵循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守信原则的基础上订立劳动合同,并明确劳动关系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其中《劳动合同法》法定条款中的社会保险条款规定,凡在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内的劳动者和用人单位都应当依法参加国家强制性保险。在《社会保险申报缴纳管理规定(草案)》中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在规定期限内在社会保险机构办理缴费申报;对于用人单位未按照规定申报缴纳社会保险费额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对缴费申报与缴费情况进行严格的审查和稽核。因此,劳动合同制度的加强和完善,加快社会保险申报制度,使二者相互配合,协调作用,真正维护劳动者的社会保险权利。 2、实现社会保险法与劳动法律的协调 由于用人单位劳动合同的义务规定不够,使劳动合同签订率低,内容不规范,严重影响劳动者合法权利的保护和劳动合同制度的全面实施。随着《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等一系列基本法律的颁布实施,为处理劳动关系的多元化、多层化提供法律依据,使和谐劳动关系正逐步步入法治的轨道,为企业社会保险制度顺利运行创造了条件。2010年《社会保险法》颁布实施,规范了社会保险关系,维护劳动者参加社会保险和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合法权益,并规范社会保险管理和服务中的各种行为。为此,两方面的法律相互配套、相互补助,为企业劳动者架构起法律保护网,使劳动者的各项权利切实受到法律的保护。 3、企业劳动工资与社会保险水平的协调 根据社会保险法规定,企业社会保险的缴纳、社会保险待遇的支付与职工平均工资均有紧密的联系。企业坚持实施以人为本的工资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险管理体系,遵守落实相关的法律条文,为职工承担应有的社会保险责任,不仅尊重爱护职工,努力为他们创造良好的福利和未来发展空间,还能弥补初次分配按照效率原则形成的劳资分配比例差异,保持效率的同时又能维护内部公平。 4、企业社会保险关系转接与劳动者流动的协调 由于企业社会保险的工作关系转接时,参保人员要从原参保机构中心转入到另一个参保机构中心,或者失业人员的参保转为失业保险基金,这样的问题日益增多且突出。企业负担的社会保险项目开支与它本身的经济利益是密切相关的,不同企业之间负担值却又相差很大,因此企业社会保险工作转接阻碍了劳动者的自由流动。尽快建立和运用实用的管理手段,尽快实现不同地域保险关系结转通畅,为劳动者的自由流动提供方便、便捷的服务。 劳动关系论文:浅谈新形势下工会如何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中国工会第十五次大会针对今后五年的主要工作明确指出:“以创造劳动关系和谐企业为手段,大力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维护职工队伍和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劳动关系是促进企业发展的需求,作为油田企业来讲,职工是发展的最大财富。在新形势下,如何构建油田和谐劳动关系,才能充分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较好地实现油田与职工共同协调发展?笔者作一简单的探讨。 一、油田企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性 (一)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是促进企业发展的根本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改革的不断深入,对于肩负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使命的油田企业而言,企业要持续发展、壮大,关键是贯彻“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使企业劳动关系的稳定、员工合法权益的维护与企业健康发展实现有机的统一。员工是企业发展之本,以人为本是企业发展的关键,企业发展的基础是员工。企业就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按照《劳动法》《安全生产法》《劳动保护条例》《工伤保险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建立规范有序、公正合理、互利共赢、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要尊重员工的劳动价值,建立合理的劳动分配制度,建立全方位的激励机制,切实落实员工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充分调动和发挥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依法规范用工行为,切实维护企业与员工的合法权益,促进企业与员工的和谐双赢。 (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是维护员工自身权益的迫切需求 维护员工自身合法权益,是构建和谐企业发展的关键。员工作为企业的主人,是企业财富的创造者,就要树立正确的劳动观,积极参与企业各项经营生产活动,消除自身在企业中的弱势形象,学习和了解国家的相关法规政策,充分利用国家赋予的劳动权利,积极参与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活动,参与企业劳动竞赛、合理化建议等群众性活动,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做好本职工作,做学习型、创新型员工。员工在履行劳动义务时如果发现企业违反《劳动合同》,应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从而促使企业正视劳动关系,提升员工应有的合法地位,共同构建和谐企业,确保企业每一项措施顺利实施,每一个目标顺利实现。 (三)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是工会发挥维权职责的具体体现 对企业来讲,没有劳动者的劳动热情和积极性就不可能有企业的发展。特别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劳动关系日益复杂,涉及员工劳动权益的问题更为突出,因此,工会组织要按照全国总工会提出的“在促进发展中搞好维护、在推动改革中搞好维护、在积极参与中搞好维护、在大力帮扶中搞好维护”的要求,围绕员工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把维护员工合法权益落到实处,严格依法执行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制度,指导员工与企业签订内容合理全面、管理规范、有效履行的劳动合同;同时,企业工会要代表员工与企业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依法保障职工的劳动经济权益和精神文化权益,督促企业按时足额支付员工工资,依法为员工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切实改善员工的生产生活条件,主动了解员工的实际困难和问题,主动帮助他们反映情况、解决问题;实施工会劳动保护监督检查制度,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员工办企业,搭建创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平台,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实现员工与企业的双赢。 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工会面临的问题及分析 (一)存在着职工对工会工作的认识“误区” 很大程度上,职工群众对工会组织的认识很片面、单一,有的甚至停留在工会只是文体活动的组织者、困难补助的发放者等简单认识,对工会组织的性质、地位、具体职能知之甚少,认为工会组织是福利组织的多,认可工会是维权组织的少。 维权职能是工会组织的基本职能,只有切实维权,按照“主动维权、依法维权、科学维权”的维权机制建设,不断延伸维权领域,丰富维权内容,加大维权力度,在维权中提高企业职工对工会组织的“满意度”,纠正“误区”。 (二)油田工会干部队伍的素质“弱区” 在基层各单位中,越来越多的工会干部是身兼数职,而且绝大多数是半路出家,再加上接受针对性的工会理论学习培训机会越来越少,所以普遍存在着业务不熟、精力不够、能力不强、经验不足的弱化现象,因此工会干部队伍素质急待提高。 “知名度”是创出来的,不是喊出来的。企业工会干部由于兼职多、新手多,所以他们要创出“知名度”就要付出更多、奉献更多。因此只有改进作风,才能提高企业工会干部队伍的“知名度”,强化弱区。要主动学、自觉学、终身学,只有不断更新知识结构,才能适应工会工作发展的新形势、新需要;要能随时看到工会干部的“影”,经常深入基层,贴近职工,真心实意地为职工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扮演好第一知情人、第一责任人、第一帮扶人的角色。 (三)基层领导者的重视“盲区” 有相当一部分基层领导对工会组织重视不够,认为工会组织可有可无,随意进行工会组织机构兼并、人员压缩,成为制约油田工会工作开展的主要原因。 上述问题的存在是客观的,解决问题的关键还得靠工会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只有主动服务,主动出击,真正履行好企业工会的社会职能,发挥好优势作用,才能彻底改变工会工作被动艰难的现状,不断提高油田工会工作的水平。 三、构建油田企业和谐劳动关系的对策 (一)推行厂务公开,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提供有效保障 大力推行厂务公开,自觉适应企业管理体系的规定。突出企业生产经营重大决策的公开,通过公开,发动职工群众为企业救急解难献计献策,动员职工以主人翁态度,投身到企业生产经营中去,促进企业效益的提高;突出职工关注的热点问题的公开。工资分配、奖金发放、职称评聘、评先选优等问题,涉及职工群众的切身利益。必须及时公开,公开结果、公开办事过程和办事环节,使职工不产生疑问。在焦点问题上,做到敢讲真话、实话,有多少就公开多少,不讲假话,不搞变通,不欺上瞒下,才能得到职工的理解,从而加强职工对勤政廉政的监督力度,并且有效地消除领导与职工之间的猜疑和误解。 (二)规范管理落实制度,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提供重要支撑 不断完善管理制度,落实制度执行力度,注重培养和建立以效益为导向的分配机制,在企业发展的同时,实现职工综合素质和收入的稳定提高。着眼于企业长远的发展和工作需求,注重职工的自身发展和各类人才的需求;加强“职工书屋”的建设;关心困难职工的帮扶,把送温暖活动做得更深入、更细致,着眼于职工群众遇到的最突出的困难,建立完善困难职工档案,实行动态管理,形成帮扶困难职工的长效机制。 (三)弘扬企业先进文化,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赋予新动力 在坚持开拓和创新中发展,以观念更新推动全面工作,从文化开展推动管理升级的企业文化工作思路,逐次构建创新的文化体系。一是要把人的感情通过企业文化凝结在一起。需要在企业管理中营造一种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的氛围;企业管理者必须坚持与人为善、充满爱心的管理方式,树立一种以人为本、以和为贵的管理理念。二是要求企业让员工看成企业是实现自我、寻求精神家园的“文化机关”,最大限度地调动其积极性,激发其斗志和士气。三是通过加强企业文化建设,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发挥职工良好的思想方法、思维方式,只有这样才能激发员工的探索精神和创新能力。 (作者单位:中原油田采油一厂工会) 劳动关系论文:事实劳动关系的解除方式探讨 摘要: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中国的劳资关系和劳资博弈步入新的阶段。在劳动合同制度实施过程中存在的无合同、合同短期化、不规范等情形而导致的事实劳动关系若得不到有效处理,将严重地侵害到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影响劳动关系的和谐。要彻底消灭事实劳动关系现象或彻底清除事实劳动关系在认定和后果处理上的复杂性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劳动法律制度自身的改善来合理地解决这一问题才是明智之举。 关键词:事实劳动关系解除劳动关系 一、事实劳动关系概念 对于事实劳动关系的内涵与外延,理论、实践界有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事实劳动关系是指双方虽无有效的劳动合同,但双方之间已经实际发生从属性劳动的有偿提供与接受的事实状态。其表现形式主要是自始未订立劳动合同、原劳动合同期限届满后未续订劳动合同的情形以及特定情形下之无效劳动合同。 二、事实劳动关系形成原因 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市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劳动关系的形成变得更加复杂,因此形成事实劳动关系的原因也多种多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供过于求的劳动力市场。我国是人口大国,劳动力资源充沛,劳动者在择业、就业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他们往往被迫接受不签订劳动合同或以口头形式约定劳动关系。因此,劳动争议一旦发生,劳动者就造成举证上的困难,用人单位就可以自己经济实力上的优势压制劳动者,这给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带来很大的隐患。 (2)劳动法律规范自身不完善。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使之前对劳动合同义务主体缺位、未签或拖延签订劳动合同情形下用人单位的赔偿范围及尺度都有了更明晰的规定。但笔者认为劳动法律规范对用人单位的强制力还是不够,劳动监察有失衡之处。劳动合同法有专章规定劳动监察制度,《劳动合同法》第73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负责劳动合同制度实施的监督管理。”后面法条也规定了监察检查事项及对违法行为的举报等,但这里对劳动行政部门监督管理的实施基本上是被动的,笔者认为劳动行政部门对劳动合同制度的监督应主动出击,并有定期或不定期的检查,把事实劳动关系问题在劳动纠纷出现之前得以解决。 (3)我国所处的特定时期。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深入,劳动雇佣关系出现多元化的发展,中国入世后,劳动力流动更加频繁,劳动力市场竞争也会空前激烈,特别是事实劳动关系纠纷也会不断增加。 (4)淡薄的法制意识。劳动合同双方都对劳动合同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方面的作用和意义认识不足,重视不够。因此,不按法律法规规定的要求与劳动者签劳动合同,不执行国家现行的劳动法律法规。 三、事实劳动关系的终止或解除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对事实劳动关系予以了认定,但是对于事实劳动关系的解除,却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无论是劳动法还是劳动合同法,都在第一条开宗明义地明确了它们立法的基本宗旨是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两部法律中的大部分具体规定,均体现了对劳动者的人文关怀,体现了对人权的基本保障。在事实劳动关系中劳动者同样向用人单位付出了自己的体力、脑力上的劳动,其劳动报酬权、社会保险等权益也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另外,国际劳工组织自创立以来,一直也致力于保障劳动者的基本人权。在《国际劳动组织章程》的序言中讲该组织的宗旨阐释为:“只有以社会正义为基础,才能建立世界持久和平。”在1944年的《费城宣言》对该宗旨又作进一步补充:“全人类不分种族、信仰或性别都有权在自由和尊严、经济保障和机会均等的条件下谋求其物质福利和精神发展。”在之后,国际劳工组织制定了很多的公约,均体现了对劳动者的工资、保险、人身安全、身体健康、教育培训等方面的保护,这些已成为国际社会人权保障的重要内容。在平衡社会关系的过程中,追求公平、正义也是人权保护的体现。我们《劳动合同法》的立法功能也以追求社会公平为基本的侧重。在劳动关系中,劳动者的从属地位而来的弱势地位是客观存在的,尽管形式上平等但实际上仍然是不平等的。现在,国家政府提出加强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实践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是形成事实劳动关系的主要原因。如果我国劳动法律忽视对事实劳动关系当事人,尤其是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的权益保护,意味着对事实劳动关系中过错方的错误行为的默许、放纵和袒护,这显然不符合保护弱势群体,追求公平,维护社会正义的法律理念。既然法律承认了事实劳动关系,那么事实劳动关系的解除也应当准循法律的规定,而且在我国目前劳动力市场力量对比非均衡,劳动者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的情况下,这样更能够保护劳动者的权利,也符合劳动合同法制定的初衷。另一种观点则截然相反。它认为法律对于劳动关系双方应当给与平等保护,这样才能体现公平公正的思想,劳动合同法既然承认事实劳动关系,那么也应该允许事实劳动关系的事实解除,否则将会增加企业的负担,不利于企业的健康成长和经济的平稳发展。可以说,两种观点针锋相对,各有各的理。但是,由于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劳动者处于极度弱势,在实践中侵犯劳动者权利的情况也是屡屡发生,屡禁不止,所以非常有必要对劳动者给与特殊保护 ,因此,本文也赞成第一种观点。 综上所述,事实劳动关系所涉的法律问题仍将是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劳动法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难点与热点问题。由于《劳动合同法》颁布实施的时间还很短,可以说劳动法律的制度架构已基本形成,但它仍处与初期的发育阶段,不免存在着诸如事实劳动关系这样颇具争议的法律问题。从整个社会的视角看,对事实劳动关系进行合理的法律调整是经济发展和法制建设的客观要求,对倾斜性保护劳动者权益的理念吻合,对完善我国劳动合同制度,促进社会的稳定和法律发展,实现法的公平正义价值具有深远意义。 劳动关系论文:浅析我国劳动关系界定标准 摘要:目前,我国对劳动关系界定并没有明确的标准,使得实务中劳动纠纷案例审理的难度加大。明确劳动关系的界定标准意义重大。本文以我国劳动关系的概念为基础展开论述,探讨了我国劳动关系界定的现状,在此基础上,尝试着构建我国劳动关系界定的标准。 关键词:劳动关系 界定标准 人身依赖性 一、劳动关系概念 劳动法是调整劳动关系和与劳动关系有密切关系的其他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什么是劳动关系呢?学界存在着各家学说。 (一)高度抽象型的定义,将劳动关系定义为“人们在劳动过程时发生的社会关系。”显然,这个定义外延界定太宽泛,难以作为劳动关系认定的标准,因为人们在劳动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并非只有劳动关系。 (二)从主体和特征等因素进行定义,将劳动关系定义为:“为了实现劳动过程而在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发生的各种关系,包括劳动用工、劳动保护、劳动报酬、劳动纪律、社会保险、劳动争议处理、劳动监察以及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等。 (三)从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因素进行定义,将劳动关系定义为:“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为实现劳动过程而发生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社会关系,这是一种具体的、狭义的劳动关系。”这种定义,确实使劳动关系的外延缩小了,且不再那么抽象,但是主要从市场要素的角度去界定,缺乏法律的定义思维。 所谓劳动关系,是指在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分别归属于不同所有人的情况下,劳动力所有者(劳动者)按生产资料所有者(雇主)的指示工作,生产资料所有者向劳动力所有者支付工资,从而形成的社会关系。该定义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含义,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是平等的主体,即二者是等价关系:第二层含义,劳动者是按照雇主的指示工作,即劳动是从属性的。笔者认为,劳动关系从本质来说,是一种契约关系,即它是劳动力所有者和生产资料所有者基于他们之间的合意确立契约关系:但它又不同于一般的双务合同,它有强烈的人身色彩,劳动者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给用人单位,受其支配和约束,隶属于用人单位,具有人身的依赖性和从属性。 二、我国对劳动关系界定的现状 我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第十条第三款:“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用工前订立劳动合同的,劳动关系自用工之日起建立。”第十一条:“用人单位未在用工的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与劳动者约定的劳动报酬不明确的,新招用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按照集体合同规定的标准执行:没有集体合同或者集体合同未规定的,实行同工同酬。”从两条规定,笔者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其一,从第十条第一款分析,我国对劳动关系的界定首先是基于劳动合同,即劳动关系确立的标志是订立劳动合同。判断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第一步是看双方是否订立劳动合同。 其二,从第十条第二款分析,劳动合同和劳动关系之间并没有实质的联系,即在劳动用工之前,即使存在劳动合同,劳动关系在此时也是没有发生,不存在的。正如条文中规定的那样,劳动关系的确立是从用工之日起的。因此,有劳动合同并不一定存在劳动关系,劳动关系的存在也并不以劳动合同为依据。而是以实质劳动关系的发生为依据。 其三,从第十一条分析,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存在劳动关系的,劳动报酬按照集体劳动合同的规定,没有集体劳动合同的,实行同工同酬。即事实劳动关系也受《劳动合同法》的保护。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我国目前劳动关系主要是区分为两类:法定劳动关系(签订劳动合同的)和事实劳动关系(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只是法律规定劳动关系确立的一个形式要件,我国法律这样规定有其一定的立法背景。但是,显然劳动合同不是界定劳动关系的实质性因素。笔者以为,我们应从其本质属性来寻求劳动关系界定的标准。 三、我国劳动关系界定标准的构建 何谓劳动关系,如何在实务中进行界定?笔者以为我们需要考虑以下几点因素。 (一)劳动契约 1、劳动关系主体双方适格 依照我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下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适用本法。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订立、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依照本法执行。”从该条款我们可以看出,法定的用人单位一方包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组织。当然,用人单位必须是具有用人资格、合法成立的企业或其他组织。 而劳动者方面,我国劳动法不适用下列主体:公务员和比照公务员制度的事业组织和社会团体的工作人员:农村劳动者(乡镇企业职工和进程务工,经商的农民除外):现役军人;家庭保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享有特权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当然,劳动者也必须是具备签订劳动合同行为能力,即年满16周岁,智力正常。 2、意思表示一致 主体双方判断劳动关系是否存在,除了事实上的从属关系外,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双方须有订立契约的合意,即意思表示一致。就是说,劳动关系主体双方对是否建立劳动关系具有一致的意思表示。即劳动者具有这样的认知:劳动者本人为劳动力的给付,受其约束和管理;用人单位也认识到:劳动者为用人单位提供的是劳动力,用人单位要支付对价的报酬。基于这种认知基础,双方都有明确的与对方建立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不管是明示的契约,还是默示的契约,只要劳动关系主体双方有了建立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且意思表示真实自愿,劳动契约就成立。 (二)劳动从属性 判断某种关系是不是劳动关系,劳动的从属性虽然不是唯一的标准,但无疑仍然是不可缺少的一个因素。虽然每一职业及具体情况所要求的监督或指挥程度不一样,但若要确定存在劳动关系,则必须证明存在某种程度的服从。但是,从属性本身又是极其模糊的一个标准,我们需要通过其他要素来确定。 1、劳动者身份上隶属于用人单位 劳动者的人身依赖性,首先可以从身份上的从属性来判断。身份上的从属,主要是指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被完全纳入用人单位经济组织和生产结构中,成为用人单位的一员,并以用人单位的名义对外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在身份上与用人单位产生吸收关系,其身份是从属的。从该定义我们可以看出,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后,不能再以自己的名义从事劳动活动,而是以用人单位的名义,而且,劳动者成为用人单位的一员,其劳动力的提供具有不可替代性,须其本人亲自提供,不得委托他人代为提供。 但是,我们强调的是劳动者在身份上隶属于用人单位,但是其在人格上仍然是自由和独立的,不具有从属性和依赖性,用人单位无权干涉劳动者的人格自由。我国《劳动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劳动者对用人单位管理人员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有权拒绝执行:对危害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行为,有权提出批评、检举和控告”。本条款的内容正是劳动者人格独立,自主地决定是受接受用人单位的指令的法律规范。 2、人身依赖性 劳动者的人身依赖性,表现为劳动者给付劳动力受用人单位指令权约束,劳动者提供劳动的时间、地点、内容和方式持续性地都受用人单位的约束。用人单位有权告诉劳动者何时工作(在服务时间内)和何时不工作,以及做什么工作和如何去做(在服务范围内),这种控制和干预的权利就是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它由此区别了劳务关系、委托关系,在劳务关系、委托关系的情形中,缔约人或执行人不是在雇主的控制下做工作和提供劳动,而是他必须计划和设法完成他的工作,以便实现他答应提供的结果,即缔约人或执行人有完成其工作的自由,受雇用人或委托人的控制和约束较小,此外,劳动者和他们的区别并不是存在或不存在固定时间点的工资给付,因为工资发放形式可以是多样的。 在我国,劳动关系中的人身依赖性主要表现为:劳动者成为用人单位的职工,受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约束,所谓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又称用人单位的内部劳动规则,是指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并在本单位实施的组织劳动和进行劳动管理的规则。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往往涉及的是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职工培训和劳动纪律等,尤其是其关于休息休假和劳动纪律方面的规定,约束者劳动者提供劳动的时间、地点、内容和方式持续性,这是劳动者区别与劳务提供者的最大区别,后者不是劳务需求者的职工或雇员,不具有人身的依赖性,提供劳务是相对自由的,它向劳务需求者提供的是最终劳动成果。 劳动关系论文:重建国企和谐劳动关系 打造优秀雇主品牌 摘 要: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其改革和发展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政权巩固。深化国企改革、发扬国企优良传统、重建国企和谐劳动关系,打造优秀雇主品牌是国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战略选择。因此,要着力探寻国企雇主品牌建设的基本途径。 关键词:国有企业;和谐劳动关系;雇主品牌 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和壮大,直接关系到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及国家和社会的稳定。近几年来国企改革成效显著,尤其是157家中央企业的改革步伐比较快,效果比较好,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也为我国的社会和谐和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劳动关系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建立和谐社会,首先要建立和谐企业,而建立和谐企业的关键,又在于建立和谐劳动关系。本文拟就深化国企改革、重建国企和谐劳动关系,打造优秀雇主品牌,提升国企的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进行深入的探讨。 一、和谐劳动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 2005年2月20日,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并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1]。这就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劳动关系作为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对社会的稳定、政权的巩固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只有劳动关系和谐了,社会才能和谐,人民才能安居乐业,国家才能繁荣昌盛。 劳动人口一般约占总人口的60%左右,在我国约为7.8亿人。这些人在各自所在的单位从事不同的劳动,他们与用人单位之间为实现劳动过程而发生的社会关系,就是我们所说的劳动关系,它是劳动法所调整的对象。它构成了现实社会关系的主要内容。因此,要社会和谐,首先必须劳动关系和谐。一个单位如果劳动关系和谐,上下、左右之间就能同心同德、团结一致,为实现组织的共同愿景而自觉奋斗。否则,该组织上下、左右之间就会离心离德、勾心斗角,组织就会瘫痪。每个社会组织和谐了,整个社会也才会和谐。因此,和谐劳动关系是构成和谐社会的基石。 国有企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国家繁荣稳定的支柱企业,在和谐劳关系的建设上更应带头垂范,并成为所有企业学习的楷模。 二、国企改革的现状与历史使命 近几年来,我国国企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成效十分显著。据国资委的有关调查数据,2006年,全国国有企业户数共计11.9万户,比2003年减少3.1万户,年均减少8%。但累计实现销售收入16.2万亿元,比2003年增长50.9%,年均增长14.7%;实现利润1.2万亿元,比2003年增长147.3%,年均增长35.2%;上缴税金1.4万亿元,比2003年增长72%,年均增长19.8%;企业资产总额29万亿元,比2003年增长45.7%,年均增长13.4%;户均资产2.4亿元,比2003年增长84.6%,年均增长22.7%。国资委成立后,在中央企业第一个任期的3年里,资产总额平均每年增加1.3万亿元,销售收入平均每年增加1.2万亿元,实现利润平均每年增加1500亿元,上缴税金平均每年增加1000亿元。初步测算,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达到144.7%。目前已有13家中央企业进入2006年公布的世界500强,比2003年增加7家。[2]这是令国人骄傲,也是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 事实证明,企业的产权性质,并不是决定企业发展的根本因素。一个企业发展的关键在于建立明晰有效的监督和约束的产权制度、关键在于建立科学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关键在于实施明确有效的选人用人育人留人的企业人力资源战略。这三个关键应是我们今后继续深化国企改革的根本方略和举措。国企改革是国家和人民赋予我们的重大的历史责任,是只能前进不容后退的历史使命。我们已经走上了国企改革的正确道路,只要坚持不懈地继续深化改革、不断巩固改革成果,我们就一定能将国企激活,不断提升其竞争力并做强做大。 三、雇主品牌建设是国企赢得市场竞争的战略选择 国企要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和活力,在今天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关键之一在于提升自己的形象竞争力。而雇主品牌建设就是提升企业形象竞争力,赢得市场竞争的战略选择。 雇主品牌,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Ambler和Barrow于1996年提出。他们给雇主品牌定义如下:“雇主品牌是由雇佣关系所提供的功能的、经济的和心理的利益的集合,这种集合使雇主体现差异化。”[3]雇主品牌这个概念包括一个广阔的范畴,它包括公司潜在的雇员和现有的雇员与公司品牌之间的交互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它使雇主成为企业品牌的一个重要组织部分。雇主品牌建设,在国外一般被称为雇主品牌化(Employer Branding)。其目标是从组织内部和外部建立一个与其他雇主不同的并具有强烈吸引力的美好形象。根据Backhaus and Tikoo的说法,雇主品牌化实质上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公司为现有和潜在的员工提供一个特殊的价值观念,这个价值主张提供的核心信息由雇主品牌来承载和传播。十分重要的是,这个价值主张体现为对公司成为最佳工作场所进行彻底的审查。价值主张一旦被确定,雇主品牌化的第二步就是向外部营销这种价值主张以吸引目标求职人群。雇主品牌化的第三步是将品牌“承诺”融入公司管理,并使其成为组织文化的一部分。或者说,这最后一步就是将雇主品牌进行内部营销。[4] 国有企业在我国的计划经济时代,也曾有过它的辉煌历史,是当时人们求职的理想场所。那里除工资待遇高外,最重要是职工在组织内部和社会上的地位高、有较完善和优厚的社会保险等条件。人们为能在国有企业工作而感到自豪,因此能进入国企工作,也相当不容易。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国企原有的体制和机制已越来越不适应,亏损不断增大,原有的品牌和形象已威风扫地、风光不再,导致人心思走。国企的人才纷纷跳往合资企业或外资企业,认为即使到私营企业就业,也比在国企强。大学毕业生一般也是往沿海地区的外资企业寻找就业机会,或者出国深造。总之,国企成为官僚、腐败、低效率的代名词,形象降到有史以来的最低点。随之而来的就是国企向何处去,国企应如何改革才能走出困境? 为此,中央下定决心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尤其在十六大之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各级国资委以出资人的身份推动改革,如前所述,改革取得了极好的效果。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这种改革还是初步的。国有企业要能参与国际竞争,还必须继续深化改革,尤其是要在提升国企的软实力和形象上下功夫,在打造国企优秀雇主品牌上下功夫。在20世纪90年代,各国企业无不致力于企业形象力的提升,随之而来各种战略和举措不断出现,并形成热点。如企业品牌战略、企业公关战略、CIS战略(即Corporate Identity System企业识别系统战略,也有的转意为企业形象战略Corporate Image Strategy)、CS战略(即Customer Satisfaction顾客满意战略)[5]、SA8000认证(即企业社会责任认证Social Accountability 8000)等等。目的都是追求企业形象的提升。 当今新的热点话题是雇主品牌战略。所谓雇主品牌虽然在学术界理解和诠释的角度和重点各不相同,但基本观点还是相似的。为此我们试图给出一个相对简洁、明晰的定义。雇主品牌是指用人单位,即各种社会组织主要是企业,在较长时期内为自己的员工提供各种良好的环境、条件、待遇和机会,始终忠于组织承诺,形成一种与众不同的和谐劳动关系,员工以在该组织工作为荣,并赢得社会的广泛认同和良好口碑,成为社会人才向往的求职场所的人力资源效应。雇主品牌与产品品牌、服务品牌共同构成组织品牌或企业品牌,是组织或企业品牌的重要组成部分。雇主品牌,说到底是一个组织的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问题,是一个组织高度重视和科学实施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所产生的效果和效应。因此,深化国企改革,必须紧紧抓住雇主品牌建设,将组织的人力资源作为第一资源,将组织的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战略作为谋求组织发展的第一战略来贯彻和落实[6]。 四、打造国企优秀雇主品牌的基本路径 根据国企的传统和特点,结合市场经济的新要求,打造国企优秀雇主品牌必须从以下途径进行: 1.牢固确立“两个第一”的人力资源理念 国企要改造成为现代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就必须在领导层和管理层牢固确立两个第一的现代人力资源理念。即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的理念,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战略是任何组织谋求发展的第一战略的理念。 我们平时所说的“资源”主要包括:物质资源、资金资源、信息资源、人力资源。也有的管理学家将这四种进入流动领域的资源分别称为“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人才流”。人力资源是以自然人为载体,以人的素质和能力为表现形态的特殊资源。他是诸资源中最重要的一种资源,是“第一资源”。“人”是第一可宝贵的要素,离开了人,一切自然资源都不能被有效开发和利用,更不能转化成物质财富,造福人类。如果离开了人,货币只是一个符号而已,或是一捆捆废纸,因为货币的价值是以物质财富为基础的。如果离开了人,也不可能产生信息,当然信息也就不可能作为资源而发挥任何作用。因此,归根到底,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是最宝贵的资源。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曾指出:“企业或事业唯一真正资源是人,管理就是开发人力资源以做好工作。” 一个组织要谋求发展,采用的发展战略也可能多种多样,但最重要的战略是人力资源战略。因此,人力资源战略是任何组织谋求发展的第一战略。我国自古以来,在治国和管理中就十分重视人才战略,认为“为政之道,唯在得人。人存政举,人亡政息”。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就曾说过,“为政在人”(引自《礼记•中庸》);《诗经》中也讲“得人者兴,失人者崩”。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礼贤下士、唯才是举的事例举不胜举。古有尧、舜、禹的“让贤”;汉高祖刘邦重用张良、萧何、韩信三位“人杰”,而赢得“楚汉之争”,建立了汉王朝;三国时的刘备“三顾茅庐,三请诸葛亮”,而成鼎足之势,三分天下;唐朝李世民设立诸科目,考录人才,为国家所用,以求“野无遗贤”,从而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贞观之治”;等等,不一而足。发达国家教育的高投入(即人力资源开发的高投入),大学生占居民的高比率(即人力资源的高质量),与其人均GDP和人均收入直接、高度相关,这是一个共同的事实,也是必然的结果。在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源战略作为第一战略的意义和作用,可能更易于为人们所理解。所谓知识经济就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而人是一切知识的创造者和应用者,是知识的主要载体。离开了人力资源战略,知识经济的发展就是一句空话。任何一个组织,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微型企业,要谋求组织的发展,首要的、也是第一的战略,就是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战略。因此,国企的雇主品牌建设首先必须牢固确立“两个第一”的人力资源理念。 2.将雇主品牌建设和社会责任融入企业文化建设 世界500强企业的实践充分证明,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的灵魂和生命,只有用先进企业文化武装起来的企业,才能具有强大竞争力和旺盛生命力。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在长期的生产经营活动中所逐步形成的价值取向、经营理念、行为方式和行为规范、以及规章制度的总和。它为企业的绝大数员工所认同和自觉遵守,是企业凝聚人心的粘合剂。任何一个优秀企业都有自己独特的优秀文化。 在国企企业文化建设中,要自觉把雇主品牌的理念、价值取向、行为规范和制度安排融入到企业文化建设中去,使企业文化更好地适应新形势、新战略的要求,使内容与时俱进。鉴于国企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要求国企必须自觉地模范执行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贯彻“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和政策要求;自觉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回报社会。通过企业文化的建设来推动和落实雇主品牌的建设。 企业作为社会的一员,享受着法律和社会给予的权利,同时也必须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和相应的社会责任。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已成为当今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成为雇主品牌建设的重要途径。人类已跨入21世纪,作为企业伦理核心内容的社会责任,已逐步被各国和企业视为一种综合责任。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企业在履行经济责任的同时,必须讲道德、讲诚实、讲透明,不能损人利己;(2)企业必须承担对多重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如对消费者、供应者、所有者、员工,以及对政府和社区承担的责任;(3)企业必须对环境负责任;(4)企业必须承担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责任等。 无疑,这些对所有类型的企业都是适用的,并已经被经合组织确认为国际标准。[7]现在欧美国家,包括联合国都在广泛开展“企业社会责任”(CSR)的教育和推广工作。并且制定了社会责任标准:SA8000(即Social Accountability 8000),以促进企业以崭新的文化和道德标准来规范企业的活动和行为,妥善解决企业当今所面临的新挑战,也为企业提升形象、打造雇主品牌指明了方向并提供了评价标准。 2006年3月4日,欧盟发起:“欧洲:做世界企业社会责任的标杆”。2006年11月6月美国《财富》杂志公布了2006年全球企业社会责任排行榜,英国移动电话运营商沃达丰、英国石油公司、荷兰皇家壳牌集团名列前3名。2006年也是我国推进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的重要一年,该年1月1日修订后的《公司法》正式实施,明确提出公司要承担社会责任。2006年3月10日,中央国企国家电网公司对外企业社会责任报告。2006年12月12日,《2006年中国纺织服装行业社会责任年度报告》正式公布,成为中国整体推进企业社会责任的第一个行业。 3.以雇主品牌理念重整企业人力资源制度 雇主品牌效应其核心是企业的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所产生的效能和效应。 因此,国企要加强雇主品牌建设,就必须重整企业的人力资源制度。这里包括企业内部系统、完善的人力资源开发制度,公开、公正的招聘和选才制度,科学、公平的绩效管理制度,激励、竞争的薪酬福利制度,普遍、优厚的社会和企业保障制等等。[6]这里每一项制度的设计和安排,都是一篇大文章,都要按照雇主品牌建设的要求来进行,鉴于篇幅就不再一一阐述了。重整的目的就是营造企业以人为本的尊重人、爱护人、使用人、培养人的浓厚氛围,从而使绝大多数员工心情舒畅、团结和谐、工作满意、干劲倍增、学习刻苦、创新不断。员工的切身体验和良好口碑才能逐步形成,雇主品牌效应也才能逐步产生。 4.以员工为本打造和谐劳动关系 劳动关系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以员工为本打造和谐劳动关系,这是国企雇主品牌建设的必由之路。国企应发扬优良传统,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要自觉尊重员工的主人翁地位和创造精神,提供各种条件和平台让员工参与企业的决策和管理。这不但能充分发扬民主,提高国企的决策和管理水平,而且能调动员工的参与积极性,实现员工的人生价值。此外,国企要为员工提供培训、晋升、展才的公平机会,使他们心平气顺、不断致力于提升自己的素质和能力,从而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只有劳动关系和谐,企业才能和谐。一个和谐的企业,才是企业雇主品牌的本质体现。 5.将雇主品牌的内容导入CIS设计框架 CIS设计是塑造企业形象、打造企业品牌的最常见方法,打造雇主品牌同样也离不开CIS的帮助。CIS设计包括三个分系统:即理念识别系统(Mind Identity System,缩写为MIS),行为识别系统(Behavior Identity System,缩写为BIS),视觉识别系统(Visual Identity System,缩写为VIS)[5]。在具体操作上,就是把雇主品牌的理念、行为、视觉识别设计的内容有机地融入企业CIS设计的框架和内容中,而不是另搞一套。 如MIS的设计主要突出企业“两个第一”的人力资源理念。以人为本的理念等。BIS设计则主要突出企业人力资源制度的创新,如宽带薪酬制度,使人人都能通过素质、能力、绩效的提升,而经不同通道获得晋升,或者薪等不变,而薪级能不断提升。又如实行自选式福利制度、企业补充保险制度等。此外,对员工独特的行为规范、企业的处事方式等内容,如允许员工上班上网做自己喜欢的事,但不能影响工作。又如早晨上班时经理和高管在公司门口迎接员工等等。VIS设计有其特殊性,不可能另搞一个视觉识别标志,而只能在原有基础搞一个辅助识别标志,作为补充或形成一种母子关系,以便在特定场所、媒介上使用,如人力资源市场、宣传材料、企业网站等。如联邦快递公司将管理培训生的发展计划,称为“金子计划”(即GOLD计划)。其几个字母分别代表成长(Growth)、机会(Opportunity)、领导力(Leadership)和发展(Development)。这一金子计划给企业员工提供更多机会,使其能加入管理层施展才华,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6.善用公关理论和方法传播推广雇主品牌 雇主品牌建设,还有赖于运用现代公共关系的理论和方法来进行传播和推广。现代公共关系自20世纪初诞生以来就致力于组织形象的塑造和管理工作,20世界80年代初传入我国以后,也日益受到社会各界尤其是企业的欢迎和应用。公共关系的核心功能是“内求团结、外求发展”,以传播、沟通作为主要手段,以维护公众利益为己任,来谋求内外公众的理解和支持,以提高组织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从而塑造组织的良好形象。 雇主品牌就是一个组织的口碑和形象,尤其是在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方面的口碑和形象。国企需要学会运用公关的理论和方法来处理和协调与内部公众如员工、股东之间的关系,处理和协调与外部公众如供应商、经销商、顾客、媒介、政府、社区等公众之间的关系。使国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能“内和外顺”,为赢得竞争并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内外环境。如通过公关广告、记者招待会、慈善公益捐赠、各种专题活动,包括因特网在内的大众媒介宣传等公关方法,加强雇主品牌的传播和推广,将会起到更好的推动作用。 综上所述,雇主品牌建设是国企深化改革、凝聚员工、吸引优秀人才的战略性选择,是国企发扬优良雇主传统、运用现代管理理念和方法打造新雇主形象的必由之路。国企只有重塑企业形象、打造自己的雇主品牌,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实现可持续发展,并逐步跻身于世界优秀企业之林。展望未来,我们对我国国企的改革和发展充满希望。 劳动关系论文:劳动关系和谐是构建社会和谐的基础 摘 要:建立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是推进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举措,是铺就社会和谐的基石;建立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是改善企业管理、提升劳资互利共赢的重要环节,是促进企业和谐发展的根基;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企业工会应发挥主导作用,夯实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群众基础。 劳动关系作为现代社会关系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关系,涉及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基本权益,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是现代社会和谐的晴雨表。劳动关系和谐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重要基础。提高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首先应表现为协调稳定劳动关系的能力,因此,建设规范有序、公正合理、互利共赢、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既是造福社会、服务民生的必然要求,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客观需要。 一、建立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是推进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举措,是铺就社会和谐的基石 劳动关系是指人们在社会劳动过程中彼此必然产生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其内容包括劳动的从业关系、劳动的组合关系、劳动的分配关系。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官员近期表示,将在未来5年内建立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形成企业工资共决机制和正常增长机制,提高企业普通职工工资收入,确保每个职工分享企业发展成果,促进劳资和谐。 建立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是借鉴西方国家劳资集体谈判的方式,是市场经济国家在调整劳动关系的长期实践中创造的一项制度。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国出台大量劳动关系法律,并开始出现劳动监察,国家逐渐开始全面干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开始实行政府、工会和企业三方协调机制,国际劳工组织半个世纪前也通过了集体谈判的国际公约,由于我们过去没有涉及集体谈判工资理论和工资分享理论,劳动者缺乏基本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劳资关系在一定程度是处于失衡状态。 2000年,我国开始推行三方参加的协调机制,主要从法律、工会、企业、政府等角度,提出完善该机制的途径。《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于2000年10月10日经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务会议通过,并于11月8日施行。但是,这一制度实施进度相对缓慢,导致集体协商流于形式,不能对工资福利等实体性劳权产生必要的影响力。目前,我国普通职工的工资水平偏低,增长缓慢。2003年我国职工工资总额占GDP的12.57%,而美国是47.9%。2005年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但这一指标反而下降为10.9%,明显低于印度、马来西亚等发展中国家。全国总工会的调查发现,很多企业的平均工资水平与法定的最低工资标准相当,而合理比例则应是平均工资水平不低于最低工资的1.6倍。无疑,上述现象将对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造成负面影响,必须进行改革和创新,必须保证劳动者就业的工资福利等基本劳动条件。与企业进行集体协商或谈判,是解决问题的基本路径,也是市场经济国家调节劳资关系的基本做法。 社会和谐的一个标准是分配正义。通过劳动关系实现分配正义,使广大劳动者的工资福利合理增长,使其通过体面劳动为自己和家庭创造体面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机会,是和谐社会建设的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而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则是相关制度安排和机制设计的关键。 二、建立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是改善企业管理,提升劳资互利共赢的重要环节,是促进企业和谐发展的根基 市场经济国家的劳资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雇主个体和雇员个体之间的关系、雇主组织和雇员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政府参与调节下的雇主及其组织与雇员及其组织之间的关系。三大发展阶段中,融入了“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人文主义思想内容,形成的劳资集体谈判关系模式,既改变了第一阶段原始积累时期“血汗工厂”、“反人性、不人道”的劳资关系状况,改变了随心所欲、独断专行和非系统化的人事劳动管理方式,又促进了劳资关系向第三阶段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过渡。 劳资集体谈判在西方已经存续了200年的历史。它似乎改变了由雇主单方面决定劳动条件的格局,工资及就业条件问题的决定权不再是雇主一方的绝对权限。其实这种制度能够延续的意义就在于:它通过有效刺激和鼓励管理,形成了融洽的组织关系氛围,提高雇员对工作的满意程度,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了劳资互利。 1.劳动力的价格完全由市场形成不利于企业的发展 在18世纪的古典经济学著作中,认为劳动力市场的自由竞争是有好处的。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的完成,资本在生产中对劳动的替代,劳动力市场的许多缺陷暴露了出来。一些企业占有垄断的力量,借以盘剥消费者和工人。在自由市场上工人缺少可供选择的就业机会,由于变动工作要付出代价等原因,工人面对的现实是严酷的。与经济垄断相联系的收入低工资和消费高价格,必然导致不合理的收入与花费,工人在有自愿选择的情况下,被迫接受不可能接受的工资和工作条件,而在这种市场环境下资方人员在企业内部极易形成对人事、人力资源的管理方式的随心所欲,非系统化的独断专行。这样的状况对微观经济主体和宏观经济环境都是不利的。比如:经济停滞和严重失业,经济周期加剧振荡。 我国劳动力市场为我国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一方面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却因其不完善的收入决定机制而导致了劳动力价格扭曲,企业职工收入增长缓慢,收入分配的“金字塔”结构进一步强化,造成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和消费不足,严重制约我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 制度经济学派认为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不利地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体工人的谈判力量与雇主相比明显处于不利地位。只要存在非自愿失业者,雇主就可以支付和提供低于竞争水平的工资和工作条件。第二,管理者在各行业实行独裁主义。主仆形态的劳资关系造成企业内部相关权益处理的不平等。第三,工人的经济地位无保障。只要劳动力被当成商品来对待,那么,工人的命运就必然和劳动力市场上难以预测的变化、雇主的好恶以及疾病和工伤事故出现的不确定性联系在一起。 所以,在没有集体(工会)制度的个别谈判中,许多工人将为谈判力量的不对等而付出代价。20世纪20年代的人事管理学派认为:劳资的矛盾关系、劳工问题是一个管理问题,产生对立是管理和组织工作没做好。劳动者通过集体谈判参与决策过程,对劳资双方都有积极意义。劳动者一方在越来越多的劳动问题上合法地通过集体谈判的形式参与了决策过程。因此,他们可以通过参加集体谈判的途径,投身于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减少浪费和增加生产的日常活动之中,不仅行动上对企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同时在提高企业生产率前提下提高工人自己的工资收入。 2.集体谈判制度为企业提高管理水平创造条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不仅要促进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更要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在西方经济学里,分享经济增长的红利、分享企业发展的好处,已成为基本共识。劳资集体谈判制度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配机制,实现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有机结合的初步探讨与试验。 现代管理发展的八大趋势中,提出了管理工作的重心由对物的管理转向对人的管理,强调从集权式的家长管理向民主的集体决策转变,工人参与管理在各国被广泛重视。随着人的创造性、个性才能的作用在生产活动中越来越重要,管理部门日益重视人的因素,强调尊重个人的价值能力,通过激励人、关心人,以感情联络来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现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劳资双方集体谈判已经不限于确定工资、改善劳动条件,更重要的是作为工人参与企业管理的形式,谈判内容也发展到包括投资、财务、人事等方面的管理。为什么产生这样的效果呢? 第一,企业是一个职业共同体。在制度学派看来,一个组织要想成功,光注意个人行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远远不够的,还要研究人与组织、组织与环境的关系。社会分工是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要素,是劳动的组织关系重要内容。 分工使相同职业的人每天在同一组织(企业)中一起工作形成相互依赖的关系,职业的责任、义务使得同一组织(企业)的职业者――雇主和雇员有着共同的利益,共同工作使同一职业者产生合作和共享的价值观,职业群体内的有效组织形式和统一的职业道德、行为规范是企业和谐发展基础。企业是现代社会中的职业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谐企业是和谐社会的生命细胞。 第二,企业利润的源泉在于善待雇员。人事管理学派认为:一个企业能否盈利的最重要因素是看它如何对待自己的雇员。管理者要用进步的、向前看的眼光善待雇员。这对改善企业内部关系和公司业绩很关键。管理者善待雇员是为了赢得他们的忠诚和支持。工人在管理者眼里,不是商品,也不是机器,而是活生生的人。不能简单地命令工人干这干那,而是要与工人建立起一种沟通、理解、互动、合作关系,要有处理人际关系的方法,要掌握如何激发工作热情的知识。只要领导得法、环境合适,公司雇员将会变成一支心满意足、努力工作的团队 第三,企业的组织目标只有得到工人的认可,才能完全达到。在古典经济学那里,企业的一般性目标就是利润最大化。但是现代企业发展的经历告诉我们,单纯地一味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将永远置企业于一种充斥冲突和不信任的环境中。因为在利润最大化目标的驱动下,劳动力的角色也只不过是一种生产成本而已,雇员的利益要永远服从股东的利益。其实,企业的目标只有当工人认可时,才谈得上能够实现。成功的企业要求管理者同时追求多重目标,要将组织的利益与雇员的利益结合起来。虽然雇员与雇主都想从工作中获取同样的东西――最大的满足和金钱回报,看上去是相互对立的。但是,有了多重目标,就能在实现企业目标的同时来满足工人的目标要求。尽管这一战略有可能在短期内可能减少了利润,而从长期来看,将会增加利润。在这样的条件下,就能生成一种合作的理念,造就一种相互配合、相互信任、相互忠诚和艰苦奋斗的环境。 三、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企业工会应发挥主导作用,夯实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群众基础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出现了多样化,劳动关系也随之日趋复杂化。单一劳动关系向多元劳动关系转变,劳动关系由过去的行政主导向市场调节转变。在这样的形势下,企业工会要在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中发挥好主导作用,切实履行好表达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基本职责。 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过程中,企业工会要站在全局的高度,全面掌握不同利益群体间的矛盾并分析矛盾产生的背景和根源。一方面要积极做好职工的思想教育和引导工作,使他们能正确理解和认同在改革过程中的利益调整问题;另一方面要掌握职工的思想动态,建立、完善预警机制、信访机制,积极反映职工的呼声,理顺他们的情绪,将不稳定因素化解在萌芽状态之中。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过程中,要积极促进劳动关系多方利益表达机制的建立。“劳资合作、劳资两利”,只有劳动关系的改善与企业效率、社会发展形成互动关系,才能在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中促进劳资双方的合作,从而达到“互利双赢”的目的。这就需要寻找有效的途径建立双方的利益表达机制。为此,工会应着力推进联席会议协调机制、职代会、民主对话等多种形式的民主政治建设模式,使多元劳动关系的双方有畅通渠道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从而达到相互理解、相互体谅、相互支持的和谐效果。 工会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会组织要始终把保持与群众的密切联系作为自己的生命线,创新新时期的工会工作,教育和引导广大职工群众正确对待改革发展中利益关系的调整,通过正常的渠道,以冷静理性、有序依法的形式来表达利益诉求,竭诚帮助职工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各种难事,夯实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群众基础。 劳动关系论文:构建和谐共赢的劳动关系 《劳动合同法》于今年1月1日生效。之前,社会各界对《劳动合同法》的热烈讨论中,存在两种主要的质疑,一是认为劳动关系属于民间契约关系,国家没有必要专门立法干预,《劳动合同法》是对企业用人权的非法干预。二是认为《劳动合同法》的具体规定,尤其是其中关于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规定,将加大企业的经营成本,降低企业的经济活力从而影响到经济发展,最终也不利于就业。我们认为,劳动合同涉及到劳动力这样一种特殊商品,属于一种特殊契约,本质上属于公法和私法以外的社会法的范畴,国家利用《劳动合同法》干预劳动合同关系,如同规定企业最低工资标准一样,是合理合法的。 我国现阶段劳动关系中存在一些问题。首先,表现在劳动者的收入偏低,我国工资性收入占GDP的比例与大多国家相比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而且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当然这与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和企业创利水平有关。其次,是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合理的保护,相当多的企业随意裁员、不为员工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和劳动保护。一些地方出现的血汗工厂,包括去年媒体热炒的黑砖窑事件,与法律的缺位不无关系,其结果是导致近年来群体性事件中与劳动争议有关事件的比例持续上升,影响了社会稳定,也影响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形象。没有稳定何来发展?《劳动合同法》规定,用工一个月,就必须签书面合同,以改变我国劳动关系中80%的不签合同的不正常现象。另外,劳动者在一家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10年的,或者连续订立两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除非劳动者提出异议,否则用人单位都应当与之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以改变我国劳动关系中,80%的劳动合同属于短期合同的不合理现象。可以看出,通过强制用工单位与劳动者签定合同,以及在劳动合同中硬性规定一些有利于劳动者的具体条件。《劳动合同法》体现了对劳动关系这一最基本的社会关系的国家干预,彰显出对劳动关系中劳动者一方的倾斜性保护,对稳定当前改革开放大局是必要和及时的。这是对我国以往经济发展方式的必要修正,是发展社会正义、增进社会和谐的必要措施。 《劳动合同法》对劳动关系中劳动者一方的倾斜性保护必然会改变企业一方的利益,而从近来发生的不少企业劝辞员工、紧急裁员等事件,也可以看出企业在面对挑战时的策略调整和反应。不可否认,《劳动合同法》肯定会增大企业的人力资源成本,短期内对部分企业的经营效益也确实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看待企业的经营成本和经济增长的社会成本问题。上个世纪80年代北京中关村的不少电脑企业因种种原因而倒闭,其中重要的因素是因为依赖不合理不合法也不可能持续的赢利模式而忽视了自身核心竞争力的建设,结果在市场法制逐步健全的过程中被淘汰。任何企业长期稳定的发展都必须有战略思维,与劳工建立稳定的关系是重要的一环。激烈的市场竞争要求企业员工素质不断提高,与社会联系更加密切。这些都有赖于稳定的劳动关系。另外,以往经济增长模式带来的环境污染、收入差距过大等问题越来越严重。近年来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都有了越来越强的社会成本意识,其中环境治理、降低能耗等已经开始列入企业的经营成本。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劳动收入占GDP的比例逐步提升和人力资源成本在企业经营成本中的比例提升是一个必然的趋势,非如此,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难以持续,企业的永续存在也只能是空中楼阁。 和谐是社会持续发展的规则,共赢是企业永续经营的规则。《劳动合同法》将推动一种和谐共赢的劳动关系的建立,这对国家和劳动者是利好,对立志于永续经营的企业来说,也应该看成是一种长期利好。 劳动关系论文:以推进“十个全覆盖”为重点深入发展和谐劳动关系 近年来,萧山区高度重视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工作,扎实推进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创建活动,切实保持全区劳动关系总体和谐稳定,取得了“劳动权益有维护、工资待遇有增长、事业成长有空间、职工生活有改善、民主权利有保障”的显著成效,得到了中央和省市领导的充分肯定。去年下半年以来,多位国家领导同志到萧山实地指导工作,中央调研组及国家有关部门也多次来萧山进行专题调研: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制作播出了传化集团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专题报道,对传化经验作了充分肯定。为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去年8月副主席的重要批示精神。进一步深入发展和谐劳动关系,萧山提出要以开展企业和谐劳动关系认证为抓手,以推进“十个全覆盖”为重点,加快建设形成规范有序、公平合理、互利共赢、和谐稳定的新型劳动关系,努力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促进全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萧山区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的做法和成效 全区各级各部门把发展和谐劳动关系作为自身的重要职责,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工作,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创新工作机制,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实施、部门负责、企业主体、社会参与”的工作新格局,不断创出工作新亮点。 劳动权益有维护。坚持以贯彻劳动法律法规作为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首要工作。全面落实《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大力推进劳动合同制度三年行动计划,不断扩大集体合同的覆盖面,切实加强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率先破除务工人员身份门槛,全面实行“职工身份、劳动权益、社会保障、民主权利”四个一体化,和谐劳动关系的基础不断强化稳固。根据抽样调查,全区大部分规模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达到100%,100人以上企业的劳动合同签订率在96%以上:签订集体合同2845份,涉及职工52.7万人,覆盖企业4468家: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各类事故、死亡人数、直接经济损失三项指标呈现“三个负增长”态势。 工资待遇有增长。健全工资指导制度、最低工作标准制度、支付保障机制、防范处置拖欠工资联席会议制度等制度,大力推进企业工资平等协商制度,切实保障了职工合理的工资待遇和收入逐年增加。从1994年萧山实行最低工资制度以来,连续12次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今年4月1日起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到1310元/月,比上次增长了19%。去年全区职工工资水平达到37653元,同比增长10.79%,有2840家企业签订了工资协议,覆盖职工达50多万人。 事业成长有空间。以共同的事业为目标,引导企业积极拓宽职工个人提升和事业发展空间,深入开展就业培训、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高劳动者就业技能,有效地激发了企业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近年来,每年为企业输送各类技能人才1.3万人以上,培训高技能人才1600人以上。截止2010年底,持证技术工人达126585人,其中高级工以上6584人;全区有77家百强工业企业的1404名非萧山籍职工成为企业的中层干部,有304名成为企业高管。 职工生活有改善。着力加强民生建设,切实解决职工子女就学、居住等生活难题。2010学年,全区公办中小学共接纳非萧山籍职工子女19085人,非萧山籍职工子女学校共招学生22258人,免除了符合条件的义务教育阶段非萧山籍职工子女的学杂费、课本费等费用1280.2万元,并向4127名非萧山籍职工子女发放每人每年500元的教育资助券共206.35万元,今年的资助标准还将大幅提高到每人每年1500元。职工居住条件不断改善,党山镇群益村、衙前镇凤凰村等地和企业的职工集中居住中心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困难职工帮扶机制进一步健全,“春风行动”共募集各类捐款9807.6万元,累计救助困难职工家庭12.66万户、8750.16万元。 民主权利有保障。加强工会组织和职代会制度建设,职工民主参与、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民主政治权利得到了有效保障。工会建设扎实推进,全区已建立工会基层组织4085家。覆盖企业18025家,会员59.4万人:职代会制度广泛建立,截止2010年底,全区国有、集体及其控股企业职代会建制率达100%,2772家单建工会企业建立了职代会制度,建制率达93%;企业民主管理深入开展。“十一五”期间,全区有25家企业获得省市级“厂务公开工作先进”,2家企业获得了全国“厂务公开工作先进单位”。 萧山深入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的主要举措 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根据中央、省委的要求和萧山实际。今后一个时期萧山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的总体思路是: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富民强区、社会和谐的要求,以贯彻实施法律法规为前提,进一步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以共同的事业为目标,进一步促进企业、职工双赢发展:以系统的制度为保障,进一步完善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长效机制;以合理的福利待遇为基础,进一步保障和改善职工生活:以先进的文化为载体,进一步推进企业和谐文化建设;以创先争优活动为动力,进一步提高企业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着力构建规范有序、公平合理、互利共赢、和谐稳定的新型劳动关系,实现广大劳动者工作更体面、生活有尊严,促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为建设富裕和谐的现代化新萧山奠定坚实基础。 主要目标是:推动深入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工作创新发展,努力实现由对职工单纯的物质关怀向物质精神双关怀转变。由注重维护企业利益向维护企业和职工的共同利益转变,由阶段性创建向长期性制度化转变。由企业创建向区域创建转变,力争在发展和谐劳动关系方面达到全省示范、全国领先。 具体工作中,萧山将围绕“让广大职工工作更体面、生活有尊严,让广大企业市场竞争力更强、发展更健康”这一根本,以开展企业和谐劳动关系认证为抓手,以推进“十个全覆盖”为重点。认真抓好落实。 推进劳动合同全覆盖,进一步巩固劳动关系基础。规范的劳动合同是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的基础和前提。要深入实施劳动合同制度,进一步巩固规模以上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推进小企业劳动合同专项行动计划。要大力推行集体合同制度,建立健全民主、平等的集体机制,推动企业与职工就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等事项订立集体合同和专项合同,扩大集体合同覆盖面。力争到2012年全区企业与职工普遍签订劳动合同。已建立工会的企业普遍与职工方签订集体合同:到“十二五”期末,全区劳动合同签订率达到100%。 推进工资保障全覆盖,进一步 促进职工收入合理增长。工资福利是职工关注的焦点,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保持职工收入合理增长是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以完善职工收入保障机制为重点,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及时完善工资指导线、人力资源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制度,严格执行最低工资标准制度,完善职工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大力推行行业性、区域性集体协商机制,引导企业建立健全合理的工资分配制度,促进职工福利待遇与经济发展、企业效益的同步增长。要完善欠薪预警保障制度,坚持防范处置拖欠工资联席会议制度,大力落实企业工资保证金、欠薪应急周转金和“两金一卡”制度,确保广大职工按时足额领到工资,确保不发生新的拖欠。确保不因欠薪引发重大群体性事件。 推进人文关爱全覆盖。进一步改善职工生产生活条件。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是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的基本条件。要积极改善劳动条件,深化“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年”建设。严格执行国家职业安全和劳动保护规程,通过更新设备、改进管理和推行清洁生产等途径,为职工提供必要的安全生产设施、劳动保护条件和职业病防治措施。切实保障广大职工的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要大力推广传化集团为职工发展提供“双通道”的做法和经验,积极为职工提供发展舞台、拓展发展空间,支持广大职工特别是青年职工学习成才。要加强对职工的人文关怀,深入开展“人文关怀进企业、进园区”和“春风行动”等活动,为广大职工实现自我价值、追求幸福生活创造良好条件。 推进公共服务全覆盖,进一步保障和改善职工民生。完善的公共服务是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支柱。要着力推进就业再就业工作,大力开展创业型城区和充分就业社区建设。促进社会就业更加充分:要着力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覆盖城乡、全民共享”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养老保险由制度全覆盖向人员全覆盖转变:要着力加强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完善城乡医疗服务网络,健全区、镇、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要重视解决非萧山籍职工子女入学问题,保障非萧山籍职工子女享受均等的教育权利:要着力改善企业职工居住条件,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构建商品房、经济适用房、廉租房、人才公寓、公共租赁住房等多层次的住房供应体系。继续推进职工居住中心建设。着力改善住房困难家庭的居住条件。 推进社会责任全覆盖,进一步强化企业主体意识。发展和谐劳动关系,企业是主体。广大企业要强化社会责任意识,加快转变发展观念,加快推进企业转型升级,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强节能减排和资源要素的节约集约利用,努力建设创新型企业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企业。要强化职工主体意识,尊重劳动,尊重人才,尊重创造,把劳动关系摆在与资本、土地、管理同等地位,在追求企业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员工的全面发展,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真正做到善待职工、关爱职工,努力打造劳动关系和谐型企业,实现员工和企业共同发展。 推进和谐文化全覆盖。进一步增强企业发展活力。先进的企业文化是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的动力源泉。要进一步加强企业和谐文化建设,推进学习型企业建设,深入组织开展“金燕子送文化种文化‘百千万’”活动,通过举办企业文化建设主题沙龙,建立企业文化建设的学习、交流、互动平台,不断增强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不断丰富职工文化生活。要加强企业诚信文化、人本文化、创新文化和责任文化建设,大力推进企业管理创新,深入实施“管理强企”战略和企业精细化管理培训,建立健全企业劳动保障诚信体系,不断提炼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勤奋向上、和谐关爱的企业文化。要大力推进企业民主管理制度建设,积极推进厂务公开,建立健全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依法保障职工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推进维权机制全覆盖,进一步化解劳动关系矛盾。要以体制机制创新为动力,充分发挥劳动保障、工会和经发、工商、工商联等部门在协调劳动关系中的作用,健全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共同研究解决劳动关系协调中遇到的重大问题。要进一步完善职工诉求表达机制、劳动关系调处机制、劳资纠纷排查预防和应急处理机制,继续推进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派出庭建设,完善劳动关系协调“两书一会”制度,健全职工法律援助长效机制。形成多渠道、多层次的社会化调解网络,努力把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和萌芽状态。要全面实施劳动保障监察网格化、网络化管理,实行日常巡查、专项检查、举报专查、书面审查“四结合”的工作制度,经常性开展劳动用工、劳动合同、工资支付等专项执法检查。 推进企业党建全覆盖,进一步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坚强的企业党建是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的核心保证。要以健全组织和发挥作用为重点,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加强非公企业党建的工作新路子,扩大非公企业八项党建经验成果的推广运用,不断扩大非公企业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确保非公企业党的建设全国领先。要进一步深化“发展领先、党建领先”企业创先争优活动,把发展和谐劳动关系作为创先争优活动的重要内容,精心组织,扎实推进,以创先争优活动推动和谐劳动关系建设,用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的实际成果检验创先争优活动的成效。要充分发挥企业党组织在发展和谐劳动关系中的核心作用,大力推进“党群共建”,以党建带工建、团建、妇建,组织引导企业经营者和广大职工积极投入和谐劳动关系建设。要大力推进工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工会组织在签订集体合同、工资集体协商、组织职工参与企业民主管理、关心服务职工和调处劳动争议等方面的职能。 推进创建活动全覆盖。进一步提高和谐劳动关系水平。推行企业和谐劳动关系认证,开展和谐劳动关系企业创建活动是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载体,也是今后一个时期,萧山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的特色工作、创新工作,得到了省委赵洪祝书记的充分肯定。经过前期近两个月的研究,现已制定了由劳动合同、工资收入、社会保险、劳动保护、文化建设、民主管理、企业工会和企业党建八个方面组成的企业和谐劳动关系标准(试点版),并开始在全区百强企业中试行,计划将在6月25日前全面完成百强企业和谐劳动关系认证工作。之后再根据试行的情况,对企业和谐劳动关系标准作进一步的修改完善,尽早在全区企业中推广认证。企业和谐劳动关系认证工作还将纳入平安建设的重要内容,作为评选区百强企业、优势成长型企业、苗子型企业、劳动模范、优秀企业家、优秀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创建和谐劳动关系企业,以及享受扶持政策、实施政府采购等的重要条件和依据。同时还将大力推进和谐劳动关系镇街、工业园区创建,力争创建活动全覆盖。 推进宣传教育全覆盖,进一步优化和谐发展环境。要深入开展“送法进企业”活动,进一步加大《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引导企业和职工进一步学法、守法、用法,形成企业依法管理、职工依法维权的良好氛围。要加强宣传引导,及时总结推广各企业、各镇街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的特色做法和先进经验,大力宣传企业与职工同命运、共成长的先进事迹,努力营造“企业关爱员工、员工关心企业”的良好氛围。 劳动关系论文: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是建设和谐企业的基础 我国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在企业和社会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各个企业都结合实际与员工签订了劳动合同。企业与员工因签订《劳动合同》形成了受法律规范和约束的劳动关系,劳动关系成了企业一切经济关系的基础,也成了构建和谐企业的关键之所在。本文就“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是建设和谐企业的基础”这一问题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一、劳动关系是企业一切经济关系的基础,建设和谐的劳动关系是建设和谐企业的关键 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在实现劳动过程中建立的社会经济关系,是用人单位与员工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约束双方行为的最基本关系,它是企业内部一切经济关系的基础。企业内部的经济关系主要包括工资分配关系、不同岗位员工之间的相互协作关系、员工劳动与休息、员工安全保障与劳动保护、员工培训与教育、员工职业生涯、员工福利等,这一切都是企业和员工之间因劳动关系派生出来的,劳动关系是这些关系的基础,没有员工与企业之间的劳动关系,企业中的其他经济关系将是无本之木,无根之草。 在企业中,劳动关系是规范劳资双方权利与义务,约束双方行为的最基本关系,是构成企业其他关系的基础,直接影响或决定着企业一切经济关系,和谐的劳动关系是构建和谐企业的关键,要建设和谐企业,就必须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 二、建设和谐的劳动关系是企业科学发展的需要 企业的发展需要人力、资金、技术等多方面的因素,在决定企业发展诸要素中,人是最主要的因素,没有了人,一切产品研发、技术创新和进步都是不可能的;没有人,再先进的设备也无法操作,再尖端的产品也无法生产,再优质的服务也无从体现。人是企业发展的关键,企业要发展必须依靠员工。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科学发展,第一要务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就表明,科学发展是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它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就是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科学发展观是造福人民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为企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它要求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切实维护好、实现好和保障好人民的健康权利、安全权利、劳动权利、受教育权利等生存权和发展权。在保障和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实现企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换句话说,企业要实现科学发展,就是要以人为本,切实保障员工权益,实现企业与员工共同发展,就是要建立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和谐劳动关系。 和谐劳动关系是指劳动关系双方一种和谐融洽的良性状态。比如说,构成劳动关系的双方以良性互动、真诚合作、共谋发展为目标;各自的利益诉求能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发展中得到有效实现;在出现利益冲突时,能够通过民主协商的途径,依法协调彼此的利益矛盾,最终达到互惠互利、共荣共赢。企业建立了和谐的劳动关系,也就构建了和谐企业的基础。 三、建设和谐的劳动关系应处理好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建设和谐的劳动关系是构建和谐企业的基础,是企业科学发展的关键,在企业具体实践应用中,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应着重处理好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树立全心全意依靠员工办企业的思想。 科学发展观告诉我们,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对企业而言,发展同样要依靠员工。员工是企业生产经营的主力军,企业研发需要员工,产品生产需要员工,产品营销和售后服务同样需要员工,没有员工,企业的任何经营行为都无法实施。因此,企业经营者一定要树立全心全意依靠员工办企业的思想,在企业经营重要统筹兼顾员工权益和企业长远利益之间的关系,着力构建一种和谐的劳动关系,实现企业与员工之间的良性互动、真诚合作,谋求企业与员工的共同发展。 2、严格执行《劳动合同法》,签订兼顾企业长远利益和劳动者个人权益的劳动合同。 劳动关系和谐是社会最大的和谐,和谐社会一定是广大劳动者正当利益真正得到实现的社会,也一定是劳动关系双方都能够共赢共荣的社会。没有健康和谐的劳动关系,整个社会的和谐就失去了广泛而坚实的基础。对企业而言,保持健康、稳定、协调的劳动关系同样至关重要。 《劳动合同法》是规定企业与员工之间权利和义务关系的法律依据,是约束企业与员工之间劳动关系的法律准绳,也是判断劳动关系的和谐程度,推进和谐劳动关系建设的准则,它在依法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兼顾了企业的长远发展利益,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法律基础。因此,一个企业要构建和谐企业,实现科学发展,就应该严格执行《劳动合同法》,以《劳动合同法》为基础,和员工签订兼顾企业长远利益和劳动者个人权益的劳动合同,从源头上把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纳入更严格规范的法律架构之中,从根本上促进劳动关系的和谐,保持健康、稳定、协调的劳动关系,促进企业科学发展,推动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3、发挥工会组织的作用,建立健全劳动关系协调机制。 建立健全以工会、人力资源、员工代表等方面人员广泛参与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必不可少的环节。在企业中,劳动关系协调机制有利于及时调解劳资纠纷,处理劳动争议,化解劳资矛盾,缓解劳资关系,是劳资矛盾的疏通协调者。 工会组织依据《劳动合同法》履职维权,能在企业和员工之间求得双赢。企业工会是现代劳资矛盾的产物,是企业工人队伍自己的组织,起着在企业和员工之间沟通协调作用,在协调劳动关系矛盾、调解劳资纠纷等方面可起到行政起不了的作用。发挥工会组织的作用,建立企业、工会、员工代表广泛参与的劳动仲裁组织,建立健全劳动关系协调机制,能妥善处理劳动争议,避免劳资矛盾激化,缓和劳动关系,为企业生产经营创造良好的条件。 4、加强对员工教育,提高员工自身素质。 构建和谐企业还应加强员工教育,要教育员工树立利益共同体观念,强化责任感,培养归属感,与企业共荣辱。要努力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加强自身学习,提高职业素养,恪守职业道德,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成一行。同时还要教育员工学法懂法、依法维权,在出现劳动争议时,积极运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避免过激的维权行为引起矛盾激化。 总之,劳动关系是社会关系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关系,许多其他方面的社会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劳动关系衍生出来的。劳动关系的和谐是企业和谐的基础,也是企业科学发展的基础,要构建和谐企业,必须建设和谐的劳动关系。 劳动关系论文:和谐劳动关系构建中的利益协调新思路 劳动关系是现代社会基本关系之一,劳动关系和谐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劳动关系的总体形势是稳定的、协调的,但“平静的水面下暗流涌动”,企业与劳动者之间仍存在许多利益矛盾和冲突。如何有效协调劳动双方利益关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 一、劳动双方利益关系的历史演变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党和国家面对紧张的劳资关系,确立了“劳资两利”的指导思想:一方面,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有限度的弹性政策,承认其在生产经营中依据生产资料所有权占有剩余价值的合理性,从而使私营企业得到恢复和发展;另一方面,私营企业工人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已成为领导阶级,必须保障工人正当的经济政治权利,满足他们合理的劳动、就业与生活需要,保证他们参加工会和社会活动的自由与权利。由于这一时期兼顾了劳资双方的利益,生产剥削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劳动关系总体上处于缓和状态。 20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我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形成了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劳动就业方面,我国基本建立了集中的“统包统配”就业制度,国家包揽所有城镇劳动力就业,统一计划、招收和配置;实行固定工制度,企业必须严格按照计划录用职工,禁止擅自计划外用工;劳动者一旦被录用,就终身保持职工身份,企业不得无故辞退;国家和企业包揽各项劳动保险和企业集体福利,对职工进行全面社会保障。 在计划经济时期,企业是国家的企业,职工也是国家的职工,全体劳动者都是国家的“主人翁”,劳动双方与国家的利益取向都是一致的;虽然企业和劳动者存在着追求利益方式的差异,但他们没有形成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劳动关系的实质是政府与职工的关系,是职工对国家的一种依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伴随着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和经济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企业成为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劳动者自主择业、企业自主用工的双向选择机制逐渐形成。 目前,我国劳动关系在保持制度性合作前提下基本完成了市场化,劳动双方成为不同的利益主体,劳动双方的利益差别、利益分化不断扩大和加强。在市场经济发展中,企业(或经营管理者)在劳动关系中的地位不断提高,权力越来越大,在劳动用工、劳动条件、工资标准、劳动管理和奖惩方面具有决定性作用。职工对企业的客观依附性则日益明显,他们又缺乏信息渠道和话语权,组织化程度低,社会关系、社会力量的支持少,越来越成为劳动关系中的弱者。加上我国劳动就业领域特有的现实困境和利益逻辑――包括经济发展过程中资金缺乏而劳动力过剩;一些地方政府由于更多关注经济增长和财政利益,重视企业发展而忽视劳工权益保护,甚至有的地方政府与资方结成非正式联合体,共同对付支离破碎和缺乏防备能力的劳动者;等等,这些都导致企业与劳动者力量强弱严重失衡的基本格局。一些企业依靠劳动关系中的强势地位,一味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用工行为、经营管理等很不规范,严重损害了职工的合法权益,引发了各种劳动矛盾和冲突。 二、全面认识我国劳动关系中的利益矛盾 企业与劳动者利益矛盾,首先表现为双方经济利益的矛盾和冲突。我国《劳动合同法》2008年开始施行,至今已近4年,但一些企业无视法律规定,仍不与职工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即使签订了书面合同,合同格式也很不规范,合同内容含糊不清,劳动者的责任和权利明显不对等,部分必备条款缺失,甚至有的条款与法规相悖;有的企业不依法履行合同,随意辞退、解雇员工;一些企业拒不执行8小时工作制,随意加班加点,特别是在部分私营企业,职工平均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星期天和法定假日也不能休息;有的企业以计件工资为名,降低工资标准,使劳动者不得不通过加班来维持正常收入,无形中延长了劳动时间;有的企业以各种理由降低当初承诺的工资标准,不支付加班工资,故意克扣工人正常报酬;有的企业不按规定配备安全设备,车间厂房消防设备差甚至没有,安全隐患严重,致使恶性工伤死亡事故时有发生;等等。 对于劳动关系中的经济利益矛盾,人们已经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但是,我们应清醒地看到,在经济利益矛盾背后,企业和劳动者之间还存在大量非经济利益矛盾。可以说,经济冲突就像“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比较明显和直观,对企业发展有直接影响;而非经济利益矛盾则像“冰山隐藏在水中的部分”,数量更多,内容更复杂,且往往不易观察和发现,尚未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 非经济利益矛盾是企业与劳动者在行为方式、意识观念、价值取向等方面存在的相互对立和排斥,包括由低到高的三个层次:企业与劳动者在生产管理中具体行为的矛盾,对双方角色认知理解的矛盾,以及价值观念、思想意识等方面的矛盾。企业与劳动者劳动过程中行为方式、人际关系冲突,是最直接、最容易观察和感受的非经济利益矛盾,主要表现为职工对企业管理满腹怨言,不认可高层管理人员的领导能力,只是“看在钱的份上”才忍气吞声;而一些企业则认为劳动者缺乏工作积极性、责任心,不能自觉遵守企业规章制度,难于管理。企业与劳动者对角色、权利、义务等认知理解的冲突,是非经济利益矛盾的重要方面,包括职工缺乏劳动自主性,认为企业工作安排不合理,对企业管理的意见和建议得不到重视等;企业对工会的作用认识不足,不支持员工组建和参加工会,很少关注员工职业发展和提供职业培训,甚至不管不问等。企业与劳动者在文化观念、个性人格、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冲突,是非经济利益矛盾最深层的部分,如职工在企业没有地位,受到歧视,劳动权利和尊严得不到到尊重和保障;对个人未来发展缺乏信心,不认同企业文化和价值观等。 非经济利益矛盾往往并不激烈,或者只是潜在的、无形的思想观念冲突,不会直接对企业经营管理产生严重后果。但是,如果非经济利益矛盾长期得不到解决,就会不断积累、恶化,带来职工对企业的认同感下降,甚至产生抵触情绪。其结果是职工劳动积极性降低,出现违反规章制度、消极怠工、不负责任等现象,影响企业的生产效率。同时,由于企业生产的有效组织受到员工参与和合作程度的内在制约,没有员工的主动配合,企业组织调整和工作协调不仅速度缓慢,而且成本很高。另外,非经济利益矛盾还可能导致一个极端后果――劳动关系的解除和终结,员工退出合作。员工流动率高,难以形成一支稳定的职工队伍,必然削弱企业整体实力和竞争力。 在现实中,非经济利益矛盾往往与经济利益冲突交叉、纠结在一起,相互叠加和转化,由此引发工人被逼下跪、强迫搜身、暴力冲突、自残、自杀等恶性事件,甚至导致罢工、静坐、游行示威、阻碍公共交通等突发性群体事件,严重威胁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在这方面,深圳富士康“十二连跳”、吉林“通钢事件”等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三、劳动关系中利益协调要有新思路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完善,我国不断加强劳动关系领域的法律法规建设,适时修订了《工会法》,出台《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安全生产法》、《社会保险法》等,有力促进了劳动双方经济利益协调。 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首先应根据劳动关系的变化不断完善劳动政策法规,对重要的法律关系专项立法。必须坚持政府在三方协商机制中的主导作用,对人员组成、操作原则、运作的程序和方法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针对基层小企业比较集中、企业方代表组织缺位的问题,由政府经济综合部门确定人员,定期搜集各类企业经营者的意见,提交三方协商会议等。不断扩大集体谈判和集体合同制度实施范围,劳动部门及时制定和工资指导线、最低工资标准等,为企业经营者和工会组织之间开展集体谈判提供客观依据;通过工资支付担保、建立不良信誉企业档案等,保证集体合同的实施和履行。全面推行调解与仲裁相结合的劳动争议处理制度,扩大劳动争议的受理范围,增加劳动争议调解制度的刚性,赋予调解协议约束力;建立专门的集体争议调解、调停部门,开辟“绿色通道”,形成集体争议的处理机制。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把各类企业及其职工纳入到社会保险体系中;实行弹性的社会保险制度,缴费方式、基数和比率可以根据实际灵活选择,并完善社会保险管理和监督机制,保护劳动者的切身利益;等等。 当然,经济利益协调只是和谐劳动关系的一个方面,仅做到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劳动关系,必须全面审视企业与劳动者的利益关系,在经济利益协调的同时,积极预防和化解劳动双方的非经济利益矛盾与冲突。 引导企业正确认识劳动者的社会心理需求,尊重劳动者的主体地位,不但要拒绝“血汗工厂”,还要反对见物不见人的“铁血工厂”,从而主动调适企业行为,积极寻求双方的平衡融合点,规避和减少潜在非经济利益冲突。要注重职工特别是新生代劳动者的心理健康,设立职工心理辅导机构,加强其心理疏导,缓解心理压力,提高耐挫能力和自信。加强企业的人性化管理,将情感体贴、人性关怀体现在工作的全过程,营造和谐互助的人际关系和积极向上的生产氛围,使企业职工有尊严地工作,实现体面劳动。 保证职工参与企业管理,能够有效促进企业与职工的沟通,及时反映职工的意见和要求,是减少非经济利益矛盾的重要环节。通过思想教育、知识竞赛、工作实践等,强化职工的主体意识、参与意识,树立正确的权利观念,提高通过民主管理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勇气和信心。重视企业职工的继续教育、再教育,全面提高职工的文化知识水平和综合素质,增加他们参与管理的行为能力,自觉地在民主管理制度框架下,按照规定程序,理性、有序地行使民主权利。同时,在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厂务公开制度等基础上,丰富职工民主参与的形式和途径,如完善企业管理决策机构的职工代表制,对一些企业开展的群众性合理化建议活动进行总结、推广,增强职工的主人翁责任感和价值认同。 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矛盾,特别是比较隐蔽的非经济利益矛盾,由企业内部调解、协调更为有效。企业工会作为基层工会组织,对劳动冲突的根源、形式、内容等比较了解,化解劳动矛盾具有明显优势。当前,需要加强企业工会的组织建设,突出非公有制企业工会组建和发展农民工入会,创新建会模式,如小企业工会联合会、乡村工会、社区工会、市场工会、一条街工会、楼宇工会等;整合社会资源,通过行政督促、新闻监督,将组织工会列为工商年审条件,税务部门征收未建筹备金等方式,增加企业建立工会的压力和动力;培养工会积极分子,增进职工对工会的认同,提高职工加入工会的意愿;增强企业工会主席的独立能力,其工资、福利待遇可由上级工会通过专项资金负担,使其“经济命脉”与企业脱离;推动基层工会财务走向独立,建立工会自己管理的资金账户,使工会自主使用经费开展工作。 作为企业的“政治核心”,企业党组织的地位特殊,应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释疑解惑,防患于未然,促进职工与管理层的沟通和意愿表达。当前,需要不断扩大企业党组织的覆盖面,按照“就近管理、方便活动、理顺关系、不留空白”的原则,采取独立、联合、派入、挂靠等模式,在非公有制企业中全面建立党组织。健全企业党组织“”、发展党员、民主评议党员、党员联系职工、党员培训、谈心交心等党内生活制度,推行“双培制度”,即企业党组织把党员培养成业务技术骨干、把业务技术骨干培养成党员,努力提高党员队伍的整体素质。通过外聘、内选、选派等方式,把优秀人才选配到企业党务工作者特别是党组织书记岗位上。 适应企业发展的新形势,把党组织建设和工会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整合党组织和工会的工作资源,根据职工队伍的实际,灵活利用现有的各种资源条件,共同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如把企业争创“五好党组织”与开展“关爱员工的优秀企业家”评选相结合,把创建先进基层党组织和工会创建先进“职工之家”相结合,把建立“党员示范岗”和工会开展职工技能比赛相结合,把党员的发展与创建“四有”职工队伍相结合,实现“党建带动工建、工建服务党建”的新局面。 作者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党校哲学社会学教研部 (责编/张立新) 劳动关系论文:维护和谐劳动关系 推动经济社会科学发展 劳动关系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石。近年来特别是去年下半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我省工会深入贯彻落实中央指示精神,以促进企业建立和谐稳定劳动关系为目标,大力开展创建和谐劳动关系企业活动,为克服金融危机影响,推动江苏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坚持党政主导、齐抓共建,合力推进创建活动。全省工会主动争取地方党委的支持,将开展创建和谐劳动关系企业活动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省委省政府将创建工作列入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多数市县区由党政联合发文,将创建工作作为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考核内容和为民办实事项目,统一规划、统一部署,严格考核、强力推进,并成立由党政分管领导牵头负责的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加强组织领导和工作协调。同时,各地工会注重整合社会各方面力量,吸纳更多部门联动推进创建活动,并根据各自职责进行工作分工,及时化解企业不和谐、不稳定因素,构建党政主导推进、相关部门密切合作、工会主动抓落实的工作机制,为深化创建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明确创建标准,强化制度建设,高起点推进创建活动。全省工会会同相关部门,以国家及地方性法律法规为依据。制定和谐劳动关系企业标准,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保障职工权益和职工自觉履行职责、积极为企业发展献计出力等提出基本要求。充分发挥创建标准的导向作用,指导和推动企业将标准转化为保障职工权益的制度机制,一是加强职代会、厂务公开、职工董事监事制度建设,切实保障职工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二是加强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制度建设,搭建企业与职工平等协商平台;三是加强劳动争议调解制度建设,及时化解劳动关系矛盾:四是加强职工共享企业发展成果机制建设,推动工资协商制度化,使职工在促进企业发展中享有合法权益。完善考核激励机制,定期评选表彰模范和谐劳动关系企业,坚持精神鼓励为主,把创建活动与弘扬劳模精神、评选五一劳动奖状结合起来,吸引更多企业自觉参与创建:严格评审程序。特别是注重倾听职工群众的意见和建议,企业创建工作必须向职代会或职工大会报告,经职工代表或全体职工测评,职工综合满意率达80%以上方可逐级申报,并向社会公示,真正把和谐企业打造成为职工认可、社会公认的金字招牌。 着力解决企业和职工最关心的切身利益问题,高度关注职工工资收入增长状况,突出重点推进创建活动。全省工会把解决与企业、职工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突出问题作为创建工作的着眼点和切入点,一方面以争创“工人先锋号”为主要载体,深入开展“全面达小康、建设新江苏”劳动竞赛,组织职工积极投身重点工程竞赛、科技创新竞赛、节约增效竞赛和职业技能竞赛,立足岗位勇创一流,为增强企业活力、促进企业发展多作贡献。另一方面,积极推动解决劳动就业、工资收入、社会保障、安全生产等职工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尤其是抓住收入分配这一劳动关系的核心问题,大力推动各类企业开展工资协商,建立健全职工参与的工资决定机制、科学合理的工资增长机制和工资支付保障机制,将其列入评选和谐劳动关系企业一票否决条件,保障职工共享企业改革发展成果,使创建活动真正体现促进企业发展、维护职工权益的原则,达到共建共享的目的。 注重动态创建、持续改善,循序渐进推进创建活动。一是突出主题,逐年深入。2006年、2007年,以共建共享为主题,突出推进工资集体协商:2008年,深入贯彻实施《劳动合同法》和《江苏省民主管理条例》,突出加强以职代会为基本形式,以集体协商、厂务公开、职工董事监事等为重要形式的企业民主管理制度体系建设;今年以来,以共迎挑战、共度难关、共谋发展为主题,突出加强企业与职工利益共同体建设。通过这些活动维护了职工权益,有效改善了劳资双方关系。二是梯级联创、分层培育。从乡镇(街道)、县(市、区)、市直至省一级,通过分类指导、分层培育、分级评比,使处在不同起点的企业都能最大限度地参与。三是开展评估改进行动。2008年初,我省率先部署开展创建工作“评估改进行动”,定期组织职工对创建工作情况进行评议和评估,提出改进意见,逐步解决影响劳动关系和谐稳定的各种矛盾问题,推动劳动关系和谐稳定。巩固创建活动成果。 围绕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大局推进创建工作。面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严峻形势,全省工会以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为总体目标,一是广泛开展“同舟共济保增长、建功立业促发展”竞赛活动,引导职工主动参与企业技术革新、技术协作和产品结构调整等实践,全力以赴保增长,推动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二是坚持“促进企业发展、维护职工权益”原则,大力开展工会与企业、职工“共同约定行动”,督促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带头履行社会责任,努力做到不裁员不减薪,稳定工作岗位,按时足额发放工资,利用开工不足间歇加强职工培训。同时,动员职工以主人翁姿态,积极主动献计出力。与企业和衷共济、共同应对危机。三是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重点保障职工的就业权利和劳动岗位的稳定性:生产经营相对正常的企业,争取职工的经济利益不受影响:遇到暂时困难的企业,争取稳定职工工资待遇;生产经营困难较多的企业,争取保职工就业岗位、保地方最低工资标准的执行;确因企业困难需要裁员、放长假、解除或中止部分职工劳动合同的,其实施方案和对职工利益的补偿办法、补偿标准等,必须通过职工代表大会等形式听取职工意见和建议,并与工会通过集体协商确定,为维护职工队伍稳定和社会大局稳定作出积极努力。 创建和谐劳动关系企业活动开展4年来,全省参与创建活动的企业已达18.9万家,占全省建会企业数29.8万家的63%,呈现出企业广泛参与、职工广为受益、社会广受认同的良好势头,在推动科学发展、建设美好江苏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创建活动成为促进企业发展的有效抓手,企业经济效益得到保障。创建活动开展以来,以人为本的理念越来越多地渗透到企业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依法经营、民主管理,承担社会责任、尊重劳动、善待职工,成为越来越多企业的共识和自觉行动。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不少企业尽管生产经营遇到困难,仍向职工承诺不裁员不减薪,职工对企业的归属感、认同感进一步增强,以主人翁姿态立足本职、争创一流,与企业共同应对危机,增强了企业活力和抗风险能力。 创建活动成为维护职工权益的有效途径,职工权益保障更加有力。通过几年来的创建活动,全省各地协调劳动关系机制建设取得新进展。有效维护了职工的合法权益。职工工资收入明显提高,2005年以来,全省工资协商建制企业每年都以两万家左右的速度递增,到2008年底达到18.9万家,覆盖职1932.3万人。2008年全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31652元,比上年增长15.63%。劳动合同签订率逐年大幅提高,据统计,2008年全省劳动合同签订率为98.13%,其中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为92.57%。劳动合同“一年一签”的现象有了较大程度改善,与2007年末相比,签订合同期限在1―3年的占49.09%,增加了12.89%:合同期限1年及1年以下的减少了14.42%。 创建活动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有效举措,劳动争议发生率稳步下降。创建活动中,许多企业切实解决职工关心的突出问题。使创建的过程成为解决职工实际问题、共建共享和谐企业的过程,企业与职工之间的利益矛盾大为减少。同时,创建活动有力促进了企业特别是非公企业以职代会为基本形式的民主管理制度体系建设,2008年底全省建立职代会、集体协商、厂务公开等民主管理制度的企业数稳定在17万家以上,畅通了职工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职工与企业的分歧和矛盾大都通过协商谈判得到妥善解决:企业劳动争议预防调处机制进一步健全完善,全省85.7%的企业建立了劳动争议调解组织,2008年企业劳调组织调处劳动争议18938件,促进了企业和谐发展,维护了社会稳定。
经济现象论文: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社会经济史的悖论现象 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正处于一场规范认识的危机之中。这里指的不仅是以往学术界的各种模式。所谓规范认识指的是那些为各种模式和理论,包括对立的模式和理论,所共同承认的,已成为不言自明的信念。这种规范信念对我们研究的影响远大于那些明确标榜的模式和理论。它们才是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u)1970年《科学认识革命的结构》中的"规范认识(paradigm)"一词的真正含意。近数十年累积的实证研究动摇了这些信念,导致了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这一危机的发生使大家感到现有理论体系的不足并非通过对立理论间的争论就能解决。大家有一种需要新的不同的东西的感觉,但尚未明确地说出需要什么样的新东西。 我们应该系统地估量这一危机,并试图探求新的认识。我们不需要倒退到纯粹的考据,或次要问题的探讨,或"纯科学"的技术手段,或极少数人所热衷的政治争论。相反,我们应该把当前的危机看作是反思既有信念和探索新观点的极好机会。 本文先粗略地回顾中国和西方几代人的学术研究,说明近四十年来学术研究中的一些主要的模式和理论体系。尽管不同辈份、以及大洋两岸存在着种种差异,但各方应用的主要的理论体系实际上具有一系列的共同的基本信念。这些信念一般被认为是不言自明的,无须讨论也不受人注意。学术界的争鸣一般都围绕着各理论体系间的不同点,而不去顾及共同点。然而,数十年累积的实证研究实际上已揭示出一系列的与这些信念相悖的现象。规范信念认为不可并存的现象屡屡同时出现。实证研究所发现的悖论现象实际上已经对以往的规范信念提出全面的挑战。本文将列举一些悖论现象,进而分析这些现象所否定的不言自明的规范信念,并探讨如何研究由此产生的新问题的方法。本文无意对以往所有的研究作一综合评述,相反,讨论将限于若干最有代表性的论著,目的在于说明我个人的看法。 规范认识的危机 一、中国的学术研究 当代中国的史学研究在五十年代开始时认为历代王朝统治下的中国社会是基本上没有变化的。主导的模式是"封建主义",即与进步的近代资本主义相对立的停滞的旧中国。这一模式的基础是斯大林"五种生产方式"的公式,即历史发展必须经过原始社会、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五个阶段。 在"封建主义"的模式下,研究中国历代王朝史的学者主要研究封建阶级关系,即封建统治阶级通过地租、税收和高利贷形式榨取农民生产者的"剩余价值"。他们的研究成果见于编集了大量记载这些剥削关系的资料集。(李文治,1957;章有义,1957;严中平等,1955)一些学者亦将封建经济等同于前商品化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他们认为中国这一生产方式的特点是家庭农业与小手工业的结合,即"男耕女织"。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结合得异常紧密的生产方式,阻碍了手工业从家庭中分离出去而形成集镇作坊,并最终阻碍了资本主义发展。他们收集了种种证据,证明"自然经济"在明清时期占优势,并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1 早在50年代,上述模式已受到研究"资本主义萌芽"的学者的非难。这些学者认为,明清时期决非是停滞的,而充满着资本主义预兆的种种变迁,与西方国家的经历类似。一些研究者致力于收集明清商业扩展的资料,对当时的商品经济作出系统估计,以证明国内市场的形成,认为这标志着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另外的研究侧重于封建生产关系的松弛和衰落(尤其是土地租佃关系)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尤其是雇佣劳动关系)。2 "资本主义萌芽论"的最初提出者并未关注到经济发展,他们认为一时阐明了商品化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就不言而喻了。然而随着80年代改革时的意识形态由"生产关系"转而重视"生产力"(包括技术、资源利用、生产率等等),新一代学者转向直接探讨经济发展。他们的主要代表尤其强调长江三角洲的新作物品种和肥料的应用(李伯重, 1985a, 1985b,1984)。 "资本主义萌芽论"虽然成功地冲击了"封建王朝因袭不变"的旧观点,但无论在老一代学者还是八十年代培养出来的新一代学者之中,它均未能广泛地为人们所接受。在西欧历史上,由于十九世纪出现了工业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把这之前的三、四个世纪称作资本主义萌芽或向资本主义过渡是有道理的。然而中国的十九世纪并无资本主义发展,有什么道理把这之前的时期称作资本主义萌芽呢?再者,经济的相对落后使中国受害于帝国主义。鉴于这一事实,把明清时期等同于近代早期的英国到底有什么意义? "资本主义萌芽论"学派企图从西方入侵打断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为由来解释这个问题。于是,把十九世纪中国经济的落后归罪于帝国主义,而不是自身的停滞趋势。这一说法虽很符合反帝情绪,却难以令人信服。西方的经济影响直到十九世纪末仍是很有限的,而中国经济自数百年前的所谓"萌芽"以来却未显示出自己发展资本主义的动向。十九世纪中国经济落后的事实重新证明了先前的封建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经济至少是部分正确的。 "封建主义论"和"资本主义萌芽论"的相持不下使中国的青年学者对两者都抱有怀疑,甚至不屑于再引用前辈们的这些模式。有的全盘搬来西方的一个又一个的时髦方法,进一步扩大了代沟,这一情况本身就反映了中国学术界的规范认识危机。 二、西方的学术研究 西方的学术研究虽然比较多样化,它的主要内容却出人意外地与中国的研究相似。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学术界同样持有传统中国在本质上是无变化的观点。当然,这里不再是"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模式,而是源自近代化理论的"传统"中国与"近代"中国的对立模式。研究的重点不是"封建"中国的阶级关系,而是"传统"制度与意识形态。在社会、经济领域则强调人口对停滞经济的压力。3 然而,研究的基本概念是中国在与西方接触之前是停滞的,或仅在"传统范围"内变化,这与中国同行的见解基本一致。 如果清代在本质上是无变化的,那推动质变的力量只能来自外部,因而简单地归结为"西方的冲击"与"中国的反应"(费正清,1958;费正清等,1965)。 在这个"哈佛学派"倡导的"冲击--反应"模式之下,一些重要的著作阐述了西方在中国的出现及中国反应(芮玛丽,1957;费惟恺,1958)。但是这一观点在六十年代后期受到挑战;先是政治性的攻击,"西方的冲击"被认为是为帝国主义和美国干涉越南辩护,4继而在史实上受到论证明清之际发生重大变化的学者的批评。 后一倾向在近年来形成一个新概念,中国在受到西方影响前数百年的时期被称为"近代早期",如同在西欧发生的那样。与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论"一样,这一观点的出发点是明清经济的大规范商品化。有的学者更进而把这一观点延伸到社会、政治领域中(罗维,1984,1989;韩素瑞与罗斯基,1987)。 就像"资本主义萌芽论"学者那样,"近代早期论"学者动摇了过去的"传统中国论"及其派生的"冲击--反应"模式。他们的实证性批评比激进学者对费正清的政治批评有效。然而,就像"资本主义萌芽论"一样,这个新的理论也因同样的原因而难以被普遍接受。如果自十七、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后半叶的中国那么像近代早期的西方,为什么在随后的世纪中中国的变迁这么不同?我们如何看待帝国主义和二十世纪的革命?一个可能的论点是帝国主义促进了以前就已在内部产生的早期近代化。但是真是那样的话,又如何看待共产主义革命的发生,难道它只是对近代化的一种偏离?另一个可能的论点是帝国主义使中国脱离了近代化的正常途径而导致了革命。目前"近代早期论"的学者尚未提出一个在逻辑上与他们的论点一致的关于帝国主义与中国革命的有说服力的观点。 学术界于是陷入了当前的理论困境:"停滞的传统的中国"的旧观念及其派生的"冲击--反应"模式已不再具有影响力,而"近代早期中国"的新观念尚不足以成为支配性的模式。其间,中国史研究领域采用了似乎中立的"中华帝国晚期"来称呼明清时期,尽管此词过分强调了皇权在中国历史整体中的作用。 三、两个理论 中国学术的主要模式源自马克思的古典理论。"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范畴均出自马克思对西欧,尤其是对英国的分析。资本主义萌芽论则是中国特殊的模式。如果中国在帝国主义入侵之前是单纯的封建社会,那么就必须肯定西方帝国主义为中国带来了近代化,但这是任何爱国的中国人所不能接受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公式解决了这一问题:在西方帝国主义到来之前,中国已开始了自己的资本主义发展进程。西方帝国主义打断了这一进程,使中国沦为"半殖民主义"。如此,资本主义萌芽模式协调了斯大林的五种生产方式的公式(以及列宁的帝国主义学说)和基于民族立场的反帝情绪。 在另一方面,尽管没有普遍的认可,也很少明白的表示,西方学术的主导模式主要得自两个理论:先是马尔萨斯,后是亚当·斯密。一开始,停滞的"传统中国"被看作是一个其资源受到马尔萨斯式的人口压力困扰的社会。这一看法是建立在传统中国是前商品化的社会的假设之上的。后来,明清普遍商品化的史实得到证明,马尔萨斯式的观点便受到亚当·斯密理论的诘难。 斯密的设想是由市场推动的资本主义发展。自由贸易会促进专业化、竞争、更新、高效率,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本积累的发展。在城乡商品交换的推动下,城乡会进入螺旋形的现代化发展。(亚当·斯密,1775-1776)。这一设想相当程度地在英国得到体现,从而赋于其有力的史实依据。这一设想也得到了现代经济学界论说的支持:它们多以抽象、简单化了的斯密理论出发。 明清时期果真出现了斯密所想象的那种发展,便不会存在人口过剩的问题。劳动力会像其他生产要素一样根据自由竞争市场的逻辑而达到最合理的使用。这样,马尔萨斯理论便为斯密理论取代而形成了"近代早期"模式。 中国与西方学者争论的焦点首先是中国经济落后的原因是封建阶级关系还是人口压力。中国学者认为中国经济中的资本形成受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阻碍,封建统治阶级盘剥直接生产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并用于自己的奢侈消费而不投资于生产。西方学者则认为资本的形成是为人口压力所阻碍,人口压力减少了消费之余的剩余。5争论也涉及了究竟是通过社会革命,还是通过人口控制(以及其他改革)来使中国摆脱落后,走向近代化。 然而,在"近代早期中国"模式向"传统中国"模式的挑战中,以及"资本主义萌芽"模式对"封建主义"模式的批评中,争论的焦点转移了。在反对"传统中国"和封建"自然经济"模式时,"近代早期论"与"资本主义萌芽论"是站在同一边的。问题的焦点变为:明清经济到底是已经呈现出近代早期发展(或资本主义萌芽)的高度整合的市场经济,还是仍然处于前商品化时期的、本质上停滞的,处于人口压力重负下的经济? 至于帝国主义问题,中国的"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萌芽"两个模式当然都强调帝国主义的破坏性作用。"封建主义"学派强调帝国主义如何使封建剥削关系进一步恶化,而"资本主义萌芽"学派突出了帝国主义如何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 在西方,首先是用"冲击--反应"模式出来反驳上述观点。例如有的学者争辩说,中国"近代化的失败"的原因不在于西方的破坏性冲击,而在于中国传统的顽固存在(芮玛丽,1957;费惟恺,1958)。随后,有的学者转用斯密的模式:随着西方影响而来的国际贸易和外国投资的扩展是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如果中国经济的近代化失败,其原因不是西方的影响太强,而是太弱,仅限于沿海通商口岸(邓伯格,1975;墨菲,1977)。 这一观点最后归结为新近的公式,它直截了当地以"市场"代替了旧有的"西方冲击"。不象"帝国主义"概念带有种种政治现实和含意,"市场"可以被视作纯粹是良好的客观现象:只要市场得以运行,它会赋予中国像西方那样的发展。这个"真理"见证于种种"事实":国际市场刺激了中国的工农业发展,直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市场的冲击不像以往研究所讲的那样仅限于沿海通商口岸,而是实际上深入到中国的农村和内地,带来了广泛的发展。6照这一观点来讲,中国的不幸在于市场推动的发展被战争、灾荒和共产主义革命等畸变所打断。 四、一个规范认识 尽管中国与西方的学术研究有着种种不同,但两者明显有许多共同点。认为中国历史基本上无变化的一代学者均受到强调中国传统本身有着明显变化的一代学者的挑战。中国经济是个前商品化的、本质上停滞的经济的主张,受到了认为中国经济是高度商品化、蓬勃发展的经济的主张的挑战。两个学术派别均把停滞与前商品化经济相联系,把近代化等同于商品化。中国的"封建主义论"学派之所以认为封建经济是停滞的,是因为把它等同于前商品化的自然经济。与"资本主义萌芽论"学派一样,他们也认为商品化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与此类似,西方"传统中国论"学派认为明清经济基本上没有商品化。例如何炳棣1959年的人口著作基本上无视商品化,珀金斯1969年对明清农业的研究也把低水平商品化作为一贯前提。而威廉·罗1984、1989年的著作以"近代早期"模式对过去的著作提出挑战,则从种种蓬勃商品化的证据出发。 商品化会导致近代化的构想是贯穿"封建主义论"与"资本主义萌芽论"模式,"传统中国论"与"近代早期中国论"模式的规范信念的一个例证。它贯穿了大洋两岸学术界的两代人,也贯穿了斯密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 这样的信念一般不为学者讨论。学术界所注意的主要是不同理论、模式间的争论方面。于是我们争论明清商品化的程度、或是帝国主义和阶级革命的是非功过。然而我们不去注意那些共同的认识,认为那是再明白不过的了,乃致无须再加以讨论。 正是这样的信念,我称之为规范信念。当前学术界往往过分简单地把规范认识这一词等同于有影响的模式。这一用法其实抹煞了这个概念的分析力量。若用于存在着众多模式的社会科学领域,尤其如此。本文把规范认识性的信念定义为不同的或对立的模式和理论所共同承认的、不言自明的信念。这样的信念比起任何明白表达的模式和理论来,有着更广泛、更微妙的影响。它们的影响不仅在于引导我们去想什么,更在于不想什么。 于是,我所指的规范认识的危机并非针对某一理论或模式,并非针对学术界的这一代或那一代,亦非针对中国模式或西方的学术研究。把当前中国史研究中的危机解释为老一代研究的衰微,或认为只发生在中国并意味着斯密理论战胜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误解了这个危机的真实含意。当两个理论体系长期地各以对方来为自己下定义时,一方的危机便足以提醒我们去考虑是否是双方的共同危机。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要从两代人和两种表面对立的模式和理论体系的共同危机的角度来理解。 五、多重悖论现象 我认为在过去实证研究积累的基础上所证明的一系列悖论现象已经使我们领域的规范信念濒于分崩的边缘。悖论现象指的是,那些被现有的规范信念认定有此无彼的对立现象在事实上的同时出现。悖论现象对那些信念的挑战首先在于相悖现象各方的存在的确实性。例如:商品化和经济不发展这对相悖的现象确实并存。在更深的层次,悖论现象则对既有的因果观念提出怀疑:商品化是否必定会导致经济发展?明清时期蓬勃的、持久的商品化与糊口农业长期持续的事实,反悖于"资本主义萌芽"和"近代早期中国"模式的断言,也反悖于"自然经济"和"传统中国"模式的认定,这一对悖论现象向为所有模式共同认可的"商品化必然导致近代化"的不言自明的规范信念发难。 但是,实证研究揭示出的悖论现象与它们否定的规范信念一般没有在论著中清晰地披露出来。学者们通常不会讨论未诉诸文字的潜意识信念,即使想讨论的人,也可能由于认为道理过于明显,而觉得不必加以讨论。于是这些实际上已为事实所否定的规范信念继续影响人们的思想,尽管许多人已久有怀疑之心。本文的一个主要意图,就是列举一系列实证研究已经披露的悖论现象,进而揭示被这些现象所否定的"不言自明"的信念。 没有发展的商品化 一、实证研究揭示的悖论现象 明清时期蓬勃的商品化已是无可怀疑的事实。在1350至1850年的五个世纪中,几乎所有的中国农民都改穿棉布了。这反映了商品化的一个最大的组成部分:棉花经济的发展及伴随而来的地区内部和地区之间的贸易。棉产品的交易也意味着粮食商品化的扩展,出现了棉作区与粮作区之间的商品交换和棉农与粮食剩余产品的交换。随着这样的发展,尤其是在长江三角洲出现了相当多的为棉、粮提供加工和交换服务的商业市镇。把明清时期说成是前商品化显然是不对的(吴承明,1985)。 然而,我们也注意到尽管有五个世纪蓬勃的商品化,农民的生产仍停留在糊口水平。无论生产跟上人口增长水平(珀金斯,1969),或是落后于人口增长水平(何炳棣,1959;艾尔温,1973),农村中没有发生近代式的经济发展是毋庸置疑的。 同样,类似资本主义关系的雇佣劳动的出现也无疑问。当时已出现了不少农村雇佣劳动,包括长工和短工。土地租佃关系也在松弛下来,分成租的旧方式让位于定额租,实物租让位于货币租。这些变化进一步肯定了农村经济的商品化(李文治等,1983)。 然而,我们知道,在当时的农业中几乎没有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式生产。许多长工、短工只是为一般农户雇佣,以补充家庭劳动力的不足。在全国各地,包括商品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小农家庭农业仍占压倒的地位。同时,少数使用雇佣劳动的大农场比起小农户来并未获得更高的亩产量(黄宗智,1985,1990)。 简言之,商品化蓬勃发展与小农生产停留于糊口水平两个现象的同时发生是悖论现象。这就对马克思与斯密理论的共同认识--商品化与近代化有着必然联系--提出了疑问。马克思与斯密的理论主要基于英国的实际状况。在世界其余的多数地区,近代化发展来自其他因素(如政权的中坚领导作用)与商品化的结合,并迟于英国。纯粹由市场推动的经济发展的模式是基于英国的经验,它被后来建立的许多经济分析模式作为前提,但不应混同于世界其他区的历史真实。 与"市场推动经济发展"理论相联系,人们认为在近代化的过程中,产量与劳动生产率会同步发展。在斯密和马克思所熟悉的英国确实如此,他们因此均没有把产量与劳动生产率加以区分、并没有考虑没有(劳动生产率)发展的(产量)增长的可能。 以往的研究已揭示明清时期的情况正是如此。这一时期产量的增长一方面来自耕地面积的扩大,扩大了将近四倍;另一方面来自亩产量的增加,通过提高复种指数及对某些作物增加肥料与人工投入(珀金斯,1969)。然而,尽管"资本主义萌芽论"学者致力于论证经济发展,到今日为止尚无人能够证实单位工作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提高的只是土地的生产率,主要由于劳动力投入的增加。单位工作日的收益仍是如此之低,小农生产仍处于糊口水平,而中国人口的大部分仍束缚于粮食的生产。 区分增长与发展对理解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史至关重要。尽管有着引人注目的产量增长,缺乏劳动生产率的发展乃是中国大多数人直至本世纪八十年代仍困于仅足糊口的食物的生产的原因(珀金斯和优素福,1984)。与之对比,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发展,使其百分之四的人口就能满足其他所有人的食品供应。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是近代化的核心含义,但它并未在明清时期出现。 斯密和马克思的另一个共同信念是近代经济发展必然是一个工农业连同发展、城乡一起近代化的过程。这又是根据英国的经验而来。他们均没有考虑到没有乡村发展的城市工业化的可能。 然而,没有乡村发展的城市工业化正是十九世纪后期以来中国的经历。当时中国的工业发展是没有疑问的。自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投资近代机器工矿业和交通运输的资本每年以高于百分之十的速度增长。上海、天津、无锡、青岛、汉口和广州等城市的兴起便是这一进程的例证。小城镇也有了蓬勃发展,特别是长江三角洲,甚至城镇中的小手工作坊也有了增长。7 这些发展发生在商品化的加速过程中。这过程的首要内容是小农家庭植棉、纺纱、织布三位一体的崩溃。机制纱,先是洋纱后也包括国产的机纱,大量取代了土纱。棉农出售棉花给纱厂,而小农织户买回机纱织土布。这导致了乡村贸易的大量扩增(吴承明,1984; 徐新吾,1990;黄宗智,1990)。 不过,我们同时也知道中国经济中的新资本主义部分从未达到国民经济总产出的百分之十。当时也出现了传统手工业的衰败,尤其是手工纺纱,并因此导致长江三角洲不少市镇的衰亡,乃至完全湮废。最重要的是,即使在相对繁荣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农民的收入仍处于仅够糊口的水平,随着三十年代的衰退就更陷于困境。中国乡村人口的大多数仍束缚于土地,从事仅够糊口的食物生产,经济发展主要是在城市,乡村仍然是不发展的。8 二、悖事实的争辩 我们如何解释这些悖论现象呢?我们当然可以无视上述为史实证明的悖论现象,而继续坚持这样或那样的古典理论。过去的一个办法是用悖事实的争辩抹去其间的矛盾。于是,主张资本主义萌芽论的中国学者就讲:如果西方帝国主义没有入侵中国,明清的资本主义萌芽会导致城乡的质变性的资本主义化。这样,质变性的资本主义化事实上未曾发生就无关紧要了。这种悖事实争辩的要点在于申明它所认为是应有的历史现象,而无视历史真实。 新斯密学派的美国学者也以同样的方式明确地或含蓄地讲:如果没有战争和革命,二十世纪初叶中国乡村由市场推动的发展会导致质变性的乡村近代化(迈尔斯,1970;罗斯基,1989;布兰特,1989)。照此逻辑,中国乡村并未近代化的历史真实无关紧要。历史真实成了理论的牺牲品。 类似的论点也运用到对西方如何影响中国的评价。于是西方影响和积极方面被中国学者抹去了:如果没有帝国主义,中国会发展得更快。9同样,西方影响的消极方面被新斯密派的西方学者抹去了:如果西方影响更强一点,乡村的贫困就不会再持续下去了;或者,如果没有西方的影响,那里会更贫困(侯继明,1965;艾尔温,1973;邓伯格,1975)。 这样的悖事实争辩往往伴随着另外两种推理。一是封建制或旧传统必然会让位于市场推动的资本主义发展或近代化。即使事实上并未发生这样的情形,它应该会发生,或是迟早必定会发生。另一推理是一种因素(如商品化)出现,其他有关因素(资本主义发展和近代化)也必然出现。如若不然,它迟早必定会发生。很明显,这样的论点不仅是违背事实的,而且是结论先行和简缩化的。一个坚持历史发展是沿着必然的、直线的路线,而另一个把复杂的现象简缩为只含有单一成分的部分。 我们需要做的是从实际的悖论现象出发,寻求能够解释这些现象的概念,而不是凭借悖事实逻辑来否认历史现象。学术探讨应由史实到理论,而不是从理论出发,再把历史削足适履。时至今日,我们应当把两个古典理论与其共享的规范信念造成的认识桎梏放置一边了。 三、过密型增长与过密型商品化 这里我简短地回顾一下我自己的研究,以说明我想提倡的途径和方法。在我1985年的书中,我面对矛盾的历史现象,首先企图通过肯定两代学者和两个古典理论各有的部分道理,来寻求一条调和的途径。而只有到1990年的拙作中,我才清楚地看到了历史的悖论现象向以往两代学者和两种理论共享的不言自明的规范信念提出了挑战。这使我产生了这样的疑问:我们如何来解释诸如蓬勃的商品化与糊口农业长期并存的悖论现象,以及没有发展的增长的悖论现象,或是城市工业化与乡村不发展并存的悖论现象? 这使我最后去反思商品化过程本身的内容。我们习惯地认为农业商品化是由经营式农场主的牟利活动推动的。这是来自斯密和与马克思熟悉的英国经验。我们认为中国也应一样。于是,斯密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研究均企图找出经营有方的富裕农民。然而事实是,这类情况在清代仅占商品化过程的一小部分。更重要的情况是商品化来自人口对土地的压力,田场面积的缩减使农民趋于过密化,10即以单位劳动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换取单位面积劳动力投入的增加。长江三角洲的过密化主要通过扩大经济作物经营的形式进行,尤其是植棉与棉纺织手工业。棉花经济增加了劳动力的投入,比起单一粮食作物来增加了单位土地面积的产值,然而单位工作日收益却是下降的。这是一种应付人口压力下的维持生计的策略,而非为了追求最高利润的资本主义式的策略。它不会带来资本积累。这样的主要由人口压力推动的过密型的商品化,必须区分于推动近展的质变性的商品化。11 这里有必要指出,过密型商品化可能通过充分地利用家庭劳动力而带来较高的家庭收入。它甚至可能通过每个劳动力每年工作更多天数而带来每个劳动力较高的年收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单位工作日生产率和收益的发展,后者通常唯有通过劳动组织的改良、技术的进步或更多的单位劳动力资本投入才可能实现。换句话说,过密化解释了没有发展的增长这一悖论现象。 与发展不同,过密化所可能带来的增长是有限的,局限于一年中劳动力能够承担附加劳动的天数,而通过资本化(即增加单位劳动力的资本投入)来提高每个劳动力的生产率则不受到这样的局限。更进一步,生产越是过密化,就越是难于把劳动力抽出而走通过资本化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道路。被替代的劳动力必须寻求另外的就业机会。 应该明确,即便没有其他质变性的变化,过密型商品化也可成为市场与城镇发展的基础,就象明清时期发生的那样。小农的棉花和桑蚕生产提供了这些商品贸易的基础,进而影响粮食经济。这样的贸易与附属的加工成了新城镇的支柱,并进而推动了文化领域的新现象。然而尽管如此,农民的糊口经济依然持续。 换句话说,我们企图找到的解释历史上悖论现象的答案隐藏于商品化过程自身的特性之中。这一特性并不臆想所有的商品化均会导致资本主义的发生。商品化有着不同的形式和动力,产生着不同的变化。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坚持讲中国的经验必然是、或应该是与英国的经验一样,而需要去认清中国的不同动力和逻辑,其结果是与那些基于英国经验的理论模式相悖的现象。 我采用了类似的方法来分析帝国主义。我不认为世界市场必然有利于中国经济,或帝国主义只是有害于中国。我试图去找出历史真实,并说明帝国主义所引起的积极与消极作用同时并存的悖论现象。西方的冲击导致了由外国企业和国内城市企业组成的近代经济部门与过密化的乡村经济部门相联接。例如在国际化了的蚕丝经济中,相对资本密集的机器织绸由美国和法国的工厂承担,它们依靠资本不那么密集的中国缫丝工业提供生丝,而中国缫丝工业又靠过密化的小农家庭生产提供蚕茧。整个体系基于低收益的男性农民的植桑和更低收益的农民妇女的养蚕。在棉花经济中也有类似的逻辑。外国工厂承担大多数相对资本密集的织布,中国纱厂承担相对节省资本的纺纱,而中国农民承担劳动密集的低收益的植棉。于是,帝国主义、中国工业和过密化的小农联成了一个整合的体系。 三、过密型增长与过密型商品化 这里我简短地回顾一下我自己的研究,以说明我想提倡的途径和方法。在我1985年的书中,我面对矛盾的历史现象,首先企图通过肯定两代学者和两个古典理论各有的部分道理,来寻求一条调和的途径。而只有到1990年的拙作中,我才清楚地看到了历史的悖论现象向以往两代学者和两种理论共享的不言自明的规范信念提出了挑战。这使我产生了这样的疑问:我们如何来解释诸如蓬勃的商品化与糊口农业长期并存的悖论现象,以及没有发展的增长的悖论现象,或是城市工业化与乡村不发展并存的悖论现象? 这使我最后去反思商品化过程本身的内容。我们习惯地认为农业商品化是由经营式农场主的牟利活动推动的。这是来自斯密和与马克思熟悉的英国经验。我们认为中国也应一样。于是,斯密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研究均企图找出经营有方的富裕农民。然而事实是,这类情况在清代仅占商品化过程的一小部分。更重要的情况是商品化来自人口对土地的压力,田场面积的缩减使农民趋于过密化,10即以单位劳动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换取单位面积劳动力投入的增加。长江三角洲的过密化主要通过扩大经济作物经营的形式进行,尤其是植棉与棉纺织手工业。棉花经济增加了劳动力的投入,比起单一粮食作物来增加了单位土地面积的产值,然而单位工作日收益却是下降的。这是一种应付人口压力下的维持生计的策略,而非为了追求最高利润的资本主义式的策略。它不会带来资本积累。这样的主要由人口压力推动的过密型的商品化,必须区分于推动近展的质变性的商品化。11 这里有必要指出,过密型商品化可能通过充分地利用家庭劳动力而带来较高的家庭收入。它甚至可能通过每个劳动力每年工作更多天数而带来每个劳动力较高的年收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单位工作日生产率和收益的发展,后者通常唯有通过劳动组织的改良、技术的进步或更多的单位劳动力资本投入才可能实现。换句话说,过密化解释了没有发展的增长这一悖论现象。 与发展不同,过密化所可能带来的增长是有限的,局限于一年中劳动力能够承担附加劳动的天数,而通过资本化(即增加单位劳动力的资本投入)来提高每个劳动力的生产率则不受到这样的局限。更进一步,生产越是过密化,就越是难于把劳动力抽出而走通过资本化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道路。被替代的劳动力必须寻求另外的就业机会。 应该明确,即便没有其他质变性的变化,过密型商品化也可成为市场与城镇发展的基础,就象明清时期发生的那样。小农的棉花和桑蚕生产提供了这些商品贸易的基础,进而影响粮食经济。这样的贸易与附属的加工成了新城镇的支柱,并进而推动了文化领域的新现象。然而尽管如此,农民的糊口经济依然持续。 换句话说,我们企图找到的解释历史上悖论现象的答案隐藏于商品化过程自身的特性之中。这一特性并不臆想所有的商品化均会导致资本主义的发生。商品化有着不同的形式和动力,产生着不同的变化。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坚持讲中国的经验必然是、或应该是与英国的经验一样,而需要去认清中国的不同动力和逻辑,其结果是与那些基于英国经验的理论模式相悖的现象。 我采用了类似的方法来分析帝国主义。我不认为世界市场必然有利于中国经济,或帝国主义只是有害于中国。我试图去找出历史真实,并说明帝国主义所引起的积极与消极作用同时并存的悖论现象。西方的冲击导致了由外国企业和国内城市企业组成的近代经济部门与过密化的乡村经济部门相联接。例如在国际化了的蚕丝经济中,相对资本密集的机器织绸由美国和法国的工厂承担,它们依靠资本不那么密集的中国缫丝工业提供生丝,而中国缫丝工业又靠过密化的小农家庭生产提供蚕茧。整个体系基于低收益的男性农民的植桑和更低收益的农民妇女的养蚕。在棉花经济中也有类似的逻辑。外国工厂承担大多数相对资本密集的织布,中国纱厂承担相对节省资本的纺纱,而中国农民承担劳动密集的低收益的植棉。于是,帝国主义、中国工业和过密化的小农联成了一个整合的体系。 四、微观的社会研究 从方法的角度来看,微观的社会研究特别有助于摆脱既有的规范信念。如果研究只是局限于宏观或量的分析,很难免套用既有理论和信念。然而,紧密的微观层面的信息,尤其是从人类学方法研究得来的第一手资料和感性认识,使我们有可能得出不同于既有规范认识的想法,使我们有可能把平日的认识方法--从既有概念到实证--颠过倒来,认识到悖论的事实。 基于同样的原因,地方史研究也是有用的方法。在对一种因素或一组因素的宏观研究中,我们很难对不同因素间的假定联系提出本质性的疑问。而地方史研究通常检阅了一个特定地区的"全部历史",从而有可能对不同的因素间的关系提出新鲜的问题,避免把某一历史过程中发生的一些联系套用到另一历史过程中去。在我自己的经历之中,源自第三世界的分析概念比基于西方经历的模式有用。我自己关于过密化的概念就得益于蔡雅诺夫(a·v·chayanov)和吉尔茨(clifford geertz)的模式,它们都是基于对非西方社会的微观研究的。 最后,我认为鉴定悖论现象是设计要研究的问题的好方法。既有的理论体系之间的争论和共同信念,可以帮助我们去认识悖论现象。一旦认清了悖论现象,以及它所否定的规范信念,我们便可能对假定的因果关系提出怀疑。例如商品化的性质会不会不同于我们以往的估计?近代化的动力会不会只限于商品化?这些问题引导我们去注意未发现的联系,也启发了可能解释这些悖论现象的新概念。 其他的悖论现象 下面我打算进而广泛地考察一些为以往学术研究?魇镜幕?谑抵さ你B巯窒蟆N也蛔急付怨?サ难?跫右匀?娴淖?觯??淮蛩闾致垡恍乇鹉芩得魑侍獾难芯俊N业奶致劢?饕??杏谡饫锼??岢?难芯糠较颉U饩筒豢杀苊獾睾鍪恿诵矶嘌д呶?黄凭赡J胶脱罢倚峦揪端?鞒龅墓毕住?br 一、分散的自然经济与整合的市场 大洋两岸的学者近年来在运用微观经济学方法探讨中国历史上作了一些努力。过去的研究主要是宏观经济的研究,新的研究从总产出转向市场、价格和企业、家庭抉择等被忽略的方面。12 新的研究成功地证实了明清经济中市场的整合趋势。在稻米、棉花、茶叶等商品交换中无疑存在着"民族市场"。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各地区间商品流通的路线,并估计出大概的流通量。此外,可以证明不同的地区之间价格同步波动。在民国期间,上述趋势的加速扩展,中国的市场进一步连接于国际市场。 然而,我们还知道明清期间的棉纺织生产并不在城镇作坊进行,而是在小农家庭中进行,与农耕相结合(徐新吾,1981;吴承明,1990:258-332)。不仅如此,小农生产的大部分仍直接满足家庭消费。最新的系统研究表明,直至本世纪二十年代,小农为家庭消费的生产仍超过为市场的生产(吴承明,1990:18-19)。换句话说,乡村经济相当程度地仍处于"自然经济"状态。 进而,要素市场的运行尚处于种种约束之下,离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的理想模式很远。土地转移同时受到习俗和法律的约束,必须让邻近田块的亲友优先购买。同时,在广泛使用的典卖交易方式之中,卖主几乎拥有无限期的赎回权(杨国祯,1988)。雇佣交易中讲究私人关系和中间人,从而限制了劳动力市场的空间范围。村内亲友间的贷款(无论个人贷款还是合会),讲究感情和礼尚往来,而未形成脱离人际关系的信贷市场逻辑。小农借贷反映了糊口经济中的为生存而借款的逻辑,月利高达百分之二至三,远高于任何盈利企业所能承担的利率(费孝通,1939;黄宗智,1990)。 我们当然可以再一次陷入以往的论争。新斯密学派会坚持说,根据某些商品价格同步变化的事实,他们理想中的整体化市场经济的其他因素也肯定同时存在:在中国小农经济中,充分竞争的,教科书式的要素市场如同在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中一样存在,小农就像资本主义企业家一样,在市场上为寻求最大利润而作出经济抉择(舒尔茨,1964;布兰特,1989)。有些人更从这样的简缩性推理出发,进一步得出乡村质变性的近代化必然会由这样的市场发展而来的武断结论。按照他们悖事实的逻辑,他们不在乎历史真实不是如此,同样可以坚持要不是战争和革命打断这一进程,迟早会有这样的发展。 与此对照,"自然经济"论学者会坚持封建经济只可能是"自然经济"。在正常的历史进程中,资本主义和完全整合的市场会发展起来,但这种可能性被帝国主义排除了,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的勾结阻碍了这一进程。要是西方没有入侵,情况就会不同了。这样,我们又回到了老一套基本政治意识的争论。 "经济二元论"(侯继明,1963;墨菲,1977)把纯竞争性的要素市场模式与自然经济模式合并为一个具有两个不同部门的经济体系模式。但这个模式贡献有限,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两个部门实际上是紧密相联的,最明显的例子是影响到每家每户的棉花经济。把两种经济想象为分隔的部门是没有道理的。 这三种模式没有一种能勾划出近几个世纪来市场在中国经济中运行的实际情况。在这个论题上,就像在中国社会经济史和其他论题上一样,我们面临着概念上的困境,这正反映了当前规范认识危机的一个部分。打破这一困境所需的第一步是改变过去的由理论到史实的做法,而立足于实证研究。面对分散的"自然经济"与整合市场并存的悖论现象,我们如何解释这两者的同时出现和长期并存呢?还有,我们如何解释不带近展的整合市场的形式过程呢?我认为,作为第一步,我们可考虑商品化有不同的动力,从而导致不同的结果。这一设想也可延伸到市场是否按照既定模式运行的问题。一个特别值得探讨的对象是商行,处于传统的和近代的市场体系的交接点,可以启发我们两种体系是如何运行的,以及它们如何相互渗透和不渗透。 二、没有公民权力发展的公众领域扩张 美国的清史研究者的另一个新的重要研究是关于公众社会团体的扩张,尤其是在长江三角洲,诸如会馆、行会、书院、善堂、义仓等诸如此类的组织,均有了扩展。这样的非官方的公众团体的兴起使人联想到哈伯马斯研究的关于近代早期欧洲的"公众领域"的概念,并把这一概念运用到明末清初的研究之中。13表面看来,两个历史过程似乎十分相似。 然而,借用哈伯马斯(jurgen habermas)的词语和定义会带来无意的结论先行和简缩化。在西欧历史上,哈伯马斯研究的"公众领域"(public sphere)是对民主起源的探讨(以及随后的"结构转型")。他所涉及的不仅是公众领域和私人领域间的不同,而且更是两者在国家政权与"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对立面中的地位。就他来讲,公众领域与私人领域,国家政权与公民社会这两组概念是相互渗透的。事实上,正是这两组概念的交替使用加强了他"公众领域"概念的分析力。从民主起源的角度来看,人们生活中公众领域的扩展只属次要,关键在于与其同步扩展的公民权力。我们必须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来理解哈伯马斯的"公民社会中的公众领域" (哈伯马斯,1989) 。 近代城市社会生活中公众领域持续扩张,但这一扩张并不一定为公民权力的发展相伴随。事实上,我们可以设想公众领域是一块近代国家政权与公民社会争夺的地盘。在民主国家的近代史上,公众社会成功地占领了公众领域,而在非民主国家中则正好相反。革命后中国的政权对公众领域的全面控制便可以说明这个区别。 由此,哈伯马斯的要领如果用于中国,它所突出的应不是类似西欧的公众领域与公民政权的同时发展,而是两者的分割。当然,在中国随着城镇发展和城市生活中村社生活方式的解体,公众领域有了扩张(我们只要考虑一下城乡日常生活的不同:乡村居民与家庭成员、亲戚、村邻有较密切联系,而与外界较少联系;而城镇居民对亲友保持一定距离,但与近邻之外的外界有交往)。然而,中国不象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西欧,城镇并不处于政权的控制范围之外,城镇的发展并不意味市民政治权力的发展。在1600--1700至1840--1895年间的中国,市民公众团体确实有了相当的扩张,但并没有相应的独立于国家政权的公民权力的发展。不带公民权力发展的公众领域扩张的悖论现象,进而提出了问题:推动明清与近代早期西方公众团体扩展的动力究竟有何异同? 三、没有自由主义的规范主义法制 当前美国研究中国的又一热门是法制史。老一代研究者指出中国的司法体制中没有司法独立和人权保障。司法当局只是行政当局的一部分,法律主要意味着惩罚,为了维护官方统治思想和社会秩序,因此,在民法方面几乎毫无建树(瞿同祖,1961;范·德·斯帕伦科尔,1977,伯弟和莫里斯,1967)。与当时中国研究的总体情况一样,他们的研究注重中国历代王朝与近代西方的不同之处。 晚一辈的学者则强调中国的法制传统的规范性和合理性。事实上,司法并非诉诸专横的惩罚和拷问,而具有一定的作证程序,即使按今天的司法标准来看也是行之有效的。同时,这个制度系统地、合理地处理了民事纠纷。14这批学者几乎与"近代早期论"学者是在同一时期纠正前辈的偏向。 两代学者运用的不同分析框架响应了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工具主义("卡地"法)和规范主义(理性法)的一对对立概念(马克斯·韦伯,1954)。对一个来讲,法律是政治的工具,法律服从于统治者的意志和愿望。而对另一个来讲,法律基于规范化的、正式成文的原则,并导向司法的专业化、标准化和独立化--这些特性被马克斯·韦伯认为是近代的理性主义的表现。 两种不同的情景在比较法学家罗伯托·安格尔1976年的著作与他的批评者威廉·阿尔弗德1986年的著作中得到充分反映(安格尔,1976;阿尔弗德,1984)。 对安格尔来说,中国代表了不具备近代自由主义法律和保护个人人权的法制传统。对阿尔弗德来说,安格尔对中国法律的看法正反映了前一代学者西方本位主义态度的错误。 我认为两种观点均有部分道理。我们不能否认中国的王朝法律已经高度规范化,而且相对地系统化和独立化。但我们又无法否认中国的王朝法律仍受到行政干预,尤其是来自皇权的干预(孔斐力,1990)。直至民国时期和西方影响的到来,它并没有向保护人权的自由主义发展。规范主义和自由主义在近代早期和近代的西欧是得到结合的。中国的明清时期并非如此。 争论的双方若只坚持自己一方更为精确、重要,结果将会像关于明清时期是"传统的"还是"近代早期的"、是"封建的"还是"资本主义萌芽的"争论一样。我们的研究出发点应是已经证实了的悖论现象,没有自由主义的规范主义的法制。 我们需要去探讨这个法制的实际执行情况,尤其是关于民事纠纷的案件。15当然,清代的刑法与民法之间并无明确分界。这表明民事司法缺乏明确的划分和独立的领域,与近代的自由主义传统的法律不同。但是,清律明确载有相当多的具体的、有关民事的正式条文(诸如关于继承、婚姻、离婚、土地买卖和债务的条文)。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大量案件记录现已可见到。这些记录所载有的微观性信息,使我们可能详细地探讨一系列问题。例如,就一个地方行政官而言,民事案件的审理占多大比重?他在何种程度上根据法律条文来处理案件,或专断地根据个人意志来处理案件?从普通人民的角度来看,在何种程度上,以及出自何种目的而求诸诉讼?在解决民事纠纷的过程中,司法系统与当地社团的调解如何相互关联?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可以给我们一个较坚实的基础来分析中国和西方法制传统的异同。 四、中国革命中的结构与抉择 过去对中国革命的研究在结构和抉择的关系问题上划分成不同的营垒。中国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是直截了当的:长期的结构变化导致阶级矛盾尖锐化,尤其是地主与佃农之间的关系,而中国共产党是被剥削农民的组织代表。结构变迁与人为抉择的因素在共产党领导的阶级革命中汇合成同一个运动(,1927,1939;李文治,1957;章有义,1957)。 这一观点与社会经济长期变迁的研究是相互呼应的。"封建主义论"学派强调封建生产关系下地主与佃农之间冲突的中心地位。帝国主义加剧了阶级矛盾,从而引起了反帝反封建的阶级革命。"资本主义萌芽"论学派尽管强调帝国主义如何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充分发展,对于革命的结构性基础得出的是同样的结论:封建自然经济的阶级关系仍占统治地位,从而确定了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革命。 保守的美国学者的观点则相反:结构性的变化与人为抉择在中国革命中是相背的。在本世纪50年代的冷战高潮时期,最保守的学者甚至坚持中国革命仅仅是莫斯科控制和操纵的少数阴谋家的产物(迈尔克与泰勒,1956)。其后,保守的主流观点演变成强调共产党组织是造成革命的主要动力。农民的阶级斗争只不过是革命宣传机构虚构出来的,真正重要的只是高度集中的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工作。 这一观点也得到研究社会经济长期变迁的学者支持。"停滞的传统中国论"强调人口压力是近代中国不幸的源由,而新斯密派则强调市场促进发展的作用。无论哪种观点均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阶级革命是与结构性变化的趋势相背的:人口压力要求控制生育或其他改革,市场推动的发展要求资本主义,两者均不要求革命。 两套观点显然各有可取之处。没有人会否认共产党比国民常远远获得人民的拥护,而人民的支持对内战的结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中国北方的战役中尤其如此。同时,我们也无法否认列宁主义型共产党组织在民主的一面之外,还有集中的一面。解放后中国农民在相当程度上仍旧是共产党高度集中的政权所统治的对象,而不是理论中所说的那样。 在六七十年代美国政治气氛下,学者们极难摆脱政治影响而说明上述两点事实。试图论证中国革命的群众基础的著作常牵带着整套阶级革命的论说(萨尔顿,1971)。而关于共产党组织重要性的讨论则带着一整套保守的观点(霍夫海恩斯,1977)。 即使小心地避开政治争论的学者也无法避免受到政治攻击。于是,费正清被雷蒙·迈尔斯和托马斯·梅则格攻击为传播"革命范例","他的政治观点迎合了北京的历史观点,阻碍了许多美国学者公平、清醒地分析两个中国政府"(迈尔斯与梅则格,1980:88)。 研究这一领域的大多数学者其实并不相信上述两种观点的任何一种。头脑清醒的学者则冷静地从事于实证研究,以期建立有说服力的分析。(例如陈永发,1986)然而,迄今未有人提出能够得到广泛承认的新的解释。 我认为要使这一领域的研究进一步发展,关键在于突破过去关于长期结构变迁与革命之间关系的规范认识。结构变迁不一定导向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革命,而有着其他的可能性。我本人已提出了过密型商品化的看法。在这个过程中,阶级矛盾并没有尖锐化,农民并没有分化为资本主义农场主和雇农。商品化所起的作用主要是增强了小农家庭和村庄社团再生产的能力。 另一个关于长期结构变迁的不同看法的例子是:太平天国起义后的一百年中,江南地区最突出的结构性变迁是地主势力的衰落,其导因是政府的压力、税收的提高和租额的徘徊不上。土地租佃制未必像正统的革命模式估计的那样,必定要被佃农积极的阶级革命所摧毁。它也可能只是在长期的结构性变迁下自然崩溃,未必通过农民的革命行动,至少在长江下游地区是如此(白凯,即将出版)。 此外,我们需要把结构与抉择的关系看作既非完全相应又非完全相背的。我们的选择不必限于美国保守派认为的没有人民支持的党或中国共产党的阶级革命浪潮的两种观点。真正的问题是:结构与抉择如何相互作用? 把结构和抉择看作既分开又相互作用是一个重要进步。这使我们把二者间的联系看作是一过程,而不是预定的结论。在裴宜理关于淮北地区革命运动的研究中(裴宜理,1980), 长期的生态不稳定和共产党的组织活动两个因素得到暂时的协调,体现在共产党利用农村的自卫组织(联庄会)。在詹姆斯·斯科特的"道义经济"模式中(斯科特,1976;马克斯,1984),传统的村社一贯尊重其成员的道义性"生存权"(例如歉收时地主应减租)。在革命过程中,党组织和农民在重建被商品经济和近代政权摧毁的道义经济上找到共同点。再举一个例子,周锡瑞对义和团的研究表明(周锡瑞,1987), 农民文化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农民思想和行动上的倾向。 要真得出新的观点和分析,突破过去几十年在分析概念上的困惑,我们需要大量与以往不同的资料。中国研究革命史的学者主要局限于组织史(党史),部分原因是缺乏它种性质的资料,极少有关于革命运动真正接触到乡村社会时发生状况的资料。16然而,我们现在有可能通过地方档案和当事人(他们的人数正在迅速减少)的回忆获得能够解决问题的微观层面的资料。有的美国学者已在积极从事这样的研究。[27] 当代史 当代史的研究同样为上述两套理论所左右。革命源于阶级斗争的分析延伸到当代便成为“社会主义”模式。根据这一观点,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中国劳动人民的组织,社会主义革命是中国社会长期结构变迁的应有产物。革命后的政权与中国社会是相应的整体。作为对立美国保守派的观点,革命全由共产党组织制造的,延伸至解放后的中国便成为“极权主义”模式。17根据这一模式,党政机器通过对人民的极权主义来进行统治。政权与社会是对立的,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才是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应有产物。 至于农村变迁,社会主义模式预言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会克服小农生产的弱点而导向经济的现代化,同时可以避免资本主义不平等的弊端。资本主义模式则预言集体所有制会因缺乏存在于私有制和自由市场内的刺激而受挫,集中计划会导致过分的官僚控制,社会主义经济会陷入效率低下。 中国的决策层自身也长期就此问题争论,而反映在“”期间所提的“两条道路的斗争”中。随着官方农村政策的每一次转向,这个或那个模式就被用来为政策变化作解释。于是“”和“”期间强调平等和集体化的成就,而后的调整时期和“”后的改革期间则重视市场和物质刺激。 这一争论在某种程度上也进入了西方的学术界。一些学者更同情“毛主义者”,而另一些则赞成刘少奇和八十年代的改革者。而两模式最虔诚的信奉者则从抽象的观点批评中国的政策:如指责毛政策下国家机器仍然凌驾于劳动人民之上(利比特,1987),或八十年代的改革中市场经济发展仍然受到过分抑制(杰弗逊与罗斯基,待刊稿)。 随着八十年代中国放弃集体化农业,新斯密学派认为在改革中看到了对自己信念的认可。就他们而言,中国转向市场经济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崩溃和资本主义的胜利;改革意味着中国经济在几十年失常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后,最后回到了市场推动发展的正确途径。如果问题仍旧存在,那只是因为改革还不彻底,还没有实行彻底的私有制和价格放开,也就是资本主义。 我认为中国近几十年历史给我们的真正教训是两种理论共同的错误。就相对解放前中国的研究一样,当代中国的研究也为两种理论、一个共同的规范认识所左右。学术界的争论主要集中于两种理论间的不同点,但它们共享的规范信念实际上具有更大的影响。 这里规范信念仍指那些两种理论共同认可的地方,双方均认为明确得无需加以讨论的地方。在这样的一些认识中,双方均认为城市工业化与乡村发展、产量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发生,形成同一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不管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 双方认可的另两个规范信念也影响到我们如何看待解放后的中国。由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模式均来自西方及苏联的经验,它们都没有考虑到人口过剩的问题。两种估计均认为随着现代经济发展,不管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人口问题会轻而易举地克服。双方均未考虑已经高度过密化的农业,单位面积的产量已经如此之高,已无可能再大规模提高。两者均认为产量可能无限提高。两者都没有去注意在一个过密化的乡村经济中,工副业生产对于小农的生存是何等重要。两者均认为乡村生产基本上仅是种植业生产。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模式通常都认为自己是对方之外的唯一选择。受这一规范信念影响的人很多,包括对两种模式本身都持怀疑态度的学者在内。在这个规范信念的影响下,乡村发展要么走资本主义道路,要么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可能走两者的混合,或第三、四条道路。 一、集体化时期的城市发展与乡村过密化 城市工业化与乡村过密化并存的悖论现象在解放后的中国比起解放前的中国来甚至更为明显。以往的研究清楚地论证了工业发展与农业变化间的巨大差别:在1952年至1979年间,工业产出以11%的年速度增长,共增长了十九倍;而农业产出年增长速度仅2.3%,略高于人口的增长速度(珀金斯和优素福,1984)。这一工业发展与农业不发展的悖论现象直接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模式关于城市与乡村同步发展的预言相抵触。 当然,乡村集体化赋予了中国农业以个体小农无法提供的基本建设的组织条件。通过这样的建设,本来可能提高劳动生产率。然而人口的压力和政府政策迫使对单位土地面积投入越来越多的劳动,迫使其边际报酬递减。最后,乡村产出虽然提高了三倍,投入的劳动力却扩增了三到四倍——通过全面动员妇女参加农业劳动,增加每年的工作日以及乡村人口的近倍增加。这造成了单位工作日报酬的递减,亦即是乡村生产没有(劳动生产率)发展的(产出)增长。 集体化农场与解放前小农家庭农场一样具有某些基本的组织性特点。不同于使用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农场,它们的劳动力来源是固定的,不能根据需要加以调节。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农场,它们都是一个集消费和生产为一体的单位,而非单纯生产的单位。于是,它们有可能为消费需要而高度过密化,而无视单位劳动的收益。此外,解放后的政府政策进一步强化了过密倾向。从政权的角度来看,在劳动力富裕的中国增加劳动投入远比增加资本投入便宜。另外,政府的税收和征购与总产出挂钩,不涉及社员的单位工作日收入。其结局是我称之为集体制下的过密化,是中国乡村几个世纪来过密化趋势的继续。 二、八十年代的乡村工副业 对照之下,八十年代出现了大好的乡村发展。乡村总产值(可比价格)在1980至1989年间猛增2.5倍,远远超过15%的人口增长(《中国统计年鉴》,1990:333、335、56-57、258、263)。随着这一跃进,出现了中国乡村几个世纪以来的第一次真正的发展,表现在劳动生产率和单位工作日受益的提高和糊口水准之上的相当的剩余。 我们如何看待这一进步?一些研究者忽视人口压力和认为乡村生产主要是种植业,把注意力完全放在种植业产出上,指望市场和利润刺激会像资本主义模式预言的那样带来大幅度的增长(倪与苏,1990)。种植业产出在1979至1984年间确实曾以平均每年7%左右的速度增长(《中国统计年鉴》,1990:335)。这一事实更促成直观的期望。事实上,中国改革的设计者们自己也把种植业生产看作乡村发展的标志,并自信地预言可能以同样幅度继续提高(发展研究所:1985)。从1985年开始,增长实际上已经停止。但是新斯密学派成员一度继续坚持他们的看法,并以有悖事实的逻辑声称:只要中国领导人不半途而废(近而实行私有化和价格完全放开),还会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事后看来,种植业生产在最初的跃升后停滞并不令人奇怪。在中国这样高密度的和过密化的农业经济中,单位面积产量早已达到了很高水平。除了在后进地区因为中国化肥工业的成熟而得以更多地使用化肥外,其他地区早已使用了易于应用的现入。在土地没有这样密集使用的美国或苏联,大幅度的增长是可能的,但指望中国如此是没有道理的。 在注意力主要集中于种植业,到底应该以资本主义还是以社会主义的方式进行的问题上,很少有人关注到乡村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工业与“副业”(包括手工业、畜牧业、渔业、林业)。18在生产资料分配的市场化和政府政策的鼓励下,乡村两级组织积极开创新的企业。工业的增长尤为惊人,自1980年至1989年间增加了五倍,远远超过种植业的0.3倍。到八十年代末,乡村工业已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一半以上,而副业占了另外的五分之一。19 这些部门对农业社会总产出增长2.5倍的贡献远远超过了种植业生产(比例约为9:1)。到1988年,九千万乡村劳动力在农业外就业(《中国统计年鉴》,1990:400,329)这一变化使数百年来第一次有可能在中国的某些地区移出种植业生产中过分拥挤的劳动力,出现了反过密化。通过减少参与分配的劳动力,反过密化带来了作物生产中单位工作日收入的提高。连同来自新工业和副业的收入,在中国农村的许多地区第一次创造了真正的发展和相对繁荣。 最后,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当作仅有的可能选择的规范信念,使许多学者忽略了八十年展的实质内容。其中占最重要的比例是市场化了的集体企业(《中国农业年鉴》,1989:345-346)。它们是两种生产方式的混合体,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和资本主义式运行机制的混合产物,既非纯资本主义亦非纯社会主义。我们今日不应再固执于两个简单的旧模式中的任何一个。 三、没有“公民社会”的市场化 在城市中,八十年代中国经济的市场化,伴随着中国政治生活的开放和民间社团的相应兴起。这些发展使一些美国学者用“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概念来形容改革时期的政治变化(怀特,1990)。这个概念指出政权与社会间权力关系的问题,比起以往的极权主义模式来是种进步,因为后者简单地把政权对社会的全盘控制不加分析地作为前提。 然而,就像使用“公众领域”(public sphere)去描述明清时期一样,“公民社会”也容易使我们混同西方与中国的经历。在西欧近代早期的历史上和最近的东欧历史上,民主政治的发展(尤其是从国家政权独立出来的民权和公民个人的人权)伴随着自由市场的发展。“公民社会”包含着各种关系的复合体:伴随着早期资本主义发展而兴起的市民团体,以及民主政治体制的开端。因此,使用这个名词而不去明确注意中国的不同之处,会造成相同的复合体也在中国出现的错觉。 这一提法对八十年代的中国来讲,就像对清代一样不适当。它夸大了八十年代市场交易和市民团体扩张的民主含义,也进而夸大了1989年春天安门广场示威者的公民权力组织基础。它重复了过去一些人的习惯,用简缩化和结论先行的推理,把西方的理想模式套到中国头上:如果一个复合体的一两种因素出现了,那整个复合体必然会,或马上会出现。 我们应当离开源自西方经验的模式,从没有民主发展的市场化和没有民主政治发展的市民团体兴起的悖论现象出发。八十年代中国的市场化非常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经验,而市民团体也同样出自不同于西方的动力。如这些不同能得以分析,将有助于理解市场化带给中国的可能不同的社会、政治含意。 四、一条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外的道路 当然有人会继续坚持单一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模式,并运用这样或那样的旧有的简缩化、结论先行或有悖事实的逻辑。根据那样的推理,市场的出现预示着资本主义的其他部分,如私有制和民主的接踵而来。要是其他部分没有出现,它们至少是应该出现。至此,只差一小步就到了有悖事实的结论:只要中国领导人不顽固地拒绝放弃社会主义和转向资本主义,预想中的发展必然会到来。 中国反对改革的保守人士使用同样的逻辑得出相反的结论。随着市场化,资本主义的其他不好因素必然会接踵而来:阶级分化、资本主义剥削、社会犯罪、诸如此类。因此,必须坚决拥护彻底的社会主义,来反对资本主义萌芽。改革遇到的一些挫折,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化还不够,而是过了头。要是计划经济、集体经济没有因改革而被削弱,情况会好的多。 时至今日,我们应把这些争论搁置一边了。中国农村在五十年代之前经历了六个世纪的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但仍未得到发展,人口的绝大多数仍束缚于糊口水平的种植业生产。中国农村如果退回到五十年代以前的经济组织,会面临比以前更大的问题:人口增加了两倍,来自化肥,电泵和机耕等现代化投入的易实现的进步已经都有了,很难想象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发挥它的魔力。 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集体化途径也应放弃了。在这一途径下,农作物产出确实上升很快,但劳动生产率和单位工作日报酬是停滞的。农村人口的大多数停留在仅敷糊口的生活水准。坚持这一途径与退回五十年代前一样,也是不合理的。 那么,出路到底何在?学术研究的第一步应是解释为什么乡村经济在八十年代得到蓬勃发展,而在拥有自由市场、私有财产的1350至1950年以及计划经济的集体化的五十至七十年代都没有这种发展?为什么乡村集体所有制与市场化经济的悖论性混合体却推动了充满活力的乡村工业化? 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突出点是乡村起了很大作用。乡村曾是共产党组织和革命根据地的所在地。通过五十年代的集体化,村、乡变成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的基本单位。由于五十年代后期以来的极严格的户籍制度,使村、乡下属的人员长期稳定。接着,村、乡又成了水利、公共卫生和教育等大规模运动的基本组织单位,在这些过程中扩大了它们的行政机器。这些变化给予这些组织在农村变迁中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有别于一般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最后,在八十年代扩大自主权和市场刺激的双重激励下,它们成为农村工业化的基础单位。它们在中国农村发展中所起的关键作用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中国出现的这一历史真实是否代表了一条新的农村现代化的道路,一条既不符合社会主义,也不符合资本主义单一模式的道路? 当前的中国史研究中的规范认识危机是全世界历史理论危机的一个部分,这一世界性的历史理论危机是随着冷战的结束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尖锐对立的终结而出现的。这一局面给了我们一个特殊的机会去突破过去的观念束缚,参加到寻求新理论体系的共同努力中。我们的中国史领域长期借用源自西方经验的模式,试图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把中国历史套入斯密和马克思的古典理论。我们现在的目标应立足于建立中国研究自己的理论体系,并非是退回到旧汉学的排外和孤立状态,而是以创造性的方式把中国的经验与世界其他部分联系起来。 经济现象论文:简论高考招生中介“招生”敛财现象的法律经济学 [摘 要]自2003年教育部实行阳光招生以来,全国各地因高考成绩不理想而没有考上心仪大学的学生家长屡屡被骗,金额巨大。本文尝试通过法律经济学分析,找出这一现象得以形成的原因,从而进一步讨论如何有效预防和控制此类现象的发生。 [关键词]阳光招生;法律经济学分析;招生中介;敛财 高考招生中介“招生”敛财现象,是“阳光工程”下的黑暗地带,破坏了正常高考招生秩序,对社会的危害极大。本文尝试通过经济学分析,找出这一现象得以形成的原因,从而进一步讨论如何有效预防和控制此类现象的发生。 1 法律经济学视角下高考招生中介“招生”敛财现象的成本与收益分析 法律经济学是用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法律问题的新兴、边缘、复合学科,它是用经济学尤其是微观经济学的知识,运用实证和规范的分析方法来研究法律制度,考察人的行为在规则、制度或法律面前如何进行选择和如何制定出规则从而使人的行为更经济的一门科学。 法律经济学运用理性选择模型重构了犯罪理论。这一理论最重要的因素是假设罪犯是理性的人而不是心理有疾病或失常的人,对他们来说,犯罪的收益大于成本。即人在决定是否犯罪时,会权衡和比较犯罪的收益与刑事审判施加的预期惩罚。特别是经济犯罪,行为人对其即将投入的行为成本和可能获得的收益会进行详细的权衡和比较,一旦收益高于成本,将选择实施其犯罪行为。因此,犯罪事实上是可以进行理性分析的。 1.1 对高考招生中介“招生”敛财现象的成本分析 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犯罪成本有着不同的含义。从国家角度来说,犯罪成本是指国家立法机关将某种行为规定为犯罪行为而予以禁止所付出的代价。从社会角度来说,犯罪成本是指犯罪行为给社会所造成的直接损失。从犯罪分子或潜在的犯罪分子角度来看,犯罪成本是指行为人因实施犯罪或将要实施犯罪,所付出的或可能付出的代价。本文主要是从犯罪分子角度来论述经济犯罪产生的成本,即个人成本。从前面论述的经济犯罪的概念和特点可知,如果一项经济犯罪行为发生,那犯罪嫌疑人必然是认为其收益高出其投入的成本。法律经济学家认为“由于犯罪对他的预期收益大于其预期成本,所以某些人才实施犯罪行为”。经济犯罪的预期成本是指犯罪分子实施经济犯罪的全部支出,包括现实的支出和未来可能的支出两部分。现实的支出可以称为显性成本,这种成本是可以直接衡量的,是直接计入每次经济犯罪的成本的,也被称为经济犯罪的机会成本。所谓机会成本是指作出某一种决策而不作出另一种决策时所放弃的东西。就实质而言,一项决策的机会成本是另一种可得到的最好决策的价值。它包括经济犯罪分子为了实施犯罪行为而支出的直接现金成本和为了实施犯罪而放弃正常的经营活动而可以获取的收益。未来可能的支出也可称为隐性的成本,这种成本是不确定发生的,它也许永远都不会发生,这种成本对于连续犯则需要采用分摊的方法来纳入成本的计量,对于一次犯则可直接计入。这两种成本在每个单独的经济犯罪中都必然要发生。由于隐性成本的或然性,即或者发生,或者不发生,或者在经济犯罪一次后立即发生,或者多次之后才发生,或者永远不发生,使得这种成本就变成了刑罚处罚的预期成本。隐性成本在经济犯罪的总成本所占比重完全取决于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偏好,如果实施经济犯罪的当事人是一个风险爱好者,他可能将这类成本视为很低,甚至认为根本不存在,那他就有可能毫无顾忌地犯罪;相反,如果当事人是个相对的保守主义者,那他在犯罪之前肯定会进行充分地考虑。 高考招生中介的手段有:①杜撰出“小计划”、“内部指标”、“预科生”、“计划外指标”、“点招”等名目,恶意利用亲戚朋友之间的信任进行诈骗;②伪造高校收款凭证、录取通知书和转学通知书;③故意混淆、夸大就学性质。在发放录取通知书或帮忙时,向考生和家长称可以解决统招本、专科,索取巨额中介费、好处费、赞助费,实则用不需要考试成绩的自考班、网络生等来糊弄考生和家长;④利用网络黑客对高校招生网站进行攻击,非法篡改考生招录信息,骗取家长信任,达到诈骗目的。 一方面,这些欺骗手段成本低廉,显性成本无非就是印刷几张假收款凭证和录取或转学通知书等;另一方面,这些欺骗手段非常隐秘,利用家长们想走不正当途径达到为子女升学目的的心理,在诈骗的过程中可以要求家长们必须保密,否则就威胁办不成事,即使事情败露,大部分家长知道自己上当受骗了,由于事件本身不光彩而不会选择以报警的方式来处理。目前,家长即使报警,大部分情况下因为没有充分的证据以及破案成本高而难以对中介采取法律措施,所以高考招生中介无须冒很大的风险,其隐性成本比较低廉或者可以认为根本不存在,促使这些中介年复一年以此谋取钱财。 1.2 对高考招生中介“招生”敛财现象的效益分析 犯罪收益则是指犯罪人通过其犯罪所获得的利益和某种满足,也就是说犯罪人通过犯罪活动而得到的某种非法利益。 一个理性人之所以选择一种行为,是因为他的预期收入会高于其预期的成本。与其他犯罪的成本相比较,经济犯罪的收益就比较明晰和简单了,因为经济犯罪不同于其他种类的犯罪,其他犯罪行为往往带有比较牵强或者难以用具体数字来衡量的成本和收益,比如故意杀人罪,犯罪分子投入的成本可能比较好量化,是可以计算的,但他的收益——杀了人,则是难以计算出精确的数字的,所以收益与成本的比较就可能变得缺乏精确的依据了。而经济犯罪则不然,经济犯罪的收益是为了获取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最为直接的追求就是为了获取经济上的好处,是金钱获得性犯罪的典型代表,这种经济上的追求比较单一,也比较好计算,是非常容易用数字来量化的。高考招生中介“招生”的收益是典型的经济犯罪收益,中介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经济上的好处,一经查出,其案值都是巨大的,动辄就是百万元、千万元,甚至上亿元,而且案件涉及面广,受害队伍庞大。仅长沙市一个招生中介就“招收”了全国各地上百名高考落榜生,敛财上千万元;武汉市一名学生家长,为了给孩子“弄”到一个全日制本科学籍,先后花了128万元依然没有解决其学籍问题。招生中介的这些收益比他们从事其他正当职业获得的收益要高出许多,这也正是高考招生中介敛财现象愈演愈烈的根本原因。 2 法律经济学视角下高考招生中介“招生”敛财现象的预防与控制 犯罪行为应该受到惩罚,因为犯罪是对财产和生命的威胁,即便是潜在的犯罪行为,受害者所遭到的侵害是零,也会在公众中造成恐惧和其他危害。因此,对犯罪行为的惩罚是必要的,惩罚是为了威慑。随着预期惩罚的增加,犯罪的成本增加了,犯罪的数量就会减少,因为更高的预期惩罚威慑了犯罪。犯罪越少,花费在逮捕和惩罚犯罪者的成本就越低。如果减少犯罪的重要性超过每个犯罪的增加的成本,增加预期惩罚就会减少执法和刑罚的总成本。一种有着更高的刑罚和由此带来的更少的犯罪的制度比另一种有着更低的刑罚但更多的犯罪的制度更经济。如果阻止下一个犯罪的追加成本是负数,这样我们就不仅威慑了所有没有效率的犯罪,而且也有效地威慑了一些有效率的犯罪。 现阶段,高考招生中介犯罪的收益远高于成本。因此,只有提高其预期成本,在国家机器有效运转的情况下使其隐性成本成为真实的成本支出,才有可能打击这类犯罪的高发态势,构建正常高招秩序。 经济现象论文:试论镇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现象 基于 缪尔达尔 赫希曼 模型视角 摘要:乐清市是浙江省县域经济发展的典型代表之一。以民营经济为主导的块状经济和政府主导下的城镇化极大地推动了乐清市镇域经济的发展,也使镇域经济发展出现非均衡现象。以乐清市镇域经济发展为研究对象,以“缪尔达尔—赫希曼”模式为理论视角,探索、解释乐清市镇域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与现实表现,寻求县域经济发展由不均衡走向均衡的合适道路。 关键词:镇域经济发展;“缪尔达尔—赫希曼”;模型;乐清市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市凭借区位优势,走上了民营经济发展之路,形成了小型化、多元化、产品特色鲜明的区域块状经济,有学者称之“一乡一品”、“一村一品”现象,而这种块状经济的承载体主要是镇级区域。所谓镇级区域(以下简称镇域)是指以行政区划确定的乡镇级别的地理空间,包括了建制镇和乡。县级区域是由镇级区域组合而成。探索镇域经济发展规律,对发展镇域经济、缩小镇域区际差距,实现县域经济的均衡发展有重要意义。 乐清市是“温州模式”的发祥地之一,位列全国县市百强,是浙江省县域经济发展的典型代表之一。当前,乐清市镇域经济发展呈现非均衡发展现象,研究其发生规律,对乐清市镇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和县域经济的最终均衡有重要意义。本文试图以乐清市镇域经济为研究对象,以“缪尔达尔—赫希曼”模式为理论视角,探索镇域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寻求县域经济发展由不均衡走向均衡的合适道路。 乐清市地处浙江东南沿海,瓯江口北岸。西北为雁荡山山脉,东南为海积平原。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陆地面积1 174平方公里,①海域面积270平方公里,现辖31个乡镇。2009年全市生产总值418.6亿元,工业总产值1 087.92亿元,财政总收入58.9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 143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2 268元,2010年,在第十届全国县域经济竞争力百强县市排名中,乐清市名列第十五位。 一、问题提出:镇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现象 乐清市自1992年进行乡镇撤并工作、1993年撤县设市以来,镇域经济在民营经济和城镇化的支撑下,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有些区域依靠自身要素积累或产业集群,发展成为产业特色鲜明的专业镇,而有些区域由于区位因素呈现出相对的衰落景象,镇级区域发展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和差异扩大现象。 (一)镇域工业经济的非均衡发展 乐清以工业立市,②根据乐清市统计年鉴,1993年第二产业在国内在产总值的比重为58.4%,2009年第二产业的比重上升到60.4%。镇域工业经济的发展程度直接反映了各乡镇的经济状况。当前,镇域工业经济出现明显的分化现象。2009年,各乡镇工业总产值均值为362 639万元,高于均值的乡镇有7个,比例为22.58%;低于均值的有24个,所占的比例为77.42%(见下页表1);其中,工业总产值超过54亿元的乡镇有4个,占12.9%,低于18亿元的乡镇有21个,占68.74%。2009年乡镇工业生产总值排位前四位为是柳市镇、北白象镇、乐成镇和虹桥镇,工业产值分别是375.6亿元、182.3亿元、129.6亿元、82.3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70.9%,相比其他乡镇,工业经济聚集明显。在南片区域中,2009年县西8个乡镇③ 的工业总产值绝对数为754.5亿元,占全市总额的69.47%,如果再加上乐成镇,比例将达到81.42%。南片区域工农产值均值是中片区域的5.89倍,是北部区域的28.83倍(见表2),南片、中片、北片差距明显。因此,乐清市镇域经济发展表现出明显的“塔”型结构。处于顶端位置是柳市镇,次之是3大集镇,再次之是7个乡镇,最下层的是21个乡镇;从空间分布看,镇域经济发展呈现“县西高于县东”特征,整体呈“南强北弱”格局。 (二)镇域产业特色的非均衡分布 块状经济是乐清县域经济发展的表现形式之一。在乐清县域经济的发展过程,活跃的民营经济使各乡镇经济特色进行了分化,形成独特的块状经济和专业市场发展模式。这种“森林”化而非“独木”的经济集群大大促进了乐清企业在国内外市场中的竞争地位,其吸引力越来越强,使更多的同类企业加入到块状经济中来,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发展态势。目前,乐清构建了以电器、电子、建工钻头、休闲服装、机械仪表、精密模具、造船工业等为主导产业的工业体系(见表3)。柳市的电器、虹桥的电子,芙蓉的钻头、乐成的头盔摩配、虹桥和清江的精密模具、北白象和磐石的服装以及黄华和七里港的造船工业,在全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三)镇域人口的非均衡分布 从户籍登记看,乐清市乡镇人口规模等级普遍不高,分布细碎,集中度不高,但镇域之间差距也是比较明显。2009年,各乡镇人口平均数为39 512人,高于均值的乡镇个数为7个,占22.5%(见表4)。其中,人口超过10万的乡镇有4个,分别是乐成镇159 552人,柳市镇108 107人,北白象镇105 779人,虹桥镇103 799人;人口在4万~10万之间的乡镇有3个,所占比例为9.68%;人口在2万~4万的乡镇有15个,占48.39%;人口在2万人以下的乡镇有9个,占29.03%,其中人口最少是福溪乡6 327人。 2008年,四大集镇① 集聚了477 237人,以12.9%个数比例集中了全市总人口的38.96%。如果考虑外来流动人口的集聚和市内其他区域居民离乡居住但不变更户籍的现象,那么,四大集镇的人口集中度将更高。据统计,2009年全市外来流动人口567 837人,其中四大集镇聚集了417 238人,占全市73%(见表6)。另据保守估计,乐清市山老区人员外出人口约占当地人口的一半,其中有相当部分人群居住在四大集镇。 (四)镇域城镇化进程的非均衡推进 在城镇地理空间分布上,小城镇② 分布非常集中。全市乡镇分布密度为2.63个/百平方公里,其中建制镇的分布密度为1.78个/百平方公里。三块平原面积为330平方公里,占市域总面积的28.1%,集中了21个建制镇中的17个,平原地区建制镇分布密度为5.15个/百平方公里;乐成、柳市、北白象、虹桥四大集镇,均位于南部与中部的平原地区。在城市建设用地规模上,镇域间分布不均,乐盐片、柳象片城市建设用地规模在2005年为31.6平方公里,约占全市的79.4%。表6表明,作为县域行政中心,乐盐片人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为105.13平方米,远高于柳象片和虹桥片,但均在国家标准上限120平方米以内(见表6),而柳象片与虹桥片城市化进程尚待进一步推进。在小城镇的城市化质量方面,乐清市与温州市内其他县市相比有着不小的差距,“乐清人”对我市的城镇化建设普遍感到不满。近年来,虽然乐清市各级政府非常努力,但成效有限,城镇的发展呈现“村村像城镇,镇镇像农村”的景象。 二、理论综述:“缪尔达尔—赫希曼” 模型③ 缪尔达尔和赫希曼对区域不平衡增长的分析有某些相似之处,一些学者将两者理论称为“缪尔达尔—赫希曼”模型(高大伟、仵雁鹏,2005)。 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认为,经济发展过程在空间上不是同时发生和均匀扩散的,而是从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开始,一旦这些地区由于某种最初契机,获得增长过程中早期优势(初始优势),就会比其他区域超前发展。由于集聚经济的存在,优势区域会因市场作用而持续累积地加速增长,并同时产生两种相反效应:一是回流(吸收)效应,表现为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受收益差异吸引而由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的现象,结果造成落后地区的衰退,区域差距扩大。二是扩散效应,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出现一定程度的从发达地区又流向落后地区的现象。但由于市场机制的作用回流效应总是远大于扩散效应,“市场力所起的作用是趋向于增加而不是减少区域差异”。由于循环积累因果的作用使经济在空间上出现了“地理二元经济”结构:即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不发达地区同时存在。怎样才能限制地区差异的扩大?缪尔达尔认为,必须依靠政府干预。政府应通过不平行衡发展战略,优先发展那些有竞争优势的地区,然后通过这些地区的扩散效应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同时为了防范积累性因果循环带来的地区差距扩大,政府应制定相应的刺激措施帮助不发达地区发展经济(林元旦,2004)。 美国着名经济学家赫希曼在其代表作《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倡导把非均衡战略看做经济发展的最佳方式。赫希曼认为,经济增长不会同时出现在所有地区,而一旦出现在某处,在巨大的集聚经济效应作用下,要素将向该地区集聚,使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加速,最终形成具有较高收入水平的核心区。与核心区相对应,周边和落后地区称为边缘区。经济增长产生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同时存在,同时起作用(钟有林、李霁友,2009)。赫希曼强调了市场作用和区域经济发展内在规律的作用,在其分析中认识到,某些非地方性的增长效应可能是消极的,在地理空间的“极”内,经济增长的累积集中将首先加大地区间的经济差异。他确信,长期的地理渗透效应(扩散效应)将足以减少这种差异。然而,赫希曼对渗透效应(扩散效应)能减少地区差异的乐观估计是建立在依靠国家干预的基础上的。赫希曼认为,发展都是通过经济中的主导部门的成长带动其他部门的成长。要研究如何把有限的资源分配于最有生产潜力即联系效应最大的产业中,通过这些产业的优先发展来解决经济发展的瓶颈,并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卢正惠,2003)。 综上所述,缪尔达尔和赫希曼都强调市场作用、经济发展内在规律对区域差异变动的影响。这种区域差异的变动是通过极化效应(回波效应)和扩散效应(涓滴效应)展开的(见图1)。在市场机制和经济发展内在规律的作用下,这两种方向相反的效应是同时存在且同时发生作用的,其结果表示为两效应的合力,区域差距呈扩大或缩小变化。在早期,极化效应可能大于扩散效应,表现为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要素的吸引而使落后地区的要素向发达地区流动,结果为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差异进一步扩大;在后期,扩散效应可能 大于极化效应,表现为要素从发达地区向落后地区回流,结果为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差异逐渐减少(见图2)。同时,缪尔达尔和赫希曼都主张政府的积极干预,通过政府干预,或累积发达区域优势扩大区域差距,或刺激落后区域发展缩小区域差距。 因此,区域差异的变动一般受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市场作用和政府干预三种力量的影响,是三者综合作用的结果,片面强调哪方面的作用,都是不恰当的(钟有林、李霁友,2009)。 三、实证分析 考察乐清市县域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状,我们发现“缪尔达尔—赫希曼”模型或许可以解释镇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现象。 (一)“初始优势”的出现,形成“最初的出发点” 按照缪尔达尔和赫希曼的说法,经济发展总是从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开始,获得“初始优势”。在市场力量和经济发展内在规律的作用下,“敢于天下先”的乐清人在计划经济的坚冰中产生了“最初的出发点”,形成了“初始优势”,经市场作用和经济集聚开始了乐清市县域经济的起飞。从产业看,这些“初始优势”有小五金、小电器、小塑件、粮食加工和服装皮革等行业。① 1977年之前,全国“”,许多全民和大集体企业停工停产,市场上一些产品供不应求,给社队企业提供了一个发展机遇。乐清全县陆续办起采石场、蛎灰厂、修建社、鞋业社、成衣社,逐步发展小五金、小电器、小塑件、粮食加工和服装皮革等行业。从区域看,“最初的出发点”有柳市、北白象、湖头、茗东等乡镇。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农村全面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批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原来有一定工业基础的柳市、北白象、湖头、茗东等乡镇,率先出现了从事低压电器等生产的家庭工业和联户工业,然后遍及虹桥等区域。接着,村及村以下的城镇合作和个体工业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最终在20世纪80年代形成了柳市片区的低压电器、虹桥片区的电子元器件等在全国小有名气的产销基地。 (二)极化效应与扩散效应的发挥,使镇域经济发展差异表现迥异 按照“缪尔达尔—赫希曼”模型,发达区域与落后区域的差异变化是通过极化效应与扩散效应展开的。在乐清市镇域经济中,四大集镇与南片区域可视为两个层次的发达区域,而四大集镇以外的镇级区域和北片区域可以视为落后区域。考察乐清市县域经济的发展过程,有迹象表明这种区域间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正在发挥作用。尽管当前乐清县域经济可能受更发达区域的吸引而使要素如劳动力和资本向县域外流出,但也存在对县域外其他区域的极化效应。①这使县域受其他区域的影响与县域内镇域间的影响交织在一起,难以准确衡量。在县域内,极化效应表现为要素向发达区域的集聚。一是镇域间人口的流动。据估计,乐清市山老区近一半的人口外出,一些人流出县域,一些流入了四大集镇;从1993—2009年,乐清市镇域人口除福溪乡减少约300人外,其余各乡镇均有普遍增长,增长率高于全市的乡镇有11个(包括了四大集镇),其中乐成镇增长率最高,2009年比1993年增长了29.27%,而同期全市人口增长率仅18.81%,在计划生育严格控制的情况下,镇域人口的高速增长反映了人口的区际迁移;“大荆保姆”、“大荆人”等品牌在四大集镇的造就,反映了落后区域人口外流的程度;在城乡交通网络进一步完善的基础,交通压力(特别是周未)的连年扩大,在侧面证明了镇域交流不断扩大的现实。二是镇域间的资本流动。区域外人员在四大集镇的购房行为,尽管有些是投资行为,但也形成了部分居住的事实,这是资金向四大集镇集聚的一种现象;企业在不同工业园区,特别是在以中心工业园区、大桥工业园区、经济开发区、西溪工业园区为代表的四大集镇的集聚,反映的也是一种资本在区际的转移。在扩散效应上,表现为劳动力、资本等要素由发达区域向落后区域的转移。康顺畜牧、康盛农场、巨科枇杷基地、瑞兴水果、绿铁皮枫斗等工商资本、技术在第一产业的投入②以及热火朝天的新农村建设、农家乐等展示了扩散效应的印迹。 在极化效应与扩散应的作用下,镇域经济发展差距或扩大或缩小:首先,从全局看,镇域经济发展差距在不断扩大。四大集镇经20世纪80年代的发酵,得到持续累积地加速增长。四大集镇工业总产值从1993年的23.5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769.8亿元,增长了32.69倍,远超过全市的同期发展速度(21.75倍),四大集镇工业总产值集中度从1993年的47%增加到2009年的71%,见证了其极化效应和其他区域发展的相对衰弱(见表7)。2009年南片的工业总产值在全市的份额,较1993年提高了8个百分点,中片与北片分别减少了7个百分点和1个百分点,南、中、北片的差距扩大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南片的极化效应(见表8)。 其次,从局部看,镇域经济发展差距有缩小的迹象。在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柳市镇与北白象镇,出现了经济空间与地理空间的融合,并对周围的六大乡镇(白石镇、象阳镇、翁洋镇、黄华镇、七里港镇、磐石镇)产生了有利或不利的影响。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柳白区域和周边区域均获得了极大发展。柳白区域工业生产总值从1993年的14.4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557.8亿元,增长了38.7倍;周边六大乡镇的工业生产总值从1993年的12.9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196.7亿元,增长了15.2倍;表9表明,两者之间差距从1993年的1.11∶1扩大到1999年3.68∶1,之后又缩小到2008年2.72∶1,似乎说明2000年之前极化效应要大于扩散效应,之后扩散效应则大于极化效应。柳白区域与周边区域的六个乡镇的工业产值的平均差系数的变化也佐证了这一点。虹桥镇对周边的影响也与柳白区域相类似,差距也经历了从增加到缩小的过程(见表10)。大荆镇从城镇规划看为北部区域的中心,尽管北部区域也存在居民居住向大荆镇集中现象,但其经济发展水平与定位不相符。 (三)政府干预,发达区域与落后区域均受激励 对于发展镇域经济,中央、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各级政府都历来非常重视。党中央的各种与三农问题相关的重要文件,屡屡依形势为促进农村区域发展提出了各种政策。各级政府在贯彻中央文件的过程提出了适合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具体措施。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镇域经济的发展。 1.从体制转变看,乐清市镇域经济发展得益于市场经济的较早发育。20世纪80年代初,经历1982年的经济整肃运动后,随着政策的松绑,个私经济限制的放宽、“股份合作制” ① 的出现,城乡个体、股份合作和村办企业成为工业经济的主导成份。1990年的质量危机② 和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使乐清市民营经济走上了健康的快车道。 从产业发展看,乐清市镇域经济发展得益于工业园区的创建。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乐清市各乡镇纷纷组建工业园区,使小型化、多元化的块状经济在乐清得到了充分的发展。1993年以后,乐清沿104国道线,建立了63个工业园和一个省级经济开发区,使之形成一条“工业走廊”,推动了区域块状经济向集约化方向发展。从2000年开始,乐清又对各类工业园资源进行整合、调整、撤并,集中力量建设乐清经济开发区和乐清工业园区两个省级开发区、7个产业功能区。表11反映了乐清市县域工业园区的分布情况。近年来,传统产业、块状经济的转型升级提上了日程,其又将进一步推镇域经济发展。 从城镇发展看,乐清市镇域经济发展得益于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多年来,各级政府纷纷出台各种政策推进城市化进程,以城镇化带动区域经济发展。1994年11月,浙江省提出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1995年国家体改委批准温州市龙港镇(苍南)为首批全国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镇,随后柳市镇(乐清)等三个乡镇被列入国家级试点镇。1999年温州市委市政府制定了《温州市城镇体系发展规划》,推进小城镇发展。之后,浙江省各级政府把小城镇综合改革的重点引向中心镇的培育壮大上,通过进一步提高城镇人口、产业集聚功能,增强城镇功能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2007年4月浙江省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中心镇培育工程的若干意见》,在选取的第一批141个省级中心镇中温州市占据15席,其中包括了乐清市的虹桥镇、柳市镇。2009年6月,温州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推进强镇扩权改革的意见》,柳市镇位列其中。历年来,乐清市政府坚决贯彻上级部门的有关政策,并出台相应的具体措施。根据乐清的资源禀赋和发展形势,乐清市在县域发展战略上从20世纪90年代“三廊一港”向“三轴三区、三线并进”,“一心领先、三组并进;两带融合,三群竞发”,“一心两翼”依次演进。1998年乐清市出台了《乐清市城镇体系规划》,2003年制定了《乐清市城市总体规划》,并根据上级的有关决定,对虹桥镇、柳市镇等乡镇进行强镇扩权式改革,2007年修订了《乐清市城市总体规划》。2009年,乐清市出台了《柳市镇强镇扩权改革实施方案》,对柳市镇进行了“镇级市”试点。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的集聚,其推动了四大集镇等中心镇的发展,但政策上的区别对待使中心镇的发展得不到更大支持。 综上所述,乐清市县域经济的发展还处于镇域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阶段;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育,促进了镇域经济的极大发展;政府的干预特别是政策支持或地方政府的竞争行为激励了镇域经济。 四、结语与展望 本文以“缪尔达尔—赫希曼”模式为理论视角,探索镇域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在乐清市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镇域经济发展并不均衡,其中市场经济的先发优势促进了地区经济的极大发展,而地方政府的干预行为激励了地区经济的发展。诚然,均衡是非均衡这一发展过程的最终要求,但“只有经过非均衡发展过程,才能达到高水平、高效率的空间均衡”(曾菊新,1996)。在乐清市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首先是要经历非均衡,然后才是追求高水平、高质量的空间均衡。在这个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遵守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强化政府在不同发展时期的干预作用。 经济现象论文:我国经济发达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滞后现象剖析 2004-2009年的数据,运用偏离值指标,对我国经济发达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与经济发展水平以及高等教育发展规模之间的偏离程度进行了测算。得出的结论为:经济发达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总体上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和高等教育规模,政府努力程度总体上不及经济欠发达地区,其产生的负效应不仅严重影响我国高等教育强国和经济转型目标的实现,而且制约了本地区高等教育和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关键词:经济发达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偏离值 我国2010年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第三条提出了到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进人人力资源强国行列的总体战略目标。在此基础上,对高等教育提出了具体的目标要求: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进一步提高,毛入学率达到40%;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达到20%,具有高等教育文化程度的人数比2009年翻一番。我国高等教育要实现上述目标,离不开与其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教育经费做基础和保障。在我国目前高等教育投资体制下,高校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各级政府投入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但是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长期存在投入不足的问题,学者们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已有成果的主流观点认为经济发达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优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该结论主要是基于各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量的比较,并未考虑其相对性,如果同时考虑各地区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发达地区所享受的各种优先发展的优惠政策等因素,本文认为经济发达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水平和政府努力程度总体上不仅滞后于其经济发展水平和高等教育规模,而且滞后于经济欠发达地区。 一、经济发达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滞后的状况 以我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观察样本,以“经济排名”表示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以“规模排名”表示各地区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的大小,以“投入排名”表示各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水平,上述排名的计算公式如下:经济排名=[(gdp占全国的比重排名+人均gdp排名)÷2]的排名 规模排名=高等教育在校生数占全国的比重排名 投入排名=[(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占gdp的比重排名+高等教育预算内经费投入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排名+普通高等学校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排名)÷3]的排名 运用“排名”来体现高等教育和经济发展水平不仅比较直观,而且可以清楚了解各地区在全国的地位。上述公式中涉及的各项指标的排名皆取各指标2004-2009年平均值的排名。由于高等教育方面的最新统计年鉴尚无2010年的数据,所以本文最新数据的截止年份为2009年。高等教育在校生数来源于《中国教育统计年鉴》;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预算内教育经费投入、普通高等学校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等数据来源于《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各地区的gdp、年末总人口数等数据来源于《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 将各地区2004-2009年的“经济排名(表中用a1表示)”和“规模排名(表中用a:表示)”分别与“投入排名(表中用a3表示)”相减,得出各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与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与高等教育发展规模之间的偏离值。 表中数值为正,表明经济发展水平或高等教育规模滞后于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水平,且正值越大,程度越强;数值为负,表明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或高等教育规模,且负值越小,程度越强。表1投入与经济偏离值和投入与规模偏离值中都有17个地区数值大于等于零,14个地区数值为负,表明我国有45.2%的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和高等教育规模。 本文主要研究经济发达地区的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状况,关于经济发达地区的界定至今并无统一标准,世界银行是按人均国民收入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组的。考虑到地区经济总量对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有重要影响,同时也能体现地区经济总体实力,本文在测算经济排名时同时考虑了gdp占全国比重与人均gdp两个指标。根据发达、中等、落后的-“三分法”,将经济排名前三分之一的地区,本文取排名前11位的地区定义为经济发达地区,其他地区笼统定义为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 达地区按排名先后依次为江苏、广东、上海、浙江、山东、北京、辽宁、河北、河南、福建、天津,上述地区投入与经济偏离值分别为6、12、1、 10、-17、5、-3、-23、-21、0、8,其中7个地区偏离值为负,表明经济发达地区中63,6%的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且滞后程度严重,如广东、浙江、山东、河北和河南的偏离值的绝对值皆高于10。河北和河南高于20。上述经济发达地区投入与规模偏离值分别为6、-10、14、-3、-20、8、-1、24、-25、9、19。其中6个地区偏离值为负,表明经济发达地区中54.5%的地区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滞后于高等教育发展规模,滞后程度较严重的地区是河北、河南、山东和广东。 值得注意的是,经济欠发达地区中35%的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40%的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滞后于高等教育发展规模,该比例远低于经济发达地区。表明相对于经济发展水平和高等教育规模而言,经济发达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水平和政府努力程度总体上不及经济欠发达地区。 从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的各项指标来看,经济发达地区中,有63.6%的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占gdp比重(表中用b,表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6.4%的地区高等教育预算内经费投入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表中用b2表示)和普通高等学校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表中用b,表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尤其是山东、河北、河南,各项指标皆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甚至落后于经济不够发达的陕西、湖北等省份。 二、经济发达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滞后产生的负效应 经济发达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滞后,不仅对其他地区有不良的示范作用,严重影响我国高等教育强国目标的实现,而且对本地区高等教育和经济发展都会带来负效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抑制了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 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不足,致使高等教育出现大量问题:众多高校背负着高额银行贷款,办学负担沉重;为了追求规模经济,各高校极力扩大办学规模,造成校均学生规模过大,生师比过高,专业结构不合理,人才培养质量堪忧;师资队伍建设滞后,科研条件难以保证,高校服务社会的职能不能充分发挥。 全国各地区都不同程度存在,但在经济发达地区表现得格外严重,这与经济发达地区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较快有直接关系。2009年,11个经济发达地区的普通高校研究生、本专科生在校生数占全国的比重总计达50.86%。大多数地区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并未同时伴随着人财物等保障要素投入的等比例增加。2009年,经济发达地区中63.6%的地区普通高校研究生、本专科生在校生数与专任教师的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数,河南、广东、河北、山东、浙江等地区居全国前列,而经济欠发达地区这一比例为45%;54.5%的地区普通高校科技成果数量及应用①的排名落后于其规模排名,经济欠发达地区这一比例为30%:45.5%的地区普通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排名落后于其规模排名,经济欠发达地区这一比例为40%。说明我国大多数经济发达地区高等教育在总体上仍处于规模扩张的粗放型发展模式。 2.制约了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潜力 如果以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高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表示经济发展质量,以每万人口拥有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的人数、技术市场交易额表示经济发展潜力。其中,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0》;高技术产业产值来源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技术市场交易额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分析结果显示,2009年,经济发达地区中63.6%的地区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5.5%的地区高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6.4%的地区每万人口拥有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的人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5.5%的地区技术市场交易额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大多数的经济发达地区仍然属于初级要素驱动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创新驱动型增长方式转变的任务依然艰巨。这种状况的形成有多种原因,但与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不足抑制了高等教育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彭欢欢,徐盈(2010)研究认为,地区经济增长对高等教育的长期弹性是0.967,从长期来看,高等教育作为科技进步的主要推动力、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方式,其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是相当显著的。吕艳,胡娟 (2010)研究认为,一个区域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对该区域的创新水平具有显著的正效应,两者的相关系数高到0.949,高等教育对区域创新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人才培养、知识产出、实际创新活动的参与三个方面。 三、改变经济发达地区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滞后的对策 经济发达地区高等教育办学规模占据了我国的半壁江山,其高等教育发展质量直接影响教育强国和经济转型目标的实现,所以,尽快改变发达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滞后的局面至关重要。可喜的是各地区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大财政教育投入的意见》(国发[2011]22号)的精神,相继出台了各种加大投入的政策和措施,但是高等教育强国的实现不是一蹴而就的,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的长期稳定增长还要依赖于有力的长效机制。 1.降低高等教育经费对财政性经费的依存度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经费对财政性经费的依存度达到50%左右,政府财政负担沉重,难以长期满足高等教育不断增长的需求。国家应快速推进高等教育多元化办学模式,不仅可以融获更多的高等教育经费,还可以建立高等教育优胜劣汰的公平竞争机制。 2.改进和完善高等教育财政管理体制 我国高等教育实行的是中央和省级政府两级管理、以省级政府为主的办学与管理体制。中央部属高校的经费主要由中央财政负担,地方所属高校的经费主要由地方财政负担。“211”和“985”学校还可以另外获得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提供的专项建设经费,这类学校大都属于部属高校。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地方政府财政性经费投入缺乏强制性约束,以至于地方所属高校的教育经费投入与中央部属高校相差悬殊。2009年,中央部属普通高校校均预算内教育经费投入是地方所属普通高校的12.6倍,山东、福建、浙江等地区相差更大,山东为25.6倍,福建为19.2倍,浙江为19.0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中央部属高校多的地区,其教育经费的投入就比中央部属高校少的地区充足,例如,北京和上海等。这种高等教育经费财政管理体制和择优重点发展的策略。其历史作用毋庸置疑,但是如果长期维持下去,其“马太效应”会越来越严重,达到一定程度后,资源配置效率反而会下降。国家应建立和加强公平的竞争秩序和激励机制,使各类高校的能动性和积极性得以充分发挥。 3.进一步完善并严格执行高等教育经费保障法规 目前,国家没有专门针对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的明确的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政府教育财政拨款”包括各级各类教育,并非针对高等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六十条规定:“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依照教育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保证国家兴办的高等教育的经费逐步增长。”未明确规定高等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是否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而且也未明确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对地方政府难以形成强制性的约束力。 我国应进一步完善并严格执行高等教育经费保障法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高等教育投入和条件保障一章中。应明确规定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高等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并且在附则一章中明确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具体规定可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五十一条。在完善相关法律的基础上,严格执法,实行问责制,确保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4.完善政府政绩考核指标体系 经济发达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滞后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地方政府对高等教育重视程度不够。一是缘于政府政绩考核的重点是经济而非教育的体制。我国长期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方针,最能体现政府绩效的显性指标就是gdp,每一任地方政府在其任期内都会本着经济利益最大化、最快化的原则,将资金投放到经济建设中去。而对需要长期投资且见效迟滞的高等教育的投资热情不足。二是缘于地方政府搭人才资源便车的心理。由各地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博士生、研究生、本科生等高级人才,毕业后留在本地工作的比例是不确定的,地方政府认为自己投资培养的人才却不能为本地区服务是很不划算的,而将培养人才的投入转化为引进人才的投入则相对比较现实,由此影响了地方政府对高等教育投资的积极性。各地政府都不同程度地具有这种心理,经济发达地区也不例外。 联合国在每年公布的(《人类发展报告》)中了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该指数目前由三部分构成:预期寿命、教育年限、生活水平。生活水平(人均收入)反映的是地区经济实力,教育年限反映的是发展潜力,预期寿命反映的是社会成效。用hdi替代原来的仅以gdp指标来衡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政府政绩,更加科学合理。我国在政府绩效考核体系中应借鉴联合国的精神,将各级政府对教育法规的执行情况的指标纳入,以保证高等教育经费的法定增长得以充分实现。 经济现象论文:解读俄罗斯经济现象 俄罗斯经济成欧洲亮点 2003年,是俄罗斯经济的又一个丰收年,这是继摆脱1998年金融危机的阴影之后,国民经济连续第5个年头保持快速增长势头,创了近3年来的增长新高。经济社会各个方面都取得出色的成就,相对于低迷的欧洲,俄罗斯经济成了欧洲经济名副其实的一个亮点。 数字或许是枯燥的,但却是一面镜子。2003年俄国内总产值达到13.3万亿卢布,合4652亿美元(人均3200美元),同比增长达到7.3%。 工业生产增长提速。2003年工业生产增长7.3%,也创下三年来的新高,而2002年只增长了3.7%。1999-2001年俄工业累计增长了约27%,其中,增长较快的如机械工业增长50.8%,石化工业增长49.5%,轻工业增长42.6%,森工、木材加工及纸浆增长32.1%,黑色冶金工业增长34.9%,有色工业增长33.1%,建材工业31.5%,食品增长28.5%。农业形势出现明显好转,2001年俄罗斯粮食产量破了苏联时期的记录并再次成了粮食出口大国,自上个世纪20年代以后,俄罗斯第一次出现了富余的饲料粮,从而有利于食品工业发展和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 投资信心明显增强。企业经营状况明显好转,2003年1-8月俄联邦企业实现的按美元计算的利润增长了60%。2003年,俄固定资产增长率达11.2%,是近年最高的,2002年仅为2.6%,表明俄罗斯企业家已经开始对生产部门大量投资。资本外流明显减少,据官方统计,2003年,外逃资本仅为29亿美元,远低于近10年年均200多亿美元外逃的规模,同时,出现了部分外逃资本回流的现象。 国家预算盈余猛增。近年俄罗斯一直奉行非赤字预算政策,从2001年以来一直保持预算顺差,2002年达到49亿美元,迄止到2003年1月1日累计预算赢余达66亿美元,而2003年一年内预算赢余又增加了74.5亿美元,节余全部进入国家稳定基金,为偿还外债提供了有利条件。 外债减少,黄金外汇储备增长迅猛。2003年,俄罗斯在支付了173亿美元外债之后,由年初的478亿美元增加到年底的720多亿美元。俄外债总额从高峰时的1600亿美元下降到2003年底的1190亿美元,这样,2003年额外债占其gdp的比例已经下降到27%,远低于国际上60%的警界线标准,比欧盟成员国所显示的期望值还低一半。卡西亚诺夫总理在2003年秋天指出,如果条件合适,现在俄罗斯可以提早归还外债。 进出口快速增长。2003年俄外贸总额首次达到2092亿美元,同比增长24.3%,顺差近600亿美元。 卢布对外币升值。12年来首次出现卢布不跌反升的现象,仅2003年卢布对美元汇率升值就达18.9%,卢布实际增值5.3%。俄罗斯居民多年来一直拼命将卢布兑换成美元以保值的时代走到尽头了。普京总统支持卢布坚挺并成为国际上可完全自由兑换货币,号召老百姓将卢布存入银行。2003年俄罗斯证券市场增长了54%,超过西欧所有证券市场的增长速度。 投资经营环境大为改善。鉴于俄罗斯经济状况的明显好转,2003年10月标准普尔一次对俄罗斯主权信誉等级提高了2个级别,将由适合投机级提高到适合投资级。从2002年美国、欧盟分别正式承认俄罗斯为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到2003年9月在美国权威的a.t.科尔尼咨询公司所作的世界最具投资吸引力国家排名中俄罗斯由2002年的第17位飚升到2003年的第8位,无不说明俄罗斯经营环境在实实在在地改善。西方商界不仅开始议论“俄罗斯经济现象”,而且,正在寻找机会进入俄罗斯这一世界新兴投资热土。可口可乐、肯德基、ikea、lg、三星等纷纷扩大对俄的投资。2003年俄罗斯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达65亿美元,同比增幅超过60%。 居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随着经济复苏,工业部门就业率在逐步提高,失业率逐年下降,2000年为10.5%,2001年为9%,2002年为7.6%,2003年下降到约6%。2003年居民实际收入增长13.5%,在2002年9.9%的基础上再提高3个多百分点,增幅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退休金也增长7%。以前拖欠工资和退休金的情况已经杜绝,居民消费快速提升,如在2003年一年内俄罗斯手机销量就增长了50%。通货膨胀率从上年的15.1%下降到12%,预计2004年将下降到10%以下。自信和尊严重新回到俄罗斯人中间,俄罗斯人在最近10多年里第一次重新感觉到“终于松了一口气”。根据俄罗斯民意调查机构的询问结果,70%以上的接受询问者认为近年国家形势好转,生活水平明显提高,“明天会更好”取代了过去多年来一直压在人们心头的恐惧感和担忧感。 经济快速增长缘由何在? 俄罗斯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何在?许多人会说是国际市场石油价格帮了俄罗斯的忙。确实,石油价格上涨,2003年国际石油均价达到28美元左右/桶,超过了俄罗斯预算的核算基础价位,使得俄罗斯预算赢余大大增加。石油价格提高对于作为石油出口大国的俄罗斯无疑是个重要因素,但绝对不是主要因素。实际上,石油高价格对gdp的增长贡献程度大约只有20%略强。 2004年1月俄政府总理卡西亚诺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国际市场石油价格提高对俄罗斯2003年gdp的增长贡献度大约只有1.5个百分点,不到gdp实际增长率的1/4。俄罗斯虽然还依赖于国际行情,但不像其他产油国那样强烈,而且,这种依赖会不断减弱。只有当油价低于15美元/桶时才会对俄经济造成重创。加工工业快速发展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很大,加工部门对gdp的贡献率从2002年的8%提高到了2003年的10%。他认为,加工工业中的进口带动了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实际上,俄罗斯从2002年才开始重视加工部门的作用。俄联邦政府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阿·库德林也认为,俄取得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得益于选择了正确的经济发展道路和有利的形势。良好的内部因素比良好的外部因素更为重要、影响更大。 2003年的趋势表明俄罗斯将“建立新的健康的经济基础,而不是扭曲的经济”。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国民经济预测研究所所长维克多·伊万特尔也认为,俄罗斯摆脱了经济下滑的特殊时期,经济开始高速增长,这种增长的原因并非在于较高的石油价格,即使石油价格维持在较高水平上,也无法预期这种增长。这说明俄罗斯经济信用体系已经建立,信用平稳的国内形势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对商业和居民都很重要,继续保持这一发展环境尤为重要。 俄法律体系的逐步完善为促进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税收政策经过多次改革,2003年俄税负水平被认为是欧洲最低的。2004年1月1日起开始取消5%的销售税,增值税率从20%降低到18%,这将进一步刺激生产与投资。同时,开始实施新的海关税法,其特点在于精简、统一、高效和信息化,国际人士认为,新海关法的实施表明俄罗斯跻身于世界前10个高水平海关法国家之列。2003年俄海关不仅获得了国际海关组织副主席的席位,而且,还得到世界银行组织用于俄海关现代化信息系统的1.4亿美元贷款。同时,为了加快加入世贸组织步伐,俄已经完善了数以千计的法律,并将继续抓紧建立一系列新的法律法规,2004年还将讨论通过关于实施金融结算国际标准的法律等,以加快国内法律与国际的接轨。 此外,俄罗斯企业制度改革深化、节能和创新活动增强、投资积极性提升、居民消费信心的增强、中小企业发展提速、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等等,都对经济增长产生更深层的影响。 问题与前景 尽管俄罗斯近5年经济走出了低谷,强劲复苏,但并不意味着转轨结束和各种矛盾的解决以及市场经济的自动建立,种种积淀下来及在发展过程中不断产生的问题仍然需要努力加以消除,以实现俄罗斯经济健康快速的发展。 继续调整经济结构。逐步消除产业部门之间的不平衡,如石油天然气及与冶金采掘相关的一些加工部门发展快,而其他部门发展慢,如轻工业的恢复缓慢,其占gdp的比重从苏联解体时的10%下降到目前的1.5%。大企业特别是寡头垄断企业发展一枝独秀,中小企业发展慢,实际上俄罗斯经济中缺乏完整的中等企业这一层次,小企业的发展也不尽如人意,如俄小企业数量及就业人数近年一直在低位徘徊,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只有20%,小企业发育不良,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完善、增加劳动就业和居民收入。 其次,改善商品出口结构。除了军工产品外,俄出口商品中高技术产品很少,不到1%,能源和原材料出口占居主导的状况没有得到改善,不利于提高国际分工水平,受制于国际市场行情,降低了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俄罗斯将加大出口商品结构调整力度,努力增加高技术产品在出口中的比重,提高附加值。 建立投资激励机制。扩大吸引外资以及鼓励内资投入到不仅仅是熟悉的利润高的能源部门,还有运输工具、设备制造和高技术领域,对于俄罗斯经济复苏和持续发展非常重要。英国爱丁堡大学马克·谢菲与波尔·海阿教授在《巨大的变化:俄罗斯复归世界经济舞台》的报告中指出,俄罗斯对外国投资开放并全力发展工业生产的某些部门,以便提高其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是俄经济健康发展的最有效途径。俄1999年通过的新外资法主要是给外商提供国民待遇并着重保护,而缺乏优惠与奖励制度。 继续改善法律环境,加快入世步伐。从1993年开始,俄罗斯入世谈判已经进入第11个年头,目前主要的障碍在于农业补贴政策上的差距、俄罗斯国内外市场能源价格扯平、过渡期安排、服务市场的准入等。由于处身于世贸组织之外,俄罗斯每年因受到商品出口歧视与制裁的损失达到20多亿美元。同时,长期游离于最大的国际贸易组织之外,也不利于扩大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合作。 尽管存在着一些困难和不确定性因素,俄罗斯近5年的经济调整和增长以及改革继续深化加上其所拥有的各种资源与增长潜力,都将为俄罗斯经济实现持续增长打下良好的基础。正如普京最近所表示的,俄罗斯已经具备了大规模地建设现代的和强大的经济并最终建成有竞争力国家的一切条件,俄罗斯在2000年提出的gdp在10年内翻一番的任务将完全“可以实现”。 按照最新人口统计预期、资本积累和生产率增长模型估算,高盛公司预计,bric(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英文首字母简称)四国是在未来40年经济发展最快的新兴市场国家,作为bric四个新兴市场经济体之一的俄罗斯将在2020年前超过意大利、2025年前超过法国和英国、2030年前超过德国。虽然到2050年从总体上bric的经济总量超过g6(法国、德国、意大利、美国、英国和日本),从人均水平看,差距仍然较大,只有俄罗斯能赶上g6的中低水平。如果一切顺利,那么,普京2003年5月所提出的“在可预见的未来,俄罗斯应当在世界上真正强大的、经济先进的和有影响的国家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目标就不会是遥不可及的了。 经济现象论文:“陕西现象”的经济地理学解析 摘 要:“陕西现象”是近年来陕西省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不协调的现象。该现象经陕西省统计局总统计师杨永善先生在《陕西日报》理论版上披露后,立即引起了广大干部、群众和众多学者的密切关注。已有许多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该现象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解读,从区域结构的维度分析,并就如何遏制并逐步消除这一现象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 关键词:“陕西现象”;区域结构;轻工业;城镇化 一、引人深思的“陕西现象” “陕西现象”主要有十个方面的表现:高新科技与比较滞后的经济并存;先进的文化与保守的思想观念并存;蓬勃发展的高等教育与落后的基础教育并存;经济发达的关中与贫穷的陕北、陕南并存;实力雄厚的国防工业与薄弱的中小企业并存;大量引进人才与某方面又浪费人才并存;一些实事虚干与某些虚事又实干并存;千方百计招商引资与屡屡发生闭门宰客并存;部分高收入阶层与广大城乡居民的低收入并存;全国综合竞争评价中,知识化和网络化的高名次与经济发展指标的低名次并存。 在《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2002年)中,陕西省的区域创新能力平均得分28.75,居全国第十位,仅次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各省市,居于中西部首位。在全国科技进步监测及综合评价中,陕西省的总排名是第十位,同样高居中西部首位,但其人均gdp却远远落在东部各发达省市之后,也落在中西部很多省区之后。2003年,陕西省的人均gdp仅为6480元,大约是浙江省的1/3,在全国31省、市、区(不包括港、澳、台)中排在第26位。 二、从区域结构看“陕西现象” “陕西现象”的产生,既有历史原因和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和其他诸多方面的原因。 (一)从区域产业结构看“陕西现象” 这里,我们仅讨论第二产业的内部结构。因为我国大部分地区正处于工业化阶段,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主体。2000年,陕西省工业总产值为1184.58亿元。其中,轻工业总产值为350.23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29.6%;重工业总产值为834.35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70.4%。2003年,陕西省工业总产值为1851.5亿元。其中,轻工业总产值为4 239.3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23.2%,比2000年下降了6.4个百分点;重工业总产值为1422.2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76.8%(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可见,重工业比重过大,轻工业落后且比例持续下滑,是陕西省产业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陕西现象”的形成过程中,轻工业的落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首先,轻工业发展的滞后,使陕西的“三农”问题日趋严重。轻工业以农副产品为加工对象,其发展滞后致使农副产品缺乏深层次的加工,产品附加值低。一方面,农民出售初级农产品,获益较少;另一方面,缺乏农产品加工企业,农民无法在加工过程中受益。这既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又影响农副产品的商品化和社会化。其次,进入门槛低的轻工业发展的滞后,又导致了个体经营、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滞后问题。陕西省国有和集体工业的比例明显高于全国、东部、西部的平均水平,而股份制经济成分和外商投资比例很低(表1)。非公有制经济在解决农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等方面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最后,没有轻工业的充分发展,也会抑制对重工业产品的有效需求,从而对重工业的发展产生制约作用,轻工业的滞后拖了进一步工业化的后腿。 重工业的发展在增加人民收入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的作用远没有轻工业那么大,尽管其发展可以促进区域发展,但更多地表现在“富区”上,而不是表现在“富民”上。尤其是国防工业(在陕西省的工业结构上有突出地位),由于其属于“条条”管理体系,所以,对于地方社会经济(“块块”经济)的贡献很小。陕西省科技力量雄厚的国防工业主要集中在中央驻陕单位,是由中央各部门设置和配备的,不是为陕西省的经济发展而专门设置的;且大部分都是采用迁建式“移民”的方法搬来的,而不是在陕西省的经济建设中培养起来的。这些嵌入的产业与当地传统产业没有融合在一起。各自循环,形成典型的二元结构,没有使现代产业变成带动地区经济的增长极。 总之,轻重工业比例失调,是陕西省广大居民收入偏少、生活水平偏低主要原因,也是全省经济落后的重要原因,同时,又是陕西省产业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二)从空间结构看“陕西现象” 1.城市空间发展不平衡 从全省看,陕西省的社会经济活动高度集中在关中陇海铁路沿线。2003年,gdp排在前五位的城市中,有四个(西安、咸阳、宝鸡和渭南)在陇海铁路沿线,而陕南、陕北地区中心城市数量不足,经济实力不强(表3)。 2.城市规模等级结构不合理 城市规模等级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口规模等级结构不合理。2003年,第一大城市西安的人口为510.26万,第二大城市咸阳仅为94.57万(资料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城市首位度为5.4,大大超过正常值2,高于我国其他大多数省区(表2)。从表2可看出,经济较发达的省区城市首位度都在正常值2左右。陕西省大城市畸形发展、中小城市发展缓慢的直接后果就是县域经济的落后。截至2004年9月,陕西只有3个县级市,而江苏有27个,山东有31个,广东有23个。 二是经济规模等级结构不合理——西安的经济规模远远大于其他地级市(表3)。2003年,西安的gdp为858.52,是第二位城市宝鸡的5.47倍,占十地级市gdp总和的62.62%,占全省gdp的35.79%;而北部的榆林和南部的商洛分别仅占十地级市gdp总和的1.56%和1.00%,仅占全省gdp的0.89%和0.57%。 其他中小城市由于经济规模较小,不能有效地担负起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的重任,这使广大小城镇及农村居民处于较为贫困的境地。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人口、经济活动在西安这个大城市高度集中,必然导致其他资源要素的高度集中,如教育资源、科技资源、人力资源等,从而使得“陕西现象”进一步加剧。 三、对策和建议 (一)调整产业结构 1.“补课” 陕西省的工业化没有经过轻工业的充分发展,直接跨入重工业阶段。这显然有异于第二产业内部结构的演变规律。 区域工业化过程一般要经历三个阶段:重工业化过程、深加工化过程和技术集约化过程。区域工业化的首选是轻工业,因为其投资少,建设周期短,见效快,吸收劳动力多,且原材料可以直接从传统产业中获取。轻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则需要重工业为其提供先进的技术和装备。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工业品的需求会由一般日用消费品转向耐 用消费品,这将为制造业的发展创造广阔的市场。促使重工业化过程开始逐步进行。 在我国,通过大力发展轻工业促使本省经济腾飞的例子为数不少,最成功的当属浙江省。2000年,其轻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54.1%(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轻工业的蓬勃发展在其经济增长中作用突出,浙江省的县域经济全国闻名,它们在产业选择上基本以轻工业为主,以专业化和集群化发展为特色,如诸暨市的“袜业之乡”、嵊州的“领带城”、上虞市崧下镇的“伞具之乡”等,都在全国占有突出地位,其成功经验值得借鉴。 总之,要先“补”上轻工业发展滞后这一课,千方百计地提高人民群众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方能有效地加快小城镇及农村的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差别,活跃非公有制经济。激活全省经济的发展。 2.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陕西省的科技力量优势十分明显,当前主要任务是要想方设法地充分发挥这些优势,使其尽快转化为第一生产力。转化为新的经济优势,进而产生出巨大的经济效益。目前,要重点发展陕西高新区,以提升其产业竞争力,并带动其他地区传统重化工业的技术改造。 (二)调整空间结构 今后陕西省城市发展的主要目标应是建立完整的规模等级和结构合理的城市体系,逐步改变城市空间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一方面要控制西安与其他城市之间经济差距进一步拉大;另一方面要逐步打造地区性中心城市,使之发展壮大并成为所在区域的增长极,从而推动区域经济的全面发展。 要实现上述目标,必须大力推进城镇化,以优化城乡结构,促进区域经济良性循环和社会协调发展。 第一,要加强地方性中心城市建设,完善城市体系。首先,将宝鸡建设成陕西西部的中心城市。其次,将延安、榆林、安康和汉中建成所在地区的中心城市。 第二,要加快县城和重点镇建设。一是要促进社会经济要素向县城和重点镇集中,使其成为县域经济、科教和文卫中心;二是要实施重点镇建设计划;三是要建立一批省和地级市的乡镇企业小区。 第三,要优化区域布局,加强城镇群的建设。在关中陇海线沿线的中部建设西安都市圈,西部建设以宝鸡为中心的城市群;在陕南沿江一线的东段建设以安康市为中心的东部城群,西段建设以汉中市为中心的西部城镇群;在陕北西包铁路沿线的南部建设以延安为中心的南部城镇带,北部建设以榆林为中心的北部城市带。 四、结语 “陕西现象”严重地制约了陕西省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向前发展,是陕西省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巨大障碍。通过合理的产业结构调整,可使广大居民收入有较快地增长,人们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贫困问题得到基本解决;通过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可增强企业的竞争力,保持经济活力,促进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通过合理的空间结构调整,可发挥大城市的带动作用,加快落后地区的发展。 经济现象论文:浅议国际经济学双语教学中的贫困化增长现象 [摘要]贫困化增长在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中是一个屡见不鲜的现象,对国家的福利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在我国,随着双语教学的深入开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出现了贫困化增长的问题。本文以《国际经济学》双语教学为研究对象,剖析了在实践教学中的贫困化增长现象,并提出了适当的调整建议。[关键词]国际经济学双语教学贫困化增长浅议《国际经济学》双语教学中的“贫困化增长”现象蒋兰陵(扬州大学经济学院)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双语教学已经在普通高校中走过了十多个春秋,在教学要求、方法、内容等方面都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以《国际经济学》的双语教学为例,笔者发现,近几年来在双语教学中不自觉地出现了一种“贫困化增长”的现象。 一、贫困化增长的理论分析 (一)贫困化增长的含义美国经济学家萨尔瓦多的《国际经济学》(第8版)现在已经被许多高校作为《国际经济学》双语课程的教材,在该书第七章———经济增长与国际贸易中,说明了贫困化增长(immiserizing growth)出现的原因。贫困化增长也称为“不幸的增长”,由经济学家杰格迪什·巴格瓦蒂提出,主要是指即使福利效应自身可增加国家福利,贸易条件也有可能下降很多,以至于使国家福利出现净下降。 (二)贫困化增长出现的主要原因根据巴格瓦蒂的观点,出现贫困化增长现象的原因与贸易条件的恶化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技术进步带来的经济增长使得一国的出口在贸易条件不变下大大增加;如果该国是一个大国,那么出口的增加过大会导致贸易条件恶化;若这种出口商品的需求收入弹性非常低,则会导致该国的贸易条件进一步恶化;再加上该国对贸易的依赖程度很强,以至于贸易条件的恶化引起国家福利的减少,从而出现了出口越多越穷的奇特现象。(三)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化增长”国际经济学理论中提到的贫困化增长问题,主要容易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就中国而言,改革开放以来,其对外贸易增长迅速。据统计,2005年中国的贸易总额达到1.4221万亿美元,是1980年的78.5倍,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然而,伴随着不断扩大的贸易规模,贸易条件呈现出不断恶化的趋势。据测算,与1995年相比,2004年贸易条件下降了近35%。国内有不少学者对中国贸易条件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基本研究结论就是贸易条件呈现出总体恶化的趋势,而贸易条件的恶化导致贫困化增长现象的产生。贫困化增长现象不仅出现在了中国的贸易领域,更有甚者,在中国的教育方面也越来越明显。 二、《国际经济学》双语教学中的贫困化增长现象 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大学双语教学试点,其规模逐渐扩大,涉猎的领域也越来越宽泛,但是随着双语教学的不断成熟,其教学质量、教学效果并没有与其规模成正比,相反教学质量正不自觉地陷入“贫困化”陷阱。 (一)双语教学的“三多”现象 1.开设课程的种类越来越多在开展双语教学的初期,各大院校都处于试点阶段,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以国际贸易专业为例,最早开始的就是《国际经济学》,而且试点阶段维持了三至五年。21世纪以来,为了与经济全球化相适应,有目的地培养新世纪创新人才,双语教学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国际贸易专业由原来的一门《国际经济学》不断拓展至四至五门双语课程。一方面,由原来的一门专业课扩展到多门专业课,如增加了《国际营销》、《国际商法》、《国际金融》等;另一方面,由专业课延伸至基础课程,如将原来的《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也改成了双语课程。 2.教学对象的人数越来越多在《国际经济学》的双语教学中,早期只是一个试点,面对的是与国外大学联合办学的学生,这些学生具备较高的英语水平,也有一定的中文经济学基础。但是现在,接受《国际经济学》双语授课的学生人数已经成几何系数增加,除了合作办学的之外,国际贸教材与教法研究. 经济现象论文:从几起案件论新经济形势下贪腐现象的新特点及对策 摘要:改革开放50年,中国的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这个速度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仅仅三十年的时间,中国完成了从农业到工业再到信息化的转变。伴随着这种转变,各种矛盾和问题也呈现了纷繁复杂和急剧变化的趋势。特别是本世纪以来,社会各界尤其对贪污腐败的讨钱之声越来越高,作为检察机关查办的贪污腐败案件的也越来越多,这一方面说明民众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度很高,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的打击力度也越来越大,是对检察机关工作的肯定,同时也是鞭策。这就要求我们要研究新的经济形势下贪腐现象的新的特点,同时制订出新的对策。 关键词:贪腐现象;经济形势;案件 先看几起案件。 第一组。 08年7月原福建省福州市福田区沙头街道办事处的报帐员张丽萍因在03年10月到2007年7月间以篡改单据等手法贪污单位现金886万多元被判刑。 同月,曾任北京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原副院长肖云良因贪污、受贿共计152万余元被市二中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8年。并处没收24万元个人财产。 同月,曾于2007年2—7月任陕西省旬阳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原会计曾诗平利用职务之便套取合作医疗基金61万余元被旬阳县法院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第二组。 内蒙古赤峰市原市长徐国元任职6年敛财3200万元,月均44.44万元;北京市海淀区原区长周良洛受贿1600多万;山西临汾副市长苗元礼受贿7000万元;据检察机关和法院查明,重庆巫山区原交通局局长晏大彬任职6年贪污2226万,陕西省高速集团原董事长陈双全受贿1700多万,晋煤集团原供应处处长孙水有2000多万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南宁市政管理局原局长受贿2600余万元,山西贫困县县长崔保红五年敛财近1000万,广西贵港市委秘书长高二刚夫妻贪污千万元。 第三组。 2009年4月,原海南省海口市规划局主管土地规划管理及审批的副局长陈立奇被海南省第一中级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司法机关查明他在2002—2008年6月任职期间,先后收受江苏南通金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11家单位贿赂130万。而逸11家单位无一例外全是房地产公司。 09年7月,分管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副主任卢锦洪被起诉。同月,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副书记郑敏华因在任开发区经济发展总公司副总经理期间凭借主管单位基建项目的权力收受房地产商、工头贿赂20万被起诉,贵州省遵义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蒋永因在任市总工会主席期间收受开发商贿赂58万被判刑11年;贵州省环保局原机关党委书记王茂敏因在任普安县领导期间收受普安青山电力公司及普安普天大道工程开发商贿赂101万元获刑10年;贵州金苑集团股份公司原监事会主席何卿华因在任省电力建设第一工程公司经理期间为土地开发商揽接项目受贿436万元获刑14年。 第四组。 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建设局局长周广玉在泰安市是个派头很大的人。他自己拥有18家公司,领域涉及房地产、典当、工程监理、担保、制药等五大行业。所以他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我公司挣的钱已蛮够我花的了,公家的钱、单位的钱我不会用一分。但就是这么个“廉政模范”突然被检察机关查明受贿691万、贪污31万、挪用公款1100万元,并因此被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有报道说在郑州市须水镇西岗区经济适用房被开发商建别墅、上海闵行区梅陇镇在建的商品房倒塌事件中都见到政府官员的影子。郑州开发商大股东的丈夫曾是郑州国土局的领导,二股东的丈夫是项目所在区的警察;上海开发商的股东有许多是当地政府的官员,甚至是负责房地产事宜的官员。(据新华网) 以上四组案(事)件都是最近三年内发生的。最远的是07年,最近的是09年7月。从中我们可以至少梳理总结出当前新的经济形势下出现的贪腐事件的一些新特点、新动向。 一是从贪腐对象年龄和职权上看,低职低龄化趋势明显。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直到本世纪最初的几年,“49”、“59”现象突出,一些将要离开领导岗位的人为了自己有一个“幸福宽裕的晚年”在“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思想指导下,大肆贪污索贿,结果晚节不保。但从以上案件我们可以看出,没有级别的单位报帐员在短短四年间贪污800多万时仅有31岁,股级干部曾诗平几个月把61万元装进腰包时刚过完36岁生日,梦想着自己成为“亿万富豪”的科级局长周广玉也仅仅48岁。 二是从贪腐数额上看越来越大。1933年根据当时临时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26号训令,贪污500元的苏区中央政府科长谢步升被枪毙。1983年1月,广东省海丰县县委书记王仲被执行死刑,他贪污了6.9万元。2000年,成克杰贪污受贿2000万被判死刑。从此在司法机关查办的案件中涉及到千万以上的就司空见惯了。有人说,现在的贪官已进入“千万级时代”,话虽有点绝,但也是事实。据中新网报道,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国土局局长蒋亚平甚至贪污敛财过亿,从而使自己成为当前全国贪污最多,职别最低的贪官“冠军”。 三是从贪腐行为发生的领域来看,不仅原来的“重灾区”如房地产开发、道路工程建设、土地管理等领域继续保持“强劲势头”外,在其他领域也呈多发态势。著名学者任建明在08年2月份的《寮望》周刊上曾撰文指出:工程建设、土地管理领域发生的案件近5年比五年前增长了61.3%。不仅如此,“传统上,人们都只关注政府和公共权力的腐败,而近些年,腐败已经在非政府公共部门,包括高校和医疗系统,私营部门(市场及企业领域)以及社会各个领域流行和蔓延”。“中央采取的一系列改善民生的项目中的腐败行为也有增无减,比如教育、新农合、劳动保障等等”。以上的几起案件也明显地印证了这个观点。如果说“有工程的地方就有腐败”,是一种坊间传说的话,有关网上的“房地产、教育、医疗的严重腐败已是压在人民群众头上的新三座大山”的说法就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了。 四是从贪腐手法上看,越来越隐蔽。改革开放初期“双轨制”的实行“造就”了一大批在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之间钻空子的掮客,经济领域的腐败也因此而产生。上世纪末在反腐领域产生了一个新的名词叫“权力寻租”,起因就是国家全面实行了市场经济,在传统产品价格方面没有了“签字权”的各级审批者们纷纷转变了自己的态度,但“傍大款”没有流行多长时间就成了过街的老鼠。身为当时岱岳区房产局局长的周广玉就是“先知先觉”者,他在1999年就成立了自己的房地产开发公司,此后一口气成立了18个公司。他把贪污受贿来的资金投入到这些公司中,然后以自己的身份为依托“拓展”公司业务(凤凰网09年6月2日)。 无论有人说这是“洗钱”的一种方式,还是郑州别墅案的背后的影子、上海闵行区倒塌楼房背后的影子都是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新动向。至于那些区县委书记的车补问题引起的民愤是制度的问题还是其他的什么就留待以后让事实说话吧。 有鉴如此,在当前新的经济形势下我认为反贪腐工作重点要在不同层面上做好一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在立法层面抓好监督制度的建设。“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这是在现代经济社会被证明了真理。无论是单位的报帐员还是身居中央的国级干部,只要他失去了监督,就会为所欲为。在市场经济体制内,“资本的目的就是寻找最大的利润”(马克思语),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孙立平教授认为“当今社会生活的复杂化使得许过去行之有效的措施在今天变得苍白无力,其结果就是权力失控。所谓权力失控,既是权力成为一种外部无法约束,内部也无法约束的力量”。类似上面提到的福建省福州市沙头街道办事处报帐员张丽萍判刑之后的“要是早点审计就好了”的哀叹虽有点倒打一耙的意思,但如若政府能把对官员的日常监督纳入到正常的轨道上来,这种“受埋怨”的词会少听到一些。具体的就是应尽快出台公职人员个人财产公开申报制度,因为“任何贪官污吏要贪赃枉法,不管什么形式,最后都会变成家庭财产”(王明高《科学制度反腐》),在这个制度中特别需强调的是公开的广泛性,不能仅仅限于本单位或者本部门甚至让办公室填好了规定的表格直接送“有关部门存档”了事。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网上调侃的“你们假装申报,我们认真审查”的尴尬。 二是在司法检察层面上首先要加大对腐败分子的处罚、追逃和赃款赃物的追缴力度,不让腐败分子在经济、政治、社会上得到任何好处,通过让贪官自己自己感受搞腐败的高成本、高风脸,以支持长期的反腐败的长期进行。其次是加大大要案的侦破力度。“擒贼先擒王”,一个地方每破获一个大案要案,就可震动、教育一大批人,社会效果也会很好。第三是注意总结查办案件的工作经验,尤其要注意案件线索的收集整理,不仅要注重日常工作的检察、群众的来信来访,网上的消息也应认真甄别。有条件的地方不妨成立专门的案件研究室,对检察工作的对象、领域、信包的收集重点研究,给领导决策提供必要的依据。 三是在社会层面上,传统媒体、网络应发挥自己的优势,发挥监督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政府应该首先走在前面,不仅要倡导“领导干部应习惯在舆论监督下工作”(《求是》2009年第14期署名文章),更主要的是要制订制度,让民间反腐有一个制度化的出口——目前以网络为平台的民间反腐以其快捷、高效且廉价的优势开辟了反腐新渠道,但这种形式也暴露了许多问题,政府要做的不是禁止,而是保护。有关专家指出,给民间反腐一个制度化的出口,必然是我国下一阶段反腐斗争一个躲不开的重要命题。 经济现象论文: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显现的“滞胀”现象分析及其矫治方略新探 根据相关数据(主要是指反映通胀程度、失业程度和经济增速下滑程度的数据)显示,当前我国经济运行已经显现出“滞涨”现象。国际金融危机向经济危机的深化,正在严重地推进和加剧我国经济的“滞涨”。这对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提出了新的难题。我们必须正视这一客观事实,及时研究破解对策。本文运用中国特色分享经济机制原理,从革新微观经济组织内生机制入手,以全新的视角提出了应对“滞涨”的对策。 关键词:滞胀;中国经济;分享经济机制;难题破解 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当我国学术界正在争论中国是否还存在通货膨胀问题的时候,“滞涨”已在悄悄地毫不客气地向我们走来。人们看到,持续上涨的通胀率、失业率和经济增速下滑以至局部经济出现衰退,使人们不得不回顾一下“滞涨”这个词。 所谓“滞涨”,是“停滞通胀”(stagflation)的简称,指国民经济出现的通货膨胀和经济下滑交织并存的状态。在通常情况下,经济危机或萧条阶段,失业增加,物价下跌;经济繁荣阶段,失业减少,物价上涨。但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种新现象:一方面是经济增长缓慢或停滞,及由此引起大量失业;另一方面,是通货膨胀加剧,物价持续上升。特别是1973-1975年资本主义世界性经济危机中,在生产大量缩减、失业猛增的同时,通货膨胀率仍普遍高于10%。(用国际上的标准来看,超过10%即属于恶性通胀)。这两方面的状况同时并存,使国家在采取干预经济的措施时顾此失彼,进退维谷,无所适从。当时几个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遇到过这种情况。 目前,我国也遇到了这种情况。我国宏观调控政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从防止经济过热、控制基建规模,一下又转回到用4万亿投资来保持经济升温,重新上马大规模基建,使本已过剩的差能再度增加。在乘数效应很小的情况下,扩大内需增加就业的效应是短期的,而造成的产能却又要加剧生产过剩。国家应当着重于用适当投资创造长期就业机会,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职工工资,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用以提高广大群众的有支付能力的生活需求,从而尽快启动内需的拉动作用。 一、宏观经济运行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9.7%,尤其是十六大以来,年平均增长率在10%以上,据国家统计局显示,2006年为11.6%,2007年更是达到了11.9%,经济实力大幅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但是,在看到经济发展取得的非凡成就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已经严重存在的一些问题,更不能对这些问题掉以轻心,否则将会给国民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带来较大的风险隐患。 (一)宏观经济失衡严重 经济失衡是目前中国经济运行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而经济结构失衡则更为突出,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1、总需求结构失衡。总需求结构中,消费需求偏弱、投资和净出口需求偏高。众所周知,总需求的各个构成部分对gdp增长的贡献是不同的。研究显示,居民消费、政府支出和投资分别增长1个百分点,可以分别带动gdp增长1.05、0.51和0.44个百分点,而净出口的增长率对中国长期gdp的影响不显著。这说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是最有效的。但是,近年来我国的居民消费率却在不断下降,经济增长主要靠高积累、高投资和高出口来支撑。这种增长模式加剧了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消费与积累之间的矛盾,最终导致总量失衡,损害了经济增长的福利效应。 2、产品结构失衡。高端产品、适销对路产品的产量不足,低端产品严重过剩;高污染、高耗能的产品和一些低附加值的产品仍占很高的比例;产品种类单一,产业链条短。以房地产业为例,中小户型、经济适用型的住房比例太低,豪华型、大户型供应量却严重过剩,普通老百姓买不起豪华型、大户型的房子,而买得起的中低档房市场供应又不足,使得占中国绝大多数的中低收入阶层的购房需求得不到满足。这种不合理的产品供求结构会直接导致房地产业的不健康发展。 3、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目前中国最突出的结构问题是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少突出矛盾和问题都与此有关。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居民所得占国民可支配收入总额的比重大幅下降,政府所得的占比大幅上升;资本所得不断上升,劳动所得不断下降。收入分配结构的倾斜,会造成投资增长快、消费启动难的格局,带来投资和消费结构的失衡。同时,收入较低的人群相对集中在农村和中西部地区,收入分配结构的不合理也就意味着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的扩大,进而影响到国民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也和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目标相悖。 (二)“滞胀”现象日益凸现 “滞胀”,在经济学特别是宏观经济学中,特指经济停滞与高通货膨胀及失业同时存在的经济现象。通俗地说就是指物价上升,失业增加,但经济停滞不前的一种经济现象。在一国经济中,一般情况下通货膨胀必然伴随着经济过热、过快。通货紧缩必然伴随着经济萧条,在运用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等手段对这两种经济现象进行调控时,目标很容易确定,政策组合选择非常明确。经济中最为可怕的现象是出现“滞胀”,它是相互反向的经济现象交织在一起的不正常情况,无论货币手段还是财政手段的决策都非常难,用任一政策组合调控都会出现顾此失彼的现象。目前中国滞胀现象正逐步显现。 1、已由结构性通胀上升到全面通胀 目前,通货膨胀局面已经形成。我国2008年的实际通胀率应是10%左右,也就是说,已出现严重的通胀局面。所谓通货膨胀,就是物价总水平持续不断地上涨。所谓物价总水平上涨,不是看个别或部分商品价格上涨,而是指工业品和农产品,消费品和服务费用全面上涨;所谓持续不断地上涨,不是短时间上涨,或偶尔上涨又很快下跌了,而是指较长时间上涨。经济学中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指标来判断通货膨胀状况。从2007年1月到2008年5月,cpi已持续上升了16个月(各月的cpi是:2.2,2.7,3.3,3.0,3.4,4.4,5.6,6.5,6.2,6.5,6.9,6.5,7.1,8.1,8.3,8.5%);虽然2008年6、7月份有所回落,但仍分别在7.7%和7.1%的高位上。上涨的幅度,从2007年8月至年底已连续11个月在6%以上。2008年一季度达到8%。而物价已由年初的结构性上涨逐步蔓延到全面通货膨胀。 一方面是全国工业品出厂价格(ppi)持续高涨,同比涨幅趋高不下。从2007年10月份的3,2%持续攀升到2008年7月份的10%,涨幅达到了两位数,是1996年以来的最高涨幅。并且从2008年3月份开始连续5个月都在8%的高位平台上递增。 ppi反映的是工业品进入流通领域的最初价格,是制定工业品批发价格和零售价格的基础。cpi反映的是居民购买消费品的价格。一般认为,ppi是cpi的先行指标,ppi对cpi存在一定的影响,两者呈现出一定的正相关关系。虽然在实际经济活动中,ppi对cpi的价格传导存在一定的时滞,但如果ppi上涨,经过一定的滞后期之后,cpi也会出现上涨。ppi可以通过食品价格、能源价格和其他消费品价格向cpi传导。但由于ppi与cpi的构成不同,其传导路径并不总是有效,ppi与cpi在短期内出现背离是有可能的。这也是目前所表现出来的ppi出现越来越大的剪刀差的原因。但从长期看,二者的走势应该是一致的。所以,ppi会通过传导机制缩短与cpi的剪力差,拉高cpi,加速通货膨胀,并非一些学者所认为的ppi不会向cpi传导。 实际上,当前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通胀。不但cpi上去了,ppi也上去了。ppi从2007年10月份开始上扬,比2007年9月份上涨了3.2%,到2008年4月份已上涨到8.1%。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已传导下去,必将加剧下游商品涨价,加大通胀的预期。2008年以来通胀率已超过了8%,而目前的银行存款利率为4.17%,出现了约4%的负利率,这是非常危险的信号。根据历史经验,当银行存款利率变为负数之后,不久将出现通胀率的加速上升。负利率的出现意味着人为地刺激通胀率上升。加息是稳定居民通胀预期的有力手段。负利率对社会强势集团有利,而对广大居民有害。因为通过负利率会使广大普通居民的存款贬值,贬值部分的货币流入了强势集团的手中去了,从而加剧贫富差距。令人不解的是,2008年央行多次降低贷款利率以救楼市,但对广大工薪阶层的存款则一次也不加息,是居民存款负利率愈来愈大。金融当局对存款拒不加息,放任负利率猛增,客观上为通胀以至滞涨推波助澜。 另一方面是更为全面的通胀指标gdp平减指数涨幅屡创新高:从2007年全年的5.2%上升到2008年一季度的8.3%,再进一步上升到二季度的8.9%。这意味着通胀已不仅仅局限于cpi中的猪肉等食品领域,而是逐渐向非食品领域蔓延。 2、经济已出现明显的衰退迹象 我国目前所面临的经济下滑威胁已经超过通胀威胁。2007年gdp增长率为11.9%,而2008年上半年为10.4%,比上年同期回落1.8个百分点。笔者认为,这一态势会继续延续下去,且还会进一步地向下滑行。不可否认,为抑制通货膨胀而采取的各项政策手段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这也是经济出现下滑的信号。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十几年的快速增长,主要受益于出口和投资增长,但是,我们目前转而出现了有效投资降低、消费长劲不足和出口增长明显下降的局面。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8年一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4.6%,比上年同期增长0.9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5.9%,增长0.6个百分点。从宏观数据上看,这种投资增长还算平稳。如果扣除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同季度高达8.6%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一季度实际投资增长速度则只有16%,说明有效投资是下降的。根据有关研究表明,每当投资增长速度低于20%时,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就会比较慢——明显低于其潜在的增长能力。因为我们的投资拉动主要体现在对资源的竭泽而渔式的开采利用。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深入贯彻,能源、资源拉动经济的力量必然减弱,投资也将会下降,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可忽视。这样,经济增长的希望落到了居民消费上。但纵观历年的消费率:1978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为62.1%,“六五”期间平均为66.2%,“七五”期间为63.4%,“八五”期间为58.7%,“九32”期间为59.4%。2000年至2006年我国最终消费率分别为61.1%、59.8%、58.6%、55,5%、53%和52,1%、36.4%。国家统计局尚未发表2007年数据,据专家估计可能小于36%,说明了最终消费率呈现出明显的逐年降低趋势,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降低。2007年以来,人民币升值和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带来出口商品成本上升。美国次贷危机造成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已经开始明显减弱,导致出口增速放缓,并已使我国一些出口企业不堪重负,有些已经转产或者关门大吉。中国实际出口量的增速已由去年的24%下降至今年上半年的13%;与此相伴随,中国的贸易顺差今年前两个月也出现了大幅度缩减。去年月均贸易顺差额在220亿美元左右,但是今年前两个月平均只有140亿美元,其中2月份只有85.5亿美元。这是自2003年以来出口月度增长的最低点。种种迹象表明,我国经济已经出现明显下滑。经济增长下滑会引发诸多问题,如企业破产,银行坏账,失业增加。其中最重要的是失业问题。2008年失业率同比增加幅度不小,出现了大学生、硕士博士生就业难,为历史之最。 3、失业愈来愈严重 2008年上半年,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员835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0%,但这一数字并不能反映我国真正的失业率。因为这仅是登记在册的失业人数,是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登记的“在岗职工”,没有正式登记的就没算入失业率之内,并且1.5亿多农村富裕劳动力也不在此统计数字之内。还存在一些隐蔽性失业,一些企业效益低下而轮岗的失业人员,下岗职工,等等。如果把所有这些失业群体都考虑进去,那么中国的总失业率将远不止4.0%。另外,由于资金短缺、需求减缓、成本上升等原因,全国2008年上半年有6.7万家规模以上中小企业倒闭,超过2000万工人被解雇。浙江省2008年上半年有上万家企业出现亏损,还有少数企业“变脸”转产,有的甚至转向另一行业,很多大型企业也都面临升级转型的压力。而这都会造成结构性失业的进一步延伸,也都会导致失业人数的急剧增加,进一步严重制约中国经济的增长。 2009年我国将新增就业人口2400万人,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原本用于出口的大批产品出口受阻,导致企业大批量倒闭、停产,由此将带来大约2500万人失业。据有关专家估计,2009年我国失业率可能达14%,这是十分危险的。特别是数千万失去工作的农民工,其流动性大、群体规模大,将成为目前最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三)居民消费动力不足 消费率的高低和走向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后劲是否长足。本世纪以来,中国国民经济的消费率(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持续走低,我国目前的消费动力存在严重不足。 1、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倾斜使居民消费率走低。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国民收入分配在政府、企业、居民三者之间的比例会有此消彼长的变化。特别是当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参照国际上通常的发展经验,国民收入分配在政府方向的比例应该是逐步缩小才合理,但在中国则恰恰相反,不是缩小而是呈进一步向政府倾斜的趋势。统计数据显示,政府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由2001年的14.9%上升到2005年的17.3%。而居民收入所占比重则由1998年的68.1%下降到2005年的49.55%。另外,2006、2007年政府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分别为21.7%、24%,远高于同期gdp增速,但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实际增速则与同期gdp增速大体接近。由此推断,最近两年政府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仍保持扩大趋势,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倾斜的格局并没有改变,国民收入在居民、企业和政府三者之间分配的比例仍然严重不合理。 2、劳动力工资低下导致劳动力再生产萎缩。尽管工资制度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最合适的制度,但仅就工资制度而言,目前却也不能在我们的大部分企事业单位完全贯彻执行。很多企业都未能实行最低工资制,且我国工资增长速度远低于gdp的增长速度,工资在gdp中的比例呈明显下降趋势。1980年工资在gdp中的比例为17.1%,2002年下降为12.5%,到2006年的时候下降到11.7%。这一占比别说与美国的50%难以相比,就连同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印度也以30%遥遥领先于我们。就是说,我国劳动力工资水平实际上处于世界最低国家之列。 劳动力工资低下造成了作为国民主体的劳动者的实际购买力相对下降,造成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长期不足。再加上我国的医疗、养老、教育等体制的不完善,以及工资涨幅不及物价上升水平,导致大多数劳动者在强大压力下超负荷工作,脑力和体力透支并处于亚健康状态,最终导致劳动力再生产萎缩。 3、未来预期导致人们消费意向低下。收入再分配向政府倾斜,政府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支出的滞后,将导致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储蓄倾向上升。再加上物价水平上涨严重以及政府在社会公共服务方面的缺位,导致居民不得不自行考虑医疗、养老、教育等诸多方面的支出,从而极大地强化了居民的储蓄动机,压抑了居民消费的欲望,进而阻碍了居民消费水平的合理提升。 (四)必须要以全新思路解决“滞涨”问题 上述宏观经济中存在的问题纷繁复杂,却又存在着紧密联系,往往一个失衡与另一个失衡互为因果。滞胀会引起消费动力不足,而为解决消费动力不足的问题而采取的扩张性政策又会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而且不排除中国未来会出现高通长期化趋势,不能不引起必须高度重视矫治“滞涨”问题。因此,解决这些问题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需要我们有更高的智慧和更强的调节手段,既要抓住问题的主要矛盾,又要解决好各种现象之间的矛盾联系,按照以人为本、利益分享的原则,用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分享经济机制解决宏观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二、中国特色分享经济微观组织的内生机制 微观经济组织运行是宏观经济运行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运行和经济增长的主要载体和动力源。宏观经济的健康运行最终要依托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协调运作。中国特色分享微观经济组织内生有多种机制,宏观经济的各种问题最终要通过这些内生机制的综合作用来解决。企业摆脱政府的工资制,转而实行净收入分成制并切实实施,便会自动产生下列机制。 (一)动力机制 1、收入增长动力。按照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的公式w=c+n;n=n1+n2+n3,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同舟共济、水涨船高、同向增减。国家和企业收入多了,个人收入也多;个人收人多了,国家、企业收入更多,没有矛盾。个人收入的不断增长,不会成为减少国家收入的威胁,反而成为国家收入和企业集体收入增长的原因。由此所形成的企业动力机制可以描述为下述良性循环:个人收入不断增长,企业动力不断增加、生产不断发展,国家、企业、劳动者个人三者利益不断增加,又造成个人收入增长……,并由此产生乘数效应,放大增长量。个人收入不断增长,不仅是调动职工积极性的手段,而且由于提高个人生活消费水平,使劳动力扩大再生产,有利于提高劳动力的素质,从而提高工作质量。从长远看,个人收入增长是劳动者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 2、技术进步动力。企业的技术进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企业的技术装备的进步;另一方面是企业职工技术素质的提高。企业实行了净收入分成制,就在制度上形成了一种促进企业投入资金,更新设备的硬约束,使企业的技术装备随着生产的运行而不断进步;另一方面,由于企业职工的个人劳动收入与其技术水平的高低紧密相关,技术水平主要决定职工的劳动收入,以“价值系数”来体现。职工的技术水平高,则价值系数就大,按劳动实绩考核后应得的劳动收入乘以价值系数最后所得的职工个人劳动收入就多,反之则相反。因此,实行净收入分成制,就使每个职工从主观上意识到技术素质的重要性,并促使他们主动地去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这样,就形成了促使职工整体提高技术水平的强大动力,从而为企业的发展注入了生机与活力。 3、激励动力。企业实行净收入分成制,国家、企业和职工三者形成了一个利益整体,共同的目标是使企业获得更多的净收入,企业获得了更多的净收入,则国家以税收的形式多得一部分,企业多留一部分,职工个人多拿一部分,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格局。因此,实行净收入分成制的企业的职工具有极大的生产积极性,劳动热情得到充分发挥。由此可见,实行净收入分成制的分享经济具有内在的激励动力。 4、增量积累动力。实行净收入分成制,企业本身可以按一定比例在企业净收入中获得企业收入,企业再从企业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用于生产发展和技术改造,追加企业的资金投入,扩大企业的生产规模。由于企业收入是按一定的比例在企业净收入中分成所得,因而是一种固定的硬约束,使企业用于发展生产的资金可以随着企业生产经营的运行自行地增长,达到增量积累的目的。从而可有效地克服企业行为短期化问题,破除了企业经营资金不足,发展困难的瓶颈。 (二)调整机制 1、市场调节机制。企业实行了净收入分成制,则以销售收入作为第一级经营目标,废除了以前的产值、产量指标,从而形成了自主经营企业的市场导向机制。具体地说,现在企业为了争取更多的销售收入,必须做好以下几个方面:一要按照市场的要求变化安排产品生产,以需定产,事先必须做好市场预测和市场决策;二是要保证产品的质量以及花色品种,使产品适销对路;三是要使产品尽量卖出去,变成货币,最低限度地减少产成品的积压;四是企业要学会市场定价,以有利的市场价格销售;五是要减少未收的应收货款,尽量避免呆帐的发生,及时回笼周转资金,加速企业的资金循环。企业只有做好了以上五个方面,才能真正成为市场的主体。企业为了获得最大限度的销售收入,不得不废除以前追求的“产值”、“产量”等指标,更加明确了只有被市场承认的劳动才是有效的劳动这一概念,使企业的职工更加关心市场,关心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是否能在市场竞争中得到广大消费者的认可和接受。只有通过市场交换使企业生产的产品转化为货币,实现为企业的销售收入,才达到了企业的第一级经营目标。企业的销售收入(货币)扣除物耗成本(c),就得到企业的净收入,达到企业第二级经营目标。净收入取代利润,成为企业经营的中心指标。 2、结构自我调整。实行净收入分成制的企业,由于以追求更多的销售收入为第一级经营目标,产品必须及时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当市场需求发生了变化以后,企业就会主动地调整产品结构。在技术自我进步机制形成的条件下,企业就会通过不断开发新产品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对那些属于夕阳产业的企业,当企业的产品结构不能适应市场变化和国家产业政策时,就会自我调整企业的产品结构。在自我积累机制的支持下,企业可以有实力“脱胎换骨”,全面更换装备,或与其他企业联营,或收购其他企业,达到以新的企业结构自立于市场的目的,在竞争中生存并发展。 (三)约束机制 1、生产资料费用约束。企业实行了净收入分成制,则以净收入作为第二级经营目标。以净收入取代了以往的利润作为企业生产的目的与动机,成为了企业经济效益的指标和经营活动的中心。企业要获得更多的净收入,从公式w=c+n中分析得出:一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产量,从而增加净收入;二是降低物耗成本从而节约生产资料费用。净收入在量上与w成正比,与c成反比,可以从源头上制约生产资料的浪费,从而形成一种使企业增产与节约相互推进的经济运行机制。 2、形成消费约束。实行净收入分成制,企业职工的个人消费基金是通过净收入的二次分配取得。第一,职工个人的收入只占净收入的一个事先确定的比率,这个比率远远小于1;第二,职工个人获得的收入是在净收入扣除国家和企业的收入之后才取得的;第三,个人劳动收入与个人劳动支出和企业的劳动效益直接挂钩。从这三点可以看出个人收入的获得和增长:一、不会超过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二、不会挤占国家收入和企业收入,防止了所谓“工资侵蚀利润”或“利润侵蚀工资”现象的出现。由此可以得出:实行净收入分成制,一方面可以有效、合理地控制住个人消费基金的增长,消除了国民收入超分配的微观基础;另一方而由于个人消费基金的增长与企业经济效益、劳动生产率增长呈同步变化,从而为宏观经济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动态平衡提供了良好的微观基础。 3、通过分享比率的事先确定,有效地约束和规范了政府的分配行为。可以彻底摆脱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自利行为(向政府自身倾斜),扩大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所占比例。 (四)协调机制 企业通过实行净收入分成,将企业的净收人按一定的比率划分为国家收入、企业收入和个人收入三个部分,理顺了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协调了三者的利益关系,克服了原来旧体制下的利益对立的关系。这是因为在原有的分配体制下,工资和利润始终是对立的,若提高职工的工资,则增加了人工费用,从而增加了成本,进而在同等产量下则减少了利润,从而少交了国家。通过实行净收入分成制,按照事先确定的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合理的分成比例,三方各得其所,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规范了三者的经济行为,减少了三者之间互相争利益的“内耗”,协调了三者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了发展生产更大的合力。 (五)冗员排斥机制 实行净收入分成制的企业,废除了传统的工资制,职工的个人收入是通过参与企业的净收入分配形成的。企业的净收人先通过一次分配形成了职工收入的总额,然后再通过对劳动者个人的劳动绩效的考核将整个总额分解到个人。因此,个人劳动收入的大小,与个人劳动实绩成正比,与参加净收入二次分配的人数成反比。也就是说,某一期间企业全部职工劳动收入总额是既定的,参加分配己的人数愈多,个人分到的净收入则愈少;反之,情况则相反。因此,净收入分成制具有自动排除冗员的机制。它可以优化劳动组合,消除隐蔽性失业。 (六)竞争力提升机制 一方面,实行净收入分成制的企业一般都行使产品质量否决权。职工生产的产品,如果出现质量不合格,有次品就降低实绩得分,有废品非但不计得分,而且要倒扣原材料费用。这样,使质量与个人利益直接联系起来。产品质量取决于各方面工作质量的保证程度。质量否决权通过经济责任制施行,与个人收入挂钩,奖优罚劣,有力地增强了职工的质量意识,保证了产品等级率不断提高,从而提升了企业的竞争力。另一方面,自动调整机制使得企业按市场导向以需定产,使产品适销对路,减少了无谓的产品积压所造成的生产成本的增加,便可以较低的销售价格出售产品,从而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可见,净收入分成制是一种竞争力自动提升的机制。 中国特色分享经济的这六种内生机制是自发形成的,是内在联系的,是一个严密的整体。一种机制发挥作用并不会影响另一种机制的正常运行,相反还会放大另一种机制的作用效果。它们之间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比如:一方面,通过动力提升机制,企业更新了技术装备,提升了职工技术素质,从而提高了产品质量,减低了生产成本,提升了企业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企业的竞争力提升了,产品的销售量增加了,则会为企业带来更多的净收入。通过二次分配,企业获得更多的自有积累资金,职工获得更多的收入,则可以再次更新技术装备,加强职工技术素质培训,提升职工技术素质,职工的积极性进一步得到增强,又为企业提供了更加大的动力,从而放大了动力机制的效应。 三、通过利益分享机制有效抵御“滞胀”而矫治宏观失衡 (一)我国解决宏观经济失衡问题的经验教训及启示 首先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实行的宏观经济政策作简单疏理。 我国是在经济低速运行、改革徘徊不前的状态下进人20世纪90年代的。为了抑制当时经济加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经济效率不高、经济结构失衡、经济秩序混乱、通货膨胀加剧等问题而采取的财政、信贷双紧措施,使通胀率从1988年的18.5%,降至1990年的2.1%,相应地gdp增长率从1988年的11.3%降至1990年的3.8%,可以说这次治理整顿是以降低经济增长和牺牲经济发展为代价的。虽然特别注意了总体协调,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在具体操作上,存在相互矛盾、甚至相互冲突的不协调问题。如在调控实施上,由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政府与部门之间的行为的不一致性,影响和削弱了宏观调控的整体效果。 20世纪90年代前期,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地位的确立及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国民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步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并于1993年上半年经济再度出现过热。国家在实现总量平衡的基础上,分阶段实行了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并产生了明显的作用。持续三年的高通货膨胀涨幅终于回落。但其政策的影响力作为治理严重通货膨胀的一种直接代价和惯性作用对新一轮宏观调控产生了不利影响。同时,产生了一个经济增长迟缓和失业超过正常范围的过渡时期。更为严重的是,当通货紧缩迹象在我国开始出现时,由于存在认识时滞和决策时滞,调控的目标和措施仍然是针对通货膨胀而不是通货紧缩,未能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及时调整。这种滞后性反应,使通货紧缩不仅未能制止,反而明显加重。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经济运行和发展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的关系开始由供给短缺型向需求不足型转化,经济机制开始由资源约束型向需求约束型转化。与此相适应,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发生了重大转折,由原来实行的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到以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为主,并配套以稳健的货币政策。但是,由于国民经济中长期累积的深层次问题,在新的形势下表现出的总需求不足、失业问题趋于严重、生产能力明显过剩、物价持续走低等新的特点,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自2001年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后,为防止经济过热,政府又先后启动了两轮宏观调控。一是2003-2004年的宏观调控,货币政策坚持稳健偏紧。另一是2006年下半年至今的宏观调控,仍然延续了2003年以来的紧缩调控,只不过紧缩力度要远远大于前一轮,以实现“双防”,即:防经济过热、防通货膨胀。而近期调控目标又转变为“一保一防”,即保增长、防通胀。充分说明了我们的宏观调控政策是左右摇摆的,效果不确定性。原因在于只运用宏观调控手段包括行政手段,而没有认识到应当从微观经济组织行为人手,深入到国民经济细胞内生机制,去寻找反“滞涨”的治本之策。而分享经济机制正是“滞涨”的克星。 根据以上我国历次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可以看出:单纯依靠这些政策手段来调控经济是不能完美解决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克服通货膨胀不能一味地“紧”,那样会造成经济衰退和失业,刺激经济、增加就业不能一味地“放”,否则会造成通货膨胀。所以,我们要改弦更张,从微观经济组织的各种内在机制人手,从源头上解决宏观经济失衡问题。 (二)运用分享经济机制抵御“滞胀”的机理分析 “滞涨”是我国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失衡的主要问题。可以通过中国特色分享经济的微观经济组织的各种内生机制的相互促进、互相制约作用有效抵御滞胀,从而达到宏观矫治的目的。 首先,分享经济机制的天然功能,便是治理通货膨胀。我们国家的通货膨胀是复合型的通货膨胀,兼有需求拉动型、成本推进型和结构性通货膨胀形式的特点,以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为主。而分享机制则有消除或减弱这三种类型的通货膨胀的功能。一是通过侧重于调动人力资源的潜能,不增加资金投入而能增加有效供给,同时控制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有效需求增长,从而克服需求拉动型膨胀;二是实行企业净收入分成制以后,由于成本只是c,工资不再计入成本,工资和奖金等的增长不会推动成本价格的上升而导致价格上升。物耗成本得到有效控制并下降,从而可有效地削弱成本推进型膨胀;三足弱化了工资的刚性,抑制收入攀比机制,从而可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结构性通货膨胀的基础;四是分享经济机制将涨价的好处分解给国家、企业与职工,削弱了企业竞相提价的渴望,有利于稳定出厂价格;五是净收入分成制强化了财务约束关系,有利于克服企业预算约束软化倾向,从而遏制通货膨胀。 其次,分享经济机制可以提高经济效率,抑制经济滑坡,抵御失业。传统经济学认为,在经济均衡的条件下,工资制度是在各种不同的职业需要中合理配置劳动力的理想工具。这时候不考虑将来可能发生的经济衰退。如果经济状况基本上是健康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资制度可以发挥自动调节劳动力的作用。而这种作用是自然发生和自动完成的,不需要运用行政手段去完成。但是,如果整个经济出现衰退,当总需求萎缩时,工资制度作为刺激劳动力自动有效流动的手段就会发生故障。刚性工资的直接后果就会迫使厂商在维持规定价格的情况下解雇工人,引起失业率增加,产量下降,职工生活水平恶化;另一方面,工资制还会加深衰退,放大负效应,直至经济衰退陷入主要生产要素利用不足的恶性循环。例如,经济衰退和经济收缩的首要原因是投资减少,投资减少造成低就业,失业率增大。低就业引起低消费,低消费又造成总需求减少,总需求减少促使厂商的生产量下降,产量下降又反过来加剧了低就业,造成了经济衰退的恶性循环。分享经济机制会通过利益刺激促进经济效率提高。按比例分享企业净收入,使职工可以从其生产的每一个产品上看到自己的应得收益,极大地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由于职工收入不仅与其劳动贡献挂钩,而且与企业经营成果挂起钩来,就促进职工从自身利益的角度关心企业的经营成果和企业发展,这就会增强职工的责任心和主人翁意识,增强职工的效率意识、质量意识、市场意识和竞争意识,对于降低产品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彻底克服企业的低效率、高浪费现象都会起有力的促进作用。 另外,分享经济最大的特点就是理顺了分配关系,实现了二次按劳分配。净收入分成制克服了现行工资制度下不能实现按劳分配的障碍,按照兼顾国家、企业、劳动者个人利益的原则,按照一定的比例将企业净收入合理分配。因为是自主经营企业,职工和企业的积极性得到提高,经济效率得到提升,从而可以创造更高的净收入。这样,国家通过分税制获得了更多的税收,企业通过企业基金的积累获得了更长足的发展,而个人则由于分得了更多的劳动收入而提高了生活水平,在初次分配中就实现了效率与公平的兼顾和统一。再加上分享经济的消费约束机制,使得收入分配差距逐步缩小,这从根本上解决了经济结构失衡中收入分配结构失衡这一突出问题。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特色分享经济可以有效地抵御“滞胀”,并且从分析过程中可以看出,分享经济其实是在通过有效抵御“滞胀”而矫治宏观经济失衡。分享经济的这种内生机制可以避免单独使用宏观调控政策手段组合所带来的各种效果的相互抵消或削弱作用,是缓解以至消除我们经常面临的宏观失衡难题的有效武器。 为了应对我国可能出现的长期性“滞涨”,建议改变矫治“滞涨”的思路:第一,不应只靠宏观调控政策组合的实施,更应着重立足于微观经济组织的机制效应;第二,对于微观经济组织,不是侧重于产权制度变革的效应,而是着重于初次分配领域将工资制改为净收入分享制,用分享经济机制的综合效应对付价格上涨、失业率上升和经济下滑三方面的问题。这是一种矫治“滞涨”的治本之策。为此,我们建议在深化体制改革近期计划中列入一项新的计划——全社会推行企业净收入分成制经济模式,以取代原有的工资制经济模式,方可有效地从根本上消除通胀、高失业率和经济衰退,实现无“滞涨”的经济发展。 四、刺激和扩大国内有效消费需求推动经济发展 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消费,更确切地说,是经济发展离不开国内有效消费需求的推动。没有消费需求,生产就没有目的和动力,社会再生产运动便会停止。而且,作为扩大再生产源的积累基金,其数量也是由消费状况决定的,因为积累属于剩余劳动范畴,人们首先满足消费的最低需求(生存资料)才可能积累;同时消费也是不断扩大的,积累所支持的扩大再生产要以不断扩大的消费为目的和市场根基。如果从正决定关系上说,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那么从反决定关系上也可以说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尤其是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下,经常是消费需求决定生产供给。而积累一般又取决于消费的满足程度。如果以压低消费去扩大积累,在短期能维持低级循环的正常运动,长此以往则会比例失调,造成市场萎缩、产品积压、经济萧条,酿成经济危机。所以说有了消费需求,生产就有动力,经济才能发展。 (一)有效消费需求是较其他需求更为强劲的经济发展推进器 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的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出口需求,都是推进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但消费需求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更强。原因有三: 1、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目的是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社会主义不是为生产而生产,生产本身不是目的。消费是经济的原动力,消费通过满足人的多种需求,对人的生存和发展有着决定性的重要作用。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就是增加人民的消费,消费的增长可以引起生产热情的提高、生产力的提高,它对经济发展起积极的推动作用。 2、长期以来,在拉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中,本应成为经济增长主导因素的消费需求,显得动力不足,拉动经济增长长期以来主要依靠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这两大主要因素。一般地说,在一国经济的总需求中,消费需求占2/3左右,在部分国家占70%以上。在我国,长期以来消费需求在总需求中的比重为50%多一点,有些年份低于50%。如前所述,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倾斜,使人民消费率走低,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工资低造成劳动力再生产萎缩,有着较高边际消费倾向的低收入者无法增加消费,边际消费倾向较低的高收入者则不断增加投资,进而导致消费率一再走低,投资率居高不下。这些都导致我国的有效消费需求不足,阻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 3、从扩大内需这一角度来看,扩大消费需求是重中之重。因为扩大内需的重点包括扩大投资需求和扩大消费需求。与此对应,扩大内需的手段就有激发社会投资和启动消费需求可供选择。但扩大消费需求是重点。理由有两个:一方面,近些年来国家采取增加投资、促进消费的政策措施,拉动了经济增长。但却出现了一种经济总量增长大、效益增长小的怪圈。这是因为过度增加投资会加大供求矛盾,导致效益增长滞后。另一方面,扩大消费需求是平衡总需求、提高经济效益的根本途径。因为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投资需求是中间需求,它是从消费需求派生出来的。实现消费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最后和最有决定意义的环节。无论是物质产品还是服务,都只要进入消费,才能最终实现其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所以说,只有保持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才能从根本上扩大内需。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曾经开展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大讨论,进一步认识到了消费的重要性,调整了发展思路。我们一再强调,坚持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是扩大消费需求,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应当看到,我国的消费品市场开始出现扩大的趋势,这是个很好的苗头。但是,从整体上看,我国消费需求不足与弱化的趋势还没有根本扭转,着力刺激和扩大国内有效消费需求,仍然是保证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正确选择。 (二)有效消费需求不足的症结在于消费者的积极性尚未充分调动 我国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根据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采取了诸如减税、降息、增加转移支付等各种措施扩大内需,刺激需求。但到目前为止,有效消费需求不足这个顽症仍没有解决。主要是因为没有找到刺激有效消费需求的“穴位”,即没有找到有效消费需求不足的症结在哪里。笔者认为,有效消费需求不足的症结在于未能充分调动消费者的积极性。 1、作为经济原动力的消费者未被摆到正确的位置。消费是社会再生产的终点和新起点,是经济的原动力,但从本质上讲,在整个大循环经济链条中,消费者,即劳动者,才是经济的原动力。因为达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最终目的,一切的生产、分配和交换,目的都是为了劳动者的消费。劳动者是真正的投资者,最终的投资者,应该共享社会发展成果。虽然我们一直进行着企业自主权改革,要放权让利,一直喊着要充分发挥职工的主人翁地位作用,但我们目前所实行的工资制、利润制仍然未实现工人支配生产资料,并未真正把消费者摆到应有的主人翁地位其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并未得到充分发挥。 2、现阶段我国消费者面『临着每况愈下的境地。我们目前的状况是,随着经济的发展,cdp的快速增长,占绝大多数的普通消费者和中低收入阶层人群的生活状况在某些方面并没有得到很大的改善。财富聚集在少数人手中,劳动和社会保障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消费预期降低,消费动力不足现象日益严重。一些人温饱问题是解决了,即将达到小康水平,但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压力也在逐渐加大,教育、医疗、住房这三座新的大山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没有货币支付能力,没时间消费,没精力消费。经济收入过低困扰着他们,从而导致消费者的积极性不高,最终引致有效消费需求动力不足。还有一些农民工和工人的工资太低,根本没能力消费。他们的工资绝大部分用来供子女上学、补贴家用,而自己整天是馒头咸菜,导致严重的营养不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w.fogel)研究证明,北欧的长期经济增长有一半以上应归功于其人群的体格发育改善。体格的良好发育使脑发育增加,免疫功能增强,疾病减少和寿命延长,这为经济发展创造了基本条件。而对亚洲几个国家的数据分析,由于营养不良造成了巨大的劳动生产率损失。 因此,使国民收入分配向广大人民群众倾斜,充分调动消费者,尤其是绝大多数的中低收入阶层消费者的积极性才是刺激和扩大国内有效消费需求、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有效途径。 (三)分享经济机制调动消费者积极性、刺激有效消费需求的内在机理分析 国民生产总值分配的总原则,就是要正确处理好国家、企业、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合理分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合理分配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收入分配有利于充分调动经济活动参与者的积极性,提高经济效率;二是收入分配相对公平,保证每个社会成员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防止收入差距过大。 我国以往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等基于主流经济学观点的原则指导下,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增长,但也导致了收入分配结构失衡。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越来越多,贫富差距日益扩大。针对这一问题,国家政策及措施或学术界公认的解决思路基本上是依靠政府的再分配政策,即通过税收、社会保障以及转移支付的方式,或者通过企业家捐款给穷人,或者通过“三农”政策倾斜来调节收入分配差距。但从我们目前对此问题的解决程度及效果来看,这种方法是不理想的。只有另辟捷径采取有效措施扭转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这种严重失衡局面,才能调动全体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刺激国内有效消费需求,中国经济的发展才会有后劲。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说明了我国已经开始关注初次分配中的问题并着手解决。 中国特色分享经济在初次分配中实行以净收入分成制为主的分配形式,达到了公平与效率的统一,缩小了收入分配差距,促进了收入分配公平,理顺了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三者各得其所;企业是自主企业,拥有了自主权,树立了企业职工的主人翁地位;自主联合劳动制度使得劳动者真正成为了生产资料的主人,自己决定自己的劳动收入。个人收入持续增长,充分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从而刺激和扩大了有效消费需求。 首先,利益分享经济可以实现国民收入在国家、企业、个人三者之间的合理分配。根据分享经济的利益协调机制,净收入分成制克服了现行工资制度下不能实现按劳分配的障碍,按照兼顾国家、企业、劳动者个人利益的原则,按照一定的比例把企业的净收入(n)按一定的比率划分为国家收入(n1)、企业收入(n2)和个人收入(n3)三个部分,将企业净收入合理分配,三者各得其所,理顺了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同时,也克服了国民收入向政府倾斜的弊端,能够刺激消费,提高消费率,同时也能够实现投资、积累和消费之间的相对平衡。 其次,利益分享经济可以树立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刺激和扩大有效消费需求。一方面,从分享经济的动力、调整及约束等机制可以看出,自主企业通过所获得的积累基金放大收入效应,更新技术装备,调整产品结构,从而为消费者提供适销对路的产品,满足市场对消费品的需求。另一方面,自主企业实行的是自主联合劳动,劳动者是主人,通过产权分享,对生产要素具有绝对的支配权,不仅现实地占有生产资料,参加生产,而且管理生产。这样,劳动者的积极性得到了充分发挥,可以为企业创造更高的效益,获得更多的净收入。从而可以提高整个经济的效率,促进经济的增长。 这样,国家通过分税制获得更高的收入,企业通过企业基金的积累保证了更长期的发展,而个人,尤其是普通居民,即占绝大多数的中低收入阶层,则由于分得了更多的个人收入而有了更多的可支配收入,可支配收入多了,才有了消费的动力与能力,才会有更高的消费追求,才能提高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同时也才能刺激有效消费需求的增长。 经济现象论文:劳动经济学视角下的大学生失业现象分析 【摘 要】近几年大学生失业问题日益严重,这对人力资源总体短缺的我国来说,是一种巨大的资源浪费。大学生就业问题已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本文从失业理论以及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对大学生失业现象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大学生失业 失业理论 劳动力市场 分割理论 一、引言 根据教育部提供的数据,2002年7月,全国共有9398万毕业生落实了工作单位,待就业51.2万人,一次性就业率约为65%。2003年,一次就业率为50%,共有106万人未就业。大学生失业现象愈演愈烈。 对于社会来讲,大学生失业是一种严重的人力资源浪费,这种浪费会使我国的实际增长率远远低于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另外,大学生失业还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不安定因素。研究和解决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已迫在眉睫。 二、大学生失业现象概念的界定 大学生失业是一般失业中特殊的一种,它的特殊性表现为:年龄大多在20~23岁之间,他们精力充沛、思维活跃,接受新生事物快,创造力强,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本,是社会的精英。按照国际劳工局的定义失业是指有劳动能力并愿意就业的劳动者找不到作的一种社会现象。而大学生失业可界定为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劳动力处于不得其用的一种状态。 大学生“新失业群体”是指受过高等教育,有一技之长并获得社会公认的学历文凭,但在就业过程中因主观或客观原因没有获得满意的工作岗位或者害怕进人激烈的就业市场退出就业或处于游动就业状态的特殊群体。相对于其他失业人群,大学生“新失业群体”具有独特的特点:与城镇下岗职工相比,他们往往缺乏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和工作经验;与中学毕业的待业青年相比,他们不愿从事纯体力劳动;就业失败使他们颇具叛逆性,加上生活空间漂泊不定,极易产生报复社会的行为。大学生失业并不是说大学生连保证基本生存的工作都找不到,而是说他们的初次就业时间拖延,初次就业率降低,预期收入与现实收入之间的差距扩大。与其他弱势群体不同的是,他们拥有学习能力强的优势。实际上,大学生失业问题只是一种人才的相对过剩,是在某些领域、某些地域的分布不平衡。 三、失业理论与大学生失业 在当代经济学界,大部分经济学家比较接受的失业类型为摩擦性失业、技术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季节性失业、周期性失业和隐形失业六种失业类型。而笔者认为大学生失业多是一种自愿失业、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而显性失业和非自愿失业的少。 1.结构性失业 对于大学生而言,以结构性失业为主。结构性失业主要是由于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地区结构等)发生了变化,现有劳动力的知识、专业技能、观念、区域分布等不适应这种变化,与市场需求不匹配而引发的失业,失业的时间较长,通常在6个月以上。其最显著特点是由于劳动力供需错位导致的职位空缺与失业并存。对于大学生群体而言,结构性失业主要包括专业结构性失业、层次结构性失业、区域结构性失业和观念结构性失业。 (1)专业结构性失业 专业结构性失业主要指高等教育专业结构的调整滞后于职业岗位的变化,使得培养的人才职业技能不能适应新的经济结构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导致某些专业的大学生供大于求,而另一些行业对大学生的需求大于供给。 (2)层次结构性失业 层次结构性失业主要指高等教育培养模式趋同,培养的人才不能满足社会多样化的需求,在工作岗位有限的情况下,造成高层次人才对低层次的职位排挤,导致学历层次越低,失业率越高。 (3)区域结构性失业 区域结构性失业是指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差异,尽管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人才过剩,毕业生还拼命往大城市里挤,小城市、内陆地区和西部地区,尤其是边远地区和基层单位人才相对短缺,结果形成了欠发达地区人才紧缺,发达地区人才过剩的局面。 (4)观念结构性失业 观念结构性失业是指大学生的就业观念不正确,普遍存在对工资期望值过高,希望在相对稳定的国家机关、各类事业单位和收入相对较好的三资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就业,由于对岗位的期望值脱离实际而造成的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大企业人才相对过剩的结构性失业。 2.摩擦性失业 摩擦性失业指在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充分的条件下,求职者为获得自认为满意的职业而不断地进入劳动力市场进行职业搜寻的现象。大学生工作找寻过程是大学生和用人单位相互搜寻过程。在我国劳动力市场不成熟、不完善,尚未形成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下,信息寻和传递是需要较高的成本的。供求双方只能在有限的成本和有限的知识条件下进行搜寻。而这种获取和传递信息的效率之低下,直接影响供求双方的有效匹配。通常情况下,大学生对用人单位的发展空间、工资待遇、地理位置、工作环境等等有自己的期望,用人单位对大学生的学习成绩、专业技能、个人素质等也有一定的要求,由于双方信息不对称,导致大学生没有用人单位接收的情况。 3.自愿性失业 自愿性失业是指大学生中的一部分人,他们愿意工作,具备劳动能力,并且拥有工作机会但是对已有的工作机会不满意,于是宁愿暂时选择失业而继续寻找工作的现象。从大学生选择市场的角度看,一些大学生认为就业岗位不适应自我实现的要求,以及认为报酬低或感觉就业岗位与文凭价值不相符,也会放弃马上就业,而选择自愿失业。 四、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与大学生失业 1.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 皮奥利和多林格提出的二院劳动力市场理论认为,劳动力不是完全竞争和统一的,它被分割为两大块:一级劳动力市场和二级劳动力市场(即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两个市场在劳动力资源配置和工资决定各有其特点。主要劳动力市场主要是一些国企外企等的大公司、事业单位、政府机关等,其工资高,福利丰厚,条件优越,晋升靠资历,发展机会多,就业有保障;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工作工资低,福利较少,培训和晋升机会少,工作条件差,易被解雇。 由于主要劳动力市场实行高于市场出清水平的效率工资,当经济处于稳态时会存在持久的非自愿事业。尽管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工资仍高于失业者的工资,但普遍认为次要劳动力市场劳动力是低技能劳动者。现论认为,高技能劳动者一旦在一级劳动力市场失业,他宁愿保持失业状态等待在一级市场重新就业,也不愿意到二级市场企业就业,这同样可以解释大学生失业的现象:失业的大学生宁愿留在主要劳动力市场等待就业,成为自愿失业者,也不愿意到工资低、福利差、晋升机会少的次要劳动力市场就业。 另外,由于在主要劳动力市场同人力资本理论所预计的相似,而次要劳动力市场上工资水平较低,并且接受高等教育者是按照人力资本理论预计其收入水平的,因此如果未达到预期的薪金,大学生就可能成为自愿失业者。 2.城乡分割 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是中国劳动力市场历时最长的一种分割形式,即分为城市劳动力市场和农村劳动力市场。这两个劳动力市场是分割的,由于受户籍制度和现行人事制度等的束缚,劳动力不能完全自由流动。在我国,农村的社会经济状况远远低于城市,所以农村劳动力市场的收入水平要低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收入水平。相比之下,城市的就业机会以及发展机会比农村劳动力市场多,就业环境也比农村好,这主要是由于城乡经济及文化发展不平衡引起的。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各种信息资源丰富,公共服务设施齐备,能够便捷地享受现代社会文明成果,生活质量高,而在农村劳动力市场中,难以充分享受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生活。在这种差异下,城市大学毕业生更愿意选择留在城市不愿意去农村,农村生源的大学毕业生为摆脱贫困也不愿意回到农村。 除了经济因素、环境因素,使大学生选择城市不愿意到农村的重要原因是户籍制度。从劳动就业的角度看,户籍制度限制了畅想劳动力的流动,使城乡居民在社会保障、劳动就业、社会福利等诸多方面享受的权利和待遇存在很大的差异。户籍制度严格限制了大学生的自由流动,大学生一旦选择小城镇及农村市场,以后要回到大中城市市场就会很难,要付出很高的工作转换成本,这些成本包括工作接受成本、工作离开成本以及与原单位的交易成本。 综上因素,大学毕业生即使难以在大中城市就业,也宁愿选择自愿性失业也不到小城镇和农村就业。由于在大中城市从事学用不结合、层次不对应工作也比在小城市和农村从事学用结合、层次对应工作的收入高,加之在大中城市工作可以得到的福利待遇、生活条件、发展机会都比在小城市和农村好,更会促使一部分毕业生产生宁愿暂时失业也不在小城市和农村就业的心理,从而增加高等学校毕业生失业人数。 3.地区分割 地区分割,即不同地区存在不同的劳动力市场,不同地区居民个人之间的收入存在差距,不同地区之间劳动力缺乏流动性和开放性。改革开放以来,由于选择渐进式道路,东部地区率先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较快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从而使得东西部的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拉开了距离。在近几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比率中,东部地区占65%以上,西部地区仅占15%左右。在全国人均创造国内生产总值中,东部地区超过平均数4成以上,西部地区只有平均数的一半左右。 一般而言,大学生在进入劳动力市场前对其工作都有一个心理预期,包括工资水平、工作环境、发展前景及企业实力等,如果就业城市所提供的岗位能够满足大学生的心理预期,就选择在该城市就业。而沿海地区等大城市提供的就业岗位比西部地区更能满足大学生的心理预期,所以大学生宁愿留在大城市失业也不愿意去西部就业。 由《2004-2005年湖北省就业与再就业发展研究报告》之“大学毕业生就业地区选择的调查”来看,大学毕业生就业地区的选择最多的是沿海地区,其次则是深圳、上海、北京三大城市,这些地区就业竞争都比较激烈;而西部地区则是最少人选择的就业地区,甚至有些西部地区要不到所需人才。由此造成的东西部区域性分割的劳动力市场。 五、结论 导致大学毕业生失业的原因有很多方面,有高校的原因也有大学生个人就业观念的原因,对此我们应该做更加客观全面的分析,正确地看待大学生失业现象。政府应深化体制改革,完善劳动力市场,降低劳动力流动成本;大学生应转变就业观念;高校应指导毕业生把握好择业期望值与社会需求的结合点,从而降低大学生失业率,发挥教育的经济功能,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经济现象论文:浅析我国“二元经济”现象的税制原因 内容提要:“二元经济”是存在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这种现象不仅是历史原因造成的,而且是在其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背景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能否根本改变二元经济结构,取决于是否改革传统制度安排,形成一个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结构。本文着重对造成我国“二元经济”现象的税制原因进行了分析,以求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税制改革提供一个合理的制度背景。 一、何谓“二元经济” “二元性”(duality)是发展经济学家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一个著名概括。二元结构最初是针对社会形态提出来的,此后人们关注的焦点转移到经济二元结构上,研究了技术的、金融的、劳动的和资本的市场二元结构。更有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组织上、制度上无处不在的二元结构。因此“二元经济”(dual economy)已不再是一个单数的范畴,而是一个涵盖极广、反映发展中国家多层次制度结构特征的复数范畴了。 “社会二元主义”、“二元社会”的概念最早是由荷兰社会科学家波克提出的,这种“二元性”体现为传统社会与现代化社会之间社会文化的差异。后由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发展,将发展中国家经济中存在的大量不均衡甚至尖锐对立的现象称之为“二元经济”。在他的开创性工作的激励下,又有许多发展经济学家围绕发展中国家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二元结构展开了丰富的研究,揭示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制度上的一些本质缺陷及其对发展途径的影响。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也同样呈现出“二元经济”现象,并且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的“二元性”日趋突出。虽然我国存在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但制度上的不完善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消除“二元经济”现象的瓶颈。在现行税制上,则体现为税收调控机制的不完善与税收公平原则的不完全体现上。这就需要我们从制度设计入手,寻找原因并进行优化。 二、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职能的重新界定 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探索和实践,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生活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体制由政府主导型转向市场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由内向型转为外向型,经济运行机制由政府行政干预为主转为市场机制为主。政府与市场的职能界定逐渐清晰,政府的职能逐步分离为以政治权力为依托的社会管理职能和以全民资产所有权为依托的国有资产管理职能(两者的区别具体见表1)。 另外,实现社会公平是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的基本目标之一,也是保证一个政府有效性、合法性的重要条件之一。特别是对于目前正处于转轨阶段的我国来说,公平实现问题关系到下一步深化改革能否顺利进行。我国是一个曾经以平均主义为基础的政权体制,若放任不平等持续扩大,则其合法性将受到影响;同时国际经验证明,不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趋于缓慢,而我国的发展经历也在很大程度上显示出这一趋势。 三、“二元经济”现象及税制成因分析 经济二元现象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在他的“二元经济论”中提出的,并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重视和进一步发展。刘易斯将发展中国家经济中存在的大量不均衡甚至尖锐对立的现象称为“二元经济”。我国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快速发展,在经济实力明显增强的同时,二元经济现象也随之显现出来,这有其形成的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历史等原因。但若探究税收制度方面的原因,则与税收公平原则未能完全体现、税收调控职能不健全有关。 (一)纳税人的权利与义务在法律形式上不对等 我国宪法第五十六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却没有相应地对公民作为纳税人应享有的基本权利作出明确规定。这可能是由于我国的法律是直接由义务本位转到社会本位,而其中缺少权利本位阶段有关,造成纳税人的权利与义务在法律形式上不对等。 另外,在公共财政体制下,税收的性质也有了新的变化。例如关于税收的“新三性”之说,认为在公共财政体制下,税收是一种典型的公共行为,应具有“法律性、相对有偿性、公共性”①。虽然这有待于我们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政府职能的转变,要求在法律条文形式上对纳税人权利和义务给予肯定,这对于税制的完善、纳税意识的增强都将起到积极作用。 (二)税收的收入分配调节功能不突出 近年来,在我国出现的个人收入及财富不均现象已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衡量收入分配不均的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0.16增大到1998年的0.403,我国经济目前正处在刘易斯所描述的二元经济结构状况。在收入差距方面,主要呈现3个方面特征:(1)城镇居民之间收入差距扩大。(2)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扩大。(3)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扩大②。造成个人收入方面不平等现象的原因,与我国改革计划经济时期以“高积累、低消费”为特征的单一按劳分配方式,实行以向个人倾斜为特征、以按劳分配为主与多种分配方式相结合的分配方式有关。 在我国居民的个人收入有了明显提高的同时,税收制度调节方面却相对滞后,缺乏相应的调控力度,对个人收入的大体公平和合理梯度没有实现全国调节。目前我国调节收入和财富再分配的主要税种有个人所得税、车船税、房产税和土地增值税,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税收体系还很不健全,遗产税和赠与税、社会保障税和资本利得税还未开征。即使从现有的几个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税种的功能来看,也主要是以筹集财政收入为主③,税收的社会政策职能与经济调控职能发挥不明显。而且在现行税种的设置方面也亟待完善,如个人所得税还是采用分类所得税制模式,费用扣除方面未能很好体现税收公平原则。 笔者认为,收入差距只是经济发展落后的表面特征,其根源是制度缺陷,即在调节收入差距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制度失灵”。虽然我们对于从“计划至关重要”到“市场至关重要”已获得普遍共识,但对于“制度至关重要”的认识却不是那么普及,这就需要我们不断深化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的认识。 (三)税收优惠与税收受益原则相背离 税收受益原则是指按照纳税人从政府公共支出中获得收益程度的大小来分担税收。我国的现实国情则是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较低,而且从所处的国际环境看,由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仍未打破,国内外客观因素都要求我们在发展中采取适度的速度型发展模式,由此就需要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来配合经济发展,特别是在吸引资金、提高竞争力上对优先发展的地区和企业给予优惠。在改革开放初期,一些过渡性税收优惠措施在保证新老税制平稳过渡、促进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和吸引外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范围的不断扩大,这些阶段性措施的局限性也日益显现出来,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一些行业性、地区性“分利集团”的形成(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相对发达的省份宏观税负相对较低,除广东省为11.50%外,其余都低于10%;相反,中西部地区经济相对落后的省份,宏观税负却相对较高,如宁夏为11.77%,新疆为10.51%,出现了纳税能力与经济实力不相一致、“受益多者少缴税,受益少者多缴税”的现象。可见,税收制度设计上的某些不合理因素是加剧我国地区间二元经济现象的原因之一。若不打破已经出现的地区间利益分配的二元现象,无疑会加大下一步改革的成本,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影响。 (四)税收负担与企业经济实力不符 税收作为分配范畴,是国家凭借其政治权力参与并调节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一种手段,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主要来源于社会总产品中的m和v部分。由于现行税制不完善及征收管理水平相对落后,造成税收在横向公平上调节不足。特别是在转轨时期,我国国有企业仍处于困境,但其税负仍然十分沉重,与其对全国gdp的贡献率极不相符(见表3、表4)。 表3、表4数据显示,公有制企业一直承担着我国税收收入的主要份额,而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税收贡献近年来虽有所提高,但仍与其对全国gdp贡献能力极不相符。这虽然与我国目前税收征管水平相对落后有关,但现行税制不完善应是主要原因。从表3来看,目前税制并未很好地体现支付能力原则,造成公有制企业税负重、非公有制企业税负轻的二元经济状况,这对于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势必造成一定的消极影响。 (五)地方税制不健全造成的“费挤税”现象严重 1994年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中央与地方在财政收入上讨价还价的局面,但仍然存在事权与财权不统一的问题。地方税制在1994年税制改革中未作大的调整,基本上沿袭了过去的税收制度;地方政府对本地区的税收没有独立的税权,各种地方税税目、税基、税率的最后决定权仍属于中央;目前我国的转移支付制度还十分不完善;再加上过去我国为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采取的“放权让利”政策等诸多因素,造成今天费与税“二分天下”的格局,并且“费挤税”现象日趋严重,已经对我国的财政分配秩序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非税收入扩大对我国税收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1)侵蚀税基,分散政府可支配财力,影响政府职能的履行,削弱政府宏观调控能力;(2)加重纳税人的负担,特别是经济不发达、税收收入相对少的地区,地方政府为了自身的支出需要,会加大费的征收,对该地区产生恶性影响。而造成收费恶性膨胀的原因,一是由于地方财政困难,收费已经成为当地建设资金的主要来源;二是由于中央与地方分配关系冲突,在中央与地方的数次利益博弈中,地方总是处于不利地位。1994年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虽然理顺了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但实际上使得地方手中所拥有的财力再一次缩减,这无疑加剧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的“二元经济”现象确实存在其制度原因。税收作为政府调控经济的主要手段之一,一个设计科学、合理和有弹性的税收制度,对于消除我国发展中出现的“二元经济”现象,合理地处理各种矛盾,实现公平收入分配目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经济现象论文:对我国经济“过热”现象的分析 前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固定资产投资迅速增长,生产资料价格高位运行,消费物价指数逐步回升,局部地区和个别行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投资热。究竟如何认识这一经济形势,是一个事关全局的重要问题。事实上,前一段出现的经济“过热”现象,是经济增长从低位增长格局向中位增长格局转换过程中的暂时失衡,由于主要的瓶颈因素有望在近期内缓解,新的均衡逐渐在形成中并将在近几个月内完成,未来出现全面经济过热和典型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并不大。从中长期来看,存在从中位增长格局向低位增长格局转变的可能性。因此,当前宏观经济政策面临的真正问题不是对过热与否的判断与应对,而是对政策目标进行新的权衡和排序,处理好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和物价稳定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还需要在短期可能的偏热和中长期不确定性因素可能导致的意外紧缩之间进行权衡和选择。 2003年下半年尤其是第四季度以来,我国金融机构贷款增长加快,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大幅度提高,生产资料价格持续高位运行,能源、原材料供应和交通运输进一步紧张,消费物价水平较大幅度回升。进入2004年以来,我国国民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固定资产投资继续快速增长。据有关机构初步测算,2004年第一季度gdp为2.71万亿元,同比增长9.8%。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增长速度为20.7%,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率为19.1%,狭义货币m1增长率为20.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8799亿元,增长43.0%。东、中、西部地区分别增长47.8%、53.2%和52.3%。生产资料销售在连续两年两位数增长的基础上,2004年第一季度上涨23.8%。300种监测的生产资料中,热销的增加到112个,而滞销的减少为1个。生产资料价格总水平上升14.8%,其中,钢材固定资产投资在2003年增长速度接近100%的基础上,2004年第一季度增长107%,钢材价格上涨了42.3%。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2.8%,涨幅比去年同期上升2.3个百分点。商品零售价格同比上涨1.4%。工业品出厂价同比上涨3.7%。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同比上涨7.5%。从短期来看,在一定范围内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经济过热。 为了全面认识和把握当前经济运行的真实状况和未来趋势,需要从长期趋势比较的角度来观察。目前来看,反映宏观经济运行的几个主要指标基本处于1990年—2002年以来的平均水平的一定区间内。2004年第一季度,狭义货币供应量m1增长率低于平均水平2个百分点,广义货币供应量m:增长率也低于平均水平。贷款增长虽然略高于平均水平,但需要考虑近年来股市低迷、债券市场有限、直接融资比例下降的背景。消费物价指数cpi虽然同比上升比较快,但与1990年—2002年的平均水平相比,还是比较温和,属中位的。gdp增长率虽然略高于1990年—2002年的平均水平,但如果考虑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机制方面发生的变化,有潜在经济增长的基本背景,增长了一些也是合情合理的。观察1990年—2002年gdp增长率的变化规律,大致上可划分为低中高三种情形,分别对应的gdp增长率区间为6—8%、9—11%和12—14%。1992年—1994年受经济过热的驱动,基本上是在高位增长区间运行。1995年—1997年实施经济软着陆以来,基本上在中位增长区间运行。1998年—2002年受前期紧缩惯性和东亚金融危机的双重影响,基本上是在低位增长区间运行。事实上,我国经济长期处于低位增长运行是不太正常的,特别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机制方面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形成了改制中的国有及国有控持股企业、个体私营企业等民营经济和外资企业等三个具有体制、技术和市场优势的有力支撑,经济潜在增长水平也已有所提高,我国是有条件、有基础出现比较高的经济增长态势的,或者说经济增长略高于一个时期以来的平均水平是完全可能并正常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出现的局部“过热”并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总体经济过热,而只是经济增长从低位增长格局向中位增长格局转换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暂时失衡现象。 在反映宏观经济运行的指标中,明显偏离平均水平的是投资增长。1990年—2002年,我国投资增长率平均为20.18%,而2004年第一季度投资增长了43%,为平均水平的2倍。这似乎成为一些专家认定我国经济已过热的主要依据。客观认识当前的投资增长状况,同样需要看到长期趋势。我国“六五”时期投资平均增长19.4%,“七五”时期投资平均增长16.5%,“八五”时期投资平均增长36.9%,而“九五”时期投资平均增长只有11.2%,仅为1990年—2002年平均水平的50%。由于整个“九五”时期投资偏低,所以国家曾推出了一系列旨在启动民间投资的政策,也正是因为“九五”时期投资偏低,在同期比较的统计方法中,从技术上放大了目前投资增长的真实程度。2003年下半年以来的投资增长带有一定的恢复性质,2004年第一季度的投资增长速度虽接近于1992年的水平,但由于我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基础和机制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且已有针对性地进行了宏观调控,从中长期来看,不可能持续下去并导致总量意义上的过热。因此,现在真正的问题,不是研究有没有或会不会过热,而是看制约当前经济增长的瓶颈因素可否在短期内得以解决。 从当前经济出现的一些变化来看,一些领先性的指标,如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趋势已经放缓,钢材价格已开始回落,建筑材料价格开始走低,板材价格趋于稳定,供给与需求已在新的价格水平上基本趋于均衡。建设中的电厂将相继在6个月左右投入生产,电力紧张的格局有望得到明显缓解。由于电厂的投产必然带动煤炭的需求增加,因此,煤炭似乎是瓶颈所在。不难看出,煤炭问题不在生产而在于运输。有专家估计,由于限载因素致使煤炭价格上升大约3—4倍。估计在安全有所保障的情况下,限载问题可能将有所松动,加之运输方面的合理调配,煤炭供应问题将有所缓解,不大可能出现新的紧张因素。因此,只要政策操作松紧得当,经济形成全面过热的可能性不大。 由于经济运行翘尾因素和新涨价因素的双重影响,有专家预计,今年的物价上涨幅度将有可能超过年初预期的3%。所以,宏观经济政策面临如何客观地认识年初3%的预期调控目标问题。事实上,3%的物价上涨幅度既不是货币政策的目标,也不是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因此,并不是硬性约束。就货币政策和整个宏观经济政策在物价方面的目标而言,多数发达国家基本上是cpi在1—3%之间,美国为2—4%。我国作为发展中和转轨中国家,存在一定的自然物价上涨率或自然通货膨胀率,正常的物价变化区间应该设定在2—4%甚至2—5%之间,也就是说,即使超过3%的物价上涨也是正常并可以承受的。现阶段在我国就业状况极不乐观、增加就业比较困难的情况下,保持比较高水平的经济增长,显然是有利于增加就业的。因此,宏观经济政策或许已到了从经济增长和低物价优先向经济增长和就业优先、物价基本稳定目标过渡的时候了。 从中长期来看,由于存在可预见和不可预见的不确定性,当前以及今后几年,宏观经济形势不仅受国内的投资、消费以及城市化进程加快、老工业基地改造启动等内部经济因素,以及进出口、外商投资及其他国际因素影响,而且一些目前还没有纳入我国政策视野和宏观经济分析框架的不确定事件及其进展也有可能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目前,关于宏观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抬头的预期,大部分是建立在对历史趋势认识和展望基础上的适应性预期。从未来发展因素对经济发展与增长的影响角度来看,单有适应性预期是不够的,还需要有理性预期。宏观经济形势不仅要受适应性预期的影响,而且要受“理性”预期的影响。在当前及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宏观经济形势的发展演化可能取决于历史轨迹的推动和未来趋势的引导两个方面因素的对比。因此,至少在2004年—2008年的时间区间内,把一些目前还没有引起高度重视的重大不确定性事件纳入分析,加强对未来不确定性事件及其影响的理性预期是十分必要的。考虑到未来3—5年存在可能导致经济增长与发展滑坡的重大不确定性因素,不但不大可能出现经济全面和较长时间的过热,反而有可能导致从目前的中位增长格局向低位增长格局复归的压力和可能。在此背景下,宏观经济政策决策需要权衡和选择的,不仅包括对政策目标进行新的权衡和排序,而且还需在短期可能的暂时偏热和中长期不确定性可能导致的紧缩之间进行权衡和选择。问题不仅仅是有没有或会不会全面过热,而是在未来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前瞻性地考虑当前需要有什么样的增长格局。或许,在可以承受的情况下,目前出现的短期失衡甚至过热,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是为将来的减速或滑坡提前进行储备和应对的客观需要。 经济现象论文:世界经济失衡现象透析 由于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国际分工格局变化以及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困难,世界经济失衡现象将会在一定时期内存在,这成为我们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大背景。目前的世界经济失衡是一种动态均衡,世界经济将在失衡中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失衡的主要原因 世界经济失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美国经常项目的巨额逆差。2000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为4160亿美元,2004年扩大为6659亿美元,2005年达到8065亿美元。二是亚洲国家和地区经常项目大量顺差,尤其是对美贸易顺差。2000年亚洲国家和地区经常项目顺差为2057亿美元,2004年扩大为2487亿美元,2005年达到3557亿美元。对于这一问题,可以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分析:从微观方面看,经常项目差额主要表现为贸易差额;从宏观方面看,经常项目差额等于储蓄与投资的缺口。 美国经常项目巨额赤字的原因。美国经济主要靠消费拉动,近年来这一倾向被不断强化。20世纪80年代,美国消费占gdp的比重为67%,2005年达到72%。与此相对应,美国储蓄率急剧下降。1995年美国个人储蓄率为4%—5%左右,2004年下降为0.2%,2005年为负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全美储蓄率下降是造成经常项目逆差的主要原因。由于过度消费、储蓄不足,美国必须吸收国外储蓄以维持本国经济增长,从而形成巨大的经常项目赤字。 亚洲国家和地区经常项目大量顺差的原因。多数亚洲国家和地区选择了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这一战略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抑制了国内的消费需求,形成了过高储蓄和巨额经常项目顺差。而且,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不少亚洲国家和地区一方面采取了谨慎的国际资本管理战略,从国际资本市场的净借款者转为净放贷者;另一方面努力降低国内投资支出,并通过高利率吸引国内储蓄,从而使其储蓄大大超过投资。 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及其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生产要素跨国流动的趋势进一步加强,从而改变了传统的国际分工方式,即从主要使用本国生产要素进行生产并出口,发展为某些生产要素在一些国家集中并面向世界生产的新格局,表现为跨国外包发展和全球供应链延长。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使世界各国对其比较优势进行了重组,劳动密集型生产和服务通常转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包括多数亚洲国家和地区;美国等发达国家主要向国际市场提供资本密集型产品和服务,这些产品和服务会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和新的出口优势。但这两个周期通常是不同步的,尤其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开发需要一个过程,表现为技术创新周期。这样,各国比较优势的显现,包括新的出口和就业机会的出现就具有不同步性。当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比较优势体现出来而美国的比较优势还未充分体现出来时,或者当美国的比较优势体现出来而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比较优势还未充分体现出来时,就会出现双方的贸易差额或经常项目差额。 失衡将在一定时期内存在 引起世界经济失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通过宏观政策调整,可以将经常项目差额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但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从表面上看,可以通过利率政策调整一国的储蓄率,但实际上,无论是美国提高储蓄率还是亚洲国家和地区降低储蓄率,都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因为储蓄率不仅与利率水平有关,还涉及一国经济和文化传统,以及人口的年龄结构和劳动生产率水平等。 利用汇率调整也许是最容易的,只要美元贬值(其他货币相对美元升值),就可能减少美国经常项目赤字。但美元相对于欧元、日元等主要货币贬值相对容易,相对于亚洲国家和地区货币贬值则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它远远超过了宏观经济政策操作所能达到的范围。即使亚洲国家和地区货币汇率能够自由浮动,其作用也是有限的。第一,单个亚洲国家或地区的货币升值只会改变美国进口商对进口地的选择,不会改变整个亚洲在新的国际分工格局中的地位。第二,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升值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亚洲的高储蓄传统和消费习惯。第三,亚洲国家和地区需要贸易顺差。对于那些实行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国家和地区来说,较快的出口增长意味着较高的经济增长;对于那些饱受亚洲金融危机之苦的国家和地区来说,较高的出口增长率意味着较大的外汇储备规模。从某种意义上讲,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这种“顺差饥渴”和“外汇储备偏好”,可能会伴随其整个赶超过程的始终。 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可以限制失衡 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调整和经济制度改革(包括汇率制度改革),虽然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可以将世界经济失衡控制在一定限度内,避免演化成金融危机,从而为解决这一问题赢得时间。 就财政政策来说,经济学界基本达成了以下共识:美国要降低经常项目逆差,首先应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抑制需求的过快增长,减少进口。有关数据表明,美国已经有所行动。在2005财年中,美国财政预算赤字下降为3186亿美元,为2002年以来最少的一年。 从货币政策方面看,2004年6月份以来,美联储持续17次提高基准利率,目前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已经上升到5.25%。较高的利率水平有助于抑制过度消费。 在亚洲方面,亚洲国家和地区经济制度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汇率制度的灵活性有所增强。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正在进一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扩大内需。此外,前些年由于日本和欧洲经济持续低迷,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顺差主要由美国市场吸收,表现为美国经常项目赤字。随着日本和欧洲经济复苏,这个问题将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目前的失衡是一种动态均衡 从理论上讲,不平衡是绝对的、常态的,平衡是相对的、暂时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任何时间都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一些国家的国际收支赤字必然同时表现为另外一些国家的国际收支盈余。 从现实出发,就美国与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关系看,失衡是比较严重的。但在短期内,由于这种失衡表现为动态均衡,因而呈现出一种相对的可持续性:第一,在国际分工新格局中,美国相对充裕的资本和技术与亚洲国家相对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的组合,能够充分发挥各方比较优势,是一种较为现实的选择。第二,亚洲国家和地区以债券的形式积累了对美国的债权;美国以直接投资的形式积累了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债权。这一不平衡根源于美国与亚洲国家和地区金融市场效率的差异(美国的金融市场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市场之一)。随着亚洲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完善,这一失衡会自动得到纠正。第三,近年来出现的跨国外包与供应链延长是世界经济适应全球化趋势的必然结果,它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率,增加了公司利润,发挥了各方的比较优势。因此,2001年以来,包括美国及亚洲国家和地区在内的整个世界经济基本实现了较低通胀率下的较快增长。 目前的世界经济失衡表现为“双循环”:一方面,为了实现赶超战略、为了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为了积累外汇储备,亚洲国家和地区通过各种方式提高出口增长率,形成了巨额的经常项目顺差,美国经常项目出现了巨额赤字;另一方面,为了追求较高的资产收益率、为了保持储备资产安全(包括维持美元汇率稳定,避免储备资产损失),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资金又回流到美国市场,弥补了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维持了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2004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为6659亿美元,当年资本净流入为8218亿美元。正是由于美国金融市场吸收了亚洲国家和地区经常项目的顺差,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资金回流弥补了美国经常项目的缺口,使国际金融市场达到了一种动态均衡,从而使世界经济在失衡中保持了较快增长。 经济现象论文:议在市场经济条件个体经营户的经营及衰落现象 摘要:个体户作为中国社会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和改革开放时期对中国市场的培育、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然而,自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到现在,个体户正在逐步地走向衰落。本文针对这种现象对县的个体户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县政府的权力经营让个体户不堪重负,他们的经营受到了负面影响;与此同时,县恶劣的市场环境也是使个体户利润空间缩小的关键性因素之一。过分依赖财政收入的政府和不利的市场环境导致了个体户的衰落。 关键词:个体户;政策环境;市场环境 个体户作为中国社会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和改革开放时期对中国市场的培育、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然而,自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到现在,个体户正在逐步地走向衰落。历史和现实的情况证明,政府和市场是影响中国个体户兴盛与衰落的关键性因素。因此,对个体户发展变迁的分析和研究也必须沿着政府政策和市场环境两条主线进行下去,这样才能把握住研究的核心。为了弥补社会学界对个体户经验研究的不足,本文以湘中县为例,通过个案分析从社会学的角度对个体户近二十年的发展变迁进行系统的实证研究,试图从制度和市场的双重角度出发来对县个体户的变迁进行研究分析,以了解影响个体户经营的深层次原因。 一、政府权力经营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阶段,经济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心和核心任务,各级政府开始把经济发展作为核心工作目标,其中,GDP的增加则成为考核地方政府部门、官员业绩的核心标准。这种体制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在某些方面束缚了政府的手脚,暗中转移了政府的部分工作职能,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政府职能范围的不恰当,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1.政府部门的尴尬处境与权力经营由于财政计划过高、“分税制”分红和税种、费用种类过多等财政体制方面的一些问题,县政府不断地在公益部门和营利部门的尴尬处境中矛盾着,但为了部门利益又不得不想法设法地积极寻找“税源”以完成财政计划,政府的工作职能也因此而悄然地发生着变化。迫于政绩考核的需要,也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虚报的GDP值增长财政任务加重地方税收任务加重第二年虚报GDP值继续攀高财政任务更为繁重地方税收任务更为加剧第三年虚报GDP值再攀高……在县政府下达的必须完成年度财政计划的行政命令的压力下,各部门深知完成任务并非易事。但任务是“死”的,各职能部门既不能偷、也不能抢,就只能是各施其法、各显神通了。作为政府部门,也许缺钱、缺人,但唯一不缺的就是“权力”,有权好办事。只要能“经营”权力,就能利用权力生财,维持部门生存,保障部门利益。 比如,2003年《新交通法》的颁布本意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公共交通安全,严惩违法、违章行为,从而达到减少交通事故发生的目的。由于超载是引发交通事故的重要因素,且超载行为屡禁不止,因此《新交通法》加大了对超载行为的惩罚力度,目的是希望以此来对超载行为有所约束。然而,在县,对超载的严惩却成了交警部门抓收入、抓效益的良方。他们运用对超载的处罚权来增加部门收入、完成或超额完成年度财政计划。这样一来,处罚超载以维护公共安全的目的被扭曲。被访谈的6名司机向笔者反映,他们因超载被罚款后从未被强制原地卸货,而是可以载着超载的货物继续行使。并且据他们讲,凭着罚款单通常可以“安全”超载1个月,在这1个月内只要出示本月已经被罚过的罚款单,便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被再罚。事实上,超载处罚单在县已成为车主花钱买的“包月免罪金牌”。只是能否真正包月还得看运气,如果哪天碰上“严打”或者“运动”等“倒霉事”了,就算带上“免罪金牌”也照样被罚。实际上,目前县对超载的处罚并未起到预想中的维护公共安全的作用,而在更大程度上是交警部门创利、创收的手段。对超载的处罚除了让县个体车主损失钱财、给职能部门创收外,难以起到教育与监督的作用,反而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不仅误导个体车主,而且使干群矛盾激化。 政府部门“经营”权力也使得个体车主、个体汽车修理行的负担加重。在访谈中个体汽车修理行老板普遍反映,尤其在最近几年,税费每年的增长幅度较大,在年营业额中的比例持续攀升,让他们不堪重负,有些老板因此不得不退出汽车修理行业。并且,在调查中笔者了解到,有时候县政府在完不成年度财政任务的情况下,个体户还必须缴纳“预收税”(即今年缴纳明年上半年的税,先支付后开店)以填补政府的财政空缺。过重的税费与不合理的收费给个体汽车修理行的经营带来了负面影响,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他们的经营积极性,而且还阻碍了他们扩大再投资的行为。 2.政府官员的权力经营政府官员作为掌控权力的主体,完全有能力将权力资源变形为市场竞争者所亟需的社会网络资源,只要准确地掌握了权力信息,竞争者便拥有了重要的社会资本。对县的调查了解到,政府某些官员为了获得私利,也在运用权力资源进行官商勾结,从中获得私有财产。 一是中饱私囊。政府职能部门的不少基层执法人员存在着收费、罚款不开票的现象。这一方面是由于权力在基层执法人员手中的灵活度太大,如他们可以决定收费和罚款的具体金额的多少,只要不超出核定范围即可。由于我国核定的收费和罚款的范围跨度太大,有些项目甚至有几十元到几千元的跨度,这样一来,就给基层执法人员提供了权力经营的方便,收费与罚款的主观性与不规范性的可能性加大。另一方面是由于缺乏积极有效的监督机制。这就是说基层执法人员到底收费、罚款与否,开票与否,收费、罚款的具体金额究竟是多少等问题很难查证,人为操作的可能性太大,没有积极有效的制度和规范来约束与监督。这样一来,个体户的钱被收上去了,但钱是否能全部进入县财政却是无法保障的。 收费与罚款的金额进入了公共账目还是中饱私囊了,无从查证。这样的运行体制很难保证官员的公正不阿、秉公执法,反而会滋长腐败之风。 二是将权力变形为社会网络资源。 随着市场转型的深化,县的个体汽车修理行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彼此之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1992年,为了更好地规范个体汽车修理行市场,国家有关部门将修理行划分为一类维修企业、二类维修企业与三类维修企业,划分标准是根据修理行规模大小、技工人数的多少、检验人员的数量等指标进行归类。县也根据此标准将该县的个体维修企业进行了划分。由于该县的生产力欠发达,该县并没有一类维修企业,只有二、三类的个体维修企业,但并没有完全符合标准的二类维修企业。这样,在县,个体汽车修理行一旦被评上二类维修企业就意味着可以享受某些特殊资源与特殊利益。为了能被评上二类维修企业,县个体汽车修理行想方设法地“找关系”、“拉关系”,通过亲戚、朋友、老乡等关系去与相关政府部门官员“建立网络关系”和“维持网络关系”。许多政府部门官员则利用他们拥有的权力资源,并将其转化为个人的私有财产。因为只要他们开开金口、打个招呼,就能给个体汽车修理行解决许多头疼的事情,而官员也会因此得到回报,如礼金、回扣、礼品、名牌烟酒等。就这样,县某些官员玩弄着权力经营的游戏,乐此不疲。 二、市场环境的影响县经济的整体衰退和个体车主、个体汽车修理行的供大于求所引起的市场竞争加剧是县恶化市场环境的两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他们的存在导致了个体汽车修理行阶层的向下流动和个体车主在夹缝中求生存的艰难处境。 1.市场环境恶化导致个体汽车修理行阶层向下流动改革开放初期至80年代末,县个体汽车修理行阶层曾经是风光无限,但90年代以后生意愈作愈艰难,利润空间不断缩小。恶劣的市场环境导致县个体汽车修理行的从业者向下流动,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行业优势消失殆尽,经济地位下降。个体汽车修理行的经济收益与劳动付出之间的比例在不断下降。个体汽车修理行老板C谈到:现在一个月能搞2、3个大修就很不错了,而且因为开的店多了,大修本来是要收700、800元的,但是大家都把价格压的很低,400元就给修。90年代中期以前,1年总是能存个1万块钱,现在根本存不到钱。同时,相比较而言,其他行业的经济收益与劳动付出的比值在不断上升,甚至是那些在技术要求、劳动投入、资金投入等方面比修理行业要求低的行业,其经济收益与劳动付出的比值也逐渐与修理行业持平甚至更高一些。 第二,个体汽车修理行从业者社会地位下降,生活水平降低。调查发现,县个体汽车修理行从业者不仅经济地位下降,社会地位也在下降。个体汽车修理行老板D谈到:以前还说修理工还有门技术,能赚钱,别人还瞧得起。现在修理工是最下贱、最让人瞧不起的职业,可能就比挖煤的好一些。并且,无论是个体汽车修理行老板还是个体车主(“外人”),都对汽车修理目前的职业地位的评价较低,而且双方有一个共同点便是他们对汽车修理行业过去的社会地位评价较高。可以看出,汽车修理行业的社会地位是下降的。不仅如此,个体汽车修理行老板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评价也甚低。尽管事实并非如此,但从中还是可以看出他们有极大的不满与失落情绪,这种落差让他们难以接受。 第三,个体汽车修理行吸收社会剩余劳动力的功能逐渐弱化。在改革开放初期到90年代初,县个体汽车修理行颇具行业优势,想学徒的人趋之若鹜,还得想方设法地托亲戚关系、朋友关系才有机会进入。由于个体汽车修理行需要的徒弟数量较多,吸收剩余劳动力的功能也是比较强大的。然而,近年来,个体汽车修理行老板普遍反映现在徒弟难招,数量少,劳动力的缺乏成为他们在经营中遇到的困难之一。这主要与以下三个因素有关:第一,个体户的行业优势丧失,利润空间越来越小。第二,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落实是学徒人数减少的重要因素之一。第三,随着市场转型的深化,中国市场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从而给社会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多样的就职选择,许多青壮年劳力被输出到广东、北京等大城市打工,月净收入不比一般的县个体汽车修理行老板低。可以看出,随着市场转型的深化,中国市场的职业种类呈多样化趋势,人们的就业选择面也不断拓宽,汽车修理在县失去了以往的行业、利润与声望优势,成为了冷门职业,个体汽车修理行吸收社会剩余劳动力的功能不断弱化。 2.个体车主在夹缝中求生存在同一市场环境下生存的个体车主也面临着类似的境况。上世纪80年代,正是县个体车主从零散的个体发展到社会群体的一个起点时期。那时候的个体车主虽然表面上看来是“开车的”,但实则是“拥有社会稀缺资源的”、“富裕的”、“令人羡慕的”职业。由于当时社会物质缺乏、物流不便捷、交通运输落后,拥有汽车的个体车主们甚至有与政府部门进行互换资源的可能性。然而,时过境迁,个体车主已失去了以往的行业优势,收入逐年下降,职业地位逐步向下流动。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以往支持个体车主形成与发展的外在结构性因素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市场压力与制度压力像两块巨大的夹板将个体车主夹在夹缝之中。 第一,制度的压力与市场的压力让个体车主左右为难。 2003年10月审议通过的《新交通法》,主要是突出了以人为本的理念,以保护交通参与者人身安全和切身利益为出发点,同时也明确了政府各部门的职责。然而,县的个体车主却为《新交通法》的实施而伤透脑筋,尤其是新法规中对超载惩罚力度的加大,让县个体车主难以承受。但他们又迫于市场竞争的压力而不得不违反法律、法规,冒着生命危险与被罚款的风险,开着超过荷载量100%、甚至1000%的货车早出晚归,企图逃离制度的网络。制度的压力与市场的压力让县个体车主在夹缝中喘不过气来,遵守制度还是维持生存的两难选择让个体车主处于矛盾之中,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矛盾之一:超载还是不超?按《新交通法》的规定,超载是违法的,然而,现实却是市场给出的运输价格仅够成本(油费、汽车维修费、养路费、税费等)开支,几乎无利可图。在笔者的调查中,无论是个体汽车修理行老板还是个体车主均反映:不超载就无法生存,就算超载了,一般的个体车主一月也只有净利1000元左右。这个净利是冒着生命危险所赚来的。任何一个车主都明白超载会引发安全事故,他们因超载而丧命的朋友不在少数,但是他们却不得不为了生存而铤而走险。在第一个矛盾中,他们选择了超载。 矛盾之二:买报废车、组装车还是二手车、新车?报废车、组装车带来的危害是非常巨大的,严重威胁车主的生命安全,引发交通安全事故。为了维护公共安全,近年来政府着力打击报废车、组装车市场,而且对于非法贩卖报废车的违法个人和组织采取非常严厉的惩罚措施,轻者罚款、重则坐牢。然而,报废车却屡禁不止,根本原因在于市场刚性需求的存在。对于大部分不富裕的县个体车主来说,尽管开报废车、组装车是很不安全的,但是很合算。第一,报废车便宜,对于手头上只能拿出1、2万元的车主来说,这是比较合适的;第二,买报废车易于收回成本,因为开货车本来就得冒较大的风险,花4-8万元去买辆二手车是否能收回成本是很难预料的,尤其是在县经济萎靡与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第三,报废车万一被政府没收了,如果积极疏通关系,一般还是能把车要回来。因此,对报废车的刚性需求和部分政府官员的以权谋私导致了根除“黑车”的可能性比较渺茫。在第二个矛盾中,个体车主选择了违规购买报废车与组装车。 矛盾之二:按规定对汽车进行安全检查还是浑水摸鱼?为了保障交通安全,《新交通法》规定汽车每个季度都必须在二类维修企业作一次二保检修,检修合格后方能拿到由二类维修企业出具的二保单,4张二保单决定了汽车是否有参加年检的资格。然而,在县,由于交通部门对二保单的管理存有纰漏,这便为个体车主提供了浑水摸鱼的可乘之机。 实则,二保单作为汽车检修的合格证应该是由公共部门来统一颁发,而不能由营利性的维修企业来提供。就如同企业的营业执照、合格证书一样应该由政府职能部门进行审核后颁发,否则,就会像县的二保单一样成为市场流通的交换物,非但没有起到应有的价值,反而会搅乱公共秩序、阻碍职能部门的管理。正是由于二保单的市场可流通性,县个体车主抓住这个漏洞,尽量地节省成本,部分具有安全意识的个体车主会坚持每个季度在三类维修企业作一次二保,然后在二类维修企业购买二保单,还有部分个体车主干脆省去了检修的步骤,直接购买二保单以应付检查。在第三个矛盾中,他们选择了浑水摸鱼。 第二,个体车主在市场与制度的矛盾中寻求平衡。在对市场压力与制度压力的选择上,个体车主只能服从市场,求得生存,然而,制度规章的存在对他们的结构性约束是不容忽视的。如何在这一对矛盾中寻求一个平衡点是他们极力追求的目标。 在具体做法上,县个体车主每天在政府部门上班前、下班后的时间段内工作,也就是早上6点之前,晚上8点以后。笔者在调查中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白天货车一般都是在修理店修车、补胎或是停放在自家门前,个体车主则在玩牌、睡觉、喝酒。一到晚上,大家便乘着夜色开车出门装货,直到深夜,早上如果起得够早,在清晨4点钟左右,你就可以看到呼啸而过的超载大货车在马路上疾驰。个体车主们就是这样在市场压力与制度压力的矛盾中寻求平衡点的。他们既不可能完全不顾及规章制度的约束,白天也出门运输赚钱;也不可能完全遵循规章制度办事,那样他们就难以生存,他们试图逃离出制度的天罗地网,寻求制度网络所覆盖不到的时空地带与空白点,顽强“抵抗”日趋严峻的市场压力与制度压力。 然而,作为政府也不可能完全地对县个体车主的行为睁只眼闭只眼,他们每个月会偶尔在非正常上班时间段内(早6点前、晚8点后)在某条私人车经常路过的街道堵车。 由于时间是不确定的,不少个体车主也因此落入了法网。但李莉>>>政府与市场:个体户兴衰的生存影响因素46是一旦有个体车主得知了内部消息,马上就会向其他个体车主奔走相告,让他们当天不要出去装货,有“险情”。尽管个体车主们迫于市场压力彼此间的竞争比较剧烈,然而,在对“外”方面他们却是异常团结的。他们就像是抗战时期的游击队,左打一枪、右放一炮,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个体车主们面对市场竞争与政府制度的双重压力“在排斥中团结、在团结中排斥”。 三、结论与讨论 第一,政府权力经营和恶劣市场环境的合力对县个体车主、个体汽车修理行的负面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政府的权力经营导致他们的税费加重、罚款过多,加上不定期的“关系费用”支出使他们的经营成本不断“攀升”,不堪重负;而市场环境的恶化则直接影响了他们的经营,造成了利润空间的缩小。政府权力经营和恶劣市场环境合力下的个体户面临着成本不断上升、市场竞争不断升级的境况,利润在下滑,他们在遭遇改革开放以来最严峻的困境。 第二,越是贫困的地区,个体户的发展就越艰难。一方面,越是贫穷落后的地区,政府财政收入就越多地依赖于税收、费收,政府压给经营者的税费负担就越重,经营者无法承受压力自然落荒而逃,这反过来不利于该地区的脱贫。另一方面,越是贫苦地区,市场就越缺乏活力,如何调动市场活力在中国主要是依靠政府,当政府把精力大部分投入到如何加税的心思中,就鲜有精力去思考如何搞活经济、搞活市场了,贫困地区便更难摘掉贫困的帽子。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县工业一垮,政府的财政收入就开始告急,如何维持庞大的官僚机构是政府日思夜想的问题,要收入就只能找个体户要,但个体户财力有限,那就只能多设置费用、多罚款来进行创收。然而,政府创收了,个体户就垮了,个体户作为私营企业的过渡阶段发展不起来,县私营企业队伍自然难以壮大,继而会反过来影响县经济的发展。而与此同时,与县同属一个地级市的Y县,其经济发展势头良好,以商业为主,Y县政府采取着截然不同的做法――积极减免个体户、私营企业的税费,鼓励经营、鼓励投资,Y县个体户发展蓬勃,形势一片大好。这便提出了一些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贫困地区的政府该如何摆脱对税费的依赖,真正将搞活市场作为其工作的核心?政府应该如何真正给个体户创造发展的空间和环境,让他们的创业活力来带动市场和地方经济的发展?第三,个体户的衰退是市场竞争的必然还是人为地“监管过严”,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如果是前者,这意味着个体户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现阶段个体户“缩水”现象便是他们走向消亡的过渡阶段;但如果是后者,那就意味着政府对个体户的“监管”不但没有起到积极有效的作用,反而阻碍了个体户的发展,逆市场潮流而行。本文认为,县个体户的衰落是市场竞争和政府“监管过严”共同作用的结果。很明显,某些行业的个体户由于资本少、投资小、技术含量低,没有能力加入到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来,易遭市场淘汰,随着市场转型的深入,不少行业的个体户被市场的洪流所湮没。但是,大部分集中在第三产业的个体户却依然为市场所需,其中有些甚至还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得更为紧俏。事实上,在中国尚未完全开发的西部地区,个体户有着广袤的发展空间,因此,个体户的“缩水”只能部分归因于市场,还有相当部分原因则应归咎到政府的“监管过严”。“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认为,沉重的税费负担、缺位的创业服务等,是抑制创业活力的关键因素,势必会影响个体户的发展壮大,因此政府对个体户的影响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王石川,2006)。 新的历史时刻给个体户的发展提出了新的制度和市场要求。弱小无助、主要由来自社会底层人群构成、并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政府积极扶持和良好市场环境才能生存的个体户能否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政府应该对个体户放任自流还是重新扶持?个体户将来的路在何方?他们能否度过这艰难的时刻?这一切也许需要时间来回答,让我们拭目以待。 经济现象论文:新经济形势下贪腐现象特点及对策研究论文 摘要:改革开放50年,中国的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这个速度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仅仅三十年的时间,中国完成了从农业到工业再到信息化的转变。伴随着这种转变,各种矛盾和问题也呈现了纷繁复杂和急剧变化的趋势。特别是本世纪以来,社会各界尤其对贪污腐败的讨钱之声越来越高,作为检察机关查办的贪污腐败案件的也越来越多,这一方面说明民众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度很高,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的打击力度也越来越大,是对检察机关工作的肯定,同时也是鞭策。这就要求我们要研究新的经济形势下贪腐现象的新的特点,同时制订出新的对策。 关键词:贪腐现象;经济形势;案件 先看几起案件。 第一组。 08年7月原福建省福州市福田区沙头街道办事处的报帐员张丽萍因在03年10月到2007年7月间以篡改单据等手法贪污单位现金886万多元被判刑。 同月,曾任北京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原副院长肖云良因贪污、受贿共计152万余元被市二中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8年。并处没收24万元个人财产。 同月,曾于2007年2—7月任陕西省旬阳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原会计曾诗平利用职务之便套取合作医疗基金61万余元被旬阳县法院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第二组。 内蒙古赤峰市原市长徐国元任职6年敛财3200万元,月均44.44万元;北京市海淀区原区长周良洛受贿1600多万;山西临汾副市长苗元礼受贿7000万元;据检察机关和法院查明,重庆巫山区原交通局局长晏大彬任职6年贪污2226万,陕西省高速集团原董事长陈双全受贿1700多万,晋煤集团原供应处处长孙水有2000多万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南宁市政管理局原局长受贿2600余万元,山西贫困县县长崔保红五年敛财近1000万,广西贵港市委秘书长高二刚夫妻贪污千万元。 第三组。 2009年4月,原海南省海口市规划局主管土地规划管理及审批的副局长陈立奇被海南省第一中级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司法机关查明他在2002—2008年6月任职期间,先后收受江苏南通金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11家单位贿赂130万。而逸11家单位无一例外全是房地产公司。 09年7月,分管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副主任卢锦洪被起诉。同月,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副书记郑敏华因在任开发区经济发展总公司副总经理期间凭借主管单位基建项目的权力收受房地产商、工头贿赂20万被起诉,贵州省遵义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蒋永因在任市总工会主席期间收受开发商贿赂58万被判刑11年;贵州省环保局原机关党委书记王茂敏因在任普安县领导期间收受普安青山电力公司及普安普天大道工程开发商贿赂101万元获刑10年;贵州金苑集团股份公司原监事会主席何卿华因在任省电力建设第一工程公司经理期间为土地开发商揽接项目受贿436万元获刑14年。 第四组。 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建设局局长周广玉在泰安市是个派头很大的人。他自己拥有18家公司,领域涉及房地产、典当、工程监理、担保、制药等五大行业。所以他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我公司挣的钱已蛮够我花的了,公家的钱、单位的钱我不会用一分。但就是这么个“廉政模范”突然被检察机关查明受贿691万、贪污31万、挪用公款1100万元,并因此被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有报道说在郑州市须水镇西岗区经济适用房被开发商建别墅、上海闵行区梅陇镇在建的商品房倒塌事件中都见到政府官员的影子。郑州开发商大股东的丈夫曾是郑州国土局的领导,二股东的丈夫是项目所在区的警察;上海开发商的股东有许多是当地政府的官员,甚至是负责房地产事宜的官员。(据新华网) 以上四组案(事)件都是最近三年内发生的。最远的是07年,最近的是09年7月。从中我们可以至少梳理总结出当前新的经济形势下出现的贪腐事件的一些新特点、新动向。 一是从贪腐对象年龄和职权上看,低职低龄化趋势明显。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直到本世纪最初的几年,“49”、“59”现象突出,一些将要离开领导岗位的人为了自己有一个“幸福宽裕的晚年”在“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思想指导下,大肆贪污索贿,结果晚节不保。但从以上案件我们可以看出,没有级别的单位报帐员在短短四年间贪污800多万时仅有31岁,股级干部曾诗平几个月把61万元装进腰包时刚过完36岁生日,梦想着自己成为“亿万富豪”的科级局长周广玉也仅仅48岁。 二是从贪腐数额上看越来越大。1933年根据当时临时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26号训令,贪污500元的苏区中央政府科长谢步升被枪毙。1983年1月,广东省海丰县县委书记王仲被执行死刑,他贪污了6.9万元。2000年,成克杰贪污受贿2000万被判死刑。从此在司法机关查办的案件中涉及到千万以上的就司空见惯了。有人说,现在的贪官已进入“千万级时代”,话虽有点绝,但也是事实。据中新网报道,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国土局局长蒋亚平甚至贪污敛财过亿,从而使自己成为当前全国贪污最多,职别最低的贪官“冠军”。 三是从贪腐行为发生的领域来看,不仅原来的“重灾区”如房地产开发、道路工程建设、土地管理等领域继续保持“强劲势头”外,在其他领域也呈多发态势。著名学者任建明在08年2月份的《寮望》周刊上曾撰文指出:工程建设、土地管理领域发生的案件近5年比五年前增长了61.3%。不仅如此,“传统上,人们都只关注政府和公共权力的腐败,而近些年,腐败已经在非政府公共部门,包括高校和医疗系统,私营部门(市场及企业领域)以及社会各个领域流行和蔓延”。“中央采取的一系列改善民生的项目中的腐败行为也有增无减,比如教育、新农合、劳动保障等等”。以上的几起案件也明显地印证了这个观点。如果说“有工程的地方就有腐败”,是一种坊间传说的话,有关网上的“房地产、教育、医疗的严重腐败已是压在人民群众头上的新三座大山”的说法就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了。 四是从贪腐手法上看,越来越隐蔽。改革开放初期“双轨制”的实行“造就”了一大批在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之间钻空子的掮客,经济领域的腐败也因此而产生。上世纪末在反腐领域产生了一个新的名词叫“权力寻租”,起因就是国家全面实行了市场经济,在传统产品价格方面没有了“签字权”的各级审批者们纷纷转变了自己的态度,但“傍大款”没有流行多长时间就成了过街的老鼠。身为当时岱岳区房产局局长的周广玉就是“先知先觉”者,他在1999年就成立了自己的房地产开发公司,此后一口气成立了18个公司。他把贪污受贿来的资金投入到这些公司中,然后以自己的身份为依托“拓展”公司业务(凤凰网09年6月2日)。无论有人说这是“洗钱”的一种方式,还是郑州别墅案的背后的影子、上海闵行区倒塌楼房背后的影子都是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新动向。至于那些区县委书记的车补问题引起的民愤是制度的问题还是其他的什么就留待以后让事实说话吧。 有鉴如此,在当前新的经济形势下我认为反贪腐工作重点要在不同层面上做好一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在立法层面抓好监督制度的建设。“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这是在现代经济社会被证明了真理。无论是单位的报帐员还是身居中央的国级干部,只要他失去了监督,就会为所欲为。在市场经济体制内,“资本的目的就是寻找最大的利润”(马克思语),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孙立平教授认为“当今社会生活的复杂化使得许过去行之有效的措施在今天变得苍白无力,其结果就是权力失控。所谓权力失控,既是权力成为一种外部无法约束,内部也无法约束的力量”。类似上面提到的福建省福州市沙头街道办事处报帐员张丽萍判刑之后的“要是早点审计就好了”的哀叹虽有点倒打一耙的意思,但如若政府能把对官员的日常监督纳入到正常的轨道上来,这种“受埋怨”的词会少听到一些。具体的就是应尽快出台公职人员个人财产公开申报制度,因为“任何贪官污吏要贪赃枉法,不管什么形式,最后都会变成家庭财产”(王明高《科学制度反腐》),在这个制度中特别需强调的是公开的广泛性,不能仅仅限于本单位或者本部门甚至让办公室填好了规定的表格直接送“有关部门存档”了事。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网上调侃的“你们假装申报,我们认真审查”的尴尬。 二是在司法检察层面上首先要加大对腐败分子的处罚、追逃和赃款赃物的追缴力度,不让腐败分子在经济、政治、社会上得到任何好处,通过让贪官自己自己感受搞腐败的高成本、高风脸,以支持长期的反腐败的长期进行。其次是加大大要案的侦破力度。“擒贼先擒王”,一个地方每破获一个大案要案,就可震动、教育一大批人,社会效果也会很好。第三是注意总结查办案件的工作经验,尤其要注意案件线索的收集整理,不仅要注重日常工作的检察、群众的来信来访,网上的消息也应认真甄别。有条件的地方不妨成立专门的案件研究室,对检察工作的对象、领域、信包的收集重点研究,给领导决策提供必要的依据。 三是在社会层面上,传统媒体、网络应发挥自己的优势,发挥监督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政府应该首先走在前面,不仅要倡导“领导干部应习惯在舆论监督下工作”(《求是》2009年第14期署名文章),更主要的是要制订制度,让民间反腐有一个制度化的出口——目前以网络为平台的民间反腐以其快捷、高效且廉价的优势开辟了反腐新渠道,但这种形式也暴露了许多问题,政府要做的不是禁止,而是保护。有关专家指出,给民间反腐一个制度化的出口,必然是我国下一阶段反腐斗争一个躲不开的重要命题。
知识经济与人力资源会计分析:浅谈知识经济与人力资源会计 摘要: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竞争力已不仅决定于经营规模的大小和财产物质的多少,还要取决于其是否拥有雄厚的富有生命力的可持续的人力资源。人力资源会计是知识经济社会的必然要求,人力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在企业和社会中越来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主导作用,成为企业创造超常效益和增值的最基本源泉。在我国知识经济时代下人力资源会计面临着制度制约、确认和计量制约以及社会环境制约等问题。本文对以上面临问题进行了简单的探讨。 关键词:知识经济;人力资源会计;问题;探讨 高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已经把世界经济竞争从物质资源竞争推向人力资源竞争。对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管理已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推行人力资源会计是非常必要而迫切的。 一、知识经济时代需要人力资源会计 (一)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人力资源会计 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竞争力已不仅决定于经营规模的大小和财产物质的多少,还要取决于其是否拥有雄厚的富有生命力的可持续的人力资源。人力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人才已成为经济资源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企业财富的象征和源泉。因此,将人力资源作为企业的资产,运用会计的方法对其加以确认、计量和报告,以满足企业内部和外部对企业信息的需求已成为时代的必然要求。 (二)国家宏观调控需要人力资源会计 我国人力资源总量巨大而质量相对偏低。如果能够基于人力资源的经济特征,通过人力资源会计确认人力资源的成本和价值,对人力资源开发的经济效益进行研究分析,形成人力资源会计报告,国家便可以掌握各行各业企业人力资源开发维护现状,从而采取相应的宏观调控手段,促进人力资源的合理调配。从宏观上确定人力资源开发方向,引导人力资源合理流动,优化人力资源的配置,达到供求平衡。 (三)企业管理需要人力资源会计 知识经济时代,人才是第一生产力。谁争取到高素质人才,谁就会在市场经济中立于不败之地。在这种条件下,企业就必须考虑人力资源权益的确认和计量,考虑如何对物质资本投资者和人力资本投资者进行利润分配。这些都要求企业管理部门掌握企业的人力资源成本、价值、权益等诸多方面的详细信息。 二、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源会计面临的问题 (一)制度制约问题 理论界对产权问题、劳动者权益问题的讨论非常热烈,虽然劳动者权益模式提出了与所有者权益相并列的劳动者权益,大大发展了会计权益理论,但是在我国现阶段要改变产权制度仍然很难。因此,现有人力资源会计实施的最大障碍是产权制度和分配制度制约的问题。 (二)确认和计量制约问题 在人力资源的价值计量问题上,目前存在的计量方法很多,如完全价值法、薪酬折现法、经济价值法、商誉评价法、市场竞价法以及人力资源当期价值理论、连续割差法等。计量方法虽然很多,但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缺乏在会计实际中能够被广泛接受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计量方法。 除此之外,我国建立人力资源会计需要的社会环境还很欠缺;企业对人力资源会计的应用缺乏积极性;会计人员的整体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 三、对面临问题的解决办法展开探讨 (一)逐步建立健全人力资产评估机构和人力资源市场 尽快完善我国的会计制度,规范证券市场、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通过法律手段,确保企业对劳动力的所有权,保证人力资源的相对稳定,同时保障人力资源的合法权益。从法律上使企业所有者认可职工参与收益分配的权利,充分体现以人为本。与此同时,完善人力资源市场,使人才自由流动,企业可自由从市场上选择其所需的人才,健全人力资源价值的评估法律依据,制定普遍认可又可操作的评估方法,真正实现社会对人力资源信息的现实需求,为人力资源会计提供生存的社会基础和法律基础。 (二)基于中国国情,加强人力资源会计制度与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构建科学的具有可操作性的人力资源价值计量模型,建立统一的核算方法和披露体系,使之成为一门规范严谨的学科体系。使我国的会计制度成为包括人力资本和物力资本两大体系的会计制度。同时,选择一些人力资源比较密集、人事档案比较规范,会计人员素质相对较高的学校、科研院所、会计师事务所等作试点,发现并解决一些不可预见的特殊问题。 (三)充分利用知识经济时代有利的条件,鼓励企业向外资企业学习人力资源的开发与管理的成型经验 一方面向员工提供有吸引力的工资、福利、医疗、保险、住房和养老等待遇;另一方面大力加强在人才培训方面的投资,为员工提供进修、培训和升职的机会,为员工创造发挥潜力的条件,做到待遇留人、事业留人,使全社会形成一种真正重视人才,尊重人才的氛围。 (四)尽快提高会计人员素质,加强对人力资源会计的管理 与传统财务会计相比,人力资源会计的核算方法更为复杂,技术要求更高。在人力资本的计量上需要进行主观估计,要使结果尽可能科学,就要求会计人员不仅要有深厚的会计理论基础、丰富的经验,还要具有更高的素质。 如今经济发展已从自然经济阶段向知识经济阶段发展,经济竞争已从自然资源竞争推向了知识资源的竞争,形成了以高科技为主导的知识总量和科技实力的竞争。人力资源会计正是顺应时代的要求,成为会计学科发展的一个新领域,它是人力资源管理学与会计学相互渗透所形成的新型会计理论。只有完善人力资源市场,使人才自由流动,企业才可自由从市场上选择其所需的人才;健全人力资源价值的评估法律依据,制定普遍认可又可操作的评估方法,真正实现社会对人力资源信息的现实需求,为人力资源会计提供生存的社会基础和法律基础。才能给人力资源会计的发展以强大的推动力。 知识经济与人力资源会计分析:知识经济与人力资源会计探讨 摘要:当前我国不断向知识经济发展,人们的生活态度、思维和工作方式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人力资源会计属于会计的一部分,在知识经济时代研究人力资源会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要想成为一名能够为不断发展经济环境服务的会计工作者,要能够对旧的会计理论、方法进行提升和创新,同时了解知识经济时展目标,使得人力资源会计跟随知识经济的脚步,适应不断到来的各种新挑战。 关键词:知识经济;人力资源会计;主要目标 一、人力资源会计的产生及其学科性质 (一)人力资源会计的产生 人力资源会计属于会计学科中正在不断健全和完善的一个分支,它的主要价值在于其计量和核算方面,对于促进企业发展提高竞争力有着重要作用。同时也是会计学科发展的新形式,结合人力资源管理和会计学产生的一种会计理论。人力资源会计在1964年被首次提出,是由美国的一名会计学家在其著作《人力资源会计》想起说明的。自此开始,美国的很多会计组织像是会计学会、政府会计师协会等都开始对人力资源会计的方法和理论进行研究。现在,在很多会计人员的共同努力和研究下,人力资源会计正在形成完整的理论系统,在当前知识经济快速发展的推动下,为人力资源会计的成熟和完善创造很好的条件。 (二)人力资源会计的学科性质 人力资源的学科性质有两种不同看法的群体存在,一种是人力资源管理会计观,另一种是人力资源财务会计观。站在人力资源管理会计观的立场进行问题分析时,要保证人力资源的价值可以进行计量的,同时能够表现在对外报表中;人力资源价值与企业的管理方法存在某种函数关系;人力资源管理量化的信息和定性分析在很大程度会影响企业的决策。它包括了对人力资源的预测和决策行为、对责任和问题的控制,对行为学说的科学研究,发现使用战略管理会计进行人力资源会计的研究。持人力资源财务会计观的人这样认为,人力资源属于无形资产的一个分支,和商业信誉一样,其他企业在知识和技能方面占有优势地位,从而给企业创造收益提高经济效益的资产形式。从而人力资源会计隶属于传统财务会计。 二、人力资源会计的定义 人力资源的定义存在多种说法,可以分为广义和侠义的人力资源会计定义。广义的人力资源指社会和企业中的人力资源会计。广义的人力资源主要是考虑社会中的因素来进行确定和管理,属于社会会计的一部分。企业人力资源是以企业的视角进行的人力资源管理、确认和计量。平时所说的人力资源是从企业角度进行的管理,是侠义的人力资源会计。会计文献中常见两种种形式的定义方式:一种是把人的价值和成本为资源进行计量和报告,另一种是利用各个学科的知识对会计信息进行确定和报告,从而使企业做出对自身有利的措施。总的来说,人力资源会计主要通过对人的价值的计量管理。目的就在于使用人力资源能力提高企业的人力资源情况,了解局势的厉害关系,从而使企业能够正确进行决策并创造价值。 三、知识经济背景下人力资源会计的主要目标 知识经济指以已有知识结构和信息的使用为基础,把知识进行合理分配和整合来促进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通过人的智力劳动与先进技术的结合形成人力资源会计发展的强大推力。所以,知识经济的主要体现在高科技与知识创新的共同发展。知识经济时代,我们将更加重视企业软实力的发展,例如知识产权和专利权等,有利于企业形成科学的未来战略规划。以企业能够做出最佳决策为前提,我们将知识经济背景下的人力资源主要目标分为以下四方面: (一)利用国家宏观调控人力资源信息 我国接近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使得人力资源的特点主要表现为经济的发展特征,需要对人力资源的价值和成本进行确定。分析人力资源带来的经济效益并形成报告,不断对人力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结合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保持一定的稳定状态,对人力资源会计发展和优化配置有重要作用。 (二)为企业管理人员提供充足人力资源信息 高素质人员是在激烈经济竞争下占据优势的重要因素,同时一定的人员培训投资、工作改善环境、提高薪酬等也是必不可少的。同时,企业最重视的还是经济效益的增加情况,通过人力资源会计进行一定的核算明确实际增加的效益情况。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对核算提出许多新的要求,要求企业首先认真分析自身实际情况,解决好人力资源的质与量的关系,对企业经济效益有重要作用,并且也显示出人力资源会计的重要作用。 (三)掌握完整的投资者信息与债权人信息 从传统企业内的会计工作来看,人力资源信息并不包括投资者和债券人的信息,只是对企业内的物资和财务状况和变动情况的记录情况,人力资源的成本是当期发生的损益值,不把人力资源投资表现在资产分析和管理列表中,使得不能准确了解资产的变动和损益情况。知识经济时代重视员工的综合素质水平,人力资源信息所包含的内容从知识创新到高新技术很多方面,需要确定物资和财产的投资比例,从而使的企业的各项决策都有足够的信息支撑。 (四)充分调动员工工作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建立完善的人力资源会计包括不断开发创新人力资源,通过一定的资源投入为员工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使得员工充分发挥自身的工作热情和开发思维为企业做出更多贡献,使得企业得到更好发展。笔者认为,人力资源会计应该选择容易操作的发展模式,使用人力资源成本模式要以原始记录为基础,通过发生结果分析得出人力资源成本会计的相关信息;该模式与传统的财务会计非常类似,人们熟悉流程也更加容易理解和接受;同时让人力资源成本独立计量,能够明确得出人力资源产生的经济效益。 作者:赵博文 单位:济南历城二中 知识经济与人力资源会计分析:知识经济与人力资源会计 知识经济已在世界范围内初见端倪,它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与经济的结合促进着经济的迅速发展,知识将成为所有创造财富的要素中最基本、最有效的生产要素,从事知识创新、传播和运用的知识劳动者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人力资源成为企业乃至整个社会最宝贵的稀缺资源。对人力资源进行会计核算,加强人力资源管理,是适应知识经济发展的需要。 一 知识经济是建筑在知识和信息基础上的经济,它直接依赖于知识的创新、传播和应用,知识成为提高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的驱动器。知识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1、知识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传统的农业经济社会是以耕地和劳动力为基础的;工业经济是以大量自然资源和矿藏原料的冶炼、加工和制造为基础的,衡量经济发展的生产函数,注重的是劳动力、资本、原材料和能源等生产要素,把知识、技术常常似为生产的外在因素;而知识经济则是一种全新的基于最新科技和人类知识精华的经济形态,它以不断创新的知识为基础,是一种知识密集型、智慧型的新经济形态,知识和技术自然而然地被纳入到生产函数之中,从而使经济效益可以持续递增,因此,农业经济时代,人们梦想占有土地;工业经济时代,人们希望拥有资本;知识经济时代,掌握知识将成为人们的追求,知识成为具有决定意义的生产要素。创造知识和应用知识的能力与效率将成为影响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竟争力的重要因素之一。 同以往经济形态相比,知识经济的增长不再完全依赖于资本、劳动力、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已转而依赖于知识的积累和运用,依赖于对知识的获得,足以弥补传统生产要素不足而对经济发展带来的障碍。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竞争力和实力,将会由其掌握有形资产的数量转移到拥有知识的能力和服务能力等无形资产的数量上去。例如,美国著名的微软公司总资产在很短的时间就达到143亿美元,其无形资产价值市价已高达1623亿美元,该公司的市场价值已超过美国三大汽车公司的总和。 2、知识劳动者成为创造社会财富的主体。农业经济时代,创造社会财富的主体是农民,知识分子游离于社会财富创造活动之外;工业经济时代,创造社会财富的主体是工人,知识分子是社会生产的指导者或组织者;而知识经济时代,智力劳动者已成为庞大的知识阶层,成为创造社会财富的主体。知识经济时代的农民已成为掌握农业高新技术的知识劳动者,新时代的工人也是用现代最新科学技术武装起来的高技术工人。拥有足够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创造出数倍于体力劳动者所创造的社会财富。知识劳动者在知识经济时代占据主体地位,是社会的主流。1981年至1991年,美国就业中的蓝领份额平均降低了3个百分点,而白领份额增加了6个百分点。在日本,专业和技术职业的就业预期于本世纪末增长超过40%,几乎比次快增长的群体——办事员及其相关职业快四倍。在美国,到2005年前预计专业和技术职业的就业增长将是36%,几乎比工艺和熟练的手工职业快三倍。[1] 作为一个经济范畴,人力资源具有质和量的规定性。从人力资源内部的替代性来看,人力资源的质对量具有较强的替代作用,而人力资源的量对质的替代作用却较差,甚至不能替代。例如,一个高级工程师可以完成几个低等级工人的工作量,而几个低等级技术工人共同工作却难于完成高级工程师所从事的复杂工作。知识经济仍是市场经济,市场竞争的背后是人才的竞争,只有人才才是企业最主要的战略资源。企业竟争的胜负,取决于其是否拥有更多的优秀人才。 3、高新技术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是知识经济的标志性产业,也是知识经济时代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1981年至1992年,主要发达国家的高科技产业的产值增长了1倍多,而同期其它制造业的产值增长了29%。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1996年年度报告中指出,其主要成员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0%以上已经是以知识为基础的。1997年,美国以信息技术为主的知识密集服务出口总值已接近商品出口总值的40%。高新技术产业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55%以上,而汽车工业只有4%。[2] 知识经济将引起产业结构的大规模调整和产品结构的全方位变化。知识经济条件下,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体现着产业发展的新途径;以高新技术为杠杆, 推动着传统产业的知识化;以高新技术为武器,促进服务业大发展。就微观经济组织——企业而言,知识密集型企业居于主体地位。人力资源成为决定企业兴衰的主要因素。 可见,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源会计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重要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二 人力资源会计产生于本世纪60年代,在即将到来的知识经济时代更具有重要的作用。知识经济时代,最需要的资源,不是物质资源,而是智力资源,知识经济的主体是掌握现代科学知识和具有创新潜能的高素质人才。企业对人力资源的投资将成为企业内部长期投资的主要项目,甚至要超过对厂房、设备等固定资产的投资。企业对人力资源投资所形成的无形资产在总资产中所占的比重及所起的作用已不容忽视。例如,1995年美国很多企业无形资产的比例已高达50~60%。这些以知识为基础的无形资产日益成为决定企业未来现金流量与市场价值的主要力量。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源会计要满足企业管理当局及其他相关机构对人力资源信息的需要。 1、人力资源会计为企业管理者提供评价人力资源决策方案所需要的信息。企业管理者十分关心人力资源投资的效能和效益,并加以追踪评估。在现代企业管理过程中,为实施人力资源发展战略,企业是从外界招聘还是在内部培训专业人才?在经济萧条时期,企业应当裁减还是保持其人力资源?裁减职工可以立即降低人工成本,并相应增加本期效益,可是到了经济复苏时,社会对人力资源需求增加,企业有可能为重新雇用新职工花费巨额费用,即被裁减职工的重置成本。如何进行人力资源管理决策?显然,传统会计是无法解决的,必须依靠人力资源会计。 2、人力资源会计向投资者、债权人提供制定正确的投资和信贷决策所需的信息。传统会计报表并不向投资人和债权人提供企业人力资源的变化情况,以及对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在损益表中,传统会计将人力资源的投资成本列为本期费用,而未予以资本化列为资产,未在预期使用年限内按期摊销,从而歪曲和低估了本期收益。在资产负债表中,传统会计在企业资产总额中并未包括人力资产,从而歪曲和低估了企业实际拥有的人力和物力资产总额,以及企业的未来盈利能力。知识经济时代,投资者和债权人更关注企业员工素质、构成,特别是企业的技术队伍和管理队伍、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能力等人力资源方面的信息。人力资源会计提供的会计信息,能够更确切地分析人力资源、物质资源投资比例和投资效果,能够更真实地反映出企业总资产中人力资产、物质资产的比例,为投资者和债权人提供正确的决策依据。 3、人力资源会计向政府主管部门和社会公众提供反映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情况的会计信息。企业作为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个细胞,政府主管机构和社会公众不仅要求企业披露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还要求企业披露其履行社会责任的状况。为了创造良好的企业形象,以争取社会公众和企业职工对企业经营的有力支持,企业也必须履行一定的社会责任,即企业在谋求投资者权益最大化的同时,必须兼顾企业职工、消费者和社会公众的利益。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对人力资源安排方面的贡献。人力资源具有特殊性。企业要为人力资源的载体——劳动者提供就业岗位。有关政府主管部门也需要劳动就业方面的信息。人力资源会计是提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一个主要信息来源。 我国人力资源存在人口众多、素质低下的问题,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又存在人才浪费和人才短缺并存的局面,存在教育收益率和教育投资比重十分低下,知识分子收入水平偏低,人才流动困难等问题,因此,我国建立和推行人力资源会计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较西方国家有过之而无不及。 三 以人力资源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组织中人力资源成本和价值的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问题的人力资源会计,尽管自诞生已有30余年,目前这门学科仍处在不很成熟、不断探索的阶段,仍难满足知识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还处于介绍和引进人力资源会计的阶段,理论界对此研究尚处于起步状态,实务中也没有得到应用。但会计界对它研究的兴趣也日渐浓厚,对人力资源会计的研究正在不断深入。在我国建立人力资源会计要有一个过程,笔者认为应做好以下工作。 首先,深入理论研究,澄清模糊认识,更新传统观念。人力资源能否被视为一项资产,是人力资源会计能否成立的关键。人力资源作为会计资产,必须用货币进行计量。对人力资源的计价,人们会误以为对人明码标价,似乎是对人格的贬低,所以难以接受。明确人力资源、人力资本、人力资产各概念的范畴、特点及其相互间的联系是人力资源会计的基础,人力资源成本项目及资本化、人力资源价值计量模式是人力资源会计的核心。现有会计模式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已发展为一套较为完整的科学体系,对其每改进一步,都是传统与新生的较量,尤其是将人力资源纳入会计要素中,涉及人力资源的收益权问题,这将影响到政府、企业投资者及其他利害关系集团的切身利益。会计界必须对这些基本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形成共识,才有利于统一思想认识,转变管理人员传统计会计模式下形成的旧观念。 其次,吸收借鉴西方人力资源会计理论和方法研究的新成果,洋为中用。一方面,我国会计界应投入更多的精力深入考察和研究国外人力资源会计的理论和方法,而不是作一般性介绍,为最终建立适合我国企业的人力资源会计打下基础。另一方面,又不能照搬照抄。不同的国家,政治制度和历史文化各不相同,进而有不同的人事管理制度,不同的企业和组织,劳动用工制度也有很大区别。因此,人力资源会计在吸收借鉴西方国家有关理论和方法时,必须与国情及本单位实际情况相结合。 最后,开展人力资源会计试点工作。试点单位一般应是人力资源密集、人力资源投资较大,既要有完善的人事档案资料,又要有完善的会计组织和较好的会计工作基础。例如,可选择高科技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会计师事务所、 律师事务所等单位进行试点。这些企事业单位是人力资源密集的场所,它们往往为招募、选拔和培训人才投入巨额资本,人事部门一般有较为完整的档案材料,可为人力资源成本和价值的计量提供重要依据。也可有目的选择少数条件较好的中外合资企业作为试点单位,这些单位更易吸收国外先进的管理理论与方法,对人力资源会计易于接受,同时也有利于借助国外的管理人员,为我国培养人力资源会计方面的专业人才。试点的业务应遵循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原则。在试点工作的基础上,进行推广和普及,从而建立起各行各业的人力资源会计核算体系。 知识经济时代,更需要人力资源会计,并会推动人力资源会计趋于完善和成熟。
