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史论文:一次对中国电影史的检阅 [摘 要]用自己的逻辑去剪裁历史，有什么样的电影观和电影史观就会相应的产生什么样的电影史。把中国电影史的书写放到一个大众传播的视野中来考查，它包括了三个层面的选择：信息传播者的选择、媒介守门人的选择和信息接受者的选择。以上三个层面的选择形成一股合力使得中国电影史的书写和传播出现了部分信息的不真实和部分信息的缺失。中国需要一部融入社会、经济、技术、艺术各层面，融汇内地和港台的综合的带有比较视野的“华语电影史”。 [关键词] 传播；选择；中国电影史 关于对历史的书写与研究，一些学者认为要“以史还史——它要求任何史家在主观上都必须像列宁所说的那样，‘正确地和准确地描绘真实的历史过程’，而不是任意用史著者所在时代的流行观念去裁剪乃至‘塑造’历史”[1]。这样固然好，然而，在具体的历史书写与研究中，这只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不可能真正地“以史还史”，也不能做到历史的完全真实与客观。道理很简单，历史都是今人眼中的历史，历史是在被不断选择的过程。“当一个历史学家为了构建某种历史分析而利用某个‘事实’时，这个‘过去的事实’才成为‘历史事实’，历史学家在全部可用的历史资料中仅仅选择那些他们认为重要的历史事实；‘过去的事实’并不能自己说话，是历史学家把它们作为历史论据的一部分让它们说话。”[2]史学家们是在用自己的逻辑去剪裁历史、阐释历史。中国电影史的书写与研究也不例外，而这种对历史事实的选择又是相对复杂和多层面的。这里，我们把中国电影史著作当作一种传播媒介，从资料搜集、编撰成书到它的传播过程，去研究一个动态的中国电影史中所存在的选择性。 一、信息传播者的选择 传播学的编码理论认为，语言是静态的、抽象的，而现实是动态的、实在的，而且在信息编码过程中存在偏向因素。偏向就是信息的书写者、传播者存在着对所描述主体有利或者不利的选择。[3]在中国电影史的书写和传播过程中同样存在着由于语言的局限性所带来的各种对历史书写的缺憾和书写者对电影史各个时代各个细节的偏向性选择和按照编写者自己的逻辑或是当时流行的观念去做出的选择。 （一）书写者对历史事实认识的不同造成的选择 电影传入中国是一个阶段性的过程，而电影最早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也有着不同的说法。程季华等编著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之前的电影史如：“谷剑尘《中国电影发达史》认为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上海四马路（福州路）青莲阁第一次放映电影；郑君里《现代中国电影史略》却认为电影由香港转入中国到达上海的时间是光绪三十九年（1903年）的事。”[4]而1963年出版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的编著者们翻阅了大量的报纸等资料最终确定电影传入中国的时间和地点是在“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8月11日，上海徐园内的‘又一村’放映了‘西洋影戏’，这是中国第一次电影放映。影片是穿插在‘戏法’‘焰火’‘文虎’等一些游艺杂耍节目中放映的”[5]8。到今天，对于电影何时传入中国这一历史事实还存在一些争议，有许多电影史家还在进一步考证，提出许多很有价值的看法。随着新的史料的发现和进一步考证，还会有不同的选择。这不只是对电影何时传入中国这一课题，而是对中国电影史的许多其他事实也会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而得到不同选择和更新的认识。 （二）电影和电影史观的不同造成的选择 前面我们说了，历史都是今人眼里的历史。所以电影史家的电影观和电影史观对电影史的书写和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就电影的本质而言，它应该包括社会、经济、艺术和技术四个层面的内容。那么相应的中国电影史的写作也应该有这么一种考虑并融入四个层面因素的综合的电影史观。然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往往忽视了其他层面的因素，而无限放大其中的一个因素。 1.意识形态标准。在新中国“十七年”电影史中社会文化功能（意识形态）成为电影的惟一评价标准。当时在电影界流行的一句话叫：“不求艺术有功，但求政治无过”[6]。程季华、李少白和邢祖文编著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就是在这么一种背景下诞生的。《中国电影发展史》自1963年出版以来，一直争议不断。正如李少白所说“有说好的，也有说坏的，好到捧上天，坏到踩入地；右至资产阶级‘反攻倒算变天账’，左至社会主义‘庸俗社会学’”[6]。在谈到该书的局限性时，大家常说的是，得考虑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其实也就是当时的主流的观念，当时的文艺观、电影观和电影史观。该书难免带上了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印痕，在史料的选择、史实的阐述评价上就难免带上了一些左的思想。例如：人们常提起的，根据吴祖光的《正气歌》改编的《国魂》被评价为反动的影片；由《火烧红莲寺》开启的“火烧系列”武侠片，该书评价为：“这股邪风一直狂吹了四年之久”[5]136；开创了中国式谍战片类型电影，引起较大轰动的《天字第一号》，该书评价为：“不仅内容极端反动，艺术处理也拙劣不堪，杂乱到无法再杂乱的地步”[7]。正是在这么一种背景下，一些研究“十七年”中国电影史的学者认为：“电影作为一维性的语言，即只是影片在‘说话’。一旦与新中国这一段意识形态起着超常作用的历史相结合，其结果必然是意识形态主宰一切，新中国电影史就其本质而言就必然成为一部新中国的意识形态史”[8]。所以，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出现最多的两个词应该是：“进步”和“反动”。影片类型大体上有三种：进步电影、趋向进步电影和商业电影。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就整体而言，目前中国电影史著作还没有超过《中国电影发展史》一书的著作出现。该书的极左，大家都知道了；对一些影片的评价不当、漏评也知道了。谁敢保证今天你来评论，再来重写就一定公允？其实，治史只是一种选择，一些人或者一个时代的选择。 2.艺术标准。“”后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刚刚从“”中过来的中国电影一度特别强调电影的艺术性。这一时期以第五代导演为主体的中国电影人拍摄了大量探索性的艺术片，如《黄土地》《霸王别姬》《红高粱》《菊豆》等。在电影艺术、电影美学的探索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同时，这一时期出现的许多电影史著作如：陈荒煤主编《当代中国电影》、郦苏元、胡菊彬著《中国无声电影史》等都特别看重电影的艺术性和美学追求。 中国电影史论文:十七年中国电影译制片创作历史研究再思考 摘 要:1949-1966年的十七年是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创业和初步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译制片事业从无到有,在极短的时间内成熟,并迅速地发展起来。本文尝试从历史研究的缺失、理论探索的传承、译制事业的展望等方面重新考量十七年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创作历史,还原译制历史的真实。 关键词:电影艺术;电影译制片;艺术创作;历史研究;再思考 麦克卢汉将电影比作是“拷贝盘上的世界”,他认为,“我们借电影把真实的世界卷在拷贝盘上,以便像会飞的魔毯似的把世界放出来。”①电影制作人的职责,就是将观众从一个世界即他的自己的世界,迁移到另一个世界中去。而要完成这种“迁移”,译制无疑是最有效的方式。在中国,提到译制片,人们脑海中闪现的大多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上海电影译制厂创作的经典影片、经典人物和经典情节,却往往忽略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电影译制片。诚然,对于十七年的电影译制片来说,它最初承担的主要还是政治任务,是教育民众、鼓舞民众的重要的舆论工具。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外国影片引进规模的扩大,电影种类的增多以及不同社会意识形态、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影片的翻译制作,人们已经逐渐地接受并喜爱上了外国译制片,而译制片也从单一的政治教化功能延伸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观念。如今,十七年电影译制片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是,无论是被淡忘,还是被遗弃,历史终究改变不了它的真实存在。可以说,没有十七年的电影译制片,也就没有“”内参片的出现,更不会有新时期经典译制作品的诞生和辉煌。重新考量十七年中国电影译制片,我们认为,还原译制历史的真实,对于评判译制片的生存价值,探究译制片理论的传承以及客观地看待译制片事业的发展前景等等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意义。 一、历史研究的缺失 在新中国60年的电影历程中,译制片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新中国成立之初,外国影片的引进、译制填补了当时国产电影严重不足的尴尬境地,满足了新生的中国观众在精神文化、娱乐生活方面的需求;同时,译制片的大量上映也适时地配合了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策略,发挥了教育人民、鼓舞人民的功用。作为新中国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译制片尽管占据着重要的历史地位,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创作性质和生产方式,有关电影译制片历史的研究始终没能进入电影专业研究的视域。进入新时期以来,研究中国电影史的专著颇多,如钟大丰、舒晓鸥的《中国电影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李多钰主编的《中国电影百年(1905-2004)》(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王晓玉主编的《中国电影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佐藤忠男的《中国电影百年》(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李少白主编的《中国电影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等等。 在这些电影史著作中,有关十七年电影译制片的文字寥寥无几,而系统地阐释、研究译制片的内容更是少之又少。罗列一下涉及到译制片的电影著作,主要有:丁亚平在《电影的踪影――中国电影文化史评》中,提到过“翻译片”: 除纪录片外,东影还随着形势发展,在1947年底至1949年上半年这一段时间里尝试拍摄、编制了其他品种。如木偶片《皇帝梦》、科教片《预防鼠疫》、动画片《瓮中之鳖》、翻译片《普通一兵》、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长故事片《桥》等。成绩颇丰,充分发挥了作为解放区电影主要基地的重要作用。② 李道新在《中国电影文化史(1905―2004)》中对十七年间引进的苏联电影作了如下评介: 在电影领域,苏联电影史上的许多优秀影片,……不仅被引进中国,而且成为中国普通观众耳熟能详的精神食粮,成为中国电影工作者学习研究的最好对象;正如陈荒煤在文章里谈到的:“新中国电影要成为党教育人民的得力的助手,要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电影来,我们必须很好地向苏联的优秀的电影艺术学习。” ③ 李多钰主编的《中国电影百年》中,也提到了苏联及东欧电影:……《大众电影》的创刊号,正好是6月1日国际儿童节,我们就以前苏联影片《团的儿子》中那个小男孩的照片做封面,……当时夏衍、于伶等人认为有必要做一份新式的电影杂志,多介绍苏联及东欧兄弟国家的影片和我们自己的国产影片,面向广大群众。④ 吴贻弓主编的《上海电影志》是较早也较为全面地介绍上海译制片的专著。书中专门列出“译制片”章节,概述了从1950年到1995年上海译制外国影片的基本概况、译制方针和译制准则等,并选择5大洲较有特点、较有代表性的上海译制的故事片加以介绍。胡昶主编的《长春市志•电影志》则系统地介绍了长春电影制片厂(前身是东北电影制片厂)从1949年译制第一部苏联影片《普通一兵》开始到1988年译制片创作的基本概况,其中包括各个阶段引进影片的国家类别、影片种类、主要翻译人员、译制导演、配音演员等,较为全面地展示了长影厂40年译制事业的发展概貌。……与以上的电影专著相比较,由中国传媒大学资助的科研项目《中国电影译制片历史研究》算是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电影译制片历史的课题了。在2004年北京译制片研讨会上,这份有关《我国译制片的历史与现状》的报告明确地将中国电影译制事业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前1949年至1966年这十七年的创建和初步发展时期、1966年至1977年的十年“”时期、1976年“”结束以后,特别是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的25年大发展时期。 对于最初的十七年也就是译制片创业和发展时期,报告全方位概述了东影厂创办译制片的过程,袁乃晨如何译制《普通一兵》、以及上海电影译制厂创办译制片、改良译制片制作技术等情况,报告还指出了十七年间外国影片的大量译制和上映给中国观众的生活和观念所带来的深远影响等等。在研究中,我们还发现,作为全国艺术科学“十五”规划2005年度国家规划课题(国家级)――“中国电影学专业发展史研究”课题组,以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和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共同立项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计划重点项目(省部级)――“中国电影学史论研究”课题组的最终成果,对各个电影专业学科的发展进行了系统的学术理论的总结,其中包括编剧、导演、表演、摄影、声音、美术、理论、文化、教育、技术、音乐、动画等领域,但是,有关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历史同样没能进入这样的研究课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二、理论探索的传承 半个多世纪的电影译制事业,传达给中国人的不仅仅是视觉上的饕餮盛宴,更多的是在精神和文化领域的全新的转变。从根本上说,译制片的存在是中外跨文化交流的结果,“其根本的使命就是要打破语言的隔膜,在不同的语言文化之间搭建相互理解、相互交流的桥梁。可以这样讲,译制片是交流的需要,是传诵的必然,是跨文化传播的自然产物,或曰终极产品表现” ,⑤“透过它,国人看见外部世界的面貌:有历史的风云、现实的精彩、未来的梦幻。译制片成了实现个人的乃至民族的自我文化认同、文化思考的一种途径。” ⑥吕晓明在《对“十七年”上海译制片的一种观察》中指出:“电影的跨国流传自然由商业动机驱动,却也是一种国际之间的文化交流。外国电影的引进除了满足本国观众的娱乐需求,也不可避免地会对该国的电影文化发生影响,即既影响到观众的观赏口味,也作为一种借鉴影响到本国电影的创作生产。这种情况尤其在电影业发展不平衡的国家间表现得特别明显。”⑦麻争旗在《影视译制概论》一书中认为,译制片是国人了解世界的窗口,是国际文化交流的必然选择,是保护民族语言的有效手段,更是传播艺术的追求。 它(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兴衰沉浮,它的结构成分的变化生动地记录了新中国电影与政治和社会及国际形势的密切联系;而观众对译制片的态度(喜爱、冷落)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某种社会的潜在的情绪和欲望。⑧真正意义上的电影译制,指的是将外国原版影片加工成中文配音的影片,具体来讲就是经过剧本翻译、配音、字幕、录音等加工手段,把一种语言的影片用另一种语言表现出来。从最初的“翻版片”到后来的“翻译片”再到“译制片”,有关译制片的创作理论经历了“从实践到理论,再由理论到实践”的过程。可以说,十七年的电影译制片创作为中国译制片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和理论基础。1949年,苏联影片《普通一兵》的译制成功,标志着译制事业的诞生,与之相应,电影译制创作理论也在实践摸索中逐渐形成。译制的过程是实实在在的艺术创作实践。每一个环节都是艺术家的活动:翻译视之为一种有特殊要求的文学翻译形态,导演视之为有特殊组织规律的艺术表演形式,演员则把配音看作是一门用声音进行表演的永恒艺术。可以说,一个译制班底就是一个创作集体,一部译制作品是整个集体的创造性的劳动结晶。⑨被誉为“中国译制片之父”的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袁乃晨开创了译制片创作理论的先河。上海电影译制厂老厂长、译制导演陈叙一更是将译制理论推向了系统化、理论化的高度。他提出“剧本翻译要‘有味’,演员配音要‘有神’”,并要求从翻译到配音,必须以“上天入地、紧随不舍、转弯抹角、亦步亦趋”的精神,忠实地再现原片在语言和声音上的艺术创造。十七年的译制创作实践开创了译制事业的不同艺术门类的个性和特点。伴随着翻译片种的出现,译制片翻译逐步成为一种重要的翻译种类,需要“用形象化的语言来表达形象思维中高超的艺术意境,应该说都需要达到信、达、雅。” ⑩译制导演是译制影片制作中的主要领导者,“主要任务是指挥配音演员,对照原版片画面反复进行排练,用逼肖的语调、口型重新配音,使译制后的对白、解说所传达的思想感情与原片相符合。”B11而配音演员是“专事配录台词的演员,……配音演员要深入理解剧本,体会人物的思想感情,找准人物的语言基调、口型和气息状态。配音演员的台词处理必须与画面上人物的表演相适应,要忠实于原作,不可根据自己的理解另行创作。”B12作为一种美的追求和艺术的创作,译制片已经形成了独特的艺术品格,比如声画对位、性格再造、情感再现、口语会话、雅俗共赏等。新生代著名译制导演、配音演员廖菁认为,“翻译、导演、配音各显其能、相得益彰:翻译是基础,导演是核心,配音是关键。”B13这一论断与半个世纪前的译制理论惊人一致。由此可见,译制理论的探索和形成离不开十七年以来的传承和发展。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我国的译制事业已经拥有了完全属于自己的空间和市场,时至今日,已经形成了一个由专业机构、专职人员梯队、专门的学术团体(包括专门的网站)、大学教育专业课程设置、发行销售网络,以及一大批支持、热爱译制片的观众群所共同组成的良性循环的有机的译制传播生态系统――这是一个有独立品味、独立思想、独立话语规则的知识结构和文化体系,或可称之为一个有共同兴趣爱好、共同群体身份、共同价值取向的译制文化圈。B14 三、译制事业的展望 中国电影译制事业的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艰苦创业到蓬勃兴盛的过程。在走过了辉煌的1980年代后,译制片逐渐在1990年代中后期走向式微。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甚至有人认为外国原音原版电影时代的来临已经无可争议地将译制片这个“没落贵族”逼向了死胡同。著名学者、画家陈丹青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当年的中国人只能通过有限的译制片了解世界,所以当时译制片是全民热爱的,但随着时代变迁,今天的年轻人不会满足于看配音片,就今天的审美来看,译制片很难成为大众追捧的热点。”B15他认为,“译制片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留下的只是美好的回忆,”并断言,“译制片一定是要死的。”持有相同观点的人认为,语言是理解文化的一把钥匙。经过译制的电影更多地损害了原声语言的神韵和意味,在引进外国影片时,“轻易地用本国语言去表达另一种语言传达出的意思时,在故事层面上可能损耗不大,但在文化意蕴上却是必然有所损失的。”B16其实,早在1953年,在北京的一次专门研究译制片的会议上,当时的电影局局长陈荒煤指出:“只要有语言差别,就有译制片的存在。”而当下对于译制片存亡问题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许多人对译制片的理解并不准确。 上海电影译制厂厂长刘风解释说,并不是配音片才是译制片,字幕片也是译制片的一种。“虽然现在精通外语的观众越来越多,但大多数人还不能观看原版。原版片的确是原汁原味,但它们引进时通常没有字幕或者只有原版字幕,中文字幕是译制片厂制作的,也属于译制片的一种。上字幕的速度很有学问,现在一些盗版片把字幕一股脑全都打出来,很多时候破坏了剧情,而上译厂译制的影片绝对不会出现‘提前泄密’这种破坏欣赏情绪的情形。”B17但是,能够真正看懂原版片的毕竟是少数人,即使采用原声加中文字幕的方式,观众在欣赏影片时既要看文字,又要看画面,往往顾此失彼,因此完全理解原版影片的神韵也是客观存在的难题。持不同观点的人则认为,经过译制的影片不仅不会影响破坏原有的电影,反而会给电影增添新的价值,并指出:译制片与原版电影的关系是互利的、一致的,而不是矛盾的、互相排斥的,观众既可以看原文电影,也可以看译制片,只是增加了一种选择而已。B18“活着,还是不活?”这原本是电影《王子复仇记》中的经典台词,现在竟然成为译制片尴尬生态状况的真实写照。2006年,在中国译制片问题研讨会上,译制事业的发展前景成为与会者讨论的中心话题。 然后,不可否认的是,译制片的创作队伍、人员观念以及制作方式和流程等等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影视数量的增加,棚虫一族的出现,流水线式的制作方式、经济利益的驱动等等因素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经典译制片的创作理念和模式。人们在呼唤经典的同时,又不得不认同和接受译制片的创作现状和窘境。学者顾铁军指出,掌握电影的不是艺术家,而是市场。市场是一只无形的巨大的手,在左右着电影,也左右着人们的收视习惯。“译制片是否该退出历史舞台,不是谁说了算,市场才是第一位的。”B19当然,译制片绝不像生存或者灭亡那样来得简单,要想解决问题或许还要从社会、文化、传统、传播等方面去找寻最根本和最内在的根源。 中国电影史论文:论历史题材电影未来趋向 对于这一年龄段的群体，拍摄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革命历史影片最合适，影片中战士们为保卫祖国冲锋陷阵、视死如归的勇气和胆量会激励他们努力学习，为国家的繁荣发达而奋斗。相信这类影片，一定会受这一年龄段观众的关注，其观后感更是其他类型影片不可替代的。社会工作群体社会工作群体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在他们的意识世界里，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以及传统文化所孕育的价值观念，受到了空前的、巨大的挑战。但是人类学家墨菲说过：“文化是人类智慧的产物，是不同社会独具一格的生活风尚和特征、行为样式和模式。”可见，文化是一个民族和国家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根基，也是区别于其他民族和国家的重要标志。对于这一阶段的人们，一定要增大对他们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宣传，让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渊源流长和博大精深。例如史上的唐朝丝绸之路，它是如何传播以及在传播过程中聪明的中国人是如何克服困难险阻、又是如何将当时的中华文化传到国外，这些类型影片的播出都反映出中华文化深远的影响，更反映出古代人民的勤劳与智慧，进而激励当代国人，唤起他们心中对中华文化的热情。 从观众角度展现历史题材影片的魅力效应 （一）文化传播：满足了观众涉猎新奇知识的心理有调查显示：文化程度不同最影响观众对历史题材电影的选择，而获取历史知识、了解历史进程是观众观看历史电影的第一需要。教育程度不同的观众对历史题材电影的兴趣度不同。首先，历史题材更吸引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人。其次，观众文化水平越高，对历史题材影片的接受程度越高。比起其他现实题材的电影作品，历史剧在题材上对观众而言最为陌生，不论是事件发生的时间和空间，还是人物生活环境、背景等都是现代社会中人从未感受和经历过的，人们总是对陌生的事物充满好奇心，根据这种心理可以推测，观众迫切想要了解和体验的心态，而历史题材影片便提供了最为便利的渠道。《花木兰》为我们细致地铺陈了木兰替父从军过程中所经历的艰辛，使我们深刻地记住了花木兰巾帼不让须眉的伟大之处；《鸿门宴》为我们全面地呈现出了盛宴上的危机四伏，让我们明白了沽名钓誉的霸王项羽为何功败垂成……如果不是这些历史题材剧，我们只能单纯地从文学语言中去想象人物的形象，只能从黑白的照片中想象着那些遥不可及的轰轰烈烈的场景，而电影这门艺术表现形式，巧妙地用影像将文学语言中的人物转化为荧屏形象,让观众在观赏过程中慢慢地品读这些人物的性格特征。所以，广大观众普遍认为，通过观看历史题材的电影，可以很轻松地学习相关知识，丰富历史知识，增加对我国文化的了解。（二）怀旧效用：补偿了观众重构历史传统的期望中国人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都有强烈的“怀旧意识”。而历史题材影片恰好满足了中国大众这一心理需求，这是其他类型题材影片无法替代的。《建党伟业》为我们讲述了一群中国共产党员在风雨飘摇的时代里，为祖国赴汤蹈火、誓死保卫国家的感人事迹，尤其是老一辈革命家们，他们对其战友的怀念之情是深刻的。当然对于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们，观看影片后，便会更加感念党的丰功伟绩，怀念为国牺牲的战士。此时，历史题材影片的怀旧效应就彰显出来了。（三）入世作用：替代了观众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中国民众有着传统且悠久的积极入世的生活态度，人们学习求知不光是为了解释人对自然奥秘的好奇，更重要的是为了家事国事天下事。可以说，现代民众对于当代社会生活和政治是十分关注的。可现代社会中官员贪污、干部腐败等政治问题比比皆是，民众看到问题却找不到合理的解决途径，郁闷情绪无处发泄，只得在虚拟的世界中寻求正义。纵观近年来的电影市场，很多影片都与社会黑暗现象息息相关。例如《狄仁杰之通天帝国》，看贪官污吏最终绳之于法，看英雄好汉为民除害，观众们看了都觉得扬眉吐气、大快人心。这就是这些电影的票房始终居高不下的一个首要原因，因而，也可以作为今后历史题材影片考虑的一个发展方向。 从观众接受角度预见历史电影未来的走向 强化各种类型影片的创作一个好的剧本是一部电影成功的一半，我们应该根据观众对历史题材电影的需求来选择一个好剧本。既要做到文化传播、能够满足观众涉猎新奇知识的心理，又要达到怀旧效用，能够补偿观众重构历史传统的期望，还要起到入世作用，能够替代观众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可是现实情况却是好剧本难求，这就要求导演们在寻找剧本时不能马虎应付，而应该坚持精益求精的原则。积极应用3D、4D技术根据观众对影片展示方式的要求，我们应该尽量做到提高影片的画面质量和增加电影的立体效果。而3D制作由于其独特的视觉效果和欣赏视角，越来越受到观众的欢迎。从国外的一些经验来看，3D制作是值得尝试和借鉴的有效模式之一。而4D电影相对于3D多的是灯光、音响效果以及水、雪、雾场景和适当震动感，其播出的影片真实感更强。未来中国历史题材影片的发展应该在这块下足工夫，相信前景会一片大好。 结语 翻看中国电影史，与其他任何一个艺术门类的发展一样，尽管中间都经历过一段崎岖坎坷的岁月，但令人庆幸的是，最终它还是生机勃勃走到了今天，其取得的成绩更是有目共睹的。其中历史题材影片的发展成就也是非常辉煌的，相对于其他影片，其更有一种厚重感，更肩负着还原历史原貌、达到教育后人的重任。在好莱坞电影的汹涌攻势下，中国电影人未来的路任重而道远！ 作者：王雪珺 单位：成都理工大学 中国电影史论文:电影史中强盗片女性形象 【摘要】强盗片是伴随着美国社会现实以及技术发展而诞生的一种类型片,在经典好莱坞时期便已形成其固定的模式,而女性又是强盗片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文章从精神分析学角度出发,分析强盗片中的女性形象观众,及其引发的观众观影心理机制和所产生的意识形态效果。 【关键词】强盗片；女性形象；心理机制；意识形态效果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的美国有两大重要事件:一是禁酒令的颁布,从1919年至1933年处于禁酒时期,所有酒类饮料制造、销售和运输都被禁止;二是1929年至1934年的经济大萧条,全世界范围的经济崩溃导致商业下滑,造成了大量失业。正是这种社会背景造成了强盗价值的建立--为实现“美国梦”,强盗们来到大城市,期待能够一夜暴富。 对于主流意识形态来说,强盗的成功是不被社会容纳的。所以,强盗们的最后结局必然是死亡,主流意识形态正是通过这种类型片对那些想要通过暴力手段实现暴富的人们说一声“不”! 在强盗片中,强盗们用非法手段暴富,他们从社会的底层一跃而进入上流社会之后,女人和枪支、汽车一样成为他强盗生涯中必不可少的道具之一。Tommy(《人民公敌》)在做完第一笔私酒生意,穿上代表着绅士的西服,走进上流社会人士出入的酒店后,认识基蒂、艾伦;亨利(《好家伙》)不仅有爱慕他的妻子Karen,还在婚后拥有不止一个情妇;Tony(《疤脸大盗》)看上他老大的女人艾薇拉,这个女人在他成功后跟他结了婚。 强盗片中的女性以两种身份出现--亲人或者爱人:金娜是蒙大拿的妹妹(《疤脸大盗》)、汤米的母亲(《好家伙》)、康妮是教父的妹妹(《教父》)、苏利文的妻子(《毁灭之路》);伊迪是尼尔的情人(《盗火线》)、艾薇拉后来成为蒙大拿的妻子、艾波洛尼亚是麦克唐纳的第一任妻子(《教父》)、凯是麦克唐纳的初恋情人,后来他们变成一对貌合神离的夫妻(《教父》)。这些女人们在强盗们的生命中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又或者她们仅仅是作为满足观众“窥淫癖”的“奇观”而存在吗? 一、男性观众的认同和满足 “在一个由性的不平衡所安排的世界中,看的快感分列为主动的/男性和被动的/女性。起决定性作用的男人的眼光把他的幻想投射到照此风格化的女人形体上。女人在她们那传统的裸露癖角色中同时被人看和被展示,她们的外貌被编码成强烈的视觉和色情感染力,从而能够把她们说成是具有被看性的内涵” 在以父系文化为中心的好莱坞主流电影中,女人被作为奇观放入电影中,其目的是为了满足男性观众的窥淫癖。而男性不会对男性的身体产生兴趣,因此,女性在电影中的出现,不仅满足电影中男性人物的欲望,更是通过观众对电影中男性人物的认同从而满足男性观众自身的“窥淫癖”。 从强盗片中的女性角色看来,无论是Tommy的情人还是蒙大拿的妻子艾薇拉,或者麦克•柯里昂的妻子,又或者尼尔一见钟情的伊迪,无一例外都是很漂亮的。她们外型漂亮,衣着时尚,并和男主角相爱。而这些女性不仅成为电影中男性人物的色情对象,她们是强盗的情人--强盗用自己通过非法手段获得的财富满足这些女性的物质欲望,让她们过着像上流社会女人们一样的生活;她们满足了强盗们作为男人的一种征服欲和情欲,同时也满足了电影世界之外的男性观众的色情欲望。 “被展示的女人在两个层次上起作用:作为银幕故事中的人物的色情对象,亦即作为观众厅内的观众的色情对象,因此在银幕的两侧之间存在着不断变换的张力。” 影院作为一个封闭的环境,电影中的世界与银幕外的世界被相互隔绝,而影院中的黑暗也为观众制造了一种隔绝感,并成为满足他们的“窥淫癖”的温床。电影中的男性人物成为男性观众的银幕替代者,男性观众把自己的视线投射到电影中的男性人物,对其认同后,通过电影中的男性人物控制故事进程并进行色情的观看,满足感自己的窥淫欲。 《美国往事》,35年后已经年老的“面条”重新站在他少年时经常偷看黛博拉跳舞的马桶上时,视点的置换让观众也和面条一起偷看了黛博拉跳舞的过程。 1、客观镜头,从仓库里,透过墙孔拍摄一双眼睛的特写,是老年“面条”的眼睛。 2、“面条”的主观镜头,透过墙孔看见黛博拉在跳舞,镜头逐渐推进,后停在一点上。 3、切到黛博拉的近景,黛博拉看向摄影机 4、客观镜头,特写一闪而过的眼睛。 5、客观镜头,眼睛又转回来继续偷看,只是换成了儿时的“面条”。 跟着不断切换的视点,观众的身份也不停的在旁观者和“面条”之间不停变换。当镜头切换为面条的主观镜头时,观众也和“面条”一起偷看黛博拉跳舞,以及换衣服的过程。 二、女性观众的认同和满足 “在女性气质开始发展之前的某一时期--即所谓的阳具崇拜时期,即使在女性身上,想要变成男性的渴望,也是与她的自我相协调的。” 首先,在以父系文化为主社会中,影片中男性视点的快感是电影中占主导地位的快感。弗洛伊德认为,无论是男孩或者女孩都经历了男性(阳具崇拜)时期,女性气质是由男性气质产生的。女性在弗洛伊德所说的“阳具崇拜时期”本身就有一种变成想要变成男人的渴望;其次,在弗洛伊德《关于女性气质》一书中,“男性”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术语,而女性没有被建构为一种差异,只是被界定为男性“二律背反意义上的对立物”而存在,这一界定,使得女性在“主动”和“被动”之间摆动。大部分故事片依照的是“主动性/男性”这一成规来建构的,故事提供了一种主动性视点的认同,所以即便是女性观众也总能够适应这个成规,把自己当成男人一样与男主人公产生认同。 “那些故事的''''语法''''使读者、听众或观看者与男主人公站在一起,而电影院里的女性观众不仅有自身的记忆,而且古老的文化传统使她适应这一成规,以减轻她从本身性别转换到另一性别的痛苦。” 因此,当女性观众在观看被作为色情编码放入银幕上的同性时,首先从“男性”的角度来欣赏银幕上的女性形象,满足自己作为“男人”的偷窥欲望,女性观众甚至可能会同男主人公秘密地产生认同。 其次,女性观众会在“主动与被动”这一具有对立关系的两者之间不停转换,时而女性气质占优势时而男性气质占优势。当女性观众的“女性气质”占优势时,她又从强盗片中获得怎样的快感呢? 电影中的男主人公对女性(无论是亲人还是情人)都是有感情的,而且有责任心,同时又拥有权力和地位,他们不仅给女人提供金钱,还付出感情。而女主人公在男主人公强势的追求下投入他的怀抱,她们漂亮、柔弱的“女性气质”与阳刚的“男性气质”相契合,对男主人公同样付出感情,通常女主人公会答应男主人公的求婚。此时,在“女性气质”占优势的女性观众中,她们由于有着“正确的女性气质”而跟女主人公一样,与影片中的男主人公结合在一起。 karen受辱后给亨利打电话,亨利让她先回到自己的屋子去。karen从窗子里看到亨利用自己的枪把侮辱她的男人打得半死,当亨利把枪递给karen时,karen并没有像别的女人一样害怕,相反的她接受了亨利的并为其倾倒最后嫁给亨利。 BV当看到影片中男主人公为保护女友去揍人的时候,女性观众内心“女性气质”会在此刻占优势,女性内心渴望被强势的男性保护的欲望显现出来。而karen是得到保护的女性,因此女性观众把自己的愿望投射到karen身上并得到满足。 蒙大拿一成功之后就找到妹妹和母亲。他不顾一切的爱护自己的妹妹,看到一个男人对金娜意图不轨的时候,他把那个男人狠狠地收拾了一顿。当他在失踪几天的曼尼家里看到穿着睡衣的金娜时,他愣住了--他不希望自己的妹妹跟一个像自己一样的强盗结婚。于是,他开枪打死了自己的好朋友--金娜身边的曼尼。 让自己的愿望通过投射到银幕上的女性身上得到实现。女性观众正是通过自己银幕代替者--女主人公和男主人公谈了一次浪漫的恋爱。 尽管如此,黑帮电影中的女性仍然处于附属于男性的地位,她们也被摒弃在男性血腥的世界之外。Tommy对艾伦虽然有感情,但是一听说好友纳尔森被他自己的马摔死了后,二话不说离开艾伦家,去跑马场买下那头摔死纳尔森的马,把马杀掉(《人民公敌》)。麦克•柯里昂杀了妹夫卡洛,面对妹妹和妻子凯的责问,他拒不回答,在凯一再追问下依旧谎称自己没有派人杀卡洛。尼尔在认识伊迪之初编造自己的身份,他的身份揭穿后,伊迪打算和他一起离开,此时尼尔却看到跟踪而来的警探(艾尔•帕西诺饰),他转身离开了伊迪。 小结: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强盗片同好莱坞的其他类型片一样,仍然是以男性快感为中心,女性只是作为一种满足男性快感的色情形象放进电影中。 三、意识形态效果 根据苏姗•海瓦德在电影学关键词中论述强盗片中的女性“与男主角有浪漫关系的女人的作用在于赢得观众的心,他们爱屋及乌,甚至会同情和理解强盗:当武装到牙齿的执法者包围这对筋疲力尽的情侣时,强盗经常在她的怀抱中死去。” 通过对电影本文系统的分析可以看出,女性形象在强盗片中的出现并非仅只是作为一中色情编码而存在。事实上,她们的存在对强盗们的生活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代表着道德秩序给予强盗们关怀。 首先,在强盗的血腥生涯中,女性的出现为他们带来极少的宁静,成为强盗生命中最美好的一部份。 麦克为父报仇杀了索拉索后,为躲避风头而回到西西里岛。在这里,他邂逅了美丽西西里姑娘艾波洛尼亚,麦克对她一见钟情,并在她父母的见证下跟她恋爱,举行婚礼。这一段中导演使用意大利音乐家Ni?oRota创作的“lovethemeformthegodfather”,一首具有典型的意大利西西里岛塔朗泰拉风格的曲子,用意大利传统乐器曼陀铃演奏,节奏舒缓且深情。在充满阳光的西西里岛上,麦克过着或许是他一生中最为平静的生活,像普通人一样生活着--打猎、娶妻,远离血腥。然而,当艾波罗尼亚被麦克身边的奸细害死后,他平静地生活就此结束。麦克回到美国和凯结婚,成为新一代教父。 尼尔和伊迪偶遇,他们的交谈让一直保持警惕的尼尔放下戒心。在伊迪山顶上的家里,两个人站在阳台上俯瞰夜色笼罩下的城市,他们一边喝酒,一边谈论自己的家人。刚刚经历过一次生死搏斗的尼尔,得到片刻的安宁,这里没有城市里嘈杂的车声和人声,也没有枪声和打斗声。尼尔说菲济有一种会发光的海藻,每年会浮出海面一次,像极了这城市的灯光。 当尼尔请求伊迪和他一起离开这个城市,去新西兰,这样他可以到另外一个城市获得新生。伊迪答应了!(《盗火线》) 蒙大拿终于找到失散多年的母亲和妹妹,当他在夜幕下开着自己的豪华车来到她们的住处时,城市的灯光氤红了半边天,为夜晚增添了些许暖意。他的母亲和妹妹住在远离闹市的地方,这里同样很宁静。他的母亲了解到他这些钱是怎么得来之后,拒绝再跟蒙大拿来往。从此,他没有家可以回,金娜被带到他的社会中去。而蒙大拿回家时的这段音乐在后来的影片中再也没出现过。(《疤脸大盗》) 亨利、汤米、占米三人开车出去埋尸时,路过汤米的家。汤米家只有他的母亲。在汤米的母亲看来他们和普通人一样,过着规规矩矩的生活,丝毫看不出他们是刚刚杀完人。汤米的母亲给他们做饭,催促汤米赶快结婚,讲笑话给他们听,给他们看自己的画。依然是在一个远离城市的地方,亨利他们感受到了来自母亲的关怀。这时的情景与他们刚做过的事和即将做的事形成强烈对比,也和停在屋外的车里发出的碰撞声形成反差。这近三分钟的时间,在他们的生涯中似乎再也不会有了。(《好家伙》) 其次,女性还是强盗们所犯下的罪过的承担者--特别是帮派之间的火并行为。对强盗的所作所为几乎毫不知情的女性,往往仅只因为她是强盗的女人而被毁灭。 夜晚回到家的伊芙,看到床上有一个枪眼组成的人的形状。来追杀“面条”的人就躲在他家,他们再三追问伊芙都没有得到“面条”的去处,后把伊芙杀死了。(《美国往事》)新晨 麦克•苏利文和唐纳出去执行任务时,被藏在车内的苏利文之子麦克看到他们杀人的场面。为了避免泄漏消息,心狠手辣的唐纳趁苏利文不在家的时候,杀了苏利文的妻子和小儿子。(《毁灭之路》)亨利因为吸毒贩毒而被警方追捕,一家人陷入贫困之中。担心亨利成为警方的证人占米对他起了杀心。知道自己境况不妙的亨利让Karen代他去找占米拿钱,这让karen差点成为亨利的替死鬼。(《好家伙》) 蒙大拿深爱他的妹妹,他害怕自己的妹妹受到伤害。当看到好友曼尼和金娜在一起时,他没有听任何解释杀死了曼尼,这一行为让金娜接近崩溃。金娜穿着睡衣来到蒙大拿的房间时,他的对手也潜进他的房间,在他眼前杀死了金娜。(《疤脸大盗》) 艾波洛尼亚和麦克•柯里昂结婚后,就被前来西西里追杀麦克的人炸死在车里。(《教父》) 结论: 强盗们的成功方式--通过暴力实现自己“美国梦”与主流意识形态不符合--注定他们要被毁灭。当看到强盗对女性--无论是亲人或情人无微不至的付出时,观众们也看到了嗜血如命的强盗们人性化的一面,也是他们人性中除了兄弟道义之外的闪光点。如果不是对妹妹极深的爱,蒙大拿也许不会死;尼尔留下伊迪一个人,是为了不把她卷入危险之中。不过强盗们通常死得都很孤单:Tommy被仇家杀死后,尸体扔在家门外;蒙大拿被对手乱枪射死在自己的豪宅里,死的时候他的妻子艾薇拉、妹妹金娜都离开了他;尼尔抛下伊迪在医院,自己在机场里被警察击毙;不可一世的柯里昂死时,身边只有刚学会走路不久的小孙子。就连《邦尼和克莱德》这对一起犯罪的雌雄大盗,被警察射杀的时候也是一个人在汽车里,一个人在汽车外。尽管麦克•柯里昂没有死去,但他形影单只,精神孤独,这也是强盗片将强盗们推出主流社会的另一种方式。 中国电影史论文:电影历史文化变迁 电影是社会历史的晴雨表，文化变动的聚焦点。电影自诞生以来一百多年间，举凡影响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大历史事件，都成为电影想象力的重要源泉。60多年前席卷全球、对人类历史及世界政治格局都产生重要影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世界各国电影创作的重要题材之一，并产生了诸如《倾听伦敦》、《意志的胜利》、《虎口脱险》、《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伊万的童年》、《辛德勒的名单》等能够代表各国政治立场、民族文化、审美趣味及影像风格的二战经典影片。 对于中国电影来说，20世纪30年代日本法西斯的入侵以及中华民族展开的自卫战争，也是自抗战爆发以来中国电影的重要表现题材。由于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经历了政治经济制度的巨大变革，不同历史时期抗战题材电影的创作者对这场民族战争的关注点和表现力都是不同的，因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抗战题材电影所呈现出来的意识形态、审美风格、影像语言也都是各异的。这其中，虽然贯穿着创作者较为自觉的艺术个性的追求，但几乎无一例外地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清晰地折射出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历史、政治经济以及文化风尚的变迁。 一、民族觉醒与成长的影像寓言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被卷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开始了抵抗侵略保家卫国的八年抗日战争。时势的要求，使得抗战八年这一阶段成为中国抗战题材电影比较集中的一个特殊历史时期。抗战的爆发对中国电影业的冲击是巨大的，尤其是“淞沪战役”之后，此前集中在上海的大部分电影公司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明星公司遭受的破坏最为严重，从此一蹶不振。战火不仅毁坏了很多摄影基地、制片机构，而且电影的创作人员和观众都处于流离失所的状态中。在国破家亡的危难时刻，电影的宣传教育功能必然得到空前的重视，中国电影自觉承担起宣扬抗战、鼓舞士气的责任。战争爆发后，电影界首先掀起了一股记录战争的新闻纪录片潮流，像《卢沟桥事变》、《空军战绩》、《淞沪前线》、《克复台儿庄》、《东战场》等等，及时记录抗战前线战争的进展，是中国抗战历史的真实记录和生动写照。除此以外，这一时期抗战题材的故事片也都呈现出一定的纪实倾向。比如《东亚之光》、《八百壮士》、《血溅宝山城》等都是把抗战过程中曾经发生的真人真事搬到了银幕上。其他一些影片像史东山的《保卫我们的土地》、何非光的《保家乡》都采用无声手段，所有场面均使用实景在露天拍摄，使得影片用比较逼真的画面展现日本侵略者的残酷和暴行。尤其是何非光的《保家乡》，“影片令人惊异之处是采取戏剧与纪录手法的结合非常有效，可谓结合‘写实主义’与‘表现主义’美学的一次成功尝试。前段写沦陷区某村落被日军侵占后，遭到奸淫抢掠，日军掠杀平民、放火烧村，用刺刀刺杀婴儿、用毒针令平民变哑、以火刑对付反抗分子等场面，既有着震撼的实感，在构图和光影、动作处理上，又有着近乎表现主义的气派，而众职业演员混合着非职业演员的演出，并无生硬与不协调的痕迹；约略可以窥见战时重庆的创作虽然条件简陋，但创作人员能够善用环境突出简朴粗犷的美感，注入创作的激情，而提升到一定的艺术高度。”（注：罗卡《何非光侧影》，载黄仁编《何非光图文资料汇编》第11页，台湾“国家”电影资料馆2000年版。）还有一些影片，如《中华儿女》、《孤岛天堂》等，在故事片中穿插纪录片或新闻片的镜头来增强真实性。抗战时期纪录片的兴起及故事片纪实倾向的创作潮流，是抗战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电影现象，表现出电影人力求迅捷真实地反映抗战现实，传达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主题。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抗战题材的影片都设置了大致相同的故事线索，即主人公原有的平静生活被侵略的炮火打破，在目睹日军残害中国同胞的暴行或饱受苦难生活磨难的情况下，最终坚决地加入到抵抗侵略者的潮流中。例如，史东山编导的《保卫我们的土地》就表现了一个普通农民刘山一家的生存之地屡遭侵略者的掠夺破坏，走投无路的他们最后向侵略者冲杀而去的故事。而沈西苓的《中华儿女》通过四个独立的小故事，具体表现中国各阶层民众的觉醒和抗战。第一个故事就叫《一个农民的觉醒》，在南京郊区的农民刘二哥逃难回来，迎接他的是妻子被日军蹂躏致死、老母奄奄一息的惨状，亲人的死伤使刘二哥觉醒，最后走上了抗日的道路。第二个故事叫《老公务员之死》，刻画安徽某城一名老公务员在日军占领他的家乡后，以毒酒宴请日本军官最后同归于尽的抗敌壮举。第三个故事叫《抗战中的恋爱》，着重反映青年人在抗战中的思想转变过程，尤其是一位“中间人物”由于敌机轰炸而使自己的爱人惨死，亲人瞬间的离去使他觉醒，也投入到抗战的洪流中。第四个故事是《游击女战士》，描写一个刚参加抗日队伍的年轻女战士机智完成任务的故事。再比如，孙瑜的《长空万里》表现的是青年人经受战火洗礼、报考空军为国抗战的故事。贺孟斧的《风雪太行山》表现的也是太行山区老矿工马老汉受尽日军摧残认清了他们的本质，最后和农民联合起来共同抗敌的故事。这些影片中的主人公无论是农民、矿工、公务员、青年学生，无论男女老幼，都是民族战争中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但他们的性格都经历了由软弱、犹疑到坚强、果断的过程。实际上，在抵御侵略的战争中，个人小家就是民族大家，“家”就是“国”，“国”就是“家”，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影片中这些普通民众在战争中的觉醒和性格的转变，实际上映寓的是中华民族在抵御侵略的战争中克服软弱、走向坚强的成长过程。这一时期的抗战电影，在爱国主义的主题中，构筑的是一个独特的、战争与人的命运、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的影像寓言。 抗战结束后，与当时的意识形态对峙的社会政治格局相一致的是，抗战题材的电影也呈现出对峙、分流的局面。一方面，“中电”作为当时国民党官办的电影制片机构，拍摄出《忠义之家》这样借用抗战时期一个掩护和支持“地下工作”的“忠义之家”的抗战故事，来传达包含明显政治含义、维护其统治利益的意识形态思想。另一方面，也更为普遍的是，一些具有民主主义进步思想倾向的艺术家则是通过这场战争表达对社会历史、民族文化的思考。史东山的《八千里路云和月》将战争岁月与一支抗日救亡演出队中主要人物的聚散离合结合起来，运用对比的手法，真切地传递出民众悲苦生活的时代气息。而被认为是这一时期史诗巨片的《一江春水向东流》，（注：柯灵《从郑正秋到蔡楚生——在香港“早期中国电影研讨会”上的发言》，《柯灵文集》第318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92年版。）以抗战为背景，不仅表现战争的摧残性，更从战争及历史的进程中透视家庭伦理、道德情感，厚重的社会批判与文化批判及对中国传统艺术手法的创造性运用，使这部影片成为代表那个时代的艺术经典。 二、新生国家意识形态下的赞颂之歌 抗战题材的电影创作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十七年”间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对于一个参与过抗日战争、紧接着又通过解放战争打败了国民党政权，经过28年艰苦奋斗而建立起来的新生政权来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对自己领导建立的这个新生国家历史认识的基础，因而表现战争成为这一时期包括电影在内的文艺创作的重要题材。仅在1949—1952年间，东北、北京、上海和文华这四家电影制片厂，就先后拍摄了《回到自己的队伍来》、《中华女儿》、《钢铁战士》、《新儿女英雄传》、《翠岗红旗》、《关连长》等包括抗日战争题材在内的战争片25部，占这几年全部影片数量的40％左右。总的来看，与30年代相比，“十七年”抗战题材电影的表现中心并非纯粹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而是将其整合在新生国家意识形态的宏大话语体系中。新生国家的权威话语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众建立国家的历史构成了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现代史的全部内容，即中国现代史是一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抵御外来侵略、推翻反动政权、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中的一部分，一个链条或者说是一个环节。 在这样的国家意识形态权威历史观的指导下，“十七年”有关抗战内容的电影从抗日主体、叙事结构、镜头语言、影片主题、审美格调等各个方面都显示出这一时期抗战电影所独有的特色。首先从抗战的主体来说，无论是《狼牙山五壮士》、《中华女儿》、《卫国保家》，还是《小兵张嘎》、《地雷战》、《地道战》、《平原游击队》，这些影片无一例外地突出和强调抵御外来侵略的抗日主体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战士或游击队员，共产党是维护民族大义的代表，人民利益的维护者。其次，在影片的创作中，往往是以“二元对立”即“我军”和“敌军”的艺术形式来结构影片，塑造人物形象的。“我军”指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各种军队和游击队战士，以及备受压榨的农民，他们出身贫苦，英勇善战，大公无私，忠实可靠，乐观开朗。这些人物也有显著的外在相貌特征：身材高大匀称，精神饱满，眼睛黑亮等等。“敌军”指的是日本侵略者，汉奸，国民党军队及其特务，以及地主恶霸土匪等。这些人残忍、自私、贪婪、愚蠢，最终走向失败或灭亡。身材矮小肥短、贼眉鼠眼、凶恶丑陋，是标明他们邪恶本性的主要特征。这种艺术结构形式很大程度上形成了这一时期战争题材影片的创作倾向。 英雄主义是“十七年”抗战电影的主题。抗战电影的创作者大多数来自解放区，比如凌子风、成荫等，他们既是战争的目击者，又是战争的参与者，特殊的战争经历和文化背景，赋予他们认识战争表现战争的特殊审美观念。这种观念，首先表现在这些创作者不再以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和视角去表现战争。如前所述，抗战进行时期的电影人虽然经历过战争但没有参与过战争，他们往往以知识分子启蒙的视角去表现民族战争中民众的觉醒。但在新的历史环境下，这一启蒙主题被迅速淡化或压缩到很不重要的地位，亲自参与过战争的电影创作者全心全意地赞颂和讴歌在战争中涌现出来的民族英雄。这种赞颂的激情是普遍存在于这一时期文学艺术创作中的时代情绪。比如郭沫若的政治抒情诗《新华颂》、胡风的大型交响乐诗《时间开始了》都将浓烈的赞颂之情熔铸在诗歌创作中。就连一向审慎的巴金也表示：“我的笔即使写不出振奋人心的‘热情的颂歌’，它也要饱蘸作者的心血写下一个普通人的欢乐和感激的心情。”（注：巴金《赞歌集·后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版。）与这些作家直抒胸臆对未来美好社会期待和想象的赞颂之情相比，经历战争风雨的电影人通过高山大川、蓝天白云、青松翠柏等中华传统文化所表征和认同的“宏伟崇高”物像，伴随激越高亢或深情婉转的民族乐曲，来表达他们对战场英雄英勇无畏、敢于牺牲、无私奉献精神的真实倾慕之情。《中华女儿》中，当八位抗联的女战士投江自尽、英勇牺牲之际，雄壮的音乐响起，画面上映现翻腾的江水，叠印崇山峻岭、蓝天白云物像，深情地传达出对英雄的崇敬之情。《狼牙山五壮士》还直接引用历史典故和诗词寓意寄托景仰赞颂之情。影片开始，阳光从云海中穿透，照射在苍茫的山川之上。此时，浑厚的男中音响起：“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接着介绍这首诗的典故，以古寓今：“岁月悠悠，两千年过去了，这儿的一草一木都没有向敌人屈服过；这儿的每一块石头都曾染过英雄的鲜血！”随着激情的朗诵，镜头从空中俯拍，画面横移，依次映现蜿蜒的河流、高耸的山峰、长城烽火台，岳飞题写的“还我河山”和狼牙山五壮士纪念碑，并在仰拍的纪念碑上叠印出片名《狼牙山五壮士》。这一过程中，景别越来越小、镜头尺数越来越短，传颂的情感也越来越强烈。 乐观主义构成了“十七年”抗战电影的审美基调。由于八年艰苦抗战是以最终辉煌的胜利结束的，紧接着解放战争胜利的结果又是新的社会秩序的建立，“十七年”战争电影的创作者也是新生国家的建立者，他们并不在意战争过程的残酷和艰险，甚至回避战争的暴力和血腥，而是特别强调战争的最终胜利意义。与同时期西方国家的反法西斯战争电影像前苏联电影《伊万的童年》等重在反思战争对人类生存命运的影响、观照战争中的个体生命价值所不同的是，50、60年代中国抗战题材电影表现的是共产党领导抗日队伍的群体风貌和战争的现实结果。此外，英雄的塑造也是为了突出集体主义的力量，英雄不会在战争中轻易死亡，即使死去也必须用更大的胜利场面或雄壮的气氛来冲淡它的悲剧性。也就是说，个体生命的价值在战争中受到的残害或损毁也因为集体最终的胜利而消解，其结果就是这种以道德价值的认识取代生命本体价值的认识也消解了“十七年”抗战题材电影的悲剧美学效果，形成昂扬乐观的审美基调。 “十七年”战争电影的繁荣不只体现在战争电影的数量上，还表现在对战争电影的艺术探索上。这种探索表现在艺术家对中国民间文化艺术元素的借鉴和发挥上。中国传统民间文艺素有所谓“游侠”、“绿林”、“侠义”等题材，其艺术结构和审美范式一向为大众所喜闻乐见。“十七年”电影艺术家自觉从民间文化中吸收活泼自由、洋溢着原始生命力的艺术营养并加以创新，打破了这一时期抗战题材电影一度过于刻板的叙述方式和审美风格，形成了中国特色战争惊险片的新类型。这类影片并不正面展现大规模的战争场面，而是主要选取游击抗战题材，设置非同寻常的情境和紧张曲折的情节，塑造性格鲜明类型突出甚至夸张的人物，极力渲染战争的传奇性和趣味性，也大大增强了战争影片的观赏性。比如电影《铁道游击队》中，那活跃在铁路线上让日寇闻风丧胆的游击队员，其性格特征更像民间文艺中的“游侠”，不仅个个身怀绝技、浑身是胆，而且他们莽撞好斗、喝酒赌钱的草莽英雄习性，让观众更真切感受到传统“侠义”的动人魅力。《林海雪原》吸引观众的不仅是那五位个性鲜明的侠胆英雄，更是“奇袭奶头山”、“智取威虎山”等一波三折、险象环生的情节。而在《鸡毛信》展现儿童英雄机智灵活抗日的影片中，也散发着民间文艺的质朴和清新。就连《地道战》这些当时原本是作为军事教学片的电影，也注重吸收活泼生动的民间口语、民谣等艺术成分，增加趣味性，“力求达到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注：任旭东《回顾〈地道战〉的创作》，《电影艺术》2005年第1期。） 三、思想解放潮流中民族记忆的文化反思 “”期间，除了几部“样板戏”之外，包括电影在内的文艺创作陷入荒芜的境地。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的“拨乱反正”，文艺界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潮流。一时间，朦胧诗、实验话剧、先锋文学、摇滚音乐等都纷纷活跃在文艺创作的舞台。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反思与批判，对人文理想的追求，推崇启蒙主义和理性主义，强调个性解放一直是这一时期社会文化思潮的中心主题。饱含着中华民族特殊历史记忆的抗日战争，自然进入艺术家的创作视野，并成为第五代导演吹响反叛传统、张扬个性的号角。这就是张军钊的《一个和八个》。与以往通常在激烈的战争场面中正面凸现英雄人物的优秀品质所完全不同的是，《一个和八个》并未涉及太多炮火纷飞的场面，而是把影片的主角，一个共产党员和几个土匪、逃兵、奸细置于相同的被囚禁的境遇中。在这里，正义与背叛、勇敢与懦弱、先进与落后曾经是截然对立、泾渭分明的形象被混同在一起。这种历史情境与人物关系的反常规设置，不仅体现出新一代创作者在思想解放潮流中对民族战争与过往历史的重新思考，更昭示出他们特立独行的创新姿态。导演自己说：“常有人问我：《一个和八个》为何要在历史观和电影形态上采取极端叛逆的态度？……我们只是本能地要求标新立异。想出这个东西，别人没整过，这是当时咱们确定的一条原则。这条原则在《一个和八个》自始至终全面贯串。”（注：张军钊《从〈一个和八个〉到〈弧光〉》，《电影艺术》1989年第1期。）这条原则还体现在创作者对战争本身残酷性的关注。整部影片在主要场景的选取中，原本生意盎然的田野几乎没有出现代表生命的绿色，这种处理意在突出战争对生命的毁灭。正如曾担任这部影片的摄影师张艺谋所说：“由于我们对以往中国战争片的那种矫饰感，那种贪花好色极为反感，于是走了一个极端，拍广阔的天和地，拍寸草不生，对民族危亡关头的严酷性进行抽象的表现。”（注：罗雪莹《红高粱：张艺谋写真》第32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88年版。）而他在自己导演的影片《红高粱》中，“我奶奶”最后被日寇扫射而死的惨烈之状，在大片血色殷殷强烈视觉冲击的画面中，战争的残酷直面而来。 实际上，对于第五代导演来说，抗战题材只是他们特立独行的一个底色，在这个底色之上，探讨的是人的精神世界，张扬的是个体生命力的勃发。就以《一个和八个》为例，共产党员王金被怀疑被隔离的境遇，与其说是战争年代确认爱憎立场的一种特殊情境，不如说是对人类普遍的生存困境的真切传达。而全片最为人称道的影像造型也集中在对困境之中人的精神世界的表达上。“全片除个别场景外，画面都卡得很紧，人物都用中近景处理，几乎没有富裕空间，饱满得有胀破画框之感。人物很少处理在画面中心位，一般只占一个边角。”“压缩的空间表现，正是对精神层面、灵魂搏斗的有形揭示，正是对扭曲的非正常的心理状态的可视展现，从而给观众视觉和心理上造成强烈震撼。”（注：郑国恩《强烈的视觉冲击——中国新电影的造型突破》，载罗艺军主编《20世纪中国电影理论文选》（下）第473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年版。）尤其在影片的结尾，锄奸科长拄着拐杖，斜倚在王金身上，构成一个大写的“人”字。这个“人”字几乎占满画面，在高光背景下，产生剪影的效果。经过民族战争的洗礼，真正的人性得以张扬。作为第五代代表之作的《红高粱》，借抗战的背景、东方民俗的仪式，着力渲染的也是喷薄而出的生命强力，这已经成为评论界的共识。无论是《一个和八个》重在造型，还是《红高粱》着意色彩，第五代导演影像语言的大胆与创新，正契合了80年代人文主义的启蒙主题。 四、大众消费文化环境下的娱乐诉求 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了社会的中心地位。这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巨大转型，给中国的电影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一方面，与整个中国经济体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电影业陆续被推向市场，开始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意识形态事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文化工业转变。在这种情况下，电影能否受到观众的认可并获得市场利润，成为电影能否生存的首要前提。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经济利益对人们的价值观念产生了深重的影响。80年代备受推崇的启蒙主义、理性主义受到了冷落，实用主义、消费主义得到了越来越多民众的认同。其结果是，中国的文学艺术开始从80年代的文化启蒙向大众娱乐的文化消费转型，正像有评论者指出的那样：“侃爷、丑角和明星占据着文化大舞台的中央，夸张、做作、神侃、混聊、故作轻松、充满噱头或者浅薄轻佻、卖弄风情的各路‘明星’充斥电视、电影、广告等传播媒介。这是一个小品的时代、侃爷的时代、明星的时代。百年来审美风尚在此明显地‘转了个弯儿’。它世俗化了，生活化了，享乐化了。大众消费的世俗趣味第一次成为审美文化的主导趣味。”（注：陶东风、金元浦《从碎片走向建设——中国当代审美文化二人谈》，《文艺研究》1994年第5期。） 在这种文化环境中，电影的认知功能、教育功能甚至审美功能都受到了抑制，电影的娱乐功能得到了极大的强化和突出。于是，一向被认为是沉重严肃的抗战题材电影在90年代也注重电影的娱乐化取向，注重与世俗沟通。其中，张建亚的《三毛从军记》无论从片名立意还是叙述手段，都采用了戏谑的游戏化手法。影片中的主人公就是张乐平笔下的三毛，借用这个著名的漫画人物和大量偶然性的情节使战争游戏化。比如，三毛意在举枪杀敌，却朝空鸣放打下一只鸟；炮响过后炸出的却是水池中的鱼等等，此类细节贯穿全片。此外，影片还将京剧《沙家浜》的场面和《白毛女》的造型穿插在一起，把“西班牙斗牛曲”、京剧音乐、电子游戏“魂斗罗”的音乐混同在一起，通过这种拼贴、模仿和混同，增加了影片的戏谑性，在营造荒诞艺术效果的同时，也消解了以往的权威认识，重新表达了对战争、历史、英雄的理解。如果说《三毛从军记》是通过漫画、喜剧幽默调用观众的某种解构情绪的话，那么，姜文的《鬼子来了》则是通过设置人物的尴尬身份来试图颠覆曾经的集体记忆。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马大三，必须在日本军的眼皮底下看守一个日本人和一个汉奸，既不能让经常来村里扫荡的日本军知道，又不能痛快地杀了他们，甚至还得尽心尽力地款待他们。对于马大三和他的乡亲们来说，这样做的缘由也许只是出于生存的本能，但他们这些日本占领区的中国老百姓，本身就处于民族的、政治的尴尬处境中，无论认同什么，都摆脱不了注定悲惨的命运。影片运用黑白和彩色影像对比，在戏剧化的情境中引发人们对历史的思考。 除此之外，更多抗日战争题材的影片不是通过对艺术通俗化的探求来达到与观众、市场的沟通，而主要通过离奇的情节包装、甚至战争暴力的渲染以及色情的暴露，在诉诸大众心理及感官刺激的同时，迎合大众对娱乐消费文化的需求。比如，《南京大屠杀》虽然取材于抗日战争，但这部影片最令人难忘的也许仅仅是极端血腥的暴力场面，而刻骨铭心的民族记忆也在成贤医生那个中日混合的家庭悲剧的情绪化影像中失落；再比如，冯小宁的《黄河绝恋》与其说是抗日故事，不如说是异国男女相恋的爱情传奇；叶大鹰的《红色恋人》也如出一辙，他的另一部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为背景的影片《红樱桃》更以直接的女性身体的裸露来满足大众的日常性欲望，并且取得了商业利益的成功：在《电影艺术》所列的1995年国产影片票房收入排行榜上，《红樱桃》以在上海、北京、广州三地创造1300万元的票房收入高居榜首。突出电影的娱乐功能、重视电影的经济收益，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仅仅以感官满足代替了历史思考，那么战争历史题材所具有的珍贵启示意义也就荡然无存。 在新的世纪，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电影进一步走向市场、形成产业化规模是其在全球化语境下的必然出路。但在产业化的进程中，除了政府管理部门相关政策的进一步出台，来优化产业结构、规范市场秩序之外，电影创作者在追求市场效益、制作大量商业类型片的同时，更要注重娱乐电影的艺术探索。对于当前中国抗战题材电影的创作来说，如何走出好莱坞渲染暴力和色情的模式，积极借鉴以往创作的艺术经验，创作出具有民族文化、导演个性与时代特色有机融合起来的中国反法西斯的战争影片，是值得深入思考的。 中国电影史论文:浅谈我国电影史学的建构 一、创一个时代：史学建构与传道育人 中国电影已走过百年历程，历经沧桑，在发展的道路上时而突飞猛进，时而步履蹒跚。它以影像的方式记载着华夏大地炎黄子孙的生存繁衍、政治更迭、文化兴变，折射出时代的悲欢和历史演进的轨迹。从我国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定军山》起，到今天互联网环境下的大电影研究，中国电影史学家们可谓鞠躬尽瘁，他们一边冷静客观地书写着中国电影百年巨变，一边又为其扼腕叹息或激动不已。这其中，就有李少白活跃的身影。李少白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中国电影史学家，对中国电影事业作出了开创性的巨大贡献，他撰写了大量历史、理论文章及专著，其中《中国电影发展史》《影心探赜》《影史榷略》《中国电影史》等均成为中国电影史研究的必读书目。李少白提出的“史论结合”的电影史书写方法与他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影响了几代人。他对中国电影史始终怀有温情，将中国电影的发展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看待，对历史作出了较为公正的评价。作为《中国电影发展史》的作者之一，这部“官修”史曾经成为李少白人生的“污点”，在“”期间被指摘为“毒草”，但正是这样的“污点”成就了中国电影史研究的里程碑之作，《中国电影发展史》也成为中国电影史研究绕不过去的学术基点。同时，李少白还是《中国电影艺术史》写作的策划者和实施者，尽管这本历史巨著由于种种原因未能问世，但史料收集和思路框架都已完成，激励了无数后来的电影史研究者为着这一目标而奋斗。它的流产是李少白人生的缺憾，却开启了后世电影史研究的康庄大道。李少白同时又是一个电影理论家。20世纪80年代，西方电影理论大量进入中国，他积极参与了关于中国电影理论和电影美学的讨论，并发表了许多有分量的学术文章，比如《历史地看待电影的多元属性》《电影民族化再认识》《论电影艺术形式》《电影本性纵横谈》等。他从电影的本性、艺术性、美学、创作规律、历史与现代性等多个方面论及电影理论建构过程中所涉及的许多重要问题。李少白不但是中国电影史学专家、电影理论专家，也是一个教育家，他开创了中国电影学学科，培养了大批电影研究人员，为电影学人才培养构建了系统完整的学科体系。他也是我国第一批申报电影学硕士和博士培养的专家，并培养了一大批学者，如丁亚平、陆弘石、钟大丰、王汉川、鲍玉珩、李道新、高小健、赵小青、石川、秦喜清、虞吉等，这些专家学者如今已经成为中国电影史学研究的中流砥柱和带头人。《电影史学的维度——李少白学识与人格研究》一书收录了大量研究李少白的史学观念、电影理论和教育理念的文章。这些文章的作者多为当前在中国电影行业从事电影学教育和研究的著名学者专家，如孟犁野、王人殷、郦苏元、陆弘石、陈墨、丁亚平、李道新等，他们或为李少白的同事朋友，或是他的学生后辈，对他的学术思想、研究方法和教育理念等有着深刻的认识和见解，在生活中也与他有着深厚的情谊。他们试图通过本书向读者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学家，还力图透过历史的表象，对李少白的学术思想、教育理念和管理理念提供一个全景式的深入介绍和探索。以便读者对这位曾为中国电影史和电影理论的发展作过巨大贡献的学者，能够从本质上产生较为深刻的了解。 二、冰心一片：诗人之气与历史之魂 《电影史学的维度——李少白学识与人格研究》一书收录了李少白的集外文选、诗选49篇，这是他非常珍爱的文字。诗言志，歌咏言，世事浮沉，李少白将自己的人生感悟、心灵轨迹写进诗里，也透出几许对生活的无奈、事事不遂如人愿的感慨。但更多时候，他像一个站在古崖上的诗人，衣袂飘然，怀着几分时移世易的喟叹，一个人陷入深深的沉思，留给人一抹孤独的背影。板凳甘坐十年苦，文章不写半句空。半生辛劳，治史一生。李少白倾其一生研史、治史，直至病重，床头还放着他珍爱的电影史书籍。但他又是一个灵魂的诗人，他对这个世界的爱、对这个世界的眷恋深深地触动着人们。丁亚平在书中写道：“他平静地看着我，未必想太多。这个时候他走过的路，去过的地方，看过的书与文章，如何创一个电影学术时代，如何研究历史和人物，在脑海中已经逐渐模糊了。但我想象中这时的他心里会在燃着一堆篝火，灼热气体和星火在升腾，噼啪作响。他的最后岁月里，陪伴他的是诗词集，是电影史学上的三两本书。当自己研究过的电影史上的某些历史现象、人物变得面目不清时，缠绵病床多日的他偶或会翻看、回望、沉思；当很多重要的东西在有意无意间都丢了时，他愿意通过诗句来参研、雕琢、重新塑形。他也会让另一些事情在最后的生命凝眸中纹丝不动，比如想念，比如血缘亲情，比如爱。”作者写下这段感人至深的文字时，或许眼角噙着泪水，或许被记忆拉向了更悠远的历史深处。李少白的诗与他的史学研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有着诗人的孤绝与浪漫，也有着史学家的赤诚与执着。他的这种诗人之气和历史学家的灵魂也契合了中国电影史学书写的文笔要求。 三、看向历史的纵深处：血脉传承与电影史学史的建构 在李少白身上，既能看到中国电影史的建构过程，又能看到电影史学的一脉相承。这位成名于20世纪60年代的老知识分子，一生坎坷，几经漂泊，而始终没有放弃对电影史的研究。在那个大多数人还不知道电影史为何物的年代，他却能够从历史的纵深处看向未来，为电影这门历史并不久远的艺术门类书写历史。李少白的选择，实际上根植于数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史学意识和历史传承精神，当时的社会政治大环境也许对这一选择也有过一定的影响。《电影史学的维度——李少白学识与人格研究》一书将这份血脉传承的过程记录下来，它与以往的传记类书籍有着很大的不同，不仅是一本人物回忆录，更是一本兼学术思想与史料结合的专业书籍，更重要的是对老一代史学家的史学观念、史学方法进行研究书写，本身就属于史学史的范畴，它将新中国以来中国电影史学研究的过程较为真实、客观地记录了下来。里面大量的采访和回忆类的文章、书信、工作报告等将电影史的研究过程生动地展现出来；丰富的史料、原点性的素材也为中国电影史学史研究提供了资料支撑。该书还秉持了治史一贯的严谨态度和一丝不苟的精神，收录了大量对李少白评论与缅怀的文章。可以说每一篇文章、每一个故事都是一篇人物的聚焦和特写，将李少白的点点滴滴、转瞬即逝的生活瞬间，用温情的笔触记载下来。这些从记忆深处“捡”来的生活片段本身就是一种对资料的运用、对历史的尊重。全书资料新颖、范围很广，各作者以与李少白直接交往的第一手资料写成，集几十位专家学者之回忆，大量而翔实的史料、朴素而真诚的笔触、深刻的思想和独到的见解使得该书具有巨大的史料价值和可读性。书中收录了大量研究李少白史学观念、史学方法、电影理论和教育思想的文章，对李少白进行历史的、客观公正的评价的同时，也将他的学术思想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整理，有助于读者对其思想进行更加清晰深刻的认识。书中还收录了一些青年学生的文章，他们都是李少白的后辈学生，对老一辈电影史学家有着自己的看法和认识。在电影迅速发展的今天，他们为电影史的研究和书写注入了一丝新鲜的血液。李少白的史学观念也在这些青年学生身上得到了传承和发展。整本书散发着淡淡的哀思和深深的怀念。该书的三个主编都是中国电影史研究领域极具分量的人物，以文字书写的方式来纪念和缅怀自己的老师。丁亚平从事中国电影史研究已有20多年，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他始终保持着一个学者的执着和热忱，笔耕不缀，先后出版个人专著《艺术文化学》《影像中国（中国电影艺术：1945-1949）》《老电影时代》《电影的踪迹》《影像时代（中国电影简史）》《中国当代电影史》等十余种，发表学术文章400余篇，获首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奖，国家、省部级奖十余次，并担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和《中国大百科全书》（第3版）电影电视卷主编。陆弘石曾先后供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当代文艺研究室、影视研究所，北京电影学院理论研究室，《北京电影学院学报》副主编，现为国家广电总局电影频道节目中心副主任，出版专著《中国电影史》（与舒晓鸣合著）、《中国电影史（1905-1949）——早期中国电影的叙述与记忆》等，是李少白学生辈的同事，两人共同经历了中国电影学学科创建的过程，亦师亦友。高小健则是中国电影史、电影理论和文化、戏曲电影方面的专家，出版著作《中国戏曲电影史》《新兴电影：一次划时代的运动》等，同时发表了许多中国电影史、电影理论、电影文化、电影剧作理论等方面的论文和影视评论。李少白的学术思想和治学精神在他们身上得以传承和发展，中国电影史研究的血脉才如此生生不息，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成为“显学”。李少白一生治史不辍，却从未为自己著书立传，这本书则正好弥补了这一缺憾，使他的史学精神和人格魅力得以流传，同时也使得这位前辈史学大家的史学观念和治史方法得以传承。该书以最真挚的情感和史学家治史的专业精神淬炼而成，不但向我们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中国电影史学家，同时也为中国电影史学史的研究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作者:郭双丽 中国电影史论文:体育电影发展历史及落后原因 电影作为一种独特的视听手段，作为一种极具感染力的综合艺术，其发展已上百年，人类也竭尽所能地将其发挥到极致，而作为人类强身健体的体育与电影的结合就是其中颇具魅力的独特展现。从卢米埃尔尝试用胶片记录赛马运动到里芬斯塔尔伟大的《奥林匹亚》，再到奥运献礼片《一球成名》《一个人的奥林匹克》等，近一个世纪以来，凭借艺术与体育的双重影响，体育电影吸引了一代代观众，虽不是主要的电影类型，却已成为电影史上不可或缺的响亮音符。 我国体育电影发展历程在中国的电影发展史上，体育题材的电影也对我国体育文化传播和体育事业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纵观新中国体育电影史，我国体育电影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1.20世纪50到70年代，这一时期我国体育产业发展初见端倪，体育电影虽数量不多但体现了不俗的艺术品质，如《女篮5号》《冰上姐妹》《水上春秋》等。作为该时期的代表作之一，《女篮5号》采用对比手法，讲述了新旧中国对发展篮球事业的迥异态度，反映了新旧两代人的别样人生，该片不仅真实再现了篮球比赛的紧张、生动场景，而且对年轻运动员的心理情感刻画细腻，不愧为中国体育电影银幕上的经典之作，曾获得“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这一时期电影主要以弘扬民族主义和为国争光的精神，在社会上曾引起过强大的反响，也成为我国体育电影初步发展的基本模式。 2.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中国体育题材电影开始深入挖掘，将体育精神与人生意义相结合。代表作是《沙鸥》，影片中沙鸥为实现自己个人生命价值———夺得金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健康，同时推动中国排球事业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该片通过对中国女排姑娘训练、比赛、生活的真实描写，反映了中国女排历经风雨终见辉煌的艰辛历程。此时，中国尚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各种思想潮流涌动，许多国人处于迷茫阶段。影片中女排姑娘心怀对祖国母亲、对排球运动的热爱，不畏失败，不怕挫折，永不言败的拼搏精神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女排精神，为国人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感召着千千万万的中国人积极进取，努力奋斗。此外还出现了《加油———中国队》《京都球侠》《一个女教练的自述》等一批体现爱国主义的电影。而体育故事片的佼佼者当推《一盘未下完的棋》《棋王》，两部电影以“棋”为媒介，揭示了不同的文化寓意。前者政治色彩较浓，体现了历经磨难，中日人民之间依然保持友好的政治主题。后者主要展现了象棋的文化内涵，通过对主人公“棋呆子”痴迷于棋的性格刻画，表现出主人公“贫贱如乞却又心融万汇，行于浊世而又超然物外”的处世哲理。它揭示了“十年浩劫”带给人们的精神创伤，是一部在当代中国电影史上具有某种经典意义的艺术片。［1］ 3.20世纪90年代，我国体育电影主题呈现多元化趋势。《女帅男兵》中，人物形象多面化，性格刻画真实，还涉及了体育竞赛中的一些黑暗现象，如假球等。此外，爱国主义的影片有《黑眼睛》;群众题材的影片有《赛龙夺锦》《我的九月》;残疾人体育题材的电影有《赢家》《跆拳道》，等等。［2］这一时期，借北京亚运会东风，体育开始逐渐影响到社会各行各业，中国体育电影人物开始多样化，不再仅仅局限于关注专业运动员，电影《我的九月》，围绕一群即将参加亚运会开幕式的小学生展开故事，通过他们的喜、怒、哀、乐展现了体育对青少年成长的教育价值。 4.21世纪初至2008年，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广州亚运会的举办，全国电影工作者以饱满的创作激情和热忱的爱国情怀，精心策划拍摄了一批以迎接奥运为主题的体育题材影片，向北京奥运会献礼，如《一个人的奥林匹克》《买买提的2008》等。这一时期可谓是体育电影的繁荣时期，体育与电影相辅相成，电影使体育传播更加广泛，体育使电影银幕更加绚烂瑰丽，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心理需求。近年来，体育电影出现了很多如《女足九号》一类的优秀影片，但是因为在人物性格刻画及命运把握上不够深入和立体，所以这些影片的问世在社会上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主要原因是电影主题不够深入。纵观中国体育电影，其内容大多是运动员遭遇挫折，但是经过自己的努力拼搏，最终战胜困难，勇夺金牌，对人物性格、命运、影片主题没有做深入的挖掘，只是一味关注竞赛的最终结果，忽略了电影中一条主要的法则:讲述故事过程往往比告诉大家故事结果更有感染力。［1］我国体育电影发展现状纵观我国体育电影的发展，也曾有过辉煌，但是与世界体育电影相比，显得单薄许多。 体育题材影片数量少，优秀作品不多，与我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及体育文化的兴盛很不协调。其发展滞后的原因主要呈现以下几个方面。 1.主题挖掘不够，缺少好的剧本创作。体育电影往往含有励志的成分，这是它兴盛的一个主要原因:主人公在比赛中经历种种磨难，却并不退缩，经过顽强拼搏，最终战胜困难，取得胜利，夺得荣誉。这是大多体育电影的老套路，由于过分强调主角面对困难迎难而上，不屈不挠，最后获胜这一主题，而在对人物命运的把握上没有很好地设计，对人物性格刻画也不够深入:人物扁平化、主题统一化、模式固定化，成为大多体育电影的缺点。而这些方面，国际优秀影片向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如《百万宝贝》向我们展示了“追求生命过程本身远远比追求其结果有更大的意义”这一深刻道理。剧中麦琪笃信命运是自己主宰的，命运是可以靠自己改变的，只要你拥有生活的信念和不泯的激情，充分体现了体育电影励志的一面。麦琪在其事业高峰期，在一次比赛中被对手偷袭而成为全身瘫痪的植物人，由于无法承受要求安乐死，最后其教练弗兰基含泪拔下输氧管，麦琪面含微笑地安详逝去，让观众看到了体育电影中人性的光芒。好的剧本创作是电影成功的重要条件，也是电影主题深入人心的根本，我国的《一个人的奥林匹克》虽然继续民族主题，但是对个人价值的展现，对体育运动极限的挑战深得人心，堪称一部优秀的体育题材影片。但是这么优秀的题材竟然被埋没如此之久，这在美国体育政治体制下是不可能发生的，体育是美国文明与政治的象征，而我国体育政治体制未能充分认识体育电影在传播文化及政治文明上的重要作用，在政治层面上失去了繁荣发展体育电影的驱动力，体育题材剧本创作也就被边缘化，好的体育题材剧本就更是少见。 2.电影制作人员及演员专业技能欠缺。电影制作人在体育电影各个项目方面缺乏专业的认识，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影片在画面和细节上的描写和刻画，冲击力不够强，感染力也大大削弱。体育明星演技不够优秀，非专业演员的体育技能又不够专业，这些因素容易造成细节失真。同时，粗糙的情节设计，离谱的体育场景描绘也会影响电影质量。体育电影要的就是一种紧张的比赛氛围，强大的视觉冲击力，选手眼神动作传达出的内心情感，现场观众的积极反应等。所以在体育电影中对体育素质和体育精神要求相当高。我国的体育运动员更多地把体育当做一个职业来看，体育人生活的世界成为一个被隔离的区域，一般大众对其环境规格并不熟知，这在体育电影拍摄上需要极大的投入，才能为观众展现一种竞技的冲击力，强大的感染力，而我国电影界缺乏这样的电影制作人，作为非专业演员的技能训练也并不长久。美国《百万宝贝》电影女主人公在拍摄电影前每天技能训练三小时，持续长达5个月，最后拳击技能达到能与中量级冠军对决的水平，这为我国体育电影人树立了学习的榜样。［3］ 3.我国对体育电影的研究不够重视。体育电影发展至今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展现，更多的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个人精神、体育精神甚至民族精神。体育电影在美国作为一种与政治文明挂钩的项目来展现，据不完全统计，在100多年的电影历史当中，体育题材的影片高达3000多部，而对体育影片的研究也是层出不穷。但是在我国，回顾电影史，至今让人们津津乐道的还停留在《女篮5号》《沙鸥》等20世纪50年代及80年代的作品，中国体育电影市场低迷，体育电影数量不多，优秀影片更是甚少，自古“弱国无外交”，而中国如今俨然已成为世界强国，也是公认的体育大国，但体育电影的发展却相对滞后，这不但不利于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对我国屹立世界也是一个不利因素，电影研究对2008年前后学术界调查结果显示，体育电影研究在2008年达到一个顶峰，有二十多篇，而在其前后每年均为个位数，甚至少到只有两篇，由此看出，体育电影作为一项传播民族文化弘扬体育精神的载体并没有被中国大众乃至学术界认可，更没有得到其应有的重视。这将成为我国电影学研究的一个缺陷。 4.体育题材特色不够突出。体育电影作为电影类别中最独特的一类，深受电影观众的热爱，因为其题材的独特性，竞技场面的真实冲击性更是得到广大体育运动爱好者的狂热追求。因为民族文化的差异，民族性格的偏差，不同国家其体育电影的侧重点也不一样，像美国，拳击、棒球、橄榄球、赛马等题材较多，其中拳击是美国体育电影中题材最多的，百年电影史中高达500多部，这与美国人崇尚暴力，追寻刺激，崇拜英雄的性格特征有关，当然部分原因是因为在美国大萧条时期，《洛奇》这部拳击题材影片的出现成了美国精神的寄托，鼓舞了美国民众走出困境，因而拳击运动也成为美国民间最受欢迎的运动项目。拳击题材影片已经成为美国特色的象征，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可以与其相媲美。中国的体育事业并不薄弱，越来越多的得奖纪录展现着中国体育事业的强大、体育健将的伟大，但是，回顾中国电影史，并没有哪一项体育运动能作为中国特色来展现，即使是被称为国球象征的乒乓运动题材电影数量也是少得可怜，也没有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 结合中国民族性格、民族文化，制作迎合大众需求，能与大众产生情感共鸣的中国特色体育影片成为扩大我国体育影响力，兴盛我国体育电影的一个有效途径。如今，奥运精神“更强、更高、更远”的展现成为世界体育电影互通的主题，中国在2008年奥运会上以“横扫千军如席卷“的磅礴之势取得大面积的丰收，如此辉煌的体育风景，蕴藏着众多为国拼搏的动人故事，人们期望电影予以展现，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更是需要优秀的体育电影来激发运动员及民众的昂扬斗志，真诚地希望中国电影界能以此为契机，为自身振兴注入新鲜活力，使得中国体育电影告别低迷，走向兴盛，涌现更多展现中国健儿自强不息的华美篇章。 中国电影史论文:电影历史研究论文 【摘要题】历史长廊 【正文】 一 2001年，美国学者格瑞·刘易斯(GregLewis)启动了一个叫做“新中国电影英译”的项目，迄今为止，已为15部时代的影片配译了英文字幕。为了制作影片的剧情介绍，他参考了各种版本的中国电影史著作，并采访了几位电影史编纂者和在世的老一代中国电影人。在收集材料的过程中，中国电影史学者的描述和评价与活跃在时代的电影艺术家的回忆颇有不合之处，这引起了刘易斯的特别注意。他根据自己的阅读、采访与感受，写成了《毛时代中国电影的历史、神话与记忆1949—1966》(TheHistory,MythandMemoryofMaoistChineseCinema,1949—1966,AsianCinema,Vol.16,No.1,Spring/Summer2005)一文。 刘易斯所谓的“历史”，是指中国电影史学者有关这一时期中国电影的历史叙述，受到他关注的电影史著作有《当代中国电影》(1989，集体合著，十七年部分由张建勇撰写)、《中国电影史》(1998，陆弘实、舒晓鸣合著)、《新中国电影史稿1949—1959》(2002，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1949—2000》(2002，尹鸿、凌燕合著)以及两部电影史教材《中国电影史》(2005，倪骏)和《中国电影史纲》(2005，王晓玉)。关于时代电影的“神话”，是指对那个时代电影的正面颂扬与肯定。刘易斯认为，在过去10年间，传统官方的声音完全被上述历史叙述所掩抑。但近年来，民间开始出现这一神话的复兴，如崔永元在2003—2004年制作的《电影传奇》，再如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编导王美彪的15集系列片《求索与创新——新中国电影1949—2001》，还有近年来电视剧对红色经典的再演绎。因此，刘易斯预言说，随着对中国电影百年的纪念以及对毛时代日益高涨的正面肯定，这些非官方的神话叙述将与史学新著及电影人的回忆一起，共同融入新的史学编纂当中。 中国电影史的编纂工作始于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出版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编著)史料丰富翔实，成为新中国最具权威性的电影史著作，但由于历史原因，该著作没有涉及建国后的情况，而是截止到1949年。随后的中国电影史编纂处于停顿状态，直至上世纪80年代后期，电影史特别是新中国电影史的研究和写作渐渐成为显学。作为《当代中国电影》的撰稿人之一，张建勇首次系统梳理了十七年电影，此后，如刘易斯所述，涉及这一历史时期各种版本的电影史纷纷问世。刘易斯尚未提到的相关著作，还有胡菊彬的《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1995)、舒晓鸣的《中国电影艺术史教程1949—1999》(2000)以及陆弘实主编的《中国电影：描述与阐释》(2002)。 在中国电影史中，十七年电影有着独特的形态特征，它以质朴的影像叙述着中国革命的经验与想象，它的曲折发展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复杂进程相交织。随着对中国革命历史与实践的不断再认识，新中国十七年电影史的叙述也将相应地更加深入全面。本文拟从思想方法的角度讨论十七年电影史叙述中的问题，或许能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若干思路。 二 上述电影史论著大多采取褒贬参半的策略评价那个时代。受到褒奖的自然是那些令人难忘的红色经典，从《南征北战》到《平原游击队》，从《红色娘子军》到《李双双》，从《林则徐》到《甲午风云》，还有《柳堡的故事》、《战火中的青春》、《五朵金花》和《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等，它们以成熟的艺术表现受到肯定；而受到贬抑、谴责、批判的则是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如批《武训传》、反右运动、拔“白旗”、、反右倾等，它们被认为严重阻碍了电影的发展。由于这些政治运动的干扰，十七年电影呈现出波浪式的发展轨迹，因而便有了几次低谷几次高潮之说。但是，问题在于，每次政治运动之后总有优秀作品出现，如反右之后迎来1959年新中国电影的高潮，60年代初期的文艺整风也没有阻挡住《李双双》(1962)、《小兵张嘎》(1963)、《农奴》(1963)、《独立大队》(1964)、《英雄儿女》(1964)、《舞台姐妹》(1965)等优秀影片的问世。那么，在当时政治批判的苛责声中，为什么还能存在如此大的创作空间？艺术家还能保持饱满的创作激情？比如，在描述批《武训传》后的电影发展时，舒晓鸣说： 在批判《武训传》及此后的文艺整风运动中，不少著名的电影编剧、导演、演员都在检查思想，创作完全处于停滞状态。建国初期电影创作出现的蓬勃发展的繁荣景象，很快衰落下去，进入“荒年”。1951年电影产量严重下降，当年，除决定拍摄《南征北战》之外，几乎没有一部影片投入拍摄。（注：舒晓鸣《中国电影艺术史教程1949—1999》第11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年版。） 既然创作完全处于停滞状态，怎么又能拍摄出《南征北战》(1952)这样非同寻常的史诗性影片？是批《武训传》运动造成的负面影响被夸大了？还是产量下降另有原因？抑或是这部作品的成功纯属偶然？孟犁野认为，影片的初衷在于阐明运动战的战略思想，“但艺术实践的结果却远远超出这个近于军事教科片的任务，而似乎并非出自艺术自觉地拍出了一部在中国电影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可以称作‘准史诗’式的战争片。”（注：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稿1949—1959》第55、5、5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版。）但实际上，该剧所调集的创作力量十分雄厚，编剧之一沈默君后来又创作了著名影片《渡江侦察记》，导演成荫和汤晓丹都是新中国最优秀的导演，前者是北影厂“四大帅”之一，后者30年代就在上海、香港拍片，执导经验非常丰富，还有著名摄影师朱今明的加盟，如此强大的阵容却“并非出自艺术自觉地”创作出了一部“具有重要意义的”影片，这样的说法显然难以成立。 那么，为什么十七年电影史叙述会陷入如此明显的逻辑困境？回顾“”结束以后的中国思想变迁，我们发现十七年电影史的写作基本上属于新时期思维的范畴，这一思维的核心是全面否定“”，进而全面否定十七年的政治批判运动。比如，1985年9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胡乔木同志否定对〈武训传〉的批判》，文中指出对《武训传》的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这个批判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其他像反右、、“”前夕的文艺整风等等，都被认为是错误的政治运动，严重影响了电影事业的正常发展。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一些相对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被简单化了，从而导致历史叙述链条的断裂和逻辑的混乱。因此，十七年电影再反思的任务之一，就是暂时“悬置”新时期思维所提供的历史框架，用客观、中性的立场重新检视复杂的历史过程。 比如，《南征北战》的拍摄与当时电影指导委员会的支持有直接关系。1950年出品的《荣誉属于谁》和《内蒙春光》相继受到批评，前者被认为没有表现出中国革命的力量，后者则被认为在描写对待上层人物的策略时犯了错误。为避免类似情况发生，经提议，1950年7月成立了文化部电影指导委员会，目的是“对推进电影事业，及国营厂的电影剧本、故事梗概、制片和发行计划及私营电影企业的影片提出意见，并会同文化部共同审查和评议”。（注：《提高国产影片的思想艺术水平，文化部成立电影指导委员会》，载《人民日报》1950年7月12日，转引自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但在十七年电影史叙述中，该委员会一直受到学者们的诟病。孟犁野认为，电影指导委员会给起步阶段蓬勃发展的电影创作带了消极影响，它仅在一年多时间中，便“枪毙”了40多部电影剧本。（注：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稿1949—1959》第55、5、5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版。）胡菊彬也认为，该机构在具体工作中“事无巨细、统揽包管，大至题材规划、生产计划，小到具体对话或字幕顺序，他们都一概不放过。这种严重违反艺术创作规律的做法束缚了创作人员的手脚，其结果是窒息了电影创作”。（注：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80—81、76、77、86—87、83页。）