县域经济发展论文:增强县域经济发展后劲的调查与思考 “县”是我国基本的行政单元和经济单元。“县域经济”主要是指建制县域及县级市域的经济,它是国民经济中相对独立的子系统和支撑点。改革开放以来,建制县和县级市在我国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诸方面的作用日显重要。当前,进一步增强泉州市的县域经济活力和发展后劲,对于我们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省委关于“增强经济发展后劲”的要求,全面建设宽裕型小康社会,推进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建设海峡西岸繁荣带,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一、泉州市县域经济发展基本情况 泉州市现辖鲤城、丰泽、洛江、泉港四区,晋江、石狮、南安三市,以及惠安、安溪、永春、德化、金门(待统一)五县和清濛管委会,面积(含金门县),平方公里,常住人口(不含金门县)万人,其中晋江、南安、安溪、惠安人口均超百万。改革开放前,由于泉州市地处东南海防前线,国家投入少,加上人多耕地少,经济结构单一,县域经济基础薄弱,农业型、资源型、封闭型特征十分明显。改革开放后,泉州市各县(市)党委、政府带领广大干部群众,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狠抓机遇,锐意进取,致力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充分发挥侨台、人文、区位、资源等先天优势,努力增创体制、产业、市场、环境等后发优势,以乡镇企业的大发展带动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大发展。闯出了一条“以市场调节为主,外向型经济为主,股份合作制为主,多种所有制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具有侨乡特色的经济发展路子。实现了县域经济的“四大转变”,即:产业结构由单一的农业主导型向多元化工业主导型转变;发展格局由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运行机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人民生活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转变。年,全省评出经济发展十佳县(市)中晋江、石狮、南安名列前三位;年,晋江、石狮、南安分别跃居“全国农村经济综合实力百强县(市)”第⒌⒎位;在年以来的全省经济实力十强县(市)、经济发展十佳县(市)评比中,全市个县(市)全部入榜。县域经济的崛起和壮大,为大泉州经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推动了泉州市总体实力不断上新台阶。年全市总值达亿元,占全省的强;财政收入亿元,其中地方财政收入达亿元;所有县(市)财政收入均超亿元,其中晋江市突破亿元,南安市、石狮市及惠安县超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元和元。全市经济总量由改革开放前的全省倒数第二位跃居全省首位。泉州市成为全省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县域经济在福建省构筑“海峡西岸繁荣带”中发挥了令人瞩目的作用。 二、泉州市县域经济发展的鲜明特点 ⒈民营性:形成了以股份合作制乡镇企业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所有制格局。改革开放以后,晋江、石狮等沿海县市率先突破所有制框框束缚,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积极大胆地利用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方式,多形式、多层次、多成份地发展民营经济。特别是大力创办以股份合作为主的乡镇企业,迅速壮大成为我市经济的新主体。目前,全市民营企业总数已达万家,吸纳劳力多万人,在全市国民经济中发挥了“五分天下有其四”的重要作用。位居全省县(市)综合经济实力榜首的晋江市,从年至年,乡镇企业总产值由万元增加到亿元,年递增。该市农民收入的⒊市镇财政收入的⒋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是靠乡镇企业提供和创造的。我市这种以民营经济为主的所有制格局,突破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约束,在适应市场机制的进程上先行一步,使得我市县域经济具有较强的活力和竞争力。 ⒉多样性:形成了产业与市场互动,具有鲜明县域特色的专业化、区域化、轻型化的产业和市场格局。我市沿海和山区县(市)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加快发展,大力培育具有较强比较优势的特色支柱产业,形成了多样化、特色化的县域经济发展格局。如安溪乌龙茶、竹藤工艺,永春芦柑、陶瓷灯饰,德化工艺陶瓷,石狮的纺织服装,晋江的鞋帽、服装漂染、陶瓷建材、食品饮料、玩具、电子机械,南安的石材加工、水暖、消防器材,惠安的金石雕、建筑房地产和水产品等各具特色的支柱产业。支柱产业的逐步形成,带动了一大批专业市场迅速发展,如石狮市的服装和布料市场,晋江市陈埭鞋原辅材市场、磁灶建材市场、安海糖烟酒市场、福埔车辆机电市场、英林布料市场、华洲水产品市场,南安水头“闽南建材第一市场”、官桥粮油市场、英都和仑苍水暖消防器材市场,惠安县的石材、雕艺品市场,德化县的陶瓷工艺品市场,安溪县的竹藤工艺品、茶叶市场,永春县的芦柑市场等。这些市场有效地发挥了服务本地企业和消费者的 作用,有的已成长为辐射全省、全国的专业化、区域性龙头市场。 ⒊开放性:形成了以侨资侨力为依托,具有侨乡特色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格局。泉州市是著名的侨乡和台湾汉族同胞祖籍地,全市旅居海外的华侨和港澳同胞万多人,分布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居住在台湾的泉籍同胞多万人。几个著名的侨乡如晋江、石狮、安溪等县(市)海外华侨和港澳台同胞人数已数倍于本地人口。海外华侨和港澳台同胞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我市的一大优势。改革开放以来,各县(市)充分发挥侨台优势,制定一系列优惠政策,采取有力措施,加强软硬环境建设,不断推动对外开放向高层次发展。利用外资经历了“‘三闲’起步,‘三来一补’过渡,乡镇企业铺路、三资企业上路、成片开发迈大步”的阶段,目前已呈现外资来源多元拓展、投资领域日益广阔、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在产企业谋求升级四个特点和趋势,“九五”期间,累计投产三资企业多家,实现年产值多亿元,外资来源和地区从“八五”期间的个增加到个。“九五”期间完成出口额亿美元,出口市场多元化格局初步形成,贸易国家和地区从“八五”期间的个发展到个。经济外向度不断提高。目前,晋江市国内生产总值的、财政收入的。是利用外资和发展外贸实现的。 ⒋梯次性:形成了以“半小时城市群”为中心,由沿海向山区梯次推进的发展格局。我市各县(市)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八五”、“九五”期间,各县(市)城市化水平有显著提高,一批具有较强带动和辐射功能的新型小城镇迅速崛起,全市建制镇由年的个发展到现在的个,在乡镇中的比例由提高到;建制镇分布密度大幅提高,达到每千平方公里个,沿海地区高达每千平方公里个。全市城镇化水平达,一个以泉州中心城市为核心,晋江市、石狮市、南安市区、惠安县城等次中心城市为骨干,二、三十个卫星城镇为依托的“半小时城市群”迅速形成,成为泉州经济的重要“增长极”。其较强的城市互动性、区域吸附性、对外辐射性,在大泉州发展中发挥了产业主导作用,带动各县(市)间通过城乡协作,不断优化资源配置和生产力布局,推动产业由城市到城镇再到农村的梯次发展和调整、优化、升级。形成了以“半小时城市群”为依托,沿海、沿江、沿路为重点,各具特色、优势互补、跨越县域的四大经济区域,即湄洲湾南岸石化港口工业区、晋江口科工贸旅游经济区、围头湾对台贸易加工区和东西溪流域资源开发生态经济区。 三、正确处理县域经济发展的几个关系 面对世纪经济全球化、科技革命和信息化迅速发展,以及我国即将加入的机遇和挑战,面对国内改革、发展、稳定和现代化建设提出的新要求,我市县域经济发展仍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如总体产业层次较低、产业结构趋同、产业布局不尽合理、龙头企业少、城市化水平不高、沿海山区发展不平衡、人口和资源环境压力大、区域创新能力减弱、县域管理体制有待理顺等。在新一轮创业中,为了进一步增强我市县域经济发展后劲,必须针对上述问题注意处理好以下七个关系。 ⒈必须注意处理好特色和优势的关系 增强我市县域经济发展后劲,结构优化调整是主线。只有通过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促使县域内生产要素和资源的合理配置,才能形成具有比较优势的特色产业和特色经济。而要形成比较优势,产业结构“调大、调高、调强、调新、调外、调优”是方向,但调出“特色”是关键。特色是营造优势的重要条件之一,优势通过特色在市场竞争中成长壮大而形成。因此,在发展县域经济中,首先,对于有特色的产业,无论是传统产业还是新兴产业都必须做大做强,培育成优势产业。如我市安溪的茶叶、永春的芦柑就是从特产做大为特色经济,成为区域性优势产业的。同样,对于我市各县(市)的纺织服装、鞋类、陶瓷、竹藤工艺等一批有特色的传统产业,在结构调整中也应当正确对待,不要轻易地放弃,应充分看到其外向度高的优势,利用我国加入后对这些产品出口的强大推动力,继续做好做大传统产业外向型经济这篇文章。其次,在发展县域经济中,必须注意特色的不断创新,时时、处处保持其比较优势。如我市各县(市)改革开放初期率先崛起的农民股份合作为主体的乡镇企业,曾是省内外认同的“泉州模式”的主要特征,但由于近年来在创新方面的滞后,原有的特色和优势已大为减弱。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大创新力度,努力增创新的特色和优势。要大力推进乡镇企业的体制、管理和技术创新,改变乡镇企业“小、散、杂、乱”的状况及家庭式管理模式,引导大中型乡镇企业和企业集团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进行改组改造,向规范化股份制方向发展。要建立严格规范的管理制度,不断提高基础管理和专项管理水平,加快推行质量体系认证和环保认证,实行科学民主的决策管理,实现管理组织高效化。要努力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形成一批拥有自主产权的专利产品和适用技术。第三,要善于发掘潜在的特色经济资源,并努力培育成新兴的特色优势产业。特色经济是区域比较优势在产业上的体现。要立足本地实际,从大范围的比较中找准本县(市)域的发展定位和主攻方向。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大力挖掘县域内旅游、资源等方面的潜在优势,重点选择一批与本县产业关联度大、市场前景好、适应生产力水平的新兴产业,逐步做大做出新的特色,培育成为县域经济中新的优势产业和新的增长点。 ⒉必须注意处理好经济区域和行政区划的关系 我市县域经济在发展中,逐渐由行政区划内的“点状辐射”向跨行政区域的“块状推移”,形成了目前跨越 个县(市)域的四大经济区域,出现了县级行政区划与经济区域相互涵盖、互为包容的局面。因此,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显得十分重要。由于受长期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思维定势影响,县(市)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和结构调整时,往往搞自求平衡、自给自足的“大而全”、“小而全”,不利于各大经济区域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因此,处理好行政区域与经济区域的关系,必须要有大局观念,打破地方、本位主义,坚持全市经济发展战略以县以下经济发展战略为基础,县以下经济发展战略以全市经济发展战略为指导,服从“大泉州”区域经济规划与布局。做到既因地制宜、分工明确、各展所长,又形成合力、资源共享、互为补充,促进“大泉州”区域经济的合理布局和健康发展。同时,必须十分重视与周边区域的产业对接,要突出泉州各县域在闽东南地区建设海峡西岸繁荣带中承接南北、拓展东西的“中心区域”作用,加强与福州、厦门、漳州、莆田等周边地区的联系与交流,大力发展与国内友好城市、闽东南、闽西南及周边省市的区域经济合作。 ⒊必须注意处理好沿海与山区、先富与后富的关系 根据区域经济理论,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化是必然存在的。我市沿海与山区发展的不平衡是长期形成的,也将长期存在。如何实现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协调发展,在泉州市突出表现为处理好“半小时城市群”内外的关系。市委、市政府基于对泉州区域经济发展客观规律认识的深化和实践探索而于年提出的建设“半小时城市群”,主要分布于沿海地带,是一个以泉州中心城市为核心,晋江市、石狮市、南安市区、惠安县城等次中心城市为骨干,二、三十个卫星城镇为依托的闽南沿海侨乡城市密集地带。区域内人口和土地分别占全市的和;、工业总产值和财政总收入则分别占全市的、和,是泉州市最具综合实力和辐射能力的地带。因此,要发展“大泉州”经济,首先就必须舞活“半小时城市群”这个区域经济的“龙 头”,要坚持“能快则快、又好又快、好中求快”的原则,大力搞好“半小时城市群”内及沿海、沿江、沿路重点城镇的规划建设管理,把小城镇建设纳入大泉州城市建设的整体规划,与各地工业小区建设、市场建设相结合,重点推进,增强这一区域对山区县域经济发展的带动辐射作用。同时,安溪、永春、德化等山区县要加大开放开发步伐,推动经济更快地发展。要进一步加强山海协作,促进山海之间更大范围内的生产、流通、资金、人才等方面的互补、互动。沿海县(市)域要利用自身的经济技术实力帮助山区大力发展资源加工型产业,利用自身市场流通网络的优势帮助山区开拓产品市场,把沿海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向内陆山区转移;内陆山区要充分发挥腹地广阔、资源丰富的优势和承载辐射的作用,积极支持沿海经济发达区域的发展。从而实现山海联动,共同发展。 ⒋必须注意处理好市场调节和政策引导的关系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区域经济的分工协作主要靠市场调节手段来调控,尽量减少政府的行政干预。但是,不能因此摒弃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这是因为,一方面我们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磨合期,市场经济体制发育还不健全,投融资渠道窄;另一方面,我市企业家素质较低,投资行为缺乏应有理性,盲目跟风严重。因而,造成大量民间投资滞留在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区域间重复建设、产业结构雷同、产业恶性竞争现象十分突出,不仅影响了资源和要素的合理配置,也使区域产业分工的互补性和专业化降低,区域经济的整体竞争力大为减弱。要克服这个问题,政府就必须根据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要求,运用差别性的区域财政、信贷、税收政策等手段来加强宏观调控,把区域倾斜和产业倾斜结合起来,对符合区域产业发展方向的投资实行扶持和鼓励,对不符合的予以限制。通过宏观调控,重点培育石化、电子信息、旅游服务三大主导产业,改造提高纺织鞋服、建筑建材、工艺制品、食品饮料、机械制造等五大传统产业,促使区域内的产业结构合理调整、优化升级。 ⒌必须注意处理好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谋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当今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和理想的发展模式,但是,在具体的操作中,一些地方领导往往为了任期的“政绩”而片面追求经济的高增长,忽视经济增长质量和环境保护,“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现象时有发生,导致了经济发展缺乏后劲。因此,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促进各个县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同人口控制、资源合理利用、环境保护的紧密结合,实现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一是必须改变目前干部的考核奖惩制度,建立一整套包含经济增长、环境保护等内容的新的干部考核制度,使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成为领导干部的自觉行动。二是要合理开发、保护和整治区域内国土资源,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持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全面封山育林,造林绿化,治理水土流失,保护生物多样性,建设好生态环境。要严格控制工业污染和生活污染,特别是着力抓好建陶、制鞋业、水泥粉尘等污染行业的整治;强化中心城市、次中心城市和重点城镇“气、水、声、渣”污染的综合治理,实现“一控双达标”,使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三是要着力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大力实施科教兴县(市)战略,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体系。要加大培养和引进高级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优秀领导人才的力度。鼓励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扶持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大力实施名牌战略,努力提高市场竞争力和占有率。 ⒍必须注意处理好简政与放权的关系 县域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相对完整的行政区域,其政治、经济、文化功能完善,需要有相应的事权和财权。改革开放初,针对计划经济体制管理过死、统得过多的弊端,中央采取自上而下的放权让利,逐步下放经济权限,地方政府的经济管理权限不断扩大,地方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县域经济步入一个高速增长的时期。但经达了“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收”的怪圈后,进入年代后期,中央加强集权,逐步把县级部分权力收了上去,把一些部门划归条条管理。因此,在改革开放后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社会生活方式和组织形式、人们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的日趋多样化的情况下,县(市)普遍感到事情多了,权力小了,责任大了,口袋钱紧了。尤其在沿海发达县(市),随着经济总量的迅速扩大、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基础设施的不断扩容,给县(市)管理体制带来更多、更复杂的难题和挑战。由于县域很多权力收归省、市,许多事情无论巨细,事事审批、层层上报。不少企业反映“事难办”,问题虽然出在基层,但“根子”却在上面,县里反映,如办理一个项目用地手续,从县里到市里再到省里需要十多项程序,时间至少要半年以上,又如项目无论的大小和污染程度如何,其环保手续都须经泉州市级环评,而且环评费用增加,加重了企业负担,也拖延了时间。再者由于目前实行的财政体制不顺,县(市)普遍感到财力紧张,尤其在县级市反映最为强烈。实施“分税制”后,由于我省对县级市实行“一三三”财税体制,使县级市上缴省财政的负担对比同级县高出了许多,这种“鞭打快牛”的体制使县级市本级财力占财政收入比重逐年下降,以晋江市为例,该市本级财力占财政收入比重从分税制前的年占,下降为年,年全市财政收入新增亿多元,但本级财力增量只有万元,财力增量仅占总收入增量的。同时,法定和刚性支出却增加较快,今年为兑付、消化中央出台增资政策和地方补贴及配套经费,财政需负担多万元,而预计新增财力不足万元。晋江的财政正由“建设财政”向“吃饭财政”转变,而同是全国百强县的南安市则连“吃饭”的财政都难以维持。这足以表明我省独有的“一三三”体制已严重地制约了地方经济发展后劲和创收积极性。有鉴于此,我们在推行县级机构改革时,必须把“简政”、与“放权”并重。“简政”就是要减人、减事、减机构,重点在于减少县域行政性审批。减少县级审批权,不能只是把审批权转移上交,而应从环节上程序上真正减少。最根本的还须从省、市做起,根据“三个有利于”原则,明确界定取消部分审批事项,对国家和省没有明确要求有关部门审批的事项,应取消审批;对省、市部门自行设立的审批事项,坚决予以取消等。对确实需保留的审批事项,要严格程序、环节和时限。“放权”就是在加强权力制约和监督的前提下,把省、市部分管理权限下放,使事权和财权相配套,进一步增强县(市)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当前,要尽快改变我省实行的“一三三”财政体制,变“鞭打快牛”为“放水养鱼”,让县级市有更多的财力用于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建设,改善投资环境,实现县域经济的良性循环。 ⒎必须注意处理好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关系 城镇化和工业化是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两者相辅相成,工业化带动了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而城镇化又为工业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载体。改革开放以来,我市乡镇工业的崛起和迅速发展,使各县域的城镇化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城镇密度和城镇化水平高于全省水平,涌出了如安海、水头、陈埭等一批初具规模和实力的工贸型明星城镇。但由于一方面对工业化的发展前瞻性不够,小城镇的规划和建设的滞后性非常明显,部分城镇规划刚完成即面临调整的压力,部分城镇建成不久的“新区”即面临扩容改造的问题。城镇化适应不了工业化急剧发展的需求,成为工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的阻碍因素。另一方面由于指导思想的偏差。在乡镇企业发展初期,过分强调“离土不离乡”、“务工不进城”, 过多过滥发展村级工业小区,导致农村二、三产业分布零散,未能有效地向小城镇集中。工业化的发展未能对城镇化的进程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造成小城镇普遍的集聚和辐射功能不强。因此,在发展县域经济时,就必须充分重视处理好二者的关系,使城镇化和工业化并驾齐驱,互动发展。一是要对县域区划进行重新整合,通过“拆大县市、并小镇”和“改县(市)设区”等,实现适度规模效应。二要规划和建设好工业小区和市场。要在规划和建设中有选择地把工业小区和市场建设与小城镇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全面禁止再办“小而散”的村级工业小区,与此同时,大力创办镇级工业小区,并通过土地置换的办法,引导村办企业向小城镇的工业小区集聚,走产业兴镇的路子。三是要加大体制改革力度,解除小城镇发展的体制束缚。进一步加快农村户籍制度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以及因地制度改革,促使人流、物资流、资金流、信息流向小城镇集中,使小城镇更好地成为乡镇工业的主要承载点,城乡人流、物资流、信息流的主要交汇点。 县域经济发展论文:县域经济发展与农民转移就业分析 摘要 县城经济发展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存在着互动性关系,加强县城经济发展应结合农村刺余劳动力转移就业进行。山东省在加快县城经济发展、促进农民转移就业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今后一个时期,县城经济的发展,如何更好地促进农村刺余劳动力转移,形成县城经济与农民转移就业的良性互动,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是仍,需重点研宛和着力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 县城经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县域涵盖城镇与乡村,兼有农业与非农业。是宏观与微观、城市与农村的接合部,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六大提出“壮大县域经济”以来,山东省县域经济进人了加快发展的新阶段,在加快县域经济发展,促进农民转移就业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对实现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山东省县域经济发展和促进农民转移就业的基本情况 山东省委、省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县域经济的发展。2003年,山东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意见》,扩大县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对经济强县和欠发达县分别实施不同的鼓励政策,赋予经济强县更大自主权,并加大对欠发达县的扶持力度。使山东省县域经济和社会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综合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显着提高。 (一)山东省县域经济发展概况 目前,山东省共有县级单位140个,除去市辖区,共有91个县(市),包括31个县级市和60个县,占全省县市区总数的65.5%,占全国列入县域经济统计范围的2072个行政单位的4.4%。行政区域土地面积为125063平方公里,占全省土地面积的79.67%。2006年末全省县域总人口6616.4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71.27%,占全国县域单位人口总数9.62亿的约6.89%。2006年末单位从业人员4864187人,占全省单位从业人员的52.47%;年末乡村从业人员30179498人,占全省乡村从业人员的79.89%。 在平均规模上,山东县域经济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由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价中心举行的第四届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价中,山东省县域经济平均规模中人口、GDP、地方财政收人、人均GDP四项指标,分别在全国排第5、第4、第5和第6位;在第七届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的数量上,山东与浙江省以25个并列全国第一位。2006年,全国地方财政收入预算内收入超过5亿元的县共有204个。其中山东34个,占全国的16.7%,仅次于浙江的36个。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6000元以上的县共有118个,山东18个,占全国的15.25%,列全国第三;其中已有14个县(市、区)地方财政收入超过10亿元。不仅如此,据2007年山东省统计公报,省内30个欠发达县亦进一步激发内部活力,各项经济指标均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总体来说,山东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总体水平在全国位于前列。但单项竞争力水平和单个县的竞争力不突出,与浙江、江苏相比,都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而且山东省县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东西部差别明显。从反映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三个基本经济指标(国内生产总值、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农民人均纯收人)可以看出,山东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一个均匀的自东向西递减的状况。2005年,县域经济最发达的威海和最不发达的菏泽相比,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农民人均纯收人三项基本指标上,威海分别是菏泽的9.2倍、9.7倍和1.97倍。 (二)山东省发展县域经济促进农民转移就业的主要成效和具体做法 山东是人口大省、经济大省、农业大省。2006年底,全省总人口9309万人,农业人口6055万人,占总人口的65%,其中农村劳动力3854.2万人。多年来,山东省政府一直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作为增加农民收入、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重要举措。通过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和乡镇企业,统筹城乡发展就业,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取得了显着成效。2006年,全省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59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133%。到2007年末,全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的有1907.9万人;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为49.5%。2006年农户劳动力中,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占41.5%,比上年提高3.5个百分点。在非农产业劳动力中,到乡(镇)外打工的人数占34.2%,其中,省内占75.8%,省外占24.2%。 山东省农村劳动力70%以上在县域范围内,可以说县域经济和小城镇是吸纳劳动力的主要渠道。山东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正是依托了山东省县域经济迅速崛起和小城镇的迅速发展。主要做法有: 一是实施“双30”工程,增强县域经济实力,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构筑主阵地。“双30”工程,即“突出抓好30个经济强县和30个欠发达县,促强扶弱带中间,推动县域经济全面发展”。这是山东省发展县域经济、统筹城乡就业、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大战略举措。2004年,“30强”和“30弱”主要经济指标增幅均超过了全省平均水平,分别累计就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336.7万人和93.5万人,比“双30”工程实施前分别增长了15.2%和19.5%。 二是实施“两集中”工程,加快县城和中心镇建设,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提供重要载体。“两集中”工程即“工业向园区集中,人口向城镇集中”。这是山东省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措施。该工程的实施,特别是加快山东半岛城市群建设,实现了全省城镇化发展的新突破,山东省城市化率由2000年的38.3%提高到2005年的45%,共转移了农村劳动力600多万人。 三是实施“龙头带动”工程,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提供基础、和平台。“龙头带动”工程,即“培植壮大一批农业龙头企业,创新农业产业化经营机制,推进农业产业进程”。这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最直接的渠道。目前,山东省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发展到8716个,其中销售收入过100 万元的龙头企业有6822个,过亿元的有684个。各类农业产业化组织共吸纳149万人就业,推动基地农户979万户,占全省农户总数的48%。 四是针对各地劳动力资源需求的实际,大力实施“西输东接”工程。通过东部城市开展企业用工需求状况调查,岗位空缺信息;西部地区开展基层劳动力资源状况调查,实现东部用工企业与西部劳动力资源丰富地区“点对点”的定向劳务输出,减少了农民外出就业的盲目性,提高了劳务输出的成功率。仅2006年开展“为半岛制造业送技工”行动,山东西部地区就向东部企业输送劳动力达32万多人。 此外,为提高农民技能,山东西部地区还以百家特色劳务培训基地为中心,建立农村劳动力培训网络,突出特色培训,并发放培训补贴,开展了“订单式”、“定向式”和“储备式”培训。2006年,山东省劳动保障部门共组织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47万多人,有效提高了农村劳动力的业务技能和就业质量。 二、发展县域经济是现阶段农民转移就业的有效途径 2006年末,我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847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1%。农村剩余劳动力约为2亿左右,就业压力较大。就山东省来讲,按照2010年城市化水平50%计算,农村户籍人口将由2006年末的6054万下降到4500万,农村劳动力转移总量大体为1500万人。而就我国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现实情况看,大、中城市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大大降低,而县域是农业产业向城市延伸和城市产业向农村延伸的结合点,是沟通城乡的桥梁和纽带,具有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独特优势。可以说,县城及城镇在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具有的独特和不可替代的作用,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途径。 (一)发展县域经济。促进中小企业及服务业的发展,可以更多地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 发展县域经济,重在发展中小乡镇企业。乡镇企业投资规模小,投资方向和投资形式多样灵活,适合民间资金少、资金分散的特点,容易创办。因此,政府如在资金、政策等方面给予扶持,可以引导更多的农民开店建厂,可以吸纳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就业,可以让更多的农民离开土地到乡镇工作。 乡镇企业的发展,势必促进城乡服务业的发展。乡镇企业生产经营,需要水、电、气的供应,需要通讯、燃料、卫生、金融等方面的服务。这些需求将促进更多的资本投资于服务业,从而促进城乡第三产业的发展,带动更多的农村人员从事各种各样的服务,使更多的农村富余人员转人非农劳动。 从过去情况看,1984—2007年期间,山东省农村非农产业就业增长率为6.5%,年均增量为47万人。其中1990—2007年间山东省农村非农产业就业增长率为3.4%,年均净增量为34万人。而1995年以来,随着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接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趋于减少,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在减弱。但仍然是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一个重要途径。 (二)农村劳动力向县市及城镇转移付出的成本更低、效率更高 发展县域经济,解决当地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其就业成本也是较低的。第一,由于农村富余劳动力户口在农村,一般外出务工都是短期劳动,务工人员对用工单位除工资要求以外,一般没有太多的如住房、交通等特殊福利要求,这就降低了用人单位的人力使用成本,这些企业更愿意雇佣农民工工作;第二,劳动力本地就业,无需外出务工证、计划生育证、暂住证等费用开支和办证手续,无需支付昂贵的中介费用,政府也无需为安置务工人员花更多的资金用于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客观上也减少了大、中城市的就业压力,降低了大、中城市吸纳这部分劳动力所进行的包括城市设施等在内的各种支出;第三,农村富余人员就近就业,亦工亦农,农忙时务农,农闲时务工,进退自如,减少了来回路费,照顾了家庭,提高了劳动效率,降低了就业成本。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县市及城镇转移,每年的春运民工流的巨大压力也会得到一定缓解。 2007年山东省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中,转向省会城市的占3.3%(35万人);转向地级市的占8%(85万人);转移到县城的占17.8%(187万人);转移建制镇的比重为26.7%(280万人),小城镇吸纳劳动力的优势在逐步体现。 (三)我国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总体素质水平也决定了他们更加适合转移到县域经济的产业中发展 县域经济的产业特点是以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为主,为了错开与城市工业的竞争,也为了发挥县域经济的区位优势,县域经济的产业选择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主要是发展农副产品深加工业,发展制造业、加工业,发展县乡服务业、特色旅游业,发展现代种植业、养殖业。这些行业一般对劳务人员的技术含量要求相对较低,对体力劳动能力要求相对要高,其提供的岗位正适合农村富余人员工作。因此,县域经济的发展,可提供更多适合农民就业的岗位,可以吸纳没有更多非农技能的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 三、发展县域经济,促进农民转移就业的政策建议 发展县域经济,促进农民转移就业是一项系统工程,各级政府加强对社会经济结构调整的宏观调控和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组织管理非常必要。 (一)进一步推进县域综合改革,扩大县级经济管理权限。优化县域经济发展环境 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县域经济发展,确立就业优先的经济发展思路。努力走出一条经济和就业双增长的新路子。按照“能放则放”的原则,加快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将过于集中的权力下放,赋予县级更大的发展自主权和决策权。凡是国家产业政策鼓励发展的、不需要国家和省里预算内投资的、不借用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的项目其审批权都应该下放到县一级;凡是能一步到位将审批改为备案的,应该一律取消审批;农村小城镇建设的规划权、外贸进口权也应该下放至县一级;对于少数根据法律法规确实不能下放的审批事项,应该简化手续,提高效率,限时审批。除了省市两级向县一级简政放权外,县一级要以全面深化 改革为重点,应该加强自身建设,努力营造良好的县域经济发展环境。 (二)优化农业生产结构,扩大农业的自主消化能力 农业是县域经济的基础。据有关方面统计,农业的充分发展,可吸纳近一半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山东省地处我国东部,是农业大省和劳动力大省,有着极大的劳动力优势和地域、气候优势。所以,在农业内部,要充分发挥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生产优势,如水果、蔬菜、花卉、畜产、特产、中药材生产等,同时要进一步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农产品区域布局。 一是要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农业产业化可以让农民实现专业化生产,使之有组织地进入市场,可以避免生产的盲目性,解决农产品的“卖难”问题,扩大农业生产规模。可以更多地解决就业;同时,农业产业化可以通过农产品的加工、购销,延长农业的产业链,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如果把粗放农业转变为半粗放农业或者是精品农业,就可以消化许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二是要认真促进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山东省农村内部的第三产业还很薄弱,而第三产业是最能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地方。不仅要抓农村传统三产的发展,如农村的商业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业,还要充分发挥当地优势,推广运用现代经营方式和服务技术,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信息咨询、社区服务等新兴产业,提高第三产业发展水平。 国际经验表明,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同步发展,对于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是至关重要的。城市本身的集聚效应就有利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主要依靠“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村就地吸纳模式,已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加快城镇化进程将成为今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而实施这样一个新的战略,关键是解决好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引导乡镇企业发展与小城镇建设相结合。小城镇接近于农村,乡镇企业大多集中在小城镇,农民就近转入小城镇就业,与土地的关系维持一段时间,既可以降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成本和就业风险,又能够有效地避免在大中城市吸纳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农民大量涌入城市所产生的种种问题。为了促进小城镇的发展,应制定优惠政策,鼓励乡镇企业连片集中发展,建立大批乡镇工业小区,引导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聚。 二是要形成合理的城镇规模结构。在现阶段,大中城市及小城镇之间在就业机会、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等方面仍存在着悬殊的差距,城市的积聚效应仍然是很明显的。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要积极发展小城镇,使其中一部分升级为小城市;另一方面。还要进一步发展大中城市。今后,城镇化政策的核心要由控制城市规模为主转移到发挥城市积聚效益和形成合理的城市层级结构上来。 (四)发挥比较优势,进一步培育壮大特色经济 县域经济的生命力在于发展县域特色经济,山东省县域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地区,大都有显着的特色经济支撑。如:寿光、苍山的“菜园子”;招远的“黄金”;东阿的“阿胶”;栖霞、五莲的“果品”;沾化、无棣的“冬枣”;诸城的“贸工农”一体化等等。这些特色经济有的是传统品牌、资源优势,有的是产业创新、规模化优势,特色经济及其链条式产业链带动效应,使山东省县域经济呈现五彩缤纷的发展格局。这些特色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增加了更多劳动就业机会。 在确立县域经济特色时,应结合本地历史文化、本地特产、资源条件,综合考虑县域交通运输、产业结构、市场需求、科技水平等因素,做好特色经济规划,发展特色产业集群,建立“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的竞争优势,以此发展县域经济,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 (五)加强教育培训,多渠道、多层次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社会各方面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面对劳动力市场的新态势和县域经济发展的需要,积极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综合素质,是加速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关键。首先,要加大农村基础教育投入,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提高农村人口的整体素质,扫除文盲;其次,要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要根据山东省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的实际情况设置专业和课程,使广大农村劳动力尽快掌握一定的职业技能,为顺利就业创造条件;最后,要建立农村成人教育体系,举办各种形式的专业技术、技能知识和文化培训班,提高农村人口的综合素质,为实现农村劳动力的顺利转移创造有利条件。 县域经济发展论文:坚持用邓小平理论谋划县域经济发展 县域经济的发展不仅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同时也是国家政权组织得以稳固的可靠保证。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要“壮大县域经济”。邓小理经济思想博大精深,对于解决当前县域经济基础薄弱问题,探索县域经济发展路子,具有重要指导作用。这里,本文从四个方面作些探讨。 一、树立历史机遇观,科学确立县域经济特色 邓小平作为战略家、政治家,从实现我国的现代化战略目标,提高我国在世界格局中的战略地位着眼,提出了历史机遇问题。邓小平为了实现我国的现代化战略目标和提高我国在世界格局中的战略地位,“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邓小平善于从国际形势和我国周边环境的重大变化中,发展和捕捉我国发展的机遇。他说,“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邓小平强调抓住机遇,必须争取时间,加快经济发展,“要抓住机遇,我们担心丧失机会,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邓小平从复杂的矛盾中,寻找机遇,他指出:对国际形势的变化,“不能看成一片漆黑,不能认为形势恶化到多么严重的地步,不能把我们说成处在多么不利的地位。实际上情况并不尽然,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善于把握。” 邓小平用历史机遇思想观察和研究中国的发展问题,为我们进行县域经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世界观方法论武器。主要体现在要善于用唯物辩证的观点观察问题,用宏观战略眼光分析问题,从外部条件、内部因素的有机结合中合理确定本县经济发展的方向或定位,进而形成特色县域经济。 一是抢抓外部发展机遇。要实现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必须打破依赖本地资源求发展的观念,抢抓各种机遇。在国际国内市场方面,利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世界市场共融性、开放性的特点,进一步提高发展机遇水平;抓住沿海和发达地区经济由东向西梯次推进的机遇。在国家方针政策方面,抓住国家西部大开发、各级高度重视县域经济发展等机遇。在周边环境方面,利用好宜宾建设一级中心城市和各区县竞相发展的机遇。 二是创造条件争取机遇。县域经济的发展,必须充分挖掘本县各种资源,做到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并重。通过比较优势建立起一批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产业,达到一定程度的资本积累;同时,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学习模仿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经验和轨迹,在技术上与发达地区接轨,甚至后来居上,使县域内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实现经济转型。南溪县应确立并壮大农业、教育等优势,同时充分利用地理位置、交通条件、产业基础等良好环境,通过各种途径,大力发展特色工业,形成县域经济支撑。 三是运用机遇确立特色。县域经济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它是一个大经济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随着市场经济注重专业分工、联合协作的趋势,县域经济分工协作显得越来越重要,这种分工协作,就是一种特色经济。为此,在确定县域经济发展方向或定位时,必须从更大的范围、更高的位置全面分析发展机遇与本县优势,使潜在资源优势变化现实的资源优势。南溪县在西部大开发、四川大发展的大好形势下,必须充分认识到宜宾建设长江上游一级中心城市的有利时机,紧紧围绕金沙江滚动开发,结合南溪地理位置和已初步形成的农业、教育、城建等优势,做好产业配套和生活后勤保障,大力发展食品饮料业、农副产品加工业、优势制造业,构建综合型的发展区域,形成新的产业支撑。 二、树立改革开放观,努力增强县域经济活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伟大历史进程,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关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思想,在邓小平理论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实质上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动力和根本途径等问题。邓小平反复强调,为了更快更好地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不改革就没有出路;强调改革要在中央统一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强调改革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要求进行全面地、系统地进行改革。 邓小平把对外开放同对内改革一样,都作为决定中国社会主义命运和国家前途的根本大计。邓小平指出“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只有实行对外开放,才能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优化资源配置,推进科技进步,提高经济效益,加快我国经济发展。才能发挥我国经济的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不断对外贸易,吸收外国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我们领会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理论,要在结合县域经济实际上下功夫,把县域经济活起来。当前,重点要做好四点: 第一,把民营经济作为发展经济的主体。民营经济是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又一重大成果。实践证明,民营经济有效地促进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成为财政增收、扩大就业、建设县域小康的主力军。因此,要完善政策,宣传政策,使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深入人心。要不折不扣地落实政策,该放的坚持放,该让的坚决让,不该收费的决不收。鼓励广大群众兴办经济实体,特别是加工工业,并围绕工业和农业产业化搞好服务业。积极引导民营 企业引进先进技术、人才和管理,逐步建立健全现代企业管理制度。 第二,把招商引资作为发展经济的源头。一个地方,只有不断扩大开放,借助外力,才能发展自己。从国内看,一个地方要实现超常规、跨越式发展,就必须加大资金投入。因此,必须创造条件,抓好招商引资,大力引进国内外的资金、技术、设备、人才等,为经济发展注入活力,增添后劲。要把招商引资作为经济工作的“一号工程”,争取域外资金、项目的投入,不求所有,但求所在。要通过项目招商、以商招商,以情招商,扩大经济总量,整合优化产业,以实现“你发财,我发展”的目的。 第三,把人力开发作为发展经济的支撑。在努力开发各类较高层次人才的同时,关键是把县域内的众多人力资源转变为人力资本。通过教育培训实现“富脑袋”与“富口袋”良性互动,不断提高广大农民学科技、奔市场、创新业的意识,推进农村劳动力加速转移。将“培训、输出、维权”三轮同步趋动,大力拓展劳动经济空间;巩固现有劳务市场,不断开拓沿海及大中城市新的市场,稳定输出规模,提高输出质量。紧紧抓住农业产业化、发展特色农业和增加农民收入这一主题,从“强队伍、建体系、促特色”的工作思路出发,进一步健全培养、储备、管理、流动、创业等机制,不断扩大农村人才规模,提高农村人才素质与能力。 第四,把优化环境作为发展经济的保障。着力抓好以城市经营推动城市化建设,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功能。努力改善城乡投资环境,增强安商、亲商、富商的吸引力。发挥政府依法行政职能,真正形成“市场调控企业,政府创造环境”的行政工作机制,进一步建立以企业为中心的政府协调服务机制。凡是由市场解决的问题,一律由市场解决。政府主要抓好统筹规划,信息引导,市场整顿和规范工作。建立和完善审批项目五公开、限时办结、互联审批、告知承诺、预约办件、投诉责任追究等制度,实行“阳光下作业”,规范审批行为,确保按时办结。认真治理对企业的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采取收费公示、检查申报等制度。 三、树立统筹协调观,全面壮大县域经济实力 邓小平同志在经济建设中,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经济全面、持续、协调发展的观点和理论,如“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对县域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结合邓小平同志的思想,具体我们应该做到: 第一,区域协调,跳出县域发展经济。小平同志提出了“共同富裕”论,承认和利用经济发展的平衡与不平衡的规律,实行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的大政策。他强调沿海地区也要服从这个大局。在发展县域经济中,认真借鉴国内外县域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在各县域与设区市、各县域间开展更为开放和更加紧密的合作,逐步缩小欠发达县域经济与发达县域经济间的发展差距。南溪县一方面要积极加强与宜宾大市的联系,主动接受宜宾市的辐射,特别是争取宜宾城区规划内的外迁企业落户南溪。另一方面,加强与川南泸州市江阳区、自贡市自流井区及沿海相关区县的友好协作,促进县域经济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区域整合。 第二,城乡共融,打造经济发展平台。邓小平同志指出,“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就是这样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这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发展过程”。在旧城改造基本结束的同时,打通进出城通道,将城市建设向北区延伸,构建新城框架,力争用5年时间形成3平方公里的道路骨架,城镇化水平达到30以上,县城人口达10—15万。城镇建设中心须以规划为龙头,强镇、强村建设为重点,促进农村人口、产业和基础设施布局。通过政策激励,鼓励富裕起来的农民、私营个体业主以及已在小城镇从事二三产业的农户在小城镇建房落户。抓好市容环境综合整治和各项社会文明创建工作,加大城镇管理力度,不断提升城镇功能。 第三,产业互动,促进经济优化升级。邓小平同志指出,“工业区、工业城市要带动附近农村,帮助农村发展小型工业,搞好农业生产,并且把这一点纳入自己的计划”。“工业支援农业,农业反过来又支援工业,这是个加强工农联盟的问题”。“农副产品的增加,农村市场的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又强有力地推进了工业的发展。”加快工业化进程,抓好宜东工业功能区的规划建设,培育宜南、宜泸公路沿线企业群,注重抓好化工、轻工两大产业和天蓝、文龙等重点企业,使这些重点骨干企业迅速扩张,尽快形成对全县经济发展具有带动作用的支柱产业。根据全县资源分布、生态特点和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按照统一的生产标准要求,建立布局合理的绿色食品基地,发挥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的推动作用,努力建设四川一流的无公害蔬菜基地县、长江上游甜橙开发基地县、中国白鹅之乡。把工业的发展建立在生态良性循环的基础上,形成一系列产业链条:以富民白鹅公司带动白鹅基地的壮大、以文龙药业公司带动中药材基地的建设、以丝绸公司带动蚕桑基地建设等。 第四,生态立县,推进经济持续发展。邓小平提出,“巩固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我们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因此,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无可选择地只能是一种可持续发展战略,这和邓小平的发展战略思想是一致的。生态经济的本质是把经济发展建立在生态可承受的基础上,在保证自然再生产的前提下扩大经济的再生产,最终达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用生态立县引领经济发展,就是把生态这根主线贯穿于经济发展的各领域、全过程,实现生态与经济的良性展。生态农业要走无公害有机化之路,着力抓好建立生产技术规范、监管与培训体系,扩大生产规模,重视绿色标准体系和质量认证体系建设,形成四川白鹅、蔬菜、西瓜、甜橙等绿色品牌,以品牌来带动生态农业的发展;生态工业走无污染清洁化之路,积极引进无污染、低投入、低消耗、科技含量高的工业 产业;生态城镇走山水型园林化之路,强调城市建筑与和茳、县城护城溪、北山绿化带等周边环境的整体协调,扩大城市绿化面积,使城市置身于绿色之中。 四、树立实事求是观,不断解放全县上下思想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和“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改革开放和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奠定了思想基础。邓小平指出,“只要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面对我国在改革开放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改革开放后员到的一些困惑,“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上没有完全搞清楚。解放思想首先要从这个问题上解放。针对人们的模糊认识,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级分化”。“从八十年代的第一年开始,就必须一天也不耽误,专心致志地、聚精会精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92年,邓小平现场南巡时,看到仍有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束缚着人们的思想,为了帮助人们增强和提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坚定性和自觉性,他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崭新观点,即:“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上述的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是邓小平理论的三大基石。三块基石形成于不同时期,但它们不是各自孤立的,而是一脉相承的,相互联系的,三者统一于邓小平理论体系之中。在县域经济发展上,要按照这三大标准,牢固树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观念,集中全县人民的思想和力量,全力建设县域小康上来。 第一,把思想统一到一心一意抓发展上来。一心一意抓发展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也是全县各级党委政府的重大责任。我们一定要把各项工作的落脚点放到发展上来,增强发展经济的紧迫感、危机感和使命感,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弊端都要坚决革除,集中全县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全力以赴抓发展。 文秘站版权所有第二,把思想统一到开拓创新促发展上来。坚持破除传统的计划经济思想,牢固树立市场经济意识,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坚决破除农本位的思想,牢固树立工业强县的意识,坚持用工业的理念、效益的理念抓农业;坚决破除因循守旧的思想,牢固树立开拓创新意识,从实际出发,敢冒风险,敢闯难关。 第三,把思想统一到扎实苦干求发展上来。扎实求苦干,要有很高的工作标准,坚决完成各项工作任务;要有雷厉风行的作风,说了就算,定了就干;要有吃苦耐劳,一往无前的勇气。全县上下要把全部的精力用在工作上,用在学习上,用在调查研究上,不断促进南溪经济跨越。 第四,把思想统一到全心全意为人民上来。努力改善人民生活是实践“三个代表”的根本要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目的。要把群众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企盼时刻牢记在心,把城镇登记失业率是否降低、社会保障是否到位、群众收入是否增加作为各级政府工作的重要目标,常怀爱民之心、常思增收减负之策,常行排忧解难之举,使人民生活尽快向更加宽裕的小康水平迈进。 县域经济发展论文:专业协作:"全能县″县域经济发展的方向 "全能县″县域经济是指那些产业齐全,产品包罗万象,小而全,什么都有,但什么也不专,什么也不精,什么也不大的县域经济。"全能县″县域经济虽然在我国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是很难避免的,在县域经济发展初始阶段建设一些"全能县″是必要的,它对我国县域经济发展作过一定的贡献。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县域工业化的推进,这种"全能县″经济,已经严重地束缚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必须改造这种"全能县″经济,促进县域生产力的大发展。 一、"全能县″县域经济的重要特点及带来的后果我国"全能县″县域经济有三个重要特点:一是分散。各县市发展经济各自蚀立,分散作战,各自为战;二是全面。一、二、三产业门类齐全、样样有、小而全、小而杂、小而散、小而低;三是雷同。分散、全面的必然后果是产业雷同,各县市之间产业基本相同,一个县有的产业、企业、产品,其他县都有,或多数县都有。例如,许多县都有氮肥厂、水泥厂、农机厂、服装厂、饲料厂、电厂、大米厂、油料厂、饮料厂、汽修厂。以湖南省株洲市为例,这个市市辖株洲县、醴陵市、攸县、茶陵县、炎陵县五县市,其中五县市都有氮肥厂(化肥厂)、水泥厂、农机厂,四县市都有电厂、大米厂、油料厂、饲料厂,三县市都有汽修厂、饮料厂、服装厂。 "全能县″县域经济有可能从以下方面获取好处: 第一,能分散风险。“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讲的是分散风险的必要性。由于现代市场经济复杂多变,任何一种产品都不可能长盛不衰,每种产品都要经历投入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四个阶段,县市多搞几种产品,“东方不亮西方亮”,就相应增加了抵御风险的能力。 第二,能扩大品牌忧势。在一个县市,由于有众多的产品使用同一品牌,就会在市场上造成一种声势,给消费者以深刻印象和信任。而且由于众多产品只有一个品牌,也就节约了促销费用,县市只需集中力量宣传推广这一品牌就行,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同时,当多个产品使用同一套营销网络时,就会大大降低营销费用,也能使消费者较方便地获得售后服务。 然而,我们必须对"全能县″小而全经济的弊端有个清醒认识,"全能县″小而全经济的主要弊端有: 第一,难以形成规模经济。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任何产品要想在市场上立脚并获取利润,生产者都必须将其生产成本降至社会平均成本之下,这就必须达到一定生产规模,没有一定规模就必然不经济。在全球市场上,小汽车生产盈亏点的产量是20万辆,低于这一规模,除非政府进行市场保护,否则都不可能赢利。县市为达到经济规模,就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一个县市的资金是非常有限的,要同时对多个产品进行大规模投入是多数县市难以完成的,这就迫使企业负债,导致企业债务负担越来越沉重,使企业陷入债务陷阱而不能自拔。 第二,难以获得平均利润。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市场越来越发挥了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市场竞争的结果,导致了平均利润率的产生。这时,各个行业都将获取平均利润。而小而全经营由于人财物的分散使用,领导者精力分散,将使每个产品的生产相对专业化程度较高的企业趋于落后被动地位,难以获得平均利润,出现利润率下降的趋势。 第三,难以保证产品质量。小而全经营可以使多个产品使用同一品脾,扩大了企业声势,也节约了宣传推广产品的费用,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多个产品事实上结成了“命运共同体”,将出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只要其中一种产品质量出问题,将要影响本品牌所属的所有产品的信誉,而由于产品过多,要使管理者对每一种产品都严把质量关,使每一种产品的质量无懈可击,又是难度非常大的,这就使保持品牌信誉、保证产品质量的难度成倍加大了。 第四,难以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一个县市发展经济的实力是有限的,又要搞小而全,样样搞,势必造成力量分散,样样投入不足,就不可能有足够的人力、物力、财力研究、采用、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势必在激烈的市场经济的竞争中处于落后的地位,造成企业发展后劲泛力。 我国"全能县″县域经济的以上弊端,在现代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必然带来三大后果:低质、低效、慢速。一是低质。小而全就不能有规模效益,小而全企业很难拿出人力、物力、财力搞研发、搞技改,质量很难得到保证和提高;二是低效。由于分散、全面、雷同必然产生资源不能共享,经济运行高成本,低效率;三是慢速。由于分散,各种生产要素得不到合理组合和优化配置,因而必将影响发展,经济发展速度较缓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具有同一性,不管哪个县市,不管哪个企业,也不管哪个个人,都面临国内外同一个大市场,价值规律起着同样的作用,适合市场需求的质量较好的价格较低的产品,才能比较好的销售出去,实现价值,相反则不能实现价值。"全能县″由于产业雷同分散,且成本高,效益低,质量较差,很难在市场上销售出去,只有逐渐被市场淘汰。 二、走专业协作之路是"全能县″振兴县域经济长效之路 马克思在他的巨著<资本论>中指出:"由协作和分工产生的生产力,不费资本分文"(<资本论>第1卷,第366页)马克思这里揭示了一条真理:这就是协作和分工产生生产力。分工、协作是当今世界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县域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工业生产的发展,不断要求更科学的分工和更广泛的协作,而新的专业分工和协作,又必然会促进县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规律。县域经济只有走分工协作之路才能适应当今世界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才是"全能县″县域经济发展的长效之路。 第一,县域经济分工协作是"全能县″县域生产力发展的巨大动力。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分工协作可以为研发和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创造条件,专才可能精,专才可能细,专才可能巧,专才可能集中县域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攻克科技难关。一个县市的科研力量是有限的,有些大的科技项目只有协作才能获得成功。 第二,县域经济分工协作有利于"全能县″县域资源共享和优化配置。依据发挥优势、提高效率的原则,高效配置劳动力、生产资料、土地、科学技术等资源,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高资金利润率。 第三,县域经济分工协作有利于资源共享,降低"全能县″经济发展的成本。提高"全能县″县域经济效益,增加财政收入,提高劳动者收益。 第四,县域经济分工协作有利于各县市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扬长敝短,趋利避害,量力而行。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发展一、两种或几个有优势、有特色、有市场、有潜力的产品。 第五,县域经济分工协作可以在更大的区域内组建县域经济的"航空母舰"。使县域经济更好地抵御市场经济风险,更好地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 第六,县域经济分工协作也有利于国民经济结构优化和升级。县域经济在我国虽然分散、规模小,但总量很大。椐统计 ,我国2861个县级市县区,其国土面积占全国的94,人口占全国的70.9,20__年GDP约占全国的55.1,财政收入约占全国的45以上,固定资产投资约占全国的40以上,社会消费总额约占全国的50以上。如果大多数的"全能县″县域经济走向分工协作之路,经济结构优化和升级,那么,我国国民经济结构优化和升级就指日可待了。 在我国"全能县″县域经济中,有不少是农业大县。农业大县也必须走专业协作的路子。农业大县当然要发展农业,但发展农业也要搞专业化,不能样样都搞。山东省寿光县主要搞的是蔬菜及其加工、销售,广西金乡县全县从事大蒜的生产、加工、销售,湖南省绥宁县全县大力发展林业生产、加工、销售,都取得了可观的规模效益,有力地推动了县域经济的发展。农业大县必须大力发展工业,但必须选准发展工业的路子,选准工业项目。农业大县的优势必竟在农业,大力发展工业必须从这种实际出发,完全离开这一实际情况去发展工业,农业大县经济发展也会走向歧途。一方面是农业大县的实际;一方面又要大力发展工业,这是对客观存在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是创新经济发展思路:找到二者客观存在的结合部,这一结合部就是大力发展与农相关产业的工业,选择某一两种或农产品,或林产品,或畜牧产品,或水产品,进行浅加工、二次加工、三次加工、多次加工,如玉米深加工、大米深加工、大豆深加工、肉类深加工等等,以及相应的运输、仓储、销售等,并力求把它做大、做强、做优、创出名牌。因此,走专业协作的道路也是农业大县的长远发展方向。 对"全能县″县域经济走分工协作之路的重要性,现在许多同志还认识不足。有的同志认为,现有的"全能县″是历史形成的,木已成舟,只能这样了;有的同志认为,只要拿出项目和其他县市协作生产就行了,不必触动"全能县″的结构,拆县域经济的大架子;有些同志虽然在口头上承认要推行专业化和协作,但一遇到具体问题或困难,又习惯于走"全能县″的老路,而不能坚持分工协作这个正确的方向。不仅今后的建设,需要坚决贯彻专业化和协作的原则,不要再走"全能县″的老路,而且对目前我国县域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全能县″,必须进行一次革命性的改组,使它们逐步转到专业化和协作的道路上来。如果不触动"全能县″的架子,不坚决改变"全能县″的组织结构,就不能充分利用现有条件,多快好省地发展我国的工业和县域经济。还要看到,由于县域经济走分工协作之路时,要打破部门、地区、企业的界限,调整人员和设备,就会遭到某些本位主义、分散主义思想的抵抗。因此,对现有"全能县″进行革命性的改组,首先必须从思想上进行革命,加强思想政治领导和宣传教育工作。要坚决反对本位主义和分散主义的思想,批判那些贪大求全,不愿意拆"全能县″架子,不愿意为别人服务,不愿意当配角的思想。那种总想搞小而全、大而全、“万事不求人”或者“宁为鸡头,不为牛尾”的理念,早已落后于时代。英特尔公司并不生产电脑整机,它只为全球电脑整机厂商提供芯片;微软公司也不生产电脑整机,它只为电脑使用者提供操作系统软件,但它们都不失为IT业的巨子。今后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必将造就一大批为大跨国公司或全球企业配套的、专业制造某种零件或提供某种服务的“巨人”企业,我国各地"全能县″应放弃只想当“龙头”不愿当配角的旧观念,及早将自己溶入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因此,专业协作是"全能县″县域经济不错的战略选择。 三、按照专业协作要求改造"全能县″县域经济 根据国内和国外的经验,按照专业协作要求改造"全能县″经济,主要可以采用以下三种形式: 第一,产业、产品专业协作。在各个县市按行业进行分工协作,一个县市主要从事一二个产业、生产几种产品,或几个县市协作主要搞一个产业、一个产品。"全能县″中不少县市农业占的比重还相当大,因此在选择产业时必须高度重视农业,使农业逐步走向专业协作之路。最佳的产业组合是:"专业化的农业项目+专业化的工业项目+专业化的三产项目",如组建大米农工商联合公司,下分大米生产专业户或专业公司、大米深加工公司、大米深加工商品的销售公司。 第二,工业零部件、工艺专业协作。一个县市、一个企业主要只生产一种或者几种零部件,或几个县市协作主要搞一个零部件。这是现代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组织专业化生产的一种主要形式。把许多相同的通用工艺如铸造、锻造等,有计划地在一个县市或相邻县市就近就地组织起来,根据产品结构和生产工艺的不同、加工件的大小和批量的多寡,进行合理的分工。 第三,修理网点和辅助生产部门专业协作。把同一区域中分散在各县市企业的修理力量,在一个县市或相邻县市按行业统一组织起来,建立为大家服务的公用的修理网点。组织公用的工具、卡具、模具制造力量和蒸汽、煤气、氧气供应等专业协作公司。 改组"全能县″是一件十分复杂、艰巨的任务,需要相当的时间,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决心要大,步子要稳,实事求是,统筹安排,全面规划。 第一,从产业、产品的不同特点出发。有些行业,如纺织工业、轻工业,许多产品主要不是由零部件组成的,应当以推行产品专业化和工艺专业化为主。有些行业,如机械工业,产品是由许多零部件构成,各种不同的生产工艺可以独立进行的,应当着重推行零部件专业化和工艺专业化。在零部件专业化和工艺专业化的基础上,可以更好地实现品种多样化。有些行业,如化学工业,既包含有加工工业,又有原材料工业,还要特别注意加强资源的综合利用。至于组织公用的修理网点和技术后方以及辅助生产的专业化,各行业都可以推行,但也要根据各行 业的特点来进行。 第二,从各个地区产业的集中度出发。工业比较集中的市县,专业化的程度应当高一些,细一些,可以同时组织产品专业化、零部件专业化、工艺专业化以及辅助生产和技术后方的专业化。工业企业虽然不少,但同行业企业不多的县市,可以着重组织工艺专业化、辅助生产专业化和技术后方专业化。有条件的也可以组织一些零部件专业生产。工业企业不多的县市,特别是县以下的工业和手工业的某些行业,不要求组织专业化生产。这些地区的机械工厂可以比较综合一些,有的还要修造结合,既修又造。在组织专业生产的同时,要注意保留少数企业承担杂活和帮助其它地方企业进行技术改造。 第三,从各县市的优势与特色出发。不同的县市有不同的优势与特色,专业化的基本点就在发挥各个县市的优势,放大各个县市的特色,这样的专业化就是有根基、有活力、有市场、有前途的专业化。切不可不管有没有优势,有没有特色,盲目搞专业化,这样的专业化是脱离客观实际的专业化,是万万不可搞的。 第四,县市产品组合以长度为主,减少宽度。尽量在同一大类内多开发几个品种,或同一品种内多搞几种规格、花色,延长产业链,以占领多个细分市场,避免生产不同大类的产品,以免分散力量。县市应集中力量,把主业做精、做大、做强、提高市场占有率,力争获取超过平均利润的超额利润。 五、建立"全能县″县域经济专业协作的体制与机制 第一,中央、省、市、县建立相应的专业协作协调机构。中央、省、市、县四级协调机构要有明确而具体的分工。在全国范围主要根据各大区域规划,按专业协作原则,布局大区域的县域经济;在一个省范围主要根据省内各区域规划,按专业协作原则,布局省内各区域的县域经济;在一个市范围主要根据市内区域规划,按专业协作原则,布局市内各区域的县域经济;在一个县范围主要根据县内区域规划,按专业协作原则,布局县内各区域的产业与企业。凡是有条件就近就地组织专业化和协作并且经济合理的,原则上应该在市县范围内就近就地组织;凡是需要在全国或全省范围内统一规划和组织专业协作的,由中央或全省统一规划。 第二,加强标准化、通用化、系列化工作。把分散生产的产品集中起来组织专业生产以后,就必然要求统一各地的零部件标准,要求同类产品尽量采用相同的零部件,要求同一类产品在品种、规格上尽量形成系列,这就促进了标准化、通用化、系列化工作的开展。而标准化、通用化、系列化水平的提高,反过来又会促进专业化的发展。提高工业的标准化、通用化、系列化水平,一方面需要各个主管部门从产品设计上整顿产品、零部件的标准。另一方面需要在组织专业化生产的过程中,把生产单位和使用单位组织起来,共同改进产品设计和统一零部件的标准。 第三,改革管理体制。推行专业协作,不但需要把" 全能县″改组为专业县,而且需要按行业、按产品实行专业管理,以便合理组织同行业县市、企业之间的分工和协作。这就要求:一是成立各级各业的专业协会;二是成立各级股份制专业公司,农业大县要举全县之力培育特大型农产品加工、销售龙头企业,以这样的企业大量收购和消化农民的农产品,生产出高附加值的工业产品,销售给国内外市场,实现农产品的高价值;三是组建某行业或某产品的专业县、专业市、专业镇、专业乡、专业村、专业组、专业户;四是建立县与县协作机构,成立两县或多县的协作机构,开展多种形式的协作,制定各方都能接收的协作价格,争取双赢或多赢;五是按照专业协作的要求改造县市、乡镇两级行政管理机构,减少行政性的委、局、科、室,增加专业协会、专业公司、专业技术公司、专业管理公司及其他专业服务公司。 第四,建立专业协作的长效机制。一是加强专业协作的人才培训,包括专业技术人才培训、专业管理人才培训、普及专业协作的知识;二是加强专业协作的信息工作,包括专业化生产、流通、储藏、消费、市场等信息,建立专业化的信息网络;三是加强专业协作的法规建设,包括加强有关行业反垄断、行业标准化通用化系列化、行业运行规则的建设;四是加强干部的有关专业化协作的考试考核,要把专业化协作作为干部考试考核的重要内容之一,废除只把GDP作为考核政府业绩的主要标准的片面考核的作法,要把单位资金利润率、全员劳动生产率、居民家庭财产贮量、恩格尔系数、人均年纯收入等指标作为考核政府业绩的主要内容;五是建立健全专业协作的政策支撑体系,要制定鼓励发展分工协作的产业政策、税收政策、金融政策、土地政策、矿业开发政策、人事政策、分配政策、环保政策。 县域经济发展论文:落实“三动”“三化”战略助推县域经济发展 “三动”“三化”战略,是吉林省委、省政府结合吉林实际,确定的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方略,是实现全省经济社会良性循环、又好又快发展道路的战略选择。在推进实施“三动”“三化”战略中,我们伊通县立足县情,对经济社会发展思路进行科学调整,确定了以“转变方式、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富民强县、全面振兴”为目标,全力打造新兴能源城、民族文化城、生态旅游城、山水宜居城的发展思路。 一、搭建经济承载平台,打造山水宜居城 城镇化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也是统筹城乡发展的主要途径。我们县围绕打造山水宜居城,在突出民族特色、现代特色的基础上,努力构建以县城为中心、以节点镇为依托、以其它乡镇为补充、以示范村为延伸的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统筹推进的发展格局。一抓规划。完成了2010年至2030年全县城乡建设总体规划及控制性详规,启动了镇村两级,特别是节点镇、示范村建设规划的编制工作,着手研究落实自然屯建设规划。二抓建设。县城按照“一环、两片、三带、四纵、五横、六区”的总体思路(一环指一条环城带,两片指伊通河河南、河北两片,三带指伊通河及河两岸的绿化带,四纵指福安街、伊通大街、乌苏大街、启明大街,五横指库伦大路、人民大路、中华路、永宁路、将军路,六区指工业区、仓储区、商贸区、居住区、文化教育区、行政办公区),重点推进四大工程。 一是百亿元新城建设工程。总占地8.7平方公里,通过百亿新城建设再造一个伊通城,使城区面积扩大到24.29平方公里。二是伊通河治理工程。总投资55亿元,通过对伊通河综合治理和加快沿岸开发,建设滨河新区。三是城市棚改工程。实施11区(片)棚户区改造项目,计划拆迁面积40余万平方米,建筑面积300余万平方米。四是城市功能提升工程。建成了县城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厂,落实了廉租房建设和暖房子改造等工程,完善了供水、供热等管线设施,推进了县城的美化、绿化和亮化,提升了城市品位。节点镇以打造经济强镇为目标,突出镇域特色,强化产业支撑,完善城镇功能,增强辐射带动能力,目前全县的节点镇都按既定目标推进建设。村屯重点抓了以“四清四改两建两化”(清垃圾、清粪堆、清柴草、清路障,改院、改厨、改厕、改圈,建设自然屯街路排水沟、建设村屯垃圾处理场,搞好村屯绿化和美化)为重点的环境综合整治和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了村屯面貌。 二、发展区域特色产业,打造新兴能源城 工业化是统筹“三化”的龙头。我们县坚持深入实施工业强县战略,提升传统工业,壮大优势工业,发展新兴工业,打造具有伊通特色的现代工业体系。重点依托境内蕴藏的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地热、油页岩、煤炭、膨润土、生物质、风能等特色资源,把能源产业确定为主导优势产业重点发展,变优势资源为优势产业,着力打造新兴能源城。2010年,美国MI能源公司在香港成功上市,推动了伊通石油天然气的加快开发,石油产能已经达到50万吨,年处理原油能力达到80万吨。加大对风电、地热、矿泉水等能源项目的开发力度。计划“十二五”时期实现气化伊通。积极推进煤矿建设项目和风电项目,地热项目已经进入勘探打井阶段。依托褐煤、油页岩的资源优势,与北京神雾集团签订了《合作勘探开发褐煤、油页岩项目正式合作协议》,预计总投资30亿元。 三、发展民族特色产业,打造民族文化城 把民族文化产业打造成新的支柱产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增长点。我们县把打造文化产业作为统筹“三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大对民族文化产业扶持力度,培育壮大龙头文化企业,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加强满族文艺创作,推动民族文化事业和民族文化产业共同繁荣发展。一是加强领导。在文化产业发展上,我们本着立足伊通、面向长春、突出特点、分步发展的指导思想,去年率先召开全县文化产业发展大会,拟定了《全县文化产业十年发展规划》和《扶持文化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成立了全县文化产业联合会,在县委宣传部设立了文化产业发展办公室。二是培育体系。挖掘我们县所具有的丰富的满族文化资源,形成一批特色鲜明的满族文化产业;大力发展满族文化旅游、民俗文化旅游、火山文化旅游、地域文化旅游、农耕休闲文化旅游等产业;着力建设具有满族特点的餐饮、婚庆等文化产业;面向长春,利用我们县的山水田园风光和满族文化吸引长春企业来伊建设影视动漫拍摄创作基地以及发展印刷广告传媒等文化产业。三是运作项目。运筹包装了一批大中小的文化产业和文化基础项目。文化展馆方面,有东北神秘文化博物馆、全国萨满文化博物馆、伊通满族博物馆、伊 通民族文化宫等。其中全国萨满文化博物馆已在国家立项,伊通民族文化宫即将开始建设。文化产业园区方面,在芮来满族服饰公司的基础上,成立了满族服饰园区,得到了省发改委的批复;在吉云鹿业集团养鹿园的基础上,拟定规划满族鹿文化与旅游相结合的伊通皇家鹿苑;在“一毛街”(烧烤)的基础上,规划建设满族风情一条街,仿清建筑风格,已经改造了部分街面;拟与长影合作,在景台镇核桃背村建影视拍摄基地。四是主抓重点。推进建设历史文化展示园区、萨满文化旅游园区、民族饮食文化园区和民族服饰文化园区4个民族文化产业园。繁荣民族文化创作,发挥牧情谷风景区对萨满文化旅游的带动作用、满族博物馆对满族文化传承的带动作用、满族艺术表演对文化产品生产和消费的带动作用。积极扶持萨满文化旅游、满族文化传承等门类的文化产业发展。举办了第七届“国际萨满文化学术研讨会”、“吉林省满族文化与旅游文化研讨会”,参加了由吉林省萨满文化协会和牧情谷景区承办的“吉林省首届萨满文化研究论坛”。以县政府的名义聘请省内外专家为文化产业、旅游业发展顾问。伊通满族艺术团在上海世博会吉林周进行了满族歌舞表演。在长春文化广场举办了长春后花园伊通民俗风光摄影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实施了“五个一”工程,即在开发区建设一个文化产业园、建成一座民族文化宫、创编一场大型民族音乐剧、编排一台文化旅游固定节目、出版一本满族地名书籍。 四、彰显满族地域风情,打造生态旅游城 伊通是满族发祥地之一,有悠久的满族历史和文化传统。全县已知的历史遗迹有120多处,古遗址、古城址、古墓葬、古庙宇等,分布在全县各个乡镇。特别是伊通中西部为开阔的地堑平原,散布着16座拔地而起的孤山,其中7座火山呈北斗状分布,构成了伊通独特的地质景观。依托这些资源,我们县围绕打造生态旅游城,努力建设民俗风情、自然风光、宗教祈福、生态农业四大旅游区,构建伊通特色旅游产业体系。到目前为止,我们县在发展旅游业上已直接累计投入4.3亿元,建成了以满族博物馆、牧情谷、大孤山、南山、丰源山庄为代表的对外开放景区(点)13处,建设项目近百个,形成了满族博物馆、牧情谷民俗旅游度假区、大孤山旅游风景区、南山旅游风景区等为代表的一批景区(点)。其中被评定为A级以上景区(点)的4家(满族博物馆和牧情谷为国家4A级、南山为3A级、大孤山为2A级)。有国内旅行社2家,旅游购物纪念品商店5家,旅游服务公司1家。涉旅从业人员达到1.5万人。如今伊通接待游客年均增长13%,旅游收入年均增长18%,已成为拉动伊通经济的强力引擎。 “四城”建设的深入推进,使人民生活明显改善。2011年与“十一五”末的2006年相比,GDP增长1.8倍,翻了一番多,从50亿元突破到百亿元,达到144.4亿元,三产结构由38.1:31.3:30.6转变为23.9:42.5:33.6,由以农业为主的一产为主导,转变为以工业为主的二产稳居首位。一般预算全口径财政收入增长3.8倍,从1亿元突破到5亿元,达到5.66亿元;地方级财政收入增长3.8倍,从8000万元突破到3亿元,达到3.3亿元。全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14580元和7085元,均比上年增长13%。财政供养人员工资实额发放,社会养老金及时足额发放,民族工作津贴提高,教师工资历史拖欠及非教育部门的同类问题一并提前解决。累计新增城镇就业5.5万人。城乡低保、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面进一步扩大。18万农村人口饮水安全问题得到解决。14500户农民看上了有线电视。 2012年是“十二五”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我们将以富民强县为目标,以科学发展为统领,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统筹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深入实施投资拉动、项目带动、创新驱动战略,抓项目、促民生、提城建、构和谐,依托四平市“一核三带”经济圈加速隆起,用“四城”构建县域经济主框架,建设生态文明富裕的民族文化名县。 县域经济发展论文:开展商务工作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建议心得 新化是蚩尤故里,是梅山文化的发祥地,其地域广阔,资源丰富,交通便利,人口众多,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着眼新化自身发展的同时,如何有利地推动娄底经济向前发展,站在商务工作的角度,谈几点建议。 一、要着力扩大内需,拉动消费 充分利用国家的惠民政策。拉动内需,扩大消费是有效应对金融危机影响,保持我国经济平稳发展的重大举措。在发展经济的宏观决策过程中,要用足用活国家的惠民政策,并不断开拓农村市场,全面铺开“家电下乡”、“汽摩下乡”、“家电、汽车以旧换新”等工作。要完善流通体系,持续推进“万村千乡工程”,加快配送中心建设,搞好“一网多用”工作,充分发挥市场在商品集散、信息采集、价格传导,市场调控等方面的功能,发展鲜活农产品冷链物流,加快农超对接步伐。 不断提高消费服务档次和水平。要精心组织各种促销活动。引导居民消费向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并重转变,大力发展便利早餐、家政服务、保健养生、美容美发等便民服务业,以及文化娱乐、体育健身等生活质量型消费。引导高消费群体的消费留在当地,避免这部分需求外溢。 大力发展旅游业,充分借力“世界溶洞极品”梅山龙宫、“梯田王国”紫鹊界梯田、“三湘明珠”大熊山森林公园、“江南峡谷第一漂”油溪河漂流、“湘中千岛湖”苏溪湖、“洞天福地”奉家桃花源、“宗教圣地”古台山等旅游景点,挖掘蚩尤故里、梅山文化、梅山武术、新化山歌等旅游品牌,将新化打造成长株潭新型城市的后花园。 要加速推进城镇化。推进城镇化是扩大内需,调整结构的重要抓手,是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引擎;是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必经之路。我县农业人口很多,农业和农村发展相对滞后,资源配置和基础设施严重不足,消费水平整体偏低,推进城镇化,尽早实现把新化建设成为集山水、宜居、生态、旅游于一体的区域性中心城市,让人民群众共同享受城市文明的成果,共同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 二、要积极承接产业转移,促进外经外贸平稳增长 坚定不移实行“引进来”战略。切实抓住当前沿海、沿边以及国外企业向内陆迁移,国家经济政策向中西部倾斜的有利时机,依托本地区优势,本着“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有利于节能减排,有利于促进社会就业”的原则。“让一切有投资愿望的人找到投资机会!让一切有合作意向的人找到合作伙伴!让一切有创业能力的人找到创业途径”。确保招商引资取得实效,确保承接产业转移全方位进行。 着力构筑服务环境优势平台,“筑巢引凤”。依法灵活运用土地、税收等优惠政策,加快工业园区建设,四年建设一批标准化厂房,切实优化环境,大力发展加工贸易,积极承接高新技术企业和有技术、有品牌、有市场的知名企业,坚持承接产业转移与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机结合,优先承接先进制造业,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 坚定不移实行“走出去”战略。要全力打造几个战略产业,如我县的电子陶瓷,使其形成强大的规模及品牌优势,出占领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同时要利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契机,鼓励企业走进东南亚,并努力开发中东、非洲及南美市场。 三、要加大项目建设力度,打造商贸流通中心 加大商贸市场体系建设力度。逐步建设市级中心市场、次中心城市市场、县级市场、中心城镇市场及农村市场体系网络;构建批发、直营、零售的销售形式;着力推动步行街建设;规划建设旅游购物市场。 加快物流园建设步伐。着手规范现有物流运输企业,建立现代标准的物流中心,着力对城区现有物流企业进行规范管理。目前,紧紧抓住新化将成为我国东西部地区的交通枢纽和中转站的有利时机,投资10亿元,开发建设好物流园。园区内要建设大型标准化仓储基地、配送仓库、大型货物堆场、运输车队、集装箱中转站、铁路专用线,要把新化物流园建设成为货物运输、信息交流、餐饮住宿服务齐全的县级一流物流中心。“十二·五”期间,初步构建布局合理、技术先进、节能环保、便捷高效、安全有序并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现代物流服务体系。 四、发展电子商务,对接全球经济 近年来,作为网络化的新型经济活动的电子商务,正以迅猛的速度发展,已经成为主要发达国家增强经济竞争实力,赢得全球资源配置优势的有效手段。“十二·五”期间,我们有着发展电子商务的战略机遇期,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电子商务,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客观要求和必然选择。 现在,电子商务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加速形成经济竞争新态势。电子商务广泛深入地渗到生产、流通、消费等各个领域,改变着传统经营管理模式和生产组织形态,正在突破国家和地区的局限,影响着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配置,加速了全球化经济进程。 电子商务服务业的蓬勃发展,逐步成为我国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技术创新加速社会专业化分工,为电子商务服务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基于网络的交易服务,业务外包服务,信息技术外包服务规模逐渐扩大,模式不断创新。网络消费文化逐步形成,面向消费者的电子商务服务范围不断拓宽,网上消费服务模式日渐丰富。电子商务服务业正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经济社会活动向集约化、高效率、高效益、可持续方向 发展。“十二·五”期间,我国国民经济将保持快速增长,经济总量持续扩大,为电子商务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广阔的市场空间,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的加快,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的力度继续加大,对发展电子商务的需求更加强劲。 全球范围内资源、市场、技术、人才的国际竞争能力愈加激烈,进一步激发了企业应用电子商务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我们要大力发展电子商务,把发展电子商务作为降低成本、增加效益的重要举措,为企业和消费者创造更多的贸易机会。 五、建立市场监管机制,加快诚信市场建设 加强商务综合行政执法。“十二·五”期间要把商务综合执法工作落到实处,让群众吃上“放心肉”、“放心早餐”、“放心菜”、喝上“放心酒”、用上“放心油”。严厉打击私屠滥宰市场以及销售注水肉和病害肉等违法行为,严格检疫检验制度,规划定点屠宰市场;加大对宾馆、市场、超市、餐饮业等的稽查力度,按照食品安全有关条例严格管理,严厉打击“物价乱”和哄抬物价的违法、违规行为;加强酒类管理,对全县各批发企业、名酒店铺、商场超市等场所进行专项检查,消除监管“盲点”,杜绝管理漏洞,严禁不合格酒产品进入市场;打击成品油超范围经营、以次充好等违规行为,取缔无证经营,关闭存在安全隐患的加油站(点),保障成品油市场安全稳定运营。从而切实转变商务管理职能,履行市场管理监管职责,维护市场秩序,保障消费者和企业的合法权益。 加快诚信市场建设。信用是商务活动的基本准则,是企业的立业之本和生命线,加快市场信用建设是规范市场的基本制度,只有提高企业的信用建设,建立诚信体系,才能消除各种不诚信和违法违规的事情,从而推动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要建立行业的信用评价机制,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加快信用体系建设的部署,以改善商务诚信环境,促进信用交易为目标,以加强商业信用文化建设为基础,以完善信用制度为核心,以建设信用基础知识系统、发展信用服务业为手段,全面加快商务领域的信用建设。 县域经济发展论文:如何加快县域经济发展 “发展才是硬道理”。随着新一轮加快发展重要时期的到来,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已是形势所逼,形势所迫,形势所驱。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加快发展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经济建设重于一切,壮大实力决定一切。要想尽一切办法克服困难,争取发展先机,要更聚精会神地、一心一意地谋发展、抓发展,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因素,凝聚、借助各个方面的力量加快发展,绝不能错过机遇。一定要从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加快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牢固树立机遇意识、危机意识,切实增强加快发展的紧迫感、责任感,咬紧发展第一要务不动摇,形成想发展、求发展、谋发展的良好氛围。一、解放思想,抢抓机遇,营造加快发展的良好环境 解放思想是加快发展的重要前提。思想不解放、观念不更新,就不可能萌发新的思路、产生新的动力。这些年来,虽然一直强调要大胆解放思想,但有些传统观念的残余仍在阻碍着生产力发展,与发达地区相比,最主要的差距还是思想解放上的差距,最突出的表现还是干事创业的激情和胆略不够。关键还是没有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还是没有强烈的发展意识。要有大发展,必须在解放思想上有新作为、有大突破。 要解放思想,必须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要坚持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坚持经济和社会,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绝不能以浪费资源、牺牲环境为代价。必须牢固树立加快发展的意识,必须坚决做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一切工作都围绕经济发展来安排,一切工作成效都以发展实绩来检验。同时要正确处理好加快发展和协调发展的关系,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追求质量和效益的内涵式发展道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努力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健康发展。 要解放思想,必须创造性地贯彻落实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解放思想就是要实事求是。不同的地方,条件不同,情况各有不同,贯彻落实中央的政策,必须坚持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比如增加农民收入问题,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是促进农民增加收入;在着力发展农业的同时,突出发展工业,工业发展上去了,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带动三产,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随着财政实力的增强,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对中央的方针政策一定要正确理解,结合实际创造性地贯彻落实,不能从本本到本本、从条条到条条。 要解放思想,必须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市场运作,扩大对外开放。市场经济意识不够强,对市场规律的认识不够深入,政府职能转变缓慢,不大会用市场的手段、开放的手段来搞经济建设,积极拓宽投融资渠道,充分运用市场力量,充分吸纳民间资金,必须以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为重点,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提高行政效率,努力营造廉洁务实高效的政务环境;必须深入学习研究市场经济知识和规律,不断提高运用市场的办法和手段来发展经济的本领,多从市场中、从对外开放上想办法、寻出路、求发展。 要解放思想,必须营造敢干事的良好氛围。只要有利于发展,在党纪国法范围内,就应放开手脚去试、去闯、去干。共同努力营造这种环境。要很好地统一思想,统一认识。头脑中少一些条条框框,少一些担心顾虑,多一份激情,多一份闯劲,大胆去闯、去试。 二、立足实际,突出重点,推动县域经济加快发展 加快发展,进一步壮大县域经济实力,一定要结合实际,突出重点,真抓实干,带动全县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一)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工业强县工作思路,引领县域经济快速发展。要把发展工业作为当前的最重要工作来抓,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来抓。要抢抓当前难得的机遇,深入实施工业强县战略,主动接纳发达地区的企业转移以及工业扩张,打造优势特色工业品牌,迅速扩大工业经济的规模,提高工业在县域经济中的比重。 (二)加强工业园区建设,为加快工业发展提供载体。要加快工业化进程,促进县域经济迅速发展,必须加强工业园区建设,使园区经济成为我县经济新的增长点。加强对工业园区的规划和管理,按照一区多园的建设模式,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项目引进进度,努力使工业园区成为聚集产业、企业、项目、资金、技术和人才的小高地,为县域经济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三)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兴起全民招商的热潮。要加快发展步伐,壮大县域经济,必须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改善投资环境,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形成大招商招大商的浓厚氛围。要站在加快全县经济发展的高度,加大为招商引资项目服务的力度,对引进项目实行全程服务,做到多支持、少干预,绝不能门槛低而巷子深、陷井多,保证外来资金“低门槛进入、低成本发展、高效益回报”。要破除传统思想障碍和思维定势,不要怕外商赚钱,眼红外商赚钱。只要对我们的长远利益有利,对增加就业有利,对带动其它产业的发展有利,要坚决地引进来,并帮助他们加快发展。 (四)认真落实政策,加快民营经济发展。必须进一步从思想上深刻地认识发展民营经济的重要意义,认真学习研究有关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落实好财政、税收、用地、信贷、劳动保障等方面的扶持政策,除国家明确限制的投资领域外,都要对民营资本开放,凡是我国政府承诺对外商逐步开放的领域,都要引导民营资本加快进入。要让民营经济投资者和从业人员在社会上有地位,在政治上有荣誉,在经济上有实惠,在权益上有保障,为各种所有制经济竞相发展、平等竞争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制度环境、市场环境和社会环境。 (五)加强小城镇建设,构筑二、三产业集聚平台。要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必须着力推进城镇化进程,通过城镇化集聚二、三产业,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要把小城镇建设与工业园区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与工业发展形成良性互动。要以县城行政区划重新调整为契机,加强县城旧城改造力度,加快中心城镇建设步伐,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增强中心城镇的辐射能力。加强对小城镇建设的规划和管理,增强小城镇的综合服务功能,开拓以县域城镇化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新格局。 (六)统筹城乡发展,增加农民收入。要坚持城乡“一盘棋”思想,对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实行统一规划、一同实施,逐步从根本上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要以发展工业的理念来发展农业,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促进产业整体开发;要深化和 巩固农村税费改革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加快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抓好劳务输出工作,增加农民从事二、三产业的收入。 (七)要加强人才培养,为加快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促进县域经济大发展,必须加强人才工作,想尽一切办法,造就出一大批各类优秀人才,充分利用各类人才的智慧和力量,推动经济加快发展。要深入实施“人才强县”战略,围绕加快经济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的要求,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培养和引进各类人才的激励机制,消除人才引进中的区域、行业、身份和所有制限制,使所需要的人才引得进、留得住、能发展。对当前最缺乏的企业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要下大力气培养和引进,为招商引资服务,为经济项目发展服务,为壮大县域经济服务。要充分发挥各类人才的作用,要充分尊重各类人才的创造性劳动,提高各类人才干事创业的积极性。通过各类人才的高新知识、创新能力和丰富经验,带动干部群众更新知识、转变观念,增强发展意识,创新企业管理机制,加强产品更新能力,增加产品科技含量,提高产品的竞争力。要加强对各类人才的教育,进一步提高他们对加快经济发展紧迫性的认识,促使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各项建设事业之中,为县域经济的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县域经济发展论文:县域经济发展课题 蓝山毛织城迅速崛起探秘 ——兼谈承接珠三角产业转移的战略选择 县域经济是以县为行政区划的区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当前,在西部大开发、东部大开放的背景下,作为中部地区的湖南省如何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尽快融入泛珠三角经济圈,是摆在各级各部门的重要课题。而透过对湖南省蓝山县经济的崛起,尤其是蓝山毛织城迅速崛起的深入分析和探索,对于我们研究县域经济发展课题,做好承接珠三角产业转移的战略选择,都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背景一:“泛珠三角”经济圈构建全面启动 不久前召开的“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标志着我国最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9 2”“泛珠三角”经济圈正式启动,并打造“1358”经济圈,即构建1小时(大珠三角)、3小时(广东)、5小时(大华南)、8小时(泛珠三角)人流、物流、休闲旅游圈。这是一个占全国面积的1/5,人口的1/3强,GDP的1/3的超级经济体。对于与广东联系相当紧密,但又一直徘徊在广东珠三角经济圈外的湖南来说,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正如周伯华省长在会上表示的:“主动融入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既是湖南的责任,也是湖南加快发展的捷径。”目前,充分发挥湖南地处泛珠三角经济圈内环和粤港澳地区经济发展“后院”的作用,把外源性经济作为加快湖南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主动接受粤港澳经济辐射,全面融入泛珠三角经济圈,促进县域经济快速发展,已成为全省上下的共识。 背景二:蓝山经济发展的“三大反常”现象 近两年来,地处“楚尾粤头”的湖南省蓝山县,在承接珠三角产业转移的过程中,迅速崛起了一座毛织城,并相继出现了“三大反常”现象,引起了新闻界的广泛关注。一是“小水电”强县没电用。蓝山“小水电”在全省小有名气,是湖南唯一一个不归电力局管的县。上个世纪末,全县小水电装机3.5万千瓦,大量余电外卖郴州。近三年来水电装机增加2倍,总装机达10.8万千瓦,已竣工上网运行的有7.5万千瓦。但随着工商业快速发展,用电需求剧增,三年人均用电增加200度,达到人均用电500度,工业用电量翻了一番。目前,电力负荷缺口在2万千瓦左右。二是新建房主没房住。蓝山以毛织业为主的外向型加工贸易企业3年时间发展到300多家,县城人口3年增加2万人,县城房屋出租率提高了三成以上,近乎饱和,不少建了新房的人将房屋整体出租给别人办厂开店,自己却去租房子住。三是企业找不到“打工仔”。就业问题曾经是一个非常压头的问题。近年来,全县外向型加工贸易企业用工缺口在1万人以上,从无到有已发展到350家,可容纳5万人就业,目前用工3万多人,政府不得不派出几支队伍到外省外地招工、求助。三大“反常”现象,从一个侧面折射了蓝山人气趋旺,发展加速的现状。有人把它称之为“蓝山现象”,或曰“蓝山效应”。 背景三:蓝山发展曾经历曲折 蓝山经济曾有过辉煌的发展时期。小平同志南巡谈话以后,肩扛全省发展乡镇企业的大旗,1993年全省首届乡镇企业工作会议以蓝山为开幕现场,当时与邵东并驾齐驱,名噪一世。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观念、环境等一时没有跟上来,到了20__年,步入低谷。石材生产由高峰期298条生产线,只剩下12条生产线,民营经济全面萎缩,缴税绝对额减少892万元,县级财政收入3年只增加501万元,干部、职工四、五个月领不到工资,怨声载道。《湖南日报》头版头条予以曝光、警示。 把压力当作动力,把教训变为智慧,这是蓝山人迈向发展的一条宝贵经验。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新一届蓝山县委、县政府大力实施“民营立县、外向带动”的发展战略,铁肩硬手抓环境,集中精力抓发展,突出解决了六大问题,即:抓战略研究,解决了思路不清的问题;抓集中整治,解决了环境不优的问题;抓结构调整(产业培植),解决了效益不高的问题;抓招商引资,解决了投入不足的问题;抓项目建设,解决了总量不大的问题;抓机制创新,解决了存量不活的问题。短短二、三时间,蓝山经济再度崛起,民营经济在全县经济总量的比重上升到八成。特别是蓝山毛织加工业从20__年下半年开始起步,从无到有,从慢到快,仅二年多时间,就发展到300余家,拥有织机2万多台(套),用工近3万人,年工缴费收入3亿元,成为湖南承接广东沿海外向型毛织加工企业向内地转移的最大基地。一年中,县城陡然增加了一万多名外来务工人员,人气大旺,百业大兴,可租用房屋门面全部告罄,超市、餐饮、交通运输等第三产业迅猛发展。两家投资分别在540万美元、350万美元,计划用工分别为6000人、4000人的大型外资企业和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港资电子公司相继落户蓝山,一座毛织城迅速崛起,令人瞩目。 蓝山的再度崛起,呈现出的三种反常现象,从不同侧面诠释了蓝山县近年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同内涵,三者之间也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这“三种反常”现象,不仅是完全符合经济规律的,而且也符合科学发展观。在一个县, 农业产业化、工业化、城镇化加速了,县域经济的发展就会加快,伴之而来出现的矛盾,也是很正常的,这是加快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促使我们用发展的办法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和困难,使县域经济永葆活力。 蓝山迅速崛起的启示 (一)发展县域经济必须有准确的产业定位 湖南的县域经济如何融入“泛珠三角”经济圈?对此,应深入分析湘粤两省产业结构差异,准确把握大珠三角产业调整升级的发展趋势,按照新型工业化的要求,积极承接对方相对处于国际分工低端环节的部分产业转移,并且在产业链的衔接和延伸上下工夫,从而融入大珠三角的产业分工体系中去。 审视蓝山再度崛起的奥秘,最主要是得益于对自身县情的清醒认识,对产业发展战略的准确定位,对战略机遇的及时把握,赢得了发展的先机。为了加快蓝山发展,20__年初,该县组织开展了全县性的大调研、大讨论,客观分析县情,审视发展大势,认为蓝山经济发展具有三大优势并面临难得的机遇:一是蓝山毗邻广东,永连公路开通后,去广州可朝发夕归,发展“归雁”经济和外向型经济,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二是蓝山发展个体私营经济起步早,走民营化道路的观念强,九五期间,推行国企改革,国有工业企业基本退出市场,具有体制优势;三是蓝山人经济意识强,民间资本比较雄厚,35万人就有8万多人在外打工,其中在广东打工的有6万人,尤以从事毛织加工为主,且不少已成为活跃在广东毛织加工业的精英,当上了老板或技术骨干,具有人文优势;同时,粤港澳“珠三角”产业正在优化、升级,以“三来一补”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内地转移的要求日益迫切,处于承接广东沿海产业转移前沿阵地的蓝山,正面临着良好历史机遇。为此,该县县委、县政府审时度势,果断决策,决定以发展毛织加工企业为突破口,大力引进“三来一补”企业,把蓝山建设成为内地承接广东沿海产业转移的外向型加工贸易区。可以说,蓝山早就以自己的果敢行动,把省委、省政府关于积极融入“泛珠三角”经济圈的设想变成了初步现实,为我省实现与“泛珠三角”经济圈产业的全面对接,探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二)发展县域经济必须树立正确的区域观 行政区划是一种客观存在,经济区域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客观要求。随着“泛珠三角”经济圈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推进,经济发展格局从“行政板块”向“经济板块”转化,特别是交通条件的不断改善,区域生产要素的组合半径已大大突破县级行政区域空间。过去依照行政级别来确认和培育区域经济中心的办法,实践证明,已越来越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严重阻碍。县域经济要赢得更大的发展,就必须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手段,正确处理好行政区域与经济区域的关系,跳出行政区的束缚,按照区域经济的分工,从经济区域的高度来审视和制定县域经济的发展战略,融入到“泛珠三角”经济圈这个范围更大、层次更高的经济区域中去。 (三)发展县域经济产业定位要突出区域特色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经济同世界经济一样处于战略性大调整阶段。因此,产业优化调整是全国面临的大问题,也是县域经济应当解决的突出问题。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区域经济,一个地市、甚至一个省的产业结构都不可能追求“大而全”、“小而全”,自成体系,自求平衡,更何况县域经济这一层次。针对县域经济缺乏龙头、产业层次低的现实,县域经济发展在多方竞争的情况下,只能实施非均衡的竞争战略。要突出龙头企业的引进和发展,通过产业整合把人、财、物等资源、要素集中配置到优势产业、龙头企业和拳头产品上,实行重点扶持,重点突破,经营强项,发挥优势。蓝山的毛织加工、小水电等支柱产业形成过程,正是实施非均衡的竞争战略,重点突破的结果。 (四)发展县域经济必须坚持民营化的道路 从民营经济自身来看,它产权清晰、机制灵活、管理严明、决策科学,不用政府投资,生产成本不高,是一种富有效率的产权制度。从全国先进发达地区的成功实践来看,民营经济发展快的地方,县域经济实力就强。因此要进一步加大体制改革力度,推进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努力把民营经济作为县域经济增长的内动力和增长点,担当起发展县域经济大舞台的“主角戏”,为实现与泛珠三角产业对接提供体制保障。就拿蓝山来说,全县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突破10亿元,人平超过3000元。对这笔可观的社会财富,通过政府的积极引导,把民间储蓄转化为社会投资,放“虎”出笼,以增量投入带动存量调整,推动由商贸流通、社会服务向产业投资领域的转换,实现民营经济质的飞跃。该县20__年新建的49个电站的1.7亿元投资,全部由民间业主投资,政府没有出一分钱,成为蓝山经济的一大特色。 (五)发展县域经济必须突出产业集群 产业集群(或企业集群),是指在某一特定领域中,大量产业(通常以一个主导产业为核心)联系密切的企业及相关支撑机构在空间上集聚,并形成强劲、持续竞争优势的现象。我国的产业集群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迅猛发展起来的,是我国传统产业和现代制造业走向集约化、专业化的重要形式,是推进区域经济跨越式发展的重要力量。经济学界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经济的主体,政府是服务的主体,政府对于企业,不是指手划脚、横加干预的“婆婆”,而是把共同利益建立在发展地方经济、承担社会责任基础上的战略伙伴关系。尽管集群的发生往往是自发的,但作为资源配置组织者的政府却可以起到“催生”的作用,尤其是在集群的发展阶段,政府的引导作用更为显见。其主要作用就是创造产业环境。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资本和要素是流动的。一个地方能不能吸引投资、营造商机,资源优势、区位优势和优惠政策都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产业环境。象丽宏、承阳这样的大型毛织企业之所以能落户蓝山,而没有被据说“政策条件”比蓝山还优惠的地方拉去,最主要的就是看中了蓝山已有数百家中小毛织企业所形成的良好产业环境,将为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壮大提供肥沃的土壤。同时,大型企业的引进,又可为中小企业增强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赢得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该县原有毛织加工企业只能完成织、缝两道工序,现丽宏、承阳公司可把毛织加工挑、洗、染、绣、出口一条龙工序全部完成,直接与外商签订加工销售合同,从而实现“双赢”的目的,最终促进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 (六)发展县域经济必须扩大信贷资金的投入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诚信是经济合作的基础。而目前,地方特别是县级金融资源流失十分严重。以蓝山为例,20__年全县贷款余额仅增长3.2,远低于全省17.8和全国21.4的增长水平。20__年蓝山存贷差3.8亿元,20__年达到6.4亿元,增长了67,扣除各种准备金和历年亏损,可供信贷的资金超过4亿元。当前,特别是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强地方与金融机构的合作,切实抓好信用体系、信用环境建的建设,努力创建金融安全区,尽快将金融优势转为经济优势,防止金融资源流失,为县域经济快速健康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信贷支持。 (七)发展县域经济必须大力优化经济环境 环境优劣关系到县域经济特别是外向型经济的生死存亡。对外来企业而言,基础设施不行就进不来,发展环境不好就留不住。为了在承 接珠三角产业转移中,抢占发展先机,我们必须把创造良好的投资发展环境,作为一项战略决策切实抓紧抓好,在大力改善基础设施的同时,突出抓好经济发展环境的优化,加大行政效能监察力度,进一步改进作风,切实转变职能,真正把政府职能转到兑现政策、市场监督、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把政府工作的重点放在搞好服务和营造环境上来,努力营造诚信的社会环境、优惠的政策环境、优质的服务环境和良好的治安环境。 (八)发展县域经济要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 行业协会是企业集体利益的代表,是连接企业与企业、企业与政府的“桥梁”。对于县域经济千家万户松散型的生产、合作企业,急需有相当号召力的行业协会加以组织和引导。要加强协会的规划和建设,赋予协会一定的职能,把应当属于行业协会的社会职能尽快地移交给行业协会,把适宜行业协会行使的管理职能尽量委托给行业协会,增强协会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同时,要充分发挥协会的自身优势,使其主动向政府建言献策,促使公共政策更好地为产业发展服务,有效地推动县域经济发展。 县域经济发展论文:繁荣民间文艺事业促进县域经济发展 民间文艺是广大人民群众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创作的与生活实践密切相关的大众艺术。它包括民间文学、民间曲艺、民间戏曲、民间美术、民间音乐、民间舞蹈等等。它根植于生活,流传于民间,繁衍与口耳相传之中,是一切文艺的根须。在知识经济时代,民间文艺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它对经济发展的能动效值引起越来越多的人所重视。 一、民间文艺的特征决定着其能动效值。 民间文艺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独存的基本特征。 (一)群众性。其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特性,这是民间文艺最显著的特点。民间文艺的创作者与欣赏者是人民大众,其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都是人民群众最真实的反映,对经济生活、最直接、最生动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流行,具有广泛的群众性。 (二)立体性。民间文艺的存在形式是立体的,并且在立体的环境中活动,在实际生活中有多种社会功能和实用价值,是一种实用艺术。在表现方式上又有综合性的一面,并且随着环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形成不同的艺术表现手法和流派。 (三)集体性。民间文艺产生于生产劳动之中,以口耳相传为承传载体,无论其产生的源头,还是流传形式,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经过无数人的加工,无数代的完善而形成的艺术形式。 (四)直接人民性。这是民间文艺在内容上的特点。直接人民性的含义主要是:民间文艺是人民群众创作和欣赏的人民自己的文艺,它直接反映人民的生产生活,表现人民自己的思想感情、审美趣味。民间文艺的人民性比作家艺术家创作中所表现的人民性更加直接。 (五)传统性。民间文艺有自己的独特的艺术传统特征。民间文艺是人民群众(包括艺人)在生活中创造、流传、发展而成的。民间文艺的传统艺术特点和它的口头性有密切的关系。口头性决定了民间文艺的一系列艺术特点。①语言风格的口语化,通俗易懂,明白晓畅。②深入浅出。③结构是活而单纯,好听好记。④语言琅琅上口,富于音乐性。⑤民间文学的风格,富于地方性的民族特色。 二、繁荣民间文艺的时代价值。 (一)实用价值:民间文艺是人民群众劳动斗争的工具与武器,也是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良师益友。从远古开始,民间文艺就在劳动中起重大的作用。在最原始的采集经济时代,劳动呼号成为人类劳动的一种重要号角,咒语和神话产生的精神力量成为人类战胜自然的重要帮手。 (二)科学价值:从哲学上来看,民间文艺反映了人民群众各个时代的世界观,要了解人类的原始思维,不了解原始歌谣与神话是不行的,关于原始思维的专著就大量引用神话资料作为主要依据。从政治学方面来看,民间文艺表现人民的生活情绪最及时,最真切。古代就有采风官,广泛采集各地民间文学以了解会动态。从心理学方面看,民间文艺反映了人民的心理活动,同时,民间文艺的创作和流传也是研究文艺心理学的记忆、遗忘、想象等心理现象的重要资料。从考古学和历史学的研究上看,民间文艺的科学价值更加突出。马克思说过:“古代歌谣是远古日尔曼人的唯一的历史传说和编年史。”此外,民间文艺对研究语言学、音韵学、方言学、修辞学都是很重要的活材料,对民俗学、人类学、民族学也十分有用。 (三)艺术价值。民间文艺最具群众性,民族性,可以说是民族文化的重要基础。广大的不识字的劳动群众不但是民间文艺的创造者,也是文的欣赏者,体现出民间文艺最朴质的艺术价值性。在群众性、普及性上,民间文艺超过一切其他文艺。从艺术质量上看,尽管大多数民间文艺作品是比较粗糙的,但也有不少玉润珠圆的珍品,像孟姜女哭倒长城的传说,其艺术概括力和艺术感挚力,一直被人民推崇,故事流传两千多年,始终受到人民的喜爱。所以高尔基说:“最深刻、最鲜明、在艺术上十分完美的英雄典型是民间创作,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所创造的”,具有不朽的艺术魅力。 (四)借鉴价值。人民音乐家聂耳,自觉地学习与借鉴民间文艺的,创造性地运用民歌素材去表现强烈的激情,反映伟大的时代。冼星海对此更有很深刻的认识,抗战前期他在延安所写的《为什么要研究民歌》一文中说:“民歌是一切民族音乐最丰富的源泉”,“民歌是一个民族语言艺术的最高表现。”所以,“民歌是中国音乐的中心部分,要了解中国音乐,必须研究民歌。” 在舞蹈艺术上,民间舞蹈的艺术借鉴价值也是不可低估的。著名舞蹈家吴晓邦先生开始也是学芭蕾舞的,为了舞蹈的民谣化,很注意学习民间舞蹈。他曾说:“民间传统舞蹈保存了朴素单纯的特点,代表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审美愿望,抒发了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这对创造民族化的新舞蹈是不可缺少的。 民间美术对专业画家的借鉴价值也同样为此。著名画家徐悲鸿对民间艺术就很重视,他的画从民间年画、壁画艺术中就借鉴了许多东西。 县域经济发展论文:充分发挥政策性银行作用促进县域经济发展 党的十七大和近年来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明确提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大力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的工作任务,充分表明了发展县域经济是当前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全面推进小康建设进程中担当着重要任务。作为建设新农村的银行,大力支持县域经济的发展,农发行责无旁贷。本文结合农发行的职能定位、地位与行业优势,就农发行在促进海安县域经济发展现实的表现以及发挥的作用进行探讨。 一、农发行在县域经济资金供求中的地位 (一)在确保种粮(棉)农增收、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农产品收购,是广大农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也是关系到粮食作为重要的战略物资,能否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重点,因此党中央高度重视。海安农发行成立以来,始终坚持把支持粮棉油收购作为基本职责和主体业务来抓,以高度负责的政治态度较好地履行了职责。从当初的定价粮到后来的保护价粮、最低限价粮、托市收购粮以及中央、地方储备粮,农发行都是不遗余力地敞开资金供应,切实将国家的收购政策落到了实处。 多年来,海安县支行一直按照国家粮棉油购销政策,适时完善信贷政策,不断巩固和发展农发行在粮棉油信贷市场上的主导地位。并实行严格的收购资金封闭管理,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同时,积极支持海安县各类粮棉油收购主体按市场价自主收购,根据企业的风险承受能力,按照“市场定价、企业做主”和“购得进、销得出、有效益”的原则,重点支持粮棉油产业化龙头企业及加工企业收购,择优支持国有粮食购销企业,促进企业扩大经营。尽管随着粮食购销企业的全面改制,我行粮食企业的支持数已由原来的43家下降到目前的13家,但贷款余额已超过5个亿,为全县“三农”经济的发展源源不断地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二)在培植和扶持龙头企业、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上充当了主力军的作用。 20__年以来,国家银监会陆续批复农发行开办多项新的信贷业务,海安农发行抓住机遇,积极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政策性资金支农的新路子,贷款的投放打破了支持环节、企业所有制性质以及收购品种的限制,实现了向“三农”领域全面纵深发展。在此框架内,该行坚持积极审慎的原则,开展调查营销,并努力形成和发挥我行在资金供应、利率浮动、信贷审批、信息咨询等方面的优势,来增强对优质客户的吸引力,确保成熟一家、支持一家、成功一家。该行以重点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主,在粮食加工及转化、油料加工、棉纺产业等领域积极探索,支持产业化龙头企业做出品牌、做大做强,使他们真正成为了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桥梁和纽带,加快了我县农业实现产业化的进程。几年来,该行共吸纳6家新业务企业,其中5家为公开授信企业,授信额度达25000万元。仅20__年,该行累放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业务企业贷款31400万元,占当年贷款投放总数的51%;截止20__年7月末,新业务贷款期末余额36100万元,占比为63%,客户结构和贷款结构趋于优化。 (三)在加大现代农业投入、全面支持农村发展上担当领军人的作用。 扩大业务范围,增加支农资金,支农的深度和广度上不断创新,是农发行全面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必由之路。一是业务范围向支持发展现代农业方向延伸。支持农业种子工程、大型商品粮棉油基地建设、优质粮棉油产业工程、大型灌区节水改造、动物防疫体系建设、农业结构调整、农业新技术新产品新兴生物资源等农业科技开发和成果转化等关系新农村建设的关键项目。二是业务范围向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方向延伸。将农村的饮水工程、沼气工程、公路村村通工程及农村电网改造工程等改善农村基本生活生产条件的领域纳入业务范围。三是业务范围向支持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方向延伸。主要是国家对农村的教育投资、医疗卫生投资、文化事业投资等资金管理可由农发行。四是业务范围向支持县域经济建设方向延伸。主要是国家对县城和小城镇建设方面的投资可由农发行,五是业务范围向支持农村经济发展方向延伸,如发放农业小企业贷款,支持农业小企业发展等。目前,该行对海安县农业小企业的信贷需求情况调研已全面展开。 二、农发行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成功实践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要着力培育一批竞争力、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和企业集群示范基地,推广龙头企业、合作组织与农户有机结合的组织形式,让农民从产业化经营中得到更多的实惠”。国家有关部委和银监会也已先后批准农发行产业化龙头企业贷款业务范围由原来的粮棉油扩大到农、林、牧、副、渔业整个农业领域,并同意农发行开办农业科技、农业小企业等贷款。政策丰富了农发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容和完善了农发行的职能。时代的前进与发展,要求农发行应与时俱进,责无旁贷地担当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海安的县域经济以农业和农村经济为主体,发展县域经济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主阵地。为积极推动海安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为县“十一五”规划的实现作出应有的贡献,20__年下半年以来,海安县支行在现行信贷政策框架下,就运用农业政策性金融支持我县新农村建设的问题进行了探索和实践,投入1个亿元贷款支持海安县里下河优质粮食生产基地项目建设,助推海安县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一)抓住政策机遇,积极主动投入我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去。 海安县政府“十一五”规划提出:把以龙头企业带动基地建设,生产优质粮食,再塑新的“鱼米之乡”,把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建设成为优势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的原料供应基地的生产基地。建立里下河粮食生产基地项目的提出,为农发行提供了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平台。紧紧抓住政策机遇和海安县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机遇,我行上下统一思想认识,认为农发行作为政策性银行,资金为国家的资金,利率为基准利率,应主动将国家的政策变成地方经济建设实实在在的资金,在全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应主动参与,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为海安县域经济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为此,我行专程组队去无锡市宜兴、江阴等行,就新农村建设项目贷款进行了参观学习,详细了解了宜兴、江阴等行新农村建设项目贷款的立项情况、申报项目贷款的必要条件和政府、相关部门、农 发行及企业怎样携手合作等方面的具体情况,并及时将参观学习的情况及时向海安县委县政府作了汇报,得到县委县政府的重度重视。(二)立足海安实际,全力推进我县新农村建设项目的顺利实施。 在深入分析海安县新农村建设的形势的基础上,海安农发行对里下河粮食生产基地项目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形成了较全面的《里下河粮食生产基地项目贷款评估报告》,报告认为:该项目既符合国家农业产业政策,也有利于海安县农业经济发展,保护农民利益,提高农民收入,并且符合农发行关于开展粮棉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贷款业务的有关条件,具有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此基础上,我行研究制定了新形势下信贷支农重点,就是要积极支持海安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项目,并及时向上级行提出了该项目的贷款申请,请求上级行给予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中长期贷款支持,贷款金额为1亿元。报告发出后,我行及时与上级行联系和沟通,多次跑市行、省行详细汇报该项目的具体情况,按上级行的要求,及时补充有关资料,得到了上级行的大力支持,20__年6月份终于实现了该笔1亿元项目贷款的现实投放,而该笔项目贷款的成功投放,预示着我行信贷支农范围的扩大,也表示着我行支持海安新农村建设的能力得到进一步增强。 如今,贷款投放已经一年多时间。贷后跟踪检查和监测情况显示,各项工程正按步有序实施,不用多久,一个设施标准化、耕作机械化、生产高效化的里下河优质粮食生产基地就将呈现在海安人民面前。届时,海安里下河地区的粮食生产条件将极大改变,生态环境改善,土地肥力增强,粮食质量提高,从而带来良好的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县域经济发展论文:加强天然药物产业建设并促进明溪县域经济发展 明溪县是三明市生物医药产业的重点发展区域,天然药物产业已经成为当地的新兴支柱产业,是该县经济发展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关键词:天然药物产业,县域经济发展 明溪县是三明市生物医药产业的重点发展区域,天然药物产业已经成为当地的新兴支柱产业,是该县经济发展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自县委、县政府提出将明溪打造成“闽西北药都”以来,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和优惠政策措施,明溪天然药物产业发展势头越来越猛。本文拟对如何加强明溪天然药物产业建设,发展明溪县域经济作一初步探讨。 1.明溪县天然药物产业发展的现状 明溪县天然药物产业现有加工、种植龙头企业福建南方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利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福建省紫杉园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明溪县大丰农林开发有限公司、明溪县南方红豆杉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明溪县牡丹香料有限公司等6家,主要产品有99.5%紫杉醇、98%加兰他敏及芳樟醇。2009年天然药物产业总产值达2.6亿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14.4%以上,实现税收1600多万元。同时在建和拟建项目有茶叶提取茶多酚、虎杖提取白黎芦醇、三尖杉提取三尖杉脂碱、厚朴提取厚朴酚、人工栽培台湾金线莲等。至今,全县共推广种植南方红豆杉3.05万亩、石蒜3200亩、厚朴3万亩、芳樟7000亩、三尖杉3000亩、台湾金线莲100亩。建立南方红豆杉优质快繁基地305亩、石蒜优质种源基地200亩、纯正芳樟苗木基地100亩、三尖杉苗木基地50亩。全县共有5000余户农户参与种植天然药物,年增加农民收入超过5000万元。 2.加快明溪县天然药业发展的条件 2.1有利条件 2.1.1自然条件 明溪气候条件温和湿润,日照充足,雨量充沛,水热条件优越,适合多种林木生长。 2.1.2土地资源。 明溪土地资源丰富。全县耕地面积17.3万亩,农民人均1.9亩;林业用地218.9万亩,农民人均23.8亩。土壤肥力较高。适合多种作物生长。有着不同海拔高度和立地条件,十分有利于各种植物的生长繁衍。 2.1.3社会条件 明溪县现辖4个镇5个乡、88个行政村、7个居委会,总人口11.53万人。自80年代末始,明溪有近1.5万人远赴西欧、俄罗斯、东南亚等国家经商、务工,在带来大量外汇的同时,也造成了农村劳动力的极大剩余,发展天然药物种植,有着丰富的农村劳动力资源优势。 2.1.4生物多样性丰富。 明溪是我国南方重点林区县,生物资源极为丰富,被誉为我国的“绿海明珠”。明溪树种繁多,有植物种类168科1059种,其中常见植物药材有8类304种:子仁果实类42种,根茎类94种,全草类112种,藤木类24种,花叶类20种,树皮类6种,菌藻类4种,其它2种。南方红豆杉、厚朴、杜仲、三尖杉、茯苓、半夏、桔梗、远志、柴胡、葛根、石蒜、喜树等在明溪广为分布。 2.1.5科技条件 明溪县近年来大力开展“县校合作”,先后与复旦大学、江苏省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南京林业大学、中国药科大学、中国林科院亚林所等科研院校签订协议,建立长期紧密的合作关系,深入发展“产学研”活动,结合明溪的实际情况,引进大量的实用有效的科研成果和适用的科技人才。 2.1.6政策条件 福建省高度重视包括天然药物产业在内的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福建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培育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着力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形成更多新增长点。 三明市同样也对天然药物产业的发展给予了高度关注,着力培育发展特色鲜明、支撑有力的“3+1”产业集群,把天然药物产业提升到了对三明市经济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战略产业来抓,编制了《三明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规划》,并明确提出鼓励支持明溪建设“闽西北药都”的规划。 依托省、市的各项支持,在“县域经济特色化、特色经济产业化、产业发展规模化”思想指导下,明溪县委、县政府将天然药物产业列为四大主导产业发展的重中之重。《明溪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更是明确地指出,在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特别要充分发挥我县生物资源优势,依靠关键技术、重要产品研制和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的新突破,致力建设‘闽西北药都’”。 2.1.7经济条件 明溪是福建新兴的内陆侨乡,在国外务工、经商人数占全县总人口12%以上,每年有大量的外汇转入县内,2009年末全县储蓄额 117459万元,人均1.01万元,民间资金量大,社会闲散资金多,这对天然药物产业(尤其是天然药物种植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资金支撑。 2.2不利因素 2.2.1传统缺失 明溪没有医药传统,缺乏叫得响的地道药材,在药材种植、加工等方面的经验、人才十分匮乏。目前仅有南方红豆杉于2006年被福建省政府认定为明溪道地中药材,与传统药乡相比,在基础人力资源的质和量方面,都处于不利地位。 2.2.2县财不足 明溪是一个欠发达山区县,年财政收入仅4000余万元,资金实力明显不足,产业发展主要依靠外来资本投入,在提供各种必要的配套公共资源方面,存在明显不足。 2.2.3技术瓶颈 明溪天然药物产业基 本上是靠外源性技术发展起来的,虽然近几年明溪天然药物产业发展迅猛,也取得了不少科技成果(如仅福建南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近年申报了6项专利,获发明专利1项,受理公告5项),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这是明溪天然药物产业发展的唯一出路。因此,需要在生产性技术层面,尽快取得突破。 2.2.4人才缺乏 天然药物产业是知识型产业,需要大量产业工人和知识/技术型农民,以及大量营销、管理人才。明溪现有各类科技人员2781人(不含行政管理及行政机关技术人员),从事科技活动人员占85.6%,但主要局限于农林、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就目前来看,明溪的人力资本积累尚远远不足以支撑产业发展的需要。 3.加强天然药物产业建设,促进明溪县域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几点建议 3.1天然药物产业能规避明溪区位劣势 明溪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劣势,在于远离经济中心城市,交通条件极为不便,区位条件很不理想。近年来,尽管明溪的交通条件已经并正在继续得到明显改善,但其改善是在其他地区交通条件同时甚至先期得到改善的前提下获得的。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交通条件仍将是明溪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可以说,以交通运输便利为基本条件的产业,都比较难以在明溪获得较快的发展。而天然药物产业终端产品体积小、附加值高,运输量要求不高。因此,完全有可能在明溪得到迅猛发展。 3.2天然药物产业有利于提升明溪经济质量 首先,天然药物产业能够推动明溪绿色经济的发展,在保护闽江流域上游水源保护地的生态环境的同时实现经济总量的大幅度增长。明溪肩负着为闽江流域成百上千万人民保护水源地的重任。因此,工业经济发展面临着十分苛刻的生态环境保护要求。而天然药物产业主要依赖知识、技术和资源,无需进行掠夺性开发,无需注入大量能源,其部分废弃物还能继续用以生产,能大大降低产业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从源头避免大量污染的产生。因此,完全符合闽江流域保护对明溪的要求。其次,天然药物产业能够促进明溪经济的综合利用水平,推动明溪循环经济的发展。天然药物产业的技术水平决定了产业对原料的利用水平。免费论文参考网。随着天然药物产业的发展,除植物的根、茎、叶等常规物质植物,产业的原材料可以扩展到动物屠宰后废弃的各种脏器(如肉牛产业)、各种提取提纯后的植物残渣(现已能从红豆杉的提取残渣中再次提取有用成分)等等。可以预见,在产业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产业内部(如提取提纯残渣重新变成新成分提取提纯的原料)、产业之间(如天然药物产业与畜牧业)甚至产业和社会之间都极有可能自发出现各种经济循环链,将有力推动明溪经济生态化和生态经济化的实现。 3.创建和谐的产业环境,加快明溪生物药业发展速度 3.1大力扶持现有天然药物企业发展,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 (1)政府出台优惠政策,如在资金、人才、税收、土地等方面给予一定的扶持,帮助做大做强明溪现有天然药物企业,以形成明溪天然药物产业的发展高地与示范模板。(2)采取措施,鼓励农民种植天然药物,如协调金融部门对农民种植天然药物资金的放贷,解决农民种植资金缺乏的困难,解决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原料供应不足问题,建设高质量的原料生产供应基地。(3)扶持龙头企业创品牌、打品牌,扩大龙头企业社会影响力。如着力将 “醇力康”、“福建利科”、“海天蓝波”等打造成着名注册商标,(4)延伸产业链。向后延伸至制剂生产、医药商业、药包材生产等;中间延伸至同植物新的化学成分提取、半合成生产原料药等;向前延伸至药用植物种植专用生物制品生产(如专用肥生产)、种植技术服务、溶剂供应、专业设备维修生产等等。如福建南方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除生产主要产品紫杉醇、半人工合成抗癌药紫杉醇及多烯紫杉醇中间体7-木糖紫杉醇、10-DABⅢ,还需加大对其所含的其他有效生物碱如红杉醇的研发力度,对提取后的废料,可以生产专用有机肥。 3.2大力引进天然药物企业与资本,努力降低企业发展成本,加快形成产业集群 (1)帮助企业拓宽融资渠道,鼓励有条件的龙头企业(如福建南方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上市。(2)进一步与复旦大学、江苏省中科院植物研究所、中国药科大学、福建农林大学、中国林科院亚林所等高等院校与相关科研院所的合作,以技术和项目为导向,引进最新科技成果,结合明溪县生态工业园区招商工作,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大力引进天然药物企业,壮大天然药物企业集群。(3)鼓励以投资办厂、增资扩股、参股入股等多种方式,引入外部资本,扩大明溪天然药物产业发展的资本总量。(4)鼓励企业按市场需求,积极实现产品生产的配套和协作,通过分工协作,缩短营销半径,降低经营成本,做专做强。形成良好的集群效应。 3.3进一步加大力度,扩大对外合作,更有效地引进相关技术 (1)充分发挥福建南方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复旦大学博士后工作站、复旦大学技术转移中心明溪工作站职能,有效引进相关技术。(2)加大“县校合作”力度,进一步推动与其他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合作,更有效地引进相关技术。(3)抓紧落实明溪天然药物孵化器的落地工作,加快明溪天然药物孵化器的建设步伐。(4)进一步完善明溪科技服务体系建设,发挥天然药物产业区域性服务平台作用。 3.4加大人力资源引进、培养力度,夯实天然药物产业发展人力资源基础 (1)认真落实《关于进一步做好我县人才工作的意 见》,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崇尚创新”的浓厚氛围,重点做好人才政策、人才激励机制、人才利益分配制度、人才培养制度、人才竞争机制和人才管理制度,提高人才待遇、工作环境和发展机遇,从待遇上、环境上、事业上、情感上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培养人才,发挥人才的作用。(2)以明溪天然药物研究所和福建南方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复旦大学博士后工作站、复旦大学技术转移中心明溪工作站、明溪天然药物孵化器为平台,从明溪实际出发,采取“加强联系、柔性引进”方式,吸引高端科研人才为明溪天然药物产业发展服务。免费论文参考网。(3)围绕天然药物产业的发展,加强企业内部自有人才的培养和造就,自主培养大量技术工人和技术农民。(4)要借用"外脑",通过产学研联合,广泛利用现有国内外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及各方的人才为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建立"不求为我所有,但求为我所用"的灵活机制,与社会共享同行的优秀人才专家。免费论文参考网。 3.5在大力开发天然药物资源的同时,注重环境与资源的保护和培育 (1)在培育天然药物资源的同时,注意保护好野生资源, 应正确处理好明溪县野生药材采摘与人工种植的关系,保护珍稀物种。(2)推广种植天然药物时,尽量利用闲地、山地、荒废农田,保护好原有的生态环境,做到不与水稻等主要农作物争良田。 县域经济发展论文:积极应对入世挑战加快县域经济发展明确六个重点 我国已经加入WTO,县域经济必然融入国际经济一体化,我们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存,希望和困难同在。只要我们解放思想,未雨绸缪,扬长避短,沉着应对,完全能够加快县域经济跨越式发展。我认为必须把国际经济发展走势、国家宏观政策大势和本地客观情况的实势有机结合起来,明确工作定位,选准发展重点,做到敏于谋势,善于造势,敢于借势。 第一,以思想的大解放推动县域经济快速发展。面对入世,要进一步破除计划经济和传统的内陆意识,树立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大市场观念,树立现代化、社会化、国际化大生产的思想,大力加快产业化、规模化、专业化、集约化经营的步伐;进一步破除与市场经济体制和世贸组织基本原则严重背离的各种形式的地方或行业保护主义,树立促进公平竞争,遵循市场规则,依法实施保护的新观念;进一步破除各种人治和权大于法的思想,强化法治观念,坚持依法治县,依法规范各市场主体的行为,维护其合法权益。要规范和管理好市场秩序,积极营造与WTO接轨的市场环境,在创造规范的法制环境、诚实的信用环境和周到的服务上下硬功夫。加强商德教育,建立健全社会信用制度,防止商业欺诈、恶意拖欠及逃废债务等不法行为的发生。把人人都是环境,处处都是环境,事事都是环境落到实处。 第二,以调整产业结构推动县域经济发展。一要根据国际国内科技发展和产业转移趋势,着力扶持和培育高新技术产业。要充分吸收、运用现代科技来培育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具体到我们谷城县,重点抓好车桥公司、东银公司、银纺公司、石纺公司和骆蓄公司等重大技改项目建设。要以石花镇国家级星火技术密集区和车桥公司国家级星火技术区域性支柱产业承担单位两块国牌为龙头,用足用活有关政策,重点支持铝合金系列材料规模生产、抓好皂素新技术应用、双密度聚氨酯泡沫垫材专利产品开发、无污染再生铅技术开发等一批高新技术项目建设。 二要根据国际国内经济发展集团化的趋势,积极引导企业走联合、集聚的道路。鼓励那些分散、零星的企业向工业产业园区集聚,鼓励他们逐步向集团化方向发展,鼓励县内中小企业向县外大企业大集团靠拢,协作配套、松散联合、加盟重组都可以。具体到我县,今后主要是以资本联合、市场联合、生产联合、技术联合为纽带,积极推进以车桥、骆蓄两大集团为核心的兼并重组和协作配套,扩张新和公司规模,抓紧组建南河流域水电集团、纺织工业集团、纸业集团,形成规模优势,提升竞争能力。 三要根据国际国内经济发展区域化特点,进一步巩固发展县域特色产业。面对加入WTO的新形势,县域农业必须打破封闭型结构调整和有限开放型结构调整的陈旧思维,大胆改革农业生产方式、生产手段、生产过程,积极探索国际化、标准化、现代化农业的新流程。充分运用绿箱政策,增加用于农业科学技术推广、基础设施、粮食安全储备、环境保护、扶贫济困等方面的补帖。要增强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理念,力争在入世过渡期内,把我县建成全省重要的绿色食品基地县和全国无公害蔬菜基地县。抓住入世有利于畜禽水产品出口的机遇,发展以牛羊、肉鸡、特种水产为重点的养殖业。 四要根据国际国内文化消费市场变化,大力发展区域文化消费产业。要真正把文化特别是旅游、服务等行业作为新兴产业来抓,使其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不断提升。我们谷城旅游资源比较丰富,要尽快把丰富的旅游资源优势转变为强大的经济发展优势,这是我们今后主抓的工作重心,创建全省旅游先进县。 第三,以城镇建设带动县域经济快速发展。加入WTO后,城镇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其带动作用和辐射功能更加突出。要保证新一轮小城镇建设的健康发展,我认为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是经营强镇。用经营城镇理念来指导和推进城镇建设,把城镇发展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战略举措来抓。彻底改变城镇建设政府投入、无偿使用的旧模式,实施以城建城、以城养城。县级可组建城镇开发总公司,选择一批城镇基础设施项目,出让土地使用权、项目建设经营权、户外广告标牌、冠名权和产权,走经营城镇之路。二是产业兴镇。有业才有镇。要把小城镇建设与发展区域特色经济相结合,与推进农业产业化相结合,与发展乡镇企业相结合,抓住已经和正在形成的特色产业,一业为主,多业驱动,使小城镇建设得到有力的经济支撑。三是人气旺镇。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解决现行户籍制度对农民进城的束缚和阻碍问题。实行城乡内外平等择业,允许进镇农民依法有偿转让、转租、入股抵押土地承包权。 第四,以民营经济带动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必须把启动民间资本、发展民营经济作为推动县域经济跨越式发展的战略选择。一是政策支持。取消一切所有制界限的规定,进一步完善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银行应支持那些经营规范项目好、能按期还贷的民营企业。在经营范围上,应放宽市场准入,一视同仁。除国家明令禁止经营或专营的商品以外,其它放开经营。二是搞好服务。政府有关部门应围绕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这一中心,把依法管理与热情服务统一起来。避免对民营经济进行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和限制。应及时研究和解决民营经济发展中出现的 新情况、新问题,积极为民营经济发展排忧解难。三是加强引导。着力推动民营经济发展上速度、上规范、上水平。引导民营企业开发起点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市场竞争力强的三高一强产品,不断提高技术和装备水平。要积极鼓励民营经济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兼并、收购、租赁或承包国有中小企业,走低成本扩张之路,增强发展后劲。 第五,以项目建设拉动县域经济快速发展。要抢抓入世后各类生产要素大举进入中国的先机,抢抓沿海发达地区企业加紧建设中西部生产基地的先机,抢抓台商纷纷抢滩大陆的先机,敏锐捕捉招商机遇,尽快打通投资渠道。在抓好现有招商项目跟踪管理的同时,采取以外引外、上门招商、活动招商、网络招商及中介招商等多种办法,着力引进国内外大公司、大财团、大品牌,扩大利用外资规模,提高利用外资质量。 第六,以提高经济外向度推进县域经济发展。根据谷城县特点,适应入世新变化,积极调整出口策略。在出口范围上,由周边国家的小额贸易,向欧、美、非洲国家大额批量贸易转变;在出口主体上,由单一贸易主体向多元化复合贸易主体转变。主要是充分发挥我县具有12家自营出口企业的优势,扩大集装箱角件、合金铅、不锈钢刀盘、骆驼蓄电池等产品出口份额。要认真研究国际市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状况,寻找比较优势,建立竞争招标和公派自营的机制,推动优势产业和企业以项目为载体,到境外投资办厂、开展加工贸易,带动产品、服务和技术出口,带动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输出,促进县域范围内的开放型经济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县域经济发展论文:组织部践行科学发展观推动县域经济发展 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是党的十七大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特别是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开展学习实践活动,强化对党员干部的理论教育、思想引导和本领锤炼,有利于凝聚共识,进一步把工作的关注点和着力点聚焦到科学发展上来,共克时艰、共保增长、共谋发展。因此,我们要把学习实践活动作为推动县域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机遇,结合我县实际,创新活动载体,拓展活动内容,力求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富有成效,把活动效果切实转化为推进发展的强大动力。 一是强化学习提高,在党员干部受教育上下功夫。党员干部受教育,是搞好学习实践活动的基础。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组织开展增强科学发展能力“大讲堂”、“大调研”、“大讨论”活动。采取理论中心组学习、划分专题研讨、常委带头辅导、干部群众面对面一起学等方式,组织广大党员干部抓住本质学、联系实际学、带着问题学,加深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解。在深入学习调研基础上,引导各级领导干部在解放思想中找出差距,在解放思想中形成共识。巩固和深化去年全县“深入解放思想、推进科学发展”教育实践活动的成果,在继续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推动发展理念的与时俱进,坚定高目标奋进毫不动摇,激励各层各级经常算目标帐、增长帐、位次帐,全力以赴推进各项工作,努力以改革创新的办法破解发展难题,真正把解放思想的无穷活力转化为“保增长、促发展”的强大动力。另外通过开展领导干部“科学发展论坛”,“科学发展一线行”等实践形式,引导各级党员干部增强宗旨观念,强化责任意识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执行力,把县委、县政府各项工作真正落实到位。 二是解决突出问题,在科学发展上水平上下功夫。实践性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特征。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关键是要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要紧贴“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促进科学发展”当前这一最大实践开展活动,把开展学习实践活动与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和重大决策部署紧密结合起来,以活动推动全年各项指标任务的落实,力求将活动效果转化为推进发展的强大动力。要突出实效,紧扣围绕县委工作会议提出的“主要经济指标增幅全市争先、总量全省进位、均量苏北一流”的奋斗目标,采取各项措施推进“项目攻坚年”、“外资突破年”、“项目投产达效推进年”等活动的开展。围绕保增长促发展、保稳定促和谐,深入开展以“科学发展比作为”活动,切实帮助企业解决生产经营中的实际问题,帮助基层和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通过学习实践活动,努力形成乡镇(区)比发展、部门比服务、企业比贡献,各行各业争先进位的良好氛围,在全县迅速掀起新一轮进位争先、科学发展的热潮。 三是坚持以人为本,在人民群众得实惠上下功夫。人民群众得实惠,是搞好学习实践活动的目的。开展活动的过程,也是让发展的成效惠及广大人民群众的过程。我们要积极策应党员群众的新期待,树立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始终抓住党员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边学边改、边查边改。在组织实施上重实际、出实招、讲成本、办实事,确保不走过场、不搞形式主义,力争通过开展这一活动,促进科学发展,解决实际问题,奋力进位争先,努力实现“保增长、促发展”目标任务。把开展活动的过程作为整改的过程,坚持从小事做起,从力所能及的事情做起,从党员群众最需要帮助的事情做起,真正让群众感受到教育实践活动的成效。要扎实开展“心系百姓、情暖万家”为民办实事活动,分县委县政府、县直部门、乡镇、村居、企业五个层面排出“百件惠民实事”,建立台帐,采取项目化、销号制的方式加以推进,千方百计帮助企业解难、帮职工就业、帮群众增收。要把群众参与贯穿全过程。在活动要始终做到依靠群众、服务群众、凝聚群众,坚持查找问题听取群众意见,分析检查组织群众评议,整改情况接受群众监督,实际情况交给群众评判,以群众满意为第一标准。活动启动前,组织领导干部开展“村村访、企企到、户户帮”,深入学习实践活动联系点,排查影响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学习调研阶段,开展领导干部“领题调研”活动,开门纳谏,与群众共商发展大计;分析排查阶段,请“两代表一委员”列席民主生活会,对领导班子分析报告进行评议;整改落实阶段,聘请老干部担任整改落实监督员和整改成效评议员,提高整改实效,真正活动建设成为群众满意工程。
经济学管理论文:经济学理论在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中的运用 在当前人才竞争激烈的社会大环境中,高校的竞争就是人力资源的竞争。激励人的创造力成为高校核心的发展力和竞争力。因此,针对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现存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探寻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的新方式,对深化高校体制改革,促进高校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尚未成熟,管理重“事”不重“人” 当前高校正处于人事制度改革的转型期,但传统体制下的人事管理观念仍存在影响。传统体制下的高校人事管理把人假设为“经济人”,更多的是看到人的自然属性,比如物质需求,而忽视了“人”的社会属性,如精神需求。人事部门多数管理人员都是非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出身,缺乏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专业知识,管理不规范,随机性大,偏重于事务性管理,在管理中往往忽视了人力资源管理中最本质的内容——尊重人、关心人、激励人和发展人,从而导致了人浮于事、机构臃肿、效能低下等种种弊端。 2.管理体制单一,激励机制无法真正满足教职员工的需求 高校内部考核的内容单一,普遍存在“走过场”现象,考核中的“优秀”指标分配常出现“轮流坐庄”现象,年终奖励中优秀员工和普通员工的奖金拉不开距离,分配不合理导致大家出现“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心理。评上优秀和未评上优秀的员工对激励的结果都不满意,激励机制无法发挥预想的效果。另一方面,高校人力资源管理重物质奖励,忽视精神激励。在实际工作中,有些管理者常常忽视了与教职员工的沟通,校领导沟通的层面仅停留于中层干部,而极少深入基层与教职员工进行交流,基层员工的真实需求没有被真正挖掘出来,因而激励制度也未能有的放矢地发挥作用。 3.人力资源未能得到充分有效的开发 教职工本身缺乏竞争和忧患意识,自主创新性不够。部分教职员工容易满足于现状,认为高校是“铁饭碗”, 缺乏竞争意识和危机感。工作热情不高,积极性主动性不强,有些教师因为感到自身价值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而选择跳槽,有些则从事第二职业或校外兼职等。高校教师这种“显性流失”和“隐形流失”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高校人力资源尚未得到充分有效的开发,另一方面也在削弱高校人才的核心竞争力。 二、运用经济学理论加强高校人力资源管理 1.“温水煮青蛙理论”——加强高校人员忧患意识和竞争意识 “温水煮青蛙”来源于美国康奈尔大学科学家做过的著名“青蛙实验”。科研人员将一只青蛙放在煮沸的大锅里,青蛙刚一进沸水,由于温度太高,青蛙本能地蹿出锅得以逃生。而将它放入一个装满凉水的锅里,再用小火慢慢加热,青蛙虽然可以感觉到外界温度的变化,却因惰性而没有立即往外跳,等到热度难忍时,它已失去逃生能力而被煮熟。“温水煮青蛙”道出了从量变到质变的原理,说明的是由于过分沉溺和满足于现状,缺乏危机感,对周围事物的变化毫无觉察,麻木不仁,失去戒备而招灾的道理。 当前中国高校正处于人事制度改革的变革时期,许多高校已开始了一场静悄悄的人事及分配制度革命:铁饭碗被打破、教师聘任制兴起、职员制在试点、分配档次被拉开等等。2003年,北大和中大率先引入竞争和淘汰机制进行人事制度改革,在平静的中国高校中掀起了轩然大波。由此可见,体制改革在不断地深化和推广,高校中“青蛙”型的人员如果继续固步自封,安于现状,势必会影响和阻碍高校人事制度改革的进程,终将被淘汰出局。要改变这种现状,首先必须更新观念,加强忧患意识的培养。忧患意识是一种清醒的预见意识和防范意识,是一种危机感、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增强忧患意识有助于广大教职工认清形势,更新思想观念,主动调整自己去适应改革的浪潮。第二,加强师资培训,包括岗前培训和在职培训和专业培训相结合。建立组织型的学习梯队,使各层级的教职工得到不同程度的提升,把学习当成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学习中营造竞争向上的氛围。特别对青年教职工加强职业生涯规划设计的培训,使年轻的教职工能找准定位,及时将个人的发展目标和学校的发展目标紧密结合,最终推动高校战略目标的实现。 2.“边际效应理论”——创新高校激励制度 边际效益理论又称效益递减理论,它是微观经济学的基本规律之一。它是指当其它要素投入的量保持不变时,如果一种投入的要素等量增加,在超过某一临界点后效益呈不断下降趋势。举例说,一个很饿的人吃到第一个包子的时候觉得很香,又能填饱肚子,但随着饥饿的程度降低,对吃包子的渴望值减少,当觉得饱的时候是边际效益点,如果继续吃包子,胃反而会因为太饱越来越不适(边际效益转为负)。 边际效应理论可以应用到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中制度创新方面。通过有效的激励制度来调动人的积极性是人力资源开发永恒的主题,也是提高高校办学质量和效益的关键环节。现在高校当中每年都有各种各样的考核和奖励制度,比如优秀员工、优秀教师,还有每年固定的岗位津贴考核,但每年都重复着相同的考核和奖励内容,容易导致教职工对奖励感到麻木,激励起不到预期的效果,甚至产生负作用。为了让激励机制能持续发挥效用,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和改革。首先,要遵循差别激励原则,一方面,高校中有不用类型的教职工,有专任教师、科研人员,还有行政人员等,他们因年龄、文化程度、工作性质、个人发展等方面不同而产生不同的需求,这就要求激励制度能针对不同类型的人,不同的情况施以不同的激励方法。同时在对高校中各类型人员的需求进行合理的调研的基础上制定出合理有效的激励方案。其次,激励的内容注重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相结合,将管理的手段、方法和教职工的实际需求有机结合,有针对性地给予激励。第三,激励要注意正激励和负激励相结合,有奖励也有惩罚,比如适度的淘汰机制与岗位竞聘、轮岗等相结合,在教职工中营造能上能下、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激发教职工创造性的工作,从而减少与阻碍激励机制的边际效应递减现象。 3.“示范带动效应”——不断树立新典范,营造竞争向上的文化氛围 示范带动效应是群体中推举某个人为榜样,周边的人纷纷效仿和学习,由此所产生的连动效应。良好的示范带动效应能使组织成员对良好价值观、工作风格、理念、规范等趋于一致并立志遵循,从而驱动组织成员自发自动地投入工作,并为组织创造价值。在当前处于改革与创新阶段的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中,应通过示范效应带动教职工倡导创新、敬业的核心价值观。首先,不断树立新典范。通过在各个岗位、各线条推选出标杆性人物,如优秀的学科带头人、科研骨干标兵、敬业爱岗的专任教师、勇于创新的行政人员等等,通过这些先进典型来激励和引导各个岗位的教职员工要追求先进,勇于创新。其次,高校要营造相互尊重、安定和谐工作环境,一个健康向上、相互促进的良好环境会对教职工的心理行为产生积极的影响。教职工们在尊重、理解和支持的环境中,能主动工作,自觉接受学校工作规范的约束,产生不断提高工作质量的精神动力。 经济学管理论文:人性假设 传统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的比较 摘 要:人性问题是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共同关注的问题。本文在概述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关于人性假设的不同观点基础上,比较分析了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与管理学在人性假设方面的区别。认为,传统经济学关于人性问题的研究更多地是作为研究经济问题的前提,新制度经济学则重新修正了传统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观点,对人性问题进行了更接近现实的研究,而管理学则由于其核心问题——对人的管理,因此,其对人性问题的研究本身就构成了管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人性假设;“经济人”;有限理性;机会主义 人,作为经济和社会活动的主体,由于其是宇宙中最复杂的存在,因此,人及人的本质问题自然成为各学科关注的话题,其中人性问题更是成为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正如有学者认为:“社会科学的所有理论都直接或间接地包含对人的行为的假定”[1]。英国哲学家休谟认为:“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2]。在所有直接或间接涉及到人性问题研究的学科中,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研究尤其引人注目,近20多年“迅猛发展”的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的研究也同样使人耳目一新。本文拟对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做一比较研究。 一、传统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 传统经济学一般指古典经济学和发展至今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包括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及与之有重要渊源关系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在传统经济学中,人都被假设为“经济人”,这就是著名的“经济人”假设。传统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有两个内涵:一是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即每个人都是自利的;二是人都是有理性的,都精于算计,“‘经济人’完全了解可用的手段和将要实现的目标,因此,能够在现在和未来作出使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合理选择”[2]。 “经济人”假设被视为传统经济学的最基本的假设,是传统经济学理论分析的基石。关于这一假设的产生和出现,经济学家几乎一致认为源自并归功于亚当•斯密,认为亚当•斯密作为18世纪自由贸易的倡导者,是在与重商主义的学术争论中,为了说明他的“看不见的手”理论而提出的。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把每一个人对自利的追求作为个人一切经济活动的根本推动力,一切商品交换都由每一个参与者的自利所推动;每一个人对其职业的选择——由此形成社会的自然分工——都是按照他认为最有利于自己的和最可行的方式来决定的;“看不见的手”所造成的资本与劳动在全社会范围内的流动即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也是由每一个人的自利所造成的,由此自发地形成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和谐秩序[3]。所谓“经济人”,按亚当•斯密的意思就是指每个人的行为都是理性的和追求自利的,每个人都按其理性行动,同时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实际上,尽管经济学家都认为“经济人”假设源自亚当•斯密,但亚当•斯密并没有直接提出“经济人”的概念,只不过在《国富论》关于“看不见的手”理论论述中包含了“经济人”的思想,因此亚当•斯密关于“经济人”的假设被认为是潜在的,且简单、抽象,而真正第一次系统地论述“经济人”内涵的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经过大卫•李嘉图等一系列古典经济学家的不断丰富,“经济人”的概念才最终成型。随着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发展,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也对“经济人”假设进行了继承和发展,马歇尔等新古典经济学家在肯定“经济人”假设对经济学学科建设必要性的基础上,力图克服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人”假设的不足和局限性,提出“经济人”是开明、正常和理性的,即“经济人”不是赤裸裸的极端自私的,是普通和正常的人,理性也不再是完全的工具性的理性,从而使“经济人”范畴明显“呈现出了逻辑合题的特征”,也就是做到了否定之否定,使“经济人”假设较以往贴近了与现实的距离,进而使“经济人”假设最终走向了丰富和成熟。 在传统经济学中,“经济人”除是“自利的”以外,还被认为是理性的,即理性是“经济人”的另一重要特征,因此,“经济人”假设也被称为“理性经济人”假设。而所谓理性,就是人都精于算计,每个人的行为都是理性的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有明确的认识。应该说,尽管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家关于理性的边界或极限存在不同观点,但总体上认为“经济人”都具有完全理性。比如亚当•斯密并没有明确提出理性的边界或极限问题,但后来的其他古典经济学家却认为“经济人”是完全理性的,有着无限的理性能力,以致于使“经济人”的理性假设呈现了片面化和极端化的倾向;而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则认为“经济人”的理性也只是“普通的、正常的理性”,不能抽象地谈论“经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或完全的,他认为“经济人”的理性既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或完全的,可见马歇尔的思想其实已经包含了有限理性的思想,只不过他并没有明确否定“经济人”的理性假设。 二、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 新制度经济学作为“用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制度”、“使经济学研究更贴近现实”的经济学,在近些年快速兴起并备受关注,其中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也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围绕制度的演进与变迁、制度在经济体系运行中的地位与作用及从“实际的人”出发来研究人是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假设研究的重要特征,基于这一出发点,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对人的行为特征作出了新的解释,并在此方面对新古典经济学做了修正和发展。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的假设主要有三方面内容: 1人既追求财富最大化,也追求非财富最大化 追求个人的物质利益,在传统经济学看来是“经济人”的特征之一,并认为“经济人”正是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才促进了社会公共利益,形成“公序良俗”,求利对于每个人而言都是一个既定的客观事实,人们的社会活动、人们的相互交往和交换,都主要地出自于每个人自利的追求。然而在许多情况下,人类行为远比传统经济学中的财富最大化的行为假设更为复杂,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非财富最大化动机也常常约束人们的行为,人的行为并不必然表现为对财富的追求,这就是所谓的人既追求财富最大化,也追求非财富最大化,即双重行为动机。当然,新制度经济学是从制度的变迁与演进角度来揭示人的这种双重行为动机的,认为人类历史上制度创新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人类这种双重动机均衡的结果,制度在塑造人类这种双重行为动机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新制度经济学所称的人追求财富最大化,就是人追求最大化的物质利益;所谓追求非财富最大化,在d?诺思等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就是诸如利他主义、意识形态和自愿负担约束等,也就是追求精神层面的利益。显然,新制度经济学的这一观点使对人的认识更全面也更复杂。 2人都是有限理性的 “人是理性的”是传统经济学人性假设范式之一,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推翻了传统经济学的这一范式,认为人是有限理性的(bounded rationality),用引入这一定理的新制度经济学家肯尼思•阿罗的话说就是人的行为“即是有意识地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其实,关于人理性的有限性与无限性,马歇尔在对古典经济学的修正与发展中已经或多或少地提出了,只不过没有完全否定古典经济学的理性假设,而正式提出人理性有限性的是赫伯特•西蒙。他认为人是“蓄意要有理性,只不过他们的这种愿望受到了限制”,他认为,由于人类大脑的生理局限,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作为经济决策者的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只能追求最满意而不是最优的经济目标,因此成本最低、利润最大只能存在于假设严格的逻辑推导中,而不存在于现实世界中。应该说西蒙的“有限理性”观点,为经济学家们认识和克服传统经济学人性假设的局限性,寻求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新制度经济学引入并明确提出人理性的有限性,是为了阐明制度设立与制度安排的必要性及作用,也就是说,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有限理性的认识是围绕制度分析提出的。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环境的不确定性、信息的不完全性及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是导致人的有限理性的主要原因,正如o•威廉姆森所说“只要或者是不确定性,或者是复杂性的存在达到了必要的程度,受到限制的理性思考的问题就会产生”[4],而制度通过一系列规则能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提高人们认识环境的能力。由此可见,有限理性假设的提出,既使新制度经济学的人性假设更接近现实,同时也是进行制度分析的必要条件。 3机会主义行为倾向 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是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的又一重要假设之一。威廉姆森在信息不对称或信息阻塞范畴基础上提出人都具有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所谓机会主义(opportunism)用威廉姆森的话说就是“狡诈地追求利润的利己主义”,人具有随机应变、投机取巧、为自己谋取更大利益的行为倾向,也就是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采用非常微妙隐蔽的手段,会耍弄狡黠的伎俩,以尽可能保护和增加自己的利益。从本质上说,机会主义源于人们的利己心或对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因此是人的一种本性,威廉姆森曾风趣地说,当骗人能增加利润时,交易中的诚实未必可取。由于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存在,使“经济组织的问题大为复杂化了”,增加了市场复杂性,加大了交易成本,也影响了市场的效率。关于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我们还应把握三点:(1)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具有冒险、寻找机遇及损人利己的二重性,有时表现为积极方面,有时表现为消极方面。(2)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并不总是现实化为机会主义行为,只有当信息不对称、有限理性及制度存在缺陷时才可能现实化为机会主义行为。(3)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实际上是对传统经济学中的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一种重要补充和发展,使关于人的认识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三、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 管理学的实质就是关于人的科学。管理学是基于对人的正确认识、从人的实际出发,以便采取更符合人性特点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角度而对人性进行研究的。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主要包括“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和“复杂人”四种。 1“经济人”假设 管理学中的“经济人”假设是管理学的创始人之一泰勒从传统经济学中引入和继承而来的。泰勒在劳资双方矛盾加大、企业普遍缺乏系统管理理论与管理方法的特定时代背景下,以“经济人”为基础,开创了科学管理的新时代,也使管理学正式诞生。泰勒在其科学管理理论体系中,不仅赞同传统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而且把“经济人”假设作为其理论基石,其一系列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都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之上的,因此“经济人”假设也成为管理学的重要人性假设之一。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之上的古典管理理论认为人是“性本恶”的,也就是以悲观、否定的观点来看待人,认为人的工作动机根源于经济诱因,其目的在于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主张把人放在被动的位置上进行严格管理。应该说,管理学中的“经济人”假设,既有其科学的一面,也有对人的认识过于机械简单、忽视人的社会性和复杂性的一面。 2“社会人”假设 “社会人”是管理学关于人性认识的第二个假设。这一假设是由人际关系学说的代表梅奥等人通过著名的霍桑实验提出的,梅奥也凭此发现成为对管理学有重大贡献的人,这一发现同时也为行为科学的建立打开了大门。“社会人”假设是在“经济人”假设在20世纪20—30年代受到更多质疑、需要提出更加符合人性的管理理论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同时众多心理学家加入管理研究行列也为“社会人”假设的提出提供了重要条件。与“经济人”假设相比,其最进步之处就是不仅看到了人具有满足自身物质需求的基本需要,而且进一步认识到人还有尊重、社交等其他一些社会心理需要,管理必须从社会、心理方面来激励工人,提高劳动生产率。美国管理思想史专家雷恩认为,人们不是理性的,而是由本性支配的, “社会人”假设的提出正是正确认识人的本性、揭开人们心灵秘密的重要一步,从此以后,管理理论的重心开始从过去的“以人适应物”向“以人为中心”转移。当然,就内容而言,“社会人”假设也存在缺憾和不足,如仍将人性看做是消极被动的,人缺乏能动性、创造性等。 3“自我实现人”假设 “自我实现人”假设也称自动人假设,是管理学中的第三个人性假设。它源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中的最高层次需要——“自我实现需要”,道格拉斯•麦格雷戈的“y理论”也大体上与“自我实现人”假设相对应。“自我实现人”假设在“人有社会的和心理的需要”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人具有能动性与创造性,都力求在工作上有所成就,实现自治和独立,发展自己的能力和技术,能够自我刺激和自我控制。“自我实现人”假设可以看做是对“社会人”假设的继承和发展,其对人的这种认识使人在工作中的地位得到了极大提高,“以人为中心”的人本思想得到进一步强化。尽管其对人的认识有过于理想化和抽象化的倾向,但其积极意义仍然是十分巨大的。 4“复杂人”假设 “复杂人”假设最早是由mit的心理学家爱德加•薛恩在1965年对人性假设进行归纳时提出的,他在《组织心理学》一书中,在综合“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三种人性假设的基础上,提出了“复杂人”假设。薛恩认为,人是千差万别的,不同的人、以及同一人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场合会有不同的动机和需求,因此应因人、环境及问题等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管理方法与手段。“复杂人”假设实际上是对上述三种人性假设进行的一个非常好的归纳,使对人性认识实现了多元化,是对管理思想的重要发展,它对于权变管理理论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促进了管理理论的多样化,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管理理论丛林”的“蔓延”。比如“复杂人”假设理论直接促生了莫尔斯和洛什在1970年提出“超y理论”(又称“人性的权变理论”)。 除上述四种假设,管理学中还有两种重要的人性假设,即美国著名学者麦格雷戈于1960年提出的著名的x理论和y理论。x理论认为人“性本恶”,以悲观、否定的观点来看待人,因此主张把人放在被动的位置上进行严密控制,实现严格管理。y理论认为人“性本善”,以乐观、积极的观点来看待人,因此主张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实行以人为中心的宽容的民主的管理方式,并为员工发挥其智慧和潜能创造有利的条件。x理论中的人与亚当•斯密及泰勒的“经济人”一脉相承,而y理论中人与“自我实现人”有些类似。此外,在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学者特伦斯•迪尔和阿兰•肯尼迪还在《企业文化——现代企业的精神支柱》一书中提出了“文化人”假设,认为人是环境的动物,环境是自变量,人是因变量,由此得出人的未来本性是不可知的观点,从而又进一步丰富了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理论。 四、比较分析 从以上关于人性假设的概述中我们可以发现,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可谓各有千秋,尽管在内容上有交叉,在理论渊源上有继承、修正及发展的关系,但在与现实贴近程度、研究范式及特征等方面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差别的。而准确认识它们之间的这种差别,有助于对加强人性假设理论的准确把握,同时也有利于加深对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的认识和理解。 1关于与现实贴近程度的比较 总体来说,传统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假设是脱离现实的,或者说,现实中的人既不是完全追求自我利益,也不是完全理性的。人有自利性,但同时也有利他性。正如马歇尔所说,“当我们说到一个人的活动动机,是为他能赚得的金钱所激发时,这并不是说,在他的心目中除了唯利是图的念头之外,就没有其他一切考虑了”;“他的动机既包括家庭情感在内,为什么它就不能包括其他一切利人的动机……在内呢?”[6]。另一方面,人不是完全理性的,因为受到诸如信息不完全或信息不对称、环境的不确定性、人的智慧及对客观环境或事物的认识能力和算计能力的限制等因素的制约,人是根本不可能时时、事事做到完全理性的,而只能是有限理性。问题是,为什么这种假设脱离现实,而传统经济学还要坚持这种假设呢?这就涉及到了马歇尔所说的“经济人”假设对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工具价值。马歇尔认为,“影响人类行为的最有力的、最坚决的动机但惟一的动机是追求自我利益的动机,更明确地说是追求工资、追求一定数额的货币的动机,‘经济人’的这一求利动机通过其所追求的货币加以大约的衡量的时候,科学的方法和试验便有可能了”。在马歇尔看来,“‘经济人’的求利及其货币化衡量,是经济学走向科学化、精确化的必经门坎”[3]。也就是说,传统经济学所提出的“经济人”假设,是经济学的基础或前提,是为了推进经济学研究,各个时代的经济学家之所以不断对“经济人”进行抽象、修正,并为之辩护,主要是为了更有效地分析人类的实际经济行为及由此出现的各种经济现象,为建立一个逻辑严密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提供分析支撑点。正如柯武刚和史漫飞所指出的,“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有很大的不同,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是一些有关理性和信息的苛刻假设,它隐含地假设制度是既定的”[2] 。 需要指出的是,关于传统经济学的人性假设脱离现实的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家也已经意识到了,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就认为人不仅是利己的,同时也有利他的动机,“经济人”的理性也不再是完全的工具性的理性,“经济人”就是生活于现实中的普通的人。显然,马歇尔的这种观点剥离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人的理性的片面化、极端化色彩,使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人性的假设在一定程度上贴近了与现实的距离,但是,马歇尔的这些认识毕竟还只是“贴近”,也就是缩小了与现实的距离,但还没有完全回归到现实中来。 相比较来说,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假设的研究则基本上回到了现实中,或者说至少比传统经济学的研究更贴近现实,它认为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有限理性、双重行为目标等都是比较现实的,有时与现实中的人几乎完全一致。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r•科斯指出:“当代制度经济学应该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实际的人在由现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7]。另一个代表人物诺思也认为:“制度经济学的目标是研究制度演进背景下人们如何在现实世界中做出决定和这些决定又如何改变世界”。再如,科斯与诺思都强调了新制度经济学应该研究人、制度与经济活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科斯指出,标志当代制度经济学特征的应该是,它所探讨的问题是那些现实世界提出来的问题。应该说,正是这种出发点,使得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研究及人性假设更贴近现实。同时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也正是其对传统经济学的修正和发展的重要方面,在科斯看来,传统经济学的人性假设,既没有必要,也会引人误入歧途。 管理学对人的研究则完全是从现实出发,最贴近现实,之所以如此是由管理学的研究目的决定的,即管理学就是研究在一定的环境下如何加强对人的管理,调动人的积极性,挖掘人的潜能,以最终提高管理效能。人既是管理的核心,同时也是管理学研究的核心,因此管理学自然要从现实出发来研究人,要认识和揭示人的不同的行为特征和性格特征,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不同的管理方法与技术。当然,由于不同的知识背景及所属流派等原因,管理学者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也存在差异,有的甚至与现实中的人也不完全一致,但这种差异和不一致并非在本义上要脱离现实,有的可能是研究方法或研究视角使然,有的则可能是因为认识上的偏差或局限。 2关于研究范式的比较 范式被美国哲学家库恩定义为“科学共同体的共有信念,以及共同进行科学活动的基础和工具”[9]。就人性假设的研究范式而言,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也有明显差别。传统经济学是把“经济人”假设作为研究的前提,为了更便于对经济问题的深入研究,也就是“做这种假定有利于经济学家对经济问题作深入的分析,即假定或前提越简单,就越有利于绕过复杂的情况对经济问题分析的干扰。”正如马歇尔所说,“我们要研究的力量是如此之多,以致最好一次研究几种力量,做出若干局部的解答,……用‘其他情况不变’这句话,把其他一切力量当作是不起作用的:我们并非认为这些力量是无用的,不过是对它们的活动暂不过问而已”[6]。传统经济学把人都假设为“经济人”,实际上就类似于假设“其他情况不变”。传统经济学的这种研究方法尽管有其重要的方法论价值,但如上所述的远离现实的缺憾也是显而易见的,对此,科斯曾告诫:“过去,经济理论一直未能清楚地陈述其假设。经济学家们在建立一种理论时,常常忽视对理论所赖以建立的基础的考察”[10] 。“经济人”假设一直作为传统经济学的前提就是科斯所说的“忽视对理论所赖以建立的基础的考察”的重要体现。 而新制度经济学是本着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来研究人,因为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人是构成经济活动的最基本单位,因此要从分析人的特性入手来分析影响效率的最根本原因,使交易费用论得到最彻底的解释,从而使交易费用理论趋于成熟。威廉姆森认为,影响交易种类和交易费用大小的有三个维度,即交易发生频率、不确定性和资产专用性,前两个维度都直接涉及到人。因此,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的研究,与传统经济学有着明显的区别。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人的行为,特点是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而研究人是作为研究制度问题的一个视角或研究方法,根本原因在于人是构成经济活动的最基本单位,要研究制度问题绕不开人的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一些“被迫”的意味。同时,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的研究,也是基于其认为传统经济学对人认识过于简单,严重脱离实际,为了纠正其不足。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的研究带有一些“纠偏矫正”和“扬弃”的意味。 从表面上看,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研究与管理学有些类似,但实际上也有差别。如果说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人在某种程度上带有“被迫”意味的话,那么管理学对人的研究则是完全出于“主动”,也就是说,管理学对人的研究,则本身就是管理学的重要内容,或者说管理学是把人性假设作为研究内容来研究的。因为管理的目的就是对人的管理,对人的管理和管理中的人始终是管理学的核心。正如郭咸纲所说,“人是管理的主体也是管理的客体,有了人才有管理,所以人是理论管理学研究的出发点”[5]。因此,管理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在关于人的研究范式方面也有差别。事实上,在管理学中,对人性的探索是管理学理论发展的三大线索之一,以基本的人性假设出发构造的管理理论也不断地创新与发展人性假设,而“每一个新假设的提出和新理论的出现都对管理思想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5]。 3关于内容特征的比较 在内容特征方面,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也呈现出明显差异,具体说是:传统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具有统一性,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具有现实性,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具有多维性。 在传统经济学中,自亚当•斯密提出“经济人”假设的思想以来,尽管围绕着“经济人”的内涵和理性程度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也无论“经济人”的内涵如何扩大,其理性程度如何被修正,但“经济人”假设一直是传统经济学的核心假设和理论基础,是经济学理论体系得以建立和完善的重要基石,这一点一直没有改变过。而各个时代的经济学家之所以不断对“经济人”进行修正、完善、辩护,主要是为了更有效地分析人类的实际经济行为及由此出现的各种经济现象。新制度经济学从“现实生活中实际的人”及修正与完善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出发,认为“经济人”具有追求财富与非财富最大化的双重动机、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并从现实中的人这一视角来分析制度变迁与演进或制度安排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应该说尽管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决定了人性假设并不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但它从现实中的人出发来研究人的行为,并认为人作为行为主体面临的环境约束变化了、所拥有的关于环境的信息变化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式改变了,再加上采用了比新古典经济学中“经济人”范式更符合人的本性的分析方法,因此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无疑具有现实性,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反过来说,如果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不具有现实性,那么可能会危及新制度经济学的生存,正如威廉姆森所说,“新制度经济学早就认为,经济组织的中心问题,归本求源是人类活动者的行动属性,行为假设被看做是现实中的重要部分,这个层次的严重失败将导致制度经济学事业的危机”。新制度经济学的人性假设观点,一方面使经济学更具有了解释力,同时也有利于对制度问题的分析,或者说新制度经济学对人性假设的修正,也使其找到了对制度问题分析的突破口。管理学作为研究如何加强对人的管理、提高管理效能的一门学科,其对人性的研究不仅更需从实际出发,而且偏重于人的社会属性,因此它对人性的认识比较复杂多样,认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求,必须针对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总的来看,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呈现学派林立的特点,且不断发展变化。,从经济人假设、社会人假设、自我实现人假设、复杂人假设;从x理论、y理论到超y理论、z理论,再到后现代管理学派,莫不如此。因此,有学者认为,管理学关于人性假设的理论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而更像是不同理论和不同学派的大杂烩,也呈现出了权变性、艺术性和多样性的特点。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人是社会中最宝贵的资源,因此对人性的探索将是包括经济学、管理学在内的所有社会学科永恒的话题。近些年来,伴随介于心理学和经济学之间的边缘学科——行为经济学的逐渐兴起,人性假设理论已经出现了新的观点,它试图根据心理学的研究对传统经济学的人性假设进行修正。行为经济学的奠基人丹尼尔•卡尼曼、弗农•史密斯、阿莫斯•特沃斯基(tversky)等经过大量研究指出,个体的行为除了受到利益的驱使,同样也受到自己的“灵活偏好”及个性心理特征、价值观和信念等多种心理因素的影响,行为经济学中的“经济人”不再仅仅自利,而是人们也可能考虑利他,当然有时也会产生冲动,采取非理性行为等等。显然,行为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观点已经改变了传统经济学中的“经济人”的内涵。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科学研究的逐步深入,特别是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不断发展,新的人性假设观点定会不断出现。 经济学管理论文:空中交通管理空域资源经济学浅析 摘要:空域一词,在空中交通管理文献中被定义为“地球表面以上可供航空器飞行的一定范围的空气空间”。空域作为一种“天然的资源”,和陆地资源、海洋资源以及其他空间资源共同构成一国所拥有的自然资源总量,是国家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国的空域是固定的,之所以能从曾处于闲置状态自然资源转变为创造市场价值的经济资源,凸现稀缺性特征,是由于航空运输业的崛起。本文笔者通过对国内外空域资源的研究状况,从经济学的角度提出我国空域资源所面临的问题,并提出空中交通管理财务方面的解决建议。 关键词:空域资源 现状 解决方法 一、国外相关研究 国外关于国家空域资源利用与管理的研究、关于国家资源数量及其用于国家安全的比例的研究,从经济思想基础看,英国经济学家庇古(pigou)福利经济学思想、凯恩斯(keynes)有效需求原理及乘数原理,以及美国经济学家希奇(xejy)有关管理思想均有涉猎;此外,美国国防经济学家施莱辛格(sylejenc)提出的按照“替代成本原则”和“边际效用原则”配置经济资源的理论等,亦有论述。 在美国,学术界和政府部门非常重视对国家空域资源利用及其管理的研究。例如,在充分认识空域资源的稀缺性方面,美国政府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民航要最大限度地利用国家天然的空域资源,为国民经济服务,限制军方使用,规定其固定使用的空域只能占全国空域的7%。此外,提出空域资源归国家所有的政策主张,认为实行“空域管制一体化”,有助于公民享有平等使用权,从“空尽其用”中获取最大效用;这种“大一统”思想,在实践上表现为联邦航空局拥有空域使用的最高决定权。而且,积极主张“开放天空,放松管制”,进一步促进民航运输业发展,提高其在国民经济中地位。 二、我国空中交通管理空域资源利用现状及问题 目前我国空域资源利用率每年都保持另人可喜的增长水平,民用运输业的大力发展,低空的开放等都切实有效的利用了我国的空域资源,但由于历史的、体制的原因,我国空域资源的利用仍存在着以下不足。 (一)民用航空运输压力持续加大,军民航空域相互重叠 近十几年来,我国空中交通运输事业飞速发展,每年航班架次增长率都在15%以上,民航运输机队每年增加飞机150架以上。目前我国民用运输机场达到190个左右。到2020年,国内的运输机场数量预计会达到250个左右,运输飞机总数将会达到近2600架,航班起降总量将会达到近1000万架次。在我国少数机场和航路上,空中交通拥挤现象较为严重,特别是北京地区、京广航路等;随着空军建设在国防安全中地位的提升,空军飞行训练任务的增加,加上我国军民航机场分布极不合理,有的机场为军民航合用机场,导致军民航空域相互重叠,空域资源更加紧张,常常造成飞机不必要的空中盘旋等待、地面延误。这不仅造成运营成本的大幅度增加,同时也加重了空中交通管制人员和飞行人员的额外负担。 (二)空管基础设施不能及时跟上空域资源开发,资金滞留严重 造成空输压力大,军民航空域相互重叠问题主要是我国空管系统财务制度的不健全导致资金滞留问题严重,基础设施兴建无法及时跟上空域资源开发利用所致。由于空管建设项目一般都涉及很大的资金数量,国家在项目安排上相当谨慎,很多项目都要经过多个部门的协调,各环节上的审批检查也比较复杂,容易导致空管建设项目前期工作滞后,投入无法及时到位资金的严重滞留等问题。再者,空管项目建设要经过规划、国内分布,地质勘探、测量、设计、招投标等一系列环节,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影响到工期能否按计划进行。 (三)空管自动化系统过于依赖国外企业,升级成本高 空管自动化系统主要功能是显示飞行目标、识别飞行目标、冲突监测和告警、飞行计划处理等,能帮助现代空中交通管制指挥员实施空中交通管理,对保障航空安全、提高航空效率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被广泛应用于机场、空中区域管理中心等空中交通管理机构。因此,空管自动化系统的使用效率和空域资源的利用效率密切相关。而目前我国民航空管自动化系统的市场份额主要为:海外供应商法国泰雷兹公司的欧洲猫产品占全部区管中心大型系统、美国德雷费尼克公司占有多数中小型系统。由于空管自动化系统属于极高壁垒行业,行业准入条件较高,且空管行业关乎国家安全,一般企业进入需要很长的时间,导致竞争企业单一而且如果要升级,就需要重新做,而不是简单地在原来系统上增加软件功能模块,所以,空中管制自动化的升级需要大量资金,这种环境下,如果我们要进一步提高空域资源的利用率,空中交通管理局无疑要付出很高昂的财政代价。 三、解决问题的建议 (一)大规模新建、扩建和迁建机场 目前我国机场空间性与相对时间性严重分布不均是造成空管难度大、流量控制难、航空保障问题严重、空域资源状况紧张的首要原因,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历史的、体制的原因造成的。根据民航总局空管局统计,因空管原因(流量控制和航空保障)造成的航空公司不正常航班达到15-20%左右。针对种情况,我们应该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借着国家为解决此次金融危机刺激经济的4万亿投资的东风,在原有机场的基础上,视情况而定扩建机场。在空域资源宽裕处,根据统一合理的规划,新建或大规模新建机场。对于空域资源分配不合理,起不到积极作用,或没有达到预期作用的机场,则要进行拆迁整改,将其迁建到更适合的地点。 (二)简化审批手续,解决资金滞留 目前我国对空管部门的资金投入审批手续过于繁琐,是造成大规模资金滞留在企业手中,“有钱不敢动”的主要原因。建议有关部门按照国家相关法律规定进一步简化对空管部门的资金审批,只有这样,才能使资源利用效率更高。 (三)空管重大系统实现国有化 空管系统关乎国家安全,国家对空管重大装备国产化的要求十分迫切。而重大系统若能实现完全国产化自主生产,不仅可以节省空管财政的支出,降低成本,对空管系统的即时换代更新,乃至对我国惶恐事业,国防事业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最后,向工作在空管第一线的人员致以崇高的敬意,因为你们的努力,我国空域资源利用的明天会更美好。 经济学管理论文:论管理经济学在商业银行管理中的运用 摘要:每个企业的运作都离不开必要的经济理论和管理知识,商业银行的运作也包含其中。只要通过对管理经济学的学习,就可以了解经济理论在企业运营决策过程中的科学理论依据,为企业实现业务目标提供经济分析工具。 关键词:生产函数 商业银行 内控管理 管理经济学 每个企业的运作都离不开必要的经济理论和管理知识,商业银行的运作也包含其中。只要通过对管理经济学的学习,就可以了解经济理论在企业运营决策过程中的科学理论依据,为企业实现业务目标提供经济分析工具。如果一个企业能成功地运用管理经济学原理建立自己的经营策略,并把它应用到日常商务管理中,将会给企业的运营带来很大的好处。如何把企业运营和经济理论有效的结合起来? 首先,可以将产品价格弹性结合需求规律,运用于市场。在市场条件下,一般商品需求规律是:所有其他条件不变,价格下降,需求量上升;价格上升,需求量下降。但是,如果要为企业的市场战略服务,就必须将需求价格弹性和市场需求结合起来。在一般情况下,任何缺乏需求弹性的产品,企业都应设法提高价格。需求弹性充足的产品,企业可以降价销售,提高总收入。有效运用这个经济原则,用低的价格,可以薄利多销,进行更多的销售。快速销售可以提高市场竞争力,利润率虽然低,但通过更多的销售,更快的销售可以增加总利润,加快资金周转。 再次,可以利用生产函数,对企业产品降低成本,增加产量。生产函数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生产中所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数量与所能生产的最大产量之间的关系,又称短期生产函数。公式为:q = f (l ,k0 )k0不变 ,l增加带动产出增加。譬如说,康柏公司从1993年起开始改革传统组织形式,在苏格兰的工厂试行“三人劳动组”制,结果证明这种组织形式大大优于流水线,每个工人的产出提高23%,实现了目标。“三人劳动组”运作情况如下:生产流水线一般由20名工人参加,每个人只干一种活。改革是将流水线的全部工种交给3个人承担,每个人要干6种~7种活。如第一个人负责把要组装的部件准备好;第二个人负责把那件组装到个人电脑的机壳内;第三个人负责全部测试工作,确保所有线路畅通无阻。“三人劳动组”的优越性表现在:(1)占据厂房面积小,平均每平方米的产出比流水线提高16%。(2)流水线的方式使电脑在组装的过程中触摸人数多,不但延长产品组装时间,而且增加影响产品质量的机会,因为电子产品质量的高低同被触摸的人数多少成正比。(3)流水线一旦出现故障或其中的一个成员在操作中发生问题,20个人都要停工,而小组若出现问题,受影响的则仅限于3个人。但是“三人劳动小组”要求每个工人能够干多种活,他们必须经过多方面的培训方能上岗。在这个案例中还运用到了边际产量原理,即在其他生产要素投入量固定不变条件下 ,该可变要素投入量变动一个单位所导致的总产量的变动量,公式为:mpl =q/ l,边际产量是可变的,它涉及到固定的要素的数量,在一般情况下,单位可变要素平均配置的固定要素越多,边际产量就会更大;由公式可知,在总产出不变时,劳动力的减少可使产量增加。 从内部因素的影响,中国理念的商业银行及其制度的缺乏,制约了其内部控制和管理的有效性。从概念上讲,没有将业务发展和风险管理这两种关系有机统一,有一个片面的业务发展和风险规避的两个极端片面强调的重点。也没有真正建立全面风险管理,整个过程缺乏,品种齐全,完整的风险管理意识的概念。风险管理制度,虽然在中国已经建立了一个现代商业银行制度的基本框架,但往往商业银行的初步建立只能做到“看起来像”。管理制度的发展滞后于风险的发展最终建立还没有完全垂直,独立的风险管理制度,风险管理部门的设置,业务流程,岗位职责,也仍然有许多违反内部控制原则的情况。 从实际角度来看,金融诈骗和其他商业银行系列事件的出现或发生重大案件是对内部控制失控的反应。失控客观和主观的原因很多,外部原因是对重新审核公司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外部审计的不足,也没有对商业银行监管当局建立内部控制制度,正确的评价标准,内容,方法和措施;银行的内部原因主要是内部控制制度的实施,缺乏监督和约束机制,会计,控制或管理控制失灵,信息不充分交流,有效的内部审计评价和监督缺乏。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国商业银行缺乏有效和健全的公司治理结构。 首先,企业在决定上要做很多市场需求的分析。市场需求,价格弹性的产品分析,以确定产品价格,来判断什么价格可以提供最大的利益。通过定价策略,一个企业决策者,以改善企业状况,就必须明确产品的价格弹性,价格弹性不足,不够灵活削减下来,否则,就是自我毁灭。预测价格弹性是发展市场营销计划的关键。通过价格的营销推广,交易折扣,产品抽奖等,以实现利益最大化企业管理者,你必须了解不同客户群体 和特定商品的价格弹性的喜好。也就是说,要知道是否销售价格上涨抵消了单位收入的下降。从经济管理角度出发,在一般情况下,一个企业从零产量开始,首先需要一个更高的价格,然后慢慢地降低价格,因为利润最大化的输出总是在适当范围内的需求弹性。显然,如果企业能够自觉地使用和管理的理性思维的经济原则,我们就可以得到企业利润的最大化。 第二,了解两公司之间的交叉弹性的产品战略决策具有重要意义。需求交叉弹性为正,具有较高的价值,在市场上更密切的替代品,是相互竞争。需求交叉弹性为负,在市场上互补性商品,就是合作关系。其替代产品,配套产品应密切关注和应用,最大限度地消除替代品,补充了企业的产品。把握消费者的喜好,产品与消费者需求相关的程度。控制广告和营销支出,以刺激消费者对企业产品的需求。 因此,企业运营商可以使用企业管理经济理论中的理性思考企业管理运作,将在企业的成功和生存中起到重要作用。有一些企业家仅凭着野心和热情,引导企业经营和决策,在经营上遇到问题仅凭自己的感情判断想法,尤其是如果他们有一些成功,这种现象尤为突出,导致企业彻底失败,或误入歧途。这些同样可以适用于商业银行,商业银行自成立以来,其开发的风险一直伴随着其日益复杂和难以识别、管理和控制。优质高效的中国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管理,是抵御行业风险的基本保障之一。 经济学管理论文:浅谈我国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低效的经济学分析 论文关键词:公共信息资源 低效 经济学分析 论文摘要:造成我国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低效的原因很多,本文试图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造成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低效的原因,旨在为提高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效率提供建议与帮助。 1 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概念与现状 公共信息资源管理水平作为政府和公共组织发展水平的标志,伴随着信息化社会的纵深发展,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关于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概念,国内学者看法不一。文献[1]认为“公共信息资源管理是指围绕公共信息资源实施全面管理的一种管理思想和管理模式。它以公共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为核心,以信息技术为基础,信息政策法规为保障,信息素质的培养为关键。”文献[2]认为“公共信息资源管理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多元社会行为主体及其网络化组织结构,为了最大限度地促进信息资源的全社会共享和信息资源效用价值的实现,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综合运用各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技术的管理方法和手段,在公共参与下实现对公共信息资源的多元管理。”由于公共信息不仅属于公共产品,拥有公共性,同时作为一种信息资源,又具有信息的特殊性和资源的稀缺性,因此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不仅属于公共管理的范畴,还属于信息管理的范畴。笔者认为在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研究中,不仅要解决公共信息资源作为公共产品如何最大限度的发挥效率以满足公共需要的问题,在管理过程中兼顾信息产品的特殊属性,掌握其传播与共享的内在规律也同样重要。 随着社会信息化程度的提高,我国近些年来在公共信息资源的管理与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如公共信息资源的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公共信息资源共享标准的制定以及政府电子政务的推广等。然而伴随进步的同时,相关的问题也开始凸现,例如由于缺少信息保障、信息制度造成的公共信息获取困难;由于责权不明确,监督无力而导致掌握公共信息资源的公权部门失责;由于管理主体单一,市场化程度低,造成公共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低效及浪费等。这些现象不仅严重闲置、浪费了公共信息资源,还加剧了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贫富分化的社会矛盾,让社会公众对管理公共信息资源的公权部门产生了不满与置疑,同时也阻碍了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发展,造成了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低效的局面。对于这些现象,国内学者多从公共信息资源的管理模式出发进行原因的探析。笔者认为造成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现状的原因虽然很多,但根本症结是由于其内在属性造成的内生矛盾,本文试图从经济学的理论出发,试图找出造成我国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低效的内生原因,旨在为提高我国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整体水平提供部分思路与建议。 2 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低效的经济学分析 2.1基于委托——理论对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低效的分析 2.1.1“委托——”理论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解释,“委托——”理论,主要是指产权的所有者,通过选聘不是产权所有者的机构或者人员,在法律允许或授权的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在委托一关系中,有3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委托者的授权不当可能造成经营损失;二是方的道德风险可能造成经营损失;三是委托链条越长,风险越大。 在公共信息资源管理领域的委托——关系中,公众是公共信息资源的所有者,所以可被定义为委托方,依法享有对委托的权限、事项及方式的选择权和决定权。而拥有与掌握公共信息资源的政府行政部门、公共管理机构可看作是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方,通过法律、法规的授权,形成委托关系,依法享有委托权事项的执行权。 2.1.2委托——关系下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低效的倾向分析 (1)过度授权导致者不正确用权造成的低效 者权力的大小及行使方式主要来自于委托者的授权,而这种授权关系主要以现有的法律规定为依据。而目前我国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行政部门究竟有多大的权,如何行使这些权,对不当行使权该如何处理,国内现行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既不具体也不明确。在者拥有“无限”权力而监督却无法具体和到位的情况下,者极易不当用权。 (2)委托链过长,导致的低效 由于我国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主要由政府部门承担,而我国各行政管理级从上至下,复杂冗长。公共信息的层从初始委托人公众到达最终人政府所要经过的中间层多达五六个。层级增多,意味着信息的传输更易滞后、失真,过多的委托关系不仅可能造成人对委托人目标的执行扭曲与偏离,还会模糊每一层级委托人与人的责、权、利关系,导致激励弱化。此外,层次越多,信息流越长,使得监督成本不断增加,监督难度也不断加大。 (3)道德风险导致的低效 道德风险的发生常常是在者自身利益与委托者利益产生矛盾,者利用手中的决策权,增加自己福利,而不惜损害委托者的利益。在委托——关系中,委托人经常面临利益的诱惑与选择,在乏力的监督与高额的违规回报的对比中,者不正确行使委托权、以权谋私的可能性增大。如114台出卖优先报号权、高招办出卖高考查分权就是者发生了道德风险的典型案例。 (4)约束、激励及监督体制不健全引发的低效 一方面,在我国公共信息资源管理领域,由于对公共信息资源合理使用与监督的体系不健全,委托人对人的激励与约束基本是靠行政的“收放权”来进行的,激励手段的不明确,导致委托人对人的使用行为几乎没有任何约束。另一方面,由于委托者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利益关联不大,因此公众的监督欲望并不强烈。乏力的约束方式与监督机制;公众的分散性与淡漠意识;相关机构“同盟”事不关己的态度;媒体监督的缺乏效力(如很多不正确用权迫于媒体压力而停止,但者的行为并没有受到相应的处理,也无法保证此类行为不再发生),都使人增加了发生道德风险的可能,从而导致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中的低效。 2.2基于博弈论对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低效的倾向分析 2.2.1博弈论理论 (1)博弈论(gametheory) 博弈论又称对策论,它是研究决策主体在给定信息结构下如何决策以最大化自己的效用,以及不同决策主体之间决策的均衡。博弈论由3个基本要素组成:一是决策主体;二是给定的信息结构,又叫策略集;三是效用,是可以定义或量化的参与人的利益,又称偏好或支付函数。 (2)公共信息资源管理领域的博弈关系 从参与人的角度来看,公众与公共信息资源的管理者——政府公共管理部门构成博弈的参与人;从策略选择来看,可能的若干种选择,形成了博弈的策略集;从效用选择来看,溥弈各方都会选择自己效用最大化的策略进行博弈。值得一提的是,在公共信息领域,博弈效用的最大获益者基本都是强势参与者。 2.2.2典型案例分析 (1)松花江水污染事件 以2005年11月13日,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发生爆炸,由于有关部门怀疑爆炸可能污染松花江部分江段,地处松花江下游的哈尔滨市为确保市民安全,市政府做出了停水决定,并于11月21日发出了《关于对市区市政供水管网设施全面检修临时停水的通告》。在吉石化爆炸事件发生后一个星期中,由于地方政府采取了消息封锁的办法,并隐瞒了停水的真相,造成了市民恐慌与猜测的心理。哈尔滨当地盛传将发生地震的谣言,短期内造成了市民储藏食物,离家外逃等人心惶惶的局面。 (2)案例的具体分析 从参与的双方来看,作为公共信息管理的主体的政府决策部门因拥有较多的博弈资源,如财政、信息等资源成为博弈中的强势方,而公众作为博弈的另一方,虽然人数众多,却处于无组织状态,由于没有平等的博弈地位与信息资源,很难提出能够保护和发展自己利益的措施和建议,是博弈的弱势方。 从策略选择看,强势政府选择封锁信息作为博弈策略是理性经济人追求个体效益最大化的最佳选择。对于应对突发应急事件,其途径有若干种,选择封锁信息,在于这一方案简单易行。对于政府而言,既不用为承担安抚公众不满情绪烦恼,又不用为损坏政府形象买单;而作为弱势方的公众,在信息不完全对称的被动情况下,反应只能是相信或猜测。 从效用选择看,博弈各方都会选择使自己效用最大化的策略进行博弈,强势政府选择既省事又有效的封锁信息的办法,不是平等博弈的结果,而是强势博弈方自主选择的结果。对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者的政府而言,短期来看这种选择是投入最小,效用最大的一种。而作为公众,由于没有策略的提出并进行充分博弈,只能选择相信虚假信息或半信半疑、私下猜测,任何一种选择,都会造成自己效用的减少。 2.2.3基于博弈论对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低效的倾向分析 如果仅仅认为上例中的哈尔滨市政府的行为与我国2003年非典初期部分地方政府采取消息封锁的办法只是一种偶然或个别现象的话,那么在我国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大环境下,政府或公共信息资源的管理部门采取类似的应对办法似乎是必然的。 (1)市场信息不完全 信息经济学理论认为,在信息不完全的市场上,信息分布足不均匀的。市场机制并不能保证相互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的利益主体披露其真实信息,因而,信息流动会受剥刮益阻碍。在一般情况下,信用双方如果存在着信息的不对称,当掌握较多信息的人与掌握信息较少的委托人之问建立合同关系时,博弈的主要表现就是掌握信息较多的一方隐瞒信息。 (2)博弈主体不到位 任何一种管理活动都应该有一个统一的规范作为指导。这个统一的规范,既是管理部门日常工作的行为标准,也是检验其工作质量与有效性的基本依据。为了充分保护和体现博弈各方的要求和利益,规范的制定者应该是博弈双方以外的局外人。而我国,目前有权制定相关公共信息资源管理规范与法规的是各级政府,作为博弈的参与主体,身兼政策制定与行动执行的双重角色,以政府为代表的公共信息资源管理部门在制定规范时很难做到不偏不倚,完全自律。 (3)缺乏充分的博弈过程 制度经济学假定个体只有有限理性,每个个体都在他所依存的体制允许的有限范围内,实现自己的效用最大化。也就是说,不同个体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产生个体最优行为解的集合就是规则,规则的集合形成制度。而制度的形成是多方博弈的结果,因为只有多方博弈才能接近博弈的理想状态——即充分兼顾各方利益,同时促成博弈各方自觉自律行为,任何人若想通过违反制度来得到好处,必将从别的方面受到更大的惩罚,从而得不偿失。公共信息管理的制度也不例外,它也应该是一个多重的、多层次的各方博弈的结果。而现行我国的公共信息管理市场化进程缓慢,远无法达到多方博弈的状态,不充分的博弈过程,使得博弈中的强势方违约、失德行为在短时间内成为必然。 2.3基于公共选择理论对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低效的倾向分析 2.3.1公共选择理论 以詹姆斯.m.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认为,由于公共物品的生产是政府各级行政机关的职责,因此将各级行政机关统称为官僚,而这方面的理论被统称为官僚经济理论。同时,由于公共物品的生产和管理是政府各级行政机关的职责。政府是由人组成的,政府的行为规则是由人制定,因此也需要人去决策,而执行的人都不可避免地带有“经济人”特征。因此,没有理由认为政府总是集体利益的代表和反映。行政机关也是理性经济人,同样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同样也会犯错误。个人主义、经济人假设与交易政治学构成了公共选择理论的三大基石。 2.3.2基于公共选择理论对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低效的倾向分析 公共信息资源属于公共产品的范畴,因此我们也可以用公共选择的理论来解释公共信息资源管理领域的效率问题。一般而言,掌握公共信息资源的公共部门(我国一般是政府机构)为了纠正市场失灵、弥补市场缺陷,将履行公共信息产品提供者的职能,常常直接提供市场可能供给不足的公共信息资源,并履行市场秩序的维护者、外在效应消除者等角色,管制自然垄断、处理信息不对称等。但由于公共组织自身的官僚机构的特性,政府根本无法高效地提供公共信息资源,具体原因如下: (1)垄断导致的低效 首先由于政府部门垄断着大部分的公共信息资源,做为官僚机构的政府,其垄断性质决定了其信息供给活动必然缺乏竞争。而竞争对于激励理性行为人的内在动力、提高效率都具有重要意义。政府的垄断性不仅使其失去了竞争所形成的外部压力,同时也失去了改善行政管理、提高行政效率的内在动力。公共信息资源的政府垄断,导致了公共信息资源难以及时有效地被供给、利用与开发。 (2)政府公共行为导致的低效 政府公共行为导致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低效可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政府的公共行为趋向于资源浪费。官员花的是纳税人的钱,就像弗里德曼所说是“用他人的钱,为别人办事”。政府官员虽然对公共信息资源有支配、占有、使用权,却无所有权和剩余索取权,因而没有提高效率使得成本最小化的激励。同时,与市场中的企业家相比,由于政府官员行事时无成本压力,因此不计成本的政府行为频繁发生,以上两点都导致了政府公共行为的低效。 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激励动力而导致的低效。一般行政机构中,官员的劳动补偿与其劳动成果和效率联系不大,或者说联系不紧密,不仅因为政府官员的劳动成果和效率缺乏明确的衡量标准;还因为政府给予官员的报酬也并非根据其工作绩效,更大程度上依据的是职位的高低和制度上的硬性规定,而且规定一旦做出就很难改变。 于是,在这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下,激励机制难以建立,官员只有争取职位和权力的动力,而没有提高效率和改善工作质量的压力。政府公共行为低效的无法避免,使得同为公共管理范畴的公共信息资源管理趋于低效成为必然。 无论是用委托——理论、博弈论还是公共选择理论来分析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行为,都表明公共信息资源管理无法避免的内生矛盾使得管理的低效似乎难以克服。针对以上的问题,笔者结合现实,认为以下几点建议对提高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效率会有所帮助。 3 提高公共信息资源管理效率的途径 3.1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推动公共信息资源管理规范化 法律作为对行为责任的强制约束,在实际生活中起到必不可少的作用。尽管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主体为各级政府,但普遍存在的公共信息资源管理部门的信息寻租、政治创租的行为,都呼唤更有力的法律来保证公共信息资源能够更有效的利用。笔者以为,我国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立法应包括几个方面的内容:①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目的;②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管理体制与管理模式;③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具体程序;④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效果评价与效率评估;⑤行政机关在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中的责任以及违反义务所应承担的相应后果等。 只有明确责任,建立对称的责任体系才能有效的限制权力的腐败与滋生,将公共信息资源作为公共产品内在不可避免的低效性降至最低。 3.2探索多元化的公共信息资源管理模式,提高供给效率 3.2.1引入竞争机制,打破垄断 在公共信息资源管理领域,我国可以通过探索多元化的管理模式提高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效率。文献[10]指出“随着社会分工的专门化、公众信息意识的强化以及社会公共空间的不断扩展,社会结构也日趋复杂,组织分化程度不断提高,原来集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以及公共信息资源管理功能等为一身的庞大政府行政结构也面临分化,并在事实上形成了多样化的信息资源管理渠道,为各类社会组织参与公共信息资源管理开辟了新的道路。”政府可以鼓励多种公共信息资源管理形式如公公合作、公私合作、私人参与等多种形式,打破长期以来政府一家垄断的局面。竞争机制的引进必然会提高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效率。 3.2.2对公共信息资源进行分级分类,积极探索不同的管理模式 根据公共信息的类型,可以探索确立不同的管理方式。如涉及国家安全、军事、外交等方面的信息,完全由政府进行封闭式管理;而对不属于国家机密的并与公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信息,如政府法律、政策信息、公共灾害的防治信息,则可尝试由政府组织开发、利用,并免费提供给公众;而对于商业信息一能带来直接的经济价值并满足特定个体需要的信息,可以允许商业信息机构在公众信息的基础上开展增值服务,并收取一定费用,而政府可以完全退出此领域的管理,只作宏观调控。 3.3加强对公共信息资源的开发,提高公共信息资源的利用效率 加强公共信息资源的开发,不仅需要提高基础设施的配套能力(包括软硬件的开发),建立高效的信息公开、共享制度,注重对公共信息资源的协调管理与深度开发也同样重要。 3.3.健全政府信息公开制度 一方面要充分利用政府门户网站、报刊、电视等大众媒体,同时要加快各级图书馆、文化馆、资料馆的建设,为社会公众获取公共信息提供便利,推进政府信息公开进程。 3.3.2建立信息共享制度,加强部门信息共享 要加快建设统一的电子政务网络平台和信息安全基础设施的建设,同时建立政务信息资源目录体系和交换体系,支持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推动不同业务部门、不同行业系统之间以及中央与地方之问的信息共享。 3.3.3挖掘公共信息资源的内在价值,做好公共信息资源的深度开发 目前国内对公共信息资源的开发,大多还只限于对数据的简单统计、罗列和。而对于深层次的分析、预测却涉及很少。很多部门的公共信息,如进出口、旅游业、气象信息等,如果能对累积的资源进行深层次的加工与挖掘,不仅能为更多的企业和公众发挥指导作用,还能为其引进资金、开展国际贸易、更好的参与全球竞争提供机会。 3.4推动公共信息资源管理参与的公众化,完善社会监督机制 必须保障公众更广泛地参与到信息资源管理过程中。一方面,管理机构受公众的委托,对公共信息资源进行管理,而公众作为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委托人,无疑是最有权利对公共信息资源进行建议与监督的群体。另一方面,公共信息资源管理部门作为公众的委托人,承担着对信息管理效果的回应义务,在信息收集、信息管理、信息利用的过程中必须给予公众了解、参与的过程与机会。国外在保障信息收集的过程中对公众的参与权,都有相关的法律作为依据,如美国的《文书节减法》。该法规定:机关在申请进行信息收集时,还要同与信息收集有关的公众或受影响机关协商,征求其意见,以评估信息收集的必要性、负担、效用等。再例如对于信息公开方面,发达国家也都有诸如《阳光政府法》、《公共信息法》等作为公众合法的获得公共信息的保障。在我国,也应该效仿发达国家的做法,保障公众的知情权与广泛参与,才有可能真正的推动公共信息资源管理效率的提高。 4 小结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在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领域里,政府做为“理性经济人”和“社会公益人”双重角色,在信息不对称、激励不明确、约束无效率的情况下,对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低效似乎不可避免。但公共信息管理部门如能从法律上加以限定,规范上加以约束,在管理上引入多元化,切实地保证公共信息的共享与利用的推进;另一方面,完善监督与激励机制,吸引更多的公众关注与参与,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效率则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提高。 经济学管理论文:新公共管理视角下经济学教学改革探索 一、问题的提出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第三次工业全球化浪潮的到来,现代通信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人类社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摩擦加剧,矛盾凸显,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暴露使得现代政府在作为政治组织的同时还必须作为经济组织承担起管理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职能。传统的以政治学和行政学为理论基础的公共管理模式已经难于满足公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政府管理模式来提高公共管理水平和公共服务质量。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西方公共管理学界出现了一股称之为“新公共管理”的思潮,并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政府改革运动。其最大特点就是在公共管理中引入竞争机制,主张运用私营部门的管理来提升政府绩效,以市场或顾客为导向调整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的关系。作为一种政府改革实践,新公共管理模式在西方国家已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当前,我国正处于计划向市场的转轨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加入wto的现实,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建立起一个灵活、高效、廉洁的政府,形成新的管理模式。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也正在于此。而改革中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则是如何进一步划分公共事务治理中政府、市场和社会等主体的角色,促进我国公共服务的市场化和公共管理的现代化。[1]从这个角度出发,我国的公共行政改革显然可以借鉴“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经验。 “新公共管理”理论为我国政府经济职能的重塑提供了新的思路,也对我国公共管理学科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经济理性与“新公共管理” 一般来说,“新公共管理”不仅指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生于西方国家公共管理领域的改革,一种新的政府管理模式,更为重要的是,在改革实践中,这种政府管理模式已经逐步形成一种弥补传统行政模式缺陷的新的理论范式。无论以哪一种形式存在,“新公共管理”都是经济理性在公共管理领域的渗透和传播,是公共管理部门依托经济理性对传统体制进行的一场具有深刻意义的改造。 作为一场政府改革运动,“新公共管理”的基本特征是引入“企业化政府”的概念,即在公共领域引入竞争机制对公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造、政府的权力分散与下放、公共业务的合同外包、政府的绩效考核和评估等。作为一种新的管理模式,它包括提高人力资源管理水平、员工参与决策与管理过程、放松管制并推进绩效目标管理、信息技术的利用、顾客服务、使用者付费、合同外包、取消垄断性管制规定等主要内容。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范式,“新公共管理”以现代经济学作为理论基础,不仅从现代经济学中获得诸多理论依据,还借鉴了私营部门的管理方式和手段,如绩效管理、目标管理、组织发展等。休斯认为,经济学,特别是公共选择理论、委托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融合到新公共管理中,取代了官僚组织中高层人员信奉的传统公共行政观念。 总之,经济学在理论和实践上对“新公共管理”有着重要影响。它不仅对“新公共管理”运动起到了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还为“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新公共管理”视角下经济学教学的目标定位 在当今我国公共行政改革可以借鉴吸收新公共管理理论的背景下,经济学对于公共管理专业学习和研究的重要性凸显。然而,长期以来,作为公共管理本科专业的基础课,经济学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其原因在于:首先,经济学通常在低年级开设,因此学生习惯于把经济学当成类似高等数学、英语等的公共基础课,而没有认识到经济学和公共管理之间的关联及其对公共管理专业的指导性作用;其次,从教学内容上看,经济学具有理论抽象、图形多且复杂、数学知识运用频繁等特点,对于文科生占大多数的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学生而言,对经济学的惧怕多于兴趣。在这种心理下,大部分学生在学完这门课程之后,对所学知识感到既混乱又茫然,根本搞不清楚经济学究竟要研究什么和解决什么,更不要谈经济理性的培养。最后,由于经济学教学内容多,教学中往往采用“满堂灌”的传统方式,容易造成课堂教学沉闷枯燥,教学效果并不好。 为此,必须重新审视公共管理专业的经济学教学目标,合理地定位对于“新公共管理视角下”经济学的教学工作尤为重要。下面从两个方面来考查经济学课程的定位。 1.新公共管理运动对学科建设的影响 英国被认为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先驱,以1979年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上台为标志,其改革主题曾被有关学者概括为:私有化、分权化、竞争机制、企业精神、非管制化、服务质量、对工会力量的限制。[7]这场改革给20世纪20年代已经诞生的公共行政学科带来了很大冲击,以政治学、法律、社会分析等社会学课程为主的传统组合已经不能满足培养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公共管理者的需要,英国各大学的公共行政专业的课程设置开始转向以经济学为基础的课程组合,随着经济学、公共经济学、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等课程的进入,公共管理学科逐步取代公共行政学科,成为培养未来政府公务员的基础学科。 2.经济学理论对公共管理实践的影响 经济学理论对公共管理实践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官僚制弊端的分析和以市场为基础的制度设计两个方面。公共选择理论认为由于官僚制的存在使政府组织的供给具有垄断特性,造成政府面临组织机构规模的不断膨胀和效率愈发低下的困境,解决出路就是打破政府垄断,引入市场、准市场机制,通过服务签约外包的方式建立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的竞争,提高公共物品及服务供给的效率。委托理论被用于分析政治家和下级官僚之间的科层关系,作为委托人的政治家和作为人的官僚之间存在着利益的不一致性,人有可能为追求个人利益而牺牲委托人利益,而政治家为监督双方利益上的不一致则需付出更多的成本,为此,需建立适当的激励机制。交易成本理论认为,官僚组织垄断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的模式将会产生巨大的交易成本,从而无法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因此,应引入市场机制将公共产品和服务转由非官僚组织承担,以降低交易成本。同时,经济学还借鉴了私营部门的管理方法提出了基于市场的公共政策设计。 综上,经济学的理论和分析方法为“新公共管理”实践开创了思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发展又催生了公共管理学科的形成。因此,作为公共管理专业的基础课程——经济学应该定位在经济理性思维的培养以及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学习上,这样的课程定位既是学科发展的需要,也是人才培养的需要。 四、“新公共管理”视角下经济学教学模式的创新思路 基于以上认识,为实现公共管理专业经济学教学目标,需对传统的教学模式进行变革。在借鉴国内外大学应用能力培养经验的基础上,现尝试提出“新公共管理”视角下公共管理专业经济学教学模式的创新思路。 1.设计体现“公共管理”特色的教学内容体系 对公共管理类专业而言,经济学课程的内容设置应在保持其基本内容体系不变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增加和删减处理,从而突出“公共管理”特色。适当增加公共政策分析、公共产品的供给、公有资源的管理、税制的设计等方面的内容,在讲述各经济理论的同时,加大对政府出台的各类经济政策的分析,从而阐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机制。同时,对于较难的理论模型及数学推导部分则可以进行简单化处理。经济学教学内容体系调整的目标在于引导学生运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分析政府公共政策,提高实际应用能力。 2.采用引导—互动式教学法,实现讲授和自学相结合 “引导—互动式”教学模式是指通过教师的引导,采用互动方式让学生积极参与其中,实现教师讲授和学生自学相结合,“听、说、读、写”相结合的授课方法。教师的引导主要通过讲解要点、理清思路、启发思考、归纳问题、设计练习等来实现,学生的互动参与主要是通过自读自学、问题质疑、展开讨论、答题写作、迁移创造等形式完成。为此,在教学过程中有必要把经济学理论分成基本理论和由基本理论推演而来的扩展理论两类。以弹性理论为例,需求的价格弹性部分属于基本理论,教师需在课堂上进行重点讲解,而需求的收入弹性、交叉弹性、供给的价格弹性等,则属于扩展理论,教师完全可采用启发式教学或学生自学方式进行。 3.制定科学的教学计划——增加辅导课环节 在不增加公共管理专业经济学课程总学时的基础上,在每一章结束时,增加两学时辅导课,用于课程重点、难点、习题的讲解及案例讨论。利用辅导课,教师就可以通过案例引导学生深入讨论投资、政府税收、政府转移支付、进出口等因素对国民收入的影响。案例讨论是辅导课环节的重要内容,教师根据授课内容选择案例,学生采用小组讨论、自由辩论等多种形式就某个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从而提高学生的理论运用能力。 4.建立多手段的综合考核体系 针对公共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学生考核采用期末考试和平时考核综合评定,平时考核包括日常作业完成情况、参与教学活动的程度、读书报告(经济学领域的名著)的撰写等项内容。在各种考核形式权重的设置方面,要增加平时考核的权重。建立多手段的综合考核体系,可以引导学生在学好基础知识的基础上,注重技能训练与能力培养。 5.建立突出“公共管理”的特色的实用性的案例库 公共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决定了教师在授课过程中需注重理论与实践的交融贯通以及实际能力的培养。案例教学可以将理论知识内化为自身的思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参与意识以及独立思考、主动求知和应变能力。目前,各类经济学教材中虽然包含很多案例,但较少涉及公共管理部门。对于公共管理专业的经济学而言,相应的案例选择就应契合学科和专业背景,多采用公共部门的管理事件和场景作为案例。 五、结语 在我国可以吸收借鉴新公共管理理论指导公共行政改革的背景下,以培养未来政府公务员为目标的公共管理专业应顺应时代的发展,审视经济理性对于公共管理的影响,调整经济学教学的目标定位,创新教学模式,从而培养新型的公共管理人才,加速我国公共部门管理改革的进程。 经济学管理论文:劳动经济学下的人力资源管理 摘要: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就是人力资源,其在企业竞争中了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常企业都会从人才劳动市场中来获取高质量的职员,所以企业经济的发展与劳动市场是密切相关的。由于现阶段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中还存在着各种上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企业的发展,所以相关企业应该加强劳动经济学理论的学习。本文通过对劳动经济学视角下的人力资源管理进行了探究和分析,并相应提出了一些管理措施。 关键词:劳动经济学;人力资源管理;策略 一、引言 人力资源作为企业发展进步的关键要素,也是企业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中脱颖而出的重要能源。由于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多,企业管理中也越来越重视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而劳动经济学作为人力资源管理中的重要理论基础,在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中也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人力资源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筹码,但目前许多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过程还存在着诸多问题,所以劳动经济学视角下的人力资源管理措施应该企业需要思考的问题。 二、劳动经济学和人力资源管理 1.什么是劳动经济学。我国劳动经济学主要是为了研究劳动生产过程中所投入的经常效益以及相应的社会经济问题,并且劳动经济学的重点内容就是研究如何利用最少的劳动投入来获取最大化的经常效益。由于国内劳动经常学出现地比较晚,所以其研究水平相对于国外经济学而言会有较大的差距,并且我国从事劳动经济学研究的单位非常少,因此,这样的劳动经济学是无法适应于经济建设的。但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劳动市场也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就业形势,一些就业、失业等问题在社会经济生活中频繁出现。针对这些问题我国劳动经济学研究者们应该要多多借鉴国外先进的劳动经济学理念和方法,并吸取历史经验来完善我国劳动经常学。2.什么是人力资源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就是基于劳动经济学以及人本思想下,通过招聘、培训、薪资等管理形式来对内外相关的人力资源进行组织与运用,这种管理形式也是为满足当前企业发展的需求,也是为确保企业生产目标顺利实现以及工作人员的最大化发展。我国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运用比较晚,相对于国外一些发达国家来说是不成熟的。但由于近几年来经济市场的变化以及一些外企管理模式的深入,国内许多企业也逐渐意识到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性,并且根据自身发展特点以及前景来提升人力资源的管理。通常企业内的人力资源管理都要以劳动经济学的基本思想来指导工作,并采用合理、科学、针对性的人力资源管理方法,充分发挥出人力资源的作用和效果,从而使人力资源的投入得到最大化的收益。3.劳动经济学与人力资源管理的关系。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主要运用到就是劳动经济学的内容,并且劳动经济学在人力资源管理中也是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于劳动经济学主要研究的就是经济学相关的理论,而人力资源管理则是运用管理理论,由此可见劳动经济学与人力资源管理是属于相互促进和影响的关系。在劳动经济学理论中会将个人与企业的关系称为劳资关系,而人力资源管理中则将这种关系称为雇佣关系,虽然这两种关系在本质上是非常相似的,但是其研究的对象却有很大的差别。劳动经济学中主要研究是劳动市场,而人力资源管理则是指企业内部的劳动合作关系。劳动经济学中的劳资关系主要是通过劳动市场来进行调节的,在这个过程中是不存在交易成本的,并且这种资源的分配效率会随着市场竞争力的加大而提高,相关企业也就可以借助这种关系来获取更多的经济效益。而人力资源管理中的雇佣关系所针对的是企业相关的管理部门,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是存在交易成本的,这种合作关系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三、当前我国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人才招聘方面的问题。在我国社会中许多中小型企业在进行人才招聘时并没有合理按照劳动经济学的理论来控制人数,他们只是根据自身的经验以及来应聘的人数来选择招聘的人数。通常招聘人数的偏差会使得企业在人才成本上出现偏差,这些偏差会严重影响到企业的生产利润。企业应该要遵循生产利润最大化的基本原则,并且企业劳动力收益与产品生产费用大致相同时,这个时候劳动力的人数是最合适的。从企业的长远发展来看,企业资金投入量和劳动力的投入量是可以进行控制的,企业通过对投入的资金以及劳动力的投入的控制来调整产品的产量。所以说人才招聘数量是不可以随意更改的,相关企业想要有效发挥出人力资源管理的作用,就一定要根据自身的发展特点以及目标,并结合相应的劳动经济学理论来优化企业的资源配置。2.人才薪资管理的问题。企业内的薪资管理能够有效控制人力成本以及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并且对于人员的工作热情也有很大的影响。企业内部制度科学合理的薪资管理制度不仅能够控制人力的成本,也能有效促进企业的利润最大化。优秀的薪资管理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劳动生产力,并且也能提高工作人员的生产积极性。目前有许多企业都意识到了薪资管理的重要性,但是在实际生产中却没有制定相关的管理制度,这种工资长久不变的状态会导致工作人员工作积极性下降,从而也使得工作效率无法提高。虽然薪资涨幅过高会有效提高劳动生产的效率,但是也给企业的生产成本增加了负担。所以企业管理人员应该要制定适合企业发展的薪资管理制度,并加强人力资源管理的力度。3.企业管理效率低下,从而导致人才流失。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管理效率是非常重要的,再完美的管理制度没有高效的企业管理人员来执行也是无用的。如果企业管理效率低下就是无法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也无法提高工作人员的工作热情。企业管理力度不够就无法合理地进行职责分工,这种状况长久下去会严重影响到整个企业的运行效率。工作人员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也会慢慢失去动力,从而就导致了人才流失的情况频繁出现。人才流失将会造成企业的巨大损失,由于一些核心技术人员的流失会带走许多重要的技术内容,甚至是一些企业发展相关的重要信息,这些都会造成企业很大的损失。企业发展过程人才流失会严重影响到整个企业的正常运行,也会影响到企业内其他工作人员的凝聚力。 四、劳动经济学视角下人力资源管理 1.采用符合劳动经济学理论的人才招聘和培训形式。劳动经济学中基本理论就是组织劳动力的成本投入与劳动生产效益会直接影响企业的经济收益,所以人力资源管理应该要注重人才的招聘和培训,通过对那些比较有潜力的员工进行培养,然后利用各种有效方法来开发工作人员的职业技能,从而确保劳动生产力能够带来更多的效益。企业在进行人才招聘时应该要以企业发展的目标去对应聘者进行考核,对他们的生产效益进行准确的判断,最后再决定录用。企业在正常运行过程中可以采用一些激励或绩效考核等方式来促进员工提高自身的要求。2.以组织发展目标进行人力资源管理策划。劳动经济学中将人力资源管理作为组织发展的关键因素,所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就要以企业组织发展目标来进行策划。这种策划并不是指引入的员工在工作几年后才允许升职加薪,而要根据企业发展的目标以及工作人员的专业水平来制定相应的计划,并且这些计划是能够促进企业员工发展以主企业整体发展的。相关企业应该结合劳动经济学理论来进行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根据企业发展的目标来进行人力资源的策划。 五、结语 基于劳动经济学视角下的人力资源管理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劳动经济学是从投资和回报的角度来进行人力资源的规划,所以相关企业应该要结合自身发展目标来加强人力资源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要注重生产效率问题,并以最小的投资来获取最大化的效益。 作者:王博 单位:中铁置业集团山东有限公司 经济学管理论文:城市经济学指导下的数字化市政管理 摘要:近年,伴随着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势头,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也在加速推进,城市的数量与规模大小都呈现出猛烈增长的趋势。在这种发展形势下,以人工管理为核心的传统型市政管理的缺点也日益显露,如:相关机构各自为政,信息共享差,相互沟通少。传统型管理方法只能有效发挥市政管理的基本功能,只适用于市政设施种类少,数量小的情况。一旦市政设施类型多样化,数量激增,落后的传统型管理方法就难以满足城市市政管理的现实需要。因此,进行数字化市政管理是当务之急。 关键词:城市经济学;公共经济;城市化;可持续发展 一、城市经济学及相关概念 城市化作为社会发展不可避开的必经阶段,一方面有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也会给城市带来层出不穷的难题。这些问题牵涉范围广,会触及土地、环保、市政设施建设等诸多方面。由于学界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日益深入,人们对其的认识也日益成熟,而城市经济学也在这些问题的研究中应运而生。城市经济学是以城市综合体的经济运行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经济学分支学科,可以为公共经济资源在政府手中的分配,提高公共经济效益提供理论和决策依据。该学科的主要研究内容就包括城市土地的开发与利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等。城市规划不仅是政府的职能之一,体现了政府意志,更是涉及百姓切身利益的一项重要的公共政策。良好的城市规划是各界人士的智慧结晶,是党执政为民的政策的重要体现。时代变迁,科学技术飞跃,世界经济日益全球化以及信息时代的背景下,要想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势必需要政府运用数字化市政管理系统进行管理。城市市政管理系统具有复杂性、综合性,其主要特点如下:(1)地理分布特性。市政设施和使用者的地理位置分布呈现出显著特征,市政管理中的各项活动如管网改造、检修等,都取决于位置距离、覆盖范围、街道分布等地理因素。(2)市政设施数量多,种类多,分布广。(3)动态性。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管道管线、市政设施等也相应会增加、废弃和更新。因此,在城市管理中,新情况新决策的出现都会带来海量的信息。 二、国内外一些城市的市政管理现状 在众多欧美发达国家,以网络技术、信息技术及可视化监控管理技术等为代表的数字化技术已经在市政管理中实现了成功应用,且大幅度地提高管理效率、水平和力度,推动了城市经济向着可持续方向发展。如:美国运用GIS进行市政管理,从而实现了对部分市政设施的远程监控;加拿大通过土地信息系统,搭建起与土地有关的法规、政策性文件、档案以及申诉案件的信息库等。此外,在灾害及突发状况的应急处理上,美国、日本等果都各自利用GIS技术搭建起有针对性的紧急事故处理系统。这几年间,中国部分城市市政管理水平较高的城市也陆续建成了部分市政业务管理系统。例如,南京市政府建立的户外广告管理系统、上海出现的管线管理系统、大连市政府使用的城市路灯监控管理系统等。上述管理系统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市政管理工作的效率以及水平。下文将以广州、北京两座城市为例对数字化城市管理进行分析。 (一)广州的数字化城市管理 中国城市的数字化市政管理建设很晚才开始起步,为了实践建设统一信息平台的理念,2004年广州市园林局提出了建设“广州数字市政”的思路,即第一步是搭建一个统一的信息管理系统,并将整个广州市的市政公用园林设施都录入到系统中,从而得以实现对公用园林设施的实时的全方位的监控。此外,还可以将系统与模拟仿真技术相结合,在城市的安全保障和抗震救灾等方面为政府的管理与决策提供科学参考。这个系统要依据现实的基础条件以及实际的需求,进行分层次、分步骤的实施。该系统包括三个基本模块在内,如下所示:(1)地理信息系统(GIS);(2)业务管理系统(GIS);(3)AI人工智能辅助决策系统。 (二)北京的数字化城市管理 由于城市管理服务水平始终难以获得有效的提高,北京被迫开始走上了数字化城市管理之路。北京政府在城市管理上投入了大量资金,但“下水道井盖失踪”等问题依然存在,市民的满意度不高。因此,基于数字化基础而建立的城市公共管理服务系统在北京被投入使用。自2004年4月份起始到现在,经过理论研究以及在实践中投入运行,北京市东城区政府整合多项数字技术,建立建成了以“城市监督中心”以及“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为核心的新型城市管理制度,利用数字化技术改革发展了城市管理模式,在城市市政管理中获得了显著的效果。北京市推行“数字市政”项目的最终目标是借助北京市的城域互联网以及综合信息平台,使用移动通讯、互联网以及“3S”技术(即GIS,GPS,RSV),建立起一个结合电子政务平台、电子商务平台和信息化社区,面向政府内部和社会群众的市政综合管理服务系统。 三、目前市政管理中的问题 城市数量和规模的激增,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使得中国城市的规模结构继而产生了巨变。人口数量多的大城市数量达到了增长高峰;人口规模中等的城市的数量也持续增加,一些小城市的规模急剧扩大,成长为中等城市。而这些新诞生的中等城市,市政设施的种类、数量也大为超出原本的规模。在城市发展的形势下,城市市政管理也出现了各类问题。传统城市管理模式存在诸多弊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各大城市管理部门各自为政,职责权能划分不清,又难以统一调度。市政管理牵涉的部门众多,又由于各部门的行业和主管单位都不同,所以部门间的信息共享差,沟通受阻碍。典型例子就是,刚修好又被拆的马路、房屋等。“刚修好又拆掉”不仅会影响城市面貌和市民生活,更是对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破坏。(2)过于依赖突击式管理,缺乏切实有效的长效管理机制;(3)粗放型管理,信息获取和处理不主动不及时,效率低下;(4)未能建立起统一的工作成效评价标准以及合理的、可操作性强的监督及赏罚机制,各种监督和制约制度都难以发挥作用;(5)过于依靠人工管理。管理人员利用基础通讯设备和长时间学习积累下来的个人经验,可以大致了解城市区域的基本情况。但大规模投入使用的新市政设施就会让管理人员一时难以掌握。台风、地震、火灾等突发事件,会使得城市的各种市政设施负荷大为增加。若缺乏良好的应对之举,管理者和决策者又不能及时获取充分、真实的信息,就难以及时了解现场的实际情况,从而可能出现管理决策、应急处理上的过失,甚至给人员、财产带来严重损害。(6)规划失控,城市发展建设急功近利,官员为了政绩大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部分城市为了在数据上实现高水平城镇化,大量开设开发区、市民广场等破坏土地的项目。而且由于盲目的房地产开发,很多城市都供过于求,大量土地被破坏、房屋被闲置。巨大的浪费与现代社会倡导的“节约型社会”理念大相矛盾,也有违城市经济学中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上述种种问题层出不穷,且久久难以得到有效的处理,绝大原因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数字化市政管理平台。各个市政管理部门,各管各家,部门之间缺少沟通和统一调度。虽然很大一部分城市的市政管理相关部门已经开始重点关注上述现象,也陆续颁布了一些相应的规定或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来应对,但这些应对之举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发挥作用,产生一定的效果,治标不治本依然是最大的问题,在根源上问题依旧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只有从管理的基本制度下手,建立完善数字化市政管理系统,各个市政管理部门间才能实现良好又有效的沟通,实现部门间的市政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走出各自为政的困境。 四、数字化市政管理的意义 城市各种市政设施的正常运行、社会生活秩序的维护离不开城市市政管理。城市市政管理有着极为丰富的涵义,广义范围上的城市市政管理涵盖了城市工作的方方面面。城市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市政管理,如城市交通系统,给排水系统,通讯设施和线路,电网等。城市市政管理就是在各部门管理下,协调各类市政设施的运行、维护。但由于市政管理牵涉部门众多,而各工作部门又都有一套自己的管理体系,各自为政,互不交流,如此就导致一个看似简单的管理工作却需要几个不同的部门多次磋商,更甚者互相推诿的情况。数字化市政管理方法的使用会助推城市市政管理水平攀登到新高峰,大大提高管理效率,减少资源浪费。传统型城市管理中,各个市政部门各自为政,缺乏沟通,信息和资源缺乏共享;而使用了数字化技术的市政管理系统则可以有效地统一调度整个市政管理所牵涉的所有部门,在各部门间建立起良好有效的、及时的、高效的沟通交流机制,充分使用各部门的信息和资源。此外,因为各个市政设施和事件都有着统一的唯一性标识,全部被记录在数据库中,所以政府可以进行更精细的管理。数字化市政管理,可以大幅度地提升市政管理的工作效率。在各类数字化信息管理平台上,工作人员可以在相较之前极短的时间内找到问题所在,迅速地确定事件,快速地便捷地搜寻到所需的信息。从而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以及准确度,更及时有效地处理问题。此外,数字化市政管理对建设新型市政综合管理体系大有裨益,可以为科学合理决策提供有帮助的信息支持,并且还能够科学客观地评价市政管理的各方面水准,为市政管理的改良方向提供参考。数字化市政管理所具备的统计分析功能,能够直观地呈现出各项数据,为准确地分析问题及科学决策提供数据支撑。 五、建立数字化市政管理系统的举措 如今,数字化市政管理是时展的大趋势,搭建起统一的信息系统是信息革命的最终方向。但是由于各个城市市政公用基础保障供给领域缺少详细和集中的初始基础信息资料,想要建立起一个基础信息完善的GIS信息平台是难以一蹴而就的。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域差异大,人口众多,数据统计难度大,因此必须从实际出发,坚持“以用促建”的信息化建设方针,逐步深化完善信息内容。如今,三维可视化技术已实现了推广,众多领域中都有所应用,如城市规划、交通监测、地质勘察、气象预报、建筑设计、移动通信等大量领域。中国老百姓也能够享受到越来越精准的精确到小时的天气预报服务,开车出行也能够在手机上或者通过电台获取实时路况信息,从而尽量避开堵车地段,减少等待时间,提高出行效率。所以,一方面要避免盲目跟风地建设“统一的信息平台”从而影响实际使用;另一方面也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去欢迎不远的将来“统一的信息平台”的建成。城市公共基础保障供给行业在形成之初就产生了固定的传统管理模式,即始终由各具体行业自行管理。在这种模式下,各行业都有着一套较为独立的自我管理制度。短时间内想瓦解这种格局,强行推进信息共享方式下的统一管理难度较大,缺乏实际。而且这种变革不但与具体的技术方面、管理方式、运营模式等有关,而且更与社会文化观念的革新有关,是对信息共享理念的宣扬。在信息和资源共享的时代背景下,各地的市政设施都身处信息网络之中,就算各自为政,也会因“蝴蝶效应”导致牵一发而动全身。届时,“数字市政”将在保障城市市政设施平稳、健康、高效运行过程中发挥重大价值,促进城市经济朝着可持续方向发展。 作者:曾祥誉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经济学管理论文:经济学人力资源管理浅论 摘要: 人力资源管理是现代管理体系中的重要内容,经济学在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中的重要应用最为普遍,为人力资源管理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理论支持,因此在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中大力引进经济学理论和相应地研究方法是适应时展的需要。本文就在现实的基础上应用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问题进行了分析,并重点探讨了人力资源规划分析、效益最优以及薪酬与激励机制,寻找出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主要问题,并相应地提出了合理的解决方案,希望对促进人力资源管理的进一步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 人力资源管理;经济学;理论;经济效益 作为现代管理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力资源管理作为一个独立的分支其发展历史并不长,与经济学这种具有百年发历史的学科相比较现代很年轻,更不用说与哲学、数学、物理学等这些古老的学科相比了。现代经济和科技的发展离不开各个相关学科的交流与融合,人力资源管理也是如此,在发展过程中难免会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思路和相关理论,经济学对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发展起到了良好的辐射作用,为人力资源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经济学理论支持。 一、人力资源管理概述 (一)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内涵 早在十八世纪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就对人力资源管理进行过系统阐述,他的《国富论》是最早的记载人力资源管理相关理论的著作。现代的经济学家对人力资源管理进行了重新解释,即运用先进的管理方法将与一定物力相结合的人力资源进行合理的分配,让他们尽可能的施展自己的才华,并做到各司其职,以求将人力和物力资源分配做到最优化,为企业谋取最大的经济效益。另外,管理人员还要通过相应地培训、训导等方式激发员工的主观能动性,保持工作的高效性,并达到高质量的完成组织任务的目的。 (二)人力资源管理的任务与范畴 人力资源管理是企业人事部的主要工作,涵盖的基本任务主要有对本单位的人力资源进行分析和归纳,为企业招聘高素质人才,充实现有的人才梯队,并为企业从业人员创造平等的升职机会和提供相应的薪金、奖励等。高效的人力资源管理是保持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也是企业管理者关心的重要内容。人力资源管理是建立在对人的本质的深入挖掘上,并随着经济学的发展实现了人力资源职能的巨大转变。时至今日,人力资源管理涉及的范畴已经相当广泛,从相关理论知识的关联程度来看,人力资源管理管理涉及的知识范畴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人力资源管理的首要对象就是人,实现人才的各尽其能需要具备相应的心理学知识,因此心理学是人力资源管理的涉及范畴;人力资源管理不可避免的面对复杂的管理问题,因而又涉及到管理学;任何经济管理活动都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以寻求经济效益最大化为主要目的,是现代市场活动中的主要内容,因此人力资源管理又涉及到经济学和法学的相关知识。 二、经济学视角下的人力资源管理 (一)劳动力市场信息指导人力资源规划和分析 人力资源的核心内容就是为企业提供适当数量、质量和结构的人才储备。在现代经济体制更加开放、市场经济更加繁荣的情况下,影响劳动力供求的因素越来越趋向于多样化,经理人员只有明确把握准确的市场信息和社会人才储备情况才能实现人力资源的高效管理。因此可以说,劳动力市场信息是进行人力资源管理的最主要的参考依据,但是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达到完美的地步,存在大量的信息不对称的情况,甚至劳动力市场信息会引导管理者做出作错误的决定,会存在逆向选择的情况,这对人力资源管理的进一步发展是相当不利的。 (二)平等就业机会原则与效益最优原则 平等就业机会原则就是指各个事业单位在招聘人才时应该本着平等、透明和公开的原则,通过设置严格的招聘环节为求职者提供平等的待遇,保障求职者的合法利益不受侵害。公平的选才需要严格的监督制度作为保证,严厉杜绝徇私舞弊和金钱交易的情况发生,维护企业的良好形象,并保证为组织招聘到专业的高素质人才。另外,企业的一切经营活动都是以效益最大化为最终目的,保证了人才的公平竞争才能为保持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应该注意的是,企业的经济效益不完全等同于社会利益,有时候两者之间更是一种相互矛盾的关系,因此企业应该处理好自身与社会的关系,在完成制定的盈利目标之后尽可能的为社会发展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三)员工的升职和薪资奖励 任何一个经济效益良好的单位都具备完善的员工晋升机制,并会对其中表现优异者给与一定的名誉或是物质奖励。当企业的相关职位出现空缺时,应该从下级单位中筛选出符合相关标准的人员来填补空缺的岗位,且在筛选过程中应该注重选择能力、资历、经验等最符合岗位需求的人员,因为企业管理者是通过对别人的任免来实现自身价值的,各级人员的工作能力直接关系着企业的经济效益,恰当的选人、用人是实现企业良性发展的关键。另外应该考虑到不同时期的人力资源结构和创造力等都存在较大差异,企业管理者在工作中应该注意到这个问题,适时调整人力资源结构,实现人力资源的高效管理。 三、结束语 人力资源管理是当今企业经营活动中的重要内容,新形势下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对人力资源管理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企业管理者应该从企业自身情况出发,改善传统的人力资源分析和配置方式,改革人力资源管理体制,实现人力资源的合理分配,并通过完善现有的员工晋升机制和奖罚机制促进企业的长久发展。 作者:陈禹 单位: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经济学管理论文:经济学旅游管理职能分析 摘要: 在纯粹市场经济的作用下,旅游经济的发展难免会存在一些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需要相应的政府职能部门对其进行有效的干预,可以说,政府在旅游管理方面所发挥的职能对旅游业发展来说具有非常明显的推动作用。而政府本身也并不完美,在行使相关旅游管理职能的过程中,仍旧还存在着不少局限性。本文以经济学为视角,对政府为何要行使旅游管理职能以及政府要如何进行旅游职能管理这两个问题作了具体详尽的分析,希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旅游管理职能的有效行使。 关键词: 经济学视角;政府;旅游管理职能 在旅游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到底应当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这在当前来看,仍旧是一个令人十分困惑的问题。相关实践表明,不少地方政府在旅游管理的过程中,依旧还存在着“错位”或者“越位”行使职权的现象,这也引发了很多争议,虽然引发这些争议的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但是政府管理职能邢世得是否得当必定是其中最必不可少的关键因素之一。 一、从经济学角度看政府为何要行使旅游管理职能 (一)旅游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 所谓的信息不对称,其实是指信息的结构不对称,即交易双方中的一方掌握了另一方所没有的、但却对其有着重要利益影响的信息。在这样一种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市场的价格机制在完全竞争前提下所具备的效率性就会被大大降低,甚至会被完全失去,进而影响交易双方“双赢”交易的促成。在旅游这一市场上,旅游产品可以说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服务,几乎是不可能用一种非常纯粹的客观标准来对其进行测度和加以表现的。对旅游者而言,其在事前所能够获得具有较高服务质量的信息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大多是根据根据口碑或者企业的宣传来决定其所要支付的价格的,旅游者在现场的消费特质才是影响其所获得的服务质量的最重要因素,其对支付价格所造成的影响并不大。如此一来,那些质量非常好的企业在这样的市场中基本是不具备较大优势的,大多企业到后来可能够会选择降低相应的质量标准,或者是退出这一市场。正是因为这种事前的不对称信息,才导致了旅游这一市场中的“逆向选择”现象越来越严重,旅行社用尽各种各样的手段与方法来欺诈游客的事件更是层出不清,严重破坏了旅游市场的秩序,极不利于旅游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旅游业在发展过程中的合成谬误 在经济学研究当中,合成谬误是一种极为常见的认识性错误,即认为对某一个体中适用的情形,在整个群体当中也是同样适用的。而事实是,在特定条件下,某些对个体来说是理性决策的行为,对群体来说,也有可能是非理性决策的行为。在旅游业中,这种现象是极为常见的。一方面,旅游企业在价格上存在的合成谬误。某些个别的旅游企业为了增加收益,就刻意地压低价格,这时候在该企业的认知里,是希望其他企业保持原来的价格的。那么,对这个企业来说,这一降价增收的决策可以说是理性的。但是,当所有同质企业都通过降低价格来增加收益时,对这些单个的企业来说,不仅没有任何益处,还会使得自己的境地变得更加尴尬。且这种由企业间任性竞争导致的不良后果,通过企业自身的力量,是根本无法解决的,这就要求政府对其进行协调和调控。另一方面,在旅游投资上,也存在着合成谬误现象。当某一个旅游项目在获得成功之后,很多其他的旅游企业便会进行模仿,由于对旅游市场供需状况的把握不足,大多是通过对适用性的预期来对后来的收益进行推断,这种盲目性决策使得市场上出现了大量的相似性产品,市场的供需状况由此而发生了相反的变化,企业在这个时候就极其容易面临失败的威胁了。 二、经济学视角下政府旅游管理职能的实施策略 (一)明确政府旅游管理职能的内容 在当前这样的环境中,作为政府,在行使相应的旅游管理职能过程中,应当要有弹性,对那些能够通过市场机制解决的问题,就要尽可能地避免进行直接的干预。当市场出现不完备地方,或者处于失衡险境时,才进行有效的介入。在世界旅游组织的研究报告中,曾指出,政府在旅游业发展过程中,至少应当履行如下四种职能:立法职能、规划职能、协调职能和投资职能。与此同时,还要完成如下五个基本目标:为居民出行提供服务、满足居民度假和闲暇的权利、从事旅游文化开发与研究、推动旅游业在各个领域中的开发和建设、保护自然并协调环境的共生。对不同的国家与地区来说,旅游发展的层次是不同的,所以政府所应该采取的政策与措施等也应该是有差异的,具体职能的行使也是有差异的。通常情况下,宏观调控、组织协调、政策法规、营销规划、公共服务以及信息管理等都是其应当要行使的基本职能。 (二)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针对中国的旅游业发展到底应该由政府计划主导,还是由旅游市场本身这只看不见的手来主导,一直以来都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就前者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战略而言,就是指根据旅游业的自身发展特点,将市场为主,对资源进行配置,由此而使政府主导作用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以为旅游业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就后者市场主导型发展战略而言,目前关于这方面的提法其实并不多,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比如,我国当前的旅游市场机制不够健全、人们更加倾向于接受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指导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市场主导作用的发挥。由此可见,想要从文字上来对其加以区分,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从具体实践也可以看出,政府和市场的分工应该是明确的,作为政府,应当尽可能地做好自己的“守夜人”角色,以促进市场作用的有效发挥。 结束语: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旅游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以及旅游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合成谬误要求政府必须要加强旅游职能管理。并且,旅游经济要想得到健康发展,就必须要能够找到政府职能行使和旅游市场作用的平衡点,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才有可能更加有效地促进旅游经济的发展。 作者:李娜 单位:青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经济学管理论文:医院卫生经济学经济管理探讨 一、卫生经济学原理基本概述及其在医院经济管理中的重要性 卫生经济学是一门较新的学科类型,其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卫生行业系统中经济活动的运行规律,是经济学学科的有机构成。基于卫生经济学的学科特征和属性,其能够对医院经济管理实践产生重要的影响。卫生经济学原理在医院经济管理中的重要性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在医疗卫生改革的整体背景下,出于为人们提供更好地医务服务的目的,医院管理中需要借助卫生经济学原理,对相应的管理模式及流程加以优化设计。在医院发展新时期,医院的经济管理活动应在保障医院基本医疗服务能力的基础上,注重管理的低耗化,节约化。 2.医疗改革背景下,在医疗保险制度模式内,传统的医疗服务付费方式有所调整,医院正常运营所需的各项基础设施数量规模得以增多,此时医院的资金来源渠道较为多样化,需要通过卫生经济学原理,捋顺各方资金及费用关系。 3.现阶段,医院经济管理在相关决策的制定上,更加依赖于信息技术,一方面在医院的基础设施建设上,已实现了信息化;另一方面在医院技术及项目的研究、经济资源及人力资源的分配及考核等方面,通过信息技术的运用,能够使卫生经济学原理充分反映到医院经济信息数据收集整理环节,为医院经济管理决策的实效化提供了重要参考。 二、运用卫生经济学原理,促进医院经济管理质量水平的提高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医院管理模式的转变 在新时期背景下,医院管理运营逐步向市场靠拢,受政策制约影响的程度有所减弱。医院管理中面临着医疗资源竞争及患者资源竞争等多方面的压力,在这一形势下,医院经济管理要转变原有的等靠要思想,而要立足于医院内部,在成本上加以控制,保障医院经济管理行为的专业化、规范化。这一管理模式的转变,正是卫生经济学原理的具体体现。 (二)优化医疗资源的配置 卫生经济学原理强调应对资源进行合理配置,控制医疗费用的收支情况。在医院资源的配置上,早期呈现出不均衡,医疗资源消耗较大的现象,致使医疗资源的浪费问题较为突出,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出了医院经济管理的滞后。现阶段实施的医疗卫生改革正是基于对医疗资源加以优化的目的而推行的有效改革方案,通过医疗卫生改革,能够使我国的医疗服务更加科学合理,也能够有效减少医院的成本支出,提高其市场竞争力。 (三)对医院经济管理中各部位的职责加以明确 医院经济管理工作牵扯面较广,要促进医院经济管理工作水平的提升,应运用卫生经济学原理,对医院经济管理流程中的各部位职责加以划分。首先,在制定医院经济管理决策时,医院领导人员要在熟悉及掌握相应的法律法规的基础上,结合本医院实际状况,立足于医院发展大局,统筹医院经济管理中的财务预算、财务决算、成本核算、财务审计、经济形势分析、药价管理等各方面因素。医院经济管理在具体组织实施上,在管理人员构成上要包括医院高层管理人员、医院的各个部门的财务会计人员、医院财务审计监督人员等。医院高层管理人员负责汇总医院经济信息,确定本阶段医院的各项建设规划工作;医院各部门的财务会计人员主要负责医院的经济账务管理、经济数据的整理分析、经济行为的具体实施等内容。在医院经济管理流程中,医院财务会计人员的职责更为重要,因此,对这一岗位的财务会计人员,一方面要全面考察其思想素质水平及职业态度,另一方面要注重其财务管理相关知识和实践操作能力的提高,通过相应的培训学习,使其能够充分履行经济管理职责;医院的财务审计监督人员要对医院的经济管理效果加以考核评价,确保经济管理各个环节顺畅规范。 (四)完善医院经济管理的措施方法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医院经济管理应在做好管理理念转变的基础上,采用适用于市场经济环境的措施方法,对医院经济管理活动加以完善。主要做好以下几点:首先,在医院的经济核算上,可以参考现代企业的成本管理及核算方法,对医院日常运营中经济行为产生的各项成本进行全面核算,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医院实际情况,制定出适用于医院长远发展的经济管理规章制度,通过在日常学习培训中,对医院员工的成本控制意识加以强化,从而达到节约医院经济成本支出,抑制经济费用不规范增长,提高医院市场竞争力的目的。其次,医院要注重对经济管理财务会计制度进行优化改革,如在财务预算中,可以将原有的收付制度调整为权责发生制度,促进医院经济成本核算的有效实施。第三,医院要充分采用信息化技术,对医院经济活动中产生的各类资料信息加以汇总,形成医院经济管理的信息化系统,以为医院经济管理决策的制定实施提供重要的数据参考。最后,要调动起医院各部位人员的工作积极性,通过采用针对性的收入分配方案,打破传统的“一锅端”、“一刀切”的收入分配方法,建立起激励机制,永葆医院发展生机。 三、结语 卫生经济学原理是指导医院经济管理的重要原则,在新时期医院发展形势下,应充分利用卫生经济学知识,对医院的经济活动、经济决策、经济管理进行全面分析探究,制定相应的改进医院经济管理成效的措施方法,以确保医院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 作者:王琼 单位:南阳医专纪委 经济学管理论文:经济学高校后勤管理人员发展研究 一、经济学视角下高校后勤管理人员的发展困境及成因 1.个体角度的高校后勤管理人员可有可无 经济学是基于个体研究的科学,从个体的角度,高校后勤管理人员具有明显共性的四个特点。一是学历起点低。就当前而言,多数高校后勤管理人员70%的第一学历在大专及以下,50%的第一学历在中专、高中及以下,他们主要通过招工、顶职(工人身份的父母提前退休,岗位由子女补缺)、军人安置等途径入职;二是工资待遇低。由于学历问题,后勤管理人员长期得不到轮岗机会,也就失去了很好地锻炼和提拔的机会,待遇的提高主要靠工龄积累和政策的“水涨船高”,这种积累的结果,在按基数增加工资的多数时间,是越积累差距越大。他们在对政策无可奈何的前提下唯一的对抗方式就是消极怠工,处理问题的方式就是“视而不见”;三是工作具有可替代性。高校的专业教学、重要管理岗位往往具有不可替代性,这就是高校为什么高薪“挖墙脚”和高薪留人才的根本原因,如果排开工作创新、放弃工作进步,后勤管理的工作重复而简单,不需要专业知识,在其他岗位从事过管理的人都可以胜任,因此,可替代性非常强,他们的危机感也随即增强。因此,他们为了体现自己的存在,外表表现一般强悍,物以类聚,长期“群居”的结果使得他们整体强悍。因此,被冠以高校“低素质”队伍。 2.偏好考量压缩了后勤管理人员的生存空间 偏好是经济学理性人假设中的一个主要假设。高校的主要任务是育人,教学是中心,教师是主体,这个提法的准确性毋庸置疑,这个提法没有提到管理干部,但他们是校内政策的制定者。我们常说,工作没有贵贱,只有分工不同,这种说法的准确性也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实际上存在倾向性的考量。一是人才培养偏好。将年轻干部放到后勤管理岗位上去磨练,这已经是开明领导的做法,但磨练“成器”后会立即成熟一个调走一个,而将优秀管理干部放到后勤管理岗位并按照梯队培养的少之又少,这造成了高校后勤管理人才难留的局面,一般管理人员熟睹迎来送往之后成为“一摊死水”;二是教师偏好。在高校的主要任务是育人、教学是中心、教师是主体这个思路下,很多高校将资源、绩效的分配向教学一线倾斜,后勤管理人员再一次沦为弱势群体。 3.成本观念被动缺失导致了后勤管理人员的得过且过 成本观念是经济学应用最普遍最彻底的一个基本原理,企业要最求目标利润,就要进行成本核算,在技术不成熟,原材料成本无法降低的情况下,企业最常用的的方法是减员增效,这叫按需设岗。在当前体制下,高校却不能,一旦入编就“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在不能开除的情况下总要给他一份工作,这叫因人设岗,导致本应一人可以完成的工作由多人承担。经常听到高校领导说“如果这是私人的学校或是民办学校,工作人员完全可以压缩多少多少”之类的感慨,这是高校领导的无奈,也是高校成本观念被动缺失的根本原因。在这种成本观念被动缺失的影响下,后勤管理人员逐渐形成了“三个和尚”效应,这就失去了激励机制发挥作用的基础,甚至失去了构建激励机制的可能性。他们中的积极分子会要求进步,一般人员就会在“反正又不能开除我”的思维模式下不思进取得过且过,“阿弥陀佛”应运而生,“好好先生”随处可见,失去了管理的基础。 4.价值决定的把握影响了后勤管理人员的未来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构成之一有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一个重要的理论就是价值论。政治经济学认为价值决定价格,每个人都既有价值又有价格,这里的价格是价值的表象,也就是工资。个人价值高低的决定性因素取决于内在因素,就后勤管理人员而言,从以上个体角度、偏好、成本观念的分析来看,个人价值受外在环境影响,但外在因素不起决定作用。价值决定原理把握好的后勤管理人员,他们会“先天不足而后补”努力提升自己,这部分人通过不断地努力不断地提升,提升了价值,决定了未来的发展,而另一部分人则不思进取,工作年复一年,既不总结,也不反思,更不会主动自我提高,价值相对越来越低,慢慢失去了核心竞争力,也就失去了对未来发展的把握。 二、经济学视角下高校后勤管理人员的发展对策 1.公平机会给予: 修正偏好经济学中的偏好假设是指个体在经济活动中因为理性,不会因为个人的喜好而做出决定,只会根据精确计算选择最优方案。在后勤管理人员培养上,高校要抛弃个人甚至集体偏好。一是根据高校自己的人才培养规划,合理调配资源,将后勤管理人才与其他管理人才放在平等的环境中培养,一般管理人员的调动不能优先由其他部门,放在一盘棋中考虑;二建立健全轮岗制度,高校中层干部的轮岗有些高校已经开展,也取得了一些经验和成绩,但一般管理人员有计划的轮岗还没有开始,管理不是技术,管理是艺术,需要管理人员在不同的岗位和不同的角度换位思考提炼管理艺术,以开创学校工作和个人双发展的局面;三有针对性的引进人才,大家都认为后勤部门重要,但多数学校在人力投入上得不到保障,出现了“教学引进、重要部门选拔、后勤部门被动接受”的惯例,造成后勤管理人员“年龄老化、思维退化、行为僵化”和“不思进取、不求有功、不想办法”的“三化”、“三不”怪象。因此要象教学一样引进青年才俊来冲击思想,象很重要部门一样选拔由能力敢担当的人来纠正行为。 2.发展空间争取: 提升价值成为“稀缺”西方经济学认为价格决定于商品的相对稀缺性,越是稀缺,价格更高。政治经济学认为价值决定价格。可见,按照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商品的价值高价格就高,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观点,商品越是稀缺的价格越是高,在此暂且不论两者的区别,就后勤管理人员来说,价值和稀缺性两者是可以统一的,即在替身价值的同时成为“稀缺”。一是提升自身价值,“天生我才必有用”讲的就是价值,后勤管理人员在从事每项具体工作中也体现了价值,当工作价值被价格(工资)所掩盖后,价值是不被发现的,后勤管理人员要通过提高学历、职称来提高内在价值,要通过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做出成绩来提升工作价值,要用工作热情、工作激情来体现存在价值;二是要成为“稀缺”。后勤工作因为具有较强的可替代性,管理人员只进不出或少出,如果将自己的工作发挥到极致,将管理艺术运用到极致,就难以被他人替代,就会成为“稀缺”,就会从被管理者变为管理者,从管理者变为管理干部,从后勤管理干部变为其他部门的管理干部。 3.提升后勤管理人员整体形象: 边际成本分析边际成本是指没增加一个单位产品或服务的产出或供给所增加的成本,边际成本广泛应用于工厂生产成本核算和服务企业服务供给核算。例如,一两从上海开往广州的客车,核定总座位为50人,单程总成本为1万人民币,每个座位的成本是200元,考虑利润,价格肯定高于200元,发车后,还有空位,一个游客在站外愿意花100元乘车,从成本核算上看,游客愿意支付的100元不到成本价,但从边际成本的角度,多增加的这个游客的成本可以忽略不计,因此,一般情况下游客会如愿乘车,这就是边际成本。根据前面的分析,部分高校后勤管理人员整体形象相对其他部门还有差距,要缩小差距,除了前面的考量外,还可以在自然通过增加工作量,增加服务质量等方面来实现。一是增加工作量的边际成本分析,增加工作量无非两种情况:校园面积扩大(增加校区除外)和自然减员。例如某校园原有600亩,后扩大到1000亩,管理人员的工作量会随之增加,但只增加了管理人员巡查的时间和精力,因此,增加的成本即边际成本不能按面积增加的系数来核定。这种情况不需要增加管理人员,甚至会出现责任增加责任心会增强的效果,这样,更少的人将工作做的更好,后勤管理人员整体形象会逐步提升。二是服务质量的边际成本分析。扫地是多少一扫帚地面会干净很多,更换水龙头多拧一扳手漏水的机率就小得多,服务时多一点微笑服务对象心里就温暖的多……而上述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因此从边际成本来考虑,提高服务质量不一定要增加成本,但可以提升形象。 作者:顾裕文 单位: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经济学管理论文:经济学现代化管理 我们可以事先武断甚至走极端地把道德定义成摘要:道德的行为就是不能给你带来眼前好处的行为。比如,有人落水,你为救他而献身,或和一个抢了别人东西的歹徒搏斗受了伤,这时,我们很难说你是自利的,就是说在你的理性考虑中,你很难考虑到假如活下来,你的英雄称号会在你的效用函数中占多大的地位。这是我们就极端而言的,用以反驳另一种观点摘要:市场经济没有必要谈道德,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要是从经济学阵营中来的。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往往强调要道德干什么,有市场经济就够了,市场经济会在竞争中自然产生出道德机制、道德规范来。应该说,我在许多方面和他们是一致的。在这一点上甚至也是一致的。但我想将道德的重要性突出到这样的高度,就是说,不妨将道德定义成摘要:凡是理性的考虑都不会做的那种事。只要是考虑效用函数极大化,就绝对不会干的那类事中,有一类事叫道德行为。当然还有非道德的事也可能处于非理性范围内。我们就是在非理性范围内考虑道德事件。这里我们是将道德作为一次事件来考虑。这就不必和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纠缠于摘要:到底道德有没有必要,道德是否是一个交易的结果,是个充分竞争的行为之后自然就会产生道德规范,还是先有道德规范才有交易这样一些鸡和蛋的新问题。 既然道德和理性是对立的,是非理性的,那么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道德行为发生?道德是否是作为社会的基础存在的,也就是说一个市场社会(请注重不是市场经济),需要不需要一个道德基础,这个道德基础包括对产权的尊重、对他人权利的尊重、自我约束等等。 假如用我对道德事件的定义,那么基本的逻辑关系已经包含在这个概念里了。就是一群充分理性的自利的人(self-interested),是为自己的利益牟利的。但他们假如仅仅在自私的意义上是充分理性的(selfish),仅仅是自私的一群人,那么所有的其他人都只是他们的手段,是他们达到自私目的的一个手段。别人是我的手段,同样你也是别人的手段,你的生命、你的财产、你的幸福都是他人的手段。在这样一群人中可不可能有市场社会,再退一步可不可以有社会。在传统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讨论中,答案是很明确的摘要:不可能。在我们熟悉的一些政治哲学著作中,像英美传统的洛克、霍布斯或康德哲学传统中的有关论述,在自由意志这个传统中生长出来的道德哲学,欧陆哲学,像卢梭,都有这一观点摘要:即便是一群自利的人,假如他们完全是自私的,那就是野蛮人,就没有文明社会。 在英美传统和欧陆传统中都认为社会是文明社会(civilsociety),是civil,而不是野蛮(barbarian)状态。而一个文明社会或市民社会、公民社会,这些词在英文中都是civilsociety。civil在洛克的产权理论中,就意味每个人都必须尊重他人的生命、自由、财产占有权利,也就是他所讲的Property。虽然在欧陆传统中有关对财产占有的尊重和英美传统有很大的不同,但从学术上欧陆传统和英美传统都承认只要是人类社会就要有一个文明的基础,这个文明基础就是道德共识(moralconsensus)。在霍布斯、洛克、黑格尔的论述中,道德共识的意思就是人们相互间有一个起码的尊重。这个尊重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即在欧洲进入启蒙时代之前的时期,并不显得很重要,因为它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没有人熟悉到它一旦缺乏将是什么样子,因此没有形成启蒙时代的道德危机。德克海姆有关社会道德共识的看法摘要:在一个前分工社会或前资本主义社会、前现代社会中,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机械式的同一(mechanicalsolidarity)。因为那时分工不发达而且社会规模很小,秩序扩展得还不宽泛,所以就一小群人而言,他们之间的共识比较轻易达成。这一小群人大都面临同一种风险——大自然,他们之间没有很广泛的地理差别,人种上单一,在血缘上也是相互联系的,而且他们的能力、他们的知识结构也差不多是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不会产生现代社会的萌芽,它只能有mechanicalsolidarity,机械式的团结、聚合(这个词中文不太好翻),总之是一种前现代的共识摘要:我们面临同样的生存新问题,我们拥有几乎同样的生存手段,也就是我们拥有同样的效用函数,那么我们就是一家子。这就是从血缘和地缘关系上形成的前现代社会,用中国人的话就是乡土社会。 当进入现代的时候,黑格尔和德克海姆就发现前现代社会开始瓦解,这些思想家熟悉到了道德危机,或者说是现代性危机,这种危机是从分工开始的。用德克海姆的话说就是分工的发展同时也就是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的发展。因为分工以后,人们的知识结构就局部化而固定在了所分工的工作上,人们在具体环境中积累知识,那么每个人判定事物的经验、知识积累就和在其他方面分工的人产生了差异,从而价值判定就会产生差异,利益就会有冲突。例如,工农之间的利益差别,就会有谷贱伤农、谷贵伤工的情况。所以前现代社会的道德共识很轻易就瓦解了。而新的道德共识只能建立在德克海姆所说的有机的凝聚(organicsolidarity)社会中。有机的意思就是指文明的人虽然是分工的,但他们通过交易、通过市场贸易互相尊重这种有机的关系,并结成个互相依靠、互相依存的社会。因此,在分工的现代社会,人们也能找到共识和基础,这个共识就是制度,是非道德的,因为它不是依靠于共同的前现代的共识,而是依靠分工制度,就像将每个人固定在一张网上的一个个点上一样,将每个人行为束缚起来。德克海姆被哈耶克认为是社会主义者,因为德克海姆强调的就是传统政府权威,是权威的建立,像强权政府甚至宗教的功能。他企图这样来摆脱韦伯的悲观的解昧状态。 对于道德共识、产生现代危机等新问题熟悉最深刻的主要是欧陆哲学家。包括德克海姆、韦伯、黑格尔。按照哈贝玛斯的观点,黑格尔毕生精力要解决的就是为现代社会找到它的道德基础。而哈贝玛斯的解就是建立在正当交往的基础上。这是欧陆传统的努力。 在英美思想传统中,我们还想不出有思想家例如启蒙时代的洛克、休谟、斯密这样的人,在重要的文章,重要的语句中涉及到现代性危机,也就是道德瓦解的危机新问题。这可能因为当时的英国社会比较稳定,没有发生和法国大革命相似的动荡使然。英国是通过习惯法的健全逐渐取代君主法庭(royalcourt)和宗教的法庭(churchcourt)而形成一种非常灵活的习惯法体系(caselaw),来解决日常的新问题。这是个积累的过程是casebycase。法官碰到新问题,先看看前面有没有案例,假如没有就按自己的理性、公益来点一点解决。可见这是典型的演进秩序。这使人们对现实新问题的解释和处理很稳定,用不着一次性的革命。就像没有大的地震,完全是小震。因此,生活在其中的思想家们感受不到革命和推动革命的道德基础的危机。在道德基础开始瓦解的时候就会有革命,革命无非是道德共识不能达成的产物,是一种极端的手段。 我们中国人基本就受这两方面西学的影响。要么就沿着英美的思路,提出一些适合中国的新问题或中国式的新问题;要么就受到欧陆哲学的影响,包括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提出中国式的新问题。所谓中国式的新问题就是中国人关心的是中国、立足于中国的前途、中国的命运,考虑的是中国人所考虑的新问题。也就是新问题意识是中国的。像国有企业改革、农业发展新问题、关贸新问题等等一些很细致的现实新问题。当和一个外国人讨论时,假如他不知道提出新问题的背景,你提出一个学理性新问题,他就会照本宣科地告诉你,这个概念是怎么回事,像公民权利是什么意思,法制是什么意思,但他不会涉及中国的新问题。所以新问题意识很重要,新问题意识只能是本土的。现在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有新问题意识的,在许多学者提出一个政策或一个理论中完全看不到新问题意识。当然,一些海外的学者也是没有这种新问题意识,而只是隔靴搔痒。假如有了这种新问题意识,并在这里面提出正确新问题,在求解时再参照一些其他社会、其他民族的历史过程、经验,回到西方去看(因为很多学问都是西学)时,就会出现几种倾向,一部分人就到欧陆哲学中去找一个合适的参照系、一个启发,经过启发后回来独立地求解中国式的新问题;另一部分人是从英美传统中去寻找启发;还有一些学术练习比较全面的人综合考虑两方面的传统,同时还有新问题意识,这三者兼得是不轻易的。 在此我们强调的是作为社会一定要有一个基础的道德共识,而西方思想传统中的两个源流对我们中国人处理新问题有不同的影响。当我们处理道德共识新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处理什么是自由这个概念。在欧陆传统里,卢梭有一个看法摘要:田园诗式的野蛮社会里每一个人都是充分自由的。因为那时候人少地多,从树上摘果子就能吃,也就是完全没有资源稀缺性,没有对于稀缺资源的竞争关系,所以那时也许是非常美好的,像田园诗式的浪漫的,在这样的标准下,每个人是非常非常自由的,他不必考虑其他任何人和他的竞争关系。卢梭当然很羡慕那时候的人,霍布斯也非常羡慕这些野蛮人,这种田园诗式的野蛮生活。但是由于经济学家看到的资源稀缺和对稀缺资源的竞争,产生了残酷的以他人作为手段的生存方式,这时候人就开始不自由了,那么每一个追求自己充分自由的人,假如对自由无限地要求下去,一定会逻辑地把其他人作为自己生存的手段。在欧陆,在法国传统里就是充分的个人自由,在德国从康德的要意志(will)的自由,发展到黑格尔极端的状态,中经谢林、费希特的思想。总之,欧陆传统中提出了像伯林讲的两种有关自由的态度。这里用态度(attitude)而不用立场,是很重要的。因为每个人都认为自由是好事,可对自由的程度每个人的熟悉并不一样,你可以追求很大程度的自由,以致追求到你认为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你自己,这就是所谓积极自由的态度,假如你追求的个人自由那么广泛,那么彻底,以致你的主观意志、个人意志的充分自由体现出来后,结果就是你控制了其他人,你把所有的人都作为达到你的个人意志的手段,解放你自己的一个手段,这就很可怕了,这就是希特勒的集权。我个人所主张的自由,是所谓消极的自由态度,就是你站在自由两个极端的中点上,在这样一个适可而止的,止于至善的点上,你向左边望就是积极自由,你就非常地想控制别人,你向右边看,你就抱着一种消极的自由态度。所以这是一种态度,大部分人立场都是差不多,没有多少人是希特勒,大部分人也不是完全不要个人自由的,这就是一个态度区分,态度区分非常重要。假如处理不好就会导致“”悲剧或法西斯专制。处理得好就会出现市民社会或社区生活。这都是从两种态度的差别生发出来的。所以我强调先在态度上讨论。两种自由态度就是伯林的名言,一个是freeto,你做事情的自由,一个是freefrom,我避免事情的自由,我不愿意去干扰别人,同时我也从控制中避免出来。追求这种自由的人一定会承认他对别人同等的消极自由的责任,也就是在自由中间没有绝对的自由,这里有个度的新问题,那么为了维持这个自由的度,你将对其他人的自由负担你的义务,你只有这样按基本的对等原则(道德黄金律)做才能够有你的自由。否则我们之间就是野蛮的、互相杀戳的关系。所以消极的自由态度包含着一个硬币的两面,一面是个人活动的空间,你的隐私、小天地(privacy),别人不来干涉你,另一面是别人不来干涉你的义务,是社会所有人达到的一种道德共识,比如像认为不应该闯入别人家拿了东西就去卖等等。所以,你在享受别人不干预你的权利的时候,也担负着尊重别人同等权利的义务。这是一个辩证统一关系。我们谈的自由就是这样的自由,而不是单向的自由,不是积极的自由。所以我们可以说,为了确保最大限度的这种消极自由,我们迫不得以,非要加入这样一个文明社会,在这样的社会,每一个人都承担着对这样的自由的权利和义务,这就是洛克说的产权。这就是在我们这个传统中所说的道德共识。就是每个人在宪法上都签约摘要: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同意尊重其他所有公民的生命、基本自由、基本财产占有的权利。在这个根本宪法的签约之下,你才谈得上立法过程、执法政府,因为抽象的宪法不能解决各种具体的日常生活中新问题。所以你要立法,要有符合宪法的政府。总之,这一套是属于政治哲学的内容。这一套之前是属于道德哲学的内容,只有在这两套体系之后,我们才能谈到所谓经济生活,经济生活才有一个规矩,才有德克海姆所说的有机社会的结构——每个人都在服从一套规范,都在自己相应的网眼里自由地活动,同时,也充分地信赖其他人也在他自己的网眼中活动而不越轨。那么这个社会就成了德克海姆理想中的有机凝聚的社会。 假如我们将以上这套体系称为道德基础,又将道德事件规定为非理性的选择行为中的一类行为,哪么道德事件怎么可能发生。这就涉及到欧陆传统和英美传统里共同遵守的道德黄金律摘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所有文明社会中,我们发现都有这样的说法,在《圣经》里,在孔孟思想中。不同的文明社会时间、历史、地理差别很大,但都有这样的思想。因为你不服从这一条,你就结不成社会。所以,我相信在目前所生存下来的7个文明中都有这个道德金律。像在西方的传统中,欧陆和英美都有一个共同的希腊、罗马传统,也就是斯多葛学派的正确推理摘要:理性的人不会理性地去做错事,去伤害他人,因为他会理性地推断假如这样做,别人也会反过来伤害你,这就非理性了。所以理性推理中可以推导出来道德金律。这是斯多葛传统,也是基督教的来源之一,到了后期就演变成了两个分支摘要:英美的和欧陆的传统。而欧陆一派对道德哲学的影响更大一些。因为,一来他们有危机,还有他们具有不是新教传统的基督教传统,更古老的犹太教影响,导致康德的自由意志,他从自由意志推出一种责任,推出一种普适原则下的个人责任,而真正继续了这一思想的是萨特。 康德的欧陆传统要追求的是自由意志,而不是英美的在基本权利的基础上,人们有一个消极的自由态度就够了。假如你要追求你的自由意志,你线性地走下去,你可能就走到法西斯主义。这并不是康德的意思,康德所讲的意志自由是完全不受现实世界物质约束的个人意志,是一种精神。但假如我们将它放到现实中考虑,我们每日每时都被现实所困扰,所以我们的意志不可能是充分自由的,也就推不出自由意志下应该做的那些事。而这并不是康德的出发点,康德的出发点是我先要假设一个抽象的人,他是完全不受限制的,不去做因受日常生活烦恼不得不为之的一些事,完全是自由的,就像上帝那样自由,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人应该做的事是什么。由此出发推出一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规则。那么如何从康德的思想推出道德金律呢?罗尔斯曾专门有一篇文章论述从康德的意志自由到罗尔斯的普遍主义正义原则。推理过程是这样摘要:首先,第一个检验就是,你做任何一件事的时候(比如是否撒谎),你要用自由意志判定这件事对不对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此时此刻,假如你认为在这件事上你的自由意志不受任何环境约束,你得出结论该做或不该做这件事,那么你再把这个检验深入到第二层检验,即是不是你自己在所有的场合,所有的情况下都应该做或不做这件事,才能完成你的自由意志,假如也通过了,那你再问第三个新问题,是不是所有的人在所有的场合、所有的情况下,都做或不做这件事。假如是,那么做或不做这件事就应该成为普遍遵守的规则。 当然在伦理学史上有很多学者围绕康德的例子来批评,比如有人在追杀你的朋友,这时只有你知道朋友的隐匿之处,当杀手逼迫你讲出你朋友的藏身之处的时候,你是撒谎还是不撒谎。康德对此的回答是,这不是他所讲的自由意志,这已经是不自由的意志了,因为你面临着有人持枪,他在物质上束缚着你。所以康德不回答这个新问题。 由此,从欧陆哲学中衍生出来了一种看法就是,真正的自由,也就是自由意志意义上的自由,应该是由普适主义或普遍主义原则来保证的。这就涉及上面提到的用正确推理原则得到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行为规则。所以很有意思的是从两个对自由的理解都可以得到道德金律。普遍主义原则下,可以出现看上去“非理性”的道德事件。 这里又涉及到道德新问题的另一个维度,它是非凡主义呢,还是普适主义。现在很多的道德探究都认为,仅仅靠普遍主义推出来的原则,可不可以推出指导我们日常生活的那些道德准则,恐怕还是不行。这就像宪法并不能处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事,还需要商法、民法等等具体的法律。所以,为处理我们日常生活中碰到的麻烦、冲突,还不能仅仅依靠一些最普遍的道德准则,我们还得承认具体的义务、责任,也就是所谓非凡主义的道德。 就我们中国的文化来说,除了孔子对仁的看法具有普遍主义外,后来是越来越相信非凡主义。像韦政通先生总是强调中国的差序格局,就是非普遍主义,是人们之间的交往有差等。最爱的是父母,再次是兄弟,再后是邻居,然后推及其他人,像水的波纹一圈圈扩展下去。这都是相对主义的、非凡主义的原则表现。这是我们中国的实际情况。 面对我们今天现实生活中道德滑坡的局面,在我们将抽象的理论用来解释现实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的分析也刚刚进行了一半。在中国社会里,什么是道德行为。我觉得,就是每个人要把自己非凡的环境考虑清楚,你是这个环境的中心,你有父母、子女、亲戚、邻居、朋友,你把自己和这些人的关系都做一个理性的熟悉,做一个很深切的理解,判定你和他们之间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然后按照你确定的理想模式去处理各种关系,去和别人博弈,一直处理到符合你理想模式的程度。你的理想模式就是你的道德准则,你就这样行为。比如,孔子说,子为父隐,直在其中。那么父亲犯了罪,儿子包庇,这里包含了正义。你说要大义灭亲,那不行,不现实。所以在一个非凡主义的文化中间,没有宗教传统的文化中间,就得从非凡的角度每一个人都来判定,理性的判定,利己地但不是自私地来判定你应该怎样处理,而不是实际上怎样处理(是应然而不是实然)人际关系,然后以这个判定来指导你的行为。在道德准则之下,在道德理解之下,尽量地朝这个方向努力的时候就涉及到实然,实际上很多事情你不得不做,但你认为不道德,你认为可能不对。这是每一个人都需要解决的人生新问题、冲突,每个人总是处在这种冲突中,这是你的生命过程。这没办法,每一个个体都是这样。 这种情况下,一个可以说是最严重的新问题就出来了摘要:就是从乡土中国到一个现代市场社会的过渡时期,由于我们缺乏强有力的普遍主义原则,那么怎样才能形成道德共识?例如,当分工充分发达了以后,农民本来是一个村,通过婚姻关系都是新戚,本来是很有共识的。而现在搞乡镇企业了,你生产钢管、他生产水泥、我生产煤炭,有专业分工,就有了利益冲突,就面临启蒙时代人们所碰到的道德危机,原来的共识就开始崩溃,就开始“杀熟”,越好的朋友越宰你一刀,因为他没有办法不这样行事,因为这是在非凡主义原则指导下。结果有很多在乡土中国条件下可以达成的道德共识这时就达不成了。像义利之辩影响就很大,例如反暴利法的产生,就有一个文化背景,有一个传统。 所以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本来就缺少普遍主义原则的社会,一旦走入市场经济或现代的分工社会,那么原来赖以维系社会的家庭联系就被冲烂了,血缘关系就被淡化了,那么和血缘关系联系的前现代化的共识就瓦解了。而宗教生活我们又没有,没有一个从中世纪带来的遗产,就是把上帝变成法就完事,使社会有一个自然秩序的条件。所以就变成了无法无天的情况,人们就开始追求最眼前的利益——货币,用钱来指导人的行为。这时你没有道德准则了,你从小到大,没有人告诉你什么行为是道德的,道德是教育出来的,是一点点在传统中熏陶出来的,可我们的传统正在巨变,正受到冲击,每一个人都开始失落。假如按正常的状态,即便在一个非凡主义社会,也先有一个道德的基准,在这个参照系之下,人们知道向道德方向去努力,就是文明化的过程(civilization),而现在我们似乎不是这样,而是有点野蛮化过程,因为,没有人去指导,人们完全是看怎么自私就怎么来了。人们只是靠理性驱动,他的利益函数、效用函数,力求在目前最大化,今后的事也不想了。严格地讲,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事是要经过多次博弈的,就是说一个充分理性的人应该考虑到无穷远的未来的收益,然后将它折现到现在使效用最大化,这个最大化就有可能是道德性的行为,也就是顾及他人的行为,因为假如毁掉了名誉,以后就没办法和人合作。但我们处在过渡时期,未来贴现值不确定,以致没有人考虑。结果每一个人都越来越短视,所以就会看到我们社会目前的假冒伪劣,这都是不要未来名誉的行为,一个规范的社会不会有这种现象。这又形成劣币淘汰良币,假如你顾及名誉,你就吃亏,以致生存不下去。结果就很危险了。一旦出现了这种道德风险(moralhazard),影响破坏了互相信任的关系,假如这种道德风险代价太高,没有一个机制来平滑它,那就是逆淘汰,是劣币驱逐良币,那么最后这个社会里都是坏人,那些稍微好点的人都生活不下去。我总举这个例子,就是人类学家(RuthBenedict)观察到的一个部落,这个部落以能骗住所有的人为英雄人物的标准,就是大家都服骗术最高的人。我们可以设想,假如一直坚持这种标准,那就没有贸易、交换、信任可言,市场在这个意义上就崩溃了,结果这个部落几十年以后就会自然消失。 在目前的时刻,我并不是雷锋,我也不想让每一个人来考虑道德新问题,但我觉得道德的危机就在我们身边,假如我们处理不好,那无论是改革还是市场社会的发展都很困难了。 很可惜,对目前的状况,我提不出任何具体的办法。我在香港除了制度经济学,就一直都是探究企业家行为,这两者是有关系的。制度创新是企业家的行为而不是理论家的行为。那么什么样的制度可以使我们的道德危机得到缓解,我不知道,我只是说这是一个企业家创新的过程。我总用这样的例子,就是在最大的企业之间,他们已经形成了一种强盗对强盗的规则,就是说,假如你不守规则,那你就死了。所以在这一层次的企业家里名誉非常重要,他们开始向长远着眼,不是搞短平快。所以有恒产者有恒心是有道理的。因此,有充分的竞争就会产生一个良性的秩序。但这个秩序是否能够扩展,扩展到中小企业,那还得观察,这不是个理论新问题,而是一个实践新问题。但这是一种希望。从理论上可以提出来的一个原则(不是规则),就是竞争性原则。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是真正好的制度,但我知道真正好的制度一定是竞争的产物,是制度创新,是各种不同制度之间竞争产生出来的结果。这个竞争的结果可能是没有一个人满足,但这是我们得到的最好的制度或最不坏的制度。所以,只有充分竞争才是我们得到好的制度,解决道德危机的唯一途径。这就回到了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阵营,只要答应我们自由交往,也许就可以建立规范及道德共识。 但是,现代经济学还不现代,因为它没有思索人存在的意义这个现代新问题,或上面我们说的现代危机这个新问题,我们声称现代只不过是数学用多了点。因此,为了使经济学进入现代,经济学必须首先回到古典,处理古典的新问题。因为古典经济学的时代正是启蒙时代,正是那时候人们熟悉了现代危机。所以我们要回到古典经济学,重新梳理出现代传统,这才可以继续往前走,进入现代。假如缺乏这种眼光,就值得批判。我一直在思索现代经济学,我是从存在哲学、从生存论的角度来从新写经济分析。实际上我们做的任何一项经济分析都不可能脱离价值判定,我们的价值判定最基本的就是从生存哲学、从生存论的角度、从这个世界对我们有什么意义这个角度,来给出我们的价值判定。在这个判定基础上,才可能有类似效用函数,博弈均衡的选择这些能动的选择,去改变传统、去改变均衡、去进行制度创新,我认为从这个意义上,经济学才现代化了。就是把人的意义考虑进来,而不是像新古典的现代经济学所表现的就是把人当成一个东西来控制。现代经济学无非做得动态化一些,像最优控制理论,但我们只要问人在哪里的新问题,就会发现现在经济学的缺陷。我想中国人假如说能够超越西方的经济学或者说能够继续它并超过它,一个可能出现突破的点就是结合我们的文化强势,也就是文化的比较优势,因为在中国哲学中的深厚的人文基础、人文传统,把人的意义带回到经济学中来,这就有可能形成一个中国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 我们可以事先武断甚至走极端地把道德定义成摘要:道德的行为就是不能给你带来眼前好处的行为。比如,有人落水,你为救他而献身,或和一个抢了别人东西的歹徒搏斗受了伤,这时,我们很难说你是自利的,就是说在你的理性考虑中,你很难考虑到假如活下来,你的英雄称号会在你的效用函数中占多大的地位。这是我们就极端而言的,用以反驳另一种观点摘要:市场经济没有必要谈道德,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要是从经济学阵营中来的。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往往强调要道德干什么,有市场经济就够了,市场经济会在竞争中自然产生出道德机制、道德规范来。应该说,我在许多方面和他们是一致的。在这一点上甚至也是一致的。但我想将道德的重要性突出到这样的高度,就是说,不妨将道德定义成摘要:凡是理性的考虑都不会做的那种事。只要是考虑效用函数极大化,就绝对不会干的那类事中,有一类事叫道德行为。当然还有非道德的事也可能处于非理性范围内。我们就是在非理性范围内考虑道德事件。这里我们是将道德作为一次事件来考虑。这就不必和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纠缠于摘要:到底道德有没有必要,道德是否是一个交易的结果,是个充分竞争的行为之后自然就会产生道德规范,还是先有道德规范才有交易这样一些鸡和蛋的新问题。 既然道德和理性是对立的,是非理性的,那么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道德行为发生?道德是否是作为社会的基础存在的,也就是说一个市场社会(请注重不是市场经济),需要不需要一个道德基础,这个道德基础包括对产权的尊重、对他人权利的尊重、自我约束等等。 假如用我对道德事件的定义,那么基本的逻辑关系已经包含在这个概念里了。就是一群充分理性的自利的人(self-interested),是为自己的利益牟利的。但他们假如仅仅在自私的意义上是充分理性的(selfish),仅仅是自私的一群人,那么所有的其他人都只是他们的手段,是他们达到自私目的的一个手段。别人是我的手段,同样你也是别人的手段,你的生命、你的财产、你的幸福都是他人的手段。在这样一群人中可不可能有市场社会,再退一步可不可以有社会。在传统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讨论中,答案是很明确的摘要:不可能。在我们熟悉的一些政治哲学著作中,像英美传统的洛克、霍布斯或康德哲学传统中的有关论述,在自由意志这个传统中生长出来的道德哲学,欧陆哲学,像卢梭,都有这一观点摘要:即便是一群自利的人,假如他们完全是自私的,那就是野蛮人,就没有文明社会。 在英美传统和欧陆传统中都认为社会是文明社会(civilsociety),是civil,而不是野蛮(barbarian)状态。而一个文明社会或市民社会、公民社会,这些词在英文中都是civilsociety。civil在洛克的产权理论中,就意味每个人都必须尊重他人的生命、自由、财产占有权利,也就是他所讲的Property。虽然在欧陆传统中有关对财产占有的尊重和英美传统有很大的不同,但从学术上欧陆传统和英美传统都承认只要是人类社会就要有一个文明的基础,这个文明基础就是道德共识(moralconsensus)。在霍布斯、洛克、黑格尔的论述中,道德共识的意思就是人们相互间有一个起码的尊重。这个尊重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即在欧洲进入启蒙时代之前的时期,并不显得很重要,因为它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没有人熟悉到它一旦缺乏将是什么样子,因此没有形成启蒙时代的道德危机。德克海姆有关社会道德共识的看法摘要:在一个前分工社会或前资本主义社会、前现代社会中,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机械式的同一(mechanicalsolidarity)。因为那时分工不发达而且社会规模很小,秩序扩展得还不宽泛,所以就一小群人而言,他们之间的共识比较轻易达成。这一小群人大都面临同一种风险——大自然,他们之间没有很广泛的地理差别,人种上单一,在血缘上也是相互联系的,而且他们的能力、他们的知识结构也差不多是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不会产生现代社会的萌芽,它只能有mechanicalsolidarity,机械式的团结、聚合(这个词中文不太好翻),总之是一种前现代的共识摘要:我们面临同样的生存新问题,我们拥有几乎同样的生存手段,也就是我们拥有同样的效用函数,那么我们就是一家子。这就是从血缘和地缘关系上形成的前现代社会,用中国人的话就是乡土社会。 当进入现代的时候,黑格尔和德克海姆就发现前现代社会开始瓦解,这些思想家熟悉到了道德危机,或者说是现代性危机,这种危机是从分工开始的。用德克海姆的话说就是分工的发展同时也就是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的发展。因为分工以后,人们的知识结构就局部化而固定在了所分工的工作上,人们在具体环境中积累知识,那么每个人判定事物的经验、知识积累就和在其他方面分工的人产生了差异,从而价值判定就会产生差异,利益就会有冲突。例如,工农之间的利益差别,就会有谷贱伤农、谷贵伤工的情况。所以前现代社会的道德共识很轻易就瓦解了。而新的道德共识只能建立在德克海姆所说的有机的凝聚(organicsolidarity)社会中。有机的意思就是指文明的人虽然是分工的,但他们通过交易、通过市场贸易互相尊重这种有机的关系,并结成个互相依靠、互相依存的社会。因此,在分工的现代社会,人们也能找到共识和基础,这个共识就是制度,是非道德的,因为它不是依靠于共同的前现代的共识,而是依靠分工制度,就像将每个人固定在一张网上的一个个点上一样,将每个人行为束缚起来。德克海姆被哈耶克认为是社会主义者,因为德克海姆强调的就是传统政府权威,是权威的建立,像强权政府甚至宗教的功能。他企图这样来摆脱韦伯的悲观的解昧状态。 对于道德共识、产生现代危机等新问题熟悉最深刻的主要是欧陆哲学家。包括德克海姆、韦伯、黑格尔。按照哈贝玛斯的观点,黑格尔毕生精力要解决的就是为现代社会找到它的道德基础。而哈贝玛斯的解就是建立在正当交往的基础上。这是欧陆传统的努力。 在英美思想传统中,我们还想不出有思想家例如启蒙时代的洛克、休谟、斯密这样的人,在重要的文章,重要的语句中涉及到现代性危机,也就是道德瓦解的危机新问题。这可能因为当时的英国社会比较稳定,没有发生和法国大革命相似的动荡使然。英国是通过习惯法的健全逐渐取代君主法庭(royalcourt)和宗教的法庭(churchcourt)而形成一种非常灵活的习惯法体系(caselaw),来解决日常的新问题。这是个积累的过程是casebycase。法官碰到新问题,先看看前面有没有案例,假如没有就按自己的理性、公益来点一点解决。可见这是典型的演进秩序。这使人们对现实新问题的解释和处理很稳定,用不着一次性的革命。就像没有大的地震,完全是小震。因此,生活在其中的思想家们感受不到革命和推动革命的道德基础的危机。在道德基础开始瓦解的时候就会有革命,革命无非是道德共识不能达成的产物,是一种极端的手段。 我们中国人基本就受这两方面西学的影响。要么就沿着英美的思路,提出一些适合中国的新问题或中国式的新问题;要么就受到欧陆哲学的影响,包括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提出中国式的新问题。所谓中国式的新问题就是中国人关心的是中国、立足于中国的前途、中国的命运,考虑的是中国人所考虑的新问题。也就是新问题意识是中国的。像国有企业改革、农业发展新问题、关贸新问题等等一些很细致的现实新问题。当和一个外国人讨论时,假如他不知道提出新问题的背景,你提出一个学理性新问题,他就会照本宣科地告诉你,这个概念是怎么回事,像公民权利是什么意思,法制是什么意思,但他不会涉及中国的新问题。所以新问题意识很重要,新问题意识只能是本土的。 经济学管理论文:经济学道德管理 内容提要摘要:本文从经济学是否需要个人假定的分析单元出发,确定了经济假定有效性和简洁性的原则。比较分析了经济理论中几种主要的对人的抽象假定,并得出了偏向于“经济人”经典假定的结论。 摘要:假定个人社会经济人道德人方法论 经济人假设作为经济学中的经典假设即使仅从亚当-斯密算起,也已经使用了200余年。在这其中,有关经济人假设是否合理有效的讨论、诘难、争吵一直不绝于耳。对于经济学而言,我们是否需要一个完整的对人的假设,假如需要,到底那一种假设是最合理的——或者是给我们的经济学探究带来最小麻烦的?这是本文力图讨论的新问题。本文将围绕这个中心展开,并结合各种代表性的思想进行比较分析,希望得出一个令自己满足的结论。在文章的第一节将先对“人的假设”进行具体的定义并对现有的本领域的论文进行总结;第二节讨论对人假设的必要性和重要程度;第三节试图探询一种合理的最有利于经济学的一般化假设;在文章的最后则说几句和本文相关又不相关的闲话。 一、讨论前的预备 所谓对人的假设,是指为了经济学分析、解释、推导的需要对微观的人的特征进行抽象,并根据这种抽象分析其决策和行为。在这里要注重到的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之下,对人的假设都是为了经济学探究的需要而作出的,其直接目的是为了简化条件以便给出明确结果;而绝不是为了对人的特征或者“人性”作出描述甚至是评论性的结论。另一方面,要保证经济理论不是胡说八道,其对人的抽象(假如这项理论认为需要这样的抽象的话)也必须以现实为基础。 依照以上的定义,由于经济学探究角度、探究需要的不同,对于人的抽象也是各不相同。同时,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经济学家对人性不同的看法也影响了其对人的假设,——甚至有人认为这位令人无法捉摸的王子根本就不该在经济学的舞台上出现。无论如何,经济学中众多的对人的抽象也吸引着学者对其进行比较分析,同时也本着经济学家“最优化”的嗜好试图找到其中的最合理的一个。 国内外对这方面的探究成果,一般以“经济人”名义冠之,尽管有不少人会把“道德”、“非理性”、“效用人”等等作为和“经济人”并列的概念进行探究。总的来说基本是在经济人这一命题下描述经济学中对人的假设的演化过程。 笔者可以找到的英文文献有三篇,它们是《理性经济人》(马丁-霍利斯,爱德华-内尔,1975)、《有思想的经济人》(米兹,1991)、《近代经济人的灵魂》(梅尔斯,1983),他们都以“经济人”这以假设为中心,评述了对人的各种抽象。值得注重的还有《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霍奇逊,1993),其中的第三章“在个体主义的方法论背后”从方法论的角度对主流经济学中的人的抽象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经济学探究是否应该从人的基本假定开始的新问题。 国内本领域最出色的作品是《经济人和社会秩序分析》(杨春学,1998),该书从17世纪霍布思的“人性自私论”开始,直到现代新制度经济学以及加里-贝克尔的“效用最大化”说,系统总结并评述了经济学上对人性假设的各种思想及其演进。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该书把“经济人”作为一个完整的经济学命题而不是探究方法进行讨论,这是和本文的方向有所不同的。其它此方面的文献也较多,但其成果基本不出刘氏的范围。至于一些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需要经济人”的新问题,笔者以为已经超出经济学探究方法的讨论,对此类文献未予理会。 最后要指出的是,几乎所有此类文献,都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有关阐述加入进来。唯一能够找到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有关“人”及其经济行为特征的分析比较”(胡均,刘风义,2001)1,该文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人”和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人进行了比较,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人”的总结相当精辟,本文的对其某些观点进行了参考。 二、起点摘要:个人,还是社会?这是个新问题 我们的探究对象,不是一些简单的个体,而是一些在社会秩序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社会个体……为了了解这种个体,我们必须把它放在其全体环境中来加以探究;而为了了解这种群体,我们有必须了解那些个体,因为正是这些个体之间相互关连的行为组成了社会群体。 在讨论经济学中人的抽象前,我们先要确定它在经济探究中的地位,是基础性的还是附带讨论的。假如说人的行为目的和方式可以完全由外界条件——比如社会习惯、制度等决定,那么对人的抽象也就不那么重要。假如经济探究可以从其他方面而非个人(或者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开始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模拟帕雷托的句式说摘要:“给我一组外部条件,那么个人就可以消失。” 在这个新问题上有两种比较极端的观点,一种是个人主义方法论,强调以抛开一切外部条件的个人主义为出发点。冯-米塞斯3用明确而有说服力的语言宣称,对社会经济现象的分析,要从人类行为的有目的性和目标导向这个前提出发。并且根据因果论的推导,个体有目的性乃是一切社会行为的充分起因。换而言之,这种目的(也许应该加上偏好)在这里被预先给定,“人”的抽象已经清楚地决定,并以此出发进行其经济探究。应该说绝大多数绝大多数经济理论都或多或少地因循了这种方法论。斯密的“经济人”命题也是明确地由微观的自利的个人开始的。 另一种观点则恰好相反,他们批判斯密、李嘉图把那个时代的人不是看作历史的结果,而是看作历史的起点,并认为合乎自然的的个人不是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产生的观点。同时他们也反对把人的范畴永恒化,得出一个一般性的规律性的抽象。持这种观点的突出代表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纵观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学方面的论述,尽管其一再申明不否定个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能动性,认为个体具有潜在地改变其关系规则地能动功能,批判那种“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地产物”地机械唯物主义观点;但是根据其对人的定义——“社会关系的总和”,即“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出发点是社会而非个人。进一步的证据在于其以物化的生产资料为标准的阶级划分,各个阶级的利益和目标是既定的,个人的目的和行为服从其所属阶级。用比较简单的推导来说即是社会存在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了阶级意识,阶级意识决定了个人行为。因此其经济学的起点是社会而非个人,对个人的假设也相形见拙了。如我们前边说到的那样,王子由主角变成了配角,甚至有下岗的危险。 当然,越来越多的人的观点则介乎于两者之间而有所侧重,比如新制度经济学亦是以人为起点,但其在假定人的目的和偏好时却又肯定社会制度会予之影响。可以算是兼顾了。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人脱离不了个体本位的藩篱。 我们这里无意讨论哲学新问题,但社会和个人的相互依存相互矛盾由的确蕴涵了太多的哲学思索。在这里不预备仔细讨论它们的关系(我想已经有足够多的大脑给出了足够多的答案),我们并不讨论鸡生蛋还是蛋生鸡却一样能煎出美味的荷包蛋,因为我们以煎鸡蛋为目的从而以鸡蛋为起点。同样的道理,经济探究的目的决定了其起点。不同的起点也决定了不同理论的局限性。假如我们把经济学对象定义为穆勒的四分法即“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话,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微观主体是我们需要直接面对的,那么一个准确合理的人的假设就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对探究的方向的功能也是决定性的,那么在过多的拘泥和谁决定谁也是不明智的。 这样得出结论也许有逃避新问题之嫌,那么我们再提出一种区分的方法——把变量较多,较难熟悉的作为假设前提进行抽象,并以此为基础进行讨论。相对社会而言,个人的偏好和目的更难于把握也更难于追根溯源,一个人为什么一定要实现利润最大化(或者另一个偏偏不喜欢)?这样的原因实在是不好把握。我们假定的往往是不能通过逻辑推理而只能经验抽象的,那么社会就相对简单得多了。诚如加里-贝克尔所言摘要:“口味这个东西是不能讨论的。”于是应该以谁为起点也就显而易见的。 最后指出的,我们不否认某些领域从社会出发会更恰当,一种骑墙的表述方式是“约束条件下最大化”,这样探究者到底爱从条件还是主体来探究就自便了。这实在是个不受指责的好办法。 三、人的假定摘要:是一个两个,还是很多很多? 人类的经济模式当然不是唯一的模式。社会学向我们提供了了解人、了解人的社会关系的另一种方法;心理学也是这样。但是,从科学观点来看,真正的新问题是在这些工具中,即在‘经济学模式’、‘社会学模式’、‘政治学模式’或‘心理学模式’等工具中间,找出最有效和‘竞争能力最强’的工具,以便尽可能准确地抓住人类社会的复杂本质,假如我们的经济学确实需要一个“人”的假设的话,那么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假定,什么样的抽象才是最合理的?同样是亨利%26#8226;勒帕日(1977)给了我们一个标准摘要:“一种科学工具的价值是不能以其假设的现实程度来衡量的,重要的是这些假设是否简单明了,是否有效,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最好的假设不一定是最接近复杂现实的假设,而是那种尽可能简单明了,并且有尽可能大的解释和预见能力的假设。”这是一种纯粹的效率原则。但是,经济学的确不应该含盖太多的价值判定。作为一门科学,主观上的价值判定会极大的影响其解释和预见能力,经济世界如同物理世界一样并不会因为我们认为它是什么就会如我们所愿。事实上,即使我们能在一时之间欺骗自己欺骗世界,但结果不是关起来的门窗终于漏了风就是屋里的东西最终发了臭。总之,笔者坚持经济学纯粹的科学性,因此这样的经济学也只需要一种假设摘要:最简单最有效的那种。 带着这样一个标准,让我们对经济思想史上一些流行或者曾经流行的假定进行简要的分析。 首先当然是最为经典的“经济人”假设。其核心内容即自利的理性人。这包含着两层意思摘要:其一,人是理性的,在决策行为时总是作出自己认为更好的选择,这样的大白话到了新古典经济学,就转化为“稳定的偏好”,并进一步有完备性、传递性、反身性三大性质作为严格的数学基础;其二,人是自利的,在进行经济行为(最重要的,在进行交易时),人是以利己为目标的。以这样的定义,因该说亚当-斯密以来以致新古典经济学直至今日,绝大多数经济理论都是在这个假定下展开的。所不同的只是对于其利己目标的不断变化调整,即经济利益最大化到效用最大化的过程。而“经济人”的两大要素从一开始就饱受诟病,尤其集中在后者上。闻名的“亚当-斯密新问题”即是其一,人们很不能容忍经济理论中自私利己的经济动物就是《道德情操论》中具备着高尚道德的“人”。对于这样的责难我们大可以看看亚当-斯密有关交易起源的描述摘要:“……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要想仅仅依靠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假如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做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轻易得多了。不论是谁,假如他要和旁人作买卖,他首先就要这样提议。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5利己之心假如是交易——经济学的现实之母——的基础,那么假如要抛弃它,就只好抛弃经济学。另一方面让我们提到标准对“经济人”假设进行衡量,对交易来源的解释证实了其有效性;假设的有效性又是和其简洁性相关的。接近现实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情,但是,过分追求假设的现实性,只会增加其复杂性,甚至把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都列入假设条件,反而影响了假设的有效性。有关这一点,弗里德曼(1953)举的一个例子很有解释力。他说,一个理论或其“假设”不可能是完全“现实主义的”。有关麦子市场的一个“完全现实主义”的理论,不仅需要包括直接决定麦子的供给和需求的那些情况,而且还需要包括用于交换的现金或信用工具的种类。此外还有摘要:交易者的头发和眼睛的颜色,他的祖先及受教育的程度,他的家庭人数,他家庭成员的特征、祖先、受教育程度等个人特征;种植麦子的土壤种类,土壤的物理及化学属性;在生长期内的主要天气情况;种植小麦的农民及最终食用小麦的消费者个人特征,等等,等等,无穷无尽。为达到这样一种真实而作的过分努力,都只会使该理论失去真实有用的功能。从这一点上来说“经济人”假定用最精练的的方式得到了最大的解释能力,难能可贵。 至于“经济人”假定的种种弊端,即使不看国外,国内以捍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口号的论著也有不少极为出色者,其中对“经济人”的批评横贯古今、旁征博引,出色之极,在这里就不多说了。6 “社会人“模式是另一种应用于经济学中的假设。它由旧制度主义经济学家提出、想以之来取代“经济人”模式。它的基本内容是摘要:作为一种社会存在,除了物质经济利益之外,人还追求平安、自尊、情感、社会地位等等的需要;人所作出的选择,必须建立在他个人的社会经验、不断的学习过程以及构成其日常生活组成部分的个人之间相互功能的基础之上,因此,人的行为是直接依靠于他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因此要从每个人的现实存在和他和环境的关系去理解人,去解释人的经济行为。 历史证实,“社会人”这种替代模式对理论经济学家是没有多大说服力的。在某种意义上,每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各自不同的具体层次上对人进行探究。作为一门学科,理论经济学对人的探究,需要其他学科的支持;但这不意味着经济学家必须全面地探究和考虑到影响人的所有因素。以“社会人”作为经济学的基本行为假说,无异于否定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存在的价值。同时从简洁性的标准考虑“社会人”的模式也是复杂而无法把握的。 “管理人”是赫伯特%26#8226;西蒙在其“有限理性”假说的基础上提出的。认为在现实世界中,人受到自身在熟悉和计算能力方面固有的限制,以及信息不完全、时间有限的制约,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选择。因此,不论主观愿望怎样,人们都只是追求可以实现的“满足的状态”而不是“最大化”。 “管理人”分析模式把人的决策行为视为一种动态的选择、探索、适应过程,即摘要:根据既定的满足目标,对已知的少量替代方案进行选择,不久因环境变化而不能得到满足再探索新的替代方案,同时也对满足程度进行调整。着的确是一种比较接近现实行为的分析模式。但就其自身的逻辑而言,“满足”标准是一个非常含糊的解说,也很难获得数学上的支持。同时什么时候探索新的方案、什么标注下调低满足程度也是非常模糊的。最后,生产者假如都是根据“满足”目标展开活动,很难解释资源会产生稀缺状况。7 最后是不属于经济学假定范围的“道德人”,它仅仅是其它学科学派用以进攻“经济人”的武器而已。道德人对于经济新问题的解释能力非常小,一个例证是在制度方面的,制度提供了人们追求私利时的行为规则,由此形成了社会秩序,相反,假如不把人假设为“经济人”,而是假设为不谋私利的“道德人”或“圣徒”,那么制度及其约束就显得无关紧要了。遗憾的是,人不是圣徒。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笔者的结论摘要:假如我们真需要一个经济学上的“人”的话,理性的自私的“经济人”仍然是首选的。 四、冷酷的科学之外 有两件事务我愈是思索愈觉神奇,心中也愈布满敬畏,那就是我头顶上的星空和我内心的道德准则。它们向我印证摘要:上帝在我头顶,亦在我心中。 或许是经济学帝国主义侵犯的领土日益广阔,人们对经济学的苛求也日益严厉。从诞生开始就受到各种非难的“经济人”其所受到的绝大多数指责都不属于其所属的探究范畴。所幸的是他竟平安无事茁壮成长。这样的大幸和大不幸都源于经济学离我们的生活实在太近了,而我们的生活中有太多的事远非“科学”两个字所能解释。当我们讨论经济人和道德人的关系时往往掉进“我们该作‘经济人’还是‘道德人’”的陷阱中而不自知。 本文在前边以十分轻视的口吻评价了“道德人”在经济学中的地位。这源于作者坚持经济学是科学这一冷酷的论断。但绝不表示任何对闪耀的人性之光的高尚道德的轻视。事实上笔者甚至反对把亲情、友情以及助人为乐的美德放入所谓“效用最大化”中去解释,经济学的领土仍然在经济领域,过多的扩张是对科学的不敬也是对经济学的变相毁灭。而道德、感情,即使不能禁止经济学涉足,至少我们也可以说其在这一领域的解释能力是十分弱小的。 科学是冷酷的,科学中的“人”是冷酷的,因为假如我们不“以最大的恶意去揣测”现实中的人,我们得出的结论就往往会过于乐观。但现实中的人绝不会有着最大的恶意。在经济学之外,我虔诚而又敬畏地遵循着心中的道德,假如没有它,我的人生将会了无生趣。在没有成本和收益曲线的感情世界里,我随时愿意为自己的亲人、爱人、友人牺牲一切。 经济学管理论文:政府行政经济学管理 一、我国政府行政审批制的性质和起源 我国政府行政审批制度实际上脱胎于计划经济时期。在传统的集中计划体制下,整个社会经济体制是按照列宁的“国际辛迪加”模式组织起来的。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决策权,以及人力、财力、物力的支配权统统集中于中央,就业由政府统一分配,财政实行统收统支,物资实行统一调拨。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完全成了政府的附属物,几乎没有自主权可言;政府的行政审批成了一切经济活动所必需的环节,几乎覆盖了全社会的方方面面。这种覆盖全社会的行政审批制度,排斥而不是保护了市场机制,与市场失灵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它的主要功能是保证计划的顺利实施。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中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但政府的行政审批制度仍然存在;而且,市场化改革之后的政府行政审批制度,与计划经济时期的行政审批制度保持了相当大的连续性。以新建企业为例,目前新建企业所需行政审批事项与程序,尽管比计划经济时期有所减少,但基本框架几乎未发生变化(李郁芳,2001)。事实上,行政审批本身就是市场化改革的必要条件之一。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政府在催生市场、扫除市场化改革障碍方面的作用无可替代。有学者认为,“特许式改革”是广东市场化改革的特点。事实上,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指导思想下,“特许式改革”贯穿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各个方面。事情常常是这样进行的:先由企业或改革项目的实施者向政府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再由地方政府向上一级政府及中央有关部门申请,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层层审批、特许后方可实施某项改革。这种以行政手段强制性推动改革的方式,客观上必然强化政府的审批制度,使大量本应由市场本身实现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过程,如企业上市、市场准入等,需要通过层层的政府审查、批准程序方可实现。这样,在经济转轨过程中,政府的行政审批制度在形式上发生了变化,由计划经济时期直接指挥微观经济活动,转变为目前通过审批标准来控制微观经济运行中的融资、市场准入等关键性环节;然而,政府行政审批的实质仍与计划经济时期一样,是政府企图控制微观经济领域资源配置的工具。 我国脱胎于计划经济时期的行政审批制度,与西方国家的行政审批制度有本质区别。西方国家的行政审批制度,其目的是弥补市场失灵,保护市场机制;而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其功能却是保持政府在微观经济领域资源配置的权力。换句话说,我国政府行政审批制度的起源,应被理解为保持政府的微观资源配置职能,不需要寻找“市场失灵”或“帕累托最优”方面的原因。二者在性质上的区别可以归结为行政审批制度“为谁服务”的问题。西方国家的行政审批制度是政府为市场服务的工具;而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则是使市场机制服从政府意图的工具。 可见,我国的政府行政审批制度还带有计划经济的烙印。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与政府的公共选择有关。具体说,目前在我国政府的公共选择规则方面,有三个问题使当前的政府行政审批制度长期延续: 1.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的利益结构。正如布坎南所指出的,在行政领域或“政治市场”上,“个人是严格按经济人的方式行动的……当人们改变角色(即从市场交易主体变为公共选择主体——引者)时,并没有变为圣人”。(注: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347。)也就是说,政府并不是公共利益的天然代表,而是独立的利益主体。在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下,政府部门在履行管理职责时可以运用行政权力收取各种管理费用,并与本部门的收入和个人利益发生了联系。这就在客观上推动行政机关和公职人员谋求更多收费项目,获取更多审批权力。正由于政府官员的利益结果与审批所带来的收益有关,行政审批由政府的监督、管理职能演变为政府官员追求本部门利益以及个人奖金或福利的行为,形成政府本身不愿放弃行政审批的局面。如不久前广州市清理出的1050项审批项目中,各部门自报要求保留的有949项,占90.4%,自报取消审批的只有10项,仅占0.95%(注:李郁芳.关于政府审批制度的思考[J].管理世界,2001,(4):197-208。)。 2.政府规模膨胀。公共选择学派认为,由于政府官员的名誉、地位、权利、酬金经营与其所在的政府机构的规模大小成正比,因此政府官员必然千方百计地扩大政府机构,争取更多的职能和预算。这就在两方面要求行政审批的加强:第一,膨胀的政府规模需要更多的行政开支,在现有“吃饭财政”的状况下,财政难以满足政府机构膨胀的要求,导致相当多的地方政府因财政困难而发不出工资,迫使国家不得不默认行政机构审批收费。第二,扩大政府规模必然要求为新增加的公职人员提供工作机会,扩充政府行政审批项目是“因人设事”的简便办法。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规模持续膨胀,从1979年的505万人增长至2001年的1104万人,在国有单位职工总数中的比例由1979年的5.8%增至2001的14.0%(注:参见,中国统计年鉴(2001)[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对政府的行政审批造成较大刚性压力。 3.政府官员的“设租”和“寻租”。如果说审批收费还是政府官员以合法的理由获取个人利益,那么“设租”就是以非法方式获得个人利益了。寻租理论中的租金是指一种由政府官员带来的非生产性收益,它的存在必然刺激人们“寻求租金”,就像利润的存在刺激人们“寻求利润”一样。政府通过行政审批制度在许多领域制造了垄断租金(即“设租”),而那些企图进入这些产业获取垄断租金的人会通过游说、贿赂、雇佣官员的亲属等方式去讨好、接近官员,以便通过行政审批获取租金。在这里,行政审批变成了权钱交易的工具,而那些有行政审批权力的政府岗位则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肥缺和争夺对象。这同样使行政审批制度形成长期持续的刚性。 可见,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政府官员出于个人利益而选择的控制微观经济资源配置的工具。政府行政审批的这种性质,产生了与西方国家行政审批制不同的政策后果。如在产业准入问题上,我国的行政审批缺席为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进入某产业制造了障碍;而西方国家的行政审批制度却是要取消或削弱进入障碍。当然,在西方管制理论中也有关于利用进入限制来防止新企业的“过度进入”而引起“过度竞争”的讨论,但这种讨论的目的同样也是要弄清“过度进入”是否会偏离帕累托最优,与我国行政审批制度企图控制市场机制的精神实质是不一致的。 二、政府行政审批制度的逆向选择效应 我国的政府行政审批制,阻碍了企业的产业进入,这种阻碍是通过逆向选择实现的。政府行政审批制的逆向选择效应,与常规的逆向选择有区别。常规的逆向选择,主要特点是当事人双方存在“信息不对称”,迫使信息劣势方对信息优势方采取一个武断的评价标准,低于此标准即停止交易;这使得高于此标准的信息优势方因不合算而退出交易,从而形成类似于“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选择效应。而对于政府行政审批制,即使政府审批部门与申请进入市场的企业之间是信息对称的,同样会出现逆向选择现象。产生这种奇特现象的原因是,政府官员为寻求审批收费、租金等自身利益,无论政企之间是否存在信息不对称,也必须为企业制定一个武断的审批标准,以便从企业那里获得符合自己要求的收益,这就将产生阻碍企业进入市场的逆向选择效应。下面我们利用信息经济学根据具体说明这一问题。 假定存在欲进入市场A的企业i,它预期进入市场后将获得利润R;但如果企业i选择进入其他市场,可获得平均利润S,即企业i进入市场A的机会成本是S。假定S是一个常数且R>S,即企业i进入市场A后将获得高于平均利润的利润率。这一假定意味着,由于政府通过行政审批对市场A的进入管制,使市场A出现了高于平均利润的垄断租金R—S,吸引新企业进入该市场。但企图进入该市场的企业未必就能够得到垄断租金R—S,因为企业i在进入市场时必须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行政审批,这种行政审批将使企业i的成本增加W个单位,增加的成本包括三个方面:政府审批机构的收费;因行政审批而耗费的时间;寻租过程中的成本。由于这些成本纯粹是在进入过程中遭遇行政审批而产生的,因此可视为进入成本。政府审批机构为了自身利益,将选择一个符合自己收益的审批标准,这个标准将使企业i付出进入成本W。在这种情况下,企业i是否选择进入市场A,将取决于R—S是否大于W,即进入市场后获得的垄断租金是否足以抵偿进入成本而有余;如果R—S<W,则企业i选择不进入;如果R—S>W,则企业i选择进入。 不过,除上述垄断租金、机会成本和进入成本因素外,企业i是否进入市场A,还需要考虑企业进入市场后成功的概率。如果成功概率过低,则企业将无法获得足够的垄断租金甚至亏损,它还是要选择不进入。而成功的概率则与企业的预期收益R有关,因为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是,高收益的项目蕴含着高风险(即低成功概率)。假定企业i存在连续多个投资项目,每个投资项目有两种可能的结果:成功或失败;成功的项目产生收益 从(4)式可以看出,政府的行政审批标准越高,企业i的进入成本越高,则企业i所选择的投资项目的平均成功概率越低。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随着政府行政审批标准的提高,企业要进入市场将不得不付出更多的审批收费和寻租成本,耗费更多的时间,这就要求企业在进入市场后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或垄断租金来加以补偿。也就是说,只有那些拥有高收益项目的企业才会进入市场。只有低收益项目的企业,随着行政审批标准的提高,将因为不合算而逐渐被淘汰出局,放弃进入市场的尝试。但在市场经济中,高收益就意味着高风险和较低的成功概率。行政审批标准的提高,实际效果将是越来越多的低风险企业选择不进入市场,而越来越多的高风险企业选择进入市场,从而企业投资项目的平均成功概率将因此而逐步下降。这就是的形成机制。可见,政府的行政审批标准在这里导致了“高风险的企业驱逐低风险的企业”,因此具有逆向选择效应。在这种体制下,优质企业有可能因为进入成本过高而不愿再与审批部门纠缠,放弃进入市场的努力;而只有那些拥有高风险项目的劣质企业才舍得花功夫和成本继续向行政审批部门“公关”。显然,政府行政审批制的这种效应,在提高了企业进入市场的难度的同时,也使进入市场的企业的质量发生了下降。从长期来看,这是极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做法。 三、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要解决企业产业准入问题,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是必要的。市场经济中的市场失灵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管制,即政府的行政审批制是不可缺少的。问题是我们目前的行政审批制不仅没有弥补市场失灵,反而在制造市场失灵,亟需通过改革,使其由政府控制微观经济资源配置的工具转为政府弥补市场失灵的工具。在这方面,西方国家为我们提供了可以效仿的蓝本。但是,在目前政府行政审批制长期持续的深层次原因尚未解决的情况下,直接照搬西方的经验不现实。目前要改革行政审批制,实际上需要对政府本身进行改革。 1.重塑政府机构及官员的利益结构。据施蒂格勒对美国管制收费的研究,1969年美国的反托拉斯司、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关税委员会等基本不收费,其他管制机构的收费也很低,仅占总开支的0.022%—0.229%不等。这些费用只能弥补一些变动成本和手续费,政府官员的主要收入来源是财政拨款。这种利益结构足以保证官员不把审批收费作为“创收”的目的。因此,改革行政审批制实际上就是官员的利益结构的改革。政府官员的收入只能来源于财政拨款,不能与审批收费挂钩。如果做到这一点,就可大大消除审批项目的冲动。这就要求通过财政拨款适当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收入水平。 2.缩减政府规模。如果政府规模持续膨胀,财政开支就难以满足提高政府官员收入水平的需要,“因人设事”的现象也难以避免。如果仅仅取消审批事项,而机构和人员编制不作相应调整,行政审批制早晚会卷土重来。所以,缩减政府规模也是改革行政审批制的一个必要条件。目前我国的困难是事业单位规模、人员膨胀,占用的财政开支过多,使财政缺乏提高政府官员收入水平的能力。这就形成了一个链条:要改革行政审批制,需要缩减政府规模,而后者又要求缩减事业单位规模,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和事业单位市场化改革。 3.建立制约政府行为的力量。改革政府行政审批制度,说到底是要约束政府行为。但由于政府本身所具有的政治强制力和内在的扩张冲动,只靠政府自身改革难以奏效,前述广州市的审批项目改革就是例证。所以,改革行政审批制还需要建立外部的制约机制,即建立超越于市场和政府之上的力量。这就是法治。只有把政府行政审批制纳入法治的轨道,真正做到依法审批,才能从根本上控制和遏止行政审批项目的扩张。因此,必须尽快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实现政府行政审批的法制化,进而为实现法治社会创造条件。 经济学管理论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管理 摘要 本论文借鉴结构主义的一些方法,抱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从考察马克思论述政治经济学的话语结构入手,抽离出“自然·历史”、“共时·历时”、“一般·特殊”、“抽象·具体”四组基本的话语组合方式,为了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马克思把阐释归入“历史/历时/特殊/具体”,而排斥“自然/共时/一般/抽象”,但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放弃对于“一般/抽象”的探求。他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了辩证法,并把它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叙述动力所在,而辩证法恰恰是“共时/一般/抽象”的研究方法,那么,“辩证”的叙述动力能否承载历史唯物主义的诉求,马克思是如何在“辩证法”的运动中纳入“历史”的声音,我将通过对商品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解读来回答这两个问题,从中可以看到马克思突破文本的叙述抵达历史的艰辛,这对于语言学转型以来处理文本与历史的关系,以及在后结构主义解构“宏大叙事”的策略下重新找回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念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自然-历史、共时-历史、一般-特殊、抽象-具体、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抽象人类劳动、剩余价值、能指/所指/历史参照物 引言 生活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对于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以及《资本论》的态度不得不带有复杂的情感。改革开放是在批判“”历史的基础上开启的,而在思想领域则伴随着对于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清算,以至于在新时期以来很长一段时间,马克思主义不再成为知识人的普遍信仰,但是随着90年代市场化在中国的全面展开,一些曾经借助马克思主义批判和拒绝的东西浮现出来,中国究竟是在“发展主义”2的历史允诺中走向“更美好的明天”,还是掉进了“现代化的陷阱”3,于是,一部分对社会持有批判立场的知识分子又重新认识到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并把其作为介入社会批判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幽灵”4又回来了(按照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说法,“马克思的幽灵”从没有离开过),或者借用《资本主义的终结》一书的结尾语“因为马克思主义指引我们思考剥削,而剥削还没有终结”5,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被历史想象性地“终结”6。 正如20世纪法国著名结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路易·阿尔都塞在《阅读 资本论 》一书的开篇就写道:“毫无疑问,我们都读过《资本论》,而且仍在继续阅读这部著作”7,阿尔都塞借鉴结构主义的方法,以哲学家的身份采用“征候读法”来重新阅读《资本论》,以便恢复苏共“二十大”以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样一种“保卫马克思”8的方法依然是我们今天阅读《资本论》的主要的哲学背景,也使本文的分析不得不打上结构主义的烙印。因为《资本论》首先或许最终是一个文本,尽管马克思从没有打算把自己的思想只呈现在文本中,他更关注文本的实践意义,但是在当下的历史语境中,已经很难获得这份突破文本而抵达历史的自信,或者说支撑马克思信念的哲学根基已经动摇了,尤其是20世纪初期在哲学界发生的“语言学转向”以及最终波及到整个社会人文学科的结构主义,似乎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语境”,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结构主义对马克思的阅读和阐释还依然有效。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资本论》应该属于马克思所深处的历史的“必然”产物(至少马克思这样认为,否则他就不会坚信自己的研究工作是科学的和真理的),这并不是说《资本论》中所讨论的问题不适用于当下的历史,而是一种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9,本文就试图采用历史唯物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方法,来论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叙述动力和话语结构,并通过考察商品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来检验这一系列话语结构及其辩证运动是否能承载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叙述任务,这或许也是处理马克思主义的“遗产”以及偿还其留下的历史“债务”10的一种方式吧。自然·历史 在阐述“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的问题时,马克思批驳了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对于“个人”的观点,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因为按照他们关于人性的观念,这种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11,而马克思认为这“只是大大小小的鲁滨逊一类故事所造成的美学上的假象”12,“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13,换句话说,个人是历史的产物,这实际上也就是马克思为“人”下的定义,即“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14。把“人”从自然中分离出来,放入历史/社会的范畴,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继承文艺复兴以来以人为思考动力和基本出发点的人类中心主义或人本主义的思想,这种立场成为马克思叙述的基本前提之一。 当然,人也有自然的一面,马克思并不否认这一点,“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15,但是,这里的“兽性”(自然),是一种建立在生物学意义上的尤其是达尔文进化论基础上的自然观,与把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的自然观(如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有着根本区别,前者虽然不否定人的自然属性,但是却蕴涵着把自然对象化/客体化和以人为认识中心的哲学思想。这种人类中心的观念,是马克思论述的基本前提之一,如在讨论商品的使用价值的时候,确定商品有没有“用”,显然是以人为参照的,而进行商品交换的基本动力,也诉求于对方商品的使用价值上,即“没有一个物可以是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16,也就是说,在物品凝结人类必要劳动时间的不言自明的前提是建立在物品是否具有对人类来说有用的使用价值上,所以“人是一切社会活动和历史活动的主体;没有人就没有社会,就没有历史”17,从而确立了历史主义的信念和方法,同时也为人征服自然确立了伦理上的合法性。 进一步说,这种人类中心的思想,是与近代科学主义的兴起以及世俗化的进程分不开的,在某种意义上,把人从上帝那里分离出来,确立人的自然性本身,即是一次重新发现人认识人的过程,这是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观念之一。在“上帝-自然”的论述语境中,人归属了自然,但是马克思却强调人是历史的产物,人是社会的动物,也就是说,成功逃离了上帝阴影的人,并没有堕落到地狱,而是又回归到一种被称作“历史或社会”的故事里,这样“自然-历史(社会)”就形成了一组相互结构的话语关系,马克思对其意义生产的逻辑是放弃自然/非历史化的解释(抽离了历史经验的假象),而把阐释的原因归还历史(时间运动的一种次序)和社会(空间的结构关系),也就是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8。在这里自然不再指一种客观化的对象即自然化的自然,而成为了一种区别于历史的解释学的动力源之一即自然而然,或者如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所说“自然是无意识的,这是达尔文意义上的无意义,人类生命中也没有目的,只不过是些偶然事件罢了,而历史是有意义的”19。而马克思的工作就是论述“自然发生的东西是如何变成历史的东西”20,这也成为19世纪末兴起以来社会学家们的任务,即“社会学一直是一种非自然化的力量,社会学家的目标在于将人类行为解释为社会的和历史的现象,而不是自然的现象"21。 在马克思论述“生产与分配”的辩证关系时,作为生产本身内部的问题,决定生产本身的分配就成为生产的前提,那么“生产实际上有它的条件和前提,这些条件和前提构成生产的要素。这些要素最初可能表现为自然发生的东西。通过生产过程本身,它们就从自然发生的东西变成历史的东西,并且对于这一时期表现为生产的自然前提,对于前一个时期就是生产的历史结果。它们在生产本身内部被不断地改变”22,也就是说,在生产的时间序列上,此时的“自然前提”,实际上是彼时的“历史结果”,“历史”也就把“自然”辩证地否定了。 共时·历时 “历时-共时”是结构主义的一组基本概念,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把这组概念引入语言学的研究范畴,后来成为结构主义的基本话语方式。索绪尔区别了两种不同的语言学:“共时语言学研究同一个集体意识感觉到的各项同时存在并构成系统的要素间的关系和心理关系。历史语言学,相反地,研究各项不是同一个集体意识所感觉到的相连续要素间的关系,这些要素一个代替一个,彼此间不构成系统”23,也就是说共时强调“同时存在”的各“结构要素”之间的空间关系,而历时则是“一个代替一个”的时间过程,或者说,空间作为时间中的一个顷刻成为共时的,而时间作为空间的持续成为历时的,这样“历时-共时”实际上代表着“时间-空间”的思维方法,历史主义偏重于历时的考察,而结构主义的贡献则是把共时的结构关系作为思考的重点。如何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成为马克思叙述的基本张力所在。 不言自明,马克思更强调一种历时的方法和历史主义的态度,对于历史的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于时间的一种看法或态度。在马克思的论述中,历史不是循环往复的,而是向前发展的,是逐渐“进步”的。马克思这样的一种进步的时间观来自于黑格尔,而黑格尔又是从哪里获得这样一种以不可逆为运动动力的时间观呢?按照刘小枫在《历史的终结》24一文中的追溯,可以得知这样一种时间观来自于12世纪的修道院创始人尤阿西莫的著作《论三位一体的本质和形式》,他认为“圣父、圣子、圣灵”即上帝的三位一体,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上的结构关系,而是一个历史的关系,也就是说,三位一体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圣父是一个阶段,圣子是一个阶段,圣灵是一个阶段。这样历史就有了起点、发生、发展、终结等一系列“历时”的属性。 当然,黑格尔的历史观是辩证的、否定之否定的精神意志的运动过程,在马克思看来,这无疑是唯心主义者的观点,他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变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25,从而为其历史主义的信念之外套上唯物的外衣,可以说,在价值论上,马克思和黑格尔有着截然对立的差别:一个是唯物主义无产阶级革命者,一个是唯心主义资产阶级代言人,当然,这种区别是马克思为了确定自己而与黑格尔划定的界线,参照系对于黑格尔来说是后设的,但是马克思在根本上确是与黑格尔共同分享着同样历史动力学,只是在价值指向上是颠倒着的,正如马克思所说“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为了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必须把它倒过来”26,从而马克思发挥了“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27,使否定之否定螺旋上升的辩证法在本质来说,具有批判性和革命性。 确立了一种变化的、发展的、辩证运动的时间观就为马克思在历时的视野中得以叙述商品、货币、资本等概念提供了可能。但是,马克思在强调历时的语境中并没有放弃对于共时结构的考察,在阐述“生产于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关系”里就可以体会马克思是如何在历时运动中辩证地把握共时结构的。 马克思接受了法国重农学派魁奈对于经济体内部的资源的生产和流通过程的分析,把经济交换过程看成一个持续的、循环的过程,从而生产、流通(交换和分配)和消费就成为同一个结构体系内部的不同要素,但是在这一共时关系之中,各元素之间又被依次分布在一个时间的顺序当中,即由生产到交换到分配再到消费,然后再进入下一次循环,而马克思的洞察之处不仅论述了结构内部的历时关系,而且阐述了结构内部的共时关系,即生产与消费、生产与分配、生产与交换的辩证关系,进而马克思认为“它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生产既支配着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28,从而把生产作为此结构进行运动的根本动力,进而生产方式、生产工具等概念也成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重要的分析工具。 不过,需要指出的,虽然马克思在具体研究中没有放弃对共时结构的关注,但是其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实际上是把历史放置在一种时间关系的讨论中,这样,区域空间上的差异在叙事上也就转化为一种时间序列,这突出体现在马克思对社会形态演变的看法上。他按照生产方式的不同,把历史/社会划分为原始的、亚细亚的、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等四种经济结构的演变,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这样划分是对“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东方、希腊、罗马、欧洲的阶段性叙述与亚当·斯密从经济史角度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四个阶段即狩猎、游牧、农耕和商业”的继承和综合29,显然,马克思在接受黑格尔的历史观的遗产的过程中,也接受了这种把空间差异转化为时间距离的叙述模式,或者说马克思把空间抽象为具体的时间排列,这也许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观造成的,同时,也与马克思把“共时”辩证地纳入“历时”的叙述方法息息相关。 一般·特殊 作为一种进步的发展的时间观,实际上预示着一种具有先后次序的排列方式,进而这就涉及到认识论的问题,也就是说,既然历史的发展具有进步即辩证向上的运动逻辑,那么如何理解低级与更高一级的关系,或者说处在当下的语境如何理解之前的低级与之后的高级呢?马克思使用了一个比喻:“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30,这里,马克思为什么不说“猴体解剖对于人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呢?他强调了认识高等动物对于低等动物的意义,而为什么不说认识低等动物对高等动物的意义呢?这种认识论上的轻重差异,就构成了马克思叙述上的一个假定,那就是他认为认识高等动物比认识低等动物更具有意义。 这种认识论,在其论述中有两个不言自明的前提,一是高等动物与低等动物具有共同性,否则就不能借助一个去认识另一个;另一个则是它们之间也存在着差异,否则一个就不会比另一个更高级。这些看似简单的常识,却涉及到马克思叙述上的又一个重要的话语结构即“一般-特殊”的关系,阐释它们的关系不仅成为马克思为什么要把首要的研究工作放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31的考察上,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构成了其叙述上的紧张关系。 在论述“生产”问题时,马克思提出了是研究“生产一般”还是研究“生产特殊”的问题。“一般”是一种抽象,具有普遍性,是各个时代都会拥有的共同点,或者说,“经过比较而抽出来共同点,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为不同规定的东西。其中有些属于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32,也就是说“一般”在历时中是重复运动的,并不能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否则历史就只能原地打转了,而构成历史发展动力的“恰恰是有别于这个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别”33,所以,马克思认为对“一般”考察,并不能得出支配历史前进的动力,而那些推动时展的“差别”或“特殊”却是研究的重点,也就是说他要突显事物在历史中的运动变化,而不是共时性的结构(当然正如上面提到的,马克思在事物内部结构时更重视其空间关系),所以说,马克思强调了以不同生产方式为标志的不同历史阶段的阶段性、差异性和断裂性,而不太重视不同生产方式之间的过渡及其连续性。 进而,就可以得出马克思之所以倾向于人体(高等动物)的研究,不仅仅是为了找出动物的一般属性,而是为了探求人体之所以为人体(高等动物之所以为高等动物)的特殊性来,而“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34,也就是说“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所以,马克思要从生产方式最高级的资产阶级社会入手研究,但是马克思又说“决不是像那些抹杀一切历史差别、把一切社会形式都看成资产阶级社会形成的经济学家所理解的那样”35。 可见,马克思固然没有否定存在着超越一切历史关系的经济规律,但这种“一般”并不能掩盖“特殊”,或者说马克思的工作就是要把“一般”纳入“特殊”,因为“特殊”恰恰是“历史”的产物,强调“特殊”无非是为了完成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反历史特征36。只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工作依然要从探讨“一般”/“共时”的规律出发,而这种规律的探讨,马克思受了科学主义的影响,如他把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规律类比为物理学上的实验。他认为“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定、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观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37。 这样一种研究方法来自于19世纪科学主义的影响,也给马克思带来了叙述上的矛盾。一方面这种“抽象”的个案研究,建立在马克思的进步史观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马克思坚信“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38,而这样一种把空间的地域差异转化为顺序的进步的时间分布的逻辑,是一种19世纪的普遍主义的人类历史观念,带有很强的西方中心论的色彩,20世纪以来,这种“时间距离转化为空间差异”的历史观受到了普遍的质疑和批判,比如结构主义人类学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采用共时的空间结构来替换历时的时间的“陈旧的进化论”39;另一方面,这种诉求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的研究,如何在其研究内部运用“特殊”,也就是说这种历史个案式的研究能否超越用形而上学的规律替代具体历史过程及其动力的研究方式。进一步说,马克思所要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把“典型地点英国”这一“共时”结构的探讨纳入到种种非英国的世界史的“历时”当中,以及如何在诉求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研究里关照英国自身的“特殊”历史,也就是说,在“共时-历时”、“一般-特殊”的话语结构中,它们是如何运动的,马克思的答案是“辩证法”,他在“抽象-具体”这一基本的话语结构中详细描述了辩证法的运动过程。 抽象·具体 与“自然-历史”、“共时-历时”、“一般-特殊”在结构上相类似,“抽象-具体”是马克思论述这些话语内部的运动时所借重的概念。正如上面所分析的,马克思的阐释方法是放弃“自然/共时/一般”,而诉求于“历史/历时/特殊”,但是实际上他并没有放弃对“一般”的研究,否则就不会探究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把英国作为研究对象的目的也是为了找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规律,那么如何协调“自然-历史”、“共时-历时”、“一般-特殊”、“抽象-具体”的关系呢?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了辩证法,从而为这些话语结构提供了动力和具体形式。 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一文中,马克思描述了“抽象”和“具体”的辩证关系,他以研究人口为例描述了“抽象-具体”这一话语结构的运动方式,即“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么,这就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并且通过更切近的规定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40,这就是马克思所谓的“辩证法”的精彩运动过程,用图式可以表现为: 具体蒸发抽象再现具体 (“混沌的表象”)(“最简单的规定”)(“丰富的总体”) 马克思把由“具体到抽象”的过程称为“蒸发”,这是17世纪经济学家所使用的方法,他们仅仅从“生动的整体”里找出了“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而没有进一步把这种“抽象”辩证地运动到“具体”,而马克思所谓的科学的正确的方法是不能少了“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的过程,正是这样一个过程使马克思把辩证法从黑格尔的精神意志里拯救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真理的道路上,“他批评了那种以经济范畴观察社会关系的形式主义方法(或唯心主义方法),但他所做的是力图在历史唯物论的基础上改造这些范畴及其内含,重构作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41。 进而,这也使马克思解决了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视野(具体)与形而上学(抽象)的叙述形式之间的紧张关系,那就是说辩证法作为方法论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运动,其本身的产生过程既是辩证的也是历史的,即黑格尔完成了“具体到抽象”,而马克思则实现了“抽象到具体的再现”,或者说马克思把形而上学的叙述形式转化为一种“具体的再现”,这种“具体的再现”就成为马克思落实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叙述上的方案,这种叙述上的方案能否真正抵达历史,也就是说,“辩证法”本质上是“共时/一般/抽象”的研究方法,那么“辩证”的运动过程如何与“历史”这一唯物主义的诉求纠结起来,或者说马克思是在“辩证之中”寻找“历史”的依据,还是在“辩证之外”纳入“历史”的声音?这似乎是关乎政治经济学命脉的问题,下面我将通过对商品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解读来看看马克思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辩证·历史 马克思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使其去神秘化,但是马克思并没有放弃辩证的运动模式,反而成为上面所讨论的话语结构的叙述动力,并且在《资本论》开篇第一章讨论《商品》的问题时,就把“具体-抽象”的辩证法付诸了实施。在叙述的进程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这一被马克思称为“幽灵般的对象性”42成为对“具体”的一种“抽象”,并担负着“抽象”向“具体的再现”转化或者说进行唯物主义落实的重要任务,而且马克思把这种“抽象人类劳动”通过劳动力来让渡给或者说物化到商品的价值中,使其完成价值增殖的过程,使剩余价值得以产生。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假定的这种“凝结人类劳动力的抽象劳动”也就成为其叙述上实现“辩证”到“历史”的唯物主义转化的“瓶颈”。马克思是否完成了这项任务,将决定着“抽象-具体”等一系列话语结构能否承载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在马克思看来唯一科学和真理的叙述企图。 为什么马克思将商品理论作为他的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有学者在文章中指出这是考虑到“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性,而不是其他社会关系的特性”43,我觉得除此之外,不得不考虑马克思自己的说法,《资本论》一开篇,他就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44实际上,马克思给出了两个理由,一是“庞大的商品堆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的表象,这种表象也就是“混沌的表象”(具体);二是这种社会财富可以还原为(或者说“越来越稀薄的抽象”为)单个的商品,对于后一个理由,即“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是一种科学主义的叙述模式,在微观物理学上,探究物质构成的方法就是逐步分离的过程,马克思显然相信这样一种把复杂的事物还原(实际上也是一种抽象的方式)为同质的元素,进而考察单个元素(“最简单的规定”)也就可以达到认识整体即“丰富的总体”的方法,这是多么惬意地由“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辩证法呀。 马克思的论述从商品的物质属性即使用价值开始,正如前面所说,这种论述建立在以人类为中心的价值观上,当然,在叙事上,马克思引入商品的使用价值,也就使商品这一“抽象的能指”找到了一个所指45,或者说一个更“具体的能指”。运动总算开始了,紧接着,马克思就进入了问题的关键,即商品的使用价值为什么能够“实现”交换,这里,马克思没有把商品为什么能够交换放在心上,因为这依然是以人为本的思路,交换方实行交换的唯一目的或企图就是为了获得对方商品的使用价值,这显然不是马克思所关心的(这也为后人攻击马克思留下了悬念46),他需要在“交换行为”内部为维持这种广泛的交换关系寻找到一个“一般”的理由、动力或者可能。 “一般”在基本的话语结构中意味着“共时”/“抽象”,也就是说马克思必须放弃具体、偶然、历史等可变因素中的交换活动,而把交换抽象为普遍的、同构的过程,把唯一的“特殊”性保留给不同商品的使用价值上,因为这是交换得以进行的根本动力和唯一理由,那么,就剩下一个问题没有解决了,即使用价值凭什么能够交换,也就是说,这些因为使用价值不同而具有本“质”区别的商品依靠什么可以放置在同一个天平上,进而,马克思的任务就变成如何由“特殊/差异”蒸发为“一般”的了,也就是要完成“具体”到“抽象”的运动。 这时,马克思终于露出了他要实现这一推论的秘密武器了,这次,他借重的是数学这一为科学大厦奠基的方法。转折点体现在“不管二者的交换比例怎样,总是可以用一个等式来表示”47,秘密就在这个“等式”上。“等式”不仅意味着“特殊的/个别的/偶然的”相等,而且更重要地是数学上的“等式”具有无限运动下去的可能性,也就是说“等号”可以把所有的东西都归整到它的旗下,这样“等式”就具有了“一般”,显然这里的“一般”依赖于本身已经被抽象过的数量,这样所有的商品都可以放在等式的两边了,也就意味着交换双方的商品在某种形式的“量”上具有同质性,可以说,马克思把“特殊的质”的问题转化为了“同质的量”的问题,商品在使用价值上既具有了“特殊的质”,又具有了“一般的质”,这个“一般的质”被马克思命名为商品的“价值”,就这样“特殊”与“一般”被辩证地统一在了商品身上。 需要指出的是,此时的辩证法已经具体表现为“二重性”48,也就是说马克思在辩证法这一结构内部也赋予了否定之否定的历时运动和二重性的共时分布,如果说前者是螺旋上升,后者则是对立统一。在这个意义上,上面提到的“历时-共时”、“特殊-一般”、“具体-抽象”等话语结构也被辩证地运用到辩证法自身了,进而,辩证法在马克思的手中既具有否定之否定的螺旋上升的开放性,又具有自我缠绕、自我论证的自省特质,当然这种一旦把开放性和自省特质分别讲述的企图呈现出来的时候,另一种辩证统一的力量也就被辩证法“自行”启动了。简单地说,辩证法在叙述上的基本叙述方式表现为“既(是)……又(不是)……”,如马克思在阐述剩余价值诞生的过程中,这种辩证法或者叙述方式成为最终在叙事上完成“资本生资本”的秘密起着关键性地作用,即“资本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它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49。 当马克思由具有“特殊的使用价值的商品”论述为具有“一般的价值的商品”时,已经完成了由“具体”蒸发到“抽象”的任务,也就是说辩证法完成一半了,下面的工作,就是如何由“抽象”再重新降落到“具体”。“同质的量”的价值成为马克思辩证法的出发点,显然,这里的“同质的量”还停留在抽象的数学的基础上,或者说,此时“价值”还是一个“空洞的能指”,这时,马克思需要为这个漂浮的“能指”找到一个“降落伞”,同样的事情发生了,正如他以人类中心的有用性来约束商品的使用价值一样,他把商品是否投注了人类“劳动”作为其价值的所指,从而“劳动”这个词汇被马克思勾陈出来,甚至成为人之为人的本质,“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50,这种付出了“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就是人类的劳动。接下来,我们不得不追问,马克思为什么会选择“劳动”来充当叙述的重任。 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的过程”51,也就是说“劳动”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和态度,或者说人对自然的一种作用力或意志力,这显然来自于黑格尔所描述的“孩子向水面投掷石头而掀起涟漪”的故事,正如上面谈到的,人来自于自然,但“人/主体”与“自然/客体”的关系却体现为一种征服与驯服的决断力,即人投射到自然身上的“作为注意力表现出来的有目的的意志”52,这与是否能有用于人类而作为衡量商品使用价值的逻辑一样,人通过“劳动”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人自身。不过,马克思没有满足于这种在“人-自然”的框架里阐述劳动,因为这只能说明劳动的存在,而无法回答为什么劳动对于商品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如“马克思说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几乎发现了劳动价值理论,但因为一个很简单也是最终的原因,他不能创立这样一种理论,因为当时劳动并没有商品化”53,也就是说,“劳动似乎是一个十分简单的范畴……但是,在经济学上从这种简单性上来把握的‘劳动’,和产生这个简单抽象的那些关系一样,是现代的范畴”54,可见,马克思在使用“自然-历史”的话语结构来为劳动寻找阐释力的时候依然选择了一种“历史主义”的方法。 当马克思把“劳动”放置在历史/历时的过程之中的时候,作为叙述动力的辩证法也随着开始启动,进而,可以看到,所谓的劳动的历史唯物主义阐述,依然是劳动由具体的/个体的,上升为抽象的/一般的,当然,“劳动”的历史演化也由原始的/简单的发展为高级的/复杂的。具体地说,马克思把劳动的认识大致分为这样一个历时的辩证顺序:“重工主义或重商主义把财富的源泉从对象转到主体的活动——商业劳动和工业劳动,已经是很大的进步”到“重农主义把劳动的一定形式——农业——看作创造财富的劳动,不再把对象本身看作裹在货币的外衣之中,而是看作产品一般,看作劳动的一般成果了”再到“亚当·斯密大大地前进了一步,……有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抽象一般性,也就有了规定为财富的对象的一般性,这就是产品一般,或者说又是劳动一般,然而是作为过程去的、对象化的劳动”55,最后马克思把劳动抽象为“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即不管以哪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力耗费的单纯凝结”56,从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出,马克思所谓历史观,不仅是一种进步的时间态度,而是一种辩证的时间观57,“《资本论》的叙述方式就体现了这一辩证的时间观念,它通过改造和综合斯密和黑格尔的逻辑,创造性地解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过程”58。 由抽象的数量,变为抽象的人类劳动,在某种意义上,这依然是能指自身的运动,或者说马克思为商品搭建的天梯还没有完成,但已经离地面不远了,或者说在马克思找到“等式”的时候,天梯的蓝图已经绘成了,很快,马克思把“抽象的人类劳动”量化为“劳动的量”,而“劳动本身的量是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算,而劳动时间又是用一定的时间单位如小时、日等作尺度”59,这样,“抽象的人类劳动”就被换算为物理意义上的时间,抽象的数量终于羽化为了具体的时间尺度,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就此结束,因为如果辩证法就此停止,具体的时间又将会变成特殊的/个体的/偶然的,这与商品拥有“特殊的/具体的使用价值”没有什么两样,这样辩证法就变成了循环论,这显然不是马克思愿意看到,因此,这种通过时间单位度量的劳动时间应该是抽象的/一般的,否则就要走老路了。 辩证法继续前进,马克思引入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概念,即“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经过了长途跋涉,马克思终于找到了要找的东西,抽象的人类劳动的所指固定在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上,因为它在共时的结构中具有稳定性,也就是说它对于一定的生产条件来说,是抽象的/一般的/不变的,但它又是一种时间概念,又是具体的/特殊的/差异性(随着生产条件的变化,在量上也有变化),也就是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既是抽象的(无法核算出具体的物理时间),又是具体的(可以用多少来度量),这是多么精彩的辩证法呀。 可是,叙述的危机也在辩证法结束之时随之到来。由“商品的具体的使用价值”到“商品的抽象的人类劳动的价值”再到“决定商品的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过程中,辩证法就像写好的电脑程序一样自行运算,而“历史参照物”却消失得无影无踪。实际上,商品在辩证法的旅行中充当了一个能指的角色,辩证法的动力或者说运动方式,则转化“能指寻找所指然后所指又充当能指再寻找下一个所指”的一种类似于拉康描述的能指在能指链上滑动的过程,比如作为能指的商品找到的所指是使用价值,而使用价值又作为能指找到的所指是价值,直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出现,辩证法停止了,能指也停止了。这种能指自身的运动,在运动开始就把其参照物留在了叙述之外,也就是说,辩证法一旦进入叙述就会转化为能指趋向于所指的运动,而把历史参照物抛在一边。在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无法进入“辩证法”,也就是说,历史处在辩证法之外。 不过,叙述的动力依然是一种唯物主义的诉求。因为辩证法的运动,被展现为了能指不断滑向所指的运动,也就是说,驱使能指向所指运动的动因是为了暂时获得一个“意义”,以想象地完满能指的匮乏,这种追逐“意义”的过程就是一种不断落实唯物主义的叙述方案,在“能指/所指”的结构中,马克思实现了唯物主义的方案,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结合在了一起。 但是,这显然不是马克思的原意,他在叙述上要实现是的符号与历史参照物的唯物主义诉求,而实际上,从分析“商品”的辩证运动中可以看出,他只能在“能指/所指”之间实现唯物主义,而没有让能指溢出符号抵达历史参照物。对于这一点,马克思有着清晰地认识,他认为“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60,也就是说,马克思对由“辩证法”而寻找到的“先验的结构”早有心理准备,因为他认为“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61,这种“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的信念,成为马克思在叙述上完成“先验的结构”与“改变世界”的融合的动力,这种努力体现在马克思试图为这个经过辩证运动获得的“先验的结构”寻找一种“历史/历时/特殊/具体”的依据,就让我们从马克思论述剩余价值理论中来体会这种努力吧。 剩余价值的理论,是关于“资本”的理论,即“资本(G)如何变成资本(G'''')”的理论。马克思首先发现,“资本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它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62,而关键性的问题在于“劳动的二重性”这一被马克思称为“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63上,即“劳动既可以表现为不同质的具体劳动又可以成为不同量的抽象劳动”,这样劳动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即劳动可以成为商品,但同时,劳动又是商品的价值源泉,这种“独特商品”就造成了作为商品的价值与自身投注到商品的价值源泉之间的落差,这种落差就是剩余价值的不二法门,即“价值增殖过程不外是超过一定点而延长了的价值形成过程”64。关于“劳动”的辩证法,在《商品》一章中马克思就已经论述过了,所以在论述“剩余价值理论”时,马克思引入了历史的声音,也就是把“剩余价值”落实到历史当中,这就是马克思对劳动力成为商品的论述,即“有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决不是就具备了资本存在的历史条件。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因此,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65,从而为剩余价值得以产生在叙述上提供了历史的制度上的阐释。另外,马克思在对于“最初的资本从哪来的问题”即资本的原始积累的阐述上,更显示了其历史唯物主义的魅力,而这恰恰是辩证法无力完成的任务。 结语 马克思与他之前的哲学家最大的不同,在于他认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66,这样一种强烈地把哲学活动指向实践的态度,导致了马克思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念,从而在叙述上所要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辩证”与“历史”,即如何把“历史”转为一种“辩证”,如何把“辩证”纳入一种“历史”,这种叙事的张力可以从“自然·历史”、“共时·历时”、“一般·特殊”、“抽象·具体”这四组基本的话语结构中体现出来。 我在上文中把商品在“辩证法”中的运动的过程,转换成了商品作为一个能指不断寻找所指的滑动,也就是说,语言学以来,“辩证·历史”的问题,被转化为“能指-所指·历史参照物”的问题,显然,在辩证法内部永远也无法抵达历史参照物,可以说,历史在辩证法之外,即在辩证法开始运动之外或停止运动之后,历史才登场,这也许正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吧。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关系分析: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促进人力资源开发 摘要: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依据一定的法律法规,通过对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来对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物资保证的制度,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对促进人力资源的开发,对促进社会经济的增长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本文论述了健全人力资源对促进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意义,从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加强社会保障基金管理以及完善社会保障法律法规这几个方面分析了如何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关键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制度;人力资源开发 随着社会的进步,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就目前的情况而言,社会保障制度中还有一些不健全的地方,这对我国经济的增长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据相关研究表明,人力资源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探讨了社会保障制度对人力资源开发的意义,旨在为相关研究者提供借鉴。 一、 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对促进人力资源开发的意义 1. 有利于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 中国是人口大国,具有丰富的人力资源。我国要想实现更快的发展就必须要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能够有效的控制人口。在“养儿防老”的观念的驱使下,农村人口数量失控了。社会的保障制度健全了,才能给广大农民安全感。从而摒弃传统的观念控制人口。从理论上将,人口质量讲的就是人力资本,而人力资本是需要靠投资来产生的,包括教育、医疗、保健这些方面。显然,这些投资需要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来支撑。所以说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对促进人力资源的开发具有重要作用。 2. 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健全的保障制度对人力资源的流动有帮助,能够使其找到适合个人发展的职位。劳动者不用因为企业的经营状况以及自身收入的变化而担忧,社会保障可以让劳动者放心的去工作。极大的调动了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坚实健全的社会保障下发挥出更大的潜力,从而创造出更大的生产效率。 3. 有利于保障国民基础教育 现代社会中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前提就是基础教育。基础教育对人力资源的其他要素也造成了制约和影响。如果基础教育实施的不高,人口文化的素质不高,不仅会影响到人口质量的提高,还会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发展。现代化建设需要高素质的人才,而高素质劳动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基础文化教育,要走新型的工业化道路必然要调整工业结构,转移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或是发展九年义务教育都需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二、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的措施 1. 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促进人力资源开发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有限的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面还难以适应时代的发展。无法提供为全体劳动者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劳动者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充分发挥。我国目前还处在发展中的阶段,人口众多。和发达国家相比,综合经济实力也有很大的提高空间。在扩宽社会保障的范围,提高保障的社会化程度时要考虑政府和相关部门的承受能力。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完善社会保障。现在社会保障的地区现象以及所有制现象还比较严重,我们应该打破这些现象,加快改革的步伐,将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以及三资企业这些劳动风险较大的企业也纳入到社会保障里。同时,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更需要的到社会保障,要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来建立健全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并根据我国社会发展的需求来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2. 加强保障基金管理,真正实现社会保障功能 尽管我国的社保基金规模不小,但对于我国的庞大的人口数量和所需保障的人数而言,还必须要进一步的扩大资金规模。不规范的社会保障基金管理会导致的基金的流失,这种现象会对社会保障的功能造成严重的影响,使传统的“养儿防老”这种观念得不到转变,国民的基础教育难以得到保障。社会保障的基金缺口问题难以得到解决。所以必须要大力的筹措社会保障资金,加大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力度,让社会保障基金中有更多的的资金可以用来发挥其“保障”功能。确保社会保障的顺利实施。制定严格的制度来监督企事业社会保障税费的征缴,防止偷税和漏税现象的发生。还可以通过发行社会保障彩票或特种债券的方法来扩宽资金来源的渠道。明确政府、企业以及个人的责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以此来扩宽资金的来源渠道,要努力加强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 3. 完善社会保障法律法规 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这方面的法律法规并不健全,很多问题都无法可依。新的社会保障制度缺乏一定的权威性,还只能算是政府的行政条例。因此新的制度推行起来有一定的难度。所以各级政府必须要努力的加强制定《社会保障法》以及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条例。使社会保障能够得到法律的保护。如今我国政府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有计划的一步一步的健全社会保障的法律法规,使社会保障法规化,用法律来规定社会保障的原则、待遇条件、运用范围等等,用法律的手段来为社会保障的实施保驾护航,从而保障社会保障工作能够顺利进行。 三、总结 总而言之,对于我国这个人口大国来说,只有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才能充分的调动劳动者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的发挥出人口多的优势,把这种优势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健康的发展,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的实现。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关系分析:论人力资源的开发与社会保障的完善性 摘要:狭义的人力资源是指具有劳动力人口的人力资源,这部分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途径是为其主体创造良好的客观外部环境,调动其主体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其潜在的和现实的体力、智力和技能,而广义人力资源开发的核心在于全面提高人口素质。 关键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开发;完善 1促进人力资源开发,完善社会保障的必要性 1.1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有利于控制和提高人口质量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潜在人力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为了使社会经济资源,主要是物力资源和人力资源保持一个合理的比例,必须有效的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有利于控制人口数量,特别是低质量人口数量的控制,提高人口质量,从而促进人力资源在质上的开发。 关于人口质量的提高,国内外许多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对此作了深入的研究。人力资本的投资需要一个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因此,人口的素质或者质量与社会保障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当劳动者或其家人遇到生、老、病、死、失业等风险时,其个人收入或家庭收入都会受到一定影响,严重的将导致劳动者及其家庭成员营养水平的下降,进而会造成其家庭成员健康状况不断恶化而影响人力资源中的体能。社会保障对劳动者及其家庭成员身体素质的提高所具有的保障作用,实际上促进了人力资源的开发。 1.2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有利于人力资源的流动 我国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人力资源流动成为可能。但是,如果缺乏社会保障或社会保障不完善,必然会影响劳动力合理流动。(1)劳动者跳槽具有很大风险,如果不成功,就会失业甚至失去收入来源的风险。(2)劳动者不愿从有社会保障的单位流向没有社会保障的单位,除非没有社会保障的单位能提供高的收入足以弥补流动者所承受的各种损失,包括精神和物质的。 1.3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健全的社会保障不仅有利于人力资源的流动,使其找到适合自己发挥能力的位置,从而促进人力资源的开发,而且可以为劳动者提供最后的生活屏障,不管劳动者所在企业经营状况和劳动者自身收入发生什么变化,社会保障可以免除劳动者的后顾之忧,极大地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了这种屏障,劳动者也才敢于创业。 2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的措施 (1)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创造良好的客观外部条件,以促进人力资源的开发。据统计,到2004年底,我国参与社会保障的人数只有1.6亿多人,仅占城镇人口的30%,不到全部劳动人口的15%。由此看来,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还相当有限。这种状况不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并存的格局,不能对全体劳动者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并限制了劳动力在各种经济成份之间的合理流动和劳动者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国家综合经济实力并不雄厚,社会保障的范围只能逐步拓宽,保障的社会化程度只能逐步提高,要充分考虑政府及社会各方面的承受能力,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前提下逐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当前,应打破社会保障的所有制现象和地区现象,加快步伐,把劳动风险较大的私营企业、三资企业、个体工商户及进城务工劳动力等职工真正纳入到社会保障的范围。同时,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应针对其实际情况逐步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并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国家的要求,最终完善我国统一标准的社会保障制度。 (2)切实加强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真正实现社会保障的保障功能,以促进全民人口质量的提高。虽然我国的社保基金具有一定规模,但相对于我国需要社会保障的人数来说,这些资金还远远不够。到2005年7月底,我国的社保基金的总数为1818亿元。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刘永富指出:只有做到1万亿以上不动本金,每年收益率有4%到5%,有那么500亿左右,才能有一定的规模,才能对地方起到一定的补充作用。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的不规范,还会造成基金流失,这种现状严重影响了社会保障的“保障”功能,难以摒弃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也难以保障国民基础教育。解决社会保障基金缺口问题,必须加大筹措社会保障资金的力度,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使更多的资金用于充实社会保障基金,手中有钱才能保障无忧。严格企事业社会保障税费的征缴办法,堵塞各种漏洞。可以考虑采用发行特种债券、征收特种税、发行社会保障彩票等方式,拓宽资金来源渠道。还应明晰政府、企业、社会、个人各主体的责任和权利,调动各主体的积极性,从而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并加强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确实做到“开源节流”。 (3)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步骤制定、完善社会保障有关法规。我国社会保障法律、法规仍不健全,许多问题还无法可依。目前,我国应结合实际情况,有计划、分步骤逐渐完善社会保障有关法律、法规,用法律的形式规定社会保障的基本原则、运用范围、项目、待遇条件、基金筹集、用途、管理等,保证社会保障工作切实做到“有法可依”。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关系分析:漫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监察工作 摘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监察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机关依据法律对用人单位遵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通过监督检查发现和纠正违法行为,并对用人单位违法行为依法进行行政处理或行政处罚的行政执法活动。文章根据作者实践经验,简要论述了目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监察工作的情况。 关键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监察;工作 实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监察对于促进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法律法规贯彻实施、监控人力资源市场秩序、维护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方合法权益以及推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依法行政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回顾十几年来走过的监察历程,放眼世界劳动保障监察实际,不得不为劳动保障监察工作进行新的思考,《国际劳动监察发展简史》开篇指出,劳动保障监察,在国际劳工组织和世界多数国家又称为劳动监察或劳工监察,是指法定专门机关代表国家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依法进行检查、纠正、处罚的一项法律制度,也是政府依法调整劳动关系的一项强制性手段,它具有法定性、行政性、专门性、强制性等特点。 公开数据显示中国现有2.3万名专职劳动保障监察员,3000多个劳动保障监察机构,深圳商报2011年03月08日以《全国职场女性已达1.37亿人 占职工总数的42.6%》为题报道称“截至2010年10月,全国女职工已达1.37亿,占职工总数的42.6%,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该报没有披露引用的数据来源,遍查互联网也没有找到一份权威的数据,根据该数据推算,全国职工总人数为3.21亿,个人觉得这个数据基本靠谱,据此推算我国专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监察人员与劳动者的比例为1:14000,也就是一个专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监察人员,要肩负14000名劳动者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监察任务,而《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六条明文规定“劳动保障监察员进行调查、检查,不得少于2人,并应当佩戴劳动保障监察标志、出示劳动保障监察证件。”如此看来专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监察人员平均一个监察小组至少要承担28000名劳动者的监督检查任务,难怪《望》杂志惊呼“他们的人员严重不足。” 我们再来看一看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监察内容。主要包括:第一,用人单位遵守录用和招聘职工规定的情况。第二,用人单位遵守有关劳动合同规定的情况。第三,用人单位遵守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劳动保护规定的情况。第四,用人单位遵守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规定的情况。第五,用人单位遵守工资支付规定的情况。第六,用人单位制定的劳动规章制度情况。第七,用人单位维护外派劳务人员合法权益的情况。第八,用人单位遵守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及台湾、香港和澳门居民在内地就业管理规定的情况。第九,遵守就业训练规定的情况。第十,遵守职业培训实体管理规定的情况。第十一,遵守职业中介有关规定的情况。第十二,遵守职业技能鉴定、企业职工培训规定的情况。第十三,用人单位遵守社会保险规定的情况。第十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劳动保障监察事项。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监察人员进入用人单位进行现场监督检查要查阅、复制有关资料,对现场进行拍摄、录音、录像、询问有关人员,调取有关资料。遇到被监察用人单位不给予协助,阻挠、拒绝等情况,监察员还得宣传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发现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情况,还要下达劳动保障监察询问通知书,劳动保障监察责令改正通知书,限期改正。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 那么劳动者发现用人单位哪些违法行为,可以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进行举报投诉呢?(1)用人单位非法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的;(2)用人单位招用本市城镇户口的失业人员、本市非城镇户口劳动者和外来劳动者故意拖延不订立劳动合同的;(3)用人单位无故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4)用人单位克扣或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的;(5)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况。 遭受侵权的劳动者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监察部门投诉举报应当提供哪些情况?第一,必须明确被举报人(用人单位)名称,办公地址,法人代表姓名,联系电话等基础信息,违法事实以及违法证据;第二举报人姓名,住址,联系电话。对符合受理规定的举报,将在七日内立案;对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法律规定自立案之日起,三十日内结案;案件情节特别复杂的,可以适当延长,但不得超过六十日。劳动者举报违法行为,可以采取当面口述举报、电话举报和信函举报等方式。接受举报人当面口述举报的,由接待人进行笔录,由举报人核对无误后签名或盖章,对举报人拒签的,应当注明拒签情况;接受举报人电话举报,由接待人如实记录(或录音);接到信函举报,应当及时登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监察部门根据违法情节分别可以对违法用人单位给予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或没收非法财物、暂扣或吊销许可证。 此外做好劳动保障监察案卷档案管理尤为重要,案卷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监察机构在办理监察案件过程中形成的,能反映案件真实情况、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证物(以下统称文书材料)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案卷档案管理,遵循一案一卷、分类保管、利于保密、方便利用的原则。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监察机构立案后,承办监察员即开始收集有关本案从受理立案到结案执行各阶段的各种文书材料,着手立卷工作。在案件办结以后,要认真检查全案的文书材料是否收集齐全,若发现文书材料不完备的,应及时补齐或补救,并去掉与本案无关的材料,再行排列整理,并要妥善保管,以备事后查阅。 作者简介:贾志勇(1977-),男,本科学历,四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监察支队专职监察员。
煤矿企业管理论文:煤矿企业管理与提高经济效益分析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煤矿企业在我国发展迅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煤矿企业的竞争实力要求越来越高。想要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得以长久的生存与发展,就必须加强和优化煤矿企业的经营管理,节约资源、降低成本,提高煤矿企业的经济效益。本文主要针对企业管理与提高经济效益的关系,分析加强企业管理的方法。 关键词:煤矿企业加强管理经济效益 管理是每个企业永恒不变的主题,提高企业活力,增加企业效益,是提高企业竞争实力的有效途径。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和广泛应用,生产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是大势所趋。加强企业管理,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才能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 一、加强企业管理与提高经济效益的关系 1.优化企业管理有利于提高员工的劳动效率 煤矿企业在生产环节当中,经常会出现人员不足,缺少劳动力的情况。这时如果再出现生产和操作过程的人员过多,大于岗位需求的情况,企业的生产效率将会大大降低。强化企业的管理系统,对生产成本进行有效控制,优化企业的利益分配机制,这样企业的各个部门和岗位将会对每道生产工序进行科学合理的安排[1]。 2.优化企业管理有利于降低企业成本费用 企业的发展都需要一定的成本费用,当成本预算固定时,企业消耗的成本费用越低,企业将获得的经济利益就越大。优化煤矿企业的管理系统,可以使企业的各个部门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合理的安排成本费用的使用情况,有效管理生产成本,节约成本费用,企业经济效益将会得到明显的提高。 3.优化企业管理有利于企业资源的优化配置 强化煤矿企业的管理系统可以使企业管理者在宏观上对于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有更准确的把握。全面管理预算,协调各个部门与环节的工作,使各个部门之间可以更好的相互配合,保证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可以顺利有效的进行,提高企业生产活力,从而增加企业的经济效益。 二、如何加强企业管理 1.优化企业预算管理 在煤矿企业的管理过程中,首先应该让企业管理者树立科学的管理意识,从根本上认识到科学管理的重要性。对于预算的管理工作要全面细致,所谓全面的预算管理,是通过预算对企业的各个部门的财务或者非财务的资源进行非常合理的分配、考核及控制,有效的协调和控制企业各部门的生产经营活动,从而完成企业既定的生产经营目标[2]。 2.优化企业人力资源管理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是很繁琐细致的工作,煤矿企业在人员管理调配上,可以实行人员的定编、定员、定岗制度,合理分配和利用员工,精化、细化人力资源的管理工作。对员工工资有效合理的分配,制定合理的企业管理和人员作息制度,对员工实行绩效考核制度,维护员工的合法利益,调动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企业经济效益。 3.强化企业设备的管理 煤矿企业在生产作业过程中,应时刻注意设备的检修情况,树立预防维修的意识,做好设备的保养工作。职员可以根据原有的故障数据进行分析,对于存在故障隐患的设备,及时做好保养和维修工作,不要等到严重故障或设备瘫痪时才想到维修[3]。企业要严格执行设备普修计划,做好设备的日常检测和维护工作,对设备的性能和状态进行及时的保养和优化,避免和减少由于设备瘫痪造成停工和更换设备,降低了工作效率,增加了生产成本的投入。 4.强化企业成本管理 在煤矿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中,应该不断的强化管理者和员工的控制成本意识,将节约成本和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和理念贯穿在整个生产经营的过程之中。同时要顺应时代的发展,适时转变煤矿企业管理者的成本管理旧思想,将传统的短期成本管理逐步转变成长远成本的管理。时刻强调节约意识,将成本支出控制在最低水平,使企业经营效益获得最大值,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5.加强企业物资消耗的管理 为了提高煤矿企业的经济效益,就要强化企业的日常管理,降低生产成本和物资消耗。根据实际生产经营活动的需要,合理安排企业的用水用电、办公用品及其他物资的消耗。严格控制企业的用水用电,进行相应的计量和考核制度,科学管理水电成本输出,避免浪费加大生产成本。 6.加强企业绩效考核制度的管理 企业应该制定合理高效的绩效考核方法,精细的考量预算和实际数据之间存在的差异,才能准确的分析和判断提高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的有效途径。考核标准要系统化,精细化,为企业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持。同时在员工薪酬方面也要建立合理公平的考核制度,使员工有一个科学、合理、明确的奖惩制度,将员工利益与企业利益紧密结合,将企业的发展变成每个员工的共同责任。 三、总结 煤矿企业要想提高经济效益,就必须加强对企业的综合管理,优化企业资源配置,降低成本,节约资源,减少消耗。企业的人力、物力、财力要相互配合,紧密联系,保证煤矿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健康有序的进行。通过企业管理的优化,提高企业的综合竞争实力,使煤矿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能够更好、更快的发展。 煤矿企业管理论文:基于Ajax的煤矿企业管理信息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随着计算机技和网络信息化的发展,信息系统慢慢进入了煤矿企业,在煤矿生产中通过采用计算机技术能够实现安全系统和矿井生产的控制、监视与监测,从而改善了企业的安全状况、大大提高了煤矿的生产效率。本文首先介绍了Ajax技术的应用,然后讲述了煤矿企业管理系统的设计,最后详细介绍了基于Ajax技术的煤矿信息管理系统的实现过程。 【关键词】Ajax 煤矿企业 管理信息系统 设计 实现 煤炭作为我国的主要能源,是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我国煤矿企业的地域比较分散、工程环节繁琐、信息源多样等特点,我国的煤矿企业管理手段和技术都比较落后。在现代煤矿企业生产中,带式输送机的控制系统对煤炭产量有着很大的影响,本文所介绍的采用计算机Ajax通信技术实现了煤矿企业的日常管理工作这样一来能够达到提高煤矿企业生产效率、增加企业经济效益的目的。 1 煤矿企业管理信息系统中Ajax的应用 1.1 煤矿企业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应用模式 对于实现煤矿的各种信息管理数据集成和专用监控系统,计算机网络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保证。煤矿企业计算机技术应用发重点和方向主要是综合的运用集成技术、软件工程技术、数据库技术、Web技术、网络技术,其中需要重点解决的是各种管理信息系统的集成与规范、生产信息的可视化与集成、安全监测信息的处理以及。在以上基础上,企业通过对信息化的集成,从而实现了煤矿集团企业在财务、销售、生产、物流等多个环节上的全面的信息管理,使得煤矿企业在商务流、信息流、物资流、资金流和数据流等方面得到共享与集成。 1.2 Ajax技术在煤矿管理系统中的应用 Ajax是“Asynchronous JavaScript and XML”的缩写,即异步JavaScript和XML,是一种基于web网页的开发技术。Ajax的核心是JavaScript对象XmlHttpRequest,通过 Ajax,计算机系统中的JavaScript 可直接运用XMLHttpRequest对象与服务器的数据进行快速交换,而且可以跳过重载页面的环节。将Ajax运用至网络技术时,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多余命令,即减少了用户的刷新和重载时间,也大大减轻了服务器的负担。尤其当服务器有大量的数据要进行交换时,运用Ajax技术可以将服务器部分的工作内容通过P2P协议转移到用户的客户端上,然后调用客户端的闲置处理能力对数据进行处理,客户端不需要下载任何的插件,在不增加数据传输量上进一步促进了页面处理速度。 Ajax技术可以运用在管理系统中的注册,审核数据,统计数据,数据填报等功能。在用户名注册的环节中,Ajax技术可以高效地检验用户名是否重复。另外,数据的填报,数据的审核和上传,客户端数据与服务器的传输都大大减少了处理时间,而这些功能节省的时间可以很容易地反馈给客户端用户,增强了用户体验。 1.3 新型的Ajax引擎 传统的Ajax引擎其实是一套复杂的Javascript应用程序,主要用于处理用户的命令,服务器数据的读写和远程客户端数据的更改。新型的Ajax系统基于传统的Ajax引擎,采用全新的 Javascript库,实现不同的模块来完成服务器数据的交换。全新的模块的主要功能有:页面显示控制、数据通信功能、数据类型转换、数据异常处理等。 2 煤矿企业管理信息系统的设计 2.1 系统建立的初步构想 煤矿企业的生产运行依赖于煤矿的生产系统,为了迎合企业的生产需要,一个科学的煤矿生产系统应该注意如下几个地方:(1)系统工具和平台,一般来说,煤矿的生产系统是各种工具和平台的集成体,企业有必要结合自己的特点选择合适的工具,以及合理地利用平台资源,发挥出生产系统的作用。(2)和旧系统的兼容性,普通的煤矿企业都已经有自己的信息管理系统,所以重新构建新的系统就十分有必要考虑与旧系统的兼容性,使得信息转移或者信息的转化都能顺利进行。(3)生产系统的安全性,凡是涉及到网络信息的管理系统,都会面临很多安全性的问题,如何保护生产系统中的重要信息是企业面临的大问题。基于上述各个方面的综合考虑,以构建安全的煤矿生产系统为目的,我们选择XML浏览器技术作为客户端系统,以Web技术作为开发技术,用C语言执行简单的基本操作。 2.2 煤矿生产系统分析 煤矿生产中的计算机智能监控网络系统的硬件环境主要有web浏览器、工作站、监控系统、服务器和信息网络等。其具体的硬件环境模型如图1所示。 由图1我们可以知道,这是一个只能的监控网络系统,其主要由主服务器和工作站前端组成。主服务器是所有数据管理的枢纽,可以说是整个监控系统的心脏,关于涉及到整个工作站前端的任务可以由主服务器发出命令,然后通过网络路线传递给各个前端。工作站前端的任务是采用面对对象的软件,直观地与主系统进行信息的共享和交互任务。其主要内容有报表数据的输入和输出、图像地传输、结果计算等。该监控系统功能如图2所示。 2.3 系统主要功能分析 此计算机智能监控网络系统中一些对煤矿生产至关重要的功能,以下是对这些功能的具体分析:(1)传输数据图形功能,该功能主要是用于实时上传各矿井通风口的图像信息以及相关的巷道数据。(2)企业信息化的共享,构建该生产系统之后,主系统服务器的资源可以随时下载到任一前端客户端上,并且进行修改或者转化成其他的资源格式,除此之外,前端客户端上的文件可以通过住服务器连接系统的打印机进行打印,做到资源利用最大化。(3)生产中监测数据的实时显示,系统中的专业分析软件可以根据上传的数据与图像,能够计算出矿井巷道的温度和湿度、通风口的风速、井下的一氧化碳、瓦斯等有毒气体的浓度变化。通过系统的显示系统将实时监控的数据显示出来。(4)系统对用户的集成管理,此功能主要用于管理企业用户的登录,用户名及密码管理。 3 企业管理信息系统的实现过程 3.1 系统硬件的组成 整个煤矿生产系统的硬件系统主要由大量的下位机组成,其在现场的主要任务是收集实时数据煤矿生产系统中的下位机系统的主要任务是采集实时数据,下位机硬件的主要由语音电路、数字转化电路、传感器、报警器电路、工业级单片微机等等组成。传感器可以作为整个煤矿生产监控系统中的基石,所有的原始数据都是由传感器获得:比如张力传感器可以接收到输送带的实时拉力值,然后通过数字转化电路转化为电信号,通过数据传输电路及时反馈给监控系统,监控系统受到数据后即可以给出相应的命令。系统的各个硬件组成缺一不可,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3.2 系统通讯方式的选定 煤矿生产系统的网络监控系统一般采用一对多的通行模式,系统中先分配一定量的上位机,然后每一台上位机控制多台传送机的运行。任一台下位机和上位机的通讯都必要安全顺畅、可靠有序,这种一对多的控制模式容易引起紊乱,这就有必要设计出一种优化的通信方式。新的煤矿生产检查系统采用了两级通讯模式,与传统通讯方式的差别是,上位机并不是直接连接下位机,而是连接到现场的控制中心。控制中心作为中转枢纽,可以连接八个下位机中断。而一台上位机可以连接四个现场控制中心,所以每一天上位机最多可以连接三十二个下位中断。采用这种模式,减少了上位机与下位中断的连接数量,大大提高了煤矿生产监控系统的稳定性和效率性。该系统中的上位机是直接与现场控制中心进行通讯,而现场的控制中心则直接与下位中断进行通讯,这种通讯方式的劣势在于上位机的信息在通过现场控制中心后容易造成信息不精确。 3.3 基于Ajax的煤矿管理系统的实现过程 在煤矿企业信息管理系统中,有大量有关项目记录的数据需要管理,在数据管理的过程中对数据进行保存和修改的时候,避免不了数据字段冗繁等特点。例如用户在进行操作的时候如果要一边输入一边保存,这时会出现频繁刷新导致页面刷新速度变慢,而且数据传输出现重复的情况;如果在输入全部数据之后再保存,则在断电或者死机的情况下会出现数据丢失的情况。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引入Ajax新引擎技术,就能实现自动增量保存的功能,从而改善用户体验,提高工作效率。自动增量保存客户端的实现算法具体如下: (1)对Ajax引擎进行初始化,并设置好UserDats缓存空间的大小; (2)修改数据或者输入数据,并触发OnUserData方法; (3)采用OnUserData对UserData的缓存状态进行判断,在缓存满的条件下执行(4),否则返回到(2); (4)将闭缓存的数据装配之后形成XML,使用XMLHttpRequest异步发送数据,请求服务器进行处理; (5)修改标志并设置序号,将缓存清空; (6)如果用户没有数据输入则转到(7),否则执行(2); (7)将页面提交,保存现有缓存内容。 根据上述算法,我们可知只有发生修改变化的数据和新输入的数据才会被缓存并发送至服务器。而服务器在对客户端数据进行处理时并不会对数据的编辑和录入产生影响。很多系统的页面中,会有数据关系复杂和记录项目过多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加入提示的功能则能减少出错率。在此解决方案可以采用在自动输入提示页面加入Ajax实现功能,用ashx文件在服务器段处理页面段的提示请求。 4 结语 总而言之,该系统主要是为煤矿企业的管理提供了一个合理的网络化的信息管理平台,为用户和各个部门都提供了一个数据信息共享的平台。在系统的设计过程中要站在用户的角度充分考虑到人性化、易用性、科学性和人性化的原则,以给使用者提供最大方便为目的进行设计。用Ajax技术对系统客户端进行相应的改进可以达到提高系统易用性,并且减少服务器负载、访问次数、和网络流量的效果。 煤矿企业管理论文:煤矿企业管理中降低材料消耗的重要性及策略研究 摘 要:提高市场竞争力是困扰当今煤炭企业多年的问题,实现这一目的通常是利用降低煤炭企业成本来实现。煤炭企业可以通过科学的管理来降低耗材,从而实现低成本运营,最终实现提高企业竞争力的战略目的,获得最佳的经济效益。 关键词:煤矿企业 降低耗材 科学管理 1、通过制度奖惩控制原材料的消耗和鼓励回收 从管理上降低耗材,首先要确立责任人制,从材料的发放开始,经过使用和信息反馈,将责任落实到具体人员。材料验收入库登记制度可以增加员工对材料的节俭意识,并且配合合理的奖惩制度,杜绝了人为浪费的现象。 通过将软底和软顶的支护控制方式应用到回采工作面,想要减少材料投入,就应该在掘进巷道除锚喷巷道之外,在两帮原则下使用塑料网,锚喷巷道使用金属网。采用旧皮带、钢管、钢丝绳等等锚带护帮,可以减少一定材料投入费用。对旧材料应该提倡回收再利用,对新材料加强维修保养。支护材料的利用率应该在五分之一以上,对于回收利用的旧材料,可以算作新材料费用的若千分之一,如果旧材料没有合理复用,那么没有达到再利用的部分应该按照原值处罚。井下回收物料应该严格验收入库,通过按照对材料品种和规格进行记录,实时掌握井上和井下材料情况,如果旧料足够使用则不应该继续添加新料。确立回收计划,根据每个月的工作进度和支护形式进行科学统计,主要统计对象为采区上下巷物料回撤情况,最后给予考核结算和制定当年回收和复用价值的具体指标。井下维修站应该充分发挥作用,道轨和铁管以及工字钢等等类似物品应该就近在井下修复,这样就减少了升井运输的资金消耗。公司应该积极组织回收再利用活动,并且确保回收物品尽快修复和投入使用。另外应该注意自助开发加工新品种,尽量减少外购和外委的资金消耗。 2、设计成本的控制 不同的工艺设计对煤矿企业的成本影响差别是巨大的,比如:综采顶煤一次采高新工艺就比综采分层开采工艺的掘进所消耗的材料、人工以及电力成本低了一倍以上。如果想要有效的降低生产过程中的制造成本,就应该强化设计成本的控制。因为煤炭企业的产品是天然形成,由于产品不存在设计阶段,所以制造成本的高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工艺水平有关。煤炭的生产制造成本来源于方方面面,从矿区的设计到企业的开拓布局这些宏观部分,到采区巷道设计和工作面的合理布置等等,都会从不同程度影响煤炭的生产成本。当今煤矿企业对制造成本也比较重视,但是对于设计成本控制却往往容易忽视。对于安全性的过量考虑和对经济性的不够重视的现象普遍存在于企业开拓和布局方案技术作业规程之中。工程技术人员没有对其所设计的方案承担经济责任,而只负责对设计方案和技术措施的技术责任。这样技术和经济责任就被人为的分割开来,导致企业在成本核算中往往容易忽视对设计成本的核算而只是对生产和销售成本作常规的统计。所以,应该鼓励工程技术人员参与和了解成本管理。同理,企业管理人员也应该适当了解生产技术的一些基本常识,并且最好参与到技术人员的技术讨论和决策中去。通过充分结合技术和经济,就会产生巨大的潜在效益。设计人员在设计时,应该充分考量经济效益,从单纯的技术设计过渡到适应市场经济,从而达到在合理的成本下,最大限度的提高质量和设计精度。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应该把单项工程的设计成本同该设计所达到的经济效益与技术人员的工资紧密联系起来。让设计单位和项目单位共同承担风险与利益。这样做的目的是促使企业管理人员重视设计成本的控制。同时,企业管理部门应该改进工作方式,加强事前调查研究的力度,从过去被动的出现问题后调查总结到通过主动的调查研究发现潜在的问题,把问题消灭在萌芽中。企业管理部门工作可以分成几个模块,分别为核算、调研、成本分析和业务学习。成本管理人员最主要的职责就是为决策者提供正确可靠的决策依据。 3、管理中降低材料消耗的策略 降低原煤成本的一个主要部分就是降低材料消耗,降低材料消耗的方法有两方面: 首先,应该完善材料消耗的管理制度,完善的管理制度可以减少施工过程中材料的浪费,节约材料,降低材料损耗,从而降低施工成本。具体做法是把工资和材料消耗共同捆绑交付施工单位,这样施工单位在施工时就会对材料消耗非常重视,并且会对回采的设备和材料进行验收和清点,统计丢失率。 第二,是开展回收再利用活动,在施工过程中应该指定专人负责材料的回收工作,对于可以重复利用的材料应该清点数量,合理保存,并登记在册,如果材料回收后使用率达到了90%,那么就比完全使用新材料的成本下降了一半以上。 第三,应该奖励节约,惩罚浪费。在管理中,企业应该建立良好的惩罚和奖励制度,对于在工作中节约使用材料的人员应该给予相应的奖励,并鼓励大家要本着节约不浪费的工作思想来施工,同时对一些故意浪费原材料给企业造成损失的人员要给予一定的惩罚措施,做到赏罚分明,在保障施工质量的同时,降低施工材料的损耗。 4、结束语 总之,要想从管理中降低企业耗材的成本,就应该注意制定科学合理的奖惩制度,并且注意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的相互了解和配合,积极开展回收再利用的活动,认真做好基层员工工作,使其爱惜材料和工具。通过确立科学有效的制度让成本概念存在于所有工作人员头脑中,而不仅仅是领导所考虑的事情。这样,从方方面面都有考虑到运行的经济效益,认真把纸面数据变成决策者的依据,把制度落到实处。 煤矿企业管理论文:浅析劳动定额在煤矿企业管理中的作用 摘 要:劳动定额综合了企业管理学、劳动心理学及数学等多个学科,是合理利用劳动规律,提高劳动效率的有效途径,本文笔者就煤矿企业中劳动定额起得作用进行了简单的阐述。 关键词:劳动定额 煤矿 劳动定额是指在一定的生产和技术条件下,生产合格的单位产品或工作量应该消耗的劳动量(一般用劳动或工作时间来表示)标准或在单位时间内生产产品或完成工作量的标准。在煤矿企业中劳动定额同样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煤矿企业劳动定额的特点 1.煤炭企业具有广泛性,工种多、生产关节多。因此,必须按照劳动定额配备设备以及人员,使之协调配合,协调生产。 2.在煤炭采掘生产过程中,劳动强度的大小决定着工人的劳动成果。因此,煤矿企业的劳动定额必须科学合理。 3.煤炭企业在进行井下作业的时候,场地经常变动而且比较分散,管理非常复杂。因此,劳动定额是煤矿采掘生产中一项重要的工作。 4.煤炭企业职工人员多、文化程度低、技术水平也不高。因此,劳动定额可以促使职工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以及技术水平。 二、劳动定额在煤矿企业管理中的作用 1.可以规范职工的劳动时间 法律规定,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8个小时,用人单位不得强迫劳动者加班。根据法律规定的劳动定额标准,合理规定劳动者的工时消耗,包括作业时间、结束时间、休息时间以及个人特殊情况休息时间,保证职工在工作地点的工作时间内,规范合理地进行准备、生产、检查以及工作的交接。根据工时消耗,合理制定劳动定额,在遵守安全生产、技术要求的条件下,将作业时问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规范具体的工作量,包括移支架、清浮煤等施工工序,不仅可以规范劳动者的劳动行为,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保护了职工的职业健康。 2.可以使企业合理编制定员 劳动定额的制定,是根据一定的条件制定的,条件不同,劳动定额水平则不同。这些条件包括生产条件、技术条件以及企业的组织条件,还包括管理人员与劳动者的职业素质、劳动者对工作的态度以及劳动者的技术水平。根据具体的条件制定劳动定额,可以对定员人数进行科学合理的分配,确保安全生产。 3.可以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 煤矿企业通过增加职工报酬,可以提高企业竞争力,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必须重视劳动定额对企业生产的推进作用。劳动定额为衡量职工的劳动提供了尺度,管理部门应该按劳分配,按工序工作量进行分配,使定额工作促进生产,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基层单位也要重视劳动定额,根据不同的生产工序,配置不同的熟练工人,加强劳动纪律,提高操作技术,提高劳动者的工时利用率,提高劳动生产效率。 4.可以衡量职工的贡献程度,改善薪资制度 对于煤矿企业来说,计件工资等于计件单价乘以产量,通过劳动定额,可以杜绝工资分配只与产量有关,而忽视了劳动消耗量以及生产工序的难易程度,可以提高职工的劳动积极性。通过劳动定额,可以根据生产条件的变化,改善劳动组织,合理分配人员。劳动定额为衡量劳动者的劳动量提供了可靠的依据,科学地将生产责任以及经济责任落实到每一位职工。根据这个尺度,企业可以检查哪些员工尽到了责任,哪些员工没有尽到责任。而且,劳动定额也贯彻了“按劳分配”,按劳分配的特点就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 5.可以促进职工全面素质的提高 劳动定额可以促使工人为了完成和超额完成劳动定额,努力学习先进生产技术,改进操作方法,提高生产率,提高熟练程度,节约工时,提高工效。劳动定额还有利于加强和巩固劳动纪律,改善工人的技术素质,促使工人自觉遵守劳动纪律,增强工作责任心。 三、加强煤矿劳动定额管理至关重要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劳动定额管理,是提高企业竞争力、企业管理水平以及企业综合经济效益的重要途径。 1.强化劳动定额管理意识 劳动定额管理是企业其他管理的基础,可以降低生产成本,降低劳动消耗,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企业作为劳动定额标准的实施者,必须要充分认识到定额管理的重要性,并转化全体员工的观念,确保定额管理下作的正常实施。 2.制定科学合理的劳动定额管理制度 聘请专职定额管理机构以及专职人员,根据市场实际情况以及企业的具体情况,制定出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定额管理制度。在生产过程中,根据各个工序的特点以及职工的技术水平以及职业素质,全面把握劳动用工与资源配置的关系,确保定额管理制度科学严谨,符合企业的实际生产情况。 3.加强日常劳动定额管理,使定额管理规范化 将劳动定额管理工作落实到实际工作巾去,让工人掌握劳动定额并完成和突破劳动定额,最大限度地调度职工的积极性和工作热情,充分发挥劳动定额管理的作用,促进生产的发展。举办劳动比赛或者技术培训,提高工人的生产技术水平。通过考核,鼓励职完成并突破劳动定额。逐步完善劳动定额管理体系,保证劳动定额管理的规范性与权威性。 总之,煤矿企业的劳动定额与企业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劳动定额工作的好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企业的经营成果。所以,煤矿企业应该加强劳动定额管理,完善劳动定额管理工作体系,只有这样,才有利于降低劳动消耗,调动职工工作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煤矿企业管理论文:现代煤矿企业管理浅析 【文章摘要】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企业既要面对来自外部的挑战,又要探寻符合本土国情特质、企业现状的经营之路。当前国有煤矿企业在内部管理上存在着许多不同程度的问题,外部市场行业竞争也日益加剧。因此,如何在竞争中取胜,是煤矿企业面临的最为突出的问题。本文就如何做好煤矿企业管理工作,如何提高煤矿企业竞争力进行阐述。 【关键词】 煤矿;经营;管理;效益 近年来,就煤矿整体行业而言,虽然全行业的形势大有好转,但市场不确定性因素的特性,决定了任何产品都不可能永远是抢手货。煤矿企业应该也必须须紧紧抓住当前较为有利的时机,居安思危,把企业做实、做强。那么,如何实现这一目标?通过这几年的实践证明,强化管理是一条有效的途径。 1 注重制度建设,增加企业效益 按照党的十八大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企业要为职工创造和谐的工作氛围,让所有同志都能够感受到组织的温暖,在这种环境中工作,人的心情是愉悦的、舒畅的,人的潜能也能得到尽情发挥。这是人性化管理的一部分,能够极大地提高工作效率,促进工作全面展开,中心业务也能实现更好、更快的发展。靠制度管人,按程序办事,制度不完善要修改制度,程序不科学要改进程序、流程,这些都是企业管理的基础。煤矿企业要建立健全以责任制为基础的规章制度,主要包括:基本制度、工作制度、责任制度,它是根据社会化大生产进行分工和协作的要求制定的,规定了企业每个成员在自己的岗位上所应承担的任务、责任以及相应的权利。建立岗位责任制是基础,通过这一制度的实行,可以把企业的每一项工作落实到人,从领导到基层,专人专岗,专人专责,有了良好的生产秩序,各项技术经济指标的实现也就有了保证。 2 加强成本管理,努力实现降本增效 煤矿企业应当在企业内部建立一整套降低成本的管理机制和管理办法,要健全完善成本费用管理制度,科学制订企业生产计划与作业计划,对工艺流程、生产进度、过程质量、物质消耗、生产成本等进行全面控制,提高工作效率和优质产品率,降低成本。各区队在强化成本控制方面要坚持“总额控制、单项限额、当月考核、不准突破、上下对口”的原则,对全矿生产成本进行封闭式管理,注重降低成本效果。形成全方位的控制体系,做到全矿成本始终受控。把成本控制纳入到全矿生产经营过程的管理中去,在全矿范围内形成全方位、封闭式的成本控制体系,确保全矿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各种成本始终处于受控状态。 3 加强企业技术创新,提高企业竞争力 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是企业调整产品结构、促进产业升级、淘汰落后产能、开拓市场、提高经济效益、推动企业快速发展的必要手段。煤矿企业应该优化生产布局,科学开采煤矿资源。从煤炭分布储量情况出发,积极组织科技人员进行技术攻关,合理配采开采,扩大生产能力,保证煤炭质量。还要充分利用现代化生产设备的生产效能,提高单产单进水平。还可以运用采掘新工艺,提高煤炭落地质量。 4 坚持以人为本,抓好安全生产管理 在煤矿企业处于改革的过程中,正确处理好安全与效益,安全与进度,安全与其他工作的关系,突出安全生产的基础地位,认真落实各级人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特别是安全第一责任人。多年实践证明,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得好,安全状况就好。为了能够落实好安全生产责任制,首先必须对各级各类人员及各部门在安全生产工作中的责、权、利进行明确界定,责、权、利不清,责任制也很难落实。通过与各级各类人员、各单位层层落实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的形式,逐级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并按责任和要求追究责任。完善安全保证体系和安全监察体系,使之充分发挥作用。加强安全技术教育、培训工作,提高人员素质。提高人员素质不仅仅是安全生产管理的要求,也是企业整体发展的需要。要重点把握好培训对象、内容、形式、效果等4个环节,切实提高培训内容的针对性、培训对象的层次性和培训形式的多样性,把职工安全知识、安全技术水平、业务能力与职工个人业绩考核相结合,与激励机制相结合,使企业管理人员及职工达到较高的业务水平、较强的分析判断和紧急情况处理能力,使广大职工把安全作为工作、生活中的“第一需求”,实现安全工作“要我安全我要安全我懂安全我会安全”的转变。 5 打造企业文化,创建诚信企业 煤矿企业应该强化全员质量意识,现场管理保煤质。从现场抓起,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逐环节、逐工序规范操作,严格把关。还要注重煤产品的深加工。一方面满足了不少行业用户对煤炭品种的需求,另一方面合理配备了煤炭,极大地提高了煤炭的综合售价。煤矿企业要诚信服务用户,抓住机遇促进增收。随着煤炭行业形式的好转,我们要紧紧抓住各种机遇扩大市场,扩大销售,最大限度地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6 拓宽项目开发,发展非煤经济 非煤产业经济虽然是以煤矿企业为根基,但要实现健康持续发展,最终还是要走出矿区、走向市场,积极面对广阔的外部市场,适应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参与市场积极的激烈竞争。发展非煤产业,一是要充分利用好国家和矿业集团的扶持资金。充分利用好国家和地方政府制定的招商引资政策、鼓励发展非煤产业的优惠政策,发展优势项目,围绕主导产业拉长产业链,开发非煤产业新产品;二是依靠科技进步发展非煤产业。要依靠先进的技术和技术进步,不断更新设备,提高员工业务技术素质和实际操作能力,并有效地消化人力和原材料涨价因素,节约成本,促进企业达到高产、高效;三是要进一步整合资源,轻装上阵。剥离不良资产,减轻社会的负担,是煤矿企业非煤产业从安置型、社会型转变为经营型、企业型,对现有厂点进行升级改造,消灭小规模、低效益的小厂点和潜亏网点,扶持发展市场潜力大、经济效益好的厂点;四是要加大资金投入,对非煤产业现有的一些市场销售好、发展前景广阔、有市场潜力和有一定声誉的厂点产品,大力进行技术创新和设备更新改造,努力改进生产工艺,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增强产品市场竞争力;五是要顺应环保对非煤产业的要求,满足各类客户的需求。要贯彻科学发展观,落实国家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方针,改变煤炭主业强、非煤产业偏弱的现状,大力扶持煤电一体化、煤化工和建材等非煤产业的发展,筹建一批技术含量高、环保节能强、经济效益好的新项目,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环保经济,实现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同步提升。 总之,当前煤矿企业只有逐步推进精细化管理向更高层次发展,通过转变观念、强化责任、严格考核,建立健全人本管理机制,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才能真正实现煤矿企业与员工的共同发展。 煤矿企业管理论文:煤矿企业管理精细化探析 【摘 要】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逐渐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的我国企业,面临着更为激烈火的市场竞争,也使企业的利润率不断降低。在这个大背景下,煤矿企业要想取得竞争优势,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精细化管理是企业适应市场经济环境的必然选择,是确保企业基业长表的有效措施。 【关键词】煤矿企业;精细化管理;加强措施 传统的粗放管理模式效率相对低下,生产过程中也难免存在各种跑、冒、滴、漏等浪费现象。那什么样的管理才能从根本上保持企业的竞争优势呢?作为现代化企业管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精细化管理模式无疑更为科学有效,也对企业综合竞争能力的提升,以及企业管理效率和经营效益的改善都是大有裨益的。下面就对煤矿企业如何开展精细化管理展开深入探讨。 1.精细化管理是煤矿企业以管理促发展的必由之路 煤炭资源在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中作用是举足轻重的,这是由我国支持当前经济发展的能源结构所决定的。作为基础能源和重要原料,煤炭在我国一次性能源生产和消费中占据着70%左右的比例,而且预计至2050年,支持经济发展的能源中,煤炭仍将占据50%以上的比例。我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在短期内是难以改变的,而且在今后可以预见的相当长时期内煤炭仍将是我国的主要能源,煤矿工业仍将是最为主要的能源支柱产业。 虽然煤炭资源的地位如此重要,但我国煤矿企业面临的外部条件却越来越严峻了,来自环保、资源、安全、节能、劳务等方面的政策和税赋压力不断增大,尤其是在因美国次贷而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背景下,随着世界金融风暴愈演愈烈,全球经济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煤矿企业也不例外。前一时期在国内市场需求不断增加,煤炭资源的价格不断攀升,如今却掉头向下,价格一路下滑。同时,在国内煤矿市场日益国际化的背景下,煤矿企业面临着全球化的竞争格局,加之我国资源税赋征收方式改革的推进,以煤矿为产业的资源性企业要想在国际竞争中保持优势,只有不断通过加强管理内部挖潜,走精细化产业发展模式,才能全面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才能为企业经济的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2.精细化管理推行过程中常见的误区 精细化管理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有效的精细化管理,不仅是提升企业管理水平最为有的途径,更能为企业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和间接的差异化竞争优势。但在实践运用中,由于理解上的差异,以及不合理运用,难免会使之陷入误区。 2.1不顾企业实际状况盲目推行 管理的精细化程度与企业的发展阶段有着必然的关系。并不是所有企业在任何时期均需采用取精细化管理的。一个企业的经营决策层应该以企业自身发展实际为依据,对企业的管理方向做出正确而合理的选择,寻找最适合本企业当前最重要的管理需求,才是真正管理之道。企业的经营决策层,首先应该了解国际和我国企业发展的方向,然后针对所在企业的发展阶段和企业管理精细化所处水平,采取切合实际的管理决策和方向,而不是盲目推行。 2.2过分追求数据化 企业的精细化管理更多是以数字依据,但一味沉溺于数字,往往就会被数字假象所迷惑,而导致战略决策的失误。企业决策并不是一个透明的过程,往往面临的问题是数字太多,但数字的真实性、有效性问题突出,往往是一些相互矛盾的数字同时出现,如何取舍、如何平衡,就是一门艺术。推行精细化管理一定要避免唯数据论,而应将所得数据与企业经营实际和相结合,才能使精细化管理的推进更加科学,也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2.3对精细化管理的认识不足 许多人认为精细化管理会导致管理内容越来越繁杂,过程越来越复杂,手续越来越繁琐,会降低效率。有时为了追求精细化,的确使一些可以跳跃的步骤变得不可缺少,但不断改进的精细化管理,正是管理流程和过程不断简化的过程,简洁是精细化管理的基本趋势。 3.提升煤矿企业精细化管理效果的有效措施 3.1提高对精细管理的认识 煤矿企业精细管理的实践要坚持以人为本原则。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作用。煤矿企业精细化管理的推行,涉及每一位员工和岗位,要把这项工作做好做实,就必须统大家的思想,使每位员工都能认识到精细化管理的重要性,认识到精细化管理的推行与员工的利益密切相关。只有认识提高上去了,在精细化管理的推行过程中,才能形成合力,使精细化管理发挥最佳效果,为实现企业的发展愿景提供有为支持。 由于煤矿企业的生产环境相对复杂,危险系数相对大,吸引人、留住人是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关注员工的实际需求,解决他们工作生活中的困难是调动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前提。因此,管理者要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自觉地、科学地利用各种管理要素,利用精细化管理为企业搭建发展平台,激发他们的潜能,提升煤矿管理工作质量的不断提升。 3.2实施精细化管理关键在制度的健全 制度是管理的基础,是企业经营管理运转正常的保证。精细化管理的实施,制度的健全是关键。 首先,应做好重点业务流程的梳理和不断完善。一是抓住经营管理的主要矛盾,通过取长补短来解决好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二是要对风险予以有效控制,即针对可能造成重大风险的主要因素,通过合理授权与强化监督,有效控制和化解风险,提高综合管控能力;三是应按照复杂的事情简单化、简单的事情流程化、流程的事情定量化、定量的事情信息化的原则,不断提高管理效率。 其次,对管理制度进行持续而有效的改进。制度是精细化管理的外在表现和保障条件。制度建设一促而就是不可能的,企业必须建立制度完善机制。一是企业应明确管理制度制修订的责任部门,由该部门负责管理制度制修订情况的监督、检查和改进。二是企业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或方法,以保证制度修订、改进的质量,使改进后制度能更好地为企业经营发展服务。 3.3精细化管理想要取得预期效果,执行力的强化是重要保证 在企业经营管理实践中,虽有好的制度,但因执行力不足而使制度流于形式的现象时有发生,甚至有些问题经常性地反复发生,这无疑会给企业的经营管理带来严重不良影响。要保证精细化管理的实施效果,解决好制度执行力问题是重中之重。首先,要强化执行力意识的培养,通过形式多样的方式,让员工牢记执行力就是企业制度发挥作用的保证;其次,企业决策层要以身作责,才能使制度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深入人心;再次,培养企业执行文化,用文化努力营造执行光荣的良好氛围;最后,还要加强制度执行的监督检查工作。检查是保证执行的重要环节。加强执行情况检查,对执行不力的部门和员工要严格处罚,以切实达到教育本人、警示他人的目的。 4.结语 把精细化管理理念引入煤矿企业,通过切实可行的措施,不断提升煤矿企业精细化管理效果,才能使企业获得更强的竞争力和更优的经济效益,才能从根本上保障煤矿企业持续稳定经营,满足企业发展需求。 煤矿企业管理论文:浅析“三标一体”在煤矿企业管理中的作用 [摘要] 国内很多煤矿企业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重视并积极推行质量管理体系的认证,随后,部分企业又相继通过了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认证。但是在实际推行中,这些企业普遍感到组织实施的工作量很大,不同认证体系的要求各不相同,甚至有相互矛盾的地方,因此,在煤矿企业通过质量、环境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单独认证的基础上,进行“三标一体”的整合,具有客观需求,能够帮助煤矿企业增强综合管理水平,提高管理质量。 [关键词] 三标一体; 煤矿; 管理 1 煤矿企业整合模式的确定 质量管理体系是以过程管理为基础设置的,煤炭的不可再生性必定带来其稀缺性,而这一特点也使能源成为各个国家奋力力争的财富,因为它能扼住国民经济发展命脉,在发现占有现有资源的情况下能有效地开发利用也是能源处理问题上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欧美发达国家,煤炭企业的能源回收率高达70%~80%,我国目前的资源回收率约为40%,而小煤矿更是只有15%。乱开滥采,无计划开发,对煤炭资源造成极大浪费,其造成的社会消耗也是触目惊心的。把能源开采集中到有实力、有技术、安全有保障的规模性煤炭企业手中,对提高能源回收率和使用率无疑是有效的、可行的。 1.1 一体化管理体系的基本要求 一体化管理体系应做到协调统一、简捷高效、优化实用。应用质量管理八项原则中过程方法、管理的系统方法及基于事实决策的方法,将相互关联的过程作为系统加以识别、理解和管理,有助于组织提高实现目标的有效性和效率。强调预防为主,从管理结果向管理因素转变,因素受控,从末端治理、关口前移、从源头做起,超前管理。强调体系同时满足顾客、社会、员工及组织内相关方要求。强调质量、环境、安全与效益的统一,优质高效、污染预防、减少风险、提高效益、提高效率。 1.2 对环境(安全亦同)管理体系标准要素的分析调整 从3种管理标准的结构上分析,3种标准并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尤其是环境和职业健康安全与质量管理体系标准有较大差异。所以有必要在不影响标准整体性的前提下对GB/T 24001环境管理体系要素的顺序做出调整;GB/T 24001环境管理体系中4.2/4.3.1/4.3.2/4.3.3/4.3.4要素为“方针及策划”,4.4.1/4.4.3是“职责和权限”,4.4.1/4.4.2是“资源管理”,4.4.6/4.4.7运行控制与应急则属于“产品实现”,环境绩效检查与评价与GB/T 19001第八章“测量分析改进”整合,这样就使得GB/T 24001环境管理体系要素的结构与GB/T 1900l标准一致起来。 2 煤企“三标一体”管理体系建立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2.1 建立一体化管理体系是提高企业管理水平的需要 全球经济一体化,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后,企业需要通过认证的体系越来越多,各种体系之间的接口,各要素之间的协调,随着时间的动态变化,会越来越复杂,矛盾会越来越多,解决会越来越困难。一个企业的管理功能和效率发挥的好坏,不能只靠某一个或某几个体系的有效性,而是靠企业管理体系的整体有效性的发挥。这是系统论的整体性原则。 2.2 建立一体化管理体系是提高企业效益的重要途径 用一套体系文件进行统一控制,使所有的活动和过程都达到规范化、制度化,将大大提高企业的管理效率。通过一体化审核,一次审核,获得多张认证证书,企业可以用较少的投入,较少的时间,达到多个目标,从而达到提高效益的目的。 2.3 建立一体化管理体系是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全球经济一体化,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后,企业面临严酷的国际市场竞争,国际市场的竞争是多方面的,需要多种认证,只有涵盖多种认证的一体化管理体系,才能满足企业的产品和服务符合各种市场需求,才能取得参与多元化市场竞争的通行证。 3 “三标一体”管理体系在煤企的实践 3.1 制定满足标准要求且适宜的体系方针和目标 我煤矿的一体化体系方针体现了满足标准和国家法律法规要求,关注顾客满意度、承诺科学防治、全员监管、减少直至消除安全与环保风险、保障员工健康,确保持续改进企业整体绩效。在建立“三标一体化”过程中,我煤矿将原有分散的、阶段性的方针、目标,重新策划制定出经过全员奋斗能够实现的更高目标,提高了员工士气,激发了工作热情,持续推进了各项工作的阶段性、跨越式发展。 3.2 有效识别、评价控制环境因素和危险源 ① 立足煤矿行业特点,环境因素识别、评价控制侧重于老矿遗留问题的治理、改扩建项目环境管理和水、气、声、渣控制等,危险源识别、评价控制侧重于水、火、瓦斯、煤尘、顶板五大自然灾害防治、以往发生安全事故和应急事件隐患风险、新改扩建项目预先危险源识别等; ② 充分发动全员参与,按照员工—岗位—班组—区队—管理部门—专业的识别程序,采用座谈、现场观察、查阅记录、编制调查表等方法全面、分类识别,按照标准正确评价,分别制订有效控制措施。 4 结 语 在煤矿企业整合质量、职业健康安全和环境管理体系,建立一体化管理体系,既是实际工作的客观要求,又具有可行性。实践证明,企业通过一体化管理体系的建立及运行。对自身管理水平、管理过程有了更为深刻、更为系统的认识和识别,内部职能部门的设置更加合理。职责分工更加科学,部门接口更加严密。管理制度和办法的可操作性和有效性均会得到提高。从而能帮助企业的管理逐步走向科学化、系统化、规范化、法制化和程序化的轨道。 煤矿企业管理论文:浅谈煤矿企业管理与提高经济效益 【摘要】煤矿企业随着企业改革的深入面临着转向集约型的转变,总结实践经验发现,加强煤矿企业管理,提高经济效益,是十分重要的。 【关键词】煤矿企业 管理 经济效益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如果把企业的经济效益比作是“九层之台”,那么有效的企业管理就是这九层之台的最关键的“累土”。没有正确企业管理观和经济效益观,企业的经济效益就失去了根基,企业的健康发展就会受阻。我国煤矿企业市场竞争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而加剧,因此通过采取有效的企业管理措施来减少不必要的资金、资源消耗,增加经济效益,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十分重要。以下将通过几个构成企业管理的方面简单阐述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一、煤矿企业安全管理与经济效益 2009年山西焦煤集团,“2·22”屯兰矿难使我们78名井下作业者失去了自己年轻宝贵的生命,给自己的家人带来了极大的痛苦,给社会带来了一定的负担,矿难同时还造成经济损失高达9500多万元,其中直接经济损失3776.3万元,间接经济损失5780万元。这样一组数据告诉我们只有安全生产、安全管理才能确保煤矿企业的经济效益。 安全管理与经济效益是相辅相成,又互为条件互为目的一个整体。安全就是效益,有效的煤矿企业安全管理是获得经济效益的前提和保障,良好的经济效益却又离不开严密有效的煤矿企业安全管理。只有严密有效的安全管理,才能保证正常的生产秩序;只有严密有效的安全管理,才能吸引和留下大批人才;只有大批人才的成长与发展,才能使企业的经济效益不断增强;只有企业的经济效益提高了,才可能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安全防范和教育。 二、煤矿企业成本管理与经济效益 煤炭产量的增加以及价格的增长使得煤炭经济形势的好转,但是从煤炭产量结果以及经济运行的质量上看,并没有相应的提高,煤炭企业发展的道路十分严峻。所以加强企业的成本管理,为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十分必要。成本控制管理是煤矿获取利润的关键所在,但在我国企业的管理中,成本管理还有众多问题,诸如:领导的管理意识很薄弱,成本管理良莠不齐。但是市场形势好转的现象使得人们看不到管理的漏洞。 煤矿企业生产成本分为显性成本和隐形成本。而隐性成本一般比较难以发现且不在财务账簿中彰显出来,给煤矿带来的损失却难以估计。煤矿生产的复杂和特殊性使得隐性成本的管理和控制难度更大,能否成功地降低隐性成本关系到煤矿企业的盈利水平。 回收榜样、金牌矿工—平煤集团一矿矿工吴如,自1984年至2006年,22年来吴如升井从不空手,回收物资折价110万元。可回收利用物资作为隐性成本可见数字之大,煤矿企业在注重显性成本的控制的同时,也要重视隐性成本的控制,对可回收利用的物资及周转品要更加重视,重视成本消耗的有用性,可以尽量避免无效成本的发生,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隐性成本对于煤矿企业成本管理的可呈现方面还有很多,比如说管理者对煤炭采掘方案的决策、对生产工艺的决策、对产品筛分的决策、对矿井工程的决策、对管理方面的决策等产生失误时,隐性成本就会巨额增加。又比如说煤矿工人工作的环境差,容易产生抵触情绪,行为反常,不顾企业形象的现象。最终导致他们不讲究生活卫生,破坏财产设备,故意设置障碍,小事故影响大生产,小事故积累大事故,增加了隐性成本的产生。 三、煤矿企业设备管理与经济效益 煤矿企业的机械设备的先进程度决定了企业的成产成本。所以有效的设备管理对企业成本管理是有利的。对于煤矿设备管理应该做到以下几点:第一、生产率应该与企业经营方针、工作规划、生产计划及运输能力等相匹配,片面的追求生产率,可能导致设备投资大、耗能高、维护复杂等,增加企业的负担,提高了生产成本。同时如果相应的技术水平达不到,还可能导致生产率不能提高,发挥不了设备的效率。第二、经济性迫使煤矿企业要求设备的投资低、生产效率高、使用年限长,同时维修与管理费低、并且在使用中节约能源和人力。第三、合理利用设备,合理安排工作流程,避免出现设备闲置的现象,保证生产效率。 总之,保证生产设备具有统一性与互换性,同时具有适应性与灵活性。在煤矿企业中,除了购买的设备还有一些设备需要租赁的,对于这部分设备,应该合理选择,保证对对设备投入及运行成本的控制是行之有效的。 四、加强煤矿物资管理 煤矿企业的物资管理应该实行精细化管理,合理的配置材料,达到合理利用资源的目的,不浪费材料。对于煤矿物资管理应该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建立考核、结算、奖惩制度,责任到人,避免出现问题时相互推脱。第二,单耗及材料目标管理实行双向管理的方式。第三,资源利用要合理,避免生产浪费现象,使得企业的整体成本降低。第四,建立整体清查对账制度,确保合理使用材料,合理调剂材料,实现材料的最优配置。第五,对现场管理应该加强,及时进行材料以及设备的回收利用,避免因浪费和丢失追加成本,避免企业利益损失。第六,对于煤矿企业的水、电的使用,以及工资的标准均应该和生产经营计划结合,建立考核制度,实现定额管理,改善计量装置,在生产生活中合理用电用水,实现成本的有效控制。 综上所述,煤矿企业通过有效的安全管理,同时配合成本、人力、设备以及物资等多种管理,降低不必要的消耗,节约资源,降低企业成本,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实现煤矿企业效益最优化,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保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煤矿企业管理论文:浅谈煤矿企业管理的科学决策 摘要:煤矿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加强煤矿企业的管理非常重要,除了要制定相关的制度来进行相应的规范化管理和人性化的管理之外,煤矿企业的决策的科学性也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本文就从这一问题出发,浅析科学决策在煤矿企业管理和发展中的重要性。 关键词:煤矿企业管理 科学决策 分析 煤矿企业的发展离不开相关政策政策法规的支持,同时也需要相关的领导进行战略性的规划,对于煤矿企业的未来和当前所出现的问题也要进行科学化的决策。在这个过程中,如何把握煤矿企业的发展动向,以及如何进行科学而合理的决策,直接地关系到煤矿企业未来是否能够健康长足地发展。因此在煤矿企业的管理中,依据科学的方式和方法来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法规,实现科学化的决策也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煤矿企业发展和市场发展的内在需求。下面笔者就将针对这一问题展开分析和探讨。 1.企业管理的产生 煤矿企业管理是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产物,是由人们在从事交换过程中的共同劳动所引起的。在社会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一切规模较大的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进行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通过对整个劳动过程的监督和调节,使单个劳动服从生产总体的要求,以保证整个劳动过程按人们预定的目的正常进行。尤其是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产品日新月异、市场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中,煤矿企业管理就显得愈益重要。 2.科学决策的概念 科学决策是指决策者凭借科学思维,利用科学手段和科学技术所进行的决策。 科学决策是指决策者为了实现某种特定的目标,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系统地分析主客观条件做出正确决策的过程。科学决策的根本是实事求是,决策的依据要实在,决策的方案要实际,决策的结果要实惠。 3.如何进行科学合理的决策 煤矿企业管理的决策是一项科学性的工作,所以在制定相关的决策过程中,也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并且按照一定的方式方法进行,只有这样的决策才更加严谨,也才符合当前煤矿企业管理和经营的需求。 3.1发现问题,确定目标[1] 所有决策工作的步骤都是从发现问题开始的。所谓问题,就是现实的情形与理想之间的差距。应该看到,问题常常不是一目了然的,发现问题并不容易。为了能及时地发现问题从而保证有效的决策,决策者应当培养自己从资料的海洋中采集重要的信息的技能和对于围绕着的各种有关事物的警觉,并学会寻找问题的方法,如例外原则、偏差记录、组织诊断等方法。问题一旦被觉察到之后,管理者需要进一步做的就是界定问题、确认问题。所谓的界定问题就是要把问题的性质,发生的时间、地点范围对本组织的影响和需要解决的迫切性以及产生问题的原因等方面摸清楚,以求全面地把握问题。 3.2集思广益,拟定方案。 目标确定之后,就是要从多方面寻求实现目标的有效途径,这就是拟定方案的过程,这一步做好了,目标的实现就有了坚实的基础。所以这一不是目标实现的重要步骤。因此在拟定方案的阶段,领导一定要发扬民主作风,和研究人员、有多方面知识的人、有实践经验的人,平等地、民主地讨论问题,广开思路、广开言路,充分发挥各方面人员(特别是参谋人员)的作用,鼓励他们施展自己的才能,从各方面寻求通往目标的正确途径,拟定出多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只有拟定出多种可选择的方案,才能比较鉴别,一选择最佳方案。 3.3分析评估,方案选优 方案的分析评估和方案选优是决策全过程的关键,二者是密切联系的。方案评估是方案选优的前提,方案选优是方案评估的结果。 所谓方案评估,即采用一定的方式、方法,对已经拟定的、可行的方案进行效益、危害、敏感度及风险等方面的分析评估,以进一步认识方案的利弊及其可行性。 3.4经验判断和科学的数量分析相结合[2] 煤矿企业的管理要进行系统化的决策评估,这就需要我们在可行性以及有效性的基础上对相关决策方案进行分析和比较,进行有效的筛选,从而进一步的缩小选择的范围,充分的利弊进行选择。与此同时还要进行科学的数量分析。煤矿企业的选择面临着众多的不确定因素,所以进行科学的数量分析显得尤为重要,在经验判断的基础上,还要通过科学的数量分析来进行定量分析,从而使得决策更加精确和科学。 4.结论 对于煤矿企业管理的科学决策来说,必须进行全面的权衡和分析,在实际的调查和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开展进行,在决策的过程中也要遵循一定的原则,按照科学的方式和方法进行,避免决策的盲目性和片面性,科学的决策关系到整个煤矿企业的发展以及实际工作的开展,所以一定要严格审慎地进行,要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进行决策的分析和讨论,最重要的是要确保决策的科学性,同时具有可行性和安全性。 煤矿企业管理论文:论煤矿企业管理与提高经济效益 【摘 要】煤矿企业随着企业改革的深入面临着转向集约型的转变,总结实践经验发现,加强企业管理,提高经济效益,是十分重要的。 【关键词】煤矿企业;管理;经济效益 煤矿企业属于管理密集型企业,煤矿的生产工艺流程连接紧密,工序间无空隙,每道工序之间的衔接十分紧密,因此称之为“密”;煤矿企业集地质勘探、施工安装、洗选加工及运输等各专业之大成,属综合性较强的企业,称之为“集”。我国煤矿企业市场竞争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而加剧,因此通过采取有效的企业管理措施,减少不必要的资金、资源消耗,增加经济效益,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是十分必要的。 一、煤矿企业的成本管理 (1)煤矿企业加强成本管理的意义。通过切实可行的措施,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经济效益,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因此对成本进行管理是有重大意义的。第一,煤矿行业的经济形势的需要。煤炭产量的增加以及价格的增长使得煤炭经济形势的好转,但是从煤炭产量结果以及经济运行的质量上看,并没有相应的提高,可以说,煤炭企业发展的道路十分严峻。所以,加强企业内部的成本管理,为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是十分必要的。第二,煤矿企业的内部管理的需求。强而有力的管理手段和基础是企业规模扩大的根基。成本的高低是企业竞争力强弱的关键所在,但是在我国企业的管理中,成本管理还有众多问题,诸如:领导的管理意识很薄弱,成本管理良莠不齐。但是市场形势好转的现象使得人们看不到管理的漏洞。企业内部管理急需加强成本管理。(2)煤矿企业进行成本管理的对策。企业的成本管理贯穿于整个生产活动中,实践表明,我们应该采取以下措施提高企业的生产管理。第一,建立完善的预算管理系统。在整个生产经营活动中,实现预算管理的全面控制,具体包括:生产预算、材料预算、工资预算、费用预算、成本预算等。对预算管理实现系统化管理的主要环节是编制预算、执行预算、调整预算以及考核和分析预算等四个环节。通过预算管理,形成财务工作重点为事前预算管理机制,事中为监督控制,事后为全面考核的新型管理模式。第二,加强地质勘测工作。企业管理层进行决策的依据之一是有效的地质勘测的结果,有效的地质勘测结果可以避免因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地质勘测工作应该分步展开、按时间保证勘测工作的顺利进行。第三,引进先进的生产工艺。先进的生产工艺可以提高工作的技术水平,降低其生产成本,从而使得企业的经济效益得以提高。第四,实现企业管理整体精细化。成本精细化是实现企业资源配置,协调统一战略的重要环节之一。根据全面的成本管理与精细化管理的有机结合制定的生产经营计划,逐层细化成本,全方位加强企业的成本管理。第五,全面管理企业生产阶段。通过成产阶段的全面管理,保证企业成本合理化得以实现。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以及当时的经济政治状况,同时结合全面预算管理制度,实行成本控制,并且落实到实际生产中。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二、煤矿企业的设备管理 在煤矿企业的机械设备的先进程度决定了企业的成产成本。所以有效的设备管理对企业成本管理是有利的。加强煤矿企业的设备管理,应该考虑以下几点:(1)生产率。生产率应该与企业经营方针、工作规划、生产计划及运输能力等相匹配,片面的追求生产率,可能导致设备投资大、耗能高、维护复杂等,增加企业的负担,提高了生产成本。同时如果相应的技术水平达不到,还可能导致生产率不能提高,发挥不了设备的效率。(2)工艺性。企业的设备应该满足生产工艺的需求。不仅设备在操作上应该轻便、灵活还应该具有一定的可靠性,即要求设备在规定的条件下完成规定功能的能力,在选择设备时,应该保证设备出现故障的间隔期长。(3)经济性。这就要求设备的投资低、生产效率高、使用年限长,同时维修与管理费低、并且在使用中节约能源和人力。(4)成套性。即要求生产设备和辅助生产设备、动力设备相匹配。(5)定期维护设备,为了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行,保证生产的顺利进行,应该对设备进行定期的检查维护和检修。(6)提高设备工作人员的工作技能,要求安装、操作以及维护人员应该具有相应的证书,持证上岗。(7)合理利用设备,合理安排工作流程,避免出现设备闲置的现象,保证生产效率。总之,保证生产设备具有统一性与互换性,同时具有适应性与灵活性。在煤矿企业中,除了购买的设备还有一些设备需要租赁的,对于这部分设备,应该合理选择,保证对对设备投入及运行成本的控制是行之有效的。 三、加强工作人员的管理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国煤矿企业的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不高,在其生产过程中,常出现违规违章现象。某些煤矿企业的机械化程度低,采掘作业中人力劳作的比例较高,但是这些工人多数文化程度低,技术水平良莠不齐,同时流动性较大,不易管理。为了提高工作人员的素质,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1)稳定煤矿企业的工作人员的队伍,制定管理措施,具体包括:提高协议工人的养老保险与工伤保险提取的比例,签订长期用功合同等。(2)开展技术培训,提高员工的整体素质。制定并选择与实际相关的培训材料,将培训落到实处,不仅仅是形式,配合相关部门对工作人员进行培训,采取多种措施激发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3)宣传安全意识,提高工作人员的安全意识。保证员工是安全生产,实行安全生产责任制,降低人为失误发生的概率,预防突发事故的发生。(4)加强人力资源管理,根据岗位的需求,安排工作人员,保证人人有工作,工作有人做,避免人员过剩以及某些工作没人做的现象。 四、加强煤矿物资管理 煤矿企业的物资管理应该实行精细化管理,合理的配置材料,达到合理利用资源的目的,不浪费材料。对于煤矿物资管理应该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建立考核、结算、奖惩制度,责任到人,避免出现问题时相互推脱。第二,单耗及材料目标管理实行双向管理的方式。第三,资源利用要合理,避免生产浪费现象,使得企业的整体成本降低。第四,建立整体清查对账制度,确保合理使用材料,合理调剂材料,实现材料的最优配置。第五,对现场管理应该加强,及时进行材料以及设备的回收利用,避免因浪费和丢失追加成本,避免企业利益损失。第六,对于煤矿企业的水、电的使用,以及工资的标准均应该和生产经营计划结合,建立考核制度,实现定额管理,改善计量装置,在生产生活中合理用电用水,实现成本的有效控制。 五、加强矿井质量标准化管理 科学管理的核心是标准化管理,标准化管理的主要内容是贯彻执行标准以及督查标准的执行情况。实施原则为:首先,管理层首先执行,起表率作用。企业领导加强标准化的学习,加强标准化在企业管理中的地位,带动员工实行标准化。其次,全体工作人员共同参加标准化工作,由于成产设备和工作人员流动性较大,因此每一个环节都应该进行标准化工作。再次,加强宣传工作,强制执行。通过大力的宣传工作,使得标准化工作深入人心,保证其顺利执行。 综上所述,煤矿企业通过有效的成本管理,同时配合人力、物力、以及设备等多种管理,降低不必要的消耗,节约资源,降低企业成本,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实现煤矿企业效益最优化,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保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煤矿企业管理论文:统计知识与煤矿企业管理 [摘 要]如何改进煤矿管理工作,提高管理水平,是企管科需要不断进行认真研究的问题。本文就统计在煤矿企业管理中所进行的工作,以及运用统计这一工具,取得的成绩,并在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方面进行了思考。 [关键词]煤矿 管理 统计 应用 “管理就是决策”。要在较复杂的环境下制定适合于企业的决策,首要的第一步就是必须制定决策目标,确定决策目标过程即决策机会的寻找过程。为此,就要进行情报资料的搜集和分析, 完善基础,不断提高统计在煤矿企业管理中的分析能力即运用统计工具以适应企业决策者做出重要决策的需要。 参加工作一来,在上级的正确领导下,我在日常工作学习中日益上升自己的统计业务能力,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论认识,在工作中用理论知识武装自己的头脑,指导实践、科学研究,思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并不断加强业务理论知识的学习,能理论联系实际,运用自己所掌握的统计专业知识结合到实际工作当中,脚踏实地做好本职工作。 2009年实行内部市场化管理以来,运用所学的计算机知识和统计知识,独立编制完成了内部市场化制度汇编;参与完成三大标准的修订和区队工资的结算核算;并参与信息化系统的录制工作。 2011年参与完成内部市场化的集团级验收工作。主编的《“五位一体”绩效考核促进内部市场全面升级》被企管部作为优秀管理创新送中煤协会。此后,为保证员工队伍稳定,对各地面及机关单位进行定员定编,运用统计知识,采用2011年1—5月份平均工资水平做为基数,节假日工资采用传统的整体控制方式,单项工程单独计算收入,鼓励各单位主动找活干以增加收入。单位内部依据员工贡献大小,进行二次分配,使有能力的员工在工资收入上得到实惠。严格执行“增人不增资,减人不减资”,充分利用收入杠杆,发挥员工的主观能动性,重新对地面单位工资重新进行结算汇总,为2012年应用的地面单位和机关工资结算方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12年,企管科运用统计知识,结合鹤煤五矿生产实际情况,对井下部分材料进行分色管理。新掘巷道失修率高,修掘巷道复修率高,支护巷道使用寿命短,造成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重复投入,加重了五矿成本负担等,。 进行分色管理后,经过统计,矿井支护用品消耗明显下降,2011年,我矿塑料网消耗132万,塑料绳13万,合计145万元,较2010年183万元(其中塑料网166万,塑料绳17万)降低38万元,降幅21%。 经过对支撑钢、塑料网等支护材料分色管理后,避免了工程质量低劣、大量巷道前掘后修、修了又修等情况的发生,自支撑钢分色和署名工程实施以来,巷道返修率经过测算降低了50%以上,巷道寿命明显延长。由于巷道的服务年限增加,带给矿井的收益和成本的长期下降是无形的、不可估量的。并且撰写的《井下部分材料分色管理的探索与实践》获公司管理创新二等奖,这其中统计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可估量的。 统计分析,既是统计工作参与管理实践的成果,也是统计工作的总结与提高过程。运用所学的统计知识,每月对矿的经营情况进行分析,并报鹤煤企管部审核。 我矿开启了瓦斯区域治理专业市场,对抽放队全员工资实施市场化结算,在2011年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打钻进尺、瓦斯抽采在结算单价中的比例,将区队的工作重心建立,为各项收入项目制定了结算单价标准,进一步提高我矿瓦斯抽放区队和班组层面对瓦斯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瓦斯发电站及相关人员工资与发电量挂钩结算,将瓦斯发电站、地面瓦斯泵站员工、机二队和抽放队管理人员工资,纳入与发电量挂钩考核结算,按定岗定员,运用统计知识,结合历史数据,测算结算单价及相关单位、人员的挂钩比例等,进一步扩大了内部市场化管理覆盖面,增加了瓦斯发电站人员和地面瓦斯泵站人员的积极性和责任心,提高了瓦斯发电站的发电量和经济效益。 统计在定额、供车、全面预算等企管科负责的方方面面的工作的作用也突显。 2012年,运用统计知识,我矿认真贯彻落实河南煤化集团、鹤煤公司内部市场化工作部署,从“三项买卖制”入手,以十一个专业市场为载体,强化“三级核算、四级主体”的基础建设,在企管科的带领下,建立健全了五矿内部市场化组织体系、运行机制、结算流程等,充分运用统计知识,大大调动了区队、科室、地面员工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踊跃投入内部市场化管理,构建了许多亮点和闪光点,为全矿安全管理、稳产高产、质量达标、降本提效提供了有力保证。 结语:做好统计工作重心的转移。 企业统计人员要与时俱进,既要学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了解宏观经济的形势,更要研究企业微观经济状况,分析研究自己接触的、熟悉的工作,提供具有价值的统计分析和可实施的改进措施。特别是这几年,我通过对大量数据的接触,既要看到企业不断发展的喜悦,也要透过数字了解问题存在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危机感,使自己更好的做统计工作。 作者简介:王妤若,女,汉,漯河人,毕业于信阳师范学院,本科,现在河南煤化集团鹤煤五矿企管科负责内部市场化管理工作。 煤矿企业管理论文:发挥劳动定额在煤矿企业管理中的作用 摘要:本文以煤矿企业管理为研究对象,围绕劳动定额在煤矿企业管理中的作用这一中心展开了较为详细的分析与阐述,并据此论证了顺利开展劳动定额在进一步提升整个煤矿企业管理工作质量与工作效率的过程中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与意义。 关键词:劳动定额,煤矿企业 , 管理 , 作用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建设进程不断发展与城市化建设持续扩大的推动作用下,煤矿建设生产在整个国民经济建设发展中所占据的地位日益关键。煤矿企业管理在确保煤矿企业各项生产运营管理工作健康有序开展过程当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需要引起相关工作人员的广泛关注与重视。相关工作人员需要清醒的认识到一点:在经济建设持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各种矛盾与需求突出的背景之下,企业所开展的劳动定额管理基于了多方面的因素:①.整个国家政治形式及经济结构的客观性制约;②.国家政治安定团结以及经济稳定发展的迫切需求,这对于新时期的煤矿企业而言同样如此。据此,如何充分发挥劳动定额在煤矿企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提升整个煤矿企业的管理质量与管理效率,已成为当前相关工作人员最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那么,新时期煤矿企业管理应如何将劳动定额的企业管理优势发挥到最大限度呢?笔者现结合实践工作经验,就这一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与体会。 一、发挥劳动定额的定员作用,杜绝煤矿企业的超定员生产 相关规章制度明确规定:对于煤矿企业而言,各个采区独立式回采作业面以及掘进面的工作定员应当严格控制在100人以下。这一规范当中涉及到了各个回采工作面应当如何确定工作人员限额的问题,这一问题从本质上来说也正是劳动定额所需要解决的问题。那么,何为劳动定额呢?从理论上来说,劳动定额就是指在一定生产技术组织条件下,采用科学合理的方法,对生产单位合格产品或完成一定工作任务的活劳动消耗量所预先规定的限额。从这一层面上来看,劳动定额所发挥的定员作用对于煤矿企业在当前生产建设过程当中频频发生的超定员生产问题是有着极为显著的遏制作用的。具体而言,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①.煤矿企业劳作人员的劳动态度及劳动积极性能够在劳动定额的推进背景之下得到二次激发;②.劳动定额作用之下相应的劳动定额标准能够将煤矿企业在生产经营管理过程当中所涉及到的包括支架、运煤、巷道超前支护、防尘以及落煤等多个工序所需的定额基础有效落实,每个循环工序的定额用工也能够得到合理确定,各个班组的计划定员人数也因此能够得到合理且科学的配置。 二、确定合理的劳动定额标准,以此规范煤矿企业职工劳动行为 我国劳动法相关规章标准中明确规定:国家实行劳动者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个小时,平均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个小时的工时制度。这正是劳动定额在职工劳动行为中的明确体现。劳动者在从事企业各项生产经营行为的过程当中不能处于非个人主观意愿的加班。对于煤矿企业而言,相关工作人员需要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在劳动定额时间之内制定科学且合理的工时消耗设计。这里所提到的工时消耗设计可以理解为企业劳动人员在工作班内以生产任务的圆满完成为主要目的,包括直接与间接两种方式在内工时消耗的统称。具体到煤矿企业而言,其所涉及到的工时消耗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工作准备及结束时间(主要共包括煤矿企业生产职工在从事生产活动之前围绕工作地点所进行的一系列质量检验、安全检查、交接及准备工作);②.作业放宽时间(所谓作业放宽时间,主要是指职工在从事工作中不可避免的短时间延误性消耗,主要包括煤矿采掘过程当中各个工序之间的必要等待时间、各部门职工进行工作问题的交流时间、业务部室人员必要的业务检查时间等);③.个人需要放款时间(这一类型的工时消耗主要是指职工的个人性生理需要工时消耗,例如喝水、洗手等);④.休息放宽时间(这一部分的工时消耗主要是指以确保煤矿生产保质保量完成,消除职工在作业过程当中的紧张及劳累情绪为目的而设计的必要性短暂休息时间)。对于煤矿企业相关工作人员而言,将以上四个方面的工时消耗在企业生产管理当中进行合理的安排与划分,将作业时间控制在标准范围之内不仅能够规范煤矿企业相关工作人员的劳动行为,同时对于提升煤矿企业职工职业健康而言也有着极为关键的作用与意义。 三、以定额标准设计薪酬制度,加速煤矿企业与工会之间的工资协商 劳动法当中同样明确规定:对于计件工资作业模式之下的劳动者而言,相关用人单位应当按照所确定的工时制度对职工在作业过程当中的劳动定额以及计件报酬标准予以明确确定。大量的实践研究结果向我们证实了一点:科学合理的劳动定额标准一直以来都是企业推行科学化建设生产的基础与核心。对于煤矿企业而言,职工所执行的计件工资标准乘以综合定额的所得值既为计件工资单价参数,该单价参数乘以职工在一定工作时间内完成的产量即为计件工资额。受企业对于职工工资分配的权力性影响,职工的收入与企业经营发展成果之间的关联性不大,单薄的职工协商能力无法在企业与职工之间达成平衡。工会与企业之间对于工资的协商问题显得尤为关键。在劳动定额协商作用之下,职工能够按照科学的劳动标准进行工作,职业健康得到了可靠保障,传统意义上工资分配只与生产数量相关的局面得以打破,这无疑极大的促进了职工主动性创新能力以及自觉性工作能力的全面提升,实现企业经济效益提升与职工收入增加的兼赢。 四、结束语 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与经济社会现代化建设进程日益完善,社会大众持续增长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需求同时对新时期的煤矿建设事业提出了更为全面与系统的发展要求。煤矿企业作为煤矿建设事业的核心支柱,应当在经济社会不断完善的背景下加大自身的建设与发展力度。劳动定额在这一过程当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不容小觑。本文针对劳动定额在煤矿企业管理中的作用这一中心展开了简要分析与说明,希望能够为今后相关研究与实践工作的开展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帮助。 煤矿企业管理论文:探究标准工序在煤矿企业管理中的应用 摘要: 煤炭采掘生产工序是煤炭产品形成的基本环节,工序质量对煤炭产品质量、劳动安全、生产成本、生产效率有着重要影响,企业要寻求质量、安全、成本、效率的改善,提高工序质量是关键,而工序标准化作业对工序质量起着关键保证作用。 关键词: 煤炭工序;标准化;应用 赵固一矿从采掘工艺项目着手,对采煤、掘进、机电等各生产工艺流程进行分解细化,制定标准工序,在各工序推行“标准流程+工具+单价+责任人”操作法,全面提升了企业的精细化管理水平,使煤矿真正发展成为安全高效、科学发展,具有现代化管理水平的企业。 1推行标准工序的背景 煤炭企业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经过国家对国有煤炭企业进行改制后,规模化、多样化、国际化已成为现代国有煤炭企业发展的战略目标,这也对赵固一矿各项工作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在新的战略目标下,面对领导更换频繁,新进员工增多,青年员工工作经验少,各项工作标准、管理标准不规范的现状,矿井管理模式急需完善,各项工作亟待规范。针对此问题,赵固一矿从建立一套完整的、统一的、规范的操作标准入手,创新管控模式,推行了标准工序管理,为进一步推进煤炭企业精细化管理提供强大的支撑。 2标准工序管理的内涵 标准工序管理是在市场化管理基础上实行的精细管理,具体内容包括:①提高每个工人、每个岗位的劳动效率。把以往的经验、知识收集起来加以分析探讨并归类成规律和条例,并成为指导工人实际工作的指导方案,在确保安全的同时最大限度地挖掘劳动生产率的潜力。②把内部市场化工作真正落实到班组。让每个班组长明确每道工序的成本,包括工具、材料、人工等,让一线管理人员按照成本安排生产,提高工效,避免浪费。③让每名员工明白自己每班的工作量和成本与标准的差距,做到算着干、干着算,真正成为经营者。④通过细化作业工序,制定合理工序结算单价,给“交接分制”提供指导。一方面实现了隐患排查治理有偿化,提高了员工排查隐患的积极性;一方面由于工序价格的执行,未完成的工作根据工序价格进行买卖交接,提高了工人作业的质量和工作效率;另一方面也减少了工人井下无谓的作业时间,降低了工人的劳动强度,避免了某一作业地点人员密集的情况,实现了正规作业循环,实现了安全生产。⑤让区队管理人员站在全局的高度,明白自己的工作在整体中的位置,不仅安排好本区队的事,也要为下道工序(其他区队)打好基础,提高矿井的整体效率。 3标准工序实施的过程 在实施的过程中,赵固一矿首先成立了以矿长为组长,生产矿长、安全矿长、机电矿长为副组长,各生产科室和区队负责人为成员的标准工序管理小组,提出目标,细化责任,明确各个时间节点的工作内容,保证标准工序的制定和顺利实施。 3.1 基础数据的收集、整理阶段在这个编制过程中,小组人员根据自己的任务分工深入井下一线,组织有经验、有技术的熟练工人现场模拟工序,现场测定时间,现场测定最佳施工方案,现场测定备品备件和材料消耗,现场提出工序的安全和质量要求。通过现场测算和总结历史经验,将标准工序的基础数据收集结束。 3.2 初稿的成型阶段编制小组将基础数据收集、整理结束后,经管理小组讨论、研究后,形成标准工序的基本模板:要求横向覆盖到采煤、掘进、机电管理三大专业口;纵向包括了每个工序的具体内容、施工准备、施工顺序、安全要求、质量要求和工序成本。共细分为160多道工序。对于基础数据不完整或不准确的由编制小组重新现场测算。 3.3 试行定稿定型阶段为了确保标准工序的科学合理性,企业可以专门邀请相关专业的专家组来企业指导工作。经过专家组与企业管理人员一起探讨,把理论和矿井生产经营实际结合起来,编制出符合矿井生产实际的标准工序。 3.4 推行阶段推行阶段采取以点带面来推行标准工序管理方法。首先在赵固一矿综采区队、掘进区队推行标准工序管理,进而在全矿区队进行标准工序推广,然后,接着在兄弟煤矿单位进行标准工序推广。 4实施标准工序的效果分析 煤炭企业标准工序管理的出台和推广,可以使每位员工有统一的工作标准,即使是新员工,也可以通过学习标准工序直接上手工作,使得职工能很快了解设备的运行和使用,缩短培训周期,让每个人都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熟练工,既提高了工作效率,为生产运营提供强有力的保证,也给矿井的发展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潜力。下面举例赵固一矿在区队实施标准工序后的效果做简要分析。 2011年,矿区综掘一队通过确立使用综掘标准工序,使操作工序更加科学化、人性化。当年3月份,在11111工作面轨道顺槽(16.92m2断面、锚网支护)掘进时,实现了单头月进尺716m,刷新了河南煤业化工集团单头月进尺的最高记录。 2011年,矿区综采二队通过推行标准工序管理,使大采高综采工艺流程更加优化,工人操作更加熟练,新进工人能更快地融入到区队工作中,产量、质量逐月提高,在3月份完成单面煤炭产量28万吨。 2011年6月份,在11071工作面安装过程中,矿区机电队和准备队通过严格按标准工序进行操作,合理安排劳动组织,精确配备和使用工具材料,实施了多项岗位创新,安装效率与上期工作面安装相比提高了15%以上。 5结语 标准工序的推行,有力地推进了市场化工作。在实际工作中,把标准工序融入市场化管理中,使区队、班组和员工在工作中干着算、算着干,不自觉地对照标准找差距,想尽办法超标准,岗位创新和管理创新不断涌现,不断促使标准工序的改进与提高。每一项工作结束后,我们都认真总结,分析实际工作与标准工序的差距,找出亮点和不足,完善和修改标准工序,促使赵固一矿安全高效的发展。 煤矿企业管理论文:煤矿企业管理与提高经济效益的研究 摘要:近些年,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现代企业在日常经营、长期发展中,越发重视了对其成本消耗的管控,以最大限度的提高经济效益、市场竞争力。本文就煤矿企业管理与提高经济效益作简要的分析、探讨。 关键词:煤矿生产;企业管理;经济效益;成本控制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进一步加剧了国内煤矿行业的市场竞争,而现代企业若要从中求得生存、发展,就必须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在不断提高各项业务活动效率的同时,尽可能的减少、降低不必要的资金、资源消耗,最大限度的提高人力、物力、财力的使用效率。 以下,本文针对煤矿企业经营、生产全过程的成本管理进行分析、探讨,同时简要阐述其他几种有利于提高效益的管控措施。 一、煤矿企业的经营、生产全过程的成本管理 首先,建立全面预算管理体系。全面预算体系贯彻于整个生产经营过程中,有效实现对生产预算、材料预算、工资预算、费用预算、成本预算的全面管理,通过预算编制、预算执行、预算调整、预算考核与分析四个环节整体实现体系化管理。其中财务管理是预算管理体系中较为重要的环节,应进行重点管理,将财务工作重点转移到支出前管理,从事后核算转变为事前管理,形成事前预算管理机制,对事中进行监督控制,事后实行全面考核的管理方式,整体实现企业成本的有效控制。其次,加强前期生产设计阶段的地质勘测工作,引进先进生产技术。生产设计阶段应有效的加强地质勘测工作,为企业决策提供依据,避免出现决策失误导致生产成本的增加,整体勘测工作要分步开展,保证月度、年度及远期勘测工作的顺利进行。同时,重视先进技术的引进,将其运用到生产当中去,实现采矿工艺及技术水平的提升,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企业经济效益。第三,实现企业整体精细化管理。为更好的实现企业资源配置,战略协调统一,在制定生产规模及质量标准的基础上,实现成本要素的细化。将全面成本管理及精细化管理有效结合,制定企业生产经营计划,将成本逐层细化,全面加强企业成本控制。最后,在企业生产阶段,要进行全面管理,实现企业成本合理化。通过全面预算及计划管理制度,整体实现资金事前控制,将企业成本进行细分,根据企业及地区的实际情况,结合经济、政治形式,科学合理的实行成本控制,将其根本落实到生产过程中,逐步实现企业管理细化,并逐步形成良性发展,从根本上提升煤矿企业的竞争力。 二、有效提高经济效益的其他管理事项 1.组织优化人力资源管理 加强人力资源管理,将工资总额控制在合理范围。合理制定井上与井下,直接生产环节与辅助生产环节比例,并根据各个环节职能及技能的要求,合理进行岗位分配,避免人员缺失及过剩造成成本增加,将工资总额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结合煤矿生产进度、组织工作面,实行循环作业,以保证开采工作顺利进行。同时提升开采效率,制定劳动规范,合理压缩人工成本。企业工程招投标过程中,加强流程管理,明确工程单价,避免不必要的成本支出。鼓励员工积极性,提升生产效率,保证企业合理的成本支出。 2.加大煤矿物资管理力度 整体加强企业材料管理,实现资源合理利用。加强材料及配件的合理配置,细化管理内容,通过信息管理系统的建立实现材料的精细化管理。针对单耗及材料目标管理实行双向管理,全面控制。通过考核、结算,制定奖惩制度。合理利用资源,避免浪费产生,整体降低企业成本。整体实行清查对账,保证材料合理使用,也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对材料实行合理调剂。同时加强现场管理,对材料及设备进行回收,降低浪费及丢失造成的成本增加,确保企业利益不受损失。 3.对资源消耗的管控 全面加强企业日常管理工作。对企业用水、用电、工资标准与生产经营计划相结合,实行考核制度,并实行定额管理,完善计量装置,整体控制企业水、电成本,避免浪费。在生产过程中,科学用电,实行合理调度,整体遵循躲峰填谷的原则,避开使用高峰期,缓解高峰期负荷。加强车辆管理并合理利用,避免“大马拉小车”的现象产生,整体提升使用率,实现成本的有效控制。 4.加强重视机械设备管理 合理租赁生产设备,实现对设备投入及运行成本有效控制。煤炭生产过程中涉及到大量机械设备使用,设备的先进程度决定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因此,整体进行设备管理有利于企业成本合理化。要定期对设备进行检修,保证设备正常使用,并进行日常维护。将设备故障问题降到最低,做到及时解决,避免设备大修造成成本增加。设备使用过程中,合理选择设备型号,并严格按照程序进行安装,操作及维护人员要具备上岗证书,进而提升设备使用率,实现产量增加,成本得到控制。加强生产现场管理,及时检修设备,并保证设备合理利用,避免出现设备闲置的情况,降低企业生产成本。 5.认真做好预算的分析、考核 提升预算分析能力,实行预算考核制度。针对每月预算进行合理分析并建立分析制度,全面贯彻预算执行,合理制定修改方案,全面保证月度、年度预算顺利执行。加强企业内部考核,并保证贯彻实施。整体提升预算管理水平,合理控制成本,实现企业利润提升。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煤矿企业若要进一步提高其经济效益,就必须以成本管理为核心基础,加强对人力、物力、财力以及各种资源消耗的协调管理、监督控制,以减少不必要的浪费、支出,扩大利润空间。 煤矿企业管理论文:浅谈煤矿企业管理中的成本管理问题 【摘要】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企业管理也朝着现代化发展。尤其在当今的煤矿企业中,对其进行有效的成本管理,是提升其市场竞争力的关键。本文主要论述煤矿企业在成本管理上存在的问题,进而针对提出的问题,阐述几点有效的措施。 【关键词】煤矿企业;管理;成本管理 一、引言 随着我国的经济市场逐渐的开放,企业的在管理,在理念上发生了本质性的转变。尤其是在成本管理上,管理的模式越来越多元化。在煤矿企业中,成本管理的有效实施,是提升煤矿企业市场竞争力的关键。但从实际情况看,其在成本管理的过程中,存在诸多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的制约着我国煤矿的现代化进程。因此,在经济现代化的进程中,合理的规范成本管理是加快我国煤矿企业现代化进程的关键。 二、煤矿企业在成本管理中的问题 随着煤矿企业的现代化建设,其在成本管理中,还存在诸多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出现,严重制约着我国煤矿企业的现代化发展。 (一)成本管理的理念陈旧。随着我国经济市场的不断开放,企业的经济发展不断与国际接轨。然而,我国在企业的管理中,缺乏有效的管理理念。这严重阻碍了我国企业的现代化进程。尤其在煤矿企业领域,其在成本管理的过程中,严重缺乏现代化的管理理念。进而其在成本管理的过程中,还是片面的对成本进行管理,对部分的项目,存在人为臆断的控制管理。虽然,在成本上降低了成本输出,但却疏于对对煤矿安全生产的有效管理,从而使得煤矿企业的事故频发。这种重“表面”,而忽视“实质”的管理理念,严重制约着煤矿企业现代化管理的进程,同时陈旧的管理理念反而增加了企业的成本输出。 (二)缺乏有效的成本管理机制。我国煤矿企业,在实际的成本管理中,缺乏合理的成本管理机制,进而使得煤矿成本管理领域的混乱局面。在管理的过程中,经常出现管理项目不全面或漏算的情况出现。而且在管理的过程中,对成本的管理缺乏有效的审核、复查等机制,这就更加使得管理秩序的混乱。在管理报表的形成中,过于的追求低成本的输出,而忽视了管理中的实际约束。使得成本管理的数据价值不高,也就是说,当今的煤矿企业在成本管理的过程中,含有太多的“水分”。企业基于这种管理数据,是很难以得到本质性的发展。反而,会造成企业在重大决策上存上出现严重的方向性问题。 (三)缺乏合理的成本预算。煤矿企业在成本预算的环节中,缺乏合理的成本预算。煤矿企业在成本的预算阶段,对于预算的项目费用不够明确和具体。而且在预算的过程中,缺乏全面性。进而使得预算的结果与实际的预算存在较大的差距,同时在预算的过程中,对于关键领域的预算,缺乏有效的市场调查。 (四)我国煤矿企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成本运营形式,严重制约着成本管理的创新性发展,也就是说,当今的煤矿企业的管理目标过于的短浅,缺乏有效的管理眼光。因此,现在的煤矿企业过于的追求眼前的经济利益,而忽视了长远的发展。同时由于注重利益的最大化,而忽视了煤矿安全生产的重要性。所以,这种成本利益化的管理模式,严重的制约着我国煤矿企业的现代化建设,使得我国的煤矿安全事故过于的频发。 (五)煤矿企业的管理方式过于呆板。我国的煤矿企业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在成本管理的方式上还存在诸多的问题。基于计算机网络平台的管理方式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数据平台的单一化就是其关键性的问题。并且管理的过程中,数据的处理平台也比较的落后,在对于复杂的成本预算时,平台的运行效率不高。而且,在一些小型的煤矿中,甚至缺乏真正意义上成本管理,进而在生产的过程中,出现诸多的问题。由此可见,我国煤矿企业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基于计算机网络平台的成本管理模式就存在较大的缺陷。 (六)管理人才的缺乏。我国煤矿的成本管理,在管理层就缺乏合理的管理人才,而且现在很多的煤矿成本的管理者,往往是凭经验对成本进行管理。这就使得我国煤矿企业的成本管理缺乏有力的基础支撑,也就是出现形式大于本质的问题出现。因此,我国的煤矿企业在成本管理上,管理的形式就存在很大的问题,尤其是缺乏合理的管理人才。 三、加强煤矿企业成本管理的措施 (一)优化管理机制。煤矿企业的成本管理是一项复杂的工程,这就要求企业要有一套完善的成本管理的机制,进而更加规范煤矿企业的成本管理。避免在管理的过程中,存在较大的管理误差。通过有效的管理机制,合理化管理的流程,尤其是过于冗长、陈旧的管理模式要逐渐的运用新的管理机制来代替,进而可以加速煤矿企业的现代化建设。 (二)优化管理的方式。传统的人工的成本管理方式已经不适合煤矿企业的现代化进程。因此,在管理的过程中,需要不断的优化自己的管理方式。尤其是基于计算机网络平台的管理模式,可以很好的便于煤矿企业的现代化管理。而且基于有效的计算机网络平台呀,可以很好的实现管理数据的资源共享,进而使得管理的流程更加的科学化。这种现代化管理平台的建立,对于企业的成本管理带来了实质性的便捷。 (三)加强成本预算。在成本管理的过程中,加强成本的预算,可以优化企业的成本管理。然而,实际的成本预算过于的粗糙,没有实质性的参考价值。因此,在成本管理的过程中,需要加强成本的预算,同时可以预算的结果进行合理的审核。因此,在煤矿企业的成本管理的过程中,不能忽视成本预算这个环节。而且要规范好成本预算这个环节。 (四)加速管理人才队伍的建立。我国煤矿行业的管理人才比较的缺乏,有爱是对于成本管理的人才。因此,在实际的成本管理过程中,需要不断的加速管理人才队伍的建设,这样可以为成本管理提供良好的基础。 四、结语 我国的煤矿企业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成本管理的有效性是其发展的关键。然而,我国煤矿企业在实际的成本管理中,存在诸多的问题,进而这些问题严重制约着我国煤矿企业的现代化进程,而且基于计算机网络平台的建立,是加速煤矿企业成本管理信息化的关键。
教育经济学论文:1981―西方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前沿分析 【摘 要】研究前沿是指临时形成的某个研究课题及其基础研究问题的概念组合,也是正在兴起或突然涌现的理论趋势和新主题,代表一个研究领域的思想状况。从大量的相关文献中检测那些频次变化率较高的突现词,这样不仅仅是分析频次的高低,而是依靠词频的变动频次和变动趋势来确定教育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前沿,基本原理就是统计相关领域论文的标题和摘要中词汇频率,根据这些词汇的增长率来确定研究前沿的热点词汇。本文主要通过Citespace软件分析西方教育经济学1981-2011年间的研究前沿,从而梳理西方教育经济学发展脉络。 【关键词】西方教育经济学 前沿 关键词 依据西方教育经济学基本范畴在外文数据库Web of Science 中下载4350篇文献,并从结果中剔除会议、征稿等消息类文献,将文献数据输入Citespace II 软件中,将Node type设为Term,选用突变检测法来运行数据,一共检测到5个膨胀词,节点共76个,连线共93条,产生聚类关系的文献之间会有不同颜色的填充,形成圆圈化的聚类面积,另外,启动CitespaceII中文献标题词与其出现频次功能,则图谱的各文献聚类中会进一步显示各共被引聚类文献的施引文献标题中出现的高频词汇及其频次,如图1-1所示。 结合图1-1可以看出,“经济模型”“工会”“成人教育”词频较高,在1981-1990这一时间段内显得较为突出,这与当时的年代实际情况也密切相关,自80年代初卢卡斯将人力资本概念简单定义为一般的技术水平,并且提出人力资本的获得与积聚有两个途径,一是正规教育二是在工作中训练,但是由于没有合适的变量代表后一途径形成的人力资本,自然而然也没有可用数据。通过研究发现,1981-1990年间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前沿偏向于通过构造经济模型来解决生产中所产生的与教育经济相关的问题,完整的数据和模型的成功构建对于促进劳动生产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而在1991-2000年间,“人力资本”“培训”“教育技术”“学校财政”这几个词的词频较高,较受人们关注,处在学科前沿。结合当时背景来看,西方教育经济学自90年代开始从变化着的外部环境来研究其对教学内容、理论以及生产方式的影响,为了在将来的工作中更有成效,人们必须获得良好的解决问题的技能、交流的技能和社会交往的技能。先进的教育技术正日益增加对非传统的教育内容传授的要求,经常性的学习或者说终身学习已经成为必须,学校外学习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从以上研究我们可以看出,1991-2000年间,国外教育经济学受到世界经济格局以及全球一体化的影响,研究前沿与当时的大环境紧密相关,研究从单纯研究经济模型转变为更多的考虑人力资本人文因素在经济生产中的作用,以及如何提升人力资本以适应当前大环境的挑战。 2001-2011年间,“新制度”“改革”“高等教育需求”“教育产权”“教师工资”等词汇频次和中心度较高,进入21世纪,随着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增强,社会调查数据的丰富,对于教育经济学的研究起到重要的辅助和促进作用。此外占据经济学前沿地位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崛起,使得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更加拓展,尤其是将产权理论引入教育领域,对教育资源配置效率与公平问题进行制度分析,十分有助于对学校微观经营和管理的研究。学校如何在经营中节省交易成本,提高有限资源的利用效率,如何在产权明晰、权责明确的基础上建立多元化的办学体制,是当今西方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前沿问题。通过研究可以发现,21世纪的国外教育经济学大多将教育经济问题与公共政策的出台相关联,并且引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对于教育经济学的问题研究更加微观、明确。 总之,西方教育经济学由于发展比较早,学科制度结构比较完善,与经济的互动研究比较深化,相关基础研究比较充足,紧密联系当今社会实际以及全球情况,与政府公共政策也比较贴合,相比之中国教育经济学来说,发展相对较为成熟。但是国外过分的依赖经济模型和大量的实证定量研究来解决教育经济学领域的一些问题,这点还有待商榷。 教育经济学论文:教育经济学视野下硕士生资助体系重构研究 摘 要:本文立足于研究生教育收费改革的背景,基于劳动价值学说、劳动力再生产、人力资本理论等教育经济学核心理论以及当前硕士生资助体系存在的问题,从完善保障性资助方式、创新发展性资助方式、健全人文关怀性资助方式等方面,探讨资助体系重构的着力点,以及要处理好资助公平与资助效率、科研能力培养与文化自觉意识培养、经济帮扶与精神帮扶三方面的关系,以期家庭经济困难硕士生“进得来”、“读得下”、“放得了”、“学得好”。 关键词:教育经济学;经济困难硕士生;资助体系;重构 从2014年秋季学期起,所有纳入国家招生计划的新入学研究生都须缴纳学费,这无形中抬高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接受研究生教育的门槛,在他们中引起了不小的震撼。于是,研究生资助成了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理论界学者和实务工作者们认为,研究生资助体系的改革与创新迫在眉睫,纷纷从理论、实践两个层面展开研究。笔者从教育经济学的视角,探讨硕士生资助体系重构的策略,以期对改革与创新硕士生资助体系有所裨益。 教育经济学是介于教育学与经济学两门社会学科之间的新兴交叉学科。它从教育学与经济学这两门社会科学中分化出来,又在具体内容上把教育学的知识与经济学的知识予以综合,分化与综合并进,相互交叉,从而形成新兴的边缘学科,以教育与经济相互作用、教育领域内经济现象和规律为研究对象。[1]该学科的劳动价值学说、劳动力再生产、人力资本理论等核心理论的观点,对硕士生资助体系的改革与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并为其指明了重构的方向。 一、硕士生资助体系重构的理论依据 1.劳动价值学说:教育收费无可非议,家庭经济困难硕士生资助义不容辞 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作用时说:“这个商品具有一种独特的特性:它是创造价值的力量,是价值的源泉,并且在适当使用的时候,是比自己具有的价值更多的价值的源泉。”[2]恩格斯认为,劳动力价值中除了成长的维持生活费用、养育子女的生活费用外,还需花费一定数量的价值,以发展自己的劳动力和获得一定的技能。[3]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教育费用在劳动力总价值中的地位,将越来越重要,越来越提高;衡量劳动力的价值,主要看教育和训练费用所占的比重大小。[4]复杂的劳动需要劳动者经过一定的专门的教育和训练,具有一定的劳动技能和知识才能完成,因此复杂的劳动自然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从事复杂劳动的劳动者也就可以获得较高的报酬。可见,只有劳动力才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力,而且劳动力创造社会物质财富,是与劳动力所接受的教育程度密切相关的。在一般情况下,劳动力创造的社会物质财富多少,是与劳动力的教育程度成正比例的。[5]因此,不管是国家、社会、家庭还是个人,投资硕士生教育以形成复杂劳动力较高的经济价值,都是明智的选择。 2.劳动力再生产:硕士生教育作为劳动力再生产的重要手段,接受教育的机会理应均等 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再生产理论阐明:社会再生产是物质资料的再生产,同时也是劳动力的再生产。只有当劳动力再生产与物质资料再生产在数量、质量上相适应时,社会物质再生产才能得以良性发展。可见,社会物质资料再生产离不开劳动力再生产。研究生教育作为劳动力再生产的重要手段,它不仅可以再生产人的劳动能力,还可以改变人的劳动能力的性质和形态。 研究生教育收费改革后,如果保障性资助方式不完备,这无疑将迫使部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因筹集不到学费,而放弃接受研究生教育的机会。那么,这部分劳动力的智力、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水平等将得不到科学发展,其劳动力的性质和形态将得不到有效改变。长此以往,贫富的代际传递势必难以打破,教育方面的差异势必越拉越大,教育公平势必大打折扣,社会分层势必受到影响,甚至会引起社会的安全与稳定问题。可见,研究生教育收费改革的成功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家庭经济困难硕士生保障性资助方式完备与否。只有设置了完备的保障性资助方式,家庭经济困难硕士生的“教育机会均等”才得以实现。 3.人力资本理论: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将由人类的才智进化来决定,硕士生资助要注重效率 在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源中,创新人才被看成是最富活力和创造性的因素,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代表,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否培养和造就出一大批创新人才,特别是高科技创新人才,事关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前途。[6]人类的未来,不是由空间、能源和耕地所决定的,而是由人类的知识的发展来决定。[7]人力资本理论产生以后,它对社会实践与现实的改变带来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它促进了世界上许多国家把人力资源开发纳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以及经济发展规划或计划;它使人们认识到物力资本与人力资本的高度互补性;同时,它也有力地促进了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加强了对科学研究的投入。[8]可见,硕士生资助应该服务于科研能力的提升,着眼于创新人才的培养。因此,硕士生资助要凸显激励与导向功能,注重资助成效,提高教育经济效率。教育经济效率一般指教育资源利用效率。所谓教育资源利用效率,一般指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为取得同样的教育成果,教育资源占用和消耗的程度。[9]那么,硕士生资助的效率,可以理解为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为取得同样数量和质量的研究生教育成果,资助经费消耗的程度。而作为一种潜在的教育投资效率的硕士生的发展潜力,即硕士生在未来的实际工作中发挥较大的作用和做出较大贡献的可能性,一般在硕士生毕业后时间越久,这种资助效率也将反映得越明显。追求卓越、提高绩效也是当代教育思潮的焦点。[10] 二、硕士生资助体系重构的着力点 1.完善保障性资助方式,确保研究生教育机会均等 由于就业压力、渴望深造等原因,近几年来硕士生报考人数逐年呈递增趋势,递增人数都在10万人以上。调查显示,高校家庭经济困难硕士生的比率普遍在10-20%之间,部分地方院校甚至超过30%。因此,研究生教育收费改革后,构建的硕士生资助体系必须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接受研究生教育的门槛问题。为此,首先要提高国家助学贷款额度,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得来”。实行研究生教育收费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教科文司、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财务司、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制订的《高等学校学生资助政策简介》中同样适用于研究生的有关国家助学贷款规定,“原则上每人每学年最高不超过6000元”,已经无法满足家庭经济困难硕士生的学费贷款需求,更别提生活费贷款了。因此,要切实提高贷款额度,保障家庭经济困难硕士生能够通过国家助学贷款解决学费和住宿费问题。其次,要加大助学金与勤工俭学岗位津贴的资助力度,保障家庭经济困难硕士生“读得下”。自2014年秋季学期起,研究生普通奖学金调整为研究生国家助学金。虽然硕士生国家助学金的资助标准不低于每生每年6000元,但这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而言还是杯水车薪,高校还得设置相应的助学金予以补充。此外,高校还要强化“三助”工作,拓展助研、助教、助管岗位,适当提高岗位津贴,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硕士生解决部分生活费问题。 2.健全人文关怀性资助方式,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硕士生降低缺陷感 以浙江省温州市高校部分在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为研究对象,共发放问卷800份,回收790份,回收率为98.75%,有效问卷为766份,有效率为95.75%。调查发现,发生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身上的生活事件位列前茅的是学习压力、人际关系和丧失,这与葛华等人的研究结果相似。[11]以月生活消费400元为一档,比较不同月生活消费学生的生活事件与抑郁,结果发现在学习压力方面,少于400元的组和401-800元的组显著高于801-1200元的组;对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而言,来自亲人患疾病、死亡与来自生活拮据的生活事件应激、缺陷感各因子与抑郁指数均呈显著正相关,具体分数如表1所示。表1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事件、抑郁与缺陷感的相关 可见,家庭经济困难硕士生的学习压力相对较大,当他们遇到来自亲人患疾病、死亡与来自生活拮据的生活事件时,对缺陷感的影响较大,甚至会导致抑郁。通过个案研究发现,当家庭经济困难硕士生发生上述生活事件时,及时给予人文关怀性的临时经济困难补助,可以有效降低他们的缺陷感,达到预防抑郁心理的目的。因此,实行研究生教育收费后,要设置完备的硕士生临时性经济困难资助方式,应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发生有关生活事件,帮助他们将这些生活事件“放得了”。 3.创新发展性资助方式,助推硕士生科研能力的提升 研究生教育的本质是科研能力培养,它是研究生教育固有的、决定研究生教育性质、面貌和发展的根本属性,是自研究生教育的产生之初便具备的,不随研究生教育的培养层次、培养类型、培养形式变化而变化的稳定属性。[12]无论是从法规、政策层面,还是从培养实践层面,各国研究生教育的培养目标,均是为了解决本专科学生科研能力不足与社会对高层次人才科研能力高要求的矛盾,将科研能力的培养放在首位,研究生教育的过程也是围绕培养科研能力展开的。[13]可见,创新发展性资助方式,助推硕士生科研能力的提升,是构建科学的学生资助体系,提高资助效率的关键。然而,目前硕士生科学研究资助普遍比较薄弱,存在经费分配不合理、资助力度不够、资助周期短、资助项目少等问题[14],不利于硕士生的培养。因此,高校要切实加强和改进硕士生科研资助工作,既要做好硕士生具体研究项目的资助,更要做好科研能力培养过程的扶持性资助以及科研能力发展状况的奖励性资助,并且大力拓展“助研”岗位,切实提高岗位津贴,将家庭经济困难硕士生的勤工助学与科学研究有机结合,解决他们忙于生计而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进行科学研究的问题,确保家庭经济困难的硕士生“学得好”。 三、硕士生资助体系重构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1.处理好资助公平与资助效率的关系 公平与效率是人类社会具有普适意义的价值追求和价值标准。就硕士生资助体系而言,促进资助公平实现的资助效率才是有价值的资助效率,促进资助效率提高的资助公平才是真正的资助公平。高校硕士生资助,“必须由单一强调‘教育机会均等’的公平诉求,发展至兼而强调‘教育机会均等前提下的教育收益最大化’的效率诉求”[15],明确什么类型的硕士生资助对象采取何种资助方式,科学处理资助公平与资助效率的关系,使得硕士生资助体系更好地服务于人才培养,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因此,高校要统筹国家助学贷款、助学金等保障性资助与国家奖学金、学业奖学金、科研资助、“三助”(助教、助研、助管)岗位津贴等发展性资助,实现硕士生资助效率优先,兼顾资助公平。 2.处理好科研能力培养与文化自觉意识培养的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社会引发了普遍的“西方文明危机感”,认识到通识教育的问题比原子弹更重要,因为原子弹归根结底是要人来掌控的。[16]而人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最终是由文化自觉意识所决定的。文化自觉意识,反映出作为文化主体的人的自我觉醒和自我创造,体现出一种广阔的文化境界、深刻的文化反思、充分的人文关怀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17]资助硕士生提升科研能力,是为了造福人类,而不是对人类构成威胁。如果那些掌握高科技的人,能摧毁我们这个世界,能污染我们的地球,能组合成新的基因来生产新的生命形式,但他们只懂得如何画指数曲线,如何使用试管,而其他的一无所知,那将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世界![18]因此,高校要创新硕士生资助的方式方法,加强教育引导,协调发展资助对象的科研能力和文化自觉意识,为实施社会主义人才强国战略输送一大批科学研究能力强、又能成为文化自觉急先锋的优秀硕士生。 3.处理好经济帮扶与精神帮扶的关系 调查发现,由于特殊的家庭经济条件和家庭环境,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缺陷感表现得较为普遍,程度上也更为严重。缺陷感体验越强烈,个体的自我效能就越差。[19]实行研究生教育收费后,高校校园内悬殊的贫富差距,将会加剧家庭经济困难硕士生的“贫困”程度,使得他们在人际交往、消费行为、社会心态等方面遭受更大的冲击,他们的缺陷感体验也将更为强烈。缺陷感从本质上讲是一种自尊体验。自尊是人们对自己的价值、长处、重要性总体情感上的评价,是自我概念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成分。[20]已有研究表明自尊对个体心理健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自尊水平越高,孤独感水平越低。[21]缺陷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消极的情绪体验,这种消极的情绪体验与个体对自我的错误认知有着密切的关联。可以预见,高校家庭经济困难硕士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将面临新的考验和挑战。因此,硕士生资助要经济帮扶与精神帮扶双管齐下。 教育经济学论文:教育经济学视角下的家教市场分析 【摘要】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上门家教吸引了越来越多望子成龙的学生家长,家教市场日益发展壮大。本文主要对教教市场的目前状况进行描述及其原因分析,分析其消费主体及主要的从业人员,最后阐述了自己的思考及建议。 【关键词】家教市场 现状分析 消费主体 从业人员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每个家庭的期望,目前中国家庭大都为独生子女,因此父母将全部的心血都投入到对孩子的培养上,并在孩子身上寄托了自己的美好愿望。为了让子女接受最好的教育,父母们不惜出巨资为孩子创造各种良好的学习条件。一个家庭储蓄的主要用途是作为孩子的教育储备基金。为了让孩子上一个好学校,家长们不惜重金买教育,甚至为了能够让孩子进入重点幼儿园投入不菲,更不用说上重点小学、重点中学了。由此,家教——出于教育和市场的交叉地带,正在日益蓬勃发展。 一、家教市场的现状 (一)现状 强大的教育市场的需求催生了家教从业者队伍,家教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熟悉的名词。 家教市场蓬勃发展,课外辅导愈演愈烈,百度数据显示,截止2010年8月底,中小学课外辅导品牌的日均搜索指数达到5.9万。 课外辅导师热门,百度数据显示,截止2010年8月底,中小学课外辅导品牌的日均搜索指数达到5.9万,在寒假过后,搜索指数呈稳定上升态势,并在暑假7月达到峰值9万。 (二)原因分析 教育体制:近几年,虽教育部提出了素质教育的口号。然而,“明减暗加”、“学校减家长补”的现象依旧汹涌。如今,虽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但在仍存在的应试教育为主,在考试成绩的高低成为学生学习水平评价的唯一标尺教育考试制度下,家教,作为学校教学的补充,是弥补学校教育“减负”的重要途径。 市场需求量大:首先,在很大程度上,家长期望决定了需求。目前,家长在教育方面给予孩子的期望值越来越高,在教育投资方面,为了孩子的前途出手尤为大方。这种汲汲的渴求心态,促使家教市场的发展。其次,需要请家教群体基数巨大。我国人口基数较大,而且,其中城市人口基数也较大。而当前家教热的情况下,家教基本成为了每个家庭不可或缺的,显然这是一个巨大的家庭教育消费群体。 消费观念:教育的投入,是每个中国家庭的重中之重。稍微明智、理性的家长,面对于日益严峻的入学考试形式,为了孩子升学,为了让孩子将来有一个良好的人生平台,更加注重孩子教育,把对儿女的教育投入当作最重要的投入。 家教行业投资风险小、利润大。育考试制度的存在、学生个性化教育的需要以及教育重要性的认可决定了课外辅导市场的稳定增长和可观利润。 请家教具有诸多好处:首先,可及时补上欠缺的知识,提高学习成绩。现在的学生的学习负担比较重,对于孩子来说,难免有一些消化不了的东西。请家教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其次,可以有针对性地单独授课。教师在课堂上,只能面对大多数同学的水平和进度授课,不可能做到关注每一位学生。相反,家教面对面地授课,针对性较强,学生在此种环境里学习,情绪会放松下来,学习的效率会提高。再次,可以增强学生兴趣和信心。家教在面对一个学生单独授课的时候,情绪相应地也十分放松,不会有紧张、急躁等情绪。学习较差的学生大多有一定的自卑心理,老师会在授课中帮助他们树立起自信心。这些都是平时在课堂上难于做到的。最后,能纠正学生的不良学习习惯,使学生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 以上是对目前家教市场的发展状况的简单描述。可以看出,家教行业发展十分迅速,已成为教育经济领域发展的一大热点。 二、家教市场消费主体及从业人员 (一)消费主体 为对家教市场的作进一步分析,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此次调查共发出六十份问卷,回收的有效问卷共41份,调查的部分结果如下: 家长在什么情况下会给孩子请家教,从调查结果可知,家长请家教主要是三方面的情况:其中学生成绩不稳定时,家长最愿意选择家教来提高学生成绩,占36.67%;另外两方面的考虑主要是由于家长很忙没有时间去照顾孩子学习而找个家教以及弥补孩子课上没听懂的部分,及时查缺补漏,各占16.67%。 结果分析:一方面,从学生群体来看,家长给孩子请家教主要是有两个原因,一是,有些工作比较忙的家长,请家教主要是为了让老师托管孩子,但更多的家长还是为了让孩子提高学习成绩。因此,请家教的学生大多都是中间的群体,学习优秀的孩子本身能力很强,不需要请家教,后进生几乎放弃学习,因此中间部分也是最多的学生群体,源源不断地成为请家教市场的消费的主体。另一方面,从家庭收入来看,由于家教消费较高,因此,中等、高收入家庭成为了成为教育培训市场的消费大军。在教育培训市场上,为了让孩子更优秀,除了学科科目的培训,各种艺术技能的培训也成为了各类学校和教育培训机构的焦点。由此,构成了家教市场的消费主体。 (二)主要的从业人员 为对家教市场的作进一步分析,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此次调查共发出六十份问卷,回收的有效问卷共41份,调查的部分结果如下: 共有41位已聘请家教的家长参与投票。通过调查发现,家长聘请家教主要有一是教育机构,约占12%左右;二是请高校的在校生,约占44%,三是在职教师约占41%。聘请的家教教育机构5(12.2%)大学生18(43.9%)老师17(41.46%)其他1(2.43%),由以上数据可以看出,现今,家教市场在职教师与在校大学生成为家教市场主力军。 原因分析:在职教师成为家教的主力军,一方面是由于大多数的家长认为在职教师有更为丰富的教学经验,能帮助孩子更好地提高学习成绩,另一方面教师工资较低,而家教市场利益丰厚,不少教师投身于家教市场。 大学生成为家教市场主力军,原因在于:首先,大学生群体受过较高层次的教育,受到广大家长的认可。其次,不少高校学子渴望通过勤工俭学,为下学期的学习生活筹一笔钱,也可以借此接近社会,锻炼自己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上的生活能力;再次,家教工作机会易获得。现今,很多的家教中介机构交费登记后就可当家教。最后,家教相对于其他兼职收入较为可观,也更为轻松。 三、结论与建议 通过本次调查,可以总结出家长们普遍对孩子的学习状况十分关心,而且多数家长认可家教的教学效果,所以家教市场的前景是很广阔的。 但是家教市场的现状,还体现出还有许多有待改进的地方:首先,整体来看家具市场比较杂乱,市场秩序较乱。教教市场家教市场已呈现出明显的信任危机。如现在很多中介机构交费登记后就可当家教,一些不规范的家教中介对来登记的从业人员不作考察,只要见钱就行,而多数家长往往看到广告后就与家教中介电话联系,对中介的情况一无所知。这种运作模式很大程度上扰乱了家教市场的运行。其次,从家长的角度来看,请家教盲目性较强。存在明显的比较现象,现在竞争那么大,别人的孩子请了家教,我的孩子也不能落后。在对老师的要求上偏重于学科知识的掌握。再次,从学生的角度来看,家教补习似乎成为了一种负担。国家虽推行减负、素质教育,但考试制度不变的情况下,课业负担任然很重,只是从课内转移到了课外。长此以往,学生容易产生厌学情绪。 教育经济学论文:浅谈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发展现状与有效策略 【摘要】教育经济学的发展现状是:西方国家以人力资本理论为基础,更侧重于教育的长远发展和教育对经济的具体意义;我国则是强调国家领导对教育的权威作用以及教育和经济的具体关系。总体而言,教育经济学现阶段需要采取的发展策略是:明确逻辑起点、夯实理论基础、拓宽研究领域和完善概念体系。 【关键词】教育经济学 发展现状 策略分析 一、前言 教育经济学是一门研究教育与经济的学科,具体的研究对象是教育,但却是从属于经济学的一门学科,教育经济学具体研究教育的功能以及其为经济带来的收益。本文将在论述现阶段教育经济学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明确教育经济学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并提供具体解决策略。 二、教育经济学的发展现状 无论是我国还是西方各国现阶段教育经济学的发展成果都主要体现在理论体系上,具体表现为不同理论在教育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所占的比重。相比较而言,我国与西方各国教育经济学的不同理论所占的比重是不尽相同的。本文将从教育经济学国内外的理论体系以及侧重点方面明确教育经济学的发展现状。 首先是教育方面,教师的教学成效与教师的数量上,西方在这两点上的研究力度要低于我国,在关于人员运用方面西方各国呈现的是持平的局面,其他方面的理论上研究要高于我国,这就是教育经济学现阶段理论体系现状的最大特点。在西方,基于教育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基础上人力资本理论,教育经济学的最高研究标准是明确教育与经济的具体关系以及教育的长远发展,并且要求教育要对经济发展起到重大的促进作用。而在我国,无论是投入力度、教学效果要求、人力资本理论的依赖程度的研究比重都要低于国际平均水平;相反的我国将教育经济学的重点放在了处理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上,于此同时更加注重的是教育的具体费用以及开支和教育的具体发展空间,这些方面的侧重点都远远的高于了国际水平。国际与国内的理论体系构成和侧重点表明了教育经济学方面,西方国家注重于资金投入与产出效果,而我国更注重教育为国民经济带来的意义。 总之教育经济学的发展现状就是:西方国家以人力资本理论为基础,更侧重于教育的长远发展和教育对经济的具体意义;我国则是强调国家领导对教育的权威作用以及教育和经济的具体关系。 三、教育经济学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具体解决策略 每一门学科在研究与发展的过程中都存在着弊端和盲点,需要不断地加以完善和补充,并通过行之有效的策略进行细化的改善,教育经济学也不例外。本部分笔者将简单介绍教育经济学存在的四点问题,并给与明确的策略分析。 首先,存在于教育经济学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教育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不够完善,并且没有一个明确的逻辑起点。无论是哪一个研究领域,都需要一个条理清晰的理论体系,理论体系的基础是逻辑起点,在此基础上要根据已有逻辑进行不断的理论延伸以及拓展,最终确定一个严密完善的理论体系。这一点的解决策略是要求教育经济学能够重新自身定位,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具体考虑,寻找一个合理的逻辑起点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教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完善。 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我国,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都是人力资本理论,但是随着教育经济学的不断发展和涉及知识面的广泛,单一的人力资本理论已经难以满足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要求,这是教育经济学中存在的又一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具体策略就是要求拓展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在原本理论基础单一的基础上再加入例如管理、统计、社会等多个方面的元素,使教育经济学学科内容更丰富,涉及内容更全面,最终达到使教育经济学不断完善和成熟并且能够更多元化的目的。 上文中强调了教育经济学中存在的两个具体问题,教育经济学的逻辑起点不明确以至于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过于单一,如果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对于教育经济学来说是基础性的,那么教育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不够广这一问题就是核心性的。教育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应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出发,本着完善本学科发展本学科的目的不断夯实学科。但是现阶段很多国家在进行教育经济学科研究的过程中,过多地注重宏观方面而忽视了微观方面的内容,另一方面还存在着在发展中借鉴的相关理论不成熟的问题。这就要求在发展教育经济学的过程中要在从宏观角度出发的基础上完善微观上的问题,具体说就是注重细节上的处理,无论是教学方式、学校教育、班级管理方面都要加大力度;另外还要求教育经济学借鉴更多领域的成熟经验,合理发展和进步。 教育经济学存在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存在于概念体系方面,无论是概念的具体定义还是概念的界定,都存在着比较大的不明确之初,另外教育经济学在经济和教育的逻辑关系上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这就要求教育经济学要将学科自身涉及到的相关概念赋予明确的定义,并且界定清楚,避免混淆。尤其是教育和经济的逻辑关系方面,要进行严密地分析并赋予结构上的层次明确。 总体而言,教育经济学现阶段需要采取的发展策略是:明确逻辑起点、夯实理论基础、拓宽研究领域和完善概念体系。 四、结束语 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国内外都较为重视的研究经济与教育的学科,一直以来都备受关注。本文明确了教育经济学的发展现状是:西方国家以人力资本理论为基础,更侧重于教育的长远发展和教育对经济的具体意义;我国则是强调国家领导对教育的权威作用以及教育和经济的具体关系,并且提供了解决教育经济学中存在的问题的具体策略。希望通过本文能够使更多的教育经济学研究者明确教育经济学,认清现状明确盲点,并积极采用文中提供的策略,完善教育经济学。 作者简介:沈广起(1963-),男,吉林长春人,本科,吉林大学出版社副编审,研究方向:经济学。 教育经济学论文:教育经济学视域下中小学教师城乡交流问题思考 长期以来,义务教育阶段的师资失衡已经呈现愈发明显的“马太效应”。为解决师资均衡配置问题,自1993年来,中小学教师交流被纳入到我国政策体系范围。到2010年时,教育部《关于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提出争取到2012年时达到区域内的初步均衡,至2020年时基本达到区域内均衡;并把城乡间的教师流动作为实现义务教育阶段资源均衡的重要途径,重点关注“健全城乡教师交流机制,推动校长和教师在城乡之间、校际之间的合理流动”;并在同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意见征求稿),其中再次强调“建立城乡一体化义务教育发展机制,试行县域内教师和校长交流制度”。目前,我国绝大多数省份和地区也把城乡教师交流作为实现义务教育区域均衡发展的重要途径,但由于政策本身触及教师、学校等主体的利益,缺乏有效的补偿措施而难以达到预期的均衡师资的目标。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教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选择?教育管理者又应当做出怎样的管理决策?本文在从教育经济学的视角分析其成本效益的基础上,提出教师的行为选择,并对其管理决策作分析和讨论。 一、教育经济学分析的可行性 教育经济学是以人类基本的教育行为为研究领域揭示经济规律的理论,它运用调查和观察等方式对人们在进行教育经济决策时的需要、动机和态度等进行研究。教育经济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个理论流派即行为经济学,是对人们在教育领域中的经济学行为进行心理分析,它与以往的教育经济流派最大的不同就是将人们教育决策时产生的异常心理现象纳入研究范围之内。从人类本性的角度考虑,还原人类的某些非理性因素,从心理学角度对决策时的异常心理问题进行科学理解和合理解释,逐渐构建成为特色鲜明的行为决策体系。前景理论作为行为决策体系的理论基础,它更加精准地解释了决策人员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所作的选择和决策行为,改变了人们采用传统的期望概率模式进行判断分析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风险条件下的决策行为理论,也很好地诠释了人们在成本收益分析状况下对风险的认识以及对个体感觉影响的大小,说明这种非理性的行为可以被人们所识别与预防,从经济理论的角度对城市和农村地区师资交流过程中非理性的行为给出科学有效的诠释。城市和农村地区教师交流存在一定的风险性,如交流教师的回城顾虑等。教师以及学校领导者并不是完全理性的决策者,他们对城乡交流过程中的成本和收益的认识,是有一定的规律可以遵循的。因此,对于城乡教师交流过程中的教师行为选择来说,教育经济学提供了一个更加准确、更加真实的方向思路和抉择过程中的独特视角。 二、教师城乡交流的教育经济学解释 成本收益理论是教育经济学中非常关键的内容,从以上可行性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它对城乡教师交流问题具有很好的诠释作用,中小学教师在城乡交流工作中会得到诸多领域的收益,如工资福利、专业能力等,但除此之外又需要支付适当的成本,主要包括直接成本、机会成本以及隐性的心理压力等。不同经济区域教师的成本收益存在着不同,其特点分析如下: 首先,难以估算成本收益结论。城乡交流教师的成本收益包含着很多方面,其中还有一些是隐性的。其次,师资流入地区的学校具体情况差异比较大,同时参加交流教师的家庭情况、专业发展能力等方面差异也非常大,因此,要得出准确数据的结论是非常有难度的。最后,从城市地区交流到农村地区的成本会超过收益。还有不容忽视的一点就是这些教师承受着非常大的心理压力。他们在交流的过程中会遇到亲情、工作等方面的多重压力:如何适应新学校,如何接受面临的新挑战以及很多意想不到的“后顾之忧”,如多数教师会有回调的担心焦虑情绪。相关研究表明,在交流过程中“照顾不到家庭生活”、“交通生活不便”、“影响了在原学校的发展”依次是教师在交流过程中所遇到的前三大困难。 从以上的经济学分析中可以获悉,教师会根据其所获得的经济利益进行理性行为选择。一般情况下,教师的理性行为选择共三种:主动型、冷淡型、被动型。当收益超过成本时,教师绝大多数表现积极,能主动与他人交流,即主动型;当两者大体相等时,教师缺少积极性,只要求基本完成任务,对交流行为持冷淡态度,即冷漠型;而当成本超过收益时,教师就会拒绝交流,逃避责任,迫于压力,教师只会选择消极性的交流方式。如:城市教师可能在工作过程中不负责任,只完成规定的教学任务,而对于隐性的提高教育教学和科研的任务则置之不理;对于农村教师来讲,如果所到城市学校的专业发展路径等方面难以保障,那这种交流就不会给他们的成长带来实质性的内容。 三、教育经济学城乡教师交流管理决策 1.加强成本补偿,做好收益平衡 亚当斯的“公平理论”告诉我们,当人们做出贡献并获得报酬时,他们不仅关心所得报酬的绝对量,而且关心报酬的相对量。因此,教育当局应当关注城乡师资交流的均衡收益,既包括交流学校内部师资的均衡收益,也包括不同经济区域之间教师的外部平衡。 要实现以上均衡收益,首先,在准备交流的学校里,可以先让消极型或冷淡型的教师感觉到一定的公平感,避免他们产生收益不平衡感;同时应该激励积极主动型教师的行为,从而引导消极型和冷淡型教师主动接受交流,因为他们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如高额的货币成本、回城担忧、环境适应能力、自我发展的压力等。其次,要做好城乡教师所在交流学校之间的均衡收益工作。虽然我们无法准确得出他们在交流过程中的具体经济数据,但根据常识,城市教师所付出的成本较大,而收益却相对较小,因而城市交流学校的教师应该获得适当的成本补偿,并且成为成本补偿的关键领域;而农村地区的教师交流到城市地区不管是从经济福利还是从教育教学能力提高均取得了丰厚的收益,而且一般是高于成本的,因此容易忽略农村学校的交流教师在经济方面的补偿。 2.确定考评机制,避免功利化行为 不管交流的师资是积极主动型还是消极冷淡型,管理人员必须考虑的问题就是怎样科学有效地对教师的交流工作进行评估,以此来避免教师在交流过程中的降低成本执行的行为,如部分执行、错误执行等,以及过分地追求交流收益的行为,如不考虑教学科研方面的交流,而只寻求交流过程中的其他优惠政策的功利化行为。因此,建议构建义务教育阶段城乡师资交流科学有效的考评制度,首先明确由谁来考核,还有采取什么样的考核方式,从而增加考评的民主性和透明度。当前的评价体制存在主体缺失的现象,多数的交流教师不管交流的时间有多长,都是由其所在的学校进行评价的,从而造成这些被考核教师游离于考核学校的规章制度之外,客观上造成了考核学校的管理空洞。在工作实践中,我们应该根据不同的交流方式和状态确定不同的考核人员和指标,如依据交流学习的时限,一年以内的短期交流培训可以考虑由教师所在学校进行考核,长期交流的可由其所在学校及当地的教育管理当局共同考评。评价指标应该由教育当局、教师所在学校和教师三方共同制定。 3.强化社会责任意识,激励教师积极交流行为 尽管以上对交流教师的行为分析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的,但教师还是一个道德人,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曾在他的著作中提出了人性不同于经济人的三个方面:同情心、正义感(合宜感)、行为的利他主义倾向。人们不应当把自己看成是某一个孤立无援的个体,而应当把自身作为世界的一份子,是巨大自然王国中的一员。这就是道德人的特性的直接体现。一般认为,教师的道德观念比常人强,社会责任意识也比较高,当然教师这一职业的工作特性是具有一定的道德性的。从以往的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到,引起教师工作行为动机的六个因素是“尊重需要、生存需要、自我实现需要、权力需要、关系需要、责任需要。它们的平均数分别为22.58、21.72、20.73、19.74、17.50、14.34”。可以看出,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是比较高的分数,可以反映出绝大多数教师是具有较强的道德观念和责任观念的。 实现城乡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完善义务教育公平理想,是每个家长和学生的期望,是中小学教师作为道德人来讲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总之,当交流的收益超过成本时会积极主动参与,反之,教师则属于被动消极型,当然也有可能做出积极性的理性行为选择,比如通过其他福利政策寻求自我满足感和收益增量。因此,对于管理人员来讲要不断及时强化这些理性的行为选择。一方面要增加成本补偿促成其获取自我平衡感和心理满足感,为交流的优秀师资特别是能深入到偏远地区的学校老师,提供充分的成本补偿来保障他们的教育和科研交流需求,促进优秀师资在交流地区及学校就相关的专业问题进行课题研究,最终改善教师的教育教学反思能力;另一方面,政府当局也要出台多种奖励措施,进一步强化和激励交流教师的这种理性的行为选择。 教育经济学论文:教育经济学理论研究文献综述 【摘要】教育经济学从起源发展至今已有快100年的历史,在国外的研究取得了举目的成果,发展了丰富的理论。文章从教育经济学的缘起及雏形、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初步发展、教育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的历史思路做一个文献综述。 【关键词】教育经济学 理论 发展 教育经济学研究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前苏联,其理论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 主要建立在以舒尔茨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所创立的人力资本理论基础之上。人力资本理论之后由贝克尔及丹尼森等学者进一步发展, 成为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核心内容。进入到20世纪70年代,由于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人力资本论受到质疑,涌现出新的理论流派。当跨入新时期,伴随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教育的不断普及, 各种全新的理论不断涌现。本文将对教育经济学主要的理论发展做一个全面的综述。 一、教育经济学研究的缘起和雏形 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具有一定的学科体系结构,首先起源于西方,而后传播到世界各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得到迅速发展并被广泛应用于生产力,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促进了世界范围内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日益认识到掌握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要掌握科技,教育是关键。从而激发了人们对受教育的需求,因此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益提高,逐渐成为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为教育经济学的产生提供了客观条件。另一方面,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解开了剩余因子之谜,论证出教育是剩余因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刺激经济增长的十分重要的因素,计量经济学的发展也促进了教育经济学的诞生。 20世纪20年代,教育经济学以独立学科的形式最早出现在前苏联,它创建的标志是前苏联著名经济学家斯特鲁米林(C.T. Ctpymnjinh)于1924年发表的《国民教育的经济意义》,这是世界上最早用数量统计的方法阐述教育的国民经济意义的论文,被称作世界上第一篇教育经济学论文。论文系统地研究了年龄、工龄、教育程度对劳动技能的影响。斯特鲁米林认为年龄、工龄和教育程度均影响劳动技能的高低;论证了教育程度与劳动技能成正相关。 西方最早研究教育经济学的论文是美国学者约翰·沃尔什(J.R. Walsh)于1935年发表在美国《经济学季刊》上的《人力的资本观》,它被认为是西方国家研究教育经济学的第一篇论文。沃尔什主要从学生达到可以入大学的年龄算起,认为只有大学教育及其他专业教育才具有资本的特征。大学教育和专业教育可以取得收益但要付出代价,偿还代价之后可以带来利润或经济效应。[1] 到20世纪60年代,教育经济学在西方才真正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这一期间,美国的舒尔茨、贝克尔、丹尼森等代表的以人力资本理论为理论基础和核心内容的西方教育经济学成为主流派。舒尔茨(T.W. Schultz)在《人力资本投资》、《教育的经济价值》、《对人投资的思考》等系列论文中对人力资本理论进行了深化和系统化。其基本理论可概括为重视人力资本投资,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的重要源泉。他认为教育投资的最大特点是对人的劳动质的方面去衡量,而不是从量的方面去判断,即把人的劳动看作是教育装备的结果。劳动的教育装备率高,劳动生产率也就高,从而增强创造收入的能力。 与舒尔茨的宏观视野不一样的,加里·贝克尔(G.S. Becker)着眼于人力资本理论微观领域的研究,并用具体数字计算和实证研究论证了不同教育等级之间的收益率差别。他认为个人通过教育等提高能力和人力资本积蓄,由此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得到较高收入。 除了舒尔茨和贝克尔外,推动人力资本理论发展的另一重要人物是爱德华·丹尼森(E. F. Denison),他于1962年著有《美国经济增长的资料和我们的选择》。他把教育因素视为人力资本因素的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经济增长多因素分析法”,细致地计算了教育的经济价值。他的主要贡献在于具体的计算方法上更加细致和精确。 至此,西方国家提出的人力资本理论从创立起就强调了教育投资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关联性,经济要发展就要重视人力资本的投资,毫无疑问教育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源泉,所以也要重视教育投资。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人力资本理论是教育经济学产生和形成的直接理论来源。 1962年英国伦敦布鲁诺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约翰·维泽( J. E. Vaizey)出版了第一本正式以学科命名的专著《教育经济学》,系统地阐述了教育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标志着教育经济学的产生。1963年,国际经济学学会召开了第一次教育国际学术会议——教育经济学专题学术讨论会。会后于1966年出版了一本具有一定体系结构的《教育经济学选集》,这次会议的召开以及论文著作的出版也被视为教育经济学学科诞生的标志性事件。这样,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新的交叉学科,在世界各地学术界普遍地受到了高度关注。[2] 二、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初步发展 进入20世纪70年代,教育经济学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许多发展中国家纷纷学习和借鉴西方的研究成果,有关教育经济学的著作及论文层出不穷。但此时的西方国家遭遇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萧条。国家在教育上的投资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不景气的经济状况与教育的不断扩张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人力资本理论表现出了“失灵”,催生出了各种反人力资本理论的新理论,重新评估教育的经济价值,使教育经济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影响比较大的理论主要有三种:筛选假设理论,劳动市场划分理论,社会化理论。 1.筛选假设理论(Screening Hypothesis)。是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提出的视教育为一种筛选装置,以帮助雇主识别不同能力的求职者,将他们安置到不同职业岗位上的理论。创始人是迈克尔·斯宾塞(AndrewMichael. Spence)和罗伯特·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等。1972年,斯宾塞发表了《就业市场信号》一文,论述了教育作为就业市场上的生产力信号,以及如何发射信号。形成了严格的信号理论,也标志着筛选理论的建立。筛选理论对人力资本理论宣称的教育能够提高生产率大胆提出了质疑,极端地假设教育并不增加人力资本, 只是作为一种筛选装置筛选出生产能力较高的人。[3] 尽管筛选假设理论否认了人力资本,但它与人力资本理论并不相反。实际上它指出了教育促进经济增长的另外一条途径:促进社会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正是筛选理论让人们认清了一个被忽视的事实,即教育的筛选作用无论是给个人还是给社会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所以,筛选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正是对人力资本理论的补充。 2.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Labour Market Segmentation Theory)。在新制度经济学的推动下,许多经济学家将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政府管制等引入劳动力市场研究,形成了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着眼点是教育与工资问题的研究。主要代表人物有斯特·瑟罗(Lester C. Thurow),彼得·多林格尔(Peter B. Doeringer),迈克尔·皮奥里(Michael J. Piore)等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教育程度与工资水平成正比例关系是有条件的;劳动市场存在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分割。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和体系是为劳动力市场提供人力, 而人力资本理论把本来分割成不同部分、具有封闭等级性的市场抽象地视为完全统一的竞争性市场, 基本前提就不正确。教育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就业分配上, 在于它决定一个人在何种市场上能谋求职位。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理论的教育程度与工资水平的正相关性成立,而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上述命题不成立。[4]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并不否认教育的作用,它和人力资本理论最大的区别在于它除了将教育作为影响收入的一个重要内生变量之外,还将制度因素、雇主和雇主的工作态度因素等作为内生变量。可见,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是人力资本理论的补充和完善。 3.社会化理论(Socialization Theory)。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创始人是萨缪·鲍尔斯(Samuel Bowles)和赫伯特·金迪斯(Herbert Gintis)。1976年,鲍尔斯和金迪斯合著的《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教育改革与经济生活的矛盾》引起强烈反响。他们认为教育的经济价值源于教育的社会功能。教育的社会功能远比教育提高知识技能对经济的影响更重要,而劳动者的表现则源自自身拥有的非知识化的个性特征(即非认知能力)。而教育的经济功能便是通过各种教育途径和手段使学生社会化,使不同的学生形成经济结构所需要的各种个性特征。[5] 总的来看,以上三种主要理论表面上都是对人力资本论的挑战甚至是反对,事实上,都是从其它侧面强调了教育会带来经济效益的增长,不管是对个人还是社会。某种程度上是对人力资本论的多角度的补充与拓展。但是普遍都忽视了教育的相对独立性和与经济生活相矛盾的一面,因而带有片面性,为教育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空间。 三、新时期教育经济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随着教育的不断普及,对教育经济学的研究也逐步深入,涌现出各种新理论。比如:关注人本文化的社会资本理论、基于新制度经济的教育产权理论。 1.社会资本理论。第一个对社会资本进行系统分析的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 Bourdieu)。1980年,布迪厄在《社会科学研究》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社会资本随笔》的短文,正式提出了“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的概念。之后,美国学者詹姆斯·科尔曼和罗伯特·普特南等先后提出了社会资本理论并将其作为人力资本理论基础上的理论发展加以阐述。社会资本理论尚无统一定义, 但一般是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 通过民众自由地将个体人力资本进行横向的社会组合而生成的能够促进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的社会关系结构和社会心理结构。社会资本理论从群体人力资本角度研究社会经济, 更注重一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人际关系。社会资本理论研究方法弥补了人力资本理论研究方法的不足之处:首先,它提升了人的社会地位;其次,从微观层面为主的分析扩展到宏观层面;第三,社会资本理论直接把无形资本因素(社会心理)关系引入研究。教育的作用在促进个人与社会的共同进步,不仅只是提高人力资本存量,也通过提高对社会关系的认知能力、制定合理的共享规范和合理的组织结构等社会资本存量,从而达到提高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目的。因此,研究教育经济学不能仅仅局限于人力资本的范畴,更应该通过社会资本来凝集人力资本,达到人力资本组合的帕累托最优。 2.教育产权理论。随着新制度经济学这一新的研究范式的崛起,国外学者很快将其方法的普适性运用到包括教育在内的社会分析之中。如美国学者亨利·汉斯曼(Henry Hansmann)研究发现营利企业和非营利性组织的逻辑是相同的,学校这类非营利性组织的非营利性实质是为了减少组织运行成本和交易费用的一种制度安排。新制度经济学对教育经济学领域的运用基本有两个走向:一是把新制度经济学作为一种新的视角,继而作为一种方法来分析教育中的问题;二是从新制度经济学中挖掘出与教育活动不同层面之间的联系。教育经济学中关于第一方面的研究就是运用制度变迁理论作为解释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与结构调整的理论基础。关于第二个方面的研究则是将产权理论引入教育领域,对教育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问题进行制度分析,且提出了教育产权的概念及有关问题的探讨。 新制度经济学对教育经济学的贡献在于教育制度的变迁与教育制度的创新。通过制度变迁理论可以解释我国高等教育体制乏力的根源, 从而为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管理体制改革与结构调整提供理论基础。事实证明,明确提出教育产权应该说是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巨大飞跃。 四、总结 综上所述,教育经济学的研究一直是在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基础之上不断推进。起初有过强烈的反对之音,从而催生出了筛选假设理论,劳动市场划分理论,社会化理论。看似是对人力资本理论的质疑,实质上是一种补充。新时期的学者调整了研究的角度,把人力资本理论引申到了社会资本理论和教育产权理论,使得教育经济学的研究更加符合实际需要,丰富了研究的视角。笔者认为,反观21世纪的学界,研究成果没有多大突破性,仍然是在对以前的理论反复探讨。这门学科的下一步发展需要创见性的突破,才能为现在越来越复杂的教育领域提供新的指导。 教育经济学论文:应试教育的教育经济学分析 摘 要: 教育具有经济价值,这已经是人们的共识。在任何社会中,教育的最终价值都不是为了培养考试能力强、考试分数高的人,而是造就适应社会、促进社会发展的人。本文试图从教育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应试教育的成因、弊端,并尝试在现有的条件下开拓创新,以创造一个健康的教育环境,适应现代教育的发展。 关键词: 应试教育 教育改革 经济学分析 应试教育是“以考试得分为手段,以把少数人从多数人中选拔出来送上大学为目的,片面追求升学”的教育。这种教育把考试成绩作为评价学生、教师、学校和不同地区教育质量的唯一或最高标准。我国的教育长期处于应试教育的状态,这种教育方式将导致学生的创新能力低下,而培养出的人才也适应不了现今世界激烈的市场和科技竞争,长久下来,这将造成国家创新能力低下,削弱国家的核心竞争力,给整个国家和民族带来危害。因此,我们需要进行教育改革,以求改变这一现状。 一、应试教育的经济学分析 (一)教育竞争的失控导致应试教育现象 从教育产业观出发,教育竞争是指教育生产者或教育需求者之间为了超越对方的努力,从而为增进竞争主体的利益在市场条件下所采取的行为方式。 应试教育是被没有节制的考试竞争所“异化”的教育。由于教育资源有限,而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得不通过考试竞争的方式来决定,但竞争的结果却使考试变得至高无上,教师为了考试而教,学生为了考试而学。考试不仅左右了学习的目的,而且左右了教育的目的,并最终“异化”为与教育目的相对立的活动。由此可以看出,应试教育是教育竞争机制在发生异化后产生的“症状”。也就是说,应试教育的现象是一种结果而不是原因:不是应试教育造成社会上背离教育目的的竞争,而是一些背离教育目的的竞争造成了应试教育被广泛批判的现象。也就是说,应试教育的现象其实就是教育竞争的结果。 (二)家长把追求考试成绩作为理性的选择 经济学基本理论假设认为人在一定“约束条件”之下,会作出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人们在面临教育的选择时同样也是如此。 我国的父母非常重视自己子女的教育,在目前的劳动用人制度和教育评价体制下,这种重视就转化成了对子女考试成绩的追求。当然,父母追求的不能只是考试成绩,子女的思想品德、身体素质和审美情趣等也必须在关注的范围之内。然而,学习成绩始终是大多数家长最为关心的问题。因为只有取得优秀的考试成绩,才最能保证孩子在未来的社会阶层中占据较高的地位。应试教育在我国盛行多年最重要的原因是家长对考试的态度。家长在很大程度上拥有对教育的选择权和评价权,家长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教育发展的方向和内容。家长会认为,一所学校的应试教育不成功,就很难保证自己的孩子能够升入更好、更高的学校。因此,家长会将孩子送到升学率高的学校。家庭是社会的组成细胞,家庭的选择构成了社会的整体选择,如果每个家长都重视考试成绩,那么整个社会必然也重视考试成绩。 (三)以考试成绩衡量教育质量成本最低 现今,我国的劳动用人体制非常重视文凭,许多的用人单位对职位提出了较高的学历背景要求,即使这些职位并不需要太高的教育背景。教育经济学的“信号理论”认为,雇主重视受聘者的学历是因为雇主在无法获知受聘者的全部信息(如工作能力、工作效率和忠诚度等)的情况下,雇主只能根据受聘者一些外在容易辨认的特征来挑选受聘者,而最为重要的特征则是受教育水平,于是受教育程度就成为一种说明能力的“信号”。在雇主不能获取受聘者的准确信息,即在“信息不对称”时,雇主把受聘者的教育水平作为最重要的参考指标是科学的、符合道德和法律要求的。因此,雇主通过受教育水平来衡量受聘者的能力是一种快速且成本较低的途径。 教育评价体制从学生、教师、学校和地区四个方面来进行评价。首先,我们发现要客观评价学生的真实道德水平,在教育实践中是很难操作的,也就是说“制度成本”太高。随着知识经济的来临,知识的重要性有进一步提高的趋势。所以,在考虑到“评价成本”和德智体美劳的重要性之后,当前评价学生的最重要衡量指标就是考试成绩。其次,目前在我们对教师评价的很多指标中,最重要的指标仍然是学生的考试成绩。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判断学生成绩的进步比判断品德的进步容易得多,这就致使在教育实践中,学生的考试成绩成为评价教师工作的最重要指标。最后,评价学校和地区的教育状况,实际上就是评价学校或地区范围内学生的状况。那么,这里必然的逻辑推理就是我们用学生的学习成绩来评价学校和地区的教育质量。因此,学生的成绩这一指标在教育评价体制中的使用是切实可行且成本最低的。 二、应试教育的弊端 (一)片面的教育内容 应试教育是以升学考试的需要为标准,并以此作为教育内容的依据。由于升学考试只涉及知识的积累与提取,容易造成学生在学习知识时,只是机械地复述和背诵,而不去理解知识的真正涵义,缺乏验证知识的能力。因此在应试教育中“德育是虚的,智育是偏的,体育是弱的,美育是空的,劳动教育缺失”。五育中只有智育受到重视,但是在教学中如不从启迪学生的智慧入手,就会导致学生片面地发展。 (二)与社会实际脱离 应试教育只关心学生的升学率,在教育教学上不管当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不会考虑不能继续升学的学生参加经济建设的需要,职业技能的培训也形同虚设,职业教育遭受到冷落。以应试目的为主的学校教育从根本上改变了基础教育的性质和任务,也违背了其双重目标的要求。 (三)不利于教师素质的提高 应试教育使大多数的教师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应付各种考试上,其原因是升学率成为评价学校的好坏、教师教学水平高低的标准。这样不但加重了他们身心的负担,而且使他们无暇学习进修,不利于提高教师的政治素质和教学水平。因此,学校与教师都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适应时代的变迁与发展。 (四)使学生的负担加重 应试教育会导致升学的竞争,激烈的升学竞争势必会使学生的压力增大,加重学生的负担。学生学习、复习、考试的日程每天都被排满,沉重的考试压力和学习负担使学生失去了在成长时期应该有的欢乐,既妨碍了他们的健康成长,又对他们将来的健康生活和工作产生了许多潜在的负面影响。 教育经济学论文:浅析教育经济学对大学教育的管理意义 【摘 要】教育经济学尽管是一门边缘科学,但是其却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的理论可以变革人们传统的教育观念,改变人们把教育仅仅看作为“消费事业”、“福利事业”、“行政事业”等陈旧观念,树立起教育发展、教育改革、竞争意识、效率原则等新观念,充分认识教育对“智力开发”、“智力投资”所具有的特殊意义。作为高校教师,我们有必要将其与大学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进而将大学教育与国民经济发展适应协调起来,从而提高大学教育的社会经济效益,获得最佳的教育经济效果。本文对此进行了简单科学的阐述。 【关键词】教育经济学;国民经济;社会经济效益 前言 教育经济学是教育学与经济学的交叉科学,是研究教育与经济关系的一门学科。换句话说,就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教育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教育投资效益的一门科学。教育经济学基本的研究内容之一就是研究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教育经济学家认为,教育与经济是相互制约的。一方面,教育的发展必须依赖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所提供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教育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和智力的物化,有力的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重视社会主义教育经济学,对于从理论上把握和实践中解决我们现阶段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具有直接的现实性。所以,我们有必要将教育经济学的理念和思想与大学管理结合起来,加强关联性。 一、中国教育经济学的回顾 国际上一般把上世纪60年代初期作为教育经济学诞生的起点,主要标志就是舒尔茨正式提出人力资本的概念。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的大门开始向西方开启,教育经济学正式传人中国,其标志为中国教育经济学研究会成立。此后很多学者开始将教育与生产力、教育与经济增长联系起来。1984年10月中国教育经济学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教育经济学研究进入一个新时期,全国性学术团体的成立使教育经济学研究形成了全国的协作组织与交流台。对于教育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尔后至今,教育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全国具有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博士授予并招收教育经济方向博士研究生的单位达20家,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达到100多家,标志着教育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发展又上一个台阶。作为学科建设的重要方面,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景象。 二、教育经济学与教育管理学的关系 教育经济学是研究智力投资的社会经济功能和经济效果的科学,它侧重于从经济理论上阐明教育与经济之间的关系。而教育管理学侧重研究教育管理中的有关问题。教育经济学与教育管理学之间的关系,好像经济科学中其他分支的管理科学与理论学科之间的关系一样,反应了应用经济学与一般理论之间的关系。教育经济学与教育学存在某些重叠的问题,其主要研究智力投资的社会经济功能和经济效果,所以研究的是一般经济理论问题。然而教育管理学研究教育进行管理的相关问题,对各种教育活动进行经费的预算、计划、使用、监督和调节等,侧重于教育经费的筹集和分配问题。 教育经济学与教育管理学是相互促进的,教育经济学位教育管理学的发展提供经济学理论,而教育管理学又为教育经济学提供实证材料与研究课题,相互结合,相互渗透。逐步形成与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科学体系和社会主义教育管理科学体系。 三、运用教育经济学加强大学教育计划管理 1.宏观计划管理 加强教育经济宏观计划管理,提高大学教育的社会经济效益。为此,我们应该正确的估计与分析我国大学教育的现状和阻碍大学教育投资经济效益的因素,在教育与经济的比例结构上逐步趋向合理。同时应该做好科学人才预测,制定与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大学教育事业发展规划,避免计划的主观性、盲目性,使其具有科学的指导。 2.微观计划管理 加强大学内部的微观管理,提高大学教育投资的使用效率。这就要求我们对大学内部要科学合理地使用教育投资,努力提高其使用效率,培养更多,更好的各类专业人才。同时应进一步做好大学人才培养的成本考核与计算,克服盲目建设与购置,要调整人员结构比例和仪器设备配套,降低人才培养的成本,提高投 资经济效益,加强微观计划管理。 四、教育经济学指导大学管理的意义 运用教育经济学指导大学管理具有现实意义:首先,能使大学教育与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把大学教育的发展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教育与经济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客观联系,揭示其客观规律性,就可以使我们的大学教育的事业发展客服盲目性,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其次,可以有效的促进大学科学管理、提高大学教育投资的社会经济效益、教育投资的使用效率和工作效率,以最少教育投资取得最佳的教育经济效果,为我们的科学管理提供定量的依据;再次,教育经济学为建立科学的管理体制和领导体制提供了科学论证的重要理论依据,促使大学现行管理体制与领导体制进行改革;最后,有利于大学教育内部的结构合理和协调发展,按照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建立大学教育内部的专业设置、培养人才的层次比例和规格等方面的合理结构。 总结: 教育经济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通过它的研究成果推动社会主义教育的内部建设,促使教育体系结构调整,更好的适应社会现代化发展。为此我们一方面加强教育经济学体系自身建设的同时,应该将其思想和理念贯穿于学校教育管理中去,指导教育发展,使教育面向社会,面向现代化,完善教育体制。 教育经济学论文:四川省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教育经济学研究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对外汉语教学事业在国内外蓬勃发展。本文就这种现状,对其从教育经济学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同时提出了一定的发展建议。 关键词:四川省;对外汉语;教育经济学 语言是通向文化核心的钥匙,它能够保持国家和民族的身份,具有强烈的象征性,是一种核心符号,具有凝聚力[1]。 一、对外汉语教育的经济价值 人人力,包括知识和技能的形成,是投资的结果,掌握了知识和技能的人力资源是一切生产资源中最重要的资源。投资对经济增长正发生着深刻的影响,而人力资本的关键性投资在于教育[2]。舒尔茨在提出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后,采用收益率法测算了人力资本投资中最重要的教育投资对美国1929-1957年间的经济增长的贡献比例高达33%。这一结果被广泛引用,作为说明教育对经济作用的依据[3]。 1.教育的经济价值的意义 从产品的角度说,教育属于劳务(产品),教育又是公共产品。教育的经济价值的意义在于:教育可以提高受教育者素质,这有利于技术进步、实现经济增长,从而促进一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目标的实现。 2.对外汉语教育的经济价值分析 对外汉语经济价值的大体可以从这几个方面体现:一,利于全世界范围的文化沟通与融合,促进中国旅游等产业的发展。二,国外先进文化(包括科学技术)的引入,有利于促进我国的政治经济发展。三,利于世界各国间的国际贸易往来。四,促进国家间的政治交流和各自经济的稳定发展。 二、当前四川省对外汉语教学事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四川省对外汉语教学事业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专业人才培养的教育投入不足 教育经济学认为:“教育投入质量直接影响教育产出质量。”对教育投入环节的分析是诊断整个教育过程的质量和效益的起点。从目前各高校对外汉语教学专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师资投入和课程资源投入上存在不足。 2.对外汉语人才培养缺乏特色,人才培养的同质化使其在人力市场缺乏竞争优势 在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上,人力资本的价值实现是通过人力资本的异质性来实现的,人力资本的同质化则会直接导致人力资源的浪费。通过比较几所高校的教学计划、课程设置以及师资力量,可发现我省对外汉语教学人才培养中,存在着严重的人才培养同质化的倾向。这直接导致难以实现预期的教育产出效益。 3.对外汉语教学人才就业渠道不畅,导致人力资源的浪费 在“汉语热”的同时,对外汉语专业学生在最终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工作的却并不多。以四川大学、西南民族大学、西南师范大学外汉语专业毕业生2011年就业状况调查为例,近几年对外汉语专业学生的就业去向主要有四种: (1)高校——这主要是硕士生的就业选择。 (2)国外——去国外读研、做志愿者或者在国外的培训机构做对外汉语老师等。 (3)相关机构——国内的对外汉语相关机构,如培训班、出版社、汉办等。 (4)其他行业——超过四分之一的学生就业去向跟对外汉语没有直接关系。 这既说明对外汉语专业的学生就业面还是相当广泛的,也说明对外汉语专业现在的就业形势还是比较严峻。学生一方面不了解国外市场的人才需求,另一方面由于受到现实条件的限制,无法支付出国的相关费用而很难真正到国外从事自己的专业教学。而省内由于受到区域经济发展以及国际交流等方面的限制,对对外汉语教学人才的需求极为有限。这就造成了对外汉语教学专业学生就业的实际困难。 三、四川省对外汉语事业的发展策略 1.加强对外汉语教学的教育投入 首先,加强和保证对外汉语教学的师资投入。在师资不足的情况下,多渠道引进和聘用对外汉语的专业教师,以满足人才培养的需要。其次,对外汉语教学专业的应用性决定了在课程设置和实施中实践性环节的重要性。 2.依托地方大学,培养具有专业特色的人才 教育的需求影响甚至决定着教育的供给。因此,教育效益的实现取决于教育过程是否能够培养出满足人力资本市场需求的人才。当前,国际社会对汉语人才需求的多样化趋势不仅表现在不同国家语言文化需求上的多样性上,还表现在不同专业领域或不同人群需求的多样化等。从四川省对外汉语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看,存在着人才培养缺乏专业特色、不能满足多样化的市场需求的问题。为解决此问题,要依托地方大学,充分发挥各高校的专业特色,培养具有专业特色的对外汉语教学人才。 3.开拓人才市场,实现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的转变 从教育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学生就业属于人力资源配置的一部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人力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式是市场”。因此,解决目前对外汉语教学专业的学生在就业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最根本的途径在于多渠道开拓就业市场。如积极开展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建立孔子学院,建立具有稳定人才需求的人才输出基地;另外还可以与国外各种类型的学校加强联系,为其提供汉语师资。 4.促进高等教育的国际化 合作办学是整合国际教育资源,促进教育国际化的一个最为方便和有效的途径[7]。在对外汉语教育建设中,我们应该注重当地师资的开发与培养,利用自身诸如资金、师资、生源等方面的优势资源,培养本土化汉语教师,多渠道开拓对外汉语人才市场,实现在教育领域的国际合作。 教育经济学论文:我国高等教育收费问题的教育经济学分析 摘要: 20世纪90年代,我国实行高等教育收费制度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高等教育机构资金不足问题。但也出现了收费高、“乱收费”等一系列问题。本文从教育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对我国高等教育收费制度改革、高等教育收费的合理性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对完善我国高等教育收费制度提出建议。 关键词: 高等教育收费;改革;教育经济学 0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了渐进式的高等教育收费制度改革,经历了免费、双轨制、并轨和完善四个阶段,收费标准也从无到有,从少到多,这一措施极大地促进了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2010年,我国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超过3100万人,毛入学率达到26.5%,高等教育进入了大众化发展阶段,实现了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的跨越。然而,在此发展过程中,高等教育收费中的不合理现象却长期存在,阻碍了我国高等教育的持续健康发展。因此,系统地研究我国高等教育收费问题,是教育经济学领域的一项重要课题。 1 高等教育收费的理论基础 1.1 公共产品理论 根据公共产品理论,产品可分为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对于高等教育,一方面,其消费具有较强的竞争性和排他性,在一定的高等教育资源条件下,一个人接受了高等教育就减少了他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生产的是“高档产品”,有着很高的预期价值。[1]因此,高等教育服务属于准公共产品,根据“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对高等教育收取一定的费用是比较合理的。[2] 1.2 人力资本理论 所谓人力资本,实际上是指人身上具有的知识和技能,以及在生产中所表现出来的能力。人力资本投资理论的核心就是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投资是一种生产性投资,提高人口质量的关键是教育投资,人的素质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由于一个人接受高等教育可以提高其综合素质和能力,在充满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上更容易得到较好的工作,获得较高的收入。因此,个人必须为接受教育进行必要的投入,即缴纳部分学费。[3] 1.3 比较收益理论 比较收益理论主要是从市场效率的角度出发,依据成本和收益来分析问题,指成本投资意愿受市场效益的影响。高等教育带来的收益总体上可分为社会收益和个人收益,其中社会收益主要表现在,高等教育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提高了社会文明程度等方面;个人收益表现在,通过教育增长了知识,提高了能力,能够带来更好的就业机会,提高个人的社会地位和文化修养等无形收益。因此,应由个人及其家庭承担一定比例的教育成本。 1.4 成本分担理论 成本分担理论认为,高等教育成本应由政府完全承担转向由政府、学校、社会、受教育者等多方共同分担。目前,由于世界各国对高等教育经费的需求均持续增长,成本分担理论已成为各国高等教育收费制度的主要理论依据,多渠道筹集经费已经成为高等教育主要的财政政策。约翰斯通进一步将高等教育成本分担主体分为以下四类,即政府和社会、家长、学生、社会捐助者,学生和家长主要以学费和生活费负担教育成本。[4] 2 我国高等教育收费制度存在的问题 基于以上四种理论,高等教育收费制度有其必要性,也具有科学性,在现实当中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一方面,缓解了教育经费短缺与教育规模扩张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增加了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使公共教育经费在全社会分配更加公平,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的稳定。[2]但是,我国实行高等教育收费制度改革以来,在实施过程中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主要表现在: 2.1 高等教育收费偏高 1989年,国家规定收取的学杂费标准为,一般地区每学年100元,高收入地区每学年300元。20世纪90年代中期,每年的学费及住宿费等基本上不超过千元。而近年来,一些主要城市高校的学费都在5000元左右,部分专业更是接近万元,再加上住宿费和其他杂费以及生活费用,一个大学生的花费每年在万元左右或更多。《2005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研究报告》显示,教育花费占中国农村和城市家庭收入的比重分别达到了32.6%和25.9%。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日常运行成本中每个学生每年分摊的比例约占45%,而国外通常在15%左右。[5] 2.2 政府的投资主体意识减弱 从长远看,考虑到高等教育对社会进步的贡献,可以说政府是最大的受益者,在高等教育成本分担中应当承担最大的责任。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例要达到4%,但目前仍未达到这一水平。从国家财政收入发展看,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不是财政支付能力不足,而是政府对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理论的认识存在偏差,即将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简单地理解为将教育的成本由国家转移到受教育者。 教育经济学论文:中国学者的教育经济学思想概述 虽然古代社会生产力低下,但是教育对社会经济发展仍然发挥着虽不明显却潜在的积极作用。对此,古代的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在其论述中曾有过火花似的表述。 春秋时期,齐国的政治家与思想家管仲(约前725~前645年)认为经济是强国之本,为此,除了国家开发资源外,还要对民有所“予”,才能有所“取”。这里所谓的“予”,当然包括教给人民生产知识和技术。 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前551~前479年)认为,人口、财富、教育是立国的三大要素。 春秋战国之际,思想家墨子(约前468~前376年)主张,要提高生产,必须施之以教。 战国时期思想家孟子(约前372~前289年)也相当详尽地阐述过经济和教育的关系,他在《孟子・滕文公上》中记述了后稷教民稼穑的传说:“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他主张“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否则“奚暇治礼义哉?”可见,孟子将君王保障民众发展生产,使之丰衣足食,与施以善教、礼义和实施政权统治、归顺民心的关系放在何等重要的地位。 可见,我国古代思想家们早已认识到教育的经济问题。近代以来,魏源、龚自珍等开始看到教育对改良社会和国家富强的作用。洋务派张之洞等人提倡“新教育”、“自强”、“求富”。康有为建议国家也应大量筹集教育经费,并“鼓励绅民,捐创学堂”。孙中山、蔡元培、黄炎培等人提出发展教育促进国家富强的主张。陶行知对教育与经济的作用、教育与生产发展等也发表了有价值的看法。 1.靳希斌主编《从滞后到超前》一书,向人们揭示了20世纪教育经济学研究在中国鲜为人知的开端,并介绍了代表当时中国教育经济学研究的最高水平的三个研究者及其著作。邰爽秋的《教育经费问题》和陈友松的《中国教育财政改造》对中国上世纪20、30年代的教育经费筹措、分配和使用问题进行了研究。邰爽秋在文章中不仅阐述了教育机会均等、广开教育经费筹措途径、统一教育经费行政等思想,而且开创性地提出了教育经费独立的八个办法,包括确定教育基金、划分教育税源、预算制度独立、加税权力独立、征收机关独立、保管机关独立、用款权力独立和审核机关独立。古的《中国教育之经济观》分析了中国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教育与生产的关系,认为当时教育与生产的关系脱节,提出要切实考虑居民的经济能力,提供适合生产需要的教育。古还采用问卷调查了中山大学本部、预科、附中、附小学生私人教育支出结构及其数量。古的研究涉及到教育的经济效率,提出教育者应当在经费、劳力、时间与机会方面谋求最小限度的浪费,在生产的效能与事物的利用方面取得最大限度的经济效果。 教育经济学研究在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曾出现过萌芽,但由于后来连年的战争,教育经济学并没有在当时的基础上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普遍的观点认为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对其系统的介绍和专门的研究在中国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出。 从20世纪80年代教育经济学学科在我国建立以来,教育经济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研究内容涉及到了教育发展和教育改革中的各方面、各层次的经济问题,其中许多成果在政府的教育管理决策中得到了运用。 2.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认为,按照考察的层面和角度,教育经济学可分为宏观的、微观的、结构的、制度的四个研究方面。宏观的教育经济学着重分析教育与宏观经济运行的关系、教育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关系、教育投资与财政收支的关系。微观的教育经济学研究着重运用教育投资的投入产出分析、成本效益分析、成本收益分析研究教育经费的合理使用、受过教育的劳动者报酬确定的依据、教育单位的规模经济、家庭教育支出的变动趋势等问题。结构的教育经济学是对教育的区域结构和各级各类学校之间的合理比例关系问题的研究。这两类结构又同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就业结构和地区经济结构的调整有关。制度的教育经济学研究着重分析教育经济方面的制度环境、制度条件,以及在制度结构上所引起的后果。 3.王善迈以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作为研究工具,研究教育中的经济问题,逐步形成了他独特的教育经济学学术思想,其中具有重要创新价值的思想主要体面在以下五个方面: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教育资源配置方式与教育体制改革、教育财政和教育财政制度、教育成本与效率、教育经济学学科建设。 在教育资源配置方式与教育体制改革方面,王善迈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运用公共产品理论界定三级教育服务的性质及其适用的资源配置方式;二是教育服务不应市场化;三是对民办学校分类管理。 在教育财政和教育财政制度方面,其主要思想如下:一是教育经费单列;二是改革高等教育拨款制度;三是建立规范的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四是探讨公共财政框架下的教育财政制度。 在教育成本与效率方面,王善迈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在国内外首次提出了在现行收付实现制的会计制度下,按权责发生制原则,将大学财务会计信息经过调整转换成教育成本的计量方法;他从高等教育服务是准公共产品这一定位出发,认为学费是高等教育服务成本的分担和补偿,学费的标准应由政府制定;他设计了人、财、物资源利用率的各单项和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提出了以教育资源投入替代产出质量的评价方法,提出和分析了教育资源投入的数量和质量、学校规模经济、教育和学校管理制度等因素对教育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同时为提高教育资源利用效率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在教育经济学学科建设方面,他提出要明确界定教育经济学的对象、方法与学科性质;他疾呼要重视教育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研究;他主张中国学者对舶来品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进行理论创新;他主张对计量模型要视其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的不同而选择不同的方法。 4.在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上,张楚廷先生反对功利地对待教育。他认为教育是人的生活必需品,“教育是自己的需要,人或人群自身的需要。”“人并不只是为‘吃喝穿住’而活着,人活着,就想让自己的本性(可获得性、可自反性、可发展性)显示出来,教育直接产生于这种本性。”“从仅仅发自人的心灵最深处的东西那里,往往看不到任何的功利,如艺术,如文学,如那些艺术般的最抽象的科学。”张楚廷先生基于人性自由发展的教育理念是否排斥市场?市场是否就意味着金钱?市场机制引入教育是否就意味着教育本真意义的丢失? 何谓市场?为何有市场?是因为有人的需要。有市场就有人的需要;有人的需求与愿望的地方则有市场。张楚廷先生有过这样的论述:“是什么让社会感到了发展旅游的需要?是人,人需要去观赏大自然的美丽和人类自己留下的灿烂文化,人需要游览和观光。需要的人,付诸行动的人多了,人的这种感觉才让社会感觉到了,这才有旅游业。……体育怎么成了产业,广而言之,还有了文化产业,为什么?因为有了市场,实质是有了人的需求。“市场起源于人的需求。反观教育呢?同样也是起源于人的需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市场和教育不仅不相排斥,而且从起源上来说是一致的,二者相容相切。 5.潘懋元先生创造性地提出教育的两条规律(即教育的内部关系规律和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中,他将正确处理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作为教育的外部规律的重要成分之一详加论述,并以此贯穿于他的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中。他提出,“教育必须与社会相适应:一方面,教育要受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所制约;另一方面,教育对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起作用,以推动社会的进步。”在这里,他将经济置于政治、文化之前,表明了他对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与经济关系的新认识。就高等教育发展而言,“最基本的制约因素是生产力与科技发展水平的制约因素。……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与速度、专业的设置与课程的选择、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科学的教学内容、现代化教学手段的运用,无不直接受生产力与科学技术所制约。”而生产力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也离不开教育,要求教育为其服务。事实上,教育本身具有巨大的经济功能。“教育的最基本功能就是劳动力的再生产,把可能的劳动力转化为现实的劳动力,把一般劳动力培养成为具有一定的生产知识、劳动技能、有觉悟、有文化素养的特殊的劳动力,以促进生产力的提高。” (作者单位:东北财经大学研究生院) 教育经济学论文:我国2000―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综述 虽然我国现阶段尚没有专门的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机构和组织,但广大成人教育研究者对于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步伐从未停止过,进入21世纪以来,无论是在研究深度还是内容创新上都有了较大进展。这期间的一系列著述,研究探讨了成人教育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2000―2005年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概述 1.成人教育经济学基本理论。对于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的讨论,集中于马克思教育经济思想和西方教育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人力资本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整个理论学说中,有着十分丰富的教育经济思想。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国内一些学者也开始关注成人教育经济学理论与人力资本理论的关系。王显润认为,教育经济学源于“人力资本”理论,成人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即人力资本理论。李志远、朱建文著述的《成人教育经济论》,也是以人力资本理论作为成人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指出“人力资本理论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思想派别,也是成人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阐述成人教育与经济二者的关系,是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之一。经济是成人教育发展的基础,成人教育促进经济的发展,二者协调发展则是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成人教育通过培养、培训各类人才和高素质劳动力,积极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体现了其经济功能。 同时成人教育应该从更新服务观念、拓宽服务渠道、改进服务质量等方面提升其服务经济发展的能力。然而,影响成人教育经济功能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其中教 育投资、教育内容和教材教法是三个主要方面,成人教育应从“教育投资的社会性与市场性,教育内容的职业性与实用性;教学方法的多样性与灵活性”着手,最大限度地发挥成人教育的经济功能。 2.成人教育经济效益与投资。宏观教育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是教育的经济效益。成人教育的多重功能,形成了成人教育的多重效益。总体上可分为精神上的效益和物质上的效益。成人教育的经济效益又可以分为两大类:社会经济效益――经训练的劳动者,在社会生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物质财 富,增加国民收入;个人经济效益――受过教育的劳动者个人能得到更多的劳动报酬。 我国成人教育的投资机制,体现并遵循了“谁投资,谁受益”或“谁受益,谁投资”的原则,成人教育消费的主体――成人教育服务的购买者――势必成为成人教育投资和受益的主体。受教育者支付的学费已经成为成人教育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人投资成人教育(此处的个人投资成人教育指个人为接受成人教育服务而支付的费用)收益研究,成为近期成人教育投资收益研究的创新点。利用经济模型和数据统计分析,我国高等教育的供需模型,进而分析个人教育投资收益率,虽然没有明确指出研究对象是特指个人投资成人教育的收益,但就其研究对象而言,则完全涵盖了成人教育投资收益这一部分。 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多元办学主体投资,共同开发成人教育资源的要求与趋势日渐迫切。研究成人教育的办学收益,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必然。在研究中,学者们将办学单位的经济收益称为微观效益或内部收益,指出高等教育投资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得更佳的社会效益(当然也包含了经济效益);获取适当的经济效益对于促进成人教育发展是有益的。此外还探讨了成人教育规模与效益、质量与效益、办学成本与效益以及效益分配与成人教育发展等问题,指出应建立科学的成人教育效益观,确保成人教育在市场经济社会中的持续健康发展。 3.成人教育与社会经济结构。成人教育结构与经济结构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经济产业结构决定着成人教育的专业结构,成人教育的程度结构要适应经济部门的劳动技术结构,成人教育的管理结构要适应经济体制结构,这是成人教育内容创新发展的动力。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的主体是市场,但是,由于高等教育的准公共产品特征,其资源配置不可完全依赖市场运作,政治结构也影响到成人教育的资源配置。政府干预和市场机制促使成人教育根据供求情况,调整成人教育资源在部门与空间等之间的转移,最终实现成人教育资源合理配置的最大化。结合个案研究,有关学者对于城乡成人教育资源的科学化配置进行了研究。 4.成人教育与知识经济。进入21世纪,知识经济大发展,围绕根据知识经济发展的特点和我国经济发展略,研究知识经济时代成人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规律成为一些学者跟踪的重点。成人高等教育作为我国 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具有培养人才和促进知识增长的作用,正确认识知识经济的本质特征是研究新形势下成人高等教育与知识经济发展的基本点。 在知识经济时代加快发展成人高等教育,是以知识科技为基础的知识经济发展的需要。在知识经济时代,科技的发展,经济的振兴,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都取决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大量合格人才的培养。基于此,我国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了知识经济时代成人教育与经济发展相互作用的规律,成人教育与经济是怎样在辩证统一关系作用下,发挥能动作用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知识经济对于成人教育是机遇也是挑战,成人教育要在办学思想和观念、教学方法与方式上进行变革,树立终身教育观念,发展成人教育,服务经济建设。 现代社会科技成果的层出不穷和广泛应用,导致经济结构、就业结构、职业结构的变化,使社会流动成为一种普遍的、重要的社会过程,而成人教育是影响并促进这一社会过程的最主要、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成人教育通过使潜在的劳动能力转变为现实的劳动能力,促成各层次人才的流动,通过优化成人的人格和个性而促成成人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通过多学科、多门类、多层次、多形式的教育创设成人社会流动的条件,通过职后继续教育和培训提升成人的社会及经济价值。当前我国各类人口流动的特点和趋势,赋予我国成人教育以新的使命,成人教育将通过发挥引导各类人口流动取向、提升各类人口社会流动的智能素养、促进各类人口的有序流动、协同开展各类人口的教育培训等功能,实现并提升社会人口流动中的成人教育经济价值。 5.成人教育与现代企业培训。人力资源开发和企业教育与培训,是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特征。成人教育在参与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进行成人教育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了劳动者素质;优化人力资源配置,促进城镇失业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解决等对产业进步、企业发展及完善劳动力市场发挥着积极作用。在对成人教育是“加快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手段”、“实现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转化的重要途径”、“与普通教育形成互补,促进人力资本保值增值”等观点达成共识的同时,也探讨了成人教育人力资源开发的内容, 提出了关注女性人力资源开发和老年教育的问题。 6.远程教育经济学研究。为适应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远程开放教育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在我国组织现代远程教育工程时,对远程教育经济学研究也日益深入。一系列的研究成果,阐述了制约远程教育发展的“规模――质量――效益”关系。丁兴富在其《远程教育经济学研究的研究》中,以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为例,研究了远程教育的成本核算、投资效益以及远程教育与传统教育相应经济数据的比较。冯少舟的《远程教育经济学研究》一文,讨论了远程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也指出了远程教育经济学研究滞后远程教育本身发展的原因在于经济理论工作者和远程教育理论工作者缺乏联合。结合成本与效 益评价,提出提高远程教育办学效益的几个经济学问题。 在远程教育经济学研究上,都不同程度地采用了经济数学模型进行定量分析。 7.农村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主要论述了农村成人教育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关系,强调农村成人教育对农村经济建设的作用是农村成人教育经济研究的主要内容,指出了发展农村成人教育是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关键。农村成人教育对于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提升农村成人教育经济价值,合理调整农村劳动力资源的配置等等,担负着重要职责。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建设和谐现代新型农村,农村成人教育都将起到积极作用。 2000―2005年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特点与缺失 归纳分析过去6年对于成人教育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围绕经济政策、经济热点、经济问题进行思考与讨论是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一大特点。沿着归纳现象――提出问题――分析原因――解决问题的基本路线,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了成人教育与知识经济、成人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成人教育培训与农村经济发展等成人教育经济学的应用研究占到绝大多数。由于成人教育经济学的特殊属性(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等),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内容比较广泛,有一些创新点,例如对成人教育培训与人口流动的论述等。从数量、宽度、创新性和实用性等要素来看,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有了较大进展。 尽管成人经济学研究在有限的时间里取得较丰硕的成果,但是理性地思考,我们会看到成人教育经济学的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从理论基础到实践应用还没有做到真正成熟,从研究内容到研究方法也不够健全,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 1.微观探讨多于宏观研究。对成人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大多基于某一点展开,结合实践进行论述,而从建立“成人教育经济”学科的广度与成人教育经济学的宏观角度的研究则较少。尚未有完全以“成人教育经济学”为题的完全意义上的研究专著出现。 2.深度研究尚待加强。在众多研究成果中,一般思辨占了较大比重,而且重复性研究也较多。能像“教育经济学”研究那样宽基础、重深度,是人们对“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期待。 3.一部分研究成果带有“教育经济学”痕迹,因此,对于成人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尚需从实质上、根本上对成人教育与经济的相互关系、规律以及作用等方面做大量深入的探究。 4.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需要团队协作和领军机构。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快速发展,为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应该在一面旗帜统筹下协调研究方向与重点,避免低层次的重复建设。也呼唤像“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这样的机构与团队的出现,为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发展进行引领与谋划。 教育经济学论文:教育经济学进行实证分析的泥淖 1 教育经济学进行实证分析的必要性 1.1 科学客观性的要求 科学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其客观性,尽管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流行对西方现代哲学体系所崇尚的客观性形成了颠覆性的挑战,但是客观性作为科学的一种本质属性始终以主流姿态影响着科学的发展。科学的客观性不仅有利于我们确证科学的可靠性和确保实践的坚定性,而且有利于我们秉持执着的信念不至于陷入怀疑论和相对主义所宣扬的不确定性。教育经济学作为教育学和经济学两门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要努力增强自身的实证倾向,向科学的客观性靠拢,以提高教育经济学的价值、政策影响力和现实解释力。实证主义的目的就是希望建立知识的客观性,实证分析的过程也就是寻求客观性的过程,实证分析对客观性的追求和所采用的客观分析方法对教育经济学满足其客观性的需要来说无疑是最好的选择路径。 1.2 学科发展的需要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基本的理论假设和前提,并在此基础上通过逻辑推理、经验归纳或二者的结合来建立自身的理论体系。如古典经济学是围绕其“估价理论”和“一般均衡”假设为基础,综合逻辑推理和经验归纳建立其精密的理论体系的。教育经济学目前的理论多是经济理论在教育领域的迁移,且一些结论缺乏经验和证据的支持,教育经济学要想成为一门理论严密、论据充实、说服力强的社会科学就必须采用实证分析方法。实证分析要求一切以经验为依据,规律的探寻要来源于经验的归纳,还要经得起经验的检验。实证分析所体现的科学精神以及多采用的自然科学式的观察、实验方法可以为教育经济学理论提供相对合理的假设和数据支持,这将有利于教育经济学显示出更多的说服力和更小的主观性,进而促进教育经济学学科的发展。 1.3 政策制定的需要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观点,理论的价值体现在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上,教育经济学要努力进行规范分析以增强其服务实践的能力,否者就会成为空中楼阁而丧失其存在的意义。而实证分析是规范分析的前提,缺乏实证分析的理论将会导致规范分析的无力和失误。此外,抛开一门学科的理论是否有必要为实践服务的争论,教育经济学也需要进行实证分析来增强自己的信度和效度,因为,一旦欠精确的教育经济学理论被政策制定者纳入其政策分析视野之内,将会对公众的利益造成损失。 2 教育经济学进行实证分析的困境 第一,理论假设客观性的证实困难。一方面,当前公认的教育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假设和前提是教育的经济价值和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教育和经济存在影响已经得到了一定的证实,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作为教育经济价值的核心论证的人力资本理论受到了诸如筛选理论、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社会化理论等的一系列挑战。新时代,教育的经济价值需要更有力的实证支持,尤其在各影响向度的程度方面,如教育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个人就业、教育在当前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教育是否有利于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实现了公平的社会收入分配等。另一方面,教育经济学的内容过分依赖经济学的一系列假设(如估价理论、外部性、一般均衡等),这就涉及到经济学假设客观性的证实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密切关注经济学在客观性方面的发展,比如经济学方法论和计量经济学的最新动态。如此,将加大教育经济学实证分析的困难。 第二,进行实验研究的困难。首先,教育(下转第59页)(上接第4页)经济学的许多变量难以做量化考察。如在教育的投入方面有:教师的经验和努力程度;学生的兴趣、情感和态度;学生之间、教师之间以及学生和教师之间的交互影响等。在教育的产出方面有:如何衡量学生的学习成果;如何区分不同学生的质量;如何量化学生所形成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在教育供求方面,制度对就业的影响如何量化;期望和性格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最终的就业选择;劳动力市场上不同质量毕业生的加权问题等。其次,教育经济学的变量难以操纵。社会科学大都涉及人的研究,人的主观能动性导致将无法准确地进行实验操作,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教育和经济的关系以及教育的经济问题,学生发展的不成熟性和教育过程的复杂性都将使操纵变量的难度增强。最后,相关变量难以控制。例如,如何排除天赋、家庭背景、文化、制度和时间选择(即期和长期)对教育产出的影响等。 第三,进行经验检验的困难,主要是收集和处理数据问题。首先,教育经济学所使用数据比较过时,数据来源的代表性、准确性差。在我国更是缺乏全国性权威机构的统计数据,研究者大都根据自己研究目的自行组织人员和策划方案来收集数据。其次,数据处理方法的选择对结果影响大。采用不同的数据处理方法,会得出迥然不同的结果。教育经济学在方法选择方面难度较大。再次,缺乏科学的态度,存在用数据证明先验观点的倾向。最后,统计数字很少能与教育经济理论中产生的概念完全吻合。 第四,经济学模型的适宜性困难。构建经济数学模型是经济学进行实证分析的主要手段之一,然而,教育经济学是教育学和经济学非线性交叉而产生的独立学科,其研究方法不能完全照搬教育学或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目前不少学者站在经济学的立场上认为,教育经济学属于部门经济学,教育经济学主要是用经济学的规律和理论,以及经济学的计算模式和方法,观察研究教育部门的经济问题、经济现象、经济规律,使经济理论和经济规律在教育部门得到具体运用和实现,不必过多地考虑和运用教育的理论和规律。①然而,将经济学模型简单地运用到教育经济学中会遇到一系列适宜性困难,盲目的套用经济学模型会遭到研究者和现实问题的责难和诟病。就那简单的供求局部均衡分析来说,将学生定为教育产品忽视了学生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学费是受教育者向学校缴纳的货币性费用,不能涵盖学生接受教育的全部成本,不能将学费简单地视为价格;最值得警惕的,经济学模型是建立在一定的假设基础这上的,这些假设在教育学领域中的适应性需要研究者保持科学的谨慎态度。 第五,理论预见和政策分析的困难。一方面,对教育产出的考察由于其滞后性和持效性需要在较长的时间范围进行,但长期的考察会又受到受教育者自身发展变化和周围各种潜在因素的影响,这使得教育经济学无法提出精确的理论预见。另一方面,无法直接测量教育经济政策和行为的一系列后果,只能从一段时间的行为变化中进行推测,这又导致了政策分析的困难。 教育经济学论文:中国教育经济学内部的冲突与平衡 1 中国教育经济学内部的冲突 1.1 教育目的和经济目的的冲突 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虽然现存的教育目的存在培养“道德理性人”、“生活自然人”和“现实社会人”等不同的价值取向,但教育的最终目的仍是培养出一定的符合特定理想目标的人。然而,经济学研究的是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它们在不同的人之间进行分配。①经济的目的是如何最有效地使用社会资源以满足人类的愿望和需要。教育目的的理想性和经济目的的现实性直接促使了教育经济学内部理想和现实冲突的生成,这表现为在教育领域中追求教育公平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冲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与专业技术培训的冲突;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与大学自制的冲突等。 1.2 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冲突 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教育与经济的关系及教育领域内的经济现象和规律。多数国内学者认为,正因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是教育与经济相关的领域,故它的研究更多应用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②虽然目前的大数学者在具体研究方法上都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归纳与演绎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相结合的综合分析方法,但教育经济学在现有理论构建和具体研究中还是难以摆脱简单用经济学方法来分析教育问题的顽疾。教育经济学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冲突突出地表现在把教育问题或教育过程简单地看作经济问题或经济活动,进而完全用经济学方法来处理教育经济问题。 2 中国教育经济学内部冲突的原因分析 2.1 学科性质的交叉性 教育经济学滥觞于西方经济学的人力资本理论,而中国教育经济学学科的研究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从对改革开放初期对西方教育经济学的引进发展到今天以中国国情为土壤的中国特色的教育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的学科性质越来越多地从部门经济学向交叉学科性质转换。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教育学与经济学相交叉融合的学科必然面临着将教育学与经济学两门不同的学科进行交叉整合的问题,这些问题容括了从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到内容体系和具体论点的各个方面,需要对这两门学科进行非线性的交叉和综合是引发上述冲突的根源。 2.2 研究主体专业背景的差异 中国教育经济学研究和教学主体大多是教育学和经济学学者,伴随着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的设立,中国教育经济学的研究队伍的专业背景不断扩展到管理学、统计学等学科。不同学者基于自身的专业背景在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研究方法、内容体系等方面产生了较大的分歧。如经济学者认为,教育经济学属于部门经济学,应该用经济学的方法、经济学的逻辑和经济学的理论来进行教育经济学学科建设,一些学者甚至基于经济学的“显学”地位蔑视其它学者的对教育经济学的研究;而教育学者大都坚持教育经济学属于教育学的分支学科,教育经济学的研究最终要为教育服务,并抨击教育过程的经济化,提出要重视教育学在教育经济学中的价值规范作用。 2.3 学科发展的欠完善 教育经济学在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的推动下于20世纪60年代初步形成,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才被引入我国,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教育经济学在取得了一些成果的同时,仍面临着一些问题。比如,“研究对象和边界模糊;缺乏独立的范畴和相对严密的逻辑体系;没有较为完整、独立的理论。”③此外,教育经济学在研究过程中存在偏重定性研究、缺乏自主创新和研究不规范等问题。教育经济学学科发展的欠完善不仅造成了其内部的冲突和分歧,而且还削弱了教育经济学的学科地位和现实的解释力与影响力。 3 中国教育经济学内部冲突的平衡 3.1 研究价值取向的确立 确立正确的价值研究取向是平衡教育经济学内部冲突的基石,价值取向的关键是为谁服务的问题,正确的教育经济学研究价值取向的建立有利于平衡教育目的和经济目的的冲突。教育经济学所涉及的问题既有宏观层面教育与经济的关系和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也有微观层面学校的有效运行和学生学习效率的提高。所以,教育经济学的研究价值取向不能简单地确立为为经济或者教育服务,而是要基于相应的研究对象确立不同的研究价值取向,因此,教育经济学正确的研究价值取向是:在宏观层面的研究主要是为经济服务,而微观层面的研究主要是为教育服务,且在宏观和微观领域都要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权衡问题。 3.2 不同研究者的对话 不同学科背景教育经济学研究主体之间的对话、交流是平衡教育经济学内部冲突的主要途径。教育经济学研究队伍的专业背景的多学科性一方面加大教育经济学内部的冲突和分歧,另一方面也丰富了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研究队伍。教育经济学要想成为一门既不从属于经济学,也不从属于教育学的交叉学科,更好地为教育和经济服务,不同的学者就应该抛开其专业背景的立场和视角,真正从教育经济学的学科发展来研究教育经济学。经济学者要摒弃其用“硬科学”眼光来看待其它学科的立场,在研究注重教育规律;教育学者要抛开对教育问题进行经济学的偏见,在研究中主义经济学方法和理论的运用;其它专业研究者要努力在研究教育学和经济学的基础上结合其学科背景丰富和发展教育经济学的理论。 3.3 学科理论的创新 教育经济学学科理论的创新是平衡教育经济学内部冲突的有效手段,因为新的理论有更强的时代性和包容性,也可以给教育经济学注入心的活力。理论创新要求研究者在确立正确的研究价值取向之后,不断加强研究者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并在借鉴国外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特设社会主义的教育和经济实践,挖掘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经济思想的内核,进而以内核为中心建立和发展中国特设的教育经济学。进行教育经济学学科理论创新要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端正研究态度,改善研究方法;二是深入研究国外理论,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三是关注时代、实践话题,加强本土化建设。 教育经济学论文: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一种教育经济学视角探析 摘要: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一直是学校教学追求的目标,本文笔者试从教育经济学的角度来探讨课堂教学效率的提高问题。笔者认为,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主要从影响课堂教学效率的诸因素入手,将这些因素进行有机整合,同步推进,这样才能保证课堂教学效率的提高。 关键词:课堂教学效率教育经济学 21世纪是以信息科技为主的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飞速发展,社会的分工也越来越细,人们之间更强调一种分工合作,信息流通量加速,在这种节奏紧密的生活中,谁能把握机会,提高办事效率,往往意味着谁就能取得成功。因此,提高办事效率是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首要条件。课堂教学作为教育事业的前沿阵地,也应适应时展的要求,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要探讨课堂教学效率的提高,首先就应该考虑清楚影响课堂教学效率提高的因素有哪些?本文笔者从构成课堂教学诸因素着手考虑。影响课堂教学的因素无非涉及到人力、物力、财力三个方面,具体地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资金投入 资金投入是课堂教学正常进行的最基本的物质保障。学校只有在拥有足够的资金的情况下,才能聘请教师、购买教学仪器设备、改善课堂教学环境等。资金投入主要从三个方面影响课堂教学效率的提高:首先资金投入是否足量是影响课堂教学效率的重要因素。其次,资金投入要用在点子上。当前各种腐败现象蔓延,教育这块神圣领地也被无情地侵染。于是,在教育界各种贪污、挪用公款、滥用职权、因公肥私等腐败现象也屡见不鲜。最后,资金的管理以及流通是否合理也是影响课堂教学效率的重要因素。资金管理和流通是否合理是关系到资金能否充分、及时地利用的有效条件。如果资金不能被及时地运用,那么势必拖延教学时间,造成时间的浪费,从而降低课堂教学效率。 二、教师 教师是课堂教学组织者、实施者、主导者,其多重角色表明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可以说教师因素是影响课堂教学效率的首要因素。教师的知识能力、教学能力、学习能力以及操作能力等都会对教学效率产生重大影响。 三、课堂教学硬件设施 课堂教学硬件设施是保证课堂教学正常进行的物质资源,包括课桌、黑板、粉笔、教科书以及用于课堂教学的各种仪器设备等,这些都会对课堂教学效率产生影响。课桌、黑板的好坏,粉笔的色彩,教师面积大小、光线昏暗程度等关系到能否为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关系到能否使学生安心地投入到学习中来,这当然会对教学效果产生影响。目前,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些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中小学基本上都配备了多媒体教学设备,甚至在一些经济落后地区的中小学,随着国家教育扶贫工作的扩大和进一步落实,也都为教学工作配备了多媒体设备。然而,实际情况是绝大部分中小学只是将拥有多媒体教学设备作为学校评估的硬性指标,只是充当摆设而不能“物尽其用”。与其他的硬件设施相比,多媒体教学设备价格昂贵,耗资大,怎样才能“物有所值”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也是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 四、潜在因素 课堂教学效率的高低还受到一些潜在因素的影响,如班风、课堂气氛、座位排列方式、教学中的师生关系等。总之,对课堂教学效率产生影响的因素主要有以上几个方面,而这些因素的前提是以财力得到保证的情况下产生的。针对以上这些因素,在实践中我们如何才能提高教学效率呢?笔者认为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 保证资金的有效投入。资金的有效投入是保证课堂教学正常进行的物质基础,是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的物质保障。所以这一工作至关重要,那么,怎样才能保证资金的有效投入呢?笔者认为要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首先要多渠道地筹集资金,保证资金的足量供应。教育投资是多方面的,包括国家财政拨款、社会投资和受教育者家庭或个人投资。其次,资金要合理分配。在保证用于教育的资金足够之后,我们要将他们在教育内部进行合理的分配。最后,要对资金进行有效管理。资金的有效管理意味着在具体的教育活动中,一方面我们应该建立一套合理的监督机制,从而保证资金合理的流通;另一方面,要与一批具有较高管理素质、能高瞻远瞩的管理者,这样能使资金更加有效、合理的流通。 2、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师素质。教师是课堂教学中的主导因素,是课堂教学的“指挥师”,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发挥得如何,他们自身的教学能力如何等都会对课堂教学效果产生影响。所以,提高教师素质,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是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的一个主要途径。要做好这项工作,在现实中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各种教育资源,为教师接受再教育提供方便。 3、保证先进教学仪器的充分有效利用。教学仪器的使用主要是为了帮助教师更好地表达教学内容、使学生更好地接受并理解教学内容,从而更好地实现教学目标。教学仪器的充分有效利用直接关系到教学效率的高低。因为教学仪器设备是教育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教育投资在教育内部合理分配的结果。如果教育投入不能得到足够的产出的话,那么教学效率必然会降低。所以,一旦教学仪器设备已经具备了,那么提高效率的关键就在于将它们有效利用起来。。 4、创设一个优良的教学环境。教学环境包括多种因素:校园风气、班级风气以及课堂气氛。校园风气包括有形的诸如各种宣传栏、各种科学标语;还包括各种无形的影响,如该校辉煌历史(包括各种优秀的教学成绩)。班级风气是衡量一个班级的主要参照标准。一个团结的班级、一个好学的班级、一个活力十足的班级等等,他们的教学环境肯定是不一样的。课堂气氛主要是通过教师创设情境,激发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使课堂气氛活跃。在一个优良的教学环境下学习,学生能够更好地投入其中,将学习与生活、学习与体验更好地结合起来,这样也就更好地体现了教学的时代目标,无疑也会更好地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总之,从教育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课堂教学效率的提高关键在于充分考虑各种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将这些影响因素进行有机整合。这些环节共同构成一个整体,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缺一不可。
政治经济学论文:政治经济学教育思想的探讨 众所周知,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信息的创造、加工、传播与应用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源泉,集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三项基本功能于一身的大学将对我国今后的各项事业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为此,高校应培养大量有创新精神和能力的人才,以适应当前及未来新形势的需要已是当务之急。面对当前的新形势,本人根据多年从事政治经济教学的体会,总结了几点经验,但愿能对同行有所启发。 确立要培养学生能力的教学理念。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要围绕以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为中心这个宗旨,此种理念现已为大众所接受。但在实际的操作中,无论是在中、小学还是在大学,又因升学率高低的评价的客观存在,最终还是陷入了人人厌倦而又人人不得不去应对的应试教育中。先前人们还不认为大学有升学的压力,但现在大学分明在评价各个高校研究生的考取率,并作为这所大学教学水平高低的衡量标准之一。这就给我们的高校培养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带来一定的压力。基于学生要参加各种考试(包括考研),我们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中确曾把眼光只放在考试的需要上,为考概念而讲概念,为考原理而讲原理。这样做的结果,学生可以理解教师的煞费苦心,却提不起学习兴趣,更少去关注教材以外的经济现象。更让我们做教师感到迷惑的是反复讲解的许多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学生们仍是死活理解不了,考试自然是只有死记硬背了。经过与学生的广泛交流及自己的思考后,从而认识到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固然少不了要以教材中列举的经典为教学内容,要从经典中援引思想资源,但也不应忽略现实问题。不断发展的现实生活,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新问题,带着这些问题去重新审视经典,自然会使学生有新的感受、新的理解,获取新的思想资源。有些现实问题,只要善于发现,加以提炼,就会引发出学生学习、研究的话题,甚至会激发大学生们早一些走向学术领域。这样既有利于学生理解原有理论体系,又丰富了学生们的思想,提高了学习兴趣。反之,把教学内容仅局限于纯而又纯、玄而又玄的经典中,于学生、教师、社会,均无益处。因而教学中改革传统的经典阐释的教学观念,着重于培养学生的理解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应成为当前政治经济教学的基本理念。 选择能启发学生思维的教学模式。长期以来,我们的大学教学也常常是遵循一套固定的模式:先复习旧课,列出1、2、3几个概念或问题,然后是导入新课,板书要讲的章、节等内容,并在相当程度上很注意“板书”这一教学环节。多年的教学经验使我感到板书固然很重要,但也时常觉得普遍为大家所接受的条理清晰、重点难点突出的板书对大学生的思维能起到一定程度的启发思考作用的同时,往往更多的起到的是相反的抑制思考的作用。特别是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中,许多概念、原理还没等教师在黑板上写完,学生马上就会产生这样的意识:高中时学过了,谁不知道。其后的教学活动我们可以想象会是什么情景。因而,我认为在教学中教师要着重从现实经济生活中挖掘好的素材,引到课堂教学中来,通过介绍、分析、讲解,启发、调动、吸引学生思考,并在学生积极思考的过程中,把他们原来有所接触但实际并未掌握好的经典概念予以生动的解释。在这个前提下再板书必要的纲目,我觉得比为板书而板书更能引起学生的注意。 传统的教学以传播经典文化知识为主,教师是教学活动的绝对主体,学生往往是教学活动的受动者。教材安排什么,教师就讲什么;教师讲什么,学生就听什么;教师怎么讲,学生就怎么听。在这样的教育模式下,学生除了有高分未必有高能力之外。往往还会让学生觉得所学的东西玄而且空,一旦面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又总感到茫然、不知所措。殊不知,文化是多元交织的复合体,教材中所列经典只是丰富的文化知识中相对凝固了的部分,是对以往生活的总结与升华。而现实生活又是经典得以不断更新、充实、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并且现实问题又极有可能成为经典问题。我们的教学的确不应只在经典上“讨饭吃”,而是应该拓展视野,把现实也纳入对象范畴。 布置能引发学生学习、思考的作业题。学生的学习观念的先进、正确、合理与否,也应主要由现实生活来引导。教师及家长的说教、干预,远不如现实的说服力强。为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扩大学生学习的自主权,我在布置作业方面和学生取得了共识:一是看教材,因为教师在讲课的过程中,肯定会对教材内容的多寡进行增、删或顺序的前后进行调整等方面的处理,学生只有通过阅读教材才能更好地理解并把握主要精神;二是做相关内容的练习思考题,一定内容的练习题可以采取名词解释的形式,可以采取简答的形式,也可以采取辨析的形式来思考、回答,使学生在学习方面有更大的自由度;三是做最能引起学生兴趣的“摘抄”。我要求学生每周摘抄能说明一定问题的、可长可短的经济文章,若能予以简短评论则更好。本以为学生会认为既要去查找、又要去抄写的“摘抄”作业,学生会反感,没想到却成了最为学生所欢迎的作业。学生普遍认为,通过这种作业形式,他们开始关注经济生活、经济现象,他们学习经济理论、经济知识的兴趣也有了很大提高。并且,由于这种作业形式,他们必须阅读大量相关的报纸、杂志、书籍。结果学生们既感到教材里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必须搞懂,又感到再学习教材时也很容易理解了。通过“摘抄”作业,我认识到学生的兴趣不只限于打球、唱歌、下棋,关键在引导;学生思考问题的能力并不弱,关键在培养;学生学习积极性、主动性也很高,关键在调动。 提高教师自身综合素质。当今大学生,面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世界市场的形成,面对知识经济的到来,面对新事物不断产生,亲历了人们的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的巨大变化,社会的经济体制构成及其运作等经济形态的重大调整,世人的价值体系及市场观念、经营理念等生活的重大转折,难免会产生思想的冲突与困惑。而学生们的思想困惑则需要教师进行必要的解析、慰藉,提供积极的对策。这就要求我们的教师要认清形势,结合各种学习工具、手段、方法,不断学习新的经济理论,不断提高自己的人文素 养,不断探索适应改革开放的教学方法,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严谨的教学态度争取做学生的良师益友。从而引导学生积极探讨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这样既加深了他们对所学理论的理解,又提高了他们的审美情趣,进而引导他们加快知识积累的节奏 政治经济学论文:论新政治经济学的中国之“道” 在中国,大多数纠缠着我们的经济问题乃至社会问题,都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常识,不是新知。 不过,新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内涵很广,乃是指集体选择或公共选择,套用孙中山先生的话来说,“政治”就是“众人之事”。当代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集中于研究个体决策问题,例如顾客如何消费、劳动者如何找工作、厂商如何定价、如何确定产量等等。与此相对,研究在个体选择之上的公共选择或社会选择的学问,则被称为“新政治经济学”。 所谓“中国问题” 梁漱溟先生曾说,他毕生思考两个重大问题,即“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这两个问题纠缠在一起,在他长达95年的人生历程中挥之不去。所谓“中国问题”,大致而言,包含着如下几层含义:如何认识传统中国;如何分析当代中国;如何探讨中国的转型路径。 汪丁丁的这部讲义,同样是他多年对“中国问题”深沉思索的一个总结。从2005年起,作者就在北京大学开设“立宪经济学”讨论班,讲授布坎南的宪政经济学思想。到2007年,又改名为“新政治经济学”讨论班,主题年年更新,内容次次不同,有不少学生连续数年选修或旁听,变成这门课的“忠实听众”与“热心聊友”,并因此收获巨大。经过了八年的氤氲酝酿,如今这本厚重的讲义终于面世,对于有志思索求解中国问题的学人而言,无疑是件极大的幸事。 在书中,作者特别强调对“中国社会基本问题”的深入思考。所谓基本问题,就是“真实社会情境内发生并长期纠缠着多数中国人,且挥之而不能去的议题”(见该书第八讲附录)。很显然,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经历的种种困扰,例如医疗、教育、养老、住房、食品安全——都有逼人而来的压迫感。这些问题,无论是经济层面的还是社会层面的,并不是靠学习庄子的逍遥自在,或顿悟圣贤的天理良知就可以独自解决。 个体的善良与幸福,不可避免地依赖于普遍层面上的社会正义的实现。故而,作者反复强调,尽管表面上看千头万绪,但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正义”问题。而在经济学的语境中,正义与效率又有着不可分割的互动关系,因此,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在中国思考正义、效率与公共选择”。 我们很难用一两句简单的话概括整本书的论点,仅就笔者的阅读而言,这本书的思路是:新政治经济学的界定方式多种多样,但“效率+正义”是最为贴切的路径;在正义理论领域,我们固然应当关注那些普遍而永恒的伟大学说,但同样要研究可以落实到生活中的正义感;任何正义或效率的目标,都需要一个社会过程加以实现;为了达致正义,政治民主是必经之路,但民主并不能仅建立在私人利益的基础上,需要超越个人偏狭口味的公共理性作为支撑;东方的思想传统,并不缺乏支撑这种公共理性的实践智慧;于是,中国的转型问题,在文化层面上,需要“中西文化之有生命的融合”;在集体行动层面上,则需要“探寻可以达成共识的公共政策及其表达方式”。 此书并不是一部公共选择或社会选择的标准学院派教科书,而是带有特殊抉择的中国语境下的讲稿。 于是,我们在这本书里所能读到的,不仅仅是揭橥“正义是社会制度之首要美德”的罗尔斯,创立公共选择和宪政经济学的布坎南,主张“发展的目的是扩展每个人的自由”的阿马蒂亚·森,还包括了弗兰克·奈特、汉娜·阿伦特、钱穆、张君劢、余英时和梁漱溟等诸多思想巨擘,跨越从政治哲学到国学的诸多领域,还涉及脑科学与行为经济学。 总之,这是一个以“效率+正义”为核心的、宏大宽广而又相互关联的理论谱系,为了便于听课学生和读者理解其思路,作者亲自绘制了六张大型思维导图,蝇头细字,五色纷呈,极臻精美,理论概念之间的连结关系以箭头标示出来,颇方便学人理解内容,扩展思维。 返本开新 《新政治经济学讲义》的导言与各章写得都很长,铺垫得甚至有点考验读者的耐性。然而,如果我们考虑到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和求解正义问题的艰难,便应当承认“停下来思考”的重要。 这本书也许在当代同类着作中极为少见,既深入探讨与中国相关的政治经济问题,又能使人平心静气阅读。这也许与它的学术风格有关。和很多着名学人不同,汪丁丁不是一个锋芒毕露的辩论家,而是一个深刻复杂的思想者,其气质更接近哲学家。他喜欢把自己的思想过程用文字和语言呈现出来,不惮于表露思索过程中的徘徊与困惑。诚如法学家博登海默所说,“正义有一张普洛透斯的脸,变幻无常。”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则认为,所谓公平只是个人利益的伪装,“只存在于观察者的眼睛里”。大哲学家罗尔斯甚至用毕生精力来研究“作为公平的正义”问题。 作者显然认识到了这种艰难。在书中,他反复陈说求解基本问题的难度——复杂的涌现秩序一旦被逻辑地表达,其内在的新颖性就归于消失;基本问题,由于包含着一种以上相互冲突的有效思路,无法模式化地、一劳永逸地解决。作者的处理方式是:通过不断讨论和互动,以求脱离单一视角的束缚。 于是,我们在书中读到了大量机智有趣的师生讨论和对话,也看到了回归一般思想史的努力——这是在与古人对话。通过这些对话,读者也许不能得到处理钓鱼岛问题的妙法,整治暴力拆迁野蛮城管的奇方,改善收入分配的对策,却终究可以有若干更广泛的启发。一个深入思考现实问题的人,不仅仅要连接上中国问题的“地气”,接续上宏大深刻的思想传统,也许是更为重要的事。 我们也许可以说:新政治经济学的“新”,并不是“新潮”“新异”“新奇”的“新”,而是相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新”,是“返本开新”之新。 政治经济学论文:试析政治经济学问题研究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它来自于现实,同时又应该能解释和服务于现实。但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解释现实,现行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存在着不少令人困惑的地方。其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像其它任何理论一样都是不断发展的理论,马克思没有,也不可能提供解决一切问题的现成答案。列宁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只是总的指导原理”,“因此我们愿意在我们的报纸上登载有关的理论问题的文章,请全体同志来公开讨论争论之点”“鐾于此,笔者对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重要问题和观点谈点个人的认识。 1.价值理论:是坚持劳动价值一元论还是坚持以知识、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生产要素价值多元论? 马克思通过劳动价值理论揭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指出了“剥夺剥夺者”的合理性。于是,劳动价值一元论被政治经济学教材看作科学的不可动摇的价值理论,甚至把劳动价值一元论作为衡量其它价值理论是否科学的标准,彻底否定生产要素价值论。有人认为,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得出“两个必然”的理论依据,似乎否定了劳动价值论就否定了“两个必然”。那么,是不是有了劳动价值论才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才有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不是的。劳动价值论只是用于解释两大阶级对立、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原因的一种理论,没有劳动价值论,资本主义的发展仍然要遵照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所以,不必担心不坚持劳动价值一元论就会产生否认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合理性的情况。 其次,马克思是不是劳动价值一元论者?不是的。他除了认为劳动创造价值外,还认为管理、科学等也创造价值。马克思认为:“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是作为劳动的管理者和指挥者出现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资本家在生产过程本身中起着积极作用。这种与剥削相结合的劳动当然就与雇佣工人的劳动一样,是一种加入产品价值的劳动”。孰是说不仅工人的劳动创造价值,资本家、经理的管理也创造价值。马克思还认为,随着生产社会化不断提高,商品从直接生产者的直接产品,转化为“总体工人”的共同产品。在“总体工人”剩余价值生产中,“有的人多用手工作,有的人多用脑工作,有的人当经理、工程师、工艺师等等,有的人当监工,有的人当直接的体力劳动者”。进一步说明了不仅工人和资本家创造价值,知识、技术等也在创造价值。这是马克思清楚表明的观点。 第三,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是生产要素价值论者,但每个人所强调的重点不同。马克思则特别强调劳动,而把管理、科学技术等放在次要地位上,更把物的因素看作不创造价值的不变资本。但任何人却不能以此作为彻底否定劳动价值论的理由。上世纪8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一书中主张用知识价值论取代劳动价值论;法国的加罗迪也在《抉择》中强调技术在价值创造中的决定性作用,主张抛弃劳动价值论,这当然是不能接受的。但这些否定劳动价值论的现象也间接说明,在创造价值的各生产要素中,它们的地位和作用已发生了变化,劳动已不起决定作用,而让位于科学、技术等。特别是我们已承认的知识经济的出现,更说明了这种变化。在工业经济时代是以资本、劳动为核心和主体的生产要素创造价值。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则是以知识、科技等为核心和主体的生产要素创造价值。在落后国家人们的劳动小时比发达国家多得多的情况下,为什么创造价值的能力却比发达国家小得多呢?用人们所熟知的劳动价值论是解释不清的。同样,单用知识或科技价值来解释也是不行的。因此,用知识或科技价值论取代劳动价值论是不科学的,正确的做法是坚持以知识、科技为主体的生产要素价值论取代以资本、劳动为主体的生产要素价值论。 2.失业: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人口规律。还是市场经济共有的人口规律? 现有的教材普遍引用马克思的观点认为:失业(相对人口过剩)“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人口规律”。这样的观点显然与现实完全不符。我国不是也存在着大量失业人员吗?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是以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为例证,具有普遍性。马克思说:“但是,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的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因为“工业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侣此,首先下面这个结论应该是成立的,即马克思关于失业是资本主义特有人口规律的观点,应该理解为是市场经济的一般人口规律;其次,马克思不可能预测到现实的社会主义还存在市场经济;第三,由于我们现在才搞市场经济,失业现象相对于历史上的英国来说只能是“未来的景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因此,失业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人口规律,它是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的共有现象,与社会制度无关,资本主义存在,社会主义也存在。这种分析方法同样也适用于分析两极分化、经济危机等。 3.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还是市场经济的共有现象? 现有的教材认为,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规律表现为,在资产阶级这一极是财富的积累,涌现出掌握着巨大资本的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同时,在无产阶级这一极,则是失业和贫困的积累,是无产阶级的贫困化。也就是说贫富两极分化。这是不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我认为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大家都认为邓小平正确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这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其中“消除两极分化”本身意味着,邓小平承认在我们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之前,客观上存在着“两极分化”,否则也就用不着消除了。其实,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体现着市场经济必然产生“两极分化”的道理。客观的发展逻辑是:市场经济发展导致两极分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引起生产集中和生产的社会化,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两极分化和生产力发展相互促进,互为因果,发展到一定程度,共同富裕“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也可以说,“两极分化”是最终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的手段和条件,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 4.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有现象,还是市场经济共有的正常生理现象?是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还是积极作用大于消极影响? 现有的教材都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有现象。它根源于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这一基本矛盾表现为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生产的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并且认为,只要存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经济危机的爆发就不可避免。经济危机是资本主制度的不治之症。对经济危机的这种看法不符合实际。 首先,所谓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表现,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存在。从总体上说我国经济是社会化生产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这种市场经济的所有制基础是,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甚至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为主 体,个体、私营、外资经济与之并存的多种所有制结构,不存在一个独一无二的成熟的全民所有制,因而也不存在适合社会化生产的代表全体人民占有生产成果的按比例进行生产的利益主体,因此与生产社会化相对应的占有形式,也只能是多种形式。局部占有与私人占有同时并存。生产社会化与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矛盾的两方面的表现在我国同样也是存在的。这些矛盾不及时处理,激化到一定程度也会发生经济危机。总之,生产社会性与生产成果局部或私人占有的矛盾及其表现,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应该理解为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只要市场经济存在,这个矛盾及其表现就存在。因而也就存在着发生经济危机的现实性,与社会制度无关。不能把经济危机看作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特有的现象,更不能看作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它是市场经济扩大再生产、台阶式发展的重要环节。 其次,我们应彻底改变消极看待经济危机的观点。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条件”是商品生产。否定了商品生产,也就否定了“世界市场危机”。“论证不可能有危机的办法就是,忘记或者否定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前提——产品作为商品的存在”,“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形式”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或资本主义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或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准确点说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那么,经济危机实际上就是商品经济的伴侣,是市场经济的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是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的必然逻辑。因此,消灭了经济危机,也就等于消灭了市场经济本身。 经济危机对市场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它以暴力方式强制恢复市场经济已失去的平衡,使生产得以照常甚至更大规模的发展;促使生产和资本集中,促使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从而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实行计划生产,优化资源合理配置。当然经济危机也有消极作用,比如引起资本的破坏;工人失业增加,生活贫困等。但是,从历史发展来看积极作用大于消极作用,否认了这一点现代资本主义和现代市场经济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基础。不过既然有消极的影响,那么也就必须引起重视,目的只在于减轻“痛苦”,而不是消灭,也不可能消灭。经济危机带来的“痛苦”,是市场经济积极作用的副产品。就像人有很多正常的生理现象可能给你带来烦恼和不安一样,你不能消除它,消除了,你也就不正常了。总之,教科书必须从正常生理现象的角度来分析和揭示经济危机的问题。如果一味地否认或批判,那么一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出现了这种“生理现象”,人们将不知所措,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5.劳动力商品: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的现象,还是市场经济的共有现象? 现有的教材大都认为劳动力商品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马克思指出:劳动力成为商品有两个条件,一是劳动者有人身自由,能定期出卖劳动力;二是劳动者一无所有,没有生产资料,也没有生活资料。我国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人们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因此,有人认为现实的中国劳动力不是商品。我不同意这种观点。首先,我认为马克思讲的两个条件只适合自由资本主义。但谁也不会否认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的劳动力仍然是商品,那么它是否符合马克思讲的两个条件呢?不符合。尽管劳动者仍然有人身自由,不过雇佣形式发生了变化,二战后特别是五十年代后,美、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企业一改过去定期雇佣制为终身雇佣制。其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再也不是一无所有的劳动者,不仅工作日大大力缩短,而且更重要的是还拥有财产,拥有在我们看来还是一种理想的超过小康水平的生活条件。其实马克思关于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已不复存在。那么,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是什么?不能也不应该自由资本主义一种条件,垄断资本主义又是一种条件,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应该是相同的。实事求是地讲,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都是市场经济。劳动力始终是市场经济中一种重要的接受市场调节的可以流动的生产要素。只要有市场经济存在,不管工人雇佣形式是采取定期雇佣制还是终身雇佣制,也不管工人有无形式上的财产,他只要靠不断出卖劳动力来维持自己及家庭的生存和发展,劳动力就一定是商品。就是说,市场经济是工人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这种分析也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劳动力商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应有内容。有人认为承认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劳动力商品,就意味着否认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企图在否定劳动力商品的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马克思有一段话,很值得我们思考。马克思指出:只有劳动力是商品,“商品生产才普遍化,才成为普遍的生产形式,只有当雇佣劳动成为商品生产的基础时,商品生产才强加于整个社会,但也只有这时,它才发挥自己的全部潜力。说雇佣劳动的介入使商品生产变得不纯,那就等于说,商品生产要保持纯粹,它就不该发展”。马克思明确指出了劳动力成为商品和雇佣劳动的存在对发展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发达的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的决定意义。被马克思否认的市场经济我们现在还搞,作为市场经济组成部分的劳动力商品我们要加以否定,搞“纯粹”的市场经济,那就太幼稚可笑了,或者是自欺欺人。 政治经济学论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中的定位 试图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政治经济学的体系中定位,是我自己一直希望弄明白的一个问题。这里姑且作个尝试吧。 政治经济学作为理论经济学的统称,涵盖了经济学所有的理论分支。如果我们试图给经济学的发展绘制一副脉路图的话,我倾向于采取以下思路:(见图1-1 ) 无论从学说史的角度考察,还是从理论体系来考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是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在我绘制的脉路图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包括:马克思和列宁阶段的批判主义经济学和指导前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计划经济学。 在理论体系中,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时并列发展的还有西方的另外两个学派: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和李斯特的古典历史学派,前者在20世纪30年代分裂为以哈耶克为首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和以凯恩斯为首的(国家干预)福利经济学,这两个学派的关于长期关于国家干预和自由竞争的争论在60年代左右被萨缪尔森经过调节和整合而纳入新福利经济学的体系,号称“新古典综合派”,并以当代主流经济学自居。 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冷战降温,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开始进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改革,尤其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之后,经济改革和由计划向市场的转型对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市场和资本问题,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首先要回答的问题。 实践的发展要求理论的发展,以中国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众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开始围绕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问题展开了讨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计划经济学之后,获得一个理论发展的春天,逐渐形成了以研究社会主义改革和转型为主题的转型/过渡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论文:我国教育财政问题的政治经济学解释 我国教育财政存在一些长期未得到解决的问题,本文试图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对此做些解释。 一、政府教育投入不足的解释 政府教育投入充足不是指财政拨款提供的教育服务能完全满足居民的教育需求。这种充足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做到。政府教育投入是否充足可以从两个方面去判断:一是财政拨款能否基本保证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称的或政府自己制定的教育目标的实现,如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二是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或地区比较,财政支出的教育经费是否偏低。长期以来,我国法律规定应该免费的义务教育必须依靠收取学费(杂费)来维持,还有大量儿童因为交不起学费和书本费而失学。2003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NP的比重为3.28%,远远低于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的2000年财政性教育经费达到GNP4%的目标,也远远低于与我国具有可比性的印度2001年4.1%的水平。显然,我国政府的教育投入是不足的。 为什么我国政府教育投入长期不足?我国的公共财政决策机制不完善是根本原因。长期以来,我国财政经费的分配是政府主导的。虽然近年来人大代表开始关注财政资金的分配,但由于财政部门提交给人大代表的预算草案非常简略[1],受信息、时间和其他因素的限制,人大不可能对预算草案做实质性的改变。财政预算的编制和调整事实上是由政府决定的。政府作为统治者,所做的一切都是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由政府的效用函数所决定。在我国政府的效用函数中,财政支出是成本,政治稳定、经济增长、官员们的经济租金、居民的满意度等为收益。政治稳定、经济增长是各级政府的优先事项,也是官员升迁的主要考核内容,关乎主政官员的仕途。另外,用于经济增长方面的支出能产生大量的经济租金,为官员们提供了很多寻租机会。教育支出虽然对社会经济发展有长期的促进作用,会增加居民的满意度,但短期内对于政治稳定、经济增长没有显著作用,所产生的经济租金也远远小于经济增长方面的支出。特别是,居民的满意度对地方政府官员的升迁没有很大影响,在地方政府的效用函数中作用很小。我国的教育财政责任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担,在政府主导的财政经费分配制度下,在地方主政官员为几年一任且主要由上级决定升迁的政治结构中,对地方政府而言,同等数量的财政支出,教育支出产生的效用大大低于政治稳定、经济增长等方面的支出。尽管增加教育投入能增进社会福利,但如林毅夫[2]所指出的,没有人可以保证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政府会有激励去履行那些增进制度安排供给的政策,以达到使作为整体的社会财富的最大化。因此,居民无法对财政资金分配施加影响,政府效用函数偏离社会福利函数,是政府教育支出不足的制度根源。正如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所指出的,虽然有些例外,缺乏有效的居民声音一般会导致分配到教育部门的资源不足,而且贫穷居民更难享用到这不足的教育资源[3]。 二、教育财政严重失衡的解释 教育财政严重失衡也是我国长期存在的问题。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学校之间、学生之间的教育财政资源差距之大世界少见。 地区差距的直接原因是地方为主、分级负责的教育财政体制。基础教育经费长期由县及以下政府和农民负担,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巨大差距引起的地方财政能力和农民收入差距,在缺乏比较有效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时,必然导致教育经费的巨大差异。 城乡差距属于地区差距,其直接原因一方面与地方负责的教育财政体制相关,因为农村教育的责任主要由县、乡负责,城市教育的责任主要由市、区负责,农村地区的县、乡与城市的市、区之间财力的巨大差异必然导致教育经费的差异。另一方面,我国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上对农村的歧视性政策,如不承担农村学校建设的责任,也是造成教育资源城乡差距的重要原因。 学校之间的差距包括不同地区学校之间的差距,也包括同一区域学校之间的差异。前者是上述地区差异、城乡差异的表现。同一区域学校之间的差异在城市表现突出,即同一个城市、甚至同一个城区,办学条件差异巨大的薄弱学校、一般学校、重点和示范学校并存。学校之间存在巨大差距的直接原因是政府长期实行的非均衡发展政策。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重点学校制度到目前的示范学校和一流大学建设,实际都是政府主动选择的。重点学校制度在早期对提升我国的教育水平、特别是教育质量起了积极作用,但在教育发展有了相当基础的今天,它所产生的教育不公平、特别是教育腐败的负面效果已经远远大于其积极作用。重点学校制度之所以今天还能延续,是因为它能给重点学校和政府官员带来很大利益,很大程度上是学校和政府官员寻租、设租的结果。 学生之间的差距既产生于上述几个方面,也产生于居民家庭财富和收入之间的巨大差异。我国居民财富和收入差距之大位居世界前列。富裕家庭子女可以上条件非常好的私立学校,可以通过支付大额择校费上公立重点学校或示范学校,甚至可以出国留学。同时,大量少年儿童由于支付不起学费、书本费和其他学校收费,又得不到必要的经济资助而失学。我国的义务教育法、教育法等法律明确规定政府要资助贫困学生就学,但立法后近20年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的贫困学生资助制度。直接原因是各级政府互相推诿,无人承担责任[4]。 我国教育财政的巨大差异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还是公共选择机制不完善。如果居民的意见能对政府的形成和官员的任用有决定性的影响,落后地区、农村地区、弱势人群的众多人口所产生的力量,将会改变我国的教育财政体制、改变对农村居民的歧视性政策、改变重点学校制度、改变对资助贫困学生的推诿状况,最重要的是将会大大改变政府的效用函数,教育资源的分配将是另外一种状况。 三、学校乱收费久禁不止的解释 虽然有人有不同观点,但笔者认为学校乱收费是事实。学校乱收费的事实可以从近几年居民价格投诉中教育收费年年位居前列可以得到佐证。目前几乎没有人能确切知道学校有多少收费项目,以及什么项目是合理收费什么项目是不合理收费,这从另一方面说明学校乱收费是事实。 学校乱收费问题在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突出。笔者见到的中央政府关于制止乱收费的文件是1991年原国家教育委员会的《关于坚决制止中小学乱收费的规定》。此后各级政府几乎年年发文制止学校乱收费,但13年过去了,学校乱收费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 对于学校乱收费有很多解释,如政府拨款不足、政府和其他有权部门的摊派、合理收费的界限不清、学校违反国家法规政策等等。政府拨款不足是学校乱收费的重要原因,对政府拨款不足我们已经做了解释。那么政府和其他有权部门的摊派、合理收费界限不清、以及学校违反国家法规政策等现象为什么能长期存在?笔者认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我国学校的治理结构存在缺陷。 学校治理结构是有法律或实际效力的学校利益相关人的权利与利益的分配和保障结构。学校的直接利益相关人主要有学生及家长、学校所在社区居民、教职工、校长、政府(理论上代表社会)或其他出资人、校友等,其中学生与家长、教职工、政府是学校最核心的利益相关者。我国目前还没有学校法,只是在义务教育法、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教师法等法律中有一些条款涉及到各利益相关人的权利和利益问题,没有系统的学校治理结构的规定。我国现行的公立学校本质上是政府建立的一个公共服务机构,虽然法律规定有些学校可以取得法人资格,但其经济责任,如学校债务最终是由政府承担的。在我国现行的学校治理结构中,校长(或书记,下同)是学校的最高决策者。校长由政府任免,校长代表政府管理学校,政府与校长构成典型的委托关系。这种委托关系加上学校依赖政府的财政资金,较好的维护了政府在学校的利益。校长在学校的运行中主要依靠教职工,在目前的薪酬制度下校长本人的收入与教职工收入直接相关,在校长的任免过程中,政府有时会征询教职工的意见,因此教职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校长的权力,校长的利益与教职工密切相关。校长为了自身的利益,必然会自觉维护教职工的利益。当然,在政府的利益与教职工的利益发生冲突时,校长会根据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进行权衡取舍。与政府和教职工不同,学生及家长的利益在学校的治理结构中没有保护机制。 学生及家长与公立学校的关系从本原意义上是纳税人与政府的关系,在法律和现实中是公共服务消费者与公共服务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在中小学阶段,作为公共服务消费者的学生及家长,在接受公立学校的教育服务时,只能到政府指定的学校去,没有选择余地,公立学校事实上是特定行政区域内生产公共教育服务的垄断者。虽然学生及家长可以选择到民办学校或区域外的公立学校就学,但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在公立学校的治理结构中,学生及家长对校长的任免、教职工的聘用和薪酬没有影响,在学校的决策中没有发言权。面对居于垄断地位且无法对其施加影响的学校,学生及家长的利益自然难以得到保障。 具体到学校收乱费久禁不止,最重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举办学校的政府实际不想禁止,二是决定学校收费的治理结构不当。教育法规定,学校要“遵照国家有关规定收取费用并公开收费项目”。学校乱收费,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学校收取了国家(政府)没有规定且学生及家长不愿意交纳的费用,二是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收费。其中第一方面的问题更为普遍和严重。 举办学校的政府实际上不想禁止乱收费,是因为该级政府没有为学校提供必要的资金,如果真要禁止乱收费,一些学校就无法维持正常的运转,这是政府不愿意看到的。因此学校乱收费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默认的。西安音乐学院向2004年录取的每一新生收取3万元的“捐款”,就是典型事例。西安音乐学院院长为收费辩解道:“现在一直要求学校扩招,但经费一点也不增加,你说这个学校应该怎么办?”,“除了教职员工的工资外,每年陕西省给西安音乐学院的经费是300万元。”该院的一位副院长指出,政府300万元的拨款只够半年的水电费。不算基建投入, 学院每年最少需要8000万元才能过日子[5]。中小学这种情况更为普遍。虽然中央政府年年发出制止学校乱收费的文件,地方政府也以发文件的形式执行中央政府的文件,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应付舆论和公众的一种姿态,属于格斯顿所分析的“象征性公共政策”[6]。即使上级政府采取行动查处学校乱收费,也往往由教育行政部门主导,而教育部门对学校乱收费承担领导责任,查学校乱收费相当于查自己,当然不愿意查,也不会有很大效果。 决定学校收费的治理结构不当,是指长期以来学校做出除国家规定以外的收费决策,或者提高国家规定的收费标准时,学生及家长没有知情权和决策权。教育法等有关法律对学校收取国家规定以外的费用如何决策没有明确的规定,现实中普遍由校长决策。在学生及家长对其没有制约能力的情况下,校长为了学校运转和教职工及个人的利益,自然倾向多收费。如果在学校的治理结构中安排学生及家长的权利保障机制,比如在学校(不是政府)做出涉及包括向学生收费等与学生利益相关的事项的决策时,必须征得学生或家长的同意,结果将会大大不同。学生及家长评估收费决策时,会比较收费的成本和利益,做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如果学生及家长觉得某些项目值得交费,将会同意学校收费。由学生及家长同意的收费,就不能看成是乱收费。这样,学校收费只有两类,一类是国家规定的收费,一类是学生及家长同意的收费,乱收费就在源头上得到了制止。因此,治理学校乱收费的治本之策是学校治理结构的改革。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公立学校改革中,通过学校治理结构的调整,建立家长有很大决策权的学校管理委员会(School Council)作为学校的最高决策机构,据此保护学生及家长的利益,已经取得了显著效果[7]。 总之,我国长期存在的一些教育财政问题不能仅仅从经济学或管理学角度去解释,用公共选择、政府和学校治理的政治经济学去分析可能会得到更好的理解和解释。 政治经济学论文:全球化的未来与中国的命运——人民币汇率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近来国际上以美国日本为代表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越来越高。中国境内甚至出现数百亿美元的游资意在趁机谋利。很多主管金融的中国政府官员感到空前的压力。虽然中国政府已经屡次明确表示在近期内人民币不会升值,这次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显示的中国经济面临的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却值得引起国人足够的重视。去年以来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显示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已经到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阶段。中国在未来的十年里将面临一系列的来自国际政治经济的挑战,其严重程度,特别是回应这些挑战的困难与复杂程度很可能会远远超过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面临的与国家安全保障有关的挑战。随着中国日益成为世界工厂和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目的地,中国经济与其它国家经济的利益冲突必将日益增加。在这个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里可以想象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在制定本国的汇率政策,金融,财政,贸易,竞争,甚至劳动政策时都会面临日益增长的国际压力。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已经与世界经济紧密相连,中国政府制定的经济政策对他国有重大影响。他国为了自身的利益必然会施加各种压力以影响中国的政策走向。由于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中国政府不可能指望靠强调主权就可以把这些压力打发走。从现在开始,中国必须开始将自己在未来十年里的国际金融政策做通盘的前瞻性考虑,必须搞清楚本国在人民币升值,浮动汇率与开放资本账户等根本性问题上的基本立场。 是结构性风险还是制度性风险? 最近国内很多关于人民币升值的文章列举了升值对中国经济可能有的负面影响,但是大多数文章侧重结构性的影响,关注人民币升值对出口以及就业的影响以及人民币升值导致泡沫经济的可能性。本文则强调中国面临的更多的是制度性风险。结构的变化有时通过政策的逆转可以挽回,而制度变化的逆转将十分困难。从制度的角度来看,人民币的汇率政策直接影响如何界定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关系。我认为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远远不是人民币的一次性升值,而是一次性升值引起的在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政治经济的连锁反应。这种连锁反应十分有可能导致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账户。在以金融扩张为特征的现阶段全球化的条件下,浮动汇率加上开放资本账户将不仅使中国经济失去支撑其成长的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1]而且还要失去大量的外资。更为严重的是一个根本不适应浮动汇率与资本自由流动的国内经济体制将失去与国际金融风险之间的缓冲手段,全面地暴露在风险日益增加的现行国际经济环境中。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将受到弗来明—蒙代尔三维悖论的更大困扰。与日本模式相似的以重视协调轻视监控为特征的中国的经济管理模式在资本自由流动的国际金融环境中很难抵御泡沫经济的出现。在现有中国社会安全保障体系的条件下,泡沫经济的破灭很容易导致较大的政治动荡。因此在讨论人民币汇率的未来走向时,不应该头疼医头脚痛医脚地讨论是否升值,而是应该具有前瞻式地将关于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账户的立场一并考虑。等到升值以后外国人再打上门来要求中国采用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账户时,恐怕一切都为时太晚了。 全球化与国际金融秩序 中国在未来的十年里将面临一毓的来自国际政治经济的挑战。从制度的角度来看,一国货币的汇率反映的是该国经济制度与国际经济秩序的相互关系。 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中国经济随着改革与开放已经与国际市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要讨论人民币汇率的未来走向,我们必须认清现在的国际金融秩序与全球化的关系。国际经济秩序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以来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是支撑战后发达国家经济成长二十多年之久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的直接后果是发达国家的汇率由固定汇率转向浮动汇率。浮动汇率的采用又直接导致了发达国家主导的金融自由化。而金融自由化推动了战后经济全球化过程以生产与贸易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一阶段向以金融与财政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二阶段过渡。金融扩张又直接导致了金融危机的出现。简言之,目前的国际金融秩序是一个充满风险的秩序。 在时下关于全球化的讨论中,人们经常把经济的全球化看成是一个结构性过程,一个越来越多的生产要素,如资本,商品,技术,甚至劳动力,跨国流动的过程。论战双方更是倾向用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作为全球化程度主要的测量指标。从这个指标的变化来看,人类历史已经经历了两次全球化的大潮。第一波的全球化发生于1870-1913年。在这一波全球化的高峰期,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已经达到百分之十四。但是这个比率从1914年随着金本位的崩溃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开始下降。经历了1929-1933年期间的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在1953年到达谷底——百分之六,并从此开始重新上升,于1971年达到百分之九,并在九十年代中期达到百分之十五。[2]拒绝全球化论点的人们认为如今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并不比1913年的时候高出多少。而主张全球化论点的人们则强调,如今的这个比率已经比低谷期高出很多。 其实,全球化也是一个制度转型的过程,因为两次全球化大潮的涨落均伴随着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换言之,国际经济秩序的变化在二十世纪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的升降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到目前为止的两次全球化的大潮实际上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以十九世纪的英国霸权与二十世纪的美国霸权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更迭下由扩张走向停滞再到危机然后再周而复始的过程。[3]于1870-1913年期间发生的第一波的全球化是以英国霸权支持下的金本位以及各种双边及多边贸易关税协定为重要的制度性基础。当时的英格兰银行通过利率影响国内外黄金的流动。伦敦在世界金融市场上的主导地位以及国际上对英镑与其它货币之间通过黄金自由兑换的固定汇率的信心保证了国际金融秩序的稳定[4]与此同时,1860年英法之间签订的考登—雪佛来协定不仅导致了两国之间的互降关税,而且还促使法国与其他欧洲国家以及德国关税同盟签订关税协定。[5]在这样一种国际金融与贸易体制的支持下,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上升到百分之十四。金本位于1914年垮台。同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开始了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逆转。 1922年主要发达国家达成协议恢复金本位。英国于1925年回到金本位但于1931年退出。几个发达国家包括日本追随英国但很快以失败告终。在1931-1945年期间,世界上不存在管理国际金融的秩序。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赔偿,以及各强国采取的短识的贸易政策极大地破坏了国际贸易秩序,并导致保护主义的到处横行。各强国在“生命线理论”的旗帜下大肆争夺市场与原材料,由此产生的利益冲突直接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6]结果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降至百分之六。 鉴于沉痛的历史教训,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发达国家在第二次大战后建立了以布雷顿森林体制为基础的国际金融秩序和以关税贸易总协定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秩序。在布雷顿森林体制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国采用固定汇率。只有当一国国际收支发生严重失衡的时侯才能调整汇率。[7]在关税贸易总协定体制下,每一个会员国必须把在与任何其它国家谈判时做出的关于关税的承诺适用于所有会员国。这一贸易体制也不鼓励会员国撤销自己做出的承诺,因为当一国单方面增加关税时会受到其他会员国的报复。[8]以布雷顿森林体制为基础的国际金融秩序和以关税贸易总协定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秩序有力地支撑了以生产与贸易的扩张为代表的战后全球化的第一阶段。 七十年代初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始于布雷顿森林体制在所谓的特里芬悖论的作用下垮台。特里芬悖论以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特里芬(Robert Triffin)命名。他于六十年代初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布雷顿森林体制中隐藏着一个重要的内在矛盾。一方面,美元是支持整个国际金融体系的关键货币。美国的盟国在布雷顿森林体制与关税贸易总协定的支持下,借助于它们的货币与美元之间长期偏低的汇率,向美国大举出口它们的商品。另一方面,美国作为关键货币国必须维持世界各国对美元的信心,而无法通过调整汇率来减少它的日益增长的对外贸易逆差。美国作为关键货币国固然享有种种好处。由于美元是各国外汇储备、交易和政府干预汇率时的工具,它给于美国很大的政治与经济影响力。美国在制定其外交政策与管理本国经济时也不需要考虑国际收支的平衡。但是,如果美国以美元贬值为手段来增强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的话,它很快就会被其它国家的将自身货币进一步贬值所抵消。因此,特里芬预言除非各国找出其它途径来解决这个矛盾,否则布雷顿森林体制迟早会垮台。[9]由于日本坚决反对日元升值,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1年宣布停止美元与黄金的挂钩。同时使美元贬值并向进口商品征收百分之十的关税。由此开始了以政府间谈判来决定美元与德国马克以及日元汇率的史密斯索尼安体制。该体制只维持了短短的两年。从1973年开始,主要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均采用了浮动汇率。 当发达国家纷纷撤销对资本自由流动的限制后,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就进入以金融与财政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二阶段。在布雷顿森林体制下,国际货币市场的交易基本上是为国际贸易服务的。1973年国际外汇交易额与国际贸易额之比为二比一。当时全球每日外汇交易量(一个资本流动的重要指标)为一百亿到二百亿美元。金融自由化的直接后果是国际外汇交易不再以为国际贸易服务为主要目的,国际外汇贸易本身成为资本攫取巨额利润的重要途径。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国际外汇交易额与国际贸易额之比已经由1973年的二比一暴涨到七十比一。全球每日外汇交易量由1973年的一百亿到二百亿美元暴涨到1995年的一万二千六百亿。[10]英国政治经济学家苏珊·斯特林芝(Susan Strange )称这种新型的国际金融秩序为“赌场资本主义”。在这种赌场资本主义经济中,金融资本可以通过跨国界的流动制造谋利的机会,以金融投机攫取巨额利润。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短短的二十年里国际金融市场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为此目的服务的金融衍生工具。 金融扩张与危机 从制度的角度来看,人民币的汇率政策直接影响如何界定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关系。当巨额资本受利润原则的驱使随着汇率或利率的变动在各国间流动时,赌场资本主义就不可避免地制造一系列的金融危机。 米尔斯·卡勒尔(Miles Kahler)曾经指出,实际上自从十九世纪以来资本流动一直在发展中的经济里先制造繁荣再把它们推向崩溃。这几乎是一条规律。[12]拉丁美洲于1979至1980年经历了南部锥体地区的危机,发展中国家于1982年经历了债务危机,墨西哥于1995年,亚洲国家于1997-1998年,俄国于1998年,巴西于1999年,以及阿根廷于2002年均爆发金融危机。[13]这种金融危机并不只限于发展中国家。危机不可避免的道理很简单。在资本可以跨国之间自由流动的条件下,金融资本可以利用地球上任何一国的汇率或利率的急剧变动来创造利润。当大量的资本同时涌向一国时,该国经济突然出现大量的需求,这就必然刺激供给的扩大。该国经济呈现一片繁荣的景象。同样的道理,当大量的资本同时从一国撤退时,该国经济的需求突然急剧减少,这就必然导致供给的萎缩。该国经济必然出现经济危机。虽然中国目前尚未开放资本账户,已经有数百亿美元的国际游资受人民币升值的预期的影响进入中国。国内的经济学家已经在发出经济过热的警告。不难想象如果中国实现全面的金融自由化在西方国家一致要求人民币升值时将有多少国际游资进入中国。 不要以为金融危机只在发展中国家出现。事实上,在以金融扩张为标志的战后全球化的第二阶段,发达国家也不能幸免。虽然发达国家的危机与发展中国家的危机表现形式不同,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赌场资本主义在世界经济的头号强国美国和第二号强国日本参与制造了现代经济史上最大的两个经济泡沫。 日本的泡沫经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已经出现两次。第一次是1972-1973年。第二次是八十年代后期。两次泡沫经济的出现有几点共同的特征。第一,在这两次泡沫中,日本企业都把庞大的资本用于股票市场上的金融投机。在1972年1月至11月之间,日本的企业,包括银行,生命保险公司,信托银行,在股票市场上投入了一万二千亿日元。这一年的1月,在东京股票交易所第一部上市的225家日本企业的平均投资回报率为百分之十五点四一。到了十二月,这个回报率窜升到百分之二十八点二八,远远高于同时期世界主要股票市场平均投资回报率的百分之十三至十五。在1985年,东京股票交易所的日平均交易量为四点一四亿股。到了1987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九点四六亿股。在1987年底,东京股票交易所的上市股票总值已达三百四十六兆日元,与日本同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同,比美国股票市场上市股票总值多百分之三十。第二,在两个泡沫中,日本企业都卷入疯狂的土地投机。在1973年,日本企业在房地产投机中花掉了九兆日元。大东京圈的住宅用土地价格在1973年上涨百分之三十三点三,在1974年又上涨百分之三十四点七。根据1972年5月发表的一项调查,在前一百名日本最高年收入者中间,有九十五人的收入来自房地产投机。在八十年代后期的泡沫中,土地投机也成为重要手段。到1987年底,岛国日本的全部土地价值已经高达一千六百七十三兆日元,为同期美国全部土地价值的二点九倍。[14]中国经济能够在他国经济遭遇困境时不倒,恰恰是因为有一个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保护。 美国的泡沫则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科技革命的形式出现。商业周刊的首席经济学家麦克尔·曼德尔(Michael Mandel)在其2000年1月美国股市崩盘前夜出版的即将到来的互联网萧条一书中指出,新的金融制度是任何一次产业或科技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历史上至今已有三次金融革新与技术革新相结合而催生了令人目眩的经济发展。19世纪下半叶的铁路的建设需要巨额的资金。当时美国经济每年的产出只有130亿美元左右。而美国铁路的总投资就高达100亿美元。为了向这样巨大的项目融资,在纽约诞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全国股票债券市场,第一批经营债券业务的银团和第一批现资银行。现代的金融市场从全美各地和欧洲各国筹集到铁路建设需要的巨额资金。二十世纪初汽车制造业的诞生与发展离不开另一次金融革命。在二十年代里美国生产了3100万辆汽车。而当时全美国只有3000万个家庭。美国汽车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借力于消费者信贷制度的诞生和普及。在1930年,美国不仅百分之六十到七十五的汽车,而且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家具,百分之七十五的洗衣机,百分之六十五的吸尘器,以及百分之七十五的收音机是以分期付款的形式售出的。九十年代后期的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革命与风险投资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过去,经济学家往往对风险投资不屑一顾。因为在1988年全美的风险投资只有50亿美元,而当年全美的研究开发投资总额高达1340亿美元。这种局面在九十年代为之——变。到了1999年美国的风险投资已高达480亿美元。而在2000年的第一季度,也就是美国股市的牛市即将结束时,风险投资已经达年平均900亿美元的水平。在2000年的第一季度,风险投资已经占美国研究开发经费总额的三分之一。[15]在历史上现代股票债券市场十分成功地为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如铁路,电力,供水,煤气,电话,以及其他大型产业融资。这些产业均有稳定的现金收入和可以用作抵押的实物资产。相反,银行与资本市场很难为从事技术革新的小公司融资,因为向这些完全没有过去经营纪录的创业公司融资的风险太大而它们成功的几率又太小。风险投资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为什么风险投资到了九十年代一显身手呢?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金融自由化的结果。 前边说过,浮动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金融投机的泛滥。在赌场资本主义的形态中,如何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获得最大的利润成为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则。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技术革命则为实践这个原则提供了绝好的机会。技术革命意味着相关的技术同时出现。 这些技术的商品化极大地改变人们的生活因而有着极为广阔的新市场。这种前景使得投资风险成为次要的考虑。同时,技术革命带来的股市牛市又使得风险投资不仅取得高回报而且可以比较容易地从它们的投资中脱身。技术革命与金融革命结合的结果是即使经济成长加速也使经济危机加深。这就是美国经济在九十年代为什么空前繁荣而在二十一世纪初经历了已达四年之久的经济困境。 全球化的未来与中国的命运 主张中国与国际经济秩序全面接轨的人们可能乐观地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金融领域采取浮动汇率与开放资本账户是中国早晚要走的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已经表明固定汇率的脆弱性。我们面临的首要任务是与国际接轨。一国的经济只有向国际市场全面开放并通过国际竞争的洗礼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况且,中国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里已经积累了很强的国际竞争力。人民币已经在数个周边国家成为事实上的硬通货。中国也已经建立起强大的外汇储备。随着中国向世界工厂的地位迈进,人民币的国际地位肯定要进一步上升,早晚要成为世界上的主要货币之一。为了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的金融大国之一,人民币应该尽早向浮动汇率的方向发展。中国也应该尽早开放资本账户。 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是全球化过程是完全可以逆转的。事实上,在讨论资本主义长程运动的文献中有两种周期理论对我们理解全球化的未来走向有重要的启示。一个是美国社会学家吉瓦尼·阿里奇关于霸权周期的理论。阿里奇指出,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经济在每个霸权支撑的国际经济秩序下均经历了资本积累的周期。在每个周期里,当经历了一次主要的生产与贸易的扩张后,过度积累的资本以及国与国之间对流动资本的竞争均导致金融与财政的扩张。而金融与财政的扩张迟早会导致一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全球规模的危机。在这种危机中,旧的霸权与它所支持的国际经济秩序垮台,新的霸权与它所支持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在资本主义史上,这种周期在荷兰霸权,英国霸权,以及战后的美国霸权下均出现过。[16]另一个是卡尔·普兰尼关于资本主义经济长程运动推动力的论述。受两个走向完全相反的力量推动。这两个力量一个是关于社会保护的努力,一个是关于释放市场力量的努力。十九世纪的释放市场力量的努力最后导致了1929-1931年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保护社会的努力则导致了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以及美国型新经济秩序(the New Deal)的兴起。[17]普兰尼的观点也可以用来分析战后资本主义的长程运动。从普兰尼的观点看来,七十年代初发生的变化具有更为深刻的意义。它代表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长程运动中由保护社会转向释放市场力量这一重要的转折。在这个新自由主义大旗下的保守主义革命中,各国政府纷纷实行自由化、私有化和缓和法规(deregulation)。这些政策导致了对发达国家的工资与就业的全球性挤压(slobal squeeze)。“[18]结果,经济不平等日益加剧,各社会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19]中国政府靠自己人为的政策为中国经济创造了一个有利的环境。 虽然这两种观点侧重点不同,但是他们正好构成了我们理解现阶段全球化过程对资本主义经济影响的互为表里的两个侧面。一方面,金融自由化使得资本可以跨国界地自由流动。 另一方面,由于这种流动成为可能,在利润原则的驱动下,发达国家的工资与就业必然面临着越来越大的下向压力。这两种趋势日益增强的相互作用必然带来世界经济结构的变动。而经济结构的变化又必然带来重大的政治后果。当然,有可能在全球化制造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之前发达国家的国内政治就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使全球化的过程缓和地逆转。例如,美国已经有几个州通过立法禁止公司把工作机会转移海外。但也可能人们仍然笃信全球化有一个光明的未来,一直到有一天全球化把我们推向一个危机的深渊,重复二十世纪前叶的历史。 我们无法断言目前发达国家面临的经济困境意味着国际经济秩序已经到了危机的前夜。但我们至少可以说在以金融扩张为特征的战后全球化的第二阶段中国际经济秩序中的不稳定性日益增加,导致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危机并出现全球化过程自身的逆转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在这种局面下如果开放资本账户与实行浮动汇率等于是将各国在1929-1933年大萧条后建立起来的防范危机的安全机制完全撤掉。如果有一天危机真的到来,中国将深受其害。 也许有人认为中国的国情特殊,1997年许多亚洲国家都遭遇了金融危机,只有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在过去的几年里,发达国家都遭遇了经济困境。中国不是也没事儿吗?中国经济能够在他国经济遭遇困境时不倒,恰恰是因为有一个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保护。在关于亚洲金融危机的讨论中,中国由于没有开放资本账户而幸免于难几乎是国际上的共识。由于人民币与美元之间基本固定的汇率,中国的出口在万马齐喑时表现优越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实际上,不仅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与全球化紧密相关,而且整个中国的近现代史都离不开全球化两次大潮的影响。在几个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关键时点,全球化的潮涨潮落都在很大的程度上左右了中国的走向。中国的近现代史有着明确的与他国历史经验的同时代性。始于十九世纪末终于二十世纪初的第一次全球化的大潮是在英国霸权的支撑下实现的。在那次全球化的大潮全面展开之前,霸权国英国的触角就已经通过两次鸦片战争伸到中国。1871-1913年期间的‘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在亚洲的表现形式是西方列强打上门来要求通商。包括中国日本在内的亚洲国家面临的艰巨任务是如何改造远远不能适应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国内制度以回应西方国家的挑战。日本成功地进行了明治维新并加入了帝国主义的阵营。 中国则在数次改革的尝试中失败并在几次反侵略战争中成为战败国并失去巨大的利益。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在1914年的逆转意味着赖以调整西方工业化国家之间经济利益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土崩瓦解。这导致西方列强之间争夺市场与原料的冲突日益加剧并以战争的形式来解决。 这种帝国主义性质的争夺直接导致了1919年的和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当第一次全球化的逆转将工业化国家一步步推向大萧条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美国新政式的自由主义成为人类社会回应资本主义制度性危机的三种不同形式。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仍然代表着这三种选择之一。法西斯主义随着二战的结束而成为历史。在战后的头二十年里,其他两种选择仍然在互相竞争。这两种不同的回应全球化逆转的制度性选择到了七十年代都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当资本主义国际经济秩序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开始出现问题时,社会主义国家也开始了脱计划经济的过程。中国在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在很大程度上是把握了全球化浪潮变化带来的机会。七十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标志着全球化由以生产与贸易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一阶段进入以金融与财政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二阶段。在全球化第二阶段中,发达国家先后实行了金融自由化。由金融自由化释放出来的流动资本是中国得以吸引外资的根本性前提。如果真的出现全球化的逆转,中国以今天与世界经济切合的程度不可能不受到重大影响。而在那天来临时,中国是否已经采用浮动汇率和开放了资本账户将对所受影响的程度有直接的决定性作用。 结论 在上次资本主义全球化逆转的过程中,发达国家开始在本国经济体制中建立各种风险防范机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和英国更是主导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固定汇率与限制资本自由流动大大的降低了金融风险。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开始,战后资本主义全球化开始进入第二阶段。金融自由化加速了资本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以各种形式的流动。这种流动固然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机遇。但是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浮动汇率与资本跨国自由流动极大地刺激了金融投机。而这种投机伴随着巨大的风险。中国到目前为止之所以能够避免金融危机并维持不断的经济成长,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所谓的“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存在。换言之,中国政府靠自己人为的政策为中国经济创造了一个有利的环境。 如果中国在这方面做出重大调整向发达国家的汇率政策看齐则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国际金融环境要发生重大的变化。中国必须准备承担与浮动汇率和限制资本流动相连的风险。(作者单位: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 政治经济学论文:全球视野下的国家与市场——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理论概述 摘 要: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新兴学科领域,它的研究焦点是全球范围内的国家与市场关系。本文以方法论为标准对西方主要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的归类与评介,评述了经验实证主义方法论的现实主义霸权稳定理论、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和世界体系论以及历史主义下的考克斯与斯特兰奇的理论的内容和特点。 关键词:国际政治经济学;经验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其研究的对象是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即政治社会关系对经济的影响,以及经济运行与发展对社会政治的影响。 经济活动不仅在国内具有政治意义,经济活动一旦跨越国界也就有了国际政治甚至是全球政治的意义。跨国的经济活动要受到其他主权国家的政治结构以及由这种政治结构产生的经济体制的影响,因为它影响到其他主权国家内社会力量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国际经济的运行和利益分配还影响国家间的实力对比和权力关系,这种实力对比对主权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权力位势产生重大影响,因为经济联系产生的权力关系限制了国家的自由性;反过来,国家间的权力关系也影响着世界经济运行体制和国际经济成果在国家间的分配(甚至包括国家内部的分配关系)。对这种国际间的政治经济现象的系统研究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IPE)研究的主要内容。如果更进一步的分析,世界经济对各国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国家关系层面,它对各民族内部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同时,民族国家原有的经济政治结构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会产生强烈的抵触、融化作用,或排斥其影响,或对其进行“扬长避短”。这实质是一种世界政治经济现象。因此,近来人们把国际政治经济学又称为“全球政治经济学”(GlobalPoliticalEconomy,GPE)①。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产生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上世纪60年代末起,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出现严重危机,国际货币危机频繁发生,世界经济出现停滞,保护主义再次在西方发达国家抬头;许多学者开始担忧,世界是否会再次出现类似20世纪30年代所发生的由于世界经济秩序混乱,各国为争夺市场,解决国内经济危机而出现的国际政治冲突。国际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再次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一些西方学者希望通过研究国际政治和经济的互动关系,研究国际经济的新变化,研究世界经济史中由于经济危机导致的政治冲突等诸方面问题,为国际制度建设与国际秩序的变革寻求政治上的答案。这些研究符合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原则,而且把研究的焦点放在了国际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上,是一种真正意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于这些20世纪后期兴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如果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划分,它们大体可以分两类:经验实证主义/还原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② 一、经验实证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经验实证主义在哲学中是指应用历史经验来证明假定与理论的正确性和精确性。在社会科学的任何领域内,假定与理论都需要从历史的经验中得到证明,都需要实证性的研究方法。然而,经验实证主义把历史的经验绝对化与教条化,并以此来推导和预测未来,把社会与历史的发展还原为一种旧的历史经验与经历。这种方法论下的理论往往带有一定宿命论和历史还原论的色彩。这种研究范式主要存在于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当中,但一些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运用这种方法。 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体现在这两种理论上:霸权稳定理论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这两种理论首先各自把国际政治的一些假定运用于国际经济所依赖的政治关系的研究,然后运用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如公共选择理论、公共商品理论、博弈论来说明国际经济运行规律,以及国际经济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自由制度主义和霸权稳定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强调通过制度的设计和维护,国家仍可以维持经济合作以及政治合作;霸权稳定理论强调国际权力结构是决定国际经济合作是否导致政治冲突的关键。但这两种理论共同特点是都带有强烈的经验实证主义。 1 现实主义的霸权稳定理论 霸权稳定论最初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首先提出的,后来经过吉尔平、斯蒂芬·克拉斯纳等人的扩充与修改。③其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一个开放和自由世界经济需要有一个居霸主或主宰地位的强国,霸权的衰落必然导致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削弱与瓦解。这种理论把国际政治的假定作为国际经济的政治背景的研究基础,认为国际经济处于一种冲突的国际政治的环境之中,在这种环境下,要建立和维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制,必须有一个信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霸权国存在。 霸权稳定论的作者的依据是现代经济学中的“公共/集体商品”理论。所谓“公共/集体商品”就是一种人人都可以消费的商品,而且一个消费时不影响其他潜在的消费者消费。但由于人人都可以消费这种商品而无需付费,这种商品往往供应不足,除非经济利益促使某个经济主体愿意为这种商品承担较大份额的费用,或者某个机构(如政府部门)迫使消费者为这种商品付费。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这个机构就是霸权国家。 霸权稳定论认为,开放自由的国际经济体制(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和稳定的国际货币体制)就是一种公共商品。用克拉斯纳的话来说,它是在“特定的问题领域内,经济行为体的期望所共同关注的那些原则、规章条例和决策程序”④。霸权国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和影响力建立这种国际经济体制,以确定各国的行为规范,防止欺诈和损人利己,分摊成本,抑制经济民族主义,从而达到限制冲突,维持秩序的目的。霸权国建立维持这种体制的力量在于具有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和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感召力。但是,霸权稳定论者相信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的扩散财富的功能,或者说是经济发展的后来者利用后发优势以更快的速度发展的功能,加之利用“公共商品”免费搭车的特点获得更快发展,从而改变了原来的国际权力分配的格局。霸权国的实力衰落使得霸权国不再愿意维护这种“公共商品”,出于国际政治的现实考虑(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假定)而采用经济民族主义的保护政策以保护自己的权力地位。因此,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受到削弱,直至最终瓦解。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的瓦解又导致各国间争夺财富的政治冲突,甚至战争。 霸权稳定论者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就是这种必然的霸权稳定与衰落的循环往复,不论技术水平的发展如何、核武器是否存在以及相互依存关系的强弱都不会改变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这种特点。因此,这种理论具有一种宿命论的成分。这种理论是建立在对19世纪以来英国霸权兴衰的经验基础上的,并且结合美国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历加以实证。不论是政治现实主义的各种假定,还是“公共商品”中的各种假定都充斥着经验实证主义的色彩。 2 自由制度主义理论 罗伯特·基欧汉是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首创者也是这一理论最有影响的学者。在1984年出版的《霸权之后》一书中,基欧汉首次较系统地阐述了自由制度主义的思想。基欧汉认为,国际制度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体制是一个处于国际权力关系与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中间变量或干预变量,它可以由霸权国建立,但是一旦建立它便可以形成自己独立的功能,即可以促进世界经济的有效运作,减少动荡,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防止市场失灵和欺诈,因为国际体制中的规范、规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的行为施加影响,另外,国际体制的存在可以使国家从中预见到自己的利益实现的可能性和其他国家行为的可能性。基欧汉强调,即使国家是一个自私的自我利益的追求者,在一个无政府的世界中,即使没有霸权的存在,由于国际体制的存在,它们也能进行合作。因为相比较一个没有国际体制的秩序而言,尽管国际体制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与缺陷,却仍能相对促进国家利益。⑤ 基欧汉在他的理论中没有排斥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假定,如无政府的国际结构、国家是国际主要行为体、理性行为体。但是,基欧汉同时对其中的国家利益与理性的假定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强调国家利益应是具体的,如财富的绝对增加,淡化了国家生存欲望的重要性,而更加强调相互依存对国家利益实现的作用;认为理性不应该是现实主义对利益的绝对追求,而是一种既定条件下的相对满足。他认为,如果一个国际体制下具有促进各国福利的功能(增加绝对收益),国家可以通过理性的比较选择合作。因为没有体制的世界经济可能充斥着更大的不确定、动荡和欺诈,建立新的体制可能成本过大等等不利因素。 基欧汉的这种理论后来又得到其他一些学者的支持与补充,如阿瑟·斯坦、查尔斯·利普森、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海伦·米尔纳、当肯·斯奈德等人。⑥ 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基本也是与现实主义的霸权理论的方法一致的,坚持了现实主义的主要假定基础上,强调的是固定不变的人性、不变的思维理性,所选取的历史资料也是历史时期的某个片段,如战后世界经济的一个领域或阶段,如货币领域和能源领域;并且把这种经验绝对化,作为预测未来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准绳,认为国际体制在人们的这种工具理性的学习与选择下仍然会继续延续与发展下去。因此,它同霸权稳定理论一样,在方法论仍是一种经验实证主义的。但在历史观上它却有某种进化主义色彩。但这种进化主义依以理性人的假设为基础,认为理性的人通过利弊比较(或者说工具性学习)可以创造和维持一种促进合作的国际体制,只要这种体制可以促进各国的福利(或安全),对所有人/国家都有利。这种进化主义带有一种功能主义的色彩,以结果来解释原因,仍然带有强烈的“后此谬误”(theposthocfallacy)的特征。⑦但这种进化主义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还原论,因为它的进化动因仍可以归结为一种不变的固定人性上。 3 世界体系论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是世界体系论最系统、最有影响的阐述者。他于1974年出版的《现代世界体系》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未来的灭亡》是其世界体系理论经典的代表作品。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认为,作为一种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16、17世纪自西北欧出现以来,逐步扩展到全球范围,在这一过程中一直呈现出一种周期性的发展模式,尽管出现过霸权国家兴衰(如荷兰、英国、美国)和经济中心地理变化(从原来只限西北欧转向了包括北美、日本在内的北半球),但其内在的本质没有发生变化,即这种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的生产分工体系(中心与外围)、均势的国家体系和意识形态是维持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 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就是一种整体上(世界性的)有效的分工方式。核心生产者提供工业品,它的优势在生产中以比较优势体现出来的低成本,外围生产者提供原材料,它的优势是强迫劳动的低成本。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中,多边的国际政治均势体系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上并构成支持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关系的基本政治结构。在世界经济的中心地区国家和准边缘国家以及准外围国家都在从世界经济中谋求积累。这就形成了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竞争。各类国家在世界经济中获取经济剩余取决于:国家的政治军事实力和在世界竞争市场有效竞争的能力。通过这种市场交换与政治强制,核心国家比边缘国家从世界经济中获取了更大的经济积累,并决定了各类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地位,即中心与依附的关系。另外,多边的均势体系使得无一核心国家能以一个世界帝国形式独占世界经济的剩余利润。因为中心国家之间(也包括各类国家之间)存在着为积累的争夺,它们力图通过各种政治经济的战略使自己成为利润最大化的地区,促进资本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流动,这既为技术的全球扩散提供了新的机会,也防止了某一国家在政治上控制世界经济,并从中获取垄断性的积累。这样,中心国家间的均势努力阻止了单一国家利用压倒优势的政治权威(世界帝国)来改变世界资本主义原有的生产和交换方式,这又维持和发展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沃勒斯坦看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还产生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不仅为不公正的资本主义辩护,而且塑造了这一体系内所有人的思维,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因此,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由于经济分工、政治统治和文化影响功能不断得到了维护与发展。⑧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尽管运用了历史唯物论来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但他的方法论中仍然存在着经验实证主义的成分。因为他把16、17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绝对化了,并且通过对历史的研究来否定资本主义内在变化的可能性。这使人在其理论中看到这样一种逻辑:16、17世纪建立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尽管其中存在着巨大的矛盾,但一直在自我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一体系内的社会主义运动无法撼动这一体系,反而客观上起加强这一体系的作用;资本主义体系最终的灭亡只有等到它发展到最成熟时,其内在矛盾积累到最大时,由于突然的危机被一种“历史的社会主义”取代。沃勒斯坦也谈历史的发展,但他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认识却是一种经验主义永恒论,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自16、17世纪以后的变化、发展都是一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初形态的还原,因而过分地关注维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因素。另外,沃勒斯坦对资本主义最终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分析具有宿命的色彩,缺乏对人在创造世界中的主体性的分析。 二、历史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历史主义方法论强调对事物、事件、现象的研究应根据其产生的历史条件,从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进行辩证地考查,历史的变化与发展不是一种还原式的历史循环,而是一种发展的进化论。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反对用抽象死板的公式或者固定不变的因素(如不变的人性和固定的社会结构)来研究社会事物与现象,强调历史发展的不可逆转性和继承性。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在分析社会时更多的是注重历时性的(di achronic)因素,而不是像经验实证主义那样专注于共时性(synchronic)的因素。这种方法论在本体论上强调人是社会本体的塑造者,人对社会本体的塑造是历史的具体的。这种理论一般对历史的发展怀有某种不可知论的成分。认为,历史是人的实践的具体产物,历史发展有趋势性,但历史发展的具体结果需要由后人的具体实践来创造,前人无法事先预见。在西方国际经济学中,罗伯特·考克斯(RobertW Cox)的理论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他的《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是这一方法论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与考克斯同一流派的还有斯蒂芬·基尔(StephenGill)和戴维·劳(DavidLaw),基尔与劳所写的《全球政治经济学》(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1988)也是这一方法论的著作。另外,英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SusanStrange)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具有一定程度的这种方法论特征。 1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主要建立在这样的论述上:不同的国际生产组织形式塑造了不同的社会生产关系,这种社会生产关系体现着一定的社会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不仅塑造了不同的国家形态、国家利益,也塑造了不同的世界秩序;但同时,也产生着经济、政治与社会矛盾,人通过反思这些矛盾,创造着新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 具体地说,考克斯提出影响人的行为三种力量是:物质能力、意识和制度;这三种力量构成的历史结构决定着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在某种历史结构下,“生产组织的变化产生了新的社会力量,它们反过来影响国家结构的变化;国家结构的整体性变化改变了世界秩序的矛盾;”特定的霸权世界秩序又可以影响国家的形态,国家形态的变化影响国内的生产组织的变化。⑨考克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法,认为生产组织形式是社会力量(阶级)产生的基础,也是其他一些人类活动的基础;生产产生的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着国家的社会基础;国家形式是由社会生产关系有机决定的,是社会生产关系形成的特定“历史集团”的产物;但国家的形态还受制于世界秩序。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后,国家的生产是与世界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国家的社会生产关系处于世界性的等级式社会生产关系之中,国家的形态也受世界秩序的影响。这样,国家的形态处于国内外社会生产关系的双重历史的、具体的建构之下。这样,国家的利益和对外行为就被历史具体地塑造了。这种塑造的基础仍是特定的生产组织方式。世界秩序根据考克斯的界定是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体系。霸权的世界秩序是霸权国(如历史上的英国与美国)把本国的生产组织形式推广到世界,得到世界的认同的产物,也是其他国家的生产组织形式(通过国家这个中介)效法与服从这种生产组织形式的状态。非霸权世界秩序是各大国为使自己的生产组织形式成为世界主要形式进行竞争的秩序(两战期间的世界秩序)。因此,世界秩序从根本上说,也是生产组织形式的产物,是生产组织形式产生的权力的产物。⑩ 这种世界政治经济的分析是实践本体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研究中的具体体现。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都是人实践的产物,不存在外在的给定性。物质力量、意识与制度是决定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历史框架,这三种因素都是在人实践过程中变化的。变化的动力来自于生产过程产生的矛盾。这种矛盾最终会导致生产、国家和世界秩序的变化。在考克斯看来,霸权秩序只是这种社会永恒发展下的暂时的社会平衡,它的社会交往模式和人类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不能被固定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来的平衡会逐步打破。各阶级会从矛盾与冲突中进行反思,创造出新制度(社会运行规则)。这又会导致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新变化。这种反思不是工具理性的思维,而是一种建立在批判基础上的创造性心智活动。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是一切社会变革的前提。通过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思想)来教育大众形成一种普遍主观共识是建构新的历史结构的基础。这里,考克斯继承了葛兰西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强调社会的变革不仅仅是经济矛盾下的产物,物质关系的变化并不能导致社会秩序的变化,只有对人的主观进行教化,改变人的主观,形成一种集体的共同意识,才可能促进社会的变革。但这种变革不是宿命性,存在着多种可能性。 这样,考克斯没有用一种抽象不变的人性和结构来解释世界政治经济关系,更重要的是他关注世界的变化以及变化的动因,关注历史在过去是如何变化,并通过分析历史是如何变化的来观察未来的变化。并且他对这种变化的分析不带宿命论和目的论的成份,而是强调历史变化的多种可能性,强调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方向在于人的主观努力。 2 斯特兰奇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英国学者斯特兰奇建立了一种结构性权力框架的模式对市场与国家互动关系进行分析。她指出:结构性权力决定着世界经济(生产、交换与分配)如何运行,而且在这种结构性权力下的世界经济内在地体现着某种政治———“财富、秩序、自由和正义”四种价值的分配和“风险与收益”的分配,从而在世界经济运行中“谁得到什么、如何得到”之类的政治问题有了结果。即权力结构决定着世界经济,经济体制中体现出政治。 斯特兰奇认为,决定经济体制的是权力,权力决定了各种国内和国际的经济体制中四大价值观的不同分配比例;权力决定市场运行和环境。但她强调,决定经济体制的价值分配与成本、收益、机会和风险的分配的权力是一种结构性权力。这种结构性权力构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结构的权力,是决定办事方法的权力,建构国家与国家、国家与人民、国家与企业关系框架的权力。结构性权力是通过对安全控制,对生产的控制,对信念的控制和对知识、信仰与思想的控制而获得。斯特兰奇把这四个文献产生出来的权力综合成决定国际经济的结构性权力。 从对结构性权力构成的四个基础的分析看,斯特兰奇强调这四种结构是相互依赖的,彼此互为基础(彼此并列,没有一个处于优先的地位),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才构成了结构性权力。 斯特兰奇的这种结构性权力分析框架充满着实践本体论的色彩。在斯特兰奇的理论中,正是掌握结构性权力的主体(人、阶级、或国家),把自己的利益诉求转化为一种制度安排,形成了一种经济体制,从而决定市场的成本、风险的分配,决定市场运作过程中各种价值的分配。因为结构性权力的主体可以通过强制的力量来维持稳定,可以通过控制生产的权力来决定生产的组织与分配,可以通过控制着信贷的创造与发放来抵制或促进经济的发展,可以通过思想与知识控制和传播加强强制力量,决定如何生产、生产什么,加强金融权力,诱导人们去认同现存的制度安排。因此,她眼中的国际政治经济安排是人实践的产物。 建立在实践本体论基础下的斯特兰奇理论有历史主义色彩。因为结构性权力主体历史、具体地塑造的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或者说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是由社会历史地、具体地建构,而不是可以还原的。但由于斯特兰奇没有深入探究四种结构之间内在的相互关系,尽管她也强调国际关系理论应该关注国际体系的变化,这导致她的理论没有对国际体系变化的动因进行深入的解释。虽然在后来斯特兰奇把国家、市场和技术视为结构性权力变化以及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变化的三个决定因素, 但同样也没有深入分析国家形态、市场和技术是怎样变化与发展的,以及什么是动因促使它们的变化与发展,而只是说明了这三个因素如何共同影响与决定安全结构、生产结构、金融结构与知识结构的变化。这一点使得斯特兰奇理论中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带有瑕疵。有人甚至把斯特兰奇的理论说成是“似乎假设了一种社会永恒运动,但没有找到向前推动的驱动力”的理论。 这一点上斯特兰奇的理论不如考克斯的理论具有彻底的历史主义性和实践本体的特点。 三、结 语 以上以方法论标准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理论进行了概述,但这里必须强调,经验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在上述西方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的著作中并不是完全排他的,有些学者如吉尔平和斯特兰奇强调他/她的理论是用一种折中的方法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或其中的一些问题。这说明,他们都认识到用某一种方法论来研究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关系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它们只能适用于各自不同的目的,都希望用两种方法论彼此互补与折中,来更深入地研究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关系。斯特兰奇就说,“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规范性、描述性的研究方法与思考性、分析性的研究方法之间,无所谓正确与谬误之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如同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研究一样,可以兼容这两种方法”。 的确,在吉尔平这样的现实主义霸权稳定理论中也能发现一些历史主义的影子,在考克斯和斯特兰奇的理论中也能找到经验实证的成分,只是他们的理论在整体上更典型地体现出经验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而已。 政治经济学论文:试析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关 键 词】帝国主义理论/马克思/特殊性和普遍性/国际经济问题 【 正 文】 一、帝国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观点吗? 国际政治经济学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而兴起,“这次更多的是关 心作为整体的世界经济的发展,而不完全是亚当·斯密当年的某个国家的经济进步。”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这次兴起,克服了国际政治学和国际经济学的分离倾向,也超越 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局限于一国之内的研究模式。这些研究见于理查德·库柏的《相互依 存的经济学》(1968)、金德尔伯格的《权力与政治:国际政治的经济学和国际经济的政 治学》(1970)、苏珊·斯特兰奇的《相互忽视的国际经济学和国际关系》(1970)等著作 中。在所有这些研究中,罗伯特·吉尔平是将国际经济学和国际政治学结合起来研究的 典型代表和集大成者。 凡是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者,都不能忽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20世纪60年代兴 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者也不例外,而且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国 际政治经济学上的普遍观点。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先生就是这样分析的。 他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存在重商主义(或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三种观点 。他对其中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阐述,主要见于《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1975)和《美国 权力和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政治经济学》(1981)中。 在《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中,吉尔平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观点做 了综合评述。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被三条不可抗拒的规律所支配,“第一 个规律,即不平衡规律,是对萨伊定律的一个否定。第二条是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条 规律。……这是一条资本集中(或积累)规律。”“资本主义的第三条规律是利润率下降 规律。”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只限于西欧,是一种封闭经济。然而1870-1914年,“ 资本主义已逐渐变成一种活跃的技术性的向全球扩展的开放系统。”在尼·布哈林的《 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启发下,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作家列宁认为,“资本主义通过海外 帝国主义扩张,已逃避了其三条基本运动规律的制约。……资本主义国际经济的确在使 世界向前发展,但这种发展是不稳定的。每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也不一样,各个 国家的实力发展不均衡最终将导致帝国主义战争以及国际政治动乱。”作者提出了马克 思在这个问题上与列宁的分歧,“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资本主义衰落的原因 是经济性的;资本主义将由于经济因素而导致灭亡,因为无产阶级会不甘贫困而起来反 抗。马克思进而还指出了这出戏的主角是社会各阶级。但是,列宁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换成了一种政治的批判,实际上的主角已经变成了以经济发展为首要目标的竞争性的重 商主义民族国家。”吉尔平认为,“由于布尔什维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列宁关于资本主 义的帝国主义阶段理论尽管受到马克思主义其他继承人的不断挑战,终于成为国际政治 经济学中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理论。”据此,吉尔平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作为马克 思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般观点。 在《美国权力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中,吉尔平认为,“动力学 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变革理论。它强调了关于生 产方式变化以及其对既定阶级冲突的影响朝向不平衡发展的趋势。当这些趋势不能被容 纳时,社会政治体制便通过巨变而打破。战争与革命被作为经济过程的一个构成部分。 ”“第二种观点——马克思主义者和重商主义者共同持有的——认为每一个相互依赖的 国际经济在本质上是一种帝国主义的或等级制的体系。这种帝国或垄断的权力组织商业 、货币和投资关系以促进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吉尔平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观点的评述可以概括为:国际关系过程中,经济因 素是国际关系的动力源泉,它决定政治发展;这种理论在马克思那里体现为,经济生活 中的各个阶级推动了社会变革的实现;这种理论在列宁那里体现为,国际关系中的各个 民族国家之间经济利益的斗争导致国际战争,这种战争又成为国内社会变革的导火索和 推动力。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都把国际关系看作一种“帝国主义的或者等级制的体 系”。 显然,吉尔平侧重强调“战争与革命”在经济过程中的作用,这与其对国际经济活动 的政治框架的强调是一致的。他是把马克思主义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资本主义大 发展的特定背景中理解,并且侧重分析短期内国际关系的演变及其决定因素,从而把帝 国主义理论这一特殊观点作为马克思主义一贯的和主要的观点。吉尔平认为,“随着资 本主义性质的演变及其他的历史发展,马克思主义也一直在发展着。”不幸的是, 吉尔平背离了自己的这句话。实际上,这种理解广泛存在于西文学者甚至马克思主义学 者中。我们不禁要问,帝国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观点吗? 二、帝国主义理论的特殊性和马克思观点的普遍性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认为,国际经济活动是国内利润率下降的结果,它具体表现为各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殖民地的斗争,这种斗争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内阶级斗 争的导火索,从而导致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也造成了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独立 运动。然而,帝国主义理论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特例,不可能有力地解释成为世界主 流的和平与发展趋势。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是对二十世纪初国际垄断资本及其代表发达国家政府国际行为进 行分析的结果。这个时期的资本及其政治表现具有特殊性。由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 衡规律(必须指出,在任何生产方式下都存在这个规律,而不仅仅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下。)引起了国际秩序的混乱,伴随着发达国家政府的世界扩张,资本开始进行全球 掠夺,这样就产生了列宁提到的帝国主义现象。当然,这并非排除了资本对帝国主义行 为的责任,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不会改变,但是却会受到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制约和促 进。在国际秩序相对稳定的时期,列宁所指出的帝国主义现象相对隐蔽和微弱,而且各 发达国家政府会在斗争中学会如何保护共同利益,这就是不要在帝国主义行为中共同灭 亡。因此就很难普遍发生列宁所谓的无产阶级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进行革命的现象 。而且,战后的福利国家实践更是破坏了列宁的假设。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是最具普遍意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现在所谓的“不要顽固 不化”,所谓的“进行不受原始理论束缚的创新”,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过时 了”等等观点,都是在否认回到马克思原始思想的必要性。与此相应,这些观点的鼓吹 者们根本不屑于去寻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始思想;根据这种忽视理论根源的作法,我 们称这些鼓吹者为者。可悲之处正在于此,这些者们一方面 根本不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原始思想为何物,另一方面却在极力否认回到马克思和恩格斯 原始思想去考察的必要性。正如查尔斯·巴罗奈(Charles A.Barone)指出的,“20世纪 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并没有充分接触马克思的著作。”无论是否马克思主义者,对于 自己根本没有理解的东西极力否认对其进行理解的必要性,这种作法是荒唐的。所以, 对马克思主义普遍意义的追寻迫使我们必须从马克思那里寻求起点。 吉尔平在谈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少论述国际经济问题时,列举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 》中的观点。显然,吉尔平没有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写成的《共产党宣言》,或者 读过但忽略了其中与此相关的内容,所以才导致他仅仅把恩格斯对德国统一市场形成原 因的分析作为他们对国际经济问题的看法。即便吉尔平后来提到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并 将其与马克思的理论相比较时,也仅仅是指出马克思观点中阶级力量被列宁观点中国家 力量代替的事实,并没有提到《共产党宣言》所表达的国际经济发展理论。马克思和恩 格斯生活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从西欧发展到西欧以外世界的过 渡阶段。历史时代这种过渡性质并没有阻碍马克思对未来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预测, 然而马克思兴趣的焦点限制了其对这个方面的深入探讨。《共产党宣言》的内容明显体 现了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该书中只是在论述资产阶级问题的时候略带了资本主义 全球扩张的趋势。这是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最早和较为详细的论述,虽然他在《资 本论》写作计划中提到了“国际经济”问题,但是由于他的兴趣焦点在工人阶级的地位 以及为改变这种地位而进行的斗争方面,加之由于身体健康原因,他对于国际经济问题 的论述就只能成为一个未实现的计划。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 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 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由于一 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 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顽强的仇外 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 ;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 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此外,马克思还在《资本论》中写道,“问题本身并不 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 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 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这些观点与其《德意志意识形 态》中体现的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的唯物主 义观点是一致的,前者只不过是后者一般观点在国际范围内的体现。所以,我认为这里 的观点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经济问题的原始观点,这里的观点应该作为具有普遍 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经济问题观点。 今天看来,虽然不大可能出现考茨基所谓的超帝国主义,然而随着发达国家以及发展 中国家政府之间协调意识的增强和协调能力的提高,避免列宁提到的帝国主义战争以及 利用帝国主义战争进行的国内革命是可能的。欧洲联盟(EU)、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 等国际经济区域性经济政治合作组织的兴起证明了这一点。虽然这些组织内部也会出现 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也许今后仍会出现由于贸易保护主义而发生的国际经济争端以及 由此而来的国际政治争端,但目前国际经济自由化的趋势却是走着一条相反的路。 三、经济全球化中马克思观点的启发 经济全球化作为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已经得到大量关注和认可。经济全球化是 当代最重要的国际经济现象,对此同样存在经济自由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重商主义三 种观点,显然经济自由主义占上风。这不仅体现在学术研究领域,而且体现在发达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政府制定政策过程中。“进入90年代以后,国际投资领域中的政策自由化 进程进一步加快。从1991—1994年,在全球所发生的373个与国际直接投资有关的国家 法律与规定变化中,有368个即占98.7%的变化朝着更加自由化的方向发展。”[9]这种 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当今的国际经济秩序是由发达国家主宰的,国际经济在贸易、投 资和金融等方面的自由化是符合发达国家经济利益的。发达国家的学者为本国政策辩护 ,这些经济理论通过发展中国家学者的学习和传播在发展中国家扎根成长。 这里一个颇为严肃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学者和政府对崇尚经济自由化的本文主流经 济学及其相应政策的盲目崇拜,可能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这在墨西哥1995年、阿根 廷2001年金融危机中已有前车之鉴。所以,根据本国利益研究国际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 而不盲从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 马克思关于国际经济问题的观点包括:价值的创造、分配和转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了价值的创造过程以及价值在工人、 企业家、资本家、地主等之间的分配过程;这种价值创造和分配都是在一种封闭经济中 进行的。至于国际范围的价值创造和转移,马克思没有来得及研究,二十世纪的A.伊曼 纽尔、安德烈·冈德·弗兰克、保罗·斯威齐和保罗·巴兰等深入研究了这个问题,结 论认为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确存在着价值从发展中国家转移到发达国家的情况,但这些 研究并没有否认发展中国家也从国际经济活动中获得一定利益。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问题,马克思的观点不再赘述。二十世纪出现了一种“进化论马克 思主义”,以拉克劳(E.laclau)、J.泰勒(John G.taylor)和P.雷(Pierre-Phlippe Ray )等为代表,力图回复经典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进化论为 依据,认为“任何社会的发展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阶段”。应该说,这种分析的某些方 面是符合马克思原始思想的。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琼·罗宾逊认为,“马克思是最勇敢的预言家,他所预见的大部分 事情得到证实,但是他肯定没有料到,在《共产党宣言》发表125年以后,资本主义从 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繁荣,他也不曾料到社会主义革命会在最不发达的国家获得成功。” [10]事实上,这些情况在今天看来正好印证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预言。尤其 是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带给人们的思考,在生产力没有充分发展以前,必须在一定范围 内借助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大力发展生产力,为新社会的出现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中 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尤其是通过加入WTO而进一步加入国际经济循环的举措,都体现了 借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生产力的思想。实际上,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这种观点 并没有否认经济自由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扩张的观点,而是根据技术决定论 肯定了这种观点。问题在于,马克思不认为这种状况是人类最完美的经济形式,而仅仅 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阶段;但是经济自由主义却认为这种经济状况是人类的最完美 的经济形式。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历史背景下,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马克思的国际经济问题的观 点:第一,全球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促进了资源优化配置。第二,在发展中国家和 发达国家之间发生了有利于后者的价值转移。第三,发展中国家通过技术、市场等途径 可以接受并改造发达国家的生产方式为己所用,从而推进本国现代化进程。 马克思继承了亚当·斯密的分工提高效率的理论,只是侧重于国内一般分析。在国际 经济理论方面,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要素禀赋理论,把分工理论推广到国际经济活动中 。二战以来,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的发展对世界经济的推动作用证明了这些论断的正 确性。 然而,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经济总量增加的促进作用,不能掩盖其对商品价值在国家之 间转移的推动作用。根据马克思创立的劳动价值理论,很容易推出西文跨国公司在发展 中国家投资生产的原因。这些在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以更高的价格出售 ,其销售收入除了补偿劳动力价值以外,可以有更多的剩余价值。国际贸易中,发达国 家力图压低发展中国家农副产品和矿产品等初级产品的价格,而极力抬高本国工业制成 品的价格,以此盘剥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借以在国际市场上实现价值的重新分配和转 移。 如果说上述两点都是发达国家从国际经济活动中获利最大的话,那么经济全球化对发 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推动则使得发展中国家从中获得了长远利益,虽然也伴随着某种 社会痛苦。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的技术和需求,同时也带来了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促进了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但是,由于发达国家企业在国际金融 市场上的主导地位,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有时非常困难。尽管如此,发达国家 的学者和政府还是对此抱有一定担心,他们担心跨国公司把本国的先进科技扩散到发展 中国家,从而失运河相对于这些国家的技术优势。(Robert Gilpin,1975)同时,在这 些发展中国家内部,如何分配由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创造的更多的价 值,也成为一个问题。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原有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权力结构 的存在,价值分配有利于强者和富者,社会贫富悬殊日益严重,特权消费社会和广大贫 困阶层并存,或者是政权当局不能有效推进现代化,或者是出现严重的社会动乱。 琼·罗宾逊(J.Robinson)说:“世界情况在开始好转以前肯定还要恶化下去。”[11] 我们也可以说,世界情况在恶化下去的时候,就在酝酿着好转的动力。所以,在当代经 济全球化背景下理解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观点,必须抱着发展的眼光,与时俱进。 政治经济学论文: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兼评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定义 【内容提要】政治经济学涉及的对象是物质生产。在马克思已经严格区分了物质生产一般和物质生产所采取的特殊社会形式的今天,重新混淆二者,把生产关系淹没在生产力合理组织中,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今天应主要放在生产一般和社会市场经济一般上,那在理论上就是一种倒退了。要讲“选择”,必须包括两个方面的选择,即资源在不同人们之间的分配和资源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配置,二者缺一不可。 【关 键 词】物质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选择 【 正 文 】 在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实现这一目标,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发展社会生产力被提到了工作的首位,与此相联系的,掌握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对生产力发展起着关键性作用。 但发展生产力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也不是单纯的运行问题。因为物质生产包括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生产力和一般市场经济都只能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下发展和运行,离开一定的生产关系,物质生产就不会发生,生产力只有在适应它的性质的生产关系下才能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强调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提出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就是希望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推动经济的发展。 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阐述的许多重大经济理论,都属于社会生产关系的调整和改革方面的问题。譬如,国有经济、公有制经济和其他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和国有企业改革中涉及的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企业内部管理者、科学技术人员与直接生产者的关系,还有部门、行业之间,三种产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分配关系,等等,都是重要的生产关系。 显然,必须有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研究这些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以更自觉地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这门学科就是政治经济学。 一、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 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首先就在于它研究的对象是物质生产。但是在研究物质生产的内容和目的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就发生了分歧。马克思认为生产总是社会的生产,离开社会的单个人的生产是不可能存在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却把单个孤立的猎人和渔夫作为出发点,这是不符合真实的历史实际的,只能是一种虚构,是鲁滨逊一类的故事。 因此,说到生产,总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人类社会是经历了极不相同的发展阶段的,有奴隶社会生产、封建社会生产、资本主义生产。所以,我们所要研究的物质生产只能是某一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生产。不处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抽象的生产一般,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序言中写道:“我要在本书研究的, 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8、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这里明确表明他不是研究物质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而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规律。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特点恰恰是把生产看作是与历史无关的永恒的自然规律,混淆生产一般同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实际上他们是在生产一般的掩盖下,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乘机作为一般自然规律偷偷地塞进来,引导人们把资本主义看作是绝对合理的、永恒的。在这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界限。 二、政治经济学怎样研究物质生产 正确理解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必须对物质生产有正确的认识。物质生产必须包含两个方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力是指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者、劳动资料诸要素的总体,以及这些要素的结合方式,后者马克思把它称作生产方式或生产技术方式,这里包括劳动者之间的联合方式,对生产过程的组织和管理方式,以及科学和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在当前的发展阶段上,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它对生产的发展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生产力的扩大现在都是从 科学技术的创新开始的。生产力反映着人与自然的关系。 生产关系是指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它包括三个方面: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生产成果的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生产关系反映着人与人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3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讲物质生产必然包含着物质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两个方面。 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来看,生产力一般表现为起主要的决定作用,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发展,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同时,在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我们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时候,其深层的意思就是说没有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的变革,生产力已经不可能向前发展。这说明生产力的发展是丝毫也离不开生产关系的作用的。 在物质生产中,社会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和生产技术方式变革和发展的前提条件,没有新的生产关系的产生,也不会有新的生产方式的变革。例如,在15世纪到16世纪期间,出现了协作、工场手工业,以后发展为机器大工业等这些新生产技术方式,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新的生产方式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才能产生和发展。事情是很明显的,如果不扫除封建制度的障碍,不使广大农民摆脱对封建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不使广大小农和小手工业者破产,成为无产者,不把货币和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资产者手里,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大规模的社会化的劳动方式是建立不起来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只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当作一个统一体来把握,探索二者的相互推动关系,才能科学地揭示物质生产和整个经济的运动和发展规律。 马克思极为重视生产力特别是生产工具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把它看成是“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可是在讲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时,马克思反对把政治经济学变为研究物质生产一般的学问,他一再强调政治经济学不是技术学、工艺学,而是研究生产所采取的社会形式,即社会生产关系的科学。他对生产力、生产(技术)方式的研究,只限于在说明它怎样影响着生产关系的变化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对它发生怎样的影响时,才引入考察的范围。 马克思极端厌烦那些脱离特殊的社会形式而只对物质生产一般作抽象论述的庸俗经济学者们。马克思为此批判一位俄国经济学家说:“因为施托尔希不是历史地考察物质生产本身,他把物质生产当作一般的物质财富的生产来考察,而不是当作这种生产的一定的、历史地发展的和特殊的形式来考察,所以他就失去了理解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2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事情正是这样。如果不能在思维中把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生产技术方式区分开来,不能从物质生产中剥离出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就不能真正理解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包括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就不可能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当然更谈不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已经极严格地区分了物质生产一般和物质生产所采取的特殊社会形式的今天,重新混淆二者,把生产关系淹没在生产力合理组织中,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今天应主要放在生产一般和社会市场经济一般上,那在理论上就是一种倒退了。 马克思把社会生产关系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开辟了揭示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新天地,使人们有可能自觉地按照客观规律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有在与生产力的紧密联系中对社会生产关系的深刻研究,才能揭示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和它的经济运动规律,这当然有助于人类自觉地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如果更多的人掌握了这一科学思想,必将大大加快社会的进步,使全人类受益。恩格斯曾说过,马克思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人类历史因他的存在而缩短了。这一评价得到历史的印证,也得到了全世界无偏见的学术界的认可。在本世纪末的1999年,英国广播公司(BBC)于9月举行了一次网上选举“千年”最伟大思想家的投票活动,马克思列在爱因斯坦、牛顿、达尔文等之前,高居榜首,被选为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 三、资产阶级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由英国资产阶级古典学派的杰出代表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奠定基础的。他们把政治经济学看作是研究如何增进国民财富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凡是影响和破坏国民财富增长和生产发展的,他们都反对,凡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力增长的,他们都勇敢地加以维护。他们确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最能推动财富增长的。 由于他们生活的时期还属于阶级斗争尚不发展的时期,这时还允许这些资产阶级的代表无顾忌地科学地涉及资本主义社会各方面经济关系并进行客观研究。他们创立了劳动价值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出各个阶级之间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马克思指出:“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6页。) 随后一个时期,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夺得统治地位,阶级斗争也采取日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具有威胁的性质。这时要求资产阶级客观地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运动和发展已不可能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就敲响了。问题已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一直发展到只偏重于在不危及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探索如何促进物质生产的发展、效率的提高以获得最大的利润。 这样,政治经济学从斯密、李嘉图以来向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着,一是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批判地继承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古典学派的科学方面,即劳动价值理论和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的内部结构的深入研究,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指出了它的发展趋势和历史局限性。二是由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开始,经过马歇尔、凯恩斯到当代的萨缪尔森,是研究财富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和现代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穆勒1848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是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走向庸俗化和教科书化的时期的标志。因为这个时期资产阶级与工人队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资本主义经济虽尚未爆发重大危机,但社会问题已相当严重,批判资本主义弊病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也相当流行了。穆勒为维护资本主义的利益,企图把这两种对立的利益加以调和。 穆勒首次按照生产、分配、交换这样的顺序安排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它的根本缺陷就在于把斯密和李嘉图开创的研究社会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转为研究物质生产一般,把生产关系撇开了,把生产看作是决定于一般的自然规律,与社会形式无关。他把生产与分配割裂开来,认为生产决定于一般自然规律,与社会经济关系无关,分配不是由生产决定的,而是由社会法律和习惯决定的。从穆勒开始的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一直支配着以后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当代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合著的《经济学》(第12版)中对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是这样表述的:“经济学是研究人和社会如何进行选择,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资源以便生产各种商品,并在现在或将来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以供消费之用。”这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主流派的具有代表性的教科书的观点。从他们对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规定来看,与19世纪的约翰·穆勒的表述基本是一致的,从内容上看,基本上属于生产一般或市场经济一般,都是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殊性隐蔽起来。 我们看一看西方经济学所规定的研究对象“如何选择”问题。这种说法的缺陷的根本方面,仍然在于它只局限于属于物质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的如何选择上,而回避了资源在人们之间分配的“选择”,即生产资料的归属问题;而这个方面同样是物质生产得以发生的根本前提,没有这个方面,物质生产就像一只缺腿的蚂蚱,是跳不起来的。没有生产要素在人们之间一定的分配这个前提,资源在各类生产间的配置是不能实现的,也就不会有物质生产。 例如,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他的《经济学》中提出的选择:“为什么曾经被用来种庄稼的土地又用来造工厂?为什么在仅仅几十年间,用来造马车的资源又用来生产汽车?为什么自动机床代替了铁匠?”(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上,1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这些问题在作者看来只是一个成千上万个消费者、工人、发明家、管理人员和政府官员的决定是如何交织在一起决定着稀缺资源的使用,这里涉及的只是市场机制是如何实现这种选择的,政府在这种选择中又起哪些作用。这些都是属于市场经济一般的问题,重要的是作者完全回避分析这些“选择”在什么样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中才能够发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种庄稼的土地改变为在土地上建立起大规模生产的工厂,必须以这种资源在不同人们之间一定的分配为前提,即剥夺小生产者的一切生产资料,一边是少数人手中集中了大量的货币,一边是失去所有生产资料的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劳动者。而他们对此都讳莫如深。 因此,要讲“选择”,必须包括两个方面的选择,即资源在不同人们之间的分配和资源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配置,二者缺一不可。前者属于人们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或者称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后者属于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或市场经济一般运行规律。 从二者的关系来说,一般地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 决定资源配置的实现形式和运行方式。例如,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决定了生产的根本目的是追求平均利润和超额利润,这就决定了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资源配置就是通过价格围绕生产价格上下波动来实现的,以服从于资本主义生产根本目的的实现。正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造成了与小私有制商品经济不同的运行状态。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决定了它从事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欲望大大增强,同时社会化的大规模生产又使这种积累的加速增长成为可能。正是这种关系一方面使得生产无政府状态造成的破坏加剧,另一方面使得广大工人群众收入的增长受到严重遏制,从而造成国民经济不良的运行状态:失业、生产过剩危机、劳资对立、通货膨胀、贫富悬殊,等等。撇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研究,导致其不良运行状态的根本原因就难以得到科学说明,这样的经济学也就不可能提出根治这些弊病的良策。 四、明确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现实意义 社会生产关系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包括深层的、中间层次的和表层的关系。例如,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来说,剩余价值生产是深层的核心关系,利润和平均利润属于中间层次的关系,它是深层本质关系的外部表现,商品关系则是整个生产关系体系的表层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切关系都表现为一种商品关系,一切联系都借助市场联系起来。 社会生产关系还表现在再生产过程中的各个环节中,有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消费关系等。社会生产关系还包括生产部门、商业部门、金融部门、农业部门等等之间的关系。社会生产关系的所有这些方面的总体形成生产关系的总和,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社会生产关系既然在生产和社会发展中有着这样重要的地位,因此,今天的政治经济学仍然应当遵循《资本论》指出的研究方向。这不仅对深入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一切事物是必要的,对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也具有指导意义。把握住研究对象将会引导我们努力深入探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深层本质关系,揭示本质关系又是怎样地采取了外部表现形式,并和最表层的市场经济如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弄清这些关系,将使我们能够更自觉地依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互相推动的辩证关系,按照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不断调整人们之间的生产关系,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推动社会生产力更迅速地发展,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而奋斗。 一些人可能没有很好地研读《资本论》,从它出版的年代上来否定它的意义,说它是一百多年前写的著作,因而已经过时了。实际上这样说的人正是暴露了自己的无知。年代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因为《资本论》并不是要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现成答案。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反对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他们的理论,强调他们只是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斯密是18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他的《国富论》是在1776年发表的,但是他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仍然为今天的现代西方经济学主流派奉为圭臬,坚持它,完善它,新制度学派还在继续探讨它发挥作用的新领域。可见,问题并不在于年代,而在于是否是科学真理。简单地用这种“年代法”来否定《资本论》基本理论的指导作用,是在误导青年人,懂得科学的人是不会认可这种说法的。 有人说马克思只是抽象地研究生产关系,而忽视了资源配置问题,因而缺乏现实意义,这是极大的误解,认真读过马克思的著作的人是不会有这种看法的。资源在各种生产之间的配置是生产的要素,是它的前提和条件,把物质生产作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当然要重视资源配置。但是马克思把它看成一个普通常识,他曾说每一个小孩都知道,“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但与现代西方经济学不同的是,马克思紧密地结合资源配置这一物质内容揭示其得以实现的资本主义形式,而西方经济学却抛开它的资本主义形式,只把它作为自然规律和一般市场规律来研究,这等于阉割了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灵魂。这也就决定了现代西方经济学除了提出一些资本运行的理想模式和改善运行状态的方法及其对策外,在理论上不可能有新的建树。 政治经济学论文:席勒-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领袖 [内容提要]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领袖席勒,不仅是积极活动型的学者,而且是以学术成果影响传播实践的典范。其著作启发推动了国际社会对世界传播秩序的讨论和对新秩序的呼吁,其思想和见解影响了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传播政策和实践。响了世界各国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学者,也影响了传播政治学研究本身。 [关键词] 传播政治经济学 批判领袖 席勒 刚出版的《电视与新媒介》(Television New Media)2001年第1期是纪念著名的批判政治经济学家赫伯特·席勒的专辑,里面登载了16位活跃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回忆席勒的文章,包括赵月枝博士的文章。席勒于一年前的2000年1月29日去世,享年80岁。《纽约时报》刊登了讣告,这是主流报刊关于席勒的最长消息。 虽然传播政治经济学泰斗达拉斯·斯麦兹(Dallas W.Smythe)在学术理论的原创性方面更有建树,但相比之下,席勒及其著作似乎更加为世人所知。他的名著《大众传播与美帝国》(Mass Communications and American Empire,1969)在世界上反响甚大,特别是,这本著作极大地影响了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传播观点和政策。如果说,斯麦兹足以卓越的思想火花照亮了若干理论盲点的话,席勒则以厚重的判将这些思想发扬光大。 一、生平 席勒生于1919年11月5日,比斯迈兹年轻10多岁。席勒也像斯迈兹—样,受到美国和全球政治经济的影响,从而发展出他的政治思想和学术观点。 席勒出生于纽约丁人阶级家庭,他在大萧条中渡过了中学和大学时代。当时,他的父亲长期——长达10年之久——失业,家庭没有固定收入,生活相当贫困。不过,由于20世纪30年代高度政治化的气氛,纽约市向工人阶级家庭的子弟提供免费教育,使他得以进入纽约的城市大学。虽然席勒更喜欢文学一些,但山于生计的考虑,他选择了经济学,以便毕业后更容易找到工作。这种选择是大萧条的产物。大萧条使他产生了强烈的感受,即西方政治经济中必定有着根本性的错误。30年代罗斯福政府对美国经济的研究为学术界提供了宝详尽的政治经济学知识,各界专家对大萧条的种种政治经济分析所展示的具体、系统的证据,使席勒了解了美国企业的权力结构及其权力的具体实施。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席勒在军队服役,尔后加入了美国在德国的军政府。这一经历尤为重要。在德国,席勒见证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在极短的时间内经历的强迫性转型过程;也看到了西德经济的迅速复兴。而这种迅速复兴,正是东西德分裂和反共产主义的副产品。在美国军政府实施重建西德政治经济的所有这些活动中,席勒目睹了高超的政治技巧和最终的阶级意识,例如,西方盟军宁愿任用前纳粹人员,也不愿意左翼人士进入西德政府。 由于生计的压力,席勒边工作,边学习。为了维持家庭,他同时在两所学校任教,往返奔波。因此,席勒1960年才获得纽约大学的博士学位,此时他已经40出头。但与大学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和工作经验,发展了他独立思考的习惯和社会批评的能力。席勒所做博士论文的内容,是对战后美国援外活动进行的政治经济分析。此后他开始得到伊利诺伊大学不定期的客座教职。他对经济资源的研究兴趣使他开始注意广播频率作为自然资源的问题。虽然他一直在企业研究部工作,但他的研究也得到了斯麦兹所在的传播研究所和斯麦兹本人的注意。结果,当斯迈兹离开美国返回加拿大以后,席勒接替了斯麦兹传播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 1969年,席勒发表了《大众传播与美帝国》一书,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和来自学校内保守势力的极大压力。这本书最初山书找不到出版公司,是由一名印刷者按原始的手工方法制作的,类似复印本(后再版)。伊利诺伊大学的保守派不同意席勒书中批评美国的观点,更不同意席勒直言不讳地反对越南战争的政治立场和态度。但此书产生的知名度却使席勒获得了圣地亚哥加利福尼亚大学(Uni—veritv of California at San Diego,UCSD)的注意。当时,在美国风云激荡的六七十年代,一批激进的学生和年轻的教师强烈要求校方聘请一位能代表第三世界国家说话并且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教授。于是,1970年,席勒转到加州这所著名的学校。他在这里工作,直到去世。 但是,正如斯麦兹的命运一样,席勒也受到美国主流学术界的排挤。在UCSD,席勒代表的是非主流的观点,并一直是保守主义压制的牺牲品。他在UCSD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连续多年工资没有得到提高,还被剥夺了其他一些机会。他在校园中被视为异类。虽然席勒在激进的学生中呼声很高,被视为“同志”,但他在同事中却相当孤立,他独往独来。美国学术界没有公开的检查制度和来自官方的耳提面命,但学者受到的训练使他们了解什么样的课题是保险和易于获得经费的。他们也知道,什么样的学术网络更利于自己在社会中的生存和发展。席勒从未得到过任何像样的研究赞助或者学术经赞,他也从不申请。他说,他并非出于道德的因素排斥申请经费的做法;而只是因为自己的需求甚少——他不使用大量的计算机运算和处理程序,他只是独自写作。 他到处旅行,作各种讲演。他的旅赞是由邀请者提供的,而邀请者中几乎没有他的研究对象——大公司。他是一位出色的、有魅力的演讲者。 席勒从不害怕面对权力讲出真话,面对围攻他不妥协。他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因此,在身后,他甚至得到了“敌人”的敬佩。 二、著述 席勒一生发表了许多著作,界定美国大众传播媒介的种种政治经济特征,对世界范围批判思路的发展影响广泛。他的成名作是第一本书——《人众传播与美帝国}。此书揭露了一般传播研究忽略的重要事实:自从2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和军方便一直积极支持电子工业的巨头,使其获得利润丰厚的经济合同和有利的频率资源;国家与媒介在推动其本国资本进行全球经济扩张中也竭尽全力,从而揭示了大众媒介与美国政府、军事工业构成联合体,共同控制美国社会的传播实质。通过对传播这种独具慧眼的分析,国家便处于资本主义社会互相联系的结构中了。 席勒的著作始终将传播研究置于广阔的政治经济背景中。席勒的第二本书《思想管理者》(The Mind Managers,1973)首次大量采用尼尔森公司、《读者文摘》杂志和(国家地理》杂志关于公司合并和跨国化的文件资料,持续、系统地批判了“信息社会”的思想,因为这些著名的公司是信息文化产业的主要政治文化代表。其后,他的《传播与文化统治》(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Domination,1976)表述了他对文化帝国主义的见解,以及他对智利阿连德政府建立不同于传统资本主义管理方式的观察结果。这是“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代表作。席勒指出,几十年来,美国有意识地将它的“正确政治”标准强加给世界,采取的方法包括竭力推销“信息自由流通”的观点。 信息、传播、文化产业,是席勒学术研究坚持始终而不变的兴趣所在。他的第四本书——《谁知道呢:在财富500强时代的信息》(Who Knows:Information in the Age of the Fortune 500,1981)和第五本书——《信息和危机经济》(1nformation and Crisis Economy,1984)转向信息控制的问题。席勒检验了信息和传播系统对跨国资本总体活动的重要意义,解除了信息技术中立的神活。他指出,技术是社会构造的产物,既不是自治的,也不是中立的。跨国公司是信息产业的主要推动者,因为信息产业帮助跨国公司消灭了地理距离。特别是在《信息和危机经济》一书中,他提出,这种系统有助于克服发达资本主义的持续性积累危机,危及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和经济主权。在第六本《文化有限公司:公司接管公共表达》(Culture Inc;The Ccorpemte Takeover of Public Expression,1989)中,席勒从学术流派发展的趋势探讨厂文化产业的问题,并对当今社会“头脑的商业化和工业化”表示忧虑。席勒的第七本书是《信息的不平等:日益加深的美国社会危机》(Information Inequality:The Deepening Social Crisis in America,1991)。 此外,席勒与积极推动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芬兰政治批判学者诺顿斯特恩(Kaarle Nordenstreng)一道合作主编了《国家主权与国际传播》(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1979)。在这本书中,他们搜集了对建立世界传播新秩序大辩论的各种主要观点。在转向对信息经济的批判将近10年之后,1989年,席勒返回对国际传播转型的长期兴趣,又与另两名学者合作出版了《希望与白忙:美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49—1985》(Hope and Folly:The US and UNESCO,1949—1985)一书,该书记录了联合国救科文组织呼吁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寿终正寝。1993年,他与诺顿斯特恩再度合作,主编出版了《超越国家土权》(Beyond National Sovereignty)一书,探讨的仍然是跨国传播与国家主权之间的关系。 席勒的最后一本书名为《生活在头号国家:一位美帝同批评者的回忆》(1iving in the Number One Country:Reflections from a critic Of American Empire,2000),是在他去世后出版的,这本书对他一生的思想作了总结。 席勒的后继者认为,总的说来,席勒的作品不具有很强的理论重载,而是充满经验信息的激情阐述。他专注于对传播结构和政策的分析,很少关注方法论的争论,也很少采用流行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他认为,最重要的是站在弱势群体一边,改变不公正的社会,而不是维护那种不平等的制度。因此,在谈到研究思路的选择时,他说,“如果一个人非常幸运,足以对自己分析和探索的领域作出选择,或者至少拥有小小的选择机动的话,那么,对我来说,就将试着做那种可以为改变世界作出贡献的中肯而切题的研究。”⑤ 三、活动 席勒是积极活动型的学者,并且是以学术成果影响传播实践的典范。除了他的著作被翻译为世界上各种主要的文字,并传遍全球之外,他还对各地、全美国和世界范围的官方和非政府组织机构发表他对文化和信息的见解。他的著作启发、推动了国际社会对世界传播秩序的讨论和对新秩序的呼吁,他的思想和见解影响了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传播政策和实践。 席勒在批判学者集中的国际大众传播研究会是领袖人物。他影响了世界各国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学者,也影响了传播政治经济研究本身。 席勒的教学影响了许多学生。他既是—位孜孜不倦的学者,也是一位宽容的教授。由于他自己在校园里长期处于不自由的环境,在课堂上他给予学生充分的思想和言论自由。一位已经成为著名政治经济学者的学生说,席勒是一位令人难忘的教授,他相貌英俊,活泼,不做作,极富吸引力。听他讲课,很少有人不被打动。⑦ 席勒总是与学生站在一道,而不是居于其上。他对后辈和学生充满了关心和爱护——他是少有的几乎每信必复,并且给年轻学生和陌生读者回复长信的著名学者。当一位上海学生给席勒写信,谈她在阅读(信息和危机经济》一书遇到问题时,席勒热情地回信解释。 席勒一生访问过许多国家,包括第三世界国家。月枝在其名为《赫伯特·席勒,美国的媒介和中国的民主》⑧的回忆文章中提到席勒对中国的兴趣,以及未能访问中国的遗憾。事实上,1998年前后,她曾告诉我,席勒非常愿意来中国访问,并与我探讨过能否促成对席勒的邀请。她说,席勒年纪已经很大了,身体也不太好,如果不赶快,可能就来不及了。此话不幸而言中,令人遗憾。月枝非常理解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和传播学者所处的环境,对他们在困难的条件下获得的成就表示钦佩。尽管如此,她也和席勒一样,对中国传播学者热烈拥抱主流美国传播研究方法和中国大众追随美国商业文化价值观的现状表示忧虑。但同时,她认为,中国学者积极采纳美国主流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有其拨乱反正的重要意义,是对以“”为代表的过分反美主义和完全忽略科学语汇的反弹。她也相信,传播政治经济学会成为中国独立思考的传播学人越来越重要的知识来源,席勒会在中国得到认识的。 席勒去世后,ucsD创建了一种“赫伯特·席勒纪念奖学金”,只授予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学生。最近得知,首位获得这个奖学金的是来自中国的学生。 席勒是一位有争议的理论家。他被贴上标签,染上吓人的色彩,成为许多主流学者回避的人物。人们对席勒有不少批评,有人批评他的左派立场,有人批评他的激进理论。除了攻击之外,有的批评是同情性的,有的批评不无道理。后来,作为美帝国的主要批评者,席勒在分析中也承认了全球资本主义的变化,包括美国优势地位的下降。但他指出,就文化影响而言,在世界上,到处都打有浓重的美国痕迹。前苏联的解体曾使席勒感到意外和震惊,但直到去世,席勒坚持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立场,初衷不改。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但是,正是通过知识分子,包括批判学者们对社会的深刻剖析,一点一滴地改变着社会的认识和思想。我认为,席勒们纵然不能完全改造这个世界,但他们的批判却开阔了知识辩论的领域,使人们的思想更关注弱势者的利益,并可能使社会朝更进步的方向稍稍移动了一点。 政治经济学论文:关于现阶段我国道德尺度差异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论文关健词:宗法礼教 价值瞬间性 主体性人格 论文摘要:转型经济国家的转型期间社会存在着巨大的不德定性,多元文化与多元制度安排的交织与冲突使社会道德与价值尺度显得异常复杂。法治、贵任意识的加强与“人情”、特权思想盛行相并存;集体主义合作精神与个人主义金钱意识相并存。道德观念的复杂性是由于我国现阶段存在三种不同尺度的道德模式之间相互矛盾与相互渗透的结果.本文试图运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在揭示三种道德尺度经济根源的同时,关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成员道德行为的历史性提升与道德警示。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应该选择怎样的道德尺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公民应该具备怎样的思想和道德标准,是关系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我国在转型期同时存在着对人身的依附、对物的依赖和对人的尊重三种道德尺度,并且三者之间相互交织表现得异常复杂,严重干扰着我国公民人格确立和社会价值判断。因此,对我国现阶段三种道德尺度的差异性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道德尺度一:所谓人身依附的道德尺度是指社会成员之间以其宗法联系和等级关系的家长式权威作为社会行为规范的道德标准。对人身的依附反映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人类最初对自然法则的认知与控制。它主要表现为尊从权威和重义轻利,这种道德现状和我国封建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国传统文化的注意力在对人的血亲等级、本末第次的关注中,大众追求一种重义轻利脱离事功的消极清淡。君主的需要和利益才是最高标准。以少数权威意志和利益作为社会成员交往行为的依据是与自然经济时期低下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相一致的道德标准,它是人类对自然界权威直接依赖的反映。 自然经济时期人类生产周期是由动植物的生长周期决定,人们从事生产的区域是由自然资源分布决定;男耕女织的社会分工是由人的自然生理现象决定。这种“天人合一”结构中,劳动者个体能力在强大自然力面前是极其渺小的,他们只能作为群体结构中的依附部分存在。等级权威和见利思义的道德尺度自然成为社会生产和社会交往行为的惟一尺度。 小生产的经济关系说明商品经济还未成为社会的主要经济形式,人们还不能以商品的价值手段组织社会生产和社会交往,这是人身依附道德观产生的经济根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标志着我国在组织社会生产和交往手段上的彻底变革,劳动者个体不再以尊从权威意志作为公众行为的标准,而是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经济交往的尺度。它意味着中国长期以来在组织社会生产和社会交往中主观性、随意性和盲目性的减少,客观性、科学性和明确性的加强。平等独立,开拓进取,以法代情的现代社会风尚也必将随之形成。但仍然有相当数量的社会成员对旧道德标准抱有情感上的依恋,主要由三方面原因造成的: 首先,人类血缘关系的诱惑。人情是人性中的重要内容,但是,人性中的人情内涵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进步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自然经济时期的人情内涵是以生命的血亲模式为核心、君臣关系、主仆关系和朋友关系都被限定在父母兄弟式的权威范围。“父母在上,兄长在先”原则是人情交往关系的永恒原则。以商品交换为代表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确立了劳动者个体独立的经济地位以及平等竞争的新型人情内涵,在上下级关系、朋友关系和家庭成员之间旧有的血亲模式被扬弃。独立平等和尊重他人劳动的主体人格构成现代文明的新型主体间关系。 但传统道德关系对于刚跨人市场经济不久的中国百姓来说仍然具有影响,它毕竟反映的是人类最初和最直接易懂的情感。应该警惕的是一些人将这种传统“人情”关系和金钱关系结合起来,津津乐道地去结成裙带关系或者建立称兄道弟式的关系网,它必将对社会法治建设和正常经济秩序产生极大的隐蔽式破坏作用。 其次,“人的原始丰富性”的诱惑。这是马克思对自然经济时期人的行为特点进行的概括。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决定人们对自然界的直接依赖,这种直接性使人们产生对自然界原本存在的日月星辰、草木鱼虫以及人的自然生命现象的崇拜和依恋,并且仿照自然物消极被动的非主体特点作为自己生产和生活的模式。节奏缓慢、保守平稳的田园诗般的追求成为这一时期人们生活的特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以人类创造的商品价值、价格、货币作为经济生活的内容。社会生产和交往中的社会自然性被社会的经济性所替代。人们创造商品的无限丰富性打破了对有限自然物模仿的“原始的丰富性”,为人类行为方式的发展提供更广阔的领域。大胆创新、讲究效益已成为现代人的行为特点。实际上,人的“原始丰富性”隐藏着一种缺乏竟争意识和进取精神的隋性,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活极不相容的。 最后,旧体制温情的诱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动摇了旧体制中少数人的主观意志在社会生产和交往中的权威地位,为劳动者独立与平等提供客观的经济基础。但是,“物的关系”即商品的经济关系取代自然经济中“人的关系”,更容易被误解为对人自身的关注被物的丰富性所替代,而留恋旧体制中有限的人的地位。“为什么人会依赖物呢?显然,仅仅是因为这种物是人们相互间的物化关系,是物化的交换价值,而交换价值无非是人们相互间生产活动的关系。”身依附关系被商品的物化关系所替代是人类生产方式进步的表现,它展示了劳动者个体通过自己创造的物完成了对血亲服从和等级统治的否定与超越,对人创造物的服从标志着人对自然物的独立与自由的获得。 道德尺度二:所谓对“物的依赖关系无非是与外表上独立的个人相对应的社会关系,也就是与这些个人相对而言的独立化的他们相互间的生产关系”。对物的依赖反映人类对社会经济规律的认识与操纵。物的依赖关系是交换经济时期人与人之间生产关系的客观反映,它是指市场经济中商品交换规律的关系。商品的经济独立性打破了血缘和等级关系的非经济约束,社会成员个性需求的实现必须以商品交换为前提。社会关系中这种对物的依赖是对人身依附的进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必然使我国劳动者个体的道德及价值尺度发生根本性变革: 第一,商品的价值尺度赋予社会成员独立平等的道德内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成员必须独立地完成社会及他人需要的劳动产品,才能从社会和他人那里换回自己的需要。人们凭借商品的权力建立起自立、自主、自为的主体地位,他们只有将自己的意志和愿望通过劳动编织进自己的产品,通过市场交换才能够得以实现。交换中任何非经济强权都无法替代商品生产者的意志。因此,强调个性独立,自尊自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赋予社会成员道德内涵的基本内容。 第二,商品的交换原则赋予社会成员尊重他人的道德意识。商品是为了交换而进行生产的劳动产品,这种生产的他人性决定每个具有自我意识和个人目的的社会成员必须为社会和他人特殊的个性需求服务。市场交换原则制约着每个社会成员必须尊重和关心他人特殊的个性需求。关心社会,尊重他人就等于关心和尊重自己。任何轻视社会和他人利益的行为最终都会使自己的利益受到伤害。这种经济关系会很快教会人们拒绝权威盲从以及放弃傲慢无礼,迅速建立主体间平等、尊重、互利的社会行为规范。 第三,商品竞争的天性赋予社会成员锐意进取的道德风貌。市场经济的内在机制促使每个社会成员尽可能发挥自己的技能水平,努力改进生产技术,降低劳动成本,使自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平均劳动时间,才能保证自己商品价值的实现,任何非经济的等级权威和“人情关系”都无法替代生产者在劳动过程中体力和脑力劳动的支出。市场竟争的无情迫使社会成员必须自我克服人性中的懒惰习性,只有保持积极进取的精神才能不断实现自身特殊的个性需要和目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彻底动摇了传统道德和计划经济时期长期养成的被动等待、求同保守行为的经济基础。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的是为了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它取代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单纯资本增值为目的的生产,这是两种制度的根本区别。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必须完成商品价值向货币形式转换后才具备现实的经济意义。当货币取代商品价值的权力后,人钱易位便拥有了异化的可能性空间,货币作为商品价值的等价物取代了人的主体地位,人变成了金钱的奴隶。拜金主义现象并不是交换经济的逻辑必然,它是由商品向货币转换中的两次矛盾冲突时人的盲目性造成的: 首先,拜金主义产生于货币对商品使用价值普遍替代的环节。货币的万能作用是商品生产者与他人交换劳动产品时,必须以货币作为商品价值的等价物,只有消除了一切自然形式的商品,才可能在流通中取得独立地位,才能克服物物交换的各种限定,使交换更加普遍和公正。“货币在一方面促使商品的价值脱离使用价值中使市场交换获得生命;另一方面,货币能够把任何特性和任何对象同其它任何即使与它相矛盾的特性和对象相交换。”货币这种将一切事物的性质进行普遍替代和混淆作用是人物易位、人钱易位等拜金主义产生的根源。货币的替代作用虽然能制造人的价值和货币形式分离的假象,但是,人的创造能力和商品的被创造属性不可能随着货币的替代而产生丝毫改变。人们完全可以通过理性自觉认清这种假象,在行为中克服盲目性。 其次,拜金主义产生于货币对商品价值普遍超越的环节。“货币代表商品价值是一种消极的转瞬即逝的形式”。当商品交换货币时,“商品的价值规定会在商品实现时消失;当货币交换商品时,它的价值作为占有商品的自然材料的单纯形式上的媒介注定要消失”。货币无论代表价值实体还是代表价值形式都具有瞬间性。但货币存在意义在于它必须立刻打破其瞬间性,才能在流通中既保存价值本身,又“通过和工人交换占有了劳动本身;劳动成了资本的一个要素”。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同时拥有了“增值”的可能。货币本身并不能创造物质财富,货币的增值来源于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单纯以追求资本增值为目的社会行为只能加剧商品经济内在矛盾的尖锐化,破坏市场经济的协调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建设就是要帮助人们自觉消除商品活动中人的盲目性,建立人的社会主体性人格。 道德尺度三:所谓对人的尊重为尺度的道德观是以消除商品交换过程中人的盲目性为前提,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相一致原则。对人的尊重反映人类对社会人的全面发展规律的理解与支配。建立以尊重物的创造者本身为基础的社会行为规范,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一,超越经济人限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经济人是亚当·斯密提出来的,它是指人具有天生的利己心,这一本性与市场中追求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相一致。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抽象的人性是不存在的,人性是由历史的具体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决定。人性中君子不苟言利的道德标准是自然经济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决定的,极端个人主义道德观则是市场经济交换关系中制度缺陷产生的,表现为一种消极被动的受经济法则制约的非主体性人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创造一种不仅能够控制和把握社会经济规律,同时要建立适合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人的规律的制度安排,消除交换经济中单纯经济制约时主体人的无奈。正如人类从来就没有满足被动接受自然规律制约,而是不断探索,创立自然科学为人类服务。自然科学打破了自然界对人的限定,社会人的科学就是要打破商品的经济法则对人的全面发展关系的限定,克服经济人在市场交换关系中的异化,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变成符合人类科学发展的有序的生产活动。 第二,缓解市场失灵破坏,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市场经济由于交换而产生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对立关系是市场经济发生风险与危机的根源。提高经济效益,协调市场关系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关键。在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交换中,国家宏观调节政策最终会被各种利益的对立关系所左右,巨型跨国公司由于资源争夺的对立关系所展开的国际竞争,最终是以社会巨大浪费为代价换取部分企业的有限利润。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由于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建立全新的个人、集体和国家三者之间的协调关系,为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的最佳配置提供可能性,为企业营造高起点的平等竞争环境和提供高效快速发展市场经济的客观机制。 第三,减轻人力资源浪费,促进经济低成本发展。资本主义在追求资本最大增值的市场动机驱使下必然发生人与金钱易位的现象。西方对人力资本的关注目的也仅仅是将人作为资本增值工具。商品和金钱对人所形成的压力破坏了人类对劳动能力提高的自觉性,而是将金钱的积累视为人生的目标和价值实现。人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受到压抑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最大浪费。因此,对人的尊重实际上是对创造物质财富的劳动者和劳动能力的尊重,人的劳动能力开发必然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走共同富裕道路提供前提条件。 面对我国现阶段多元道德尺度现状,我们必须弘扬社会主义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并且在政治思想工作和道德宣传中把握好对三种道德尺度的不同态度: 首先,消除宗法礼教关系的道德约束。迷恋“人情”关系,受制于等级特权、轻利重义是一种与现代化社会主义建设相违背的旧道德。以人的等级权威为核心建立起来的旧道德,由于受其自然经济的制约,人性的内涵的欠缺是有待完善和提高的。特别是其中等、靠、要的思想只能增添人的惰性。韩国政府所谓重建儒学,是想通过儒家的道德观整治腐败。对此,除了公众表示冷漠外,并没有起到医治韩国病的作用。封建传统道德中的消极因素和拜金主义的结合,人情和金钱交易,特权和金钱的腐败现象大量滋生势必造成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严重破坏。因此,要替惕对传统文化宜传中的误区,是当前理论宜传中值得注意的问题。 其次,扬弃以物的依赖为尺度的道德观。市场交换的经济形式说明人类生产和生活已经突破直接依靠自然界的有限恩赐获得满足的限定,开始享受自身不断创造的无限丰富的物的属性。这种生产力式极大地拓宽了人的社会内涵,为人类道德的不断丰富和完善提供现实可能性。但是,货币作为交换的必要手段,它无差别地同一切商品相交换的属性是产生用金钱代替一切的拜金主义根源。这种资产阶级道德观忽视人的能力提高和全面发展,为滑向腐化堕落的道德深渊提供通道。因此,我们应该坚决批判和抵制拜金主义和个人主义,在接受现代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立高度的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 最后树立对物的创造者人的尊重的道德标准。对人的尊重和对人身依附的两种道德观,虽然都体现对人的关心,但后者更多体现的是人类早期对人的有限自然性的迷恋,而前者则体现对具有丰富创造能力的劳动者的尊重,同时它也清算了人在创造物过程中人钱易位的现象,把人的劳动创造力的发展和完善作为人类行为的道德和价值准则。这种道德尺度弘扬的是对社会主体人的薄重,体现对官僚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抵制,弘扬的是集体主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体现的是对金钱至上和个人主义的批判。它鼓励全体社会成员在对自身能力充分而自由发展的同时,为社会多做贡献,这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社会成员应该具备的社会道德观。 政治经济学论文:创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第五次东盟与中国领导人会议确定了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目标。在全球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创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有其特殊的政治经济学含义。中国和东盟国家存在地缘上的亲和力和经济优势的互补,建立一种自由贸易区形式的区域分工协作机制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而这种协作机制的建立必将对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起到重大的作用。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与东盟的相对脆弱性 当今的世界经济在加速全球化的进程中,也在不断地走向区域化。欧盟(European Union)的一体化进程和欧洲单一货币区的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的成功运作都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成功例证。而作为当今世界三大制造业中心之一的东亚地区经济区域化的进程却比较缓慢,这与东亚地区经济的发展速度和潜力是不相称的,也使得东亚地区在与北美及欧盟的竞争中处于相对劣势。 成立于1967年的东盟(ASEAN)拥有10个成员国,是目前东亚地区最大的以政治、经济合作为主的区域集团。客观地讲,东盟的建立和存在促进了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也增大了东盟各成员国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权重。东盟作为东亚地区唯一的联系相对紧密的区域性组织,尽管成员国不少,但与北美和欧盟相比,不仅总量微不足道,其质量上的差距则更是相去甚远。东盟的差距集中体现为这个区域组织内生的脆弱性,或者说是一种先天不足。这种内生的脆弱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上存在巨大差异 在东盟的10个成员国中,既有新兴的工业化国家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又有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等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上存在巨大差异。2000年新加坡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7330美元,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而越、老、缅、柬四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不到400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差距约70倍,远远高于欧盟内部16倍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内部30倍的差距水平。东盟国家内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极大地限制了各成员国相互协调经济政策的余地,和欧盟相比,这是东盟的一大劣势。 2、经济、贸易结构的雷同化 地缘上的亲和力与经济优势的互补是区域经济实现整合的两大先决条件,其中区域内部成员国经济优势的非均质分布决定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贸易创造效应的大小,而东盟国家在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方面并不具备明显的互补性。东盟内部的新兴工业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是凭借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导向战略,到了20世纪80-90年代,又转换为以下游的电子信息产品出口为主,东盟国家在国内经济结构和出口产品结构上呈现出雷同化的特征。1999年,东盟、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内部出口贸易额及在其总出口额中的比重分别为819.29亿美元,占22.2%;5811.62亿美元,占54.6%;13763.14亿美元,占62.6%。从这两个角度来衡量,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相比,东盟都尚处在一个较低的发展阶段。这也就证明,经济和贸易结构的雷同化极大地限制了东盟内部各成员国贸易创造效应的发挥。 3、内部市场的狭小和对外部市场的依赖 东盟10国的总人口为5.3亿,1998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约为7370亿美元,经济总量和人均占有量都不大,基本上属于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内部市场潜力较小,对外部市场的依赖严重。20世纪70-80年代,东盟国家主要是为日本生产下游的电子产品,出口方面主要依赖日本市场;到了9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的衰退和美国新经济的兴起,东盟国家的出口又开始严重依赖美国的市场。内部市场的狭小限制了东盟未来的发展空间,而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则严重削弱了东盟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一旦主要的出口地区发生市场萎缩和剧烈价格波动,就会对集团内各成员国国内经济的稳定构成巨大威胁,增加了未来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 4、内部缺少核心的经济力量和协调机制 区域性经济组织并不需要明文规定组织内部的核心经济力量,但从欧盟和北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成功范例中可以看出,区域性经济集团内部在客观上需要有核心的经济力量。在北美范例中,毫无疑问,美国执自由贸易区之牛耳,1995年墨西哥发生严重的金融危机,正是因为美国的全力注资解救才使得金融危机没有波及其他的美洲国家。在欧盟的范例中,德国和法国是两个核心。区域内核心国家的职能在于承担区域组织的重大责任,起到协调成员国政策、稳定区域内部经济的职能。而东盟国家中则没有一个愿意而且有能力担当领导国家的责任,中坚力量的缺乏降低了东盟各成员国之间的凝聚力。在1997年的金融风暴中,东盟各国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竞相贬值本国货币而全然不顾整体的利益,结果造成危机在各个国家中迅速蔓延,损失惨重,东盟内部缺乏核心力量和共同应对机制的弊端暴露无遗。 二、东亚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动与创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必然性 1998年以后,东亚经济之所以能在短短两年的时间内复苏,得益于外部需求的高速拉动。美国在电子信息产品方面需求的强劲增加使东亚各国迅速摆脱了金融危机的困扰,但同时也产生了两个不利的因素:一是使东亚经济更加依赖于美国市场;二是亚洲经济危机中暴露出来的东盟国家产业结构单一化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纠正,劳动密集型产业科技投入不足、生产率低下的弊病并没有根除,美国新经济造成的强劲需求和亚洲经济的迅速复苏只是暂时地把东盟国家的深层次经济问题掩盖了起来。2000年下半年以来,美国的国内需求趋于疲软,经常项目逆差开始逐渐减少,其消极影响也开始波及到东盟国家。“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随着美国和全球经济陷入衰退,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格局也发生了变化。 1、美国经济的衰退及其东亚战略的调整 美国布什政府上台之初,把中国视为一个具有威胁的潜在对手,显示出了咄咄逼人的对华政策态势。而“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使中美两国重新找到了战略合作的平台,美国意识到中国是亚太地区和世界范围内一支重要的和平和稳定力量。基于这种认识,美国新政府在对华政策方面又回到了前几届政府的路径上去。美国历来就在东亚政治经济事务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东盟一些国家中有很强的影响力。因此,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就为中国在该区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提供了较大的空间。 2、日本经济的弱势及其局限性 日本经济在20世纪60年代后迅速崛起,并相应地带动了东亚其他经济体的经济发展。作为世界第二,亚洲第一的经济大国,日本本应当也希望能在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发挥核心的作用,但日本的这一愿望在实践上却不具备基本条件。首先从经济状况的基本面分析,日本在90年代初经济泡沫破灭之后,经济长期低迷,所以日本的经济总量虽然很大(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为4.4万亿美元,超过东盟10国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总和),但从整体上看却是弱势,日本没有能力吸纳东盟国家过剩的生产能力,更无法整合和带动整个东亚经济的发展。从经济政策上看,鉴于自身经济结构的特点,日本长期实施以邻为壑的政策,视东亚国家为自己的竞争对手,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日本非但没有对东盟国家提供帮助,反而大幅度贬值日元,加剧了恶性的竞争性货币贬值,加重了金融危机的程度,全然没有承担起与其经济大国地位相称的稳定地区经济的责任,受到东亚各国和世界舆论的批评。近几年伴随着国内经济的颓势,日本的贸易保护主义越发严重,不久前频频发生的中日两国贸易摩擦和日元再次大幅度贬值便是日本保护主义倾向抬头的明证。从政治上看,日本不但不能勇敢承认并深刻反省其战争罪行,反而不断歪曲和美化其侵略战争历史,国内政治右倾化的趋势明显,这使东亚国家加强了对日本的戒心,而且影响日本在地区事务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由于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难以改变现行制度安排,也就决定了日本难以摆脱经济、政治上的困境,从而也就很难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 3、东盟的窘境及对华战略的调整 东盟国家虽然在文化上和中国有着很深的渊源,但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东盟国家历史上一直对中国心存芥蒂,有些国家甚至长期执行反华的政策,他们担心中国的强大会在经济、军事上给他们造成威胁。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顶住了巨大的压力,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并给予遭受危机的东盟国家有力的金融援助,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承担了超强的国际责任和负担,受到了国际舆论的广泛赞誉,也赢得了东盟各国的信任,树立了中国以及人民币在东亚地区的威信。“9.11”事件发生后,政治上东盟国家意识到中国是维护东亚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力量,经济上东盟国家逐渐看清楚,中国绝不仅仅是他们的竞争对手,更多的还是一种合作共荣的伙伴,在新的世界经济秩序中,搭上“中国经济的快车”,能够走出经济衰退的阴影。在这种大的背景下,东盟各国出于自身的经济利益,纷纷调整战略,把发展与中国的经贸合作放在举足轻重的位置。 4、中国经济的强势及入世对东亚经济格局的影响 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一直保持强劲增长的势头,从1978年到2000年的23年间,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率达到9.6%(根据《2001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得出),堪称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又一奇迹。2001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达5098亿美元,在国际贸易中的位次上升到世界第六,2001年在全球经济衰退的阴影笼罩下,中国取得了7.3%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外汇储备达到2122亿美元。在亚洲,中国经济的强势和日本经济的低迷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同日本的岛国经济及“亚洲四小龙”的限制型经济相比,中国是一个大国经济,市场价格主要是内生决定的,经济发展更多的是依靠国内庞大的市场和不断成长的需求,这就更预示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将对东亚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从整个世界的角度来看,中国入世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地理大发现,世界“发现”了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亿美元的新市场,而且这个市场还是一个处在发展中的、增长速度最快的、未来潜力最大的“绩优市场”。因此,从东盟国家的角度看,成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促进中国东盟之间的贸易和投资,甚至建立共同市场,意味着东盟国家将获得中国相当的市场份额,在抢滩中国的进程中取得先机。从中国的角度看,作为一个贸易大国,中国没有参加任何一个双边或多边的自由贸易协定,一直置身于经济区域化、集团化的浪潮之外。由于没有一个区域性的贸易组织为依托,即使加入世贸组织这个多边的贸易体系,中国在处理与他国的贸易纠纷中也将处于不利的地位。因此无论是从进一步扩大开放,还是从融入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参与国际竞争的角度看,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进行区域内的分工合作,对中国也是非常有益和必要的。 三、“雁行模式”的破产及中国与东盟的经济互补性 1、“雁行模式”的破产要求东亚地区建立新的区域产业分工体系 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与小岛清等人提出的“雁行模式”一词曾经形象地描述了20世纪60-80年代东亚经济内部产业分工与转移的动态关系。该模式中,技术先进、资金雄厚的日本居于东亚经济发展的雁头地位,主要从事技术开发并进行产业转移:“亚洲四小龙”具有一定的资金技术积累,重点发展资本密集型工业,是东亚经济发展的雁身;作为雁尾的东盟具有廉价劳动力与丰富的自然资源的比较优势,主要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一般认为,该模式较好地解释了80年代以前东亚经济的巨大成功。但是90年代初以来,“雁行模式”受到了东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严重挑战。首先,该模式的理论基础是静态的比较优势,强调产业分工的固定化,势必不能满足东盟及曾经处在雁阵模式边缘的中国赶超日本等发达国家的需要;其次,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已经无力再担当雁头的角色,如何进一步把日本的比较劣势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在调整和转换日本经济结构的同时促进整个东亚经济结构的升级,是日本经济乃至整个东亚经济面临的大难题;最后,“雁行模式”的成功是东亚各国(包括日本)推行以美国市场为导向的出口导向战略的成功。随着冷战的结束,东亚的安全战略价值大大降低。2000年以来,美国的新经济周期开始从创新高频阶段向成本竞争阶段转换,经济增长开始减速,“雁行模式”成功的国际大环境不复存在。 90年代后期,东亚地区作为世界范围内的新兴制造业中心,产值已占全球制造业产值的1/3,与北美和欧洲并驾齐驱。“雁行模式”的破产及外部环境的变化使东亚各国和地区亟待建立一个区域内部的自我稳定发展机制来替代对美国市场的高度依赖,以便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特别是对于内部市场狭小的东盟而言,寻找稳定的、纵深的地区大市场更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在东亚地区建立一种新的区域分工协作机制,是东盟国家摆脱困境的必由之路。 2、中国与东盟贸易结构的互补性 前面曾经提过,经济优势(比较优势)越是不均衡分布,产业结构的雷同化程度越低,成员国之间开展贸易得到的好处就越多。20世纪的90年代,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额增加的速度非常快。东盟成为中国继日本、美国、欧盟、香港之后的第五大贸易伙伴,占中国对外商品贸易的份额由1991年的5.8%上升到2000年的8.3%;而中国也成为东盟的第六大贸易伙伴,东盟各国对中国的外贸依存度逐年上升。 中国和东盟国家在比较优势分布方面都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见长的,产业结构有一定的相似性,出口产品也具有较高的相关性。但如果对产品进行细分,仍然会发现产品的互补性。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专家组的统计表明,中国与东盟在贸易结构上具有明显的互补性,这也是双方进一步扩大贸易的重要基础。中国与东盟贸易的商品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具有明显互补性的商品,它们主要以资源禀赋的差异为基础,约占双方贸易额的一半。其中一部分是东盟具有优势的商品,这些商品反映了东盟多数国家森林、矿藏和热带作物等自然资源方面的比较优势,它们约占中国从东盟进口额的42%。另一部分是中国具有优势的商品,主要是金属及其制品、纺织品服装与鞋类、蔬菜及加工食品。车辆等,它们约占中国对东盟出口额的38%。第二类是互补不明显的商品,也占到双边贸易的一半。比如电子信息产品在双方出口产品结构中都占据相当的权重,从表面上看具有很强的竞争性。而在2000-2001年,中国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产生了对电子配件产品的巨大需求,中国从东盟进口的电子配件大幅增加,年增长率达到30%。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一是中国与东盟之间尚未建立一种密切的产业分工,目前双边贸易的基础还是一般性的资源互补,它仍将是今后中国与东盟发展贸易关系的基本因素。二是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双方高层次产业分工协作框架的确定,双边的贸易、投资会大幅度增长,从而有效拉动各自国内的经济增长。据专家组的估测,东盟国家对中国的出口可以增长14%,中国对东盟国家的出口可增长55%,双方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分别增长0.9和0.3个百分点;还有可能形成双方在某些战略产业方面的联合发展优势,最有希望的是信息产业、以天然植物药为基础的现代生物制药产业、金融服务业和旅游业等,这都将极大地提高中国和东盟的区域竞争力。三是由于经济结构某些方面的近似性,双方在合作的过程中也会伴随着激烈的竞争,但可以乐观地预测,随着双方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规模经济效应、竞争刺激效应和投资刺激效应将同时生效,最终有利于双方经济的有效整合。 四、结语 目前中国和东盟10国拥有17亿人口,2万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1.23万亿美元外贸额(2000年统计)。“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总体的经济和贸易规模还会进一步扩大,东亚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与欧洲和北美并驾齐驱,中国在未来东亚经济区域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将日益重要。 政治经济学论文:对政治经济学中若干问题的认识 摘要:生产方式、占有方式以及分配方式一直是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基本问题。根据马克思经济学说并结合现代经济学的新发展,可以认为:划分社会历史阶段的标志是社会生产方式,而不是所有制;资本的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并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地产生否定资本的因素。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将导致占有的社会化。社会占有取代私人占有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生产方式;所有制 如何解释人类社会现阶段的发展逻辑以及预见人类社会的未来,是马克思主义者、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本文试图以唯物史观为基本方法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西方经济学中的科学成分结合起来,重新概述政治经济学中的若干基本理论观点,从而使人们对现实和未来的认识更科学一些。 1.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形成了这个社会的独特的生产方式。一定的生产方式的运行就形成了相应的社会经济形态。因此,划分人类社会历史阶段的标志是社会的生产方式,而不是所有权在法律上的归属: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共产主义社会都是以生产方式的不同来区别的。 马克思以后的苏联范式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改变了生产关系就改变了生产方式,从而改变了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以为只要改变了生产资料所有权以及其它社会关系,就认为进入了社会主义,实现了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其实,只有社会生产过程才是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统一。从物质变换这一物质运动的角度考察生产过程得到生产方式的特征;从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角度考察生产过程就得到生产关系的表征。当然,由于生产总是人类社会的生产,因此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是无法割裂的,一定的生产关系从根本上来讲又由生产方式所决定。无法割裂并不意味着生产方式包含着生产关系。 2.资本的生产方式不是永恒的,在资本的生产方式发展的过程中不断产生出否定资本的因素,这些因素正是未来共产主义的生产力因素。共产主义生产力因素只可能从资本的生产方式中产生,不可能从封建的小农生产方式中产生。在当代资本的生产方式中,共产主义的生产力因素表现在: 1) 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人类生活的社会化程度也在提高,因而产生了对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需求。为满足这些需求,政府作为经济组织为社会生产并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政府生产公共物品和服务时所占有的生产资料虽然仍具有资本的形式,但不再具有资本的实质或性质。它们的存在不以剩余价值为目的。因此,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生产是对资本生产方式的否定。 2) 在资本的生产方式越发达的地方,资本的生产力水平越高,劳动相对于资本而言在生产中的作用就越大,尤其是高级的脑力劳动正逐步资本化。它们在生产过程中使资本物品(生产资料)处于从属的地位,传统的资本吸纳雇佣劳动的要素结合方式正在逐渐瓦解。当然,脑力劳动的资本化还只是少量的局部现象。当生产资料相对于人类劳动只是一种被支配的物质时,资本的生产方式也就消亡了。因此,脑力劳动资本化现象正是否定资本生产方式的共产主义生产力因素。 3) 信息作为要素进入生产过程也在否定着资本的主导地位。在资本的生产方式的早期阶段,信息仅仅是生产的外部环境。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各生产层次、各生产环节的相联结必须依赖于信息的传递和处理,而且随着信息收集和处理能力的革命性飞跃(计算机技术的运用),物质资料的生产越来越表现为信息处理的结果。这就使得表现为资本的生产资料在生产中的作用降低,当生产力发展到社会生产完全由信息支配时,资本也就消亡了。可见信息收集和处理的能力本身就是共产主义生产力因素。中国加快发展市场经济与马克思所预见的人类发展方向是一致的。 3.所有制概念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指生产过程中人对物质资料的占有方式,这是所有制的物质内容;第二层含义是指占有方式所形成的法的关系。因此,所有制首先反映生产方式的特征,其次才反映生产关系的特征。脱离占有方式的所有权的归属形式的变化不能认为是所有制的改变。决定所有制的是占有方式,而决定占有方式的首要因素是被占有的对象的物质属性,而不是物的所有权的法律规定。马克思以后的苏联范式的政治经济学由于受斯大林的理论影响把所有制仅仅看作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归属形式,从而把所有制完全纳入生产关系范畴,由此导致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中一些重大谬误。 4.在资本的生产方式这一历史阶段中,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而导致了占有社会化程度的提高。生产社会化程度可由生产空间的维数来刻划,生产空间的维数越大其社会化程度越高。占有社会化程度也可由占有空间的维数来刻划。由于占有空间是生产空间在某一时刻的横截面,因此,生产空间是在占有空间的基础上增加一个时间维,从而生产空间仅比占有空间高一维,或者说占有空间仅比生产空间低一维。若生产空间是n维,则占有空间就是n-1维。当生产空间的维数n越来越大时,占有空间的维数n-1也越来越大,并且随着n越来越大时,生产空间和占有空间的特征差异将相对缩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早期阶段,生产社会化程度极大的低于当今工业社会中的生产社会化程度,占有方式的基本特征是资本的私人占有,生产空间和占有空间的维数都处于较低水平,这时占有空间与生产空间的特征差异尤其明显,并表现出尖锐的矛盾。这种矛盾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就是:“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在人们之间的生产关系上的表现就是“由资本形成的一般的社会权力和资本家个人对这些社会生产条件拥有的私人权力之间的矛盾”。马克思还推论这种矛盾“发展得越来越尖锐,并且包含着这种关系的解体,因为它同时包含着生产条件向一般的、共同的、社会的生产条件的转化。这种转化是由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发展和实现这种发展的方式所决定的”。即生产社会化将导致占有社会化,这一推论正被历史证明着。 5.社会占有取代私人占有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一方面,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占有方式从历史沿袭的私人占有(其组织形式主要是单人业主制和合伙制企业)逐渐发展出资本的社会占有形式——公司制企业。马克思当年就预见到了这一变化的趋势,他指出,股份公司是一种社会资本,是对私人资本的扬弃,是生产资料由私人占有向社会占有转变的过渡形式。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的一百年以来,股份公司已经成为资本生产方式中的基本组织形式。中共十五大提出对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正是遵循社会发展规律的结果。 另一方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工业化国家的政府作为经济组织进入生产过程,不仅在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生产上对生产资料进行直接的社会占有,而且对各种私人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运作进行规范——这些规范不光是政府制定的,更主要的还是国家组织中的立法机构制定的——使得这些资本的占有具有社会性或者更高程度的社会性。因此,当今工业化国家的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已经基本上或主要表现为社会占有的形式。当然,这种社会占有仍然处于私人财产的范畴内,但是,生产资料在法律上的私人所有权已经由于这些规范而逐渐模糊并逐渐脱离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活动,其作用已日益表现出减弱的趋势。 6.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对物的私人占有所形成的法的关系是财产权即所有权,而随着对物的占有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对物的社会占有所形成的关系就是现代产权。因此,现代产权关系与历史的所有权关系已有很大差异。从历史的所有权概念已不能推导出现代产权概念。西方经济学家对现代产权概念的定义也尚未统一,而是各自从不同角度去定义产权概念的。有的从信息不对称理论出发,有的从不完备合同理论出发,有的从外部不经济性出发,等等,都可以引出产权概念。但这些定义都只是对产权运作表象所进行的描述,尚未从本质上规范。因此,如果我们把产权概念定义为占有社会化的法的关系,前述各种不同的产权概念就都统一起来了。 政治经济学论文:试析波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论文关键词:霍克海默 文化批判 启蒙 批判功能 论文摘要:以往人们关注的是霍克海默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其实他所阐述的文化批判功能,才是其文化批判中最有价值的东西。西方文明启蒙的后果是用理性这种新的统治替代了昔日神的统治。霍克海默提出了新的启蒙就是文化批判的启蒙,即对启蒙的否定、否定再否定。这种新的否定物就是“文化工业”的出现。文化工业造就了一些失去反叛性与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认同的被奴役的异化者,要找回和发扬这种文化批判的反叛性,就要实现新的启蒙。霍克海默通过文化批判的反叛性揭示了文化批判的功能,即辩证的否定。 一、霍克海默论文明启蒙及其后果 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 1895- 1973年)的文化批判理论是对西方文明启蒙的反思和批判开始的。何谓启蒙?霍克海默开篇就说:“从进步思想最广泛的意义来看,历来启蒙的目的都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成为主人。启蒙就是使人们从恐惧、神话、宗教的统治和支配下摆脱出来,用理性代替迷信,用人性代替神性,从而确立人类对自然、社会、精神的支配权。但是,启蒙却由于其内在的自身逻辑而走向它的反面,蜕变成了一种新的迷信神话。启蒙、理性成为工具性理性,“神话变成了启蒙,自然界变成了单纯的客观实在。”“管理万物的精神与创造万物的神相似,都是自然界的主宰,与神相像的人具有支配定在的主权,是主人,具有指挥权。首先,启蒙推翻了中世纪宗教所追求的创造万物的神,人们以为从此可以从神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了,但是,前面驱逐了创造万物的神,紧随其后的是另一个神取而代之,这就是管理万物的神。这个神是人。人推翻了神,结果人自己变成了一个“与神相像的人”。人是这个世界的中心,他是这个世界的至高无上的又具有支配定在的所谓具有主权的主人。人性本应替代神性,从神的统治和支配下解放出来,成为具有独立个性、独立人格而不受那个至高无上的神所奴役。但是,结果却相反,人推翻了神以后,人并未从奴役下完全解放出来。人虽然不再受神的统治,但人在推翻神的过程中,自己把自己上升为统治这个社会最高的主宰万物的主人。这就构成了现代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它成为现代法西斯主义繁衍和孽生的根源。其次,在中世纪是神、信仰、盲从支配一切,启蒙唤醒了人们的主体意识,理性代替神的信仰与非理性的盲从。但是理性把神的信仰和非理性的盲从,从神坛上驱逐出神的殿堂以后,理性自己登上了神坛。理性铲除了人类的迷信,人们对理性推崇备至,理性自身成为人类新的迷信。理性就是一切,一切都要在理性的法庭前接受审判和裁定。理性倒退成工具性的理性,结果出现了一个工具性的与人相异的异化世界。理性统治取代了中世纪的神,而非理性的思潮对理性的这种统治的反抗,正如理性反对神性时那样,它恰好说明理性的统治已是一个使人无法忍受的像上帝一样的神。 文艺复兴以后,现代大工业发展起来了。它像魔术的咒符,把沉睡在中世纪的神自然唤醒,神奇地变成了人的财富—工厂林立,大都市从废墟中崛起,商品琳琅满目。但是,大工业发展并未给人们带来多大好处。这边财富堆积如山,那边却是饿俘遍地。工人制造了机器,机器反过来奴役工人。大都市一方面成了富人的天堂,另一方面却是穷人的地狱。商品、货币本来是人们生产出来用来交换的产品,但是,“自从自由交换结束以后,商品就失去了它的经济性质,而具有了偶像崇拜性质,这种偶像崇拜的性质一成不变地渗人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昔日,人们拜倒在偶像化了的神面前,现在却相反,人们却拜倒在商品货币的脚下,不仅商品已经失去了全部的经济特征,它只具有拜物教特征,而且拜物教的影响已扩大到了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启蒙的实质,就是要求从两种可能性中选择一种,并且不可避免地要选择对生产的统治权。这种选择并非真正的选择,它仍然是以一种对统治权的选择代替另一种统治权的选择,因此,选择本身就包含了新的统治权的产生。如人与自然,要么是自然统治人,要么是人统治自然。这就是说,一种旧的统治推翻了,一种新的统治取而代之,它不是人与自然的平等和谐,而是用一种新的统治去代替旧的统治。所以,“随着资产阶级商品经济的发展,神话中朦胧的地平线被推论出来的理性的阳光照亮了,在强烈的阳光照耀下,新野蛮状态的种子得到了发展壮大。启蒙理应带来自由、文明和进步,但是,恰好相反,启蒙是用“新的野蛮状态”代替旧的野蛮状态,并且在强烈的阳光照耀下,这种野蛮状态的神还在发展壮大。人性在这种状况下已经变成了非人性的状况,它正像《奥德赛》中奥德修斯和他的船员在海上偶遇海妖塞壬的故事。为了抗拒海妖塞壬那诱人的歌声,他自己不得不让人把自己捆在船的桅杆上。他既反对自己死亡,又反对自己幸福;既反对自己欲望增长,又反对拒绝本身的享受。这就等于启蒙越是给当代社会带来了财富、权力和知识的增长,它越是坚决拒绝去享受财富,去掌握权力、知识,等等。一切都因为启蒙而走向了倒退,由旧的极权走向新的极权,由旧的统治奴役变成新的统治奴役。启蒙就是事物走向自己的反面,就是自我摧残和自我毁灭,这就是启蒙的辩证法。 霍克海默深刻地揭露了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启蒙所带来的理性至上和科学技术统治的负面影响。现代工业技术所带来的异化、工具性,这是其消极因素。但是,近代资本主义与封建社会相比,启蒙的伟大意义则是不容否认的。启蒙最突出的划时代性的意义,就是为推翻封建神权统治制造了舆论准备。毫无疑问,启蒙具有解放思想、强化人们的主体意识的伟大意义。启蒙推翻了中世纪神权的统治,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障碍。启蒙思想家适应资产阶级利益的需要,针对宗教神权统治和封建社会的专制统治,提出了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要求。启蒙的负面影响的确存在,但这不是启蒙的罪过,而是以一定利益为基础的时代局限带来的。尽管时代进步了,而启蒙对那个时代所起的作用仍然不可否认。如果以现代人的标准为标准而完全否认历史,也就不会再有历史。历史不是虚无的,历史应是客观的事实。 二、霍克海默的文化批判 霍克海默把对启蒙的批判提升到可以解决一切经济、知识、政治、理性、宗教等间题的总机关,其意义不在于从旧的启蒙引出新的启蒙。他认为,旧的启蒙是文艺复兴文化的启蒙,新的启蒙就是对新的理性和技术统治的文化批判。因此,对启蒙的否定旨在从否定中生发出新的否定,这种新的否定物就是“文化工业”的出现。文化工业即是“欺骗群众的启蒙精神”。何谓“欺骗”?欺骗群众的启蒙精神有哪些?欺骗群众的启蒙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呢? (一)文化工业的“欺骗”。文化本来是人类历经数千年实践活动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从广义来看,可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文化在大多数情况下,应是狭义的,即指精神产品,指宣传、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卫生、体育、宗教、道德等。尤其是从人类使用文字、语言符号等开始,文化就是人类智慧和劳动痕迹的精神产品。文化与人类发展是同步的,人类从那里开始,文化也就从那里发端,人类在生产物质生活资料时也就生产了人类社会的文化。文化的产生与人类实践活动不可分离,但文化毕竟是人的文化。人类除了需要吃穿住这些生活资料之外,为什么还需要文化?这是因为人类的需要与动物的需要有着本质的区别。动物的需要是直接的、自然的,而人类的需要除了直接的自然需要之外,更为重要的是间接的、社会的需要。间接的需要除了以需要为根据提出要求之外,还有一种重要的尺度,那就是利益。因为它有利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因而才有需要;不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人们就会把这种需要逐渐从狭隘的需要中驱逐出去。比如原始社会的人食人会导致人类的自我残杀和毁灭,它是不人道的。人道主义作为一种文化就产生了。还有威胁人类正常生存等犯罪现象,首先最基本的就是非人道的,对犯罪惩罚无疑是人道的,它维护了人类正常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利益。所以,文化本质上应是根源于人类的需要和利益。既然如此,那么,同样是战争,为什么有的要受到法律的惩罚,有的却会受到赞扬呢?因为战争被分为正义的战争和非正义的战争。正义的战争要褒奖,非正义的战争引起人类生灵涂炭,是不人道的,它引起的后果应予以追究。但什么是非正义的,什么是正义的呢?在这里,它不只是一个文化概念,而且也是一个阶级概念,因为不同阶级对战争就有不同的标准。可见,阶级利益与文化相互关联。霍克海默看到了这一点,即认识到文化与阶级利益的一致性,因而把文化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联系起来。他认为,在现代科学技术统治下,文化成为一种工业。广播事业依赖于发电工业,电影事业依赖于银行,“电影、收音机,书报杂志等是一个系统”。“从宏观和微观上所表现出来的统一性,说明了人民所代表的文化的新模式:即普遍的东西与特殊的东西之间的虚假的一致性。在垄断下的所有的群众文化都是一致的,它们的结构都是由工厂生产出来的框架结构,这一点已开始明显地表现出来”。文化成为了一种像“工厂生产的框架结构”,因而,出现所谓“文化工业”。这种文化工业与“工厂生产的框架结构”同样成为了工业。“从利益方来看,人们是乐意把文化工业解释为工艺学的。千百万人参与了文化工业强制性的再生产过程,而这种再生产过程,又总是在无数的地方为满足相同的需要提供标准的产品。文化本应是艺术性,它的本质是创新。不同民族文化之所以能区别开来,就在于不同民族创造了属于自己民族的新文化。这种文化由于其特质只能模仿,无法等同。不同历史时期由于不同的科学技术水平而有不同的文化。比如印第安文化、巴比伦文化、华夏文化,等等。但是,文化工业制造的产品就不同了,最主要的是它不能创新,而是高度的“一致”,因为它把政治和经济结为一体。“技术上的合理性,就是统治上的合理性本身。它为了适应统治阶级的政治和经济的需要而产生,它充当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喉舌和传声筒。文化的合理就是为了统治上的合理性。统治者从其统治的目的出发,把文化模式变为统治的工具,为其统治上的合理性服务,为其政治、经济的利益服务。启蒙的文化工业发展到今天,不再是群众所需要的那种启蒙精神,而变成了欺骗群众的启蒙精神。 (二)文化工业改变了启蒙的本来意义,取消了文化的反叛精神。启蒙本来的意义是对中世纪封建专制和一切违反人道人性的宗教精神统治的反叛。因为,中世纪的文化就是神的文化、宗教的文化。在这种神的文化中,只有神的意志而缺乏人的自我意志,人的自由意志只有在神的关照下才是可能的。人的自主、自由、自觉的本性,人的独立个性,在神的统治下都成为了无关紧要的东西。启蒙的意义就在于它的反叛性。启蒙用人性反叛了神的意志,用资产阶级文化反叛神的文化,但这些只是一种虚假的反叛。因为由启蒙唤醒的文化工业,取消了文化的反叛性质。文化本应是对现实的反叛,从而使文化创新。但是,文化工业完全违背了文化的初衷,反而使人失去了自己的个性,使一个人等同于另一个人,最后每个人都成为一个模式的人。文化本应培养人们的创造能力,但文化工业却反其道而行之,成为了每个人个性的抑制者。文化应激发人们的想象和自发性,但现在却使人们的想象渐渐萎缩。文化工业用一些陈词滥调、固定的模式来消除人们的创新能力,用一些无聊的毫无意义的流行的作品来占用人们金子般的时间,致使社会上所有的人都接受了文化工业品的影响。“文化工业的每一个运动,都不可避免地把人们再现为整个社会所需要塑造出来的那种样子。机械工业生产出来的是物的产品,文化工业却不同,它生产的是人,塑造的也是人。文化工业生产出来的不是具有个性的人,而是为“整个社会所需要塑造出来的那种样子”的人。这种文化不再是反叛(批评或批判)现实的文化。工业文化成为失去反叛性质的模式文化。霍克海默对文化工业带来与启蒙本来意义相悖的结果进行深刻而尖锐的批判,这是正确的。因为,文化本来的意义是创新,而反叛(批判)则是创新的起点,反叛也是创新的动力。文化就是在反叛中不断创新和不断发展的。创新是文化的灵魂,反叛则是创新的杠杆和动力。没有反叛,创新就不会有动力。但是,反叛也并非代替一切,因为文化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即文化的继承性。只有继承才有发展,因此,如果把反叛看成高于一切的东西,就等于取消了文化的继承性,这也是十分错误的。 (三)文化工业的虚假性带来的后果是画饼充饥。文化工业利用电影、电视、广告、报纸等媒体,制造一些虚假信息,不断地向人们许诺、欺骗,把人们推向了虚假性的陷阱。例如消费,“文化工业通过不断地向消费者许愿来欺骗消费者。它不断地改变享乐的活动和装演,但这种许诺并没有得到实际的兑现,仅仅是让顾客画饼充饥而已。文化工业不断地向人们挥舞橄榄枝,用许愿、承诺来欺骗顾客,使顾客目不暇接、晕头转向,堕入云里雾里,但最后一无所获。在自由时代,文化工业揭露封建专制的落后、腐败、颓唐,鞭挞封建专制野蛮、扼杀人性、违反人道的行径,唤醒人民的反封建意识,吹响了向封建社会进攻的号角,动员社会可以动员的力量,从而使资产阶级在封建统治下争得一块又一块地盘,把封建神权从他们的宝座上拉了下来,动摇了封建神权统治的基础,然后又在上层建筑领域建立了资本主义政权。但是,现代“与自由时代不同,工业化的文化可以像民族文化一样,对资本主义发泄愤怒,但不能从根本上威胁资本主义制度。这就是工业化文化的全部实质。文化工业也在发牢骚,面对现实社会,抱怨倍增,对当代资本主义,奋笔疾书。但是,这些都是隔靴搔痒,不能触及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要害,不能从根本上威胁资本主义制度。在霍克海默看来,这就是“工业文化的实质”。这是因为文化工业这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愤怒”,仅仅只是表面的,它只触及资本主义的皮毛,而不会伤其筋骨。尤其是文化工业对资本主义发泄愤怒,与它对日常生活的态度相互矛盾。文化工业把日常生活与资本主义制度对立起来,它只诅咒资本主义制度,而把日常生活美化如天堂一般,这样一来,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诅咒变成了毫无意义的牢骚。这样,享乐是一切,一切在享乐中沉沦,一切在享乐中度过。文化工业就是这样造就了一些失去反叛性而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认同的被奴役的异化者。按霍克海默的意见,找回和发扬这种反叛性,就是实现新的启蒙的途径。 霍克海默关于文化工业反启蒙的性质,也就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弊病。霍克海默在批判文化时,实际上也是对文明的批判。霍克海默在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中,由于缺乏严格的界定,导致了在批判文化时也对整个文明的否认和批判,这就是霍克海默的失误。 三、文化批判功能及其启示 霍克海默文化批判理论究竟有什么积极意义?一般认为,那就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其实,这是片面的。在我看来,霍克海默对资本主义理性至上和科学技术统治的批判,仅仅是霍克海默批判理论的一个方面,而他所阐述的文化批判功能,才是他文化批判中最有价值的东西。霍克海默就是从文化批判功能开始,逐渐展开对资本主义文化工业批判的。在他看来,文化批判是走出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统治,走向新的文化建设的总机关和动力。当然,文化批判的功能再强大,也不可能摆脱文化工业在资本主义的统治。但是,文化批判对文化建设的作用,尤其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却是不容忽视的。 在霍克海默看来,文化批判的功能就是辩证的否定。法兰克福学派把否定辩证法看作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精神。在他们看来,事物不是肯定、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而是否定、否定再否定。在他们的理论中,否定是绝对的否定,因为有了肯定就没有否定。阿多尔诺说:“被否定的东西直到消失之时都是否定的。这是和黑格尔的彻底决裂。在霍克海默看来,文化批判功能就是否定、否定再否定。否定被当作是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可以拯救资本主义文化危机的总机关,这当然是片面的。文化批判的基本精神应是辩证的否定。从文化建设的过程来看,文化批判的作用就是肯定、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在这里,肯定本身就包含否定。任何文化在最初阶段,首先是以肯定的形式出现,这就是继承。但任何肯定都包含了否定,而否定就是扬弃。文化扬弃了自己的有限性而保留了其积极的合理方面,文化就进入了否定之否定,完成了一个周期,这就是发展和创新。文化建设就是通过文化批判,不断地从肯定、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螺旋式波浪式地上升和前进的。因此,没有文化批判,就没有辩证否定,就不会有文化的发展。但是,把否定看作是绝对的否定,这就抹杀了文化的继承性,必将导致文化的虚无主义。尽管如此,霍克海默所论述的文化批判功能对我国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文化批判的本质是创新。霍克海默认为,文化是对现实的反叛,文化的实质就是创新。霍克海默把文化批判同现实绝对对立,旨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仅此而已。其实,文化与现实既有同一性,又有非同一性。从同一性来看,任何优秀的文化都产生于现实,又服务现实;都产生于社会的日常生活,又服务于社会的日常生活,这是一致的。但文化与现实又有非同一性,因为文化具有相对稳定性。当现实生活向前发展时,文化甚至还徘徊在旧时代的基地上停滞不前。文化批判的实质就是创新,通过文化批判使旧文化从它的基地中走出来,创造一种适应新时代需要的新文化。因此,创新不是重复,也不是雷同。创新就是使文化的同一性走向非同一性。黑格尔在论述哲学史的批判功能时认为,哲学史的实质是“通过哲学史本身去证明哲学知识的无用”,哲学是在批判中发展的。他说:“一种新的哲学出现了。这哲学断言所有别的哲学都是毫无价值的。诚然,每一个哲学出现时,都自诩为:有了它,前此的一切哲学不仅是被驳倒了,而且它们的缺点也被补救了,正确的哲学最后被发现了。黑格尔是对的,哲学史是如此,文化更是如此。文化就是通过文化批判不断地发现和创新。没有文化批判,就没有文化前进和发展。古希腊的文化发展是这样,我国先秦文化发展也是这样,没有先秦诸子百家的文化批判,就没有先秦文化的繁荣。德国古典哲学更是如此,没有以马克思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文化批判,就不可能产生马克思主义。甚至可以说,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才出现了一批在当时并不起眼的,但在文化史上也有一席之地的思想家,如杜林、施特劳斯、鲍威尔、施蒂纳、费尔巴哈,等等。所以,没有文化批判,就不可能有文化创新和大师级的文化名人出现。文化的继承主要是指文化的同一性。继承如果没有批判,那就是重复和雷同。继承和繁荣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当前主要缺少的还是文化批评。时期,学术批判政治化,批判成了打倒一切的代名词。但是,现在却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那就是肯定太多,批评太少。即便是文化垃圾,也很少有人出来清扫。其实,批评和批判,决不是打倒一切,正当的文化批评和学术争论,是一种更为重要的研究。如康德在世界学术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就在于他对人类知识的研究和审视,尤其是对欧洲近代哲学唯理论和经验论的批判。他的主要著作都以批判命名,如《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可见,颂扬和批评,批判和继承,肯定和否定,是促进文化繁荣的两种动力。 (二)当前文化繁荣的主要推动力是文化批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文化批判功能愈益突现出来。由于市场经济是一柄双刃剑,因而,适应市场经济需要而产生的文化,必然也是双向的,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适应市场平等自由交换而产生的平等自由正义等观念,它是文化建设中正面的东西。但是,市场经济也对文化带来负面的影响,那就是功利化、媚俗化、平面化和边缘化等倾向的产生。因而,文化批判的作用愈益重要了。文化批判一方面应像园丁一样,细心呵护那些适应市场经济而产生的正面的文化观念,另一方面,文化批判要毫不留情地扫除那些污染环境的垃圾。霍克海默把文化工业的反面消极影响揭露出来了,对这些东西进行否定,当然是绝对必要的,但是,他由此在批判文化工业时却否认了一切文化,这就等于否认了文明。肯定文明不是不要文化批判,如果没有文化批判,那就分不清什么是金子,什么是沙子,什么是财宝,什么是垃圾,那就没有文明的发展。当前应对那些以文化的名义为幌子的伪气功、邪教和封建迷信等活动进行批判和打击。总之,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进程中,我们务必弘扬优秀文化,加强文化建设,而我国的文化建设能否健康发展,有待于有效的文化批判。 政治经济学论文:对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的思考与建议 摘要:政治经济学是财经类高校一门重要的基础理论课程。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政治经济学面临被边缘化的倾向。作为高校政治经济学教师对此深感忧虑。本文对政治经济学课程、教材、教法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作了分析。并从教学指导思想、编写一本体系合理内容精炼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政治经济学立足课堂教学等方面提出了提高教学质量的思考与建议。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 教学改革 建议 政治经济学是财经类高校一门重要的基础理论课程。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政治经济学面临被边缘化的倾向。作为高校政治经济学教师对此深感忧虑。本文是笔者在政治经济学教学实践中遇到问题提出的看法与观点,作为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的思考与建议。 一、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各种版本的政治经济学教程多达上百种。教材内容和体系改革的主要模式有:改良模式、嫁接模式、混合模式。目前我们使用的是由逄锦聚等主编的面向21世纪政治经济学教材(第四版),这一教材虽然经过了多次修改,但在内容和体系上依然有不妥之处。 1、目前使用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存在的问题。首先从教材的内容来看,本教材的内容共有21章。这本教材的编写具改良、嫁接、混合三种模式组合为一体。其内容的组合既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理论,也有现代西方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这些理论的大综合。这本教材至今已有四版。出版的时间分别是2002年、2003年、2007年和2010年。教材字数均在50多万字。教材的特点:内容广泛。从这一特点的积极效用看,它不失为一本或者说更适宜做为高校教师备课的参考用书和学生自学教材。但目前,这一教材的授课对象是普通高校全日制学生,其内容就显得庞杂,缺少应有的精练。另外,教材中以表格形式所采用的数据过于陈旧,比如教材第126页表8-1“美国制造业的剩余价值率(1929年-1985年)”、教材第173页表11-1“1977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重要经济部门的生产中国有企业所占的比重(%)”。这些数据不能反映这一经济现象的现实。这与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这样的命题不相适应。 其次从教材体系结构来看,第一篇是:“政治经济学一般理论”有七章;第二篇是:“资本主义经济”有6章;第三篇是:“社会主义经济”有8章。这种体系构架中,第一篇“政治经济学一般理论”,其内容主要由马克思《资本论》一部分理论,有列宁《帝国主义论》一部分理论和西方经济学一部分理论,还有编书者自选编辑的其它内容,共同合成。这种由合成的第一篇“政治经济学一般理论,” 使有些章与章之间缺少理论承上启下的内在必然性。例如第一篇“政治经济学一般理论”中的第一章第四节与导论中的研究对象的内容有重复。第五章“社会资本再生产和市场实现”向第六章“信用制度与虚拟资本”之间的过渡,难以看出两章理论之间内在的逻辑联系。第六章“信用制度与虚拟资本”向第七章“竞争与垄断”的过渡,以及第二篇“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第九章“资本主义分配”向第十章“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企业”这两章内容上的关联程度不紧密。这种前后秩序安排显得生硬。第十二章“经济全球化和资本主义国际经济关系”与第十三章“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和发展趋势”也属于这种问题。另外第二篇“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及其对经济的干预” 这一章内容与第一篇“政治经济学一般理论”中的第七章“竟争与垄断”有些内容具有重复性。以上是笔者认为教材体系安排上和内容编选上存在不够合理的方面。 总之,本教材在体系架构上的承上启下理论内在逻辑关系不紧密,在使用过程中感觉整个教材章与章的编排在理论上的衔接不自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教学效果。 2、社会上对政治经济学在现代经济学中地位的片面认识给政治经济学教学带来的不利影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的较长一段时间里,我国高校是做为政治经济学教材之用的。随我国着改革开放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已经不再作为教科书了。而以《资本论》为主线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现代经济学的地位,目前在经济学界有许多争议。其中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把《资本论》与前苏联有关计划经济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理论等同起来,认为它是一种只研究价值和计划经济,不研究财富和市场经济的传统经济学,而西方经济学则是专门研究财富和市场经济的现代经济学。由于我们中国现在主要需要研究市场经济中的财富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所以我们需要使用西方经济学的一种范式或话语体系,并发展这种现代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代和中国都无关,它的一套话语体系应该完全放弃不用。这种说法虽然不符合事实,也不利于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但这种观点有一定社会群体。这种意识在学生中有影响,从而产生一种倾向,认为以马克思《资本论》为标志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批判资本主义,是一种说教。百年后的今天这些理论基本过时,难以解释现实。这种倾向和思想给教与学增加了难度。 3、研究对象、层次和方法方面的原因。首先,当今世界,经济学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大对立的理论体系。这两大理论体系的研究对象和层次以及运用的主要方法都有着重大的差别。西方经济学侧重经济运行和对经济现象的表层描述和分析,运用的主要是边际分析、实证分析、定量分析、均衡分析以及主观心理因素等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偏重于对经济关系本质的分析,它研究物与物关系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研究经济问题的本质规定,揭示社会发展规律。运用的主要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方法或方法论上的区别,这与它们对待资本主义的不同态度有关。马克思研究经济学的目的在于寻找资本主义社会不合理现象背后的经济根源,而要证明这一点,在逻辑上就必须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只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是人类社会历史演进中的一个特殊的社会形态。而这样的逻辑只包含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观之中。马克思正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分析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规律,并得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具有历史性的结论。西方经济学家一直对资本主义抱有特殊的价值取向,即把资本主义看作是永恒的、理想的社会制度。在这种价值取向下,现代西方经济学主要研究资源配置问题并与之相关的市场机制。一些学者和学生认为西方经济学总结了市场经济的一些管理经验、甚至个别论点有其合理性并在一定程度与现实经济问题有着结合,有些理论有一定的实用性,西方经济学研究的这些表层的经济问题,容易被接受。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事物和经济现象的本质,研究物与物关系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需要高度的抽象思维能力, 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学生在学习中会有畏难情绪。 其次,政治经济学以上大课的教学形式影响师生学术思想的沟通和理论探讨的互动,使课堂难以有序的组织和管理,因而课堂教学主要采用灌输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教学效果。 4、教师原因。教师是教学的主导。教学内容筛选,教学方法的选择都取决于教师。在教学方法上,政治经济学教学一般从基本概念范畴出发,通过逻辑推理演绎出一套经济学原理,然后围绕这些概念和原理引用一些具体事例加以分析和证明。这种教学虽然能反映出教师的良好理论素养,但从另一方面证明,这种教学使教师把备课、教学精力用在了概念范畴的界定和逻辑推理上,追求理论体系的逻辑性、完整性,在课堂教学中就理论本身深入探讨和充分的理论联系实际显得有些欠缺。这种教学使教学效果打了折扣。 二、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学质量的建议 1、确立正确的教学指导思想。在教学中使学生真正明确学习政治经济学的意义,消除学生错误观念,帮助学生解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的不正确认识,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针对现实问题予以说明和解释实际,以理服人。 2、编写一本体系合理内容精炼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政治经济学教材体系架构存在的问题不是调整所能解决的,对已成型的体系框架在其范围内进行调整,我们做过这样的尝试,其结果不能令人满意。所以,在原有架构上的调整或变动难以取得好的教学效果。从长计议,教材需要重新编写。笔者认为,编写一本《政治经济学》教材,体系架构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一部分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概论,一部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这本教材的编写特点是把具有相对独立的不同理论分为不同的篇章,各个不同的理论相互之间基本不嫁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这部分主要按《资本论》体系编写,因此,理论不会有什么问题。“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概论”参考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现实编写。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这一部分以我国为主,编写我国改革开放前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这三部分后两部分比重要大一些。编写注意两点:一是,章与章之间的衔接有其内在的理论逻辑关系和必然性,框架体系合理。二是,写作内容贯彻少而精的原则。全书字数控制在35万字以内。 3、政治经济学立足课堂教学。坚持灌输原则,讲究灌输艺术。这里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抓住重点、剖析难点、解答疑点。第二,加强案例教学增强学生的感性认识和实践能力,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吸引力与实效性。第三,采取对比法教学,更新对比角度。例如,对同一个经济现象和经济范畴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不同的研究角度和层次,价格范畴,西方经济学根据供给和需求及各自的弹性,描述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价格界定为价值的货币表现,价格运动表现价值规律的作用,价格与价值既有量的背离,也有质的背离,这就从经济学原理上深刻阐明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化的东西虽然没有价值但却会有价格的现实,而西方经济学在这一问题上只看经济现象,却永远不会发现价格背后隐藏的深层次理论,更不无法懂得它们两者之间的关系;资源配置,西方经济学强调帕累托最优,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它界定为社会劳动在各个部门的分配,资源配置的效率标准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节约;对产业利润、商业利润、利息和地租等分配范畴,西方经济学把它看作要素报酬的形式,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看到了这是各要素的报酬形式,同时看到了这种报酬后面的源泉是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在不同要素所有权主体那里量的分割形式;凯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其理论体系的核心是有效需求原理,据此他得出了资本主义由于有效需求不足,使得资本主义不能实现充分就业,这一结论的正确性在于凯恩斯否定了传统经济学所认为的市场是万能的和能自动充分实现就业观点,但是资本主义经济之所以出现有效需求不足,从而不能实现充分就业,关键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以及由此产生的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而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完全回避了这个关键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找到了病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个理论体系有着重大的差异,他们都依据各自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的层次作经济分析,都有不同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既采取了对比法教学方法,又更新了对比角度。这种从经济现象和理论本身进行比较和对比,角度发生了变化,会引发学生思考和分析问题的兴趣。学生在这种对比中自然会有自己的看法和观点。第四,理论联系实际是教学的核心与精髓。政治经济学是理论性很强的一门课程,但这门课程理论联系实际的空间又非常广阔。经济学不能是黑板经济学,如果这样学生听着枯燥,打不起精神,甚至不愿意上这门课。理论联系实际则不然,用政治经济学理论说明当前国内外经济问题的热点焦点,从而使政治经济学面对经济发展的现实具有强有力的说服力和解释力,长此以往,一定能够提高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积极性和情趣。贯彻始终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便潜移默化为学生们的学习方法。从而提高了他们思考与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教师的传道、授业、解惑的作用自然发挥其中。第五,加强教师对政治经济学多媒体制作的研究,提高多媒体软件的制作水平。多媒体的课件制作,不是电子教案。多媒体的课件制作要有理论性和艺术性,适应教学内容的需要,还要有一定的背景资料。这是多媒体课件制作的必要因素。