当然，否定电影指导委员会的另外一个原因，正如孟犁野所说，“在指导思想上置前述1948年《关于电影工作的指示》精神于不顾，违背艺术创作与管理工作规律，提出了不少脱离实际的主张，诸如要处于起步阶段的电影工作者写出具有‘史诗性’的‘重大题材’作品……”（注：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稿1949—1959》第55、5、5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版。）讽刺的是，《南征北战》正是源于这种“脱离实际的主张”。1950年9月8日，电影指导委员会召开第三次会议，提出要拍摄军事影片，认为当时迫切需要巩固国防军、建立国防军的电影。委员会议还指出，有的片子确实故事性不强，但是这些军事斗争本身就很丰富，因此一样会感动人。经过反复筛选，最后剧本《南征北战》获得通过。事实上，《南征北战》基本验证了当时的判断，该片虽然不以人物刻画和戏剧冲突见长，但却以战争场面的宏大、惊险的阵地争夺以及整体战略思想的表现，成为新中国电影史上不多见的史诗影片。 也许确如孟、胡所说，电影指导委员会曾给中国电影创作带来过种种负面影响，如过分强调史诗性题材的创作，影响到其他题材影片的拍摄。但问题是，我们不能因为委员会在其他方面的过失而不承认它对《南征北战》的贡献。重新反思十七年电影，意味着要冲破流俗之见，以辩证的思想方法认识复杂的历史过程。 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充分肯定当时的政治信仰对电影创作提供的强大推动力，从而为十七年电影取得的成就找到思想和情感的基础。刘易斯对当年活跃在影坛上的导演、演员、剧作家、评论家的采访，从感性、经验的层次上弥补了电影史叙述的很多不足，也有助于校正电影史叙述中的偏见。老一代电影人对某些政治运动的宽容与理解，对工农兵电影的认同，还有对革命时代的热情，都与电影史编纂者的态度和立场形成反差。比如，批《武训传》受到学者的一致否定，但老一代电影人对它的记忆和评判却宽厚得多，当年他们也大多持正面、积极的态度来理解和参与文艺界的整风与思想改造。据谢晋回忆，苏里导演曾说过，1951年批《武训传》之后他投身到“思想改造”当中，那是他事业中最珍贵的一年。《大众电影》原主编王世桢也认为，应在新中国建设的大背景下理解批《武训传》运动，因为当时发生的不仅仅是这一个运动，也很难说它就代表那个年代，“我们当时是乐观的，干劲十足，向往着变革”。（注：刘易斯在2004年对王作了多次采访。参见GregLewis:TheHistory,MythandMemoryofMaoistChineseCinema,1949—1966,AsianCinema,Vol.16,No.1,Spring/Summer2005,p.173.p.171.）应该说，这样的回忆相当真实地反映了电影人当时的精神状态。他们也许不能完全理解对《武训传》的批判何以如此严厉，但在思想感情上，他们愿意接受新时代的感召，并按新时代的标准要求自己。因此，批《武训传》及随后的思想整风在什么程度、什么意义上影响了电影人，影响了哪些电影人，其所导致的创作停滞达到什么程度，都需要做具体分析。这样，我们才能看到更接近历史原貌的十七年电影史。 三 重新反思十七年电影，还意味着要冲破新时期以来占主流的电影本体观，以把握十七年电影的人民性。我们知道，在新时期的思想背景之下，电影界在1979年曾就电影特性问题展开论争，从有关电影与戏剧、电影与文学关系的讨论，发展到有关电影语言和电影特性的讨论。这场围绕电影本体问题的讨论肇始于白景晟的《丢掉戏剧拐杖》和张暖忻、李陀的《谈电影语言现代化》，在当时实际上承载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这就是否定以往时代电影所承担的政治功能，它的潜台词是电影应该脱离政治，应该非意识形态化。郑洞天导演曾描述1979年及以后电影的变化，明确谈到电影不再是政治宣传的工具，而成为艺术家表现个人经验和思考的媒介，电影也从单一的“政治艺术片”分化出多元的形态。在新时期，电影的美学追求代替了电影的政治功能，“审美”也成为一种新意识形态。直到今天，这种电影观念依然占据主流。对十七年优秀影片的评价，也大多集中在电影语言的分析，很少考虑到十七年电影的观众，以及电影在当时整体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其实，除了影像特征外，十七年电影的特质还在于它与观众的密切联系及其独特的人民电影品格。 在为工农兵服务的信念下，十七年电影成为中国电影史上观众面最广的电影。《大众电影》(1950年创刊)这个刊名最准确地说出了那个时代电影的本质。 回顾历史，在1949年之前，除40年代官办的中国电影制片厂曾在重庆、武汉、成都、北平有一些拍摄活动外，中国电影的制作基本上集中在上海一地，电影放映也集中在上海、北平、天津等大城市，广袤的内地及乡村仍然是在戏园或村头的土台上寻找视听的快乐。而且，即使在城市，电影观众也主要来自那些经济收入稳定的人群。根据胡菊彬整理的材料，与其他物价相比，旧中国的电影票价是相当高的，特别是一些高档影院，如上海的大光明影院，最高票价是银元4块，约合大米2斗半。如此推算下来，即使是末流影院，也不是一般百姓能经常出入的场所。此外，上海的影院大多集中在商业区，工人集中的地区反而没有一所电影院。因此，早期中国电影的消费人群主要是富裕阶层，包括买办阶层、公司职员、教师、学生等，同以农业人口为主的主体人群相比，这一阶层是名副其实的“小众”。在新中国成立之初，4亿5千万人口只有600座电影院，而且还集中在几个大城市里。（注：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80—81、76、77、86—87、83页。） 新中国电影的第一件工作便是彻底改变电影为少数人服务的局面，通过2000多个流动放映队，电影被送到工矿企业和乡村，1954年全国电影观众达8亿2千2百万人次，其中工农观众占70％以上。（注：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80—81、76、77、86—87、83页。）而且，低票价为电影的普及提供了保证，当时城市影院的票价平均2角，农村电影放映队的收费平均5分。（注：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80—81、76、77、86—87、83页。）当时农村放映还发展出一套独特的观影方式，即“映前介绍”和“映间插说”，放映员在放电影前以幻灯片、快板书等说唱形式介绍剧情、人物和人物关系，在换本或其他空隙时间里见缝插针地进行解说，或阐释导演意图，或对电影中的人物和情节进行评论，或解释一些比较复杂的情节。据《光明日报》的一篇报道，河北省昌黎县农民放映员张子诚为了解说《槐树庄》，还特地学习了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怎样分析农村阶级》，银幕上地主崔老昆躲在后门偷看，张子诚就插话说：“这就是槐树庄的地主崔老昆，他像一只被打伤的狼一样，躲在这个阴暗的角落里。”狼被打伤了，可是伤好了还会咬人。把地主比作狼，起到了提醒观众提高阶级斗争警惕性的作用。（注：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80—81、76、77、86—87、83页。）我们用审美的、本体的电影分析方式，根本无法面对这样独特的观影经验。 而且，由于地区与接受群体的差异，十七年电影的传播与接受所包含的历史内涵要比简单的文本分析远为丰富。比如，当时上海与广大内地乡村在观影经验和审美习惯上存在很大差异。从上世纪初开始，作为半殖民地的上海便一直浸染于欧风美雨之中，西片一直垄断上海的放映市场，“就上海一地而论，在解放前美国影片的放映数占全部影片(包括国产影片和苏联影片)百分之八十以上，每月观众平均一百四十万人，占全部观众百分之七十五左右”，（注：顾仲彝《加强国产电影的生产，提高影片的质和量！》，载《大众电影》1950年第7期。）因此，好莱坞影片已培养起市民阶层的趣味。十七年电影中反映合作化题材的影片常常引不起城市观众的兴趣，就像钟惦棐在他著名的文章《电影的锣鼓》里说的，在上海，《一件提案》的上座率是9％，《土地》是20％，《春风吹到诺敏河》与《闽江橘子红》是23％。但必须强调的是，这一统计数字来源于上海，探讨票房低的原因也应考虑城市市民，特别是上海市民的趣味在其中的作用。有趣的是，陈荒煤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在城市中非难很多的《人往高处走》，在农村却有3300万观众。（注：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80—81、76、77、86—87、83页。）该片拍摄于1954年，也是合作化主题，描写东北某农村的老孙头，如何轻信挑拨，不愿参加合作社，后在自然灾害面前认识到合作化道路的重要性。在重述十七年电影史时，我们不能仅仅看到它在艺术上的粗糙直白，而是要从社会生活的角度理解它的影响力。 十七年电影完成了从市民电影到工农兵电影的转变，这一转变受到了电影人的认同。作为新中国电影的发祥地，东北电影制片厂(后更名为长春电影制片厂)率先尝试将工人形象搬上银幕，拍摄了新中国第一部影片《桥》，讲述铁路工人如何苦干，在短时间内修复铁路桥，支援解放战争的故事。时任东影艺术处长的陈波儿指出，“《桥》的成功，是风格上的成功：它具备了工农兵的风格，新的文艺风格，新的电影风格。”（注：《陈波儿同志关于〈桥〉的发言》，载《东影通讯》总第34期，转引自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稿1949—1959》第13页。）这种风格就是以朴素的影像突出表现工人阶级觉醒的历史主体意识。在创作过程中，艺术家们试图探索新的电影表现方式，新的分镜头方法，使影片通俗易懂。也许他们的尝试不十分成功，但这种探索工农兵电影新手法的设想，表达了一种强烈的自主和独立意识，对长期处于美国好莱坞电影影响下的中国电影来说，这种意识是弥足珍贵的。当时活跃在东影的电影人，如成荫、水华、吕班、凌子强、沙蒙、王家乙、王滨、苏里、武兆强等，都是经过革命洗礼的所谓“延安派”，具有部队文艺工作经验，了解底层百姓的生活，因此，在思想感情上实现了对工农大众的认同，正是在这样的创作队伍及其思想基础上，新中国的银幕上才出现了富于厚重生活质感的人物形象。 同时，来自国统区的上海老电影人也积极转型，以极大的热情从事工农兵电影的创作。比如老导演史东山，亲自深入白洋淀拍摄了《新儿女英雄传》；张骏祥拍摄了《翠岗红旗》、《白求恩大夫》；沈浮拍摄了反映北大荒军垦生活的《老兵新传》；老演员兼导演刘琼拍摄了革命历史影片《51号兵站》；原本气质儒雅文弱、擅长塑造城市小知识分子形象的孙道临曾亲赴朝鲜前线体验生活，从而在人物刻画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在《渡江侦察记》中成功塑造了果敢、干练的李连长形象，后又在《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成功塑造了地下工作者李侠的形象。谢晋在接受刘易斯采访时说：“我们从东北电影制片厂那里学习了很多拍摄工农兵电影的方法。”（注：刘易斯在2004年对王作了多次采访。参见GregLewis:TheHistory,MythandMemoryofMaoistChineseCinema,1949—1966,AsianCinema,Vol.16,No.1,Spring/Summer2005,p.173.p.171.）应该说，在新型的工农兵电影创作中，中国电影人以新的价值观探索相应的艺术表现手法，完成了一次思想与艺术的新生。十七年电影史叙述应该给予工农兵电影以更恰当的评价。 环顾进入新世纪的中国影坛，我们似乎又重回到了“小众”的时代，曾经极力摆脱意识形态和政治观念束缚的中国电影，在经历了昙花一现的“辉煌”之后，加速度地坠入商业化的深渊，以探索沉重的文化主题而自豪的名导手忙脚乱地树起票房大旗，而中国电影却难逃小众化的厄运，点缀在大都市的豪华影院成为白领、小资的朝圣之地，广袤的乡村则告别了打谷场上露天电影的笑声。如今，影像与资本联手，艺术与财富联姻，在被铜臭味窒息的当代文化环境下，仍有人在追忆曾经的年代，流逝的纯真。正如刘易斯所注意到的，《电影传奇》等系列片的拍摄，弥漫着对十七年的怀旧情绪。但是，这种情绪不会像刘易斯所预言的那样，与十七年电影的新时期叙述相融合。十七年电影史叙述的新时期立场依然会延续下去，与此同时，红色的怀旧情绪也转化成严谨的学术立场，确立另一种十七年电影叙述。 中国电影史论文: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审美悖论 提要：历史剧创作中诸如历史的“真实”与“虚构”、“民族性”与“个人性”、“批判”与“认同”等矛盾，客观上注定了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要在充满悖论的历史命题中，谱写出一种适合时展需要的新的历史记忆。 关键词：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悖论 在人类的认识发展史上，悖论或矛盾往往随着思想的深化和认识的深入，而成为引导或产生新思维的明显标志。正如古希腊早期的“芝诺悖论”、德国古典时期康德的“二律背反”一样，人们发现，在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中同样存在着诸多无法回避的悖论。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繁荣，客观上使得历史剧创作诸种悖论引起了人们更广泛的关注和争论，并由此折射出世纪之交中国影视话语人文理想、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观的嬗变。 悖论之一：历史的“真实”与“虚构” 在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所有悖论中，历史的“真实”与“虚构”这一矛盾可以说是最基本的悖论关系。因为历史剧命名，本身就潜含着“历史”的“真实”与“剧”的艺术“虚构”这两个维度，而人们关于历史剧的争论，主要也就体现其创作究竟是以“历史”的“真实”为主，还是以“剧”的艺术“虚构”为主？ 自史学家司马迁天才性地创立了史传体的叙述模式后，史传式的叙述方式成为中国经典历史题材文艺创作、甚至是一切文学艺术创作的不二法门。毛崇岗在《读三国法》中认为，“《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中称赞“《水浒》胜似《史记》”。张竹坡在《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中干脆认为，“《金瓶梅》是一部《史记》”。正是这种崇尚史传体叙述的民族文化心理的左右，在经典历史剧创作中，史料的真实性远远比艺术的虚构性来得重要，“七分史实，三分虚构”也就因此成为人们用来指导和批评历史剧创作的一个重要原则。吴晗1960年在《谈历史剧》等一系列文章中明确指出，“历史剧必须有历史根据，人物、事实都要有根据”，戏曲中诸如《杨门女将》、《秦香莲》等这些属于民间传说而缺乏史料依据的剧目，从严格意义上都只能称为“故事剧”或“古装剧”，而被排除在“历史剧”之外。（1）历史剧创作的真实性，也就主要表现为“尊重历史人物的公论”；“尊重历史人物基本的社会关系”；“尊重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 很显然，这种观点虽然注意到历史剧创作和历史叙事的不同，但仍坚持认为历史剧创作的最高目的，是帮助人们提高乃至深化对历史本质的认识。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所谓“史家和诗家不同”，“诗人的任务不在叙述实在的事件，而在叙述可能的——依据真实性，必然性可能发生的事件”，被持这种观点的人所反复引用。因此，经典历史剧创作主要表现为剧作者剔除表面的偶然的历史事件，依据真实性和必然性的法则，典型地表现出决定历史发展的本质真实，并最终展现出人类历史的前途与命运。 但是，从新历史主义观点来看，人只是一个历史的存在。对当下个体生命而言，作为曾经存在的活生生的历史本身业已逝去，他所能面对的，只是作为历史文本的各种历史文献或历史话语。个体生命只能通过对历史文本的解释活动来选择历史，改变历史。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对历史文本的解码，都离不开解释者的主体想象，都可能演变为一种符合当下主流意识形态逻辑的胜利者的历史清单。与注重彼岸的西方人强调对宗教的信仰不同，注重此岸的中国文化一直具有强烈的历史情结。历史，不仅具有“资治”和“劝惩”的现实功能，而且还赋予抗拒死亡和终极审判的意义。青史留名或遗臭万年，成为中国人内心深处最大的理想或恐惧。明乎此，就不难明白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何以如此流行。在全球性时代的背景下，历史业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当然，文化的转型，客观上又使得这种历史寻根充满了一种传统与现实的矛盾冲突，本专辑论文中《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审美悖论》着重从理论上论述了历史剧创作中存在的诸种悖论《，作为东方奇观的新民俗电影》、《女性历史的个人话语》、《技术时代的武侠大片》等论文则分别从不同的维度，论述了当前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现象。因此，历史的本质是虚构的，历史剧的创作就更应该表现为一种想象的狂欢。正是在这种历史观念的影响下，从港台到内地，诸如《大话西游》、《唐伯虎点秋香》、《新白娘子传奇》、《还珠格格》、《戏说乾隆》、《戏说慈禧》等历史戏说剧，竞相粉墨登场。这些戏说剧彻底颠覆了经典历史剧那种“七分史实，三分虚构”的创作原则，拒绝了经典历史剧那种历史教科书般的刻板和严肃，甚至解构了长期以来一直横亘于“历史”和“当下”之间的时间界限，有意将“过去”与“现在”的时空代码相互重叠，叙述历史的动机不再是为了追寻历史的真实，而是成为对历史影像的一种消费，在历史的时空中尽情放纵宣泄着当下的各种欲望。 因此，历史题材影视剧的悖论在于，假作真时真亦假，任何真实发生的历史一旦转化为艺术的文本，它就不可避免地具有虚构的性质；而任何虚构的文本试图闯入历史的时空，它又容易造成人们对历史的真实想象。从创作上看，如果强调的是历史剧的认识价值，那么编导往往就会注意让其艺术想象尽可能吻合公众认可的历史“真实”；如果注重的是历史剧的审美价值和娱乐价值，那么编导就有可能把“虚构”这一维度推向极端。 在这个意义上，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中“真实”与“虚构”的悖论，所暴露的不仅仅是一种艺术想象的冲突，更是一种美学观念、文化观念的冲突。 悖论之二：历史的“民族性”与“个人性” 从文化的观念上看，历史剧的悖论在于，它既可以强化族群彼此认同的文化之根，而成为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又能够凸现家族的血脉渊源，而成为个人的精神还乡。 首先，在构筑民族想象共同体的历程中，编导往往喜欢采取一种作为“民族精神标本的展览馆”的史诗叙事，追求一种时间和空间大跨度的叙述结构。诸如《开天辟地》、《大决战》、《大转折》、《大进军》、《日出东方》、《长征》等国产影视剧，无一例外地以历史时空的巨大十字坐标作为其基本的叙述框架，试图透过、中国共产党成立、国共合作、北伐战争、“八?一”南昌起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等这种历史大裂变中的时代风云，来透视民族历史的隐秘，把握历史中的民族灵魂，并最终再现出20世纪现代中国最惊心动魄也最激动人心的历史嬗变而成为一个民族的“传奇故事”。 与此相吻合，这些史诗性影视剧在叙述宏伟的历史战争场面时，往往以一种充满诗意的笔触，讲述在血与火洗礼中成长起来的英雄人物。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历史当然是人民创造的；但不可否认的是，集中体现特定历史时期民族理想的，却往往是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当史诗性影视剧使这些英雄人物重新复活并栩栩如生地走入人们的视野时，史诗性影视剧所展现的，就不再只是历史事件的实录，而且还是历史精神和历史理想的再现。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也就因为致力于刻画在重大历史事件和民族战争中洗礼出来的英雄人物，而成为“英雄”的史诗。 耐人寻味的是，在创作史诗性历史剧时，虽然编导们都竭力从现代的视野去解读历史，但都小心翼翼把这种解读局限于对历史的一种发现，而不是一种肆无忌惮的想象与歪曲，给人一种强烈的历史文献质感。这类影视剧在叙述历史时，往往采取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叙述人置身于文本之外，使得历史仿佛“客观”地呈现在观影者面前，观影者于是将自我体验为历史的“见证人”，将影像化的历史读解为实在的历史，从而极大地强化了影视剧所叙述事物的真实感和历史感，意味着这一事件业已定型、完成且不可改变，无论是作为一种历史的事实，还是作为一种意义和价值，它们都被视为一种“绝对的过去”，而成为社会公共生活和精神信仰的永恒的公共话语。 罗蒂认为，在后现代世俗文化的语境中，众神的退位，英雄从“知道一种大写的秘密”和“达到了大写的真理”的超人沦落为“只不过是善于做人”的凡人，（2）英雄虽然不会从此退出历史的舞台，但历史已不再被视为某种神的启示录，不再被表现为英雄的史诗，也不再只是一种历史规律的附庸，而成为一个没有基础支持、只是由个体欲望和感情之网编织的生活世界。在这个意义上，以第五代导演为代表的新民俗影视剧在叙述历史的时候，虽然并不回避宫廷、战争、暴动等传统巨型历史景观，但其叙述的重心已不再是历史上英雄人物的英雄事迹，并往往以一种内聚焦的限制叙述视角，来叙述隐藏在巨型历史景观背后个体婚丧嫁娶的世俗生活画面。如《黄土地》中编导煞费苦心地安排了八路军文艺工作者顾青下乡采集民歌，无意中目睹见证了为反对世代相传的“庄稼人规矩”而不惜以死抗争的农家女翠巧的婚姻悲剧。《红高粱》则索性在影片开始就确立了叙述人“我”的地位，“我给你说说我爷爷我奶奶的这段事，这段事在我老家至今还有人提起”。很显然，影片之所以极力突出叙述人“我”这一身份，其意图就在表明影片所叙述的历史是与“我”血脉相承的家族史，是由“我”来讲述的“我爷爷”、“我奶奶”的家族故事。这种对“我”个人身份的刻意强调，客观上表明影片所叙述的历史并不是作为民族想象共同体的主流历史，而是设法使之民间化、私人化，从而把“过去所谓的单数的大写的历史（History），分解成众多复数的小写的历史（histories）；把那个‘非叙述、非再现’的‘历史（’history），拆解成了一个个由叙述人讲述的‘故事（’his-stories）”，（3）使叙述成为一种“自己的来处”和“自己的归宿”的精神还乡，成为一种个人记忆深处的历史碎片。 但是，正如集体都是由个体构成一样，任何个体的历史同样逃脱不了民族集体的投影。历史话语这种“民族性”与“个人性”的悖论，决定了第五代导演在书写个体欲望的同时，折射出对民族集体历史命运的反思和批判，不少批评家甚至认为，第五代电影所演绎的专制秩序对个体欲望的践踏以及个体欲望对专制秩序的反叛与亵渎的民间历史话语，实质是一种按照西方“他者”视域逻辑演绎的关于压抑、迫害与毁灭的民族历史寓言，从而在西方视域中成为一处凄艳、动人的东方奇观，自觉不自觉中成为了一种跨国语境的“后殖民历史话语”。 悖论之三：历史的“批判”与“认同”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大家耳熟能详的名言，恰恰潜含着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另一个悖论。 一方面，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和接受的时代性，客观上要求任何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都不可能全盘接受传统的历史命题。在内忧外患的煎熬下，20世纪中国民族文化，不得不以西方现代文化作为参照系，进行“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4）的现代转型，传统的文化知识的性质及其合法性，都因此而受到根本性的质疑和颠覆。因此，“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首先把目光聚焦于民族历史，中国历史题材文艺创作之所以格外引人注目，其目的就在于把传统放置在批判位置，通过对历史的批判，彰显出新知识、新思想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促使国人在心理上使自己尽快摆脱历史的羁绊而融入到新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 但另一方面，不论创作者如何赋予历史题材以新的文化命题，历史题材本身所烙印的传统意识形态性终究不可能被完全割舍。自20世纪中国文化现代转型以来，对历史剧这种“新瓶装旧酒”的担忧与批评就一直不绝如缕，郭沫若20世纪20年代曾撰文强调他创作历史剧的动机，在于“借古人的骸骨，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但是问题的关键恰恰也在于，孕育于农业文明的“古人骸骨”，究竟能否负荷产生于工业、后工业时代的现代意识？当现代意识借助于古人的历史题材来表现时，现代意识是否被削弱甚至遭到传统意识的侵蚀？世纪之交诸如《雍正王朝》、《康熙王朝》、《天下粮仓》、《汉武大帝》等表现封建帝王将相的历史剧，尽管编导极力赋予了治国、改革、惩腐等时代性思考，如陈家林认为：“拍《康熙帝国》剧时我脑中有一个想法：康熙值得拍。康熙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在中国历史所有的皇帝中名列前茅，抓鳌拜、平三藩、平葛尔丹、收复台湾以及清理朝政都反映出他的历史功绩，连中国版图之大也有他的一份功劳。”（5）但其思想性还是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康熙王朝》主题歌“‘我真的再想多活500年’”，更是激起不少人的强烈反感。有些人无不讥讽地感慨，眼下只要打开电视，要想不看见“顶戴花翎”就成了奢望，从吵吵闹闹的格格们到故作姿态的帝王们，从驼背的刘锣锅到铁嘴铜牙的纪晓岚，这里还没曲终人散，那里却又鸣锣开场，而这些帝王戏充其量只是在张扬所谓“明君”、“青天”之类的人治思想。 尼采在《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一文中认为，对于受难者和需要解放者，历史需要被时时审问、批判和裁决。唯其如此，他才能从苦难和压迫中站起来，求得生活与反抗的可能。然而，人总是前世代的结果，历史无法被割断和抛弃，结果人在批判着历史的同时，又自觉不自觉地认同历史，传统的历史也因此在这种“批判”的名义下得以借尸还魂。 因此，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中所暴露出来的种种悖论，既显现出转型期文化的日趋多元，客观上又提醒人们永远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寻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答案。在全球性语境中，我们的历史影视剧创作注定要在充满悖论的历史命题中，重新界定传统和现实的关系，谱写出一种适合时展需要的新的历史记忆。因为从人类学的意义上理解，历史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所体现的，是人对民族身份和自我命运的关怀。从表面上看，讲述历史与倾听历史的行为，表现为对过去和他人历史的好奇，实际上这种行为的意义在于提供了过去与现在、他人与自己的一种联系，使得人们可以借助于历史的逻辑，来产生民族身份和自我命运的观念，并进而领会民族与自身的存在状况和发展可能。 中国电影史论文:网游影像精彩 微电影进化史 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新兴手持设备功能的强大，一种名为“微电影”的新鲜事物走进了大家的生活。作为国内营销炒作最火爆的网游行业，当美女、酥胸、美腿一度成为网游营销主流的时候，微电影的出现又能给网游宣传带来一种怎样的风气？虽然微电影刚刚出现不久，但是却已被多款网游应用其中，并经历了几种“变迁”。 封印之剑 关怀至上 《封印之剑》并没有像传统网游微电影那样选择美女、搞笑或是贴近生活的清新元素，而是选择了倡导低碳生活的环保主题。看似与游戏风马牛不相及，讲述着一个网游玩家在游戏的同时该如何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并如何努力尽一部分社会责任。公益和关怀至上，《封印之剑》的微电影是别有风情。 神鬼世界 依旧低俗 本人印象中，已经不记得是哪款网游最先拍摄微电影的了。但是目前能查到最早的有关于网游微电影的记录是完美旗下打着暗黑名号的《神鬼世界》――“十国美女”。但这部微电影仍然没有脱离网游低俗的本质，十位所谓的外籍美女暴露的着装一开始就为其奠定了低俗的基调。 星辰变 清新低俗 《神鬼世界》微电影不久，《星辰变》也拍摄了一部名为“宅男送”的微电影。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微电影关于“宅急送”和“星辰遗忘者”的植入或多或少的能够深入人心。虽然片中美女并不暴露，但是着装难免让人遐想，算是一种隐晦的低俗吧。 古域 穿越高校 《古域》的微电影“少女就爱救宅男”则以一种搞笑的形式来讲述男女主角的穿越故事，虽然没有了裸露美女的助威，没有华丽的特效和精美的屏幕，但《古域》的这部微电影更能取得大家的认同。 Dota 还我男朋友 许多男性玩家因为着迷于dota而废寝忘食，甚至忽视了自己另一半的感受。而由玩家根据上述情况拍摄的微电影“还我男朋友”则以一种真实、感人并贴近生活的故事情节深深触动了无数dota玩家或是他们女朋友的内心。目前为止，这或许是最为成功的一部微电影。 当低俗营销一直是网游主流宣传手段时，我们在不经意中发现，微电影带给网游的不只是新的宣传手段，更有那清新脱俗的表现。期待它会这样一直下去。 中国电影史论文:历史人物的电影书写 [摘要]武则天是历史上惟一的女性皇帝，她的帝王之路荆棘密布、充满传奇。作为电影题材，《武则天》具有诸多先天优势，也有其难以驾驭之处。本文试图对电影《武则天》的编剧思想和人物形象塑造加以分析，以期历史剧《武则天》更具现实意义和市场价值。 [关键词]电影《武则天》；风格定位；人物形象；影片立意 武则天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空前绝后，她是历史上百余位皇帝中惟一的女性，她的帝王之路荆棘密布、充满传奇。她的功过是非、她的个人生活、她的谋略与智慧一再进入史学研究和文学艺术创作的视野中。史料中有关武则天的记载虽有语焉不详和中断之处，但对于其一生中的重大事件：太宗时代入宫封为才人，太宗驾崩后感业寺出家，高宗时代二次人宫受宠，争夺中宫之位，数次更易太子，平镇李敬业叛乱，登上帝位终又还位于李唐等。史料中的记载还是基本一致的。此后，这些历史片断作为基本故事元素，在各类文学艺术作品中以不同的逻辑和方法重新组装设计，就生成了不同观念和内涵的艺术作品。 作为电影题材，《武则天》具有诸多先天优势，也有其难以驾驭之处。优势主要在于历史人物自身的鲜明个性和传奇色彩。题材本身的跌宕起伏，故事情节以及恢弘壮丽的史诗气魄，人性、欲望、智慧、权谋可以在一部戏中得到极致表现，既富于历史质感，又不乏戏剧冲突，这对于历史剧来说是难得的创作条件。难以驾驭之处在于，武则天的故事对于中国观众早已家喻户晓，并一再进入各种通俗文学、影视作品中，观众对人物及其故事太过熟悉。使得再度创作难寻新意，难以在观众已经熟悉的历史中挖掘出仍具有新意和吸引力的故事情节，也难以建置一个既符合历史真实又富于深度并能让今天的观众普遍认同的人物形象和一个符合现代人文意识的主题立意。 本文是关于电影《武则天》编剧思想和人物形象塑造的研究。是影片进入剧作阶段的前期史料研究和方案策划，目的在于正式进入创作阶段之前，理清影片的创作目的、看点分析、受众定位以及剧作阶段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文章具体内容涉及以下几方面： 第一，风格定位。关于影片创作的所有研究展开之前，须先理清一个问题，即要拍一部什么样的《武则天》，是历史正剧还是戏说?正剧的标准是什么?在观众对历史人物相对熟悉的背景之下，正剧是否仍然具有看点和存在价值? 第二，截取历史。在武则天82年的生命历程中，可圈可点的重大事件很多，对两小时片长的电影来说，只能重点着眼于人物生平中的关键时段和事件，而不同的截取方式对应着影片剧作的不同方案和立意。 第三，影片立意。研究影片如何依从于史学家认定的基本历史事实，用现代的人文意识，来审视和理解历史人物的个性发展、行为逻辑和功过是非，进而获得现代观众的认同和接受。 第四，人物形象定位。参照史书记载以及已有传记小说中的武则天形象，研究武则天形象的历史流变，从前人对于相同史料的不同认识和处理上，发现合乎情理且富于人性的人物形象定位，挖掘人物行为表象中的人性深度，为影片寻求合乎情理、富于深度同时又被广泛认同的人物形象定位。 一、风格定位 影片风格贯穿影片创作始终，是影片策划和创作的基本前提。本文认为将《武则天》定位为历史正剧、人物传记片和史诗电影。更具有现实意义和市场价值。 这里涉及一个正剧的标准问题。即什么是正剧?一个相对通俗的标准叫作“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即历史正剧必须对要表现的那段历史故事做到主要事实和主要人物符合史籍记载，人物的思想和行为要符合时代背景、符合逻辑。在此基础上，可以以戏剧化手段，建置情节冲突和人物关系、放大细节和适度虚构。 前面提及，当下将武则天这个人物作为电影题材，最大的难度之一就是观众对这个人物及其故事相对熟悉，而正剧的原则是不能超越基本史实，那么这就意味着电影中的情节发展及其最终结局观众是知晓的，那么作为正剧的电影《武则天》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其价值和看点又在哪里?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在她之前，有不少掌握实权的皇后、太后，但都没有这样的胆略改换旗号正式称帝，在她身后，也有无数效颦者跃跃欲试。但即使是在妇女地位较高的唐代，也再没有人能问鼎成功。她的惟一，恰恰就是人们对她的兴趣点，也是武则天故事的卖点。反复研究不同时代人们编织的武则天故事，不难发现，对于后人而言，武则天故事的最大看点在于这样一个历史悬念：在那个时代一个女人何以登上帝王之位?她有怎样的自身条件(美貌、谋略以及智慧)，又有怎样的外部环境(当时的社会文化、政治背景、她的支持者与反对派，以及种种的机缘巧合)?她的身边，有祖父被她杀害却终身为她尽忠的上官婉儿，心向李唐但还是为武周尽心竭力的狄仁杰，与母亲心智酷似、却貌合神离的太平公主，这些人是怎样对待她。对她又怀有怎样的情感? 从好奇和释疑的角度。后人的确需要一个真实的武则天，然而，千余年来，武则天的历史经过了太多的涂抹。首先涂抹的是她自己――武则天以周代唐女主天下殊为不易，与儒家伦理传统道理相悖，为宣扬自，己的“君权神授”和“王者不死”进行了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留下了大量真真假假的传说故事，无论是她的名字，还是出生。甚至死后的立碑，都流传着各种说法。甚至可以说她的一生都笼罩在神话和传说之中。其次是史家的涂抹――在武则天身后的千余年中，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儒家思想统治的男权社会中，一个女皇是难以为历史所包容的，大量妖魔化的记载、形形色色的传说，混淆了视听。服务于现实政治的陋习一再篡改着本已十分凌乱的历史，即便是近代之后，对于武则天的评价仍然变化无常、褒贬不一。武则天时而是“实无丝毫政绩可记”的昏庸帝王，时而又成为儒法斗争、推动历史发展的法家代表。时而又担当起妇女解放的代言人。但武则天其人究竟是什么样呢?或者是唐代社会对于妇女的宽容为她提供了条件，或者说是高宗身体不好给了她机会，或者是长期受压抑的庶族地主要夺取政权，所以把她推到了前台。但无可否认的是，她的成功至少有七成应归结于她自己非凡的才能和手段。 古人云：“读史使人明智。”历史剧的魅力就在于它能带着观众去回望那些曾经可能发生过的事情和情境，品味这些故事对于今人的启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凡剧都是戏，也就都是戏说，但我们所界定的历史正剧，是以严肃的历史态度去想象和再现历史的，所以它最接近历史真实，情境设计也最符合历史原貌，其中的人物性格也最合乎逻辑与情理。《武则天》的时代，国家安定，社会繁荣，民心向上，八方来仪，大唐盛世令人心驰神往。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个女人靠着她的智慧、权谋与种种机缘巧合神奇地升腾崛起，这正是今天人们 对于武则天故事的关注点。惟有作为历史正剧的电影《武则天》，才可以带领观众接近那段历史、那个人物，理解那个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女皇帝是如何造就出来的。 这样的故事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任何编造的故事在真实的历史面前都暗淡无光。惟有最贴近历史的想象力，才能获得最有说服力和可信度的影片。 二、人物塑造――从历史人物到艺术形象 关于武则天人物形象的塑造，有两个方面的成果可以借鉴：史学研究视野中的武则天和文艺作品中描述的武则天。历史已然成为历史，今天的人们惟有沿着仅有的历史事实、以今天的观念去想象和诠释过去的故事。 中国历史上对于武则天的评价不一。唐中期，对武则天的评价较高，一方面是因为执政的帝王基本是武则天的直系子孙，另一方面是因为在唐代初期，儒学思想在中国的影响还没有那样深入。南宋开始。对武则天的评价持续走低，主要原因是儒学思想和程朱理学在中国思想史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到了近代，随着新文化运动、女权运动的兴起，后人又为武则天翻案，赋予她妇女解放的象征意义。如此反反复复，武则天的故事一再被演绎、戏说。 历史上关于武则天的小说、戏剧(包括电影)为数众多，尤其是进入20世纪以后，武则天题材的文学创作和影视剧创作参与的人数之多也达到了空前状态，从“五四”新文化先驱宋之的、柯灵、田汉、郭沫若、林语堂，到新时期以来当代先锋作家北村、格非、苏童以及女性主义作家赵玫、须兰，还有众多的通俗作家及著名编剧导演纷纷投身其中。不同时代、不同作品对武则天这一人物的阐释各异，不同的阐释体现着不同时代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演变。这些人物形象大体归类如下： (一)淫荡女人或蛇蝎妇人形象 从南宋开始，程朱理学在中国占据了思想上的主导地位，世人对武则天的评价持续走低，明清时期甚至有“鬼神之所不容，臣民之所共怨”的评价。虽然到了近代，因为女权运动的兴起，人们赋予武则天妇女解放的色彩，对她的评价开始翻案，但或源于儒学文化的漫长影响，或出于以艳闻野史取悦受众的的低俗文化需求，各类史书和文艺作品中仍时时出现她滥杀无辜和与男人淫乱的记述。 (二)巾帼英雄形象 近代以来，随着女权运动的兴起，人们赋予武则天妇女解放的色彩，开始为他写翻案文章。当时一批左翼作家一方面深受西方先进人文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深切意识到封建礼教对妇女的压迫和摧残，从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角度出发，把武则天塑造为一个反封建、反压迫的女性英雄形象。此类作品包括宋之的话剧《武则天》(1937年)、柯灵的电影剧本《武则天》(1937年)、田汉的京剧剧本《武则天》(1947年)，直至50年代郭沫若的《武则天》以及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如杨书案的《风流武媚娘》、李端科的《女皇武则天》、甄秉浩的《武则天登封传》、吴因易的“则天皇帝系列”等作品都不同程度延续了这一主题。郭沫若的《武则天》承袭了这一观念，但笔下的武则天以雄图大略、爱民如命的开明君主面貌出现，其形象被高度政治化，但基本回避了武则天作为女人，甚至作为人的亲情、爱情等富于人性内含的合理生命欲求和身体欲望。 (三)现代人文视角下的武则天――矛盾困扰中的女人与女皇 随着现代人文意识的影响，关于武则天的历史研究和文艺创作也转向对个体生命意识的关注，着重对其内心和情感意识的挖掘，尊重人的情感需要。注重解析人物的心路历程，立足于人是一个知、情、意、行并重的生命个体，把历史人物悖论性的生存处境和绝望孤独的情感上升到哲学层面进行探讨，提升为对普遍人类生存的关怀和思考。 相对而言，20世纪80年代之后关于武则天的文艺作品虽然延续了“十七年”时期对女性解放的理解。继承了郭沫若《武则天》的叙事逻辑，但这些作品大多开始试图摆脱歌功颂德式的叙述，努力表达一种人性的复杂和情感的挣扎。文本中不再回避她的私人生活，描绘了武则天的美貌，写了她与太宗、高宗、薛怀义、二张之间的情感纠葛。也不再因为肯定她的政治才华而回避她的残忍、狠毒，努力深入她的内心世界对她的行为逻辑进行分析，使其形象从符号向人靠拢。例如1984版的电视剧《一代女皇武则天》中提到，武媚娘幼年即熟读诗书，聪慧机灵，志向远大。14岁入宫，结识九王子晋王李治，李治淡泊名利，童心未泯，武氏也玩心甚重，两人经常结伴捕蛙捉蝉，戏水谈心，日久生情。二次入宫后，服恃李治以感恩报德，卑职屈礼以事皇后，但仍遭妒忌。独受专宠并大展才华后，才野心膨胀；再次受到攻击后，才变得猜忌善妒，极力排除异己。这实际上是强调了武则天从女人到女皇的蜕变，真实再现了她的纯洁与世故、性情与野心…… 以今天的视角看，武则天一生最大的特点在于她的矛盾性。在身份上，她既是女人又是皇帝。在性格上，她自信又迟疑，冷酷而又温情。在执政方面，既是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国库充盈。但同时又有均田制瓦解、民户逃亡造成的国家税收减少和社会不安定因素；既有任人惟贤的用人方略，又有酷吏政治打压异已；既促成了文化昌盛。也消磨了尚武精神；既推陈出新，又施以强大的政治干预甚至不惜血醒杀戮。这是一种站在现代人文立场上对武则天进行的诠释，正是有了这种矛盾性和多面性，才使得武则天这样一个有血有肉的立体的人展现于人们面前，让人觉得亲切可信。 三、历史截取与影片立意 武则天出生于公元624年，享年82岁。这是一个一出生就有故事的女人。唐贞观九年(635)。利州都督武士镬之妻杨氏生得一位千金，传说中，神相袁天罡曾观其相，谓其：“口角龙颜，龙瞳凤颈，伏羲之相，贵人之极也”。之后，这个“伏羲之相”的女子14岁应召进宫，26岁被迫出家。28岁3L--度进宫，五年内登上皇后宝座，很快便铲除王皇后、长孙无忌等异己力量，稳定了后位，并逐步成为大唐帝国的实际主宰者。公元690年，66岁的武则天正式登基，在垂暮之年，她又将帝位归还于李氏家族。 历史地看，武则天一生的这些关键因素对于其人格形成以及人生历程各有意义。以电影剧作视角来看，人物在不同时段折射出来的人格特征、心理动机和行为倾向各不相同，这种差异直接影响到影片立意、人物建置以及可以挖掘的情节线索和矛盾冲突。 这里，我们把武则天跌宕起伏的一生分成三个阶段进行分析。 第一，“崛起”。指武则天从太宗的才人变成高宗的皇后这一阶段。中心事件：废王立武。 第二，“弄潮”。武则天入住东宫之后，与高宗并肩执政，通过亲蚕、移宫、封禅、泛阶、平乱等举措，建立威信，培植势力，使高宗形同虚设，最终登上皇位? 第三，“归去”。武则天称帝后，引发储位之争，内外交困中，武氏最终选择还位于李唐。核心事件：夺嫡大战。 武则天以一个女性的身份改朝换代，建立了 大周王朝，她上承贞观下启开元，把一代王朝治理为世界强国。武则天的一生是辉煌壮丽的一生，又是充满矛盾纠结的一生。在位执政时，经济在高速发展而均田制又导致民户逃亡；她任人惟贤，却同时实行了酷吏政策；促进了文化昌盛，又消磨了尚武精神。她充满自信，敢在男权社会立威；同时，她又高度的不自信，在位15年改年号23次。武则天身上矛盾性的根源在于她的行为背离了当时的社会传统。成为社会的不和谐音符，于是会和社会原有秩序和规则发生矛盾。这种矛盾冲突在她与权利交替之时，都会有激烈表现。对应于前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崛起”和第三阶段“归去”，都涉及与武则天有关的权力更替，是人物一生中冲突感较强的时间段。下文重点针对这两个时段的剧作方案进行分析。 四、方案分析――人物关系与情节设计 (一)“崛起” 1.立意 一般认为，武则天的前半生相对更具传奇色彩，从剧作角度看，历史事实本身契合了电影剧作要求的矛盾冲突和情节发展的启承转合――时而顺风顺水高潮显现(得太宗恩宠同时又有太子垂青)，时而又跌入低谷甚至陷入绝境(感业寺出家)，她不断地获得机会(二度人宫)又不断地受到挫折(觊觎东官不断受挫)。武则天26岁二次人宫并用五年时间登上皇后宝座阶段，是其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也是她个性张显最为淋漓的阶段――她野心勃勃、欲望膨胀，同时又聪慧过人，在内与王皇后、萧淑妃斗法，在外与长孙无忌等朝臣较量，以她为中心的人物关系错综复杂，但又清晰地分为敌友两大阵宫，她劲敌无数(王皇后、长孙无忌等)，但同时也不乏同盟(高宗)和帮手(许敬宗、李义府)。以电影剧作的视角看，这是历史事实赋予影片的戏剧冲突，甚至非常好地吻合了“英雄成长”式的剧情模式。武则天的成功和所有银幕英雄一样，武则天的成功是因为她有着杰出的才华、非凡的能力和永不言败的个性。 1939、1963年版的电影《武则天》都截取了女皇的前半生作为剧作的重点时段，1939年版《武则天》就是从其28岁二次入宫开始，写到她登上皇位。1963年版的《武则天》虽说是对武则天一生的全景展示，但重点还是武氏二度人宫到66岁登基称帝这段历史。 以今天的视角看，在人物塑造和立意上，可以挖掘的看点有两个方面：其一。人物永不言败的奋斗精神和不让须眉的极品智慧。今天观众眼中的武则天既非“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认定的扭转乾坤的巾帼英雄，也不再是男性视角下放荡不羁的蛇蝎美女，而是权力欲望主宰下智慧与勇气发挥到极致的普通女人。她如何在错综复杂的朝廷内外顽强挣扎并以非凡的智慧达到权力的巅峰，对现代人最具吸引力。其二，武则天与高宗李治在权力之争中交织发展的独特恋情和共同理想。选择这个段落作为剧作的主打段落，不利因素除了观众对这段历史包括细节都太过熟悉，还有一方面就是这是一段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的历史，要让这样一个故事站得住脚，则需要找到一个为当下观众愿意接受和认可的立意，即为权力之争找到一个合乎情理的理由。写这部分戏，应该为人物找到这种复杂的行为动机，有环境的压迫和自保的需要，有权力欲望的驱使，也有才华施展的条件和契机。据《旧唐书・则天皇后纪》载：“帝自显庆以后，多苦风疾，百司表奏皆委天后详决。自此内辅国政数十年，威势与帝无异。”此时的武则天与高宗不仅是夫妻还应该是同盟，武则天与王皇后的后位之争，不仅是两个女人之间的战争，也是高宗及武氏与长孙无忌等权贵大臣之间权力之争。不仅是尔虞我诈、争权夺利以及宫廷的倾轧和肮脏。更有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武则天如何在唐高宗和武后那个广阔的历史空间励精图治，为大唐走向隆盛奠定的坚实基础。以这个时段表现武则天。将展示一个智慧非凡的女人，一对励精图治的伴侣，一个昂扬向上的年代。 2.人物 (1)武则天 王皇后带武则天二次人宫，只是给她宫女的身份，用作打击萧淑妃，在她看来，武则天是根本不会有任何机会。要是一般的女人，从青灯古佛的寺院回到锦衣玉食的宫殿，已然是天大的幸运了，但武则天有所不同，这是一个既有见识又有才智且敢作敢为的女人。打击萧淑妃的任务轻而易举地完成，她低调拥有了皇帝。她也很快发现，与自己相比，地位高高在上的皇后无论才华、见识都不堪一击。于是她很快就不再满足于以无名无份的宫女身份侍寝了，而恰在此时，上天又给了她机会，生下龙子的她顺利升为昭仪。 武则天不是生来就想当皇帝的，她的帝王野心是渐渐积累起来的。她的美貌和才华有目共睹，作为皇帝的丈夫对她欣赏有加。公正的大臣们是敬佩她的。惟有报着偏见和一己之私的人才会排挤她。丈夫病痛带来的机会让她越发认识到自己过人的能力。也成就了她深埋于心底的勃勃野心。于是。这个才华横溢、聪慧过人的女人开始绝然反击，并一发而不可收拾。 (2)高宗李治 李治初出茅庐登基皇位。但并没有享受到皇帝应有的待遇。皇帝的舅舅、托孤重臣长孙无忌以及褚遂良等人的重重包围，让皇帝半点儿展不开手脚。在李治登极后的第三年，长孙无忌利用高阳公主诬告房遗爱的案件大开杀戒，硬是“审出”了震惊朝野的谋反案。皇帝的哥哥和叔叔也被诬陷进去，皇帝请求赦免他们的死罪，却被大臣们一句冷冰冰的“不可以”挡了回去。长孙无忌的志得意满和高宗李治的落寞无奈形成鲜明对比。最终酿出了灾祸。一场甥舅之战。拉开了大幕。偏偏这个时候，高宗得到了武则天这样一个绝顶聪慧的女人相助。高宗和武则天一起，借废王立武打击了前朝老臣的势力。所以，高宗与武则天不仅是恩爱夫妻，更是利益共同体。 高宗李治是一个宽容公允的男人。他是那个时代的模范丈夫，她对武则天欣赏有加。因此，武则天的机会很大程度上是他给予的。 (3)王皇后 王皇后的天然缺陷，简单地说就是骄傲自负。她败在太过轻敌。王皇后与唐高宗的问题。此前与萧淑妃的竞争，后来与武则天的竞争，其实质都是感情竞争。在这个激烈的竞争中，重要的条件及核心人物是唐高宗。但是，她的战略既考虑了唐高宗的感情，利用武则天就是看中了武则天与唐高宗的感情；同时又忽略了唐高宗的感情，他既然喜欢武则天，又怎么会舍弃武则天回头来找王皇后呢?与此同时，她更没有考虑武则天的感情。或者说结婚多年的王皇后对于感情问题还相当无知，她更相信，门当户对这些外在条件才是感情的基础。所以，在她看来，萧淑妃有南朝皇家背景，有萧璃这样的爷爷，在竞争中击败自己具有必然性；而武则天没有任何家世背景，父亲虽然是唐朝开国功臣，但是已经去世多年，武则天本人既当过太宗皇帝的才人，自身也年纪偏大，不该成为自己的竞争对手。或许。他还认为。武则天这样的人在内官找到一个安身之所已经是很大的奢望了。不该也不可能有更多的想法，不可能不对皇后大人礼让三分。她也从骨子里瞧不起那些以色恃君的女人，但事实上她错了。 (4)长孙无忌 在大唐帝国的臣子中。长孙无忌权位最高、权势最大。他既是太尉、首席宰相、顾命大臣，又是李治的亲舅舅。他的实权比李治还要大，他能一呼百应，风头甚至超越了李治，李治竟然惟他是从，不敢抗拒。虽然如此，但李治毕竟是一国之君，年轻气盛，所以，甥舅之间的矛盾从高宗当朝就暴露出来了。 (5)许敬宗 唐高宗永徽六年(655)，武则天与王皇后的争斗进入白热化，朝廷内的高官产生了分野，以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为首的一帮老臣是坚决的反对派，而以许敬宗为首的一拨人则为拥护派。许敬宗是贞观老臣，是“十八学士”之一。但在贞观时代始终没有得到重用。原因是他的人品让李世民很质疑。到了高宗一朝，许敬宗风生水起，二次创业成功。究其原因是李治和武则天已无李世民的道德判断标准，或者根基尚浅的他们还无法顾及这个标准，他们需要的是一个人的能力，一个人的权术，因此有才无德、做人没有底线的许敬宗得到重用。在这一点上，武则天的用人标准只能是但求有才，不求有德。 3.可以发展为影片情节的历史故事 (1)二次进宫 永徽元年(650)五月二十六日，是唐太宗去世的周年忌日，王皇后随丈夫及宫妃、文武大臣来到感业寺，为死去的公公祭酒祈福。唐太宗生前的嫔御自然也在队伍之中。仪式之后，王皇后看到一位俏丽的少妇走到丈夫面前，娓言倾诉着离别之情，泪珠夺眶而出，抽泣之声令睹者为之动容，更激起唐高宗的无限怜爱之情，使他凄然泪下。望着这旧情浓烈的场面，一个计谋在王皇后心中油然而生。王皇后接武则天进宫做了身边的宫女。决定利用她遏止萧淑妃的专宠。 然而，王皇后此举让长孙无忌等大臣十分不屑，武则天以为有机可乘，有意接近长孙无忌，但在长孙的眼中，武则天更不值一提。武则天发现自己虽有皇上专宠但依然势单力孤。 (2)低调做人，意外晋升 二次入宫的武则天，选择了低调做人的方式。一方面，她把王皇后当作救命恩人和再生父母，平日低三下四、无微不至地伺候她，在她面前尽情扮演着一个宫女甚至是奴才的角色，为的是让她在李治面前替自己美言几句。另一方面。武则天看到王皇后质朴实在，平常与身边的侍从很少交谈，她的舅父中书令柳贲出入宫禁时对宫内役妾们也无谦和之礼。于是，她专捡王皇后和柳贲不礼重的侍从和宫人结交，还常常把自己得到的赏赐送给她们，以求得她们的拥戴和保护。这样，那些得到好处的宫人们都成了武则天安插在王皇后、萧淑妃和唐高宗身边的耳目。因此，王皇后、萧淑妃和唐高宗的一举一动武则天都知道得一清二楚。永徽三年(652)七月，武则天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李弘。武则天身价暴涨，李治大笔一挥，册封武则天为昭仪。这对武则天本人也是意外的惊喜。 (3)甥舅矛盾 永徽三年(652)，高阳公主谋反案的审理中，长孙无忌有意扩大范围，将李治的六叔、司徒、荆王李元景，李治的三哥、司空、吴王李恪等数十位李氏宗亲定罪。长孙无忌丧心病狂屠杀李治亲人，李治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因为事态的发展超出了他的控制能力。但是，他要救出两个人。一个是他的六叔李元景，另一个则是他的三哥李恪，这两个人位居司徒、司空。平时和李治关系亲近，于是李治哭着向长孙无忌求情，但是长孙无忌坚决不同意。李元景和李恪最终被杀。这使得李治与舅舅隔阂日甚。后宫里，从感业寺二次进宫、尚无名份的武则天开始与丈夫谋划如何排除异己、共建未来。 (4)万年宫大水 永徽五年(654)三月，唐高宗李治率领一班大臣前往万年宫。一天夜里，山上下了大雨。引发山洪。大水冲击万年宫的北大门(也叫玄武门)，宿卫的战士看见水势凶猛，四散逃命。这天夜里。值班将军是右领军郎将薛仁贵，眼看着士兵四散逃命、大水涌进宫内。正是大家熟睡之时，皇帝和武昭仪也在其中。在薛仁贵的帮助下，李治与武则天一起跑出宫殿，登上高处，大水已经淹进宫殿。高宗惊魂未定，太医报奏：武昭仪再次怀上龙种。数月后，武氏生下一位小公主。大水中高宗和武则天成为生死同盟。 (5)野心初现 独享专宠又生育龙种，武则天升昭仪，成为众嫔之首。美貌和聪慧一再得到高宗认可，但王皇后又显然不给她机会。对王皇后而言。武氏显然是功高盖主。于是武氏交心不成，起了野心。狡猾的武则天发现，唐高宗只是宠爱自己，却没有让自己取代王皇后地位的意思。于是，她心生一条毒计，嫁祸于王皇后。武则天所生女儿满月，王皇后出于礼节，前来探望。谁知王皇后刚刚离开，武则天竟偷偷地将自己的亲生女儿掐死，然后又照样盖好被子，若无其事地离开婴儿床，和宫女们谈天说笑。唐高宗回宫之后，她嬉笑撒娇，让丈夫去看看可爱的女儿。唐高宗怀着兴奋的父爱之心掀开被子，却见可爱的女儿死在那里。武则天号啕大哭。哭得死去活来。唐高宗逼问左右侍从，都说只有王皇后进过内室，看过婴儿。唐高宗大怒，认定王皇后因为嫉妒之心而丧失妇德，杀了他的爱女。武则天又乘机添油加醋，欲置王皇后于死地。由于王皇后对此事难以自明，矢口否认也无济于事。从这以后，唐高宗便产生了废立皇后的念头。 (6)争取长孙无忌 永徽五年(654)，后宫斗争进入白热化，李治倾向废黜王皇后，改立武则天，他想寻求舅舅长孙无忌的支持。李治和武则天为了得到长孙无忌的支持，专门御驾前往长孙无忌家中，不仅将长孙无忌小妾生的三个儿子全部封为五品朝散大夫，还格外奉送十车金银财宝。皇帝和武则天都下了血本，长孙无忌却岔开话题。顾左右而言他。武则天的母亲杨氏频频到长孙无忌家中请求帮助。长孙无忌也无动于衷。礼部尚书许敬宗在武则天的授意下频频游说长孙无忌，然而却屡遭长孙无忌的驳斥。 长孙无忌在奋力抵抗，他在维护皇室尊严和传统礼法，希望外甥李治能够明白他的苦心，然而一切都是徒劳。李治已经长大了，羽翼日渐丰满，他不再像以往那样仰视舅舅，甚至没有平视，他已经恢复了一个帝王惯有的俯视角度。武则天要的是皇后的名分，而李治要的是长孙无忌和褚遂良手中的权柄。 (7)李义府奏疏 作为长孙无忌最反感的人，李义府在大唐的前景本来已经黯淡无光，长孙无忌更是准备把他赶出长安，从中书舍人贬到壁州(今四川省通江县)做一个小小的司马。由长孙无忌起草的诏书已经出台，只是还没有下达到门下省，一旦诏书下达，李义府就得乖乖地收拾行李前往壁州做一个可有可无的司马。李义府找来同为中书舍人的王德俭，向他咨询避难的方法。王德俭带李义府找到许敬宗并求得妙计：现在皇上想立武昭仪为后，如果能上书力谏武昭仪，方可避难。于是李义府连夜写好“废王立武”的奏疏，然后到内宫大门投递。接到奏疏的李治随即召见了李义府，进行了一番热烈的讨论，从李义府那里，李治得到了莫大支持。接见完毕，李义府得到了赏赐。 (8)改立皇后 永徽六年(655)，武则天得偿所愿，原来的王 性情感的复苏等。都促使武则天决心召回儿子，并立他为太子。可这一放弃江山屈服于血亲关系的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5)赐太子姓武 圣历二年(699)，武则天突然采取了一个奇怪的行动：赐太子姓武，并召来武姓侄孙及李姓儿女在庙堂察告天地，顶礼宣誓，保证彼此相扶，共保帝业。 (6)盟誓 武则天终于想到了让儿子和侄子和平相处的方法，那就是盟誓。圣历二年(699)四月十二日，洛阳的明堂上，一场隆重的盟誓仪式如期进行。参加这场盟誓的有皇太子武显(不久前赐姓武)、相王武旦、太平公主以及定王武攸暨等武姓亲王。他们一起参加了这场隆重的盟誓仪式。在武则天的主持下，他们一起写下盟誓，然后一起焚香祷告，将盟誓内容写在铁券上，藏进了国史馆。 (7)恩宠狄国老 狄仁杰与武则天一起外出游逛，意外发生了。意外由一阵大风引起。狄仁杰的帽子被刮到了地上，而马也受到了惊吓，先前跑了起来，武则天见状，赶紧让太子武显冲上前去为其解危。 (8)默许的政变 太子李显趁女皇病危。在老臣宰相张柬之的鼓动下发动政变，逼她退位，是为唐中宗。中宗即位后，大赦天下，加封李唐皇族，铲除张易之、张昌宗余党，恢复唐制，史称复辟。武则天革命的痕迹和女性威权被逐渐清除。 武则天对此次政变洞若观火，此时的她已经超然，故意不动声色，以局外人的眼光审视着子孙们的所谓义举。 五、结语 以现代的人文意识观照武则天这一历史人物，她既不是单纯的巾帼英雄，也不是一味的蛇蝎妇人。而是一个在权力欲望与人性情感中纠结的女人。相对而言，第一阶段是人物的上升期，冲突感强烈，符合经典的英雄成长剧作模式，是较为理想的剧作时段。第二阶段外部冲突显得稍弱，但却涉及人物丰富的内心情感张力。饱含了人物一生的渴望与纠结，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剧作时段。相对而言。后者着眼于老年武则天，以传嫡为主线勾连起种种矛盾冲突和错综状况，能够集中体现人物一生的欲望和情感纠结，也更能突出她的智慧和胆识，使人物更具张力，同时也更具新意。参考2006年英国影片《女王》等，可以预见，在当今影坛。内敛、深度和智慧可能超过年轻、华贵与时尚，深入、真实地刻域一个人物可能胜于张扬地展示其外表的美貌与浮华。当然，如果剧作中能兼顾人物青年时代的场景，再加入太平公主等年轻女性，影片的可看性会大大加强。 中国电影史论文:中国电影史上那辉煌的一刻 桃李芬芳育英才，薪火相传六十载。2010年10月23日这一天，是我国目前高等艺术教育中唯一一所电影专业院校北京电影学院建校六十周年校庆日。六十年一甲子，为了迎接这隆重盛大的庆典和纪念活动，学院早在一年前就开始了筹备工作，筹办校史展、拍摄宣传片、联络海内外历届毕业的在电影业作出突出贡献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校友、准备三大奖项等等，本刊主编马宏锦先生作为北京电影学院1986级电影美术系进修班学员，也在去年第九期杂志推出了题为《春华秋实――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进修班风采录》的专刊，集中介绍和展示了同学们多年来在电影和美术方面的作品、工作成果、专业成就等，为校庆献礼，感谢母校的教育，报答母校的栽培。同时，马先生在校庆日也应邀回校，参加庆典，和众多校友、老师们欢聚一堂，并用他的镜头记录下这激动人心的时刻…… 成立于1950年的北京电影学院如今已成为世界规模最大的电影专业艺术教育高等学府，教学设施和人均拥有设备值等均已达到世界一流。新中国成立以来，伴随着几代人成长的7000多部影片中，75%以上由该校毕业生主创拍摄，历届国家“五个一工程奖”、政府“华表奖”、“金鸡奖”、“百花奖”获奖作品中，电影学院毕业生主创作品达到百余部，该校毕业生的作品还在戛纳、威尼斯、柏林、东京电影节上摘得大奖。 风风雨雨走过了一个花甲之年，被誉为“中国电影工作者摇篮”的北京电影学院，在校庆那一天是热闹非凡的，是隆重庄严的，也是辉煌耀眼的。庆典活动在热烈的气氛中整整持续了一天。各级领导和来自海内外的校友们济济一堂。国务院总理和国务委员刘延东向大会发来贺信。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顾长卫、贾樟柯、韩三平、于洋、张铁林、张丰毅、蒋雯丽、袁立、黄晓明等许许多多从这里起步，从这里放飞电影梦想的大牌导演和一线明星们纷纷从各地赶来，为母校祝寿。 院长张会军在发言中说：建设世界电影强国是我们人才培养的奋斗目标，建设世界一流的电影学院是我们的根本宗旨，我们会始终牢记学院的校训：“尊师重道，薪火相传”，我们将共同创造北京电影学院一个崭新的历史，我们将用自己全部的精力为中国电影事业奋斗终身。 北京电影学院校友、著名导演陈凯歌在代表校友的发言中说：我们和在座的前辈、后辈，都在电影学院度过了难忘的岁月。我们是后第一批学生，那时校址在昌平的一个叫朱辛庄的地方。我对朱辛庄很有感情，那个地方很适合读书，每天课上完之后，或者从城里回学校的路上，都有一番自由的讨论。电影学院带给我们的除了专业的技能，除了作为一个行业的工作者的必要的知识，还有我们对电影的感情，让我们在其后的生涯中缓缓地展开，拍出一些比较精彩的作品。之所以说‘一些’，是因为后续的路还很长。感谢老师对我们的谆谆教诲，感谢母校的哺育。正是因为你们的教诲，有点一心向上，想把中国电影拍好。 听着陈凯歌此次温和的发言，现场许多校友不由得想起1993年，他在北京电影学院82届（78年恢复高考后招收的第一届学生）毕业生举行的“十年首聚”活动上，写的慷慨激昂的同学会宣言：“遥想当年朱辛庄内一百五十三同学少年无忌十足狂妄评点古今奋发向上欲与前人争短长十年过去世称‘五代’小有气象而今相聚白发有添豪情无减一笑仍是童颜热爱艺术忠实生命洞彻人生阐发人道再干十年还要再开风气先决不食言。” ，此宣言在电影圈曾一度传为佳话。 北京电影学院教师代表、摄影系主任穆德远教授在发言中说： 60年前，一大批活跃在中国电影创作一线，具备专业水平的从业者投身于中国电影教育事业，他们有三十年代参加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老艺术家，有延安电影团的精英，有中国电影教育的元老，有经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洗礼的战地记者，他们挺起了新中国电影教育的脊梁。 60年来，且不说在国际电影节上，所有获奖影片中几乎找不出一部没有学院师生参与的影片，就说在新中国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中，都有学院师生的身影。无论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庄严时刻，还是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还是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现场，还是在南极的科考队中，还是在唐山、汶川地震中，北京电影学院的师生中都会有人自豪地说，我在！穆德远教授说：都说教员是蜡烛，他们燃灭了自己，照亮了别人。我作为电影学院的教员，即便燃灭了自己，但并没有照亮了别人，我也无怨无悔。因为北京电影学院的教员是中国电影教育事业的脊梁！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是中国电影的脊梁！我们深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同样是！ 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张丕民在发言中说：北京电影学院从创建开始就一直承担着为新中国电影事业培养电影专业人才的重任，60年来始终坚持以党的唯一路线方针为办学指导，以培育全面发展的电影高级专业人才，推动中国电影事业发展进步为己任，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电影工作者的摇篮，在国内外电影和文化艺术界享有盛誉，是培养中国电影专业人才的重要场所。从电影学院走出了一批又一批享誉中外的艺术家，有德高望重的老一代，有担当中国电影重任的年富力强的中坚力量，也有在舞台上崭露头角的年轻新锐，为繁荣中国电影事业做出了贡献，更为中国电影文化走向世界做出了贡献，造就了中国电影的民族文化品牌。 在随后的颁奖典礼上颁发的第一个奖项是“新中国电影开拓奖”，该奖项颁发给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开拓做出特殊努力和贡献的优秀电影人夏衍、袁牧之、陈波儿、章泯、白大方、吴印咸、钟敬之等近三十位老前辈，当大屏幕上一一显示他们昔日的形象和风采时，学院党委书记籍之伟宣读的颁奖词说：“你们点燃了新中国电影事业的火炬，注入了那些年轻的心，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勃勃生机，必将永远镌刻着你们的足迹。” 在这一特殊奖项的颁奖过程中，主持人还讲述了新中国第一台摄影机的故事：1938年秋天，华夏大地风雨飘摇，为了表示对中国人民的敬意，电影《四百万人》的摄影师荷兰电影导演伊文思把自己的摄影机送给了中国电影工作者、后来成为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的吴印咸。这台摄影机让新中国的第一批电影人，携带着特殊的武器穿梭于祖国的各个战场，用特殊的方式战斗。年轻的他们不畏枪林弹雨流血牺牲，用一部部影片书写着共和国走向成功的辉煌。也就是这台摄影机成就了新中国的第一批摄影师，同时也点燃了新中国电影教育的火种。这台摄影机述说着中华儿女英勇抗战的历史，也记录了新中国成立的华彩乐章。 活动的第二个奖项“新中国电影教育杰出贡献奖”颁发给学院历年来在电影教学中作出突出贡献、培养了一代代优秀电影人的谢飞、郑洞天、齐士龙、马精武、谢铁骊、崔新琴等教师们，颁奖词说：60年的变迁见证了中国电影的成长，而一辈辈的先生把知识传授给一代代电影人，一代代电影人在这里起航。 第三个奖项“北京电影学院优秀毕业生奖”则几乎涵盖了新中国电影行业中近半的幕前幕后精英，其中包括张艺谋、陈凯歌、韩三平、黄建新、贾樟柯、顾长卫、霍建起、于洋、王小帅、陈坤、赵薇、蒋雯丽、唐国强、李少红、姚晨、陆川、余男、宁浩、叶大鹰、许晴、袁立、张丰毅、尤小刚、尹力、王小列、王丹戎、王兴东、王志文、冯小宁、宁瀛、艾丽娅、吕乐、孙周、安澜、米家山、何琳、吴天明、吴玉芳、吴子牛、沈丹萍、张建亚、宋春丽、张军钊、肖锋、邵兵、候咏、俞钟、陈国星、陈强、姜武、赵小丁、胡玫、夏钢、娄烨、郭宝昌、郭晓冬、富大龙、黄蜀芹、蒋勤勤等500多位知名影人 在颁奖典礼过程中，大屏幕上播放着历届毕业生拍摄的优秀电影片段，从《风雨江南》到《那人，那山，那狗》，到《童年往事》，到《香魂女》，再到《云水谣》；从《老井》到《暖》，到《梅兰芳》，再到《小城之春》，等等，在场校友再度感受了自己或自己的同学曾经创作出的那些让人激动万分的作品。 在代表校友上台领奖时，于洋说：今天是电影学院60周年的生日，我们老中青少聚集在电影学院里，不由得让人想起60年前热衷于电影教育事业的陈波儿、白大方和袁牧之同志，他们现在在天上看到我们电影学院到今天如此的辉煌，一定非常高兴。他们是我们电影学院的骄傲，是我们中国电影的骄傲。张艺谋说：中国的电影事业是由一代一代人传承过来的。今天，我心情特别激动，我祝母校60周年生日快乐。 活动期间，学院还在A 楼大厅举办了主题为“尊师重道，薪火相传”的60年校史展。展览分五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前沿，包括学院的校址变迁、新中国教育的开拓者、学院历任和现任领导。第二部分为前史，主要展示了解放前中国电影教育的起步，包括电影公司的演员培养与左翼电影（最初的电影教育）、民国时期的教育电影及电影教育（电影高等教育的起步）、解放区的电影教育等。第三部分为学院起航篇（1950年―1976年）。第四部分为成长篇（1977年―1999年）。第五部分为腾飞篇 （2000年―2010年）。校史展中还专门开辟了三大块主题墙，包括人物历史墙、人才培养墙和创作实践墙。 除了平面图片展示外，还展出了延安电影团使用过的第一台摄影机、16MM摄影机、金陵大学时期孙明经教授电影教育的授课手稿和钟敬之老院长在学院创办初期的教育手稿等，还有学院早期的毕业联合作品分镜头剧本、1978年的招生简章等珍贵实物。同时，还展出了学院历届师生获得的国内国际奖项的奖杯，这些奖杯凝聚了学院历届师生的辛勤创作和努力拼搏，金灿灿的奖杯在灯光映照下犹如母校60年的光辉历程般熠熠生辉。 六十年的凝结与汇聚，六十年的灿烂与绽放，六十年的回顾与怀想，六十年华诞大庆这一天，对于北京电影学院来说，无疑是一个辉煌耀眼的时刻，对于中国电影史也是一个重要的值得纪念的日子。 中国电影史论文:走向新百年的《中国电影图史》 2006年12月24日，中国电影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耗时四年，由两岸三地学者共同完成的大型电影史著作《中国电影图史》宣告完成，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台湾厅举行了隆重的首发式。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赵实、中国传媒大学校长苏志武、资深电影史学家程季华和中国影协名誉主席、著名电影导演谢铁骊等发表了讲话。李行、吴思远、王晓棠、谢芳、陶玉玲、黄仁、罗卡等一百多位来自祖国大陆、台湾和香港两岸三地的著名电影艺术家、电影史学专家，以及在京电影单位的有关人士出席了首发仪式。 统一中国电影史 赵实在贺词中高度评价了《图史》诞生的重要意义，它凝聚了众多专家学者的智慧，是两岸三地一次成功的合作范例。的确，多少年来，虽然中港台具有同根同源的文化血脉，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形成了三种各自孤立的政治文化形态。反映在电影史上，是长期的分歧。 现在三地流行的电影史，有三个版本最为人重视：大陆程季华、邢祖文、李少白所著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台湾杜云之所著的《中国电影史》以及香港余慕云的《香港电影史话》。这其中，余慕云的著作囿于港岛一隅，自成系统；而程季华和杜云之的著作都以1949年以前的中国电影为主，可着力点不同，对立的观点更是比比皆是。考虑到两者皆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著述，存在意识形态上的不同是难以避免的。 时间悄无声息间流过了三四十载，在多元开放的新世纪，一部全面、系统、客观地描述包括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等地电影发展、演变过程及其成果的“大中华电影史”，成了电影工作者心中共同的夙愿。 契机出现在2002年11月。程季华回忆道：“当时，我和李行导演在无锡参加金鸡百花电影节的时候相会。谈话中李行提出，是否可以集合两岸三地之力合作著书，以纪念中国电影百年。”李行先生为此特意提到：“两岸和平统一，那是政治家的事情，我们无能为力。但是在国家统一之前，让我们的电影史先统一起来!” 这正是耄耋之龄的程季华未了的心愿，两人当即一拍即合，统一电影史的工作得以迅速有效地展开。 四载磨砺成正果 无锡之行后，程季华返回北京，立即与有关人士进行商议。而李行则与香港著名导演吴思远取得联络，邀请香港电影工作者共同实施。经过北京、台北、香港之间频繁通信，决定将该著作称为《中国百年电影图史》，由程、李、吴三人担任召集人，推举三地电影史的专家共同组成编委会。 此时，他们得知北京广播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前身)正在筹划中国电影百年史研究项目，遂与北京广播学院商议，决定四方合作，以北京广播学院为主持单位，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华台北电影资料馆和香港电影资料馆为协助单位，鼎力支持。 据记者在首发式现场与香港著名影评人罗卡先生交谈得知，为了《图史》的顺利出版，香港电影资料馆几乎奉献出了所有的馆藏精品，大部分图片和文字资料都是第一次与大陆读者见面。而台湾方面的电影资料以前甭说是普通民众，即使是专业研究者也是知之甚少。这次《图史》可以说是填补了一个巨大的空白，主要编写者黄仁先生已八十有余，他精神矍铄地声称自己身体倍儿棒，“因为工作关系，好几回自己一个人拎着大箱子往来于海峡两岸之间”。 好事多磨，《图史》的出世也并非一帆风顺。2003年4月，原本预期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编辑会议，由于“非典”肆虐，被迫延迟到9月。其时，作为香港电影史元老级人物的余慕云先生也亲临现场。可惜，去年4月8日，余先生心脏病突发在广州去世。他没能看到《图史》一书的最终完成，不能不说是一个永久的遗憾。 再启百年新征程 其实，在前年12月，《图史》的撰稿工作便在两岸三地电影工作者的密切合作下顺利完成。如果赶一赶进度，完全可以将其作为中国电影百年华诞的礼物奉献出来。“但经过编委会和中国传媒大学领导审慎的考虑，本着对历史负责，对读者负责，专家们再一次对已完成的书稿进行审核、修订和打磨，一年后才正式出版”，程季华说：“由于错过了百年庆典，遂将书名《中国电影百年图史》改为了《中国电影图史》。” 《图史》全书近千页，130万字，2700多幅图片，如此浩大而繁琐的学术工程，如果没有两岸三地专家学者的精诚合作，是根本无法想象的。面对这部真正完整意义上的大中国电影史著作，怎么能不令人感慨万千、欢欣鼓舞呢? 但也正如谢铁骊导演所言：“《中国电影图史》已经出版了，但是中国电影的新时期才刚刚开始。就让我们以此为献礼，献给中国电影所走过的100年的岁月，更献给它无限美好的明天。” 中国电影史论文:“第六代”电影纪实风格以民间视角书写当下或历史 [摘要]“第六代”电影包含关怀社会弱势群体生存境遇的记录精神，它以记忆和想象混合的普通人物的视觉来还原历史。“第六代”电影人物的边缘性则主要把握了社会底层的特点，其电影纪实风格建构强调当下和历史中普通人的感情和情绪，表达了一种新的电影精神。 [关键词]“第六代”纪实风格记录精神民间边缘 引　言 我们在“第六代”的电影中看到了地道的平民化叙事，看到了银幕上从伟人到凡人的回归，普通人的日常情感和微妙的心理体验得到诠释和表达。平民化叙事的另一重要视角就是强化人物的无奈与焦虑，表现小人物在各自生活中遇到的种种不幸和困难。显然，“第六代”电影的纪实风格以一种叛逆者的姿态，充分张扬自己的个性，以独特的表达方式，进行着与观众的心灵交流――平等的、宽容的和关怀的交流。影片中的中国社会的边缘人，或者说生存于都市和农村的小人物以真切的存在唤起观众的动情。 “第六代”电影纪实风格建构无意回避社会矛盾，当今中国社会逐渐地强化市场经济体制，竞争逻辑体系中的人们以胜者和败者来分类，使得边缘人群更加边缘化。“第六代”电影对之进行反思，今天的中国社会究竟是为了创造社会全体成员共同的美好生活，还是盲目追逐所谓现代化的西方文化。“现代化繁华景观背后是无数具体的人的痛楚、无奈和辛勤劳作，现代化过程是一个历史的意志不断改写个人生命意志的过程的话，我们就必须承认，新生代关注底层大众代表的平民现代性努力包含着中国大众最切身的现代经历和现代体验。”[1] 一、纪录精神[2]：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境遇 “第六代”电影在事件之中蕴含社会生活的‘寓意’，不仅无法忽略，更无法否认。在社会进步的历史过程中，社会代价与社会进步一样，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如实指出，承担社会代价的多是社会弱势群体(Ssocialvulnerablegroups)，没有话语权或很少有话语权的“沉默大多数”。[3]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弱者比社会强者为改革付出了更多的成本，承受着来自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更大的压力。思考减少社会代价的路径，从社会群体的角度看，就是思考如何减轻社会弱势群体所受的冲击、由于被边缘化而受到的种种损害。 “第六代”电影，与其说是哀悼“边缘”的挽歌，倒不如说是呼唤“边缘”尊严的呐喊。虽然他们的电影很难说是提出了一个社会发展变化的科学走向启人深思，但它们至少提出了中国当代社会存在的若干问题，启人深思。这一点恰恰是“第六代”电影所要表达的重中之重。对此，导演章明的话，犹如“第六代”社会性立场的宣言：“我们要拍的是普通中国人的事情，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伸手可触的世界之中。在我们置身其中的太平盛世，许许多多人的简单的情感得不到满足。这些电影，更关心这些基本的生命存在。”我们从《巫山云雨》、《十七岁的单车》、《小武》[4]、《哭泣的女人》、《扁担・姑娘》、《盲井》等作品能更清楚地看到“第六代”的纪录精神。 《巫山云雨》的故事发生在由于三峡工程开工而即将被淹没的地方――长江边的一座小城巫山。这个地域背景隐喻着人存在的空虚或虚妄。作为一部注重人的生活状态的电影，《巫山云雨海个人物的社会身份几乎不被彰显，而他们在生活中各自不同的生活状态是导演十分在意的。例如，吴刚作为警察，在社会生活中(现实中)；麦强作为信号台职工，在社会生活之外(非现实或抽象中)。生活在纷乱、复杂社会的人们，实际上各不相干。麦强和陈青偶然相遇，发生了关系，但这并没有使两个人的情感得到确定，他们似乎是不相识的人，重新回到原位，只剩下魔幻般的叫喊和期待一这隐喻着在当今社会情感的无家可归，人与人之间沟通、交流的艰难。情感只存在于期待之中。与此同时，身体的结合等待着或回避着伦理的认同。麦强和陈青影片结尾时才再会，麦强和陈青是否会结合呢?全无交待。导演似乎要表明生活是在没完没了的期待中进行的，新的期待出现时镜头保持了沉默。由此，我们看到了人物在勇敢地面对现实和追求幸福中萌生的希望。 在王小帅导演的《十七岁的单车》中，从农村到北京打工的郭连贵和高中生小坚在一辆自行车的所有权上发生了纠纷，而他们使用同一辆自行车的目的不同，说明两个男孩儿生存处境存在差异。一辆自行车，成为两个17岁的成长中的少年不同意味的自我身份认同标志：对于郭连贵，自行车能使自己顺利完成从一个农村人向城里人的过渡，是绝对的生存道具(市场经济社会，要获得金钱(资本)，需要提高劳动效率已成了众所周知的事情)，也是心理依托；对于小坚，自行车是同龄群体中自我身份认同的象征物。无论如何，他们同样面对困境，同样在社会中处于弱势状态。 事实上在失去速递公司的工作之后，肯吃苦耐劳的连贵也许还能找到一份工作，然而他却放弃了换一种生存方式的机会，由于对自行车的过度迷恋，他短时间内无暇顾及其他工作。这反映了农村群体对都市物质文明的倾慕(影片中还有很多类似的情节反映着同样的心理：比如连贵亲戚兄弟关于天天喝红糖水、吃排骨面的向往：小保姆总是不停变换着家主人的衣着)。 对于连贵和小坚来说，自行车具有不同的意义。连贵对自行车的迷恋既来自对城市的向往，也来源于守卫“自尊”的下意识。因为那辆自行车是他用辛苦工作赢得的，是“苦尽甘来”应该得到的。对小坚来说，自行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同龄群体中心理优势的标志：女生提出要和小坚一同回家时，失去了自行车的小坚粗暴地回绝了。影片中的女生并未因为小坚失去自行车而改变对他的态度，但小坚在未被群体抛弃之前，却首先因为外在物质标识的缺失而完成了一次心理上的自我放逐。他主动放弃了成为群体中一员的可能性，偏执地用自行车这一外在物质作为自身价值的具体标识。诚然，这种身份认同方式与不健康的恋物癖(fetishism)有关，但也有社会性心理依据。因为他的同龄朋友大体上都对自行车过度地迷恋。没有自行车，他就觉得无法在同龄社会中表现自己，失去了群体的肯定(正因为这样，小坚才敢偷家里钱买一辆二手自行车)。在一个未成年人心中，外在物质标识的认同作用被无限夸大，以致形成一种错误的价值观，而这与当今中国社会日益严重的物质万能主义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贾樟柯导演的《小武》，故事与生活一样平淡无奇，它结构松散，情节平淡，叙述开放而流畅。扒手儿时的朋友小勇的结婚典礼没有邀请小武。对已经成为“著名”企业家的小勇来说，小武虽然是老朋友，但也是“手艺人”，请他来是很不体面的事情。正如社会学者所分析的：“在中国，一个人不给别人面子最有可能的原因是涉及道德问题，要么他过去可能伤害过此人的感情或自尊心，要么人们不认同他或她的资源的来路”[5]，小勇嫌 小武的“钱来路不明”，连小武的红包都拒绝接受。其实，在小武看来，小勇所从事的所谓贸易就是走私，所谓的娱乐业就是赚歌女的钱，他们同样是不道德的。 在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小勇在以违法的手段赚钱，利用法律的过渡期的漏洞积聚财富，他短时间内不会受到惩罚。而小武自始至终是一名小偷，一名警察眼中的罪犯。小武也许根本不愿意成为如小勇的“企业家”，也许他没有搞生意的资本，因而他始终是“手艺人”。他“手艺人”的身份来源于他的穷。小武失去了希望自己能做靠山的梅梅，[6]家里雪上加霜地冷待他，最后他被警察逮捕，于是小武在爱情、亲情上都受到疏离。也就是说，小武在坐牢前就受到一系列社会惩罚――“在金钱成为社会机制的基本动机和社会表象的实质性调节器的国家，小武可以说是这种社会现实的产物。金钱统治着今天的中国，而小武又被这一原则所统治。”[7] 从刘冰鉴导演的《哭泣的女人》，使我们看到我们身边真实的生活。而我们越看到真实，我们就越想哭泣，因为我们看到的是整个价值体系的紊乱。在北京打工的贵州女子王桂香，偷卖的CD和VCD被警察没收，成为他们可心的玩意儿。丈夫因赌博而动手打瞎了别人的眼睛，结果被抓去坐了牢。王桂香被迫回到了家乡小镇，这个脆弱的女人开始独自面对困顿的生活。在面临严峻的生存压力下，她与在镇上做殡葬买卖的旧情人合作，当哭丧婆，死亡也成为生意的对象。而这时候，她所目睹的是――在葬礼中请“哭泣的女人”的体面(甚至有狗丧，也请哭丧婆)：为哭丧钱而吵架；监狱所的腐败和丈夫坐牢的痛苦。其实，“哭泣的女人”王桂香是错综复杂的善和恶的复合体：虽然她对小孩不温柔不多情，但还是养育着一个被遗弃的小孩：为了目标，王桂香什么事情都敢做出来，为了丈夫，她跟旧情人重新在一起：为了丈夫，她不顾一切赚钱给监狱长，甚至出卖自己的身体。作品揭露了警匪一窝的现实。我们可以认为，王桂香的婚外恋和越轨与其说是堕落，不如说是现实黑暗中的生存挣扎。影片结尾，王桂香听到丈夫在越狱后半路上被公安击毙的消息，她只是发呆，无声无息，该哭时，哭不出来了。但在之后，在一个老板的葬礼上，她哭得眼泪汪汪，这样哭泣让奔丧的人误以为她只是个“好泪女”，挣了不少红包――真正的眼泪也只能归于赚红包的生意中。好歹，这回她用不着像平时那样为钱吵嘴，斤斤计较。她的哭泣，不仅是她的生存方式，更是她的赎罪、自慰和解脱。 在王小帅导演的电影中，边缘生存境遇中的人们往往是暴力的施行者或受害者(例如《十七岁的单车》、《二弟》、《青红》)，在《扁担・姑娘》中也不例外。外来民工高平想在城市里取得超越于“扁担”的价值。他用一套西装将自己虚拟为“城市人”，而他所有的能力与手段，只有暴力。本来，城市对民工的需求是劳动力，而高平将它转变为暴力，将暴力转变为金钱。他这样执著地强行撬开通往城市的门，而这样的努力最终使他丧命黄泉。仍旧以扁担为生的高平老乡东子只好静静地看着高平寡不敌众，坠入江中。作品表达的是城市和农村注定了的隔阂，“扁担”一旦要对抗“城市的游戏规则”，就难以回避卷入其规则设置的陷阱的命运。一旦侵犯了社会，就很难逃脱相应的惩罚。[8]这是社会弱者在城市边缘中无法挣脱而出的现实体认。影片结尾定格在“扁担”东子对他心爱的“越南姑娘”露出的积攒许久的笑容。它预示着是虚弱而坚韧不拔的希望。 在当代中国，善与恶有时交叉，有时分立，但无论是善还是恶，都是扁平的，能清楚找到原因并且依照既定原则――劝善惩恶――予以判断。“第六代”电影人性批判是冷峻的，基本上可分成善(元凤鸣)、恶(唐朝阳)和亦善亦恶(宋金明)三种类型人物。《盲井》叙述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个谋财害命的故事，它反映了底层社会面对经济起飞所产生的困惑，面对金钱的诱惑与困顿，人性的泯灭与复苏。《盲井》并非简单展现煤矿工人生活的悲惨，作品借影像媒介引发观众的思考：“人要过好日子，是否需要采取非法或灭绝良知的手段?”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虽然主人公是冷酷和邪恶的杀人犯，然而在另一方面，他们又是把赚的钱寄回家的家长。因此，《盲井》给予我们展示的是贫穷产生邪恶，而穷人害死同样穷的人的残忍的人生断面。他们在“咋鸡巴走路呀！”骂人的开私家车的有钱人面前，没敢吭一声，面对金钱的力量时，他们委屈自己，这正反映了他们对金钱的盲目追求和信奉。两个贫穷的挖煤工丑恶的欲望和其中的混沌的故事《盲井》，在主人公看到腐败官吏被捕的电视新闻报道时聊天的场景中，他们看着新闻说：“矿上那点事，他们差远了”，“别说几百万，有几十万我都知足了。”底层人贫穷和邪恶的背后是这个社会的腐败，是巨大的贫富差距。此时电影探讨的焦点已从人性问题提升到社会问题层面的拷问。 在追逐下一个暗算目标――16岁的元凤鸣――时的犹豫，说明此时矿工宋金明的灵魂面临了严重考验。宋金明在贪欲和良心间愁苦徘徊时，使元凤呜丢掉了童贞，预备好万一他死了，自己内心能获得心理安慰。这个场景与前一段落唐朝阳和宋金明当嫖客的场景隐喻着性／身体的快乐，对不能够享受多样的文化生活的底层阶层而言，这几乎是唯一的发泄欲望的手段和得到快乐的通道。 两个矿工在“盲井”里的最终死亡，是人性两极斗争的必然结果。唐朝阳彻底地丧尽天良的拜金主义与宋金明在善恶之间徘徊的心灵冲突，表示出人性是懦弱的，但同时有微弱的希望。作品显示了现实社会的残酷――穷人一枕黄粱的暴富梦的破灭――生命凄凉的绝望。元凤鸣在煤矿办公室称宋金明是二叔，当时王矿长说“废话”，矿长本来就不在乎他们是否有真正的血缘关系，对他而言，死一个人给“亲戚”发3万元就一了百了了。在宋金明死后，元凤鸣作为“侄子”获得了赔偿金，也陷入了道德上的困境，而电影就在这里结束。作为观众只好设想元凤鸣会把本应是社会弱者宋金明孩子的学费钱好好珍惜或用在学费上。王矿长“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的话表达了当今社会现实中弱势群体真实的地位，影片贯穿着一种悲悯和讽刺。 二、记忆或想象：民间视角的历史还原 “第六代”电影纪实风格建构凝结着民间视角的历史记忆还原。姜文导演的《阳光灿烂的日子》(1995)和贾樟柯的《站台》(2000)都构造了基于个人记忆或想象的历史，以电影书写了一代人的“野史”。另一部姜文电影《鬼子来了》，脱离官方主旋律话语，从真正的民间的和人性的角度暴露日军的残忍性和农民的单纯，从而更鲜明地表达了战争带来的伤痕和恐惧。通过“三线建设”的国家政策背景下，小根和青红青春男女感情终究被彻底否定的故事，《青红》冻达着纠缠于国家话语、家长的意志和年轻人的情感欲望间的痛苦和茫然。 《阳光灿烂的日子》，从个体成长经验出 发，不去触及“”的伤痕、苦难，在姜文的视角下，“”是与浪漫、青春重叠的记忆中的痕迹，“与第五代的中年民族伤痕南辕北辙”[9]，“但这等年轻、这等激情却是‘’初期的底色”[10]。《阳光灿烂的日子》是根据王朔小说《动物凶猛》改编的，这是著名演员姜文的导演处女作，作品对时期青少年的生活状态和青春期困惑有着极为真实的描绘。影片使用了在当时中国较为新鲜的超现实手法，把青少年的暴力和爱情描写得朦胧和残酷。由于父母的日子也不好过，没有时间管“马小军”们。于是，在特殊时期，孩子们在混沌中长大了。影片试图逼真地描绘出青春和暴力的幼稚和无知，这种幼稚和无知恰好就是“”时代的特征。其实，幼稚和无知何止是正在成长的青少年，整个国家和社会当时都处于一种无知和暴力的时代。《阳光灿烂的日子》用青少年的眼睛和故事描画出一个时代和一个国家的混乱状态与成长中面临的考验。 姜文虽然没有亲历过日本侵华战争，但他觉得《鬼子来了》中的马大山也许是自己的前生。[11]他如此投入地演绎电影人物的命运，活生生再现了他所谓前生。《鬼子来了》不愿举着“全民皆兵”的爱国主义抗日电影的旗帜，[12]作品虽然融入了一些喜剧性元素(农民纯朴的思想和语言，决定处置两个黄麻袋日军过程中的阴差阳错等等)，却是一部敢于正视那段不愉快的历史，使观众深思历史真面目的佳作。《鬼子来了》表现北方偏僻山村村民出人意料地遇到灾难，它对中国军队和农民人性的客观冷静的描写，具有尖锐的反思历史的意味。正因为这样，姜文将忧患意识注入故事中，以更深刻地开掘日军残暴行为的反人性。在战争的复杂情况下，撤退的中国军队在村民马大三家里留下两个黄麻袋并说会回来取，而他们却迟迟不来，半年都不见踪影(共产党部队的缺席是这部影片大胆之处)。翻译官为了保护自己而误导农民(不让农民看到问题的实质)，于是事情开始往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虽然他对死亡的恐惧是自然的，但他的中国人的身份使这部影片的批判性提升到中国人自身反思的层次上。另一方面，农民的纯朴人性使其始终害怕“杀生”，他们没想到日军在战争中的“残忍”，愚昧、盲目地相信日军，做俘虏和大米的一桩“以人换粮”的交易，这也是无依无靠的农民自己“当家作主”的选择及导致的灾难。影片的结尾，马大三被砍头的场面多多少少令人想起鲁迅先生所说的在日本留学时看过的幻灯片场景的意味。[13]马大三应该这样死吗?周围的人们好像在“看热闹”的欢乐之中，令人感到困惑――到底他们是怎么想，难道那么多人都盲目地认同对马大山这样的处死?[14]结尾的场景是姜文对新“鲁迅”的呼唤。通过历史的另类视角的还原，人们看到了历史的另一个侧面，对历史的思考也更深一步。 80年代，中国社会从封闭到开放、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文化上渐渐出现了多元的态势，人们也有了日常生活上更大的自由选择的权利。《站台》是关于这时代变化的汾阳县文工团年轻人的“民间记忆”，[15]是一首散文诗似的历史书写。文工团适应市场需求要准备一台轻音乐节目，而团里的年轻演员，在接受生活、时代的变化上各有不同的态度。汾阳文工团的这群青春男女，暧昧的、若即若离的情感，一时是在浪漫中、一时是在无奈中，跟着《站台》和《成吉思汗》等流行歌曲一起飞翔的期待，是他们青春的宿命。钟萍和张军的离别，崔明亮和尹瑞娟的再会，说不清是他们自己的选择，还是岁月的安排。他们都满怀激情地期待着人生灿烂的时刻，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慢慢滑入了平庸的人生轨道。这部电影展示的十年岁月，是理想的冲动慢慢变为日常生活平常心的岁月。汾阳文工团在中国大地上四处游走，寻找一种单纯的信仰，但最终谁也无法走出生命的圆圈，城镇文工团也是一种“革命”时代的副产品，一旦遇到社会潮流的转变，就渐渐接近了破产。这时，他们回到了汾阳(也是他们的出发点)――“站台”。十年似乎就是一个轮回。 电影《青红》作为历史记忆和想象，别具震撼力。上个世纪80年代，青红等许多孩子们的家庭为了“三线建设”，随内迁的工厂，从繁华的上海等大城市迁移到了内地贵州的一个边远之地，无论“三线建设”是否存在着对人才的需要，青红的父母盼望着回“故乡”上海，他们已经等得太累了，这个移民家庭一直以“上海人”进行自我身份认同，感到贵州是早晚应该离开的地方。而青红毕竟生长在贵州，对当地有深厚的感情，青红父亲强烈的回乡意识，给觉得自己是“农村的”的青红造成了巨大的压力。由于父亲严峻的反对和对她一举一动的监视，青红和当地工人小根情窦初开却只能变得若即若离，对于青红而言，徘徊于感情和家庭之间是难挨的青春考验。青红的好友小珍私奔的不幸结局使青红对自己感情问题的归居不免有太多怅惘。由于“三线建设”移民到贵州，是青红父母争吵的原因，国家发展的政治理想早已在枯燥和单调的现实生活中被淹没了，剩下的只是痛苦和焦虑。青红父女的矛盾；中突根本上来源于“三线建设”等大规模国家计划经济政策的强制导致的结果。小根向不得不离别的青红表白，欲望和现实的矛盾激发了他对青红的强暴，它证明了父亲对青红的担心和对小根的歧视。而青红面临的是情感的彻底毁灭，爱情变成罪恶是她难以接受的现实，她竞至自杀却未遂。在被青红父亲告成“强奸犯”的小根最终被枪毙的广播声中，青红的家庭走向上海的梦想在实现着，青红父母在年轻人的死亡中感到困惑和内疚，而青红只能发呆。这部电影是国家权力意志的运作给普通家庭带来痛苦和梦想的回忆。在特定历史环境中，不同背景的青春男女相亲相爱，遇到的是不同身份认同意识造成的激烈对垒。梦想只是在明天，今天只有无奈和忍耐。 结语 在“第六代”电影纪实风格的营建中，社会弱势群体里的人物占据了主要位置，许多观众不难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作品承担起了使我们回顾生活的作用――现实人生承受的压力和困惑生活中包含着的生命最普遍、也最真切的情感，变化飘移的命运――展现在银幕上。司空见惯的生活中往往蕴藏着触及人们情感底线的真诚与劫难，它打动着那些游走不定的灵魂。另一方面，“第六代”电影纪实风格中对被边缘化的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既是纪录精神的体现，也是对部分阶层被异化的社会深层矛盾的发现。作为对当代中国社会整体上的大多数――弱势群体的关注，“第六代”电影显现了对社会的一种负责，也表明了对社会整体健康发展的期待。 显然，“第六代”电影不立足于主流意识形态，而着力于另类观点的阐发，由于敞开了多元视角的历史话语[16]空间，还原了民间的历史，它们都显现出新鲜的纪实风彩。并且，这些电影中的历史是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的渺小事件的漫长积累，把历史拉进“民间”的生活里，挖掘了历史中普通人们具体的存在感和生活经历，历史由此不再是宏大叙事中的国家或民族中心话语或权力话语。 中国电影史论文:是叙述历史,还是折射现实 [摘要]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题材的电影已经有七十年的历史了。反思其吴学功能一定叙述历史：即人民抗战、政治抗战和民族抗战的三个阶段；二足折射现实：即中日冲突、国共对峙和台海关系；三是创造艺术：即悲剧风格、喜剧精神和象征意义。 [关键词] 抗战电影叙述历史折射现实美学反思 在中国电影一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抗战题材的影片始终是翻涌不息的惊涛骇浪，从1935年的《风云儿女》到2005年的《常隆基》，其间我们的银幕就不断映现出“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战斗身影，中国的影坛就一直回荡着“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时代强音-如果从1905年算起，中国电影已经走过了整整一个世纪，如果从1935年算起，抗战影片已经有七十年的历史，这100和70之比，大概就是在中国战争类型片中，抗战题材电影所占的比例-我们耳熟能详的有：《八百壮士》、《塞上风云》、《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小兵张嘎》、《铁道游击队》、《血战台儿庄》、《烈火金刚》、《黄土地》、《红高梁》、《战争子午线》、《铁血昆仑》、《南京大屠杀》、《七七事变》、《太行山上》等等。 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著名电影评论家明振江少将说：“战争一经发生，便开始成为战争电影的表现对象。不同时代的人们根据各自的需要，将同一场战争不断地搬上银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已经百余次被我们不同时代的导演再现于银幕，它们已形成了有关“日本鬼子”和“太阳旗”、“中国军民”和“青纱帐”等类型化的记忆和概念，那么，我们的抗战电影究竟是要叙述历史，还是折射现实?抑或是其他、综观七十年的抗战题材的电影历史，笔者认为：它们呈现为三种类型，而每一种又分为三个阶段? 一、叙述历史：人民抗战――政治抗战――民族抗战 毫无疑问，借助现代科技电影是迄今为止记录历史的首选方式，可是这种记录决非是再现纯粹的客观真实，正如法国著名电影理论家马赛尔・马尔丹所说的：“电影给我们提供的现实是一种艺术形象，如果略加思考，我们就能发现这种艺术形象完全是非现实的(例如特写镜头和音乐的作用)，而且是根据导演本人在感性和理性上的表现意图再安排过的。”因此，用电影来叙述历史，只能是特定历史话语中的历史、抗战题材的电影也就经历了“人民抗战”、“政治抗战”和“民族抗战”三个阶段。 首先是“人民抗战”阶段。始于1935年“电通影业公司”出品，许幸之导演的《风云儿女》，终于1947年昆仑影业公司出品，蔡楚生、郑君里联合编导《一江舂水向东流》。其间著名的有：1937年费穆导演的《联华交响曲》，1938年史东山编导的“抗战三部曲”《保卫我们的土地》、《好丈夫》和《还我故乡》，同年应云卫导演自的《八百壮士》，他在1940年还导演了《塞上风云》，1947年史东山编导的《八千里路云和月》、这些影片以1945年抗战胜利为前后阶段，前期的记实性的居多，以《八百；隆士》为代表，紧紧追踪时代风云，反映战争事件，表现出了中华儿女不可屈服的伟大精神；后期的反思性的居多，以《一江春水向东流》为代表，表现了这场战争灾难给中国人民的普通家庭带来的无法愈合的创伤。 其次是“政治抗战”阶段。始于1951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史东山导演的《新儿女英雄传》，终于1975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董克娜导演的《烽火少年》，其间著名的有：《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柳堡的故事》、《东进序曲》、《小兵张嘎》、《地道战》、《鸡毛信》、《八女投江》、《沙家浜》、《红灯记》等等。这些影片的共同特点是用“共产党积极抗战，国民党积极反共、消极抗战”，即以强烈而单纯的党派政治视角来看待八年抗战，取材的几乎全部是敌后战场由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或者是东北抗日联军抗击日寇的故事，而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的作战却被有意识地忽略了。因此，这一阶段的抗战电影，只能是共产党的政治意图抗战历史的写照，也正是这些电影几乎影响了几代人关于抗日战争的观念和记忆。 最后是“民族抗战”阶段。始于1979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李俊导演的《归心似箭》，终于2005年北京青年电影制片厂出品，李俊导演的《常隆基》。其间著名的有：《血战台儿庄》、《铁血昆仑》、《吉鸿昌》、《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将军与孤女》、《南京大屠杀》、《七七事变》、《黄土地》、《晚钟》、《战争子午线》、《黄河绝恋》等等。以上电影抛弃了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思维模式，将“中国共产党单一的抗战”变成“中华民族集体的抗战”，淡化了国共党派的政治意识而强化了中华民族的反抗精神，注重的是中日两个民族之间的战争。尤其是这一阶段大量涌现的表现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抗战，就有效地弥补了以前在这方面的不足；还有即使是以八路军为主角抗战，也凸现的是两个民族的人性在战场上的较量，如《将军与孤女》、《晚钟》。 二、折射现实：中日冲突――国共对峙――台海关系 诚然，电影以其所创造的“在场感”与“想象性”的高度融合，最大限度地克服了人类艺术千百年来一直难以克服的空间与时间、视觉与听觉、表现与再现相互分离的美学矛盾，然而这一切的出发点决不是还原历史，因为历史早巳不可还原，那么任何历史题材的艺术作品，都要受制于创作的特定时代和现实，因为“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可以说“古为今用”是历史题材创作的现实主义美学原则。电影理论家蓝爱国通过论证电影历程的由“影戏”到“电影”的演变，指出：“当我们今天改影戏为电影时，我们突出的是电影的机械化特征，一种现代化的传播方式，这种传播方式不同于任何传统既有的方式，从而也就具备了现代文化的独有特征――一种现代人的思想、文化、性格的表现手段。”中国电影的几代导演就借助“抗日战争”这一经久不衰的话题，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中国、亚洲和世界七十年的风云变幻。 首先是对应于“人民抗战”阶段的“中日冲突”的现状。从十九世纪末的“甲午海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中日关系危机四伏。1925年日籍职员枪杀顾正红而引起的“五卅罢工”，1926年的“大沽口炮台事件”，1928年“济南惨案”和“皇姑屯事件”，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2年日本进攻上海的“一二・八”抗战，1935年日本侵占华北，直至1937年“芦沟桥事变”，抗战的全面爆发。如《保卫我们的土地》以东北流民刘山一家的流浪经历，记载了从“九・一八事变”到“八・一三抗战”，揭露了日本鬼子的烧杀抢掠，鞭打了民族败类的丑恶行经，表达了人民抗战的伟大决心。还有《八百壮士》是取材于1938年“凇沪抗战”中国守军谢晋元团长率部坚守“四行仓库”的悲壮战斗。《塞上风云》则以1933年中国军 队的长城抗战为背景，写出了蒙汉人民团结抗战的民族精神。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抗战电影都的紧扣“抗日救亡”的时代主题，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中日两国的敌对状态。 其次是对应于“政治抗战”阶段的“国共对峙”的状态、随着中国共产党1949年在大陆执掌国家政权，海峡两岸就处于紧张的对峙状态，为了从根本上肃清国民党反动派在一切领域的影响，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竭力将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消失殆尽，于是银幕上只有共产党抗击40％的日军的场景，而没有国民党抗击60％日军的情形，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敌后战场的抗日战争，而没有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的抗日战争，如果有的话，也只是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摩擦，如《东进序曲》中的韩德勤、《沙家浜》中的刁得一。相反地，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和广大的人民抗日武装，活跃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如《狼牙山五壮士》、《回民支队》和《八女投江》。为了宣扬人民战争思想的正确，我们的电影还塑造了很多“游击队”的形象，如《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吕梁英雄》和《地道战》、《地雷战》等，也借此来强调“国民党几百万正规军在正面战场一触即溃”的抗战历史叙事。 最后是对应于“民族抗战”阶段的“台海关系”的形势。 二十世纪的后半段，中国大陆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世界主潮也呈现为和平与发展的新走向。从七十年代末国务院的《告台湾同胞书》，到八十年代初期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再到1995年发表的《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而继续奋斗》，尤其是九十年代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不断扩展，台海关系也发生了微妙而令人可喜的变化，民间的经贸、体育、文化往来和旅游探亲日益增多。我们的抗战电影日渐淡化政治意识，努力回归历史的真相，在这样两个方面折射出时代形势。一是，大量的描写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战场的抗战，如《血战台儿庄》、《铁血昆仑》、《吉鸿昌》、《南京大屠杀》、《七七事变》等，也塑造了一大批像李宗仁、杜聿明、宋哲元、唐生智、张治中、卫立煌、吉鸿昌、王铭章等爱国将领银幕形象，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二是，突出地刻画超越战争的人性意义，如《归心似箭》、《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将军与孤女》、《黄土地》、《晚钟》、《黄河绝恋》等，它们透露出强烈的反战情绪和人道情怀，通常意义上的胜负已经不重要了。 三、创造艺术：悲壮风格――喜剧精神――象征意义 抗战电影，如果说是叙述历史的话，那么它发挥的是电影的再现性美学功能；如果说是折射现实的话，那么它发挥的是电影的表现性美学功能!然而，无情的时间能改变曾经的事实真相和冲淡往日的恩怨情感，而今银幕上呈现的只是经过编剧、导演、美工、布景和演员模拟的场景、情态和形象，这就是电影的电影性――既再现又表现；既写实又写意的艺术特性所在。“作为画面和音响相统一的多维时空艺术，电影具有表达客观外在和人的主观世界的充分潜能和能力，艺术家的责任就是去发现和展示这种能力，”这些许许多多选取抗战题材来拍摄的电影艺术家们，究竟给我们创造来了哪些艺术美感呢? 一是，“人民抗战”阶段的悲壮风格。从近代以来古老的中国大地成了帝国主义列强冒险的乐园，一海之隔的日本更是捷足先登，先是侵占东北，继而蚕食华北，终于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最早的表现抗战的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就为这一阶段抗战电影奠定了悲壮的风格。史东山1938年导演的《保卫我们的土地址映后重庆的评论界称赞它具有“崭新的取材，崭新的风格，前进的思想，用拳头代替了大腿，用呐喊代替了没落的歌声。”应云卫导演的《八百壮士》，塑造了在凇沪抗战中，孤军奋战，誓不投降，以血肉之躯坚守阵地的中国军人，还有上海各界民众尤其是女童子军杨惠敏穿越炮火向守军献上国旗的壮烈场景。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抗战电影正是以悲愤豪壮的气概、视死如归的精神和一往无前的勇敢，唤起了民族的觉醒，鼓舞了民众的斗志，这也是大战当前我们民族需要的精神力量啊! 二是，“政治抗战”阶段的喜剧精神、1949年至1975年大陆的抗战题材的电影，由于创作指导思想的“先入为主”导致艺术表现的“主题先行”，在贬低、忽略国民党抗战的同时，也一方面妖魔化了日本军人，如在称呼上的“鬼子”就可见一斑，另一方面神魔化了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因此形成了美学意义上的喜剧精神。出现在银幕上的国民党都是假抗战、真反共的“摩擦专家”，如《东进序曲里的韩德勤、刘玉坤，《沙家浜里的胡传魁、刁得一，这些人说话阴阳怪气、做事诡计多端。那些日本鬼子几乎是凶残加愚蠢和好色加野蛮的典型，如《平原游击队》里的松井、《地道战》里的山田、《红灯记里的鸠山，《铁道游击队涯的岗村-至于正面人物个个都是威风凛凛、仪表堂堂、机智勇敢，《平原游击队》里的李向阳和《小兵张嘎里的罗金保几乎就成了传奇式的英雄典型，就连《铁道游击队》、《地道战》、《地雷战》里的民兵也是身怀绝技，神出鬼没。这些影片所体现出来的审美主体对惨烈的蔑视、对邪恶的嘲笑，无不充溢着胜利者以居高临下的心态和不屑一顾的神色，征服困难和压倒对方的喜剧精神。 三是，“民族抗战”阶段的象征意义。电影是艺术，那么就必然它要超越形象和声音的视听效果而进入审美的象征境界；战争电影要表现的生命极端状态，那么它就得透过生与死的际遇而参透生命的终极意义。这方面成功的事例如前苏联的《战舰“波将金”号》里的“傲德萨阶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色彩转换，美国《辛德勒的名单》那个即将走进焚尸炉的“红裙子小姑娘”，《拯救大兵瑞恩》的“七小于一”的不等式、进入新时期以来的当代中国电影，尤其是以张艺谋为代表的“第五代”影人充分开掘了电影艺术的审美空间。张艺谋的影片非常注重色彩的象征。《红高梁》突出了红色生命的野性，《黄土地》渲染了黄色文明的厚重；吴子牛的影片就格外关注战争中的人性问题，《喋血黑谷》讲述了国民党军长吴朝宗在日、蒋、共三方力量斗争中民族良心的觉醒；《晚钟》直面中国人民在抗战中付出的巨大牺牲，并肯定中国士兵的善良和宽厚和对和平的向往；《南京大屠杀隔开了人性与兽性的对比，呼吁对生命的尊重。冯小宁开掘了反战主题，《战争子午线》用战争中的小八路与和平期的小朋友的交错视角，《黄河绝恋》和《紫日》都是通过中、日、美(苏)三方来表现战争摧残美好、扼杀人性。 中国电影史论文:电影史教学的多元化初探 [摘要]本文试图通过对电影史教学实践的梳理，探讨影视教学中的一些手段，方法与途径。在影视教学理论上，提倡以审美教育为核心，主张培养学生对多种审美形态的鉴赏。通过多种形式的教学尝试，提高学生多元的思维方式和艺术感受力。 [关键词]电影史审美心理情感体验更新内容 影视教育作为当代最具发展潜力的一门新兴学科，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教育人士的关注与研究。在我国，影视教育已被纳入审美教育的范畴，正处于初期的探索与发展阶段。近几年，全国各地纷纷成立了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影视院校，但是，对影视教育观念及教学模式的研究却刚刚起步，是一个有待于开拓的领域。 电影史是影视艺术学院各专业学生的必修基础理论课程。它对学生较系统地获取中、外电影发展史的基本知识、把握电影观念和电影艺术风格的发展变化规律，深入理解电影艺术的发展与各国政治、经济、民族历史、文化以及其他艺术形式之间的关系，全面提高学生的电影文化素养及艺术感受力，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作为人类的一种艺术形态，电影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产物，也是现代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吸收了传统艺术的各种元素与成果，但又以其独特的审美方式――视听语言来把握世界。因此，在电影史的讲授过程中，就必然涉及到电影自身的艺术与技术不断完善、丰富、充实、变化的历史社会文化、心理、政治、经济、各门艺术……多种因素在电影中的表现与反映；电影创作者个人经历与性格、社会思潮、审美倾向、民族性格等因素对电影创作的影响等。因此，电影史的教学不可能只是将电影现象及其文本独立起来的封闭式的讲解，而应该是开放的、多方位的分析、体味与感悟。在具体教学过程中，应该在尊重电影史的基本体系的同时，力求贯穿电影作为一种艺术所独有的审美品格和其中所蕴含的文化与生命内涵。 一、把握学生审美心理，体现人文教育观念 教育的根本任务在于“育人”，在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一个人的思想感情、理想追求、价值取向、文化素养、思维方式、审美情趣、行为习惯的培养，都是教育最基本的内涵。而高等教育更应把构建人文修养和人文精神作为最基本的职能。 所谓人文教育，就是在将人类文明的优秀文化成果传授给学生的同时，还要将这些知识所体现的价值，即人文精神，内化为学生素质，使他们的灵魂得以净化，情感得以陶冶，品格得以完善，心智得以充实，培养其健全的人格，使其身心得到和谐地发展。 电影作为艺术，其教学过程必然体现为艺术作品的接受过程。因此，在教学中，对学习的主体――学生的审美心理特点的了解与把握就显得十分重要。据有关专家的调查研究表明，当代中国大学生的审美心理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审美心理结构逐渐成型，但还不够稳定 (二)审美趣味多样，但发展不平衡 (三)审美评判自主，但带有盲目性 (四)追新求奇，但鉴别力尚差 (五)反传统意识较强。但仍带有民族审美心理特点 鉴于学生的上述特点，我首先在教学内容上，对教材进行了适度的调整与增添。如课程的《绪论》部分，是具有引导性的，关手整个课程的教学定位。我自拟了标题《感悟电影》。在对课程的目的、特点及学习方法作简要介绍之后，安排学生看一部电影。每学期放映的影片不固定，基本是根据学生的专业、年级及当时社会关注的一些焦点问题选片。比如：近两个学期我为学生安排的第一部影片是《迁徙的鸟》(又译为《鸟与梦飞行》)。这部由法国著名制片人、演员雅克・贝汉担任总导演的影片，是一部意境优美、寓意深刻、令人心灵震撼的作品。影片开始的第一行宇幕是：鸟的迁徙是一个关于承诺的故事。影片将侯鸟迁徙途中那无与伦比的风光展现无遗，大海、冰川、山丘、沙漠的无比壮阔的航拍景象让人如痴如醉；本片音乐更是堪称天籁，那如教堂里唱诗班一样的优美圣乐和声，将鸟类的迁徙的优雅与悲壮，升华到极限，传达着对鸟类的真切关怀……在影片的观赏过程中，我适时地向学生们介绍影片的拍摄情况：本片的拍摄是一个由300多名成员组成的摄制组，包括50多名飞行师、50多名鸟类专家组成，拍摄时间3年，跟踪候鸟的种类有27种，拍摄地点历经36个国家175个地区，行程近10万公里，所用胶片长度45万米(150万尺)，耗资4000万美元。作为一部展示自然奇观的记录片，它既是对电影写实主义传统的继承，更是对其在技术与艺术双重层面的延伸与拓展；影片不以盈利为目的，所有的创作者都满怀着对自然界深沉的爱，用纯美的目光关注着鸟的遭遇……学生们的目光被画面所吸引，心灵被鸟儿的命运所打动，当他们看到鸟们用生命的代价实现了对回归的承诺时，他们对影片的认识也便从对环境保护的意识上升到对其所蕴含的生命意义的思索与感悟。 这是一次心灵之旅，让学生在一部充满“鸟文主义”精神的影片中，理解什么是“人文关怀”，懂得生命是自由和平等的，应该学会尊重与关爱。艺术创作不能仅仅以票房为目的，还应有使命感、责任感；同时，电影艺术又是人类集体智慧与力量的凝聚，它需要各部门之间的默契与和谐……最后，我用雅克・贝汉的话对影片进行小结：“对人而言，美好的情感是惟一重要的东西”；“人们需要与自然界和平相处，因为人类不可能孤单地生活在这个地球上”。 教材的第一章是《电影的诞生》。为使学生对一些抽象的科技知识、原理有更生动形象的理解，我在向学生介绍了本章学习的内容、重点、难点、目标之后，便为他们放映一部表现英国电影发明家坎坷一生的传记片《魔盒》。对影片中涉及到电影发明的相关知识时，我采用回放加讲解的方式，让学生加强记忆和理解；影片结束后，又与他们探讨电影艺术发明的初衷是什么?影片的主人公是怎样一个人?你如何认识和评价他?通过学生的答案，我再给予提练、概括：电影的发明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不仅仅是科学技术的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它是人类的一种审美需要，正如片中主人公所说的：发明“活动的照片”，是为了要“捉住动作，因为美就意味着要有动作”。其实，人类最初的渴望便是一种对生命现象的观照与审美表现――它最直接、最具体地展现了人类活动着的生存状态，是与人类的生命最密切相关的艺术。而影片主人公倾其一生所有，不为同时代人的冷嘲热讽所动摇，不断追寻着自己的人生理想，他用了15年的时间才完成了电影的发明，为了完善电影技术，他最终妻离子散，抱着新研制的彩色胶片，幸福而又满怀遗憾地死去……这种执着与坚韧的品格，是每一位电影专业的学生都应该学习的。 审美是交织在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相统一的关系中的互动的情感体验。因此，创设优美的教学语境，以趣味高尚的审美对象感染学生，引领他们在美妙的视听形象里、 在对人和自然的情感体验中走近电影的世界，以真、善、美相统一的审美理想激励学生――这样的教学鲜活而深刻。 二、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透视文化的差异、传承与融合 (一)中外电影的横向比较 在课程的第一阶段，主要讲授外国电影史。但为了使学生获得更大的思维空间，我打破了教材的编制顺序，将表现中国电影萌芽期的影片《西洋镜》与《魔盒》对比放映。从中既看到了我国电影观众与西方电影观众第一次看卢米埃尔兄弟的电影时的共同反9向，也看到了电影在刚刚进入我们的国土时所遭遇的从排斥、抵御到接纳的过程同时，外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电影《工厂大门》提对生活的重现，是写实主义的；而我国的第一部影片《定军山》，却是一部记录我国传统京剧表演的戏曲片，具有浓厚的表现主义风格。在比较中，让学生体会文化的差异性、民族性，而电影作为一种现代艺术，则充分体现了它的兼容性、世界性。 (二)本土电影的纵向比较 在讲授中国四十年代的电影发展史时，有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费穆导演的《小城之春》(1948年)。这部被人称为二十世纪中国第一部文艺片的非主流电影的代表作，体现了近代中国电影在人物心理刻画和民族风格探索上所取得的成就。因此，备受电影人的青睐。有意思的是，在2002年，我国第五代导演田壮壮重拍了这部电影，以示对此片及导演费穆的敬意。时隔半个多世纪，中国社会历史及文化经历了巨大的变迁，电影艺术的观念及制作技术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将两部影片进行比较放映，学生们兴味盎然地对其优劣成败展开讨论。其中有关风格的话题谈及最多，两部影片因导演生活时代的不同而形成了一定的文化差异：无论从审美观念、人性理解，还是视听语言的艺术处理上，都有所不同。大部分学生更喜欢田壮壮版的《小城之春》。对此，我也发表了个人观点：从史学研究的角度看，艺术作品的产生有着自身的规律性和时代性，学习电影史，首先是要将作品放置在它所生产的那个年代去评说它的价值和意义其次，就是将其放到历史的演进历程中，用发展的眼光观照它之于这种艺术的承袭性与开拓性。并提醒学生：对这两部作品比较，不会有一个统一的答案。而是通过这种论辩培养他们对不同审美形态的鉴赏。艺术家要保有自己的个性，懂得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学会用自己的眼光去寻找和发现美，中国文化的精髓是――和而不同。 三、运用新思路，走进电影人的心灵 近两年来，有关重写电影史的呼声很高，许多电影理论家都在寻求新的研究方法，如：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丁亚平博士就提出了“人物志电影研究”的新观点。对于这种提法我很感兴趣，也效法着进行了一点尝试。 传统的电影史教材，基本上是以影片和导演为主线的，对演员往往提及甚少。而艺术创作是一个人生命体验过程的独特呈现方式。而作为未来的电影工作者，大学生的情感比较脆弱，呈受力不足。为了对学生的教学更有针对性和现实感，我在三十年代中国电影的教学中，重点介绍了电影演员阮玲玉及其在我国默片时代的地位。不仅为学生放映了关锦鹏导演的影片《阮玲玉》，而且还对阮玲玉之死进行了剖析。并让学生结合文艺界许多名人的自杀现象谈自己的感受，如玛丽莲・梦露、三毛、张国荣等。作为一种艺术现象分析，使学生在学习中逐渐树立起积极的人生观，懂得善待生命，珍惜美好的情感，学会坚强地面对社会、生活中的艰难困苦。这样，才能在将来的艺术活动中，经受住各种压力与不幸，和谐地与人相处，乐观而豁达地迎接社会与人生的挑战。 在讲授好莱坞三、四十年代的电影企业及制片政策时，我重点为学生介绍了好莱坞的明星制度，并为他们放映了《好莱坞百年百名超级影星》的记录片。透过银幕上神采各异的明星，让学生回答他们各自所代表的不同类型电影的艺术特点和审美趣味让学生了解，当电影以一种商品形态出现在观众面前时，演员的地位和价值就成为制片商不得不重视的问题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明星改变了影片的叙事，也由此创建了一种长盛不衰的“影迷文化”；从电影自身的发展来看，好莱坞把电影视为大众化艺术的一种传统，而类型电影则强调了艺术家与他的素材、素材与观众的关系。这种观念对于我们今天的电影创作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同时也告诫学生，明星本身类型化意味着艺术的僵化，更是对他们艺术生命与心灵的一种扭曲…… 四、扩展课程容量，更新教学内容 近些年来，电影的国际化倾向愈来愈明显，许多小国家的电影创作异常繁荣，打破了好莱坞一统天下的局面。为此，有关这些国家电影业的发展及作品的研究也成为理论界关注的课题。为让学生更全面、系统地了解当代电影的格局，我补充了教材以外的相关内容。如增开了当代韩国电影、伊朗电影的专题研究等。例如：与阿巴斯同行――寻找心灵的家虱韩国电影配额制度及其思考，当代韩国爱情片赏析等。引导学生以开放的视野、多元地思维方式，关注不同民族电影所蕴含的独特的文化背景、审美情趣、语言形态，思考电影创作与时代的社会心理、审美倾向、民族性格的关系，感受不同审美形态所带来的不同的审美体验 五、关注新作品、新动态，为学生提供最新电影资讯 前面讲过，大学生这个群体喜欢追新求奇。作为电影教学，在保证教学理论体系的完整性、科学性的同时，还需要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时代感。因为，相对于古老的传统艺术而言，电影太年轻了，它的演进过程是迅速而充满活力的。因此，密切关注当代电影的新动向、新作品，是教师必需要做的功课。利用网络和期刊杂志，查阅相关资料，并在课堂上将最新的创作动态、影视信息及时地介绍给学生，如：各大电影节的作品选送、获奖及相关评论；记录片热潮中所包含的深层的时代气息与文化审美意味每年一度的大学生电影节的活动内容及参赛作品、电脑特技与当前电影创作的关系以及最新影片的评介……等等，都成为课堂上探讨的话题。以此引导启发学生把握电影的发展趋势，加强危机意识，以便在专业学习中，更加明确自己的位置与未来的发展方向。同时，为了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和学术意识，适时地在有些章节学习之前，为学生布置练习：课下利用各种媒介查找相关资料、归纳出自己的观点，并在课堂上组织学生进行辩论。如从“类型电影”观念的发展与演变，看当代类型片的延伸与创新；李安现象分析、如何看待“韩流热”等。在教与学的双向交流中，多视角地对某一论题展开讨论，让学生在理智与情感的交融中体会艺术的内在品质。 六、结束语 作为一种教学探索，实践才刚刚开始。面对现代化进程的挑战，影视教育欲求大的发展，必须形成一个完整的教育教学体系。在学术层面上，我以为，高校的影视教育，除对电影艺术进行本体论意义上的探索外，还应在教学领域寻求相关学科的支持。作为一线教师，更应力求通过对教学过程、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手段等方面的探索(如教学课件的建设等)，寻找一条更加切合电影教学实际，并能充分开发学生的情感经验、培养其健全的审美心态和开拓性思维能力的途径。

电视论文:电视新闻中领导活动报道的“走转改” 摘 要:“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并不是宣传文化战线的首创。2009年9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领导干部要定期深入基层特别是经济落后、问题较多的地方调查研究,了解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帮助解决困难。”“从领导机关做起,大力整治文风会风,提倡开短会、讲短话、讲管用的话,力戒空话套话。” 要求领导干部要“走转改”。现在,新闻战线也正在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的“走转改”。如何将两个“走转改”结合起来,以什么方式做好做活中领导活动的电视新闻,也是当前新闻战线需要探讨的问题。 关键词:电视新闻;领导活动;走近领导;转向群众;改变文风; 有人调侃《新闻联播》说:“前十分钟,领导很忙”。这也说明,时政新闻报道中,领导活动的报道是我国广播电视报道报道中的重头戏。领导干部要“走转改”,新闻战线也要“走转改”,这也就给时政新闻中领导干部的报道提供了新的契机。 一、走近领导 领导的活动除了开会、出访和接见之外,更多的是领导深入到基层调查研究,了解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帮助解决困难。领导活动深入基层的调研,可以说是时政新闻报道的富矿。在采编过程中,记者要是能够走近领导,敏锐地把握住领导活动的核心内容,敢于跳出程式化的报道形式,相信这种新闻的传播效果一定要更加显着[1]。 在地级市的广播电视台,如果遇上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到地方调研,这种新闻是必须上当地新闻的头条。2007年7月4日,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到阳江市阳东县平地村调研,他在调研中说:“我第一次来的是2003年10月26日,现在是七次了,我也目睹了平地村这四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记得我第一次来平地村的时候,当时村委会是在路边,一进村口几个妇女领一班小孩,我当时跟他们拉家常,我就鼓励他们,你们孩子要上学,要多读书,你们的希望就是把孩子培养好,要多读书,要发展教育。”记者马上抓住了“七次”和“教育”这两个核心词,再翻阅原始录像资料,发觉张德江七次到平地村,七次都说到了教育,于是做了一个专题报道《张德江七进平地七问教育》,并将张德江前六次在平地村与当地干部、村民和学生交谈时提到教育的资料画面重新串联起来,特别是多处使用张德江与小朋友拉家常、打乒乓球的片断,生动地反映了“领导走进群众”和“群众靠近领导”的干群和谐关系。后来,《张德江七进平地七问教育》也被当地组织部门作为党员电教片向社会发行,可以说达到了最佳的传播效果。 二、转向群众 在领导干部的“走转改”活动中,领导虽然放下架子,走到群众中间,但是普通的老百姓,尤其是在农村里的群众,看到上级领导来了一般都存在敬畏感。如果将镜头和话筒都对准领导,漠视群众的,领导“高高在上”的报道形式,只会进一步增加了群众对领导敬畏,将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推得更远[2]。这种对群众“漠视”的报道形式,群众当然也对广播电视时政新闻 “漠视”了。一些开明的领导也看到了这个问题,同志在任广东省委书记就说过:“不要将我的每次活动都发稿,比如没有新闻性的日常调研活动就不用发稿。真有新闻性的东西,你放在第八版都有人看,没有新闻性的,在头版做一个版也没人看。”[3]笔者也曾多次参与书记的政务活动,2010年9月21日,广东省西南地区发生千年一遇的“921”洪灾,9月27日,视察茂名和阳江的灾后复产情况。我们的记者按常规做了一个《充分肯定我市抗洪救灾工作,要求发挥连续作战精神夺取抗灾复产全面胜利》稿件。同时又打破常规做了一个《新闻特写:省委书记盛赞“铜锣书记”刘经忠》。在新闻播出编排时,编辑是这样处理的,将常规新闻编辑成为简明新闻在《正点报道》中播出,而将《新闻特写》作为当天《阳江新闻》的头条播出。《新闻特写》说的是在特大洪灾中,一个村支部书记忠以敲锣通知全体村民转移,全村无人伤亡的奇迹。在视察灾情时,专门了解 “铜锣书记”的救人故事。当时的录音如下: (问村民):房子倒了,你家几口人? 村民:我家十几口人。 :要不是村支部敲锣把你们叫出来,那就没命了,那又是多少条人命。 刘经忠:我看见水已经这么高,已经走不出来了。 :就打锣了, 刘经忠:就打锣管用。 村民:我们这些村干部、大队书记很好,敲锣打鼓叫我们出来,不然就浸死了。 :这不然就没命了。 村民:很多谢他们,就是这个干部(刘经忠)。 :表扬这个干部。(古重村)塌了24户,没死一个人,如果不是你们这些基层干部,这么负责,不然死的人就多了,如果不是(基层干部)发挥作用,这24户又是多少人。这里的工作做得好,这是咱们基层组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就得感谢基层党组织和村支部、村支委发挥作用。 《新闻特写》中,虽然刘经忠整个过程就说了两句话,才二十二个字,但记者在画面上却大量使用了刘经忠在领导后面帮村民整理家务的镜头,尤其是在说要感谢他的时候,插入了一个长达十秒的刘经忠特写镜头,而且他那淡然的表情,也正好反映了一个基层党支部书记的情操。这种虽然领导的说话很多,但特写镜头很少,领导在新闻中“退居二线”,基层干部和群众成为了“主角”的报道形式,群众是这样说的“我和刘书记上电视了,汪书记表扬了刘书记”,这也就说明这种报道形式人民群众更乐于接受。 “关注民生、关注生活”这是领导干部政务活动的普遍出发点,也是当前新闻工作的落脚点。从“关注民生、关注生活”角度入手,把镜头转向群众,把话筒对准群众,把画面留给群众,这种报道方式已经要将时政新闻中的领导政务活动做好做活,巧妙地利用新闻编排,以简明扼要的形式报道了领导活动,又将领导干部密切联系群众的现场新闻生动地报道出来,这也算是一种时政新闻报道的作风转变[4]。 三、改变文风 纵观中央、省级到地市级和县级的“联播类”时政新闻报道,也经常发现这样的新闻稿件:“某年某月某日某某领导到某某地方视察,提出重要的要求”的生硬报道模式。有稍为“灵活”点的时政记者,他们跟随领导采访时,跟着领导的行程,采录几段现场音,加插在稿件当中,这是一种最 保险的时政报道方式,这样也可能反映了领导干部活动的“走转改”。可是有时候,也会出现一些出乎意料的情况。有一次,一位记者跟随领导深入灾区救灾时,领导发现四名记者跟着他坐上了去救人的冲锋舟,于是大发雷霆,厉声对记者说:“把救人的座位留给受灾群众!”现场记者一肚委屈地向编辑说,到不了现场,没法做报道,还怕别人不相信,就说有领导的录音为证。本人了解情况后,马上指示现场记者做一个连线报道《救灾最前线:把救人的座位留给受灾群众》。 这个报道在电视上,虽然镜头没有对着领导是一种缺陷,但是,领导急切清晰的声音,也让观众感受到灾情紧急,以及领导把“人民群众生命重于一切”作为救灾现场的工作重点。事后,这名记者还因为这个报道,得到了那位领导的多次的表扬,说这是一个改变文风的重大时政报道方式。 要改变时政新闻领导活动报道的“八股文”形式,首先将群众放在当作新闻的主体,将群众的利益当作新闻的主题,坚持从老百姓的视觉来做新闻,让领导活动“接地气,有人气”。其次,要充分发挥电视新闻所拥有的声画元素可以更直观地反映现场的特点,记者在现场敏锐地捕捉到现场的画面和同期声,做到“现场关键时刻不要停机,编辑的时候要保持现场声和画面的连贯性,向观众呈现原生态的画面”,提高电视新闻的现场感,对于时政新闻人物报道来说,领导的话语、表情这些细节都是非常鲜活的材料。如果媒体记者在报道中越来越注意挖掘细节、表现细节,突破了一些报道程式的局限,一定增强新闻的感染力、说服力以及亲和力,让领导活动的报道“活”起来[5]。 四、结 语 领导活动是绕不开的“主题”,对于同时承担新闻报道和宣传职能的时政报道,只要遵从新闻报道规律,深入落实新闻战线“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走近领导,转向群众,改变文风”,就不仅能做出领导放心的新闻,也能做出群众爱看的新闻。当然,如果能够从新闻的播报和编排上能够进一步改进,少用官腔,多用老百姓熟悉的群众语言播报时政新闻,或者让普通的老百姓“走”在头条新闻,让领导活动“进入”群众中间,“退居”二条、三条,群众对我们新闻的关注度,满意度将会更高[6]。 电视论文:电视方言类节目的优缺点 近年来,方言类节目在各地方电视台纷纷兴起,大多取得了良好的收视效果。在一片赞扬和肯定的声音背后,我们也不难听到社会各界对电视方言节目的不同声音和意见。一些节目策划准备不足急于开播,质量问题和不良影响也逐渐浮出水面,引起了社会各界的争议。在此,笔者试图对方言类节目的发展方向和优化之道进行一些探讨。 一、电视方言类节目出现的必然性 电视方言节目是以所在地区为目标市场,以区域性观众为主要定位,以地方语言为表达形式而推出的一类节目。继重庆电视台的《雾都夜话》之后,电视方言节目逐步向全国各地蔓延并呈现出遍地开花的发展态势。湖南电视台的《越策越开心》、《一家老小向前冲》、《故事会》、《红胖子哈哈秀》等节目不但让观众津津乐道,同时也借由节目的高收视率捧红了主持人汪涵、马可以及本土相声演员奇志、大兵;而广州电视台的粤语新闻《新闻日日睇》、杭州电视台的《阿六头说新闻》、上海电视台的方言情景节目《老娘舅》、福州电视台的《攀讲》等,这些节目的收视率都很喜人。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受众的收视取向也越发地多元化和专业化,电视媒介已经进入了“窄播”时代,面对的目标受众也从原来的“大众”走向了“分众”,进而再走向有着特定收视喜好的“小众”。对于地方电视台来讲,集中精力办好特色频道和特色栏目成为了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个诉求点上,方言类节目作为电视市场细分的一个空缺,以一种新的节目形式充分满足了地方观众的收视需要。 此外,电视方言节目在内容上大多取材于当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平民化的节目内容为观众所喜闻乐见,易引起观众的强烈共鸣和认同感;而富有地方特色、个性鲜明的主持人更是以一种“邻家小妹”或“邻家大哥”的亲切形象,拉近了与观众的心理距离。因此,电视方言节目受到老百姓的欢迎就在情理之中了。 二、电视方言类节目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优化方略 电视方言节目发展到今天,引来了各界的质疑。观察几种不同意见,我们发现目前电视方言节目主要存在以下问题,可以从这些问题入手进行优化。 1.表达方式受到质疑,应予优化 语言文字工作者认为,方言不利于推广普通话,在方言类节目一出现时就被质疑。其实,这只是个节目比例问题。也有语言学家认为,推广普通话和保存方言并不对立。方言是地方生活方式、文化的重要载体。有些描述地方风俗、特有文化现象的词语,只出现在该地的方言里。 保存方言不仅可以对当地特有的文化进行传承,还可以与海外乡亲拉近距离。流行于闽南一带的闽南语更是因为相同的方言,让台湾同胞对大陆有着深刻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对加强两岸交流、密切两岸关系都起着很好的作用。福州电视台的《攀讲》栏目通过福州广电集团的门户网站——福州明珠网上线后,远在美国、加拿大、澳洲的海外福州十邑乡亲通过网站点播就能收看到《攀讲》节目,在海外福州乡亲聚居区引起了很大的关注,不少人还来电来函索要节目光盘资料,甚至还要跟栏目组订制福州话节目内容。 此外,方言对于考证汉语史的发展也是意义重大。就福州方言来讲,保留着不少古汉语的一些语音和语调,是汉语历史变化的活化石。许多汉字读音的变化,只有在方言里才能找到依据。如果方言消亡了,那么这种依据也就无从找寻,我们的汉语就不易寻“根”了。因此,电视节目不仅要起到推广普通话的作用,也要承担起保护方言的责任。在这点上,福州电视台《攀讲》栏目的特色板块“福州好好玩”就在挖掘地域传统文化方面作了积极的尝试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该板块重点介绍福州传统风味小吃、历史古迹、传统艺术形式,同时通过专家讲述、观众参与、演绎再现等形式,对福州历史文化进行梳理,把历史掌故、民间传说故事等搬上屏幕,使福州百姓倍感亲切,既拓展了节目内容,又很好地推广传承了当地优秀的历史文化。 2.播报方式影响受众范围,应予优化 有研究者分析认为,方言节目活跃的地方一般是经济较发达、文化厚重、地理自然条件优越、群众生活较富足的地方。恰恰是这些地方也都是外来人员大量聚集生活的地区。方言节目对于这些新兴的城市新移民来说就有点显得格格不入了。不难发现,方言节目的热心观众大部分是本地区的中老年观众,受教育水平和文化程度偏低,无论是对社会的影响力还是对所投放广告商品的实际购买力都是有限的。因此,方言节目在照顾本地中老年观众的喜好之余,也可以从形式和内容上再作点创新,多研究一下外来新移民的心理需求,通过加配规范汉字字幕等形式,方便非方言群体的收视;甚至还可以开辟相关小栏目,结合普通话,介绍本地俗语、俚语等方式,让外来新移民能够通过方言节目这个窗口和渠道更好地了解他们生活的这个城市的文化历史和社会风俗,在潜移默化中使新移民形成收视习惯,成为方言节目的另一群忠实观众。这样,方言节目的受众就会有一定的扩大,对社会的影响力和对广告商的吸引力也会加强。电视方言节目不能由于语言障碍人为地设起文化交流的屏障,而应该通过有效地利用语言文化的吸引力搭建一座文化和情感交流的桥梁。 3.方言节目要避免“三俗” 一些地方电视台的方言节目为了盲目追求高收视率,打着突出亲和力和原生态的旗号,在内容和语言上以打“擦边球”和所谓的“出位”方式来赚取收视。在这点上,笔者认为节目主创人员应该对方言节目有更加理性的思考,加强对节目品格的提升。方言节目应该以通俗化为目标,但通俗并不等于不顾格调、良莠不分地把一些落后、粗鲁、庸俗的内容搬上荧屏。方言节目的真正魅力应该在于节目内容对百姓生活的真正贴近,对百姓心理的准确把握,并通过节目表达实现与观众的共鸣。因此,要提高方言节目的品格和格调,应该始终牢记“方言是壳,内容是核”的原则,在内容和形式上进行创新,突出方言节目的文化品位,增加文化内涵。苦练“内功”,真正做出让观众认可和喜爱的节目,弘扬当地优秀的传统文化,不断提升节目质量,才是电视方言节目的生存和发展之道。 在这方面,福州电视台的《攀讲》节目早有认识。长期以来,在很多人甚至是福州本地人心目中普遍有一种“福州话很土,上不了台面”的心理印象。为了改变这种观念,同时也为了提升节目的品位,《攀讲》节目组高立意策划、高起点准备,开辟了一档方言娱乐竞技节目《福州话我最霸》——让福州话不仅可以“攀讲”,还可以“秀”,可以表演。低门槛的参与方式点燃了大批年轻人的热情,使节目收获了一批忠实的年轻观众。 4.方言节目形式要多样化 目前,我国各地的电视方言类节目,主要还是以新闻和娱乐两大节目类型为主,以一两个方言主持人串场的形式贯穿节目始终。因此,电视方言节目的创作者完全可以放开思路,尝试创作各种不同类型的节目。在这点上,福州电视台方言节目《攀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攀讲》节目在创办之初,仅仅是一档以新闻类为主、时长20分钟的小栏目,后来由于收视效果较好,栏目组对节目类型和形态进行了尝试和创新,相继开辟了一系列小专栏,尝试不同类型的节目形态。三年多来,《攀讲》推陈出新大小改版创新近百次。阅评专家和观众都说,很少有节目能像《攀讲》这样总有“新花样”,而这些“新花样”正是《攀讲》保持旺盛生命力的法宝。经过几年的不断积累和努力,如今的《攀讲》节目已被打造成为一档内容丰富、形态多样的电视方言杂志类节目。除了每天平均六七条由主持人穿针引线娓娓道来的社会新闻外,“攀讲馆”板块 里市民嘉宾就热点话题热烈争论;“社区故事汇”板块里社区居民自己来说身边大事小事新鲜事;“福州好好玩”板块带领观众朋友在轻松娱乐的氛围中体味传统文化。如今的《攀讲》栏目,各类民事纠纷、奇闻趣事、民风民俗、公益道德,几乎无所不包。主题歌《齐来攀讲》,更是用浓郁的“虾油味”配上生动俏皮的动画,让节目增色不少。 同时,《攀讲》还积极开展线上互动,开拓收视新群体。 通过资源互换,在人气旺盛的福州家园网上开通“攀讲”论坛,开通互动QQ群,大家纷纷在论坛上发帖跟帖,热烈探讨福州话及福州话节目,甚至是福州的历史传统、地域文化等,创下日点击量过万的纪录,在网络上掀起了一股福州话热。网上的“攀讲”论坛和电视上的《攀讲》节目相互推动,巩固了大量的年轻观众,成为收视增长的一支重要力量。 电视方言节目不论是从社会大环境、媒体自身发展还是受众需求的角度来说,都有着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是,方言节目也有自身的局限性,作为电视工作者,我们应该以科学理性的态度看待方言节目,创造性地改进和提高方言节目的品位,在一定程度上积极尝试开拓新类型。这样,我们的电视方言节目才能得到健康发展,为广大的电视观众带来丰富和有益的荧屏享受。 电视论文:浅谈电视新闻前期拍摄与后期编辑探索 【论文关键词】电视新闻 前期拍摄 后期编辑 【论文摘 要】当代社会,电视新闻已由预制式向直播式的方向发展。在电视新闻编辑中,复杂的“创作”型时代逐渐代取简单的组合型时代。电视台新闻中心或新闻部一般习惯地将电视新闻采编过程分成前期拍摄、后期编辑两部分,所以就有了前期和后期的区别。本文对电视新闻前期拍摄与后期编辑。 如今,新闻节目的“现场性”这一概念受到人们的关注,即使一些中小型电视台也开始改变以前的新闻节目播放模式,逐渐尝试使节目具有更佳的现场性的新型模式。对于传统的新闻学,大多数教科书对新闻的定义有如下几种:新闻是对最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新闻是最近发生的可以使人们感兴趣的生活事实;电视新闻是利用电视传播工具对最近发生或发现的事实所进行的一系列报道。这些定义,虽然在表达上有一定的差异,但是在时间概念上,都了忽略了“正在进行”这一电视新闻的不可或缺的特点。根据新闻节目的“现场性”的要求的越来越高,电视新闻的音画同步可能同步于远隔重洋正在发生的新闻事件。当代社会,电视新闻已由预制式向直播式的方向发展。在电视新闻编辑中,复杂的“创作”型时代逐渐代取简单的组合型时代。一般,电视台新闻中心或新闻部的负责人习惯地将电视新闻采编过程分成前期拍摄,后期编辑两部分,所以就有了前期和后期的区别。以“前期”和“后期”来划分记者编辑职能范围,在很大的程度上制约了编辑的能力,导致他们在整个新闻传播过程中的组织、参与功能发挥不佳。 一、前期拍摄 记者通过观察、调查而发现的生活现状就是新闻事实,新闻得以形成的基础是事实,在事实的基础上通过总结归纳而形成新闻,新闻随着客观事实的而存在。电视新闻的画面不但要使反映更多的事实的过程,而且要以现实的细节体现出客观事实,提供最直接的依据给观众,有利于观众对新闻事实进行分析和判断。不仅要抓拍好现场,还要运用好现场声,新闻的现场感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是同期声,电视新闻能合理地运用好同期声,就会增强新闻的现场感,给观众带来真实感。也能更强化新闻的主题。现场的同期声,必须为表现新闻主题服务,在新闻事件现场,记者要做相对完整连贯的报道,做到声画同步。与此同时,还要和环境声互不干扰、使其突出主题。由记者出镜作报道,让观众看到、听到的是记者在新闻现场采访报道过程,这是现场感强的现场报道特征。随着事态的发生和发展,记者要做到边观察、边采访、边叙述,同时还要现场采访新闻事件的当事人和目击者,应用他们在现场的同期声通过屏幕传达给观众,使观众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进而使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和可视性增强。 在采访时,记者要根据视觉的选择原理及新闻现场光线、距离、物象、环境、时间等要素,先寻找出其中容易捕捉的单纯构造进行感觉,来把握物象的主要特点。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对其加强、减弱或修正,再慢慢加深或淡化,这就是单纯性的基本特性。以简单的视觉效果,来表现深刻而多彩的内容,由集中且易于理解的,形势,让预想的意义更好地传达。 电视制片人不仅要仔细拍摄好每一幅新闻画面外,还要严肃认真地运用动画、特技、屏幕文字等后期制作技术,制作好每一幅与图像新闻相关的画面,图像语言叙事含混的弱点要用准确的文字、图表等细节语言补充,追求画面中的具象语言与抽象语言达到最佳组合,确保信息得以清晰地传播。电视新闻的声画以时序运动的方式传播信息,声画传播的滚动性增大了受众对信息感知与存储的难度。比较声画两者之间的难度,从画面含义的模糊性和播音语言逻辑表述的明晰性,可以判定画面信息具有更大成分的不可知性。所以,增强结构电视新闻画面的突现性,是电视记者、编辑提高电视新闻信息质量的重要途径。 电视新闻的后期编辑策划应进行强化,让编辑依照记者选择的题目,明确报道选题,记者主要任务是进行采访素材,写解说词由文字水平较高的编辑来完成,报道包装由剪辑水平较高的编辑来完成,这样可以减少个人因素对电视新闻作品的影响,有效提高电视新闻节目的质量水平,还可以使整体编辑力度得到提高,使电视新闻节目的定位落实,使电视新闻节目的品牌强化。目前,电视特技的方法多种多样,这给电视新闻编辑提供了更多的创造性机会。例如,以前在电视新闻编辑操作中比较多地关注“蒙太奇”比较多。但是现在有所不同,我们能够利用先进的电子编辑技术,达到超出“蒙太奇”意外的境界,对画面进行分割,将两路以上的信息同时传递;运用特技与字幕,能在节目播出时,插入来不及编排到既定时段节目中的新闻,随时插播传回的消息,强化感观效果等。整个电视新闻媒体的灵魂是编辑部。一个时间段出台的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社会经济的发展情况,重大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及背景,都应该有所了解,这样才能确定报道思想,拟订报道计划;策划新闻视角,把握好舆论方向。 编辑与记者不同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后期的编辑、制作。它有两个方面内容,一是文字的编辑,即电视解说词的修改和节目内容的提示。编辑一定要依照自己所负责时段的新闻中的每一条消息进行合理的整理加工,有些重要的消息,还必须写好编前、编后的话,配合发表评论;编辑部的意图与受众之间沟通,都由编辑写好提纲或成文的东西,由播音员传播到全国各地。二是节目制作。这是由电视新闻的特点所决定。编辑的任务是让每一条新闻符合播出的要求,至少有以下工作要做:镜头的剪辑;保持文字符号与图像符号的一致;在在适当的位置上展现字幕;画面需要技术处理;解说与同期声的合成;计算该条新闻的长度。这些繁琐的工作,一般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编辑来完成,出现一个编辑单独完成的较少。每个岗位的默契配合有利于各道环节的衔接。若遇到插播消息,就要打乱原来拟定的节目单。插在什么位置,在什么时间插入,都需要经过缜密的分析和精确的运算,否则可能会造成混乱。时间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空间,在有限的时间里活跃、拓宽空间是电视编辑追求的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代社会是以一个知识、科技为主导的社会,电视新闻行业的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现如今,只有进行培训、完善和创新电视新闻队伍,才能与激烈的新闻竞争相适应,进而促进电视新闻的发展。 电视论文:电视对外传播的本土化策略创新机制分析 2011年11月23日,译成斯瓦西里语的中国电视剧《媳妇的美好时代》(斯语版译为《豆豆和她的婆婆们》)在坦桑尼亚国家电视台播出,受到当地观众的热烈欢迎和海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2013年3月25日,主席到访坦桑尼亚,在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发表演讲时,提到斯瓦西里语版中国电视剧《媳妇的美好时代》在该国播出,说:“中非人民有着天然的亲近,人生乐在相知心。中国电视剧《媳妇的美好时代》在坦桑尼亚热播,让坦桑尼亚观众了解了中国老百姓家庭生活的酸甜苦辣”。国家领导人的肯定,使《媳妇的美好时代》走进非洲一事再次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 《媳妇的美好时代》在东非地区的播出,为影视产品国际传播、市场培育进行了许多有益尝试,也带来诸多启示。本文介绍了项目产生的背景及实施过程,总结了取得成功的经验,并就进一步做好相关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一、《媳妇的美好时代》译制成斯语版的起因 向海外推广优秀国产影视作品是传播民族文化、提升国家形象的有效途径,也是欧美及日本、韩国一直采用的方法。由于经济、文化等方面原因,非洲国家电视台很少播放中国的影视剧,偶有播出也多通过欧洲国家获得,剧目陈旧,难以反映当代中国社会的真实情况。为改变上述情况,2010年6月,国家广电总局国际合作司相关人员与驻坦桑尼亚使馆文化处开始了接触和探讨。这是一项全新的工作,需要找出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法,解决经费、版权、译制、播出、推广等一系列问题。经过近半年的调研和反复协商,2010年12月2日,国家广电总局终于正式批准向东非地区译制推广36集国产电视连续剧《媳妇的美好时代》的工作方案,目的是“传播国家形象、涵养非洲市场”,要求参与各方密切合作,打造精品力作,探索合作模式,培养观众兴趣,发挥引领作用。考虑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拥有语言优势并与非洲各国联系密切,2011年3月15日,国家广电总局国际合作司正式委托国际台承担节目译制和海外推广工作。国际台对此高度重视,从翻译联络部、斯瓦西里语部抽调业务骨干,专门负责剧本翻译、配音合成和节目推广等工作,国际台驻非洲记者总站也给予积极支持与配合。经过6个多月的共同努力,终于高质量地完成了各项任务。 二、斯语版《媳妇的美好时代》的传播效果 2011年11月23日,《媳妇的美好时代》在坦桑尼亚国家电视台开播,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李伟、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刘昕生参加了开播仪式。面对热烈的场面和纷至沓来的祝贺短信,一同出席活动的时任坦桑尼亚新闻、青年、文化与体育部长恩钦比兴奋地说:“感谢中国为我们提供了优秀的文艺作品!这是坦桑尼亚播出的第一部译成斯瓦西里语的外国电视剧,反映了中国对我们民族语言的极大尊重,也为坦桑尼亚电视工作者提供了学习的范本。”该剧播出一周后,坦桑尼亚国家广播公司电视节目部主任西里玛给国际广播电台斯语部打来电话说:他们收到大量观众来信和电话,普遍反映节目内容精彩,故事亲切感人,剧中人物毛豆豆、余味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许多观众说:通过收看电视剧了解了中国人的内心世界,很羡慕中国人的生活!虽然两国文化上有差异,但婚姻与家庭是人类共同的主题,希望看到更多这样的电视剧。店主尼斯?希克斯贝对国际台驻内罗毕记者站记者介绍说:他在商店放了台电视机,每天傍晚电视剧开播时都有许多人来看电视,他的生意也变好了。我驻坦桑尼亚使馆来电反映:斯语版《媳妇的美好时代》向坦桑尼亚人民展示了当代中国社会和民众生活的全新图景,90%以上的坦桑尼亚朋友表示看过并喜欢该剧,其社会影响是任何短期交流活动无法比拟的。 斯语版中国电视剧在东非国家的热播,引起了非洲及欧洲各国媒体的广泛关注。坦桑尼亚当地报纸及广播电视媒体均对国家电视台播出中国电视剧给予了报道。荷兰国际广播电台网站、英国Media UK和英国数字媒体经济网站paidcontent-UK第一时间刊发了由记者Andy Sennitt 撰写的《中国电视剧在坦桑尼亚播出》(Chinese TV Opera Launches in Tanzania)的消息。2012年8月23日,来华参加首届中非媒体论坛的坦桑尼亚国家电视台台长布依罗?基图吉姆介绍了与中国合作的经验,各国代表纷纷称赞此项合作拓宽了中非媒体交流渠道,开创了合作新模式。继在坦桑尼亚播出成功以后,该剧又先后在乌干达、肯尼亚、科摩罗、布隆迪等非洲国家播出,均收到良好效果。 三、斯语版《媳妇的美好时代》的成功经验 《媳妇的美好时代》在东非国家播出取得成功,有以下经验值得总结。 (一)选择当代优秀剧目,满足本土市场需求 长期以来,世界各国播出的中国影视作品以武打片、古装戏为主,给观众留下了中国人“爱动拳脚”、“工于心计”的刻板印象。为向非洲民众介绍一个开放、发展的中国,国家广电总局从一开始就明确了“现实题材、主流价值、百姓生活”的指导思想。在经过内部讨论并征求驻外使馆、国际台外籍专家等相关部门意见的基础上,最终选择了既轻松愉快又亲切感人的现实题材作品《媳妇的美好时代》。该剧围绕夫妻、婆媳、翁婿、朋友、同事等家庭和社会关系,讲述当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情感世界,生动形象地描绘了中国人对真善美的理解、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反映了健康向上、诚信友善的价值观。此前在台湾、韩国、日本等海外主流电视台播出取得的良好效果,也是该剧被选中的重要原因。为实施该项目,国家广电总局提供了全部节目译制和推广经费。版权方华录百纳公司在听说广电总局有意将该剧译成斯瓦西里语在东非地区推广后,欣然提供了非洲地区五年的播出权。 (二)契合收视特点,确保译制质量 尽管英语是坦桑尼亚等国的通用语言,但普通民众多用本土语言斯瓦西里语交流,且文化程度不高,电视机尺寸较小。根据上述情况,中方在制时没有选择英语,也没有采用打字幕,而是改为制作成本较高的斯瓦西里语配音方式,以方便普通民众收看。在完成剧本翻译后,国际台专门派工作组到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等国物色配音演员。经过严格筛选,最后决定聘请三名肯尼亚高知名度影视剧演员来华配音,其它角色也尽量由外籍专家 、留学生和驻华使馆工作人员承担,以确保人物关系清晰,对话自然流畅。第一集完成后拿到坦桑尼亚国家广播公司审看,坦方对中方高超的译制水平惊叹不已,纷纷称赞故事情节生动有趣,人物对白机智幽默,演员仿佛是在用斯瓦西里语演戏。 (三)做好节目推广,探索合作模式 为做好节目推广,国家广电总局委托国际广播电台与坦桑尼亚国家广播公司签订合作协议,明确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国际台负责提供节目,坦桑尼亚国家电视台负责在黄金时间播出;双方积极开展广告营销:在坦桑尼亚播出时2分钟的广告时间归中方所有,其余广告时间由坦方支配;坦方负责在其它非洲斯语国家的节目推广,受益由双方平分。为做好宣传工作,播出前国际台通过自办节目及网站进行了节目预告,并安排斯语部主任韩梅接受坦桑尼亚国家电台、电视台专访,讲述此项合作的意义和故事梗概,引起观众兴趣。为吸引更多人的关注,电视剧播出过程中,国际台还与坦桑尼亚国家电视台合作,通过手机开展了观众有奖问答活动。 为探索长远发展之路,国际台还进行了商业化运作的尝试和探索。投资坦桑尼亚的两家中国公司在电视剧的开头和结尾播出了介绍公司产品和服务的广告,中国驻坦桑尼亚使馆也在节目中播出了介绍中国的国家形象广告。上述广告播出尽管收益不多,但为今后开拓国际市场、传播国家形象积累了宝贵经验。 四、对外电视本土化传播战略的展望 由于坦桑尼亚没有专门的收视率调查公司,很难对节目收视情况进行准确把握,但从各方面反映可以看出,该剧在坦桑及其它国家播出是成功的,达到了预期目的,也带给我们许多有益启示: (一)反映共同情感,打造精品力作 《媳妇的美好时代》在非洲热播再次证明,反映人类共同情感、共同理想、共同命运的作品可以被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观众所接受,这也是中国影视剧走向世界的必然选择。我国每年生产约15000小时电视剧,电影故事片产量也超过500部,但真正适合国外观众的作品并不多,需要我们在创作、管理等方面进一步做出努力。当前中国社会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与国际社会的思想文化交流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只要我们开阔视野,解放文化生产力,就一定能生产出更多为国际观众喜闻乐见的影视文化产品。 (二)发挥各方优势,拓宽交流渠道 由于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原因,非洲、中东、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的普通民众很难接触到中国的影视文化产品,他们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多来自西方媒体或身边的中国人,带有很大的片面性。通过影视作品让国外民众了解中国社会风貌,拉近民众感情,对树立中国美好形象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此,国家广电总局从2013年起着手组织实施对非影视合作工程,每年翻译10部优秀国产电视剧、动画片、纪录片和52部电影,供非洲各国主流电视媒体播出,让非洲观众有更多机会感受中国文化,了解当代社会风貌。①。与此同时,国家广电总局与中石油合作向缅甸推出的国产电视剧《金太狼的幸福生活》也于2013年6月在缅甸国家电视台播出。向斯里兰卡、黎巴嫩、约旦等南亚和中东国家推广国产影视剧的工作也在进行中。 (三)确保译制质量,使原创作品保值增值 把独特的东方文化和中国人的内心世界准确传递给国外观众,需要对中外文化有全面深入的把握,做认真细致的工作。就此话题,本人曾于2013年3月1日专门采访过香港电讯盈科总裁陈祯祥先生,他介绍说:近几年电信盈科与海润影视、华谊兄弟等公司合作对国内优秀影视剧进行剪辑、译制,打包后销售到泰国、马来西亚、美国、加拿大等国的IPTV网络,收到良好经济效益,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对产品再加工的一丝不苟,包括根据当地风俗习惯把握每一幅画面,对每一句对白进行精心处理,真正让观众觉得赏心悦目,心领神会。只有严谨细致的工作,才能把中国人的动人故事讲给外国人听,使其“悦耳悦目”,进而“悦心悦意”、“悦志悦神”②,感受到中国的美丽和智慧。 (四)强化机制建设,追求传播效果 文化走出去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但政府的投入不能成为主要渠道,只能起到一定的引领和辅助作用。电影、电视剧、动画片是重要的文化产品,免费送人是对创作人员劳动成果的不珍惜,也不利于树立中国文化品牌、培育国际市场。要使中国的影视节目真正走向国际,必须在提高国内影视产品制作水平、优化市场环境的基础上,让更多的影视公司参与到对外交流行业中,通过积极的商业运作提高国际市场占有率。对少数欠发达国家,则通过建立影视文化交流基金等规范方式予以少量赠播,以达到交流目的,减少对市场活动的干扰。近年来韩国电视剧及流行音乐在世界广受欢迎并非偶然,它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韩国政府开放媒体管理、扶持本国媒体开拓国际市场的一系列政策带来的可喜成果。希杰公司(CJ Media)能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从一个食品加工企业发展成为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媒体公司,就是一个很好例证。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只有中国的影视产品制作水平提高了、商业营销渠道通畅了,中国的影视文化才能真正走向世界。 电视论文:广播电视台党支部工作特色 以求真务实的精神推进支部工作——北仑广播电视台党支部工作特色总结北仑广播电视台党支部的工作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求真务实”，用实实在在的关怀，让每一位党员和每一位员工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从而产生了强大的凝聚力，形成了一个能打硬仗的坚强集体；每一位党员、每一个员工又以实实在在的工作，在看似平凡的岗位上创造出不凡的业绩，使北仑广播电视台的新闻宣传、事业建设、综合实力不断增强。一、学习和实践结合——学习扎实 宣传工作是广播电视台的中心工作，党支部要求每一个党员在思想上政治上必须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要确保新闻节目导向正确、广播电视安全播出，党支部要“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因此，党支部十分重视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和理论学习。 北仑广播电视台党支部组织党员学习了以下一些材料：《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共产党党章》、《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对这些重要文件的学习又是紧紧结合宣传工作的中心任务来进行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后，党支部立即组织党员们分组认真学习和讨论了全会精神，通过学习和交流，大家领悟了这次会议的精髓，记者们把学习的收获运用到宣传工作中，使学习和宣传相互促进，相得益彰，边学习边探讨出许多新颖独特的宣传报道方式，在出色完成宣传任务的同时，也使自己的理论水平有了大幅的提高。 今年以来，结合“三项学习教育活动”，党支部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问卷考试，借着“三项学习教育活动”，支部还着手抓组织和制度的建设，先后组织制定并实施了《新闻从业人员堵漏、差错奖惩制度》、《禁止有偿新闻》等一批规章制度。规章制度的健全，有利于从根本上消除腐败产生的温床，给所有员工创造平等竞争的机会，激励员工的工作热情。二、指导和服务结合——工作踏实 广播电视台专业性强，工作性质特殊，记者们缺少业务上“充电”的机会，支部活动就针对这些现状开展了各种培训讲座。新设备更新时，马上就组织摄录编播人员参加技术培训；改造广电网络，推广数字电视时，就及时举办网络技术培训；播音员上岗前，外请资深播音老师进行普通话讲座。这些培训讲座由党支部组织，参加人员全部都是利用双休日时间进行，大家都毫无怨言而且积极参加。从讲座上学到的知识会立即体现到工作上，学习、实践，实践、学习，广播电视台培养出一批把关能力强、业务过硬的骨干。 党支部还组织采编播人员积极向广电专业刊物投稿，今年共发表业务论文十多篇，学术风气在台内越来越浓。在写论文的过程中，既总结了工作经验，又培养了理论创新意识，还为大家评职称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今年，广播电视台节目创优外宣形势喜人，新闻作品、播音作品和各类专题获市级以上奖项25个，广播电视作品预计被中央级媒体录用10篇，省级新闻媒体录用90篇，市级录用700余篇。党支部组织的活动非常丰富，先后举办了“革命老区行”、“植树绿化行”、“军营一日行”以及各种调研等活动。“革命老区行”活动，全体党员干部到井冈山革命老区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军营一日行”活动，与浙江省海警二支队一大队结为共建对子，组织党员干部到军营体验生活。“植树绿化行”，全体党员到广播电台发射基地茅洋山顶植树绿化。 党支部还组织业务骨干赴广州参观交流，了解兄弟单位在业务管理上的先进经验。 党支部的活动，不仅面向全体党员，也面向所有员工，广播电视台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能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三八节的时候，工会和党支部举办迎“三八”联欢晚会，大家欢聚一堂，每位女同志都得到了一枝鲜艳的玫瑰花；中秋节，党支部就会招呼家不在北仑的员工吃顿团圆饭，开联欢会，使他们感受到组织的关怀和温暖。因为工作忙，很多员工都忘记了自己的生日，可每到这个时候，党支部都会把一大束鲜花和一个大蛋糕送到“寿星”的面前。 正是这些细致入微的关怀让党组织有了巨大的凝聚力，很多同志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党员人数目前已发展到34人，极大地提高了单位的战斗力。三、爱和奉献结合——对党忠实广播电视台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集体，广大党员、干部把对党的忠诚和对新闻事业的热爱化作无私奉献的行动，他们身先士卒，率领广电系统全体从业人员为党的新闻事业添砖加瓦。20__年是北仑广播电视台创建市级水平电视台、事业发展的关键一年，对党员的考验尤为严峻。对党的新闻事业的忠诚，使这些党员无怨无悔地奉献着，创造出一个又一个辉煌的业绩：《北仑新闻》全年播发稿件2988篇，平均每天用稿11.7篇，当天新闻占82.77，广播新闻全年发稿11235篇。充分挖掘台内潜力，自我加压，在《北仑新闻》实现日播的同时，电视专题节目也实现了日播，开创了北仑电视自办节目的先河。北仑广播电台FM100.8节目进行了全新改版，播出时间达19小时，自办节目9小时以上。全年用于设备更新共投入资金400多万元，使北仑广播电视台的摄录编播设备顺利实现了从模拟到数字化的转换，在全大市位居第一。全区乡镇新增光接收点169个，布放光缆133公里，投资300多万元，全长125公里的全区广电主杆环网建设已全面完工。为确保广播电视安全优质播出，始终做到重要时段前端机房双岗值班，工程维修人员24小时候岗，实现了365天广播电视安全播出。 这就是我们北仑广播电视台党支部，他们学习扎实，工作踏实，对党忠实。求真务实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党支部把这种时代精神体现在日常工作之中，摒弃华而不实的虚夸，力求每一个活动、每一项工作见到实效。 电视论文:浙江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 一、引 言 大力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维护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提高人民群众文化素养,转变政府职能,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举措。广播电视作为大众传媒,与生俱来就具有公共性的特征,又因其传播迅速、受众面广、感染力强等特点,使其在公共文化服务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随着广播电视产业属性的不断强化,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功能受到极大冲击。因此,加强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升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是当前广播电视改革和发展的一项重任。 相对于文艺演出、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服务而言,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节目制作、播出、传输、覆盖、接受等多个环节,涉及技术、内容、管理等多个层面[1]。因此,在总结和评价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时需进行多环节、多层次考察。浙江广播电视非常重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在建设和完善过程中有许多创新之举,尤其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方面已经走在全国前列。渠道、内容和资金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三大保障,这也是浙江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三大着力点。 二、渠道建设:覆盖全,技术新 以功能划分,渠道建设可以分为基础设施建设与新技术平台集成创新两个层面。基础设施建设是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目标,保证所有公众都享有广播电视的视听权。新技术平台的集成创新是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的更高目标,满足公众对广播电视视听效果的需求。 浙江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成效显着。自1998年开始,浙江省按照中央部署先后实施了三轮“村村通”工程,至2012年5月底,全省所有乡镇和99.9%以上行政村实现了有线电视联网,有线电视用户数达到1343万户,农村有线电视实际入户率提高到90.7%。在巩固“村村通”工程成果的基础上,浙江大力实施“户户通”工程,计划到2015年,全面完成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建设任务,基本实现广播电视“户户通”。此外,浙江省还推出了农村广播“村村响”、“广电低保”、“广电进渔船”和乡镇广电站设施改造等一系列配套工程。至2012年底,将达到100%乡镇建立广播站,95%以上行政村(社区)建立广播室。对农村“低保户”实行有线电视入网费和收视费全免政策,使全省城乡“低保户”群众都能收听收看到有线数字广播电视节目。2012年将完成3000艘渔船卫星接收设施安装任务,完成200个乡镇广电站设施更新改造的目标任务。 数字化浪潮推动着浙江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技术的不断更新。近年来,浙江广播电视在有线网络数字化发展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基本建成了全省统一的有线数字电视网络,构建了全省统一的有线数字电视发展平台。截至2012年6月底,全省数字电视整体转换率达到97.1%,大中城市有线网络双向化改造率达到98.5%,其他城市达到90.8%。同时,积极推进有线数字电视城乡一体化发展,全省农村地区整体转换完成率和双向化改造完成率分别达到66%和47%。 由杭州文化广播电视集团、浙江省广播电视集团等投资组建的华数数字传媒集团,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已成为浙江省有线数字电视和移动电视发展的省级主体,信息化的主平台和全国数字电视、手机电视内容应用服务的重要平台。2003年,华数率先在有线广播电视网络数字化转换过程中推出双向互动模式,将“数字电视网、互联网、通信网”业务进行了融合,开创了跨网、跨屏、跨媒体的“全媒体”模式。2010年华数承建的手机电视集成播控平台通过国家广电总局验收,成为全国首家可以正式商用的手机电视集成播控平台。同时,华数已建成全国最大的数字节目内容库,储备了数百万小时的精彩视频内容,为三网融合业务提供重要支撑。 三、内容生产:公益性节目比重持续增加 播出内容是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的最终落脚点,内容的优劣决定着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的效果。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容包罗万象,涵盖多个领域,内容本身难以衡量和取舍,但内容所表达的价值观、功能定位应该是可以把关和把握的,广播电视的播出内容应该传达健康、积极、主流的社会价值观,体现信息传播、社会教育、舆论监督、文化娱乐等功能。 浙江广播电视积极探索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容创新,无论是省级广播电视媒体还是市县级广播电视媒体,节目形式和内容不断丰富,公益性节目的比重持续增加。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旗下的12个电视频道和7个广播频道,有影响力的名牌栏目和精品栏目基本上都以公益性节目为主,如浙江卫视举办的大型新闻行动《五洲四海看浙江》、《创业创新在基层》、《走向蓝海》,荣获“全国10大创新创优栏目”的《我爱记歌词》、《江南》,以及关注弱势群体的《范大姐帮忙》、《小强热线》、《1818黄金眼》、《钱塘老娘舅》等民生栏目。广播的《阳光行动》、《浙江第一线》,分别开设了“厅长在线”、“向人民报告”等系列专栏,邀请省市有关职能部门领导走进直播室,与全省民众开展在线交流,发挥了通达民意、沟通社会、化解矛盾的积极效果。浙江广播电视集团还创新举办了中国电视观众节,开创了广播电视“为观众办节”的先河,每年吸引2000多万人次观众参与,被称为“电视的榜样”、“观众的节日”。此外,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举办的“风云浙商”、“浙江骄傲”、“新农村建设带头人”、“省十大民生工程”等年度评选活动,影响也比较广泛。 2002年经国家广电总局批准,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专门开播了浙江电视台公共频道。浙江电视台公共频道立足全省、面向城镇、服务基层,体现了地方性、联办性、公益性和服务性的特点。2007年9月,浙江广电集团实行浙江教育科技频道和浙江公共频道的整合运营,改版后的浙江公共频道收视率不断攀升,形成了一大 批有影响力的公共文化服务节目。比如浙江最前沿的创新致富资讯杂志节目《新山海经》,浙江首创的电视流动舞台形式的平民草根互动竞技节目《流动大舞台》,浙江唯一一档房产装修舆论监督服务节目《房产装修我来说》,超大容量的新闻资讯节目《雪倩说新闻》,以及浙江新农村建设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浙江新农村“创业创富”大赛、“新农村冲击播”浙江特色乡镇全方位电视助推行动等品牌活动。 四、资金投入:多管齐下,兼顾效率与公平 浙江作为一个经济强省,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在资金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但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单一的公共财政供给难以保证其可持续性发展。 浙江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的资金投入体现了多元化的特点,以公共财政投资为主,依靠浙江省各级广播电视播出机构的资金优势,并综合运用多种财税优惠政策。资金在投入与使用过程中,兼顾效率与公平,不断提升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的技术与水平,并向农村和弱势群体倾斜。 浙江省建立了对农节目服务专项扶持资金,从2008到2011年,用于对农节目服务工程建设专项资金1500万元。乡镇广电站设施改造工程已纳入浙江省“十二五”发展规划,浙江省政府每年投入2000万元予以保障。“户户通”有线电视联网工程建设的资金主要由各广播电视台及网络公司负责承担,省级财政原则上不再另行安排专项补助资金。直播卫星“户户通”工程建设所需资金由省财政及用户个人共同承担。“户户通”直播卫星设备购置费由用户个人支付100元,其它由省财政补助。浙江华数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全省直播卫星服务管理机构,承担了全省直播卫星设备的采购、发放、维修、服务等工作。 同时,浙江华数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浙江广电有线网络的运营主体,对已加入到浙江华数公司的市、县(市、区),主动承担其所属自然村、行政村有线联网任务的相关建设经费。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运用市场机制,不断增强经营实力,全力推进技术装备的改造提升,为公共文化服务提供优质平台。2001年以来先后投入20多亿元,引进配置国际一流、国内领先的16讯道高清电视卫星转播车和各类卫星转播车11辆,建成规模不一、功能各异的数字化广播电视演播厅21个,完成电视制作楼整体改造、广播5.1环绕声录音棚、卫视高清新闻演播厅和非编网改造等重大技改项目。计划投资启用50亿元,用5年时间建成“浙江广电传媒大厦”和“浙江国际影视中心”两大省重点文化工程项目,成为迄今浙江省投资规模最大、档次最高、功能最全的现代化广播电视建设项目。 浙江广播电视紧紧围绕公共文化服务的渠道建设、内容生产和资金投入三大支柱,彰显了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的优势,体现了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较好地满足了公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电视论文:电视台新闻节目的革新 一、在新闻内容上创新 相对中央、省、市级电视台,县级电视台最大的优势在于“接近性”,包括地缘的接近性,文化的接近性和情感的接近性。县级台最了解区域受众的生活方式和生活需求,更容易为他们提供贴心服务。县级台应把这种优势有效地转变为自己的新闻特色。 (一)改进思想观念创作“三贴近”新闻 对老百姓来说,他们在关心国家大事的同时,更关心身边的人和事。县级电视台要发挥自身优势,创作出百姓爱看的新闻,就需要记者在采写新闻前改变思想观念,以“走转改”活动“、八项规定”活动开展为契机,树立起“新闻从实际中来,从生活中来,从群众中来”的理念,积极主动深入一线,了解党和政府各项方针政策在当地的落实情况以及群众生产生活情况、关心的问题、存在的困难等。只有把这些情况调查清楚,记者才能在新闻报道时反映地方党委、政府工作以及民生情况,创作出“三贴近”新闻,受百姓的喜欢。2012年,南靖电视台记者围绕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深入基层,采写出了《加快农网改造确保春节百姓用电》、《龙厦铁路将于6月30日通车》、《干群齐心协力我县打响5A景区保卫战》、《百名干部下基层一线服务促发展》、《县行政服务中心:“比作风”提升服务水平》等反映五大战役项目建设、土楼景区整治、作风建设的好新闻。尽管这些新闻政治性比较强,但由于所说的事是当地群众关心的,报道也是通过群众的视角、群众的语言,所以群众还是挺喜欢。另外,民生这方面,由于南靖县是农业大县,农村人口多,所以农民朋友需要农业致富项目、农业技术介绍、农产品市场流通和产业规模经营走向等方面信息。该台播出的新闻《计生二女户“猪倌”的“华丽转身”》、《台湾金苹枣助碧侯村村民增收》分别讲述了农户通过科学养殖豪猪、种植金苹枣,从而走上致富路的故事。由于题材选自当地农村,深受群众欢迎,农民朋友们主动打电话过来询问如何养殖豪猪,种植金苹枣。 (二)立足新闻广度、深度丰富新闻内容 丰富新闻内容、满足观众对新闻信息量的需求,这就需要采编人员深入一线,对有价值的新闻线索,进行广度拓展,深度挖掘,在及时客观报道新近和目前发生新闻事件的同时,还要对新闻事实发生的原因、过程、周围关联、事后效应等作详细报道。新闻的广度在于报道面的拓展,包括以前被县级台冷落、忽视的生活服务、商品流通等领域以及一些散发着强烈时代气息的新事物。南靖电视台可立足本地大事要事,聚焦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开辟新栏目,对政府的新政策,对百姓的衣食住行、就学、就医等百姓关注话题等进行报道,拓宽新闻广度。如南靖电视台曾播出的《我县在全市率先开通医疗救助“一站式”服务》、《我县发动农民搭建大棚、抢收作物防寒减灾》、《未来一周我县预计有强对流天气过程》等就不错。新闻的深度要求新闻采编人员深入到新闻事件的本质中,挖掘新闻现象的原因和后果,增强新闻报道的力度、厚度、深度,满足广大观众的需要。2012年2月南靖电视台在《南靖新闻》播出《金山镇:竹马戏有了接班人》,对竹马戏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濒临失传的现状、原因进行分析,对找到接班人的意义进行阐释。此条新闻播出后,引起政府部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问题的关注及人民群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竹马戏的认识了解和学习兴趣。新闻深度也可以通过编后语、本台评论、本台短评等方式进行新闻评论,实现新闻事件向新闻实质的方向发展,探索事件的发展趋势。如2012年8月27日《福建新闻联播》播出的《南武夷合作社:草根合作社的升级之路》,报道了邵武"南武夷"的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打破资金、技术和产业瓶颈,实现林业资源的综合开发。在这篇新闻报道后面增加了《记者手记》,对农业合作社的升级提出了“集中农民的钱袋子,在资本市场上演‘蛇吞象’;延伸产业链,向上下游要空间求发展;反哺森林资源,让闽北的好生态二度增值”等新路子,让观众得到启示。 (三)凸显平民视角提高新闻宣传能力 在会议和领导人活动的新闻内容方面,采编人员应凸显平民视角,从百姓关注的内容入手,以普通百姓的微观视角切入,用讲故事的方式,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百姓关心的信息更生动更有效地宣传下去。2012年10月11日在南靖召开了一次全省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的工作现场会,南靖台记者受传统观念束缚,只采写了会议新闻《全省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工作现场会在我县召开》。而福建电视台记者采写了《南靖:让农民走上“绿色”发展之路》的民生新闻。同样是讲农业技术,省台新闻以一个农场场长切入,讲述他种植新品种"茂谷柑"获得的好效益,倒叙他在引进这种新品种遇到的病虫害问题,解说农技人员用“以虫治虫”的方法为他解决病虫害的故事,从而拓展到南靖县基层农技站的生态治理模式。整条新闻如讲故事般跌宕起伏,娓娓动听,既宣传了科学发展观、科技兴农等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又以群众的视角阐释了农业新技术的作用和科学发展的好处。这对于县级电视台而言是生动的一课。在社会新闻上,采编人员要怀着满腔热情,“沉”入基层,用百姓的眼光、语言选新闻、看新闻、说新闻,使新闻契合时代的脉搏,反映民情、传达民意。南靖电视台记者采写的《南靖“:造福工程”让越南归侨成为有福之人》是可以借鉴的。这条新闻摆脱宏观叙事的新闻视角,以平民的个体视角———越南归侨李世才入手,用百姓的语言,真实记录李世才由刚回国的艰辛到现在的幸福生活的历程,客观反映“侨居旧改”、“侨民饮水”、“侨区水泥路”等造福工程对侨民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政府在改善侨民生活条件所起的积极作用,让观众在身边的人物故事中了解到越南归侨目前的幸福生活和政府为百姓所做的工作。 (四)增加服务性内容提高新闻服务功能 增加新闻服务性,可以使县级电视台更加贴近百姓大众,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县级电视台可以从群众的需要采写新闻,为群众解疑释惑 ,提供服务。今年4月,南靖县城群众流传某所民办幼儿园一名幼儿因感染禽流感H7N9病危的消息。南靖电视台记者就此事深入那所民办幼儿园和南靖疾控中心,采写出《我县未发现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在这条新闻里,记者不仅报道了那名幼儿是感染禽流感H1N1而非禽流感H7N9,且目前病情好转无大碍的事实,还采访了疾控中心主任介绍感染H7N9禽流感症状,日常生活预防禽流感H7N9的方法。这条新闻播出后,既澄清了事实,稳定了群众的恐慌情绪,又让观众从报道中学到了一些预防禽流感H7N9的有效措施。再如,去年高考录取通知书发放后,南靖广播电视台从各中学了解到一些优秀高中毕业生由于家庭特别贫困面临失学的消息,便立即在电视《南靖新闻》中开设《关注贫困考生》专栏,派出记者前往贫困优秀考生居住地采访,回来后制作成的反映优秀贫困考生家庭情况的电视新闻在全县有线电视中播出。新闻播出后,在社会引起了很大反响,观众们纷纷伸出援助之手为优秀贫困考生捐款。受帮助的考生因此凑齐了大学第一年学费,高高兴兴地迈进了大学校门。这个《关注贫困考生》栏目的开设就体现了很强的服务性,它实实在在地服务人民,体现了人文关怀,同时也使南靖电视台得到了观众更高的评价,像这样的新闻报道在新闻节目中应该大大增加。 二、创新新闻形式发挥电视媒体优势 在电视新闻报道中,好的内容再配以新颖的表现形式,能使新闻本身增色不少。在“走转改”、“八项规定”形势下的新闻,可以通过形式的创新,增强新闻内容的表现力,新闻内容的观赏性,进一步赢得观众。 (一)创新编排力求亲近群众 目前,对于时政资讯,可以从加入资料性画面或者改变文字稿硬语气等方面,使时政新闻也变得耐看,同时对其它新闻进行巧妙安排,灵活穿插。在时政新闻后编排社会新闻,使“硬”、“软”新闻搭配,其它综合性消息与独条新闻穿插,让节目在播出上有节奏,更有可看性。此外,在提倡短新闻、加大信息量的同时,对重要新闻适时聚集处理,采用主体新闻与相关报道有机结合等方式,扩充重要新闻的信息含量,加大引导观众视线,产生社会舆论力量。另外,可在新闻栏目中设计群众关注的热点为互动话题,通过手机短信等方式进行话题讨论,让观众参与到节目中来,使新闻栏目与群众之间建立良好互动关系。 (二)发挥优势满足人们需求 电视能进行视听的立体传播,可以通过多种表现手段,强化内容,使受众产生身临其境、见证与参与新闻事件的感觉,满足他们对第一手信息、资料的需求。县级电视台新闻节目应尽可能利用本台条件,在以往配音加画面加同期声的表现形式基础上,增加音乐、图表、动画等元素,凸显电视视听优势。在社会新闻上,可以增加一些音乐。在一些新闻事件上,可采用直观性和时效性强的现场报道。“所谓现场报道,就是指通过电视台记者直接进入画面(即电视现场)对发展中的新闻事件直接描述、评论,对有关新闻人物进行访问的报道形式[2]”。县级电视台如果有条件的话,可尽量采用现场报道,通过记者的现场描述、电视镜头记录新闻事件的现场环境和氛围,对新闻事件的发生和进展进行即时报道以及即时评论,可充分凸显新闻的时效性、真实性,增加新闻的现场感、亲近感,让观众感到新闻节目中有正在发生的未知新闻和最新信息,产生兴趣,从而被吸引。 总之,“走转改”、“八项规定”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弘扬,是新闻报道方向的再创新。要进一步深入推进“走转改”、“八项规定”,必须不断拓展、创新新闻的内容与形式,坚持走群众路线,调动基层媒体以及新闻工作者的创造活力,才能更好地宣传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更好地服务广大群众,使县级电视新闻永葆活力。 电视论文:分析电视台新闻编辑处理新闻稿件的几个方法 1 新闻编辑处理稿件时必须具备的技巧与能力 1.1扎实的岗位能力 与其他行业相比,电视台的新闻编辑必须具备扎实、专业的岗位能力,编辑人员的岗位能力包括——流畅的语言表达能力、高端的艺术审美能力、现场指挥控制能力、文辞修饰和组合能力、理性逻辑能力等等。电视台的新闻编辑会在其工作过程中遇到各种各样、行行色色的新闻题材和体裁,编辑的职能不仅仅在于对新闻事件进行评论与分析,更要求灵活巧妙、真实具体的驾驭、拼接、组合各种文字和体裁,让事件以多维立体的形式再现给大众。除此之外,新闻编辑还要具备处理视频影像和图片的能力,能够熟练的运用各种稿件处理软件对新闻画面和影像视频进行技巧修改和处理。不光要熟练画面排列、标题选取、内容提炼等基本功底,还要掌握音频录制、复制等技术能力。 1.2敏感的新闻触觉 电视台新闻编辑应该具备的三大基本能力分别为——敏感的新闻触觉力、发达的信息咨询技术和亲民的新闻姿态。其中,敏感的新闻触觉有很大部分来自于编辑的先天条件,也就是所谓的天资。敏感的信息咨询触觉就是编辑应有的对新闻咨询的价值判断和衡量。而后两者,发达的信息咨询技术的和亲民的新闻姿态等岗位素质的养成则更多的依靠于电视台新闻编辑投入职业岗位后的历练培训。每天每刻都要整理不同类型、不同内容的新闻资讯和信息,新闻编辑可谓是遨游在信息的采取、信息的检定、信息的提炼、信息的整合和信息的定稿、等信息的海洋中。每天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件很多,如果单纯的将事件复制给观众,或者转载其他媒体人的文章,是无法满足新闻的力量性与时效性的。新闻稿件的处理也要讲究一个宁缺毋滥,以敏锐的新闻触觉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咨询,或者是将其他媒体人已经发现的咨询以标新立异的角度和漂亮的技巧重新展现出来,才可称得上是真正的新闻稿件编辑技术。 1.3新闻素养 新闻编辑必须树立新闻素养,即把受众理念放在关键的地位,坚持以受众为本的理论思想,以新闻对大众的吸引度和大众对新闻的关注度为基础,进行新闻题材的选择和新闻稿件的处理。在报道新闻稿件时,要采取与民众贴近、与生活贴近、与实际贴近的方式,报道的内容也要精选正在或者曾经、将要发生在大众身上的事。只有具备平民角度和平民眼光的新闻报道才能深入人心、影响深远,给大众一种亲切的感觉。 第一,电视台新闻编辑不但要求具备高超的语言文字组织能力,还需要精通新闻中的画面语言,能够从大众的心理角度和思维认知出发,控制好新闻中的画面节奏感; 第二,要学会熟练的应用不同的画面转换技巧和镜头组接技巧,在渲染画面、强化画面的表现力度时,要能够熟练运用蒙太奇手法; 第三,新闻编辑必须能够熟练的操作同期声,要按照清晰、活泼、具体、形象、自然的原则进项同期声的选择和处理,以保障同期声与解说词之间联系紧密、相互协调、相互配合、相得益彰; 第四,电视台新闻编辑在处理、编排新闻稿件的内容时,要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表明自己的观点和立场,让节目具有新颖性和创新性,不能人云亦云,以提升新闻节目的受众吸引力,最大程度、最大范围的发挥出稿件的最佳传播效果。 2新闻编辑应具备卓越的协调组织能力 2.1团队配合能力 电视台新闻编辑的工作不仅仅是编辑稿件,还有整合稿件。阵营庞大、程序复杂的专题性报告等新闻节目的制作所必需的文字稿件和视频画面等任务的分工,编辑应该事先明确。一个称职专业的新闻编辑不但自身具备新闻稿件处理的技巧和能力,同时也能够协调、组织自己的记者队伍,能够对团队成员的岗位能力、职业道德、岗位特长和不足有全面充分的掌握,能够因材施教、因人而异,在分配任务时做到针对性和层次性,实现队伍人才能源的系统利用。 2.2要有当好记者的能力 电视台新闻编辑不仅需要扎实的文字功底和敏锐的新闻嗅觉,还要有当好记者的能力。在处理新闻中大量的图像视频时,只有精通、熟悉电视新闻采访的过程,才能对记者采访回来的素材进行专业的稿件处理。 在播放电视新闻时,画面和声音是持续滚动的,具有稍纵即逝的性质,大众在对画面和声音进行信息的感知与存储时,具有一定的难度。新闻编辑的工作就是针对记者拍摄的镜头画面配置准确到位的文字补充。通过动画技术、特效技术、字幕技术等后续技术对新闻画面进行语言文字的补充,实现视频影像与文字语言的完美结合,保证信息的受众性。 3.1扎实的思想政治素养 在包括电视台新闻编辑在内的各行各业中,扎实的思想政治素养是其它任何素养的基础。思想政治素养最直接、最明显的控制着一个人的具体行为习惯。新闻具有时效性和力量性,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大众的人生观、世界观、道德观和对社会的态度。新闻编辑的责任重于泰山,在新闻媒体工作中必须树立高度的党性,保持新闻媒体的纯净性,坚守新闻工作的阶级性——党性。 3.2灵活的创新素养 目前新闻媒体行业竞争加剧,社会需求日渐多元,新闻媒体不得不创新稿件的编辑质量,通过各具特色的编辑手段发挥新闻咨询的魅力所在。内容创新、形式创新、运营方式创新等编辑创新已经成为目前新闻媒体提升自身竞争力的关键手段。 3.3踏实的工作作风 新闻编辑是电视台的幕后人员,承担着重要的稿件处理任务,处理稿件时既不能敷衍了事,也不能冗杂繁琐。对每句话、每个文字都要细细推敲、认真审查。 例如,在编排电视节目时,要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既要突出节目主题,又要辅之以绿叶点缀。各种表现形式交相搭配,灵活运用,吸引大众兴趣与关注的同时,给观众带来积极的人生启发。 