农业技术进步论文: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 摘要: 农业在国民经济里占据着基础性地位。农业对经济的发展有着推动作用,另外,我国农村人口占据较大比重,农业收入是其主要的收入来源。这些因素都确保了农业在我国的地位。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农业经济也不断发展,但是也呈现出各种问题。当前,我国土地资源日益减少,农业经济发展竞争更加激烈,如何推动农业经济发展是我国各界关注的重点。 关键词: 农业经济増长;农业技术进步;经济增长 当前,我国农民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还是农业收入,这种现象严重的制约了农民经济收入的增加。另外,我国农业的发展方式也多是粗放式发展,经济增长的方式没有达到最优。农业经济的发展最终必然是走可持续与集约化发展的道路。本文重点针对农业技术来研究农业经济的发展。 一、农业发展的概述 (一)农业发展中的相关概念 在我国农业是指依托土地资源进行动植物生产的产业。农业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所谓狭义的农业主要指依托土地资源进行种植农作物的种植业。广义上的农业还包含了种植业、畜牧业、渔业、林业及相关的副产业。所谓的农业技术是在农业活动的生产活动中,农业从业者为实现增产与增收,对从事的农业活动进行的技术改造与优化活动。在农业领域内,农业技术的进度对农业发张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农业技术进步的主要外在表现有:落后技术的淘汰,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农业产值的增长、生产效率的提高。 (二)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农业经济发展虽然有了明显的增长,但在农业的产业发展中仍存在着许多问题。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有:农村耕地种植面积的大幅减少,人地矛盾日恶化;农业受教育程度低,文化水平较弱;农业技术发展缓慢;土地集约化程度低;农业经济整体呈现不出规模效益;农产品供过于求,竞争力弱;农业经济结构不合理等等。 二、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改变农业生产要素的质量 农业技术进步可以改变农业生产要素的质量,以此可进一步促进农业经济的增长。农业技术进歩的作用首先通过生产要素的改变来实现。农村经济发展中,生产要素主要是农作物、鱼类、林木及牲畜。通过改良农作物、鱼类、林木及牲畜的品种可以推动农业经济的发展,要实现农业中生产要素的品种提升,需要现代的农业种植与遗传学的文化知识,更需要对所依托的土地资源进行改造与优化;需要改造生产工具与器械,提升生产效率;另外,还要提升生产所依托土地资历的利用率,以此推动农业经济发展。 (二)优化农业生产环节 农业技术的进步对其经济发展的影响不仅表现在生产要素的优化中,更通过渗透到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中表现出来。整个农业的生产活动中,通过利用科学技术,提升农业的技术发展水平可以优化土地的基础建设,改善耕地水土流失与土地沙化的状况;还可以发展循环农业,生态农业,实现农业的规模化与产业化的发展。在农业延伸产业上,农业加工业发展可以通过技术发展,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增加其产能与品种。在流通环节,通过农业技术的进步,依托先进交通工具与便利的交通设施,可以实现农产品的快速交换。此外,企业可以建立起功能齐全,渠道多样的信息网,加强农业生产各环节的联系,以此促进农业的经济发展。 (三)改良农业的产业结构 农业不仅仅是指农业种植业,它包含了多个产业统。通过改良与优化农业的产业结构的可以促进农业的经济发展。农业技术水平的提升可以提升农业的增长质量,农业的产业结构也会得以优化与改良。举例来说,畜牧业与渔业可以通过改进农业技术以此优化其产业内部的结构,甚至优化两部门产业间的结构,从整体上使整个农业产业结构发生变化,得以优化,最终是农业得以发展。 三、农业技术进步的优化策略 (一)提升农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农业技术水平的提升,要从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着手。首先。国家农业管理部门,特别是科研部门应该改变其技术研究方向。当期,我国地方的农业科研部门的关注重点是农业生产,科研重点几乎全部在农业生产上。农业科研部门应将科研重点放在生态农业、循环农业上,发展可持续的循环农业。除此之外,科研部门应该关注农业的品种改良、信息技术提升等。其次,农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提升不应该忽视政府的监督作用。在农业科研领域中,所有的科研项目经费往往是由政府部门来提供。政府在农业技术提升中,充当了投资人的角色。在整个农业技术创新能力提高中,政府部门更应该发挥其宏观管理的角色与监督者的角色。再者,积极推进农业科技的产业化。农业科技的产业化主要是指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这种产业化是指上市农业发展与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政府要加大对农业的高新技术园区开发与拖入,通过政策、地域及农产业优势吸引农业科技企业与单位入园,实现农业科技的产业化。 (二)加强农业产业的教育 农业技术水平的提升要不断的加强农业产业的教育。加强对农业从业者的职业教育,使其成为农产产业化经营的主体;开展实用农业技术的培训,增强农民的科学生产意识;积极引导与强化农民及相关从业者的市场观念。农业技术提升的关键是农业从业者对新技术的运用。因此,农业从业者应该积极接受农业产业教育,增强其科学文化素质,并在农业生产中将农业技术及相关知识运用起来,推动农业经济的发展。 (三)推动农业的市场环境改革 农业技术的发展也依赖于农业产业本身。通过对农业产业进行改革,为农业技术发展创造良性的市场环境。农业技术的发展本就随着农业市场环境变动而变化,市场对农产品与生产机械需求增加,市场上众多参与者会更多的关注于通过提升农业技术水平以获取更多农产品。因此,通过对农业产业进行改革,增强市场对农业产业的需求,改善农业产业的市场环境,最终,创造有利于农业技术发展的市场环境,以此推动农业产业的发展。 (四)加强农业技术的推广 加强农业技术的推广与传播有助于农业技术的发展。农业技术的推广要做到及时、有效地将最新的农业技术推广给农业从业者。最终,能够帮助农业从业者解决农业生产中的各种问题,促进农业技术的进步。农业技术的推广要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农业技术推广和研究体系。技术推广与研究体系要坚持以政府主导,充分发挥各方优势对农业技术进行多元化的技术推广与研究。要避免单纯依靠政府主导,要充分发挥农业、农民及相关从业者、农业经济组织、农业技术研究企业的力量,要做到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 (五)提升农业技术队伍素质 农业技术的提升离不开专业的农技研发人员,提升农业技术研发团队的专业能力与素养才是关键。对于农业技术研发团队的专业能力与素养的提升核实对农业技术团队的培训工作。因此,农业技术研发团队要加强对其从业人员的培训;在进行人员招聘时,要对研发人员进行全方位的考察。不仅要求研发人员具备较强的专业能力知识,还要求研发人员具有大量的农业经验;对农业技术研发团队而言,还应该完善对其考核评价制度。团队及研发人员素质的提高要充分发挥考核评价制度的作用。通过对相应人员进行考核与评价,以此激烈其专业能力的提升。 作者:李玉红 单位:开封市农村水利技术推广站 农业技术进步论文:农业技术进步战略选择 摘要:传统农业技术概念在市场经济中的不适应状况,导致农业生产和经营环节的分离,制约着农业技术价值的实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农户需求为导向的农业技术体系应该包括处于不同层次并相互关联的农业生产技术、农业经营技术、农业组织技术、农业信息技术和农业创新技术。在农业技术进步由政府供给主导型向农户需求主导转变的过程中,农业科技人员应成为农业技术市场运行的主体。 1.市场经济中农业技术概念的不适应 在人们的普遍概念中,农业技术仅仅局限在农业生产这个环节,相当于英语中的technique。因此,尽管人们将其扩展到产前和产后,但最终仍然没有脱离一个“产”字。显然,这一格局依然是沿用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并与传统农业较低的生产力相关联。虽然我们运用了一系列先进的“生物技术”、“化学技术”、“物理技术”和“机械技术”,尤其是近来不断发展中的所谓农业高科技,如基因工程、细胞工程在农业中的应用以及“电脑农业”、“精细农业”等,但归要结底无不是以增加农业生产的产量为目标导向的。因而,这些技术在小规模的示范阶段,因其极大地提高了农产品产量。并且在这种农产品在市场上处于供不应求的情况下,使农业增产和增收的双重目标的实现成为可能。然而,一旦将这些技术在更大的范围进行推广应用时,便会出现农民应用先进技术后“增产而不增收”的普遍现象。其原因一方面是人们在选择应用新技术时,缺乏对市场最基本规律的认识,另一方面则与人们使用了这种单一性的、不完整的农业技术概念有关。在传统的农业技术概念中,农业生产和农业经营始终处于分离的状态。 严格意义上的农业技术应该是英文中的tech-nology,是指一系列工具、手段、方法、工艺、程序等的总称,它不仅作用于生产过程,同时也涉及到生产的组织和管理过程;既作用于物,同时亦作用于人,而根本的则在于对人的能力的提升,提高其在变化的、复杂环境中的适应性和能动性。因此,农业技术不仅要作用于自然,降低农业生产中的自然风险,更重要的是要作用于人与人所关联的社会,以减少农业生产的社会风险,并在同市场的关联中,控制市场风险。 但长期以来,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农业技术被限定为人与自然相互作用关系的产物,而忽视了农业技术同样是人类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结果。人们在选择农业技术时,往往对农业技术应用的社会性因素考虑不够。在农业技术由政府供给主导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尤其是县级政府,在制定农业政策和在推广农业技术时,往往运用静态的决策方法,即只是根据当前市场状态,而缺乏对未来市场变化的基本预测,有时是按当前外地市场甚至是国际市场的价格来组织当地的农业生产,决策时存在着严重的时空错位现象。而在当地农产品市场容量极为有限时,农民缺乏有效组织的情况下,造成了农民间的无序竞争,各种农产品收购大战中,最终受损失的是农民的利益。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几乎所有的地方在推广农业新技术时,均出现过大起大落的局面,尤其是像果品生产,从决策到见成效,需要有一个较长的周期。这种决策的延滞效应,使农民在政府的行政命令下,一次次地随着政策“失误”所造成的损失,而且更重要的是导致了政府权威性的逐步衰减,农民们甚至发现了“逆政府号召而动”的规律。在用市场行为标准处理一系列相关的问题时,农民行为与政府行为之间的冲突呈日益加大的趋势。 2.市场经济中农业技术的价值 面对这种当地市场空间狭小,而政府调动资源能力超强的情况,各地农业技术部门扮演着一个十分尴尬的角色,在增加农民收入的良好愿望的激励下,农业技术推广人员仍然沿用传统的推广模式:技术引进-试验-示范-推广,农业新技术在解决农民对技术某方面需求的过程中,往往产生农民所不期望的负效应。大规模推广的各种新技术,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起到了干扰、破坏市场平稳运行的反作用。 严格来讲,农业技术部门缺乏真正有效的技术,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于技术有效性的评价再也不是以前以产量的增加幅度为唯一的标准了,衡量技术的先进性更重要的是其能产生的经济效益,而对技术经济效益的评价只能是通过市场,较之计划经济下的专家评估体系更加客观。显然,在许多新技术推广过程中,农业技术部门是同市场脱节的,即所推广的新技术缺乏市场检验的过程。因此,当问到技术人员自己敢不敢首先应用所推广的新技术时,回答一般是否定的,或至少在考虑市场因素时,回答往往是不肯定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要求农民采用新技术,岂不有自欺欺人之嫌?当然,这里涉及到对技术的评价问题,即如何认识技术效益的两面性。当人们追求技术的正效益的时候,往往会缺乏对技术可能的负效益的应有认识,缺乏对技术应用风险性的正确理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技术的经济效益同市场风险呈正相关,即效益愈高,其存在的市场风险亦愈大。而且,任何技术的经济效益是同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关联在一起的,受到市场供求均衡基本规律的制约。 农民在满足自身对农产品消费的传统自给自足的生产目标时,农业生产技术以其极大提高产量的优势,所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农业技术进步从根本上解决了我国广大农民粮食自给问题。然而,在以市场为导向追求农业的经济效益目标的商品化生产时,农业便不是一种简单的生产过程,更多的则取决于同生产相关联的经营过程。在这种情况下,经营策略决定了对技术选择的效益。一旦经营策略失误,技术愈先进,产量愈高,则带来的损失愈大 由于对技术经济效益的不确定性增加,传统农业生产的弊端便显露无遗。农民尚没有改变其在市场经济中的自然人状态,其对技术的选择应用仍然受到下列因素的严重制约。 (1)农户小规模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限制了其在市场中的有效参与。 (2)农户处于市场信息不完全条件的多主体决策状态,所形成的决策趋同性,经常导致农副产品生产的供大于求。 (3)农户间的无序竞争格局,尤其是在有限的本地市场,导致农户有限资源的内部消耗。 4)由于缺乏相应的资本市场,农户调动资源的能力十分有限,很难充分地利用新技术的优势把握市场机会。 (5)政府技术部门在向农民提供技术时,处于严重的部门分割,学科分离的状态。 所有这些反映出农村地区农业技术进步的落后状况,并与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要求不相适应。农业技术市场发育的滞后,使农民在被动地接受政府部门供给的农业生产技术外,缺乏根据市场机会和其自身特点选择农业技术的可能性。 3.市场经济中农业技术进步的体系特征 面对市场,农民不仅需要农业生产技术,同时更需要与农业经营相关的技术。市场经济体系为农民提供了不同的发展机会,因而也促进了农村社区原来基本上处于同质状态的农户间的不断分化。在同一社区农户自然资源禀赋基本相同的情况下,掌握和应用农业技术的差异,导致并加速农户间分化的根本性动因。因此,当我们比较同一农村社区农户间的差异时,会毫无例外地发现,那些社区中的“能人”(专业大户),较一般农户,尤其是较贫困户的优势,并非仅仅表现在农业生产这类“硬”的技术上,更多的是在“软”的经营技术上,包括更强的经营能力和组织能力,具有更强信息意识和创新意识,即他们在对其“智能”的应用上,呈现出高于一般农户的明显倾向。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户不仅仅是一个生产者,更重要的他们已经或正在成为农业的经营者,即根据市场对农产品的需求和自身的资源特点,组织进行以经济效益为目标的农业经营活动。在传统农业中,种什么、养什么以及怎样种、怎样养的技术对于农民生存条件的获得是十分重要的,但在市场条件下,生产技术必须在同市场关联的情况下才能意义。所谓的经营技术,首先是要会进行最基本的成本-效益分析,知道在不同的市场条件下,如何降低生产成本、如何提高销售利润,从而制定针对不同市场状态的经营策略,尤其是如何避免市场价格风险的措施。显然,绝大多数农村“专业户”,通过长期实践的摸索和总结,基本上具备了这方面的技术能力,使之能更主动和更有效地参与市场,以取得相应的经济效益,而一般农户的技术水平尚没有进入到这一层次,使其提高农业效益十分艰难。 当然,即使那些成功的“专业户”,在追求更高经济效益的过程中,由于缺乏相应的经济技术,农业生产和经营仍然停留在较小的规模上,导致其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尤其是不能参与到更远、更大的市场中去。本地农产品市场空间的狭小以及农户间的无序竞争格局,成为农业提高效益的瓶颈之一。因此,农业组织技术所针对的是如何有效解决农户小生产对大市场的适应,通过组织的形式不断扩大农业生产经营的规模,促进农户间需求和农户自身特点的分工与合作。目前各地在推行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过程中,强调并扶持各种类型的农民技术组织和经济组织的建立,其实质便是农业组织技术的具体推广和应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生产经营呈现出越来越开放的格局,相对于自给自足传统农业的封闭性,其有效运行是建立在信息的基础之上的。农业商品化程度越高,生产经营的规模越大,对有关信息的需求量则越大,对信息的质量要求越高。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农业生产经营的效益与所采用的信息技术呈正相关。农村中的“小贩”在关联农业生产者和消费者、活跃农产品市场、提高农业效益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农业流通领域中信息的价值。农业信息技术是涉及到如何更有效地收集信息、分析信息、传递信息和使用信息等的手段和途径,使信息最终为农业生产经营的决策提供有效的依据。显然,相对于分散的农户生产经营格局,有组织有规模的农业生产经营更依赖于信息技术的有效性。 同传统农业的保守性相对而言,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的生产经营是以创新为根本动力机制的。国内外实践充分表明,没有创新便不会有农业的发展。当然,这里所讨论的创新并不仅仅是前述各技术层面上一般意义的创新,更重要的是强调战略层面的创新,包括观念上、意识上以及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等,运用有效的手段和途径,适应不断变化中社会、市场环境的要求,从而使农业生产经营能更好地为全社会的发展服务,并更广泛地调动全社会在农业中的参与。 根据上面的讨论,我国应该将农业技术理解为一个体系,即除了农业生产技术外,还包括与农业经营相关的各种技术,包括农业经营技术、农业组织技术、农业信息技术和农业创新技术等,其在农业中的重要性处于不同的层次。处于下部的技术是基础,是高层次技术发展的前提条件。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想使农业效益不断提高,在处于低层次的技术得到基本配置的情况下,则取决于较高层次的技术是否得到配置以及配置的数量和质量。严格来讲,较高层次技术的发展是农业效益提高的源泉,是促进农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这五个层次的技术中,除了生产技术是以物为载体外,其他四个层次的技术均是以人为载体的。显然,掌握和运用这些技术,对人的知识和能力的要求,愈往上则愈高。为了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农业技术进步的方向,不仅涉及到对人的技能的开发,更重要的是对人的智能的开发。 4.市场经济中农业技术进步的战略 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为农业技术进步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制度环境,并带来更多的机遇,同时也使建立在计划经济体系下的农业科研推广体系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目前农业技术体系中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原有的技术体系同市场经济体系的不适应,尤其是传统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仍然在深刻地影响着广大农业科技人员和农民在市场中的行为方式。 农业技术进步论文:农业技术进步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摘要:在农业的生产过程中,由于一些技术的革新,已经对农民的生产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对这些农民的收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自古以来都是农业为立国的根本的,农业技术水平的进步发展同时也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 关键词:农业;技术;收入;人力资源 1农民过去的收入 1.1买卖农作物 农作物作为一种商品,它的价值是比较低的。古代就有诗句写过“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的诗句。虽然农作物的重视过程非常艰辛,但是它的价格一直不高。第一个方面,它作为人们生产生活中的必需品,如果定价过高,会引起进一步的矛盾。还有一方面农耕的技术要求较低,人人都能做到,并没有市场准入,因此农耕的门槛较低,而且在中国,农民的基数较大,所以价格并不能太过向上。 1.2政府相关政策的补贴 由于工业的发展,等一系列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农民转身成为了一个工人,工人的数量增多,农民的数量减少,但是相应的农作物的需求量并没有发生变化,因此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规定,一方面是对农民的收入较少进行补助,一方面是保证农产品的产出。 2农民的现状和农业技术的现状 2.1农民的现状 在近两年的生产作业中,农业的技术革新带来了,农产品的机械化生产。机械化生产节省了相当一部分的人力,物力,这些节约下来的人力物力都可以得到更好的安置。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对农业生长的方式进行了变革,许多的原本的人工劳力工作被机械化所替代,大大地减轻了农民的工作内容,提高了生产效率。生产效率的提升意味着农民收入的提高。 2.2农业技术的现状 随着信息化水平的提高,农业发展越来越迅捷,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使用科学的方法来进行种植活动。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工具被应用了起来。在播种,种子的处理,收割方面都有相对应的技术手段,减轻劳力工作量,提高了劳动效率。 3农业技术进步如何影响农民收入 3.1提高生产率,影响农民收入 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原来一个农民只能负责一块田,在机械化的帮助下,农民可以负责多块田,而且工作的强度减小了,工作的效率提高了。产出的农产品越多,自然收入就越高。但是过多的产出农产品,会造成买方市场,市场上的货物供大于求,货物的价格被迫降低。一味地生产过多的农产品可以不仅不能得到利益的提升,还会使农产品的价格暴跌,降低农民的收入。技术进步固然会对农产品的生产起到促进的作用,但是农产品的增加有可能农产品的贬值,从而使农民的收入变少。作为某些必须的农作物,比如大米等等,受到农产品增加产生的变动可能不是很明显,但是其他的一些非必须的农作物,大家会降低对他的需求,达到让农作物降价的目的。所以,在一定的范围内,技术进步对农民的收入是有促进作用的,而且促进的效果较大。 3.2通过产品优质化,影响农民收入 同类商品的价格往往取决于商品的质量。质量好的商品会受到大多数人的追捧。在拥有购买能力的情况下,人们大多数都会选择优质的商品。没有购买能力的人可能只能被迫买较差质量的商品。同样的道理,在购买能力之内,人们会优先选择购买优质的农产品,除非受到了购买力的限制,只能选择购买质量较差的商品。优质的商品,是商家投入大量的精力产出的,自然拥有更高的价格,只要质量较好,需求较高,自然可以促进农民的增收。 3.3促使品种多样化,影响农民收入 随着生物技术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品种被创造了出来,传统的方法是嫁接等等。但是随着科技水平的提升,我们可以在某些植物中植入相应的基因,从而选择植物的性状。这种情况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可以根据市场的需求,来对产品进行选择,或者从培育的角度来对基因进行选择。更利益市场,能获得较高的利益,自然可能提高农民的收入。 3.4促进劳动力转移,影响农民收入 由于一开始的农业的技术水平较低,所以需要更多的农民进行耕作,但是随着技术的革新,大块的田地只需要一个人就可以耕作了,这样就节约了很多的劳力资源。由于工业化的发展,大量的操作工现在处于急缺的状态的,只要这人人力资源投入这个缺口中,就能很大程度上加快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作者:潘珍胜 单位:阿荣旗复兴镇农业服务中心 农业技术进步论文:国外农业技术进步启发 一、美国、日本农业技术进步的经验 技术进步是指一样多的投入能有更多的产出,或者产出不变而投入减少。农业的投入要素主要包括劳动和土地,因此农业技术进步的主要表现是对这两种要素的替代。 (一)美国的农业技术进步 美国耕地面积约为1.97亿hm2,占世界耕地总面积的13%;人均耕地0.7hm2,是世界人均耕地(0.23hm2)的2.9倍。人均耕地面积远高于世界水平,决定了美国农业的一个突出特征是“人少地多”。美国工业化之初的19世纪40年代,90%以上的人口仍然生活在农村。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工业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数量增加,农业劳动力在工业部门高工资和都市生活的吸引下逐步向城市转移。农业劳动力的减少,使美国农业劳动力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生产方式逐步以畜力代替人力。到1860年,美国农业劳动力比重约为63%,农业生产基本实现了以畜力为主的半机械化。南北战争后,美国工业迅速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进一步增加,迫切需要大量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就业。这一时期,以蒸汽机和内燃机为代表的工业技术革命成果应用到农业,推动了农业劳动效率的大幅提高(刘清民和黄娟,2008)。1850年,美国一个农业劳动力可供养4.7个人,而到1910年,供养人数达到了8.1个。两次世界大战使美国工业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对农业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进一步增强,加速了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推动了农用机械的进一步应用。1950年以后,随着电气化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逐步应用,农业生产率又获得一次较大提高,农业劳动力得到了更多的释放,形成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又一次高潮。资料显示,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农业劳动力比重为2.1%,创造的增加值比重为2%,劳动生产率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经济快速发展,带动土地价格不断上涨,大量耕地转为工业用地。为弥补耕地减少给农业产出带来的影响,保证国家粮食安全以及相关产业的原料需求,农业技术进步逐步转向以化学化和生物化提高土地单位面积产量为重点。1950—1970年,美国农业生产中化肥、农药等化学品投入增加3.2倍,并且建立起完整的农作物种子、家禽畜种的培育、繁殖、加工和销售体系,农业生产率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二)日本的农业技术进步 日本耕地面积为551.47万hm2,占世界耕地总面积的0.4%,人均耕地0.05hm2,呈现“人多地少”的特点,土地供给弹性低。1950年,日本的城市化率约为37%,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经过20多年的发展,日本基本上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农业生产率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日本土地资源缺乏决定了其农业的经营规模较小,生产率的提高主要采取精耕细作的方式。1950年以前的日本,工业基础薄弱,对劳动力的需求并不十分迫切,农业劳动力资源丰富,因此没有像美国一样以机械化来提高农业生产率,而是采用了以化肥、农药为主的化学技术,以及以农作物品种改良为主的生物技术的应用提高土地单位面积产量,以此来突破土地规模对农业产出增加的制约。到1985年,日本平均每公顷耕地化肥使用量已达430.4kg,而同期美国每公顷耕地化肥使用量仅为93.7kg(张西华,2004)。同时,日本还加强了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引入保温育苗技术,使土地的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逐步调整了工业化、城市化战略,在不断扩大原有城市规模的基础上,于1955年颁布《町村合并促进法》,采取合并村镇建立新城市,同时一些工业也不断向小城镇延伸转移,提高了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经过20年的发展,日本的町村数量由1950年的10411个,减少到1975年的3257个;城市数量则由214个增加到641个(掲新华,2002)。随着劳动力逐步转移出农业,劳动力成为制约农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因此,日本开始农业小型机具的应用,以弥补劳动力的不足,并逐步向规模化经营转变,日本的农户数由1960年的605万户减少至2000年的324万户。 从两国的农业技术进步经验可以看出,美国在农业现代化的初期,由于“人少地多”和工业部门扩张对劳动力需求增加的现实,劳动力成为相对稀缺的要素,所以采取了以机械化为主的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后期,由于工业发展带动土地价格上升,土地成为相对稀缺的要素,所以采取了以化学化、生物化为主的土地节约型技术进步。日本则根据本国“人多地少”和工业部门不发达导致对农业劳动力吸纳能力不足的现实,首先采取了以化学、生物技术和精耕细作为主的土地节约型技术进步;随后,由于工业部门对农业劳动力吸纳能力的不断增强导致农业劳动力出现短缺,逐步采取了小型机械化的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由此可见,两国的农业技术进步类型分为劳动节约型和土地节约型,技术进步路线则表现为对每个发展阶段主导类型的选择。按照速水佑次郎和弗农•拉坦的诱导性技术创新理论,资源禀赋是决定技术进步的关键因素,当一种生产要素相对短缺时,其边际生产率提高,价格上升,因此,生产者会寻求采用节约该要素的技术以实现其利润的最大化。诱导性技术创新理论概括和阐明了农业技术进步的本质,但是在现实中,技术进步类型是要通过相应的原因来诱导的。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是在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化过程中发生的。二元经济的基本特征就是现代工业部门与传统农业部门并存,工业部门劳动力的实际工资高于农业部门,形成对农业劳动力的吸引,使农业劳动力不断向工业部门转移就业,从而完成向一元经济的转变。如果没有工业部门生产规模扩大导致对劳动力需求数量的增加,农业劳动力就不会大幅度减少,也就不会诱导农业部门产生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土地节约型技术进步是破解土地规模对农业产出的制约,提高土地单位面积产量的需要。而农业产出的增加主要是由于人口增长、食品结构升级和国家粮食安全等原因。因此,影响农业技术进步路线选择的主要现实原因是劳动力的转移和农业稳产、增产的需要,两者在不同发展阶段表现的突出程度会有不同,从而决定了该发展阶段农业技术进步的主导类型。 二、中国农业技术进步路线选择的影响因素 与美国和日本相同,中国的农业技术进步必然会遵循诱导性技术创新理论,但是当前中国正处于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关键时期,农业技术进步不只是农业发展本身的问题,而且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要在深入分析各种影响因素的基础上,选择适合中国当前发展需要的农业技术进步路线。目前,中国耕地面积约为1.22亿hm2,比1997年的1.30亿hm2减少了800万hm2,并且每年新增建设用地使耕地至少减少26.67万hm2。中国人均耕地面积由10多年前的0.11hm2减少到现在的0.09hm2,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中国用全球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2%的人口。2009年,中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48%,农业综合机械化程度达到38%(刘辉,2009),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相比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比发达国家要低20个百分点,农业技术进步还有充足空间。与美国和日本相比,中国农业技术进步路线的选择需要考虑的因素更多,也更为复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产品的市场制约 农产品是生活必需品,而大部分工业品是人们在满足温饱后为提高生活质量所需的产品。相对于工业品来说,农产品的需求具有较低的收入弹性,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对食品类商品的相对需求在不断减少(赵伟,2008)。因此,农业作为一个生产部门,其产品在商品市场上处于弱势地位,生产者特别是普通农户通过技术进步提高产量的积极性先天不足,妨碍了农业技术进步。 2.工业部门吸纳就业能力不足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首先实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并且为保证战略的实施,还配套实行了农产品统购统销、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等制度。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实施,加快了工业部门的发展,但由于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其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十分有限,致使工业部门的迅速扩张并没有使太多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就业,导致中国的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工业部门吸纳就业能力的不足,制约了以机械化为主的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的实施。 3.农业具有稳定就业作用 在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很多国家的工人大量失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在中国,许多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停产或倒闭,但并没有造成大量失业的社会问题,究其原因是在这些企业就业的工人绝大部分是农民工,在失去工作后,他们没有滞留在城市,而是回到了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农民工的回流虽然增加了农业的隐性失业数量,但化解了城市的就业矛盾。因此,在中国,农业本身还具有“就业稳定器”的作用,节约劳动型的技术进步会使农业的这项功能弱化,增加社会不稳定的风险。 4.面临食品结构升级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不再仅满足于对谷物类热能食品的消费,而逐步转向肉、蛋、奶等类产品的消费。但是生产1kg牛肉要消耗8kg的粮食,生产1kg猪肉要消耗3~5kg粮食,对粮食生产形成了新的压力。因此,食品结构的升级对粮食的稳产、增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中国耕地面积不断减少的情况下,大力实施土地节约型技术进步能有效地促进食品结构升级。 5.地区发展不平衡 中国幅员广阔,各地因自然条件、资源禀赋的不同,农业发展的差异也很大。东部地区工业发达,农业劳动力转出比例较高,农业技术发展较为充分;中部地区总体上呈现人口多、人均耕地少的特点,农业劳动力转出比例低,劳动生产率低,现代农业技术应用水平低;西部尤其是西北、西南等地区,自然条件恶劣、基础设施薄弱、人力资本水平较低,农业劳动力转出比例十分低,基本上处于传统农业阶段。各地农业发展水平以及在经济中作用的不同,要求农业技术进步要因地制宜,在劳动节约型和土地节约型技术进步的类型选择上有所侧重。 6.土地规模化经营程度低 中国农村现行的土地制度,造成耕地分散经营、规模化程度低,不利于现代农业技术的应用。目前,中国农村户均耕地面积约0.46hm2,距离能有效使用现代农业投入和实现企业化管理最小规模的10hm2还有相当差距。而且,土地流转制度的不完善,限制了土地的集中和规模化经营,给农业劳动节约型和土地节约型技术进步的实施造成一定障碍。 三、政策建议 综合考虑以上影响中国农业技术进步路线选择的因素,提出4点政策建议: 第一,将农业技术作为公共品,加大国家对基础性农业技术的投入力度,以此弥补私人农业生产者技术创新动力的不足。同时,建立覆盖广大农村地区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使农业技术尽快走向应用。 第二,在农业技术进步类型选择上,当前总体上应以推广化学、生物技术为主,提高土地单位面积产量,以此缓解人口增长、食品结构升级对粮食产量的压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同时,慎重、稳妥推进机械化技术,延缓农业劳动力的解放速度,保持农业劳动力释放数量与工业新增就业岗位的基本平衡,维护社会稳定。 第三,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东部地区同步推行劳动节约型和土地节约型技术进步;中部地区侧重推行土地节约型技术进步,适度推行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西部地区着重推行土地节约型技术进步,暂缓推行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 第四,建立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创造适合土地规模化经营的法制环境和政策环境,培育具有企业性质的农业生产市场主体,以市场机制和现代管理加快农业技术进步。 农业技术进步论文:农业技术进步与农地流转探讨 摘要 农地流转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新阶段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的迫切需要,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基于农业资源禀赋视角,运用经济学理论分析农户资源禀赋变化对其农地流转意愿的影响。随着农户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其农地流转意愿会增强;农业技术进步则会降低农户的农地流转意愿。运用Logistic模型对河南省永城市的调研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并针对分析结论提出政策建议:(1)继续加大对农村教育投入,特别是九年义务教育投入,不断提高农民受教育程度。(2)逐步完善农业保险制度。(3)继续鼓励和扶持农业合作组织建设。(4)增加农业机械补贴,加快农业机械化建设。 关键词 农地流转;农业资源;农业技术进步;教育水平;Logistic模型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的进一步制度改进,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趋势,也是土地资源在市场经济发展中优化农业资源配置之必需。陈锡文等(2002)研究表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农民就已经开始自发进行土地使用权流转[1]。到2013年底,全国农村耕地流转面积达到2273万hm2,占家庭经营耕地面积的26%,比2012年底增长22.5%[2]。土地流转的增长速度呈逐年递增的态势。针对农地流转及动因的研究文献众多,钱忠好等(2008)认为农村教育投入与农户的农地流转意愿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因而增加农村教育投入有助于加快农地流转[3]。江淑斌等(2012)认为农民的非农就业增加会推动流转[4]。何京蓉等(2011)[5]、易小燕(2010)等[6]综合考量了多种因素对农地流转的影响,诸多因素包括:农地经营权稳定性、农村劳动力转移状况、农地流转市场发育情况、宏观政策因素、农户年龄、耕种土地面积、流转租金、流转年限、区域因素等。更多的学者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对农地流转问题进行研究,比如冀县卿等(2010)[7]、王家庭等(2011)[8]、周海灯(2010)[9]、刘洋等(2011)等[10]。但是目前从农业技术进步角度研究农地流转问题的仍然较少,因此,本文运用经济学原理,从农业资源禀赋出发,以农业技术进步和农民受教育程度角度对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 1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理论分析市场经济中,经营农地需要投入多种要素,在此我们考虑两种最主要投入:劳动和资本。农地经营规模取决于农业劳动者素质和农业资本投入量,其中农业劳动者素质以其受教育水平(包含学历教育和其他各种专业技能培训等)体现,农业资本投入量主要考虑农业技术水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农业劳动者素质和农业资本投入普遍较低,即农业资源禀赋处于低水平,此时分田到户,实行小规模经营符合当时农业生产特点,实践也证明以家庭为单位经营农地效果明显,整个80年代,粮食增产、农民增收迅速。但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城镇化建设步伐加快,农业资源禀赋发生变化:农民受教育水平提高,国家对农业投资增加,农业技术水平提高,农村劳动力持续向城市转移等。如此均要求农地经营规模与之适应,由家庭为单位小规模散碎经营向专业农民为主的农场化规模经营模式转变,即农地经营权需要由农民家庭所有向专业农民过渡,农地经营权发生流转。 1.1.1农民受教育水平与农地流转农户是否愿意转让农地,取决于农业生产收益和非农收益的大小比较。如果其非农收益高,农业生产收益低,他会转出农地,成为农地供给者;反之,则保留原有农地,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农户的非农收益包含两部分:非农就业收益和农地租金收益。非农就业收益取决于农民的受教育水平,两者呈正相关关系;农地租金收益保持不变。如果把农地生产收益作为农户非农收益的机会成本,则可以推出,在农地生产收益和农地租金既定条件下,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农户越倾向于转出土地,从而成为土地流转市场中的供给方。图1中的坐标系横轴表示农民的受教育水平,纵轴表示农户的收益水平。农户拥有的农地面积一定,单位面积农地收益不变,则农户的农业生产收益既定,在图中表现为一条水平线。而非农收益随着农户受教育水平而增加,因而在图中表现为向右上方倾斜的斜线(即非农收益1),非农收益线1与农业生产收益线相交于E1点,E1点对应农民的受教育水平C1,即对拥有既定面积农地的农民而言,其所受教育水平超过C1,他的非农收益将大于农业生产收益,那么他将选择外出务工,从而转出农地。根据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理论,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城市将需要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务工,相同教育水平的农民工资水平会越来越高,从而外出务工收益开始增加,如图1,非农收益线1将以农地租金收益点为圆点发生逆时针旋转至非农收益线2,即在农民受教育水平和农地面积不变的前提下,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向城市转移,更多的农民成为农地的供给者,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逐渐减少。非农收益线2与农业生产收益线相交于E2点,即做出外出务工的农民的受教育水平由原来的C1降低至C2,也即农村中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农村,从事非农生产,成为农地的供给者。考虑到随着经济发展,农业生产产量增加,农产品价格上涨,从而农业生产收益增加;另外,随着农地供给者转出其农地,农业生产者将会耕种更多农地,如此都将会导致农业生产收益线平行向上移动,只要农业生产收益增加的幅度低于C1与非农收益线2相交的点E3,农户仍然会转出其承包农地,从事非农生产。所以,随着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的农户转出农地,专门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数量将会减少。 1.1.2农业技术进步与农地流转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农村实行化的集体主义,以全体社员(农民)共同劳动、共同分享劳动成果为特征,社员劳动没有激励,加之当时集体对农业资本投入较少,所以在很长的时期内我国农业生产中的劳动和资本投入均严重不足,农业生产都处于极低的水平上。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农村土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按人分地,责任到人,在“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的政策指引下,广大农民的劳动生产积极性极大提高。鉴于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农业技术水平非常低,同时受户籍政策所限,农民只能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此时农民的劳动相对于稀缺的农业技术投入来说,价格更为低廉。为增加农业生产收益,农户在生产中减少对农业技术投入(或不投入),代之以大量的劳动投入。单位面积农地上劳动投入量的迅速增加,使得农户的农业生产收益迅速增加。故改革开放初期农民很快解决温饱问题。在上世纪80年代农民收入水平的平均增速是快于城市的。但是进入90年代,随着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城市发展开始增速,城乡收入差距开始扩大,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弃农从商、弃农从工,以获取更高收益;而对于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来说,则希望通过耕种更多农地来增加收益,同时由于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也为农民能够耕种更多土地提供保障。于是,该部分农民对农地的租入需求开始变得越来越强烈。可见,农业技术进步与农业劳动力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如图2(农业技术水平与农地面积、劳动力的关系)所示,在农户耕种土地面积给定的情况下,为保证农业生产收益不变,在农业技术水平较低时,农业技术的价格相比农业劳动力的价格是高的,在农民耕种的土地面积既定时,农民会投入较多的劳动(N1),而投入较少的农业技术(T1);但是,随着农业劳动力向城市持续转移,农业劳动力数量减少,同时农业技术水平的发展以及国家对农业技术改革的投入力度加大,农业技术的价格相对农业劳动力价格变的相对便宜,农民为获得相同收益,投入的劳动量相对减少至N2,取而代之的是增加农业机械投入至T2,即以农业技术替代劳动,增加的农业技术投入量T(T=T2-T1)替代的劳动投入量为N(N=N2-N1)。农户如不进行非农就业转移,家庭将出现N的剩余劳动。农户为进一步增加农业生产收益,在农业技术投入量既定为T2时,他们将增加农地耕种面积(农地面积L2曲线),其中L=L2-L1即为农业技术进步以后,农民对农地的需求增加量。综合,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政府对农业扶持力度的增大以及农业技术水平不断进步,农村中更多具有相对较低受教育水平的农民选择进入城市从事非农生产同时转出农地;而越来越多受教育水平更低的农民则留在了农村,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并耕种更多的农地。 1.2研究假设为进一步分析,我们在上述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如下假设。假设1:农民的非农就业收益与其所受教育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农民受教育水平越高,其非农就业收益也越高,其更倾向于转出农地。假设2:农业技术与农业劳动力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农业技术越发展,农户可以耕种更多农地,也更可能在农地流转中成为农地转入者。 2农业资源禀赋对农地流转影响的实证分析 2.1数据来源本文的数据来自课题组2014年对河南省永城市3镇15个自然村的随机调研所获,调研对象为河南省永城市的顺和镇(轩村、赵营村、朱庄村、西街村、朱庄村),芒山乡(郑楼村、山城村、刘厂村、柿园村、后尧村),演集乡(时庄村、李楼村、柒坊村、武庄村、陈楼村);通过在农地随机选取调研对象,每村发放问卷40份,共发放调查问卷600份,收回有效问卷515份。在这515户中,有448户参与土地流转,其中,转出土地农户335户、转入土地农户113户;没有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户有67户。从参与流转的土地面积看,转出土地面积为1787.9hm2,转入土地面积为810.5hm2,参与土地流转总面积为2598.4hm2,占样本农户土地面积的62.65%,在所有受访农户中,有203户农民参与农民合作组织。 2.2变量设定在借鉴现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笔者运用调研数据,从微观农户的角度出发,建立影响农地流转选择行为的多元回归模型,来进一步验证资源禀赋变动对农地流转的影响。根据理论分析结论,我们重点论证农户的受教育情况与农业技术进步对其农地流转影响,在实证分析中,农户的受教育情况用农户接受教育年限来反映,农业技术进步指标主要用农户的农业机械投入量来反映。具体分析变量选择有:农户基本信息(包括农户年龄、受教育程度、是否参与合作组织等),农户非农收益信息(是否有非农就业经验、非农收益、自营收益等),农户自有资源禀赋信息(人均土地面积、可否使用农业机械进行生产、农业机械作业面积、农业劳动人数等)以及其他影响因素(区域农地流转价格和农民的农地流转意愿)等四部分共计12个变量信息。表1中详细描述了各变量的赋值及统计情况。 2.3模型选择模型选择农户农地转入行为和农地转出行为为因变量,即2个变量均为虚拟变量,不符合一般线性回归分析对于因变量的连续性要求,故选用BinaryLogistic定性回归模型进行分析:为便于分析,将模型进行对数转换,得到关于因变量的发生概率函数和自变量的线性回归模型: 2.4农户受教育程度对农地转出影响的实证分析 2.4.1模型分析以农户的农地转出与否为因变量,以所选择的上述12个因素为自变量,构建Logistic回归模型,本文利用Eviews计量经济软件对其进行回归分析。由于模型结果中的常数项不显著,故将其去掉,建立不含常数项的模型式,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2.4.2模型估计结果分析从结果分析得出,农户基本信息中有2项与因变量具有显著相关性,分别是户主受教育程度(10%显著性水平)和农户是否参与合作组织(5%显著性水平)。农户受教育程度对农户的农地转出影响系数为正,说明农民受教育程度越高,其越倾向于转出农地,与上述理论分析结论及假设一致。农户是否参与合作组织对农地转出影响系数也为正,说明参加农业合作组织的农户更倾向于转出农地。另外,农户自有资源禀赋中有3项与因变量具有显著相关性,分别是人均土地面积(10%显著性水平)、是否可以进行机械作业(5%显著性水平)和使用农业机械作业面积(5%显著性水平)。人均土地面积对农户的土地转出影响系数为负,说明农户的人均土地面积越多,其转出农地的意愿越低。可能的原因是农地的规模经济效应,在农地单位收益不变的情况下,农户经营农地数量越多,其收益也将越大,其转出农地的机会成本也就越高,故其转出意愿越低。其次,是否可以进行机械作业和使用农业机械作业面积两指标对农户的农地转出行为的系数均呈负,说明农户在农业耕作中机械化程度越高、机械作业面积越多,农户的农地转出意愿越弱。这与我们在实际调研中所获情况基本相符,在实际调研中我们发现对便于机械作业的地块,农户则更多的自己耕作,而不转出土地使用权,即使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也不愿放弃耕种农地,而是选择在农忙时请假回家耕种,以增加自己总收益。 2.5农户机械投入对农地转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2.5.1模型分析我们仍然使用上述12个自变量来分析农户的机械投入量对其农地转入行为的影响。因变量代表农户是否转入农地,2表示转入农地,0表示没有参与农地流转;自变量为影响农户农地流转的12个自变量,通过运用计量经济软件Eviews对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在将回归分析中对不显著的变量和常数项剔除以后,其分析结果如表3. 2.5.2模型估计结果分析从分析结果来看,所有影响因素中仅有1项(农户是否有非农就业经验)在10%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且回归系数为负,即农户是否有非农就业经验与农户的农地转入行为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说明农户的非农就业经验越少,农户越倾向于转入农地,反之,非农就业经验丰富的农户则越不倾向于转入农地。是否可以进行机械作业和使用农业机械作业面积两变量在统计水平上均不显著,但从其回归系数的正负判断,两变量均与农户的农地转入行为成正相关关系,即可以进行机械作业的农户更倾向于转入农地,农业机械作业面积越大的农户也越倾向于转入农地。 3研究结论与政策含义 通过上述对农户转出和转入行为的实证分析,我们得出,农户的受教育程度对农地的转出影响比较明显,并呈现出正相关关系,与理论分析部分及假设1保持一致,表明提高农户的受教育水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快农地流转。但是,农户是否可以进行机械作业与农地流转并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关系,也即农业技术进步对农地流转的影响不显著,与理论部分的假设不符。其原因可能有二: (1)农地转入的相关数据量有限,仅有113户; (2)在实地调研中我们发现我国目前的农业生产对气候的依赖程度还很高,而普通农民个人的抗风险能力又很差,耕种越多风险越大,从规避风险的角度考虑,个人转入农地进行经营者就少,绝大部分农地都转入农业合作组织内,故农户个人的农地流转行为受机械化水平的影响有限。根据以上理论和实证研究,建议从以下方面着手进一步加快农地流转。 (1)继续加大对农村教育投入,特别是九年义务教育投入,不断提高农民受教育程度。农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一方面可以加快农地流转,促进农地流转市场形成;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促进农业产量的增长。 (2)逐步完善农业保险制度。农业是高风险行业,整个生产过程持续时间长,受到自然、技术和市场等多方面的不确定性因素影响,虽然目前我国出台有《农业保险条例》,但仍然很不完善,需要财政继续加大扶持力度,不断健全相关制度措施,以使农户的耕种风险降低,农户才愿意耕种更多农地。 (3)继续鼓励和扶持农业合作组织建设。农业合作组织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方向。农业合作组织的发展,一方面可以推动农地向合作组织内部流转,实现农业生产规模化,并通过规模化生产规避农业产品销售中的市场风险;另一方面通过农业合作组织可以加快农业先进生产技术推广,有效规避农业技术风险。 (4)增加农业机械补贴,加快农业机械化建设。虽然从分析的结论看,农业机械化提高无助于农地流转,但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从而增加农业产量,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作者:高峰 单位:商丘学院 农业技术进步论文:农业技术进步效应的实证分析 一、理论框架和生产率模型 基于生产函数理论,以农业全要素生产率(TFP)表示生产率,即投入生产要素增长率不能解释的产出增长率,包括知识增长或技术进步在内的效应。假定农业生产率的主要决定因素变量是农业研发投入,其他经济和非经济因素等为控制变量,即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模型为:其中,R表示农业领域的研发投入总量;ST为农业规模、农业生产、贸易等结构变化;D为其他哑变量。被解释变量TFP与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如下:农业领域的研发投入不断地创造新的知识和技术,提高了农业领域的知识和技术存量,促进了农业知识应用和新技术产生,因而,研发投入极大提升了农业生产率。农业生产规模扩大有利于技术应用和产品商业化,产品多样化和质量提升有利于实现产品价值,对外贸易结构优化有利于在更大范围里配置生产要素和销售产品,实现产品生产与市场需求衔接,有效地配置资源,促进农业生产率进步。 二、数据来源及变量计算 通过《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业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等收集农业资本投入、劳动力和农业种植土地等1991~2011年的数据,构造农业产出函数计算我国农业TFP。这里,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及对应计量模型具体如下:对式(2)取对数得到:lnYt=lnA0+αTt+αklnKt+αLBlnLabort+μt,或者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对数生产函数还是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其中,Y,K,Labor分别表示历年农业产值、农业资本存量和劳动力数,t为时间。农业资本存量通过核算历年农业固定资本投资并取折旧率6%进行核算历年资本存量,基期资本存量的计算方法参见有关文献[。通过回归分析估算产出弹性系数,确定各要素的产出弹性,下面,运用上述公式核算的被解释变量TFPt并分析其影响因素。借助农林牧渔生产总值、历年农业固定资本投资、农业劳动力和农业耕地面积,利用消费者、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对农业产值和投资进行折算实现不同时期的产出、投资的可比性。通过检验函数是否满足规模收益不变性和选择函数的最佳对数式,发现生产函数满足规模收益不变,回归得到的生产函数模型方程:根据式(4)、(5),可计算得到TFP增长率。设1990年的指数为1,可计算历年的TFP指数(如图1),tfpgrowth、tfpindex分别为TFP增长率和TFP的指数,其中有:tfpindext=tfpindext-1(1+tfpgrowtht)(6)对tfpindex和tfpgrowth进行相关分析,其相关系数接近于1。因此,在分析生产率的影响因素时,只需选取其中一个指标设置回归方程。收集解释变量数据为:历年农业研发投入、农业耕种面积、贸易产品结构等数据。根据式(1),可引入计量模型分析农业生产率的研发投入影响,对于其他因素则作为控制变量进入模型。RRD为农业研发投入与农业产出的比值,lnland为农业耕种面积的对数值,在进行回归分析前,分别将被解释变量与潜在解释变量进行相关分析和Granger因果分析,发现TFPt分别与RRD,REXt-2正相关,其相关系数分别为0.45和0.52,但TFPt与lnland呈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35,且RRDt-1,lnlandt,REXt-2分别对TFPt存在因果关系,由于RRD、REX与lnland同时作为解释变量回归方程不理想,运用Eviews5.0对TFPt和解释变量RRD、REX与lnland进行协整检验,发现各变量呈一阶协整关系,经过多次回归分别得到如下方程:件不变时,农业研发投入比例越高,对后期的农业生产率提高具有较强的正向效应。第二,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农产品出口比例越高,对滞后两期的农业生产率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第三,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农业耕种面积扩大,反而对同期的农业生产率带来负向效应。农业领域的研发投入可以促进农业生产效率提升,农产品对外出口可以拉动农业生产率提高,但农业耕种面积扩大却导致农业生产率降低,其原因在于耕种面积扩大,农产品产量增大,引起市场农产品供给扩大,供求渠道流通不畅,导致农产品滞销和价格大大下降,反而引起农业收益降低,最终导致农业生产率下降。 三、结论及政策 通过核算1990年以来我国农业生产率指数并分析农业研发投入对其产生的影响,得到的结论如下:第一,我国农业生产率增长出现明显的波动。在1990~1995年间,农业生产率出现正增长,在1996~2003年间,我国农业生产率出现连续负向增长,在2004~2010年间,农业生产率出现正向增长两年后出现一年负向增长的波动。这个结果基本上符合我国农业生产的实际,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农业生产仍具有较大改革制度能量激励,农业生产率表现为连续增长,但在90年代中期至2003年,我国农业生产环境逐渐恶化,农业承担的税费负担重,城乡差距拉大,农业资源大量外流,极大地制约了农业生产率提高,以致出现农业生产率连续降低。自2004年以来,我国农业税费减免,农业生产环境逐渐改善,但是,与其他产业相比,农业生产具有周期性和调节缓慢性,市场机制对农业产生明显的作用,致使农业生产率出现两年正一年负的周期性波动,市场波动已明显地影响农业生产率了。第二,我国农业领域研发投入对其后的农业生产率具有正向效应,农产品出口对滞后两期的农业生产率具有正向影响。农业耕种面积的增加,反而导致农业生产收益略有下降,对农业生产率具有负向效应。农业经济和农村社会的发展,有利于农民收入提高和促进农业劳动力素质提升,这些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在社会主义市场机制作用下,农业生产应对市场机制的能力比较微弱。但是,基于农业产业正外部性,农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社会稳定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结合上文实证分析,为了促进农业技术进步,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农业研发投入:一是加大对农业研发投入,促进农业技术研究和试验,依靠技术进步弥补农业资源的不足。伴随我国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加深,农村优质劳动力在不断外流,农业生产剩余积累的资本也转移到其他产业,一部分农业土地流转为非农用途,农业土地肥力下降且遭受污染,水利等基础设施投入不足,相对于工商业,农业经营环境相对恶化。为克服农业资源转移和抑制农业生态不断恶化,要逐渐转向依靠技术进步提高农业生产率。二是开拓国际市场,扩大我国农业产品对外贸易,拉动农业技术进步。我国农业虽说地少人多,但劳动力密集型农业以及园艺产品具有较强竞争力,促进这些农产品出口,有利于发挥劳动力优势,促进农业技术进步。三是加强对农业劳动力的培训,培养农民的市场经营技能,积极应用科研成果于农业生产,提升农业生产率。农业技术的应用需要高素质的劳动力。现有农业劳动力,无论是流出到城镇工商业就业,还是留在农业内部就业,都需要通过技术培训使他们成为合格的劳动力。整体上,农民市场意识较弱,不熟悉市场运作。因此,各级政府和市场管理部门应承担农业生产、产品流通渠道的信息收集和,引导农业经营者的生产和经营行为,提高农业经营者的市场驾驭能力,克服市场机制盲目性致使农业产品供求过度波动对农业生产造成的负面冲击。加强市场建设和信息传播,引导农业经营者利用市场规律进行生产和销售产品,提高农业经营收益率。 作者:余子鹏赵玮单位:武汉科技大学文法与经济学院湖北经济学院工商管理学院 农业技术进步论文:农业技术进步主体行为分析 一、农业技术进步过程概述 农业技术是由多种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单项技术所构成的技术体系。农业技术进步既表现在单项技术的创新上,也表现在单项技术由低层次向高层次的发展上,还表现为建立在这二者基础上的整个技术体系的换代升级上。从这三个方面进行考察,可以较全面地了解农业技术进步的过程。 (一)单项农业技术的创新过程 单项农业技术的创新过程,是指该项技术从研究到应用再到淘汰的全部历程。这一过程可粗略分为技术问题的提出、研究项目的选择、研究目标的确定、技术成果的研究、技术成果的推广应用、技术成果的更新换代等六个阶段。创新过程随时间先后递次推进的关联关系,表示前一阶段工作的结束是后一阶段工作开始的条件;而向左的箭线则反映了新过程的反馈关系,表示后续阶段工作可以发现前面各阶段工作的缺陷,并要求返回原阶段加以修正。该图描述了某项具体农业技术的完整生命周期。 (二)单项农业技术由低层次向高层次的发展过程 单项农业技术由低层次向高层次的发展过程,是指用高一层次的技术创新去取代低一层次的同类技术技术创新(如用生物工程育种取代杂交育种)。这一过程由多个不同层次的单项技术创新过程组合而成,整个过程可用框图2示意。图中描绘了同类的单项农业技术由低一层次向高一层次发展的全过程。这一全过程由两个相对独立的层次差异显著的单项农业技术创新过程(如虚线框所示)通过嵌合而成。即高一层次的技术创新起始于低一层次技术创新的过程中,且要同低一层次的技术更新换代相衔接。 (三)农业技术体系的换代升级过程 农业技术体系的进步主要在换代升级上。这种换代升级主要依靠农业技术体系中各单项技术的创新和层次发展来完成,特别是依靠关键和核心的单项技术的创新和层次提高来推动。因此,农业技术体系的进步过程实际上是众多单项农业技术进步过程的综合。 (1)农业技术体系中,各种单项技术进步的快慢不同,在技术进步过程中所处的阶段也不一致,这种速度和阶段的差异使各单项技术进步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所形成的合力最终决定整个农业技术体系的进程; (2)农业技术体系中,各种单项技术进步的层次不同,其中关键和核心的单项技术的发展层次决定整个技术体系的层次,关键和核心技术的突破,对其它单项技术的进步具有很强的带动作用; (3)农业技术体系中,密切相关的各单项技术(如品种技术与栽培技术)进步在阶段上和层次上的协调推进,对农业技术体系进步的有效性和总体推进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必须指出,上述分析仅说明农业技术进步的工作过程。这一过程能否顺利完成,还要看是否具备必要的制度保证、人才条件、资金和物资保证、信息支持。 二、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主体的识别 农业技术进步过程的主体,是指直接参与农业技术进步过程、或直接为农业技术进步过程提供条件保障、并在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作出实际贡献的机构和人员。按照这一界定,可以从参与农业技术进步活动和提供条件保障两方面对其主体加以识别。 (一)参与农业技术进步活动的主体 在农业技术进步的各个阶段,直接参与技术进步活动的机构和人员是不相同的。在同一阶段,直接参与技术进步活动的机构和人员也有多个。表现出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主体的多元性。在技术问题的提出阶段,某些问题是由农业生产者在实践中遇到技术疑难而提出的,某些问题是政府机构在农业管理工作中发现技术障碍而提出的,某些问题则是由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机构在科技实践中发现原有技术的缺陷而提出的,并通过不同的渠道反映给决策者。在研究项目选择阶段,项目的选择可能由政府机构根据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作出决定,也可能由技术成果使用者根据生产发展需要作出决定,亦可能由农业技术研究机构根据技术发展需要作出决定,还可能由民间团体(如各类基金会)依据其宗旨作出决定。在研究目标确定阶段,具体的研究目标可以由政府机构(如科技管理机构)提出,也可以由农业技术研究机构提出,还可以由农业生产者提出。在技术成果的研究阶段,承担项目研究任务的既可能是公共的专门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和大专院校中的研究机构及人员,也可能是民间的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和人员。在技术成果推广应用阶段,从事推广工作主要是公共的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及人员,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和人员也承担部分推广工作。直接应用农业技术成果的是众多的农业生产者。在技术成果更新换代阶段,既涉及到旧技术的淘汰,又涉及到新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应用,这一阶段的直接参与者,几乎包括前五个阶段的所有参与机构和人员。 (二)为农业技术进步过程提供条件保障的主体 在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为其提供条件保障的机构和人员也同样具有多元性。政府为促进农业技术进步,会制定相应的政策、制度、法规,对农业技术进步过程实施管理与调控。教育部门通过培养各种专门农业技术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为农业技术进步提供人才支撑。政府为推动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农业生产者为获取更高收益,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和人员为获取技术地位或经济利益,一些民间机构和人员为了特定社会目标,会从不同方面以不同方式对农业技术进步过程提供资金、物资等方面的支持。图书情报设施、通讯设施、各种信息网络则以有偿或无偿的方式为农业技术进步过程提供服务。 (三)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主体的功能定位 在农业技术进步的全过程中,尽管直接参与各阶段工作或为其提供条件保障的机构和人员众多,具有典型的多元性,但发挥关键作用和起主要推动功能的,则是政府(或政府机构)、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和人员、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和人员、农业生产者,他们是农业技术进步过程最重要的主体。上述四大主体由其自身特点所决定,在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发挥各自不同的功能。政府主要行使管理决策和提供有力的资金、物资支持,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和人员主要是创造和提供农业技术新成果,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和人员主要是宣传、传授并组织生产者应用农业新技术,而农业生产者则主要接受和实际应用农业新技术。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四大主体的功能格局,是由农业技术自身特点及我国具体国情所决定的。农业技术研究周期长、投资大、风险程度高,农业技术成果中的相当大一部分可局部化(被少数人占有)、可商品化程度低,具有明显的公共和准公共性。我国地域辽阔、农业发展的地区差异性极大,加之人平农业资源短缺且分布不均、众多人口对农产品需求形成的压力,对农业技术进步的要求更为迫切也更加严格。我国农业生产经营高度分散,农户生产经营规模超小型化,农民文化水平和技术素质不高,农民主动获取或靠自己接受和应用新技术的能力薄弱,靠农户投资开发新技术或完全有偿使用新技术较为困难。这便在客观上要求政府在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充当管理决策者和资金、物资主要提供者的角色,为农业技术进步提供制度保障和基本条件保障;要求拥有全国性和区域性公共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及一支学科门类齐全、攻关能力强的精干农业技术研究队伍,为技术成果的创造提供组织和人才的保证;要求拥有全国性和区域性公共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及一大批既掌握先进技术、又具有实际生产经验和组织能力的农技推广队伍,为农业技术成果的转化充当“二传手”;也要求广大农业生产者提高掌握和应用先进技术的能力及自觉性,以扩大农业技术需求,并为先进适用技术转化为现实的农业生产力提供保障。 三、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的主体行为 在分析主体行为时,有三条基本假定:其一,各主体相对独立,在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的行为选择自主决定;其二,各主体具有理性,在行为选择时遵从社会所认可的价值标准;其三,在分析的过程中,以市场经济体制为背景。 (一)主体的行为动机分析 主体的行为动机,是指有关机构和人员参与农业技术进步过程或为其提供条件保障所希望达到的目的。主体的行为动机由自身属性所决定,并随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决策者,参与和推进农业技术进步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农业的全面发展和农村经济繁荣,实现农民的小康与富裕;促进农产品的稳定增长,保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保障食物安全,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基本保证;促进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推进农业的现代化进程,实现农业的高产、优质、高效、促进农业资源的科学合理利用和有效保护,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很显然,政府的行为动机带有很强的宏观性、长期性和公益性。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和人员的类型不同,其行为动机存在较大差异。公共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农业科研院所、农业大专院校中的研究所室)和人员,从事技术研究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履行政府赋予的工作职责,通过创造先进适用技术成果去实现政府的行为目标;另一方面通过攻克技术难关,占领农业技术制高点,提高自己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地位,赢得政府和社会的更多支持,为自己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再一方面通过新技术成果的创造,为自己谋取一定的经济利益。其行为动机既带有公益性,也具有功利性。民间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和人员研究农业技术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谋取经济利益,具有典型的趋利性。而大型农业企业中的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和人员,研究农业技术问题则主要是为了解决本企业的技术问题,促进本企业生产发展,具有明显的内部服务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和人员也存在不同类型,各自的行为动机亦有较大差别。公共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和人员从事技术推广的目的:一是履行政府赋予的职责,通过先进适用技术的应用去实现政府的行为目标;二是通过有成效的工作获得政府和社会的认同和更多的扶持,为自身发展创造更多的机会;三是利用技术推广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其行为动机既有公益性,也具功利性。民间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和人员,则主要是通过技术推广服务获取经济利益,趋利性特征明显。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和人员有时也参与推广工作,其目的有时是为了展示自己的成果以扩大社会影响,有时则是为了实现政府目标或为了谋求经济利益。 (二)主体的行为准则分析 主体的行为准则,是指有关机构和人员对某项具体农业技术的进步过程决定是否参与或以何种方式参与时,所依据的价值标准。主体的行为准则由其行为动机所决定,并体现行为动机的要求。在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政府的行为准则主要表现为:对全国或大型区域农业发展所急需的技术、对先进适用和覆盖面大及推广应用条件容易满足且需追加投资少的技术、对大范围农业生产中能产生巨大经济效益和发挥重要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技术,在技术成果的研究和推广应用上给以优先支持;对全国或大型区域农业发展具有重大推动作用的关键技术,特别是对重要农业部门发展和重点农产品生产具有重大促进作用的关键技术,在研究和推广应用上给以重点支持;对农业发展带来突破性变革的技术,对农业资源深度开发和充分合理利用具有重大作用的技术,对农业可持续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技术、在研究和推广应用上给以连续的支持;对其它类型的农业技术,则在研究和推广应用上有选择的支持。公共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机构及其人员,在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一方面要遵循政府的行为准则,另一方面还要加进一些体现自身利益的标准。这些标准为:对提高自身社会地位和学术地位有明显作用的技术、对增强自身技术实力及增加发展机会具有明显效果的技术、对获取经济利益有较大保证的技术,主动积极参与研究和推广;对自身功利不带来好处的技术研究和推广,一般加以拒绝或逃避参与;对其它技术的研究推广,则选择性参与。民间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机构及其人员,主要以自身利益为准则。具体表现为:对市场需求量大(用户多)且可商品化程度高的技术、对研究推广风险小且周期短及盈利高的技术、对树立自身社会形象和提高技术地位具有显著效果的技术,主动积极参与研究和推广;对其它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加以拒绝。农业生产者在技术进步中的行为,主要表现在对农业技术成果的接受和应用上。其行为准则一般体现为:对先进适用、增产增收效果显著、应用条件易于满足,所需追加投资少、风险小、获利高的技术成果主动接受,积极采用;有较强经济实力的农业企业,对高投入、高产出、高盈利的高新技术成果,也有应用的积极性;但对投资大或见效缓慢的技术成果,增产不增收或盈利低微的技术成果,应用风险大的技术成果,一般不予接受,更不会采用。 (三)主体的行为方式 主体的行为方式,是指有关机构和人员参与农业技术进步过程的方法和形式。行为方式由主体的行为动机,在社会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及其它自身特点所决定。 政府在社会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通常以下列四种方式参与农业技术进步过程:(1)通过制定有关政策、法规、制度,将农业技术进步纳入为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服务的轨道,使农业技术进步的进程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并利用政策、法规和制度的力量,规范其他主体的行为,调动他们参与农业技术进步过程的积极性;(2)通过组建一批公共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和建设一支精干的农业科研队伍,以及组建全国农业技术推广网和建设一支强有力的农技推广队伍,使全国农业技术研究有稳定的基地和人才保证,也使先进适用技术成果能迅速在农业生产实践中应用;(3)通过农业技术发展规划的引导,以及对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有选择、有重点的经费资助,使农业发展中急需的关键技术、对农业可持续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技术,能得到优先研究和应用,并使农业技术保持一定的储备;(4)通过对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项目承担者的招标选择,以及对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机构的择优扶持,形成竞争和激励机制,增强农业技术进步的内在活力,并使农业技术资源得到充分合理利用。 政府组建的公共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机构及其人员,目前是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的骨干力量,在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的行为方式主要表现为:(1)通过向政府提出农业技术发展的决策建议、咨询意见,使政府农业技术发展决策更加科学、合理、完善,更有利于推动农业技术进步的总体进程;(2)通过竞争性投标,承担政府资助的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项目,为农业发展提供先进适用的常规技术成果和高新技术成果,促进农业技术成果的普及应用;(3)接受生产经营企业(特别是农业产业化集团)的委托,有偿为其研究农业技术成果,或为先进技术成果在企业的应用提供有偿服务;(4)以农业新技术的研究和应用为经营手段,自主研究和推广技术成果,并以此获取经济利益,在农业技术成果的经营中,实现农业技术的创新;(5)通过内部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增强内部活力,激发农业科技人员的进取精神与创新精神,使农业技术人才资源的潜能充分发挥,在微观基础上为农业技术进步提供源动力。 民间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机构及其人员目前尚少,在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中仅起辅助和补充作用,他们在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的行为方式主要表现为:(1)以农业技术的研究和应用为经营手段,自主研究和推广技术成果,并以此谋取经济利益,在农业技术成果的经营中,促进农业技术进步的进程;(2)接受生产经营企业的委托,有偿为其研究农业技术成果,或为先进农业技术在企业的应用提供有偿服务;(3)在能谋取一定利益的条件下,通过竞争性投标,承担由政府资助的农业技术研究或推广项目,为农业发展提供技术成果和推进技术成果的应用。农业生产者在技术成果转化中起决定性作用,他们以技术成果使用者所特有的方式参与农业技术进步的过程,主要表现为:(1)通过农业生产实践发展并提出技术问题,反映技术需求,为农业技术发展的科学决策提供依据,为农业技术成果的研究和推广提出具体要求,使农业技术进步与农业发展的要求相适应;(2)通过对农业技术成果的广泛应用,扩大对农业技术的需求,反过来又刺激农业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在农业技术研究、推广、应用之间形成良性循环;(3)某些大型农业企业或产业化集团,在企业内部建立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机构,对企业所需要的技术成果进行研究和推广,或资助公共和民间的研究及推广机构,对某些农业技术成果进行研究和推广。 四、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的主体行为协同 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的多主体参与,既使各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有机会得到充分发挥,为农业技术进步过程增添多重推进动力;又使各主体可以按不同的结构和方式进行组合,形成多种类型的农业技术进步主体集团,使农业技术进步可以利用多种形式和通过多种渠道加以推进。但多元主体在行为动机及行为准则和行为方式上的差异,以及行为选择的自主性,又容易带来他们在行为方向上的歧异性、工作衔接和配合上的困难性,使农业技术进步过程受阻。鉴于此,对各主体行为加以协同,将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和应当发挥的功能组合到推进农业技术进步的同步轨道上,实现多主体对农业技术进程的协同推进,便显得十分必要。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各主体行为的协同主要有两重含义:一是使多个主体在行为上相互协调配合,共同推进某项具体农业技术的进步;二是使多个主体集团在分别参与不同单项农业技术进步的过程中,相互协调配合,共同推进农业技术体系的进步。 (一)单项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主体行为的协同 在单项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主体行为的协同包括四个方面。首先,各个参与主体对该项农业技术进步要有高度的认同,各主体间要有相互合作、共同推动该项农业技术进步的意愿。只有如此,不同的主体才有可能组织在一个集团中,并承担一定的工作,完成相应的任务。其次,各主体在工作程度上要相互衔接,递次推进。当有关主体提出农业技术问题后,决策主体就要根据技术问题及时作出研究项目的选择和确定具体的研究目标,研究主体便要按目标要求随之进行研究并提供技术成果,推广主体便应适时对成果进行宣传、示范、对使用者进行培训,而应用主体则应主动接受和积极采用技术成果。各主体在工作程序上的相互衔接,使单项技术进步过程得以连续和有序的推进。再次,各主体在工作质量上要对应匹配。即在某一层次上的单项技术进步,各主体的工作都应按该层次的质量要求来完成。这就要求决策主体科学的选择研究项目,研究主体创造出先进适用的技术成果,推广主体准确有效的宣传和示范技术成果,使用主体正确应用技术成果,以保证该项技术进步过程每一阶段工作的有效性。最后,各主体在功能上要配套发挥。即某一主体功能的发挥,要充分考虑和满足其他主体功能发挥的需要。如资金、物资提供主体要满足技术成果研究和推广主体对资金、物资的需要,而技术成果研究主体又要充分满足使用主体对技术成果的具体要求,以实现对该项技术进步过程的整体推进。 (二)农业技术体系进步中各主体行为的协同 农业技术体系的进步,既表现为众多单项农业技术的进步,也表现为各单项技术进步关联关系的发展变化。所以,农业技术体系进步过程中主体行为的协同,除包含单项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主体行为协同的全部内容外,还应当包含体现单项技术进步关联要求的内容。这些要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参与不同单项技术进步过程的同类主体(如承担不同研究项目的多个研究机构和人员)之间,要加强横向联系、联合、相互提供信息、相互提供发展思路和技术手段,有时甚至需要相互提供推进条件,共同促进多个单项技术的进步;二是参与推动相关的单项技术进步的各主体集团,应在各单项技术发展的层次和发展速度上保持协调,以保证这些相关的单项技术成果同步发展,并在生产上组合应用;三是不同的主体集团应有适当的分工协作,应按各自的特点和能力的大小,选择相宜的参与项目,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并实现不同类型的主体集团在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的优化组合。 (三)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协同主体行为的手段 对参与主体的行为加以协同,将他们分散的力量组成推进农业技术进步的合力,既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协调者,又需要有相应的协同手段。在目前情况下,能对各主体行为加以协同的只有政府,而政府协同各主体行为的手段主要有以下三种。 第一,政策调控。政府通过制定农业技术政策、法规、制度和农业技术发展规划,对各参与主体行为加以指导和规范。通过政策的鼓励或约束,使相关主体在参与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因彼此协同、有效推进技术进步进程而受益,或因各行其事而受到限制和遭损。从而使各主体在政策的框架内,自愿地或被迫地协同行为,共同推进农业技术进步。 第二,资助诱导。目前有相当大一部分农业技术进步项目是由政府财政资助的,政府可以利用项目资助这一强有力的手段,要求相关主体协同行动,推进农业发展急需的关键技术的进步。并通过严格的项目管理,使相关主体相互协同配合去完成所规定的任务。同时,各相关主体为求得自身发展,亦会组成“利益共同体”,加强彼此间的合作和联合,去争取更多的政府资助项目和更好地完成这些项目。 第三,分工协作。政府可以通过行政的和经济的手段,对不同类型的主体进行指导性分工,让他们在不同的农业技术进步领域发挥作用。例如,对公共性和准公共性农业技术的研究和推广,主要由政府资助并重点依靠公共研究和推广机构及其人员去完成;而对可商品化程度高的农业技术的研究和推广,主要由民间研究和推广机构完成,或由公共研究和推广机构自主开发及推广。使不同的主体在农业技术进步过程各得其所,并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共同推动农业技术进步的进程。 除了上面政府采用的协同手段外,市场也是一种有力的协同手段。随技术需求的扩大、农业技术成果商品化进程的加快,可以促进众多主体联合起来进行农业技术投资、研究和推广,并形成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主体多样化协同的新格局。 五、简要的结语 将上述分析归纳为以下结论,作为本文简单的结语。 1.农业技术进步是一个由多阶段构成、多层次发展、多门类综合的复杂过程,这一过程的各阶段、层次、各门类相互关联、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任何一个部分和环节都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不可或缺,只有不间断地推进,农业技术进步才能实现。 2.农业技术进步过程有众多相对独立而功能又各异的主体参与,正是通过不同主体特定功能的发挥,才使农业技术进步某一阶段或某一方面工作得以完成。也正是多个主体或主体集团的相互配合,才使农业技术进步过程得到全面推进。各主体功能的充分发挥和各主体的配合推进,是农业技术进步的必要条件。 3.参与农业技术进步的主体虽然众多,但政府、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和人员、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和人员、农业生产者是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主体,他们的行为决定农业技术进步的进程。由农业技术自身特点和我国具体国情所决定,政府在农业技术进步中充当管理决策者、资金物资主要提供者、其他主体行为协调者等重要角色,是推动农业技术进步的核心力量和关键因素。 4.参与农业技术进步过程的各主体,因其自身属性和在社会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不同,具有不同的行为动机和行为准则,并按自己的价值判断作出行为选择。这一方面为多途径、多方式引导主体参与农业技术进步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又带来将众多主体和主体集团分散的抉择行为引导到协同推进农业技术进步的艰巨任务。 5.在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政府可以利用政策调控、资助诱导、管理约束、指导性分工等手段,既调动各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挥他们推动农业技术进步的潜能;又规范他们的行为,使各主体之间有效协同配合,共同推进农业技术进步。 农业技术进步论文:浅论影响农业技术进步的问题 【摘要】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生产水平和生a发展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但是,我国的农业发展整体水平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发展农业科技,进行农业科技创新,走科技兴农道路是我国发展现代农业,为农民增收致富,促进农业的长远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 【关键词】农业科技;水平;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农业技术的发展,不仅仅带动了农业的发展,同时也优化了我国的整体产业结构,推动了经济发展的同时造福了广大人民群众,解决了人民食不饱腹的想象。然而我国农业距离现代化的标准还有一定的差距,就目前农业的发展状态而言,我国的农业技术发展仍然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和弊端,分析问题的发生的原因,并作出相应的提高是农业科技人员十分关注的问题。 一、起点发展较为困难 农业技术进步的水平绝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农业技术基础的水平的,因为技术是对具体形式与途径的改良,农业上的技术更是要在经济良好、政治环境合理、文化和谐、自然资源丰富以及其他一些条件的前提下得到发展,并且由于这些因素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所以,技术进步对一体化的要求是必然的,然而我国的现状就是这些基本的条件是不能够完全满足的,他们会不同程度的受到技术种类以及过程等因素的限制。此外,技术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具有高度多元化的特点,在开发新的品种时会受到技术的制约,在改良已有的品种时也会受到技术水平的影响,因此,可以知道科学合理的技术对农业种植方面来说是多么重要,好的技术水平可以让制度创新进行的游刃有余,更可以让化肥等农药发挥出最大的效用与价值。之所以说基础薄弱是因为对农业技术进步的诠释要从啷个方面考虑,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对生产者自身条件的考虑,主要的考察方向是文化水平以及以往的种植经验,因为经验是直接影响使用先进技术的顺利程度,丰富的经验可以让技术的推广工作顺利的完成。另一个方面就是生产者在使用农用的机械时的生产效率与水平,因为这是影响技术实施的最直接因素,生产者不仅要符合对生产效率的要求上,更要对其自身有一个良好的规划,以此来建立一个技术 二、农业技术科研和推广体制存在障碍 我国农业技术的科研和推广主要是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的,难以适应市场化发展的需求,其问题主要表现资源配备不合理和有效供给不足两个方面。在资源配置中,我国在机构重复设置、人力财力分配失调等方面的问题表现得更为突出并不能合理的满足人们的需求,我国的科研体制衍生出大量分属于不同部门、不同系统的同类科学单位,造成了科研机制的大量重叠设置,并且这些科研机构没有一个统一的规模和体系,各自为政,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农业技术科研的进展,且造成了资源的严重浪费。农业科研与推广的有效供给不足,一些农业科研项目的成立主要有一些政府官员和少数专家说了算,而政府官员和专家大多是缺乏实际经验,只处于理论知识,而那些真正有效的科研项目却得不到帮助,致使科研成果质量和实质性不加佳,应变能力变得十分的薄弱。 三、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水平 农民作为农业生产的主体力量,同时也是农业技术应用和农业市场的主体。农业技术的推广都应该建立在农民的基础上,尤其是需要建立在农民的高素质基础上。因此,在整个农业技术推广中,应该将农民素质的提升作为首要工作。首先,应该加强对农民的技术培训工作,让农民成为农业科技应用的内行人,结合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的现状,采取有效的培训措施提高农民对技术应用的层次性。例如,可以通过让农民参与培训讲座给他们传授农业推广技术的应用,还可以通过广播或者是电视的形式实施技术教学,使用多种改革发展方式实现技术推广。其次,应该做好科学技术示范工作,农民在任何工作中都注重实际性,对于看得见成效的技术比较信任,农业生产技术培训应该彻底打破他们长时期观望的态度,让他们相信科技的力量,尝试实践创新,通过科技示范经营促进农村脱贫致富。 四、职位、责任分配不明确 某个机构或者组织能否发挥其在体系中的具体作用,必须能够认清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才能有效的发挥出自己的作用,才能推广体系制度的改革。目前,县乡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应该认识到自己的4项责任,即行政执法、中介服务、营利管理、技术推广思想基本职责。然而由于基础农业技术管理部门的监督体系存在着巨大的缺陷,导致各个部门之间存在着职能分配不明确、职责重复等严重影响农业技术推广的职责混乱问题。有些职责分配到许多部门综合执法,但是这些部门之间又缺乏有效的沟通协调,导致在执法过程中的摩擦与矛盾不断,因此阻碍了农业技术的推广。又例如有些职责分配没有落实到位,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地负责对象没有明确规定,则会导致该项职责的缺失。 五、农业科技创新的物质不足 技术创新资金不足是各公司都有目共睹的,而在农业上资金不足已成为不可逾越的鸿沟。其中,国家的科研经费不足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最近经济发达国家也是出现资金不足等现象。出现农业资金不足的原因有很多,但是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人们对农业创新的希望不够,都在看重大城市,而忽略了农业的巨大利益。这也是现在有很多人不看好农业的原因。据不完全统计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农业方面的资金补贴严重不足。用在农业方面的每年有很多的财政负收入,但是后来都是以亏损而结算,渐渐的也不再重视农业的创新投入了。投入的资金不但不会创造出效应而且把投入的资金还都损失了,久而久之,就没有了对农业的大力投入了,从而使得农业进步的十分缓慢,要想在农业上有所建树就必须有一定的投资政策,以便使得农业创新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 总之,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对国家发展和安全稳定至关重要,我国是农业大国,促进农业发展是我国的重大使命。推动农业科技进步,科技兴农是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途径。然而我国的农业科技水平虽有进步还十分不足,文章对此进行了具体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应对措施,对推动我国农业科技进步,促进农业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意义,文章的研究具有社会意义。 农业技术进步论文:我国农业技术进步有关问题解析 摘要:在新的经济形势的促进下,我国的农业技术水平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这种进步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因为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农民的收入。但在农业技术进步很大的今天,我们不能忽略着其中存在的问题,毕竟发展的过程会受到或多或少的各种阻碍,问题主要表现在我国农业技术基础的缺憾上、农村与城镇差别巨大以及农民的收入并不客观等内容上,这些已经成为了阻碍我国农业发展最大的难题。解决了农业技术的问题就可以让农业得到良好的发展,并且可以提高农村的经济水平,改善农民的生活质量,最终可以实现农业布局与发展的合理化与高级化。 关键词:农业技术;农民增收;改善办法 就农业技术来说,其所具有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因为从狭义上来说,技术的进步可以发现与解决农业生产方面的问题,实现对生产技能方面的改进,并把先进的技术与手段合理的运用到农业生产当中去,从而实现最终的农作物产量与质量的提高,进而可以为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而就广义来说,农业技术不仅可以带动生产力,更能够让农民的劳动效率得到根本性地提高,不仅让其在原有的技术水平上得到发展,更能够让其得到潜在的农业种植能力,提高自身的农业管理水平,最终可以实现采用合理的策略去管理农业发展的目的,为其无形资产做一个很好的铺垫。 1.农业技术进步过程所面临的阻碍 1.1起点低发展较为困难 农业技术进步的水平绝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农业技术基础的水平的,因为技术是对具体形式与途径的改良,农业上的技术更是要在经济良好、政治环境合理、文化和谐、自然资源丰富以及其他一些条件的前提下得到发展,并且由于这些因素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所以,技术进步对一体化的要求是必然的,然而我国的现状就是这些基本的条件是不能够完全满足的,他们会不同程度的受到技术种类以及过程等因素的限制。此外,技术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具有高度多元化的特点,在开发新的品种时会受到技术的制约,在改良已有的品种时也会受到技术水平的影响,因此,可以知道科学合理的技术对农业种植方面来说是多么重要,好的技术水平可以让制度创新进行的游刃有余,更可以让化肥等农药发挥出最大的效用与价值。之所以说基础薄弱是因为对农业技术进步的诠释要从啷个方面考虑,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对生产者自身条件的考虑,主要的考察方向是文化水平以及以往的种植经验,因为经验是直接影响使用先进技术的顺利程度,丰富的经验可以让技术的推广工作顺利的完成。另一个方面就是生产者在使用农用的机械时的生产效率与水平,因为这是影响技术实施的最直接因素,生产者不仅要符合对生产效率的要求上,更要对其自身有一个良好的规划,以此来建立一个技术发展与使用的合理基础平台。 1.2农业技术进步的方式选择较为困难 由于每一个地区都具有自身的特性,因此在技术研究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因为地域差异引起的问题,且进步的方式是提高农业生产质量与水平的关键因素之一,在现今的典型市场经济的前提下,农业资源的稀缺成为了阻碍农业技术进步的最大难题,进而对技术进步的方式造成影响。 2.提高农业技术进步效率的主要方法 2.1积极引进国内外的先进设备 美国是一个资源极其丰富的国家,其在农业方面的造诣也是不可超越的,因此,我国的农业技术目前还是有待提高的,且在技术水平提高之前我国的劳动力成本是比较低廉的,改变这样的情况就要引进先进的技术,让更多的农民享受到科学带来的优越感。此外,引进设备是对土地的一种解脱,因为我国的土地条件可能并不如从前,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一定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购买先进的农业设备。此外,引进设备的最终目的其实是要实现对劳动力的尊重,而且能够在增产增收的前提下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改善我国的农业情况,为经济的发展做贡献。 2.2为农作物施用合适的肥料 由于技术进步可以实现提高农民收入的目的,所以要把握好种植技术这一关键环节。科技进步所能带来的最大改变就是对生产要素的根本性改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并较少对土地的破坏程度,是一种两全其美的办法,在种植过程中施用合适的肥料可以更好的让技术发挥应有的作用。合理的肥料施用可以为节约劳动力做出保障,这种方式的原理就是利用机械去代替人类的劳动,让资源不被浪费,并可以很大程度的减少农作物在生长过程对人类劳动的依赖程度,并通过对劳动时间的缩减去提高效率。对施用的肥料的要求不仅表现在质量上,更表现在重量上,因为它是一种代替人工去管理农作物的方式,要在提高土地的生产效率的前提下实现对农作物质量的提高,进而为农民的收入做一定的保障。所以,我国的农业技术进步还是有很多的方法可以去选择。只要技术进步工作做得好就可以改变我国人多地少的情况,进而为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做出应有的贡献。 小结: 综上所述,在对农业技术研究的同时要保证对资源的合理运用,要从最基本的条件出发找出有利于技术进步的条件,在使用新技术过程中遇到了问题就应该积极的参考其他国家的做法,但在此要明确的一点就是对我国基本情况的了解,所有在我国的农业技术都是在生物化学的基础上进行的,而对机械的研究与创造只是起到辅助的作用。我国对农业技术研究的最终要求就是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以及提高农民的种植意识三方面。 农业技术进步论文:要素相对价格变动对农业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 摘要:近年来,我国农业取得了快速发展,但是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农业机械化普及程度较低、农业生产技术落后等,阻碍了现代农业的发展。因此,用先进的农业技术替代落后的农业技术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文章分析了要素价格变动对农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并根据理论和实践模型的结论提出建议,在发展生物化学技术的基础上,联系各地区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的差异,有针对性地发展农业机械技术。 关键词:要素相对价格;农业技术进步;资源禀赋 一、引言 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农业生产的各生产要素丰裕度和价格呈现出不同的变化。在劳动力方面,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导致劳动的机会成本上升,同时我国人口结构变化导致人口红利消失,据2013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出现下降,比上年减少345万人。同时,蔡P、王美艳运用反设事实法对农村劳动力剩余程度进行了考察,结果显示,农村已不存在大规模和高比例的剩余劳动力,相应地,农业技术变迁也越来越具有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倾向。要素市场上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会诱导产生不同类型的技术,以相对价格较低、相对丰富的要素来替代相对稀缺、价格高昂的要素,高峰,王学真提出,在现代农业建设中,应根据各地区资源禀赋状况和经济发展阶段,选择适宜的技术进步类型。张树军基于生产要素价格变动的视角,从经济理论角度进行分析,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农业创新模式选择主要取决于农业资源的相对稀缺性。 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动使得农业发展起步时期依靠压低劳动要素价格、以低廉劳动成本优势来实现农业经济增长的粗放式生产不再适合当下的经济现状,这要求我们必须加快农业机械化技术进步,尽快完成农业机械生产对人力生产的替代,实现农业的转型升级。 二、要素稀缺性和相对价格变动趋势 在劳动力要素方面,工业和农业的收入差距扩大使得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2000年我国农村人口约为80837万人,占总人口的63.78%,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农村人口持续下降,进入21世纪以来,农村人口平均每年约减少1千万,2008年农村人口约为70399万人,占总人口的53.01%,到了2012年,农村人口下降至64222万人,占总人口的47.43%。同时我国人口结构等原因导致老龄化问题,使得人口红利消失。 在土地要素方面,根据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数据显示,我国人均耕地为0.101公顷,不到世界人均耕地水平的一半,其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耕地面积约7837.3万公顷,约占全国耕地面积的58%,东部和中部地区耕地面积约5701.2万公顷,占42%左右。如图1所示,东北、西北、西南这些自然条件较差的地区耕地面积约占我国总耕地面积的38%,单位耕地面积粮食产量仅占25%左右;而京津沪和东南沿海地区耕地面积占比约为5.7%,单位耕地面积粮食产量占比约为21%。 在资本要素方面,为应对产能过剩等问题,银行相继出台实行旨在促进投资和消费的宽松货币政策,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自2014年11月以来,央行连续降息,2015年8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进一步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其中,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4.6%,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1.75%。自2007年以来贷款基准利率变化,可以看出,除了2010年至2011年贷款利率有所回升之外,2007年到2010年以及2011年到现在贷款基准利率基本呈下降的趋势。 劳动要素供给减少和资本要素供给增加在要素市场上的表现为劳动力相对价格的上升。鉴于我国现行的土地政策,土地作为生产要素在市场流通上不能有效反应价格的变动趋势,以及生产函数中一般将劳动和资本作为两个相互替代的变量,因此下面的理论分析将重点放在劳动力和资本的相对价格变动对农业技术进步的影响。 三、要素相对价格变动对农业技术进步影响的实证研究 (一)模型构建 为了对农业技术进步与要素相对价格变动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根据本文理论分析中的结论建立模型: 在方程(1)中,下标i和t(t=2005,...,2012)分别表示第i个省份和第t年,μ是代表个体异质性的截距项。Y是代表农业生产中机械和劳动投入比重的指标,即每亩作物生产中机械投入和雇工数量的比值,该变量的值越大,表示农业生产中机械相对劳动的投入比重越大,机械对劳动的替代程度越高。X1是代表劳动对资本的相对价格的指标,即工资与利率的比值,该变量表示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动趋势。X2是代表农民人均收入的指标,该变量表示经济发展水平。X3是代表人均耕地面积的指标。X4是代表农业生产中良种投入的指标,X5是代表农业生产中化肥等化学药品投入的指标。 本文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2006~2013年)和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汇编(2006~2013年)。 (二)实证结果分析 在实证分析中,我们对方程(1)进行固定效应(FE)分析,由于对变量均取了自然对数,因此变量前的估计系数可看作是弹性系数。利用stata软件对上述模型进行参数评估得到表1。 根据表2的结果结合实际情况,将与y相关性较弱的变量C3、X5剔除,本文认为这两个变量对机械劳动比重影响不显著的原因可能是:我国耕地质量较差且分布不均,东南沿海和京津沪等地区粮食单产较高而人均耕地相对较少,而且随着这些地区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耕地状况更为恶劣;人均耕地分布相对较多的西北、西南等地区自然环境恶劣,不适宜进行大规模的机械化作业,农作物产量较低,因此虽然从理论上机械化水平应与人均耕地面积呈正相关变化,但我国的耕地现状决定了我国农业不适宜进行大规模的机械生产,而是应该着力发展小规模、实用型的机械技术。化肥施用量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生物化学技术的发展水平,但过量施用化肥会导致土壤酸度变化、土壤板结,因此不能代表现代农业发展水平。 然后对方程进行分析,结果见表3。 表3数据显示,在FE估计中,拟合优度R2=0.7341,表示固定效应模型能够解释农业生产中机械劳动投入比重变动的73.41%,针对参数进行联合检验的F值表示参数总体上非常显著。劳动力对资本的相对价格对农业生产机械劳动比重有显著影响,这说明随着劳动力相对价格的提高,农户为了获得最大利益,在农业生产中逐渐使用机械投入来替代劳动投入;农民人均收入和良种投入水平与农业生产机械劳动比重呈显著正相关,这说明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生物技术的进步对农业机械化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模型分析结果证实了上一章的结论,随着劳动力相对价格的提高,农业生产中机械劳动比重也在提高,这表明为了获取最大利润,在农业生产中人们逐渐使用机械投入来替代劳动投入。 四、政策建议 根据实证结论本文建议,在发展生物技术的基础上,应加快农业机械化的步伐,在经济比较发达、城镇化水平和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比重较大、劳动力价格相对较高的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着重发展一定规模的多门类、多功能型农业机械技术;在经济较为落后、自然条件较差的西北、西南地区,以发展保护生态平衡的生物化学技术和有机农业为主,以发展配合生物技术的小型化、实用化机械技术为辅,和当地的经济建设、生态保护等工作协调发展;而在东北、华北等平原和三角洲地区,大力发展大中型农业机械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尽快实现规模化经营。 农业技术进步论文:农业技术进步与农民收入关系的实证研究 摘要:采用VAR模型并结合定性分析,研究了湖北省农业技术进步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民人均纯收入与人均农业机械动力、人均化肥施用量都存在着双向的因果关系。其中,人均农业机械动力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非常显著,这是由政府近几年出台的一系列有关农业机械化利好政策决定的;而人均化肥施用量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相对较小,但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不可忽视。 关键词:农业;技术进步;农民收入 “三农”问题的根本就在于要解决农民的增收问题,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增收问题,必将影响到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从传统农业发展到现代化农业生产模式的进程可以看出,农业发展必须依靠技术进步。加大对农业产业化的扶持力度,依靠技术进步,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增加农民的收入。农业科技不仅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同时还扩大了农业生产规模。本课题研究农业技术进步与农民收入间的关系,通过探讨加快农业技术进步,对推进农业现代化,改善农民生活,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有关技术进步的研究相对较早,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1]提出“技术进步起源于对传统农业的改造”。熊彼特[2]认为技术进步包括技术发明、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三个过程。海韦尔G ・琼斯[3]指出很多经济学家都认为只有技术进步才是推动生产函数移动的惟一动力,经济产出是由于资本和劳动的投入。 国内研究的重点主要是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农业技术进步的研究、农业技术进步与农业生产组织关系的研究、农业技术进步与农业发展关系的研究、农业技术进步与农业劳动力转移关系的研究和农业技术进步与农民收入关系的研究。张东辉等[4]认为要提高农民收入和缩小居民收入差距需要提高农民的教育培训和农业技术普及力度。林毅夫[5]指出世界粮食生产的增长主要依靠的就是技术进步导致的单产提高, 1960年代以来中国粮食增产也同样如此。黄祖辉等[6]从技术进步的角度,分析农民收入水平下降的原因,并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从而能更有效地解决中国农民的收入问题。杨新铭等[7]认为随着技术进步的加快,技术进步水平的差距成为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发展技术进步,加大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从而能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黄先海等[8]得出为了稳定劳动收入比重,在资本深化长期效果有限的情况下,也应同时关注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作用的结论。刘进宝等[9]运用广义最小二乘法(GLS)对全国、东部、中部、西部四个模型进行了计量分析, 技术进步与提高劳动者农业收入之间存在着弱相关性。张莉等[10]得出的结论充实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偏向和要素收入的研究,并且对中国的技术进步来源和方向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国外的研究重点是有关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技术进步对农业发展影响的研究,研究已经有较长时间并且取得了不少的研究成果,这些理论对于中国运用农业技术进步来促进农民增收具有借鉴意义,但是中国的农业环境与国外有所不同,现有研究理论不能很好地适应中国国情。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某一方面的影响,如对农业生产组织、农业发展、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其中针对农民收入的实证分析相对较少,也缺少对某一省份的研究。本研究拟在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采用VAR模型, 选取湖北省为代表,定量分析农业技术进步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 并着重考察人均农业机械动力、人均化肥施用量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2指标选择与数据说明 2.1指标选择 本研究主要采用VAR模型,以湖北省农业技术进步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农业技术进步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基本上可分为两大类型:物理技术进步和生物化学技术进步。 1)人均农业机械总动力作为衡量物理技术进步的标准,农业机械总动力原始数据来源于1986~2012年的《湖北省统计年鉴》,用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去除,转化为人均农业机械总动力。 2)人均化肥施用量作为衡量生物化学技术进步的标准,化肥施用量原始数据来源于1986~2012年的《湖北省统计年鉴》,用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去除,转化为人均化肥施用量。 3)农民人均纯收入作为衡量农民收入的标准,农村居民人均纯收人和农民消费价格指数的数据均来源于1986~2012年《湖北省统计年鉴》,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人去除农民消费价格指数。 2.2数据说明 由于数据的可获取性,本研究选取了分布于湖北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数据来源于《湖北省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时间跨度为1986-2012年。模型如下: SR=α+βNJ+γHS+θ 式中,SR为农民人均纯收入,NJ为人均农业机械总动力,HS为人均化肥施用量。由于对变量进行自然对数变换后不改变原序列的协整关系,并能消除可能的异方差,故对SR、NJ和HS三个变量取自然对数,得出新的变量序列,分别记做LSR、LNJ和LHS。 3实证分析 3.1单位根检验 为了消除异方差,运用ADF法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其3组序列是否为平稳的时间序列。表1显示,LSR、LNJ和LHS的ADF检验统计量大于显著性水平1%、5%、10%时的临界值,所以接受原假设,即序列LSR、LNJ和LHS存在单位根,是非平稳的序列,因此对序列LSR、LNJ和LHS进行一阶差分,LHS和LSR一阶差分均平稳,LNJ一阶差分不平稳;从二阶差分来看, LHS和LSR是平稳的。 3.2Johansen协整检验 为确定变量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采用Johansen检验法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表2的迹统计量结果显示,无协整关系、至多1个协整关系时迹统计量大于5%时的显著性水平,继续观察至多2个协整关系的假设,此时检验值小于5%的显著性水平,因此拒绝该假设,说明利用迹统计量检验序列LSR、LNJ和LHS存在协整方程。表2中显示的极大特征根检验结果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即3个变量之间存在着2个协整关系。协整检验结果证明农民人均纯收入与人均农业机械动力、人均化肥使用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根据各种确定滞后阶数的准则,确定VAR滞后阶数为5。 协整方程如下: LSR=0.615 390×LNJ+0.773 830×LHS s.e.0.016 960.027 73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长期看,人均农业机械动力每增加1%,促进农民人均纯收入可增长1.696%;人均化肥使用量每增加1%,农民人均纯收入将增长2.773%。 3.3格兰杰因果检验 通过了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以后,对变量LSR、LNJ和LHS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由表3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显示,对于LNJ和LSR,二者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是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而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则表现为LNJ到LSR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LHS和LSR是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而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则表现为LSR到LHS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可以得出结论:1985~201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与人均农业机械动力存在着双向的因果关系,农民人均纯收入与人均化肥施用量也存在着双向的因果关系。 3.4脉冲响应分析 经过检验和调整后,通过AIC准则与SC准则的反复验证,可以建立最佳滞后期为1的VAR模型,并通过滞后结构检验,发现所有的单位根都落于单位圆内,因此调整后的VAR模型是稳定的。 脉冲响应分析,结果见图1~2。 累积脉冲响应函数见图3~4。 利用脉冲响应函数来分析农业技术进步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图1显示, 人均农业机械动力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是正向的,这种正向影响在第六年时达到最大,呈由小到大、逐步稳定的形态过程,这说明人均农业机械动力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比较稳定,可能是由于受到当时的政策影响所致;图2显示,农民人均纯收入同样受到人均化肥施用量变动的影响,这种影响也一直都是正向的,这也较符合人均化肥施用量的实际情况;图3显示,人均农业机械动力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累积脉冲响应的影响是正向的,并且趋势是一直趋于上升,是逐步趋于稳定的正向响应状态,这说明人均农业机械动力的增加对促进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需要一个过程;图4显示,人均化肥施用量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累积脉冲响应也是正向的并且一直趋于上升的趋势,是较平稳的正向响应过程,这说明人均化肥施用量的提高是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的正向响应。 4结论与建议 农业技术进步对农民收入影响的实证结果表明:目前湖北省人均农业机械动力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非常显著,这主要是由于近几年出台的一系列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政策决定的;人均化肥施用量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相对较小,但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不容忽视。 4.1增加对农业技术科研的资金投入 面对农业生产水平低下的状况,要增加农民收入,必须依靠农业技术进步。要解决农业技术的资金问题,政府需要减轻农民购买设备的经济负担,对所购买的设备给予补贴、减免等各种优惠,保证农业技术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 4.2加大农业技术推广的投入力度 重点突出农业技术进步,广泛开展农机化技术推广、培训等活动,大力培育农机服务组织,全面提高农机化生产水平,从而促进农民增收。不断加大对大型农机具的推广和应用力度,提高农业现代化生产水平。应根据农业发展的需要,开展各种形式的农业技术推广活动。 4.3加强对农民生产技能的培训 要加快农业技术进步,增加农民收入,加强对农民进行生产技能的培训,提高农民的人力资本素质。使农民通过掌握先进的知识,利用先进的技术优势,真正成为农业技术创新的受益者。成立技能培训基地,组织专业人员管理,健全技能培训制度。 农业技术进步论文:劳动力选择性转移下的农业技术进步探讨 【摘 要】目前,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出现了选择性的特点,劳动力的选择性转移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它可以通过提高劳动力的非农业化、人力资本的积累度来推动农业资源结构的合理转换,从而从根本上优化农 业投入,促进农业技术的良好发展。 【关键词】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农业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措施探讨 在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不断的呈上升趋势,并且多以男性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优质劳动力为主,造成了农村农业从业人员质量的下降趋势明显,给农业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本文就从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对农业技术带来的影响出发,对劳动力选择性转移下的农业技术进步做一些探讨和研究。 一、劳动力选择性转移下的农业技术进步表现 (1)提高非农转移率。在我国,非农部门不管是工资量还是平均人力资本量都要高于农业部门,同时,对从业者的个人人力资本水平要求的都很高。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就起到了很好的调节作用,它一方面有着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另一方面也让在那些非农部门工作的机会逐渐增多。与其他的农业劳动力相比较可以得知,合理科学的转移劳动力可以让许多人在非农部门获得比较高的非农就业收入,同时,让非农就业表现的更加稳定和高效。(2)增加物质资本积累量。实际上,当劳动力选择性转移进行的某一阶段后,就会造成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出现短缺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增加物质资本的积累量可以有效地激发农民的需求,改善农业物质资本的供给度。农村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形成的非农就业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水平,为农业部门的物质资本积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选择性转移为非农部门积极提供了一些高素质的人才,使非农业化的生产达到了一种饱和状态,从而满足了工业化的发展需求,提高了工业化的发展质量。(3)加速人力资本的交接性。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在一定上程度上增加了农村劳动力的不均,导致了人力资本水平的降低。如果农业部门的物质资本技术是技能偏态型,那么这种转移势必会影响农业的发展。通过选择性转移会对农村人力资本的需求量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让农村劳动力逐渐意识到通过自身的人力资本可以获取更高的收入。随着现代劳动力市场的充分开放,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实际上是一个让人力资本实现最优配置的过程。当农村劳动力意识到选择性转移带来的好处后,会积极的加大自身的人力资本投资,并且也会更加把这种人力资本投资转移给下一代,实现人力资本投资的可持续发展。 二、劳动力选择性转移下的农业技术进步思路 (1)积极调整劳动力供求的阶段性变化。我们要认识到在建设小康社会和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新一代农民工对进城就业的追求,选择性转移的劳动力不单单是以苦力挣钱,省吃俭用为主,他们更关注的是个人发展机会、除了看重工资待遇以外,还对就业的环境、就业的条件以及就业的稳定性都有一定的要求,他们的选择性和流动性会随着供求的变化而提高。如果地方政府不推进就业环境的改善,不调整劳动力供求的阶段性变化,就会对投资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2)保障劳动力稳定与长久性。在农村,随着男劳动力和素质较高的优质劳动力的选择性转移,中年以上的农村劳动力占有绝大多数。如果企业只重视农民工的年轻时段,把其中中年阶段的就业和养老问题抛诸脑后,就会出现用工荒的现象。在工业化发展阶段,要重视劳动力的稳定就业程度,让农民工没有后顾之忧,劳动力向城镇的彻底转移也有利于农村人的土地资源的重新配置,为新从村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前提和基础。(3)加大农业投入,推进农业技术变革。随着劳动力选择性转移的加大,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到一个有限供给阶段,这时,加大农业投入,推进农业技术改革会使劳动力得到有效的转移。在农村的劳动力当中,他们的流出不会影响农业的发展,在农村劳动力进入到有限的供给阶段时,劳动力的转移就会影响农业的发展。因此,要使工业化、农村劳动力转移和结构转变顺利、健康的推进,就要对农业、农村施行技术化、资本化、管理化来代替单纯的劳动力形式。(4)摒弃过分依靠廉价劳动力现象。目前,我国仍然处于人口总抚养率低的人口黄金期,需要积极发挥劳动力转移的资源优势。随着我国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农村农业技术的发展不能仅靠廉价劳动力,而要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良好的营销管理来进行积极的改善,提高农业技术水平。 农业技术进步论文:农业技术进步有关问题解析 摘要:本文从我国农业技术在不断地进步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简述了农业技术进步的相关问题并分析问题的引发原因以及相应对策。 关键词:农业技术进步 相关问题 引发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农业技术也不断的进步,为我国的农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收获。农业技术的进步是社会进步的内在需求,是科技发展推动下的结果,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需求。农业技术的发展,不仅仅带动了农业的发展,同时也优化了我国的整体产业结构,推动了经济发展的同时造福了广大人民群众,解决了人民食不饱腹的想象。然而我国农业距离现代化的标准还有一定的差距,就目前农业的发展状态而言,我国的农业技术发展仍然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和弊端,分析问题的发生的原因,并作出相应的提高是农业科技人员十分关注的问题。 1农业技术进步的内涵与特征 评价技术的进步与否,需要观察技术的投入与产出的对应关系,产出较投入大则技术进步,反之则技术落后。进步的技术取代落后的技术是发展的要求,同时也顺应自然的发展规律。农业技术进步的表现是在利用同等的农业资源的情况下,可以获得更多的农业产物或是获得同等产物的同时节约资源。农业技术的进步是自然科学的进步,为农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农业技术的进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不断的发现发展漏洞,通过技术发明、技术创新、技术扩散等环节发展技术,改善农业发展中的漏洞的过程。农业技术的进步提升了农业的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 农业技术的发展是在原本农业技术的基础上不断的改革,不断的创新的。它的进步离不开原油的农业基础,只有在原有技术的基础上,才能够发现不足,改善不足。 2农业技术进步存在的问题 2.1农业技术进步的整体水平偏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不断地发展,科学技术也在不断的提高,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帮助。相对于工业领域等的科技进步对经济的贡献率而言,农业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与发达国家的农业技术进步的贡献率相比,更加能够突出我国的农业技术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除此以外,我国对农业科研的重视力度较其他领域而言略弱,缺乏相应资金、人力等的投入,技术的研究也出现相应的不平衡现象,导致技术研究发展存在片面的高、精、尖现象。总之,我国农业技术进步的整体水平偏低,应当加大农业技术研发的同时,改善技术发展的不平衡。 2.2农业技术进步存在不平衡性 目前,我国农业技术的进步存在着很大的不平衡性,农业发展的某些领域例如农业化学等,表现为突出的优势,为农业的发展提供有利的帮助,提高了农业的产量。然而在农业机械化、农田水利化等方向又表现为极其的落后。农业机械化发展落后使得我国农业的发展出现了地域性的发展不平衡,对于南方地形复杂的地区,由于机械化水平低严重的影响农业的发展。农田水利化的发展落后,同样也带来了农业地域性发展不均衡的现象。农民依然还是需要靠天吃饭。总之,我国的农业技术农业化学技术发展较成熟,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农业机械化、农田水利化的发展较为落后,难以实现农业的大规模、机械化的生产,农田灌溉技术也表现为落后的现象。农业的发展出现地域性的不均衡、农业技术的片面以及不平衡现象。 2.3农业知识的普及力度不够 目前我国农村正是出于高效率低水平的发展状态下,制约农村农业发展的因素是因为农业知识的普及力度不够,农业技术的应用不够,农民的整体素质有待提高。另外,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民对于农业的认识有了改变,他们逐渐将目光投入到了其他的方向,对于农业缺乏了重视,对于技术进步的缓慢有着极大的影响。 3提升我国农业技术进步的途径 3.1优化农业技术进步的路线 我国的农业技术发展存在着不均衡性,对于不同地区的不同地形需要采用不同的技术发展路线,例如南方地区河湖交错、多山区和丘陵使得地块更加零碎崎岖,因而可以借鉴日本的先水利化、化学化,后机械化的技术发展路线。对于农业技术的不均衡,要加大落后技术的投入,优化先进技术改善先进技术的不足。需要研究国外的先进技术,改善其技术中的不足,并以“结合实际”借鉴国外的的发展路线同时,因地制宜,自主创新。 3.2改善农业发展格局,为农业技术发展提供基础 为了加快农业技术的发展,我国有必要采取相应的奖励政策鼓励农民耕田,耕好田,利用科学的农业技术措施创造更多的农产品。同时对农业金融、保险等体制进行改革,加大商业金融的投资力度,重拾农民对农业发展的信心。总之,改善农业发展格局需要国家、社会给与相应的重视力度。 3.3加大农业技术的推广,提升农民的整体素质 农业技术需要在大力推广下,才能够得到广泛的应用,加大农业技术的推广,需要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为向农民群众推广农业技术提供平台。加大农业技术的推广需要社会及不同阶层人员的配合,需要组织人员、宣传人员、农民等的合理配合才能够将农业技术更好推广,实现农业持续健康的发展。 4结语 加快农业技术进步发展是农业发展的强烈需求,是工业化、城市化的必然要求。农业技术的进步有利于推进我国农业的结构调整,为农业持续健康的发展提供平台。使农业经济的发展得到飞跃性的发展。 (作者单位:155900集贤县农业局蚕业站)
经济与发展论文:经济技术开发区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未来发展分析 开发区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象,一般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为吸引外部生产要素、促进自身经济发展而划出一定范围并在其中实施特殊政策和管理手段的特定区域。从世界范围来看,开发区一般可以分为自由港(含自由贸易区)、出口加工区、科学工业园区3大类型。20世纪中叶以来,开发区在全球的蓬勃发展及其对社会经济产生的积极影响,越来越受到世人的关注和重视。近20多来年,在改革开放政策和新技术革命浪潮的推动下,中国陆续创建了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边境经济合作区、保税区等不同类型和不同层次的开发区,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成为全国经济最为活跃的增长点。 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作为中国开发区的两种不同形态,它们交相辉映,在战略目标、发展模式、主体结构、整体功能、宏观政策、管理体制等方面,既有共性,也有异点。本文将以世界开发区的历史演进和现实发展为背景,以经济和产业结构的变革为主线,从整体上对中国两类国家级开发区进行多角度的比较研究,进而提出两类开发区未来创新的总体设想和发展模式。 1 世界开发区的历史演进 开发区作为人类从事经济活动的一种区域载体,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随着国际贸易、科学技术与国际分工的发展,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世界范围来看,开发区的历史演进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孕育、生长、发展3个时期。 1.1 孕育时期(16世纪以前) 开发区最早的历史发端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世纪的腓尼基。为了扩大贸易往来,善于航海和经商的腓尼基人,曾将其南部海港提尔及其北非殖民地迦太基划为特殊商业贸易地区,并为进出该地区的外国商船提供安全通行的保障,使其不受任何干涉和限制。这便是世界上开发区最初的萌芽和雏形。 1.2 生长时期(16~20世纪中叶) 从16世纪开始,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地中海沿岸的悄然兴起,人类经济发展史上出现了以自由港为特征的开发区形态。世界上最早以自由港正式命名的开发区是1547年意大利创建的热那亚湾雷格亨(今里窝那)港。雷格亨自由港的创建,标志着近代意义上的开发区终于在世界诞生。17~18世纪,意大利的威尼斯(1661年)、法国的马赛(1669年)、西班牙的直布罗陀(1705年)等自由港或自由贸易区辟建。 19世纪,丹麦的哥本哈根、葡萄牙的波尔图、德国的不来梅和汉堡(1882年)等城市先后被宣布为自由港或划出一部分地方为自由贸易区。 20世纪初,瑞士、希腊、瑞典等国相继设立自由港或自由贸易区,美国也从1934年开始在沿海地区建立自由贸易区和具有自由港特征的对外贸易区。1948年巴拿马辟建了科隆自由贸易区。据有关资料统计,截至20世纪中叶,全世界有26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75个自由港和自由贸易区,它们大大促进了所在国家和地区经济贸易的发展。 1.3 发展时期(20世纪中叶以来) 从20世纪中叶开始,随着世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国际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日益增强,世界范围相继出现了以出口加工区和科学工业园区为特征的两种新型的开发区形态。 20世纪70年代,波及全球的石油危机以及随之出现的全球经济危机,迫使许多出口加工区不得不寻求转型,一些条件较好的出口加工区开始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和知识密集型转化,逐渐发展成为科学工业园区。 科学工业园区最早起源于美国。1951年斯坦福研究园的诞生,不仅为全球最大的电子工业基地“硅谷”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且开创了世界各国建设科学工业园区、发展高技术产业的历史先河。从20世纪中叶开始,科学工业园区随着新技术革命的推进而不断发展。据有关资料统计,目前全球各种类型的科学工业园区约有1500多个,它们强劲地推动着区域经济、国家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发展。 2 中国两类开发区的发展历程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发展轨道,并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方针,从而推动经济特区在中国沿海的崛起。继经济特区之后,在中国相继出现了两类新型的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类似于出口加工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即科学工业园区)。 2.1 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历程 回顾中国经济技术开发区18年来的历程,大体上可以分为起步、成长、发展3个阶段。 (1)起步(20世纪80年代) 1984年5月,为了推广经济特区取得的经验和成就,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以便大规模地利用国外资金、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中国决定开放大连、天津、上海、广州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和海南岛,扩大其权限,给予境外投资者以优惠待遇,并同时在这些开放的沿海港口城市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实行经济特区的某些特殊政策。到20世纪80年代末,上述14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就其整体来说,开始不同程度地走上以发展现代工业、吸收利用外资、拓展外资出口为主的道路。 (2)成长(20世纪90年代) 1992年3~10月,国务院先后批准举办温州、营口、威海、福清融侨等4个经济技术开发区;1993年4~5月,国务院又批准兴办东山、哈尔滨、长春、沈阳、杭州、芜湖、武汉、重庆、萧山、昆山、惠州大亚湾、广州南沙等12个经济技术开发区;1994年8月,北京、乌鲁木齐2个经济技术开发区获准建立。 (3)发展(20~21世纪之交)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启动,中国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始从沿海、沿江城市逐渐向内陆中心城市推进,并不断发展壮大。 截止2001年底,中国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已经达到47个。纵观将近18年的历程,不难发现,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缩影,明显地呈现了从沿海起步、向内陆滚动式推进的发展特征。 2.2 高新技术产业区发展历程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在中国的兴起和发展,大体上经历了孕育、诞生、成长3个阶段。 (1)孕育(1980~1985年) 20世纪80年代初期,有关专家和学者以美国“硅谷”经验为借鉴,提出了在中国创办科学工业园区的建议;与此同时,一批具有胆识和探索精神的科技人员相继走出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创办了各种科技企业,其中最有典型意义的是集结着大批科技企业的北京“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崛起,它为兴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奠定了重要的社会基础。 (2)诞生( 1985~1990年) 1988年5月,在“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基础上,国务院批准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国家级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试验区,从而奠定了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的基础;同年8月,“火炬计划”开始实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成为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而拉开了在中国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序幕。 (3)成长(1990年开始)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有利环境中获得快速发展。至1997年,中国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已经达到53个。如果包括省市批准建立的园区在内,中国各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总数则已达到120个,从而在中国掀起了一股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热潮。 3 两类开发区的共性分析 3.1 启动背景 中国两类开发区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它们是在国际、国内相同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3.2 成型条件 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作为利用资源开发促进经济发展的特殊区域,它们具有相同或相近的成型条件。一般地说,两类开发区的成型条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选择区址;②制定政策;③确定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④营造投资环境。 3.3 生长轨迹 从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在中国十几年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到两类开发区相同的生长轨迹;从政策扶持起步,通过各种基础建设,迈向全面创新和持续发展的道路。 3.4 理论基础 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建立和发展,一般都以区位理论、区域不平衡发展理论、区域经济生态理论、增长极理论、创新理论等等为支撑。 4 两类开发区的异点分析 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总体目标在于,通过营造有利于外商投资的良好环境,来吸引国外的资金、技术和设备,开拓国内外市场,扩大出口创汇,推动所在地区经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总体目标在于,通过形成局部优化环境,来培育创新型企业,发展民族高新技术产业,并带动传统产业改造,以实现高新技术成果商品化、产业化和国际化,推动科技与经济的一体化发展。 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了吸引外资,降低投资者的成本,一般都比较重视地缘——地理资源优势,其区位选择主要考虑交通便捷、位置优越的沿海港口城市和内陆交通枢纽城市的市区或郊区。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培育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基地,主要依托于智缘——智力资源优势,其区位选择首先考虑的是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和拥有雄厚科研实力的大型企业比较集中的地方。 从主体结构来看,两类开发区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企业构成不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企业大多是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外商独资经营的生产性和出口加工型企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企业主要是高新技术企业或民营科技企业。第二,主体构成不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主体是政府派出机构和企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主体除政府派出机构和企业外,还有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 就整体功能而言,经济技术开发区作为一种主要以外部变量为动力的外生型城市新区,其功能侧重于创建良好的招商引资环境,以吸收外资为主、工业项目为主、出口创汇为主,发展高新技术和外向型经济,这也就是说,经济技术开发区既有促进外商投资的功能,进口加工的功能,也有开发高新技术的功能,还有采取保税措施发展国际保税业务的功能。 两类开发区虽都具有改革试验场、开放窗口以及示范、带动等功能,但外引、外联却是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强项,而集聚、孵化、辐射则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具有的独特功能。 从总体上看,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实行的宏观政策,虽在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方面是一致的,但在政策出台背景、政策适用对象、政策优惠年限和范围等方面存在着一些差别。 开发区管理体制是指为进行有效的管理而采取的关于开发区组织机构设置形式及其管理权限和职能范围划分的制度。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管理体制,可以认为是大同小异。 5 两类开发区的特征分析 开发区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象,一般都必须具有特定的区域、特殊的政策和特殊的管理等基本特征。 开发区的基本特征作为开发区的主要内涵和本质属性的标识,它决定了开发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派生出两类开发区结构要素的整体发展特征,即从某一结构要素的运行状态来考察两类开发区形态构成要素的整体发展特征,例如:从区位要素的扩散来看两类开发区的空间演变特征,从制度要素的变迁来看两类开发区的时间演变特征,从企业要素的发展来看两类开发区的微观经济特征,从产业要素的选择来看两类开发区的宏观经济特征。 近年来,在知识经济浪潮的推动下,由于宏观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两类开发区在产业结构上开始出现某些趋同现象: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大力发展现代工业的同时,也在积极致力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而部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由于基础较差,其发展并未体现出高新技术产业的鲜明特征,特别是由于国家外经贸部和国家科技部开始推行“科技兴贸”的战略和行动计划,因此,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产业发展亦在积极选择出口导向,目前全国已经认定第一批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基地共16家,旨在提高高新技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国际市场占有率和出口创汇能力。 6 两类开发区的未来发展分析 6.1 现实起点 从1984年国务院正式批准建立第一个国家级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到2001年为止,中国已经设立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共计47个,其中东部沿海地区27个,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各10个。与此相应,从1988年国务院正式批准建立第一个国家级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至今,中国总共建立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53个,其中沿海地区29个,中部地区14个,西部地区10个。 据对43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统计,2000年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实现全面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工业产值、税收收入、进出口和吸收外商投资增幅均高于全国及所在地区的增长水平。 2000年中国53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总体发展比较平稳,保持着平衡发展的态势。据对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20796家企业的统计,10年平均以超过60%的速度增长。 上述重要经济指标显示,两类开发区不仅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已经成为最具活力的经济增长点和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当前,两类开发区除要进一步解决和完善诸如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投资环境等共性问题外,还要研究和解决各自存在的突出问题,例如,经济技术开发区应该提高吸收外商投资质量、培养高素质的优秀人才、提升产业的科技含量,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应该拓展多元化的投融资渠道、突出产业发展特色、强化科技创新孵育体系、培育企业核心竞争能力等等。 6.2 创新思路 在新的形势下,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应以科技创新、体制创新为动力,充分发挥现有的体制优势,率先形成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运行机制,同时要以运行机制的转换和体制创新再造自身发展的新优势。 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应继续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营造环境为重点,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为保证,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为主要任务,深入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积极促进科技、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努力提高国际竞争力,加快实现新时期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 就总体而言,两类开发区应积极遵循“并存共荣,因势整合,突出重点,择优扶持,强化特色”的原则,不断发展创新。这里,并存共荣是基本前提,因势整合是战略策略,突出重点是宏观政策,择优扶持是管理方法,强化特色是发展方向。在新的形势下,两类开发区要努力加强自身建设,同时要在现有基础上再造新优势,更上一层楼。 6.3 发展模式 从未来的前景来看,两类开发区大体上存在着以下3种可供选择的发展模式:并行发展、择优发展、合一发展。 (1)并行发展 所谓并行发展,是指两类开发区在新的形势下,不仅彼此同时存在,而且各自独立发展,不断创新创业。中国目前已经建立的47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53个国家级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一般都同时分布在省会、自治区首府、直辖市和其他开放城市。它们彼此并行发展,竞相成为所在地区和整个国家经济增长的积极推动力量。 (2)择优发展 所谓择优发展,是指两类开发区在国际国内经济、科技和市场的激烈竞争环境中,顺应自然法则,适者生存,优者发展,劣者淘汰。这种模式出现的前提是,一个国家或其一个地区、一个城市同时存在的两类开发区,它们相互差距较大,发展极不平衡,其中差者发展的潜力有限,并且前景不佳。 (3)合一发展 所谓合一发展,是指两类开发区面对激烈的竞争,为了扬长避短,优势互补,实行合二为一。这种模式产生的前提是,两类开发区在发展导向、目标选择、产业结构、政策与管理等方面,出现趋同或雷同现象;或者它们因资源有限而发展均不理想。为了整合资源,突现特色,两类开发区可以进行归并,实现优势互补,在更高的起点上为新的开发区加速发展提供体制和运行机制方面的动力和保障。 经济与发展论文:关于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理论分析 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世界经济飞速前进的历程中,中国经济基本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跨越,初步完成了使中国迈向世界经济强国的经济体制转型。新世纪到来之后,改革开放的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中国大地上掀起了新一轮的经济转型浪潮。在这次经济转型的浪潮中,一部分地区表现为产业结构调整,一部分地区表现为技术进步。从表面上看这是国内地区间经贸水平的比较,背后却是地区政府之间的管理和效率的较量。无论何种方式的经济转型,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实现本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一、经济转型 (一)经济转型的概念 在探讨经济转型之前,应分析“转型”一词的词义。“转型”作为一个基本概念,最初应用在数学、医学和语言学领域,后来才延伸到社会学和经济学领域。 布哈林在研究市场经济向计划经济的转型过程中,曾首先使用了“经济转型”的概念。 在研究文献中,对经济转型的表述及研究的侧重点均有不同,中文文献往往以“改革、转型、渐进和转化”来描述。 就经济转型的概念而言,经济转型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制度在一定时期内发生的根本变化。具体地讲,经济转型是经济体制的更新,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经济结构的提升,是支柱产业的替换,是国民经济体制和结构发生的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经济转型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任何一个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都会面临经济转型的问题。即使是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经济非常发达的西方国家,其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也并非尽善尽美,也存在着现存经济制度向更合理、更完善经济制度转型的过程,也存在着从某种经济结构向另一种经济结构过渡的过程。 (二)经济转型的分类 经济转型有多种分类方法,常见的有以下两种划分方法: 1、按转型的状态划分:分为体制转型和结构转型。 体制转型。指从高度集中的计划再分配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体制转型的目的是在一段时间内完成制度创新。 结构转型。是指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社会转型。结构转型的目的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而在转型过程中改变一个国家和地区在世界和区域经济体系中的地位。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市场结构、供求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和区域布局结构等等。因此,结构转型又包括产业结构调整、技术结构调整、产品结构调整和区域布局结构调整等。 另外,有的学者把经济转型的状态分为四类:经济体制转型、发展战略转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经济结构转型等。我们认为,无论怎么划分,经济转型都不外乎体制转型和结构转型两种类型。 2、按转型的速度划分:分为激进式转型和渐进式转型。 激进式转型。指实施激进而全面的改革计划,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进行尽可能多的改革。大多数学者把俄罗斯和东欧“休克疗法”的经济改革称为激进式转型。激进式转型注重的是改革的终极目标。 渐进式转型。指通过部分的和分阶段的改革,在尽可能不引起社会震荡的前提下循序渐进地实现改革的目标。多数学者把中国“摸着石头过河”的经济改革称为渐进式转型。渐进式转型注重的是改革过程。 (三)经济转型的特点 阶段性和长期性的统一。在谈到经济转型时,我们往往把某个时期经济在体制和结构的变化称为经济转型。因此在制定转型计划时往往会以时间多长、经济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来衡量是否完成经济转型。其实,这只是阶段性的经济转型。但是从长期经济发展实践来看,经济本身时时刻刻都在追逐着质和量的提高,这种质和量的缓慢变化本身就是经济转型。习惯上我们把某个时期经济发生的较大变化称之为经济转型,即段性经济转型。 渐进性和激进性的交叉。经济转型往往表现为时而激进,时而渐进,在某些领域激进,在别的领域渐进。 结构转型和体制转型的同步。经济体制的变化必然带来经济结构的调整,而经济结构的调整也需要经济体制的创新。 政府行为和企业行为的互动。在经济转型中,政府和企业是推进经济转型的两种不同的力量。企业是推进经济转型的基本动力,而实现经济转型又离不开政府作用的发挥。两者一个是内因,一个是变化的条件。只有两种力量结合,双方互动,才能更加有效地实现经济转型。 区域性和国际化的结合。经济转型通常是区域性经济发展措施,而区域性的经济发展又不得不考虑国际经济发展潮流。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经济转型必须紧跟当前科技发展步伐,把握世界经济发展动向。 (四)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转型 1、转型的四个阶段 在某种程度上,全国新一轮经济转型浪潮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转型的延续和发展。因此,要研究当前中国的经济转型,必须先研究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转型。改革开放后,中国从计划经济迈向了市场经济,阶段性过渡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转型的主要特征。有专家认为,中国的经济转型一开始并不是朝着市场经济发展,通常采用“先试验后推广”和“不断调整目标”等做法。总体上讲经济转型是渐进的,但在某个阶段也有激进的性质。 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即经济的自由化、市场化、民营化和国际化。其一,在经济自由化的过程中,中国经历了一个从农村到城市的渐进式改革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使农民获得了土地使用权,以放开国有企业自主经营权为核心的改革,使国有企业初步摆脱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同时也使非国有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其二,经济市场化的改革将国营企业推向了市场,与其他所有制企业展开竞争。其三,经济民营化改革强调了产权的重要性,允许了经济更大程度上的经济自由,各种所有制的竞争,使非国有经济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力量;其四,经济国际化的改革,使中国经济在加速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同时能够面对世界新经济的挑战,逐步向国际经济一体化过渡,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中来。 2、当前全国经济转型概况 加入WTO后,中国经济正飞速地迈向国际化。在国际化竞争和较量的进程中,中国经济将出现一种新观念、新技术和新体制相结合的经济转型模式。这种经济转型模式不仅是中国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且还将改变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当前,全国许多地区提出了经济转型的构想,并且许多地区还制订了经济转型 规划。其它地区虽然没有提出经济转型的问题,但是实质上也在做着经济转型的工作。整体上看,全国经济转型可分为北方的经济转型和南方的经济转型,并且南北双方的经济转型有着明显区别。北方的经济转型以东北三省为代表,南方的经济转型以粤、浙、闽等省为代表。北方是我国的能源基地,改革开放近二十多年来的能源开采利用,许多地区能源开采业进入了萎缩期,由于资源的逐渐枯竭,导致了一些社会矛盾的出现。东北以阜新市、辽源市、伊春市、大庆市为代表的四个国务院资源型经济转型试点城市,转型的主要任务是减少能源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另外,北方是我国重型制造业基地,但是制造业整体水平落后。面对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态势,北方工业需要有新的提升。因此,北方经济转型的核心是发展替代产业、接续产业,其次是产业技术升级和经济制度创新。也就是说北方经济转型是以产业结构调整为主、技术进步为辅的经济转型。南方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是中国经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核心地带”,尽管如此,南方经济与世界发达经济还存在着生产技术、管理上的差距。因此,南方经济转型的核心是推进产业技术进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质上是与世界经济接轨,参与世界竞争。 3、当前中国经济转型的实质 纵观当前全国的经济转型,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都把科技放在了突出位置。因此,中国当前经济转型的实质就是用现代科技改造传统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高经济发展中的高科技含量。 4、当前全国经济转型的重点、任务和方向 目前全国许多地区的传统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强,受到国家产业政策、资源和环境的制约,不能更好地参与到国际竞争中来。因此,全国经济转型的重点是用现代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使之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 转型的主要任务是开发和应用先进技术、工艺和装备,在提高产品质量、扩大出口和控制污染等方面取得明显进展。 转型的方向是发展高科技,用科技化带动产业化。当前的世界经济是高科技主导下全球一体化经济,高科技是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因此,大力发展高科技企业,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产品,提高高科技产品的市场份额和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使高科技产业化是经济转型的必然方向。 5、加入WTO后我国的产业发展态势与经济转型 加入了WTO后,中国的一些优势行业如纺织、服装、鞋类、玩具、机电等由于不再受到最惠国、反倾销之类的威胁,因而得到迅猛发展。这些优势行业在迅速占领世界市场的同时,也在发展壮大中占领了世界生产技术的制高点。以服装为例,中国服装在欧盟、美国等国家和地区设限的情况下,许多产品的外贸出口量和20__年相比仍实现了翻番。中国服装业在向世界市场的迈进中,生产技术和组织管理水平得到了锻炼和提升,达到和超越了世界一流水平,令欧盟和美国的服装生产界感到震惊。因此,在部分地区的经济转型中,有的地区(如阜新市新邱区)把服装行业作为了产业的发展方向,并且完成了一定数量的外贸出口。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在未来的全国经济转型中,我国的优势行业将是一些地区的最佳选择。 (五)当今世界经济转型的潮流 当今世界经济的两个主要特征就是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信息化的突起,经济全球化是对全球资源和市场追逐的结果,经济信息化则是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使然,在这场竞争中世界经济将转向以商务电子化为代表的新经济。新经济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带动下,将发展成为以生命科学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空间技术、海洋技术、环境技术和管理技术等七大高科技产业为支撑的龙头经济。有的学者甚至把这种新经济称为第三次产业革命。 (六)经济转型与传统经济发展 世界经济转型的历史是一部传统产业改造提升的历史,又是一部新兴产业崛起的历史。世界各地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尽管有许多新兴产业的崛起和发展,但是除了一些资源型产业因资源枯竭而退出历史舞台外,传统产业并不会因经济转型而成为终结者,相反传统产业会在经济转型中得到更大程度地改造和提升。新兴产业在发展过程中,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技术、市场和管理支撑,会遇到许多问题。只有在经过漫长而痛苦的孕育发展期后新兴产业才可能成为某个区域的支柱产业。因而,新经济与传统经济的融合,才是经济转型的最快和最佳选择。在经济转型中,让高新技术和商务电子技术与传统产业相结合,来带动人才流、技术流、资金流的流动,从而推进市场资源进行整合,最终促成传统产业升级换代是推进经济转型的有效方法。 二、可持续发展 (一)可持续发展的概念 可持续发展是八十年代提出的一个新概念。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第一次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 持续性指的是可以长久维持的过程和状态。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现代人的需求又不以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换句话说,就是指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它们是一个密不可分的系统,既要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又要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大气、淡水、海洋、土地和森林等自然资源和环境,使子孙后代能够永续发展和安居乐业。 经济可持续发展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经济本身应具有持续发展的能力。即经济有较强的发展后劲,具有“匀加速”或“加加速”前进的能力,将来不会出现因“加速度”急剧下降而产生经济衰退现象。其二是经济具有与社会、环境和谐发展的能力。即经济发展虽以自然资源为基础,但要同环境承载力相适应,虽以提高生活质量为目标,但要同社会进步相协调,不能以损害社会、环境和浪费资源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 (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实质 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实质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经济。所谓的和谐经济就是经济结构要合理,具有较强的增长潜力,经济发展要与国家政策和谐、与社会发展协调、与环境承载能力适应等。 (三)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为了赶超发达国家,大量使用了本国的自然资源,使自然资源急剧减少,环境严重恶化,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制约越来越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重大意义。 首先是我国老旧工业企业改造的重要方向。由于历史原因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我国有相当一部分工业企业在以往相当长的时期里,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这些工业企业设备老化,技术落后,高消耗,低效益,污染严重。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短期“效益”基本消失,其后果是将大量的发展资金用于环境保护,使环境失去持久的经济支持能力,并使区域经济发展受阻。因此,老工业企业的出路就是通过加强技术改造,实行经济转型,进而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其次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途径。经济发展是全面小康社会的首要目标,但并不是唯一目标。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工程中,经济稳定、持续、快速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但是环境生态目标是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环境和各类自然资源是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物质基础,如果破坏了这个基础,当前和未来的发展都要受到制约。要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就必须走经济持续增长,经济与能源、环境持续协调发展的道路。 其三是改革开放事业成功的重要条件。改革开放的首要任务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使我国进入世界经济强国之林。达到这个目的,没有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不行。同时,由于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经济发展对能源和各种资源的依赖程度愈来愈高。为了充分发挥环境与资源这个生产力要素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就必须使经济与资源、环境实现和谐发展。 三、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 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是经济领域内的两个不同概念。两者是紧密联系的,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转型 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内在需求,是必要条件,可持续发展是经济转型的目标。 回顾世界经济发展历程,世界经济时时刻刻都处在转型之中。生产力发展的进步性决定了经济发展必须不断克服自身发展遇到的矛盾和问题,这个自身不断修正克服矛盾的过程便是经济转型。也正是由于经济转型,经济才会在曲折中发生前进,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经济转型作用于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发生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虽然社会基层是推进经济转型的中坚力量,但是离不开政府作用的发挥。政府在经济转型中发挥着调整生产关系、合理分配生产资源、引领科技进步的作用。政府作用发挥的优劣,决定了经济转型能否顺利进行,经济转型进展的快慢,决定了经济能否顺利实现可持续发展。 经济与发展论文:谈世界经济格局与中国经济的发展定位 一、当今世界经济格局 所谓世界经济格局,是根据各个国家的经济力量以及相互依存关系所形成的国际经济体系。二战以后世界经济格局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二战后至20世纪90年代初,在这一时期,世界经济格局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以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为首的“两极”格局,但随着苏联的解体,“两极”格局的时代也宣告结束,世界经济形成了以美国一个超级大国为首,多个世界经济大国共存的“一超多强”的格局。因此,在这个时期,美国并没有对其他国家拥有绝对的指挥权和控制权,而是建立在其他世界经济强国讨价还价基础上的博弈型霸权。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美国经济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和损失。具体影响有以下三点:一是全球金融危机强化了世界经济格局的多级共存趋势,美国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实力被减弱,也宣告了美国称霸世界想法的破灭。美国不得不重新考虑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发展问题。二是美国经济(包括主体经济和虚拟经济)遭受了严重的冲击和损失。金融危机是由于全球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一系列问题的集中爆发。而在金融危机前,就已经打破了依赖美国经济失衡而带动全球经济发展的体系。[1]三是美国的软实力受损,“美国模式”遭到了普遍的质疑,那些参照“美国模式”发展经济的国家开始动摇。 但即使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使美国的经济受到重创,超级霸主的地位有所动摇,但美国仍然在全球经济中处于超强地位。具体有以下几点原因:一是美国的GDP总量仍然高居世界第一,而且遥遥领先。2010年,美国的GDP总量达到了14.66万亿美元,这一数字相当于2010排在世界第二、第三、第四位的中国、日本和德国的GDP总量之和。二是美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国家贸易体。尽管2010年美国的进出口总额的数据还没有,但预计将达到32000亿美元以上,这一数字仍然位列全球第一。三是美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国家金融体。目前,美国拥有的金融资产要占到全球金融资产的1/3左右。四是美国仍然是全球创新能力最强的科技大国。目前,全球排名最高的10所大学中。美国就占据了8所。每年,美国都会吸收50%以上的全球技术移民。而且,二战以后,美国就一直是公认的全球最发达的制造业国家。[1]目前,美国制造业的附加值要占到整个世界制造业附加值的22%左右,继续排名世界第一。 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尽管全球金融危机给美国经济带来了重创,但美国转嫁危机的能力也非常强。历史上,美国曾经经历过数次经济危机,但美国常常通过转嫁危机使得自己的合作伙伴或者竞争对手受到重创,从而尽可能地降低自己的损失。比如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突然宣布停止美元兑换黄金,20世纪80年代中期,迫使日本签订了“广场协议”,从而将自己的经济危机转嫁到别人身上。目前,美国正在通过迫使以中国为首的相关国家货币升值,来实现转嫁自身经济危机的目的。 二、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下的中国经济发展定位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使之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而有关中国经济的各种言论也随之而出。之所以会有这些针对中国经济的言论,从根本上说就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妒忌和担心。事实上,从全球经济的发展历史来看,包括英国、美国和日本在内的这些经济曾经高速发展的国家都受到过这样那样的指责和议论,因此说这也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经历。笔者认为,不要被这些言论所干扰,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合理准确的定位,变消极影响为积极影响。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合理准确的定位,首先就是要清醒的认识到中国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1.综合竞争能力的差距 尽管中国的GDP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但中国的人均GDP水平还很低。目前,占全球人口不足5%的美国拥有了世界GDP总量的30%以上,而占全球人口22%以上的中国却只拥有全球GDP总量的8%左右,尤其是相比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中国的综合竞争能力仍然差距较大。按照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公布的排名,中国在2008—2010年的竞争力排名为17-20位。[1]虽然我们不必太在意这种竞争力排名的高低,但有些指标所反映的问题还是很深刻的。比如,在影响中国竞争力排名的一些指标中,像企业经营效率、企业信誉、企业形象,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公民道德、政府管理效率以及官员廉政等排名就比较靠后,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排名,应当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 2.经济增长质量的差距 1978-2010年,中国GDP的年均增长率将近10%。但和快速的经济增长率形成反差的却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模式是“粗放扩张型”的,即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建立的巨额资源消耗的基础上的,这给我国的环境保护带来了极大的压力,社会矛盾越发突出。中国的能源利用效率要远远低于世界先进水平。中国的单位产值投入成本要达到美国的4倍左右。在消耗巨额资源的同时,中国的土地、空气和水资源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和破坏,中国的自然和社会环境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尽管中国有大量的加工贸易出口,但由于缺乏专利和核心技术,只能赚取低廉的加工费,价值创造能力低。 3.科技创新能力的差距 全球主要发达国家都将科技创新放在重要的战略位置,以此提升国家的综合竞争力。目前,全球主要发达国家的科技能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了70%。[2]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科技创新能力有了大幅的提高。目前,中国的研究开发人员以及研究开发经费支出排在美国之后,位列全球第二。截至2008年底,中国已经与15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与97个国家签订了103个政府间合作协定,双边和多边科技合作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3] 但是相比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1.研究开发经费总量增长迅速,但人均研究开发经费投入过低 反映国家经济发展方式和集约化水平的重要指标就是该国研发开发经费的投入和使用,而且研究开发经费的投入和使用已经成为各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评价科技能力的核心指标。尽管中国的研究开发经费支出已经位列全球第二,但中国的研究开发经费和GDP之比要远远低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从人均研究开发经费来看,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人均研究开发经费大约在10万-20万美元/年,而中国研究开发人员的人均研发经费支出额还不到3万美元/年,也是远远低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2.研究开发经费的支出结构不合理 具体表现为用于基础研究的和高技术产业的研究开发经费偏低。我国用于基础研究和高技术产业的研究开发经费占全部研究开发经费的比例还不到10%,而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一般要达到20%左右,这从某种程度上抑制了我国的基础创新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从研究经费的来源来看,尽管我国的主要研究开发活动主体是企业,一般企业的研究开发资金要占到全国研究开发经费的70%以上,这一比例基本达到了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我国来自企业的研究开发资金有两个重要的特征:一是外资企业的研究开发资金所占的比例不断提高。目前,外资企业的研究开发经费占比已经达到了30%以上;其次就是高技术产业的研究开发经费占比偏低,目前还不到30%,这要远远低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甚至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水平。 3.装备制造业水平较低,限制了中国装备制造技术和科技创新能力的进一步提升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被定位为全球的“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心,但中国的装备制造业水平却一直处于较低水平。装备制造业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高,主要是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高新技术装备的,一般包括计算机集成、航空航天、电子信息及通信设备、大型科学仪器以及大型医疗设备等。近年来,尽管通过自力更生、自主创新以及技术引进等方式和手段,中国的装备制造业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但很多核心设计和制造技术并没有掌握在我们的手中,我们不得不依赖于国外的进口产品。相关资料显示,中国整体的装备制造业水平仅仅相当于美国的1/5,日本的1/4,由此常常导致我们受制于人。正是由于中国装备制造业的落后,使得中国的对外投资能力仍然显得非常弱小,尤其是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投资。2010年,尽管中国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上升到了181.7亿美元,但也仅仅占同期中国对外投资总额的7.4%,中国装备制造业的水平亟待提升。 4.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距 相比与改革开放前,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但相比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仍然还有较大的差距,甚至要低于很多发展中国家。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只有4382美元,位居全球第94位,这也是中国的人均GDP首次跻身前100名之列,但这还不到美国和日本的1/10。目前,我国有大约7亿多人的年均纯收入只有750美元左右,年均消费水平还不到600美元,而且我国还有数以亿计的贫困人口。他们甚至连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都得不到保障。 5.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话语权还不够强 尽管中国的贸易总额和GDP都位居世界第二,而且也是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但是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中国的话语权还不够强。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是根据GDP、经济生存能力和国际储备来对其成员份额进行分配,长期以来一直向西方发达国家倾斜。尽管近几年来,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份额有所上升,目前已经占到6.19%,位列世界第三,但美国仍然拥有超过15%比例的一票否决权。 三、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下中国的发展对策 1.正视当前的外部国际环境,正确处理中国与其他大国之间的关系 中国经济持续、快速、稳定的增长,引起了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中国周边国家的关注、妒忌和猜疑。尽管这些国家也在发展,但他们还是一时很难接受中国的强大,尤其是在一些权威机构预测中国将在2020年全面超过美国,这更是让美国人焦虑不安。今后,中国的发展将会受到来自外部世界更多的约束。比如通过采取直接针对中国的限制措施,抑制中国经济的发展。像提高进口中国产品的关税、迫使人民币升值、限制进口中国的某些产品等等。或者是利用舆论媒体的力量,寻找一些所谓“合理”的理由,制造像“中国威胁论”、“人权论”、“中国产品质量”等问题,以此来达到抑制中国经济发展的目的。面对这些不利因素,中国必须理智的处理好与大国之间的关系,包括和美国、日本、欧盟以及俄罗斯的关系。在这些关系中,核心就是中美之间的关系。中国和美国的政治体系不同,而且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中美之间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建立全方位的互信关系,但这并不影响中美双方的互惠。在世界经济发展中,中美两国已经形成高度的依存关系,中国和美国都需要对方的市场。中美关系可以有矛盾、摩擦和冲突,但这并不影响两国的互惠互利。尽管由于中美综合国力的差距,造成两者的关系并不对等,但和则两利,斗则两伤。只有加强两国的合作,互惠互利,才能更好地促进两国经济的发展。 2.正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结构性”硬伤,实现经济的包容性增长 尽管我国的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但也暴露出了很多问题和矛盾。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加严峻,贫富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甚至从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社会大众能够忍受的限度。如果不能解决这些社会性问题,中国的各种社会矛盾问题将会更加突出。因此,只有实现包容式的经济增长方式,让整个社会共同分享到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成果,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根本出发点,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这样中国才能从根本上转变生产方式,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继续加快全方位的改革步伐 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问题,尽管里面有很多客观原因,但根本上还是由于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不够彻底,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没有对很多深层次问题进行彻底的改革。同时中国的政治文化体制和社会领域的改革也严重滞后。因此,在目前的这种状态下,只有继续加快全方位的改革步伐,中国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才能得到彻底的解决。中国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全方位的改革。在经济领域,进一步优化生产资源的配置,打破国有大型企业的垄断地位,逐步提高各类市场参与主体的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的权力和能力,体现公平合理的原则,让社会各个阶层都能公平、合理的分享到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缩小贫富差距,把贫富差距控制在广大人民群众能够接受的范围内。在政治领域,政府要尽快转变职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通过政府运行的内部和外部监督机制,使政府真正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政府,使政府官员真正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公仆;在社会领域,要敢于割断利益集团的垄断,不同的利益主体要有平等的竞争机会。要倡导理性、包容、帮贫救困的社会氛围,提高社会的整体保障和服务能力;在文化领域,要努力提升中国的软实力,营造出和谐的文化氛围。在国际上,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是吸引战略合作伙伴的重要资源和条件,而在国内,则具体表现为社会各个阶层的凝聚力。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包括意识价值形态、政治价值以及文化感召力.它是整个社会互相信任的基础。中是的历史文化悠久,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改革开放也有30多年了。因此,中国必须以构建和谐文化为出发点,大力宣扬中国的历史传统文化,防止“唯物质论”的拜金主义理念,重新塑造整个社会的诚信道德体系以及诚信道德评价标准,才能使中国在大力提高硬实力的同时,也要同时提升软实力的水平。 自从2007年10月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与此同时,我国经济长期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问题和矛盾也更加尖锐和突出。面对这些内外部压力,我们只有变革经济发展方式,抓住机遇,把握世界经济格局调整的大好契机,解放思想,加快经济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继续坚持改革开放,转变“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顺应我国经济长久、稳定、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 经济与发展论文:经济发展与税收的良性互动关系 [摘 要]:经济发展与税收的良性互动关系.是经济决定税收,税收又反作用于经济,二者之间存在互相依存五相影响互相促进的辨证关系.在财政政策中,税收政策是核心的组成部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键全,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作用得以显现,其中税收作为财政政策的核心,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是建国50年来最突出的,税收的双重职能以及经济发展与税收的良性互动关系得到充分体现. [关键词]:税收 经济发展 财政政策 宏观经济调控 一、从理论与实践上正确把握经济发展与税收的良性互动关系 经济发展与税收的良性互动关系,是经济决定税收,税收又反作用于经济,二者之间存在互相依存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辨证关系.但这种关系并不是在什么条件、什么社会经济制度和什么经济运行模式之下都自动生效,只有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之下,特别是在一定的经济运行模式之下,才可以使二者具有良性互动关系. 计划经济时代,经济发展与税收的良性互动关系只不过是一种理论上的说明,并不具有实际意义.在实践中不可能充分体现二者的良性互动关系.税收有两种基本职能,一个是财政收入职能,另一个是宏观经济调控职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财政收入的模式是国有企业上缴的利润加税收,以国有企业上缴的利润为主体,以税收为补充.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到改革开放以前,国有企业上缴利润占60%左右,税收只占30-40%.税收对经济的关系得不到充分体现,经济发展主要不是靠税收调节,而是靠计划调节,如果汁划发生重大失误,经济发展就要遭遇严重的困难和障碍.税收收得再好、设计再好,对经济的影响不是决定性的,甚至在许多情况下,它是一种从属的关系.财政只是摆设,为了保证计划的实施完成.而进行跟进式的财力保障.时有句荒谬的话:“经济需要多少,国家财政就拿多少,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给.”好象国家财政是一个随时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任何财力保障的东西.因此,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经济与税收的良性互动关系体现不出来. 只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财政收入模式的转变和税收在宏观经济调控中地位的不断提高,经济发展与税收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才为人们所认识才受到举国上下的充分关注.党的十四大确定了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财税体制改革才基本走上正轨.在此之前也进行了税收体制和税收制度的改革,主要表现在1983年实施的利改税以及1984年实施的第二步利改税.随着计划经济烙印的消退和计划对国民经济影响的逐步减弱,市场机制、市场调节的作用在增强,但随之而来的,是市场调节的无序性、自发性、盲目性等市场缺陷、市场弊端逐步暴露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加强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用宏观经济调控纠正市场固有的缺陷和弊端,使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更加充分完善、正确.实践证明,只有宏观经济调控加市场经济的作用.才能保证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既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有利方面,又克服其固有弊端.资本主义一百多年的历史已充分证明,市场经济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手段,再加上国家宏观经济调控,资源配置方式才是有效的.市场经济越成熟、市场机制作用发挥得越充分,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作用也越重要、越明显.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的双重职能必然为人们所认识,因为税收是宏观经济调控的最重要手段,在市场经济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两大支柱性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产业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是派生性的宏观调控政策.在财政政策中,税收政策是核心的组成部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健全,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作用得以显现,其中税收作为财政政策的核心,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是建国50年来最突出的,税收的双重职能以及经济发展与税收的良性互动关系得到充分体现. (一)经济发展与税制的关系 税制的确定要遵循若干原则,如公平与效率原则,税收既要照顾到社会的公平、公正,为不同的经济主体创造公平的市场环境,同时,又必须有利于促进效率的提高;激励与约束的原则,税制要体现经济发展的方向和客观要求,要有利于建立促进经济发展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税收不能妨碍经济的发展和增长,对不利于经济发展的行为要加以约束和抑制;促进社会进步和社会公正的原则.如果体现了这些原则,税制就是比较好的,如果违背了这些原则,税制就不好,必须加以是废除.我国的现实情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1983年以前,我国财政收入的模式是利润加税收,以国有企业上缴的利润为主,税收在财政收入中占的比重在40%左右,这种模式对经济发展极为不利,主要表现在企业缺乏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因为企业的利润指标是由政府下达的,企业的一切生产经营活动都围绕着国家下达的产量指标和利润指标,如果超额完成了利润,也要原封不动地上缴给国家,它自己不是独立的利益主体,利润的多少和它自身的物质利益没有必然的关系.这种模式对经济发展极为不利.不利于经济活力的增强,起不到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作用.基于这种情况,中央在1983年作出利改税的决定,把原来国有企业上缴利润改为交税,这是第一步利改税.之所以叫第一步利改税是因为改得还不彻底,是过渡性的.1983年实行利改税时还保持了国有企业利润与税收并存的形式.国有企业先交55%的企业所得税,剩余的利润再和政府签定上级96比例,剩下的留给企业.1984年实行第二步利改税,改变税利并存的格局,实行完全的以税代利,国有企业只要上缴企业所得税,不再上缴利润.但当时的价格很不合理,行业企业问的利润悬殊很大,以农产品为原料的企业,因为原料价格便宜,利润很多,而以工业原料为生产要素的企业,成本较高、利润较少,为了调节企业之间利润的过于悬殊问题,国家征收所得税后,还根据企业利润的高低征收利润调节税。 这两步利改税在我国历史上起了重要作用.第一,规范统一了国家与企业间的分配关系.企业交税后有自主支配的权利,调动了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积极性,有利于企业经济的发展和增长.第二,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稳定增长.过去上缴利润,财政收入没有稳定的来源,被动很大,利改税后税率是固定的,国家收入有了稳定的财源,有利于财政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第三,企业的留利大幅度增长,使企业的投资能力、经营能力有很大提高.促进了企业微观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宏观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税收与经济的良性互动关系得以体现. 利改税尽管有作用,但由于当时实行了企业以承包经营为主地方以财政承包为主的形式,利改税的成效受到很大局限.因为当时企业的主要经营方式是承包,承包经营的结果,既包了利润,又包了税收,有的地方承包时,将利和税一起写进承包合同,这样使税收应有的调节作用、财政收入的保障作用部分地丧失.承包制不能使税收随经济发展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而增长.税收与经济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没有了.企业承包和地方财政包干,还助长了其他许多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弊端,如市场分割、划地为牢.由于各地财政承包,地区经济发展越快,财政收入越多,除了上缴承包的外,地区留下的也越多,地区利益越大。为此,各地竞相搞盲目建设、重复建设和盲目引进.当时若干个“大战。同时进行,如棉花 大战,产棉地区为了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利用当地的原料获得更多好处,纷纷建立自己的棉纺工业,导致棉花大战不断升级.此外还有蚕茧大战、烟草大战、小化肥大战、农资大战等.盲目建设、重复建设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各地经济结构趋同,低水平重复越来越严重,造成经济结构扭曲,调整困难,生产力布局极不合理.统一的、公平竞争的大市场根本无法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市场体系根本建立不起来,这些弊端严重地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有效发展,使市场经济的秩序大为混乱,假冒伪劣因此产生,某些地方政府成了制造假冒伪劣的保护伞.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包括税制在内的经济制度与经济发展存在着紧密的良性互动关系.搞得好是良性互动,搞不好是恶性互动. 1994年税制改革是又一个重要的例证.1994年在我国经济改革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财政体制实行了分税制这广重大的制度创新.分税制是市场经济各国通常采用的与市场经济特点和要求相适应的财政体制.我国于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目的在于规范中央与各级地方政府之间的分配关系,体现事权尉权和税权三权之间的辩证统一?简而言之,分税制就是确定各级政府的事权,根据事权确定应给予它多少财权来满足其覆行职能的需要,并根据财权划分税种、决定税权.与分税制改革同时进行的是工商税制改革,工商税制改革的主要目的是“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保障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增强税收的宏观调控能力”.这些目的已基本达到,我国初步建立起了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相适应的税制体系,税制改革成效明显.1994年税制改革后税收收入的增长极为迅速,”九五”期间税收总规模达到47000亿元,比“一五”到“八五”的总额还多出2700亿元,“九五”期间年均增加税收1300亿元,税收收入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5%,这是历史上没有的.与此同时,税收宏观经济调控功能得到极大增强,.1994年税制简化,使得税制结构更加科学合理,94年税制改革后税种由原来的32个阵为58个主要税种,税制大大简化,税种的覆盖面扩大,税收的经济调节作用大为增强.特别是1998年以来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在税收手段的运用方面取得了极大成功,这得益于1994年税制改革奠定的基础.总之,94年税制改革取得很大成功,税收的双重作用得到了充分体明扼要现和明显加强. 但1994年工商税制改革也有许多不完善之处,对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带来消极影响.如按企业的行政隶属关系来划分税收归属,不利于建立统一、公平、开放的市场体系,更不利于企业的改组、改造和联合,不利于资本的自由流动,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大大减弱;增值税一方面起了重要的是经济调节作用财政收入保障作用,但由于增值税设计方面的某些不完善,对经济特别是科技进步带来消极作用;个人所得税税基、税率、起征点的确定,也存在问题,对于促进投资、消费。劳动力素质的提高都有消极影响;企业所得税特别是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不统一,至今依然是很大的问题,名义税率尽管统一了,但由于存在种种优惠措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实际上不统一,这不利于为各类市场主体、法律实体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不利于公平税负,也不利于增强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竞争能力;资源税在范围税收分配和课征对象确定等方面存在许多有待改进之处,一方面要有利于充分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同时又要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利于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由此可见,1994年税制改革既有促进经济发展的因素,又有不利于国民经济有效发展的方面. (二)经济发展与税收政策的关系 经济政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主要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是宏观经济调控的两大支柱政策,其中财政政策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内容受到种种限制.如欧盟15个国家已经实现货币一体化,再过几年各国自己的货币将不存在,各国的货币政策由欧盟的货币执行委员会来统一制定.各国政府唯一能自主使用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只有财政政策.在财政政策中税收是重要的内容和核心的手段,无论是投资、消费还是出口,即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这三大动力都与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有关.投资与税种的设置税率的高低、优惠政策的多少、优惠的方向关系非常密切.消费也是这样,如营业税、消费税与消费品价格直接相关,所得税,无论是企业所得税还是个人所得税,都和企业个人的生产消费、生活消费能力有密切关系.出口更是与出口退税税收、 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有密切关系11998年以来为了刺激出口,我国曾3次调整出口退税政策,到去年出口退税额已达到811亿元,今年这个数字还要增加.出口退税政策对增加出口有直接关系. 从对经济景气的调节看,财政政策中的税收政策也是至关重要的,它不仅与经济发展,而且与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和社会进步关系非常密切.比如,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就与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国家鼓励方向的体现以及区域经济的发展关系密切,与科技进步的关系更为重要.改革开放以来,为了促进东部经济特区和沿海地区的发展,我们实行了所得税的优惠政策,当时是为了贯彻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方针,对沿海和经济特区实行了以区域倾斜为主的税收优惠政策.这个政策已经取得了极为明显的成效,当然对中西部地区的开发、对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也有诸多的不利影响,特别是对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消极影响越来越明显.可见,税收优惠对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有重要作用. 税收在促进科技进步方面作用明显,世界各国促进科技进步的政策都集中在税收政策上,采用了加速折旧投资抵免和税收的定向优惠等政策.加速折旧就是对固定资产更新周期比较快、技术变化比较大的行业和部门,允许它们在机械设备的使用寿命还没有终止以前提前报废,允许它们加速新旧.加速折旧是国家利用减小所得税税基的办法促进技术更新改造促进科技进步,国外在信息产业允许加速折旧的很普遍,投资抵免允许某些企业将用于研究开发新产品的投资、支出在所得税税基中取得扣除,以减少所得税税基,为企业增加对研究开发的投入创造条件,建立激励机制.科技进步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如果没有科技创新,竞争力的提高就会受到严重影响,经济发展也会受到基础性障碍.为了增强企业后劲,增强企业和国家的竞争力,许多国家允许企业实行投资抵免.定向优惠政策是定向地对国家经济发展的鼓励方向实行税收优惠,而不是对所有方面都实行普惠式的税收优惠.如为了开发某一个新兴领域.或开发某一高科技的行业,为了减少投资者的风险,增强投资者的信心,在税收上给予优惠:世界各国对高科技的发展往往给予这种定向式的税收优惠. 出口退税政策对经济的发展、对出口需求的扩大作用非常明显.世界各国实行的是出口退税,而不是补贴,因为补贴是wTo规则所不允许的,补贴是不正当竞争,要受到制裁,出口退税可以,出口产品以无税或低税进入国际市场竞争是国际的通例,这个政策在促进1998年以来我国出口需求的扩大功不可没.如果现在停止出口退税政策或降低出口退税的力度,出口企业肯定要受到很大打击,出口需求要受到很大影响. 现行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政策对于投资、 消费也都有重要影响.改革开放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各种行政性收费增长数量和速度一年比一年加快,而且在许多年份,非税收入增长额和增长速度都超过了税收收入的增长额和增长速度,费大于税.1999年之前企业上缴的钱有2/3是通过费的形式拿出来的.农村的农业税并不重,管理也不严,但农村各种非税收入使农民苦不堪言,再加上各种没有名目投有红头文件的收费,使农民负担更为沉重,严重制约了企业投资能力的提高和农民收入的增加,严重影响农村市场的开拓,从而严重影响经济发展.费税政策存在非常突出的问题. (三)经济发展与税收征管的关系 经济发展与税收征管的关系,主要是依法征管的水平和程度对于净化扰化或恶化经济发展环境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有重要影响.在征管过程中,过头税、人情税、关系税、偷逃税、骗税等现象不仅造成大量的税收流失,更重要的是毒化了税收的秩序,恶化了市场环境,使市场处于非公平竞争之中用经济发展环境产生消极有害的影响.如果依法治税,税制本身合理,那么各种市场主体、法人主体、城乡居民相处于公平竞争的环境中;如果税收征管中存在大量的过头税、人情税、关系税、偷逃税、骗税,就会造成严重的税负不公,守法者的税负相对较重,恶化市场秩序市场环境和经济环境. 二、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税制、税政选择 从我国当前的现实情况看,从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税收因素看,从影响经济发展的税制和税政存在的主要问题看,我国大致要解决7个方面的问题. (一)增值税转型的时机和方法 现行生产型增值税的弊端非常明显;不允许购进的固定资产已交纳税款的抵扣,这对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进步、促进企业投资都是十分不利的,世界各国实行增值税的国家中绝大多数已经抛弃了生产型增值税,转型的必要性已经众所周知,没有多大分歧.问题是什么时候转、当前的主要争论在于:是尽快地转,还是创造条件先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再逐步转型?到底是一步转述是分步转?大部分人认为应该尽快实现增值税转型. 对怎么转也有很多争论.概括起来有两种:一种观点是一步到位,不要分步实施,理由是分步实施会产生根多阵痛,实施起来麻烦比较多矛盾比较大.尽管一次性转型对财政收入的影响比较大,但是如果能够顾利地实现转型,充分发挥增值税在促进经济增长、科技进步方面的积极作用,损失的税收收入可以很快地补回来,因此,应该一次转型. 但大部分人认为这种办法不可取,因为转型首先要考虑对我国财政收入的影响,据测算,增值税如果彻底转型,每年要减少财政收入600-700亿.其次,我们当前缺乏增值税转型的良好基础和技术条件,必须逐步创造条件,实现分步到位,持这种观点同志的主导思想是“总体设计、分步到位”.如果允许设备购置先抵扣,而厂房、建筑物等固定资产不抵扣,大概影响财政收入300亿,因此如果分步实施,对财政收入的影响是可以接受的。分步实施从当前的条件看.也是必然的选择,因为对增值税的计真机联网、交叉稽核系统都没有建成,基础性工作还没有做好,如果急于一步到位,条件尚不具备,因此,分步到位比较稳妥.现在国家税务总局正在听取各方面意见制定分步实施的具体方案. (二)有利于促进消费和人力资本投资的个人所得税的完善 现行个人所得税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起了积摄作用,但也存在许多问题,主要是税基怎么确定?税前扣除起征点怎么确定7税率如何调整?累进的程度如何确定?累进的税率如何修正?这些问题值得探讨,现行个人所得税在促进消费特别是在促进人力资本投资方面有许多没有考虑的地方.西方国家认为,在科技进步时代,促进科技进步至少要考虑两个因素,一个是科技创新的能力到底如何,科技成果的产业化程度如何,另一个是劳动力的素质能不能满足科技进步的需要.我国劳动力素质普遍较低,转岗的能力较低,劳动者文化水准普遍较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在个人收入中留出足够的钱让他们进行再教育,接受终身教育,不断增强他们转岗的能力和对科技进步的适应能力.如果所得税税率过高,或在扣除时不考虑这部分需要,就不利于人力资本的发展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不利于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要做到这一点,不仅要考虑起征点问题,最重要的是考虑劳动考的家庭负担、人均收入.我国所得税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就是修改后的所得税法依然没有也无法考虑这个因素,因为这很复杂,要有比较健全的资金流量和流向的监测,如通过银行发给个人的钱要有据可查,银行要有基础性资料,不管来源于哪个部门、哪个方面、哪个企业,甚至来源于哪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支付.都要有原始的记载,对个人收入来源的监管必须正确,必须有据可查,这样个人收入才可以核实,对其家庭成员的收入才可以有正确的判断.因为要算赡养人口的负担,要算人均收入来考虑扣除问题.西方发达国家有这样的监管能力和基础资料,我们没有,在一两年内也搞不成,这不是税务部门一个部门就能实现的,要靠全社会各个部门的配合,因此,当前所得税税法的修改还不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但这是我们今后继续修改个人所得税税法的方向. (三)有利于促进平等竞争、税负公平、增强各类企业竞争力的企业所得税 1994年税制改革后,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所得税名义税率趋于一致,但是由于外资企业享受很多税收优惠,因此实际税负不一样,实际上依然存在两套税制,造成色类企业、特别是内外资企业之间的不公平竞争,影响了内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竞争力的增强,所以必须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现在的关键问题,一是税率的确定,二是税基中抵扣因素的确定,三是对外资企业税收优惠如何处理。税率的确定争议比较大,有人认为现在的税率比较适中,33%的税率并不高,与世界各国比处于中上水平,而且我们名义税率是33%,而实际税率只有20%左右,税率不宜调得过低,另外如果考虑到所得税的调节作用,特别是在经济不景气、国民经济发展遇到困难、要动用所得税杠杆的时候,如果名义税率太低,与实际税率靠近,那么今后宏观经济调控的余地、弹性就将十分有限,没有再降的余地了.更多的人认为,不考虑企业非税负担因素,仅考虑税收负担因素,也太重了.尽管许多国家名义税率与我国相差不多,但国外企业的税前扣除项目比我国多得多,因此我国企业的实际税负可能比国外企业高.世界各国通行对购买的固定资产已交税款允许抵扣,我国不允许,尽管这属于增值税范畴.但企业毕竟交出去了.世界各国通行在确定企业所得税税基时,用于技术更新;技术改造的投资允许在税基中予以扣除,而我国不允许,现在我国仅仅是试行还没有普遍推广这种扣除.国外税前抵扣的项目比较多,即使其名义税率与我国一样,但实际税负比我们低得多.我国现在对税率的争议还在进行,有人主张税率不变,有入主张降为30%,有人主张降为27%或25%。 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怎么处理,是我们吸引外商的一个重要因素.多数同志认为依然采用“总体设计,分步设施”的办法,特别是采取老外资企业老办法,新外资企业新办法来解决问题.或者给它一个过渡期,到过渡期结束时,新老企业一刀切.不能急转弯,使企业感到政策突然变化.要给它们一个缓冲期,使企业有时间事先考虑来不来华投资. (四)有利于实现资源合理利用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资源税调整 资源税的课征范围如何确定,要不要适当扩大,现在除对一些矿产征收资源税外,其他考虑比较少.为了节约水资源,我们要考虑是否对水征收资源税?另外,资源税的分配要不要改革?原来海洋 石油税归中央,其他资源税归地方,这种格局是否合理,能不能做到资源的合理利用,又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为许多资源是不可再生的,税收的划分、税权的划分要不要考虑.另外,现行的资源税是否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我国经济欠发达或不发达的地区往往都是资源富饶的地区.而经济发达的地区往往是资源贫乏的地区。在此情况下,对资源税的调整是否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其中牵涉到征收范围怎么定,税率怎么定,分配格局怎么定,是中央税、是地方税,还是共享税,共享的比例怎么定,这些都与是否有利于区域经济发展相联系,如新疆、青海、甘肃、宁夏、云贵川都是资源富饶、但相对贫困,这些地方资源税的征收到底怎么既有利于合理利用资源,又有利于可持续发展,还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协调,这比较复杂. (五)实现零税率目标的出口退税 这些年出口退税加大了力度.但是现在离零税率还有距离,目前我国出口产品的平均退税率为15%,但我国增值税税率是17%,离全额退税、零税率的目标还有一定距离.当前要不要立即实行零税率?这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如现在出口退税率已经高达811亿,占国家税收收入总额的11%左右,再提高对财政收入的影响可能更大;因此,零税率是目标,但要采取分步到位的方法.要结合经济结构的调整、出口产品结构的调整、出口产品竞争力的增强等来考虑,不一定完全采取出口退税的办法,可以采取别的定向税收鼓励措施,促进出口产品结构的调整和科技含量、附加值的提高。 (六)有利于结构调整、科技进步和西部大开发的税收优惠政策的调整 . 这为中西部地区普遍关注.关键的问题是,在优惠模式上,考虑由地区倾斜到产业倾斜的转向.在优惠的方式上,要更多的从税率式优惠转变为税基式优惠.国外更多采用税基式优惠.特别在科研成果转化方面采用税基式优惠.从过去片面的事前优惠转变为事前优惠与事后优惠的有机结合.如对基础科研更多地采用事前优惠,刺激增加科研投入,保证它有钱、有积极性投入.但对科研成果的采用和转化要考虑效果,采用事后优惠.从过去片面注置直接优惠向间接优赢转化,直接优惠就是减税,间接优惠包括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税收补贴等间接手段实行优惠. (七)积极推进税费体制改革,理顺税费关系 企业将税费放在一起,看成一个东西,尽管我们采取了减税的办法,但税在减、费在增加,作用等于零。因此,在考虑税收宏观经济调控作用时,在考虑税收的财政收入保障功能时,必须将税费联系起来考虑.前些年我们在考虑时没有将二者联系起来,没有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造成当前税费关系的极度混乱,留下许多后遗症.因此,以后要联合起来加以考虑,如企业所得税,光考虑税怎么收不行,税就是降低了、增加了扣除因素,但如果苛捐杂费层出不穷,立即就抵消了减税的因素,造成更加难以收拾的后果. 经济与发展论文: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与金融市场化研究 李树生 一、论文主题意义 选择农村经济与金融市场化发展问题作为论文主题,是作者几年来的认真思考。之所以在市场化的背景下研究中国农村经济与金融问题,是因为经济发展市场化是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的主流选择。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何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具有世界性意义。可喜的是,二十年来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使中国农村乃至全国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改革的伟大实践和成果,无论其深度、广度、规模都是史无前例的。可以预见,从中国农村改革实践中产生并被实践不断修正的发展理论,必将为世界发展经济学说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践做出重要贡献。 始于1978年的我国农村改革,至今已有二十年了。二十年来,我国的社会面貌、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我国GNP年均增长率达到9.8%。然而,重要的是这一增长率并不是一个小国(地区)仅靠某种或几种资源优势取得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级发展中大国来说,这种发展势头必将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深远的历史意义。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实践打破了六、七十年代西方发展经济学界曾有过的一个论断:即任何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都不可能以超过7%的速度,持续地长期发展下去。但是,中国的改革打破了这一论断,特别是农村经济改革,不仅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良好借鉴,而且也为发展经济学提出了新的课题。 各种发展经济学理论或发展中国家的实践,都面临着一个不可逾越的,也是发展过程中的根本性问题,即如何正确解决国家发展与农业的关系问题。如果仅从一般意义上或以发达国家为背景来论述,已经远远不能说明和指导我国的改革实践和理论创新。改革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国民经济市场化发展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才能逐渐完成。在这个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中,在欠发达国家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部门和金融部门,以及两部门之间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它们的基本要素发育、内部结构变革及其对国民经济各产业、各部门的波动效应,始终是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问题。既使那些完成了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的发达国家,农业部门与金融部门的协调发展,仍然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遗憾的是,在关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的种种理论中,专门论述农业经济发展与金融关系的论著并不多见。这也正是本课题从发展理论与实践的广泛需求出发,侧重于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研究此问题的原因。二战以后,西方经济学体系中产生了发展经济学这门分支,许多经济学家,如瑟·刘易斯、西奥多·舒尔茨等人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都对发展经济学有过重要贡献。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拉美经委会的一些专家,分别以货币主义和结构主义为理论根据,对发展经济学提出了一些有影响的理论和观点。从国内的研究情况看,许多理论工作者借鉴国际经验,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战略、发展阶段及经济结构变动等问题,也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但是,忽视农业经济发展,过分强调工业化发展速度的倾向,仍在理论界和实际工作中占主流。特别是还没有将农业部门与金融部门的协调发展置于重要地位加以研究。所以,本课题的选择至少是争取在这方面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与其它国家相比,中国农村经济与金融的市场化发展,有一些不同点和独特之处,说明这些特征正是本课题的意义之所在。 第一,不同于拉美及亚洲的一般发展中国家。中国是一个具有十二亿人曰,九亿农民的超级农业大国,无论是资源配置、农业结构、还是经济制度等方面,都同小国(区域)的经济发展模式截然不同。应该看到,中国经济发展无论是在启动期和起飞阶段,还是己经达到相当发达水平时,都要强调以农业为基础,都必须协调好工业与农业两大产业的关系。同时,在市场化改革中,要求金融部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这是我国基本国情所决定的客观要求。我国改革与发展的对策选择必须充分尊重这一状况,否则就要受到客观经济规律的惩罚。 第二,不同于印度、巴西等非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中国经济经历了近三十年的集权式计划经济模式,而且在文化背景及价值观念方面也与这些国家有很大差异。这就使我国的农业经济和金融市场化的起点,不仅包括了自然经济落后的一面,还包含着传统计划经济僵化的一面。因此,这种双重过渡带来了更大的困难,虽然我国农村经济经过了二十年的改革并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必须承认,我国在目前乃至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农村的改革与发展,在解决双重过渡的困难中,必然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和代价。 第三,我国农村改革己有近二十年的经历。可以说,二十年来,这种改革,就是渐近的市场化过程。其中许多有意义的实践探索,不仅在外国的经典著作中难以找到,就是国内理论界也仍须深入研究总结。本课题研究的基础不仅以各种学术理论为支点,更重要的是建立在我国近二十年的农村改革实践之上,这将使研究更加贴近改革实践,更加有利于理论创新。 第四,西方发展经济学的许多假设,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相差很大。而简单移植的作法,己被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实践证明是失败的。因此,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在本课题的研究中,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和邓小平理论的基本观点和思想方法,紧紧围绕市场化这条主线,深入探讨农村经济与金融的关系,可使研究成果能够较客观的反映和指导我国农村改革实践。 二、研究范围及相关概念的界定 在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中,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始终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研究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不从这个现实出发就会失去主题。在这样的社会和经济背景下,本课题所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和宏 观,其中大量的微观问题不是本课题所能说明的。而从货币、资金入手,进而从金融的角度研究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不失为一种可行的选择。为便于研究的深入,有必要对研究范围及基本概念进行必要的界定。 我们认为,农村经济所包含的内容,在一国不同发展阶段是有区别的。在传统落后的农业国家,农村手工业在农村经济中的比重不大,且基本上没有农村工业,农村经济的主体就是农业经济。在此发展阶段上,农村经济与农业经济的内涵基本是重合的。在由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农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农产品剩余和农业劳动力剩余现象的出现,农村工业和农村第三产业在农村经济中的比重和贡献越来越大,这就使得农村经济与农业经济重合的部分缩小,农村经济中有很大空间属于农村工业和农村第三产业。此时,农村经济发展问题,从结构上看不再是单一的农业经济,而是由下列几个部分组成:一是农业部分。其中包括狭义农业和广义农业。狭义农业即农作物种植业,而广义农业则包括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和园艺业等。无论是狭义农业还是广义农业,均有一个基本特点,即劳动对象是有生命的动物和植物,这是农业生产力的根本特点。二是农村非农业产业。其中包括农村工业和农村第三产业等。在我国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工业亦称乡镇企业,与国家工业相比,其在企业性质、资金融通等方面是有区别的两个经济概念。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家工业化一般作为与城市经济密切相关的问题而存在,在更高层面上与农村经济相对构成国民经济整体。而农村工业则是农村经济的组成部分。农村工业的经济概念,通常可做两种解释:一种是指农村地域上(一般指县以下地域)的工业,亦即布局在农村地域上的所有工业。另一种是指农村乡镇办、村办、个体和其它私营形式工业的总称。本课题研究采用后者概念,因为这种融农村地域、农民身份和企业所有制于一体的农村工业概念,有助于我们深入考察二十年来我国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发展的过程,也有助于全面揭示农民的经济行为和农村经济的内在联系。进一步讲,虽然目前对我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形式说法不一,但在本课题中则以农产品和非农产品的市场营销为基本区分标准。农产品的加工、储藏、运输、销售等是农业经济的延续和发展。非农产品的经营,则指城市工业品扩散、矿产资源开发等其它形式。总之,在我国市场化进程中,农村经济将在结构上趋向农业经济、农村工业和农村第三产业的多元组合。在以后各章节的研讨中,采用农村经济或农业经济的概念时,不再单独说明其内涵,只是根据当时研究的需要和课题所涉及的范围,有所侧重的使用相应的概念。 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是本课题研究的另一个主体部分。认识金融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而深入探讨中国农村经济与金融在市场化改革中的互动效应,具有重要意义。农村金融是国家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运行和改革不仅与农村经济息息相关,而且还要与国家金融制度互相协调。所以,研究农村金融不可回避的要涉及到国家金融体制及金融政策。这就使得农村金融处于农村经济和国家金融关系中的纵横交叉点上。由于金融问题的复杂性,本课题所涉及的范围仅立足于农村经济货币化、农业投融资和农村微观金融组织行为上。在市场化进程中,本课题考察我国农村金融,主要是论述下列问题:农村经济市场化改革与农村金融的地位与作用;农村经济总量及结构性变革与资金的供求;农村经济市场化过程中的货币化与资金运行;农村金融中的商业金融、合作金融、政策性金融与市场化的关系;等等。 三、研究的基本方法 应该说明,本课题不是一个基础理论问题,而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应用问题。因为发展问题从来就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且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尤其是本课题所面对的不是单纯的发展理论,而是中国农村二十年的成功改革实践,这就更需要我们注重对我国经济市场化改革进行实证分析,从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出发,来深入探讨中国农村经济与金融的历史性变迁与发展。 从本课题研究的范围与重点来看,它既包括了农业经济学与金融学的一般理论,又涉及到了农业与金融两部门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和体制背景等因素。因此,有必要采取比较分析方法,对改革前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及改革后的市场化过程进行理论实证分析与经验实证分析。同时,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与世界其它发展中国家的正反两方面经验进行规范性研究。由于本课题主要研究农业部门与金融部门,以及两部门之间的改革发展问题,而这种研究又侧重于在国民经济市场化的背景下进行,因此,分析方法要处理好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在经验实证分析方面,对归纳法与检验法则是交替使用。逻辑推理中要特别注意合成推理的谬误问题,努力减少研究中的片面性。本课题的研究将在马克思主义和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紧紧围绕市场化这条主线,综合运用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等学科中科学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使研究更加具备理论创新与实践指导意义。同时,研究将主要以我国建国后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特征和改革开放后的市场化实践探索为基本题材,结合二十年来我国农村经济和金融改革的主要步骤,循序渐近的逐步展开和深入。对国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相关理论与实践,也将加以介绍和比较,以便于更加深刻地认识我国的具体国情及发展道路。 四、课题主线与体系结构 农村经济与金融问题在国民经济中都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它们各自又涵盖着丰富而复杂的内容。所以,本课题不可能对这些问题泛泛而论,只能选择一条主线,对其中相关的重要问题加以讨论。我们选择了市场化做为研究的主线是因为:1.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这一目标同我国农村经济与金融改革的方向具有一致性;2.市场化进程是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普遍选择。农村经济改革在我国经济市场化过程中起到了先导性作用,而且市场化金融改革特别是农村金融改革,在这个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配套和促进作用;3.市场化改革不仅反映着深刻的经济制度变革,而且包涵着极为丰富的实践探索,特别是在我国经济由计划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转轨的过程中,选择市场化这条主线贯穿全文就更加具有历史和现实意义;4.市场化不是一个突变过程,而是一个渐近过程。我国农村经济与金融在这一渐近式改革中,虽然各自市场化的内容和进展不一致,但市场化的趋向始终是相同的。换句话说,市场化改革这条主线,一直潜在地发挥作用,制约或促进着农村经济与金融的改革方向和进程。只有抓住市场化改革这条主线,才能从一个较高的层面上说明我国农村经济与金融改革的深层次问题。 本课题的体系结构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共计七章。第一章和第二章可视为第一部分,主要讨论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历史背景与理论背景,使本课题的研究一开始便置于一个较为宽广的背景与思路之中。第一章是重新认识西方若干发展理论,目的在于进一步考察西方发展经济学说及其主要流派,着重说明西方市场机制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探讨影响一国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其中,重点突出了制度变革和资本的作用 。第二章阐述传统体制下我国农村经济的非市场化运行。本章从讨论马克思及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发展思想入手,以实证分析为主,研究传统体制下我国农村发展的两大问题。一是传统体制下农村经济制度的非市场化问题,二是传统体制下农村资金运行的非市场化和农村金融的制度性压制问题。通过本章的讨论,反思传统体制下我国农村经济非市场化的历史成因和诸多弊端。同时,也从反面揭示了我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改革的必要性,为以后各章的研讨做好必要的铺垫。 第三章和第四章可视为第二部分。这部分主要对市场化改革中的农村经济与农村资金问题进行基本分析。这种分析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说明农村经济与农村资金自身的市场化运行变革,而且也构成了专门讨论农村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前提和组成部分。第三章主要分析我国农村经济改革市场化选择的必然性和改革进程。该章讨论了我国农村经济改革的理论前提、经济制度变革以及农业在市场化改革中的基础性地位。通过这些讨论,将有助于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和改革开放的基本层面上,认识农村经济与农村金融的市场化问题,使本课题的研究基础不仅仅拘泥于农村经济与农村金融的范围。第四章则从一般意义上讨论我国农村经济市场化进程中的货币化、资本投入及资金需求。本章还从分析农村经济货币化入手,研究农业发展和农村经济结构变化的基本状况与特点,探讨了我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改革中的货币深化问题,进而深入考察改革以来我国农村资金运行格局变化,并从这种变化中重新思考金融的地位与作用,重新判断资金的需求与供给。另外,对农业资本投入问题力求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说明农业资本投入与产出的基本关系及我国应该借鉴的发展理论。 第五章、第六章和第七章可视为第三部分。这部分将较为详尽地研究我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改革中的金融问题。由于篇幅和课题所限,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农村商业金融、农村合作金融和农村政策性金融。应该说明,上述几种金融形式在农村金融的总体框架内,有交叉也有分离,但依据各自的性质和特征,在市场经济中它们的地位与作用是有差别的。通过对上述几类农村金融形式的研讨,本部分研究试图从金融角度考察我国农村经济市场化的过程及趋势。同时,对农村金融如何适应和促进农村经济市场化,在理论上和政策上也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第五章主要研究市场化改革与农业银行如何向商业银行转轨。一般而言,农村商业金融涵盖的内容比较多。鉴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农村商业金融的主要矛盾集中在我国农业银行的商业化改革和这种改革对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影响上。对此,本章做了一些粗浅的探讨。第六章研究市场化改革与我国农村合作金融的重建问题。主要内容有:对合作金融基本理论的再认识;我国农村合作金融的变异及反思:我国农村合作金融改革的阶段性探索;市场化改革条件下的合作金融利率及信用创造分析;农村合作金融在我国农村金融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性地位,而且其改革的难度比较大,一些理论与政策问题,多年来一直难以取得各方共识。因此,本章以较大的篇幅对其中几个相关问题作些探讨。第七章研究市场化改革与农村政策性金融体系的确立。目前,在我国农村政策性金融业务还刚刚起步,许多问题尚待探索。对此,本章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研究:1.我国农村政策性金融业务的历史回顾;2.我国农业发展银行的政策性金融业务初探及国外借鉴;3.关于我国农村政策性金融发展的思考。 五、研究结论与主要观点综述 本课题的基本内容是市场化改革中的农村经济与金融问题。笔者试图通过对这两部分发展及其联系的研究,努力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通过侧重于体制和政策分析,力争对课题研究有所创新。 1.概括地讲,本课题研究的基本结论是:市场化改革是我国农村经济与金融发展的必由之路;随着我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农村金融的地位愈加重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不单是一个金融问题,必须把金融同国家发展战略、制度创新、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结合起来。否则,金融的作用将十分有限;农村金融改革要采取渐近方式,不断地融入和推动整个农村经济转轨和转型:农村金融改革必须注意制度创新和结构调整,重新构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商业金融、合作金融和政策性金融体系。 2.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虽然有中国特殊的国情,但这种发展毕竟寓于世界经济发展之中。应该说,我国与其它国家的发展还是有一些共性的东西,这点不能否认。西方若干发展理论对我国农村经济与金融的市场化改革缺乏指导意义,但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其中,二元经济理论、农业制度及农业资本理论,特别是舒尔茨的农业发展理论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3.传统体制下我国农村经济的非市场化运行,在很大程度上受马克思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思想影响。改革前,我国农村经济的非市场化成因,主要源于集权式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宏观经济制度与微观经济制度。其中,超越国力的发展战略和强制性的制度是突出表现;传统体制下我国农村金融压制的性质是制度性压制,金融活动完全是被动和消极的。农村资金运行非市场化的结果是大量农村资金无偿流向工业,尤其是无偿流向重工业,导致国民经济偏斜运行,使农村经济更加落后;传统体制下我国农村经济的非市场化运行是有特定历史背景的,当时的这种选择,一方面使国家迅速奠定了工业化基础,另一方面使国家为长远发展付出了沉重代价。 4.农村金融改革不能脱离农村经济和国家金融整体改革而单独进行,其市场化改革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是:我国经济改革需要的指导理论在改革前后的实践对比中得到了确认和创新,即我国任何经济部门的改革都有赖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支撑;我国农村经济和农村金融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制度安排的市场化选择,在此基础上才可能考虑管理、技术等方面的变革;农村经济与农村金融改革必须高度重视农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否则,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仅在总体上难以深入下去,即使一时取得了某些成绩,其代价也必然是丧失国家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后劲。 5.货币化是农村经济与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切入点。应该从农村货币化的广度和深度出发,研究农村产业结构、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农民收入等基本问题;市场化条件下的农业资本投入与融通要以经济效益为核心。物质资本投入要注意数量界限和劳动、技术对资本的吸纳能力,同时,要特别重视对人力资本的开发和投入;市场化改革将会引起资金供求的迅速变化,农村资金运行格局将改变传统体制下“国家、集体”的框架,而演变为“国家、集体、农户、外资”的新框架,在这种变革中,金融将逐渐成为新框架的核心。 6.农业银行商业化改革在农村金融改革中具有先导性作用。因为国有农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轨,将从根本上动摇传统经济体制对农村金融的影响,并对其它金融渠道产生示范效应;农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轨同其它国有银行改革具有联动效应,但我们更要强调农行自身的特点和弱点,以寻求改革的突破口;农业银行商业化改革要关注社会效益,现阶段主要是处理好这种改革与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互动关系,使农村商业金融改革同农村经济改革协调配套。 7.我国需要在改革中重建农村合作金融,以巩固农村金融的基础。传统体制下我国合作金融被严重扭曲,改革应该与国际合作经济的一般惯例接轨,矫正农村合作金融发展方向。对农村信用社和农村合作基金会要采取不同政策,以解决它们联系农民、发展业务和防范风险等问题;要注意合作金融的基本理论研究,特别要着力研究市场化改革中我国农村合作金融的利率及信用创造问题,以利于农村微观金融基础巩固和国家宏观调控。 8.市场经济并不是万能的,市场机制下的“市场失灵”将使农业这个弱质产业和基础产业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因此,国家必须采取措施加以保护,其中利用政策性金融实施保护是重要举措,是其它方式和渠道不能替代的;建立农业发展银行,专门经营和管理农村政策性金融业务十分必要;现阶段要抓住农副产品收购资金供给和管理这个主要矛盾,同时要开展扶贫和农业综合开发业务。从长远上看,农发行要拓展、创新业务,把农业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摆到重要位置;农村政策性金融的发展要努力吸取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某些有益作法,深化我国农村政策性金融改革;我国农发行的改革要在市场化的背景下,坚持以金融运行为本,同时兼顾协调与财政、企业、商业等部门的关系。 经济与发展论文:入世与民营经济的发展 一、我国民营经济面临的历史性发展机遇 目前非国有经济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一半以上,所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占整个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70%以上:在流通领域,国有商业在整个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已下降到20%左右,民营经济占了70%以上,显然各种非国有的民营经济已成为21世纪我国经济增长的基础因素。同时更应看到进入新的世纪,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政策更宽松、条件更成熟、前途更广阔,我国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面临着一次新的历史性发展机遇。认识这种机遇,把握发展机遇,对于进一步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体制十分重要。(一)、新经济形态与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为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提供了新契机。适应知识经济的要求,加快高新技术产业的跨越式发展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战略。而要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在中国的更快发展,必须注重体制与制度创新对科技创新的制约功能,充分发挥民营经济在发展高科技产业中的作用。这是因为凡高新技术产业投资一是具有战略性,二是具有风险性。因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主要要靠市场风险资本的推动,靠民间投资基金的“孵化”。除了战略性高科技产业要由国有经济直接独资或控股经营外,其它一股竞争性的产业应在所有制方面彻底放开,尤其必须进一步重视民营经济的作用,努力实现竞争性高科技产业领域经济主体民营化。重视民营经济与个人在发展高科技产业中的作用是由人力资本的规律性特点决定的。人力资本产权主体呈个人化趋势,较之其它产权更具有天然的排它性,其智力资本的现实功能大小完全取决于产权主体个人的主观能动性。高新技术产业尤其具有市场竞争的残酷性,五分实施民有、民治、民事的发展模式,就可充分激发广大知识分子把潜在的人力资本能量最大限度地释放出来。(二)、我国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与国有企业的改革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资源配置的良好机遇。改革开放20多年来,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格局有了极大的变化,如工业产值中国有企业的比重已从1978年的78%下降到1999年的33%,非国有工业产值的比重已由同期的22%上升到67%。但是对整个国民生产总值贡献率只有1/3的国有经济,却占有2/3最稀缺的资本资源,这说明国有经济占有的资源与其产出的效率极不相称,必须在资源占有的所有制结构上进行重大调整。因此,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重点是在生产资源占有的结构上作文章,进一步减少国有经济在资源占有上的比重,让产出效率高的私营经济、混合经济及其它非国有经济占有更多的资源,以减少各种“公地的悲剧”的继续发生。随着国有经济在许多竞争性产业、领域的退出,随着国有经济在资源占有结构中的比重下降,就给民营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私营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国有经济从竞争性产业领域的退出与国有企业改革往往是互相联系的过程,特别是国有中小企业内部改革的深入必然是单一的国有产权向混合的非国有产权多元产权结构转化的过程,中国经济的发展除了有一些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作为骨干外,大量的仍是中小企业。必须看到民营经济是相对官营经济的一个概念,它包括私营经济、个体经济、集体经济、股份经济、外资经济和其它非国有国营的经济主体。国有经济从中小企业退出来的改革不管采取何种形式,绝大部分国有中小企业会实行民营化,这就必然产生一大批国企改制衍生型民营企业,因此在“十五”期间,国企民营化的过程还会加快,这就为民营经济参与国企产权改革提供了机会与条件。(三)、实施西部大开发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性机遇。开发大西部,加快中西部的发展是世纪之交我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这一战略的实施和目标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过程。在西部大开发中,政府主要负责基础设施的改善,而竞争性制造业的投资,则主要由企业在市场机制基础上进行。西部大开发必将促进西部的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西部各省、市、区在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同时,都已着力加大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放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因而西部大开发,首先为西部民营企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尤其应当指出的是,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长期作用与影响,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地区的所有制结构调整明显滞后于东中部地区,特别是大大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但从1999年实施开发西部的战略以来,西部地区民营经济的发展速度明显快于东部与中部地区,这也说明新的机遇加快了西部民营经济的发展。其次,也为东部的民营企业创造了更为广阔的市场机会,而且这种机会还会持续下去。这是因为,一方面西部各省市自治区政府对来西部地区投资的东部与中部的民营企业与外商投资同等看待,把对外商实施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延伸到东、中部的民营经济上,从而为东、中部的民营经济进入西部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机遇。另一方面是在西部开发过程中,中央政府与各地政府大大加快了西部的基础建设与生态环境建设,商流、物流、信息流的设施及整个市场环境就大大改善,这也有利于吸引一大批东、中部经营者进入西部发展。此外,西部地区的市场广阔、资源丰富,西部的开发过程是与城市化的过程连在一起的,从长远看,随着南水北调工程的实施,在解决了西部缺水的问题以后,移民西部肯定会给民营经济西进带来更大的机遇。(四)、金融市场的发育及金融政策的调整为民营经济的更大发展提供了外部动力。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居民的经济行为与经济能力、中国的金融市场体系均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为居民个人的金融活动提供了机会与舞台。同时也说明中国民间积累了巨大的潜在资本,为居民更加积极地参与市场活动提供了基础条件。这种具有相当规模的民间资本的存在,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如果能将数万亿居民个人存款的一部分转化为民营经济的投资,则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步伐还可进一步加快。此外中国居民个人以房产为主的不动产规模的扩大,也为资产抵押获得更多的投资贷款提供了机会。另外,近几年来随着启动市场与治理通货紧缩的不断深入,经济学家、企业家、政府官员一致认识到,光靠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扩大投资需求是不够的,必须同时启动民间的投资需求和最终的消费需求。加之银行市场取向改革的深入,资金运行的安全性与高效性相统一的机制使银行对效益高的民营企业也开始情有所钟,自1999年以来一些银行均开始实施对民营经济的贷款业务。总之,上述两个方面的变化说明了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已为民营经济的第二次创业作了必要的准备。银行业对民营经济的业务介入与业务支持,可及时缓解民营经济发展中的资金“瓶颈”,激活和强化民营经济的“造血”功能。 二、民营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有研究显示,在过去的世纪,民营企业平均寿命不到3年,企业老是长不大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民营企业有共同的特点:经营决策不受行政部门干预,实行市场为导向、完全按照市场机制运行的发展模式,等等。但纵观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轨迹,能真正成为明星的大企业、大集团并不多见,其余的多是中小企业,又或 是流星般一闪而过的落马企业。面对新世纪民营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和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民营企业依然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几个方面。首先是部分企业产权关系不明晰。具体表现在:一是与主管部门的关系理不清。企业初创之时,自找婆婆,虽主管部门或挂靠单位并无投入,但在企业发展起来后却再现所有权归属之争。二是对无形资产,特别是管理股权和技术股权未作明确界定,形成隐患。三是初始投资主体不明确,如创业资本主要是借贷、科研经费等方式积累起来的。四是对优惠政策形成的“政府扶持基金”,其所有权归属的界定仍存在争议。五是民营企业通过兼并、联营、承包、股份制改造、收购等形式壮大了规模,但国有资本的产权归属却没有界定。其次,民营企业缺乏有效的治理结构,其自身管理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这里包含两个方面因素:一是缺乏管理方面的知识。二是大多没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民营企业创业之初,大部分属于个人或合伙创办,相当一部分企业沿袭一人所有、一人决策、一人承担风险的家庭式管理模式。这种管理不仅严重窒息了企业活力,削弱了企业发展后劲,而且导致经营行为不规则给企业生存带来的风险。新成立的企业在扩张过程中会出现很多问题,而发展很快又不容易使人感觉到这些问题,许多民企面临着“管理青春期”这一普遍性的问题。企业存在人才饥渴,换人又相当频繁,挖来的人因为管理滞后等原因迟迟难以纳入机制。有些人是国企过去的,有些问题是国企翻版,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做小企业的时候决策非常灵敏,但扩展到几百人、几千人,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中国应该提倡搞一大批健康活泼中小企业,而不是一味都争着把企业做大、做过五百强。一个企业如果在机制、体制上没有积累,应该非常反对超常规发展这个词。忽略自己的历史,认为可以人为通过投机、跨越中间地带的想法往往会在现实面前碰壁。必要的投机可以搞,但不应成为主体。再次,民企信用危机亟待解决。众多民企法人代表变更频繁,“新官不理旧帐”问题比较突出;不按规定办事,对于资产抵押,不愿出钱办理土地抵押、房屋过户等担保抵扣手续,往往造成扯皮:信用观念不强,重视抢贷款抢项目,轻还款轻付息,往往贷款到位后长期拖欠不还,有的甚至根本不打算还款,造成非国有经济中不良贷款较高。另外,对众多民企业进行评级的信息收集成本偏高,银行对贷款风险难以掌握,也是促成银行对民企惜贷的原因。最后,民营企业的家庭式管理是其发展壮大的最大羁绊。企业的成长,不可能只是企业家单方面的努力,而是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及工人这个共同体合力的结晶。许多民营企业老板没有善待其职员以劳动力形式出现的企业产权。其中,高级管理人员问题最突出,老板与高级经理之间是委托的关系,企业的部分责任由高级经理单独承担,有部分事情由其单独操作。如果仅将高级经理按一般工人的方式安排其报酬结构、激励机制是不够的。老板对其监督较困难,且高级经理有自己的利益考虑,如得不到满足,将会以其他方式达到要求,比如带上合同和一批人马跳槽的现象,不少民企就栽在这里。 三、WTO对民营企业发展的挑战 经营管理水平方面的风险。如果经营失败,原因在于管理。而二板市场显然在分散这种风险方面是无能为力的。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归根到底是缺乏一种与民营经济生产方式直接相适应的金融组织形式。掘国际金融公司的一项调查表明,作为当前我国金融主渠道的国有银行在民营企业融资方面的实际作用很小,原因之一是国有银行与私企缺乏沟通的基础。因此,组建民营银行无疑成为满足民营经济金融需求的理想选择。中国加入WTO后,按照相关规定,对国内金融的保护期只有短短5年,这期间,对外资银行还需逐步放开。而外资银行进入后首当其冲的便是国有银行。然而,从专业银行蜕变而成的国有银行却因“船大难掉头”,以及由于长期处于一种缺乏竞争对手的环境中,习惯于垄断经营,总体上处于一种效率低下、机制老化、举步维艰的粘着状态,并且坏帐问题和经营风险还或隐或现地累积了下来。如果让国有银行仓促上阵应战,势必难以招架。要有效应对外资金融力量的挑战,除了整合现有中资金融力量,提高中资金融管理水平,保证金融运行质量等措施外,还应开放民间金融,为中资金融注入生机,增强后劲。通过建立民营银行,作为国有银行的臂膀,可发挥有效的牵制作用,最终取得在中外金融竞争的主动权。作为国内的一股新兴的金融势力,民营银行将以其灵活的经济机制,高起点运作,规范化运营。且不带任何历史包袱而轻装上阵。在给中资银行注入新活力的同时,将会强有力地辅助国有银行共同抵御国际资本的冲击,沉着应对外资银行在家门口的挑战。实践证明,民间金融是有强大的生命力的。有资料表明,浙江民间一些信用社坏帐率仅有0.6%。从这一意义上看,新组建的民营银行,完全有能力担当助推中资金融发展,壮大中资金融力量的重任。任何金融业的健康发展、都是需要监管的,不监管等于不去发展。世界上大多数银行都是民营的,而它们能够健康地发展壮大,原因之一是它们被纳入政府(代表社会)对其进行监管的体系之中。实际上,民营银行要比自有银行更加好管,你可以对民间金融机构进行严厉的、有经济意义的惩罚,甚至把它关掉,而对国有银行,多数经济惩罚措施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对官员的行政惩罚还有些意义),也很难对其实施破产性处理。金融业是个风险较大、容易出现“欺诈”行为的行业。过去我国已经出现的一些民间金融(这里首先是指一部门合法的股份制的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基金等),之所以后来问题较多,不是因为这种经济形式本身有问题,而是政府(或社会性金融组织)没有对其进行应有的监管。所以正规的监管系统不仅是民营银行同时也是整个银行体系正常发展的必要条件。 经济与发展论文:推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 摘要:正确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推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必须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来统筹,努力形成“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良性互动机制,并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要求加快国防现代化建设。 关键词:国防建设;经济建设;协调发展;互动机制; 党的十六大以后,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纳入到更高层次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指导思想之中,并明确了“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方针,进一步形成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的战略目标。正确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推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 一、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筹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在认识上的重要升华,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一次飞跃。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是妥善应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关键时期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和挑战的正确选择,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迫切需要,同时也是正确处理好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积极推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用科学发展观统筹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就是坚持以人为本,按照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认真处理好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从而不断提高和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增强国防实力和国家综合国力。 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是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两个方面,强调指出:“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的基本依托,经济建设搞不上去,国防建设就无从谈起。国防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防建设搞不上去,经济建设的安全环境就难以保障。”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筹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就是要确保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之间相互协调,并努力防止在实践中出现相互偏废现象。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国防实力要与国家经济建设的安全环境相协调。没有一定的国防实力,国家经济建设的安全环境就无法得到保障。而脱离国家经济建设安全环境,单纯追求国防实力的增长将耗费大量的宝贵资源,影响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二是国防发展战略要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相适应。安全战略和发展战略是国家和民族赖以生存和得以延续、保持稳定和走向繁荣的两个重要支点,只有在国防发展战略和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相协调情况下,国防和经济的发展战略目标才能得以真正实现。三是国防建设投入要与国家经济的承受力相协调。经济是国防的基础,国防建设超出经济的承受能力,不仅国防建设的目标难以实现,而且经济发展也将因此受到拖累。四是国防体制要与国民经济体制相适应。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对国防体制有不同的要求,因此经济体制的变迁必然要求国防体制进行相应的改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防体制的改革和完善必须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协调。除此之外,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之间相互协调还包括其它许多方面内容,如国防发展方向要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国防政策要与国家经济政策相适应等。 推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内涵,随安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和平时期,实现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需要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国防建设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依托,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前提下谋求发展。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的基础,只有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不断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才能为国防建设提供雄厚的经济基础。因此,国防和军队建设要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下谋求发展,使国防投入、军队规模等控制在经济承受能力范围之内。二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努力加强国防建设。富国不等于强国,一个国家即使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若无强大的国防力量,也难于巩固已有的经济建设成果,难于取得与其自身经济实力相符的国家地位。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要求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三是要立足提高国防建设的效率和效益。当前,我国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还存在某些不相协调的地方,一是国防发展实力与经济发展实力不相协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前列。与此同时,我国现有武器装备综合质量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有较大差距,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相比也不占优势。军队建设整体上处于机械化和半机械化阶段,而发达国家正在进入信息化军事阶段。二是国防费占gdp比重过低,同经济建设面临的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不协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防开支占gdp的比重长期呈下降趋势,“六五”和“七五”时期平均分别为3.6和2.0,“八五”和“九五”进一步下降到1.5,20__年回升到1.5,20__年进一步回升到1.7。尽管近年来加大了国防费的投入,但仅仅是一种恢复性增长、补偿性投入,国防费占gdp的比重低于3的世界平均水平。为了推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我们应当在国家经济不断发展基础上,适度增加国防费占gdp和财政支出中的比重,以增强国防实力和应对各种安全因素的能力。 二、努力形成“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良性互动机制 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是矛盾的统一体,推进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其实质就是尽量减少和降低两者对立矛盾的因素,促进和强化两者互为依托的能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运行机制,主要包括“军民分离”和“军民结合”两种模式。在“军民分离”模式下,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各自封闭、互不相通,两者在资源的分配上通常表现为相互对立关系,难以起到良性互动作用。而在“军民结合”模式下,国防领域和民用领域的技术成果、人才、资金、信息等可形成双向扩散、交流和融合的态势,促进国防与经济良性互动作用。因此,通过军民结合,不仅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克服资源重复配置现象,缓解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相互争夺资源矛盾,而且可提高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效率与效益,从而能够更好地推进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 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形成良性互动机制,就是要打破军民分割、相互封闭的传统界限,按照“军民结合、寓军于民”要求,使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相互融合和相互促进。也就是,一方面将国防建设根植于国民经济体系之中,形成国民经济对国防建设的强大支撑力;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国防建设对经济建设的促进作用,形成国防对经济发展的强大牵引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之间建立起军民结合、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机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求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在项目立项、资源配置等方面真正实现相互融合。国家和地方在铁路、港口、机场等大型公共基础建设以及光缆、 移动通信、卫星通信网络等信息化基础建设方面,不仅要考虑经济建设需要,而且应当充分考虑军事和作战需要,做到寓“战场建设”于“经济建设”之中,使一笔投资能获得经济和军事双重收益。军队在人才培养和后勤保障上要充分依托国民教育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通过军事教育和人才培养体制的改革,做到寓军事人才培养于国民教育体系之中,使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健康协调发展获得持久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通过物资供应、卫生勤务、交通运输和技术保障等军事后勤社会化和市场化改革,做到寓后勤保障于国民经济体系之中,使军事后勤保障的效率和效益得到显著提高。应当按照军民一体化要求,大力发展军民两用技术,加大军民兼容设施的开发和利用力度,努力促进国防资源和民用资源的相互溢流和优化配置,使有限资源最大限度地转化为生产力和战斗力。努力发挥国防支出的投资乘数效应、地区乘数效应与就业乘数效应,使国防建设在拉动国民经济增长、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和改善就业形势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努力形成“军民结合、寓军于民”良性互动机制,积极推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需要相应方针政策和法律制度为之配套。应当做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改革和完善国防市场的准入和退出制度。政府需要适度放宽国防市场准入,逐步降低民用部门进出国防市场的门槛,允许和鼓励非公有经济进入军民兼容的军工行业和非关键领域。同时,还应当通过相应的政策引导,使设备老化、生产能力过剩、市场竞争相对较弱的国有军工企业,能够自主地退出武器装备生产领域,使有科技优势和市场竞争力的民用高科技企业,能够自主地进入武器装备生产领域,从而彻底改变我国武器装备科研生产相对封闭格局,迅速扭转国防建设落后于经济建设局面,并为“军民结合、寓军于民”良性互动机制的加快建立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二是要抓紧制定并实施国家标准化战略。必须及时修订和完善军用标准和规范,扩大军品和民品的通用化、标准化和系列化程度。比如,在武器研制和采购方面,只要不影响武器装备的作战性能,凡是适合采用民用标准和规范的地方,就应当尽可能使用民用标准和规范,以此提高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军民融合程度,从而达到降低资源重复配置和浪费的作用。三是要建立和完善相应的决策、协调和评价机制。在决策机制上,政府应当按照“军民结合、寓军于民”要求,把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纳入统一规划进行决策。其中,经济建设的决策要贯彻国防原则,国防建设决策要反映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在协调机制上,应当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军地联系办公会议制度,从项目立项、投融资、价格、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各个方面,加大统筹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工作力度。在评价机制上,应当把“军民结合、寓军于民”作为衡量各级政府工作业绩的重要考核内容,使各级政府在加强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同时,能够兼顾国家安全利益。四是要进一步完善国防动员体系。让有限资源在和平时期能够最大限度地用于经济建设,在战时可有效地保障战争需要。最后,还应当健全和完善相应法律和法规,为“军民结合、寓军于民”良性互动机制的形成提供制度保障。 三、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要求加快国防现代化建设 国家在一定时期的资源总是有限的,而用于国防建设的资源投入就更加有限。为了使国家有限资源能最大限度地保障国防与经济的发展需要,在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问题上,我们还必须遵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从当前我国现实情况看,经济不够发达仍然是影响我国综合国力、制约我国在国际事务中所起作用大小的关键因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防建设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将是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方针。因此,我国用于国防建设的资源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有大幅度的增加。这就要求我们在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时必须坚持协调发展、有所侧重原则,避免出现全方位推进和平均着力而导致国防建设效率低下的现象。 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要求推进国防现代化建设,就是以增强国防实力和提高军队战斗力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把有限资源真正用在刀刃上,着力解决好影响和制约国防实力及军队战斗力的关键因素。国防和军队建设是一个有机系统,根据“木桶效应”原理,系统的整体功能主要由系统的“短板”决定。为了提高系统的整体功能,就必须集中力量解决好系统的“短板”问题。为此,必须根据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特点和规律,抓住我国国防建设特别是军队信息化建设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集中有限资源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军事战略威慑能力的建设。提高军事战略威慑能力是遏止战争,从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重要手段。军事战略威慑力量的建设,通常被认为是“费效比”较高的国防建设活动。在国防投入一定的情况下,应当以足够的投入确保急需的高新技术武器装备和“杀手锏”武器的研制生产,并逐步装备部队形成战斗力,从而依靠强大的国防实力和战略威慑力震慑对手。二是国防和军队的信息化建设。建设信息化军队和打赢信息化战争,是当前世界主要国家的重要建军目标,也是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目标。为此,国防和军队建设要紧紧围绕建设信息化军队和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战略目标,加大军队信息化装备以及信息化作战指挥系统等方面投入,努力完成机械化与信息化复合式发展的双重历史任务,加快推进军队建设跨越式发展步伐。三是军队“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建设。现代信息化战争是一体化的联合作战,需要海、陆、空、天、电、磁以及后勤保障等方面的有效配合和联合作战。军队能否打赢现代信息化战争,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为此,需要加大军队“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建设的投入力度,努力建成一体化的作战指挥系统、火力打击系统、情报侦察系统、装备研制与采购系统、动员及后勤保障系统等。四是国防和军事人力资源建设。国防现代化建设,人才是关键,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加大国防和军事人力资源的投入,提高国防和军事人才的综合素质,积极推进人力资源配置由 数量型向专家型和职业型转变。 国防是典型的公共产品,而且是特殊的公共产品,国防现代化建设理应由国家来进行投资。但这并不意味着国防现代化建设的一切活动,都必须由国家来进行投资。实际上,国防建设的某些领域,国家完全可以充分依靠和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长期以来,我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对军事、民用技术协调互动重视不够,军用标准和国家标准的通用化程度较低,造成了大量社会资源的重复配置和低效率,不但损失了社会经济效益,而且影响了国防现代化建设发展的后劲。为此,国家对国防建设的资源投入,应该集中投在民用部门“不能”、“不愿”和“难以”进入的国防建设领域,如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中安全保密性强、投资大和风险高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在这些领域,国家应当在项目立项、投融资、土地使用等各个方面,逐步加大对国防建设的支持力度。而对于一些军民兼容性和非关键的国防建设领域,国家应当允许和鼓励民用部门积极参与,以增强国防现代化建设发展的后劲。另外,还必须依靠科技,创新管理手段,借助信息技术,提高国防费保障的信息化水平,促进国防费保障向精确化转型,提高军队和国防建设的质量效能。 经济与发展论文:休闲产业与假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内容提要】假日休闲作为一种生活质量提高的标志,不同于基本生存需要的单一化和物质型,而越来越趋向于多元化和精神型。将旅游业、娱乐业、服务业、文化产业整合成一个休闲产业系统,并加强其建设,将有助于推动我国假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摘 要 题】产业结构 【关 键 词】休闲产业/假日经济/可持续发展 假日经济是以旅游、文化、体育、交通、餐饮等连带产业群为主体,将旅游业、娱乐业、服务业、文化产业整合成一个休闲产业系统。假日经济的出现,是国家刺激消费,推动内需,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带来的成果,是近年来人们期望出现的一种新的经济现象,它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如何维护假日经济这一良好势头,使它长盛不衰,持续、健康地发展下去,值得认真地总结和研究。 一、假日消费与休闲产业的多元化 休闲产业并不局限于某一个或几个具体的行业,而是将各种能够调节人们生活和心理状态的行业从传统产业划分的框架中剥离出来,即以休闲产品为龙头,以人们的休闲消费为市场的综合性产业。它的主要阵地是为满足现代人旅游、健身、服饰、娱乐、求智、消闲、居室装饰等休闲要求。由于它贴近生活,崇尚国际潮流,顺应大众风俗习惯,紧跟时代步伐,并紧密地依赖先进技术,有助于高新技术迅速转化为生产力,因而被人们称为充满活力的“朝阳产业”。 从追求温饱到寻求享受,是消费者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作出的自然选择。人们在温饱之后,不仅有享受可供追求,更有发展的需求和动力。假日休闲作为一种生活质量提高的标志,不同于基本生存需要的单一化和物质型,而越来越趋向于多元化和精神型。如文化娱乐消费、体育健身消费、旅游服务消费等等。此外,假日休闲还表现在教育、科技、文博等领域,如为自身发展而开办的各种业余电脑、外语及其他专业技能班,老年大学的各类休闲教育,科技馆的科普启蒙,文史博物馆的历史文化温故等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向利润率高的新兴行业流动这一规律的驱使,文化娱乐业、体育健身业、旅游服务业等休闲产业逐渐地发展起来,成为市民休闲消费的最好去处。 1.旅游业魅力无穷。旅游业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发展最为迅速,前景最为广阔的产业之一,尤其是近几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回归自然、访古探幽的兴趣高涨,旅游显示出无穷的魅力。旅游这种休闲消费把旅游情结、文化娱乐、体育健身三者融合在一起,高尚而富有情趣,实用而蕴含文化,因此很受各类人们的喜爱。每逢节假日,三五亲朋好友,结伴而行,或去名胜古迹,或去名山大川,或游北国风光,或览南国风情,甚至远游异国他乡、原始森林、热带海滨……,游览、访古、享受、探险……。这种休闲消费既使消费者增加了阅历、陶冶了性情,又享受了人生、健全了体魄。1999年至2002年,中国的旅游市场几次出现“人满为患”的火爆场面。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费朗加利曾预测,中国将成为21世纪初世界第一大旅游国,届时将有1.37亿人次到中国参观、访问和游览。 2.文体娱乐业。近年来,文化市场成了市民和游客在假日里光顾的重点。人们在休闲中追求文化品位、文化享受,感受文化氛围,接受文化熏陶。利用休闲时间进行文化娱乐是人们休闲消费最主要、最普遍的需求。因此常常以家庭亲人为单位,或在家观看电视、录像、家庭影院,或外出观看电影、观赏节目、听听音乐、跳跳舞蹈。还有的经常以亲朋好友为群体,或切磋棋艺,品尝茶艺,或尽情享受泡吧文化和网络文化的乐趣,等等。这些积极健康的文化娱乐活动,不仅使人们得到高尚有益的休闲消费,而且还可以得到高雅美好的艺术享受。从文化市场的种种迹象表明,无论报刊、图书,还是电影、音像,其市场潜力是巨大的。 3.体育健身业。随着人们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人们愿意把休闲时间和部分收入花在强身健体上,于是,“花钱买健康”成了都市时尚。不需要特别留意,你就能感受到体育健身休闲消费在当今都市的热度,游泳馆、网球场、羽毛球场、溜冰场、旱冰场、男子健身房、女子健美中心、台球厅、保龄球馆,等等,已经成为人们经常光顾的场所。就是那被称为贵族化的高尔夫球也吸引了不少顾客。至于观看足球、篮球、排球、体操等一类比赛的人,更是多得不可胜数。由此可见,体育健身的市场空间大得不得了,这种休闲消费的市场前景也好得不得了。 4.商业街休闲好去处。现代的商业街里,商场、超市林立,各种专卖店,餐饮店,应有尽有。加之城市及城乡之间交通便利,人们已将“逛街”看成首选的休闲方式,商场也就成为休闲产业最大的窗口之一。时下有不少商厦和专卖店十分注重美化购物环境,其构思巧妙,品位高雅,确让人流连忘返。许多商场引进盆景、鲜花、灯光喷泉、艺术雕塑乃至假山鱼池,使购物环境充满活力,成了温馨世界,让顾客在浏览购物之中得到美的享受。有的商厦和购物中心特意辟出一大片场地为顾客的共享空间,实行开架售货,电脑管理,并设立咖啡间、休息厅、展览角……不再使店堂里的商品与顾客争夺空间。还有更多的时装专卖商场推出流行服饰展览,名师获奖作品展、时装模特表演,让人领略到一种文化氛围,增添不少艺术渲染力,使顾客觉是不是单纯的购物,而是置身于特定的艺术环境中,成为一种享受。 餐饮业也在假日经济的大潮中得到长足的发展,我国传统的大餐、各具特色的地方小吃不仅吸引了外国人,也吸引国人从家庭餐桌走向 酒店、饭店。随着人们消费观念的转变,进饭店、吃宵夜已经成了寻常的事,特别是像元宵节、中秋节和春节这些具有团圆意义的聚餐已成为各大城市一道独特的风景。 5.风格各异的“吧”文化。如今,都市里各式各样的“吧”已经非常流行,如“陶吧”、“玻璃吧”、“布吧”、“果吧”等。在繁忙的都市人生活中,这种新兴的“吧”文化确实成为一种休闲的新时尚,“吧”里面的那种艺术、文化或浓浓的个性化的氛围,能使人们的心理得到极大的满足。欣赏陶瓷艺术佳品和制作陶瓷作品是“陶吧”最诱人的主题。在昆明、贵州、上海都能见到“布吧”,是都市女孩儿聚会的最佳去处之一。前卫的女孩儿在这里能够体验到“男耕女织”的田园风情。“吧”与文化的融合,引导着都市人新的休闲娱乐方式。 6.休闲农业。休闲农业是近几年来随着城市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双休日制度的实施,人们崇尚大自然、回归大自然的生态意识不断增强,生活方式的改变而出现的一个新经济用语。节假日和家人或朋友到近郊的农田去从事种地、除草、采摘等农活,可以亲自感受“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辛劳和丰收的喜悦,还能获得休闲度假和精神享受的满足。 休闲农业提供给城市居民的应该是轻松、愉快、宁静的精神享受,闲情逸致的田园情调,富有特色的农副产品。一般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1)旅游娱乐型:这种类型的景点设置有果树开花时期赏花,典型花卉争妍季节花展,农作物生长、收获阶段参观,鱼塘垂钩、采菱泛舟、农家习俗、舞蹈等。(2)品尝消费型:这种类型主要是在农产品收获时期如果实成熟时让城市居民亲自采摘、品尝,并且引导他们消费购买;另外还有珍禽烧烤、畜禽加工制品的品尝出售等活动。(3)耕作体验型:这种类型主要是通过城镇居民亲自参加农事劳作体验农村生活而设置的。它的方式可以是出租小片菜地、小片果园、小片鱼塘给城镇居民,或者实行会员证形式定期举办等。这种类型强调真实感,精耕细作的传统方式和高效率的机械化现代方式相结合。许多退休工人愿意在退休后寻找一种充实的生活方式,这种类型适合他们的需要。(4)主题教育型:这种类型以实地参观、实地体验、录像教学方式向中小学生提供农作物的栽培、生长,畜禽饲养、产品加工等方面的知识。这种类型强调教育启发性,主要对象是中小学生。(5)疗养修身型:这种类型以提供度假村的方式提供给城市上流社会综合服务达到修养身心、疗养身体的目的。它强调全方位的休闲,重视服务质量,重视生态环境。 二、假日经济可持续发展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迅速发展起来的假日经济,使旅游和各大城市的节日市场着实火了一把。但是,从政府到企业,从交通部门到旅游服务业,许多部门和商家似乎都准备不足,从“食、住、行、玩”几方面看,在假日消费火爆的背后,也暴露出许多值得关注的问题。 1.旅游产业水平不高。外出旅游是假日经济中最为亮丽的风景线之一,但假日旅游暴露出的问题也是最多。首先,热线太热,过于集中。由于各旅游社大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些主要的旅游线路上,从促销宣传、人员组织安排及资金的投入上都重点向旅游热线倾斜,导致游客对旅游地点的选择过于集中。游客的过于集中,各景点人满为患。由于现有旅游基础设施大大超负荷运行,难免接待质量会出问题,得不到保证。比如住宿不尽人意,伙食、用车标准降低,临时变更参观景点等一系列问题时有发生,游客投诉增多,造成不少人乘兴而去,败兴而归。其次,旅游点营销手段太少,旅游产品品种单调,层次较低,缺乏休闲内涵。再次,各旅游景点在软硬件配套设施方面,在旅游信息传输协调等方面还欠缺很多。最后,旅行社无序竞争,使旅游市场竞相压价,旅行社生意火爆利润却平平。个别鱼目混珠的旅行社以低报价吸引游客,设下“零团费”的旅游陷阱,在旅途中受导游引诱甚至胁迫购物,从中收取高额回扣。这些不规范的运作既“坑”了消费者,也“苦”了旅行社自己。 2.消费者消费不成熟。一是消费意识不成熟,存在盲从心理。表现在出外旅游对景点盲目选择,喜欢跟风,人家去什么地方游玩、观赏,自己也跟着去,只看热闹不看门道;购物时见商场打折让利就有购买冲动,只顾价格便宜,不管是否需要;休闲娱乐也喜欢随大流,不会寻找新的消费途径。二是消费权益保护意识不成熟,对自己的权利与义务缺乏正确认识。一方面不了解如何运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利,另一方面是当消费利益将遭受损失时,不懂得及时采取措施把未产生的损失降到最低。三是消费观念有待提高。 3.休闲产业尚未开发。假日经济是一种综合性强、牵涉面广、可持续发展的系统经济形式,它涉及的远不止旅游、购物等产业。目前的休闲热仅仅是迈向追求生活质量的新阶段的开始。温饱之后,不仅有享受可供追求,更有发展的需求和动力。广大消费者对身体健康的向往、对精神生活的渴望、对自身文化素质的提升、对职业技能的寻求同样有着迫切的要求。这些都是我们亟待大力开发的领域。以欧美发达国家为例,较长的假日里,旅游胜地固然游人大增,但也有相当多的人利用这一良机为自己、为子女的文化素质和专业技能的提高而大把花钱。在为数众多的图书馆、博物馆里,在各种大学和社区所办的继续教育学院里,消费者或怀揣快餐,专注地沉浸在知识的海洋中,或携妻带子,在充满知识与智慧的娱乐中度过欢快的假期。在发达国家的城市里,各类图书馆(包括一些大学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博物馆为数众多,各具特色,成为市民乃至学生的第二课堂,让人流连忘返,百看不厌。每次造访,受益匪浅。这类场所,吸引的大多是附近居民,很少给假日的交通增添多大的负担。由此观之,我国的休闲产业,不仅要满足消费者旅游和购物等基本需求,从长远来看,还要满足人们发展的愿望,丰富假日大餐的内容,真正把消费者在假日的各种消费需求挖掘出来并最大限度地加以满足。 三、对假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几 点思考 据有关部门统计,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休闲娱乐的消费支出占百姓生活可支配收入比重日益增大,可以预见,随着人均可支配性收入的不断提高,人们会越来越注重生活的质量。假日经济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有理由认真地去研究它,开发与之相关性的休闲产业,推动假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可持续发展旅游的龙头带动作用,进行产业升级逐步向国际化靠拢 (1)我国旅游资源十分丰富,除了一些现已具有一定知名度的景区外,许多景区其实早就有相当的知名度。由于长期以来产品开发单一,又缺乏高水平的策划包装,加上财力有限,促销乏力,因而不能对国内外市场产生吸引力,造成热线过于集中的现象。只要增加这些景区的基本配套设施的投入,加大促销力度,这些景区就能产生强有力的吸引力,既能分流过热量区的部分客源,又可以扩大旅游市场的需求总量。(2)旅游城市要在提高自身承载力上下功夫,改变旅游管理体系中条块分割、职能弱化等弊端,使旅游管理一体化,此外,还应发展城市周边旅游和城郊旅游,以分散游人。引导本市居民在假日到郊外旅游,以便把更多的空间留给外地游客。(3)目前国内外的旅行社大多处于小散弱差状态,无论在国际市场还是国内市场都没有很强的竞争力。因此,政府主管部门一方面要扶优扶强,使具有优势的旅行社得以不断地发展扩大,另一方面要鼓励旅行社组建联合体,内部统一步调,规范运作,优势资源互补,推出精品,开辟特色,提供优质服务。 2.加强对游客假日休闲行为的指导 目前,假日消费市场出现人满为患、怨声载道的现象,很大程度上与假日休闲行为的指导不力有关。这主要是因为传统的消费习惯,再加上对市场的变化难以把握,游客的消费行为比较盲目,市场自我调节的滞后性,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各种问题。因此,加强对游客休闲行为的引导显得格外重要。首先,加强休闲学研究。当前,人们的休闲概念还不甚明确,对休闲消费还处于盲目和随意的初始阶段,商家对休闲业可以成为一个新的投资方向与热点还缺乏远见性认识,从而导致中国目前的休闲还很混乱,急需休闲学给以指导,向人们宣传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消费观念。在国外,闲暇社会学是热门学科,但国内重视和研究休闲学的人却寥寥无几,这与迅猛发展的假日休闲产业是不相配套的。其次,是加强休闲信息指导。假日市场呼唤能指导休闲、推介市场、播报信息的休闲信息网络的产生。当前尤为急切的是要建立全国旅游城市及景点的信息网络,及时为旅游者提供旅游路线、交通状况、景区接待、订票订房、购物等方面的信息服务,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大该网络系统的涵盖内容,向假日市场其他消费领域扩展,为消费者提供准确、及时、全面的假日休闲信息指导。 3.加强假日市场休闲产业链的建设 外出旅游,不是假日盛筵中的惟一佳肴,甚至也不是其中的惟一大菜,研究假日经济潜在的消费热点,能从整体上将假日经济引向更深的层次,扩大休闲的内涵和外延,提高文化品位,把假日经济推向深入。据有关专家认为,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人们在长假里不仅要达到休闲的目的,而且还要求在休闲的过程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品位,满足精神需求。这就要求有关部门、单位和假日市场相关行业的生产经营者,紧紧围绕休闲消费,为消费者提供相应的休闲产业。(1)文化娱乐业。据调查,长假期间,市民的消费结构中文化消费占家庭、社会消费的比例在不断提高,市民花钱观赏文艺表演、参加各种文化娱乐活动的已越来越普遍。随着“假日经济”的发展,我们应积极发展报刊、图书、电影、音像等传统文化行业,举办书市、花市等富有特色的广场娱乐项目,应适当增加文艺演出,开展各种娱乐项目。不断增强娱乐性,注重参与性,提升假日的附加值,深化假日的吸引力。并适当增加网吧、陶吧、赛场等青少年乐于参与的娱乐场所,使他们尽情享受泡吧文化和网络文化的乐趣,在满足个性化需求方面提高营造能力,用丰富多彩的消费方式来创造消费、引导消费。(2)体育健身业。一是要兴建和改造体育健身场地和设施;二是要正确合理地引导这种休闲消费。关于前者,据统计,目前我国已拥有61万个体育场馆,从绝对数量来说,已具相当规模,但人均体育场馆面积不足1平方米,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因此,兴建一批体育场馆,改造一批体育场馆,已成为当务之急。应该看到,我们的体育健身休闲消费起步很晚,消费水平不高,要从现有的实际出发,合理引导这种休闲消费。(3)餐饮零售业。首先,餐饮业要把握好以下几种节日服务型经营方式:一是主妇型。即饭店为市民家庭配送半成品节日套餐,饭店只收取少量的加工费。二是包办型。即饭店为市民预订到饭店就餐的节日家宴。餐馆酒店要本着勤俭节约、物美价廉、面向市民、为大众服务的原则,推出“敬老宴”、“爱心宴”、“合家团圆”等众多菜谱扩大目标市场。三是系列型。为适应现代人的消费需求,餐馆酒店应推出面向家庭的节日宴席快送、“出租厨师”,向居民开放客房、游艺厅等休闲娱乐设施和场所,以吸引居民到酒店里自娱自乐过假日。同时,餐饮业的经营者,还应在文化品味上做文章,要以饮食文化搭台、在店内推出书面摄影展览、音乐欣赏、杂技魔术表演、名厨教授顾客“绝活菜”等活动,让顾客集食、饮、赏、览、听于一体,吃得潇洒,玩得开心,同时又得到精神享受。商场要在店内外营造浓厚的节日气氛,除了张灯结彩、披红挂绿等一般方法外,还要注意布置出自家的特色。节假日商家应以真诚回报顾客消费者为宗旨,开展打折销售、买大件赠小件、以旧换新等促销活动,促销活动要以“情”字当先,充满浓郁的温情,打动消费者的心。(4)休闲农业。休闲农业是一种商品农业,要有推销商品的意识,通过广告宣传向城市居民输灌休闲意识,通过各种农事活动(如花卉展览、龙舟竞赛、民间舞蹈等)吸引游客。主动适应市场,积极争取市场。应大力发展都市农业和观光农业,利用最先进的农业科技成果,在为市民提供卫生、洁净、新鲜的农产品的同时,为市民创造一个回归大自然的绿色生态环境。(5)技艺培训。不少人希望利用假期难得的时间学习汽车驾驶、电脑操作、花卉栽培、投资理财、古董鉴赏、书法篆刻和体育、舞蹈、烹调等一技之长。社会各方面应当提供这些方面的机会,以满足各类培训的需求。 经济与发展论文:县域经济发展与农民转移就业分析 摘要 县城经济发展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存在着互动性关系,加强县城经济发展应结合农村刺余劳动力转移就业进行。山东省在加快县城经济发展、促进农民转移就业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今后一个时期,县城经济的发展,如何更好地促进农村刺余劳动力转移,形成县城经济与农民转移就业的良性互动,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是仍,需重点研宛和着力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 县城经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县域涵盖城镇与乡村,兼有农业与非农业。是宏观与微观、城市与农村的接合部,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六大提出“壮大县域经济”以来,山东省县域经济进人了加快发展的新阶段,在加快县域经济发展,促进农民转移就业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对实现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山东省县域经济发展和促进农民转移就业的基本情况 山东省委、省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县域经济的发展。2003年,山东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意见》,扩大县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对经济强县和欠发达县分别实施不同的鼓励政策,赋予经济强县更大自主权,并加大对欠发达县的扶持力度。使山东省县域经济和社会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综合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显着提高。 (一)山东省县域经济发展概况 目前,山东省共有县级单位140个,除去市辖区,共有91个县(市),包括31个县级市和60个县,占全省县市区总数的65.5%,占全国列入县域经济统计范围的2072个行政单位的4.4%。行政区域土地面积为125063平方公里,占全省土地面积的79.67%。2006年末全省县域总人口6616.4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71.27%,占全国县域单位人口总数9.62亿的约6.89%。2006年末单位从业人员4864187人,占全省单位从业人员的52.47%;年末乡村从业人员30179498人,占全省乡村从业人员的79.89%。 在平均规模上,山东县域经济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由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价中心举行的第四届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价中,山东省县域经济平均规模中人口、GDP、地方财政收人、人均GDP四项指标,分别在全国排第5、第4、第5和第6位;在第七届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的数量上,山东与浙江省以25个并列全国第一位。2006年,全国地方财政收入预算内收入超过5亿元的县共有204个。其中山东34个,占全国的16.7%,仅次于浙江的36个。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6000元以上的县共有118个,山东18个,占全国的15.25%,列全国第三;其中已有14个县(市、区)地方财政收入超过10亿元。不仅如此,据2007年山东省统计公报,省内30个欠发达县亦进一步激发内部活力,各项经济指标均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总体来说,山东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总体水平在全国位于前列。但单项竞争力水平和单个县的竞争力不突出,与浙江、江苏相比,都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而且山东省县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东西部差别明显。从反映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三个基本经济指标(国内生产总值、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农民人均纯收人)可以看出,山东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一个均匀的自东向西递减的状况。2005年,县域经济最发达的威海和最不发达的菏泽相比,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农民人均纯收人三项基本指标上,威海分别是菏泽的9.2倍、9.7倍和1.97倍。 (二)山东省发展县域经济促进农民转移就业的主要成效和具体做法 山东是人口大省、经济大省、农业大省。2006年底,全省总人口9309万人,农业人口6055万人,占总人口的65%,其中农村劳动力3854.2万人。多年来,山东省政府一直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作为增加农民收入、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重要举措。通过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和乡镇企业,统筹城乡发展就业,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取得了显着成效。2006年,全省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59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133%。到2007年末,全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的有1907.9万人;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为49.5%。2006年农户劳动力中,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占41.5%,比上年提高3.5个百分点。在非农产业劳动力中,到乡(镇)外打工的人数占34.2%,其中,省内占75.8%,省外占24.2%。 山东省农村劳动力70%以上在县域范围内,可以说县域经济和小城镇是吸纳劳动力的主要渠道。山东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正是依托了山东省县域经济迅速崛起和小城镇的迅速发展。主要做法有: 一是实施“双30”工程,增强县域经济实力,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构筑主阵地。“双30”工程,即“突出抓好30个经济强县和30个欠发达县,促强扶弱带中间,推动县域经济全面发展”。这是山东省发展县域经济、统筹城乡就业、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大战略举措。2004年,“30强”和“30弱”主要经济指标增幅均超过了全省平均水平,分别累计就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336.7万人和93.5万人,比“双30”工程实施前分别增长了15.2%和19.5%。 二是实施“两集中”工程,加快县城和中心镇建设,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提供重要载体。“两集中”工程即“工业向园区集中,人口向城镇集中”。这是山东省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措施。该工程的实施,特别是加快山东半岛城市群建设,实现了全省城镇化发展的新突破,山东省城市化率由2000年的38.3%提高到2005年的45%,共转移了农村劳动力600多万人。 三是实施“龙头带动”工程,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提供基础、和平台。“龙头带动”工程,即“培植壮大一批农业龙头企业,创新农业产业化经营机制,推进农业产业进程”。这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最直接的渠道。目前,山东省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发展到8716个,其中销售收入过100 万元的龙头企业有6822个,过亿元的有684个。各类农业产业化组织共吸纳149万人就业,推动基地农户979万户,占全省农户总数的48%。 四是针对各地劳动力资源需求的实际,大力实施“西输东接”工程。通过东部城市开展企业用工需求状况调查,岗位空缺信息;西部地区开展基层劳动力资源状况调查,实现东部用工企业与西部劳动力资源丰富地区“点对点”的定向劳务输出,减少了农民外出就业的盲目性,提高了劳务输出的成功率。仅2006年开展“为半岛制造业送技工”行动,山东西部地区就向东部企业输送劳动力达32万多人。 此外,为提高农民技能,山东西部地区还以百家特色劳务培训基地为中心,建立农村劳动力培训网络,突出特色培训,并发放培训补贴,开展了“订单式”、“定向式”和“储备式”培训。2006年,山东省劳动保障部门共组织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47万多人,有效提高了农村劳动力的业务技能和就业质量。 二、发展县域经济是现阶段农民转移就业的有效途径 2006年末,我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847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1%。农村剩余劳动力约为2亿左右,就业压力较大。就山东省来讲,按照2010年城市化水平50%计算,农村户籍人口将由2006年末的6054万下降到4500万,农村劳动力转移总量大体为1500万人。而就我国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现实情况看,大、中城市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大大降低,而县域是农业产业向城市延伸和城市产业向农村延伸的结合点,是沟通城乡的桥梁和纽带,具有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独特优势。可以说,县城及城镇在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具有的独特和不可替代的作用,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途径。 (一)发展县域经济。促进中小企业及服务业的发展,可以更多地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 发展县域经济,重在发展中小乡镇企业。乡镇企业投资规模小,投资方向和投资形式多样灵活,适合民间资金少、资金分散的特点,容易创办。因此,政府如在资金、政策等方面给予扶持,可以引导更多的农民开店建厂,可以吸纳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就业,可以让更多的农民离开土地到乡镇工作。 乡镇企业的发展,势必促进城乡服务业的发展。乡镇企业生产经营,需要水、电、气的供应,需要通讯、燃料、卫生、金融等方面的服务。这些需求将促进更多的资本投资于服务业,从而促进城乡第三产业的发展,带动更多的农村人员从事各种各样的服务,使更多的农村富余人员转人非农劳动。 从过去情况看,1984—2007年期间,山东省农村非农产业就业增长率为6.5%,年均增量为47万人。其中1990—2007年间山东省农村非农产业就业增长率为3.4%,年均净增量为34万人。而1995年以来,随着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接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趋于减少,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在减弱。但仍然是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一个重要途径。 (二)农村劳动力向县市及城镇转移付出的成本更低、效率更高 发展县域经济,解决当地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其就业成本也是较低的。第一,由于农村富余劳动力户口在农村,一般外出务工都是短期劳动,务工人员对用工单位除工资要求以外,一般没有太多的如住房、交通等特殊福利要求,这就降低了用人单位的人力使用成本,这些企业更愿意雇佣农民工工作;第二,劳动力本地就业,无需外出务工证、计划生育证、暂住证等费用开支和办证手续,无需支付昂贵的中介费用,政府也无需为安置务工人员花更多的资金用于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客观上也减少了大、中城市的就业压力,降低了大、中城市吸纳这部分劳动力所进行的包括城市设施等在内的各种支出;第三,农村富余人员就近就业,亦工亦农,农忙时务农,农闲时务工,进退自如,减少了来回路费,照顾了家庭,提高了劳动效率,降低了就业成本。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县市及城镇转移,每年的春运民工流的巨大压力也会得到一定缓解。 2007年山东省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中,转向省会城市的占3.3%(35万人);转向地级市的占8%(85万人);转移到县城的占17.8%(187万人);转移建制镇的比重为26.7%(280万人),小城镇吸纳劳动力的优势在逐步体现。 (三)我国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总体素质水平也决定了他们更加适合转移到县域经济的产业中发展 县域经济的产业特点是以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为主,为了错开与城市工业的竞争,也为了发挥县域经济的区位优势,县域经济的产业选择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主要是发展农副产品深加工业,发展制造业、加工业,发展县乡服务业、特色旅游业,发展现代种植业、养殖业。这些行业一般对劳务人员的技术含量要求相对较低,对体力劳动能力要求相对要高,其提供的岗位正适合农村富余人员工作。因此,县域经济的发展,可提供更多适合农民就业的岗位,可以吸纳没有更多非农技能的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 三、发展县域经济,促进农民转移就业的政策建议 发展县域经济,促进农民转移就业是一项系统工程,各级政府加强对社会经济结构调整的宏观调控和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组织管理非常必要。 (一)进一步推进县域综合改革,扩大县级经济管理权限。优化县域经济发展环境 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县域经济发展,确立就业优先的经济发展思路。努力走出一条经济和就业双增长的新路子。按照“能放则放”的原则,加快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将过于集中的权力下放,赋予县级更大的发展自主权和决策权。凡是国家产业政策鼓励发展的、不需要国家和省里预算内投资的、不借用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的项目其审批权都应该下放到县一级;凡是能一步到位将审批改为备案的,应该一律取消审批;农村小城镇建设的规划权、外贸进口权也应该下放至县一级;对于少数根据法律法规确实不能下放的审批事项,应该简化手续,提高效率,限时审批。除了省市两级向县一级简政放权外,县一级要以全面深化 改革为重点,应该加强自身建设,努力营造良好的县域经济发展环境。 (二)优化农业生产结构,扩大农业的自主消化能力 农业是县域经济的基础。据有关方面统计,农业的充分发展,可吸纳近一半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山东省地处我国东部,是农业大省和劳动力大省,有着极大的劳动力优势和地域、气候优势。所以,在农业内部,要充分发挥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生产优势,如水果、蔬菜、花卉、畜产、特产、中药材生产等,同时要进一步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农产品区域布局。 一是要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农业产业化可以让农民实现专业化生产,使之有组织地进入市场,可以避免生产的盲目性,解决农产品的“卖难”问题,扩大农业生产规模。可以更多地解决就业;同时,农业产业化可以通过农产品的加工、购销,延长农业的产业链,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如果把粗放农业转变为半粗放农业或者是精品农业,就可以消化许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二是要认真促进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山东省农村内部的第三产业还很薄弱,而第三产业是最能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地方。不仅要抓农村传统三产的发展,如农村的商业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业,还要充分发挥当地优势,推广运用现代经营方式和服务技术,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信息咨询、社区服务等新兴产业,提高第三产业发展水平。 国际经验表明,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同步发展,对于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是至关重要的。城市本身的集聚效应就有利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主要依靠“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村就地吸纳模式,已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加快城镇化进程将成为今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而实施这样一个新的战略,关键是解决好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引导乡镇企业发展与小城镇建设相结合。小城镇接近于农村,乡镇企业大多集中在小城镇,农民就近转入小城镇就业,与土地的关系维持一段时间,既可以降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成本和就业风险,又能够有效地避免在大中城市吸纳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农民大量涌入城市所产生的种种问题。为了促进小城镇的发展,应制定优惠政策,鼓励乡镇企业连片集中发展,建立大批乡镇工业小区,引导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聚。 二是要形成合理的城镇规模结构。在现阶段,大中城市及小城镇之间在就业机会、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等方面仍存在着悬殊的差距,城市的积聚效应仍然是很明显的。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要积极发展小城镇,使其中一部分升级为小城市;另一方面。还要进一步发展大中城市。今后,城镇化政策的核心要由控制城市规模为主转移到发挥城市积聚效益和形成合理的城市层级结构上来。 (四)发挥比较优势,进一步培育壮大特色经济 县域经济的生命力在于发展县域特色经济,山东省县域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地区,大都有显着的特色经济支撑。如:寿光、苍山的“菜园子”;招远的“黄金”;东阿的“阿胶”;栖霞、五莲的“果品”;沾化、无棣的“冬枣”;诸城的“贸工农”一体化等等。这些特色经济有的是传统品牌、资源优势,有的是产业创新、规模化优势,特色经济及其链条式产业链带动效应,使山东省县域经济呈现五彩缤纷的发展格局。这些特色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增加了更多劳动就业机会。 在确立县域经济特色时,应结合本地历史文化、本地特产、资源条件,综合考虑县域交通运输、产业结构、市场需求、科技水平等因素,做好特色经济规划,发展特色产业集群,建立“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的竞争优势,以此发展县域经济,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 (五)加强教育培训,多渠道、多层次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社会各方面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面对劳动力市场的新态势和县域经济发展的需要,积极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综合素质,是加速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关键。首先,要加大农村基础教育投入,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提高农村人口的整体素质,扫除文盲;其次,要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要根据山东省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的实际情况设置专业和课程,使广大农村劳动力尽快掌握一定的职业技能,为顺利就业创造条件;最后,要建立农村成人教育体系,举办各种形式的专业技术、技能知识和文化培训班,提高农村人口的综合素质,为实现农村劳动力的顺利转移创造有利条件。 经济与发展论文:扩大内需发展战略下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培养方案创新 近年来我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学生转学其他专业的现象年盛一年,毕业生中从事本专业工作的人数不断下降。国际贸易专业趋冷,国际贸易专业学生就业形势令人担忧。这一现象的出现,固然与近年来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欧洲债务危机有关,但也与现行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培养方案没有及时地适应我国扩大内需发展战略下社会的需求变化不无关系。基于此,本文对扩大内需发展战略下,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培养方案的创新问题进行研究。 一、依靠内需发展是大国经济的基本规律 国际贸易理论表明,大国情形下的出口或者进口,由于贸易规模大,导致国际市场的供求状况发生变化,国际市场的价格也随之发生变动,即大国出口时国际市场的价格就会下降,进口时国际市场的价格就会上涨,从而使大国的贸易条件经常处于不利的地位。而且,如果大国出口商品需求弹性比较小,还会造成“贫困化的增长”,甚至陷入“比较优势的陷阱”,阻断产业结构升级的自然路径。大国在加工出口贸易方式下,国内只得到了低廉的加工费,而客观上却通过原材料等中间产品进口的高价格和成品出口的低价格给进口国进行了双补贴。因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大国经济发展主要是靠内需,这是大国经济发展的一条基本规律,也被国外的实践所证实。 二、内需发展战略下国际经贸联系的特点与专业人才素质要求 1.国际经贸联系的新变化、新特点。①国际贸易的主体将更加多元化。在内需发展战略下,国际贸易的主体除了外贸公司、出口企业、跨国公司外,出于生产和销售的需要,国内的任何企业或公司均可直接从国外进口所需的设备、技术、原材料、零部件及服务,也可以将其在国内市场剩余的产品销往海外市场,成为国际贸易活动的主要参与者。②国际交易的客体将趋于无形化、多样化。在内需发展战略下,我国国内市场将成为国内外产品和服务竞相角逐的主战场,国内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要获取竞争优势,就必须将其生产的整个工序置于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体系下,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国际采购或外包,使进口和出口得标的物中既有有形的原材料零部件,也有无形的生产性服务;既有成品也有中间投入品。而中间投入品中包括的生产者服务的种类和数量要远大于成品的种类和数量,从而使国际交易的客体必然呈现出更加多样化和无形化的特点。③国际贸易模式将由出口主导转为进口主导。国际贸易模式是指出口和进口产品的种类及其组合。在内需发展战略下,由于国内资源和先进技术相对短缺的限制,再加之出于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的需要,进口的大量增加将成为我国今后国际贸易模式的重要特点。而出口的规模将会相对地下降,出口的主要目的是为进口服务,而不再是为了创汇。国际贸易模式将由出口主导转为进口主导。④国际交易的方式将由传统转向电子商务。跨境贸易电子商务的出现将对传统的国际贸易方式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也必将在更大的范围内替代传统的国际贸易方式,在形式多样的国际贸易方式中居主导地位。这种新型的贸易方式必然会对传统贸易方式各个环节的监管方式提出新的要求,也为国际贸易人才的培养提出了一个新课题。⑤对外投资和企业并购将成为我国国际经济联系的重要形式。在内需发展战略下,国内一些资金雄厚、技术成熟、国内市场已经基本饱和的企业实施对外投资或并购也是企业进一步发展的战略选择。近年来,中国企业融入全球经济步伐趋于加快,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参与全球并购、直接投资等资源配置活动,中国正日益成为对外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从2002年到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保持10年连续增长,这种增长趋势将随着人民币国际化和中国资本账户的开放而进一步加速。同时,无论是中国的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海外并购活动日益频繁,规模不断扩大。2012年中国海外并购总金额达到了创纪录的652亿美元,其中浙江省在境外设立的营销机构已累计超过3000家,2012年浙江民企海外并购项目达63个,并购额7.1亿美元,2011年,中国民企海外并购十大案例中,浙江企业占了一半以上。可以预见,对外投资和企业并购将成为国际经济联系的重要形式。上述特点归结起来就是,随着我国内需发展战略的实施,长期以来国内主要通过外贸公司进行的进出口贸易活动将不断地回归生产企业,加之企业对外投资和海外并购的不断增加,国际服务贸易的不断扩大,企业的国际商务活动将会日益加强,现行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中的进出口业务将必然回归国际商务的范畴。所有这些变化都对国际经贸人才的素质提出更高的新要求。 2.对国际经贸人才素质的新要求。在扩大内需的发展战略下,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除了要精通英语、熟悉进出口贸易业务、能吃苦耐劳等素养外,还需要具备更宽的国际视野、更强的全球意识、更娴熟的外语交流能力、更深厚的跨文化积累、更全面地分析能力和更科学的决策能力等。 三、目前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培养方案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目前我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培养方案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已经与现实的社会需求不相适应,主要表现为如下几方面。 1.与我国扩大内需发展略下对进口贸易专业人才的大量需求不相适应。目前我国高校及我校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培养方案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长期实行的出口导向战略密切相关。在此发展战略指导下,伴随着出口贸易规模的大幅度增长,出口贸易业务人才的需求也大量增加。在这种社会需求下,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培养方案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在课程内容的设计上以货物的出口为核心,对进口业务人才的培养常常被置于次要位置。然而,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 大国经济的发展必然要走以内需增长为主的道路。近年来,我国的进口规模已经呈现出大幅度持续增长的势头,这种趋势今后还将更加明显。许多外贸公司和企业在招聘不到进口业务人员的情况下不得不从职工中派员外出学习或培训。 2.与我国“走出去”战略对跨国企业经营人才的大量需求不相适应。随着我国“走出去”战略和发展现代服务业战略的实施,企业对外投资和国际服务贸易也日益成为重要的国际商务活动,客观上也要求将这方面的人才需求纳入到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培养方案中来。 3.与新兴国际贸易方式对人才的需求不相适应。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现行的培养方案是基于传统的贸易方式设置的,传统贸易方式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每单贸易的规模比较大,生产经营都可以批量进行。而近年来出现的跨境贸易电子商务、市场采购等新兴国际贸易方式面对的却是海外分散的采购规模非常小的成千上万的客户,显然这些新兴国际贸易方式对国际贸易专业人才的要求与传统贸易是不同的。2012年8月,杭州、上海、郑州、重庆、宁波正式获批成为我国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首批试点城市,发展跨境贸易电子商务顺应了电子商务发展趋势[1]。2011年3月4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在义乌市进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市场采购贸易新模式成为试点的重要内容。一头在义乌采货,一头在国外市场销货、供货、结算一条龙的跨国外销方式,国外游客购买等方式都是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的表现。[2] 4.实习环节没有真正落实。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是一个实务性比较强的专业,实习环节对学生专业操作能力的提高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由于许多外贸公司出于种种考虑不愿意接受学生的实习,国际贸易专业学生的专业实习和毕业实习常常流于形式,收效有限。有协议的校外实习基地数量有限,接纳学生实习的能力难以满足需要。校内实验室进行的进出口模拟课程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学生的业务操作能力,但毕竟作用有限。 四、内需发展战略下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培养方案创新 1.培养方案创新的原则。兼顾市场需求与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的培养,固然要培养社会急需的人才,传授给学生找工作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但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能够终身受益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因为社会需求在不断变化,大学四年不可能教给学生终生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学习方法和学习能力的获取才是学生职业生涯可持续发展的不竭源泉。 2.人才培养市场定位的创新。由以外贸公司为主转向以跨国公司为主。长期以来,我国高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基本上是以为外贸公司培养进出口业务人员为人才培养市场定位的。加入WTO以后,我国于2004年将对外贸公司的成立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许多企业拥有了自营进出口贸易业务。2008年以来,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许多外贸公司的经营受到了严重影响。与此同时,我国企业对外投资迅速增长,国外并购方兴未艾。根据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工业化进入中后期以后,企业的对外投资和并购会不断增加。因此,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培养的市场定位也要相应地由以为外贸公司培养优秀的进出口业务人员为主向主要为跨国公司培养高级国际商务人才为主转变。 3.人才培养目标的创新。国际企业经营管理为主,进出口业务为辅。与上述人才培养的市场定位相联系,在扩大内需的背景下,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人才培养的目标是:为越来越多的企业从事跨国投资、国际并购、国际采购、国际营销等活动培养既精通英语、熟悉进出口贸易业务、能吃苦耐劳、团结合作等素养的,又具备更宽的国际视野、更强的全球意识、更娴熟的外语交流能力、更深厚的跨文化积累、更全面地分析能力和更科学的决策能力的等高级国际商务专业人才。 4.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校企合作或开放式教学。为了突破国际贸易专业实务型师资短缺对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限制,校企合作或开放式教学可能是一个选择。问卷调查显示,对“《国际贸易实务课》如何开设效果好?”的问题,认为“按照国际贸易业务程序分成几门课,聘请外贸部门的业务员讲授”效果好的占到55.1%,认为“作为一门课,由一位学校老师贯通讲”效果好的占7.6%,认为“按照业务程序分成几门课,由一位学校老师讲”效果好的占12%,认为“按照业务程序分成几门课由学校不同的老师讲”效果好的占5.4%。这说明,国际贸易实务课由专门从事外贸实际业务的人员兼职讲授比学校的老师讲授效果好。进一步的调查也表明,近10%的受调查者表示愿意兼职我校《国际贸易实务课》的讲授工作,或有意与我院建立长期稳定的学生实习基地,并留下了联系方式。说明国际贸易专业校企合作或开放式培养模式具有一定的可能性。 5.实习基地创建方式的创新。实习基地内部化或委托制。国际贸易专业实习单位难找已成普遍现象。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的原因是实习会给实习单位造成一些负面影响,如增加工作量,商业机密泄漏,管理风险加大,而又没有收益,即存在负的外部性。显然,消除这种负外部性,使实习单位能够从提供实习服务实习岗位中获得适当的收益,是解决国际贸易专业学生实习难问题的钥匙。具体的解决方式有两个,实习基地内部化和实习培训委托制。实习基地内部化是从国内医科大学一般均建有其附属医院中受到的启发。国际贸易专业实习基地的内部化是指学校可以将用于学生实习环节的专项经费拨出一定的比例,组建校属的外贸公司或国际商务服务公司,再从事经营活动。目前,浙江省教育厅也在通过各高校申报实习基地项目。可以利用这些得到政府资助的公司、企业,再以适当付费的方式将国际贸易专业学生的实习委托给这些单位。 6.教学内容的创新。重视新的国际贸易模式。目前我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许多课程,尤其是进出口实务课程的教学内容基本上是按照传统的进出口贸易环节和程序展开的。这在已经大量出现的跨境贸易电子商务、市场采购贸易模式等新的国际贸易模式下,已经不完全适用了。因此,需要研究创新这些新贸易模式下相关专业课程的教学内容 经济与发展论文:入世及新经济技术的发展对我国审计的影响与风险防范 一、入世对中国审计的影响与变革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与知识的迅速结合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中国入世将进一步加大科技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给中国审计带来了环境、观念、目标、对象的变革,从而给审计实践活动带来了风险。 1、审计国际化带来的风险。 入世加快了中国审计国际化步伐,中国审计市场日益融合于各国审计市场。会计师事务所不仅可以在本国范围内从事审计工作,而且可以把在本国注册的会计师派往国外处理审计业务,或与外国会计师事务所订立国际协议,以联营合伙等方式开展国际业务。但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我国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审计环境存在巨大差异,审计实务一旦走向国际,往往因为环境因素造成审计标准不统一,使得审计人员在判断和执行国际审计具体业务时缺乏审计依据,加大了审计风险。 2、对“网上实体”审计带来的风险。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经济活动日益多元化,出现了所谓的“媒体空间”和“网上实体”。相对与传统审计对象来说,“网上实体”的一大特点就是“虚”,看不见、摸不着,审计人员难以界定审计对象范围,难以对会计资料进行审查,难以获取审计证据,使得审计风险加大。 3、信息载体变化带来的风险。 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无纸贸易得以实现。被审计信息由以纸张为信息载体转变为以磁盘、磁带等磁性介质为信息载体。记录于磁性介质上的信息是看不见的,必须借助于计算机才能以可见和易懂的文字形式打印或显示出来;对磁性介质上的信息进行修改可不留下任何痕迹,利用磁性介质也难以实现诸如签字、盖章等使信息证据化的操作,这给审计带来了新的风险。 4、无形资产审计带来的风险。 入世加大了无形资产审计在我国审计业务中的比重。而由于无形资产带来的经济利益与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如某些实效性信息过时后,其价值便大打折扣;当有更先进的知识产生时,旧知识便大为贬值。因此对无形资产的价值计量带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使得对无形资产审计带有较大的风险。 5、管理审计带来的风险。 入世提高了管理审计(即对企业管理活动信息进行全面的评价)在审计活动中的地位。企业处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它的一举一动都要受到市场的影响,应随着市场的变化而采取不同的对策。对于处境不同的两个企业或同一企业的不同历史时期,都应根据市场情况采取不同的对策。而管理活动本身带有不确定性,其正确与否必须受到市场的检验。对管理活动进行审计也应受到市场的检验,从而加大了审计风险。 6、社会责任审计带来的风险。 为了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必须对其社会责任报告进行审计。入世促使了社会责任审计的产生。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方式多种多样,如治理环境污染,减少污染排放、增加职工福利、支持社区建设等,这使得对履行社会责任的确认和计量难以找到同一的标准,同时也给审计证据的获取带来了诸多不便,加大了审计的风险。 二、入世后审计风险的规避 入世后,经济的发展引起了审计环境的巨大变迁并对审计提出了更高的目标和要求,给审计实践活动带来了新的审计风险。为了迎接挑战,减少审计风险,审计技术方法的改进、更新势在必行。 1、加快我国审计的国际化与通用化步伐。 审计国际化带来了一定的审计风险。随着国际上审计程序的进一步协调和国际审计准则的制定和推行,我国也应加快实现审计的国际化与通用化。其途径有:我国的审计准则应与国际审计惯例接轨,运用国际审计程序和方法,审计行为符合国际审计准则;在会计和审计领域加强对审计人员业务和素质教育;掌握国际审计信息,学习并运用最新的国际化的审计技术。 2、开发新的审计程序和方法。 入世后,审计对象和内容的扩大,给审计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对知识信息、人力资源审计的比重将大大超过对存货、固定资产等有形资产的审计;财务审计向管理审计延伸;社会责任审计提上日程;对“媒体空间”中的“网上实体”的审计监督势在必行。对此,传统的审计程序和方法往往无能为力。审计目标多元化和审计实时、开放的特征,有必要开发新的审计程序和方法来分别规范无形资产审计、管理审计、社会责任审计行为,使其有统一的标准。 3、全面应用现代信息技术。 随着网络经济的发展,“网上实体”的出现,会计操作更多地在计算机上进行。审计作为一项主要以会计信息为对象的经济活动,应充分采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快信息处理的速度,提高审计质量。“网上实体”的主要资产为知识、信息及人力资源等无形资产,对它们的审计就必须深入到媒体空间中去,这要求网络审计技术的完善,和审计人员计算机审计操作能力的提高,争取在有限的空间内获取最充分、有利的审计证据,降低审计风险。 4、控制会计经营风险,规范会计行为。 入世后,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上,会计信息的规范可靠与否成为审计成败的关键。控制经营风险将成为入世后中国企业会计的重要任务之一,因此,我们应建立一套支持控制经营风险的信息系统。而建立信息系统,就必须改变企业传统的“核算型”会计模式,加大会计的管理职能,企业应当向“管理及风险控制型”模式转变,建立企业经营风险预警机制,并以市场为核心,研究资金的筹集、分配和使用,利用会计特有的方法,加大对会计工作中弄虚作假的惩治力度,以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性。 5、进一步完善审计法规,加强审计司法力度。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入世后,法律在我国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将进一步加大。伴随市场经济的审计只有在一个完善的法制环境中才能生存发展。所以我们应努力做到:(1)加强审计立法工作。针对入世后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应建立一套新的审计标准和准则,使审计工作制度化、规范化。(2)加大审计司法力度,坚决打击注册会计师与被审计单位共同舞弊行为,促使审计人员自觉提高风险意识。(3)加强 宣传工作,提高社会公众对审计法律、法规的认识。投资者及社会公众由于信赖已审的会计报表而蒙受损失时,应学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进而形成一种全社会的监督机制。 6、提高审计人员的风险意识。 审计职业是具有较高风险的职业。入世后,审计风险范围不断扩大,潜在风险转化为现时风险的可能性日趋增长,这要求审计人员具备相当的风险意识。为此,审计人员应该(1)系统学习审计风险方面的理论知识,掌握新的审计方法。重视从审计立项到审计结论的每一个步骤,并采取相应的风险防范措施,使每一个环节的风险减少到最低程度。(2)更新审计监督观念。入世后,审计监督的重点应从有形资产审计转移到无形资产审计,重视管理方面和社会效益的审计,强化高新技术产业的审计,并促使其快速成长。(3)树立竞争观念,培养创新意识。入世后,科学信息化技术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加强,审计人员应提高对信息经济的认识,树立面向经济的竞争观念,培养敏捷的反应能力和大胆创新的意识.积极探索适应信息经济的灵活高效的审计模式和方法,力避审计风险。 经济与发展论文:交通运输经济发展管理的内涵与关键 发展循环经济,是我国提升经济效益,构筑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所谓循环经济,是指在资源投入、产品生产、消费直至废弃的全过程中,依靠生态手段,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升发展水平的经济模式,是一种高效利用资源并最大化保护环境的发展手段。 交通运输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先导性产业。在交通运输业内, 以交通资源的集约用、持久用、替代用为重点,在基础设施建设、运输生产、运输装备等重点领域大力发展交通运输循环经济,达到“高效、低耗、低排放、低污染、低财政负担”的效果,以实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交通,对于交通运输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现代交通运输行业的发展首先是交通运输科技的发展。科技已经成为交通运输行业发展必不可少的环节,因此,研究交通运输科技循环经济,是保障交通运输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 目前,尚未见到有关交通运输科技领域如何发展循环经济的相关研究,同时,在“十一五”初期,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正迫切探寻交通运输科技领域循环经济的发展途径。因此,本文针对交通运输科技领域,研究并提出其较为完整的发展管理模式,对于交通运输管理部门进行循环经济发展管理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交通运输科技循环经济的内涵。通常,交通运输问题可以理解为交通基础设施、交通运输装备、交通运输系统管理三者的关系问题,因此,本文定义交通运输科技循环经济的概念如下:在交通基础设施、交通运输装备、交通运输管理与服务等领域,以综合利用交通运输资源的减量化、再利用及循环再生为手段,提高交通设施建设养护、交通运输装备升级优化、交通运输系统管理服务等业务环节的水平,从科学技术角度保障支持绿色交通模式发展,同时促进、保障交通运输行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其中,交通运输资源的减量化、再利用及循环再生手段,是循环经济3R原则(Reduce,Reuse,Recycle)在交通运输科技领域的集中体现,也是发展交通运输科技循环经济的关键。交通运输资源减量化就是通过对交通资源的集约使用、持久使用,减少资源浪费,并全面提高交通资源的利用时限。实现减量化的关键在于减少资源使用量可以达到同样或者更好的效果;提高基础设施的质量和耐久性、延长使用寿命。交通运输资源再利用指提高产品和服务的利用效率,增加产品或部件的复用率,延长资源的使用期。实现再利用的关键是增强产品服务的组合性与模块化,增强复用能力。 交通运输资源的循环再生主要是指交通产品完成使用功能后能够重新变成交通资源,不仅减少最终处理量,而且能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变废为宝的技术能力是循环再生的关键。通常情况下,3R原则在交通运输科技循环经济中的优先顺序是“减量化-再利用-循环再生”,但这不是绝对的,综合运用3R原则才是交通资源利用的最优方式。对于交通运输科技的三个方面而言,各采用不同的原则和方式。对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而言,减量化应该是主导原则;对于交通运输工具而言,应该主要采用再利用和循环再生的组合原则,而对于交通运输系统管理与服务而言,交通运输资源的再利用才是首选原则。 二、交通运输科技发展循环经济的关键问题。基于上述发展思路,发展交通运输科技循环经济,应重点研究解决以下几个关键问题: 2.1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养护的资源减量化。 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合理规划、优化布局。统筹规划、合理布局交通基础设施,强化多种交通运输方式之间的枢纽衔接和集疏运配套,优化运输资源配置,进一步完善公路网络,优先发展城市、城际公共交通和轨道交通,完善城乡间公交体系;加强国土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 ②优化交通基础设施结构。主要着眼于提高高等级公路的比重,增加对土地资源利用的集约效益,通过推动运输装备的大型化和专业化,鼓励发展多轴重型专用车辆,推广标准化运输、甩挂运输、封闭运输,可起到调整运力结构的作用,实现钢材、能源等资源的减量化。 ③建设优质耐久工程,持久使用交通资源。提高设计标准,强化工程质量管理,贯彻全寿命成本设计理念,提高工程质量和耐久性;研发和推广新技术、新材料和新工艺。如大力发展钢纤维混凝土和连续配筋混凝土路面结构、滑模摊铺施工工艺以及快速养护技术等,积极推广应用高强度混凝土、耐腐蚀钢材等高性能材料,以提高工程耐久性。 ④重视工程养护特别是预防性养护。深化公路养护体制改革,深入开展治理超载超限运输,建立治超长效机制,加强公路路面早期破损的基础性研究;加大科研投入,进行联合攻关,专门研发路面修复和养护技术。 ⑤基础设施建设中的材料替代。在路面材料类型的比选中,因地制宜、尽量采用易于再生利用的沥青路面;研究和推广公路工程中木材替代的措施。开展废旧路面材料、废弃轮胎、废钢材、工业废料等的综合利用,推进道路沥青、水泥混凝土、钢材等废旧建材的循环再生。 2.2交通运输系统管理服务的资源循环再生。①提高交通运输信息化平台的综合能力与信息共享水平与复用能力,如智能技术、自动化技术的使用,功能模块的重用技术的研究等。②对于发展交通运输科技循环经济有利的系列管理技术的挖掘重用,如集成化交通技术、交通生态学、代谢理论、规划理论等。 2.3交通运输装备优化升级的再利用和减量化。主要指交通运输装备对于能源消耗的节能化、低排放化和洁净化技术研究及推广应用。①能源节约和替代能源。结合国家《节能中长期规划》中“节约和替代石油”重点工程的实施,大力开展乙醇、电池等替代燃料的研发和推广工作,并从财税优惠政策予以支持;通过研发和推广燃料电池汽车,实现向氢能经济的转换;研发和推广燃气汽车、电动汽车、混合动力汽车等来实现能源结构多样 化等。②车辆等交通运输装备的再利用。加大废旧车船等的回收利用工作力度;加强废旧轮胎翻新利用,或将其再生用于生产码头橡胶护舷、胶粉改性沥青等,汽车发动机的再利用等。 经济与发展论文:探讨经济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主导产业的演替 在人类社会已经跨入21世纪的时候,各种迹象表明经济全球化呈现出加速的态势。从历史发展的轨迹看,“几乎所有的经济发达国家都经历了以工业化为主体内容的经济发展过程,因而它们之所以发达的全部成就的基础可以归结为工业发达的成就;几乎所有不发达国家都承受着传统农业占绝大比重、现代工业不足的历史压力和拖累,因而,它们之所以不发达的经济根源可以归结为现代工业的不发达”(注:刘伟.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37.)。由此,一些西方经济学家从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命题出发,主张要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提升。当前世界范围的产业结构调整同世界性的改革开放浪潮,特别是与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融合在一起,这就为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进行主导产业的演替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必须树立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的主导产业演替新观念。而要树立这一新观念,首先应对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有一个准确的把握。 一、经济全球化的涵义及其影响 1.经济全球化的涵义 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最根本的特征。随着对经济全球化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对经济全球化所下的定义真可谓成千上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经济全球化下的定义是:“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1997(5),中国金融出版社.1997:45.)1995年出版的英国《科林斯商务词典》认为:“国际化或全球化是指公司通过出口向国外经济进行扩张,但尤其专指通过对外国的投资,建立生产部件的工厂、制造车间和销售子公司。”德国基尔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卡尔·海因茨·巴奎认为:“当谈论经济意义上的全球化的时候,具体指的究竟是什么?……最贴切的概念理解是以贸易联系的密切程度为基准的。根据这种见解,世界出口率越高,跨越国界的贸易额在世界生产中所占的比例越高,世界经济就越强烈地全球化。”(注:张世鹏.关于全球化研究的几个问题.国外理论动态.1998(3))中国社科院裘元伦研究员则将经济全球化归为三类,即制度论、网络论和传统论。制度论总共有五种制度论者,他们的共同点是,从制度的角度观察当今的经济全球化。网络论是指经济全球化既是一种状态,又是一种过程。这个过程是网络化的增长。传统论主要是借助于国际贸易等一系列重要的经济指标来界定经济全球化的概念和判断其进程。尽管现在全世界对经济全球化这个概念没有统一的界定,但从根本上来看,经济全球化是指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保证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的历史过程。其实质是一场以发达国家为主导,以跨国公司为主要动力的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过程。 2.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一直是久论不衰的话题。有人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发展中国家发挥“后发优势”的一个契机,因而受到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欢迎;有人认为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陷阱”,因而受到发展中国家的警惕。 笔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是社会化大生产高度发展的客观要求。在科技革命和制度创新的双重影响下,社会生产力已获得了极大的提高,从而进一步加速了全球范围的资金流动,扩大了国际市场,促使各国经济更加开放,经济全球化趋势已锐不可当。因而经济全球化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已不是一种选择,而是必须面对的一种现实。从总体上说,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参与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吸收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并最终赶超发达国家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也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经济风险、价值观念提出了挑战,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日益突出。 那么,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有何影响呢?笔者认为,既有机遇也有挑战。从机遇方面来看,经济全球化为企业利用最有利的地点和资源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可能,它带来了国际分工的大发展、产业的大转移和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大流动,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这个契机,根据国内外市场的需要,不断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利用几乎是不付费的后发优势,大力加快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尤其是把发达国家技术先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本国,迅速实现产业演进、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在更高的技术层次上加快工业化的进程。从挑战方面看,经济全球化使发达国家通过产业调整实现产业升级,把一些技术相对落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污染比较严重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去。其结果,虽然使发展中国家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得到较大发展,但自然环境受到污染,生态平衡遭到破坏,资源浪费严重,更重要的是无助于发展中国家更好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加快科技进步,使发展中国家内部产业严重失衡,对发达国家的依附程度有可能日渐加深。 二、主导产业的定义 要研究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主导产业演替问题,还必须对什么是主导产业加以界定。 主导产业是一个相对概念。有人认为,主导产业是指“能够较多吸收先进技术、面对大幅度增长的需求、自身保持较高增长速度并对其他产业的发展具有较强带动作用的产业部门。”(注:江小娟.世纪之交的工业结构升级.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205.)有人则指出“在特定的时期内,主导产业有快于其他产业的增长势头并正在或已经在产业结构中占据优势比重;主导产业通过其前后向关联与旁侧关联能够对整个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高度化发挥明显的‘主导性’作用,即能够确实地将其活跃的增长势头,优势的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效果广泛而深刻地扩散到整个经济体系中去”。(注:刘伟.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247.)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则认为“一个新部门可以视为主导部门的这段时间,是两个相关因素的复合物:第一,这个部门在这段时间里,不仅增长势头很大,而且还要达到显着的规模;第二,这段时间也是该部门的回顾和旁侧效应渗透到整个经济的时候”。(注:WW·罗斯托.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经济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9.) 综合 他们的观点,主导产业是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或在工业化的不同阶段上出现的一些影响全局的、在国民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的、能通过其前后向关联与旁侧关联带动整个经济增长的产业部门。主导产业具有如下特点:第一,主导产业应该是能对较多产业产生带动和推动作用的产业,是前后向关联和旁侧关联度较大的产业。第二,由于主导产业的存在及其作用会受特定的资源、制度和历史文化的约束,因此不同的国家或同一个国家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主导产业也是不一样的,它会受所依赖的资源、体制、环境等因素的变化而演替。例如,日本的主导产业演替顺序是:纺织工业钢铁、机械、化学工业汽车、家电工业电子工业等高技术产业。第三,主导产业应具有序列演替性。由于主导产业应能够诱发相继的新一代主导产业,因此,特定阶段的主导产业是在具体条件下选择的结果。一旦条件变化,原有的主导产业群对经济的带动作用就会弱化,被新一代的主导产业所替代。第四,主导产业应具有多层次性。由于发展中国家在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过程中,既要解决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问题,又要解决产业结构的高度化问题,因此,处在战略地位的主导产业应该是一个主导产业群,并呈现多层次的特点,实现多重化的目标。 三、面对经济全球化,树立主导产业演替新观念 1.客观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 面对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快的现实,发展中国家应清醒地认识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更加突飞猛进,特别是在信息技术产业的推动下,全球出现了以信息革命和全球市场为基础的、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和优化的“新经济”。发展中国家应该扬长避短,以积极的姿态抓住这一发展机遇,找到自己适当的位置,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当然,发展中国家也应正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应看到现存的经济全球化的游戏规则大部分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制定的,因而有利于发达国家,而只是有条件地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所以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性的产业结构调整中始终处于不利地位,资金匮乏、技术落后使它们不得不接受发达国家过时产业的转移,不得不接受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低附加值产品的生产,接受发达国家提出的以国内市场份额换取技术升级的办法。如何在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下,加快工业化进程中的主导产业演替,这确实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难题。 2.树立主导产业演替的新观念 当今发达国家已开始迈入后工业社会,信息经济成为主导产业,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却在为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奋斗。因此,要加快主导产业的演替,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必须树立新的观念。 (1)树立牢固的市场经济观念。经济全球化也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机制是通过数百年的探索、发展才成熟起来的,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种市场经济机制更趋完善。发达国家不仅有发育成熟的消费品市场,而且有高度发达的生产要素市场,如劳动力市场、生产资料市场、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技术市场等,价格机制通过这一市场体系发挥作用。市场经济具有盲目性、自发性,成熟而发达的市场经济机制可以通过宏观调控的作用,尽可能消除因市场的放任自由而带来的弊端。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经济尚处在起步阶段或不完善阶段,而且作为宏观调控手段的财政、货币、产业政策及经济法律法规也极不完备,这不仅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很好地通过全球市场来配置资源,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而且使发展中国家缺乏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为此,发展中国家必须进一步树立市场经济的观念,要认识到只有加快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加强宏观调控和市场经济的法制建设,才有可能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增强本国产业和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扬长避短,有效防止因市场经济的无序而带来的负面影响,保证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有序进行。 (2)树立新的发展战略观念。多年来,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东亚国家推行赶超战略,将高速增长作为首要目标。政府一方面强力干预经济并大力扶持大型企业集团;另一方面控制间接融资和抑制直接触资,同时实施出口导向和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不可否认这种发展战略在东亚经济成长中确实发挥过一定的作用。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不断加快,这种传统的发展模式已面临困境。如继续按照传统的发展战略,以低技术、低附加值、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去换高技术、高附加值、知识技术密集型产品,将使自己越来越陷于被动,既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增强竞争力,也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因此,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战略,树立新的发展战略观念:由重速度的发展向重质量的发展转变,由产业保护向开放市场转变,由引进产品向引进技术转变,由出口导向和最终产品替代向出口与投资并重和中间产品进口替代转变,由间接融资为主向间接、直接融资并举转变,等等。(注:张承惠.经济全球化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和挑战.经济工作学习资料.1998(66).) (3)树立新的资源观念。当今时代,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信息资源已逐步取代自然资源而成为主导产业演替、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经济增长或发展的重要经济战略资源。80年代以来,迅速兴起的以微电子技术为中心的包括信息网络、生物工程、新型材料、航天技术和海洋开发的新技术革命蓬勃发展,信息产业即将超过传统产业而成为发达国家的最大产业。技术和信息作为经济战略资源在世界经济增长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信息技术具有极强的产业爆发力和拉动力,因而发展中国家应重视对信息资源的利用,加快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使其成为产业结构升级、主导产业演替的重要手段和基础。 (4)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念。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出版了《我们共同的未来》一书,书中明确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注: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0.)。这一定义得到了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认可,成为最为人们广泛接受的定义。然而,发达国家总是希望通过产业调整和升级,把一些资源消耗比较多的、污染比较严重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去。有关报告指出:按有些国家消耗地球上资源的程度,留给后代的资源将所剩无几。世界许多地区处于恶性循环之中:穷人为了每日的生存被迫过度使用自然资源,而环境的恶化使他们进一步贫困化,使他们的生存更加困难和无保障(注: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32.)。还有人指出,目前发展中国家95%以上的城市污水未加任何处理就排入地表水。工业固体废弃物、农药和化肥造成了土地的污染。因此,发展中国家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应避免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要走边产业结构调整、边发展、 边治理的新路,以最小的代价换取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并转变发展观念,重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加速发展环保和新能源等产业,保证经济健康持续地发展。 四、发展中国家主导产业演替中的政策取向 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其他各种内外条件差异很大,而且经济全球化也使得国际竞争空前激烈,发展中国家在竞争中不仅面临来自发达国家的严峻挑战,也面临发展中国家彼此间的竞争。因此,在构建与经济全球化趋势相适应的主导产业演替模式时,具体到每一个发展中国家,关键就看这个国家的政策取向是否符合国情、符合工业化发展阶段的演替。 1.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制定符合国情和工业化发展阶段的主导产业选择基准 发展中国家应广泛借鉴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主导产业演替的成功经验,以增强自己在主导产业选择过程中的判断能力、选择能力和创造能力,避免走不必要的弯路。前面我们已分析过,在工业化进程中,每一个阶段都存在着不同的主导产业。这种主导产业的特征,首先表现为其本身具有较高的增长率,其次表现为通过其前后向关联,能够带动其他产业的增长。工业化进程发展阶段的更替表现为主导产业按一定的次序变化。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初期阶段是以轻工业为中心的消费资料发展阶段,应结合本国自身情况充分发挥各自在资源、劳动力价格低廉方面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初级产品加工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选择以纺织、食品等轻工业作为主导产业。在进入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发展阶段时,主导产业也就应演替为钢铁、能源、机器制造、化工等。在进入高加工和组装工业为中心的发展阶段时,家电工业、汽车制造业就被演替为主导产业。在这个基础上,工业化进程又进入技术密集型的发展阶段,这时发展中国家应选择航空、航天、核工业、电子计算机等高技术产业为主导产业。主导产业的发展将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然而,当一国主导产业的先进技术及其影响已经扩散到各地区和各部门之后,也就需要选择新的主导产业来取代旧的主导产业。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以微电子技术为中心的信息网络、生物工程、新型材料、航天技术和海洋开发的新技术革命蓬勃发展。世界银行1998/1999发展报告指出,在绝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信息和通讯技术正在发挥一种主导作用,“如在新的全球经济中展开竞争,发展中国家必须把开发和有效利用信息基础设施作为全国的目标”(注:世界银行1998/99世界发展报告.知识与发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62.)。这表明发展中国家在面临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挑战时,应正确选择经济开放的速度,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国际竞争,积极引进外资,以自身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为根本,综合运用竞争与合作这两种手段,建立多方位、多层次的竞争与合作关系。条件成熟的发展中国家还应利用自身的后发优势,把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产业作为主导产业来加以大力发展,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 2.制定科技优先、技术创新的法规和政策,大力加强高新技术产业的开发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后进国家超越先进国家的现象比比皆是,后起的国家都是运用科技的手段来实现后发效应的。发展中国家要想在经济全球化中占据有利地位,就必须在高新技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把高新技术产业作为主导产业,从而促进高技术产业群的形成和发展,逐步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和高级化。当然,在发展高科技产业时,要做到引进技术与自主创新相结合。发展中国家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与装备,不仅可以替代有关技术和装备的研究与开发,大大加快工业技术进步过程,产业结构也可不断优化和升级,并避免有关风险,在更高的技术层次上开始工业化进程。但是,在高科技及其产业群成为经济增长源泉和知识密集型的技术产品在国际贸易中不断上升的今天,发达国家技术更新速度加快,发展中国家引进的技术将会很快落后,依靠传统的引进、模仿发达国家先进技术求得发展的方式,在知识经济时代已经难以成功地实现“后发效应”。换言之,发展中国家依靠接替发达国家转移的边际产业来完成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升级(或者说主导产业的演替)就有可能出现对外国技术的严重依赖性。这种产业升级模式对处于低级阶段、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无疑是一条加快产业升级的捷径。但是随着产业的不断升级,主导产业的逐步演替,这种依附型的产业升级模式必须被自主型的产业升级模式所取代。还需要指出的是,在特定的时间内,高新技术是引不进、买不到的。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载体跨国公司也严格控制技术转移。跨国公司90%以上的研究与开发是在母国进行的,跨国公司依靠高新技术和名优产品的优势谋取垄断地位和高额利润的属性没有改变。因此,发展中国家在注重引进发达国家先进技术时要特别注意引进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重大技术和关键技术。与此同时,还要走出一条自主、创新的发展高技术产业的新路子,使技术“内生化”,从而摆脱对发达国家技术的严重依赖,以此推进主导产业向高技术演替。在这个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必须制定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确定对整个经济增长带动作用大的主导产业并制定相关的扶持政策,完善技术创新政策和法规体系,不断“创造”比较优势并实施后发优势战略,促进产业结构的加速调整。 3.建立并完善具有高度理性和组织协调能力的宏观管理体制 选择好主导产业,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需要有一个高度理性和组织协调能力强的政府。美国贝尔实验室前总裁伊恩·罗斯博士曾指出,一个落后的国家可以从无到有地发展高技术产业,一个先进的国家也可以从有到无地丧失高技术产业,其中的关键在于国家的技术政策。因为,正确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引进国外资金,合理利用本国的资源,制定对主导产业的扶持政策,进行重大基础科学项目研究,都需要在政府统一领导下进行规划、引导、协调。应该说市场经济中,产业结构的调整、主导产业的演替主要依靠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但是也需要保留甚至加强政府在产业政策上、主导产业的选择上进行协调。一般来说,基础设施建设,高技术、高风险产业的发展等都存在“市场失效”的问题,是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干预的重点领域,各国都需要在相应领域推行必要的产业政策。例如,政府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哪些产业“长”,哪些产业“短”,哪些产业带动其他产业发展的作用大,并据此选择主导产业以及支持发展和限制发展的产业。再比如,在有些情况下,政府可以通过产业政策解决某些结构问题,促进主导产业的较快增长,如瞄准一些较高技术水平的产业,采用各种措施促进其较快发展。为了加快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政府也应加强宏观协调和政策扶持的作用,完善技术创新政策和法规体系,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促进产业结构的高度化。 经济与发展论文:分析金融业与海洋经济发展措施 《金融规划》中“双中心”的打造,发挥金融资源集聚功能,侧重于资金的来源层面,而《海洋经济规划》预示着海洋经济建设需要大量资金,解决了资金的去向问题。两者合力对接,就是要构筑浙江大量资本,尤其是民间资金向海洋经济倾斜的渠道和路径。这种发展的举措上的交点为浙江金融业支持海洋经济发展提供了切实的切入点和突破口。浙江金融发展与海洋经济发展的时间相一致“十二五”时期是浙江经济实现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有望突破1万美元大关。届时,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将迎来全面转型和跨越式发展的新阶段。《金融规划》明确指出,其规划的时间范围是“十二五”期间,其总体目标、具体目标的节点都在“十二五”末,战略任务的时间范围也定格于“十二五”期间。而《海洋经济规划》指出,“规划期为2011—2020年,重点为“十二五”时期”,具体表现为在发展目标层面,重点规划的是到2015年主要发展目标,包括海洋经济综合实力明显增强、港航服务水平大幅提高、海洋经济转型升级成效显着、海洋科教文化全国领先以及海洋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等方面,涉及到具体量化指标多达11个,而2020年的量化指标仅为3个。 由此可见,两个规划总体上在时间维度是衔接一致的,而这一时间又与浙江经济总体上转型的关键时期相一致。这种时间上的一致性为浙江地方金融支持海洋经济发展在政策支持和引导以及金融业总量调控和结构优化在动态最优和统筹管理上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浙江金融发展与海洋经济发展的空间有叠合《金融规划》明确指出战略重点是“两个中心,三极空间,六大平台”,其中“三极空间”具体是指构建起以杭州、宁波、温州三个区域性金融中心城市为增长极,打造台州、绍兴、嘉兴和义乌等若干金融特色城市为亮点,重点培育一批金融创新示范县(区)为支撑,推进其他地区加快发展的浙江省多层次金融空间布局。《海洋经济规划》明确指出要构建“一核两翼三圈九区多岛”的海洋经济总体发展格局。即要加快宁波-舟山港海域、海岛及其依托城市的核心区建设,尽快提升环杭州湾产业带及其近岸海域为北翼和以温州、台州沿海产业带及其近岸海域为南翼的两翼发展水平,并做强杭州、宁波、温州这三大沿海都市圈。同时还将在整合提升现有沿海和海岛产业园区基础上,重点建设杭州、宁波、嘉兴、绍兴、舟山、台州、温州等九大产业集聚区,并重点推进舟山本岛、岱山、泗礁、玉环、洞头、梅山等重要海岛的开发利用与保护。杭州、宁波、温州作为“三极空间”或“三大沿海都市圈”完全一致,嘉兴、绍兴、台州作为重要城市在两个规划里也都被提及。除了内部区域叠合,两个规划还在接轨“长三角”等外部对接区域也有共同的触点。可见,两个规划在空间布局上有相当比例的重合交汇,这就为浙江金融业支持海洋经济发展在金融资源的空间集聚层面提供了平台和基础。3五大举措、三大保障:护航经济金融协调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定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的约束下,资金总量的投入并不是越大越好,尤其是信贷规模总量的投入需要有一个统观全局的规划。为此,要统筹规划,合理调控社会融资规模总量,支持浙江海洋经济持续科学发展。金融支持海洋经济发展结构要优化浙江地方金融发展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间接融资规模大、效益好,直接融资相对弱势;银行业发展强势,非银行业,尤其是小金融机构、类金融结构发展相对滞后。因此,抓住海洋经济发展的契机,切合海洋经济的特点,鼓励发展直接融资和非银行尤其是创新型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优化浙江金融业整体的结构。为此,要加强研究,区分海洋金融与大陆金融的差异性,利用发展海洋经济的契机,优化浙江金融结构,提升金融发展水平。金融支持海洋经济发展业务要创新在发达经济体,与海洋经济相关的金融业务十分广泛,因此需要在学习借鉴的基础上,因地制宜,积极发展船舶融资、航运融资、物流金融、海上保险、航运保险与再保险、航运资金汇兑与结算等航运金融服务。为此,要大胆创新,尤其是要创新非银行业务,构建海洋金融、航运金融和与临港大工业配套的口岸金融服务等现代海洋金融服务体系。金融支持海洋经济发展风险要监控海洋经济的发展具有投资规模较大、不确定性高的特点。一方面资金投入量十分巨大,对区域流动性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另一方面伴随着金融创新,资金集聚和流动方式、渠道可能较以往有较大程度的差异,可能会在特定试点和局部区域集聚金融风险,这对浙江区域金融监管提出了新的挑战。为此要协调监管,建立政府监管当局、行业自律和内部风控三位一体的监管体系,同时也要创新监管方式,及时预警金融风险。金融支持海洋经济发展资源要整合在经典的经济金融互动关系中,金融的发展有两种基本动力,一种是需求拉动,一种是供给推动。一方面海洋经济的发展显然对浙江地方金融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这体现了需求拉动,另一方面,在发展海洋经济战略的过程中,地方政府扮演了积极引导和推动的角色,在金融支持领域也积极推动。因此,地方金融与海洋经济协调发展需要需求拉动和供给推动两种力量合力的合力推动。 为此,要整合金融资源,发挥市场的基础作用,同时也要加大政府引导力度,合力推进海洋经济发展。浙江金融业与海洋经济协调发展的保障体系金融与海洋经济协调发展需要政策大力支持一是在宏观层面的统筹发展上需要政府协调兼顾,在保证资金支持的同时,也要防止一哄而上,重复建设;二是在总体的优惠政策的制定、实施层面,通过制定相关实施细则,对金融支持海洋经济建设要有倾斜;三是在具体的业务层面加大支持力度,例如对设立海洋经济产业基金、政策性海洋保险等予以积极的财政税收支持。金融与海洋经济协调发展需要体制不断创新一是要创新金融准入和管理体制,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要素配置上的作用,适当放宽民间资本准入的条件,引导民间资本支持海洋经济建设;二是创新金融业务监管体制,监管部门对于适应海洋经济发展的新型金融业务要密切跟踪,同时也要借鉴西方发达经济体的监管经验,三是创新金融运行体制,尤其是现代金融在业务多元化、国际化的趋势下,通过搭建信息平台和综合服务平台,提高金融运行效率。金融与海洋经济协调发展需要人才培养引进一是要建立立体化的金融人才培养体系,包括高端人才,一般管理人才和应用型人才,大力开展系统性、国际化的金融管理和专业人才培养机制;二是健全金融人才的引进、培养和使用机制,创新金融人才引进政策和模式,大力引进各类金融高端人才服务于浙江金融业;三是搭建金融人才合作交流平台,尤其是要与海洋经济和海洋金融高端的国家和地区加强合作交流,培养和引进既懂金融、又懂海洋经济的复合型人才。 经济与发展论文:我国历史环境演变与经济发展思考 【内容提要】该文分析中国历史环境演变及其对中国经济生产的影响。现今中国的环境特点,是2000多年环境变迁的继续。在今日环境状况下,经济生产需要新的发展方略与环境改造。 【关 键 词】环境演变/经济生产/生产布局与环境 【正 文】 从历史的角度观察环境演变,从环境演变中制定人类发展决策,这对人类未来生存空间的设计和保护,具有深远的意义。 1 历史环境演变与经济重心的迁移 环境考古发现,中国在距今3000—2500年前时(约春秋、战国),环境发生过一次大改变。这次改变,使中国由距今1万年—3000年的温暖湿润气候期,转变为干凉气候期[1]。温暖湿润气候期中,中国北方(秦岭、淮河以北)气温高,雨量多,黄河中、下游地区属亚热带,年降雨量比现在多100—200mm[2]。当时黄河流域河流、湖泊众多,植物生长期长,喜暖湿的亚热带植被生长丰茂。犀、象、猕猴、獐、鹿、驼鸟、扬子鳄、竹鼠等对气温条件要求高的动物也在此地大量生存。当时亚热带气候作用于北方的母质黄土,形成一层肥沃的棕褐色农耕土。数千年前黄土地上的人们,就是在这种良好的气候、水源、生物和土地环境中,创造出举世闻名的黄河流域文化。从新石器时期的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老官台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以至于纪史以来的夏、商、周时期,黄河流域一直是中国乃至东亚的经济、文化中心。在距今2500年前时,中国气候转入干凉阶段。这一阶段中,黄河流域和北方大部分地区成为温带,降水量剧减,河流干涸,湖泊消亡,中国沿海海平面下降约2m[1]。中国南方(秦岭、淮河以南)曾是河湖广布的地方,由于海平面下降,水流东渐,逐渐形成大片平原耕土,仍属亚热带气候区。水、热资源充足,适宜于农作物生长,故秦、汉以后,中国经济重心逐步向东南迁移。战国以前,黄河中游关中平原是我国最富庶的地区。战国时,苏秦描述关中“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战国策·秦策》)。到东汉时,关中的天府之称已让位于既有亚热带气候、又兼有都江堰水利枢纽的成都平原。班固《两都赋》中赞扬关中时只说,“郊野之富,号为近蜀。”晋朝时,江南地区经济开发,跃为全国之首。《晋书·诸葛恢传》称,“今之会稽(长江下游),昔之关中。”隋、唐时,北方地区物产,已远远不够维持朝廷费用。于是隋、唐不得不修筑大运河,为军国之计,“常转漕东南之粟”。《新唐书·权舆德传》称,“天下之计,,仰于东南。”《昌黎先生集·送陆歙州诗序》中说,“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宋以后。中国逐渐流传出“苏湖熟,天下足”、“湖广熟,天下足”之谚语。 战国以前,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农作物,同今日长江流域一样为 一年两熟。《荀子·富国篇》说。“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一岁而再获之。”而今这一带却只能两年三熟,战国前黄河流域生长芒果、柑橘、荔枝、梅、枇杷、樱桃、猕猴桃、竹、棕榈、栎、八角枫、山毛榉等植物资源,至今,这些植物在这一带已大多绝迹。春秋、战国环境变化中;中国北部气温约下降2℃[3]。在其他情况不变时,某地气温下降1℃则相当于向高纬度(向北)推进200—300km[4]。由此推想,战国前这次环境变化,中国北部丧失了大片耕作区。长城,在历史上是我国农耕区和牧业区的分界线。把秦代长城同明代长城相比,后者向南退缩了200—400km[5]。 战国以后,南方地区的经济开发,是伴随着南方的环境演变进行的。南方环境演变包括:(1)气候环境的变化。(2)气候变化后造成的地貌环境的变化。气候环境变化主要是气温略有降低,但仍保持热带、亚热带气候特点。地貌环境变化,主要是水域面积减少、大片农耕地产生,以及因水域减少造成的便于人居住和交通等。譬如,西汉以前,在鄂东、皖西分布有古九江。鄂东江北有西北—东南向的大别山,江南有西南一东北向的幕阜山。大别山、幕阜山夹江相峙,形如隘口。古长江在鄂西、川东冲出狭窄的三峡,漫游“极目楚天舒”的两湖平原(湖南、湖北)后,又在此隘口被山势所缚。江水过此隘口,因地势坦平,遂分成巨大的扇状分汊水系,然后在下游汇于安徽古彭蠡泽。其分布范围约为今湖北省武穴市、黄梅县和安徽省宿松县、望江县以及江西省九江市等,“九江”,意为江水流道很多(九为虚数,泛指多。《禹贡》“九江孔殷”,意为九江水域宏大、宽广。西汉前江水水域大、占地多,故不利于人们生产和居住。东汉后,随着气候环境的变化和水量减少,古九江江水逐渐归入一条主泓道,为长江两岸产生大片耕地提供了条件。秦朝末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因雨误期。被迫起义。大泽乡即今安徽省宿松县龙感湖区域。该区域正是古九江的下游汊道区。陈胜等人在此遇雨误期,是因为有古九江的特殊地理环境。东汉以后,古九江主泓道定型,其它汊流断流、淤废,古九江流域遂有大片农耕地得以开发。 环境演变,使黄河流域由“天府”之土成为贫瘠的黄土高原和干旱区,使长江流域由“地广人稀”变为“江南之为国盛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鄠、杜之间(原关中平原)不能比也”(《宋书·孔季恭传》)。环境演变,导致了北方植被,动物群、农作物生态等方面变化,同时也使中国北部大批人类居住区和耕作区丧失。 2 中国南、北不同环境下的经济开发 战国以后,当中国北部由湿润气候转变为干旱气候,水、热资源不利于农耕生产时,中国北部农民不得不更加勤垦的精耕细作,用繁亢的劳动来和自然环境作斗争。 《齐民要术》是秦、汉至北魏时期。中国北部农耕技术的总结。该书中的耕作技术,一直是中国旱地耕作方法的典范。《齐民要术》耕作技术的重要指导思想,就是保墒防旱。具体方法有秋日深耕收蓄雨水、冬日压雪、堆雪,以及严格实行耕、耙、耢、锄等。中国北方“春多风旱”“春雨难期”,《齐民要术》强调。一待开春,要立即耕地,防止气温上升后地表水风干、蒸发。春耕之后,要立即耙地。耙地能使耕土变得碎、细,切断、打乱土壤毛管水通道,把土壤中的上行水阻断在细土层之下。耢有盖压之功、可以使地表的松土压紧,减少土壤通风,防止土壤水分消失。锄地一来除草,同时也切断了土壤毛管水上升、蒸发,《齐民要术·杂说》有“锄头三寸泽”之说。《汉书·食贷志》也记载,汉代搜粟都尉赵过,曾在黄土高原广泛推广“代田”。所谓“代田”,就是适应黄土高原干旱地区的农耕技术。其方法是在田地开沟起垄,在沟中播种。此方法后被干旱区广泛延续使用。 从唐代诗人高适在《自淇涉黄河途中作十二首》中写道:“去秋虽薄熟,今夏又未雨。耕耘日勤劳,租税兼舄卤”(刘开扬注《高适诗选》,四川人民出版社)。反映了黄河流域少雨、舄卤(土地盐碱化)和人们勤于耕耘的历史情景。数千年来,在中国北部环境变得失却往日之“天时”时,北方人一直在最大限度地发挥“地利”进行粮食生产。在世界上其他地区使用粗放的二圃制、三圃制耕作方法时,中国人却不断地总结经验,创造出了精耕细作的旱地耕作技术。 在中国北方发展抗旱为主的旱作 农业生产时,中国南方则大力发展水稻田,垦殖梯田(山田),培育发展多种经济作物。明代初期包汝楫《南中纪闻》描述长江中游在河、湖滩涂造田时说,“楚地滨河、湖处淤田,往往弥望无际,共开垦成畦首,动辄千亿,真天地间未壁、辟之利也。[6]”南方发展水田之极者,甚至在深水薮泽和浅海中出现了“葑田”。宋人陈* 《农书·地势之宜篇》载,“若深水薮泽,则有葑田,以木缚为田丘,浮系水面。以葑泥附木架上而种艺之。其木架田丘,随水高下浮泛,自不淹溺。”据其他史料记载,葑田的历史,在南方可追溯至唐和西晋。南方水、热条件好,其山坡地也大有所用。唐、宋以后,南方山坡普遍推广了梯田,扩大了种植范围,在《宋会要辑稿·食货》记述中有“江西良田多占山冈”之说。南方经济作物品种多、产量大,其中以桑、果、竹、茶、甘蔗为要。南方盛产丝绸和茶。茶税已是当时一项重要税收来源。《本草纲目·茗·集解》中说,“茶之税,始于唐德宗.盛于宋、元,及于我朝,乃于西番互市易马。夫茶一木尔,下为民生日用之资,上为朝廷赋税之助,其利博哉。? 在唐代时,南方甘蔗加工成糖,散布天下(《本草纲目·沙糖》)。南方经济开发,在明代时已涉及于海南特产。例如,人们喜爱的沉香木,明以前都是海外舶来,后来海南沉香开发出来后,其质量最优,反而胜于进口沉香。《本草纲目·沉香·集解》中说,沉香木“占城(越南)不如真腊(柬埔寨),真腊不如海南黎峒。黎峒又以万安黎母山东峒者冠绝天下,谓之海南沉,一片万钱。”从上所述可看出,南方环境变化后,不仅耕地增多,而且经济项目还向多方面发展。 3环境演变中南、北环境的变化特点 环境考古证明,战国时中国气候进入干凉后,中国气候一直持续干凉,并有加剧迹象。在这种背景下,由于人类长期进行旱地耕作,大量索取生物资源,中国北方水资源和耕地资源愈来愈少。中国南方则因水、热资源充足,水稻田集中,水与耕地环境可供人类持续发展。 春秋、战国时,人们就已经认识到,干旱气候下生物资源极为宝贵。《管子·轻重甲》道,“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天下王。”《吕氏春秋·仲冬纪》记。“山林薮泽,有能取蔬食田猎禽兽者,野虞(掌山泽之官)教导之。其有侵夺者,罪不赦。”《左传,昭公十六年》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郑国大旱,郑国国君派屠击等人去管理桑山。屠击等人私自砍伐了桑山树木。郑国相国、着名政治家子产说,管理桑山,应该是培植树木,你们却砍伐树木。这罪恶太大了!于是夺掉了屠击等人的官职和封邑。这个故事表明,北方的郑国在干旱气候背景下,人们就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对破坏环境的人,连封邑贵族也不容。 黄河中游陕北榆林地区,过去是“畜牧为天下饶”的上郡(《史记·货殖列传》)。文物考古中发现,秦、汉时期此地还生长有众多水禽、草原动物和森林动物。如今,榆林地区已成为浩瀚的毛乌素沙漠区和黄土丘陵沟壑区。东晋时,陕北无定河流域曾被匈奴人盛赞“美哉!临广泽而带清流。”曾发动十余万匈奴人在此地建立统万城。至唐代后期,这里已“飞沙成堆,高及城堞。”宋代时,统万城“深在沙漠”,朝廷明令毁弃。无定河流域环境变成沙漠和沙漠覆盖的沼泽,不仅不可能居住,交通也很困难。《梦溪笔谈》卷三记,“予尝过无定河,度活沙,人马履之,百步之外皆动,濒濒然如人行幕上。其下足处虽甚坚,若遇其一陷,则人马驰车应时皆没,至有数百人平陷无孑遗者。”《宋史纪事本末》卷四十记,“内史王中正率泾原兵出麟州,渡无定河,循水北进,地皆湿沙,士马多陷没,糗粮不能继。” 在干旱气候条件下,土壤沙漠化与盐碱化极易发生。战国晚期关中平原严重盐碱化,秦国修筑数百里长的郑国渠,“用注填阏之水,溉盐卤之地万余倾”(《史记·河渠书》)。秦国水溉卤地的作法,是对土壤盐分进行溶解,并用流水携带泥沙进行土壤改造。 中国南方在历史上一直是水稻产区。农田形态下土壤变化表现为沉积,耕土层越来越厚,有机质越积越多。1995年,笔者配合湖北黄石——黄梅高速公路的修建,在鄂东长江中、下游相接的沿江平原,专门作了水稻土地层学的研究。发现该地东汉时期,形成的典型水稻土。从东汉至今,又持续沉积、增厚。使土层增长了89cm,其沉积速率约为每20年1cm。因此,从地层、土壤学的角度讲,水稻产区耕地,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特点。 4未来发展中的生产布局和环境改造 随着人类历史发展,人口数量越来越多,居住区越来越广,改造环境能力越来越大。现代人对环境已不仅仅是开发、利用的关系,还应有保护、设计和改造的关系。 干旱区,人口越多,人类用水量也越多。干旱区域内人口增长,基本意味着自然界动、植物等生物的减少,自然界生态也因此改变。新中国建立后,随着中国北方人口、城市、工农业生产的剧增,北方的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盐碱化面积也快速增长。北方的这种环境变化,其实质原因是缺水。水是生命之源。有水,才能植被丰茂,动物种群自然生长。有水,才能保护耕地,工农业生产也才能正常发展。然而,北方今日的水环境,对维持增长中的北方人口来说,已经是十分困难。自然生态及工农业生产用水,当然也更难满足。中国人均水量 12710m[3],约为世界人均水量1/4。北方人均水量仅1938 m[3],其中海河、滦河流域只有1430m[3]。 中国现行基本国策的提出与制定,多与环境有关,如计划生育、环境保护、切实保护耕地等。未来中国的发展,必须是建立在基本国策的基础上。 从环境演变看,中国进入干凉气候已有数千年。数千年来,中国北方在干旱环境下被长期利用、开发。今日北方环境,已不利于工农业在现今基础上持续发展。应加重中国北方的环境保护和改造。北方又是中国古文化发达区,回旋空间大,应是中国以旅游业进入世界市场的主要区域。 中国南方水、热环境条件好,一年可收获多次。南方是中国的粮食基地。对南方的水稻田保护,应是全国耕地保护的重中之重。城市建设、工业建设,都不能轻易侵占水稻田。 中国工业用水多的行业,如冶金化工、电力、轻纺、机械等。中国人均水量最丰的地区是西南区。工业用水多的行业,将来发展的主要区域应是西南区。 中国北方,蕴藏丰富的地下矿产(钢铁、煤炭、石油等),曾经是中国历史进程的中心地区。今日北方也养育着大量人口,是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保护北方环境,就是保护中国的大半生存空间。如果北方环境恶化,会使中国生存空间急剧减少,将引起人口迁徙、经济建设等大变动。北方环境好转,不仅可以改变今日北方的生存条件,而且给全国经济建设增添更大活力。另外,环境是不停演变的。数千年前,南方许多平地被海水和河湖占据。今日南方的某些城市和耕地,是在水位降低、水域减少的基础上产生的。未来环境中,如果重现数千年前的水域环境,南方人则必然向北方迁徙。因 此,保护北方的环境,意义不仅在于现在,还在于未来。 保护北方环境的根本途径是南水北调。拟议中的南水北调,是要将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几大流域形成一个跨亚热带(湿润区)与温带(干旱区)的巨大水网。该工程的兴建,不仅可以解决北方某些城市的用水问题,而且也使整个北方水环境得以改观。南水北调,解决了北方的城市用水后,北方的流域水就可以用于农业生产和生态恢复。南水北调有利于整个中国的环境改观。如果说三峡工程一定程度上改善中国的能源问题,那么南水北调则保护着中国大北方,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中国水环境。