4结论 新闻编辑在电视台新闻工作中,必须要弘扬社会主义主旋律,确保报道内容的真实性与客观性,积极引导大众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所以,要坚持以受众为本的基本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引领,坚持新闻媒介的党性原则,为创作出大众喜闻乐见的新闻稿件不断努力。 电视论文:论文学散文到电视散文的审美空间拓展 摘 要:本文通过对于散文这一文学形式的论述,深刻阐述了电视散文的文化艺术及其创新、发展。 关键词:文学 电视 散文 传播媒介 传承 拓展 电视散文出现的历史并不长远,1998年,中央电视台推出的首届《全国电视诗歌散文展播》,在全国形成了广泛的影响。精美的画面配上优美动听的音乐,仿佛将观众带到了真实的情境当中,而电视散文正是借助电视媒体声画结合的优势弥补了文学散文单一、刻板的形式,凭借电视屏幕观赏实现诗歌散文抒情写意意境的电视文学样式。可以说它的出现不仅显示了独特的艺术魅力,而且陶冶了人们的情操,成为人们娱乐的一种方式,为散文开创了一番新的领域。 电视散文审美意境的超越与提升 散文最大的特点是形散而神不散,注重表达意境,意境乃是思想与描写对象的高度统一,当作者将自身的思想感情与画面、声音融为一体时,观众首先看到的是一幅幅用文字表达的精美画面呈现了出来,这样的散文如同幽兰一般散发出动人的麝香。在电视散文中,特殊的传播媒介在观众和作品之间架设起了一道神奇的桥梁,观众不仅可看可听,而且使之具有了更加宽广的想象空间,电视散文可以使观众在鉴赏中对特定的情感感受状态表现的更直接、更快速、也更充分。因为电视散文可以直接用感情的色彩、情感的旋律、情感的画面创造出一个感情丰富的艺术世界。观众在欣赏电视散文的过程中容易和作者产生情感上的共鸣,从而感知作者的内心世界,达到思想感情和情感的双重交流。观众不再是被动的接受方,而是通过画面、声音、字幕的完美结合置身于美文的故事情境当中,运用所听、所见、所感描绘出自己对于描述对象的具体感受。 电视散文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不仅仅是硬生生的文字,更是生动的画面与美妙音乐的同步实现,这是过去的平面媒体所不可比拟的,也有助于观众更直观的感受散文的内涵和意境。在这种直观的画面中,观众可以达到雅俗共赏、见仁见智的审美效果,从电视散文的欣赏过程中获取不同层面的艺术享受和陶冶。 电视散文表现形式的丰富与创新 图像画面、声音音乐、字幕和诗文吟颂是构成电视散文不可或缺的三个要素。首先。图像画面是电视诗歌散文形成的基本组成部分,没有图像画面就不能称为电视诗歌散文,电视本质的体现是文学的联想性在画面中得到栩栩如生的浮现,好的电视诗歌散文的确会挖掘文字的内涵、文学的韵味、意向的确定性,丰富文学文本的表现力。其次,音乐音响是电视自身独特的表现,它熏染文本表达的色彩、表现文本空间幻化变迁、突出心理意蕴的节奏、连接虚拟与现实的无形纽带、将情感的旋律模式化,从某种角度看,音乐音响更能深入的暗示点化文学的缜密内涵,发挥电视散文的抒情达意的特点。第三,字幕以及旁白的出现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在某种程度上,电视散文样式被赋予了文学联想空间,汉字所赋予人们的天然美感和吟颂所牵连文学的体味享受在这里成为文体的标识,意义重大。这三种有机结合,不可分割的构成一个整体,而电视诗歌散文的样式创新性就在于三者的水乳交融。这种艺术的混合无疑是高明的、充满想象力的,并且在长时间内将被大众所欢迎和接受。电视诗歌散文以其别出心裁、新颖独特的变幻形式实现了时间和空间的自由转换和过渡。 电视散文节奏与韵律美的突破与发展 散文的节奏张弛有度,情节跌宕起伏,表现出特有的韵律和节奏,这种节奏和旋律的把握一般要求比较苛刻,有时候在字面意思晦涩难懂的情况之下可能就无法体会这种美感,从而使散文的美感大打折扣。电视散文通过一种直观的感受传达给每一位观众,首先是画面或者文字映入眼帘,紧接着配上音乐和声音旁白的适时插入,散文的脉络清晰可见,一气呵成,给人一贯通上下的畅快感,这也为理解散文的主旨和内涵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调。散文在这一方面为人们提供了心灵上的愉悦,也为下一步的升华为审美意境提供了条件。 电视论文:浅析电视剧作品中的法律瑕疵 在我们观看电视剧作品的过程中，时常会出现一些违反法律程序或规定的镜头，笔者将其称为“法律瑕疵”，“法律瑕疵”不仅影响法制的宣传教育工作，还影响着执法者的社会形象，就此笔者谈一下粗浅的见解和看法。 一、常见的镜头 1、三名疑犯冒充重案组干警对一对情侣进行殴打，并进行行政处罚（罚款）。受害人到纪检委上访，纪检委到公安局进行调查核实，公安局负责人领着两个受害人和一名证人共同到公安局进行辨认。 镜头中的错误：①纪检委接到被害人控告，应将案件移送到有管辖权的部门处理，如属渎职侵权案件由检察院立案侦查，如属抢劫或冒充公安干警招摇撞骗的应移送公安部门。②询问证人与受害人应分别进行。③辨认时两名受害人与一名证人都应分别进行，受辨认人不得少于5人。 2、一位律师费尽周折将被继承人留下的巨额遗产交到了继承人的手中。继承人为了表示对律师的感谢欲付给律师2万元感谢费，律师却说：“我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能接受你的馈赠”。 错误之处：律师表明自身身份不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指在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武装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而律师属于社团组织的工作人员。 3、几名警察冲进疑犯的住宅将疑犯擒住，搜出相关证据带走。 错误之处：①没有出示相关证件，如：拘留证、逮捕证、搜查证件。②对于扣押的物品和文件应当会同在场见证人和被扣押物品、文件的持有人查点清楚，当场开列清单一式两份，并由侦查人员、见证人和持有人签名或者盖章。 4、一名侦查人员在对一名嫌疑人进行讯问时，首先问：你除了盗窃，还有什么罪？你一定老实交代，我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错误之处：①侦查人员单独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错误。②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首先讯问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犯罪行为。③“坦白”是法律规定的酌定的量刑情节，法律上没有“抗拒从严”的相关规定，再有就是将政策和法律混为一谈。 二、出现上述错误的原因 1、编导对法律知识了解不够。我国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十分庞杂，单刑事诉讼法就能分出很多分支学科，编导不可能全面掌握。 2、没有设立对电视剧中涉及法律问题的审核机构。一些电视剧发行商为了节约资金，往往忽略了法律审核工作，不设法律顾问。 3、只注重情理，忽略法理。制片人往往为了烘托剧情，只图便捷简化，遗忘了必备的法律程序，认为繁锁的程序会影响情感效果。 4、只注重观赏性，脱离司法工作实际。制片人为了刻画出某个干警的个性，不惜违背司法工作实际，明知不符合法律程序却一定要那样描写。 5、传承老影片的模式，简单照抄。法律是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在不断变化的，但制片人往往停滞在老影片的圈圈里没有解脱出来。 三、遏制法律瑕疵的对策 1、编导人员应加强法律、法规的掌握和学习。在涉及到法律问题上不能轻描淡写一带而过，制作过程中要在“精”上下功夫，不能理解、不懂的要“不耻下问”。 2、要加强影片的内外部审核工作。内部要设法律顾问，外部要通过监管、发行等部门的法律问题审核。 3、吸取借鉴港台警匪片中的有益经验。如：我们在看一些香港电视剧中经常听到的一句话：“你有权保持沉默，但是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将做为呈堂证供”。看似简单、而枯燥的一句话却实实在在地反映了香港警察必须履行和遵守一项必经程序。 4、电视剧作品要符合、贴近司法工作实际。客观真实的电视剧作品才能吸引住观众的眼球，哗众取宠式的，脱离客观实际的作品只能事得其反。 5、对以往的老作品要做辩证的扬弃。只有用发展的眼光分析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 电视论文:电视经济栏目专业化的内涵与外延 党的十四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在即将进入新世纪的今天,以往存在于传媒个体间平和、稳定,极少对抗的关系越来越多地为一种紧张、对抗、利益攸关的竞争关系所取代。作为电视媒体,电视节目在经历了短暂的“皇帝女儿不愁嫁”之后,很快便跃入随人挑拣的地步。 今天,电视媒介在面临竞争之后,终于开始重新检讨,认真对待自己那份事业,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作为行为主体的电视台,应该用市场营销观念去重新调整和变革。表现在一方面,媒介市场日益细分化,就电视面对的对象而言它已经从面向大众的笼统的全面广播走向了非大众的具体的细分窄播;对电视传播内容的认识,已经从新闻为主的综合内容走向了单一的新闻、经济、影视等专业化频道和专业化栏目,寻求个性化、风格化和规范化经营,占据自己独有的市场。另一方面,电视媒介逐渐走向市场化和产业化的模式和道路。 电视媒体的产业化整体发展方向是:立足本业经营和拓展本业之外的多种经营多元化的发展。有些电视媒体在发展多种经营的过程中,也遇到了明显的困扰:善于经营电视媒体的电视台在经营电视之外的产业上缺乏经验,缺乏善于进行一般企业的经营管理人才,缺乏对市场分析、发展目标的理性依据。这些实际反映出,在现有的经营观念指导下,多数电视台还不具备发展电视以外的产业的素质,因此仍将选择“本业回归”,从本业的发展中积累资金和经验,逐渐发展以本业为依据的多种经营,笔者思考后认为专业化频道特别是专业化栏目的发展将是电视产业化的突破口,这也是专业化栏目本体的外延拓展。 经济栏目专业化的内涵:节目细分化 在美国电视业中有一句老话:“人们不看电视台,他们看的是节目。”这就是说人们根据节目来选择看哪个台,而不是根据电视台来选择什么节目。审视我国电视节目的空中大战,以省会城市济南为例,每天有省内、外几十个频道的节目在播出,尽管出现了新闻、经济、生活、影视等专业频道的分类,但是专业台特征模糊,节目风格更是雷同与接近,专业栏目大都在某一方面的边缘进行循规守矩地说教,节目个性不强,既不“广”又不“专”难以满足受众获取信息的欲望,形成了频道多,而好看节目少的现象,造成电视媒体的萎缩。 电视栏目专业化的构架。 1、专业化栏目的定位。 电视节目的定位已从面向大众的综合性走向了面对细分受众的专门性。专业化栏目的定位除了具有“节目的新鲜感,节目的成熟感,节目的品质感”等优点外,节目的对象感是有别于其它节目的突破点。 节目对象感,节目是针对目标受众的,特别是分众化趋势明显的今天,指望一个节目照顾所有大众的需要是不可能的。电视目标的对象化,要求节目的对象也细分化,因而专业化节目已从面向所有受众,走向细分受众,进而走向适位受众和一对一受众。 济南电视台经济部的《生活杂志》栏目,开始尝试栏目专业化定位,一周七天的节目,每期节目长度20分钟,每天的节目定位于专业化的版式,分别设定为“家电版、保健版、环保版、电脑版、汽车版、房产版、时尚版”等七大专业板块,定时、定期、定量播出,固定了自己独有的收视群。 比如:电脑版的定位,栏目名称为:“电脑总动员”,从观众对电脑兴趣和知识的需求来设置小栏目。有“电脑信息快递”、“电脑行情”、“电脑俱乐部”、“电脑经典”,既有电脑业宏观信息的传播,又有电脑使用方面指导性的手册;既有着名品牌电脑科技含量的展示,又有电脑价格变化的报告。立体专业地为电脑使用者和爱好者服务,同时激发对电脑不太了解观众的兴趣。 2、栏目专业化培养了专业记者。 专业化栏目每一版的编导,长期较为固定地制播某一专业领域的节目,已逐渐成为这一领域的专家型记者。他既是这一领域的传播者,又是这一方面的实践者。他既具备以往所需要的政治素质、新闻业务素质外,又具备另外一方面即商业经营素质。 3、栏目的形象包装。 形象包装是强化栏目个性和特色并提高栏目品牌知名度的手段。专业化栏目应重视和加强栏目的整体形象包装,从栏目名称的确定,标志的设计,片头的制作,节目主持人的包装,到栏目开始曲、结束曲都带有专业化的色彩。 4、专业化栏目的宣传。 即将跨入下一世纪的今天,电视节目之间的竞争尤为激烈。谁了解自己面对的受众,谁会向受众推销自己和自己的产品,自己的形象,就会在竞争中占据优势。作为专业化栏目,一些固定的领域是节目研究的对象,同时也有一批固定的受众,这样以栏目名义开展一些受众参与的经济活动和公益活动以赢得社会的好感,同时也能获得经济利益。比如《生活杂志》的环保版将与南孚电池公司共同操作一次大型社会公益活动--回收废电池,这样既宣传了栏目,也提高了人们的环保意识。另一方面,在宣传中努力推销自己的重点节目,以便受众对自己感兴趣的节目可以提早留心、注意收看。 电视传媒竞争日趋白热化,优胜劣汰是市场竞争一条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规律。一个媒体要想在残酷的竞争中站稳脚跟,并求得致胜和发展,唯一出路就在于全面提高节目质量,努力建构自己的品牌个性,用专业化、科学化、规范化的品牌栏目把现观众粘合到电视屏幕上。专业化栏目的成功就是专业频道的前奏,专业频道的资源就会象其它矿藏一样得到开发,为电视台走向市场化、产业化的道路奠定基础。 经济栏目专业化的外延:市场化。 总书记到人民日报社视察时指出,过去我们传媒只讲宣传,如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媒介既要宣传,又要经营。 总书记的讲话,在肯定新闻传媒的政治功能的同时,也强调新闻传媒应具有经济行为。 探讨经济栏目的市场化,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认识我们的电视媒体。 自70年代末至今,中国经济体制完成了从 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巨大转变,从而实现了经济的市场化。经济的市场化成为电视媒体市场化的外在推动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①电视媒体逐渐推动了国家财政供给的保证,形成了巨大的经济压力,这种压力同时成为电视在市场中追求利益的动力。 ②生产的发展需要不断扩大的市场需求,而面对越来越多的可选择的商品,消费者也需要更多的关于产品的信息,电视广告信息节目无疑适合承担这一功能。广告市场的恢复和发展首先为电视媒体开拓了一个巨大的经济财源,而且使媒体对于广告获利能力产生了自觉。 ③市场方式的出现带来了传媒间的竞争,市场方式的发展又使媒介间的竞争逐步升级。因为失去了经济保障的媒介不得不依靠自身的经营谋求生存,而首先面对的是广告市场,这个市场非常大,但并不是无限广大,生存于有限的市场中的媒体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就需对广告市场进行争夺,在市场的争夺中,媒体的市场运营行为也不断发展,市场营销能力不断提高。 因此,经济的市场化推动电视媒体向市场化迈进了一大步。但是同时也看到,以往计划经济受到严格控制的媒介在经济方面获得空前自由,而这种自由又使得媒介追求利益的愿望和行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涨。近年来,国家经济不景气,广告收入下滑,它不再仅仅满足广告市场的争夺,开始开拓信息利益外的多种经营,走产业化道路,电视媒体以所有可行的经营手段创造前所未有的利益。但是电视媒体的经营的市场化、产业化运作也暴露出资金的短缺与人才不足,更多的是行为的超前与能力和观念的滞后,有些媒体一直没有发展起来,于是又回归到电视的本体--电视节目来探讨媒体产业化的突围。有些专业人士认为电视经济栏目专业化,或许为媒体走向产业化积累更多的资金和经验。 电视经济栏目专业化,以其科学性、专业性、权威性的建立,相对稳定了一批收视群体,占据了属于自己的收视市场,同时培养、锻炼了一批专家型记者,他们除了具备节目本体的业务素质外,也学会了一些商业素质,其中包括经营意识。传播着市场的经济信息,也逐渐意识到信息是一个巨大的获利潜力市场,从而使信息的传播行为与利益行为结合了起来。电视经济栏目市场化从以下几个方面尝试。 1、栏目的市场意识。 a.以受众需求为出发点的节目策划和节目优化。 观众是栏目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终源泉。随着栏目市场观念的引入,观众不再被认为是被动的接受的群体,而成为左右节目的消费者,根据受众的需要来设置和调整节目。节目面对的受众越来越准确化和窄化,即从面向广大受众,走向面对细化受众,适应受众。专业化栏目应以自己独有的窄播收视群占据其它栏目难以替代的位置。 b.以节目包装和推介手段的节目营销。 基于以观众需求为节目发展的主导认识,专业化栏目运用市场营销手段进行栏目包装,主持人形象宣传,栏目推介乃至频道包装。 这样,节目营销不仅作为一种策划和宣传栏目的方式,还有深化电视媒体节目运作的主导思想,以此来协调和规范电视台的整个节目运作和广告经营。 2、专业化栏目在“节目核心论”的理念指导下尝试多种经营。 栏目除了信息利益经营外,还包括广告经营和多种经营。广告经营主要是以栏目时间为主的经营;多种经营是利用电视台专业化栏目的广告时间和资金积极开拓空间,根据有关规定和专业化栏目本身的条件,发挥其信息、人才、技术、知识、设备器材等方面的优势,开展国家政策允许的,本身业务有关的服务和经营活动。 以济南电视台的《生活杂志》栏目为例。 a.专业化栏目努力开拓电视信息和娱乐功能。 栏目的时尚版是向观众推荐服饰的最新流行趋势是其中内容之一,这样利用栏目自身的条件与广告公司、企业、商业单位合作通过组织时装表演、产品推介会、大型音乐会等户外直播活动,与信息服务相结合,提升栏目品牌的知名度,同时也获得多元发展的经济利益。 b.利用专业栏目的专业人才参与企业活动。 房产版、汽车版为例。 以栏目广告时间作为参与经济活动的投资,与房地产公司共同操作房地产生意活动。 采用电视直销的方式,与汽车生产厂家合作汽车直销,从中获得利润。 c.以货物抵顶广告信息费用的形式,开发那些广告经费紧张的企业潜力。 利用抵顶来的货物举办一个购物商场,以电视媒体自身的信誉取得顾客的依赖。 专业化栏目的专业化走向频道的专业化,好比是企业从产品质量提高到规模化发展的过程。 电视媒体这种栏目专业化的经营思路,就是通过电视台信息功能和附属市场的开拓,从电视节目入手发掘市场潜力,实现电视广告经营和以电视专业化栏目为出发点的多种经营创收,从而实现电视媒体市场化、产业化的目标。 电视论文:对我国电视益智类节目发展的思考 所谓“益智”类电视节目，从字面上就不难理解这是一档以提高和增进观众“智力”为最终目的的电视节目样式。我国出现这种节目，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从1998年央视开播《幸运52》之后，一大批益智类节目亮相于我国电视荧屏，并深受广大观众欢迎，备受业内人士看好。一、我国大陆益智类节目的发展状况 80年代中期，我国还没有像英国、美国那样成熟的益智类节目，当时盛行的知识竞赛节目便成了益智类节目在中国的雏形。从中央电视台到各省市电视台都一窝蜂地举办各类知识竞赛节目,《节水知识竞赛节目》、《保险知识竞赛节目》、《军事常识知识竞赛节目》、《党史知识竞赛节目》、《中学生知识竞赛节目》等等，可以说，雏形期的益智类节目是知识竞赛唱主角。 起初，受众对于这样一种寓教于乐又略带悬念竞争意味的新型节目形态充满好奇，但是久而久之，呆板的问答形式，题目的专业性过强打击了普通受众的收视愿望和兴趣，电视现场答题与坐在家中收看的受众之间缺乏沟通互动，受众逐渐失去了对于这类节目的好奇心，自然也使得知识竞赛节目很长一段时间在荧屏上“半死不活”。 随着传播观念的变化，特别是“传者中心论”向“受者中心论”的转变，电视工作者对于受众地位重要性的认识越来越清晰，此时，电视工作者又重新拾起了知识竞赛这种节目样式，经过一番精心包装后全新登场，将知识竞赛在提法上改称为益智类节目，并如愿以偿地掀起了全民益智的高潮。 90年代初期，上海电视台开播的《智力大冲浪》可以说是新一轮益智类节目的率先倡导者，收视率居高不下。伴随着中央电视台《幸运52》、《开心辞典》、《三星智力快车》等一批大型益智类节目的闪亮登场和在受众中急速提升的人气指数，全国各大电视台纷纷“重拳出击”，湖南台的《超级英雄》、上海台的《财富大考场》、江苏台的《无敌智多星》、广东台的《步步为赢》、香港的《百万富翁》……这些节目都在当地获得了较高的收视率，“益智风”吹遍神州大地。在全国上下“益智热”中，益智类节目进入到了它的发展期。 节目集趣味、益智、知识、奖金、紧张、幽默于一身；由高科技网络、声讯手段支撑，确保场内场外热情互动、扣人心弦的参与气氛；舞美、灯光、音响协调配合；从参与到收视完全面向普通受众，平民化意识得到加强；选手选拔机制科学、公平；题目设置广泛且难易适度；这些都保证了节目自始至终吸引人心。20__年上海刚推出的《财富大考场》把通常每周一档的节目周期缩短到每天与受众“不见不散”。 总体上讲，这个阶段的益智节目更注重娱乐、更加尊重观众、更加平民化。经过精心打造的益智类节目极大地强化了娱乐竞争意识，而这种意识的加强又恰好契合了现代人逐渐增强的展现自我、张扬个性、乐于竞争的心理，对于参与者而言，无论动机如何，他们完全进入到游戏状态中，没有太多的外部压力，完全是一种主观竞争愿望和求胜心切的心理展示的融合。 然而，益智类节目在占尽风头得到较充分的发展之后，要想延长它的辉煌就有赖于节目形式的不断翻新。正在此时，益智类节目中又推出了新贵《智者为王》，为渐趋走弱的此类节目注入了一剂“强心针”。这表明益智类节目在面临新一轮的“智者风暴”的同时，也开始步入到更新期了。 二、从平面单一角度的“知者”到立体全方位的“智者”展现 从所有益智类的节目形态分析，我们发现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以知者为本体。无论是第一阶段处于雏形的单纯知识竞赛，还是到第二阶段发展期的结合娱乐休闲的益智类节目，节目策划者或编导都没有将视线他移，即紧扣主题，围绕“知识益智”而进行，当然，这里的所“益”之“智”，也只是围绕“知识”的全面、回答问题的敏捷、口才的流利以及运气的最佳。其核心始终没有绕开“知识益智”的圈。一种思维定式的出现，使得节目虽是花样迭出，但万变不离其宗，对于艺术形态而言，也只是停留在雕虫小技和拼盘上，实质上的“益智”再是“冲浪”也不过是点点浪花而已。 20__年初，由英国C制作的高水准名牌益智类的节目《最薄弱环节》，以授权个别地区制作的形式在我国大陆登陆，命名为《智者为王》，获奖者最高奖金可达20万。这档节目，不仅是奖金极高，更主要是节目形式的出新，十分有吸引力。 《智者为王》的出现，可以说是从“知识益智”的“冲浪”游戏，进入到一个综合性的“航天”计划。虽然节目从表面上看仍然沿袭了发展期益智类节目的知识性、平民化、高额奖金刺激等众多特点，但是节目的竞赛规则、淘汰机制、获奖方式、参与者之间的关系等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参与者必须有知识、技巧、速度以及顽强的生存能力———他们要团结成一个团队进行比赛，但同时彼此又是竞争对手，最终只有一人能够胜利并拿走全部20万的奖金。 这个节目最本质的变化就在于，节目现场提供的“拟态环境”，把现实生活中“适者生存”的理念悄然引入，这一富有创意性的节目形态与其说是在进行一场“知识秀”，不如说是在进行一场“本性秀”、“生存秀”。这时的益智类节目已不仅仅是一场游戏,其中也夹杂着参与者复杂、多元的心理活动层面。主持人冷若冰霜的表情与发展期益智类节目主持人轻松活泼、嬉皮笑脸的做派形成鲜明对比，再加上现场冷蓝色追光和阴森恐怖的亮白光束配合，急促的音效营造了“剑拔弩张”的气氛。 因此，《智者为王》从严格意义上讲，不是在进行知识竞赛，而是在进行一次模拟生存的竞赛，是将“知识”本体转化成了“人性”本体，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革命。它从平面的游戏切入生活的岩层进行深度的人性开掘，展现人性的侧面。与其说这是选手在场上进行的生存竞争，不如说是向人们展览人性的善恶。因此，大众传播学者约翰·费斯克指出：益智类节目通过游戏的形式巧妙地重现了社会竞争，每个人被视为享有同等的竞争机会，但个体能力的差异造成了最终物质与社会成就上的不同。 从受众心理角度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受众在观赏《智者为王》的时候，总是被节目中自然流露出的戏剧性所吸引，仿佛在观赏着一部春秋战国时期雄霸一方的诸侯各国之间，上演的瓦解吞并、合纵联盟的活剧。节目进程中受众更注意的可能不是答题对错本身，而是选手将如何运用自己的策略确保自己不被淘汰出局。节目始终使受众处在兴奋点上，受众会不自觉地为参赛者或拍手叫好、或幸灾乐祸、或哀其不幸、或怒其不争。虽然场上并无互动设备，但节目过程的悬念迭起、竞赛结果的扑朔迷离已经足以激发受众的主动自娱性的收视热情。 三、对我国益智类节目的发展趋势的思考 中国大陆的益智类节目从发展模式上看，目前还基本停留在模仿阶段，美国、英国等国家的同类节目无疑给了中国的电视人以深刻启迪，但形式的模仿最终导致了克隆后的变异，异型的恐惧将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也许，将节目的形式创新和大众文化心理与传统文化相结合，寻找出一条既符合电视本性，又符合大众观赏习惯的节目策划之路，是所有中国的电视人研究不尽的一个重要课题。中华民族的审美习惯是喜好欣赏具有较强情节性和故事性的文本，故事往往成为欣赏者的焦点，这种欣赏习惯和审美要求也不断地校正着艺术的创作。 从益智类节目的本体认知角度看，我们也许还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不能将“益智”单纯地认知为“知识”甚至“常识”，而应该将“益智”视为以“智”为主 的宏观课题，将以“知”为主体转向以“智”为主体，“智”更关注着人性的种种呈现，而且必然将逐渐走向益智类节目策划的焦点位置。 从传播知识为主体，到传播知识、提供娱乐并重，再到以生存竞争为主，在“拟态环境”中凸现“智”的建构；从被动参与到竞相报名、层层淘汰选拔的主动参与；从受众被动的观赏性参与到传授双方互动的竞争性参与再到受众主动的自娱性参与，益智类节目在不断的自我革新中带领着中国受众经历了其自身发展的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的推进都体现了一个“变”字，推陈出新便成了中国益智类节目得以发展的基础和关键了。 电视论文:论电视电影的艺术流变 数年以前，当我们刚刚听到“电视电影”(TV movie)这个陌生名词的时候，还把它完全当作一个遥远的舶来品；今天，当我们再度说起电视电影时，你或许会惊喜地发现：它竟离我们这么近了。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已经熟知了众多外国的电视电影作品，而且，还因为我们也有了国产的电视电影作品。伴随着艺术家们的辛勤探索，电视电影作为影视合流新型的艺术形式，已经或正在成为现代电视传媒和电影艺术整合发展的新亮点。 一 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电视传媒业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越来越多的受众被电视的魅力所吸引，电视成为当时公众最为时尚、最为普及的大众文化消费标志之一，在不断地改变着亿万受众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以及接受心理等。那些形式各异的电视播出台，以及各种各样令人眼花缭乱的电视栏目和节目，深深滋养了美国电视传媒业的茁壮成长，也更加刺激和悬吊起美国乃至整个英语世界亿万观众的欣赏期待。为了满足观众的热切期待，也为了提高电视节目的收视率，许多电视台除了制作大量日常适时新闻报道栏目、电视专题栏目外，把竞争和吸引观众的焦点聚集到利用电视播出电视剧和电影上来。然而，迅猛发展的电视业，大量空白的时间段，即便庞大的、年产数百部影片的好莱坞生产厂商也似乎难以满足其胃口。当然，好莱坞电影业出于同已显峥嵘的电视市场竞争的原因，在电视播出电影问题上设置了种种限制，致使观众在电视上收看到的电影，一般多是早已超过放映档期的影片。此外，好莱坞电影由于制作成本颇高，致使其将收回成本、赚取利润的目标紧紧盯在影院票房上面，而对电视播出电影多带有抵制行为和轻视情绪。迫于无奈，美国一些电视台、电视制作机构便着手自己拍摄一些成本颇低、但又兼具电影故事片艺术特质的节目在电视上播出，于是，一种被称做“电视电影”的影视艺术形式就这样在电视与电影的“竞争夹缝”中应运而生了[1]。 事实证明，这种影视合流的艺术形式，后来竟被越来越多的电视观众所看好。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商业电视网黄金时段的节目几乎全部是电视电影，观众平均一周能看到5部，每年可看到约200多部电视电影[1]。英国自20世纪80年代出现电视电影后，也迅速成为电视传媒业一个突出的新增长点，产生了众多优秀的电视电影作品[2]。中国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栏目中的“正大剧场”，曾于90年代系统引进了一大批制作精良的美国电视电影作品，这对国人了解和接受电视电影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中国电视观众熟悉的《神探亨特》，其实也是一部电视电影系列片，主演“亨特”的美国演员福莱德·德雷尔(Fred Dryer)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90年代享誉国际影坛的法籍波兰电影艺术大师基耶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slowski)，也曾于1988年执导拍摄了轰动欧洲影视界的电视电影系列片《十诫》，他又根据其中的《第五诫》和《第六诫》改编成增长了的电影版《关于杀人的短片》和《关于爱情的短片》，两部影片再度轰动了世界影坛，基耶斯洛夫斯基从此跻身于国际电影艺术大师之列。此外，美国好莱坞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也十分重视电视电影的拍摄，他曾于2001年与好莱坞著名影星汤姆·汉克斯(Tom Hanks)合作拍摄了反映二战题材的电视电影《兄弟乐队》，投资1亿2千万美元，此片被公认是当今世界最昂贵的电视电影。 二 中国电视电影产生的原因和背景，与美国当年电视电影产生的原因和背景大致相近。自1995年起，中国中央电视台第六频道——电影频道开播，这一专业化电影频道迅速吸引了全国亿万电视观众关注和期待的目光，并逐渐培育着观众在电视上收看电影的接受方式和接受习惯。来自各方面的调查已经显示，中国当代电影观众的主体已经在向家庭方面转移，中国观众观看电影的最主要方式已经变成从电视里收看。调查还显示，一部中等水平的影片在电影频道播映的收视率高达2000万人次，远远高于同等影片在电影院的观众上座人次。因此，电影频道此举，无疑对于传统意义上的电影观看方式和习惯是一次重大的挑战，抑或是变革与创新。据有关部门1998年的统计数字，全国能够收看到电影频道的观众约达4.3亿人，占全部电视家庭的40%以上。白天平均有1900万人，晚间有4600万人收看电影频道。为了满足广大电视观众收看电影的需要，电影频道仅在1995年底到1996年底的一年时间里，就购买了建国后拍摄的3600部国产影片总量的61%，约为近2200部影片。虽然国内各电影制片厂每年都有不少佳片新作，但与电影频道每天近20个小时的节目播出时间、日吞量约10部影片，年吞量约3600余部影片的“海量”需求相比，无疑是杯水车薪。更何况国产影片同样也存在先争取影院票房、争取收回成本、赚取票房利润的“首要任务”，因此无暇顾及电视也就理所当然了。于是，电影频道于1999年起开始自行制作电视电影。为此，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每年投资6000多万元拍摄电视电影。截止2002年上半年，短短3年多时间里，电影频道已经摄制完成了350部电视电影[3]。 为了促进电视电影事业的健康发展，也为了树立品牌、明确导向、奖励先进、鼓舞士气，经国家广电总局电影事业管理局批准，电影频道于2001年设立并举办了电视电影“百合奖”，并启动了首届电视电影“百合奖”评选活动。 首届电视电影“百合奖”从1999年、2000年两个生产年度的影片中，分别评选了一等奖10部、二等奖10部、儿童片奖1部。其中有塑造一代伟人领袖风范的《少奇专列》，表现当代军人群体形象的《劲舞苍穹》，反映高校知识分子人际与爱情的《杨守敬与吕贝卡》，关注北京外来人口生存状态问题的《上车，走吧》，描述古代著名诗人在帝制政权下不幸遭遇的《王勃之死》，展示当代农村一对年轻小夫妻在奔小康路上性格成长历程的《公鸡打鸣，母鸡下蛋》，重新演绎经典英雄心灵与品格的《杨子荣》，凸现市场经济下小人物人性光彩的《大戏小戏》，叙述一幕幕令人啼笑皆非而不得不深思的风俗闹剧《礼尚往来》，等等[4]。这些作品，题材广泛丰富，手法新颖独特，构成了一幅幅鲜活、逼真的历史与现实生活的艺术画卷。 2002年6月1日，电视电影“百合奖”二度绽放。这次评奖又从2001年度生产的102部电视电影中，评选出了5部一等奖影片，5部二等奖影片，1部儿童片奖影片，3部评委会奖影片。其中，《大沙暴》，表现了人民空军在灾难救援中一往无前的英雄主义精神气质。影片取材于塔克拉玛干沙漠中一段真实的故事，编导努力尝试类型片中灾难救援片的表现手法，情节紧张，悬念迭起，尤其将新型特技和传统特技手法结合起来，大大加强了影片的视觉冲击力。《情归天尽头》描述了革命老区妇女对革命默默无闻的奉献故事。影片精致、流畅，感人至深。《古玩》则根据曾经轰动一时的同名话剧改编，仅此一举，首开电视电影改编话剧艺术的先河，从而为电视电影这一年轻的影视艺术形式注入了一分厚重的文化底蕴。系列片《刑警张玉贵》多层面、立体化地塑造了公安干警的 艺术形象。影片追求真实、自然的艺术风格，无论是镜头语言还是表演手法上都显示出新颖、独到的魅力。《咱得有个家》反映了城市旧房改造中老百姓自立自强、通过奋斗改变自身生活状况的故事。影片视角平和、贴近生活，宛如平常一首歌，令人回味久长。此外，展现名将陈再道事迹的《血浴羊山》，表现农村教师和学生为理想奋斗的《半碗村传奇》，展示少数民族历史与爱情的《白魂灵》，充满西部风情、动作性很强的《黑风暴》，表现基层官兵生活的《我的连长》、《兵哥》，表现下岗职工自强不息的《一介平民》，表现农村法制建设的《法官老张轶事》，表现城市生活和爱情的《爱情是蓝色的》、《8点35分》，表现青少年成长的《我真棒》等，均可圈可点，透露出向上、创新的时代气息[5]。 电视电影的优秀作品不仅受到了电影频道的重视，而且，还于2001年度首次在电影“华表奖”、“金鸡奖”等国内重要奖、节上亮相，《劲舞苍穹》、《杨守敬与吕贝卡》双双获得2001年度“华表奖”优秀电视电影奖；《上车，走吧》、《王勃之死》获得2001年度电影“金鸡奖”优秀电视电影奖，《杨守敬与吕贝卡》、《情归天尽头》同获该奖提名奖；2000年，《阿桃》还在上海电视节上获得“白玉兰”奖[4]。仅此一斑，便可见出电视电影的不俗“成绩”和辉煌未来。 三 尽管从“历史”的角度来回溯，电视电影的“历史”似乎并无悠久可言，尤其国产电视电影短暂的三年多几乎更无“历史”可回溯，但是，电视电影迅猛发展的道路，正说明了影视合流、互动、互补的国际化发展方向和美好前景。 随着全球电视传媒业的飞速发展，电视的先进科技手段，如数码技术、高清晰度影像等，大大丰富了电影艺术的表现能力，而电视也借鉴了电影艺术的表现手法，从而大大提升了自身的艺术品位和表现技能。电视电影作为电视传媒与电影艺术结合直至整合的一种特殊的影视艺术形式，既体现出了影视艺术在新传媒时代强烈的整合需求、现实的可能性、必然性以及新型的整合形式，同时又反映出了影视艺术同宗同源而又殊途同归的深层美学特质。 100余年的电影艺术发展史和近70年的电视传媒发展史，似乎令我们感受到电影与电视在美学特质中的共通之处，即二者都要运用摄影机或摄像机进行拍摄，二者都要运用镜头语言、画面语言完成造像性，都要运用音响要素进行组合，都要遵循蒙太奇的画面与画面、画面与声音、声音与声音的组接关系，都要用光影、色彩来突出造型，都要体现出镜头的运动性和画面的造像性来……等等。 同样，影、视的分流发展，也使我们愈来愈感觉到二者之间的内容与形式、意指与文本的巨大差异：电影在逐渐向艺术化、娱乐化的方向发展，而电视则已成为时下全球最具影响力的首选传媒。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电视，它承载着泛文化的功能，它是我们这个资讯异常丰富、多变时代的信息承载体和传播者，其构成要素、意指单元似乎要比电影复杂许多。 因此，如果从电视的传媒特征来看电视电影的话，那么电视电影无疑首先侧重和发挥的就是电视作为重要传媒的功能与作用。电视电影以电视作为当前自身的传播载体，它要借助电视的制作、传输、播出技术，它要借助电视沟通传播者与受众的特殊网络，从而完成对电影艺术作品的终极传播。前文所述电影频道收视数据，足可以说明电影借助电视传播的巨大业绩。 基于这样的传播环境和路径，电视电影的重要特征就是要依从和符合适应电视制作、传输和播出的技术，寻求适应电视化的表现方式和手段。目前，我国电视电影普遍应用磁带拍摄、16毫米胶片拍摄等。国外早已实行高清晰度、数码摄像技术，这种技术不仅已被应用于电视电影的拍摄，而且也已在大型电影故事片中被应用。2002年5月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的参赛影片中，有5部使用了高清晰度，数码摄像技术，其中包括美国著名导演卢卡斯(Lucas Georges)的科幻片《克隆人的进攻》[3]。据悉，电影频道已于2002年开始转向用高清晰度摄像机拍摄[3]，这一举措不仅会对国产电视电影的品位提升大有裨益，而且还会对未来电视电影的多渠道延展埋下伏笔。 虽然，目前电视电影的传播途径主要是电视媒介，但伴随着互联网宽带技术、数码影像合成技术、高清晰度摄像技术等的飞速发展，未来电视电影的多渠道传播路径将愈来愈宽阔。 四 与电视电影在形式上颇为接近的是电视单本剧。一般电视单本剧可以是上下集，也可以是上中下集，大体相当于一部电影故事片的时间长度。电视电影也多为上下集结构形式，在上下集之间便于电视播出台插播广告。近些年来，我国[:请记住我站域名/]的电视剧艺术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长篇剧和中篇剧已经成为电视剧创作的主力军。由于受电视剧播出反馈效应、商业操作和经济利益等因素的驱动，时下电视剧创作者们均将目光投向长篇剧和中篇剧，忽视甚至放弃了“出力不讨好”的电视短剧。尽管中央电视台1996年底至1997年初曾一度强力推出了全国优秀电视短剧展播活动，起到过一定宣传和倡导作用[6]，但大势所趋，市场无情，电视短剧或单本剧几乎已到了“门可罗雀”的地步。 目前，电视电影的兴起，似乎正从另一方向弥补了电视短剧创作极其匮乏的缺憾，甚至从某种角度来看它正在替代电视短剧尤其是单本剧的功能。基于这样一种现实，现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副主任的著名影视评论家仲呈祥指出：“电视电影作为近年电影频道大力扶植的新艺术形式，已经成为中国影视剧创作当中短片剧的主导力量，扭转了中国电视剧短片创作每况愈下的情况。我认为这不仅对中国的电影艺术，也对中国的电视艺术作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在电视剧语言形态的日益完善、审美能力的日益发现当中，短片创作起到探索的作用，并且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电影的一个实验基地。甚至我现在感觉，在一定意义上，可能将来电视电影这种形式要取代电视剧创作里面的短片创作。”[7]仲先生所说的“取代”问题，的确是当前电视短剧创作所遭遇到的尴尬局面，但又是电视电影旺盛生产力和艺术生命力所表现出的强劲势头。 如果要从电视电影为何能够“取代”电视短剧或单本剧的深层因素来看，那么，不可否认，电视电影所具备的与电影艺术特征的亲近性是电视短剧或单本剧所无法企及的。北京电影学院倪震教授认为，“电视电影的一个特征是造型和影像需要较高的表现力，需要一定的电影味儿和影调效果。它不像长篇连续剧主要用情节和台词去吸引观众，影像方面平淡化处理亦能奏效。电视电影虽然由于成本限制，但它们需追求一部电影的所有艺术指标，只是要躲避大场面、奇观化、超惊奇的视觉效果。”[2] 尽管对于电视电影的艺术特性问题目前尚难有完全划一的准确界定，但就其技术标准和艺术标准方面来看，理论界和制作者基本已经形成了一些共识：首先，从技术标准方面来看，相对于一般电视剧，电视电影应该是更精美的制作。它应该比一般电视剧的影像更清晰，这首先是一个技术手段和材料介质问题。为了使电视电影达到应有的清晰度，以区别于其他电视节目，电视电影应该更多使用电影胶片或数码技术来拍摄。这样既可保证电视播放时的清晰度，又可择其优者制成拷贝在国内城市或农村放映，还可以送到国外进行影视节目交易，同时这也是电视电影之所以叫做“电视电影”的基本技术要素[2]。 其次，从艺术标准方面来看，专门为电视电影创作的剧本既要区别于电影的题材，又要有电影剧本那样严谨的结构和独特的电影语言及较高品位的内涵， 有比电视剧更深化的主题；电视电影要找到自己本土化的民族文化的空间，注意发挥艺术的个性，在叙事方式、节奏和文化含量方面向电影靠拢；选材方面还应具有平民视点与国民视角，避免庸俗化。电视电影是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对电影艺术文本的一种补缺，甚或是电影艺术文本另一种形式的再生。所以，对电视电影的艺术要求必然趋近于电影艺术的普遍标准[2]。

幼儿文学论文:幼儿文学教学实践能力培养分析 一、前言 在高职院校幼儿教学专业中，幼儿语文中的文学教学是比较基础的课程之一,这门课程是以幼儿文学和幼儿心理学理论知识为基础，由基本理论学习到作品阅读鉴赏，再到幼儿文学作品的创作和改编。以理论基础为指导，以作品鉴赏为基础，以写作训练为提升，三者有机结合，互为补充，突出专业基础课程特色。”随着时代的发展，幼儿教育越来越社会和每个家庭的重视，目前，各大高职院校逐渐都开设了开放教育的模式，为高职幼儿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学习平台，提高高职幼教专业学生的教学水平和自身素养。 二、现阶段幼儿文学教学专业学生在教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1、对幼儿文学作品的阅读量有所欠缺 很多幼教专业的学生在学习幼儿文学教学的过程中都反映出一个问题，就是对于幼儿文学作品的阅读数量严重不足，很多幼教生在幼儿文学作品的阅读选择上也有着偏差。这样就导致了在教学实践中，幼教生很难进行举一反三的教学实例讲解，幼儿在学习的过程中也很难引起学习兴趣。 2、没有站在幼儿的心理层面去体会幼儿文学的精髓 幼儿文学的教学过程其实是针对幼儿心理特点的研读过程。很多幼儿文学作品都需要站在幼儿的心理层面去审视幼儿视角中体现的世界观。现阶段我国高职教育中幼教专业的学生在进行幼儿文学教学方面的学习中缺少对于幼儿心理学的学习过程，导致教学工作进展不顺利。 3、没有系统地掌握幼儿文学的基础理论 幼儿文学有着其特殊的创作基础和素材来源，对于幼儿文学的教学工作首先就是要学习和整理幼儿文学作品在创作和鉴赏方面的理论依据以及基础知识。由于缺少理论支持，现阶段很多高职幼教生在幼儿文学的教学实践中对于幼儿文学作品的赏析讲解很吃力，整个教学过程都缺少理论上的依据。 4、幼教专业的学生在教学实践中往往缺少情感的交流 在幼儿教学工作中，教师与幼儿之间情感上的交流是十分必要的。很多幼教生在实践中往往忽略了情感交流的环节，这就导致幼儿在学习的过程中没能与教师建立起友好、信任的师生关系，大大影响了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的交流，从而使幼儿在幼儿文学的学习中无法真正体会到文学作品中体现出来的情感变化。 三、开放教育条件下，如何提高幼教专业学生在幼儿文学教学的实践能力 1、提升学生的文学作品阅读量 阅读能够使人头脑清晰、思维敏锐，在幼儿文学的教学 实践中，教师要引导幼教生不断加大对幼儿文学作品的阅读量，尤其是在开放教育的平台上，利用开放平台提供的优秀资源去选择适合自己和幼儿的优秀文学作品进行阅读，例如下载一些新锐的幼儿文学杂志的电子书籍，或者在平台网站上了解一些关于幼儿文学发展的最新动向，这都有助于在教学实践中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和讲解能力。关于文学作品的选择也有很多技巧和学问，首先可以选择一些知名的幼儿文学网站，这样的网站发展都比较成熟，积累了一定的资源，也可以通过幼儿文学杂志去筛选有助于教学工作的幼儿文学作品。阅读量的提升能够明显提高幼教生自身的文学素养，在教学工作中就能够更加得心应手。 2、在学习的过程中综合幼儿的心理学特点进行教学实践 幼儿的心理特点是活泼好动，容易被新鲜事物吸引，在学习的过程中很难长时间集中注意力。因此，教师应要求幼教生在教学实践中时刻注重幼儿心理的变化。在开放教育的平台上，有大量的幼儿心理学的资料查阅，通过系统地学习幼儿心理学可以对幼儿的学习心理进行一个大致的估算，例如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更容易吸引幼儿的注意力；一个文学作品的讲解要控制在多长时间内讲解等等，在学习幼儿心理学的过程中，也要让自己站在幼儿的心理角度去感知文学作品带来的影响，这样就能够设身处地区设计教学方案，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提高学生对幼儿文学作品中理论知识的学习能力 任何教学工作都需要有强大的理论基础作为教学的支撑。新时期的高职院校中，教师要善于引导学生去利用庞大的数据平台和开放教育模式，来学习幼儿文学的相关理论知识，通过对于幼儿文学创作理论和阅读赏析的学习，去理解幼儿文学的写作手法特点和文章结构框架，继而从更深的层次理解文学作品的内涵，在教学实践工作中应对地更加从容。 4、在教学实践中改进教学模式 我国现阶段高职院校在幼教专业的学生培养方面对于教学模式的教导过于单一，在开发教育的方式中，教师应当教导学生通过开放教育平台去观摩更多的关于幼儿文学的教学方式，选择适合自己的教学方法，通过学习加以融合，最终应用到教学实践工作中，带给幼儿更好的幼儿文学的学习体验，与此同时也逐渐提高了自己在教学实践中的能力。 四、结语 幼儿文学是一项需要长期学习和研读的学科，要求任课教师具备相当高的文学素养，在教学工作进行的同时带个幼儿情感上和理论上双重的文学体验。在开放教育的平台上，幼教专业的学生应当充分利用资源，不断去提升自身的教学水平，通过多方面的综合学习来提高自己在实际教学工作中的能力。 作者：翟红霞 单位：吉林省松原职业技术学院 幼儿文学论文:儿童文学视觉下的幼儿园哲学教导 在寓言这种独特的文学形式中，往往隐含着深刻的内涵，即寓意，而寓意不是唯一的，这正是一种思辨的哲学式思考。例如，《乌鸦和狐狸》，我们很难说乌鸦笨或者狐狸狡猾，乌鸦固然有其可怜之处，狐狸的身上也有值得我们学习的精明。除了原本就包含着哲学思考的寓言性儿童文学作品，现代儿童文学的创作也更加关注哲学思考，甚至作为一种创作的题材。作者有意识地将哲学式的思考加入作品，以疑问和探索的眼光审视周围的世界，或关于生命的思考，如《世界为何存在》、《妈妈我为什么存在》；或关于周围事物的探索，如《梦是什么》；或对于自然事实的疑问，如《动物绝对不应该穿衣服》，等等。 利用这些富含哲学思考的儿童文学作品进行哲学教学，简单易行又富有乐趣。儿童文学与幼儿哲学的结合符合幼儿园教学规律。《幼儿园教学指导纲要》中指出“幼儿的学习是综合的、整体的。在教育过程中应依据幼儿的已有经验和学习的兴趣与特点，灵活、综合地组织和安排各方面的教育内容，使幼儿获得相对完整的经验。”因此，在幼儿园进行哲学教学时，可以借助与其关系密切的另一门学科进行，儿童文学相较于哲学在幼儿园的教学而言，是一门更加成熟的学科。鉴于此，我们便可以借助儿童文学这门相对成熟而又关系密切的学科进行幼儿园哲学的教学。二、如何借助儿童文学进行幼儿园哲学教学幼儿园的哲学实践不但尚无较成熟的体系，而且既有的幼儿园哲学教学探索在其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及课程组织实施方式等方面均存在诸多问题。将儿童文学引入幼儿园哲学实践，可以对幼儿园哲学教学的几个重要方面提供新的思路。首先，在幼儿园哲学课程的目标设定中，重视幼儿的情感体验。 国内大多数学者认为，儿童哲学是一种思维训练项目，其目标应是将儿童塑造成一名良好的思考者。首家哲学实验幼儿园的创始人彭琨认为“3～6岁是一个人形成思维的关键期，在这个阶段进行哲学教育，对其一生的思维成长会打下很好的基础。”由此可见，哲学在幼儿园的实践目标是训练幼儿的思维。然而，《幼儿园教学指导纲要》中指出，“幼儿园的教学内容都应发展幼儿的知识、技能、能力、情感态等各个方面”。除了技能性、知识性的目标，幼儿的情感体验和良好态度也显得尤为重要。另外，幼儿的哲学思考尚处于启蒙阶段，相较于思维训练的目标，培养幼儿对哲学思考的兴趣和习惯更为重要。因此，以儿童文学这一充满奇趣的媒介传达哲学思考，让幼儿在故事中体验丰富的人生哲学，并培养热爱哲学思考的习惯，应成为幼儿园哲学教学实践的首要目标。其次，选择适宜的儿童文学作品。首先，选适合的不选难的。一提到哲学教学，家长和教师就会有种“高深”、“艰涩”的印象，但未必越深奥的故事、越高深的道理就越适合幼儿哲学的教学，一些经典的故事，比如《灰姑娘》、《狐狸和乌鸦的故事》也可以挖掘出丰富的哲理。其次，选幼儿喜欢的故事。将故事带入幼儿哲学的现场，其初衷就是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所以在选择故事时，教师也应以幼儿的兴趣作为参考。一个幼儿喜欢的故事，教师可以带领幼儿以各种形式再现故事，表演、人物分析、故事创编，等等，在这样的过程中，教师就可以引导幼儿对故事进行更深入的哲学思考。最后，构建故事化的幼儿园哲学教学实施方法。在幼儿哲学实践中，我们也常常借用儿童文学的文本作为中介和载体，但这种借用主要是对儿童文学具体篇章的利用。相较于儿童文学篇章的媒介作用，儿童文学的形式力量则更为强大。基兰伊根曾提出“故事的形式力量”，是指在教学设计中参考故事的形式。“为什么幼儿甚至成人总是对故事充满了兴趣？这是因为故事中充满了奇趣的喜剧色彩，使我们或高兴或伤心或兴奋或悲伤，而这一切都源于故事中的二元对立性。” 借助故事的形式力量，组织实施幼儿教学活动，让幼儿在课程中切身的体验一个故事，这样的课堂会激发幼儿的主动性，从而有效达成教学目标。总之，儿童文学为哲学在幼儿园的实践提供了一个方向和路径，认识到二者的契合之处就不至于使幼儿哲学的教学陷入单纯的思维训练。对于幼儿而言，在思维训练的过程中体验思考的乐趣、让幼儿爱上思考，这远比思维能力的训练更重要。借助儿童文学这种中介让哲学教学更加符合幼儿的思维特点，这样的幼儿哲学实践之路才更显生命力。 作者：刘娜 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幼儿文学论文:学前教育幼儿文学教材定位及设计 学前教育专业幼儿文学课程开设已有多年。这门课程究竟要培养学生的什么能力？很多任教者无法给出明确的回答。有人希望能看到显性的东西，所以不遗余力地逼着学生写写写；有人觉得对幼儿来说，“如何教”比“教什么”更重要，所以重点应培养学生表现和传达作品的能力；有人沿袭中文专业的儿童文学课程模式，培养学生对文学知识、文学史轮廓及文学史观的认知，等等。这种不明确的定位直接影响了整个课程的实施及效果。 一、学前教育专业幼儿文学课程的定位 如何对学前教育专业中幼儿文学课程定位，需要从两个方面进行探讨：在这一培养体系及其相应的课程设置中，幼儿文学课程占有怎样的地位；该课程与其他课程存在怎样的关系。幼儿文学课程在学前教育专业中的地位由幼儿文学在幼儿教育中的地位决定。首先，幼儿文学教育是幼儿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课程。忽视幼儿文学的幼儿教育是畸形的教育。在进行情感教育、开发幼儿智能的过程中，幼儿文学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和情感净化力发挥着巨大的作用。通过进行幼儿文学教育，可以避免对婴幼儿进行简单的训诫和枯燥的说教，帮助他们开启智慧之门，学会感受各种形态的美，在情绪和意志方面进行训练和提高。其次，幼儿文学教育是健全幼儿人格的素质教育。幼儿文学作品以其特有的美光照人类，以美的形象化育人心，以强大的精神力量使人的心灵为之激荡，直接影响人的思想、感情、意志、个性，参与塑造人生。它对处于成长过程中的幼儿影响至为深远。幼儿文学在幼儿教育中的重要地位是其他任何教育形式都不能取代的。[1]59-62但是，幼儿尚未识字或者识字不多，需要借由成人的辅助和引领才能走进幼儿文学的世界。尽管家长也是幼儿文学的传播者，但这种传播是自发性、随机性、无序性的活动。只要有幼儿教育存在，幼儿文学的传授主要还是依靠幼儿教师。幼儿教师文学素质的高低、传播能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幼儿文学传播的效果的大小。[1]155 作为培养幼儿教育师资的学前教育专业，应当对幼儿文学课程的重要性有充分的认识。尽管幼儿文学的主要接受者是幼儿，但是在那片“秋空霁月一样澄明”“晶球宝玉一样莹澈”的境界里，在那些自然、美和爱的永恒主题面前，成人也一样会受到感染。安徒生曾经说过：“我用我的一切感情和思想来写童话，但是同时我也没有忘记成年人……我也得给他们写点东西，让他们想想。”可以说，儿童文学包括幼儿文学也会促进成人人格的完善和人性的发展。幼儿文学课程与学前教育专业其他课程之间关系极为密切。幼儿文学中包含许多教育儿童的方法，反映了幼儿的某些心理特点，学习幼儿文学能够更好地理解学前教育学、学前儿童心理学中的基本原理。学前教育学、学前儿童心理学的学习也对学生的鉴赏、创作实践影响巨大。幼儿文学与幼儿语言教育活动设计、教师口语两门课程关系更为密切。幼儿园语言教育中，文学作品教学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幼儿文学的学习能够使学生具备系统的有关幼儿文学的理论知识，培养其挑选、鉴赏幼儿文学作品的能力，为幼儿园文学作品教学打下基础。当前幼儿园语言教育开始趋向文学化，这对幼儿教师的文学素养提出了新的要求。而幼儿语言教育活动设计实践会让学生对幼儿接受文学的特点有更清晰的认识，在作品文学魅力的展现方法上掌握更多的话语权。教师口语课程语言表达技巧的学习也会提高学生传递幼儿文学作品时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因此，幼儿文学课程是学前教育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主要培养学生良好的幼儿文学素养，拓宽专业视野，促进其人格的自我完善和人性的全面发展，从而更好的理解儿童，热爱儿童，提高作为幼教工作者的基本素质。 二、学前教育专业幼儿文学课程设置构想 （一）课程目标 幼儿文学课程教学目标可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上述定位即是本课程的宏观教学目标。要确定本课程的微观教学目标，首先要弄清楚幼儿文学素养的内涵。对部分任教学前教育专业幼儿文学课程的教师进行访谈，访谈主要着重以下几个问题：本课程实施的目标及确立这一目标的依据；良好的幼儿文学素养包含哪些方面的内容；教学中如何促成学生幼儿文学素养的养成；等等。调查发现，教师们一致认同“培养学生良好的幼儿文学素养”这一目标，并认为确立这一目标是为了学生日后在幼儿园从事教育工作的需要。但在“良好的幼儿文学素养究竟包含哪些方面的内容”这一问题上，答案纷纭。有的认为是对幼儿文学的兴趣态度；也有的认为是能写出不同体裁的幼儿文学作品的能力；还有人认为了解了幼儿文学的基本原理就代表具有良好的幼儿文学素养。因而，在“如何促成学生良好幼儿文学素养的养成”上，有重视阅读经验积累的，有重视写作能力培养的，也有重视理论知识讲授的，等等。如果教师不清楚幼儿文学素养的内涵，那么，提高学生的幼儿文学素养就成为一句空话。幼儿园文学教育的实施过程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学生幼儿文学素养的具体构成。首先，教师要选择合适的作品。尽管如今幼儿读物种类繁多，幼儿文学作品市场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但是，作品良莠不齐，幼儿园并没有统一的语言文学阅读教材。 要从众多的作品中选择符合幼儿年龄特点、适合幼儿审美需求的、为幼儿所理解和喜欢的优秀作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需要选择者具有丰富的阅读幼儿文学的经验和对幼儿文学审美特点、文体特点、接受主体的特性等知识的全面认识和理解。接下来，教师要对作品进行细细的品评。该作品好在哪？是奇特的构思、有趣的情节、动人的情感还是优美的句子、欢快的节奏、出色的想象？作品能让幼儿得到情感的陶冶、念诵的快乐、语言能力的培养还是知识的教育、想象的丰富、审美能力的提高？要想让孩子感动，自己先感动。教师对作品的态度和情感，体验作品的广度和深度，都将影响文学作品传递的质量。当然，在此基础上还要进一步思考：幼儿可能会重点关注或喜欢哪部分？哪些地方可能会让他们产生疑惑？作品是适合集体欣赏、亲子共读还是自主阅读？一旦发现作品某些地方不适合幼儿欣赏或不方便进行教学，教师往往要有能力进行改编。然后，我们才能考虑用什么样的方式将作品传递给幼儿。创设什么情境？用什么方式呈现？设计什么导入语、提问语、过渡语、结束语？开展哪些相关活动？等等。理想的幼儿园文学教学既要彰显其文学性,也要突出其儿童性,前者指向诗意、感性、美,后者指向快乐、有趣、游戏精神。[2] 这需要施教者具备如下素养：热爱幼儿文学的基本情感和态度，对幼儿文学的全面认识和理解，丰富的阅读幼儿文学的经验，鉴赏、表现幼儿文学作品的能力及初步创编的能力，组织幼儿文学阅读活动的能力和技巧。[3]154-155这其中，幼儿文学作品的表现技巧主要由教师口语课程训练，而组织活动的能力和技巧主要由幼儿语言教育活动课程来训练。综上所述，幼儿文学课程的微观目标就是：通过幼儿文学基本理论、各文体特点和作品的学习以及鉴赏、诵读、表演、创作、见习等实践，激发学生热爱幼儿文学的情感，提高对幼儿文学的认识和理解，丰富阅读幼儿文学的经验，培养鉴赏、表现幼儿文学作品的能力及初步创编的能力，为幼儿园教育尤其是文学教育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课程内容 课程的内容设置主要应依据教学目标，但也必须考虑到学生的兴趣和水平。我们先来看看调查情况。我们在本校发放问卷90份，在北京幼儿师范学校、福州儿童发展职业学院、武汉城市职业学院各发放问卷20份。四校共发放问卷150份，回收有效问卷146份。从调查结果看，大多数学生喜欢这门课程，比例高达94.5%（138人），喜欢的原因大多集中在有趣、能开拓视野、能更好地认识幼儿等方面。89.7%（131人）的学生认为这门课程应该是理论加实践课型。在回答“希望怎样学习这门课程”时，52.7%（77人）的同学都提到了希望通过实践（表演、创作、见习等）来巩固这门课程的学习。在具体的学习内容上，超过90%（132人）的学生喜欢童话和图画故事，认为它们富有幻想色彩、直观形象、贴近幼儿的心理；不喜欢的文体则不太统一。95.9%（140人）的学生认为幼儿文学理论知识的学习是有意义和必要的，81.5%（119人）的学生“有兴趣”学习幼儿文学文学史，还有18.5%（27人）的学生则觉得幼儿文学文学史“没必要学”。在本课程的考查方式上，多数学生愿意选择作品进行鉴赏分析或者选择某种文体进行创作，有10%（15人）的学生愿意选择专题做小论文。调查发现，学生阅读面较窄，而且希望教师介绍某个作品的同时也能告诉他们如何在幼儿园运用这一作品组织活动。根据教学目标，结合学生的兴趣和水平，我们将本课程的内容大致分为三大模块：理论讲授模块———主要讲授幼儿文学的本质（幼儿文学与幼儿心理的关系、幼儿文学的特点等），幼儿文学与幼儿发展的关系，幼儿接受文学的特点及幼儿文学传递的特点，中外幼儿文学发展简史，幼儿文学各文体的特点及相关的主要作家作品的鉴赏，幼儿文学各文体的创作要领等。课内实践模块———主要包括三部分：儿歌、幼儿诗、幼儿散文的诵读，童话故事的讲述，幼儿戏剧的表演等直观演绎部分；作品鉴赏实践操作部分；片断创作实践部分。课内实践与理论讲授同步进行，其中作品鉴赏实践操作部分是重点。课外延伸模块———这一模块主要是为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弥补课内实践课时不足而设置，主要包括：幼儿文学阅读及创作活动，与教师口语课程有紧密联系的幼儿文学作品读诵讲演类比赛活动及社区推广活动，与幼儿语言设计活动课程有紧密联系的幼儿园幼儿文学作品教学观摩见习活动等。 （三）课程教学 课程内容只有经过有效的组织也即具体的教学才能达成课程目标的实现。幼儿文学作为学前教育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应立足于学生实际，结合课程自身的特点，做到： 1.理论讲授时注重学生的主动参与 幼儿文学基本理论并不是高高在上的，它来源于幼儿文学作品和幼儿教育实际。在讲授幼儿文学的特点、功能、接受等理论时，要结合具体幼儿文学作品和幼儿教育实际，让学生自己归纳总结，注重学生的主动参与。实际上，在教师的指导下，大学生完全有能力归纳出正确的理论。而这种主动参与理论构建的过程无形间培养了学生最基本的科研能力，极有利于学生以后的长足发展。 2.作品鉴赏教学中注重学生的情感体验 好的文学作品首先给人带来的是强烈的情感冲击，文学课的教学，也应当先让学生体会到文学作品中蕴含的情感之美。[4]幼儿文学作品以真善美为永恒的情感主旋律。感性的朗读表演、理性的表述、教师的示范等都是可以采用的让学生体验的方法。学生通过文学作品进行情感体验，加深对艺术和生活的理解，更深刻的理解儿童、热爱儿童，情感世界更为细腻、深沉、丰富。[5]345 3.实践教学中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 幼儿文学课程必须迎合学前教育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在保持课程自身文学性特点的基础上，突出学生实践和应用能力的培养。在引导学生鉴赏作品时，要教给学生不同文体作品鉴赏的方法和技巧。在鉴赏实践中，可安排个人独立鉴赏，也可安排小组合作鉴赏，鼓励学生大胆说出自己的见解。课外的阅读更是可以采取更灵活的方式。比如，每月阅读一个作家的作品，整理相关的作品创作背景、作品评价等；选择一个作品进行深度阅读，并制作成精美的课件，课前和大家分享；鼓励学生带着喜欢的作品去幼儿园或社区进行阅读推广；等等。 （四）课程评价 以往本课程评价时在内容上主要考查学生对幼儿文学知识和基本理论的掌握情况，在方法上以书面闭卷考试为主，而评价主体也较为单一。这种评价体系，不利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不利于未来教师的专业发展。因此，我们认为，首先，在评价内容上，既要评价学生对有关幼儿文学知识与理论的掌握情况，更要加强对学生探究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评价，同时要把学生对本课程的学习态度、兴趣和在学习过程中的投入程度以及完成各种学习、实践任务的质量作为评价的重要内容。[6]其次，评价形式与评价主体力求多样化。可采取自评与他评相结合，期末考试与平时考察相结合，书面考试与实践考核相结合，从而对学生作出比较全面、客观的评价，使评价起到积极的导向作用，有效地促进学生的发展。 幼儿文学论文:学前教育幼儿文学课程定位与设计 学前教育专业幼儿文学课程开设已有多年。这门课程究竟要培养学生的什么能力？很多任教者无法给出明确的回答。有人希望能看到显性的东西，所以不遗余力地逼着学生写写写；有人觉得对幼儿来说，“如何教”比“教什么”更重要，所以重点应培养学生表现和传达作品的能力；有人沿袭中文专业的儿童文学课程模式，培养学生对文学知识、文学史轮廓及文学史观的认知，等等。这种不明确的定位直接影响了整个课程的实施及效果。 一、学前教育专业幼儿文学课程的定位 如何对学前教育专业中幼儿文学课程定位，需要从两个方面进行探讨：在这一培养体系及其相应的课程设置中，幼儿文学课程占有怎样的地位；该课程与其他课程存在怎样的关系。幼儿文学课程在学前教育专业中的地位由幼儿文学在幼儿教育中的地位决定。首先，幼儿文学教育是幼儿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课程。忽视幼儿文学的幼儿教育是畸形的教育。在进行情感教育、开发幼儿智能的过程中，幼儿文学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和情感净化力发挥着巨大的作用。通过进行幼儿文学教育，可以避免对婴幼儿进行简单的训诫和枯燥的说教，帮助他们开启智慧之门，学会感受各种形态的美，在情绪和意志方面进行训练和提高。其次，幼儿文学教育是健全幼儿人格的素质教育。幼儿文学作品以其特有的美光照人类，以美的形象化育人心，以强大的精神力量使人的心灵为之激荡，直接影响人的思想、感情、意志、个性，参与塑造人生。它对处于成长过程中的幼儿影响至为深远。幼儿文学在幼儿教育中的重要地位是其他任何教育形式都不能取代的。[1]59-62但是，幼儿尚未识字或者识字不多，需要借由成人的辅助和引领才能走进幼儿文学的世界。尽管家长也是幼儿文学的传播者，但这种传播是自发性、随机性、无序性的活动。只要有幼儿教育存在，幼儿文学的传授主要还是依靠幼儿教师。幼儿教师文学素质的高低、传播能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幼儿文学传播的效果的大小。[1]155 作为培养幼儿教育师资的学前教育专业，应当对幼儿文学课程的重要性有充分的认识。尽管幼儿文学的主要接受者是幼儿，但是在那片“秋空霁月一样澄明”“晶球宝玉一样莹澈”的境界里，在那些自然、美和爱的永恒主题面前，成人也一样会受到感染。安徒生曾经说过：“我用我的一切感情和思想来写童话，但是同时我也没有忘记成年人……我也得给他们写点东西，让他们想想。”可以说，儿童文学包括幼儿文学也会促进成人人格的完善和人性的发展。幼儿文学课程与学前教育专业其他课程之间关系极为密切。幼儿文学中包含许多教育儿童的方法，反映了幼儿的某些心理特点，学习幼儿文学能够更好地理解学前教育学、学前儿童心理学中的基本原理。学前教育学、学前儿童心理学的学习也对学生的鉴赏、创作实践影响巨大。幼儿文学与幼儿语言教育活动设计、教师口语两门课程关系更为密切。幼儿园语言教育中，文学作品教学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幼儿文学的学习能够使学生具备系统的有关幼儿文学的理论知识，培养其挑选、鉴赏幼儿文学作品的能力，为幼儿园文学作品教学打下基础。当前幼儿园语言教育开始趋向文学化，这对幼儿教师的文学素养提出了新的要求。而幼儿语言教育活动设计实践会让学生对幼儿接受文学的特点有更清晰的认识，在作品文学魅力的展现方法上掌握更多的话语权。教师口语课程语言表达技巧的学习也会提高学生传递幼儿文学作品时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因此，幼儿文学课程是学前教育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主要培养学生良好的幼儿文学素养，拓宽专业视野，促进其人格的自我完善和人性的全面发展，从而更好的理解儿童，热爱儿童，提高作为幼教工作者的基本素质。 二、学前教育专业幼儿文学课程设置构想 （一）课程目标 幼儿文学课程教学目标可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上述定位即是本课程的宏观教学目标。要确定本课程的微观教学目标，首先要弄清楚幼儿文学素养的内涵。对部分任教学前教育专业幼儿文学课程的教师进行访谈，访谈主要着重以下几个问题：本课程实施的目标及确立这一目标的依据；良好的幼儿文学素养包含哪些方面的内容；教学中如何促成学生幼儿文学素养的养成；等等。调查发现，教师们一致认同“培养学生良好的幼儿文学素养”这一目标，并认为确立这一目标是为了学生日后在幼儿园从事教育工作的需要。但在“良好的幼儿文学素养究竟包含哪些方面的内容”这一问题上，答案纷纭。有的认为是对幼儿文学的兴趣态度；也有的认为是能写出不同体裁的幼儿文学作品的能力；还有人认为了解了幼儿文学的基本原理就代表具有良好的幼儿文学素养。因而，在“如何促成学生良好幼儿文学素养的养成”上，有重视阅读经验积累的，有重视写作能力培养的，也有重视理论知识讲授的，等等。如果教师不清楚幼儿文学素养的内涵，那么，提高学生的幼儿文学素养就成为一句空话。幼儿园文学教育的实施过程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学生幼儿文学素养的具体构成。首先，教师要选择合适的作品。尽管如今幼儿读物种类繁多，幼儿文学作品市场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但是，作品良莠不齐，幼儿园并没有统一的语言文学阅读教材。 要从众多的作品中选择符合幼儿年龄特点、适合幼儿审美需求的、为幼儿所理解和喜欢的优秀作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需要选择者具有丰富的阅读幼儿文学的经验和对幼儿文学审美特点、文体特点、接受主体的特性等知识的全面认识和理解。接下来，教师要对作品进行细细的品评。该作品好在哪？是奇特的构思、有趣的情节、动人的情感还是优美的句子、欢快的节奏、出色的想象？作品能让幼儿得到情感的陶冶、念诵的快乐、语言能力的培养还是知识的教育、想象的丰富、审美能力的提高？要想让孩子感动，自己先感动。教师对作品的态度和情感，体验作品的广度和深度，都将影响文学作品传递的质量。当然，在此基础上还要进一步思考：幼儿可能会重点关注或喜欢哪部分？哪些地方可能会让他们产生疑惑？作品是适合集体欣赏、亲子共读还是自主阅读？一旦发现作品某些地方不适合幼儿欣赏或不方便进行教学，教师往往要有能力进行改编。然后，我们才能考虑用什么样的方式将作品传递给幼儿。创设什么情境？用什么方式呈现？设计什么导入语、提问语、过渡语、结束语？开展哪些相关活动？等等。理想的幼儿园文学教学既要彰显其文学性,也要突出其儿童性,前者指向诗意、感性、美,后者指向快乐、有趣、游戏精神。[2] 这需要施教者具备如下素养：热爱幼儿文学的基本情感和态度，对幼儿文学的全面认识和理解，丰富的阅读幼儿文学的经验，鉴赏、表现幼儿文学作品的能力及初步创编的能力，组织幼儿文学阅读活动的能力和技巧。[3]154-155这其中，幼儿文学作品的表现技巧主要由教师口语课程训练，而组织活动的能力和技巧主要由幼儿语言教育活动课程来训练。综上所述，幼儿文学课程的微观目标就是：通过幼儿文学基本理论、各文体特点和作品的学习以及鉴赏、诵读、表演、创作、见习等实践，激发学生热爱幼儿文学的情感，提高对幼儿文学的认识和理解，丰富阅读幼儿文学的经验，培养鉴赏、表现幼儿文学作品的能力及初步创编的能力，为幼儿园教育尤其是文学教育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课程内容 课程的内容设置主要应依据教学目标，但也必须考虑到学生的兴趣和水平。我们先来看看调查情况。我们在本校发放问卷90份，在北京幼儿师范学校、福州儿童发展职业学院、武汉城市职业学院各发放问卷20份。四校共发放问卷150份，回收有效问卷146份。从调查结果看，大多数学生喜欢这门课程，比例高达94.5%（138人），喜欢的原因大多集中在有趣、能开拓视野、能更好地认识幼儿等方面。89.7%（131人）的学生认为这门课程应该是理论加实践课型。在回答“希望怎样学习这门课程”时，52.7%（77人）的同学都提到了希望通过实践（表演、创作、见习等）来巩固这门课程的学习。在具体的学习内容上，超过90%（132人）的学生喜欢童话和图画故事，认为它们富有幻想色彩、直观形象、贴近幼儿的心理；不喜欢的文体则不太统一。95.9%（140人）的学生认为幼儿文学理论知识的学习是有意义和必要的，81.5%（119人）的学生“有兴趣”学习幼儿文学文学史，还有18.5%（27人）的学生则觉得幼儿文学文学史“没必要学”。在本课程的考查方式上，多数学生愿意选择作品进行鉴赏分析或者选择某种文体进行创作，有10%（15人）的学生愿意选择专题做小论文。调查发现，学生阅读面较窄，而且希望教师介绍某个作品的同时也能告诉他们如何在幼儿园运用这一作品组织活动。根据教学目标，结合学生的兴趣和水平，我们将本课程的内容大致分为三大模块：理论讲授模块———主要讲授幼儿文学的本质（幼儿文学与幼儿心理的关系、幼儿文学的特点等），幼儿文学与幼儿发展的关系，幼儿接受文学的特点及幼儿文学传递的特点，中外幼儿文学发展简史，幼儿文学各文体的特点及相关的主要作家作品的鉴赏，幼儿文学各文体的创作要领等。课内实践模块———主要包括三部分：儿歌、幼儿诗、幼儿散文的诵读，童话故事的讲述，幼儿戏剧的表演等直观演绎部分；作品鉴赏实践操作部分；片断创作实践部分。课内实践与理论讲授同步进行，其中作品鉴赏实践操作部分是重点。课外延伸模块———这一模块主要是为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弥补课内实践课时不足而设置，主要包括：幼儿文学阅读及创作活动，与教师口语课程有紧密联系的幼儿文学作品读诵讲演类比赛活动及社区推广活动，与幼儿语言设计活动课程有紧密联系的幼儿园幼儿文学作品教学观摩见习活动等。 （三）课程教学 课程内容只有经过有效的组织也即具体的教学才能达成课程目标的实现。幼儿文学作为学前教育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应立足于学生实际，结合课程自身的特点，做到： 1.理论讲授时注重学生的主动参与 幼儿文学基本理论并不是高高在上的，它来源于幼儿文学作品和幼儿教育实际。在讲授幼儿文学的特点、功能、接受等理论时，要结合具体幼儿文学作品和幼儿教育实际，让学生自己归纳总结，注重学生的主动参与。实际上，在教师的指导下，大学生完全有能力归纳出正确的理论。而这种主动参与理论构建的过程无形间培养了学生最基本的科研能力，极有利于学生以后的长足发展。 2.作品鉴赏教学中注重学生的情感体验 好的文学作品首先给人带来的是强烈的情感冲击，文学课的教学，也应当先让学生体会到文学作品中蕴含的情感之美。[4]幼儿文学作品以真善美为永恒的情感主旋律。感性的朗读表演、理性的表述、教师的示范等都是可以采用的让学生体验的方法。学生通过文学作品进行情感体验，加深对艺术和生活的理解，更深刻的理解儿童、热爱儿童，情感世界更为细腻、深沉、丰富。[5]345 3.实践教学中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 幼儿文学课程必须迎合学前教育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在保持课程自身文学性特点的基础上，突出学生实践和应用能力的培养。在引导学生鉴赏作品时，要教给学生不同文体作品鉴赏的方法和技巧。在鉴赏实践中，可安排个人独立鉴赏，也可安排小组合作鉴赏，鼓励学生大胆说出自己的见解。课外的阅读更是可以采取更灵活的方式。比如，每月阅读一个作家的作品，整理相关的作品创作背景、作品评价等；选择一个作品进行深度阅读，并制作成精美的课件，课前和大家分享；鼓励学生带着喜欢的作品去幼儿园或社区进行阅读推广；等等。 （四）课程评价 以往本课程评价时在内容上主要考查学生对幼儿文学知识和基本理论的掌握情况，在方法上以书面闭卷考试为主，而评价主体也较为单一。这种评价体系，不利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不利于未来教师的专业发展。因此，我们认为，首先，在评价内容上，既要评价学生对有关幼儿文学知识与理论的掌握情况，更要加强对学生探究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评价，同时要把学生对本课程的学习态度、兴趣和在学习过程中的投入程度以及完成各种学习、实践任务的质量作为评价的重要内容。[6]其次，评价形式与评价主体力求多样化。可采取自评与他评相结合，期末考试与平时考察相结合，书面考试与实践考核相结合，从而对学生作出比较全面、客观的评价，使评价起到积极的导向作用，有效地促进学生的发展。 幼儿文学论文:儿童文学提升幼儿审美能力 摘要： 发展幼儿审美情感要以幼儿园有效地组织的文学活动为基础，为了促进幼儿审美心理发展从语言方面入手进行培养。本论文通过日常研究观察进行了初步认识和实践。 关键词： 儿童文学；审美能力；幼儿 文学对人类进步有着重大的作用。儿童文学表现在幼儿思维能力、语言表达的能力、与人交流的能力、启智、道德品质等方面；儿童文学增长儿童的知识；发展儿童的语言能力、思维能力和想象力；培养儿童的美感和审美能力；让幼儿充满愉快的精神等几方面。人们对于幼儿文学的功能有许多有差异化的想法。 1幼儿文学的近况 为了使幼儿喜欢文学作品如童话故事、儿歌等，并使幼儿对其充满浓厚的兴趣，从而发展了幼儿文学活动。然而，念一首儿歌或听一个故事，对幼儿来说并不是简单的学习，文学作品的学习对于幼儿发展意义已经超出了我们原有的认知。幼儿通过儿童文学活动得到了多种层次的学习，聆听或阅读理解文学作品是第一层次学习。通过语言文学作品来了解四周的事物，属于第二层次的学习。文学作品是由语言所构成，幼儿在通过学习各种语言作品来认识四周的事物。了解文学作品所展现的世界是为了幼儿更好在现实生活中得到运用发展。幼儿文学以幻想、快乐、优美、荒诞等品质对幼儿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征服幼儿，使幼儿乐此不疲。儿童文学活动的美体现了幼儿纯真的心灵，带给幼儿轻松快乐、幽默等审美品质。这些特点都使幼儿文学在进入语言活动时成为最被幼儿期盼、最受幼儿欢迎的内容。 2用文学作品丰富幼儿审美想象 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总是在润物细无声中培养幼儿的纯美心理，以一种完美的心态看待这个世界。许多文学作品故事内容的曲折情节，总是在不完美中造就幼儿完美的心态欲望。春天是个多雨的季节。蒙蒙细雨，阴沉沉的天空，给孩子们一种压抑的心情。一次，户外活动，李想小朋友对着天上的乌云情不自禁地说：“乌云啊！你怎么还不回家呢？你为什么天天把太阳遮住呢！赶快回家吧！你的妈妈等着你呢！”从这个孩子的言语中，笔者感觉到她的话语代表着所有孩子渴望阳光明媚的心理情结。之所以她会用这种完美、纯真、善良的童趣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愿望，就是文学作品给她带来语言美的提炼。这是文学作品渗透到孩子幼小心灵的审美价值观。如果没有文学作品的学习阅读，她绝没有这种对大自然审美心态的唯美表达。幼儿的潜意识于审美情感上的定位，国外艺术家进行儿童的画作研究时，发现惊人的相似之处在10岁以下幼儿所作的画与成人艺术家的画之间。我们跟随上述艺术家的研究去观察幼儿的认知活动，就会发现幼儿在感知客观物体时，把无生命的物体看成是有生命、有灵性的，与人类祖先所采用的泛灵论原则相一致。孩子们经常潜意识地把自己的情感映射给客体，因为语言和形象的叠加拉开了与实体的距离，使一般的感觉和愉悦增加了审美和情感色彩。幼儿的主导活动——创造性游戏的发展，为幼儿审美情感发展创造了条件儿童玩游戏时，可以完全通过自己意志尽情使用各种物品，离开游戏之外的各种束缚，自己组建事物和内容，借以宣泄释放自己的感情，同时也在努力地饰演并体验的角色感情，假戏真做，相互渲染，乐不可支。在游戏中体验到的情感情绪的独特、虚幻、创造和超功利等特点同审美感情有相似之处。审美兴趣、审美感知、情绪积累现代传播信息艺术的发展，不断增加孩子们接受艺术情感熏染的机会。在各种教学活动中儿童能聆听音乐；观看电视、电影、相片；阅读书本；使用玩教具对故事进行演绎和通过原始的方法——倾听成人口头陈述等，儿童体验到的愉悦变成了情绪记忆和情绪积累，不断增强今后参与活动的兴趣。 3幼儿文学鉴赏中建立以审美能力为主体的功能系统策略 3.1艺术活动材料的丰富性为主体第一，挑选以具有美感的文学活动。儿童文学具有多元化的情感和丰富的艺术形态。研究表明，幼儿比较能接受优美意境的文学作品，中、后期的幼儿能够接纳喜剧色彩的作品，悲剧感一般不存于幼儿。实践中也发现，幼儿对部分有悲剧情感的作品会产生共鸣。因此，主要选择一些优雅、高尚、幽默的作品，使幼儿感受一些美好的感情如关爱、友谊、诚信、善良、勇敢等，还可以挑选悲而不伤的文学作品，从而使幼儿的情感世界更加丰富和深刻。第二，选择含蓄蕴藉、有余味的作品。如安徒生所作《白雪公主》，幼儿可以理解欺骗的最终结局，可以深入地了解讽刺的含义，以调动幼儿的想象力，激发探究的积极性。 3.2家长教师要以幼儿角度欣赏美文学活动为主体家长和老师在指导阅读时，应该尊重幼儿的欣赏需要，引导幼儿形成健康正确的欣赏习惯，帮助幼儿对作品作出客观的审美判断。家长和教师在挑选文学作品、选择指导方式等方面要有明确的目标：教师要以儿童年龄和性别的差异，生活背景的不同，性格爱好的不同作为挑选文学欣赏的主要条件。同时，适合儿童的文学活动易于被儿童接受，能够产生积极的共鸣，对培养儿童阅读趣味，提高儿童阅读能力、审美能力等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精美完整的文学作品能使幼儿提升对书的理解和感悟力提高阅读意识，培养幼儿的求知欲和学习能力，激发儿童在对图示观察推理时的思维能力。在文学活动的教学中最重要的是调动起幼儿的感官与感知，可以通过课件、朗读、情景表演的活动方式进行，让幼儿在感知作品的过程中提升审美能力。 作者：王雪倩 单位：江苏省昆山开发区蓬欣幼儿园 幼儿文学论文:幼儿文学欣赏的有效措施与建议 一、根据教材特点选择适宜的教学方法是感受和理解 文学作品的关键文学欣赏活动，最终的目的是实现幼儿对作品的创造表现，而表现的前提是幼儿对作品的感受和理解，理解是表现的基础，只有充分理解了作品，才能更好的表达自己的感受。对与孩子来说，在学习的过程中需要老师的紧密结合各个年龄段幼儿的特点和规律，根据不同作品的特点，选择适宜的教学方法，通过幼儿的互动有效地帮助幼儿感受和理解文学作品。 1.图谱法：图谱法是教师根据诗歌、儿歌特点设计的形象符号画面，用于帮助幼儿理解诗歌内容。图谱法是教师经常使用的教学手段，在文学作品欣赏中适宜的图谱可以将抽象的文字直观地展现在幼儿面前，符合幼儿的思维具体形象的特点，更能帮助幼儿理解和记住诗歌的顺序。 2.仿编法：当幼儿对文学作品的学习、理解和体验已经到达一定程度时，教师可以进一步创设机会，让幼儿扩展自己的想象，创造性地运用语言去表达自己的认识和想法，对作品进行仿编。例如在中班诗歌《摇篮》和的教学中，教师利用各种小图片，让幼儿创编，孩子们受到提示，能创编出：书架是书的摇篮，摇着书宝宝，风儿轻轻吹，书宝宝睡着了；汽车是摇篮，摇着小宝宝，爸爸轻轻开，小宝宝睡着了。 3.游戏法：游戏是幼儿最喜欢的，在游戏情景让孩子在玩中感知、理解文学作品并且通过动作参与加强对文学作品的理解。游戏是幼儿最喜欢的活动，运用游戏和表演的方式引导幼儿欣赏，幼儿会进入假想的意境，真实有趣地表现内心对作品的感受。如：小班《好饿的毛毛虫》的欣赏活动中，在故事欣赏的开始环节，进行体育游戏“好饿的毛毛虫”，不仅让孩子感受故事的情节，而且激发了孩子的兴趣，满足孩子参与活动的热情，既紧扣了活动目标又尊重孩子的学习特点。活动以游戏为链接，满足了孩子的兴趣，更激发孩子对文学作品的喜爱。 二、调动多种表现方式是让幼儿创造性表现作品的途径 1.借助动作表现:在文学欣赏活动中合适的道具可以帮助幼儿更深刻的表现自己对作品的理解。例如在小班欣赏《谁会爬》的活动中，老师让幼儿运用鱼尾、翅膀等道具运用动作让幼儿很快理解爬、飞、跳的动作，攻克难点，很好地掌握了诗歌的内容。 2.借助绘画表现：绘画也是一种能很好表达自己情感的一种方式。对孩子来说，借助绘画的方式可以帮助幼儿在表达和自己想表达内容之间建立有效的对应，教师也可以通过幼儿的绘画来了解幼儿感受文学作品的情况。 3.借助音乐表现：以音乐作背景，能极大地提高文学作品意境的渲染力度，增强孩子对作品的理解与感受。在文学欣赏活动中，适宜的音乐能唤起幼儿的情感共鸣；用生动形象的画面巩固幼儿的表面记忆。 4.借助表演表现:幼儿欣赏文学作品，还可以通过表演来感知、理解和表达作品，在集体表演的过程中感受表演的愉悦、体验角色扮演的乐趣。小班幼儿初步具有扮演的意识，具有简单的表演，多为群体表演，说简单的话，教师为主。中班幼儿表演时要求能较好把握角色，有一定创造性，初步合作、协调，可分小组、个别表演，教师为辅。大班幼儿可在熟悉作品的情况下，自由组合，自主分配角色，自己制作道具，能在教师的轻微指导下设计、组织表演活动。 总之，在文学作品欣赏过程中教师应该把各方面的教育联系起来，彼此渗透，灵活运用各种策略，让幼儿的各种感官参与活动，这样既能激发幼儿欣赏文学作品的兴趣和积极性，又能帮助幼儿更好地理解文学作品，逐步构建美好的情感，真正达到欣赏的目的。 作者：辛月单位：福建省罗源县实验幼儿园 幼儿文学论文:幼儿文学课表演鉴赏法教学 幼师学生在入学时一般入学分数较低、语文基础较差、综合文化素质不够高，而幼儿园教育工作又急需能编会导演并在活动中进行语言教学的幼儿教师，二者构成尖锐的矛盾。如何在幼儿文学课堂上使学生文学素质和职业素质共同提高，成了语文教师面临的值得研究的重大课题。戏剧寓教于乐、发人深思，是培养学生文化素质的天然沃土，可以有效解决二者的矛盾，于是我设计出幼儿文学文体鉴赏中通过“表演欣赏法”开展戏剧活动的教学方法，受到学生的一致好评。“表演欣赏法”的特点就是在“动”中鉴赏幼儿文学作品，即让学生直接参与作品表演，在活动中感受、理解作品。例如教师可以一边朗诵儿歌、幼儿诗，一边引导学生比比跳跳，做一些简单的动作。教师除了用现成的剧本外，也可以将幼儿童话、幼儿故事改编成剧本，指导学生排练、表演，供学生观看欣赏。 一、理论依据 1.中等职业教育培养人才的目标是技能型、实用型劳动者，“以就业为导向，以职业能力为本位”是国家教育主管部门明确的职业教育办学理念。 2.根据人的身心发展的社会实践性、能动性原理，人是能动的实践主体，无个体积极参与，个体发展是不能实现的，在主客观条件大致相似的情况下，个体主观能动性发挥的程度，对个人发展起着决定意义.。因此激发学生主动积极地参与各种教育活动自然受到特别重视。 3.杜威的教育观，主张教育即生活，主张“在做中学”，在问题中学习，从经验中学习。 4.陶行知“教学做合一”的理论，主张师范学校最大的事是“教学生变先生”“，师范生不是别的，是一个学变先生的学生”。 二、教学程序 幼儿文学各种文体鉴赏中通过“表演欣赏法”开展戏剧活动的教学方法，具体分四步进行。第一步：讲（或读）。对幼儿童话、故事、戏剧，让学生熟读成诵的基础上，课前充分准备，通过课堂讲故事，把人物形象、事件过程和环境气氛立体的呈现在听众面前；对儿歌、幼儿诗（叙事诗）较简单，让学生第一步按其节拍美读直至背诵出来，这一步要求人物语言要有“角色感”，做到“声如其人”，着力表现人物性格和思想感情，抓住人物的言行和心理活动。要求绘声绘色，为下面表演打基础。第二步：导，即对学生把握作品角色、主题、性格不当之处进行指导、提示。充分挖掘作品的美学和情感因素，进行启发、诱导，以利于学生更好地表演。如《龟兔赛跑》中，兔子骄傲，说话盛气凌人，讲话声音高、嗓门大，无所顾忌，目中无人；乌龟谦虚，说话平静、真诚，语速较慢，语中含笑。注意通过语气、语调变化刻划人物性格，更好地表现主题，让学生在体验感情中酝酿如何用肢体表现。第三步：演。让学生分组分角色直接参与作品表演，在活动中感受、理解作品。通过表演，再现故事情节、人物形象，表演者把自己的理解、感悟演出来，观看者欣赏美的过程中加深体验，跃跃欲试。学生亲身参与的文学鉴赏和游戏活动联系在一起，学习积极性很高。第四步：评。师生共同评析表演成败，并联系理论知识，如儿歌、幼儿诗是否读出节奏感，肢体语言是否形象，故事、戏剧是否表演到位，是否活灵活现。 三、教学特点 通过“表演欣赏法”开展戏剧活动的教学方法与传统教学的区别是： 1.注重师生的双边活动，变单向课堂教学结构为双向或三向课堂教学结构。一扫“教师讲，学生听”的沉闷气氛，从而改变学生所处的被动地位，使学生独立思考、主动求知、积极活动，共同讨论。 2.注重学生职业技能的培养，变单一的灌输知识为知识能力并重而行。由于激励学生参与教学，加速了幼师“学生”变“先生”的过程。 3.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变生硬的说教为灵活的启发，师生关系融洽，课堂气氛活跃。 四、教学结果： 1.有利于提高学生兴趣。“表演欣赏法”教学不仅要学生动脑记，而且要动脑想、动口讲、动手做。同学之间无形中形成一种互相比较的竞争关系，增强了学习的积极性。在活动中，不仅学得知识，而且学会了如何获得知识的方法。 2.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自信心。教师引导学生紧密结合幼儿文学作品开展各种活动，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自觉性，使她们都成为学习的主人，学生对课堂学习、对未来的自信心大大增强了。 3.有利于幼儿文学鉴赏目的的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由于学生在“做中学”，教师能及时了解学情，讲课时增加了针对性，增强了幼儿文学鉴赏的实效性。 4.有利于体现师范性，提高学生的职业技能。“表演欣赏法”教学注重学生的语言表达、分析作品、动作表演等从教能力的培养，解决了幼儿文学课不好体现师范性的难题。 此外，“表演欣赏法”教学还应体现课内与课外相结合、课堂教学与各种比赛相结合等原则，这种教学方法刚刚开始尝试，期待的教学结果还没完全出现，只是“初露曙光”，有待我们进一步在实践中探索、检验、完善。 幼儿文学论文:意识形态对幼儿文学翻译影响 一、缘起 儿童文学是指以儿童为阅读对象的文学作品。其实古代中国很早就开始用所谓的“儿童读物”来进行儿童教育了，但是教育的目的是养儿防老和传宗接代，正如周作人所说的，中国的儿童历来只能“偶然从文字堆中——正如在秽土堆中捡煤核的一样——掘出一点什么来，聊以充腹，实在是很可怜的”。鲁迅先生认为当时的儿童读物中有很多荒诞无稽的唯心主义思想和不从实际生活出发的荒谬东西。所以他号召教育家、文学家、科学家为儿童翻译和写作一些喜闻乐见的新作品，“以挤掉一些陈腐的劳什子”。 二、意识形态与翻译 一般意义上，“意识形态”是指在特定文化语境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系统，即某一阶级或社会集团的世界观的普遍观念。意识形态有很多不同的种类，有政治的、社会的、宗教的、伦理的等等。努力追求权力的组织会去影响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将它变成他们想要的样子。翻译文化学派旗手勒菲弗尔（AndreLefevere）提出“改写”的概念，他认为翻译不仅仅是语言层次的转换，更是译者对原作所进行的文化层面的改写。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改写主要受到意识形态（ideology）和诗学形态（poetology）两方面的限制。在这两个因素中，意识形态起到更重要的作用。译者对翻译作品的选择和翻译过程本身，也会受到这两方面的影响。意识形态主要从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方面来限制和引导改写者的创作，诗学形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文学手段、文学体裁、作品主旨等，二是一种文学观念，即文学在整个社会体系中起到的作用。这一理论也同样适用于我国对西方儿童文学尤其是童话的翻译介绍。 三、意识形态影响下的中国早期儿童文学翻译 （一）宗教意识形态影响下最早期的儿童文学翻译 在中国，最早进行西方儿童文学译介的，是西方来华的传教士们。传教士们到中国传教，常用的方式之一是兴办教育。而教育要从儿童抓起，要从创作和翻译儿童读物开始。由于传教士们身负的使命是传教，要在上帝的指引下对中国的儿童实行宗教的救赎，他们很自然地开始了福音小说的翻译和创作。这个过程从1846年持续到19世纪末。福音本来是基督教用语，意思是耶稣的话及其门徒传播的教义。而福音小说是以小说为载体，传播这种教义。传教士们翻译的福音小说主要以儿童作为预设读者，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1856年吉士夫人（CarolineP.Keith）翻译的《亨利实录》等。这些作品一般都是逆境中的孩子在某种情况下接触并虔诚地信仰基督教，不甘沉沦，最后被好心人解救，过上幸福生活的故事。如《亨利实录》这部小说是19世纪英国最重要的儿童文学作家之一舍伍德（MaryMarthaSherwood）所著，讲述了一个在印度出生的英国孤儿亨利，遇到一位传教士的女儿。女孩用心教他念书，把做耶稣门徒的道理告诉他。亨利体弱多病，但凭借悟性和毅力，成了一个虔敬的基督徒，在病中也不忘感化仆人蒲师。尽管这些故事有着强烈的宗教意识形态的影响，但是这些翻译作品在中国开了风气之先，把世界各国的重要童话介绍给了中国儿童，也把西方现代儿童观带到了中国。在这些作品的潜移默化之下，中国的有识之士们也开始了对西方儿童文学作品，尤其是童话的译介。 （二）政治意识形态影响下的第一次儿童文学翻译高潮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以戊戌维新为中心的近代意识启蒙运动，它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译介西方的思想文化。当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时，他们也看到了儿童，知道了儿童是民族命运的改变者、民族未来的建设者。1901年《杭州白话报》刊文“儿童乃为国之宝，儿童教育休草草”。重视儿童教育当然要考虑给儿童提供什么样的精神食粮。在这种政治性启蒙的照耀下，大约从1896年开始，我国出现了近现代第一次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高潮。其间，也有供儿童阅读的作品。如1900年周桂笙在上海《采风报》上刊登《国王山鲁亚尔及兄弟的故事》和《渔夫》。这是《一千零一夜》（即《天方夜谭》）在我国的第一次中译。1902年，他在《寓言报》上发表了译自《伊索寓言》《格林童话》和《豪夫童话》的15篇文章。1903年他把这些译作故事集结成《新庵谐译初编》出版。这部译作注意选择爱国御敌、弱者智胜强者的篇目。他将第一部译作献给少年儿童，抱有希望通过翻译输入西方文明以拯救祖国摆脱贫弱的意愿。1904年周作人翻译《侠女奴》（今译《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190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奚若翻译的《天方夜谭》4册，共收故事50个。1909年，鲁迅和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收录的第一篇即是周作人翻译的《安乐王子》（今译《快乐王子》，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作品）。1914年7月，《中华小说界》发表刘半农翻译的《迷洋小影》（今译《皇帝的新衣》）。1919年一月，周作人在《新青年》6卷一号发表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女儿》。1918年1月，陈家麟和陈大蹬翻译安徒生的童话，译名为《十之九》，共收安徒生童话6篇。林纾和严复的两个儿子严培南、严璩合译的《希腊名士伊索寓言》共收寓言298则。 （三）社会意识形态影响下的第二次儿童文学翻译高潮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骁勇们，以反帝反封建、改造社会为己任，必然会把目光投向国家的未来，寄希望于少年儿童。同时，提倡人道主义和个性解放，必然会由人的发现到儿童的发现，产生民主的儿童观，认识到给儿童以文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致出现“凡学习外国文学的，开手不久便选择童话”。(鲁迅《小彼得•序言》1918年鲁迅在《狂人日记》里大声疾呼“救救孩子”。1919年，鲁迅发表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他说“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所以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这个观念大大冲击了“父为子纲”的陈腐观念。可以说，“五四”时期“人”的启蒙带来了真正意义上的“儿童”的发现，中国的儿童问题也才得到了极为密切的关注，与此相关照的是，文学界开始大量译介外国儿童文学作品，从而出现了第二次童话翻译高潮。1922年，鲁迅收集翻译了《爱罗先珂童话集》，1923年译介了爱罗先珂的《桃色的云》，还有1928年由未名社出版的《小约翰》。郑振铎翻译了《高加索民间故事》《莱辛寓言》《印度寓言》和《幸福王子》（也就是《快乐王子》）等，还写了《安徒生的作品介绍》，对这位童话大师做了全面、系统的介绍和评价。儿童文学作家卡罗尔（LewisCarroll,1832-1898）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卡罗尔的另一部儿童小说《镜中世界》也出了中译本（陈鹤西译，北新书局，1929年）。科洛迪（CarloCollodi,1826-1890）的《木偶奇遇记》共有7种译本。 （四）儿童文学翻译影响下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诞生 在大量译介外国童话的影响下，我国作家们积极借鉴和吸收世界优秀童话的因素。叶圣陶是中国现代童话的奠基人，他的童话创作成绩最突出。1921～1936年共创作43篇童话。1923年出版的《稻草人》是我国第一部作家童话集，并标志着中国文学童话的成熟。鲁迅说《稻草人》“给中国的童话开立一条自己创作的路”。（鲁迅，《 表 •译者的话》）它把现实世界引进童话创作，把由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商人、渔民等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人物构成的现实生活显示给儿童，充满着浓郁的社会生活内容和民族生活气息。叶圣陶在其《我和儿童文学》中说到：“我写童话，当然是受了西方的影响。五四前后，格林、安徒生、王尔德的童话陆续介绍过来了。”在叶圣陶的《稻草人》和《古代英雄的石像》中，安徒生童话和王尔德童话，尤其是王尔德童话的影响的直接和深刻是清晰可见的。我们不妨将作为童话集名的《稻草人》这篇代表作和王尔德的童话名篇《快乐王子》做以比较，就会发现它们的惊人相似之处：首先是童话主人公形象，一个是立于城市广场高圆柱上面的塑像，一个是立于农村田野里的稻草人；其次是由于这两个童话形象都不能移动，只能通过他们的视野来展现人间现实的苦难，一个是城市穷人的惨状，一个是农村贫妇的悲剧；再次，在情节结构上，快乐王子因一次又一次惨状的刺激，最后铅心碎裂，塑像拆除，而稻草人也因一次又一次目击的悲剧致使伤心倒地。所以，无论是童话形象、情节结构，还是所展示的社会主题，都可以明显地看出在基本方面《稻草人》有着《快乐王子》的影子。还有古代英雄的石像，石像的倒塌而且，和其他童话中温馨快乐的结局不一样，王尔德童话和叶圣陶的这两部童话均以悲剧结尾，融凝了许多“成人的悲哀”在里面，把生活的残酷面展示给儿童，认为儿童也不能躲在成人的庇护里。郑振铎为《稻草人》做序时也说：“再试读王尔特的《安乐王子》，燕子飞在空中所见的景象是何等悲惨的景象呀！少年皇帝（王尔德童话，现译《少年国王》）在梦中所见的景象又是何等的景象呀！没有，没有，在童话中的人生也是没有快乐的！”而译者和作者在选择和创作儿童文学作品时表现的社会意识形态意识又是多么强烈。 四、结语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诞生在中西文化碰撞与融合的历史语境中。它首先借助西方传教士基于宗教意识形态而进行的译介活动才得以发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特殊的政治及社会意识形态土壤下，通过翻译家和文学家的共同努力才得以逐渐开花结果的。到了当代，虽然进行儿童文学出版和创作的出版社多、作家多、作品多，但是经得起读者与时间检验的精品少之又少，具有长久魅力的作品寥寥，让人耳熟能详的作家作品日渐减少。在这种情况下，重温意识形态影响下的早期儿童文学的翻译和创作发展历程应该会起到应有的效果。 幼儿文学论文:幼儿文学审美接受探讨 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中写到“: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随物宛转,与心徘徊”八个字原本是在揭示创作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其实,文学欣赏是一个读者从文本中提取意义并重建文本的过程,也包含了文本与读者,即“物”与“心”两个部分,欣赏的过程需要“随物”也需要“与心”,所以在这里,本文想借这八个字来描述幼儿文学欣赏活动中的审美接受。作为客体,优秀的幼儿文学作品简单而不粗糙,夸张而不浮躁,浅显而不浅薄,是文学中一个特殊的门类。作为欣赏的主体,幼儿也是读者群体中的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的心智发展尚不成熟,因而他们从文本中提取意义的过程有其独有的特征。幼儿的文学欣赏的过程是“随物宛转”的过程,要体验把握幼儿文学作品的特殊的美,同时也是“与心徘徊”的过程,要尊重幼儿审美心理特征,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审美愉悦。 本文将以幼儿园文学欣赏活动为例,从幼儿心理接受的情感性、动作性、想象创造性三方面特征来欣赏幼儿文学审美接受中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相碰撞相融合所产生的美。 第一,幼儿的文学欣赏活动是一个心随情动的过程。文学欣赏活动中包含了审美感知与审美判断,即感性和理性两个部分。作为幼儿,其分析与归纳的理性思考能力尚未发展起来,所以感受和情绪成了文学欣赏的重要工具。幼儿不仅在欣赏过程中体验作品情感,也在欣赏过程中丰富自身情感。幼儿的文学欣赏中要把握作品的情感特征,尊重幼儿已有的情感体验来丰富幼儿情感。 《猫头鹰宝宝》讲述的是三只猫头鹰宝宝在一天夜里醒来发现妈妈不见后的一系列心理反应,这些心理反应都以三只猫头鹰宝宝的对话形式出现。在幼儿文学作品中,夸张的情节、有趣的形象可能是更能吸引住注意力的东西,而心理的描写对于幼儿则是枯燥沉闷的。但在这个故事里,心理的描写充分契合了幼儿的心理特征,三只猫头鹰宝宝有着代表各自年龄特征的心理活动,而且在对话和动作中伴随着强烈的情感体验。 《猫头鹰宝宝》的欣赏活动是在中班进行的。老师讲了一遍故事后问幼儿在故事中听到了什么,幼儿的第一回答便是“我要妈妈”。这句话是故事中最小的猫头鹰一直叫嚷的一句话,可见这句话唤起了幼儿以往的情感经验,激起了幼儿强烈的情感共鸣。“我要妈妈”是幼儿在离开妈妈后的第一反应和最终呼唤,这句话的反复出现强化了幼儿的感受,也成功地吸引了幼儿的注意力。在已经促发幼儿欣赏动机的基础上,老师趁热打铁,利用幼儿的情感投入,再次讲述故事,并请幼儿细致体味故事情感,注意感受故事什么地方最温暖、什么地方感觉担心、什么地方感觉害怕、什么地方最高兴。第二次听故事时,幼儿听得更投入了,而且之后的回答也热烈而精彩。有的说“听到羽毛和树枝的家和温暖”;有的说“‘我要妈妈’很温暖”;有的说“猫头鹰宝宝扇翅膀跳起舞很高兴”;有的说“妈妈回来了,他们蹦蹦跳跳”幼儿的表述中的“扇翅膀”、“蹦蹦跳跳”已是故事语言之外加入了幼儿理解的有特色的表述,这充分表明了幼儿的感受和情绪不仅使他们完全沉浸到了故事中,也完全把握了故事的动人之处。 虽然幼儿文学担负有教育的功能,但决非“对儿童讲一句话,眨一眨眼,都非含有意义不可”,文学作品更重以情动人,对幼儿进行审美意义上的感情熏陶,在学习内容上更重情感和态度的学习而非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别林斯基告诫教育工作者,在指导幼儿文学欣赏时,要少领悟一些,多感受一些,正是提醒注意幼儿的文学欣赏过程是一个心随情动的过程。 第二,幼儿的文学欣赏是一个感于中而形于外的过程。布鲁纳认为儿童智慧的发展是从动作式再现表象学习开始,经图像式再现表象学习,再到象征式再现表象学习这样一个序列性过程。根据这个序列性原则,可以知道幼儿的学习活动是伴随着动作的。事实上,幼儿文学作品中,越是“乱七八糟”,幼儿往往越感兴趣。幼儿的动作在文学欣赏接受中有着重要作用,如果在欣赏中不利用动作是很遗憾的事,而不恰当的动作又会干扰幼儿真正进入故事。小熊温尼·菩是世界儿童文学中的一个经典形象《,温尼·菩串门的遭遇》就记录了他所做的一件傻事。这个故事主要通过两个动作来推动情节的发展:一个是“卡”,小熊因为吃得太多,卡在兔子洞口,进不去也出不来了;一个是“拔”,小熊饿了一个星期后,被兔子和兔子的亲戚们像拔萝卜一样拔了出来。在中班的欣赏活动中,动作在两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一是动作帮助幼儿理解和体验文学作品。加登纳说“:一个听音乐和听故事的儿童,他是用自己的身体在听的。他也许入迷地,倾心地在听;他也许摇晃着身体,或进行着、保持着节拍在听;或者,这两种心态交替出现。但不管是哪一种情况,他对这种艺术对象的反应都是一种身体反应,这种反应也许弥漫着身体感觉。” 在听过第一遍故事后,幼儿都觉得故事中的小熊“好玩”、“滑稽”、“调皮”。带着这样的印象,在第二次听故事的过程中,幼儿在倾听过程中表现的专注已不是安静,而是不时发出的笑声以及在有趣的地方与老师一起重复。此时的幼儿对故事已经有了初步笼统的理解,于是,在讲到兔子和亲戚们一起拔卡住的熊时,老师提议“:我们一起来拔好不好？”这个提议得到了幼儿异常热烈的响应,他们或兴奋或严肃,个个都认真地一边前仰后合一边喊着“嗨哟”。通过拔小熊的动作,幼儿不再只是故事的旁观者,更成了故事的一部分,与故事有了进一步亲密的接触。 二是动作帮助幼儿表达欣赏感受。幼儿的语言能力尚在发展中,他们常常能感受到文学作品的美妙,却说不出来,情动于中而无法形于言,所以身体的表达成为了他们的重要表达方式之一。 赏活动中,故事最后,小熊终于被拔出重新获得了自由,老师在此时放了一段《杜鹃圆舞曲》,因为《杜鹃圆舞曲》轻快的旋律一方面能够表现小熊自由后的心境,另一方面也能让整个活动留有余韵。出乎意外的是,活动竟在此时到了高潮,幼儿开始很兴奋地随着音乐开始跳舞,有扮小熊爬的,有扮兔子跳的,也有两两牵着手随意跳来跳去的。此时的幼儿是真正的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故事的欣赏也变成了一种游戏和享受。 由此可见,幼儿的欣赏与成人的内隐性反应不同,并不是一个静态的过程,而是通过表情和动作而外显出来的。在欣赏过程中适当地帮助幼儿利用动作,其感知、理解、表达都会得到很好的发展。 第三,幼儿文学欣赏活动是一个幼儿充分想象,重建文本的过程。幼儿文学作品的特色之一就是其丰富奇特的想象。这与幼儿的接受心理有关,一方面幼儿在感受事物时还不够细致,奇特、夸张的东西更能刺激他们的注意力;另一方面幼儿作品的丰富奇特的想象也充分满足了幼儿爱好运动、向往新奇的本能和自由幻想、无拘无束的游戏精神。所以,优秀的幼儿作品本身就是极具创造性的,它也必将激发幼儿的想象创造力。 幼儿的想象能创造比作品本身更丰富生动的情境。《太阳和月亮》是一首很简单的小诗,将白天的热闹与夜晚的安静作了对比,比起背诵来,幼儿对诗歌情境的理解更为重要。小班幼儿在欣赏中,幼儿不仅想到太阳出来后小猫小狗小花小草会醒过来,还想到了汽车和斑马线也醒过来了,其想像既根据自身经验又突破常规,极好地创设了情境。 《大衣飞起来了》文本本身就是充满想象力的作品。调皮的大衣逃离了主人,飞到了烟囱上,猎人打枪也不能让它下来,后来,裁缝丁姆拿来了一枚扣子作礼物,大衣就乖乖地飞下来了。幼儿听完故事后,老师启发幼儿想别的办法让大衣听话。幼儿的答案不一而足,却也出人意表:蝴蝶结、漂亮的粉红的亮晶晶的扣子、风筝的线、粉红和白色的拉链幼儿不仅把故事中的大衣当成了大衣、也当成了风筝。这些想象有的合理,有的合情,有依据文本的想象,也有离开文本天马行空的想象。充分体现了幼儿在文本重建过程中的自由幻想,无拘无束的游戏精神。 接受美学强调作品与读者的关系,认为文学作品是在被读者阅读,读者参与再创作后,整个作品才真正完成。所以,整个幼儿文学欣赏过程,也就是幼儿接受作品并进行再创作的过程。如果过分强调文学作品,必将使欣赏活动变得刻板,如果迁就幼儿,则会使幼儿无法提升。只有根据接受主体心理特征,关注文本的特点,做到随物宛转,与心徘徊,文学欣赏才会成为一种自由自在的令人愉快的游戏,使欣赏中的幼儿获得难以言喻的审美快乐。 幼儿文学论文:幼儿文学欣赏策略研究 幼儿文学作品欣赏活动是幼儿园语言教育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让幼儿感受语言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发展幼儿前阅读能力及阅读兴趣、培养幼儿审美情趣”的任务。作为一种文化传递行为，文学作品欣赏课程是一个由欣赏主体对文学作品中承载的各种信息进行感知、联想、理解、体验、评判、价值认同、内化的过程。幼儿园文学作品欣赏活动是幼儿对文学作品进行重新建构和再创造的过程，对促进幼儿语言、智能、情感、审美能力、价值观和创造性发展具有多方面价值。优秀的文学作品将对幼儿心灵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能使幼儿获得美的享受、美的感染、美的陶冶。它不仅培养了幼儿的美感和审美能力，同时也满足了幼儿的创造性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发展。 一、根据现实情况，分析幼儿园文学作品欣赏活动中存在的问题 在幼儿文学作品欣赏活动中，由于幼儿教师文学素养水平有限且缺乏有效的指导策略，此类活动的开展难以达到课程设计者期望的质量要求。具体表现为：在目标和功能上，过分关注知识的灌输和记忆，而忽略了文学作品本身的审美价值；在教学过程中，单纯强调教师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与分析，却弱化了幼儿对文学作品的主动建构与创造；在学习方式上，过多地采用单一的感知记忆，而忽略了幼儿对文学作品的意境感受、意义建构，更忽略了幼儿主动参与的意愿、情感的体验、合作分享与创造性想象。这些状况都表明目前的幼儿文学作品欣赏活动，难以发挥幼儿文学作品的多方面教育价值。诸如此类的问题，其根源在于幼儿文学作品欣赏活动中教师缺乏具体有效的指导策略。因此，探究出一套适应幼儿文学作品欣赏活动的切实可行的指导策略，使幼儿成为幼儿文学作品欣赏活动过程中的合作者、参与者、文本解读者和意义建构者，需要我们做认真、深入的思考。 二、重建活动目标，找准幼儿园文学欣赏活动的价值定位 文学欣赏活动是幼儿语言活动的高级形式，是一种引导幼儿主动投入并沉浸于文学活动的过程。儿童文学作品是以精练、生动的文字，表现儿童真挚感情世界的人和事物，重视意象的浮现，营造音韵、图画美感的意境，让幼儿乐于阅读且能促进其正面成长的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欣赏活动是一个能实现儿童发展的过程，它最能集中反映幼儿语言发展水平、思维能力及情感体验。 文学欣赏活动的目标应当关注以下几方面：第一，作品审美。幼儿文学欣赏活动的突出功能是培养儿童的美感和审美能力，具体包括语言与韵律美、幻想与想象美，而活动在智育、德育等方面的功能也是在审美过程中实现的。第二，作品体验。促使幼儿体验和理解作品，轻松、自然地接受情感教育。在目标定位上，应由从对作品做理性分析转为运用直接感受，强调意会、体悟。第三，作品情感基调。引导幼儿与主人公产生情感共鸣，激发想象，鼓励幼儿以多种方式再现作品。第四，激发想象，以多种方式再现作品内容。 三、依据欣赏过程，探索幼儿园文学欣赏活动的指导策略 对作品意境和情感的体验，是幼儿文学作品欣赏中的重点和难点。在幼儿文学作品欣赏活动的各阶段，应当根据幼儿的认知规律和年龄特点，分别采用不同的指导策略。前期经验的准备是加深体验的基础，教师应当根据即将欣赏的作品内容，丰富幼儿的相关经验和体验，并在活动开始时配合相关的谈话和讨论，唤起幼儿原有的经验或体验。通过教案分析、观摩课评议、录像反馈等方式,我们总结出了幼儿文学作品欣赏在选材、导入、提问、体验、多媒体使用等方面的具体教学策略。 （一）选材策略 文学作品的选择是幼儿园文学欣赏活动顺利进行的前提。幼儿文学作品欣赏活动总体上要求作品的复杂程度较低，作品应当情节简单、主线分明、形象生动、语言优美、趣味性强。依据幼儿年龄特点，小、中、大班选择的作品应当有所区别，如关于故事的选择，小班的故事简短、主线单一、角色形象鲜明、语言浅显易懂、有一定的韵律感、循环中有变化；中、大班在选材上，应选择作品情节较复杂，多主线、语言优美、丰富而有变化的。 （二）导入策略 导入是引导幼儿为即将开始的文学作品欣赏活动做好心理准备的过程。一般可分为稳定幼儿情绪、启发相关经验、营造情绪氛围等方式，根据幼儿的经验水平，不同年龄导入方式也各不相同。小班幼儿生活经验有限，注意力容易转移，教师宜多采用直接导入的方式。中、大班的幼儿有了相对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欣赏活动的经验，这对于即将开始的欣赏活动是很好的基础，有助于幼儿对作品的感知和理解，教师在进行作品感知活动之前，可通过谈话启发幼儿的相关经验和情感体验，以便于幼儿对作品更好的感知和理解。 （三）提问策略 提问是利用作品引发的问题引导幼儿深入地感知作品内容、体验作品情感、评价作品形象及其行为，从而提升幼儿欣赏水平的重要方式。常用提问方式有：事实性提问（如故事里面都有谁、故事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某一个角色做了什么？是怎么做的？）、因果关系分析提问（故事里发生什么事情、结果是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评价性提问（如你喜欢这个故事吗？喜欢故事里面的哪个角色？为什么？这个故事美吗？美在哪里？）。 针对不同的年龄，提问的方向应各有侧重。小班多用事实性提问，且不要求幼儿按照角色的出场顺序和故事情节的发展回答，只是在幼儿回答之后，教师给以归纳；中班在小班的基础上，应强化因果分析提问关系，引导幼儿理解角色之间的关系和故事情节的发展；大班在中班的基础上，要强化评价性提问，引导幼儿对故事和故事中的角色进行道德评价和美学评价。 （四）体验策略 角色行为扮演是在幼儿对作品和角色初步了解的基础上进行的，通过幼儿重复作品中角色的行为、语言、表情和神态，促进幼儿体验相关角色的心理活动和感受，从而加深幼儿对作品的理解和体验。教师可以通过提问引导幼儿讨论、表现和表达对故事、角色的理解和体验；通过交流各自的理解和体验，提高幼儿的欣赏水平。如在欣赏故事《小蜗牛看姥姥》时，对于“小动物的游行、爬行、飞行速度”，较难理解，此时教师可以通过让幼儿扮演小鸭子游泳、梅花鹿奔跑、大雁飞行来让幼儿加深体验。 （五）多媒体使用策略 运用多媒体课件辅助欣赏活动，可以提高幼儿的兴趣，发展文学想象力，加深对作品的理解。但随着幼儿年龄的增长和欣赏水平的提高，教师要逐步减少多媒体的使用，以提高幼儿依靠听觉和想象力理解的能力和欣赏水平。多媒体课件的使用顺序依次为：动画故事课件、静止画面课件、声音课件。如《笨狗熊的故事》中，播放课件时让“笨狗熊”提问：“你觉得我哪里最好笑”“为什么说我是一只笨狗熊”，然后再完整欣赏故事课件。其中，在小班多可使用完整的动画故事课件，在中班多用核心片段课件，而大班则多用静止画面课件或者不带画面的声音课件. 幼儿文学论文:幼儿文学教育论文 一、合理选择教材，提升幼儿文学的质量 我国幼儿文学在幼儿教育水平提升后逐步获得了幼儿用品市场的份额，但是在幼儿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很多的幼儿书籍只注重发行速度以及销售量，而忽视了幼儿文学本身的质量，因此在庞大的幼儿文学市场上，书籍质量参差不齐，内容的适宜性也有待考究。在开展幼儿文学欣赏教学的策略研究时，教材的选择应当作为幼儿文学欣赏教学中的重要工作，以教材的优质性推动幼儿文学欣赏教学效果的提升。例如经典幼儿文学《三只小猪的故事》，以平实的语言、有趣的故事为载体，让幼儿学生在书本阅读的过程中了解个人努力、勤劳的重要性。在开展幼儿文学欣赏教育的过程中，教师借助这本教材，通过趣味故事朗读的方式来吸引幼儿的注意力，进而激发幼儿对于作品欣赏的兴趣。朴实的语言可以让幼儿直接感受故事内容所表述的部分哲理，再加上成人或者教师的帮助，幼儿对于文学中所展示的哲理可以有深刻的理解，幼儿文学赏析的教学效果也能够得到显著的提升。 二、主题情景创立，带领幼儿走入文学世界 幼儿对于文学欣赏的能力还没有得到充足的提升，因此在幼儿文学欣赏教育的过程中，幼儿很容易对文学书籍失去兴趣或者是因为注意力的不集中而不能有效的进行学习。如果在幼儿教育的过程中，教师能够根据课程教学的内容，为幼儿文学欣赏教学设立合理的情景主题，带领幼儿走入文学世界，那么在主题情景的熏陶下，幼儿对于文学欣赏的学习兴趣更浓，对哲理的理解也更加的深入。课堂情景的设立是幼儿文学欣赏的最佳方式，在文学欣赏教学课中，教师可以根据幼儿文学中的故事情节，在班级设立各个特定的情景，并邀请学生扮演相关的角色，例如聪明的一休、三只小猪、聪明的小白兔等等，使得学生在文学欣赏的过程中通过直接参与的方式感受文学中的乐趣、体味文学中所折射的道理，而教师需要做好指引的工作，帮助学生自行进行知识的探索，以活跃的课堂氛围带动学生学习效果的提升。 三、选拔专业的师资队伍，开展好幼儿文学教育 近几年来，国家对于幼教的培养与选拔工作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同时对于幼教的资格认定以及要求也越来越严格。幼儿园在选拔师资的过程中，除了对于学历、普通话、艺术能力等方面的要求，还需要强化教师耐心、文学素养、表达方式等多方面的综合能力，只有借助综合水平高的教师开展幼儿文学欣赏教学工作，才能发挥其真正的效果来提升幼儿文学素养。在幼教资格证书考试的笔试和面试环节适当增加幼儿文学阅读、讲解能力的考核内容，对于提升教师队伍的综合水平有着显著的必要性。相关部门可以根据现阶段的实际要求来进行考核内容的设置，只有通过这种严格的方式，专业师资队伍的建设才能更加有效，幼儿文学欣赏教学工作的开展才具备实际的可行性。总之，幼儿文学是幼儿教育开展的重要载体，对于文学欣赏教学的开展可以帮助幼儿发掘文学中的趣味性，提升其对于文学认知的水平，增强其对于哲理探究的能力。在幼儿文学欣赏教学的过程中，教育者一方面要改变传统的观念，提升幼儿文学的教育地位；同时以合理的教材以及适宜的主题情景，不断提升幼儿文学欣赏教学的有效性；最后，相关部门也要做好幼儿教育师资队伍的选拔，为开展好幼儿文学欣赏教学工作提供有效的保障。 作者:黄爱琴 单位:江苏省海安县曲塘镇章郭幼儿园 幼儿文学论文:幼儿文学戏剧教学综述 西方研究认为，戏剧对幼儿身心发展有治疗作用，戏剧作为教学的重要媒介，以其生动活泼的形式，深受幼儿园孩子喜爱，也同样深受未来幼儿教师的幼师生欢迎。但由于幼师生学习戏剧内容时仍采用传统的教法，教师介绍幼儿戏剧基本知识、改编创作方法，学生看看剧本就完事，课堂气氛太平静，学生主体作用没得到充分发挥，学习过后学生的从业技能没得到提高，师范性在教学中更没得到体现。针对这种情况，为体现陶行知“教学做合一”的思想，我对幼儿文学中戏剧教学进行了一些探索和实践。 一、灵活改编教材，整合教学内容 幼儿文学理论部分若“照本宣科”，对学生从教能力的指导必然会显得过于“纸上谈兵”。根据陶行知说法“好教育应当给学生一种技能，使它可以贡献社会，，换言之，好教育是养成学生技能的教育，使学生可以独立生活。”于是，我对教材进行灵活地改编、整合、再创造。学生掌握幼儿戏剧表演技能，不仅可提高幼师生专业综合素养，而且能帮助其掌握更多指导幼儿进行戏剧及其他艺术形式表演的技能。此能力具备对幼师生今后教学实践更具有可操作价值和指导意义，这正是我们人才培养最终要达到的目的，所以，我把课定位在理论学习与技能训练相结合的课型上。由于教材中没有技能训练的教学内容，我便结合自己多年摸索出来的学生参加幼儿戏剧表演的经验，从幼儿戏剧三大特点里挖掘出幼儿戏剧表演的技巧，即：幼儿戏剧活动的游戏性特点要求表演时———空间模拟要逼真；幼儿戏剧冲突单纯而有趣的特点要求表演时———表情语气要鲜明；幼儿戏剧语言动作化形象化特点要求表演时———动作语言要同步。让学生在这些补充的理论指导下，能够有针对性的进行表演技巧的训练，使原本单调乏味的教学内容变得丰富多彩，更具有实际意义。 二、运用科学教法“：理论———实践综合型”课堂模式 传统的“一言堂’、“独角戏”式的课堂，特别不适合幼儿戏剧这一章的教学。我就有针对性地设计出“理论———实践综合型”的课堂教学模式：课前拟定教学目标，让学生学习理论；到开始上课时，再让学生在掌握基本理论的基础上，观看表演片断，使她们观赏的同时，直观对理论知识有准确认识；接着，分组讨论，自我发现表演技巧；最后，进行练习指导。这样，学生讲讲、练练、说说、做做，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又在优秀幼儿戏剧的示范下，把握作品很到位，学到的理论得到及时消化。例如学习《幼儿戏剧概说》一节，课前要求学生预习，一上课我先提问学生练表情、拟声摹状训练。接着，让学生看幼儿戏剧表演视频《海的女儿》、《自作聪明的小花猫》，再让学生归纳概括戏剧、幼儿戏剧的概念，并根据体会说幼儿戏剧的作用。最后，分角色演张继楼的《“我知道”》。这样，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学生看看、玩玩中，增长了知识。 三、大胆创新学法，成效显著 陶行知先生说过：“我认为好的先生不是教书，不是教学生，乃是教学生学。”所以，教师备课不仅要备教材，还要备学生，即所谓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我对幼师生学得太死、太被动的现状进行分析后，就站在学生的角度，创造出适合学生接受水平、欣赏水平，能激发其学习兴趣的方法。一是积极尝试新的学习方法，如课前提问我设计了针对性非常强的特色训练：表情训练、拟声摹状训练（即幼儿戏剧表演形体训练）。然后师生共同唱着儿歌练表情：开心，微微笑；着急，跺跺脚；伤心，撅撅嘴；生气，哇哇叫，气死我了；我开心的不得了，又拍手，又大声，哈哈哈，笑得我肚子痛死了；难过得不得了，你的眼泪鼻涕一把找，哭得爸妈皱眉毛，哭得男女老少谁也睡不了觉。我从网上下载了《十二生肖体操》视频，让学生边看边模仿。再让学生演《小熊请客》、《“妙乎”回春》，就逼真多了。这对提高学生有声语言和肢体语言的表现力、感染力非常有效，同时也使多數学生增强了自信，摆脱了心理障碍。二是为避免理论知识枯燥无味，我把理论与练习紧密结合在一起，如配合表情语气训练，我设计了“双簧”练习，如果表演不到位，课外组织学生看网上下载的大兵、赵卫国演的“双簧”；配合模仿能力训练我设计了“十二生肖跳舞”的游戏；配合综合训练，我设计了一个演（有提示的情况下）、一个猜的游戏，找有表演天赋的学生带头做，起示范作用，其余学生跟着学。师生共同学学、练练、评评、点点，在轻松愉快中，情绪高涨，自信心提高，课堂气氛活跃。 四、将幼儿戏剧教学延伸、拓展 为将“动”的课堂成果不断发扬光大，我还将此法不断向其他方面拓展、延伸。一是向幼儿文学其他体裁拓展，让学生边表演边欣赏领悟作品。如学习儿歌《数鸭子》时，我让学生边念诵儿歌，边跳跳、玩玩，结果在歌舞组合中，学生学会了儿歌内容；学习幼儿诗时，我让学生边背诵樊发稼的《说话》，边做出相应动作，对小鸡、小鸭、小黄狗、小青蛙拟声摹状，这样，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理解了幼儿诗的三大特点。尤其是幼儿故事、童话，在教师启发下引导学生改编成剧本后，再让学生表演出来，如童话《小马过河》，学生演出过程中理解了作品主题、童话特征及表现手法，同时锻炼了排练能力。在教学中形成了表演欣赏法，使幼儿文学课堂由“静”走向“动”，学生在动态中欣赏了作品，提高了从业技能。二是向课外延伸。将幼儿戏剧教学成果与第二课堂———课外活动紧密结合，以兴趣小组形式进行，并与舞蹈课、体操课、听说课、写作课加强融合，保证有充足时间进行练习。在幼儿戏剧教学中，由于让学生真正“动”起来，让学生做做、玩玩中学知识，营造出一种轻松和谐的氛围，学生学的积极性很高，教师教得愉快，学生主体作用得到充分发挥，教学效果大大提高，是新课改中值得大力提倡的一种教学方法。 幼儿文学论文:幼儿文学对学前教育的贡献 文学是从生活中精炼提纯而来，文学作品是人类智慧与情感的结晶。幼儿文学的存在形式和性质决定了它的实用性，她不同于一般的幼儿读物，浅显的语言中蕴含了丰富的科学、社会与人文知识，具有传授知识、开发智力、培养智慧以及发展思维能力的智育功能；还有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与兴趣等品质的德育功能；又有陶冶性情和培养审美情趣的美育功能。对这一年龄段的教育以及未来的学习与生活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将“人之初”的基础打好、打牢，那么以后则“如水之就下”而水到渠成。假如养成某些不良习惯也会影响其未来的发展，因为越早养成的不良习惯越难以纠正。这些早已是不证自明的道理。因此，充分利用幼儿文学的教育作用对幼儿实施早期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毕竟幼儿时基本上无理性、无逻辑思维，靠好奇作支撑，以兴趣为动力。而幼儿文学则以寓意深刻之功，收潜移默化之效，于欢声笑语之中净化其灵魂，正是润物细无声。这正是幼儿文学之所长、之所能。因此，幼儿文学在学前教育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幼儿文学的认知作用、教育作用和审美作用本是融合在一起的，为探讨方便起见，姑且分而论之。 一幼儿文学的认知作用 （一）在认知中走近科学 好奇好问是幼儿的天性，也是启迪认知的关键与发端。幼儿正处于认知的初始阶段，他们求知的触角伸向他们所能接触到的任何角落，探索的目光向着未知世界不知疲倦的搜寻。于是，解读幼儿头脑中的“十万个为什么”就成了幼儿文学作家和幼儿文学作品必然的责任与内容。考虑到幼儿识字有限，可以让幼师、家长读给他们听，朗读时，神态、语气要以文中语境相呼应，使幼儿听时容易集中注意力。三岁半左右是幼儿注意力、观察力等诸多能力发展的关键期，也是独立性开始建立的关键期。让幼儿自己看一些彩图配文的故事书，在锻炼、培养幼儿综合能力的同时，不失时机地教幼儿识字和认识自然世界。在讲述与朗诵作品的同时，关注培养幼儿对作品内容的理解，并学会朗诵的技能。幼儿科学文学，是以传授科学知识为主的作品。将科学性与文学性相结合，以形象鲜明、浅显易懂的语言给人以科学的启迪和艺术的享受。它是以介绍科学常识和宣传科学的思想与方法，以及颂扬科学业绩为主要内容。其中，吴城固的《转呀转》，方惠珍、盛璐德的科学童话《小蝌蚪找妈妈》，高士其的儿童科学诗《我们的土壤妈妈》，樊发稼的儿童科学诗《家》等等都是这方面的优秀作品。幼儿在感受认知的同时也体会到科学的魅力。 （二）语言智能是认知的前提 首先，幼儿文学在认知作用上有和语文教育相似的地方，语言功能就是它们的交叉点。严格的讲，语言是认知的前提，也是一切社会实践的前提。在培养幼儿的各项智能中，培养语言智能应列在首位，特别是口语能力的培养。口语是语言的一种形式，口语和书面语都是人们交流、思维的工具。通过口语，相互交流思想，积累知识，并进行简单的思维活动。幼儿时期是掌握口语的主要时期，幼儿的大脑发育很快，求知欲很强。有研究表明，四岁以前的幼儿有着惊人的学习语言的能力，这是因为幼儿有超强的记忆力，这种超强的记忆力，为幼儿尽快掌握语言提供了便利。这也是正常的幼儿都具备的，并非天才的灵光。年龄超过十岁的孩子，学习语言的能力就差些了。因此幼儿时期是培养语言能力的最佳时期。 其次，中国古诗是世界上最精炼的语言，也是最富想象和激情的语言，而想象和激情正是人情感的重要部分，不论是对自然景物的描写，还是对人的情绪的描摹，如果没有想象和激情的渲染，都不足以构成诗的最终目的。在幼儿园的语言活动中，除朗诵诗歌外，还有复述故事、猜谜语、看图说话等等。作品中的生动形象与情节，可以于学习中收获大量的新的词汇以丰富其语言。还可以通过启发幼儿自编故事以发展幼儿的连贯性语言，并以此进一步提高言语质量——即发音准确性和情感的表达，同时也是发展语言智能的一个重要手段。关于言语的功能，我国幼儿教育的先驱陈鹤琴先生指出：“言语是人类建立社会关系的主要因素之一，人们借助于言语，使思想的交换成为可能。固然在社会关系的沟通方面，图画、文字等也非常重要，但最简单而最基本的工具，还是要算言语。”在日常生活中，幼儿也会经常遇到问题，在思考并提出问题时，离不开语言的借助，如：“这是什么？为什么这样？那是什么？为什么那样？”等等，有时弄得成人不知所措。一般情况下，语言发展越好的幼儿，求知欲越旺盛，知识积累越快，智力发展也就越好。对幼儿的个性形成也有很大的影响。语言发展好的幼儿，往往具有活波开朗、思想活跃、交往能力强等优点；语言能力发展差的则相反。这表明幼儿口语能力问题直接关系到心理或精神健康问题，目前社会，精神健康已经超过身体健康而成为人类健康最大最棘手的问题，造成人的精神健康问题的原因很多，来自语言障碍或语言能力差的缘故是其原因之一。因此，语言教育以及口语能力的培养，是培养认知能力的前提。 二幼儿文学对道德品质的启蒙 （一）幼儿文学作品中的德育功能 幼儿文学对幼儿道德品质的启蒙教育有着很大的帮助，作品中的正义感、爱国情以及健康向上的心理品质对儿童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首先，童话、故事、寓言中存在着大量能够启蒙道德品质的材料。幼儿有喜欢模仿的特点，对故事中出现的榜样人物会产生自然的崇拜心理和模仿行为。这是德育的巨大推动力。其次，作品里出现的爱国精神会对孩子年幼的心灵产生很明显的影响。爱国热情、民族意识是要在幼儿期就要培养的，年幼的心不可能自然生成国家概念与民族意识，因此幼儿期的爱国教育也就显得尤为重要。再次，心理品质的早期培养也须借助幼儿文学的作用，从小培养完整的人格、坚强的意志、健康的心理、浓厚的兴趣、良好的习惯等品质。再其次，德育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禁于未发”。在幼儿茫然的时候、疑惑的时候，往往可以通过一则故事的启发而获得帮助。一部好的幼儿文学作品是可以让幼儿在其中获得勇气和力量的。 （二）好奇心与兴趣的培养 首先，北师大著名的儿童文学教授金波先生曾指出：“想象力是儿童所特有的潜质”“尊重儿童，首先是尊重儿童的天性。他们从小喜欢在好奇的心态下学习，在探索中学习，在游戏中学习”。“对孩子们的想象力，要给予充分的理解、宽容、尊重、肯定和赏识。”“小读者也许对书中一个个小故事更感兴趣，但它不是一般的故事，它不以知道一个情节为满足，它引发的是故事之外的思考——让脑筋转个弯儿，或扩展思维的空间，或举一反三进行再创造，等等。”所以，选材恰当，内涵丰富，极具启发性的故事更受小读者的欢迎与青睐；也是培养道德情感、思维能力、广泛的兴趣、良好的习惯；不失为建立科学的世界观、健康的生活方式打下坚实基础的最佳途径。没有人不爱自己的孩子，爱是什么？其实，最大最完全的爱——莫过于“充分的理解、尊重和赏识。”。幼儿虽然缺乏理智，但其情感世界是相当丰富的，一个“赏识”的眼神；一个“理解”的微笑；一声“尊重”的问询，都会让幼儿感到莫大的满足与欣慰，也将变成继续发展的直接动力。 其次，兴趣是心理健康的因素之一，培养兴趣是保障心理健康的措施之一。任何教育机构如果唤醒或培养了受教育者的某种兴趣，不论这种兴趣是否达成未来的功利价值，受教育者都会因此有充实感和期待感，并愿意为此投入智慧与热情。兴趣可为我们终身的心智生活奠定基础。没有兴趣的支撑，光靠廉价的鼓励与苍白的说教，任何学习活动都是难以以较好的效果深入持久的开展下去的，因为幼儿只对他们能够理解和感知的事物和活动感兴趣，在兴趣的引导下，幼儿热忱投入活动、沉浸其中，才能够主动的学习、提高，各种潜能的充分发挥都能使其获得积极的情绪体验，从而形成健全的人格。如果教育的内容和方式不符合幼儿的发展水平和需要，他们就会失去兴趣，也就无从发展。因此，兴趣是幼儿积极主动的参与学习活动的起点和动力。同时，兴趣又是一个标志，是判断我们的教育做得成功与否的标志。 （三）良好习惯的养成 优秀的品德行为是做人的基本要求，在幼儿时期进行品德行为习惯的培养，是对幼儿进行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对幼儿以后的成长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孔子曰：“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对于那些好动性强的幼儿来说，在朗诵诗歌的过程中，教幼儿配合着诗歌做一些动作，会使他们逐渐养成专心的习惯。那些“好动”的幼儿被吸引到正确轨道，操作能力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锻炼。一个人小时侯养成的习惯是非常稳固的，终生都会起到作用。《幼儿园指导新纲要》中指出：“幼儿园品德教育应以情感教育和培养良好行为习惯为主，注重潜移默化的影响，并贯穿于幼儿生活及各项活动之中”。幼儿期是人生的启蒙期，是塑造健康人格和形成良好道德素质的重要时期。在教育活动中，“渗透”是幼儿园德育实施过程的主要特点，即渗透在幼儿游戏、学习、劳动、娱乐和日常活动的整个过程之中，渗透在幼儿与同伴以及与成年人的各种交往关系之中。久而久之，在幼儿的言行中形成良好的习惯。 三幼儿文学中的审美教育 人天生就是爱美的，并终其一生追求美，但审美能力却是因人而异的。在幼儿期就给予幼儿审美教育，能为其一生奠定坚实的审美基础。因此，审美教育是学前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幼儿情感的培养、个性的陶冶，甚至对其整体素质的发展形成都起巨大的推动作用。文学作品的欣赏与学习是审美教育的途径之一，幼儿文学中的美是无穷无尽的。 首先，语言美。符合幼儿天真、纯洁心灵的审美接受能力的干干净净的文字，以快活的节奏轻松自然地流入幼儿心灵深处的文字，就像是一股滋润心田的清泉。儿歌，是一种凝练的文学精品，简单质朴的文字里诉说着对幼儿的关爱和理解。诗歌是以精炼的语言形式来表达内心深处内容的文学形式。 其次，意境美。幼儿文学在优美的语言中为小朋友们描绘的是一个个美好的意境。尤其是童话，以其丰富而充满生趣的离奇幻想为儿童呈现新奇的意境。像《鲁宾逊漂流记》、《爱丽丝梦游仙境》等都是孩子们百看不厌的优秀作品。它吸引幼儿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它的幻想意境是神奇而优美的。 再次，人格美，主人公的高尚风格是小读者美化心灵的主要途径，作品中的人物令人赞赏的品行是幼儿学习的榜样。尤其是正义感，这个主题是幼儿非常喜欢的，如《哪吒闹海》、《葫芦娃》等，小朋友们都想和故事中的主人公一样成为正义的化身。最后，幼儿文学的美育效果在语言的教学活动中，离不开各种手段的有机结合，让幼儿通过听、看、做、谈等形式去感受幼儿文学作品中的美，以培养幼儿的审美能力。 刘绪源先生在谈到儿童文学的教育作用时，指出“只有以审美作用为中介，文学的教育作用与认识作用才有可能实现”。当幼儿置身于优美的环境中，周围的一切就会给幼儿一种强烈的美的刺激和艺术的陶冶。如让幼儿欣赏散文《春天来了》的情景：湛蓝的天空中，漂动着几朵白云和几只刚刚放飞的风筝，嫩绿的柳丝倒垂着且极富节奏地随风摇摆，小燕子于柳树行中飞来飞去，小朋友们在绿油油的草地上奔跑嬉戏。把春天美丽的景色淋沥尽致地展现出来，向幼儿展现美，让幼儿获得美的享受，从而培养美感和审美能力，激起幼儿强烈的欣赏欲望。审美教育并不是要教师教给幼儿多少美的词汇，美的语句，美的意境，而是要通过灵活多变的方式使幼儿感受美的词汇，美的语句，美的意境，并且使幼儿主动将这些转化为自己的意识、情趣，获得对美的自我体验，使幼儿对美的兴趣、情绪、情感和态度毫不掩饰，喜欢表现、创造，并用美的感受再造美。 审美能力是人生中相当重要的能力，能否在生活中找到自己的快乐，而不会迷失于低级趣味的贪恋中，审美趣味和审美能力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著名艺术大师罗丹有句名言：“世界上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只要用心体会，你会发现生活中到处都能找到美的影子。老师的关怀，父母的呵护，朋友的帮助，一份意想不到的礼物，一张亲切的笑脸，一双认真的眼睛还有那专注的眼神……而儿童文学恰是生活中这些美好事物的浓缩版，是生活中各种现象的放大。特别是童话和儿童小说，你可以从引人入胜的情节中发现美的事物，发掘人们内心深处所珍视的东西。学会感恩、知善知恶，成为有良知的人。幼儿文学作品中的审美教育由此可见一斑。 四结语 美好的生命情感总和教育及其体验息息相关，教育虽不能完全决定人生的幸福，但幸福人生都是从教育的体验开始的。因此，就早期教育而言，重要的不是致力于知识与能力的赋予，而是对知识与能力的渴望、对求知探索的欲望以及健康向上的快乐幸福的情感世界的形成。早期教育中的快乐幸福以及对客观世界的乐观感知，能唤起幼儿良好的愉悦的生命情感，而这种良好的愉悦的生命情感，就是为幼儿面对未来做好的精神准备。对于学前儿童来说，美好的情感就是对美好事物的爱，就是对人与自然的爱。因此，“以人为本”和“绿色文明”永远是幼儿文学欣赏与表现的两大主题。 其鲜明的形象性和强烈的感染力加深了幼儿对周围世界的认识与感知，并萌生其探究精神、审美意识和创造欲望，此三者对于幼儿未来的精神素质和文化修养都有着良好的奠基作用。幼儿通过感受这些美好的事物而产生的美好情感并由此而萌动的创造欲望与热情。便是幼儿文学所要达成的目的或目标。一般情况下，幼儿在欣赏作品的内容和表现手法的过程中，获得了愉快的情绪和积极的情感体验，有如打开认识世界、认识自然的一扇窗。通过这扇窗，扩大视野，增长见识，同时促进身心健康和顺利发展。继而，尽管年龄增长、岁月流逝，一些难以忘怀的片段将成为永久的记忆，进而体会也将越来越深刻，以致成为心灵的净化剂，终身受益无穷。即使做不到尽善尽美，则也是“虽不中，不远矣”。 幼儿文学论文:幼儿文学课程教育考虑 幼儿文学课是高职高专院校学前教育专业的一门专业必修课，也是语文教学向专业教学的延伸。幼儿文学课程的设置，旨在提高学生的学前儿童文学基本素养，使学生具有儿童文学鉴赏、创编、讲演的能力，具有组织儿童文学教学活动的能力，为将来从事幼教工作、开展幼儿园教育教学活动，特别是语言教育活动打好基础。以下是笔者对这门课程的几点教学思考。 一、幼儿文学课程的定位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师范院校的幼儿文学课程都大同小异：从任教者角度来看，大多由中文专业的教师来承担教学；从课程内容来看，大多从文学的视野来构建文体论、创作论、鉴赏论等几个板块。虽然教材也结合一些审美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的知识，但总体而言仍在这些文学范畴之内；从教学形式上看，以知识的传授与鉴赏分析、创作改编能力的培养为主。由于幼儿文学课程主要由中文专业的教师来承担教学任务，这就使得这门课程基本上沿袭了中文专业的儿童文学课程模式。这种模式对语言文学专业的学习者更对路一些，但对教育专业的学习者则不适合，因此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也不高。 近些年，课程改革昭示我们课程必须从学习者的需要出发来定位。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今后的根本任务是促进幼儿的发展。因此，幼儿文学课程应该把“幼儿文学”与促进“幼儿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只有定位在这一点上，幼儿文学这门课程才能真正找准自己在幼儿师范教育体系中的位置，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而精准定位的前提就是要突破囿于“文学”视野的局限，任教者和学习者要始终以“幼儿文学和幼儿发展”为主线，以幼儿文学的文本和幼儿发展的规律为情境脉络，从多样的幼儿文学作品中去吸取丰富的学习“给养”，教师、学生、学习内容之间形成一种互动关系，构成一个学习的共同体，从而把幼儿文学作品演化为实用的教师技能。 二、幼儿文学课程的实施 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将来所面对的教育对象是学龄前儿童。学龄前儿童的身心发展尚处于很幼稚的阶段，缺乏知识和生活经验，他们活泼好动、好奇心强、注意力持续时间短、自控能力较差，这些都决定了学前教育只是启蒙教育，它要求幼儿教师是通晓人文、自然知识，在音、体、美等方面具有一定特长的综合性、全能性人才。因此，在这门课程的教学中，教师必须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1．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现在倡导的是“自主、合作、探究”的新理念，任教者应改变自己在课堂中单纯的讲解者身份，变身为学生学习的引领者，让学生自主参与课堂、积极合作、主动探索、发现幼儿文学的文体规律，从而养成主动探究的学习习惯；通过对作品的诵读、剖析，让学生领悟幼儿文学创作和鉴赏的范式；给学生自主的空间，为学生提供多种服务，使他们把理论知识用于实践，再把实践结果反馈到理论中进行检测，从而更好地消化理论知识，同时创作出贴近生活、质量较高的好作品。这样一个从理论到实践再回到理论的过程，既让学生乐于接受，又能提高教学效果。 2.作品与技能相结合 现在很多幼儿文学的教材在编写时，都是以婴幼儿文学和婴幼儿心理学理论知识为基础，由基本理论学习到作品阅读欣赏，再到婴幼儿文学作品的创作和改编。它们以理论基础为指导，以作品鉴赏为基础，以写作训练为提升，三者有机结合、互为补充，体现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新理念，以及这门专业基础课的特色。 对教材中大量的幼儿文学作品，教师应引导学生有选择地阅读、鉴赏和运用。在指导学生鉴赏作品时，教师不能单纯地从语文教学的角度去分析情节、语言、写作技巧等，而应该从实用出发，让学生学会吟诵、讲述、编排、表演。比如幼儿童话和幼儿生活故事，要求用幼儿喜欢的、能接受的语气、语调，借助一些肢体语言，声情并茂地讲述5～10则；教师推荐一些经典的、受幼儿喜欢的绘本，让学生阅读并讲述出来，在学生已有的美术基础上创编绘本；让学生创作和改编幼儿戏剧，以小组、班级为单位，进行不同规模的表演。通过这样的技能训练，一方面大大提高了学生对幼儿文学的兴趣，在学会鉴赏、创编的同时积累了一定数量的文学作品；另一方面加强了幼儿文学课程的实用性，锻炼了学生音乐、舞蹈、美术、表演等方面的技能。 3．训练和实用相结合 首先，教师要发挥主导作用，给学生必要的组织和指导，让学生带着明确的训练目的和要求完成训练，教师对学生的完成情况要进行检查。 其次，要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让学生充分调动自己所学的幼儿心理学、幼儿教育学、幼儿园教学法、音乐、美术、舞蹈等相关知识和技能。 另外，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把训练和实用结合起来。比如利用学生到幼儿园进行周见习、月实习的机会，让学生观察幼儿的语言运用方法和习惯，进行作品的创作和改编，在幼儿园带班老师的指导下进行实践，请幼儿听、赏、观、看，然后再不断对作品进行修改，从而高质量地完成训练任务。 只有把训练和实用结合起来，才能让学生感到幼儿文学这门课程确实有用，才能真正体现出幼儿文学这门课程的社会实用性。 依据以上三个原则实施幼儿文学课程的教学，一方面可以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把枯燥的讲解变为活泼的表演，使学生情绪高涨，积极参与课堂，在实践活动中提高文化素养；另一方面，通过这样的主动探索与积极思考，学生不但可以了解幼儿文学的知识与理论，更主要的是学会相应的程序和方法。只有这样，学生才能根据教育教学活动的需要，独立选择幼儿文学作品，创造性地改编、创作幼儿文学作品，或者将幼儿文学的构思表现方法迁移到其他教育活动的设计之中去。 幼儿文学论文:培养幼儿语文学习能力之我见 摘 要：幼儿教育是教育的启蒙阶段，现代社会中幼教领域所涵盖的内容和范围更加广阔，人们开始以新的观念、新的角度去认识幼教的重要性。语文教育在幼教中具有非常重要和关键的地位，是幼儿最基础的教育启蒙。 关键词：情感；多媒体；阅读；自学 语文是一门蕴含丰富文化知识，充满思想和智慧的学科。幼儿语文教育是培养孩子听、说、读、写等语文知识的起点，能让孩子在学习中增长知识，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认知力，思想得以启迪和升华。在幼儿语文教学时，教师必须遵循儿童心理和个性特点，以注重培养儿童对语文学科的感情为出发点，授予能理解和接受的方法、方式，培养他们良好的学习习惯，提高语文教学质量，取得良好的教学效益。作为幼教老师，如何使天真活泼的孩子认识语文，喜欢语文，学习语文呢？下面笔者通过自己的教学实践，谈谈培养幼儿的语文学习能力的看法。 一、寓情于教，增强儿童学习的情感 儿童在学习时，心理接受能力有限，无定性，容易情绪化，教师通过情感教学是必要的。教师给予儿童亲切的关怀和呵护，犹如春雨和阳光洒在了孩子的心田，他们能拥有积极的情感，让孩子有愉快的心境乐于接受教师的教授。“亲其师，信其道”，所以，教师要将爱心给予每个孩子，形成亲密无间的师生关系。比如，教师要了解每个孩子的个性，沟通双方的感情，采用不同的教育方法，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有的孩子性格活泼、调皮、胆大；有的孩子内向、不爱说话、孤僻。在教育孩子时，一定要保护他们的自尊心，尊重孩子，爱护他们，不能摆出一副死板的说教面孔，这样就不会让孩子产生逆反心理，有利于他们心理健康成长。对孩子要像严父一样严格要求，又要像慈母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教师要多花时间和精力与孩子谈心，与家长谈话，掌握孩子的情况，与孩子交朋友，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和弟妹。付出就有收获，孩子丰富而敏感的心灵能感知教师的关爱，他们一定会喜欢自己的老师，喜欢老师的讲课。 二、多媒体和网络技术让学习变得活泼生动 爱因斯坦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教育家夸美纽斯说：“兴趣是创造一个欢乐和光明的教育环境的主要途径之一。”单一的书本教学，让儿童在学习知识方面比较被动，显得枯燥无味，程式化的教学让老师在孩子面前感到束手无策。教师的教学更加苍白无力。幼儿年龄小，在学习中容易受兴趣、情感的影响。多媒体通过生动形象的艺术效果以及视觉、听觉的感官刺激，强化了孩子的感性认识，激发了他们的学习兴趣，提高了学生主动学习的愿望和求知欲。通过直观、形象的方法，促进了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吸收。幼儿期的孩子对事物充满了好奇，求知欲十分旺盛，经常会问老师各种问题，喜欢看内容丰富的图书。利用计算机将书本制作成声情并茂的读物，拓宽了幼儿学习的途径和方式，孩子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不同的阅读方式，看图书或边看边听录音，或者看计算机等。丰富了孩子阅读经验的同时，还使孩子的综合能力得到提高，为孩子的学习插上自由翱翔的双翅。 三、阅读教学是幼儿语文教学的重要部分 早期阅读包括的内容广泛，幼儿不识字，翻看图画，听老师讲故事，描述图书内容等都可称为阅读。早期阅读不是单纯的发展孩子的阅读能力，也是让他们接受各种信息和整体的教育，为以后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因而，早期阅读教育非常有益。为了保证阅读质量，应该避免乏味、单调的读，灌输式的讲解，要利用多样的教学方法，为孩子们建立一所丰富多彩的阅读乐园，让他们尽情展示自己的风采，流露出真情实感，激发阅读兴趣。乔姆斯基认为，环境可以产生激发效应和塑造效应。从咿呀学语开始，孩子们就喜欢看动画片，对周围那些色彩鲜艳，画面形象、突出的图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在色彩感知、事物辨认、语言能力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长进，对图书的阅读兴趣也与日俱增。教师要为幼儿创设宽松的阅读氛围，孩子的阅读不只局限于教室和课堂，孩子们拿着自己喜欢的图书可以自己阅读，也可以三五成群地在坐在秋千上、草地上，或围坐在老师周围阅读优秀的图书。学生在身心放松的情境下自由地选择、观看、讨论，全身心地投入到阅读活动中，享受阅读的乐趣。阅读涉及到听、说、读、写等多方面的内容，促进了人的逻辑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丰富想象力等的发展，与大脑思维有密切关系。 阅读的过程就是思维发展的过程。幼儿园阅读教育的传统模式多是注入式，教学中单纯地去看和读、听和写，孤立地看待和处理相互的关系，只有把它们整体结合起来，才能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发展思维。在幼儿教育过程中，要采用多种多样的形式，发展幼儿观察力、记忆力、想象力，在培养幼儿运用语言交往的基本能力上，不单让幼儿具有模仿语言的能力，还要学习举一反三，会依照原有的语言范例，填换内容，表达新的意思，从而具有口语表达能力。幼儿通过动手、动脑，发展了自己的注意力、观察力和判断力。鼓励幼儿对周围事物经常保持主动、积极的情绪，使之求知欲旺盛，爱动脑筋思索，能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找出事物间的联系，做出正确的判断和概括，发展了他们的认知能力与语言能力。 另外，在语言教育活动中，要注意采取综合教育手段较好地达到教育目标。在语言教育中，让幼儿学得主动、活泼，使其创造性思维得到发展。比如，开展故事大会，让孩子们把看到、听到的人和事用语言表达出来，培养了他们的表达能力，增加了阅读的兴趣。所以，教师在日常生活中，要多与孩子交谈，建立感情，使他们愿意说话，愿意表达，当孩子出现用语不当时，教师要及时纠正。图画读物是幼儿喜爱的一种图书形式。它的内容比较形象，色彩鲜明，深受幼儿喜爱。教师和家长同时要指导孩子正确的看书方法。教给孩子按顺序看，观察图画中的动作和形象，让孩子发挥想象力以便更好地理解图画内容。即便幼儿不认识字，但是，通过看图就能讲述自己的理解，既丰富了他们的知识，又发展了语言表达能力。 四、养成良好的语文自主学习习惯 叶圣陶先生说过：“学生须能看书，须能作文，故设语文课以训练之，最终目的为：自能读书，不待老师讲；自能作文，不待老师改。老师之训练，必作到此两点，乃教学之成功。”自学能力是学习的一种综合能力。教师通过引导和启发性的教学，提高孩子的自学能力。比如，让孩子描述天气、花草树木等方面，孩子会积极地思考和观察描述不同季节的特点，从中又了解了很多自然知识等。比如，让孩子养成写观察日记的学习习惯，把身边的事物写在纸上，体现了孩子的情感和心灵。通过看到、听到的，经过思维活动把这些写出来、说出来，培养了他们的观察力、想象力、写作力、表达力等综合能力，在润物细无声中，幼儿提高了知识，自学到很多方面内容。教师要不断表扬和鼓励孩子，使他们在表扬中感受到被认可的喜悦，更加自信、自觉地学习。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教师坚持不懈的努力和耐心的引导。 总之，幼儿教育是学龄前教育的启蒙阶段，在培养幼儿的语文学习能力时，要根据每个幼儿的心理特点，掌握幼儿学习的规律，科学地进行教学，让孩子愉快地接受教育，学到知识。 （作者单位：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邓庄中心校大葛村幼儿园）

高中美术论文:高中美术欣赏课的教学反思 【摘 要】高中美术教学要求教师确立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以激发和维持学生的兴趣为主，以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为核心，让学生在快乐中学习“美术”，让学生因为有“美术”而快乐。作者通过多年的教学实践，对自己的美术课教学进行了反思，以求今后加强自身教学水平，为新课标的实施增强信心。 【关键词】美术 欣赏 反思 传递情感 激励 《普通高中美术课程标准》明确提出：美术是人类文化最早和最重要的载体之一，运用美术形式传递情感和思想是整个人类历史中的一种重要的文化行为。因此，普通中小学美术学习绝不仅仅只是一种单纯的技能技巧的训练，而应被视为一种文化学习，通过美术学习，使学生认识人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差异性，人类社会的丰富性，并在一种广泛的文化情境中，认识美术的特征，美术表现的多样性以及美术对社会生活的独特贡献。 一 高中艺术教学内容以欣赏为主线，强调学生的“心到”、“眼到” 艺术教师在钻研教材、备课，设计教学模式和寻求教学方法时可能花了不少工夫，而在实际教学时，学生的兴趣点却有所不同，如：中国古代绘画，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绘画和外国近代绘画，学生对这些内容喜好不同，在精力分配上差别很大，而女同学喜欢服装的多一些，在教学“现代服饰艺术”这部分内容时可能比较专注，“心”到是学生学习的内部驱动力，“心”到与否，全由教师组织调度；整齐与否，决定其最终的教学效果。在美术欣赏教学中，多种美术教学方式和手段的合理运用尤为重要，适当设置并提出一些能引起学生思考和探究兴趣的问题，激励学生想象力，激活学生的各种感官，这样就可以让学生尽可能地在美术学习活动中获得愉快和积极的体验。 二 课堂教学中，学生的参与尤为重要 教师要特别注意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参与教学过程，勇于提出问题，掌握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注重自主、探究、合作式学习，让他们在学习中学会主动发展，教师还应让学生认识到不论是绘画还是工艺，不论是具体还是抽象都是美术家精心的构思，并结合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审美感受，按照自己和时代的审美理想创造出来，同时，美术家创作一件美术作品除了通过完美的外在形式提示某一特定的主题之外，往往还有更深层的内涵和更隐蔽的意蕴，是一种文化精神层面要求和体现美术作品的最高价值所在，也是时代、社会、民族精神的写照。如青铜器和秦俑所体现的中华民族精神，古希腊艺术所体现的崇高理想与科学的精神，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品中的人文主义理想，中国山水画中的意境和神宗意识等，使学生对作品产生深刻理解，达到审美情感的升华。 三 美术艺术课需要学生的介入和意志的投入 艺术课原本是最让人心动的。艺术课尤其是美术，单一的欣赏内容，教师力求“活”而有趣，但千变万化始终是一个欣赏，过分的知识化、理性化，学生的热情不会持久，久而久之，部分学生“心”找不到位了，“眼神”也走了，对于艺术课他们也就开始走过场，或者浮躁，再不然就是，你们上课，我行我素。于是，一堂艺术课就成了有板有眼的自习课或休闲课。高中教学不同于小学和初中，又说又表演的教学方式已不适合，“表演”课自然是不会出现的，偶尔的“故事会”也不能多用，“快乐的大本营”到了超级大班，拥挤的空间会让你喘不过气来。到这个时候，学生不用意志来控制自己，艺术课决不可能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由此可见，艺术课同样需要学生的意志介入和意志投入。 四 美术课要增加实际操作练习，增强学习兴趣 从现阶段来看，高中艺术课，尤其是美术教材缺少让学生“动手”的教学内容，实地考察参观当另论。但在欣赏内容的基础上，多一部分实际操作的练习，教学内容活而丰富，更能满足多数同学的学习需求，极大地增强他们的学习兴趣。小学、初中有了动手实践的基础，大学里有相关部分知识，而在高中阶段却出现了“断层”的现象。实际技能训练不是少部分参加艺术高考学生的专利。教育普及既然是面向全体学生，这部分内容就不能空缺。因为真正的知识，它本身的内涵是丰富的，也是全面的。大纲鼓励教学形式灵活多变，但这也必须注意尺度和纲要，否则又容易走形成“专业”课了。 当前，艺术课正走在“必修”的普及路上，不过它仍然是“调味”课，不可缺少，又不能将它提升到一定高度，教师在很多时候充当的是类似“变脸”一样的角色。许多教师认为，反正学校也不重视，评职最后，待遇最低，上艺术课也没人会看得起。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教师创新意识不强。前几年，地理、生物课也非应试科目，教学境况和艺术课相差无几，但自从加盟理科综合考试科目起，成绩上去了，地理、生物教师也摇身变成升学考试举足轻重的显赫人物。而艺术课呢，还是那样……更多时候只能服从教学需要，为主课让路，在主课与主课的磨合中客串“润滑剂”、点缀物。最终主课丰收了，艺术课却未能实现“丛中笑”的初衷。显而易见，艺术教师在这当中的“色调”关系非常微妙。 高中美术论文:在高中美术教学中使用整合式教育 美术课不是一种单纯教授艺术的知识和技能的技术课程，而是一种旨在提高人文素质的人文课程。作为人文课程的美术课，没有直接的功利目的，不是单纯地把艺术作为一种谋生的技能交给学生，而是更强调艺术的“教化”作用。只有通过一种健康的价值导向，使美术和其他学科相结合，融合多种知识于美术课中，引导学生积极探索美术与其他学科、与社会生活相融合的方法进行跨学科学习活动，才能充分发挥整合式教学的优势。只有这样，美术课才能促使学生不断思考人生的目的和意义，不断追求人生的完美化。为了完成这种价值导向，美术课经常通过各种渠道的学习使学生理解世界各种文化是如何通过艺术而形成，它们又是如何受艺术影响的，在当代人的生活中，艺术作出了哪些贡献和影响。 在推进素质教育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美术教育在提高与完善人的素质方面所具有的特殊作用。美术本身就是一种综合性的课程，我们必须通过综合性的美术活动引导学生主动探索、创造、研究以及综合解决问题，融美术与其他学科为一体。与其他学科相结合，与现实生活相结合，使各科知识结成一种互补互利关系，弥补各种学科的不足之处，充分发挥美术教育在素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长期以来，我们的学生在学校接受的是条块分割式教育，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分离，学科内部也是泾渭分明，各种学科采用不同的思维方法，这种单一的思维方式，使得本应完整的经验成为支离破碎的、零散的知识，只有采用整合式教育，才能使每个人构建纵横交错的知识网络，才能形成创造性思维。 美术与其他学科之间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它不仅是一种自我表达、自我娱乐的形式，而且是解决科学以及其他问题的最好方式，反过来其他学科的内容也是美术创作的源泉，通过美术与其他学科不同表达形式之间的转化，常常会带来令人意想不到的发现。所以美术课力图与艺术和非艺术学科建立一座桥梁，他不仅能开阔学生的艺术视野，提高美术的创作水平，更有利于他们理解其他学科内容，发展转化、类比、抽象、相信和创作的能力。美术课与其他学科的联系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1.学生在完成一项美术活动中，要设计到其他学科的知识和方法 例如在一节围绕风筝的美术课中教师给予学生的任务是设计、制作和放飞风筝，完成这项任务不仅需要运用特定的艺术知识技能和美的原则，把风筝设计的美观、新奇，而且必须解决这样一些问题：如何才能把风筝放飞起来，多大的风筝才能飞起来，如何飞得更高等，要想回答这些问题，学生需要掌握很多领域的知识，如空气动力学、工程设计等知识。只有将美术与这些学科完美结合，才能制造出既漂亮又飞的高的风筝。只有通过引导学生对这些美术和其他学科的知识进行综合学习，才能使学生在有效的时间内比较全面的认识到美术的特征、美术表现的多样性以及美术发展的规律和趋势。 2.利用美术课来表现其他学科的内容 美术课是开发学生创造性潜能的一个重要平台，它涉及的种种创造活动，最重要的是开发学生的创造思维能力，其中包括多种结果的预期、反复尝试能力等。美术课不仅注重激发每个学生的创造性，而且强调学生间的合作，充分发挥群体的创造智慧。 例如：以小组为单位，选择一个民间故事、寓言故事改编成剧本，按照剧情分工合作，设计每个角色的形象，用各种材料根据剧情加工设计服装，利用废报纸、废塑料袋、绳线、颜料等材料，加上适当的布料、围巾、帽子等饰物，有创造性的设计制成“服装”、“手袋”等，再配上设计音乐、化装、布景和灯光，另外还有动作设计和海报设计等等，充分发挥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学校还可以组织学生参加艺术节的文艺表演等活动，这样，不仅培养了学生的组织协调能力，而且还可以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发挥学生的集体创作的智慧，既改变了单纯美术分科教学的习惯，又可以寻找美术各个门类、美术与其他学科、美术与现实社会之间的连接点，从而培养学生的主动探究的精神，并综合运用各学科知识、技能，创造性地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由此可见，整合式教育在美术教学中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一领域的设置体现了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基本精神，也反映了课程标准的一个重要特色，特别是随着信息化进程的飞速发展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需要用美术以及美术与其他学科的交融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的机会越来越多，而这种解决问题的能力的基础需要通过中小学美术知识来获得。因此，美术学习的范围不仅仅局限于美术自身的领域中。通过建立一种广泛的，社会文化情景中的，以美术为主体的并联合其他学科的学习，引导学生在实际生活中，领悟人类社会的丰富性，了解各学科的共通之处和相异之处，理解美术对社会学会的独特贡献，使它们真正获得综合运用美术以及和其他学科知识技能，解决现实生活和学习中的各种问题的能力。 高中美术论文:高中美术课程要艺文并举 【摘 要】素质教育的实施，促使高中美术教学必须进行相应的改革，美术教师要美术根据不断发展变化的形势，根据学生特点和教育教学现状，构建专业化的教学模式，实行科学、理性的管理。 【关键词】美术课程；艺文并举 毋庸讳言，素质教育的实施，促使高中美术教学必须进行相应的改革，美术教师要美术根据不断发展变化的形势，根据学生特点和教育教学现状，构建专业化的教学模式，实行科学、理性的管理。 1．构建专业化教学模式 普通高中学美术专业班的开设一般是在高一年级确定美术专业学习，然后学校组建专业的美术教学班开展专业定向培养。首先组建管理队伍，根据学生人数合理划分平行班，配一适当的美术专业和文化课老师，统一开展高中文化课程和加大美术教学力度（一般均为针对高考内容、形式的美术基础教学）。相对于散点式美术教学模式，专业班具有绝对优势，具体表现在： 1．1　学生集中　便于教管。散点式教学的弊端，前文所叙备亦。学生集中于一个班级，有利于班级文化的形成，加强凝集力，班主任和教师可以更深入的了解学生个性差异，把握教学指导和心理疏导，有利于学生良好习惯的养成，有利于教学与管理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1．2　艺文并重　全面成材。美术专业班文化课和美术课分开教学在时间上更利于合理分配。既不影响专业进步，也不耽误文化课学习，达到双管齐下，艺文并重的目的。上文化课可以根据学生普遍水平把握教学深度开展教学，达到学生文化课成绩的低起点、缓起步、快提升，从而确保学生大面积顺利实现理想升学。同样专业课教学也可以在统一教学计划的基础上，把握教学进度和难易程度，进而把握美术教学数量和质量的全面提升。创造出美术和文化课同等重要的教学格局，避免美术生教育教学的缺失。 1．3　形成合力　不断壮大。目前全国范围内普通高级中学大多数采取美术专业班教学模式，以此提升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可以形成一定规模。散点式教学学生一盘散沙，形成不了强大阵容，没有较强的战斗力。有位美术教师说：“散点式美术教学的力量好比一只小舢板，专业化美术班或美术年级好比航空母舰，在高考大军作战的大海上，小舢板与航母比拼实力，其结果可想而知”。所以组建艺术班、艺术年级部是美术教育壮大发展的必经之路。 2．专业化教学模式的组织 所谓专业化教学是指把美术生合理编成美术班进行教学。美术班专业化教学分文化课程教学和美术专业教学，这就需要合理配置文化课教师和美术专业教师、合理分配教学时间、合理利用教学条件。 2．1　专业化教学管理队伍的建设。有人说：管理人才是当今社会最奇缺的人才。在任何一个专业化、精细化运作的团队中，一般缺少的不是专业技术高端人才，而是管理人才。对于学校教育，尤其是较其他学科复杂的美术教育中，因其工作性质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其管理人才尤显重要。作为学校美术教育管理人才首先要能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和有敬业爱岗精神，要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要有确保学校利益高于一切的政治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才能肩负开疆拓土的创新事业，其次要有良好的处理复杂事务和协调人际关系的能力，要有良好专业能力，要有良好的业绩和美誉度，要有智商和情商的相得益彰等。物色和培养管理人才是一个晦涩艰深的复杂工程，需要决策者们理性分析和科学决策。人无骨不立，鸟无头不飞，选拔好特色教育管理者，对于特色教育的壮大与发展至关重要。 2．2　文化课教师的合理配置。文化课教师分为文科和理科各科教师，鉴于美术高等院校一般为文科性质，所以美术专业化教学班以开设文科美术班为主，理科班为辅的方式。为了使理科美术班文化课教师有足够的课时量可以结合理科体育班教师的配置予以合理安排，或者可以让理科美术专业班文化课由普通理科班文化课老师兼任等方式予以解决。文化课教师要有健全的人格和积极的敬业心态，良好的教学业务素质和教育管理能力，能正确看待学生学生共性特点和个性差异，能正确处理学生突发事件和合理引导能力。 2．3　班主任的合理配置。美术生在很多文化科老师的印象中是意志品质脆弱、学习基础薄弱，个性特征张扬的难教难管学生，是学校班级管理的老大难，是问题学生的代名词。很多文化课老师甚至班主任在教学管理上拿美术生没办法。针对这种普遍现状，必须在美术班选择班主任上下功夫，要选择那些做学生思想工作指导思想先进、教育手段多样、教育方法灵活且具有一定人格魅力的教师。或者采取正副班主任的配置方式，即一名专业教师任班主任，一名文化课老师任副班主任（或称助理班主任），达到双管齐下的作用。总之，无论什么样的配置都必须要是管理学生经验丰富、敬业爱岗的教师来任美术班班主任。 3．专业化教学模式的发展 专业化教学班的组建可以扩大学校特色教育的规模，使一个学校的美术教学从美术生数量和美术生升学质量得到全面提升，美术形成学校教育的特色。 美术专业化教学模式的实施 ，可以 满足目前美术教育教学不断发展壮大的需要，还可以提升学校品牌，是当前全国普通高级中学普遍采取的教育教学模式，具有极大的发展生存空间。部分学校在专业化教学班的基础上，发展成为艺术教育部（以音乐、美术为主的组织机构，相当于一个规模较小的艺术学校）或体育艺术教育部（相当于年级部）。有的学校因其特色教育不断发展壮大，甚至直接在艺术教育部或体艺教育部的基础上成立体艺分校。 由此可见，普通高级中学在实施特色教育中，艺文并重的美术专业化的教学模式，十分适合有基础，待发展的普通高级中学。 高中美术论文:探讨如何在高中美术教学中渗透价值观教育 摘要：随着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推进，三维目标的确立，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教育，成为新课标改革的一大亮点。那么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对美术教学中的价值观教育进行研究就显得尤为迫切。本文主要针对如何在高中美术教学中渗透价值观教育进行论述，希望能进一步促进学生的价值观教育。 关键词：高中美术；价值观；教学 如何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确定价值观教育的内容、方法、途径是时代给我们提出的重大课题。那么，究竟如何在美术教学中渗透价值观教育呢？笔者总结几点如下。 一、在美术教学中渗透环保教育 “白色污染”已成为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环境问题，每天全球消费的一次性塑料制品无法降解将会成为永远的垃圾。长此以往，地球的未来是令人担忧的，而实质性受影响的就是人类自己。针对这一问题，北京有一些超市就已经撤销了塑料袋的使用，为消费者准备的是可多次使用的环保袋。在高中美术教育中，要求学生学习的也不是设计的专业知识与技能，能树立这种环保的意识才是最重要的。环保意识是设计意识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制造设计品时对原材料的利用、使用过程中对能源的消耗、使用完之后的回收都应尽量地考虑到环保的问题。因此，教师可以有针对性地选择具有环保意识的典型设计作品给学生欣赏，比较同类产品中环保意识较强的产品给社会带来的好处，还可以让学生从环保的角度针对目前自己使用的产品提出看法，并鼓励他们在自己做设计时加进环保的因素。通过这样的学习，学生不仅会理解环保意识在设计时是需要重要考虑的方面，同时也会潜意识地影响学生在购物时注重选择环保型产品，甚至还很有可能让环保意识成为自己行为的准则之一。 二、通过美术作品欣赏去品味生活 美术是一种视觉艺术，在欣赏过程中，经过反复观赏品味，由表及里地感受艺术品的丰富内涵；画中优美动人的艺术形象和色调，不仅能使观赏者得到视觉上的快感，而且可以从其内容上体验到作品中内在的情绪和思想感情，使学生情感上产生了共鸣，并激发了学生的道德情感，加深了对社会生活美、艺术美的感受能力，唤起了学生热爱生活与创造生活的意念与激情。如，我们在欣赏罗贯中的油画《父亲》的时候，当学生看到画中人物形象的那一刻的时候，无意识的就与自己现在生活中的人物进行对比，学生当时的那种震撼与触目惊心是不言而喻的。学生不由自主的就要追述画中人物生活的时代背景与社会概况，而且要与现代人的生活差异作一对比，进行原因的分析，最终得出结论。这种触景生情、潜移默化教育效果是不言而喻的。同时，也是对学生一次很好的人文教育。 三、通过美术教学健全学生人格修养 1.充分挖掘并发挥教学内容中每一个有利于学生情感升华、情操陶冶、人格完善的方面。比如“爱”、“关心”、“自信”等，并把它们与培养美术素养、创新能力等结合起来，在提高整体素质的同时，注重孩子的全面关心，防止教学倾向专业化、学科化，忽视情感、情操、人格等因素的培养。它们应是相辅相成的，技术与能力的提高有利于学生情感的抒发、思想的表达。同时，学生个人良好的情感状态和人格魅力也会使他们笔下的作品更加生动，更具有审美价值。 2.关注学生情感的升华。高尚的情操和完善的人格都是心灵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是情感的高级阶段。对于儿童美术教育来说，因为儿童还不能完全理解人生的价值观、社会的道德观等，他们许多的是非观念都还比较模糊，我们在教学中不能完全用说教的方式进行教育，因此，情感培养就成为一个重要的手段。孩子本身具有丰富的情感，极易被感情所打动，让学生感受生活与世界中丰富的情感，感受爱，感受付出、关怀、尊重、理解、宽容等，并在感受与表现中学习生活、学习做人。 3.注意情操陶冶、人格培养的方式，充分发挥美术教育的功能。教学中少作枯燥的讲解分析，而要充分的利用作品、图像以及多媒体，让学生直观感受、比较、分析；要多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和情景，开展丰富多彩的体验式活动，让学生产生兴趣和表现的冲动；要利用各种艺术形式来进行培养，可以平面创作，也可以立体表现，可以利用美术媒材，也可以开展游戏活动，也可以综合音乐、戏曲、文学、诗歌、表演等，让学生在生动活泼的艺术学习中得到最大的培养空间。 如在欣赏凡高《星空》这幅作品时，站在单纯的认知角度将会看到，《星空》是后印象派画家利用蓝与黄的强烈对比，多变而富有生气的绘画技巧将零碎的色点和急促的线条组成旋涡状的各种图案，强化绘画的表现力， 表达画家内心强烈的激情。而站在人文的角度将会看到多组对立物之间的融合和对话。不管是教堂还是村庄，不管是树木还是炊烟，都统统被卷入一个个巨大能量的旋涡中，这能量传到柏树身上，使柏树旋转升腾，扶摇直上，形成天地之间的大循环，天中有地，地中有天，一切都处于变化和流动之中。牙状的新月和圆形的满月，分别代表着开始和圆满，新与老，缺与圆融为一体。在这里，前者看到的是画的表象，而后者看到的是画中更深的内涵，从中悟出人世的哲理。 四、结语 高中生阶段对他们进行价值观教育和引导是非常必要的。这不仅是高中生走好以后人生道路的关键，同时也是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学校教育的目的以及家庭幸福的追求。 高中美术论文:从“双钩填墨”开始——高中美术书法模块教学初探 【摘 要】：书法模块是普通高中美术课程标准新增设的一个选修模块。在书法模块的教学中，学生的学习过程和方法恰当与否会直接影响学生书写能力的获得与提高。为此，在教学活动中指导学生用什么样的手段和方法学习书法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我们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双钩填墨”受到了学生的欢迎，调动了学生学习书法的积极性，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书法 教学 实践 教学背景 书法模块是我国普通高中美术课程标准新增设的一个选修模块，课时设置很少，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让学生学有所成是我们一直关注的问题。教师除了优化自己的教学行为更要充分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和方法，关注学生是用什么样的手段和方法、通过什么样的途径获得知识的。因为学生学习的方式和方法是否合理会直接影响学生书写能力的获得与提高。实践证明，学生获得知识的过程和方法不一样，由此带给学生真正意义上的收获也不一样，对学生终身发展的影响也有所不同。 对于初学者来说，临摹古人留下来的经典碑帖是学习书法的必经之路，而一般的“对临”往往会存在类似的问题。如刚接触书法的学生不善于读帖，在临帖时往往看一笔“描”一笔，而不注意对原帖的用笔和结构的分析和研究，最后导致只能用毛笔简单的抄袭对象，而这样写出来的字也往往溃不成型。书法对用笔、结构、章法都非常讲究，学生往往顾此失彼，注意了原帖用笔的特点，而往往又忽视了结构和章法等等，不一而足。传统的对临方法很难使学生在短时间内取得理想的效果，帮助学生寻找一种能让他们在学习中感受成功的乐趣、树立信心的有效的学习方式，成为当下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 在古代，在法帖尚未广泛流传之前，古人为了保存书法的原迹，采用双钩填墨的方法来制作副本。比如王羲之的《兰亭序》以及他的很多手札大多都是后人双钩填墨而来，非常完整的再现了原帖的风貌。为此，我们尝试了“双钩填墨”的教学方式，直入书法精髓，让学生避开上述问题，在书写过程中有目的的探究，采取各个击破的方法，循序渐进，从而提高书写能力。 “双钩填墨”及其价值 什么是“双钩填墨”？就是先用比较透明的宣纸蒙在所临范本上面，用铅笔或圆珠笔进行双钩，然后再对照原帖在双钩的副本上填墨书写的一种临摹方法。 这种方法把传统的临摹方式拆解成易于学生操作的两个步骤可以使学生做到有的放矢，对书法中的要点各个击破。 新课程标准下，书法模块同美术课程的其它模块一样也只有18个课时，况且在目前高考升学压力的情形下，学生不可能利用课余时间来学习书法，所以每一节课的书法训练都必须有针对性。“双钩填墨”的操作起来非常简单，初学者易上手。第一步双钩，这可以促使学生认真读帖，在双钩的过程中熟悉字的间架结构和点画特征，为下一步填墨做好准备。此举化“读帖”为“钩帖”，一石二鸟，学生在无形中克服了书法学习不喜欢读帖的难题，同时，“双钩”已经把字的结构和章法安排停当，在下一步临写时就无需再考虑其结构和章法问题，所以第二步的“填墨”就变得比较单纯了，学生可以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最重要的笔法研究上，做到有的放矢。这样一来学生便不会再无所适从、顾此失彼了，而用这种方法写出来的效果不会比原帖差得太远，经过反复练习便可接近原帖。写得像了，学生就有成就感，就愿写、想写，学生对书法学习的兴趣和参与度大大提高。可以说“双钩填墨”使学生在有限的时间里充分领会书法的技巧，充分感受书法之美，成功之乐。 “双钩填墨”在高中美术书法模块教学中的实践 我所在的高中，大部分学生来自农村，除极少数学生有书法底子，大多数学生对书法仅限于“耳闻目睹”。“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为了让初次接触书法的学生充分感受毛笔这一书写工具的特性，我们在书法模块教学中从学生实际出发，本着循序渐进的原则，采用“双钩填墨”的教学策略，强调笔法、结构、章法这三个要素在书法中的重要性，激发学生潜在的学习动力和兴趣。据此，我创设了《笔法游戏》、《不完整单字双钩看结构》、《字距与行距》等课程，注重学生的体验与尝试，让学生在活动中进行书法美的探索与发现。同时，我经常给学生讲一些书法名家在学习道路上的奇闻轶事或播放一些当代名家创作视频，既增强了课堂的趣味性，对学生又有砥砺作用。 孙过庭《书谱》中说：“初学分布，但求平正。”初学者宜从隶书或楷书入手。古代流传下来的楷书或隶书的经典作品大都为碑刻作品，所传拓本之笔画轮廓大多清晰完整易于双钩。学生通过双钩了解所选字帖的笔画特征（包括每种笔画的起笔、行笔、收笔，笔画的粗细、长短等），通过对笔画特征的观察想象古人书写时的动作，并在下一步填墨时尝试这些动作，完成后通过观察所写笔画与双钩笔画的相似情况检验这些动作是否正确。学生在双钩而成的笔画里进行笔法的操练，本身就具有极大的挑战性和探究意味，要在受限的情况下用笔，一不留神墨就外溢，学生会为了写出特定的笔画形态而认真思考、反复试验，并乐于与其他同学共同探讨用笔的方法。高中学生心理敢于面对挑战和战胜困难的一面被充分激发出来，而经过探索，填墨成功，更使他们积极、自信的心理不断得到强化，学习兴趣上升为乐趣，自主学习理念逐渐养成，在不断实践中得到成功的心理体验，由此增进了他们对于书法的自信心，极大的调动了学习的积极性。在这一过程中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得到了很好的发挥，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的相互交流和探讨也为课堂营造了良好的学习氛围，学生们乐在其中。 “双钩填墨”在书法模块中的成效与思考 经过一个学期的“双钩填墨”的训练，学生书法技巧从无到有、从知之甚少到产生不少优秀习作，教学取得了显著成果，不少学生不仅书法学习颇见成效，钢笔字也大有改观，卷面整齐美观多了，得到了家长，其他老师尤其是语文老师的肯定。而我们将学生的作品定期展览，也激励了更多的同学选修书法，感受中国汉字艺术的独特魅力。 当然“双钩填墨”只不过是我们学习古人碑帖的一种非常行之有效的方式和方法，它仅仅是我们书法学习初级阶段的一根拐杖，并不是我们学习的终极目的。一定阶段后，要及时扔掉这一拐杖，过渡到对临、默临和独立创作。 高中美术论文:浅析高中美术教学中中国传统艺术文化的渗透 在人类文化中，美术是其重要构成部分，体现了人类的智慧。同时，与人类生活密切相联。每件美术作品都是人类与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融合了生活与生产知识，反映了社会文化、经济、思想，展现了自然环境、社会伦理道德、宗教、人物等精神形象。同时对人类精神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可促进心灵净化，品质提升。随着中国传统艺术文化的流失没落，继承与重构传统艺术文化成了现代教学者的重要教育部分。因此，在高中美术教学中，教师应巧妙渗透中国传统艺术文化，引导学生明白传统艺术文化的独特价值，使其关注传统艺术文化，珍爱美术遗产，珍爱民间文化。 一、充分发掘美术教材，渗透中国传统艺术文化 高中美术教材中，本身就有不少传统艺术文化，教师应对其充分开发与利用。如《中国古代工艺美术欣赏》单元，就包括陶器、青铜器、织绣 玉器 漆器等中国传统艺术文化；《中国古代雕塑欣赏陶塑》单元中，包括石陶塑、石头雕彩塑、彩塑等中国传统艺术文化；《中国绘画欣赏》单元，就包括古代人物画、古代壁画 、古代山水画、古代花鸟画等中国传统艺术文化；《中国建筑艺术 》单元，包括宫殿建筑、园林与民居、民间美术等中国传统艺术文化。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充分开发与利用这些课程内容，引导学生认识到传统艺术文化的悠久历史、博大精深，体会到艺术文化的无限魅力。例如：教学《民间美术》，教师可让学生欣赏桃花坞年画、双面绣、北京风筝等制作过程，使其在美术欣赏中认识民间美术与民间美术的特点，了解中华民族丰富灿烂的民间美术，以丰富学生知识，并增强民族自豪感，提高美术审美能力，培育学生热爱民间美术的情感。 二、通过多样化教学方式，把握中国传统艺术文化 在课堂教学中，若想向学生渗透中国传统艺术文化，那么首先应面向全体学生，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使其主动融于课堂教学中，认识到美术的价值，理解并喜爱中国传统艺术文化，从而主动承载与传播传统艺术文化。而若想激发学生热情，在则需要教师善于运用多样化教学方式，创设一定学习情境，将学生引入课堂学习意境中。例如：在美术欣赏课中，教师可把握时机渗透中国传统艺术文化。教学过程中，教师可利用多媒体课件或者视频欣赏，向学生展示丰富多彩的传统艺术素材，学生通过视频观看，可以获得直观感知，在教师指导下学会赏析，学会正确认识传统艺术文化。如教师可呈现我国历代具有代表意义的图片资料与美术作品。如秦长城、秦陵兵马俑、青铜器、帛画、石雕、彩陶、壁画、版画、汉画像石等，以及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美术家及他们的美术作品。在图片展示的时，教师可适当介绍相关的背景知识，以帮助学生加深理解。通过这样长期熏陶，学生能够更好地意识到文化对国家、对地区的意义与作用，并潜移默化中形成文化保护意识。 三、加强学生实践体验，感受中国传统艺术文化 在美术教学中，教师还应为学生提供一些美术实践体验的机会，以让学生在体验中感受中国传统艺术文化，培养美术艺术文化情感。院校或教师可通过多种途径，组织学生参与实践活动。如邀请民间文化家或艺术家来校传授知识，亦或建立民间工艺兴趣班，如美术理论课与手工制作课。通过这一教学方式，学生不但能够学会艺术品的制作技巧与方法，还能够认识民间与民族美术，体会到中国传统艺术文化之美，增强文化保护意识与情感，学会积极传承与弘扬传统艺术文化。例如：学习版画，教师可通过纸板形式，要求学生自己动手来创作版画；学习民间美术，教师可要求学生尝试着制作风筝、年画、泥塑、剪纸、编织、刺绣等。通过自己亲身实践，以及教师的指导讲解，学生可以认识到传统艺术文化的特色及意义：剪纸，利用纸上剪刻，借助一把剪刀，则可创造出多彩丰富的生活；风筝，我国民间玩具，具有悠久历史，可就地取材，因地制宜，经过加工制作，成为了精美的民间艺术品；双面绣，正反一致，针法灵活，生动形象等。 四、将现代艺术与传统美术相融合，弘扬中国传统艺术文化 自20世纪开始，中国就处在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交接点上。由于西方现代艺术的强烈冲击，现在的学生在价值标准与观念形态有了很大变化。因此，在高中美术教学中，教师要注意正确地引导学生，使其正确看待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真正艺术潮流则结合了现代科技，同时充分发挥了民族传统艺术，以形成富有现代感与民族传统艺术元素的艺术。因此，在在高中美术教学中，教师还应将现代艺术与传统美术相融合。实际上，不论是现代设计，还是现代绘画，借鉴传统艺术的现象随处可见，教师在教学中可适当列举。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我国火炬的设计灵感则源于“渊源共生，和谐共融”中的“祥云”图形。在中国，祥云文化概念具有几千年的时间跨度，是极具代表性的传统文化符号。而火炬造型，其设计设计灵感则源于我国传统的纸卷轴。中国四大发明中，其中一项就是造纸术。随着纸的出现，人类文明得以传播。同时，火炬上还运用了源自汉朝的漆红色，可以与往届奥运会火炬进行明显区别。火炬上祥云图案与立体浮雕式工艺设计，让火炬整体看上去华丽高雅，具有厚重内涵。可见，传统艺术文化对现代艺术的还是具有重要影响作用，因此，我们应关注与重视传统艺术文化。 总之，在高中美术教学中，教师应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与理解中国传统艺术文化，明白传统艺术文化对国家，对社会文化与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从而继承与弘扬中国传统艺术文化。 高中美术论文:浅析高中美术欣赏课中抽象美术 【摘要】抽象美术是教学中的难点。在高中美术欣赏课中，教师应设计多种教学方法，以提高学生认识和欣赏抽象美术作品的能力。 【关键词】抽象美术；艺术观念；美术教学 在高中美术欣赏课的教学中，有相当一部分的抽象美术作品。学生在欣赏这些抽象美术作品时，总是以像与不像来评判，或者说看不懂，难以理解和接受。故而抽象美术一直是高中美术教学的难点，是学生最感莫名其妙，又最需要解惑的问题，也是大家争议较大的课程内容。下面谈一谈高中美术欣赏课中的抽象画教学。 1．审美观念的转变 要了解和认识抽象美术，首先就应转变审美观念。因为作为现代艺术中的抽象画和西方的传统艺术相比较，其在观念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主要表现在：l、艺术家从以前的表现客观现实世界走向主观精神；2、放弃了传统的统一的美的标准；3、传统的艺术十分注重艺术的认识和教育功能，而现代艺术强调艺术的审美功能；4、现代艺术的价值在于发现和创造，而不是继承传统的内容和技巧。抽象艺术是艺术家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在艺术表现手段、艺术语言等各个领域中探索和创造的结果。它是以纯抽象的语言表现精神及形式意味的美术，而这种纯抽象的美术对于高中生来说往往难以理解和接受，因为传统的艺术观念再加上长久的应试教育的影响，使学生在欣赏抽象美术作品时，仍然用是否同客观对象相似及作品是否优美为标准加以判断，所以会有疑惑不解之感。对于抽象美术作品，学生要了解传统艺术与现代抽象艺术在创作观念上的转变，使自己在欣赏这些抽象美术作品时也转变自己固有的传统审美观，站在现代艺术的立场和标准上来看抽象的艺术，以全面认识和理解抽象美术。 2．抽象美术的特点 欣赏抽象美术作品时，除了要抛弃传统的艺术观念外，还要让学生注意把握其主要特点。 2．1形象的抽象性。 抽象美术作品是艺术家对生活中的视觉经验的某种感受予以抽象的心理的一种表现。它以纯粹的点、线、面、形、色等构成画面内容含蓄，形象抽象，给欣赏者的感受是一种朦胧的印象。所以学生在欣赏抽象艺术时不要以像与不像来评价，要尽量根据作品运用主观感受来调动自己的情绪，而不要刻意去辨认画家究竟画的是什么。 2．2画面有强烈的动感。 许多抽象的绘画，以强烈的笔触，奔放的色彩来刺激人的视觉，动感强烈。例如：康定斯基的作品，以点、线、形、色依情绪随意作画，挥洒自如，使人产生运动、奔放、热烈不安等情绪感受。如产生某种情绪，获得某种狂热、高亢等视觉感受就是看懂了这类绘画，也称为热抽象绘画。属于冷抽象的欧普艺术以形的有规律的变化产生出奇异的流动、变幻的感觉。这些动感很强的抽象艺术是传统的具象绘画无法比拟的。 2．3趋向音乐性。 抽象画家利用色彩与声音产生的联觉，将点、线、形、色构成无标题的音乐，直接作用于欣赏者，使观者在看抽象画时，在心理上引起某种难以言传的情绪。如蒙德里安的作品《红、蓝、黄构图》。画面用直线分割成不同的方形，再填上原色，并以黑直线将它们分开。画面显得和谐而有变化，如同一首音节长短起伏，但却有自己主旋律的歌。 2．4意蕴的含混性。 抽象绘画以点、线、面等符号元素组成不明确的物象，其含义也是不明确的，欣赏者从中获得的感受是千差万别的。它排除了具体的物象，其内涵不可能像具象绘画那样表现艺术家对所描绘的事物的认识、态度和评价，只是用抽象的手法表现艺术家的某种情感或追求不带任何主观色彩的“绝对抽象”。 3．教学方法设计 为了进一步提高学生对抽象美术作品的审美能力，加深对美术创作和美术作品的理解，在教学中，笔者采取了如下一些方法： 3．1图案肌理的制作方法。 高中学生理解能力强，再加上不需要写实绘画那样有严格的技艺，因而，可让他们动手制作抽象画。在制作中去体会抽象画所带来的乐趣。如：让学生在板面(如玻璃、塑料板、纸板)上，用水粉、油墨等颜料随意涂画，色彩要饱满，水色要淋漓，以此构成丰富而微妙、自然的肌理效果，然后根据画面效果命题。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鼓励学生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创造力，注意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要充分发挥色彩的丰富性、表现性，而不是具体事物的真实性。这种让学生动手创作的过程不仅加深了学生对抽象画的理解，还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3．2对比欣赏法。 在欣赏国外现代的抽象画时，许多学生会说看不懂，如果把中国的草书拿出来与之对比欣赏，就会发现部分学生虽然不认识其中的字，却能欣赏它的形式意味。中国的草书，特别是狂草，由于其语义的可识性程度降低，欣赏者更注重它的节奏变化及虚实浓淡的笔墨效果。实质上，抽象美术作品中夸张的线条和刺激的色彩与变幻莫测的中国草书是一致的，都是一种平面的抽象艺术，能给观者在视觉上引起某种情绪感受。抽象美术欣赏教学时，教师把两者对比起来欣赏，能起到解惑的作用。此时，教师还要不失时机地引导学生去理解其中的形式意味。 3．3打散组合法。 打散组合的练习能拓展学生的思维空间，提高学生对抽象画的审美表现力。具体做法是：先让学生观察要画的对象(如花、草)，将花草的原形平面处理类似剪影，然后根据画面需要或个人的审美趣味将其分解、组合，使其构成一个新的形态。也可将小组或全班学生的作品重新组合成一幅抽象的美术作品，最后画面将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总之，抽象的艺术并不是想象中的“高深莫测”。创作抽象画的艺术家对自己的符号解释有时也是模棱两可，作为欣赏者完全不必耗费心思去破解。我们对抽象的美术作品要去了解、认识，而不是对它过于肯定或完全否定。西方的抽象艺术是西方现代艺术中的一种艺术思潮和艺术流派，它仅仅只是学生了解世界文化艺术的一面镜子。 高中美术论文:浅谈高中美术新课程 美术鉴赏 的有效教学 摘 要：高中美术鉴赏课作为高中美术教学的重要课程，原有的传统教学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的教学实际，应该大胆尝试新的教学内容与方法，创造新课程美术鉴赏的有效教学。本文探讨了当前湘版美术鉴赏课中的教学新思路，希望能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 关键词：高中美术；美术鉴赏；有效教学 一、当前高中美术鉴赏教学的现状 新课程改革已进入全面实施阶段，它给高中美术课堂教学带来了生机与活力，它从课本到教学完全打破了传统美术课程的授课模式与授课秩序，使美术学习真正走进了学生的学习与生活。然而面对目前竞争仍旧激烈的高考，在艺术类院校的召唤下，传统的高中教育和高考模式依旧影响着几乎所有学校，使高中美术课堂忽视了美术学科的本质与特点，并且由于对美术的“轻视”，许多学生依旧在美术课堂做着其他科目的作业、看其他书籍，更有甚者直接在上课时间睡觉。长此以往，将导致高中美术教育的最终目标无法实现，艺术教育在高中阶段名存实亡。 二、构建高中美术鉴赏的有效教学 1.教师方面 （1）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教师作为课堂的主导者，在高中美术鉴赏课中一定要充分发挥主导作用。高中生面临高考压力难免对非必考科目有所轻忽，这时候老师要引导学生正确认识美术鉴赏课程，使其了解美术不仅仅是画画、赏画，而是有更深层次的内涵，是对其审美的一种提升，对培养良好的人生观、价值观有不容忽视的作用。教师在鉴赏过程中还应引导学生对所鉴赏的作品有正确认识，不能戴着有色眼镜看待鉴赏作品，以免学生误入歧途以及被提前利益化。 （2）利用多媒体技术教学。多媒体和互联网等当代信息技术正以惊人的速度改善着教学方式。在美术鉴赏课程中，充分运用多媒体教学，可以增强学生在美术鉴赏课堂的直观感受，直接的视觉刺激更能使学生认识美、感受美。运用多媒体技术教学让课堂变“静”为“动”，使学生更加了解色彩世界的神奇，增强了直观性，降低了教学难度。