社会经济论文:加强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促进社会经济全面发展 随着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已成为能否顺利地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重要环节,成为改革成功与否的重要条件。总书记在党的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再一次明确指出:要“积极推进各项配套改革。”“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养老、医疗保险制度,完善失业保险和社会救济制度,提供最基本的社会保障。”社会保障是国家和社会对社会成员在生、老、病、死、伤、残、丧失劳动力或因自然灾害面临生活困难时给予的物质帮助,以此来保障每个公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和维持劳动力再生产而建立的一种制度,它是使每个公民在社会生活中都有安全感的一种安全保护措施,能使整个社会呈现稳定的局面。 社会保障的主要功能,就是建立以社会化为标志的生活安全网,来消除竞争机制运行过程中产生的社会不安定因素及其所引起的社会震动,它的作用就在于通过救助、扶贫和扶持经济开发等措施,调节收入的过大差距,以缓和社会成员之间可能出现的矛盾。并通过社会保障的各种措施,增进公民的健康水平,提高其文化素质和生活质量,进而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和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说,社会保障是维护社会化大生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也是促进社会安定团结、使社会发展进入良性循环的社会稳定机制的调节机制。 现在,我市正处于一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重要转轨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发展,迫切需要我们尽快建立和完善我市的社会保障制度。但另一方面,我市经济发展速度不快,地区间发展也不平衡,这又制约了我市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特别是遗留下来的各种问题,又给我市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带来了重重困难。因此,我市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总体战略目标应该是:结合包头市的实际,通过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为重点的改革,到本世纪末,逐步建立起适应我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能够切实保障公民基本生活权利的新型社会保障体系。 (一)社会救助 社会救助,它是指社会成员因受自然灾害及其经济、社会原因而导致他们无法维持最低基本生活水平,由国家和社会给予各种形式援助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我市历来十分重视社会救助工作,始终把它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当作帮助城乡贫困对象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重要措施。并始终贯穿“依靠群众、互助互济、自救自立、救人救本”的原则,突出了“生产自救”和“以工代赈”的思想,在安定人民生活,保持社会的稳定,促进生产的发展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由于我市也正处在社会、经济转型时期,原有的社会救助已明显地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随着企业的改革,大量的人员下岗而陷入生活贫困,而我市的财力又有限,使得社会救助工作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一是社会救助标准过低,除了孤寡病残救助尚能勉强维持救助对象的基本生活之外,其余各项都仅是象征性的道义支持;二是社会救助经费没有能够与国民经济发展同步增长。要解决社会救助方面存在的问题,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措施,就是建立最低社会保障线制度,即国家为救助社会成员中收入难以维持其基本生活需要者,而制定的一种社会救助标准。实行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是国家重视和保障社会成员生存权的重大举措,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实行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后,可以依法对收入低于生活保障线的社会成员进行救助,覆盖面广,将其它保障项目解决不了的社会成员生活困难问题兜了底,我市已于1997年3月1日正式出台了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这是我市救助制度的重大改革和完善,它大大地提高了社会救助的法制化、规范化水平。同时,也使社会成员的生活困难及时有效地得到解决,有利于化解矛盾,消除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更好、更直接地为我市经济体制改革服务。 在实施最低保障线制度的过程中,还要注意以下二个问题:一是妥善解决好建立最低生活保障线的经费。经费问题是建立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的核心、基础,如经费不落实,其他工作都无法开展。可以因地制宜,采取市财政与各旗县区、各企事业单位共同承担的办法,并明确界定各自的职责、权限、操作运行的程序、资金管理和使用等问题,形成规范化的管理制度。二是要正确处理好需求和可能的关系,使最低生活保障线的标准要与我市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提高救助标准。不求一步到位。 (二)社会保险 社会保险是由国家通过立法形式强制实施的一种保障制度,是所有社会成员的一项基本权利,它是国家和社会基本政策的直接体现,也是维持社会政治、经济秩序稳定和社会经济正常发展的战略性手段。但是社会保险提供的保障水平只能以一定时期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需要为基准,既不保证原有生活水平不变,更不会满足遇险社会成员的全面生活要求。同时,它也是国家调节个人收入差距的特殊手段。 1、养老社会保险 养老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险制度中覆盖面最广的重要项目之一。它是指在政府立法确定的范围内,对达到法定年龄的社会劳动者,当其按照规定正式退出劳动领域后,由国家或用人单位为其提供社会保险补偿,以保障基本生活需要的制度。 我市现行的养老社会保险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一是保险金的给付与保险费缴纳相脱节,权利与义务不统一;二是养老保险缴费率过高;三是统筹范围小,资金积累不足;四是地方与行业之间的社会统筹缴费比例不同,造成职工跨地区、跨部门调动困难,不利于劳动力的合理流动。 我市养老社会保险制度的改革应本着兼顾眼前与长远的原则,既要坚持和完善现行养老保险制度中社会共济性的长处,又要注意克服其“大锅饭”统筹的短处;既借鉴与引入个人帐户制度中的自我保险机制,又努力避免其缺少社会共济性的弱点。博采众长,形成社会保障与自我保障相结合,公平与效率相兼顾,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社会化、科学化、制度化的新型养老保险制度。 二是要以“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为原则,统一基本制度,改变制度分散、方法各异的状况。同时,明确界定产权,分别立帐,单独核算,提高管理的透明度,以增加受保人的信心。 三是实行统帐结合的办法后,要打破投保单位中合同工、临时工与其他职工的身份界限,以及各种经济成份的界限,要使用统一的缴费标准和待遇标准。 四是在计算养老社会保险缴费比例时,要结合我市经济发展还处于一个较低水平,仍有贫困地区存在的实际,充分考虑到这个缴费比例要有适当的基金积累水平和抗风险的能力。 五是要努力提高养老保险基金分级管理、市级统筹的能力、逐步扩大统筹范围,加大基金的调控作用,以便在更大的范围内调剂基金,发挥社会共济、分散风险的保障作用。 2、失业社会保险 失业社会保险是对劳动年龄人口中有劳动能力并有就业意愿的成员,当其因非自愿原因暂时失去劳动机会,无法获得维持生活所必需的工资收入时,由国家或社会为其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的社会保险制度。 我市的失业保险制度是1987年建立的,虽然时间不长,但在促进经济发展,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保持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一是履盖面窄;二是基金来源单一,保险水平低;三是再就业难以落实。 针对上述问题,我市的失业社会保险应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结合失业和就业的状况,逐步建立起覆盖城镇全部职工,基金由国家、用人单位和个人三方合理负担,救助与再就业相结合,管理和服务社会化的新型的失业保险制度。 一是逐步扩大失业保险的范围。按照《劳动法》的要求,将失业保险覆盖到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城镇国有、集体、个体私营等所有劳动者,真正解决非国有经济从业人员有险无保的问题。 二是合理地确定失业保险基金的来源和缴纳标准。扩大失业保险基金的来源,变过去国家包揽为国家、用人单位、被保险人三方负担。 三是合理确定基金的使用结构。用积极的促进再就业,代替单纯发放失业救助;用严格救助条件、缩短救助周期。 四是适当延长老年失业者的失业救助期限。对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2年(含2年),且在救助期间未能重新就业的老年失业者、可延长享受失业救助至退休,但要降低待遇标准。 五是充分发挥失业保险的作用,并把失业救助与职业介绍、转业训练、生产自救等就业服务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统筹安排。 3、医疗社会保险 医疗社会保险,是指社会劳动者因病、受伤等原因需要诊断、检查和治疗时,由国家和社会为其提供必要的医疗服务和物质帮助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 我市的医疗社会保险制度的改革,虽然也实行了一些改革的措施,并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从根本上来说,仍没有消除其固有模式下带来的种种弊端。一是缺乏有效的医疗费用制约机制,浪费严重;二是缺乏合理的医疗经费筹措机制和稳定的医疗费用来源;三是医疗社会保险起步艰难;四是医疗服务中价格体系不合理,管理漏洞也较多。 我市的医疗社会保险,要通过改革,逐步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医疗保险费用由国家、企业、个人三方面合理负担的,社会统筹和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履盖城镇全体劳动者的医疗保险制度。 一是要保障基本医疗,既要使劳动者在患病时能够得到基本保障,不会因病陷入贫困无助的境地,又要将这种保障水平控制在政府和企业可以承受的范围内。 二是个人承担适当的经济责任,通过建立医疗保险个人帐户,个人自付部分医疗费用等形式,改变医疗费吃“大锅饭”的状况。 三是建立对职工个人医疗费用的有效制约机制,减少浪费。职工就医,必须出示由医疗保险机构统一制发的带本人照片的医疗卡。医疗费用首先从个人医疗帐户支付;个人医疗帐户不足支付时,可由社会统筹医疗基金中支付,但个人仍要负担一定比例。个人负担比例可随费用的升高而降低。 四是加强对医疗机构的管理和监督,建立定点医疗制度,促使定点医疗单位通过合理竞争,提高医疗质量,改善服务态度,合理检查、合理用药,降低医疗费用。政府有关部门和医疗保险机构要对定点医疗和定点销售药品单位进行资格审定和定期检查。 4、工伤社会保险(略) 5、其他社会保险(略) (三)社会福利 社会福利,指国家、集体和社会为保障全体公民的基本生活,提高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而提供的福利性物质帮助、福利设施和社会服务。 由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我市的社会福利不可能是从摇篮到坟墓全部由国家包揽的模式,而应有自己的特点。作为国家不断提高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一项社会措施,虽然步履缓慢,但已逐步形成了我市社会福利的体系,为满足我市公民的社会福利需求,提供了服务设施与项目,也为我市的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努力。同时,也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社会福利社会化程度低;二是单位自办的福利设施,使用效率不高,浪费严重,经济效益低;三是职工福利基金提取办法还不尽合理,职工福利基金的项目和使用也比较混乱;四是我市的社会福利设施更新不够,财政投入不多等。 社会福利这是一种较高层次的社会保障,它既不象社会保险只对职工失去的工资给予一定程度的补偿,也不象社会救助只能起到“雪中送炭”的救急作用,而是以促进城乡居民的生活福利普遍提高为目的。 ——在社会津贴方面,将“暗补”变为“明补”。把对城镇职工实行的粮食补贴、副食补贴等,都由过去的计入个人工资总额的办法改为单位给付的形式,由“暗”变“明”,让职工明白自己所得中哪些来自按劳付酬,哪些来自社会福利,同时,也有利于社会福利支出统计。 ——在住房福利方面,要彻底改变对城镇居民无偿分配住房的状况。现阶段改革应分为三步;一是提高现在过低的房租,实现“以房养房”;二是公平出售新理住房,以吸收更多的住房建设资金;三是建房投资来源多元化,除国家、地方投资外,鼓励企事业单位、机关,以及居民个人投资兴建住房。 ——在职工福利基金的项目管理方面,应进行调整。把那些不应由福利基金开支的项目,划出来由其他经费解决。对有特殊贡献者,可享受特殊的福利待遇。 ——在福利事业社会化方面,企业要摆脱“小社会”的负担,随着生产化的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逐步实现,同时,应制定一些优惠政策加以扶持,大力发展社区服务事业。 (四)社会优抚 社会优抚是指国家和社会按照规定对法定的优抚对象提供确保一定生活水平的资金和服务,带有褒扬和优待抚恤安置性质的特殊的 社会保障制度。 我市的社会优抚安置,做了大量的工作,对于解决优抚对象的实际困难,保障这部分人的生活水平不下降,促进社会的稳定,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也还有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主要一是现阶段优抚对象的各项抚恤补助标准明显低于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二是优抚经费尚未建立起正常的增长机制;三是优抚事业单位还不能完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服务管理方式尚待完善,社会化管理的能力还很弱。 针对上述问题,必须对现行的社会优抚制度进行改革: ——科学地确定社会优抚经费在财政支出中每年的递增比例,以确保优抚事业的正常增长的调整机制,确保优抚对象的生活随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同步提高。 ——优抚事业单位要加大改革的力度,以提高经济效益和提高管理水平为重点,改革人事、用工和津贴发放制度、挖掘内部潜力,增强自身发展的活力。并积极筹建社会优抚的专项基金,创办经济实体,发展第三产业,努力创收,以保证基金的容量。 ——要大力发展干休所的生产经营,增强干休所的活力和自我保障能力,积极探索社会化管理的路子,创造条件,由目前“大集中,小分散”的管理体制,逐步过渡到“小集中,大分散”的社会化管理体制。 ——继续实行退伍义务兵合同制的保护政策,使他们安心国防建设事业,同时又能适应国家用工制度的改革。 在建立我市的社会保障体系过程中,必须坚持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社会成员三者的关系;同时,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按照我国的社会制度、社会风俗、民族传统、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和特点,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保障体系。 1、要加大宣传力度,充分利用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多种形式,广泛宣传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方针、政策、指导思想、目标、方式和重大意义,让广大人民群众去认识它、理解它、支持它,为我市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2、要加强组织领导、各方面协调配合,通过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开。切不可情况不明,底数不清,便盲目推进,给工作带来损失。 3、要结合我市实际,认真做好我市未来一个时期内经济、人口与社会保险三者的发展状况的测算工作,以便科学确定合理和适度的社会保障水平。初始阶段,一般不宜再增加国家财政和企业的负担,个人的缴费,也应从实际承受能力出发,由低向高,逐步到位。 4、要加快立法速度,以法律的形式来规范国家、社会保障职能部门、企业和职工个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各项社会保险费缴纳比例和社会保险金给付标准的确定、调整,社会保障机构的设置、职能、工作程序,各项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与投资运营的原则和办法,社会保险管理费用的提取比例、使用范围与开支办法等,使各项社会保障事业的运行法制化、规范化。 5、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要坚持城乡有别,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就目前看,有的农牧区还不具备开展社会保险的条件,但在有的群众生活温饱有余、基层组织健全的地区和乡镇、苏木,可以采取农牧民自愿和政府组织引导相结合的方法,积极稳妥地发展农牧区的社会保险工作。 6、注重社会保障工作专门人才的培养,尽快建立一支高素质、懂业务、会管理的社会保障工作的专业人员队伍,为我市社会保障事业的繁荣与发展提供有生力量。 社会经济论文:当代社会经济生活变化的经济学分析 20世纪即将过去,新的世纪即将来到,在世纪之交放眼世界,社会经济生活有些什么重大的变化呢?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莱姆特·瑟罗出版的新书《创造财富》中说:“人类生活在前所未有的科技大发展的年代。放眼过去,到处都是令人惊奇的新生事物:‘虚拟现实’和‘网络空间’已成为大众的语言;‘因特网’和笔记本电脑已使电脑购物成为现实;新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甚至改变了人们居住空间的地缘分界……一个接一个的奇迹令人眼花缭乱,无疑,一块充满了新的发展机遇的领域已经展现在人们眼前。”瑟罗称这是“第三次工业革命”。 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18世纪末,其标志是人类生产从以农业为主转向以制造业为主;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在19世纪末,其标志是电气化给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巨大的变化(如机械动力代替了人的体力劳动,电灯、电话带来了新的照明和通讯等);第三次工业革命发生在20世纪下半叶,其标志是人类的经济活动从以制造业为主,转向以服务业为主。在这样的时代,放眼世界,社会经济生活呈出如下变化: (一)富者相对越来越富,穷者相对越来越穷。 在这里,“富与穷”是要表明社会财富的分配和占有在国家之间、企业之间、个人之间不平等的现象加剧。其主要原因是新技术的开发和利用,对社会财富的创造,比任何时候都快,而开发和利用新技术的企业家成为社会财富的最多拥有者。有人说“在过去15年中美国出现的亿万富翁比有史以来的总和还多”。1982年,美国只有13位亿万富翁,而到1998年秋天美国有189位富翁。这些富翁的资产价值都是在亿美元以上,其中第一名是美国的比尔·盖茨。这个公司1986年上市,当年每股获利0.19美元,现年每股赢利有1.54美元,也就是说这10多年来每股赢利上升了8倍。但是它的股价升了500倍,今年7月16日每股价格为99.4375美元,每股价格与每股盈利相比(P/E)即市盈率是60倍,而且最近5年都稳定在这个水平。这样使微软股票的市值超过了5000亿美元。如果未来五年能够持续过去五年的增幅,则这一股票的市值可能超过5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1/10,而比尔·盖茨的个人财产将达1万亿美元以上。如果把比尔·盖茨的公司当成一个国家,并以GDP来衡量,则当前,它在世界上占第11位,(仅次于美国78000亿美元,日本42000亿美元,德国21000亿美元,法国14000亿美元,英国13000亿美元,意大利11500亿美元,中国9000亿美元,巴西8200亿美元,加拿大6000亿美元,西班牙5300亿美元)。有人说“比尔·盖茨富有能够敌国”,可以说毫不夸张。 从什么是财富和比尔·盖茨对财富的占有,我们能够得出:(1)当代,财富的创造不主要是劳动力作用于劳动对象,而主要是大脑对新技术的开发和利用;(2)财富的价值不完全取决于对财产现值的评价,更重要的取决于人们对财产的未来预期;(3)财富不仅以实在的物质产品的形式存在,而且以虚拟的有价值证券的形式存在。 富人越来越富,表明财富越来越集中,有什么力量可以使财富分散呢?答案只能是科学、技术平等的开发和利用。有人说“经济全球化的强大动力将确保财富分散”。但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经济环境,历史学家戴维·兰德斯在他的《富国与穷国》一书中说:“经济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不同的文化造就了各国经济状况的不同”。所以,穷者越来越穷除了因为不能平等地获得开发和利用科技的机会外,关键在于社会制度、思想观念和政策选择存在着差距。 (二)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人们价值观、消费习惯的改变带来新兴产业的出现和经济理论的调整。 由于历史的和社会的原因,发展不均衡是始终存在的。这种不均衡不仅表现在区域经济上,而且表现在人们的收入上。由于区域经济和人们收入上的差距,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这种改变产生的经济效应不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而是社会财富的转移。有资料表明:人们进入老年以后,闲置的货币收入比年轻人多,基于这种“不均衡”,聪明的企业家便建立和发展休闲产业。一些企业家利用这种不均衡成了亿万富翁。我国一些地区依靠旅游业的发展富起来了,证明了除了新技术的开发和利用外,还能够利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不均衡走上致富的道路。这种变化还表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们收入的增加,人类用以获得生存资料付出的劳动时间减少,休闲时间增加。休闲时间增加为休闲产业兴起创造条件,休闲产业兴起不仅成为人类经济生活的转折点,如上述人类的经济活动从以制造业为主转向以服务业为主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标志,而且改变着传统的经济理论和对一国经济发展的评价。如传统的经济理论通常都认为“所得”与“成本”是货币形式的收入与支出,而当代,一些经济学家把休闲时间的取得也认定是人类生活的所得,相反,休闲时间的丧失是人类生活的成本。再如,有的经济学家认为,一个国家的国民所得达到一定限度后,对人类带来的福祉、效益会逐渐递减。因此他们反对以GDP作为国家最终追求目标,主张人类素质的提高,经济可持续发展。这是“人本主义”观点,其含义是,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人类获得自身的发展。从这一观点出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0年提出了人力发展指标。 (三)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取决于创新变革精神。 当代各种社会主体(包括企业和个人)只有在竞争中生存和发展,生存和发展的背后意味着优胜劣汰。是自己优胜劣汰,还是让别人优胜劣汰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选择。让别人优胜劣汰会形成抗争,会遇到既得利益者的反抗,结果也许付出的成本代价大,所以,聪明的企业家通常选择“自己优胜劣汰”,成功的企业家必须自我毁灭,才能保存自己。为此,需要走的途径是:扩大规模;在企业内部引进和开发技术。企业扩大规模包含着破坏旧的,创造新的;引进和开发技术也是“吐故纳新”。当代企业的规模扩大到一省、一国,乃至全世界,企业内部引进和开发技术的费用占了企业支出的相当比例,但必须指出引进和开发技术是一回事,利用引进、开发的技术成果使之产生效益又是另一回事 。一般说来,引进、开发技术,企业耗费的成本大,收益小,而利用已开发的技术成果对社会产生的效益大,成本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发挥政府的作用,让政府与企业合作,即开发技术由政府投资,而利用已开发的技术成果由企业投资。在这一方面,北美与欧洲相比各有特点,欧洲人与美国人一样都注重技术开发,但欧洲人不如美国人注重已开发的技术成果的利用。 (四)政府的控制力下降,企业的扩张力上升。 政府作为社会的权威部门具有强大的控制力。虽然这种控制力主要在国内,而不主要在国外,但国外的某种因素干扰也能削弱政府的控制力。由于高科技的发展和资本追逐利润的趋动,各国政府难以控制信息的传递和资本流动,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力度加大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政府控制力的下降会产生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有序与无序”的选择,即是选择强化政府干预,只让人们有必要的自由,还是弱化政府干预,让人们有更多的自由。实践证明:“有序”是必要的,但不能过度;“无序”也是不可少的,但不能越界。有序过度会抑制人们的革新精神和创造力;无序越界会抵销人们的团队精神和共合力。企业扩张力的上升,除了已开发的科技成果的推动和市场的推动外,20世纪末的企业并购起着“火上加油”和“互为因果”的作用。有人说1998年是“喜结良缘”的大好年,这一年创下了企业并购的最高记录,全球主要工业国家企业并购事件12500多起,价值总额超过16000亿美元。企业并购除了增强自己实力,增大自己无形资产,有利于竞争、提高运营效率外,重要的是控制、取代、左右一方,即控制一个行业、一个区域乃至一个国家,取代地方企业、某国企业、相关企业,左右科学技术、社会发展的趋向。要看到企业扩张力的上升,不仅影响企业自身的生产经营,而且影响到人类的政治经济生活、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 (五)通货紧缩是下一世纪的难题。 有人说20世纪是通货膨胀的世纪,而21世纪是通货紧缩的世纪,理由是20世纪存在着规模巨大的、连续不断的战争,战争使参战国不得不实行通货膨胀政策,进而影响全世界,而21世界战争将受到各种因素的抑制,人类能够“和平共处”,通货膨胀政策将退出历史舞台。这样的评论似乎有点简单、武断。但不可否认,怎样消除通货紧缩将是21世纪的难题。 通货紧缩,简单地说,就是流通中作为交易媒介的货币减少,物价持续下跌。引起这种状况的因素,主要有:(1)生活必需品过剩。科学技术迅速发展,财富的增长在较短的时期中超过过去的若干倍,反映在人们的劳动与收入中,是劳动时间可以大大减少,休闲时间可以相应增加。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芝加哥大学着名经济学家罗伯特·W·弗格尔说“在美国,一个正常的人一年可以劳动2700小时,而维持一家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只要520小时,约占20%”,这表明:如果仅仅为了维持一家人的吃穿用住,则只要付出20%的劳动所挣的收入就足够了,而80%的劳动所挣的收入处于闲置状态。对此,他撰文说:“经济的快速发展、消费结构将发生深刻变化,美国在1875年,食品、服装和住房等生活必需品占消费的75%,而教育和保健仅占2%,消遣为18%。到1995年,生活必需品占消费的15%,教育和保健几乎与食品、服装和住房的消费份额相当。但消费中增长最大的是消遣,1995年,仅消遣一项就占到支出总额的67%”。这表明在物质产品消费基本或完全满足以后,经济的发展就不再以生活必需品为主了,而必须为人们提供消遣的条件,发展休闲产业。所以,当代无论是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或在部分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与人们消费结构的改变都存在着不适应,为人们生活必需的物质产品生产过剩。这种生产过剩,必然导致物价持续下跌。(2)生产能力过剩。不少产品的生产能力过剩,家用电器、汽车生产过剩已经是公认的事实。有资料说“世界的生产潜力至少比可预计的消费多出1/3”。在生产能力如此过剩的情况下,企业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生产能力,存在着降价压力,所以产品价格下跌是必然的趋势。(3)新技术的开发和利用促使价格下降。在这一方面最明显的是能源、矿产品和农产品,这些年来由于新技术在这些领域的广泛运用,使得石油、黄金和农产品的价格大幅度下降。(4)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成本降低。当代,随着人口的增加,需要就业的劳动力扩大。存在着降低工资的压力。有的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实行“弹性上班制”,这样可以降低成本。(5)生产从高成本地区向低成本地区转移,为价格下跌创造条件。(6)经济危机增大降价压力,因为只有降价,才能增加出口。 在通货紧缩的条件下,实际利率上升(名义利率加物价下跌率),不利于债务人还债,降低投资者借钱投资的积极性,因此,要克服通货紧缩给经济发展带来的危害,要在政策上调动投资者的积极性,同时着力改善供给,特别是消除生产过剩。 社会经济论文:增值税转型的社会经济效应分析 目前正在东北地区进行的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试点,与世界通行的“消费型”增值税制度仍然有一定差距,但其朝着规范的“消费型”增值税制度的改革取向是不可逆转的,如同中国各项改革事业一样,增值税转型也必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本文对增值税转型所产生社会经济影响的分析,既考虑当前的情况,也尽可能考虑到更长远的影响。 转型与投资的关系 增值税转型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首先体现在投资领域:相对于“生产型”增值税,转型不仅增加了企业的收益,提高了企业的边际效益,而且资金流动的增加使企业获得了货币的时间价值,增加了企业可支配的投入资本额,从而使其增加投资有了现实的可能性。 但是,企业存在着增加投资的可能性,并不意味着一定转化为增加投资的现实性。从我国目前经济形势来看,一定时期内增值税转型给投资者让渡的税收额度,能否转化为投资,还要从如下两方面来分析: (一)在竞争性较强的领域,企业投资与否取决于投资的边际效益,即产品有无销路、企业能否盈利以及盈利多少。增值税转型后税负的降低只是投资者附加考虑的因素之一,而不是决定因素 1.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定商品的市场需求。当某种商品在市场上趋于饱和或者缺乏销路,即使实施增值税转型与所得税优惠,也不可能吸引理性的投资者增加投资。相反,如果某种商品销售旺盛,前景看好,即使没有增值税转型与其他优惠,也会吸引投资者增加投资。如我国目前由于城市化加速,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主要城市的居民住宅将保持持续旺盛的需求,由此导致的房地产投资旺盛。即使国家采取各种政策加以调控,增加各种税费,也只能消退其过于炒作的成分,并未减少正常投资的增加。 2.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还取决于商品的盈利空间。企业在投资于某一个项目,或者增加投资于原有项目中,其考虑的核心是该项目的盈利与否。企业投资时要进行成本与收益核算,在企业盈利空间不断缩小的情况下,如果增值税转型所产生的利益让渡不足以弥补其盈利减少,即使产品还有销路,理性的投资者也不会增加投资。如近几年来我国陆续出台了《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和《当前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目录》,国家对这些目录中的产业给予了很多优惠政策,但由于一些产业盈利的空间太小,发展前景不明朗,依然未能吸引来更多的投资。增值税转型带来的税负减轻,与这些税收优惠政策的原理是相似的。相反,即使没有增值税转型,该项目盈利空间仍然很大,企业也会增加投资。 3.增值税转型对投资的促进是相对长期趋势,而非短期见效。这可以从资金的积累方面来分析。从1998年起,我国实行扩大内需财政政策,国家每年增加发行国债1500-2000亿元用于基本建设投资,而各个渠道的配套资金则数倍于此,由此形成每年增加5000亿元左右投资总额。而增值税转型所能给企业增加的资金则远没有那么大。根据东北试点的数据测算,如果按“两个增量”的抵扣模式,则国家每年减少的税收(亦即企业新增的可支配资金)也只有400-500亿元即使在全行业实施全额抵扣,这一资金量也只能达到1000亿元左右。而且,这些资金还将有一部分转换成为企业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因此,企业实际得到的利益少于上述数额。从我国实行扩大内需政策在两三年后才看到明显的效应看,增值税转型所能给投资企业增加的资金流并不如前者那么直接,总量也要小得多,其所能产生促进投资的力量当然远不如前者那么大。 况且,理性的投资者对于任何一个新政策出台都有一个理解、分析和观察的过程,从政策的出台到政策发生实际作用往往存在一定的“时滞”。即使企业当年将上述400-1000亿元新增可支配资金全部用于投资,对于我国目前每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已经超过7万亿元而言,也是微不足道的。按2004年全国投资总额70073亿元计算,也只能提高当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0.5-1.21%,这对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达20-30%而言,力量仍然是有限的。因此,那种以增值税转型可能会带来投资猛增、经济过热为由来放缓增值税转型的观点是理据不足的。因此,增值税转型对投资的促进在很大程度上是长期的,从总趋势上说也较为舒缓。 4.就单个企业而言,所需机器设备及其价格的整体性,也会在一定时期内限制了企业的投资增长。如某企业从客观上需要3件设备,每件价格50075元,但该企业当年可支配资金(含自有资金和可获得的贷款)最多只有600万元,那么该企业当年就只能添置1件设备,实际投资500万元。这说明,并不是所有计划用于投资的资金都会在一个时段内用完。 (二)最近几年来,我国一些行业或者企业出现的投资热潮与增值税转型的联系并不密切。其今后依然沿着自身的发展轨迹来发展,增值税转型对其影响的程度甚微 1.投资热点主要集中的交通、能源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非竞争性行业,其中,前两者属于国家战略发展的领域,由于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其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将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行业中大部分地方是依据城市化发展进程所需要进行必要的建设,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依然会沿着自己的发展轨迹,继续保持较快的发展。增值税制度的变化,对这几个行业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 2.房地产行业。作为竞争性行业,为了商业利益,近年来房地产开发商和一些炒家较为明显的炒作性运作,使得房价提高迅速,由此带动了能源和原材料价格大幅度上升。但如果冷静地分析,目前房地产的需求猛增,其实也就是对几十年来欠账在短时间内的集中偿还,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国城市化加速发展的结果。就投资本身而言,还没有到完全失控的地步。2004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13158亿元,比上年增长28.1%;商品房销售额10376亿元,增长30.0%,其中销售给个人增长30.4%,所占比重为93.3%.可见,投资的增长率低于销售的增长率,从原理上说属于正常范围。由于其不属于增值税的征收范围,增值税转型不会对其产生直接的影响。与上述交通、能源等领域相似,其快速发展,带动了征收增值税的原材料各个行业的快速发展,导致价格较快上升,增加了增值税的收入。 3.在相当一部分虽然属于竞争性但仍然具有“投资软约束”特征的企业中,增值税转型与其投资增长的因果关系并不明显。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3年,全国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达21661亿元,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55566亿元的39%;股份制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为12733.6亿元,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22.92%。由于股份制企业中的大部分属于国有控股,所以两者相加达到60%以上。2004年,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达到33713亿元,占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70073亿元的48.11%。可见,最近几年新一轮经济发展热潮中,国有或者国有控股企业仍然是投资的最主要力量。从体制上看,我国的国有企业和相当一部分国有控股企业的改革不到位,企业“投资软约束”机制依然存在,“利益最大化”尚未成为企业的核心价值观。一些企业在投资决策时,上级党政领导的意志、企业领导眼前业绩甚至个人端不上台面的种种利益,都成为重点考虑的因素。至于企业未来的发展、盈亏,以及诸如增值税转型带来的优惠,似乎不成为投资决策所考虑的主要因素。因此,增值税转型对其投资的影响将十分有限。 转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1.从宏观层面而言,增值税转型使得企业可用于实际发挥作用的投入资本逐步积累,促进投资量逐步增加,带动经济持续稳步地增长。可以预见,从现在起一二十年内,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发展仍将继续处于投资拉动型阶段。我国目前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消费需求仍然不旺,促进投资稳步增长必将继续成为国家推动经济健康发展的一个选择。从微观层面而言,增值税转型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消费增长,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一是转型使由于市场竞争激烈利润空间不断缩小的企业资金相对宽裕,从而使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职工工资的挤压;二是对于众多小型企业投资者而言,增值税转型所产生的利益让渡,不仅使其实际收益相应增加,更重要的是使消费信心指数增加。从而形成促进经济增长的传递机制:收入增加一消费水平提高一拉动内需增加一经济增长。 2.加快产业升级,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增值税转型对不同资本构成和技术构成的行业会产生不同程度的积极影响。一般来说,增值税转型受益较大的是资本密集程度较高且产品附加值较低的冶炼工业、重化工业和机械制造业等传统行业,因为这些行业的机械设备在固定资产中所占比重较大,资本有机构成较高。而目前定义的高新技术行业尽管产品附加值较高,但其所用的机械设备较少,其大量的成本是不能得到进项抵扣的人力资本支出和其他研发费用,因此,从税收让渡中直接受益不大。但增值税转型后鼓励各个行业加大技术改造力度,从而有利于高新技术生产设备的产销,使其得到间接受益。至于劳动密集的加工工业,虽然其购进的机械设备相对于上述两类行业较少,获得抵扣的进项税额就相对较少,但其在增值税转型后处于“不亏不赚”的状态,因此也不能说增值税转型不利于劳动密集行业。总之,增值税转型带来的生产设备成本的降低,使得各个行业都更有条件通过更新机械设备来提高劳动生产力,实现产业的升级,进而从整体上提高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 转型与就业的关系 时下有一种“机器替代工人”观点认为:一方面由于设备更新、技术进步,一部分技术跟不上设备更新速度的工人会被淘汰;另一方面,随着工人工资的不断增加、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企业雇用工人需要付出的成本更大,而增值税转型使机器设备的成本有所降低,两种成本的彼增此减,将促使投资者不断提高资本有机构成,使机器手代替人工手。由此引申出增值税转型要谨慎或者要缓行的结论。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仍然停留在转述“进口”经济学理论的阶段上,未能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作出客观分析判断。最近十多年来,产业的升级、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就业弹性下降,在未实行增值税转型的背景下就已经出现,因而不能以“影响就业机会增长”作为阻止增值税转型的理由。对于“机器替代工人”,在一些发达国家曾不同程度出现过,但大部分国家都通过制度创新来解决问题,而不是冻结原有制度以维持旧观。就中国的具体情况而言,应采取适合国情的方式来加以解决: 1.目前,一些高科技领域或者特殊行业,如机械制造业、石化工业和冶炼工业,国际上的技术水平已经发展到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操作的工人不断减少的程度。即使我国的增值税不转型,这些产业的发展趋势也是如此,绝不能以忧虑“机器替代工人”为由抵御这种趋势。而且我国近年来也出台了各种优惠政策,来支持相关产业的发展,以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2.在一些劳动密集型的行业中,如电子产品装配,服装制造业等,尽管在增值税转型中不能直接受益,但是一方面由于增值税转型促进国内全社会投资逐步增加,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提高,这些行业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另一方面由于增值税转型减轻了企业负担,逐步提高了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的能力,增加了出口。这两方面都直接或间接导致这些行业的就业机会增加。 3.技术含量不高的加工业、中低档建筑业,在高工资水平情况下,企业为追求利益最大化,具有机械设备与人工互为替代的可能性。但大量的资料显示,从全国各地农村到珠江三角洲和东部沿海就业的“农民工”,其工资水平在近二十年来增长甚微,有些甚至一直没有变化。这正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描述“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所决定的,中国经济发展仍然处于这样的模式中。只要中国城乡还存在数量巨大的剩余劳动力,在这些行业和其他类似行业中,除了必要的设备更新和升级以外,出现大规模的“机器替代工人”的可能性不大。 4.从长远看,企业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将利用增值税转型带来的相对充裕的资金来开展研发或者投资于新领域中,进而逐步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从而在客观上为社会创造出大量新的就业机会。如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的航天、导弹、信息、生物工程,以至海洋开发,除了一些世界著名的大公司外,还有无数中小企业的参与。这些企业之间分工合作,研究开发、中间试制、技术中介、产品推销和配发,以及从事咨询、策划、会计和法律服务等等,使得产业内部配套成龙、产业之间联系紧密,相互之间形成既严密周到又快捷便利的联合体。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即使是在产业发展水平很高的情况下,也能够形成高增长率、低通胀率和高就业率并行不悖的局面,打破了原先经济学理论中低通胀率和高就业率不可并存的定律。因此,将增值税转型后带来的产业升级同解决就业问题对立起来,将“机器”与“工人”完全对立起来,都是缺乏根据的。 综上所述,增值税转型最重要的一个任务是提供一个公平的税收环境,并不是政府给予企业的优惠政策,而是把企业原先应得的利益还给企业本身,是还增值税“中性税收”的本来面目,使之更趋于规范、科学,进而促进投资、经济增长和就业。并且由于增值税转型给企业让渡的税收总量(亦即企业获得的资金总量)有限,有限的资金经过一段时间积累,才可能对投资领域发挥相应的作用,因此,不宜对此作过高的不切实际的估计,从总趋势上说,增值税转型对投资、经济增长和就业的促进是渐进的、舒缓的。此外,增值税对投资、经济发展的影响毕竟有限,对于增值税转型,不应赋予其过多的、其本身难以承担的责任,也不要把解决所有问题的希望都寄托在增值税转型上。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可以通过其他政策来解决,通过间接、甚至反向的动力来解决。 社会经济论文:社会经济发展促使楚雄彝族传统文化转型 [摘 要] 经济快速发展,社会不断进步,促使彝族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关键词] 社会经济发展 彝族传统文化 转型 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体制的转型,都在很大程度上冲击着我们这个时代人们的思想、行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发展和完善,整个社会的生产经营方式、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彝族传统文化进入了向现代化转型的历史阶段,这种历史性的文化变迁,必然冲击了彝族传统文化,影响着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 一、社会经济发展?g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为主 市场经济体制就是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从而使社会的资源得到有效配置,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力,促使社会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市场经济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1.竞争性和规范性 市场经济的核心是竞争,竞争机制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加快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提高整个社会的富裕水平。建立公平合理的市场竞争环境,才能有效发挥竞争机制和市场机制的作用。我们不仅要有健全的市场结构,而且要制订一系列严格的经济法规,确保经济政策的实施,达到预定的经济目标。 2.成熟的市场经济观念 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市场经济观念已经成为人们从事社会经济活动的支点。资源配置的主体由过去的政府转变为现在的市场。其优点就是在完全竞争的前提下,能够实现社会范围内资源配置的合理化,并给予每个经济主体以经济选择的自由。亚当·斯密把市场称为“看不见的手”,这只看不见的手以价格为杠杆最有效地配置社会资源。 二、社会经济发展必然导致彝族传统文化的转型 社会向前发展的历史潮流,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进程中, 中西方文化的交融,必然影响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变革,特别是冲击着数千年来产生于农耕经济基础之上的彝族传统文化。 1.经济体制的转型改变着彝族民众的价值取向 世界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市场经济体制的出现,改变了社会的分配方式,人与人之间不再靠掠夺来实现自己的利益,而是靠创造财富来增加自己的利益,于是整个社会的财富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市场经济是在社会进步的曲折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社会秩序,这是一种具有巨大财富创造力的社会制度。 我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了对中国式的集权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从1978年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了中国农村走过的曲折道路,克服各种阻力,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普遍发展,富有生机的新型农村体制使中国80年代初的农业获得了迅速发展,初步解决了中国人民的温饱问题。此后的近30年,我国的gdp总量不断增加,并以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发展,中国的经济实力空前提高,绝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明显的上升了。市场上的商品数不胜数,商品的质量和品种比30年以前提高了几个档次,只要有钱就能买到自己需要的商品。中国富强了,百姓富裕了,银行里的存款翻番了,人们衣食住行的条件改善了。这样的经济发展成就是我国几千年历史中从来没有过的。经济基础的改变,中国民众的价值取向在悄然发生改变,这种变化也渗透到彝族民众之中。 在市场经济出现之前和之后的社会,是两个极其不同的社会。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每个人都愿意生活在市场经济社会中,都希望自身的生活得到改善,财富得以增加。这种选择,这种希望,也同样是彝族民众的追求。当彝族同胞走出他们原有的天地,他们会发现,在市场经济社会中,人们发明、应用新技术并从发明成果中得到巨大的经济回报,消费者的欲望、需求可以在市场经济中得到满足,人们的消费方式是多元化的,生活方式是丰富的,人们身上所释放出的现代化因子,整个社会的现代化氛围,都在吸引着彝族民众,引起他们的好奇心,吸引他们进入市场经济社会中,学习新的事物,并分享社会经济发展所取得的硕果,这种潜移默化的变化,最初可能是从某个彝族人、某个彝族地区的某种变化开始的,然后扩散到越来越多的彝族人以及彝族地区,慢慢地影响着彝族民众的价值取向,这必然动摇了彝族传统文化的根基。 2.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外来文化碰撞着彝族传统文化 随着国际间的商贸往来,经济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各地。跨国公司在全球的迅猛发展、企业跨国购并之风的兴起,使不同国家企业之间能够通过强强联合,实现企业之间的优势互补,降低生产成本,获取规模效益,加快产品更新换代的速度,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进一步争夺全球市场。在这种趋势的推动下。世界各个地区和国家之间在经济生活各方面形成日益密切的相互依存关系,他们都作为世界经济这一有机整体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而存在。经济的全球化,随之而来的是文化的全球化。于是,技术、信息、文化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中西方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彝族传统文化面临着与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国别的文化之间的冲突和碰撞,这必然会打破楚雄彝族传统文化机制原有的封闭性。 文化的全球化,如果具体到每个人,很多时候可能是自身所受的传统文化教养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的后果怎样?试想,在一种特定彝族传统文化环境里长大的彝族人,从小受到彝族传统文化熏陶,但现在却要面对一种时髦的或新兴的价值观念和经济体系,想要接受新的东西,又难以割舍自己固有的东西,而且自己固有的东西还有一种很强的惯性。这种现象实际上是由于外来的强势文化和自己传统文化之间的对峙所造成的。外来文化所代表的新兴潮流,它在全世界范围内铺展开来,具有不可抗拒的势头;而几千年来自己民族的文化所形成的传统,具有极强的惯性。两种力量的碰撞,自然会产生冲击波,有时甚至放弃了自己传统的东西。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面临着文化多元化浪潮。楚雄彝族传统文化不但面临着发展的新机遇,而且面临着被“同化”、“商品化”的两难境地。 综上所述,社会经济发展促使彝族传统文化转型,这是一个保护、继承、弘扬优秀彝族传统文化的演变过程。 社会经济论文:试论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论文关健词】人口老龄化 养老负担 养老保障 【论文摘要】中国人口规模大,基数大,人口老龄化来势猛,我国“未富先老”的情况必然加重国家的负担。人口老龄化还导致劳动适铃人口比重低,劳动力供应不足,进而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为了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解决好人口老龄化问题,就需要改革与完善社会养老保阵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提倡和鼓励家庭养老,并与发展社区服务相结合;开发老年人力资源,组织老年自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人口增长过快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为了严格控制人口数量,我国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我国的生育率迅速下降;同时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使得人们的死亡率下降和预期寿命提高,从而导致了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是人口转变的必然结果,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现象,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种标志。 一、人口老龄化的界定及特点 (一)人口老龄化的界定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老龄人口的比重,相对于年轻人口所占的比重而言呈持续增长的趋势;也就是老年人口的比重日益增加的过程。随着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和生育率的不断下降,我国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及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不断增加。人口老龄化是指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的价值观进步了,生育观也从强制性的控制生育到自觉控制生育,从而人口出生率急剧下降,青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下降,相应的老年人口的比重增加。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人口老龄化是人们生活水平和健康状况提高的体现,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社会进步的象征,具有历史进步性。 (二)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 1.我国老年人口基数大,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比较快。中国人口规模大,基数大,人口老龄化过程来势猛,老龄人口规模不断增长,使得我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老年人口2000年占世界的2l29%;预计到2050年人口将增加到4.23亿以上,占世界老年人口的22.3%,那时世界每4个老年人中就有一名是中国人。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从国际上看,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由7%翻番到14%,所用的时间,法国为115年,瑞典为85年,前西德和英国为45年,美国预计要用75年,日本预计要用26年,中国预计也将用26年,成为世界上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 2.中国人口高龄化显著。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较早地出现了西方国家高度老龄化社会的所有现象,即80岁以上的老龄中后期人口的比重提高得较快。在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中,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快于总人口,而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又快于老年人口。1950年我国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不足200万,200(〕年达到了1200万,预计到2050年将达到0.88亿。 3.中国将在经济不发达的社会背景下进人人口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的发展具有时滞性。欧美国家的人口老龄化是伴随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而来的,而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是在人为的条件下,通过全面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使人口出生率、生育率和自然增长率急剧下降,从而青少年人口所占的比重降低,老年人口所占的比重上升,这是一种刚性的过程。欧美一些老年型人口的国家,基本实现了工业化,并制定了一系列较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可以说是“先富后老”;而我国进人老年型人口国家时,农村人口占64%,缺乏必要的物质、制度准备,可以说是“未富先老”。 二、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是人口转变的必然结果,是世界各国迟早会出现的人口现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使得人们的生育率下降,死亡率下降和预期寿命提高,从而导致了人口老龄化。上面已经提到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不同于发达国家,它是在人为的条件下实行计划生育形成的,具有刚性特征。人口老龄化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如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大,青年人口的比重就小,影响了人口出生率,减缓人口增长速度,能缓解我国人口过多的压力,同时也有利于人口素质的提高。 在当今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消极影响还不是很明显,但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更加严重,老年人口的规模继续增大,在2020年以后,老龄化的弊端就开始暴露,老龄化带来的问题日益突出。 (一)人口老龄化加重了社会养老负担 人口老龄化不仅是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加,同时老年人口的绝对量也增加,老年抚养系数提高,社会用于退休金、养老保障、医疗保障以及相应的社会福利事业的负担也加重。老年人的养老主要是由社会和家庭承担的。我国城市的老年人口享有退休金和医保,在经济上社会养老负担大于家庭养老负担,但是城市计划生育政策严格,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家庭,是“四二一”家庭结构,即在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家庭中,他们要面对四个老人和一个孩子,这时四个老人中只要有一个生病,便显得十分吃力,如果独生子女夫妻双方面对的四个老人中有两个同时生病,夫妻双方就无暇顾及了;在农村,退休金和医保还没有普及,主要是家庭养老方式,加重了家庭的经济负担。人口老龄化所导致的年轻人口的比重下降,而年老人口的比重上升,就意味着越来越少的年轻人口要养活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口,老年抚养系数大。 (二)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资源的影响 1.适龄劳动人口下降。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低,劳动力供应不足,而劳动力状况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阻碍经济的发展。但是依据我国现阶段劳动力过多的国情,劳动力数量适当地减少,可以缓解劳动就业压力,缓和失业与下岗问题,但这种趋势长期发展下去,劳动力数量持续减少,迟早会出现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2.劳动人口的高龄化。人口老龄化往往伴随着劳动人口的高龄化,我们习惯上把15一44岁的劳动力视为中青年劳动力,把45一59岁的劳动力视为高龄劳动力。高年龄段的劳动人口技术熟练,但同年轻人相比缺乏进取心,创业精神,思想保守,这样社会的主导精神就会趋向保守,在科学技术竞争日益激烈的现代化社会,容易变得相对落后。 (三)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结构和经济结构有重要的影响 1.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消费结构是影响经济结构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消费需求影响着生产调整。不同年龄的人口对衣、食、住、行、用的品种、规格、数量、档次的需求各异。如老年人在吃的方面以方便、质软的食品为主,穿、住、用讲究实用和经济实惠。老龄化使得适合老年人的消费需求,尤其是某些专用于老年人的特殊项目趋于增加。社会消费结构和经济结构向老年人倾斜,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医疗保健和劳务服务的需求急剧扩大,出现了一批专门为老年人口生产消费品的行业,以适应老年人的需要。 2.人口老龄化对社会投资内容和投资重点的影响。人口老龄化改变了社会投资的内容和重点,社会需要增加与老年人的需求有关的项目的投资,如养老院、托老所、老年保健中心,老年娱乐中心,减少用于幼儿园和中小学校方面的数量投资,而把重点放在提高质量上。 3.人口老龄化对经济运行的影响。社会上老龄人口的比重上升,使人们开始优虑经济能否良性运行,老年人往往重储蓄,消费倾向和投资意向趋于保守,从而可能削弱社会的经济活力。 此外,人口老龄化如果越来越严重,就意味着人口再生产转向静止型甚至是缩减型,使人口的发展出现不可持续性。因此,应及时调整计划生育政策,使人口年龄结构趋于合理。 三、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思路与对策 (一)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实现合理的人口年龄结构 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是在人为的条件下,通过全面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严格控制人口增长,使人口出生率、生育率和自然增长率急剧下降的条件下出现的,因此,调整生育政策是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根源。如果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继续实行,生育水平继续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这样人口老龄化过程会更加迅速,并将在本世纪30年代进人高度老龄化社会。为了平稳地把人口年龄构成调整得比较合理,现在就要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调整。调整政策时一定要慎重,否则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得到一定缓解,人口迅速增加对资源环境的破坏又突显出来,就得不偿失了。 (二)改革和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老年保障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受保障的人数和规模都迅速增加。但是养老保障存在很严重的城乡差异,一方面在城市中的老人退休金不断上涨;另一方面享受退休金的面却很窄,乡村95%的老年人口不能享受退休金待遇。因此要逐步扩大老年社会保障范围,使更多的老年人口在离开工作和劳动岗位后享有一定份额的退休金,使他们的经济生活有可靠的社会保障,这是社会的责任,也是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象征。 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关系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是社会的一项基本制度,它虽然经过了20多年的改革,但是还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应继续努力,致力于建设全民全社会健康医疗保险制度。 (三)提倡家庭养老与发展社区服务相结合 1.继续提倡家庭养老。在我国,由于人口老龄化的到来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的“时间差”的影响,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那样建立起适应老龄化发展需要的全方位的社会供养体系,因此,应继续提倡家庭子女供养老人。另外,即使老年人经济上有了保障,但也未必能适应随着身体老化带来的心理老化和精神老化,还需要子女的关心和照顾。尊老、敬老、养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要继承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 2.发展社区养老服务。社区通常是指以一定的地理区域为基础的具有一定的共同利益、共同心理因素和一定的内在凝聚力的社会群体,生活在一个社区内的人具有比较密切的社会交往关系以及相近的价值标准和道德规范。老年人口的健康、医疗、交往、文化生活等超越了家庭的界限,同时老年人又行动不便,因此,社区是他们活动最多的场所。实践表明,加强社区建设和发挥社区功能对老年人的生活有很大帮助。 (四)开发老年人力资源,组织老年自养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老年人的身体素质和健康状况大大提高,而我国现阶段的退休年龄没有改变,这就使得很大一部分退休老人仍具备较强的工作能力。退休前从事技术行业的一些老年人,由于多年的工作经验积累,其工作能力比年轻人还强,我们应善于发现这类老人,让他们为社会的发展发挥余热。对一些身体健康状况好并愿意继续从事劳动的老年人,我们应为其提供再就业的机会,满足他们的劳动愿望,使他们自己养活自己,同时也会减轻社会养老负担。 社会经济论文:论社会经济关系对道德的决定作用 【摘 要】 在人类发展史上,一切道德体系的作用性质及其变化,都源于社会经济关系及其变化。社会经济关系对道德具有决定作用。 表现在:社会经济结构的性质决定了各种道德体系的性质;社会经济关系所表现出来的利益直接决定了道德体系的基本原则和主要规范;生产关系中的矛盾和冲突决定了道德领域的对立和斗争;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引起了道德的变化。 【关键词】 社会关系;经济关系;道德体系;决定作用。 示道德的社会根源、社会本质和历史过程。在此基础上,我们就能从各个方面探究社会经济关系对道德的决定作用。同样,从道德对社会经济关系的依赖性出发,也能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道德问题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一、社会经济结构的性质决定了各种道德体系的性质。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经济结构即社会生产关系体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生产资料所有制,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以及消费资料的分配方式。其中,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社会经济结构的核心和基础。因此,在研究社会经济结构对道德体系的决定作用时,应着重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社会经济结构有两种基本的类型:一种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和核心,另一种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和核心。这两种类型的社会经济结构,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断改变着自己的历史形态。与此相适应,社会道德体系也就形成了不同的历史类型。 首先,原始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以家庭、胞族、氏族、部落等公共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人们在物质生活过程中的关系十分简单和狭隘。 与原始经济结构相适应的道德,便是同风俗习惯混为一体的淳朴道德。 其次,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形成了不同阶级的道德。同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和核心的社会经济结构相适应,社会不再存在统一的道德体系,而是形成了各自不同阶级的阶级道德。而且,随着私有制的历史形式的改变,阶级道德也不断更换着它的社会内容和阶级实质。例如:与奴隶主私人占有为基础的社会经济结构相适应,形成了互相对立的奴隶主和奴隶阶级道德。同封建地主私人占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经济结构相适应,形成了互相对立的地主阶级的道德和农民阶级的道德。同以资本家私人占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相适应,形成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两个根本对立的阶级道德。最后,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将最终形成作为全人类道德的共产主义道德。社会主义道德,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关系基础上,是由无产阶级道德发展而来的新型道德。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建立时间较短,经济结构中多种所有制并存,以及旧道德体系的影响,因此,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正处于不断完善和发展的阶段。 二、社会经济关系所表现出来的利益直接决定了道德体系的基本原则和主要规范。 恩格斯说:“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1]这种作为经济关系表现出来的利益,对于各种社会或阶级的道德体系的基本原则和主要规范,都有着直接的决定作用。 首先,道德体系的基本原则和主要规范,都是从一定社会利益或阶级利益中引申出来的,或者说都是从一定社会或阶级的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中引申出来的。如何看待和处理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是区别各种道德体系最显著的标志之一。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可表现为多个方面,但最重要的是在于追求整体利益、以及个人利益从属于整体利益呢?还是追逐个人利益、以及整体利益从属于个人利益?各种社会或阶级的道德体系,都是根据这样一个问题的不同回答,来确定它的基本原则和主要规范。在原始社会里,氏族、部落在调整内部个人与集体,个人与他人关系时,所遵循的道德基本原则,都是自发地追求氏族、部落的整体利益,将个人利益溶于氏族、部落的整体利益之中。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的道德虽然也会强调社会整体利益,但实际奉行的道德原则,总是追逐个人或者阶级的狭隘私利,公开或隐蔽地使社会整体利益屈从于他们的狭隘私利。公有制社会道德体系的基本原则,在各个发展阶段上,都要求人们自觉地追求社会整体利益。 其次,利益决定了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的适用范围。各种阶级或社会的道德体系,其原则和规范,究竟能不能真正成为社会统一的道德行为准则,发挥作用的程度如何,取决于它是不是真正反映社会的整体利益,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反映社会的整体利益。在原始社会,氏族、部落内部由于有着不可分割的共同利益,即个人利益和氏族部落的整体利益完全一致,所以才有了氏族部落统一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在各个阶级社会中,从根本上不存在共同的社会利益,因此,各种道德体系的原则和规范,都是从各自阶级的利益中引申出来。所以,除了某些人类公共生活最起码的行为准则以外,任何一个道德体系的基本原则和主要规范,都不能真正成为全体社会成员统一的行为准则。社会主义和严格意义上的共产主义社会,是社会经济关系在成熟度上不同的两个阶段,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一致性,同样存在着程度上的差异。总的来看,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发挥作用的范围和程度,是由作为经济关系表现出的利益和利益关系所决定的。如果社会不存在共同的根本利益,就不可能有全社会成员共同的道德原则和主要规范。 三、生产关系中的矛盾和冲突决定了道德领域的对立和斗争。 在阶级社会中,各种不同道德体系之间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的,有时甚至是非常激烈的。这种对立和斗争的发生,从根本上来说,都是由当时社会生产关系内的矛盾和冲突所决定的。 首先,道德领域内的对立和斗争,首先是为了经济利益而展开的。 在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体系中,由于人们对于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不同,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不同,由此决定了人们获取社会财富的方式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甚至是根本对立的特殊利益。社会各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或者为了争得自己的应有利益,便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道德观念和道德情感,也形成了自己相应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以至形成了各自不同的道德体系。阶级社会的全部历史表明,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都源于各自的经济利益,这也决定了一切阶级社会不同的道德体系,都具有强烈的阶级性。 其次,各个阶级在生产关系中的不同地位,也决定了它们道德体系的社会地位。在阶级社会里,不同阶级的道德体系,有的居于支配地位,有的则居于被压抑的地位。从历史来看,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里,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道德体系,总是先后居于社会的统治地位,而奴隶、农民和无产者等劳动者阶级的道德体系,则总是处于被压抑的地位。剥削阶级的道德体系,之所以能够居于社会的统治地位,并不是因为他们的道德多么“高尚”,而主要是因为他们在当时的生产关系中居于统治的地位,占有物质生产资料。因此,被剥削阶级只有改变了自己的经济地位,才能使自己的道德居于社会的统治地位。 四、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引起了道德的变化。 在人类历史上,一切道德体系的兴衰和起落,进步与消长,归根到底,也都是源于社会经济结构状况的。 首先,经济结构的根本变革,迟早要引发社会或阶级的道德体系的新旧更替。历史的进程反复表明,随着旧的社会经济结构日益成为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新的社会经济关系逐渐产生之时,相应的旧的道德体系,便日益走向衰落,新型道德体系的某些因素,便逐渐形成并发挥作用,新旧道德体系之间便有了越来越尖锐的冲突和斗争。当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完全被新的经济结构所取代,那么,新的道德体系则会迟早取代旧的道德体系。人类道德的这种新旧更替,一方面继承了前辈的某些道德传统,另一方面又表达了人们生活于新经济结构中的利益和要求。因此,从总体上看,新道德总是具有根本不同于旧道德体系的性质,也必然程度不同地显现出人类道德的历史进步。 其次,同一经济结构内部的某些重大变化,也会引起相应道德体系的变化。当某种社会经济结构内部出现了重大改革,社会道德体系必然会做出相应的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决定了道德的转型。例如: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就是随着公有制经济关系的不断完善而不断发展的。建国初,随着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的建立,社会主义道德也在无产阶级和其它旧道德体系的基础上迅速建立起来,并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发挥了应有的作用。随着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别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使得社会主义道德体系自然进入了一个转型发展阶段。这种转型首先在强调社会整体利益的同时,更有利于实现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的有机统一。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和2001年9月中共中央印发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确立了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整体结构和基本内容,从而决定了社会主义道德的转型方向,就是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这种道德体系必将对促进我国经济协调与可持续发展,实现社会和谐,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社会经济论文: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的社会经济效益分析 摘 要: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建设可以产生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本文从民众、企业、地区、环境等方面对社会经济效益进行了定性的分析,并基于此对我国的轨道交通发展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社会经济效益;城市轨道交通 在中国,有34个城市人口超过100万人,其中8个城市人口超过300万人。进入90年代以来,交通需求增长的速度明显高于道路设施增长的速度,中心区经济的高速发展、土地的高强度开发和中心区道路的改造困难使得中心城市的交通问题日益突出。地面交通方式的相对饱和使轨道交通逐渐成为城市发展的焦点。国家计委资料显示,除北京、上海、广州外,目前重庆、青岛、沈阳、武汉、长春等多个城市也在筹建不同形式的轨道交通系统,拟建的轨道交通线路超过20条。“十五”计划期间,我国城市交通投资将达8000亿元人民币,其中至少有2000亿元用于地铁建设。这表明,我国的一些大城市正在兴起一股兴建轨道交通的热潮。 事实上,城市轨道交通除了起到缓解城市交通压力、解决城市交通问题的作用,还会产生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城市轨道交通项目的社会经济效益按照其是否可采用货币衡量的原则,可以分为有形效益和无形效益。按是否与项目主要目标相关的原则可分为直接效益和间接效益。按受惠的群体又可以分为民众效益、企业效益、地方效益、环境效益等。 1 社会经济效益分类 1 .1 民众效益 1 .1 .1 节约时间。从乘客的角度来看,轨道交通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准时性和高效性,选择轨道交通系统使乘客的旅行时间大大缩短。 1 .1 .2 减少交通事故、增强安全性。轨道交通系统具有专用的运行线路,其本身事故比地面交通事故要少的多。而且由于轨道交通对地面公交客运量的分流,缓解了地面道路交通的拥塞程度,从而间接减少了地面机动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的频率。这不但减少了交通事故损失,提高了乘客本身的安全性保障, 而且为社会和家庭的幸福创造有利条件、增加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所形成的巨大社会效益。 1. 1. 3 提高劳动生产率。由于在途时间短,乘车疲劳度下降,轨道交通舒适度可使乘客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根据前苏联“固定基金、基本建设投资和新技术经济效果研究会”与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研究表明,运输疲劳使劳动生产率降低的数值:轨道交通为l.4%,公交车为7%。乘客选择轨道交通系统就意味着选择了舒适的交通工具。 1 .1 .4 扩大就业。城市轨道交通项目本身和相关行业的发展,将为社会剩余劳动力提供大量的就业渠道。 1 .2 企业效益 1 .2. 1 提供需求。建设城市轨道交通系统需要投入巨额资金,这不仅产生对土木建筑、机械、电子等产业的直接需求,而且会促进与轨道交通系统有关的材料、仪表等行业的发展。而与这些技术、材料、仪表相关的行业更是多种多样的。一个轨道交通项目的启动将为相关的各企业带来巨大的推动力量。 1 .2 .2 提供商机。沿线企业可以利用轨道交通体系效益的外溢性获得间接经济效益,如在轨道交通枢纽站地域建设大型商业服务机构,利用轨道交通的车站进行小型的商业开发等,都可以很好的利用客流提高购买力。 1 .2. 3 经验积累。轨道交通系统,尤其是新型轨道交通系统的建设总是伴随着一系列的攻关和科研过程。在此契机下,集中国内相关行业的优秀企业和科研单位,通过国家扶持、市场竞争的方式,研制开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产品以及技术成果,并形成产业化。将使企业和科研单位积累宝贵的研发基础。 1 .3 地区效益 1. 3. 1 房地产升值。城市轨道交通体系的建成通车,改善了沿线的交通条件,提高了沿线居民和企业可达性,造成轨道交通沿线土地和房产的需求增加,从而使沿线的房地产增值。地税值也会相应提高。 1 .3. 2 节约用地。城市轨道交通在市内繁华区域基本采用地下或高架通过形式,对地面占用比较少。这对土地日益稀缺的城市来讲显得尤为重要。城市土地不断增值的规律,使城市轨道交通的此项节约效益从长期来看是一笔十分可观的收益。 1 .3. 3 促进区域建设。一个成熟化的大都市,往往在已有的中心区发展潜力有限,需要不断的扩充其影响范围,形成多个卫星城,而轨道交通系统的途径的区域往往会迅速升值,成为新的城市中心。从而对整个区域的发展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以建成的日本东京地铁12号线为例: 12号线环线部1990年开通后,沿线建设住宅楼、商业楼等,车站附近将呈现新的繁荣。预计环线部开通30年后,沿线将增加居住人口约38,000人,从业人员111,000人。新宿、上野、浅草、锦系町、龟户、临海等各副都心地区之间的联系得到强化,进而刺激居民小区、小规模商业区的商业活动,对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创造就业机会产生积极影响。对刺激地域经济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有极大的效果。 进一步的预测表明:8000亿日元的投资(不包括土地购置费)在全国范围带来约2万1000亿日元(投资额的2.64倍)的经济拉动效果,在东京则带来与投资额同等的经济拉动效果。此外,这些经济拉动将在全国增加13.9万人的就业机会,创造出5200亿日元的收入。 1 .4 环境保护 1. 4 .1 节约能源效益。轨道交通系统与公交系统相比,具有无污染、噪声振动小、节能、运量大、方便快捷、运输效率高等特点。无论是从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的观点来讲,还是从节约燃油的能源政策来讲,城市轨道交通作为常规“绿色交通”都具有公共汽车难以比拟的节能特性。新型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如磁悬浮系统以及直线电机轮轨系统在降低振动及噪声方面表现的尤为突出。 1 .4 .2 降低污染效益。直线电机轨道系统的建成具有不受交通堵塞的优势,因而可以促使原来的汽车用户转为乘坐该系统,随着汽车交通量的减少,可以降低氮氧化物、一氧化碳等大气污染,降低造成地球温室化的二氧化碳,从而为环境保护带来了一系列的间接效益。仍以日本东京地铁12号线为例:汽车交通量的减少会降低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氮氧化物和一氧化碳的排放量分别降低47.7t/a、118.4t/a。另外,造成地球温室化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降低5566t-c/a。这相当于42万户家庭每天少看1小时的电视带来的效果。 1 .5 其他 轨道交通系统所形成的社会经济效益是十分广泛的,除了上述内容还包括:改善城市交通结构,增加城市活力;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优化城市居住环境,美化城市景观等等。这部分社会效益也是相当可观的。 2 几点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对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提出如下建议: 2.1 利用轨道交通沿线可产生新城市中心的特点,做好城市区域规划,建设卫星城,引导城市健康发展。 2.2 加强对现有轨道交通模式的国产化步伐,加快企业的研发步伐,尽快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成果,降低系统造价。 2 .3 根据城市特点,积极从国外引进先进、安全、有效的轨道交通模式。如广州引进的直线电机轮轨系统及重庆引进的跨坐式独轨系统等。 2. 4 加强人性化服务和指引,加强轨道交通网络建设,优化设计换乘路线,加强辅助设施建设。 3结语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能够将城市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有机的统一起来,是具有巨大国民社会经济效益的现代化城市交通工具。大运量、快速高效的轨道交通系统是城市交通方式的巨大变革,也是城市演进的物质基础。它支持沿线区域的高密度开发,并可以通过建立以轨道交通为导向的土地利用开发新模式(tod)引导城市产业布局和空间结构优化,最终促进城市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为民众、企业、地区乃至国家带来更广大的社会经济效益。 社会经济论文:社会经济管理中部门内部审计的现状 摘要:当今,政府部门内部审计的推进工作十分的重要,然而就目前我国的政府内审和外国政府内审的发展相比而言,其对内需求存在诸多的不足。本文针对社会经济管理中部门内部审计的现状进行了论述并对其发展方向提出建议,希望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社会;经济;管理 1引言 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在社会经济管理当中,审计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根据其主体性质对设计进行了划分,一个是内部审计,一个是政府审计,一个是独立审计。这里所说的政府审计就是政府审计机构需要根据法律实施审计,我国一般将其称为是国家审计,其实就是政府审计机关对监督财政等行为实施独立的检查,作为政府,通过审计对国家财政预算资金的有效使用进行监督,也是鉴定财政决算的情况,这样能够在财政管理当中,进行改进措施的提供,对违法的行为进行揭露。更需要独立监督政府单位的财政等,并且对其进行评价,对于政府部门内部审计工作,目的就是让经济管理加强,经济目标得以实现。 2我国政府内部审计的现状 第一,目前政府内部审计已经在一定的时间段得到了发展,并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格局和体制已经逐渐形成规模。和其他的机构内部审计机构相比,政府机构内审部门有着自身独有的特色。(1)政府机关内部审计工作和政府系统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政府内部系统当中,进行审计工作的开展会更加的顺利,在处理内部审计工作中一些事项时,会比较便利。(2)一般情况下,政府内部审计优势,必须是由权利的支持下实现的,和其他机构内部审计工作相比,政府内部审计工作不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干扰,它的工作是独立的,而且作用可以得到最大限度发挥。第二,政府内部审计已经得到了极大的认可,这充分地体现了其的重要意义,当然了,政府内部审计有着其自身的优势,在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内部审计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它也存在诸多的不足。(1)内部审计因为是在政府内部系统上建立的,所以,政府上级权力机构会给政府内部审计部门工作的开展带来极大的影响,甚至有一定的制约性。所以,政府内审部门其作用的发挥并不是自由的,也是受到限制的,甚至会由于内部权利的影响下,审计信息会出现虚假情况。(2)在政府内部审计部门工作的审计人员,以及业务人员,都是在原本的部门从事审计或者会计方面工作的,并没有对审计人员、业务人员进行特别的选拔。政府内部审计工作和普通的财务审计工作有着很大的区别,甚至有着其自身的优势,查账看账工作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如果没有进行过专门的培训,或者有专业的人员进行带领,相关的工作人们不能在内审部门当中发挥更好的作用,所以,内审部门的业务水平会受到限制,不仅在审计人才上缺乏专业性,更无法和其他部门协助工作,可以说,内审人员非常的缺乏,这就无法最大化的发挥政府内审部门的作用。(3)没有真正地认识到内审的意义,不重视内审工作的开展。对于审计机关的审计署来讲,它是独立的,然而,在部门内部设立的内部审计部门其存在感就比较小了。内审在宣传力度上有着诸多的不足,更没有真正地认识到内审工作的必要性。虽然每个部门都进行了财务部门的设立,但是由于领导层对于该部门的忽视,虽然是在政府的要求下进行了内部审计的设立,但是在实际当中却是不重要的角色,使得审计工作本身无法发挥真正的作用,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能由财务部门来代替相关部门的工作。 3当代政府内部审计的发展 时代的推进,促进了我国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对于我国审计事业而言,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在我国审计体系当中,政府内部审计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但是和发达国家相比,不管是理论上,还是实践方面,都相对的比较落后,它对我国审计整体水平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在今后的工作当中还需要进行不断的探究和分析,针对当代我国政府内部设计的发展,提出下面几点想法。 3.1重视思想 从思想的角度来讲,作为政府内部审计工作,应该从思想方面进行大力的宣传,只有让政府内审部门的存在感真正的得到提高,领导层重视内审工作,并且对内审工作进行大力的支持,让人们真正地认识到政府内审工作开展的必要性以及急迫性。 3.2规范政府内部审计的法律条文及规定 从思想方面,要让人们真正地认识到政府内部审计,更要对政府内审重视起来,并且在条文法律中得以体现,主动性的推动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只有从规定中进行明确,才能让内部审计流程真正地实现规范化,使得政府内审真正地实现严谨性,以及科学性。 3.3政府内审人员选拔、培训的重视 由于工作人员的缺乏,以及工作的繁重是不成正比的,更是不科学的,因此,相关的工作人员在实施内审工作时,会出现懈怠的情况发生。所以,作为政府,应该将内部审计人员进行增加,更要保证工作人员的质量性,在进行人员的选拔时,应该对人员有着极高的要求,更要对其的灵活性等方面进行全面的考虑。 3.4赏罚系统的明确建立 通常而言,工作系统对赏罚系统非常重视,这也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通过对赏罚工作系统进行明确的建立,将权责进行细化。作为内审部门工作人员,应该重视内审人才,提升相关工作人员的待遇,从而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4结语 当今时代,政府内部审计工作意义重大,作为管理层,以及内审人员,应该对自身的观念进行改变,顺应时代,对政府内审工作重视起来,更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使得内审在政府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作者:陈晓英 单位:遵义师范学院 社会经济论文:公共交通管理系统社会经济研究 摘要: 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急速发展,公共交通管理俨然成为了社会关注的话题之一,各种限制因素的影响也促进了公共交通管理系统向现代化、智能化发展;从原有交通运输设施不完善,交通堵塞、人流量大的限制因素,到现有的完善智能化、多元化交通运输系统。以现代化的管理方式来实现新型公共交通管理系统。本篇文章主要对公共交通管理系统社会经济影响做出的评价进行阐述,以及对社会经济影响做出探究。 关键词: 公共交通;管理系统;社会经济影响;评价;探究 前言: 公共交通管理系统作为先进的智能信息化系统,实现了便捷、安全、可靠的运输环境,通过对公共交通管理系统的智能控制,很大限度的实现了道路信息的多元化传递,提高了道路的畅通和高科技的发展,探究和发展的最高标准也是完善公共交通管理系统的多元化性能,增加出行的便捷性和安全性,形成高标准、高质量的公共交通管理系统。 1、公共交通管理系统社会经济影响评价阐述 由于受交通运输因素的制约,改善当今的公共交通运输,缓解由各种天气、堵塞等产生的影响,建立完善的交通智能化系统和管理体系很有必要,公共交通管理系统主要由监测公路、信息导向和语音功能几个主要部分组成。监测公路:监测公路系统主要通过视频图像和监控摄像等设施来达到监视路面的实时状况及突发状况等,能准确快速的传递现场的路况分析图,方便公共交通管理中心及时掌握信息。信息导向:信息导向系统主要是针对路况上的收费站和路段上的突发状况进行交通上的采集数字报表和资料的传递,实现了完整的探测系统设备。语音功能:语音功能主要是采用信息探测的功能,无线电话系统和遇到突发状况等。通过信息感应和图像处理及时和应急中心取得联系,大大提高了通信系统的智能性。遵循市场经济的发展角度来分析,宏观调控关系着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从公共交通运输管理系统来讲,经济效益的发展对国家的贡献有长久的影响,整个发展目标对于公共交通运输管理系统有着很大个影响。随着市场的变化,高新技术产业在不断地快速发展,很多经济企业避免被淘汰下架都在不断学习与完善新型技术,通过新型的公共交通运输管理系统的发展,运输智能的新颖性也在不断提高,加上企业间的竞争力只增不减,促使一些企业间形成了无形的效益竞争,更需要以经济发展为前提,公共交通管理系统为基础,实现智能系统的多元化发展,为此通过整合总体的经济效益的目标,最终需要多种措施来评价公共交通管理系统社会经济所做出的影响。 2、公共交通管理系统社会经济影响评价技术方法 根据公共交通管理系统的终极目标来发展,全面建设综合化系统管理必须要建立健全社会经济发展指标,确定影响公共交通管理系统的技术方法,在各种因素影响的前提下,通过分析路面交通、地域影响,明确研究评价的目标是完善社会经济效益体系。通过国际权威的技术检测来评价公共交通管理系统的复杂性、选择性都对评价方法做出了实际研究,多方面的技术应用发展也是建立的一个良好评价方法,系统经营者创造的一系列综合效益成果的技术检测,旨在揭示全社会以追求盈利的前提下,放眼于公共交通管理系统所带来的评价以及最终的影响。公共交通管理系统一般是由成本和收入的最终效益来实现,例如,整个交通运输的维护费和通行费都属于企业的成本。大众出行便利,车况信息完善,促进交通的畅通,都可以作为公共交通管理系统影响评价的有利特点,把社会产业之间的联系又递进了一步,从经济的长远考虑,提出合理的研究评价成果,能带来产业的快速发展。 3、公共交通管理系统社会经济影响综合评价内容 从经济发展的长远目标来看,公共交通管理系统社会经济影响评价的范围很广;包括了公众驾驶车辆的行程,来往的驾车时间,天气以及路面突发状况的等对交通影响。一方面,对交通过程中产生的车辆损伤、人员伤亡及车载货损等安全方面问题,做出了分析;另一方面,对车辆行驶中产生的尾气、燃油消耗也对环境产生了影响,通过对出行的大众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提高公共交通管理系统的智能化,不仅方便大众出行,而且还有利于系统的不断完善,提高运输的运作率,降低了成本效益的投资,维护了系统的耐用性。针对当前的市场经济模式,确保大众的切身利益,一部分可以直接得到效益,如运输中途的时间缩短,燃油量消耗少;另一部分不能直接得到效益,而是由无形中带来的效益;如改善公共交通管理系统化的提高、增加用户满意度,推行车辆自动性能安全性检测。分析公共交通管理系统影响评价所涉及的各个领域及适应的各种环境。公共交通管理系统社会经济影响评价应该满足于社会经济的需求,从成本和效益的角度来分析,公共交通管理的系统化、多元化不仅能准确的识别自身的突出特点,还能明确评价的影响因素以及其他方面所带来的成本和效益,利用对所选择的各类系统性能、方法内容进行综合评价,提出了公共交通管理系统的多面分析,结合整理数据,实施评价的检测和成果,从抽选的数据中来看,一些评价方案往往不能到达评价的预期目的,从中就要判断符合综合评价的分析,无非就是对已经实施生产的效益做出对比,从而得出衡量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和公共交通管理系统之间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牵动着经济的需求,对于公共交通管理系统追求的利润和成本,一般都会在最后的成果中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根据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来要求和不断完善系统化发展的长远性,全面统筹分析客观现象,着眼于当下的社会经济水平,公共交通管理系统应该全面适当的改变格局,从实际出发,全面总结由实践所带来的检测,有利于评价的最终研究成果。 结束语: 综上所述,根据目前的发展来看,通过对公共交通管理系统的综合阐述,主要分析了公共交通管理系统社会经济影响评价研究的因素、原则内容和方法,遵循着市场的经济变化模式,构建完善的系统化、科学化管理。公共交通管理系统社会经济影响评价研究成果的科学发展和有秩序的进行,是建立公共交通管理系统的必要性。 社会经济论文:社会经济茶文化研究 摘要: 茶文化如茶道、茶艺、茶俗、茶礼之类清新淡雅的片断是人类悠久流长历史中沉淀下的一朵瑰宝,大唐盛世在政治经济文化的推动下,茶文化在社会发展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本论文主要从茶的起源、发展及文化的形成过程和内容,研究其作为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内涵及对其他领域的连带作用,引起人们以对本民族文化的共鸣。唐朝是我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最鼎盛的时期,因而对茶饮文化发展有强大的推动作用。继而出现的陆羽《茶经》等文字著作是对茶文化发展从饮食到文化的高度总结和精神文化的集中体现,茶叶的种植、采摘、加工、烹煮、品饮乃至于茶具、习俗,使茶文化从纯技艺升华为精神文化,并集中体现在茶道文化这一次生的文化形式,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流芳全世界。 关键词: 唐代;茶文化;茶经 1.绪论 茶文化广义上包括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即茶具、茶馆、运茶、制茶、茶道、茶政、茶礼、茶艺等等,而狭义的茶文化则是指其人文科学内容。而本论文则从广义的方向入手来研究中国唐代社会经济对茶文化的推动以及茶文化对后世之影响。从茶物质开始,在延伸至与其相关的人文精神素养。“茶文化是茶的物质产生和饮品利用过程的物质、记忆以及形成精神的成果的总和,其内容包含物质层面,技艺层面和精神层面。”[1]随着唐代疆域的扩大,饮茶文化也逐渐从南方传播开来。直至边疆地区,对后世在经济、文化、名俗乃至于民族融合上影响深远。如唐代有言:“自邹、齐、沧、隶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2]可见,饮茶、贩茶在唐之前已经广为流传与普及。饮茶的起源可追溯到夏商周时期乃至上古,唐代以前并无“茶”字,只有“荼”的记载。茶圣陆羽首先提出了茶的起源是“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而至于全民品茶,论茶,斗茶,将茶发展出其专属的文化品位,则源自于唐朝,它起到了加强经济、融合文化、丰富艺术、促进交流、开源国库的作用,有着无法预计的社会提升作用和效果。 2.唐代社会经济对茶文化的推动 秦汉之际,中华民族的祖先饮茶始于药用。有言“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3]“荼”即古代的“茶”(《尔雅》记载)。南北朝时佛教兴起为茶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随着文人饮茶之兴起,有关茶的诗词歌赋日渐问世,茶已经脱离作为一般形态的饮食而走入文化圈,起着一定的精神、社会作用。到了唐代,随着国力、经济的大力发展,中西方交流日益增多促成了茶文化的发展条件。安史之乱后,虽然经济有所动荡,但茶文化的发展趋势仍未受到影响。正是在这种多元的文化氛围下,茶饮文化正式的开始了发展和壮大。由此,茶叶贸易,贡茶制度,茶书著作,茶禅联系都蓬勃发展起来。 2.1唐代茶叶贸易的盛行。 白居易《琵琶行》有言:“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浮梁是唐朝疆域里最东南的一个集散地,经济交易十分频繁。唐中叶以后,由于交易的经一步推进,使得茶叶文化从南向北扩散,呈网状结构覆盖全国。陆羽在《茶经》中更是罗列了无数的产茶州县,现阶段已经明确知道的茶业产区已有四川、陕西、湖北、云南、广西、贵州、湖南、江西、江苏、浙江、安徽、河南等十四个省区,覆盖大江南北。这样的网状结构,在唐代这样的广泛交流时代,为茶叶的传播和茶风的普遍化提供有利条件。 2.2贡茶制度的施行。 由唐代开始,朝廷开始在名茶产区设立贡茶院,由官府监督。当时最著名的贡茶院设在湖州、常州以及顾渚山等地。每年清明前,都需将上好的明前茶上贡至朝廷。贡茶制度劳民伤财,每次运输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时间,有其负面性。但另一方面该制度确实对茶叶质量的提升意义非凡。皇家饮茶习惯的发展带动民间饮茶消费,当时宫廷里产生的许多新兴茶饮模式成为民间习俗的风向标。自唐代开元以来对茶的需求量不断增加,甚至在产茶地设下御用制茶场。此外,唐代朝廷增收茶叶税加以立法管理,也促成了茶文化的蓬勃发展。 2.3茶书发展及流传。 唐代社会经济推动茶文化发展的标志性产性—茶书兴盛,对茶文化系统理论性研究愈加广泛。自公元七六〇年左右茶圣陆羽所著《茶经》问世以来,陆续撰写了《茶记》、《顾渚山记》等卷,系统介绍采茶、制茶、煎茶、饮茶之法并分列等级[4]。《新唐书-陆羽传》记载:“羽嗜茶,着经三篇,言茶之源、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以。”[5]另外诗僧皎然、张又新、温庭筠等著作《茶诀》、《煎茶水记》、《采茶录》、《十六汤品》、《茶述》、《茶学大典》、《茶谱》等较为著名。这些茶书将饮茶学问详细地论述,更加推动茶经济贸易的发展。 2.4茶禅关系的发展。 由于茶味先苦后甘,与禅境十分相像,故自东晋后,饮茶便被列入禅规之中[6]。僧徒行踪遍布全国,也使南方饮茶之风传播到北方。茶对于僧人而言,其妙用在于精神层面,茶道所言清雅、宁静、和谐、自由俭德等精神领悟与佛法之六度五戒暗暗相合。喝茶既可以通晓茶品、体验自然、又可以通过观茶色品茶味,识解佛性。总而言之,其共同特点在于,领悟自然的神妙。[7]同时,寺庙因为其清幽雅致、古朴无华的环境,成为了文人墨客与僧人进行儒释文化交流的绝佳之地。这些活动与交往,扩大了茶文化的传播。[8] 3.茶文化对饮茶物品贸易的带动 《茶经》对采茶天气、制茶工序、煮茶用水、品茶方法等的详细说明,[9]明确了茶文化除茶叶贸易外,还存在饮茶物品的交易。其中所列的饮茶器具总共有二十八种,并称为茶器。而采茶所用器具则称为茶具。唐代茶器可分为两类,一种是陆羽所言,乃文人学士所用。二是在陕西出土的金银、秘色瓷、琉璃茶器,乃是皇室王孙贵族和宫廷所用。比如风炉、水方、碗、札等,平时并不一定要用全套茶器,但最好还是备齐全套,否则,“茶废矣”。 4.结论 在唐以前一千多年里,茶饮文化经过了漫长的孕育期,在唐朝国富力强的时代以空前的速度发展起来,极大的影响了后世经济、政治、文化、艺术,甚至人民的想观念和意识形态,除了与饮茶实物的贸易外,茶文化在茶馆、家庭消费等奠定了不容忽视的基础,迄今不衰。茶饮已逐渐艺术化,国际化。 作者:光梓宜 汪翔 单位:西安交大附中 安徽大学 社会经济论文:经济法社会经济功能分析 摘要: 在民商法因自身局限性而难以克服市场经济自身漏洞的社会大前提下,经济法为社会经济功能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建立在以民商法作为基石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经济法的发展过程经历了由企业追求个体平等所应具备的权利到国家干预、宏观调控的历史过程。在此,笔者将探讨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功能、我国现有经济法的缺陷及完善措施。 关键词: 国家干预;市场调节;民商法;社会经济功能 就现在社会背景看,经济法作为一个已被确立的单独法律部门,其所涵括的大量由国家正式颁布并严格施行的具有重要地位的经济法法律针对国家经济调节等问题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功能 经济法作为我国现有的重要的法律部门之一,其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发挥着不容小觑的作用,这种作用主要可以涵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使我国现有的经济制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施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在现今社会背景下,我国根据《宪法》的有关规定制定了一系列相关的经济法律法规,其中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等。就目前情况来看,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就是我国现有的、已颁布的经济法律法规在极大的程度上促进了我国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的发展,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保驾护航 经济法之所以可以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保驾护航是因为它可以起到以下三个方面的作用。①经济法可以发挥自身作为法律的本具有规范作用为我国社会体制改革向着正确方向发展作保障。②经济法可以发挥自身作为法律的本具有的强制性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各项措施的贯彻执行提供可靠的保证。③经济法可以通过法律手段针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进行一系列保护措施。 (三)使得对外经济技术活动范围变广 我国现阶段针对有关涉外金融、对外投资等方面的内容制定了一系列有关的经济法律法规,其目的是为了扩展对外经济技术的发展空间以加强其交流和合作。 (四)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作保障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正确的认识到经济法所占有的重要地位是十分有必要的,同时也是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在社会主义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各类经济关系也变得日益复杂,这就需要有相关的经济法律法规从中做调节以寻求平衡以保障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之路的持续、快速、健康。 二、我国经济法现存问题 (一)经济法的制定所存在的问题 ①未形成完善的经济法体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该体系在立法环节存在漏洞,有些经济行为根本无法对其进行定义;二是该体系中一些法律法规不适用于当今全球化程度加深的中国社会;三是该体系中法律法规没有做到有效衔接,造成现实经济生活中各种不协调的问题。②我国现有经济法可操作性差。一般来说,立法包括两方面,分别为实体立法和程序立法。程序立法可以保障实体立法的有效实施。就我国目前经济法立法情况来看,其程序立法较为简单抽象,导致实体立法难以有效实现。 (二)地方保护主义现象的普遍存在 执法机构和执法人员是执法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分。在日常经济生活中,一些执法机构和执法人员为了维护其区域的经济利益而在执法过程中实施地方保护主义且该现象普遍存在。与此同时,在经济执法过程中缺乏必要的监督机制,这导致权力来乱用等现象时有发生。 三、针对我国经济发现有问题提出的完善措施 (一)完善经济宏观调控方面的法律法规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完善经济宏观调控方面的法律法规是不可或缺的。2011年12月份,我国居民的消费价格大幅度增长,其存款同时也出现了负增长的现象。若要解决此类问题,就要政府对经济市场进行宏观调控,通过完善法律法规来严厉打击哄抬物价的恶劣行为。 (二)针对外汇管制制定相关法律 在全球化不断加深的社会背景下,针对外汇管制制定相关法律这一建议的有效落实是刻不容缓的,这也是为了适应社会背景所必须的。如今的当务之急是我国必须吸取其他国家外汇管制相关法律的精髓从而制定出适合我国国情并能够应对全球化汹汹来袭之势的有关的法律法规。其法律法规的制定落实,在维护国家金融市场稳定、保证国民经济稳定增长有着深远的意义。 (三)完善法律保护消费者的切身利益 随着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房价疯涨、物价动荡等都对国民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尤其是近些年的食品安全问题更是让人担忧,在对广大消费者的身体健康的同时还严重的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在如此社会背景下,国家通过完善法律保护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在打击不良商家的同时维护国家的国际形象,以健康且和谐的姿态迎接全球化,发展国民经济,使得社会主义市场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四、结语 总而言之,就我国现有的经济法体系来看,其还需要学者和业界携手就现实现存的经济问题、总结国内我历史经验来完善,以确保我国的经济法体系可以接受复杂经济市场的考验,同时还要对经济法的内容、构架等不断调整以确保适应社会法杖。只有做到了这些,我国的经济法体系才可以做到有效的宏观调控市场经济、维护国家利益、维护人民群众利益、保障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市场才可能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作者:石云 单位:辽宁建筑职业学院 社会经济论文:社会经济法论文 一、权利义务分配功能 法律对于权利和义务的分配功能是其基本的功能之一,通过对权利和义务的分配与协调,可以有效的促进是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权利和义务的分配贯穿于法律体系,也是实现法律价值的重要途径,因此有很多专家认为,权利和义务的分配与协调,是经济法的基本社会经济功能。权利和义务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关系,二者之间既存在着对立关系,又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正是这种辩证的存在构成了经济法的基本运行机制,同时,这种运行机制对于权利主体的利益分配有着重要的影响。社会经济的分配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层次,第一是资格与资源的配置,其主要是针对经济主体从事某种活动的资格,使得符合条件的主体可以获得相应的资源以及资源的使用权,这这种资格与资源的使用导致的利益分配结果也是有所不同的;第二是资本和资源的干预分配,国家对于经济主体的资源使用行为进行干预,保证经济利益的平衡性,不会造成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 二、经济信息传递功能 在开展一项经济活动之前,需要对从事的经济活动以及从事的主体进行性质确定,同样也需要对经济行为和后果进行预测,所以在进行决定之前,需要对预期行为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确定经济主体的行为。在决策的过程中,影响评估结果的主要因素分为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只有具有足够的经济信息为依据,才能充分发挥经济法的作用,为人们从事经济活动开展必要的信息传递,根据各种优惠政策和限制条件确定经济活动的开展。通过这些规定,可以使经济主体对其所开展的经济活动和行为有客观而全面的认识,也可以借助经济法的信息传递功能,帮助经济主体确定自己的行为方向,以此来获取更多的信息。 三、激励功能 参与经济活动的主体追求的是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在经济主体的活动中大多存在着自立性、理性以及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典型特征。人在追求利益时,其动力来自于对利益的追求,同时人也存在着理性的约束,在约束条件下追求利益,才能保证其行为的可靠性;另外,参与经济活动的主体在经济利益的分析活动中,始终处在核心地位,这也是经济法激励功能的直接体现。人是经济行为的主体,对利益的追求使得人们在参与经济活动时形成鼓励和促进的正面效应,提倡任何经济行为的开展都要努力实现经济活动的信息表达,也需要通过经济活动的结果实施相应的赏罚。经济法的激励功能对于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向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不断修正人们的偏好,并且严格规范经济活动的选择,以此来实现社会和经济的协调发展。经济法的激励功能是较为明显的,而且对于利益主体也会产生重要影响,在经济活动和行为中具有显著的激励效果。 四、节约交易费用功能 交易费用,即交易成本,经济活动的开展必然会产生相应的费用,而在交易的过程中,首先需要确定的是交易的伙伴以及交易的产品,然后再确定交易的费用,交易费用中包括谈判费用、缔约费用、监督履约费用等等,需要将这些费用进行详细的核算,才能得到准确的交易成本数据。节约交易费用功能的体现,在于遵循经济法和有针对性的经济法的创建,二者均是节约交易费用的功能体现。遵循经济法主要是在参与经济互动的过程中,人与人、人与经济之间关系的协调处理,同时也可以通过必要的人际关系降低交易成本。从创建有针对性的经济法的角度来说,需要根据经济活动的变化,依靠权益保护单位提供的相关信息,通过法律手段对自身的经济行为给予保障,再通过法律的形式确定该信息属于真实可靠的经济信息,便可以节约大量的交易费用,在保障经济主体的利益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 五、结束语 本文主要对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功能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其功能体现不仅反映了经济法的价值和本质,同时也体现了经济法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经济法的功能界定,是当前社会研究领域中重要的理论基础,因此,加强对经济法社会功能的研究,对于加强经济法的执法和理论研究力度有着重要的意义。 作者:黄秀甜 单位: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 社会经济论文:金融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联系 金融的特点是资金融通,而利息率则令当前消费转化为未来消费,实物储蓄转化为货币储蓄使储蓄增值并转化为投资成为可能。这样也就决定了金融有条件吸纳社会上的闲散资金转化为储蓄,进而为各业生产提供资金来源。与此同时,金融的特性也使它成为动员储蓄和投资的最佳途径:一方面,把分散的储蓄者用于投资或存储的资金集中起来需要大量信息和投资渠道,发挥规模经济的优势,而流动性金融市场能增强金融工具的多样性和流动性以满足持有多样化证券组合的需要;另一方面,动员储蓄牵涉大量筹资企业与拥有剩余资金的诸多投资者,金融中介则能够以最低的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大量地动员和形成储蓄,从而有效地避免信息不对称的弊端。 由于金融的发展优化了资源配置,使得资金得以合理流动,进而提高了资本效率。金融能够降低长期投资的流动性风险。高收益的投资项目需要长期的资金占用,为此,储蓄者必须承担因资金长期被占用而产生的资金流动性风险,以致不愿长期投资。而资本市场交易、各种金融工具的创新,金融中介的往来存款业务以及针对外部冲击对流动性投资和非流动性投资进行的动态均衡组合部位金融则具有降低和分散流动性风险的能力,可为力争回避流动性风险的储户提供最大限度的保障,这就使得更多资金得以流向周期较长的项目。金融可以使储户节约获取信息的成本,金融中介具有令个体储户更大的获取和处理众多企业、管理者和经济环境方面信息的能力和专业评估技术,能为其成员提供投资信息服务的成本比个体储蓄投资者通过个人努力获取信息的成本要低得多。 正确认知金融风险,降低其对经济发展的滞阻作用金融在社会经济运行中所处的重要地位不仅体现在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同时金融危机的爆发对整个经济体系正常运转的冲击也显现出了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负效应。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使人们认识到了金融的稳健发展对于全球经济与社会稳定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稳定和促进作用。 金融活动中的不确定性是金融风险客观存在的主因。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只要有不确定性存在,就会有风险存在。金融业是高负债经营的产业,自有资金所占比重相对较小,其资金来源主要依靠把零散储户的流动性负债转化为对借款人的非流动性债权来得以实现的。前者的存在,须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储户对金融机构的信心;二是金融机构对借款人的筛选和监督高效。如果不能满足这两个条件,金融风险就会存在:一方面,由于市场信息的不对称性和市场经济主体对客观认识的有限性,只要银行经营稳健,储户就能认识到全体不挤兑更利于集体利益,但在银行面临“困境”时,储户就极有可能为降低预期风险而参与挤兑;另一方面,由于市场经济主体存在机会主义倾向,金融机构管理者趋于采用高风险、高收益的投机策略,从而导致金融资产质量下降,借贷人也有可能采用不正当手段,如欺骗、违背合约以及钻制度的空子来不合理占用资金,导致金融机构对借贷人的监督不能完成了解,从而产生金融风险。 金融对社会经济运行的广泛渗透性和扩散性导致金融风险具有较强的传染性。首先,金融机构作为储蓄和投资的信用中介组织,其若经营失策必将连锁造成众多储户和投资者蒙受损失。其次,银行创造存款货币扩张信用的功能也会使金融风险具有数倍扩散的效应。再者,银行同业支付清算系统把所有银行联在一起,任何单一银行的支付困难都极可能酿成整个系统的流动性风险。最后,信息不对称会因某一金融机构的困难被误认为整个金融业的危机,进而引发恐慌。金融的这些特殊性使得其风险性相对其它行业而言具有快速、面广的特点,极有可能使原本为局部性的金融困难快速演变为全局性金融动荡甚至是经济危机。 金融资产的高度流动性和金融风险的隐蔽性以及金融危机的突发性会导致金融风险易于演变为金融危机并将严重危害经济发展。随着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国际金融市场的迅猛发展以及科技的快速进步导致各地区金融资源融合和互动的规模加大、速度加快,任何一个国家或任何一个地区的金融风险都将会很快传染到别的国家或地区。与此同时,信用存在的有借有还、借新还旧、贷款还息等特点以及银行垄断或政府干预等外在因素又很容易将其掩盖,使其得不到及时解决并日益严重。如果这种金融风险逐渐累积到一定程度爆发时,就会演变成金融危机,并会加剧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可预测的破坏。所以说,金融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具有双重性。它既能够极大地支持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会产生金融风险,甚至引发金融危机,对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严重危害。所以,在积极发展金融业,创新金融服务的同时,必须加强对金融业的监管,及时发现和化解金融风险,预防和抑制其对经济发展的阻滞作用。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要赶超发达国家,稳健发展金融市场显的尤为重要。 作者:赵阳单位:中国工商银行太原并州支行 社会经济论文:论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体系耦合机制 森林资源和区域内生态坏境是林业资源型城市发展的物质基础。森林资源的存在,特别是天然林的存在是维护陆地生态平衡并且是改善区域环境的最重要因素。生态环境的改善会促进区域内林业资源的再生,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物质基础;经济增长和社会良性发展为生态建设、环境保护提供资金和制度保障。林业资源型城市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各子系统间的相互关系。 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系统耦合机制分析耦合是指两个或两上以上的系统或运动方式之间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以至协同的现象,是在各子系统之间的良性互动下,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相互协调的关联关系。我们把林业资源型城市的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两个系统通过各自的耦合元素之间产生相互作用、彼此影响的现象,定义为林业资源型城市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系统耦合。 在整个林业资源型城市系统中,森林资源是其社会存在和经济发展的基础资源,也就意味着森林资源总量及质量支撑或者限制着社会经济发展。社会经济发展的提升会对森林资源及区域内的生态环境产生负面影响。反过来,森林资源总量减少及生态环境的破坏反作用于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分别表现为对环境污染治理的要求和对森林资源恢复的要求,其最终结果是促进森林资源再生和生态环境的改善。这样一来,通过压力———承载———反馈之间的互动就形成了林业资源型城市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系统耦合。 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耦合目标林业资源型城市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耦合作用的总体目标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区域内构建产业结构合理、生态功能高效、林业资源良性循环、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耦合关系为标志;以改善生态环境为主体,实现森林资源与社会经济的平衡发展,在森林资源发挥出最大的生态效益的同时带动社会经济的发展,推动社会经济和民生质量的全面提高,最终实现林业资源型城市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目前,国内学者对“社会—经济—生态”复合系统进行耦合分析的成果已颇为丰富。尤其是系统科学的发展为区域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近年来许多学者采用系统动力学方法、灰度关联分析法、协调发展模型等方法对存在互动关系的系统进行耦合测度的研究结果都表明耦合度结果不仅可以阐明系统间的互动关系,而且可以描述系统的演进态势或趋向,对于调控系统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林业资源型城市是由社会经济子系统与生态环境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共同维持的整体。因此需要从系统耦合的视角来看,通过分析其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系统耦合机制的分析,建立适用于林业资源型城市的耦合度模型,以阐述林业资源型城市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系统关系的本质和协调状态尤为重要。 作者:王楠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社会经济论文:绿色信贷在社会经济资源的地位 我国商业银行绿色信贷发展现状通过对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兴业银行和浦发银行七家银行在绿色信贷政策制定与执行等现状进行研究。 我国商业银行绿色信贷发展现状 一是在环境政策制定和执行措施方面,七家商业银行均积极响应国家相关政策的号召,制定了详细的信贷年度指引,并以相应的绿色信贷政策修正了原有的信贷操作流程,还采用了信息系统控制、白名单制等较为先进的管理方式来保障绿色信贷的切实实施。特别是兴业银行还在2008年成为中国首家“赤道银行”,初步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符合赤道原则的制度体系,并在全面合规管理系统中融入了赤道原则的一些重要要求。 二是在专责机构设置方面,七家商业银行里只有兴业银行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绿色信贷专责机构——可持续金融室;而类似于招商银行绿色信贷领导小组这样的机构,由于主要是由总行公司部、信贷部、授信部和审批部的相关负责人兼任组成,所以并不能称为真正的专责机构。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等则将绿色信贷管理职能分散于授信、信贷管理、办公室、企业文化、员工工作等部门,没有设立明确的专责机构或小组。 三是在绿色信贷实际操作的力度方面,七家商业银行都对限制类、淘汰类和“两高”行业的贷款有了不同程度的退出,一些银行还向环保项目和新能源开发项目投放了专门的贷款。根据工商银行2011年的社会责任报告显示,工商银行2011年钢铁、水泥等7个产能过剩行业贷款余额仅占境内公司贷款余额总量的2.74%,且呈逐年下降趋势。但从总量和占比上来看,我国商业银行在“两高”行业的贷款存量还占有不小比重,投向绿色环保项目的贷款比例仍然偏低。此外,相对于兴业银行等股份制银行来说,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在绿色信贷业务创新方面明显处于落后的局面。 四是在与国际准则接轨程度方面,除兴业银行公开承诺采纳《赤道原则》外,工商银行和兴业银行都于2009年前后加入了《碳披露项目》,兴业银行和招商银行还加入了《联合国环境署金融行动》。 五是在环保信息披露方面,七家商业银行都了包含绿色信贷内容的社会责任报告,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和浦发银行还引入了挪威船级社、安永和毕马威等第三方中介机构的审验机制。 六是在环境表现方面逐步获得社会认可。工商银行和兴业银行曾获得“最佳绿色银行奖”,浦发银行和招商银行曾获得“最佳绿色信贷奖”。 我国商业银行绿色信贷发展存在的问题从对我国商业银行绿色信贷的现状研究来看,在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趋势的影响下,绿色信贷理念得到我国银行业的普遍重视,但还存在若干不足。 第一,我国商业银行的相关政策与措施紧跟国家宏观调控,潜在连贯性较差,且境内外难以统一。虽然本文所研究的七家商业银行都在不同程度上制定了与绿色信贷相关的政策与规定,但是大部分商业银行仅仅是在追随国家宏观调控的政策,并没有自发根据国际规则进行主动性的调整。考虑到我国在环境方面的政策与国际上存在一定差距,下一步还可能会继续进行调整,目前这样的情况可能导致商业银行根据国家即期调控政策而制定的信贷年度操作指引不具连续性,造成难以准确预测一些期限较长的信贷项目风险的现实问题。根据我国当前环境政策所制定的年度信贷操作指引不一定符合通行的国际准则,可能会使我国商业银行失去一些与国际机构进行合作的机会,并且难以对境内外机构进行统一的风险管理。 第二,我国商业银行普遍还未建立绿色信贷专责机构,影响了绿色信贷政策的总体部署与长期实施。从绿色信贷专责机构的设置情况来看,我国商业银行进展较慢,只有兴业银行成立了真正意义上的专责机构。目前,除去国家宏观调控政策规定的范围以外,我国商业银行的绿色信贷落实主要靠关键部门负责人以及相关人员的自发意识,还未能将绿色信贷的推进和管理提到核心和长期发展战略的重要地位,操作中也普遍缺乏规范性、连续性和监督性,绿色信贷实施机制的缺位将对我国商业银行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第三,我国银行积极推行的环保实践和宣传活动与绿色信贷联结性不足。为了树立积极的企业形象,我国商业银行参与了许多绿色理念倡导活动,但这些活动与绿色信贷的联结性并不是很紧密。从研究的情况来看,目前尚未有任何一家国内银行公开明确进行与绿色信贷理念相关的宣传活动或是环保实践,我国商业银行对绿色信贷宣传的广度和深度远远不够。加快我国商业银行绿色信贷发展的建议推进我国商业银行绿色信贷的发展,应当从我国商业银行本身和外部社会制度两个层面同时入手。 加强绿色信贷制度建设 一是积极加入和履行国际准则,保证信贷政策的连续性。我国商业银行市场化经营起步较晚,绿色信贷理念在我国被广泛认同的时间也不长,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加入国际准则的还比较少,但大部分商业银行都对国际原则和协议进行了积极地研究与探索。对于当前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来说,虽然加入国际准则和契约意味着更严格的信贷管理标准、更详尽的信息披露、更严厉的公众监督以及可能在市场竞争中损失短期利益的困境,但考虑到我国未来对于环境保护事业重视程度的不断提升、金融行业全球化程度的不断深入,在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如果可以以可持续发展的眼光不断推进与国际接轨的绿色信贷政策,将有利于自身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信贷政策的稳定性,规避中长期贷款的市场风险,同时还可以很好地提升自我的品牌形象和声誉,获得更多的国际合作机会。若在短期内接受国际准则的条件不成熟,也可以考虑尽快组成商业银行的联合机制,参考国际通用准则,制定适宜于中国国情特色的绿色信贷准则与协议,积极影响我国银行业和宏观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占取市场先机。 二是完善绿色信贷组织机构建设。绿色信贷作为一项政策关联度强、技术含量高的新兴业务,商业银行在业务开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遇到许多的困难与困惑。我国商业银行可以考虑借鉴花旗、汇丰等赤道银行的做法,成立绿色信贷政策委员会等绿色信贷组织机构来专门负责绿色信贷相关战略、政策的制定以及重大项目的授信、审批和贷后风险管理。还可以考虑设置绿色信贷的专门岗位来贯彻执行相关的绿色信贷政策。未来,商业银行还可以考虑成立低碳经济专职服务机构,有针对性地服务于那些规模尚小的低碳环保企业,以增强绿色信贷业务的竞争能力。 三是进一步加强绿色信贷宣传力度。绿色信贷业务创新要取得各方认可、获得持续成功并最终实现商业银行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需要各参与方充分认可低碳环保理念,并愿意将之付诸行动。商业银行可以考虑通过开展各类环保活动、资助相关研究项目、积极组织或参与高端论坛等方式,向员工与客户群宣传绿色环保意识的重要性,吸引客户群更多地介入与环境保护或新能源开发相关的项目,促进客户群与员工共同主动参与到绿色信贷中。不断完善外部制度生态社会建设既需要政策、法律手段的正式约束,又需要教育手段、社会准则与规范的非正式约束,因而完善的环境制度目标架构应是三足鼎立的“政府+市场+社会”的有机联动。在社会制度建立方面,政府也应当适时采取建立全社会绿色环保理念长效宣传机制、健全绿色信贷法律保障和环境污染惩罚机制、建立碳金融市场交易机制、落实绿色项目财税激励机制和建立有效的环保信息传导机制等方式来不断优化绿色信贷制度环境,以帮助商业银行更好地推行绿色信贷的发展。 作者:陈晓李卢霞单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中国工商银行博士后工作站中国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 社会经济论文:社会经济转型视域探讨农地流转 农地流转是农村社会变迁中生产方式变迁的一部分,将农地流转放在社会经济转型大背景中考察或许易于探究其本源。本研究正基于此理念,在对河南省农地流转系列调研基础上考察农地流转问题。 1、调研说明与基本原则河南省是农业大省、人口大省、粮食大省,2011年全省人口已达1.0489亿人,城镇化率为40.57%(2011年全国城镇化率达到51.3%),农村人口6233.6万人占全国农村人口65615.9万人的9.5%;2011年粮食种植面积986万hm2,占全国全年粮食种植面积11057万hm2的8.92%,2011年提供了粮食5542.5万t,占2011年全国粮食总额57121万t的9.7%[14-15]。因此,对河南省农地流转状况的调研具有典型性、代表性。为了做到调研工作深入、有效,近年来,笔者对农地流转调研活动与数据整理进行了精心安排。 1.1力图全面性调查人员主要是来自于河南农村的本科生,是动员、征召以经济学专业为主的学生利用寒暑假进行调研,征召时基本要求来自农村。本研究所用的调研资料是基于2010—2011年寒暑假期间的调查,涉及河南全省18个地市中的56个县(市)里的68个村,其中发放调查表900余份,回收有效调查表470份。 1.2强调真实性笔者在每学年以至每学期都对参与调研的学生进行培训,传授访谈调研方法,并要求调查人一定要入户面对面访谈、自己记录,调查资料做到求真、求实、宁缺勿虚。调查人由于自身来自农村,就较容易获取调查内容,提问直入问题核心,容易获得现场第一手资料。 1.3追求调研结果一般性在每次调研开始之前,笔者不仅强调入户调研访谈的随机性,而不论其是否有农地流转,而且尽量避免被调查农户集中较小范围,不准刻意寻找农地流转农户。如果条件允许,可在对一个村庄做初步估计、整体分析基础上,再入户调查,保证调查资料的一般性,避免以偏概全。 1.4保证持续性本专题调查是笔者的研究方向所需,也适应有关课题研究。因此,笔者每学年组织学生调研,并促进部分调查人组成调研小组;除填写、回收调查表外,每个调查人都撰写调研总结。最后,笔者组织人员对调查资料整理,如剔除无效调查表、询问调查细节、完善调研总结、总结经验等。 2、河南省农地流转的基本态势——缓慢而急需虽然已有研究[16]将中原农区农地流转归纳为农户自发流转模式、基层组织引领模式、龙头企业引领模式、农民专业合作社引领模式和土地银行模式等5种主要模式。但是,笔者综合本专题调查成果内容包括调查表、访谈记录、调研总结等,根据本调研的广度,获得如下基本事实。 2.1河南省农地流转总体规模比例仍较小从汇总数据看,2010年农地流转总转出数占总承包地面积的7.01%,总转入数占总耕种面积的16.18%;2011年农地流转总转出数占总承包地面积的14.48%,总转入数占总耕种面积的18.1%,见表1。自2005年以来河南省“年底常用耕地面积”都在7200千hm2稍多[17],由此可估算出,2010年河南农地流转总转出承包地约504.720hm2,总转入耕地约1164.96千hm2;2011年河南农地流转总转出承包地约1042.56千hm2,总转入耕地约1303.2千hm2。根据河南省粮食播种面积统计信息,2010年河南农地流转总转出承包地占该年全省夏粮播种面积5306.67千hm2的9.5%,占该年全省秋粮播种面积4433.5千hm2的11.4%;2011年河南农地流转总转出承包地占该年全省夏粮播种面积5353.33千hm2的19.5%,占该年全省秋粮播种面积4506.54千hm2的23.1%。因此,总体来讲,作为农业大省的河南省农地流转总体规模并不太大。 2.2农地流转收益较低虽然各类土地流转价格有不同,一般趋势是平原地区高于丘陵山区,交通便利地区高于偏远地区。农地流转收益以货币形式为主,其他形式(如粮食、约定物品等)在逐渐减少。但是,总体价格都偏低:丘陵山区或偏远地区的农地流转价格在2250~3750元/hm2(即每亩150~250元)甚至有些地方的土地不时出现撂荒现象;平原地区交通便利,流转价格较高些,为5250元/hm2(即每亩350元)左右,土地撂荒现象很少见。 2.3农地流转规模变化缓慢从上述调研数据计算可知,河南省农地流转规模变化趋势在扩大,即农地流转总转出数占承包地面积从2010年的7.01%提高到2011年的14.48%,总转入数占总耕种面积从2010年的16.18%提高到2011年的18.1%。但是,由于总体规模不太大,这种变化也就显得不太显著。 2.4农户家庭老弱人员从事农村经济活动已成趋势从入户调查得知,农户家庭人员从事生产经营情况可分为4种基本形式。①非农活动+粮食耕种主要劳动力常年外出从事非农生产活动,农忙时节偶有返家帮收帮种,老幼成员承担农业生产活动。此类家庭固守农业生产,较少流转土地,即便有流转也是多因老幼劳动力较弱或缺乏而流转出去少量土地。②粮食耕种+偶有非农主要劳动力在家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偶有外出从事非农活动。此类家庭大多会为增加土地经营规模而流转土地入户,多数家庭逐渐成为相对的种粮大户,是农地流转集中入户的主体家庭。③非农经营全体劳动力常年从事非农活动,土地常年流转出去。此类家庭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深化在逐渐增多,是土地流转出户的主体家庭。④农业经营全体劳动力常年在家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但多数家庭利用流转入户的土地从事非粮食种植活动。此类家庭虽然从事农业经营活动,但主要内容是非粮食生产,如池塘种养、家禽家畜养殖、瓜果种植、农产品加工等。此类家庭流转土地情况是根据非粮食种植的经营需要,一般会增加流转土地入户。从调查总结中可知,除第三类家庭外,其他家庭都从事农村经济活动,其老弱人员除非丧失劳动能力或求学,都会持续参与农业生产。因此,随着农户家庭生育率降低、小型化,家庭年龄结构趋于老龄化,留居家庭的老弱人员常年从事农村经济活动成为一种趋势。 2.5农民的农地流转意愿变化明显随着务农收入水平与非农经营收入水平逐渐拉大,国家和地方对农民的各类农业生产补贴的发放,以及城镇化进程加快所带来的城市就业机会的增多,农民的农地流转意愿出现明显变化有2种趋势。①部分转出户转出意愿减弱这主要是由于补贴刺激了农业生产积极性,相对降低了耕种成本增加了耕种收益。但这种情况在总体变化中居于劣势,主要在那些不容易获得非农就业机会的家庭。当然,种粮大户或上述第四类家庭本来就不会轻易转出土地。②流转意愿增强由于就业机会的增多,转出户从不放心、怕麻烦、随意撂荒等转为积极主动、多种方式、灵活协商流转;由于政策趋于明确稳定、更容易成规模、多方式流转,转入户也愿意为增大耕种规模、实现规模效益、加大耕种投入等进行流转。这种趋势在不断强化,从表1中数据表现分析也是如此。 2.6农地流转总体处于自发、无序状态河南省农地流转的农户基本仍是在亲戚、朋友之间流转,但有依次向邻居、同组、同村、外来人员等逐渐拓展的趋势。但是流转方式、程序、约定内容、流转价格等关键内容都不统一,没有统一的组织或平台、专业人员、指导机构等,中介组织缺乏,大体都属于自然、自愿、随机、分散等自发状态。因此,除少数实验区、部分涉农企业参与组织外,农地流转基本上无正式协议、无统一市场、无系统指导的“三无”状态。用被调查农户的话说就是流转“不方便,要是政府拢着大家干就好了”。总之,从调研结果看,河南省农地流转的整体态势是进程缓慢,但从城镇化发展趋势要求与农民意愿不断增强的现状而言,河南省农地流转急需顺势持续推进。 3、农地流转深植于乡村社会经济转型过程河南省农地流转为何呈现如此态势?在调研中,调查人员虽然主要就农地流转状况对农户进行访谈,但是,绝大多数调查人都遇到类似情况:每次访谈稍有深入,农户所谈内容都会远远超出土地问题,非常自然地谈到家庭劳动力安排、耕种方式变化、家庭收入来源变化、子女教育问题、人员流动趋势、农村贸易问题、政府影响等。因此,从调研资料总结中逐渐得出,农地流转不是农户的一种孤立事件。“转型所涉及的大规模制度变化,属于人类所想象到的最复杂的经济和社会过程之列”。不仅如此,转型在根本上更是一个社会整体制度系统变革过程,因此,从总体上讲,社会经济转型指一个社会在主要包括基本制度、职能结构、发展路径三大方面从一种形态转换到另一种形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相互关系和借以形成的经济与社会体系的每一方面都会不同程度、不同速度地发生变革。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快速、大规模的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乡村社会经济转型似乎居于被动推动状态,但这不表示由此发生的变革独立于或脱离了整体社会经济系统转型,主动或被动地参与转型过程只表明不同利益主体获取利益的多少或权利转移的状态与趋势。因此,农地流转只是乡村社会经济转型在一种具体体现,乡村经济运行方式(包括具体的生产要素和农产品交易方式、生产组织与生产技术等)、农民生活方式、乡村治理方式等等变化都会影响农地流转——主要体现经济性质的生产要素交易方式的变革。所以,从乡村社会经济转型过程影响农地流转的各种具体表现来考察,可以得到更为清晰、系统的分析框架。 3.1农地流转渠道农地流转虽可采用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多种方式,农地流转渠道并不等同于农地流转方式,但农地流转渠道的多寡与畅通与否决定着农地流转方式。在调查过程中,农民反映土地流转“不方便”、“不划算”、“抛荒得了”等现象,其实是农地流转渠道少、渠道不畅、交易成本高的具体体现,是乡村社会经济现代转型进行中的问题。为开辟多种渠道,促进渠道畅通,降低农地权利交易成本,需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因地制宜出台促进农地流转的政策措施;二是加强农地流转中介组织的培育与发展。实践探索与农民意愿也正体现在这两个方面,但每一方面的发展、完善都需要一个渐进过程。 3.2劳动力结构变革传统农业劳动力绝大部分在乡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但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和快速城镇化、工业化过程后,非农就业机会激增,如今的农村劳动力结构发生巨大变化。①主要劳动力远走他乡(主要为大中城市)寻找就业机会增加收入其中获取非农就业机会尤其重要,已有研究[19-20]也得出非农就业机会激增对农地流转的正向作用。从本调研中可知,长期外出人口已占农村家庭总人口的28.7%,考虑到“在学人口”不能算作劳动力,这个比例的劳动力人口实际上接近是农村家庭的全部强壮劳动力总量,见表2。入户调查所看的情况也基本如此,最后形成老弱人员在从事农村经济活动的趋势。②农村家庭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有降低趋势调查总结为小学及文盲人口比例超过1/2,占50.6%(包括婴幼儿),根据中国户籍管理制度与实际就业状况,凡是农村受过中专以上教育的孩子都会转为城市户口到城镇就业,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孩子一般保持农村户籍。因此,农村孩子受教育程度越高,走出农村的人口就越多,最后,留在农村务农的劳动力基本是仅受过初中或小学教育,或者接近文盲。农村劳动力结构的这些变革必然会对农村生产方式产生影响。显然,这种影响是渐进的、由点及面的过程,反映在农村劳动力在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等结构性渐变。 3.3农村生产方式的变革主要是农业基本动力、机械、化肥等生产技术的广泛运用。从2000—2010年,河南省农用机械总动力分别为5780.6~10195.9万kw,提升了76.4%,同时,全国农用机械总动力分别为52573.6、92780.5万kw,提升了76.5%;河南省化肥施用折纯量分别为420.71、655.15万t,提高了55.7%,同时,全国化肥施用折纯量分别为2161.5、2353.7万t,仅仅提高了8.9%;河南省农村用电量分别为125.80、269.41万kw时,提高了114.2%,同时,全国农村用电量分别为2421.3、6632.3亿kw时,提高了174.9%[17,21]。农业新技术的运用促使农村生产方式朝着省时、省力、高效方向变革,缩短了农业播种与收获季节的长度,带动农村其他资源配置的变化(例如土地、劳动力、资金投入等),促进农村生产结构调整,出现农业生产的多样化、高密度性、反季节性。这些变化也带来农地利用方式或快或慢的变革,农地流转自然居于其中。 3.4农村家庭生活方式处于缓慢变化之中农村生产方式变革逐渐带动家庭生活方式变革,如家庭成员交游、就业范围逐渐扩展并远离故乡,家庭成员思想趋向开放、灵活、多变等。在河南省随机抽样调查农户中,河南农村平均每百个常住人口中61岁以上人数已由2000年的4.9人提高到2010年的9.6人,平均每户中常住人口已由4.14个降为4.05个;每百个就业劳动力主要就业地点中“省内县外”和“国内省外”已由2000年的3.0、5.9人提高到5.8、16.6人[17]。但是,许多变化是伴随着劳动方式、劳动场所、收入结构等变化而变化,变化巨大的家庭多已移出乡村。因此,在调研中发现,留居于农村的绝大多数家庭生活方式的变革总体呈现缓慢、被动状态。 3.5城乡社会互动状况虽然快速城镇化、工业化更多地吸引了农村资源向城市流动配置,但是,随着农村家庭收入增长与农村生产、生活方式变革,城市产品与服务也在开拓农村市场。实际上,在整体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河南农村金融创新和发展、户籍制度的改革、产业集聚区建设、河南农村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等,都促进了城乡社会互动。比较而言,这种互动对乡村社会经济转型有更大的冲击、推动作用。例如,农地流转的方向、规模、方式等,都与城镇化、工业化速度与规模的影响密不可分,特别是在城市周边的农村地区。 3.6市场深化速度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来源于现代市场力量。樊纲等[22]的研究表明,中国市场化对经济增长有巨大贡献,市场化改善了资源配置效率和微观经济效率,从1997—2007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39.23%是由市场化改革贡献的。据统计[17,21],2000—2010年,河南省城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为1313.92、6904.35亿元,提高了4.25倍,河南省乡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为555.88、1099.87亿元,提高了0.98倍;同时,全国平均每天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为107.1、430.1亿元,提高了3.02倍。因此,单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看,河南省乡村市场深化速度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约相当于其1/3;从城乡差距看,河南省城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差距从2.36倍提高到6.28倍,差距反而在快速增大。这说明总体而言,河南省农村市场拓展速度较慢,市场深化速度有待进一步加快。更重要的是,随着商品市场规模扩大,农村劳动力、土地、资本、自然资源等要素市场急需开发、深化。因此,从整体视角跳出农地流转单一事件看,河南省农地流转的整体基本态势与乡村社会经济转型过程密切互动,农地流转是社会经济转型的具体体现,乡村社会经济转型的缓慢决定了农地流转市场发展是缓慢的。 4、农地流转是农村重要生产要素利用方式的变革形式,通过对河南省农地流转调研发现,农地流转只是乡村社会经济转型的一部分,考察农地流转渠道与方式、流转期限、交易成本、流转对象与规模等,最根本的宏观决定因素是乡村社会经济转型整体进程,而转型不是突然、大规模的发生,而是逐渐深入、由点及面展开的。但是,在加快新农村建设、城乡统筹发展过程中,推进农地流转规模扩大,促进流转方式、渠道创新不仅是农户所愿,也是乡村社会发展现实所需。目前,以河南为例,统观全国,《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年)的实施、中原经济区建设、中部崛起等都急需传统农村社会经济的巨大变革。在社会经济转型大背景下,农地流转应随社会经济转型状态顺势而为,不应强推也不必迟滞,可以积极有序引导。为此,从“社会管理环境、主体利益、规则系统、交易体系”等方面提出4个方面的建议。 4.1遵守市场规则,政府为农地流转强化针对性的服务农地流转本质上是一种市场交易,政府应转换职能,政府职责重在为创造良好的市场发展环境提供公共服务,降低土地权利交易成本。例如,创新促进建立和完善农地流转中介组织、多渠道及时非农就业服务信息、加大农业技术应用补贴、加快城乡居民户籍接轨等。政府提高服务意识、优质服务、尊重农民意愿、遵守市场规则、少用或避免行政命令,这为农地流转建立有效的现代社会管理宏观环境。 4.2以人为本,配套实施社会经济发展政策,提高政策实践效果农地流转政策应以农民为本,以保障农民土地产权为核心,只有在许多促进乡村社会经济发展政策综合作用下,才能顺利有效,特别应防止“只见土地不见人”的强制性土地流转。这为农地流转提供政策协调机制,保障农民主体的核心利益。 4.3适时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规范农地流转市场行为不论是政府、企业或其他组织,还是农民或相关个人,都应被视为同等市场主体,通过有法可依规范各自行为,保护农民土地权利,促进农地流转市场健康、快速发展。这为农地流转建立完善、有效的规则系统。 4.4因地制宜,创造性地培育和规范城乡统一市场统筹城乡发展的经济动力来源于市场深化发展,灵活创新发展城乡统一的市场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基础,在当前一个时期尤其是在土地、资本、劳动等要素市场应当尽快统一,保证交易同权同质同价。这为农地流转创新、保障农民利益提供公开、平等、公平的市场交易体系。 作者:万举单位: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经济结构论文:“民工荒”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提供了一个契机 编者按:问题与观念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主要关怀。在后改革时代悄然到来的今天,影响中国前途的关节性问题有哪些;面对现实复杂性,观念的呈现和颠覆又如何。这些都是很多读者用心思量过、一直关心着的问题。月度论文拟为这种思考添薪加火,每月月初推出一个话题,旨在为作者留出讨论这些问题的公共话语空间。我们深知,任何对真理的简化都是危险的。所以,我们留出充裕的空间,也期待有兴趣的读者耐心品味。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热切盼望读者的回应与批评。 笔者不久前在《南方周末》发表了《谨防大学泡沫》一文,指出目前中国主要还是一个产业社会,不是服务业社会。中国的经济发展的主角还是蓝领劳工,受过大学教育的白领还是配角。而中国目前追求“世界一流大学”的教育战略,忽视了对劳工的服务,培养了过多的大学生。 没有想到,同一期的《南方周末》,刊发了“民工荒”的报道。这无疑是对笔者观点的一个最有力的支持。目前的中国,竟然是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而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民工在一些地方又告短缺,几乎和所有国家的劳动力市场背道而驰,可谓世界一大奇景。 可惜,中国社会对这一扭曲的劳动力市场还缺乏认识,更少有人讨论相应的对策。笔者去年曾提出,中国要考虑高工资、高福利、高劳动生产率的产业战略,不要守着低劳动力成本的短期优势固步自封。但此说在许多雇主对民工连最低工资也不愿按时付的时候,无异于天方夜谭。 然而,中国最终还是不得不面对高工资的发展战略。现在我们面临的“民工荒”,也许为中国经济结构性改革提供了一个契机。 一 “民工荒”的本质,是中国在21世纪初还在死守着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发展战略。众所周知,由于改革的成功,25年前的中国和当今的中国在经济上完全是两个“国家”。25年前,中国一贫如洗,没有基本的发展资金,除了依靠廉价的人力资源、走劳动力密集型的道路,别无他途。如今,中国已经完成了初期的资本积累,并且很快就会面临人口老化所带来的劳动力不足的危机。但是,我们却没有根据这两个完全不同的经济现实,完成必要的战略转型。 据《时代周刊》1979年引述的数据,1977年,中国的GDP只相当于3730亿美元,人均收入仅378美元。但“四个现代化”的计划,到1985年就需要花掉8000亿美元(上述数据均以当时的美元价值计)。可以说,中国当时是个近乎赤贫,毫无发展的本钱来偿付现代化所需资金的国家,只能靠出口石油和运用丰富的廉价劳动力为外资加工产品。 如今呢,中国的GDP以美元计达15000亿左右,翻了几乎3倍,人均GDP为1120美元,翻了几乎两倍。中国有大量的外汇储备,享受着可观的贸易顺差。中国终于有了发展的本钱!同时,再看我们25年前穷得叮当响时所倚仗的那些资源:如今石油不仅无法出口,而且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之一。这在1970年代末是做梦也想不到的。接下来我们应该问的另一个做梦也想不到的问题是:丰富的廉价劳动力,是否也会步石油资源的后尘、最终陷于枯竭? 这个问题,一年前提出还是个笑话。中国什么都缺,最不缺的就是人。然而,“民工荒”的出现提醒我们:中国早晚有一天会发展到缺人的地步。目前的“民工荒”还仅仅是我们看得见的人力短缺,以后还会有我们现在看不见的。比如,有关专家预计,今年底到明年初,世界服装和纺织品的进出口配额制度可能取消。这将引起世界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的巨大震荡。中国将成为这一巨变的主要受益国。根据《金融时报》所引述的估算,一旦这一贸易壁垒被彻底推倒,中国的纺织品出口将暴增,对美国市场的占有率将从现在的16%增长到50%。对其他发达国家的出口也将以类似的速度增长。也就是说,中国的服装与纺织品出口在短短几年内可能扩张数倍。而服装和纺织品制造是最重要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之一,在世界上雇用着4000万劳工。 如果中国抢下这个市场的一半,那么仅这一个行业,至少就需要20__万左右的劳工。这也无怪,一些外商已经开始抱怨在中国找服装、纺织工人越来越难。而再过十多年,中国将进入老龄化社会,年轻劳动力的相对短缺会进一步加剧。如果我们没有相应的对策,十年后这一问题将愈演愈烈,严重影响中国的发展。 以不愁能源为前提而发展经济,自然造成巨大的能源浪费,最终引发能源危机。同理,以不愁劳动力为前提而发展经济,会造成巨大的劳动力浪费,最终将面临劳动力危机。 我们这种坐守廉价劳动力优势的发展战略,造成了三个直接恶果: 第一,因为中国的劳动力太便宜,厂家不愿意投资更新技术、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因为新技术虽然节省人力,却需要投资。如果人力太便宜,那么买设备的钱,还不如用来多雇几个工人合算。一些国际经济界人士指出,中国正在陷入一个低技术的陷阱。即使是一些掌握新技术的外商,在中国设厂也宁愿多雇些廉价工人,少用昂贵的先进设备。这就大大影响了中国劳动生产力的提高。 第二,由于认准了廉价劳动力的战略优势,对劳工的既有权利就存在严重的忽视。这次“民工荒”的报道,特别提到有些绝望的厂家,为了吸引工人拿出格外优惠的条件,其中之一竟是“按月发工资”!可见在正常情况下,很多民工是不能指望按月拿工资的。这无疑使中国一大部分产业大军成为贫困阶层,无法进入中产行列,无法作为消费者来刺激内需、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动力。 第三,我们把民工如同石油一样,看成是一种“自然资源”,而且似乎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平时并不加以培养,在需要时招纳,不用则随手扔掉。企业如果只看眼前利益,把工人当临时工使,招之即来,挥之即去,那么工人一旦被解雇或“提前退休”,就可能因长期失业而丧失劳动技能。这无疑加快了现有劳动力大军的“折旧率”。同时,对 基础教育特别是农村教育的严重忽视,以及城里人对外来人口的歧视,使大批民工子弟失学。一旦我们需要提高产业层次,提高对工人的技术要求,下一代劳工就马上会因缺乏必要的教育而有训练不足的问题。 低工资、低教育、低技术、低劳动生产率、高劳工淘汰率。在这四低一高的前提下求发展,只能进一步加大对廉价劳工数量的需求。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沿海地区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如今中国的人均GDP,已经与印尼这样的国家持平,超过了许多发展中国家。比如,现在中国服装与纺织品业的劳动力价格,已经达到每日2.5-3美元,比越南每日1-1.5美元的水平高出一倍以上。甚至地处美国周边的加勒比地区的一些国家,劳工也比中国的便宜。可以预见,十年后,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劳动力会比中国便宜,我们的低薪优势很难永远维持。同时,15年后,中国人口老化,每个劳动力所抚养的人口增加,劳动生产率不大幅度提高,使每个劳动力所生产的剩余价值上涨,无法抚养得起老龄化的人口。 二 正是基于这一远景,笔者曾经提出借鉴日本的经验。在1950年代,日本的战后经济起飞同样主要靠的是廉价、肯干、守纪律的劳动力。但1960年代初,日本主动放弃这一优势,寻求高工资、高福利、高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战略。这不仅使日本在经济上与欧美比肩后仍然有巨大的发展后劲儿,而且在进入人口老龄化之后,仍然维持着强有力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因为没有作出这一战略转型,加上体制上的落后,在经济发展上已经吃亏。日本企业在战后25年之时,也就是1970年左右,已经开始征服世界。日本的汽车、电器、工业设备全成为世界的名牌,占领的几乎全是高端市场。 当年抢着拣美军扔掉的垃圾的日本劳工,如今在世界上属于工资最高、福利最好,素质最优之列。中国如今已经改革25年多,但是,哪怕是制鞋,也要顶着人家的牌子。劳工不要说高工资、高福利、终身雇用,连欠薪的问题也难以解决。这样的战略,成功的前提就是维持贫困。所以它能让中国走多远,也就可想而知了。 改变这一局面,就需要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重新进行思考。 首先,中国应该保障劳工基本的权益和福利,制定合理的最低工资和职工福利标准。这对企业来说,无疑会提高劳动力成本。但适当提高劳动力成本,将鼓励企业的技术创新和优化管理。同时,劳工提高了收入,就有资源对下一代的教育进行投资,提高十几年后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否则,民工的子弟还是民工,盲流的孩子仍然是盲流,中国人世世代代要给人家的厂商制鞋子。 第二,鼓励企业对职工的长远利益负责,培养高素质的蓝领阶层。应该说,在1990年代,中国和美国是世界经济中两个最大的赢家。人们把两国的成功,归结于自由市场。结果,美国那种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成了使用人力资源的理想模式。从理论上说,在美国式的体制下,老板对雇员只需要维持短期的雇用关系,可以随时解雇。这样不仅降低了企业的成本,而且由于老板不担心未来无法解雇不需要的工人,在生意好时雇用新劳工的顾虑也比较少,所以对失业缺乏保护的美国的失业率反而一直远远低于欧洲。 但这种自由市场的神话,一开始就受到了挑战。比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Robert Solow很早就注意到日本的终身雇用制的优势。在美国,一个工人到汽车厂干几年,经济不好后马上被解雇,只好换个行业。结果业无专精。而老板知道一个工人使用几年就走人,当然不愿意在这个工人身上进行教育投资、发展其技术专长。日本的工人则一进厂就享受终身雇用的待遇。老板知道要使用这个工人一辈子,只有提高他终身的技术素质,企业才能受益。所以,企业愿意为每个劳工一生的劳动生产率负责,使之享受“终身教育”,其劳工素质超出欧美,也就不足为怪了。现在中国的不少业主连临时雇用的民工的工资都要抵赖,更不用提业务培训了。这最终当然就使中国无法产生优质的蓝领阶层。文秘站版权所有 不错,欧洲的失业率是比美国高。但最近有研究表明,这种失业率并不一定是低效率的表现。美国虽然就业较充分,但在劳动大军中,有大量今天东家干干、明天西家干干的散兵游勇。这些人素质甚低、工资也甚低,在工作岗位,常常是现学现干、甚至越帮越忙。欧洲的福利社会,等于花钱把这些人养起来,让他们别去工作岗位捣乱。真正工作的,则是业务精熟的员工。所以,虽然欧洲人度假时间长、福利好,但从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企业赢利等数据看,除去德国之外的西欧国家,都毫不比美国逊色。 中国要走哪条路,当然还需要摸索。但是,即使像美国这样最极端的自由经济,工厂还是要给职工提供许多基本的福利,如职工全家的医疗保险,孩子上学的补助等等。著名的福特汽车公司,每产一辆车,其成本中竟有1000美元是职工的医疗保险,比其所消耗的钢材成本还高!而中国的劳动大军,则越来越临时工化。职位、福利没有基本的保障。特别是许多工厂,让四十几岁的工人退休。这些人回到家里,工作技能退化。十年后一旦人口老化需要一些高龄职工出来工作,这些人到时候已经完全失去了工作能力,加大了中国被抚养人口的比例。 对比美日的雇用制度,可以说美国是劳动力资源密集型,日本是劳动力资源集约型。美国地广人稀,有增加人口、吸收移民的潜力。没有人用就进口移民,人口老化得慢,不愁没有劳动力,结果使用劳动力就如同使用能源一样,不注意节约和效率,随用随扔。日本则人口稠密,移民条件差,人口老化快,现有劳动力日益减少。所以雇一个人,就要用到老,让他为社会干的时间越长越好。中国的情况,显然更接近于日本。所以,我们对已经有的劳动力要倍加珍视。而终身雇用制注重职工的长远利益,能够较好地维持劳动力的使用年限,保持现有劳动力的质量和数量。所以,市场经济中的终身雇用制,是一个值得探求的经营模式。 第三,教育要适应劳动市场的需要,不能再以计划的手段办教育。目前的“民工荒”,还属于劳动力市场的表层危机。深层的危机恐怕是劳工缺乏训练,劳动生产率低下,无法胜任更复杂的技术工作,进而没有提高自己工资水平的本钱。对此,国家应该做的,是为教育创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鼓励私立学校的发展。对于一些教职员过剩、规模过大的学校,应该进行分解,就像韩国在1990年代末金融危机后分解垄断的大财团一样。这些经过分解后的学校,规模降到和民间学校相当的水平,其经营会灵活,对市场反应也会更迅速,也使私立学校有可能与之竞争、争夺生源。这样,各学校就不会争先恐后地消耗资源、成批培养劣质博士,而是注重本科生的教育,注重短平快的职业培训,使教育直接对劳动力市场负责,特别是承担起将农村民工迅速转化为世界一流的产业大军的使命。也只有这样,劳动力的素质才能跟上技术进步的进程,保证中国制造业长远的竞争优势。 三 目前中国社会的一个最为矛盾的现象是,一方面我们正在建设21世 纪的“世界工厂”,认定制造业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根本。但另一方面,我们对待这一注定要长期在我们社会中生根的制造业的基础———蓝领工人时,却是典型的短期行为。结果,产业是长期的,工人却是临时的。本来,近25年中国的经济起飞,制造业的工人立了首功,而且在未来几十年他们还将是中国发展的主动力。可惜,中国社会崇拜的是所谓“中产阶层”,而且将这个“中产阶层”明确定义为白领。市场追逐着这些“中产阶层”口味,奢侈品大行其道,教育争先恐后地为这一阶层生产高等文凭。 但是,我们却从来没有想过,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一个蓝领的中产阶层。这一阶层达到“小康”,才能创造健康的消费品市场。我们的教育,应该为这一阶层提供必要的技能训练。蓝领阶层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文化自信,有足够的经济和教育资源,中国的制造业才可能升级。我们才有资本谈“中国的世纪”。 经济结构论文: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三个主要阶段及特点 第一次经济结构调整:1979—1984年 由于从1958年起到1978年,中国经济建设除了1961—1965年的调整时期以外,许多年份都犯了盲目追求“生产高速度、建设大规模”的错误。同时在建设过程中,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在重工业的建设上,片面强调“以钢为纲”,忽视能源和交通运输业,在重工业内部,则片面强调自给自足,忽视协作配套和服务体系的建设。如此日久天长就形成了畸形发展的经济结构,某些重工业部门过分突出,而农业、轻工业、能源工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商业、服务业等行业相当落后。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效率低下、浪费严重、投资成本大而效益低成为这种畸形经济结构的特征。此外,城镇大量失业人员的问题日益突出,城乡居民收入难以提高,生活水平长期未能得到改善。 针对这一问题,中国政府于1979年提出了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通过调整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结构和价格、财政等政策,调整了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加快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使得农业的基础地位开始明确,轻工业与重工业之间比例得到调整,能源供应得到较好的改善。但是在这一时期,又出现了加工业发展过快的新问题。由于基础设施、原材料工业跟不上加工工业的发展速度,供求矛盾开始突出,加上农副产品的供应增速跟不上城乡居民购买力的增长,通货膨胀开始出现并越发严重,为此,自1988年起,中国政府开始了第二次结构调整。 第二次经济结构调整:1988—1991年 1988年9月,中国政府提出了治理整顿、全面深入改革的方针,在大力治理通货膨胀的基础上,着力调整经济结构。此次调整主要是通过调整投资结构和贷款结构,在消除经济过热的同时,实行向部分产业和企业“倾斜”的政策,把其他方面压缩下来的资金、原材料、能源和运力集中支持重点产业和重点企业,使得农业、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交通运输业等产业增加了有效供给。这次调整尽管有效地增加了短缺商品的供给,抑制了通货膨胀,但只是缓和了部分经济结构方面的突出矛盾,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结构失衡的问题,能源、交通、重要原材料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仍然是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特别是1992年出现的新一轮经济过热使结构性矛盾更为突出,地区结构、企业组织结构不仅没有得到优化反而有劣化趋势,最终成为1994年恶性通货膨胀的主要诱因之一。 从前两次结构调整的情况来看,由于经济体制上缺乏对部门、地区结构调整的机制,调整手段基本上是依靠对投资规模、投资项目和对国有银行信贷规模的行政性控制,其实际效果十分有限。加之这两次调整只是一种增量式的调整,对巨大经济存量的问题则基本没有触动,因而中央政府的调整目标最终往往难以实现,致使结构性矛盾反复出现。1991年以后,尽管结构调整的工作仍在陆续进行,但基于同样的原因,经济结构并未出现明显的改善。 第三次经济结构调整:1997年以后 1993年下半年以后,为了治理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中国政府加强了宏观调控,利用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抑制需求膨胀,同时继续推进了价格体制、流通体制和财政体制、金融体制的改革。至1996年,宏观调控已经收到明显成效。但是,在经济总量平衡状况明显改善的情况下,结构性矛盾再次突出。原来存在的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落后的局面不仅没有改变,某些方面的“瓶颈”状况更为尖锐。此外,“大而全、小而全”和盲目重复建设问题还很严重,制约着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的提高。为此,1997年以后中国政府再次加大了调整经济结构的力度。此次调整的主要内容是: 加大产业政策执行力度 1994年3月,中国政府颁布了《90年代国家产业政策纲要》。从《纲要》出台后的实际情况看,产业政策并未对经济结构产生明显影响。其原因主要是重点支持的行业范围较大(占GDP的比重超过50%),政府能够提供的支持能力却明显不足。同时政府缺乏推行产业政策的有效手段,各个部门和环节之间的协调相当困难。 针对这一问题,1998年中国政府选择了纺织、煤炭、建材、钢铁、汽车和石化6个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的工业行业,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工作重点。结构调整工作首先从纺织行业取得突破。鉴于生产能力过剩是该行业长期亏损的主要原因,中央政府制定了纺织行业压锭计划,要求在3年内压缩1000万纱锭,占原有生产能力的1/4。2000年,又要求纺织行业淘汰30万落后的毛纺锭。由于中央政府强有力的监控和鼓励政策具体到位,更由于纺织品市场长期不景气,企业无法继续维持,因而此项政策执行较好,压缩任务得以完成,整个纺织行业率先完成脱困任务。煤炭行业则兼并破产了一批资不抵债、扭亏无望的企业,关闭了一批资源枯竭的矿山,压缩产量2亿多吨,减少了亏损源。至2000年末,石油化工行业清理整顿小炼油厂的任务已基本完成,全国共取缔了6000座土炼油场点,列入名单的188户小炼油厂已关闭111户。 加快国有企业改革 1997年以后,中央政府明确了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的方针。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改革的具体措施,一是集中力量抓好国有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推进和规范企业的股份制改革。二是进一步放活国有小企业,以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出售等多种方式,对全国24万多户国有小企业进行改制。三是规范破产,鼓励兼并,推进再就业,进行企业资本结构的优化。1998年以后,中 国政府提出了国有企业“三年脱困”的具体目标,进一步加大了国企改革力度。 大力推进技术创新和科技产业化 1998年8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召开了全国科技大会,了《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1999年8月,中央政府了《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两项重要决定提出,要加强对技术创新和高新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的方向和重点的宏观引导,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促进技术创新和高新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政府确立了推进科技进步的基本方针:一是有所为、有所不为,选择重点领域和主攻方向,确定发展目标的优先顺序;二是在总体上要跟踪世界科技发展的步伐,在重点领域力争突破;三是提高可是持续创新的能力,包括科技基础设施水平、基础研究水平和整体科技能力建设等;四是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把握当今世界经济走势和未来市场需求,集中力量攻克难关。 根据上述基本方针,中央政府出台和实施了科技体制改革重大方案。对10个国家局所属的242家科研机构进行改革,通过转成企业、进入企业和转为中介机构等方式全部实行了企业运行机制。同时颁布了一系列支持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的政策,鼓励科研人员积极创办高新技术企业,以财政经费支持科技成果转化,采用投资、贷款贴息?t设立风险投资基金、补助资金等形式为创新活动提供支持。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1997年、1998年、1999年三年中,中央政府共增发了2600亿国债用于加快基础设施建设。2000年,在预算1000亿元国债基础上又增发了5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主要用于国家确定的重点投资领域,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据估计,财政投资直接带动地方、部门、企业投入配套资金和银行安排贷款合计约7500亿元。向基础设施领域的大量投入,使得长期以来的经济结构的“瓶颈”问题得到有效缓解,并对相应投资品生产行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制定西部大开发战略“文秘站”版权所有 1999年6月,中央政府开始要将西部开发作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摆上了重要地位。为加快西部地区的发展,中央政府制定了有关开发战略并于2000年3月设立了西部大开发办公室。 与上两次调整不同,此次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具有一些新的特点。首先,此次经济结构调整是首次在市场机制条件下进行的调整,调整方式正在由单纯的政府导向向发挥市场作用方向转变,调控手段则正在由主要靠行政手段,向经济、法律手段结合必要行政手段的方向转变。其次,中国即将加入WTO,国际市场环境和游戏规则对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与过去封闭、半封闭条件下进行的结构调整有着明显的不同。第三,与短缺时代不同,此次结构调整的目标,已由过去的增加短缺商品产量和品种,转变到产品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由国内企业与行业的发展,转变为参与国际范围内竞争。第四,此次经济结构调整是从增量和存量两个角度推进的调整。这与过去仅从增量角度进行的调整有着明显不同。 经济结构论文:为什么要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 十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这是从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出发,实现农民增收和农业增产的重要举措。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农产品告别了长期短缺。在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由主要受资源约束转为受资源和需求双重约束,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农产品出现阶段性、结构性相对过剩,销售不畅,价格下跌,农业比较效益连年下降。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世界市场农产品价格对国内主要农产品价格的影响增大,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缺少比较优势。消费需求的约束,使得通过增加农产品产量、提高价格来增加农民收入的潜力越来越小。因此,必须积极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效益。 目前,受城镇低收入居民和农民购买力低的制约,农产品的国内需求在近期内不会增加很多,加上出口的阻力大,供大于求的矛盾一时还难以有根本的改变。从资源约束来看,农业生产最主要的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呈现出极大的矛盾,过多的农业劳动力附着在有限的土地上,成为提高农业生产率的瓶颈。在我国人多地少、农村人口比重大的情况下,增加农民收入,不仅有赖于农业质量和效益的提高,还有赖于农业富余劳动力的大量转移。非农产业的就业收入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由于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体制尚未从根本上发生改变,我国的城镇化进程明显滞后,农民非农就业不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阻碍了农民收入的增加。 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关键是抓好以下两个环节:一是以提高农产品质量为中心调整优化农产品品种结构。当前国内尽管农产品总量不少,但主要是一般和低质产品多,优质专用品种产量不足。提高农产品质量,有市场需求,也有发展的潜力,既符合城乡居民建设小康生活的消费需要,又是增强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能力的迫切要求。今后,应主要在提高农产品的营养价值、适口性、安全性、供给均衡性和加工专用性等方面下功夫。二是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没有农业产业链条的延长以及产品在各个生产环节的多次升值,农业经济效益就难以从根本上提高。发展农产品深加工特别是食品工业,不仅可以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创造新的消费需求,而且可以扩大农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应当作为农业结构调整中带有方向性的一件大事来抓。另外,还要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步伐。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业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也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内容。解决农村问题,必须城乡统筹考虑,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格局,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加快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增加农民的就业机会,增加农村人均资源占有量,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发展的良性互动。这是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实现社会协调发展的重大措施。 经济结构论文:新型工业化和经济结构调整战略 新型工业化是传统工业化模式的转型,当代新型工业化应致力于实现三大根本性的转变。新型工业化的推进,以社会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为前提和保障,当前黑龙江省的经济结构调整应以产业结构的调整为中心,注重工业技术创新,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并在所有制结构、区域及城乡结构等方面实现根本的改善。 关键词:新型工业化;经济结构调整;战略 工业化是指随着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份额的逐步增加,经济发展由以农业经济为主过渡到以工业经济为主的特定历史阶段和发展过程。工业化进程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分为工业化的初期、中期和后期,大致对应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主导、资本密集型产业主导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主导阶段。 新型工业化是传统工业化模式的转型,其本质在于转变原有的粗放型增长方式,走集约化、内涵式的扩大再生产的道路。新型工业化应致力于完成以下几个转变:一是从盲目追求生产数量、规模的扩张到注重质量和效益提高的转变;二是从以资源的大量投入和环境损害为代价的GDP增长到关注资源利用效率提高与环境友好的转变;三是从重生产、轻管理到注重管理效率与劳动者素质提高的转变。新型工业化的推进,以社会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为前提和保障。换句话说,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客观上必然要求对经济结构实施战略性的调整。经济结构是一个综合范畴,它涵盖了产业结构、分配和消费结构以及区域与城乡结构等多个组成部分,其中产业结构的调整是重中之重。产业结构优化的目标一是不断提高产业发展的科技要素含量,二是逐步实现经济发展重心由第一产业向第二和第三产业的转变。 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既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也是党和国家在当前加强与改善宏观调控的重要举措。一方面,随着资源与环境双约束问题的日益凸显,依靠资源高投入与环境高污染的传统粗放型增长方式注定是一条不可持续之路;另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也迫使人们开始反思在经济长期高位增长下所隐含的不合理经济结构。产业分工的低端化与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只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角逐中换取微薄的收入,最终必然影响经济发展的质量与速度。因此,在新一轮经济增长中抢抓机遇,实施结构性大调整,以培育和增强国家长久的产业竞争力,已成为一项十分紧迫而艰巨的战略任务。 (一)工业内部结构的不合理 工业整体科技水平不高,低技术含量与低附加值产品居多。黑龙江省以采掘业或能源工业为主,居于从属地位的制造业由于缺乏核心技术与关键设备,只能处于产业链的低端。2009年,黑龙江省的装备、石化、能源和食品四大支柱产业实现增加值2617.6亿元,占地区GDP的90.1%。但四大产业普遍存在着技术水平低、产业链条短和配套能力弱等结构性问题。黑龙江省的装备制造业,无论是经营规模还是获利能力,都无法与领先的广东与长三角地区相比,有些指标甚至低于辽宁与吉林省。 (二)第二产业比重过大,第三产业发展滞后 黑龙江省由于重化工业长期片面发展带来的惯性引发了工业内部的不良循环,不仅使工业内部的结构调整受到制约,也使第三产业的发展受到制约。黑龙江省的第三产业长期滞后于第一、第二产业,已成为新型工业化进程中的关键制约因素。2009年,黑龙江省的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CDP比重分别为47.3%和38.8%,第二产业高于全国水平,第三产业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8个百分点。发展重化工业必然依赖资源的大量投入,即便努力改进技术,提高资源效率,仍然无法改变其本身所具有的耗能高、污染大的事实。纵观世界各国的工业化历程,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都是逐步上升的,一些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比重甚至超过了70%。 (三)黑龙江省的非公经济发展严重不足 2009年,全省非公经济所占比重约为43%,属于全国非公经济比重较低的省份。分析原因,一方面是由于黑龙江省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久远,导致公民市场意识淡漠;另一方面是由于国有经济历史上长期处于绝对优势,使政府和社会产生重“大”轻“小”思想,对中小企业的经营与发展重视扶持不够。 (四)协调好消费、投资、出口的关系 从国民经济的支出性结构来看,消费、投资和出口被称为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这就要求三大动力之间需要协调配合,而黑龙江省的经济则存在明显依靠投资拉动的倾向。2009年,全省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029.1亿元,比上年增长37.6%,国际金融危机使本来就不占优势的出口贸易急速萎缩,居民的消费增长长期滞后于经济增长。鉴于黑龙江省对外依存度偏低的情况,目前应在拉动国际国内两大市场上做好文章。此外,黑龙江省各地区与城乡之间还广泛存在着收入水平、科技实力、基础设施以及社会保障水平等方面的显着差异,直接制约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三、黑龙江省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对策 (一)推进工业技术创新,提高工业竞争能力 作为国家在“十一五”时期重点确立的老工业基地,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的发展起步较早,具备一定产业优势,对全省国民经济发挥着重要支撑作用。因此,工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整个结构调整战略的重中之重。工业技术的创新主要包括自主研发、在技术引进和消化基础上的再创新等方面,企业经营模式可以有合资合作,联合设计和引进专家等多种形式。要广开渠道,精细谋划,着力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与附加值。以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为引领,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现代装备制造业,推进重大技术装备国产化进程。要鼓励大型骨干企业与省内外知名院所与科研机构的广泛合作,鼓励与国外大公司开展技术合作,努力形成拥有自主制造能力的知名品牌。政府应加强政策导向,为有利于工业创新的各项活动提供资金便利与信息支持。 经济结构论文:十五时期的经济结构调整及相应的财政政策 一、十五时期经济结构调整的特点与目标 结构调整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基本因素之一。从一定意义上说,经济发展是通过结构的规律性调整和转换而实现的。在结构调整中,通过技术进步、产业转换、体制和 组织创新,一方面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动力。结构调整具有显着的阶段性特征,一个新的增长阶段的形 成,往往伴随着一次大的经济结构调整。我国经济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也清楚地显示了结构调整和转换推动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近些年来,在经济 全球化冲击下,原有分工格局和资源配置方式正在发生历史性的重要转变。发达国家在调整,新兴工业化家、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也在调整,尽管调整的内 容、难点各不相同。我国经济经过20多年的高速增长,正处于一个重要转折时期,或者说,已经到了一个不经过大幅度结构调整经济将难以获得进一步增长动力的 关键时期。 “十五”时期进行的新一轮结构调整,与前两次大的结构调整相比,在发展阶段、体制条件、外部环境等方面都有了显着不同,因而就有了同以往不同的特点。 首先,是在短缺经济结束、传统产业普遍供过于求的背景下进行的“升级型”的调整。供求关系格局的历史性变化,是在90年代初、中期经济高速增长后出现的。 当然,相对于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和依然具有的增长潜力,供过于求、生产过剩是阶段性、结构性的。这恰恰构成了进行新一轮结构调整的理由。近几年来,出 现了某些通货紧缩的趋势。国家实行了以扩大内需为重点的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对稳定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要把宏观经济的短期波动和经济增长的中长期动力 问题区分开来。发掘我国经济中蕴含的巨大潜力,使今后较长一个时期国民经济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关键在于新一轮的结构调整,重点在于结构升级。如果说20 世纪80年代初的结构调整是“补课型”的,90年代初的调整是“填平补齐型”和“升级型”的结合,那么新一轮的结构调整将主要是“升级型”的。 其次,是在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快,我国即将加入wto的背景下进行的“适应型”调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国际范围的生产、采购、销售、金融和企业组织形式 正在发生重要变化,强强合并层出不穷,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加快。在这种情况下加入wto,实质上是按照一套国际社会认可的规则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 和挑战。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利弊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应对战略和策略,取决于国内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的状况。就结构调整而言,其重点是在已有 对外开放水平上,依据我国国情,进一步扩大、加深与国际经济的融合,充分发挥我国现有和潜在的比较优势,明确哪些行业已具备较强的国际竞争力而应重点发 展,哪些行业具有潜在竞争力而应着力培育,哪些行业在可预见的将来难有竞争力而应“积极放弃”,从而进行“有进有退”的结构性调整。从这个角度看,新一轮 结构调整应当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致力于提高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适应型”调整。 第三,是在技术进步加速,正在对经济全局产生革命性影响的背景下进行的致力于技术结构升级的调整。近年来技术创新层出不穷,特别是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信息技 术发展,给传统的交易和生产方式带来革命性的影响。我国正处在传统工业化尚未完成的阶段,如何不失时机地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缩短与发达国家在一些重要 领域的技术差距,同时更多地注重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升其技术含量、附加价值和市场竞争力,如何形成基于企业和市场,同时得到政府合理指导和支持的 技术创新与应用机制,都是新一轮调整中必须着力解决的问题,由此带动的技术结构升级也将成为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内容。 第四,是在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的背景下进行的旨在形成结构调整新机制的调整。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初步形 成,但旧体制遗留下来的某些深层矛盾依然存在,经济转轨中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我国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很大程度上根源于这些矛盾和问题。如果在解决这些 矛盾和问题上能够取得突破性进展,就不仅有助于新一轮结构调整的成功,而且将有助于形成基于市场和企业的对经济结构动态调整的良性机制。既重视结构调整本 身,更重视形成结构调整的新机制,应当而且也可以是新一轮结构调整的显着特点。 从以上的特点出发,通过“升级型”调整和“适应型”调整,使我国经济获得在较长一个时期(如10年左右)保持较高发展速度(如7-8%)的动力;通过调整中深层体制问题的解决,逐步形成能够对结构问题做出积极反应和调整的新机制应是新一轮结构调整的基本目标。 二、调整的主线:产业升级和城市化 我国经济中的结构问题由来已久,涉及面广,错综复杂。研究目前的结构问题,首先要找出那些全局性、根本性的矛盾及其联系,并分析产生这些矛盾的原因。从这 个角度看,现阶段我国经济中大体有如下一些主要结构性矛盾。 一是三次产业之间的矛盾。长期以来,我国经济产业结构中的第二产业比重过高,第三产业比重过低的问题未得到根本扭转,而在就业结构中第一产业比重过高,一 半以上的劳动力停留在农业领域。二是城乡之间的矛盾。城市化进程落后于工业化进程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一个突出问题。这不仅表现在部分工业企业(特别是 80年代以来“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未能充分利用城市的聚积效应,且表现在城市类型、功能等方面的结构不合理。三是地区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以来,东 南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发展差距持续扩大。在省、市、自治区内部,也存在着区域发展严重不平衡的问题。另一方面,不同行政区域之间存在着产品与生产要素市 场分割、对外封锁、对内自我保护的现象。四是产品和生产能力结构的矛盾。一方面技术含量、附加价值低的产品和生产能力过剩,同时许多技术含量、附加价值高 且又为社会所需要的产品和生产能力供给不足。二者并存是产品和生产能力结构中的一个显着特点。五是产业组织结构矛盾。长期以来,我国产业和企业组织结构中 存在着低水平过度重复、分散、小规模等问题,其中突出的是行政性条块之间的重复建设。一些年来在引进竞争的同时,也出现了过度竞争与行政性垄断并存的现 象。企业内部专业化分工协作水平较低。六是消费结构矛盾。我国城镇居民吃、穿和部分用的需求基本满足,但在向以住、行和旨在提高生活质量的服务性消费为重 点的需求结构升级中遇到困难,从而出现了低层次消费过剩、高层次消费不足的“消费断层”现象。在农村,也存在着由于基础设施不配套使某些消费难以实现的问 题。七是金融结构矛盾。经过多年金融体制改革成效显着,但依然维持了以几家大的国有 银行为主渠道的金融结构,主要服务于传统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其中的大企 业,而难以对在经济发展中作用日益重要的非国有企业,特别是其中的中小企业提供多样化的有效服务。八是所有制结构矛盾。我们在推进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 整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鼓励多种形式非国有的所有制经济形式的发展,我国所有制结构已经发生重要变化。但国有经济战线过长、功能错位的问题在某些领域仍 很突出,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的任务仍很艰巨。其他所有制形式也存在着规范、提高等问题。 以上八个方面结构性矛盾之间也存在看内在的逻辑联系。我国统计上7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城市的转移,是我国工业化进程完成前最为重 要,最为艰难的任务。由此而导致的城乡结构矛盾,表现在产业和地区层面上,就是三次产业结构矛盾和地区结构矛盾。城币化进程缓慢,大量劳动力滞留于农村, 从三次产业结构上看就是第一产业就业比重过高。东南沿海与中西部他区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前者城市化水平显着高于后者。近年来我国农村人口收入和消 费增长减缓,主要是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速度减缓所致。究其原因,是产业结构升级受阻,城市居民消费结构升级遇到困难,行政性过度重复建设,以及低效率产业和 企业的退出障碍导致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受阻。这些问题又与现有的金融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矛盾密切相关。所以,从解决消费结构升级、行政性过度重复建设和退出障 碍等问题入手,推动城市产业结构升级,进而带动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加快整个城市化进程,将构成新一轮结构调整的基本内容,其主线在于产业升级 和城市化。 我国经济中结构性矛盾的产生有着复杂的历史如现实原因。首先,是历史上发展战略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长时期实行城乡隔离、以牺牲农民利 益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改革开放以来,轻重工业结构趋于平衡,但是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忽视城市化倾向,包括乡镇企业发展中的“离土不离乡”现象, 延缓了城市化的进程,也相应延缓了三次产业结构的调整。其次,是经济发展阶段和市场发育程度的影响。现有经济发展阶段的局限性是形成某些结构性矛盾的重要 原周。从规律性看,市场经济有一个“自然发育”的过程,我国市场发育和完善的时间总体上看来较短,这种局限性不能不对某些结构性矛盾产生影响。再次,也是 最重要的,是旧体制遗留下来和转轨过程中新产生的体制和政策问题的影响。国有经济战线上长,竞争性领域介入过多,国有企业政企不分,资源缺少流动性,激 励、约束机制不力,特别是行政性的条块分割,是低水平过度重复建设的主要原因。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行政性的银行与企业依赖关系等,是产业、企业和人员 “退出”的关键性制约因素。包括住房、养老、医疗、就业等在内的旧的福利、保障制度的延续或改革中的不确定性,对居民以往、行为重点的消费结构升级产生了 重要消极影响。此外,传统体制和发展阶段相联系的抑制性消费政策,也对居民的消费升级形成制约。 总之,一个基本的判断是,体制和政策问题是导致结构性矛盾产生的主要因素。因此新一轮结构内战略性调整效果如何,主要取决于这些体制和政策问题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解决。 三、支持经济结构调整的财政政策 根据我国经济结构调整面临的问题和外部环境的制约,政府在应该摆正位置,积极发挥作用。政府的调控主要是通过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其中财政政策具有很重要的作用,目前我们实行的是公共财政,但决不意味着财政就是消极的,财政在经济结构调整中可发挥以下作用: 1、大力支持所有制结构调整和完善,促进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对于关系到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需要的公益企业,财政要加大支持力度,同时适应经济结构调整的需 要,应坚决从财政越位的领域退出,不要继续对国有企业不分青红皂白的补贴,否则一方面浪费了宝贵的财政资金,又固化了旧体制,对经济结构的调整产生阻碍效 用。简而言之,在对国企的支持方面,财政要十分注意越位与缺位的问题,这是对经济结构调整工作的最大支持。同时,财政也要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不应在所有 制方面搞区别对待的政策,允许各种所有制公平竞争,在平等的外部环境中实现所有制结构的合理调整和完善。 2、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促进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西部大开发离不开财政的支持,但区域经济发展地不平衡,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上原因之一。目前我国采取 的是包括“税收返还”、“专项补助”、“过渡期转移支付制度”等并存的比较混乱的转移支付制度,存在结构不合理,力度不够大的缺点,尤其是结构不合理,落 后的地区得到的转移支付额竟然比富裕地区要少,所以财政不但没有促进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还加剧了地区的不平衡,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就是财政要 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支持,实行均等化为标准的转移支付制度。 3、加强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重点解决资金缺口的问题。社会保障制度迟迟搞不好,主要是一个资金的问题,国家以前在这方面是欠了债的,财政应负担起 自己该承担的部分,变卖一部分国有资产,一方面可以调整经济结构,另一方面可解决国家在社会保障上的历史欠债,但社会保障资金最终的来源,恐怕还是离不开 社会保障税的支持,因此,尽快开征社会保障税非常有必要。 4、加紧解决制约消费结构升级的一系列体制和政策问题。我们有许多抑制消费的政策现在还发挥着作用,比如消费税中一些税目不合理,急需调整,否则消费结构不能提升,经济结构的调整就失去了需求的支撑。财政要鼓励人们消费,引导消费,以消费来带动经济结构的调整。 5、对衰退行业和地区实施必要的财政援助,从税收等方面加强落后生产能力的淘汰。对一些衰退性的行业和地区,特别是那些面临资源枯竭的单一资源城市进行必 要的援助,是我国产业政策的重点,政府可设立专项基金予以支持。对污染严重,浪费资源、假冒伪劣及其它危害经济和社会的产品、企业,应运用多种手段综合治 理,税收可发挥关键性的作用。 6、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增强国有企业技术改造能力。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是带动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经济迅速发展的根本途径。在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 展方面,财政增加投入以及国家制定的一些税收优惠政策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当前在税收上,困扰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主要矛盾是“生产型”增值税模式的实行。由 于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大、资本有机构成高,在“生产型”增值税模式下其购进的固定资产不能抵扣进项税额,造成了其税收负担加重。为了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 展,需要在税收政策上加大扶持力度,对高新技术产业实行“消费型”增值税,解决其购进固定资产抵扣问题,增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经济能力。 7、合理运用财政贴息手段和税收政策,促进企业改革与发展。转变观念,开拓思路,深化改革,逐步改变财政支持经济发展、企业改革的方式,合理运用财政贴息 手段,引导和吸引社会投资,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和规则,合理配置资源,刺激能够产生外部正效应与滋生经济新增长点并有广阔市场需求的经济项目的投资与投产,从而增加市场的有效供给,实现产业结构优化,促进体现结构升级、能够带动结构调整的直接生产性行业的发展。 设立和开征社会保障税,扩大和增加社会保障资金,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支持企业改革与发展;设立和开征环境污染税等税种,限制减少造成外部不经济项目的投资与投产,削减落后过时的过剩生产能力和由此产生的无效市场供给,努力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以及财政与经济的良性循环。 经济结构论文:加快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 四.加快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性任务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根本性阻滞,是中国经济发展中许多矛盾和问题的症结所在。在新世纪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把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作为促进经济发展和实现现代化的重要任务: 1. 加快对传统农业的根本改造,推进农业工业化的进程 2.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变的关键是对传统农业进行根本改造,目前农业、农村和农民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倍受人们关注的“三农”问题,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既是经济发展问题,也是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一个方面。因此,要加快传统农业的改造,传统农业改造的目标是用工业化的生产方式改造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武装农业,用社会化的生产组织方式推进农业产业化。传统农业的改造特别需要解决的问题是: (1)解决对农业和农民的国民待遇问题。制约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因素除过农业自身的因素以外,还有制度和待遇的不平等问题。我国的工业化发展在改革开放之前是以城市工业为主导的,在制度上规定了农村发展农业,城市发展工业,造成了城乡各自发展的格局,造成了城乡泾渭分明的城乡二元化发展道路。20世纪80年代中期,城乡隔离制度有所松动,但农民进城后的就业和生活条件仍有很大的困难,迫使农民只能在农村发展工业,即促进了20世纪80年代农村工业的异军突起,形成了中国工业化发展的“三个世界”的格局,大城市的工业化是第一世界,中小城市的工业化是第二世界,农村工业化是第三世界,在产业进入制度、融资制度等方面都受到了不同的待遇,把农村工业化限制在狭小的空间中,因此要促进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就必须从制度上解决农民、农村和农业的国民待遇问题,把农业的工业化作为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重要途径。解除限制农村人口流的障碍,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土地制度,解决农民的创业权,扩大农村投资需求,从而促进农村工业化的发展,用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加强对传统农业的改造。 (2)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罗斯托在其《经济成长阶段》中指出一国经济起飞的条件是“农业生产率革命性的变化”[11]按照这一观点,一国工业化要起飞,必须要实现农业生产方式和农业技术的革命,因此传统农业的根本性改造是实现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前提条件。从世界工业化发展的历史来看,“英国农业很早就卷入国内外市场,率先实现了商品化生产。由于农业的改造和商品化的发展,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增加了农业利润,为工业化提供了资本积累。”[12] 台湾、韩国的农业现代化都走在其工业化的前面,把农业的现代化看成是工业化的根基,特别是台湾省实行了“以农业培养工业”[13]的工业化战略,通过、对农业进行投资、采取扶持政策,农业的发展促进了国内需求的增长,为工业化作好了一系列的准备,在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过程中,要进一步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用工业化的生产方式来改造传统农业:一方面要加快产权制度改革步伐,明确私有产权地位,通过制度创新降低城乡企业劳动分工产生的交易费用。另一方面深化体制改革,建立明确的法律和监管框架体系,促进制度变迁,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利用制度创新的激励机制,调动农民创业的积极性,扩大农村的市场规模,提高农业的分工水平,协调城乡工业的发展,推动我国农业工业化的进程。 (3)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一方面推动户籍制度的改革。户籍制度是制约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一大障碍,虽然目前户籍制度有所松动,但是改革的方式和力度仍有地区差异,如北京、上海等大城劳动力进入的门槛仍然很高。因此户籍制度的改革,主要是彻底消除城乡壁垒,疏通人口城镇化和产业工人化的渠道,通过户籍制度改革,促进人口流动,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非正规产业和非农产业,为城乡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促进城乡劳动力的合理分工,增加收入,为农村工业化的发展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安全阀和减震器,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减低社会分工过程中的交易费用,为农村工业化提供保障。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仅仅覆盖了城镇居民,占全国人口 64%的农村居民大多数并不能享受到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因此一方面建立劳动力市场风险防范机制,保证劳动力特别农村劳动力加入工业生产时没有后顾之忧。另一方面完善资本市场,拓展社会保障融资投资渠道,提高资金利用率,降低投资风险,加大社会保障的力度和法度。 2.协调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促进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发展 城市化与工业化是二元经济结构转变的不同方面,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基础,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必然结果,工业化改变了人们的经济关系,城市化改变了人们的社会关系,两者是相互促进的。从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实际来看,城市化的滞后发展是阻碍二元经济结构的主要因素。因此,在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过程中,必须协调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加快城市化进程: (1)正确认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变中城市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的关系。在二元经济结构转化过程中,工业化离不开城市化。因为发展工业必须重视规模经济和集聚效益,城市化可为工业在一定地域的集聚和形成合理的生产规模提供较好的投资环境和销售、流通市场。而且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整个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和工业化过程与城市化的进程是密切相关的。我国现有农村工业企业分散经营,重复建设较多,总体效益欠佳,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不快,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偏低,制约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和转化进程,这一切与我国的城市化进程长期滞后于工业化有关。因此,在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过程中要协调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系。 (2)推动城市化与城镇化的结合。城市化是指人口向城市的集中过程,城镇化是农村人口向县城范围内的城镇集中和农业人口就地转移为非农业人口的过程。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相一致,我国城市化也是二元的:一方面是国家投资进行的城市化,另一方面是地方投资和农民投资进行的农村城镇化。鉴于我国城市化的二元性和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任务的艰巨性,在二元经济结构转化过程中应实行城市化和农村城镇化同样并举的二元城市化战略:一方面,利用一次城镇化形成的城市基础,大力发展交通和通讯业,推行以发展城市圈带为特点的网络型城市化;另一方面,充分发挥现有农村非农产业作用,以县城为依托,推进农村城镇化。 (3)优化城市结构,提高城市的聚集能力。一方面要促进大城市人口和一般工业的增长,以都市权威增长极提高大城市的经济带动能力;另一方面要改善大城市的空间结构,发展多中心的网络城市,提高城市的自然和环境承载能力。积极发展城市的基础设施,以把城市中心与周围的卫星城镇连接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加强对大城市周围卫星城镇基础设施和生活服务 设施的建设,改善其生活环境,并创造较多的就业岗位,以疏散大城市中心区的人口和工商业活动,缓解其过度拥挤的状况。 3.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促进城乡关系的协调发展 改变二元经济结构,消除二元经济结构的负效应,离不开城乡关系大背景的改善,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促进城乡关系的改善: (1)建立和完善城乡统一的大市场。城市和农村市场是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两个板块,城市家庭居民户和农村居民户是市场经济主体的两个组成部分,要协调城乡关系,首先要协调城乡两大市场和两大经济主体的关系,而协调这些关系需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加强城乡之间的商品交换关系,为此需要解决城乡市场的分割和城乡市场体系的不对称问题,建立和健全城乡统一、规范、竞争有序的大市场。重点加强农村市场体系的培育,一方面加快农村产品市场的发展,为城乡工业的协调发展提供市场环境。另一方面要加快农村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技术市场等生产要素市场的发展,促使农村市场与城市市场的对接。通过商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的发展,促进农村非正规部门和非农产业的发展,降低市场进入门槛,扩大投资范围,完善农村市场体系发育的基础条件。 (2)在城乡之间发展多种形式的联合与协作。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人为的制度设计使城乡关系表现出了对立性,使农村经济成为城市经济的依附和补充。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城乡关系有了巨的变化,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乡关系更多地体现出了平等竞争和优胜劣汰的性质。但是城市经济的基础条件优于农村经济,在城乡竞争之中农村经济始终是处于劣势的,这样经济竞争的结果不仅不会消除城乡二元经济,反而会加大城乡之间二元经济的鸿沟。为了促进城乡关系的协调发展,就必须在城乡之间发展多种形式的联合与协作,一方面要走城乡一体化道路,加强政策引导,大力发展横向经济联合,促使城市工业和第三产业向农村扩散,带动农村工业的发展。采取科研生产联合、技术承包、咨询服务、人才培训等方式,促进农村的技术进步。另一方面促进城乡之间根本制度和各种类型的经济联合组织的成长,为城乡之间生产要素的流动提供组织和制度保证。因为城乡关系的变化,不仅体现在生产、流通、交换、消费等各个具体环节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一个社会制度层面上的变化,制度是决定社会各种资源的以何种方式配置,以及如何配置的深层原因。在制度方面重点要为城乡关系的协调提供经济社会运行的体制结构、政策导向和组织保证,促进各种经济联合组织的成长,大力发展城乡工业之间大、中、小企业之间的多种形式的联合。 (3)提高小城镇的积聚效应,把小城镇作为协调城乡关系的联结点。小城镇的积聚效应是建立在交通运输、通信网络设备等基础设施较好,并且能够接受大中城市的辐射,同时也能对广大周边农村地区产生一定辐射作用的基础上,积极采取有效的融资方式,加强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小城镇的经济功能。过去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工业发展模式,不仅造成了农村工业的分散化经营,而且造成了城乡关系的分割,农村工业的发展虽然改变了人们的经济关系,但是农民的社会关系并没有改变。因此,在协调城乡关系的过程中,要发展小城镇,提高小城镇的集聚效应,促使农村工业向小城镇集中,在农村工业化发展改变了人们经济关系的基础上,要进行户籍制度等一系列阻碍工业发展的制度的综合改革,实现“进厂又进城,离土又离乡”,改变农民的社会关系。完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制定一整套适合小城镇这一城乡结合点发展的制度规范。同时要优先发展金融业、储运服务业、电信业、保险业等与农村工业发展有较大关联的第三产业,通过发展产前、产后服务行业来推动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小城镇建设服务。 经济结构论文:银行业如何支持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摘要:银行业支持经济结构战略调整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纲要》赋予金融部门的重要职责。支持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银行业需正确处理好四种关系、把握住五条信贷原则、努力做好六项工作。 关键词:银行业经济结构调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纲要》明确提出了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主要目标和主要任务,作为现代经济核心的银行业,在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中肩负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同时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也为金融部门提出了新的挑战、机遇和要求。那么,在结构调整中,银行业应如何妥善处理好调整与发展的关系,抓住机遇,加大力度,通过结构调整,达到增效和发展的“双赢”目的呢?结合当前经济、金融工作实际,就此做以探讨。 一、银行业支持经济结构调整需正确处理好四种关系 1、支持结构调整与防范信贷风险的关系 资金是现代市场经济的血液,进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资金是否充足至关重要。产业升级和技术升级都需要有一定资金增量带动,而且技术含量越高,产业投资强度也就越大。解决资金问题,一靠财政政策;二靠金融支持;三靠利用外资。目前,由于基础设施相对较差,国家财力有限,外方投资又不可能立即大规模涌入,因此,充分发挥金融的支持作用,不断加大信贷投入,对于经济结构调整能否顺利推进至关重要。但是,近几年来,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伴随经济运行中结构性矛盾的日益突出,多年来积累的金融风险也日益暴露,巨额不良资产问题已严重地困扰着银行业的发展,与此同时,社会信用环境也在恶化,全社会信用败坏症在不同程度地蔓延,“借债不还钱,有钱不还债”的现象时有发生,且依法收贷执行难,抵贷资产变现难问题十分突出,“[文章来源于=文秘站 =站-帮您找文章,12小时内解决您的文章需求注:]赢了官司输了钱”、“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例子举不胜举,在这种社会大环境下,金融机构不得不把信贷资金的安全性放在第一位,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慎贷”、“恐贷”和“惜贷”问题。因此,在结构调整中,金融部门应把防范信贷风险和支持结构调整统一起来,妥善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在加大信贷投入,支持结构调整的同时,要严把信贷准入退出关,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在确保信贷资产安全性的前提下,坚决杜绝以往经济发展中那种政府搭台、企业唱戏,银行出钱,收贷无门的怪现象发生,同时也要避免片面理解防范风险问题。以免对风险小的优势企业“锦上添花”有余,而对风险大的劣势企业和困难企业却不“血中送炭”、“一棍子打死”。 2、处理好信贷结构调整与经济结构调整的关系 我国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经过多年来的调整,已经出现了许多可喜的变化,但是也必须看到这一调整的长期性和动态性。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经济决定金融、金融在服务于经济的过程中又反作用于经济,金融的发展和信贷结构影响着经济发展的结构和速度。因此作为我国金融活动主体的银行业责无旁贷地应当成为支持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角色。要紧密地配合国家有关政策、支持那些生产有效益、产品有销路的产业和企业,减少甚至停止对那些重复建设,亏损严重,破坏环境等企业的信贷支持。与此同时,还应更多地关注经济和科技发展的新需求,处理好支持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的关系。尤其对那些发展信息、生物、医药等新技术的企业和产品,应在加强风险管理的前提下,积极调整银行资产运用的投向,促进国民经济整体的升级。 3、处理好信贷市场准入与市场退出的关系 银行业要在支持结构调整中提高信贷资产质量、防范金融风险,如何依据市场规律,处理好信贷市场准入和退出的关系至关重要。所谓“信贷市场准入”就是及时跟上国家经济结构战略调整的步伐,把金融支持的着力点放在那些符合国家政策,并要审慎评估具体项目的可行性。具体地说,以支持产业结构调整与产品结构调整为信贷准入的切入点。当前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品结构的调整已经成为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关键,银行业应抓住这个契机,重要支持和培育主体、主导产业,培育名优新产品,按照市场需求状况,积极支持企业技术改造,支持企业产品结构的调整,增强市场竞争能力。所谓“信贷市场退出”就是要坚决退出国家政策限制和禁止的产业、行业和产品领域。具体地说,就是信贷业务要不失时机地从衰退产业、行业、劣质企业、市场萎缩的产品和重复建设中退出来,以信贷结构的调整促使企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并使银行业化解风险,自身获得较好的效益。 正确处理信贷准入与退出的关系,应坚持四项原则:一是市场性原则。信贷准入和退出属于市场行为,在准入和退出方式或手段选择上要体现市场原则,依据市场规律,摈弃行政干预或长官意志的不当行为,并以市场为基础;二是风险最小化原则。基于银企关系的特殊性,信贷准入和退出可以说是一种两难选择,特别是信贷退出尤其如此,信贷退出的关键在于防范风险,但是这一行为又不可避免地恶化银企关系,政企关系,企业认为银行抛弃他们了,地方政府认为银行不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了,因此,对待这一问题应坚持风险最小化原则,[有文章需求,请到*文秘站 站留言板,12小时内解决您的问题!注:]把这一行为可能引发的消极影响限制在最小的范围程度内;三是“适度”原则。应坚持加强信贷监管为主,市场退出为辅,尽量少退出原则;四是快进快退原则。市场瞬息万变,但也并非无章可循。要把握市场规律就必须牢固树立风险意识和效益观念,一旦瞅准时机,“该出手时就出手”。“快进”高效益领域,信贷产出就高,“快退”则是为了“快进”,退要果断,进要及时,方能在快进快退中创高效。 4、处理好稳步推进和积极进取的关系 “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明显成效”是“十五”计划纲要确定的今后五年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银行业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可以说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不可能一蹴而蹴,必须统筹规划,整体布局,稳步推进。一方面选准突破口,以点带面地整体推进,另一方面要珍惜并使用好有限的资金,按经济发展的规律,遵循“先急后缓”的原则,明确重点,优先扶持,分步实施。同时银行业要倡导积极进取和求真务实的精神,凡提出的服务、承诺及资金支持,不能只停留在书面和口头上,要积极开拓,负诸实施。在处理稳步推进与积极进取关系时,既不能机械地强调规范而贻误时机,也不能为了灵活而无序经营,要做到规范化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 二、银行业支持经济结构调整要把握住五条信贷原则 1、市场导向原则。经济决定金融,有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水平,就有与其相应的金融层次为其服务;但金融并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能适应于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的环境下具有强大的反作用力。因此,作为金融调节经济的主要杠杆---信贷,在打好结构调整这张牌时,不能只依据资源 优势来打,“靠山吃山”、只能坐吃山空,也不能依据长官意志来打,想当然,或是心血来潮,而只能依据市场需求来打,按照市场经济运行规律进行,要做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结构调整,银行的信贷调节只有与市场导向相吻合,这样才可产生催化、促进的作用,加快结构优化。反之,信贷调节与市场导向相左,就会产生阻滞、破坏作用,双方都将一败涂地。所以,银行要在支持调整经济结构时,注意加强对市场的分析和预测,建立行业、产业及相关产品市场趋势测报系统,时刻把握市场发展态势和国家产业动向及世界产业演变趋势,要面向国内、国际两大市场,考虑不同区域、不同不层次的市场需求,按照“有进有退”的原则,从战略上调整信贷结构布局,以适应经济结构的调整。2、效益中心原则。信贷结构与经济结构调整是否配合默契,其标准只有一条,看效益是否增长。这一条应是信贷结构对经济结构调整的核心问题。从信贷投放增量的角度,所发放的信贷资金本息应颗粒归仓,且所扶持的对象,结构优化的受益者,生产经营成效应有明显的好转,通过重点支持那些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在经济结构调整中新兴的行业、产业和具有较高科技价值并在一定时期内保持领先地位的企业和产品,实现信贷结构的优化,起到对当地经济结构调整画龙点睛、锦上添花的效果;从信贷存量活化方面来看,要以效益优先为原则,花大力气压缩低效益,无效益、负效益的信贷存量,主动从已被明确了的衰退产业、劣差产业、无市场无效益的产品和重点建设中退出来,把信贷资金收回来,投向更为合理、更加有效的客户中去。通过结构调整,达到效益迅速增长。 3、自主经营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的颁布,虽然给了商业银行自主经营的法律地位和保障,但在银行的业务经营中,不同程度地受到行政的不适当干预。“十五”期间国家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明显成效作为一项主要目标和任务,并要求要加大金融支持力度;这又必将调动起地方政府插手银行信贷业务的积极性。在这种情况下,银行业更应坚持自主经营的原则。政府部门的指标、文件,只可作为信贷决策时的参考,不能作为决策的依据,好的意见和建议可以采纳,但决策只能以银行自身的调查、评估和论证为依据。 4、因地制宜原则。一个地方的经济尽管其发展水平不同,所处的发展环境各有差异,但作为一方经济有没有特色,将决定该地区经济有没有生命力,将成为下轮经济的明显特征。因此,银行业在对应结构调整过程中,应有所为,有所不为。作为管理层的总、分行来说,在管住管好调整方向和调整重心的前提下,要放开手脚,让基层支行和营业网点根据各区域经济特点,决定信贷调节的具体手段、对象、时间。要鼓励抓大放活,要防范风险高度集中。 5、审慎稳妥原则。这一原则是商业银行稳健经营原则的具体化。银行在支持经济结构调整中要冷静而仔细地分析当地经济结构的现状,发展趋势,要对确定支持的行业、企业、项目、产品等严格审查,分类排队,审慎对待,该重点保重的保证,该适当倾斜的倾斜,该扶一把的扶一把。坚持支持一个,成功一个,见效一个,以保证银行资金“三性”的统一。 三、银行业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应努力做好六项工作 1、提高认识,增强支持结构调整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面临的结构性矛盾,不仅影响到国民经济素质的提高,而且也是造成企业经济效益和银行信贷资产质量低下的最大原因。经济能不能持续协调发展,关键在于调整。正如朱熔基总理所指出的那样,我国经济已经到了不调整就不能发展的时侯。同时,“经济结构调整取得明显成效”也是“十五”计划纲要确定的今后五年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经济决定金融,整个“十五”时期,紧紧围绕金融服务经济结构调整这根主线,不断加大金融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已成为银行业责无旁贷的神圣职责。因此,银行业要充分认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增强主动性和自觉性,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强化结构调整意识,加大支持结构调整的力度,以支持结构调整求生存、求发展。要审时度势,深入研究经济结构调整的进程和特点及其对银行业提出的新挑战、新机遇和新需求,及时制定支持结构调整的方针政策和措施,抓住这项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敏锐扑捉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各种项目、资金需求、政策信息,在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中使银行业自身结构得到优化,有限的金融资源得到合理配置,以实现社会效益和自身效益的双丰收。 2、人民银行应充分发挥信贷窗口指导作用,合理引导信贷投向。 作为我国重要监管部门的中央银行,在支持经济结构调整中要在调控货币供应量和贷款总量的同时,按照经济结构调整的要求,充分运用信贷政策,利率政策、汇率政策及信息服务的优势,引导和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根据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需要,制定有区别的信贷政策,并加强信贷政策的指导,合理引导贷款在产业、区域和城乡经济之间的投向。要运用再贷款、再贴现等手段积极推办票据承兑贴现业务,帮助企业缓解资金需求矛盾。培育新型货币信用工具,完善信贷登记咨询系统,公布企业贷款使用、偿还等资信信息,对恶意逃废金融债务的企业组织实施金融联合制裁,依法维护金融债权,积极协调政府、企业、银行关系,为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创造良好的信用环境。 3、商业银行要加强研究,努力探索,把握好支持经济结构调整的切入点。 商业银行作为支持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力量,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它的作用,需加强研究,努力探索,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所突破。第一,制定好有利于调整结构的信贷支持政策。要重视产业发展研究,把准产业结构调整的脉搏。一是要研究行业发展规律,制定好行业信贷政策,支持新兴行业、“朝阳”行业、成长行业的发展;二是研究市场供求状况,制定好产品信贷政策,支持名牌产品、供不应求产品、有较大市场占有率产品的发展;三是研究企业经营发展情况,制定好企业信贷政策,支持机制新、管理优、效益好、信用等级高、市场前景广的企业发展;四是研究区域经济优势,制定好区域经济支持政策,使信贷资金的投向与区域经济结构调整的定位相一致;五是研究各行各业国内的生产技术水平及其发展趋势,提高贷款项目的技术水准,推动产业技术进步。第二,用好信贷增量,促进结构调整,在研究产业发展趋势,制定正确信贷政策的基础上,对信贷增量的具体投向,要逐步拓展促进区域结构调整的“四大”信贷支撑点,即:一是继续支持重点工程建设,在加快市场建设、改善基础设施方面筹措资金,搞好信贷资金投放;二是支持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改组改制,积极对资本重组和转机建制的改制企业予以重点支持;三是为重点企业、重点项目、支柱产品、拳头产品提供资金支持,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增加技术改造贷款,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四是支持地方股份制企业、民营企业、个体私营企业。重点支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有市场、有效益、有信誉的企业和外向型、科技型企业。要在“安全、流动、高效”的前提下,为结构调整提供金融服务和支持。第三,盘活存量资产,加快结构调整。针对目前银行业不良资产的现状,应采取多项措施,盘活存量资产。一是要充分利用行政、法律、经济等手段,加大力度,通过多种形式,坚决压缩不良资产;二是对符合核销条件的呆帐贷款要及时申报核销,腾出资金支持优势产业的发展;三是建立健全风险防范机制,防止信贷资金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沉淀,要坚持贷款第一责任人制度,实行审贷分离制度,加强对贷款的事后管理和监督;建立有问题贷款预警制度,及时调整和盘活不良资产。只有保证信贷资金的安全,才有足够的力量支持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4、树立全新观念,拓宽信贷支持面,全面支持经济结构调整。 在经济结构实施战略调整的新形势下,各家银行在信贷管理上要进一步完善考核约束机制,合理区分、追究决策层和管理层责任,增强基层信贷积极性,要真正实现观念上的突破,坚持“以政策为准绳,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以信用为纽带”原则,打破行业,所有制界限,彻底走出以企业规模和性质作为支持与否“根据”的误区,不再以“企业大小”作为区分信用程度的标准,树立“不论大中小,只要效益好”的观念,凡是诚实守信、经营规范、发展有优势、有潜力、效益好、符合产业政策的企业和项目都给予积极支持。 5、充分发挥银行业的各种优势,为经济结构调整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一是要充分利用资金和信誉方面的优势,为企业结算、汇兑、转账、 财务管理、咨询评估、清产核资等提供最大限度的支持和方便;二是充分发挥银行在“信息”和“智能”方面的优势,做好企业经营的参谋;三是要进一步落实支持企业发展的金融政策、法规,不断建立和完善担保体系,简化呆账贷款核销程序,进一步扩大贷款利率浮动幅度,充分发挥利率杠杆作用,对不同类型的企业采取不同的利率,合理引导资金投向;四是要积极开展基础性调研工作,在充分调查、分析论证的基础上,建立为经济结构调整和企业发展的信息库,为推出针对性的金融服务提供依据。6、努力促进银行业制度更新和科技创新 “十五”时期是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时期,以市场化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将加快,对外开放的领域将加宽,加入世贸组织指日可待。在这种客观环境下,银行业要支持好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必须要不断探索进行各项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建立和完善现代金融企业制度,提高金融服务的科技含量及现代化水平,以便肩负起国家所赋予的神圣职责。 经济结构论文:乡镇政府该如何抓好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 张立 当前,农村经济出现有效需求不足,农村市场疲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业结构不合理的矛盾更加突出,等等。现实提出了农业结构调整是势在必行的。只有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农农业和农村才有出路,才能提高农业整体效益和增加农民收入,才能适应加入世贸组织对农业的要求和挑战,才能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成为了基层乡镇政府新阶段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面对新形势、新任务,笔者就乡镇政府如何抓好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谈一些粗浅认识。 一、制定规划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 对农业和农村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是党中央、国务院全面分析农业和农村形势作出的重大决策。这个调整,不仅要解决当前农产品卖难和农民增收困难的问题,而且要立足于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长远发展;不仅要考虑农业和农村自身的发展,而且要考虑国民经济的全局,是要进行一次具有全局意义的战略性调整。为顺利落实中央的战略部署,作为乡镇政府必须深刻领会中央精神,更新观念,统筹兼顾,科学决策,做好规划。规划主要是包括结构调整计划、方针和政策,资源开发、技术改进和智力开发等方案,重点建设项目特别是以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制定规划要按照适应市尝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发挥优势的原则,同时考虑农民的承受能力,把中央精神和当地实际结合起来,防止生搬硬套,盲目蛮干。就三都县而言,各乡镇就该围绕县委、政府提出的“1+1”产业结构的抓好调整,可以采劝竹业+优质果蔬”、“竹业+辣椒”方式等等,依据乡镇的实际情况来作好规划。农业生产结构必须根据市场需求变化,全面优化农作物品种,压缩不适销品种,扩大优质农产品生产,努力提高农产品质量。就优化农业生产布局而言,要因地制宜,发挥区域优势,发展特色农业。在调整中既要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切实保护和稳步提高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又要全面发展一、二、三产业,优化农业的产业结构。这一切,都需要乡镇政府着眼全局,着眼长远,着眼发展,科学规划,组织实施,指导结构调整向深度和广度推进。 二、市场为中心,加强宣传引导 作为乡镇政府,要懂得用市场的方法来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要彻底改变一切由政府包揽计划和行政命令调整的习惯做法,要充分尊重农民群众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农民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也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中的主体。农民这个主体在结构调整中既是实施者,也是市场风险承担者,调什么、怎么调的最终决定权应当掌握在农民手中,由农民自己作主,政府职能部门和干部不能搞一刀切、瞎指挥,更不能强迫命令,层层压指标,强迫农民种这个不种那个。这是进行结构调整所需要遵循的原则,切不可背离。但是,强调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不等于说政府部门可以无所作为,甩手不管。相反,政府职能部门和干部在结构调整中的责任重大,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做好政策宣传引导工作,让广大农民自觉参与到经济结构调整中来,从党的各项政策和工作中得到实惠,使广大农民能充分发挥优势,发展特色农业,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这既是农村改革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农村工作中一条不可违反的原则。乡镇政府要不断加强和改善对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领导,坚定不移地贯彻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同时要制定支持和推动结构调整的政策措施,充分发挥政策的威力,组织、引导农民进行结构调整。当前,应加强做好以下几方面的政策引导。 1、保护粮食生产能力 粮食是农业的基础,也是结构调整的基础,在结构调整中一定要切实保护和稳步提高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认真实行基本农田保护制度,实施《基本农田保护条例》,严禁乱占耕地;贯彻执行中央关于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各项政策,切实保护好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实行粮食收购优惠优价政策,进一步拉开品种、质量差价,促进粮食品种结构调整。 2、推动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 发展农产品加工,不仅可以有效地提高农业综合效益,而且可以有力地带动农业结构调整。乡镇政府应当搞好规划,制定政策,促进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 一是要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引导农产品加工企业形成合理的区域布局和规模结构,在多层次加工转化中着重发展精深加工,努力开发新产品,积极发展优质名牌产品;二是要调整各项农业建设资金的投资方向和建设重点,加大扶持优质、高产、高效农产品加工和转化的力度,金融机构应合理贷款结构,加大对农产品加工企业的支持;三是实行优惠的税收政策,降低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增值税率,提高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农产品进项抵扣率,并对企业进口农产品加工设备和引进先进技术,在关税和增值税上给予优惠;四是要重点扶持有基储有优势、有特色、有前景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在基础建设、原料采购、设备引进和产品出口等方面给予具体的帮助和支持,培育具有市场开拓能力、能进行农产品深度加工、为农民提供服务和带动农业产业化经营,从而有效地解决千家万户的农民进入市尝运用现代科技和扩大经营规模等问题,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3、加强农产品市场的建设 引导农民按市场需求进行结构调整,必须加强农产品市场的建设,充分发挥市场对结构调整的带动作用。首先,加快发展产地批发市常产地批发市场是农民接受市场信息和出售大宗农产品最便捷的渠道,要在合理规划的基础上,增加投入,重点扶持,加快建设,完善设施,规范发展。其次,坚持和完善多渠道流通形式。要坚持国有、集体、个体一起上的方针,在发挥国有商业的主渠道作用的同时,注意发挥农民购销队伍等渠道的重要作用,积极扶持各类农产品流通的中介组织,发挥它们搞活农产品流通、推动农业结构调整的作用。再者,本着“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发动和鼓励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市场建设,用优惠政策鼓励和宽松的环境条件吸纳更多的市场经营者。同时,要健全市场法规,维护市场秩序,反对封锁和垄断,使参与农副产品交易的各方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有利可得,公平竞争,尽快形成统一、竞争、有序的农产品市场体系,从而保证农副产品能够有序、合理的流通。 4、促进农业科技进步 科学技术在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中起着重要的基础作用,必须加强农业科研和推广,将农业发展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当前,应主要实行以下倾斜政策:第一,支持农业科技工作以市场为导向,以提高农业效益、改善生态环境为主要目标,重点开发和推广优质高产高效技术、加工保鲜储运技术和农业降耗增效技术,发挥科技对结构调整的作用。 第二,加大扶持力度,搞好现有先进适用农业科技的推广应用,在推广优良品种、普及新技术、提高质量上下功夫,满足结构调整的需要。 第三,严格执行《农业技术推广法》,稳定农技推广队伍,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以增强其推广服务功能。建立农业科技成果推广普及的利益机制,把科技推广服务与实际利益结合起来。 第四,加大科学技术知识的培训力度,尤其是利用各种办学条件来加大对农民群众的生产劳动技能的培训,如各种高产栽培技术等,努力提高农民的劳动素质。 5、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当前要着重抓好以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以植树种草、水土保持为重点的生态环境建设,以公路、电网、供水、通讯为重点的农村生产生活设施建设,以优质高产粮食生产基地、饲料作物生产基地为重点的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建设。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是稳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根本途径,也是顺利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基本保证,政府应高度重视,多向上争取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加大投入,加强建设。协调农村信用社在防范金融风险的同时,改善金融服务,增加对农业的信贷投入产,对农户的种养业和小额信贷扶贫项目适当放宽抵押、担保条件。要引导农民个人和集体增加农业投入。并鼓励社会资金投向农业,多渠道引进外资。 6、发展小城镇和乡镇企业 发展小城镇和乡镇企业,可以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促进农村经济布局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乡镇政府要认真制定政策,发挥扶持引导作用,发展小城镇要坚持因地制宜,循序渐进的方针,合理布局,科学规划。要研究制定鼓励农民进入小城镇的政策和社会各方面投资建设小城镇的政策,走出一条在政府引导下主要依靠市场机制建设小城镇的路子。要切实搞好规划,制定有力措施,把农村市场建设、发展乡镇企业与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 三、开展信息服务,帮助农民走向市场 农民对变化的市场还感到茫然和无所适从,导致种植结构调整的盲目性多,大多数地方缺乏这种条件,不是很重视信息服务,时而发生滞销,造成的农产品积压甚至毁掉的现象,农民利益直接受损。市场信息已成为产品销售好坏的一个最重要因素。进行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必须坚持实事求是,既要从当地资源优势出发,又要充分考虑市场需求,要花大力气搞好调查研究,在充分占有信息的基础由搞好市场预测,为农民提供信息服务。主要包括向农民提供价格、生产、库存、气象等信息,提供中、长期市场预测,帮助农民按照市场需求安排好农业生产和经营管理。政府要把信息服务作为引导农业进行结构调整的重要手段,发挥政府部门信息灵通的优势,建立起“农经网”等权威的信息网络,及时准确地向农民提供市场信息。同时,要注重组建本乡镇和村的专业营销队伍,保证产、供、销各个环节的畅通。目前,农业信息化建设投入不足,农业信息管理水平低,农业信息体系不健全,信息服务跟不上农业发展新阶段的需要。政府要增加投入,加快农产品市场信息体系建设,规范信息管理,改善信息处理和传播手段,提高信息工作人员技术素质,完善信息制度,切实做好农民调整结构的信息服务工作。 四、搞好技术示范,发挥辐射带动作用 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要解决的不只是当前农产品难卖、价格下跌的问题,而是要全面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和农村经济和效益,整体推进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要适应这个要求,必须大力推进农业科技进步,把结构调整建立在科技进步的基础下,提高对先进农业科技成果的吸纳能力,发展质量型农业。实践证明,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和农业技术人员通过转包农民土地,创办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一方面搞试验、示范,一方面向农民出售良种,提供技术服务,使科技对结构调整的作用得到很好发挥。政府要制定措施,狠抓落实,完善农业技术推广机制,提高服务水平。努力向上争取项目,使上级财政拨出专项经费,作为启动资金,支持各地以现有乡镇农业服务中心为基础,有计划、有重点地创办一批农业科技示范场,使之成为农业新技术试验示范基地、优良种苗繁育基地、实用技术培训基地,在结构调整中发挥辐射带动作用。 经济结构论文:对目前稳增长、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深化改革的认识 摘要:党的十八大提出稳增长要有新的思路和政策,要与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我们现在要进行的是升级性结构调整,它关系到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和投资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调整,产能过剩与结构调整要注意两者平衡的关系;深化政府体制改革的重点是简政放权;金融体制改革要彻底解决金融垄断,使金融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税制改革的重点是增加直接税务,减少间接税务,等等。 关键词:稳增长;调整结构;增长方式;垄断部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结构;节能环保 一、关于稳增长 这次稳增长与2008年保增长有重大区别,主要有五个区别:第一,中央目前提出的稳增长的目标是7.5%,这次稳增长的底线是经济增长率7%。这个目标是理性和符合实际的,这个目标同过去的确保8%的目标有很大不同,这个目标必然引起我国出口、投资、消费以及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出现新的变化和问题,需要我们认真探讨。第二,中央提出稳增长要有新的思路和政策,例如不再使用一般的短期的刺激政策,而是要把稳增长与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更加关注调整结构与深化改革在稳增长中的作用,强调去“杠杆化”与去“行政化”,要充分利用改革与结构的“红利”。第三,就是这次在投资上不再像2008年那样全面开花,而是有重点,比如说在基础投资上选择了四个重点,即:棚户区改造、城市地下管网改造、中西部铁路建设以及城际间的高铁。这四个重点是短期与中长期的结合,它不仅对稳增长以及以后的长期投资都有重要意义,即在投资上不再搞全面启动的大一统方式而是强调重点,尤其是在基础设施投资中注重这四个重点等关乎长远利益并有利于化解短缺的投资。第四,这次的投资不是简单地强调政府投资,而是强调启动社会资本投资,所以强调放开垄断性部门,要社会资本进入,在这样的领域要形成混合性经济形式,更加强调在金融、铁路、石油、电力等垄断性部门更大程度上向社会资本开放,充分利用好社会资本的作用。第五,将稳健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有效结合,强调在政府负债过高和货币供应量太大的条件下,更加关注盘活存量,一般不扩大赤字和松动货币投放,确保经济高效益地增长,而不至于为了增长而引发通胀和政府高负债。我们不再简单地讲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上的存在,或货币的多投放,而强调在不增加政策负债或不增加太多的货币投放的基础上实现稳增长,所以要去杠杆化去行政化,就是强调我们不应该过多地像2008年那样高负债或货币大量的投放。稳增长已经开始起作用,2013年第三季度我们经济实际已经止跌反弹了,即第一季度7.7%,第二季度7.5%,到第三季度7.8%,估计第四季度应该还在7.7%左右,这就是增长政策已经开始见效了。但是这次稳增长还有个不太牢固的地方,主要是从这次的稳增长分析发现,增长抓手主要还是靠投资,消费、出口在这方面的贡献,仍然处在不太稳定的状态。未来怎样促进出口、消费,仍是很大的问题,尤其是结构调整、深化改革、持续稳增长的路径还需做考虑。 二、关于调整经济结构 大家知道,经济结构调整分为同期性结构调整和升级性结构调整,我国此次是升级性结构调整。升级性结构调整涉及到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投资结构调整,出口、消费、投资之间的结构调整,尤其是涉及到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主要涉及到房地产产业、制造业(包括传统制造业与现代制造业)、服务业(包括消费服务、商务服务和生产服务等)、战略新兴产业(包括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生命生物工程、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业)、资源类产业等(包括能源与原材料)等五大产业。第一,房地产产业。房地产产业的调整,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短期的政策,而要重点分析市场和政策各自的功能哪些属于市场来管,哪些属于政府来管,应该理清楚它们各个关系、定位,同时应该根据现在的情况逐步由“一刀切”的管理,转向分类指导系统管理。第二,制造业需要升级调整。因为中国号称制造业大国,制造业分为传统制造业,现代制造业,那么对传统制造业未来调整方向主要有二个:一个是产品升级换代,一个是产业转移,对现代制造业的提法叫大力发展现代制造业。因为中国现在还不是一个现代制造大国,但是我国是一个现代制造业需求大国,既然我们是 现代制造业需求大国,当然我们要大力发展现代制造业了,提高现代制造业在整个制造业的比重。第三,服务业。之所以谈到服务业就是因为服务业在一个国家产业结构比重大小,决定了一个国家产业比重的档次,我国现在服务业比重偏低,再加上服务业是最大解决就业的行业,最少消费资源的产业,应大力发展服务业,发展服务业分为四个组成部分:第一是消费服务主要包括餐饮和商贸、养老消费、儿童消费、信息消费;第二个是商务服务,主要包括金融、投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各类投资咨询公司等;第三个是生产服务,如设计类等;第四个是精神服务类,比如娱乐、影视、旅游、文化服务类。所以这次提出发展服务业是全面性的发展,不再是简单注重所谓消费服务,而是全方位提高服务业在我国经济结构中的比例。第四,战略性新兴产业。它有七个要点,它包括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工程,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业等。经过一年多实践,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键在于技术问题,任何技术创新都可使这七个要点发生重大调整,例如:美国页岩气技术的发展,导致对中国光伏产业、煤炭产业的巨大冲击,因为每一次世界性技术的发现将会影响到这七个要点,也预示着未来这个产业的调整。而中国也会把更多力量放在技术创新上。第五,资源类产业。它涉及到能源与原材料。资源类产业在中国的发展显然是不够的。按照现在7%增长率算下来,中国很快成为世界消耗能源最大的国家,在资源不够的条件下,还要完成我国经济的增长,必然导致中国进入新的历史阶段,那就是整合世界资源,中国虽然强调在资源整合中实行双赢原则,但这也会不可避免地引发中国与世界利益结构的博杀,因此这类产业变动,它不仅涉及国内问题,也将涉及国际问题,它是更为广泛的一种调整。但整体来看,我们这次的调整很快就会到来,调整的代价主要表现在二个方面,一是结构调整与银行坏账的关系,截至2013年7月,坏账最多的是江苏省、浙江省,结构调整导致大量坏账上升,这是需要警惕的,结构调整与呆坏账之间应该有一个平衡点。二是产能过剩与结构调整的关系,因为我们会深切地感到产能过剩的压力,总能释放出一些负面的东西,所以怎样解决结构调整与产能平衡的关系将是大问题。三、转变增长方式 此次转变增长方式,主要涉及到五个重点:一是如何从以成本优势为特征的增长方式转变成为以技术优势为特征的增长方式,关键是推动技术创新,我们叫创新趋动战略;二是如何从盲目强调扩大出口和吸引外资的增长方式转变成为内需支撑性增长方式,关键是如何实现国际收支平衡与调整,关注贸易平衡和资本项目平衡;三是如何从单纯强调政府投资拉动的增长方式转向同时重视社会资本和消费的增长方式,关键是提高居民收入与反垄断;四是如何从高消耗能源与高污染的增长方式转向节约与环境友好型增长方式,关键是如何推进节能与环保;五是如何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和社会矛盾突显的增长方式转向公平公正与和谐性的增长方式,关键是如何解决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的问题。所以这次经济方式转变,涉及到我们经济学几乎所有领域,对未来研究发展将有重要意义。 四、关于深化改革 对于深化改革,目前逐渐形成五条共识: 1. 政府体制改革,重点是简政放权。一是向社会放权,就是形成一大批次把政府过去的权力交给民间组织,民间组织主要有慈善类、科技类、商会类、社区类,这四大类组织要在2014年6月前大量启动,政府要把大部分权力交给民间组织完成,这就是向社会放权。二是向市场放权,就是市场能够解决的问题,政府就不参与了。比如:资格评审、品牌、评论,这些都应该交给市场,甚至包括企业的上市过程也交给市场去做,这就是向市场放权。三是向企业放权,就是凡是不涉及纳税人前提的投资项目,政府不再审批了,要逐渐从审批制转向备案制,企业应有权力必须交还企业,明确资本金后就不应实行实缴制而逐渐转向认缴制。这种实缴制给企业带来了两宗罪,一宗是偷逃资金罪,一宗是虚报资金罪。所以政府要向企业放权,目的是消除腐败机制,倡导社会公平、公正,从根本上解决权力寻租的问题,消除腐败的体制基础。 2. 金融体制改革,包括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外汇在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放开民营银行等,彻底改革金融垄断问题,将金融转向服务业,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大 看到:央行已提出利率市场化,货款利率已经市场化了,存款可能将从大额存单开始,然后逐步放开存款利率。 3. 财税体制改革,包括税制改革和预算体制改革。税制改革,重点是增加直接税务,减少间接税务。预算改革主要界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的关系,从根本上解决土地财政及地方的过高负债问题。现在中央政府财权太大事权过小,地方政府事权过大,财权过小,这样就导致了土地财政,从而从根本解决土地财政及地方过高的债务负担的问题,即重新界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财权与事权的关系。 4. 城乡一体化改革。其重点是人的城镇化,消除市民与农民的差别,首先解决2.6亿民的市民化问题,包括实现民生享受的公平化原则等。 5.重塑经济新活力。包括国有企业改革和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推动技术创新等,重新寻找经济增长的新活力。对这五点改革形成共识,对我国经济改革有重大重义。 经济结构论文:基于众包模式的跨区域经济结构优化研究 摘 要:在互联网经济时代,不断深化的专业化分工拓展了产业的内涵和外延。众包作为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它超越了专业化分工与协作的纯商业化运作机制,从一开始就强调利用平台来集合大众力量进行跨区域经济资源整合。本文在全面把握众包特征的基础上,深入剖析该商业模式对于跨区域经济结构优化与创新的作用机理。 关键词:众包 跨区域整合 经济结构 商业模式 1.众包商业模式的运行机制和特征 1.1众包商业模式的运行机制。众包依靠信息平台将参与经济活动的各方主体集中在一起,因为它采取虚拟运作,所以,这个平台可以延伸至互联网所触及的任何角落。众包平台实质是一系列规则的集合,这些规则定义了供需双方的活动要求,任何进入平台的活动者都必须遵循规则的约束,所有个人、企业或其他组织自由选择是否加入众包平台。经济活动是供给方和需求方动态平衡的过程,而个人、企业和其他组织各自既可能是供给方,也可能是需求方。和一般纯商业活动不同的是,在众包活动中,服务提供方通常无偿提供服务,即使是有偿服务,通常服务提供者的身份是隐匿的。 1.2众包商业模式的特征。众包以互联网平台为依托,以严格的规则作为准则,采取自由、开放的竞争机制。一般来讲,众包具有以下三个突出的特征: 第一,虚拟联盟价值创造。随着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联盟价值创造已成为现代商业活动主要的形式。众包商业模式采取虚拟化联盟的方式来开展业务。围绕某项具体的需求,众包依托它在互联网上的平台将散落在世界各个角落的潜在可利用资源集中在一起,通过联盟协作来满足特定需求。和一般联盟协作不同的是,众包所建立的联盟是开放的、柔性的,它随着需求的变化而分化重组,各个成员进入和退出联盟具有充分的自由竞争环境。 第二,透明公开的规则体系。经济活动的效率决定于分工的效率,分工的效率不仅取决于专业化分工的水平,而且还取决于专业化整合的效率。单从分工的专业化水平来看,众包和外包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它们在分工的专业化整合方面却具有很大的不同。众包将专业化协作用标准化的规则进行定义,然后将这些规则通过互联网,任何愿意遵守这些规则的人都可以进行专业化协作,在网络中,无数潜在的协作者会引发强大的竞争优势,能够保证强强联合有效实现。而外包通常以谈判式的合作方式,谈判式契约缔约方式必然引致不小的交易成本,使得能够选择的合作伙伴的范围大大受限,从而制约合作的效率提升。 第三,无边界的资源整合。互联网将全球市场联为一体,打破了资源整合的地域局限。在互联网创造的虚拟空间里,通过虚拟运作,资源可以超越时空进行无边界整合。首先,互联网将分散化的资源集中在统一的虚拟空间中,资源之间进行交换的信息成本被降至为零。其次,现代化的分布式同步作业技术可以让多个专业化作业并行开展,高效率的信息交流机制可以保证专业化之间的协作实现无缝链接。再次,众包统筹全世界范围的资源,任何活动的开展都可获得无限的资源支持,从而,以众包的方式开展经济活动,就具有强大的资源基础做支撑。 2.众包促进经济结构实现跨区域整合与创新 2.1众包降低了区域内分工协作向跨区域拓展的成本。互联网超越了区域市场的地理局限,将原来分隔的市场连成了一片。随着各种市场逐渐汇集在一起,市场规模不断增大。根据亚当.斯密分工理论,市场规模扩大会促使专业化分工向纵深发展,从而提升经济效率。但是,专业化分工细化的同时会伴随专业化协调成本的增加。众包在克服专业化协调成本问题上具有三方面突出的优势:一是平台优势,在互联网上的“众包平台”为经济活动的供需双方提供了统一活动和交易的场所,现代化的通讯方式使交易双方跨区域搜寻对方的成本被降至为零,从而使跨地区分工协作变成可能。二是规则优势,众包以联盟的方式开展经济活动,联盟依靠透明公开的规则维系,这些规则也正是专业化协作的具体方式。在规则透明的情况下,可以有效避免事前和事后机会主义行为,从而提高交易的效率和质量。三是众包超越了纯商业运作的模式,能够利用非商业行为实现价值创造。例如:linux的开发、百度词条的编写、微博促销等活动,大众无偿提供的支援形成了积沙成塔、积流成河的能量,不难想像,以纯商业形式实现这些,成本足以吓退任何投资 商。 2.2众包使跨区域产业结构调整更具灵活性,更有利于创新。熊彼特指出创新是创造性破坏过程,他将摧毁旧的产业,让新的产业有崛起的空间(邓春玲,2006)。熊彼特所指的创造性破坏,既可以是淘汰旧产业,也可以是对旧产业进行升级改造。在这个过程中,熊彼特强调有秩序地推进,最终达到产业结构创新升级。众包可以让这个过程进行的更为经济、有效率。首先,众包采取虚拟化联盟进行专业化分工协作,这种联盟组织根据需求可以灵活地进行结构拆分、重组,不会对原子型专业组织造成突然毁灭性破坏,从而使产业升级达到平稳过渡。其次,众包采取公开竞争的方式建立联盟。围绕一个需求,每一个进入联盟的成员都必须在遵守联盟规则的基础之上,通过公平竞争进入。这样可以保证进入联盟的都是有竞争力的合作者,此外,由于联盟的契约是公开的,所以,合作者进入和退出自由。对于联盟和成员双方来讲,各自都有无限的选择空间,由此一来,联盟结构就如同变形金刚,可以跨区域自由伸缩,随需求的变化而变化。 3.结语 互联网将全球经济集中在统一的大市场之中,市场规模达到了空前的水平,这一方面促进了专业化分工向纵深发展,另一方面专业化分工与协作面临地域上的重新洗牌,尤其是传统的经济结构必须基于全球的视角进行重新整合与创新,以此来适应全球化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众包本身是基于互联网的一种新兴商业模式,它超越了纯商业的运作模式,将以“价格”为信号引导资源配置的方式,发展到以“价值”为信号引导资源配置。价值比价格具有更广阔的涵义,它超越了价格的商业性本质,将非功利性行为纳入价值创造过程,从而拓展了经济活动的资源获取空间。在众包商业模式中,参与经济活动的主体更多是以自己的兴趣和爱好为基础来供给资源,价格信号在资源配置中只发挥部分功能。其开放、民主、无边界的特征使它面对多样化的个性需求和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能够灵活、高效、低成本的进行资源的重新分配和整合。尤其是其虚拟化的运营平台,为可用的全球资源架起了一座没有时空间隔的桥梁,有效地促进了跨区域分工和产业经济全球整合。而且,众包基于公开规则,按照需求进行联盟协作,模块化的组织构型可以灵活自由的分拆和组合。最重要的是,公开的自由竞争机制,为跨区域经济结构优化提升提供了无限的创新活力。 作者简介: 张伟(1979—),男,山东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陈小勇(1977—),男,陕西人,西北政法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 经济结构论文:浅谈信息化视角的城市经济结构调整 摘 要:当前,信息化成为推动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如何以信息化带动城市的传统特色经济,使城市发展与信息化整体推进,值得深入探讨。本文从信息化视角对城市经济结构调整进行综合分析,具有一定的现实与理论意义。 关键词:城市经济 结构调整 信息化视角 1.前言 城市信息化的主要目标是将信息化建设同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真正融合在一起,将信息技术应用于各项工作中,取得实在的效益,使之成为本市经济起飞和社会进步的推进器。同时,加快城市信息化建设是促进城市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环节。 2.城市信息化推动城市经济发展 2.1信息化在推动城市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分析 信息化以新的价值观、社会观、经济观冲击着传统的思想观念,带来了社会的深刻变化。在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上表现为全面的、长期的、持续的知识利益驱动。信息化是贸易、投资、资本和人才流动、技术转移以及社会、经济、文化等一切领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极大地促进城市对信息的产生、交流、释放和传递的有序化、高效化,对于消除城市内的城市间的发展不平衡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信息化强化了城市内部和城市之间的科技、市场、动态经济信息等的传播和交流,改变了城市传统经济中对资本注入的依赖,可以缓解资金紧缺的矛盾;确立了人才和知识在城市的新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可以促使大批高素质人才向新经济结构的城市汇聚。信息化与城市经济的紧密结合增加了城市与外界的交流,把城市特色经济融入全球性经济构架之中,通过各种专业网络平台将众多的中小企业联成网络、整合市场,使城市特色经济劣势在信息化的作用下转化成为竞争优势。 2.2信息化加快城市知识积累,促进政府和企业体制改革 信息化促进政府企业体制改革,减少交易成本,为经济发展营造出一个创新的空间。在企业层面上,信息技术的采用使得企业内部管理发生质的变化,一方面表现为信息化可以消除时间和空间障碍,实现实时监控、集中管理;另一方面表现为把不同职能间的自我约束转化为由信息技术进行强制约束,这种集“集权+分权+自律”的管理体制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环境。在政府层面上,信息化对加速政府职能转变、提高行业监管力度等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2.3建设现代化城市经济体系,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建立现代化城市经济体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尽可能加快城市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二是尽快消除城市经济发展中“大而全”、“小而全”的现象,确立支柱产业和专业化部门在城市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并加强各城市之间的商品贸易往来和经济技术合作,促使城市能够发展成为整个国民经济产业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大城市经济是现代化城市经济体系的龙头,特别是长株潭城市群发挥着巨大的聚集效应和扩散效应,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引擎。大城市产业结构的现代化要求努力发展第三产业,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 3.信息化时代与工业城市的产业结构调整 3.1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信息技术作为当代高技术的核心,凭借超越传统技术的优势,极大地影响着产业结构的变动方向。信息技术的发展促进新的产业和产业部门的形成。在科技进步的作用下,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一方面,原有产业和产业部门分解,某些产品或原有生产过程的某一阶段随着生产技术的变革和社会需求的扩大而分离出来,形成新的产业和产业部门;另一方面,新的产部门存在着激烈的市场竞争,其所在企业生产的产品要有竞争力,又主要取决于企业的技术进步程度,而信息技术是技术进步的核心环节。变革的产业结构对新的信息技术产生新的需求。信息技术作为当代科学技术进步的技术核心,与产业结构形成相互依存、互为促进的关系,这在当今信息社会表现得特别明显。 3.2信息技术促进产业结构优化 信息技术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与“标准结构”进行比较,从而差别产业结构是否合理;能否合理、有效地利用资源。在发达国家,信息技术尤其是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增进了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集约化。其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和作用促使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其结果是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比例不断下降,第三产业和第四产业(信息产业)比例逐步上升,占据主导产业地位,而这正符合“标准结构”的演进规律。信息技术的发展会不断地改善市场需求和供给结构,协调好供需关系,保证产业结构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信息技术能依据现状促进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信息技术可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 3.3信息技术促进产业结构的高度化 通过提高信息技术的开放度来形成更为合理的产业结构。加大产业结构的开放度可推动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建立信息交换和共享平台,深入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继续开展信用社区建设,为金融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内外经营环境。在所有产业结构中,伴随着知识技术密集程度的提高,经济发展对科技人才尤其是高技术人才的依赖性大大增强。由于信息技术产业的成果向其他传统产业的转移速度很快,所以信息技术产业中许多产业部门不但纵向看上升势头很快,而且横向看发展势头也很猛,从而推动产业技术基础水平的不断提高,使产业结构向着高度化的方面不断迈进。 4.结语 总之,城市信息化与城市经济结构的调整,需要城市根据自身的客观条件和地域特点,因地制宜发展信息产业,利用信息技术及相关活动改造和发展社会、经济、生活等一切领域,深入开发、广泛利用信息资源,通过信息化来提高和完善城市服务功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环境质量,加速城市实现现代化的进程。 经济结构论文: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经济结构调整 摘 要:面对金融危机,虽然我国积极采取了有效措施加以应对,实现了经济复苏,但并未从根本上扭转不利局面,一旦再次受到危机冲击,依旧会造成经济发展的大幅度波动,因此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刻不容缓。对此本文阐述了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必要性,并就如何调整经济结构提出了几点策略。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代 经济结构调整 优化 经济发展规律表明,经济结构形式是经济生命力的重要体现,而且会随着国家的不断发展和社会进步有所不同,特别是在国际竞争空前激烈的今天,不确定性因素与日俱增,只有正确分析经济结构,有效的调整经济结构,才能更好的适应变幻莫测的经济市场,为经济稳健发展提供有力基础和重要保障。 一、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2008年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导致国内金融机构遭受重大损失,外贸进出口总值大幅度降低,就业形势日益严峻,中国海外资产风险逐步上升等,虽然此次危机带给我国的是短期、有限的直接影响,但其间接影响是长期且深远的,已成为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潜在威胁,而这与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有和那关系,如产业结构失衡,需求结构性矛盾显著,区域经济结构失衡,城乡发展存在差距,要素结构失衡等。 显而易见,调整经济结构不仅是在根源上解决各类经济发展问题的迫切需要,也是我国保证经济增长的必然选择因此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下,我国必须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从而为经济健康发展打下坚实基础,使我国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屹立不倒。 二、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经济结构调整 我国幅员辽阔,区域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产业特点和具体作用也有所不同,经济发展模式也与其他国家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在调整经济结构时,应立足我国国情,统筹规划、合理安排,处理好资源、产业和地区发展的关系,杜绝盲目照搬先进模式和经验,以免因水土不服影响我国经济顺利发展。 1.完善相关制度和体系,为经济结构调整提供基础保障 (1)健全知识产权体系 知识产权制度是技术创新的基础,是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重要的支持和推动力量,因此为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应完善其研发制度、运行制度、转让制度,健全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严格控制侵权行为,以此提高知识产权的有效申报率,促进科技研发顺利开展。 (2)优化市场化机制 市场化对优化资源配置和最大限度的发挥经济效益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必须尽快对政府政策和行为加以规范,制定利于规范和保护市场秩序的法律制度,加强对市场行为的监督力度,并建立和完善社会信用制度,营造良好的诚信环境,以此提高我国市场化水平,为资源配置的优化和产业结构的有效调整提供保障。 (3)完善税法体制 合理的税法能充分发挥自身的调控作用,对合理分配收入和优化产业结构具有促进作用,利于国民经济平稳发展,因此在调整经济结构时,应在避免双重征税的基础上结合适当的放宽税基、降低税率、减少优惠等方式促进消费,并优化税收程序和税制机构,加大税收监督力度,促进税收工作有序开展,最终实现结构调整。 2.我国调整经济结构的有效途径 (1)优化产业结构 首先应优先发展第三产业,因此应拓展服务行业领域,着重发展面向生产的服务业,如工业设计、研发、金融等,大力发展面向民生的服务业,如房地产、社区服务等,并完善会计、咨询、审计等服务组织。此外还应特别发展绿色产业,如文化和旅游业等。 其次应坚持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必须在提高科技含量,降低资源消耗,减少环境污染的前提下增加经济效益,因此应加快自主创新的步伐,注重发展信息产业,并充分发挥高新技术产业的优势,为先导产业发展提供助益,同时利用信息技术对传统产业加以改造,促进工业化和信息化有机融合,使两者相互发展,相互促进。 最后应保障农业不容动摇的基础性地位,因此国家必须正确处理“三农”问题,既要强化其基础设施建设,对种粮农民应继续推行补贴和优惠政策,以促进粮食稳定生产,并加强财政支持,注重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也要进一步调整农业结构,创新农业科技,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使其在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向现代农业方向转变。 (2)优化要素结构 我国必须调整资源价格让民众正确认识当下的资源状况、环境损害程度以及市场中的供求关系,从而引导和督促其在市场竞争中节约资源,避免浪费,提高资源效用。同时也要充分发挥科技的优势,加大科研投入,尽快研发新技术,使其转化为生产力促进经济快速发展。 (3)适当调整区域经济结构 在调整区域经济结构时,应根据区域特点制定相应的发展政策,如针对我国西部地区,政府应加大财政扶持力度,提高科技、管理等多种资源流动的合理性,以此实现区域间共享有效资源,带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针对城乡间发展不平衡问题,国家应加快新农村建设进程,大力支持和鼓励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并在教育、医疗方面加大资金投入,方便农民接受教育和就医,以此促进农村发展,缓解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局势。 (4)优化消费结构 国家应充分发挥财政作用,推行适当的政策鼓励国民消费,如民众在购置农机具、家电时予以补贴,适当的增加经济适用房等,其政策一定要适应民众的多样化的实际需要,同时依靠合理的税收政策,调整社会成员收入分配,以此引导消费结构逐步升级和优化。此外还应注意协调好内需与外需的关系,应保证内需稳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外需。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下,我国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刻不容缓,但它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因此国家在调整经济结构时,应立足国情,实施行之有效的经济结构调整措施,以此促进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经济结构论文:浅析构建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下的农村养老保障新体系 论文关键词:农村 养老保障 论文摘要:在我国市场经济日益完善的今天,农村养老保障问题却仍较为严重。本文从发展农村经济和提高农村老年人生活水平的角度,分析了农村养老保障的现状、重要性、可行性及具体的对策,对构建新的养老保障体系作了些探讨。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李铁映曾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功能作了如下的概括:“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的稳定器,同时也是经济的稳定器……良好的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是经济发展的激励器。社会保障制度是一种分配制度,是社会不同群体收人分配的调节器,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有助于实现一部分人先富从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正是由于社会保障制度有如此多适应社会主义发展的功能,我们党始终把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作为社会主义的战略任务去抓。在现代工业和农业经济并存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里,城镇领域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更趋成熟,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尽管也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依然任重道远,特别是农村里特殊弱势群体—老年人的养老保障问题更加突出。 一、现阶段农村养老保障现状 中国已跨人了老年型社会。在中国人口老年化的过程中,农村的人口老年化具有其独有的特点:(1)农村老年人数量多于城市,如果按照印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7%的比例推算,城镇老年人口数约为2653万,农村为6083万,其绝对数是城市人口的2倍;(2)农村老龄化速度快于城市,由于农村青壮年大量向城镇转移造成农村的老年人相对城市更多,据专家预测,到2020年农村老年人占农村人口的比例将高于城镇3~6个百分点;(3)农村老年人无固定的养老收人,生活风险和困难程度要甚于城市老年人。尽管农村人口老年化问题比城市日趋严重,但农村的养老社会保障体系远不如城市发达,存在着很多间题,形势非常严峻:其一我国是传统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的国家,农民有其固定的生产资料—土地,在传统社会里,农民的生活风险相对比较小,因而国家在进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时,重心倾向城镇,广大农村的农民,尤其是老年人的养老被排除在社会保障之外,国家给予城市老人的社会福利、社会保险等保障措施对农村的大多数老年人来说是可望不可及的。农村社会保障始终处于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边缘,有相当部分社会保障的内容将整个农村人口排挤在保障体制以外。这主要是受我国传统的保障思想的影响,认为农村老年人养老的主要的责任在家庭。其实,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民也与城镇的居民一样面临着市场带来的难以预料的生活风险。如1989年一1993年农村居民收入平均实际增长仅1.4%,而同期城镇居民收入平均实际增长3.9%。从这可以看出农民的生活水平远远低于城市居民,因而那种覆盖范围狭窄的社会保障体系越来越不适应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需要。其二是农村养老保障的基础—家庭养老功能有所动摇。据1992年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农村老年人要从子女处得到经济支持的占72. 93% ,希望家人帮助料理家务的占85. 28%,由此可以看出桅农村老年人对家庭的依赖程度。但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普遍推广及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给农村的家庭养老模式带来很大冲击。我国农村不少地方已形成“4- 2一1”的家庭结构:一对夫妇要供养4位老人,不论是从家庭收入,还是夫妇能够用于赡养的精力和时间来说都难以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据统计,1982年我国家庭平均规模(1/户)是4.43,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到1998年减少为3.63,家庭人口和劳动力的减少都意味着家庭收入的减少,赡养老人能力的降低。家庭赡养老人的能力降低必然导致农村家庭养老保障的质量下降,可靠性降低。同时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主要是青壮年)移师城市去谋生,农村留下主要是弱者、老人,而进入城镇的务工者本身承担着较大的生活风险,很难确保履行赡养老人的义务,因而农村老年人养老保障间题显得更加突出。据《经济日报》报道“老年人的赡养纠纷案目前以每年10%的速度递增,在所有涉老民事案件中,赡养纠纷案件占到13.5%,高居榜首,这类纠纷案中又以发生在农村的物质纠纷居多。”这也反映了在市场经济的浪潮冲击下农民的生产、生活的风险变大,赡养老人的能力逐渐下降;其三是农村部分地区尽管实行了养老保险制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养老金缺乏长效管理,出现了很多间题。截止目前,全国有30个省的2000多个县开展此项工作,8000多万农村人口参加保险,积累保险基金1印多万,有55万农民领取养老金。尤其在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农民养老间题得到较好落实,形成个人、集体、国家三结合的养老保障体系。但中国大多数地方养老保险基金是当地民政部门统揽征缴、管理和使用三权,缺乏有效的监控机制,而地方政府民政部门又受当地政府的管理,所以一些地方民政部门或政府挤占、挪用甚至贪污、挥霍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情况时有发生,使农民的养老钱失去了保障。正是由于管理体制不健全导致了农村更多的农民对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失去信心,使得养老社会保险在一些农村推广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影响了农村社会保险政策的推行。其四农村的养老保障缺乏雄厚的物质基础。农村经济经过20年改革的确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最近几年农村经济发展后劲不足,“三农”间题显得日益突出,整个农村的经济基础依然非常薄弱。1986年,因工农产品的剪刀差而导致农村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资金总额始终在276亿元到307亿元波动,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减去了农民的利益,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牺牲农民利益的基础上。因而农村收人远远低于城市居民,老年人的养老保障只得建立在相对贫困的物质基础上,导致农民老年人生活必需品、生活照料、精神产品等养老保障的内容得不到真正的落实。在1999年河南人口学会和河南计划生育干部学院对2500个老年人所作的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中,发现农村老年人年收人低于loon元的人数达1104人,占所调查人口的50.8%;农村老年人生活中最困难的事50.3%的人认为是经济困难;老年人最担心的养老问题是没有生活来源(占27. 6% )。因此可以看出农村老年人养老状况的窘迫。 二、构建农村养老社会保障新体系的重要性 (一)构建农村养老社会保障新体系,有利于贯彻邓小平同志的“共同富裕”战略。社会保障本身就是一种国民收人的再分配方式,国家可以通过政策、法律、经济等手段给予农村中弱势、困难群体—老年人以特殊的保障、实现社会保障的目的,有利于实现老年人的基本生存权利、养老权,体现社会主义国家的“尊老、养老、敬老、助老”的良好的传统道德,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二)构建农村养老社会保障新体系有利于刺激消费,拉动国内的需求,促进国民经济的良性运行,实现21世纪中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目标。从理论上说,消费每增长1%,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为0. 6%,实际贡献率近60%。在有效需求不足的今天,大力发展农村养老保障事业,能更好地刺激农村老年人的消费增长。 (三)构建农村养老社会保障新体系,有利于减轻农民的负担。 (四)构建农村养老社会保障新体系,有利于农村计划生育政策的贯彻。农村计划生育政策贯彻的阻力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农民“养儿防老”的思想,在没有普遍建立起社会保障制度,养老只能依靠家庭成年子女的情况下,农民为了安度晚年,必定设法多生孩子,以便自己老有所养。因而要进一步推行农村计划生育政策,必须加强农村养老保障新体系建设,解决农民的后顾之优。 三、构建农村养老社会保障新体系的可行性 21世纪农村养老社会保障新体系是一个系统的、全方位的、多层次的保障体系,该体系将从老年人的经济保障、老年人生活照料所需的劳务、晚年生活的精神满足三个方面为老年人提供保障,其中最核心的内容是老年人的经济保障(包括生活资料、医疗卫生等方面保障)。从目前农村的养老现状来分析,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为未来新保障体系的建立奠定基础和提供可能性。 首先,在法制建设方面,为农村老年人养老保障新体系提供法律保证。我国宪法规定:“赌养、扶助父母是成年子女应尽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帮助的权利。”这从宪法上为保障老年人的权益提供了法律保证,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老年人养老主要依靠家庭,家庭成员应当关心和照料老人”“赡养人是指老年人的子女以及其他的依法负有赔养义务的人”。从根本大法到基本法律都详细地规定了老年人的权益保障制度,使得养老保障新体系的建立有法可依。 其次,在政策方面,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并由政府出面组织实施,为农村新保障体系的建立提供了政策条件。“从2000年开始,我国农村居民将和城市居民一样可以得到最低生活保障的庇护,民政部已将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列人其2000年的重要工作目标”。政府从国家的大局出发,在考虑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同时逐步顾及到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方面,为将来农村养老保障新体系的建立起了推动作用。 再次,我国农村养老保障的基础在于家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庭承担着老年人保障的主要责任,尽管家庭在将来履行养老保障方面功能有弱化的趋势,但毕竟它还是我国比较稳固、可靠的老年人养老途径。家庭养老模式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具有长期的稳定性。因而在构建农村养老保障新体系时,家庭的养老功能仍是最基础的。 最后,国家在部分农村推广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和经验,尤其在经济发达地区,这项工作开展得比较成功。在发达地区农村养老保障不再是救济型的,而是一种保险型(预防型)的养老保障。发达地区养老保险的成功推行,对其他地区养老保障新体系的构建将起到典范和指引作用。 四、构建养老保障新体系应遵循的原则及具体对策 在构建农村养老保障新体系的过程中,必须遵循以下具体原则,确保农村养老保障新体系的健康运行,真正为农村老年人提供保障。〔一)必须加强养老保障的法律化、制度化建设。(二)必须坚持因地制宜、量力而行的原则。(三)必须坚持养老保障主体的多元化。(四)必须坚持权利义务相结合兼顾公平的原则。 构建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农村养老保障新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的建设不可能一域而就,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调动各方的积极性,真正使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建设做到科学化、伦理化、法制化、制度化、社会化的统一。 构建养老保障新体系最关键、最核心的问题是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发展农村生产力,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为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建立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必须依靠政策,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充分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引导农业由粗放型向集约型方向转变;培育农民的市场意识,使农民真正走向市场,提高自己的市场竞争能力,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加快农村城市化建设;与此同时减轻农民的负担,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创造更加宽松的环境,增加农民的收人,为农村养老社会保障提供物质基础。 构建养老保障新体系要充分发挥经济学和科学技术的作用。一方面运用经济学的成本和效益的原理教育农村广大的农民,培养农民长期投资和远期效益结合的意识,逐渐改变中国农民的传统的养老保障意识的束缚,运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保障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指导农民的行为,提高农民的自我保障能力。另一方面可以利用现代化的网络信息技术手段辅助养老保障体系的建设,提高社会保障政策的透明度,确保养老保障体系建设的科学性。 构建农村养老保障新体系必须加强家庭伦理道德的教化,发挥我国传统养老保障的优势。毕竟目前政府、社会的力量还是有限的,不可能全面地介人农村养老保障建设。必须加强农民的传统美德教育,提高农民敬老、赡养老人的道德意识。 构建农村养老保障新体系必须加强法制建设。首先要加快农村养老保障法的建设。如《农村社会保障法》、《农村老年人的权利法案》等保障农村老年人的法律,将农村老年人的权益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把农村养老保障纳人法制化轨道;其次可以运用法律监督政府在推行社会养老保障政策方面的行为,保证政府社会保障政策的公正性、有效性。 构建农村养老保障新体系必须加强养老保障的制度化建设。尤其在农村杜会养老保险中,政府的管理体制必须改革,农民的养老保障基金必须遵循收缴、管理和使用三分离的原则,三个部门之间要权力分立,相互牵制、监督,从而增强养老保障基金的风险防范能力,提高农民对政府杜会保障制度的信任度。为确保这一点,可在地方政府机构之外设立一个养老基金管理机构,以负责养老保障基金的增值、保值。 构建农村养老保障新体系要充分发挥农村各种主体的作用。个人、家庭在农村养老保障体系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杜区及集体经济组织在养老保障中的作用不容忽视,集体经济组织在养老保障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非政府组织、团体在新的保障体系中的作用也更加明显,他们通过各种慈善活动解决部分特困农民的养老问题;政府的主导作用不仅体现在财力上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发挥政府的政策优势,政府可以制定优惠政策发展农村的养老保障事业,同时在税收上通过减免政策,优惠刺激与老年人相关的行业的发展,降低老年人产品的成本,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经济结构论文:设施园艺农村经济结构调整 摘要: 设施园艺工程与人民的生活关系十分紧密,它的科技含量极高、涉及学科极广泛,而成为我国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热点及重要内容。我国设施园艺工程学科的快速发展,为我国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提供了极好的机遇并发挥了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发展与提高设施园艺工程,也必将加速我国农业经济结构调整的、健康、顺利进行。 关键词: 施园园艺;农村经济结构;调整 1、我国设施园艺业的状况 设施园艺涵盖了极为广泛的系统及学科,如自动控制、品种、建筑、机械、栽培、管理、材料等,由于它具有较高的科技含量,因此衡量一个地区或国家农业现代化水平就以设施园艺的发达程度为重要标志之一。现阶段我国在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中,以农业高科技示范园区的建立为主要项目,换而言之也是在开展设施园艺工程,充分证明了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设施园艺是其关键。近五年来,以我国农业现代化大发展为背景,我国的设施园艺事业获得了空前进步,具体表现为: 1.1设施园艺生产体系已初步建立,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以节能为中心的体系。遮阳网和塑料拱棚在南方极受青睐,它可以防雨降温,使夏季蔬菜育苗的困境得以克服,蔬菜夏淡季的状况得以改善;节能型日光温室在我国北方广地区得到重点发展与积极推广,因其具有冬季不加温的特点,从而使一些喜温果菜能够在北纬40°左右的高寒地区生产出来,一些耐寒蔬菜在更高纬地区也能够生产出来,基本解决了冬春无蔬菜的状况。另外全国蔬菜处于大市场、大流通的状况,全国各地蔬菜供应四季长青,丰富多彩,均衡稳定。人均高达240-250㎏/人.年蔬菜占有量,在世界上也达到领先水平,其中设施蔬菜人均占有量比1981年增长了164倍,达到33㎏/人.年,在“菜篮子工程”中具有重大贡献。 1.2全国至2000年初设施园艺面积已近100万公顷的栽培主体为蔬菜,以日光温室和塑料拱棚是其主要设施类型,在世界上位居第一,与1981年相比增长了约150倍。在部分大中城市郊区当地菜田总面积相比于蔬菜设施栽培面积也低于10%以上,部分地区甚至更低,将近30%,明显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80年代后不断扩大设施栽培的分布地域,向“三北”地区持续发展设施园艺,目前又快速向南方扩展,发展趋势极为良好,已超过北方的发展态势,发展更为迅速的是东南沿海经济地区。 1.3从总体上讲设施园艺工程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小型简易类型的园艺设施比重不断下降,约为20%,而渐渐向大型化趋势发展。利用引进大型现代化温室及配套设施,推动了我国温室产业的快速进步,进一步推广了国产连栋塑料温室及新型优化节能日光温室。因合理科学的设施结构设计建筑,优化了设施内的光温水气环境,促进作物生长发育,为优质高产打下基础。 1.4随着城市建设的加快,使得大中城市持续减少近郊区的耕地,城市周边地区的农业怎样发展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都市农业”是近年来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它就是密切与大都市的二产、三产结合,在城市的周边定位,融合服务于大都市,满足都市高质量、多元化的消费需求,利于优化生态环境,从而获得可持续发展,所以首先选择的项目就是设施园艺。上海浦东发区的东海农场,以及北京的“朝阳农艺园”等,就是将农业科普教育紧密结合观光旅游、现代化的温室园艺,一举多得,从而使设施园艺的功能得以拓展,作为一个新的景观展现于大城市周边。 2、我国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与设施园艺 蔬菜、果品和花卉是设施园艺的主要产品,当市场有需求时,与传统农业相比其产品附加值显然要高出很多。另外部分花卉、蔬菜只有较短的生长周期,能够多茬栽培于气候适宜的地区内,因此也相应提高了单位面积的产值和产量。设施园艺的园艺作物生产是在人工设施内进行的,一些反季节的鲜活产品也可以提供出来,相比于露地生产其价值是较高的,因此它是一条“短、平、快”的致富脱贫渠道。因其经济效益极为可观,相比于其它产业的产投比显然要高出很多,在八十年代初我国日光温室面积为1.06万亩,到了二十世纪就发展到300多万亩。所以,弃粮种菜成为广大生产者的必然选择,发家致富也就理所当然了。部分省市领导,因势利导,抓住机遇,迅速改变了当地农村和农业面貌,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因此,调整当前农村的种植业经济结构,第一选择的项目就是设施园艺,在各种大棚,温室种菜种花在全国很多农业高科技示范区发展起来,虽然内容大致一样但也不足为怪。 3、设施园艺发展需注意的事项 设施园艺涉及比较多的学科,具有较高的科技含量,属于现代化农业范畴,通过先进国家的实践证明,要实现高效、高产的现代化设施园艺,不仅仅需要工程技术(硬件设施),还需要先进的管理与种植技术。国外之所以获得高利润,是因为高投入高产出是其发展设施园艺的技术路线。高能源的投入和高质量的设施建设,优化了生长和结构环境,从而保证了几乎可全天候生产的园艺作物。为了保证产品能在国际市场上畅销,保证作物内在品质和外观品质都很好,也就是单位面积的高品质和高产量,必须具备精湛而科学的栽培管理技术,从而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由于我国与发达国家比较,农业、农村的差距还非常大,必须立足于我国的实际,发展一条与我国国情相适合的道路。 总之,在广大农村调整农业经济结构过程中,必须要把农业仅提供初级原料的局限加以突破,不再受农业技术落后、生产经营分散、农业部门分割的限制,以科教兴国、科教兴村为战略目标,努力做好设施园艺工程,搞好农业项目储备库,从而推动新时期农村业经济结构调整的顺利开展。 作者:高大臣 单位:黑龙江省海伦市农业综合执法大队 经济结构论文: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优化 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与优化是我国农村经济工作的一个永恒课题和一项巨大工程,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的探讨和长期的研究。笔者认为,在调整优化农村经济结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遵循一系列的科学原则,而且要采取一整套的有效方略。 一、调整优化必须遵循的科学原则 在新一轮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与优化中,我们坚持的指导思想是:坚定不移地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的首位;坚持以人为本,把提高全国人民特别是亿万农民的生活质量作为发展农村经济的根本目的;坚持依靠科技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农村产业结构层次,提高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必须遵循以下科学原则: (一)市场导向原则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市场化农村经济的发展速度不断加快,市场对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与优化的主导作用日益明显。面向市场,了解市场信息,把握市场趋势,按照市场需求(包括本地市场需求与外地市场需求,现实需求与未来需求)进行结构调整,使生产结构与需求结构相适应,做到供求基本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得到保护和照顾,即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的原则是结构调整中必须把握的一个重要原则,也是决定结构调整能否成功的关键。 (二)因地制宜原则 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应注重发挥自己的优势。这里说的优势,主要是指结构调整中的资源优势、技术优势、市场优势等各地与其他地方相对的比较优势。由于各地自然环境、区域位置、生产力水平不同,因而各地优势也各不相同。各不相同的优势是从供给方面影响农村经济结构形成与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新一轮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与优化中,我们应从本地实际出发,把注意发挥自身优势,作为调整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结构效益的着力点抓。即在新一轮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与优化中,一要挖掘资源优势,二要形成规模优势,三要树立名牌优势,四要发挥市场优势。 (三)“三效”协调原则 由于受到各地自然资源、区域条件、人口密度、市场发育及支柱产业的影响,结构调整可有多种多样的模式,但在发展途径上,都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路子,坚持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互兼顾,共同提高的原则,即“三效”协调原则。不能顾此失彼,失之偏颇,这是确保农村经济发展有生机、有活力,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关键所在。 (四)示范引导原则 典型示范是教育、引导农民,推进新一轮的结构调整与优化最有效的方法。农民一般都是现实主义者,是讲实际、讲实惠的群体,需要有活生生的典型增强说服力,抓住结构调整中的典型,搞好示范,让农民一看就懂,一学就会,变“要我调”为“我要调”,从而有效地铲除结构调整中的种种障碍,增强结构调整的群众基础。 (五)科技推动原则 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与优化的最终效果,如产业能否调优、品种能否调良、质量能否调高、规模能否调大、效益能否调好、整个农村经济的素质能否得到根本改善等,关键在科学技术。全面加强农村科技创新机制建设,把高产优质高效技术,农产品深加工综合利用技术,农产品储藏、保鲜、包装技术,节本增效技术等融入整个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与优化的全过程、各环节,大力提高产业和产品的科技含量,这是结构调整的重要支撑点。 (六)循序渐进原则 新阶段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与优化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们必须按照客观规律,科学规划,有序推进。实践中应注意三个问题:一是立足全局,不就事论事;二是量力而行,不盲目扩张;三是稳步推进,不操之过急。 二、调整优化应当采取的有效方略 (一)制定合理规划 就一个区域的结构调整来说,资源如何合理配置、重点发展哪些产业和产品、形成什么样的区域布局、怎样分步骤实施等,必须从上到下分层次制定出纵向衔接、横向协调、生产力布局和生产要素优化耦合的总体规划。规划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也是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责。搞好规划是引导农民沿着正确方向,进行结构调整的基本途径。要避免违背客观规律,脱离本地实际,防止重复建设、结构趋同现象的发生。 (二)引导多元投入 农村基础产业是影响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与优化的重要因素。由于农村基础产业服务的公共性、效益的间接性、建设的超前性、经营的垄断性等特点,对它的投入必须是多元的。具体来说,一是增加国家财政的投入。农村基础设施作为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公共外部条件,具有使用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决定了财政投入是最基本的投资形式,政府应是投资的主体。二是引导社会资金的投入。政府应运用各种手段引导社会资金流向农村基础产业,特别是通过扶持农村各类合作基金、股份基金等的建立和发展,吸纳社会闲散资金,并鼓励其投入本区域内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去。三是吸收外商资金的投入。国家可制定与完善相关的优惠政策,吸收外商向农村基础产业投资。 (三)实现产业化经营 农业产业化是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对当地农业的支柱产业和主导产品,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把产供销、贸工农、经科教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一条龙的经营体制的过程。根据我国农村实行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运行现状,当前亟需采取以下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主要对策:一是政府必须积极创造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外部环境和条件,为农业产业化经营在市场、体制、资金、法制等方面提供必要的条件。二是切实抓好主导产业、龙头企业、生产基地的建设。生产基地建设必须与主导产业的形成与龙头企业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要注意发挥优势,突出特色,合理布局,相对集中,围绕主导产业,逐步形成与资源特点相适应的区域经济格局。三是注重探索农业产业化的经营组织形式。农业产业化必须依托一定的载体——经营组织形式。适宜的经营组织形式是农业产业化顺利发展的基本保证。我国在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实践中,各地根据自己的资源禀赋、生产技术水平、市场发育程度等实际情况,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创造了多种多样的经营组织形式,一是企业+农户型,二是合作组织+农户型,三是专业批发市场+农户型。笔者认为,选择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形式,实际上是选择适当形式来联系农户与市场,因此,形式的选择既要能够体现农业产业化对生产交换行为的要求,又要符合当地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并使各方最终达到利益目标。四是完善分配机制,注重农民利益。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涉及到多种行业、多个部门的经济利益关系,只有通过经济的、行政的手段,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形成合理的利益结构,农业产业化经营才能取得实际效果。必须通过制定各项政策措施,完善分配机制,维护好各经济主体的合法权益,当前要大力兴办新的农产品深加工企业或配套服务企业,延长产业化的利益“链条”,创造新的附加值,增强产业化体系中的利益总量,为实现各个环节的平均利润率创造条件。在产业一体化经营中,特别要注意保护农户利益。 (四)普及农业科教 人才是实施科教兴农战略、调整与优化农村经济结构的技术支撑。实施科教兴农战略,发展优质、高产、高效农业,才能使农业在新的台阶上继续保持旺盛的发展活力。人才是推进农业产业化,带动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与优化的重要力量。只有充分开发利用农村人才资源,培养一支庞大的拥有农业科技知识和技能,并在农业领域具有科技创新和农业技术推广能力的实用人才,才能带动农业产业升级和农产品的更新换代,提高农产品质量和竞争力,有效地推进农业产业化的步伐,带动农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人才是推进农业信息化,引导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与优化的生力军。信息及知识越来越成为农业生产活动的基本资源和发展动力,信息和智力活动对农业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农业信息化是21世纪农业的重要基础,是衡量一个国家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笔者认为,教会农民怎样用信息、用科技是农业信息化得以发展的核心问题,需要加速培养千千万万既懂信息技术、又懂农业科技和市场经济知识的复合型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在农村开展信息技术的指导、宣传、推广工作。人才是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与优化基本目标的智力源泉。大力培养充足适用的农业人才,是农民增收的治本之策,是实现农村结构调整基本目标的智力源泉。为此,要采取有效办法与得力措施,通过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大力发展农村各类教育(包括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优化农村教育资源配置,加强农村科技人才的培养。 (五)提供配套服务 全面提高农村服务业的水平和质量是实现农村服务业结构调整与优化的基本要求。为了把这个基本要求落到实处,我们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服务对象要明确。全面提高农村服务业的水平和质量,首先要明确服务对象。农村服务业的服务对象是十分广泛的,它包括农村生产和农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农村生产中,既包括第一产业即种植业、林牧业、养殖业、水产业,也包括第二产业即对农产品的加工、再加工、深加工、精加工;在农民生活中,既包括物质生活即衣、食、住、行、用,也包括精神生活科、教、文、卫、体。二是服务内容要增加。农村服务业的服务内容是随着农村生产领域的扩大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一般来说,在当前,农村服务业的服务内容主要应包括以下内容:农资农机服务、农水农电服务、技术信息服务、运销仓储服务、农经管理服务、金融保险服务、科学教育服务、环保法律服务、文体卫生服务。三是服务方式要多样。笔者认为,改变为农业和农民的服务方式就是要在坚持自愿有偿原则的基础上,变“死板”服务为“灵活”服务,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变“要我”服务为“我要”服务,变“等上门来”要服务为“走上门去”给服务,变“限时”服务为“随时”服务,变服务“某一环节”为服务“整个过程”。总之,必须让农民感到为他们提供的服务,既热情优质,又方便快捷。四是服务体系要健全。健全的服务体系,是提高农村服务业水平和质量的必要条件和根本保证。让服务组织彼此分工、优势互补、密切配合、有效运转,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合作社作为农业生产者自己拥有和控制的组织具有许多独特的优势,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是农村社会化服务的主体力量。 (六)建立服务型政府 政府在推进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与优化中负有重要责任、起着重大作用,而政府职能作用的发挥是有条件的。政府只有在尊重农民意愿和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采用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方法、手段来引导和帮助农民进行结构调整,才能受到农民的欢迎,让农民与政府各得其所,各显其能,优势互补,相得益彰。为此,在实际工作中政府调控功能的充分发挥,要以不影响农民的自主权为前提;政府调控功能的充分发挥,要以不损害市场机制的作用为前提;政府调控功能的充分发挥,要以增加农民收入为前提。这样,政府的调控才符合农民群众的要求,代表农民群众的利益,各种政策措施也才能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认同、支持和拥护。 作者:陈国华 单位:江苏省如皋市委党校