并且通过多媒体教学，还能够使美术与音乐相结合，实现视听结合、情景交融，拓展学生的想象空间，深化其对作品的理解。 （3）开展有效的实践活动。在高中美术鉴赏课堂上，老师不仅要教授理论与技巧，引导学生欣赏好的作品，更应该组织学生结合理论，进行绘画实践。同时，安排学生对自己的作品进行鉴赏，互相交流，或者组织学生参观画展等，使他们不仅能掌握美术鉴赏理论和一定的绘画技巧，还能真正理解怎样的作品才是好作品、值得鉴赏的作品。 （4）开发特色美术鉴赏课程。各个学校可以根据地域的不同、学校情况的差异，充分利用地域资源以及自身优势，开发具有特色的美术鉴赏课程。 2.学生方面 （1）要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课堂学习的主体是学生，有了学生的配合，老师的授课才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因此，美术鉴赏课一定要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老师在课堂上设置有趣的问题及讨论环节等，与学生形成积极互动，使学生真正了解、接受并喜爱美术鉴赏，这样才能达到教学效果的最大化。 （2）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激发学生的兴趣能使学生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教师在授课过程中改变传统授课模式，通过运用多媒体技术教学、学生参与学习实践、课堂积极互动等手段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其用眼观察、动脑思考、动手诠释、用心体会、动情甄别，真正理解并爱上美术鉴赏，抛却偏见，发自内心地理解并欣赏美术之“美”，不但提高了课堂效率，而且提升了学生的自身素养。 （3）要教导学生走出理论课堂。传统课堂的授课方式老师多以理论授课为主，教给学生鉴赏理论、绘画技巧理论，老师讲得枯燥无味，学生听得昏昏欲睡。新课改后，在美育教育的指导下，教师的授课方式应当有所改变，要教导学生走出理论课堂进行实践，引导学生进行绘画写生、参观画展、进行鉴赏交流等，这些都是不错的实践方式。 （4）要提高学生的审美体验。美术鉴赏说到底就是要让学生认识美、体验美，因此，高中美术鉴赏课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提高学生的审美体验。通过教师的课堂引导教育，使学生对美术作品的造型、构图、色彩、质材、肌理、线条等画面形式和内容进行自我体验，使其能够真正体会到作品中的美，能够深入发现并理解作品深邃而复杂的内蕴，进而提升自己对美术作品的判断力和鉴别力。 三、结束语 总之，在素质教育的今天，我们不能只重视学生文化课的学习，德智体美劳成了教育改革中的重头戏，对于高中美术鉴赏在贯彻素质教育中的作用与成绩，我们有目共睹。高中美术鉴赏课程，就是要通过对美术的学习与欣赏，形成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让学生通过对美的体验来提高自身的素质，从而能够更好地学习、生活，成为全面发展的人才。 高中美术论文:高中美术《书法》模块教学研究 摘要：本文就高中美术新课标中的选修模块《书法》的内容编排以及在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现状进行了剖析，并运用后现代课程范式的课程观和师生观提出了改进建议，同时用一个具体的教学案例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后现代课程范式 课程观 师生观 书法选修模块 一、普通高中美术课程标准增设《书法 篆刻》内容的意义： “书法·篆刻”是我国普通高中美术课程标准新增设的一个选修系列，这在以前的《普通高中艺术欣赏课教学大纲》中是没有先例的。书法、篆刻活动能帮助学生提高书写能力，感受中国汉字艺术的独特魅力，增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和理解，它不仅对陶冶学生的情趣具有巨大的作用，给学生带来愉悦和满足，而且能潜移默化地熏陶，使学生审美情趣得到提高，使学生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与爱好，学习必要的美术知识，掌握必要的美术鉴赏的方法，开阔视野、启迪智慧，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健康发展，形成人文素养、理解美术文化。 二、广州市高中美术课开设“书法、篆刻”模块的情况： “书法·篆刻”模块推出后，目前开设此模块的学校很少。据了解，广州市一百多所中学中，2004——2005学年下学期开设高中美术“书法·篆刻”模块教学的不过三四所学校。究其原因，简而言之两点：其一，教师不愿教或不能教；其二，学生不愿学（兴趣不大）。 笔者在开设此模块之前曾对我校2004届高一年级学生做了相关的问卷调查，现将部分内容和摘录结果展示如下： 问卷 选该项人数（人） 所占比例（%） 1、你学习书法的经历： a、一直坚持不断地学 4 1.97 b、只在小学阶段学习过 173 85.22 c、只在初中阶段学过 26 12.81 d、从未学习过 0 0 2、你学习书法的原因 a、自己从小有兴趣 2 0.98 b、开始是父母或老师要求学，后来自己渐渐产生兴趣 3 1.48 c、看到别人学，自己也跟着学，无所谓兴趣可言 34 16.75 d、自己毫无兴趣，是父母或老师强迫学习的 164 80.79 3、你是在哪里学习书法的？ a、在家跟父母或祖辈学的 3 1.48 b、到青少宫参加书法班或请家教 7 3.45 c、在学校参加课外书法班 192 94.58 d、在家自学 1 0.49 从问卷中发现，本校该届高一学生真正热爱书法而且一直坚持练习书法的同学寥寥无几。而且大部分学习过书法的学生都是在小学阶段，大多数学生对书法不感兴趣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曾经的书法热在我国退潮是不争的事实。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末这十年是中学当代书法艺术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个时期学习书法的热潮席卷全国，并涌现出一批优秀的青年书法家，他们的作品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也影响了广大青少年。但90年代以来，由于电脑技术的高速发展与普及使用对书法艺术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我们新生代的书写能力在不断地被削弱。以至今天我们很多老师都在感叹在一所学校里找不出几个能写一手好字的同学来。 三、人教社《书法》选修模块的编排特点： 要改变这种现状，首先要求我们的新教材的编写必须做到与时俱进，内容要丰富、要新颖，要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能引起我们广大青少年的学习兴趣。 人民教育出版社此次把“书法”作为独立的选修模块，其内容大致分为五个部分，结构编排特点如下： 第一部分：字体源流与赏析 第二部分：点画、结字训练 第三部分：整体临摹训练 第四部分：创作训练 第五部分：综合实践部分 第一至五课：汉字与书法文化、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的源流 第七至十课：点画特点分析与练习、结字特点分析及训练一、二、三。 第十一至十三课：整体临摹训练一、二、三 第十四至十六课：创作训练一、二、三 第十七至十八课：综合知识考察实践 该模块教材内容是按照书法学习的常规步骤来编写的，即： 作品赏析 点画、结字 临摹 创作 该编排方式比较符合学生认知规律，比较合理。但如果在教学中按以往常规书法教学模式（即现代课程范式），即以教师为中心、先由教师讲解示范、然后是学生练习的模式，就会出现很多问题。 这种教学模式首先要求教师必须有很好的书法功底，否则就无法完成示范等教学工作，这也是我们很多高中美术教师不愿开设此模块的原因之一。因为在广州市高中美术教师当中，书法专业毕业或专门学习过书法的教师不多；其次在这种课程实践模式中要求教师“准确”地把这些实现的书法知识原封不动地传授给学生，而学生也只是被动地接受来自课程知识的刺激，只是课程的接受者而不是建构者或创造者，这样课程只反映了一种单一的方法、一种单一的知识选择和组织方法，它没有促进师生之间的对话，知识成了客观的商品，由专家传递给教师，由教师传递给学生，教师与学生就成了由课程设计者操纵工具。这种灌输式、填鸭式的课程实践模式可能最终导致学习失去学习兴趣。 要改变这种状况，大力推广“书法”模块教学，我们有必要引进新的理念、新的课程实践模式，即后现代课程范式。 三、把后现代课程范式的课程观和师生观融入“书法”模块的教学当中。 （一）后现代课程范式的课程观。 后现代课程观认为，课程不仅是预先设定的目标或计划，不仅是由一系列材料组成的静态文本，不仅是文化传承的工具，而且是学习者自己主动建构的过程，是学习者运用自己的头脑形成对事物或现象的解释和理解的过程，是探索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也是建构与创造文化的过程。其中，开放、互动、探究是后现代课程观的关键。 （一） 后现代课程范式的师生观。 后现代课程范式的师生观强调教师与学生要通过不断沟通与对话来探究未知领域，认为课程即为探究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师生之间的平等关系至关重要。后现代课程论者多尔曾说：“在教师与学生的反思性关系中，教师并不要求学生接受教师的权威，相反，教师要求学生保持对这种权威的怀疑，并要求学生与教师一道去探究学生正在体验的内容。”这样，教师成为平等者中的“首席”，“作为平等者的首席，教师的作用没有被抛弃，而得以重新构建，从外于学生情境转化为与这一情境共存。权威也转入情境中。”因此，教师由课程的实施者转变为课程的创造者与开发者，发挥其组织者、引导者、帮助者与促进者的作用。 由此可见，教师的角色转变后，在“书法”教学模块中，不一定要求每位老师都是书法专业的科班生或权威专家。教师只作为合作者、参与者、开发者，为学生把火把点燃。但这并不意味着教师在书法、教材等方面的要求降低。相反，教师需投入更多的精力去熟悉相关的书法理论、搜集充足的资料以便在课堂当中给予学生必要的指导。它不一定要求教师人人都会写，当然会写更好，但它要求教师能指导学生写。 （三）引入后现代课程范式这种新的课程实践模式，清晰了我们的教学思路。我们在教学当中要注重以下几点： 1、注重以学生为中心进行教学。 2、注重在实际情境中或创设情境进行教学，即运用抛锚式教学设计（也称情境性教学设计）。 3、注重协作学习。 4、注重提供充分的资源。要设计好教学环境，为学生建构知识提供各种信息条件。 下面以一个案例来说明如何运用后现代课程范式这种新的课程模式来组织教学。 （四）案例——人教版“书法”选修模块第四课“行书的源流与赏析”。 教学思路设计： 由古至今谈论行书，没有不提到王羲之的，他的行书代表作《兰亭序》被喻为“天下第一行书”，更是必不可少的范例。 本课以《兰亭序》作为切入点，叙述行书的源流和讲解行书的特点。课前提供充分的与《兰亭序》相关的资料给学生，让学生自主搜集相关的资料，并发挥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编排舞台剧表演。教学中以学生为中心组织，通过小组的形式协作进行。以学生表演舞台剧的形式创设一个相对完整、真实而富有感染力的情境，让学生从自己的研究性学习和表演中归纳总结出行书的产生、特点、推广、辉煌等内容，从而激起学生的学习需要和兴趣。教师再通过一系列的问题情境和内容展示，引导学生深入赏析《兰亭序》及其它行书代表作，从中感受到书法的美，使学生的审美情趣得到陶冶和升华。 教学流程图： 课前准备 教师提供部分有关《兰亭序》的背景资料给学生，并对学生提出任务和要求：编剧当中要体现行书的产生及特点等知识点。 学生通过互联网或图书查找有关资料 学生按照收集的资料以小组的形式编排一个和《兰亭序》有关的小舞台剧。 教师引入 学生汇报和表演 小组1：《兰亭序》的诞生 师生共同总结：行书的产生 小组2：萧翼赚兰亭 师生共同总结：行书的特点 小组3：唐太宗与兰亭 师生共同总结：《兰亭序》对后世的影响以及行书的发展与推广 师生共同评价，并投票选出最佳剧本和表演。 教师提出问题：《兰亭序》中有20个“之”字，请学生找出来并观察它们的写法有何不同？ 学生分小组讨论，教师进一步总结明确行书的用笔与章法特点等 教师出示一些历代行书名家的代表作，并设问引导学生观察总结出其风格特点。 教师总结拓展 课外实践活动：将《兰亭序》中相同的字剪出再帖到一起，然后欣赏与临摹。 后现代课程范式的课程观和师生观不仅对〈书法〉选修模块的教学有指导意义，其实对其它模块的教学同样有借鉴意义。以学生为中心、教师和学生平等对话、共同探究，将是新课标教学的发展方向。 高中美术论文:高中美术鉴赏课程改革教学方法 摘要 随着教育的不断发展进步，为了实现素质教育，我们必须要采取有效的方法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但是，很多高中学生的视野都比较狭窄，部分高中教师的教育观念也相对落后，因此，很多高中生都没有认识到美术鉴赏课的重要作用。本文就高中美术鉴赏课的教学方法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希望能够为美术教学工作者们提供一定的帮助和支持。 关键词 高中美术；鉴赏课；教学方法 一、美术鉴赏课需要发挥素质教育的导向作用 在新课程改革过程中，最为重要的目标就是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开展高效的素质教育，这就让美术鉴赏教学有了全新的意义，同时也让高中生的艺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了起来，因为这为他们提供了更加宽广的成长平台。在美术鉴赏课的开展过程之中，教师应当鼓励学生充分发挥自身的艺术特长，并培养一定的兴趣爱好。从这个角度来讲，美术课程应当发挥学生兴趣爱好的主导作用，也就是充分运用学生的表现欲望，让他们主动进行美术知识的学习。美术教师们需要逐步引导学生表达自我，并对日常生活中的艺术与美进行充分观察和体会，再结合自身的生活经验来让理解更加深刻。 二、美术鉴赏课需要充分运用多媒体 随着时代的发展，多媒体技术逐渐走进了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在教学领域，教师也应当充分运用多媒体进行美术鉴赏教学。高中美术鉴赏课程是一项具有艺术性的工作，在课堂上，学生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的想象能力与创造能力，并就具体的艺术作品发表自己的看法。美术鉴赏并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即兴发挥，因此，教师可以对高中生的思维进行引导，让他们找到学习知识的捷径，长此以往，对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将大有裨益，他们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也能够得到有效提升，最终达到了美术鉴赏课程的目的。在运用网络实施高中美术教学的过程中，教师也应当积极融入网络之中，与学生进行充分的网上交流，从而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指导，让美术鉴赏变得更高效。除此之外，在运用网络的过程中，学生的计算机运用能力也能够得到有效提升，教师可以让学生运用计算机来设计出属于自己的美术作品，让自己的灵感与想法得到表达，设计完成之后，可以在班级内部组织作品评选活动，选出艺术性高的作品，然后让全体学生观摩和学习。 三、美术鉴赏课需要寻找到自身的特色 在美术鉴赏教学中，教师需要探寻美术教学的特色，并且要把这种特色充分发挥出来，建立起具备个性化特点的美术教学课程。这是一个长时间的工作，需要教师进行钻研和分析探讨，从而形成个性化的美术鉴赏教学，进而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学习帮助。当美术鉴赏课程变得更加个性化后，美术课程能够有效促进各个学科之间的融合，让学生的校园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而学生们的日常生活充满生机与活力，就能够为审美教育提供更加丰富的素材。因此，新课程改革下的特色美术鉴赏课程必不可少。 四、美术鉴赏课需要运用创新型作业 在学科教育的过程中，我们不但要重视课堂上的教学，也需要重视课堂之下的教学，也就是作业的布置。作业对于学生们的成长而言意义非凡，这是巩固课堂所学知识的最为有效的手段，因此，教师需要充分理解作业的用处，并且思考如何让作业变得更加科学合理，这就需要对作业进行创新。例如，教师可以让学生就美术作品的艺术范畴进行讨论，可以探究手套、书包甚至是一张纸是否属于美术作品，为了让学生的探讨更加深入，理解更加深刻，我们可以在课堂上创设产品会的场景，然后让学生融入其中，进行相关的角色扮演。为此，教师应当对全体学生进行合理分组，然后在每一个小组之中选出一名代表作为美术作品的设计人员，然后让其余的学生作为会的参与人员，设计人员的目标就是把作品的设计思路和特点告知参与人员，不但包括作品的造型，也包括颜色和功能，等等，在这个介绍过程中，学生的语言组织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能够得到有效提升，而且他们能够对所要表达的要点进行详细思考，从而深入理解每一件艺术作品的内涵。在活动开始之前，教师需要让学生做好相关的准备活动，这包括介绍语言的有效组织和要点的充分思考，要尽可能用精练的语言来进行相关表达。需要注意的是，学生在介绍美术作品的时候，应当充分融入自身的思想和观点，并对主题进行充分思考和讨论，这样一来，他们就在无形之中提升了自身的临场应变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同时也提升了自身的审美情趣。在新课程改革的浪潮之下，教师们需要充分发挥高中美术鉴赏课程的主导作用，并对美术鉴赏课程实行整体化思考和改革，同时充分运用多媒体技术来改善教学质量，为提升高中生的艺术欣赏水平和个人素质而不断努力。 作者：董啸岑 单位：江苏省连云港市田家炳中学 高中美术论文:高中美术教学主观能动性研究 摘要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对人才的选择也在与时俱进，而学校是创造培养人才的摇篮，于是人们对于教学领域的发展与进步越来越重视。美术教学是高中教学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伴随着新课改的发展与深入，在课堂教学中学生渐渐从被动转为主动，不再局限于以教师为整个课堂的主体，而是赋予了学生主动去学习、思考、探索、发现的权利。高中美术课程作为表达学生自我思想的一门创作性课程，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更要注意发掘、培养学生的思想意识，帮助学生提高学习能力和主观能动性。 关键词 高中美术教学；主观能动性；重要性 一、主观能动性在生活与学习中的重要意义 马克思曾对人与动物的主要区别做出了一个明确的分析，他指出人区别于动物的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人的身上具备有动物身上所没有的主观能动性，能够主动自觉有意识地去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在生活中主观能动性更是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人们想要取得成功，想要在这个社会中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能有自己的建树，就必须在努力的过程中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有意识地去学习，去行动。有一句话叫做：“通过现象去看本质。”可见本质都隐藏在现象之下，如果一个人想要通过事物的现象去揭示事物的本质，那么他必定得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作用来达到目的。因为事物从来不主动满足人的要求，而是要通过人的主观行为去改变与创造。而对于学生的学习也是同样的道理，书本知识和教师授课只是一个渠道，学生想要真正地把所学的知识变成自己的，就需要通过主观能动行为去提升和改变。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而且还能在其他方面帮助学生养成自觉行动的习惯。 二、主观能动性在高中美术教学中所体现的重要性 （一）教师应主动引导学生明确自己的计划和目标 新时期的教育鼓励学生发展“德、智、体、美、劳”，为的就是能够使学生全面发展，成为一名社会型人才。而美术教育在高中教学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它不仅是一门培养学生发现美、创造美、鉴赏美的学科，还是一门提高学生素质和情操的必修课。因此，在高中美术教学中教师应适当地舍弃陈旧的教学观念，打破教师直接传达知识而学生直接接受知识的固定模式。鉴于此，可利用主观能动性去引导学生明确自己的学习计划和目标，让学生在学习美术这门课的过程中从被动接受教师传达的知识转为有计划有目标地去学习，在主观能动性的推动作用下去重新发现美术的魅力，发掘美术的价值。 （二）教师应鼓励学生创新，激发学生兴趣 合理放弃原有的旧式教育方式，鼓励学生跳到格子外面来，大胆的创新。因为创新意味着会有自己的想法和思维，那么学生会因为创新而产生需求，有需求就会主动去摸索、研究，从而在内在需求和主动摸索中产生学习的兴趣。例如，在高中美术课程中，教师安排学生完成一幅山水画，就不一定非得要求学生用单调的水墨来完成，可以放手让学生大胆选择色彩、色调，也不一定非得要求山水画中只有山水，不能有其他，也许在山水中添一处茅屋，加一个采药的童子，都会使这一幅山水画更加的灵动而有生机。因此，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不仅能开放学生的思维，培养学生的创作能力，也能给教师的教学开拓一个全新的教育方式。 （三）与时俱进，树立正确而崭新的教学观 在信息时代的冲击下，学生的心智发展得都很快，也较成熟，接收新事物的能力也很强。如果教师的教学观念不与时俱进，不主动更新完善自己的教学观，就很难满足学生的知识需求。因此，在高中美术教学中教师应该及时树立一个正确而崭新的教学观，进而更新自己的教学方式，根据学生的学习需求设定适合学生学习的课程。例如，教师在教学“人体素描”时，不要只摆设一个人体模型就让学生依葫芦画瓢，也不要因为学生是一群十六七岁的高中生而羞于表达。因为人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构造，如果教师不讲解清楚，学生就无法理解，而根据模糊的概念创造出来的东西只会是形似而神不似，所以教师应大胆仔细地为学生讲解出人体的各种构造、组成名称等。这样，学生在对人体熟知的情况下就能很好地完成画作。可见，教师运用主观能动性创造了新的教学观念，不仅使自己的教学效率得到了提升，还能引导学生更好地完成学习任务。 三、结语 高中美术是一门具有崇高美的学科，它需要学生去发现、创造、鉴赏，是从自我需要出发的且具有很强的计划性和目标性，所以在高中美术教学中教师的主观能动性和学生的主观能动性都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在高中美术教学中教师不仅承担了教授美术知识的重任，还承担了引导学生创造学习的职责。可见，主观能动性对师生来说是相辅相成的，教师通过自身知识和修养去影响学生，使学生树立一个正确的学习意识；而学生通过教师的引导去学习知识、运用知识，然后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全新作品。由此可知，主观能动性在高中美术教学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是教师与学生、旧知识与新知识更替发展的一个桥梁。 作者：李默文 单位：江苏省滨海县明达中学 高中美术论文:高中美术鉴赏情景教学法探析 纵观所有高中美术教学情况，高中美术课程普遍存在形同虚设的情况。其原因是教师尚未对美术教学的重要性形成足够的认识，进而导致学生对美术教学形成了错误的认识，这对实现高中美术鉴赏教学目标形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尤其在当前素质教育的背景下，要求教育教学培养学生的各项能力，如审美能力、创造能力等能力，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所以高中美术教学发挥重要作用已经成为当前高中教育教学面临的重要问题。 一、创设情景 高中美术鉴赏教学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的鉴赏能力、审美能力，具备鉴赏能力也是学生所必须掌握的基础能力之一。目前，高中美术课程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课程形同虚设，即使有小部分高中院校开展了美术课程，但效果不佳，主要是因为美术鉴赏课堂教学中，教师通常难以把握教学的重点，对教学内容侧重点掌控不到位，使得美术教学无法对学生形成深刻的印象。新形势下通过融入情景教学法提高学生美术鉴赏教学水平，需要教师掌握创设情景的技巧。以高中美术湘教版教材为例，教材对教学内容的编排从基础部分开始，首先使学生可以学会用自己的眼睛去发现美，然后是讲美术的礼仪和教化，最后列举出高中美术课的鉴赏系列。以第一课时中的“我们怎样用自己的眼睛”为例，本课时教学目标是促使学生了解和初步掌握审美的观念，并对审美形成一定的规律，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用审美的眼光去看待事物。教学的重点则是促使学生真正理解美的观念和形式法则是怎样产生的，以及美术作品的基本内涵？这就要求学生学会从生活中发现美，并产生美的感受。某教师在进行美术鉴赏课堂教学的时候，提前准备了一些教学辅助道具，如一枝花、一个花瓶，也让学生准备了一些自认为很美的事物。花是大多数学生的选择，这也说明了学生具备一定的审美意识。在美术鉴赏课堂教学开始前，教师播放了一段有关自然美的短视频，视频中呈现出来的内容是一朵花盛开、一只蝴蝶化茧成蝶的过程，以及一只蝴蝶停留在一朵花上的画面。通过观察学生的表情，我们发现，学生全部投入到教学情景中，学生眼睛中呈现出来的是对大自然的感叹和欣赏。在高中美术鉴赏课堂教学中，教师要为学生创设融入欣赏美的情景，适当应用教学辅助道具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再利用画面、声音的方式对学生形成直面冲击，促使学生形成更加直观的感受，逐步使学生融入教学情景中，为展开后续美术鉴赏教学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融入情景 融入情景的前提是创造情景。教师根据教学内容的要求，结合学生的兴趣特征，创设符合教学主题，且具备趣味性和冲击性的情景，才能促使学生真正融入情景中，从而实现促使学生融入情景教学活动中的教学目的。以高中美术湘教版第一课时中的“我们怎样用自己的眼睛”的教学内容为例，在正式开始美术鉴赏课堂教学之前，教师利用教学辅助道具和短视频为学生创设了一个良好的情景，且通过观察学生的状态，发现学生基本全部融入设定情景中。这个时候,教师开展了正式的美术鉴赏教学活动，要求学生从短视频中得出结论，对美形成基本的定义。从一开始的教学辅助道具中，学生对美的感受处于初级阶段，仅仅以直观的感受认知美，而视频内容则是对美的内涵进行了进一步的深化，通过融入情景，与大自然仿佛处于同一境地的感受。有一部分学生认为美就是五彩斑斓的蝴蝶和漂亮的花儿，也有一部分学生认为美就是蝴蝶破茧而出的瞬间，以及花朵绽放的瞬间。在这个过程中，学生融入情景活动，与情景进行了心灵的感受，产生了情感的共鸣，导致在认知美和鉴赏美中出现了偏差，这就是学生融入情景的魅力。学生真正融入美术课堂鉴赏教学中，为高中美术鉴赏教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评价情景 传统高中美术鉴赏教学课堂局面比较混乱，课堂教学中沿用其他课程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方式，以教师讲解美术理论知识为主，学生参与讨论为辅。在这种教学方式的影响下，高中美术鉴赏教学的目标难以达成。素质教育背景下将情景教学法应用于高中美术鉴赏教学中，教师对教学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即创设情景、融入情景以及评价情景，评价情景主要是教师通过观察学生对美术作品的鉴赏，分析学生的美术鉴赏水平，并积极做出调整，为进一步提升学生的美术鉴赏水平奠基。在高中美术湘教版第一课时中的“我们怎样用自己的眼睛”的教学内容教学的时候，教师通过观察学生对美术作品的鉴赏，即学生对短视频的认知和感受，发现学生对美的感受不同，鉴赏水平也处于不同的层次。学生通过短视频对美的感受产生了误差，有的学生仅仅观察到表面的美，如彩斑斓的蝴蝶和漂亮的花儿，而有的学生则可以观察到生命蕴藏的力量美和内在美，如蝴蝶破茧而出和花朵绽放的美。在学生鉴赏结束之后，教师针对学生对美的感受和认知做出了评价，并深层次挖掘出了美，对学生形成美的意识形成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在教师详细讲解美的内涵之后，要求学生通过讨论的形式对美的含义进行拓展和延伸，这是一个学生评价情景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对高中美术鉴赏教学水平的提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陆玲 单位：江苏建湖县第一中学 高中美术论文:高中美术选修课文化建设思考 【摘要】 2015年11月22日，在沁源县教育局和沁源一中领导的统一组织下，我有幸参加了赴上海、杭州的观摩学习活动，上海闸北第八中学、建平中学、杭州二中、杭州江南实验中学这四所名校的校容校貌、办学特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感触颇深，特别是在高中美术选修课和校园文化建设方面。下面我结合美术学科从以下三方面谈谈这次考察学习的一点体会和一些想法。 【关键词】 个性；美术选修课；校园文化 一、强调学生个性发展，注重特色教育 江南实验中学的黄校长在介绍他们学校的校本课程时，特别谈到初中开设了跆拳道选修课，跆拳道文化已经影响到学生的礼仪文化，学生见到师长会深深的鞠个躬；杭州二中让每一个孩子参加体育俱乐部活动，让孩子在体育课中树立规则意识。充分体现了音体美课程对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培养学生兴趣特长和审美能力以及丰富学生学习生活有着特殊的教育功能。杭州江南实验中学注重学生专长的发展和学校的学科特色建设，开设了个性特长类课程和素质拓展类课程，为学生提供了自由发展的空间、条件，使每个学生有可能自由地发展他的才能和爱好，充分发挥学生的个性。朱永新在《新教育》中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人怎样区别于别人，一个人怎样做得更优秀，个性是很重要的。个性张扬的人能在此基础上做到比较全面的发展。” 二、针对我校美术学科开设选修课谈一些自己的想法 拓展美术课程，开设各类美术选修课，为学生提供自主选择的机会，满足学生多方面发展的需求；进一步培养学生发现美、表现美和创造美的能力，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提升校园艺术教育品质。 1.结合我校美术教师的专业特点和课程的可操作性，在高一、二年级可开设鉴赏类、绘画类、书法类、设计类、工艺美术类、特长类专业类等课程，可以由美术教师根据自己的专业方向选择选修课程，也可以结合当地的民俗文化开设有特色的选修课。 2.选修课的内容设置要体现美术学科的可操作性的特点，并能够培养学生创新意识、艺术表现能力、善于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高中学生普遍不具备专业基础，因此教学内容设计要适应学生，要由易到难、由简到繁；每一课要设计针对性的美术活动，有完整的作品呈现；在作业评价上以学生的创意和表达的含义上作为评价重点，在绘画造型方面可适当降低要求。 3.结合我校美术教育资源条件，每门选修课程可尝试招收30人左右，由学生自由选择美术选修课程；由于美术选修课的开设需要大量的工具材料和固定的教学用具，所以应当提供专门的美术工作室，由学生走班进行选修学习。 4.定期进行选修课程学生作品的汇报展，既为学生提供了展示的平台，也能够促进教师在教学方面的完善；并选择优秀作品装裱布置在我校的教学楼内。 5.美术选修课的开设也为特长生的培养奠定了基础，使学生在选修课的学习中及早地发现自己的专长；我们美术组多年来把很多精力投入在特长生的训练中，忽略了拓展美术课程，忽略了培养整体高中生的艺术修养方面。我认为在我校开设美术选修课程，关键在于我们教师本身，选修课的开展首先要明确教学内容?需要什么工具材料？要达到什么样的教学目标？最后呈现什么样的作品？这都需要我们投入很多时间和精力去进行教学设计，其实，对我们教师个人成长、专业发展也能够起到良好的督促作用。 三、关于校园文化建设 1.美术社团活动 组织美术社团活动的目的是活跃学校的学习氛围，提高学生自主管理能力，通过社团活动既可以引导学生个性化、创造性的学习，又可以给学生搭建一个展示才华的机会和平台。08、09年我在咱们学校团委工作，曾组织学生绘制迎新晚会、运动会、演讲赛等主题海报，这些活动都由学生独立完成，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创新、动手能力，而且为学校营造了浓厚的艺术氛围。 2.校园画展 校园画展是校园文化建设的一部分，是美术教育功能的一种立体呈现。我们走在四所名校的校园里除了感受江南的园林艺术之外，我们还能感受到浓厚的校园艺术氛围，楼道里、长廊里随处可见师生的绘画作品和工艺美术作品。过去我们美术组也组织过迎新、五四、特长生汇报展，但是没有把一些优秀的作品进行很好的整理装裱，这是我们需要进行学习和改进的，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应当逐步完善校园的美术作品展览，为校园增添丰富的审美文化。在此，感谢领导给了我这次珍贵的学习机会，让我解读了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获得了许多教育改革的信息，也是对我教育教学工作的鞭策。我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多学习先进经验，不断改进自己的工作方法，力争使自己做的更好！ 作者：胡剑 单位：山西师范大学 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第一中学 高中美术论文:高中美术教学资源开发研究 一、什么是地方美术资源 地方的美术资源是对传统文化的挖掘，在学习地方美术的过程中，可以使学生对地方的文化有所了解，进而增强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理解。高中美术作为一门新课标的课程，不仅仅能够使学生在枯燥的物化生史地政中能够丰富一下自己课程的多样性，而且能够使学生在通过学习美术过程中的方法，能够将其利用到平时的学习中。更多的可以增强学生的探索能力和研究能力，何乐而不为呢？而且，学生相对于枯燥的专业课程的学习外，对于美术的学习会更加感兴趣，显然，地方的美术资源和课程中的美术资源是截然不同的。课程中的美术资源比较官方，教学所用的材料也是全国统一，很少可以将地方的特色纳入进去。而地方美术资源的开发不是作为一门课程来让学生进行表面浅显的了解，而是要求学生通过体会地方的特色技艺等，从中汲取营养，来完善自己的素养。各个地区的文化特色不同，地方美术的指导学习也不同，学校和教师要根据不同地区的特色制定不同的美术指导，让学生在美术中尽情发挥自己的长处，感受美术所带来的乐趣。在课改实验中，高中美术教师也意识到通过地方资源来丰富教学是必要的，但是缺少一些引导及推动力。毕竟，地方资源美术指导并不是很普及，这也就需要教师在此多下功夫，多去创新，在创新中发掘最适合学生学习的方式。 二、高中美术教学中的地方资源开发 地方美术课程显然更具有丰富性，以及更加的原生态。这样问题也就显现出来了，正因为地方美术资源选择面很广，各类资源参差不齐，也就导致许多资源都缺乏专业的验证。这样一来，确定下来的资源也就所剩无几，可以用到课程中的资源也就少之又少。这也造成了学业指导不专一，学生学习的知识不能统一，这对于一些对于美术感兴趣的学生，甚至要终生学习美术的学生有着很大的弊端。当然，这对教师的要求也就更加的严格，在讲解这门课程时，需要仔细研究地方美术资源，选择适合用在课程教育上的方面来给学生进行详细辅导。根据当地的特色，把美术融入生活，只有这样，才可以更好地将地方资源的开发运用的教学当中，得以将传统更好的传承下去。地方美术课程的优越性在于其丰富的文化底蕴，而且对于地方的学生，他们对地方的民俗文化有一定的了解，在课程的学习上也会更容易接受。中国的悠久历史，造就了不同地区的民族文化，学生从小在这里长大，对于文化型的美术更是印象深刻，但是，地方美术的指导却不是很普及，所以对地方美术资源的开发是急需要实施的。高中美术教学加入地方资源，其利是大于弊的。这种具有地方特色的美术教学可以极大的提高学生的积极性，也可以提高学生的兴趣，使得学生可以通过美术领域来对地方特色进行了解，学生也会积极主动去创新，以及与其他同学进行交流。这也给枯燥的高中生活带来一丝乐趣，学生也会利用这短暂的美术时间，更加刻苦的学习，了解美术的博大精深。通过研究不同的地方资源，学生能够更深入的研究到传统美术，对学生的审美及美学素养都有很大的提高。高中美学教学加入地方资源，这样才是对美学的挖掘，对美学的敬仰。相信通过地方美学资源的不断开发，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将会不断深刻。 三、高中美学教学中的地方资源的教学设计 高中美学教学中的地方资源的教学设计首先是将传统美学教学和地方的美学资源融合在一起，其次，在教学方面也要有所改进。更详细一点来说，既要和全国美术教材相统一，又要将地方的文化凸显出来。既然是融合地方美学资源，就需要对地方文化进行探索。所以这门课程在设计上不能局限于课堂内，更多的是要走出课堂。在课堂内，可以通过看视频、听演讲等方法来先对地方美学资源的知识理论有所了解；接下来就是要在课堂外，有目的性的组织一些活动，使学生能更直观生动的了解地方美学资源，通过其对地方文化的探究，来完成这门课程的相关作业。举个例子来说，在高中美术课程中，教师可先讲解某一个地方资源的理论课程并留下相关作业，再安排小组在地方进行详细的探究，再在接下来的课程中进行小组展示其作品。这样一来，学生对地方美学文化以及传统文化的收获也就不言而喻了。 四、总结 通过对高中美术教学中的地方资源开发与教学设计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教学不仅对学生的接受上是一种挑战，更是对教师在美术领域的研究及教学的模式上有极大的挑战。这不仅是在教学模式上的一种创新，也是对在发扬中华传统文化道路上的一种创新。地方美术资源涉及的领域极为宽泛，美术、历史、地理甚至理科等方面都有所涉猎。在学习地方美术资源的同时，可以对其地形地理环境有所了解，可以对其历史发展有所掌握。不仅如此，在学习地方美术资源时的探究及创新意识，对理科的学习上也有很大的帮助。所以，高中美术教学中加入地方美术资源是一个明智的选择，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门课程会得到更广泛的普及. 作者：柴青 单位：天水长城中学

文学艺术论文:民间文学艺术著作权保护路径分析 关键词: 民间文学 艺术 ；权利主体；著作权；保护 内容提要: 民间文学艺术是世界各民族的文化瑰宝，然而，对民间文学艺术的 法律 保护犹如法学领域的“哥德巴赫猜想”。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主体制度的构建是民间文学艺术著作权保护的最大障碍。为此，我们应在保存和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明确民间文学艺术的立法宗旨，完善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主体制度，充分保护传承人的合法权益，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传承活动可持续 发展 。同时，确立 科学 的民间文学艺术价值评估机制，构建民间文学艺术权利流转制度保障体系，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优化配置。 民间文学艺术被誉为人类 历史 文化的“活化石”，是世界各民族的文化瑰宝，是进行文学及科学技术创新的源泉。我国存在着丰富的民间文学艺术资源，然而，现实生活中对民间文艺作品存在一些不当使用的现象。一些发达国家的采风者也疯狂地掠夺我国的民间文学艺术资源。例如，“木兰从军”是其一，确立科学的民间文学艺术价值评估机制。民间文学艺术价值评估的目的在于相对准确地确定民间文学艺术的价值，这对于民间文学艺术的知识产权管理、贸易及侵权保护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比较流行的评估知识产权价值的方法有三种。其一，成本法。成本法主要是指依据开发一项知识产权所花费的成本或者是重置一项知识产权所需要花费的成本。这种方法不反映从资产的所有和使用中带来的 经济 利益，相反，它只反映资产的最小价值。申言之，成本法给与知识产权所能够带来的市场收益关注不够，即它未能反映资产潜在的收益。故成本法经常适用于技术使用的萌芽期或者没有适用市场或没有获得收益的资产。其二，市场法。市场法是指无形资产通过比较在相似的市场环境下，相似资产的近期销售或其他交易方式的差别而进行的价值评估。这种方法如果在一个活跃的市场环境中是最适宜的。但大多数无形资产的交易不够频繁，无法建立以市场为评估基础并可与其他资产比较的价值评估。由于缺乏充分竞争的知识产权市场，所以无法形成有效的价格机制。其三，收益法。收益法是根据知识产权未来所能够产生的收益来进行估价的。这种方法应用最广，因为使用收益法进行价值评估所必需的信息通常相对精确并且很容易获取。根据收益法，一项资产的价值是指给资产所有者带来的未来经济收益的现有价值。这种方法要求对由于知识产权而产生的未来收益流的预测，对未来收益流期限的估价预测，以及对收益流相关风险评估。虽然收益法由于包含多项评估，看起来没有成本法精确，但是评估需要的信息可以被精确地开发和确定。这种方法额外的好处是它具有通过参数调整进行的敏感性分析，这样可以更好地理解在特别情形下价值评估各种因素的重要性。[15] 由此可见，成本法和市场法都有较大的局限，成本法只适用于某些特殊的资产，市场法则依赖于较为充分的信息披露，而收益法的应用范围更广，更为适合知识产权价值的评估，[16] 自然 也适合民间文学艺术的价值评估。但是，民间文学艺术的价值评估相对于专利权和商标权而言较为复杂。专利权和商标权一般涉及两种贸易形式，一是整体转让，二是许可使用，所以专利权和商标权的评估一般只涉及专利权和商标权整体价值评估或者许可使用权价值评估。而民间文学艺术权利的内容和交易形式都要丰富的多，它涉及权利人的精神权利和财产权的问题。以财产权为例。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人既可以进行著作财产权整体转让或许可使用，也可以选择财产权当中的一项或几项进行转让或许可使用。如果将每一项权利（或者与其他权利一起）的转让或许可使用作为一种交易形式，按照数学中排列组合的 计算 方法，著作财产权一共可以呈现中的交易形式将令人惊奇，这是商标权与专利权所无法比拟的。而每一种交易形式都涉及评估问题。由于著作权中不同权利的赢利模式不同，在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时，应根据不同的赢利特点进行计算。 其二，引进集体管理制度。民间文学艺术集体管理制度，是指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人授权有关组织代为集中管理著作权、邻接权的制度。民间文艺集体管理制度是实施版权法的重要手段。 网络 数字技术的 发展 引起了民间文学艺术表达形式的载体形式、使用方式和传播手段的巨大变化，权利人在行使权利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对其权利不能控制或难以控制的情形。多数情况下，权利人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网络侵权事实的存在，即使知道侵权事实的存在，出于讼累及诉讼成本的考虑，也很难逐一去主张权利。采用集体管理组织的形式无疑可以弥补以上的不足。可以说，如果没有集体管理，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人的权利行使有一半以上将会落空。 从性质上讲，著作权集体管理是一种民事权利管理制度，是信托的一种具体形式，[18]即权利人将自己作品的版权一并转让给集体管理组织。采取信托方式的最大优越性在于，集体管理组织根据著作权人的授权，能够以自己的名义来行使所管理的权利；同时，集体管理组织具有独立的诉讼主体资格，能够以自己的名义向侵权人进行包括诉讼、仲裁在内的 法律 交涉，这对于维护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人及其传承人的正当权益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需要指出的是，前述的法定制度表面上似乎与集体管理制度相冲突。其实，法定制度所要解决的是权利主体民事行为能力欠缺的问题，集体管理制度则是权利的具体行使方式问题，两者的目的和价值取向不一样，但是二者结合起来，能相得益彰，充分保障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人权利的实现。 结 语 当前，我国学界对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存在“综合保护模式与单一保护模式”、“直接保护模式与间接保护模式”、“著作权保护模式与特别权利保护模式”及“现行著作权模式和经有限修改的著作权模式”[19]等理论分歧，争议的焦点则集中在“特殊权利保护”与“著作权保护”这两种模式的选择上。从法理层面来分析，我国《著作权法》第6条回答了两个问题：其一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实行著作权保护；其二是授权立法的问题，即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办法或措施由国务院“另行规定”。据悉，我国《民间文学艺术著作权保护条例》已纳入了国务院立法规划。诚然，即便将来有了民间文学艺术的著作权保护条例，但民间文学艺术毕竟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存在诸多不同。同时，民间文学艺术也不同于一般的财产权客体，它既包含有形资产，又包括无形资产，既包括个人财产利益，也牵涉到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开发和利用还需要理论研究的更加深入和司法实践经验的进一步积累。 文学艺术论文:研究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立法保护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得到越来越大的重视，拟就内涵、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办法予以分析，希望能够为我国民间文学艺术相关制度的出台有所裨益。 关键词：民间文学艺术作品　著作权法　法律保护 一、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内涵分析 我国现行的《著作权法》第6条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条规定：“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创作成果。”我们发现作品的定义是要求“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这些要求显然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进行界定有很大的难度。 我们知道大部分知识都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但其不断地发展和创新出新的知识。以民间文学艺术的历史题材创造出来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和原先的素材是分开的，具有确定的创作主体和特定的表达形式，但是这两者之间有时重叠性比较大，界限模糊，难以区分。这是我们探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也是我们进一步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规制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 刘春田认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指由某社会群体（而非个人）创作的流传于民间的歌谣、音乐、戏剧、故事、舞蹈、建筑、立体艺术、装饰艺术的文学艺术形式[1]。笔者认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指特定民族或区域的社会群体集体创作，通过口传心授、模仿等方式，在本区域内世代流传的、反映本地域的传统文化、风俗习惯、群体特征、自然环境等特有成分，又不断的为群体发展的文学艺术作品。列举式规定可吸收和借鉴《示范法条》的典型表现形式，具体表述为：1）故事、诗歌、谜语、谣谚、传说、寓言、神话以及其他口头或书面民间文学作品；2）民歌、戏曲、器乐以及其他以音乐形式表达的民间艺术作品；3）舞蹈、游戏、民俗活动以及其他以活动形式表达的民间艺术作品；4）皮影、剪纸、绘画、书法、服饰、器具、代表性建筑以及其他以有形形式表达的民间艺术作品。 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一）不确定的权利主张主体 民间文学艺术体现的智力创造成果是一个群体的，而不是任何特定的个体，它“最原始的创作者可能是某个人或某几个人，但是随着历史的推移，它逐步变成了某一地区、某一民族整体的作品，其作品所有权和著作权应该属于产生这些作品的群体，而不是任何特定的个体”[2]，这会导致谁是真正的权利主张者的问题。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整个民族或地区的文化财富，“有些民族或群体认为属于本民族的作品或宗教仪式是神圣的，不愿为外人所知，若随意发表，不论其赢利与否都会严重损害该群体的精神利益”[3]。 （二）保护时间不易确定 现在各国是对于一定的知识产权予以一定年限的限制，但是民间文学艺术由于其自身价值形成的特殊性，简单地规定一个期限非但不能给予保护，这样会使相关的权利合法地被免费使用，原因就在于其在时间上的续展性和主体的不确定性。我们知道民间文学艺术是世代相传的，民间文学艺术所形成的价值是一个集体在漫长的时间跨度内形成的，每一历史单元都是文化的传播时期，也是再创作时期，因此很难认定它的保护期的起始点和终结点。 (三)保护存在很大局限性 首先，民间文学艺术就是一个民族的人创造出来并在发展中不断完善的，它存在和发展的根基就是它的广泛性、开放性，民间文学艺术更多所体现的是其群体的文化特征，注重这种文化能否得到持续存在并受到他人的尊重和认可，不被歪曲和随便利用。另外，运用知识产权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核心就在于经济权利的确立、合理的商业利用及市场价值。民间文学艺术作为特定群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又无法行使专有权是令人遗憾的，特别是与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所提出的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乃至于传统知识和遗传基因等传统资源的初始意图不同。 （四）新作品与原作品的差别性 第一，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有集体性质，创作主体具有不特定性，但是运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进行再创作的作品其权利主体是明确特定的，他们根据其对民间文学艺术的理解，经过改编整理，创作出的作品在表现形式上区别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体现出创作者的个性特征。第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形成于民间，具有长期性，而再创作作品是“作者在运用已有的民间文学艺术的基础上产生的，它的产生必须依赖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4]，它们是源与流的关系。第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在经历几代人的发展完善过程中，不断地注入新的内容，虽有创新，但还保留着原有风格特色，而再创作作品想要受《著作权法》保护，必须具备一定的独创性。因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与根据其进行再创作的作品的区分把握也是需要解决处理的一个问题。 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建议 （一）明确著作权的主体 针对主体不确定的问题，我们可以在民族聚居地或地方设置例如××民族理事会、研究会、××地区会所等形式，来研究整理本民族本地区的民族文学艺术作品，从而使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得以保护并发扬光大。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内容广泛、博大精深，根据其内容、表达形式、体现的特色等可以明确属于某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的，如某个民族特有的民间习俗、故事传说，像属于全体赫哲族群众的《想情郎》等，可以由该民族的理事会、研究会来代为行使整个民族对此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等权利，国家可以规定文化行政部门主管该项工作，各民族理事会可以将本民族特有的文化遗产—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等经过整理，报经文化行政部门登记备案。 （二）明确改编者的权益 我们可以由国家文化行政部门负责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不受任何人的歪曲、篡改和丑化，鼓励改编整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但是改编者和整理者对其改编整理后形成的新作品必须注明来源出处，并且要向一定的部门支付一定的许可使用费。任何人都不得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据为己有，也不得反对他人对其重新进行改编和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基础上进行再创作的个人或组织，应尊重产生该作品的民族或群体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不得歪曲原作品，不得给产生该作品的群体造成精神伤害。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或经改编创作而形成的作品不得向外国人卖断著作权。同时私人、集体所有的非常重要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料和实物，坚决禁止出售或转让赠于给外国人。 （三）无期限保护 《著作权法》第2章第3节“权利的保护期”中规定了权利保护期为作者生前及死后50年，合作作品到最后死亡的作者的死后第50年的12月31日，这都有明确的期限。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它在历史长河中不断的经人们改进，再创作流传数年，认定它的起始与终结不易，以至无法从事实上来确定它的最后一个创作者，来确定它的保护期限了。而且，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一个民族、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不能抛弃丢失它，更不能确定一个期限来保护它而其他时间任由他人任意践踏它。因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从事实上和民族感情上来说，它的保护期限都应该是无期限，无期限保护我们丰富多彩、宝贵的文化遗产。 （四）使用上采取许可使用和收费制度 让文化行政部门实行行政许可制度，它也可以将其部分权利下放由各民族理事会、研究会来许可，但是要向有关部门备案登记。另外，还应根据不同情况进行收费。明确属于某民族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使用费用由该民族理事会收取，提取其中少量部分上交国家文化行政部门，该许可使用费除支持理事会的基本运作外，主要用于宣传和弘扬民族民间文化，组织专业人士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进行整理和研究，采取各种方式进行传播，使更多的人知道了解它，还可以与地方政府等联手搞项目，像建旅游基地、度假村，让游人身临其境感受某个民族的民族风情等。 面对保护传统的民间文化这一公众性课题，一方面，要利用现行知识产权制度，在传统知识和知识产权相结合方面作出应有的贡献。另一方面，应积极地在知识产权制度以外，运用多种法律诸如文物保护、旅游管理等国家立法和地方立法，以及公共政策的扶持如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民间传统文化资料的收集、整理、保存等项措施，更重要的，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不仅是商业上的开发和利用的，而是以保持、尊重与弘扬为直接目的。 文学艺术论文:从语言的模糊性看英语文学艺术作品的翻译 1. 前言 在古往今来的文学艺术作品中，但凡经典美文都不乏模糊性的语言，而且语言的模糊性在当代翻译界也是众多研究学者热切关注的重点课题。从总体上来看，无论是在文学艺术作品当中，还是在人们日常的交际用语中，语言的模糊性均占据着不可或缺的地位，特别是在英语文学艺术作品的翻译过程中，由于受到多种多样因素的影响，很容易会造成翻译者在翻译英语文学艺术作品时，无法将原文的主旨精确地翻译出来。所以，研究语言的模糊性，使翻译者能够采用正确的英语翻译策略来应对因语言的模糊性所引起的歧义，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2. 模糊性语言的涵义 语言的模糊性有着悠久的历史，而定义语言的模糊性的历史第一人是皮尔斯。皮尔斯认为，当对同一种事物有着几种可能性的理解时，即便讲话者已经进行了十分周密和认真的思考，但是却仍然无法对这个事物的归属性进行确定，那么就可以说这个失误是模糊的。实际上在人们日常的交际用语当中，模糊性通常是指不明确性，极易使人产生多种多样想法。虽然语言的模糊性具备着显著的不确定性，但是因为人们长期的使用，因而已经逐渐地形成了一种自觉，而且语言的模糊性地使用并不会对交往目的的实现产生影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响。所以，语言的模糊性也可以这样定义：语言的模糊性是语言自身所具备的属性，是长时间人类社会使用语言不断积淀所形成的认识方式，而且属于不确定的一种表达方式。 3.模糊性语言的主要类别 作为一种语言本质属性的模糊性语言，其在各种语言形式中极为常见，比如词、短语以及句等等。一般可以把模糊性语言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别。 3.1言外之意所造成的语言模糊 在很多英语文学作品当中，有些英语原文在字面含义以外都有着一定的弦外之音，必须借助于上下文的结合才能这些弦外之音推断出来，这些迫切地要求英语翻译人员必须十分熟悉原语的文化。有些看起来表达十分准确的话语往往也极有可能因各种原因而造成语言模糊。在人们的日常交际用语中，人们通常会在不知不觉中对语言附加言外之意，语言的模糊性便由此产生，但是这并不会影响到说话者的表达，相反还会使得语言的表达显得更为生动。 3.2模糊性语言的使用造成信息模糊 3.2.1模糊词 几乎所有词性的词基本上都可以具备一定的模糊性，比如模糊形容词包括“漂亮的”、“清晰的”和“年少的”等；模糊名词包括“早晨”、“将来”等；模糊数词包括“部分”、“好多个”等。从这些模糊词当中，可以看出要想使用模糊词，那么就必须有一个确定的参照物。 3.2.2模糊限制语 就模糊限制语而言，其使用范围是十分广泛的。模糊限制语往往会与精确的语言结合使用，以便于使得语言的精确性有效地转变为语言的模糊性。模糊限制语与模糊词有着很大的不同，模糊限制语本身的语义较少，对语言情景有着较大的依赖性。历史上使用模糊限制语最早的学者是拉可夫，在拉可夫《语义标准和模糊概念逻辑的研究》一书中，拉可夫把模糊限制语定义为：将事情弄得更不模糊或者更加模糊的词语。比如，he is two years old. he is about two years old. 在这两个句子中，正是因为使用了“about”，使得本来对年龄表述非常精确的语句转化成为了模糊的句子。英语语言中有着非常多种类的模糊限制语，比如a little bit， more or less， a kind of等等。所以，翻译者必须对英语语言当中的模糊限制词加以全面地掌握。 4.英语文学作品中模糊性语言分析 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文学语言非常重要的特点在于其形象性。读者是通过头脑中的再造想象来欣赏文学作品的，而这种再造想象正是以模糊性为特征。文学作品中模糊语言的使用大大拓展了读者的视野和想象空间，也彰显了文学作品的魅力。《王子复仇记》中“to be， or not to be”短短几个单词引起了读者无尽的揣测和解读，或许正是这六个单词如此有生命力的原因所在。 中国文学作品中成功运用模糊语言的例子可谓俯拾即是。以经典文学作品《红楼梦》为例，曹雪芹在描写小说中的主要角色时，常常借助模糊语言向读者展示人物形象，同时也展现了模糊语言的魅力。例如，宝玉：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鼻如悬胆，睛若秋波，虽怒时而似笑，即嗔视而有情；项上金缡缨络，又有一根五色丝绦，系着一块美王。 模糊性作为语言的本质属性，可以在语言的不同层面即单词、短语和句子中得以展示。本文拟从单词和短语两个层面来分析模糊语言的翻译策略，有关模糊句子的翻译策略将会另作论述。其原因之一在于英语句型和句法结构复杂多变，这就决定了仅是通过三种翻译策略很难达到翻译好模糊句子，尤其是复杂的模糊句子的目的。另一方面，对于句子的翻译，很大程度上要落实到单词和短语这两个基本语言层面的分析上。 世界各民族文化中必不可少的精粹便是文学艺术作品，文学艺术作品是文化艺术的一大瑰宝，而对文学作品的原汁原味翻译是广大翻译者长期以来的最大心愿。就英国知名小说家萨克雷的作品《名利场》来说，它充分地向人们展示英国十九世纪中上层社会的景象，当前我国已经有许多部小说的翻译版本，但是被翻译学界公认为最好的翻译版本就是杨必所翻译的。因为《名利场》一书中有着非常多的模糊性语言，因此这本书的翻译难以准确地进行把握，而杨必却很好地对此书中的模糊性语言进行了处理。所以，下文我们将结合杨必对《名利场》的翻译对语言的模糊性加以探究。 4.1糊词语的翻译 举例1：guff goes home every saturday， but can not this， because he has 2 black eyes.此句当中的black一词是属于颜色词。在英语翻译中，颜色词所表述含义的界限相对来说较为模糊，因为颜色自身就属于一个整体。所以，不同的民族都会对不同的颜色有着不尽相同的理解，所使用的词语也是不同的。原文当中的眼睛因被打而变得“black”，而若翻译为黑色的话，那么就难免有歧义的产生，比如中文当中的眼睛变黑，既可能是由于熬夜所导致的，也可能是由于长时间缺乏睡眠所导致的，而被打“黑”，中文中一般用“青”来进行形容，比如中文词语“鼻青脸肿”。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存在着非常多类似的例子，比如black coffee表示的是清咖，dark tea表示的是浓茶，green man表示的是新手等等。 4.2模糊语义的翻译 通常很多句子看起来翻译很容易，但是在这些句子中一般会潜藏着一定的言外之意，我们将这种类型的翻译称为模糊语义的翻译。比如“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日行千里”等，这些语句当中的“千”并非指的是我们平常说的一千，而表示的是模糊性的含义，表示的是距离长、多的意思。模糊语句的使用能够使得文学艺术作品更加地富有表现力，对模糊语句进行翻译能够考量出翻译者的实际翻译能力和翻译水平。 5.结束语 总而言之，语言的模糊性虽然对英语文学艺术作品的翻译造成诸多的障碍，但是合理地运用语言的模糊性能够使作品更具特色，并且使读者对作者的意图更为理解。所以，必须结合文学作品自身的特点及作者意图、文化背景、时代背景对等情况文学作品进行翻译，以便于使英语文学作品实现其自身的艺术魅力。 文学艺术论文:文学艺术多元化 【摘要题】问题与思考 【关键词】主导文化/高雅文化/大众文化/民间文化/多元化生 文化，是当前学术界持续思考的热点之一，牵涉到历史与现实、中国与外国、古典与现代、全球与地方、政府与民间、精英与公众等许多方面，因而不无道理地一再引发种种讨论或争论。这些探讨对于我国文化的发展是有益的，不过，其中留下了一个有待我们去填补的空白：当前中国文化的层面。在一种特定的文化内部，总会存在着若干种不同的文化层面，它们之间组合成为一个相互对立而又相互共生的整体。梳理这些文化层面，考察它们之间的具体关系，对于这种文化的整体发展是有益的，这尤其会有助于建构这种文化的基本价值系统。那么，就当前我国文化的基本构成来看，我们的文化中究竟有哪些层面呢？它们之间结成何种关系？问题就提出来了。我在这里不打算普遍地纵论文化层面，而是着重从文学文本的文化层面角度来加以分析，即透过文学的文化层面而为揭示普遍文化层面提供具体的想象性模型和个案。因为，文学是文化中最富于表现力的想象性形态，完全可以承担透视普遍文化层面的任务。 一、文化及其层面 文化(culture)的定义历来很多，这里仅仅采纳德国哲学家卡西尔(ernstcassier,1874-1945)的界说：文化是人类创造和运用符号(symbol)的领域，包括神话、宗教、语言、艺术、历史和科学等形态，它主要处理人类生存的意义问题（注：参见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81、288页。）。也就是说，文化是人类的符号表意系统，人类通过自己创造的符号系统去表达生活的意义。而文化是一个历史性概念，每个民族及其特定历史时段都有其独特的文化状况。一定时段的文化应是一个容纳多重层面并彼此形成复杂关系的结合体（并不一定就是统一的整体）。而就中国目前的情形来说，这种容纳多样的文化结合体往往有4个层面或形态（注：我自己在过去一度将审美文化分为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三种（见《从启蒙到沟通》，《文艺争鸣》1994年第5期），后来认识到不能忽略民间文化的存在。）：主导文化、高雅文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从文化价值看，这4个层面之间本身是无所谓高低之分贵贱之别的，关键看具体的文化过程或文化作品本身如何。每一层面都可能出优秀或低劣作品，无论它是主导文化和高雅文化，抑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上面的4个文化层面往往会渗透或显示在具体的文学艺术文本中，这就有文艺文本的文化层面。具体说来，这4个文化层面有可能同时并存于同一个文本中，这要求我们细心分辨各种文化层面在文本中的存在状况及其相互关系；但是，更有可能的是，它们中的某一种会在文本中居于相对主导的地位，这就使得我们有可能划分出文艺文本的文化层面：主导文化文本、高雅文化文本、大众文化文本和民间文化文本。 1.主导文化 主导文化文本是指体现特定时代的群体整合、秩序安定或伦理和睦需要的文化形态。这种文化文本的一个主要特征是教化性，也就是直接或间接地传达统治群体制定的社会规范，以便教育、整合或感化社会公众。每个时代的统治群体都会有意识地书写或制作这种文本，并大力鼓励原来属于高雅文化的文人作家来参与这种旨在巩固统治性规范的书写工作，再借助行政手段加以传输和推广，以便更有效地利用文学特有的审美感染力去达到教化公众的目的。自汉儒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统治群体对文学的控制或支配作用就获得了明确的合法性，从而推演出文学承受主导文化引导的历史。需要注意，主导文化文本并不一定只要直接的或者甚至赤裸裸的教化性，而可以把教化性掩映在富有感染力的审美表现中。诸葛亮的《前出师表》和《后出师表》正是古典主导文化的典型范本。《前出师表》首先陈述了蜀国的“危急”情势，表达了一下自己“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的忠心，提出“开张圣听”、“亲贤臣，远小人”等等一系列的社会整合以及国家安定的方针政策。接下来，他又坦诚地表述了自己对君王的耿耿忠心，发出“北定中原”、“兴复汉室”的铮铮誓言，从而近乎完美地表达了一个臣子为报答主子的知遇之恩而全力以赴的忠诚之心和献身精神。最后他在《后出师表》里立下誓言——“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在这里，主导文化所追求的群体整合、秩序安定和伦理和睦等目标，以及个人的尽忠报恩之心都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就当代来讲，影片《生死抉择》(2001)也可以说是当代主导文化的代表性文本。它讲述了当今中国公众普遍关心的“反腐倡廉”故事。主人公海州市长李高成在中央党校学习一年后回来，立即被卷入自己工作过的中阳纺织厂工人的集体请愿风波中，由此引发出自己也被牵连进去的重大腐败案件。李高成面临一个“生死抉择”：是把自己交给廉政还是留给腐败？作为一个关键人物，他的自我抉择确实成了事件进展的关键：只有他作出正确的抉择，才能确保廉政一方的成功。他在市委副书记杨诚的协助和省委万书记的支持下，经过短暂而艰难的思索，战胜了自我，作出正确的抉择，起来斗倒了以郭中姚为首的“腐败集体”，并由此挖出了其后台省委副书记严阵等，从而夺取了反腐败斗争的胜利。这部影片鲜明地反映了当今主导文化关于社会群体整合和秩序安定的要求。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主导文化历来扮演着群体整合等重要角色，至今仍然如此。不过，主导文化也需要不断更新、发展，体现**性，并且让自身的权威不是强制而成为令人倾心服膺的感动。 2.高雅文化 高雅文化，有的称“精英文化”，是指主要表达知识分子的个体理性沉思、社会批判或美学探索旨趣的文化文本。这种文本往往从知识分子或文人的个体立场和视角出发，去从事独特的形式变革，以便在这种新形式中传达对于社会生活的理性沉思、社会问题的批判性观察。这种文化文本的主要特征有三点：形式创新、社会批判和个性化追求。 第一，形式创新。高雅文化文本总是善于总结前人的形式惯例，并从现实生活和民间文化传统中吸到资源，创造出新的原创性形式。因而在高雅文化文本里，形式上创新的特征往往格外突出。例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习惯于说“我轻轻地来了又走”，而诗人徐志摩在《再别康桥》(1928)里则打乱了这一日常语言顺序，转而说：“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把状语“轻轻”前置，先说“走”，而后说“来”，并破例出现三次重复。这种形式创新有什么意义？下面不妨完整地感受全诗，尤其注意体会志摩式“轻悄”：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那榆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后面几节注意选用与“轻轻”合拍的表述轻柔妩媚事物的词语，如“金柳”、“新娘”、“波光里的艳影”、“软泥”、“柔波”、“水草”等，而且结尾还有“悄悄”的三次重复，造成首尾呼应的效果。这就使得全诗都呼应着“轻轻”和“悄悄”，带来了语言形式上的整体创新，使本来司空见惯的日常表述语句竟突然间获得了新奇而别致的意义。我把这种语言形式称为志摩式“轻悄体”。读者因为志摩式轻悄体而可以获得一种新奇的意义体验。文学史和文化史容易忽略“我轻轻地来了又走”这类平常的陈述，但却可能永远地记住独特的志摩式轻悄体。其实，这里的“康桥”对诗人本人来说可能是确定的，但对读者来说却可能无限丰富而不确定。每一个读者都可能有自己心目中的永远留恋的“康桥”。他们用自己的活生生的生存体验去填充形式独特的“轻悄体”，从而形成了内心深处的深切共鸣。这可能正是这首诗得以长久流传的一个原因吧？ 第二，社会批判。知识分子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以强烈的责任感自觉地关心社会问题，大胆针砭时弊，揭露社会的痼疾。当然，知识分子作家创造的高雅文化文本，不仅体现出对社会问题的深切关怀和忧思，同时还可能展示出他们的社会乌托邦构想。他们有时可能不合时宜，甚至不见容于当世，但历史却会永远记住他们独特的文化贡献。杜甫的许多诗正是这样的杰作。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和《彷徨》把批判的锋芒指向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现实，无情地揭露其中隐伏的复杂矛盾，产生了深刻的社会批判效果。现代诗人臧克家的诗《有的人——纪念鲁迅有感》(1949)这样说：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骑在人民头上：“呵，我多伟大！”／有的人／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有的人／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有的人／情愿做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有的人／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有的人／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民把它摔垮；／给人民做牛马的，／人民永远记住他！／把名字刻入石头的，／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只要春风吹到的地方，／到处是青青的野草。／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人，／他的下场可以看到；／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着的人，／群众把它抬举得很高，很高。 这首诗的语言明白如话、通俗易懂，但字字铿锵有力，如匕首或利剑令“有的人”胆寒，如春风化雨令“有的人”获得慰藉。既是一支崇高人格赞歌，更是一篇声讨一切“人民公敌”的战斗宣言，产生出明显的社会批判效果。 第三，个性化追求。与主导文化文本突出教化性不同，高雅文化文本着力书写知识分子的个性化追求。个性或个性化是高雅文化文本的显著特征之一。知识分子当然要关注社会问题，但这种关心往往是从他们自己的个性角度出发的。他们以独特的个性化心灵去体验生活，解释他们所“发现”的生活真相，展示他们对未来的想象和幻想。他们有时当然可能有个人偏见，但这正是高雅文化文本的一个必然伴随物。有时，这种偏见或者“刻薄”正可能具有独特的历史深度。而如果没有这种鲜明而又独特的个人伴随物，高雅文化就失去其独特魅力了。例如，鲁迅在《狂人日记》里这样写道：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坚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鲁迅借“狂人”之口喊出的这些“疯话”，初看起来极不“真实”。因为，似乎任何一位稍有常识的人都不会同意说，中国数千年历史的特点就只是“吃人”。人们会质问说这是对中国历史的“歪曲”、“丑化”或“全盘否定”。但如果联系当时的文化语境看，就可能不得不承认：这些表面看来充满偏颇甚至“别有用心”的疯言疯语，其实正是鲁迅以其个性化视角对“五四”时期中国历史症候的冷峻地“诊治”。中国文化传统当然有值得肯定的“灿烂”之处，但对当时的鲁迅来说，要紧的却不是去歌颂而是去剥露。可以说，“狂人”形象及其“吃人”表述，充分地体现出鲁迅的形式创造和社会批判的个性化特征。高雅文化可以集中代表特定时代文化中的理性元素和创造性力量，体现真善美的运行方向。但它也容易流于僵化或神秘化。 3.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文本是指工业化和都市化以来运用大众传播媒介传输的、注重满足普通市民的日常感性愉悦需要的文化文本。 大众文化文本具有自身的与主导文化文本、高雅文化文本和民间文化文本不同的特征。 第一，信息和受众的大量性。利用现代大众传播媒介（如电影和电视）成批地制作和传输大量信息并作用于大量受众，是所有大众文化文本的一个基本特征。“大量”是其优势，但贪多图大往往对公众造成传媒的“暴力”。 第二，文体的流行性和模式化。一种大众文化文本在开初总是善于吸收高雅文化文本和民间文化文本等的某些特点，创出原创性新模式，随即迅速地通过批量化生产而流行开来，从而变得模式化了，并引来众多摹仿之作，如《一封家书》之后有《祝你平安》、《常回家看看》等一批仿作。流行是大众文化文本的必然特征，但流行的结果就是模式化，而模式化则又距“老化”或“僵化”不远了。 第三，故事的类型化。在一部电影剧本或电视剧剧本中，好人与坏人、情人与情敌、由顺境转逆境或相反等故事，都是按大致固定的类型“打造”的，从而有武打、言情、警匪、伦理、体育等众多类型片、类型剧。这与高雅文化文本注重“典型”或“个性”是不同的。不仅影视甚至流行音乐，往往都是按明星的类型化特点“定做”的。 第四，趣味的日常性。与欣赏高雅文化文本带有更多的个体精神性不同，公众对于街头广告、电视剧、流行音乐、时装、畅销书等大众文化文本的接受，是在日常生活的世俗环境中进行的，往往与日常生活过程交织在一起，满足公众的日常生活俗趣。这种日常性固然可以使艺术打破神圣或神秘性而与公众亲近，但又容易使艺术变得低俗、庸俗或媚俗。 第五，效果的愉悦性。大众文化文本无论其结局是悲或喜，总是追求广义上的愉悦效果，使公众的消费、休闲或娱乐渴望获得轻松的满足。影响《红衣女郎》通过一个事业成功、家庭美满的中年男性与一个红衣女郎的恋爱经历，带给公众一场日常趣味的满足。冯小刚近年拍摄的贺岁系列影片，《甲方乙方》、《不见不散》、《没完没了》和《大腕》，就是当前大众文化的一个典范实例。它们都围绕葛优这位戛纳影帝而编造故事，打造出由他扮演的类型化系统形象，满足公众的时尚趣味。 我们不妨来看看近年广泛流行的通俗歌曲《常回家看看》。这首歌是在1998年创作出来的，在1999年的联欢晚会上进行表演，从此风靡大江南北： 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带着笑容，／带上祝愿，／陪同爱人常回家看看。／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爸爸张罗了一桌好饭。／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帮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团团圆圆。／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给爸爸捶捶后背揉揉肩。／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一辈子总操心就奔个平平安安。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歌词很是普通，用高雅文化的经典看法来讲，真可以说是一点“诗意”或“审美”意味都没有。大家不妨把这其中表述的“回家”的含义与朦胧诗中的“回家”比较一下。 梁小斌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那是十多年前，／我沿着红色大街疯狂地奔跑，／我跑到郊外的荒野上欢叫，／后来，／我的钥匙丢了。／／心灵，苦难的心灵／不愿再流浪了，／我想回家，／打开抽屉、翻一翻我儿童时代的画片，／还看一看那夹在书页里的／翠绿的三叶草。／／而且，／我还想打开书橱，／取出一本《海涅歌谣》，／我要去约会，／我向她举起这本书，／作为我向蓝天发出的／爱情的信号。／／这一切，／这美好的一切都无法办到，／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天，又开始下雨，／我的钥匙啊，／你躺在哪里？／我想风雨腐蚀了你，／你已经锈迹斑斑了。／不，我不那样认为，／我要顽强地寻找，／希望能把你重新找到。／／太阳啊，／你看见了我的钥匙了吗？／愿你的光芒／为它热烈地照耀。／我在这广大的田野上行走，／我沿着心灵的足迹寻找，／那一切丢失了的，／我都在认真思考。 在这里，“家”代表着高雅文化诉求的精神家园。那里有“儿童时代的画片”、“翠绿的三叶草”，还有德国浪漫诗人海涅的歌谣。这种精神富足是他征服爱情的制胜法宝。实际上，在高雅文化系统里，“家”常常就是那种在现实中难以实现而又弥足珍贵的至高精神境界的象征，相应地，“回家”成为寻找或追求那在现实中难以实现而又弥足珍贵的精神境界的行为的象征。 但在《常回家看看》里，“家”却早已“丢失”了这种至高无上的“精神”含义，而转变成一种日常家族亲情的象征。“回家”，是日常家族亲情的实现的象征。这首歌完全没有了高雅文化那种内在精神性，那种经典“诗意”；甚至也没有《涛声依旧》那种对于经典诗意的怀旧式宣泄，而用的是日常生活中的语言，诉说的是日常家族亲情。但是，为什么它会流行开来呢？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常回家看看”，一声充满亲情而又温和的规劝或鼓动，胜过千言万语、千呼万唤，煽动起、催动着千千万万男男女女的无定焦虑和思家情怀，使得他们不远千里万里排除千难万难也要奔回父母的身边实现短暂的团圆。“回家”是来自过去的生活地点及其固定生活记忆的无意识召唤，表面看来构成对当下无地生存与流动性格的一种否定和一种回归，但实际上却是对流动性生存形成一种肯定。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对无地生存、流动生活的否定，恰恰是通过地点流动本身来完成的，从而就形成以流动否定流动的奇特悖论，结果是使地点流动无尽地再生产下去。同时，“回家”而不是“在家”，“回家看看”而不是“在家呆着”，表明无地焦虑以及流动生存注定了会循环往复地持续下去，从而不停顿地再生产出人们的“常回家看看”这一日常生活欲望。道理很简单：愈是流动在外的游子，对“家”的记忆才会愈益珍视，他们的“常回家看看”的无意识渴望才会因被压抑而变得愈益强烈，从而推演出“常离家生活”又“常回家看看”的互动型生存轨迹，形成流动——回家——再流动的循环圈。诚然，这首歌并没有在字面上特别强调地点的重要性，但实际上，整首歌在其字里行间都在述说着人们的一个日常现实——流动、流动、再流动，以及由此而生的种种生存体验。无论如何，在《常回家看看》的旋律中，这种无地焦虑和流动生存已经推演成为当前中国人的一种普遍命运和自主选择。这首歌曲让公众在轻松的愉悦中体验到渗透于日常生活的无所不在的无地焦虑和流动生存现实，其作为大众文化作品的效果已显露无遗。 流动人口是指在某一时间范围、居住地发生跨越一定地域界限变动的人。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登记了每个人的常住地及其户口登记地，从而统计出全国流动人口已达到1.2107亿，这个统计数字显示了流动人口在中国社会的强大比重，从而为我们理解《常回家看看》得以深入人心的原因提供了有力的社会学证明。《常回家看看》的歌词很是普通，它的流行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家庭温情对于流动人口的召唤。它使得很多打算回家看看的人的回家行为变得合理化和合法化，使得本来没有计划或无法回家的人产生出回家看看的强烈冲动，也使得实在没有办法回家的人选择在电话或者在想象中满足自己回家的愿望，同时，它也可能使正在回家路上的人们的漫长而艰辛的旅程中变得充满家庭的温馨。显而易见，大众文化是为了满足日常生活的娱乐趣味。 上面的特征，规定了大众文化文本的社会功能：以大量的信息、流动的和模式化的文体、类型化的故事及日常氛围来满足大量公众的愉悦需要。使大量社会公众获得感性愉悦，让他们安于现状，这是大众文化的基本功能。大众文化在当代可以集中代表文化的日常性、感性和稳定性，是文化趋于稳定的重要因素；但另一方面，它本身也容易自我复制，以至于丧失创造力。 大众文化是否只是具有消极作用？持这种看法的人常常依据如下论点：普通公众完全受到大众文化的欺骗性操纵或暴力强制，无法进行任何反抗。下面一种不同观点值得我们注意。 与法兰克福学派全盘否定大众文化不同，英国“文化研究”代表人物斯图尔特 #183;霍尔(stuarthall)提出一个著名观点：公众对电视节目可以有三种解码立场。一是统治性－霸权性立场(dominant-hegemonicposition)，完全受制于制作者的意图控制；二是协商性符码或立场(negotiatedcodeorposition)，可以投射进自己的独立态度；三是反抗性符码(oppositionalcode)，站在对立面瓦解电视意图（注：斯图尔特 #183;霍尔：《电视话语的编码和解码》，据西蒙 #183;杜林(simonduring)编《文化研究读本》(theculturalstudiesreader)，伦敦1993年版，第100-103页。）。这表明大众文化决不是铁板一块，公众既可能淹没也可以寻求自己的主体性。 一个合适的例子是，2001年春夏之交，中央电视台播出电视连续剧《笑傲江湖》。这引来全国电视观众的各种各种反应，批评、指责、讽刺、谩骂充斥着网上和其他媒体，这是制作者们始料未及的，也是媒体事前所无法预料的。观众的如此激烈的反对声浪，在中国电视剧的播映史上应是空前的，而各种媒体的重点报道也是前所未有的，这突出地证明了观众对于大众文化文本解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折射出此时的社会文化心理状况。所以说电视剧《笑傲江湖》好，好就好在对制作者意图的抑制和观众能动性的揭示上。这典范地说明，大众文化文本的社会功能和反响是复杂多样的，应具体分析，不能单凭制作者意图而断定它的优劣好坏。这同时也可以提醒那些轻视或否定大众文化的人们：公众中有可能蕴藏着对于大众文化进行反抗的能量，而这种反抗并不简单地来自大众文化之外，而就存在于它之中。也就是说，大众文化本身就可能是自反性的，即它可以自己反对自己、自己解构自己。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大众文化总想投观众所好，让观众有一种主人翁的感觉，显得比故事中的人物高明，从而使观众有时可以轻易地看穿制作者的意图或把戏，并站出来毫无顾忌地以常识为武器加以揭露。相比而言，高雅文化文本在语言、形象及其意义等方面要复杂一些，接受起来要艰难一些。 4.民间文化 民间文化文本是指体现普通民众日常通俗趣味的、带有传承特色和自发性的文艺文本。民间文化虽然与大众文化在通俗性和娱乐性方面颇为相似，但却不是像大众文化那样采用大众媒介、按市场行情和流行趣味成批生产的，而是往往与前辈具有传承关系，从日常生活中自发地生长出来，带有自娱特点。普通民众没有多高的文化教养，关注的主要不是知识分子标举的那种个体意识、自我实现欲望，而是日常生活过程及其自娱效果。 南朝民歌《三峡谣》说：“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注：见《水经注 #183;江水注》，引自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选注《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下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3页。）说的是早上开船看见黄牛，晚上停船也看见黄牛，走了三天三夜，还是看见黄牛。“黄牛”在这里直接代指“黄牛滩”，是长江三峡西陵峡西边的险滩，滩边峭崖上有石纹如人背刀手牵黄牛，所以得名。《三峡谣》正鲜明地体现了民间文化文本的特点：所用语词都是日常生活常用的，讲究上口易记，注重日常生活氛围的渲染。长达三天三夜的行船生活，本来是可以丰富多样的，但这里却只能在同一时空区域里重复进行，这可以说清晰地显示了船夫日常生活的单调性和重复性。当然也可以换个角度看，得出另一层理解：三天三夜的艰难的逆水行船生活，竟然不过是围绕着同一个“黄牛”峭崖进行，终究无法走出“黄牛”的眼界，这难道不是对日常生活及人的命运的一种有趣的发现？这一发现难道不可以给原来单调乏味的行船生活增添一点自娱效果？而吟唱《三峡谣》本身，正可以说是积压在心底的情感体验的激情宣泄。在这种发自内心的情感宣泄中，吟唱者本人体验到一种轻松和愉快。 民间文化有怎样的功能？恩格斯说得好：“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农民作完艰苦的日间劳动，在晚上拖着疲乏的身子回来的时候，得到快乐、振奋和慰藉，使他忘却自己的劳累，把他的硗瘠的田地变成馥郁的花园。”（注：恩格斯：《德国的民间故事书》，《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401页。）民间文化在平时可以在普通民众中起到安定、自娱等作用，而当着主导文化、高雅文化或大众文化分别面临各自的僵化和衰微困境而亟待脱因时，民间文化往往可能成为一种出奇制胜的激活的力量，甚至是革命性力量。 二、文化层面的多元互渗 上述分类只是相对的，而实际上，主导文化、高雅文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总是渗透到这4种文化的具体文本形态之中，而每一种具体文化文本都可能包含其他多元文化因素的互渗，从而形成更复杂多样的文化状况。多元互渗，在这里是指多种文化元素交叉渗透于具体文本中、使得不同文化层面之间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难以清晰地分辨的情形。重视这种多元互渗是重要的。如果只看到文化层面的分别而看不到这种多元互渗，就会把问题简单化，从而无法真正认识文化状况。 例如，主导文化影视作品往往注意吸收大众文化的一些东西。电视剧《导弹旅长》以很大的篇幅去讲述江昊、石志雄等几个主要人物的情感纠葛，以满足普通公众的娱乐需要。高雅文化文本中常常渗透进主导文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元素。王蒙的小说如《季节》系列就充满了主导文化的政治话语。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开篇第一句就写“白嘉轩后来引以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这句话在语言上是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代表作《百年孤独》的摹仿，而在效果上则试图仿效大众文化去迎合普通公众的阅读趣味。莫言的近作《檀香刑》显然从民间说唱艺术中吸取资源。大众文化中的互渗就更为鲜明。《北京人在纽约》和《不见不散》在结尾都不约而同地让漂泊纽约的主人公回归祖国母亲的怀抱，体现了主导文化的制约作用。电视剧《桔子红了》在人物语言、行为举止、服装、布景和音乐等方面都体现出高雅或“唯美”趣味，显示高雅文化已成为大众文化争取公众的制胜法宝。还有一种互渗情况：大众文化常常在调侃的意义上戏拟高雅文化以便取悦于普通公众。 《射雕英雄传》第30回《一灯大师》写郭靖护送黄蓉去寻找一灯大师治伤，一路闯过“渔樵耕读”四大高手中的前三个。面对最后的高手书生，小说这样写道： 黄蓉……见那书生全不理睬，不由得暗暗发愁，再听他所读的原来是一部最平常不过的“论语”，只听他读道：“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读得兴高采烈，一诵三叹，确似在春风中载歌载舞，喜乐无已。黄蓉心道：“要他开口，只有出言相激。”当下冷笑一声，说道：“‘论语’纵然读了千遍，不明夫子微言大义，也是枉然。”那书生愕然止读，抬起头来，说道：“甚么微言大义，倒要请教。”黄蓉打量那书生，见他四十来岁年纪，头戴逍遥巾，手挥折叠扇，颏下一丛漆黑的长须，确是个饱学宿儒模样，于是冷笑道：“阁下可知孔门弟子，共有几人？”那书生笑道：“这有何难，孔门弟子三千，达者七十二人。”黄蓉问道：“七十二人中有老有少，你可知其中冠者几人，少年几人？”那书生愕然道：“‘论语’中未曾说起，经传中亦无记载。”黄蓉道：“我说你不明经书上的微言大义，岂难道说错了？刚才我明明听你读道：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五六得三十，成年的是三十人，六七四十二，少年是四十二人。两者相加，不多不少是七十二人。瞧你这般学而不思，嘿，殆哉，殆哉！”那书生听她这般牵强附会的胡解经书，不禁哑然失笑，可是心中也暗服她的聪明机智…… 这种“胡解经书”的方式，显然属于当今大众文化惯用的经典戏拟，就是用戏谑的方式拆解经典，造成化雅为俗和以俗戏雅的效果。解读儒家经典以及对对联、猜谜语等，原是中国古代文人阶层的高雅文化传统的一个显著特征，这里却以戏拟这一特殊形式移置到现代大众文化文本中，并且与黄蓉和书生等人物的具体生活境遇密切结合起来，既有助于刻划黄蓉和书生的性格或特点，又可以向现代读者显示高雅文化传统的独特魅力。这样做，意味着使武侠小说这种大众文化形态趋于“高雅化”，从而可以跨越通常大众文化的水平而进入优秀的高雅文化的行列。事实上，金庸武侠小说具有多面性，既可俗读也可雅读，既可视为大众文化也可视为高雅文化。原因并不复杂：某些优秀的大众文化文本是可以超越通常分类的限制而兼具其他文本特征的。 三、从多元互渗到多元化生 上面只是介绍了一些文化的多元化生的例子。然而，我认为，仅仅有当前的文化层面的多元互渗是不够的。多元互渗当然比“”时那种一元独尊好，因为它尊重不同的文化因子，呈现出开放、进取和活跃的态势。然而，多元互渗毕竟没有进一步梳理出明确的文化价值系统，这就是：在这种多元文化结构中，哪些文化因子在文化价值系统分别承担着各自的使命？ 我以为，需要从初级的多元互渗走向更高的多元化生境界。多元化生，意味着多元文化因子按照理想的和合理的尺度组合成一个相互化合和生成的互动结构。我在这里提出有关具体步骤的几点初步考虑： 第一，多元共存。应当承认这种多元共存格局的合理性。这4种文化因子都需要存在，不能简单武断地以此代彼甚至以此灭彼。谁灭谁呀？ 第二，各行其道。