宏观经济论文:金融全球化与宏观经济政策 近十年来,在金融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下,各国宏观政策有了改善,经济结构的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市场机制在引导资源配置方面也发挥了更大的作用。然而,在政策得到改善的同时,宏观经济并没有相应地变得更加稳定,这种不稳定表现在20世纪90年代中的两次重大经济下滑及一系列货币和金融危机上。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有利于资源的再分配,有利于资本流入国和全球的经济增长与效率提高。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并没有得到有效减少呢?这主要是由于全球经济发生了三个重要的变化,这三大变化使得现有经济政策的改善并不足以抵制金融全球化的风险,从而使宏观经济表现出更大的不稳定性。 首先,世界的通货膨胀率已经下降到40年来的最低点,这本身也是一个主要的政策成就。鉴于高通货膨胀率的教训以及各国间的比较和示范效应,追求低通货膨胀率成为各国货币当局的一个共识:由于许多国家加强了财政约束,从而促进了货币约束和实际及预期的通货膨胀率的下降;一些国家实行了贸易自由化、国有企业私有化、放松产业管制等政策,客观上降低了生产的成本,从而降低了价格,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通货膨胀率的下降。通货膨胀率的下降给一些国家的货币当局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这种压力主要来自对通货紧缩的担心,事实上,通货紧缩的现象已经在一些国家出现,它会加重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 其次,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导致国际间的金融传导机制更加复杂化。在金融市场一体化的条件下,全球的金融资源会在任何时候转向任何相对活跃的国家或地区,其间的大量资本流动可能会促使正处于扩张阶段的经济体产生经济过热和资产市场泡沫的风险,同时,巨额的国际资本流动也会损害一些国家脆弱的金融体系并导致货币发生不稳定的波动。 第三,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灵活的汇率制度,这将导致采用钉住汇率制的国家更容易受到冲击,因为这些国家在货币政策上丧失了一定的自主权,无法完全按照本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制定相应的货币政策,而只能被动地跟随所钉住货币的发行国调整自己的货币政策。在这种背景下,由于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周期不再与发达国家相一致,当发达国家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状况调整其宏观经济政策时,钉住其货币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跟随其进行相应的调整,由于这种调整并不是国内经济所需要的,调整的结果必然造成国内宏观经济不稳定性的加剧。 考虑到金融全球化对宏观政策的影响。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要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通货膨胀目标要考虑资产的价格。在低通货膨胀率的良好经济环境下,可能会诱使投资者承担风险去购买资产,从而造成资产价格上涨。据此,萧条经济学认为,当生产率大幅度提高时,货币当局应努力把通货膨胀率维持在正的水平上,否则名义收入增加从而购买力增加会产生错误的利润信息,这种错误的信息往往会导致资产价格的膨胀,并最终造成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有人提议计算广义的通货膨胀率,即计算商品与服务、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三个市场价格的加权平均数作为通货膨胀率,权数可按三个市场资产量占资产量的比重取值。 第二,全球化会强化政策溢出。在金融全球化条件下,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更加便利,物价稳定地区的资本可能会流向经济更强劲的地区,如果资本流动额相对于资本流入国经济规模很大的话,在缺乏适当的政策调整的情况下,往往会造成该国宏观经济的不稳定。另一方面,本来物价稳定的地区,由于资本追逐高利润而流向别的国家和地区,势必影响该地区的经济平衡,从而在该地区造成不稳定。 第三,当资产价格过高以致达到不可持续的水平时,货币当局往往会面临较大的挑战。这种挑战首先来自于判断上的困难,即货币当局很难判断资产价格的上涨是真的到了不可持续的阶段,还是来源于财富拥有资产组合偏好的永久改变或是收益率的永久上升;其次,这种挑战还来自于政治上的困难,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是以控制消费物价而不是资产价格为基础的,虽然采取紧缩行动也许对宏观经济是必要的,但中央银行会遇到政治上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采取更灵活的财政政策可能会起到更为积极的作用。当资产市场过热,尤其是当资本流入已经对汇率产生升值压力时,一国政府可以通过征收较高的资产交易税和资本流动税来达到抑制资产价格持续上升的目的。 宏观经济论文:论美国宏观经济 美国是当今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纵观历史,1894年,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是一个历史性的开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成为欧洲国家的债权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拥有的欧洲国家债务进一步扩大。此后,借欧洲国家的经济因战争已经濒临崩溃的机会,美国又通过对欧洲国家的各项援助控制了欧洲。1991年后,随着苏联的解体,美国成为了世界第一经济军事政治强国,直至今日。 研究宏观经济必须研究美国,是由于在市场经济发展实践方面,其他国家比之于美国,其实践经验是很贫乏的。马克思说得明白,“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如同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以当时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为对象一样,与时俱进的道理决定了我们研究宏观经济必须研究美国。 有人曾经剖析过前苏联。1991年12月25日由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的事件作为标志,苏联从此在历史上划上了句号。苏联解体前,重工业发达的苏联使得其看起来成为可以与美国相抗衡的超级大国,然而细究之下,其经济运行态势不仅问题多多,更是有颠覆之忧。有这样一个案例可以说明问题。在苏联解体前夕,苏联妇女竟然在市面上买不到日常所用的丝袜,问题严重到苏联政治局要集体讨论决定如何生产的地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苏联,其经济控制到如此地步,经济安全与社会发展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而大洋彼岸的美国则不同,以2010年美国经济各方面发展数据为证,可以看出美国欣欣向荣的发展力。而其中宏观经济层面的相关政策确保并推动了美国经济社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同时也赋予美国经济学家崭新的思维与体验,从而使得经济学的中心最终从欧洲大陆转移至美国,并长期成为世界经济学研究的中心。这也验证了马克思所说的“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作为上层建筑的宏观经济学显然是要建立在坚实的物质生产力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基础上的,而只有在市场经济充分发展下的美国经济才能够为宏观经济提供如此丰富的土壤元素。美国有高度发达的现代市场经济,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20世纪90年代,以信息、生物技术产业为代表的新经济蓬勃发展,受此推动,美国经济经历了长达十年的增长期。2010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高达14.624万亿美元(2010年,世界国家和地区第1名)。人均GDP为47,132美元(世界国家和地区第9名),经济逐渐恢复。美国的经济体系兼有资本主义和混合经济的特征。 在这个体系内,企业和私营机构做主要的微观经济决策,政府在国内经济生活中的角色较为次要;然而,各级政府的总和却占GDP的36%;在发达国家中,美国的社会福利网相对较小,政府对商业的管制也低于其他发达国家。在全国各地区,经济活动重心不一。例如:纽约市是金融、出版、广播和广告等行业的中心;洛杉矶是电影和电视节目制作中心;旧金山湾区和太平洋沿岸西北地区是技术开发中心;中西部是制造业和重工业中心;东南部以医药研究、旅游业和建材业为主要产业,并且由于其薪资成本低于其他地区,因此持续地吸引制造业的投资。美国的服务业占最大比重,全国四分之三的劳动力从事服务业。美国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包括了黄金、石油和铀。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农业出口国,占世界农业出口市场的一半以上。主要农产品包括了玉米、小麦、糖和烟草,中西部大平原地区惊人的农业产量使其被誉为“世界粮仓”。美国工业产品主要包括了汽车、飞机和电子产品。美国也有发达的旅游业,排名世界第三。美国是飞机、钢铁、军火和电子器材的主要输出国。美国先进而严格的知识产权制度推动了美国在历史发展的关键阶段总是站在新经济增长的制高点,成为引领时展的国家,技术领域的不断创新保证了其生产力的快速提高以及外生性经济效益的不断涌现。而其以三权分立为代表的完整的法律体系确保了国家系统廉洁高效的运作。市场边界的合理划分,使得美国各个产业各司其职,运作顺畅。美国资源的充分而合理的组合也给予了其发展的基础。 事实证明,对于宏观经济的灵活掌握与研究,必须建立在对其产生、发展、成熟的环境清晰认识的基础上,美国当前的发展正赋予宏观经济学以崭新的内容,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宏观经济论文: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及面临的问题 经济转轨中宏观经济运行方式与宏观调控政策的转变及其局限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进行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这种体制变革导致经济运行机制的相应变化,即由国家计划对企业和各种经济单位的指令性、行政性调节,逐渐转变为在市场信息影响下,以经济利益引导企业和个人进行微观决策的自动调节。在此情况下,价格、利润、成本、收益、供给与需求的协调机制产生了,计划机制逐渐让位于市场机制。 随着经济运行方式的转变,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及其形成机制也发生了变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扩张和经济收缩都是由行政性的强启动引起的,因而它往往导致经济的大起大落;经济衰退一般都会带来总体经济水平绝对量的下降,(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发生了五次经济周期波动:(1)1953~1957年;(2)1958~1962年;(3)1963~1968年;(4)1969~1972年;(5)1973~1976年。其中,第一、二、三次经济周期波动均出现经济的负增长。)造成经济的重大破坏。而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四次经济周期波动(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1999年)中,则没有出现经济的负增长,属增长型的经济衰退,即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最低点,其经济总量的绝对水平并不下降(见表1)。出现这一情况有客观方面的因素,即改革初期我国仍处在短缺经济的状态下,市场制约的因素几乎不存在,尚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生产过剩危机;另外,它与如下情况也有一定的关系,即随着市场机制作用范围的扩大,我国已逐步采用了宏观调控的反周期措施,从而使经济周期的波幅和波动系数缩小,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增强。 表1 中国GDP增长率的历次波动 附图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然而,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经济改革,在较长的转轨时期中存在着两种体制因素并存的局面,这使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仍然很不完善,一些市场化的调控手段难以一步到位,经济周期波动仍呈现明显的“计划同期”(注:即国有投资的扩张与收缩成为周期波动的直接原因,经济周期为国家的集中计划所推动。)的特征。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统收统支的中央集权的资源配置方式表现为国家以向国有企业财政拨款的形式进行投资。在这种投资方式下,企业的发展严重依赖于国家,并具有争夺国家投资的强烈冲动。因此,每次经济增长的启动,一般都同时带来经济的“过热”,从而使经济周期带有明显的人为“计划”推动的特点。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一情况几乎没有改变。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的几次因经济“过热”引起的经济大波动,均起因于国家投资的扩张。其中,第一次经济大波动发生在刚刚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的1978年之后,它起因于计划者的冲动,即在当时确定了大量不切实际的建设项目。为了克服这次经济波动的后果,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基本上处于经济调整时期。 第二次经济大波动始于1984年。该年年底,我国决定把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并把部分投资项目的审批权下放。由于我国的“预算软约束”是一种制度性的软约束,它来源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与国有企业的特殊产权关系。因此,在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体制尚未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只是把国家投资的财政渠道改为银行渠道,是不可能结束银企之间在资金链条上的体制性“软预算”约束状态的。正因为如此,在基本建设投资由拨款改为贷款后,便发生了银行竞发贷款、基本建设规模迅速扩大、社会消费需求膨胀、货币发行失控的情况。当时,政府曾设想以“软着陆”的方式缓解经济生活中日趋严重的供求失衡矛盾,但实际上财政、信贷“双紧”政策几度夭折,经济继续升温,通货膨胀不断升级,并在后来演变为1988年8月爆发的抢购风潮。这次由扩张性货币政策引发的工业超高速增长,在遭遇资源制约后迅速滑落。它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即此前的两位数的高增长率和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已不复存在。当年,通货膨胀率第一次达到两位数,这迫使国家于该年第四季度不得不实行紧缩的经济政策。在经济紧缩的情况下,国有投资率先回落。1989年非国有投资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回落,有人据此认为,这是“中国农村持续发展推动时代的转折”。 在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体制下,国家与企业间的预算关系必然使企业表现出对资金的旺盛需求,即所谓投资“饥渴症”、与此同时,国有银行也把向国有企业提供资金看成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并把由此可能出现的坏账寄希望于由国家的财政拨款冲抵,因而往往导致国有部门投资资金的无限供给。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调整期间,银行的信贷规模受到控制,但它并没有挡住又一次经济过热的到来。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第三次经济过热主要是由社会集资规模的急剧扩大和国有银行资金大量以非贷款方式流出(银行办企业等)引起的。而在1991年下半年国家重新启动国有投资(以比非国有部门高出10个百分点的增长率增长),并带动非国有部门投资的增加(其中1993年的增长率高达72%)后,经济过热很快形成(1992年和1993年,GDP增长率分别高达14.2%和13.5%)。1993年7月,政府不得不从减少国有投资入手,开始实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从而出现持续多年的经济“软着陆”。 以上情况表明,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改革,在转轨时期,旧体制因素仍广泛存在。它们对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方式仍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 1.国有投资的扩张与收缩仍是经济周期波动的直接推动力。资料表明,在1979~1997年期间,我国实际投资增长与GNP的实际增长的相关系数高达79.5%,即GNP实际增长波动的近80%可用投资来解释;名义投资与名义GNP的相关关系系数则高达99%,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波动基本一致。(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投资、周期波动与制度性紧缩效应),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16~17页。)而在经济景气循环中,国有投资总是起着经济启动和收缩的先导作用。在国有投资确实启动了经济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跟进;在国有投资收缩从而结束了经济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快速退出。 2.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过渡,未能解决预算软约束的问题,即对国有部门投资资金的无限供给会通过信贷膨胀的形式表现出来。对于国有企业来说,使用国家的财政拨款与使用国有银行的贷款并无本质区别,资金来源渠道的改变并未形成对 企业资金使用的硬约束。在此情况下,企业仍强烈地表现出“投资饥渴症”,只不过是从争夺财政拨款转而表现为争夺银行贷款而已,而且,即使在银行贷款的规模受到国家的硬性限制时,企业也会力图通过其他形式筹资,如银行办企业、企业非法集资等。而一旦经济过热难以为继时,国家只能采取强制性的紧缩措施来控制经济的发展,从而造成经济的剧烈震荡。 3.经济中的“软预算”约束源于政府与国有企业的特殊的产权关系,因此,只要企业归国家所有,企业的经营损益就最终仍由国家承担。当企业的资金来源于财政拨款时,企业的经营损益直接由国家财政承担;当企业的资金来源于国有银行的贷款时,企业的经营损益通过国有银行这一中间环节间接地由国家财政承担。正是由于这种“软预算”约束,造成国有企业仍然缺乏竞争性和经营效益。这从国有企业的高额微观负债可以明显看到。1980年,国有企业的负债率为18.7%,到1994年,对12.39万户国有企业(含商业、金融业)清产核资,资产负债率高达75.05%,若扣除实际损失挂账,则高达83.3%。1995年国有企业亏损与赢利基本持平,到1997年,亏损则比赢利高出近1倍,国有企业基本上丧失了偿债能力。据工商银行调查,1989~1996年共受理破产案8138件,其中后两年为5128件,占受理总数的63%,在破产加速后,银行的亏损率达85.1%。(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投资、周期波动与制度性紧缩效应》,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19页。)在此情况下,国家财政不仅必须(如通过发行特别国债)补充国有银行的资本金,而且要承担国有企业高负债导致的国有银行的坏账损失,国家成了潜在的国有企业债务的最终承担者。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的微观负债最终总是要转化为政府的宏观负债的。很显然,宏观经济能否平稳运行,宏观经济政策能否奏效,不仅取决于宏观政策本身,而且还需要微观层次的制度保证,即企业产权制度的明晰化。 1998年以来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转折及其效应 如上所述,由于转轨时期存在着两种体制因素并存的局面,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在从传统的直接调控走向通过市场中介的间接调控的过程并不顺利,特别是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滞后,使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的过渡也受到严重的障碍。更为引人关注的是,在1998年以后,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走向甚至发生了重大的逆向转折,即通过发行长期国债,增加对国有部门的投资,重新强化了国家主导经济发展的因素。 1997年7月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重大的冲击,也给我国经济带来一定的影响。但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我国的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尚未开放,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外贸易方面(1998年,我国外贸的增长速度明显放慢,并于该年5月曾出现负增长)。因此,客观而论,我国之所以在1998年采取高强度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其主要原因还在于国内的经济形势。 自1993年7月实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后,我国经济的增长率一路下滑。1993~1997年,GDP的增长率分别为13.5%、12.6%、10.5%、9.6%和8.8%,而且,这种下滑趋势在继续(1998年和1999年分别为7.8%和7.1%)。在市场长期疲软的情况下,企业的兼并、破产加剧,失业人数剧增,国有企业下岗分流的人员每年约达1000余万人。与此同时,由于制度环境和经济形势的制约,旨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密集运用的货币政策的效果不佳。自1996年5月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中央银行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并在1998年初采取了取消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限额控制(改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降低准备金率、颁布积极实行贷款支持的指导意见等措施。但所有这些措施都没有产生明显的政策效果,经济下滑的趋势依然。很明显,货币政策的操作余地已相当狭小。 在此情况下,我国从1998年开始实行连续数年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1998~2002年,我国共发行长期国债6500亿元(注:②这一数字尚不包括用于临时财政支出的特殊国债。例如,1998年,为了提高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国家一次就发行了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各年的数额分别为:1000亿元、1100亿元、1500亿元、1500亿元和1400亿元),用于安排国债投资项目。这种超高强度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带来了多方面的不同效应。 1.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成效 应当肯定,在遭遇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经济增长滑坡的情况下,我国有必要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而且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效。 首先,较大规模地扩大了投资需求,从而遏制了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局面,拉动了经济的继续发展。据有关部门测算,国债投资对GDP增长率的拉动,1998年为1.5个百分点,1999年为2个百分点,2000年为1.7个百分点,2001年为1.67个百分点左右。按照这个比例计算,1998~2001年,国债投资对经济的拉动在各年GDP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20%、28%、21%和20%。(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在外部经济环境趋紧、国内市场疲软的情况下,这对于保持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无疑是必要的。 其次,国债投资建成了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缓解了长期以来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而引起的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其中,在国债投资的支持下,我国对大江、大河、大湖进行了大规模的堤防工程建设和水毁工程修复。仅在1998~2003年3年中,全国共完成堤防加固16369公里,完成江河控制性枢纽工程25个、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75项、蓄滞洪区安全区建设22个,并拓展节水灌溉面积6500万亩。这些工程已在经济中发挥实际效用。在改善交通运输条件方面,1998年以来的3年中是我国公路、铁路、民航建设发展最快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公路新增通车里程约17.4万公里(其中新增高速公路10230公里),使我国公路总里程达140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为1.5万公里),铁路新增长度2070公里(其中复线里程586公里),水运航线、民航机场建设等也完成了一批新的工程项目。此外,粮食仓储设施、农村供电设施、城市基础设施、环境和生态保护等方面的建设,也取得重大进展。 最后,部分国债资金被用于改革成本的支付。例如,在1998年增发长期国债后,预算中原准备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部分资金,被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的保障和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发放等。该年发行的高达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则被用于充实国有独资银行的资本金。这些均属于改革成本的支付,它对于缓解改革风险、保持社会安定以及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都有一定的作用。 2.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转轨进程中某些旧体制因素的复归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也有明显的负效应。这种负效应是多方面的。这里我们首先要分析的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负效应,即它重新强化了国家对经济的垄断和控制,甚至在某些方面导致旧体制因素的复归。 其一,强化了一些部门的垄断趋势和国家 机关的行政控制。 传统的计划经济是一种国家垄断和政府控制的经济,经济改革的基本取向就在于不断打破国家的经济垄断和放松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从而促进经济的市场化和活跃经济主体之间的平等竞争。然而,执行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使国家成为主导经济增长的主体,是与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方向相悖的;特别是国债投资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部门,更强化了国家对这些部门的垄断性控制,并进而强化了整个国家的行政垄断和直接管理。在推动扩张性财政政策过程中,我国出现了行政控制明显加强的趋向。例如,在粮棉购销体制改革后,由于个别地方出现抢购现象,国家曾经又恢复了对粮食和棉花的收购体制,取缔和禁绝私商的相关活动,由粮食部门和供销社垄断粮食和棉花的经营;当一些产业部门出现生产能力过剩时,价格的下跌本是正常现象,但国家在此情况下不是通过鼓励正常竞争促进产业集中和产业进步,而是倡导搞所谓行业“自律价格”,实际上是想通过价格卡特尔来抑制竞争,等等。 垄断的加强除了强化政府部门的行政控制外,还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如在电力、通讯、铁路、民航等部门,这种利益集团往往依仗对国家经济资源的实际占有,千方百计地阻止民间资本的进入;它们画地为牢,排斥竞争,阻碍要素的自由流动,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惜损害社会和公众的利益。垄断会扭曲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造成垄断租金:一是通过垄断价格体现出来的社会福利损失,二是行业垄断部门巧立名目非法收取各项费用,将自身低效运行的成本和发展投资的负担转嫁给广大消费者。根据一些人的研究,1985~1996年,我国垄断行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大大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而同期内垄断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却大大高于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1995~1999年期间,我国电力行业每个职工比其他行业职工多收入14294元,平均每年多收入2859元,该行业每年平均多支出的工资额为79.1亿元。1996年,在垄断行业的价格与1985年相比有大幅度上涨,而且上涨幅度大大高于通货膨胀率的情况下,我国电力工业的资金利税率却仅为7.33%,与1985年相比下降了54.58%。铁路运输亏损13.8亿元,与1985年赢利64亿元相比,减利120%。市话亏损35.6亿元。邮政亏损70亿元。(注:过勇、胡鞍钢:《不可低估行政垄断造成的经济损失》,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7月13日。)由于垄断行业上缴的利润中包括了政府从国有投资中应得的回报、政府给予国有企业的大量补贴以及所得税返还、减免等优惠,因此,垄断行业多年来不仅耗散了本行业的巨额租金,而且也耗费了大量国家本应得到的财政收入。 事实表明,垄断的加强正在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因素。当前,大部分被用于扩充国有经济的国债投资,实际上是民间资本转化而来的,这部分投资的增加直接削弱了民营经济的发展。而当国有经济的发展加剧了经济的垄断时,垄断部门的寻租活动又必然阻滞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在转轨过程中,在市场经济体系已初步确立的情况下,行政垄断的加强一方面表明国家计划经济权力的扩张,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垄断部门市场经济利益冲动的加剧,它实际上是这二者的结合。在此情况下,垄断行业的企业往往通过制定垄断价格,或依仗其垄断地位巧立名目收取各种费用,最大限度地谋求本单位的经济利益,寻找并耗散其垄断租金。据2001年11月末的统计数字,国有企业赢利的82.6%集中于22家企业大户,其中,中国石油、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海油、国家电力公司五家企业的赢利合计占重点企业赢利总额的58%。(注:杨继绳:《凯思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有人担心,在当前的情况下,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有可能使中国经济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二者的弊端。这种担心或许不是没有道理的。 其二,过分倚重财政扩张强化了转轨时期中金融市场的集中和行政控制,使信贷资金进一步集中流向国有部门。 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神经中枢。在新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学对凯恩斯主义进行全面批判后,西方国家已逐渐摆脱在刺激经济增长中对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倚重,转而着重通过调整货币供应量来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我国在实行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后.也较好地处理了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的两大基本经济关系,从而使宏观经济管理逐渐由传统的直接控制转为政府通过市场中介而进行的间接调控。在此情况下,提高金融调节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和作用本应是实现市场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在国债投资日增、财政亦字扩大和银行不良贷款数额巨大的情况下,金融风险的积累不能不引起人们的严重关注,加之人们对行政控制仍心存依恋,因而在金融运作方式和监管方式上出现了集中的行政控制的强化。(1)金融发展出现了某种纵向一体化的倾向。例如,贷款权的上收,(注:1998年,在配合国债投资扩大信贷发放的同时,信贷也明显向国家银行集中,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明显上升。该年1~11月,国家银行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达78.5%,比上年同期高7.7个百分点,为近4年来的最高值。)城市合作银行的合并,关闭产权交易中心,取消场外交易等等。(2)经济启动主要依靠增发国债和银行的间接融资,一些限制性安排和歧视性政策仍然存在并得到强化,中小企业(特别是非国有企业)缺乏相应的融资渠道。为了刺激投资,1998年在不到9个月时间里连续三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并放宽了利率浮动的幅度。三次下调利率使贷款利率共平均降低了2.22个百分点,由此减轻企业(主要是国有大企业)利息支出600亿元以上,降低国债利息负担300亿~400亿元。然而,对利率浮动的规定却对中小企业存在明显的歧视,即规定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对小企业的贷款利率上浮幅度由现行的10%扩大为20%,最低下浮幅度10%不变。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最高上浮幅度由现行的40%扩大为50%。(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课题组:《中国货币政策分析》, 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28页。)很显然,关于利率浮动幅度的规定对中小企业(主要是非国有企业)的融资是不利的。与此同时,民间金融仍基本上处于非法地位,这更使非国有经济和中小企业缺乏相应的融资渠道。金融控制的加强和金融政策的进一步倾斜使信贷资金更加集中投向国有部门,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企业)的垄断地位。 3.扩张性财政政策给经济发展带来的隐患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仅强化了国家的行政垄断,导致了某些方面旧体制因素的复归,而且也给正常的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隐患。 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导致财政赤字的迅速膨胀。1997年,我国的财政赤字为582.42亿元。而在1998~2001年期间,各年的财政赤字则分别达到922.23亿元、1743.59亿元、2491.27亿元和2598亿元,年增长率分别为58.34%、89.06%、42.88%和4.28%。2001年的财政赤字为1997年的4.2倍。2002年的财政预算赤字更达3098亿元,比上年增长19.25%,并首次突破占GDP3%的国际警戒线。(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 由于国债资金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过长的回收周期和过低的投资收益率导致短期内难以获得投资收益,这就往往导致借新债还旧债的情况,使国债规模越来越大。2000年底,我国内债余额已达13000亿元人民币,外债余额达1500亿美元,内外债共计25000亿元人民币。2001年和2002年,债务余额进一步增加。(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而且,上述数字尚不包括大量隐性债务,而这种隐性债务确实存在。它主要包括:(1)各级政府拖欠的公务员工资和养老保险欠款,以及国家粮食经营亏损挂账,等等。(2)地方政府(特别是县、乡两级)财政通过各种不规范的方法举借的债务(估计有1000亿元人民币)。(3)国有银行剥离出的1.4万亿元不良债权,经处理后,乐观估计能收回4000万亿元,损失的1万亿元将最终由国家财政承担。因此,我国的实际债务余额比公布的显性债务余额大得多。2002年3月,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回答与会者的提问时表示,当年我国的债务余额为8000多亿元,只占GDP的18%。显然,这里指的只是显性债务,如果加上隐性债务,比例将高得多。据楼继伟透露,到2002年,我国包括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在内的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世界银行曾估计是50%~70%,比较乐观的估计是40%~50%,而比较悲观的估计则达70%~100%。国外的经验数据表明,积累的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一般不应超过60%,我国的债务余额显然已突破了国际警戒线。 更为严重的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使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财政支出的扩大,特别是国债的增加。2000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当年GDP的比例为36.81%,国债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58.63%。到200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GDP的比例增长到38.43%,而国债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则高达65%。这表明,GDP的增长主要是靠投资特别是国债投资推动的。中经网2002年8月2日刊载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宋国青的文章表明,1998~2000年的年平均总需求即名义GDP的增长率为6.3%,其中实际增长7.7%,价格下降1.3%。而财政支出增长率为19.8%,财政赤字增长率达62.4%(因债务利息支出记账方式的改变,这里的财政支出和赤字的增长率略有高估)。很显然,以每年近20%的财政支出增长率和60%多的财政赤字增长率来支持7%左右的总需求增长率,肯定不是一种可持续的增长方式。 还应指出的是,随着国债利率的下行,持有大量国债的金融机构积聚的风险更是不断增大。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于2002年8月2日的《2002年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表明,到2002年5月末,金融机构持有的国债9367亿元(不含财政对商业银行发行的2700亿元特别国债),比上年增加1022亿元,增长12.2%,占国债市场总量的比重达56.7%,较上年末上升3.3个百分点,占其资金总运用量的比重为5.5%,比上年末上升0.3个百分点。在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成为国债市场上最主要投资人的情况下,存贷款利率的下行,一方面,大大压缩商业银行的赢利空间,对其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在国债品种、期限趋同的情况下,一旦风险突现,变现遭遇困难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几点启示 1.扩张性财政政策所引起的国家作为投资主体地位的加强,有可能导致计划体制下宏观经济运行方式的复归。因为,这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实际上是预算软约束在新时期的一种表现,它仍源于政府与国有部门的特殊的产权关系,是新时期国家以财政资金推动国有经济继续发展的一种形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资金直接来源于财政拨款,这是预算软约束的典型表现。在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过渡后,国有企业的资金来自国有银行的贷款。当国有企业无力还贷时,其损失最终仍由国家承担,因此,预算约束依然是软的。而当企业竞相争夺银行贷款造成信用膨胀并引起经济过热(如我国上世纪90年代初出现的情况)时,国家不得不采取包括限制银行贷款在内的强制性的紧缩措施。然而,国有经济的低效率使它不可能依靠正常的积累机制获得发展。为了保持必要的经济增长率,以缓解巨大的就业压力,启用赤字财政政策成了难以避免的选择。国债投资无论用于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项目、改革成本的支付,还是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都是国家财政对国有经济的输血。但是,赤字财政政策不可能无限制使用,当它难以为继时,经济震荡就会到来,大起大落的所谓“计划周期”也有可能重现。这是必须高度警惕和极力避免的。 2.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本质上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破坏力量。如上所述,自1993年以来,我国经济的年增长率一路下滑。出现这一情况的直接原因是市场长期疲软,社会需求低迷。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制度障碍引起的经济发展内在活力的不足。其中一个最主要的方面是产权制度改革滞后使经济主体(主要指国有企业)缺乏产权约束机制。然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仅无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而且使之进一步加剧。首先,它强化了政府的行政控制和国有部门的垄断地位,削弱了各种经济主体的平等竞争,从而进一步抑制了经济的活力。其次,它把大量经济资源投入低效率的国有部门,抑制了非国有经济的正常发展,阻碍了国民经济效益的提高。此外,它还使财政赤字和国债负担迅速扩大,从而使经济的正常运行面临巨大的风险。总之,扩张性财政政策因其“挤出效应”日渐明显,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正在减弱,而它对经济运行带来的隐患和风险则日趋严重,因此,它应在政策调整中逐步淡出。至于货币领域,当前的货币供应量是适宜的,因而应慎防转而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以免导致通货膨胀。 3.推动经济继续稳定增长的出路在于制度创新。我国的经济发展之所以遭遇市场疲软、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其根源在于制度改革滞后。中国的人均消费支出和人均GDP都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百分之几。(注:据瑞士国际管理学院提供的数据,2001年,中国的人均个人消费支出只有407美元,而美国为24794美元, 日本为18404美元;中国的个人消费支出仅为美国的1.64%、日本的2.2%、瑞士的2.0%、英国的2.6%。同年,中国的人均GDP仅相当于美国的2.5%。)面对如此低下的收入和消费水平,扭转市场疲软的关键在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促进各种经济主体收入水平的提高,从而扩大社会的有效需求。在我国新、旧体制因素依然并存,制度因素严重阻碍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制度创新就是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推动力。关于我国当前的制度创新问题,应另文详加分析,限于篇幅,这里仅提出若干要点。(1)建立能够为创新活动提供激励的产权制度。任何经济的发展都离不开资本的积累,离不开创业。我国当前市场低迷,经济发展缺乏内在动力,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国内资本收益不足,资本形成机制乏力。为了扭转这一局面,就必须对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即除涉及国家安全、自然垄断、提供重要公共产品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骨干企业等领域,仍继续保留国有企业外,原则上国有资本应从所有适于商业经营的部门和领域退出。另一方面,应进一步拓宽民间资本进入市场的领域,并真正消除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对民营企业的歧视,以促进其正常的发展。(2)加速金融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市场经济的本质就在于通过生产要素的流动和组合,实现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以促进经济的发展。而在生产要素的配置中,金融服务起着核心的作用。因此,加速金融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在当前具有迫切而重大的意义。在这方面,除了应允许民间银行的发展外,还应促进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培育和发展。(3)推动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国家机构的改革。现代政府的主要功能在于经济的宏观调控、市场的监管和公共服务的提供。为此,政府应尽量减少乃至取消配置资源的权力,让市场来决定经济资源的配置。只有如此,经济才能有活力。因此,政府应取消一切不合理的行政审批,并相应进行机构改革,以实现精简、效能的目标。 宏观经济论文: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分析 一、引言 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与经济周期紧密相关。很大程度上,宏观经济形势如何就是指处于经济周期的哪个阶段,即是处于繁荣阶段抑或萧条阶段,波峰抑或波谷。因此,判断宏观经济形势就很有必要研究经济周期及其阶段。分析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其实就是判断中国经济目前所处周期的阶段。 西方学者一般将经济周期分为两个阶段:收缩阶段和扩张阶段;波峰(peak)和波谷(troug)是周期的转折点。经济周期也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繁荣(prosperity)、衰退(recession)或危机(crisis)、萧条(depression)、复苏(recovery或revival)。但是,在实践中要区分周期的四个阶段,或者说预测周期的波峰和波谷这些转折点,仍然是极其困难的,尽管经济学家们已经在运用复杂的统计模型来试图预测未来几个月或未来一二年的产量与就业量。 本文对当前中国经济周期的阶段的考察,拟从两个层次入手:首先是几种工具的综合分析,这些工具主要是;简单的凯恩斯模型(储蓄S与投资I的关系)、产出缺口理论、总需求一总供给(AD-AS)模型、IS-LM模型;其次分析一些重要宏观经济变量,主要是:GDP增长率、失业率(the unemployment rate)、价格指数。 二、几种工具的综合分析 (一)产出缺口 运用产出缺口(output gap)的概念可以判断周期的不同阶段。产出缺口是潜在产出与实际产出之差,即产出缺口=潜在的产出一实际的产出 当产出缺口是比较小的正值时,实际产出低于潜在产出,这时出现衰退的迹象(也可能是复苏的征兆,这是假定为衰退)。随着产出缺Q的不断扩大,实际产出越来越低于潜在产出,于是,衰退日益严重,最后出现萧条乃至大萧条。萧条持续一段时间后,如果产出缺口逐渐缩小,意味着萧条和衰退程度不断减轻和缓和,实际产出朝着潜在的产出水平上升,进而步入复苏阶段。当产出越过潜在产出线、上升到潜在的产出水平上时,缺口最终变成负值。一个负的缺口意味着过度就业、工人超时点的工作和机器的超正常的使用率。这时,经济出现繁荣局面。 潜在产出的值很难估算,不过可以用潜在经济增长率来近似地表示。如果实际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很多,产出缺口就是比较大的正值,这时经济出现萧条。如果实际经济增长率高出潜在经济增长率很多,产出缺口就是负值(绝对值比较大),这时经济处于繁荣阶段。 潜在经济增长率也很难测算,关于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数值存在很多争论,一般认为位于8%-1%之间,显示了9年代的潜在增长率估算值。从中可以看出,199年实际GDP增长率(3.8%)远远低于当年潜在经济增长率(9.7%),差额达5.9个百分点,这说明199年经济处于萧条阶段,即当时的市场疲软。1991年,中国经济全面回升,实际经济增长率迅速靠近潜在经济增长率,这说明1991年经济处于复苏阶段。1992年,实际GDP增长率远远高出潜在经济增长率,差额达4.5个百分点,这时经济处于繁荣阶段。1993年开始,实际GOP增长率不断趋向下降,1993-1995年,每年的实际GDP增长率不断靠近潜在经济增长率,产出缺口的绝对值不断趋向零,表明繁荣不断走向衰退。1996年,实际GDP增长率又开始低于潜在增长率,产出缺口变为正数,经济明显出现衰退或危机。1997年以来,实际GDP增长率越来越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1999年达2个百分点以上,表明产出缺口不断扩大,衰退日益严重,以致出现萧条,陷入波谷。2年,产出缺口缩小,但依然是正值,这表明,萧条或衰退程度有所缓和,经济正在走出波谷,走向复苏和回升。 (二)总需求-总供给模型分析 周期的四个阶段还可以通过总需求-总供给(AD-- AS)模型来加以说明。AD-AS模型离不开潜在产出的概念,两者一脉相承。AD--AS图形(图象略)中, ASs表示短期总供给曲线,长期总供给曲线 ASL与潜在产出线重合。 ASL不同于 ASs的垂直部分,ASs的垂直部分位于ASL的右边。ASL与ASs的垂直部分和陡峭部分之间的区域,即图中阴影部分,表示繁荣。ASs的完全平坦和相当平坦部分表示萧条。繁荣与萧条之间的过渡阶段是中间区域,表示衰退或复苏。 判断周期不同阶段的重要标志是潜在产出线或长期总供给曲线ASL。如果经济位于ASL的右边,即产出缺口是负值,经济处于扩张阶段;如果经济位于ASL的左边,即产出缺口是正值,经济处于收缩阶段。前文已述,1996年以来,产出缺口变为正值,并且不断扩大,表明现阶段中国经济位于ASL左边,并且越来越远离该线,以致滑入萧条。这种转变,从 AD-AS模型来分析,是由于总需求的减少。当总需求减少时,AD左移至AD’,经济由处于潜在产出线右上方的繁荣阶段①过渡到位于潜在产出线左下方的萧条阶段。总需求包括消费(C)、投资(I)、政府支出(G)和净出口(NX),总需求减少主要是由于消费不足、投资不足或净出口减少所致。 1996年以来,总需求持续减少和不足。到1998年,总需求不足已成为中国经济的最大问题。进入2年,总需求全面回升,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均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但是;三季度回升力度又趋小,四季度进一步趋缓。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9.3%,增幅比二季度降低.5个百分点,虽然降幅不大,但逐季下降。11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8.7%,增幅比上月回落1.7个百分点,是2年以来增速最低的月份。今年消费仍可以保持一定的增长力度,但不可能有更大的扩大,因为制约消费增长的因素顽固不退。这些因素主要是:(1)由于粮食减产、农产品价格下降,农民收入增长持续缓慢。(2)下岗或失业人员继续增加,实际失业率不断上升,城镇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很难增加。(3)消费环境、消费政策短期内很难有所改善。 2年前三季度,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固定资产投资(不含集体和个体投资)同比增长12.9%,增速仅比上半年提高.8个百分点,升势有明显减缓的迹象。11月份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固定资产投资(不含集体和个体投资)同比仅增长6.7%,比上月大幅回落4.1个百分点,是2年以来增速最低的月份。投资领域中的主要问题还是老生常谈的民间投资,即民间投资的启动机制还没有完全形成。因此,21年初,投资的增长很可能会失去动力,拉动经济的力度会减弱,刚一启动的投资很可能再次陷入收缩之中。 2年上半年对外贸易形势喜人,首次创下了半年进出口双双“超千亿”的纪录。其中外贸出口超高速增长,出口1144.7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8.3%,各月出口增速均在3%以上。出口的高速增长与上年同期基数较低有关,也得益于世界经济形势好转、周边国家经济的恢复以及国家加大出口退税鼓励出口的内部环境。三季度,净出口由增转降,出口总额同比增长25.4%,虽然增速仍然较高,但比二季度降低了11.9个百分点,增速回落的 ! 通过对消费、投资、净出口的分析,可知2年上半年总需求确实明显回升,但三季度回升力度又趋小,四季度进一步趋缓。这表明这种回升相当乏力,很难持续,总需求不足的格局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结合AD-AS模型,这表明当前 中国经济仍然位于ASL左边。因此,当前中国经济很难说真正走出了低谷或萧条。 (三)IS-LM模型分析 尽管IS-LM模型受到批判,但仍然是理解宏观经济的首选工具。决定IS曲线斜率大小的主要因素是乘数αG和投资需求的利率弹性b。在不考虑收入税率t的情况下,决定乘数大小的主要因素是边际消费倾向(MPC)。当前中国的IS曲线陡峭,这是由于现阶段中国的边际消费倾向比较低和投资需求的利率弹性相当小(即投资需求对利率变动的灵敏程度不高)。 投资需求对利率变动的灵敏程度十分复杂,需要对企业分类分析。大体说来,国有企业的投资对利率的弹性非常小,非国有企业的投资对利率的弹性比较大。国有企业的投资对利率的弹性非常小的依据是1996年以来7次调低利率,但企业投资需求对利率反应不灵敏。其实,国有企业投资需求对利率反应不灵敏由来已久,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之时,企业对利率提高也不在乎,依然是旺盛的投资需求和欲望。国有投资对利率升降反应都不灵敏,主要是由于体制改革远未完成,市场、企业和银行等机制尚不完善。综合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可以大体认为投资需求对利率变动的灵敏程度不高,即投资需求的利率弹性相当小。 1998年以来,一定范围内流行一种观点:中国经济陷入了“流动性陷阱” (the liquidity trap)。所谓“流动性陷阱”又称“凯恩斯陷阱”,最早由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提出,是指利率降低得很低时,货币的投机需求(the speculative demand for money)将成为无限的,这时,货币的投机需求曲线成为一条水平线,LM曲线也成为水平的。“流动性陷讲”至少要具备以下条件:(1)利率很低;(2)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无穷大。在现实生活中,这几个条件很难具备,因此“流动性陷院”从未真正出现过。就是美国3年代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也没有完全陷入流动性陷阱(但是LM曲线被认为是十分平缓的)。凯恩斯本人曾经声称,“流动性陷阱”的情形从未出现过。1998年以来的中国,并未真正出现流动性陷讲,但是,说我国经济已落入“流动性陷阱”的观点是有一定根据的,并非空穴来风,至少有助于宏观经济分析。1998年以来,中国经济确实出现了“流动性陷阱”的某些迹象,应当说是比较靠近“流动性陷讲”,因为7次下调利率,利率确实比较低了,再下调利率的空间已不大。体现在LM曲线上,LM并非水平,当前中国经济不处于“凯恩斯区域”或“萧条区域”,但是LM曲线比较平坦,比较靠近“凯恩斯区域”,位于“中间区域”与“凯恩斯区域”之间。 根据IS曲线和LM曲线斜率的分析,当前中国经济的IS—LM模型形状是:IS曲线依然比较陡峭,不过高垂直尚有一定距离;LM曲线依然比较平坦。这表明,当前中国经济仍然位于萧条或收缩阶段。 三、几个重要变量的分析 萨缪尔森(PaulA Samuelson)在他最新版的《经济学》教科书中依然宣称:总的来看,经济学家判断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变量是国内生产总值GDP、失业率和通货膨胀(inflation),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是高水平和快速的经济增长、高就业水平和低非自愿失业、价格水平稳定,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主要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萨缪尔森的这个宏观经济分析框架提纲挈领,简单明了,分析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完全可以此为参照。 (-)经济增长率 中国经济自1991年全面回升以来,一直保持超高速或高速增长率,远远高于同期西方发达国家。但是,高速增长中又存在一个严重隐患:1993年以来GDP增长率持续下滑,1999年是下滑的第7个年头。按照“波谷—波谷”的周期划分方法,1991年以来的这一轮经济周期,扩张期是2年(1991-1992年),收缩期是7年(1993—1999)年,扩张与收缩的比率仅为2/7,远低于以往历次经济周期扩张与收缩比率,更远低于美国经济周期扩张与收缩的比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经济平均扩张期持续3.6个月,平均收缩期为14.4个月,扩张与收缩的比率为1.58。二战后,平均扩张期持续55.3个月,收缩期大约为1.8个月,扩张与收缩的比率为5.12(陈乐一,2b)。由此可看出,美国经济的发展趋势是扩张与收缩的比率迅速提高。但是,9年代的中国,扩张与收缩比率却迅速下降,这无论如何不符合世界经济潮流。 二战以来美国经济扩张与收缩比率的迅速提高,尤其是1991年3月以来的持续高速增长和繁荣,主要原因无疑首推高科技,即技术变革。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两次繁荣(约1886-193年,1915-1931年),技术变革(相继以洋务运动和电力的普遍应用为标志)起了决定性作用。经典研究认为,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源泉是技术变革。1993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率的持续下滑以及本轮周期扩张与收缩比率的迅速下降,笔者认为其主要原因还是缺乏经济增长源泉——技术变革的支撑。中国经济增长长期以来重在量的扩张,技术水平低,轻技术创新,靠资金大投入支撑。支撑9年代前半期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因素是投资的超高速增长。199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率达到44.4%,1993年更高达61.8%。但是,1994年迅速降至3.4%,此后“一厥不振”,持续出现投资不足。靠大投入推动的经济高速增长一旦失去投资的支撑,其增长速度就会逐渐乃至持续下滑。因此,9年代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之高令世人瞩目,但增长质量和效率却令人忧虑。 2年上半年,GDP增长率跃升至8.2%,扭转连年来的下滑趋势,人们不禁为之一振。但是,三季度经济回升力度又明显减弱,当季GDP增长率为8.2%,并没有在二季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第四季度GDP增长率降至8.%。再者,中国经济统计水份太多,种种虚假和不真实的数据充斥其中,尽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但无济于事。因此,中国产出的统计数据可信度相当低,GDP的真实数据肯定要低于官方的统计数据。鉴于此。我们必须寻找对其他变量的分析。 (二)失业率 失业是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术语,乍一看,人人都懂,但是仔细想来,失业的内涵很难把据。西方学者对失业的种种定义,基本大同小异。综合比较这些定义,可以发现失业涵义的几个要素是:失业人员在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 未被雇用但正在主动寻找工作。第三个要素是失业定义的重要条件,这样就排除了非自愿失业。尽管如此,失业统计中还是存在种种问题,政府公布的失业统计数据往往偏离实际。西方学者对失业成因的解释是:在每一工资水平上劳动需求量降低时工资并不相应地降低(Joseph E.Stiglitz,1993)。因此,失业可以归结为两个问题:一是工资调整的失灵,即为什么工资不降低;二是为什么劳动需求曲线往左 移动。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西方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失业的这两个成因考虑的是短期因素,但是就长期来说,还存在另一个可能的成因:劳动供给量增加,即劳动供给曲线Ns向右移动。 我国劳动力市场非均衡的典型形式是失业,但是,我国失业统计相当混乱。失业与下岗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似乎至今不清楚,或者讳莫如深。“下岗”的含义是:职工离开原工作单位,但其劳动关系仍保留在原单位。照此定义,下岗是否就是失业?笔者认为,下岗就是失业,并且是失业的一种典型形式,因为下岗完全符合西方学者对失业定义的三个要素。下岗职工一般都在劳动年龄内,肯定具有劳动能力,已失去工作但正十分渴望得到一份新工作或回到原有单位。如此看来,下岗岂非失业?只是失业包括的范围更广,城镇隐性失业者和农村失业者不是下岗职工,但都应属于失业人员。 1979年以来,我国出现了三次失业高峰。第一次是在1979年,第二次在1989年,第三次从1995年开始,现在正处于第三次高峰时期。这次失业高峰的群体以中年人居多,并且集中在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身上。真实失业率到底是多高,一直没有准确的数据。官方公布的失业率是3%左右,照这个数据,我国失业率很低,根本不存在所谓失业高峰。在西方国家,3%的失业率还低于自然失业率。但是,官方的3%仅仅是城镇登记的失业率,城镇公开失业但没有登记的、城镇隐性的失业者、农村失业者都没有计算在内,试想如此官方失业率不知有何实际意义?在分析中,我们自然不能以官方公布的 3%作为我国真实失业率,真实失业率会远远高于3%。21年以来,下岗或失业人员还在继续不断增加。 第三次失业高峰的根本原因,或者说从长期因素来看,是人口总量过多,这是当时的人口政策造成的。人口总量过多自然导致劳动力总数(就业人数与失业人数之和)过多。从短期因素来看,失业高峰是由于劳动力需求量减少,劳动需求曲线左移。总的说来,失业是由于劳动供给量远远超过劳动需求量,工资又不能灵活调整劳动供求(工资刚性)。 劳动需求量减少,劳动需求曲线左移,主要原因是产量下降,即经济增长率的下滑。产量水平与失业率之间存在这样一种关系:产量增加时,就业量也趋于上升;反之,就业量趋于下降。奥肯定律(Okun’s law)表述的就是产量水平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凯恩斯也认为,就业量和工资不是在劳动力市场决定的,而是由产品市场上人们对商品的需求决定的。凯恩斯的意思就是说,决定就业水平高低的是产量水平。就实证分析来说,产量水平与失业率确实呈现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因此,下岗和失业人数的增加,劳动需求量减少,表明经济增长缓慢,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处于衰退或萧条阶段。 (三)价格指数。 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中,物价波动是经济周期被动的主要现象之一,有些西方学者干脆就用物价变动来描述宏观经济景气变动。在我国,随着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日益提高,价格指数越来越灵敏地反映整个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并且日益成为观察宏观经济景气变化的“晴雨表”。具体来说,价格指数最能判断经济周期的四个阶段。 前文所述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当实际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很多时,价格指数上涨率降低。即减速的物价上涨,甚至负增长,出现通货紧缩,这时经济滑入萧条阶段;当实际经济增长率高出潜在经济增长率很多时,价格指数上涨率攀升,即加速的物价上涨,出现通货膨胀,这时经济步入繁荣阶段,因此,物价上涨速度的加速或减速是判断周期不同阶段十分重要的参数。与此相对应,在总需求—总供给模型中,潜在产出线右上方的繁荣阶段,价格指数一般比较高;潜在产出线左下方的萧条阶段,价格指数一般比较低。总需求曲线AD向AD’移动过程中,产量不断减少,同时伴随价格指数上涨率不断降低;相反,AD’向AD移动过程中,产量不断增加,同时伴随价格指数上涨率不断攀升。 1997年1月,物价开始负增长,出现通货紧缩。1998、1999年两年,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和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都处于负增长中。从月度数据看,1999年全年各月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与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与上年相比一直处于下降状态。到4、5月份,商品零售价格和居民消费价格(同比)分别下降3.5%和2.2%,是1997年以来下降幅度最大的月份。此后,各月同比价格的降幅开始稳步回落。生产资料价格自1996年4月以来,一直持续下降。1999年,全国生产资料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下降 4. 8%。1999年下半年,生产资料价格下降幅度呈缩小趋势。 2年价格总水平持续在低位徘徊,并且呈现波动的特征。2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7%,是1998年4月以来连续22个月负增长后首次正增长,3月份、4月份又下跌,5月又开始持续略有上涨,但是8、9月份的涨幅分别比上月回落.2和、3个百分点。1月份与上月持平,11月份同比上涨1.3%,环比略涨.7%。2年上半年,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同比下降1.9%。三季度的商品零售价格同比下降1.3个百分点,降幅比二季度缩小.6个百分点,但8、9月份的降幅又有所扩大。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去年以来逐月回升,3月份实现正增长,4、5、6月份继续上扬。1-6月份,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上涨.9%。三季度生产资料价格同比上涨4.8%,涨幅比二季度增大2.5个百分点,其中8月份同比上涨5.1%,9月份上涨5.8%。 从走势上看,生产资料价格回升力度明显较大,但是,居民消费价格和商品零售价格的回升力度较弱,尤其是最近几个月,基本上是保持稳定。生产资料价格的逐月回升,是由于原油价格的大幅上涨及其连带效应,是成本推动型,而非商品供求关系的改变。总之,价格总水平至今还在低位运行,通货紧缩依然存在。承前文所述,这时,实际经济增长率仍然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经济至多只是出现了复苏和回升的迹象,并没有稳定走向复苏和扩张。 四、小结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分析,几种工具中最有价值的是产出缺口理论。1996年,实际GDP增长率开始低于潜在增长率,产出缺口变为正数,这是9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表明中国经济已经明显出现衰退或危机。1997年以来,实际经济增长率越来越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1999年达2个百分点以上,表明产出缺口不断扩大,衰退日益严重,以致出现萧条,陷入波谷。因此,1999年中国经济处于波谷之中。几个重要变量的分析,最有意义的是价格指数。价格指数与潜在经济增长率相结合,进一步证实了1999年中国经济已跌入波谷。AD-AS模型、IS—LM模型以及经济增长率、失业率也为1999年中国经济滑入波谷或萧条阶段提供了佐证。 2年产出缺口开始缩小,表明中国经济正在走出波谷,走向复苏和回升。但是,分季度分析,这种回升主要是在上半年,三季度回升力度又超小,四季度进一步趋缓。总需求(消费、投资、净出口)分析中,有力地证实了这种观点。况且,物价的持续低位徘徊,实际失业率的不断上升,这无论如何不是经济扩张的迹象。因此,本文的最后结论是:当前中国经济确实出现了的明显转机,出现了回升的的系列迹象。正在步入复苏阶段,但并未真正稳定走出低谷或萧条。 当前中国经济的首要任务是,继续保持续的复苏和回升势头,努力彻底走出低谷,稳步走向扩张和繁荣。要实现这个首要任务,就短期因素来说,现阶段有必要继续突出财政政策的地位,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时,中央银行必须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完善和疏通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作,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加快货币流通速度。总之,积极的财政政策要与稳健、适度扩张的货币政策相互协调和配合,货币政策要为财政政策的充分有效发挥作用创造条件,两者势均力敌,厚此薄彼都是不可取的。但是,推行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只是刺激总需求,推动经济回升的政策手段。要真正走出低谷,步入持续繁荣和增长的轨道,在当今体制的中国,光靠政策手段是远远不够的。从根本上来说,是要深化体制改革,解决经济结构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作好经济结构大调整的文章,真正建立起与国际经济接轨的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 宏观经济论文:宏观经济学教学中研究性教学的探讨 [摘要]宏观经济学具有理论的复杂性、发展性,表述方法多样性和实践多变性等特点。宏观经济学的教学目的不是仅向学生传授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能力的提高依赖于创造性思维的培养。研究性教学需以一定的创造性思维为基础,同时也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要使宏观经济学研究性教学达到目标,需以厚实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数据资料为基础,以教学团队形式和教师的科研来推动实施,要重视指导学生掌握研究经济问题的方法,引导学生学会观察问题并改变错误的认识,要关心学生学习并为之提供必要的认知条件。 [关键词]宏观经济学;研究性教学;创造性思维 宏观经济学是我国高等院校经济类和管理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是技术类、工程类、人文社科类及有关学科的专业选修课,也是国内大多数学校经济类和管理类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必考课程。它具有理论的复杂性和发展性、表述方法的多样性、实践的多变性、与经济现实的联系性等特点。国内高校在开设该课程时,一般以西方经济学中的宏观经济理论为主要教学内容,再结合中国经济实践加以分析讲解。但是,西方经济理论中的宏观经济学是在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发展起来,并用来分析这些国家经济问题的。西方国家以私有制为基础,经济结构相对完整,企业有充分的活力,对宏观经济政策反应较为敏感;商品市场、货币市场、劳动力市场等发展充分,为政策在各类市场的传导和协调,提供了较好的条件。这样,无论是以需求为导向,还是以供给为导向的政策工具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而由于机制惯性,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要真正成为具有经济性、营利性和独立性的主体,还需要继续改革。诸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会使西方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在中国的运用效应大打折扣。同时,在课序上多数专业宏观经济学课程是在低年级开设的,由于学生缺乏对西方经济社会的了解,针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学习过程中,学生往往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状况来理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经常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因此,实际上宏观经济学教学的目的不再是仅向学生传授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能力的提高依赖于创造性思维的培养。通过研究性教学,可帮助学生科学地理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和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研究性教学作为一种教学模式或教学理念,体现在教与学的全过程之中。它要求我们根据不同课程的特点,有效利用教学资源和环境,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最终实现教学的目标[1]。在宏观经济学中开展研究性教学,应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要以教学团队形式和教师的科研来推动实施 在大多数院校,宏观经济学的教学都是由若干教师同时承担的,这样就可以形成教学团队。研究性教学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如果单凭个别教师的专业知识,在指导学生的时候可能会感到捉襟见肘,因而充分利用不同教师的兴趣爱好、专业特长等资源至关重要。如有的教师对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的结合颇有研究,有的教师对宏观经济学的多媒体教学倍感兴趣,有的教师偏好于宏观经济数据的分析,有的教师热衷于对社会经济问题的认识,有的教师对计量经济模型较为精通等,这些都是宏观经济学研究性教学所必需的资源,因此,宏观经济学研究性教学要尽可能采用团队形式。近三年来,由笔者指导的学生论文,1篇论文获得全国大学生“挑战杯”比赛奖,3篇论文被评为“江苏省优秀论文”,2篇文章获得“江苏省优秀社会实践调查报告一等奖”。这些虽然形式上是导师的成果,实际上是一个团队(这个团队有研究生、年轻教师、经济管理部门的领导和专家)的成果,是由团队共同努力而取得的。因为,无论理论探讨、数据调查,还是结构分析等,都是由团队一起来完成的。特别是涉及到计量模型,往往是这个团队的教师与学生共同确定研究方法,再由一位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青年教师专门给予指导。青年教师在指导学生的过程中,掌握了更多计量模型的运用方法,个人也取得了较为优异的成果,成为一股新生的教学和科研力量。 宏观经济学研究性教学还要以教师的科研来促进学生的研究。一方面,教师要有科研,科研造诣高,教师在课堂上才会给学生更多的启迪和思维[2]。不做研究,只搞教学,只是教书匠;只做研究,不搞教学,则不是教师。近年来,笔者所在教学团队的教师主持国家、部省级、厅局级课题近30项,大多数是围绕现实经济问题而设计的。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团队尽可能地引导学生参与课题资料收集、实地调查、数据分析、报告撰写等,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取得了一批成果。此外,要做好教学工作,还必须进行教学研究,通过教学研究课题去研究教学模式、课程体系、教学规律、教材和教学方法,等等。另一方面,要引导学生参与科研。学生参与科研训练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学生参与到教师的科研项目和研究小组中,承担部分基础工作;一种是学生自己提出项目方案,并在校内或校外自主联系指导教师。笔者在进行“经济增长理论”教学设计时,曾组织师生参与了一个地 区委托课题的调研工作,主要探讨该地区民营企业的状况,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的问题和进一步发展的障碍等。通过历时近一个月的调查,学生对不同类型企业的职工来源、文化程度、工资水平,企业家成长过程,企业投资选择及并购,产品生命周期,市场销售及竞争等诸方面感受很深。这份由学生完成的调查报告得到了该区区委和区政府的高度重视,为此该区还组织了广泛的学习和宣传;研究报告获得了“2006年江苏省大学生优秀调查报告一等奖”;并且,其中一名学生还利用调查中的数据完成了自己的毕业论文,获得“2007年江苏省大学生优秀毕业论文二等奖”。 二、要以厚实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数据资料为基础 研究性教学要求学生有一定的观察力,善于观察各种事物之间的联系,从而提出问题[3]。但对于刚接触专业基础课,缺乏理论知识基础和宏观经济的感性认识,又习惯于教师教学生学的被动教学模式的大学低年级学生来说,这种能力是不够的。因此,在教学中,教师既要帮助学生奠定扎实的理论知识基础,又要给学生提供一定的数据资料。 首先,开展研究性教学要为学生奠定扎实的理论知识基础。经济学学派很多,不同的学派假设条件、理论基础、分析方法、政策主张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同一种经济现象可以用不同学派的理论来解释,而同一种理论可以用来解释不同的经济现象。从理论体系上来看,如果不能让学生涉及到更多学派的理论,学生即使对现实经济进行了调查,也无法选择适当的理论给予合理的解释,从而也就难以达到教学的目标。在开展研究性教学之前,要对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主要学派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主要结论、政策主张作详细的讲解。比如,为什么现在用GDP而不用GNP作为最基本的经济总量?根据消费函数,消费决定于收入,是什么含义的收入?投资究竟是由什么决定的,是利率、资金数量,还是长期利润率的预期?劳动力市场的非均衡性表现在哪些方面,如何解决?凯恩斯反对用削减工资的方式增加就业,但克林顿担任美国总统期间却采用了低工资政策,实现了高就业,带来了美国经济的增长,对此应如何理解?等等。在教学中,笔者团队遵循“理论—问题—政策”的思路,首先强化理论模型的讲解,让学生奠定良好的知识基础。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我们还设计了“走近经济学”等经济学基础知识竞赛活动,通过竞赛,让低年级学生认识经济学的基本要求和学习中存在的问题,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也让高年级的学生看到他们在经济学基础上存在的差距,特别是给准备进行社会经济调查和考研的学生指引方向。 其次,要给学生提供中国和西方国家宏观经济的背景资料。社会实践、原型启发、问题意识和丰富的资料等,都是创造性思维不少缺少的条件[4]。考虑到该课程理论性强,分析方法独特,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流派林立,并且随经济现实的发展而发展,是一门发展变化最大的课程。对此,笔者所在教学团队研究与借鉴相结合,为学生学习宏观经济学提供丰富的理论与实践资料。近三年来,为了及时跟踪理论前沿,我们组织教师就西方宏观经济理论的新进展和新发现、宏观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变、宏观经济理论的运用等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探讨,形成研究报告近20份;为了强化西方经济理论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结合,我们组织教师对中国经济分析面临的挑战、可持续发展理想模式的探讨、新增长理论与中国经济、投资与经济增长、失业问题及其对策、经济波动与经济政策、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等进行了专题研究,形成研究报告10份。这些专题性教学辅助资料,为学生研究性学习提供了相对便利的条件。 三、要重视指导学生掌握经济问题研究的方法 宏观经济学有很多独特的研究方法,实证分析则是最主要的方法之一。如何让学生用这种方法去研究现实经济问题呢?第一,在课堂讲授中,要教会学生对经济变量进行科学的界定(即定义)。比如什么是经济学?经济学是研究一定制度下稀缺资源配置和利用的科学。简单的一句话,却有多层意思,首先,经济问题是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引起的,没有资源的稀缺也就不需要经济学了;其次,由于资源的稀缺带来了两大经济问题,即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问题,由此引导学生去了解和掌握这两个基本问题;再次,解决经济问题与基本经济制度有关,不同的制度之下,解决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的方式是不同的,这样引导学生去了解有哪些类型的制度及其特点;最后,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以此可以激起学生了解经济学发展历史及其演变的欲望。第二,注意假设条件。假设是一种理论所适用的条件,任何理论离开了假设可能就不成立或不完全成立了。学生在以往的学习中往往习惯于现成的答案,满足于对结果的记忆,他们并没有认识到假设的重要性。教师在讲授之前可以让学生回答一个问题:三角型的三个内角和是多少度?小学生都知道的,大学老师问出了这么简单的问题,学生很少有直接回答的,他们在思考!如此,教师的目的也就达到了(事实上,180度是有条件的,即平面上)。通过与过去知识的联系可以让学生意识到,学经济学不是背概念、原理或结论的。第三,关注理论的表述方法。一般来说,经济理论可以用文字、表格、图形或函数关系来表述。在既往的学习中,数学与经济等理论是分离的,也许一个学生数学学得很好,但在经济生活中究竟有什么意义,他可能不太清楚。比如,曲线的斜率表示什么?它表示不同变量变化之间的关系,正斜率越大,表明横坐标的变化比纵坐标的变化速率要慢,即横坐标的变化对纵坐标的变化不够敏感,或者说是缺乏弹性的。教师可让学生回忆自己所学的数学知识,并对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诸多变量之间的关系产生联想,从而创造性地用几何方法分析更多的经济问题。 四、要引导学生观察问题、改变错误的认识 培养学生强烈的问题意识非常重要。“非这样不可”、“非理解不可”、“非搞出个新方案不可”、“人家能干我也能干”,这些心理情绪使得人们爱动脑筋,这样就能排除困难和挫折,从而找到问题的答案,达到创造发明的目的。怎么去找问题呢?方法是很多的。可以引导学生参与教师的课题,或进行资料数据的检索,或进行社会调查,让学生更多地了解与所设想的事物(现象)相似之处,从而引起联想。比如,可以组织低年级学生去应届 毕业生招聘会调查,这样他们不仅能了解一个层面劳动力市场状况,还能了解社会对当代大学生的要求,从而在理论和实践上做好就业的准备。我们在讲授失业与就业理论时,指导两个苏南籍的学生在苏南地区选择典型地级和县(市)级单位各一个,分层次探讨劳动力需求结构特点;两个苏北籍的学生在苏北选择典型地级和县(市)级单位各一个,分层次探讨劳动力供给结构特点。进而合作研究了江苏农村二级劳动力市场的非均衡性,并提出了“订单教育”是解决江苏农村二级劳动力市场非均衡问题有效途径的建议。学生将理论知识准备、数据的收集整理、论文的撰写等通过合作研究形式,融为一体,最后不仅这份研究报告获得“江苏省大学生优秀社会实践调查报告一等奖”,而且这四名学生的本科毕业论文均被评为优秀。另外,教师指导的学生开展研究性教学取得成绩的时候,对以后的学生也产生了示范效应。一方面,学生研究成果的推广,丰富了教学内容;另一方面,也可以激发学生的主动性,调动他们开展研究的积极性。 在研究性教学过程中,教师还要引导学生改变以往错误的认识。如总量是反映了整个经济运行情况的经济变量,较多的经济总量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由于缺乏对实际的了解,学生学习时往往凭感觉理解理论,容易形成错误的观点。比如:A=B,能否得出A+C=B+C?这在数学中是没有问题的,但以此来解释经济现象时,就要考虑各变量之间的关系了。如果等式两边是独立变量,不受其他因素影响,上述结论是成立的。当等式两边是非独立变量时,如在左边增加C时A会增加,右边增加C时B会减少,上述结论就不成立了。由此,可以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和三种国民收入决定模型之间的关系了。再如,从现实经济运行来看,究竟是欠发达地区,还是发达地区资金短缺?学生的感觉上是欠发达地区穷,缺乏资金;而发达地区富,资金充裕。事实上,资金在发达地区投资收益更高、机会更多,从而发达地区更容易出现资金短缺;考虑到投资收益和投资风险,欠发达地区的经济系统中反而资金过剩。 五、要关心学生并为之提供必要的条件 低年级学生对研究性教学有热情,但往往把握不住重点和难点。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时,要与学生一起对主题研究的重点进行分析,并充分估计到研究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困难。采用SWOT法,根据参与学生的知识基础、性格特征等,对以往学生活动中出现的共性问题进行剖析,帮助学生做好知识和心理的准备;同时,要对主题研究的外部环境利弊进行分析,提高研究活动的针对性,减少学生在方案实施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比如,在调查过程中涉及到个人隐私或企业秘密时,如何打消被调查者的思想顾虑获得可靠的数据,这既要辅导学生有关心理学等方面的知识,又要指导与被调查者接近和交谈的方式等。此外,建立可供学生进行调查的渠道,对研究性教学活动也是很重要的。在教学设计时,要尽可能征询与主题有关的政府部门、企业和社会专家的意见,收集相关的资料信息,建立调查访谈渠道,为学生开展调查研究提供参考资料和便利条件。长期的教学工作中,笔者团队已经培养了一大批各种类型的学生,他们中很多人或在经济建设主战场上,或在经济管理部门工作中取得很大成就,邀请他们参与指导学生,或直接对他们进行调查,使得研究性教学更加经济和有效。 宏观经济论文:关于企业如何应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思考 近期,国家发改委下达了物流业调整和振兴项目20__年第三批扩大内需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其中包含我市文秘杂烩网物流仓储配送中心项目,核准该项目总投资5516万元,基建面积13600平方米,购置车辆120台,其中同时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200万元,同意银行贷款3500万元。该项目成功得到国家立项扶持,值得我们思考。 一、抓项目要抓住苗头,加以扶植 “文秘杂烩网物流”项目能够进入国家立项范围,除了该项目的主体投资单位江西三健科技有限公司(民营)见事早、行动快、主动申报之外,还得益于宜春经济开发区、市供销社和市发改委的大力支持。江西三健科技有限公司是省级民营科技企业和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该企业入驻宜春经济开发区后不久,即发现宜春物流仓储业尚属空白。20__年10月,该公司向宜春经济开发区申报成立文秘杂烩网物流仓储配送中心,立即得到宜春经济开发区同意备案。20__年初,市供销社为解决全市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产品物流配送问题,积极与文秘杂烩网物流仓储配送中心合作。20__年10月底,公司正式向国家工商总局申请注册了“文秘杂烩网物流ganxi56”商标。去冬今春,市委、市政府作出“推进六大产业”的决策后,文秘杂烩网物流仓储配送中心又被纳入中心城区发展服务业50个重点项目之一。 二、抓项目要出手快捷,抢占先机 去年11月后,中央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加大投入、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其中包括物流业调整和振兴规划。获知此信息后,市发改委立即将文秘杂烩网物流仓储配送中心项目向上申报。同期,与我市邻近的某市也向上申报“文秘杂烩网物流市场”项目,但经上级主管部门查询,发现宜春已注册“文秘杂烩网物流”商标,拒绝了该市申报。该市项目申报者立即联系宜春“文秘杂烩网物流”,想以50万元购买该商标,并让宜春“文秘杂烩网物流”公司成为其下属的子公司;不久,另一邻近某市又以“文秘杂烩网物流中心”向上申报项目不成后,项目申报者也联系宜春“文秘杂烩网物流”,愿意以百万元的高价求购该商标。结果,两次上门求购均被宜春“文秘杂烩网物流”公司婉拒。今年4月初,市本文来源:文秘站 //发改委向省申报“文秘杂烩网物流”项目,省发改委在4月中旬组织专家对项目进行评审,并于4月中旬上报国家发改委,国家发改委在短期内即以“特急”文件批复。国家、省、市有关部门的高效运作,印证了总理“出手要快”的理念正在得以落实。 三、抓项目部门要发挥主观能动性,认真编制好项目 宜春是个欠发达地区,财政基础薄弱,光靠自有资金发展项目肯定不行,如果各行业、各部门不主动想办法编制适合当地发展又能挤进国家“笼子”的项目,就难以得到国家和省的扶助,就可能长期处于被动落后甚至“挨骂、挨打”的艰难处境。去年以来,在市委、市政府大力倡导下,不少部门主要领导身先士卒,出主意、想办法,调动部门的主观能动性,编制了一批加快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好项目,并主动及时向上申报,得到了国家的支持。同时也应当看到,还有一些单位总是“束手无策”,很少开动脑筋、研究政策,不能掌握情况,不能有效地出主意、想办法,既没有可以向上申报的现有项目,更没有可以拿来同别人竞争的项目。各部门均要积极行动起来,拿出更多适合国情、省情、市情,能够有效促进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好项目。 四、抓项目要抓品牌,抢注“文秘杂烩网”商标 宜春“文秘杂烩网物流”能够在此次竞争中获胜,很程度上也得益于江西三健科技有限公司早在20__年10月就注册“文秘杂烩网物流”商标。区域发展、区域竞争催生各地区、各行业打区域品牌,当前,不仅文秘杂烩网各市在争“文秘杂烩网”品牌,而且湖南的株洲、醴陵、浏阳有些行业也欲打“文秘杂烩网”品牌,如醴陵市政府正在规划构建“湘东文秘杂烩网物流中心”。这当然是好事,但对地处文秘杂烩网中心点的宜春而言,也是一种挑战。宜春早就提出要打造文秘杂烩网区域中心城市,注册“文秘杂烩网”商标对我市经济的发展意义非同凡响。建议政府高度重视,由工商部门组织进行梳理,市内凡是能够使用“文秘杂烩网”冠名的企事业单位均要尽早注册“文秘杂烩网”商标,既能突出我市作为“文秘杂烩网”中心城市的地位,又可省却我市企事业单位今后使用“文秘杂烩网”商标的麻烦。 宏观经济论文:宏观经济金融形势与货币政策支持的探微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的经济面貌焕然一新,成为全球经济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并融入市场经济体系之中,由于中国的商品竞争力强,商品项目顺差时有发生。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得劳动生产率提升,资产需要重新评估,人民币面临增值的现状,经济体中出现发展失衡的状况,探究宏观经济金融形势和货币政策支持非常关键。 一、综合认识中国经济 中国经济经过改革开放,发生重大变化,重新认识中国经济需要站在更高的角度进行解析。从全球化背景出发,中国的生产、贸易、出口等已经融入全球化,我国实施改革开放的大门会持续开放,在这个过程中,我国商品的价格会随着国际市场价格的变化而变动,并逐渐卷入国际市场经济体制中,对外部环境的依赖性增加。例如,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要从国外进口原油、铁矿石等物资,这是由于我国受到国际矿石价格影响,不得不调整国内铁矿石价格。又如,中国一些产品的产量也受到国际市场的制约,如果大量生产将会造成商品滞销,浪费原材料,如果生产过少,就会造成物价上涨,影响价格平衡。根据数据显示,中国产品对世界市场的依赖逐年增加,特别是对欧美国家,依赖程度远远高于其他国家。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变成对全球经济发展贡献最大的经济体,正是全球化带来的有利条件,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使中国不仅加入的WTO,还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二、宏观经济金融形势略述 1.固定资产的发展形式 就目前固定资产的发展状况来看,其投资出现回落,资产增长速度放缓。从国际的大环境看,由于经济危机过后全球经济发展刚刚出现复苏,我国的经济形势还处于恢复状态,状态不佳。但是我国实施了稳健的货币政策,在大政方针的宏观影响下,信贷行业出现一定程度的好转。例如,根据数据显示,2014年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同比增长20%,增速有所放缓,相比于2013年回落3.6个百分点。 2.制造业投资的发展形式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制造业投资的速度由2013年的35%降低到2014年的24%左右,制造业的投资发展形式同样出现回落的情况。例如,根据企业的注册类型,由私人控股的制造业投资额占据整体制造业投资额的70%左右,而国有控股投资额只占据整个投资额的17%左右,这足以证明,由于制造业的投资额受到市场变化的影响,自动调整了投资分配比例,制造业的投资增速放缓。 3.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形式 交通运输业在目前的发展环境中得到快速发展,2014年物流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达到4万亿,与2013年相比投资额增长了24%,增长的速度提高了16个百分点。物流行业的整体发展态势良好,其中交通运输业的总投资额占据全部投资额的2.5%,与上一年相比增长额提高了20%,增速提高了17个百分点。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其中贸易业、仓储业的投资额增长25%至35%。这是由于国家颁布了有关交通行业的发展意见,使民间投资增加,实现了交通运输业的稳定增长。 三、金融形势与货币政策 1.货币供应情况 根据数据显示,近几年来我国的货币供应变化平稳,没有出现较大波动。这其中的贷款增长率逐年增长,期间出现转折,在整体上比较稳定,略微有所回落。贷款增长率处于良好态势,但是贷款结构长时间处于不平衡状态,银行的潜在风险很高。由于企业发展需要的中长期资金与短期资金由金融行业承担,这就需要金融行业调整结构,不断满足企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需求。要想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要改善资本市场,一方面要采取措施加快银行的资产流动。 2.利率的发展情况 近几年来我国的利率一直处于下降状态,市场的利率波动大,这种状况的影响因素很多。第一,经济形势的影响。我国的经济形式不稳定,物价持续上涨,这种经济形势不成熟,利率一直处于“冷增长”状态。我国的物价持续增长,然而工资却长时间没有变动,物价与工资同时上涨的局面没有出现。从宏观形式上看,一方面要加息,一方面要综合考虑物价的发展趋势,及时制定措施应对金融变化。第二,资金供求的影响。就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看,资金仍然处于过剩状态,存款的长势过快并且外汇资金增加,影响了国内的资金供求关系,从总体上来看,资金的供求倾向仍然以充裕为主,但是不利于利率的发展水平上升。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宏观经济金融形势和货币政策支持是经济发展中的两大影响因素,我们要做好调查,利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加以宏观调控,利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进行微观调控,通过这两只手共同调控经济发展的形势。根据经济发展的现状,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将通货膨胀控制在合理范围内,这是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间以内我们主要致力的工作。 宏观经济论文:房地产价格过高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及调控 摘要:房地产价格作为一种资产价格,所给出的信号十分丰富且受到高度重视。在房地产市场早已成熟的发达国家,对房地产及其价格的研究是一直是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和重点。现从课题背景入手,首先重点阐述了房地产价格过高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然后针对性的提出了政策调控建议。 关键词:房地产;价格;经济;政策调控 1 概述在2005年和2006年,中央政府分别出台了“国八条”和“国六条”,旨在遏制房价上升过快的势头,但收效甚微,房地产价格并不听政府调控的“使唤”。只有对症下药,洞悉我国房地产价格波动的真正原因,调控方能有的放矢。研究房地产价格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进一步明确房地产价格与经济发展的相关的联系,将房地产价格纳入政府和央行的重要关注指标具有重大的意义。 2 房地产价格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2.1 房地产价格过高导致总需求结构失衡高房价对经济的影响之一是造成了消费需求的下降和投资需求的上升,从而导致总需求结构失衡。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金融统计》,发达国家消费支出占GDP 比重平均在80%左右,发展中国家平均74%。2006年中国的消费支出占GDP 比重仅50.0%,国际上各国的横向对比中我国的消费率明显偏低。 以我国自身的历史数据作纵向对比,我国的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也程逐年下滑态势。在过去的20年,以支出法计算,最终消费占GDP 比重已经从64.9%下降到50.0%,降低了约15个百分点。其中居民消费占GDP 比重从50.5%下降到了36.4%,降低了约14个百分点。最近5 年来,最终消费率的下降尤为显着,最终消费比重和居民消费比重分别下降了11个百分点和9 个百分点。截至2006年,我国的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均创下解放以来最低点。中国的总需求结构已经处于失衡的状态。而以上分析表明,过高的房价使消费减少并使投资增加,是造成我国消费/ 投资比例失调并导致总需求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 2.2 房地产价格过高导致通货膨胀房地产价格上涨会从两个方面导致物价水平上升。一方面,房地产价格上升和房地产市场繁荣会带动与房地产行业相关的钢铁、建筑材料等物资价格的上升,而这些物资价格的上涨又会带动其它产业产品和服务价格的上涨,从而形成连锁效应,导致大量商品和服务价格升高,造成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居民居住需要住房,公司办公需要商业写字楼,工厂生产需要厂房。这样,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会导致居民居住成本、公司办公成本和企业生产成本提高,而人们在居住成本提高的条件下又会向企业要求更多的工资,导致企业的用工成本也随之上涨。企业必然将成本上涨的压力通过提高产品价格的方式向最终消费者转嫁,造成社会商品价格的普遍上涨并形成通货膨胀。综合两方面的分析,房地产价格过高最终必然导致CPI 等价格指数高企,产生通货膨胀。 2.3 房地产价格过高导致金融风险的产生过高的房价会产生房地产泡沫,这种泡沫经济将带来极大的金融风险。泡沫经济是指由金融投机所导致的经济状态,表现为大量资产价格飙升到远远脱离其内在价值的程度,其中隐藏着资产价格狂跌并引起市场崩溃和经济萧条的可能性。房地产泡沫是指由房地产投机等因素所引起的房地产价格脱离市场基础的持续上涨,也就是房地产价格达到了极高的程度,与其使用价值不符,虽然账面上价值增长很快,但实际很难得到实现,形成一种表面上的虚假繁荣。当泡沫破灭的时候,随之而来的是金融系统的严重灾难和经济的萧条。 3 政策调控建议 3.1 税收调控政策税收调控政策,是对房地产保有环节实行累进课税,从而抑制房地产投资性需求,平稳或降低房价。具体操作如下:对拥有一套房产的家庭,视为该家庭未进行房地产投资,不征收物业税;对拥有两套及两套以上房产的家庭,视为该家庭进行了房地产投资,除第一套房免征物业税外,对第二套房征收税率较轻的物业税,如有第三套房则对第三套房征收税率高于第二套房的物业税,以此类推。 3.2 保障性住房调控政策 保障性住房调控政策,是指大量建设经济适用房、限价房、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增加房地产市场上的供给特别是针对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供给,从而降低房价。许多国家和地区运用保障性住房供给对房价进行调控和对中低收入阶层进行住房保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香港政府在历史上数次大规模发展保障性住房。为解决普通市民住房的问题,香港政府1978年开始推行“居者有其屋”计划,解决了222.5 万普通市民(占当时香港居民总数的一半)的住房问题,同时使居高不下的房价得以回落。在我国,保障性住房已经存在很长一段时期了,但由于规模小不足以对房地产市场发生影响。我国目前的高房价即使中等收入人群也很难承受,所以我国的保障性住房应该将低收入人群和中等收入人群都纳入保障范围,并扩大建设规模,完善分配制度,保障人民住房需要的目的。 3.3 最高限价法调控政策 由于我国房地产供给存在较高的自然垄断程度,在必要时候也可考虑通过最高限价法调控政策进行调控。具体方式是在地方政府将土地拍卖给开发商时,在土地出让合同上规定该块用地所建房产的房价上限,在此基础上实行“价高者得之”的土地竞拍方式。若开发商在日后进行房产销售时擅自超出了土地出让合同规定的房价上限,依照惩罚措施对开发商进行严厉惩罚。实施最高限价法政策的好处是开发商在竞争土地时不能盲目的高价拿地,他们必须对开发成本进行核算并各自给出能承受的土地价格,土地开发权将流入到具有开发成本和开发质量有优势的开发商手中。在我国早已存在成品油、粮食的最高限价等价格管制措施,由于房地产供给特别是地产供给的垄断程度高,所以必要时对房地产行业采取最高限价法调控政策也是合情合理的。尤其需要说明的是,最高限价法调控应该是“最后的选择”,在税 收调控、保障性住房调控等措施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时候,才可考虑最高限价法调控政策。 结语 前文所述的三种房地产调控政策不是孤立的和单一的,可综合运用其中的两种或三种进行宏观调控。例如,可以综合运用税收调控、保障性住房调控等政策进行调控,这样在减少房地产市场需求同时又可以增加房地产市场供给,调控的作用和效果会更好。在进行保障性住房调控的时候,也可以同时采用经济适用房、限价房、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类型,将各种类型的比例进行科学分配。税收调控政策和保障性住房调控政策是可以优先选择的两种政策,最高限价法调控政策在必要时可以考虑采纳。除了本文主要论述的三种调控政策外,其它的一些政策,如房地产信贷控制、外资购房控制、规范楼盘销售行为等,也可以同时被使用,重要的是将所有这些政策综合运用合理搭配,以取得良好的调控效果。 宏观经济论文:论地方分权对公共物品供给和宏观经济的影响 摘要:本文在公共物品的最优供给理论基础上,研究了地方分权的程度对公共物品供给和国家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地方分权过度的国家中,中央增加地方性公共物品供给会加重中央政府的财政负担;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时,实行中央集权化的国家比分权化的国家有更好的改革效果;改革的效果与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和地方分权化的先后次序有关。基于此,本文提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地方分权政策的建议。 关键词:地方分权 公共物品 宏观经济 经济学家Tiebout(1956)和WEingast(1960)以及其他很多学者都强调过地方分权的优点。在理论上,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占优理论强调地方分权的好处,比如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将吸引私人投资者,使得他们迁移到最偏好的税收—服务组合的社区居住(Tiebout,1956)。当生产不能实现规模效应时,分权化通过提供适合居民偏好的社区公共物品而促进配置效率(Oates,1972),分权化还能促使地方官员进行政策创新(Kollman et al,1996)。 近年来很多学者发现,在发展中国家中,实行分权化的国家从1990-2000年比集权化的国家有更高的通货膨胀率,并且地方分权程度越深,经济发展就越为缓慢(Davoodi and Zou,2002)。实证分析表明:地方分权程度过深会造成经济无效率,恶化财政状况,引起宏观经济不稳定,甚至导致领土的分裂,严重时这些因素相互影响甚至形成恶性循环。 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博弈过程 本文假设只有两级政府—中央政府和两个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为地方政府制定净税收,地方官员决定是缴纳税款或是拒绝缴纳而宁愿冒被惩罚的风险。这是一个两阶段动态博弈模型。 中央政府C为每个地区提出净税收方案:Tci,i=1,2: Tci∈(-∞,+∞),每个地区被告知它们各自的Tci的值。中央制定税收标准后,每个地区选择各自的行为xi,A是地方认可中央的权威并按规定缴纳税款;R是地区蔑视中央的权威并拒绝缴纳税款。两个地区的地方官员必须同时独立作决定。 如果地方官员选择A,他的效用函数是:Ui(A)=-αiTci (1) αi衡量的是中央政府征收的净税收反过来影响地方官员效用的比率。 如果地方官员选择R,他的效用函数是:(2) 在地区i,选民支持地方对抗中央的倾向性用σi表示,较高的σi值意味着地方官员通过反对中央得到地方选民的较多支持的“奖赏”。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的施加“惩罚”的能力用P表示,它也衡量中央政府对他个人的惩罚程度和失去了的选民支持对他效用的损害。 中央政府的效用函数是:Uc=ρ∑Tciα-θ(NR) (3) ρ是中央政府对持有税收偏好的正参数;θ(?)是单调递增函数且θ(0)=0,它衡量地方反叛时中央政府的负效用。 中央政府根据以下两个因素来使其效用最大化。第一,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员关于地方官员是拒绝还是接受缴纳税收的预期;第二,对于避免地方“叛乱”和最大化地持有税收,中央将怎样权衡二者的效用。在均衡点上,设中央政府为两个地区制定的税收用TC1φ和TC2φ表示。 当地方公共物品由中央统一提供时,公共物品的成本会改变中央政府的效用函数,改变后中央政府的效用函数为如下形式: Uc=ρ(1-b)∑Tciα-θ(NR)(4) 这里b是中央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时的边际成本系数。 地方分权和经济改革 (一)中央权力下降—用P值降低来衡量 当一个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推进地方分权时,有可能使得中央官员的权力下降,降低中央对反叛地区的控制力度。选举地方官员时,如果用地区选举代替中央委任,会削弱中央政府用解雇来威胁地方官员的允诺。中央政府“惩罚”资源的减少,会降低它对地方官员的调控力度。上述三个变化都表现为P值的降低,P即中央政府对顽抗的地方官员能造成的“痛苦”指数。 当中央政府权力下降时,中央做决策的具体过程如下:起初,中央政府把税收设定在φP0点,当P值下降时,中央政府降低局中人2的税收(图1中把局中人2设为σi值较高,即分裂倾向较大的地区);当P值进一步下降,降低到φP1点时,中央开始向局中人2进行转移支付,因为这时中央如果不对它进行转移支付,会遭到局中人2的反抗;但P值在降到低于某个临界点后,中央会停止转移支付,转而“惩罚”局中人2,这时的临界点就是中央的“惩罚”成本和转移支付成本相等的点。 以上过程表明:P值下降削弱中央政府在均衡时获得税收最大化的能力,使中央的财政状况有所恶化;当P值降低到一定程度时,中央会“惩罚”反抗地区,但这会导致国家政局的不稳定。说明一个国家过度的地方分权化,会提升地方官员的权力和减少其对中央的依赖性,这时要施加压力让他们缴纳更多的税收,对中央通常是困难的,而且还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压力。 (二)经济改革 本文中所说的经济改革主要指中央政府尝试提供效率—促进型公共物品。 中央提高税收时,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给也应有所增加,在模型中以b值的增大表示。起初,中央政府有足够的“惩罚”资源P,给定地方对中央的态度(σi的值),假定这时能从两个地区抽取净税收(图2中最上面的情况),那么b值的增大会提高中央政府从每个地区抽取到的税收总量,图2中的矩形会向右上移动,由于这时σi的值较低,所以不会引起地区叛乱。当增加的税收超过了增加的公共物品成本时,则提供公共物品对中央来说是理性的,这意味着提高税收能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同时也可以通过提高税收来增加财政收入。 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对中央政府的具体影响如何,本文分三种情形来讨论: 情形1:当b=0,TC1φ+TC2φ 0时,即:φ点位于图2中右下象限的上半部分,然后随着b值的增加,整个矩形向下移动,矩形原来左边的垂线向右移动,上边的水平线向下移动,斜线的截距向右移动并变得越来越平缓,这些变化对φ点位置的影响的累积效果见图2。如果TC2φ保持不变,斜线截距的改变允许中央政府制定一个稍微偏高的TC1φ。但是,当上面的水平线降到原先下面的水平线之下后,这时约束条件起作用,中央政府不得不从局中人1中征得的税收中对局中人2进行转移支付。但在某个临界点之后,b值的增加(即公共物品的供给)使得中央政府征收的TC1φ和TC2φ都减少。这说明在地方分权程度较深的国家中,当中央的税收总量为正时,继续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会最终减少中央的净税收。 情形2:当b=0,TC1φ+TC2φ 0但TC1φ 0时,b值的增加将使得斜线绕TC2轴向下旋转,但不改变截距。起初旋转对φ的位置没有任何的影响,直到斜线经过φ点时影响才出现。之后,b值增大将迫使中央政府降低TC2φ而使TC1φ保持不变。这说明当税收总量为负时,中央要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就必须降低原来征税地区的税收额度,而继续对原来有财政补贴的地区进行转移支付。 情形3:在临界点上,当旋转的斜线与横轴成45度角时,净税收的最高点是唯一的子博弈均衡。接下来b值的增加,会使得 TC1φ减少,而TC2φ保持不变(如图2)。这说明在转移支付成本和“惩罚”成本相等的这个临界点上,中央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会降低净税收。 本节的模型表明:在一个地方分裂倾向严重(高的σi值)或者说是分权程度较深(低的P值)的国家,增加全国性公共物品的供给只能加大地方对转移支付的要求,这会恶化中央的财政状况。中央政府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对税收的影响与初始条件(即P的值)有关,即对于一开始就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来说,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会增加中央的总税收,在b值较低时就能覆盖供给成本。而对分权程度较深的联邦制国家来说,若为了政局稳定必需贫困地区进行转移支付的话,不能用提供较多的公共物品来替代这种转移支付。 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状况直接决定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形态特征,由于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实行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有机结合,不适合过度的地方分权。西方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要注意分权,而我国的国情又离不开中央集权。要发挥中央的积极性,中央就需要有一定的权威,这就需要中央有一定的权力,因而集权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必要的。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承认中央集权的合理性,但坚决反对中央高度集权,应该使集权和分权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宏观经济论文:宏观经济和股票指数的有关性分析 一、宏观经济对股票指数影响的理论依据 宏观经济是影响证券市场大盘走势的最基本因素。证券市场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宏观经济的大环境中发展,同时又服务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说,股市的运行与宏观的经济运行应当是一致的。 本文在宏观经济指标中选取了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广义货币供应量M2、新增信贷额、财政收支、进口和出口额等多方面进行相关性分析。 1.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是反映与居民生活有关的商品及劳务价格统计出来的物价变动指标,通常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一般说来当CPI 3%的增幅时我们称为通货膨胀;而当CPI 5%的增幅时,我们把它称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当存在通货膨胀时,代表人民币间接贬值,将导致股市上涨以配合利率的相对降低,从而对于市场来说是一个上涨因素,相反,CPI的值相对较小则会预期人民币升值,利率上扬,股市将有不同程度的下跌。 2.广义货币(M2):我国将货币供应量划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流通中现金M0,即在银行体系外流通的现金;二是狭义货币供应量M1,即M0加上企事业单位活期存款;三是广义货币供应量M2,即M1加上企事业单位定期存款、居民储蓄存款和其他存款。M1反映着经济中的现实购买力;M2不仅反映现实的购买力,还反映潜在的购买力。若M1增速较快,则消费和终端市场活跃;若M2增速较快,则投资和中间市场活跃。中央银行和各商业银行可以据此判定货币政策。M2过高而M1过低,表明投资过热、需求不旺,有危机风险;M1过高M2过低,表明需求强劲、投资不足,有涨价风险。 3.新增信贷:中国股市跟信贷新增贷款正相关,信贷投放得多,股指就会走高;投放少就会走低,股市主要还是资金推动型,而市场上的资金,最重要的来源就是银行信贷,股市和新增贷款的走势具有较强的一致性。 4.财政收支关系对社会总供求的平衡发生影响,进而对经济产生影响。财政收大于支出为财政盈余,采用结余政策和压缩财政支出,可以减少社会总需求,给过热的经济降温,股市应呈现下跌的趋势;财政收不抵支出为财政赤字,具有扩张社会需求,拉动经济的功效,股市会随着经济增长呈现强势。 5.进出口总额:进出口总额的增加或减少,特别是净出口额直接反应本国对外经济,净出口额增加,意味贸易顺差,将对股市是利好影响,股市会上涨。相反,净出口额为负,则表明本国对外经济逆差,股市相应下跌。 二、相关性实证检验 1.相关分析是用相关系数(r)来表示两个变量间相互的直线关系,并判断其密切程度的统计方法。相关系数r没有单位,在-1~+1范围内变动,其绝对值愈接近1,两个变量间的直线相关愈密切,愈接近0,相关愈不密切。 2.数据选取 消费者物价指数(CPI)、股票指数(上证指数)、广义与狭义货币(M1与M2)、新增信贷、进出口额均选取2008年1月至2010年12月共36个月的数据。财政收入选取2008年7月至2010年12月共30个月的数据。 3.同时期上证指数进行数据相关性分析 以下各宏观经济变量与股票指数(上证指数)的相关系数: 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0.5051 新增信贷余额 -0.2693 财政收入 0.4025 广义货币(M2) 0.0579 进口额 -0.0885 出口额 0.1153 狭义货币(M1) 0.3297 由以上的数据可以看出,股指与CPI相关程度显着,与狭义货币和财政收入相关度普通,而与其他指标则都呈现低度相关。这与之前相关的理论分析存在出入。 4.错项相关性分析 股票指数作为经济晴雨表,作为简单的反应同期的宏观经济指标有一定的时期不匹配,所以通过修改数据的对应时间序列则找到了更为符合现实的相关系数计算方法。将对应数据的相应顺序调整,而并不是简单的同时期相关计算,得到的相关程度有很大的改变。 在数据处理中,将2008年8月的股指与2008年1月的新增信贷组成一个对应组,2008年9月的股指与2008年2月的新增信贷组成第二个对应组,之后按时间顺序依次类推构成相关组。经过7个月时间的错项相关性计算,得出的相关性系数为0.5232,为显着相关。这与之前的-0.2693相去甚远。若这种错项的相关性假设可以成立,那么可以判断新增信贷的变动反应到股票市场上的大约滞后七个月。同时也说明新增信贷是反映股指的先行指标。 同理,对进出口额进行错项的相关性分析,2008年6月进口额与2008年1月的股指对应(即间隔5个月),得到相关系数为0.4415。2008年5月出口额与2008年1月的股指(即间隔4个月)对应得到相关系数0.3470。二者与之前同期相关性计算所得相关度低变为普通相关。由此可见,在进出口额上体现了股票指数的晴雨表职能,即股指的变动对于判断一个季度之后的进出口额变动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对于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和财政收入的同期相关性分析计算中得到二者分别与股指呈现显着相关和普通相关。并且通过错项的相关性分析并未有太大的变化。由此判断,CPI指数和财政收入的变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同期的股票指数变动。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综上,新增信贷余额可以作为反映股市的先导指标,其变动对于判断股指的走势有指导意义。消费者物价指数和财政收入与股指的变动相关性显着。进出口额则属于滞后型指标,此时股市对于宏观经济的晴雨表指示功能得以显示股票价格指数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经济发展的整体趋势和水平,但中国股票市场的走势与实体经济发展存在背离,对于宏观经济的调节和反映功能也并未得到充分体现。对于股市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和各个经济变量波动关系进行研究,对于更好的进行股票投资有重要作用。 宏观经济论文:浅议地方分权对公共物品供给与宏观经济的影响 经济学家Tiebout(1956)和WEingast(1960)以及其他很多学者都强调过地方分权的优点。在理论上,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占优理论强调地方分权的好处,比如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将吸引私人投资者,使得他们迁移到最偏好的税收—服务组合的社区居住(Tiebout,1956)。当生产不能实现规模效应时,分权化通过提供适合居民偏好的社区公共物品而促进配置效率(Oates,1972),分权化还能促使地方官员进行政策创新(Kollman et al,1996)。 近年来很多学者发现,在发展中国家中,实行分权化的国家从1990-2000年比集权化的国家有更高的通货膨胀率,并且地方分权程度越深,经济发展就越为缓慢(Davoodi and Zou,2002)。实证分析表明:地方分权程度过深会造成经济无效率,恶化财政状况,引起宏观经济不稳定,甚至导致领土的分裂,严重时这些因素相互影响甚至形成恶性循环。 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博弈过程 本文假设只有两级政府—中央政府和两个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为地方政府制定净税收,地方官员决定是缴纳税款或是拒绝缴纳而宁愿冒被惩罚的风险。这是一个两阶段动态博弈模型。 中央政府C为每个地区提出净税收方案:Tci,i=1,2: Tci∈(-∞,+∞),每个地区被告知它们各自的Tci的值。中央制定税收标准后,每个地区选择各自的行为xi,A是地方认可中央的权威并按规定缴纳税款;R是地区蔑视中央的权威并拒绝缴纳税款。两个地区的地方官员必须同时独立作决定。 如果地方官员选择A,他的效用函数是:Ui(A)=-αiTci (1) αi衡量的是中央政府征收的净税收反过来影响地方官员效用的比率。 如果地方官员选择R,他的效用函数是:(2) 在地区i,选民支持地方对抗中央的倾向性用σi表示,较高的σi值意味着地方官员通过反对中央得到地方选民的较多支持的“奖赏”。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的施加“惩罚”的能力用P表示,它也衡量中央政府对他个人的惩罚程度和失去了的选民支持对他效用的损害。 中央政府的效用函数是:Uc=ρ∑Tciα-θ(NR) (3) ρ是中央政府对持有税收偏好的正参数;θ(?)是单调递增函数且θ(0)=0,它衡量地方反叛时中央政府的负效用。 中央政府根据以下两个因素来使其效用最大化。第一,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员关于地方官员是拒绝还是接受缴纳税收的预期;第二,对于避免地方“叛乱”和最大化地持有税收,中央将怎样权衡二者的效用。在均衡点上,设中央政府为两个地区制定的税收用TC1φ和TC2φ表示。 当地方公共物品由中央统一提供时,公共物品的成本会改变中央政府的效用函数,改变后中央政府的效用函数为如下形式: Uc=ρ(1-b)∑Tciα-θ(NR)(4) 这里b是中央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时的边际成本系数。 地方分权和经济改革 (一)中央权力下降—用P值降低来衡量 当一个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推进地方分权时,有可能使得中央官员的权力下降,降低中央对反叛地区的控制力度。选举地方官员时,如果用地区选举代替中央委任,会削弱中央政府用解雇来威胁地方官员的允诺。中央政府“惩罚”资源的减少,会降低它对地方官员的调控力度。上述三个变化都表现为P值的降低,P即中央政府对顽抗的地方官员能造成的“痛苦”指数。 当中央政府权力下降时,中央做决策的具体过程起初,中央政府把税收设定在φP0点,当P值下降时,中央政府降低局中人2的税收(图1中把局中人2设为σi值较高,即分裂倾向较大的地区);当P值进一步下降,降低到φP1点时,中央开始向局中人2进行转移支付,因为这时中央如果不对它进行转移支付,会遭到局中人2的,!反抗;但P值在降到低于某个临界点后,中央会停止转移支付,转而“惩罚”局中人2,这时的临界点就是中央的“惩罚”成本和转移支付成本相等的点。 以上过程表明:P值下降削弱中央政府在均衡时获得税收最大化的能力,使中央的财政状况有所恶化;当P值降低到一定程度时,中央会“惩罚”反抗地区,但这会导致国家政局的不稳定。说明一个国家过度的地方分权化,会提升地方官员的权力和减少其对中央的依赖性,这时要施加压力让他们缴纳更多的税收,对中央通常是困难的,而且还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压力。 (二)经济改革 本文中所说的经济改革主要指中央政府尝试提供效率—促进型公共物品。 中央提高税收时,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给也应有所增加,在模型中以b值的增大表示。起初,中央政府有足够的“惩罚”资源P,给定地方对中央的态度(σi的值),假定这时能从两个地区抽取净税收(图2中最上面的情况),那么b值的增大会提高中央政府从每个地区抽取到的税收总量,图2中的矩形会向右上移动,由于这时σi的值较低,所以不会引起地区叛乱。当增加的税收超过了增加的公共物品成本时,则提供公共物品对中央来说是理性的,这意味着提高税收能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同时也可以通过提高税收来增加财政收入。 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对中央政府的具体影响如何,本文分三种情形来讨论: 情形1:当b=0,TC1φ+TC2φ0时,即:φ点位于图2中右下象限的上半部分,然后随着b值的增加,整个矩形向下移动,矩形原来左边的垂线向右移动,上边的水平线向下移动,斜线的截距向右移动并变得越来越平缓,这些变化对φ点位置的影响的累积效果见图2。如果TC2φ保持不变,斜线截距的改变允许中央政府制定一个稍微偏高的TC1φ。但是,当上面的水平线降到原先下面的水平线之下后,这时约束条件起作用,中央政府不得不从局中人1中征得的税收中对局中人2进行转移支付。但在某个临界点之后,b值的增加(即公共物品的供给)使得中央政府征收的TC1φ和TC2φ都减少。这说明在地方分权程度较深的国家中,当中央的税收总量为正时,继续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会最终减少中央的净税收。 情形2:当b=0,TC1φ+TC2φ0但TC1φ0时,b值的增加将使得斜线绕TC2轴向下旋转,但不改变截距。起初旋转对φ的位置没有任何的影响,直到斜线经过φ点时影响才出现。之后,b值增大将迫使中央政府降低TC2φ而使TC1φ保持不变。这说明当税收总量为负时,中央要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就必须降低原来征税地区的税收额度,而继续对原来有财政补贴的地区进行转移支付。 情形3:在临界点上,当旋转的斜线与横轴成45度角时,净税收的最高点 是唯一的子博弈均衡。接下来b值的增加,会使得TC1φ减少,而TC2φ保持不变(如图2)。这说明在转移支付成本和“惩罚”成本相等的这个临界点上,中央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会降低净税收。 本节的模型表明:在一个地方分裂倾向严重(高的σi值)或者说是分权程度较深(低的P值)的国家,增加全国性公共物品的供给只能加大地方对转移支付的要求,这会恶化中央的财政状况。中央政府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对税收的影响与初始条件(即P的值)有关,即对于一开始就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来说,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会增加中央的总税收,在b值较低时就能覆盖供给成本。而对分权程度较深的联邦制国家来说,若为了政局稳定必需贫困地区进行转移支付的话,不能用提供较多的公共物品来替代这种转移支付。 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状况直接决定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形态特征,由于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实行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有机结合,不适合过度的地方分权。西方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要注意分权,而我国的国情又离不开中央集权。要发挥中央的积极性,中央就需要有一定的权威,这就需要中央有一定的权力,因而集权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必要的。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承认中央集权的合理性,但坚决反对中央高度集权,应该使集权和分权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宏观经济论文: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走势及政策取向 一、当前宏观经济走势 “九五”期间,在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复杂情况下,我国经济能够保持较为健康的持续发展,这与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相应稳健的货币政策是分不开的。由于受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显着放慢的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受到了某种程度的抑制,21年初以来,受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显着放慢的不利影响,中国经济回升的势头再次受到了抑制,全年增长速度将低于上年的水平。 由于国际经济及国际贸易增长迅速减缓,21年中国外贸进出口增长速度将比 2年大幅下降,降幅将达2个百分点以上。在外需增长受到严重制约的情况下,21年中国继续实施的“扩大内需”为主的政策将对拉动全年经济增长起着关键的作用,内需增长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外需的不足。21年,中国投资增长迅速,特别是由于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国有投资增长强劲,固定资产投资全社会完成投资同比增长15.8%,高于上年同期4.4个百分点,高于上半年.7个百分点,增长率大大超过上年;消费前三季度同比增长1.1%,增长将与上年基本持平,这是一个在2年较高基数上来之不易的较快增长。21年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是相当可观的,尤其在美国、欧盟、日本等世界主要经济体增速普遍下降、且下降幅度超过预期的外部环境中,更显得“一枝独秀”。可是,21年内需的超额增长并没能完全抵消外需增长的猛降,从而使全年的增速低于2年的水平。前三季度我国GDP增长7.6%,据预测,21年我国GDP将达到7.5%左右。 目前看来,今后一段时期国际经济环境仍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最近美国遭受的恐怖袭击事件将加深景气低迷,发达国家内部面临的结构性调整还需时日。国际经济波动所给予中国经济的影响,滞后期大约是半年。在外需不太稳定的情况下,21年宏观调控的着眼点还必须更多地放在扩大内需上。从长期看,由于中国有12亿多人口,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坚持以内需为主无疑是正确的选择。 坚持以内需为主意味着一国的需求结构偏重于内需,并要有一个适当的外贸依存度。在人口众多、内需为主的大国,外贸依存度一般不会过高。经济最发达的大国如美国,外贸依存度为2.7%,日本为2.1%(2年,根据联合国LINK网站资料计算)。这一年,中国外贸依存度为44%左右,高于美国、日本等许多经济大国一倍多。不过考虑到汇率等因素,中国的贸易依存度有被高估的可能,且再考虑到中国加工贸易的较大规模,该数值似乎也还可能有合理的成分。但中国人口为12.6亿,大大超过美(2.73亿)、日(1.27亿)诸国,其依赖国内市场的份额理应更大。为适应我国这样一个人口特多、国内市场潜力特大的大国特点,实现以内需为主的长期方针,减缓国际经济波动所给予我国经济的影响,有必要慎重考虑适当调整我国需求结构中的国内需求与国外需求的比重。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加入WTO以后,中国的对外贸易还会有很大的发展,必须坚持对外贸发展的政策支持,但不可一味追求过高的外贸依存度。从中长期看,今后为了稳住、不致升高太快太多或者适当降低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宏观政策的着眼点应通过更积极地扩大内需、促进国内的消费与投资来实现。 二、关于积极的财政政策 1998年以来,中国政府连续几年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得了显着的成效。1998年到2年,三年国债投资36亿元,据测算,国债投资对1998、1999、2三年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1.5个百分点、2,个百分点和1.7个百分点。21年国债规模15亿元,对拉动经济增长起到重要作用。利用国债资金进行重点建设,不仅有力拉动了经济增长,抑制了通货紧缩趋势,而且加快了经济结构调整,增强了经济发展后劲。同时,积极财政政策在扩大消费、促进出口和支持改革等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过,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存在各种各样的消极方面,长期使用国债投资手段,一方面,会增强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作用,与改革的目标相抵触;政府投资一般效率也比较差,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债项目逐步倾向于低收益或无收益的项目,出现国债投资效用递减现象;政府工程质量难以保证,而且容易产生腐败。另一方面,国债承受能力总是有限的。但是,中国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否可能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我在21年中国社科院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春季座谈会上说过,银行存贷差大,谈不上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最近,财政部长项怀诚也说,这种有“挤出效应”的观点在中国还没有证据支持。基本原因一是银行存贷款差规模一直很大,财政投资在资金上挤出不了民间投资,我国目前老百姓的储蓄存款已超过7腕亿元,21年1月末达到7.18万亿元,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达到14万亿元,各项贷款余额1.9万亿元,存贷差额3万亿元多,社会资金绰绰有余。民间投资不畅不足,不是由于财政挤出,而是由于体制和制度等方面的原因。二是财政投资的投向大多数为公路、供水、机场等基础设施,属于公,共支出领域,在项目方面也不会挤出民间投资。一般来说,在供大于求的总格局下,有大量闲置的生产能力、生产要素可供利用,而民间投资又不能有效吸收、消化这些闲置的经济资源时,政府支出规模包括投资规模的扩大,不但不会导致“挤出效应”,不会产生由于供应失衡而诱发的通货膨胀,而且还将对闲置资源的利用,促进和带动民间投资的增长,引导社会资金的流量与流向等产生积极作用。 目前情况下,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消极作用主要反映在其他方面,而不在于挤出效应上,当然,随着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效果的显现,民间投资的扩大以及闲置资源的消失,瓶颈的出现,这种挤出效应也会逐渐显露出来,而此时积极财政政策的退出问题也会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判断是否需要以及是否能够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看三条:一是看国际经济形势何时能够好转,外需增长势头能否恢复,而这在当前看来是不确定的,目前世界经济放慢的趋势,有说是周期性的,有说是结构性的,加上“9·11”事件的影响,国际局势的动荡,对今后走势众说纷纭,难于肯定。二是看社会投资何时能够上去,而21年社会投资,1—3季度,集体与个人投资增长9.1%,低于国有及其他类型投资增长18.2%的水平,这也与外需不足情况下为外需配套的社会投资受到抑制有关。三是看财政指标离警戒线的距离,国际上常用财政赤字占GDP比率不超过3%、国债余额占GDP比率不超过 6%这两个指标来衡量,目前中国的这两项指标离国际常用的警戒线都还有距离,我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由1997年的1.2%上升到2年的2.9%,接近欧盟规定的 3%警戒标准,仍在公认的警戒线内;从债务角度看,我国国债负担从1997年的7.3%上升到2年的14.6%,远远低于欧盟规定的6%的警戒线。 看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淡出时间要推迟,至少21年还要继续实施。但在国债使用方向上要有所调整,要加大 企业设备和技术改造的使用比例,加大国债分配给地方使用的部分,加大对西部的投资。据国家经贸委的材料,国债专项资金技术改造贴息项目,近3年共安排了265.4亿元,拉动投资281亿元,拉动银行配套贷款1721亿元,就是说1元的国债资金带动了1元的社会投资、6元的银行贷款。 诚然,我国能维持7-8%的增长速度也不算低了,问题在于这个速度在我国现时还难以解决就业问题。在中国,就业问题应主要靠结构调整来解决,要靠大力发展民间中小企业,靠发展服务行业,靠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解决。而结构调整又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一下子完成,因此现阶段增长速度还很重要,从这个角度来说,财政政策力度还应加大。在外部需求进一步下降的背景下,扩大内需显得越发重要,据此,如果全球经济继续放慢的话,积极财政政策不仅不能淡出,力度还应有所加强。 此外,货币政策在配合财政政策方面还应多发挥作用。近几年来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发挥了比较好的相互作用。过去3年金融机构共贷款7亿元配套资金,有力地支持了国债投资项目的实施。目前情况表明,货币政策的补位作用有待加强,近期货币供应量减速,9月末狭义货币M1比2年同期增长12.3%,增幅比2年同期低8.5个百分点,比2年年底低3.7个百分点,比21年上半年低2.6个百分点。1-9月份货币流动性比率(M1/M2)为37.12%,比年初低1.37个百分点,表明货币的流动性也在减弱。如果再考虑到货币流通速度下降的因素,进一步加快货币供应量的增长显得十分必要。现在物价形势较稳,目前通胀压力不大。前三季度消费品价格指数同比上升1%,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下降.6%,金融货币政策可适当放松,这个“闸”还可以运用,保持货币供应量的适度增长,支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防止经济出现进一步减慢趋势。不过货币政策的松动要相当谨慎,一是由于加入了WTO,要考虑金融风险的问题;二是要防止出现通货膨胀。 积极财政政策能否淡出,不仅取决于财政自身的状况,还要取决于货币政策的状况。如果不及早为货币政策作用的正常发挥创造必要的条件,当积极财政政策的空间越来越小时,有可能货币政策仍然发挥不了作用,陷入日本式的财政货币政策困境。为此,需要积极稳妥地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完善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为货币政策发挥作用创造条件。 三、关于需求政策与供给政策 前几年实施的政策,是以扩张性财政为主的需求方面的政策。我国经济学界最近有人提出,还应当采取供给方面的政策,主张今后更多地从供给方面着眼,实施一些可能的政策,把需求方面的政策与供给方面的政策结合起来,这个意见是值得注意的。 强调供给方面的政策,最先是英美供给学派经济学家的主张。他们认为,一个国家经济状况的好坏,并不是象凯恩斯主义所认为的那样,主要取决于需求是否充足,而是取决于“供给方面”,即企业和企业家方面是否有活力。因而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措施,也不应该是运用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去增加需求,而是向“供给”方面倾斜,使企业提高竞争力和投资的积极性。 所谓供给方面的政策,主要包括运用税收杠杆降低税负、企业改制、强化竞争、大力扶持鼓励中小企业等刺激供给积极性的政策,旨在提高和发挥企业的活力。 应当说,降低税负也是扩张性财政政策所包含的内容。这几年我国财政政策中似乎存在支出与收入政策不太协调、政策效应被削弱的问题。政府一方面扩张国债投资与支出,另一方面不断加大税收征管力度,税收每年增加1亿元以上。近年来税收增长大大超过GDP的增长速度,如21年前三季度我国税收同比增长22.7%,大大超过GDP增长7.6%的速度。税收的增加,增大了企业和个人的负担,降低了企业和个人的投资能力和积极性。应该指出,这几年基本上没有增辟税种,没有增加税率,税收的增长基本上是打击走私、加强征管的结果,有其必要的一面;但是,为调动企业投资的积极性,降低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适当减免税收的空间也是相当大的。考虑到普遍减税可能遇到的困难,可以实施结构性的减税。如对中小企业实行一定的税收减免,进一步减免农民税费负担,探索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变,调节内资外资企业所得税,形成公平合理的税收环境,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等等。有人建议,降低国税造成的财政收入缺口,由增加发行国债来弥补,即对积极财政政策适当转型,国债资金运作,由目前的直接投资逐步转变为以国债来支持减税和税制改革,从而刺激投资和消费的增长,减税措施导致的投资消费增长的效应,等同于国债支出的扩张效应,但更直接启动社会民间需求,为国债支出所不能及。 至于国有企业改制与中小企业的政策支持问题,其对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根据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经验,经济不太景气时期往往是企业重组的频发时期,我们亦应抓住时机推进战略性重组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步伐。有着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营机制和富有创新精神的民营中小企业,是中国经济发展中极具活力的因素。民营中小型企业发展的政策支持在我国一些地区已经取得显着的成效,应进一步推广,增大政策支持的力度,取消对中小企业的歧视性规定,切实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服务。 宏观经济论文:对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均衡关系的计量分析 一、引言 理论研究发现,房地产业和宏观经济一样,存在运行周期,且两者的周期密切相关。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stephen A.Pyhrr等房地产经济学家开始致力于西方房地产市场的周期研究,分别从微观和宏观角度探索房地产周期波动及其机理。为房地产价格研究提供了一种新思路,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房地产价格的波动规律。随着房地产行业在经济中的地位日益彰显,国内学者也越发重视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发展问题。谭雪芹采用VAR模型分析认为房地产销售价格指数和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着显着的正相关关系。贾晓惠运用回归分析法,发现上海现在较高的房地产价格基本由宏观经济支撑。祁神军则采用K线理论及工具,剖析房地产扩张和收缩的周期波动机理。房地产周期同宏观经济的波动趋势总体一致,但房地产的波动幅度要大于宏观经济波动幅度的。基于以上研究理论,客观看待房价上涨现象,而不是批判地偏重指责原因,正确认识房价上涨由宏观经济支撑这一客观事实,才能靠拢市场经济的基本立场,制定出遵循供求规律的房地产调控政策。 二、房地产业现状 1998年,国家为了刺激内需拉动经济,颁布实施了住房货币化改革,但是无形中助长了楼市的泡沫化发展。2003年以来,政府屡出重拳加以规范和调控。 但是房地产价格在连续严格调控的情况下依然只升不降,这是因为房地产与宏观经济存在着并轨运行的特点。宏观经济正处于上升通道,城市化和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房地产需求持续增加。此外,经济上扬带来投资资金增加,投资热点的泛地产业吸引大量资金流入。经济需求及资金力量的让房地产价格维持强硬的上升势头。据《2010年全国房地产市场运行情况》显示:2010年12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6.4%,环比上涨0.3%。在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下,2010年11月以来,一些地方高价地再度出现,部分未实施限购的中心城市的住房交易的量价齐升,限购城市周边地区的房价出现较快上涨[6]。 三、实证分析 第一,变量选取说明。综合考虑宏观经济各方面情况,选取六个宏观经济指标。其中,国内生产总值(GDP)代表经济发展总体情况,体现房地产行业发展的经济环境。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进出口商品总额(IMEX)、本期投资完成额(INV)代表消费、出口和投资“三架马车”的现实情况。财政收入(FIN)和活期存款利率(RES)一定程度上反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了综合反映上述六项指标的有效信息,又避免数据的简单融合失真,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获得一组综合反映宏观经济信息的新数据(MAC)。房屋销售价格指数(HSS)最能体现公众对房地产价格波动预期,所以选择房屋销售价格指数这一核心指标来反映房地产价格的整体性变化。 第二,MAC与HSS的长期关系模型构建。主成分分析从原始变量中导出少数几个主分量,使它们尽可能多地保留原始变量的信息,且彼此间互不相关。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它往往作为许多大型研究的中间步骤。运用SPSS19.0进行主成分分析,结果见表1:旋转之后,主成分1(F1)解释原始变量总方差的66.085%,主成分2(F2)解释23.805%,两个主成分能够反映原始变量89.89%的信息。由于GDP、IMEX、INV和FIN对F1依赖较大,CPI和RES对F2依赖较大,明确两个主成分的经济意义,F1代表经济增长因素,F2代表经济预期因素。再由F1和F2反映出的原始变量信息的占比,计算综合宏观经济指标F(MAC): 。 平稳序列的每个数值都从一个概率分布中随机得到,都必须满足以下条件:①均值 ,与时间 无关的常数②方差 ,与时间 无关的常数③协方差 ,只是与时间间隔 有关,与时间 无关的常数。以Eviews6.0的ADF法检验MAC和HSS的平稳性,结果见表2:MAC和HSS的检验T统计量值分别是2.008277和-1.910599,比显着性水平为1%、5%和10%的临界值都要大,不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是非平稳的。但是MAC和HSS经过一次差分再进行单位根检验时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而变得平稳,即MAC和HSS是一阶单整的。 协整性分析研究经济变量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假设X与Y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若 对其均衡点的偏离从本质上说是临时性的,那么随机干扰项 必须是平稳序列。长期均衡关系使变量在某时期受到干扰的偏离能在下一期进行调整而回到均衡状态。为了确定HSS和MAC是否存在内在均衡机制,采用AEG协整分析法,先得到协整回归模型: (96.85073) (1.014489) (10.36982) (-4.324516) R2=0.863779 DW=2.090974 再用ADF检验法对模型的残差序列 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见表2:检验T统计值是-7.240618,比显着性水平为1%、5%和10%的临界值都小, 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即 是平稳的。表明HSS与MAC存在着长期的协整关系,由上述线性模型表示。模型代表解释了HSS变动的86.3779%,MAC对HSS的长期影响弹性系数为0.690982,说明上升的宏观经济会带动房地产销售价格指数上涨,符合经济意义。 第三,误差修正模型ECM——HSS与MAC的短期关系。协整回归的误差项 是均衡误差,为了增强模型的精度,需建立短期动态模型来弥补长期静态模型的不足,建立HSS与MAC的短期关系模型: (0.390517) (1.148498) (-4.442641) (6.248139) (-3.280501) R2=0.410643 DW=2123801 当年的MAC对HSS的短期影响弹性系数为1.463332,大于长期系数0.69098,表明MAC对HSS的短期影响比长期影响大。而HSS的长期效应对短期动态的修正系数为-0.455289,如果上一年的房地产销售价格指数的长期均衡误差 为负,误差修正项将使本年的房地产销售价格指数向高方向变动;如果房地产销售价格指数过快增长则可通过误差修正项使其增长变慢,-0.455289说明误差项对HSS的修正作用为反方向的。 通过以上的检验分析,可以得到结论: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存在紧密的正相关关系,并且这种关系是长期均衡的,也就是说即使在短期内房地产价格的波动与宏观经济波动相背离,但是在内在均衡机制的作用下,两者最终还是会渐渐趋于一致。这个结论解释了近几年房地产价格的持续上涨是由于宏观经济的高位运行带动,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三、房地产价格趋势展望 在全球经济复苏放缓的环境下,2012年楼市调控效应和地方政府债务的累积将使经济和物价的增速出现“双降”,通货膨胀下行趋势确立 ,但是物价的中长期上涨压力仍然存在。保增长,防通胀的经济政策仍会执行,宏观经济将会保持一个较稳定的增长步伐。近期楼市“拐点”初现,但房地产调控政策短期不会改变,20 12年楼市调整还将延续。[7]政策作用下,房地产市场开始走向分化,竞争加剧,资金风险加大,市场泡沫开始收缩,部分城市的房价面临下降趋势。 在宏观经济上扬带动与房地产调控政策的下行抑制的共同作用下,房地产价格将最终表现为维持可控的增长势头。但是因为房地产业 “资金池子”的作用,加上通货膨胀和充裕流动性的支撑,短期内难以压降。房价调控仍要紧抓不放,注重加快调整市场结构,提高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比重,提高供求的匹配程度。加强规范房产开发公司和中介组织的行为,建立完善的监控制度。政策配合进一步发挥市场淘汰机制作用,提高市场集中度。随着泡沫经济不断得到挤压、行业竞争的加强、国家宏观调控的迸一步成熟以及购买者理性的增加,我国房市未来的价格会逐渐趋于合理化,房价收入比进入一个可维持的空间。 宏观经济论文:中国宏观经济回顾与展望 在稳健型宏观调控政策作用下,2004年中国经济实现了稳定快速增长的目标,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增长9.1%,投资过快增长的趋势得到了较明显的遏制,通货膨胀明显上升但仍处于可调控、可承受的范围,消费增长稳中趋升,外贸出口大幅增长。总的看来,2004年宏观经济运行是“有惊无险”,经济避免了一次因投资过热及经济变量间存在严重的不均衡增长而可能引起的“大起大落”。展望2005年,在“双稳健”的政策作用下,经济增长将继续有所回落,达到8-8.5%,投资和出口双双将出现明显回落,但仍然保持较快增长水平,消费增长将继续保持平稳快速增长态势。 一、2004年宏观经济回顾 (一)2004年宏观经济面临两大不稳定、不健康问题 一是重化工业继续加速增长且出现明显的过热现象,影响经济的平稳协调增长。2002年中期以来,工业增长明显提速,进入到一个新的加速增长轨道,其主要推动力是重化工业的加速增长,中国工业发展進入到“内生性”的重化工业化新阶段(这明显区别于改革前以国家主导的重工业优先战略时的重工业增长)。重工业增加值增长率由前期的10-13%上升到最近两年多来的18%左右的高水平(见图1)。一批像汽车、电力、钢铁、化工等重化工业进入高增长阶段,成为推动产业升级的主要力量。2004年上半年,重工业增长连创新高,重工业增加值月度增长率在2-4月份连续3个月超过20%,1-6月累计增长达19.7%;且上半年重工业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达76.1%,比上年的75.3%又提高了0.6个百分点。重工业快速扩张导致相关的能源供给和运输均出现了高度紧张,说明重工业开始出现过热现象,特别是钢铁、有色金属和建材等与房地产相关性强的重型工业投资增长过猛、产出增长过快。一些重化工业产能的过度扩张(其中不少产品技术含量低、生产的能耗高、污染大),对资源供给和环境保护及经济的协调发展产生巨大的压力。 二是内需的两个方面即消费与投资增长呈现严重的不平衡增长态势,而且投资结构和需求结构也存在相当大的扭曲问题。现阶段,过度依赖于投资的经济增长存在很多问题,一是投资高增长如果得不到最终需求的积极配合,将容易产生下阶段的产能过剩及投资的低效率;二是重化工业低水平投资扩张将带来严重的资源瓶颈问题,并对下游企业形成巨大的成本压力;三是投资的低效率扩张不仅将造成新的不良资产大量增加,加大金融风险,而且因为无法持续而造成经济增长的大起大落,降低经济增长的宏观效益。 因此,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遏制经济增长中的这些不健康、不稳定性因素,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宏观调控也由此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二)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特点 回顾2004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呈现以下主要特点: 1.投资增速逐季放慢,显现宏观调控的阶段成效。2004年1-11月份,城镇50万元以上固定资产投资额为49274.32亿元,同比增长28.9%,增幅比一季度和上半年分别回落18.9个和2.1个百分点。从近几个月的投资运行来看,投资增长的降温有所反复,但总体上逐步回落的趋势已经形成,根据月度增长趋势图分析,投资增长的调整至少将呈现“两波”调整,第一波调整出现在3-5月,5月投资增幅为2004年以来的最低点,随后经过两个月的反弹,8月份又进入第二波调整,9月份的再反弹,原因是前两年基数偏低的作用,剔除基数的影响实际也是回落的,10月份和11月投资增长(分别为26.8%和24.6%)再次回落说明第二波调整将会继续。初步预计,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68400亿元左右,增长23%左右,低于去年26.7%的增长水平。 2.工业增长前高后低,降温效果明显。在重化工业化过程显著提速的作用下,上半年工业增长创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新高,增长17.7%,其中有3个月增幅接近20%。下半年以后,随着以控制一些重化工业过热和房地产过热为重点的宏观调控政策的落实,工业产出和投资增长均出现了较明显的回落走势。1-11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48911.08亿元,同比增长16.8%,比上半年回落0.9个百分点,与去年同期持平。我们认为,目前工业增长调整基本到位,从增加值增长来讲,主要是重工业降温明显,6月份以后,重工业已持续5个月回落到18%以下,降到16-17%的正常快速增长水平,相比而言,轻工业增长则一直保持15-16%的增幅,从而导致轻重工业增长差距缩小、结构趋于协调。而从工业行业的投资增长来讲,一些过热的重化工业投资增长逐季显著回落,初步实现了“软着陆”。初步预计,2004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7%,比去年低0.3个百分点。 3.消费需求稳中趋升。2004年消费品市场出现了稳步小幅回升趋势,1~11月份,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48387.60亿元,同比增长13.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2%。2004年消费增长呈现以下特点:一是实际消费增长比去年同期明显加快。1-11月实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比上年同期增加2个百分点。二是城乡消费差距有所缩小。下半年后农村消费增长出现了明显的上升态势,这主要是因为2004年以来受粮食丰收和粮价大幅上升的影响,农民收入大幅增长,从而明显刺激了农村市场的活跃。三是住房、汽车和电子通信三大消费热点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初步预计,全年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长13.3%左右,实际增长10%左右。 4.外贸进出口继续保持高增长态势,全年贸易略有盈余。2004年我国外贸增长呈现以下特点:一是超出年初的预计,贸易进出口出现连续第3年超高增长。即入世以来的贸易爆发性增长的格局继续保持,对宏观经济的快速稳定增长起着十分重要的支撑作用。1-11月份外贸进出口总值达10383.78亿美元,同比增长36.5%。其中出口5296.06亿美元,进口5087.71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35.7%和37.3%。二是受宏观调控的影响,外贸进口在下半年明显回落,由此使上半年贸易逆差的形势得以扭转。1-11月累计贸易顺差208.35亿美元。三是外资企业主导出口的局面进一步强化,1-11月份,外资企业实现出口额3021.32亿美元,同比增长41.5%,占全部出口总额的比重高达57.05%,比2003年全年提高2.4个百分点。四是粮食类、原油及成品油、铁矿石等初级产品进口继续保持超高速增长,对国际的依存度继续明显提高。我们预计全年外贸进出口总额将达到1.14万亿美元,同比增长34%,其中出口和进口分别为5830亿美元和5600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33%和36%,贸易顺差230亿美元。 5.收入增长中城镇有所放慢,农村明显加快。城镇居民收入保持较快增长,但相对于前几年有所放慢,前3季度全国城 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072元,同比增长11.4%,扣物价因素,实际增长7.0%。而一季度实际增长9.8%,上半年实际增长8.7%,呈逐季下降的态势。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放慢相反,农村居民现金收入大幅增长,创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好水平,根据对全国31个省(区、市)6.8万个农村住户的抽样调查,前3季度农民现金收入人均2110元,扣除价格因素的影响,比上年同期实际增长11.4%,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7.6个百分点。农民收入大幅增加主要是由于两个原因:一是得益于粮食等农产品价格的大幅上涨,1-9月份,农民出售农产品的现金收入人均958元,增长24.9%。二是得益于税费负担的明显下降,前3季度农民的税费负担人均22.5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1元,下降33%。 6.物价明显上升但仍处于可承受、可调控的范围内。在我们看来,2004年以来的CPI明显上升,并不表明通货膨胀的压力非常大,主要的问题是投资品的大幅上升(局部行业过度的非均衡扩张所致)对企业生产成本上升所造成的显著压力。物价上涨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于两方面,一是粮食价格上涨,二是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最终消费品价格继续下降,只是降幅有所缩小。1-11月份累计CPI同比增长4%中,食品类的贡献率超过了80%,扣除粮食合理上涨因素的CPI增长不到1%。 粮食价格以及食品价格的明显上涨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社会可以承受的。合理性在于,前期粮食下跌过多,前几年粮食减产的主要原因是价格的过度下跌以及调整农产品生产结构而主动地减少播种面积,并不是粮食短期或中长期生产能力不足。粮食的上涨不仅符合预期,而且有利于农民增收,有利于改善日益失衡的城乡收入差距。说粮食上涨及食品价格上涨是社会可承受的,主要理由是:(1)居民食品消费支出的比重(恩格尔系数)比上世纪90年代初期和中期明显下降,从而使得城乡居民对粮食价格上升可承受力增强。(2)多年来城镇居民收入和工资水平的持续快速增长与粮食价格的持续下降形成巨大反差,显示粮食价格的适度上涨并不会恶化居民的支出预期。 7.企业效益继续快速增长,但库存增长有明显加快。2004年中国经济增长还有一个特征是,企业效益保持快速增长,即使在宏观调控力度加大后的半年中,企业效益仍然增长较快。这一方面我们要看到此轮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规模效应和较高的资产收益率,另一方面也应看到有一些垄断因素或短期暴利因素在起作用,如石油行业利润增长具有投机和垄断两方面的原因,钢铁行业是房地产暴利的延伸,这些因素具有不可持续性。与之相对应的一个问题是,企业的库存正逐步加快增长。1-10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产成品资金占用10061.7亿元,同比增长22.2%,增幅比上午同期和1季度分别上升10.7个和4.4个百分点,同期应收账款净额为21968.9亿元,同比增长18.2%,比上年同期和1季度分别上升4.4个和0.9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产成品增长最多的是钢铁行业、有色金属行业、石油加工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这些都是重化工业部门,1-10月份这几大行业的产成品分别为654.29亿元、286.40亿元、273.28亿元和803.4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8.52%、32.88%、67.07%和29.43%。这些行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效益增长将面临较大压力,这在2004年的汽车工业中已有明显表现。 二、2005年宏观经济形势预测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对2005年宏观经济形势预测 展望2005年,随着宏观调控政策效应进一步释放,经济运行中不稳定、不健康因素得到遏制,宏观经济发展的国内外环境总体继续趋好,但仍面临一些长期结构性矛盾和一些短期问题的约束。面临的主要短期问题有:农民收入增长难免会再次出现回落,就业压力依然较大,消费增长小幅放慢,出口增长明显回落等。因此,我们预计2005年经济增长将继续有所降温,GDP增长回落到8-8.5%,主要是因为投资增长将会继续放慢以及出口增长将显著降温。预计全社会投资增长18%左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9.5%左右,出口增长15%左右,CPI增长3%左右,规模以上工业增长16%左右。主要经济指标的增长趋势如下: 1.投资增长:继续向下调整但仍然处于较高增长水平。在稳健的宏观调控政策下投资增长有望实现“软着陆”,初步预计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8%左右。加强投资需求调控仍是2005年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投资增长趋势如何,关键在于宏观调控力度的准确把握。首先,加快投资体制改革,大幅度减少行政审批,给企业更多的投资自主决策权,使2005年投资增长的总体环境趋于宽松。其次,2005年投资调控总体上仍将继续按照“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原则进行,这将保证投资增长在继续降温过程中实现平稳着陆。一是针对当前投资调控任务依然十分艰巨的情况,2005年政府仍将会继续把紧土地和信贷两大闸门,从源头上控制固定资产投资扩张。二是过热行业投资将继续大幅回落。受信贷紧缩政策、实施和完善土地宏观调控政策及自发性需求增长将放慢等因素的影响,房地产投资将会继续明显放慢,并带动钢铁、水泥、电解铝等相关行业投资继续回落。在新的汽车产业政策的逐步实施及需求显著降温的作用下,汽车投资将会明显降温。三是由于国家在加强对过热行业投资的宏观调控的同时,对农业、煤电油运等薄弱和瓶颈部门则采取了各种“保”的措施,因此,这些部门2005年投资将会继续快速增长。 总之,2005年投资增长率有望回归到适度增长区间,但同时也要注意,近几个月货币信贷投放急剧减少,其对投资增长的滞后影响有可能在2005年上半年显现。 2.消费需求稳定增长,但其增幅估计会比2004年略有回落。预计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9.5%左右(名义增长率在12%左右)。在各项刺激消费增长的政策作用下,随着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及消费结构升级的拉动,我国整体消费稳定增长的局面正在形成,这将使2005年消费继续保持稳定增长。但是,需要引起关注的是,在深层次问题对消费增长的制约还没有根本缓解的情况下,宏观调控中出现的新问题有可能对2005年消费需求进一步回升产生不利影响。一是居民消费预期和消费信心呈明显下降趋势。受经济景气回落和通货膨胀压力增大的影响,居民消费预期和消费信心受到明显影响,消费者预期指数和信心指数一路下滑,从2003年12月份到2004年7月份两指数已分别下降了4.8个和4.2个百分点。居民消费预期和信心是影响未来消费增长的关键性因素,这两项指数持续下降预示着2005年消费持续回升的难度较大。二是就业形势尽管有所好转,但就业压力依然较大,这对消费需求增长仍有较大压力。四是2004年农民增收十分明显,但2005年要保持这一态势将十分困难,这将制约农村消费增长。 3.外贸出口增幅将会明显放慢,但仍会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初步预计2005年外贸出口增长15%左右。在我们看来,9月份开始的外贸出口和进口增长的显著回落可能预示着连续3年的外贸超高增长将结束,进入到平稳增长期 。其理由有三:一是连续3年外贸的超高增长已经形成了很高的增长基数,在这种情况下继续高增长有相当大的难度。二是2005年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比2004年将有较大幅度的放慢,从而对中国产品的出口增长形成较强的压力。根据IMF的预测,2005年世界经济将由2004年的5%回落到4.3%,其中美国经济增长率将由2004年的4.3%降到2005年的3.5%,日本则由2004年的4.4%回落到2005年的2.3%,回落的主要原因是油价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显现。与此同时,世界贸易增长也会有较大幅度的放慢,预计发达国家进口贸易2004年的增长率为7.6%,2005年将降到5.6%,回落高达2个百分点,这对我国出口需求增长将会产生较大的压力。出口大幅放慢在所难免。三是入世效应将明显递减。出口增长的降温符合预期,但要防止其降幅过快过猛,我们认为仍然有较多对2005年出口起积极影响的因素存在:(1)由于美国、欧盟、日本经济继续处于新一轮上升期,2005年经济增长的回落幅度不会太大,对我国产品的进口需求仍然较大。(2)高油价尽管对全球经济的稳定性形成了一定的压力,但我们预计2005年这一影响会有所减弱,一是全球经济对高油价的承受力有明显提高,二是预计伊拉克政治局面逐步会有所缓解,俄罗斯石油供应也会有所好转,再加上沙特原油仍有一定的增产潜力,这可能引起2004年终至2005年油价出现阶段性回落,这对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会起积极作用。(3)随着入世过渡期后对我国纺织品配额的取消,会促进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纺织品出口继续保持较快增长水平。 4.就业形势仍然严峻。虽然2004年我国新增城镇就业900万人的目标有望实现,但2005年就业矛盾有可能更加严峻,就业形势不容乐观。目前我国仍处于劳动力资源增长的高峰期,在城镇新增就业群体、累积的下岗失业人员和农民进城务工人员等形成的巨大就业压力根本无法缓解的情况下,一些新的就业问题还将突显出来。一是宏观调控对就业的影响在2005年将会有所显现。据有关专家测算,经济增长放慢使2004年减少115万个潜在就业岗位,全年城镇登记失业率预计为4.5%。2005年随着投资大幅回落,经济增长速度继续放慢,就业矛盾将会更加突出,尤其是农民工就业将会更加困难。二是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将继续成为一个社会问题。还有,初、高中毕业生的就业压力也明显增大。从这些方面来看,累积的就业矛盾仍在增大。 5.通货膨胀压力将逐步缓解。我们预计,2005年通胀率将会比2004年有所回落,CPI增长3%左右,比2004年降低1个百分点。主要理由有:(1)投资和出口增长率均将明显回落,使GDP增长继续调整,将使价格上涨在需求方面的动力有所减弱。经济增长率的继续回落特别是投资的回落将减轻中间需求的压力,从而使2005年物价上涨呈现前高后低的走势。(2)物价上涨将面临供给方面的下调压力。这种下调压力来自两大方面,一方面,随着GDP增长的适度放慢和2004年国家加大了对瓶颈部门的投资,2005年煤电油运紧张的形势将会得到改善,特别是电力供应的改善将较为明显。另一方面,钢铁、电解铝、水泥等行业产能将在明后年集中释放,这些大宗产品的市场可能出现明显的“供大于求”格局。这两方面都会使物价上涨的动力减弱。(3)从物价上涨因素的构成分析,物价上涨的空间将缩小。其中粮食对CPI的推动力将明显减弱,非食品类价格上涨对CPI的贡献率将继续上升,预计2005年CPI涨幅在3%左右。非食品类价格上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2004年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传导效应(有半年至一年的时滞),另一个是服务类产品的新涨价。我们预计,只要不出现严重的自然灾害,2005年粮食价格上涨不会高于10%,对CPI的贡献将不足1%(粮食价格上涨与食品类价格上涨的关系大概是:粮价上涨1%,食品价格上涨0.3-0.4%),而根据1年多来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对CPI的传导效应,2003年生产资料价格上涨8.1%,导致2004年除食品价格外的CPI上涨不足1%,那么,2004年接近14%的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对2005年CPI的传导效应大致在1.5%左右(即所谓成本推动型的价格上涨将强于2004年,但上涨力度不会很强)。另外,服务类项目的上涨对CPI的贡献在0.5个百分点左右。三项合计,2005年CPI增长预计在3%左右。 (二)两大问题值得高度重视 影响2005年经济增长率高低的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房地产的增长,二是出口增长。这两方面都存在较大的隐忧。2005年的具体宏观经济政策操作要注意“两防”,即防止房地产继续向过热方向发展,防止出口增长下降过快过猛对宏观经济产生冲击。 房地产的问题对中长期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影响重大。如果近阶段不采取有力的措施(主要是对土地和地方政府的约束),房地产有可能继续向“泡沫化”方向发展。最近关于房地产是否存在泡沫再起激烈争论,这种争论的结果将影响宏观经济决策及其效果,如果“不存在泡沫”论占上风,后果则意味着已经呈泡沫化倾向的房地产将会继续加速发展,使“泡沫化”升级,甚至有演化为“泡沫经济”的危险。这是我们最担心的,特别是地方政府对房地产的过度偏爱和保护如果与正在对人民币升值进行豪赌的大量国际游资结合,“泡沫经济”的风险将迅速增大。相反,如果“泡沫”论占上风,将有利于房地产“软着陆”,中国经济不仅2005年会较为平稳,未来较长时间也会保持平稳健康的快速增长态势,这将是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幸事。因此,控制好房地产,投资过热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另外,2005年要高度警惕出口增长可能出现的大幅回落对经济增长产生的负面影响。我们估计,出口增长的显著回落将对2005年中国经济产生如下不利影响:一是使高度依赖于出口增长的沿海地区经济增长明显放慢。2004年前3季度,珠三角和长三角出口分别增长25.3%和47.6%,且对出口的依存度极高。出口增长的明显放慢将会对经济增长产生相当大的压力。二是出口增长的显著放慢,将对国内市场产生较大的压力,市场竞争由此再次加剧,价格逐步走低,从而导致企业利润再次大幅缩水,如果这一形势与最近几年高投资形成的产能集中释放相结合,有可能使经济再次面临通货紧缩的压力。三是影响就业增长和民工增收。对出口增长可能出现的大幅回落的不利影响要高度重视,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予以抵消。 三、2005年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和调控方向 为了巩固宏观调控成果,促进经濟平稳健康发展,及针对此轮经济过热的特殊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2005年宏观经济政策采取“双稳健”的取向,即由前期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转变为“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在具体的政策操作中重点体现结构调整导向,因此,又可以说今后一段时间内的宏观经济政策将是“结构导向的宏观调控政策”。最近,社会上对“双稳健政策”有些误读,不少专家认为2005年宏观经济政策将比2004年更紧,最近央行提出货币供应量(M2)增长的调控目标为15%,比2004年17%低2个百分点,有人就认为这是货币政策更紧的信号,实际不然,2003年实际运行的货币供应量(M2)增 长明显低于调控目标,11月末M2同比增长14%,很显然,2005年调控目标比其加快1个百分点,应该说货币政策是有所放松的。我们认为,2004年我国采取的就是“双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不久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双稳健政策”是对2004年4月份以来实施的稳健型政策的确认,并不表示2005年宏观经济政策将比2004年更紧。2005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将继续体现“有保有压”的原则,有紧有松,在方式上仍然是采取灵活“微调”的方式,在手段上将更加注重运用法律和市场手段。 (一)投资政策取向 2005年国家对投资的控制仍然较严格,主要是因为当前投资规模仍然偏大、投资增长仍然偏快,投资增长的“软着陆”目标还未达到,这部分是由于时滞因素的作用未充分显现,另外,就是房地产和城建投资增长仍然存在相当的盲目性和严重的结构性投资失衡问题。因此,要继续采取经济、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加强和完善对投资增长的宏观调控。如果2005年中期房地产及城建投资真正实现了“软着陆”的目标,那么投资增长可能会明显下降,此时,要防止投资下滑过度的问题,因为房地产和城建投资对整个社会的投资贡献及其带动作用都非常大,它们的过度降温可能使投资增长下滑过度。 因此,2005年的投资调控政策不仅要在“两个层面”做到“有保有压”,更要采取灵活的措施。一方面要抑制和防止房地产和城市建设投资继续过快增长,另一方面,又要防止投资增长下滑过多,主要是为民营投资创造更为宽松的环境,推进投资的市场化。特别是后者,无论是投资继续过热,还是投资增长过度下滑,都要在进一步加快投资体制改革上采取更加积极措施,使投资体制或结构尽快实现“两大转变”,第一个转变是使投资增长真正由政府主导型转变为企业主导型;第二个转变是政府对投资的监管方式由“硬干预”转变为“软干预”。第一个转变主要体现企业在政策、法规约束下的投资自由化。政府需加快从私人物品供给上(投资和生产经营)退出,而公共物品供给在加强监管的条件下,鼓励民营资本参与,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第二个转变是2004年颁布实施《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的重点。所谓“硬干预”就是主要采取行政的手段,主要是通过政府的审批制和政府直接参与投资来实现对投资的管理,“软干预”则指主要依靠采取法律法规、技术和环保标准、市场化的手段如利率和税率杠杆来调控投资的增长。从此轮宏观调控中显露的问题看,由“硬干预”向“软干预”转变迫在眉睫。2005年以后,要细化《决定》,制定更为周全、详细的投资体制改革方案,重点是明确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的权限及规范各自的投资行为,促进社会投资结构优化和效率改善。 2005年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将减少至800亿元,比上年减小300亿元。政府投资将严格控制用国债资金和预算内资金上新项目,而把重点放在支持在建项目尽快建成,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和卫生建设、大型生态工程和大型公共设施工程及西部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方面。其中对农村公共方面的投资、铁路及城市公共交通的投资力度将会明显加大。 (二)金融和土地调控政策取向 国家将继续加强和完善土地调控和信贷调控的杠杆作用。继续从严控制非农业用地的供给,抑制房地产和城市建设过度扩张,从源头上继续遏制投资过快增长。继续冻结豪宅和高档娱乐设施、形象工程建设和钢铁等过热行业的土地供应;通过清理整顿、合理规划等调整存量的办法增加必须的土地供应量。今天中国房地产过热及整个经济的投资过热,明显与前期土地政策过松有直接关系,中国经济仍然处于粗放式经营的原因,除了资本效率低、技术进步不快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土地的供给过松、土地市场发展的不完善,造成普遍性的土地粗放利用。我们认为,当前实行的严格的土地调控政策至少要坚持两三年,而严格的土地管理和耕地保护制度必须长期坚持,因为只有有了严格的土地供给约束,才能促使土地利用效率不断提高,盘活存量地产和房产,城市的住房和道路优化才可能最终实现。信贷供给要体现结构优化导向,从两个层面做到“有保有压”,一是对过热行业如房地产、钢铁等行业继续保持现有的紧缩措施,房地产过热如果继续发展,可采取结构性升息措施,即提高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和房地产企业贷款利率,而对非过热行业特别是弱势产业和中小企业要采取较为宽松的信贷政策;二是对宏观调控的重点行业要区别对待,也要体现“有保有压”,对过热行业中有利于内部结构优化的土地和信贷供给均要适当放松,如对中低档住房建设的土地供给和资金需求要尽可能满足。 对于利率政策,社会有许多预期,多数人倾向认为,随着2004年10月央行8年多来第一次升息政策的出台,预示中国利率将进入“上升周期”,2004年底及2005年和2006年利息水平将缓慢、频繁上升。对此,我们有不同看法,我们认为未来几年的利率走势将是逐步上升的,但2004年的加息并不意味着“加息周期”已经到来,“加息周期”的到来估计要到2006年以后,2005年不一定会升息,我们倾向于认为2005年不必升息。理由如下:(1)此次升息,在表面上是央行防止通胀进一步发展所采取的一项必要举措,实际上带有相当强的各方利益权衡的意味。不升息面临各种压力,有外部的和内部的,但此轮投资过热是体制性和结构性的,升息这种所谓市场的办法难以起到理想的效果,投资热主要是“政府热”和房地产在暴利机制下过快增长,在这种条件下升息的作用将较为有限。(2)2004年实际通胀率并不高,2005年也不会很高,特别是2005年投资和经济增长继续降温,那么,通胀方面的需求压力将会减轻,而外需增长可能明显放慢也会使需求对通胀的压力再次减轻,而成本推动型的通胀在供大于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难以明显加速。因此,2005年升息无论是从经济增长率方面,还是从价格增长上均缺乏足够的依据。(3)2003年以来的投资过热是结构性的、局部性过热,并不是正常的经济周期性过热,而加息周期来临与周期性过热直接相关。我们预计,在经过2005年新一轮长期加速增长周期的第一次调整巩固期后,在2006-2007年可能出现真正的全面性的周期性过热,升息周期由此相应到来。 这里对通胀和利率的中长期走势也做一个初步的预测。我们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15-20年间,世界经济开始进入低通胀时代,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的加快和全球投资和贸易的自由化发展,市场调节机制在全球范围内更为灵活和有效地发挥作用。由于中国经济自身也存在这一类同的通胀趋势,而且在加入WTO后,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关联性增强,因此,我们大胆地预测今 后10年左右,除去可能出现的短期的粮食和石油供给冲击外,大部分时期,通胀率将不会超过5%,均衡通货膨胀率水平为3-4%。与之相关的利率水平则为4%左右,即未来的10年内利率水平将显低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前半期的水平。也因为如此,经济增长面临需求方面的约束加大,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可能经常出现,解决好了这一问题,经济将能实现“高增长低通胀”的较佳目标。与此同时,相对于最近几年世界性的低利率水平,未来5-10年的利率水平将趋于上升,这也是一种内在的趋势。 (三)税收政策的取向 2005年将会加快酝酿税收体制改革的方案,并出台一些税改措施。一是增值税转型2005年将在东北地区全面实行,也有可能在全国普遍推广,如果投资增长过度滑落,将可能加快这一税改政策的实施。二是燃油税政策2005年有可能出台,我们考虑,现在油价上涨基本都转为三大石油公司的利润,国家从油价上涨中得到的税收较小,因此,有必要把油品提价和养路费改革一起考虑,改征燃油税。三是农业税将继续减免,这对粮食主产区农民增收将会起到长期积极的作用。四是酝酿征收房地产税和遗产税方案,促进收入的有效再分配。 (四)就业、消费政策取向 国家在增加就业和扩大消费上将会继续采取积极的促进措施。经济的快速增长特别是消费的快速增长需要稳定快速的就业增长作为条件,国家宏观调控目标正在由过去的过度偏重CDP增长而转向追求就业增长和社会福利的改善。积极的促进就业政策可以考虑以下内容:扩大投资要与扩大就业相结合,对就业促进很小的投资项目需严格控制土地、税收、金融等优惠政策,相反,对就业促进大的投资项目采取更加优惠的政策;进一步降低农民进城务工的门槛,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抑制大城市住房价格的上涨,同时改善其他条件,促进服务业的发展;鼓励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部地区转移。促进消费增长则可考虑采取以下措施:一是采取更加有力措施,促进消费结构升级,使新的消费热点以大众需求为目标逐步扩散。严格抑制房地产的投机“炒作”的同时,支持和满足住宅大众消费增长;采取降低汽车消费税费率、规范和促进汽车消费信贷发展、鼓励经济型轿车消费等措施,促进汽车大众消费快速稳定增长。二是为减轻三大“黄金周”旅游的运输及其他服务的负荷,可考虑取消“五一”、“十一”黄金周,并将每周休息两天改为休息一天,剩余一天一起移至月末,一次休息四天或五天,变成月月“小黄金周”,并适当延长春节休假时间,这样既减少旅游服务设施的投入,又提高了消费效率。三是继续加大整治食品、建筑和房地产市场秩序,加强信用体系建设,为消费增长创造宽松的外部环境。 宏观经济论文:就业弹性、自然失业和宏观经济政策——为什么经济增长没有带来显性就业?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产业结构调整的加剧,以及宏观经济周期性成为一个显著的现象,城镇失业和下岗现象日益严重。1995—2002年期间,城镇失业率从4.0%提高到6.1%,劳动参与率从72.9%下降到66.5%.一方面,由于以失业、就业和劳动参与率等为特征的劳动力市场变化已经成为经济周期现象,另一方面,扩大就业和治理失业已成为政府的重要政策目标,所以,从一般的角度理解劳动力市场的周期性波动和长期变化趋势,从特殊的方面揭示失业产生的原因和特点,具有理论上和政策上的迫切性。 在就业问题日益严峻并产生对经济学研究巨大需求的情况下,劳动经济学研究也日趋活跃,但大多数讨论却不能揭示就业、失业问题的宏观经济学含义,从而降低了这些研究成果的政策实用性。本文以回答为什么近年来的经济增长没有带来显性就业的增加为问题出发点,将更深入探讨就业弹性,分析城镇失业原因,并从促进就业的角度评价近年来的宏观经济政策,提出对症的政策建议。 一、就业结构和就业增长模式 由于关于中国劳动力市场状况的统计信息令人扑朔迷离,许多发表的统计数字又往往与实际观察到的情形不一致,所以,在对于中国劳动力市场状况的理解上面形成诸多误导。有三个代表性的观点值得关注。第一是质疑官方的城镇失业率数字。由于公布的数字是登记失业率,而不是具有可比性并且更接近实际情况的调查失业率,许多研究者进行了各种间接的估计,得出远比官方统计数字高的失业率。第二是认为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城镇就业没有增长,甚至可能绝对减少。例如,罗斯基(Rawski)就把“就业增长几乎为零”,作为质疑中国经济实际增长速度的依据之一。第三是通过计算就业弹性,得出经济增长带动就业越来越少的结论(李红松,2003)。 本文作者之一已经对实际失业率数字和就业是否增长的问题给予了回答(蔡?P,2004),指出由于口径的不同,城镇实际失业率的确大大高于登记失业率,2002年达到6.1%.由于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和就业不足造成的在统计上的影响,实际失业率并不像许多估计数字那样高(见表1)。同时,由于经济成分日益多样化,就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的统计体系不再能够涵盖全部城镇就业,因而“单位就业”统计范围内的数字也不再能够充分反映就业的增长状况。劳动力市场发育的增量性质,使得大量新增就业(如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就业和失业、下岗职工的再就业)是通过一些传统统计不能涵盖的渠道实现的。例如,2003年城镇全部就业人数为2.56亿,而统计的单位就业人数只有1.1亿,两者之间的差额达1.47亿。而这种情况使得我们不能仅仅依据传统统计渠道的就业增长数字,妄下关于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减少的判断。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相应年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3》数字估算。 由于使用的就业数字不当,目前关于就业弹性的计算都得出了日益减小的结论。这里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总体就业弹性的计算反映的是城乡全部就业和GDP 总量之间的增长关系。一方面,在统计上,农业起到的是就业蓄水池的作用,凡是非农产业未能吸纳的就业都被计入农业中了。所以,这个总量分析的意义是有限的。另一方面,分部门计算就业弹性,所使用的就业数字不包括单位就业渠道之外的就业,这样,大量的就业增长被排除在计算之外,就业弹性被大大低估。实际上,我们关心的是城镇的经济增长是否带来相应的城镇就业,以及弹性有多大。因此,依据全部城镇就业和GDP 数字,单独估算城镇的就业弹性更能够反映真实的情况。 如果我们仅仅考察城乡总体的就业弹性和分第一、二、三次产业的就业弹性的话,我们会得出与大多数其他研究相同的结论,即就业弹性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但是,一旦把全部城镇就业作为分析对象,观察其增长率与城镇GDP 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就看到不同的景象。我们首先从GDP 总量中减去农业增加值,再减去乡镇企业中非农产业的增加值,通过适当的价格调整,就可以得到实际的城镇GDP 年度增长率。用城镇就业年度增长率与城镇GDP 增长率相比,就得到了城镇就业弹性这个指数。我们按照三年移动平均的方式将其绘于图1. 与城乡整体的就业弹性下降趋势不同,城镇就业弹性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并且于90年代后期向早期的水平接近,2000年达到0.31,只是在本世纪又有所降低,2002年为0.19.也就是说,城镇GDP 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业增长0.19个百分点。这个就业弹性比按照城乡整体和分三次产业的方式所计算的结果,都显示更大的经济增长就业弹性。由于这个计算与以往计算所使用的就业数字不同,所以,这个较大的就业弹性来自于单位外就业的作用。换句话说,以往的研究所得出的经济增长没有带来就业的结论并不准确,而只能说经济增长没有带来显性就业。 二、自然失业率与治理方向 尽管依据全部城镇就业数字估算的就业弹性表明,经济增长并非没有带来就业增长,但0.2左右的就业弹性,与发展中国家平均0.3—0.4的水平相比仍然较低。所以,经济增长没有带来相应的就业增长这个命题,从理论和政策的角度仍然有意义。为了回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我们需要对目前的失业率进行分解,以便观察其对经济增长反应灵敏程度。 在宏观经济学中,失业通常被分解为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三种形式,前两种形式的失业因其不可避免的性质而被称作自然失业。首先,当劳动者从一种生产活动转移到另一种生产活动时,通常会出现一个时间和空间的滞后,由此而产生摩擦性失业。这种失业形式并不意味着工作岗位的缺乏,只是需要时间和信息把劳动者和岗位连接起来。其次,当技术进步或产业结构变动造成一部分劳动者的技能无法适应新的岗位需要时,便产生结构性失业。这种失业并不意味着岗位总数少于劳动者总数,只是后者的技能不能适应新的就业岗位的要求。由于经济活动从而劳动者永远是处于动态中的,而且经济发展本来就包含了不断的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一个正常的经济不可能消除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所以,这两种失业合并起来被称为自然失业。第三,宏观经济处于周期波动中,当相对衰退发生时,就产生周期性失业。随着宏观经济相对高涨,总需求增加,这种失业现象得以缓解甚至消失。 因此,自然失业是一种持续存在的现象,但诸多可变因素都可以影响到自然失业的水平。例如,如果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化的幅度和速度较快,就可能比较经常和较大幅度地引发自然失业。但是,如果信息传递、职业培训、政府规制状况等反映劳动力市场发育水平和运行效率的条件良好,就可以通过劳动者对变化的更快适应而降低自然失业率。此外,社会保障覆盖率和水平等一系列因素可能会通过影响劳动者寻找岗位的激励,而影响自然失业水平和持续时间。可见,自然失业实际上并不是“自然的”和不可变的(Ottosen 等,1996)。因此,除了我们熟知的可以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抑制或刺激需求的作用影响周期性失业之外,也可以通过一系列作为改变自然失业的水平。而一个经济中总体失业由自然失业和周期性失业构成的相对比例,决定着政策的主要方向和效果。 改革以来,特别是触动存量调整的改革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发动以来,国有企业违背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在竞争中失去了市场生存能力,一方面产生大量亏损和破产企业,另一方面谋求生存的企业也开始削减冗员,使得一部分城市职工的铁饭碗被打破,离开原来的工作岗位,处于下岗和失业状态。与此同时,虽然劳动力市场与改革前相比有了长足的发育,但工资水平适应供求变化进行及时调整的市场机制仍然不完善,市场信息、职业介绍和职业培训等劳动力市场服务也不完善,仍然不能适应重新配置劳动力的需要。由此产生自然失业,并在时间上得以延续。虽然在同一期间,宏观经济也处于相对紧缩状态,因而周期性失业也推动总体失业率的上升,但自然失业率高并且构成较大份额,应该是这一时期总体失业率的一个重要的特征。 自然失业率虽然无法直接在现实生活中观察,但可以通过观察失业与其他经济现象之间的联系进行估算。菲利普斯曲线描述的就是这种相互关系,即名义价格水平的变化和反映需求的实际指标(如失业率)之间的关系(Phillips,1958)。通过解释菲利普斯曲线,可以间接地估算自然失业率。 我们可以根据公式计算出不变的自然失业率为1.0%.然而,社会经济条件是处于不断变化中的,所以,自然失业率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对美国经济的经验观察表明,至少从1984年开始到20世纪末,美国的自然失业率处于稳定下降的阶段。由于劳动力年龄构成变化,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的竞争性增强,以及工资预期与实际生产率增长更加协调等因素,美国的自然失业率较之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高峰值,下降了约1.5个百分点(Stiglitz,1997)。 就处于转轨过程中的中国经济来说,劳动力市场条件乃至整个经济体制都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特别是近年来产业结构变动速度加快,劳动力市场改革力度加大,都会导致自然失业率的提高。因此,我们应该按照变化的假设对自然失业率进行估计。用计算不变自然失业率类似的方法,我们可以计算出不同时段的自然失业率:1978—1984年为3.79%,1985—1988年为0.33%,1989—1995年为1.77%,1995年以后为4.43%.为了观察自然失业率与总体失业率的关系及其变化,我们将两者绘于图2.通过对总体失业率的分解和对自然失业率的量化,可以使我们更深入地分析中国失业率变动的构成及其性质的变化,因而对于治理失业具有重要的政策涵义。总体来说,中国经济具有较高的并且继续升高的自然失业率,表明单纯依靠宏观反周期政策不能完全消除或缓解失业现象,扩大就业和治理失业,要求综合一系列政策手段。 三、为什么宏观经济政策不促进就业? 从1998年开始,中央实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具有了明显的扩张性,旨在刺激消费和投资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然而,无论是调控取向还是调控措施,都不具有显著的推动就业效果。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的显著特点是大规模发行国债,并将银行信贷与国债投资密切配合,重点投向基础设施领域。而货币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与积极财政政策相配合,在财政投资尤其是国债主要投向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予以贷款配套,加大对这些领域的信贷投入。在1998—2002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五年间,国债项目累计投资3.28万亿元,除财政增发国债6600亿元外,其余大部分为银行贷款。仅2000年一年,金融机构直接增加对国债项目的贷款就达2000亿元。在这种政策下,政府主导和引导的投资行业取向非常明显,主要是将农林水利、交通通信、环境保护、城乡电网改造、粮食仓库和城市公用事业等作为重点投资领域,而这些投资领域恰恰是吸纳就业能力较弱的行业,也就是说,扩张性政府投资具有逆就业倾向。 以2002年为例,当年国债投资实际完成额约933亿元,按照投资比重由高到低排列,分别为农林牧渔业(25.5%)、交通运输邮电业(18.8%)、电力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16.0%)、制造业(13.9%)、建筑业(8.7%),累计占全部国债投资的83%(刘如海等,2003)。为了更好地观察这些行业的就业吸纳特点,我们构造一个行业就业密集度指数。该指数系特定行业的劳动—资本比与平均劳动—资本比的比值。计算表明交通邮电、电力及水的生产供应业、制造业、建筑业和商贸餐饮业的就业密集度指数依次大幅度提高,但在国债投资中的优先顺序却恰好相反,即积极财政政策所引导的重点投资领域,却恰恰是就业密集程度低的行业(图3)。 除加大对国债项目的信贷投入之外,货币政策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持续下调利率,以刺激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利率不断降低,并不意味着中国的资本已经成为丰裕的生产要素。中国刚刚达到人均GDP1000美元,远远没有超越发展经济学认为存在资本和外汇双缺口的发展阶段。因此,调整利率所导致的资本相对价格下降只是一种周期性现象。 与此同时,由于城市形成了二元化的劳动力市场,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工资的形成机制仍然是制度性的,即使在失业现象已经十分严峻的情况下,传统体制内的工资水平仍然呈现较快的上升趋势。1997—2002年,国有单位职工平均实际工资年均增长分别达到4.2%、6.7%、12.9%、10.9%、16.2%和16.3%,明显高于其他单位。这样,对于那些容易得到贷款的大型国有企业来说,资本变得相对便宜,劳动相对昂贵,从而诱导出产业和技术选择中用资本替代劳动的倾向,产值增长不能带来相应的就业扩大。 生产要素被人为扭曲的判断,可以从资本在不同部门的边际报酬差异得到印证。如果资本价格没有扭曲,并且按照市场原则进行配置的话,资本的流动遵循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最后会在各部门间形成趋于均等的边际报酬率。否则,在那些易于获得资本,并且使用成本较低的部门,资本边际报酬就相对低,而那些获得资本有困难,并且使用成本较高的部门,资本边际报酬就相对高。世界银行(2004)的一项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中国农村非农产业的资本边际收益率远远高于城市工业,而且超出的幅度呈现越来越大的趋势。1990年农村非农产业的资本边际收益率是城市工业的2.1倍,1995年提高到3.7倍,2001年提高到5.2倍。这一期间农村非农产业资本边际收益率的增长速度是城市工业的4.3倍。这里,城市工业可以代表受到资本供给优惠,从而存在价格被低估倾向的部门,农村非农产业因企业规模小和民营性质,从银行贷款则因金融机构严格的贷款条件而往往被拒之门外,因而资金需求只能从其他渠道获得,成本高昂,接近于以真实市场价格获得资本。 劳动力市场的分割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资本替代劳动的倾向。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主要表现为农村劳动力难以进入城市正规部门就业,一般劳动力难以进入国有部门尤其是国有垄断部门就业。正如上文分析的那样,这些正规部门、国有垄断部门恰恰是具有充足廉价资本供应的部门,在资本的价格长期被压在均衡水平之下、就业存在体制性障碍的条件下,这些部门必然进一步使用资本替代劳动,导致高投资、低单位就业的经济增长模式。 四、政策结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就业增长主要是通过中小企业、民营经济以及非正规经济,通过逐渐发育起来的劳动力市场机制所创造的。另一方面,城镇实际失业率也持续提高,劳动参与率逐年下降,政府主导投资带动的就业增长效果不十分显著,从而导致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没有显性的就业增长。目前的高失业率,有很大的部分是自然失业率,主要由于劳动力市场不健全、产业结构调整和各种不利于就业扩大的规制而产生。这个失业组成部分并不能通过宏观反周期政策予以消除。而在宏观经济政策可以有所作为的范围内,又由于政策导向不是就业最大化,以致当宏观经济政策刺激起经济增长时,就业增长效果并不显著。 因此,了解目前中国城镇失业产生的原因和组成部分,可以有针对性地制订和实施治理措施。失业是由周期性失业和自然失业两部分构成的。相应地,治理失业也需要从两个方面着眼,即一方面改变宏观经济政策的单纯GDP 取向,而以扩大就业作为首要目标,治理周期性失业,另一方面从降低经济活动成本等角度治理自然失业。具体来说,在引导政府和社会投资时,参照各行业的就业吸收能力确定重点投资领域的优先序。信贷政策需要改变那种偏好大项目、大企业、国有经济的倾向,应充分重视中小企业、农村非农产业的资金需求,取消不合理的人为障碍,让这些部门能够有平等的机会获得资本要素。进一步发育和完善劳动力市场,矫正生产要素价格的扭曲。政府的扶助就业政策应着眼于完善劳动力市场功能,帮助提高劳动者的职业转换能力。此外,加强对具有就业吸纳倾向的小企业、非正规部门的政策扶持,从投资、税收、融资、技术改造等多方面予以扶持。
人力资源管理小论文:分析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现状及策略的创新 摘要:现如今一个企业的兴衰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对人力资源进行的开发与管理。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对培养和造就人才以及实现员工价值具有重要的影响。作为中国国民经济支柱的国有企业要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重视和解决国企人力资源管理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不断深入探讨和研究 现代国企人力资源管理的有效途径和对策,这对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人力资源管理;策略 一、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现状分析 人力资源管理是现代企业管理的核心和发展方向,对经济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目前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着一些问题。 1.对人力资源管理认识不足 许多企业在用人时,只注重学历,而忽视人力素质和实际能力。许多人在实际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工作能力强,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学历或文凭,因而无法获得提拔和重用。有的企业选拔人才时以学历为条件,要求必须是硕士或博士,结果是博士硕士招了不少,但是实际效果却不一定好,有的学非所用,有的大材小用,造成人才的浪费。也有的企业只重视技术水平和来之不易能力,而忽视人才的道德修养,致使一些心术不正的所谓“人才”走上重要岗位甚至领导岗位,造成企业经营管理的混乱以致带来经济上的损失。 2.管理机制不健全,没有利用好利益杠杆 在管理中,由于缺少科学的考核机制,忽视人的利益和主要需要,严重影响了员工特别是优秀人才的工作积极性,抑制了人力资源的潜力,形成严重的资源浪费。在用人方面缺乏科学的绩效评价机制,往往通过管理者的“印象分”决定人才的价值。由于不同管理者的阅历、能力及对待人才看法的差异,具体操作中难免松紧宽严不一、因人而异,使客观、公平、公正的选人原则难以体现。 二、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策略 要想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站稳脚跟,牢牢掌握发展的主动权,就必须掌握人才竞争的主动权。企业应通过加强人力资源管理,建立能够留住人、吸引人、让人充分发挥才能的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科学的考核机制,探索有效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模式。 1.低成本管理战略 中小企业建立达到有效规模的生产能力,全力以赴降低成本,搞好成本管理费用的控制,最大限度地减少研发费用和品牌树立等方面的费用。通过对我国中小企业分布状况研究发现,中小企业大多集中于两种类型:一类是分散型产业,其基本存在包括服务业、零售业、批发业、木料加工和金属组装业、农产品、风险型企业等。另一类是新兴产业,包括IT、NT、新材料、新能源企业。中小企业之所以主要集中上述两种类型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些产业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在规模方面是一个较平缓的阶段。不同规模的企业降低成本都可能是适度的。在这方面,日本企业的做法值得借鉴,他们设计出便于生产制造而又有市场需求的简单产品,这样对成本的控制就变得可行。但是简单产品的设计创新却需要增加前期的投入,我国的中小企业往往采取模仿他人的形式,有可能会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所以要注意避免造成额外的违法费用。 2.采用目标激励,鼓励互相竞争 目标激励是指员工在工作岗位的基础上,设定相应的目标,激发员工工作的积极性。目标之所以能够起到激励的作用,是因[lunwen.1KEjian .com 第一论文 网]为目标是组织和个人的奋斗方向,完成目标是员工工作结果的一种体现,是员工成就感的体现。目标激励的关键在于目标的设置,只有恰当的目标才有激励效果,目标过高无法完成,目标过低起不到激励作用。 企业管理者在企业中引入合理的竞争,竞争可以起到对员工激励的特殊的作用。对于企业中的后进员工,管理者要鼓励他们迎头赶上;对于企业里的先进员工,管理者要勉励他们继续领先,形成榜样的作用。在企业内提倡个人竞争,提倡团队竞争,激发员工的工作激情,可以使企业形成良好的竞争氛围。通过竞争模式形成激励氛围。 3、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减小人力资源管理压力 企业人力资源的沟通相当于管理者与普通员工之间的一座桥梁,只有做好二者之间的沟通工作,才能够实现人力资源管理的意义。 企业中的领导层与管理层主要负责计划、组织、决策、指导、控制和激励,而普通员工则分为几个工作群体进行工作的具体操作,这些群体的个人又分别负责不同的部分,在领导层、管理层与员工之间,沟通就相当于瓶颈部分,只要做好这一部分工作,就能在正确的决策和努力的工作的前提下实现管理体系的畅通,作为人力资源的管理者,良好的共同也是实现自己职能与个人价值的重要手段。 三、总结 企业如何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实现可持续发展最关键的问题就在于良性人才竞争,我们只有基于新时期企业人力资源构成、特征及特殊需求制定科学的管理策略,才能切实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而且可以通过竞争的方式进行激励,调动各类人才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引导员工建立职业生涯发展规划,帮助员工提高在各个需求层次的满足度,鼓励人才的创新,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其始终走在行业前列实现常胜常新的全面发展。 人力资源管理小论文:论现代企业中的人力资源管理开发与管理 文章来源 面对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和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人力资源已成为企业赢得竞争优势的关键性资源。 然而,人力资源若要从潜在的生产能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必须加强人力资源的开发与管理。 一、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概述 人力资源管理指的是通过人本思想和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以招聘、选拔、培训、激励等多种管理形式,对企业或组织的人力资源进行有效运用的过程,以满足企业或组织当前及未来发展的需要,实现组织与成员发展目标的最大化。 人力资源开发则指的是企业或组织团体在现有人力资源基础上,依据企业现状和所处环境,对已有入力资源进行相关调查、分析,以提高企业或组织团体的人力资源管理效率与管理水平,为其创造更大的经济与社会价值。 二、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中的问题 (一)人力资源开发存在的问题 1.开发形式单一。伴随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对企业人力资源开发的形式要求越来越多样化。目前,现代企业的人力资源开发的形式主要集中于培训、交流方面,并没有跟时代的发展完全同步。 2.开发内容局限。主要集中于工作技能方面的开发,而对员工心理素质、道德素质等方面还未进行相关的开发。 3.开发投资少。有些企业过于看重眼前的利益,在人力资源的储备上不愿意进行投入,导致企业的储备人力资源严重不足,无法应对变化。同时也导致培训制度和措施的不完善,使得员工的培训无法真正起到提高其素养的目的。 (二)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产生的问题 1.激励制度不合理,激励措施不明显 在管理上,企业为确保任务完成,往往忽视职工对提升灵活就业能力、实现心理成就感等自我价值实现的需求。对于在工作中表现积极出色的员工,往往缺乏及时有效的奖励和提拔,容易挫伤职工的工作积极性。 2.人才结构不合理 长期以来,我国现代企业存在着结构性缺陷的问题,初看这些问题是人力资源在专业、行业、区域等方面的分布比例问题,但实质上是人才结构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适应度和协调度不够。 3.培训缺乏科学性和系统性 职工培训作为企业优化人力资源的重要措施,在许多现代企业中依然没有引起足够和科学的重视,没有从长远利益出发,按照企业长期发展需求来培训员工、使得员工的素质无法与企业发展战略相吻合,从而导致培训流于形式。 三、相应的对策分析 作为一个现代企业,若要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应当在人力资源管理和开发上顺应时势,树立正确的理念,不断创新思路,完善机制,才能够获得长久优势。具体而言,要做到几下以点: 1.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 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现代企业应对在人力资源管理理念上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观。秉承这个理念,现代企业已经将劳动关系法整合到人力资源管理模式中。但是现代企业还需要增强社会责任感,自觉遵守劳动合同法的各项规定,不断改善用工环境,提高员工的物质、文化生活条件,将员工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有效恰当的结合在一起,方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2.创新人力资源管理模式 人力资源部门负有招募雇用、培训发展、薪酬福利、员工关系、人事记录、健康安全、战略规划等职能,而且各个职能要相互关联,统一协调。在管理方式上,人力资源管理不仅仅是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责任,每个管理者都应是入力资源管理的参与者,人的管理应分散到企业中每个管理者甚至是每一个职工身上。每个领导者都要掌握相关的人力资源管理知识,要懂得了解职工的需要、需求及其心理变化,从而激发职工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推动企业发展。 3.完善选入用人机制 在用人机制的完善上,现代企业应当引入有效的竞争机制,通过竞争引入优秀人才。具体措施主要包括:首先应当明确用人标准,细化选人用人条件;其次是公开选人用人的决定过程,杜绝暗箱操作,从而避免和消除人们的怀疑,并可以提高被任用人员的公信力;第三,建立定期评估和用人失误的责任追究制度,要改变用人权力高度集中的弊端,减少用人上的失误。最后,建立具有团队凝聚力的组织文化,使得员工的价值观和企业发展理念相结合,从而最大限度的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竭力为公司服务,使得员工和企业同时获得发展。 4.构建科学化培训体制 企业要使培训切实有效,必须适应全员性、终身性、多样性、计划性的培训发展潮流,真正重视对员工的培养和教育,真正建立起培训、使用、待遇一体化的科学机制,从制度上增强职工对培训的认同感,激励职工自觉参加培训,使其积极、主动地提高技能水平,从而为实现企业战略目标作出贡献。 5.政进工作职务 设计 现代企业管理人员已经意识到传统工作职务设计理念与现代社会的发展无法融合,为适应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必须更新传统的工作职务设计概念,尝试组织员工成立自我管理小组。 现代企业往往依据员工的个人能力,改变工作任务、项目目的和团队结构。 在激烈的人才竞争中,为了吸引留住优秀的人才,企业不断尝试临时性智力型项目小组的增设等形式,以员工为中心的理念来进行职务设计,以便留住优质人力资源。 四、结语 人力资源作为企业发展的另一利润源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一方面在于它本身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在于企业自身的认识。 因此,现代企业必须树立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意识,并通过尊重人才,从而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把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作为企业发展的根本性举措。把“以人为主”作为企业文化的核心,这样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文章来源 人力资源管理小论文:谈国内连锁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优化 连锁经营在国外的成功经验不断地被国内企业所借鉴,这种经营模式给中国企业尤其是零售企业带来了很大的机遇,但由于发展还不成熟,我国的连锁企业发展仍然存在很多问题。而人力资源的管理对于连锁企业的管理显得尤为重要,但往往由于人力资源管理的变动性和复杂性,使得人力资源的管理很难量化和标准化,因而很多连锁企业很难发挥人力资源管理的“连锁化”效应,这也成了阻碍我国连锁企业的发展的很大因素。要解决这个问题,企业必须关注连锁企业所特有的人力资源管理规律,总结已经出现的或者即将出现的问题,结合自身企业的特点,来优化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 一、连锁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特点 1.管理对象的多样性。连锁企业由于规模较大,从整个企业的人力资源的系统来看,人力资源管理对象包括了加盟者、总部管理人员、门店员工等,这些人员的工作内容和工作目标都有很大的差异,因而不同的对象也要采用不同的管理方法来与之相契合。这种管理对象多样化的特点就要求企业制定不同的管理方案,增加了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复杂性。 2.管理的可复制性。一方面,连锁企业的经营模式和方法大多相近,企业之间可以相互借鉴,通过学习成功的连锁企业的先进管理模式和方法,可以节约很多时间和资金成本,少走弯路;另一方面,连锁企业的一大特点就是门店的“复制”,通过对各门店的规范化、标准化管理,来实现一个庞大系统的统一性服务,保证企业的商品质量和服务品质。当然不同的门店由于处于不同的地理位置和经济、社会环境,必然需要做一些符合自身特点的变通,突出特色性,但总体上连锁企业的管理以相似性为主。 3.人力的分散性。连锁企业的规模一般都较大,其网点广泛分布在国内各个省市,或者省市内的不同区域,这也是企业扩张的一种基本方式和途径。因而整体上企业的人力分布较广和分散,管理起来就比较有难度,要充分考虑人力的分散性,把握好管理权的适当下放、处理好集中与分散的关系以及权衡统一性和特色化。 4.管理技术的综合性 。代的连锁企业的管理工作涉及范围极广,从商品的生产到商品销售的各个环节,涉及各个门科的知识,这就要求管理技术要具备很强的综合性,以服务企业经营的各个环节。在新的时展下,网络技术等新的先进的技术手段的应用也显得十分重要,不论是高级的管理层,还是直接面向顾客的基层服务人员都要具备较强的综合能力。 二、我国连锁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现状 1.员工素质参差不齐。大多连锁企业的基层员工,因为职位的专业性和技术含量要求不高,因而行业进入门槛低,招收员工的素质参差不齐。然而,连锁企业大多数都属于服务性行业的,它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员工与顾客接触的频率较高,员工的服务水准直接影响到产品的销售和企业的形象,甚至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整个团队的运作,这对于管理者来说绝对需要重视的。 2.员工流动性大。很多连锁企业都面临着人员流失率大的问题,不只是管理人员的流失,基层员工的流失比例也很大。其离职的原因是多样的,但最主要的还是薪水较低,尤其是一些高学历、高素质人才不太倾向于长期稳定在一个平台上,如果没有好的职业前景,其离职的可能性极大。再者,一些基层的工作难免工作时间较长,工作内容较为枯燥,也很容易导致员工流失。这种频繁的人员流动,不仅给企业带来了很多直接损失,如浪费企业的培训资源和人才储备机会的错失,而且给企业造成了人力资源的不稳定性,严重影响内部员工的工作激情。 3.管理松散,缺乏企业文化。很多连锁企业都在不断追求企业规模的迅速扩张,往往很容易强调速度而忽略了质量,疏于企业的管理和企业文化的培养。由于连锁企业的管理权力较为分散,因而管理力度也自然有所减弱。以一快餐连锁为例,当某一分店听说上级主管要来视察时,从店长到门店营业员,无一不觉得如临大敌,十分紧张,临时表现出积极热情的一面,各司其职,看似门店工作都进行得尽然有序。然而,当视察人员离开之后,大家又回复平常状态,工作没有热情,表现不积极,整个店面的工作氛围很散漫。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其原因除了门店管理上的不力,还有因企业文化的缺失带来的员工自我形象定位的迷糊和不在意。 三、针对连锁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优化 1.以招聘为基石。首先,要改变入职的低门槛。连锁企业尤其是零售业不能因为岗位的技术含量较低,就认为员工的选择是没有标准的,这不是说一定要高学历高技能,而是要选择符合岗位特性的合适人员。例如很多服务性的基层岗位,无需强调员工的学历要求,这种岗位反倒是一些学历不是很高的普通人员更能胜任,他们对服务性质的工作排斥性较小,更易包容顾客。其次,招聘要及时高效。基于连锁企业较大的员工流动率,人力资源管理的招聘工作也较为频繁,一定要及时有效。需要具备一定的预见性,注重各门店客流量的分析和经营环境的变化,做好人力储备和调动工作,也要善于观察总结员工的工作状况,将不同才能的员工安置在合适的岗位上,提高人才的利用率。最后,将招聘制度规范化。一方面,要建立完善的招聘制度,使招聘过程科学化,符合企业的发展需求;另一方面,不能使招聘流程形式化,要注重对人才的考核分析,选择最适合的而不是最优秀的。 2.以文化为纽带。尽管企业文化的重要性一,!直在强调,但很多企业还是很容易忽略这些软性实力的培养。人力资源管理尤其应该以此为重点,来增强企业的内部凝聚力和外部竞争力。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特定的产品定位,经营方式和服务理念等,这些都可以体现出一个企业的核心文化。只是需要在管理中将这些理念提炼出来,再让员工去感知。既可以通过培训直接传达给新员工,也可以通过组织集体活动,让员工亲身感受企业文化的魅力,丰富员工团体的闲时生活,增进彼此了解,以企业文化为纽带,增强企业凝聚力。 3. 以绩效为动力。几乎没有员工是不在乎薪资的,多数人工作仍然是为了工资,为了更好的生活。因此,员工的绩效考核也是人力资源管理的重点。标准化与有效的绩效考核制度可以很大程度上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尤其要体现公平原则。连锁企业的平均工资尤其是基层员工的工资水平偏低,相对于高薪水的管理层,工作时间又比较长,工作内容较为单调,容易让员工产生厌倦和不满。然而这些员工往往是直接面向顾客,最能体现产品质量和服务品质。所以绩效考核一定要以人为本,关注基层,关注员工的实际工作情况,做到绩效考核合理化和透明化。以绩效为动力,促进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4.以培训为保障。员工培训是员工学习如何为企业工作的途径,是企业正常运营的保障,尤其是连锁企业,没有系统规范的员工培训,就很容易造成员工作业操作的不规范,与连锁企业的统一性不符。其实,连锁企业在员工培训方面具有很多优势,如规模优势,某些培训项目各门店可以集中统一进行,节约培训成本。此外,本人认为员工培训应该以员工的工作内容和实际操作为主,让员工掌握基本的工作技能,再辅以企业规章制度和企业文化的培训,来端正员工的工作态度,约束员工行为,增加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从而保障连锁企业的正常运作。 人力资源管理小论文:我国医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演变 摘要:目的:为新形势下我国医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提供参考模式。方法:参阅有关文献和调查资料,对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医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演变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提出了现代型管理模式的构想。结论:只有采用“适合国情,突出特色”的现代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医药企业才能生存和发展。 关键词:医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模式 研究医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演变,构建适合我国医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对促进我国医药企业在更大范围内和更深程度上参与经济全球化竞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通过查阅文献和抽样调查,笔者对我国的医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情况进行了研究。可以看出,建国后,医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经验到科学、从传统到现代的发展和演变过程。在管理模式上,可以划分为两大时期,第1个时期是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第2个时期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直至现在,是从对物的管理向对人的管理转变的时期,这里把它称为过渡时期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 1 计划型管理模式 建国后至1979年以前,我国的医药企业有600多家。这一时期我国医药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我们称之为计划型管理模式,简称计划型模式。计划型模式的主要特点见表1。 1.1 计划刚性 在计划经济时期,医药企业在用工程序、人力资源数量、职能部门设置、管理人员的任命等方面完全由上级部门决定,员工之间缺乏竞争,没有危机意识。企业在用工上没有自主权,完全处于被动状态。医药企业没有选择员工和解雇员工的权利。员工的数量、职称的比例都是按计划设置的。而且生产的产品品种、数量和销售情况等各个方面也都是由上级主管部门统一确定的,企业只负责组织生产,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计划即可。 1.2 工资和福利实行平均主义 员工进入企业后,按学历高低、工龄长短确定相应级别。大多数员工的劳动报酬,一方面按工龄累计,由国家统一调整工资;另一方面是根据按工龄与工作业绩评定的职称来晋升工资,即劳动报酬主要取决于工作时间长短和每一个工龄应计的报酬额,基于员工所积累的劳动贡献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上升。医药企业员工的工资报酬、福利待遇基本上是均衡的,即实行平均主义,企业多采取精神激励如表扬、荣誉称号、主人翁意识等形式激励员工,提倡员工的奉献精神。 1.3 员工依附于企业 在医药企业与在其它企业一样,员工属于该企业所有,很少向医药企业外部流动。企业保管着每个员工的档案,有时户口也迁到企业所在的地理区域内。医药企业实行就业、福利、保障一体化制度。员工是企业的主人,享有子女入托、住房、医疗等全部社会福利,并获得终身的社会保障,即退休、养老、丧葬及未成年子女的抚养、就业等。员工只要不出现触犯法律等情况,企业一般不会开除员工。 1.4 没有劳动力市场 国家没有劳动力市场,国家对劳动力进行统一的分配调动。医药企业的管理者由政府医药主管部门考核任命,绝大多数是由医药企业内部提拔到管理层或由医药主管部门委派。劳动者在就业方面没有自主权,医药企业在用人上也没有选择权。 1.5 员工是企业的主人 员工处于主人翁的地位。一个医药企业内设有一个工会,员工之间关系亲密,劳企关系融洽。我国医药企业内工会组织与企业之间关系协调,工会的领导者多为医药企业管理层的成员,即企业领导班子成员。由于有党、团组织的存在,员工的参与意识很强。 2 过渡型管理模式 1979年至今,我国医药企业发展到接近7000家。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我国医药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开始转变。我们把这一时期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称为过渡型管理模式,简称过渡型模式。过渡型模式与计划型模式相比有了很大的区别,其特点见表2。 2.1 劳动力市场从无到有 自1979年至今,从无到有、从单一到多种形式的劳动就业服务机构得到较大的发展,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企业有了用人上的自主权和选择权。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与美国发达的劳动力市场相比,各项制度还需不断完善,但它在我国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等方面仍起了很大作用。据调查,有44%的医药企业认为难以招聘到满意的员工,有31%的医药企业认为人才市场不健全。 2.2 招聘、选拔上由分配、任命向制度化、规范化转变 医药企业对员工的管理由原来的“人管人”走向“制度管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在用工制度上,由原来医药管理部门统一安排员工,转变为医药企业自主选择员工,企业也有了更大的选择范围和更多的选择渠道;第二,在晋升方面,医药企业可以通过招聘、考试等方式择优录用,改变了原来由领导考核指定的局面。据调查,有67%的医药企业在选拔中层干部时采取了竞争上岗、择优录用的方法,并且选拔范围扩大,既可在企业内选拔,也可在社会上招聘。 2.3 报酬结构趋于多元化,分配上仍然存在平均主义 自1979年始,改变了工资制度结构单一化的状况。员工的货币工资中标准工资由原来所占的85%开始下降,奖金、津贴、补贴等收入所占比重明显上升。以职工的实际技能水平和劳动贡献的大小为参考来增、减工资,出现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多种分配形式[1]。分配上增加了员工收入的弹性。据调查,有87%的医药企业利润波动与员工的收入挂钩。尽管如此,仍存在许多问题:一是奖金、津贴人人有份,而且奖金多为团体性的,缺乏针对性与个体性,尤其国有医药企业产生了新的平均主义;二是体制性收入差别悬殊,因为不同经济性质所导致的收入分配上的差别悬殊。从平均收入来看,国有医药企业员工收入明显低于合资或独资医药企业的员工收入;三是同一个医药企业内,不同岗位收入差距拉大。营销等岗位接触市场多,报酬机制改革得早,实行“工效挂钩”,因而与医药企业内其他岗位拉大了收入上的差距。 2.4 评价方面以经验性为主 医药企业内工作岗位的评价系统多以经验性为主。除了营销岗位及部分 操作岗位有具体量化的评价体系,很多岗位都是采取语言差别性的评价,如分为好、中、坏或优秀、称职、一般、不合格等。大部分医药企业主要采取经验性考核方式,对于设置的岗位数量和岗位职责范围,考核标准缺乏科学性。 2.5 培训方面呈现出阶段性和零散性 医药企业在培训方面表现出3个特点:一是有岗前培训,培训内容包括:企业历史、宗旨、目标及所任岗位职责、任务等。调查发现,所有被调查企业都对新员工进行岗前培训。二是岗前培训多为自我培训,培训者多为本岗位的领导者或者本企业培训机构。据调查,有66%的医药企业是由本企业的培训机构对员工进行培训的,外聘专家或专业培训机构对员工培训的医药企业仅占34%。三是医药企业对员工缺乏长远的培训计划。 3 构建现代型管理模式 针对我国医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上存在的不足,扬长避短,注重实效,突出特色,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现代医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简称现代型模式,其特点见表3。 3.1 制度成刚性 应当建立一系列的人力资源管理规章制度,制度的规定力求面面俱到,实现用制度规范人、约束人,在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以利于人才脱颖而出。应当改变只注重主观好恶及过于重视人情、关系、血统、出身、年资和特权的传统积习,转而重视人的能绩,坚持以能绩论英雄,积极推行“保护出头鸟,鞭打慢走牛”的用人机制。 3.2 人才内部提拔与外部招聘并重 在人才的晋升和选拔上,医药企业应倡导内部提拔与外部招聘并重。在晋升标准统一的情况下,填补基层以上职务空缺时,让员工在开放的生存环境下优胜劣汰。优秀的员工不妨采取美国企业“快车道”的提拔方式[2],即可以越级提拔,不一定需要一级一级地提拔。对于医药企业外部前来应聘的人才,要着重挖掘其比较优势,以弥补医药企业人才库之欠缺。在候选人条件相仿的情况下,优先选用内部员工,这样既可以激励在职员工,又可以节省开支。应始终坚持人才内部提拔与外部招聘并重,既不埋没人才,又以更广阔的视野选拔人才,从而可使人力资源达到合理配置。 3.3 年序工资和弹性工资相结合 应当把员工作为医药企业经营的合作者,建立员工与企业荣辱与共的工资管理方案。员工的薪酬可以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为年序工资,这部分是由学历、职称和员工为医药企业服务年限累计而确定的,随着资历和服役年限的增加而增加。这部分报酬是基础的,是刚性的,以达到稳定员工、减少流动的目的;另一部分为弹性的浮动工资,主要根据员工工作的技能高低和贡献大小来确定,即通过工作表现、努力程度、业绩多少等指标来拉开员工收入上的差距,以达到鼓励员工不断学习、不断提高的目的。 3.4 充分发挥党、团组织和企业的作用,建立融洽的劳资关系 在处理好医药企业内部“老三会”、新三会”关系的过程中,在充分发挥党、团组织作用的同时,不断加强工会的建设,加强医药企业内工会的职能。企业内工会要站在企业长远发展的角度上,缓和由员工下岗等诸多因素带来的劳资关系紧张,一方面,要代表员工同资方交涉,争取员工的应得利益;另一方面,要发挥教育功能,倡导团队精神,不仅使劳资双方形成经济发展上的共同体,而且使劳资双方在情感上不断沟通,进行和谐的大家庭式的交流。 3.5 绩效评价细化[3]和量化 医药企业在明确了岗位职责和工作范畴的情况下,应按照岗位要求,遵循“对岗、对事、不对人”的原则,对员工进行绩效考核。考核要注重工作表现和创造潜能,根据刚性的标准,用量化的手段,得出公开性的且有根据的考核评价报告,并把员工的考核评价结果“排名定位”。然后,根据考核评价结果择优晋升,对那些出类拔萃的能人,给予高工资、优越的工作条件和具有挑战性的职位,以鼓励和带动其他员工。这种开发机制根据能绩用人,鼓励员工后天努力奋斗,淡化血统、先天出身、门第和人情关系,也是实行弹性工资制的一个重要前提。 3.6 注重员工培训 医药企业要建立一套科学、系统的训练体系,包括内容上的完整性和时间上的连续性以及操作方法上的科学性。完整的培训内容包括人格训练、心理训练、能力训练。其中,人格训练是基础,对员工的训练首先要帮助他们解决如何做人的问题;其次是培养一个人良好的心理素质,如自信心、意志力、专注力、成就欲等;最后训练他做事的能力。三者之间密切结合,才能使培训真正有效,达到提升员工素质和能力的目的。除了内容完整外,训练方法的科学性也非常重要。好的训练方法集中反映在两点:在极短的时间内快速完成训练;训练的内容能极深刻地印在训练者的脑海里。 人力资源管理小论文:农行人力资源管理改革问题分析及对策 在当今信息时代,人力资源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战略性资源,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也是企业最重要、最宝贵的资产。当前,全党上下都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而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企业管理的指导方针和基本理念。农行要把自身建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现代金融企业,也就必须强化以人为本,逐步改革人力资源管理,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运行机制,不断提高综合竞争力。结合科学发展观理论,笔者试对农业银行人力资源管理改革再谈几点看法。 一、当前农行人力资源管理存在问题 农行人力资源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制约了进一步发展。亟待解决而求科学发展。 绩效矛盾。当前人事管理和劳动工资分配制度还没有从根本上打破旧的“大锅饭”分配体制,论资排辈现象还在不少地区行存在,绩效挂钩没有突破性进展。人力资源的“能力位置效益”的对应关系不相匹配,工资收入的定价与贡献度大小矛盾突出。 多重素质矛盾。由于农行金融行业的特点,对从业人员的政治素质、道德素质和业务素质都有较高的要求,对此多重素质的评价、考察和使用往往会出现选择性矛盾和偏差。目前,农行的人均存款、人均贷款和人均效益等指标均比较低,这有很多原因,但最主要的还是员工的素质不高和积极性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流动性矛盾。长期以来,干部职务能上不能下、职工能进不能出、职称能高不能低、待遇能高不能低,造成了流动性矛盾聚集。对员工的奖惩、晋升、淘汰等还是“一纸定终身”。一方面对不适应岗位竞争的人员不能自由分流下岗,另一方面对所需的人才不能自由引进。 配置矛盾。在人力资源配置上缺乏真正的和全面的市场化自由竞争调配手段,行政任命方式依然是资源配制的主要方式。人力资源的素质层次与使用层次不相匹配的矛盾大量存在。 二、对策与建议: 以上分析的主要矛盾,关键是要通过对人力资源的有效管理来加以克服。要建立与农行企业绩效紧密联系的激励、保留机制、能力管理、继任计划等体系,而量化岗位价值将为农行建立这些体系提供最直接的支持。概括地说,人力资源的有效管理就是要通过积极开发、合理配置以及完善的考评体系和有效的激励机制,最大程度地调动人力资源的工作积极性,满足银行对人力资源“质”和“量”的需求。以下对人力资源的开发、配置、考评、激励谈几点个人看法: (一)顺应时代要求,转变观念。 股改当前,我国银行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人力资源是生产要素的关键因素,也是竞争的焦点。如何树立人本理念,抓住机遇,建立符合现代商业银行要求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对于优化人力资源配置,保证加快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农行要把人力资源管理作为迎接挑战、推动发展的重要保证,必须立足行业性质和实际情况,积极顺应商业化、国际化的发展需要,适应知识经济时代资源开发重心由物力资源向人力资源转移的大趋势,改变过去单纯从行政的角度来认识人事问题的思想,要从经济的角度来认识和思考人力工作。可借鉴现代企业管理中对人力资源进行投资、开发、应用、管理,将人力资源期权化、股权化,进行资本运作的思路,加快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二)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发挥人力资源最佳效益 必须以业务经营为中心优化资源配置。要整合人力资源,做“活”人事机制文章,积极破除干部终身制、任命制、能上不能下传统体制,将有限的人力资源进行无限运作。 要逐步推进市场化的人事管理制度,开办行内人才市场,使员工在一定区域内流动,推行员工的动态管理,逐步疏通人员进出渠道,使每位员工承受应该承担的压力,时刻保持一种压力感,从而不断激发工作潜能。集中人、财、物等各项资源,根据经营需要进行重点配置,统一规划,合理使用。人员重点向客户部门配置。财力上集中经费统一使用,保证重点业务拓展和公关。建立人员分流和竞争淘汰机制。通过内部退养、撤并低产低效机构、整合内设机构和流程、实行主辅分离、控制合同续签比例、依法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等办法,逐步减少在岗人员总量。比如说,我们可以运用异地安置的办法,将效益较差的地区机构的人员配备到那些经营效益和发展前景看好的地区机构,弥补其发展中人力资源的不足,这样就可以达到银行与员工双赢的效果。 实施“精英人才”战略,强化人才竞争力。“精英人才”战略是指为从事关键岗位工作、发挥重要作用的优秀人才,购买综合养老保险,并在职务晋升、工资待遇上享受特殊政策。实施“精英人才”战略是强化人才竞争力的大胆探索和创新,是一种吸引和留住优秀专业人才的激励措施。为了适应混业经营,强化研发能力,加快产品创新,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农行必须实施“精英人才”战略,才能增强竞争优势,增强农行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可以市场化分配为导向,参照当地银行同业市场价格,实行有竞争力的薪酬策略,在严格控制人工成本、保证农行权益最大化与吸引并留住优秀人才之间,取得有机平衡。 要创建学习型银行,实行终身 教育。科学发展观要求加强新技术新业务学习。因此,我们必须把岗位培训作为知识更新的重要途径。由于撤点减员,目前农行基层行减员的压力越来越大,而且下岗分流也易激化矛盾,只有加强培训,才能让特别是让大批年龄较大的员工通过培训,重新回到岗位,并成为业务熟练的人才,实现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这不仅可以减少向社会招收新员工的数量,又解决了下岗分流的压力,而且化解了不稳定因素。目前农行的劳动生产力较低,要提高效率,人是最重要的因素。特别是在体制和机制没有完全到位的情况下,必须下大力气强化培训,优化队伍结构,提高和激活队伍的素质和能力,进而增加动力。只有通过强化员工培训,提高员工的素质和能力,才能使员工创造出更高的价值。 ( 三)完善规范考评体系,建立有利科学发展的激励机制。 1、客观分析人力资源现状,加快创新改革。银行工作专业性、业务性强,服务对象多样化,业务创新频繁,知识更新快,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人力资源管理要面向市场、面向竞争,根据业务流程再造需要,优化劳动组合和人力配置。在技术开发、产品创新、市场开拓、与国际惯例接轨等方面,农行需借鉴“科技合作、兼职、讲学”等柔性流动形式,“不求所有,但求所用”。在人力资源的使用上,要鼓励冒险,宽容失败,不求全责备。决策层要对组织机构、岗位设置和业务流程现状进行认真分析,按照市场化的要求,对岗位进行适当的分类分级,形成涵盖所有岗位、类别清晰、等级分明的新型岗位职务序列体系,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完善的岗位管理体系、考核评价体系、薪酬分配体系、选聘和培训体系,从而加快推动农行人事管理向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转变。最终实现人力资源管理的创新,增强全行的核心竞争力。 要建立权、责、利紧密结合的分配机制。一是严格落实目标责任制,建立绩效挂钩的考评机制。建立年度经营目标责任书制度是其中方法之一。行长分别与各营业机构的负责人签订责任书。经营目标责任制采用计分制。 最后按得分兑现,与个人收入挂钩。二是推行业务量计酬考核办法,突出岗位的责、权、利统一,实现服务与增资增效的紧密结合和责任与权力紧密结合,增强业务经营上的能动性。在实施业务量计酬考核办法时,要结合双向聘用制,使业务量大的网点人员进一步年轻化、专业化,通过人员合理流动,逐步优化人员配置,压缩人员编制,使人力资源配置逐渐趋于合理。三要把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也放入业务量考核指标中。优质服务的软指标转变为吸收存款、办理业务的硬指标,人力资源潜在能力就能被进一步激发。员工收入档次可能明显被拉开。利益杠杆的驱动,会使员工自觉形成提高服务效率、优化服务技能、主动积极工作的意识。 强化人力成本管理,完善绩效考核制度。如何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使人力资本充分发挥作用,是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关键。因此,要建立和完善绩效评估和绩效考核制度,使收入分配制度以岗位为导向,以绩效为导向,体现岗位差别,发挥激励作用。根据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优化机构,精简人员,根据“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实行绩效挂钩工资制,将工资收入与工作业绩、实际贡献和经济效益直接挂钩,逐步形成重实绩、重贡献,向优秀人才和关键岗位倾斜的分配激励机制。 合理分配激励,加强绩效管理。薪酬制定的原则必须“统一平台”,就是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在全行辖属建立统一利益平台,全行员工按统一指标及统一计算方式计算薪酬,并在薪酬中拿出一定比例的薪酬建立全行员工都可以参加竞争的客户拓展薪酬。这样才有说服力。绩效管理是激励约束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绩效管理方面,我们可确定“责、权、绩、利”相对等的原则,将银行整体绩效、团队绩效和员工个人绩效有机地结合起来。按照平衡记分卡的办法,绩效目标以团队、员工业绩和贡献度等结果性指标为主,员工个人绩效目标则更多地体现其所在职位的核心职责要求。员工绩效的考核结果,要与其绩效奖金挂钩,同时与员工个人潜力的开发结合起来,根据不同员工的个人情况,可实施职位调整、加强培训、监督改进、强制退出等考核结果运用措施。通过这些多样化的考核结果运用,促使员工改进工作方法,提高工作质量与效率,提高个人能力与素质,同时实现个人职业发展与银行整体绩效进步。 人力资源管理小论文:坚持理解科学发展观精髓创新邮政人力资源管理 紧密结合邮政实际 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 最近几年,按照中央关于科学发展的要求,中国邮政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坚持“以加快发展推动改革,以深化改革促进发展”的思路,大力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不仅取得了可喜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还为企业的长远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此过程中,人力资源部门按照党组的部署,围绕邮政企业改革和发展中心任务,遵循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规律,在支撑企业体制改革、机制创新,加强人才队伍建设、规范用工管理、提高员工收入待遇、开展大规模培训等方面,为邮政企业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有力支撑。 为使邮政员工能够共享发展成果,在企业资金十分紧缺的情况下,连续三年大幅度增加人工成本投入,企业合同用工和劳务用工人均工资每年均有所增长;重视抓好依法规范用工管理工作,自20__年起至20__年年底,已经规范了近26万人,劳务派遣率由62%提高到99%以上,较好地解决了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为劳务用工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比20__年累计增加10多亿元,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与和谐企业奠定了基础。 为满足企业快速发展对员工素质的要求,组织开展了大规模员工培训。3年来累计培训员工约132万人次,累计投入教育培训经费6亿元,在远程网注册学习的近18万人次。员工学历结构明显改善,全部从业人员中大专及以上学历的由25%上升到30%。组织了3次全国性邮政企业职业技能大赛,近12万员工参加了竞赛活动。这些数字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在邮政企业中的具体体现。由于较好地解决了企业为谁发展、靠谁发展、发展成果员工共同分享的问题,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了企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促进了企业又好又快发展。 优化人力资源配置 满足业务发展需要 科学发展观强调发展是第一要义。对于中国邮政来讲,实现科学发展的关键是如何转变思想观念、如何转变发展方式,实现规模发展与规模效益统一的问题。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邮政在竞争中求发展的必由之路。转变思想观念是前提,百年邮政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形成了具有邮政特色的文化和精神,是我们的宝贵财富。 从人力资源角度讲,中心任务是按照企业发展战略的要求,优化配置人力资源,确保企业人工成本的投入与经营效益的产出相匹配。要把盘活存量、优化结构、搞活机制、定岗定员、总量控制等,作为优化配置人力资源的重要手段,满足企业业务发展对人力资源的需要。我们要用科学发展观和前瞻性的战略思维,解决好结构性缺员和结构性冗员的矛盾,坚定不移地把减员增效战略落到实处。 坚持以人为本理念 构建和谐邮政企业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对于中国邮政来讲,就是实现员工与企业的共同发展,努力构建和谐邮政企业。集团公司成立以来,党组高度重视维护广大员工的根本利益,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作为长期的战略任务,作为坚持以人为本的重要体现。对人力资源部门来讲,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做好调整优化企业用工结构工作,有计划、有步骤地把部分优秀劳务工转为合同用工,激励他们立足岗位为企业发展作贡献;就是要让企业员工能够共享发展成果,在推进薪酬制度改革中,增加一线员工固定收入比重,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拓宽员工职业发展通道和岗位成才的空间。 要加快实施新一轮大规模教育培训,努力将企业人力资源优势转化为人才优势,实现由数量型向素质型转变。要按照人才强邮战略的要求,根据企业对各层、各类人才的不同要求,加快建立各类岗位培训课程体系,制定系统配套的培训管理制度。 构建人力资源管理体系 夯实企业健康发展基础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邮政公司化之后,不仅对发展提出了新目标,更对企业运行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尽快完善公司化运行机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管理体系。要求我们必须从邮政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重视做好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工作。加快建立贴近市场、精干高效、反应快速的组织架构和以客户为中心的管控模式。人力资源部门要按照企业公司化发展要求,抓好以岗位管理、薪酬管理、绩效管理为核心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建设,夯实管理基础。要加快推进企业人事和用工制度改革,大力开展公开招聘和竞争上岗工作,实现从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的转变;加快推进薪酬分配制度改革,及时解决新旧分配体系转换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加快建立企业领导班子绩效考核办法,充分体现责权利的高度统一;从人力资源的角度解决好影响企业发展的内在动力问题,夯实企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人力资源管理小论文:新制度主义及其在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中的应用 摘要:近年来新制度主义理论得到迅速发展,并逐步运用于人力资源管理研究领域中,将新制度主义理论应用于人力资源管理领域已成为西方管理研究的新的热点之一。本文回顾了新制度主义的主要理论,介绍了新制度主义理论在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中的应用情况,并指出了未来研究方向。 关键词:新制度主义; 人力资源管理; 应用 传统的经济学和管理学都将“企业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和“经济理性”作为既定的事实和分析的前提。在此基础上,人力资源管理被普遍认为是为了达到企业的目标,影响雇员的行为、态度和绩效的一系列活动和政策。而新制度主义学派则从另外一种视角,解释企业的行为,认为除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理性之外,企业的结构、决策和行为同时还受非竞争需求的驱动(如为了寻求“合法性”),表现为“规范理性”(Oliver,1997)。[1]近年来,新制度主义开始应用于管理领域,尤其是人力资源管理领域,成为西方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新热点之一。 一、 新制度主义理论主要回顾 在反思新古典经济理论和政治学中的行为主义理论的基础上,西方社会科学重新认识到“制度”对于分析现实问题的重要作用,新制度主义应运而生,在社会学领域、经济学领域、和政治学领域都有很大拓展。由于与管理学(尤其是人力资源管理)相交叉的新制度主义思想主要源于社会学,因此本文主要阐述社会学中的新制度主义理论。 制度是“具有高度弹性的社会结构。它由文化认知因素、规范因素和规制因素构成,与相关的活动和资源一起提供社会生活的稳定性。制度不仅包括正式的规则、程序或规范,而且还包括符号系统、认知规定和道德模板。制度要素的载体很多,包括文化模式和认知图式,表征和社会逻辑,关系系统和社会网络,日常事务或以习惯行为为形式的结构性活动,还有人工制品等(Scott,2001)”。[2]社会学对制度的定义较为广泛,它将文化也包括在制度范围之内,研究的重点不仅包括正式的规则、程序和规范,而且更侧重于由符号、认知图示和道德模板构成的引导人类行动的意义框架。 制度如何影响行为是新制度主义理论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主流经济学理论强调人们的行动是基于理性计算之上的。他们假定,个体行动者总是最大限度地追求由他们特定的偏好所给定的目标。他们在所有可能的行动方案中总是选择那些能够最大限度上使自己获益的行动。新制度主义则与此相反,认为个体的行动并非完全基于理性的影响,有时个体所持有的价值观会引导着个体的行为。根据前面我们对制度概念的理解(制度还包括文化、惯例等非正式制度),个体被认为深深嵌入于这种由符号、风俗和惯例所组成的制度世界之中。制度对行动者的行动具有决定意义,它不仅为个体的策略性互动提供信息,更重要的是,它同时也影响着个体行动者的自我认同,决定着个体行动者的偏好。 新制度主义还强调组织遵从“合法性”的普遍性。当然,这里的“合法性”并不仅仅是指通常意义上的正式法律机制,“合法性”还包括了文化、价值观念、惯性等非正式制度对组织行为的影响。合法性机制诱使着或迫使着组织采纳在外部环境中具有合法性的组织行为或结构。因此,组织目标具有复杂性。一方面,组织要遵循效率原则,达成既定目标;另一方面,面对制度环境,组织生存的“合法性机制”迫使组织不断的改变自己的目标。因此,在许多情况下,企业的目标、结构与行为都呈现出复杂性的特点。 二、 新制度主义理论在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中的应用 通过新制度主义理论的回顾,我们认识到人是“制度人”,“并非人力资源管理的所有活动都是企业根据组织战略目标理性决策的行为,事实上,人力资源管理活动是受到诸多外力影响的结果(Wright McMahan,1992)”,[3]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同时也受制度因素的影响。由于新制度主义理论可以解释过去单纯人力资源管理理论所不能解释的组织现象,在过去的十年中,有不少学者开始尝试将新制度主义理论应用于人力资源管理领域中。 一些学者将新制度主义理论应用于跨国公司人力资源管理问题,如Ravi(1997)[4]将制度环境因素引入战略人力资源管理模型,以印度为例,运用访谈、个案分析的方法,证明跨国公司的国际战略与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同时对东道国的人力资源管理产生影响。Allen(2003)[5]继续沿着这一思路,探讨了制度环境对跨国公司的独资子公司外派管理人员的选择的影响。通常而言,向子公司外派管理人员是增加对子公司的控制以及在组织内进行知识传播的一种有效途径,然而向东道国外派管理人员会受到东道国法律的一定约束。Allen以自德国、日本及英国的在美独资子公司为样本,调查发现,公司的强势文化、母公司的核心业务等因素是母公司向子公司外派管理人员的正相关因素,制度环境也是影响因素之一,虽然其影响并不显着。Boselie,Paauwe Richardson(2003)[6]将控制/承诺人力资源管理理论与新制度主义理论结合,研究人力资源管理受制度因素的调节,与组织绩效的关系。他以DiMaggio制度来源的分类为基础,建立了一个模型,认为人力资源管理的战略、政策与目标受到来自强迫性机制、模仿机制、社会规范机制这三个制度因素的影响。他以荷兰的三类受制度因素影响不同的行业组织——医院、旅游业与地方政府为样本(样本个数为132),通过实证分析证明,制度性越强的组织(如医院与政府部门)其人力资源效果越低。 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 与成熟的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国的企业所受的制度影响要更为深厚。因此,将新制度主义理论应用于我国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领域,尤其能够全面解释目前转轨时期具有独特制度背景下的中国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如Ding,Goodall Warner (2000) [7]考察了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的企业改革对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影响。具体来讲,长期在人们心中形成的以“铁饭碗”为特征的改革前国企人力资源管理方式已成为一种“组织惯性”,该文研究这种“组织惯性”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改革期间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方式。文章假设中国不同所有制、不同地区、不同规模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差异显着。调查样本来自中国南方沿海城市及北方内陆城市的六十二家公司,通过采用访谈、问卷调查结合的方式收集了定性与定量数据,结果是不同所有制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差异显着;不同地区的企业之间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差异假设得到了部分证实;越大的企业(大部分为国企)在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变革中所遇到的组织惯性越大。随后Ding Akhtar (2001) [8]进一步以上海、南京、广州三个城市的326家企业(企业分为两类:合资企业与国有企业)作为样本,同时考察制度因素与战略因素对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保留员工、激励员工、培训员工等)的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制度因素包括组织所有权、组织年龄及组织规模。战略因素包括低成本战略、高质量战略及创新战略三类。实证结果表明,组织的所有权与企业人力资源的战略角色是解释企业选择人力资源实践的主要变量,而组织年龄与规模对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影响有限。与低成本战略与高质量相比,创新战略更容易影响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战略。Zhao(2004) [9]以Walder的双通道模型为基础,研究了中国改革前(1949--1979)与改革时期(1980--1994)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中晋升模式的变化。他们考察了两种制度化的职业通道——行政通道和专家通道:行政通道负责执行国家政策和组织的管理工作,而专家通道负责组织内部的技术性工作。他们提出假设:改革前阶段与改革时期相比,企业的晋升标准和晋升机会显着变化:改革期间,更多地进入企业不久的、受过了教育的管理者获得了较大的晋升机会;行政职业通道比专家职业通道更容易受到宏观政治的影响,与公共部门相比,改革期间非公共部门的晋升模式变化更为显着。Zhao的调查样本来自我国六个省的十四个城市(样本个数为3500名),因变量为晋升事件,自变量包括教育水平、政治面貌、行政与专家系列、组织部门,控制变量是组织特征。实证分析表明,制度环境在中国组织内部晋升模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蒋春艳,赵曙明(2004)[10]以香港的248家企业为研究样本,研究了企业规模、所有国和行业三个企业特征对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影响。结果发现企业规模是香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相对于小企业而言,大企业通常更多地使用人力资源计划、正式的招聘程度、系统的培训和内部劳动力市场,以证明其企业具有更大程度的“合法性”。 三、 启示及研究展望 随着经济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西方的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概念和理念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普及,应该值得重视的是,研究中国的人力资源管理必须将其放入中国独特的转轨背景中,中国独特的转轨过程意味着,旧的经济运行机制以及旧的管理机制已经被打破,但仍然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新的管理机制正在建立但并不完善,这使得我国的人力资源管理背景呈现出复杂的情况。将新制度主义运用于我国转轨背景下的人力资源管理领域,可以回答过去所不能回答的一些问题,为我们勾勒更加全面的人力资源管理框架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未来的研究可以朝着以下几方面发展:一是在研究内容方面,将研究范围由单纯探索制度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扩展到制度是通过何种机制对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甚至企业的绩效发生作用的,二是研究方法方面,由目前较多运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实证研究扩展到同时采用质的研究和量的研究方法,以便对此进行更深层次的描述和剖析;三是在实证研究方面:既要采用横截面的数据,又要采用纵向的数据,以期动态地研究制度环境中的人力资源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小论文:有关油田矿服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之浅谈 油田矿服企业作为油田主体业务的后勤保障单位,主营业务主要包括物业与公用事业、社会公益性事业。矿区服务企业围绕建设和谐示范矿区这一总体目标,通过不断提升保障生产、服务生活、维护稳定的能力和水平,当好油田的“后勤部”和“大本营”,全力推进油田主导企业高效、可持续发展。 一、油田矿服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出现的问题 (一)人才整体素质不高,且人员接续补充严重不足 相对于油田主体企业而言,矿区服务企业员工队伍趋于老龄化、自然减员高峰随之而来,同时受中油集团“三控制一规范”政策约束,人员接续补充严重不足,技术与技能人才匮乏。且员工学历水平普遍偏低,造成了企业人员的整体素质不高。而矿区服务企业的后勤保障工作性质及薪酬水平较低等普遍存在的事实,又大大降低了现有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对企业发展极为不利。 (二)普遍对长期人力资源规划不够重视,不利于人才潜能的培养 在目前了解的矿区服务企业中来看,大多数矿区服务企业在确定自身发展战略的时候对人力资源管理不够重视,同时对企业内部人力资源管理现状不够明确,严重影响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直到有了新增用工项目或是人力资源已经明显阻碍到企业的顺利运行,企业才开始紧张起来,进行公司内部人员招聘和培训。 (三)人力资源的开发滞后于时展 我国诸多大型石油企业对内部员工的管理较为宽松,人力资源管理存在诸多问题,主要包括管理体系、培训内容及培养对象等方面,严重制约企业培训效果。同时诸多石油企业不够注重企业内部人员的考核制度,加之培训人员培训过程中的随意性,造成企业员工培训结果不如人意。由此较多接受培训的员工无法真正学到知识和技能,但却能顺利通过考核的原因在于企业内部的考核机制和管理机制不够完善。 (四)奖励机制不完善,奖励方法不完备 油田矿服企业对员工的奖惩制度不够明确,会对员工的工作热情带来威胁。由此会导致诸多员工缺少自我肯定,对待工作愈加消极。某些应该奖励的员工没有得到应得奖励会助长企业内部歪风,无法为员工提供优良积极地工作环境和进步环境。同时企业无法正确把控奖励机制还会造成企业内部激励作用缺失,激励方法的不完善加之激励程度的错误把控会对企业员工的工作热情和服务热情带来极大伤害。 二、油田矿区服务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对策 (一)拓宽员工成长渠道,提升员工整体素质 有效拓宽员工成长渠道,必须建立以竞争机制为主体的人才使用机制在企业重点岗位通过内部公开竞聘选拔,激励员工学业务学技能,立足岗位成才;出台公司《技能操作员工“一专多能”管理办法》,鼓励操作岗位员工立足本岗,多学业务,积极参加第二工种鉴定,成为复合型操作人才;逐步推行复合岗位设置,合理提高岗位工作负荷;精选青年后备人才,针对队站长、班组长、技能骨干、优秀技能人才,按照“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开展针对性培训,培养储备会干、能干、干好的后备型骨干人才。 (二)强化人力资源规划,真正实现“人才强企”战略目标 油田矿区服务企业可通过建立科学可行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同时结合企业内部发展实况和环境变化来制定出完善的人力资源管理规划,从而为企业发展及员工发展提供优良的人力资源环境。具体方式可通过改进企业内部工作流程来完善内部员工岗位部署,以期达到提高员工工作效率的目的;严格明确企业各个岗位的要求,确保岗位人员具备相关专业素质;针对企业重要岗位明确规划所需人员及工作目标;最后,企业需对自身用人理念进行完善,避免过于注重学历忽略实践能力及家属为主的用人理念,制定人才录用新标准,确保企业岗位人才的正确流向。 (三)完善培训制度,加强与员工的沟通 针对矿区服务企业人力资源整体素质不高的特点,矿区服务企业管理人员应加强人力资源的培训。以一线员工为重点,立足队伍有序接替,强化素质提升培训,加强紧缺技术工种人才、复合型人才培养;把技能竞赛作为检验培训效果和培养、选拔人才的一种有效手段,以竞赛带动技能素质的提升;发挥技能大师工作室的带徒传技、技能攻关等作用,带动技能人才队伍梯次建设。 (四)强化激励机制 完善企业内部的激励机制要求企业摒弃陈旧的用人体系,应当采取公开招募及竞争上岗的方式招募岗位所需人才,招募员工的过程中真正实现优胜劣汰,为企业招募实干型人才;同时企业需大量引进新型人才和新型技术,确保企业的发展与时俱进。最后企业应当对内部的薪资分配制度加以完善,通过奖金的正确发放来确保企业员工的工作热情,实现奖金对于员工的激励作用。企业管理人员及领导应当对员工饱含热情和信任,为员工提供良好的生活质量和工作环境。同时企业在文化建设方面应当更加努力,不仅要增强员工的归属感,也要满足员工的荣誉感,激发员工工作积极性。 三、结语 总而言之,人才作为油田矿服企业的珍贵财富,是企业最具创造力的资源。当前世界经济逐渐呈现一体化趋势,我国油田矿服企业面对更加严峻的市场竞争,因此在人力资源方面应当借鉴国外先进管理经验,建立适应自身发展的管理机制,实现企业长远发展。 人力资源管理小论文:简论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内部岗位轮换 论文摘要:基于淮安供电公司人力资源部岗位从业现状,分析了长期从事同一工作的弊端,结合实际分析了在部门内部实施岗位轮换的现实意义和操作注意事项。 论文关键词:岗位轮换;人力资源;复合型人才 人力资源是企业的第一资源。人力资源管理在现代企业中已经上升到主导地位,成为现代企业管理的中心和重点。人力资源部已由单一的行政事务管理转变为整体的专业性职能管理,再转变到综合的系统性战略管理。人力资源部不再是服务性、咨询性和控制性的参谋部门,已转变为足以影响到企业整体表现和绩效的重要决策部门。人事经理也成为了企业经营的战略合作伙伴。作为企业的战略性伙伴,人力资源从业人员必须具备全面的知识和相应的技能,应具备人力资源所有功能的专业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 一、人力资源部岗位从业现状及弊端 1.现状 (1)现岗位从业时间长。以淮安供电公司人力资源部为例,目前11名专职人员中有10人在现岗位工作时间超过6年,时间最久者长达15年。 (2)从事专业单一,缺少多岗位从业经验。目前所有的专职人员中,仅3人有两个不同岗位的工作经历,且均是因机构调整或有人员提升、调离时而变动的岗位。其余人员均自从事人力资源工作以来一直从事相同的专业工作。 (3)科班出身专业人员稀缺。淮安公司目前仅有1人为人力资源专业毕业,其余人员均是电力系统、营销、财务等与人力资源不相关的专业半道出家,其专业知识均是进入人力资源部后从实际工作中学习的。 2.弊端 (1)不利于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由于长期从事同一工作,导致各专职对其他岗位的专业工作不熟悉。近年来工作节奏越来越快,常有突发性任务,上级单位有时会在较短时间内要求上报专业报表或报告,若此时负责该工作的专职人员不在,就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工作进度和质量。 (2)不利于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心理角度看,一个人如果长期从事单一工作,创造的激情就会被压抑,逐渐失去对工作的兴趣而流于照章办事。这种现象被称为疲顿倾向。疲顿倾向是提高效率和发挥创新精神的大敌。长期在同一岗位工作,习惯了被动式管理模式,将导致部门如一潭死水,缺乏活力。员工没有激情,工作但求完成、不求创新,只是被动接受、缺乏主动意识。 (3)不利于知识的传播和共享。岗位与岗位之间的半封闭甚至封闭状态容易导致“各人自扫门前雪”,不利于知识和经验的交流。 (4)容易产生本位主义。只了解掌握一种岗位业务就难以站在其他岗位的立场去考虑问题,难以处理好本岗位工作与整体工作的关系,遇事不能站在全局角度看问题。各岗位间难以协调和配合,甚至会因岗位设置本身的不均衡、工作量的不均而产生抵触情绪和矛盾。二、人力资源部实施部门内部岗位轮换的意义 岗位轮换又称轮岗,是指企业有计划地通过同一职能部门或不同部门之间的平行调动,让员工承担不同的工作,具备“一岗多能”的能力,达到为企业培养复合型人才的目的。 在人力资源部实施部门内部轮岗除了能有效解决前文所述弊端外,还具有以下意义: 1.有效储备人才 岗位轮换可以使员工同时具备几个岗位的工作经验与能力。有效的岗位轮换相当于建立了企业内部人力资源市场,一旦需要调整可迅速进行补充,从而提升部门、企业的稳定性,降低人才流失带来的动荡与损失。 2.促进员工换位思考 岗位轮换使得大家都有机会接触各个岗位,使员工能够体会不同专业岗位的差异,增进相互间的了解。通过岗位轮换打破各岗位间的专业壁垒,使员工都能意识到不同岗位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在以后的工作中能做到换位思考,互相设身处地地考虑问题,达到充分的沟通和协作。 3.能够最大程度地利用人力资源 在某岗位工作较为集中繁忙、时间要求较紧时,可调用有过该岗位工作经验的员工协助。比如,每年公司“两会”召开前,各单位《绩效考核责任书》的编制时间紧、任务重,仅由绩效管理专职一人负责,工作量太大,往往连续数日加班加点,且容易出错。如果进行了常态的岗位轮换管理,部门内部有多人熟悉该工作,则可一起分担,从容应对。 4.减轻组织晋升的压力,减少员工的不满情绪 由于长期得不到晋升,必将导致员工的工作的热情减少。而企业能提供的晋升岗位又十分有限,难以满足员工的晋升要求。而岗位轮换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晋升岗位不足的压力。 5.控制风险 通常一个人在某个岗位工作时间较长,会积累很多资源。人力资源部各岗位的廉政风险相对于和客户、施工单位接触较多的岗位来说要低,但在人员招聘、人事调整等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危险源点。岗位轮换有助于对此进行制约,规避因资源的个人垄断对企业利益造成的潜在风险。 三、实施部门内部岗位轮换前的准备工作 岗位轮换是一项技术性、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实际操作并不容易,因此必须充分做好岗位轮换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考虑周全、注意细节。 1.制订轮换计划,做到循序渐进 岗位轮换是一项长期性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轮换前应制订详细的计划,确定轮换周期。若周期过长,达不到轮岗的目的。而过于频繁会对员工的心理造成冲击,岗位轮换的效果会适得其反。一般情况下,员工在同一岗位工作4年进行轮换为宜。初次进行岗位轮换时,一定要在相关性的岗位间进行,如干部管理岗位与人事管理岗位、保险管理与薪酬、绩效管理等岗位进行轮换,待逐渐开展积累一定的经验后进行全面轮换。 2.建立各岗位完整的岗位说明书 岗位说明书是新到岗员工的行为准则,务必详尽规范,使新到岗员工对照岗位说明书能够开展最基本的日常工作。同时,梳理部门内部工作流程,加强流程控制。淮安公司拟梳理人力资源部各专职间的内部工作流程44项。 3.岗位轮换培训 为使员工尽快适应新岗位工作,应做好岗前培训工作,使员工在最短的时间内了解新岗位的工作程序,掌握基本技能。可以在确定的轮岗时间前3~5个月即让员工介入其新岗位的日常工作。在原岗位人员的帮助下,提前熟悉岗位业务和工作情况,在实践中进行培训,为正式岗位轮换做好准备。 4.建立严格的交接制度,明确责任 原岗位人员的工作经验和技巧有助于继任者少走弯路,提高效率。原岗位人员有责任辅导继任人员的实际操作,及时提醒相关注意事项。怎样使离任者心甘情愿毫无保留地传授经验和技巧,一方面与思想工作是否做到位有关,另一方面健全的制度约束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做好交接工作,建立交接记录,完善记录交接前后的流程和细节,明确交接双方的责任和义务,有助于岗位轮换的顺利进行。 5.做好沟通,减少负面影响 由于人力资源部各专业岗位岗级不同,岗位轮换时难免会出现由高岗级向低岗级岗位轮换的现象,收入的减少会使岗级降低者产生较大的心理落差。因而,做好岗位轮换前的思想工作非常必要。事前沟通的另一重要作用是使岗位轮换程序符合《劳动合同法》关于“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等相关条款的法律规定,避免产生不必要的矛盾和纠纷。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在人力资源部实施有效的部门内部岗位轮换将会最大限度地盘活现有人力资源,培养打造一支复合型人力资源管理队伍,使得部门不会因任何一个人的离开(休假、培训、离职等)而导致运转困难,从而有效地提高部门效率和工作质量,更好地促进公司的全面发展。 人力资源管理小论文:人力资源管理论文 摘要: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而拥有知识的人将成为知识经济社会的第一资源。知识经济时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策略应为实行人本主义管理;完善激励制度;调整组织结构;重视员工培训;重视领导方式的转变;重视企业文化的建设等六个方面。 21世纪是一个知识和创新的价值不断升值的新经济时代。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将改变整个世界的社会经济面貌。各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从根本上取决于各国所拥有的知识优势。谁拥有的知识优势越多,谁就会在未来的世界经济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知识经济的兴起,使全球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面临新的挑战。 一人力资源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 高素质人才是发展知识经济不可缺少的最基本要素,可以说人才是知识经济的灵魂,因为知识生产、传播和使用都离不开人才。在知识经济时代,一个国家要在世界上取得优势地位,依靠的不是物质资源,而是人力资源,特别是掌握先进思想和技术的高素质人才,现在世界范围的经济竞争、综合国力的竞争,实质上是人才和全民族素质的竞争,谁拥有高素质人才,谁将是知识经济时代的胜利者,谁就能在知识经济时代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美国经济之所以处于世界的首位,其真正的优势就在于其具有丰富的高素质的人才资源。美国是世界吸纳顶尖科技人才最多的国家,众多的富于创新精神的优秀人才已成为美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国家是这样,企业也是这样,世界许多成功企业的发展历程表明,人力资源优势在企业中的作用非常明显。全球著名的微软公司自1975年创立以来,始终以超常速度发展。该公司成功的秘诀正是拥有以比尔盖茨为代表的一大批精通最新技术又善于经营管理的高科技人才。而我国深圳的华为和中兴两家生产通信设备的高科技企业,短短十几年就发展成全国本行业知名的大企业,这是和公司网罗了一大批精英人才分不开的。从中可以看出,适应时展的高素质人力资源是企业实力的象征,是企业最富有挑战力和竞争力的资本,人力资源已成为国家、企业在知识经济时代竞争中保持主动、赢得优势的第一资源。 我们再依据世界银行的计算财富方法来说明人力资源的重要作用。该方法把形成社会财富的因素分为四大类。第一类是自然资本(土地、水源、木材以及地下资源的价值);第二类是创造的价值(机器、工厂、基础设施、水利系统、公路和铁路等);第三类是人力资本(人们的生产能力所代表的价值);第四类是社会资本(它不是个人代表而是以集体形式出现的家庭和社区之类的人员和机构的生产价值)。其中第四类财富尚未统计。根据前三类财富的统计,越是发达的国家或正走向知识经济时代的国家,其人力资本所占的财富比重越高,而且在整个世界财富中,这些迈向知识经济时代的发达国家人力资本所占的比重更高。据统计,目前世界上29个高收入国家的人力资本已占财富的67,世界总财富的63、9是人力资本。据此,我们可以说,知识财富在各类财富中占主导地位,哪一国拥有的知识量多,既该国的人力资源拥有量大,则该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就越高。事实上,自然资本、创造的资本也离不开人力资本,离不开知识,因为只有包含越多的知识的自然资本和创造的资本,其价值才会越大。充分利用人力资源,无疑是未来企业管理的中心任务。 二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源的特征 知识经济时代要求有高科技知识的人力资源,知识经济时代的信息、材料、高分子等产业都是知识密集型产业,聚集着大批高、精、尖专业人才,对于这些人才的管理不同于一般的人力资源管理,因为这些人才具有自身的一些特征: (一)拥有专业资本 从事高技术工作的人,精通一种或几种专业知识,在本领域内都是专家,因此工作的自主性较高,不象传统上听命令或按规定程序操作的员工。这些人才最大的优势在于他们所拥有的专业知识,这些专业知识是他们不断学习和日积月累的实践结晶,因而这些专业知识又具有排他性。 (二)流动性强 在工业经济社会中,劳动 为机器所统治,因此,工人一旦离开了机器,就一无所长,其市场价值也就一落千丈,就会沦为失业者,所以工人对机器、工厂具有很强的依赖性。然而,在知识经济社会中,企业员工一般是从事智力工作的专业人才,他们可以凭借自己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在相关的机构间灵活选择或自己创建公司,因此,他们的流动性强,对现有企业的依赖性相对较弱。 (三)注重能力的持续提高 从事智力工作的专业人才为了保持其能力和价值,必须不断学习。因此从事智力工作的人才在工作过程中非常重视所在单位是否提供给他学习的环境和学习的条件,他们注重的是自身工作能力的不断提高。 (四)自我实现愿望强烈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当人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得到满足后,他们往往会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如归宿感的需求、受到尊重的需求和自我价值实现的需求。从事智力劳动的人比较容易实现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所以,他们常常期望通过一种创造或挑战性的工作来体现自身的独立性,自我主张意识强烈,希望自己主张得到别人的认可,反感一切强加于人的观点和做法。三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源管理的基础性措施 (一)实行人本主义管理 传统的管理以管理财、物、技术为主,它无视人性和人的创造性,因而这种管理制度压制了员工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在知识经济时代,要实行人本管理,其核心就是把对人、对物、对事的管理紧密结合起来,并做到以对人管理为中心,关心人、尊重人、满足人的合理需求,以调动人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 (二)完善激励制度 在知识经济时代,人才竞争日趋激烈,人类资源管理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通过激励机制,吸引、开发和留住人才,激发人才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首先,要完善人才配置机制。按企业分工和适才适用相结合的原则,通过合理配置,使他们学有所用,让他们有成长的环境,以增强他们对企业的向心力。其次,完善付酬机制。其主导原则是“按业绩付酬”。采用固定工资和浮动工资相结合的分配办法,浮动工资与本人业绩、企业效益挂钩。也可采用按比例提成、利润分成及其他更为灵活的付酬办法。如采用技术入股的激励方式,可以刺激员工奋发努力。第三,重视精神激励制度。激发员工主动性和创造性,仅仅靠物质激励是不够的,要重视精神激励。应该深入员工的内心世界,通过构建符合人性的精神激励机制来激发员工的创造力。当然,我们所说的精神激励,不只是那种传统的给予表扬或荣誉的精神激励,而是一种新型的赋予更大的权力和责任,使被管理者——企业员工能够意识到自己也是管理者中的一员,由此使他们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充分挖掘自己的潜能以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 (三)调整组织结构 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彼得圣吉指出,现在全世界的管理和思维方式正在酝酿一个新的趋势,即学习型企业的诞生。知识和企业的有机结合就形成了学习型企业。与传统企业相比,高度灵活的学习型企业的中心多元化,企业结构复杂化,内部各单位即相互独立,又错综相连成网络结构,打破过去垂直水平的企业管理模式。从企业总的组织结构来看,部门关系要从垂直或水平线性变为平面网络型再变为以知识资产为主体的矩阵型,管理层次上从多层次的金字塔变为以技术和专业人才为重点的扁平型,同时具有了灵活发展与外界合作关系的扩展型组织结构。这种结构不仅重视发挥企业原有人类资源的作用,而且为企业发展的干中学留出灵活拓展的余地。 (四)重视员工培训 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更新速度越来越快,这对企业和员工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新员工必须接受教育培训,而且在职员工也需要不断接受培训,以适应时代的发展,保证企业及员工自身的市场竞争力。教育培训对于两者都是必不可少的。企业要树立长远的教育培训的战略思想,形成一套科学长远的教育培训计划,对职工的智能、技能开发、培训、考核、监督、检查等各个环节,都作出硬性规定。这些规定要与企业的劳动用工制度、分配制度直接挂钩,鼓励员工增长知识和技能。 (五)重视领导方式的转变 与知识经济相适应,企业的管理要有新的领导方式。在知识经济时代,网络技术的推广,使得人们在接受信息和学习知识等方面有着同等的机会,人们将普遍具有主动参与管理的能力和愿望,传统的靠上司管理、监督、控制下属的管理模式已不符合时代的要求,未来的管理将注重平等与尊重,领导者的角色由监督和控制转变为指导和激励。领导者不是单纯下达命令,而是要负起组织和指导学习的责任,让每一个员工都有机会参加学习和施展才能,调动员工的主人翁精神,让每个员工都有参与领导的机会,因此,企业领导要加强民主管理,并要不断进行学习。未来的领导就是集体领导,是集中员工智慧、统一员工行为的领导。 (六)重视企业的文化建设 员工创造性的发挥,有赖于企业营造一个浓厚的文化氛围。因此,如果说传统企业管理一般只重视规章制度建设的话,那么,在知识经济时代的企业管理则要特别强调企业的文化建设。通过企业文化建设,使企业成为一个“学习型组织”,由此提高企业广大员工的文化素质,发挥企业人才资源的作用,并且通过文化建设,形成企业的一种共同价值观念与独特的组织文化,促使企业各项管理职能的实现,以及企业集体效率的发挥。 人力资源管理小论文:基于战略联盟的人力资源管理升级 摘要:我国纺织行业蓬勃发展的同时,面临了一些问题。实现战略联盟是纺织行业转型的必经途径。在实现战略联盟的过程中也面临了如何将人力资源管理升级等问题。本文从人力资源管理升级的角度,结合纺织企业特点从总体上给纺织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提供一些建议。 关键词:纺织行业;战略联盟;人力资源管理 一、纺织行业背景及其人力资源管理状况 (一)纺织行业宏观环境分析 目前,全球纺织业市场前景不确定性日益增高。国际上,美元急贬、人民币相对升值,原油价格跌宕起伏,能源、原材料及劳动力成本上升都宣告着重大改变。 伴随国际市场需求不断萎缩,国家政策旨在淘汰低层次产品和企业,给许多纺织企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众多纺织企业陷入了生产经营困难的窘境。 (二)纺织行业发展现状、特征及其人力资源管理状况 从2011年年初开始,我国纺织行业的生产、内销、出口等均呈现了回升增长势头。国内统一的市场条件造成纺织行业向具有优势的区域集中布局,在东部沿海地区形成了纺织服装产业集聚地。形成了最完整的纺织服装产业链,提高了整体配套能力,缩短了交货期。 纺织行业现有人力资源管理有如下的特点:纺织企业人力资源层次不高,人力资源结构相对简单,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停留在战术管理阶段,主要侧重于一些事物性的工作,如劳动组织、档案保管、考核升级、报酬分配等。 二、纺织行业战略联盟及人力资源管理的局限 (一)纺织行业转型的必经途径--战略联盟 我国纺织行业存在的问题:纺织企业人员素质相对较低,技术含量较少,技术装备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产品结构不能很好地适应市场需要;创新设计能力不足,管理水平和参与市场能力不强。 1. 国内纺织行业形成联盟状况 我国纺织行业形成了产业高度集群。已存在的联盟主要是:服装业企业之间的联盟,纺机制造业企业之间的联盟,基于纺织行业产业链的联盟。这些企业通过组建战略联盟,在技术、资金、人力培训和营销渠道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合作。 2. 纺织行业联盟发展趋势 基于我国的经济增长、国际的宏观环境和未来的发展态势,纺织企业依据自身发展的需要,组建的战略联盟的模式有以下几个发展趋势: (1)与国际性企业之间基于品牌建设的联盟将增加 (2)因拓展高端纺织品服装市场的联盟将得到加强 (3)与其他相关行业组建跨行业联盟将进一步发展 (二)战略联盟导向下的人力资源管理局限 基于上述战略联盟发展趋势的考虑,原有人力资源管理的局限性越来越凸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纺织业人力资源分布不平衡 我国纺织制造业中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主要以一线操作工人为主, 缺乏丰富实践经验的技术人员、电脑设备操作和设备维护保养人员。 2、人才流失严重 我国纺织企业人员流动性较大,流动速度较快。人才的流失意味着技术的扩散,企业机密的外泄,竞争对手实力的加强等,也影响在职员工的忠诚度。 3、严重短缺技术创新人力资源 纺织企业的创新人力资源主要是指两类型人才:一种是作为企业经营管理者的企业家人力资源;另一种是从事专业研究的技术创新人力资源,解决前沿问题的技术人员或工程人员。 此外,我国纺织企业的管理人才匾乏,行业缺乏品牌运作、资本运筹、国际交往、经济贸易类、产品设计类等人才。 三、基于战略联盟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升级 (一)招聘甄选的升级 目前我国纺织行业企业招聘以一线技术人员为主,缺少设计研发人才。 形成战略联盟纺织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活动具有战略性、整体性的特点,人力资源部应直接参与组织的战略决策。要预先对人力资源的供求状况作出预测和规划,以保证企业及时获得所需要的各类人才,尤其是专业人才和管理人才;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对人才进行培养;要根据企业发展的总体目标统一制定人员配置计划,将选聘、任用、培训以及人才储备等纳入统一的计划体系,促进纺织企业人力资源的系统开发和有效利用。 (二)绩效考核的升级 传统人力资源管理虽关注人力资源管理对企业绩效目标的贡献,但其主要目标在于本部门的工作绩效。 形成行业战略联盟之后,建立一个科学、客观、合理、有效的员工绩效评估体系变得十分重要。评估应根据人员岗位、职责的不同,按高层、普通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一线生产人员分别制订评估细则。 (三)激励机制的升级 传统的纺织企业人力资源激励机制低效,首先表现在工资激励缺乏力度。其次,体现在奖惩不够公平合理。这样,最终导致工资的激励作用荡然无存,造成人力资源的激励不足,没有体现人才的价值属性。 形成战略联盟纺织企业的人力资源升级的关键是建立、健全员工的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与绩效考核相匹配,制定针对不同岗位职责的不同激励对策: 1、管理人员的激励对策:(1)与绩效考评制度相结合,实行正向激励和负向激励相结合,考评机制与薪酬机制相挂钩。(2)根据管理人员的业绩,逐步扩大其职责范围和适当授予其较大的工作主动权,在他们的工作职责范围内予以充分信任和支持。(3)实施价值观管理。战略联盟之后的企业文化的多元化趋势和价值冲突与对立频繁加剧。纺织企业通过对企业精神价值的整合形成统一的价值观。 2、专业技术人员的激励对策:(1)营造良好的科研工作环境。(2)建立健全激发科技专业人员技术创新的各项制度。(3)逐步提升专业技术职务。 3、一线生产人员的激励对策:(1)制订工作目标,并把薪酬中的个人奖金与工作目标完成度挂钩,使个人的需要、期望与企业的目标挂钩,以调动人的积极性。(2)不断改善劳动感,同时加强对员工的培训来满足一线人员对学习各种技能的愿望,而激发了员工的积极性。(3)创造员工成长和发展的空间,关注员工的职业生涯发展,制定具体的行动计划和措施,让员工对组织的未来和个人的未来充满信心。 (四)构建人力资源开发与组织学习能力 战略联盟之后的纺织企业通过学习型组织的构建,在 公司中形成学习型文化。营造一个增强员工对知识的渴求、确保知识得到持续的应用、扩散和创造的企业环境,进一步构建出学习型的企业文化。 (五)人才保留的措施 我国传统纺织企业面临的又一问题就是,人才大量流失。 战略联盟之后,培育人才、激励人才一系列措施开展的同时,怎样留住人才,尽可能减少人才流失给企业带来的损失,是企业始终关注的一个问题。企业从最高层到各华层管理部门自上而下结合实际采取相应的措施。 1. 事业留人:使人才的发展与企业的发展相同步,充分体现人才价值。首先,根据企业的战略发展规划,确定了人才发展目标,激发其为实现企业目标而努力工作。其次,"量体裁衣"指导人才设计职业生涯规划,并创造条件助其在企业内部逐步实现职业生涯。 2. 待遇留人:根据人才市场价格和同行业其他企业的薪酬水平,制订出向各类人才倾斜的薪酬:分配制度和独特的重奖机制。 3. 机制留人:面对战略联盟下的纺织企业应该专门制订工程技术人员管理办法以及管理岗位公开竞争办法等一系列的制度,从人才的引进、使用、培训、考评、评价、交流、待遇等方面进行了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的管理,以求以良好的竞争机制,营造出良好的人才成长氛围。 4. 感情留人:在企业的日常管理使各类人才从心底对企业产生一种归属感。在企业建立起良好的企业文化,改善人文环境。另一方面也需要提高员工的情感调适能力,形成融洽、和谐、奋进、具有凝聚力的人际环境。 人力资源管理小论文:构建新时期和谐医院人力资源管理的探讨 [摘要] 目前,我国医院的人力资源管理还处于传统的人事管理阶段,职能有限,不能为医院的发展提供优质的人力资源和服务,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医院的可持续发展和整个医疗卫生队伍的素质建设。因此,应该通过加强对人力资源的管理来构建和谐医院。 [关键词] 人力资源管理;问题;对策机制 现阶段,我国医院的人力资源管理还留有很重的计划经济痕迹,还处于传统的人事管理阶段,医院人事部门仅仅是一个行政服务部门,职能范围局限,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医院的发展和整个医疗卫生队伍素质的提高,客观上制约了医学事业的发展和人民群众对优质医疗服务的需求。如何把传统的人事管理转到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上来,已成为深化人事制度改革、推动卫生事业单位发展过程中摆在人事干部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1和谐医院开展人力资源管理的意义 现代医院管理是以人力资源为核心的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就是在医院管理中要坚持和贯彻“以人为本”,使“人”与“工作”和谐地融合起来,实现医院和员工“双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把传统的人事管理转到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上来,已成为深化人事制度改革、推动卫生事业单位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相对于医院的资金、医疗设施、技术、医药等物的资源来说,人是主动的、具有创造性的资源。所以,人力资源是一个医院最重要、最有竞争力的资本,高效的人力资源管理对一个医院的生存与发展意义重大。 2医院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的问题 2.1人力资源管理体制落后 当前,许多医院还未真正成为医疗市场的主体,尚无规范化、科学化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其运行仍然由行政部门干预,导致各部门之间的合作不顺畅,病人投诉现象时有发生。其次,部门职能没有清晰地界定,导致出现职责的真空地带,辅助科室不能为业务部门提供强有力的工作支持。改革宜让行政部门简政放权,扩大医院的用人自主权。 2.2人才流动机制不完善 尽管目前已经有相当规模与数量的人才交流中心、人力资源中介公司,专业的卫生人才交流中心与中介公司也有很多,但人才真正流动起来还是非常困难。有些人才想流动,原单位却不同意,招聘单位有条件的可重新建档,无条件的只能临时聘用,对于档案调不进来的人,户口转移、子女上学又成了大问题,还有社会保险等对于想流动的人才都是一种担心,如果人才的流动机制不完善,必然制约整个人力资源管理。 3构建和谐医院,加强人力资源管理的对策机制 3.1明确医院人力资源管理的目的 要加强医院的人力资源管理,必须首先明确为何而管的问题,才能解决如何管理的问题。作为新时期医院的人力资源管理,必须对社会改革有清醒的认识,要树立正确的人事管理宗旨,即人事管理就是为了增强医院的竞争力,使医院在现阶段或将来的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进而能在某一领域独占鳌头。 3.2 强化“以人为本”的管理意识 构建和谐医院必须始终把“人”作为管理的核心,强调“以人为本”,强化“人本管理”意识,建立医院与社会之间、领导之间、上下级之间、机关与科室之间、后勤与临床一线之间、医务人员与患者之间,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的和谐关系,不断完善科学有效的用人机制、育人机制和励人机制,从政策上促进、从制度上保证医院的创造活力,大力营造医务人员干事业、成事业的氛围。 3.3 建立科学合理的用人机制 选人用人是搞好医院人力资源管理的关键,是构建和谐医院的重要基础和根本保证。只有建立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选人用人机制,并进行有效的实施,选拔和使用与所需岗位相匹配的优秀人才,才能为诸如薪酬待遇、培训开发等其他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也才能有效地缓解紧张的医患关系。公开就是对所需要的人才,既要善于内部的公开选拔任用,又要敢于面向社会公开招聘,选择医德作风过硬的医生到医院工作,竞争和择优就是要允许一个岗位有多人应聘,通过优胜劣汰来选拔与岗位要求匹配的最佳人选。 3.4 完善培养计划,健全激励机制,构建合理的人才队伍 一方面通过进一步完善医师考核方法,发掘一批立志临床工作、潜心医术的青年医师,在部分科室中挑选几位杰出的科主任,作为院优秀的临床导师,制订明确的培养计划,2~3 年后医院组织专家进行考核( 理论和手术),通过考核者对导师和培养对象予以重奖,未通过者根据实际情况对导师和培养者给予一定的处罚,为医疗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另一方面,加强对轮转医师考核,严格执行淘汰制度。 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与适当流动是企业管理 的重要范畴,而作为整个健康产业链中最重要因素之一的医务人才,一直是医疗管理的核心内容之一。随着医疗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整个社会市场化程度的日益提高,人才、资金的频繁流动已经成为价值规律的重要外在表现。医疗人才的合理流动不仅能够成为医院正常运作的润滑剂,而且也是保持医疗机构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之一。 人力资源管理小论文: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对人力资源管理的若干影响 摘要: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对我国人力资源管理和开发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劳动合同法的施行对我国人力资源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原有人力资源管理和开发的方式、手段必然需要进行调整,来适应劳动合同法的规则。从对劳动合同法的解读中,分析其对人力资源管理和开发的要求,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需要从多角度、多层次进行转变,以适应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满足组织的自身发展。 关键词:新劳动合同法;人力资源管理;薪酬管理;制度建设 中国的人力资源管理是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劳资之间的力量差距越来越大,劳资冲突突出,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在这样的背景下,劳动合同法应运而生。中国在人力资源管理的理念方面还很落后,劳资关系管理非常薄弱。而在市场经济国家,人力资源管理最中心的内容是劳资关系的协调。现有人力资源管理的工作主要是成本控制,导致了劳动者对企业的忠诚度很低,员工流动率很高,劳动关系不稳定。所以,很多企业对新法要求签订长期劳动合同都不能理解,其实长远来看企业会发现其中的好处。中国人力资源管理历史转型过程中,面临着空前的挑战和全新的战略机会,劳动合同法对一个组织来说,即是挑战,也更是机遇。 一、劳动合同法颁布的历史背景 《劳动合同法》产生的背景和原因,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常凯教授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经济原因、社会原因和政治原因。 1.经济原因。30年的经济高速持续增长,中国很大程度上发挥了劳动力价格低廉的比较优势,但这样的路不可能永远走下去。在经济原因上新法传递的信息是:国家引导、鼓励企业创新以保持经济持续增长,而不再鼓励企业仅仅是依靠劳动力价格比较优势保持经济增长。中国如果想保持经济的高速而又健康的发展,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已经是急迫的,必须完成的任务。 2.社会原因。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全社会的财富大大增加了,但社会不公平的问题突出了。贫富两极分化引起的社会矛盾已经影响了全社会的经济稳定与和谐发展。以往中国宪法所规定的按劳分配原则,实际上已经被按资本、权力分配的趋向所替代,而且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在社会原因上新法传递的信息是:企业不能无限制地扩大资本与劳动分配的差距,不能以过分牺牲劳动者权益的代价换取企业的财富增长。 3.政治原因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要充分考虑大多数人的利益,如果大多数人的利益得不到保障,那么社会主义的基础就会动摇,中国共产党的基础就会动摇。在政治原因上新法传递的信息是:国家不能容忍企业蔑视法律,不能容忍企业在对待劳动者的待遇上蔑视国家的权威,不能容忍企业损害国家的人力基础。 二、劳动合同法对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的挑战 1.关于劳动合同的签订问题。在劳动试用期的期限上,新法做了极大的细化。比如,劳动合同1年之内的,试用期不超过1个月;为了防止企业以连续签订合同、连续规定试用期损害劳动者利益的行为,规定了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仅仅约定试用期的合同不成立,视为劳动合同期限;新法还就无固动期限劳动合同的签订做出了更有利于劳动者的非常明确的规定。 2.关于经济补偿金问题。在延续以前的关于经济补偿金的部分规定基础上,新法还扩大和提高了经济补偿金的支付范围和金额。比如,以前规定的经济补偿金最长不超过12个月,现在不再有这个限制,而是按照劳动者的实际工作年限支付经济补偿金。以前的规定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新法规定,用人单位提出解除劳动合同与劳动者协商一致的也要必须支付经济补偿金。另外,劳动合同期满不再续签的,用人单位也要支付经济补偿金。新法还规定,以上经济补偿金如果用人单位不按期、足额支付,劳动部门在责令限期支付仍不支付的情况下,用人单位要按照应支付的50%~100%加付劳动者赔偿金。由以上可见,新法关于经济补偿金的规定,对企业的压力显然加大了,成本也增加了。 3.关于违约金问题。新法只规定了两种可以约定违约金的情况:第一,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专项培训费用,对其进行专业技术培训的,可以与该劳动者订立协议,约定服务期、违约金;第二,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就保守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和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保密事项进行约定,并就劳动者违反约定要求其支付违约金。除此之外,用人单位不得与劳动者约定由劳动者承担违约金。这在法律上明确禁止了企业在与劳动者签订合同时违法要求劳动者支付各种违约金,极大地保护了劳动者的权利。 4.关于企业的法律责任问题。对于用人单位违反新法的行为制定了严厉的惩戒措施。比如,超过一个月未满一年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的,要向劳动者每月支付2倍的工资。再比如,应当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而不订立,按照应当订立之日起向劳动者每月支付2倍的工资。还有关于用人单位不给劳动者合同、违法规定试用期、扣押劳动者证件、不予办理档案转移手续、非法收取劳动者财务、拖欠工资、加班费、经济补偿金等等企业违法损害劳动者权利的行为,新法都相应地制定了严厉的处罚措施。使得企业在侵害劳动者利益时所付出的成本高于其因此获得的非法利益,有利于企业规范劳动管理制度,严格遵纪守法、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 三、中国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现存的问题分析 1.现行人力资源管理对成本控制过于重视,忽视劳资关系的协调。人力是能够创造更多价值的资源而不是成本,企业对人的管理强调通过“控制”和“服从”来实现人与事相适应,而忽视人才能的发挥,把人看做是成本而不是可供开发的资源,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节约成本上,忽视员工培训开发;实行传统 的人事管理使人不能尽其才,缺乏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企业的种种做法,使得劳资关系紧张,员工缺乏对企业的认同,导致人力资源的潜力无法得到发挥。 2.现行人力资源管理对企业文化培育不足。优秀的企业文化是成功的人力资源开发管理的重要依据。但若使一种文化能深入人心,普遍被接受不是件容易的事,它的形成需要长期的探索和磨合,而且要适合企业且能促进其发展,同时还要能感染每个员工,并突出自己的特色。中国企业由于战略缺位、初始条件、经济宏观及微观的局限性等限制性原因,企业文化建设有着相当的困难,最终破坏了员工的工作环境。 3.对绩效管理重视度不足,没有建立较好的科学的绩效管理体系。实施科学的绩效管理已经成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一项重要的手段和工具,成为企业充分利用资源、培育核心竞争力、获取竞争优势的一条重要途径,对企业实现制度性的可持续发展起着显着的支持作用。但具体实践中,却存在各种问题。绩效考核体系设计的非科学性、绩效考核标准模糊化、绩效考核角度的单一、考核过程的形式化等都在中国企业中有着不同程度的表现。 四、对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的几点建议 1.塑造良好组织文化,建立合理的薪酬结构。新法提高了劳动者的地位,赋予劳动者更多的选择权。因此,对所有的企业来说,吸引和留住核心员工将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内容。新法虽然对于企业终止劳动合同设置了种种限制,规定了很多的赔偿条款,但是对员工与企业中止劳动合同,只是在第九十条有所规定:“劳动者违反本法规定解除劳动合同,或者违反劳动合同中约定的保密义务或者竞业限制,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员工转换工作变得更加容易,而企业对于员工转换工作的限制越来越小。通过提高薪金的方法来吸引员工,只会使得员工的忠诚度下降,企业间陷入工资竞争的恶性循环。要吸引和留住核心员工,企业需要科学化的人力资源管理,塑造良好的企业文化、设计科学的薪酬结构来吸引留住核心员工。 2.建立合理有效的薪酬制度。由于新法规定企业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时需要规定劳动报酬,另外向员工支付经济赔偿也以员工的工资作为标准,因此,企业应更加注重全面报酬体系的观念。在降低基本工资的情况下,为了对现有的员工进行有效激励,企业会重视除工资外的其他薪酬构成要素。 要加大绩效加薪和浮动薪酬的比例,注重员工持股等长期激励报酬;福利对员工的激励作用有限,企业应按法律的基本要求为员工缴纳基本的社会保险,同时设计合理的带薪休假制度;企业应更加注重灵活的工作安排,更加关注员工的健康,并在员工需要援助时向员工提供一些支持和帮助;企业应提升绩效管理能力,对于绩效计划、绩效监测和绩效反馈等环节不断改进,提高员工的工作满意度;职业发展与晋升机会是企业需要关注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员工技能的培训、工作训练和指导以及更多的职业发展机会,会使员工在选择企业时不再过高关注薪酬因素。同时,新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专项培训费用,对其进行专业技术培训的,可以与该劳动者订立协议,约定服务期。劳动者违反服务期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使得组织定期培训也成为企业留住核心员工的重要方法。 3.选聘人才,组织培训。在招聘环节,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会比以往投入更多精力。根据新法规定,企业解雇员工需要向员工支付一定的经济补偿,这会直接导致企业在招聘时会比以前更加谨慎,“宁缺毋滥”的思想会成为企业人力资源招聘部门的重要原则。招聘人力资源部负责人时首先要选聘既懂法又有经验的人才,并聘请劳动法专家对用人单位人力管理人员进行新法培训。加强对招聘体系的管理,企业需要建立起一套素质模型,便于企业招募到符合企业文化和价值观,符合岗位核心素质、能力要求,同时又符合企业未来发展战略的人才,防止因为招聘不慎为企业带来损失。 4.严格制定劳动规章制度,明确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新法会促使企业加强其内部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建设。因为新法规定,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或者严重违反企业规章制度的,企业才能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这就要求企业必须建立起一套严格的内部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为每个职位制定科学的职位说明书和清晰的绩效指标,明确定义什么叫做“不能胜任工作”,什么叫做“严重违反企业规章制度”,否则,面对员工提起的劳动合同诉讼,企业将会非常的被动。 五、结语 总之,只要我们的人力资源管理者在制定人力资源的架构时已经充分地考虑了企业和员工双方的利益,而不是纯粹从企业利益出发,就不会在面对新法时有失措之感。 人力资源管理小论文:电力系统人力资源管理发展趋势的浅析 在计划经济时代和改革开放初期,电力供应长期处于紧缺状况,电力企业不用担心产品的销售和服务,不必考虑企业的亏损和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此时,企业的一切工作都以安全生产为中心,不必考虑企业发展战略,更不需要考虑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问题。电力体制改革后,电力企业逐步进入市场化阶段,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发电企业竞价上网、大客户与发电企业直接交易、公正公平公开的“三公”调度、优质服务“十个不准”、电监会行业监管、履行社会责任等措施不断出台,开放有序、公平竞争的电力市场机制正在逐步完善,电力企业如何实施人力资源管理战略,在竞争和监管中立于不败之地,如何在不断改革调整中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是广大电力企业管理者必须深入思考的问题。 1.电力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特点 电力行业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电力企业是国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人力资源具有独有的特点。随着电力市场改革、坚强智能电网战略的逐步实施,电力行业技术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这要求电力企业拥有一批具有现代素质的各级各类专业技术人才。人才的价值能否真正为企业所用,取决于企业是否掌握并实施了现代化的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的技术和方法,取决于企业能否培育出有利于人力资源开发的企业文化环境。在电力企业,没有人力资源管理做保障,安全生产管理无从谈起。如何在改革发展的新形势下,抓好电力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是企业管理者面临的新课题。 2.电力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 由于体制和行业特点,电力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具有人才密集、管理规范、员工忠诚度高、人员流动率低、劳动关系和谐、培训体系健全、招聘渠道相对单一、内部选拔人才作为主要配置策略、薪酬福利体系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等固有特点。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虽然经过十多年的变革,电力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由传统人事管理开始脱胎换骨,从过去的行政事务型向战略合作伙伴衍化。但是,仍然存在一些制约企业发展的问题,如:基于职位价值的多通道职位体系不够完善,人才配置机制需要加强;基于任职资格的能力价值标准亟待规范,培训开发体系缺乏针对性;基于精益化的绩效价值评价有待深入,全员绩效管理开展不全面;基于员工价值的分配机制尚需完善,薪酬激励效果不明显;培训、考核、晋升、待遇、发展一体化的人才成长机制亟待完善等。 这些问题源于电力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缺乏清晰的战略目标,缺乏对人力资源各个业务模块进行系统的整合,对企业员工的价值界定不全面,由此产生的员工价值创造、评价与分配缺乏内在系统性。 3.电力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发展趋势 随着电力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对人力资源管理存在问题的不断改革完善,沿革了几十年的电力企业人事管理正向战略人力资源管理转型,人力资源部门越来越成为企业的战略合作伙伴,不断推动企业的变革。在这个变革的过程中,电力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具有一些明显的发展趋势。 3.1基于集约化管理的战略人力资源管理体系 为了支撑电力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纵向上进行资源集约化管理成为必然。集约化管理是现代集团企业提高效率与效益的基本取向,通过集合人、财、物等生产要素,进行资源统一配置;在统一配置生产要素的过程中,以简约、高效为价值取向,降低运营成本,进而获取核心竞争力,激发可持续竞争的优势。在集约化管理基础上,通过人力资源管理对组织战略的承接与高度契合,对人力资源管理各功能模块进行有机耦合,系统构建战略人力资源管理体系,提升人力资源管理传统职能,打破分割壁垒,达成协同协作,实现事务型人事行政管理向战略型人力资本管理的根本性转变。 3.2基于流程再造的劳动组织方式改革 人力资源管理集约化必然带来业务流程的再造,以流程再造的劳动组织方式变革,对外要深化电力专业管理水平,围绕为终端提供最优质服务的目标,不断提升客户需求响应速度,提升客户满意度;对内要打破企业按职能设置部门的管理方式,代之以业务流程为中心,重新设计企业管理过程,从整体上追求全局最优。 3.3构建专业化人力资源集约管理平台 管理着企业最核心资源的人力资源组织正从过去行政事务型部门向战略合作伙伴、权力中心向服务中心转变。推进人力资源管理的业务转型和战略合作伙伴的定位转移迫切需要有效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支撑,这使构建专业化人力资源管理集约平台更加紧迫,也对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4基于全面薪酬的激励机制 知识型员工正逐步成为电力企业的中坚力量和核心竞争优势。知识型员工更注重自身价值的实现,具有较高的需求层次。对应的,对知识型员工的薪酬激励手段由原先单一的物质需求转向个性化多层次需求,要逐步完善对内具有公平性、对外具有竞争性的差异化薪酬体系,注重物质薪酬与精神薪酬的有机统一,实现外在薪酬与内在薪酬的优化组合。 3.5基于人才成长全周期管理的职业生涯 规划 职业生涯规划可以激活员工原动力,通过化解员工“职业瓶颈”和“职业倦怠”,全方位激发员工职业潜能和对企业的归属感和忠诚度。应该针对人才成长全周期,明确定位各个职业发展阶段的特点,开发多通道职业发展途径,采取不同的培训开发计划和员工使用计划,形成明晰的职业发展阶梯,帮助员工适应不同发展阶段的成长需求,既激发员工潜能,又提高员工配置效率。 3.6基于员工价值的绩效评价管理 对员工的价值进行全面评价成为知识型员工的追求,员工价值既包含了个人绩效价值,还包含员工所处岗位的岗位价值、员工现有资质价值和潜在的胜任素质价值。为此,要构建全新的人才评价模式,既要通过精益化管理准确评价员工的绩效结果,还要衡量在绩效结果形成过程中的能力素质贡献。 3.7基于职业能力提升的培训开发机制 职业能力是企业素质和核心竞争力的体现,要通过培训开发,不断提升员工职业能力。首先要建设胜任素质模型,通过科学辩识与准确衡量企业所需的职业能力,明晰目前能力储备与未来要求之间的差距,解决“企业需要什么样的员工”、“哪些是企业最需要的核心能力”、“哪些员工具有这样的核心能力”等问题;其次要对照胜任素质模型,集中优势资源用于最急需的核心能力培训和发展,选拔、培养、激励、保留那些真正为企业核心竞争优势构建作出贡献的员工,以实现企业战略发展目标。 3.8基于最佳雇主品牌建设的员工关系管理 创建雇主品牌对电力企业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具有公信度的最佳雇主品牌可以帮助电力企业吸引人才,同时,可以提升员工在企业工作的满意度和幸福感。电力企业要重点把握好建立有效沟通机制、人才培养机制、考核反馈机制、企业文化机制和效益分享机制的有机统一,重点围绕富有电力企业特色的全面薪酬、品牌实力和企业文化打造雇主品牌,其中贯穿始终的最高境界是对人性的充分尊重。
在当下的市场条件之下,公路交通运输已经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仍旧还有很多因素在阻碍着交通运输行业的发展,并且也暴露出来了很多的问题,因此对其进行分析和研究并根据自身行业的实际发展状况制定出来完善的管理制度,是提升该行业经济管理水平最有效的方式。公路交通是连接各个城市的重要纽带也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当下整个交通运输市场仍旧处在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中,所以对其实施经济管理经常会面临很多的问题。尤其是在经济不断提升的当下,这种经济的发展与运输力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明显,由此政府各个部门都开始关注起来了该方面的经济管理,对于我们国家整个交通行业来说它承担着各项物资的转移以及人员的转移工作,能够确保各项资源之间的有效配置,对此这就要求交通运输人员应该要依照时展的主要形式制定出来相适应的交通运输经济管理策略,以此确保整个交通运输行业的发展。 一、重要性 (一)是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 当下我们国家经济发展存在的一个主要现象就是一些偏远山区与比较发达的城市相比较其经济发展异常缓慢,发生该现象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交通运输的不便利,甚至还有一些地方直接没有正常的公路交通运输,与外界的正常沟通和交流都存在一定困难。在发达地区各种各样的铁路、航路以及公路遍布,由此就给该地区带来了很多发展的优势,使其能够成为经济发展的前沿。对此能够发现要是想要获得高速的发展就要先保证该地区交通的便利性。公路交通作为最常用的一种交通方式,尤其是在高速公路修建完成之后该类型交通的重要性愈发明显,在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过程当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能够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与进步 公路交通运输能够确保各种生产活动的有序进行,确保整个区域当中每一个生产要素都能够从时间上以及空间上实现合理配置。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公路是整个区域经济活动的重要载体,它的存在能够保证经济活动的顺利开展。与此同时,交通运输行业还能够提升国民经济,在当下的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主要依赖劳动分工,但是劳动分工又会受到交通运输的限制,要是能够将其交通运输条件进行优化和完善,除了会节约一些的运输成本之外,还能够进一步开拓市场,完善劳动分工制度,提升劳动效率,由此增加国民经济。当下社会生产除了包含有生产与消费,还有分配与交换,有时候一项产品在生产之后不会直接进入到消费环节当中,而是在实施分配和交换之后才进入到消费环节,在这整个环节当中交通运输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之中不管是其经济的增长,还是企业产业的发展都无法脱离交通运输而存在。在整个行业当中,公路交通占据着重要地位。在随着经济建设的逐渐深入,高速公路的发展与建设已经成为当下交通运输之中的重要环节,将整个交通运输体系进行完善,能够满足基本的交通运输需求,由此保证物资以及人员的流动,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二、优化策略 (一)进一步完善公路运输管理 为了保证该项经济管理工作能够有效进行,需要有关人员在工作的时候结合现阶段公路运输的发展状况,将经济发展势态作为基础,以此给交通运输经济管理构建起来一整套完善的管理制度。比如,可以进一步完善相应的管理责任制,保证各项管理责任能够具体到每一个人,这样除了能够有效提升工作人员基本的责任意识,还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保证管理工作的正常进行,最终实现节省人力和提升管理效率的目标。除此之外,还能够实施扁平化的管理模式,将中间层次进一步提升,以提升基本的管理幅度,增强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以此给公路运输行业打下坚实基础。 (二)积极运用现代技术 对于公路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来说应该要加大对相关人员的培训力度,使其计算机应用能力以及专业素质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提升,由此在最大程度上提升管理工作的效率与水平。当下很多公路管理都开始使用实施网络化的办公,比如对GPS技术的应用、对电子数据交换技术的应用等,这能够有效实现自动售票以及异域联网服务,减少了人工成本的投入,使得其经济管理工作有序推进。 (三)实现经济与行政的结合 公路建设现阶段基本都是由政府出资,并且并不进行营利,所以就没有企业的参与,这时候有些地方的财政资金一旦出现不足就会给公路的养护以及维修带来很多问题。对此这就要求政府部门应该要选择一些符合标准、大众信任的企业交予其公路的管理权力,但是在这其中政府部门还是要实施宏观调控管理,确保与其目标的实现。另外还可以对其实施经济理论分析,再加强对高新技术的应用,给该行业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保证。通讯技术是提升经济管理最重要的一项保证,对此在其管理过程当中应该还要对该部分内容加强关注。 三、结语 在对公路运输实现经济管理的过程当中应该要充分发挥经济管理的各项性能,提升其公路运输的经济效益。在实施管理的时候相关人员应该要注重整合和优化相关的企业资源,以此提升竞争力,突出企业的竞争优势,由此占据更多的市场份额,最终推动国民经济的有序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守善.探究经济新常态下公路交通运输经济管理重要性[J].环球市场信息导报,2016(47):27. [2]张兴华.基于经济新常态探讨公路交通运输经济管理的重要性[J].劳动保障世界,2016(30). 作者:韩兵 单位: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交通运输局
社会保障论文:论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的关系 一、社会法概念的提出及其定位 关于法学分类方法,自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提出公法和私法的划分标准以来,就长 期影响着大陆法系各国法律部门的定性。私法与公法之间的区分成为法律体系化的基础 .(注:[奥]凯尔森着:《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 第226页。)作为制度的结果,公法和私法的划分已形成了现代法律制度的基本结构,并 因此形成法学的体系。就公法和私法的划分,从法所保护的利益为标准,凡是有关公益 的法为公法;有关私益的法为私法。从法律关系的主体为标准,凡以国家或公同团体的 一方或双方为主体而规定法律关系的法为公法;规定私人相互关系的法为私法。从法律 关系的内容为标准,凡规定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权力与服从关系的法为公法;而规定公民 相互之间平等关系的法为私法。 20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理念的变化,西 方国家的法学家明确提出了社会法的概念,并将社会法视为介于公法和私法之外的第三 法域。但对于什么是社会法,法律并未作明确规定,学术界也是众说纷纭。从各国学者 对社会法的研究和理解看,社会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法是指为了解决社会 性问题而制定的各种有关社会法规的总称。它是根据国家既定的社会政策,通过立法的 方式制定法律,以保护某些特别需要扶助人群的经济生活安全,或是用以普遍促进社会 大众的福利。将所有有关社会法规集合在一起,便被广泛地称作社会法或社会立法。( 注:陈国钧着:《社会政策与社会立法》,三民书局1984年版,第112页。)“以维持这 种社会经济弱者阶层的生存及其福利的增进为目的的诸法律在学术上按体系分类,称为 ‘社会法’,并被试图加以体系化。”(注:[日]星野英一着,王闯译:《私法中的人 》,《民商法论丛》第8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86页。)而狭义的社会法,通常 是专指社会保障法。 德国是较早提出社会法概念并制定了《社会法典》的国家。对社会法的概念采取了狭 义的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兴起,德国试行了工业社会化 政策,并开始了社会法的研究。但对于什么是社会法,在德国同样存在着分歧。有人称 社会法是调整对收入(如工资)、个人待遇不足或其他特殊负担及损失进行平衡的社会支 出以及与之相关的预防和改正措施的法律部门。它还应包括对“社会弱者”提供机会的 有关法律以及有关社会救济的基本保障法律。(注:《中德劳动立法合作项目成果概览 》1993—1996,第264页。)还有学者参照联合国宪章第22条的规定来定义社会法,该条 款规定:“每个人作为社会成员有权享受社会保障;有权享受必要的经济、社会及文化 权利以符合其人格尊严和促进其个性发展。”因此,将社会法理解为消除社会不公平和 不平等待遇的法律。(注:《中德劳动立法合作项目成果概览》1993—1996,第264页。 )由于认为前者对社会法的描述不够精确并过于武断,后者对社会法的定义过于宽泛, 因此这两个定义在德国都未被普遍接受。更多的学者是从《社会法典》的规定来定义社 会法,该法典第1条第1款规定:社会法典为实现社会公正和社会保障应有效调整社会福 利支出(包括社会救济和教育性救助)。它应协助、保证符合人之尊严的生活;为性格之 自由发展创造平等的前提条件;保护家庭并促进和谐;保证自由选择就业方式以谋取生 活费用;消除或协调生活特殊负担。从社会福利支出的意义上去理解社会法,则社会法 包括社会保险、社会补偿、社会促进和社会救济。其他调整公民之间相互关系的规定, 如劳动法和租房保护法,尽管它们的宗旨也是为了保护社会弱者,但也不包括在社会法 中。因此,在通说上,德国的社会法就是指社会保障法,两个概念是可以通用的。 在法国和日本,社会法的范围比德国要宽泛。法国一般认为社会法包括劳动法和社会 保障法。在日本,社会法的研究和发展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对于社会法究竟是一种法律 观念,还是根据这种观念制定的法律,都曾经引起过争论。最初,在学者的心目中,社 会法一词意味着:修正以个人的绝对所有权和契约自由等为基本原则的近代资本主义法 的新的法学理论;根据这个修正理论而制定的法律,不属于私法、公法等任何一个旧的 法律部门,而成了新的、第三个法律领域。劳动法是其中的典型并得到了发展。随着日 本进入战时体制,社会化思想迅速衰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法在日本重新得到发 展,现在,社会法一词,通常被学者非常实际地肯定为对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的总称, 或者指社会保险及有关社会事业的法。(注:参见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编译:《 国外法学知识译丛?法学总论》,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第41页。) 在英美国家,社会法通常作较为广义的理解。在英国,社会立法被解释为对具有普遍 社会意义的立法的统称,例如涉及教育、居住、租金的控制、健康福利设施、抚恤金以 及其他社会保障方面的立法。工厂法属于社会立法。(注:参见《牛津法律大辞典》, 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833页。)美国学者海伦?克拉克在其所着的《Social leg islation》一书中对社会法的定义为许多学者所引用,他指出:“我们今天所称之‘社 会法’,这一名词的第一次被使用是与俾斯麦的贡献有关,他在1880年代曾立法规定社 会保障,以防疾病、灾害、残废、老年等意外事故。其立法意义一是为了保护在特别风 险下的人群的利益,另一方面是为了大众的利益,我们今天使用这一名词必须包括这两 方面的意义。”(注:Helen I.Clarke:Social Legislation,(1940),P117.)海伦?克 拉克实际上也是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来论述社会法。就狭义而言,社会法旨在为解决各 种社会问题,是为保护经济弱者而制定的各种社会安全立法,如工业革命以前的济贫法 ,工业革命以后的 工会法、工厂法、社会救济法、社会保险法等;就广义而言,除着眼 于解决社会问题外,还在于预防社会问题,凡以改善大众生活状况、促进社会一般福利 而制定的有关法律,都属社会立法范畴。 附:1999年企业人工成本预警表(略) 社会保障论文:县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总结范文 今年以来,面对繁重的业务工作和重建任务,广元市旺苍县劳动保障局党组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市劳动保障局的精心指导下,团结和带领全局干部职工,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推进业务工作为主线,以灾后恢复重建为重点,以加强自身建设为抓手,以“创一流”活动为载体,以争先创优为目标,深入推进“目标考核、队伍建设、基金监管、工作运行”四大体系建设,创新思路,狠抓落实,全力推进我县劳动保障工作快速协调发展,各项业务工作目标全面超额完成,灾后重建工作成效明显。 一、各项工作完成情况 (一)就业促进工作。城镇新增就业5069人,完成年度目标4600人的110.2%;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1998人,完成年度目标1800人的111%;就业困难对象就业391人,完成年度目标250人的156.4%;动态消除了“零就业家庭”;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02%,低于目标4.5%0.48个百分点;农民工在岗培训12292人,完成年度目标10975人的112%;品牌培训880人,完成年度目标800人的110%;组织农民技能培训19184人,完成年度目标17000人的112.9%;新型农民工培训1680人,完成年度目标1500人的112%;农村劳动力转移输出121056人,完成年度目标11万人的110%;外派劳务输出203人,完成年度目标180人的112.8%;完成小额担保贷款532万元,完成年度目标240万元的222%;实现劳务收入7.1618亿元,完成年度目标6.5亿元的110.2%。 (二)社会保险工作。城镇企业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人数30237万人,完成年度目标20271人的149.2%;企业养老保险基金征缴16008万元,完成年度目标9227万元的173.5%;养老金社会化发放达100%;机关养老保险覆盖人数11599人,完成年度目标1.1万人的105.5%;机关养老保险基金征缴6500万元,完成年度目标4700万元的138%;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覆盖人数47620人,完成年度目标35825人的133%;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征缴3306万元,完成年度目标2651万元的125%;提高医疗保险待遇10%;工伤保险覆盖人数23186人,完成年度目标19658万人的117.9%;其中农民工参保4485人,完成年度目标4076人的110%;工伤保险基金征缴381万元,完成年度目标267万元的143%;“老工伤”纳入工伤保险统筹管理达96%;生育保险覆盖人数10080人,完成年度目标0.9万人的115%;生育保险基金征缴32万元,完成年度目标23万元的139%;失业保险覆盖人数18260人,完成年度目标1.66万人的110%;失业保险基金征缴516.9万元,完成年度目标469万元的110%;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覆盖人数109760人,完成年度目标9.9万人的110%;其中纯居民参保49762人,完成年度目标38201人的130.3%;积极配合市局做好医疗、工伤、失业保险基金的市级统筹工作。 (三)和谐劳动关系。建立1个和谐工业园区、4个和谐街道(社区)、4个和谐乡镇、12个和谐劳动关系企业;推进集体合同制度,全年签订集体劳动合同195户;实行工资集体协商试点单位46户;完成劳动保障监察标准化建设任务,积极开展主动监察和举报投诉案件查处工作,开展专项监察活动5次,主动监察用人单位350户,受理举报案件49件,全部协商调解;全年受理劳动争议案件80件,结案80件,结案率为100%。 (四)劳动保障综合工作。严格按照上级要求,及时报送劳动保障方面的各类报表;积极开展信访积案化解工作,全年接待信访361人次,信访办复率100%,全年未发生涉劳群体性上访事件;发挥部门职能,积极做好劳动保障综治、维稳和应急管理工作,全年未发生涉劳不安全事件;全面完成劳动保障宣传任务。在《中国劳动保障报》、《四川工人日报》、《广元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新闻通讯22篇;制作播出电视专题节目3期,其中省电视台一期、市电视台一期、县电视台一期;在县广播电台举办专栏节目2期,其中宣传劳动合同法一期、宣传居民医保政策一期;在《广元日报》刊发我县劳动保障工作专栏一期;日常信息工作全面完成市局下达的目标任务。 (五)灾后恢复重建工作。8月1日,我县开始动工建设县就业和社会保障综合服务中心,目前已完成投资920万元,占预算总投资2340万元的39.3%;全县38个乡镇就业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中心已经开工建设,占全县38个乡镇中心的100%;目前已完成投资698万元,占预算总投资870万元的80%;基层公共 服务中心规范化建设25个、完成总数38个的67%,社区服务站规范化建设25个、完成总数26个的96%,119个行政村配备了劳动保障协理员、完成总数210个的57%。 二、主要工作特点 (一)攻坚克难,逆势而上,社会保险工作成效显著。 旺苍是传统的工业县,资源型企业多,地震灾害和金融危机的发生,导致全县大部分企业停产歇业、经营困难,社保基金征缴陷入困境。面对严峻的征收形势,我局始终坚持落实政策与基金征缴两手抓、两不误,以超龄参保、社保扩面为基金征缴突破口,变被动为主动,变压力为动力,强化措施,攻坚克难,有效促进了征缴工作的快速发展。 1、狠抓社保扩面征缴。面对基金征收困境,我局及时组织干部职工下企业、进社区、上一线,一企一策挨家逐户做工作、抓入库,引导企业坚持恢复生产和参保缴费两手抓,积极主动缴纳社保费用。始终将基金征缴作为社保工作的主线,采取行政、经济、法律等手段,结合监察、督查、审计等措施,强化基金征收入库,全年累计征收各类保险基金26744万元,完成全年目标任务17992万元的149%;采取政策驱动、宣传发动、服务拉动等办法,引导个体工商户和失地农民积极参保,努力扩大社保覆盖范围,不断拓宽保费征收渠道。全年养老保险扩面5019人。 2、全力抓好超龄参保。旺苍是老工业县,城镇小集体企业众多本文来源:文秘站 //,随着经济体制的改制和转型,小集体企业几乎全部关闭、改制,由于政策体制的原因,这些企业职工的社会保险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为了彻底解决这个困扰多年的历史遗留问题,我省关于超龄企业职工参加社会保险的相关政策出台后,我局迅速贯彻落实:首先是组织社保经办单位职工集中学习文件精神,全面准确把握政策;其次是通过各种方式广泛宣传政策;最后是严格按政策规定组织超龄人员办理参保手续。在办理过程中,我局根据文件精神,制定办理程序,设立办理窗口,实行一站式服务;抽调有经验的工作人员具体负责档案的审定、工龄的认定、待遇的计算等事宜,完整、规范地整理超龄人员档案资料,经办单位领导全程跟踪作业。全县共办理超龄人员参保手续2019人。 3、严格基金监督管理。我县以“加强控制、规范运作、防范风险”为中心,以基金征收、管理、拨付三大环节为重点,全面实行基金票据“台帐化”、基金收支“无币化”、帐务结算“常态化”和内部审计“常年化”四化管理,深入开展警示教育,构建了“不能违、不敢违、不愿违”的基金管理长效防范机制,确保了基金的安全运行。今年以来,我县共安全支付各项保险待遇21605万元,未发生挤占、挪用社会保险基金的违纪违规事件。 4、帮助企业渡过难关。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局想企业之所想、急企业之所急,在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农民工稳定就业切实解决失业返乡农民工有关问题的意见》(川府发〔20__〕43号)和《关于采取积极措施减轻企业负担稳定就业局势有关问题的通知》(川府函〔20__〕19号)文件出台后,及时设立专门服务窗口,为提出申请的用人单位提供“一站式”服务,主动帮助企业完善“五缓四减三补贴两协商”相关资料,并及时向市局申报。全年累计为20户企业向市局申请缓缴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费3050万元,为22户企业申请缓缴医疗保险费311万元,为19户企业申请缓缴工伤保险费103万元、生育保险20万元;为23户企业下浮了失业保险缴费率,为所有参保单位降低医保缴费率1个百分点、降低生育保险缴费率0.1个百分点;全县有16户企业符合困难企业申报条件,涉及职工3560名。通过扶持政策的落实,有效地缓解了受灾企业的经济压力,减轻了企业负担,有力地促进了全县企业的恢复生产和灾后重建。 (二)广辟渠道,内转外输,全县就业形势保持稳定。 就业是民生之本、安国之策。今年以来,面对地震灾害和金融危机对就业工作的双重打压,我县及时将促进灾后就业和帮助返乡民工就业作为今年就业民生工程的重点,紧紧抓住灾后重建契机,充分发挥旺苍工业优势,切实加强就业服务,积极落实扶持政策,全力促进城乡劳动者实现就业和稳定就业,全县就业形势保持基本稳定。 1、大力开展培训。及时将因灾失业劳动者和失业返乡农民工纳入免费培训范围,打捆安排扶贫培训、阳光培训、品牌培训等项目和资金,整合农业、教育、劳动以及社会培训力量,建立了“五统一”的公共职业培训新机制。加强职业培训与灾后重建、项目建设、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等用工需求的对口链接,大力开展建筑工、焊工、钢筋工以及烤烟生产、核桃种植、茶园养护等实用、高效的短期技能培训,促进因灾失业劳动者尽快就业。今年以来我县累计免费培训劳动者2万余人,落实培训补贴90万元。 2、加强就业援助。大力开展“灾后重建”、“就业援助周”、“民营企业招聘周”等专项援助活动,累计用工信息600多条,举办返乡民工、灾后重建和地震一周年专场招聘活动7场,帮助3000余名劳动者在县内企业就业;结合灾后恢复重建,开发公益性岗位810个,安置就业困难对象458人,消除“零就业家庭”51户,实现了就业动态“消零”。全年落实社保补贴500万元,落实岗位补贴293万元。通过政府救助和政策扶持,先后帮助3000多名劳动者实现了自谋职业、灵活就业和自主创业。 3、促进内转外输。一是以异地输出稳定就业。继续加强与黑龙江、吉林等传统劳务基地的联系,积极组织劳务输出专场招聘活动,稳定对口输出规模;广泛发动社会各界力量寻求劳务合作,开辟新的输出渠道;积极发挥打工能人的传、帮、带作用,引导当地农村劳动力异地转移就业。今年以来,我县异地输出劳动力累计达到12.1万人。二是以农村产业帮助就业。大力推进农业改种改制和特色农业的规模化发展,进一步壮大了畜牧、茶叶、林果等农业支柱产业,帮助6000多名农村劳动力在自己的土地上实现就业。三是以灾后重建引导就业。紧紧抓住交通、水利、 电力、学校、医院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机构大规模重建契机,充分发挥农房重建配套资金的“杠杆”作用,引导广大农村劳动力积极投身家园重建,共解决近万名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四是以项目建设扩大就业。去年以来,我县先后实施工业项目86个,其中包括已开工建设的“攀成钢60万吨焦化、匡山100万吨水泥、广旺200万吨水泥”等多个投资亿元以上的大项目,累计解决4000多名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三)深入宣传,强化监察,劳动行政执法不断加强。 劳动执法是民生之盼、维稳之需。《劳动合同法》的出台实施,将劳动行政执法工作提升到一个全新高度,搞好劳动行政执法既是构建和谐稳定劳动关系的迫切需要,也是促进劳动保障工作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基础,更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的具体体现。今年以来,我局继续深入宣传、贯彻《劳动合同法》,切实加强劳动监察仲裁,着力规范劳动用工秩序,劳动者权益得到有力维护。 1、大力宣传《劳动合同法》。采取印发宣传资料、搭建咨询平台、举办政策培训班等多种方式,全方位、多层次地宣传《劳动合同法》,共印发宣传资料2.6万多份,制作宣传标语150余幅,深入企业举办政策培训班14期,培训劳动者1922人。通过广泛宣传,营造出学习、贯彻《劳动合同法》的良好社会氛围,各用人单位执行《劳动合同法》的自觉性不断提高,劳动者的依法维权意识不断增强,监察举报案件不断增多。 2、扎实开展劳动监察。金融危机下的劳动关系对于劳动者来说更显脆弱,灾后重建下的劳动关系对于劳动者来说更加重要。面对全新形势下的劳动用工环境,我局进一步加大监察执法力度,积极开展“前置性”的宣传、巡查工作,及时将各类劳动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着力规范用工秩序,努力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一是狠抓专项执法检查。牵头组织和协调人事、公安、工商、工会等部门,先后开展了劳动力人才市场专项整顿活动、春节加班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整治非法用工打击违法犯罪、外派劳务市场整治、农民工工资支付专项检查等五次专项执法检查,监察用人单位350户,督促用人单位补签劳动合同408人。二是加强举报案件专查。全年累计受理监察举报案件49件,大部分涉及工资拖欠问题。我局接到举报后,及时派劳动监察大队深入企业调查取证,积极协调,特别是多次深入广巴高速路各合同段进行多方协调,累计为325名劳动者追回工资141.2万元。三是妥善处理领导交办案件。今年以来,我局对市委书记、市长批示的2件劳动监察举报案件进行了认真调查和妥善处理。 3、积极推行“阶梯式”仲裁。深入贯彻执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进一步规范了劳动争议案件办理程序,加大案例调解力度,对实事清楚,情节简单的争议案件在进入仲裁审理程序之前,采取与当事人当面调解,召集有关人员开会调解,发出书面调解意见等方式积极调解,使一些不必进入庭审程序的简易案件得到迅速解决。切实加强乡镇、企业的劳动纠纷调解组织建设,指导企业新建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28个,建立健全乡镇、社区基层调解组织22个,初步开展了以县劳动仲裁院为中心、各有关部门全面配合的劳动争议调解平台,构建了先由劳动争议各方当事人内部协商,再由工会,社区,主管部门外部沟通,后由劳动保障部门行政介入,最后由仲裁院调解、裁决的阶梯式工作体系,有效降低了劳动者的维权成本,提高了劳动仲裁工作效率和满意率。全年受理劳动争议案件80件,结案80件,其中调解结案26件,结案率和调解满意率均达到100%。 (四)内强素质,外塑形象,“创一流”活动扎实推进。 面对日益增强的劳动保障工作职能,以及广大群众不断高涨的劳动保障服务需求,我局以机关效能建设为抓手,以“创一流”活动为载体,采取有力措施,深入开展政风行风建设,努力提高服务质量,树立了劳动保障部门的良好社会形象。 1、建一流班子。严格执行“中心组”学习制度,局党组按季度定期进行集中学习,按照县委要求,扎实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不断提高班子的科学决策水平;大力倡导勤政之风,切实解决了领导干部工作务实的问题、亲民的问题、开拓的问题,有效地增强了领导干部的工作责任感和使命感,提高了班子的执行力和落实力;强化廉洁自律,狠抓警示教育,教育和引导领导干部筑牢了防腐拒变的思想防线,慎独慎微,洁身端行,为干部职工树好了标杆、做好表率;切实加强“两观”教育,结合自身实际进行了思想剖析,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利益观;坚持民主集中制,班子成员在工作中密切配合、相互协作、共谋发展。通过狠抓班子建设,领导班子的战斗力、凝聚力、影响力和号召力进一步提高,科学决策、正确决策、统揽全局的能力进一步增强。 2、带一流队伍。结合我局实际,因地制宜组织开展了职工运动会、登山比赛、文艺表演等“创一流”主题实践活动,在活动中陶冶职工情操、激发奋勇争先、百折不回的拼搏精神;组织职工深入青川东河口地震遗址公园开展感恩教育,教育干部职工常怀感恩之心,珍惜美好生活,加倍努力工作回报社会;继续落实鼓励措施支持年轻职工通过自学、函授等方式参加学历教育,引导干部职工勤学、好学、善思、善 谋;深入推行目标管理,绩效挂钩,切实增强职工的责任意识和敬业精神;严格机关日常管理,狠刹工作、生活、思想上的不正之风,努力培养职工健康的生活情趣,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通过抓队伍建设,带出了一支困难面前不退缩、逆境当中顽强拼搏的干部职工队伍。 3、创一流业绩。通过全系统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我县各项劳动保障工作全面超额完成任务,灾后重建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特别是我县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征缴工作,全年实现收入2.67亿元,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149%;紧扣灾后重建和项目建设,强化职业培训,实现了促进就业和经济发展“双赢”;灾后重建进展迅速、成效明显,得到市劳动保障局的充分肯定,为四县三区提供了样板和经验;灾后公益性岗位管理规范、严格,全部做到“实名制”管理;基金监管工作得到省劳动保障厅的充分肯定,12月5日,省电视台给予了专题报道。 4、树一流形象。狠抓机关效能建设和政风行风建设,进一步改进服务质量和办事效率,在全局形成了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管理机制和运行机制;积极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在全局树立了清风正气和务实敬业的良好氛围;狠抓公共管理工作,成立了专门的领导小组,制定了相应的工作安排意见和实施方案,全局齐抓共管,合力推进综治、维稳、计生、安全、防邪、卫生、信息、调研、宣传、精神文明、档案管理、创“四好”班子、党风廉政和反腐败等公共目标工作,有力地促进了全局工作又好又快发展,社会各界对劳动保障工作有了新认识,劳动保障部门的社会地位有了新提升,办事群众对我局的满意度有了新提高。 (五)抢抓机遇,全力推进,灾后重建取得阶段性成效。 20__年是灾后重建的关键年。面对繁重的重建任务,我局克服重重困难,抢抓机遇,科学规划,全力推进,灾后重建工作取得阶段性明显成效。 1、统筹城乡,科学规划。为了实现我县劳动保障事业的又好又快发展,在灾后恢复重建的总体规划中,我局根据灾后重建项目和规模的调整情况,明确了重建总体规模为5203.7万元,实际到位资金4900万元:一是投资2340万元,在马家渡建设8000平方米的县就业和社会保障综合服务中心,20__年建成并投入使用;二是投资870万元,20__年底前完成全县38个乡镇保障所重建任务;三是投资1000万元,20__年底前完成劳动保障信息系统重建任务;四是投资210万元,明年6月底前完成县技工学校的原址扩建。 2、高度重视,全力以赴。为确保灾后重建工作有力、有序、有效推进,我局及时成立了灾后恢复重建领导小组,由劳动保障局局长亲自抓、负总责,各二级经办单位负责人为成员,具体做好本单位灾后重建项目的落实工作。特别是省厅刘功勋副厅长到我县检查工作后,我局进一步增派力量,加强统筹协调,保障工作条件,重建进度不断加快。 3、突出重点,快速推进。根据中央重建资金大幅缩水、县区资金打捆使用的实际情况,我县及时调整劳动保障系统重建思路,变“整体推进、全面重建”为“量力而行、重点突破”,将县就业和社会保障综合服务中心确定为全县劳动保障系统灾后重建重点,整合人力、财力打造重建工作亮点,结合乡镇政权建设推进基层平台建设。一是机关办公大楼维修加固全面完成。通过公开招标方式,投资140万元,于2月中旬全面启动了劳动保障局机关办公大楼的整体维修加固工作,目前已全面完工,机关办公大楼重新投入使用。二是县级服务中心主体工程开工建设。今年年初,我县已对综合服务中心的重建进行了选址,8月初,中心重建的前期立项、选址、环评、土地预审、地质灾害评估、重建可研报告和初设方案等前期工作全面完成,8月中旬完成“三通一平”工程,11月15日挂网公开招标,12月中旬开始动工建设主体工程,目前已完成投资920万元,占预算总投资2340万元的39.3%。该中心建成后,其使用面积将达到8000平方米,我县劳动保障办公条件和办公环境将得到根本性优化。三是基层平台灾后重建稳步推进。根据全县灾后重建的总体布局,我县将乡镇保障所全部纳入了重建规划,分新建和维修改造两种方式实施重建,全县38个基层保障所分三类标准建设,即:东河、嘉川两镇按一类乡镇标准建设,三江、普济等11个乡镇按二类标准建设,金溪、九龙等25个乡镇按三类标准建设。目前,全县38个乡镇保障所已开工建设,嘉川、白水、张华、尚武等4个乡镇保障所已完成规范化建设,共完成投资698万元。基层组织机构建设不断完善,新招录用工作人员30名全部上岗工作,尚缺人员县上将结合乡镇机构改革全部落实到位;劳动保障协理员将按照社区专职、行政村兼职的模式,在“新农保”启动前全面配备到位。到明年底,我县劳动保障的“三级机构、四级网络”组织体系和功能配套、设施完备、人员充裕、流程科学、管理规范的工作平台将会全面形成。四是县技工学校原址重建全面启动。由于县技工学校中央投资部分大幅缩水,我县将技工学校的异地重建及时变更为原址重建和维修加固,目前正在公开招标,即将动工建设。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1、工作创新力度不够。我县劳动保障工作虽连续两年领跑全市四县三区,从今年的工作运行情况来看,由于任务重、人手紧,许多业务工作常常处于完成任务这个低层次目标,没有创新、创优的意识和精力,没有对工作亮点和工作经验进行深入挖掘和理论总结,导致一些工作没有取得很好的社会效果。 2、企业保费征缴更难。虽然我县社保基金征收完成情况很好,但存在很多偶然因素,如超龄职工与失地农民的参保。由于受“5.12”地震和金融危机的双重影响,保险基金收入的主要来源--参保企业的缴费能力明显下降,加之一系列特殊扶持政策的落实,导致一些企业的缴费主动性减弱,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县企业保费的征缴将更加困难。 3、劳动维权任务更重。随着《劳动合同法》的深入实施,对劳动关系调整的广度、深度和力度将不断加大,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劳动关系方面的矛盾将不断凸显,劳动纠纷将不断增多,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灾后重建 大背景下的劳动执法工作,双边维权将面临很多棘手问题;农民工工资拖欠现象不断增多,劳动监察的维权任务更加艰巨。 4、灾后重建进度不快。主要是下半年,由于县级综合服务中心的前期工作程序复杂,县上需要重建的项目很多,重建重点又放在文教、卫生上,导致我局重建项目的方案设置、挂网招标等工作一拖再拖,主体工程迟迟不能开工。 四、20__工作打算 20__年,是我县劳动保障城乡统筹发展的全面开启之年,是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的决战之年。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我局将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创新工作思路,紧扣重建大局,狠抓工作落实,全力推进我县劳动保障工作取得更大成绩。 1、以公共服务为重点,深入推进城乡统筹就业工作。全面贯彻落实省、市统筹城乡劳动保障要求,结合我县实际,全力推进乡镇劳动保障所的标准化建设,尽快建立健全县、乡、村三级劳动保障工作体系和服务网络,以此为载体,全面启动城乡就业失业登记工作,统筹推进城乡就业。立足我县实际,继续落实好灾后特殊就业政策,用好用活灾后重建就业再就业资金,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强化就业公共服务,深入开展就业援助,稳定全县就业形势。 2、以新型农保为重点,构建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结合《劳动合同法》的贯彻实施,千方百计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加大社会保险费征缴力度,抓好企业缓缴费用的清缴,保证我县社会保险基金的足额入库。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和省委九届六次会议精神,结合我县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积极推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做好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险工作。加强医保“两定点”监管,深入推进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试点,建立健全城乡医疗保险体系。深入调研,明确方案,下大力气解决我县广巴高速公路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全力化解好各类社会矛盾,稳妥处理各类历史遗留问题。 3、以劳动监察为重点,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采取多种方式,进一步加强《合同法》宣传,组织开展专项检查,促进《劳动合同法》全面有效实施。加大专项治理力度,特别是要加强节假日中相关投诉案件的处理工作,确保全年不出现农民工工资拖欠,逐步建立企业依法用工、按照支付工资的长效机制。深入推进劳动仲裁机构实体化建设,加强劳动争议调解体系建设,提高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水平。实行信访工作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完善和落实应急处理预案,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平安创建活动。 4、以自身建设为重点,提升劳动保障基础工作水平。广泛宣传劳动保障政策、法规,努力营造良好工作氛围,优化劳动保障工作环境。加强对城乡统筹就业、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等重大课题的研究,为上级决策提供有价值的政策依据。加强“两观”教育和“创一流”活动,进一步提升劳动保障队伍的综合素质。抓住灾后重建契机,全力以赴推进劳动保障系统的灾后重建,特别是要抓好县就业和社会保障综合服务中心、乡镇劳动保障所的灾后重建,力争通过两年重建,在全县形成完善的县、乡(镇)、(村)社区劳动保障三级机构、四级网络,实现我县劳动保障能力建设大跨越,为统筹城乡劳动保障夯实组织基础。 社会保障论文:对社会保障水平研究述评 摘 要:社会保障水平是社会保障理论与实践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本文对目前国内学者关于社会保障水平的内涵、支出口径、测评方法及实证研究等四方面内容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和述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研究展望。 关键词:社会保障水平;内涵;支出口径;实证研究 一、社会保障水平的内涵研究 辽宁大学穆怀中教授是国内较早进行相关研究的学者,他认为社会保障水平需要从量和质两个角度分析。从量上分析社会保障水平,根据社会保障支出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有“高”和“低”之分,;从质上分析,根据社会保障支出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各方面承受力是否相适应,有“适度”和“不适度”之分。 有学者提出了社会保障水平发展系数(CSS)这一概念,从社会保障支出增量与经济增长幅度的比值这一相对指标的角度,引入时间序列动态考察社会保障水平。 不同学者的相关研究丰富了我们对社会保障水平的内涵认识,对社会保障水平的考察不仅要关注量也要关注质,不仅要静态的考察也要动态的分析,不仅要从支付主体的宏观角度分析也要从享受待遇的微观主体的角度分析。 二、社会保障水平的支出口径研究 社会保障支出的统计口径主要有两种界定方法:一是按照社会保障体系所包含的内容进行,先统计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社会优抚四个子项目支出,再进一步加总得出社会保障总支出。二是根据社会保障支出承担主体进行统计,这些主体包括国家财政、企事业单位、城乡社会集体、社会团体等。统计时先确定每一主体的支出中属于社会保障范畴的部分,再将其加总成为社会保障总支出。但由于各社会保障部门间统计口径或指标名称不一致,给研究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宋士云在研究中认为社会保障支出应包括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费、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失业保险基金支出、工伤保险基金支出、生育保险基金支出、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支出、社会保障补助支出等,将其作为一个广义的口径。而柯卉兵的研究将将社会保障支出界定为狭义上的财政支出,即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经费和社会保障补助支出三项的总和。 综合目前研究成果看,社会保障水平的支出统计中基本不包括农村社会保障支出,极大地限制了研究的客观性和全面性。 三、社会保障水平测评方法研究 根据人口结构理论和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穆怀中教授归纳提炼出了社会保障适度水平测度模型。该模型根据总量绝对指标,建立指标体系对社会保障水平的“量”进行测定,并结合相关理论定性判断是否“适度”。 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朱庆芳较早的提出了一套测定社会保障水平的指标体系,对全国各地区的社会保障水平从社会保障覆盖面、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养老保险水平、医疗保险水平、救济扶贫水平等方面进行了综合评价和比较分析。李晓青在借鉴朱庆芳所提出的社会保障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选取13项评价指标构建了新的社会保障水平因子评价模型。 还有一些学者提出了社会保障水平测度的其他方法,如段婕、林伟根据灰色系统控制理论,建构社会保障结构空间水平评价模型,将各地区保障水平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空间层次评价分析,进而实现评价标准由主观向客观、定性向定量的变化。 四、社会保障水平的实证研究 1、适度水平实证研究 国内许多学者根据穆怀中教授的研究方法,对我国不同省区的社会保障水平进行了实证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高利平根据对山东省现有的社会保障水平进行了分析,对山东省社会保障水平的适度状况做出了判断和评价,进而对山东省未来10年的社会保障适度水平进行了预测。 2、经济学视角下的社会保障水平实证研究 一些学者并没有将研究局限在社会保障水平问题本身,而是将社会保障水平和经济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杨翠迎根据社会保障水平发展系数的相关理论,对我国社会保障水平增长与经济发展间的适应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并通过国际比较,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提出了相关建议;卫松采用弹性的分析方法分析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与相关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如何使得社会保障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相适应的对策;一些学者对省域社会保障水平和经济发展的相关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 五、研究结论和展望 虽然国内学者关于社会保障水平的相关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存在研究理论单一、测度指标体系设计不合理、指标选取不完整、指标统计口径不统一、指标权重的确定不科学的缺陷。此外针对特定区域的社会保障水平测定,还需要结合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人口结构等一系列特定条件,建立符合本地区特点的社会保障水平指标体系。 在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成为目前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重点的大背景下,迫切需要学者提出一条与我国目前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环境相适应的改革之路,因此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农村社会保障水平研究将会成为以后的研究重点和热点。 社会保障论文:武汉市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探析 【摘要】近几年,武汉城市化速度较快,出现了大批失地农民。为了对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状况有更深入的了解,笔者以问卷调查的形式对武汉市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状况进行摸底调查。在解析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及其原因的现实基础上,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和措施。 【关键词】失地农民 就业 社会保障 一、引言 随着武汉市快速推进城市化,大量耕地被征用,失地农民呈现快速上升趋势。据武汉市2006年统计年鉴,2001-2005年,武汉市耕地面积减少了8360公顷,造成近10万人失去土地,而且每年以2.5万人的速度增加。这些失去土地的农民普遍存在着生活无保障,征地补偿费低以及,就业难等问题,加上政府“低征高卖”和征地制度自身存在缺陷,这些问题都最终导致失地农民上访,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顺利进行。因此,如何合理妥善地安置失地农民,为其提供有效的有说服力的社会保障,不仅事关失地农民自身的利益,同时也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和谐社会的建立。所以,对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的研究不仅具有社会意义,同样具有政治意义。 为了深入了解失地农民的基本情况,研究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进而探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笔者于2007年1月对武汉市东湖高新开发区、江岸区、洪山区,江夏区四个区的16个村进行了实际调研,调研采取随机抽样调查的方式,以问卷和访谈为主。共发放问卷170份,其中有效问卷159份,问卷有效率为93%。问卷主要涉及失地农户的家庭劳动力情况、征地补偿情况、失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情况等。 二、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征地补偿费偏低 征地补偿是农民失去土地后,重建家园,参加社会保障制度和再就业或创业的基础。但是,在调查中发现,由于现在的征地补偿比相应的土地年产值要低,多数失地农民对征地不满意,不愿意土地被征用。按照湖北省2005年4月开始实施的《湖北省征地补偿最低标准》规定:全省分为6类地区,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8至10倍,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按照需要安置的被征地农业人口数计算,武汉市7个中心城区被列为一类,最低年产值标准为1800元/亩,最低安置补助费标准为18000元/人。东西湖区被列为二类,两个标准分别为1200元/亩、10000元/人。按照这一标准,征用1亩地的土地补偿费最低也就是1.8万元(不含青苗补偿费)。但实际中征地补偿比这个标准还低,如前述江夏区大舒村、藏龙岛新村的土地补偿标准为8000元/亩,东湖技术开发区周店社区、汤逊湖社区的土地补偿标准分别为1.2万元/亩,1.3万元/亩。如果每个家庭平均占有4亩土地,那么每个家庭也只能得到4-5万元。失地农民已经失去基本的生产资料,不能再从土地上获得收益。按照武汉市目前的生活水平,这些土地补偿只能维持他们生活几年、根本没法抽出钱来参加社会保障。况且随着被城市化,他们的生活成本无疑将增多。 2、失地农民就业困难,没有就业保障 在调查中88.7%的失地农民表示能够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的难度较大。失地农民就业困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失地农民文化素质较低是就业难的首要原因,159户被调查户各种文化程度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人口占30.7%,几乎占到了总人口的1/3,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人口占到了总人口的73.3%,只有5.9%的人具有大学以上学历。很明显,目前失地农民的文化素质不能适应工厂、企业的招工要求,而那些文化水平低、年龄偏大、无一技之长的劳动力就更难找到工作,即使找到就业机会也只能从事耗体力、报酬低、稳定性差的简单劳动。 政府在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上缺位,是失地农民就业困难的另一个原因。调查结果表明,被征地农民基本上没有得到就业安排,也没有得到安置补助费,安置补助费基本上被村委会留用,失地农民的再就业权益受到侵犯。即使安排了工作,也只是安排到社区做清洁工人、保安人员,而且工资低,数量有限。在安排这些人员就业时,也有很大的随意性。拥有足够的人际关系资源时,才能够得到安排。这对失地农民来说,又是很不公平的。 3、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层次低 第一,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现行农村的社会保障是以家庭保障为主,土地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根本保障。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曾说过:“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土地对农民具有社会保障功能即生活保障功效、提供就业功效、直接收益功效、子孙继承功效、土地增值功效等。农民失去了土地,也就失去了保障。失去最后保障手段的农民本应该拿着土地补偿金从一个保障体系进入到另一个保障体系之中。可是,目前的操作实践中,武汉市并没有将失地农民作为原城镇居民对待,将其纳入到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之中。根据调查,失地农民参加最多的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占45.9%,其次是养老生活补贴,占15.1%,基本上没有城镇居民所享有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其他保障项目。既没有工作,又没有社会保障,种种问题和现实仍然使他们不安。 随着城市化的加速推进,失地农民的问题会日趋尖锐,必然要求政府走在解决失地农民问题的最前沿。政府作为国家权力的执行机构,在社会保障制度运行中扮演着执行主体的角色,政府规定社会保障制度的结构和运行规则,制定、调整社会保障政策,并对社会保障政策负有最后的责任。总之,政府在社会保障中扮演着分配、调节、保障和执行职能。 第二,保障水平低,难 以满足失地农民基本生活需求。除了部分家里子女条件不错的被调查者觉得无所谓外,大多数人反映保障水平跟不上物价的上涨。靠每月260元左右的基本生活保障金解决基本生活都困难,如果生病或遇到灾害则无能为力,年纪轻点可以进企业赚钱贴补生活,缺乏劳动力的老人和找工作困难的人来说,只能节衣缩食,赖以度日。 4、农村养老保障功能弱化 土地是农民养老的本钱,农民失去了土地,也就失去了养老的本钱。农村另一种非正规保障模式是子女赡养保障,但自从我国实行计划生育以来,农村的家庭结构发生了变化,子女逐渐减少,“四二一”式的家庭逐渐增多,这意味着一个独生子女在成年后将不得不为4-6位老人养老。这无论是经济上,还是在时间和精力上都将难以承受。 现代价值观念对家庭内聚力造成一定的冲击,使家庭赡养暴露出来的问题日益严重。人们更多地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对“孝道”的理解似乎淡了许多,“崇老文化”失去其经济基础。而人口老龄化、家庭结构小型化以及人们工作方式的不同又不断弱化农村家庭的实际养老保障能力。 另外,农民对“养儿防老”的观念也逐渐弱化。根据159户失地农民调查数据,只有15.7%的失地农民将来养老靠子女。除以上原因外,关键原因是18岁以下的被抚养人员没有生活保障,60岁以上老人的保障水平低,18岁以上、60岁以下的失地劳动力基本上得到一次性货币安置,没有生活保障,而且这些人员一般面临着赡养父母、抚养子女的沉重负担,再加上找工作困难,有些失地劳动力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没有生活来源,自己的生活问题都解决不了,更不用说赡养父母,甚至还要靠父母的养老金生活。 三、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对策建议 农民失去土地,土地对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将不复存在,但从目前来看,土地征用制度还未彻底改变,只能用社会保障来缓解对失地农民的亏欠。 1、将失地农民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 实际上,失去全部土地的农民本身是“新市民”,和城市居民面临一样的市场风险。因此,我们应着力将他们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建立一个包括失地农民在内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并且作为推进城市化的重要举措,使失地农民在一定时期内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以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和有利于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 (1)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内容。梁世盛认为对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要有区别、有重点地加以实施。遵循这一原则,建立武汉市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总体思路是,根据失地农民迫切要求,建立符合失地农民现实要求的社会保障制度。根据对武汉市159户失地农民的调查,失地农民目前最迫切需要的是:最低生活保障(30.2%)、养老保险(25.2%)、有一份工作(23.9%)、医疗保险(17%)。因此,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应包括失地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失地农民医疗保险和就业扶持四个方面。其中保障是基础,就业是关键。 (2)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失地农民保障基金应按照国家、村集体经济组织、个人三方面合理分担的筹集原则。政府承担的部分从国有土地出让收入和增值受益中列支以及安排专项财政拨款;集体承担部分从土地补偿费和集体经济积累中提取,失地农民个人缴纳的部分可视其具体经济状况在安置补助费中扣除。失地农民在各类企业就业后,必须按照规定缴纳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除了养老保险外,还应该以征地补偿费的一部分,为失地农民缴纳医疗保险金,解决他们的医疗问题,减少失地农民看不起病的困难。 (3)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模式的选择。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模式,主要考虑到社会统筹体现公平和社会供给性以及国家的基本保障义务,个人账户体现效率和保障水平以及个人缴费义务。社会统筹的水平应不低于耕种的收益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中的较高值,这是经济补偿政策的底线,也是建立失地农民保障制度的最低成本线;同时为每一位失地农民建立个人账户,按照权利和义务对等的原则,设计不同的缴费标准,根据集体和个人缴费的不同得到不同的保障,缴费水平可以较低但应有一个下限,并鼓励多缴费。 2、建立失地农民的就业扶持政策 农民在失去土地之后,要想获得永续的社会保障就离不开自身的就业。长期以来,我国的农民由于缺乏受教育和培训的机会,文化素质和知识技能较低,思想观念不适应形势的发展,在市场中竞争力差,处于弱势地位。为了增强失地农民的竞争力,政府对失地农民应采取就业扶持政策。 首先,采取措施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根据本地农民的实际情况和企业用工的要求,充分利用现有教育资源,充分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发挥大专院校、职业中学、技工学校和各职能部门的培训能力,把劳动保障、农业、水利、科技、建设、社会团体等有关部门和行业现有的培训基地确定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机构,落实培训职责和任务,形成工作合力,大力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提高失地农民就业竞争能力,开展以多渠道、多形式的农村劳动力就业培训,通过培训推动农村劳动力由“体力型”逐步向“技能型”、“智能型”转变,增强他们的就业能力和自身素质,增强就业本领,以适应竞争日益激烈的就业市场,努力促进其上岗就业。 其次,为失地农民创造一个良好的就业环境,让农民工与城镇职工享受同样待遇的同时,还要给予政策倾斜,如消除就业歧视,税收贷款优惠,失地农民就业优先安置,奖励安置失地农民就业的企业等政策。另外,县、镇、乡、村应通过兴办集体企业、乡镇企业和村级企业,优先安置失地农民就业。 社会保障论文: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探析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不断加快,大量的农村土地被征用,失地农民越来越多。由于征地补偿费用较低,许多人成了“种地无地、就业无岗、社保无份”的三无农民,导致不少地方失地农民群体上访事件频繁发生,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巨大不稳定因素。长寿区法律援助中心全年就为失地农民提供了15件(次)法律援助,从这些法律援助案件中,笔者深感妥善安置失地农民,尤其是解决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是我国社会发展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也是全面建设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我国失地农民规模和社会保障现状 根据国土资源公报显示,全国耕地面积18.27亿亩,全年耕地净减少460.2万亩。按照—全国平均减少耕地620万亩和全国农业人口人均耕地面积1.89亩计算,“十一五”规划期间将新增失地农民1640万,中国失地农民总量已超过4000万。—2030年的25年间全国占用耕地将突破6700万亩,新增失地农民将超过3545万[1]。失地农民的出现是城市化进程的必然结果,在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全建立的情况下,除少数发达地区对失地农民建立了相应的社会保障以外,大部分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对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就已经建立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而言,由于大部分失地农民的征地补偿标准偏低,就业安置不到位,导致失地农民生活水平下降。结合长寿区的情况,当前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征地补偿标准偏低、补偿不到位 目前各地征用土地的补偿只是对失地农民的现象性补助。现行的《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土地征用前三年平均产值的六至十倍,安置一个失地农业人口的费用为上述标准的四至六倍,征地补偿标准明显偏低。土地征用补偿费在经过乡(镇)提留、村社留存后,剩余部分再按一定的方法分配到农户。我国东部地区的土地征用补偿标准在2万—3万之间,中西部地区更少一些。这样的补偿标准显然没有考虑到土地的市场价值和土地的增值价值。对失地农民而言,补偿水平过低,在目前的物价水平下,这样的补偿标准只能够农民维持2—3年时间,之后生活难以为继。 (二)就业安置缺乏,就业问题突出 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可以通过行政手段在国有企业为失地农民安排就业岗位,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国有企业改制的不断深入,国家通过行政手段为失地农民在国有企业安排就业岗位的渠道越来越狭窄甚至不可能,同时受城市下岗职工和外来打工者的冲击,城市中的就业岗位竞争越来越激烈,失地农民寻找就业岗位越来越难。加之失地农民整体素质偏低,难以在短时间内完成从农业向二、三产业的角色和技能的转化,择业渠道更为受限,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突出。 (三)社会保障缺乏,生活水平下降 在征用农民土地的过程中,我国各地政府普遍采取了一次性货币化安置。这样虽然极大地减轻了各级政府和用地单位的压力,失地农民基于眼前利益也易于接受,但事实上,发给农民的征地补偿安置费根本无法解决大多数失地农民失地后的长远生计问题。土地是农民最稳定、最安全的就业岗位,失地后他们昔日所熟悉的农业生产技能都失去了用武之地,在寻找新的就业岗位过程中,又无法与城镇中其他就业群体竞争。待征地补偿费“坐吃山空”后,他们之中的绝大部分人未被纳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范围,生活水平较之以前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对全国2942户失地农民所作的情况调查,失地农民在失去土地之前人均年纯收入2765元,失去土地后人均年纯收入为2739元,约下降了1%。从各地的情况来看,43%的农户人均纯收入有所提高,11%的农户持平,46%的农户纯收入下降。[2]在重庆市长寿区,以前的征地中,由于补偿标准过低,也存在失地农民生活水平下降的问题。 (四)医疗保障被边缘化 随着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试点范围的不断扩大,近年来不少地方农民就医难问题得到了初步缓解,而失地农民在被转化为城市居民后,多数人不再享受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优惠政策,而城市中的医疗保险体系又大多未延伸到失地农民,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大量失地农民失地后又失医保,在医疗保障方面被严重边缘化。他们所得的数万元征地补偿费,除了维持基本生活,还要支付不断上涨的医疗费用,往往由于一场大病就有可能让一位失地农民跨入城市贫民的行列。 (五)土地补偿费管理混乱 虽然国家和各地方政府对征地补偿费做出了规定,但由于配套政策不到位,土地入股分红、养老保险以及留用地等操作性不强,矛盾多,难度大,因此政府部门和用地单位都较为倾向于一次性的货币安置。但有些地方政府和用地单位经济实力不足,资金落实到位难,不得已给农民“打白条”,造成对农民征地补偿费的长期拖欠,致使失地农民群体上访不断。同时,现行土地补偿费产权不明,管理混乱,许多村组领到征地补偿费后乱上项目,导致巨额集体财产流失,最终损害了失地农民的利益。 (六)子女上学受影响 子女的未来是所有为人父母者最牵挂的大事,因此也成了失地农民最大的心头之痛。在就业无岗、社保无份的困境中,他们凭借所得的征地补偿费供子女上小学、初中尚可,但上高中和大学便力不从心了。过低的征地补偿费及社会保障机制的缺位,不仅影响了失地农民自身的发展,而且也严重影响到他们子女们的未来发展问题。 二、造成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的根源分析 造成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的根源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遗留因素形成的原因,也有现实中经济发展中一些体制性的 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一)城乡二元割据体制影响的延伸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城乡二元割据体制使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在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形成了不平等的待遇和严格的界限。由于这一体制的存在,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形式让农民付出了6000—8000亿元的代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级地方政府又通过低价征地、高价出让的形式,从农民手中拿走了约2万亿元的资金,形成新时期更为严重的土地征用、出让价格“剪刀差”。[3]所以说,当前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实际上是城乡二元割据体制下“三农问题”的延伸。 (二)是市场机制下不合理的产物 我国现行的征地补偿制度是一种纯粹的补偿关系,这种制度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合理和适用的,也广泛地被农民和社会各界所接受,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却显得不合理。首先,城市土地(划拨除外)及其他所有的生产要素均已采用市场机制进行配置,并充分按市场价格进行交换,而唯独农村集体土地还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配给征用和补偿。其次,农民在参与社会生产过程中,都是按照市场价格购买生产资料,但他们所拥有和使用的土地则被征地主体以较低价格拿走。第三,土地的财富价值没有得到体现。土地是不可再生的特殊资源,其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都是很高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城镇化进程中,土地不仅是农民的生活保障和发展的生产资料,更应该成为农民的一大财富,而实际上他们在土地被征用后却没有得到这些财富。 (三)分税制财政体制的负面影响 199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以来,我国各级政府间财政收入分配总体趋势是,中央和省级政府所占比重逐渐上升,而县乡政府所占比重却逐渐下降。仅有的几个大税种如消费税的100%、增值税的75%、企业所得税及个人所得税的60%都归中央和省级政府,留归县乡政府大都是零星分散,征收成本高的小税种。县乡政府财权小了,而事权并没有减少,甚至更多。在这种特定环境下,不少地方,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方的县乡政府普遍成了“吃财政饭”,有的甚至成为“要饭财政”。为了在经济上打翻身仗,或确保重点财政支出,一些地方政府更通过低价征地、高价出让来充实其“钱袋子”,有的甚至把经营土地出让金收入作为“第二财政”,而对随之产生的大量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无力顾及,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失地农民与政府之间的矛盾。 (四)地方政府政绩观的扭曲 一些地方政府的管理者在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上存在偏差,曲解了“发展是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方针,急功近利,最求局部的、短期的经济利益,以发展城市为名,以低价征用农民土地大搞开发区、工业园,以非常优惠的条件甚至零地价把土地送给投资者,争相以最低廉的条件获得招商引资的成功。由于政府对干部政绩考核制度不科学,存在过分看重gdp的增长速度和财政收入,忽视了对土地资源的保护。大量农村土地被地方政府用来进行工业开发,从而导致了失地农民大量产生。 (五)征地监管机制的弱化 其表现在:一是违规征地屡禁不止。据媒体报道,元月至五月份,国土资源系统共立案查处土地违法案件25153起,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但涉及的土地面积却比同期上升了近20%,一些城市的违法用地面积占新增建设用地面积的比重达50%,有的甚至达90%以上。[4]这些现状已对国家土地调控的有效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二是对违法批地占地行为查处不力。目前我国查处的大量违法批地占地案件,绝大多数是未批先征、未批先用、以租代征等方式违法违规占用大量耕地甚至基本农田。而对这些案件的查处,多是责成检讨、补办手续做善后手续,最终使违法征地“合法化”。过轻的处罚力度,不仅破坏了司法的权威性,对违法批地占地行为的责任者难以起到威慑作用,而且进一步加重了农村土地的流失和浪费。三是一些地方政府对村级组织在征地补偿费分配过程中的暗箱操作、贪污腐败等行为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督制约,这也直接导致了失地农民的大量上访,影响了社会稳定。 (六)有关征用土地的法制不健全 我国宪法第十条规定“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这里的土地是指集体所有土地。《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则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这就意味着因建设需要使用农村集体土地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即使用土地的目的并非为“公共利益”,也必须申请使用政府统一征收为国有后的原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这与《宪法》规定的精神相抵触。由于法律规定上的矛盾,在征用实践中就难免不出现土地征用权滥用问题,一些商业性质项目用地也必须由政府低价征用后再高价卖给开发商,对农民的合法权益造成侵害。 (七)失地农民整体素质上的弱势 对失地农民来说,充分就业是他们最积极、最稳妥的生存和发展保障。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在教学环境、师资力量、投入等方面与城镇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当农村一代的中小学生相继成长为青壮年农民时,和城镇同龄人相比,他们的整体素质无疑有相当大的差距,加上城镇中各类就业岗位劳动力素质要求是越来越高,以及大中专毕业生、转业军人、下岗工人等对就业岗位的强烈要求,最终使失地农民中的绝大部分在寻找就业岗位的竞争中处于明显的弱势。 三、构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对策思考 妥善解决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千方百计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让他们居有住房、就业有岗、社保有份,真正成为城镇化、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受益者,这不仅是实现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的重要措施,也是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义不容辞的职责。针对当前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形成的原因,笔者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相应的措施: (一)完善征地补偿机制,提高补偿标准 在征地补偿内容上,除了补偿土地价值、劳动力安置、青苗损失及地面附着物外,还要增加农民在30年内土地正常收益损失、土地的潜在收益损失、相邻土地的损害、土地增值的价格损失,以及农民因失去土地的各项间接损失等项目[5]。即使按现行补偿内容进行补偿,也应参照城乡劳动力工资水平和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障标准,提高补偿标准。以笔者所在的重庆市长寿区为例,在最近两年的桃花新区征地补偿中,按征地人口每人60000---80000元的标准一次性货币补偿。提高补偿标准,可以确保农民失去土地有能力再创业、再就业。 (二)建 立健全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事实表明,低水平的一次性现金补偿方式容易导致失地农民今后生活无保障,容易在农村社会产生新的贫困阶层,不利于小康社会和城乡一体化的推进。因此,对于土地被全部或大部分征用的失地农民,应该建立健全养老保障制度。失地农民养老保险资金应主要从征地补偿费、土地出让增值提成中列支。同时,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应坚持“分年龄、多层次、全覆盖”原则。比如杭州市规定,对征地时年龄在16周岁以下的失地农民,实行一次性货币安置;对征地时在劳动年龄段内的失地农民,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年限满15年的,给予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不满15年的,给予参加杭州市政府规定的“低标准缴费、低标准享受”(简称“双低”)基本养老保险;对征地时年龄在50—60周岁的妇女或者又不符合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双低”基本养老保险的,参加农村养老保险;对征地时年龄在60周岁以上的失地农民建立基本生活补助制度。[6]总之,长寿区应积极借鉴外地有益的经验,建立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将对社会稳定和促进失地农民自身的“可持续生计(sustain-ablelivelihoods)”起到积极的作用。 (三)建立失地农民医疗保障制度 在我国农村,由于生产力普遍较低,经济水平整体较差,农民面临养老、疾病和贫困的巨大风险。医学的进步在提高医疗服务水平、保障居民健康的同时,医疗费用也大幅度攀升,致使农村医疗风险凸显,因病致贫已成为人们重返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医疗风险还对生活质量造成冲击。因此,医疗保障也应该成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一个基本方面。要建立失地农民医疗保障基金,失地农民医疗保障基金的来源以失地农民自愿缴纳为主,政府、征地主体、村集体三者也应该分担一部分。同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为社区失地农民购买大病医疗保险。总之,解决失地农民的医疗保障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多个部门的参与才能解决好这个问题。 (四)重视失地农民安居工程建设,解决好失地农民的住房问题 房屋和土地是农民一生中最基本、最重要的财产。当失地农民在失地同时又失去房屋的情况下,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便成了穷的只剩下兜里“卖地钱”的无业游民了。有的地方虽然为失地农民建造了安居房,却因楼房价格偏高,远远地超出了失地农民的购买能力,少有人问津。在现阶段,比较切实可行的是修建针对失地农民的定向安置房,同时房价要控制在失地农民可承受的范围内。例如,重庆市长寿区为化工园区、晏家工业园区、新重钢工业园区三个园区被征地农民修建了定向安置房,—建成的定向安置房房价在500元∕平方米左右,同时在修房、分房的过程中邀请公证处介入,真正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受到了失地农民的欢迎。搞好失地农民的安居工程,不仅是保障失地又失房屋农民的合法权益,更是体现政府执政为民的民心工程。 (五)不断完善就业优惠政策,把失地农民的长远生计落到实处 实现失地农民的充分就业,促使他们由农村居民尽快转型为城镇居民,是解决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最重要的手段之一。为此,各级政府应努力抓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放宽失地农民就业扶持政策。对于因政府行为而失地的农民,应一律将其纳入城镇社区管理和就业范围;对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的失地农民,在税收减免、贷款、场地等方面给予其与城镇职工同等的扶持政策。二是积极创造条件安置失地农民就业。要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等劳动密集型企业,积极开发准入门槛低、适合农民就业公益性或生产性岗位;加快市场建设步伐,为更多失地农民从事二、三产业创造条件;对吸纳失地农民就业达到一定数量的企业,应给予贷款、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建立安排失地农民就业数量与用地单位用地规模相挂钩制度;对“零就业”的失地农户采取特别措施重点给予照顾。三是建立健全失地农民技能培训机制。搞好失地农民技能培训是解决失地农民就业问题的治本措施之一。在培训费用方面,应全部由当地财政列支;在具体技能培训方面,应通过订单培训等多种形式帮助失地农民实现就业,建立健全以职业教育为主,面向县、乡、村三级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网络体系;加大以职业技术、岗位技能为重点的就业培训,提高失地青壮年农民的转岗就业能力,促使失地农民实现充分就业。四是完善失地农民基本情况信息库,开展求职意向调查,为失地农民及时提供有效价值的就业信息,免费为他们提供中介服务,在闲散劳动力较多的地方定期举办劳动力市场,免费为他们进行职业介绍,积极组织劳务输出;设立专门的就业服务热线和网络,为实现失地农民充分就业提供及时便捷的服务。 (六)对失地农民提供法律援助 失地农民与进城农民工、城镇下岗工人一样属于社会弱势群体,他们经济能力有限,在征地过程和其他社会活动中,当他们的合法权益收到侵害时,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知识和没有足够的能力支付因寻求司法救济所需要的成本(包括时间、金钱、精力等),宪法规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在他们身上无法体现,同时也给社会稳定带来了一定的隐患。因此,要为失地农民提供多种方式的法律援助,为其能够平等地享有司法救济的权利建立畅通的渠道。比如长寿区法律援助中心在全年就为失地农民提供了15件(次)法律援助,[7]使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得到了维护。 (七)建立和完善干部考核机制,把党和政府对失地农民的各项优惠政策落到实处 有关专家认为,当前失地农民问题的形成有三大诱因:一是地方政府普遍存在的“吃饭财政”,迫使他们不得不以地生财,再去搞城市建设;二是搞农业富不了,要想在有限的任期内发展经济,一些地方官员共同的选择就是牺牲农地搞工业;三是gdp等经济指标是各级官员考核的主要指标。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措施之一,就是把维护失地农民权益与规范政府部门行为紧紧地捆绑在一起,把全面落实党对失地农民优惠政策纳入各级领导干部政绩考核范围,把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就业安置、社会保障等问题是否得到有效解决,农民是否满意和拥护作为对地方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从而使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得到全面而稳妥的解决。 结束语 党的十七大三中全会提出:“做好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做到先保后征,使被征地农民基本长期有保障。”这将使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有了政策保障。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是农村城市化过程中一项重要的社会保障制度,对建立和谐社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既可以使他们获得基本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又可以促使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顺利进行。 社会保障论文:社会保障和公共财政研究综述 【摘要】本专题文献综述共涉及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将就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之间的宏观关系进行文献研究综述;第二部分的综述内容是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支出;第三部分的综述内容是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收入;最后一部分的综述内容是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预算之间的关系。 一、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之间的宏观关系 ⒈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之间关系的基础 尽管有少数学者认为社会保障属于公共经济学的研究范畴,而非公共财政学的研究范畴赵志耘、郭庆旺,但目前学界大多将公共财政与社会保障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社会保障,尤其是基本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产生联系的主要原因是基于社会保障纯的公共物品性质胡鞍钢。正因为如此,社会保障成为最大的政府开支方案,。虽然有学者认为社会保障并非纯的公共物品,而是介乎社会公共需要和私人个别需要之间的,在性质上难以严格区分的半公共物品,但仍然承认它常常要由政府部门给以提供高培勇。另一方面,政府的财政拨款成为社会保障资金的一个固定的和主要的来源渠道,也是政府站在社会保障前台的标志郑功成。总而言之,社会保障的公共或半公共性质以及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重要作用是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产生联系的基础。 ⒉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之间的关系 林治芬认为,从历史发展进程上看,随着經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财政体制和社会保障方式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财政体制从原来的国家财政转变为公共财政;社会保障方式从原来的企业保障转变为社会保障。因此,市场经济是公共财政和社会保障共同的来源。从时间顺序上看,社会保障则先于公共财政产生。在社会保障普遍发展成为一种制度时,就自然融入了公共财政之中林治芬。除了来源上的一致性之外,公共财政与社会保障之间的共同点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林治芬:社会保障和公共财政的主体都是国家;分配对象都主要是剩余产品;分配特征都包括强制性和无偿性;两者的作用目标都是为了弥补完全市场的缺陷。因此,社会保障的本质是一种财政分配关系。相应地,公共财政理论也要求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有效的稳定机制而存在刘颖,财政加大对社会保障的资金投入,是政府转变职能,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的重要内容张左己。 此外,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的三大职能之间也联系密切:林治芬认为,从公共财政的资源配置职能方面分析,国家发行国债常常借助于社会保障基金,世界各国普遍规定社会保障基金的一定比例用来购买国债。公共财政分配职能中的福利性转移支出本身就是社会保障的内容。在公共财政稳定经济的职能中,社会保障税税率以及社会保障支出等可以自动调节经济波动林治芬。而张馨、袁东等人认为,通过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制度来平抑经济运行的萧条与过热,是公共财政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实现稳定经济职能的重要手段。因为,社会保障制度下的济贫支出和失业保险费支出与经济形势的反向运动具有促进经济回升或抑制经济衰退的作用张馨、袁东。 目前,学界已基本达成普遍共识,认为社会保障是公共财政的主要组成部分。相关政府高层指出,要加快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公共财政,进一步调整和优化财政收支结构,将财力主要用于社会公共需要和社会保障方面李岚清。在学术界,有学者通过对国外社会保障制度历史发展的研究,认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步建立和健全,与国家财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有着直接的关联,社会保障是国家财政资金运用和现代公共财政的一个重要方面王家新、乔均。另有学者分析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与之相适应的公共财政的建立和完善,财政支出结构尚有进一步调整的空间,使整个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达到%蔡社文。社会保障的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也表示,各级财政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由目前的%左右逐步提高到%%。财政预算超收部分除法定支出外,主要用于充实社会保障资金张左己。相应地,公共财政对社会保障投入不足也已是普遍的共识:有学者指出,目前我国财政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对社会保障事业投入力度不够张高峰,社会保障是目前财政收支项目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缺位”领域高培勇。而正是由于政府支出用于增加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很少,使得公共预算没有引起公众关注刘怡。除了资金上的支持之外.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支持还体现在:承担社会保障运行的费用和实行税收优惠两个方面郑功成。 当然,公共财政与社会保障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林治芬认为,这种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就主体而言,政府是财政分配的唯一主体,而社会保障中的分配主体除政府之外还包括其他类型的社会性团体;第二,社会保障的集中分配程度要低于财政分配,社会保障的分配是财政分配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三,财政资金的分配完全遵循无偿性的原则,而社会保障这里主要是指社会保险的分配则遵循权利与义务相结合的原则林治芬。 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之间的相互影响主要体现在收入和支山两个方面林治芬:从收入方面看,社会保障基金实质上是财政资金的转移和让渡,如果不征收社会保障税费,那么这部分价值就会以利润或所得税的形式流入财政收入。同时,社会保障基金节余为政府举债提供可能,社会保障基金成为政府公债的重要筹资渠道,这必然会对财政分配产生很大影响。从支出方面看,社会保障资金筹集和支付方式、范围和标准等的确定与调整,都会影响到国家财政支出。比如企业社会保险费税前列支会减少财政的所得税收入。至于由财政预算内支付的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等项目对财政支出的影响力就更为直接了。社会保障的资金收支数量直接、间接地影响财政收支分配的规模和结构。社会保障多收了,财政势必要少;社会保障支出增加,财政负担必然加重。 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不同组成部分性质有所区别,与公共财政的关系也因此有所不同:国家财政应当对社会救济与社会福利事业承担主要责任,而由于社会保险最终追求的是自我平衡,因此国家财政应当与社会保险保持适当距离,全国社会保险基金也不宜盲目追求规模,应当适量郑功成。林治芬也认为,在社会保障的三个子系统中,社会福利和社会救济的财政性要强于社会保险。就社会保险而言,国家只承担一种组织管理职能而不应过多介入林治芬。但是面临目前社会保险资金紧缺,尤其是养老保险基金的历史欠债问题,大多数学者则认为政府有责任通过扩大公共财政的社会保障支出来弥补历史欠账。 另有学者研究了预算外资金与社会保障之间的关系,研究认为,预算外资金也应属于公共财政的范畴,但它是各个部门、地方、单位、企业小金库的基础,由各个部门自行筹集和使用,除了用于公共支出外,很大一部分用于实物发放、职工福利和应付政府各个部门的集资摊派。这种做法与地方社会保险金社会化的统筹,存在利害冲突,违背了社会统筹同舟共济的原则,阻碍全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中国城市社会救济制度改革研究》课题组。 社会保障论文:劳动与社会保障局实践科学发展观服务百姓民生纪实 春 风 拂 侗 乡 ——劳动与社会保障局实践科学发展观服务百姓民生纪实 “过去,减免了农业税、普及新农合、推行九年义务制教育;现在,享受新农保拿55元的养老金,我们农民享了天大的福,党和政府没有忘记我们!”这是农民代表何宗银老人在芷江杨公庙乡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养老金首发仪式上,领到存折那一刻发自内心的感言。 芷江侗族自治县劳动保障部门在学习实践活动中,紧紧围绕“科学发展保民生、强化服务促和谐”主题,把解决百姓民生问题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突出实践特色,狠抓工作创新,真诚服务百姓民生,促进县域经济和谐发展。 搭建就业新平台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大量外出劳动力返乡,为帮助返乡农民工实现再就业,芷江县劳动与社会保障局通过县、乡镇、村三级联动,开展农民工返乡情况调查统计,建立健全返乡人员信息资源库;开展免费职业技能培训,根据就业岗位需求免费开设电脑、厨师、美容美发、电工电焊等10多个专业技能培训班,职业培训4450人,扶贫培训3103人,就业计划培训1650人,企业农民工提升培训1750人,提高返乡农民工市场适应能力。实现城镇新增就业1562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48000人。组织开展“真情相助渡难关”就业援助送岗位活动,深入到企业、乡镇和街道社区了解用工需求,大力挖掘针对性岗位,采集就业岗位5900多个,推荐有一技之长的返乡农民工到县域民营企业、大型企业和个体工商业户就业。举办 “春风行动”系列招聘活动,为返乡农民工及下岗失业人员举办了两次大型的“人才交流现场招聘会”,为各类求职者实行免费进场洽谈、求职登记、信息查询、职业指导、推荐就业的“五免”政策,达成意向就业2339人,实现城镇推荐就业1027人,实现创业带动就业291人。“以前,做木工、开车,倒不如现在养牛,一年就能赚30多万元”这是罗旧乡养牛大户陈新桥在开创“西门塔尔”肉牛养殖场后通过自主创业后得到的收获。 新农保让农民养老不犯愁 芷江县作为全国首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县之一,该县劳动保障部门把新农保试点工作作为服务百姓解民忧的实事来抓,建立目标考核责任制,实行局班子成员包乡镇联点,层层分解任务;建立健全完善各项规章制度,规范工作程序;县劳动和社会保障、财政、审计、公安等多部门联动,确保新农保这一惠农政策落到实处。在短短的一个半月时间里,就将农民最关注、最得实惠的新农保养老金发放存折发送到每个60周岁以上的农村老人手里。截至目前,全县16-59周岁的适龄农民参保达13.4万人,参保率达到70%,收缴养老保险费达1300多万元,完成60周岁以上45500人的信息采集,60周岁以上的农民基础养老金已全部发放到位,发放金额达870万元。 社会保障体系显成效 芷江劳动保障部门以确保支付、扩面征缴、完善制度、强化管理为重点,养老、医疗、生育、工伤、失业五大保险齐头并进,推动各项社会保险的覆盖面逐步扩大,保障程度逐步提高,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成效显著。去年征缴基金达1.12亿元,发放各类待遇1.14亿元,按时、足额发放率达100%。社会养老保险方面,围绕保发放、抓征缴、促扩面这三个主要工作目标,采取有力措施,全面完成工作任务。底征缴养老保险费3570万元,参保人数7899人,新增参保1356人;全年应发养老金4737万元,实发养老金4737万元,社会化发放率100%;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待遇水平继续调整提高,月人平增加养老金110元,调整后全县企业退休人员月人平养老金达1050元。在做好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征缴、清欠和发放的同时,不断加强对稽核工作的探索,把工作中心转移到服务上来,整体工作稳中有进。全县参保206家,参保人数为8475人,去年共征缴基金6964万元,为3032名离退休人员发放离退休费6712万元%。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支运行基本平衡,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全面实施。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新增参保2539人,基金征缴2516万元,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共支出2029万元。生育保险新增参保人数2518人,征缴60万元,支出21万元。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32235人,收缴城镇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312万元。采取财政代扣、银行划帐、单位催缴、上门收缴等灵活多样的方式,狠抓失业保险征缴,征缴率不断提高,共征缴189万元,基金支出101万余元。县内所有事业单位在职职工工伤保险费缴纳实现财政代扣代缴,去年全县共有170家单位11758人参保;新增扩面参保人数20__人;共征收工伤保险基金126万元;共收到工伤事故快报62起,支付工伤待遇56万元。去年以来,该县劳动保障部门还积极深入用人单位开展执法监察活动,督促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兑现农民工工资,全力保障、维护好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共为30多名劳动者追回被拖欠工资39万元。(芷江县委学习实践办) 社会保障论文:开征社会保障税的相关问题研究 李海飞 谢颖 一、健全相关法制,保证社会保障功能的实现 我国社会保障法制建设先天不足,除残疾人、妇女、老年人权益等方面颁布了相应的法律以外,社会保障的主要领域如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等,至今没有法律。因此,社会保险立法势在必行。完善的社会保障立法,是制定社会保障政策法规的基础,是社会保障管理机构、经办机构、监管机构的设置,及其职责权限划分的依据,也是对社会保障基金实行监管的前提条件。 社会保障税的实施必须以法律为依据,应建立社会保障法与社会保障税法。关于社会保障税的优惠政策问题,如税收减免、税收抵扣等制度必须规范化,做到全国基本统一,以利于劳动力要素的流动。对于少数民族边远地区,可以用专门条例做出特别规定。社会保障税的立法中还涉及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税收管理体制问题。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短时间内社会保障不能达到全国统筹水平。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目标是努力达到省级统筹的水平,因而初期的社会保障税只能作为地方税种,待时机成熟后,由中央与地方共享,根据地区间差异确定中央收入比例,用于调节地区间的不平衡。 二、加强征收管理,以满足社会保障财源需要 可以预测,社会保障税税基为所得额,在征管中容易遇到收入不明的问题。此外,工资制度的不规范,也加大了社会保障税征管的难度。要解决以上问题,首先必须深化工资制度的改革。在开征社会保障税的同时对国家公务员、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资作相应调整,原因是这部分人员原工资没有包含保障支出;而对企业类工资不必调整,因为20世纪80年代初期,企业的保障已全部由职工自己负担;由于目前社会中的分配差别主要体现在发放给职工的各种补贴上,宜将已固定化的补贴加入工资的基数,作为征收的税基,体现量能负担原则。其次,应实现工资性收入的货币化,建立实名制的个人工资性收入银行账户,用人单位通过银行支付工资,以利于税务部门的稽核。 三、完善预算制度,优化支出管理 社会保障税的开支,应当与社会保障预算制度的完善结合起来。社会保障税收入是一种基金性收入,与一般预算收入相比,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和专门的用途,其收支应自成体系,单独管理。我国可以在目前由经常性预算和建设性预算组成的复式预算基础上,增加一项社会保障预算,将社会保障的收支全部纳入社会保障预算统一核算,统一管理,这样有利于将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和运用,置于国家法律的制约和监督之下,更好地保证社会保障基金的安全和有效使用。即使在社会保障预算的内部,不同税目的收入也必须专门用于相应的支付项目。 在我国目前情况下,社会保障税的税率不可能很高,这就限制了社会保障预算的资金来源数额。而社会保障支出又有较强的刚性,其中养老金支出规模和水平会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口老龄化的加速而不断增长;医疗保险支出会随着医疗服务和药品中高技术含量的增大而提高;失业保险支出则会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周期变化而有起伏。因此,当社会保障税收不抵支时,一般预算收入应给予必要的支持,财政部门在编制预算时也应留有一定空间,以发挥财政对经济的 “内在稳定器”作用。 四、建立事权明晰、责任明确的社会保障管理体系,增强监督力度 第一,各级政府内部建立协作分工的行政管理体系。涉及社会保障管理的部门有:社会保障主管部门、财税部门、金融部门。社会保障主管部门制定政策,税务机关征收,财政监督,银行发放。 第二,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间的事权。中央政府集中精力解决社会保障基金筹集渠道、基金管理原则、提高社会保障待遇水平等重大问题。对困难地区的社会保障基金收支缺口,中央政府要根据地方政府财政经济状况,通过专项转移支付给予帮助。地方政府承担筹资征管、支付标准制定、社会化发放等社会保障事权,立足于自身努力,力求足额筹措资金。 第三,建立法律监督、行政监督、社会监督相结合的机制。法律监督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对社会保障基金运行过程实施全面的监督,依法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确保基金的安全有效运行。行政监督包括财政监督、税务监督和审计监督。财政监督即通过财务会计制度执行、投资管理、预算审核等手段,对社会保障基金运行过程中的有关行为进行经常性审核和检查。开征社会保障税后,税务监督主要通过税法的执行和日常征收管理,对纳税人的生产经营情况、收支情况及纳税情况 实施监督。审计监督是审计机关依据有关法律制度,对社会保障基金运行过程及结果进行定期审核。以上几个方面的监督应相互配合,形成完整的行政监督体系。社会监督是指由社会中介机构,对社会保障经办机构的年度会计报告进行审计,确保报告所提供的财务信息质量,并向社会公布。 五、盘活社会保障基金,实现保值增值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物价的上涨和社会老龄化的到来,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将不断拓宽,社会保障基金的规模也越来越大,能否建立起一个合适的社会保障基金投资运营机制,确保社会保障基金在不断积累扩大的前提下保值与增值,已成为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之一。由于社会保障基金是广大劳动者在丧失劳动能力,或失去工作之后的最后保障,也是维护社会安全稳定的资金保证,因此,社会保障基金的保值一定要避免风险,基金投资应当兼顾安全性、流动性和效益性的原则。 当前,我国社会保障基金已全面纳入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此举为防止保障基金被挤占挪用,保障其安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的基金基本上都存放于银行,由银行提供一定的优惠利率实现其保值增值。但在银行利率较低的情况下,容易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无法满足人民群众的社会保障需要。建议目前社会保障基金的一部分存入银行,以保证其流动性、随时支付的需要;基金结余部分宜由中央政府掌握投向,除按照规定投资于国家发行的债券外,应当积极探索更有利的投资方式,如投资于效益高、收益稳定的公共工程和公益设施的建设等,以求得最大利益。当然,结余部分增值或亏损情况应定期向社会公布,接受人大和社会公众的监督。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社会保障论文:弱势群体社会保障权问题研究 论文摘要 弱势群体的存在是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弱势群体的救助也是不容忽视的主要矛盾。针对大量弃婴、孤儿存在的事实,必须建立健全完善的法律体系,运用法律手段,来确认和保护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权。社会保障立法,尤其是儿童福利保障立法更是关乎弱势群体福祉的大事。 论文关键词 弱势群体 社会保障权 国家义务 儿童福利法 弱势群体在我国是确实存在的。由于当前的社会保障制度还存在着重大的缺陷,社会保障法律体系还不健全和完善,国家和社会目前对弱势群体的救助和弱势群体的实际需求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这种差距的存在与和谐社会的建设目标是不相符的。因此我们讨论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权问题就有其迫切的现实意义。 一、弱势群体与社会保障权 我国宪法中并没有“弱势群体”这一概念,弱势群体第一次提出是在2002年朱镕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弱势群体说法提出后,学者们力图从各个角度对弱势群体下一个定义,以便明确界定这一群体的范围。无论是从法学的角度,还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大致都指出了该群体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处于某种不利境地。从这种界定出发,我国目前存在的数量庞大的孤儿、弃婴群体无疑是典型的弱势群体。在所有我们可以称之为“弱势群体”的群体中,孤儿、弃婴是处于最不利的境地的。这种最不利的境地,是生命存续的危险。因此,本文的“弱势群体”特指这些弃婴、孤儿群体。 讲到公民权利,我们强调更多的是政治权利,是平等权,是人身自由,是财产权利,是教育文化权利,等等,很少关注社会保障权,尤其对特殊群体的社会保障权关注的不多。学者们的研究多集中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权问题,但对于全国数量庞大的孤儿群体关注的较少。以2012年为例,据不完全统计,以“农民工权益”为主的研究文章有215篇(通过学术期刊可检索到的),以“弱势群体保护”为主题的研究文章有24篇,但直接以孤儿、弃婴这一弱势群体为研究对象的,几乎没有。农民工至少还有自我生存的能力,而对于大量的弃婴、孤儿,尤其是身有残疾的孤儿而言,则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生下来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活下去。据民政部不完全统计,我国有60多万的孤儿。衣食无着、居无定所是庞大的孤儿、弃婴群体普遍面临的困境,他们才是最迫切需要救助、保障的对象。 (一)社会保障权概述 社会保障权理论最先从国外发展起来,西方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到今天已经比较成熟。西方绝大多数国家先后通过立法确认社会保障权是人人享有的生存权利,明确社会救济是国家和社会的一项责任和义务。基于此,欧美国家先后建立起了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这就是被称为“从摇篮到坟墓”的国家福利政策和制度。虽然经济危机时,这种福利政策对国家财政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负担,但对于民众,尤其是生活困难、处于困境的民人来讲,则是“福音”。《世界人权宣言》第22条规定:“每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员,有权享受社会保障”;第25条规定:“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在遭到失业、疾病、残废、守寡、衰老或在其他不能控制的情况下丧失谋生能力时,有权享受保障。”应当指出的是,作为普遍的权利,尽管讲求权利平等,《世界人权宣言》明确规定,公民只有在失业、疾病、残废、守寡、衰老的情况下,才有权享受来自于国家的保障,以维持必要的生活。这说明,享受社会保障权并非是无条件的,社会保障权的保障对象是那些处于生存困境的人。 1985年9月党中央在制定《“七五”计划的建议》中提出“我国要逐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制度雏形。”这是“社会保障”作为官方概念首次提出。但直到2004年进行宪法修订的时候,我国才在《宪法》第14条增加了一款“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的规定;同时《宪法》第33条、第44、45条对社会保障制度也做出了相应的规定。虽然《宪法》并没有明确提出社会保障权的概念,我们也不能确定的说社会保障权已经成为明定的公民基本权利,第45条对公民的救助做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劳动、生活和教育。”《宪法》规定没有明确说公民享有社会保障权,而是说公民在某种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我们就姑且从这一条规定来确认,公民享有社会保障权。 对于社会保障权的定义,有学者认为社会保障权是一项体现人类理性的“自然权利”;有学者认为社会保障权是法律赋予公民在一定条件下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以满足或维持其一定生活水平或生活质量的权利;等等。无论是那种角度,学者们大都明确指出公民是在法律规定的某种条件出现的情况下,即在生存、生活处于不良境地的情况下,国家应当予以救助。 笔者认为,社会保障权是指公民在法律规定条件下从国家获取物质帮助以维护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的权利。 (二)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权问题 有学者基于权利实现特征,把弱势群体分别区分为政治权利、经济权利、文化权利、民事权利、社会权利、法律程序权利等 权利实现中的弱势群体。这种区分明确指出,不同的社会弱势群体,其权利追求是不同的。对于全国数量庞大的弃婴、孤儿这样的弱势群体而言,他们追求的权利不会是政治权利,也不会是经济权利,因为生存下去才是他们最基本的也是最首要的追求。毕竟,“没有生存权,其他一切无从谈起。”对于他们而言,生活保障权远比那些政治权利重要的多,实际的多。如果活不下去,再谈其他什么美好的权利也不过是“镜花水月”。 任何公民在特定的情况下都应当享有社会保障权,这种保障权最起码应当包括维护自身相当生活水准的权利,至少包括免于饥饿的权利。我们所强调的弱势群体,面临重重困境,之中最紧要的莫过于能吃饱饭,能活下去。但各种报道中关于少年儿童流浪、乞讨、盗窃等等新闻或许可以告诉我们,这一群体处于何种危险境地。他们为什么会处于这样一种境地?他们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应该从哪里来?既然社会救济是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和义务,就应该由国家来提供救助,包括提供食物,提供居所,提供必要的教育,等等。也就是说,宪法所设定的规定情境已经出现,基于生存需要的自然属性,基于国家对公民保护的社会属性,国家就应当积极履行救助、提供物质帮助的义务。但从民政部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国家在弱势群体社会保障权实现中发挥了多大的作用。民政部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我国孤儿人数约有61万,其中政府收养的不到11万,另有50多万则“流落民间”。因此,要想让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权不会成为空话、沦为“纸上的权利”,国家义务的问题就不容回避。 社会保障论文:加强对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 摘要: 本文的弱势群体是指创造财富能力较弱的人群,比如目前城镇中有很多下岗、失业人员靠领取失业救济金、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金或者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费来维持生活。这种状况不改变,会加剧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的稳定。本文从弱势群体的分类以及弱势群体和社会保障的关系谈起,结合实际,进而指出我国现阶段救助弱势群体的措施,从而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 关键词:弱势群体,社会保障,社会救助 1背景链接 国务院总理朱铭基在向九届人大五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郑重地使用了“弱势群体”这一学术语,表示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城镇弱势群体的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之一。如何让城镇弱势群体走出贫困,成为一个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以再分配为手段而达到社会安定目标的一种正式的制度安排,它的主要内容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及社会福利。这一制度涉及到国家的权利与义务问题,它是工业化的产物,所以我们称它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1]。 社会保障并不是只面向弱势群体的制度安排,作为一个社会制度体系,它的保障对象是全体公民,但是社会保障制度与弱势群体社会保护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紧密联系。表现在社会弱势群体构成了社会保障制度最基本的具体对象,而社会保障制度又是以向弱势群体提供最低生活保障为最基本的职责,进而以促使全体社会成员在免于沦为弱势群体的同时尽可能地过上平等幸福的生活为历史使命。社会保障制度是对弱势群体进行社会保护的重要制度之一,在弱势群体社会保护方面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目前很多城镇和农村贫困人口靠领取失业救济金、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或者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费来维持生活,一些人甚至没有享受到最基本的医疗、住房、教育的待遇。这种情况不改变,会加剧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的稳定。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阶段,弱势群体的社会保护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和突出。要顺利实现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就必须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尽快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使之真正成为一个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分层合理、衔接紧凑、保障缜密的社会安全网,从而在弱势群体保护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2弱势群体问题研究 2.1社会保障制度涉及的弱势群体 从社会保障制度的主要内容和弱势群体的主要特征来看,社会保障制度所涉及的弱势群体主要是社会救济制度的对象群体。从理论上讲,社会救济制度作为人类生存权的经济保护制度,它的对象群体应该涵盖所有需要国家和社会帮助与支持的弱势群体,包括所有的生理性弱势群体和社会性弱势群体成员。但是在具体实践中,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和社会救济制度本身以及相关具体配套制度、法规的不完善,部分弱势群体实际上还没有被纳入到我国现有的社会救济制度保护范围之内。弱势群体是指创造财富、聚敛财富能力较弱,力较差的人群[2]。具体来说,我国社会保障知道涉及的弱势群体主要包括: 一、城镇和农村贫困人口 城镇和农村贫困人口是“三无”人员。这部分人员无论是在改革前还是在改革后,始终都是城镇贫困人口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到20世纪末,他们占贫困人口总数的比重已经大大下降了。二是贫困的失业人员。20世纪末,这部分人员在城镇贫困人口的比重急剧上升,逐渐成为城镇贫困人口的主要来源。三是因病致贫的人员。在改革前,城镇的劳保医疗制度相当健全,很少出现因病致贫的现象。改革以后,旧的制度不能有效运转,新的制度一时又不能衔接上来,不少城镇劳动者由于健康原因导致收入急剧下降,因病致贫陷入生活困境。四是贫困的老年人口。由于一部分企业在破产之前没有为职工办理养老保险,有一部分企业根本不在基本养老社会保险统筹范围之列,其职工在年老退休之后就失去了固定的收入来源。还有一些人领取的退休金水平过低,由于其原来的生活处境就不大宽裕,这些居民也往往成为城镇贫困人口的一部分。 二、城镇新生贫困群体 除了原有的城镇“三无人员”以外,其主要包括城镇新的待业人员、下岗失业人员、效益欠佳企业的职工及部分离退休职工和他们的赡养人口。在全球化趋势下,我国企业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尤其是传统的制造业和金融、贸易等服务性行业将被迫参与到全球性的竞争中去,这对长期以来习惯于在有限市场竞争中生存的中国企业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的考验,许多企业由于经验不足和准备不够将陷入倒闭的危险。失业下岗人员的数量将会进一步上升,而传统行业的就业空间会进一步压缩,如何适应WTO和全球化的挑战,可能是每一个企业和城市居民今后不得不考虑的重点,尤其是那些长期生活在“单位”体制内的人群,生活随时都可能发生变故。与失业下岗相伴随的是,城镇部分居民的贫困问题日益突出,失业意味着失去全部的生活来源,加上城市相对较高的生活支出,其结果只能沦为新的贫困群体,其社会地位也将从一个原来比较高的层面急剧下降。为了生存下去,越来越多的失业者,将会被迫卷入各种犯罪和反社会活动,用非法手段获得经济制度拒绝提供给他们的东西。 三、农民工 最近,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李强教授在其多篇文章及讲话中都提出了数量较多的城市农民工是一个具有“城市人”与“农村人”双重身份的特殊群体,他们既是农民向工人的“过渡人”,也是村民和市民的“中介人”,同时又是一个既难被传统农民认同,又难被城市居民接纳的“边缘人”。在他们身上最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他们主要分布在采矿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从事城市职工不愿干的那些又脏又累的工作,却享受不到或不能完全享受所在单位正式职工和城市居民应有的福利待遇和其它权益,所获报酬也比较低。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职业和生活缺乏制度化的保障,没有固定的居所,没有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他们在努力建设好一个个城市的同时,却不断地受到城市方方面面的排斥,并随时都有被解雇而流浪在街头的危险。到目前为止,这个群体已经达到上亿人的规模,事实上已构成了城市社会特有的“二元结构”中的“一元”,成为城市社会特别应当关注并加以保护的一个新生群体。[3]“城市农民工长期受户籍制度、劳保制度等一系列因素的限制,虽然离开了土地,又不能融入城市,他们己成为一个与农民和市民均不同质的群体,构成我国目前社会结构的第三元”。截至目前,大多数农民工从事建筑业、制造加工业 和服务业[4]。四、残疾人 残疾人是指因先天或后天的原因,导致心理、生理、人体结构上某种组织、功能丧失或者不正常并全部或部分丧失以正常方式从事某种活动的人,包括视力残疾、听力残疾、言语残疾、肢体残疾、智力残疾、精神残疾、多重残疾和其他残疾等。残疾人作为一个群体,对社会保障有着较健康人更多、更迫切的需求,但不同的残疾人对社会保障的需求亦有着差异,如社会救助、就业保障、康复治疗、特殊教育等等。 2.2社会保障制度与弱势群体的关系 综合分析上述内容,我们可以看出,社会保障并不是只面向弱势群体的制度安排。作为一个社会制度体系,它的保障对象是全体公民,但是社会弱势群体构成了社会保障制度最基本的具体对象。而且社会保障制度以向弱势群体提供最低生活保障为最基本的职责,以促使全体社会成员在免于沦为弱势群体的同时尽可能地过上平等幸福的生活为历史使命。它是对弱势群体进行社会保护的重要制度之一,在弱势群体社会保护方面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3我国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 在上一部分我们己提到,弱势群体是指那些依靠自身的力量或能力无法保持个人及其家庭成员最低生活水准、需要国家和社会给予支持和帮助的社会群体。这里我们将国家和社会给予弱势群体的一切支持和帮助,统称为弱势群体的社会保护。 针对弱势群体的不同需求,国家和社会给予弱势群体帮助和支持的措施有各种规模的扶贫活动、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保障弱势群体享受平等的教育机会、给予弱势群体住房保障、医疗救助、法律援助以及就业支持等。其中,社会保障制度是弱势群体社会保护的一项重要措施和手段,主要为弱势群体提供经济上的帮助和支持。 3.1社会保障制度对弱势群体的社会保护 社会保障体系是一个包括社会救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三个基本制度在内的多层次综合保障体系。因此,当我们习惯地把社会保障制度比作社会安全网时,我们应该意识到,它并不是单一层次的,而是一个由这三个层次复合而成的立体的社会安全网。其中第一个层次是社会救济,它面向全体公民,没有资格限定,任何公民在生活无以为继的时候都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取帮助与支持的权利,它主要满足救助对象的最低生活需求,直接面向弱势群体,包括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灾害救济、城乡福利院以及其他社会救助措施(如医疗救助等),这一层次社会保障制度的出发点是解除因各种原因陷入生活困境难以自拔者的生活危机。第二个层次是社会保险,它的对象是有收入的劳动者及依赖其为生的家庭其他成员,以保障劳动者的基本生活水平为标准,包括面向劳动者的各项社会保险制度(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这一层次社会保障制度的出发点是在解除劳动者的后顾之忧的同时使其免于沦为社会弱势群体。第三个层次则是各种社会福利制度,其目的在于不断改善和提高服务对象的生活质量,社会福利以全社会的公民为保障对象,主要满足人们的发展和享受需要,提高人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质量。 可见社会保障制度主要通过两方面对弱势群体进行社会保护:一是社会救济制度为现有的弱势群体提供最低生活需求的经济保障;二是社会保险制度保护劳动者及其家庭免于沦为弱势群体成员。 3.2逐步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 从当代全球化的发展历程来看,全球化进程绝非是一种自然发展过程的结果,科技的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势必加速并强化国际间的交往,但全球化现象的形成则主要取决于现存国际力量的关系,并将在以后的进程中继续显示这种力量关系的特征。而这种力量关系对全球社会造成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不平等与非均衡现象的显现。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AmartyaSen)曾指出,全球化的真正挑战并非来自全球化本身,而是常常与全球化联系起来讨论的敏感问题。[5]WTO对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挑战,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对不成熟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挑战。因此,检讨现实社会保障政策,应当成为推进中国社会保障改革的基础。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关于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制度: (1)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使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弱势群体 没有充裕的物质条件,是解决不好弱势群体的问题的,发展永远是硬道理,要继续推进经济的快速和可持续发展。缩小弱势群体的范围,就必须注重发展的实效性,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在具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同时,还必须对弱势群体进行发展观教育,“先富带后富”到“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过程,是时间早晚的事情。通过发展观的教育,坚定弱势群体对共同富裕的信念,逐渐使弱势群体由弱到强。 (2)社会保障制度安排的合理性与有效性需要得到加强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我们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和增长社会财富,因此,围绕着“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制定了一系列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政策。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各种深层次的社会问题逐渐显露出来,再加上全球化的影响,全球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与调整,弱势群体的问题也就日益凸现出来了。针对这一变化,在宏观政策层面上对原来重点强调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和追求效率优先的原则,适当调整到以全体社会成员共生发展、共同富裕和效率与公平并重的政策上来,其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迫在眉睫的大事。因为这些政策的调整从根本上可以防止社会两极分化的扩展和对弱势群体的扶助。 (3)国家的财政支持应到位 毫无疑问,政府承担着保护弱势群体和主导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当然责任,这种责任不仅体现在推动社会保障立法、监管社会保障运行等方面,尤其直接、具体地体现在政府承担的财政责任上。国家财政支持的到位,不应仅仅表现在国家加大对弱势群体保障资金的投入和不断扩张社会救济支出比重,而且应扩大公益性劳动事业,以工代赈,通过修路、架桥、建医院、学校、机场等吸纳更多的拥有劳动能力的社会弱势群体就业。还应该形成完善的社保基金监管机制,贯彻专款专用的原则,并且在地方上摒弃所谓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将有限的财政收入用到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当中。 (4)重点落实个人所承担的责任,让先富起来的居民更多地分担一些社会保障责任 目前需要落实的措施包括:一是规范工资统计范畴,根据实际工资收入征收各项应当征收的社会保险费,杜绝瞒报、漏报收入的现象,让受到救助的群体确实是最需要帮助的群体;二是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让年轻的劳动者分担起中老年职工的部分责任;三是在维护孤老残幼等极端弱势群体的生活权益的同时,按照不营利的原则对相关社会福利收取服务费。 (5)推进和做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对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的忽略,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一大失误。[6]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化和农村居民地位的相对弱势化,既体现了农村对建设社会保障体系的客观要求,也反映了农村居民生活风险的累积与社会风险的累积。因此,我们认为,要真正保护农村居民中的弱势人口并促使绝大多数农村居民免于沦为弱势群体,就有必要积极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国务院于20__年1月出台了《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并在农村合作医疗的筹资、管理体制、补偿模式、监督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创新和突破。但在农村的低保还处于探索阶段,农村的养老保障还是一项 全新的工作,这也正暴露出我们社会保障这张安全网的漏洞所在。无论是建立农民的养老保障制度,还是将农民工纳入低保当中,社会保障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势在必行。(6)要重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仅靠政府单一的社会支持是远远难以满足弱势群体的需要的。因为就一个国家的政府支持系统而言,其主要是靠制度化的社会保障来进行的,而弱势群体中,相当一部分人是无法纳入到政府有限的社会保障系统的(如农村中的弱势群体)。虽然,各级政府经常在过年过节的时候搞一些“送温暖”活动,扶助那些社会保障体制外的弱势群体,但说到底,这只是政府部门的一种“道德努力”,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大面积的弱势群体问题。政府当然不是全能政府,我们也不可能要求政府样样具备,事事恭行。但政府完全有责任把各方面的社会力量都组织协调起来,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真正作用。这种非政府组织至少包括各种非政府团体、慈善机构、群体组织、社区组织、志愿团体以及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的家庭和个人。群体的力量是无穷的,这些非政府组织的建立往往是单纯的政府社会保障无法替代的。 (7)加快社会保障立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救助弱势群体不是对弱势群体单纯的同情、施舍和恩赐。一个国家能否建立妥善解决弱势群体的制度性社会机制,是这个国家能否成熟的最重要的表现之一。我国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宗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政府的神圣使命。近年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针对弱势群体方面的制度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在推进改革过程中,中央和地方政府相应出台了一系列行政法规。但总的来说,我国的社会保障立法还没有形成体系,立法层次较低,多数是以“规定”、“条例”、“办法”、“暂行条例”等形式,法律效用较弱,在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基金征缴以及违反规定处罚时,缺乏法律手段和强制力,削弱了社会保险的权威性和推动力。罗尔斯曾强调:“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美德一样。”[7]社会正义的重要性可见一斑。但社会正义的实现需要法律的推动和支持,针对弱势群体的利益,我国宜出台一系列完整的《社会救济法》、《社会保险法》、《社会福利法》等,从而形成一套完整的《社会保障法典》。也可以制定《社会保障法》的同时,制定社会保障相关法律,以一法为主,多法并行方式运做。 4结束语 综上,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对我国经济健康快速的发展和和谐社会建设的成败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总之,只有充分研究弱势群体的基本情况,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制,加强对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是当务之急。 社会保障论文: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贯彻落实城镇建设工作会议的情况汇报 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贯彻落实城镇建设工作会议的情况汇报 为促进社会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我县将确定为“城镇建设年”。为推进工作,平坝县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发挥职能作用,采取五项措施为推进“城镇建设年”工程项目建设积极服务。 一是积极做好工伤保险及预防工作。深入施工现场大力开展《工伤保险条例》等法律法规宣传,简化工伤办理手续,及时开展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和工伤保险待遇支付等工作,最大限度减轻企业负担,全面推进在建工程项目依法参加工伤保险,切实维护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权益。 二是积极探索和推进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工作。加强对被征地农民的调查摸底,努力探索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机制,为推动我县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启动实施夯实基础。 三是积极开展就业与再就业工作。开展好农民工职业技能宣传培训,利用发包单位和施工单位到( //)县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办理用工登记备案的时机,整合县人力市场资源,积极为用人单位和农民工之间开展好用工推荐服务,提高就业率。 四是加大劳动监察力度,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严格执行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加大施工现场劳动监察力度,杜绝拖欠劳动者工资现象发生,为项目工程顺利实施提供保障。 五是依法开展劳动仲裁和劳动关系调解,维护合法的劳动用工关系。按照《合同法》、《劳动合同法》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法律法规,加大劳动仲裁和劳动关系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力度,积极推进建立规范有序、公正合理、互利共赢及和谐稳定的新型劳动关系。 社会保障论文: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落实县领导干部会议精神的汇报材料 人事 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关于落实县领导干部会议精神的 汇报材料 全县领导干部会议召开后,我局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提出的具体要求,针对今年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作的新形势、新特点,对20__年的工作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谋划,确立了“紧紧围绕“一产立县、二产强县、三产兴县”发展战略,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突出再就业、就业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三件大事,抓住人才引进、干部队伍管理和劳动用工监察三项重点,充分发挥自身功能、不断强化服务,以争先分创优的意识,勤奋务实的精神,努力调动广大干部职工和专业技术人员的积极性,确保干部职工队伍和离退休人员的思想稳定,为促进全县经济的发展做出应有贡献。”的基本工作思路。今年,我们重点要抓好以下几项重点工作: 一、深入贯彻落实全国再就业工作会议精神,积极引导,开拓渠道,努力为下岗职工实现再就业创造条件。 今年再就业工作的主要特点是数量大、问题多、任务重。一是下岗职工、失业人员、适龄劳动力人数进一步增加。二是再就业资金有存在一定缺口。为了确保完成省市下达的再就业各项指标任务,确保社会的稳定,我们准备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1、足额筹集再就业资金,确保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 到今年年底,所有进再就业服务中心托管的下岗职工,将全部出中心,转入失业。因此,为积极稳妥地做好这项工作,我们首先要保证再就业资金足额筹集到位。计划今年要实现筹资300万的目标,以确保下岗职工出中心时经济补偿金等项费用有足够的资金来源,同时还要确保出中心后的下岗职工按月领到生活费,从而确保下岗职工出中心工作的顺利进行,确保这部分人员的稳定。 2、加强宣传引导,转变就业观念,确保下岗职工再就业率达到75以上。 为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准备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加强宣传,引导下岗、失业人员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具体要采取领导访谈、典型报道等多种形式,教育引导下岗失业人员要认清形势,正视现实,自己地转变就业观念。同时,要积极鼓励他们通过非国有制、非全日制、非固定单位、临时性、弹性等灵活多样的方式实现就业。 二是强化就业培训,努力提高下岗、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的本领。今年计划举办各类技能培训班10期,培训下岗职工1000人,真正形成以培训促创业,以创业促就业的渐进就业局面,确保再就业率逐年增加。 三是积极开展再就业援助行动。计划联合街道办、县总工会、县妇联、共青团、广播电视局等单位组织开展“再就业援助行动”。通过采取在公共场所开设就业专场、社区开发公益性岗位等措施,努力使那些年龄偏大、技能偏低、竞争力较弱的下岗、失业人员尽早实现再就业。 四是抓住我县项目建设大发展、大投入的有力契机,积极宣传,引导用人单位吸纳下岗、失业人员,为下岗、失业人员创造就业岗位,进一步拓宽他们的就业领域。 3、加大力度、落实对下岗职工的各项优惠政策。 根据国家、省、市再就业的有关精神,今年准备制定出台《关于下岗、失业人员自谋职业的实施办法》,对自谋职业的下岗职工从政策上给予支持和优惠。调动和鼓励下岗失业人员利用政策,自我创业。同时,还要做好《再就业优惠证》的发放和管理工作。以规范对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的管理,这项工作我们在调查摸底的基础上,已起草了初步方案,准备再进一步修改完善,争取四月底出台实施。此外,为使上级制定的各项下岗职工再就业的优惠政策得到贯彻落实,我们还准备联合财政局等有关部门,加强对下岗、失业人员优惠政策落实情况的检查和督导,确保上级各项优惠政策落到实处,为下岗、失业职工实现再就业创造宽松环境。 二、以实现“两个确保”为重点、不断完善和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今年的社会保险工作,我们准备紧紧围绕确保离退休费和失业保险金按期足额发放这个目标,努力做好五项工作: 1、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险覆盖范围,努力实现广覆盖的目标。在巩固现有参保人数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宣传和规范管理工作。抓宣传,重点是抓好城镇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参保的宣传工作,努力提高参保对象对参加社会保险重要意义的认识,逐步增强他们的参保意识。今年争取在城镇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的参保数量上,得到进一步扩大,为今后的扩面工作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抓规范管理,一是要抓好为中断养老保险关系的职工办理"接续卡"工作,为他们继续参保创造便利条件;二是要认真做好 社会保险登记工作,及时向地税局提供情况,为扩面征缴提供依据。今年,我们争取新纳入参保人数要达到1000人以上;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覆盖率继续巩固在100;国有、集体企业养老保险覆盖率达要到96以上;城镇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养老保险覆盖率要达到市局规定指标;失业保险覆盖率巩固在100。 2、抓好离退休职工养老保险费的发放工作,社会化发放率保持在100。从工作程序上,我们要坚持做到年初搞好各月份养老金支付的预测,每月20日前做出当月的发放计划,25日资金到位,确保按时足额发放。同时,要认真做好对养老金发放的跟踪调查工作,坚决杜绝人员死亡后继续领取养老金现象的发生,确保养老保险金发放工作万无一失。 3、认真做好征缴基数的核定和稽核工作,努力实现社会保险费的征缴与支出基本平衡。今年要继续把对参保单位和个人缴费基数的核定和稽核工作当做一个重要环节来抓。通过核定和稽核确定出准确的缴费基数,为地税部门征缴社会保险费提供及时可先辈的依据,防止少缴、漏缴现象的发生,切实保证社会保险费的征缴工作做到应收尽收。年内对参保单位的核定面要达到100,稽核面要达到35以上。努力争取实现全年社会保险金的征缴与支付达到大体平衡。 4、巩固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成果,进一步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在总结上年医疗保险制度运行情况的基础上,要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机制,并认真抓好落实。同时,我们还要采取措施,进一步加强医疗保险费的征缴工作。年内,医疗保险基金征缴额要争取达到1200万元,以保证医疗保险制度的正常运行,并为今后平衡的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此外。进一步扩大医保工作的覆盖范围,年内使参保的人数达到18000人,做到应保尽保。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我们还要在服务管理和降低开支方面进一步做好工作。一是要抓好对定点医疗机构和药品零售药店的管理工作,要加强对他们的监督,努力使他们提高服务质量,今后还要进一步引入竞争机制,通过竞争改善服务,降低开支。二是要加强对医保工作的稽核和严格外地转诊的管理。在严格管理程序,堵塞工作中的漏洞,把坚决防止不应有的医疗费"流失"现象的发生,从而达到降低开支,保证治疗的目的。三是加强对享受公费医疗的离休人员、二等以上伤残荣军、省以上劳模医疗费的开支管理,认真做好烈属及带病还乡伤残军人医疗费减免工作,使两项费用的支出比上年度降低10和控制在15万元以内。 5、继续做好失业保险征缴和管理工作,确保失业人员失业保险金的及时足额发放,社会化发放率保持在100。今年在失业保险工作中,我们主要抓好以下工作:一是要建立失业保险个人缴费登记制度,对符合享受失业保险待遇的失业人员做到"无障碍接收"。二是保证失业人员失业保险金的及时足额发放,确保他们的生活。三是根据市场需求和失业人员的愿望,有针对性的开展失业人员职业技能培训,提高他们再就业竞争能力。四是要做好信息服务工作。上半年准备对失业人员再就业情况进行一次跟踪调查,根据失业人员的实际需要,通过人才劳动力市场等各种渠道,定期为失业人员提供就业信息,努力帮助他们尽快实现再就业。 三、拓宽渠道,广开门路,努力解决高层次人才匮乏与低层人才过剩的问题,努力维护社会稳定,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 1、在开发、引进高层次人才方面,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加强规划,有针对性实施人才战略。今年,我们准备,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县实际研究制定我县的《人才规划》,明确今后五年人才工作指导方针、目标规划和相关的配套政策措施,使人才工作做到有计划、有目标、循序渐进地开展,使其真正成为我县“人才战略”的基本规范,以保证现在人才与经济的发展大体相适应。 二是政策引导,努力培养和招拦有用人才。在高层次人才工作上,我们将坚持开发与培养为主、引进与吸纳为辅的原则。引进人才要紧紧围绕服务县域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本着“政策引导,引进急需,放眼未来”的原则,重点吸纳和引进教育、农业、工业和管理方面的本科以上的人才。培养人才,要着眼于各行业的未来需求,通过联合办学、成人教育、脱产学习等多种形式,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培养有一定基础和实践经验的现有人才,使他们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增长知识,成为我县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需的高层次人才。根据我县实际,近期内要把培养人才,作为解决我县人才匮乏问题的主要途径。 三是立足我县实际,大力开发乡土人才。作为农业大县,我县在今后一个时期,还将需要大量的基层实用型农业人才。因此,我们还要继续坚持开发乡土人才。在建立乡镇人才劳动力服务站的基础上,要进一步完善其功能,切实发挥其承上启下的作用,努力在我县建设一个以县为龙头、乡镇为枢纽、村为触角的三级乡土人才网络体系。同时,加大对乡土人才的宣传力度,充分发挥他们的典型示范带动作用,促进我县农业家村经济快速发展。 2、在解决低层次人才和社会富余劳动力就业方面,努力做好以后工作: 一是强化就业服务功能,大力开展人才交流和职业介绍,努力解决大中专毕业生和社会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积极开展求职登记、就业指导和招聘洽谈活动,增加市场集日,由现在的每月8日、18日两次,增加到每月8日、18日、28日三次市场集日。尽可能多地为求职人员创造机会。 二是提高服务质量和办事效率。把合同签订、鉴证、社会保险、就业培训、劳动人事等业务与市场用工、求职溶为一体,使人才劳动力市场成为“一站式”服务机构,以方便用人单位和求职人员办事。 三是加强对外联络,广辟就业门路,努力扩大劳务输出。在巩固现有国内外输出客户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新渠道,争取年增输出量达到10以上,以缓解县内就业压力。 四是积极开展就业指导与培训。逐步建立公共就业服务制度,今年主要对下岗、失业人员、大中专、技校毕业生实施重点帮扶,实行免费就业培训,力争帮扶上岗率达到80以上。 四、进一步加强公务员和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建设,规范管理、强化培训,不断提高整体素质。 1、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公务员条例》、《干 部任用条例》和《考核奖惩暂行办法》,严格按程序做好股级干部任免、公务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考核工作,通过严格考核规范工作人员的行为,调动各类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努力建设一支“善谋事、会干事、干成事”干部队伍。 2、加强公务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培训工作。年内主要抓好四项培训:一是新任股级干部培训,培训率要达到100;二是公务员骨干培训,按上级需要完成培训任务;三是公务员英语培训,年底前,全面完成45周岁以下公务员的初级培训任务,并争取98以上通过考试达到合格标准;四是法律知识培训,与有关部门配合,争取全面完成市下达培训任务。 3、严格政策、程序,认真做好专业技术人员的资格评审与聘任工作。继续坚持两个回避的考核、评审原则,坚持量化考核与述职答辩相结合的考核、评审办法,确保考核评审结果的客观公正。同时要严格按程序组织好各类职称的资格考试工作,使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人员尽快走上相应岗位。 五、加大以个体私营企业为重点的执法监察力度,进一步规范劳动合同的管理。 1、加强对非法中介组织的检查,维护劳动力市场秩序。今年要对非法中介组织进行不定期的检查,严厉打击非法职业中介和欺诈行为,对干扰市场秩序的非法中介组织,要给予行政处罚,对屡纠不改的要坚决给予取缔,确保我县良好的用工环境和秩序。 2、继续深入开展就业证、劳动合同签订与履行情况和推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专项检查,全年检查各类企业不少于300家。努力规范用工行为,维护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促进劳动关系的和谐与稳定。 3、继续贯彻落实《河北省劳动合同管理办法》,全力推进劳动合同制度实施,按省市要求力争实现全县劳动合同制度在我县各类企业的全覆盖。主动与工商部门搞好配合,努力使新增私营企业、个体经济组织用工的劳动合同签订率达到95以上。同时,要继续抓好职业技能培训与鉴定工作,进一步规范社会力量办学的管理。 4、充分发挥仲裁员队伍的作用,加大劳动争议案件的调解力度。进一步加强仲裁员队伍的建设,根据需要调整专兼职仲裁员,同时要搞好业务培训,不断提高他们的办案水平和办案质量,确保全年劳动争议仲裁结案率达到95以上。 做好上述工作的主要措施 (一)加强自身建设,全面提高全员综合素质。按照“善谋事、会干事、干成事”的要求,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强全局干部职工队伍素质和作风的建设。一是以落实“十六大"精神为契机,在干部职工中大力倡导勤奋务实、开拓进取、争先创优的良好精神风貌。二是加强行风建设。在全系统深入开展以“优化发展环境、做诚信乐亭人”为主题的行风建设活动。通过开展活动使全员进一步树立宗旨观念、大局意识和服务意识,树立人事劳动部门的应有的良好形象。三是继续坚持开展业务技能练兵活动,通过抓业务训练、基本技能训练,相关知识培训,使全体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能够跟上时代的发展,适应新形势下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作提出的新要求。 (二)加大宣传力度,为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作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进一步加强对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险法规的宣传。今年,拟定在3月、5月、9月和11月,对《劳动法》、国家公务员条例》、《河北省劳动监察条例》、《河北省市场管理条例》、《河北省社会保险管理条例》五项法规,组织开展四次大规模的宣传活动。同时广泛利用集市咨询、进厂讲解、举办专门培训班等多种有效的形式加大宣传力度,使人事、劳动各项法规,逐步达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三)继续实行百分制考核管理办法,规范内部管理。在机关内部我们将进一步完善和实行百分制目标考核,以充分调动全体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在全范围内营造一个在全局营造一种比作风、比干劲、比能力、比贡献,有为有位、无为无位的良好氛围,确保全年各项目标任务的圆满完成。 社会保障论文:论当前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模式选择 一 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模式选择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重大问题 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完善,客观地要求建立一套与之相适应的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因此,在推进中国的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必须要高度重视社会保障体系的转轨。我在研究国有企业改革、经济转型等问题时,就开始注意到社会保障体系问题对于整个经济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影响,如在1994年出版的《企业改革:模式选择与配套设计》(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中,我对于国有企业的社会保障职能、新加坡的社会保障制度等均进行了相应的研究。 (一) 社会保障模式选择的理解 从世界范围内看,社会保障体系的主要模式有两种: 1 现收现付模式(pay-as-you-go system),这种模式以德国最为典型,故又称为“德国模式”。其基本特征是社会保障成本的代际转移是以收定支,即由在职职工承担已退休职工的社会保障成本;支付给退休者的社会保障资金是直接来自该时点的在职劳动者负担的社会保障费用。这一模式要求有较小的人口压力、年轻的人口结构、较强的国家实力、完备的税收体系等。但是,在这种模式下,社会保障负担随着支出的增长而逐年提高,而且资金完全没有积累。 2 个人帐户模式。这种模式强调雇员的个人缴费和个人帐户的积累,退休者的社会保障权益来自本人在工作期间的积累,且所积累的资金通过投资基金进行运作。这种模式以智利的模式为代表。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具有累积性和增长性,资金供给比较稳定,在经济波动中表现出较强的抵抗能力。 在现收现付模式中,政府在事实上承担了巨大的社会保障债务,尽管在许多情况下这一债务是隐性的;这就对政府的社会保障支出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随着社会保障支出的增长,政府在各种压力下被迫提高收费标准,这必然会抑制经济增长,干扰经济运行中的正常的激励(incentive)机制的运行。因此,不仅许多人口压力较大的发展中国家难以承担现收现付模式带来的债务压力,即便是一些经济实力强、人口压力小的发达国家也越来越意识到现收现付模式的负面影响。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这种现收现付的社会保障模式、以及由此体系支持的较高的社会福利水平,是形成欧洲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中的“福利病”的重要原因。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实行个人帐户模式。 (二)中国社会保障模式的演变 在50年代,中国建立了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以企业为单位,基本上采取现收现付的模式,将社会保障成本进行代际转移。这一模式当时之所以是比较有效的,是由于当时的人口年龄结构年轻,同时这一模式得到计划经济体制的支持。随着中国开始实行市场经济,人口年龄结构也逐步趋于老化,社会保障问题开始引起关注。1991年6月,中国政府颁布了《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开始着手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提出,要建立一个企业职工社会养老保险统筹和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制度,其基本思路,是逐步建立职工的个人帐户,将企业与个人缴费的大部分积累于个人帐户,以试图缓解现收现付制度与人口老龄化的矛盾;与此同时,促使职工承担一定的社会保障成本,以减轻企业的负担。在这一模式框架下,中国的社会保障部门正逐步着手扩大这一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范围,如逐步将私营企业、部分地区的农民等纳入这一框架。 不过,中国目前的社会保障模式尽管从名义上是个人帐户制度,但是其实质依然是现收现付制度,因为现收的记入个人帐户的资金同时就用作社会保障的支出了,个人帐户中的资金只是帐面上的;与原来的现收现付模式相比,其差异就是将风险分散单位由企业转变为地方政府,同时中国当前实行的新制度不仅要负担上一代人的保障成本,还要为在职一代积累社会保障资金。因此,中国当前实行的这一模式是一个名义上、帐面上的个人帐户制,在实质上是一个高标准、高负担的pay-as-you-go模式。 (三)当前中国实施的社会保障模式不能适应当前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需要 因此,尽管我国的社会保障部门为推行新的社会保障体系作了大量工作,但是,当前我国社会保障模式及其运行状况还远远不能适应经济改革与发展的需要。我们认为,高效率的社会保障模式,应该达到以下几个方面的目标 :(1)社会安全网的建立;(2)社会进行储蓄与积累的重要手段;(3)维持对工作的积极的激励机制;(4)对所有权结构形成积极的影响;(5)建立一个低成本、高效率的管理体制;(6)确定适宜的收入分配目标;(7)解决失业救济及劳动力流动问题,等等。从这几个角度出发,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当前的社会保障体系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重大问题。 首先,当前以现收现付为基础的社会保障体系将不能适应中国正在进行的显著的人口年龄结构变迁,不能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中国当前的人口结构和独生子女政策,使得中国的人口结构将在不长的时期内进入老龄化社会。如果不在当前年轻人口较多的阶段及时建立以个人帐户为基础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国政府必然会难以承担越来越庞大的社会保障成本,并且会被迫在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条件下进入老龄化社会,并被迫投入更大的成本来解决这一问题。根据粗略的估算,中国社会的老龄化推进很快,2000年左右将进入老年型国家(即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占总人口的7%),2003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达到9000万,相当于目前欧洲老年人口之和。据劳动部门测算,基于当前的社会保障制度,加上物价上涨等因素,从2025年起,中国政府将每年需要拿出5000亿――14000亿元用于维持城市退休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障 。显然,如果中国继续沿用当前这种以现收现付为基本特征的社会保障模式,到下个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将受到威胁。 其次,当前以现收现付为基础的社会保障模式在老龄化社会到来后,会扭曲经济运行中的积极的激励机制。在退休职工占人口较大比重时实施当前的现收现付模式,就会使在职职工的个人所得在纳税后,一方面要负担相当比例的退休职工,另一方面还需要承担自身的社会保障成本,最后所剩余的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实现有限。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在进入老龄化社会以后,在职职工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成本会相当高。如果按照目前的城市职工社会保险水平和标准,并采用现收现付模式,到2020年,工资的提取率将达到32.3%,到2040年将达到40.2%。 即便是在经济实力强大的德国,目前也遇到了社会保障负担过大、从而扭曲正常的激励机制的问题。1997年德国的失业人口达到439万,失业率也相应达到11.4%,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高社会保障降低了公众的工作积极性。根据德国联邦银行1996年公布的资料,如果将德国餐饮业就业者每个月的最低纯收入与社会救济 对象的收入状况进行对比,就会发现,如果没有子女,前者比后者多收入276马克;如果有一个子女,前者比后者少收入41马克;如果有两个子女,前者比后者少收入573马克。高社会保障水平甚至造成了社会救济收入大于劳动收入的现象,直接导致了社会激励机制的紊乱。 与德国、荷兰等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扭曲积极的激励机制相比,新加坡的做法更值得借鉴,新加坡公积金中的自存自用、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只有努力工作才能不断充实个人帐户的制度设计,就有效地实现了积极的激励机制与社会保障功能的兼容。 第三,当前的社会保障模式不符合现代科技发展的新趋势。为了控制社会保障的成本,当前我国对于退休职工的消费、医疗等实施不同范围的控制,如限制特定的新药品的报销等。但是,当代科技进步主要体现在生物化工、医疗器械、信息技术等方面,这些领域的技术进步在很大程度上为退休职工扩大消费、改善医疗等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即便政府限制退休职工对这些新技术的应用,在社会观念、家庭观念的影响下,退休职工所在的家庭、企业也可能会积极为退休职工创造条件运用这些成本较高的新技术,这就进一步扩大了事实上用于社会保障的成本。 第四,继续运用现收现付为基础的社会保障体系,企业所承担的巨大的社会保障职能必然会成为企业改革的重要障碍。正如我们在《企业改革:模式选择与配套设计》一书中指出的,企业运算社会保障体系方面的沉重负担,“本源的错误应该归结于退休金的现收现付制度”。现实地看,巨大的社会保障成本已经成为不少国有企业的经营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我们在企业改革的实际操作中也遇到不少类似的问题,在比较不同模式的基础上,我们开始尝试在一些打算上市的企业中划出一部分国有资产,为职工建立个人帐户,从而设法解决社会保障成本对于企业改革的制约。这一做法体现了我们对当前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些设想和设计,我们在后面还将继续讨论。 第五,继续运用现收现付为基础的社会保障体系,就会增大居民对于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预期,增大其储蓄倾向,这对于当前扩大消费、刺激内需的宏观政策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制约。 第六,现收现付为基础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利于全社会进行储蓄和积累。 二 当前中国社会保障模式的选择与方案设计 (一)建立以个人帐户为主导的分层次社会保障模式 1 我们所设计的社会保障模式的不同层次 我们可以看出,当前实施的以现收现付为基本特征的社会保障模式,可以说是一种令各个阶层、各个方面都不满意的模式:政府承担了过大的社会保障成本;企业的负担过大,不利于企业改革的深入;退休职工的社会保障权益得不到保障;在职职工需要承担过大的社会保障成本。因此,这一社会保障模式必须进行改革和完善。综合考虑中国的人口压力和财政的承担能力,以及中国国情的复杂性,我们认为,当前应该建立以个人帐户模式为主导的分层次的社会保障模式,即大幅度地建立强制型个人帐户,继续保留现收现付模式(pay-as-you-go)以满足社会的基本需求,对于少数高收入阶层可以通过购买额外的商业保险来进一步提高自身的社会保障水平。 首先,在在职职工中大幅度、大范围实施个人帐户模式,并将其作为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主导性模式。这一模式的基本特点是强制缴款、政府免税、确定严格的比例要求、建立严格的资金管理程序和制度。 其次,保留现收现付模式以满足社会的基本需求。这一方面可以保证低收入阶层的基本生活要求,同时,由于这一阶层的人口规模有限,政府用于这一阶层社会保障的财政负担也是有限的。 第三,对于一些高收入阶层,可以鼓励其购买额外的商业保险。 但是,在这个分层次的体系中,个人帐户模式应该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商业保险和现收现付都只能发挥辅助性的职能。关于现收现付与个人帐户的利弊比较,学术界已经有了广泛的研究并已经有了共识,但是,在当前的社会保障体系设计中,还存在不少关于社会保障和社会保险、商业保险等关系的误解,我们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探讨。 2 要恰当处理社会保险在社会保障中的地位和作用 我们之所以强调社会保险在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中只能占据辅助性的地位,是由于社会保险与个人帐户模式相比存在许多内在的缺陷和弊端: 首先, 社会保险在资金运用方面,实质上是运用大多数投保人员的资金来支持少部分需要支持的投保人员,具有显著的平均主义和社会再分配的特点,只要支出需要符合相关的条例就可以使用,没有明确、稳定、积极的激励(incentive)机制,过分强调安全感必然会相应减少努力工作赚钱的动力,从而不利于形成对个人进行社会保障积累的激励。 其次,商业保险对于职工没有强制性的约束,而是居民的一种自愿性的金融行为;而以个人帐户为基础的模式则能够通过确定强制性的缴款来保证社会保障体系获得稳定的资金供给。 第三,为了体现政府对于社会保障体系的扶持,政府一般对纳入个人帐户中的社会保障资金免税。但是,商业保险难以享受免税的优惠政策。具体来说,有许多保险品种的设计类似于银行储蓄,也可以说是银行储蓄的一种变种产品;如果对这些险种实行免税,就必然在商业银行储蓄和商业保险之间形成不平等的竞争格局。 第四,为了保证稳定、充足的社会保障体系的资金供给,各国政府一般对纳入个人帐户的社会保障资金规定严格的比例要求;但是,这一点在商业保险中是难以做到的。 第五,商业保险的险种设计不能够充分满足社会保障的要求,而只能规避特定领域的风险。这是由商业保险的运作特点和基本性质决定的。 第六,在比较成功地实施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国家中(如新加坡),其政府对于将保险形式引入社会保障体系始终持十分谨慎的态度。例如,直到新加坡逐步由中等收入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之后,新加坡政府才在社会保障中引入了少部分的保险形式,如“健保双全计划”对特定的大病和大手术给予保险,花销可以超出个人帐户中的储蓄等。但是,从总体上说,这些保险式的社会保障安排相对而言十分有限,项目也很少 。 因此,社会保险只是一种金融产品,社会保险中的一些产品可以在规避一些特定风险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但是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只能发挥辅助性的职能。正如我在《企业改革:模式选择与配套设计》中所指出的:“象我国这样的低收入国家不宜于搞过多的、与经济实力不相称的社会型保险,而需要注意保障制度与维持激励及储蓄之间的关系”。 (二)以企业集团为突破口推进个人帐户模式 1 当前由政府承担由旧体制向新的体制转轨中的成本的难度较大 既然我们已经明确中国社会保障模式应该是以个人帐户为主导的分层次的格局,那么,当前我们就面临一个从当前的以现收现付为基础的社会保障体制向个人帐户制转轨的问题。 中国当前的社会保障体制的转轨,首先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确认并补偿劳动者在原来体制下对原有的社会保障体系缴款并逐步积累形成的社会保障权益,这一权益事实上也就是政府对于劳动者的社会保障债务,只不过在原来的体制下,这些社会保障债务是隐性的。因为中国长期实行低工资制度,劳 动者在获得工资之前已经扣除了社会保障资金,但是,在原来现收现付的体制下,这些社会保障资金并没有以基金的形式积累起来,而是用于进一步的国有投资,并形成国有资产。中国当前进行的社会保障体制转轨,必然会使原来政府承担的社会保障隐性债务显性化。 在这个转轨的过程中,最为理想的方式就是由政府承担全部 的社会保障债务,从而为以个人帐户制为基础的社会保障模式的健康、平稳运行创造良好的启动环境。人们在总结智利成功实现由现收现付模式向个人帐户模式转轨的经验时,由智利政府承担全部社会保障成本、进而投入巨额资金支持新的模式的建立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据测算,智利政府承担的社会保障债务的总规模约占到其1981年的GDP的80%,债务的最高峰值为GDP的4·8%,随后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到2025年智利政府将全部清偿所有债务。考虑到中国的社会保障水平较低、目前的人口年龄结构尚比较年轻等因素,据世界银行测算,中国政府为了推进社会保障模式的转轨所需要承担的社会保障债务的规模会比智利要小 。 不过,尽管中国政府可能承担的社会保障债务规模要比智利小,但是考虑到当前的财政收支状况,由政府承担这一规模依然有相当的难度。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正是由于政府需要承担的隐性社会保障债务规模相对较大,才使得中国政府选择了目前这种名义上的个人帐户制、实质上的现收现付制的社会保障模式。 2 以企业集团为突破口推进以个人帐户制为主导的社会保障模式 如前所述,庞大的、需要中国政府承担的社会保障债务直接制约了以个人帐户制为主导的社会保障模式的实施。那么,是不是我们就无所作为呢?经过我们的分析和实践探索,我们认为,从当前一些企业集团着手,我们可以逐步推广个人帐户制。 之所以选择一些大型的企业集团,是基于以下一些理由: (1)政府对于政府机关、不同形式的企业、城市和农村等不同单位的职工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承诺本来就是存在差别的。从政府对于社会保障的承诺强度看,可以说是从政府机关、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等依次减弱的。企业集团作为国有经济的主导性力量,在我国经济运行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对企业集团的承诺是较强的;从企业集团着手推进个人帐户制,能够获得各个方面的认同。 (2)政府在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中,将“减人增效”作为一个重要的措施;在实施的“减人增效”的改革中,国有企业为安置下岗人员已经承担了不少成本,这些成本中可以说主要就是社会保障成本;从企业出发建立个人帐户制,可以说是对这些支出的规范化。 (3)目前一些企业集团的经营状况较好,还有相应的实力来承担推进社会保障改革的成本,可以考虑划出这些企业集团中的国有资产的5%-10%,来专门建立这些企业中的职工的社会保障个人帐户。 (4)我们在一些企业集团的公司制改造和上市工作中,已经就这一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尝试。 (5)以企业集团为突破口,比较容易获得企业的支持和配合,进而在整个改革的推进中形成一种良好的示范效应。而在当前正在实施的所谓“社会统筹和个人帐户相结合”的社会保障体系中,由于社会保险费率上升、负担不合理等,欠交、少交社会保障基金的企业明显增加;社会保障负担重的企业出于甩包袱的倾向,参加所谓社会保险的态度十分积极,而一些社会保障负担轻的企业则设法逃避责任。 (6)将再就业、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职能继续留在企业,必然会对企业的经营形成巨大的压力,通过划出一部分国有资产来推进社会保障模式的转轨,能够将企业职工再就业、医疗、养老等基金社会化,相应的风险也就社会化了;企业此时可以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导向参与市场竞争,而可以较少考虑社会保障职能。 当然,以企业集团为突破口推进个人帐户的方案也有一些缺点,这主要包括:(1)不同企业集团之间的经营状况参差不齐,推进的难度不一;(2)会在不同企业、不同地区之间形成不平等格局;(3)企业集团通过股份化改组明确国有股权,并从中划出一部分国有股份作为个人帐户的社会保障基金,从总体上看,社会保障的风险并没有从企业分散出去,而是依然留在本企业中,这些国有股的售出需要等待适当的市场时机。 (三)建立高效率的、市场化的社会保障资金的管理和运作机制 在初步建立了以个人帐户为主导的社会保障体系后,随之而来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建立高效率的、市场化的社会保障资金的管理和运作机制。显然,这一机制的建立,对于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顺利运转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在设计社会保障资金的运作机制时,我们应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1)在面对职工办理社会保障资金的缴纳和支出的环节,应该有一个准政府性质的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机构,对社会保障资金实施统一的强制性管理;在这个机构中,要统一管理职工的个人帐户的各种信息,如个人的工作经历、缴纳的社会保障资金的状况等,因此可以说是一种信息密集型的管理,是数据收集、核查、处理量很大的管理,单独依靠准政府性质的管理机构恐难以胜任,所以还需要委托商业银行办理有关业务。 (2)由于商业银行在进行帐户管理、现金存取等方面具有特长和优势,因而准政府性质的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机构可以将个人帐户的具体管理工作委托给商业银行办理,由商业银行对这些资金进行代管。 (3)组建多家竞争性的基金管理公司,在金融市场上实现社会保障资金的保值增值。这些基金管理公司从商业银行获得公众的社会保障资金,而无需直接向公众吸收社会保障资金。 因此,我们设计的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模式是:建立强制性的准政府性质的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机构,准政府性质的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机构将其资金委托商业银行管理多家竞争性的管理公司专门负责社会保障资金的保值增值,推动资本市场的发展。 与比较典型的智利模式相比,我们的设计有以下几个优点: (1)充分发挥了不同机构的专长和优势,在社会保障资金的不同阶段通过合理分工来提高运行效率,如商业银行的帐户管理专长、基金管理公司的资金投资专长等; (2)能够显著节省基金管理公司的经营成本。在智利,由于基金管理公司直接面向公众吸收社会保障资金,因而其平均花费了整个社会保障资金的29%来进行市场营销、吸引公众资金。而我们设计的方案使得基金管理公司能够以较低的成本从商业银行获得社会保障资金,促使其通过自身的投资业绩来吸引公众的社会保障资金。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保障基金的参与,必然会为金融市场培育成熟的机构投资者,从而有力地推动金融市场的发展。 (3)能够促使商业银行积极增加收费型收入(fee-based income),开拓理财服务,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商业银行运用其广泛的分支机构网络和较高的电脑技术,通过资金管理业务,能够获得大量收费型收入。在吸收公众的社会保障资金的同时,公众既可以自己选择不同的投资基金,也可以由商业银行来推荐,还可以由商业银行公众进行投资组合,这样 就会推动商业银行的理财业务的发展。 (4)整个社会保障资金的运作过程充分体现了市场化的竞争原则,有利于运作效率的提高。事实上,竞争原则体现在社会保障资金运行的各个环节,如商业银行在吸收公众的社会保障资金的环节、基金管理公司从商业银行吸收社会保障资金的环节、基金管理公司进行投资增值的环节等。 (5)整个运作环节体系了相互制约的原则,较之原来的社会保障资金管理体制,对于社会保障资金的管理更为严格、规范。 因此,基于当前中国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发展的现实,当前有必要逐步将社会保障模式从当前的现收现付制转向自存自用的个人帐户制,并从企业集团着手推进这一转轨进程;在这一过程中,建立高效率的、市场化的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机制就显得十分重要。