这4种文化因子各自按照各自的规律和类型特征去发展，各自承担自身的文化功能。 第三，优化组合。在这里，主导文化中的伦理和睦、高雅文化中的个性品质、大众文化中的感性愉悦、民间文化中的群体娱乐等因子，可以着力组合起来并且加以突出，使得我们的文化既注重伦理和睦又不忘群体娱乐，既突出个性性格又注意感性愉悦。当这些多元文化因子在文化中凝聚为一体时，我们的文化是否会逐渐地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第四，个性彰显。在如上过程顺利进展基础上，也许可以进一步展望一个目标——这就是使得中国现代文化在保证内部多元化生的基础上寻求新型个性特征的彰显。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如何重新凸显中华文化的独特个性？这种凸显是否可能在21世纪实现？ 文学艺术论文:文学艺术影视管理 论文关键词：文学艺术；影视传播；金庸小说；文化意义 论文摘要：文学艺术通过影视传播，不但使传统艺术被广泛接受，获得创新发展的契机，而且还能弘扬民族文化，开拓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的公众精神空间，重建现代人文传统。金庸小说的侠义精神和深刻的人性光辉，又因影视艺术的科技特征，获得更为持久的生命力。影视改编使金庸渲染的文化思想、艺术氛围成为当前重要的公共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金庸影视剧也同时成为一种公众艺术。金庸小说影视剧改编，已经不单是一般意义上的商业性艺术形式转换，而具有振兴民族文化的战略意义。 从电影的发明到现在，一百多年，人类借助影视形象表达思想、情感，获得审美愉悦，也已经百年。电影从19世纪末传入我国不久，出现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影片《定军山》就是对京剧《定军山》片断的影视改编。一部中国传统舞台艺术从此可以脱离时空限制，得以更广泛的传播。此后，随着影视业的蓬勃发展，到今天，人们通过视听接受文化信息，借助影视传播艺术，已经成为当前一种文化生存状态和人们日常生活方式。传统艺术形式经过影视传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文化意义，金庸小说的影视改编可谓典型的范例。 一、传统艺术被获得创新发展的契机 我们知道，一些传统的艺术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其生存都已经发生了危机，特别是传统艺术地方性很强，没有快捷的传播手段，一些悠久而又优秀的民族艺术不但不为人知，大有自生自灭的趋势。这里不单是一个借助影视会很有效地传播的问题，而是把传统艺术形式与现代科技密切结合，促成一种新的艺术创造过程，从而寻找传统艺术焕发新生的立足点，做到艺术形式和艺术观念的更新换代、美感特征和价值标准的与时俱进，真正以“拿来主义”的文化发展原则，对传统作出突破和创新。 拿戏剧文学来说，以河南的豫剧为例，像其他地方戏曲一样，在多元艺术思想、价值观念的文化背景下，本来已经日趋萎缩，成为亟待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通常，戏曲及其民俗文化所孕育的民众情感和朴素的艺术趣味，怎样与当代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结合，成为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河南电视台1994年10月开播“梨园春”节目以来，可以说让陷入困境中的戏曲，走上了开拓新的艺术领域和审美空间的宽广道路。特别是1999年，随着电视文化产业和音像艺术产业日益成为民众日常文化娱乐的主要方式，“梨园春”应时改版，推出“戏迷擂台赛”，让观众与影视戏曲制作互动，以观众的审美期待为“卖点”，由此激发的群众文化参与意识和社会反响之大，是其他地方戏曲无以相比的。“播出一年多，即已收到观众来信30多万封，每期拨打168热线电话者都在五千个以上，擂台赛已有近两万人报名。“梨园春”不仅受到河南及北京、山东、河北、安徽、江苏、陕西、山西、湖北等周边省、市观众的热爱，就是新疆、甘肃、内蒙、黑龙江、贵州、青海、四川、西藏等边远省份也有不少热心观众。据中视收视率调查，“梨园春”栏目平均收视率已达到25.85％。 再拿小说创作来说，它是文字抒写的作品，而“作为动态影像的艺术，电影能够给受众带来比文学强烈得多的直观快感。因此，当电影不再谋求基于自身形式特质的自主性，并进入传统上为文学独占的表征领域的时候，它就带来了一场意义深远的艺术革命。在这场美学革命中，电影以其逼真性对于艺术的规则进行了重新的定义，在经济资本的协同作用下，作为艺术场域的后来居上者，它迫使文学走向边缘。在此语境压力下，文学家能够选择的策略是或者俯首称臣，沦为电影文学脚本的文学师，或者以电影的叙事逻辑为模仿对象，企图接受电影的招安，或者以种种语言或叙事实验企图突出重围，却不幸跌入无人喝彩的寂寞沙场”。也许这种看法还有争议，但起码在多元艺术形式共存的文化生态中，影视艺术的发展速度日益呈现出人类文明加速发展的特征，文字作品表达手法的进步和更新相对而言并不显著，所以小说在当前和未来文化语境下，是经典艺术形式也是传统的艺术形式。那么，与影视传播相结合，从而获得更广泛的接受群体，最大限度地实现其文化价值也是发展创新的必然选择。 金庸小说历时半个世纪的阅读接受，造成了奇异的阅读景观，是现当代任何作家的作品所不能与其比肩的。从小说与影视剧互动情况看，金庸小说改编的影视剧收视率不会低于小说读者数量。十多年前，有人做过统计，金庸小说“自出版36册一套的单行本以来，到1994年止，正式印刷发行的已达4000万套以上。如果一册书有五人读过，那么读者就达两亿。必须注意的是，金庸小说无论在台湾还是在中国大陆，都有许多盗印本。这些盗印总数，可能不在正式出版数以下”。由此我们可以推知，目前，看过影视作品的观众数量按1994年小说读者的两倍计算，可以说从影视作品知道郭靖、黄蓉、乔峰、小龙女等生动鲜明的影视形象，知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精神的观众数量不会在四亿之下。伴随着广泛的传播，人们对金庸小说创造性的“误读”，也充分体现在改编、演出、产品制作过程、观众接受中，对原著精神内涵和艺术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发展，已经成为集体创造的文化景观。 二、弘扬民族文化，开拓全球化背景下的公众精神空间 人类的生存空间由物质生存空间和精神生存空间构成。人们对艺术的追求，所创造的审美愉悦空间，以特有的审美感染力，最容易成为超越时空和民族界限的共同的精神生活领域。金庸小说的侠义精神和深刻的人性光辉，在当代公众精神生活中，既有针砭时弊、匡正风俗、重塑灵魂的精神力量，又因影视艺术的科技特征，获得更为持久的生命力。影视改编使金庸渲染的文化思想、艺术氛围成为当前重要的公共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金庸影视剧也同时成为一种公共艺术。“就其实质而言，公共艺术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要体现艺术家所创造的艺术风格和样式以及形成的艺术思想，而是体现一种群体性的精神空间，是人类改造自身生存环境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在每一个特定的地域中，特定的历史文化决定着特定的公共艺术特质，同时，特定的公共艺术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特定的艺术观念和审美模式。因此，可以说，我们从艺术的角度来认真地思考公共环境问题，是人类改善生存状态、延续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所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也许是金庸小说影视改编的核心价值，也是深远的意义所在。所以，人们并不顾忌改编对原著思想与艺术有机性的解构，而继续改编，观众尽管对改编产生了诸多不如意，但难舍银幕上那惩恶扬善的快事，难舍那侠义精神和美好人性给予心灵的启迪和慰藉。从而，在观影的期待、焦虑、振奋和争论中，传达着公众的社会理念，选择着一种符合当前历史文化生存所需的艺术观念和审美模式，进而达到一种和谐的人文生存环境的形成。 目前，公认好莱坞影视业居世界影视业之最，而能与之抗衡的两类影视作品，一是印度的歌舞片，然后就是中国的武侠片。如果说金庸小说由于传统文化浓厚，语言的民族化色彩鲜明，对其他民族来说接受相对比较困难些，那么金庸影视作品以其直观性、真实现场性，正在随中国武侠片的走向世界，逐步产生了国际影响。例如，日本NECO电视台2006年用了一年多时间，每周两集的速度播出了大陆版《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和《笑傲江湖》，并发行DVD，一批日本金庸武侠迷诞生了。而此前，金庸小说在日本陆续出版的历史已经有10年之久，也没有产生如此被接受的盛况。在相同的现代影视技术条件下，民族之间的文化艺术更容易沟通、互补，彼此弘扬。 在当今，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西方文化以先进的科技手段为辅助，扮演着主导文化理念和价值取向，逐步形成以其为中心的全球化，一种文化侵略的态势给民族文化发展造成威胁。民族传统文化思想和古典文学长期孕育的艺术思想，在当代优秀的文学作品中有丰富的渗透和体现，具有永恒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传承和发扬必将与现代先进的传播技术相结合，创造出新的具有民族特色、内涵新颖深刻的艺术新品，才能将民族文化理念不断扩展和延伸，使传统艺术获得新生，构建新的与全球化接轨的公共艺术空间。在此，金庸小说影视剧改编，已经不单是一般意义上的商业性艺术形式转换，而具有振兴民族文化的战略意义。 三、重建现代人文传统．促进影视艺术长足发展 “相对而言，中国电影的致命弊端，在于一些电影人对电影的技艺或许驾轻就熟，但对电影的人文维度即人类的自我认知水准则多半懵懂无知。最差的中国电影，仍然停留在对电影人物的神圣化与妖魔化的两极化认知状态，即停留在原始思维状态或者说停留在儿童认知的水准线上。好人与坏人，善良与邪恶，总是一目了然。近年来的中国电影虽然大有改观，但总体上对人性的了解即人类的自我认知水准依旧十分有限。一些水准较低的电影中人物虽非过去式的红脸和白脸截然相对，但却仍然有许多人物不做人事、不通人情，甚至也不说人话。”传统文学中的“载道”思想，现当代文学思潮中长期的意识形态干扰，文学史构建过程中关于“人性论”的一次次批判，于是艺术作品对人性内涵的揭示禁忌颇多，对人性的普遍性视而不见，期间，极左电影也推波助澜，所形成的艺术价值判断中忽视个体存在的思维定式，很难在短期内彻底改变。长期以来，影视形象塑造缺乏人格独立意识和主动性，影视制作仍然是一种思想观念的传声筒。所以，苦心经营的影视作品与眩人视听的影视科技的发展不能相适应，影视艺术审美空间中的人文精神并没有得以张扬。 金庸小说创作在香港20世纪50、60年代，相对于大陆，那是一个特定的时空背景，现代科技发展与自由多元的艺术追求，造成一个色彩纷呈，个性突出、揭示人性的艺术空间。金庸小说影视改编可以说是同步进行的，不但金庸本人参与现代电影的制作，而且《射雕英雄传》在创作过程中就被长城电影公司改编成影视作品了。金庸小说的人性深度，生活化倾向、形式的独创性、对传统文化的深邃理解和合理扬弃，给予影视改编以极大的艺术再创造空间，也形成了极大的接受群体。上个世纪90年代，金庸影视改编逐渐成为大众艺术中的热点时，也正是文学界关于创作中人文精神的讨论、引起广泛社会关注的时期，金庸影视剧对人文精神建设的导向作用，不容忽视。直到今天，金庸小说改编的影视形象揭示的人性深度和构建的人文气息，在当今众多的影视艺术制作中，还没有大的突破。另一方面，日益推陈出新的影视技术和文学艺术影视传播方式，借助金庸小说的影视改编，充分体现了影视手段重建人文精神、培育先进文化意识的载体功能。 也许，传统文学形式与现代影视技术结合，成为当代人们日常生活中一种新生的公众文化形态，早已成为有目共睹的文化现实。 文学艺术论文:民间文学艺术 摘要民间文学艺术是我国重要的知识产权资源。文章着重从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价值分析入手，重点比较分析民间文学艺术的著作权保护模式和单行法保护模式的优劣；在此基础之上，对我国未来民间文学艺术保护之立法提出了若干具体的建设性意见。这些立法建议对我国未来相应法制之改造及利用民间文学艺术促进民族竞争力的提升等都将有所助益。 关键词民间文学艺术；价值分析；保护模式；制度建议 民间文学艺术(expressionoffolklore)是指“来自于某个群体或者由某个群体的一些个体所表达并被认为是符合群体期望的文学或艺术创作，这些文学或艺术创作通过不断模仿、口传心授或其他方式世代相传，并为整个群体所保持和发展，从而成为该群体文化和社会特征的表现形式”。我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民间文学艺术资源原本非常丰富。但是，今天，我国非但没有展现出在民间文学艺术上的国际利益优势，相反，民间文学艺术在我国正呈一种枯萎的态势。个中原因除了经济大潮和全球一体化使文化多样性发展受到严重冲击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对民间文学艺术缺少一个有效的法律保护机制。尽管1990年《著作权法》首次确认了民间文学艺术享有著作权并受法律保护，具体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但是时至今天，这一规定仍未出台，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和利用的进程。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我们十分有必要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问题作一番理论上的探讨，以期将来我国进行相应立法时有所借鉴。 一、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价值选择分析 民间文学艺术对其创作群体以及国家的重要作用毋庸讳言，这在学术界已经基本形成共识，即我们不能因为民间文学艺术不符合现代知识产权客体和主体确定性等特征就拒绝对其给予保护。而这里尚需要我们继续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究竟是基于怎样的价值立场来对民间文学艺术加以保护的?对该问题的回答，不仅关涉我们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的正当性，同时，它还是我们在众多的保护模式中进行选择的重要理论依据，甚至从更进一层意义上说，它还直接影响着我们构建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机制的具体制度设计。 在该问题上索有这样两种价值主张。一种认为保护民间文学艺术就是在保护人类创作之“源”，民间文学艺术与现代文化之间是“源”与“流”的关系。如果人们仅仅注重各种智力创作之“流”的保护，而忽视对它们的“源”关注，则对知识产权保护而言，不能不说就是一个严重的缺陷。而另一种观点则是2002年3月25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日内瓦召开的政府间委员会关于“知识产权、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的第三次会议中，绝大多数国家所持的一种价值主张。这些国家认为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目的主要在于：其一，就是要控制民间文学艺术的公开和使用；其二，就是要激活民间文学艺术的商业价值和财产属性；其三，就是通过保护，激励以传统为基础的创新；其四，就是有效认证民间文学艺术，并确认其归属；最后，即通过保护以有效防止对民间文学艺术的减损、诋毁和滥用。 笔者认为，不管对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价值立场有什么样的分歧，以下两点是我们必须牢牢把握的：第一，从国内来看，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主要是为了使我国宝贵的民间文学艺术能够永久地流传、世展下去，而使其不至于在历史的长河中被淹埋。这种目的，我们可以从国际文献中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和对其他知识产权的“保护”用语上的差异得到证明。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通常使用的一个词是“conservation”，而对其他知识产权客体的“保护”使用的则是“protec，tion”。这种用语上的差别恰好反映了两者在立法目的上的区别。对传统知识产权的保护，侧重于通过赋予特定主体以财产权利和精神权利，来调动主体的积极性，使更多的科学和文学艺术作品得以不断地涌现出来，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而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则侧重于使客体本身得到存留、维持、传承，不因人们的行为而消亡。我国民间文学艺术资源相当丰富，但由于受到现代文明的强烈冲击，民间的文学艺术正以可怕的速度在消亡和灭失。因此，我们立法的当务之急是将“保持”视为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最直接的立法目的，鼓励对民间文学艺术的整理和传承，并以此为中心，构建相应的制度，尤其是确立整理者和传承者的地位和权利。第二，从国际上看，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主要是为了增加我国在国际文化贸易中的砝码，促进我国的文学艺术和相关产业的繁荣和发展，防止其他国家无偿地使用、歪曲、篡改我国的民间文学艺术。事实上，广大发展中国家逐步要求加大对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力度，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大量无偿地使用、开发其宝贵的民间文学艺术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两类国家之间利益上的严重不公平。而从发展中国家内部来看，民间文学艺术在对外贸易中的作用也正日益地彰显。据统计，我国的对外贸易中利用民间文学表达形式的纺织品、美术品和其他轻工业产品在我国出口产品的比重越来越大。仅1991年一年我国利用民间文学艺术造型生产之产品出口创汇就是37亿美元。而近年这个数字还在继续上升。因此，在我们进行相关的制度设计的时候，确保我国在国际贸易中能够取得适当的“对价”就成了我们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时另一十分重要的价值关注点。我们认为，只有牢牢把握了上述两点，我们将来的制度设计才能有一个正确的价值导向，也才能使我们的立法在实现对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同时又能很好兼顾我国在该问题上的国际利益。 二、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模式选择 前面，我们主要探讨了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价值选择问题。以下我们将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即是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具体模式问题。在该问题上，学者们的主张也是见仁见智。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种范式观点：其一就是主张采用著作权法模式进行保护，具体来说就是在著作权法之下由国务院另行制定特别法规的方式加以规定；其二，就是进行特别立法保护，也即确立一个与知识产权体系相关的一个专门部门法来对民间文学艺术加以保护。以下，我们对这两种观点逐一评析。 (一)对采用著作权法保护模式的评析 1、著作权保护模式的肯定主义 主张用著作权法模式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是大多数学者的主张。学者们认为，如果排除作品只能是个人创作这一固有观念，将民间文学艺术表现形式理解为集体或群体创作，那么就可以对民间文学作品进行著作权保护。其中的民间故事、诗歌和方言等就类似于口述作品；歌曲和乐曲等音乐表达形式以及舞蹈、游戏和仪式等就类似于音乐、戏剧、曲艺、舞蹈、杂技艺术作品；民间建筑与建筑作品，民间雕塑与美术作品都很相似。且在利用著作权法中已有相关原则、制度的基础上，利用著作权法加以保护也许是诸多方式中最为便利的。因为民间文学艺术中的大部分具有与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相类似的特征。比如说它们都属于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的智力创作；都具有独创性、可复制性和非物质性等特征。当然，主张采用版权保护的学者，也是承认民间文学艺术与一般作品的区别，以及因此而产生的与版权保护的某些不协调之要求的。但他们认为这些问题是可以通过调整现行规则予以解决的。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对民间文学艺术版权保护的一些不和谐因素就全盘否定版权保护的合理性，毕竟版权是历经了上百年的考验而成为现今较为系统完善的保护途径，且其丰富的权利机制和制度原理是有很大灵活性的，能够适应对民间文学艺术保护之需要。2、著作权法保护模式的反对主义 鉴于民间文学艺术与文学艺术作品之间的高度契合性，版权法的保护模式的确成了国际社会对民间文学艺术的最初选择。然而是不是说，用版权模式来对民间文学艺术提供保护时就一定没有任何问题了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如果我们仔细加以分析的话，就会发现二者之间实际上是存在着诸多的实质性差异的，而这种差异不但显示出了文学艺术作品与民间文学艺术间的本体性区别，而且该种区别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反对者否定著作权保护模式的致命原因，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著作权法的本质限制性决定了它与民间文学艺术难于融合。我们都知道，现行知识产权制度是建立在西方制度基础上的，发达国家一般不赞成将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准用于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三百年历史的知识产权经过不断的发展“已经成为一部服务于现代工业、信息社会的严密的法律机器，其制度上的秉性决定了它不能成为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主要手段”。而且，其中的著作权法也不是回答保护民间文学艺术或传统知识问题的。因此，采用传统知识产权保护并不能实现促进和弘扬民间文学艺术的目的。 其二，著作权法保护单一作者的禀赋也与民间文学艺术不相为谋。著作权法的核心是通过确认智力创作者对其创作成果的控制权，来鼓励和激发个人的创作能力。然而，民间文学艺术最主要的特征就是群体性，个体的因素在民间文学艺术的创作和流程过程中没有凸现出来。在民间文学艺术中，根本无法找到一个著作权法意义下的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作者。著作权法保护的核心是作者的权利。而民间文学艺术没有明确的作者，那么用著作权法来保护，就会使权利因为没有一个落脚点而落空。著作权法通过激励机制来实现人类社会科学和文化、艺术持续繁荣的神圣目的也将因为主体性缺位而变得子虚乌有。 其三，著作权法“独创性”要求也很难与民间文学艺术的创作特征相吻合。“独创性”是作品获得著作权保护的前提。一般认为。“独创性”是指作品应该体现作者的个性，体现作者智力火花的烙印。对独创性的最低要求是作品须由作者独立完成，而不是抄袭的结果。但民间文学艺术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其间，即使某个个体在模仿和传播的时候加入了一些个性化的表达，但这终将因为其慢慢被吸收为民间文学艺术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最终无法分辨出个体的特性。因此，无论从何种视角来看，反对者都认为，利用著作权保护并非是民间文学艺术的最佳保护途径，如果我们执意地要把把民间文化艺术表达的保护糅合到版权的框架下进行的话，其结果就是在破坏了版权自身和谐系统的同时也使民间文学艺术得不到很好的保护，可谓两全而不能齐美，这与人类立法理性是根本背道而驰的。 (二)单行立法模式的分析 从以上对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模式的分析来看，运用著作权法来保护有诸多弊端，因此，我们认为采取特别的单行立法模式较好。因为，从目前国际上的最近发展来看，对民间文学艺术予以著作权之外的“特别权利”保护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示范法条》就是这种发展趋势的产物。但在究竟如何构建这样一个行之有效的规范群上，笔者特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建构一个群体“民间文学艺术权”民间文学艺术的创作群体所享有的权利应当是一个具有类似著作权性，但又不完全等同于著作权的权利。在国外，有人提出以“等同(quid－pro－quo)”理论来支持非正规创新者的权利主张。依据这一理论，既然在特定对象上的正规创新者会产生新的知识产权，那么与相关或相似的对象相关的非正规创新就应该导致一种类似权利(cognaterights)的产生。有人将这一权利称为“民间文学艺术权”，并认为“将‘民间文学艺术权’作为特别的和独一无二的而不是类似于著作权的权利或许会更好一些”。参加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日内瓦召开的政府问委员会关于“知识产权、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会议的国家也普遍认为民间文学艺术是群体发展、传播、分享的，所以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不能充分地满足传统群体对集体权利或社区权利的需要。虽然，集体创作和集体所有不是所有民间文学艺术的共同的特征，但是成员国仍然已经意识到了建立法律解决措施来满足群体认可的集体权利和集体知识的愿望和需要。因此笔者认为，我们在制定单行法时，可以考虑借鉴这一概念。当然，这一经我们建构起来的民间文学艺术权虽然在性质上属于知识产权的范畴，但与传统知识产权相比，它还具有自身的显著特征。即它具有集体性、时间上的永久存续性和不可转让性等特征。而这些特征的存在从根本上说是由民间文学艺术自身客观特性所决定着的。 2、应特别强调公法手段的保护 由于民间文学艺术受群体生存环境的影响甚大，任何群体生存环境改变、生活习俗变迁和传统文化断裂，或者传承人物质生活匮乏、后继乏人和观念改变，都将导致民间文学艺术从活的文化形态褪变为死的文物。因此，保障群体的传统生活状态不遭受破坏性冲击，保障传统来源地的文化生态保持可持续发展，保障传承人的生活水平和精神上的荣誉感，这些除了需要我们从私法的视角加以重视外，它更需要运用公法手段来加以保护和调整。我们可以通过相关的行政主体介入的方式，从公权保障的角度确立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范围、保护方针、物质资料归属等；建立起对外国团体和个人考察、收集民间传统文化资料出境管理制度及相关的保密制度，防止民间文学艺术的流失和毁坏。笔者坚信，在私法和公法的协同保护下，利用两种保护手段的各自优势，我们一定能在民间文学艺术保护上达到理想的结果，在保持和传承文化的同时也得以很好维护在该问题上的主权利益，为我国在未来的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 文学艺术论文:数字化时代和文学艺术 【内容提要】以网络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数字化时代为文学艺术的繁荣和人的全面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艺术的审美思维、文学创作、语言形象、文学批评等一系列文学课题在新的社会语境中都发生相应的变化。本组笔谈从不同侧面为数字化时代文学艺术的发展提供新的认识和理解，希望能引起读者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和讨论。 【摘要题】数字化时代与文学 【关键词】数字化时代/文学/审美思维/仿真 【正文】 文学艺术是时代的花朵。每个时代都会培育出自己时代所独有的绚丽多姿的奇葩。文学艺术又是时代的镜像。莎士比亚在他的著名悲剧《哈姆莱特》中就借主人公之口说过：“自有戏剧以来，它的目的始终是反映自然，显示善恶的本来面目，给它的时代看一看它自己嬗变发展的模型。”[1](p68)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总是映显出时代，以其独特的神韵和风采而成为“一个时代的缩影。”[1](p58) 我们正在走进一个信息化、数字化的时代。 高科技的发展，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运用，多媒体网络的逐渐普及，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使一个拥有60亿人口的世界逐渐变成了一个“地球村”。信息化、数字化的高度发展，是人类社会走向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它对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和文学艺术都已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信息化、数字化使整个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当代德国著名哲学家、美学家马丁·海德格尔指出：“倘若我们沉思现代，我们就要追问现代的世界图像。”[2](p81)“现代的基本进程乃是对作为图像的世界的征服过程。”[2](p90)信息数码图像进入我们的储存、检索、阅读、欣赏、传送的工作平台并显示在电脑的屏幕上，它的快速、清晰、变化多样，给接受者带来了无穷的愉悦和享受。 数与美有着历史久远的关系。早在公元前六世纪，毕达哥拉斯就把数与美联系起来，将数看作是美的本源，认为“事物由于数而显得美”，一切艺术都产生于数，甚至整个天空都是一个音乐的音阶和一个数[3](p113-114)。我们今天所说的数字化是建立在0-1的二进制的数的关系的基础之上。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对美的创造、美的欣赏和审美教育，对文学艺术的发展，创造了古人无法想像的有利条件。它使歌德、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和论述的“世界文学”的预言变成了生活的现实。人类在几千年创造的文学艺术珍品，真正成了世界各族人民的共同财富。这给作家、艺术家、美学家相互学习、相互对话交流、相互吸取融合，提供了广阔自由的空间。信息数码图像的创造、掌握与普及，大大有益于读者大众的审美素质和鉴赏水平的提高，读者日益提高的审美需要又可给作家、艺术家创造艺术美以强大的动力，进一步促进文艺的发展与繁荣。 数字化一方面使世界图像化了，另一方面，又使文学艺术这面时代的镜子，呈现出了一些新的审美特征。 1.各种艺术的交融性和审美的共通感。这是经过数字化处理的文艺作品的一个鲜明特色。 在当今时代，我们经常可以欣赏到由卫星传送，在电视屏幕上出现的世界各民族的艺术精品。卢浮宫的绘画、西安的兵马俑、歌剧《茶花女》、悲剧《哈姆莱特》与《罗密欧与朱丽叶》、电视剧《三国演义》与《西游记》等等，通过多种媒体，使艺术的各种成分，如声、光、色、画、语言文字交融成一体，从而给人一种审美的共通感。这种共通感是我们单纯在书面语言的文学作品中无法获得的。 2.作家和读者互为主体，相互之间具有一种互动性。 作家是创造的主体，读者既是接受的主体，又是参予创造的主体，他可以直接参加到文本的创造过程之中。读者与作家之间形成一种全新的自由、平等、民主的对话、交流关系。多媒体互联网打破了传统的独语局面，它给世界带来了一个真正称得起是复调的、多声部的丰富多彩、万紫千红的局面。互动性是数字化时代在网上创作、批评、交流、对话的根本特性。正如保罗·莱文森所说，“网上的文本使我们有能力进行迅疾的互动。”[4](p166)互动既有同一时间的互动交流，又有不同时间、地点的互动。“非同步的互动在网上的节奏是几分钟、几小时、几天，而不是几天几个月”，这种非同步性的互动，可以在网络上强化混合媒介的冲击力[4](p167)。 3.文学镜像呈现出多维性与立体化的特点。 在电视或电脑的屏幕上显示出的文学艺术图像本身就是多维的、立体化的。美国学者埃瑞克·戴维斯指出：“电脑、媒体和远程通讯技术正在不断收集、控制、储存和传播着一个日渐庞大的数据流，这无疑建立了一个新的维度：信息空间。这个繁殖力极强的多维空间是虚拟的、网络密集并十分复杂的，是一个广阔而又至高的王国，它是由我们的想象力和技术的表述来调节的。”[5](p114)传统的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阅读鉴赏的方式是线性的由点到线到面，而数码图像艺术则是格式塔式的，具有直观性、整体性。由数码图像建立起来的信息空间，不是一维、二维、三维，而是爱因斯坦所说的那种包括时间维度的“四维空间”。图像显示出的文学艺术作品是以四维空间存在着并给接受者以审美感受。20世纪最后两年中，《泰坦尼克号》通过影响、电视、因特网，创造出了艺术领域的神话般的奇迹。尽管在此之前已经有35部电影和一百多部小说反复地叙说着泰坦尼克号豪华客轮因撞上冰山而沉入大西洋海底的故事，但都没有产生通过数码图像显示出的泰坦尼克号那样的艺术魅力。 4.超越时空的开放性和自由性。 数字化时代，是一个真正走向开放和自由的时代，它彻底冲破一切封闭的牢笼。人们能够以超越时空的方式，向地球的各个角落，向宇宙的星空去搜寻知识和传送信息。“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已经不是笑语，而是生活的现实。马歇尔·麦克卢汉明确地宣称：“在瞬时信息的时代，时间（按视觉和切分计量的时间）和空间（统一的、形象的和有周边密封的空间）已不复存在。在瞬时信息时代，人结束了分割性专门化工作的职责，承担了搜集信息的角色。”[6](p180)现在世界各国的科学家联合绘制人类的“生物基因图谱”，许多发达国家已经或正在着手建立“数字图书馆”。这样以来，不仅关于人类自身的基因构成及其谱系，可以为世界各国科学家所共享，推进生命科学的发展，而且人类几千年创造的艺术珍品和全世界的“文化基因库”，同样成了人类共同享用的财富。这对文学创造和艺术鉴赏水平的提高，无疑是一个福音。 5.数码图像的复制性与仿真性。 数字图像高速、清晰、直接、仿真是前所未有的。它的复制功能与印刷术、照相术相比，也进入了一个全息、多维、具有创造性的新阶段。在发达国家正在建立的数字图书馆中，我们看到，它不仅能复制、储存古今中外海量的文化珍品，而且可以制成光盘、VCD、轻便地携带，长久地保存。在复制过程中，适应受众的需要，还可以配上音、光、色、电、图画、语言，生动地表达出艺术作品的高远深邃的意境。如经数码图像复制显示出的李白的《望庐山瀑布》，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贝多芬的《英雄》、《命运》、《田园》的交响乐章等世界文学艺术珍品，比我们仅仅从诗集、散文集和听音乐会得到的审美感觉，丰富得多。数码图像的复制者的具有创新性的制作，自然会在情感上引起受众对作品的共鸣。 数与美绘制的时代镜像是丰富多样而又迷人的。但是我们又不能忘记，数字化本身是一柄双刃剑。如果我们仅仅看到它给世界带来的福音的一面，而忽视它的负面效应，那就会陷入一种新的陷阱。为此，《技术帝国》一书的作者特意发出了一个警告，他说：“我们所面临的21世纪将越来越受制于世界的数字化。”[7](p103)就文学艺术的发展来讲，有几个问题应特别引起我们的重视。 1.复制性、标准化与独创性的矛盾。 文学艺术作品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它的独创性。艺术最忌雷同化、标准化、模式化、理性化。爱德华·杨格在《试论独创性作品》中指出：“独创性作品是最最美丽的花朵。模仿之作成长迅速而花色暗淡。……有些作品比别的更有独创性；而且，我认为，它们越有独创性越好。独创性作家是、而且应当是人们极大的宠儿，因为他们是极大的恩人，他们开拓了文学的疆土，为它的领域添上一个新省区。”[8](p82)杨格认为，模仿的、机械工艺复制的作品，永远无法超越蓝本，因为原作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它们个个“都是独特无二的：没有两张面孔、两个头脑是一模一样的，一切都带有自然的区分的鲜明标记。”模仿的、机械工艺复制的作品泛滥的结果，使文学界不再是独立特行之士的结合，而是一大杂烩，乱七八糟一大群，出了一百部书，骨子里只不过是一部书[8](p95-96)。复制性和标准化是通过数码图像制作的作品的一个重要特征。瓦尔特·本雅明指出：“即使在最完美的艺术复制品中也会缺少一种成分：艺术品的即时即地性，即它在问世地点的独一无二性。”[9](p84)他还说，“原作的即时即地性组成了它的原真性(Echtheit)。……完全的原真性是技术——当然不仅仅是技术——复制所达不到的。”在数字化虚拟世界中显示出的一幅幅法国卢浮宫保存的艺术珍品，的确非常逼真，然而人们总是还想去卢浮宫亲自欣赏一下大师的原作。因为再好的复制品，也无法表现原作的神韵（本雅明称之为“光韵”)，无法表达出原作的那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具有独一无二的深邃的意蕴。数字化的世界是一个技术世界。“技术世界是能相容的标准化的世界，如果没有标准，那么既不能发射也不能传送。”[9](p85)对于网络世界来说，技术的标准化是必需的，对于文艺创作来讲，标准化则是与艺术家追求的独创性相左的。 2.数字世界的全球化与艺术的民族性、本土化的矛盾。 数字化世界，打破了地方的和民族的局限，使整个世界都进入了因特网之中。从而，“将地球变成了一个互连或者内连的整体，并不断提高其相互依存性的必要过程。”[10](p207)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使民族文学走向了世界文学，同时，又不可否认出现了一个全球化与民族化、本土化的矛盾问题。数字化的进程，运用的是一种二进制的0-1的世界性的语言。仅从使用的工具来说，数字世界的全球化与民族性、本土化就产生了矛盾。关于这一点，《技术帝国》的作者已经感触到了，他说：“技术标准的复杂化和提高必然意味着：更好，更多！这是技术与文化的第一个矛盾，第二个矛盾是文化总是保卫本土的：它总与界限、区域、归属相关联。只有带地方色彩的文化，与地域相关的特性，用自然语言创作的文学作品，根据定义，任何自然语言都不是宇宙的也不是世界的。某些技术语言是世界性的语言，比如二进制语言，0和1的语言。不过自然语言不是由什么人发明的，因此不是技术语言。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一种珍贵的无法磨灭的诗意的东西，即区域性的东西。技术相反，一种语言相对于另一种语言来说，没有必要一定是可译的：它应该保留某种只能被翻译但并不等同于翻译的东西，技术与文化的不一致，造成了一种紧张状态，让我们感到难过和痛苦。”[10](p206-207)在数字化世界上，各民族文学的自然语言所保留的诗意的无穷的韵味显然是世界性的技术语言中难以表达的。 3.技术理性与审美情感教育的矛盾。 数字化本身是技术理性的结晶。它与被称之为“美育之父”的席勒所倡导的通过审美教育培养感性与理性统一的完美的人是相悖的。在技术理性指导下的技术决定一切、控制一切的社会中培养的人，马尔库塞称之为“单面人”。当着技术成为物质生产的普遍形式时，它就制约着整个文化，直接影响社会生活，结果，“异化的主体为它异化了的存在所吞没。只有一面，它无所不在，形式多样。”[11](p212)理性得到空前的张扬，而感性和情感的因素则黯然失色。在数字化的虚拟世界中，“是没有什么强烈感觉的，只满足于自己干净、简化、经济，也就是吝啬到极点的形象，它会切断我们与真实世界的联系。”[12](p119)就现实中青少年喜欢看的卡通片，如《猫和老鼠》、《米老鼠与唐老鸭》等，都是经过数字化处理而创造出来的。它们虽然有其趣味性，但对陶冶青少年的审美情感，则是意义不大的。至于那些含有不健康因素的、格调低下的卡通片，那就更是有害无益了。 特别应当引起我们重视的，是文化上的新殖民主义与审美情感教育的矛盾。《技术帝国》中有一段讲得很好，说：“今天真正的问题是第三世界中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人都被图像技术逮住了，美国化了，他们的文化很像是环游世界的人的文化，美洲印第安人、法国人和英国人都属于同一个世界，都说着洋泾浜英语。随后，你会发现，在暗处，有一群被遗弃的人，他们想退回到从前的信仰中去……这一意愿中有某种可敬的东西。“[12](p119)在当今世界，真正掌握信息技术的是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而其中最主要的又是美国。美国不仅是经济上、军事上的超级大国，也是掌握信息技术的超级大国。他们利用因特网等信息数码图像技术，极力地在各个领域推行其价值观和新殖民主义。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利用手中掌握的数字图像技术，在全球范围内推行的殖民主义文化与各民族的文化形成尖锐的冲突，它与美育建设的目的、内容和方式，都是根本不相容的。18世界末席勒发表《审美教育书简》的重要目的，是要消除社会的严重异化现象，培养全面发展的审美的人，技术帝国推行的新殖民主义文化，不是要消除异化现象，而是要进一步制造更加严重的社会异化现象和人性异化现象。 文学艺术论文:英国茶文化与英语文学艺术分析 摘要：茶原产于中国，可以说中国是最早形成茶文化的国度。在过去中国对英贸易的过程中，茶叶和瓷器、丝绸一样作为重要的出口货物，逐渐俘获了英国人的心，在英国流行开来。在这个过程中，英国也形成了自己的茶文化，并因其子民对茶叶的如痴如醉，演变成了西方国度茶文化最有代表性的国家之一。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带来的影响在英国方方面面都有映射，在英国人的母语文学———英语文学中其影响更为显著。本文主要从茶进入到英国以及茶文化在英国的形成与衍变进行分析，探讨茶文化对英语文学的影响。 关键词：英国茶文化；英语文学；艺术研究 从开始进口茶叶至今，英国人爱茶的形象已经维持了长达400多年，茶也从最开始只属于贵族的奢侈饮料逐步进入寻常家庭，成为英国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利用属于舶来品的茶，英国人不仅孕育出了独有的红茶文化，还开创了优雅的下午茶，形成了带有自己特色的茶文化。而英语文学作为英语语言及反映英语国家社会风情的集大成者，是进行英国茶文化的研究有效渠道。 1茶叶在英伦土壤的生根 茶叶最早来自中国，在很早之前，除了中国其他国家不出产茶叶，更别说出现茶这个词语，在茶叶出口到其他国家的同时，“茶”也逐渐被引入到印欧语系当中，目前我们所知道的外国语言中与茶相关的词汇都是由“茶”的汉语发音或者地方方言发音演化而成，比如英语中茶的单词Tea都是从厦门的方言中演化成英文单词的。虽然英国已经有400多年的饮茶历史，但是具体英国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茶叶的，还存在争议。由于英国既不生产茶叶，也没有重视茶叶交易的发展，早期英国人饮用的茶叶完全依赖从中国进口，进口的茶叶数量十分有限，加上政府对进入英国市场的茶叶征收的税收率高达119%，普通市民没有经济实力承担，因此最开始茶在英国只是流行于其上层社会。其中查理二世的妻子凯萨琳皇后更是因为喜欢喝茶被称为“饮茶皇后”，创造了极富英国特色的英式下午茶。直到1826年，英国在其殖民地印度发现野生茶树，并在茶树种植上取得成功，英国人开始在印度进行茶园种植，将茶叶运回英国本土，市场流通的茶叶增多，茶叶价格下降，茶叶才进入普通人家。进入维多利亚时代后的英国，人们越来越关注饮食等生活质量问题，茶得到进一步推广，茶文化也开始成型完善。 2英国茶文化及其演化 2.1英国茶文化的主要形式 在英国，茶的身影遍布，英国人的一天是从饮茶开始，从饮茶结束的。它主要以以下几种形式出现： 2.1.1Earlymorningtea。即英国早茶，是英国人在早上起床之后进行的饮茶活动。在弥漫着茶香的茶杯中根据个人口味，添加适量的牛奶或者柠檬，借助茶中的咖啡因保持头脑清醒，开始一天的生活。早茶多饮用红茶，精选的红茶多来自阿萨姆等红茶产地，无论是色泽口感还是气味，都相当讲究。2.1.2上午茶。英国人无论是上班与否，都会在上午11点的时候进行小憩，来一杯茶，作为工作生活中间的一种调剂方式。因为上午茶时间并不长，只有20分钟左右，这就决定了它在英国茶中最不讲究，也最简单，少为外人知晓。 2.1.3英伦下午茶。在英国茶中，下午茶是最重要也是最考究的一部分，凭借其丰富的内涵和优雅的形式，承载了英国茶文化的内涵。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英国人都能获得半小时的时间。在这个时间段里，英国人会备上三层茶点，配上伯爵茶，大吉岭等传统茶饮，在优美的音乐中度过美好的下午茶时光。如今茶会除了是英国人休闲的重要时光，也是人们进行社交的重要时机。 2.1.4高茶。高茶也叫晚餐茶，在傍晚时分进行，通常是与晚饭一起进行的，虽然经常有人会把高茶与下午茶混在一起，但是比起下午茶，高茶更具平民色彩，配茶的茶点并没有过多的讲究。 2.2英国茶文化的内涵 经过长年累月的渗透，茶在英国逐渐衍生出带有英伦风范的茶文化。无论是将享用茶品的时间固定化，还是对饮茶时的服装进行严格规定，又或者是成套的使用精美茶具，英国人将饮茶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考虑周全，甚至连茶点的食用次序都有着细致的讲究，英国茶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英国人对优质生活方式的不懈追求。 2.2.1从健康角度衍生出的饮品文化。在茶叶刚传入英国本土之际，人们对于茶叶的认知还停留在中国的一种具有一定药用价值的药草的层次，认为其能促进人体健康，驱除人体的邪气，解除宿醉。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把茶叶当成来自中国的仙草。随着茶叶浸入普通大众的生活，人们对茶叶的研究增多，对其认识也逐步深入，人们渐渐将茶当作一种日常饮品，并创造性的添加糖，柠檬，牛奶等物质，茶已经不再简单的只是一种解渴或者药用的东西，而是经过英国本革后形成的一种既营养又好喝的饮品。 2.2.2从休闲角度衍生出的典雅生活方式。几百年的时间里，茶成为英国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直到维多利亚时代，茶摆脱过去纯粹的饮食地位，演化成一种融合了饮食，礼仪，休闲等因素在一起的生活方式，成为英伦生活的一部分。尤其是英伦下午茶，随着活动内容的不断丰富，他已经不再是过去为了解决生理需求而进行的餐饮活动，而变成一种对活动环境要求高，融入英伦古典文化，集合审美与使用与一体的娱乐休闲方式，同时也是民众进行社交会友，交流思想的场所。 2.2.3从艺术角度衍生的茶道文化包含了泡茶技艺和品茶艺术两个方面，而在英国，饮茶已经不仅仅是过去为了生理需求而不得不进行的活动，而是升华到另一种更高层次的艺术境界。和中国与日本的茶道不一样，英国赋予了茶道更为开放的内涵，甚至比其他国家更尊重茶道。 3英国茶文化对英语文学的影响 和中国人爱茶从而颂茶一般，英国茶文化对英国文化产生的影响在英语文学中也表现得很突出。 3.1茶文化对英语语言的影响 在茶越来越多的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中之际，茶文化不断形成，在英语语言体系中也开始出现一系列与茶相关的词汇语言。正如前文所说，英语体系原本是没有茶这个单词的，tea是从福建厦门的方言中音译过来的。同时teacup,teacake,teagarden等英语词组相继出现，极大的丰富了英语词汇体系。在英语词汇不断多样的同时，不少与茶相关的俗语也相继出现。比如说“That’snotquitemycupoftea.”直译为“那真不是我喜欢的东西”，甚至还被引入中国，翻译为“那不是我的那杯茶”。 3.2茶文化对具体文学创作的影响 除了英国语言体系中茶文化的身影越来越密集，在英语文学中，不少作家和诗人都用各自的方式去表达自己对茶的喜爱。诗人喜欢用诗意的语言来传达对茶的喜爱。济慈是英国著名浪漫主义诗人，他就曾用“一点一点地吃着烤面包，在叹息中等待凉茶”的诗句生动的对人们等待喝茶的情形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而与他处在同一个时期的大诗人雪莱则用一首长达300多行的诗歌这样写道，“那药师医士抱怨的饮品，而我会不顾劝诫大口痛饮，当时神来临，我们将抛硬币决定为饮茶而死谁第一。”茶事在英语文学作品中从不少见，作家在写作过程中对于饮茶也从来不会吝于笔墨。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家狄更斯在其知名小说《匹克威克外传》中使用“茶”这个单词多达80次，并通过生动细致的场景描写给读者展示了许多非正式场合的英国茶会是什么样子。而世界名著《傲慢与偏见》中，对于主角们用茶的生活场景并不少见，用晚餐后必然会出现一场英伦范茶会。“那些太太小姐们都挤在桌子周围，贝内特小姐在桌旁沏茶……茶具收走，牌桌摆好知识，太太小姐们都站起身来……”诸如此类的细节描写片段几乎贯穿了整部作品。而法国作家安•莫洛亚笔下的英国诗人拜伦爱茶成狂，在《拜伦传》中，他还详细记录了拜伦爱茶的各种趣事。茶从中土西传，进入英国，渗透进英国人的生活，形成茶文化，并演化成英国文化的一部分，甚至影响到英语文学，给英语文学家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写作素材，成为著名英语文学作品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同时这些文学著作也成为今人详细研究了解英国茶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 4结束语 茶叶漂洋过海从东方进入西方世界，在不断的征服人们味蕾的过程中，英国人的生活已离不开茶，茶文化已经进入内心深处。即使是在当今繁忙的社会生活和工作的压力下，英国人依然没有放弃对茶的痴迷，甚至已经将下午茶发展成英国的一张特有的名片，变成人们眼里英伦风的一部分，不管是英国红茶还是水果茶，又或者是香草茶，都深为众人喜爱。茶里来茶里去，这样的生活方式日复一日的被英国人重复着，各种名义的茶会让英国人将许多时间都花费在饮茶过程中。这样的生活虽然在英国出现不过几百年，却让英国文学家对茶衍生出浓烈的感情，茶文化更是深深融入到英文文学当中，出现在各种文学著作之中，成为英国文化难以分割的一部分，为英语文学增添了一抹艳丽的色彩，更是展现了茶文化在英国的重要地位。 作者：王新灵 单位：河南经贸职业学院 文学艺术论文:文学艺术活动与旅游文化建设探索 一、旅游文化渗透于旅游的全过程 渗透于吃、住、行、游、购、娱等诸多旅游要素之中。文学、艺术，也属于旅游文化的一部分。丰富多样的文学、艺术形式，如小说、散文、诗词、楹联以及戏剧、音乐、电影、绘画、书法等，在旅游文化建设中，发挥着独有的功效。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活动，对于促进罗平旅游文化建设，提升罗平旅游知名度和美誉度，具有特殊作用。罗平县各级政府非常重视、支持和关心文学艺术活动，致力扶持、培养罗平本土作家、艺术家。罗平作家、艺术家们创作的文学精品，丰富了罗平旅游的文化含量，提升了罗平旅游文化的品位。与曲靖其它各县市相比，罗平是曲靖文学艺术的高地，已经形成了文学艺术创作的传统，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罗平的文学艺术活动十分活跃，文坛盛事不断，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屡获殊荣。罗平文学既有领军人物，如县文联主席何晓坤，是国内知名的作家和诗人，著作丰厚，新作不断;也有群体性力量，罗平县文联旗下的文学期刊《多依河》是广大文学爱好者展示身手的平台，并培养了一批颇具实力的作家、诗人。罗平本土作家、诗人，在全国各级各类报刊发表了大量的小说、散文、戏剧、诗歌等文学作品。罗平县文联连年相继出版了一系列丛书，如《罗平文学艺术丛书》(中国文联出版社)十卷本，与旅游文化和地方文化相关联的就有《罗平景区优秀楹联选》、《走进罗平》、《罗平风情录》、《罗平景区景点传说》等4本。近期，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迤东诗丛》首发，而且召开了研讨会。《迤东诗丛》一共5本:《空杯子》(彭翕霖著)、《行云流水》(马绍稳著)、《叶脉诗丛》(罗光茂著)、《荒芜与安宁》(九光著)、《我看见太阳》(张诚著)。《迤东诗丛》的出版，是近年来罗平诗歌创作成绩的一次集体性展示，也是对罗平文学百家齐放的未来的展望和期许。在罗平民族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搜集整理方面，尤其是对罗平布依族文化的搜集、整理、研究，扎实推进，成效斐然，《罗平旅游文化丛书》(中国文联出版社)其中就有一本《云南布依族文化研究论文选》。近年，《罗平文苑》网站开通;罗平文学艺术馆开馆;云南省文学创作基地、摄影创作基地落户罗平。在影、视、剧等多媒体艺术方面，依托罗平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和秀丽山水，先后已有《翠火》、《大学生村官》、《多彩季节》、《千机变》、《翠香》、《纪委书记》等多部电影(电视剧)在罗平拍摄。尤其《布依姑娘》，就是第一部反映罗平本土民族特色的电影。 二、罗平旅游文化，必须要内涵罗平的地方性、民俗性、民族性等因素 也就是自然地理景观与人文性完美融合，旅游文化才具备独特性和生命力。罗平本土作家、艺术家的作品，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反映了罗平的自然景观、风俗人情以及时代社会变迁，起到了旅游开发的部分作用。但是，罗平旅游文化建设，罗平文学艺术，还面临着一个重大课题，即旅游文学的研究、整理、开发、创作。中国文学有旅游文学的优秀传统，如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诗词、游记，有很多就是千古名篇，现当代的很多关于风景名胜的篇什，也已经成为文学经典，旅游文学自古至今，就是中国文学重要的一个类型，而且非常繁荣、发达。旅游活动产生旅游文学，而旅游文学又深化了旅游文化，促进了旅游发展，旅游文学本身也就具有了旅游资源的属性，对景点具有文化渲染和包装开发作用，对游客的旅游动机是一种强大的驱动。旅游文学在推动旅游发展，建设旅游文化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性，即旅游文学成了旅游景观的免费广告，是促销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重要载体，并以其独特的方式影响着潜在的游客，而且，这种影响完全可能是久远的。从这方面的意义而言，罗平旅游文学才开始起步，是罗平文学艺术的不足之处，也是罗平旅游文化的短板，因而也就大有文章可做。更为重要的是，应加大力度塑造排他的、独特的，具有罗平气派的旅游文学。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只要定位准确，群策群力，合理规划，集中优势创作资源，罗平旅游文学的空间十分宽广，既然已在路上，相信不需要太长时间，就能够产生可观的成果，重要的一点是，打造精品，持续发展。积淀深厚的罗平地方文化，丰富多彩的罗平文学艺术活动，生机勃勃的罗平文学艺术创作，发展中的罗平旅游文学，在推进罗平“文化大县”建设，提升罗平旅游文化内涵，提高罗平旅游的知名度，促进罗平旅游事业的全面发展等方面，大有可为。 作者：蔡焱 单位：曲靖师范学院 文学艺术论文:文学艺术当代文学论文 一、中国式当代文学性观念分析 （一）将文学性引向消费化、娱乐化 中国式当代文学中所体现的文学性已经逐渐向现实展示一种特有的文学视野，且在消费化与娱乐化的引领下与当代生活方式实现统一，尤其是近年来出现的消费文学、网络文学等具有更强的消费性与娱乐性。消费文学与网络文学不但是一种新型文学形式，也可以为人们带来新式文化体验。消费化与娱乐化的文学性体现了文学对于当代生活中新感觉、新品味的追求，同时也适应了现代人构建标新立异式生活的需求，从而使现实生活变得具有艺术化。另一方面，文学性的消费化不仅是生产形式、生产结果，同样也反映了文化的符号性。消费文化出现后，人们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与文学发生深度连接的桥梁。此外，当代人在理解文学性时，也会受到现实生活方式的影响，在消费化与娱乐化的生活体验中，对文学性的理解也更倾向于消费化、娱乐化。在这样的文学性观念影响下，文学性将可能会逐渐失去统一性、自足性的立场，但同时也使文学性在现实中的研究领域实现了扩大化，审美体验、文学体验不仅仅局限于符号性与情感性，更具有一定的现实性，这就为当代文学性观念的重构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二）体验文学性的方式变得多样化 当代社会的信息传播速度较快，在体验文学性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多种媒介，互动性体验、多向交流体验或双向交流体验已经成为主要的趋势。再加上信息交流方式的多样化也使体验文学性的方式变得非经典化、大众化及个体化，因此文学性可以得到多种体验。在当代文学中，网络文学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网络文学逐渐深入人心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相对于其他形式的文学而言，网络文学体验逐渐拉近了文学性与阅读性之间的距离，并进一步解开了文学性神秘的面纱，使文学性逐渐成为文学艺术自由精神的一种体现及文学艺术生命活力的象征。另一方面，文学消费与文学市场的不断延伸也逐渐将文学性的东西转变为一种享受性明显的载体，这就可能造成传统式文学性中的精英意识、经典意识被逐渐削弱。当精英意识与经典意识被削弱时，就会对文学性知识的重构带来许多难题。为了避免传统观念中的文学性意识被不断弱化，则需要高度警惕当代中国文学中娱乐性文学观念不断蔓延的趋势，以避免因体验文学性的方式变得多样化而造成文学性变为娱乐性，并由此阻止文学彻底沦为一种社会需要的商品，保证文学具有一定的审美性、情感性及符号性。 二、结束语 综上所述，文学性是文学艺术得以存活与发展的根基，深入探讨当代文学所具有的文学性有助于建立起批评及褒奖当代文学艺术的准绳。如中国式当代文学缺乏一定的问题性与批判性，则可能难以产生具有启示性或独创性的文学艺术作品，也难以保证当代文学可以在世界文学中独占一席之地。 作者：康小红 单位：西安外事学院 文学艺术论文:古典园林的文学艺术研讨 园林的文学形式一般以诗、词、曲、赋、散文等诗文形式，为园林、景区甚至一草一木题名，并撰写丰富多彩的楹联。创作者往往通过园林中的匾额、楹联、题写诗词歌赋等来直接衬托出相应风景的意境，而很多园林也会加入一些与园林相关的文学、绘画、书法、理论等创作，借此更好地表现园林的文学艺术气息。在中国古典园林中，常常会穿插一些以景寓情、以景怡情、以景抒情、情景交融的手法来增加园林的无形的“意境”及内涵。让游园的人在游览园林的时候能够感受到园林所包含着的“诗情”，所包含着的“画意”。因此，不仅仅文学是对园林的反映，园林同时也是对文学的表现，文学与园林之间相互交融、相互渗透。 园林文学艺术的发展 我国的园林文学历史源远流长，春秋时代的《诗经》不仅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而且是最早的园林文学。《诗经》中早有关于“囿”的记载。而在我国关于园林的赋中，必须要提的是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和杜牧的《阿房宫赋》，从水景、石景、植物、动物以及建筑等多个方面表现了当时园林设计的巧妙。还有很多园林的散记，比如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唐代白居易的《冷泉亭记》以及宋代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等，将人、景、物紧紧结合，表达高超的思想境界。例如，在东晋大文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描述了人们向往的人间仙境，对造园艺术和文学发展都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2］。 到了元、明、清，中国的园林文学已经发展到了精益求精的阶段。这个时候的很多文人都在自己的剧曲作品中通过写园林写景色来抒发一些咏史、叹世、怀才不遇的情怀［3］。在元朝马致远《天净沙•秋思》的曲词“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中，通过秋天、西风、瘦马、老树、枯藤描写得萧瑟来呈现出羁旅荒郊的凄凉。 到了明清时候，已经将造园工艺和文学艺术的融合推向了新的高度。这在很多的文人作品当中都是可以见到，例如袁宏道的《满井游记》、李渔的《闲情偶寄》、李斗的《扬州画舫录》等。在曹雪芹的《红楼梦》中，园林的布局、园林的题名及园林的诗赋等都融入了特有的价值观和审美观。 综上所述，古典园林从构园、造园到题园、咏园，都是与园林文学紧紧相随的，因此，古典园林的发展与园林文学的发展相随相伴的。另外，通过园林中景物的题咏，使得游园的人们不仅欣赏到园林的美景，更能感悟到造园者赋予景物的思想内涵。 文学艺术在中国古典园林中的应用 （一）成景 在中国古典园林中，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独到的匾额、优美的楹联、精湛的书法篆刻。我国古典园林也多是主题园林，多以典故和内涵来突出园林的主题。例如清代初期文学家张岱的园子，取名为“不二斋”。而在古代“，斋”代表园子不大，比较小，而“不二”二字主要是指“可以直接入道、不可言传的法门”之意。另外有一些园子的面积比较小，常常取名为“残粒园”、“寸园”“、半园”“、芥子园”或者“壶中天地”等，也常常暗含主人家淡泊名利、闲情逸致的超脱性情。这些标题往往有画龙点睛的功效，主人家需要很用心才能确定园名。而对于游园的人来说，首先要通晓这其中的意义，才能够很好地欣赏园内的景观，通晓主人的用意。也正如曹雪芹在《红楼梦》的第十七回中道出了书画在构园造景中的重要性———“若大景致，若干亭榭，无字标题，任是花柳山水，也断不能生色”。在我国古典园林中，随着骈文和律诗的发展，楹联也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这同时也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民族文学艺术形式［4］。古典园林中的楹联丰富多彩，从一字一音一义中反映人们的认识和客观规律，以及一些亘古不变的哲理。一般由古典诗文的对偶以及押韵演化而来的楹联，它在内容上不仅引入了类似诗词曲赋等的长处，而且往往从形式上表现出对仗工整，把散文的气势与韵文的韵律很好地配合在一起。如我们熟识的位于苏州古城的“拙政园”，在它的“雪香云蔚亭”中有一副对联写道“蝉噪林更静，鸟鸣山更幽”。又比如扬州瘦西湖月观中一副楹联为“月来满地水，云起一天山”。再有就是有名的回联———“风风雨雨暖暖寒寒处处寻寻觅觅，莺莺燕燕花花叶叶卿卿暮暮朝朝”，使人读起来连绵不绝，柔情尽洒。此外，这些楹联和匾额不仅文字隽永、文书美妙，而且意寓深远、情境含蓄。园主也往往通过文字和书法来点明景点的精华，抒发自己的情怀。而在我国古典的园林中，篆、隶、草、行、楷五大类书体都有，每种书法都有其独特的特点，使得两者相得益彰。 （二）点景 点景往往以最凝练的词或字来点出景点的环境特征、景观境界［5］。古典园林非常重视意境，至今还保留的古典园林不少，比如苏州的“网师园”和扬州的“个园”。网师园一开始是由南宋文人史正志兴建的，到了清代由宋宗元将网师园买下并重建。宋宗元自比为渔人，号网师并以此号来为花园命名。因为网师有“渔隐”的含义，都有归隐的意思，因此园内的格局布置和题名都带有很浓的隐逸情怀。盐商黄应泰在明代寿芝园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个园，因为黄应泰本人喜欢竹子，借鉴了苏东坡“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诗意，在个园中种植了很多的竹子。另外，个园的“个”字就是“竹”字的一半，以表现竹子的坚贞不屈。 （三）拓景 拓景点出了园林的主题和景色意境，但是为了增加园林对主人思想感情的表现和寄托，往往需要发挥联想、想象来扩大意境表达的外延。通过借助诗词、散曲、匾额等文学形式来营造中国古典园林的深邃意境，并以此丰富其思想内涵。 总而言之，在营造园林的情境中，以题名、楹联、诗歌、散文等园林文学发挥园林景观的神韵。园林的意境与文学的意境通过园林与文学的相互融合来达到最佳的统一。文学与造园二者结合起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将此情、此景表达得淋漓尽致。（本文作者：王义兵 单位：渤海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文学艺术论文:古代文学艺术审美研究 一、审美惊奇的文字学考察 拨开历史的风尘迷雾，汉字的象形和会意显示出直逼本相的简洁与明快。《说文解字》解释惊(驚):“驚，马骇也。从马敬声。”所谓“马骇也”，意为马因害怕而受惊鸣叫或狂奔不受控制，也可以聚焦于马受惊而扬蹄欲奔的刹那。无论是鸡犬相斗，还是老虎和熊举起前爪要扑人的“最富于孕育性的顷刻”的动作，①这一时刻画面感极强(莱辛认为，画家表现动作应选择发展顶点前的那一顷刻，这一顷刻包含着过去，也预示着未来，可以让想象有充分发挥的余地)。另外，汉字符号“驚”本身也浓缩了马腾空而起将欲狂奔的这一极富张力的动作画面，体现了汉字画、形、意相通的特点。《说文》释“奇”为:“奇，異也。不群之谓，一曰不耦。从大从可，会意。”这里有几点可以注意，其一是“不群之谓”，即不同凡响，奇异超群;其二是“一曰不耦”，此处“奇”与“偶”相对，本意为“奇特、奇异”，无可与之相匹配之物;其三为“从大从可”，可解释为“大可”，现代汉语里称之“非同小可”，本义是奇异、特出之物;最后，“奇”可释为“珍奇”、“稀奇”，言珍贵罕见之物，可训“珍”。 《说文》云:“珍，宝也”;“宝，珍也”，本意指珠玉等宝物，皆指有罕见价值而受到追逐和珍爱。可见，无论哪种说法都透露着“奇”(不凡)超越“常”(一般)的品质，泛指一切奇特、异乎寻常的人或事物。由此，“惊奇”可释作“为奇所惊或因奇而惊”，诉诸审美活动，即是“为奇异之美、惊奇之美而惊而奇或因奇异之美、惊奇之美而惊而奇”，谓之“审美惊奇”，它通常是指主体心理的审美效果而言，是一般美感的极致状态，可称之为“极度美感”。以上是在探究“惊”、“奇”本义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可以训“奇”的一些汉字的研究，解读其背后潜伏的共通特征以及这些特征何以能引起主体的惊奇美感。研究表明，审美主体能从象征着珍奇、稀有、罕见、奇特、奇异、神奇等特征的非常态事物中获得审美感受。当然，同“珍”(怪)或“奇”(异)之于审美惊奇一样，相近的还有“新”、“变”。两者无论作为名词抑或动词，都有引发主体审美惊奇的潜能。但是，“新”不等于“奇”，“创新”也不等于“创奇”;“变”亦非一定指向“奇”。“新”、“变”提供了惊奇之美产生的可能，它们之于审美惊奇的产生是或然性的而非必然性的。 二、审美惊奇的重要构成因素———至大至刚 对“至大至刚”进行讨论并不意味着它是惟一的构成因素，也不是具有“至大至刚”特点的文本都能带来审美惊奇，因为这和主体的审美经验密切相关。但从审美效果角度看，“至大至刚”在引起审美惊奇时最为明显和常见。作为一种有独特内涵的审美原则，审美惊奇也反映了以古老的诗性智慧为根基的思维方式的深层要求，因此，与“自然”、“雄浑”等范畴一样，贯穿了中国古代诗学发展的历史，并在漫长的迁变过程中得到持续的丰富与发展。从历代文学艺术作品中，也约略可以窥见这一古老审美原则愈发明晰的演变轨迹。对“奇文郁起”的屈原，刘勰说:“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惊才风逸，壮志烟高。”又说，“《远游》《天问》，瑰诡而惠巧……故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文心雕龙•辨骚》)因此屈原的《楚辞》为我国古代的审美惊奇观念赋予了奇伟瑰丽的形式美特征。审美惊奇在“义尚光大”(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的汉赋里有更精彩的表现，仅以枚乘《七发》为例:“疾雷闻百里;江水逆流，海水上潮;……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鹭之下翔。其少进也，浩浩溰溰，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其波涌而云乱，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其旁作而奔起也，飘飘焉如轻车之勒兵。六驾蛟龙，附从太白。纯驰浩蜺，前后骆驿。颙颙卬卬，椐椐彊彊，莘莘将将。壁垒重坚，沓杂似军行。訇隐匈磕，轧盘涌裔……此天下怪异诡观也。”观涛为《七发》中著名的一段，涛形雄奇奔放，雷奔云走、铿锵镗踏，让人目不暇接，魂驰魄荡，冲击力极强;且文字里夹杂着许多难读字体，表现极其奇异、诡谲，具有陌生化特征，延长了理解和感知的时间，增强了语言的弹性和审美表现力;多种修辞手法尤其是比喻、排比的运用，使文章气势不凡，一泻而下，审美主体的直觉能力也得以全面张扬;显示了极为摄人魂魄、动人心弦的心理震颤特点。 一般而言，以“至大至刚”为构成要素的审美惊奇多是在短暂的时间里与我们的生命相遇，这瞬间的震撼与迷狂、灵感与兴象，万千齐发，伴随着生命的狂喜与激荡，如此真实、又如此难以把捉，如此短暂、又如此执拗地盘踞在我们心中，每每想起，总不免让人怦然心动。它是惊心动魄的审美强音，在美感经验的制高点与我们的生命不期而遇。然而，人类的审美感知并不是数学中的某个常数，它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以及审美经验的不断增加而发展变化，文学艺术提供给参与审美活动者的是:在发展和变化着的审美经验里，发现并重新建构新的审美心理图式。审美主体调动已有的审美心理图式，置于当下的审美经验里，过滤掉芜杂、散乱、废旧的信息残留，重新加工、整合，形成新的认知体系和审美心理图式，以全新的姿态向未来时间沉潜，通过反思与重构，为审美惊奇的再次发生创造可能。 三、审美惊奇的连续性 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理论中，审美惊奇理论表现了一定的连续性。“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毛诗序》)这段话常被用来阐释“诗”与“情”、“志”的关系，即通常所谓“诗言志”和“诗缘情”，也有学者用以把握“艺术创造与审美体验的内在关联”。①笔者认为，《毛诗序》的这段文字可谓生动、准确地描述了审美惊奇发生的全过程，并且几乎调动了与审美主体相关的各种要素。其中包括“情”、“志”、“心”等精神因素，还包括了“言”、“手”、“足”等物质因素，在紧张剧烈的心理体验中，尽可能地运用多种载体来呈现审美主体所能经验到的极致美感状态。朱光潜认为:“诗歌、音乐、舞蹈原来是混合的。它们的共同命脉是节奏。”②此话洞见甚深。应该注意到，这56个字，以情感为动因和主线展现了一个逐层递进的链条:志情动言嗟叹永歌舞蹈诗。“志”在心中不安游走，具有要求实现自我的言说冲动;“情动”是审美活动开始的契机也是终极动因，要求审美活动持续进行;“言”是物质载体，要求符号化的情感表达;“嗟叹”诉诸声音，彰显了“言”的局限性;“永歌”是自然之声向审美之音的提升，开始了美感的具体化;“舞蹈”是肢体的符号语言，借助有节奏的肉身的旋转、跳跃、飞腾，实现了审美活动由“志情动言嗟叹永歌舞蹈”到“声、乐、舞”一体的完整表达。至此，审美惊奇全面呈现，表现为手舞足蹈的忘情狂欢;此过程付诸文字，“诗”便真正产生。即由“声、乐、舞”转变为“诗、乐、舞”三位一体的交响合鸣，审美惊奇的符号化据此诞生，而此符号化也恰恰见证了审美惊奇的激荡表达。历代有关审美惊奇的论述较多，仅举两例如下:“为人性癖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杜甫《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韩公诗，文体多，造境造言，精神兀傲，气韵觉酣，笔势驰骤，波澜老成，意象旷达，句字奇警，独步千古，与元气侔。”(方东树《昭昧詹言》)以上两例，或作为创作的艺术理想追求，或作为评鉴的艺术价值标准，都对审美的惊奇效果给予很好的描述与论断。这种极致美感给审美主、客体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它是不易企及的审美标准，散发着不同流俗的审美之魅。显然，引文都很好地表达了审美惊奇应有的属性，也显示了审美惊奇理论的连续性。 审美惊奇是审美心理体验的极致状态，这也决定了惊奇美感体验具备审美体验的一般特征，只是两者的表现形式、审美心理效果等有所差别而已。从美和奇异之美或惊奇之美的关系而言，惊奇之美是美的高级形式或极致状态。这说明惊奇之美首先是美的一种，在心理效果上，审美惊奇是一种极度美感，是建立在审美基础上、对惊奇之美的体验，某种程度上可喻为审美的“接着讲”。综上所述，审美惊奇不同于一般审美，无论是思想内容(如立意、题材等)还是表现形式，都对文学艺术文本要求甚高，同时亦与主体审美心理结构与审美经验密切相关。在审美惊奇中，个体生命暂时摆脱了庸常与烦闷，获得惊奇美感体验的补偿，这使之不断保有对审美惊奇的探求与追问，并在对惊奇的思慕和对庸常的反抗中，体验到审美惊奇而倍觉安慰，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中的审美惊奇，也亦因此永恒之思而多姿多彩。主体辗转于永不停息的追问之中，这不但是审美惊奇理论发展的驱动力，也是其所以存在之原因。 文学艺术论文:文学艺术对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作用 大学生肩负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是祖国未来的希望，因此对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将大学生培养成为综合素质极高的全面型人才是高校的重要使命，也是现代社会的需求。文学艺术对于人们情感、道德、智慧、品格、审美等的形成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将文学艺术运用到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会促进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效果，更好地服务于大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 一、利用文学艺术开展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必要性 思想品德教育对于大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能够促使大学生的思想健康积极向上，文学艺术具有饱满的感情与美感，能够陶冶大学生的情操，文学艺术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形式向大学生传达一些积极向上的情怀，净化大学生的心灵与思想，将文学艺术融入到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整个过程，能够有效地激发大学生对思想品德教育学习的兴趣与动机。 (一)文学艺术是促进大学生全面综合发展的需要 大学生是国家未来的希望，培养综合素质极高的全面型人才是当代社会发展的需求，大学生德、智、体、美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需要借助于文学艺术使其能够达到理想的境界。在培养大学生德智体美综合发展的过程中，要将大学生德智体美教育与文学艺术教育的做法、理念以及内容在运用上相互借鉴与相互渗透，使思想品德教育变得更加生动有趣。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不仅包含了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品德教育、素质教育、心理教育以及法制教育等，还包括了心理、人文等各方面全方位的综合教育。文学艺术与思想品德教育的有效结合，能够使大学生充分地领会与感受思想、道德、品格等方面的美，使大学生的思想感情更加丰富饱满，最终使大学生形成高尚的情操以及较高的素养，成为现代社会需要的综合型的高素质人才。 (二)文学艺术能够提升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效果 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在大学生的教育阶段是必不可少的，然而要提高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效果必须要不断地创新与丰富思想教育的途径与方式，将文学艺术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是非常有必要的。思想品德教育与文学艺术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内在联系，思想品德教育的过程就是要把文学艺术融入其中，运用艺术的魅力与美好意境使思想品德教育更加的丰富与生动，这样才能使大学生更易于吸收并接受。运用文学艺术的方式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能够使大学生感受到真善美的切实存在，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并体会思想政治教育的真正内涵。将文学艺术充分地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可以避免思想品德教育的抽象与生硬，更加有利于思想品德教育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进一步提升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效果。 (三)文学艺术满足了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现实需要 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中有效地运用文学艺术题材是非常有必要的，文学艺术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能够满足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现实需要。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文学艺术是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社会化发展趋势的需要。所谓的思想品德教育社会化就是指思想品德教育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地靠近现实与生活，并与社会教育相互渗透。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能够体现出高尚的道德情操，它在社会生活中对人们的思想以及行为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21世纪的今天，高校大学生的生活逐渐社会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优秀的文学艺术作用能够渗透到大学生的思想中，给大学生带来巨大的作用。第二，文学艺术是大学生精神文化需求多样性的需求，大学生处于心理发育并逐渐成熟的阶段，但尚未完全形成完整的人生观、世界观与价值观，他们逐渐走向社会与社会接触，生理上与心理上都具有较大的可变性和可塑性，随着信息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大学生的精神方面的需求也日趋多样化，不同形式的丰富多样的文学艺术作品在大学生的生活中占据了很高的地位，一些优秀的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学艺术作品不仅能够满足大学生多元化的精神需求，还可以帮助大学生逐步形成一个正确的思维观念和价值观念，能够不断地完善大学生的人格与思想。 二、文学艺术在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中的作用 (一)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激励与感染大学生的精神世界 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给人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经典的文学作品中不仅能够折射出人性的美丑，体现人类的生存价值，还包含着丰富的人文情怀与精神，感染与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与行为。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影响与激励大学生的思想与行为。传统的思想品德教育形式单一枯燥，没有充分地体现出精神的感染与人文的关怀，而优秀的文学作品中包含了人性、知识、道德、艺术、历史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将这些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能够丰富大学生的精神世界，使大学生从中吸取正面积极的东西，从而促进自身健康人格的形成。经典的文学作品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以及讲述的经典故事，能够感染人与教育人，使人们在陶冶自身情操、净化心灵的同时，也能够提高自身的思想政治道德境界。比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一经典的文学作品讲述了一个艰苦奋斗、坎坷的人生经历，作品中主人公的故事以及精神感染影响了许多人，鼓舞激励着人们勇往直前。因此，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帮助大学生树立一个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以及价值观，有助于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音乐作品能够为大学生营造积极向上的思想教育氛围 音乐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元素，人们可以通过音乐表达内心的真实情感，音乐是人们的一种精神寄托。对于大学生来说，音乐可以丰富他们的大学生活，表达他们内心的情感，将音乐作品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会使大学生更乐于接受思想教育。音乐可以净化人们的心灵，可以消除大学生产生的各种不良的负面情绪。当大学生遇到困难挫折时，一些积极向上的励志音乐作品能够激励大学生积极地面对困难，当大学生处于低落郁闷的情绪中时，一些优美的旋律可以消除大学生低沉的情绪，净化他们的心灵。音乐能够使人们的思维更加的活跃，让人们处于丰富的想象中，激发人们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优秀的音乐作品可以完善大学生的人格与心态，减轻大学生的心理压力，使他们能够健康地发展。慷慨激昂的音乐作品不仅能够震撼人们的心灵，还能够鼓舞激励人们勇敢前进，将音乐作品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使大学生们在欣赏音乐艺术陶冶情操的同时，也感悟人生的真谛，对人生有更深的了解与体会。丰富多样的音乐作品可以为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提供更广阔的天地。 (三)影视艺术作品能够增强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感染力 文学艺术包括散文诗歌、音乐、绘画、雕塑、电影等，无论是哪种题材与形式的文学作品都具有自身独特的感染力和艺术魅力。其中，电影电视能够给人们最直接的视听感受，它所具有的艺术感染力能够极大地影响人们的思想行为，因此在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要充分地利用那些积极向上且优秀经典的影视作品，使其辅助于大学生的思想教育。影视艺术是将音乐、美术、文学、舞蹈、雕塑等各种艺术整合在一起的一种艺术形式，其多样性与丰富性能够丰富以及感染大学生的精神世界，一部优秀的影视作品能够生动形象地向大学生灌输人生的哲理与价值观，其作用与效果要远远大于长篇大论的说教，大学生可以在欣赏影视艺术，放松身心的同时，从中吸取一些人生的哲理，感悟人生的意义，可以使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利用影视艺术作品进行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时，要坚决抵制那些含有不良内容以及传播不健康信息的影视作品，要将更多含有积极正面内容的影视作品引入校园，一方面丰富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与精神世界，另一方面净化大学生的心灵，提高大学生的素质，为大学生营造一个积极向上、健康的文化氛围。 (四)绘画作品能够为大学生创造思想品德教育的育人环境 绘画作品在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国大型历史题材的经典绘画作品是我国非常宝贵的文化财富，它记录了我国各族人民建设祖国的历程，其中一些关于战争题材的绘画作品，表现了中华民族在战争年代所经历的苦难，展现出了战士以及人民在战争时期勇往直前、不屈不挠、顽强抗争的伟大精神，这些绘画作品给人心灵上的震撼以及视觉上的强烈的冲击。将历史题材的绘画作品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能够使大学生们深入地了解并体会历史，拉近与历史以及战争英雄的距离，使大学生们主动地了解历史，并向英雄人物学习他们坚强不屈的精神，这将会对大学的思想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在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过程中，应注重绘画作品对大学生思想教育的作用及影响，尤其是历史题材的绘画作品，以此来培养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以及民族自豪感，将大学生发展成为综合素质极高的、全面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接班人。 三、结语 文学艺术是提高人们素质、丰富人们精神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艺术对于现代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它能够激发大学生的创造力与想象力，能够使大学生逐步形成完善的人格以及思想观念，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及价值观。要确保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实施的效果，必须将文学艺术有效地融入其中，力求培养出更多德智体美综合发展的全面型高素质人才。 作者：张爱萍 张赣 单位：南医学院 文学艺术论文:新疆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探究 一、新疆民间文学艺术的行政保护实践 我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起端于2003年，2005年承接为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以“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被列入国家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十个试点项目”为标志，拉开了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建设的序幕，已形成了全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格局。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机制和队伍建设 新疆成立了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领导小组、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在领导协调、专家咨询、保护研究三方面形成了区、地、县三级系统化的工作机制。同时，于2008年经自治区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准，在文化厅增设“非物质文化遗产处”。当前，除自治区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并新增了7个全额事业编制外，新疆已有90％的地州、县（市）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机构。截止到2009年底，新疆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人员已达557人。 （二）建立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体系 首先，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从2006年开始，新疆各级文化部门投入本系统人员1896人并吸收社会力量9063人参与，经过三年的全面普查，获得阶段性普查成果3772项，初步掌握了各地、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种类、数量、分布状况、生存环境、保护现状及存在问题等基本情况。其次，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目前新疆已形成了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其中，世界级3项，国家级70项，自治区级293项，地（州、市）级535项、县（市）级2480项。13个世居民族都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入国家级和自治区保护名录。2012年计划建立“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濒危名录项目”，实施分类保护。再者，注重扶持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目前，新疆已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代表性传承人47名（共3批），中央财政每年给予每人传承补助8000元；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427人（共3批），自治区财政每年给予每人传承补助3600元。各县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共登记各民族传承人17483人，给予一定的传承补贴。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科学有效的传承机制和对代表性传承人传承工作的考核机制，贯彻落实权利义务和奖惩制度。这些措施不仅提高了各民族优秀民间艺人的社会地位，而且充分调动了他们传承、教习的积极性。最后，积极开拓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通道。以维吾尔木卡姆的保护传承为重点，逐步开拓了五种传承通道。一是坚持原生态传承，统一规划建设10个木卡姆传承中心，已建成投入使用3个，4个在建，实行民间艺人就地传习、教学、展示；二是专业传承，积极支持新疆木卡姆艺术团做好维吾尔木卡姆的收集、整理、规范、展示等工作；三是文本传承，《十二木卡姆》已有3个版本，《哈密木卡姆》已有2个版本，《吐鲁番木卡姆》、《刀郎木卡姆》各有一个版本出版，经过深入研究，还将出版更为完整、严谨的木卡姆版本以传之后世；四是教育传承，区内有关大专院校开办维吾尔木卡姆传承班、招收木卡姆专业研究生，编写维吾尔木卡姆的普及型乡土教材，推动其进校园、进课堂；五是多媒体传承，出版有关维吾尔木卡姆的多种图书和音像制品，编制《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的数据库。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与传播 由新疆艺术研究所和新疆民间文艺家协会分头编撰的《中国戏曲志•新疆卷》、《中国戏曲音乐集成•新疆卷》、《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新疆卷》、《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新疆卷》、《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新疆卷》、《中国曲艺音乐集成•新疆卷》、《中国曲艺志•新疆卷》、《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新疆卷》、《中国民间歌谣集成•新疆卷》、《中国民间谚语集成•新疆卷》“十大民间文艺集成志书”已出版面世，该套志书始于1985年，历时24年，是全面搜集、整理新疆各民族优秀民间文学艺术浩大工程的标志。