农业科技资源与农业经济发展篇1 作为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一,发展农业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对我国过敏经济有着关键的影响,而农业科技资源的运用,对于发展我国农业又有着重要的意义[1],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科技的发展,农业科技在我国发展农业经济的过程城中的地位也在不断升高,而且随着我国科学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相对与一些发达的国家来说,我国的农业科技发展水平还不是很高,还需要再进一步提高。 1农业科技资源内涵概述 农业科技资源主要包括人力资源、财力资源、物力资源等,在农业科技资源的运用过程中,其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2]。首先是技术人员的影响,在这些技术人员之中,包括农业技术研究人员、技术管理人员以及技术推广人员等。虽然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但是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国的农业技术园数量还比较少,而且与那些发达的国家相比,我国的技术人员的专业素养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其次,我国农业科技资源开发中所需要的资金主要由政府支出。通常情况下,充足的研究经费,有助于科技研究成果的开发,而且可以极大地推进我国农业的发展,因为我国对农业发展问题的关注度比较高,所以,科技研发资金的提供还比较充足,但是,因为农业科技研发过程中,会涉及到大量的资金,所以,对研究经费的管理,还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再者是农业机械动力。在发展农业过程中,需要大量的科技设备,而且,为了进一步推进农业的发展,还必须进一步创新技术,不断对这些机械设备进行改进。 2我国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农业的发展基本趋于稳定,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而且农业生产中机械化的程度也在不断提高,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许多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我国农村劳动力相对不足。我国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最明显的现象之一,就是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流入,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谋生,但是,这却导致了我国农村人口的大量减少。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农村劳动力,否则在先进的科技也会无用武之地,农民才是农业生产的主体,科技技术所创造的各种设备设施只是帮助农民更好的进行生产,劳动力的减少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农业科学技术的运用。第二,农业生产成本有所早呢更加,在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收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国的物价水平有所提高,虽然大量的技术设施被投入到农业生产中,但是,我国农业生产的整体成本还是有所增加。这就使得我国农业生产效率水平还是没有显著提升,通过农业生产,农民获得的收益还是非常少。第三,农业市场的信息相对滞后。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农业市场的建设和发展还不太完善,所以市场信息无法及时传递,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农民无法及时了解市场信息,使得其在农业生产中会遇到很多生产风险,由于对信息的了解不够全面,导致其无法获取农业市场中的供需信息,进而无法对其生产活动进行有效调整,最终导致农业科技资源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 3农业科技资源在我国农业经济发展中的应用策略探究 3.1加强农业技术人才培养 人力资源是农业科技资源的重要内容之一,所以加强农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对于发展我国农业经济有着重要的影响,而且,我国的农业科技人员数量相对较少,加强农业技术人才培养则显得更加的刻不容缓[3]。对此,首先,在政府部门的帮助领导之下,建立专门的人才培训机构,定期对农业技术人员进行培训,培训的内容包括理论知识和实践操作,在培训过程中,可以聘请发达国家的专家学者为这些技术人员作导师,还可以聘请高校农学专业教授为这些技术人员进行理论讲解,还需要那些有着丰富经验的农业生产者度技术人员进行实践指导,从而不断提高技术人员的技术水平。在培训结束之后,还需要对这些人员进行考核测试,而且这种技术培训需要定期进行,通过技术人才的培养,使其去影响更多的农民,随着农民技术操作能力的提升,可以有效环节农业人员减少的问题。 3.2建立完善的资金使用制度 农业的发展是国家政府关注的重点,而且对农业当地资金投入也在不断增加,但是我国的农业技术研发并没有得到长期有效的资金支持。在农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为了充分发挥所投入资金的作用,政府部门必须加强对资金的管理。首先,应该加强项目预算,通过预算,对某一农业科技研发项目的所需资金进行估算,然后适当拨发,如果资金超出预算很多,一定要寻找其中的原因,而且要制定详细的报告。其次,要建立资金审核制度,通过严格审核,避免资金浪费,提高资金利用率。 3.3加强技术创新 农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农业科学技术创新,为此,我国必须建立专门的技术团队,通过与那些发达国家进行技术交流,学习他们的先进技术,然后,根据本国农业生产情况进行适当地技术改造[4]。为了实现技术创新,还必须加大先进技术人员的引进,虽然会耗费巨大的成本,但是从长远的角度出发,是非常值得的[5]。 作者:于国莲 单位: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松山区老府镇人民政府农经站 农业科技资源与农业经济发展篇2 农业技术经济效果是指农业技术方案、技术政策、技术措施在农业生产中应用和实施所取得的劳动成果与劳动消耗的比例关系。在实际评价过程中,要坚持技术效果与经济效果的统一、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局部经济效果和整体经济效果的统一、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统一等原则,其评价指标主要包括主体指标、分析指标和目的指标。农业科技资源管理是农业科技活动的实践与管理科学相结合的产物,其内容主要包括农业科技政策、农业科技发展战略、农业科技体制、农业科技法制、农业科技规划和计划、农业科技人才管理、农业科技成果管理以及农业科学技术转移等方面。其发展过程包括农业科技研制管理、农业科技推广管理及农业科技采用管理等三个阶段,具有导向、指导、协调、激励的作用。 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现代农业科技的飞速发展决定着我国农业的发展,农业经济的增长依靠的是农业科技的进步。目前,我国距离发达基础产业的宏伟目标还有较大进步空间,主要是由于现代农业科技总体水平较低、没有创新科技意识,科技进步程度小等等原因。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只有50%左右,农民需要靠天吃饭,农业也为摆脱产业弱的缺点。我国进入了依靠科技来改变农业经济产业的时期,推进“以工促农”、“城乡统筹”的转变模式,变更了一度依靠国家政策,人力资源开发的模式,增加科技创新和农业资源的有效供给方式。我国农业科技资源、农业发展、农业结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农业竞争力和农村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农业转型和进步不可或缺的因素。在农业科技发展战略研讨会上,农业专家发表了要积极推进农业科技资源建设的建议。所以,对农业科技资源的深入研究就成为了现如今的热点。根据如今农业发展的情况来看,优化农业科技分配。提高农业科技效率等等问题都是势在必行的。在农业生产系统中各种技术措施和技术方案之间具有强烈的相关性。既相互促进又互相制约,从而导致农业技术经济效果发生不同变化。这种相关性主要表现为横向相关和纵向相关。横向相关主要是指生物生长发育周期各种技术措施的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的关系;纵向相关主要是指连作和轮作在时间上的相关。因此,研究和分析农业技术经济效果,必须考虑技术因素和技术效果的相关性,它是农业技术方案选优的重要条件。农业技术的功能在农业生产中不仅表现为当季有效,而且还有技术后效从价值形态讲,有的技术其价值一次转入产品,有的技术其价值要按生产周期逐步转入产品,它表现为技术效果的持续性。一般说来,直接作用于生物本身的技术常常表现为当季有效,价值一次转入产品。在农业生产中要使生物正常生长发育,充分发挥技术措施的功能,就必须同时保证生物所需要的各种生活条件。而各种生活条件又综合地对生物产生影响,因此,可以说农业技术经济效果是各种生活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农业生产中由于技术功能的多样性,带来技术效果的多样性。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深化开展,一些新型农业技术推广组织纷纷涌现。如各级营销部门设立实体;随着科委,科协管理部门由之前的管理而转向推广、服务方向建立了推广机构,原有的销售体系需要自我发展和自我积累,从从前的农产品销售转向到了现在的向技术方面的发展;农业技术合同类型、实体服务、项目推广、农民非政府组织、公司加农民模式是农业技术推广的多元化形式。农业技术人员不仅提供农业技术,还需要帮助农民种好地,帮助农民做出科学决策,提供农业生产配套技术服务,生产前提供信息,形成一套完整的高质量生产数据,提供持续的培训和相关技术指导工作,在生产帮助农民增加销售额后,增加销售收入。农业科技发展战略是农业科技活动中规定的总体规律和长期行为。一般包括战略思想、战略目标和重点的基础内容。农业科技发展战略是农业科技发展规划的基础方面,同时也直接反映在科技发展规划之中。 二、科技进步是推动农业经济增长的最关键因素 目前,农业发展方式与农业可持续发展都取决去农业科技资源配置管理,发展现代农业也迫切需要将农业科技资源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经济与科学技术有着极其密切的关联,经济的增长可以为科学技术研究提供更好的环境和经济支持,创新的科学技术的进步也可以推动农业经济产业的飞速发展;经济的不断发展也对科学技术提出了新的需求以及致使科学技术不断地发展与改变。科学技术可以减少农村对劳动力的使用,向着机械化、技术化的农业方向发展,科学技术影响着农业经济的增长趋势。我国农业科技推广工作滞后,影响了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和科技在农业增长中的贡献率,制约了我国农业的发展。具体表现在:推广体系不健全、技术成熟度不高、推广经费不足、农民素质较低等方面。为了推进农业技术的更新与革命,加快以科技推广和普及为重点的农业科技进步,提高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和科技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必须对我国农业技术推广和普及工作进行改革、创新。 三、科技进步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 农业科技技术革新可以加快农业经济增长的转变,创新农业科技技术可以克服自然资源带给农业的缺陷,提高农业生产力,将现实资源变为优势。提高农业资源的利用率、加快农业产业的现代化发展扩大农产品销售的市场可以有效提升农业的经济增长。在市场经济的要求下,只有好的产品才可以在市场上流通,这就必须对传统的农产品和生产方式进行改革,并且要创新科学技术,发展新产品,改善农业产业结构。将农业科研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使之大面积应用于农业生产是加快中国农业科技进步,发展和落实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目前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应用还存在很多问题,如转化率低,应用意识不强,转型机制不健全等方面的问题。目前,农业科技管理体制仍然是在实行多方面管理,各个部门独立管理自己的工作方面,彼此之间缺乏有机联系和相互协调。 作者:张柏军 单位:哈尔滨市道里区榆树镇政府 农业科技资源与农业经济发展篇3 1农业科技资源的概念 人力资源,财政资源,物资资源等等这些农业中重要的资源是农业科技资源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利用农业科技资源的过程中,影响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就是技术人员,包括农业技术研究人员、技术管理人员、技术推广人员等等。我们国家作为世界农业大国,也会有很多因素制约、影响我们国家的农业经济发展,与那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农业方面的技术人员,一方面需要提高专业素质,而且还需要进一步增加人数保证农业科技资源的继续[1]。其次,也需要政府的财政支出,在研究经费、管理经费等等政府要加以支持。此外,为了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有必要进一步创新技术,改进机械设备。 2我国农业发展中农业科技的应用 2.1资金运用制度完善 农业的发展是国家政府关注的重点,而且对农业当地资金投入也在不断增加,但是我国的农业技术研发并没有得到长期有效的资金支持。在农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为了充分发挥所投入资金的作用,政府部门必须加强对资金的管理。首先,应该加强项目预算,通过预算,对某一农业科技研发项目的所需资金进行估算,适当拨发,如果资金超出预算很多,一定要寻找其中的原因,而且要制定详细的报告[2]。其次,要建立资金审核制度,通过严格审核,避免资金浪费,提高资金利用率。 2.2重视农业技术创新 农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农业科学技术创新,为此,我国必须建立专门的技术团队,通过与那些发达国家进行技术交流,学习他们的先进技术,然后,根据本国农业生产情况进行适当地技术改造。为了实现技术创新,还必须加大先进技术人员的引进,虽然会耗费巨大的成本,但是从长远的角度出发,是非常值得的[3]。 3我国农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策略 时代发展之下,我们国家的农业经济发展基本是处于稳定的状态,相比较前一阶段,农民们的生活水平有着很大的提高而且农业生产中机械化的程度也在不断提高,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许多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提高农业市场信息建设 在当前形势下,我们国家的农业市场建设以及未来的发展仍然不够完善,这对农业市场信息没有办法及时进行传递给农户,这使得农民不能及时掌握市场信息。在农业生产中难免会有生产方面的风险,因为缺少全方面的信息了解,这也会导致农民没有办法获取农业市场供求信息,从而无法有效调整其生产活动,最终导致农业科技资源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4]。因此,提高农业市场信息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为了我们国家要注意加强农业市场建设,完善农业市场的信息系统。 3.2适当增加农村劳动力 我们国家在现代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这是最为明显的现象,因为谋生是主要的原因。但是这样的情况下,导致了我们国家农村人口急剧下降,随之而来的就是种种问题。首先,就是农村劳动力不足,导致诸多农村生产力不够用,这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其次,农业先进的技术不能达到普及的效果,因为学历高的农村青年多数都进入城市,这使得先进的农业科技技术不能得到使用。但是,农业发展离不开农村劳动力,否则先进的技术将无用,农民是主要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技术创造各种设备和设施,帮助农民更好的生产,减少劳动力到一个大程度阻碍了农业科技的使用[5]。因此,适当增加农村劳动力是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国家应该一方面加大农业机械自动化的投入,另一方面将农村增加各种“福利待遇”将“劳动力召回”完成劳动力的保证。 3.3尽量降低农业生产成本 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国的物价水平有所提高。虽然大量的技术设施已经投入农业生产,但我国农业生产的总体成本有所增加。这使得中国农业生产效率水平仍然没有通过农业生产显着提高,农民获得的收益仍然很小。想要改变这一现状,就需要国家相关部门进行干预,尽量保障农民的利益。 参考文献: [1]杨传喜,张俊飚,赵可.农业科技资源与农业经济发展关系实证[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3):113-118. [2]韩作生.农业科技人力资本对农业经济发展的作用及价值评价研究[D].青岛:中国海洋大学,2011. [3]潘丹,应瑞瑶.中国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基于面板VAR模型[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1):161-166. [4]高志勇.福建农业科技创新成果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关联度研究[D].福州:福建农林大学,2012. [5]陈祺琪,张俊飚.农业科技人力资源与农业经济发展关系分析———基于种植业科研机构的视角[J].科技管理研究,2015(13):90-96. 作者:邹晨阳 徐立丽 徐美玲单位:沈阳理工大学
人力资源论文:医院人力资源信息管理论文 1医院人力资源信息管理系统的构建及运用 通过对医院各部门充分的需求调研与分析后,肿瘤医院与广州市H人力资源信息管理软件公司合作开发,一起构建了综合性人力资源信息管理系统(以下统称e-HR系统)。相对于传统的人力资源信息管理软件,e-HR系统除具有传统系统基本人员信息管理功能外,还综合集成多个其他亮点功能。 1.1网络版 与传统只能在特定计算机登陆、运行的单机版人力资源信息管理软件不同,e-HR系统通过在中央服务器上安装管理软件,再分配账号,即可实现在有网络连接的任何一台计算机终端登陆与运行该系统。网络版可实现医院人力资源信息共享。系统管理员可以随时随地通过网络登陆系统,进行管理数据、分析数据、导出数据等操作。通过分配账号与设置权限,医院领导及医务处、教务科、科研科、护理部、党办、财务处等部门均可自行登陆系统,管理相应模块人员信息,实现人力资源信息共享的同时,做到权限分配的针对性与安全性。不需像传统单机版模式,任何人力资源信息都要向特定的人力资源管理专员索取,从而可充分发挥人员信息功能,提高工作效率。网络版可实现员工自助操作。每个员工均可分配到以员工编号为用户名的账号,用以登陆e-HR系统。登陆系统后,员工可查看其本人的人力资源信息,并可在系统上直接申请更新个人信息(如户籍信息、住址信息、学历信息等),同时上传相关证明材料的扫描件即可获批。通过在系统上直接抓取数据,员工还可以直接在e-HR系统申请多种业务,有打印在职证明、收入证明、计划生育证明等,填报提交新员工信息采集表、出国培训申请表、年度考核表等。如新员工入职信息采集方面,员工只需要自行登录填报,人力资源管理部门负责审批即可写入系统,在保证数据准确的同时,亦可省去大量信息录入的工作量。相比于传统单向的人员信息管理模式,员工自助功能可实现员工与医院双方对人力资源信息的对称沟通,以保证人员数据的准确性与及时性,亦可一定程度上增强员工主人翁精神。 1.2多管理模块的集成性 e-HR系统是一个动态管理的综合性系统,系统内集成了多种子系统。 1.2.1考勤管理模块。 传统的考勤模式是各部门于每月月底填报纸质考勤数据到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再由人力资源管理专员手工汇总,再结合工资、奖金标准核发待遇。如果在人数较少的组织里,这算是一种高效而节省管理费用的模式,但在一个拥有近2400位员工的庞大组织里,传统落后的考勤方式会给工作人员带来相当大的工作量。e-HR系统集成的网上填报考勤功能解决了这一问题。通过对考勤角色权限的设置,以及对各部门考勤员分配角色后,考勤员可以通过网络在各计算机终端直接填报部门内部人员的出勤情况,甚至可通过考勤打卡机直接记录出勤情况,于月底网上一键提交考勤数据后,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直接在e-HR系统上审批、归档,并可自动汇总月度、季度、年度的出勤数据而用于薪酬计发与员工考核等工作。该功能可省略大量的手工汇总纸质考勤数据工作量,提高工作效率;归档后的每条考勤记录,均写入职工本人基础信息库存档,可用于日后的查询、统计、分析。 1.2.2劳动(聘用)合同管理模块。 该模块详细记录每个员工每份劳动(聘用)合同的内容,如合同签订次数、合同起始时间、试用期时间、终止时间、合同期限类型、补充协议内容等,通过设置预警信息,系统可在管理员登录时自动提示即将要处理的合同情况,员工亦可通过自助服务随时查看本人的合同情况。相对于传统的使用纸质文档或者office办公软件记录与管理劳动(聘用)合同数据,e-HR系统的按人员逐条记录与自动提醒功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1.2.3计划生育管理模块。 计划生育是一项基本国策,医院必须严格按照国家相关的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做好管理工作。e-HR系统通过员工自助操作功能,翔实记录着每一位员工的计划生育信息,以保证相关职能管理部门可完整、及时地掌握全院近2400名员工的计划生育情况。对于离职人员,该系统可自动打印计划生育移交函,严格按照上级计生管理部门的要求,做好流动人员的计划生育管理交接工作。系统强大的数据统计功能,可一键式统计出省、市、区、街道等各级管理部门的计生报表。 1.2.4职称评聘管理模块。 医院作为高技术、高素质人才聚集的知识密集型组织,职称评聘无论对于员工个人还是医院,都显得尤其重要。肿瘤医院是一所集教学、科研、医疗于一体的专科医院,一直秉持严格的教学理念,对教师素质亦有非常严格的要求。中山大学对校内教职工的职称评聘条件远远高于国家、省、市级别的评聘条件,对每个级别职称的通过率都有详细要求,这就客观上使得医院的职称评聘管理工作趋于复杂化、难度化。在传统的管理模式下,职称申报者需要手工填报大量的表格,提交大量的佐证材料,职能管理部门通过人工审核、手工计算、手工排序、手工投票、手工计票等方式进行运作。大量的手工操作容易使数据发生错误,亦使得工作效率底下。e-HR系统集成的职称评聘管理模块,通过在系统上对各级各类职称评聘条件的设定,申报者可通过员工自助操作功能,直接在系统上填报各类表格。系统根据各个条件指标的相关逻辑性,自动判断申报者是否符合基本条件,自动审核哪些业绩材料符合条件,自动计算科研分数、教学分数、工作量等指标,根据指定的若干个指标自动排序等等,在保证数据的准确性、保障广大教职工切身利益的同时,极大地提高了管理工作的效率。 1.2.5统计分析管理模块。 肿瘤医院作为中山大学的附属医院,某些工作归属于国家教育部与中山大学管理。同时作为副厅级的卫生行业单位,医疗业务又归属于国家卫生计生委和省卫生厅管理。上级部门的各类人员统计报表种类繁多、难度不一,给统计工作带来一定的工作量与难度。通过e-HR系统管理模块扩展功能,可在系统内编辑逻辑关系设计各式各样的人员信息统计报表,如《教育部直属高校、直属事业单位年度编制统计报表》《教育部高等教育基层统计报表》等,以及中山大学与医院内部的月度、季度、年度统计报表,均可实现一键统计。通过e-HR系统管理模块扩展功能,可对人员信息数据进行深入分析,如人员职称机构、年龄结构、学历结构、流失率、床护比等,是医院建立科学的招聘计划和人才梯队建设计划等的重要支撑保障。 1.2.6预警提醒功能模块。 系统可根据预先设置的条件,在管理人员登录系统时,自动发出预警提示事项,如当天生日人员、试用期满人员、合同到期人员、外出培训人员、即将离职人员等,并可通过系统自动给生日人员发送祝福短信与邮件。e-HR系统具有多样化管理模块扩展功能,相对于复杂的代码编程设计,该扩展功能操作比较简单,可在系统前台直接编辑子集与字段的加减,由此可自由设置譬如薪酬管理、培训管理、教务管理、学历情况管理、工作经历管理等。 1.3多应用系统的对接性 e-HR系统除了自身集成的多项管理模块外,亦与医院其他的信息管理系统或网络平台做了良好的对接。 1.3.1招聘系统的对接。 在e-HR系统开发前,医院网站主页已有一套招聘系统,医院所有的招聘启事均通过该系统对外,所有应聘者亦只能通过该系统填写简历与申请岗位,而实现了无纸化招聘管理工作。相关职能管理部门在招聘系统上筛选简历、通知面试、确定人选后,可在招聘系统上直接将入选者的基本信息转入e-HR系统人员信息管理模块,既保证了信息的原始性,亦可避免重复手工录入的麻烦。 1.3.2自动化办公(OfficeAutomation,OA)系统的对接。 医院已使用OA系统多年,系统上的各种模块功能已逐渐趋于完善。该系统上有全院员工的基本人事信息,用于支持医院的HIS、HBOS人员数据。在与e-HR系统对接前,每次的人员信息变动都需要在OA系统上进行调整,造成工作量的重复,且难以保证数据的及时性与准确性;对接后,只需要维护更新e-HR系统的人员信息,即可自动更新OA系统的人员信息,进而可自动更新医院大部分需使用员工信息的系统数据信息。 1.3.3科研系统的对接。 为适应高速发展的科研工作,医院近年来上线了先进的科研管理系统,该系统可详细记录每位员工的每篇论文、每项基金、每项课题、每项专利等,并可进行相关的数据统计分析。员工的科研业绩对其专业技术职务晋升有重大影响,e-HR系统与该科研系统的对接,可使科研业绩数据很好地跟职称评聘管理模块有机结合起来,用于员工职称评聘管理工作。 2体会 2.1管理层的重视 任何一项管理制度的改革,务必需要管理层的重视,才能强有力地高效实施。尽量使领导充分认识与肯定人力资源信息管理系统构建与改进的必要性,使该项工作提升到必要的高度,寻得各职能部门的支持与配合,一定程度上提前扫除工作开展的障碍,降低工作开展的难度。 2.2充分的需求调研 开发构建一个全新的信息管理系统,需要做好充分的前期准备工作,需求调研是必不可少的一步。医院人力资源信息管理系统不仅要满足某个部门的需求,亦要满足多部门的需求,甚至一定程度上要满足全体员工的需求,又必须有一定的前瞻性与拓展性,以便于将来的二次开发与其他系统的有机对接。广泛进行需求调研,反复进行需求论证,提早搭建系统框架是构建整个系统成功与否的关键。 2.3开发公司的甄选 市场上从事软件开发的公司非常之多,鱼龙混杂。开发构建一套医院人力资源信息管理系统是一项不小的工程,工作量大、开发费用高,故需对项目开发公司实力进行严格评估与选择。医院可海选几家知名度较高、美誉度较好的软件开发公司,最好是主营业务方向是从事医院人力资源信息系统开发的公司进行对比,选择几所已经完成终验项目的客户医院进行参观学习,深入了解公司开发人员的实力与数量,可更直接地考察合作公司的综合实力。 2.4严格按计划实施 一旦确定合作开发系统的公司,就必须严格按照开发计划稳步实施,以保证项目开发的进度。安排具有较好计算机能力的员工全程跟进项目,与开发公司保持紧密联系与沟通,将构建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及时反馈给开发公司。 2.5做好后续维保 信息系统的构建是一项复杂工程,在运行时常会出现意外的故障,项目完成后应与开发公司签订系统的后续维保协议,以保证上线运行后出现的各种问题能够得以及时解决。人力资源管理部门负责掌握与运用所有员工的入职、薪酬、福利、调动、晋升、婚姻、生育、离职、退休甚至死亡的信息,医院人力资源信息的准确性、安全性与更新的及时性,是医院整体平稳运行与制定发展计划的有力保障,而系统功能的全面性与操作的简便性,是提高工作效率的关键。构建科学合理的人力资源信息管理系统既要立足于医院的现状,更要有一定的前瞻性与拓展性,使整个信息管理系统能够及时地满足医院整体发展的动态需要。 作者:黄清 何仲廉 钟俊学 胡献之 范志琴 文朝阳 单位: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人力资源论文:电力企业人力资源劳动合同管理论文 一、电力企业人力资源劳动合同管理存在的问题 1.劳动合同的签订存在单面性、缺乏彻底性,续签、变更、解除不及时且有一定的随意性,存在许多不规范、不严格的问题 雇佣双方签订劳动合同的单面性表现在,企业在提供劳动合同文本时,没有健全的双方协商制度,而是利用自身的优势地位,不给员工以选择余地,员工缺乏话语权,导致在整个劳动合同签订过程中,企业对员工存在着一定的“强制性”。缺乏彻底性表现在,企业一些正式员工的劳动合同存在未签或漏签现象;临时雇佣关系的员工,虽然存在事实的员工与企业间的劳动关系,但却未签订劳动合同。由于在劳动合同管理中存在的这些不规范的行为,使得企业同劳动者之间产生了许多不必要的争议。劳动合同管理的随意性有以下表现形式:第一,员工在企业内部变更工作岗位时,存在劳动合同不能及时进行相应变更或变更了并未与员工进行及时沟通的现象。第二,存在由于企业疏于管理,未按照劳动法对需要签订劳动合同的予以签订、应该解除劳动合同的予以解除,由此便产生了许多劳动关系不清晰的人员。如临时雇佣人员、长期外借人员或借外单位人员、档案关系挂靠人员等。第三,还有一些员工未通过规范的渠道辞职,没有办理正常的解除劳动合同手续,使得劳动合同有名无实,给企业的劳动合同管理带来极大的不便。 2.劳动合同管理流于形式,缺乏规范化管理手段 第一,企业缺乏量化管理劳动者工作业绩的工具和方法,缺乏考核监督机制来确定劳动者是否按要求履行了劳动合同所规定的条款。由此带来的问题是,企业难以根据员工的绩效进行劳动合同管理,员工也很难根据劳动合同中规定的权利争取到合法的利益。第二,由于缺乏规范化管理手段等原因,一些电力企业存在无法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解除或终止员工的劳动合同。员工虽然表面上需要定期续签劳动合同,但除非员工触犯法律或存在严重的违纪行为,否则,企业一律同员工续签合同,无论该员工的绩效考核如何,对企业是否有价值。第三,劳动合同期限设定不合理,企业不能根据岗位性质、生产需要及员工特点等方面灵活设置劳动合同期限,而是,一律给予相同期限的劳动合同。这样,便无法有效利用劳动合同期限的长短来管理和激励员工。第四,劳动合同条款一成不变,不能根据不同岗位制定有针对性的合同条款。甚至,有些合同条目存在表达不够准确、不严谨等问题。电力系统中的企业大多使用的劳动合同是根据《劳动合同法》制定的;而不同类别的电力企业,如供电、电建、修造、施工等用人单位的都有各自不同的情况。工种的不同对劳动合同中工作内容、劳动报酬等条款的规定存在很大差异。然而,电力系统中的企业却不能根据自身状况对有关合同条款进行调整,使合同内容难以适应企业的发展。不是为企业量身打造的劳动合同条款又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劳动纠纷。 二、解决电力企业人力资源劳动合同管理问题的对策 1.加大宣传依法履行劳动合同的力度 通过大力宣传依法履行劳动合同在保障雇佣双方合法权益方面以及对员工切身利益保障等方面的作用,提高员工对劳动合同的重视程度。也让员工理解依法签订劳动合同既是维护其合法权益的保障,又满足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不断地宣传将会逐渐改变员工的思想意识,从而提高雇佣双方对合同签订的理解和重视。 2.加强劳动合同条款管理 第一,要提高企业和员工对合同条款具体内容的重视程度。在制定劳动合同条款时,需要从企业的实际情况出发,同时满足《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对于员工的绩效方面的条款,要做到尽量能以量化的方式衡量,对于双方的权利、义务和服务期限等方面要尽量做到详细、严谨,对于双方违约责任等方面要做到具体且可实施。只有制定了更加明晰的劳动合同条款,才能提高劳动合同的规范作用,使雇佣双方都能履行相应的义务、享受合理的权利。第二,在制定劳动合同时应注意繁简得当,对《劳动合同法》有详细、具体规定的内容,可注明出处,依法执行。对于《劳动合同法》未做出规定的内容,应当做出详细的规定。对于一些容易产生争议的地方,更要做到条款具体而明晰,例如一些涉及员工权利、义务的具体条款,要做到雇佣双方对其无异议。此外,对于一些涉及行业特点、岗位特殊需求、专业特殊需要的事项应做出详细的解释说明,以免产生不必要的劳动纠纷。第三,在制定劳动合同时应使用准确、清晰、严谨的词句,尤其对于合同中比较关键的条款,要力求词句表达不产生误解或歧义,确保劳动合同文本所表达的含义与雇佣双方对合同的理解一致。第四,劳动合同中涉及责任的部分要明确。只有做到对双方责任明确的划分,才能做到有章可依、有据可查,在发生责任事故、追究相关责任时,才不会发生互相推诿使事故迟迟不能得到妥善解决的问题。 3.建立劳动合同管理协商机制 要依照法律法规要求,在企业内部建立劳动合同协商机制,依法通过企业和劳动人员的协商来约定岗位职责、劳动报酬及条件、合同期限及违约责任等内容,以体现双方签订劳动合同的“平等自愿和协商一致”原则。 4.加强劳动合同期限与合同续签管理 劳动合同期限管理应根据企业不同阶段对人才的不同需求、劳动者的工作业绩和绩效考核情况等确定其劳动合同期限。对于新招聘员工的劳动合同期限,应与企业的实际需求保持一致;对于掌握企业中长期需求的专业技术的高素质人才或满足企业发展战略的高学历人才,可以与其签订较长合同期限;对于企业短期需求的专业和一般性人员及临时人员,企业可与其签订较短合同期限。对于到期合同的续签,应通过建立完善的绩效考核制度,甄选绩效优良的员工,严格从优续签劳动合同。对于员工在劳动合同期间工作表现优秀、切实履行岗位职责的,可以选择与其续签长期合同;对于表现一般、没有突出贡献但也没有重大错误的员工,可与其签订短期合同,同时继续观察其今后的表现,作为合同到期后是否再与其续签的依据;企业也需要根据自身生产和经营状况决定是否需要继续聘用劳动合同到期的人员。对于企业不需要的人员、表现不佳及有重大违纪违规的人员,在其合同到期后要坚决不再与其续签劳动合同。 5.建立监督机制以加强劳动合同履行的考核 一方面,要加强对劳动者履行劳动合同情况的考核,通过量化的绩效考核指标,正确评价员工的工作绩效,根据绩效评估实施劳动管理。这样才能避免劳动合同管理的形式化,实行优胜劣汰用人的制度。另一方面,要成立劳动合同履行监管部门,监督劳动合同的履行情况,确保责任落实到个人。通过由工会、员工代表、人资部门代表和企业代表共同组成监督小组,对劳动合同的履行情况进行监督。按月或按季度对监督结果给予评估并进行公示,做到公开透明。 6.加强劳动合同管理专业人才培训 可以通过引进劳动合同管理领域专业人才,充实企业劳动合同管理队伍,提高管理水平。同时,要建立培训机制,进行内部挖潜和自我提升,培养劳动合同管理人才。并可以学习和借鉴其他企业、其他行业甚至其他国家的先进管理经验。劳动合同管理人员需熟知劳动合同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了解市场最新的形势变化和最新的管理理念,才能更好地提高企业的劳动合同管理水平,保护企业和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电力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劳动合同管理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家法律法规不断地完善,劳动者对自身的维权意识也在不断的提高。只有充分认识到劳动合同管理对企业人力资源的重要性,切实提高企业自身的管理水平,在人员配备上为提高劳动合同管理水平提供足够的支持,才能使劳动合同管理成为电力企业提升自身竞争力和生存能力的重要基石。 作者:张智琨 伍睿 单位: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客户服务中心 人力资源论文:企业人力资源薪酬管理论文 一、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薪酬管理的价值分析 1.提高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合理性。 薪酬管理制度是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企业人才管理的宗旨以及人力资源管理的整体特征,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具体表现。在企业合理内部管理基础上的创建合理的薪酬管理制度,能够更加合理地分配企业的人力资源,促使企业所有的人才能够发挥自身最大的作用,进一步增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2.增强企业的凝聚力。 判断一个企业薪酬管理制度是否合理,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企业管理者是否能够从企业员工的根本利益出发。在保证企业职工基本生活需求的基础上,最大限度的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才是最合理的。因为当职工满足于自身生活需求之后,没有了后顾之忧才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企业生产和建设中。同时,科学的薪酬制度能够提高员工对企业的信任程度、认知度以及归属感,进而增强企业的凝聚力,为企业的发展留住更多的人才。 二、薪酬管理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实施要点 1.创建科学的薪酬管理与体系。 只有采用科学、高度战略管理体系,才能够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进行合理的指导与控制,才能够促进企业更加健康、稳定、可持续地发展。薪酬管理也一样,需要一个完善的体系进行支撑。因此,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薪酬管理,对于操作性较强的环节,必须始终坚持务实原则,同时为企业的发展制定长期目标,避免出现盲目进行薪酬分配或者改变薪酬制度的现象,保证企业制定的薪酬管理体系能够与企业的未来发展、生产以及组织有机结合,然后再根据企业的特点对薪酬管理进行建设和实施,这对促进企业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2.创建完善的绩效考核体制。 绩效考核体制是完善薪酬管理的前提,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应该创建科学、合理的绩效考核体系,通过利用公平、公正的绩效考核体制对薪酬管理的公平性进行准确的评估。因此,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应该将企业的具体状况与绩效考核体制进行紧密结合,重点对企业职工的工作能力、业务水平以及职业素养等进行评估与考核,同时还应该全面分析市场劳动价值的变化状况,及时地对企业的绩效考核制度以及薪酬管理制度进行调整,保证企业职工的薪酬与实际价值相匹配,让薪酬管理体制更加合理、透明、公正。 3.合理设置企业岗位。 如果企业岗位设置不合理,长此以往势必会对企业的发展带来许多问题,造成大量人才的浪费或者流失,并导致企业的薪酬管理出现问题。因此,企业应该根据自身当前的状况,利用调查、观察以及分析等多种方法,对企业的岗位设置进行分析,并始终坚持“精简高效”的原则,保证岗位设置的合理性,并且不同的岗位设置不同的薪酬,即取消人人工资平等的薪酬管理方式。对于对公司贡献大的员工,其职位越高,薪酬同样相对较高,这样能够激发在岗职工的工作积极性。 4.人本主义的薪酬管理。 人本管理是企业薪酬管理的核心内容,逐渐受到许多企业的青睐。人性化的薪酬管理方式,能够通过人性化的薪酬管理来激发员工的工作主动性、积极性和创新性,让员工参与进来,能够有效地提升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效率。特别是企业能够吸收更多的高级人才,采用激励式的薪酬管理机制,为员工提供便于其发挥自身才能的制度空间,让企业的所有职工都能够参与到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中,发挥其应有的才能,进一步地提高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质量,人性化薪酬管理已经逐渐地成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创新的重点内容。 三、结语 总而言之,当今社会人才是第一生产力,企业想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步,必须做好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通过将薪酬管理应用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能够有效地提高企业的品牌形象、提高人力资源管理的合理性、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者:李亚楠 单位:唐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炼铁部 人力资源论文: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合同管理论文 1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风险 1.1由于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引发的风险 一旦企业拥有占据企业内大部分比例的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的员工,企业对于员工的工作期限将无法完全的控制,尤其对于大型企业来说,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的员工比例必然会越来越多;同时,签订期限较为短的劳动合同将会在长期合同的影响和对比下越来越少,签订长期合同的员工将会越来越多。从长远来看,《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在保护员工工作利益的前提下,积极的改善了员工的工作环境,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员工在日常工作的积极性,尤其是那些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的员工的积极性,降低员工在日常工作中的创新能力,导致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的工作中存在一定的风险。 1.2由于人力资源管理成本引发的风险 由于人力资源管理成本引发的风险主要有两种,分别是由于劳动合同成本终止带来的成本风险和企业违规造成的成本风险。首先,在《劳动合同法》中对企业签订的劳工合同有硬性的规定内容为当企业方想要终止劳动合同时,那企业方必须对劳动方付出一定的经济补偿,通常经济补偿的费用为合同停止前劳动者一个月收入的一半。这条法律的规定就代表着一旦企业方想要主动终止劳动合同,就必须对劳动方付出一定的经济代价。同时,当企业在对员工安排了一定量的工作任务时,企业必须给予员工赔付相应的赔偿金,这也是双方劳动合同在《劳动合动法》中的硬性规定,同样是由于劳动合同成本终止带来的成本风险之一;其次,由于企业违规造成的成本风险主要包括自员工工作之日起,工作时间满一月但是不满一年依然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企业要向员工支付双倍的工资、企业违反《劳动合动法》规定不与员工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同时,应向劳动者支付从应该签订无固定合同的时间开始算起的双倍工资、企业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必须向劳动者支付双倍的赔偿金、企业没有按照《劳动合同法》规定向员工支付加班费用时必须支付赔偿金等内容。 1.3由于人力资源日常管理工作引发的风险 由于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引发的风险主要包括企业在没有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就开始使用劳动者劳动能力的违法行为带来法风险、企业在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龄时没有将劳动者在其他企业的工作年龄计算在内的违法行为带来的风险以及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不够完善带来的其他风险等内容。 2运用合同管理规避人力资源管理工作风险的措施 2.1签订完善、合理、合法的劳动合同 在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过程中,企业必须与劳动方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依照《劳动合同法》中对劳动合同的签订的规定,签订双方都能够认同的劳动合同,劳动合同的内容应该对双方的权责义务有清晰明显的描述,劳动合同应该以书面形式签订并且经过劳动方的签名和企业的签名同时认证。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企业方应该在使用劳动者一个月内就签订双方的用工合同,从现实意义上来说,劳动合同的签订不仅能够规定双方在劳动关系中的权利与义务,还能够稳定劳动者的工作情绪从而有效提升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提升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效率,降低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的风险。 2.2规避无固定期限合同签订带来的风险 对于即将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的员工,企业在与之签订无固定合同的过程中必须得到员工的切实确认和签字,同时,对于可能由于无固定期限合同引发的风险在附属的合同中清晰说明规定员工的行为再次交由员工签订,避免因为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员工突然反悔带来的人力资源管理上的风险。 2.3按照法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 对于劳动合同的解除和停止,企业方应该依照《劳动合同法》中对于合同解除的规定依法进行,办理好相关的程序,以书面的形式向员工提醒劳动合同解除的种种注意事项;同时,企业可以要求员工递交辞职书,使员工主动解除劳动合同,不用支付合同终止带来的赔偿金。 作者:张子垚 单位:陕煤集团神南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人力资源论文:人力资源开发管理创新论文 一、传统人力资源开发模式存在的问题 (一)员工激励以物质为主,激励机制单一 首先,企业以物质激励为主,淡化了精神激励。“双因素”理论认为,人力资源开发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两个,即为激励、保健因素。而以往的人力资源开发,一味顺应“激励因素”,而未重视职工的“保健因素”。现阶段,大部分事业单位均已实行绩效工资制度,员工的工资直接与岗位绩效相连,这从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与此同时,根据“双因素”理论,物质激励通常只可满足员工的“保健因素”,却并不能增加其满意感,只有将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满足员工的“激励因素”。其次,人力资源管理缺乏弹性、个性化管理力度小。根据“复杂人”理论,个体在多种环境和条件下,通常有着不同的心理特征及需要。例如,年龄偏大的职工,他们渴望有一稳定、舒适的工作环境,而青年职工则希望工作具有挑战或充满趣味性,他们更强调自身的全面发展,希望能接受更多的教育,在学习中提升挑战新问题的能力,适应时代的发展。在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员工大多被当作“经济人”,不同的员工都是采用相同的方法进行管理,也未形成多维度的激励体系,因而无法全面满足职工间的特殊化需求。 (二)人才选拔缺乏规范性,部门缺乏人才 一直以来,企业的人才选拔都缺乏规范性,事业单位中的人才选拔甚至存在暗箱操作等行为,某些单位或部门形成了“任人惟亲”的人才任用趋势。在这样的形势下,为投机的经营者提供了晋升机会,而那些真正有能力的员工,却因为缺乏有效渠道及后台,无法展现自身的才能,从而也导致相应的部门没有能够担当大任的人才。久而久之,有能力、心怀抱负的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工作热情也就会大大降低,甚至会对单位离心离德,频繁跳槽导致单位部门缺乏相应人才。另外,很多企业都是实行垂直化、多极化管理模式,中间管理层相对较多,基层职工和高层领导层之间通常没有沟通或交流,这就会使很多普通职工无法被上层领导了解和赏识,晋升难度相应加大。另外,有些投机取巧者则会通过该种机会,擅自同某些领导进行权钱交易,以达到职位晋升之目的。加之很多企业或事业单位忽略人力资本投资,甚至认为人才培训是一种负担,对人力资源开发过程中所耗费的成本过于重视,因此对本单位的员工进行教育培训的次数比较少,大大降低了企业员工的教育培训投资,使各类人才的知识更新速度慢,单位更缺乏有能力的人才。 (三)资源配置结构失衡,人才流失严重 在我国,人力资源行业、产业及地区间的配置严重失调,大大降低了其他资源的利用率。现阶段,我国还处于产业结构转型及凋整时期,随着需求结构的不断变化,低附加值的产品在市场中所占的份额日益降低,相对而言,各种附加值较高的产品则在市场中占主导。在上述结构转型阶段中,新兴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各种优秀的技术人才。另外,我国各地区的人力资源结构也不尽合理,人口与产值的分布极不均衡,使得仅有的资源得不到有效开发与利用。在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人才主体意识逐步增强的当代,人力资源流动也越来越频繁。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实属正常现象,也可以说是必须的。然而,某些企业因为人力资源配置结构失衡导致企业内部的人力资源的流失,而得不到及时补充,这对于企业发展及社会人力资源配置都非常不利。尤其是中高级管理与技术人才的流失,不但会导致企业无法收回当初对该类人员的培养投入,再次招聘或培养人员所耗费的成本也会不断增加。另外,人力资源的流失还可能使企业丢失其商业机密,影响企业的市场竞争力,甚至扰乱整个行业的发展秩序。 二、教育对人力资源开发管理与创新的作用 (一)促使管理理念由人力是资源变为人力是资本 企业的培训教育在对企业员工与领导者的培训过程中,不仅重视对新知识、新思想的介绍,还注重促使员工将理论知识与方法运用到工作实践与管理中去,注重转变员工以前的旧思想为与时展与公司进步一致的新思想。在企业的教育培训中,培训教师要利用大量的案列和事实使接受培训的管理阶层对新理念有所感受。使他们认识到:人才,是一种可再生、可持续资源,同时也是一种资本性资源。在现代企业管理与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中,人才是最无法估量的重要资本,能够给企业创造不可预测的经济效益。使越来越多的企业管理者改变传统的“人力资源观”,从“人才即为资源”转变为“人才即为资本”。 (二)使管理者树立用好比选好人才更重要的理念 人力资本的价值通过个人的不断努力是可以逐渐提升的,这种提升的速度远远高于投资带来的财力资本升值的速度。原因很简单,财力资本也是通过人力资本的运作来促进保值、增值的,如果少了人力资本或人力资本素质较低,财力资本就无法获得顺利的发展。有调查数据显示,当前我国的人力资本及产权数量较高,在企业额度总产权量中占比约为38%,这表明,企业发展中人力资本的重要性日益突出。而人力资本是靠教育与成人教育保持不断进步的。虽然现在残酷的就业现实导致很多人不能进行专业对口就业,也不能让企业选到与自己企业相关的专业毕业生,但是,只要在工作过程中不断地学习,员工还是能够在自己从事的行业中做出成绩的。所以,现在好多企业的管理者更愿意给新人一个平台,并对他们进行专业的就业培训,用教育、情感、待遇及事业去留住他们。这也是人们接受教育机会更多、素质更高的原因,是教育让企业管理者树立了用好比选好人才更重要的理念。 (三)使管理者树立以人为本的开发与管理的理念 教育的目的是教会人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让人在做事的时候能够有创造性的思维、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态度、科学的价值观,在科学精神的引导下做人,能够促进人的素质的提高,能够使人们达到自我实现和理智地生活与工作。以人为本的理念在我国古已有之,是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最先提出来的。历朝历代的思想家都十分重视这一思想。我国当代公民经过社会主义教育,更是对这一思想有更深的理解,并把它运用到各行各业的各个方面。在企业管理与人力资源开发与创新方面,以人为本的理念,早已成为了大前提。在社会工作中,以人为本,即尊重人的社会价值,并促进人的积极性的最大化发挥,通过培训指导使员工的能力得到提升。充分尊重和满足员工的期望及内心需求,并将全部员工都当作自己人,实现个人和企业和谐发展。 三、教育对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创新策略的影响 (一)激励国家优化资源配置结构,激发员工效率 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能促进企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进而推动地区间经济的统筹发展。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各地的经济发展速度层次不齐,这就使得人力资源大多流入到东部沿海较为发达的城市,分布在第一产业及其相关岗位中。人力资源配置结构的不合理,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极为不利。在国家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的情况下,教育与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使产业结构得到了逐步优化与调整。人力资源开发在继续满足东部沿海人才需求的同时,还可以更多地投入农村,使农民的文化素养得到全面提升。现在国家已经采取了三支一扶等各种有利于农村发展的政策,调整人力资源分配结构,并利用优厚的条件使更多的人才愿意去农村工作,为农村的社会金融、通讯及信息等第三产业输送更多的人才。还鼓励更多的科技、经济人才献身于西部贫困及少数民族地区,使人力资源的潜力得到最大化发挥。 (二)激励企业实施民主管理制度,营造和谐环境 教育的发展使企业负责人的领导素质也越来越高,他们越来越认为发扬民主、营造和谐的工作环境才是提高工作效率的重中之重。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做到了以下几点:第一,营造决策民主的工作氛围,在决策中坚持“原权于民”,逐步适应员工实现自我内心需求,让每位职工都能融入和参与管理。企业的薪资分配及年度工作计划等,都在充分听取和参考职员意见的基础上采取了科学化分配或安排,使员工的主人翁意识得到了有效提升。第二,干部任用尽量公平、合理。在企业的干部选拔过程中,避免采用家族式或任人惟亲的人才选拔模式,采用相对公平、开放的人才选拔方式,坚持“任人惟贤”,让那些真正有能力、想做事、能干事的人得到重用,并逐步晋升到领导岗位上。第三,构建上下级交流及反馈机制。企业内部组织结构尽量做到“扁平化”发展,妥善处理组织层级和管理间的关系,确保信息能得到充分沟通和反馈。现在的企业普遍设立了短信平台或“领导信箱”,让基层职工可以直接同领导沟通,有效避免了信息失真现象出现。第四,营造和谐的企业竞争氛围。逐步推行“开放任用”和“竞聘上岗”等考评模式,产生“鲶鱼效应”,以提高企业的组织活力。 (三)激励企业平衡企业人才流出,规范人员流动 一个湖泊,假如只有入口,而不设立出口,肯定会水满为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也是如此。一家企业,假如只有人员进入而没有输出,肯定会人满为患。西方不少企业实施I3制,就是要想尽办法去保留1/3的骨干员工;余下的1/3员工则是不被重视,能够进行自由流动,另外还有1/3也可自由流动。在我国,企业并不需要如此大的流动量,不过学非所用甚至无法胜任本职工作,或认为能在别的单位获得更好发展的人员,可允许其流动出去。建立和实施员工聘用合同制后,为企业的人员流动提供了条件与可能,为此也有更多的企业愿意对这一制度充分加以利用。 (四)激励企业实施人性管理模式,培养员工活力 在企业管理过程中,以人为本极为关键。它是指将人摆在企业发展的核心位置,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并不断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与创造性,为企业创造更高的收益。知识经济时代,人才是企业发展的核心资源,是企业命运的主宰者。企业都将员工看作其发展的重要资源,相信、认可、利用和激励员工,将其摆在管理中的重要位置,并开展人力资源开发及管理活动,培养员工的活力与创新能力,这不仅使更多的员工得到了全面发展,同时也能使企业目标与员工目标保持一致。 四、结语 综上所述,人力资源开发,即通过对人力资源实行整合、调整与规划,使组织当前的人力资源管理水平及效率得到全面提升。不管是在国家大局方面,还是在事业单位抑或是企业中,教育已经使人更多地认识到了现阶段的人力资源开发模式都存在诸多问题,并逐步构建和完善薪酬体系,利用更加全面的奖励与激励机制与民主式管理,营造和谐的人力资源开发环境,实现管理模式的创新,从而逐步增强人力资源开发的有效性。 作者:袁红兰 副教授 单位: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 人力资源论文: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下知识经济论文 一、知识经济环境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概述 人力资源管理指的是通过招聘、培训等形式对企业员工进行的调动和任用,以满足企业当前和未来发展的需要,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较于非人力资源,人力资源的管理更为关键。因为人是活的,人决定着企业发展的目标,操控着企业向着这一目标前进的各种动作。而出于竞争,一个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又不可能被其他企业熟知,所以,人力资源管理往往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随着经济时代的来临,知识成为最主要的生产要素。企业间关于设备和财力的竞争也开始向知识和智力的竞争转变。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知识和智力拥有者的“人”就成了企业创新发展的特殊资源,拥有知识型人才的企业无疑成为企业经济发展的关键。为此,人力资源管理的作用,其目的之一就是要培育知识经济环境下的知识型人才,企业针对知识开发的独特性,实行有效的人力资源管理至关重要。 二、知识经济环境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原因 1.社会环境的使然 新时期新环境,科技水平不断提高,网络数字化技术不断发展。人们已经基本摆脱了传统生产模式的制约,机械化、工业化稳步前行。随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高新技术的掌握与运用,社会进入了一个快餐化、碎片化、信息化的时代。大机器、大设备已经越发少见,转而是精致小巧的高科技产品进入了人们的视线。知识经济是与信息经济紧密相连的,知识经济的关键是知识生产率,即创新能力,只有信息共享,并与人的智能相结合,才能高效率地产生新的知识。所以,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是信息共享,新知识生产的技术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人才竞争便越演越烈。新的社会环境,工作现状,要求一批有知识、有能力的知识型人才,优化现有的人才结构,而如何引进人才,实现企业人力资源的开发与管理便成为当下企业发展的重点。 2.经营环境的要求 脱离时代的企业是不能长治久安的,与时俱进向来是企业以求发展的根本之道。知识经济环境下,为了求得发展,企业的经营环境势必发生变化,向知识、信息的道路转变。这时,对人力资源管理的水准,及企业员工的素质便有了新的要求。传统型人才势必遭到冷落,知识型员工势必得带重视。因此,以知识与智能为基础,做好人力资源的开发与管理工作就显得十分重要。另外,企业生产组织结构的扁平化也体现了企业在知识经济环境下的与时俱进,企业的结构层次越发精简,对员工的要求就明显提高。在这样的构成中,知识水平高、创新能力强的员工的地位尤其突出,他们不仅自身素质较高,在关注时间的弹性和工作的自主权上也别开生面,这一切都是适应知识经济发展的体现。所以,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对这样的人才肯定是行不通的,根据新特点新情况,重新设计开发人力资源管理,激发人才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激活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企业今后不遗余力需要做的事情。 三、知识经济环境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策略 1.注重开发培养以打造智能型人才 智能型人才指的是一批拥有高深专业知识并能及时利用咨询获取最新知识的人才,知识经济,信息时代,智能型人才该是企业最需要的人才。因而企业在人力资源的管理过程中,特别要重视对智能型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就人才的招聘而言,科学有效的选拔机制和途径必不可少,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为人才的真正招聘做好铺垫。科学有效的选拔与招聘方式多种多样,可选用人格测验、情景模拟测验等手段,以保障人才招聘的言之有物。就人才的培养来说,只重理论不重实践是不可行的也是落后的,必需将专业的培训与企业的发展有机结合,尤其要注重创新能力的培养。随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布,在培养知识和技能的同时,也要注重对人才道德品质和健康人格的培养,如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团队合作等等。通过以上一系列内容的强化和创新,人力资源的开发与管理就会有营养,结合人才培养的策略,按照企业发展的实际情况规划人手,制订目标,人才的供求就会平衡,人才的水平就会提升,企业的管理就会有序进行。 2.突出战略地位以形成竞争的优势 上世纪八十年代,西方企业在经济发展中遇到了一个突出的问题,那就是企业兼并。当时,为了推动企业能够更及时有效地向前发展,企业纷纷制定明确的发展战略,战略管理逐渐成为企业管理的重点。作为战略管理的重中之重,人力资源管理往往影响着企业战略发展的未来走向。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指出,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要与企业的经营战略相结合。在知识经济环境下,还必需与人才的招聘和录用挂钩,从人才的角度制定人力资源管理计划。突出知识经济下人力资源管理的战略地位,就要把人才视为是企业未来竞争力的筹码。究其根源,就在于太多的竞争优势容易被模仿,比如打广告,某个企业凭借广告优势崛起之后,这种竞争手段很快就会被其他企业效仿,可以说不能成为企业竞争的长效形式。但人力资源的经验却很难被模仿,因为它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同时是企业结合自身的特色发展起来的一种管理模式,即使被公开,其他企业也不可能加以用之。这也就是为什么同样是人才,有的企业就能留住他并发挥他的才干,而有的企业却无法留住他的原因之一。 3.构建学习型企业以提升集体能量 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彼得•圣吉(PeterSenge)指出,“未来唯一持久的优势,是有能力比你的竞争对手学习得更快。”他提出学习型组织的五项修炼,自我超越、改善心智、共同愿望、团队学习和系统思考。通用电气前CEO杰克•韦尔奇(JackWelch)也强调:最终的竞争优势在于一个企业的学习能力及将其迅速转化为行动的能力。从这些言论中,不难发现,构建学习型企业对于提升企业集体能量的重要性。学习型组织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不遗余力需要努力做的事情,员工之间的状态应该是既合作又竞争,强调知识的共享。为此,就必须鼓励企业员工间的沟通与交流,使他们互相渗透,指出缺点,学习优点。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深入发展,市场瞬息万变,竞争日趋激烈,人力资源管理无疑成为促进员工间通力合作,发挥集体精神,形成集体文化氛围的核心纽带。 四、结语 总而言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在知识经济时代下被赋予了新的内涵,这既是社会环境的使然也是企业经营环境的必然要求。今后,注重打造智能型人才、突出人力资源管理战略地位和构建学习型企业极其重要,这将是知识经济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关键。 作者:朱洪杰 单位: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 人力资源论文:人力资源知识经济论文 1人力资源在知识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 美国是当今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之一,它之所以能在国际上处于不败的地位,恰恰就是因为美国对人才的重视。美国是高科技、高素质人才的汇聚地,不仅吸纳了世界各地的人才,而且也非常注重本土对人才的培养,正是因为拥有了优质的人力资源,美国的经济实力才能不断地向前迈进。以1975年创立的微软公司为例,自其成立以来,每年以超高的速度向前发展,这个公司的成功正是由于有以比尔•盖茨为首的高技术人才作支撑。高素质人才不仅善于创新和改革,更加善于经营管理,他们使企业富有竞争力和爆发力。 2知识经济时代下对人力资源的新要求 2.1良好的心理素质 当前的经济形势非常严峻,但对正在发展中的中国来说,却是一个发展的契机。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就业压力非常严峻,而每天又有许多新的人口诞生,这就意味着竞争的压力也随之增加。现在正是讲究效率和优胜劣汰的社会,对人力资源来说不但是机遇也是挑战,不仅具有高竞争,而且存在着高压力。这就要求当前的人力资源要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面对强大的压力仍然能保持积极向上的态度。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人力资源应用坚强的意志来面对这些压力,用乐观自信的积极态度为企业创造利益。 2.2富有创新精神和创造力 面对瞬息万变的世界,人们要有不断向前的进取心和创造力。只有不断地创造出新的技术、新的理论才能推动企业的进步。在现今的社会中,一个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是要经过一个必要的循环周期,在这个缓慢的循环周期中,可能就有新的产品生产出来,慢慢地就会取代之前的旧产品。也就是说,没有一样产品能够永远占领市场,只有不断创新才能够生产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才能更长久地占领市场从而获得收益。由此可见,创新是发展的必然要求,人力资源具备良好的创新能力,不仅有助于企业的进步,而且能够使企业保持鲜活的生命力和竞争力。 2.3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每天都有很多新的事物产生。这些新的技术不断地取代了旧的技术,人们只有不断去学习,才能不被这个不断进步的社会所淘汰,只有不断学习新的知识以适应社会和企业的发展。新知识的掌握不仅能提高自身的素养,而且能够为企业注入新的活力。一个国家要想进步,就必须接受外来的新事物、新技术,在封建社会中,清朝政府就是由于固守陈旧,不接受新技术,固步自封,最终只能任由西方国家的欺凌。由此可以看出,只有具备学习的能力,不断接受新鲜知识和事物,才能发掘出自己的潜能,成为有助于企业和社会的优质的人力资源。 2.4面对突发状况的应变力 现在知识经济时代日新月异,市场环境也越发复杂,优质的人力资源需要有应变的能力。应变能力不仅表现在处理突发状况的能力上,还表现在面对大量工作压力时,自己对压力的排遣能力上。其实,无论是企业还是社会的发展,都会面临突发状况,例如一个国家在面对突发的金融危机时,或一个企业在面对竞争对手突然的竞争营销手段时,这都要求有专业的人力资源来化解这些突发的危机。因此,应变能力也是人力资源应该必须具备的素质之一。如果企业中的员工都只会在生产线上重复单一的工作,而完全没有应变能力,那么这个企业始终也只能是做生产加工,完全没有向技术密集型转型的实力。 3知识经济时代下人力资源管理新观念 在知识经济时代下,应该树立起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以人为本就是要求企业在加强人力资源管理的同时,要注重每个人的培训,因为人是科学和知识的最终载体,而每个人具备着不同的特点和优势。因此,企业在进行人力资源培训的时候,就应该注意观察每个人的特点,根据个人优势进行培训,然后使其充分发挥特长,这样不仅能够调动起个人的工作积极性,还能让他们变成整个企业的竞争优势。这种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管理新观念,不仅能够留住大量的人力资源,而且也有助于企业的长久发展,从而对整个社会进步起到带动和推进的作用。 4结语 综上所述,在知识经济时代下,人力资源的发展应该被注入新的活力。在管理的过程中,应注重以人为本,不断地开发每个人力资源的潜力,培养他们的学习能力、应变能力、创新能力,以此来适应社会的发展和需要。 作者:邓绍渝 单位:重庆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人力资源论文:三环组织学习模式下人力资源管理论文 1组织学习的内涵 1.1组织学习的定义 “组织学习”的概念自从1953年被学术界正式关注以来,组织学习研究经历了组织学习概念的孕育期、组织学习理论的孕育期、发展期、兴盛期四个阶段。在这四个阶段中,组织学习的概念呈现多元化局面,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定义。根据概念定义的“种差”及“属性”的不同,可将组织学习的主要定义概括为以下五类。目前学术界对于“组织学习”概念还没有达成共识,其原因主要是组织学习的相关研究往往是从某一角度出发,然后以此为基准进行深入的挖掘分析,从而导致不同的研究结论,不过他们从不同的侧面都探讨了组织学习的本质。 1.2双环学习和三环学习模式 阿吉瑞斯(ChrisAr-gyris)和谢恩(Schon)在《组织学习》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双环学习的概念。在双环学习理论中,组织将现象观测、本质思考的过程拓展到思维框架,剖析思维模式深处的问题,同时不断反思改善这种思维模式,从更深层次修正自己的行为。双环学习是一种较高水平的生成性学习,能通过个人学习来改善个人思维模式。在一定条件下,个人思维模式逐渐影响并融入团队思维模式,进而影响组织行为时,就形成了组织学习。下面以戴明环为例子,在“计划———执行———验证———行动”的学习回路中加上了“执行———思维模式———检查过程———行动”的循环回路,便得到双环学习模式图。双环学习模式的个人学习独立于组织而进行,个人思维模式的改进不一定会融入组织的思维模式,也不一定能生成新的知识并在组织成员间进行传播与共享。于是,我国学者金光熙(2005)在研究“双环学习”的基础上提出了“三环学习模式”,实现了知识的生成、创新与传播,形成了第三个学习循环“计划———行动———评价———理解———总结反思———提炼生成———交流传播———计划”。三环学习模式解决了个人学习如何融入组织学习的问题,将个人与组织的学习成果补充、提炼、创新,形成新的知识经验,通过组织成员不断地交流与传播,最终实现内外知识的共享。比如,工人在加工产品时,为了防止类似的机器故障在其它地方再次发生,他将自己的学习经验告诉别人,还将他的学习成果和相关专利提供给设备制造厂家,让有关的集体和个人都共享他的知识成果。三环学习强调的是知识的提炼生成与交流传播,是组织在战略上适应外部竞争环境变化的一种学习模式,这种不断反思、质疑而形成的集体知识与智慧正是三环学习的根基。 2组织学习与人力资源管理的关系分析 组织学习与人力资源管理之间是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关系。企业在进行组织学习过程中,通过塑造良好的学习环境,激发组织的学习张力,从而不断地改善企业人力资源价值的质量和数量,保证企业人力资源长期动态、健康持续地发展。反过来,人力资源价值的不断提升与管理的不断创新又会激发组织学习的情感动力和组织边界三维学习张力,进而促进组织学习。下面从三环学习模式角度来探讨组织学习与人力资源管理的关系。 2.1引导员工的自我超越———人本管理 通过不断学习纠正偏差,引导员工培养他们的自我超越意识,产生新的认知,是三环组织学习的重要功能之一。同时,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工作恰恰是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从组织行为学的角度来看,内在需要的增长是激励员工不断追求、探索、创造的根源。所以,组织应该以“员工本位”为出发点,更注重员工各式各样的需求,满足和深化内心深处的愿望,从而不断创造和超越,以适应知识“裂变”,创造和保持组织在技术和产品方面的核心优势,塑造企业的持久竞争力。人力资源作用的发挥,离不开员工的主动配合。因此,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根本任务是在“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管理理念的基础上,实施有效的组合式激励手段,引导员工自我超越,实现组织目标与员工目标的客观统一。 2.2改善心智模式,挖掘员工潜能———虚拟管理 组织学习可以促进人力资源管理方法的变革。三环学习模式是不断地对组织学习过程、学习方法提出质疑,并加以反思,而这一检查和改进的过程是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以学习文化为根基,人力资源管理定位和反思应在“促进组织学习能力”上。比如说,在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中,以人为本的知识管理逐步代替传统事务型的人事管理,要达到这种转变,需要高素质员工的快速反应能力和心智模式的革新。心智模式是指从事某一工作而形成的根植在内心深处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和价值观念的总称。改善心智模式就是需要打破传统的框框,消除传统思维定势的影响,从经营理念和管理方法等方面实现根本性突破,运用新的方法和运作模式去管理企业,提升企业的运营效率。比如企业可采用虚拟招聘,委托外部人才中介机构有效地筛选组织所需人员,充分发挥其在人才市场中的信息优势,并适当参与聘期管理、人员测评等各项事务。总而言之,通过三环组织学习,可以改善组织的心智模式,运用虚拟招聘等虚拟管理方法,来提升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效率。 2.3开展员工职业生涯设计,建立共同愿景———团队管理 三环学习模式的八个要素中“计划”是关键,要实现什么样的目标?实现目标需要怎么样的知识与技能?人力资源管理从良好的职业规划开始,通过组织学习来建设学习型组织、实施团队管理是人力资源管理的内容和目标。人力资源管理的目标包括组织的总战略目标和员工的个人生涯发展规划。其中,员工职业生涯设计是实现团队管理的基础,它可以引导员工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规划并确立符合自身意愿和组织需求的职业发展目标,为员工提供实现自我价值的职业机会。团队管理的核心是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的有机结合,让个人的职业规划都建立在组织目标之上,同时使员工认同组织的价值观,以便营造一支具有高素质和创新能力的团队。总之,团队管理作为新型的人力资源管理方式,有利于员工在工作中培养团队精神,通过知识与技能的学习逐步缩小目标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这也是团队管理的重要内涵。 2.4改变培训理念,促使学习与工作融合———学习管理 培训是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环节,也是组织学习的一种重要方式。培训可以为组织学习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员工通过组织学习,可以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组织学习不能简单地等同个体学习的加总,因此,组织学习不能只停留在“个体学习”层面,而应更注重“团队学习”和“知识共享”。三环学习模式体现的就是知识共享,营造有利于学习的良好氛围。因此,改变培训理念构建企业的知识共享制度,加强团队学习应该作为培训的核心内容。团队学习可使员工的学习主动性提高,同时也可以使人力资源管理者集中更多的精力用于组织战略层面的思考。三环组织学习有利于激发知识员工的创造性潜能。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员工人数增多,人力资源管理者需要根据知识员工的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等方面来考虑选择合适的激励手段。那么,管理者需要从更高层次来满足他们的内在需求,根据他们的专业特点,营造终生学习的环境;强调团队学习,让他们与同行探讨更专业的问题,满足他们的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等高级需要,有利于创造性的发挥。组织学习理论主张“工作学习化,学习工作化”、“终生学习”,这些举措将会促使学习与工作融合,实现团队式学习管理。并且这种积极主动的学习交流不仅有利于集中力量创造组织成果和共享学习经验,也有利于组织成员培养创新能力、提高自身素质。这是组织人力资源价值的提升,从微观上激发了组织学习的源动力。 3培育三环组织学习的人力资源管理策略 3.1建立组织的战略目标和开展员工的职业生涯规划 培育三环学习模式的组织学习,应当建立在系统规划基础之上。首先,要建立清晰的组织战略愿景和组织变革所需达成的目标。明确的目标可以激发员工积极主动地学习,而主动地学习是员工自觉地去探索、开发和试验,是源自内心的强烈学习愿望所驱动而进行不懈追求的学习行为。正如彼得•圣吉所说的:“千百年来,能一直在组织中鼓舞人心的是拥有一种能够凝聚、坚持并实现共同愿景的能力。”以绍兴农村合作银行为例,2010年该行制定了十年发展愿景:把“农村合作银行”转变为“农村商业银行”,打造成为全国一流的中型农村商业银行和中端市场的领导者;并在此基础上又确定了五年发展蓝图:重视“精品”,扩大规模,成为国内收益较高、均衡发展的中型银行———瑞丰银行。正是有了明确的战略目标,该行通过不断地组织学习改变了服务理念、服务方式、产品结构、客户结构和内部流程等,使得业务垂直化、合规管理功能突出等特色鲜明的核心业务流程得以确立。其次,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开展员工的职业生涯规划设计。对于员工个人而言,借助职业生涯规划设计能够准确地认清自身的个性特点、优势和劣势,帮助员工找准职业定位,并评估个人目标和现状的差距,及时进行学习充电,增强职业竞争优势;对于企业而言,通过职业生涯管理能够深入地了解员工的发展愿望和职业兴趣,为设计适合企业发展的组织结构进行人才盘点,使员工感觉受到重视,从而提升员工忠诚度和满意度,降低人力资源的管理成本。如上例中的农村合作银行为员工进行职业生涯规划,同时改善员工关怀体系,增强企业凝聚力和向心力,充分激发内在学习动力。因此,建立明确的组织战略目标和开展员工的职业生涯规划促进了三环模式的组织学习,同时也实现了员工个人目标和组织目标的客观统一。 3.2建设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反思企业文化” 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任务就是建立一支对企业目标、企业文化有强烈认同感和归属感的高素质员工队伍。在三环学习模式中,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反思”。企业文化同样需要反思,只有在传承中进行变革,不断修正企业文化中存在的缺陷,才能形成更人文、更健康的管理模式。因此,优秀的人力资源管理者要善于塑造新的企业文化,多渠道聆听不同的意见,学会批评与自我批评。大多数成功的企业都运用三环学习模式,尤其是善于放低姿态,承认错误的企业文化。2009年联想出现大幅度亏损,创始人柳传志重新担任董事会主席,他明确联想困局主要原因就是企业文化定位不清晰,复出的目的是为新联想集团重新塑“魂”,让联想变成一个更加融洽、更好的国际化企业文化公司。柳传志对企业文化选择的正确,使得联想经营回暖,重新走上赢利轨道。联想塑“魂”的实质就是反思,柳传志把反思作为主要使命可见其重视程度。又如微软的学习三理念:一是通过自我批评学习;二是通过信息反馈学习;三是通过交流共享学习。这种学习理念被国内外众多企业家所推崇。微软的第一理念和第二理念,通过自我批评、信息反馈学习,形成学习中的“去粗取精”反思文化,是三环学习的第二个学习回路。而通过交流共享学习,是属于高层次的学习,是三环学习中的第三个学习回路。 3.3激励企业成员进行知识创新,增强团队知识的扩散力 在三环组织学习过程中,企业成员必须进行自我提升,完成组织内的知识共享,最终实现整个人力资源管理水平的持续上升。自我提升的关键是不断突破自己的能力极限,创造一个鼓励知识创新的环境。首先,设立奖励机制,激发知识创新热情。其次,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构筑安全护盾。最后,加强组织成员的知识交流,提高相互之间的信任感,达到团队知识扩散的目的。比如云南白药集团之所以能走在云南药业之前,主要是源于他们优越的知识保护战略,每年投入近百万元资金专门用于知识产权申请和保护。截止2013年6月,集团共申请专利447项,授权专利379项。云南白药集团以知识创新为核心,以专利技术为依托,大大增强了组织的创新动力。深圳研祥作为一个高科技企业,每年都会奖励市场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这三方面成效卓越的员工,创新奖金额超过10万。鼓励员工奖项有“啄木鸟奖”和“即时奖励”等,其中“即时奖励”是最具特色的奖励项目。部门经理一旦认可员工的良好表现,员工便在8小时内就能获得写有奖励原因、奖励金额的一张小卡片。同时,研祥还为员工提供了展示创新成果,交流学习经验的机会,实现了企业内部资源的共享和团队知识的扩散。 3.4不断完善企业的组织结构 创建学习型组织、培育三环组织学习机制,对于人力资源管理者来说,其核心工作就是对组织结构进行不断地完善与变革。完善与变革的目标主要包括组织结构调整、工作流程重组、重建信息网络等。在科技、信息高速发展的今天,企业要想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根据内外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组织结构,建立更加灵活、更加柔性的网状结构,实现组织内的自主管理和充分授权。在短短二十年时间里,三九集团公司的组织结构不断调整与完善,从原来的直线职能制结构到“两部———两院———四所”模式,把众多的事业部整合为十二大子公司。这种调整与不断完善,一方面是为了适应市场环境变化和集团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客观上也促进了组织学习,增强了组织学习成果的交流与共享。在组织结构完善方面,浙江正泰集团另辟蹊径。自1994年成立企业集团之后,正泰以品牌为中心,横向联合,在企业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加强组织结构的变革以适应环境的变化。在企业内部建立扁平化的组织系统,改善企业的管理制度,如推广创新奖励机制、领导与员工座谈制度、全员培训制度等。这些都是构成三环组织学习顺利进行的必要保证,为知识创新与共享培育了成长的土壤。 作者:李小明 单位:绍兴文理学院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 人力资源论文:公路文化与人力资源管理论文 一、桂林公路文化特色简述 本单位公路文化的特色可以从桂林公路的精神体现出来,即“团结拼搏、追求卓越”。这是根据桂林公路行业自身的性质、任务、时代要求和发展方向,在长期的生产、管理过程中精心培育的、正在逐步变为广大职工的内在诉求和主导意识。这种精神具有团体和文化的双重性,其独特个性是“团结”、“坚韧”,其本质内容是“追求”、“进步”,靠团结拼搏求进步,靠不懈追求谋求科学持续发展。 二、公路文化与人力资源管理的有效性融合 (一)突出公路文化建设目标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地位 在将公路文化与人力资源管理的有效性融合时,须突出桂林公路文化建设目标的地位。其的总体目标是:推进桂林公路文化建设向制度化、规范化发展,形成统一完整的公路文化体系和工作机制;其核心理念、行为规范、视觉形象被广大员工所认同,并逐步融入到单位的生产、工作和日常生活之中,内化于心,外化于形,固化于制,活化于魂,使单位管理水平和员工素质明显提高,凝聚力、竞争力明显增强,社会形象明显改善,形成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 1、价值观念的目标 通过桂林公路文化建设,增强全局干部职工的集体意识,使大家对公路理念体系有明确的理解,并通过实践,使公路核心价值观得到新的升华。 2、行为规范的目标 通过桂林公路文化建设,增强集体领导者的事业心和使命感,增强单位管理者的责任心和忠诚度,增强广大员工的职业素养、进取精神,规范全局干部职工队伍的从业行为。 3、管理的目标 通过桂林公路文化建设,引导管理人员用新的管理理念推进改革、完善制度,推动我局管控模式的高效运行,使单位实现科学发展、安全发展、开放发展、跨越式发展。 4、社会识别的目标 通过桂林公路文化建设,把单位的核心价值观贯彻到改革发展、生产工作和广大员工的日常生活之中,使这套系统得到领导干部的充分理解和熟练运用,得到职工群众的广泛认知和自觉接受,得到社会公众的基本认同和密切关注(公路行业标志),为我局在桂林塑造一流的公路品牌形象奠定文化基础。 (二)公路文化和人力资源管理中的融合应用 1、注重文化认知度在遴选职员的基础性功能 在招聘职员以前,事业单位须将公路文化的价值理念与用人的标准加以有机地结合。面试官借助于多元化的手段,全方位地考察与分析应聘者的价值理念与个性等元素,如若与事业单位的需求并不吻合,那么便无需招录。通过面试之后,人力管理者能够挑选出与本单位公路文化相吻合的人才,从一开始便选出了与合适的工作对象,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让他们在潜意识中认可了本事业单位的公路文化,为今后的工作打下文化与精神层面的基础。 2、突出相同愿景在加强管理职员的作用 衡量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是否到位,还须“留得住”,在单位内部构建起有效地管理职员的体制。职员须认可公路文化,并树立起相应的远期发展目标。单位应全面地掌握职员的切实需求与发展目标与愿望,再科学地进行人力资源的分配,发挥公路文化在激励职员积极工作的驱动力,提高工作的热情。在引导职员时,事业单位须让他们把个体的愿景与单位的长远发展目标结合起来,切实地规划自我的职业方向。职员也会了解自我和事业单位间存在着休戚休戚与共的内在关联性,即个体要获得成功,不能离开单位这个环境背景。若二者相匹配,职员即会清楚自我在整个单位中的意义以及事业单位在整个社会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进而激发职员自我的职责意识与使命感,提高工作的效率。 3、构建公平公正的激励机制文化 优秀的事业单位会营造合适的发展环境,并采纳合理的用人机制引入人才。通过激励机制文化确保事业单位职员在生活物质方面的需求,实施有效的薪酬机制,营建温馨合适的生活与工作环境。结合人力资源管理,精神激励可以总结为“信赖、尊重、肯定与关爱”,即基于人文主义与人性关怀的视角满足职员精神上的多元需求,在精神激励与物质激励以及短期激励与长期激励方面达到动态的平衡。毫无疑问,每位职员都希望获得公平公正的待遇,让自己的身心得到健康的发展。人力资源部门在管理时,就应尽量做到公正、公平,规避由于处理不当而打击职员的工作热情,甚至造成厌恶反感情绪。当人力资源所制定的规则公平公正时,职员也明确自身的发展走势,并自然地产生相应的组织归属感。 三、结束语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日益明显化,我国公路行业所面临的竞争压力也相应地凸显出来。从实际情况来看,当下国内绝大多数的公路事业单位均意识到了人力资源管理在公路行业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并已领悟到只有加强人力资源的管理效率,才可以有效地加强整个单位的竞争力,才可以落实好有关公路方面的管理工作,才可以推动我国公路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作者:李莉 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永福公路管理局 人力资源论文:人才留用机制下人力资源管理论文 1人才留用机制和人力资源管理的关系分析 1.1人才留用机制是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力资源管理对企业的发展壮大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它是通过招录、甄选和培训等方式,将企业内的人力资源进行有效的配置,提高员工的工作能力和道德素养,最终促进企业长远发展的的管理手段。而人才留用机制是企业为了激发公司员工的潜能、最大程度发挥人才的作用,减少人才无谓流失而建立的制度。所以从二者的特点和作用分析,人才留用机制是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板块。 1.2人才留用机制可以促进人力资源管理工作顺利 进行现代社会对于人才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作为企业之间竞争核心的人才就希望能够得到充分的尊重,充分的发挥自己的价值,有安全的制度作为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保障。而企业进行人力资源培训和管理时,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对人才能力的发挥和心理造成一定的影响,而人才留用机制的建设则能够较好的弥补人力资源管理中存在的一些缺憾,让人才真正的感觉到自己有存在感,而这种精神上的满足,就会促使他们更好的遵守人力资源管理的相关规定,把最大的热情投入到人力资源管理中来。 1.3人力资源管理为人才留用机制的建设提供条件 作为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环节,人才留用机制是在人力资源管理发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为避免人才流失而专门设定的制度。但是人力资源管理的范围要比人才留用机制的范围更大、所需的资源也更多,当人力资源管理有更多的资源可以利用时,也能在人才留用机制的建设方面提供更充足的条件。 2当前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2.1法律基础相对比较薄弱 法律是我国人民生存和发展必须遵守的规则,对于企业进行人力资源管理而言,同样需要法律作为管理的基础。虽然我国已经制定了《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和法规,但是在实践中仍然需要出台一些更细化的规定和指导原则来规范我们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 2.2资金投放不到位 现代是市场经济时代,资金的投放和回笼过程就能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不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但是一些新起的企业,在资金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一方面是企业自身的经济实力有限,不能调出更多的资金来进行人力资源的培训活动等,另外一方面就是资金的投放要与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然而我国相当一部分行业的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因此不能让资金的投放起到实在的效果。 2.3人才的选用不科学 企业在选用人才时,一定要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尤其是自身的经济实力和人才结构方面考虑。但是相当一部分企业没有自己明确的发展目标,对于学历高的求职者来者不拒,而自己所需的人才却并没有真正招录到,或者有合适的人才时却没有了资金引进。这样就会造成企业人才结构的失衡,对企业的发展造成沉重的负担,一方面是人才不能发挥出自己的真实价值,长此以往这些人才就会流失;另一方面需要的人才没有充裕的资金引进,对企业工作效率和业绩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而且对于企业的形象和信誉也会造成严重的影响。 2.4管理制度不健全 任何活动的开展都需要有健全的管理制度,而人力资源管理活动也需要健全的管理机制,尤其是激励机制的建设。但是现代一些企业对于激励机制做的非常不到位,到企业任职的员工走完一批又一批,看似企业的经济效益没有太大的下降,但是实际情况则是他们的形象、老员工创造的额外价值都失去了,这种人才的流失很难实现企业的发展壮大,因此公司总处于起步阶段很难有实质性的突破。 3通过健全人才留用机制解决人力资源管理问题 3.1人才留用机制建设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 现代社会人们对于自身价值和尊严的实现有更高的要求,要想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有所突破,保证人才留用机制的作用切实发挥出来,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这就要求领导人员重视人才的使用,在充分了解人才市场供给的情况下,制定详细的人力资源管理和人才留用计划,一方面保证人才结构的合理性,制定适当的工作任务和目标,使每个人才都能够充分发挥出自己的价值和作用;另一方面计划的制定要充分尊重人才,让他们精神上和心理上得到满足,这样就能对人才产生很强的感染力与号召力。 3.2善于利用科技加快人才留用机制建设的步伐 现代社会科技发展速度非常快,只有善于利用科技掌握市场动态,才能制定完善的决策和部署。而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也会限制企业业务的开展、经济效益的增长、人才的充分使用,因此通过科技产品提高人才留用机制建设的效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其中北京宏景世纪eHR-专业版软件在现代的人力资源管理中发挥出卓越的作用,其最大的优点在于功能丰富而操作简单。eHR-专业版软件是借助开放式的平台,把先进的科学管理理念与信息技术巧妙的结合起来,保证了信息搜集的准确性,只有参照市场的情况才能制定切实可行而有效良好的人才留用制度。而且它的功能非常的完善,对于企业内部员工的情况能够进行仔细的整理,包括工资结构、绩效体系等,而利用准确的数据对员工进行评价,也显得非常的客观公正;为企业的经营决策制定提供支持,保证了经营决策的准确性,而且这种新颖的管理机制也适应了时代的发展要求,对于人才留用机制的建设起到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3.3完善薪酬考核制度以促进人才留用制度作用的发挥 企业的长远发展是要依靠人才作为支撑,而人才市场的竞争压力非常的大,因此必须丰富人才留用制度,其中薪酬考核制度对于人才留用机制的发挥有着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人才留用制度是为了保证人才充分发挥价值,避免人才流失而形成的制度,人才留用制度可以从制度层面给人才一种精神慰藉,但是仅凭精神上的慰藉很难保证他们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当中来,而薪酬考核制度的完善与实施则能让人才更好的发挥出自己的作用,增强对人才的吸引力才能最终留住人才。 4结束语 人力资源是现代企业重点关注的问题,也是企业实现长远发展必不可少的战略规划。通过人力资源管理和人才留用机制二者的关系和问题分析,采用了转变观念、制度建设、薪酬管理和人才培训教育等措施,对于建立和完善人才留用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而人才流失问题的解决,不仅满足了企业的用人需要,也提升了企业的名誉及影响力。 作者:张锋 单位:陕西建工第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人力资源论文:高速公路人力资源精细化管理论文 一、高速公路人力资源精细化管理的必要性 在高速公路行业中实施相对比较精细化的管理方式,在一定的程度上不仅是人力资源管理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同时也可以进一步的提高团队凝聚力以及行业核心竞争力的主要内在要求,对人力资源进行有效的管理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尽最大可能的发掘出人们自身的潜能,对本职员工的工作兴趣进行有效的激发,在一定的程度上有利于人们能够对自己的工作进行出色的完成,进一步的对人才队伍建设不断的加强,对高速公路的管理以及经营意识进行不断的强化,只有这样才能够对高速公路的自身的经济效益进行有效的提高。 二、精细化管理的有效途径 在对行业当中的人力资源进行管理时,可以根据不同类型的人才来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这样才能够达到预期的管理目的。首先应该建立一个相对比较完善的职位体系,同时也要把每一个职位的特点以及所需的能力在一定的程度上进行如实的反映,形成一个相对来说层次比较分明的管理体系,这样也能够对相关工作人员的绩效考核奠定基础,对人力资源的综合性进行全面的提高,进一步的实现全程的管理模式,并且还要结合岗位的需求,将人员进行适合的分配,只有这样才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对实干人才的技能培训进行有效的加强。 在和一些实干型的人才相比较,主动性的人才所拥有的特点主要是表现在能够在关键时刻进行毛遂自荐,进而使自身的能力得到更好的发挥,同时也能够更好的带动周围的人,在平时的工作中能够更好的活跃工作氛围,所以,在高速公路的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要对这类人才所具有的特点进行充分的考虑,同时也要不断的完善转岗的激励制度,在任何部门的发展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一些人才岗位的调换,因此在人力资源管理的过程中也可以适当的培养出一些能够适应在不同工作岗位的主动性人才,在目前阶段,转岗的激励制度不仅仅能够在中长期之内发挥出人员的配置优势,同时也能够更好的保证行业发展的活力,目前在高速公路的管理中,所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每个部门人员的学习积极性并不是很高,进而也就导致了高速公路行业中存在着内部缺少复合型的人才,并且也不利于人员的转岗机制进行完善,所以,必须要对其进行不断的完善,才能够更好的促进工作人员学习的积极性以及提高自身的职业技能。 针对高速公路人力资源而言,以上这两种人才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具有着比较大的潜力,所以必须要进行有效的挖掘,进行细致化的管理可以进一步的对每一位员工的责任进行充分的发挥,这样才能够对高速公路的管理部门进行不断的发展和促进,一定要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留下一些比较足够的空间,多根据不同的激励制度对员工进行不断的鼓励,对绩效考核评价进行做好,对高层领导的工作进行有效的管理和监督,并且在这个管理的过程中,能够更好的起到表率作用,进而营造出更好的工作环境,在实行精细化的管理过程中也要加入到柔性化的管理方法,以此来促进人力资源能够发挥出更大的效果,所以,也要不断加强文化的建设,使每个员工在人文关怀的过程中能够更好的进行工作,也能够更好的帮助领导进行决策,同时也能够通过各种的活动来增强员工之间、上下级之间的沟通以及交流,使各级工作人员的感情也方便联络,并且也能够使整个团队更加的具有凝聚力,在日常的工作过程中,还要对利民的思想进行加强,使高速公路的每项工作能够落实的实际当中,更好的为广大人们群众的利益着想,这样才能够更好的促进交通事业的不断发展。 三、结束语 根据上述内容可以知道,人力资源的精细化管理将会对高速公路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为了能够更好的发展人力资源的潜力,必须要对不同类型的人才进行科学化的管理,以此能够更好的优化人才结构,使行业能够更好的发展。 作者:徐蕾 单位:山东省东营市公路管理局 人力资源论文:公路企业人力资源精细化管理论文 一、人力资源精细化管理水平的必然性 人力资源管理的有效性可以帮助人们顺利的完成自己的工作,并且提高人们继续学习能力以及研究能力,提高员工的积极主动性,最大程度的强化团队建设的凝聚力量,形成一个和谐的工作环境。沿线地方经济发展跟公路管理企业两者之间存在非常紧密的联系。不断强化企业人才队伍的建设,进一步强化企业的整体服务意识,提升企业的服务质量,提高公路管理经营意识的科学性,最后,使公路企业不断提升自身经济效益,并且吸纳更多的投资者,促进社会发展。人力资源管理建设自始自终是一个被广泛关注的问题,目前社会发展是坚持以人为本,需要管理好企业的人才队伍,所以,精细化管理应运而生。精细化管理从根本上体现“以人为本”管理理念,精细化管理具备很强的实践意义。公路人力资源管理需要在重视全员化精细化管理的同时重视全过程精细化管理。把工作贯彻落实,不留死角,有利于企业实现预期的管理目的。 二、公路人力资源精细化管理的几点办法 公路企业开展人力资源进行管理的过程中,需要针对不同类型的人才采取相对的管理方法,这样才可以实现预期的目的,提升人力资源管理的效率,为公路部门的人才发挥工作潜力提供切实的保障。目前环境下,公路部门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主要依赖力量型的、实干型人才。虽然职位设置的不同,实干型人才均会在自己的职位上发挥自己的潜能,时刻保持一个踏实认真的工作态度,所以,实干型人才可以很好的适应大部分岗位工作的需求,特别是部分岗位,它们需要付出很长的时间、很大毅力以及精力才能担任,实干型人才则可以很快的上岗工作。所以,公路部门在进行管理的过程中,首先要建设一个较为健全的职位体系,把各个职位的特点以及担当这个岗位的责任需要的能力系统的表现出来,建立健全一个层次感强的管理系统。借助这个管理系统为实干型人才提供相应的工作准则,为日后工作人员的绩效考核提供切实的保证,同时,可以通过建设岗位能力模型来有效的改善人力资源总体管理效果,公路部门在日常的工作过程中,需要不断提升人力资源管理的综合性以及全面性,实现全程化的管理方法,需要按照一个岗位的实际需要,把人才分配到相应的岗位中去。与此同时还要不断强化对实干型人才的教育培训,让人才更快的掌握的专业知识,总体提升人才整体的工作素养。 公路管理部门的工作涉及的面非常广,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要将岗位的具体责任全部体现出来,有利于让实干型的人才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有一定的参考以及标准。主动型人才跟实干型的人才相比较而言,主动型人才具有非常显著的特征,那就是可以在需要的时候毛遂自荐,将自身的专业技能最大程度的发挥出来,与此同时对周边的人起着一种模范带头作用,活跃工作氛围。公路人力资源的管理制度的建设需要从根本上考虑主动型人才的特点,不断健全以及完善实现转岗激励机制。单位部门发展会影响到人才岗位调整以及互换,因此,在进行人力资源的管理的过程中,需要做到的是培养一部分能够担任不同类型岗位的主动型人才。转岗激励机制的完成能够在一定时期内将公路企业的人员配置价值最大程度的发挥出来,与此同时还能够保持发展的活力。 我国公路企业在开展管理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是:企业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缺乏强烈的学习积极性,造成公路企业内部缺少复合型人才,同时造成内部人员转岗时出现不必要的麻烦,通过一个完善的转岗激励机制,可以有效的提升工作人员的学习积极性,同时提升他们的整体专业技能。公路企业需要不断鼓励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使员工保持从技能要求较低的领域转向技能要求更高的领域。精细化管理的开展可以将各个员工的能力最大程度的激发出来,为公路管理部门的不断发展提供相应的保障。所以,公路管理部门发展的过程中,在人力资源的管理方面需要留有足够的伸展空间,借此鼓励和激励员工,与此同时做好绩效考核以及评价工作,为部门的员工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氛围。除此之外,还要做好文化建设,充分掌握大众的心声,通过各种类型的活动不断强化员工与员工之间以及上级和下级之间的交流。 三、总结 综上所述,公路企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依赖于人力资源的精细化管理,人力资源的精细化管理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想要更深层次的挖缺人力资源的巨大潜力,就需要针对不同类型的人才展开不同的管理以及培训,有利于充分优化人才结构,实现公路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王艳芳 单位:浙江省德清县农村公路养护管理中心 人力资源论文:企业年金人力资源管理论文 1企业年金的概述 1.1企业年金的概念。 企业年金是在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企业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下,根据企业的经济状况建立的,并为企业员工提供一定退休收入保障的补充性养老制度,是企业员工福利的重要一部分。企业年金是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中的重要内容,它是企业管理者为了吸引与留住员工而为员工设定的一种福利养老金。 1.2企业年金的特点。 一是具有养老保障性。企业年金的建立主要是为了保障员工在退休之后的生活,是我国养老保险体系的重要补充;二是具有福利性。企业年金制度在我国法律层面上具有非强制性,因此企业建立年金制度具有很强的员工福利性,是企业为员工提供的福利政策;三是管理方式多样化。目前企业年金的管理模式存在多样性,有的企业有自己管理,有的则交由中介部门管理,有的则由金融机构负责;四是国家给予了一定的优惠政策。国家对企业年金的投资等活动给予了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 2企业年金与人力资源管理的关系 企业年金的存在对企业人力资源的管理过程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企业年金是人力资源投资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企业年金与人力资源管理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2.1企业年金有利于吸引人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间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如何获取优秀的人才取决于企业分配激励机制和保险福利机制,而企业年金的制度就恰好具有此种信号功能:笔者对海南省某家民营企业的人才结构现状进行调查:2009年该企业没有实施企业年金制度,企业员工规模为3020人,该企业的人才流动率为28.3%,2010年该企业开始实施企业年金制度,企业年金费用由企业与职工共同缴纳,年金规模2000多万;2011年,年金规模为3000多万,同时企业的员工人数增长迅速,已经有2800人,并且人才流动率仅为5%,有效地解决了企业用工荒的问题。 2.2企业年金有利于增强员工的就业安全感。 企业年金是通过将员工的当期收入延期支付,实现了对员工的激励与稳定作用,在知识时代经济环境中,企业培养一名合格的员工需要消耗企业大量的经济费用,这无形之中增加了企业的运行成本,然而员工自身人力资本的增加并不会为企业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反而企业的人力资本投资的风险会越来越大,因为优秀员工有可能被别的企业“挖走”,因此如何在提高员工素质的同时减少投资风险成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需要面临的主要问题。企业年金作为一种延期支付方式,它能够有效地约束员工的离职行为,因为员工一旦离职企业年金中以养老储蓄积累的资产就无法支付,影响员工的经济收益。因此企业年金有利于降低企业人力资本投资风险、提高员工队伍的稳定性。 2.3有利于降低企业福利成本,增强企业竞争力。 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对于企业建立企业年金的缴费支出可以从企业和个人所得税中扣除,这样一来大大降低了企业因为建立企业年金而需要支付的税收费用,企业税收费用支出的减少,必然会降低企业经营费用成本,同时企业以最小的成本构建的企业年金制度会大大改善企业与员工的关系,进而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增强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力。 2.4企业年金有利于企业人力资源的更新。 由于企业的不断发展,企业需要及时根据市场发展要求补充符合市场发展规律的优秀人才,但是由于现有老职工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他们不愿意退出工作岗位,在此情况下,企业通过企业年金制度可以促使老员工选择退休,比如企业可以通过制定与调整有利于企业员工退休的方案促使他们选择自动退休,这样一来就可以实现企业员工的新老交替,及时保障人力资源的更新。 3企业年金应用于长期激励机制方面存在的困难与问题 3.1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还不完善。 首先,企业年金管理涉及的部门比较多,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台一部针对企业年金制度的具体法律法规,结果造成一旦出现企业年金纠纷就导致适用的法律存在争议,比如企业年金纠纷既属于合同法范畴也属于劳动法范畴,最终导致纠纷的解决难以实现统一化管理与约束;其次,税收优惠政策不完善。目前我国针对企业年金制度的优惠税收政策还没有明确的规定,目前每个省份所出台的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主要由各个省份自己制定,这对于实现经济的一体化发展非常不利。 3.2企业年金的运作存在许多问题。 首先,企业年金的投资渠道狭窄。由于我国的企业年金市场发展还不成熟,企业年金的投资渠道比较狭窄,目前主要的投资方向是银行存款和国债,这些投资渠道获得的效益非常低,满足不了企业年金的增值需求;其次,赋益权问题。目前我国企业对于企业年金的领取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即要等职工退休之后才可以领取,这样就会产生许多不公平的现象;最后,企业年金的成本比较高。社会基金管理公司在企业年金时要求的费过高,造成企业年金参与基金运作的积极性不高。 4通过企业年金激励员工的具体对策 4.1根据企业人力资源战略合理确定企业年金计划覆盖人群。 企业年金建立的最终目的是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吸引与留住优秀的人才。因此企业年金计划的制定一定要与企业的整体人力资源战略相结合。合理的企业年金体系不仅能够完善与补充企业的薪酬福利体系,而且还能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提高企业的凝聚力,相反不合理的企业年金制度不仅会增加企业的福利成本,还会引起员工之间的矛盾,影响企业的整体健康发展,因此企业年金的建立必须要密切结合企业的人力资源战略:首先,企业年金的确定要考虑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并且针对不同的员工制定不同标准的企业年金标准;其次,企业年金计划要与企业人员结构相匹配。企业年金在建立之前要充分考虑企业现有的人员结构,并且通过合理的企业年金方案激发员工的工作激情;最后,企业年金计划要与企业产业类型相匹配。要根据企业产业的性质选择合适的企业年金模式,比如企业属于新型企业的话,企业年金方案就要重点考虑服务年限的限制,根据工作年限划分收益比例,以此避免人员的流失。 4.2提高对企业年金的认识。 一是提高企业经营者对企业年金的认识。企业经营者要转变观念,树立起长期意识,充分认识企业年金是一种有效的激励手段。企业可以根据员工对企业贡献的大小设计有差别的企业年金保险待遇,并对其进行系统的设计和管理;二是提高员工对企业年金的认识。员工要充分认识企业年金制度,转变自己的养老意识,意识到企业年金的重要性并且要转变自己的短缺利益观念,将实现企业的利益与个人利益相结合,明白员工个人利益的满足建立在企业经济效益增长的基础上。 4.3完善企业年金制度。 首先,要创造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和法律环境,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基于企业年金在实践中所存在的问题,我国要尽快出台针对企业年金的法律;其次,建立明确的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一是要在资金来源上,对企业和雇员用于缴纳企业年金的收入,实行税前列支、计入成本的优惠政策,同时职工个人缴纳的部分应免交个人所得税。二是国家应对企业年金所形成基金的投资运营实行优惠政策,对企业年金投资运营的收益免征所得税,以确保基金的保值增值。 4.4提高企业年金管理的透明度。 为了消除员工对企业年金保值增值的不信任,除了国家制定相关的规范制度之外,还需要企业加强对企业资金管理,实现企业年金透明度,员工可以随时了解企业年金的运行效益情况,这样就可以避免员工在工作中需要考虑企业年金的运行效益的疑惑因素,促进员工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同时企业要给员工一定的自主选择权,允许员工参与到个人企业年金账户资产的增值保值中,提高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 作者:何云 单位:海南职业技术学院 人力资源论文:电力企业人力资源计划管理论文 一、加强人力资源计划管理的措施 人力资源计划由人力资源总体计划、职务编制计划、人员配置计划、人员需求计划、人员供给计划、教育培训计划及人力资源管理政策调整计划这几个部分组成。电力企业要想加强人力资源计划管理,就必须认真把握人力资源计划内容,遵循两个前提原则:充分考虑电力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做好当前电力企业的人力资源供给。这样才能够确保人力资源计划管理工作与实际情况相适应,真正服务于电力企业的发展目标,做好风险的预防工作;能够有效地保证对电力企业的人力资源供给,更深层次地对人力资源进行管理与开发。加强电力企业人力资源计划管理,需要做到遵循以下流程: 1.诊断并评价现有人力资源状况 如果没有掌握本企业人力资源的实际情况,那么难以保证人力资源计划的科学合理性,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注意四点:全面掌握本企业的人力资源状况,判断本企业的人力资源结构是否合理,运用“评价中心”或其他测评技术来评估重要人才,对人力资源状况进行总体统计。人力资源计划管理人员可以通过人力资源调查来进行,例如利用调查表来帮助管理者评价组织中的人才;利用职务分析来准确做好人才规划工作。只有这样,人力资源部才能够拟订出科学合理的职务说明书及职务规范。 2.科学预测人力资源需求及供给 电力企业的经营目标及发展战略直接决定其未来人力资源的需要。因此,人力资源计划的制定必须要与以电力企业的经营状况、财务计划指标、现有员工状况为依据,这样才能确定年度人力资源总量及工种、岗位、职务等结构性指标。其次,需要科学制定招募、辞退、下岗分流及转岗调配的计划;通过对比人员短缺岗位与人员剩余岗位的需求技能,来进一步解决人员剩余与短缺问题。总之,要能够维持人员供求的平衡, 3.科学制定人力资源发展方案 电力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部门需要全面评估自身人力资源的现有状况及未来需求,进而掌握人力资源的短缺程度及后期可能出现超员配置的领域。然后,将预测结果与后期人力资源的供应推测进行综合分析,从而拟订出人力资源发展方案,发展方案主要包括人力资源总体计划、人员配置计划、职务编制计划、教育培训计划及人力资源管理政策调整计划等等。 二、加强电力企业人力资源计划管理的关键 目前电力企业人力资源计划管理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重技术操作而轻系统规划、重结果管理而轻过程控制。为了提高电力企业人力资源计划管理水平,笔者认为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电力企业全体人员需要统一思想,将人力资源计划纳人企业长期规划及年度工作计划的范畴。做好各部门的协调工作,电力企业各部门是用人的一线部门,对人员的变化需求最为了解,电力企业可以定期组织各部门领导人员召开专项会议,使各部门共同参与制定人力资源计划。提高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计划指导能力。 例如可以通过分析本企业人员的数量及年龄,绘制出符合本企业的人力资源长期变化曲线;通过分析人员能力及知识结构,制定各岗位卡片,做好各岗位人员替补准备工作,提高人力资源利用率;分析电力企业的岗位情况,帮助员工合理规划职业生涯,使员工的职业生涯规划与企业发展战略相统一。财人力资源计划进行全程管理并做好及时上报工作。完善配套管理制度,在人力资源培训中确定培训项目并制定培训周期;在将人力资源计划管理指标纳人部门绩效管理工作;根据人力资源部门及各部门负责人在人力资源计划管理工作完成情况,在薪酬管理制度中设立与之相对应的薪酬待遇。将人力资源计划管理纳人ERP系统,进一步简化人力资源计划管理流程,提高人力资源计划管J则之平。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人力资源计划管理是电力企业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最具有战略性及主动性的。电力市场竞争环境的日趋激烈,给人力资源预测工作增加了难度。电力企业在人力资源计划管理方面还处于起步阶段,如何通过人力资源计划管理来促进电力企业的稳健发展,需要各电力企业在实践工作中不断探索与研究。 作者:张恺 单位:国网湖北省电力公司孝感供电公司 人力资源论文:人力资源管理知识经济论文 1人力资源管理构成分析 1.1人力资源概述 目前,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各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和结构形态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我国为例,我国已从传统的工业经济和工业社会转变为知识经济和知识社会,其经济发展模式和产业结构都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人们在知识与信息的吸收方式上日趋多元化,这一方面提升了其信息分析和加工处理效率,另一方面也为其科学决策提供了有力保证。另外,信息在创造价值和推动社会发展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人力资源或人力资本的质量主要取决于劳动者的健康水平、心理素质、智能素质、价值观念、技能水平,而不是人的数量。人力资源或人力资本并不是自然就有的,而是投资者投资管理的结果。在实际发展过程中,管理者主要通过资本投资的方式进行人力资源和教育投资管理,以便更好地整合和利用资源,最终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 1.2人力资源发展的性质 要想更好地实现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我们首先要了解人力资源的性质和特征。“人力资源”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1970年以后。人力资源明确地说明和阐释了人力资本在当前发展形势下的地位和作用,有利于管理者的分析和绩效管理。此后,人力资源逐渐取代了“人力”或“人事”等传统概念。究其原因,主要是发达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其财政资源和物质资源的集中程度过高,此时人在组织发展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并逐渐成为组织中最重要的资产之一。 2人力资源及管理面临的挑战 目前,我国的人力资源管理仍处于初始化发展阶段,对资源的优化配置认识不足,缺乏全局发展观和长期战略定位,人才储存和管理不到位,造成了资源的流失和浪费。 2.1人力资源发展的时代挑战 目前,人力资源管理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世界各国的政府和企业纷纷确立了相应的发展战略,充分发挥本国优势开展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人力资源管理作为提升企业和国家综合竞争力的核心武器,已成为一种新的竞争战略手段。随着当前世界发展形势的不断变化,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已经开始认识到传统劳动资源优势正在逐渐丧失,必须优化人力资源构成结构,提升人力资源整体水平。只有这样,企业乃至国家才能更好地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诸多挑战,最终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为提升其人力资源管理质量,各国纷纷进行管理体制创新,并加强职业教育和岗位培训力度,以有效提升劳动者的综合素质和专业水平,使其更好地为社会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2.2人力资源管理面临的挑战 当前,全球的社会经济环境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以计算机技术和现代通信技术为代表的信息科技正改变着我们的世界,整个社会已经迈入知识经济时代。组织赖以生存的外部环境和组织的竞争方式也进行着悄无声息但却深入持久的变革,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面临的挑战,一是全球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冲击,另外是新的管理概念与管理方法的出现与应用。 3人力资源管理的发展趋势 3.1现代人力资源发展的基本趋势 随着人力资源开发和管理工作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开展,各国对人力资源发展理论的认识和理解更为全面科学。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人力资源的发展无论在观念形态上,还是在实际行为上,都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向。我国企业要想有效地提升其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就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强化管理导向功能,站在全球战略视角分析其管理的优势与不足,创造良好的人力资源管理氛围,为员工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增强员工的集体荣誉感和责任感,不断提升员工的满意度和忠诚度,实现企业利益最大化。 3.2未来人力资源管理的发展趋势 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经济全球化,各国在发展中的分工日益明确,其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同时,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人力资源管理逐渐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问题。人力资源管理机制创新速度不断加快,有效地适应了当前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总体来看,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主要包含以下三方面内容:一是人力资源管理必须得到高、中、低三个层次管理者的重视和认可,强化其管理职责;二是将人力资源管理和企业的战略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不断扩展其职能范围,完善其管理功能;三是实现不同层级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协调统一,明确各级管理目标和发展方向。 4我国人力资源管理 我国的人力资源管理起点低、发展快、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 4.1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全球化主要包括技术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产品生产和销售全球化、劳动力全球化。所谓经济全球化,就是指在全球范围内各市场要素进行跨国界自由流动,各国家和地区相互影响和融合,最终形成一个整体的历史发展过程。因此,我们必须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人力资源管理需求形成一个清晰认识,加快高素质人才的流动,最终实现预期管理和发展目标。总体来看,人力资源管理既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反过来又会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进一步增强。 4.2我国企业人力资源“人本管理”策略探寻 人力资源作为企业发展的核心资源,直接影响着企业的未来发展质量,因此受到了企业管理者的普遍关注。企业要想更好地发挥人力资源管理的效果,实现人力资源管理的最终目标,就必须从自身实际出发,积极发挥其管理优势,制定科学有效的管理措施。具体来说,企业可以树立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坚持人本管理方针,关心员工的实际需求,建立健全员工绩效激励机制。此外,企业还可以加强传统管理体制改革,及时更新管理理念,树立新型人才管理观,强化其人才管理和培养意识。 5结论 综上所述,随着经济时代的到来,各国面临着更多的机遇和挑战,只有主动出击,加强人力资源管理,提升管理效率和质量,才能准确把握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形势,实现跨越式发展。同时,在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源管理呈现出几种不同的发展趋势,未来人力管理是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组织结构呈网络化、扁平化,以学习型为形态的团队工作方式,职能出现分化,更多的企业实施人才本土化战略。企业只有加强人力资源管理体制创新,及时适应人力资源管理的未来发展趋势,顺应历史潮流,才能最终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赢得一席发展之地,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作者:周厚齐 单位:湖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农业经济类论文:农业经济管理创新分析 摘要: 随着新型经济形式与结构的出现,对现有经济格局的不断冲击与挑战,农业经济管理则成了重要的话题。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结合逻辑分析法对农业经济管理的作用,并且对农业经济管理的完善和创新具体路径进行了一系列的思考。 关键词: 农业;经济;管理;创新;策略;探讨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农业经济也呈现出良好的发展趋势,但是,目前我国农业经济管理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使农业经济管理水平和一些发达国家相比具有一定的距离。因此,我们需要不断地对农业经济管理进行完善和创新。本文针对农业经济管理创新的作用进行分析,并阐述了农业经济管理创新的策略。 1农业经济管理创新的作用 打破了以往制约农业经济发展的条框,充分调动了农业科技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来对农业经济管理进行创新,形成一种良好的管理创新氛围,有利于促进农业经济的稳定发展。而农业经济管理要想合理地展开创新,就需要在思想意识上得到解放,这样才能够摆脱以往束缚农业经济发展的条框,创造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这也就意味了农业经济管理创新过程中,思想意识上能够得到极大的解放。另一方面,在社会不断发展的形势下,我国农业经济管理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要想实现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应该对农业经济管理进行创新,制定出有效的处理对策。在新的时期我们在展开农业经济管理创新的过程中,需要顺应时展的潮流,也需要满足社会发展对农业经济管理各方面的要求,这样才能够更加合理地处理我国目前农业经济管理中的问题,从而促进我国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 2农业经济管理创新的策略 2.1对农业的经济管理体制进行创新 农业经济发展的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质量,而影响农业经济发展的因素有很多,其中农业经济管理体制过于落后时一个重要原因。在农业经济管理中管理创新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业经济得到了较好的发展,但是,在知识、经济、信息、科技逐渐形成一体化的二十一世纪,我国的农业经济还是十分的脆弱,政府有关部门对农业的科研工作不够重视,科研人员因为薪资待遇条件不好,对科研工作失去积极性,以及用于研发的设备过于老化等,追究这些问题的产生的根本原因都和农业经济管理体制有关,因此,我们应该对农业经济管理体制方面进行创新,从而加强政府有关部门对农业经济管理的重视度,以及加大对农业科研方面的资金投入,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农业经济管理才能顺应时展的潮流。 2.2对农业的科研管理手段进行创新 在对农业经济管理创新的过程中,应该从科研部门管理创新方面入手,主要是对农业科研部门管理的内容方面进行创新。首先,应该对科研部门的环境和资金管理进行创新,要拓展科研部门经费的来源途径,确保农业科研部门有足够的经费来支持农业的发展。以往我国农业科研部门太过于依靠国家的补贴经费,但是事实证明仅仅依靠国家的补贴经费是远远不够的,为了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科研部门应该加大产品研发力度,开发出适合我国农业发展的新产品,再组织工作人员把新产品在市场中进行大力的推广,这样就能够为农业科研部门获取一些科研经费,有利于促进农业科研部门的良好发展。在确保科研经费充足的时候,还需要对科研部门的工作环境和研发设备进行改善,主要是指对恰当的提高农业科研人员的薪资待遇,从而激发科研人员的工作热情,让他们更好地投入到农业产生的研发中,以及对过于老化的研发设备进行更换,这样才有利于科研人员对新产生的研发。其次,农业经济管理创新过程中还应该针对信息管理方面进行创新。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已经深入到人们的生活中和工作中,农业信息管理也应该引入这些先进的网络技术,促进管理的标准化、程序化以及高效化。 2.3对农业科研人员的管理进行创新 以往农业科研部门在研发新产品的过程中,因为科研人员自身专业能力不足和缺少相关经验等原因,使研发得到的新产品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因素,不利于农业经济的良好发展。因此,政府有关部门应该提高农业科研人员的专业能力,可以先把我国各个地区农业的科研人员组织起来,再从国外聘请一些专业能力较强的人士来对科研人员进行培训,让他们掌握更好水平的技术知识,也可以以活动的形式把我国各个地区农业科研人员中的精英组织起来进行交流,从而丰富他们的科研经验,这样科研人员在以后的研发工作中必然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2.4对农业经济管理理念进行创新 对农业经济管理理念创新可以从以下两点进行:第一,树立良好的农业经济管理创新意识,使工作人员能够客观地对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有着全面的认识,在这样一个基础上,用创新的眼光去看待这些问题,从而制定出合理的对策进行处理。第二,树立良好的服务意识,服务是管理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在具有了良好的服务意识以后,才能够促进农业经济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 3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农业经济管理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应该从对农业的经济管理体制进行创新,对农业的科研管理手段进行创新;对农业科研人员的管理进行创新;以及对农业经济管理理念进行创新这几个方面出发,从而促进我国农业经济的稳定发展。 作者:许红杰 单位:松山区城子乡人民政府 农业经济类论文: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分析 摘要: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对于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农业经济的管理方式也发生了一定的转变,如农业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提高,这些都推动了我国农业经济的进一步完善,但为了加快城乡一体化的发展仍然要对农业经济管理的信息化进一步的改善。 关键词: 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社会的主要任务也在不断地变化,新时期下,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已经成为社会的主要任务,要达到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目的就必须要对农业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差距,科技化与信息化是现代农业的主要特征,其实现离不开农业经济的信息化管理。 一、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的含义 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指的就是在农业领域积极引进并且充分运用先进的信息技术的成果,更快捷更高效的实现各类农业信息与知识的全面获取、处理、传播和合理利用,利用这些获取的信息与知识促进传统农业的迅速改造,有效的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及其管理决策水平,全面提高农业的各方面水平来确保农业的持续高效稳定发展的过程。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的实现离不开市场与先进信息技术的支持,对现代农业的各个领域和全部过程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的发展状况好坏将会影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的发挥,因此要加快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将现代化信息技术应用到农业经济管理方面,贯彻农业的生产、经营以及研究全过程,促进农业的现代化、信息化升级,为我国农业产业化发展提供保障。 二、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存在的问题 (一)对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的认识不足 以往传统的农业在种植方面都会按照政府的安排进行种植,农民对农作物的市场需求都不了解,不懂得分析与选择,根据市场需求来选择种植作物,往往会造成盲目种植致使农作物滞销,造成农民的经济损失同时也会影响市场上农作物的合理种植,在一些农村地区,不仅是农民自身对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认识不足地区领导人员也是如此,对于农业经济管理的步骤、体系建设都不了解,盲目利用计算机进行体系建设以为会用计算机上网就是实现了信息化,使得信息体系建设失败,此外农民的文化素质有限使得他们利用计算机了解市场信息的能力受到约束,农民只能种植自己长期以来种植的农作物,无法从事其他作物种植,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制约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除主观因素之外,还要客观因素制约人们对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的认识,如设备不健全、缺乏专业知识、资金投入短缺等。 (二)缺乏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方面的专业人才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信息技术人才随着需求的增加不断增加,信息化人才在社会进步与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农业经济管理方面亦是如此,现阶段由于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在农村地区信息化人才严重缺乏,制约了农村地区信息化的发展,人们对信息化人才不够重视使得其待遇差专业化人才更加不愿驻扎农村地区,影响了农村地区的信息化体系建设。 (三)信息化基础设施不健全 信息化体系建设的实现离不开信息化基础设施的支持,现阶段在大多数农村地区地方政府还没有意识到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对网络知识更是缺乏,地区之间差异不断拉大,信息化基础设施的不健全成为了农村地区发展的瓶颈。 (四)农村信息资源开发不足 基层政府各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合作机制联系不紧密,无法实现资源的共享与交换,进而就不能建立健全的农业信息系统,对农村信息资源的开发不足使得农产品种植与市场脱节,对农村信息资源开发不足会使得信息采集途径狭窄、信息正确率低,出现基层信息孤立现象,此外还会造成农村信息来源单一,影响农民的选择,农业发展缓慢,不利于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三、推进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的有效措施 (一)科学规划与实施 根据最新搜集的信息对市场发展趋势进行科学分析与规划,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制定合理的信息化系统,利用先进的技术实现信息资源的共享加快信息的流通与传递,各部门分工合作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提高工作效率,保证农村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不断进行科技创新 科学技术是农村经济管理信息化体系建设的关键,在农业信息化建设过程中要重视科技的作用,积极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提高劳动力的素质,不断进行科技创新,解决农产品方面的技术难关,推动农村地区信息化体系的建设,农民素质的提高使得信息化建设得到重视,信息资源能够被充分利用,提高整个地区的技术水平,节约了一定的资源。 (三)加快网络体系建设 在农村各地区建立网络基础设施,实现信息资源的充分共享和利用,各个网络基础设施的完善利于网络体系的健全,提高了农村地区信息资源开发的可能性,农民与市场之间建立了直接的联系,根据市场需求选择种植农作物,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减少资源的浪费,带动整个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 (四)加强队伍建设,加大投入 要采取培训与管理等有效措施提高人员素质,建立一批高素质的专业技术人才,针对农业信息技术不断研究,确保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建设的开展。此外,政府部门要加大对农业信息化体系建设的投入,多渠道解决资金问题,进行招标等手段引进外资,为农业信息体系建设提供资金保障。 四、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的影响 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建设推动了我国农业走向现代化道路,推动了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使得农业发展与市场需求联系紧密,农产品多样性,提高了农民的收入,促进了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加强了与外界的联系。 五、结束语 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是时展的必然要求,由于受传统农业的影响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的实现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需要采取适当的措施进行不断改进和完善,其发展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作者:孙长波 单位:白山市林业技工学校 农业经济类论文:低碳经济农业经济发展方式 摘要 农业是我国产业结构中的第一产业,虽然近年来农业所占的产业比重呈现下降趋势,但是依然无法动摇农业的第一产业的地位。民是国之根本,一个国家是否发达,从该国家的农业发展程度上就可以体现出来。现在全球已经进入低碳经济时代,农业经济的发展方式必将迎来改革,转变农业经济发展方式,选择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农业、绿色农业已成为国际农业经济发展大趋势,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顺应国际大趋势已成为必然。 关键词 低碳经济;农业经济;生态农业;循环农业;有机农业 1低碳经济时代的相关概念 1.1低碳经济 低碳经济是全球化环境之下的时代经济发展理念。低碳经济的内涵是指以可持续发展观作为经济发展指导理念,在该理念的指导下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创新各项技术,以及利用产业升级、开发新的替代能源等方式来尽可能降低一次能源的使用率,达到节能减排的最终目的,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双丰收的双赢局面。 1.2低碳经济时代 低碳经济时代是指以低碳生活为理念,遵循低耗能、低排放、低污染的三低指标发展经济的一种经济模式。经济发展模式逐渐转向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基础的经济模式,就标志着低碳经济时代的到来。低碳经济一词最早出现于2008年英国能源白皮书报告中,在经济全球化的大前提下,低碳经济理念很快在世界传播开来,人们逐渐意识到了一次能源的不可再生性及高耗能对环境和社会所带来的不良影响,开始倡导发展低碳经济,降低能耗,降低污染,顺应环保大潮流。低碳经济时代的到来意味着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农业经济的发展方式在此背景下也应有所改革、有所创新。 2我国发展低碳农业经济的可行性分析 经济发展的规律表明了只有当经济发展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后,农业发展方式才具备了转变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我国工业快速发展时期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在这短短的几十年间我国的工业化发展已经由初期逐渐走向中期,目前我国的工业化程度属于中期阶段,这也就意味着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具备了可能性和必要性。我国自古便是农业大国,在农业经济发展上,我国曾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农业发展历史悠久。此外,我国的人均GDP已经超过1100美元,达到了中等国家收入水平,农业发展GDP接近于发达国家水平,并且有专家学者指出:以我国民族文化保护程度及农业发展历史来看,我国也应顺应时代潮流,以低碳农业取代高碳农业,发展生态农业、有机农业和循环农业。上述的种种先行条件都表明了我国发展低碳农业经济具有较大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3实现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有效途径 3.1发展生态农业 生态农业的发展核心是基于生物界本身的理念,利用生态环境的自我恢复能力,在农业经济生产中形成完整的区域生态环境系统,达到系统平衡,遵循万物相生相克的理念,减少农药化肥的使用率,使得农业生产活动能够获得较高的经济、社会和环境三方面的效益。高碳农业对于环境产生的危害主要是化肥农药的使用会导致土壤盐碱化、盐渍化等,而生态农业则是利用生物学原理,在农田系统中建立完整的生态系统,利用自然规律来治理农田,结合科学技术去发展农业经济,减少农业生产中化肥和农药的使用率,达到生态环保的目的[1]。 3.2发展循环农业 循环农业的核心就是将农业生产中的资源尽可能实现再利用,提高农业资源使用率。在农业经济生产活动中,很多农业资源都因为重复利用率低,造成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和生态环境污染,循环农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达到增益减排的目标[2]。在传统农业经济活动中,许多农业资源的资源利用率都是较低的,很多可利用资源由于人们的疏忽导致了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加大了农业投资和社会负担,不利于保护生态环境和发展低碳农业,因为要想转变农业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发展循环农业。 3.3发展有机农业 在传统农业经济发展中,为了提高产量,农夫们往往会选择使用化肥农药及含有生长激素的饲料来进行农业生产活动,这样不仅提高农业经济的碳排放量,生产出来的农业产品对于人类的身体健康也存在一定的潜在性威胁,违背了以人为本的理念,也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进步。而有机农业则是以有机农家肥及绿色饲料来对农作物和家禽进行栽培和饲养,避免了激素残留于农产品内,提高了农产品的安全率。因此,发展有机农业是促进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有效途径。 3.4发展城市旅游休闲农业 城市旅游休闲农业是农业和第三产业的一种有机结合,旅游也属于第三产业的范畴,而农业是我国第一产业,发展城市旅游休闲农业是将一三产业有机结合的体现。发展城市旅游休闲农业能够增加农民的经济收入,减轻农民的经济压力负担,使得农民能够发展有机农业,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量,并且能够带动区域经济增长,做到城乡结合,缩小城乡经济发展的差距。 3.5利用科技力量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随着我国科技实力的不断提升,在发展农业经济的同时,应学会利用我国的科技优势,将先进的科学技术引入农业经济发展中,通过有目的性、计划性地培养农民的种植技术,达到提高农副产品的增收目的外,还可以培育优良的农业品种,做到保证产量的同时能够保证质量,尽可能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3]。此外,还可以利用科技技术来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及时反馈农业市场信息,减小农业生产风险,降低农业生产能耗,实现我国农业经济的全面快速可持续发展。 作者:吴大琼 单位:四川省大竹县高穴镇社会事务服务中心 农业经济类论文:互联网+农业经济发展创新研究 摘要: 随着互联网在农村地区普及,我国“互联网+农业”产业大肆兴起与发展,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在解析“互联网+”及“互联网+农业”内涵的基础上剖析了我国“互联网+”视域下农业经济创新发展的支持基础,并结合这些优势畅谈推动农业经济发展创新的主要实践路径。 关键词: 互联网+;农业经济;创新;支持基础;实践路径 1“互联网+”及“互联网+农业”内涵 “互联网+”主要是指以互联网为基础,实现信息挖掘、技术升级、信息与技术充分应用的数字化技术。利用“互联网+”的辅助,可有效提高传统产业的整体生产力,增加国家财富。“互联网+农业”是在“互联网+”功能的基础上,将互联网技术贯彻落实到农产品计划、生产、销售等一系列环节中的产业。其中,“+”代表的不是互联网与农业的直接拼凑与组合,而是结合互联网通信技术,实现农业与互联网全面融合,进而促进农产品生产要素优化配置,使互联网为农业生产与运营提供有效支撑,全面推动农产品实现更新换代,提高农产品生产效率。简单而言,“互联网+农业”,就是将传统农业产业链以互联网的方式转化成新型高效的农业经营方式,以进一步促进农业向新业态方向继续发展。当前,“互联网+农业”主要实行了三种相对有效的模式:①在生产领域,结合物联网技术,打造涵盖范围广的智慧农业模式,从而实现农产品生产的精确化,减少劳动力及农产品生产资料的浪费,提高农产品的时空分配效率,为农民、农业争取最大化的经营效益;②在流通领域,接入互联网,构建农业电商模式,使农产品流通由原来的线下单一渠道转化成线上线下共同流通的渠道,进而实现农产品的高效生产、高效销售;③在产业链方面,使互联网与农业实现深度融合,即将互联网技术融入到农业产业链中,使更多人的能够获取农产品信息,包括农产品生产技术信息、农产品市场销售信息等,并不断完善法律服务和融资服务,从而全面提升“互联网+农业”的竞争力。 2“互联网+”视域下农业经济发展的支持基础 2.1农业生产愈加趋向规模化,农业发展需互联网支持 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土地流转机制不断完善,农村土地利用率不断提高,集约化生产利用局面形成。尤其是在土地流转机制进一步规范化后,我国农业生产与经营明显趋向规模化。但就目前而言,我国农业规模化还不够成熟,粗放管理现象严重。尤其是在资金周转、农资产品大批采购方面,缺乏有力的信息化管理。基于这个农业生产与发展现实,我国农业向前发展亟需取得互联网的支持。尽管我国已有部分农村地区开始构建生产资料电商,但其经营模式还不够完善,互联网支持力度明显不足。 2.2政策大力支持“互联网+”农业向前发展 我国中央机关曾在2015年的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随着我国农业经济快速向前发展,粮食与食品安全逐渐成为了生产发展的重点。同时,中央部门高度强调,必须要积极贯彻落实农业科技,使互联网农业转化成解决农业发展困境的主要方向。而后,相关部门为推动互联网农业落实,又提出了一些意见,明确提出各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涉农电商平台建设,使农村农产品能够依托互联网平台开展良好的农业服务,推动农村电商加快网上购销对接,进而全面降低农产品的物流运输成本。除此之外,我国相关部门还特地出台了清扫“互联网+农业”发展障碍的相关政策,为农产品实现互联网化提供了较良好的优势环境。直至今日,我国各地依旧高度倡导支持农村电商向前发展,使“互联网+农业”真正落实到农产品的实际生产与经营中,实现“互联网+农业”更上一层楼,并反过来助推农业经济向前进步。 2.3农村网络普及,农业产业互联网技术条件具备 近年来,随着网络迅速普及,农村居民家中几乎都配备了完善的基础信息设备。如当下,光纤、宽带进村,农村宽带提速工程全面开展等,就是在农村网络普及理念下执行的具体工作。其次,我国大部分农业经济产业都已开始贯彻落实云计算、遥感等互联网技术,农业经济已由原来的技术荒漠转变成了新兴技术“当家作主”,农业经济得到了大力发展。再者,随着互联网快速发展,网络工具更新换代速度加快,我国农业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融合速度,线上线下互通,共同推进农业经济创新发展的趋势明显。而且据电信机构提供的调查报告显示,当前,我国农村地区已成为了网民增量最大的地带。随着未来互联网在农村地区进一步普及,“互联网+农业”将拥有更坚实的实践基础。 3“互联网+”视域下农业经济创新发展的主要实践路径 3.1结合互联网技术创新智慧农业 在“互联网+”视域下推动农业经济创新发展,首先要在现有“互联网农业”的基础上创新智慧农业。具体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举措:①将互联网及其技术落实到农业生产的每一个环节,提高施肥灌溉的效率,节约农业经济成本,并保护环境。如利用互联网的大数据功能,能够使农业经营的每个步骤,包括育种、栽培、灌溉、收割、加工等都实现数据精细化,进而提高农业经济创新效率;②利用物联网的功能加快农业经济的转型与升级。一方面,物联网可在互联网基础之上将农业经济信息采集、通信等集合为一体,使规模化农业经营者能够通过远程控制等方式管理农业生产、销售等事宜。另一方面,农业物联网体系实现了感知技术、GIS技术等技术的集成,有利于各地区农业机构的数据共享与农业数据智能化处理,大大提高了农业经济结构的优化效率;③利用互联网技术全面提高工业经济各个环节的智能化水平。如引进智能化节水灌溉系统,强化农业基础设施信息化;加快农业智能装备与信息技术相互融合;在农业物联网基础上构建符合畜禽生长实情的优化调控系统;建成集智能感知、传输等为一体的农业自动化管理系统,提高农产品的生产量与生产效率;打造专门监测农田水利、病虫害情况的智能信息化系统,提高农产品生产环境的监测能力。 3.2创建并完善农业电子商务 如果说创新智慧农业是农业经济创新的首要步骤,那么构建并完善农业电商则是最直接的创新表现。构建并完善农业电商,并不是帮助农民更好地买卖农产品,而是帮助农业经济更好地明确其消费导向。即市场需要什么,农业才生产什么;消费者需要多少,农业才生产多少。由此可见,创建与完善农业电商的最主要目的是转变农业经济的传统经营观念,使农业经济纳入互联网思维。据悉,目前,部分农村已开始构建农村电商生态体系,农产品网络交易愈加活跃。而且,部分农村地区也逐渐回归到市场端口,全面扩展网购市场,企图利用推广网购来提高农业经济的水平,使农村资源能够在市场上找到足够大的生存与发展空间。除此之外,在创新农业经济过程中,还可设置具备中介性质的、专门解决用户低订单密度问题的“中转站”,使农产品能够在市场上实现有效流通。通过这种设置,农产品销售速度还可适当加快,规避农产品买卖信息的不对称风险,提高农产品网络信息的利用率。 3.3借互联网重塑农业产业链 在“互联网”视域下推动农业经济创新发展,必须要先明确现代农业的关键———农业产业链。首先,毋庸置疑,借助互联网及其相关技术,重新塑造农业产业链,能够解决传统农业产业链问题。如解决传统产业链中农产品生产与销售脱节问题、农产品销售的合同问题等。据悉,在传统农业产业链中,农产品买卖时,双方一般以口头协议为主,违约风险较大。但依托互联网构建的农业产业链则不同。它不仅为农产品买卖合同提供了良好社会信用监督环境,还能够通过搜索、索引等方式借用其他同行的电子交易条款制作纸质合同,实现农产品交易双方良好合作,规避不必要的买卖争执,提高农产品买卖效率。其次,借互联网重塑农业产业链,还要特别注重培育具有较强资金、技术实力的龙头企业,全面提高龙头企业农产品网络信息的利用率,增强龙头企业的信息专业化程度,进而推动龙头企业成长为一个竞争力强、影响广泛的企业。三是利用互联网技术全面改造农业生产的每一个环节,优化生产过程,确保整个农业生产过程效率与质量能够同行;四是借助互联网技术打造完善的农产品市场营销网络体系,形成相对较完整的农业产业链;五是在农业经济生态圈的基础上继续落实农村电商,并使金融业务逐渐和农村经济相互挂钩,实现大数据对农村金融市场的监督,从而有效满足农业经济创新发展的资金需求。 3.4构建农产品质量互联网追溯体系 依托互联网技术打造农产品质量互联网追溯体系,是实现农业经济创新发展的重要途径。具体来看,须做好以下几项工作:①在互联网资源的基础上,整合数据资源,构建农产品产地准出与农产品市场相互衔接的准入机制,扩大追溯范围;②结合无线射频识别、物联网等技术,打通农产品的“种子”到“舌尖”流程,实现信息互通,上下游质量追溯无缝对接;③以标签的方式记录农产品所有环节的数据,并尽可能让扫描终端全面读取农产品标签,包括农产品的生长区域、生产环境、质检报告等所有信息;④针对该互联网追溯体系存在的漏洞,制定相适应的法律法规及产业政策,以确保农产品质量的追溯有法可依;⑤加大农产品质量互联网追溯体系作用的宣传,向消费者全面普及相关的质量安全知识。同时,若在农产品质量追溯过程中发现质量问题,要及时通报全社会,使农业各生产环节都能意识到提高农产品质量的重要性。 4结语 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不管是二三产业,还是农业,其产业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优化都离不开互联网及其相关技术的支持。可以说,依托互联网而生的农业运营模式乃至农业经济融资方式,都将大大推动农业经济创新发展。因此,在现代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要高度重视互联网的作用,坚持在“互联网+”视域下,构建农业经济发展创新机制。 作者:刘树磊 毕鹏 王欣兰 单位:佳木斯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农业经济类论文:农业经济发展影响实证研究 摘要: 京津冀一体化作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国家战略,对京津冀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就河北农业经济而言,京津冀一体化为其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首先分析京津冀一体化的发展现状,论述了京津冀一体化对河北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对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河北农业经济发展的相关策略进行探讨。 关键词: 京津冀一体化;河北农业经济;发展影响;实证研究 一、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现状分析 随着京津冀一体化的不断深入发展,区域经济竞争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同时也应该清楚的认识到,在京津冀区域一体化发展过程中,由于一些制约因素的存在,使得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十分缓慢,远远没有达到理想的状态。 (一)交通一体化发展现状 京津冀地区作为我国东北部地区交通枢纽,在经济发展中承担着重要作用。[1]因此如何更好地促进当地交通的发展,不仅对京津冀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关系着整个东北部地区经济的发展状况。近年来,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的发展较为迅速,尤其是硬件基础设施已经达到一个较高水平。2014年京津冀公路里程共计达到21万公里,比上年增加0.56万公里,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15年3月成立了京津冀城际铁路投资有限公司,共同规划以及投资建设京津冀城际铁路,体现了铁路建设在京津冀一体化发展中取得的重要成就。京津冀还形成了“一环六射”的运输通道,2020年,将形成一小时交通圈,极大地缩短各地的交通运输时间。京津冀地区交通的快速发展,体现了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在区域一体化发展中的重要地位。[2]交通一体化发展必将极大加速河北省农产品的流通效率,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产品的流通成本,增加农民收入,有利于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农产品的生产规模。 (二)科技创新一体化发展现状 科技创新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力量,因此推动科技创新的一体化发展对于整个京津冀地区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北京作为全国的科技创新中心,科技力量雄厚,因此充分利用该地的人才等优势资源,协同带动津冀地方科技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据有关资料统计,北京输出到津冀地区的相关技术合同在2014年就已经达到了3475项,其中成交总额约为83亿元,同比增长16.8%,同时京津冀地区共用大型科研仪器也是科技创新一体化发展的一个体现,据有关资料统计,截止到2013年底,就有单位44家,474台(套)价值2.5亿元的仪器设备资源实现对外开放共享,汇集科技需求200余项、开放实验室21家,研发服务合同总额达4688.86万元,其中河北省作为北京科技主要共享单位,积极引进北京科技创新成果,对河北省农业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也还存在着诸多问题。比如共有的科学网络技术平台缺乏相应的标准化和规范化,部门间缺乏共享意识,不愿意将自己的科技成果在平台上共享,降低了平台的存在价值。同时由于地区间发展差异的存在,使得人才流动较为困难等。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河北省经济包括农业经济科技水平的提高,使得河北省经济发展缺乏必要的高素质人才,阻碍了当地农业经济整体竞争力水平的提高。 (三)产业协同发展一体化现状 推动京津冀产业协同一体化发展,加快产业融合,积极推动区域产业合作,对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2014年,北京搭建的产业合作平台就已经拥有40个左右,其中中关村在河北以及天津等地创立的企业合作机构达到了1500多个,产业协同发展取得重要进展。除此之外,京津冀在资源要素流动对接对流以及区域投资贸易等方面的一体化发展都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极大的推动了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同时京津冀产业协同一体化发展具有较强的优势,首先三地之间的交通不断的得到完善,为产业协同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三地之间拥有较强的区位优势,有利于三地产业协同的发展。其次三地之间具有不同的资源优势,这就为三地产业合作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比如北京地区拥有充分的科技人才等资源优势,而河北地区拥有土地等资源优势,双方通过合作可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营效率。 二、京津冀一体化对河北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 随着京津冀一体化的发展,区域内联系不断加强,产业间协调合作力度不断加大,跨区域投资总额数量不断增加,科技创新能力也在不断增强。河北省作为一个农业大省,经济较为落后。如能在京津冀一体化发展过程中受益,将更好地促进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 (一)京津冀一体化对河北省粮食生产影响的分析 随着经济区域一体化的不断发展,河北省与京津两地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交通便捷,运输成本大大降低,这就使得河北省农业粮食可以较为迅速地销售到京津地区,广阔的市场环境极大激发了河北省农民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同时信息一体化的发展,使得河北省对区域内农业经济的需求状况有一个更好的了解,能够及时把握农业市场的经济走向,调整相应的生产结构和生产规模,从而降低农民生产损失,提高农民应对市场的能力。从2005年到2014年,河北省农业总产值一直呈现出不断增长的态势。其中2009年到2010年增加值尤为巨大。农业总产值的不断增长,反映了河北省农业生产的不断加大,同时也侧面反映出京津冀一体化为河北省农业生产提供了广阔的生产市场。[3] (二)京津冀一体化对河北省农业科技影响的分析 随着京津冀科技创新一体化的不断发展,河北省农业科技水平在此机遇中也得到了不断增强,农业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随着京津冀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京津冀内部区域合作程度也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北京以及天津等科技水平较高的地区不断向河北地区输出科技设备,提高了河北地区的科技水平,促进了其产业化发展程度的提高。由表2河北省农业机械总动力图表可以看出,河北省农业机械总动力从2006年到2013年一直处于不断上升状态,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农业科技水平有了较大增长。除此之外,河北省还充分吸收北京等地的高知识人才,实施“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工程”,不断壮大农业科技创新队伍。[4]在此基础上,农业科技创新成果急速涌现,培育出了一大批高质量的粮食新品种,同时还有许多国家级科研成果。农业科技水平的不断进步,有力地促进了河北省农业经济的发展。 (三)京津冀一体化对河北省农业生产资金影响的分析 京津冀一体化的发展,使得区域内部资金流动更加便捷,河北农业发展在资金方面也获得越来越多的机会。同时在京津冀一体化战略的背景下,河北省经济投资也将会吸引到更多的国内外投资人,从而不断增加农业资金的投入。2014年1月至11月,全省外商直接投资达到518962万美元,其中第一产业外商直接投资33242万美元,其中期末投产企业33个,新批合同项目个数为8个。[5]同时河北省作为一个农业大省,对于京津冀地区经济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为了提高河北地区农业竞争力,地方政府会不断地加大农业资金投入,提高农业产出。2009年全省农林支出为253亿元,而到了2010年,则达到300多亿元,同比增长13%。河北省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较多,在2005年达到了11142万元,2010年达到了8402万元。农业基础设施资金的投入显示了有关政府对农业生产的重视程度。 (四)京津冀一体化对河北省农业产业化发展影响的分析 京津冀一体化有利于加快区域内部产业融合,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据有关资料统计,2014年全省农业产业化经营总量已经达到了6666.1亿元,同比增长8.4%;农业产业化经营率达到了64.2%,同比增长1.2%;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个数为688个,同比增长2.5%;龙头经营组织个数为1974个,同比增长7.5%。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不断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扩展农业产业链,提高农业竞争力水平,有利于更好地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 三、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河北省农业经济发展的策略分析 京津冀一体化给河北省农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和挑战,因此河北省如何能够更好地抓住机遇,对接京津,促进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是关系到整个河北省地区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6] (一)大力引进资金和人才,夯实经济发展的基础 京津两地作为我国北方的主要经济中心以及环渤海地区的主要经济中心,在资金和人才等资源方面具有极大的优势。而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充足的资金投入以及相应的人才支持,只有充足的资金投入,才能够投入农业生产所必需的生产资料,才能够不断地扩大农业的生产规模,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提高农业总体产量。而只有高素质的人才对河北省农业发展的支持,才能够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的科学化,不断改善农作物的品种,提高农产品产量,实现粮食增产增收。因此,加大对河北省农业经济的资金和人才投入是改善河北省农业经济状况,促进河北省农业经济跨越式发展的重要途径。而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战略下,区域之间要素流动更加便捷,与此同时,为了更好地促进区域平衡发展,区域政府势必会在一些政策上给予河北省相应的支持和帮助,因此河北省应该充分抓住机遇,主动引入外部资金,支持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同时主动引进优秀人才,给予优秀人才以优惠政策,提高农业经济人才队伍的建设。例如河北承德充分引进北京地区的资金,建立京承农业合作社,该合作社总投资额达200多亿元,惠及农户20余万户,给当地农业经济带来巨大改变。2015年4月,北京顺义和河北威县合作建立“威县•顺义产业园”,通过此次合作,河北威县将会大量引入北京顺义的技术、人才以及资金等方面的优势,同时顺义区企业的进驻,将会给河北威县当地农业产业结构等带来极大影响,促进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 (二)落实各项支农惠农政策,促成经济发展的保障 为了提高农业经济的发展,促进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推动农村经济的不断前进,维护社会稳定,中央以及地方政府持续加大对农业发展的支持力度,出台了各项支农惠农政策。比如对农村粮食种植实行补贴;提供支持,促进农业土地流转;对粮食价格实行保护政策,保护农民利益;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改善水利环境,提高农民抗风险的能力;同时鼓励粮食生产,对粮食生产大县实行相应的奖励等,这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促进农村农业经济的发展。但是目前在实施中央政策时候,出现政策落实不到位,地方政府不够重视等现象,这些都极大地阻碍了河北省农业经济的发展。因此地方政府要坚决落实好各项支农惠农政策,加大对农业生产的补贴力度。地方政府也要加大对农民生产的培训力度,让农民能够更加科学合理有效地进行农业生产。[7]同时地方政府还应该大力鼓励相关的农产品生产企业落户,不断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只有更好地落实政府各项支农惠农政策,并在此基础上充分结合河北省农业的实际发展情况,才能够相应地促进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例如在北京和张家口农业合作过程中,张家口的蔬菜产品大概占北京市场的40%,而北京市人民政府每年给予张家口的农业补贴也达到了2000万元左右,同时还向一些菜篮子工程的主要厂家给予了大量的资金支持,开发了各种支农合作项目。因此河北省政府需要及时落实好各项政策,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 (三)推进农业结构的调整,改良经济发展的路径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农业生产市场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但与此同时,农业生产受到市场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因此,面向市场进行生产,不断提高农业经济市场竞争力,是农业经济能够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途径。而提高农业市场竞争力,需要面向市场需求对农产品生产结构进行调整。[8]京津冀一体化之后,区域信息更加流通,农业生产市场灵敏度不断提高,农业生产市场化也有了很大发展。因此河北省地区应该充分利用机遇,不断促进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生产出适合市场需求的产品。搞好农产品区域规划,大力发展特色农业、休闲农业,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同时科学种植,降低生产成本。因地制宜,依托当地丰富的土地资源优势,扩大作物种类,提高农业经济收入来源。[9]2015年3月在北京举办了北京农业嘉年华,通过该活动,京津冀三地区的农业特色都得到了很好的展示,同时通过该活动,让河北省更准确地把握了农业市场的需求,为调整农业结构做了很好的参考。 (四)建立区域利益协调机制,优化经济发展的布局 目前京津冀一体化战略发展下,还存在着三方各自只顾自己利益发展的情况。比如在资源等方面不愿意做出共享;在区域规划上只顾自己利益,一些规划难以达成共识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了区域一体化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河北农业获得外界资源支持的能力。[10]因此京津冀地区要建立好利益协调机制,充分协调和各方利益,促进区域合作的长远发展。加强各方合作,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促进区域经济长远发展。例如随着京津冀协同一体化的不断发展,京津冀交通“一卡通”也在加速进行,对于广大市民来说,交通“一卡通”给他们带来的无疑是巨大的好处,如果实现了京津冀交通“一卡通”,市民只要持有一张卡就可以随时去到自己想要去的京津冀城市,但是目前河北省以及北京交通部门给出的答案是该项目未有实质性的推进。京津冀“一卡通”项目的实施困难,虽然有很大部分为技术原因,但是同时区域利益难以协调也占据了很大因素。“一卡通”在实行过程中将会涉及各方面的利益机制,比如北京地区公交公司、河北地区的公交公司等,如何更好地协调各区域机构之间的利益,是促进交通“一卡通”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 四、结语 农业经济在河北省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如何更好地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也一直是当地政府所关注的问题。随着京津冀一体化战略的深入推进,给河北省农业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河北省应该充分抓住机遇,利用好各种优势资源,最大程度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 作者:来臣军 王磊 卢恩平 单位:邢台职业技术学院 农业经济类论文:农业经济生产园林设计分析 摘要 在20世纪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越来越快,城市化水平日益提高,在这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如城市土地、环境等问题。发达国家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城市化问题,逐渐探索出一条园林模式农业的道路。园林模式农业使风景园林设计与农业工程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可以实现生产、生态、文化、美学的多重效益。本文论述了园林模式农业主要代表之一的观光农业的起源及其特点,阐述了发达国家园林农业发展的现状及类型,最后讲述了发达国家园林模式农业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旨在为中国发展园林模式农业提供一定的借鉴。 关键词: 发达国家;农业园林设计;园林模式农业;农业经济生产;观光农业 发达国家的现代园林模式农业的发展远远领先于中国,研究发达国家的园林模式农业可对中国的农业景观设计提供借鉴意义,为缓解中国快速发展的经济和日益严重的城市化问题之间的矛盾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促进中国农业成功转型,让园林模式农业向生态、科学等方面发展,从而也加快中国旅游业的发展。 1园林模式农业的由来 发达国家自工业革命后,高度发达的城市化进程给城市带来了许多问题,如居住拥挤、环境恶化、交通拥堵等。发达国家提出“田园城市”的新概念,形成了大量的主张以田园、乡村作为城市问题的出路的城市园林景观设计师和流派[1]。如著名的斯德哥尔摩学派的思想对现代风景园林有很大的影响,主张“在城市中创造田园风光”。法国在发达国家城市农业景观园林中最具代表性。受法国传统园林的影响,城市园林设计与农业、园艺、园林等有着密切的关系。以色列著名的风景园林设计大师施罗墨•阿龙森在他的设计中非常重视环境与本土的农业文化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注重风景景观设计中的生态效益,果林、麦田等农业特征元素成为体现本土农业文化的载体。发达国家园林模式农业无论是设计理念还是设计手法,都反映了设计师对农业的理解和认识[2]。发达国家园林农业是一种兼具实用性和观赏性的农业模式,它兼具观赏、休憩、生产等功能。园林模式农业设计主要是依托农业景观,把树林、水渠、草地这些特殊的元素加入设计中,再加以一定的规划和艺术设计,使其具备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美学效益。 2园林模式农业的内容与特征 园林模式农业在传统农业生产模式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对于设计者来说,一方面开发出了得天独厚的旅游价值,另一方面,园林设计还必须具备当地的自然风光和浓厚的本土文化特色。作为农业园林设计与农业经济发展相结合的典型代表,观光农业也是发达国家的园林模式农业的主要形式。观光农业在发达国家又被称为观光休闲农业、旅游农业、观赏农业。虽然名称不同,也只是功能上有所区别,其本质是一样的,即农业园林设计与农业经济发展之间的结合,它是以农业生产和旅游观光相结合为特征的。观光农业是高度城市化发展过程的结果,作为一种新兴的产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3]。 2.1观光农业的内容 2.1.1观光农业以农业活动为基础 观光农业是充分开发具有观光、旅游价值的农业景观,并与本土的文化特色相结合的一种经济形式。观光农业是从农业生产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为适应经济的发展逐渐转型,传统农业与旅游业相结合形成的新兴产业。观光农业因其本身的特点,充分开发和提倡具有当地特色的绿色产品,以减少城市污染产品的使用[4]。观光旅游是一种集生产、艺术和旅游体验于一体的农业经济模式,它主要是让游客欣赏到城市没有的自然风光和体验本土的农家活动。观光农业很好地把景观园林设计和农业经济生产相融合,设计师合理有效地营造了农业观光园的生态环境,使其具备生态效益,可以让游客体会到与城市不一样的生活环境。 2.1.2观光农业具有旅游业和传统农业的双重功能 观光农业是一种农业与旅游业相结合的农业园林模式的典型代表之一,它具有农业生产与旅游的功能。对于农业来说,观光农业在农业产值的基础上附加了旅游产值,农业产值主要是为社会提供了一系列的物质型产品,如粮食、水产、花卉等。对于旅游业来说,它主要为社会提供一系列的精神、服务产品,与农业相结合,很大程度上拓宽了旅游产业的内容和范围,让旅游业更加丰富多彩。 2.1.3观光农业与风景园林设计密切相关 风景园林设计在观光农业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无论是观光农业的面积、地理位置,还是生态廊道以及城市绿地的规划,都离不开景观园林设计。农村园林规划设计过程中,依托相关园林设计理论,从当地农村地域特征出发,对特有的植物、土地、水等自然元素进行规划设计,创造出具备美学、生态、艺术、经济等效益的农村观光园。 2.2观光农业的特点 2.2.1具备物质与精神生产功能 发达国家观光农业的本质是依托于农业生产本身的。根据农业生产的园林景观设计,生产功能依然是其基本功能。园林模式农业生产双重产品,如花卉、水果、水产品等,以及附带在农产品上的精神产品。观光农业的生产功能主要是体现在为旅游者提供农产品、农副产品等特色的物质产品上,还表现在游客体验休闲农事活动所产生的心灵愉悦的精神产品上。 2.2.2提供休闲、学习场所 观光农业为游客提供了自然清新、别具特色的农家休闲场所。发达国家在景观园林设计中,对于观光园设置了各种休闲娱乐设施,游客能够充分体验到农村的慢节奏、放松的生活环境,从而达到心情舒畅、修身养性的目的。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光和体验农业活动,直观地观察动植物的生长过程和学习农业科学知识,可以有效地让游客认识和了解农业及农耕文化。游客亲身体验农事生产,可体验宁静朴实的乡村生活,更能体会到收获的喜悦。 2.2.3具备文化传承的功能 观光农业的园林景观都是依托本土文化来进行规划设计的,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观光农业的发展使得本地特色的农耕文化、生活文化、民俗文化得到推广和传承,让更多的人了解当地特色的民俗文化。 2.2.4内容广博 (1)资源的广泛性。发达国家观光农业的项目多设定在自然风光保存完整或者独具特色、物产丰富的乡村地区。因此观光景色丰富,资源良好,更加符合游客想要回到大自然的要求。 (2)形式的多样性。观光农业不仅仅包含了传统的农业观光游览,还往往提供操作、采摘、健身等特色活动。 (3)地域的差异性。不同的发达国家具有自己特色的观光农业,如荷兰的观光大棚。荷兰的观光大棚能够将荷兰的田园生活很好地融入到从城市来的游客身上,让他们直接和大地接触,亲自感受种植植物、采摘果实、赏花割菜的乐趣。荷兰的观光大棚是把农业旅游、农产品消费集合在一起,更有教育农园的模式。不同的发达国家由于不同的自然环境,具有显著的地域差异,丰富了观光农业的内容。 (4)活动的季节性。生产功能是观光农业的基本特征,各个季节的不同自然环境造成了观光产业具有明显的季节差异性。 2.2.5效益多元化 观光农业是农业和旅游业相结合的产业,因此经济收益很广泛,有来自农业本身的农产品和农副产品,也有来自旅游服务的经济收益,除此还有科研会展的收益,各产业相互补充,经营灵活。对于单一产业来说,观光产业的风险更小,收益更大,不同的开发层次满足了游客的不同需求,旅游市场广泛。 3发达国家园林模式农业的发展概况及类型 3.1发达国家园林模式农业的发展概况 发达国家的园林模式农业已经有较长的发展历史。早在19世纪,意大利就建立了全国农业和旅游协会,主要是为了鼓励和促进城市居民在农村的生活体验。20世纪,欧洲的园林模式农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园林模式农业始终是实用性和观赏性相结合的经济形式。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园林模式农业逐渐扩展到亚洲、美洲的部分国家。发达国家的观光农业主要经过了4个时期:萌芽时期、观光采摘阶段、度假阶段、租赁阶段。(1)萌芽阶段。发达国家并没有出现明确的观光农业产业,只是鼓励城市居民到农村中感受生活,在这个时期,园林规划设计并没有参与到农村观光经济中,游客主要是参观农业的生产过程。(2)观光采摘阶段。发达国家开始把经济的重心放在第三产业和城市化过程中日益严重的问题上,观光农业逐渐得到重视,对观光农业的要求不仅仅停留在萌芽时期的欣赏普通的农业生产景观,出现了具有明确观光职能的农业观光园区。设计者也开始对观光园的设计越来越重视,根据不同的农村特色和本土文化设计出各种各样的观光园区。(3)度假阶段。在20世纪后期,发达国家的经济高度繁荣,游客的旅游需求也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发生转变。观光园增加了大量的娱乐和学习设施,拓宽了观光农业的功能,如教育功能、社会功能、文化传承功能等。功能的增加要求园林设计师不仅仅要满足原先的观光采摘要求,更要满足游客在精神层次的需求。(4)租赁阶段。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观光、体验、度假相结合的成熟观光。租赁模式主要是发达国家把大的农场划分为若干个区域,分别租赁给游客,平日主要由农场主人照料。游客既体验了农村生产和生活的乐趣,包括采摘、种植、欣赏等,同时也增加了农村的经济收入。这种租赁形式要求园林设计者必须对农村景观和本土文化有全面的认识和把握。 3.2发达国家的园林模式农业的类型 3.2.1观光园区 观光园区类的这种园林模式农业一般建立在城市近郊农村。由于属于城市近郊,游客游览的时间主要以一两天为主。根据农村观光农业的主题不同,分为采摘、教育、科技主题。法国的普罗旺斯薰衣草庄园是全世界闻名的观光园区,被誉为“薰衣草故乡”该薰衣草庄园集薰衣草、向日葵、晨曦、爱情大风车、草坪等各种景色于一体,具有休闲、旅游、聚会、摄影等多种功能。 3.2.2休闲度假类 休闲度假类的观光农业的景色一般比较优美,观光园主要建立在远离城市的地方。园林设计在原有的地域和农业景观的基础上进行规划,并融入本地特色的文化元素。休闲度假类的观光园一般是半开放的形式,在观光园中不仅可以观赏到独特的农村风光,还能亲自体验采摘和种植的乐趣,游客还能在观光园中住宿和进行短时间的度假。休闲度假的观光农业,游客旅游时间多为一周左右。澳大利亚乡村葡萄酒庄园已成为澳大利亚本国及世界旅游市场的热门度假项目之一。澳大利亚的葡萄酒蜚声海内外,以口感好,酸甜适中,价格实惠著称。游客不仅因葡萄酒而来,也因其特色壮丽的葡萄种植园和庄园城堡的特色景观。葡萄酒庄园还围绕葡萄酒酿造开展了丰富的旅游活动,如葡萄采摘、葡萄酒品尝、参观葡萄酒酿制过程、参加酒艺培训学校等,完美地结合了乡村产业与乡村旅游。 3.2.3租赁自助类 租赁自助类观光农业的前提是有面积较大的农场,根据游客的需要把农场划分为若干小块,分别租赁给游客,主要用来种植花草、蔬菜、果树等。租赁自助类的观光园有利于让游客独立地体会农村生产和种植过程,体验农村乐趣。租赁自助类的观光农业的经营模式是以假期游客到农场作业,平时由农场主代管。这种类型的观光农业一般是建立在城市中或者城市近郊,游客的体验时间一般很长,多为数个月。由于租赁的观光园是由农场分为若干部分分别租给游客,各个部分都是独立的,要求满足游客的不同需求,园林设计必须根据游客的喜好进行。意大利的托斯卡纳假日农庄坐落于锡耶纳和格罗塞托之间的MontecuccoWine地区,共有70hm2的土地,包括森林区、牧草区和穿插于两者之间的别墅群。假日农场的别墅是经过整体重建的,在保留了意大利托斯卡纳朴素的奢华的同时,每一间都针对客人的要求精心设计,让游客体会到家的温暖。意大利的托斯卡纳假日农庄可以完美地让游客与自然进行零距离接触。 3.2.4综合性农业与乡村旅游景区 景观园区的设计是依据当地乡村特有的景观,利用本地的民俗、文化建立起综合性的旅游景区,把农业生产、观光游览、度假休闲、农事体验等结合起来的综合性乡村旅游景区,规模一般较大,综合性强。这种大型的观光农业,园林设计时必须进行详细的规划,让旅游资源丰富多彩。现今,欧洲的生态农业庄园是典型的综合性观光农业,它是集生产、旅游、生态于一体的绿色观光园。 4发达国家园林模式农业对经济发展生产的影响 发达国家的观光农业对国家的农业经济生产起到了巨大的积极影响,促使本国农业转型,同时也有利于提高发达国家的城市生活水平,优化国家农业生产结构。园林模式农业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提供了一种有效的解决途径,它具有巨大的经济效益,有效地缓解了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的矛盾。观光农业优化了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它是一种把传统农业生产和旅游观光相结合的新兴产业,促进了国家的农业和旅游业快速、和谐地发展。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的问题也是观光农业不可忽视的作用之一,这样就可以有效地缓解富余劳动力带来的各种社会矛盾,如贫富差距扩大化、各种暴力行为等。发达国家的园林模式农业可有效提高城市的生活水平和调剂生活方式。园林模式农业的环保、高效的特征有别于传统农业。园林模式农业是把农业生产和旅游业相结合的新兴产业,经济效益不仅来自于农产品和农副产品,还来自于旅游业的精神消费,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的经济效益。随着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经济转型是不可避免的。通过发展园林模式农业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城市化带来的城市环境问题,如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等。园林模式农业丰富了发达国家的生产结构,从而让经济形态向利于生态平衡的方向发展,实现了经济、美学、生态和社会等效益的高度统一[5]。园林模式农业具有文化传播和传承的作用。园林模式农业以地方特色为主,主要将地方产品呈现给游客,把当地的文化元素融入到产品中,使其具备文化和经济等双重效益。观光农业为能够更好地把旅游产品呈现给人们,必须做得更好,更具观赏性。 作者:刘峻岩 单位:河北建筑工程学院 农业经济类论文:新农村建设下农业经济管理策略研究 摘要: 随着社会不断进步,经济持续发展,农业经济管理的重要性不断显现。在我国经济中,农业经济是其核心组成要素,而我国经济的整体发展离不开农业经济管理。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还需要多角度、多层次出发,采取可行的措施,优化我国农业经济管理,不断促进新时期农业的持续发展,不断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 关键词: 新农村建设;农业;经济管理;策略;探讨 在国家社会发展的道路上,农业经济发展占据重要位置,能够折射出我国已有的综合国力,也是社会大众关注的焦点。在市场经济日益发展的浪潮中,农业经济管理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同时,在新农村建设下,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管理都被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农业又是新时期农村得以持续发展的根本所在,必须意识到农业经济的重要性,促进农业的综合发展。在此过程中,要全面而客观地分析农业的现状,加强农业经济管理。以此,不断促进我国农业经济的持续发展,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一、农业经济管理概述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农业发展关乎我国经济发展,乃至社会的稳定、和谐,必须把农业、农业经济放在核心位置。就农业经济管理而言,它是以国家制定的经方针政策、市场环境等为中心的管理活动。在农业经济管理过程中,要全面分析当地的市场经济条件、市场环境,以国家制定的政策方针为基点,使农业经济发展目标明确化,优化信息化再生产过程、生产资料再生产过程的各要素,确保农业经济持续发展,逐渐走上“规范化、法制化、信息化”的道路。 1、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生产化。 随着科技持续发展,现代信息技术被广泛应用到不同行业、领域中,和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紧密相连。对于农业经济管理来说,也需要满足时展的客观要求,灵活应用信息化技术,优化农业经济管理,使农业生产处于高效运转中,不断增加农民的收入,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促进新农村建设。自出台农业合作政策以来,农业经济合作不断发展,农业化机制不断完善。在一些大企业的作用下,逐渐实现了农产品的标准化生产,大大提高了农业的经济效益。 2、农业经济管理的现代化,农业经济管理思维的转变。 在新农村建设中,实现现代化的农业经济管理已成为核心内容,要不断提高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增加农民收入。同时,在新时代下,社会市场竞争日渐激烈,想要促进农业经济的持续发展,必须增加农产品的科技含量,注重农产品的深加工,提高农产品质量。在此过程中,必须转变农业经济管理思维与方法,优化农业增长方式,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促进农业经济发展。 二、基于新农村建设的农业经济管理策略 1、优化农业经济管理模式 在新时代下,农业经济逐渐走上转型的道路,而农业经济管理逐渐融入到农村农业经济活动的不同环境中。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也更加关注食品安全问题。在发展农业经济的过程中,要优化已有的经济管理模式,促进农业经济的持续发展,不能一味地追求经济效益,要遵循新时期市场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 2、优化农业经济结构,促进农业的科技发展。 在新农村建设下,要以社会市场为导向,优化农业经济管理方法与管理方针。改变传统农业发展方向,优化传统农业经济结构,融入更多新的元素,促进农村经济的整体发展。要采用深加工的方法,美化传统农产品包装,提高食品的安全性,不断提升农产品的市场影响力,促进农产品销售,不断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构建产业链。在此基础上,要运用各种科学技术,不断增加农业产量,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与质量,提高农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能够在社会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走上长远的发展道路。 3、注重农业经济管理队伍建设,政府部门要充分发挥自身作用。 在农业经济管理过程中,必须定期对工作人员进行系统化地训练,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能够紧随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有效解决农业经济管理中的各种实际问题。在此过程中,要加大宣传力度,使相关工作人员意识到农业经济管理的重要性,具备基本的职业道德,具备必要的政治素质,培养他们各方面的能力,特别是要强化他们的创新意识,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以此,强化他们的现代农业经济管理意识,具备较高的综合知识能力素质,确保各方面工作的顺利开展。政府部门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健全已有的群众利益维护机制,有效处理好他们之间的矛盾,能够兼顾各方面利益,需利用自身的服务与经济职能,加强农业土地承包合同管理,实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顺利流转。在此基础上,政府部门还要从不同角度入手,加强农村集体资产管理,以定期、不定期的形式,进行村级资产清查,相关部门要做好农村离任干部的资管审计工作,加强各地区农业经济管理,使各地区的农业经济都能迈入崭新的阶段。 4、注重农业经济管理的信息化与产业化发展 想要提高农业经济管理水平,必须注重它的信息化与产业化发展。政府部门要把农业放在重要位置,加大资金投入力度,注重农业经济管理队伍的建设,引进大量优秀的专业人才,优化队伍结构,引进各种先进的农业设备。在产业化、信息化发展的道路上,要实施人才战略,巧妙地利用人才项目、招商引资等方法,把各种高新技术应用到农业生产中,优化农业结构,注重科技创新,为农业经济管理注入更多的科技含量,提高管理的信息化水平,不断扩大各地区农业发展规模,促进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 三、结语 总而言之,在新农村建设下,政府部门必须意识到农业经济管理的重要性,能够从不同角度入手,优化已有的管理制度,注重农业经济管理队伍建设,不断提高其信息化、产业化等水平,在维护农民切身利益的同时,能够提高农业经济管理效率与质量,促进各地区农业经济的稳定发展,为新农村建设的顺利进行奠定坚实的基础,也不断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更好地走向世界。 作者:史晓光 单位: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财政局索伦镇财政所 农业经济类论文:农业经济发展问题及对策分析 摘要: 农业经济发展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我国从古至今以来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对农业经济的发展一直保持高度重视。随着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农业经济也从以家庭为单位的纯体力劳动向以集体为单位的科技型经济发展。如何正确面对农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采取相应对策解决,是加快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关键。 关键词: 农业经济;发展;问题;对策研究 一、引言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食物又离不开农业的发展,我国一直将农业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稳定社会秩序。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解析,长期停滞不前的农业经济向具有一定生产总值增长率的农业经济发展的过程,即农业经济发展。按照这个定义来说,即使我国的农业经济发展还比较快速,加快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也是不容小觑的。纵览当前经济发展的新局势,我国国民经济结构正在向多样化的方向发展,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对农产品的需求也越来越多样化,对农产品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世界经济的大融合也迫使我国农业经济走上国际舞台。此外,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的匮乏、机械化程度不高、农业技术人员短缺等问题,也使我国农业经济发展面临着较大的压力。因此,正确面对农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解决,是实现我国农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举措。 二、我国农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农业基础建设薄弱,现代化程度有待提高 我国是农业大国,祖祖辈辈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经过几千年的农耕发展,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种植经验和技术,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这些经验和技术相比于现代机械效率就显得十分低下。目前我国的农业经济发展就面临着机械化和科技水平较差的问题。例如与农作物息息相关的灌溉问题,由于农田的水利建设不到位,水渠的修建没有规划,有些地方还保持着用桶挑水的原始方法,缺乏现代化的灌溉设施;农耕机械单一,种植过程过分的依赖体力劳动,常见的播种、施肥、除草和收割,大部分时候依然由农民手动完成,与使用现代机械进行种植相比,效率十分低下。这种纯体力劳动的农业经济,在当今社会已经失去了竞争力和价值,其产量和质量只能满足自身家庭需求,无法形成产业化的种植规模,如此以来,我国农业经济只能停滞不前,谈不上发展可言。 2、农业知识缺乏,农民技术水平不高 随着社会的发展,就业机会越来越多,相比于农村的种植业,新一代的年轻人更愿意到城市谋求发展,留下来继续耕作的就是一些老弱妇幼,这些人缺乏先进的农业知识和种植技术,往往沿用祖辈留下来的传统农耕模式,劳动力也显然不足。农业的发展离不开人才,而农村的经济建设又最最缺乏人才的支持,长久以来,没有先进的农业种植思维和技术,我国的农业经济只能停滞不前,继续保持着产量较为低下、农产品质量不高、种类也较为单一的原始耕做方式,而没有新一代的年轻人来继承农耕,我国的农业经济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面临无人问津的危险。 3、农产品种类单一,产业化水平不高 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多元化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经济对农产品的种类也提出了更加多元化的要求。但是一些农民长期在农村务农,不了解现代社会新的需求,目光较为短浅,仍然保持着小农经济的思想,种植种类单一,甚至好几代人都只种植固定的农产品,而不愿意尝试水产品、畜牧和花卉种植等经济效益更高的农产品,如果赶上洪涝灾害或者干旱,往往造成收益小于投入的亏本状况,更谈不上农业经济的发展了。这种单一的种植模式已经严重影响了农产品的质量,降低了农作物的竞争力,没有给农民带来较好的收益。此外,大部分的农村依然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种植,没有形成规模,农产品的产量小;销售渠道仅仅是靠农民个人零售,销量也小;农产品从种植到销售出去的周期较长,这种非产业化的链条不利于提高农产品质量,同时也不能激发农民的积极性,阻碍了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 4、土地资源破坏严重,农业生产环境不容乐观 随着城市建设脚步的加快,农用耕地被频繁征用,可种植农产品的土地资源越来越少,在农耕过程中,由于大部分的农民缺乏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意识,再加上企业的粗放型经营,大量的土地资源和水资源遭到破坏,引发了土地沙化、水土流失、空气污染等环境问题,农作物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得不到保证,农产品的生产率和质量就难以提高。种植过程中,农民为通过人为手段提高产量,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催熟剂等,同样给水土资源造成了毁灭性的伤害。土地越贫瘠越使用化学物质,越使用,土地就越贫瘠,形成恶性循环。由于我国对农产品的质量检验标准还不够完善,重金属超标等食品安全问题不仅危害人们的身体健康,也使我国的农产品在对外出口的道路上频频受阻,严重阻碍了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 三、解决我国农业经济发展中存在问题的对策 1、加大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促进农业现代化建设 国家应进一步加大农村基础设施的资金投入,重点建设水利,电力和道路,各级乡镇部门统一规划,合理布局,为农作物的基本生产和种植提供基本保障。对于农村建设的资金使用,上级部门务必加强监管,一个政策的执行往往比制定意义更加重大,资金落不到实处,不仅不能促进农业经济发展,还助长了贪污受贿的歪风邪气。各级乡镇部门,应对每一笔基础建设的支出做好详细记录,通过正常渠道择优选择施工单位,上级部门对最终的成果进行验收评估,并通过座谈会的形式听取农民意见,积极做出改进措施。为了进一步提高农业机械化程度,国家应大力扶持农用机械企业,从源头降低农民种植成本,并鼓励新技术的引进。农民购买农用机械时,应予以相应补贴,可以采取定点销售或者通过乡镇集体团购的形式来落实这项惠农政策。对于使用频率不高,价格较贵的农用机械,可以采取以村为单位,集体公用的形式解决。总之,要坚决改变以往完全依靠体力劳动种植的局面,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2、普及农业知识,提高农民技术水平 大部分农民都存在文化水平低下的问题,长期以来的种植仅仅依靠祖辈留下来的经验,没有系统的农业知识,国家应将提高农民专业种植技术作为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积极宣传广泛的农业知识的重要性。从国家层面来说,可以督促各电视台多多出品传授农业知识和种植技巧的电视节目,各出版社多多出版农业类书籍,并积极调控其价格,让农民买得起,买得放心;组织农业专家全国巡讲,深入农田和农民交流种植经验;鼓励大学生等有文化素质的人群回乡创业,积极引导,并予以资金支持,让愿意真正回到家乡致富的人有信心、有条件开拓新的农产品市场,逐步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落实到乡镇层面,以村为单位,可以经常举办农产品种植经验交流座谈会,可以在村内或者村与村之间进行交流,把自己的优势发扬出去,把别人先进的种植技术引进过来,相互学习,共同提高;农产品遭遇病虫害时,切不可不管不问,各乡镇领导要努力寻找原因,请农业专家协助解决,杜绝灾害的再次发生;经常举办农业技能比拼,收获时节可以视情况进行农产品质量产量评比,并予以优胜者适当奖励和表扬,鼓励大家的种植热情。总的来说,提高农民种植技术和文化水平,国家和各级乡镇都要做出努力,既要注重现有农民的文化素质,又要积极引导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回乡创业,双管齐下。 3、丰富农产品种类,逐步形成产业化链条 我国地大物博,不同地区的资源和气候条件存在差异,适宜种植的农产品种类也各不相同,各地区应当因地制宜,选择合适的农产品。另外,农业经济想要得到发展,就必须适应市场需求,对农产品结构实行优胜劣汰,没有竞争力的产品要在原有基础上积极改进。与此同时,要扭转农民不愿尝试新产品的思想,鼓励适合当地自然资源的水产品、畜牧业和花卉种植,聘请农业专家从选种到收获进行全程指导,让农民对新产品有尝试的信心和热情。另外,各级政府要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改变当前以家庭为单位的模式,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可结合企业需求,开拓农产品销售途径,例如联系各大酒店提供农副产品,为各大乳制品厂商提供牛奶等,尽量避免仅仅依靠农民零售的低效率方式,依靠企业带动农产品的销售,销量上去了,农民尝试新产品的信心就有了,种植热情也就高涨了,只有农民有了热情,农产品才能从根本上焕发活力,我国的农业经济才能得到长足的发展。 4、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土地利用率 国家应出台详细法规严格规范和监督农田的征用,避免为了一时的经济发展造成土地资源毁灭性的伤害,注重循环绿色农业的发展。可以实行土地流转与承包相结合的形式,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率,这个过程需要详细的法律法规来监督指导,对流转标准,流转程序提出详细的要求,采取一切措施保护现有土地资源,提高土地利用率。各级乡镇要大力推进能源节约型农业的发展建设,提高资源利用率,做好资源回收重复利用工作,鼓励农民使用绿色环保肥料,尽量避免农药的使用。国家实施立法和行政措施,严厉打击有害农产品的生产销售,严格监督有害农药和催熟剂等的流通,对于靠近农田的生产企业,尤其需要对其环境资质进行审查,确保有一套完整环保的废水废气废渣处理设备,任何时候都不能以工业发展为理由污染农业环境。另外,我国应提高农产品的检测检验标准,只有标准提高了,才能督促农产品朝着绿色健康的方向发展,帮助我国农产品走出国门,走向国际市场。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不论是农业种植规模还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都是不可胜数的。但是我们并不是农业强国,我国的农业经济发展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只有积极寻找解决办法,落实政策法规,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业经济停滞不前的问题。丰富农产品种类,改善农业生产结构,提高农产品质量,让更多的人看到农业种植的希望,并积极投身到农业经济发展的大潮中,只有这样,我国的农业经济才可能实现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作者:罗一鸣 单位:云南省大理州巍山县统计局 农业经济类论文:发达国家农业园林设计与农业经济生产结合 摘要: 在20世纪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越来越快,城市化水平日益提高,在这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如城市土地、环境等问题。发达国家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城市化问题,逐渐探索出一条园林模式农业的道路。园林模式农业使风景园林设计与农业工程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可以实现生产、生态、文化、美学的多重效益。本文论述了园林模式农业主要代表之一的观光农业的起源及其特点,阐述了发达国家园林农业发展的现状及类型,最后讲述了发达国家园林模式农业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旨在为中国发展园林模式农业提供一定的借鉴。 关键词: 发达国家;农业园林设计;园林模式农业;农业经济生产;观光农业 发达国家的现代园林模式农业的发展远远领先于中国,研究发达国家的园林模式农业可对中国的农业景观设计提供借鉴意义,为缓解中国快速发展的经济和日益严重的城市化问题之间的矛盾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促进中国农业成功转型,让园林模式农业向生态、科学等方面发展,从而也加快中国旅游业的发展。 1园林模式农业的由来 发达国家自工业革命后,高度发达的城市化进程给城市带来了许多问题,如居住拥挤、环境恶化、交通拥堵等。发达国家提出“田园城市”的新概念,形成了大量的主张以田园、乡村作为城市问题的出路的城市园林景观设计师和流派[1]。如著名的斯德哥尔摩学派的思想对现代风景园林有很大的影响,主张“在城市中创造田园风光”。法国在发达国家城市农业景观园林中最具代表性。受法国传统园林的影响,城市园林设计与农业、园艺、园林等有着密切的关系。以色列著名的风景园林设计大师施罗墨•阿龙森在他的设计中非常重视环境与本土的农业文化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注重风景景观设计中的生态效益,果林、麦田等农业特征元素成为体现本土农业文化的载体。发达国家园林模式农业无论是设计理念还是设计手法,都反映了设计师对农业的理解和认识[2]。发达国家园林农业是一种兼具实用性和观赏性的农业模式,它兼具观赏、休憩、生产等功能。园林模式农业设计主要是依托农业景观,把树林、水渠、草地这些特殊的元素加入设计中,再加以一定的规划和艺术设计,使其具备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美学效益。 2园林模式农业的内容与特征 园林模式农业在传统农业生产模式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对于设计者来说,一方面开发出了得天独厚的旅游价值,另一方面,园林设计还必须具备当地的自然风光和浓厚的本土文化特色。作为农业园林设计与农业经济发展相结合的典型代表,观光农业也是发达国家的园林模式农业的主要形式。观光农业在发达国家又被称为观光休闲农业、旅游农业、观赏农业。虽然名称不同,也只是功能上有所区别,其本质是一样的,即农业园林设计与农业经济发展之间的结合,它是以农业生产和旅游观光相结合为特征的。观光农业是高度城市化发展过程的结果,作为一种新兴的产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3]。 2.1观光农业的内容 2.1.1观光农业以农业活动为基础 观光农业是充分开发具有观光、旅游价值的农业景观,并与本土的文化特色相结合的一种经济形式。观光农业是从农业生产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为适应经济的发展逐渐转型,传统农业与旅游业相结合形成的新兴产业。观光农业因其本身的特点,充分开发和提倡具有当地特色的绿色产品,以减少城市污染产品的使用[4]。观光旅游是一种集生产、艺术和旅游体验于一体的农业经济模式,它主要是让游客欣赏到城市没有的自然风光和体验本土的农家活动。观光农业很好地把景观园林设计和农业经济生产相融合,设计师合理有效地营造了农业观光园的生态环境,使其具备生态效益,可以让游客体会到与城市不一样的生活环境。 2.1.2观光农业具有旅游业和传统农业的双重功能 观光农业是一种农业与旅游业相结合的农业园林模式的典型代表之一,它具有农业生产与旅游的功能。对于农业来说,观光农业在农业产值的基础上附加了旅游产值,农业产值主要是为社会提供了一系列的物质型产品,如粮食、水产、花卉等。对于旅游业来说,它主要为社会提供一系列的精神、服务产品,与农业相结合,很大程度上拓宽了旅游产业的内容和范围,让旅游业更加丰富多彩。 2.1.3观光农业与风景园林设计密切相关 风景园林设计在观光农业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无论是观光农业的面积、地理位置,还是生态廊道以及城市绿地的规划,都离不开景观园林设计。农村园林规划设计过程中,依托相关园林设计理论,从当地农村地域特征出发,对特有的植物、土地、水等自然元素进行规划设计,创造出具备美学、生态、艺术、经济等效益的农村观光园。 2.2观光农业的特点 2.2.1具备物质与精神生产功能 发达国家观光农业的本质是依托于农业生产本身的。根据农业生产的园林景观设计,生产功能依然是其基本功能。园林模式农业生产双重产品,如花卉、水果、水产品等,以及附带在农产品上的精神产品。观光农业的生产功能主要是体现在为旅游者提供农产品、农副产品等特色的物质产品上,还表现在游客体验休闲农事活动所产生的心灵愉悦的精神产品上。 2.2.2提供休闲、学习场所 观光农业为游客提供了自然清新、别具特色的农家休闲场所。发达国家在景观园林设计中,对于观光园设置了各种休闲娱乐设施,游客能够充分体验到农村的慢节奏、放松的生活环境,从而达到心情舒畅、修身养性的目的。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光和体验农业活动,直观地观察动植物的生长过程和学习农业科学知识,可以有效地让游客认识和了解农业及农耕文化。游客亲身体验农事生产,可体验宁静朴实的乡村生活,更能体会到收获的喜悦。 2.2.3具备文化传承的功能 观光农业的园林景观都是依托本土文化来进行规划设计的,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观光农业的发展使得本地特色的农耕文化、生活文化、民俗文化得到推广和传承,让更多的人了解当地特色的民俗文化。 2.2.4内容广博 (1)资源的广泛性。 发达国家观光农业的项目多设定在自然风光保存完整或者独具特色、物产丰富的乡村地区。因此观光景色丰富,资源良好,更加符合游客想要回到大自然的要求。 (2)形式的多样性。 观光农业不仅仅包含了传统的农业观光游览,还往往提供操作、采摘、健身等特色活动。 (3)地域的差异性。 不同的发达国家具有自己特色的观光农业,如荷兰的观光大棚。荷兰的观光大棚能够将荷兰的田园生活很好地融入到从城市来的游客身上,让他们直接和大地接触,亲自感受种植植物、采摘果实、赏花割菜的乐趣。荷兰的观光大棚是把农业旅游、农产品消费集合在一起,更有教育农园的模式。不同的发达国家由于不同的自然环境,具有显著的地域差异,丰富了观光农业的内容。 (4)活动的季节性。 生产功能是观光农业的基本特征,各个季节的不同自然环境造成了观光产业具有明显的季节差异性。 2.2.5效益多元化 观光农业是农业和旅游业相结合的产业,因此经济收益很广泛,有来自农业本身的农产品和农副产品,也有来自旅游服务的经济收益,除此还有科研会展的收益,各产业相互补充,经营灵活。对于单一产业来说,观光产业的风险更小,收益更大,不同的开发层次满足了游客的不同需求,旅游市场广泛。 3发达国家园林模式农业的发展概况及类型 3.1发达国家园林模式农业的发展概况 发达国家的园林模式农业已经有较长的发展历史。早在19世纪,意大利就建立了全国农业和旅游协会,主要是为了鼓励和促进城市居民在农村的生活体验。20世纪,欧洲的园林模式农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园林模式农业始终是实用性和观赏性相结合的经济形式。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园林模式农业逐渐扩展到亚洲、美洲的部分国家。发达国家的观光农业主要经过了4个时期:萌芽时期、观光采摘阶段、度假阶段、租赁阶段。 (1)萌芽阶段。 发达国家并没有出现明确的观光农业产业,只是鼓励城市居民到农村中感受生活,在这个时期,园林规划设计并没有参与到农村观光经济中,游客主要是参观农业的生产过程。 (2)观光采摘阶段。 发达国家开始把经济的重心放在第三产业和城市化过程中日益严重的问题上,观光农业逐渐得到重视,对观光农业的要求不仅仅停留在萌芽时期的欣赏普通的农业生产景观,出现了具有明确观光职能的农业观光园区。设计者也开始对观光园的设计越来越重视,根据不同的农村特色和本土文化设计出各种各样的观光园区。 (3)度假阶段。 在20世纪后期,发达国家的经济高度繁荣,游客的旅游需求也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发生转变。观光园增加了大量的娱乐和学习设施,拓宽了观光农业的功能,如教育功能、社会功能、文化传承功能等。功能的增加要求园林设计师不仅仅要满足原先的观光采摘要求,更要满足游客在精神层次的需求。 (4)租赁阶段。 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观光、体验、度假相结合的成熟观光。租赁模式主要是发达国家把大的农场划分为若干个区域,分别租赁给游客,平日主要由农场主人照料。游客既体验了农村生产和生活的乐趣,包括采摘、种植、欣赏等,同时也增加了农村的经济收入。这种租赁形式要求园林设计者必须对农村景观和本土文化有全面的认识和把握。 3.2发达国家的园林模式农业的类型 3.2.1观光园区 观光园区类的这种园林模式农业一般建立在城市近郊农村。由于属于城市近郊,游客游览的时间主要以一两天为主。根据农村观光农业的主题不同,分为采摘、教育、科技主题。法国的普罗旺斯薰衣草庄园是全世界闻名的观光园区,被誉为“薰衣草故乡”。该薰衣草庄园集薰衣草、向日葵、晨曦、爱情大风车、草坪等各种景色于一体,具有休闲、旅游、聚会、摄影等多种功能。 3.2.2休闲度假类 休闲度假类的观光农业的景色一般比较优美,观光园主要建立在远离城市的地方。园林设计在原有的地域和农业景观的基础上进行规划,并融入本地特色的文化元素。休闲度假类的观光园一般是半开放的形式,在观光园中不仅可以观赏到独特的农村风光,还能亲自体验采摘和种植的乐趣,游客还能在观光园中住宿和进行短时间的度假。休闲度假的观光农业,游客旅游时间多为一周左右。澳大利亚乡村葡萄酒庄园已成为澳大利亚本国及世界旅游市场的热门度假项目之一。澳大利亚的葡萄酒蜚声海内外,以口感好,酸甜适中,价格实惠著称。游客不仅因葡萄酒而来,也因其特色壮丽的葡萄种植园和庄园城堡的特色景观。葡萄酒庄园还围绕葡萄酒酿造开展了丰富的旅游活动,如葡萄采摘、葡萄酒品尝、参观葡萄酒酿制过程、参加酒艺培训学校等,完美地结合了乡村产业与乡村旅游。 3.2.3租赁自助类 租赁自助类观光农业的前提是有面积较大的农场,根据游客的需要把农场划分为若干小块,分别租赁给游客,主要用来种植花草、蔬菜、果树等。租赁自助类的观光园有利于让游客独立地体会农村生产和种植过程,体验农村乐趣。租赁自助类的观光农业的经营模式是以假期游客到农场作业,平时由农场主代管。这种类型的观光农业一般是建立在城市中或者城市近郊,游客的体验时间一般很长,多为数个月。由于租赁的观光园是由农场分为若干部分分别租给游客,各个部分都是独立的,要求满足游客的不同需求,园林设计必须根据游客的喜好进行。意大利的托斯卡纳假日农庄坐落于锡耶纳和格罗塞托之间的MontecuccoWine地区,共有70hm2的土地,包括森林区、牧草区和穿插于两者之间的别墅群。假日农场的别墅是经过整体重建的,在保留了意大利托斯卡纳朴素的奢华的同时,每一间都针对客人的要求精心设计,让游客体会到家的温暖。意大利的托斯卡纳假日农庄可以完美地让游客与自然进行零距离接触。 3.2.4综合性农业与乡村旅游景区 景观园区的设计是依据当地乡村特有的景观,利用本地的民俗、文化建立起综合性的旅游景区,把农业生产、观光游览、度假休闲、农事体验等结合起来的综合性乡村旅游景区,规模一般较大,综合性强。这种大型的观光农业,园林设计时必须进行详细的规划,让旅游资源丰富多彩。现今,欧洲的生态农业庄园是典型的综合性观光农业,它是集生产、旅游、生态于一体的绿色观光园。 4发达国家园林模式农业对经济发展生产的影响 发达国家的观光农业对国家的农业经济生产起到了巨大的积极影响,促使本国农业转型,同时也有利于提高发达国家的城市生活水平,优化国家农业生产结构。园林模式农业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提供了一种有效的解决途径,它具有巨大的经济效益,有效地缓解了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的矛盾。观光农业优化了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它是一种把传统农业生产和旅游观光相结合的新兴产业,促进了国家的农业和旅游业快速、和谐地发展。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的问题也是观光农业不可忽视的作用之一,这样就可以有效地缓解富余劳动力带来的各种社会矛盾,如贫富差距扩大化、各种暴力行为等。发达国家的园林模式农业可有效提高城市的生活水平和调剂生活方式。园林模式农业的环保、高效的特征有别于传统农业。园林模式农业是把农业生产和旅游业相结合的新兴产业,经济效益不仅来自于农产品和农副产品,还来自于旅游业的精神消费,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的经济效益。随着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经济转型是不可避免的。通过发展园林模式农业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城市化带来的城市环境问题,如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等。园林模式农业丰富了发达国家的生产结构,从而让经济形态向利于生态平衡的方向发展,实现了经济、美学、生态和社会等效益的高度统一[5]。园林模式农业具有文化传播和传承的作用。园林模式农业以地方特色为主,主要将地方产品呈现给游客,把当地的文化元素融入到产品中,使其具备文化和经济等双重效益。观光农业为能够更好地把旅游产品呈现给人们,必须做得更好,更具观赏性。 作者:刘峻岩 单位:河北建筑工程学院 农业经济类论文:农业经济网络化理论思考 摘要: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社会已经步入网络信息时代,各种先进的网络技术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生产与人们日常生活中,然而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由于地域、经济发展等原因,信息闭塞,对网络经济相对陌生。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实现网络信息化创新,对于加快我国现代化农业建设,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主要结合网络经济的基本特征阐述我国农业经济网络化改革的重要性,基于我国农业经济现代化发展阐述我国农业经济网络化的迫切性,并针对我国农业经济网络化的未来发展提出几点建议。 关键词: 农业经济;网络化;重要性;建议 21 世纪,是网络信息化时代,网络经济正以惊人的速度席卷全球,使人们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我国地大物博,农业资源非常丰富,农村人口较多,然而相对于各大城市而言,农村的信息流通相对滞后,似乎网络时代与他们非常遥远,导致我国的传统农业并未像其他产业一样受益于网络技术。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及资源、信息共享的不断发展,农业经济网络化已经备受农业界与信息界的广泛关注与思考,以网络经济带动我国农业跨越式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农业发展的主流趋势,也是一种必然选择,对于农业技术推广以及市场信息流通,提高我国农产品的市场份额,具有积极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网络经济的基本特征 决定我国农业经济必须重视网络化网络经济是将资源配置实现网络技术化,是集合电子计算机网络及其各种资源配置网络、现代通讯网络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经济,并不同于农业经济以及工业经济的信息经济。网络经济实际上是可持续发展经济、全球化经济、“直接经济”“高速经济”,目前,网络经济以计算机信息技术为核心渗透到我国国民经济各产业中,对我国的传统产业造成巨大的冲击,对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以及结构升级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这势必会对我国农业经济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 (一)网络经济是高速经济网络经济 以现代高科技的光纤卫星通信、微电子技术以及计算机技术为主导和灵魂,信息流通、传播速度极快,且流通量较大,具有直接性和简捷性的特点。高速的信息流通加快了产品供求的变化节奏,产品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市场各行业只有不断对产品进行更新换代,积极创新才能满足人们的实际需求。这一特征在客观上要求我国农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应随着掌握市场的动态,不断调整农产品结构满足市场需求,将生产型农业转向创新型农业。 (二)网络经济是“直接经济” 网络信息技术实现了经济组织结构的平面化,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市场信息的收集、整理、处理、分析等内容,使信息与市场同步,有利于为市场决策提供科学、可靠依据。同时交易者可通过网络技术直接交易,减少了中间商环节,使市场交易费用大大降低。因此,对于市场流通体制以及市场体系尚不健全的农民而言,有利于农产品市场的开拓,提高农产品的市场份额。 (三)网络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经济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一个国家或地区信息化程度水平直接影响能源消耗,以信息化为依托的新型经济体制有利于减少能耗、减少污染,促进传统的粗放型经济转向集约型经济发展,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可帮助解决经济产业结构不合理、环境恶化以及资源短缺现象。我国现代化农业建设的主要方向是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四)网络经济是全球化经济世界经济一体化是产生网络经济的基本,网络技术的发展与普及应用也进一步加快了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网络资源的开放共享性突破了地理、时间的束缚,使市场竞争者形成相互竞争、相互合作的“竞争合作型”经济。基于这一特征,我国农业经济应充分利用国际分工,掌握国际市场信息,形成相对竞争优势。 二、我国现代化农业经济发展的内部需求迫切需要网络化发展 目前,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农业结构不合理,且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大大提高,这些新问题都迫切需要网络技术的应用。 (一)促进我国农业经济产业结构调整 农业经济结构问题是我国农业经济最突出的问题,导致该问题的原因具有多样化,但仅就市场运行机制而言,主要是由于农村市场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较低,信息不流畅,导致农产品生产力过剩所致。因此,我国农业经济必须以市场为导向,利用网络信息找准市场,合理安排农副产品结构满足市场需求。因此,通过网络技术可以构筑农产品与市场需求之间的信息桥梁,以网络信息技术促进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 (二)提高经济效益需求 农业信息与其他产业市场信息相较而言,更具复杂性、分散性和综合性的特点,涉及到市场供求信息、管理信息、气象信息、科技信息以及政策信息等多个领域,传统的信息手段想要获取、处理这些信息难度较大,经济成本较高,网络技术实现“信息高速公路”可准确、及时、安全、经济地广泛搜集信息,不仅有利于农产品的生产和营销,同时还有利于降低成本,增加经济效益。现阶段,我国农业经济的整体效益较低,因此必须重视农业网络化发展,充分利用网络技术,提高信息利用率,使生产决策尽量与市场贴近,提高生产决策的准确性,提高经济效益。 (三)增加农民收入要求 农产品具有生产周期长的特点,而农产品的市场变化较快,因此农民生产决策与市场供求变化往往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与盲目性,增加了农产品生产以及交易的风险。我国农民的农产品生产近几年出现“增产不增收”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市场供求信息匮乏所致,信息技术相对落后,导致农产品缺乏科技含量,农产品品质较差,缺乏市场竞争力。同时由于农民的市场供求信息不畅,在生产过程中,只注重数量生产,但是产品结构以及产品质量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导致农产品与市场脱节。利用网络技术,可减少信息流通环节,直接联系市场交易双方,可降低交易费用,交易信息更加真实、准确、及时,可有效降低市场交易风险,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 三、对我国农业经济网络化发展的建议 (一)加大农村地区网络经济的宣传力度,增强网络经济观念 目前,我国已明确提出应以推进国民经济发展,实现社会信息化为优先,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应作为推进社会信息化的主要产业。但目前我国广大农民以及农业科技人员的计算机应用能力较差,网络信息意识缺乏,导致农业并未普及应用各种信息设施。因此,首先我们应加强对农村地区的网络经济知识宣传,让农民走进网络信息世界,感受网络世界的神奇,对网络技术产生浓厚的兴趣,并意识到网络技术对于他们的切身利益以及农业发展的重要性。同时还应该加强农村地区的文化教育以及科技教育水平,这需要全社会总动员,凝聚力量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资,丰富办学形式,普及计算机知识,让农民能够熟练掌握计算机技术,促进农村经济网络化的发展。 (二)进一步完善农业网络技术应用硬件设施 网络技术应用的基础前提是具备完善的信息基础设施、设备,近年来,我国相继建立了一批部委和地方信息中心以及信息网等信息基础设施,为我国农业信息交流和进一步推广创造了有利条件,但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业的计算机配置、网络建设以及信息获取、传递、加工等设施建设仍有待进一步完善。首先国家政府应加大对现代化农业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为农业发展配置各种计算机网络硬件,同时应开发、设计科学、系统的农村经济网络系统,实现信息系统健全的社会化信息服务功能,达到资源共享,满足农业生产、经营的需求。考虑到当前我国大部分农村还没有设置宽带传输网络系统,县或县级以上单位可以设计网络信息中心,乡镇可以设置网络信息站,而乡村则设置网络信息分站,进而建立完善的网络服务体系。 四、总结 综上所述,以网络技术为主要内容和导向,带动农业跨越式发展是我国未来农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应加强农村地区的网络经济宣传,加强广大农民以及农业科技人员的网络经济意识,进一步完善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为农业经济网络化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作者:裴树峰 单位: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研究所 农业经济类论文:农业经济农村金融发展分析 【摘要】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作为我国重要经济结构组成的农业领域,近年来也获得了蓬勃的发展,不仅在农业生产力及生产效率方面,得到了急剧的提升,在农业生产现代化水平方面,也得到了巨大的提升,这在为社会创造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而随着农业经济的不断增长,农业领域的金融发展模式也由此提出,研究农业金融发展与农业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对于保障我国农业的健康长远发展,有着积极意义。本文将就农业经济增长与农村金融发展关系进行详细的探讨。 【关键词】 农业经济增长;农村金融发展;关系分析 随着社会各领域建设事业的不断蓬勃发展,国家对农业、农村及农民“三农”问题也越来越为重视,我国自古以来以农业立国,农业在我国的国计民生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农业经济也是我国经济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其他经济领域类似,农业金融发展模式,也逐渐纳入到农业经济的发展之中,然而由于世界各国关于农业金融发展与农业经济增长间的关系的研究很少,即使是如同美国这样的一个农业经济发达的国家,其对于农业金融发展与农业经济增长的研究时间,至今也只有三十几年,而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更是处于初始阶段,然而研究农业金融发展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关系,对于促进我国农业的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因此加大对其相关方面的研究,有着积极意义。下文将就农业经济增长与农村金融发展关系进行详细的探讨。 1、农业经济增长与农村金融发展关系探讨 1.1建立模型。 对于农业经济增长与农村金融发展关系的研究,本文从结构建模,研究其模型系数,来实现对其关系的探究,该模型所选取的经济数据是,自我国改革开放至2012年农村人均GDP值,以及农村经济开放程度指标,和农村金融发展指标等,由此建立VAR计量模型,该模型是一种以数据为基础的,同时其模型中的每个变量,均将其作为变量滞后值函数,予以建模,相比于以往的以经济理论为基础的建模,该计量模型具有更高的稳定性及可靠性。 1.2挑选指标。 在VAR模型中,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指标方面,可以选用农村金融相关比率,来予以替代,同时用RFIR表示,该值的计算公式是,将农村的总的金融资产,与农村总的GDP值相除,其所得到的值就是其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值,然而由于我国在农村金融资产方面,缺乏有效的统计,加之农村资本市场发展较为缓慢,因而在计算时,金融资产实际上可以用农村的存款及贷款额来替代,即农村贷款及存款余额,作为农村的总的金融资产;而在农村经济增长指标方面,则采用农村的人均GDP值代替。 1.3数据解释。 农产品进出口总和,指的是农产品的进口总额,加上其出口总额,而农村贷款总额指的是,农村信用社贷款余额,及国家银行贷款余额等的总和。为了确保数据的正确度,采用实证分析的手段对变量进行处理,其主要方法有基于回归残差的检验,以及基于回归系数的检验。由于VAR模型其在经济分析中,具有更优的稳定性及可靠性,因此为了确保变量的变动,可以采用考虑残差项序列的单位根检验手段,然后再借助因果检验法,来探究农业经济增长与农村金融发展的关系。 1.4协整检验。 VAR模型中,只有首先对其模型结构予以确定,才能确定其滞后阶级问题,此时,可以选用JB检验法来实现,我们能够知道其残差数列的稳定性较好。此外,协整检验结果表明,至少有一个协整向量,由此可以说明从改革开放到2012年,其各个变量间都是具有一定联系的农村金额发展水平,以及农产品进出口总额的提高的同时,农业经济也得到了一定的增长。 1.5结果分析。 本研究采用了协整检验方式,对农业经济增长与农村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研究,其结果表明,从改革开放到2012年间,农业经济的增长,与农村金融发展之间,具有一种长期稳定平衡的关系,即农村金融的发展水平的提升,能够有效的推动农业经济的增长,发展农村金融体系,具有积极意义。然而我国当前的农村经济发展现状是,在农村经济改革方面,已经实施了几十年,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农村经济并没有得到质的飞跃,而在农村金融体系改革方面,其改革尚处于初始阶段,农村金融改革,远远落后于农村经济改革,因此要想推动农业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快农村金融体系的改革,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加快农村金融体系的改革,并不断地完善农村金融体系,使农村金融的发展,向多变性及多元化方向发展。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贷款难的问题,从而有效的促进农村资本的流动,提升其资本利用效率,进而与农业经济发展有效配合,促进农业经济的增长;二是明确农村金融的市场主体性。要保障农村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降低农民资本流失数额,同时不断提升农村金融机制的工作效率,以保障农村经济增长,与农村金融发展的有机协调,从而促进农业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三是加大对农村资本支持。政府相关部门要加大对农村贷款的投资力度,给予农村发展所需资本的经费支持,提升农村信贷的资本投资,从而从根本上提升农民的人均资本量,以确保农民拥有足够的资本用于经济活动,从而有效活跃农村资本市场,提升其经济活力,促进农业经济的快速增长。 综上所述,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与农业经济增长有着紧密联系,农村金融发展能够有效的推动农业经济的快速增长,因此加大对农业经济增长与农村金融发展关系分析的相关研究,有着深远意义。 作者:张亚娥 单位:中共渭南市委党校 农业经济类论文:农业劳动力女性化农业经济发展研究 摘要: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妇女在农村和农业发展中的贡献和作用正在逐步提高,这种趋势给农村和农业带来促进作用的同时,也带来负面影响。应该运用完善农村女性教育体系,提高其文化素质;推广农业信息和科技服务,激发农村女性农业生产的潜力;对农村家庭的生产结构进行调整;建立完善的医疗和养老保障体系等策略予以解决。 关键词: 劳动力女性化;农业经济;影响 随着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的逐步推进,农村劳动自农村走向城镇,从事非农职业。男性劳动力率先进入城镇,将家中农业生产留给妇女,妇女在农业生产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形成农业劳动力女性化的情况。农业劳动力女性化对农村经济、农业生产以及妇女自身的影响成为学术界争论的交点,至今没有达成共识。一种观点认为在农业生产中,妇女的贡献和作用较以前有所提高;一种观点是农业劳动力女性化对发展经济有负面影响。 一、我国农村劳动力女性化的现状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农村劳动力逐步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从农村向城市转移,我国各地都产生了农业女性化的发展趋势。按照我国相关部门的调查数据显示,1986年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中,东部地区的妇女占36.4%,西部地区占13.6%,中部地区占20.8%。所以农村妇女向城镇转移的速度比较慢,而且越在贫困、边远地区转移的妇女劳动力越少,农村留守人员女性化的趋势非常明显。由于贫困、边远地区的妇女文化水平较差,影响她们转移的能力。1990年妇女从事农、牧、渔、林的人数占从事农业生产总人数的52.4%,2000年为61.6%。2002年由全国妇联开展的妇女地位社会调查数据显示,在农业家庭中女性从事养殖、种植等农业劳动的人数占妇女总人数的82.1%,而男性占68.7%,女性高于男性17.4%。2006年妇联在甘肃、云南、四川、湖南、河南、江西、浙江、江苏、吉林、河北等十个省对万余名农村妇女进行调查,其结果显示:妇女参加农业生产的占总数的74.7%,妇女是生产生活的决策者,也是家务劳动的承担者。随着农村转移劳动力和调整产业结构,妇女在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更加重要,“男耕女织”逐渐转化成为“男工女耕”。农业劳动力女性化是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特征。农村劳动力进行非农转移,是农业劳动力女性化的主要原因。在转移过程中,转移的农村女性数量比较少,转移的代价相对较大,因为土地制度、家务、生育、素质、性别、户籍等原因的影响,大多数农村女性难以彻底离开农村外出打工,而是被限制在农业生产上。所以我们要正视女性在建设新农村、发展农村经济过程中的贡献和作用,对于她们面临的困难和存在的问题,在各有运用各种措施予以解决。 二、农业劳动力女性化对农业经济具有的影响 (一)农业劳动力女性化对发展农业经济的正面影响 第一、能在数量上满足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需要的劳动力,降低或避免因为劳动力缺乏而产生的耕地撂荒现象。第二、能够确保农民粮食、蔬菜、水果等农作物的基本供应,减轻市场所面临的压力。第三、它能够保障农民的生活与生产条件,进而减少因为非农转移而产生的社会和经济风险。第四、能够让妇女运用闲暇时间对庭院经济进行发展,并投入到第二、第三产业的活动中,以降低城市交通、就业、住房的压力和负担,另外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第五、它能让农村的孩子和老人得到帮助和照顾,对维持社会稳定和农村正常生活具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性。第六、它能够给农村妇女提供实践机会、经营管理机会、锻炼机会、学习和培训的机会等,进而增强农村劳动者的综合素质,并推动农村人口素质的提升。 (二)农业劳动力女性化对发展农业经济的负面影响 第一、农业劳动力女性化会降低农业劳动力结构所具有的文化水平。因为各种原因,农村男性的文化水平高于女性。我国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15周岁以上有1.8亿文盲,其中1.54亿为农村文盲,城镇有0.28亿文盲,城乡文盲数量比为1:9,农村女性文盲是我国文盲的主体。而且文化程度较高的女性农民中很多转移到城镇中工作。所以随着农业劳动力女性化的发展,会导致农业劳动力在整体文化结构方面有所下降,这是双重因素的减少,因为转移出去的劳动力文化水平比全国农业劳动力所具有的文化水平高。另外农村留守女性,不但要进行农业的管理和生产,还要教育子女、操持家务,让她们没有时间学习文化知识,造成其文化水平难以提高。第二、农业劳动力女性化会造成劳动力的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的降低。我国运行生产责任制后,生产决策、土地经营、技术选择等事情由户主决定,而农村家庭的户主基本是男性。从前农村女性很少有得到科学技术和管理技能的训练的机会和条件。就农业推广而言,以前女性很少参与推广工作,她们尽管广泛、大量的从事农业活动,但接受农业推广指导、培训、教育的一般都是男性。从调查结果看,女性通常只参与村社级培训活动,而参与县级培训的女性所占比例特别少。所以当会管理、懂技术、有能力的男性劳动力外出打工后,会造成劳动力的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的降低。第三、传统农业生产结构以种植业和养殖业为主,当丈夫外出打工而出现劳动力不足的情况时,留守女性就会面对劳动时间长,购买生产资料困难、天旱、劳动设施陈旧等问题,让农业女性劳动力在农业生产中处于困境之中。第四、农村缺少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体系,对农村女性促进经济发展具有一定影响。现在农村社会保障能力差、水平较低,合作医疗的作用较小,重大疾病统筹体系还没有建立健全。造成家中老人生病时,加重农村女性的精神和经济负担。 三、应对农业劳动力女性化负面影响和提高农村经济的策略 (一)建立健全农村女性教育体系,提高其文化素质 生产力发展的核心要素是劳动者,所以要保证农业生产安全、稳定农业生产,就要增强农村留守女性的文化水平,改变和更新其陈旧的观念,以满足建设新农村、促进经济发展的需要。现在农村女性没有完善的教育体系是客观事实。我国现在文盲群体,留守的农村妇女占据相当大的比例。这不但体现在由于农民工进城而出现的城市流动性打工子弟和农村留守学龄儿童的教育上,还反映出农村女性教育条件落后、教学资金不完善、教学内容较少等问题。面对这些情况,政府要从公正政策的环节入手予以解决。例如农村技术推广站可以运用夜校等形式开展农业知识的教育和普及活动,向广大农村女性劳动者传授科学技术知识,并开展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在增强她们农业知识的基础上,提高其减灾防灾的意识和实际操作能力,运用灵活有效的方式进行农业科技的教育和普及,进一步增强农村女性的技能水平和文化知识水平。 (二)推广农业信息和科技服务,激发农村女性农业生产的潜力 我国农业生产中不论是农产品还是生产方式具有的科技含量都较少,需要大幅度提高。在农村地区开展有效率的、规模大的信息服务与技术推广是建设农村、发展经济的重要方式。运用此方式为农村女性劳动力提供实用又灵活的生产服务,促进她们提高农业生产的管理水平和管理技能,并让她们详细了解市场对各种农产品的需求情况,提高她们的经济意识,为调整农业结构,迈向国际化、现代化奠定基础。地方及中央政府要增强财政对于农业的扶持力度,以补偿农村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缺失。例如建立起科技下乡服务到农村的田间地头,发放科技资料,请专家进行现场指导,并开展专项技术讲座,提高农村女性劳动力的农业技术和知识。政府可以鼓励和动员高校农业专业人才,组织“教授顾问团”、“博士下乡服务团”等,对农业管理、栽培经济作物进行指导,并增强她们抗灾和作业的能力。在劳动力女性化的环境下,女人在生产管理方面有困难时,就要运用信息、科技等要素所具有的潜力,以弥补缺憾,保证粮食安全、农业稳定与经济快速发展。 (三)对农村家庭的生产结构进行调整 为了解决家人外出务工产生的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三层女性选择减少土地耕种面积,在这些女性中半数以上选择将土地交给其他人管理,两层人选择将土地出租出去,以获得租金或实物,具有不足一层人将土质差、距离远的土地撂荒不种。对农业生产类别进行调整的女性劳动力占总人数的三层左右,调整方式主要有:用单季稻代替双季稻、减少或增加水稻种植数量、减少或增加经济作物种植比例、减少或增加家禽或家畜的养殖数量等。农业女性劳动力对生产结构进行调整的影响因素有两个。其一是丈夫打工提高家庭的收入,女性一人耕种土地比较困难,她们会选择减少土地耕种的面积。其二是农村家庭粮食能够实现自给自足,丈夫外出打工致使家庭降低口粮需求,女性会降低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提高经济作物的面积来提高家庭经济。例如甘蔗、柑桔、种桑养蚕等作物比较省力,可以分散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比较符合女性劳动力的特点,其收益性较好,很多女性劳动力会降低水稻种植面积,选择经济作物来解决劳动力少的问题,还可以提高家庭的经济收入。 (四)建立完善的医疗和养老保障体系,减轻农业劳动力女性的负担 当劳动力参与率不断提高,农村女性的负担更加沉重,她们不但从事农业的管理和生产,还负责赡养老人。而岁月流转,让老人的抵抗力不断下降,生病特别是重大疾病,会增加农村女性的负担。现代政府重要的属性是公共性,政府要担负起建设农村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体系的责任,在农村范围内积极推行现阶段能够实现的医疗体系,摆脱现在单一的家庭养老模式,让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没有后顾之忧、更加幸福。完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体制能降低农村女性劳动力的负担,便于她们更好的参与农业生产,走好建设新农村、发展农村经济的每一步。 四、结束语 提高农业生产力、稳定农业地位是发展经济、建设新农村的必经途径和内在要求。我国已经体现出农业劳动力女性化的趋势,成为建设新农村、发展农村经济的挑战。所以政府一定要正视农业劳动力女性带来的不良影响,在实践中要把性别意识引进到制定农村公共政策、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全过程中,以达到发展经济、建设新农村的目标。 作者:王晓东 单位:天津商务职业学院 农业经济类论文:农业经济发展问题及对策研究 摘要: 农业经济发展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我国从古至今以来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对农业经济的发展一直保持高度重视。随着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农业经济也从以家庭为单位的纯体力劳动向以集体为单位的科技型经济发展。如何正确面对农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采取相应对策解决,是加快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关键。 关键词: 农业经济;发展;问题;对策研究 一、引言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食物又离不开农业的发展,我国一直将农业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稳定社会秩序。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解析,长期停滞不前的农业经济向具有一定生产总值增长率的农业经济发展的过程,即农业经济发展。按照这个定义来说,即使我国的农业经济发展还比较快速,加快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也是不容小觑的。纵览当前经济发展的新局势,我国国民经济结构正在向多样化的方向发展,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对农产品的需求也越来越多样化,对农产品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世界经济的大融合也迫使我国农业经济走上国际舞台。此外,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的匮乏、机械化程度不高、农业技术人员短缺等问题,也使我国农业经济发展面临着较大的压力。因此,正确面对农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解决,是实现我国农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举措。 二、我国农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农业基础建设薄弱,现代化程度有待提高 我国是农业大国,祖祖辈辈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经过几千年的农耕发展,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种植经验和技术,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这些经验和技术相比于现代机械效率就显得十分低下。目前我国的农业经济发展就面临着机械化和科技水平较差的问题。例如与农作物息息相关的灌溉问题,由于农田的水利建设不到位,水渠的修建没有规划,有些地方还保持着用桶挑水的原始方法,缺乏现代化的灌溉设施;农耕机械单一,种植过程过分的依赖体力劳动,常见的播种、施肥、除草和收割,大部分时候依然由农民手动完成,与使用现代机械进行种植相比,效率十分低下。这种纯体力劳动的农业经济,在当今社会已经失去了竞争力和价值,其产量和质量只能满足自身家庭需求,无法形成产业化的种植规模,如此以来,我国农业经济只能停滞不前,谈不上发展可言。 2、农业知识缺乏,农民技术水平不高 随着社会的发展,就业机会越来越多,相比于农村的种植业,新一代的年轻人更愿意到城市谋求发展,留下来继续耕作的就是一些老弱妇幼,这些人缺乏先进的农业知识和种植技术,往往沿用祖辈留下来的传统农耕模式,劳动力也显然不足。农业的发展离不开人才,而农村的经济建设又最最缺乏人才的支持,长久以来,没有先进的农业种植思维和技术,我国的农业经济只能停滞不前,继续保持着产量较为低下、农产品质量不高、种类也较为单一的原始耕做方式,而没有新一代的年轻人来继承农耕,我国的农业经济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面临无人问津的危险。 3、农产品种类单一,产业化水平不高 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多元化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经济对农产品的种类也提出了更加多元化的要求。但是一些农民长期在农村务农,不了解现代社会新的需求,目光较为短浅,仍然保持着小农经济的思想,种植种类单一,甚至好几代人都只种植固定的农产品,而不愿意尝试水产品、畜牧和花卉种植等经济效益更高的农产品,如果赶上洪涝灾害或者干旱,往往造成收益小于投入的亏本状况,更谈不上农业经济的发展了。这种单一的种植模式已经严重影响了农产品的质量,降低了农作物的竞争力,没有给农民带来较好的收益。此外,大部分的农村依然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种植,没有形成规模,农产品的产量小;销售渠道仅仅是靠农民个人零售,销量也小;农产品从种植到销售出去的周期较长,这种非产业化的链条不利于提高农产品质量,同时也不能激发农民的积极性,阻碍了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 4、土地资源破坏严重,农业生产环境不容乐观 随着城市建设脚步的加快,农用耕地被频繁征用,可种植农产品的土地资源越来越少,在农耕过程中,由于大部分的农民缺乏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意识,再加上企业的粗放型经营,大量的土地资源和水资源遭到破坏,引发了土地沙化、水土流失、空气污染等环境问题,农作物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得不到保证,农产品的生产率和质量就难以提高。种植过程中,农民为通过人为手段提高产量,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催熟剂等,同样给水土资源造成了毁灭性的伤害。土地越贫瘠越使用化学物质,越使用,土地就越贫瘠,形成恶性循环。由于我国对农产品的质量检验标准还不够完善,重金属超标等食品安全问题不仅危害人们的身体健康,也使我国的农产品在对外出口的道路上频频受阻,严重阻碍了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 三、解决我国农业经济发展中存在问题的对策 1、加大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促进农业现代化建设 国家应进一步加大农村基础设施的资金投入,重点建设水利,电力和道路,各级乡镇部门统一规划,合理布局,为农作物的基本生产和种植提供基本保障。对于农村建设的资金使用,上级部门务必加强监管,一个政策的执行往往比制定意义更加重大,资金落不到实处,不仅不能促进农业经济发展,还助长了贪污受贿的歪风邪气。各级乡镇部门,应对每一笔基础建设的支出做好详细记录,通过正常渠道择优选择施工单位,上级部门对最终的成果进行验收评估,并通过座谈会的形式听取农民意见,积极做出改进措施。为了进一步提高农业机械化程度,国家应大力扶持农用机械企业,从源头降低农民种植成本,并鼓励新技术的引进。农民购买农用机械时,应予以相应补贴,可以采取定点销售或者通过乡镇集体团购的形式来落实这项惠农政策。对于使用频率不高,价格较贵的农用机械,可以采取以村为单位,集体公用的形式解决。总之,要坚决改变以往完全依靠体力劳动种植的局面,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2、普及农业知识,提高农民技术水平 大部分农民都存在文化水平低下的问题,长期以来的种植仅仅依靠祖辈留下来的经验,没有系统的农业知识,国家应将提高农民专业种植技术作为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积极宣传广泛的农业知识的重要性。从国家层面来说,可以督促各电视台多多出品传授农业知识和种植技巧的电视节目,各出版社多多出版农业类书籍,并积极调控其价格,让农民买得起,买得放心;组织农业专家全国巡讲,深入农田和农民交流种植经验;鼓励大学生等有文化素质的人群回乡创业,积极引导,并予以资金支持,让愿意真正回到家乡致富的人有信心、有条件开拓新的农产品市场,逐步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落实到乡镇层面,以村为单位,可以经常举办农产品种植经验交流座谈会,可以在村内或者村与村之间进行交流,把自己的优势发扬出去,把别人先进的种植技术引进过来,相互学习,共同提高;农产品遭遇病虫害时,切不可不管不问,各乡镇领导要努力寻找原因,请农业专家协助解决,杜绝灾害的再次发生;经常举办农业技能比拼,收获时节可以视情况进行农产品质量产量评比,并予以优胜者适当奖励和表扬,鼓励大家的种植热情。总的来说,提高农民种植技术和文化水平,国家和各级乡镇都要做出努力,既要注重现有农民的文化素质,又要积极引导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回乡创业,双管齐下。 3、丰富农产品种类,逐步形成产业化链条 我国地大物博,不同地区的资源和气候条件存在差异,适宜种植的农产品种类也各不相同,各地区应当因地制宜,选择合适的农产品。另外,农业经济想要得到发展,就必须适应市场需求,对农产品结构实行优胜劣汰,没有竞争力的产品要在原有基础上积极改进。与此同时,要扭转农民不愿尝试新产品的思想,鼓励适合当地自然资源的水产品、畜牧业和花卉种植,聘请农业专家从选种到收获进行全程指导,让农民对新产品有尝试的信心和热情。另外,各级政府要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改变当前以家庭为单位的模式,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可结合企业需求,开拓农产品销售途径,例如联系各大酒店提供农副产品,为各大乳制品厂商提供牛奶等,尽量避免仅仅依靠农民零售的低效率方式,依靠企业带动农产品的销售,销量上去了,农民尝试新产品的信心就有了,种植热情也就高涨了,只有农民有了热情,农产品才能从根本上焕发活力,我国的农业经济才能得到长足的发展。 4、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土地利用率 国家应出台详细法规严格规范和监督农田的征用,避免为了一时的经济发展造成土地资源毁灭性的伤害,注重循环绿色农业的发展。可以实行土地流转与承包相结合的形式,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率,这个过程需要详细的法律法规来监督指导,对流转标准,流转程序提出详细的要求,采取一切措施保护现有土地资源,提高土地利用率。各级乡镇要大力推进能源节约型农业的发展建设,提高资源利用率,做好资源回收重复利用工作,鼓励农民使用绿色环保肥料,尽量避免农药的使用。国家实施立法和行政措施,严厉打击有害农产品的生产销售,严格监督有害农药和催熟剂等的流通,对于靠近农田的生产企业,尤其需要对其环境资质进行审查,确保有一套完整环保的废水废气废渣处理设备,任何时候都不能以工业发展为理由污染农业环境。另外,我国应提高农产品的检测检验标准,只有标准提高了,才能督促农产品朝着绿色健康的方向发展,帮助我国农产品走出国门,走向国际市场。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不论是农业种植规模还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都是不可胜数的。但是我们并不是农业强国,我国的农业经济发展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只有积极寻找解决办法,落实政策法规,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业经济停滞不前的问题。丰富农产品种类,改善农业生产结构,提高农产品质量,让更多的人看到农业种植的希望,并积极投身到农业经济发展的大潮中,只有这样,我国的农业经济才可能实现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作者:罗一鸣 单位:云南省大理州巍山县统计局 农业经济类论文: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创新研究 摘要: 基于浙江省农业发展水平和农业经济发展现状,通过分析论证,提出了制约其可持续发展的一系列问题以及关键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给出了若干条切实可行的促进浙江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关键词: 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因素;创新路径;浙江省 浙江省是中国的农业大省,改革开放几十年来,农业经济不断发展,农业水平稳步提升。各种农业示范建设基地的落成,越来越多的高科技机械投入到农业生产领域,使浙江省农产品经济水平持续增长。但在提升农业经济的过程中,浙江省发展可持续农业经济还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并且在浙江省实施“绿色农业”、“可持续发展农业”的计划后,促使现存的农业经济发展方式必须改革创新,以跟愈演愈烈的农业经济市场相适应。 1浙江省实施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曾提出,21世纪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可持续农业。具体而言,可持续农业是保护自然环境、粮食供应充分和农业市场公平公正的有机结合,它最本质的要求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与农业生产能力之间的协调,并且这种协调是建立在可持续性、共同性以及公平性的原则之上。可持续农业是一种环境与农业良性循环的发展方式。浙江省作为农业大省,传统的农业经济模式极易造成使用水平大于资源承受水平的情况,如果不改变现状,平衡农业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将会造成农业资源过度利用和自然环境被破坏的严重不良后果。就浙江省农业现状来看,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在总体上改良基层农产品市场的结构,运用高水平技术建立更加合理的生产营销体系,从而减少农业生产过程和农产品销售过程中对自然环境造成破坏的现象。 2制约浙江省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 2.1农业原始资源不足 浙江省人口众多,目前已达到5500万。人口数量非常巨大,而土地面积却只有10.55万km2,占全国的1.10%。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人们对食品、供能、居住地等生活必备条件的需求大幅度提高。浙江省在快速发展城镇工业化的同时,却没有做好相应原始农业资源的保护措施,致使许多农田出现荒芜化现象。农业原始资源被污染的情况越来越严重,给浙江省发展可持续农业及自然环境的保护,造成了严重的阻碍。与此同时,原本一些能给农业经济带来效益的成果也将被相应抵消。 2.2浙江省政府在农业上投入不足、技术水平不先进 尽管浙江省政府近年来在农业发展上投入的资金越来越多,但是这部分支出占财政部门总支出的比例却仍然较低,这就意味着省政府在农业发展趋势上所投入的财力物力还远远不足。具体来说,浙江省农业高水平技术的应用落后于其他农业大省。另外,推广机制不健全,更新维护速度较慢,农业科研人才储备不足,研发资金供给不到位,这些都是导致浙江省农业经济无法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因素。除此之外,数量众多的农业从业人员知识文化水平和科学种植思想仍旧停留在较低的水平。从总体上看,农村人口的学历普遍为初、高中,有些落后地区的平均水平甚至只有小学,这直接导致了浙江省农民不能很好地接纳现代化的农业发展模式,从而影响其经营管理水平和科学种植能力。 2.3浙江省农业市场的体系不成熟、机制不完善 在农业经济发展的同时,农产品也改变了以往自产自销的模式,转变为规模化生产销售。面对规模化农产品产量急剧上升的情况,如果没有相应的市场培育与管理机制,势必会影响产品的对外销售,从而导致现有农产品的区域流通性和结构完整性出现过剩,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很难进行下去。就现在的情况而言,浙江省部分地区的农产品市场培育体系已经基本完善,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可以发挥区域辐射作用。但令人遗憾的是,更多的农业基地面临着生产销售体系不成熟、缺乏合理稳定的贸易渠道的局面。以上不良因素综合起来,造成了农产品市场机制这个“看不见的手”无法正常发挥对产业的干预能力,从而进一步导致农业经济市场不能得到健康良性的发展。 3浙江省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3.1促进农业市场体系完善 为使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带动农业周边产业,例如林业、牧业及渔业等产业的发展,大力健全农业市场经济体系,努力提高农产品生产加工质量。此外,省政府应当全力支持各县市区建立更多的综合性农产品交易中心,完善农产品“从土地到餐桌”的一条龙流程。完善的市场体系是保证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首要因素。 3.2最大化优化资源配置 逐步改变之前运用的土地漫灌方式,使用新型的灌溉技术,并加强在农村城镇等农田多的地区进行推广。对于农作物病虫害以及农田杂草问题,改变以往施加农药的做法,转变为运用生态科学技术,例如使用“生物天敌”防治措施。出台相关政策,改善农村人口增长过快的现有局面,从而最大程度地减缓人口对土地资源的压力。 3.3推动建立农业保护区 作为自我保护能力较弱的产业体系,农业需要人为的保护,而不能任其随意发展。农业的核心基础———农田,也是一种人工的生态系统,它的维护同样需要人来干预。所以推动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农业保护区是至关重要的。借鉴西方农业发达国家的做法,我们需要建立保护区和示范区来规避市场竞争和自然灾害给农业带来的潜在风险。从此处可以看出,推动建立风险保障体系,包括农产品价格保护制度、农产品储备准则和农业风险评估系统等,是极其有必要的。与此同时,必须改变农业基础设施落后的局面,省农业厅需要联合科技部门进行及时的农产品市场信息与风险预测,并准确地传达给农业工作者。这些都是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备措施和根本保证。 4结语 随着浙江省农业经济越来越发达,一系列制约其可持续发展的问题随之产生。浙江省政府和相关农业部门应当加强对农业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视程度,积极探寻农业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升级的方法,增加对其投入的财力物力,同时坚决贯彻执行农产品种植和销售的高水平标准,从而使浙江省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之路更加健康稳定。 作者:刘克勰 陈晓菊 单位:宁波大学 农业经济类论文:农业经济管理创新探讨 摘要: 随着新型经济形式与结构的出现,对现有经济格局的不断冲击与挑战,农业经济管理则成了重要的话题。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结合逻辑分析法对农业经济管理的作用,并且对农业经济管理的完善和创新具体路径进行了一系列的思考。 关键词: 农业;经济;管理;创新;策略;探讨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农业经济也呈现出良好的发展趋势,但是,目前我国农业经济管理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使农业经济管理水平和一些发达国家相比具有一定的距离。因此,我们需要不断地对农业经济管理进行完善和创新。本文针对农业经济管理创新的作用进行分析,并阐述了农业经济管理创新的策略。 1农业经济管理创新的作用 打破了以往制约农业经济发展的条框,充分调动了农业科技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来对农业经济管理进行创新,形成一种良好的管理创新氛围,有利于促进农业经济的稳定发展。而农业经济管理要想合理地展开创新,就需要在思想意识上得到解放,这样才能够摆脱以往束缚农业经济发展的条框,创造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这也就意味了农业经济管理创新过程中,思想意识上能够得到极大的解放。另一方面,在社会不断发展的形势下,我国农业经济管理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要想实现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应该对农业经济管理进行创新,制定出有效的处理对策。在新的时期我们在展开农业经济管理创新的过程中,需要顺应时展的潮流,也需要满足社会发展对农业经济管理各方面的要求,这样才能够更加合理地处理我国目前农业经济管理中的问题,从而促进我国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 2农业经济管理创新的策略 2.1对农业的经济管理体制进行创新 农业经济发展的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质量,而影响农业经济发展的因素有很多,其中农业经济管理体制过于落后时一个重要原因。在农业经济管理中管理创新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业经济得到了较好的发展,但是,在知识、经济、信息、科技逐渐形成一体化的二十一世纪,我国的农业经济还是十分的脆弱,政府有关部门对农业的科研工作不够重视,科研人员因为薪资待遇条件不好,对科研工作失去积极性,以及用于研发的设备过于老化等,追究这些问题的产生的根本原因都和农业经济管理体制有关,因此,我们应该对农业经济管理体制方面进行创新,从而加强政府有关部门对农业经济管理的重视度,以及加大对农业科研方面的资金投入,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农业经济管理才能顺应时展的潮流。 2.2对农业的科研管理手段进行创新 在对农业经济管理创新的过程中,应该从科研部门管理创新方面入手,主要是对农业科研部门管理的内容方面进行创新。首先,应该对科研部门的环境和资金管理进行创新,要拓展科研部门经费的来源途径,确保农业科研部门有足够的经费来支持农业的发展。以往我国农业科研部门太过于依靠国家的补贴经费,但是事实证明仅仅依靠国家的补贴经费是远远不够的,为了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科研部门应该加大产品研发力度,开发出适合我国农业发展的新产品,再组织工作人员把新产品在市场中进行大力的推广,这样就能够为农业科研部门获取一些科研经费,有利于促进农业科研部门的良好发展。在确保科研经费充足的时候,还需要对科研部门的工作环境和研发设备进行改善,主要是指对恰当的提高农业科研人员的薪资待遇,从而激发科研人员的工作热情,让他们更好地投入到农业产生的研发中,以及对过于老化的研发设备进行更换,这样才有利于科研人员对新产生的研发。其次,农业经济管理创新过程中还应该针对信息管理方面进行创新。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已经深入到人们的生活中和工作中,农业信息管理也应该引入这些先进的网络技术,促进管理的标准化、程序化以及高效化。 2.3对农业科研人员的管理进行创新 以往农业科研部门在研发新产品的过程中,因为科研人员自身专业能力不足和缺少相关经验等原因,使研发得到的新产品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因素,不利于农业经济的良好发展。因此,政府有关部门应该提高农业科研人员的专业能力,可以先把我国各个地区农业的科研人员组织起来,再从国外聘请一些专业能力较强的人士来对科研人员进行培训,让他们掌握更好水平的技术知识,也可以以活动的形式把我国各个地区农业科研人员中的精英组织起来进行交流,从而丰富他们的科研经验,这样科研人员在以后的研发工作中必然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2.4对农业经济管理理念进行创新 对农业经济管理理念创新可以从以下两点进行:第一,树立良好的农业经济管理创新意识,使工作人员能够客观地对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有着全面的认识,在这样一个基础上,用创新的眼光去看待这些问题,从而制定出合理的对策进行处理。第二,树立良好的服务意识,服务是管理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在具有了良好的服务意识以后,才能够促进农业经济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 3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农业经济管理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应该从对农业的经济管理体制进行创新,对农业的科研管理手段进行创新;对农业科研人员的管理进行创新;以及对农业经济管理理念进行创新这几个方面出发,从而促进我国农业经济的稳定发展。 作者:许红杰 单位:松山区城子乡人民政府
本文简单介绍了新型城镇化与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关系,探讨了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必要性,分析了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存在的问题,结合个人的工作经验,给出了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对策建议,仅供相关人士参考。新型城镇化发展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新思想和相较于之前的城镇化发展,新型城镇化发展更加强调城市和农村地区之间的融合,需要制定农村发展的总体规则作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的新工业化,并且逐步引入信息化,实现现代农业化,政府需要引导农村人力资源实现转型,提高“城市化”水平,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而且帮助农村人口掌握新的知识,适应社会的发展,整体提高人力资源质量,将农村的人力资源与自然资源转换为经济资源,建立职业培训中心,带动农村经济发展。 1.新型城镇化与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关系 1.1新型城镇化对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影响 农村人力资源进入城市,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取决于自身的技术能力,如果自身的能力不足,加上学历不占优势,那么就无法在城市找到好的就业机会,尽管找到了工作,但是也与城市劳动力的工资存在明显的差距,这表明,农村和城市的教育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教育的缺失导致农村人口的竞争力低,无法胜任高智商的脑力工作,只能完成体力劳动作业,另外,农村人口的转移,会给城镇带来资金流入,可以拉动城镇的经济增长,城镇的收入远远高于农村,农村人口在城市内获得了收入之后,能够回乡创办企业,修路、投资教育等,从而进一步促进农村人力资源的再开发,这样一来,当地政府部门就可以更好地制定农村发展策略,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总体质量,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 1.2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 城镇化的发展让农村地区的人们不再依赖土地生活,改变了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概念,对于农村人口来说,进城打工能够获取更高的收入,由此可以看出,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对农村劳动力的职业稳定性和行业的选择产生了影响。因此,政府部门应该结合城镇化发展的情况,制定相关政策,引导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并且提供一定的就业指导,提高农村劳动力的质量,从而帮助农村人力资源实现转变,有助于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 2.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必要性 2.1推动农村人口市民化的现实要求 为了更好地适应国家的发展,推动农村人口城市化是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于政府部门而言,需要加强农村改革,实现农村人口转移,解决农村人口的就业、教育、住房等问题,对农村人口加强就业技能培训,更好地适应城镇化需求,提高竞争能力,促进城乡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化。 2.2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迫切需要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农村与耕地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工业的扩张,导致耕地面积与农村人口数量不匹配,加上更低收入远远低于外出打工,大部分农村劳动力不得不选择放弃耕地,转而进入城镇寻求就业机会,因此,当地政府需要释放大量剩余的劳动力,加强对劳动力市场的监管,做好引导工作,加强宏观调控,与当地的企业做好让农村劳动力安置工作,让农村劳动力可以更自由地选择就业的地点和部门,保证同工同酬的待遇,提高劳动价值,增强工作认同感,只要同样的技能水平能够获得同等收入,从而实现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源的转移,既解决了农村劳动力充足没有就业机会的现象,又使得城镇的劳动力数量增长,为进一步发展新型城镇化打下基础。 2.3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途径 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最根本的就是要保持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平衡,然而目前的发展,导致这三者之间存在严重失衡,农村人口数量的扩增,或者是农村地区的生态环境的破坏,很大程度都与当地的教育缺失有关,一般而言,拥有较高的教育水平的劳动者的生育年龄通常比较晚,而且不愿多生多育,更注重小孩的综合素质教育,由于教育的缺失,农村人口通常早生育,而且一般都是生育多个小孩,这样一来使得教育的负担更加重,导致小孩的教育水平也无法跟上,形成了恶性循环,教育的不足,也使得农村劳动力对于生态保护的理解不足,容易出现破坏环境的行为,比如焚烧山林等行为,这样会破坏生态平衡,无法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为了改变这一现象,必须转变农业发展模式,政府需要引导农村劳动力发展农业科技,提高农民工的素质,实现农村可持续发展。 3.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存在的问题 3.1农村人口基数大,人力资源质量较低 我国的人口数量多,其中农村人力资源占据了很大一部分,如果没有对农村劳动力很好地利用开发的话,会造成资源的浪费,不利于经济社会发展。另一方面,农村人口数量大,政府要想实现人力资源的转移,那么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进行开发工作,城镇化水平的高低与城镇常住人口有关,然而这其中也包含了很大一部分农民工群体,这些群体虽然长期居住在城镇内,但实际上并没有享受城镇居民的待遇,待遇的不平衡,会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 3.2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偏低 由于经济水平的限制,加上农村地区比较偏远,以及老旧的保守思想的影响,农村人口接受的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大多数都是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之后就进城打工,这样导致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数量偏少,对新鲜的科学技术掌握能力不足,而且城市生活对于农村人口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一旦进入城市后,大多数农民子弟都不会选择再回农村,这样就导致农村失去了潜在的人力资源,教育的进一步缺失,使得劳动力素质无法提高。 3.3农村人口居住分散,产业结构分布不均 农村地区比较偏远,居民分布不集中,给政府部门进行集中教育培训带来了难度,而且不同地区的地形状况不同,下乡工作开展难度大,加上农村的产业大多依靠当地的地理环境,靠天吃饭,如果当年的气候不好,那么就会影响种植的收成,从而影响整体的收入,产业结构分布不均使得经济发展缓慢,新型城镇化要想稳步实施,那么就必须引导农村产业进行改革。 4.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几点对策 4.1强化农村基础教育和技能培训工作 政府必须意识到要想改变农村劳动力资源的质量,必须要加强农村的教育改革,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力度,强化农村的基础教育,实行义务教育,积极宣传教育的重要性,并且鼓励学生向城镇学校就读,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制定适应当地特色的技能培训工作,培养新时代的农民,提高专业化水平,从而帮助农村人力资源更适应现代化、科技化的农业,满足农民转岗就业的需要。 4.2政府应加强对农村人力资源的引导和服务 政府部门需要加强对农村人口的转业思想工作,让他们意识到城镇化发展情况下需求的劳动力人才,建立城乡一体的人力资源市场,改革现行的就业制度,加强对农村人力资源的引导和服务,利用大数据技术建立农村劳动力数据库,从而更好地配置当地的劳动力资源。 4.3深化、落实有关人力资源开发的制度改革 政府部门需要完善农民教育培训的法律体系,由于人力资源开发是一个复杂的连续性进程,加上农村地区的教育水平普遍不高,所以需要统一的执行标准作为指导,当地部门需要出台适应本地的人力资源开发制度,合理改革土地制度、税收制度等,并且对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源流动情况进行登记追踪,提供城市生活的福利待遇,切实保障农村人口的合法权利。另外,可以制定有关回乡创业补助政策,鼓励农民自主创业,带动农村共同发展,一方面能够为农村带来大量的资金,另一方面可以吸引和努力留住人才,创造有利的市场环境。 参考文献: [1]李缨,李昂.城乡统筹发展中的农村人力资源建设——以重庆市为例[J].生产力研究,2010(07) [2]周石生.高等教育创新与农村人力资本开发[J].教育评论,2013(01) [3]万一.韩日农村教育对我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启示[J].科技和产业,2010(01) [4]李文政.浅析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现实条件构建路径[J].安徽农业科学,2009,37(11) [5]梁乃云.我国民工荒问题与农村人力资源开发[J].科技和产业,2009,9(4) [6]汪晓媛.我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与新农村建设[J].科技向导,2011(35) [7]高士友.新农村建设视角下的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研究[J].中国石油大学学报,2009,25(6) [8]张吉.城镇化与我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关于农村教育的几点思考[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04(02) 作者:李月 单位:淄博英乐儿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浅谈宏观经济学的教学与意义: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对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影响 [摘要] 经济增长问题是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内容。长期以来,人们对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理论和思想。这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的认识过程;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对各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及各种因素间的相互关系有着不同的看法。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对于促进我国经济高速、稳定、持续的增长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 古典经济 经济增长 宏观经济 一、引言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可以说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思想渊源。它的某些结论,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有用的;有些观点,如同最初出现的那样,至今仍是争论的话题。 古典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源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当时英国的政治、社会、经济环境处于一个大变革时期,工业革命已经拉开序幕。经济学家必须对工业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基本促进因素及其发展结果予以科学的解释。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分析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在古典经济学家中,对经济增长间题论述较多的主要有魁奈、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等人。但在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真正具有代表性的是斯密和李嘉图所提出的增长理论。 二、古典经济学理论解读 亚当·斯密在其经典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最早论述了经济增长问题。其增长理论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引入了劳动分工;二是区分了“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两类劳动。他认为生产性劳动占全部劳动的比例,以及劳动分工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决定国民财富增加的主要因素。 “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最大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斯密同时强调,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因此劳动生产率与需求之间建立了互相促进的关系。对一个人劳动生产物需求的增长会提高他的劳动生产率、实际工资及他对其他人的劳动生产物的需求,这就构成了经济增长的推动力。 “生产性”劳动加在物上能增加物的价值,即可生产价值,而“非生产性”劳动则不能够。经济增长能否维持下去,取决于全部劳动者中有多少劳动者愿意从事生产性的劳动。这解释了为什么有的经济的增长能够持续下去的原因。 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中提出了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概念:报酬递减规律。他对增长理论的贡献主要有两点:一是指出经济增长最终将趋于停止,即达到所谓的”停滞状态”;二是将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说明了国民收入分配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在土地上增加投资,得到的回报会不断减少。因此得出一个悲观的结论:经济增长最终会停止。决定收入分配的力量同样也会导致经济增长最终走向停止。这是因为劳动力生产出的剩余中,资本家的份额在不断下降,这一方面减少了储蓄;另一方面,利润率的下降减少了对投资的刺激作用。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投资和积累过程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封建社会发展缓慢的关键原因在社会产品中绝大多数被用于非生产性消费,而不是生产性投资。古典经济学家所分析的经济增长过程遵循收益递减的规律,经济增长过程从长期来看将趋于停止,最终结果是一种停滞状态。但从那以后的200余年里,经济发展并没有出现停滞的迹象,这表明古典增长理论关于经济增长的描述并不科学。后来的经济学家指出古典增长理论的一个最明显的不足之处是他们关于规模收益递减的假定。他们没有观察到技术进步,只把增长过程看作是人口增长和资源消耗与资本积累和市场扩大之间的竞赛。 三、新古典增长理论 经济增长成为现代经济学中的核心问题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索洛等人建立的新增长理论,索洛(robertsolow)的《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贡献》和trevorswan的《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奠定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由索洛最早提出的增长理论源于对哈罗德一多马增长理论中缺陷的修正罗德一多马模型的缺点之一是假定生产技术是不变的,对于一个给定的储蓄能够实现均衡的有保证的增长率只有一个惟一的数值。但是实现充分就业的稳长的条件除非特殊情形,一般很难实现。所以,即使经济能够沿着一条均衡增轨道向前发展,那么这条轨道将犹如“刀锋’,一样狭窄,一旦偏离这条轨道,增长的路径将表现为累积性的经济扩张或经济收缩。 为了克服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局限性,索洛、斯旺、米德和萨缪尔森等经家提出了一类新的增长模型。这类模型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认为哈罗德一多型的“刀锋”式的增长路径是可以避免的,充分就业的稳定增长可以通过市场调整生产中的劳动与资本的配合比例来实现。同时,索洛等人还指出:从长远度来看,不是资本积累和劳动力的增加,而是技术进步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索洛的增长理论包含了许多重要的经济内涵,但其理论框架却比较简单而其精致。索洛等人的理论模型的核心是关于总量生产函数性质的假设,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生产函数具有下面的性质: 1.规模收益不变; 2.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 3.生产要素之间是可替代的。 对于当代各国而言,经济增长是一个备受政府、公众和经济学家关注的问题。各国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无一例外地将保证经济增长作为一项宏观经济指标;公众普遍认为,经济增长是经济繁荣和国民福利提高的前提,是解决其他经济疾病的万能良方。正是因为经济增长问题如此重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注意力投入到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中。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对于促进我国经济高速、稳定、持续的增长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浅谈宏观经济学的教学与意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论发展及其政策意义 摘要:理性预期理论极大地丰富了西方经济学理论,建立在理性预期、市场连续出清和自然率假设上的新古典经济学,从货币和实际因素中探寻经济波动的原因,并提出独到的理论以解释当时出现的滞涨状况,得出货币政策无效的命题,因而主张市场机制的自我调节。介绍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产生的背景、用理性预期观点解释的“政策无效”命题,以及主要经济政策主张。 关键词: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性预期;政策无效;自由经济 1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发展的背景、理论主张的简介 发展到现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已经经历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提出理性预期、持续市场出清的假说,并在此基础上强调了货币冲击对经济周期的作用,提出了货币与产出的相互作用中货币作为诱因的理论,并认为政府的货币政策是无效的,它并不能影响总产量的变化,而只有未被预见到的货币供给变化才能真正影响到实际总产量。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小罗伯特•卢卡斯,托马斯•沙金特,尼尔•华莱士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第二代则对卢卡斯的货币经济周期理论提出了反对意见,从实际因素方面寻找经济波动的根源,提出了完全信息下真实均衡的变动,强调了技术冲击和货币的内在性等理论,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主张。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芬•基德兰德,明尼苏达大学的爱德华•普雷斯科特,罗切斯特大学的罗伯特•巴罗等。 具体来说,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一般都接受以下四个命题: (1)私人经济是可以自身稳定的; (2)货币在长期是中性的; (3)货币在短期也是中性的; (4)凯恩斯主义积极干预的经济政策是有害的。 第三个命题意味着,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认为,短期的菲利普斯曲线也不存在。这是货币主义ⅰ与货币主义ⅱ的主要区别。 目前,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一起并列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派中的两大流派。 2“政策无效”的命题、主张以其意义 理性预期学派认为,菲利普斯曲线的交替关系即使在短期内也不存在。因为在理性预期条件下人们已经估计到货币供应量增长后可能发生的实际后果,从而采取了预防性的措施(比如预先要求提高货币工资增长率和利息率)。这样,一旦货币供应量增加,就只能导致物价的上升,产生通货膨胀的变化,而不能使工资和利息率下降。所以,政策的变化连暂时的产量增加和失业率下降的目的都达不到。赫尔姆特•费里希对此说到:“理性预期导致十分不同的意义。由于经济当事人了解这个模型的各个参数,所以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任何变化不仅引起通货膨胀率的变化,而且也引起通货膨胀率预期的变化,从而不会对这一体系的实际变量产生影响”。在理性预期学派的经济学家看来,“在货币政策的反馈规则之间做出选择对于具有合理预期的新古典主义经济中失业率的随机变化是无关的。 根据这样的观点,理性预期学派推导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即是货币政策无效性命题。该命题认为,货币供给中的可预期部分对就业、产量或其他的实际变量均无影响,其中不能被预期的部分或货币供应量意外的不规则的变动,虽然能够对上述变量产生一定量的影响,但其作用只会加剧经济的不稳定与波动。因此,政府的经济政策,无论长期还是短期都是无效,其结果都是引起通货膨胀。下面用ad-as模型加以分析。 ad 代表总需求曲线,as代表总供给曲线,yn代表与自然失业率相对应的就业率水平下的国民收入水平。假定最初 ad 与 as 相交于初始均衡点 e。如果政府认为该国民收入水平不能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决定增加货币供应量来刺激需求。那么,按照凯恩斯主义者的观点,总需求将会从ad相右上方平移,产量和物价都会上升,失业会相应减少。现代货币主义者认为,短期内货币政策将会产生效果,但是,在长期中,货币政策是无效的,失业率会回到自然率的水平,而通货膨胀率将更加严重。理性预期学派认为,人们对价格水平的预期并非固定不变或者仅仅依据过去的经验得出,而是会考虑到未来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情况。处于对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经济活动的主体会充分利用目前所得到的一切相关信息,较为准确的预期到货币政策的变化而造成的物价上升。于是,工资、利率等名义变量都会立即向上调整。结果,总供给曲线和总需求曲线分别从初始状态向左上方平移和右上方平移,新的均衡点仍然处在原来与自然失业率相一致的就业率水平上,只是价格水平因为货币政策的变化(增加货币供给量)而提高到了新的水平上。 根据政策无效命题,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即便在短期内,菲利普斯曲线也是一条位于“自然失业率”水平上的垂直线。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之间不存在任何替代关系。对此,卢卡斯说“当扩张的货币政策反复推行时,它就不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推动力消失了,对生产没有任何刺激作用。预期得到扩大,但结果却是通货膨胀,而不是别的”。 3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政策主张 由于理性预期学派的一个主要的原则就是:经济如果不反复遭受政府的冲击,就会基本上是稳定的。所以,他们认为,凯恩斯主义所主张的干预经济生活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能够生效的暗含前提是:政府可以出其不意的实行某种政策以影响经济生活。但是,政府要取得社会的支持,就不能在经济政策上对社会搞突然袭击,而要按照既定的规则和程序办事,这样,在理性预期条件下,政府的经济政策就是无效的了。 对凯恩斯主义的“积极宏观政策”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三种批评看法:? (1)他们认为,日益增多的经验和理论证据表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在产量、就业或其他经济总量方面不会取得成效。即便在某些场合,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也许在一定程度上能影响经济生活,但他们不可能克服经济周期。 (2)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经济学家认为,任何一种理论都应该明确的告诉人们经济政策的后果。政策的结果确定性越小,实施政策就要越小心谨慎,因为任何一项错误的政策都会将事情弄得很糟。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结果大部分就是不确定的。因此,政策的制定就需要从容不迫,加倍小心,决不能用那些曾经使用过的大规模的凯恩斯主义措施去刺激经济。 (3)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认为,对于许多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即使知道他们的结果,也仍然无法判断这种结果是不是符合公众的意愿。根据凯恩斯主义方法来制定经济政策的人,无法让经济中的个人去选择自己认为有良好结果的政策。他们是被迫选择这些政策的。其结果是,除非人们的偏好恰好和政策制定者的规定相配合,否则,这些经济政策很有可能是人们的处境普遍的变得更糟。 浅谈宏观经济学的教学与意义:宏观经济学教学中研究性教学的探讨 [摘要]宏观经济学具有理论的复杂性、发展性,表述方法多样性和实践多变性等特点。宏观经济学的教学目的不是仅向学生传授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能力的提高依赖于创造性思维的培养。研究性教学需以一定的创造性思维为基础,同时也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要使宏观经济学研究性教学达到目标,需以厚实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数据资料为基础,以教学团队形式和教师的科研来推动实施,要重视指导学生掌握研究经济问题的方法,引导学生学会观察问题并改变错误的认识,要关心学生学习并为之提供必要的认知条件。 [关键词]宏观经济学;研究性教学;创造性思维 宏观经济学是我国高等院校经济类和管理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是技术类、工程类、人文社科类及有关学科的专业选修课,也是国内大多数学校经济类和管理类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必考课程。它具有理论的复杂性和发展性、表述方法的多样性、实践的多变性、与经济现实的联系性等特点。国内高校在开设该课程时,一般以西方经济学中的宏观经济理论为主要教学内容,再结合中国经济实践加以分析讲解。但是,西方经济理论中的宏观经济学是在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发展起来,并用来分析这些国家经济问题的。西方国家以私有制为基础,经济结构相对完整,企业有充分的活力,对宏观经济政策反应较为敏感;商品市场、货币市场、劳动力市场等发展充分,为政策在各类市场的传导和协调,提供了较好的条件。这样,无论是以需求为导向,还是以供给为导向的政策工具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而由于机制惯性,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要真正成为具有经济性、营利性和独立性的主体,还需要继续改革。诸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会使西方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在中国的运用效应大打折扣。同时,在课序上多数专业宏观经济学课程是在低年级开设的,由于学生缺乏对西方经济社会的了解,针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学习过程中,学生往往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状况来理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经常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因此,实际上宏观经济学教学的目的不再是仅向学生传授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能力的提高依赖于创造性思维的培养。通过研究性教学,可帮助学生科学地理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和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研究性教学作为一种教学模式或教学理念,体现在教与学的全过程之中。它要求我们根据不同课程的特点,有效利用教学资源和环境,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最终实现教学的目标[1]。在宏观经济学中开展研究性教学,应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要以教学团队形式和教师的科研来推动实施 在大多数院校,宏观经济学的教学都是由若干教师同时承担的,这样就可以形成教学团队。研究性教学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如果单凭个别教师的专业知识,在指导学生的时候可能会感到捉襟见肘,因而充分利用不同教师的兴趣爱好、专业特长等资源至关重要。如有的教师对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的结合颇有研究,有的教师对宏观经济学的多媒体教学倍感兴趣,有的教师偏好于宏观经济数据的分析,有的教师热衷于对社会经济问题的认识,有的教师对计量经济模型较为精通等,这些都是宏观经济学研究性教学所必需的资源,因此,宏观经济学研究性教学要尽可能采用团队形式。近三年来,由笔者指导的学生论文,1篇论文获得全国大学生“挑战杯”比赛奖,3篇论文被评为“江苏省优秀论文”,2篇文章获得“江苏省优秀社会实践调查报告一等奖”。这些虽然形式上是导师的成果,实际上是一个团队(这个团队有研究生、年轻教师、经济管理部门的领导和专家)的成果,是由团队共同努力而取得的。因为,无论理论探讨、数据调查,还是结构分析等,都是由团队一起来完成的。特别是涉及到计量模型,往往是这个团队的教师与学生共同确定研究方法,再由一位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青年教师专门给予指导。青年教师在指导学生的过程中,掌握了更多计量模型的运用方法,个人也取得了较为优异的成果,成为一股新生的教学和科研力量。 宏观经济学研究性教学还要以教师的科研来促进学生的研究。一方面,教师要有科研,科研造诣高,教师在课堂上才会给学生更多的启迪和思维[2]。不做研究,只搞教学,只是教书匠;只做研究,不搞教学,则不是教师。近年来,笔者所在教学团队的教师主持国家、部省级、厅局级课题近30项,大多数是围绕现实经济问题而设计的。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团队尽可能地引导学生参与课题资料收集、实地调查、数据分析、报告撰写等,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取得了一批成果。此外,要做好教学工作,还必须进行教学研究,通过教学研究课题去研究教学模式、课程体系、教学规律、教材和教学方法,等等。另一方面,要引导学生参与科研。学生参与科研训练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学生参与到教师的科研项目和研究小组中,承担部分基础工作;一种是学生自己提出项目方案,并在校内或校外自主联系指导教师。笔者在进行“经济增长理论”教学设计时,曾组织师生参与了一个地 区委托课题的调研工作,主要探讨该地区民营企业的状况,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的问题和进一步发展的障碍等。通过历时近一个月的调查,学生对不同类型企业的职工来源、文化程度、工资水平,企业家成长过程,企业投资选择及并购,产品生命周期,市场销售及竞争等诸方面感受很深。这份由学生完成的调查报告得到了该区区委和区政府的高度重视,为此该区还组织了广泛的学习和宣传;研究报告获得了“2006年江苏省大学生优秀调查报告一等奖”;并且,其中一名学生还利用调查中的数据完成了自己的毕业论文,获得“2007年江苏省大学生优秀毕业论文二等奖”。 二、要以厚实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数据资料为基础 研究性教学要求学生有一定的观察力,善于观察各种事物之间的联系,从而提出问题[3]。但对于刚接触专业基础课,缺乏理论知识基础和宏观经济的感性认识,又习惯于教师教学生学的被动教学模式的大学低年级学生来说,这种能力是不够的。因此,在教学中,教师既要帮助学生奠定扎实的理论知识基础,又要给学生提供一定的数据资料。 首先,开展研究性教学要为学生奠定扎实的理论知识基础。经济学学派很多,不同的学派假设条件、理论基础、分析方法、政策主张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同一种经济现象可以用不同学派的理论来解释,而同一种理论可以用来解释不同的经济现象。从理论体系上来看,如果不能让学生涉及到更多学派的理论,学生即使对现实经济进行了调查,也无法选择适当的理论给予合理的解释,从而也就难以达到教学的目标。在开展研究性教学之前,要对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主要学派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主要结论、政策主张作详细的讲解。比如,为什么现在用GDP而不用GNP作为最基本的经济总量?根据消费函数,消费决定于收入,是什么含义的收入?投资究竟是由什么决定的,是利率、资金数量,还是长期利润率的预期?劳动力市场的非均衡性表现在哪些方面,如何解决?凯恩斯反对用削减工资的方式增加就业,但克林顿担任美国总统期间却采用了低工资政策,实现了高就业,带来了美国经济的增长,对此应如何理解?等等。在教学中,笔者团队遵循“理论—问题—政策”的思路,首先强化理论模型的讲解,让学生奠定良好的知识基础。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我们还设计了“走近经济学”等经济学基础知识竞赛活动,通过竞赛,让低年级学生认识经济学的基本要求和学习中存在的问题,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也让高年级的学生看到他们在经济学基础上存在的差距,特别是给准备进行社会经济调查和考研的学生指引方向。 其次,要给学生提供中国和西方国家宏观经济的背景资料。社会实践、原型启发、问题意识和丰富的资料等,都是创造性思维不少缺少的条件[4]。考虑到该课程理论性强,分析方法独特,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流派林立,并且随经济现实的发展而发展,是一门发展变化最大的课程。对此,笔者所在教学团队研究与借鉴相结合,为学生学习宏观经济学提供丰富的理论与实践资料。近三年来,为了及时跟踪理论前沿,我们组织教师就西方宏观经济理论的新进展和新发现、宏观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变、宏观经济理论的运用等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探讨,形成研究报告近20份;为了强化西方经济理论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结合,我们组织教师对中国经济分析面临的挑战、可持续发展理想模式的探讨、新增长理论与中国经济、投资与经济增长、失业问题及其对策、经济波动与经济政策、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等进行了专题研究,形成研究报告10份。这些专题性教学辅助资料,为学生研究性学习提供了相对便利的条件。 三、要重视指导学生掌握经济问题研究的方法 宏观经济学有很多独特的研究方法,实证分析则是最主要的方法之一。如何让学生用这种方法去研究现实经济问题呢?第一,在课堂讲授中,要教会学生对经济变量进行科学的界定(即定义)。比如什么是经济学?经济学是研究一定制度下稀缺资源配置和利用的科学。简单的一句话,却有多层意思,首先,经济问题是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引起的,没有资源的稀缺也就不需要经济学了;其次,由于资源的稀缺带来了两大经济问题,即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问题,由此引导学生去了解和掌握这两个基本问题;再次,解决经济问题与基本经济制度有关,不同的制度之下,解决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的方式是不同的,这样引导学生去了解有哪些类型的制度及其特点;最后,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以此可以激起学生了解经济学发展历史及其演变的欲望。第二,注意假设条件。假设是一种理论所适用的条件,任何理论离开了假设可能就不成立或不完全成立了。学生在以往的学习中往往习惯于现成的答案,满足于对结果的记忆,他们并没有认识到假设的重要性。教师在讲授之前可以让学生回答一个问题:三角型的三个内角和是多少度?小学生都知道的,大学老师问出了这么简单的问题,学生很少有直接回答的,他们在思考!如此,教师的目的也就达到了(事实上,180度是有条件的,即平面上)。通过与过去知识的联系可以让学生意识到,学经济学不是背概念、原理或结论的。第三,关注理论的表述方法。一般来说,经济理论可以用文字、表格、图形或函数关系来表述。在既往的学习中,数学与经济等理论是分离的,也许一个学生数学学得很好,但在经济生活中究竟有什么意义,他可能不太清楚。比如,曲线的斜率表示什么?它表示不同变量变化之间的关系,正斜率越大,表明横坐标的变化比纵坐标的变化速率要慢,即横坐标的变化对纵坐标的变化不够敏感,或者说是缺乏弹性的。教师可让学生回忆自己所学的数学知识,并对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诸多变量之间的关系产生联想,从而创造性地用几何方法分析更多的经济问题。 四、要引导学生观察问题、改变错误的认识 培养学生强烈的问题意识非常重要。“非这样不可”、“非理解不可”、“非搞出个新方案不可”、“人家能干我也能干”,这些心理情绪使得人们爱动脑筋,这样就能排除困难和挫折,从而找到问题的答案,达到创造发明的目的。怎么去找问题呢?方法是很多的。可以引导学生参与教师的课题,或进行资料数据的检索,或进行社会调查,让学生更多地了解与所设想的事物(现象)相似之处,从而引起联想。比如,可以组织低年级学生去应届 毕业生招聘会调查,这样他们不仅能了解一个层面劳动力市场状况,还能了解社会对当代大学生的要求,从而在理论和实践上做好就业的准备。我们在讲授失业与就业理论时,指导两个苏南籍的学生在苏南地区选择典型地级和县(市)级单位各一个,分层次探讨劳动力需求结构特点;两个苏北籍的学生在苏北选择典型地级和县(市)级单位各一个,分层次探讨劳动力供给结构特点。进而合作研究了江苏农村二级劳动力市场的非均衡性,并提出了“订单教育”是解决江苏农村二级劳动力市场非均衡问题有效途径的建议。学生将理论知识准备、数据的收集整理、论文的撰写等通过合作研究形式,融为一体,最后不仅这份研究报告获得“江苏省大学生优秀社会实践调查报告一等奖”,而且这四名学生的本科毕业论文均被评为优秀。另外,教师指导的学生开展研究性教学取得成绩的时候,对以后的学生也产生了示范效应。一方面,学生研究成果的推广,丰富了教学内容;另一方面,也可以激发学生的主动性,调动他们开展研究的积极性。 在研究性教学过程中,教师还要引导学生改变以往错误的认识。如总量是反映了整个经济运行情况的经济变量,较多的经济总量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由于缺乏对实际的了解,学生学习时往往凭感觉理解理论,容易形成错误的观点。比如:A=B,能否得出A+C=B+C?这在数学中是没有问题的,但以此来解释经济现象时,就要考虑各变量之间的关系了。如果等式两边是独立变量,不受其他因素影响,上述结论是成立的。当等式两边是非独立变量时,如在左边增加C时A会增加,右边增加C时B会减少,上述结论就不成立了。由此,可以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和三种国民收入决定模型之间的关系了。再如,从现实经济运行来看,究竟是欠发达地区,还是发达地区资金短缺?学生的感觉上是欠发达地区穷,缺乏资金;而发达地区富,资金充裕。事实上,资金在发达地区投资收益更高、机会更多,从而发达地区更容易出现资金短缺;考虑到投资收益和投资风险,欠发达地区的经济系统中反而资金过剩。 五、要关心学生并为之提供必要的条件 低年级学生对研究性教学有热情,但往往把握不住重点和难点。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时,要与学生一起对主题研究的重点进行分析,并充分估计到研究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困难。采用SWOT法,根据参与学生的知识基础、性格特征等,对以往学生活动中出现的共性问题进行剖析,帮助学生做好知识和心理的准备;同时,要对主题研究的外部环境利弊进行分析,提高研究活动的针对性,减少学生在方案实施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比如,在调查过程中涉及到个人隐私或企业秘密时,如何打消被调查者的思想顾虑获得可靠的数据,这既要辅导学生有关心理学等方面的知识,又要指导与被调查者接近和交谈的方式等。此外,建立可供学生进行调查的渠道,对研究性教学活动也是很重要的。在教学设计时,要尽可能征询与主题有关的政府部门、企业和社会专家的意见,收集相关的资料信息,建立调查访谈渠道,为学生开展调查研究提供参考资料和便利条件。长期的教学工作中,笔者团队已经培养了一大批各种类型的学生,他们中很多人或在经济建设主战场上,或在经济管理部门工作中取得很大成就,邀请他们参与指导学生,或直接对他们进行调查,使得研究性教学更加经济和有效。 浅谈宏观经济学的教学与意义:探析宏观经济学教学中课题研究式教学的运用 【论文关键词】宏观经济学 研究式教学 课题研究 【论文摘要】课题研究式教学以来源于实践的真实问题为基础,通过学生的亲身体验培养,培养学生经济学分析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本文结合教学实际经验,系统介绍了宏观经济学教学应用课题研究式教学实施过程,并提出了需要注意的问题和解决措施。 宏观经济学是我国高等院校经济类专业开设的一门重要基础课程,在培养学生经济学理论知识和经济学分析能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经济学是一门学以致用的学科,具有极强的社会实践性和问题导向性,特别是宏观经济学相对于微观经济学而言具有更为突出的应用性,在西方发达国家很有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同时又是著名的经济学家,例如曼昆和保罗·克鲁格曼,往往是在大学和政府机构交叉任职,这表明了宏观经济学确实是一门来源于国民经济运行和管理的实践性学科。由于宏观经济学涉及到复杂多样的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加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处于发展完善中,市场运行机制和管理模式相对于国外还不是很成熟,因此,很多经济问题不同于国外,例如房价、消费者物价指数等等,往往具有特殊的发生背景和形成特点,按照一般经济学原理理解起来比较吃力,而我国高等院校多在大学一、二年级开设宏观经济学基础课,学生的知识储备和实践经验薄弱,理解能力还有待提高,这又为宏观经济学教学工作带来了不少困难,传统满堂灌式的教学方式不利于真正培养学生们经济学思维能力以及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通过着眼于培养学生分析理解能力的研究性教学,可帮助学生科学地理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和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对培养学生的经济实践能力具有积极意义。 研究式教学尚无明确定义,一般认为研究性学习是在教师指导下,从自然、社会和生活中选择和确定专题进行研究,并在研究过程中主动地获取知识、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学习活动。我认为研究式教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研究式教学指的是一种普遍适用的研究性地教,研究性地学,并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贯穿于教学全过程各个环节的新的教学理念与方式。它的特点是适用的普遍性。狭义的研究式教学则是指就某一重大理论问题或现实问题进行专题研究,以增强学员素质,提高学员能力为目标,以研究解决重大理论问题或现实问题为导向的一种新的教学理念与方式。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人们很难将两种方式截然分开的,而是将两者有机结合在一起。 一、课题研究式教学实施过程 高等院校教学目标就是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具有一定理论基础和实践能力的现代化人才,而体现高校教学工作的直接标准就是培养出来的学生能否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创新型人才,创新性直接表现为学生的理解能力、分析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上述能力的培养都离不开在校期间扎实的以研究能力为核心的综合能力培养。下面,结合我在宏观经济学教学实践,就如何开展课题研究式教学谈谈个人体会。 1.课题选择。这里的课题选择不是单纯的学术研究,而是要充分结合教师学期内承担的宏观经济学课程,研究目标都要与你所要讲授本课程的教学内容是有关的。在教学实践中,我承担的宏观经济学课题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教学本人承担的研究课题,例如教师承担或参与的学校立项课题、部级社会科学基金、自然科学基金课题以及承担的委托课题等;二是要求学生自己选择当前重要的社会经济问题,例如,房价问题、人民币汇率、债务危机等。对于前者,由于教师本人自己承担的课题,熟悉本领域发展前沿和存在的问题,能够较好把握课题范围和发展方向,因此,一般也是由教师本人确定课题方向,让学生们在已有范围内自己选择;对于后者,这些课题都是学生们自己自由选择下来的,学生之间的水平和经验差异较大,影响到所选课题的水平也是参差不齐,因此,教师必须参与到最终课题的选择确定上来。我往往组织学生进行小规模的开题报告,让学生利用短短几分钟时间汇报一下自己选题的原因和想法,教师在这方面必须控制好课题难度,课题是否与课程相关、是否与学生实际水平相适应。通过上述两种方式,就可以大致确定本学期展开研究式教学所需的课题了。 2.课题调研。研究式课题以学生小组为单位展开,小组成员不超过5名。调研需要提前布置,因为在学期初已经就学生负责组织的课题了,在确定教学日历、教学进度安排、考核文件时就应该将课题研究工作结合进来。由于学生普遍缺乏基本的研究基础,经验缺乏,教师应就课题研究工作进行专题讲座,让学生了解研究工作过程、关键环节,特别是前期的文献资料搜集、资料归纳、问题提炼是必须重要讲解的。在我们的教学实践中,学生组织进行课题调研的途径包括:一个是学生利用互联网搜集与课题相关的资料,这部分资料绝大多数是与数据等实证资料;另一个是教师组织学生到学校图书馆查阅图书文献,同时到中国知网等专业性文献检索网站检索文献,也让学生们掌握基本的文献检索方法,积累初步经验,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毕业论文写作奠定一定基础。此外,根据课题的实际需要,我们还组织学生有针对性的开展实践调研,例如组织问卷调查、实地走访等方式。 3.课题讨论。课题分析讨论是课题研究式教学的关键环节,讨论的具体形式、时间安排、点评均由教师主导。在实际组织过程中,首先由教师介绍课题相关的背景知识和前沿课题发展,重点放在目前研究现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和将来可能的创新方向上,然后要求每个小组组长汇报本小组研究过程、研究内容、提出问题和介绍观点,小组其他成员补充意见,其他同学就此课题汇报情况展开讨论,教师在此阶段发言要少,把更多机会让给学生。但教师在此阶段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其作用主要有:调控学生发言,控制课堂时间,让每个人都有充分的机会表达思想,并让发言集中在学术层面;引导学生发言,启发那些在发言和表达思想上有一定困难的研究生,同时就有关背景知识可做进一步补充;发现问题。研究生在课堂上提出的技术途径一般而言都不可能是成熟的,教师应及时发现研究生所提技术途径所存在的问题,促使其做进一步的思考。讨论局限于课堂上,学生们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观点交锋都可以通过网络学堂“研究式教学”专栏出来。个人的研究文章也在这个期间完成,字数可规定1000字以上。小组集体研究成果和个人研究成果均通过网络学堂“研究式教学”专栏出来。 4.课题总结。经过上面充分讨论交锋,我们发现学生对自己负责的课题显然有了充分的知识积累和信心,这是值得鼓励的,但是,课题研究最终目的还是服务于教学,因此,我们要在最后对课题研究成果进行总结,首先要肯定目前研究中已经取得了进步,特别是要表扬那些能够运用教学课程中基本原理、基本概念解决实际问题的学生,还有能够不囿于已有理论观点大胆提出自己独立见解的学生。在对学生研究成果进行总结时,必须要始终将学生的思考出发点拉回到教学内容上来,例如,我们讨论灾害影响有益还是有害时,可以归结于人们对GDP基本概念的理解,也可从中发现GDP局限性。通过由实践到原理的循环反复,让学生恍然大悟,或由于英雄所见略同而带来极大成就感,所以这些方式适合于学生感性、好奇的特点,可以让学生们更加重视对课程中基本知识的学习以及实际的应用能力。 二、课题研究式教学中注意的问题 1.加强教学团队建设。宏观经济学教学内容极其丰富,而其所联系的社会经济问题更是复杂多变,包罗万象,非常具有挑战性。因此,研究式教学对教师本身提出了更高要求,单独依靠一两个教师承担起来,是不可行的。一个有效的方法就是形成了稳定的教学团队,在团队中不同教师具有不同研究方向和科研基础,有的可能擅长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分析,有的可能更喜欢研究汇率问题,有的擅长于计量模型分析。实践证明,不同专业背景、研究经历的教师组成教学团队的效果会更好。 2.加强教师科研工作。宏观经济学课题研究式教学难度要超出一般意义上的教学方式,主要是因为它要求教师要承担起比平时更多的教学备课任务,不但要熟知教材上的内容,还要熟悉掌握本专业发展前沿问题,了解最新的研究文献,并对研究课题有一定的研究积累,对问题有自己的观点,能够从实践中发现经济学原理的根源,对学生的研究内容、分析方法、观点建议及时给予指导,引导学生按照教学要求有效开展课题研究,既要有一定的自由度和研究空间,又不能任由学生发挥,要时刻体现教学要求。显然,这对教师的科研工作提出更高要求,如果教师没有或很少承担、参与课题研究,就不可能持续关注学术前沿发展动态,深化自己的研究课题,在研究观点和研究方法上就不能有创新,就会大大降低研究式教学的实际效果,导致学生消极参与。 3.加强研究方法指导。在宏观经济学分析方法中最重要的是实证分析法,为此,我们需要在教学工作中注意三方面:第一,在课堂讲授中要求学生掌握最基本的经济变量定义。第二,注意假设条件。我们都知道假设是一种理论所适用的条件,任何理论离开了假设可能就不成立或不完全成立了。学生在学习中往往习惯于现成的答案,满足于对结果的记忆,他们并没有认识到假设的重要性。第三,关注不同理论的表述方法。一般来说,经济理论可以用文字、表格、图形或函数关系来表述。在既往的学习中,数学与经济等理论是分离的,也许一个学生数学学得很好,但在经济生活中究竟有什么意义,他可能不太清楚。比如,曲线的斜率表示什么?它表示不同变量变化之间的关系,正斜率越大,表明横坐标的变化比纵坐标的变化速率要慢,即横坐标的变化对纵坐标的变化不够敏感,或者说是缺乏弹性的。教师可让学生回忆自己所学的数学知识,并对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诸多变量之间的关系产生联想,从而创造性地用几何方法分析更多的经济问题。 4.注意激励与疏导。大学生承担课题研究,既有优势也有不足,优势体现在求知欲强烈,有热情,缺点是经验缺乏,方法不得当,有时由于遇到困难和挫折,情绪低落,缺乏耐心。还有就是个别学生性格比较内向,发言不积极,不愿意接触社会实践,只对理论学习很感兴趣。因此,这就要求教师进行教学设计和安排时,要针对学生特点和可能遇到的困难,设计实施方案和应对措施,根据参与学生的知识基础、性格特征等,对以前研究活动中出现的共性问题进行分析,帮助学生做好知识和心理的准备;同时,要对课题研究的外在环境利弊进行分析,提高研究活动的针对性,减少学生在方案实施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既要辅导学生有关心理学等方面的知识,又要指导与被调查者接近和交谈的方式等。在教学设计时,要尽可能征询与课题有关的政府部门、企业和社会专家的意见,收集相关的资料信息,为学生开展调查研究提供参考资料和便利条件,建立更多针对学生研究课题的调查渠道。 三、结论 课题式研究教学是一种将科研和教学有机结合起来旨在培养学生经济学分析能力、解决问题能力的教学方式,它突破了传统的教师为主导的灌输式教学方式,强调学生的主动参与和亲身体会以及基于目标达成的问题解决。对于教师而言,通过课题式研究教学选择教学内容作为研究课题,在过程中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社会实践能力,真正将教学活动转变为学生为主体的发展过程,以教学促进科研,以科研带动教学,实现了教师与学生、教学与科研共同促进、共同成长的良好循环过程。
管理经济学论文:边际分析法在管理经济学中的运用研究 摘要:运用管理经济学进行企业经营决策的分析方法有多种,但是就整个学科来看,最具学科特色并贯穿于整个管理经济学始终的是边际分析法。但是到目前为止较少有研究者着力于系统分析和研究边际分析法在管理经济学中的具体运用,故本文主要从消费者行为分析、企业生产规模决策、产品价格策略、企业投入要素组合、企业产品结构等几个方面对边际分析法在管理经济学中的运用进行研究、探讨和总结,希望能给相关研究者及企业管理者带来一定的参考和启迪。 关键词:边际分析;研究;管理经济学;运用 在西方经济学中,把研究一种可变因素的量的变动会对其他可变因素的变动产生多大影响的方法,称为边际分析方法[1]。由此概念引出边际效用、边际替代率、边际技术替代率、边际产量、边际收益、边际成本等一系列相关的经济学概念和理论[2]。依据这些概念和理论,企业可以进行一系列的生产经营决策。 管理经济学所关注的是与企业资源合理优化配置有关的决策问题,亦即企业怎样优化配置有限的经济资源从而使企业成本最低、利润最高的决策[3]。而在此决策过程中,都能运用到边际分析法这一分析工具。可以说,边际分析法贯穿于管理经济学的始末。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和总结边际分析法在管理经济学中的运用,以便给相关研究者及企业管理者带来一些启示和提供一些参考与借鉴。 一、运用边际分析法进行消费者购买行为分析 分析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有利于企业在规划和安排生产经营活动时做出科学合理的决策,而边际分析法是分析消费者购买行为的一个常用理论框架。 首先,按照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原则,任何一个消费者在消费任何产品的过程中,其所获得的消费满足感都会随着所消费的产品数量的增多而逐步递减;其次,运用边际分析法可以分析消费者对各种商品的购买组合决策。按照边际分析理论,只要消费者将其有限的货币收入花费在购买各种商品数量上并使其对各种商品数量的消费所获得的满足感相等时,就可以实现消费者总的最大程度的消费满足[4],即当购买的各种产品的边际效用(MU)与其价格(P)之比通通相等的时候,消费者购买各种商品数量的组合所带来的消费满足最大化,结合效用的计算公式MU = ΔTU / ΔQ,可以理解消费者将会怎样做出购买决策,从而把有限的收入分配到购买各种商品的数量组合。 二、运用边际分析法确定企业生产规模 由于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中,必须确立恰到好处的生产规模才能使企业的利润最大化。边际分析法可以帮助企业确定使其利润最大化的最佳生产规模,具体为:企业管理者可以预先分析和计算出本企业每增加一个单位的产出规模所带来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再根据公式π=MR-MC(其中,π代表边际利润,MR代表边际收益,MC代表边际成本)计算出边际利润,进而根据边际利润的情况来确定企业生产的最佳规模,即: 如果边际利润等于零(亦即π=0时),企业达到最佳生产规模,因为此时企业每一个单位的产品生产所获得的边际收益与其边际成本都相等,故这种情况下的企业生产不需扩大生产规模也无需削减规模;如果边际利润大于零(亦即π 0),则企业可以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因为此时增加企业的产品生产所获得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故对企业而言应该扩大产量规模以获得更多收益和利润,并且产量规模的扩大直至边际利润等于零时为止(亦即π=0时)以实现最佳规模产量;而如果边际利润小于零(亦即π 三、运用边际分析法进行企业产品价格决策 价格决策正确与否直接影响着企业的竞争力及其盈利能力。而产品价格制定必须充分考虑到该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这实质上也是通过边际分析理论进行的,具体如下: 首先,运用边际分析法可以判定企业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即:将某种商品在一段时期内的需求量变动的百分比除以其价格变化的百分比(即Ed=(Q/Q)/(P/P),这里Q 表示某种商品的需求量,P 表示该商品的价格,Q表示该商品的需求量变动值,P表示该商品价格变动值,Ed表示价格弹性系数)。 其次,运用边际分析法对商品的价格弹性进行分析,即可确立某种商品是否应当提价、降价或保持价格不变。即:如果某种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系数等于1(即Ed=1时),意味着此类商品的价格变动不会增加或减少市场总收益;而如果某种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系数大于1(即1 四、运用边际分析法确定企业生产中合理的要素投入组合 企业的生产过程,是将各种生产要素进行投入和组合而共同起作用的过程。运用边际分析法可以帮助企业管理者分析和确定生产过程中最佳要素投入组合。 从短期看,企业生产投入要素大致可分为不变要素和可变要素。根据边际分析理论,某一种可变要素的最优投入量具体取决于其边际收益(MR)和边际成本(MC)的比较,当每增加一个单位的这种投入要素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这一要素的投入量达到最优化[5]。而如果每增加一个单位的某种投入要素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即MR MC时),则企业增加此要素的投入还可以增加收益;反之,如果每增加一个单位的某种投入要素的边际收益小于边际成本(即MR 从长期来看,企业生产的各种投入要素在较长的时间段内均是可以变动的。因此,当各种投入要素的边际产量(MP)与其各自的价格(P)之比都纷纷相等的时候,即当MPx/Px=MPy/Py=……MPz/Pz时(这里的X、Y、Z代表不同种类的投入要素),各种投入要素之间的组合比例达到最优,收益可达到最大化。而如果边际产量与某个要素相应的比值(MPz/Pz)大于其他要素的比值时,则企业应该增加这个要素的投入直到其比值等于其它要素的相应比值,从而获得更大的收益。反之,如果边际产量与某个要素(例如Z)相应的比值(MPz/Pz)小于其他要素的比值(例如MPy/Py)时,则企业应该减少这个要素的投入才会使各种投入要素比例最优化。 五、运用边际分析法优化企业产品结构 在企业生产多种产品的情况下,各种产品的产量怎样确定才能实现企业的利润最大化?这就是各个产品的生产量比例问题,亦即产品结构问题。不同的产品结构将导致企业的总利润也有所不同,运用边际分析方法可以确定企业生产的最优产品结构决策,其原理是:企业产品结构合理的充分必要条件是使相同的资金增量投入到各个产品的生产时,所能产生的边际效益相等,则这个企业的产品结构就是可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合理结构。而如果相同的资金增量投入到各个产品生产时所产生的边际效益不相等,则其中必定有某种产品生产因其边际效益大于其它产品的边际效益而值得扩大这种产品的生产比例,或者必有某种产品生产因其边际效益小于其它产品的边际效益而值得缩减这种产品的生产比例,从而实现企业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确定企业利润最大化的产品结构。 六、结论与展望 从以上几个方面的阐述可知,边际分析法的运用贯穿于管理经济学的始末。以上的分析还带来一些启示:企业管理者如果本着利润最大化的原则进行决策时,不能简单地依据它的全部成本或全部收益进行测算,还应该更多地依据边际分析理论这一管理经济学的核心分析工具,才能制定出更为科学合理的决策。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经济学的众多理论流派和分析工具中,边际分析理论作为一个理论流派当然不能全面反映和解释世间经济现象,而边际分析法作为一种重要的分析工具也不可能独立地全面解决管理经济学中的所有经营管理决策问题,因此对边际分析方法的学习、应用和研究自然也应该带有一定的批判思考和选择,并与其它经济学理论相结合进行实践和验证,才会更有利于研究者和企业管理者进行开拓创新。 作者简介:张贵祥,博士,贵州民族大学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创新管理,经营哲学。 管理经济学论文:管理经济学视角下的企业成本管理 【摘 要】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经营的主要目标就是获取高额利润,使企业价值最大化,因此也使得成本管理日益重要,但目前我国企业的成本管理工作还存在着许多弊端,成本管理的方法还相对比较落后。本文以管理经济学的视角对成本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以帮助企业解决其成本管理中的问题,建立战略成本管理制度,从而在竞争中获得优势,使企业自身得到发展。 【关键词】管理经济;成本;成本管理 一、企业成本与成本管理 企业成本就是指企业为了达到利润最大化的目的,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消耗,其实质是以货币表现的,为生产产品所消耗的物化劳动的转移价值和活劳动的转移价值之和。企业的成本管理是指将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费用,通过预测、决策、核算、分析、控制等一系列的科学管理工作,以使其降低成本,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二、企业成本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现今的企业成本管理中主要存在以下五方面的问题:(1)成本管理范畴过窄,只注重对产品的制造成本进行管理,忽视对企业整体经营成本的管理;(2)成本管理观念落后,成本降低是有条件和限度的,在某些情况下控制成本费用,可能会导致产品质量和企业效益的下降;(3)成本管理方法陈旧,目标成本法实施的效果仍停留在初始阶段,目标成本管理的进一步改进和推广任重道远;(4)成本管理手段相对落后,企业成本管理水平能否随形势发展而提高,经营能否顺利进行,很大程度上取决对成本的管理手段。(5)企业内部成本管理主体确立失误,把成本管理作为财务人员、少数管理人员的专利,成本意识淡漠。 三、强化企业成本管理的对策 企业为了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必须进行成本管理的变革,变传统的被动式成本核算管理为主动的战略成本管理,把成本管理贯穿于生产经营的整个过程。(1)成本管理范围应由生产领域向企业整体价值链扩展。通过将成本管理范围外延供应商层面和顾客层面进行价值链分析,可以有助于企业降低材料采购成本、提高供应商供货的及时性,为企业实现零存货和及时有效的进行生产(JIT)提供担保,同时不定期的进行顾客调查,以发掘市场的潜在需求和顾客对企业产品的满意程度,有助于实现企业的战略目的。(2)树立成本效益观念。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经济效益始终是企业管理追求的首要目标,企业成本管理工作中也应该树立成本效益观念,实现由传统的“节约、节省”观念向现代效益观念转变。企业的一切成本管理活动应以成本效益观念作为支配思想,从“投入”与“产出”的对比分析来看待“投入”(成本)的必要性、合理性,即努力以尽可能少的成本付出,创造尽可能多的使用价值,为企业获取更多的经济效益。(3)现有成本管理方法的改进及先进管理方法的引入。标准成本管理作为一种先进的成本管理方法,其在成本差异分析上的优点是其他成本核算方法无法比拟的,同时用标准成本法进行业绩评估和成本定价仍有一定效果的。只是企业必须根据公司价值最大化的目标精心设计标准成本制度。这方面,我们有必要借鉴西方企业“学习曲线”应用的实务经验,来提高我们制定标准的质量和水平,真正发挥标准成本制度的积极作用。 四、结语 市场经济下,企业只有采取措施是利润最大化,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这就要求企业建立良好的现代企业制度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而良好的成本管理制度是企业获得竞争优势、获取高额利润的前提条件。只有持续地改进自己成本管理工作,以先进的成本理念来指导自己的成本管理工作,建立战略成本制度,企业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拥有优势,获取高额收益。 管理经济学论文:企业管理中管理经济学的应用 摘 要:管理经济学的指导和启示直接决定企业运作管理,企业负责人可以按照管理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对企业发展做出科学合理的决策。本篇文章直接叙述了管理经济学在企业运作中的作用,探索和阐述管理经济学对企业运作的启示作用,同时还对管理经济学理论知识在企业决策中的指导作用进行全面详细的分析。 关键词:企业;运作管理;管理经济学;指导作用 管理经济学中将厂商行为作为市场活动中主要研究对象,同时还将管理经济学中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应用在企业运作中,全面分析和探究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各类问题。若是一个正在运作的企业能够成功把管理经济学理论应用在企业运作中,那么对于企业发展来讲是十分必要的。该文就经济管理学理论在企业运作中的启示作用进行了全面分析,具体内容如下。 一、我国企业现在面临的状况 1.错误的决策 企业负责人不了解目前的企业经营情况,对企业组建结构不明确和获取的信息不健全。 2.管理模式混乱 企业负责人为了个人的利益,违法公司的管理制度,直接跨部门管理,将企业的工作运行程序置于一种十分混乱的情况,影响工作人员的工作情绪和工作效率。 3.高层之间关系不和谐 企业合作者之间的职责权利划分不明确,影响公司的最终决策,导致工作人员工作情绪不佳,工作效率降低。 4.企业管理者对企业员工不信任 企业管理者不能够充分地信任工作人员,导致员工的工作情绪和对工作的热情降低。 5.决策负责人不根据工作程序办事决策 企业决策者违反企业制度进行企业管理,严重影响了企业的发展。 二、管理经济学在企业运作中出现的问题 1.生产对象 经济学研究者追求的目标是利用最少的现有资源来生产人们需要的生活产品,实现最大利润化。因此如何利用有限的成本资源来生产出最大量的生活产品,同时这些生活产品还能被消费者最大限度的应用和接受,这些都是经济学研究者主要研究的问题。 2.生产方法 因为技术水平和生产结构不同,使得企业在生产方法上的选择也不一样,而生产方法的选择会直接影响到资源在生产中的使用率。所以企业想要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必须根据具体情况来选择生产方式,提升自身的科学管理技术。 3.生产计划 根据具体的市场情况来制定企业生产计划,生产的产品太少,会出现供不应求,满足不了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生产的产品太多,容易出现产品堆积,造成企业现有资源浪费。所以,制定生产计划应该以市场需求为基本核心。 4.产业的分配 产品的分配方式直接决定产品消费者的选择,若是产品分配方式不好,不仅会无法满足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还会导致产品堆积,造成现有企业资源闲置。 三、管理经济学所面临问题的解决措施 一是,为了彻底解决管理经济学中出现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计划这两方面的问题,企业一定要制定好合理的产品配置方式,在生产过程中合理配置现有资源,使得资源既不会过分浪费,也不会满足不了消费者的使用需求。除此之外,资源配置还应该结合经济市场需求,然后制定出科学合理的选择方法。目前,在资源配置过程总,最先考虑的发展内容是充分利用现有的生产资源,提升资源在企业运作中的使用效率。 二是,企业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最先考虑自身的组织模式和生产方式,通过科学合理的分配,增强企业管理者和上下员工的主观能动性,全面提高工作人员的工作激情和利用资源的积极性。另外,企业还应该提高生产方式的科技水平,重视科技学术在生产中的应用。 四、管理经济学对企业运作的启示作用 企业发展追求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在实际的企业运作中,产品的设计工作和研发工作都需要立足于成本角度进行考虑,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的同时努力降低生产成本,获取产品在价格方面的最大优惠,让产品在价格方面得到消费者的青睐。企业为了提高在经济市场中的地位,不仅需要掌握产品价格在市场中的主动权,还应该重视产品生产成本,以低价的方式占领市场份额;另外,如何将管理经济学运行到企业管理中是企业管理者必备的专业素质,企业管理者可以按照管理经济学中的基本理论知识来促进产品销售,从而实现产品利润最大化。 利用降低产品成本来提高市场地位在操作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降低产品生产成本并不是说生产成本越低越好,而是以管理经济学的企业作为为指导,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提高产品的研发效率和生产环节。经济管理学对企业运作的启示作用主要是指企业管理者在相同的条件下追求最高的产品利润,或者是在利润一样的情况下,追求产品成本最低化。所以说,在企业具体运行过程中,通常将如何运行管理经济学理论知识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促进企业在经济市场中的发展,引起企业管理者对管理经济学理论知识的重视。 五、管理经济学在企业运作中的运用 管理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是提高企业管理者在企业经济管理中的理性思维,使得企业管理者可以全面整体的分析问题,帮助企业管理者树立以经济概念和经济发展规律为核心进行企业发展的思维方式。理性思维主要是指企业管理者以客观的态度来思考和分析问题,帮助企业管理者在实际决策中树立理性思维,同时还高效执行理性思维下的决策方式。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企业才可能在有效的决策中朝着正确的方向全面发展。培养企业管理者的理性思维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1)管理经济学的启示作用主要是指全面应用生产函数,通过利用生产函数来降低产品在企业中的生产成本,同时还提高企业的生产产量。短期生产函数:Q=f(L,K0),保证K0不变,产量会随着L的增大而提高,例如某知名企业中实行的“劳动三人组”这种特殊的生产工作模式,最终结果表明这种工作模式的生产效率远远大于流水线,保证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每位员工的产量都提高了25%左右。 生产成本的降低可以通过边际产量原理来表示,其主要是指在生产条件一样的情况下,某种可变因素的变化会引起总产量的变化,表达式为MPL=Q/L,MPL是可变的,除此之外,从该公式中也可以看出,在总产量不发生变化的同时,减少劳动者数量会提高边际产量数量。所以企业必须要重视管理经济学理论的启示作用,通过合理应用生产函数来降低产品生产成本。 (2)对产品价格进行合理定位。企业管理者通过正确的价格策略来实现产品利润最大化,制定价格之前了解产品在市场中的价格弹性,按照价格弹性来确定产品的价格变化幅度,对产品价格弹性的预测是制定产品销售方案最重要的步骤。通常情况下,企业在进行产品的定价过程中,首先制定较高的价位,然后根据市场产品的价格逐步减价,这种减价方式是产品销售中经常使用的手段,因为产品最大利润化一般出现在价格弹性充足的情况下。所以说,通过管理经济学原理进行理性思维对企业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 (3)企业管理者除了要明确产品的价格弹性之外,还需要了解不同产品之间的交叉弹性,通常产品需求的交叉弹性值是正值,数值越大,其竞争关系越明显;相反若是数值为复制,则表明产品是互补产品。只有全面了解产品之间的交叉弹性之后,才可能消除产品销售市场上互补品和替代品对企业产品销售的影响。除此之外,企业产品的生产计划也与消费者的实际需求有关系,时刻关注消费者对产品的喜好变化,通过制定合理的措施来提升消费者对产品的价格需求量。 六、结论 由上可得,管理经济学的运行原理对养成企业管理者的管理思维和做出正确决策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管理经济学理论对企业的运行起到指导和启示作用。而企业负责人应该充分认识和利用这种企业指导作用,把管理经济学中的理论知识全面应用到企业管理经营中去,同时根据企业的具体情况,创建高效的发展策略,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管理经济学论文:基于管理经济学视角的“丰年伤农”现象分析 【摘要】“丰年伤农”这是在我国流传已久的一种说法,它描述的是一种经济现象:在丰收的年景,农民却因为农产品的销价低或者无适销市场而苦恼。时至今日,仍然会从新闻上看到诸如“菜贱伤农”、“果贱伤农”等报道。 【关键词】经济学 农民 经济学中的弹性理论和均衡理论可用来解释“丰年伤农”。弹性指当经济变量之间存在函数关系时,作为因变量的经济变量的相对变化对于作为自变量的经济变量的相对变化的反应程度。大多数农产品通常是缺乏需求价格弹性的商品,当供给增加时,供给曲线向右移动,均衡量增加但均衡价格下降,且价格下降幅度远大于需求量增加的幅度,致使因价格下降造成的收益减少远大于因销量增加而带来的收益增加,使农民处于增产不增收的尴尬境地。因为农产品生产周期较长,考虑时间因素,采用“蛛网模型”进一步解释,通过对不同时期的需求量、供给量和价格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分析来摸清“丰年伤农”这一现象背后的意义。“蛛网模型”的前提是生产者总是根据上一期的价格来决定下一期的产量,上一期的价格成为生产者对下一期的预期价格,进而成为生产者预期收益下的产量决策依据。结合大多数农产品需求弹性较小、生产趋同、小规模经营及上市时间相对集中性等特点来看,属于“发散型蛛网”。即当上一期价格较高时,农民会增加下一期的产量以增加预期收入,造成下一期供过于求,价格下跌,农民受损;理性地在下下期减产,结果引起供不应求,价格上涨,又会使生产规模扩大,跌入下一次价格下跌的怪圈,形成“种什么,什么跌;不种什么,什么涨”的尴尬局面。 农产品作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具有必要但需求相对稳定、风险大但回报低、易变质等特点。结合以上三大特点具体分析,造成“丰年伤农”的原因如下: 一、产销信息不对称,个体农户“随大流” 农户生产农产品面临的风险较大,如农药化肥涨价风险,农产品销售的市场风险,洪灾、旱灾、虫灾等自然风险。同时农产品市场供需矛盾转化快,价格波动难以预测。而我国农户居住分散、分布范围广,虽然我国初步形成了一个以农业部门为主,其他涉农部门和社会力量为补充的农产品市场信息体系,但是由于缺乏信息资源共享机制,目前我国并没有一个统一、全面的农产品信息平台,因此农户无法对行情做出准确判断,加上农户平均受教育程度较低,缺乏了解和把握全局信息的动力和欲望,使他们在生产行为的选择上习惯按部就班,随大流,不善于捕捉一些有利于农业生产与销售的信息,由此导致的信息不对称,产品价格上涨,销售顺利时,作为个体的农户的理性选择便会选择来年增加要素投入,扩大生产规模,但是一旦多数的农户对此做出同样理性的选择时,便会导致群体的非理性,供给总量增加,价格必然面临下跌的趋势。 二、农产品市场集中度低,没有形成规模经济 在我国,农产品基本都是由一家一户式的传统小农经济生产,农户零星分散、生产规模小、专业化和集约化程度低、同质性较强,没有形成规模经济来降低成本。农产品市场近乎是完全竞争市场,根据市场结构理论,完全竞争市场的商品价格由市场决定,每一个单个的生产者只能是市场价格的被动接受者,单个生产者的供给量变化难以影响整个市场的均衡价格。个体农户既不能形成统一的品牌和技术标准,共享集中储藏、运输和销售的低成本优势;也不能在讨价还价中发出强有力的议价声音。在信息交换方面,单个农户难以向有关机构反映现状,相关机构也很难了解农户的真正处境,因此难以制定针对小农户的对口扶持政策,农户也很难从中享受到优惠。 三、生产投入相对于收入水平高,政府相关政策的不健全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农产品的安全和质量要求越来越高,农户的生产投入变大,相对于收入水平太高。同时面临较多的风险,却不能得到相应的回报,而且这些风险一旦发生,将给农户造成巨大的损失。农户的投保意识不强,通过权衡成本较高的保险支出与增长并不太多的收入,他们大多只能选择与风险博弈,低投保或不投保。在市场化的风险保障缺失后,政府并没有制定相应完善的公共风险管理政策,也没有利用及时引导农户生产,制止跟风行为。由于相关的农业风险管理的法律法规不健全,资金、技术、人员投入不到位,使得农户面临风险后,致贫返贫的程度更加严重。 解决“丰年伤农”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实行规模化经营 改变一家一户的小规模农户经济,实行集约化、规模化生产,享受规模效应带来的成本降低等优势,提高产品的竞争力。比如说,可以通过租赁的方式把原来属于每个农户的土地集中起来,实行规模化生产与经营。出租土地的农户就在农场就业,这样既可以收到租金又可以领取工资,既规避了自己耕作所面临的自然风险,同时又不用担心农产品销售的市场风险。 (二)发挥农产品差异化竞争优势,发展特色经济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市场需求的多样化给农户带来了新的商机,我国各地农村的气候、土壤等条件各不相同,农副产品的品种也有很大差异,发挥差异化生产的竞争优势,因地制宜,发展当地特色农业,实现“多赢”。 (三)大力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增加需求弹性 农副产品与原粮相比,其弹性要高得多。鉴于农副产品保鲜期短、易变质的特点,必须大力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增加需求弹性,延长产业链条,增加农产品附加值。当然这是需要政府、农户、技术人员多方配合,保证加工的农产品为市场所需。 (四)积极建立完善、统一的信息平台,扩展销售平台 丰年伤农很大程度是因为信息不对称。对我国传统农业进行信息化改造,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手段。通过建立完善、统一的信息平台,增强农户的抗风险能力;利用网络通讯技术,让农民及时获取信息,依据市场需求状况来决定种植品种和数量,从而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农户可以将线下销售扩展为线上线下结合销售,利于淘宝、微信等电商平台,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树立品牌,提升农产品的竞争力。 管理经济学论文:基于人事管理经济学的视角探讨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摘 要:尽管现在企、事业组织开始意识到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重要性,但是我国广大企、事业组织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方面还是存在很大缺陷,提升企、事业组织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水平是关系到企、事业组织竞争力提升的重要因素。良好的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离不开人事管理经济学的思想作为支撑,但是我们国家现在很多中小企、事业组织缺少这种管理意识和理念,导致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水平落后,需要通过实践进行进一步探索和提高。文章分析了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以及人事管理经济学的内涵,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活动中人事管理经济学的作用与基于人事管理经济学的视角提升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水平。 关键词: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经济学 劳动关系 一、人事管理经济学概述 人事管理经济学研究对象是劳动关系以及劳动经济,人事管理经济学不同于古典经济学或者新经济学派,更多的是接近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属于一个交叉的学科范畴。当前在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之下,人事管理经济学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劳动力的再生产(包括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以及劳动力的扩大再生产)、劳动力就业(就业宏观经济目标、就业与生产率、就业的培训)、劳动力结构、劳动力管理(宏观的劳务市场体制以及劳动力合理流动的管理;微观层面主要是劳动分工协作管理以及劳动环境和人体保护)、劳动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以及养老保险等等)。人事管理经济学当前研究的范围涉及了劳动力有关的方方面面,同时也关系到社会整体经济的宏观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与国际上相比,我国人事管理经济学的研究起步比较晚,所以导致研究水平相对比较落后,国内专门从事人事管理经济学研究的机构和个人不多,所以目前人事管理经济学的发展还不够成熟和完善。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我们需要不断提升对于人事管理经济学的研究投入,不断地促进人事管理经济学的研究发展。这对于我国劳动经济市场具有重要作用。 二、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概述 现代化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体系由六个模块组成,分别是人力资源的招聘、人力资源统筹规划、人力资源绩效管理、薪酬福利、人力资源培训及开发、劳动关系管理。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是企、事业组织或者其他组织通过科学手段管理人力资源,促进其发挥最大潜能的管理,也是当前企、事业组织管理者,尤其是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必须要掌握的技能,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水平关系到企、事业组织的发展。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研究起步于上个世纪80年代,在不断地实践探索当中成熟,目前已经被广大企、事业组织认同和接受,并且慢慢脱离于传统的人事管理制度,尤其是最近兴起的战略性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更是成为现代化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理论的重要内容,推动了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理论的深入发展。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组织、协调企、事业组织内部的各项资源,以保证使得员工人力资本最大化,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创造力。最基本的指导思想其实就是源自人事管理经济学当中,以人为本,充分保障员工权益,并且营造一个良好的工作劳动环境,激发员工创造更多价值。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目标是需要满足企、事业组织整体的战略需要,并且保证组织整体以及员工个人目标都可以得到实现。 三、现代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当中人事管理经济学的运用 现代企、事业组织发展过程中,人力资源作用不断提升,现代化的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将人力资本作为企、事业组织的核心,企、事业组织想要取得发展需要保持一定的竞争力,就需要不断提高人力资源水平。但是目前我国企、事业组织,尤其是中小企、事业组织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存在很大的问题和缺陷,导致了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效率十分低下,而且人力资源存在很大的浪费。企、事业组织不了解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方法以及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我国广大中小企、事业组织依旧处在产业链的低端。 1.人力资源雇佣当中的人事管理经济学运用。人事管理经济学的理论当中,每增加一个劳动力产生的费用(也就是该工人的工资以及福利的综合值)称作劳动力的边际费用,将投入一个劳动力得到的收益称之为边际收益。企、事业组织生产周期当中,资本的投入一般相对固定,但是对于劳动力的投入就存在很大的流动性,企、事业组织需要获得高的投资收益,就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改变工人的雇佣数量。如果劳动力的边际费用超过了劳动力的边际收益,那么企、事业组织就应该缩减劳动力规模,反之如果劳动力的边际收益超过了劳动力的边际费用,那么企、事业组织就应该扩大自身的劳动力规模。如果一个企、事业组织可以在一定的时期控制好自身的边际成本以及收益的比例,不断实现资本和劳动力的替代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和资本的不足,并且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 2.人力资源培训开发当中人事管理经济学的运用。人力资源培训开发对于新入职员工具有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可以快速熟悉掌握业务技能,另一方面也可以培养对于企、事业组织文化的认同和对企、事业组织的忠诚。因此,人力资源培训和开发环节是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重点之一。人事管理经济学的视角下,人力资源的培训可以量化。人力资源培训可以分为一般性的培训以及特殊的培训,一般的培训只能等量的增加一个员工对于多家企、事业组织的产出,特殊培训内容比较深入专业,仅仅是针对唯一一家企、事业组织员工业务的培训,对于提高员工生产率有作用。所以企、事业组织为员工选择培训的方式也需要考虑很多的因素。如果企、事业组织给员工提供一般的培训,培训费用假设为300元一个人,培训前员工边际收益是1000元,培训后边际收益是1400元,培训前假设员工工资等于边际收益1000元,那么培训之后员工工资应该达到1400元,但是由于企、事业组织花费了时间和费用,所以希望支付的工资仅仅是1300元,稍低于边际收益。这个时候员工和企、事业组织会存在一个博弈关系,员工可能完成培训之后,去其他企、事业组织寻找工资更高的工作。如果企、事业组织提供的是自身企、事业组织量身定制的培训方案,那么无论是何种支付方式,企、事业组织最后都可以获得利益。但是目前我们国内的劳动力流动性一直很强,主要原因就是企、事业组织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水平不高,而且缺乏自身特色。我们国内企、事业组织需要根据自身企、事业组织的文化以及特色打造一套独一无二的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以及员工培训开发制度体系,同时利用人事管理经济学的理论指导人力资源的培训和开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地减少员工的流失,增强企、事业组织内部的人员结构稳定性。 3.人力资源薪酬管理中人事管理经济学的运用。薪酬管理也是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重要环节,一套有效的薪酬管理方案可以有效地激发员工热情,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员工积极性和忠诚度。薪酬管理主要和人事管理经济学当中的替代效应以及收入效应有关。人事管理经济学当中提到的替代效应,员工收入不变,员工工资的上涨就会导致闲暇价格上升,这样一来员工就会尽量减少自己的闲暇时间,增加工作时间。一个是收入效应,收入增加,工资保持不变,那么理想的工时数就会减少。所以企、事业组织在制定具体的薪酬管理方案时,需要强化替代效应,弱化收入效应,这样可以进一步激发员工努力工作的主动性。 四、基于人事管理经济学理念改善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1.运用人事管理经济学理论进行人力资源招聘和选拔。人力资源的招聘和选拔环节是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基础,需要企、事业组织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部门给予充分重视。但是目前我国很多企、事业组织人力资源的招聘和选拔方式缺少足够的科学性,尤其是中小企、事业组织体现得更加显著。企、事业组织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思想没有问题,但是具体的方案选择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最为理想的就是降低成本,而工人的工资一般占据很多企、事业组织的成本支出的很大一部分,企、事业组织要想减少成本支出,就需要合理的进行员工招聘。按照人事管理经济学的劳动力和资本的替代效应来分析,对于新兴企、事业组织有很好的借鉴意义,但是我国中小企、事业组织没有很好地利用这一点。 2.运用人事管理经济学进行人力资源的培训和开发。人力资源培训和开发是企、事业组织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重要环节之一,而且具有一定的持续性,人力资源培训和开发包括新入职员工以及老员工。在一定程度上面都有助于提高新老员工对于企、事业组织文化和企、事业组织价值认同,并且不断培养员工的忠诚度。企、事业组织在选择员工培训的方式和具体内容时,需要参考人事管理经济学当中有关于培训边际效益和边际成本的分析,并且通过分析员工和企、事业组织的博弈关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员工的流失。 3.运用人事管理经济学进行薪酬福利制度的设计。薪酬福利管理是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六个模块当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最开始的人事管理经济学对于人力资本投入研究基本上就简化为研究劳动力的工资支付效率问题,但是在当前我国市场经济日渐成熟的情况下,需要进一步完善对于薪酬福利内容的设计。企、事业组织在进行工资制定时,人事管理经济学考虑的主要就是工资支付的效率,需要考虑工资变化的收入效应以及替代效应,这关系到企、事业组织的员工积极性。前文已经分析工资收入效应以及替代效应对于员工积极性的影响,因此工资水平直接影响到员工工作的积极性,企、事业组织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部门和财务部门设计员工薪酬福利时需要考虑企、事业组织的现状,效率与平等是一种取舍关系。企、事业组织要想员工保持高水平的工作效率,就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员工薪酬福利制度设计的科学性,这样一来,就可以促进企、事业组织整体效率的提升。 结语 人事管理经济学研究的是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市场相关的问题,而企、事业组织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则是企、事业组织对于劳动力资源进行优化配置的过程,两者密不可分、息息相关。企、事业组织需要不断地运用人事管理经济学的理论进行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活动,这样可以有效地促进人力资源配置的优化,从而推动企、事业组织整体的发展,也可以满足每一个劳动者的职业价值实现需要。 管理经济学论文:基于管理经济学视角的淘宝“双十一”成功分析 摘 要:网络时代的到来,人们的消费方式由传统的现实交易转变为网络交易。在众多的网络营销中,淘宝“双十一”的巨大成功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本文基于管理经济学的角度,分别从成本、需求和消费心理三个方面剖析了淘宝“双十一”取得成功的内在原因。进一步阐述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管理经济学对于现代企业管理者的启示。 关键词:管理经济学;淘宝商城;双十一 一、研究背景 淘宝“双十一”购物狂欢节始于2009年,此后的每年11月11号,都呈现一番全民狂欢的景象。从2011年到2014年,每年的11月11号的淘宝商城的交易金额分别是33.6亿、191亿、350亿、571亿,这个数字的激增可谓十分惊人。这一方面使广大消费者得到实惠,另一方面也使淘宝商城得到飞速发展。 二、从管理经济学角度分析“双十一”成功的原因 1.成本分析 淘宝商品的低价格主要是原因是低成本导致的,主要体现在: (1)商家无需缴纳高昂的店铺租金。商家每年只需要向淘宝网缴纳一定的服务费,这跟实体店高昂的店铺租金相比相当于是冰山一角。 (2)低廉的人工成本。淘宝商家只需要雇佣几个网络技术人员和客服人员就可以实现经营运作,人工成本低;而实体店铺需要结账、销售、卫生、仓储等人员,人工成本较高。 (3)税收制度不完善。目前,电子商务的税收问题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因此,在税收方面可以节约一大笔成本支出。 2.需求分析 (1)收入提高,需求增加。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者的购买能力增强,导致了消费者对正常商品的需求增加。这是推动“双十一”现象产生的客观原因。 (2)电子商务的出现为快速消费提供契机。网络的快速普及使得中国网民迅速增长,同时电子商务消费模式的出现架起了一座沟通网购消费者和商家交易的桥梁,促进了网络营销的快速发展。 (3)快递物流业的飞速发展。近几年来,由于电子商务的流行,快递物流业也得到了共生发展。现代物流的业务需求量明显增加,运作效率也显著提高,为网络营销的健康发展提供重要保障。 3.消费心理分析 (1)低价格吸引策略。前面的成本分析中提到了淘宝的商家具有低成本的优势,使得淘宝的同质商品的价格绝大部分是低于实体店的价格的。因此,消费者趋向于选择去淘宝购买。而在每年的11月11日,淘宝会推出一年当中最低的折扣,商品的价格只是平时的1/2或1/3。甚至有时候是采用0元、1元、9.9元秒杀的方式来吸引消费者的眼球。这只是以牺牲小部分利益为诱饵,来赚取巨大的销售量来获得更多的盈利。 (2)消费从众心理。在“双十一”即将到来之际,淘宝商城通常通过网络、电视等媒体多方面、全方位的宣传促销活动,刺激消费者的消费欲望。在这种浓烈的购物氛围中,淘宝的忠实消费群体十分容易冲动购买,不理智的消费者也会跟着盲目购买。这种从众消费心理是每年淘宝“双十一”巨大交易额形成的强力催化剂。 三、管理经济学对现代企业管理者的启示 1.降低经营成本,占据市场主动 经营成本的高低,是企业能否占据市场主动的一个关键因素。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是企业经营成本的两大构成部分。如果企业能够降低这两部分的成本,那么其商品的单位成本就非常具有竞争力。通过低价首先占据市场份额,如果竞争对手无法做到价格跟进,那么企业就占据了市场主动权。前面我们分析过淘宝成功的成本原因,把较低的店铺租金视为较低的固定成本,把低廉的人工成本和税收的缺失视为较低的变动成本。这就使得淘宝商家可以采用低价格定价策略来吸引消费者,最终取得成功。 2.分析需求规律,抓住市场机遇 经济学当中的需求规律为:其他条件保持不变,当价格上升时需求量下降;当价格下降时需求量上升。企业管理者还应该充分理解需求价格弹性和收益之间的关系。通常,对于需求价格弹性小于1的市场紧俏商品,企业可以大胆适当提价,这样不仅不会降低需求量,反而能够增加利润。对于需求价格弹性大于1的商品,其替代性较强,企业应该降价销售,以低价快销、薄利多销来争取销售量的增加。淘宝商城就是成功地利用了这一点。 3.把握消费心理,赢得市场先机 消费心理,即对消费者偏好的把握。消费者对某种商品的偏好越强,其对该商品的需求就越大。低价格策略就是抓住了消费者对低价商品偏好的心理,最终达成交易的促销方式。因此,商家和企业应该注重分析和把握消费心理,才能在市场竞争中把握先机。 四、结束语 淘宝商城“双十一”的巨大成功,以及实体商铺经营环境的日渐恶化,我们找到了淘宝成功和实体店铺失败的原因。企业成败的关键就在于能否透过经济规律来分析和思考问题。作为一个企业管理者,应该培养从整体、系统的角度分析和思考问题的能力,建立依据经济规律来进行管理决策的思维方法。通过理性的思维来制定科学的计划并有效实施。这样才能使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管理经济学论文:从管理经济学角度谈对理工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 摘 要:素质教育倡导的是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素质教育培养的结果可表现为一种生活态度、一种认识问题角度、一种解决问题方法或者一种做人做事的基本能力。文中结合反映经济与社会的股票市场案例分析阐明了大学生如何选择就业;论述了管理经济学中的边际分析法在理工大学生情感生活方面的应用;分析了对大学生企业经营管理能力的培养有助于他们毕业后实现自主创业;最后指出管理经济学应用在实际生活中可以提高每个人的生活品质。 关键词:管理经济学 综合素质 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4)03(b)-0220-02 对进入21世纪以后通过大学教育培养出来的理工大学生而言,虽然在专业知识及技能方面有较强优势,但在理解和解决当前社会所面临的一些实际问题,特别是具有较强的综合性问题时表现出相当的局限性[1]。通常素质是指在人的先天生理基础上经过后天教育和社会环境的影响,由知识内化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心理品质,素质教育是一个融培养学生健康人格、强烈生活责任感、人际交往能力及良好协作能力为一体的复杂系统工程,而素质教育的开展有助于大学生从多学科角度综合解决自己学业或工作中所面临的实际问题[2]。所以,深入探讨素质教育选修课程学习对理工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具有非常重要地社会现实意义。 1 结合反映经济与社会的股票市场案例谈理工大学生如何选择就业 众所周知,规范运作的股票市场是一个接近完全竞争的市场,在这样的市场里股票价格能比较充分地反映企业价值,它能够对人们在国民经济中有效地分配投资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3]。不过现实生活中股票市场里大户的存在和不同程度的欺诈和操纵股价的行为也会损害到股民在股票市场中的正当竞争,削弱市场在配置资本资源方面应起的作用。一般来讲,股民炒股的目的是为了通过股市交易使自己拥有的资金财富最大化,炒股手段会因人的性格及思维方式的不同而异,显然良好的心理素质是炒股成败的关键;另外企业为了融资而上市,进而通过股市交易来实现经营的扩大再生产。 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导致资源间有一定程度的可替代性,从而使人们的经济选择成为可能,当股民和上市企业面对股市进行各自具体的经济选择时,依靠的是价格信息,当供求平衡时也就实现了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政府允许股市的存在是为了把社会上闲散资金通过股市进行优化配置,从而进一步消除垄断,真正地引导股市向健康方向蓬勃发展。 实际上若理工大学生毕业后发现自己不适合于在理工专业上发展,那么可以考虑选择自己的特长方向发展,及时对自己的人生做慎重地调整。例如如果有志于做企业经营或金融投资方面的工作,不妨通过素质教育选修课“管理经济学”的系统学习,充分将所学经济分析方法运用于社会实践中,并深入地了解以上所述的股市行情及经济运作规律,以帮助自己进一步了解社会、适应社会、立足社会,为毕业后实现顺利就业做好充分准备。 2 边际分析法在理工大学生情感生活方面的应用 现在理工大学生在上大学青春期一般也面临如何处理同学友谊、爱情等情感问题,当面临一段新的恋情时,不妨应用管理经济学中的“边际分析法”可做出正确地人生情感选择[4]。使用边际分析法具体决策时,即把因决策引起的边际收入与边际成本相比较,看看利润(净效益)是增加了还是减少,这种分析方法的精髓在于判断一个方案是否可行取决于采用方案前后净效益的变化,而不管采用方案前成本或效益曾是多少,它体现了向前看的管理决策思想,并且很容易与数学上微分学相结合而成为解决相关最优化问题的方便工具[5]。据此我们的判断是:过去自己所有的情感经历都属于沉没成本,毫无疑问它的确是人生的一笔重要财富,但现在正确的情感决策是面向自己未来幸福人生的,所以只要自己与新恋情交往对象的爱情源自于两个人内心深处的彼此欣赏、相互信任与相互理解,并且珍惜两个人生命所赋予的不可替代的刻骨铭心的生活体验,共同构建心灵深处的海市蜃楼,即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那么就一定可以走出自己过去情感经历的阴影,这样的情感生活最终会步入婚姻殿堂,共同生活到永远的! 3 对理工大学生企业经营管理能力的培养有助于他们毕业后实现人生自 主创业 现实中的企业运作涉及到多方面实际问题的解决,其中包括: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的综合利用及优化选择,还有关于产品的技术创新突破,以及委托问题的处理等等。因此,下面想通过对企业基本运行机制及规律的分析谈谈对理工大学生企业经营管理能力的培养,以满足他们毕业后有志实现自主创业的实际需求。 3.1 宏观分析企业经营状况 企业的经营与发展受到内外环境因素的影响,内部主要解决综合管理问题,外部需要考虑如何实施供应链管理,运用公共关系加强与其它企业的相互合作,充分利用企业所拥有的一切资源来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以促进企业的长足发展。尽管企业实际面临的管理问题复杂程度不同,但一般都遵循这样一种基本模式:确定实现既定目标的不同方案,然后选出以最节省资源的方式实现目标的方案,同时要考虑到相互影响的竞争决策者的可能行动与反映。 3.2 企业亏损原因及扭亏为盈的解决途径 例如:武汉重型机床厂属于国家大型企业,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面对市场的激励竞争,由于跟不上市场变化,所以武汉重型机床厂1996年至1999年期间出现了连年亏损,资产负债率达到92.41%,最终成为武汉市的严重亏损企业。企业扭亏为盈的解决途径:(1)把企业在资本市场上卖掉,让大企业兼并,大鱼吃小鱼;(2)宣布破产,其好处在于可逃脱一切债务,坏处是影响企业形象及品牌,以致于在重整企业经营时面临更大困难,没办法找到更好的合作企业,自己的信誉受到影响;(3)利用减员增效来处理企业亏损问题,使企业留有的人员与机器设备保持最佳比例,这样做符合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具体定量裁员可结合多种投入要素最优组合原理的计算来实现,即保证企业中各种员工的MPL/PL值相等,此时各种员工间的比例就达到了最优,从而为企业创造出更多地财富。 3.3 企业生产经营中面临的规模经济问题的解决 另外,企业的生产经营中还需要解决其他各种问题,例如规模经济问题,当企业生产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必然降低了产品制造成本,这说明企业生产存在一个最优规模,即长期平均成本与短期平均成本线相切其切点对应的产量而形成,利用这一点可精明指导企业进行有效经营生产,以提高其经济效益。 由此可见,管理经济学的系统学习可帮助理工大学生通过分析反映经济与社会的各种案例来了解社会,并培养其企业经营管理的实践应用能力,这有助于理工大学生毕业后实现自主创业并成功立足社会打下良好的基础。只有活学活用管理经济学的基本知识,并掌握以上所述的企业生产运作的基本管理与经济规律,才可以帮助理工大学生实现自主创业的梦想。 4 管理经济学知识在每个人实际生活中的应用 管理经济学中的机会成本概念指资源用于其他的、次好的用途所可能得到的净收入,大学生生活中是否上网也是一种生活决策,是否上网选择的依据之一就是上网的机会成本大小[6]。例如:大学生目前正在准备期末考试,此时学校可能会限制大学生上网,因为上网要占用学习时间,而时间是稀缺资源,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资源的用途要有所选择,即资源配置优化问题―― 将有限资源使用在最有价值的地方,所以,虽说大学生可以把时间用于多种不同的用途上,但同一时间段内上了网就不能复习功课,从而导致学业成绩下降,这就是上网的机会成本。另外,人们选择上哪家网站还取决于所选网站资源内容的精彩程度,不同网站在同一时段内有新闻、娱乐、足球赛等不同的内容,并且被不断地刷新,所以通常人们会选择受益最大的网站内容浏览来愉悦地满足自己学习与生活上的精神需求,以不断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质。 又如一名本科毕业生如果准备报考研究生,他要考虑的成本不仅包括学费、生活费,而且还要考虑如果读研究生就将放弃的直接就业会给他可能带来的收入。实际上他应该将读研究生视为一种人力资源投资,以长期人生规划的观点来进行个人生活决策。 综上所述,机会成本可以较准确地从全社会角度来反映有限资源用于某种经济活动或个人生活所实际付出的代价,从而迫使人们比较合理的分配和使用自己已经拥有的各类不同资源,真正学会选择如何用最小的实际付出获得最大的生活技能与财富积累,把所学经济知识融入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以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 5 对理工大学生人才培养而言素质教育的重要性及实用性 素质教育选修课程开设的意义在于满足大学生不同学习需求,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增强学生的文化底蕴,培养多种技术及生活技能,以培养和提高理工大学生的综合素质[7]。所以,教师在素质教育选修课堂上需要有意识的将书本知识与实际生活相联系,重在启迪学生的心智,从而培养学生的文化素质,其终极追求在于促进学生个性的自由发展、能力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心灵世界的完善。 课堂教学内容的丰富性既体现了学科交叉、相互渗透的发展趋势,更体现了创新人才综合素质的培养。因此,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应把管理经济学的基本内容和企业经营社会实践相结合正确引导学生积极思维,从而逐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及解决管理经营问题的实际能力。对理工大学生而言,4年大学生活是人生经历的一笔重要精神财富,只要大学深造期间能把心灵沉寂下来,专注地做一些有价值的事情,并且珍惜已经拥有的大学生未来职业发展的自由天空,就可以走出实现自己完美人生的成功之路。 管理经济学论文:管理经济学在企业管理决策中的应用 摘 要:管理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在企业管理决策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通过经济分析的方式来处理企业的不同经营管理问题。 关键词:管理经济学;企业管理;决策;应用 一、引言 企业管理中牵涉的决策问题较多。例如,财务决策、销售决策、组织决策、人事决策等等。管理经济学关系到企业资源合理配置的经济决策。管理经济学是独立的经济学应用学科,虽然发展时间并不长,但是由于有很强的指导意义被广大管理者所接受,对未来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二、生命周期管理 生命周期管理源于产品的生命周期理论,包括定义、技术以及规程的较为灵活的综合性结构,生命周期管理属于产品的管理系统,目标是把一个组织的产品以及产品结合的所有生命周期以及价值链所引发的环境负荷及社会经济影响的最低化。同时对企业的产品研发及投放周期有重大的参考价值,进而影响到企业的基业长青。 三、战略管理(宏观经济) 战略管理是指对企业战略的管理,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这就要求高级管理层具备相关的能力及素养。宏观经济管理是政府将国计民生作为目标,透过不同的政策、制度、法律,对市场经济运转的总量与结构进行协调,把控活动的综合。而外延包含了所有国民经济、地区经济、城市经济、部门经济、县区经济、乡镇经济的结合。管理者对宏观经济的理解、把握决定着企业的生存环境和发展方向。 四、管理经济学与企业管理决策之间的关联 管理经济学指的是对企业在一定宏观及微观环境下的研究可以发现,面临如环境束缚等问题应当怎样把有限的资源更加良好的进行运用,来实现既定企业目标。身为应用经济学的一个分界点,管理经济学主要包含了企业决策的经济环境、研究决策最优化的问题。[1]可是,面对企业决策人员来讲,大型繁琐的理论系统可能并非具有实用价值,可通过理论里抽象的一些原则或方法,就能够让管理人员在企业决策里快速掌握重要的事件。只有将原则和方法进行渗透,才可以养成良好的管理习惯,而且把这样的思维方式以及习惯的使用在企业生产、运营决策的考量当中,才可以完全感受到管理经济学。 五、投入产出同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 所有物质资料的生产,都需要将一定数量的劳动对象、劳动方法、劳动力融入生产过程当中,令其结合,从而就会生产出一定数量的物质产品。所有部门的产品通过用途能够分成中间产品以及最终产品。所有部门在投入和产出方面具有非常紧密的关联。这样的关联还可以从实物形态和价值形态方面的联系进行分析。因此,也被称之为技术经济性关联。 六、管理经济学在企业生产管理决策中的作用 首先,真正感受需求规律,有效运用企业产品统治市场。可是,企业只是依照以上方法来降低产品的固定成本和简单掌握一般商品的需求规律是不充分的,应当对变动成本进行把控,令其产品单位的平均成本具有竞争力,如此就能够缓解价格弹性及收益之间的关联,并将其使用在需求规律中为企业提供应有的服务。 其次,透过管理经济学里的科学成本分析,能够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来提高生产的规模,加快生产处在规模报酬攀升的阶段,以此来构成规模经济的优势,将低成本和推销方法有效结合。 最后,运用管理经济学原理进行理性的判断。在系统方面,欠缺对企业经营的指导,进而令企业构成特有的经济学理性思维的意识,对问题进行思考,并以此对企业的经营进行指导。 管理经济学为经营决策提供了一种系统而又有逻辑的分析方法,这些经营决策既影响日常决策,也影响长期计划决策的经济力,是微观经济学在管理实践中的应用,是沟通经济学理论与企业管理决策的桥梁,它为企业决策和管理提供分析工具和方法,其主要理论在需求、生产、成本、市场等方面为决策提供重要指导作用。 七、设计管理经济学的框架 (1)管理经济学的重新界定体现出应用管理经济学的技术、理论以及方法。企业必定是市场经济里具备独立且完整决策权的企业。社会经济是现代市场经济,企业是具备清晰产权的现代企业,政府行政干预应当压缩到最低限度,企业、市场、政府经济行为的法律基础要非常完善。 (2)面对我国企业急需处理的规模不够经济、经营不是集约化的现实问题,将规模经济、集约经济的内涵进行阐述,并提出实际应用的方法,来处理我国企业的两大问题。 (3)汲取了系统管理学特有的权变管理学派的理论精华,并提出系统权变决策的理论,进而以境遇权变决策来取代传统管理经济学。 (4)为了提升处理不同企业经济决策问题的能力,新框架不断涉及设备投资方案的决策、设备更新方案的决策、生产和库存决策的方法、定价决策、人力资源配置、广告决策等范畴。 八、管理经济学在企业管理决策中的应用 (1)深刻感受需求规律,有效运用企业产品的需求价格空间,快速掌控市场。对于普通商品的需求规律而言,一切其他条件不变,价格降低,需求量提高。价格提高,需求量降低。可是,身为企业只是掌握普通商品需求规律是不充分的,应当对需求价格弹性以及收益的关系给予理解,并将其运用在企业的战略服务当中。 (2)科学的成本分析能够降低成本,提高生产和销售,构成规模经济的优势。产品研发过程中,一旦可以有效运用标准技术来降低成本,对集中力量提高产品特色的整体设计十分有利,保证产品质量,对企业的组织结构进行分析,删减多余劳动力,只要处理得当,就能够较为明显的提升企业效益。转变劳动组建方式,有效运用设备、人才以及生产环境。 企业有效运用规模优势,不但降低供货商的进货成本,还会由于规模的构成降低自身的生产产品部件的成本,令其生产的产品性能持续攀升,价格却明显降低,提高了竞争力,进而积极扩大生产,把长期平均成本掌握在U形的前半部分,令规模经济的整体效应能够达到最优。[2] (3)企业领导应当有效运用管理经济学原理进行理性判断。企业在决策之前应当对市场进行透彻的分析。对市场的需求量、产品的价格弹性进行分析,来判断产品的定价。企业的领导应当透过价格策略来转变企业的境况,一定要了解产品的价格弹性,如果弹性不足就应当涨价,弹性充足就应当减价,不然,就是自取灭亡。价格弹性的预测成了制定营销计划的重中之重。企业的营销部门应当透过价格促销、交易折扣、兑奖券等不同形式,让收益达到最大化,一定要了解不同顾客群的喜好以及商品的价格弹性。[3]掌握不同商品给企业战略策略带来的作用。并且企业应当通过成本原理,为企业的生产能力建立清晰的认识。 九、结束语 由于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市场机遇的不断成熟,市场的不断变化给企业管理人员的决策能力提出了挑战。经营者只有把管理经济学的精髓融入个人思想,建立积极的思维习惯,并不断在实践中进行应用,才可以在竞争如此激烈的环境中挣得先机。 管理经济学论文:从管理经济学看电商对传统商业冲击 摘 要:电商兴起对传统商业的冲击是无庸置疑的,本文从管理经济学的角度辨证分析了电商对传统商业冲击,阐明企业之间要从非理性的竞争回归到商业的本质。 关键词:电商; 传统商业; 冲击 2012年,对于电商与传统商业来说都是不平静的一年,先是由8.15的电商大战,后是“双11”的网购,还有“双12”电商促销节。 本来,电子商务作为一种模式、工具,传统商业企业一样可以使用,因为在美国,电子商务一开始都是由传统商业企业发起的。无可否认,电子商务给传统零售渠道带来巨大的冲击。 但是,不管是媒体、企业、消费者等,对于电商的认识似乎陷入了一种误区,要么全盘否定电商模式,要么全盘否定传统的商业模式。最明显的就是马云说的一句话“要么电子商务,要么无商可务”。他认为,就像狮子会吃掉羊,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新模式将是“对于传统商业生态系统的一次革命性的颠覆。” 一、问题的提出:电商模式是“猛师”吗? 被策划为“光棍节”的“双11”,成了商家的又一次商机。而对于2012年的“双11”却又意义非同一般,因为这一天“光棍节”,倍感凄凉的不只是那些单身男女,还有那些门庭冷落的百货公司,尽管不少商场在显眼处也应景地打出了“迎双11优惠”的海报,但与天猫商城“双11”当日销售额达132亿元的战绩相比,人气实在是天差地别。除了天猫,当当、苏宁易购、国美网上商城等电商网站“双11”促销活动也成绩裴然。似乎只要借到了“双11”购物节的东风,电商网站都不愁没有顾客,定能赚得盆满钵满。但事实是否如此美好? 二、“双11”网购沸腾的原因 1、电子商务的价格便宜、运输快捷、选择广泛等因素带来的优势是明显的,已吸引部分消费者改变其购买习惯,特别是年轻的一代消费者。 2、“双11”电商的“5折”口号,更是将消费者的消费需求集中释放。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尽管“双11”促销活动的销售纪录是一天内创下的,却并不能把这个销量单纯地看成是一个单日销量,实际上是透支了后面两个月乃至三个月的消费力达成的,因为顾客的预算就这么多,有可能这一次他们就把半年的预算用光了,一次消费完后,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再购买,这种规模不是常态,换句话说“双11”并没有更多地创造增量需求,它创造的是人为的销售洪峰。这从随后进行的“双12”电商促销节出现“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惨淡景象就可以看出。 三、从管理经济学角度剖析电商对传统商业的冲击 (一)无论是传统商业还是电商,都要以满足消费者需求来创造利润 所谓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是指消费者在一定时间内和一定条件下愿意并且能够购买的商品或劳务的数量。有许多的因素影响着人们的需求,如:商品的价格、相关商品的价格、消费者的收入、广告支出、预期价格变化、市场消费者的人数等。从本次“双11”电商促销活动来看,消费者的需求是巨大的,根据阿里集团提供的数据显示,在11月11日“光棍节”网购当日是,天猫和淘宝的支付宝的销售额达到191亿元,这不仅是中国单日零售的最高纪录,中国也成为全球网购单日销售纪录拥有国,原因就在于: 1、商品的价格 (1)相对于传统商业来说,电商企业的部分商品在价格上的优势是明显的 电商企业省却了店面租金、压货积压、人工费用等,避开了传统零售业的通道费用、物业出租利润、投资收益、预付卡沉淀等痼疾。所以在同样的商品条件下,网购的价格优势吸引着消费者的需求。有《羊城晚报》的记者在“光棍节”前进行体验调查,比较网购与实体店购买哪个划算?这位记者欲购的是某品牌的瑞士时尚腕表,此品牌在广州各大商场都有连锁店,标价统一。记者看中的那一款红色腕表实体店标价810元,没有折扣。而在淘宝某网店,此款手表也在售,价格600元不到且包邮。 (2)商品需求的价格弹性 不难发现,在本次“双11”电商促销战中,销售额最高的前两名是鞋子和服装、家电等商品。这些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是比较大的。所谓需求价格弹性是在一定时期内消费者对一种商品或服务的价格变化的反应程度。需求价格弹性越大,表明价格的下降对需求量的增加会加大,特别是在本次“5折”口号的促销价格刺激下,消费者的需求被电商有效调动,造成销售额的激增。 2、市场消费者的人数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电商的兴起,离不开网商的迅速成长,到2011年,我国网商规模已经突破8300万人,光是淘宝网卖家已经超过600万家。而相对应的成为网购消费者的数量则更多,据阿里集团提供的数据显示,在网络参与人数中,支付系统共2.13亿UV(独立访客),这也导致了网购市场需求量的上升。 (二)这是电商与传统商业模式的一种博弈 8.15的电商大战,主要是京东商城和苏宁、国美等家电零售巨头的一种竞争。目前,中国的家电零售行业已形成一种寡头竞争市场结构,所谓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是指少数几家企业控制整个市场的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的这样一种市场组织。我们知道,形成寡头垄断市场结构的主要原因是企业的规模式经济性,在家电零售行业,规模经济性显著,国美与苏宁就是凭着连锁经营的模式,通过规模经济,用较低的价格,较低的成本,占领着较大的市场份额。在京东商城之前,国美与苏宁经过多年的发展,已成了线下的家电零售连锁巨头,逐渐取得了家电渠道控制权,两大寡头虽有竞争,但更多的是非价格方面进行竞争,也就是从广告、产品质量、市场策略上进行竞争。随着电商的发展,作为电商的家电零售巨头京东商城不断发展壮大,当然这种发展壮大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的,因为京东商城2011年亏损近12亿元,毛利率仅为5%。由于寡头垄断市场企业之间的行为相互依存性,因此,一家企业在作决策时,必须考虑竞争对手对自己的决策可能做出的反应,具有一些博弈的特征。 而2012年的8.15电商大战是京东商城自恃电商的低价优势,向电商方面仍然较弱的苏宁和国美两家电零售巨头发起价格大战,想取代传统的家电零售业,取得家电的渠道控制权,也即是对供应商的控制权。京东商城的CEO刘强东说,“没耐心陪着苏宁10元10元地降价了,上午11:00-12:00直接发放“满2000减300”和“满3000减500”的大家电优惠券,相当于每件便宜300-500元,一步到位!”由此引发苏宁和国美均宣称其线下门店加入促销大战,国美华南大区总经理高集群甚至喊出“奉陪到底,干掉京东”。电商的价格战全面引入线下,国美宣称从8月17日起,国美电器全国1700多家门店调整价格,直破网价;苏宁广州地区管理中心总经理范春燕也称,苏宁电器线下1700多家门店将于8月17日起启动全国大规模促销活动,最高降幅达到50%,承诺价格最低。不过,根据新浪微博发起的调查显示,超过七成五的网友表示由京东发起的此次价格战就是一次“纯忽悠”。因为据第三方的报告显示,京东、苏宁、国美这几家网站超过10万件的商品中,直正价格下降的不足10%,京东大家电在广州地区的库存更是被爆平均缺货率高达6成。京东商城没有认清寡头市场的共有特征,也即是它降价,它也不会获得整个市场,在调整价格后,销售量的增加或减少还取决于它的竞争方的反应。 本次电商大战,还受到了供应商的强烈反弹。海尔与京东商城停止合作,海信电器营销副总胡剑涌表示,坚决反对任何渠道单方面没有原则地打价格战。深康佳副总穆刚也质疑:“京东商城是在经营企业吗?是在毁灭社会财富!中国企业家如果浮躁张狂而不尊重对手,在不久的将来必败无疑!” 四、结论 (一)电商对传统商业模式的冲击是无庸置疑的,但电商应当放弃以价格战为噱头的非理性竞争 一是消费者不那么容易上当了,尤其担心虚假促销和售后服务;二是电商大佬们也开始反思价格战这种非理性行为,开始回归商业本质。不赚钱的生意是做不下去的,低价买入,高价卖出是永远不变的法则。 (二)通过价格战建立起来的用户规模不过是昙花一现 因为消费者最终认可的并不是京东、苏宁或天猫,他们认可的只是价格,万一出现比你低的商家,他立刻跑掉了,这样的规模有什么用?千古以来,商业的本质从来没发生变化,电子商务不过是一个新的经营模式,并不构成核心本质,但愿未来的“双11、双12”不再只是拼价格,更多的应是拼品牌、拼创意、拼服务,拼品质。而传统商业在体验营销、商品质量、销售网点、配送能力、售后服务方面所具有的优势也依然有自己的生存空间,当然最好的方式是,电商与传统商业模式相结合,各取所长,协同发展。 管理经济学论文:经济学理论的不足与管理经济学的补充 摘要:通过我们长期研究,本文首先指出了资本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数理经济学的理论严重不足,它们最终都成为“黑板经济学”。本文从管理角度出发,首先提出了四要素的观点,并对国际体育竞赛效果进行简单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三不依赖”的经济管理思路,总结创新了《公平竞赛办法》,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崭新视角,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作和管理提出了一套全新的思路。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资本主义经济学;数理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平竞赛办法》;管理四要素 一、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严重不足 资本主义经济学(也称西方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数理经济学三大思想体系,各有其客观性和合理性。它们各自的逻辑结构,从公理化方法看,也是自成一体,都能自圆其说。三大思想体系在实践当中,之所以运用起来都不尽人意,原因主要在于各自要求的前提条件都有不切合实际的问题。 资本主义经济学思想及其对应的办法是市场经济,用于实践,其有效运转需要“人人自由平等”的社会环境为前提。这就好比拳击比赛,进场时的运动员只有同一重量级,通过自由击打得出的结果才谈得上公正合理。可是现实生活中,平等是少见和相对的,不平等则是常见的。因而西方经济学及市场经济的适用性就受到局限性。市场价格并非像西方经济学所说的那样,在大数定律的意义上公正合理、不偏不倚,这就是亚当・斯密所指“市场好比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的结果。 这只看不见的手到底是什么呢?马克思主义者一般认为是价值规律在经济生活中发生作用,我们认为更直接的原因是“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在发挥作用。资本的本性是贪梦和自私,马克思关于资本贪梦自私的描述揭露了资本的本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胆壮起来;有10%的利润,它就会到处被使用;有20%,就会活泼起来;有50%,就会引起积极的冒险;有100%,它就会不顾人间的一切法律;有300%,它就敢冒绞首的风险”。 在商品经济社会中,市场价格的形成,大多数情况下都偏向有钱有势者,市场价格形成过程中也会“嫌贫爱富”,成为市场两极分化的重要原因,我们称之为“财富磁场效应”。认识不到这一点,盲目依赖市场机制,难免派生出种种匪夷所思的怪事和有悖常识的奇谈。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思想及其对应的办法是计划经济,用于实践,其有效运转需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崇高觉悟”做前提。形象地说,其参与者或至少各级领导人员,应当具备矍鲁巴、、、白求恩、焦裕禄那样的觉悟,否则难免出现以权谋私、官僚主义、或懒、慢、差、费等现象。 现实中,具有“崇高觉悟”的人是稀缺的,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有自身利益诉求。即便在特殊时期和特殊历史条件下,如斯大林同志讲的那样“我们共产党人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也是难于持久的。计划经济在各国最初的实践中之所以鼎盛辉煌,是因为长期革命战争造就的,一大批公而忘私的无产阶级战士是其重要支柱。若干年后,随着“老领导”的逐步谢幕,新领导的逐步接班,和平时期个人利益渐成主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运作中也就弊病迭出。日趋严重的官僚主义、不断降低的工作效率,致使社会到了缺吃少穿、精神禁锢的地步。仅仅强行依靠思想教育或改造,反倒派生出种种很不正常的怪相和假话成风的奇观。同时,计划经济最大问题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变化在抛弃计划,这也成为计划经济的重要弊端之一。 数理经济学的思想及其对应的办法是数学模型。用于实践,其有效运转需要“具有特定要求的完备数据”作前提。形象地说,好比一顿盛宴,不仅取决于烹调技术和餐具,还需要各式精美的原料,否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可是现实经济生活中,既有的经济统计数据,很不健全甚至误差惊人。即便重要而又“成熟”的一些基本数据,不同权威机构算出结果差别之大也令人惊诧。虽说建立健全数据库的工作各国政府和专家一直努力不懈,但时至今日仍谈不上根本性的改进。深究其里,发现深层次的困难并不在统计工作本身。理论上看似相当美妙的数学模型,实践起来作用就很有限。勉强借用现有统计资料运算,得出的结果常常带有相当的游艺色彩。 理论上假设前提条件的欠缺,使得对应的办法应用起来效果大打折扣。这就使我们理解了,为什么崇拜市场经济的某些人喜欢多党制,不厌其烦地呼吁所谓“民主”。与其说这是一种出于正义的呼声,不如说面对市场失灵在作思想上的补漏之举,或者企图把出现纰漏的责任寻找一个替罪羊。这也使我们理解了,计划经济年代为什么要竭力宣讲“大公无私”,不厌其烦地“改造思想”。与其说这是一种政治需要,不如说深层次的动因在于管理工作,在于不断地落实和校正经济运转所需要的前提条件。同理,搞数理经济学的人,最大的期盼和梦想,就是有朝一日统计部门能够提供全面而可靠的统计数据。 为求得实践有效,立足于经济学三大理论体系,以往都在设法使各自所需要的前提条件尽可能完备。可是不遗余力的结果总是事倍功半。在经历了无数次挫折和说不尽的焦虑后,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反其道而行之,提出一种新的经济学思想,使对应的办法适应既有的社会现状呢? 萨缪尔森在《经济学》有一段话说得很坦率,“喜欢讽刺的人对于完全的市场经济所说的话,可能正和萧伯纳对于基督教所说的一样:唯一的毛病是从来没有被实施过”。这就是说,完全的市场经济其实只是一个乌托邦。由此联想到,完全的计划经济也是一个乌托邦,也从来没有实现过。只要不迷信以往的所谓经典理论,不难看到,实践过的所谓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都是一种与理论描述有所不同的,或很不相同的变形体。所有的经济实践或浅或深地表明,对市场经济的原教旨或计划经济的原教旨均不可过于依赖。无论哪一个,如用政权的力量强力推行,严格照办,带来的都是教训甚至灾难。反之,在变通实施的情况下,效果反而相对好些。在美国,这被说成是“混合经济”(萨缪尔森)。在我们这一代人熟悉的语言中,这被表达为一句很巧妙的话:“把经济理论同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二、经济管理要素与管理结构探索 (一)管理四要素 无论是社会管理,还是经济管理,无一例外是对人和物的管理。管理的过程也无一例外是由管理标准、管理决策、管理执行、管理监督组成,我们称之为管理四要素。管理四要素通俗的讲就是做什么、谁来做、怎么做、怎么样。 管理标准是对管理对象提出要实现的目标或要实现的目的,与管理指标紧密联系,又相互区别。管理标准的制定一般遵从国际、国内相关行业标准和管理对象的具体特点而制定。 管理决策是对实现管理对象既定目标的方案的选择过程,我们也称之为“信任推定”,信任推定又可以分为两种:可信推定和不可信推定。类似于司法认定的有罪推定和无罪推定。有罪推定:若不能证明无罪,则推定为有罪。无罪推定:若不能证明有罪,则推定为无罪。 管理执行是在采纳决策方案的基础上,对管理对象进行相应的生产经营管理和社会活动。 管理监督是对管理对象在管理标准制定、决策、执行过程进行全程监督,而不至于管理偏离既定管理方向和目标。 管理四要素的有机结合就形成一个完备的管理框架,管理框架的每一个环节都置于阳光下运作,各司其职,而不会打着机密的旗号暗箱操作,弄虚作假。 (二)经济管理结构发展创新 社会主义有两个根本任务,一是发展生产力;二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简单地说就是“公平与效率”问题,既要公平,又要效率。自改革开放以来,打破了公有制计划经济的藩篱,开启了市场经济的大门,但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市场经济,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有待于社会科学研究者通过研究和实践相结合给出答案。 社会主义经济的“公平与效率”的要求决定了社会主义最理想基本模式――公有制市场经济。原因在于公有制会有效兼顾公平正义和统筹社会分配,能更好地引导社会实现公平正义,有效控制两极分化,因为所有权决定分配权;市场经济才能更有效调动社会资源的分配和调动社会积极性。传统计划经济模式公有制所有权人没有真正起到对宏观经济和企业经营实施有效管理和监督的作用。 第一,要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市场经济,必须解决政经、政企分离问题,宏观经济管理必须在党中央和人大领导下,独立于政府之外,制定相关经济管理政策,政府作为社会经济的服务和执法机构,维护经济秩序,服务经济建设,为市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第二,企业人才选拔必须由通过市场选拔,与传统人才任免制划清界限,不能任人唯亲、行政派遣、行政任免,否则,违背市场经济基本准则。 第三,形成严格企业管理模式:标准、决策、执行、监督相互配合与制约。 第四,明确公有产权与公共管理分配的关系,把经济建设交给人民自己做主,党和政府做好公共服务和依法管理,不要包办。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方法的三不依赖构想 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经济学所依赖的是“人人平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依赖的是“高度觉悟”,数理经济学所依赖的是“精准数据”。三种经济学理论都是在一定假设条件下,有其合理性,也能自成一体,自言其说,但是一旦走向实践,假设条件并不成立,甚至大相径庭,我们的理论都会变得千疮百孔,不堪一击。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从来就没有摆脱过贫富分化和周期性经济危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从来没有在常规环境下真正实践过;数理经济学更是黑板经济学,在实践中根本没有实践上的意义。原因是市场从来就没有“人人平等”,共产党员也从来不是“人人具有高度觉悟”,统计数据也从来没有精准过。 我们想有没有更好的办法不依赖任何前提条件的经济学方法呢? 奥运会是全世界公认的公平的体育赛事活动,长期以来得到全世界一致认可。他们既不依赖人人平等,也不依赖高度觉悟,更不依赖精准数据,他们依靠的就是“公平竞赛”。历年的高考一样,不依赖任何前提条件,标准统一,各显神通,能者优先。从这两个事例中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到一些启发呢?经过长期研究思考,张敢明教授为首的研究组首先提出了《公平竞赛办法》的轮廓,后经不断完善补充发展成为一套系统完整的经济管理方法。 《公平竞赛办法》其要点为:一套管理标准、一项审核程序、两个基础概念、三大职能分设结构、五条基本原则,曾俗称“一一二三五办法”。 一是一套管理标准(效益标准)和一项审核程序(信任推定);二是两个基本概念(效益标准和效益指标);三是大职能(决策、执行、监督)分设,五是五项基本原则(生产资料公共性、按劳分配、计划管理、能者优先、分级调控)。其有效结合了历史的和现代的多项优秀思想和优秀成果。比如,将管理四要素引进企业管理,形成企业“咨询(顾问)、调节(决策)、执行、监督”的公开透明的管理机制;将法学中的无罪推定法引进到企业管理中来,形成企业管理信任推定规则;将招标投标工程中标的方案引进到企业人才选拔的竞赛中,形成效益最优选择规则。更有意义的是张敢明教授受物理学中的温度与摄氏度的启发,在企业管理中形成了“效益标准和效益指标”两个基本概念,可以说这纯粹是一项具有创造性的工作,正是这项创造性的工作,改变了企业管理中单一的计划指标模式,可以有效地将企业效益标准和效益指标区分开来,将企业所有权与企业经营权有机结合,完成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换。 《公平竞赛办法》实施步骤可以优先小企业、大国企和事业单位,甚至国家基层行政机构人才选拔和考核,采取循序渐进的办法逐步推广到社会各个领域。 (作者单位:中国集体经济杂志社) 管理经济学论文:人本管理经济学探索 摘要:人本管理经济学顺应后工业化及网络数字化时代组织管理人本化大趋势,立足于强调主体意义及价值理性的人本主义视界,遵循方法论的个人主义逻辑思维范式,借鉴利用现代经济学有关人类行为的经典及最新理论和方法,以研究并回应组织管理中人的问题为基本宗旨和任务,特别聚焦于组织成员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的战略性激励相容问题主题,以“职场就业—战略规划—目标导向—投资开发—人际整合”人本管理运作主线,分别沿着竞争—合作(人本组织激励管理基本矛盾)与规矩—方圆(组织人本激励相容两个层面)两大人本管理经济问题导向线索展开相关学术研究而形成的一门应用经济学新分支。 关键词:人本主义;人本价值论;组织人本激励管理;人本管理经济学 一、问题提出:直面历史现实的理论演化脉络及跨学科整合走势 大而言之,主体欲求的无限性与环境资源的稀缺性,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基本矛盾、共同困境和永恒主题。为此,人类在长期历史演化中自发形成两种基本应对机制,即市场交换与组织管理;相应地,在学术上分别直面聚焦回应这样两大实践的理论范式就是经济学与管理学。 要缓解这个基本矛盾和困境,人力在主观“用力”上无外乎两个基本方向:一方面,依托“情商”(人文伦理及宗教信仰)努力节制欲求或抑制需求;另一方面,凭借“智商”(人类理性或科学技术)尽力有效利用既有资源并进一步开发利用新资源。其结果,以工业化为标志使人类历史发生了一种“非对称性突变”:工业化以前,人类情感在漫长演化的市场自然扩展秩序中占了上风;而市场运作和发展到一定阈值或拐点,引发了工业化革命性突变,结果使人类理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释放或解放,发展到后来甚至达到登峰造极的无知之狂妄程度。 所谓现代社会,乃工业化及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而正是这种轰轰烈烈、声势浩大的现代社会经济实践活动,才孕育出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和管理学。正是基于大机器工业生产的需要,以及在此基础上由发达市场机制链接而形成的社会化大生产体系,才使人们集结在一个个具有开放系统性、内在合作性和外在竞争性的命运(利益)共同体中;所谓组织,就是这些命运(利益)共同体随着时间推移不断稳固化、巨型化发展的结果,并随着市场秩序不断向外自然扩展而在空间上广泛存在于社会各个领域。特别是进入20世纪,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完成工业化,其市场经济进入高级发展阶段以后,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被普遍地“扭结”在特定的社会组织中;同时,以工商企业组织、非营利性组织和政府公共组织多元鼎立为基本格局的现代组织网络体系,逐渐演变成为每一个现代人时时刻刻生存其间、必须直接面对和积极适应的基本生存情景或社会生态环境。结果,市场与组织并肩而行、互动发展,不仅促成了无比繁荣昌盛的现代社会经济实践,而且促成了现代经济学与管理学的大融合大发展。 虽然从现代社会经济实践源泉来看,关注市场的经济学与聚焦组织的管理学可以算作孪生兄弟,但在启蒙与集大成发展的时序节奏上,经济学可以大致算作管理学的兄长。早在1776年,现代经济学鼻祖斯密就在其开山大作《国富论》中,富有远见地奠定了主导经济学理论研究基本发展方向和主流趋势的学科信条和理论范式,即建立在每个人追求自利基础上的自由市场机制乃国民财富根本源泉及和谐社会赖以建立的基石。其后,经由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的集大成诠释,以及凯恩斯主义的宏观拓展,到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宏微观新综合,经济学基本上是围绕市场资源配置基础功能主题一路拓展开来的。 相对于经济学来说,管理学实现集大成并蓬勃发展步伐稍有滞后。虽然早在18世纪末英国工业革命所开创的工业化新时代,大规模、高密度、商业性和社会化的工业组织(企业)形成了对管理前所未有的特殊需要和要求,并激发了欧文等一大批工业管理专家及管理教育先驱相继辈出,但尚未形成一组逻辑清晰的学科信条和一套完整成型的理论范式。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展到巅峰的欧美工业化社会经济、特别是企业制度化管理实践,才孕育出以法约尔特别是以泰勒为代表的一代管理大师级人物,他们在其经典论著中《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1916年)和《科学管理原理》(1911年)正式提出并清晰阐释了现代组织管理学的基本信条和理论范式,从而使管理学以科学的面目正式登上学术大雅之堂,并在其后近百年的历史中衍生出葱郁茂盛、五花八门的管理学派丛林[1]。 无论是经济学还是管理学,最初的元问题都是属于或为了回应人的问题,即:如何有效开发、配置和利用稀缺资源才能满足个人、组织或社会等特定主体的目标和需要?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在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现代工业化大生产体系中,本来是主体、目的和本源意义的人,却在自己所创造的器物工具中被异化,最终被沦落为器物、工具和手段。好在大自然自有自组织平衡协调机制,两极轮回,物极必反,随着后工业化时代的来临,近百年来的经济学与管理学研究主题都明显地呈现出一种人本化的回归趋势(如图1所示)。 图1人本管理经济学的实践背景及学术源头 按照传统经济学范式,市场是由厂商、居民户、政府和国外四个主体之间进行产品和劳务及劳动力交换,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机制或方式,至于四个主体各自内部是什么状况又如何运作则不属于其研究的范围。在这四个主体部门中,厂商是经济学最原本、最主要的聚焦点,其他三个则相对有些辅助性或衍生性;也就是说,回答厂商内部组织管理问题,相对来说显得更为迫切、更为重要、更可以纵深发掘,由此衍生出一门管理经济学分支学科。传统管理经济学,由私人厂商拓展到公共及非营利组织,其实就是将微观经济学特别是市场与厂商理论基本原理运用于组织资源配置及管理决策而形成的一整套具有现实操作性的程式、技术和方法。例如,在国外众多管理经济学教科书中,由麦圭根、莫耶和哈里斯三位教授合著的《管理经济学:应用、战略与策略》以其内容丰富、结构清晰、紧跟前沿、贴近实际等具有显著代表性。他们在最新的第8版中是这样界定管理经济学研究主题的:“管理经济学研究的是在经济中的私人、公共和非营利部门内,由分析人员、经理人员和咨询人员所制定的资源配置战略、战术策略。管理经济学的各种方法力求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实现组织的目标,同时考虑对实现目标的洼陷和内含约束条件。本书围绕两大主题组织内容:私人部门企业的产品线竞争和股东财富的最大化。此外,管理效率问题为所有组织做出资源配置决策提供了一个共同基础”[2]。可见,管理经济学总的理论基点、基调和着重点还是在强调工商企业、非营利性组织的市场逻辑及其对组织决策者的宏观政策约束及技术经济条件限制。 经济学真正从市场偏在视界走出将企业等科层组织正面纳入其研究视野,并将它看做与市场对等并在交易成本大于零的现实世界替代其发挥经济职能的一种特殊资源配置方式,在期间发挥了转折点或里程碑性关键作用的,是1937年科斯等发动关于“交易费用的概念革命”以及由此引发的“新制度经济学”浪潮。由此开始,经济学理论研究逐渐回归人本轨道,一大批研究者越来越关注组织、组织中人的(契约与非契约)关系、组织制度架构及演化,特别是聚焦于组织中管理者(雇主)与员工(雇员)这个基本矛盾,借鉴心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学科研究新成果,将研究对象和重点逐渐指向组织(中人的)行为及其激励问题,拓展衍生出行为经济学、组织经济学、实验经济学、契约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等诸多新分支,进而与当代组织管理学中的劳动关系学派、人事管理学派和人力资源管理学派渐次对接起来,以致在理论发展和学科建设上提出了构建人本管理经济学的现实目标和任务。 近年来,作为传统管理经济学的理论变革和疆界延伸,英美等国一大批对组织经济学问题感兴趣的学院派学者开展了一系列探索性研究工作,他们试图在企业等组织层面以人的行为及激励问题为焦点构建一套逻辑自洽的理论范式和框架。这方面具有集大成代表性的最新标志性著作,大致可以举出如下几部:一是2002年英国白金汉大学组织经济学教授利科特的《企业经济学》,该论著以科斯定理及企业的契约理论为立论基点,讨论了企业及非营利组织的制度结构,以及企业管理者等利益相关者的激励和环境约束问题[3];二是199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米尔格罗姆与罗伯茨所著《经济学、组织与管理》,该论著对传统管理经济学范式进行了革命性变革,总结了半个世纪以来经济学在组织合约、协调、驱动、雇佣、激励管理及变革领域发展起来的新思想、新理论和新方法[4];三是2003年亨德里克斯所著《组织的经济学与管理学:协调、激励与策略》,该论著基于博弈论、科斯定理及信息经济学最新研究成果,围绕如何协调与激励组织中策略互动着的人们这个核心主题,对组织中有关决策、匹配及商业策略问题进行了新的诠释[5]。 与此同时,近百年来,随着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特别是网络数字化新技术革命的推动,组织管理学越来越呈现一种不断软化和人性化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关于组织行为与人力资源管理实践领域的相关研究课题,迫切需要依托一套以组织中的人为中心、以既自成体系自圆其说又逻辑严密思路清晰的经济学理论框架做支撑,为组织管理者特别是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者提供一整套既可以证伪又易于操作的经济学思想方法、思维方式和分析工具。为此,中外学者在学科建设上也做出了一系列相关努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拉奇尔教授在1998年出版的《人事管理经济学》,该书围绕招募与雇佣、人员流动、精简、工作效率、团队、年功报酬、考核、福利、职权和任务分派等人力资源管理主题,系统地介绍了一系列相关经济分析技术和方法,其目的是为组织管理者及人力资源管理者权衡相关利益关系、提升决策水平和降低管理成本提供相应的经济学理论支撑[6]。在该领域国内学者也做了有益探索,近年来国内图书市场上也陆续出现了若干部有关人力资源经济学或人力资源管理经济分析[7]教科书,探索性地将经济学、劳动经济相关的原理与方法依照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模块串联成体系,试图形成一个独立学科。 但是,既有相关研究成果尚有不少缺憾及存疑之处,大致说来有三:一是没有在人本主义意义上给出具有硬核性质的学科概念和核心理念,使相关经济学分析方法缺乏坚实可靠而又逻辑自洽的理论根基。二是对有关经济学概念、原理与方法的转述,没有从学科视角分歧、学术流派渊源及交叉整合脉络上给出应有的清算梳理,使相关内容虽然围绕组织管理或人力资源管理职能模块组合在了一起,但在经济学理论逻辑体系上显得十分零碎零散,不能形成逻辑清晰、前后连贯的统一体系,往往研读起来使人有些不得要领。三是由于在理论逻辑上不能自洽成体,相关问题研究没有可支撑的对接点,因而在学科建设和发展上缺乏应有的成长性和可持续性。 笔者数十年来由宏观而微观、由经济学而管理学,游走于国民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与企业管理学等多门学科教学与科研活动之间,但在研究方向和主线上万变不离其宗,长期始终如一地聚焦于人本发展与管理问题。2006年,笔者将自己多年累积的相关成果汇集成著,以《人本发展经济学》名字推出[8];经过又七年在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学术累积,并基于现实咨询管理和科研教学需要,特别是依托两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资助,认为是该推出其姊妹篇人本管理经济学(二者类似于宏微观经济学之的关系)的时候了。本文乃该著之导论,现将自己初步构思和粗略观点先行公开发表,以求教于同行专家。 二、研究范式:人本管理经济学的理论视界、方法论及主题基线 人本管理经济学是立足于强调主体意义及价值理性的人本主义视界,严格遵循个人自由主义方法论的逻辑思维范式,借鉴利用现代经济学有关人类行为的经典及最新理论和方法,以研究并回应组织管理中人的问题为基本宗旨和任务,特别聚焦于组织成员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的战略性激励相容问题的研究主题和主线,并由此形成的一门应用经济学新分支。 1人本管理经济学视界:强调主体意义及价值理性的人本主义 关于人本主义(Humanism),源于人如何实现自己的自由意志这个最基本的元哲学命题。虽然人是有自由意志的特殊物种,但人类毕竟也是大自然的造物,人类文明自从诞生的那天起就面临着一个无法摆脱的现实困境,那就是18世纪法国思想家卢梭所说的两难悖论:自以为自由的人类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类到头来往往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9]。 自然科学是人类理性超越自然束缚而客观认识外部世界的产物,西方科学主义最初正是源自古希腊的理性主义文化传统,那时的人们普遍崇尚用自己的智慧、勇敢和正义去观察思考大自然奥秘的精神意志。但是,进入中世纪(公元500—1 500年),这种理性主义精神在大自然强大的力量压迫下被扭曲为基于宗教信仰的神学,一开始一些传教士还试图运用古希腊理性主义文化去解说基督教义,随后在经院哲学那里理性主义异化为论证基督教永恒真理的工具,这样,西方理性主义文化传统伴随着日益盛行的基督教经院哲学而得以保留和传承。后来,当传教士堕落行为被揭穿、经院哲学越来越走向玄虚而逐渐远离现实生活被人们所唾弃时,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的启蒙者们,将科学理性主义从传统经院哲学中抽取出来,以人本主义面目出现而成为反对神本主义的有力武器,由此滥觞并迅速演化成为西方主流价值文化。 也就是说,人本主义作为一种西方价值观和哲学思想文化传统,是自欧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后,经历代思想家发展、完善逐步形成和传播开来的。最初,人本主义是特指16—17世纪的一种文化思潮,即对古希腊罗马文学、语言、科学及其他人文学科的热衷,对宗教、神权和经院哲学的扬弃和批判,对个人主义、世俗主义、理性至上和科学实证精神以及人权和人的自由价值之复兴或弘扬等;但是到了18—19世纪,以人本主义为表现形态的理性主义发展到极致,终于孕育出了工业革命和工业文明,在工业化的过程中理性主义逐渐走向现代科学理性主义极端,在这种理性主义思潮涌动下,导致德国哲学家尼采所说的上帝死了之象:科学技术开发出来的物质机器逐渐将人性异化,本来是生产目的和主体的人反而被异化为生产的工具和手段,物质享受几乎侵蚀人们所有的心灵空间,物质性的工具理性代替了终极关怀意义上的价值理性。 20世纪,可以说是人类在社会变革特别是科技革命中涅槃重生的世纪。随着大机器工业化的登峰造极和人类科学理性主义的泛滥成灾,人们逐渐看清并感同身受地体验到主体异化和工具理性带来的一系列不快乐、不幸福乃至痛苦或灾难,人们在大自然一场场惩罚性的灾害面前越来越感到一种无可奈何的无力感,不得不生发出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敬畏感。于是,以人为本,回归大自然、回归人本性、回归人的主体性和价值理性,成为从市场运作到组织管理、从经济学到管理学研究的共同取向。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提人本主义就具有对立于科学理性主义的新意义,而回归人性,反思科学价值、解构理性标准、呼唤终极关怀、重塑心灵美德,也就成为当代人本主义精神的基本内涵及主流倾向。这也是人本管理学应持有的认识论视野。 2人本管理经济学方法论:遵循现代经济学逻辑思维范式的“个人自由主义” 在方法论上,人文社会科学相对于自然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研究者本身就是参与其研究对象中的一分子,很难在“局外”用条件控制的试验方法对社会活动或人类行为做观察。尽管目前一些社会科学,例如经济学在研究技术上已经发展到很像自然科学的状态,对个体微观行为也已开始用实验方法进行研究,但就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总体状况来看,这也仅是作为一种辅助性的经验检验方法来使用,其主要研究方法还是以理论实证为基本特征的。 关于理论实证研究方法,其基本套路无外乎:从大量的客观社会现象或人类行为中分析、归纳和概括出一些基本的理论假定,也就是借助理论思维将客观对象抽象为韦伯所说的“理想模型”,以此作为逻辑分析的起点;然后,在这些基本假定基础上进行逻辑演绎,推导出一系列理论结论,并通过逐步放松有关假定,把原来抽象掉的不同层次的非本质的东西追加进去,使理论联系(契合)实际,以达到理论实证社会经济现实的目的。这种社会科学方法,在马克思那里就叫做抽象法,其前一过程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方法,而后一过程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法;而奥地利经济学派代表人物米塞斯则称之为“假想结构法”,并认为“经济学的独特研究方法就是假想结构法”[10]。 经济学对于人类行为的研究同样或更需要依赖这样的抽象法,但从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分工协作关系来看,经济学则有其独特的角度和方法。其独特之处就在于:任何人类个人的行为,在经济学看来都是一种在稀缺资源环境约束下来追求个人自身预期收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行为。其中包括三层基本含义:一是自利动机,即追求自身利益是人类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和基本目标。二是环境约束,即追求自利目标是在稀缺性资源条件和社会制度规则约束下进行的。三是理性选择,即人们总会设身处地地权衡自己的处境和所追求目标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最终找到一条均衡的、恰如其分的最佳方式或路径,使自己所费成本最小而获得收益最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人,无论在家里,还是在政府或私人的办公室里,无论在教堂里,还是在科学活动中,简言之,无论在哪里,永远是效用最大化者[11]。这就是所谓理性人假定,是经济学方法论的硬核,是任何经济学包括人本管理经济学必须操守的。 自斯密以来,经济学之所以成为市场主义的誓死捍卫者,按照米塞斯在《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中的论述,就是因为它认定:“市场经济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进行劳动分工的社会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每个人都代表他自己的利益,但是每个人的行为都既是为了满足他人也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每个人在行为时都在为他人服务,另一方面每个人又都是在接受他人的服务,每个个体都既是手段又是目的——他自身的最终目的以及使他人获得满足的手段”[10]。也就是说,“市场将个体活动引向能最好地服务他人的渠道”[10]。“市场不会直接阻止某一个体随意伤害其同伴,但市场会对这种行为进行处罚。”“市场上,强迫每个人都尽力服务他人并克制自己的随意和恶意的,不是因为宪兵、刽子手和陪审团的高压统治和强制政策,而是因为个人利益。契约社会的成员之所以自由,就是因为他服务别人就是服务自己。限制成员的只有不可避免的自然资源稀缺现象,至于其他部分,所有成员在市场范围内都是完全自由的。”所以,“没有一种自由可以与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自由相媲美。在极权的霸权主义社会中,个体所应有的唯一自由,也是无法剥夺的自由,那就是自杀”[10]。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经济学的任务主要是分析市场上交换的物品和服务的价格决定。”但现实中“人们总是同时面对‘物质的’和‘精神的’东西,他们要从不同的替代品中进行选择,不管这些东西是被归为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在价值的天平上,物质的和精神的东西是混合在一起的。即使我们能够在物质的与精神的考虑之间划出明确的界限,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每一个实际的行为要么是为了同时实现物质的与精神的目的,要么是物质与精神的东西之间选择的结果。”因此,为了完成特定研究任务,经济学“必须从人类行为的综合理论开始研究”,其研究对象要超越有关利用货币进行交换的“市场现象”而涵盖所有人类行为[10]。在米塞斯看来,市场中人与人的竞争是“想在合作的制度里取得更优秀、更杰出的成就。竞争的功能就是,给整个社会体系里的每一个成员都安排一个最适合他的位置,从而使他能够最好地服务于整个社会,服务于社会里的其他成员。从这个角度来看,它就成为一种把最称职的人安排在最适合的岗位上的有效方法”[10]。因此,由市场链接起来的社会是“联合的行为和合作,其中的每一方看待对方的成功就像是自己的成就。”只有这样的社会才是真正“伟大的社会”[10]。 尊重并弘扬每个人的个性和自由,由他们各自为了自身利益而自主自由地做选择,整个组织或社会才能和谐发展。这是经济学在认识论上不可更变的核心理念和基本精神,也是无论什么经济学(流派或分支)都必须传承和操守的价值判断和学术信念。基于此认识论立场,将研究视野从市场运作拓展到组织管理层面而且特别强调主体意义及价值理性的人本管理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必然要严格坚持个人自由主义立场,即不承认一个超越个人之上的所谓公共利益或集体利益,一切选择和决策归根结底都是源于组织成员或利益相关者的个人理性行为。正如美国学者博兰指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是这样一种观点,在社会现象的任何解释中,它认为只有个人才能成为决策者”[12]。 从此观点出发,将个人(及其利益和行为)看做是任何社会活动的基本单元和基础,并且认为一切集体的行动、群体的互动、社会的活动以及政治的程序或过程都是一种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总结果,而任何超越或凌驾于个人利益之上的所谓集体利益是不存在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定,分析人类行为或研究社会活动(包括我们所关注的组织管理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观察个人基于理性的选择行为表现来达成,这应该成为人本管理经济学最恰当或最有效的方法论。 基于方法论的个人自由主义原则,人本管理经济学在研究组织中人的行为及其管理问题,自然离不开经济计算、在约束条件下求极值以及基于边际的成本—收益分析等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方法,但鉴于传统新古典主义滥用数学的恶劣倾向,而现实组织中的人不是物理原子式的无生命个体,而是有自由意志并由此支配其行为的主体人,而且随着社会进步人的自由意志及其表现行为越来越个性化、多元化和非线性化,因而人本管理学研究不能沉溺于基于大数定律的统计学方法去寻找所谓规律,必须对传统经济学计量分析方法在扬弃中有所发展。 关于经济学分析滥用数学的倾向,正如米塞斯所批评的那样:由于数学家的自觉不自觉误导,“本可以用几句话和平凡的语言来表达的意思却用一种大多数人不熟悉的术语来表达,因此这种语言很快得到了人们的尊敬。人们甚至认为这些令人迷惑的公式有着某种未被传授以隐藏起来的很重要的启示,认为存在一种赌博的科学方法,而数学的神秘学习可以教会人们赢得胜利的钥匙”[10]。应该清楚:“无论用哪种定量的方法去分析经济学的问题,都存在一个基本的缺陷,那就是:我们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在我们说的经济变量之间没有常数的关系。在各种商品交换比率的形成和评估中也没有任何的不变性和持续性可言,每一个新的数据都会导致整个价格体系的重新组合。相反,理解,通过力图抓住事件所涉及的人的头脑中的所思所想,可以很好地预测未来情况的变化。我们可以说这个方法不是令人满意的,而且实证主义者们也鄙视这种方法,但是这种武断的判断根本不会、也不可能会遮盖一个事实,即理解是唯一一种用以处理未来不确定因素的恰当的方法”[10]。近年来,这种故弄玄虚、自娱自乐的研究倾向在管理学界也司空见惯,一些学者不直面回应现实问题,而是沉迷于数学的精细美妙,甚至喜欢“用玄妙深奥的理论辞藻来粉饰论文”,例如“一头会说话的猪”用晦涩的学术语言表达成“家畜与人这两类不同物种成员发出的听觉信号之异质同形性”,但这并不能解决“凭常识显而易见”的现实问题[13]。对此,人本管理经济学研究必须力戒之。 3人本管理经济学主题:组织管理中“人”的战略性激励问题 百余年来,现代组织管理呈现出“人性渐凸现”的历史趋势,大致可以分为几大阶段:19世纪末20世纪初,基于古典管理(特别是泰勒科学管理)理论的劳工管理时代;20世纪中叶,基于组织行为与人际关系理论的人事管理时代;20世纪末21世纪初,基于人力资本和战略管理理论的人力资源管理时代。近年来,在技术网络数字化、市场经济全球化和社会发展人本化的新时代背景下,以人为本,战略性激励成为当今世界各类经济社会组织为获取并保持战略竞争优势、实现长程可持续发展的共同指向和必然选择。这也应该成为人本管理经济学研究并回应的核心问题。 关于以人为本,在历史的与逻辑的相统一的方法论意义上,大致有两个层级的提升:一是从把组织中的人看做人力成本,到把人看做能够创造价值的人力资源、人力资产或人力资本;二是在此基础上,将人从手段或工具意义上剥离开来,进一步提升到将组织中的人看做是具有生命终极价值目标意义的主体,即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情有感的现实人。基于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现代组织管理的基本目标和核心任务,就是战略性激励,即通过人力资源战略管理以获取和保持核心竞争力和比较优势。以人为本,战略性激励是组织管理特别是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任务,也是人本管理经济学关注和研究组织经济问题的基线。 简言之,以人为中心,紧紧围绕以人为本的两级提升,以及组织激励基本矛盾在理念、机制和方法上的互补辩证平衡关系,为组织获取可持续发展的比较战略优势为基本目标和任务,逐渐展开相关经济学理论和实际问题的研究,就构成人本管理经济学的主题主线。 三、初步构想:人本管理经济学的理论基点、主体架构和内容体系 在组织管理问题的研究中,始终以人为中心,将人作为有血有肉、有情有感、活生生的主体在价值理性意义上来看待,而不是仅将人视作客体(劳动要素、劳工成本、人力资源、资产或资本)在工具理性层面打转转,此乃人本管理经济学独特的理论视野和基点。 价值论是经济学的理论基石。正如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石,效用价值论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石,人本价值论是人本管理经济学的理论基石。沿着新古典主义聚焦于市场的学术传统,劳动经济学主要关注与产品(或服务)市场相对应的要素市场中不同于(物质)资本市场的劳动(力)市场运行及其结果[14],其隐含的基本假定就是劳动(力)是一种生产要素、一种稀缺资源,它在由雇主作为需求者与雇员作为供给者构成的劳动(力)市场上借助工资这种价格信号引导实现有效配置,由此展开并形成整个学科主线、理论体系及政策含义。同样,传统组织管理学及管理经济学,包括与人事管理及人力资源管理问题直接相关的经济分析,往往也主要是将员工的劳动力或知识技能视作生产要素在成本管理、资源配置和价值增值层面打转转,而无意忽视或有意漠视组织成员(管理者及员工)的主体价值和工作本身的内在激励意义。与传统价值论有所不同,人本价值论不仅关注人作为劳动力、作为人力资源、人力资产或人力资本在生产要素意义上的外在价值,而且更加关注人作为组织成员在主体、主人翁意义上的主观能动性和内在驱动力,以及如何通过工作本身的内在价值激励去实现组织及其成员个人的成长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人本管理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内容体系应该搭建在这样的人本价值论基石之上,沿着“人本价值论:从劳动价值论到工作价值论”—“组织人本激励管理基本矛盾:个人竞争目标与组织合作目标”—“组织人本激励相容两层面:制度契约激励与管理策略激励”的逻辑层次循序展开。 1人本价值论:从劳动价值论到工作价值论 如果说,劳动是描述前工业社会以及所有不发达或发展中状态下每日挣扎在生存死亡线上的劳苦大众群体生态的过时语;那么,工作就是关于工业化乃至后工业化的现代社会组织中职场人士特别是白(领)骨(干)精(英)群体生态状况的流行词。关于劳动的外在谋生手段意义,从普通百姓到学术精英,似乎都能感同身受。例如,古典经济学特别是传统劳动经济学乃至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都想当然地认为,劳动对人来说意味着一种外在的苦难,因而假定劳动是一种给人带来负效用的东西,人们都是为了谋生而不得不劳动。应该承认,如果历史地看问题,这是有其合理性乃至科学性的;但逻辑地瞻前顾后辨析问题,可能会发现这是一种局限于特定历史条件和物本功利观点而形成的极其表象化、非常肤浅的偏见,即使用劳动价值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来看,也是一种很不实事求是的看法;如果从正在走向后工业化、已经步入网络数字化时代的当今社会经济实际情况出发来前瞻性地审视问题,那么,这种观点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极端不合时宜、不负责任的想当然假定。总之,基于人本主义观点,关于劳动价值或工作意义的一个精确表达就是:烦人的苦工是工作意义的结果而不是工作本身带来的结果。技术永远不能消除苦工,但正确的社会关系却能办到[15]。为此,人本管理经济学应该本着马克思历史的与逻辑的相统一的方法论,条分缕析地梳理经济学如何从工业化背景下的劳动价值论,逐渐摆脱人被异化为手段和工具意义上的劳动要素、人工成本或人力资源之理论局限,走到当今以后工业化为时代大背景的工作价值论,直面现实讨论关于作为主体的人在组织中通过工作实现自我价值和组织目标的内在激励意义,以及由此引致的现代组织学习型变革趋势及革命性意义。 2组织人本激励管理基本矛盾:个人竞争目标与组织合作目标 从组织角度来看,所谓激励意味着一个简单而复杂的问题,那就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开发、调动、鼓励或强化与组织目标相契合的个人行为。任何组织都是由人组成的。一些各有目标和行为动机的个人,最初可能来自五湖四海,但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他们之所以要加入组织,成为组织一员去干事,就是因为想干那些他们自己单个干不了的事情,这种事情就构成了他们的共同目标,这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一个组织之所以存在并进一步发展下去的基本使命和战略目标。但是,加入组织的个人成员其最初动机和最终目标,可能并非就是为了达成组织目标,他们可能各有各的打算,各有各的特殊利益和目的,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可能有种种行为表现。这些行为有些与组织目标相一致、相融合,有些可能与组织目标不一致、不协调,有的甚至相矛盾、相对立。针对组织合作目标与个人竞争行为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组织人本激励管理的核心意义和基本任务就是,要强化、鼓励、奖励那些与组织合作目标相契合的竞争行为,弱化、调和、协同那些与组织合作目标不一致的竞争行为,矫正、规制、惩戒那些与组织合作目标相矛盾、相对立的竞争行为,使每个组织成员的个人竞争行为与组织合作目标契合在一起。在实际中,这个基本矛盾的两个方面即组织合作目标与个人竞争目标具体体现为绩效与薪酬两个焦点职能之间的关联。绩效体现的是组织合作目标,薪酬体现的是组成成员的个人竞争目标,组织目标与个人行为的一致协同要求,就表现为绩效与薪酬在制度设计理念和具体制度安排上的相容性,以及二者在运作管理机制层面的契合性。这正是人本管理经济学所特别关注和着力研究的焦点问题,其他管理模块相关的经济学问题都可以由此向外展开并涵盖其中。 3组织人本激励相容两层面:制度契约激励与管理策略激励 组织人本激励机制的设计和运作,必须立足于这一基本事实,即组织成员都是在既定的外在环境条件约束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但是,面对这样一个基本事实,经济学和管理学各有其侧重的抽象视角、理论解说和政策含义。经济学看重环境条件对人们行为的限制和影响,因此侧重从制度层面研究激励机制设计问题,由此可以引申出相关的组织激励原理,我们称之为制度契约激励;而管理学则更加关注人们追求自身利益的特定动机和具体情景,因而注重从日常管理策略上研究有效激励实现问题,因此可以引申出相关的组织激励原理,我们称之为管理策略激励。制度形成及变革,更加强调基于组织成员自主选择权利的民主互动,一旦形成和确立,则要求所有成员必须严格操守;而制度的具体实施和执行,又往往需要组织管理者以某种科层性的、行政性的、非对等性的程序和方式,来策略性地、变通性地体现进而实现制度所内含的民主性质及人本化要求。相对而言,制度契约激励就是“立规矩”,管理策略激励就是“寻变通”。制度契约激励是组织需要建立的一种长期稳定的根本性激励机制,它是管理策略激励的基础或前提;而管理策略激励则是一种动态权变的日常性管理策略,它是制度契约激励的具体实现形式。二者一体两面,合起来才能完整解说组织激励相容的基本原理及现实运作机制。这样,可以将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新制度及契约经济学理论、人力资本产权变革、公司治理及股权激励理论、经济激励机制设计理论、心理学、组织行为及行为经济学等领域有关研究的最新成果[16]-[19],一一经过适当改造纳入并有机整合在人本管理经济学之中,形成一种具有全新视野、逻辑自洽、问题聚焦且内容完整的学科体系。 总之,人本管理经济学以人本价值论为理论基石,以“职场就业—战略规划—目标导向—投资开发—人际整合”人本管理运作主线,分别沿着“竞争—合作”(人本组织激励管理基本矛盾)与“规矩—方圆”(组织人本激励相容两个层面)两大人本管理经济问题导向线索,形成自成体系的研究主题、内容、原理及方法。当然,人本管理经济学要真正屹立于管理学及经济学丛林,尚需国内外学界同仁合作协力做出一系列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 管理经济学论文:面向普研的管理经济学课程建设与改革探索 摘要 本文通过对普研学生的基础不同与实践性缺乏特点的研究,提出管理经济学课程建设与改革的必要性。在分析原有教学内容体系的缺陷下,突破传统,用情景扮演的形式重新构建管理经济学的教学内容体系。 关键词 管理经济学 普通全日制研究生 教学内容体系 再构建 0 引言 管理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应用学科,产生于西方,其诞生的标志是1951年美国学者乔尔·迪安教授的著作《管理经济学》的问世。在我国,作为管理学专业的学科基础课程,国内知名高校的商学院和管理学院均开设了这门课程。但管理经济学目前在我国依然处于引进吸收阶段,因此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如教学体系导向偏差,理论框架和内容体系陈旧,教学观念滞后、教学手段单一,多形式的实践教学不足,中国本土的教学案例缺乏。 1 面向普研的管理经济学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 1.1 授课对象的不同专业背景导致教师无法掌握基本知识讲授程度 一般来说,管理经济学面向的教学对象主要为管理类的普通全日制研究生(以下简称普研)和MBA学生。作为管理类的普研学生,其本科来自不同专业,一部分学生本科就是经济管理类专业的,这些学生对微观经济学十分了解,另一部分学生则来自其他专业,如数学专业、电子信息专业,这些学生大部分没有系统学过微观经济学。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总处于两难的境地,如果照顾本科来自其他专业的学生,必定要补充很多微观经济学的知识,由于课时所限,不可能大量补充讲解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知识,同时,对于那些本科是经济管理类的学生来说,他们也不愿意再学习一遍原本很熟知的知识。 1.2 普研学生缺乏工作实践性,使得管理经济学的教授缺乏实践依托性 管理经济学是将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与经济学分析方法用于企业管理决策实践的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它需要受众学生有一定的企业管理实践基础,至少能够了解企业管理决策的流程及模式。但是,普研学生大部分直接从本科升入,不具备企业管理实践的基础,因此对课程中与实践的结合部分内容往往感觉无从下手。 2 面向普研的管理经济学课程建设与改革的必要性 (1)管理经济学是连接经济学和管理学的重要桥梁学科,能充分培养学生从经济理论到管理实践研究的转换能力。众所周知,经济学是管理学的基础,任何管理课程都应该有经济学理论指导,但现在很多管理学的研究生对经济学不太了解,或是孤立的去了解经济学理论,缺乏把经济学理论应用到管理学的能力。翻遍管理学科的所有课程,能够把经济学与管理学联系在一起的课程非常少,管理经济学是其中结合管理学和经济学最为显性的课程。它可以培养学生案例分析能力,数学分析能力和整合分析能力。 (2)管理经济学课程建设能提升学校管理大学科的发展层次。管理经济学是专属于研究生层面的特色课程,是融合三门基础课程的综合性高端课程,是所有985院校经济管理类研究生必选的课程,该课程建设可以提升学校管理大学科发展的层次。 (3)管理经济学课程建设受益学生多,辐射范围大,影响面大。管理经济学的受众面较广,不仅面向企业管理和管理科学与工程的学生,还面向MBA,应用数学、工业工程等其他学院学生,该课程建设的效果面大,辐射范围广,受益学生较多。 3 面向普研的管理经济学教学内容体系的构建 纵观各种管理经济学经典著作,发现大部分管理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内容体系都在重复西方经济学,它几乎被经济学压得透不过气来,只在需求估计、成本估计、广告决策等几个小小的领域显示出管理经济学与经济学有不同的色彩。同时,企业管理决策实践是丰富的、多彩的, 但管理经济学却过多地偏向或者说更靠近经济学原理, 而不是贴近管理决策实践,在教学内容体系上往往与经济学相似,只是在每章最后结合管理实践讲一些案例。许多管理经济学的书(如克里斯多弗·R·托马斯和S·卡利斯·莫瑞斯合著的《管理经济学》),其内容体系如图1所示,其内容主要包括原理部分和数理分析部分,原理部分的内容体系与微观经济学相似,而且有的比微观经济学内容还要多和难,数理分析就是将预测、运筹学、计量经济学的内容应用在经济学中。这样的体系使得学过经济学的学生没有新鲜感,而没学过经济学的学生面对经济学理论又感到很难理解。 在这里,本文突破传统,用情景扮演的形式重新构建管理经济学的教学内容体系。《管理经济学》面向的对象实际上是企业中的高层及中层经理们,是教授经理们如何用经济学的工具解决企业决策问题。因此,本文就以经理们所关注的视角来构建《管理经济学》的教学内容体系(见图2)。经理们关注的维度是对外——产品定位、投融资问题,对内——成本核算问题以及对上、对下的委托问题。该教学体系是由问题引出相关经济学理论和理论指导下的决策,比如经理们要知道企业产品的定位,首先要了解产品所在的市场结构是什么,不同市场结构就会有不同的管理决策,然后是在该市场结构下产品该如何定价等等。除了这些一一对应的决策,还有一些决策是涉及到多个维度的,如物资采购与供应决策,不仅涉及到对外也涉及到对内。在新的教学内容下,原来那一套“如果……就要……”下的“目的——手段”教学模式要改变,改为“境遇——手段——目的”的新教学模式。 尽管普研学生不是经理们,但是这样的视角会让他们觉得既新鲜又有实践感。并且在教学中要紧贴实际,切忌把管理经济学中经济学理论讲得过深,这样会使毫无经济学基础的学生学习起来相当吃力,也就失去了学习的兴趣。理论内容只讲最简单,最重要的部分,更多的教学时间安排在该理论下的管理实践。 管理经济学论文:管理经济学中案例教学问题的思考 摘要:管理经济学是企业经营决策的有效工具,但其学科体系构建是建立在对现实经济世界的简化和抽象基础之上的,结合案例教学能极大提高学员的学习质量。文章结合哈佛的案例教学模式,提出在管理经济学教学中加强案例教学效果的一些个人方法。 关键词:管理经济学、案例教学、互动教学 《管理经济学》是MBA教育指导委员会所规定的十门核心课程之一,也是许多高校MBA教育的必修核心课程。由于管理经济学是一门工具类的理论课程,它主要以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为基础,借助决策科学、数理统计等学科的各种方法和工具,制定和实施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经济决策。目前大多数MBA学员为工科背景,如何提高工科背景的MBA学员对管理经济学的理解和学以致用的能力,一直是本人授课时思考的重点。2007年我参与哈佛大学案例教学项目(PCMPCL)后,结合哈佛的教学经验,尝试结合《管理经济学》课程特点,在教学中对原有的授课方法作大的修改。 一、哈佛案例教学模式的特点 哈佛大学的PCMPCL项目(全称:Program on Case Method and Participant-Centered Learning)是哈佛商学院针对中国内地、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地商学院举办的高级师资培训项目,旨在推广哈佛商学院以学生为中心的案例教学方法。哈佛的教学模式是以案例教学为中心以及学员为中心的教学方式。这种案例教学模式不死板的灌输相关理论,入学的第一堂课以案例研讨开始,课程结束仍以案例研讨终结。每次上课之前,每位学生都要精心准备自己的案例,以备讲解及回答教师、同学的发问。在哈佛,每门课程至少备有二三十个案例。学生每人每天要分析二三个案例。在为期两年的学习期间,须分析和研讨800个案例。哈佛案例库有约5万个案例供学生使用。 哈佛商学院的这种案例教学模式,通常其案例基于具体的企业运作实例,有人物有情节,其中隐含有待解决的问题,学习者在案例教学中能达到“亲历其境,感同自受”,化间接经验为直接经验,化死知识为“活知识”。其宗旨在于:“把通常需要多年工作实践方能获得到的经验浓缩到两年的课 程里。” 当然这种案例教学的中心环节是案例研讨,PCMPCL项目中,哈佛商学院请来了教学质量好、能调动学员情绪的教师来给我们作授课示范。哈佛的老师特别注重教学过程中的互动,要求我们这些教师身份的学员也提前预习案例材料、准备发言提问,课程问不停的有讨论提问环节和小组辩论环节,课堂气氛特别热烈。这种互动教学很容易达到“激发思考,集思广益”之效。对学生来说,要当好“演员”,即根据案例提供的事实,置身“现场”,进入角色,踊跃发言,提出分析和处理意见。以教师而论,好比“导演”或称“导游”要善于组织和引导,巧加评论和指点。这种教学模式要求学生:个人准备;小组准备和观点验证;全班就话题和材料展开讨论;个人思考并将新的知识整合到个人的框架内。事实上,作为相关课程的授课老师,我们知道这种教学模式既要求讨论热烈,鼓励学生的参与,又要求突出需教授的知识点,其实对教师的引导能力、讨论话题的驾驭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二、管理经济学的课程特点 管理经济学这门课程的学科定位,是以微观经济学基本原理为基础,以数理分析为工具,将实际问题简化成一个个有最优解的数学问题,通过求解这些数学问题,实现最佳经济效果的。具体说来就是:首先,管理经济学利用边际分析、需求弹性、最佳组合等经济学原理,对企业在需求预测、生产分析、成本决策、市场分析、风险分析等领域展开分析,指导企业决策,以寻求最佳经济效果。其次,管理经济学试图将企业在生产经营各领域内与决策有关的问题抽象成为一个个数学问题,以便利用数理分析的办法求得最优解。 这样管理经济学的学科体系构建便是建立在对现实经济世界的简化和抽象基础之上的,但这种过于简化和抽象给我们讲授时带来很多难题:如何与微观经济学这门课程区分开来;大量的数学公式及其推导,让学生很难接受;管理经济学教科书中的内容,如生产函数、成本函数这类概念,离现实的企业实践 太远。 这导致管理经济学的课堂上,教师在讲台上讲得虽头头是道,学生听得却索然无味。因为从教师而言,是从理论到理论,对学生而言,既无亲身体验,对教学又缺乏参与热情,整个教学过程完全是“空对空”。造成目前的学生对管理经济学的课程内容不感兴趣,大大影响了教学效果和质量。 三、对管理经济学课程中案例教学问题的思考 哈佛大学商学院的MBA课程设置中并没有管理经济学这门课程(20世纪90年代还有这门课,但后来取消了),通过咨询哈佛商学院的教务人员了解到,管理经济学作为基础课程,哈佛是要求学生自学或要求入学前就掌握的,还有一个原因是哈佛的课程都以案例教学形式展开,管理经济学里面有较多的理论,不可能单纯以案例教学的形式来讲授。事实上哈佛的案例教学模式并不是所有的课程都适用,也不是所有美国知名高校都在采纳,比如与哈佛一河之隔的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就仍开设管理经济学课程,也并没有所有的课程都完全以案例讲授的形式展开。 结合管理经济学的学科特点,以及大多数学员都是工科背景,并没有经济学基础的特点,有必要强调要求学生掌握相关理论,这部分理论知识只能通过课堂讲授和课后的习题强化学生对相关知识点的理解。虽然管理经济学不能完全以案例授课的方式展开,但为提高课程的生动性,提升教学质量,仍需要加入案例的要素,除了在课堂教学中结合相关章节,在弹性理论、定价理论、博弈论、成本理论中都穿插了大量案例之外,我们在多轮教学实践后,采用了如下方法: (一)分组作案例报告,调动学员的积极性,提高学以致用的能力 管理经济学较多的章节内容与企业决策密切相关,通过课程学习要求学生思考相关理论对企业决策的指导意义。在近几届的管理经济学教学中,我将学员分成小组,要求他们结合课程讲授的弹性理论、生产理论、成本理论、定价理论、市场结构理论,博弈论等相关理论,通过小组讨论,以PPT汇报的形式讲述相关理论在所在企业的应用,老师和其他学员都参与提问和讨论。这种互动式的教学方式极大提高学员学以致用的能力,也让学员了解到其他行业的应用经验。一些好的案例甚至可以直接作为下届学员讲授相关理论的教学案例。 (二)重视案例报告中的互动讨论 每次的小组案例讨论之前,我都要求学员提前通读其他小组的PPT报告,围绕案例中的问题,每位成员提供各自的分析,当然组内各成员对某一问题分析的角度、方法甚至结论可能不相一致,由于不同学员的文化背景、知识结构等各不相同,在对共同问题的讨论中实现相互间知识与能力的互补,这是传统教学方式所无法达到的效果,而这正是案例教学的诱人之处。在讨论过程中,每位学员不仅是知识的接受者,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须扮演知识提供者的角色。为了强化这一特色,我在课程总成绩中,赋予课堂参与情况相当大比重,这部分被我形象地称为“课内 贡献”。 (三)走出去、引进来,加强对管理经济学相关理论的感性认知 管理经济学是一门研究怎样作利润最大化经营决策的学科,理论教学中强调成本函数、生产函数等量化的概念,但目前国内的很多中小企业决策仍缺乏数据支撑,拍脑袋的主观决策居多。为扭转学生这种理论和实践脱节的感知,我们在授课时我们邀请企业管理人员参与到课程教学中,讲授企业成本数据收集对企业生产决策的影响,讲授弹性在企业定价决策实践的应用,极大的提高了学员对成本理论、定价理论等相关知识的感性认识。以后的教学中,我们会继续发掘相关企业资源并引入到教学实践中,提升教学效果。 当然,保证案例教学最基本的条件就是要有足够的所需案例,目前国内商学院并没有将案例写作提升到与科研同等的高度,我们也期待伴随哈佛案例教学理念的推广,国内商学院能制定相关的晋升与教职标准,承认并奖励可用来开展学员中心式教学的,原创和创新的课程材料,在对教师的业绩考核中将高水平案例与其他科研论文同等对待,这样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教师从事案例创作的积极性。 管理经济学论文:怎样提高EMBA“管理经济学”课程教学效果与效率 摘 要:如何提高管理经济学课程教学的效果和效率是各校EMBA教学中普遍面对的一个难题,迄今为止国内外大学教学研究对此尚缺乏专门探讨。本文基于校企知识转移这一新的理论视角,重新审视和分析了EMBA“管理经济学”课程教学,指出其实质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校企间高效的知识转移,并构建概念框架,据此提出了提高EMBA“管理经济学”教学效果与效率的四种基本策略及其具体措施。 关键词:EMBA教育;管理经济学;教学;效率 EMBA是英文Executive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的缩写,特指针对企业中高层高级经理人员的工商管理硕士教育[1],当今世界上几乎所有EMBA项目均十分重视“管理经济学”教学,普遍将“管理经济学”设置为一门不可或缺的核心必修课程。新近,全国工商管理硕士教育指导委员会对EMBA毕业学员的调查显示:“管理经济学”是EMBA毕业生认为最有帮助和最应该开设的课程之一,排名第五[2]。然而,多年来“管理经济学”实际教学中,EMBA学员普遍反映这门课程是最难学的,同时任课教师们也普遍感觉教学难度较大。事实上,“管理经济学”是以西方经济学中的微观经济理论为基础,结合决策科学中的某些工具和方法,指导企业经理人员进行决策的一门应用经济学,它涵盖和整合了经济理论、优化方法和管理决策三大部分内容[3]。而如此广泛、艰深的内容目前却限定在4天EMBA教学活动中加以展开,教学效果与教学效率时常并不理想。那么,在4天教授一门课程的现有教学体制下,如何提高EMBA“管理经济学”教学效果与效率呢? 令人遗憾的是,目前国内外大学教学研究中探讨EMBA教学的文献尚十分稀少,即使是相关文献也完全忽视了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例如,学者王英虽然专门探讨了怎样提高MBA“管理经济学”案例教学效果[4],但并没有触及EMBA教学;又如,刘延平、郭雪萌和郭婧娟等三位学者虽然提出并系统论述了EMBA课程整合式教学模式[5],但这一模式并非针对“管理经济学”教学;再如,李国津教授虽然较早就系统地论述了MBA“管理经济学”教学改革,明确提出要正确定位、合理选择内容、提高教学效率与效果等等[3],但尚未建立一个理论框架更深入地剖析EMBA“管理经济学”教学实质;谭宏和唐朝莉等学者虽然正确指出知识转移是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核心,提出了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中知识转移的研究框架[6],但是这一框架也未触及EMBA教学。 本文试图以EMBA的管理经济学为例,专门探讨EMBA教学效果和效率提高问题,从而为现有大学教学研究中尚显薄弱的EMBA教学文献做出一些补充和拓展:第一,利用校企知识转移这一新的理论视角,剖析EMBA 管理经济学教学实质,构建一个提高EMBA的管理经济学教学效果与效率的概念框架;第二,在此基础上,提出提高EMBA的管理经济学教学效果的四种基本策略及具体措施。 一、EMBA“管理经济学”教学的实质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校企间高效知识转移 什么是EMBA“管理经济学”教学的实质?现有的研究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相关的研究主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展开讨论。宏观层面主要是探讨EMBA教育的实质,有代表性的观点有:EMBA是针对已经担任中层以上管理工作、具备承担更多管理责任的企业中高层经理人员的工商管理教育[1];EMBA教育是商学院如何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出更多的创新型优秀企业家[7];EMBA教育在于向企业高级行政人员提供管理的基本知识与技巧,以增进学员的分析力与判断力来适应全球竞争时代的要求[8]。微观层面主要是从EMBA课程教学的不同侧面透析教学的实质,有代表性的观点有:EMBA课程教学是一个由模块化知识体系、递进式案例分析、对立式情境模拟、独立式专题讲座和组团式师资队伍等多种教学元素系统集成的整合式教学模式[5];EMBA课程教学活动是由教师和学生双主体所构成的“师生契合”教学模式,具体视不同教学情境可采用灌输式、咨询式、启发式和参与式等教学方式[9]。 仔细阅读以上文献,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对EMBA教育教学探讨主要是基于高等教育学的分析。不同于这些传统分析,本文采用知识管理学中校企知识转移理论这一新的理论透镜,以“管理经济学”为例,重新审视和探讨了EMBA课程教学的本质属性和具体的教学策略。我们认为,EMBA“管理经济学”教学的实质是以高校教师为代表的知识发送者通过各种知识转移渠道、在一定的情境下向以企业高管人员为代表的知识接受者转移管理经济学科学知识体系的一种特殊类型的校企间高效知识转移活动,其最终目的是提高企业高管人员的个人竞争力和企业整体的自主创新能力。 我们提出以上论点的论据是:首先,现有EMBA教育教学文献已经提出了诸如“向企业高级行政人员提供管理的基本知识”、“模块化知识体系”、“由教师和学生双主体所构成”、“视不同教学情境”、“培养出创新型优秀企业家”等EMBA关键教学要素,我们的论点继承、发展和整合了这些关键要素;其次,按照校企知识转移理论,校企知识转移是一个由知识发送方高校、知识接受方企业、知识转移渠道、知识转移情境和要转移的知识构成的一个有机系统,是企业通过与大学的互动获得所需要的知识并加以判断、吸收、应用与创新的过程,是高校所创造的知识、技术、成果转移到社会与商业上,完成高校知识的流动与应用并实现其市场价值[10][11]。我们的论点正是建立在这些科学的理论之上;再次,目前国内外学术界主要集中研讨校企间技术转移及其效率提升问题 [12],认为高校通过技术许可、合作研究、人员交换、技术咨询关系、技术创业等校企合作形式和渠道向企业转移技术知识[11]。显然,校企合作除了技术创新以外更常见的是合作教育,而合作教育中的知识转移已开始被我国学者探析[6]。我们认为,EMBA教育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校企合作,“管理经济学”教学实际上不是高校技术创新成果转移而是经济学科学知识及其分析思维方法的转移。正如清华大学管理学院院长、著名经济学家钱颖一教授所言:“在我的(EMBA)课程中……你们将学到的是一种思维方式——获取对中国当前问题及未来挑战的认识,运用现代经济学的视角和方法思考中国!” [13]。最后,校企知识转移的关键与核心是知识转移效果与效率提升[10][11][14][15],我国现有EMBA的4天一门课程教学体制是比MBA教学更短的研究生学位教育,而MBA“管理经济学”特别要求提高教学效果与效率[3],由此EMBA管理经济学课程教学必须是更加有效的和高效率的;另外,我国EMBA教育的基本任务是提高现有企业家的素质与培养更多具有创新素质的企业家[7],EMBA学员作为我国新一代企业家是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核心和灵魂。我们的观点涵盖了这两个反映我国EMBA教育现实国情特点。 如果说EMBA管理经济学教学的实质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校企间高效知识转移,那么,提高其效果与效率的概念框架应该是怎样的呢?按照组织间知识转移效果和效率理论框架[16]:(1)高效知识转移包括四个维度:理解程度、有用性、速度和经济性,其中,理解程度指知识接受方理解被转移的知识的程度;有用性是指转移的知识对知识接收方工作的重要性和相关性;速度是指转移知识的快慢程度;经济性是指因转移知识所耗费的资源较少、成本较低。(2)知识转移效果和知识转移效率是两个不同的专业术语,知识转移效果(Knowledge Transfer Effectiveness )是指知识转移实现转移目的的程度,包括两个维度:理解程度和有用性;知识转移效率(Knowledge Transfer Efficiency)是指知识转移过程的投入与产出之比,也包括两个维度:速度和经济性。我们认为,既然EMBA管理经济学教学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校企间高效知识转移,属于组织间知识转移,理应满足以上知识转移效果和效率的理论框架。结合本文前面提到的“校企知识转移是一个由知识发送方高校、知识接受方企业、知识转移渠道、知识转移情境和要转移的知识构成的一个有机系统”的构架,我们提出了一个提高EMBA“管理经济学”教学效果和教学效率的概念框架,见图1。 图1 提高EMBA“管理经济学”教学效果与教学效率的概念框架 图1的概念框架突破了传统大学教学的传统框架,抓住了EMBA“管理经济学”教学活动限定在4天完成这个根本特点,凸现了单位时间内最大限度转移“管理经济学”系统知识的客观要求。图1深化了以往EMBA教学对教师、学生、师生教学关系的研讨[9],集中并明确地反映了本文的新观点:EMBA“管理经济学”教学的实质是高效转移经济科学知识体系,提高EMBA“管理经济学”教学效果和教学效率就是高效转移知识,高效与否是通过转移知识的被理解程度、转移知识的有用性、知识转移的速度、知识转移的经济性等四个维度加以衡量,这四个方面同时也构成了提高EMBA“管理经济学”教学效果和教学效果的四种基本策略,而实现每一种基本策略的着力点应该是组成知识转移系统的五个基本要素:教师(知识发送者)、学员(知识接受者)、要转移的知识、知识转移渠道和知识转移的具体情境。我们提出的这一框架,不仅为解决现实中教学效果与教学效率时常并不理想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概念框架,而且也能从更一般的视角和层面提炼出提高EMBA“管理经济学”教学效果与教学效率的基本策略及其具体措施。 二、提高EMBA管理经济学教学效果与效率的四种基本策略及其具体措施 依据图1的概念框架,借鉴和继承学者们的相关学术观点,以及结合我们多年EMBA“管理经济学”的实际教学成功经验,我们在此提出提高EMBA“管理经济学”教学效果与效率的四种基本策略及其具体措施,具体如下: 1.提高管理经济学知识被理解程度的策略 按照图1,提高EMBA“管理经济学”教学效果就是努力提高知识转移效果,其中提高管理经济学知识被EMBA学员理解的程度是一种基本策略。针对目前EMBA教学时数太少、教学内容太多、学员背景差异较大的现状下学员普遍对管理经济学知识理解不全、不深和不透等突出问题,我们特提出如下主要措施与建议:(1)任课教师首先应受过严格的经济学专业训练并具有优秀的教学素质,熟悉管理学院(商学院)教学体系、教学风格和教学要求,在管理经济学知识体系的讲授中能够做到居高临下、游刃有余、深入浅出和通俗易懂。(2)要正确定位管理经济学的知识体系。教师在课程第1讲中就应明确提出“管理经济学”是专门针对管理学院开设的一门应用微观经济学[3],明确课程的教学目的是使学员们系统学习经济学的理论知识、分析方法和思维方式去辅助分析求解企业面临的各种管理问题,并按企业运行过程将管理经济学知识体系明确划分为需求、生产、成本、市场结构、政府管制(含政府与企业关系)等基本理论,使得EMBA学员在课程一开始就对管理经济学的知识体系有一个很好地整体理解与把握。(3)要给每位EMBA学员配备世界上著名的管理经济学教材(国内市场上已有很多流行版本),以及其他等文字、影像等的配套教参材料,便于EMBA学员能够在课前、课中和课后反复学习和正确理解这些显性知识(也称编码知识,是可以通过语言、书籍、文字、数据库等编码方式传播并容易被人们学习的知识)。至于管理经济学隐性知识(指那种我们知道但难以言述的知识),学员可以通过问题求解、案例分析、情境模拟等“干中学”的方式获得认知、理解和掌握(如经济分析工具在管理决策问题上的运用技巧)。(4)在教学组织上要指定课程组长、构建教师教学团队,同时在课堂中组建学员讨论小组。教师教学团队可以按同校、跨校两种方式组建,如组建由理论主讲教师、案例引导教师、专题讲座教师构成的师资团队[5],实现讲授知识体系的互补、深化与扩展。学员通过课堂小组讨论、教师点评可以加深知识理解。(5)在EMBA学员较为繁忙的现实情况下,应严格学员课堂考勤,不断增强学员的知识学习意愿和知识吸收能力,可将课程的基本理论知识点融入课程考试题,可以将最后一天的课程考试改为课后大作业,让学员课后通过通读教材、阅览报刊、查阅资料和小组研讨来完成这份大作业,不但能节约出最后一个下午的时间,而且能帮助学员更加深入地理解、更加全面地掌握管理经济学知识。(6)采用模块化的课程知识体系设计[5],将管理经济学知识体系分成需求理论及其应用、生产与成本理论及其应用、市场结构理论及其应用、政府管制理论及其应用等四大知识模块分别布置在四天的课程教学活动中,每一天的完成一个知识模块,每个模块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知识教学单元。(7)依据不同教学内容和要求,分别选用最适用的知识转移渠道。多年的教学实践告诉我们:每天上午师生精神饱满,宜采用灌输教学方式着力教授各模块的基本理论与分析工具;而当天下午师生较为困乏,宜安排案例讨论、情境模拟、教师点评来复习、加深上午所学的理论,提高学员运用经济分析工具解决实际管理问题的能力。教师理论讲授应做到概念准确、层次分明、逻辑清晰和理论联系实际。反之,教师全天“唱独角戏”、满足于灌输教育,学员过度疲乏和困惑,都会严重影响知识理解和教学效果。(8)鉴于目前EMBA教学普遍使用学校、宾馆的多媒体教室或会议室,要努力营造有利于知识学习与理解的氛围,应避免发生幻灯片模糊、白板上字迹太小看不清楚、音响时断时续、教室灯光昏暗等问题。鉴于近年EMBA“全英文教学”中学员普遍存在理解障碍、教学效果差,今后应慎用“全英文教学”。 2.提高管理经济学知识有用性的策略 按照图1,提高EMBA“管理经济学”教学效果的另一种基本策略就是提高转移知识的有用性。针对目前EMBA学员往往感觉管理经济学理论高深、难学、缺乏实用性等常见问题,我们特提出如下主要措施与建议:(1)对于教师,应该将管理经济学教学与微观经济学教学加以区别对待,时刻牢记EMBA学员学习管理经济学是为了运用经济学的视角和方法思考中国现实、能够利用经济学理论及其分析工具解决实际管理问题、不断提升企业的竞争力。教师应该注重所教授的知识对学员现实需求的满足,一方面,课堂讲授应集中在管理经济学的核心知识上,不应将有限的时间耗费在与课程无关无用的知识上,诸如名人趣事、社会杂谈等;另一方面,也要避免过于理论化的讲授而导致曲高和寡。每次教学,应该给学员提供经济学原理对应的最新经济管理新闻报道材料,使学员理解经济学原理与现实之间的紧密关联。(2)对于学员,应该带着管理问题上课,在学习各种管理经济学基本理论及其分析工具的同时不断寻求和尝试求解手头上困扰自己的实际管理难题,并且在求解中亲身体验经济分析的有用性,明白其局限性。(3)要对管理经济学知识进行合理筛选,突出那些对EMBA学员最有用的管理经济学基础知识。例如,课堂上集中教授需求、生产、成本、市场结构、产品定价、政府管制等主要理论要点,对于需求函数估计、生产函数估计、成本函数分析、线性规划等统计和最优化定量分析技术仅用Excel加以演示、点到为止即可,不必花时间阐述需求法则背后的效用理论(无差异曲线分析);又如,更多引入一些当前中国转轨经济条件下的热点问题及其经济分析,诸如公司治理问题、食品安全问题、房地产价格走势问题、人民币升值与企业进出口销售问题、欧美经济衰退对中国企业影响问题、中国通胀下企业管理问题等等;再如,应不断拓展传统管理经济学理论知识边界,可以穿插介绍时下新兴的“新管理经济学”中一些前沿理论成果,诸如组织经济学、行为经济学、人事经济学、企业伦理、公司社会绩效、制度经济学等方面的有用知识[17]。(4)要善于组合各种知识转移渠道与方式更有成效地转移管理经济学有用知识,实实在在展示经济理论有用性,提高学员满意度。例如,在教授供求决定价格的理论时,可以首先放映中国房地产价格调控的新闻报道材料、引发学员的思考,接着采用灌输方式讲解需求、供给和均衡价格决定理论,然后采用启发式教学让学员分组对中国房地产价格调控案例(文字资料)展开讨论、从供求两个方面找出影响房地产价格水平的各种因素、预测未来几个月房地产价格走势,利用咨询式教学引导学员给出房地产价格调控难题的解决方案,最后通过幻灯片展示中央政府历次出台的房地产调控“国十一条”、“新国十条”、“新国八条”背后存在一个共同的框架——供求决定价格理论,解开中国房地产价格之“谜”。(5)教师可以有意营造一种增强管理经济学知识有用性的教学情境。例如,首先选取新近发生的双汇集团“瘦肉精”危机作为分析案例,然后让学员分组分别扮演双汇“瘦肉精”危机中各个利益相关组织对案例文字资料展开情境模拟讨论,引导学员对中国转型时期企业目标的探究,最后通过学员分组汇报、教师介绍厂商目标理论、总结等教学过程,促使学员眼见为实地了解到转型经济下猪肉产业链上养殖户、猪贩子、屠宰企业、大型肉制品企业、商场、检疫部门、地方政府等组织的现实目标,帮助学员切身体会到厂商利润最大化目标理论在分析中国当前食品安全问题上的理论作用和实用价值。 3.提高管理经济学知识转移速度的策略 按照图1,高效知识转移是知识转移效果与效率的统一体,在不断提高EMBA“管理经济学”教学效果的同时,也要持续提高EMBA管理经济学教学效率。按我们的观点就是首先要努力实现单位时间最大数量地转移管理经济学有用的科学知识,由此一种基本策略就是提高知识转移速度。针对目前EMBA教学中常见的教学拖堂、教师言它而偏离了管理经济学知识传授、教学时间利用效率不够高等问题,我们特提出如下主要措施与建议:(1)教师应精心而周详地安排讲课进度、讲课内容和其他教学活动,设计详细的教学活动时间表,在课前详细编写并打印出课程教学讲义、对应的幻灯片、案例及其讨论方案、影视文字材料、课外读物、考试试题及其参考答案等,在课前就应该把学员分组并组织起来,将全部相关教学材料提前分发给每一位学员,课堂教学活动应遵循教学计划,控制各项教学活动的进度、节奏与时间(特别是讨论及其发言时间),避免“跑题”与“脱轨”。(2)EMBA学员应该提前预习上课的教学材料,按时到课并积极参与各项课堂教学活动,认真进行小组讨论,撰写言简意赅的发言稿,控制发言时间。(3)尽量将管理经济学分析方面的隐性知识显性化,提高知识的可传播性。因为,显性知识便于师生相互交流,可以缩短知识转移时间。例如,聘请领域专家学者、政府官员等来课堂上开展专题讲座,请他们对中国当代热点管理经济问题进行专业剖析与独特解读,促使他们原本高度个人化的经济分析隐性知识,诸如分析问题的经验、视角与观念、洞察力、分析等,通过学术交流而最大限度地转化成显性知识而被EMBA学员学习吸收。(4)充分利用各种现代化教学手段,节省教学时间,加速知识转移。例如,把管理经济学的重点和难点内容,特别是各种图形、表格和公式,做成PowerPoint幻灯片,不但能够提高教学效果还能大量节约在板书、画图和说明上花费的时间[3];又如,运用Excel软件编写管理经济学模型,展示与说明决策问题求解过程与动态模拟结果[3];再如,通过剪辑电视新闻、专题经济报道、著名经济报刊网站上文章,制作文字和视频教学材料,让学员能够迅速了解中国新近经济热点问题分析、把握经济大势。(5)讲究管理经济学知识交流的时效性,避免因高校与企业文化差异而产生的冲突,建立师生双方在教学活动中互相学习、真诚互动的伙伴关系,创造知识共享、加速知识相互交流的文化氛围。 4. 提高管理经济学知识转移经济性的策略 按照图1,提高EMBA“管理经济学”教学效率另一种基本策略就是提高知识转移经济性,即在保证转移知识容易吸收理解、有用性高和转移速度高的前提下,要适当减低知识转移所耗费的各种相关资源的耗费。鉴于此方面目前尚缺乏学术探讨而教学实践上又很重要,我们特提出如下主要措施与建议:(1)根据学校EMBA学费收费的水平及其增长状况,不断优化教师教学团队。在选择国内外、校内外专家学者授课时,在同等教学水平和质量下,可以少聘请国外学者和校外专家,搭建以国内教师为主、本校教师为主的教学团队。当然,如果本校教师教学阵容超强,也可以完全由本校教师构成教学团队。(2)对于学员学习,在众多国内外著名的管理经济学主流教材中,应该选择那些质量上乘而又价格不贵的教材[18] [19] [20]。(3)要充分利用各种教学基础设施与资源。在同等条件下,尽量利用本校教室、会议厅开展教学活动,可以聘请恰好正在本校访问交流的经济学者为学员专题讲座,也可以聘请那些为本校博士生授课的海内外校外著名经济学学者在教学规定课时之外为EMBA“管理经济学”授课。(4)在一些特定的情境和条件下(比如开展班级间集体交流活动),可以考虑并班上课。但一定要确保教学质量,不断提高教学服务满意度。(5)要树立高效转移管理经济学科学知识、分析思维方法的理念,处处讲究费用节约,并将节约的费用全部用于不断改善教学条件和教学设施上,持续提高EMBA管理经济学教学水平和服务质量,实现教学资源最佳配置。 管理经济学论文:管理经济学的教改实践与总结 摘 要:基于多年对管理经济学的教学经验,介绍了关于管理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的实践。改革的内容主要包括:编写适合的讲义与教材,改革作业、考试与成绩评定的方式;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加强对学生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改革案例教学方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升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改革教学手段,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效率。 关键词:管理经济学;教学实践;改革 管理经济学是以西方经济学中的微观经济理论为基础,结合决策科学中的某些工具和方法,指导企业经理人员进行决策的一门应用经济学。这门课程对于培养经济管理专业学生的经营理念,掌握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经济决策的过程与方法是非常有用的。因此,在国外经济学院或管理学院和商学院中,管理经济学是一门不可或缺的必修课程。目前,管理经济学是我校精品课程,也是我校经济学、管理学相关专业、MBA专业的主干课程。 一、问题的提出 管理经济学作为一门应用经济学,其教学目的,一是为企业的管理决策实践提供经济理论和经济分析的思维框架;二是使学生了解企业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地位与市场配置资源的基本规律,使企业的经营决策能够更好地适应于市场体系。管理经济学的总体教学目标是以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为核心,通过课堂教学和实践训练,使学生把握经济活动的基本规律和特点,能够应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工具,实现管理活动的理性思考与理性创新。在长期的教学过程中,我们发现存在以下问题。 (一)教材内容趋同于微观经济学,考核评价方式落后 在多年的教学中我们发现,国内出版的《管理经济学》教材绝大部分内容与《微观经济学》教材的内容重复,从而导致两个问题:一是对已具有微观经济学基础的我校经济管理类学生,再学习管理经济学已难以使其知识增进;二是对实践问题,限于篇幅又几乎没有涉及,使其难以更好地成为分析企业经营决策的工具。学生作业、考试与成绩评定的方式比较古板,多数为按时完成课后作业,期末闭卷考试为主,学生缺乏学习积极性 (二)教学方法比较固定,学生缺乏学习主动性 大多数教师采用课堂讲授+启发式教学+案例的教学模式。一般先从经济和管理现实中提出问题、定义问题、开发解决思路、推导解决理论和方法,最后讲明其实际作用,并应用案例来结束。虽然这种教学方式相对于以前按照教材顺序逐一讲解概念、定义的教师以讲授为主、学生以听为主的教学方式有了很大的改进,但是在与学生讨论和沟通交流、课程的教学效果和质量的提高、培养学生的兴趣、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新性方面还显得不够。 (三)部分教学案例陈旧,案例教学方式不够灵活 管理经济学以课堂讲授和案例教学相结合,管理经济学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案例教学对于提高学生的实际应用和管理能力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一点已为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所证实。因此,在管理经济学教学中注重讲授和案例教学相结合,以丰富学生的知识,积累学生的经验,也是素质教育的重要体现。但在管理经济学教材中出现的案例有些较为陈旧,需要老师在讲课过程中不断补充新的案例。 (四)多媒体教学手段大量运用,有时效果欠佳 进入2l世纪以来,伴随着信息产业的高速发展,高校教学模式不断改革和创新。多媒体教学作为一种现代科学技术的产物,凭借广泛的集成性、灵活的控制性和信息的多维化等特色,改变了传统教学中陈旧的、缺乏创新的教学观念和僵化模式,使传统教学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但是要做出一份和教学内容吻合,信息丰富的多媒体课件也非易事。此外,过多使用多媒体教学有时也会分散学生注意力,教学效果反而不佳。 二、教改实践与总结 多年的教学实践证明,教学必须面向新的人才培养要求。在分析了该课程的教学在经济与管理类院校的特殊性、存在的难点及其原因的基础上,我们从教学思想、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等方面提出对该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路,包括对管理经济学课程给予正确的定位;根据管理经济学学科的最新发展与中国实际情况对课程内容进行合理的选择;采取恰当的现代化教学手段,提高教学效率与效果;加强案例分析、讨论与写作,突出理论联系实际等。总之,对我校的管理经济学课程在教学思想、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上进行全面的更新和改造。 (一)编写适合的讲义与教材,改革作业、考试与成绩评定的方式,促进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综合提高 首先,我们组织富有管理经济学教学经验的老师编写了适合我校特点的《管理经济学》讲义,提高教学水平和质量,促进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综合提高,取得比较好的教学效果。该教材突破了以往对管理经济学研究教学的某些局限性,拓宽了管理经济学研究教学的领域,特别是吸收了战略管理、市场营销和产业组织学等方面的知识,丰富了管理经济学研究教学的内容。教材中精心选编大量现实案例。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突出管理经济学的应用性质,用实例说明如何在管理决策实践中运用经济学原理,提高读者分析实际问题和从事管理决策的能力,充分体现了管理经济学作为决策工具的真正价值。 其次,坚持进行作业、考试与成绩评定的改革。(1)在作业改革方面。主要根据课堂教学的重点问题组织学生分组进行课堂专题研究讨论,学生不但有充分的机会各抒己见,而且可以与老师直接对话和探讨问题,在此基础上形成各组对同一问题各具特色的看法和结论,再由全组同学共同参与在课堂上进行的公开演示与交流。(2)在考试改革方面。坚持教考分离,建立了较完备的练习库和试题库。试题质量高,成绩呈正态分布,及时进行成绩分析和教学总结,积极探索考试内容、方法改革。采用开卷和闭卷相结合、平时小测验和期末考试相结合、学生自我评价和教师评价相结合的综合考核方法。 (二)改革教学方法,灵活采用多种方法,加强对学生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教学方法就是在教学中为完成一定的教学目的、任务所采取的教学途经或教学程序,是以解决教学任务为目的的师生间共同进行认识和实践的方法体系。我们在管理经济学的教学中突破传统的教学方法的局限,引入了“案例研究法”、“实地考察法”与“模拟训练法”。 1.“案例研究法”强调案例分析和决策理论。教师负责编选真实公司的案例,印发给学生。学生在课下阅读材料和参考资料。教师在课堂上不讲课,只简单介绍情况,主要让学生发言讨论。教师对学生发言的见解、风度、能力等作记分考核。讨论案例时,尽量争取有关实际部门也派代表参加,由此可以让学生彻底摆脱书本的局限性,而真实了解到经济生活的实际运作流程。 2.“实地考察法”是一种通过实地考察促进学习的方法。每一次实地考察都由一名教师领导,学生积极参加,提出研究报告。所需费用或由学院负担,或由目标企业负担。这种实地考察的教学方法,对学生未来的工作很有帮助。 3.“模拟训练法” 通过模拟现实经济生活中各类问题的解决方式,使学生学到书本上不易学到或根本学不到的技能。通过这种演习,学生们能够学会如何将那些似乎大得无边的问题分成可以处理的小问题,如何分别处理后再将其重新组合起来。通过这种演习,学生们可以直接感受世界的复杂性,弄清理论与实践的差别,懂得学者的弱点,增长实干家的才能。我们还经常向学生作个别调查和召开学生座谈会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倾听学生意见和建议,检查教学效果,以便及时改进教学方法。 通过在实际教学中应用以上改革的教学方法,避免学生们的恐惧厌烦心理,减小了学习的压力,学习兴趣被极大的激发起来,能够积极参与案例讨论、资料查询、小组讨论及各种课堂与实践环节,学生的感性认识经过提炼上升到理性认识,满足了不同学生的发展需要,学生独立学习能力和创新意识大大加强,有效缩小书本知识与企业实际的距离。 (三)改革案例教学方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升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案例教学是一种“经验式”的教学方式。案例将企业带入课堂,让学生走入市场,投身竞争。学生自己通过对案例的阅读与分析,以及在小组中的共同讨论,促使学生进入特定的管理情景和管理过程,建立真实的管理感受和寻求解决问题的可行方案。通过案例教学,学生不仅向教师学习,而且也向同学们学习,甚至教师也能从学生中学到或获得一定的知识和信息。在案例教学中,教师更像是“导演”或“指挥”,学生的基本素质、对案例的熟悉程度、参与度以及教师的作用,一起构成了教学质量的要素,而不是传统的教师单向传授。案例教学的主要功能就是培养学生创造性地思考问题的能力、严密的推理能力、判断能力、表达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综合能力、领导才能和企业家精神。案例教学极大地丰富了学生关于各行各业的背景知识,强化了课堂教学知识的运用和掌握。 引入案例教学的基本原则是:第一,以管理经济学专业教科书为主干,在重点讲授基本理论的同时,每章节配备相关典型案例;第二,案例的选择兼顾典型示范、应用实战、现实新颖、适合国情,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第三,提供案例重在讨论、思考和学生的积极参与,案例本身可能并无统一答案,教师对每个案例只作简单提示性思考建议,将讨论和参与的空间留给课堂教学。 对于案例教学的组织与实施,我们的做法是:第一,明确教学目标,即学生通过案例学习所应达到的能力水平及对学生进行测验的手段和标准。第二,选择好教学案例,即在明确教学目标的基础上,要选择适度、适用的教学案例。第三,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氛围。一是需要学生内在的学习动力;二是需要学生外在的学习激励。第四,把握好案例教学的4个环节。案例教学的4个环节指的是:阅读案例,个人分析;小组讨论,形成共识;课堂发言,全班交流;总结归纳,消化提升。 本课程组教师常常及时地介绍与分析当前国内外经济理论与经济实践中的热点、焦点和难点问题。这样做不仅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经济学的兴趣,而且也可以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提高学生分析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四)改革教学手段,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效率 以计算机技术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使远程教育、多媒体教学等教育技术更多地进入并深刻地影响着教学过程。现代教育技术的手段通过直观、形象地再现客观事物,有助于在具体的教学中充分调动学生的视听感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从而激发其求知欲;有助于在教学中突出教学的重点、难点,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有助于培养学生良好的实验技能等。因此,积极探索教学手段的改革,更多地借助现代教育技术的成果,促进教学手段现代化是人才培养质量上台阶的必由之路。我们在讲授管理经济学时使用多媒体技术进行教学,从而节省了教师在黑板书写的时间,丰富了教学内容,增加了信息量,清晰的图形,鲜明的色彩,栩栩如生的动画,动静结合,生动有趣,大大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我们也认识到虽然应用多媒体课件进行教学具有很多的优越性,但在应用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由于信息量大、信息呈现速度快,学生不能完全理解和接受,而且长时间观看屏幕眼睛容易感到疲劳,从而影响了听课效果等。所以,我们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起到积极作用,组织好教学的内容与节奏,除了常和学生交流之外,还必须辅以传统的教学手段。我们采用的现代化的教学工具与传统的教学手段的有机结合,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经济学理论论文:近代英国经济学理论下的国民教育思想 摘要:近代英国的国民教育思想,主要见于经济学理论中。威廉·配第第一个提出了国家应拨款发展教育的观点。之后,亚当·斯密以劳动分工论为逻辑起点,论述了强制教育的必要性;马尔萨斯则从教育与贫困的关系着手,揭示了国家之于教育不可脱卸的责任;倡导功利主义的穆勒父子、剑桥学派创始人马歇尔也分别提出了发展国民教育的主张。这些国民教育思想对英国国民教育体制的形成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英国;经济学理论;国民教育 国民教育系指国家以立法和行政手段为本国公民办理的、可以平等享受的学校教育,一般指小学教育和初中教育。教育由国家管理的思想和做法由来已久,古希腊城邦即已存在。但漫长的中世纪里,在教会的控制下,教育成为慈善事业。而近代国民教育思想的产生则与宗教改革和民族国家的兴起紧密相关。随着国家权力的增强和民族意识的强化,教育领域也开始发生重大转变。国家管理教育的呼声日高。由于近代各国文化传统和社会发展背景的差异,国民教育思想也呈现出迥异的特点。迥异于法德,英国近代的国民教育思想更多从经济变化和发展的角度,强调国家应承担起开办国民教育的重任,最早体现于经济学家的睿智思想中。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和亚当·斯密先后提出国家应发展教育的主张。其后,在经济学界引发了热烈讨论。马尔萨斯、詹姆斯·穆勒、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马歇尔等经济学家自陈己见,论述国民教育之利,对英国国民教育体制的形成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 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 1623-1687)生于英国汉普郡一个小业主家庭。由于家境贫寒,14岁起便不得不外出谋生。先后做过水手、家庭教师、医生、教授。1649年被牛津大学授予医学博士学位。1651年起任爱尔兰总督亨利·克伦威尔的侍从医生并深得信任,后由于其才能卓越,改任爱尔兰土地分配总监。1658年当选为爱尔兰国会议员。因其《赋税论》、《献给英明人士》、《政治算术》、《爱尔兰的政治解剖》、《略论货币》、《关于促进学问的某些特殊部分的建议》等著作而蜚声世界。马克思对之尤为推崇,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1。威廉·配第不仅在经济思想上对后世影响深远,还在英国近代第一个提出了国家应该拨款发展教育的主张。 在威廉·配第看来,社会问题以及经济问题都是可以数字、重量、尺度来衡量的,其对教育问题的分析也是以这种方法论为基础和指导的。他主张要对全国进行必要的教育调查,从而确定教育机构的类型、数量、生源、专业设置等,然后确定具体措施。并从经济学角度提出了发展教育的理由。认为,财富的最后源泉,终归是土地和劳动。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的生产物是通过劳动生产出来的,科技和劳动者的素质才是最终的决定条件。在此基础上,他强调教育不仅应为国家政治和经济发展服务,而且坚持认为,教育是国家的、公共的事物,国家的公共经费除“军事费”、行政官吏俸禄而外,“公共经费的第三项,就是为拯救人的灵魂,启导他们的良知所需的经费”。2这些经费的受益者显然是宗教组织,而宗教组织在其时正承担教育的主要职责。故虽未直接提及教育一词,却是把兴教育看作国家的基本义务。他特别强调指出:“也许有人认为这种经费是关于另一个世界的,……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逃避人类的法律、干犯找不到证据的罪行、捏造证词、曲解法律的意义等等行为是多么容易,那么,我们就会认为有必要缴纳一种公共经费,用以使人们通晓神的戒律。神的戒律能看到邪恶的意念与企图,而且更能看到隐秘的行为,它能在另一世界中对在人世只能加以轻微惩处的邪行作永恒的惩罚。”3为此,他主张,“现在担任这种公务的人所拿到的俸禄,也必须相应的优厚。不仅如此,即使在这人世的生活中,他们也必须具备能够用某种报酬来吸引世人的资力”。4期待国家尊师重教之思想赫然入目。更为可贵的是,威廉·配第提出,国家不仅应加强对宗教组织的资助,还要承担“各种学校以及大学,特别是当它们教给上面那些人诵读、写作和算术的时候所需的经费”5。认为,“学校或学院这些机构,目前大多数是某些特殊人物所捐献的,或者是某些特殊人物为追求他们私人目的而花费金钱和时间的场所。但是,如果它们的目的是在于给最优秀而有天资的人提供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帮助,使其从事于探求自然界的一切运行规律,那无疑是一种善举。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所需经费也应当算是公共经费。”6国家对这些学校或学院的拨款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 威廉·配第从国家发展的需要出发,以经济学的视角,提出教育是国家和公共的事物,教育经费应列为国家公共经费开支,反映了其睿智和远见卓识,也代表了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要求。遗憾的是,他对教育的价值问题,并未做深入论述。在探索资本主义经济范畴的内在联系,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隐秘结构中,英国历史上另一位卓越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看到了教育在增加国民财富、提高劳动生产力中的巨大作用,揭示了教育与经济的内在关系,在教育思想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 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出身于苏格兰一个海关职员家庭。14岁便入格拉斯哥学习,三年后被推举到牛津大学。毕业后先后在爱丁堡大学、格拉斯哥大学任教。1764年,他辞去教授职务,充任布克莱希公爵的私人教师,陪同公爵去欧洲大陆旅行长达两年,考察了法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并结交了大批法国知名人士,对其思想影响颇大。1767年,他回到故乡专心于写作。几近十年之功终于完成了洋洋大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起因的研究》(亦称《国富论》)。此书一经问世便引起欧洲各国重视。马克思甚至评价:“在亚当·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7《国富论》虽始终围绕如何促进国家财富的增长这一主题展开,却对国民教育有着独到的见解。他坚持认为,国家必须明确自己所承担的基本职能,应提供面向全体国民特别是劳动阶级的教育,并提出了强制性教育的观点。这为义务教育的法制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劳动分工论是亚当·斯密整个经济理论的逻辑起点,因而也是其教育思想的理论前提。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以及社会各个企业和各个部门的生产者之间的分工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国民财富的同时,斯密也承认,分工也对人的智力发展产生了极大伤害,故产生了国民教育的需要。他指出,“一个人如果把他一生全消磨于少数单纯的操作,……没有机会来发挥他的智力或运用他的发明才能来寻找解除困难的方法,……他自然要失掉努力的习惯,而变成最愚钝最无知的人。”8所以,“政府如不费点力量加以防止,劳动贫民,即大多数人民,就必然会陷入这种状态。”9而“在自由国家中,政府的安全,大大依存于人民对政府行动所持的友好意见”,10“这般人民有了教育,国家可受益不浅呢。在无知的国民间,狂热和迷信,往往惹起最可怕的扰乱。一般下级人民所受教育愈多,愈不会受狂热和迷信的迷惑。加之,有教育有知识的人,常比无知识而愚笨的人,更知礼节,更守秩序。”11 为此,他继承了威廉·配第的国家职能观,坚持将教育经费列入国家的基本开支,用于普通人民的教育,因为在文明的社会中,普通人民“更需要国家的注意”12。斯密认为,仅靠社会力量是难以实现教育目标的,国家应在各教区各地方,设立教育儿童的学校,负担教师的部分薪酬并为鼓励学业优良却家境贫寒的儿童提供奖赏。斯密还认为,国家应有相应的制度以强制全体人民接受最基本的教育。他明确提出,任何人在加入某种职业团体或获得某种职业资格前,必须接受国家的考试或鉴定。这种强制教育的思想触及近代国民教育的核心,在其时代独树一帜,影响深远。其观点自然也引发颇大争议。亚当·斯密之后,众多的经济学家们围绕国民教育展开了激烈讨论。马尔萨斯、詹姆斯·穆勒、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马歇尔等都提出了发展国民教育的主张。 二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 1766-1834)是英国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他早年在剑桥大学学习神学和哲学。1798年发表了著名的《人口原理》。1805年受东印度公司聘请,在赫福州的海里堡学院任近代史和政治经济学教授,并相继出版《地租的性质与发展的研究》(1815年)、《政治经济学原理》(1820年)等政治经济学著作,奠定了英国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基础。马尔萨斯的思想虽然颇多争议,却是旗帜鲜明地赞成政府干预教育的著名经济学家之一。 在《人口原理》中,马尔萨斯指出,“人口增殖力和土地生产力天然地不相等,而伟大的自然法则却必须不断使它们的作用保持相等。我认为,这便是阻碍社会自我完善的不可克服的巨大困难”。13为避免社会冲突和其它恶劣后果,必须采取措施控制人口增长。基于此考虑,马尔萨斯对当时英国的济贫法制度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从总体来看,实施济贫法给社会带来的利益远远弥补不了其所导致的社会损失。当时所实施的救济制度表现出一种削弱储蓄的倾向,并容易导致对社会负责行为的损害。为此,他建议不再向穷人拨付救济款,而代之以除提供未耕种土地、建立储蓄制度外,还应推行教育计划,使穷人真正认识到其贫困的真实原因,并掌握改变自身生活境遇与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知识与技能。 他毫不客气地批评英国政府已经“在穷人身上滥花巨额资金……但在他们的教育上,……却严重匮乏。它无疑是民族的极大耻辱,把下层人民阶级的教育仅仅留给了一些‘星期日学校’……”。14而政府推脱责任的做法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致使教育效率低下,不能快速的培养国家所需人才。马尔萨斯坚持认为,提供“普通人的教育”毫无疑问是政府的责任,是任何其他机构都代替不了的。一个政府如果没有教导它的公民,应当把其幸福或痛苦的主要方面仰赖于自身,那么说明这个政府没有实现其目标,不能为他们自己思考,社会的受教育成员就无法作出正确的决定。由此马尔萨斯强调,任何社会体最终由分享其资源的人们的数量决定,教育,尤其“突出强调下层阶级的真正状态的一般说明……如果受人口原则影响一样”15是社会健全的关键。马尔萨斯写道:“只要政府提供普通人的教育,这个政府能臻于完美。”16并且,“教育非常有助于人们从公民的自由和政治自由获得的一切好处。没有教育,确实不能把公民的自由和政治自由看成是完美无缺的。”17而自由和政治自由是有助于鼓励社会的下层阶级养成谨慎习惯的所有原因中最主要的原因。18 马尔萨斯从教育和贫困的关系的角度论述了开展国民教育的重要性。通过发展教育,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来最终摆脱贫困的观点在英国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其后的另一位经济学家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 1773-1836)也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他在1813年1月的“爱丁堡观察”杂志上提出:“如果他们的教育委托给政府,或者受政府捐助的个人,——我们只能说,虽然我们尚未想到危险性的大小,但使娴熟的读和写教授给全体人民仍然大有益处,我们应当愿意为得到它而冒巨大的危险,或甚至大大加速那种获得的进程。”19显然,这位功利主义大师愿意为国家提供基础教育而牺牲他的联想原则思想。他评价说,初等教育对生活如此重要,以致对任何政府把它改变为恶性教育几乎是不可能的。其子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深受他的影响,对英国国民教育体制的形成影响尤大。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是英国著名哲学家、经济学家、逻辑学家、功利主义的集大成者。于1848年发表了《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应用》。其在作为英国下议院议员的三年任期内,曾就教育改革在议会中作过许多重要讲演,呼吁实施初等义务教育。并把教育看作改善劳动人民习惯的两种方法之一。他认为,自由放任有许多例外,尤其不适用于初等教育。“从原则说,就应该由政府向人民提供教育”。20政府可以运用自己的权力,规定父母在法律上负有使子女接受初等教育的职责。因为儿童的父母或抚养他们的人即便有能力使儿童得到初等教育,但却未能这样做。他认为这些父母或抚养者既没有尽到对孩子本身的职责,也没有尽到一个社会成员的职责。他指出,一般社会成员也会因为其同胞缺少教育而遭受严重损害。认为,“民间教育的数量现在是远远不够的,以后很可能也仍将是远远不够的,而其质量虽然显示了某种改进的趋向,但现在除极少数情况外,却很差,而且一般说来是糟糕透顶的,简直是徒有虚名。”21所以,“政府有义务弥补这一缺陷,资助初等教育,以使穷人家的所有孩子能够免费或以微不足道的费用接受初等教育。”22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又认为,“一般说来,如果国内不乏有资格能在政府维护之下举办教育事业的人士,只要法律规定实行强迫教育,国家又支付贫寒子弟的助学金,以保证办学不致得不到报酬,那么,他们就会能够也会情愿根据自愿原则办出一种同样良好的教育的。”23也就是说,国家只要决心要求每个儿童都受到良好教育,并帮助家境比较困难的儿童支付学费,对完全无人负担的儿童代付全部入学费用,就足够了,并不必自己去操办。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折衷主义的调和论教育观是他整个经济调和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穆勒看来,政府在法律上或在事实上完全控制教育,是令人不能容忍的。著名的《1870年初等教育法》确立的“填补空缺”——以公办学校填补教会学校之不足——原则,就和这种思想紧密相关。其后,剑桥学派创始人艾尔弗雷德•马歇尔则吸取前人成果,以生产费用论为立足点阐述了国民教育的重要性。 三 艾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 1842-1924)曾在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读书,1883-1884年任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讲师,1885-1908年任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1887年任布里斯托尔大学学院院长。1891年任皇家劳工委员会委员。其政治经济学学说是资产阶级经济学不同庸俗学派论点的折衷混合物。企图把生产费用理论和所谓边际效用论结合起来。其剑桥学派的经济理论被视为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正宗。以《经济学原理》一书而享誉世界,并著有《工业经济学》,《经济学精义》,《工业和商业》等。其中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马歇尔对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并概括为资本积累和投资、科学技术和企业组织、教育、规模经济等几个方面,指出了发展国民教育的价值。 马歇尔认为,“资本大部分是由知识和组织构成的——知识是我们最有力的生产力.它使我们能够征服自然,并迫使自然满足我们的欲望”。24由于科学的发展及其在农业中的运用,差不多阻止了报酬递减的倾向。故发展改良教育,培养熟练的有技术的丁人.对于财富的增长也具有重要作用。虽然有许多种类的工作,没有知识的工人也可以做好,而且教育的高等学科,除了对雇主、工头以及比较少数的技术工人之外,没有什么直接用处。但是,它大大刺激工人的智力活动;使其养成善于研究的习惯;并使其在日常工作上更为聪明、更为敏捷和更为可靠。而且马歇尔还特别指出,手工劳动阶级的人数,比其他一切阶级加在一起多许多倍,所以,一个国家中所生下来的最优秀的天才,一半以上会属于劳动阶级。对于可能是出身低微的天才,任其消磨于低级工作而置之不问,实在是一种最有害于国家财富增长的浪费。所以,把公私资金用于教育之是否明智,不能仅以它的直接结果来衡量。教育仅仅当作是一种投资,使大多数人有比他们自己通常能利用的大得多的机会,也将是非常有利的。因为,依靠这个手段,许多原来会默默无闻而死的人就能获得发挥他们的潜在能力所需要的开端。而且,他进一步指出,一个伟大的工业天才的经济价值,足以抵偿整个城市的教育费用,而且在许多年中为大多数人举办高等教育所花的一切费用,如果能培养出像牛顿或达尔文、莎士比亚或贝多芬那样的人,就足以得到补偿了。主张国家投资教育的思想可见一斑。 当我们考察近代以来英国教育思想的发展轨迹时,不难发现,居支配地位的莫过于“绅士教育”的倡导者洛克、“性格形成论”的创造者欧文和“知识价值论”者斯宾塞了。但当法德等国的学者们在激辩国民教育之必要性时,英国岂能无动于衷?与欧洲他国不同的是,英国国民教育思想闪现于睿智的经济学家头脑中。从而在教育国家化的世界潮流之下,铸就了自己别具一格的特点。遗憾的是,经济学家们多半只是希望国家能对教育投资,帮助无力支付学费的孩子完成学业,并不要求国家对教育的严格管理。即使主张强制教育的亚当·斯密也强烈反对国家过分干预,仅法律规定就可以了。思想常常是行动的先导。英国国民教育制度建立的迟缓也就不足为怪了。1833年方有第一个议会教育拨款法案的通过,1870年才颁布第一部初等教育法,初等义务教育制的确立则到20世纪初,中等教育的国家化更是若干年后的事了。 经济学理论论文:解读莫里斯 多布经济学理论 摘要:莫里斯·多布的经济理论主要涉及劳动价值、剩余价值、经济危机、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等问题,具有深刻的理论见解和极强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在他的经济危机理论体系中,更是较为全面地揭示了根植于资本主义内部的深层诱因:消费不足、结构不成比例和利润率下降。在“后危机”时期,重读莫里斯·多布的经济理论,审视经济波动后的中国经济脉络,保持适度的谨慎和必要的反省是不可或缺的,而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内需并优化政府经济职能是当下之中国在经济领域内的重点改革方向。 关键词:莫里斯·多布;经济学理论;经济危机 在一年多前,以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国为中心爆发的金融危机,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波动。时至今日,金融危机的阴影已渐渐散去,经济复苏的苗头已日趋明显,全球贸易量亦开始了新一轮的上升。然而,在当下“后危机”时期,保持适度的谨慎和必要的反省仍是不可或缺的。 立足现实,回眸历史,此时重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著作,仍能从这些经典中,感受到先贤们的智慧和深刻。其中,20世纪英国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之一的莫里斯·多布,更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深入研究,梳理出了其较为全面的诱因。 一、莫里斯·多布及其主要著作和经济学理论观点 莫里斯·多布于1900年出生在英国伦敦郊区的一个小商人家庭,1918年投身英国劳工运动,并开始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1919年进入剑桥大学学习经济学,1922年获得剑桥大学文学士学位,在年底时加入了刚成立不久的英国共产党,后来一直是该党的主要理论家之一。1924年以《论资本主义企业的历史和理论》的学位论文,获得伦敦经济学院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到剑桥大学并长期任教。 1976年8月17日在剑桥逝世。 莫里斯·多布和斯坦福大学的保罗·巴兰是二次世界大战前仅有的两位在西方主要大学里从事教育工作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可以说他对于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在英国的扩展,起到了“创榛辟莽、前驱先路”式的推动和贡献。 在其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里,著作等身。早期的有《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1937),在该著作中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论、经济危机理论、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等问题,且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他指出,经济研究不能仅只是看到市场的浅表,更应该将隐身于市场浅表层之后的人与人间深层的、基本的社会关系,纳入研究视野当中。并且企图通过理论衔接,来消融、缝合马克思和李嘉图之间的理论分歧,试图形成一套条理扎实的马克思—李嘉图主义经济体系,使马克思和李嘉图的中心思想,主要理论,分析方法以及预想蓝图在重建的经济思想体系中得以充分体现。这显示了莫里斯·多布对马克思一些经济理论的透彻认识和坚决支持。为当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方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极大且富有成果的努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莫里斯·多布致力于经济学研究,1946年出版《资本主义发展问题研究》一书。该书探讨了导致封建制度危机及瓦解的封建生产的“运动规律”,驳斥了那种认为不断发展的交换和贸易的外在力量才是其原因的论点。该理论的分析坐标界定在,对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内在因素的强调上。正所谓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莫里斯·多布认为,封建主义的崩溃必须溯源于它本身内部的一些基因。封建主义衰弱最初是起因于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缺乏效率,加之伴随着统治阶级对收入的需求日益增长。久而久之,随着这种境况的发展,就必然导致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封建主义衰弱、“原始积累”发展、“自由的”劳动者集团壮大,进而强制性的剩余榨取就有了可能性,接着资本主义也就产生了。这部著作,亦决定了其他学者在后来发表的著作中所提出的问题。 莫里斯·多布之著作除了上述外,主要的还有《论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1955),当中收入了莫里斯·多布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西方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核算问题的论战中,表达其既反对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具有可能性与现实性的观点,也反对 “市场社会主义”观点的一系列论文。《论经济增长和计划》(1960),在文中提出了经济计划和重工业的发展在改变不发达国家经济现状中的重要作用。《社会主义计划若干问题》(1970),其间探讨了市场与计划的关系以及生产资料的生产与消耗资料的生产之间的适当平衡的问题。《亚当·斯密以来的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1973),是莫里斯·多布的最后一本著作。该书以经济思想史的发展脉络为切入点,去探寻李嘉图、马克思和斯拉法等人的价值和分配理论。尝试着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观点,重新去考察经济思想史上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演化过程及其实质。以及耗费五年时间协助斯拉法出版了11卷本的《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1951—1955),使得莫里斯·多布可以有机会、有途径去纠正其他经济学家对李嘉图理论的一些普遍的误解,从而将李嘉图理论,以一种较为客观的面貌、持续地运用到自己的经济思想体系当中。 二、莫里斯·多布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 莫里斯·多布毕生从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最突出的命题,毫无疑问是劳动价值论。但与此同时,也应看到其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思考和诠释,同样具有极强的理论穿透力和现实指引力。 在莫里斯·多布看来,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过程和性质的分析,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运用于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而当我们着眼于宏观经济层面来观察,也定会发现莫里斯·多布对经济危机理论亦是有很多独到的见解。其理论大厦之框架主要包含这样三个方面的问题:消费不足、结构不成比例、利润率下降。 1.消费不足。20世纪30年代中期,源于当时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推崇和呼吁,影响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以致他们习惯于把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解释成“消费不足”的理论。而莫里斯·多布则是从一开始,就不赞成这种过于简单地将“大众消费不足”界定为引起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他主张对经济危机和“消费不足”两者之间的理论关系作出更为严格的分析和区分。对此,莫里斯·多布首先肯定性的表达了,马克思从来没有认为,“消费不足”是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但同时,也指出马克思亦从来没有认为,对利润的实现具有重要杠杆作用的消费,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只是一种微不足道的因素。 莫里斯·多布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指望消费能同劳动生产率一样按比例的增长……劳动生产率和消费之间的冲突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一个方面,是在这个制度的周期性崩溃中表现出来的矛盾的一个因素。然而,它仅仅是危机的一个方面;马克思明确地认为,生产领域中的矛盾才是……这一问题的本质。” [1] 另外,在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基于资本品部类的资本品更换周期和自主的技术进步,也是会为消费品部类产品的需求滞后提供了强大的“抵消效应”。因此,离开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这一主要方面的因素,一味强调消费因素的重要性,过于强调“消费不足”在引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的作用,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是存在根本性偏差的。 2.结构不成比例。对于资本积累,莫里斯·多布经过认真、严密的分析后,清晰地指出,资本主义无计划的生产和交换的特征,表明任何使经济不稳定的因素都根植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深处”。即: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利润,而不是为了社会利益。同样,资本家天性中的趋利本能,亦促使他们在对其剩余价值资本化的选择上利字当先,更多的倾斜于回报较高的领域。那么,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状态下,进行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势必会呈现出无政府状态,其后果就是导致社会的产业结构不成比例。 莫里斯·多布更是通过对《资本论》的研究和考证,延续了马克思的相关论点,即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不发生危机是须有一些必要条件做基本的保障性支撑,可是要满足这些基本条件,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是极其不可能的。进而,莫里斯·多布认为,经济危机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决定的。 3.利润率下降。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是通过其对总利润量(利润总和)的影响,进而导致普遍的危机——即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会逐渐削弱投资的刺激,而随着资本积累的下降,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负效应就逐渐的开始超过正效应,直到在某一阶段利润总和出现停滞。那么,危机也就在这一阶段开始出现了,虽然,表现形式要受具体制度和社会因素的制约。但其都是资本主义经济由均衡走向均衡被破坏,经济波动,最后走向危机的驱动力量。 而在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利润率趋向下降的关系问题上,莫里斯·多布不止是简单的维护了马克思的观点,“去尽力运用马克思本人对‘抵消因素’的分析,包括资本要素的跌价、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进口廉价的原材料。”[2]更是把这种理念,放置到观察资本主义“一般运动”的内在机能之高度,阐释了关于资本有机构成是否存在一个上升趋势而使剩余价值率上升、利润率下降的问题。对三者之间在经济效果上的影响与作用关系,其提出了两个看法:第一,剩余价值率的上升存在着一个由工作日长度所决定的上限问题;第二,不能机械的由马克思的范畴,来固执的推定是否会发生利润率的下降(资本有机构成的上升)。 三、莫里斯·多布经济危机理论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在贸易全球化的今天,经济危机的辐射已呈现出跨越和触动所有社会形态的趋向。即危机的发生地与波及地,并不是简单的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而都是整个危机链条的组成部分。况且,现在很多时候,经济危机已不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经济现象,而是被看作市场经济的“生理现象”。自然,在实行市场经济的中国,也是存在着发生经济危机的现实可能性。那么在应对、化解其过程之中,所采取的任何一套经济政策的背后,必然都会一些共通的经济理论作支撑。在此历史背景之下,审视莫里斯·多布的经济危机理论,从中我们仍可获得,抵御、消退“经济危机病菌”的能量。 1.调整产业结构。在感慨和赞赏三十多年来,中国着力推进的市场化、全球化和现代化改革所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改革所付出的代价。是否能以逐渐“规范化”的改革模式来取代现有的、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法”改革[3],在经济一体化越来越紧密的背景下,更具现实意义。 产业结构调整是一个国家根据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国际竞争等因素,不断优化生产要素利用方式,提高生产要素利用效率的过程。那么,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不能根据新的情况及时和正确地调整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就会受到资源配置不合理的束缚,产业结构就会阻碍经济增长。相反,若能根据新的情况,及时和正确地调(下转170页)(上接40页)整产业结构,就会释放出经济增长的潜能和空间,进而通过改善资源配置去克服不利的因素。 对此,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从之前的低水平的循环中跳出来,走向高水平的平衡。通过这一调整后,会使我们的经济提升建立在结构优化的健康基础之上,大大的增强我们应对经济波动的免疫力。 2.扩大内需。在出口、投资、内需这三股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强韧动力中,内需的影响力和作用力越来越突出。基于此,我们刺激内需的政策要以更为基础的、普遍的消费需求为重点。唯有这样,我们的经济才能更有保障、更安全地在既定轨道上良好运营。 而消费需求的扩大,是要以综合的政策和渠道,全方面多层次的予以辅助。第一,充分就业。这是个世界性的难题,更是以扩大内需为手段促进经济发展的基础性环节。只有确保劳动者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内需才能真正被激活。第二,社会保障。中国是个高储蓄率的国家,因而要降低储蓄率,扩大内需,必须解决居民的后顾之忧,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第三,城乡一体化。只有让农民与城市居民一样,充分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实现城乡共同富裕,才能使中国的“内需框架”更大更坚强。 3.优化政府经济职能。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可是,市场经济本身并非是万能的,它潜伏着先天缺陷、存在着失灵区域。因此,在现代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过程中,既要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又要恰当引入政府监管。 在市场经济发展中,政府的主要经济职能应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维护市场信用和秩序,为市场活动提供制度和法律保障。第二,提供公共产品并通过转移支付实施第二次分配,改善社会公平。第三,运用宏观经济政策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和汇率稳定、平抑经济波动,防止通胀和通缩以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实现充分就业。 由此可以看出,在尊重和遵从市场机制的基础要素和基本原则之平台上,用好那只悬在市场上空的政府监管之“看得见的手”,才能使中国通向更成熟、更规范,更富有创新精神的市场体制之路。 经济学理论论文:试论再思发展经济学理论 摘要:人类的期待日益增加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普遍性特征,人们的期望增加超过了社会满足期望的能力几乎是一条人类行为的规律。如我们所知道的,现代性的一个伟大的理智转折就是用进步的观念取代了社会变迁的周期性的观点。人类进步被设定为:如果不是不可避免的,至少是高度可证实的;它同时还被设定为总是有条件的,并且也是连续的。 关键词: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发展 正文:解释经济发展的最着名理论是经济自由主义、经典马克思主义和不发达学说。经济自由主义和经典马克思主义都赞成世界经济二元论,他们把世界经济的发展看作为经济增长从发达国家向传统经济国家转移的过程;欠发达国家被纳入到扩大中的世界经济里,通过贸易技术和投资的流动,从传统经济改造为现代化经济。 一、自由主义对经济发展的观点 按照自由主义者的观点,世界经济是经济发展中的有益因素,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往往有利于后者;通过贸易、国际援助和外国投资,欠发达国家经济获得了出口市场、资金和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技术;影响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是本国经济的有效组织。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来说,经济发展要求排除政治和社会对市场体系的功能和效率的阻碍,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许多要素已从世界经济中发达的中心地带扩散到外围的欠发达国家,这种扩散的速度和方向取决于下面一些因素:经济要素的国际流动;对外贸易的数量、条件和构成;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从长期看,市场力量的运行会使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经济水平、实际工资和要素价格趋向同等;而经济发展的基本障碍在于欠发达国家内部:仅能维持温饱的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重太大,技术教育不足,储蓄倾向低下,财政制度薄弱以及最重要的是政府政策的效率低下;一旦这些障碍消除,市场开始有效地运行,那么一国经济就会开始摆脱落后状态。 阿瑟•刘易斯认为,假如一国的经济具备三个简单的成分——足够的雨量、中等教育体系和敏锐的政府——就可以发展。问题不在于穷国为什么穷,而是像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所说的,为什么若干国家已经克服了发展的障碍,改造了自己,并且通过适应变化中的经济条件使自己富裕起来。已有的答案是,卓有建树的国家使市场的发展不受政治干预的妨碍。政治腐败、寄生性社会结构和官僚结构、偏向城市和奉行经济民族主义孕育了不适当的公共政策。 二、经典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发展的观点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是世界范围的一种动态性、扩张型经济进程;通过帝国主义扩张,它最终会包容整个世界,使所有社会采用它的商品生产方式。而当社会过渡和资本积累的任务完成后,资本主义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将让位于它的继承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 当马克思把注意力从欧洲大陆转向亚洲、中东和其他地方时,他发觉他的理论不适用于欧洲以外的国家;在人口高度密集的地方不存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各阶段,而且,这些文明社会似乎缺乏社会变革的内部机制。马克思认为,它们在历史上是停滞的,没有能力向前发展;尽管帝国主义是邪恶的,马克思认为它也是一种进步力量。 列宁认为,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是它发展了世界,而不是使世界不发展;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扩张时播下了自我毁灭的种子,从而破坏了自己的地位。 三、不发达理论的观点 所有不发达理论的实质性内容是: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井然有序地运转着,使欠发达国家经济畸形和得不到发展。黑非洲、亚洲、中东和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在经济上和技术上继续处于依附地位;他们继续出口商品和原材料以换取工业品,许多国家已遭受到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渗透。这些国家中有一些不是进入更高的经济发展阶段,而是实际上在食品、资金和现代技术方面增加了对发达国家的依赖。不发达理论把这种形势归咎于外部世界经济,而不是归咎欠发达国家本身。 一个正在建立中的神话不是一个可验证的命题,它是一种传说,一种历史哲学,是寻求提供一种框架。如果我们要想取得有意义的进步,那么我们必须把主导性的神话置于重要地位,并要公开地检验这些神话,而不是把它们藏匿于一种非实在的、科学性的掩饰之后。 关于现代世界的基本传说早在19世纪中叶就已经建立起来了。这个基本的传说就是:很久很久以前,欧洲曾是封建社会,处在黑暗的岁月。绝大部分人使农民。绝大部分农民受拥有很多土地的地主的统治。通过一些进步,中间阶层出现了,并成为市民。新观念出现或者再现了。经济生产在扩大,科学技术在繁荣。最后,这一切带来了一场“工业革命”。伴随着巨大的经济变化的是政治变化。资产阶级在进步的扩展中、在自由的氛围中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了贵族统治。所有这一切变化是一起来的,然而它却不是在每个地方同时发生的。一些国家较其他国家率先实现了发展。长期跑在前面的英国是受宠的候选者;世界经济中受英国霸权的保护得以发展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另一些国家较为“落后”或欠发达。但是,既然给定了这一基本的乐观主义态度,那么就没有必要绝望,因为落后的民族只要模仿前面的或进步的民族,就能够品尝到同样的进步果实。 留意19世纪知识界的几大争论,那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这些争论包括: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争论、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争论等等。所有各方都将上述基本传说作为可信赖的事情予以接受;他们仅仅是出于政治行动的考虑,才对这个精心组织的神话及其各种涵义有所争论。自由主义者是那些对作为人类自由使者的中产阶级的崛起表示庆祝的人,他们提倡将人类进步的福利扩展到那些被认为是落后的群体和国家中去。保守主义者是那些对贵族统治的衰落表示遗憾的人,他们争辩的是个人主义不等于自由,只不过是对巧取豪夺的一种许可。自由可在传统和权威的复原中找到。马克思主义也相信中产阶级的崛起和贵族统治的衰落。他们赞同自由主义关于资产阶级是人类自由的使者,但同时也论证了,如保守主义所说的那样,资产阶级的自由是对巧取豪夺的一种许可。 当我们谈到一个历史系统中的危机,不是指系统内的一个危机性困难,而是指系统的结构扭曲如此之大,以至于仅有的可能的结果就是系统的消亡。什么是这个历史系统危机的结构渊源?概括地说,我们可以称之为:经济挤压、政治挤压和意识形态挤压。 经济挤压可以还原到作为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的两大基本矛盾。其一为:一面是每位业主竭力通过减少成本,使竞争极大化来获得利润;另一方面则是如果存在非充足有效的世界需求,那么就有在一个扩张和竞争的世界经济中实现利润的不可能性。第二个矛盾是由生产的无政府主义所引起的,其结果是对于一个给定的、作为竞争者的业主,其投资往往陷入他或他作为一个阶级成员的对立方向上。当然,两个矛盾是直接相关的。 经济挤压必然也要产生一种政治挤压,将在不论是国家间的还是国内的上层中产生激烈的内在矛盾。这种局面还被如下的事实所恶化,即因为“在上层”分配的增加,那么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强烈的恳请者会进入世界人口的那部分之中,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来分享世界的剩余价值。 如果像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主导意识形态所宣称的那样,差别的鸿沟已消除是真实的,那么,大家就很难理解世界上还存在什么反体制运动的群众基础。人们关注的事实是:增长率并非如此之快,而是如此之慢。结果是大家所熟悉的。 经济学理论论文:发展经济学理论发展纵览 摘 要 现代经济发展理论,兴起于20世纪40年代。二战后,伴随着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如何从不同的研究对象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用于指导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成为经济学界的一大任务。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 关键词 发展经济学 发展中国家 经济发展 发展经济学是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研究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指导的一门新兴学科。其发展历程大致如下: 一、早期萌芽 经济发展思想伴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而发展起来的,早期有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创始人威廉·配第提出的从事农业的人数伴随着经济的增长比起从事工业的人数会相对的减少的“配第-克拉克命题”。亚当斯密对社会财富和产出的严格界定和针对性的提出经济增长的前景等,这些都可以视作发展经济学发展的肇始。 二、奠基、发展与兴起 虽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了200多年,但是发展经济学真正受重视却是二战以后。1948年对于发展经济学来说是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哈罗德和多马提出将短期的、静态的凯恩斯经济周期学说长期化、动态化为经济增长模式,被人们认为开当代经济发展理论的先河,是发展经济学的第一个里程碑。 三、演变阶段 自上个世纪40年代以来,就主流发展演变阶段来说,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中期,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惟资本化、惟计划化和惟工业化。在这一阶段,发展中国家发现发达国家拥有的最大共同点是普遍实现了工业化,因此众多发展中国家将实现工业化作为提高商品劳务生产水平、改变在国际分工贸易中不利地位、提高国民收入水平的必由之路。 第二阶段,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因为上一阶段极力推行工业化,忽视农业发展导致在这一时期部分负面效应显现。上阶段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将全部身心倾注于工业化的问题,所以“绝对贫困”问题未受到重视。这一阶段,“人类的基本需要”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这一看法被广泛接受。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伴随着美国里根政府的上台和英国撒切尔夫人为代表的保守势力执掌政府,新古典主义和倡导自由市场经济力量的经济理论政策又重新被提倡。在这种背景下,前一阶段的经济发展问题可以归咎于不完善的市场结构和不当的价格政策,过于活跃的政府干预和死板的计划经济政策等。 第四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世纪末。伴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当今世界日益全球化,生产力极大地提高。然而,发展中国家虽然纵向相比获得了很大的进步,可是横向与发达国家相比,其差距反而是越拉越大,在高新技术方面表现的尤为明显。 第五阶段,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在这一阶段,又出现了对上一阶段的经济发展政策的反思和修正,以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为指导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改革和发展中遭受严重失败而使得新自由主义备受质疑。 四、体系形成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苏联解体这一标志着市场经济完胜的事件,发展经济学遭受了近20年的悲观论调。然而,经济问题的出现总是促使经济学家去探寻问题的解决之道。在这一阶段,发展经济学的外部环境以及学术领域发生了以下几个变化: 首先,人们对于经济发展的态度和看法发生了改变。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后,人们开始反思在以前阶段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对于传统的将经济增长作为衡量发展的唯一标志,人们进行了彻底的反思和评判。这时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核心是既满足当代人的发展,同时也要不损害后代人发展的能力。这种发展是建立在经济、生态环境和社会持续能力的基础上,旨在追求长期永续的发展。 其次,新制度经济学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人们原有的发展观中极度强调市场经济的作用,不顾一切追求高的经济发展速度。然而事与愿违,那些片面追求高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末也遭遇了经济发展停滞或不尽理想的境地。这时,部分经济学家提出鉴于经济的外部性和信息的不完全性,经济中不光存在着政府失灵、计划失灵的问题,同样还会出现市场失灵的问题。以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强调一切依靠市场来解决问题的思路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中的制度实际上包括一系列制度规则、规则发挥作用时的特 点,以及在执行过程中人们相互作用的行为规范。 再次,内生增长理论在发展经济学中的应用。其核心思想是认为经济能够不依赖外力推动实现持续增长,内生的技术进步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正是有这些新理论的指导,广大发展中国家又找到了一条新的发展路径与方法。这些新理论在发展经济学中的运用,标志着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成熟。纵观整个发展经济经济学发展史会发现,在发展经济学成熟后期,一定程度上可以将发展经济学看作是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的应用。 如今无论是理论发展,还是分析方法,发展经济学都有着进步和发展。理论方面如竞争性均衡的经济增长理论,新贸易理论等;应用方法和分析技术方面,如均衡方法、经济计算和平衡分析及实证研究等。发展经济学至此已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指导学科,同时也变成了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进行指导和研究的科学。 经济学理论论文:经济宪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启迪 内容摘要: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宪法是法治的基石,市场体制的孕育成长需要宪政制度的协调配合。将视野局限于政治宪法、过于注重定性分析的传统宪法学理论显然不能适应经济建设与宪政建设同步发展的要求。在西方学术界,正式将经济学和法学结合起来研究的努力,始于本世纪20年代的制度经济学;到70年代美国法学家波斯纳吸收经济学家科斯等人的成果,创立了法律经济学;从宪法的角度研究经济发展,把经济学与宪法学联系起来研究,则始于以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回顾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有助于宪法学关注经济宪法,借鉴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宪法问题,实况宪法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与研究方法的更新,走向经济宪法学。 关 键 词:宪法学,经济宪法,经济学 经济学关注政治、法律问题,法学注重相关经济因素,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学术传统。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紧密关联,学科理论高度综合化的条件下,总结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过程,对于更新宪法学理论与方法,实现经济宪法学理论创新,是很有意义的。 一、法学与经济学交汇中的宪法理论 把政治、法律和经济联系起来思考的最初尝试,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管仲、墨翟等古代先哲。到了近代,亚当。斯密率先结合政治和法律制度分析经济发展,从而开创了古典政治经济学[1]。美国实用主义法学家霍尔姆斯大法官在19世纪末曾预言:未来的法律属于研究统计学和经济学的人们[2]。这些早期探索已经昭示着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交融的前景。 在法学与经济学相互融合的过程中,经济学家在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方面充当了理论先导。法学家则提供阵地扮演了组织者的角色,并将两个学科的结合引向系统化。 (一)旧制度经济学的领域拓展 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全面暴露了市场体制的缺陷,动摇了人们对“看不见的手”的信念。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使经济活动与法律事务的关系更加密切,经济学开始向法学渗透,形成了以美国经济学家康芒斯等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 制度经济学主张“法制居先于经济”,明确地将财产权和法律制度纳入经济学范围,宪法在其中也受到重视。康芒斯认为,法院对经济利益冲突的调节“系根据宪法上关于合法程序、保护财产和自由以及平等的法律保障这几方面的条款来行动的”,制度经济学试图把“法律制度配合到经济学里面,或能配合美国司法机构所采取的这种根据宪法的路线”[3].制度经济学虽然通过把宪法和法律纳入经济学范围实现了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但由于未能更新研究方法。以致法律与经济的结合显得随意而松散,宪法问题也未得到充分的研究。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更新 根据研究法律制度的需要更新经济学方法的任务。是由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学派完成的。1960年科斯在《法与经济学杂志》发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提出后来被称为“科斯定律”的基本思想:如果市场交易是无成本的,则权利的界定对经济效率没有影响;但事实上市场交易是有成本的,因而权利的初始界定必然影响经济制度的运行的效率[4].新制度经济学以交易费用为理论基础,以财产权为逻辑起点,全面考察制度安排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为对法律制度进行经济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更新了经济学研究方法。该学派对宪法与政治已有一些探讨,以道格拉斯。诺斯和哈罗德。德姆塞茨的分析最有代表性。 诺斯在研究制度变迁时十分注重作为基本制度规则的宪法,认为宪法的“目的是通过界定产权和强权控制的基本结构使统治者的效用最大化”[5].其目标是:建立财富与收入分配方式;为竞争界定一个保护体制;设立执法体制的框架以减少经济部门中的交易费用。诺斯指出:“离开产权,人们很难对国家作出有效的分析。”[6]他运用产权理沦研究国家,提出了“新古典国家理论”,认为国家决定产权结构,因而应对产权结构造成的经济增长、衰退或停滞负责。国家有三个特征:一是为取得收入而提供“保护”和“服务”作为交换;二是为使收入最大化而为每个不同的集团设置不同的产权;三是面对其他国家或国内潜在统治者的竞争。因而国家有双重目的,既要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又要降低交易费用使社会总产值最大化以增加国家税收。这两个目的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对抗,就成为国家兴衰的原因。 德姆塞茨用科斯定律研究民主政治,指出:“当政治竞争的功能完好无缺时,个人对从事政治活动的偏好不再与民主制度有较大的关系”[7].但是,了解政治和候选人情况需要信息费用,投票者个人不能决定政治结果,因而不愿进行政治投资。所以民主是不完全的,其中“少数人有权力去影响政治结果”[8]。这就为政党、政治投机、利益集团和政治垄断提供了一种解释。但新制度经济学忽视法律的自身价值,把研究的侧重点放在财产法、契约法和侵权法方面,对宪法的研究显得粗略。正如美国国际开发署经济政策与制度发展问题专家诺曼。尼称尔森所说:“宪法秩序还是制度分析中关于运行改进的对策中最不清晰的一块。”[9] (三)法律经济学对宪法的经济分析 与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几乎同时出现的法律现实主义运动,直接导源于实用主义法学,其重要倾向之一就是“强调经济学”[10]。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率先为法律专业的学生开设经济学课程,聘请经济学家执教。1958年,经济学家迪莱克特教授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创办《法与经济学杂志》,从而为新制度经济学和法律经济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但是,直到70年代以前,法学家们在法学与经济学的交叉领域并无很大的理论建树。 1973年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波斯纳的巨著《法律的经济分析》问世,才从根本上改变了局面,标志着法学与经济学进入了全面系统化的双向融合阶段。波斯纳的经济分析不仅包括了普通法中的财产法、契约法、侵权法和刑法,也包括了政府调节市场、商业组织与金融市场、收入与财富分配等方面的法律以及程序法,宪法和联邦制也成为经济分析的对象,从而形成了法律经济学的庞大体系。 在对宪法所作的经济分析中。波斯纳认为:“宪法解释比一般法规的解释更灵活这条原则,表明变更宪法的成本要高于变更一般法规的成本。”[11]宪法在州与联邦之间、联邦政府内部分权,是为了提高改变宪法条文的成本,而对个人权利的宪法保护与此不同,是为了增加剥夺权利的成本。在谈及普选制、代议制和分权制时,波斯纳认为,对任何群体选举权的剥夺都会引起该群体的财富向选举中实力强大的集团再分配,选举权的普及将增加财富再分配的难度;由于昂贵的信息费用使民众通过直接民主形式不可能作出明智的决策,代议制可以节省信息费用:“分权制的目的就在于防止对国家强制性权力的垄断”[12],这种垄断形式的成本可能高于其他一切垄断形式。此外,波斯纳还就经济正当程序、联邦制的经济属性、种族歧视、思想市场等宪法问题作了专章阐释,颇有新意。 以波斯纳为代表的法律经济学对宪法问题的分析虽然比新制度经济学更加具体深入,但仍谈不上全面、系统和深刻的研究。而且,波斯纳以财富最大化目标和效率价值取代宪法的其他重要价值,因而据此得出了一些错误的结论。如在种族歧视问题上,波斯纳针对著名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一案提出,法院应该要求南部各州为黑人教育提供更多经费作为保留学校种族隔离的条件。从而把种族歧视视为可以通过支付一定成本后,如何阻止它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运用其经济和政治权力损害公众?“[13] 对此,公共选择派的答案有两个:其一是从政治上回归18、19世纪的立宪主义立场。布坎南声称,自己的理论是“18、19世纪传统智慧精华部分的表达和再现[14]”。公共选择以社会契约论和个人主义为政治信条。崇尚民主、平等、自由、公平和个人权利的宪法价值观,认为宪法须适应民主的要求,民主应有宪法保障。其二是,从经济上复兴亚当。斯密倡导收支平衡的政治经济学传统,把“限权政府”的要求重点放在限制政府经济权力方面。布坎南批评凯恩斯主义把家庭肆意挥霍的愚蠢行为当作国家理财的明智之举,主张国家和家庭一样需要节俭和量入为出[15]。因此。公共选择学派主张制约政府征税、财政和货币方面的权力,实行预算平衡。 公共选择自60年代出现以来,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实践和理论影响。自70年代开始,布坎南等人亲身参与倡导、草拟和讨论宪法修改建议,展开了宪法改革运动,在部分州获得了成功。到80年代,平衡预算与限制征税的宪法修正案草案得到了里根政府持续的支持,通过了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审查并被提交国会两院审议。该草案虽然于1982年秋被国会否决,但它在公众中的影响仍然长期存在。已有一些州吁请召集制宪会议,考虑限制政府的财政支出。从理论上看。新制度经济学,法律经济学的宪法与政治分析乃至一般宪法学和政治学理论,都受到公共;选择的影响,正统的西方经济学家也不得不承认它的地位。应当承认,公共选择学派对宪法价值的重视、对宪法克服政府缺陷的功能分析、对集体行动的研究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一定的实际意义。但在运用理性经济人假定和主观价值论时则走向极端,甚至把公平税赋与个人或群体脱离共同体的自由联系起来,则是不可取的。而且,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具有高度的综合交叉性,包括了财政学、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和宪法学等诸多学科,在内容上相互交错,并没有一个完整、系统而一致的“宪法经济学”体系。 三、挑战与回应:走向经济宪法学 经济学在宪法领域的开拓和渗透,法学对经济学方法的吸纳,已经对传统宪法学理论形成挑战。宪法学不得不面对挑战。创新理论,走向经济宪法学。 (一)宪法学对经济研究的初步尝试 有人考证,“经济宪法”问题是由德国宪法学家f.伯姆最先提出的。目前,在德国、法国、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经济宪法”已经成为学者们公认的宪法学范畴,并受到专门的研究,经济宪法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正在形成[16]。 在我国,宪法学理论一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对宪法和法律的基本观点就是经济的观点,对宪法的经济研究本应成为我国宪法理论的优势,但遗憾的是,马克思主义对宪法的经济观被教条化。宪法的经济研究长期不受重视。直到1992年以后,宪法学界才对宪法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财产权的宪法保护、恢复罢工自由等与经济关系最为密切的宪法问题进行探讨,有的学者还提出了经济宪法的概念,开始运用经济学方法研究宪政和公民权利保障[17]。这些探索显然是很有价值的,但还只是初步尝试,总的说来,表现出泛泛而论甚于深入具体思考,感性认识多于理性分析的弱点,尚未进入拓展研究领域、更新研究方法的阶段。 (二)经济宪法学:宪法学的视角转换、领域拓展和方法更新 首先,要正确估价并利用经济学与宪法学各自的相对优势。经济学面对生产、交换和分配领域内普遍存在的数量关系,成功地将数学工具运用于人类行为与制度分析,因而“获得了其他社会科学无与伦比的技术上的优势”[18]。经济学利用这种优势完善了实证分析方法。构造许多理论分析模型,因而得以向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扩张、渗透和入侵,人们形象地称之为“经济学的帝国主义”。有趣的是,“经济学的帝国主义”倾向在部分法学家身上表现得比经济学家明显得多。这些法学家不仅全面采信经济学,而且以效率概念取代正义概念,试图把传统的法律概念从法学中剔除掉,波斯纳代表了这一极端。另一方面,“不少传统的法学家瞧不起分析法律的经济学家的工作,却又因之忐忑不安。他们常常还没有弄懂经济的方法就试图反驳经济方法”[19]。著名法学家德沃金代表下全面否定经济分析的另一极端,[20]他的“法律帝国”与波斯纳的“经济帝国主义”适成对照。 笔者认为,对经济学在技术与方法上的优势视而不见。简单拒绝它们对宪法的分析价值,或者全面采信经济学来替代宪法学,都是不可取的。前者可能使宪法学丧失自己的阵地,失去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力;后者忽视宪法价值,终将削弱宪法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调节能力。因此,经济宪法学应当正视经济学在研究方法和技术上的优势,并予以吸收和采纳,使宪法学面向宪政建设、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实践,研究社会经济关系的宪法调整,摆脱单纯的条文注释和把目光盯在书面宪法上的局限性。同时,宪法作为根本法,是法律价值的集中体现,系统地确认了秩序、公正、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和人权等法律的基本价值,宪法学在对这些价值的规范研究方面具有优势。应继续拓展和深化这种研究,弘扬宪法的理想。可以说,经济宪法学就是要在坚持宪法理想的前提下,促使宪法学的视角从书面宪法向现实宪法转变。 其次,拓展宪法学的研究领域,在市场、个人与国家的动态关系中把握宪法。宪法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市场与民主的联系,从多方面估量,乃是一个惊人的历史事实[21]。 同样,平等、自由、人权、法治既不是个人主观愿望的结果,也不是来自政府掌权者的恩赐,而是内生于市场的价值机制、竞争机制的供求规律之中。不理解市场经济与宪法的关系,就不能理解市场,也不能理解宪法。 布坎南曾把当代社会面临的挑战说成是政治和制度方面而不是经济方面的挑战,是不全面的。美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林德布洛姆的看法更为中肯,他说:“在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制度中,大部分政治是经济性的,而大部分经济亦是政治性的。[22]传统宪法学理论把宪法视为公法,宪法学眼中只有政治宪法,应当说是片面的。事实上,宪法不仅授予并制约公共权利,同时也确认、保障并限制私人权利,我们只能把宪法视为一切法律的母法。 因此,在经济学把政治、宪法作为自己研究领域的同时,宪法学也应向经济方面拓展。研究市场关系、市场机制及其对宪法的影响,形成经济宪法的理论。 再次,更新宪法学的研究方法。传统宪法学的研究方法单一而片面,只讲定性分析和规范分析,忽视定量分析和实证分析,定性分析被简化为揭示宪法的阶级性,规范分析被局限于宪法条文注释,因而难以说明复杂的宪法现象。 经济宪法学应继承和发展宪法学的现有研究方法,同时采纳经济学提供的新的研究方法与技术。定性分析应从宪法多层次的属性着眼,说明宪法的经济属性以及经济属性与法律属性和政治属性的关系,阶级性只是政治属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宪法领域也存在着大量的数量关系,选举制度、个人与集体、重大利益与一般利益等等都需要进行定量分析。经济宪法学应从经济学中借鉴定量分析的方法与技巧。在运用规范分析方法时,应摒弃简单的条文注释。在对宪法现象进行价值判断时,必须把宪法价值与市场经济的机制联系起来分析。同时。宪法具有特定的经济功能,能够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宪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要运用实证分析方法来说明。实证方法不等于实证主义,实证主义思潮的势头在当代已开始衰退。但实证分析方法并不因此而丧失其运用价值。此外,经济宪法学应广泛运用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资源的稀缺性和外部效应等基本假定,引入成本收益分析;均衡分析等经济学基本方法。以及效率价值,全面研究宪法及其与经济的关系,着重考察经济制度、经济权利和经济权力等经济宪法现象。 总之,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依法治国,必须注重宪政建设,在理论上“注重对宪法进行经济学论证或者说对经济进行宪法学论证”[23]。经济学与宪法学对各自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使它们之间的相互渗透、交叉与融合已经成为大势所趋。经济宪法学的产生乃是这一历史过程的逻辑结果,是宪法学对经济学挑战的积极回应。 经济学理论论文:基于“行为经济学理论”的旅游者行为分析 摘 要:传统的旅游者行为分析方法,主要是进行定性的分析,将各个因素进行框架分析,而对旅游者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深度不够。借助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和分析方法,从旅游者的心理活动角度入手,注重旅游者的心理变量分析,应用前景理论和心理账户分析旅游者行为,充分考虑了情境因素和体验因素,使得关于旅游者的行为分析更加细化和接近现实生活。 关键词:行为经济学;旅游者行为;前景理论;心理账户 所谓旅游者行为,是在旅游者意识支配下产生的,是旅游者心理活动的外在表现。而旅游者行为贯穿整个旅游活动的全过程,反映了旅游者购买和消费旅游产品的心理过程和特征[1]。因此,要正确分析和预测旅游者行为,必须对旅游者的心理活动进行相应的分析。 旅游者行为是由旅游者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所决定的,要受到许多因素的作用和影响。因此,在分析旅游者行为时,必须充分考虑影响旅游者心理的各种因素及其各自的影响程度。传统分析方法过度强调旅游者的理性,对于一些旅游者行为的解释不准确。这就需要在研究旅游者心理决策过程中更注重情境因素和体验因素,关注对旅游者心理变量的分析[2]。 一、传统的旅游者行为分析方法的缺陷 (一)传统旅游者行为的分析方法 1.国外的旅游者行为分析方法 国外传统的旅游者行为分析的理论是建立在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上的,一般采用定量分析,所采用的分析方法是利用研究自然科学和人类行为合理性范式的实证主义的模型。这种方法到目前为止仍然在旅游者行为研究方面占主流,具有代表性的是:克朗普顿模型,莫提荷模型和伍德塞德模型[2]。这些模型是将旅游者的行为过程进行概括,绘制行为流程图,从而将概念框架简化为更具操作性的旅游者行为模型。 2.国内的旅游者行为分析方法 国内旅游地理学学者对旅游者行为的研究是定性分析了感知环境、最大效益原则和旅游偏好是如何影响旅游者决策行为的[4]。在研究分析方法上,运用普雷德的旅游者决策矩阵分析了城市居民对旅游目的地的感知机会和可达机会[5];利用旅行距离决策模式分析了中国城市居民到访率在空间上的分割[6]。 国内旅游经济学学者认为,旅游者行为的基本模式是旅游者行为的刺激—反应模式。这一模式是描述旅游者行为在各种刺激因素的作用下,通过旅游者“黑箱”的中介作用过程,产生一定反应行为的全过程,并应用无差异曲线及预算线,建立旅游者效用分析模型进行分析和比较旅游者行为[1]。 (二)传统旅游者行为分析方法的缺陷 传统旅游者行为分析模型是进行定性的框架分析,难以论证一些诸如情绪和感觉的作用等重要问题,只能进行影响旅游者行为因素种类和影响方式的分析,不能明确具体因素影响旅游者行为的程度。而且传统分析方法认为影响旅游者作出决策的某些因素是可以替代的。这些问题使得我们需要引入一种更注意情景因素和体验因素的观点,不仅要关注对旅游者心理变量的分析,而且还要注意到旅游者是怎样形成认知、情感判断、意图、实践和游后评价。 二、行为经济学及其行为分析方法介绍 (一)行为经济学的基本思想 行为经济学是以人类行为作为基本研究对象的经济理论, 借助心理学的分析方法,它对个体和群体的经济行为特征进行规律性的研究。它有效借助于可控试验、调查等方法以现实为基础来构造理论,在对主流经济学的假设现实化的基础上提出人的行为的非理性,通过实证方法验证传统理论的有效性,同时建立能够正确描述人类行为的研究框架和经验定律[7]。 (二)行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1.前景理论 前景理论认为,在人们的选择过程中存在两个阶段:初始阶段描绘和刻画行动,结果和可能性,随后是评价阶段。在决策的描绘和刻画阶段,人们会运用各种各样的编辑方式来简化问题,合并事件或结果,并去掉那些共同的部分等等[8]。 2.心理账户 按照经济规则,金钱不会被贴上标签,它具有替代性。但在心理账户中,金钱却被归于不同的账户类别,不同类的账户不能互相替代[10]。所谓心理账户就是人们在心理无意识地把财富划归不同的账户进行管理,不同的心理账户有不同的记账方式和心理运算规则。由于心理账户的存在,使人们在行为决策时常常偏离基本的“经济人”理性原则。 心理账户对人们的决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由于心理账户的影响,人们在决策时,常常在心理上为各种活动划出一个名义界限,虽然界限是名义上的,但界限相互之间的内容通常是不能代替的。如果目前的决策与沉没成本归于同一账户时,人们就会考虑沉没成本[10]。 心理账户提供了一种事前和事后不同方向的分析[10]。因此,在分析行为的时候,要充分考虑情境因素。 三、行为分析方法在旅游者行为分析中的应用 (一)应用前景理论分析旅游者行为 旅游者在进行旅游之前,会对这次旅游有一个预期的期望值,在旅游者进行决策的描绘和刻画阶段,这个预期的期望值就构成了前景理论中的参照点。由于旅游者收集的资料及其本身的因素影响,每个旅游者最后形成的期望值是不一样的,因此各自的参照点的选择也是不同的。 旅游者在决策的描绘和刻画阶段中,会分析和比较几个备选的旅游目的地各自的期望效用,然后同旅游者预期的期望值进行比较,得出具有最大效用值的那个目的地作为最后的旅游选择。例如,两个旅游者,小王和小李,小李喜欢自然风景,因此在香港和九寨沟的选择比较中,九寨沟就是对于小李具有最大效用的选择。而小王喜欢城市景点和购物,则香港对于小王来说是更好的选择。 在旅游结束后,即评价阶段,每个旅游者的真实旅游感受是不同的,将其感受与参照点相比较,可以准确地得出其价值函数是获利还是损失,算出其感受程度,进行定量分析和横向比较。比如,小李和小王都去了香港,因为小李更喜欢自然风光,因此就对这次旅游期望不高,而香港的城市风光给他很好的印象,他玩得很愉快,相对于他的参照点,他赢利了,因此他对这次旅游评价很高。小王却乐于城市景色和喜欢购物,对这次旅游期望很高,由于在旅游过程中安排的购物活动不是太贵就是物品没吸引力,她没买到合适的商品,相对于她的参照点,她亏损了,所以她对这次旅游评价不好。这就充分地解释了不同旅游者的同一次旅游对同一旅游地的不同的旅游感受。 (二)应用心理账户分析旅游者行为 旅游者作出旅游决策时,旅游者本人的收入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行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认为,来自不同心理账户的收入,对其作出旅游决策的影响是不相同的。由于不同的账户的边际消费倾向是不同的,这将影响旅游者所作的决策。在实际研究中,应考虑不同的边际消费倾向,使研究更贴近实际。 心理账户导致了人们在评估收益和损失时,是依据相对值而不是绝对值。假设游客小张准备游览一个景点,他花30元钱买了票,没马上进去,而是去买饮料了,等他回来准备进景区时,发现票掉了,他会再买一张票进去吗?此时,小张有很大可能就不会再买一张票了。而假设小张是在到景点门口的时候,发现自己刚刚掉了30元钱,他还会买票吗?此时小张是有很大可能会买票的。这是因为在前一种情况下,买第二张门票的30元钱与第一张票的30元,被记入同一账户,这导致成本变成60元,多数人认为成本超过预算太多变得不可接受。相反,在第二种情况下,现金的损失没有被记入游览账户,而记入另外一个账户,因此,只是导致多数人认为自己穷了一点,而不会感觉到看风景的成本过高。 四、结论与讨论 在研究旅游者行为这一问题中,利用行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充分考虑了旅游者在决策过程中和旅游后评价过程中的体验因素和情境因素,把心理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有效地结合起来,将旅游者的理性趋利性和价值感受性统一于正常个体当中,可以定量的分析旅游者的心理感受,使得研究细化,有助于解释旅游者行为中的复杂现象,使结论更加贴近现实生活。 由于行为经济学本身的发展还不充分,理论和研究方法有待进一步完善,在研究中还有各方面的问题,利用这一分析方法解释旅游者的行为得出的结论还应该再进行检验。行为经济学方法中的主观的因素过多,进行重复实验也不好掌握,利用这一方法得出的结论的解释力度有欠缺。 总之,借助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分析方法,对旅游者的行为研究是一个促进,为旅游者的行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研究中充分重视旅游者的心理感受。随着行为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完善,用其来对旅游者行为的解释必将更加准确。 经济学理论论文:经济宪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启迪 内容摘要: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宪法是法治的基石,市场体制的孕育成长需要宪政制度的协调配合。将视野局限于政治宪法、过于注重定性分析的传统宪法学理论显然不能适应经济建设与宪政建设同步发展的要求。在西方学术界,正式将经济学和法学结合起来研究的努力,始于本世纪20年代的制度经济学;到70年代美国法学家波斯纳吸收经济学家科斯等人的成果,创立了法律经济学;从宪法的角度研究经济发展,把经济学与宪法学联系起来研究,则始于以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回顾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有助于宪法学关注经济宪法,借鉴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宪法问题,实况宪法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与研究方法的更新,走向经济宪法学。 关 键 词:宪法学,经济宪法,经济学 经济学关注政治、法律问题,法学注重相关经济因素,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学术传统。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紧密关联,学科理论高度综合化的条件下,总结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过程,对于更新宪法学理论与方法,实现经济宪法学理论创新,是很有意义的。 一、法学与经济学交汇中的宪法理论 把政治、法律和经济联系起来思考的最初尝试,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管仲、墨翟等古代先哲。到了近代,亚当。斯密率先结合政治和法律制度分析经济发展,从而开创了古典政治经济学[1]。美国实用主义法学家霍尔姆斯大法官在19世纪末曾预言:未来的法律属于研究统计学和经济学的人们[2]。这些早期探索已经昭示着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交融的前景。 在法学与经济学相互融合的过程中,经济学家在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方面充当了理论先导。法学家则提供阵地扮演了组织者的角色,并将两个学科的结合引向系统化。 (一)旧制度经济学的领域拓展 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全面暴露了市场体制的缺陷,动摇了人们对“看不见的手”的信念。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使经济活动与法律事务的关系更加密切,经济学开始向法学渗透,形成了以美国经济学家康芒斯等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 制度经济学主张“法制居先于经济”,明确地将财产权和法律制度纳入经济学范围,宪法在其中也受到重视。康芒斯认为,法院对经济利益冲突的调节“系根据宪法上关于合法程序、保护财产和自由以及平等的法律保障这几方面的条款来行动的”,制度经济学试图把“法律制度配合到经济学里面,或能配合美国司法机构所采取的这种根据宪法的路线”[3].制度经济学虽然通过把宪法和法律纳入经济学范围实现了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但由于未能更新研究方法。以致法律与经济的结合显得随意而松散,宪法问题也未得到充分的研究。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更新 根据研究法律制度的需要更新经济学方法的任务。是由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学派完成的。1960年科斯在《法与经济学杂志》发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提出后来被称为“科斯定律”的基本思想:如果市场交易是无成本的,则权利的界定对经济效率没有影响;但事实上市场交易是有成本的,因而权利的初始界定必然影响经济制度的运行的效率[4].新制度经济学以交易费用为理论基础,以财产权为逻辑起点,全面考察制度安排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为对法律制度进行经济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更新了经济学研究方法。该学派对宪法与政治已有一些探讨,以道格拉斯。诺斯和哈罗德。德姆塞茨的分析最有代表性。 诺斯在研究制度变迁时十分注重作为基本制度规则的宪法,认为宪法的“目的是通过界定产权和强权控制的基本结构使统治者的效用最大化”[5].其目标是:建立财富与收入分配方式;为竞争界定一个保护体制;设立执法体制的框架以减少经济部门中的交易费用。诺斯指出:“离开产权,人们很难对国家作出有效的分析。”[6]他运用产权理沦研究国家,提出了“新古典国家理论”,认为国家决定产权结构,因而应对产权结构造成的经济增长、衰退或停滞负责。国家有三个特征:一是为取得收入而提供“保护”和“服务”作为交换;二是为使收入最大化而为每个不同的集团设置不同的产权;三是面对其他国家或国内潜在统治者的竞争。因而国家有双重目的,既要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又要降低交易费用使社会总产值最大化以增加国家税收。这两个目的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对抗,就成为国家兴衰的原因。 德姆塞茨用科斯定律研究民主政治,指出:“当政治竞争的功能完好无缺时,个人对从事政治活动的偏好不再与民主制度有较大的关系”[7].但是,了解政治和候选人情况需要信息费用,投票者个人不能决定政治结果,因而不愿进行政治投资。所以民主是不完全的,其中“少数人有权力去影响政治结果”[8]。这就为政党、政治投机、利益集团和政治垄断提供了一种解释。但新制度经济学忽视法律的自身价值,把研究的侧重点放在财产法、契约法和侵权法方面,对宪法的研究显得粗略。正如美国国际开发署经济政策与制度发展问题专家诺曼。尼称尔森所说:“宪法秩序还是制度分析中关于运行改进的对策中最不清晰的一块。”[9] (三)法律经济学对宪法的经济分析 与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几乎同时出现的法律现实主义运动,直接导源于实用主义法学,其重要倾向之一就是“强调经济学”[10]。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率先为法律专业的学生开设经济学课程,聘请经济学家执教。1958年,经济学家迪莱克特教授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创办《法与经济学杂志》,从而为新制度经济学和法律经济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但是,直到70年代以前,法学家们在法学与经济学的交叉领域并无很大的理论建树。 1973年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波斯纳的巨著《法律的经济分析》问世,才从根本上改变了局面,标志着法学与经济学进入了全面系统化的双向融合阶段。波斯纳的经济分析不仅包括了普通法中的财产法、契约法、侵权法和刑法,也包括了政府调节市场、商业组织与金融市场、收入与财富分配等方面的法律以及程序法,宪法和联邦制也成为经济分析的对象,从而形成了法律经济学的庞大体系。 在对宪法所作的经济分析中。波斯纳认为:“宪法解释比一般法规的解释更灵活这条原则,表明变更宪法的成本要高于变更一般法规的成本。”[11]宪法在州与联邦之间、联邦政府内部分权,是为了提高改变宪法条文的成本,而对个人权利的宪法保护与此不同,是为了增加剥夺权利的成本。在谈及普选制、代议制和分权制时,波斯纳认为,对任何群体选举权的剥夺都会引起该群体的财富向选举中实力强大的集团再分配,选举权的普及将增加财富再分配的难度;由于昂贵的信息费用使民众通过直接民主形式不可能作出明智的决策,代议制可以节省信息费用:“分权制的目的就在于防止对国家强制性权力的垄断”[12],这种垄断形式的成本可能高于其他一切垄断形式。此外,波斯纳还就经济正当程序、联邦制的经济属性、种族歧视、思想市场等宪法问题作了专章阐释,颇有新意。 以波斯纳为代表的法律经济学对宪法问题的分析虽然比新制度经济学更加具体深入,但仍谈不上全面、系统和深刻的研究。而且,波斯纳以财富最大化目标和效率价值取代宪法的其他重要价值,因而据此得出了一些错误的结论。如在种族歧视问题上,波斯纳针对著名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一案提出,法院应该要求南部各州为黑人教育提供更多经费作为保留学校种族隔离的条件。从而把种族歧视视为可以通过支付一定成本后,如何阻止它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运用其经济和政治权力损害公众?“[13] 对此,公共选择派的答案有两个:其一是从政治上回归18、19世纪的立宪主义立场。布坎南声称,自己的理论是“18、19世纪传统智慧精华部分的表达和再现[14]”。公共选择以社会契约论和个人主义为政治信条。崇尚民主、平等、自由、公平和个人权利的宪法价值观,认为宪法须适应民主的要求,民主应有宪法保障。其二是,从经济上复兴亚当。斯密倡导收支平衡的政治经济学传统,把“限权政府”的要求重点放在限制政府经济权力方面。布坎南批评凯恩斯主义把家庭肆意挥霍的愚蠢行为当作国家理财的明智之举,主张国家和家庭一样需要节俭和量入为出[15]。因此。公共选择学派主张制约政府征税、财政和货币方面的权力,实行预算平衡。 公共选择自60年代出现以来,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实践和理论影响。自70年代开始,布坎南等人亲身参与倡导、草拟和讨论宪法修改建议,展开了宪法改革运动,在部分州获得了成功。到80年代,平衡预算与限制征税的宪法修正案草案得到了里根政府持续的支持,通过了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审查并被提交国会两院审议。该草案虽然于1982年秋被国会否决,但它在公众中的影响仍然长期存在。已有一些州吁请召集制宪会议,考虑限制政府的财政支出。从理论上看。新制度经济学,法律经济学的宪法与政治分析乃至一般宪法学和政治学理论,都受到公共;选择的影响,正统的西方经济学家也不得不承认它的地位。应当承认,公共选择学派对宪法价值的重视、对宪法克服政府缺陷的功能分析、对集体行动的研究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一定的实际意义。但在运用理性经济人假定和主观价值论时则走向极端,甚至把公平税赋与个人或群体脱离共同体的自由联系起来,则是不可取的。而且,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具有高度的综合交叉性,包括了财政学、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和宪法学等诸多学科,在内容上相互交错,并没有一个完整、系统而一致的“宪法经济学”体系。 三、挑战与回应:走向经济宪法学 经济学在宪法领域的开拓和渗透,法学对经济学方法的吸纳,已经对传统宪法学理论形成挑战。宪法学不得不面对挑战。创新理论,走向经济宪法学。 (一)宪法学对经济研究的初步尝试 有人考证,“经济宪法”问题是由德国宪法学家F.伯姆最先提出的。目前,在德国、法国、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经济宪法”已经成为学者们公认的宪法学范畴,并受到专门的研究,经济宪法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正在形成[16]。 在我国,宪法学理论一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对宪法和法律的基本观点就是经济的观点,对宪法的经济研究本应成为我国宪法理论的优势,但遗憾的是,马克思主义对宪法的经济观被教条化。宪法的经济研究长期不受重视。直到1992年以后,宪法学界才对宪法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财产权的宪法保护、恢复罢工自由等与经济关系最为密切的宪法问题进行探讨,有的学者还提出了经济宪法的概念,开始运用经济学方法研究宪政和公民权利保障[17]。这些探索显然是很有价值的,但还只是初步尝试,总的说来,表现出泛泛而论甚于深入具体思考,感性认识多于理性分析的弱点,尚未进入拓展研究领域、更新研究方法的阶段。 (二)经济宪法学:宪法学的视角转换、领域拓展和方法更新 首先,要正确估价并利用经济学与宪法学各自的相对优势。经济学面对生产、交换和分配领域内普遍存在的数量关系,成功地将数学工具运用于人类行为与制度分析,因而“获得了其他社会科学无与伦比的技术上的优势”[18]。经济学利用这种优势完善了实证分析方法。构造许多理论分析模型,因而得以向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扩张、渗透和入侵,人们形象地称之为“经济学的帝国主义”。有趣的是,“经济学的帝国主义”倾向在部分法学家身上表现得比经济学家明显得多。这些法学家不仅全面采信经济学,而且以效率概念取代正义概念,试图把传统的法律概念从法学中剔除掉,波斯纳代表了这一极端。另一方面,“不少传统的法学家瞧不起分析法律的经济学家的工作,却又因之忐忑不安。他们常常还没有弄懂经济的方法就试图反驳经济方法”[19]。著名法学家德沃金代表下全面否定经济分析的另一极端,[20]他的“法律帝国”与波斯纳的“经济帝国主义”适成对照。 笔者认为,对经济学在技术与方法上的优势视而不见。简单拒绝它们对宪法的分析价值,或者全面采信经济学来替代宪法学,都是不可取的。前者可能使宪法学丧失自己的阵地,失去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力;后者忽视宪法价值,终将削弱宪法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调节能力。因此,经济宪法学应当正视经济学在研究方法和技术上的优势,并予以吸收和采纳,使宪法学面向宪政建设、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实践,研究社会经济关系的宪法调整,摆脱单纯的条文注释和把目光盯在书面宪法上的局限性。同时,宪法作为根本法,是法律价值的集中体现,系统地确认了秩序、公正、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和人权等法律的基本价值,宪法学在对这些价值的规范研究方面具有优势。应继续拓展和深化这种研究,弘扬宪法的理想。可以说,经济宪法学就是要在坚持宪法理想的前提下,促使宪法学的视角从书面宪法向现实宪法转变。 其次,拓展宪法学的研究领域,在市场、个人与国家的动态关系中把握宪法。宪法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市场与民主的联系,从多方面估量,乃是一个惊人的历史事实[21]。 同样,平等、自由、人权、法治既不是个人主观愿望的结果,也不是来自政府掌权者的恩赐,而是内生于市场的价值机制、竞争机制的供求规律之中。不理解市场经济与宪法的关系,就不能理解市场,也不能理解宪法。 布坎南曾把当代社会面临的挑战说成是政治和制度方面而不是经济方面的挑战,是不全面的。美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林德布洛姆的看法更为中肯,他说:“在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制度中,大部分政治是经济性的,而大部分经济亦是政治性的。[22]传统宪法学理论把宪法视为公法,宪法学眼中只有政治宪法,应当说是片面的。事实上,宪法不仅授予并制约公共权利,同时也确认、保障并限制私人权利,我们只能把宪法视为一切法律的母法。 因此,在经济学把政治、宪法作为自己研究领域的同时,宪法学也应向经济方面拓展。研究市场关系、市场机制及其对宪法的影响,形成经济宪法的理论。 再次,更新宪法学的研究方法。传统宪法学的研究方法单一而片面,只讲定性分析和规范分析,忽视定量分析和实证分析,定性分析被简化为揭示宪法的阶级性,规范分析被局限于宪法条文注释,因而难以说明复杂的宪法现象。 经济宪法学应继承和发展宪法学的现有研究方法,同时采纳经济学提供的新的研究方法与技术。定性分析应从宪法多层次的属性着眼,说明宪法的经济属性以及经济属性与法律属性和政治属性的关系,阶级性只是政治属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宪法领域也存在着大量的数量关系,选举制度、个人与集体、重大利益与一般利益等等都需要进行定量分析。经济宪法学应从经济学中借鉴定量分析的方法与技巧。在运用规范分析方法时,应摒弃简单的条文注释。在对宪法现象进行价值判断时,必须把宪法价值与市场经济的机制联系起来分析。同时。宪法具有特定的经济功能,能够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宪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要运用实证分析方法来说明。实证方法不等于实证主义,实证主义思潮的势头在当代已开始衰退。但实证分析方法并不因此而丧失其运用价值。此外,经济宪法学应广泛运用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资源的稀缺性和外部效应等基本假定,引入成本收益分析;均衡分析等经济学基本方法。以及效率价值,全面研究宪法及其与经济的关系,着重考察经济制度、经济权利和经济权力等经济宪法现象。 总之,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依法治国,必须注重宪政建设,在理论上“注重对宪法进行经济学论证或者说对经济进行宪法学论证”[23]。经济学与宪法学对各自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使它们之间的相互渗透、交叉与融合已经成为大势所趋。经济宪法学的产生乃是这一历史过程的逻辑结果,是宪法学对经济学挑战的积极回应。 经济学理论论文:民族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流派、学术渊源和当代代表 内容提要:国际政治经济学是近年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最重要内容之一。本文以吉尔平的分类,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三大理论流派理论来源和近期的一些理论特点进行了论述。作者认为三大理论的分野在于:在政治与经济关系上谁是决定性的,分析的对象是国家、个人还是阶级,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本质特征是什么(是否具有内在冲突性)。文中对目前三大理论流派的主要代表性理论,如吉尔平、克岑斯坦,约瑟夫·奈、基欧汉、卡多佐、考克斯等人的理论进行了一定的介绍。 关键词:民族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 随着人类经济活动拓展到民族国家之外,经济活动的主体从个人发展到民族国家与跨国的经济和社会组织,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已经不再是民族国家之内的问题,而是一种国际的政治经济现象。对这一问题的系统研究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 传统意义的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从一般的政治经济学中发展而来,都是力求探讨社会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和联系,并吸纳一般政治经济学的众多理论与研究方法。但国际政治经济学所关注范围更大,“尽管不是完全地,(但)主要是集中于国际行为体(国家、全球公司、国际组织、社会运动等等)间的活动”①。国际政治经济学又不完全拘泥于国际与国内的界限,因为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国家内部的政治和经济活动也可能影响到国际间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国际政治经济活动也对国家内部的政治与经济产生作用。但国际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行为主体主要是民族国家体系内的国家等国际行为体而不是个人,因此,国际政治经济学有着不同于传统意义上政治经济学的特殊性。 国际政治经济学融合了经济学与政治学的众多内容,但它不是两者的简单结合,而是在两者基础上的新综合。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国际经济学与国际政治学的交叉学科,它主要是研究国际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但其中的政治、经济因素不同于国际政治或经济中的纯国际政治或经济因素,还包括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因素,甚至是文化的因素。 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自60年代末出现后,近年来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由于这一学科的交叉性,它的理论来源的多样化,研究的角度既有宏观又有微观,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最新的发展还包括文化因素)相混合,其理论分类较为多样。但目前最为人们广泛引用的是吉尔平的分类,即:民族主义(也称重商主义、现实主义或国家主义)、自由主义(也称全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①。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一部分,吉尔平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分类应该说是以国际关系理论分类为基础的,与国际关系理论主流分类相一致②,具有相对的包容性。但其自身由于研究内容不完全等同于以政治为主要特征的国际关系理论,因而这一分类也有一些自己的特点。 一、民族主义理论传统及其当代代表 1 理论渊源。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主义理论是诸流派中最具历史传统的理论。从政治经济学上,它可以追朔到16世纪以来的重商主义思想,在政治思想上,它源于修昔底斯、马基雅维里等人确立的政治现实主义传统(这一思想传统由于文章篇幅有限和已有很好文章论及③,这里不再赘述)。另外,韦伯的国家社会学中的许多思想也是民族主义理论重要来源之一。重商主义传统 古典重商主义是最早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进行研究的思潮和向当权者提供的政策建议。古典重商主义者如博丹、柯尔培、托马斯·孟等人的思想本质正如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所归纳的那样,是使所有经济活动服从于当权者的国家利益④。古典重商主义者吸收了如马基雅维里和霍布斯等人的思想,认为正式的权威如果不能节制自我利益的追求,其结果将是残酷的“天然状态”。因此,必须用公共权威来使个人利益转化为普遍利益⑤。古典重商主义是顺应建立现代世俗国家要求的。因而在欧洲新型民族国家初创的一百年间它得到了普遍采纳。但由于它对财富认识上的缺限和在实践中的矛盾性。到了18世纪,受亚当·斯密等人严厉批判;加之推行自由贸易政策英国成为世界最大的霸主,一时重商主义似乎失去了昔日的光采。 19世纪初前后,重商主义思想又以一种经过改造的面貌出现。汉密尔顿和李斯特是代表。两人都主要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论述贸易保护主义的必要性的。汉密尔顿把国家的经济建设与年轻美利坚的生存和发展联系在一起,强调经济活动的布局与国家的生存息息相关。为此国家必须要“拥有一切必需的供应品”①。这种“进口替代”发展战略思想的雏形不久又影响了李斯特。李斯特不仅从政治还从经济上较科学地阐述了其重商主义思想。首先他认为自由主义论点是一种静态和短视的学说,忽视了长期的和动态的比较优势和经济利益。其次,李斯特认为自由主义者漠视了国家具有不同于个人这样的经济主体的利益特殊性,国家所处的现实环境和它的历史发展程度决定了国家间的对外经济政策也不可能也不应该一致②。汉密尔顿和李斯特及其以后重商主义思想在西方学术界(主要是经济学)并不占主导地位,但在国家的决策者中却有着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后起的工业国。 经济学家维纳对重商主义这种带有强烈经济民族主义色彩的理论总结如下:财富对国家来说是实力的基础,不论为了防卫还是为了侵略;实力是国家获取财富并使之成为必要和有价值的手段;财富和实力是国家的两个根本目标,从长远看两者是统一的,但在某些时机为了长远的经济繁荣,国家有必要作出某种经济牺牲③。韦伯的国家社会学对国际政治经济民族主义理论的影响 韦伯的国家社会学中也体现了一定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尽管韦伯不否认市场的效能和社会阶级的力量,但国家在韦伯思考的政治经济关系中处于中心地位。他认为政治与经济存在着互动关系,在领土范围内合法强制手段的垄断使那些当权者具有对敌对社会力量的明显优势;所以,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既能支配市场又能控制社会阶级,而现代国家的发展依赖于相对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市场不能脱离国家而存在,国家产生于市场,经济过程又不能远离社会与政治的过程,而是两者相互关联和相互依赖,两者的关系是一种复杂的、历史的具体结合④。韦伯的政治经济思想与以往的重商主义在两个方面是相似的,第一,认为民族主义是经济活动的推动力量,经济国际化是民族主义情绪的强化与外化;第二,把经济活动放入到一个社会和政治是某种限制性或决定性因素和环境中来分析的。另外,韦伯的“理性”现代官僚的概念对国家经济利益的决定对后来的民族主义理论微观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2 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学民族主义理论的特点和代表。 特点 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主义理论虽继承了16世纪以来的重商主义传统和政治现实主义传统。但当今民族主义理论的根基是已经演进的并更加系统化的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他们认为国家对权力与财富的执着追求来源于人的政治动物本性(这一观点最早来自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摩根索在其《国家间政治》中把它作为国际权力斗争的最终决定因素)或者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哈斯是较早论证了这一点的,后来沃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中将此作为国际政治结构理论基础)。因此,民族主义论者强调国际关系的动力来自于这种国家的政治动物本能或国际政治的独特结构,这也自然地反映到国家经济关系之中。所以,他们认为国际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是政治环境和政治结构决定经济关系,或更简单地说是政治决定经济。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主义论者是从以下三个假设来思考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第一,民族国家是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主要行为者和分析对象。主权国家是其行为的最高判断权威;其他行为者服从于主权国家,它们之间的相互交往的基础受制于国家权威。同样,在国际经济关系中也服从这一法则。第二,民族国家是权力最大化的追求者。权力对国家来说既是目的又是实现其他目的手段。这是国家的政治动物本性或国际政治结构的自助性决定的。第三,民族国家是理性。以成本 收益法则行事,但这种收益不是绝对收益而是相对收益。因此,由于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国家之间对权力与财富的追求不是平行的和相等的,民族主义者认为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关系是一种互为消长的“零和游戏”,具有相互冲突性①。此外,民族主义论者还认为国际权力分配格局是决定国际经济关系形式和状态的因素。由于民族主义论者以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基础来思考国际经济,他们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前途大多是持悲观态度的,强调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现状维护和管理。 在民族主义理论中有两种研究角度。一种强调国际关系权力分配格局或国际政治结构是国家对外经济政策和国际经济关系的基础,它与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理论的联系较为密切,是一种宏观的研究;其理论核心是所谓的“霸权稳定论”②。这种研究具有浓厚的实证主义和历史循环论的特点。另一种重视国内的官僚制度、政治体制、政治特征和利益分配关系对国家对外经济关系的作用,它的一些研究方法受一般政治学和行政学中的理论影响,如被称为“官僚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受到两方面理论的影响,一是韦伯的“理性”现代官僚概念,二是美国组织理论中“非理性”官僚概念③。后一种研究可称为微观研究。这两种研究并不是完全没有联系的,只是各有侧重,宏观研究中也有一定的国内政治因素作用,微观研究中也是以国际政治结构为前提的。宏观理论的主要代表有吉尔平、克拉斯纳等,微观理论的代表有克岑斯坦、艾文斯等。由于微观理论多从国内政治特点来分析国家的对外经济关系,往往带有比较政治经济学成分。 代表作品 在宏观理论中,吉尔平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的《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堪称宏观国际政治经济学民族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在此书中,吉尔平从政治经济不平衡发展规则出发,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是一种动态的循环过程,国际权力政治的现实决定了国家间在国际政治经济竞争中总是追求“相对领先”,由于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后起的经济强国必然要利用发展起来的经济力量要求获得政治上相应的权力,而衰微的强国必然利用旧的制度权力竭力阻止新兴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上的崛起,维持其原来的政治经济特权,这种新旧势力的较量最终可能是战争,结果是建立新的权力分配格局和新国际经济体制,这种现象周而复始推动国际关系的发展④。 在微观理论中,克岑斯坦的《权力与充裕之间》是较有影响的一本书。书中通过对6个工业化国家国内结构的解释来试图弥补宏观理论过多注重国际和跨国因素而较少触及国内因素的缺限。克岑斯坦认为在面对世界经济的共同挑战中,民族国家的内部结构是产生不同反映的主要原因,离开这一因素,就不能理解国际相互依存与政治战略的关系,国际环境和国内结构共同作用决定着国家的经济对外政策,但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如霸权衰落时,国内的政治结构在决定国家的对外经济战略上显得尤为突出①。 二、自由主义理论渊源与当代代表 1 理论渊源。 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讲是国际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经济解释。它是从经济的角度解释国家间合作可能性和必要性。它的理论主要来源于亚当·斯密开创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凯恩斯的政治经济思想。古典政治经济学 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鼻祖当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斯密从个人理性出发,认为以绝对成本差异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在不受政治因素的干扰下将最终导致个人和社会效率的提高、福利的最大化和社会的和谐,从而增进国家的实力和国家间的和平。因此,自由贸易是人类理性的最佳选择,经济不应该受政治机器的干预②。在亚当·斯密之后,李嘉图、穆勒等人发展并改进了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李嘉图以相对成本法则来代替绝对成本法则,这使自由贸易理论更适用于一般的条件,更具普遍性。其次,亚当·斯密的理论在研究方法上是哲学的和整体性的,把政治经济学放在一个道义的和历史的背景下,而李嘉图把理论注意力缩小,但使理论更具说服力,把经济问题和政治与社会问题更明显地分开并提出更为精炼的解释;虽然亚当·斯密的研究主体是个体,但李嘉图比亚当·斯密更明确地为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建立了方法论个体主义(methodologicalindividualism)的基础,使之可以应用于各种条件下的个体,如国内经济中个人、集团和国际经济中的民族国家经济,并为后来的经济学一直所沿用。 尽管古典政治经济学没有在其理论中用其自由经济理论来详细阐述国际政治经济的关系,但从其理论的内在涵义中可以看出其国际政治经济观:经济自由主义相信贸易与经济合作是和平的源泉,因为分工贸易下的国家间经济关系是一种“双赢”的游戏,并由此产生了一种国家间相互依存的互惠权利,有助于巩固国家间的合作关系,从而对国际间的政治和平与稳定起促进作用③。凯恩斯经济思想的影响 凯恩斯与马克思一样,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与消费存在着失衡,并且这种失衡是市场力量所不能解决的,必须依靠政治力量。这不仅在国内政治经济中有着重要意义,对国际政治经济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凯恩斯又一次把“纯经济学”带回了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凯恩斯认为,优先考虑充分就业在一个开放的经济条件下,既受国际经济的影响又影响国际经济。实现充分就业方法之一是扩大出口,但各国都以扩大出口来解决就业问题就又回到了重商主义的道路。如何解决竞争与国际和平这一矛盾,凯恩斯在反思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中各国在贸易上采取“以邻为壑”政策所造成的政治经济恶果后,提出了以国际经济合作和政策协调来解决这一问题。这样,凯恩斯在国际经济领域中从某种意义上引入了经济宏观管理和协调的思想,他认为在无政府的国际结构下,建立类似政府在国内经济中所起作用的国际制度是在竞争中促进合作有效途径。这一思想对70年代以来的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特别是相互依存理论有着很大的影响。 2 当代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特点及其代表。 特点 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在思维上与国际关系中的理性主义思想是一致的。一般都承认国际无政府状态,但他们更重视与这一状态并存的还有有序的国际交往;强调国际关系中各国的共同利益、共同价值观和共同规范对国际社会存在所具有的聚合作用和由此带来的和谐性。因为这是人的内在的理性本质使然,人的这种内在理性本质使人能按照自然的法则,在合理保存和造福自我的同时发挥其固有的群体秉性①。自由主义理论正是从经济上阐述这一思想的,其核心是比较优势法则。自由主义理论按照这一法则,认为国家间的经济交往的加深以及由此产生的相互依存关系在总体上对民族国家的“自治”有着一定的削弱作用;并且国家间经济相互交往的加深在利益上造成的“一荣俱荣、一毁俱毁”状态可以促使各国在经济竞争中寻求政策的协调,良化竞争,而不是回到重商主义的“以邻为壑”的相互残杀之中。这种协调可以用一定的制度加以保证和促进,如当今世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贸组织等。因此,自由主义者在国家与市场的矛盾关系问题上,更多地倾向于市场的力量,认为国际经济交往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存在可以改造传统的权力政治特性或消融国际政治的冲突性,发展国家间的经济交往是实现世界永久和平的重要途径。这种经济决定政治或改造政治的观点是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最重要的本质。 自由主义理论也是从三个基本假设出发的。第一,个人是政治经济学分析的主要出发点和行为角色,尽管国家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占重要地位,但社会经济活动的目的最终要归结到个人。第二,个人是理性的和功利(而不是权力)最大化的追求者。因为个人这种功利是主观自我满足的最高价值水平,是“两利相较取其重,两弊相较取其轻”的选择的绝对利益的增加,而不是民族主义者的相对利益的领先。第三,个体间的这种利益机会成本间的选择是促进彼此间合作的重要手段,因为这种条件下的经济交往不再是一种“你得我失”的“零和游戏”,而是一种“双赢”的互利。另外,自由主义论者尽管认为国家力量在经济生活中应越少越好,否则会干扰市场的作用和回报,但也主张国家提供某些“公共商品”来为维护市场的自由竞争创造必要的条件,或阻止市场失败②。因此,自由主义论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发展是持乐观态度。因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国家的利益认定不是现实主义者的权力增加,经济交往的结果是彼此经济和福利的增进,进而对国际关系的和谐有积极的作用。 自由主义理论内部在具体的研究上也有一些特点。一种是宏观的自由主义观点,强调世界经济的发展对国际政治的改造作用。在宏观理论中有极端主义的观点,认为民族国家在世界经济一体过程中已经让位于市场,国家主权受到了一些巨治结构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中正在逐步过时,并将其权力转让给更能适应新的国际环境的跨国组织,声称技术和市场的发展使经济消融政治已不可避免①。但更占主流的是吸收国际政治现实主义思想的相互依存理论。另一种是微观理论,它把研究的侧重点放在了国际经济关系对国内政治的改造上,注重世界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的发展对国家内部政治关系的作用上。这种研究也同样具有一定的比较政治经济研究的色彩。但与宏观理论(应该说宏观理论中也有对国内政治的分析,但研究的重点是国际政治特征)相比,影响力较小。 自由主义理论与其他两个理论在研究方法上不同的是,它更多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而不象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以历史—哲学的研究方法为主。 主要代表著作 自由主义理论最有影响的理论是相互依存理论。这一领域进行最早研究的是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库珀。他于60年代末所写的《相互依存的经济学:大西洋共同体的经济政策》是依存理论最早作品,并使相互依存这一概念普及化。库珀在此书中认为技术进步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经济的条件,更重要的是,传统的比较成本的差异似乎正在消失,贸易利益明显地来自竞争优势;而且全球经济一体化可能阻止了世界市场的均衡,在常规的周期内,未来的国际收支不平衡较之以往可能更加频繁,而且规模更大,鉴于此,库珀采纳了凯恩斯的经济合作思想,提出国际政策协调是在依存世界中唯一能实现各国经济目标的途径,重商主义既会引发失败的竞争又为目前的国际制度所限制②。但他和凯恩斯一样,较少考量国际政治条件是否能促进还是阻碍国际协调,只是假设各国领导应从功利“理性”出发摒弃自私政策,进行政策的协调。 约瑟夫·奈和罗伯特·基欧汉在70年代中期推出的《权力与相互依存》是相互依存理论中最具影响作品之一。他们认为当今世界相互依存的现实已经使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现实主义解释部分失效,应该用一种新的、更全面的理论来补充或替代现实主义理论。这一理论就是他们称之为“复杂相互依存理论”的理论。这是带有现实主义色彩的自由主义理论,但却深入地分析了相互依存的现实对国际权力政治的改造。在书中,奈和基欧汉认为现实主义理论的三大假设在相互依存的条件下已经不再绝对化了。因此,在相互依存的条件下,传统的一元化领导不可能有效,需要国家间多层次政策协调,使各国特别是弱国都认同国际制度的合法性③。奈与基欧汉此书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理论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对后来的相互依存理论研究起了极大的影响。但它也存在这两个方面的不足。第一,南北关系中的合作基本涉及很少;第二,国际制度的建立和维护论述不够充分。80年代中期由基欧汉所写的《霸权之后》,就是对国际制度的建立和维护进行进一步深入论证的专著。此书是较典型地采用科学研究方法,用博奕理论论证了自私者之间从理性出发也可以在竞争中的进行合作,并认为合作的程度取决于制度的功能①。同样这一著作对南北关系也关注很少。 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及其当代的研究 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经济学观。 以政治经济学对国际关系进行研究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研究的基本方法,这一研究的理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尽管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一些观点上有所不同,但唯物史观作为这一流派研究的理论指南并没有很大的变化,而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分析得出的一些重要结论如剩余价值理论也一直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学研究中重要基础。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的理论 尽管马克思没有对国际层面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进行过系统的表述,但他的思想中也具有一定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成分。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是对剩余价值的无限制追求,其造成的社会政治结果是:社会再生产的不断破坏和贫困人口的加剧。另外,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也是外向扩展性的,随着商品和资本的输出,资本主义在改造世界面貌的同时也带来了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不对称的依赖关系和全球性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统治,并且促进了世界性的阶级联系和发展了世界性阶级对抗的政治结构,这种阶级结构关系使马克思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以推翻资本主义,而且这种革命的物质条件也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准备好了。 列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列宁的政治经济学观应该是一种真正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它是在马克思的理论基础上并结合了当时世界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现状建立起来的,其中吸收了罗莎·卢森堡、希法亭和布哈林等人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观。列宁的理论集中地体现在《帝国主义论》这部著作中。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列宁从资本主义垄断时期的五大政治经济特征出发论证了其对外政治经济扩张的必然性,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各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它们在国际上或暂时进行妥协或进行争夺经济资源的战争;无产阶级可以在战争中从最薄弱的资本主义环节夺权,进而实现世界性革命的成功。因为资本主义社会这时不论从政治上、经济上还是社会生活中已经腐朽和没落。列宁的理论在很长时期一直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政治经济研究的主导理论。 2 战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②。 特点 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尽管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着不同见解,但在一些最基本的观点上仍然与经典作家保持着一致。如:认为资本主义创造了财富的两极分化,并且否认个人之间的交换关系必然的导致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样自由主义的观点,相信资本主义体系作为一个具有内在冲突的体系应该也必然地要被社会主义所取代。因此,尽管在革命的道路和方式问题上有一定的分歧,但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否定旧制度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合理性,要改造这一体系,建立新体系的革命性没有变化。从具体上讲,战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以下几点体现自己的特色: 第一,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仍然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上,占主导地位仍是经济决定政治。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上,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本质决定了资本的扩张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格局,这种经济格局又决定着世界的政治面貌。第二,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认为政治经济学的主体和分析单位是阶级,或者资本和劳动。中心与外围的世界经济结构划分就表现了国际阶级划分色彩。第三,他们认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阶级的行为是为了本阶级物质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第四,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本质决定了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不可能是一种和谐的关系,而且在经济成果上必然“你得我失”,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是“零和”的①。 战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集中反映在三个领域:一是对第三世界的贫困和持续不发达的研究;二是对全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研究;三是对不断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工人运动命运的研究②。第一方面是以“依附理论”为主要特征,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既有第三世界的一些学者,也有一些西方的持马克思主义观政治经济学学者;第二方面是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理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葛兰西学派”为代表。第三方面的内容主要是对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工人的权利和对资本流动的反应与斗争策略的研究。最后这一内容的研究不如前二个方面研究有世界范围的影响(所以下面不做介绍)。战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基本上是以宏观为主,除“依附理论”和西方工人运动研究中有些对具体国家和地区的个案研究外,绝大多数都是侧重整体研究。 代表性观点 西方发达国家资本输出并没有导致不发达国家工业化程度的加快,是“依附理论”研究的起点。1957年保罗·巴兰在其《增长政治经济学》中首先提出这一问题,并认为:资本从亚非拉地区榨取剩余价值后,并没有把剩余价值用于开发第三世界,而是返回到发达国家,从而造成这些地区的发展停滞③。在这位“依附论之父”的观点基础上,其他学者后来进一步提出各种“依附理论”④。其中现在较有影响是卡多佐的理论。70年代起,随着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发展,针对这一现象,卡多佐认为:在一些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存在所谓的“历史结构”条件时,即外来资本、本国资本和本国的政治统治处于一种相互有利的关系状态下,外来资本引入可能导致资本主义的发展,但这种发展不同于早期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而是一种联系性的依附发展(associated depen dentdevelopment)①。 “世界体系论”关注的是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结构。除沃勒斯坦外②,蔡斯 邓也是“世界体系论”有影响的学者,他认为:世界体系是由两个互补的亚体系(世界经济体系和以军事力量平衡为特征的政治体系)所构成,尽管经济体系对政治体系有着决定性影响,但政治体系为世界市场提供了政治背景,主要国家间的均势阻止了单一国家拥有压倒优势的政治权威来改变国际生产和交换,而资本的积累过程是导致国际政治体系长期力量平衡的关键,尽管经济不平衡发展有时有利于一些国家,但长期而言这种优势是暂时的,因为技术的全球扩散给其他国家提供了新的机会,这样经济动力防止了一个国家成为永久的世界帝国,从而维护了具有竞争关系的国际体系③。 在“葛兰西学派”中,罗伯特·考克斯是一位较有影响的代表。他的《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和“社会力量、国家与世界秩序”等论著都常为有关国际政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论著所引用。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思维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先驱———葛兰西理论的影响。葛兰西对民族社会构成(尤其是对意大利)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国家和市民社会(实质是政治经济学)分析和对领导权(hegemony霸权)基础的分析都被考克斯等人引申到国际领域中④。考克斯认为:历史结构是行为框架,特定的历史结构是由不同的思想、物质和制度三种力量组合而成,这三种力量相互作用影响着社会集团的行为,决定着国家的结构和世界秩序;并且社会力量、国家与世界秩序也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世界霸权是一种世界秩序的相对稳定状态,它是建立在物质力量,普遍的公众对世界秩序的意念和一整套制度三者内在结合基础上的⑤。 经济学理论论文:西方主流白痴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迟暮 西方主流白痴经济学理论源远流长,笔者尝试从中华文化的“整体协调”角度,并结合中国的经济现实来重新解读之。笔者所指称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不限于一个时代,包括被西方主流思想目为“极端和激进学派”之外的、一切曾经在西方占据过主流地位的经济理论样式,这些理论在本质上都是从“个人至上”的角度和不变的精英主义立场出发的。 一、 经济发展过程的资源基础 迄今为止,所以经济发展过程的历史,都是对自然资源利用规模扩大的历史。而且可以预料,在“物质不灭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被有效突破之前,那么以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仍然是资源利用规模扩大和资源耗竭速度加快的过程。 迄今为止,经济发展对资源利用,还停留在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大规模利用上。1995年,世界能源消耗的97.5%依赖矿物能源。中国的可再生资源利用的比例要高出一倍多,但是也只有5.9%的水平,1996年中国工业产值的71.3%是来自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加工和利用。1995年,西方七国总人口为6.73亿,消耗能源59.96亿吨标准煤,以占世界11.77%的人口消耗世界能源消耗量的51.16%。这一年中国的消费总量为13亿吨,人均能源消费量1083公斤,约为世界平均水平2055公斤的一半;其中以美国人均能源消耗11312公斤,加拿大10913公斤最为突出。 在当今世界上,一国对资源利用的水平越高,人均消耗的资源数量越巨大,则其经济发展水平也就越高;反之,对资源利用数量越少,其经济发展水平就越低,人民生活水准就贫穷。1995年,中国人均消耗能源按标准煤计算为1055公斤,美国的相应数字是11312公斤,与此相对应中国就穷而美国是世界头号富国。如果以中国庞大的人口达到美加两国的水平,则相当于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超过原来数量的十倍达到130亿吨以上,该年度世界能源总供应量117亿吨不够中国一个国家之用。富裕和现代化不是不需要资源支持的,也不是中国精英主义者所宣称的---是“优良制度”的结果和巧妇的“无米之炊”。 二、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迟暮 自从“边际革命”开始,西方主流经济学日益脱离经济资源的加工利用和分配过程,日益成为一种经济数据的解释学,所关注的中心话题是诸如多和少、增加和减少、总量和增量等等。虽然把资源稀缺性作为一个分析前提,但是完全忽略稀缺资源的经济流转过程,尤其是谁能获得和依据什么获得稀缺资源,使自身欲望先于其他人得到满足这个关键问题。 发展到今天,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所谓“科学性”日益被证伪,其作为精英主义意识形态的功能却日益彰显。当代所有的重大社会经济问题,如环境生态、人口压力、资源枯竭、贫富分化等等,都无缘进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视野,不能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重点研究对象。因为这些问题都涉及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深入分析和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足以颠覆西方主流经济学大厦的基础。 中国人均资源短缺,人口分布密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压力大,资源分配的部分倾斜就足以导致对弱势阶层基本的生存条件的破坏,因此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经济现实面前尤其经不起检验。目前中国的三农问题,实质上就是中国“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最集中的体现,这个问题的解决只有在“整体协调”的层面上来解决,没有任何修修补补的局部措施能够奏效,这在西方“个人至上”的精英主义经济学立场上没有任何可行的解决方案。 下面试图解读中国精英主义经济学宣传家们的一些理论基石: 1、 “经济人”在现实中的存在范围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流转过程中,却日益表面化,甚至是诉诸常识和感觉。例如作为西方经济学分析的基石“经济人假定”,中国高人就把资本家追逐利润与小孩子吃奶的欲望放在一起做类比,把基于人的自然属性的本能和从属于社会属性的经济人假说蓄意混淆起来,为资本家的行为方式寻找普遍意义的注解。正是在这样的本质问题上,暴露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心虚和反人道本质,因为正当的行为和正义的事业是不需要借口和遁词的。 在社会现实中,最适合成为经济人的是学校里的学生,因为每个学生都面临在一个竞争的社会里寻找自己位置的问题,学习已经被界说和接受为个人在社会上立足的唯一途径,因此学习显然就是为了将来的个人利益的投资,因此学习对学生而言,即使不是唯一的经济人目标也会是最重要的经济人选择目标。而且学习具有天然的平等适合于个人努力的性质,不受工艺分工和等级关系的制约,具备最理想的经济人成立条件。因此经济人假说下的学生学习应该都是竭尽所能地努力,为将来在社会上扬名立万、追利逐益做铺垫。但是实际中学生努力学习的比例甚至称不上很高,这只有一个原因:即学生在决定自己的行为方式时是违反经济人假定的。因为在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是“协调人”,即个人的行为除了基于经济利益(理性)之外,还要为许多非经济目标所制约。一个学生可能乐于花时间去享受恋爱的滋味,或者是按照目前生活比较舒服的某种方式来处理生活和学习的关系,学习目标在许多目标中既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学生的行为方式最终就是在多个目标的相互协调和中和的实践结果。 在西方经济生活的实际中,真正的经济人只有在资本主义兴起时代,当时的资本家阶层是比较接近所谓的经济人假定的;在今天的世界上,只有那些巨型跨国公司才是符合经济人假说的法律实体。经济人从来不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假说,以后也一样永远不会有改变,把个人原子化或机械化的努力过程在西方持续了接近300年,到今天也仍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成效,恐怕永远都不会取得完全成功。 2、 竞争和市场带来效率的谎言 竞争和市场能够带来效率,最终能够使蛋糕做大,注重效率在结果上有利于所有人,从而具有结果公平的性质。竞争和市场发挥作用的前提被认为是私有产权的绝对化,所以其等价命题是私有制将最后有利于所有人,从而把私有制作为追求“结果公平”的不可动摇的过程和手段,过程和手段高于结果,这就是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的逻辑。 作为一个必不可少的反面例证,精英们乐于证明公有制是如何不利于市场和竞争规律发挥作用,从而不利于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在白痴经济学理论那里,中国产品几十年一贯制就是技术落后,缺乏技术进步动力的结果,而不与低水平的消费尚未被充分满足的现实发生联系;要求产品高档和现代化不是出于精英阶层的消费主义而是全民(包括穷人)的需要,在精英主义者那里,根据理论需要穷人永远是做白日梦好高务远的阶层,不满足“人是理性的”这个基本经济学前提(林毅夫),不知道自己的需要将如何被满足而只知道越先进越好,这与精英阶层的消费理念完全一致,而不是从自己的生活现实出发选择“有比无好”。中国人均产品量少生活水平低,经济学精英们说唯一的原因是企业效率不高,而完全不与中国经济底子薄和人均资源少的现实发生联系。 3、 个人激励决定作用的谎言 在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家那里,唯一重要的激励手段就是与其劳动相对应的报酬,除此以外,再也没有任何可以整合社会前进的价值了。但是与精英主义者断言的完全相反,最近中国20年的观念变化和严重的社会行为失范,恰恰证明了一个真理---在实际中没有道德自觉精神的个人是无法予以有效管理的。 与此相联系,现代的知识精英愿意把科学文化知识说成是唯一重要的东西,是求生谋职和回馈社会的基础。实际上知识如何任用取决于个人的意愿,可以正用也可以反用,可以为善也可以用来为恶,驾御知识任用方向的只能是个人的主动选择。由于一个人的创造力有限,同时他的破坏力却要高出数倍甚至十百倍,而完全监督一个人的行动往往十个人还不一定管用,因此社会监督并没有一个在低成本上实现的方法,无论是民主还是法制都没有低成本实现方法,所以个人行为不能不主要归结于个人的自主选择,道德的重要性是无可替代的。 管理的一个铁律是:必须要取得多数人的主动认同。否则管理是无法进行下去的,因为成本因素就足以使管理目标落空。个人的报酬只是个人生存和发展的一个基本要求,物质激励措施在利益关系互为消长的前提下不仅难以确立合适的尺度,而且也完全不能保证个人对管理目标的认同,认同的建立决不是一个激励措施所能够解决的,而是需要在利益格局上进行真诚的协调和让步。无限制地高估激励作用最终是服务于一个理论目标就是---抨击集体主义精神,为私有化正名和开道。中国革命艰难困苦的成功历程,恰恰说明了物质激励因素作用的荒谬和局限性,最后革命的结果就是---以被物质充分激励的精英阶层的彻底垮台而告终,中国的精英阶层理应从这样的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而不是试图忘记血的教训或者想方设法丑化之,最理想的状况是精英阶层自己认识到:“批判的武器”比“武器的批判”好。因此在优势还没有用完的时候,就应该开始注意避免“武器的批判”这样一种结局,学会并真诚地与弱势阶层做好利益协调,向弱势阶层的基本生存利益让步就是向精英阶层自己的长远利益让步。 三、 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热门人:以北大林毅夫博士为中心 林毅夫先生在台湾长大,在美国芝家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北大任教授。据称“可能是在国际经济学界最知名的中国经济学家”,据称“他至今仍十分推崇芝家哥大学的经济学研究方法”。 1、 所谓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和技术创新理论 在垄断价格的盘剥之下,打破技术垄断的价值有多大?技术能力仅仅靠购买专利就能够获得?开发的投入与技术能力的形成,加上垄断价格被打破的价值几何? “如果从成本的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靠引进技术与靠发明来做,成本是根本不能比较的。引进技术最贵的方式就是买专利,所要付的成本也不过是原来人家发明成本的三分之一,而且我们买了专利,一定是成功的专利才买。这样算起来的话,如果靠引进技术来取得技术变迁的话,这个成本与自己做RND来比的话,连百分之一都不到。”“假定说我们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一半,美国对我们非常的警惕,那么美国不愿意把他们最先进的技术转移给我们。到那时候的话,我们人均收入美国的一半,我们的经济规模是美国的2.5倍,假如说美国拿出2%的国民生产总值来搞RND的话,我们也拿出我们自己国民生产总值的2%来搞RND的话,我们RND的规模是他的2.5倍。你创新的速度就快,到那时候我们技术创新的速度比他还快。”按照林毅夫博士的说法,今天的美国还是相当情愿地把技术转让给中国的,而不是在执行技术封锁政策。另外不知道西方跨国公司的垄断地位是靠什么支撑的,如果是靠技术支撑的话,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傻到培养竞争者,以至于丧失垄断地位、垄断价格和垄断利润。要西方企业发扬雷锋精神大概需要林毅夫博士改行去当牧师,到西方去传经送宝。建议林博士还是不要呆在北大,去西方的神学机构供职比较好,这样才能够造就“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条件。 “关于技术变迁研究,我的两个贡献是:(1)对拉坦--速水假设做了扩展,证明了诱导技术变迁的主要动因是要素的相对边际生产率,由于要素的边际生产率不受要素市场的影响,因此即使是在要素市场受到限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其它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的方向仍然会受到资源相对稀缺程度变化的诱导,这一工作大大扩展了诱发性制度变迁假说所适用的范围。(2)在资源禀赋决定的技术变迁理论中引入市场规模,即当技术类型相同时,技术变迁将首先发生在市场规模比较大的技术中,这是因为如果一个技术的市场规模比较大,那么技术创新的收益也就比较大,这就会使更多的资源被用于该项技术的研究,因而这项技术的创新概率和速度也就比较大。”根据中国的市场规模,按照林毅夫博士的估计,不知道还有没有发展技术的必要空间。不过我个人还是非常赞同林博士的这一高见,中国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丰富,所以劳动力节约型技术不能占据优先发展地位;中国人均资源短缺,所以中国应该优先发展资源节约型技术;中国资源分配应该首先向多数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倾斜,高档消费品不能在社会生产资源分配中占据优先地位。 “一个就是各种投入要素的积累。比如说劳动力的增加,自然资源的增加,资本的增加。如果这些能增加的话,经济就能增加。当然我们知道,土地一般是不能增加的,不像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如果觉得土地太少,还可以到国外拿个殖民地,现在是不行的。再就是劳动力会增加,但是受到人口增加的限制,所以劳动力增加的速度也是比较慢的。一般来讲,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能不能快的因素,最重要看资本积累速度是不是快。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如果你有同样的土地,同样的劳动力,同样的资本,如果你能够改变生产结构,把这些要素从一个生产率比较低的部门转移到生产率比较高的部门的话,那这样经济也可以增长,所以第二个是经济结构转移。第三个是技术变迁、技术创新。同样的劳动力,同样的资本,同样的生产结构,假如我能用比较好的生产技术的话,那么经济增长的速度也会比较快。所以,我们要看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潜力,其实只要看这三方面。但这三方面当中,最重要是技术创新。因为如果技术不创新的话。我们读经济的人都知道,技术不创新的话,不断积累资本就会面临所谓边际效益递减。在这样的状况下,到了一个程度,以后你即使增加资本也不能增加生产,也不能增加产出。所以,这样的状况下,积累的积极性就很低,资本增加的速度就很慢。 资本增加的速度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技术变迁的速度。同样的情形也在生产结构中。假如说技术不变化的话,就不会有新的产业部门,而且在同一个产业部门里面,也就不会有生产力比较高的环节。要看一个国家产业结构变迁的可能性,其实主要看技术变迁速度是不是快。归结起来,如果我们要了解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潜力,最重要的就是看这个国家技术变迁,技术创新的潜力有多大。”因为已经遇到资源短缺,已经是土地报酬下降而且农业成本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根据林毅夫博士的高见,中国农民是不是还有必要继续种田。 “所谓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是指任何国家和地区都具有自己的比较优势(资源上的或经济上的),借助于发展这种优势,就可以追求到一种持续、稳定、快速的经济发展。日本、亚洲‘四小龙’等经济发展比较成功的国家和地区采用的就是这种战略。我国近10年来的改革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是因为在产业发展上较好利用了我们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劳动力。他说,改革与曾推行多年的‘赶超战略’相配套的宏观运行机制,使我们的经济发展能够尽快进入充分利用比较资源优势的良性循环,应该成为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世界市场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永远不会供过于求,或者说在中国劳动力充分转移之前是不会破坏市场均衡条件的,否则的话供应的增加会导致收益的实际下降,因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弹性并不高。林博士是依据什么断定这一前提可以成立,现实的情形是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一头撞上了“西墙”,受到西方国家非常不公正的“反补贴”和“反倾销”管制。而且西方发达国家早就声称劳动密集型产品是所谓的“敏感型产品”,认为对国内就业冲击很大,与西方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目标---充分就业---相冲突,早就签署了诸如“多种纤维协定”之类的戒律,对中国最具有竞争力的纺织品和服装进行出口数量限制,又不知林毅夫博士有什么样的高招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使得“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得以执行下去。 “林毅夫指出,近年来我国农村改革陷入停滞状态,农业上问题丛生,农民负担十分沉重。他认为要解决中国的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特别是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差距越拉越大的问题,必须既有利于东部发达地区的发展,又不能增加国家的负担,用多给不发达地区补贴和把发达地区的财力转移到不发达地区的办法都不合适,应该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推进农村改革,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他认为,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后,其比较优势及其产业结构随着资金积累和劳动力价格的提高而发生变化。有了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这个地区就会将它的部分产品市场让给其它地区,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东部资金、技术相对丰富,重点发展资金较密集的产业;中部土地资源相对丰富,重点发展农业;西部自然资源相对丰富,重点发展矿业、畜牧业。东部缺地,粮食生产成本高,有了统一市场,自然会增加对中部地区的粮食需求,粮食价格就会上升,使中部农民得到增产增收的好处;东部地区经济越发达,对西部资源的需求就会越大,随着资源产品的价格上升,西部地区人民的收入也会上升。这样一来,东部的发展将成为中西部发展的动力,东部和中西部可以在统一市场中共同发展。”因为中国农业成本高居不下,根据林毅夫博士的推演,这是需要贸易保护的条件下的一种发展前景,但是林毅夫博士实际上是坚决主张自由贸易以便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林博士的铺子既出售“无坚莫陷”之矛,又能提供“物莫能陷”之盾,实在是了不起。 2、 农业问题是劳动投入不足? 根据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劳动力过剩的经济学意义是劳动的边际产出为零。中国在1978年农村人口已经突破8亿出现严重的劳动力过剩,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知道林毅夫博士是凭什么断定有效劳动投入的增加,是农业产出增加的决定性原因的。 “传统的农业合作社理论认为集体生产中社员得到的激励很高;而经验观察则表明,改革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下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很低,我认为这是由于传统模型忽略了集体生产中对劳动监督的必要性和监督的成本。在《中国农业家庭责任制改革的理论与经验研究》一文中,我把劳动监督和监督成本引入了模型中,发现在生产队中,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同监督的准确程度和监督的难易程度密切相关,监督越准确、越容易,则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就越高。而在农业生产中,由于对劳动的监督非常困难,监督的准确程度很低,结果当时的分配制度实际上导致了平均主义,因而对劳动的激励低下,从而扼杀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导致了传统农村经济体制的低效率。因此,要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种与农业生产过程相适应的生产机制,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越性在于农民为自己生产,因而生产的积极性也就高。进而我用经验资料检验了上述理论模型,经验结果与理论预期基本一致。” 在时代不到30年的时间里,中国农民在列祖列宗留下2亿亩梯田的基础上,又新修了2亿亩梯田,并使中国耕地的灌溉比例提高到40%,修整了近20万公里的堤防,使得中国农业抵抗水旱灾害的能力大为提高,农业生产条件出现根本进步,并一举扭转了在历史上延续了近800年的“南粮北运”态势。1950年之前的50年,中国处在大江大河下游的大城市都被淹过,哈尔滨于1923年被淹,天津于1939年,武汉南京于1931年,广州于1915年;而1950年之后的50年,所有的大城市都没有被淹过。黄河在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的2540年间,溃口的年份有1590次,改道26次,平均而言是“五年三溃口,百年一改道”,而1950年之后已经有50年没有溃口了,根据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生发出来的“林氏理论”,这样的成就竟然是中国亿万农民在毫无积极性和消极怠工的条件下取得的。 “1958年公社化以后,社员退社的自由被剥夺,结果社员无法惩罚他人的偷懒行为,‘自我实施’的合约不能得以维持,导致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度滑坡,由此造成了这次危机。”根据林氏理论,只要是不影响农民的积极性,就永远不会发生饥荒。可是根据历史记载,自公元前206年至1949年的2155年间,中国发生过比较大的水灾1096次,比较大的旱灾1056次,都是平均两年一次,其中1786-1788年的特大旱灾,在旱灾的中心地带人口饿死比例高达80%,由于没有统计数字,详细的饿死人数永远都不可能清楚,在各地的地方志中,“饿死者相望于道”的记载,少的也有十多条,而且越到北方地区这样的记载就越多,根据林氏理论哪个时代的农民积极性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他们的收益与自己的劳动成果是完全挂钩的---在缴完地租和国家税负之后完全归自己。在1949年之前,不要说饥荒的年景不要说穷乡僻壤,就是诨名“十里洋场”的上海这样的现代化都市,哪一年没有“路倒”哪一年不饿死人。 中国处于季风气候的控制下,水旱灾害比较频繁,分散的小农无法集结足够的力量来应付和改善这样的自然条件,只有以集体的力量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在时代的农业体制下,农民被严密地组织起来,能够实现力量动员来进行大规模地改善农业条件的努力,而且在集体经济条件下,在工程需要的利益协调和成本分摊上也相对容易得多,实现管理目标得成本也极为低下,这才是中国农业条件改善在30年内超过3000年积累成就的根本原因。 人们常常说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但是在精英主义的有色眼镜之下,才是真的没有什么事实可言。不过妖魔化社会主义的成就,明显是呼应了“历史终结”的著名论断,与“新自由主义”思想保持了一致,根据实用主义“流行就是真理”的理论,“林氏理论”明显也具备成为真理的条件,但是那是西方的真理与中国人没有关系。 3、 监督困难是制度不良所致? 如果仅仅因为监督困难就断言管理制度需要变更,那么除了小国寡民的时代,就不可能再有任何应该存在的经济制度了,精英主义制度尤其如此。 林毅夫博士说道“关于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我认为,由于农业生产的分散性和周期性,对农业劳动的监督十分困难,一个农业合作社或公社的成功,只能依靠社员间达成一种‘自我实施’的协议,在此协议下,每个成员承诺提供同他为自己劳动时一样大的努力,但这种自我实施的合约只有在重复博弈的情形下才能维持,而一个合作社的性质是重复性博弈还是一次性博弈,取决于社员是否拥有退社自由,1958年公社化以后,社员退社的自由被剥夺,结果社员无法惩罚他人的偷懒行为,‘自我实施’的合约不能得以维持,导致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度滑坡,由此造成了这次危机。” 根据笔者所见到的资料,日本企业中比较具有敬业精神的员工大约不到1/3,另外有1/3的员工能够在管理之下顺利完成作业任务,另外还有1/3的人是始终比较消极的。这样的企业就已经是非常好和具有竞争力的企业。根据林毅夫博士的说法,中国农民是基于“绝对公平”原则才能组织的,否则他们必定会因为“无法惩罚他人的偷懒行为,‘自我实施’的合约不能得以维持,导致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度滑坡”,最后必定要恶性发展到粮食极度短缺并大量饿死的地步。 “传统的农业合作社理论认为集体生产中社员得到的激励很高;而经验观察则表明,改革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下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很低,我认为这是由于传统模型忽略了集体生产中对劳动监督的必要性和监督的成本。在《中国农业家庭责任制改革的理论与经验研究》一文中,我把劳动监督和监督成本引入了模型中,发现在生产队中,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同监督的准确程度和监督的难易程度密切相关,监督越准确、越容易,则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就越高。而,结果当时的分配制度实际上导致了平均主义,因而对劳动的激励低下,从而扼杀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导致了传统农村经济体制的低效率。因此,要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种与农业生产过程相适应的生产机制,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越性在于农民为自己生产,因而生产的积极性也就高。进而我用经验资料检验了上述理论模型,经验结果与理论预期基本一致。”如果“在农业生产中,由于对劳动的监督非常困难,监督的准确程度很低”,那么世界还有什么行业监督是不困难的,从而监督的准确程度是很高的?农业劳动监督需要成本,那么在什么行业的监督成本和效率能够更好?林毅夫博士能够随心所欲地得出和证明这样的结论,试问天下还有什么结论是林博士不能证明的! 作为社会学上一个公认的结论,农村社员由于长期共处在一个稳定的社区环境里,个体比较注重以长期考虑来调节自己的行为,非常注重自己在乡里的声誉,在调节相互关系时,无经济成本的舆论监督对个人行为的约束是最为有效的。只有在远离这样的社区条件下,人们的行为才开始脱离自律,转而以他律为主要约束条件。这是在城市和工商业机构的个人行为模式,与农村社区个体行为模式构成根本区别的主要原因所在,在城市和工商业机构里,人们开始主要依赖法律和契约来调整相互关系,舆论调节的作用下降,管理和监督的成本急剧上升。 4、 西方白痴经济学中国人的主要特征 作为一个具有一般意义的特点,中国对西方白痴经济学的信奉者,都是自觉和不自觉的精英主义者。在学术特征上主要表现是:对欧美日的了解远远多于对中国的了解,对纯粹理论的兴趣远远多于对经济现实的兴趣,对理论上能够自圆其说比对照现实应用来检验更为看重。总而言之,承接了西方主流右派意识形态工作者的一切优点和长处,唯一的目的在于建立一种“有说服力的说法”,为精英主义化的制度建立和维护其稳定而“忘我”工作。经济学方面的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按照明显的梯度理论分布,在国内的高人主要是抨击“旧体制障碍”,香港高人张五常直接指斥“公有制不行”,海外的魏京生之流则直接诉求“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不行”。 这些人精英主义经济学宣传家不是经济学家,而是精英主义意识形态工作者。因为中国人对“成名成家”有非常高的标准,能够在人类智慧发展历程中占据一席之地的,才能称为“家”;在时代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三条标准,“家”成为代表理智与良知相统一的一个指标,是对知识精英摆脱精英主义惯性倾向平民主义的奖掖,从而具有褒扬和接纳的双重涵义。 美国白人民兵小布什称中国是“竞争对手”,人人都清楚最理想的对手是越愚蠢越好。林毅夫博士在西方极受欢迎,号称是“在中国以外最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此外林毅夫先生主持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也非常受美国有关机构的青睐,“目前,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美国商会等海外民间机构相继给予中心资助,一些国内企业也提出了捐赠意愿。林毅夫为筹集资金及招揽人才做了很多工作,到目前为止已筹得资金近百万美元。”根据西方人的说法,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美国相关机构当然也不会无缘无故地欣赏原产台湾的高人林博士。 只有糊涂的失败者,绝对没有糊涂的成功者,成功者作为一个共有的特点是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和计划性。林毅夫博士非常清楚“如果我留在国外,充其量会成为一名教授、学院派学者,而在国内却可能成为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产生影响的人物,并有机会成为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但是作为一个学者,从影响层面来说,我想在北京大学影响会大得多。”林毅夫的能耐不是没有代价的,不过不由他本人来承受而已。至于说到“有机会成为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我个人的想法是中国一定会产生那种人,中华学术的复兴也一定能够为全人类做出应有的贡献,并在人类智慧发展历程中占据相应的地位,但是我决不相信这样的大师级人物会在“炒别人的剩饭”过程中产生,“炒别人剩饭”的人永远只能是二流的匠人,是可能成为大宗师的。 四、 中国在西方经济思想指导下的发展过程回顾 在最近20年内,中国的发展战略指定和经济活动进行,基本上是在西方经济学思想指导下完成的。对这个过程中的一些关键问题进行简单回顾,能够获得一些有益的启迪。 1、 资源报酬递减所发生成本如何摊平 中国农业以7%的耕地养活22%的人口,在土地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下,中国达到世界人均粮食产量水平的成本,必定高出世界平均水平。40%的灌溉耕地生产70%的粮食,40%的灌溉比例高于一切非干旱地带的国家,这只是增加土地生产力的成本之一,化肥的大量使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显然也是成本之一。 由于人均资源的短缺,资源开发的成本也一定会高出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石油开采成本,高出世界平均水平40%以上,比中东高出5倍。中国铁矿石95%以上是贫铁矿,而且伴生共生矿多,选冶成本高企。 如果不使用中国的资源,改而进口,那么世界资源市场的供求平衡关系迅速被打破,在价格急剧上升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在没有垄断地位的情况下,如果进行成本顺利转嫁?还有资源长距离输送成本如何在竞争性价格中被补偿? 所有的精英主义经济学宣传家们,都对此一根本问题视而不见,装聋作哑。 2、 工业技术的边缘化 中国工业无法获取正常利润,低水平重复是一种典型的技术边缘化的生存状态,与依托技术垄断形成的市场优势地位的西方跨国公司形成鲜明的对比。对于中国企业在边缘化生存状态下的处境,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们,一贯是予以极度蔑视加极度污蔑,并以此作为制度不行的证据。 在边缘化状态下生存的企业,是无法实现工业化的社会目标的,因为这样的企业其产品在市场上既不可能获得垄断利润,甚至不可能获得剪刀差,只能在“低成本运营方式”中苦苦挣扎。笔者曾经反复指出,“低成本运营方式”是中华文化的三大思想渊源之一,正因为确有如此根据,那些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反而底气十足地宣称,是“中华落后文化”妨碍了企业经营思想的进步,而不是中国企业被人为推进“低成本运营方式”的困境,这种倒果为因的研究方法是精英主义者的主要法宝之一。 我国国有企业建立明显带有“备战备荒”年代的深刻烙印,是基于“有比没有好”“分散比集中生存能力强”的战备观念下的产物。中国企业规模小竞争力低下,并不是什么极端精英主义者所鼓吹的那种中国人什么都不行,企业技术落后和管理观念陈旧,而是企业当时所服务的目标与今天的和平时期有根本不同。把这样的企业盲目按照所谓的“国际标准”完全推入市场,再加上旧负担与政策性税负不均,结果在短短的10年之内,国内市场上就发生明显的政策选择效应,国企市场份额急剧下降,丧失生存能力。而在国际市场的表现上,问题就表现得更为突出。中国企业规模小,多数没有国际市场经营能力,只能成为跨国公司的转包工厂。世界上最大的照明灯具生产商荷兰菲利浦公司,采用包销等手段,极力压低中国国内灯具工厂的产品出厂价格,利用中国工厂的成本优势打败欧洲的同行,然后再在欧盟提起针对以前的中国供货方的反倾销诉讼,试图以此把中国竞争者赶出欧洲,制造自己的优势地位,追求垄断利润。陷入这种边缘化生存状态的企业,不仅仅有国有企业,而且一大批沿海地区的私营企业。 正是由于中国企业规模小没有独立的国际营销能力,实际上无法实现我们的工业发展目标。盲目发展所谓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最后是利用中国的人力物力大量投入,成为作为跨国公司的转包工厂,为跨国公司建立垄断地位撮取高额垄断利润服务。实际上由于谈判地位的不对等,产品出厂定价完全由外方控制,经营结果不仅没有正常的利润,而且对工人也无法提供安身立命的衣食住行条件,在免税政策的关照下对国家也没有履行相应的纳税义务,投资者也无法实现正常的资本积累和增殖。在沿海的打工仔永远没有安身立命的机会,主要还不是因为资本家的贪婪,而是所服务的企业本身处于国际分工的边缘,企业、个人包括国家(不能不执行免税政策),都不能从这些企业乃至行业兴起中获利,虽然这些外向型行业的总产值规模已经极其巨大。 中国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最后获得收益的却是西方的跨国公司,完全无法体现我们的民族发展目标,最后由于跨国公司的叛卖行为,国家和社会还要承受工厂关门工人失业的后果,再接再厉发扬雷锋精神,为跨国公司擦屁股。这样的后果却被精英主义者当做成就来吹嘘,天底下有比这更荒唐的笑话奇谈吗?这就是为什么出口比例越高,发展的前景反而越模糊,人们对未来反而更加缺乏信心的根本原因。 当然这样的依附性经济还是有必要的,顺差更是必不可少,1990年代初期,中国每年的外企利润汇出为几十亿美元,到今天已经达到200亿美元之巨,再过5-10年就可能达到500-1000亿美元的数字,如果没有这样的血汗工厂,中国拿什么来支付外企的利润呢? 3、 门槛价格对国民生产总值的缩减作用 目前,外资企业在国内采用各种方式排除市场竞争者,追求垄断地位和垄断价格。垄断价格与竞争性价格不同,具有一种稳定不变的特征---成为一种门槛价格,这种门槛价格依据的是企业自身的最大利润和理想的市场份额,不与市场的潜在需求和发展的普及化目标相联系,排除和消减了市场的潜在容量,排除了大多数人最后具有消费能力的可能,成为国民生产总值达到潜在水平的决定性障碍,兼且与社会发展目标背道而驰。 联合利华公司旗下的和路雪,进入上海冰淇淋市场后,因为做不过本地工厂,所以索性出高价收购了那家工厂,以消灭竞争者,在获得垄断地位后,再以垄断高价在消费者身上把收购成本捞回来。美国百威和法国达能在收购武汉的中德和东啤后,武汉市场啤酒的加权批发价格竟然上升4倍之多。取消竞争维持或明或暗的垄断价格同盟(即卡特尔),其结果是消费者利益受到巨大损害,中国就是这样成为跨国公司“发洋财”的乐土。 在1995年,广州宝洁公司的利润率高达50%,而且是在巨额广告投放,在管理、市场营销、人员高薪等这一切大手大脚政策下的成果。这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竞争力和成本优势所能够解释的,这是地地道道的垄断地位带来的垄断利润,是以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前提下实现的,这是违反保护消费者权利的公平交易法则的,是受到所有西方国家法律严厉管制的价格不法行为,也理所当然应该受到中国法律的管制。 西方企业在中国市场的经营成功,不是因为技术先进,更不是管理得法提高了效率和成本控制好制止了浪费,而是恰恰相反在大手大脚下的成功,这是韩非所说的“长袖善舞、多财善贾”,说穿了就是主要得益于在资金实力上的优势发挥。跨国公司能够集中足够的资金来排除竞争者,无论排除竞争者的成本多大,需要的时间多久,它们都有能力筹集足够的资金耐心等候竞争对手消失的那一天,等到垄断优势地位的建立之后,再消费者身上捞回当初的“竞争排除成本”,坐收垄断利润。中国的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们不是不清楚这些,但是他们与这些企业具有天然的利益联系,他们的名牌精英地位也是跨国公司所看重的,例如著名的林毅夫博士就曾经为可口可乐公司充当吹鼓手,费心研究“可口可乐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这一类高级高薪问题。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经营成功,是以中国竞争者消失和中国消费者利益受损,国家经济规模达不到潜在规模为外在条件的。 4、 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失败 1987年的“国际大循环”理论,就是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演示版,今天这个战略的实施结果是一头撞上了“西墙”。中国耗费大量的土地、资本和人力资源,结果是促使国际市场上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的持续下降,拉开了国际市场原本就存在的垄断价格和竞争性价格的鸿沟,极大地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下文还将涉及这一问题。 五、 在人与自然相协调的基础上创建中国的适度发展经济理论 全人类最终都需要走与自然相协调的发展之路,中国必须第一个走这一道路,因为中国最缺乏资源的支持,同时技术的掌握和使用已经迅速逼近自然资源所能够容许的限度。 西方的主流白痴经济学理论,不仅回避人与自然在整体上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问题,而且刻意回避人与人关系的协调问题。一味地张扬个人的欲望和自私,并编造“私恶即公利”的谎言,为精英主义制造社会分化寻找借口和说辞。以管理困难来否定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讳言在“人是理性的”或者在“经济人”前提下,社会管理没有根本出路的事实,以管理困难来反对非精英主义经济制度,是一种典型的“因噎废食”的逻辑。 1、 社会管理没有根本出路 社会管理是没有根本出路的,人们必须长期不断地和自己的欲望搏斗,主动与他人的利益相协调,以求避免最坏的社会局面出现。其中精英阶层具有第一责任,尤其不能放任自己的欲望和私心,需要主动地向弱势阶层协调和让步,以追求社会整合的实现,并在社会整合的基础上开展社会教化,建立起普遍的社会目标认同,在认同的基础降低管理的困难和成本。 管理的无奈在于:在社会财产私有制的态势下,要调和分异(分离和异化)的利益主体去为一个非平等的目标努力。丛林法则导致的利益分化,不管是道德法则还是丛林法则,都很难予以消灭。所以管理不可能有所谓终极的和先进的模式,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同一信条,这是一条在“必然王国”里没有尽头的回环往复之路。美国管理大师哈罗德-孔茨提到“管理学的丛林”,管理不仅是处在他所说的学术学理的丛林之中,而且在现实里,也确实还处在一个看不到出路的丛林里。学术毕竟不能不反映现实,而现实的矛盾也不可能不投射到学术世界里。 管理是推动人们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共同努力的手法,管理的成效最终需要有结果来检验,所以只要是效果不错,“朝三暮四”的必要性显然存在。而管理的目标却是文明演进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管理手法和艺术可能收效于一时,却不能收效于一世,正如中国农民的谚语所言“按下葫芦浮起瓢”。 世界上最著名的管理学大师,十个就有九个出自美国,并不是美国特别喜欢标新立异和无病呻吟,而是管理在不停地提出新问题需要新答案。这样的新问题永远不会被穷尽,代表的是体制内的异化主体对管理目标不认同的意志力量,这是一个对管理目标和手段的永恒挑战,是所谓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管理困境的解脱,也许需要文明回到它的源头,回到失落的道德自觉时代。除了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理想之路,我个人看不到任何其他的光明。毕竟,有谁能够把道德自律、克己与相互关怀的人类理性精神,进行条分缕析的量化管理,并把它与经济利益和司法威慑建立起挂钩关系,用低到可以承受的社会成本来加以管理,除非有“全能、全知和全在”的上帝存在,谁又能为人类自己掌握这样的公正天平。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老子》一书,开宗明义指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也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外在的人为的制度和法律,无论多么完善和高明,如果不通过人们的自觉遵守来起作用,仅仅依靠外在的监督和管理手段来应付,其成本必定是社会所承受不起的,看一看克林顿道德失律的监督成本就知道了。诚如老子所言,对于典章制度的迷信是靠不住的,而法制的产生正是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出现深刻分化后的权宜手段,国家暴力机关的产生正是出于强制管理的需要,国家暴力的存在就是社会管理没有根本出路的真实写照。 今天欧美日的企业环境,远远比中国好,是因为技术垄断地位决定的资源垄断地位所带来的,全世界的资源对欧美日来说都是予取予求,所以欧美日社会比较富裕,人均购买力强市场容量也大,成功机会多,所以有比较普遍接受游戏规则的愿意。中国企业正道成功的机会少,普遍有“穿墙打洞”的冲动,笔者在企业工作多年,见过许多港台老板素质极低但是却成功,也见过国内人士创业的艰辛和困难,到头来却是灰头灰脸,并不是智慧和努力不够,确实是成功的机会太少。中国企业要实现资本积累和发展过程,不仅外部竞争环境差而且自身实力不足,也缺乏基本的辅导和保护,最致命的是没有良好的金融体系支持,所以成功的背后需要非同一般的支持,最容易和最可能得到的就是政治权力。腐败和权钱交易决不是一个单纯的体制问题。而且政治权力和金钱的结合确实也是民主的一种经典过程,这一点无须讳言。 实际上在西方企业管理上存在一种“伪道德效应”,即在经济成长迅速的时代,在资源优先集中的少数地区,多数人都能够享受到发展的成果,所以容易造就一种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阶层利益的协调也比较容易。这在实际上是以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来缓和人与人之间的深刻矛盾,是以中心地区与外围关系的利益输送的扩大化,来弥合中心地区的深刻社会阶层分裂。反过来,在萧条时期,就必然引发以邻为壑的举动,1930年代的大萧条,就引发金融战和贸易战,最后发展为世界大战,这一段历史所有的精英主义者想必都不陌生。中国社会上精英们与民众协调差,主流媒体长期妖魔化农民,就是因为资源有限利益不够分的缘故,既没有人与自然关系相缓和的出路,也没有外围地区可以转移矛盾。所以中国精英面临着空前的自觉协调使命,否则一味地鼓吹精英主义化听任目前的趋势发展是非常危险的,实际上就是走老蒋“制造革命形势”的老路。 2、 超越诉求现代化和民主的精英主义预设立场 由于技术的进步,今天人们能够在相当程度上用人力来营造居住和生存环境,以空前舒服的状态生活,达到一个前人所难以想象的富裕和发达程度。但是这种生存环境是以消耗不可再生的资源为营造和运行代价的,发达的程度越高每单位个人所消耗的资源也愈多,以地球有限资源所能够支持的富裕人口就越少。现代化观念的核心和魅力在于:肯定人们欲望应该得到技术所能够达到的最高水平予以满足的正当性。现代化观念本身就是“感觉第一”的消费主义和“追求老子天下第一”的精英主义的肯定性前提,这个前提符合人们的最原始欲望,全面否定了人与自然是否应该协调,人与人要不要和谐相处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是一种价值而不是科学,是一种无须证据和证明的基于人类欲望和感觉的价值。 所有的民主都不可能不是“代议制民主”,代议制民主的民意代表不可能是普通工人和农民,只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们,代议制民主无疑是要求广大民众对精英主义政治制度的各种施政策略进行“票决”,对何种不同利益集团的精英主义执政集团进行选择,而永远不可能依仗票数优势选择出那样的平民主义者和平民政策,因而也不可能在任何程度上进行有利于平民的制度变革,所以民主不过是精英阶层需要的对精英主义制度的合理性进行全民追认的政治形式。所以现代化和民主的预设立场并不难予以解读,这种预设立场在国际关系上是符合西方国家利益的,不仅是有利于在全球推广精英主义制度,而且精英们将会在这个制度中对西方国家的国家利益予以优先确认。 其实西方的成功道路和富裕现实,仅仅是独特的案例并没有普遍意义,仅仅是因为中国精英们的主观意愿,才被说成是普遍的成功道路。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是以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的贫困为条件的,否则维持富裕的生活所需要的物质资源支持的基数,远远超过地球所能够应付的极限,西方七国1995年人口为6.8亿,以不到世界人口的12%,但是所消耗能源占世界总量的51%,富裕和发达不可能不以物质资源的消耗为基础,毕竟“物质不灭”和“能量守恒”规律还不能被突破。也许可以这么说,适度发展是“中国困境”的唯一解决方案,在中国精英阶层“超英赶美”现代化的热望下,自然没有留给中国人任何机会。实际上也没有给世界上大多数人口以任何实现富裕和发达的机会,因为“只有一个地球”。 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是基于在地球资源分配上的优势地位,这种优势地位就是建立在垄断价格的基础之上的,而第三世界在国际市场上以竞争性价格出售产品,则是一个不能动摇不容更改的前提。正是在这样的国际贸易体系中,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才得以维持,正如前联合国秘书长所言“发达以不发达为基础,少数人富裕以多数人穷困为条件”。现代化在资源制约之下,永远只是一部分人的价值,缺乏普及到全人类的物质基础,是精英主义者所能够实现的梦想,这个梦想以破坏多数人的基本生存条件为前提。所以现代化这个无须证明的价值,是彻头彻尾的精英主义价值。 从来也没有一个时代象今天这样,把技术进步无限制地用来建立和维护少数人独占资源的优势地位,多数人被蓄意地排除在技术进步的受益范围之外。这是西方以丛林法则为基础和核心源流的文化,所与生俱来的不可克服的致命伤。这不仅导致人与人之间不可协调的根本矛盾,而且也造成人与自然的空前矛盾,这在根本上违反了中华文化的协调准则。而且这两大矛盾的恶性发展,还导致对资源的争夺和对技术进步的封锁。西方文化在其本质上是一种“物本位”的“工具理性”,正是这种工具理性在资本主义兴起时代,曾经是加速技术进步的主要动力,但是今天工具理性的合理性可以说是荡然无存。战后世界在美国的主导下把有限的不可再生资源,大量用来进行军备竞赛和建立并运行足以毁灭全人类的威慑力量,追求技术进步的目标竟然主要不是为人本身受益而进行。 由于计算机和智能技术的进步,富人将有可能不依赖于剥削穷人的劳动成果而过活,所以“两极分化”的和平共处也已经受到质疑和挑战。因为在工农业剪刀差时代,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和索取还是有限的,在垄断利润时代,西方为了造就“伪道德效应”成立的条件,对资源的索取已经危及自身的生存环境和后代的生存利益。因此“文明的冲突论”甚嚣尘上,核战争和历史上曾经被西方人广泛采用的种族灭绝政策,越来越走近人们的视野,是不应该感到奇怪的,美国的TMD和NMD计划就是为此做准备的。姑且不论美国在技术上有没有成功的可能,其它人有没有有效的反制手段,单是这样的“最后的疯狂”计划,就应该引起全人类的良知反省了。 3、 确立适度发展理论 全人类最终都必须放弃征服自然的狂想,实现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与自然资源相适应的基础之上来安排生活水平;要真正做到与自然和谐相处,必须放弃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少,尤其缺乏实现富裕和发达的资源条件,大概必须在全人类中第一个放弃富裕发达的梦想,率先采用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适度发展”之路。 “适度发展”的概念与可持续发展有根本不同,可持续发展的思路是一种对自然资源有限性的一种被动体认,只涉及人与自然的被动适应关系。而适度发展则不仅是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主动选择,而且也需要在社会上克制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明确在适度发展战略中,富裕和有优势的阶层具有第一责任---首先克制自己的欲望。最终需要以“人与人的主动协调发展”保证“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不可能在一部分人富得流油,同时另外一部分人穷得叮当响的情况下,还能搞成什么“适度发展”实现什么“人与自然的主动协调”。 适度发展战略的落实,需要适度产品和适度技术与之相适应。中国最近20年盲目的与国际接轨和向洋人看齐,实际结果就是在社会上带来消费层次和就业上的鸿沟,促进和扩大了两极分化和畸形发展,社会整合和协调程度下降社会矛盾激化。在最近的二十年中,中小城市和县城整体趋于破产,工业向大城市集中,全国工业向沿海集中的趋势非常明显,而且上海明显又有那种“十里洋场”的味道,重新获得西方垄断大企业占领中国市场的跳板地位。 改革开放一个最重要的预想政策后果,就是会带动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并提升中国的自主技术能力,从而实现现代化。在二十年后,我们不能不遗憾地看到,西方跨国公司正是依靠技术垄断地位才获取垄断利润的,所以关键技术和核心加工能力是不会转移的,而且由于中国地方政府的地方利己主义,一味地以增加产值带来税源为主要目的,实际上连产业政策和环境政策目标都无法坚持,更何谈争取真正的技术能力关注。最明显的是天津摩托罗拉公司,虽然曾经许诺在中国销售额达到多少以后,将在中国投产芯片工厂,今天销售额早已超出数倍,芯片工厂仍然连影子都没有。所以在中国政府和外资企业的互动中,是外资企业实现了自己的目标,而我们的政策目标完全落空了。 在中国的时代,曾经确立了一些“适度发展”的主要原则,如反对两极分化(收入平衡)和畸形发展(地区平衡),注重适用技术的推广和应用(非高科技的适度技术),注重技术工人的培养,在工业产品结构上注重大多数人口的最基本需要(适度产品战略),刻意减少利益纠葛(公有制是一个得力的制度安排)增进整个社会发展的可协调性等等。不过这些都成为后来改革开放的对象,被错误地认为是妨碍现代化和进步的旧体制因素。实际上在时代后期中国实行有效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是人类在资源的压力之下,第一次与自然的主动妥协,在人口规模上进行自觉控制以与自然相适应。 中国自然资源不足,改善民众基本生存条件实现真正的小康,需要在生物资源增长上想办法,这个办法在时代曾经大力推行,就是减少自然灾害的影响增强土地的生产力。目前容易做的工作已经不多,需要使用大规模的调水工程,来解决水资源和土地资源不匹配的现实,因为有增产潜力的土地都在缺水的北方,这需要建设规模庞大的调水工程,需要集中全民族的力量。要尽可能实施矿产资源节约的政策,如加强农村的秸杆还田减少化肥使用,有意识地抑制个人的资源密集型消费如小车消费等等。 所以适度发展是基于道德主义这个中华文化的核心源流,是从整体协调出发的,是排斥西方文化的核心源流---丛林法则和精英主义的。适度发展具有三个层次上的意义:第一个层次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需要采取适度产品和适度技术方针,高档消费品和节约人力型技术不能占据优先地位,这是经济发展战略问题;在第二个层次上追求“人与人关系的协调”,要求精英阶层承担实现社会整合的第一责任,放弃无限制地追求优势地位的努力,这是政治问题;第三个层次是“中国与外国关系的协调”,由于中国能够在适度发展上实现社会各阶层的协调整合,因此必然能够达到孙子所说的“上下同欲者胜”的境界,在贯彻国家战略意志上能够实现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局面,可以用无形资源弥补有形资源的不足,改善国家的安全态势。这实际上就是同志所主张的“人民战争”成立的先决条件,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可以采取“国土防御”战略,以收敛的态势来应付外来的政治和军事压力,来解决今天美国战略东移以后,中国所承受的战略压力加大的问题,这是国防和外交问题。 不仅中国人不能指望普遍的富裕和发达,其他的人口大国印度也不能存有此种指望,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也一样无法建立起资源利用上的优势地位。所以西方的“普世价值”终归不过是少数人的价值,本质上是“白人种族主义”的一个变种,对这种普世价值的接受和模仿导致四重重大后果:在经济上使西方获得以竞争低价格购买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品的好处;在政治上促使第三世界因利益竞争态势造成政治分裂;在文化上树立第三世界对西方的自卑;在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由于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的分裂统治基础弱化,将无力应付西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给推行新殖民主义提供可乘之机。时代中国人选择的道路,才真正能够对世界人口的大多数提供有益的借鉴。最近20年中国对西方的拙劣模仿,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教训比经验更宝贵更深刻---微观经验特殊案例不能用来指导绝大多数人前进。是经验和教训共同促进了人们认识的提高。 正是因为不可逾越的自然资源限制和现实要求,所以不论是西方“征服自然”的狂妄企图,还是中国古人“人定胜天”的殷切希望,都是没有根据的。人类最终必须回到和自然和谐相处,为此人们也必须协调好人与人的关系。由于中国的人口基数巨大,而且在世界市场也没有西方扩张时期那样的地位,所以中华民族在全人类中,也许必须第一个主动放弃西方的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走适度发展之路。有中华民族榜样力量的作用,更主要的是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并没有别的现实可行道路,最终也会走适度发展之路,在绝大多数人口选择适度发展之后,西方的精英主义者就会被空前孤立,所以中华文化的未来一片光明。那些奴隶贩子和鸦片贩子的后代,在被空前孤立之后,最终主动放弃丛林法则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经济学理论论文:浅谈构建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建议 浅谈构建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建议 一 可持续发展的提出和研究现状 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普遍认可的定义是在1987年42届联大“环境与发展会议”上提出的,即“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的发展”。笔者认为,可持续发展可被定义为“既满足包括人类物种在内的当代生物圈的需要,又不损害未来生物圈满足需要的能力的发展”,这样才能把发展的观念与理论拓宽到人的世界和自然的世界,从代内延伸到代际,达到全方位的“时空”的有机统一。这是可持续发展本应体现的本质内涵,是可持续发展的真谛。 在国际上,有关“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方面的著作主要有由美国著名的生态经济学家、研究环境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的专家赫尔曼·戴利(herman. e. daly) 所著的《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1996),戴利先生在该书中强调指出:“可持续发展的整个理念就是经济子系统的增长规模绝对不能超出生态系统可以永久持续或支撑的容纳范围”,该论点准确地揭示了生态可持续性这个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问题。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于1996年出版了《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另一本分析可持续发展经济的重要著作为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经济学、管理学和环境科学教授罗伯特·艾尔斯于1998年所著的《转折点——增长范式的终结》。 在国内,有关“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方面的著作主要由贾华强先生所著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导论》(知识出版社,1996年6月),由潘家华先生所著的《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由刘思华先生主编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 (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 和由洪银兴主编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0年10月)等。这些著作的出版,可以说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体系正式产生的标志。 二 存在的问题 自从可持续发展理论提出以来,国内外理论界就进行了热烈地研讨,但目前仍然停留在逻辑思辨的角度,缺乏实施层次的研究。从经济学角度的研究情况来看,虽然也出现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但是整个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缺乏一个统一的理论基础,没有抓住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问题。 此外还存在包括定义不规范、内涵的模糊等方面的问题。 三 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理论框架构建的建议 (一)区分三类不同的经济发展成本 “由于生态环境问题不完全是外部性治理问题,因而可持续发展的实施不完全是治理外部性”。所以,在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下,要围绕着发展成本的最小化这一理论基础来减少经济发展的代价,在这一过程中要区分资源成本、环境成本和生态成本三类不同的经济发展成本。由于生态成本是由代际累积和转移而形成,难以像环境问题那样可以通过对责任主体进行征税来予以补偿。所以在可持续发展的实施过程中,应当把重点放在生态成本的降低上,通过实施系统管理,建立和实施生态经济制度,把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相对接,把经济增长方式与生态系统相对接,把技术选择与生态系统相对接,通过实施生态经济制度来降低生态成本。 (二)强化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安排 生态环境问题是由人的行为而造成的,制度安排的激励与约束性可以对人的行为起到规范作用。因此,强化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安排,发挥制度的激励与约束作用以解决生态问题及代与代之间的生态成本累积和转移,从而降低经济发展成本。制度安排的强化应从正式制度安排与非正式制度安排两方面着眼。在正式制度安排方面主要着眼于三方面:一是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在资源利用中引入价格机制,通过市场机制作用的有效发挥来合理利用资源;二是加强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一方面维护市场秩序性,另一方面建立健全法制和行政规制方面的制度安排,强制性地促使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去保护生态环境;三是完善市场制度,建立健全资源环境市场,为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创造条件。在非正式制度安排方面,要加强观念的转变和伦理道德的建设,树立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观,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环境等多项指标的协同来衡量经济发展。同时改变传统的对待自然的态度,“在保护自然、尊重自然,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过程中来实现经济发展”。 (三)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机制。 加强政策引导,促进可持续发展从理论向实践的转变。生态环境保护政策是按照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以减免、补偿、鼓励、优先等形式,直接或间接地鼓励经济主体保护环境,并对环境破坏行为起到约束的经济政策。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包括经济发展、能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人口控制等多方面内容的新发展观。可持续发展的实施意味着一国经济模式的转变,而这种转变需要通过政策机制的引导来实现,要通过政策的引导和协调作用来促进可持续发展。 经济学理论论文:熊彼特以来的演化经济学理论发展综述 熊彼特对创新过程的研究,使得演化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分支出现。熊彼特开辟了用“演化”方法研究资本主义长期发展的先河,他把创新看作经济变化过程的本质,认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动态演进的过程。他的很多观点都与同时期的其他大多数经济学家不同,以致他去世之后数年内,他对其他经济学家观点的有见地的评论被记住,但是他自己的观点却被人们遗忘。直到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放缓,熊彼特的思想和著作才被重视起来:演化经济学领域内的专业文献逐渐增多;一个以熊彼特名字命名的专业团体——国际熊彼特协会成立;1991年专业期刊——《演化经济学杂志》问世等等。这一系列现象表明,演化经济学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将回顾自熊彼特以来演化经济学的相关研究,力争重现演化经济学的发展轨迹,以期对未来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熊彼特的演化理论 熊彼特的著作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历史学和新古典主义学派的复合体。他是一个多元方法论者,相信用不同的方法能够解决不同的问题。他从马克思的著作中了解到动态观,从经济历史学了解到历史的特殊性(关于技术、产业、制度等),从新古典主义学派那里学习了微观基础方法,即通过个体的相互作用来解释演化。演化经济学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的分支出现,要归功于熊彼特对创新过程的研究。熊彼特的演化思想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 技术竞争 熊彼特深受马克思的动态观的影响,同时借鉴了马克思提出的资本主义的演化是由企业之间的技术竞争驱动的观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主义企业保持竞争力的主要途径是引进新的、更有效的机器来提高劳动生产率,那些成功引入新的、有效技术的企业竞争地位得到提高,而那些失败的企业将无利可图,最终退出市场。这意味着资本积累和生产力提高将会齐头并进。”熊彼特采用了这一观点,并使其成为他解释动态演化的核心。熊彼特认为:“这种类型的竞争是资本主义竞争的本质,它不是人们普遍认为的竞争,而是新产品、新技术、新原料、新组织类型的竞争,它并没有消减企业利润和组织新企业出现,而是决定了它们的基础和活力” (schumpeter,1943)。显而易见,熊彼特通过引入一个更加广泛的创新概念扩展了马克思的观点。除了马克思提到的新机器(即工艺创新),熊彼特的观点中还包括了新产品开发、原料或中间产品的新类型、新市场建立、商业组织的新形式出现等等(schumpeter,1934,1943)。熊彼特认为,创新和模仿之间的相互作用影响着经济增长。一个成功的创新被大量模仿者追随,这意味出现该创新的产业在一段时间内将迅速成长,同时对相关领域也会产生影响,一个创新很可能会诱导其他创新出现(schumpeter,1939)。但是,熊彼特同时也指出,这种集群增长迟早要放缓,直到下一个成功创新的出现。届时将会出现集群循环发展的趋势,这种循环模式可能会导致“商业周期”长度的不同。 (二)创新和企业家精神 通过发展创新是如何建造的理论,熊彼特脱离了马克思。他提出了创新的定义,他认为创新是现存资源、设备等等的“新组合”(schumpeter,1934)。这种“组合”被他贴上了“企业家职能”的标签。熊彼特的早期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到,执行“企业家职能”非常艰巨,因为现有的知识、习惯、信念必须发生作用,“惯例”之外的每一步都异常困难(schumpeter,1934)。根据熊彼特的观点,个人、团体、社会层面存在很多要素,使成功创新成为一项非常有挑战性的工作。问题不在于新思路的多少,而在于如何成功地执行。熊彼特认为,超常的管理能力是十分必要的,他在经济发展理论中将这种“特殊品质”与企业家联系在一起。在资本主义社会,创业的成功是与经济回报相联系的,那些成功的人可以获得丰厚的回报。他还指出了成功企业家的心理属性,例如“建立一个私人王国的梦想”、“建立属于自己的朝代”,或“想要战斗的冲动,证明自己比别人强”最终“获得快乐”等等。他认为其中隐含的意义就是,在创业原则上,受其他“社会安排”的影响要比受其所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影响大的多。熊彼特指出,如何做到这一点已经超出了他研究的范围,但是“并非无法解决,至少可以在给定的时间和地点,通过对创业心理的详细观察来得出结论”。 20世纪40年代末,他加入了哈佛大学的创业史跨学科研究中心。这期间,他在论文里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演化中企业家职能的宏观的、历史的观点:“企业家职能不需要用自然人表现,尤其是单个的自然人。每一个社会环境都有满足企业家职能的方法……其次,企业家职能往往是充满着合作的。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以下观点显然非常重要:没有个人的联合就不可能造就企业的个性”(schumpeter,1949/1989)。比较熊彼特早期的观点,该观点显然更加全面,但是他却没有像发展单个企业家精神理论那样发展联合企业家精神理论。相反,他提出在经济演化过程中,理解企业家精神最好的方法就是将历史和理论方法相结合,正如他同期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到的那样。“详细累积分析历史案例是揭示这些事情的最好方法,这为理论家们提供了战略假定和驱逐口号”(schumpeter,1947/1989)。从他坚持理论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思想深受“德国历史学派”的影响。 (三)资本主义演化:从竞争到托拉斯 熊彼特的早期著作经常被攻击为典型的“赞颂”企业家个人。尽管他极力否认,但是他在这些著作中确实主要强调了企业家个人,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企业家精神”和大企业的组织创新。熊彼特建议,应该对两种资本主义制度加以区分,即“竞争的”和“托拉斯的”资本主义,前者反映了传统的企业家领导动态,他在早期著作中进行了分析;后者则指的是一个新兴的体系,创新主要是受到“大企业”的照顾,在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schumpeter,1939)。尽管他经常呼吁历史工作和案例研究,但是他本人并没有对创新如何在大企业中开展进行深入研究。 熊彼特指出了资本主义的这种演化可能会影响政治和宏观经济的性质,同时他的观点在维持和发展民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熊彼特并不认为大企业对于竞争来说是一种威胁,例如,他在《商业周期》一书中指出,尽管经济份额往往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大企业中,但是目前还没有任何一家企业强大到在一个国家内称霸。他进一步指出:“即使在大企业的世界里,也不断地有新企业上位,旧企业退出。创新仍然主要出现在‘年轻’企业中。与此同时,‘老’企业普遍显示出一个症状,我们委婉地称之为保守主义。”因此,在熊彼特的观点中,是期望企业之间的技术竞争能够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 (四)熊彼特的贡献 熊彼特是公认的最具影响力的演化经济学家。通过运用古典政治经济学,他把演化的视角引入到技术、组织和制度的共同演化中,并且运用早期新古典主义分析方法来进行微观分析。他最成功的工作之一是发展了创新的概念,他认为创新在经济和社会变迁中起着重要作用,是专门的个体与“一切如常”的惰性社会环境之间的斗争。在竞争理论中他认为,竞争不仅从时间上看是一个动态过程,而且从内部结构上看也是一个演进的动态过程,从内容上看则是一个创新的竞争过程。熊彼特的这种关于竞争的分析,将创新内生化于经济增长中,把经济增长过程描述为一种动态的非均衡过程,这成为了演化经济学的一个主题。 然而,熊彼特的研究也存在一些缺陷:他忽视了一个现象,即创新在其他团体和组织中是不断扩散的,这意味着创新理论必须包括组织层面,尽管熊彼特后来承认了这一点,并且强调有必要对大公司中的“合作型”企业家精神进行系统的研究,但是没有进行过多的纠正。熊彼特研究的另一个缺点是,他忽视了持续学习(小创新)对经济和社会变革的作用。 二、应用领域的演化研究 熊彼特去世后的几十年,曾经是演化经济学研究的低谷。经济学家们逐渐采纳了熊彼特崇尚的正式的、数学平衡的方法,但是发现该方法对理解经济演化的价值并不大。尽管几乎没有人明确表示在做演化基础方面的工作,演化思想却很快出现在应用研究中。演化经济学应用研究的重点集中在观察事物的发展变化上,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技术、增长和贸易的动态 20世纪60年代,一些学者(posner,1961;hirsch,1965;vernon,1966)发现,国际贸易的实际模式似乎偏离了预测的均衡,而正是创新不断地破坏了这种均衡。这些学者认为,现有的国际贸易模式不是某种特定的自然或人为资产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分配,而是反映了全球范围内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之间的互动。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大量的实证研究都在关注创新、技术扩散、各部门和各产业之间的贸易。 对熊彼特思想的研究最早开始于苏塞克斯大学的科学政策研究中心(spru),这个研究中心成立于1965年,由christopher freeman领导。随后的几十年中,科学政策研究中心(spru)试图对技术、增长和贸易动态(dosi和soete,1983; fagerberg,1988;dosi, pavitt和soete,1990)开展更全面的理论研究,同时基于研发和专利统计方面的数据开展实证研究(pavitt,1982; soete,1981,1987)。这些研究都是基于熊彼特定义的创新,认为创新是经济变革的推动力。创新被视为专业化模式、贸易和经济运行之间的长期差异背后的主要因素。一些相关的“传统”因素被降级到次要地位、或被假定为只具有短期性质。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应用研究大受欢迎,其中的一些有了强烈的“演化”味道。经济史学家gerschenkron(1962)研究欧洲经济追赶过程时提出,对于先驱者,增长应该被看作是内源性与路径依赖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对于后来者,为了适应这一动态不得不在政治、制度、经济方面有所改变。在他看来,政治和经济的追赶对企业来说要求是非常高的。这种观点得到很多人的赞同,包括abramovitz的关于跨国增长的长期运行分析(abramovitz, 1979,1986,1994),cornwall(1977)提出的内生增长和“转型”过程及配置资源的能力(投资)等等。还有一种研究暗含了更多的凯恩斯主义的味道,该研究主要用国际市场的需求和收入弹性来衡量一个国家的进出口增长。但是,kaldor(1981)指出,这种弹性并不是真正的外生因素,制造业的创新能力和适应能力需要重点考虑。 虽然这些学者多次强调了创新,他们建立的模型和实证研究却并没有明确地将创新(或研发)包含在内。为了纠正这一错误,fagerberg(1987)提出了一个基于熊彼特思想的实证模型,包含了创新、模仿以及其他与经济增长相关的商业性技术开发。他认为这个模型是非线性的,“社会能力”低的落后国家有“被困”的风险。另外,学者们也在尝试运用交叉学科进行研究,不断地提出创新、增长和贸易方面的新见解。 (二)技术和体制变革之间的长波互动 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表现为一系列的“工业革命”,特别是技术和体制变革之间的互动作用。他认为重要的创新不是随机发生的,而是往往聚集在一定的时间段内和特定的经济部门中,这通常会引起一个不连续的“长波”增长模式。这个观点当时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但在随后的几十年未受到关注。然而,随着20世纪70年代大萧条来临,该理论再次流行起来。mensch在其1979年出版的著作《技术—创新克服大萧条的僵局》中,采用了与熊彼特一样的观点,即根本性创新会以集群形式出现,它们会引起长期的持续增长。同时,mensch还指出,由于对新事物的抵触增强,主导产业进一步增长的潜力渐渐缺失,随之整体增长放缓,最终,萧条出现了。萧条的影响之一是削弱了公众信任旧格局反对新事物的想法。mensch认为,这种对西方经济历史的解释与创新活动中观察的高峰和衰退是一致的。 然而,这种解释遭到了freeman,clark和soete(1982)的质疑。尽管这些学者承认创新是以集群形式出现的,并且发生在繁荣和衰退期,他们批评mensch研究中隐含的假设因果关系,认为对经济影响而言,重要的不是根本性创新,而是创新扩散,其往往会推迟十年以上,直到盈利能力更清晰,或相关社会发生变化。freeman等学者还特别强调了系统创新的视角,创新扩散过程不再被视为一个被动的、机械的过程,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影响过程。 在创新过程中,技术很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并且诱发其他相关的创新。这种“技术系统”并不一定导致“长波”,但如果一个系统非常大,持续时间长,或者几个不同系统共同作用在一起(freeman, clark和soete,1982),就有可能导致长波。perez建议(1983,1985),用演化的视角来解释这种几个系统共同发生作用,这一观点得到了广泛关注。perez研究的基本假设是一个关键“因素”的出现,以普遍适用及成本迅速下降为特征,并且可以用在许多经济部门,从而产生广泛影响。 通过不断的试验和纠错,管理和组织新技术的“常规”方式出现了。perez使用术语“新技术风格”或者“新技术经济范式”来形容这些管理和组织经济生活的新方式。然而,新的管理和组织风格,很可能与现有经济活动的组织和管理方法相冲突,这可能会大大延迟新关键因素的扩散,减缓经济增长。因此,freeman等(2001)建议,从科学、技术、经济、文化、政治五个不同体系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分析资本主义的演化,每个体系都有自己的动态,这为相关的一系列问题研究铺平了道路。 freeman等学者的研究为演化经济学做出了重要贡献。首先,它开辟了创新的系统研究,并且将其应用到历史进程中,使人们对技术体系更新换代的动态有了更好的理解。第二,首次尝试将技术动态与社会、组织和制度特点联系起来,尽管熊彼特倾向于将这些作为约束条件。freeman指出,社会、组织和制度因素实际上使创新成为可能,并且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是随时间变化的。最后,创新系统方法为创新政策和技术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个理解创新系统间差异及识别政策影响行为者的有利工具。 (三)创新系统 20世纪80年代,随着学者们对“长波”研究的兴趣逐渐消退,很多学者开始接受熊彼特提出的“创新过程和技术扩散都有很强的系统性特征”的观点,同时,熊彼特提出的“创新的特点是累积效应和路径依赖”(dosi,1988)也引起了很多学者的浓厚兴趣。通过创新应用领域的研究发现(kline和rosenberg,1986),创新过程的各个阶段倾向于形成一个具有反馈回路的网络(而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一系列关于创新扩散、社会、制度和政治因素的系统性关系研究开始出现。尽管一些社会性、制度性和政治性的因素可能是全球相关的,但是在实际研究中多数与国家或区域紧密关联。因此,将社会性、制度性和政治性的因素进行整合,创新扩散的维度自然就形成了。 可见,这类文献的中心思想就是如何将技术和该技术领域的动态演化联系起来。这些文献重点关注国家层面的“国家创新系统”,将其定义为“公共制度的网络,内部各部门之间相互作用,对创新进行开始、引进、修改和扩散”(freeman,1987)。在实践层面,这些研究大多针对一个特定的国家,确定和描述影响r d和创新的行为主体、机构和制度。不过,根据freeman(1995)的研究,第一个使用“国家创新系统”一词的学者是lundvall(1988, 1992)。在国家创新系统的研究中,freeman和nelson采用了宏观的观点,并且重点强调了r d的国家参与行为。相比较而言,lundvall的观点则更加“微观”,主要研究“学习”是如何在经济系统内发生的。尽管熊彼特提出创新应该被视为一个不同来源的新知识的组合(lundvall,1992),lundvall则认为没有理由只强调“大创新”,“小”的根本性创新的积累作用同样也很大。此外,熊彼特主要强调执行新组合的人和经济环境的反馈,lundvall则特别强调了不同组合中各种知识的作用。lundvall认为,这些知识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企业和其周围环境之间,特别是客户与供应商之间的互动。因此,按照lundvall的观点,一个经济系统的特点就是企业、客户及供应商之间的密集程度和持久关系。 为什么这些创新系统是国家性的呢?lundvall给出了至少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历史性的。一个国家经济结构的演变是随着时间缓慢进行的,如果一个国家的主要工业和企业由于历史的原因紧密结合在一起,就像很多发达国家那样,那么该国创新动态具有国家性的概率会很高。第二个理由与文化、语言和制度等因素有关。这些因素方便了企业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的互动,所以对学习有积极的影响。虽然有很多国家的实例能够验证这两点,但是也存在不少相反的例子。例如,一些国家由于历史的原因与相邻国家的经济连结成一体,还有些国家可能是多语言的,有文化分歧的,或是一个联邦结构,在体制和政策上允许相当大的差异等等。显而易见,创新是否具有国家性是由国家的“一体化”程度决定的。实际上,fagerberg(1995)在这种“一体化”方面作过研究,发现各国在这个方面有显著的不同。例如日本、北欧国家非常适合这一理论,但是一些欧洲国家(特别是澳大利亚、法国和英国)却不适合。 这就引出了如何定义系统边界的问题。事实上一些学者指出,系统边界不能假定为遵循国家边界(carlsson和stankiewicz,1991;cooke等,1997;edquist,1997),学者们普遍认为创新系统的领域会因技术领域的不同而不同。因此,学者们更倾向于使用“技术系统”这一概念,将其定义为“一个特殊的经济或产业领域的主体间相互作用的动态网络,在一个特定的制度基础下,参与一代技术的推广和使用。”他们的研究更加强调行为主体的“经济竞争力”,经济竞争力是“稀缺资源的不公分布”,关键取决于扩大“经济机会集”的能力,发挥将已有网络转变为一个全面的“技术系统”的潜能。他们认为,这样的系统经常会具有空间维度,有时是国家的,但经常是区域的。 创新系统的研究快速发展并产生了很大影响,颠覆了“创新线性模型”(基于“生产函数”的研究),成为政策制定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学者们拥有了更加全面的视角,将研究重点放在(创新)系统内各种商、组织、机构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以及经济系统将新技术应用能力和各种行为主体整合创建新技术时的交互能力方面。尽管有这些优点,创新系统的研究只是理论假设和实证总结的混合体,尚未形成理论或方法,在系统实证工作方面还未得到充分的发展。可以说,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要对系统如何工作进行更加精确的理论分析。一个可能的方法就是与更加正式的演化理论进行学科交叉,这正是下文中将要详细介绍的内容。 三、演化模型 建立经济演化模型的尝试要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nelson和winter的研究,他们在1982年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中进行了总结,这部书是演化理论的重要著作。nelson、winter与熊彼特研究的共同点是将技术竞争看作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nelson和winter的模型中,企业将利润用于新技术或设备的再投资,成功者将获得高额利润回报,并且比其他企业发展得快,而那些失败者将有可能完全被淘汰。另外,nelson和winter的研究也与熊彼特有着重要的区别。第一,nelson和winter认清了生物演化理论和他们自己的演化理论之间的区别,公开反对将生物学分析用于他们自己的理论,或者是用于建立一个适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般演化理论。而熊彼特则试图将自然科学理论运用到经济学中。第二,在早期simon等人的基础上,nelson和winter基于“程序性”或“有界性”的想法增加了对企业行为更加详细的理论分析。第三,nelson和winter允许企业行为(战略)及行业特点的多样化,允许企业技术活动及实际活动产出之间存在明显差距(他们认为其中存在很大的随机因素)。最后,他们淡化了经济演化中主要间断点的重要性,尽管熊彼特认为这点很重要。可以说,nelson和winter的研究更具有“渐进”的意味。 (一)建立演化的认知基础:“有界性”或“程序性” 为了建立研究的微观基础,nelson和winter接受了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理论的观点,认为人类根本无法预料行动的所有可能结果,这个世界太复杂,信息量过大,人类的认知能力(甚至大型计算机)太有限。按照该观点,人类实际能够做的就是选择简单的并且要求较低的决策类型,采用所谓的“满意度”的行为。“满意度”行为即只要一个行为规则导致了令人满意的结果,行为主体就将坚持这个规则,直至行为主体开始寻找其他出路。 这个方法已经以不同的方式被利用。cyert和march(1963)在他们的《企业行为理论》一书中从这个角度来分析企业内部的决策。alchian(1950)在他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演化和经济理论》中研究了企业之间的竞争分析。nelson和winter(1982)遵循alchian的观点,将“有界性”视角应用于企业的行为分析。一般来说,nelson和winter往往将企业(或组织)看作是相当“保守”(抵制变化)的(nelson和winter,1982)。 企业假定遵守既定的规则(或“日常活动”)。日常活动决定行为(与环境冲击联系在一起),这是遗传的,也是可选择的。不过,尽管nelson和winter强调了惯性,日常规则仍然可能改变。根据cyert和march(1963)的观点,nelson和winter(1982)试图引入一个规则的层次体系,其中较高层次的规则控制较低层次的规则,并采用了“搜寻”和“规则引导”、“规则变化过程”等术语(nelson和winter,1982)。 (二)nelson和winter模型 尽管大多数企业满足于他们自己做事的方式,一些企业还是无时不刻地寻找新的、更加有效的规则。寻找的结果是不确定的,并不能保证找到比原来更加有效的规则。相比之下,只有发现更大的优势,企业才可能应用新的规则。企业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寻找,从退出(创新)中开发新规则或者应用已有的规则(模仿)。创新比模仿需求更强烈,同时也更有价值。这两种方式下都存在搜寻成本,其中最典型的是r d费用,成本随着搜寻难度的增加而增加。找到一个更好的规则取决于企业r d的投入和其他的搜寻成本。 企业在搜寻过程中的投入取决于搜寻规则的特点、企业的能力、以及投资的意愿。企业的搜寻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利润,nelson和winter的模型中假设这些投资来自于企业的留利。大企业能够比小企业投入更多的r d资金,因此能够找到更好的规则。大企业能够更容易地引入新的、更好的规则,因为他们有较高的生产量(新规则可以应用)。因此,nelson和winter认为大企业更有优势。为了抵消这一趋势,他们假设,大企业(更具市场力量)具有更高的利润指标。最终大企业会“遏制”小企业的发展。winter提出保持竞争的另一种方法是,允许“外界”的企业进入。同时,nelson和winter的模型通过模拟动态研究得到了更好的发展。其中用了很多关键的参数来反映不同国家、工业、企业和时期内的不同假设;并且,列出了不同的模拟数列,其中一个使用solow(1957)的数据来研究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能够很好地校准及重现历史数据。 nelson和winter为演化经济学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nelson和winter运用“惯例”、“搜寻”、“演化环境”、“创新”等演化思想的概念,取代了新古典主义理论的概念体系,把经济的演化过程描述为一个“惯例的”学习过程。 第二,对企业行为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特别是企业内部知识的作用。nelson和winter分析了日常活动、技巧、“组织记忆”、隐性及显性知识,这些是学术界公认的贡献;同时,也对他们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三,nelson和winter对模型进行了改进,通过主要的分析方法阐释了演化的核心机制:演化动态的核心是规则,选择过程会提高群体的平均能力,即使没有新的注入,既定环境中行为主体的表现会同样优秀。这导致了一系列的研究演化动态的模型,例如,iwai(1984), conlisk(1989),metcalfe(1994,1998)和andersen(2001)等。 第四,nelson和winter的研究解释了不同类型的“制度”的产业或部门之间的动态。在《技术制度变迁中的熊彼特式的竞争》一文中,winter(1984)提出了模型的一个新视角,即解释熊彼特的“企业家精神”及“惯例”两种创新模式之间的区别。将这两种区别模式化时,winter允许新企业的进入(很大程度上需要外部知识)以及企业创新战略的(小的,适应性的)转变。他提出,这两种制度之间的差异是外部和内部技术(或知识)哪个起主要作用的差异。前者(导致大量的加入者)在“企业家精神”制度中起主要作用,后者(有利于产业集中和进入壁垒)“规则”制度起很大的作用。 (三)其他演化模型 其他的演化模型以各种形式扩展考虑了创新的要素,例如产品创新、需求、劳动力市场、某些生产部门、优质资本、金融部门、学习等。saviotti(1996)在pasinetti(1981)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新的研究框架,纳入了产品创新和需求。继silverberg之后,possas等(2001)提出了在模型中如何增加新投资。dosi和orsenigi(1988)将“干中学”来补充nelson和winter提出的搜寻过程。silverberg和verspagen(1994)提出的关于创新和学习的代表性研究是,在反馈意见的基础上允许企业改变他们的r d战略。这表现为连续的“发展阶段”,以不同的市场结构组合、r d强度和增长为特征。silverberg和lehnert(1993,1994)强调了投资时机(优质资本)对演化模型的重要性。 演化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演化结果通常是不确定的,可能出现很多不同的结果,最后实现哪种结果(被选择)取决于具体的情况(包括初始条件)。特别是如arthur (1994)所说,收益增加时,初始条件中无论是r d投资差异、干中学,还是外部网络等因素,均可以导致长期结果的差异。任何技术、企业开始时得到的初步优势,收益增加时,这些优势也随之而逐步增强,而那些处于不利地位的企业就有可能被边缘化或逐出市场。即使技术、位置较佳的企业也有可能会发生失去竞争优势,被逐出市场的结果。因此,即使收益递增,也无法确定市场力量“选择”方案在任何意义上是不是“最佳”的。 虽然arthur用来证明其观点的一些实例被证实是有争议的,但他的一个正确的观点是,强调了收益增加时的多个平衡点、初始条件和历史条件的重要性,最优性观点一般不会在演化经济学中起作用。此外,如andersen(1994)的观点,只要不存在变化,行为主体“将永远持续一个特定(最优—次优)的行为”。因此,按照andersen所说,不需过多解释可能“锁定”的一个特定路径以及这种路径依赖过程如何变化。 (四)演化模型的贡献 经济演化模型有什么贡献呢?虽然经济演化模型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初,但是20世纪70年代经济演化模型才开始出现。由nelson和winter于1982年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是一个里程碑。在随后的几年中,该领域的文献有了新的增长。但是,尽管这一领域的研究出现在美国主流经济学期刊上,该领域的学者们还是认为,他们的工作难以被主流经济学接受。因此,结果就是演化模型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尽管对主流的、核心的经济学家们来说(尤其在美国)并不受欢迎。但是,这些经济演化模型文献帮助澄清了演化的几个问题。 第一,明确了演化研究的重点是理解经济现象的“种群思想”。它有别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旨在通过推断整个群体内的“代表性行为主体”的特点,来了解宏观现象。演化经济学包含了多种多样的社会和经济互动的行为。可以说,我们观察到的很多经济现象可能会比参考所谓的“代表性行为主体”的特点,更好地帮助理解这种互动的进程。 第二,有助于表明经济演化多样性的重要作用。该领域内的一些研究表明,多样性是演化模型增长的来源。但是,选择降低了多样性。因此,除非系统内有新的多样性注入,(内生)增长将会消失,系统将趋于静止状态。这在本质上是对“锁定”和“路径依赖”等备受争议的现象的解释。如果没有新变化,或者选择变得“太强大”,建立变化则“太弱”,该系统将被锁定到特定的路径或状态。因此,新变化即创新的建立对经济的演化绝对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揭示了与新变化密切相关的问题,即行为主体如何思考、学习和行动。nelson和winter最早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作出了贡献。他们运用“过程合理性”和“行为满意度”,从最初研究个人行为,到研究整个企业的行为。企业的行为,包括搜寻新的或改进的规则,以及基于惯例的规则。并且按照他们的说法,企业行为的惯例理论实际上是为解释产业演化服务的。但是,这些有目的的行为是否会因为内部成员的怀疑,而存在对“规则打破者”的偏见?在这种情况下,新变化的一个重要资源可能被忽视。这将是今后演化研究中的另一个重要课题。 四、结束语 本文以演化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为主线,对熊彼特以来的演化理论发展过程中较为重要的文献作了回顾。演化经济学与居于主流地位的经济学之间既是相互竞争的关系,也是相互补充的关系。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演化经济学的研究主要基于以下四个论点:第一,认为创新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是经济更具活力的根本保障;第二,演化过程具有国家性特点;第三,规律性创新的作用,即一个重要的创新打开了“机会”之窗,并导致了创新集群的产生,与之相关的是演化过程中学习的重要作用,以及创新环境在诱导、改进和选择创新方面的重要作用;第四,行为主体在演化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尽管演化经济学仍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学科,但是近几年的发展趋势已表明,演化经济学理论已经成为分析复杂经济现象的重要方法,动态演化的思想已得到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的认可,对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经济学理论论文:有关产业经济学理论发展的探讨 一、关于产业组织理论历史 我们所研究的产业组织它的基本内容是西方产业经济理论基础性理论内容。它的历史可以起源于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其著名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表述的重要原理:首先就是市场竞争理论,其次的重要理论就是劳动分工。我们可以看到理论的提出都是研究竞争的体制我们作为市场主体的竞争经行为,这个理论对现代的经济学组织理论的产生、发展都有着十分关键的作用,也为理论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目的性。在这个理论中它进一步论证了结构对市场行为、主题绩效的关键作用,故而我们通常意义上称之为结构主义学派。与此同时我们发现产业组织理论也在进一步的完善之中,其在政府产业决策之中逐渐发挥不可替代作用,然而理论本身存在的问题,其弊端也逐渐在社会实践中日渐显现,这就是很多专家、学者越来越持批判态度。持不同意见者认为,理论并没有重视企业之于市场结构的反作用力,与此同时理论研究中过于的静态、单一的研究方法也饱受批评。这就是要求我们的理论研究工作者进一步丰富完善理论内容,针对理论自身存在缺陷加以研究。新的理论研究工作者更加重视企业行为的研究,这就是这一批的研究者获得了行为主义学派或厂商主义学派的头衔。随着学者对于这一理论研究的深入才使理论逐渐的完善,逐渐成长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且在实践中得以检验。 二、理论的产生及其发展历程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产业经济学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它是研究产业之间的关系以及演化的规律。我们的研究主要分为:首先我们探讨的是广义上来研究产业间的关系;其次从狭义的产业概念出发研究产业之间的关系。在这里我们提出了三个产业的划分,农业、工业和第三产业。在三产业理论的研究中我们需要着重研究的是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g.g.clark),在对众多国家的三产业发展的深入研究之后,最终得出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之间分布和转移的规律性,这就是我们确认的关于产业的理论性研究配第—克拉克定理。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w.g.hoffmann)最先开始在工业经济中开展理论研究。其理论主要集结在《工业化的阶段和类型》论著中,其研究的重要成果是划分 消费资料产业、资本资料产业和其他产业,在这个基础之上通过研究得出结论消费资料产业净产值与资本资料产业净产值的比例会随着工业化的进程而不断下降,与此同时通过研究还得出结论消费资料产业比重逐步减少,资本资料产业比重逐步上升。这一理论更加深入的阐释了产业理论,更加深入地解释了产业中的关系。丰富和发展了西方经济学的产业理论。 三、产业布局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我们最开始对专门论述所产生的布局问题的理论,都是把农业区位论和韦伯工业区位论为最经典的代表和最古典的区位论。古典区位论其实一直处于单一的立足于企业或者是单一的立足与企业中心,古典区位论一直是以最低成本和最省运费的理念,古典区位论不对市场的销售量的问题和消费因素而考虑,所以我们通常将这种区位论称之为西方区位理论的成本学派。我们由于社会的变化市场的发展和劳动者的生产成果的不断提高,使得第二与第三产业的不断的提高,逐渐的将农业给取代了,从而第二和第三产业会逐步的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部门,与此同时我国随着社会的发展交通运输与网络的迅速发展,运输不会在是对我国生产造成一定的影响,反而市场的销售量等问题却成为我们产业能否成为我们产业盈利与生存的主要关键问题。我国现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区位理论逐渐的将古典区位理论的弊端逐渐改进为近代区位理论市场学派,由于古典区位理论一直是处于单一的立足于企业或者是单一的立足于工厂当中,从而我们将古典区位理论转变成可以立足于城市或者可以立足于地区的理论。由于我们必须以最低的成本和最省的运费我们才能满足市场的发展和市场的最大需求。 四、产业政策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通过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可以得知长夜经济理论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他对产业起着重要的主导作用,他就是产业政策理论。在没有产生政策概念之前我们对于政策概念的思想和实践已经有了一定的理论,但是产业政策的概念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产生的结论。 五、结语 我们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全球经济迅速的变化,产业经济学理论作为新兴的科学我们可以广泛的应用创新,产业经济学理论有这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是在传统意义上完整的产业的控制权并不复存在,这也是各国所关注的最现实的问题。因而产业安全概论体系的形成是与产业经济学理论息息相关的最新创新与发展。 经济学理论论文:教育经济学理论研究文献综述 教育经济学研究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前苏联,其理论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 主要建立在以舒尔茨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所创立的人力资本理论基础之上。人力资本理论之后由贝克尔及丹尼森等学者进一步发展, 成为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核心内容。进入到20世纪70年代,由于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人力资本论受到质疑,涌现出新的理论流派。当跨入新时期,伴随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教育的不断普及, 各种全新的理论不断涌现。本文将对教育经济学主要的理论发展做一个全面的综述。 一、教育经济学研究的缘起和雏形 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具有一定的学科体系结构,首先起源于西方,而后传播到世界各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得到迅速发展并被广泛应用于生产力,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促进了世界范围内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日益认识到掌握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要掌握科技,教育是关键。从而激发了人们对受教育的需求,因此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益提高,逐渐成为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为教育经济学的产生提供了客观条件。另一方面,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解开了剩余因子之谜,论证出教育是剩余因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刺激经济增长的十分重要的因素,计量经济学的发展也促进了教育经济学的诞生。 20世纪20年代,教育经济学以独立学科的形式最早出现在前苏联,它创建的标志是前苏联著名经济学家斯特鲁米林(c.t. ctpymnjinh)于1924年发表的《国民教育的经济意义》,这是世界上最早用数量统计的方法阐述教育的国民经济意义的论文,被称作世界上第一篇教育经济学论文。论文系统地研究了年龄、工龄、教育程度对劳动技能的影响。斯特鲁米林认为年龄、工龄和教育程度均影响劳动技能的高低;论证了教育程度与劳动技能成正相关。 西方最早研究教育经济学的论文是美国学者约翰·沃尔什(j.r. walsh)于1935年发表在美国《经济学季刊》上的《人力的资本观》,它被认为是西方国家研究教育经济学的第一篇论文。沃尔什主要从学生达到可以入大学的年龄算起,认为只有大学教育及其他专业教育才具有资本的特征。大学教育和专业教育可以取得收益但要付出代价,偿还代价之后可以带来利润或经济效应。[1] 到20世纪60年代,教育经济学在西方才真正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这一期间,美国的舒尔茨、贝克尔、丹尼森等代表的以人力资本理论为理论基础和核心内容的西方教育经济学成为主流派。舒尔茨(t.w. schultz)在《人力资本投资》、《教育的经济价值》、《对人投资的思考》等系列论文中对人力资本理论进行了深化和系统化。其基本理论可概括为重视人力资本投资,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的重要源泉。他认为教育投资的最大特点是对人的劳动质的方面去衡量,而不是从量的方面去判断,即把人的劳动看作是教育装备的结果。劳动的教育装备率高,劳动生产率也就高,从而增强创造收入的能力。 与舒尔茨的宏观视野不一样的,加里·贝克尔(g.s. becker)着眼于人力资本理论微观领域的研究,并用具体数字计算和实证研究论证了不同教育等级之间的收益率差别。他认为个人通过教育等提高能力和人力资本积蓄,由此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得到较高收入。 除了舒尔茨和贝克尔外,推动人力资本理论发展的另一重要人物是爱德华·丹尼森(e. f. denison),他于1962年著有《美国经济增长的资料和我们的选择》。他把教育因素视为人力资本因素的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经济增长多因素分析法”,细致地计算了教育的经济价值。他的主要贡献在于具体的计算方法上更加细致和精确。 至此,西方国家提出的人力资本理论从创立起就强调了教育投资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关联性,经济要发展就要重视人力资本的投资,毫无疑问教育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源泉,所以也要重视教育投资。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人力资本理论是教育经济学产生和形成的直接理论来源。 1962年英国伦敦布鲁诺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约翰·维泽( j. e. vaizey)出版了第一本正式以学科命名的专著《教育经济学》,系统地阐述了教育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标志着教育经济学的产生。1963年,国际经济学学会召开了第一次教育国际学术会议——教育经济学专题学术讨论会。会后于1966年出版了一本具有一定体系结构的《教育经济学选集》,这次会议的召开以及论文著作的出版也被视为教育经济学学科诞生的标志性事件。这样,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新的交叉学科,在世界各地学术界普遍地受到了高度关注。[2] 二、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初步发展 进入20世纪70年代,教育经济学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许多发展中国家纷纷学习和借鉴西方的研究成果,有关教育经济学的著作及论文层出不穷。但此时的西方国家遭遇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萧条。国家在教育上的投资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不景气的经济状况与教育的不断扩张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人力资本理论表现出了“失灵”,催生出了各种反人力资本理论的新理论,重新评估教育的经济价值,使教育经济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影响比较大的理论主要有三种:筛选假设理论,劳动市场划分理论,社会化理论。 1.筛选假设理论(screening hypothesis)。是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提出的视教育为一种筛选装置,以帮助雇主识别不同能力的求职者,将他们安置到不同职业岗位上的理论。创始人是迈克尔·斯宾塞(andrewmichael. spence)和罗伯特·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等。1972年,斯宾塞发表了《就业市场信号》一文,论述了教育作为就业市场上的生产力信号,以及如何发射信号。形成了严格的信号理论,也标志着筛选理论的建立。筛选理论对人力资本理论宣称的教育能够提高生产率大胆提出了质疑,极端地假设教育并不增加人力资本, 只是作为一种筛选装置筛选出生产能力较高的人。[3] 尽管筛选假设理论否认了人力资本,但它与人力资本理论并不相反。实际上它指出了教育促进经济增长的另外一条途径:促进社会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正是筛选理论让人们认清了一个被忽视的事实,即教育的筛选作用无论是给个人还是给社会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所以,筛选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正是对人力资本理论的补充。 2.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labour market segmentation theory)。在新制度经济学的推动下,许多经济学家将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政府管制等引入劳动力市场研究,形成了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着眼点是教育与工资问题的研究。主要代表人物有斯特·瑟罗(lester c. thurow),彼得·多林格尔(peter b. doeringer),迈克尔·皮奥里(michael j. piore)等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教育程度与工资水平成正比例关系是有条件的;劳动市场存在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分割。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和体系是为劳动力市场提供人力, 而人力资本理论把本来分割成不同部分、具有封闭等级性的市场抽象地视为完全统一的竞争性市场, 基本前提就不正确。教育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就业分配上, 在于它决定一个人在何种市场上能谋求职位。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理论的教育程度与工资水平的正相关性成立,而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上述命题不成立。[4]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并不否认教育的作用,它和人力资本理论最大的区别在于它除了将教育作为影响收入的一个重要内生变量之外,还将制度因素、雇主和雇主的工作态度因素等作为内生变量。可见,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是人力资本理论的补充和完善。 3.社会化理论(socialization theory)。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创始人是萨缪·鲍尔斯(samuel bowles)和赫伯特·金迪斯(herbert gintis)。1976年,鲍尔斯和金迪斯合著的《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教育改革与经济生活的矛盾》引起强烈反响。他们认为教育的经济价值源于教育的社会功能。教育的社会功能远比教育提高知识技能对经济的影响更重要,而劳动者的表现则源自自身拥有的非知识化的个性特征(即非认知能力)。而教育的经济功能便是通过各种教育途径和手段使学生社会化,使不同的学生形成经济结构所需要的各种个性特征。[5] 总的来看,以上三种主要理论表面上都是对人力资本论的挑战甚至是反对,事实上,都是从其它侧面强调了教育会带来经济效益的增长,不管是对个人还是社会。某种程度上是对人力资本论的多角度的补充与拓展。但是普遍都忽视了教育的相对独立性和与经济生活相矛盾的一面,因而带有片面性,为教育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空间。 三、新时期教育经济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随着教育的不断普及,对教育经济学的研究也逐步深入,涌现出各种新理论。比如:关注人本文化的社会资本理论、基于新制度经济的教育产权理论。 1.社会资本理论。第一个对社会资本进行系统分析的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 bourdieu)。1980年,布迪厄在《社会科学研究》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社会资本随笔》的短文,正式提出了“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的概念。之后,美国学者詹姆斯·科尔曼和罗伯特·普特南等先后提出了社会资本理论并将其作为人力资本理论基础上的理论发展加以阐述。社会资本理论尚无统一定义, 但一般是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 通过民众自由地将个体人力资本进行横向的社会组合而生成的能够促进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的社会关系结构和社会心理结构。社会资本理论从群体人力资本角度研究社会经济, 更注重一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人际关系。社会资本理论研究方法弥补了人力资本理论研究方法的不足之处:首先,它提升了人的社会地位;其次,从微观层面为主的分析扩展到宏观层面;第三,社会资本理论直接把无形资本因素(社会心理)关系引入研究。教育的作用在促进个人与社会的共同进步,不仅只是提高人力资本存量,也通过提高对社会关系的认知能力、制定合理的共享规范和合理的组织结构等社会资本存量,从而达到提高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目的。因此,研究教育经济学不能仅仅局限于人力资本的范畴,更应该通过社会资本来凝集人力资本,达到人力资本组合的帕累托最优。 2.教育产权理论。随着新制度经济学这一新的研究范式的崛起,国外学者很快将其方法的普适性运用到包括教育在内的社会分析之中。如美国学者亨利·汉斯曼(henry hansmann)研究发现营利企业和非营利性组织的逻辑是相同的,学校这类非营利性组织的非营利性实质是为了减少组织运行成本和交易费用的一种制度安排。新制度经济学对教育经济学领域的运用基本有两个走向:一是把新制度经济学作为一种新的视角,继而作为一种方法来分析教育中的问题;二是从新制度经济学中挖掘出与教育活动不同层面之间的联系。教育经济学中关于第一方面的研究就是运用制度变迁理论作为解释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与结构调整的理论基础。关于第二个方面的研究则是将产权理论引入教育领域,对教育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问题进行制度分析,且提出了教育产权的概念及有关问题的探讨。 新制度经济学对教育经济学的贡献在于教育制度的变迁与教育制度的创新。通过制度变迁理论可以解释我国高等教育体制乏力的根源, 从而为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管理体制改革与结构调整提供理论基础。事实证明,明确提出教育产权应该说是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巨大飞跃。 四、总结 综上所述,教育经济学的研究一直是在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基础之上不断推进。起初有过强烈的反对之音,从而催生出了筛选假设理论,劳动市场划分理论,社会化理论。看似是对人力资本理论的质疑,实质上是一种补充。新时期的学者调整了研究的角度,把人力资本理论引申到了社会资本理论和教育产权理论,使得教育经济学的研究更加符合实际需要,丰富了研究的视角。笔者认为,反观21世纪的学界,研究成果没有多大突破性,仍然是在对以前的理论反复探讨。这门学科的下一步发展需要创见性的突破,才能为现在越来越复杂的教育领域提供新的指导。 经济学理论论文:行为经济学理论的延伸及借鉴 [摘要]行为经济学由于对传统经济学的基础提出了挑战,在兴起之后就一直受到关注,频频被用于解释相关的现实问题。有鉴于此,本文就从介绍行为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及主要观点出发,进而论述行为经济学的相关延伸理论,并展示了行为经济学被借鉴来解释现实中一些传统经济无法合理解释的问题。 [关键词]行为经济学 理论延伸 行为金融 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假设及相关原理与现实的偏离,催生了行为经济学这一新兴分支学科,有力地推动了当代经济学的发展。行为经济学对理性人效用最大化和均衡产出等标准经济理论内容构成了挑战,近年来行为经济学在市场竞争行为、劳动经济和金融等领域获得广泛应用,有利于解释很多复杂的社会现象。 一、行为经济学发展历程的回顾及其主要观点综述 行为经济学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它对传统经济学的基础,即假设人的行为准则是理性的,不动感情的自我利益,提出了挑战。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人类对外在事物的认识是清澈了,但是把人、人的行为、人的精神等非理性方面则舍弃了,并把其简化为一个个的点或一条条的线。人也成为了“扁平的人”。但是,不少经济学家的研究发现,这种以完全理性人假定搭起的优美的理论大厦无法通过检验科学的方法来检验与研究人的内在本性,也无法观察到现实中人的经济行为,因此更无法来解释许多人的经济行为之谜。这种局面到20世纪90年代才得以转变。莱布森等美国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种名为“行为经济学”的经济理论新流派思想,向主流经济学提出了质疑和挑战。 行为经济学是一门试图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融入标准经济学理论的科学。行为经济学尝试对非理性行为进行研究,打破了主流经济学的界限及视域,在现实人的基础上发展了主流学派的经济人概念。行为论者并没有抛弃主流理论,而是赞同其注重理性的,维护自身利益的行为。但是,他们坚持对这一理论加以修正。他们认为,经济人也对具有偏见的推理,自我沉溺、自我毁灭的行为和种种其它人类缺陷和长处做出反应。行为经济学理论还关注公平、互惠和社会地位等许多其他方面,因此,行为经济学试图对传统假定进行修正。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马修•拉宾(mattew rabin)及已故著名行为经济学家阿莫斯•特维尔斯基(amos tvesky)是行为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富有创见,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家。概括来讲,行为经济学主要就是:预期效用理论;偏好的一些典型特征;偏离理性的特征分析这三类代表性观点。 二、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延伸范围及领域 行为经济学之所以盛行,不是因为其敢于对传统经济学提出挑战,更因为是行为经济学能够自圆其说,其一些假设和理论观点能够更好地解释现实,能让大多数人更容易理解和接受。行为经济学在现实中的理论主要延伸到以下领域: 1.当今市场竞争行为的心理特征 标准经济理论描绘的市场供求关系和价格需求规律的适应条件非常有限和严格。而向当今全球市场新格局和竞争合作新特点,许多高新技术产品、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产品、符合民族和地域特色的文化产品,以及电信市场、网络产品市场、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和文化产业等,引起了消费选择行为新的变化,频频表现出明显的偏离价格需求规律的现象:降低价格未必能保住市场占有率,屡屡奏效的一些非价格竞争策略和手段越来越受到重视,尤其是在中国市场供应和秩序、收入和社会则富分布、消费观念和习性、生产力和科技创新水平处于相对落后和低下的情况下,消费选择行为与标准的理论描述相距就史远。无论是消费行为、企业经营行为和投资行为等,市场竞争行为选择中心理因素的影响特征非常明显。 2.劳动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非自愿失业——为什么一部分人找不到工作(不包括自然失业率和工作变动时的摩擦失业)?原有理论对此给出了一个“公认”的理由,假定工资是在市场出清水平上预先给定的,以此为标准若劳动力过量供应,就会造成失业。但工资为什么要定那么高,而且还是刚性的呢?为什么有人频频跳槽,而另一些人则愿意终生厮守一个单位?这些不是能用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简单解释的。“有效工资理论”、阿克洛夫(2001)的“交换礼物”等都试图给出合理的解释。理论和实践似乎证明了在工资和努力水平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性,并且在长期内是很稳定的。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表明,现实中劳动力市场并不是简单地遵从工资水平提高、劳动力供应增加这一规律。如出租汽车司机并不只是由每人收入的高低来决定工作时间的长短;老师让一些学生参与科研课题,学生们不会仅根据报酬或津贴的高低做决定;幼儿园制定罚款制度是为了让父母亲及时地接孩子,但结果是适得其反。这些是因为当工资与价格变化的行为中包含道德和情感成分时,标准经济理论中的价格交换效应就应予以修正。因为劳动者对劳动与休闲的价值判断是因人、因行业、因时点不同而异的。另外,行为经济学还研究指出,承担风险、经营管理等活动也是一种类型的付出和劳动。 3.行为金融学 行为经济学在金融投资领域的应用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在金融学中,有效市场假设的作用是奠基性和举足轻重的。资产定价的标准均衡模型假定投资者仅仅关心资产风险,并利用公共信息尽可能准确地预测股票收益。这些假设在某些时候确实能做出确切的预测,但当价格变化的自相关性近似为0时,证券市场上却出现大量异常现象。这些不规则现象促使研究具有有限理性假设的资产投资者的“行为金融” ( behavioral finance)论应运而生(baker, etal.,2004)。金融学中一个重要的异常现象是“股票收益之谜”:股票的平均回报要比债券收益高得多,为什么高收益对应高风险,并没有令人信服的实证研究支持这一理论。为了说明其中的缘由,行为经济学假定投资者具有损失规避的行为偏好,这能更合理解释风险与收益之间的对应关系。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还发现经验不足的经纪人的反应如何迟滞,而长期操盘手的反应为何又过于敏感。行为经济学还通过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的年成交率的实例来研究资本市场规模问题,关于个体股票交易行为的数据表明,部分投资者的盲目自信一定程度上会导致股票市场规模的极度膨胀,股票市场上的许多现象都与投资者的心理活动和行为有直接的联系。 行为金融学的迅速发展,是由于金融理论把“宝”都压在“有效市场假设”上了:投资者有充足的理性以至能够观察和利用历史资料。有人曾将有效市场假设美誉为:社会科学中认识最完善的一种规律性,然而,股票价格波动太捉摸不定了,以至不能反映内在的真实情况。行为经济学发现了一种基于人心理活动的过度反应效应,客观、深入地研究一系列异常现象,有助于用事实更精确地检验市场有效性假设。当然,从发展的眼光来看,行为经济学也迫切希望尽可能地减少心理学的内容,正在努力探讨用一种统一的方式来解释金融市场上的异常现象。 三、行为经济学在实际中的应用 1.民工短缺的行为经济学分析 沿海地区的“民工荒”打破了我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神话,引起了企业界和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理论界纷纷对此问题发表看法,并对民工短缺的成因进行了分析综观这些分析,人多是运用市场、结构、信息、制度等分析力一法,基本没有涉及民工的心理与理性,民工是该劳动力市场的主体,在分析民工短缺的成因时,不能完全不考虑主体对劳动力市场的相关要素以及劳动环境的认知而采取的相应的经济行为。 经济学理论论文:改革开放与经济学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理论取得了重大创新和发展。其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的实践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不竭源泉,促进了思想解放,营造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快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的进程,最重要的是改革开放进程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为理论创新的思想保证和强大动力。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宝贵经验是:解放思想是先导,坚持方向不动摇,坚持创新不止步,关键是要建设一支高水平的理论研究队伍。时代和实践的发展无止境,改革开放实践呼唤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要在若干重大方面取得进一步突破,必须继续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解放思想,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继续加强队伍建设。 关键词:改革开放经济学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一场伟大革命,创新是经济学理论发展的灵魂。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不仅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而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又为改革开放开辟了道路,提供了强有力地支持。本文拟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作简要回顾,并对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进行展望。 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的新进展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实践的发展,我国经济学理论实现了一系列重大创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创新,概括言之,有如下十个主要方面: (一)关于改革方向、目标、道路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强调“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是“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推动力”的同时,曾经论及社会主义改革。恩格斯指出,“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主义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但是,对于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特别是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如何改革,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可能做出明确的回答。 以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宝贵成就和经验,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奠定了基础,但也没有解决社会主义如何进行改革的一系列理论问题。 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伟大革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理论实现了一系列创新和完善,这些理论不仅包括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必然性,改革的性质、目标,而且包括改革开放的内容、道路、方略,由此形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体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学说。 (二)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人类发展一般规律和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得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论断,但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他们只是作了一些原则性的预测。列宁在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不仅肯定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公有制、按劳分配和人民政权等,而且根据俄国的实践,形成了对社会主义特征的进一步认识,如:实行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合作经济;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具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建立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权及其民主制度等。但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究竟怎样,列宁又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态度。他认为,社会主义将来是个什么样子,什么时候达到完备的形式,这些只有未来建设者才能具体描述。 改革开放前,我国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经历过反复的过程,有重大的进步也有曲折甚至失误。我们曾经肯定社会主义就是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率,因此致力于生产力发展并取得重大成就;曾肯定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因此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并使人民生活有极大的改善;曾经肯定要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所以使生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生产力发展。但是,我们也曾经过分强调生产关系的变革而忽视发展生产力,过分强调生产资料越公越好而脱离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过分强调经济增长而忽视人民生活的改善。 改革开放的实践,不仅使我们认识到社会主义不意味着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而且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同时认识到,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要求。这些认识反映在经济理论上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重要方面:一是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目的。二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要求。三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手段。很显然,这些理论是在实践基础上的重大创新,使马克思主义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在原有的基础上前进了一大步。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社会主义发展要不要划分阶段、如何划分阶段,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从其产生、发展到成熟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除了要经过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外,还要经过两个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列宁曾依据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实践,指出在向共产主义前进的过程中会出现若干重要阶段,并提出了“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发达的社会主义”、“完全的社会主义”等概念。但是,这些思想也仍然是一般的构想,当时还缺乏足够的实践经验来做出科学的概括。所以,面对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列宁不拘泥于已有的结论,而是主张“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 新中国建立之初,我国对国情问题进行了探讨,成功地渡过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一些宝贵经验,但其后也走了一些弯路,在某个特殊时期,甚至脱离国情,超越发展阶段,实行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政策和措施,给社会主义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危害。在几十年社会主义探索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我们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范畴,并作出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这是依据我国的基本国情提出来的。我们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特指在我国生产力水平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阶段,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就我国的社会性质来看,它已经足社会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这与过渡时期有着本质的区别。第二,就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成熟程度来看,它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我们必须认清这一点,决不能超越这个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这两层含义是相辅相成的。社会主义是基本前提,初级阶段是发展程度。我国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是对长期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确立,初步解决了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所面临的新课题,为进一步科学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为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提供了根本依据。 (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提出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决定,我国不可能实行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而必须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时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确立,指明了现阶段中国经济制度的根本性质和特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可靠的理论基础。 (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基础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主要包括:一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二是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原则;三是坚持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既反对平均主义,又防止收入差距过大,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四是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五是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个人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个人要帮助后富的地区和个人,最终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的成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对调动劳动者积极性,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其著作中有许多关于商品经济的分析,这些分析如果抛开资本主义的制度因素,其揭示的许多一般规律对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预测未来社会时,曾以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为前提,设想社会根据需要,有计划地调节生产,不需要价值插手其间。后来有人把经典作家的这种对特定前提下的预测变成教条,不管现实社会主义的条件如何一概排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从而严重束缚了社会主义活力的发挥。 社会主义建设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不但不能取消反而必须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了这样的认识为基础,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相容的问题、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手段等重大理论也都取得了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也随着改革的深化逐步明晰。所有这些,打破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桎梏,使马克思主义关于商品经济的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新的发展和创新,成为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指导理论。 (七)社会主义微观经济理论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长时期内,企业是政府行政机关的附属物,不是独立的法人。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企业没有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也就没有足够的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和活力。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使我们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个人和农户家庭都是微观经济主体,同时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企业理论和企业改革理论,包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独立的法人,拥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生产经营权;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深化垄断企业改革,引入竞争机制;推进集体企业改革,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合作经济;推进公平准入,改善融资条件,破除体制障碍,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等。社会主义微观经济理论的形成,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微观经济理论,为我国的企业改革提供了理论指导。 (八)经济发展理论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关于发展的根本思想。在改革开放中,我国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发展思想的同时,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集中广大人民的智慧,汲取世界各国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提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它明确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赋予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发展问题上的集中体现。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形成了实现科学发展的一系列理论,包括: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理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理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理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理论;区域协调发展理论等。这些理论为我国国民经济的科学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导和保证。 (九)开放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国际分工和世界贸易的一些论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开放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内,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的封锁,也由于当时缺乏经验,所以我国的对外开放遇到很大困难,具有很大的局限。 1978年以后,我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对外开放逐步扩大,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系列对外开放理论,包括:一是统筹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二是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进程,具有二重性,要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三是转变贸易方式,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注重防范国际经济风险;四是要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在这种对外开放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十)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丰富的宏观经济理论,如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有计划发展理论等等。我国在改革开放前的长时间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也积累了宝贵的综合平衡等宏观管理经验。这些理论和经验都是进行国民经济宏观管理的宝贵财富。但是对于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究竟如何管理,则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借鉴西方经济理论,并将这些理论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创新形成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宏观经济理论,包括:计划与市场关系理论,国民经济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经济分析理论,国民经济结构分析理论,宏观调控模式、目标、手段理论,政府职能及其转变理论等。这些理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理论,为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和保证。 二、改革开放的实践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 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取得如此理论进展,主要原因是: (一)改革开放的实践为经济理论创新提供了不竭源泉和动力 经济学理论本质上是实践的理论,实践是理论创新和发展不竭的源泉。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提出了强烈的需求,为经济学的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源泉,推动了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创新。同时,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在推动了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为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三十年来,我国gdp以年均将近10%的速度增长,总量由1978年的3645.2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246619亿元,跃至世界第四。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4元增长到2007年的1378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增长到2007年的4140元。年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2007年达到172534亿元,是1978年的819倍。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两千多万,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使之丰富多彩,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为认识世界提供了手段。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信息经济的发展,网络的出现,为人类认识瞬息万变的经济社会提供了条件。此外,改革开放的实践还不断检验已经形成的理论,使实践证明不符合实际的理论不断遭到淘汰或矫正,使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不断地得到完善和发展。 (二)改革开放促进了思想解放,营造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理论的创新需要优良的学术环境。改革开放是一场空前的思想解放,经济学理论工作者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改革开放的实践,感受改革开放的脉搏,跟踪改革开放的步伐,总结新经验,研究新问题。而整个社会在改革开放中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百家争鸣的氛围,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学术环境。经济学理论创新是一种复杂的创造性的劳动。全社会尊重这样的劳动,努力营造生动活泼、求真务实的学术环境,提倡不同学术观点、学术流派的争鸣和切磋,提倡充分的批评与反批评。这种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使他们的创造性迸发出来,成为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生力军。 (三)改革开放加快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和借鉴国外经济学的进程 经济学是科学,而科学揭示的真理是没有国界的。随着中国经济日益开放、融入世界经济,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也日益引起世界的关注,大批的中国学者登上世界各国的讲坛,进行学术交流,使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在交流中得到传播和发展。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使国外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也日益广泛,这为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提供了极大的可能。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吸收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的一切优秀成果,尤其是在批判地继承、吸收人类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合理成分的基础上,总结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和工人阶级斗争实践,创造了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也在认真借鉴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理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理论、苏东国家的经济理论研究取得的进展,得到进一步创新和发展。 (四)改革开放加快并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由此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根本思想保证和强大动力 改革开放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化的过程,在改革开放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继思想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伟大成果,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经济学理论创新一方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贡献,另一方面又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这就保证了经济学理论创新既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而不误入歧途,又使经济学理论创新具有科学的方法论指导。这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所在。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学理论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最重要的是: 第一,解放思想是先导。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的先导,也是理论创新的先导。只有不断解放思想,才能不断推动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进而实现经济学理论的创新。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取得的一次又一次创新无不是解放思想的成果,而每一次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又进一步推动了改革开放的深化和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实践证明,解放思想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宝,也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强大思想武器。过去三十年我们坚持不断解放思想取得了改革开放的成功和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丰硕成果,今后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实现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创新,一定要继续不断解放思想。 第二,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改革开放而言,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动摇,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就经济学理论创新而言,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改革开放服务的方向不动摇。积三十年之经验,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必须在任何情况下坚持方向不动摇,在改革顺利的情况下,坚持方向不动摇,在改革遇到困难、发生问题时尤其要坚持方向不动摇。坚持方向不动摇,要反对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当遇到困难和问题时就怀疑甚至否定改革的必要性和取得的成就,动摇深化改革的决心,甚至试图把改革拉向后转;另一种倾向是,只强调坚持改革方向而忽视改革遇到的问题,甚至以坚持改革的方向而不去正视和解决改革进程中遇到的问题。经济学理论要始终不渝地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出谋划策,提供科学的支持和指导。 第三,坚持创新不止步。创新是理论进步的灵魂,创新无止境。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沧取得的突破和进展无不是创新的结果。要创新就要坚持科学研究无禁区,学术争鸣要鼓励;要创新就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重视对国情、世情的调查研究,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尊重人民的创造精神;要创新就要妥善处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充分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关系,既坚持正确的导向,又大胆吸收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先进经验;要创新就要倡导科学严谨的学风,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第四,关键是要建设一支高水平高素质的理论研究队伍。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创新取得的成就,得益于建立了一支数量宏大、素质较高的理论队伍。这支队伍总体而言,拥护改革开放、拥护社会主义,具有较广阔的视野、较渊博的专业知识和高尚的敬业精神,是值得信赖的队伍。今后经济学理论创新,还必须继续加强队伍建设,充分发挥这支队伍的作用。 三、改革开放实践呼唤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 实践的发展是无止境的,理论的创新也不应该停止在一个水平上。毋庸讳言的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我们仍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和问题。这些挑战和问题有的来自国际的,有的来自国内的。在国内的这些问题中,有的属于由改革开放的深化触及到的一些深层次矛盾,有的则是具有阶段性特征的问题。不管哪些问题的克服和解决,都呼唤着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在当前,经济学应该着力研究和创新的主要领域及问题有: 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问题研究。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科学发展观的经济学阐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科学发展的理论研究;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机制问题研究;以及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经济学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研究将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包括: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模式研究;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研究;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研究;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研究;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研究等。2009年将迎来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道路及其经验教训,也是经济学理论创新义不容辞的责任。三是深化改革开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研究。包括:今后中长期深化改革开放战略研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经济制度和健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研究;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研究;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府监管体制改革研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研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研究;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研究;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等。四是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和改善民生问题研究。包括: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研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研究;区域均衡发展和区域竞争问题研究;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研究;扩大就业的理论和对策研究;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论和政策研究;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研究;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理论与对策研究等。五是开放进程中抵御世界各种危机影响维护国家安全研究。包括: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研究;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与中国经济金融安全研究;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理论和对策研究;灵活审慎的宏观调控政策研究;对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进一步评析和研究;全球经济调整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开放条件下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研究等。六是中外经济史重大问题研究和中外经济思想史重大问题研究。 要实现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就需要: 一是继续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之所以必须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因为,我们要进一步创新的经济学理论,必须是对实践有指导作用,能够引领实践健康发展的理论,而这样的理论只能从实践经验中总结,并在实践中受到检验和发展。书本的知识,前人的经验和理论成果是重要的,没有这些知识和理论,一切从头开始,也很难实现进一步创新,但这些知识和理论只是已有的理论,它可以为我们进一步创新经济学理论提供基础和借鉴,但却代替不了理论的进一步创新。所以归根结底,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只能源于实践并随实践的发展而深化。 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一切从实际出发,首先是要进一步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我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特殊的文化、特殊的国情、特殊的经济制度,只有对这些“特殊”吃准吃透,才可能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我国正在进行的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开放和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只有投身这样的实践并善于不断从这样的伟大实践中吸取营养,才可能总结出伟大的理论,实现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而这一点,几乎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所无法比拟的。中国的经济学工作者,处于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国家,得天独厚,应该为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作出世界性的贡献。基于此,我们应该多一些自信和自豪,而完全不必凡事跟在别人后头跑,甚至妄自菲薄。当然,强调首先是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并不排斥从世界的实际出发。我们处于一个开放的时代,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是世界发展的潮流,在这样的时代,不了解世界,也就不能很好地研究中国,所以一切从实际出发,也要从世界的实际出发。 二是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因为这是已为实践证明非走不可的必经之路,舍此不能达到我们预定的目标。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多年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带领全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建没和改革的卓越成就。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定要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否则马克思主义不能发展,中国的问题也不能有效解决。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理所在。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指导,联系国际国内的实际,去观察和分析问题。我们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总结过去,客观地分析现实,努力实现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要坚持和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一方面,要防止和反对教条主义,另一方面,也要反对形式主义和实用主义。教条主义是本本主义,照本宣科,简单地、机械地套用“本本”和字句,形式主义只做表面文章,这只能使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停留在一知半解的水平;实用主义则往往断章取义,为己所用,给马克思主义附加一些不正确的东西,甚至肢解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一方面要认认真真、老老实实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另一方面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解决我国的实际问题,在分析解决实际问题中创新发展经济学理论。 三是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之所以要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不仅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而且善于吸取人类文明中的一切成果,具有开放性。在今天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竞争、合作的条件下,我们更应该善于充分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包括西方经济学的文明成果,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 当前,一个客观事实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发育程度、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程度比我们高,综合国力比我们强。西方经济学作为对这种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理论概括,包含了一些科学的对我们有用的成分,也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有分析地借鉴这些科学的成分,为我所用,对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益的。当然,必须明确,西方经济学有其非科学性,主要是:将资本主义作为永恒的、美好的制度是不符合实际情况和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将市场看作是万能的已为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排斥和否定对经济的干预也是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正因为西方经济学有这些非科学性甚至是根本性的缺陷,所以它不可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在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时候,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有取有舍,有用有弃,而决不可照抄照搬。 四是继续加强队伍建设。要坚持高标准,按照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要求,造就一批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学贯中西的思想家和理论家,造就一批理论功底扎实、勇于开拓创新的学科带头人,造就一批年富力强、政治和业务素质良好、锐意进取的青年理论骨干。关键措施是要高度重视对哲学社会科学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建立能够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人尽其才的良好机制,形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 试论邓小平经济思想主题内容及其对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论文关键词:邓小平经济思想;经济体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论文摘要:邓小平经济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极其重要组成部分,对邓小平经济思想的研究,首先就要从整体上把握这一思想主要层面。本文从理论、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提出邓小平经济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关系及其规律的研究。揭示了邓小平经济思想包含了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三个层面及其内在联系,对我们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中国怎样建设、巩固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 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作为我们党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而邓小平经济思想是邓小平理论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邓小平经济思想正是在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史上百年探索的重大时代课题,及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问题的探索中,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理论观点。展示了这些理论观点的联系及其体系,同时也把社会主义经济学推到新的发展阶段。 一、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的历史发展中,科学地理解和把握邓小平经济思想的主题 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科学探索,起始于l9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l9世纪70年代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拓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研究的理论视野,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对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如何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作了最初的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以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不失时机地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一方面走出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奠定了新中国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强调向苏联学习,基本上按苏联既有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形成由国家集中统一领导的计划经济运行模式。到1956年春,经过经济建设的实践,以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已经察觉到苏联模式的弊端,提出要以苏联为戒,正确学习苏联的经验。一是苏联的办法中的许多是错误的,已经给苏联经济发展造成危害,这些东西我们不要学;二是即使苏联对的东西,也有许多不合乎中国实际,不能生搬硬套。由此开始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在实践上取得了一些成就,理论上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其表现在在1956年4月撰写的《论十大关系》和1957年6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及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所提出的一些重要理论观点。但是,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由于受到“左”的思想干扰,并没有沿着正确思路继续下去,使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遭到了如“”这样的严重挫折,特别是“”,更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遭到灾难性的破坏。 20世纪70年代未以后,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自身经济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态势和矛盾作出了正确的分析,并作出了科学的判断,科学地探讨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和发展的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从而在社会主义经济学史上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解决了象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二、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基本特征的探讨,是邓小平经济思想的基础性内容,这一探讨深化了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本质及其特征的理论 邓小平经济思想的主题,决定了它在理论上的主体内容,可以概括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三个层面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 第一,对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内容的分析 总结我国建国以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分析现阶段我国的基本国情,邓小平认为,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所制结构只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并存共同发展。为了坚持公有制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中的主体地位,并发挥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邓小平还从理论上阐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有关系,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兼容性;结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对公有制在现实经济中的实现形式作了探索;强调选择承包制、租赁制、股份制等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是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也是有利于体现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基本要求的。 第二,对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制度的基本内容分析 依据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现实出发,邓小平坚持认为,按劳分配同公有制一样,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内容,它们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区别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原则”。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所有制结构相适应,邓小平对社会主义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经济方式并存的结构作了探讨。他还对按劳分配实现过程中,体现在收人分配上的“先富”和“共富”关系作了理论的与实践的探索,提出了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的“大政策”。同时提出了“三步走”发展战略和“两个大局”思想,“两个大局”思想即“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富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一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第三,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的概括 认识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是搞清楚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和现实的前提,邓小平以他对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长期思考和探索,并根据现时代世界与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实际,把社会主义本质高度概括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揭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与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完善社会主义经济的内联系,极大地丰富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视野。 三、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探讨,构成邓小平经济思想中最富有创造性的理论层面,展示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新课题和新领域 经济体制是一定经济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和管理形式。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理论分析,集中体现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的科学论述 党的十一届中全会召开不久,邓小平指出,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改革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问题,对这一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作了充分的估计,他认为“为了有效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认真解决各种经济体制问题,这也是一种很大规模的很复杂的调整”。反思50年代初期以来我国经济体制的形成及其演化,邓小平清醒地分析其基本特征和弊端,认为原有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就是国家运用指令性计划,直接掌握和控制人、财、物资源,权力主要集中在中央,所有的活动都在计划规定的范围内运行。这一经济体制虽然也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注意利用经济杠杆的作用,并且在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期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逐步开展,也暴露出不少弊端,如“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④等,为此,“如果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当时,邓小平就已经清楚地认识到。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我们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中,“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三方面的问题”。 第二,对建设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创造性的探索 在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最初十年实践的反思中,邓小平强调创造良好的环境对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提出与当时所开展的治理整顿相关的经济体制目标模式,只能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当经济体制改革进人全面深化阶段时,邓小平审时度势,在总结我国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及时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对人们在改革中一直非常关注的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作了新的概括。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他把计划、市场经济机制同社会经济制度“剥离”开来,把计划和市场都看作经济手段,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他又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角度论述了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关系,说明两者是有机统一的。这一理论从根本上破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是社会基本制度的传统观念,诊治了我们在市场和市场经济问题上常犯的“恐资病”,为我们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极为重要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四、对经济运行及其机制的探讨,构成了邓小平经济思想的富有特色的内容,拓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的视野 人类社会经济形态足一个在一定的经济作用下运行和发展的有机整体。经济运行机制简称经济机制。它是一定经济肌体内各种构成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制约关系及这种关系对经济的调节功能,通过经济运行机制系统自动而稳定的运转,推动社会经济正常发展,调节社会资源的有效分配。邓小平非常重视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研究,对社会主义发展不同时期如何运用计划和市场的运行机制,以及运用计划和市场的经济运行机制的重要性等问题作了深入的论述。他认为,“在调整时期,我们可以加强或多一点计划性,而在另一个时候多一点市场调节,搞得更灵活一点”计划和市场作为经济运行的机制,运用得适当,就可以提高社会生产力,更为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优越性。“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决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 邓小平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分析,首先表现他对保持中央权威问题的论述上。他明确指出,中央权威是指中央领导集体的权威,保持中央权威就是中央能令行禁止,说话算数;掌握足够的财力是保持中央权威的物质前提,科学地制定政策是保持中央权威的重要基础。其次,表现在他探讨了政府作为宏观调控的主体在宏观经济运行中的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他认为,政府职能必须由直接调控为主转向间接调控为主.由微观调控转向宏观调控,由搞项目审批、分钱、分物转向利用经济手段搞规划、协调、监督和服务,政府机构必须由臃肿重叠转变为精干、高效,只有这样,社会主义市场机制才得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才得以充分发挥和体现。再次,表现他分析宏观经济运行中的调节手段,如财政调整手段、金融调节手段、法律调节手段、行政调节手段等。此外,邓小平还对国民经济的速度、比例、效益之间的关系,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发展战略问题,以及我国的对外开放等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 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分析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对农业生产方式作了“两个飞跃”的概括。邓小平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第二,在国有工业企业管理方式的变革上提出了“要来个革命”的思想。在企业体制改革的不同时期,邓小平提出了建立和加强以“责任制”为特点的企业管理方式.实行以“承包制”为特点的企业管理方式,以及以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为落脚点的企业管理方式。第三,对发展企业所需要的技术和人才问题作了较为深刻的论述。邓小平强调发展企业所需要的技术可以采取“引进”的办法,对引进的技术不能只是“学会”,还必须“创新”。使企业拥有更高的技术水平。同时,先进的技术要有先进的管理方法,发展企业所需要的人才靠的是“培养”,对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必须是在“很好地使用”中进行培养。 五、对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整体关系和过程的研究,构成邓小平经济思想的主体内容,展示了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广阔前景 以往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较多地注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研究,而忽视或轻视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的研究。这种研究取向的产生,一方面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对象理解的偏误有关,往往把对生产关系的研究误解成仅仅是对基本经济制度特征的研究,对经济体制、对经济运行的研究易于被排斥在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范围之外;另一方面也与长期存在的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有关,现实中单一经济体制模式窒息了对这一体制及其运行研究的活力,从而使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脱离了生动的,丰富多彩的经济实践。邓小平在形成和发展其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过程中,果断地摒弃了社会主义经济学专注于经济制度研究的偏误,使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研究由对经济制度的研究扩展到对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运行及其内在的联系的研究范围。这不仅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新见解,而且也是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必要前提和重要的条件。 在经济关系整体中,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运行三个层面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邓小平既注重对三个层面的统一性的研究。在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中,经济制度决定着经济体制的基本性质和职能,经济体制则遵循并实现着经济制度给定的基本经济关系,作为经济制度的具体存在形式。邓小平在论述发展经济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改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必要性的同时,也看到了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的统一性。他认为,我们既要看到改革经济体制的目的就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也要看到:“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经济体制只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具体存在形式,而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经济运行也是在一定经济制度下发挥作用的,一定的经济制度同样会存在不同的经济运行机制。邓小平在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分析中,既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计划机制、市场机制、竞争机制、价格机制作了分析,也对计划机制、市场机制与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作了较为透彻的分析,使人们从计划、市场等同于经济制度的思想束缚下解放出来。在经济体制与经济运行机制的关系上,邓小平强调了我国原有经济体制的“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从而说明一定的经济体制中总是存在着与之相适应的经济运行机制,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就是对经济运行机制进行选择或实现经济运行机制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