此后《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图典》等陆续面世，2012年“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正式启动。从2006年起每年“文化遗产日”系列展示活动、“新疆民间文化艺术节”、“第六届国际木卡姆研讨会”、“首届哈萨克族阿依特斯全国学术研讨会”等活动，全方位多渠道展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 （四）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生态保护区 依据“十二五”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发展规划，拟在新疆13个世居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对集中、传统文化生态保持完整并具有特殊价值的街区、村落或特定区域，建立莎车县“维吾尔木卡姆生态保护区”、布尔津县“哈萨克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锡伯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等4个自治区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加强在地整体性保护，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活态传承和发展。 （五）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 2011年吾库萨克乡热合曼•阿布都拉传习所———民族乐器制作技艺（维吾尔族乐器制作技艺）列为文化部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2012年第七个文化遗产日举办了“2012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成果展”。目前正在落实设立4个自治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保护实验区，推进依托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文化产业发展、文艺创作繁荣，促进其在民间的保护和活态传承。① 二、新疆民间文学艺术的立法保护实践 最早对民间文学艺术给予立法保护始于1985年1月1日文化部颁布实施的《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和《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实施细则》。1997年国务院颁布实施《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是对民间文学艺术立法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疆目前拥有“新疆美术工艺大师”126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3名。1991年6月1日颁布实施的《著作权法》第6条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其间国家版权局曾于1997年草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2012年推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条例》立法进程被列为2012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推进计划。同年，国家版权局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8条为：“民间文学艺术表达的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2013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推进计划列入“开展‘民族民间文艺知识产权保护研究’项目，将知识产权保护管理内容纳入中国民间文艺基础资源管理系统，形成可操作的中国民间文学数据库的知识产权解决方案”的工作措施。我国2004年8月加入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此后国务院先后颁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见》，并于2011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出台，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法制保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2005年批转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管理办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级非物质文体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2008年4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实施，2010年10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保护条例》施行，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入法制轨道。2008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颁布，2010年4月19日新疆颁布实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加强传统知识、民间艺术、传统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保护，促进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的发展被列为专项任务，以知识产权保护民间文学艺术成为地方知识产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定新疆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和新疆地理标志保护等地方性法规及政府文件被列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推进计划（2011～2015）的工作措施。 三、新疆民间文学艺术的司法保护实践 新疆丰厚的传统文化资源所引发的典型纠纷为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积累了有益的司法实践判例。 （一）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纠纷 新疆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之争引发人们的关注最早要追溯到“西部歌王”王洛宾与西部民歌版权纠纷，这也是我国最早关于民间文学艺术的纠纷。1992年王洛宾在台湾与晏茜茜女士签订协议，将《达坂城的姑娘》、《在那遥远的地方》、《半个月亮爬上来》等十首民歌作为个人的著作财产由台商买断。期间王洛宾指控罗大佑推出的《情歌纪念日》专辑，侵犯了他的著作权和署名权。罗大佑就此在上海召开记者招待会，希望通过学术界、音乐界、文化界和法学界弄清这些“根本是民族遗产的新疆民谣，究竟版权归属什么人”。此事件在音乐界引起一片哗然，在西部也引发了许多关注。1994年《人民音乐》从第6期开始开辟专栏，展开了持续一年针对王洛宾和西部民歌版权的讨论。 （二）民间文学艺术再创造作品著作权纠纷 代表案件之一是关于王洛宾多曲民歌权利归属问题出现的多起案件。在新疆洛宾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等与哈力旦•乌甫江等侵犯著作权案中，涉案歌曲《高高的白杨》经过鉴定与原告《我的花园多美丽》的曲调在音高组织、旋律骨干音及旋法节奏形式、句式结构等主要方面基本相同，在节拍形式、具体的润腔及结构细部有所差别。两首歌曲中曲调的母体均源自同一首维吾尔民歌，只是歌词不同而已，因而无法认定《高高的白杨》是由原告作品改编而成的作品。因此，在王洛宾生前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不能被确认为侵权作品的情况下，王洛宾应享有《高高的白杨》的著作权。①代表案件之二是万志民诉葛顺中等侵犯著作权案。歌曲《相爱》是原告万志民在原始民歌的基础上整理后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司法实践认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权利一方面归属于某一区域内的群体，但为促进民歌的进一步传播与发展，应允许公众对民歌进行合理改编和使用。被告进行改编不需经过原告许可，形成的《送我一枝玫瑰花》的作品著作权应归有独创性贡献的葛顺中。判决多次提及两首歌曲改编自民间艺术作品，在署名上仍应注明民间艺术作品的来源。② （三）民间文学艺术元素纠纷 新疆近年来民间文学艺术标示纠纷以“刀郎”之争为最。首先是广东飞乐影视制品有限公司诉罗林侵犯著作权及姓名权纠纷案，受理法院认为：尽管“刀郎”一词具有新疆少数民族文化等含义，但因罗林以艺名方式推出其歌曲作品为公众所认知，“刀郎”一词不仅带有原有含义而且亦兼具“演唱者罗林”的特定署名含义。飞乐影视制品公司与潘晓峰专辑在其包装上标示演唱者时，弱化使用“西域”，突出放大“刀郎”，构成对罗林“刀郎”艺名的使用和演唱者身份的假冒，侵犯了罗林的作品署名权和表演者权。③此后的“刀郎”商标被热注成为酒、刀具和服装类商标，早先被注册为酒类商标的“刀郎”商标行情看涨，据称将以3000万元的底价拍卖。④“刀郎舞之乡”新疆阿瓦提县县委宣传部注册了daolang．cn、“刀郎”等近10个域名。⑤类似的争议还有“木卡姆”注册商标专用权⑥以及“阿凡提”注册商标纠纷案等。⑦ 四、新疆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的制约评析 从行政、立法和司法来看，对新疆民间文学艺术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在行政保护方面，新疆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整体框架下，扎实推进工作机制和队伍建设，传承体系的建立健全，遗产整理与传播以及生态保护和生产性保护的推进。在立法保护方面，新疆在全国列位于较早开展地方立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省区，开辟了我国专就保护“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进行省级地方单项立法的首例，并首创民间文学艺术知识产权地方立法保护的初步尝试。在司法保护方面，新疆多起相关案件，既有较为普遍的民间文学艺术再创造作品权利案件，更有全国首例民间文学艺术纠纷案件，在司法保护方面具有积极有益的判例作用。通观新疆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现状，可见一条这样分明的脉络：法制层面从国家到地方，《著作权法》第6条勾画了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制路径，2010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保护条例》第22条“利用木卡姆艺术从事经营活动或者其他活动，应当依法保护木卡姆艺术传承人的知识产权，并尊重木卡姆艺术传统样式和特定习俗，不得对其歪曲、滥用”的规定首开知识产权保护的地方立法尝试。但这两条关于民间文学艺术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规定都是原则性的，缺乏具体法规与之配套，其实际的法制效用是非常有限的。新疆民间文学艺术知识产权保护现有民事法律机制架构实际就是一部国家法律和一个地方条例的相关条款，除此之外的法制依据，从《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保护条例》均是行政法规。行政立法保护与行政政策的保护是互为因果的，从这个视角来看，新疆民间文学艺术的行政保护与立法保护实际是在同一行政法律机制架构下展开运行的。而在司法实践层面，大量的民间文学艺术权属异议关乎的都是知识产权制度：除了民间文学艺术再创造作品可以直接适用著作权法的条款之外，民间文学艺术、民间文学艺术元素在“由国务院另行规定”未出台之前事实上处于民事法律调整视阈之外，充其量依托极特殊个案判例，①或现有可援引的法条来展开运行，而后者方是民间文学艺术的本体。由此，新疆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呈现出法制层面事实上的不均衡、法制与司法事实上的脱节：行政法律机制丰沛而民事法律机制单薄；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面临大量的民事案件无法可依，现行法律捉襟见肘的局面。在这样的法律框架中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事实上遭到了忽视。新疆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的这种状况也正是我国整体状况的一个缩影。 五、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的出路探析 文化的本质使民间文学艺术既是精神智力文化、又是经济文化、也是政治文化，这客观需要将其视为文化人权与主权，也需要将其视为经济产权；民间性使民间文学艺术具有突出的公共属性，客观需要将其视为公共利益；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维持族群与其文化间的互力，维持族群与其他文化利用者之间良好互补，客观需要将其视为群体私益。公权与私权、公益与私益的交织客观决定了保护机制的非单一性出路。知识产权民事保护机制是以市场为环境的交易制度保障，以权属的厘清为市场行为的基本前提，遵循市场法则并呈现市场调节的特点。其优势在于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注重激励、自发淘汰，形成微观经济体的竞争活力；其劣势在于利益至上、两级分化、宏观失调。民间文学艺术是体现价值创造和精神需要的智力成果，凝结着民族的价值、信仰，传递着民族的历史、知识，承载着民族的精神、灵魂，实际上无法也难以以市场价值来衡量其价值。①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权是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二位一体权利；其主体二元统一，体现出浓重的公共品格；民间文学艺术的族群人权性要求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的私权与人权协调；市场机制全球化将民间文学艺术的意义从族群生存发展需要，扩展到维护民族独立与国家主权，关系国家的文化安全乃至政治安全。这与产权机制目标存在一定的差距，行政保护机制高效、统筹、均衡的特点，能对市场机制实行有效互补，方能维护民族文化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并利用优势资源后发赶超，增强文化软实力。行政法律机制是借助行政法规与行政政策，将管理者宏观目标通过被管理者贯彻落实。以国家管理组织结构为网络，遵循政府管理法则并显现宏观调控的特点。其优势在于总量控制、调节分化，形成宏观经济环境的健康；其劣势在于对微观经济主体的指导滞后，导致活力不足。在新疆实地调研中可以深切感受到行政法律机制是民间文学艺术保护卓著成效的巨大推手，其效用持久与政策力度成正比，这对行政管理部门的投入荷载是严峻考验。行政法律机制外在的善意在极大提升族群文化自尊自信的同时，族群自身应对环境的能力建设依旧滞后，这种差距使族群总体缺位于主动的文化保护和促进，并引发文化传承内核虚化、文化开发内涵空化。深层次的问题开始浮现：第一，当前法律关于民间文学艺术主体仅涉及到代表性传承人，更多的普通传承人、民间文学艺术族群主体的权利搁置，这在实践中已经引发矛盾纠纷，削弱了族群成员个体文化传承的自觉性和积极性；第二，整理者的权利义务缺乏相应规定导致争端；第三，利用民间文学艺术进行新创作对原作品与素材的权利尊重问题；第四，商业性演出以及改编民间文学艺术中的歪曲、不当使用造成精神伤害问题；第五，开发利用民间文学艺术，来源群体获益有限，主体缺位难以实现对保护利用的有效监督；第六，跨境共有民间文学艺术申报与归属问题。这些问题都根源于缺乏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认定，尚未建立相关群体、个体传承人与再创作者之间合理利益分享机制，尚未设置保障公众使用的权益机制。而这些正是知识产权机制努力的方向。无独有偶，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最重要的两个国际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近年来的相关立法活动，表现了在探索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侧重点发生变化和保护传统文化的不同视角，走向民事法律机制的私法保护与行政法律机制的公法保护二位一体的进路。WIPO于2000年成立了专门机构“知识产权与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学艺术政府间委员会”（WIPO－IGC），其工作主要围绕遗传资源、民间文学艺术、传统知识等三个主体展开。着手探讨传统文化保护问题，推动各国相关立法，继续发挥知识产权国际立法的主导作用。UNESCO所辖的诸如国际组织和国际论坛，对传统文化保护的国际制度安排进行了有益探讨，发动了超越WTO体制的“软法”造法活动：一是颁布保护传统文化的一系列国际公约；二是鼓励各国尽可能利用《知识产权协定》的弹性条款和开放性条款，在协定的“总轮廓之内型塑权利和权力的结构”，“以满足缔约方政治、社会、经济和其他政策目标”。②先后通过了《文化多样性公约》、《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为国际社会保护传统文化、保护文化多样性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法律行动框架。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文化产品与服务具有经济和文化双重属性。①从文化产品与服务的经济属性出发，其权利形态是私人产权，这即是WIPO的知识产权保护模式；从文化产品与服务的文化属性出发，其权利形态是集体文化权利，这即是UNESCO的非知识产权保护模式。WIPO主张的著作权或专有权，都是授权性的保护措施，即是以赋予产权的方式对传统文化表现形式提供保护。UNESCO在其公约中所提出的“保护”，包括“保存”、“维护”和“加强”等9种方式方法，主要是行政性的保护措施，即是国家从文化主权出发对传统文化资源所采取的文化政策和措施。可以说，两种保护方法分属于民事法律机制和行政法律机制的不同领域。②回观新疆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的轨迹与现状，也是这种需要和进路的翻版，这与民间文学艺术非实现国际保护不能成就其真正保护不无关联。概观国际、国内保护脉路，在知识经济、信息时代，综合保护、全球协调是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必经出路。 综上，就一国国内法而言，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应采用二位一体的综合保护模式，即公法与私法结合，行政法律制度与民事法律制度结合的保护模式。在立法操作上，由于法律属性的区别，可以将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置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这一部行政法律制度统领下，同时宜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客体的属性分别建立传统知识、遗传资源和民间文学艺术的民事法律制度。以民事法律制度注入私权动力，以行政法律制度实现利益均衡，实现市场机制与国家宏观调控的互补，私权与人权的统一。民间文学艺术综合保护机制在不同阶段的倚重点是有区别的。就民间文学艺术发展的现状来看，存续是第一要务，法律保护的首要目标是维持存续，而不是明晰产权，激励发展。因此法律制度保护的路径，首先是通过政府行政法律制度实现存续保护，这是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前提基础。其后才是民事法律制度发展保护的逐步介入和深入，最终走向以存在推动发展，以产权激励发展，以发展促进生存，提升综合法律制度保护机制，培育民间文学艺术自身“造血”功能，促进和实现民间文学艺术自主良性发展。应当客观看到，民间文学艺术的生命寄托于它所在的生产方式，而不是善良的意愿，社会生产方式变革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民间文学艺术会在与生产方式的互动中实现新陈代谢，那些失去依存环境的部分必然会退出历史舞台，那些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部分将会被不断地再创造。 作者：吕睿工作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 文学艺术论文:工农兵文学艺术奉献 由倡导的工农兵文学，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受到的赞扬和贬否都最为激烈的文学思潮和文学样式。赞扬它的人，从上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之前，完全是从政治着眼的，如1947年8月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特地召开了一次文艺座谈会，把赵树理树为边区的“方向性”作家，边区的文联副主席陈荒煤还写过《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一文[1]。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下半期，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则是在政治的语境中，给某些作品以艺术上的肯定，比如有人对工农兵文学的代表作品《红旗谱》评价说：“在‘红色经典’作品里，我个人认为，在精深的程度，在文本的精粹程度，在艺术的概括力程度，在人物刻画的丰满度上，《红旗谱》达到的水准确实堪称杰作，而且它在阶级叙事里面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2]贬否它的人，则从“”开始至今21世纪，尚且抛开“”时期不说，即就上世纪80年代而言，不但从政治上而且从艺术上对它进行彻底的否定，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上世纪80年代的“‘十七年’文学研究”，“认为这一时期文学（指以赵树理小说为代表的工农兵文学）便被视为政治的‘传声筒’和‘吹鼓手’”。[3]当今，因为政治而否定它的人仍然不少。这样一来，似乎工农兵文学只有特定时代的政治价值（当然，这是指文学不应追求的政治宣传“价值”），而缺失艺术价值。因此，一个问题便摆在了我们的面前：诞生于上世纪40年代绵延至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长达30余年的工农兵文学，究竟有没有艺术上的成就和贡献？站在21世纪今天的时间点上，以“文学”的眼光来看待几十年前产生于战争年代的工农兵文学的整体，准确地评价它的艺术价值，进而确定它的文学地位，这无论是对于历史还是对于未来，都是非常必要的，因而这是摆在我国学术界面前的迫切任务。在探讨工农兵文学的艺术贡献之前，必须弄清工农兵文学的含义。笔者认为，所谓工农兵文学，应该包括两种：一种是“严格意义”的工农兵文学，以赵树理的小说为代表，要求不但反映工农兵群众的生活，而且要表达工农兵群众的思想感情，还要采用工农兵群众的语言和他们喜爱的体式；另一种是“非严格意义”的工农兵文学，以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为代表，只要求反映工农兵群众的生活，表达他们的思想感情，而并不要求采用工农兵群众的语言和他们喜爱的体式。[4]笔者在谈论工农兵文学时，又曾经指出它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早期的建国前阶段、中期的建国后至“”前阶段和后期的“”阶段[5]。其中以中期的成就最高，所谓工农兵文学的艺术贡献，主要就是指这一时期。下面，我们具体来论述一下工农兵文学的艺术贡献。 工农兵文学的贡献之一是塑造了一批崭新、独特的典型形象，丰富了我国乃至世界文学的人物画廊。在西方现代派出现之前，独特的典型形象和独特的思想感悟，一直是衡量文学作品艺术成就最重要的标尺；而在西方现代派出现之后，对社会、人生的独特思想感悟被视作最为重要的成功标志，但塑造典型人物依然是研究者和其他许多读者的重要期待。直到今天，那些古今中外的名著之所以能够长久留在人们的心中，其活生生的典型形象，是至为重要的原因。诚然，中国文学有重视典型人物塑造的传统，古代戏剧和古代小说都塑造出了许多独特的典型，如崔莺莺、杜丽娘、李逵、林冲、贾宝玉、林黛玉、曹操、孙悟空等一大批人物形象，而工农兵文学显然也是在努力继承这一传统。我们可以看看那些早期的工农兵文学作品，包括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以及袁静、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贺敬之、丁毅的《白毛女》以及王希坚的《地覆天翻记》等等，都在尽力地描写人物性格。但是应当承认，它们都还没有塑造出一个真正够得上“典型”的人物形象，它们所写的人物，虽有某些性格特征，但作为典型形象应有的独特性和概括力，那种具有深厚文化意蕴的厚重感，都还明显不足，即使那位赫赫有名的杨白劳，依然显得单薄，且和鲁迅笔下的祥林嫂有某种相似之处。而后期的工农兵文学，即“”期间的工农兵文学，其许许多多的人物，往往只是一种思想意识的符号，谈不上什么艺术典型。当然，那些至今还留在许多人记忆之中的样板戏，其中的阿庆嫂，有独特的个性，也具有文化的意蕴，可惜描写得不够充分，和“典型”的要求仍有一些距离。在人物塑造上最有成就的是建国后至前的工农兵文学，对于其中的典型人物，我们可以点出一大串：朱老忠、梁三老汉、林道静、江姐、杨子荣。按照中外的典型理论，典型形象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即融合型典型形象和类型性典型形象。《红旗谱》中的朱老忠和《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属于融合型典型人物；而《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红岩》中的江姐以及《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则属于类型性典型人物。值得称道的是，无论哪一种、哪一个，都不但是活生生的，性格丰满、独特的，而且是具有时代特点、地域特点和历史积淀，因而充满文化厚重感的人物。以往的文学史著作和评论文章，在评论这些人物的时候，都只从政治的角度着眼，只注意他们无产阶级的阶级特征，或者只注意其个性，这是不够的。实际上，这些人物身上远远突破了阶级的局限，而透露出文化的意蕴。具体说来，他们的性格体现出以下的特点： 1.阶级性与社会性的统一说：“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6]74因此，阶级性当然是工农兵文学典型人物的重要特征，比如作为融合型典型形象的朱老忠是受压迫、受剥削的农民，对于封建地主的仇视和憎恨，无疑是他性格的主要特征。但他和地主冯兰池之间的关系绝不仅仅是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关系，而是社会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冯兰池为了霸占黄河堤下农民们的大片土地，受到农民们的阻挠和抗拒，他竟然指使狗腿子打死了领头抗拒的朱老忠的父亲朱老巩，同时还要对朱老忠斩草除根。如此，他的品行就不再是作为地主的一般的贪婪与凶恶，而且还是属于非正义的灭绝人性的邪恶，这却不但是农民而且是全人类都要憎恨和仇视的，因而也就让朱老忠对他的憎恨变成了对邪恶的憎恨，而朱老忠的报仇和反抗也就超越了阶级性，而具有了社会性，朱老忠的性格中也就添加了憎恨邪恶、追求正义的社会、文化意义。梁三老汉作为农民，他的阶级性表现为思想上的保守、怯懦和憨厚，这表现在他在加不加入合作社的问题上长久犹豫徘徊，不容易接受新的事物，但是在由封建思想长期统治的中国，这种保守和怯懦以及憨厚，却又不是农民所独有，而是老一代工人、农民甚至其他老人普遍所具有的，因而，他的保守、他的犹豫也就有了社会性。而作为类型性典型人物的林道静，她是在革命中成长的青年的代表。但她的成长进步，并不只是表现为由一个不满封建军阀统治的青年成长为一个具有无产阶级思想的革命战士，而且是由一个向往公平正义的青年成长为一个愿为人民谋幸福的人，她既是一个青年共产党员，又是具有社会正义感的社会青年，因而也具有了社会性。杨子荣当然是一个无产阶级的侦察英雄，但因作品中具体描写了座山雕等匪徒对夹皮沟普通民众的作恶多端，所以，杨子荣对他们的清剿，并不只是表现出他是清剿国民党残匪的英雄，而是一个为民除害的英雄，这同样也给他的思想性格赋予了社会性。同样，江姐并不只是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狱中英雄，她面对的是与人民为敌的凶狠无比、丧失人性的国民党特工，因而，江姐与反对人民的势力斗争到底的大无畏精神也有了社会的意义。 2.时代性与历史性的融合工农兵文学是在大变革的时代格局中审察、认识人物的，因此这些典型人物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这是非常明显的。但同时工农兵文学又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塑造典型形象的，做到了时代性和历史性的融合。比如朱老忠，他是一位大革命时代的人物，一方面他受到当时大革命时代的革命浪潮的影响和裹挟，具有革命的觉悟和要求，所以他才会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另一方面，他的革命意识又是历史上农民造反意识的延续，在他身上，既有水浒英雄的粗豪气息，也有风起云涌的大革命时代的勇猛精神。梁三老汉既有上世纪50年代农业合作化、历史大变动时代的心理波动，又有历史所造成的下层人民的胆怯和固执。林道静既有大革命运动时期的革命冲动，又有历史上知识分子的先锋意识。杨子荣既有解放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时一往无前的气概，又有历史上革命志士坚忍不拔的英气。江姐既有革命胜利前夕的坚韧，也有历史上革命者舍生取义的文化积淀。 3.地域性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成中国地缘广阔，各地的生活风俗、精神气质有不少的差异。工农兵文学的典型人物塑造很注意这一问题，努力表现人物的地域特点。但是中国又长期形成了大一统的传统文化。工农兵文学在塑造典型人物是注意把地域性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的。朱老忠在他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坚持的“出水才看两腿泥”的坚韧中，显现出“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凄清而沉稳的燕赵风骨，而这又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苍凉之风；梁三老汉身上的保守，既体现出终南山的封闭，又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性。林道静身上既有北方学生的率直和执着，也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知识分子君子骨气。杨子荣既有东北军人的豪爽和勇猛，也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武侠气。江姐身上既有巴蜀地域的坚韧和沉敏，也有中国传统文化中女性的深沉和韧性。总起来说，朱老忠是一位融合着个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有仇必报、勇于反抗的，寻求翻身解放、追寻公平正义的，豪爽、坚韧、凄清的、时代大动荡中理性的农民英雄，在他身上寄托着广大底层民众的理想和愿望；梁三老汉是一位融合着个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憨厚、怯懦而守旧的，在社会变革面前犹豫、徘徊的普通农民；林道静是一位融合着个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执着、率性，充满远大理想的革命青年；杨子荣是一位融合着个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英勇机智而又豪情满怀、为民除害的革命侦察英雄；而江姐则是一位融合着个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从容、沉敏，为了最广大人民利益甘洒热血的无产阶级的狱中英雄。 这些典型形象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独特的。同是农民的典型，朱老忠明显的不同于《水浒传》中的李逵，虽然两者都具有反抗精神，但后者的反抗是本能的反抗，充满了蒙昧、鲁莽的色彩，相比之下，即使是在接受党的教育之前，前者也显得理性得多。梁三老汉更是完全不同于阿Q，虽然两者都是种地的农民，但后者懒惰、奸狡，前者勤劳、憨厚。后者愚昧，而前者清醒，只是保守而已。林道静当然也不同于古代作品中的知识分子比如吴用，吴用参加起义是以封建时代知识分子个人的眼光看待天下的不平，而林道静则是以追求远大的革命的理想的心胸来感受革命浪潮的汹涌。她也不同于鲁迅笔下的狂人和夏瑜，后两者虽然觉醒，但脱离人民大众，而前者却是和人民共同斗争，她身上体现出一种亲民性。江姐更不同于历史上的造反者，她的从容坚定是由远大的理想所支撑的，而历史上的造反者当然没有这种思想和胸怀。这些典型形象也不同于世界文学史上别的典型人物。西方古典主义、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中的典型，大多数是王孙贵族，或者资产阶级人物，只有少数平民百姓，同时因为“欧洲和地中海的北部和西部地区”在中古“以后漫长岁月里，农业社会的基本特征逐渐消失”，“中古欧洲发生了工商业革命，导致了一个工业社会的兴起”[7]34，原本样式的农村和农民已基本不复存在，所以以农村生活为描写对象的文学作品不多，真正的农民形象更少。即使有，也同朱老忠、梁三老汉大相径庭，如19世纪初英国作家瓦尔特.司各特小说《艾凡赫》中的罗宾汉，他虽然反抗封建压迫，但又充绿林好汉，有百步穿杨的绝技，是个传奇式的人物，“表现出他狭义的性格”[8]；巴尔扎克小说《农民》中的尼雪龙是“热诚地信仰者共和主义理想，严格说，不过是小生产者模糊的向往和追求”的、“坚硬如铁，纯净似水”，不谋私利，“忠肝义胆”的、“寻常中的优秀人物”，这一形象“不免显得有些苍白”，只能作为“一个道德象征”[9]；《堂吉诃德》中的桑丘则是一个朴实善良、机灵乐观、目光短浅、自私狭隘的普通农民形象；前苏联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中的青年农民潘苔莱是“勤劳作，爱家园，具有一些善良本性，却又被虚荣弄得错头错脑，其灵魂卑鄙恶劣”[10]的小人；还有印度作家普列姆昌德小说《戈丹》中的农民何利，是一个虽有同情心，但愚昧麻木、毫无反抗意识的农民。这些人物和朱老忠相比，在于朱老忠那种追求人民群众彻底翻身解放的思想愿望，是外国文学中所有的农民形象绝对没有的。而梁三老汉那种在新事物面前表现出来的中国式农民的守旧和犹豫，特别是由个人发家致富到集体富裕的历史性向往，更是外国文学中的农民形象所不具备的。作为知识分子的林道静和法国作家司汤达《红与黑》中的于连，也完全是不同的人物，前者是不断追求广大人民的共同理想的革命青年，而后者则是只图个人利益、一心向上爬的人物。杨子荣一身正义，他是为民除害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化身，而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则是维护正义的个人英雄。江姐是“为天下劳动人民的解放”而奋斗的狱中英雄，而爱尔兰作家伏尼契笔下的牛虻则只是同情下层人民的志士。总的说来，工农兵文学同以往中国文学以及外国文学中的其他典型形象最重要、最根本的差别，在于胸怀和理想上面，他们所做的一切，是为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还是为了自己或者所在的利益群体，这是他们思想意识的分水岭。正是在这一点上，充分显示了工农兵文学典型形象的独特性，确立了工农兵文学典型形象的无可代替的重要地位，从而丰富了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人物画廊，彰显了工农兵文学的艺术成就和艺术贡献。否定这些形象的人往往认定这些形象是用作政治宣传的虚假人物，其实从这一时代过来的人都可作证：这样的人物形象是真实的，因为那一时代就是那样。 工农兵文学的贡献之二是确立了反映底层民众生活，并表现底层民众情怀的写作规范，为中国和世界文学展示了表现底层民众生活的一种新的内容样式。由于文学（此指书面文学）是一种以文字表达能力为基础的精神活动，而具有这种能力的底层民众极为有限，所以在世界范围内，真正的底层民众作者是极少的。同时又由于文学作品对作者生活体验的依赖，所以真正反映底层民众生活的作品并不多。即使有，也是以上层阶级或知识分子的眼光来审察和反映底层民众生活，表现上层阶级或知识分子情怀的作品，我国封建时代的市井小说就是如此，西方那些粗俗文艺亦是如此。而工农兵文学则不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表现工农兵群众”[6]59，这“工农兵群众”就是指底层民众。所谓“表现工农兵群众”，就是要以他们的生活为题材。但又不止这些，因为这“表现”是可以持不同的立场和不同的感情的，为此，又说：我们“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6]49，“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要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6]52，这实际上是要用底层民众的眼光来审察工农兵即底层民众的生活，要以工农兵即底层民众的思想感情来表现工农兵即底层民众的生活。当然，这“工农兵即底层民众的眼光”是指觉悟了的底层民众的眼光，实际上是代表底层民众整体利益的眼光，这“工农兵即底层民众的思想感情”也就是觉悟了的、代表底层民众整体利益的思想感情。而进一步说，所表现的就是底层民众自己感受到的、表现底层民众自己利益的生活。简言之，就是底层民众自己表现自己。我们看看，不但是赵树理小说以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种谷记》、《吕梁英雄传》等早期的工农兵文学作品，就是建国后《红旗谱》、《保卫延安》、《创业史》以及其他众多的工农兵文学作品，也都是这样的作品。比如赵树理小说就是以觉悟了的底层民众的眼光和思想感情来审察、来描写青年男女的婚姻爱情的，所以才会有对二诸葛、三仙姑阻挠小二黑和小芹自由恋爱的不满和反叛；《红旗谱》是以觉悟了的底层民众的感情和利益要求，来看待大革命时期农民对封建地主的反抗，所以才会有作品对朱老忠们的赞颂；《创业史》是以觉悟了的底层民众的情怀和利益要求，来看待和描写上世纪50年代中国的农村合作化运动，所以才会有对梁三老汉的怨艾和惋叹。同样，正是因为以工农兵群众的眼光来看待新中国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生活，以工农兵群众的情怀来感受新社会的新人物，所以才会有王汶石《新结识的伙伴》（1958）中张腊月、吴淑兰这两个喜气洋洋、充满自豪感和生命活力的妇女形象；正是因为以觉悟了的工农兵群众热切的眼光和心胸来关注、体察上世纪50、60年代新生活、新变化，所以才会有李准《李双双小传》（1960）中李双双这一崭新的妇女形象，才会有她敢于同落后思想作斗争的行为，以及她内心的喜悦和自豪。在漫长的中国文学史上，那些表现底层民众的理想和生活态度的，只不过是些原本为口头文学的民间故事。直接描写底层民众生活的书面文学，不用说古代极少，就是有，如《水浒传》也不具有底层民众的情怀，而是以封建统治阶级的眼光来审视生活的，所以才会认为造反的农民必须招安。再比如对于李逵的描写，既写他的造反，同时又以把玩、嘲笑的心态写他的鲁莽，这都是缺少底层民众思想感情的结果。看看世界文学，哪里会有以底层民众的情怀来审视和表现民众生活的作品呢？上面所谈到的西方描写农民的作品，都是以上层社会的眼光来审视的，如《堂吉诃德》所写的桑丘，他的目光短浅、自私狭隘，是饱含着作者对他的嘲笑和嫌弃的，这和农民自己的情感不同。所以，即使是在世界范围内，工农兵文学的内容也是独特的。世界文学是由各个国家、民族的文学共同组成的，多样性应该是它重要的特征。而工农兵文学的这种以底层民众的眼光和情感来审察和表现底层民众生活的内容范式，就不但为中国文学，同时也为世界文学展示了一种新的表现生活的新的内容样式，是为世界文学已有的内容作了重要的补充。 工农兵文学的贡献之三是树立了大众视角下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并与作家的不同艺术风格相结合，为中国和世界文学提供了一种独特的风格式样。在1942年2月写的《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曾经强调要建立“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1]。在1956年，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他又说：“艺术有形式问题，有民族形式问题。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6]147还说：“语言、写法，应该是中国的。”[6]151“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6]153应该说，此前他还没有明确地提出个人风格的问题。但是在1951年，他在为中国戏曲研究院的题词中，提出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在1956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中，他又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6]143在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们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还说：“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6]158这就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艺术风格可以多样化的意思。他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是在和“洋化”的比照中提出的，是在世界的格局中强调中国化；而艺术上的不同风格是在作家之间提出的，是强调作家作品的特异性和多样性。他对两个方面的同时强调，是要求工农兵文学作品，既要有个人风格，又要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要把两者很好地统一起来。所谓“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实际上就是中国的民族风格。这是很容易理解的。问题是，就文学而言，上层社会和底层民众的文学口味是很不相同的，正因如此，所以才会有泾渭分明的精英文学和通俗文学之别。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通俗文学是遭到蔑视和鄙视的，因而也是遭到压制的。因此，中庸性质的“平和、雅致”就成为上层社会的作风和气派。那么，提出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到底是指底层民众的，还是指上层社会的呢？当然是指底层民众即工农兵群众的。因为特别的强调是“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他一再提醒文艺工作者要重视工农兵的墙报、民歌、民间故事[6]93，以及秧歌、春联、年画[6]107，这些都说明所说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是以工农兵，即底层民众的喜好为准则，是大众视角下的，不是以上层社会视角下的作风和气派。所以，所谓“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既是指民族化，又是指大众化。换言之，即大众的民族化。 还是回到“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和作家个人风格的统一问题上来。我们可以看看那些工农兵文学作品，赵树理小说的朴实、平易和大西北的泥土味，是他的个人风格，而这又是工农兵群众的平朴、通达、亲切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具体体现；周立波《暴风骤雨》所表现出来的激越、豪爽和幽默感，属于他的个人风格，然而其中又表现出亲近土地的情怀——这也是中国底层民众的作风和气派。孙犁《荷花淀》等作品表现出来的沉静、优美、充满诗意的个人风格，也透露出中国民众追求安定、和谐生活的作风和气派；同样，梁斌《红旗谱》的大气磅礴也表现出中国民众的豪情；柳青《创业史》所表现出来的稳健、沉静风格也表现出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平稳、宽宏的气韵。强调个人风格，这是中国文论的传统。历代的文论家们都十分注重对作家风格的推崇，并以对作家风格的认识作为他的学术眼光的标识。但是，我们也完全可以看到，古代的文论并不十分强调中国的民族风格。这大概是因为“中国封建社会最本质的特征是大一统”[7]42。民族风格本已存在，所以没有必要强调；而西方国家地缘并不那么广阔，国家之间来往频繁，“欧洲的法国、英国、德国、俄国、意大利以及丹麦、西班牙等国在相当久远的年代，彼此间的文化就开始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互相作用”[7]1，因此各个国家、民族之间的差异并不突出，由此，也就不可能强调各个国家的民族风格。同时由于西方自封建社会解体之后，就强调个性解放，极为重视个人的权利和特性，反映在文学创作中，就是极为注重表现作家的个人特点。而又由于西方特别重视思维，注重哲学，所以在文学作品中重视作者对社会人生的的独特感悟和作品的哲学意蕴。相比之下，对于作家个人的风格，并不那么强调。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工农兵文学这一民族风格和作家个人风格统一的风格式样，都显得非常特别。试问，赵树理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新儿女英雄传》、《红旗谱》、《创业史》、《林海雪原》、《红岩》，有哪一部像是古代的白话短篇小说，或者《水浒传》？《水浒传》虽然由其情节、结构、语言所表现出来的平朴是大众化的民族风格，但作品所写的造反者们对宋江的意见既想不通而又照办，唯“好官”、“兄弟”宋江是从，宁愿含冤负屈的思想作风，以及全书所表现出来的含混不清的混沌氛围，就与大众喜闻乐见的豪爽、通达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相违，和《红旗谱》所表现出来的坚韧而奋勇向前的气势大相径庭。而《王贵与李香香》既与李白、杜甫诗歌不同，也与白居易诗不同。白居易的叙事诗如《卖炭翁》，其语言的平易、朴实，固然有大众化的民族风格的成分，但其居高临下的对人民的同情和怜悯，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哀怨和愁丝难断的心境，这就与大众喜闻乐见的追求正义、豁达勇猛的民族气派不同，与《王贵与李香香》所表现出来的虽然屡陷困境却勇往直前的气概有别。与国外相比，应该说，西方无论哪一个作家，其风格都不是大众化的个人风格。所以从世界范围看，工农兵文学为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提供了一种新的独特的民族化、大众化统一的文学风格式样。 上面所谈的是工农兵文学的艺术贡献，不但是从横向（世界）着眼，而且是从纵向（历史）着眼的。笔者认为，无论是从世界文学的角度看，还是从中国文学史的角度看，中国的工农兵文学都是非常独特的。作为学术界，不能以西方文学特别是西方现代派的眼光来看待它，也不能以中国古典文学的标准来要求它。因为它并不是西方现代派文学，也不是中国古典文学。它就是它，不是别的什么。它是一种独特的文学样式，更具体、更准确地说，是一种不同于前苏联文学的政治斗争文学。正是在这里，表现出它的独特性。而正是这种独特性，才使它对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作出独特的艺术贡献。世界文学应该是多元的，既然西方可以有各种“主义”的文学，为什么中国就不能有独特的政治斗争文学呢？在谈论工农兵文学的艺术贡献时，笔者同时也认为，它存在着好些文学方面的失误，形成了以故事情节诠释公众意识的模式，导致了文学的浅露化和趋同化；对个人独特情感的轻视与漠视，减弱了情感的震撼力和作品的感染力；把思想引导变为行政领导，影响了文学的自由度等等。而这种失误，也是独特的。当今学术界的好些人正是以此为依据，对它作彻底的否定。只看失误，不看贡献，笔者认为这不是唯物主义的、科学的态度。 文学艺术论文:文学艺术现代性及分期 当前人们所讨论的关于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忽略了其基础性的重要作用，新时代的背景下关于文学现代性的讨论应该立足于现代性的“地面”等客观问题之上，人的现代性生存体验是构成中国文学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归根结底现代性指的是人的生存体验感受，而文学现代性的分期我们可以将其划分成为现代1和现代2两种意识形态。 一、文学的现代性 (一)文学现代性的“地面” 关于文学现代性的话题已经成为时下我们讨论的热点。无论在论文答辩，还是现代文学、文艺学专业的论文题目当中都涉及了许多关于文学现代性的问题。这就不得不让我们思考现代性对于文学创作和研究而言的真正意义是什么，与此同时现代性通向文学的桥梁在何处。文学史通过语言描述的方式，形象生动而又具体地向我们阐述了现代性的客观意义，这属于思维层面的问题。文学现代性拥有着独特的审视问题的角度和回答问题的方式。深入地说，笔者认为，文学现代性实际上是一种体验，也就是人对于他所生存环境的一种敏锐和特殊的直觉。文学创作来自于生活，是作者对于日常生活的感悟和体验的呈现方式，与此同时它也是文学现代性的重要桥梁。这里所提及的体验，与传统意义上的心理学思维模式不同，不是我们心理学意义上的思想和心理行为过程，而是在日常生活和大自然体验中所产生的包括感受、情感、欲望、想象、幻想和理智的统一结合体，贯穿了整个人的生存直觉思维方式，是人们对于人生意义的思考过程。就是这种现代性的体验方式，构成了现代性的基本地面，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现代性的思想、理念、情感和艺术审美方式和特点。我们在对文学现代性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有两个方面的问题是不能够回避的，首先，要深刻认识到现代性并不仅仅只是精英人物的现代性体验过程，而是属于广大普通民众的现代性特征。其次，现代性并不仅仅局限在思想的层面上，还包括了日常生活中的点滴累积，是人类整个生存方式的现代性。 (二)文学现代性的基调 思考文学现代性体验可以为现代性文学创作提供一个更加严谨和系统的思维模式和参照系。从民族的生存境遇和环境来看，文学的现代性体验主要指的是由于全球性和地方性共生境遇的演变和生成过程而产生的，也有人形象地将其称为全球地方性。与它相比较而言，中国古典型体验的最基本特征和内涵是由于中国中心而产生的一种幻觉行为。中国的现代性自始至终都与全球性拥有着紧密的联系。与古典型文学相比较而言，现代性则体现的是在新的全球性世界地图当中探寻自我、体现自我价值和完成自我需求的一个过程，体验着从自身以及中心边缘的现实世界。 二、文学现代性的类型 文学现代性体验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惊羡体验、感愤体验、断零体验。惊羡体验指的是又惊奇又羡慕，与此同时还涉及一个新生的概念的过程，属于未来的新维度，而感愤体验主要充满的是怨恨和愤怒，它是一个主流的思维方式，属于现在维度。断零体验则更加侧重于人们对于过去、现实以及未来的那种绝望和无助，更多的倾向于断裂绝境所产生的感受。首先，惊羡体验。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近代著名的政治评论家、文学家王韬。当人们提及现代性这个问题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提到他。他是在康有为、梁启超之前就已经对中国现代性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研究的代表性人物。1874年他主编了《循环日报》，这也是当时中国人创办的最成功的一份中文报纸。王韬是这份报纸的主笔，写了大量的政治评论散文，梁启超的启超体或者是新文体都是在王韬之后出现的，他的视觉独立、自由，他提出的变革思想激进有力。不久之后他的文章不胫而走，深受欢迎，穿越过清朝政府的边关封锁，受到了李鸿章、丁日昌等人的重视，他在大多数文章当中都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观点，比如怎样加强边防，通过怎样的方式来振兴中华等。在他的许多作品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他独到的观点，比如中国当时所处的历史是数千年未有的创举，从“器”的同一走向“道”的大同的体验过程之旅等。其次，感愤体验。这个词来源于梁启超评论黄遵宪的一句话。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基调是干冷的、悲伤的并伴随着些许的愤怒。面对支离破碎的祖国大好河山，衰败的社会文化，有识之士挺身而出。现代文学里尽管有不少是激昂的，然而更多的是低回的声音。黄遵宪在他的大量作品中都记录了自己对当时历史社会变迁的看法，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他在1885年创作的《八月十五日夜太平洋舟中望月作歌》。最后，断零体验。它主要指的是人们对于过去、现在、未来的深刻体验，这其中夹杂的更多的是悲怆和愁苦，这也是在前面两种现代性文学体验过程中我们所感受不到的。零断体验的代表作品当属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在这部作品中，苏曼殊通过对主人公绅士的描述再现了中国现代性的悲惨境遇以及自己所产生的断零感受。我们可以看到后来鲁迅在《药》《祝福》《阿Q正传》等作品中都流露出了自己内心的迷茫与焦虑。“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富强起来!”“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强大起来!”从郁达夫的作品《沉沦》中我们更神奇地倾听到了那一句句撕心裂肺的呐喊和呼唤，也可以感受到怨羡情节带来的沉重痛苦以及随之而来的绝望和失望的感受。这些都注定要在后来的文学中产生深入的变化。 三、文学现代性分期 关于文学现代性的体验过程并不需要我们从现代性体验理论体系的角度出发进行深入的探索，而是需要我们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过程中运用系统的理论寻找出使用的阐释框架的过程。中国近代、现代、当代文学都一度被称为中国现代性体验的最佳诠释方式。从这个层面上来看，中国现代文学的三分法的观点已经不成立了。长期以来我们几乎已经默认应该把文学分成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形式，这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现代文学三分法，然而它却深受政治思想和时代特点的影响，存在很大的局限性。而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比如在建立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联系过程中，我们很容易忽略20世纪开始前的几十年间的晚清文学在文学现代性发展上的重要价值和作用。至少从1874年王韬开创现代政治评论散文文体的那个时候开始，文学现代性的变革就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如果仅仅只用20世纪这个概念进行文学时期划分就不能深刻地体现这一点。除此之外，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文学史的概念的背后仍然缺少相应的系统性文化概念，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现代性体验理念的支撑与辅助作用，从内容上面来看显得过于空洞。因此，如果想要更加全面系统地体现现代文学与现代性体验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我们就需要对文学分期提出新的看法和理念。笔者认为，就好像中国文学古典性经历了从先秦时代到清代上千年超长时段的历史发展过程一样，中国文学现代性也包括了一个很长的演变过程。可以说，从晚清时代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中国文学现代性时期，我们可以将其称为中国文学现代性1期，而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我们就可以将其划分到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第二个时期，即文学现代性2期。这两个划分了较长历史时间段的时间可以形象具体地展现出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全过程，而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二者之间的那种微妙的转型体验轨迹方式。当然，这里我们所提及的文学现代性1期和文学现代性2期的划分理念，首先就强调了文学现代性本身的划分特点，文学现代性1期和文学现代性2期之间本身就存在着很大的风貌特点，尽管这样我们仍然可以从整体上将文学现代性1期和文学现代性2期划分为不同的维度。前者的最重要的特点在于从地球体验的角度来进一步取代天下体验的层面，也就是说从天下之中央模式到地球之一国模式。相对应的，现代中国人在地球上应该通过怎样的方式和付出，怎样的努力才能够实现大一统，与其他民族和谐友好的生存和相处，以及这种生活价值的系统是怎样构成的，这就是文学现代性1期最重要的讨论议题。黄遵宪的《八月十五日夜太平洋舟中望月作歌》就描述了从内陆到太平洋语境转换过程中诗人在月亮的提示下的情感体验转变过程，这也解释了文学现代性的新内涵和重要特征。在否定和认同的矛盾中希望能够探寻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地位和世界身份地位。 四、结语 文学现代性2期的侧重点则在于动感的全球体验过程，它成功地取代了静态的地球思维体验方式，也就是说从地球的某一个国家到全球的某一个地区的思维体验过程，进而形成了全球地方性的体验之旅。这个时候的中国文学创作再也不像文学现代性1期那样过于强调寻求地球化和世界化的思维模式，而是希望在成人存在地球化的基本前提之下寻找出属于中国特色的力量，展现现代中国人在世界中独特的魅力与个性。这并是那种自以为是的地方超越性和狭隘的世界性幻觉思维，而是一个从自律和自觉的角度出发去观赏世界性之中的地方性的特点。现代中国人在全球性境遇的过程中究竟怎样才能够更加完美地展示出具有东方魅力的独特个性，成为了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文学艺术论文:影视动漫产业文学艺术构建 一、中国的影视动漫产业分析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中国的影视动漫产业也在迅速的发展，转眼间，中国动画片年总产量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大国。然而，在这种高速发展的背后，我们却发现，中国目前的动漫产业在形式、内容、技法上大都缺乏文学的积淀。面对今天喧嚣的动漫，作为产业前沿的经济价值和大众的关注度是动漫产业发展的基石，但要真正作为具有艺术的作品形式，影视动漫就必须以文化的标准来重新打量它在纵的历史与横的比较中的优劣。然而今天中国的影视动漫，其作品大有泡沫多于内容的意思，大有动漫人缺乏灵魂观照的窘境。回顾中国的影视动漫，曾经经历过辉煌期，比如熟悉的《大闹天宫》、《阿凡提的故事》、《哪吒闹海》等等都是世界动画史上数得着的动画片，（如图1）这些由水墨动画以及民间剪纸、皮影、木偶等作为美术表现的动画片曾经构成了“中国动画学派”，是至今令世界动画人所称道的对象。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如果拥有清晰的中国动漫观，我们首先就会发现目前中国动漫在文学上的素养其实并不是很好。从宏观讲，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以及新世界知识体系的衔接有关，即中国动漫同中国的文学、哲学、绘画等一样，遭遇着旧文化不深入、新文化少创造的阶段，我们目前阶段有的恐怕也就是如何拉动经济，而不是文化话语权的优势。从创作者的小环境来讲，我们则可发现中国大量的动漫人对经典文学是不阅读、不熟悉，多从纯粹的绘画和计算机专业出身，专业空间比较狭隘，兴趣上也比较难博采众长。此外，动漫编剧人才的匮乏造成了中国动漫不会讲故事，讲了也不生动、缺乏文学性的原因。所以，要完成一部优秀的影视动漫，只有动漫专业技能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动漫创作人员具有综合的素质，具有团队协作能力、具有很高的文学功底，具有每个动漫人都是导演的想法。例如当年万籁鸣先生制作《大闹天宫》时曾经说过“我在这部《大闹天宫》中是总导演，你们每个做原画动漫的都是小导演。我出题目你们做文章，来丰富我的想象力”，于是关于每一个人物的相貌特征、表情特征和动作细节被不断地细化、夸张，从而富有了故事性、戏剧性，由此可以看出这种导演和原画作者的关系其实就是一种编剧团队的关系，它对导演和原画作者的要求其实是溢出于美术之外的良好的文学感悟力和想象力。这也说明了动漫是一门交叉学科和交叉艺术，制作人员需要复合型人才和具备团队协作能力的特点。图1中国早期影视动漫作品由此可见，影视动漫是一门真正的艺术，而非愉悦大众的影片，影视动漫在当今社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们的观看人群也逐渐由以往的儿童发展为成年甚至中老年。当人们习惯于直接去阅读屏幕上出现的东西时，我们对文学内涵和作品真正的内容是否有所冷落；影视动漫艺术与文学艺术到底应该呈现出哪种关系才较为合理；影视动漫与文学艺术之间的关系能否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有自主品牌的、快速发展的道路，这些都是我们所应该关注的内容。 二、影视动漫艺术与文学的关系 影视动漫和文学作为两种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都有其合理存在的一面，而存在的同时都会起着双刃剑的作用。影视动漫直白的表现情感和故事发展情况，带来的情感共鸣可能是一时的悲哀或者恐惧或者欢乐，但是时间久了人们便会发觉那种快餐式的文学累积会使情感变得苍白无力。文学的抽象而发人思考，只有真正地把心境投入其中，才能领悟作者所要表达的情怀。在观众集体式的欣赏上，影视动漫艺术有时不能把作者的倾向性赋于形象性，不能把大段的议论的文字对冲突双方的或对生活的评价表现出来。影视动漫艺术必须在短时间内用具体的，塑造性的原画主角和各种镜头的转换给观众视听的综合性审美。（如图2）影视动漫比文学拥有更多的群众性，是任何文学作品不能比拟的。文学的表现工具是文字，有相对的限制性；影视动漫艺术有无比的精确性和敏锐性，能较好的反应一切复杂的生活现象。对观众直接诉之于形象，使观众得到的是完全逼真的感受。另外，影视动漫艺术具有空间和时间的魔力，我们可以看到同代人的生活景象，也可以看见一切动人心弦的历史的重演，因此影视动漫它必须具有震撼力和表现力。图2动漫原画镜头转换诚然，作为一门综合性的艺术，影视动漫从艺术手段、表现内容等多方面受到了文学的滋补；反过来，影视动画也在无声无息之间补给了文学，影视动漫的视觉性表现方法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途径，包括一般电影的表现手法——蒙太奇，也大量于无意之间进入了文学创作。文学，这一艺术领域里的文字王国，面对今天的读图时代，多少有些落寞了。然而，影视业的发展在“挤兑”文学的同时，也为文学添上了新的翅膀，受其滋养，甚或依赖于它提升着自我。所以，影视动漫艺术与文学艺术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二者在当今信息时代彼此促进、彼此发展。 三、中国影视动漫作品需要文学性构建 人们看影视动漫作品，有时是怀着一种期待和被感染的心态，但一部影视动漫作品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学性和传承性，是很难打动观众的心灵的。这就需要文学影视动漫的诞生。所谓文学影视动漫，指的是富有文学性的影视动漫，是具有一定教育意义的影视动漫。这标志着此类影视动画更加注重品位、创造力、艺术感和有质地的动漫美学以及其实验性探索。影视动漫应该向艺术电影学习，向更多的文学作品靠拢，使影视动漫编剧接触古今的经典故事和小说，不断锻造好的故事和深厚的内涵，使好玩的故事和有创意的想法进行结合。只有这样才能造就中国动漫的层次差异，这种层次差异指的是“生态观”。坚持生态观对任何环境包括文化构建来说都是非常有益的。回顾中国影视动漫，目前缺乏多彩斑斓以快乐为本的商业动漫佳作，更缺乏独树一帜以创造力为标志的艺术动漫佳作。作为信息时代的前沿产业，从这个角度来说，动漫在这个时代正是我们文化整体实力的一个呈现，而发展具有文学性的影视动漫也是中国影视动漫的一个合理的发展方向。换言之，无论技术如何变迁并呼唤我们紧紧跟随，但人性的应对和满足依旧是所有艺术要回答的主题，动漫与文学在这个意义上，必须紧密合作与交融，求其在中国动漫产业中的贡献。 四、小结 作为新兴的影视文化艺术，影视动漫不仅综合了声、光、化、电等现代科学技术，也综合了文学、绘画、音乐、雕塑等古老艺术经验，还综合了编、导、演、录、美等不同的创作人员，更不必说它的镜头、景别、蒙太奇等等。在技术层面上，它比较复杂。这是它的特征，或者也可以说是一种优势，它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为艺术开辟了一片新的领域。影视艺术不低于文学，不等同于文学，也不依赖于文学，但是影视动漫必须深入文学，文学所能表达的深度和广度并不是影视动漫所能做到的，而电影所表现的光影与声音的互动也是文学所不能及的。中国的影视动漫必须结合中国民族文化特点来发展，深入中国文学艺术，掌握中国文学知识，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影视动漫作品。文学是影视艺术要吸收的一个重要方面，充分把握文学艺术在中国影视动漫中的作用，是中国影视动漫人设计具有中国特色影视动漫的重要手段。 文学艺术论文: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弱化创建 随着人们对传统民间文学艺术的社会与经济价值的不断了解，民间文学艺术的商业利用越来越广，使用主体也由此获得丰厚的利润。如取材于我国民间文学的美国卡通片《花木兰》在全球票房收入超过5亿美元，改编自非洲祖鲁族民歌的动画片《狮子王》配乐的版权使用费收入在2000万美元左右。然而，这种商业利用却没有给相关利益主体带来利益。花木兰民间故事属于无偿使用，改编狮子王配乐的非洲祖鲁族歌唱家林达只拿到了象征性的1英镑。从利益平衡的角度来说，民间主体也应从民间文学艺术的商业使用中获得回报。那么民间主体获得回报的依据是什么？如何从民间文学艺术的商业使用中分享利益？这都是需要研究的问题。利益分享是我们构建私权体系的基点利益分享的基础是利益平衡原则。任何一种“现代”的科技与文化成果都有其发展的根基，都离不开传统文明的铺垫。 任何创造、创新或创作都离不开前人的贡献，现代许多绚烂的文学艺术作品都有民间文学艺术的影子。民间文化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创作资源，是现代社会赖以进步的源泉。尤其对那些千百年来未离开故土的民族而言，传统的自然与人文财产仍然在其生产与生活中发挥着巨大而不可替代的作用。②带着这种认识重新审视国际经济秩序，就会发现众多不公平之处。西方国家有些科技文化产业的创新，很多都是在我们古老文化成果基础上的创新，他们从这种使用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无需支付任何代价；反过来，我们要使用在我们文化技术基础上发展来的最新成果就要支付高昂费用。而现代社会的知识资源也是匮乏的，知识资源的储备和传承也要花费巨大代价，所以应该建构一种机制，让所有参与知识资源创造和传播的相关主体共同分享利益，使资源提供者也能从中获得利益分享。利益分享能激发持有群体的传承动力。民间文学艺术的传承，仅仅靠持有群体的兴趣与责任感是不够的，如果没有切实的经济回报，很难激励持有群体进行传承，更别说创新了。所以为了更好地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也需要对其持有主体的利益予以维护，激发他们传承民间文学艺术的热情。从以上可以看出，我们对民间文学艺术持有者权利正当性的论述，主要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讨论。希望在民间文学艺术商业化使用过程中，创作、传播主体的利益都能得到实现，而不是通过制度限制外来者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使用。鼓励外来使用是权利构建的原则对于那些依然根植于其原生境的传统知识而言，鼓励原生境人民充分利用并因此而受益应当是传统知识保护的首要目标。但是，如果原生境保护显然存在障碍，或者事实表明已经不可能使传统知识得到发扬光大，借助外界力量加以保护，并使其得到有效利用就成了必然的选择。 外来者的使用有利于民间文学艺术的繁荣。民间文学艺术价值的发掘需要外来者的参与。其实，很多当地原住民并不认同本地区、民族的文化，这些民间文学艺术的价值是被外来世界的人们源源不断地发现，并在外部世界被不断商业化使用并广为传播。如赫哲族民歌经过郭颂的改编，成为人人传唱的乌苏里船歌。江苏六合民歌经过采风者改编成茉莉花，被认为是最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一首歌，不仅在我国广阔大地上传唱，并且通过悉尼奥运会走出国门传向世界。经过外来世界的改造和使用，民间文化焕发了耀人的光彩。民间文学艺术的创新更离不开外来者的参与。持有主体大多处于经济信息落后的地区，不掌握现代的高新技术手段和管理经验，不掌握现代的营销渠道，很难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现代化的改造。而不经过现代文明改造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很难在市场中立足，并取得长足的经济效益。如贵州蜡染，很多人都喜欢，但不经过现代工艺的处理，不解决褪色问题，很难成为人们日常消费的对象，大多只是作为装饰，消费量有限。如前两年红极一时的土家族掉渣饼，一上市就受到了人们的欢迎，但由于缺乏连锁经营的现代经营理念，缺乏对产品秘方的知识产权保护和产品质量的精细化管理，结果如昙花一现，很快消失了。较多的事实表明，多年来，虽然存在着外来世界对民族地区民间文学资源的肆意掠夺，但外来世界对民间文学艺术的研究和再创造，以及各种形式的利用，其硕果累累已超过原生境地区，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经过外来世界使用、改造后的民间文学艺术其生存空间扩展了，而民间文学艺术只有被市场化，持有主体才有可能依据私权益进行利益分享。鼓励外来使用有利于文化交流。改革开放、与国际接轨意味着将本民族的发展置入世界发展的大循环圈中，在这种发展状态中，互通有无、分解争端。而不同种类的文化交流融合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客观要求，民族民间文化应当是这种交流的促进剂，其执法的措施与程序不应成为世界文化交流的障碍。 民间文学艺术毕竟承载了一个民族的文化，使用成本的增加会给文化的传播与输出带来障碍。为了保持文化多样性，也应鼓励民间文学艺术的利用。对民间文学艺术私权保护的初衷在于利益分享，并非是通过私权，保持本民族地区在民间文学艺术上的支配地位，使其流动完全按照本民族设定的途径和程序来进行。限制外来者使用的思路与民间文学艺术的使用传统也不符，我们现在使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不需经过任何人的许可。而且民间文学艺术属于集体权利，实际当中也很难控制文学艺术的流传，反而会给一些使用者造成不必要的障碍。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体系构建在对民间文学的保护时要考虑到所涉不同主体利益的平衡，通过知识产权制度使民间文学艺术的使用和发展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权利体系构建的的政策取向。一个国家基于自身利益和目标的评估，可能选择促进、容忍或阻止民间文学艺术的利用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个政治决定，而非技术问题，但是该决定具有重要的法律和技术含义。⑤如果一个国家为保护民间文学艺术打算阻止对民间文学艺术的商业化使用行为，可以以加强管理为目的设置更多的程序，采取广泛而复杂的管理制度，为私权所有者规定更多的权利。如果一个国家决定，为了保持文化多样性，鼓励民间文学艺术的应用，则建立的制度必须相对简化，而不应涉及过于沉重的交易费用和官僚化的烦琐手续。我们中华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民间文学艺术流失严重，而民间文学艺术的保存、保护和利益分享依托于民间文学艺术的商业化利用，更需要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进行挖掘、整理、传播和弘扬。所以根据我国的现实国情，我国应当确立促进和鼓励民间文学艺术的国家政策，尽量降低使用者的利用门槛，提供宽松的制度环境，方便他们的使用。 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体系的内容。注重利益分享，鼓励作品的使用是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体系构建的原则和核心。对民间文学艺术知识产权制度的设计、权利的构建也应围绕这一目标进行。因为民间文学艺术与版权的客体具有契合性，民间文学艺术表达与作品有很多共同点，可以仿效著作权的权利内容去构建：民间文学艺术的持有群体有权利要求使用者标明创作主体，并禁止他人不正当使用。民间文学艺术的生命力在于相关的生态环境的配套存在，在于其所属群体表现出来的生命力，它们与土地、文化遗产和环境紧密相联。所以民间文学艺术的持有群体应享有人身方面的权利。很多民间文学艺术如民间剪纸的图案、民歌的曲调、民间建筑的风格等等等体现了当地人民的情感、思想、信仰、追求等，在使用时应考虑这些民间艺术作品的使用环境。但是现在出现很多有悖于群体习惯和原创目的使用的现象。经过外界的使用后，原先的民间文学艺术往往变得不伦不类，有的与原先使用的环境、意义完全相反，极大地伤害了当地人民的思想情感。在这种情况下，持有群体有权禁止其不正当使用。不建议规定修改权。民间文学艺术的原生作品一般是采用言传身教的方式进行传承，往往具有不稳定性。同时，在作品的传播过程中，由于受到时间、地域、民族民俗生活的变化等因素影响而显现出变异性，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也应该“与时俱进”，才能实现其价值。 如果由民间文学艺术的传承主体控制作品的修改，不符合使用的现状与传统。民间文学艺术本来就是在民间流行的，也不存在发表权的问题。民间文学艺术主体财产权的内容则应与一般作品有很大的不同，不具有控制作品传播的权利，但享有获得报酬权。有权从民间文学艺术的商业化使用中受益，可以根据后续使用的不同情况、不同程度收取一定的使用费。其财产权可以由集体管理机构代为行使。

社会教育论文:论析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教育运动与乡村社会变迁 [论文关键词]社会教育运动；乡村社会变迁；陕甘宁边区 [论文摘要]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教育运动，包括消灭文盲、改良卫生、反对巫术、劳动教育与“二流子”改造等内容。这一教育实践不仅改变了乡村社会的关系网络，而且改变了人们的认知、情感和意识。农民生活的中心由此从自家的场院转移到党所期望的集体行动框架中，从而为党的政治动员奠定了最广泛的社会基础。 20世纪20年代以来，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中国的西北地区开始活跃着革命的力量。但此时“陕西共产主义运动仅集中在学生和知识分子小圈子里，与工人和农民隔绝。”随着中央红军的北迁和中共战略重点转向陕北，这一格局很快被打破。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革命政权在这里构建了一个全新的社会秩序。这是一系列革命战略和政策实施的结果。本文选择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运动作为研究视角和切人点，来剖析这一区域社会生活所发生的变迁过程。 一、革命前的社会生态 陕甘宁边区地处“五路襟吼、边睡之郡”的“秦地要区”。这一区域因处在陕甘盆地，向有“山高河低、无由灌溉”的特点。在冬季朔风强劲时，风沙蔽天。独特的地形风貌造就了西北地区特殊的居所结构—当地人称之为“土窑”。民国以来，陕甘军阀割据称雄，这里一度成为中国土地最贫穷、地方最荒凉和人口最稀少的区域之一。 这是一个典型的封闭世界。传统习俗主导着老百姓的生活:“一年四季吃冷水、常不洗脸不洗手，作饭不洗米，上炕不拖鞋”，“他们不愿剪指甲，剃头发。这里留辫子的人比中国任何其他地方都多。”妇女中没有剪短发的，很多人还缠足。这里的习俗还规定女子不能陪客人吃饭，她们“除了家庭缝纫造饭外，不事他事。’，在文化教育上这里是“地球上最黑暗的一个角落”。除了少数地主、官吏、商人，几乎没有人识字。文盲达到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学校稀少，知识分子更是凤毛麟角。由于生存条件恶劣，这里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很低。一项统计显示，在共产党进人陕北以前，边区一些地方成人的死亡率是3%，而婴儿的死亡率高达60% 。在这样的状态下，老百姓们普遍相信神和巫术的力量.它被当作可以治病的权威.因而存民众中享有普遍信仰，尤其“在缺乏卫生设备的乡村，几乎包办了民间的‘医药”，。“生病请巫神，不许说小孩子胖，有老毛病医治不好，或女人不生孩子，就要忌口或背上挂上一块布符。吃饭先敬神”。各种禁忌和习俗左右着人们的思想。巫婆神汉成为人们倚赖的对象。人们关注的也只是“自己那四面泥墙的小田地”，对思想、人类、文明并无兴趣。革命的力量进驻到这里时，面对的正是这样一块贫穷、封闭和被人遗忘的地方。 二、社会教育运动与革命改造 作为共产党进行社会改造的重要手段之一，社会教育运动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就已有相当的发展。随着中共战略根据地的北上转移，从长征中走过来的老战士将江西苏区的经验和模式在陕北扩展开来，从而使这一江西时期更多停留在文本里的“工农教育”路线在延安具有了充分实践的空间。由于这一路线强调大众教育而非精英教育，扫除文盲、传播日常生活的基本技能成为其主要诉求。 (一)普及教育，消灭文盲 1937年4月，特区教育委员会提出“普及教育，，的口号，要求“扫除一切教育上的垄断和畸形发展”，给予“每个特区人民受教育的机会”。为了迅速改变老百姓的思想状态，边区政府在1939年制定了《普及教育三年计划草案》，提出强迫教育制度，来督促老百姓参加。一些区县利用自上而「的组织力式，利用各种办法来强制民众参与，包括限制人身白由(扭送基干班受训、接受组织批评等)和实物处罚(罚钱、罚油、罚柴禾等)等力.式。 1944年，为了适应陕北分散的乡村环境和老百姓“照顾门户”的需要，共产党在社教运动中开始实行“民办公助”形式。具体来说，就是要求每村都有一个民办的村学。各村通过村学组织来开办冬学、夜校、识字组、读报组等。在课程的内容设定、教员的聘用、资金的筹措、学习时间的长短等以需要和实用为原则。比如从当地农谚、春联、歌词或报纸中选择教学内容，教他们如何种菜、纺织以及记账、写信、写路条、写契约、打算盘;避开生产时间、灵活采用集中或分散的方式进行等。这些举措直接针对成年农民而设计，容易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因而受到乡村社会民众的欢迎。 (二)改良卫生，反对巫术 倡扬良好的卫生习惯，以科学方法接生，降低死亡率，促进民众身心健康是边区社会教育运动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党在边区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进行这一教育和改造工作。比如进行普遍的清洁卫生教育，从身体、衣着、住宅、饮食、便溺等各个方面规定了详细的卫生细则:不喝生水，食物防蝇，灭蝇灭蛆，修好井水窖，人畜分居，修厕所，开大窗，通烟筒，勤洒扫洗浴洗衣晒被等，以其改变人们旧的生活习俗，形成新的卫生习惯;还特别对家庭妇女进行妇婴卫生方面的教育和指导，让妇女了解卫生常识，以新生法接生，从而减少因不卫生而导致的婴儿死亡;同时，在各地开设卫生门诊，派医疗队下乡巡回医疗，培养医护人员，包括会新法接生的助产妇，改造巫神等;卫生教育普及很快成为边区群众文化运动的第一等任务，“救命第一”、“卫生第一”就是当时最响亮的口号之一。 在提倡讲卫生，用科学方法治病之外，边区也进行了破除和改革其他旧习俗的努力，包括禁烟、禁赌、提倡放足、破除买卖婚姻等。比如在许多新秧歌剧中，直接以老百姓身边发生的故事、熟悉的人物作题材，采用当地的语言来创作或改编唱词和剧本，像《买卖婚姻》、《小姑贤》、《算卦》、《神虫》和《回娘家》等剧作就将当地老百姓婚姻生活中的童养媳制度、家庭生活中的家长制作法以及算卦敬神之类的旧习俗在舞台上展示出来，让那些顽固的坚持旧习俗的角色当众出丑，从而批判和谴责这些旧习俗。另一方面，将革新者塑造成代表正义和真理的高大形象，让老百姓在看戏中改进生活方式、废除不良习惯或转变看法。为开展反迷信运动，边区政府还发起反巫神运动和巫神坦白运动。“向群众暴露他们的罪恶，用群众的力量来斗争他，感化他，使他改邪归正，好好重新参加劳动，重新作一个对社会有用的好公民。”边区还展开了推广模范医生—崔岳瑞的运动，以巫神的敲诈害命和医生的治病救人的事实提高老百姓的觉悟，选择正确的健康的生活方式。 (三)劳动教育与“二流子”改造 在社教运动中，对劳动和生产的关注源于当时边区为克服物质匾乏和生存危机而开展的大生产运动。但也因此在边区树立起对劳动和劳动者的尊重。随着对“二流子”改造工作的开展，这一目标和诉求更加明显。为了强制“二流子”们的思想和行为转变过来，边区社会的各种力量都被调动起来。比如让小学生劝说他们身边的“二流子”戒烟戒赌，督促他们参加生产，变成好人;在黑板报、墙报等大众媒介上公开“二流子”们的恶性，或者报道“二流子”转变为劳动英雄的事迹，让其他“二流子”受到震动以改邪归正;或者让那些因受到感化而转变过来的“二流子”到冬学里来做讲演，讲述自己所看到的一切，自己所受的待遇，借以劝导其他“二流子”们参加劳动改造。 三、乡村社会的激荡与变迁 革命政权在边区进行的社会教育运动和改革计划给乡村社会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不仅乡村社会出现了许多新的事物，新的讯息，人们的社会生活观念、生活模式以及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在悄然发生着某些变化。集体主义的革命新观念在民众中也慢慢扩散开来。 (一)“村民公约” 在1943年5月19日的《解放日报》上，刊登了一则来自绥德县延家川二乡张家村“村民公约”，其内容如下: 一、全村人，勤生产，丰衣足食，生活美满。 二、不吸烟，不赌钱，人人务正，没个懒汉。 三、不吵嘴，不撕斗，邻里和睦，互相亲善。 四、多上粪，仔细按，人畜变工，大家方便。 五、秋翻地，锄四遍，龙口夺食，抢收夏田。 六、婆姨们，多纺线，不买布匹，自织自穿。 七、多栽树，多植棉，禾苗树木，不许糟践。 八、识字班，好好办，不误生产，又把书念。 九、抗工属，优待遍，吃的又饱，穿的也暖。 十、公家事，认真干，公粮公款，交纳在先。 一十一、生产事，议员管，服从检查，接受意见。 十二、好公约，要实现，谁不遵守，大家惩办。 这些公约大多以通俗易懂，简洁明了的语言来表达，使老百姓一看就明白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随着这些新的公约、生活制度进人乡村社会，变工、生产、支前、读报、识字、卫生等行动便成为农民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新规范的大众化和乡村化弥合了乡村社会精英和普通民众的鸿沟，进而为开展乡村社会集体化运动奠定了基础。 (二)“新式家庭会议” 1944年，《解放日报》连续登载了几则有关家庭生活的报道。其中一个报道是这样的:一个曾经实行家长制的旧家庭，由于内部不团结，家庭成员生产情绪低。后来，在政府人员的帮助下，全家订立了生产计划，组织起来进行家庭改造。结果，家庭生活走向民主化:家庭实行会议制度，在家长决定家务事时征求全家人的同意。在生产上则实行家庭内部分工，各尽所能。他们还实行节约和奖励制度，因而全家亲密又团结。文章最后将这个家庭誉为“新民主主义农民进步家庭中优秀的典型”。 在这些类似的报道中，我们注意到，改造旧式家庭的直接目的是促进生产，推动边区经济发展。在当时边区物质条件困难的情况下，这一点更为迫切。但同时，以家庭民主化为基础的新型家庭关系模式对乡村社会的秩序和改造带来了重要影响。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调整和改变了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家庭会议开得好，婆媳和睦了，两口子不吵架，打骂孩子的现象也少见了。”这种立竿见影的效果又进一步加深了乡村民众对共产党的认识。另一方面，家庭民主化的推行使得家庭成员包括妇女、儿童在家庭会议上都可以参与，可以发言和讨论。换言之，对边区社会的改造而言，家庭会议更为深层的意义可能还在于它“造成了一种智识活动和自由发问的空气”。它教会了人们如何组织、开会和讨论。许多新的信息、观点可以通过这一关系网络来传播、加工，然后得到理解。这是一个重要起点，它提供了一个政治启蒙和实验的场地。 (三)组织化的乡村生活 在社会教育运动开展的过程中，边区社会律市起广泛的大众教育组织，如小学、冬学、村学、识字组、夜校、民教馆、读报组、黑板报、秧歌队、卫律小组等。这些文教组织和经济组织(如农会、减租会、变工队、妇纺小组、合作社、运输队)、军事组织(如自卫军、民兵、少先队及儿童团)将边区社会民众纳人一个组织化的生活世界。 在这个生活世界，战斗、生产与教育融合为一体。由于个体处在社会关系网络中，新的信息、观点不仅会在那些最先受到感化的个体那里引起共鸣，随后也会通过各种组织和关系网络来传播和加工。因此，其他的群体或多或少也都会卷人其中。换言之，通过这些组织和关系网络，乡村民众的心理和意识被重新塑造，对于这一过程的意义和价值，曾深刻洞察:“这种生产团体，一经成为习惯，不但生产量大增，各种创造都出来了，政治也会提高，文化也会进步，卫生也会讲究，流氓也会改造，风俗也会改变。”在这一过程中，农民不仅获得知识上的增长，也增强了对党的号召、政策的了解和理解，从而强化了对党的权威的接受和认可:“凡是有好的读报组和黑板报的地方，那里对政府政策法令和上级号召就容易贯彻，生产卫生教育各项工作就容易开展，而且可以少开多少会，凡是有好的通讯组织的地方，那里工作的情况和经验就容易了解，而且干部在政治和文化上就能得到迅速的进步。”在这种团体生活中，老百姓的眼光开始突破家庭的小天地，他们开始与国家政治联系起来。“使那些与世隔绝的乡村感受到了社会政治变革的浪潮”。 四、结语 社会教育运动的基本诉求是扫除文盲，推广农业生产和卫生保健的科学知识，并改造旧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进而提高乡村民众的抗战热情。通过教育机会的大规模增加、基本医疗卫生设施的普及，以及形式多样的民间文化，并辅之以丰富多样的组织形式、各种灵活机动的方针策略，党的文教工作者在乡村社会掀起识字扫盲、学习新知识、改造旧习俗的社会变革热潮。这一浪潮推动了乡村社会的改造和变革过程，扩展了共产党在乡村社会的影响，推进了中国革命的进程。 社会教育论文:抗战时期中共群众动员的组织机制论析——以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教育运动为例 [论文关键词]正式组织；社会网络；政治动员 [论文摘要]本文以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中国共产党开展的社会教育运动为例，阐释了正式组织和社会关系网络在党的群众动员中所发挥的功能及其互补作用。为了有效地动员民众，中国共产党首先以正式组织为起点，将动员对象最大范围地吸纳进来。在正式组织的框架下，以“革命道德”标准确定各个不同的群体在组织中的位置。在寻求行为一致、目标认同的基础上，党利用非正式组织来推动和促进集体行动，将湮没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选择激活。 1935年秋，随着中共长征落脚陕北，陕北成为中国革命新的起点。中国共产党在这里进行着一系列卓有成效的革命和改造工作，力图使共产党的影响渗透到乡村社会每一个角落，以便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打下基础。而一种社会秩序基础的稳固性在于创造有效的社会关系。正如社会学家所揭示的，有效的社会关系网络不但带来了行动动员的条件，也提供了适当的环境以形塑特定的世界观和生活态度。中国共产党在陕北乡村社会的诸多举措，正是通过乡村社会再组织化的过程，在边区乡村民众中间建立起新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网络，来塑造一个惯于集体行动的乡村社会，从而为党的群众动员提供结构性的条件。本文即以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中共开展的社会教育运动为例，阐释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在中共群众动员中的作用。 一、正式组织的建立与乡村社会的组织化 将社会各群体组织起来是共产党的一贯工作方针。1939年，在《组织起来》一文中明确指出，“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这是一种方针”。据一项统计，在陕甘宁边区，各类群众团体达25个之多。概括起来，在边区，一个普通的乡村社会大致可以分为3类群众性组织，一类是群众性的经济组织，如农会、减租会、变工队或扎工队、妇纺小组、合作社、运输队等;一类是群众性的文化教育组织，如小学、冬学、村学、识字组、夜校、民教馆、读报组、黑板报、秧歌队、卫生小组等;一类是群众性的军事组织，如自卫军、民兵、少先队及儿童团等。众多的组织将乡村各个不同的群体吸纳进来。经常的情形是一个农民可能参加七、八个组织，尽管许多人在有些组织中只是挂个名而已。 这些组织在党的领导下产生，为执行党的政策展开工作。因此，尽管这3类组织性质不同、功能各异，但在人员构成上彼此交叉、重叠，使农民个体与组织都带有多重性特征。比如，在组织变工队时，往往先利用学校、读报小组在群众中进行宣传、酝酿，号召农民组织起来;在开展社会教育运动过程中，也会借助生产组织来进行。经常的做法是直接将变工队、妇纺小组等生产单位变成识字小组、读报小组，利用生产之暇进行识字扫盲的社教工作。而自卫军组织也被认为是“最便利于进行社教活动的场所”。许多地方的民兵组、担架组同时也是识字组、读报组。在边区，每个小学的学生都要参加当地少先队，而教员则成为自卫军、少先队的文化政治教员，经常去给他们教字或政治课。李公朴在华北就观察到，在青年抗日先锋队中，儿童团里，妇女自卫队里经常有人报告时事，或是讲解当前重要的政治问题。他评论说，这并不是什么别的工作，而正是没有折扣的教育工作。 在社教运动开展的实践中，农民还发明出一种叫做“变工教学”的方式，将识字与生产的劳动力进行交换，使识字与生产两不误。1944年，《解放日报》就登载了这样的事例:在米脂县印斗区第七乡高家沟村，由于村子贫困而又分散，全村仅有村民高怀山读过4年书，全村人几乎都是文盲，乡里的指示经常被耽误。因此，当地民众便想出了“变工教学”办法，设立民众学校，由教员承担教育全村娃娃的任务，教员的地则由众人分工合作来负责。教员还组织成立妇女识字班、变工队读报组，这样既不耽误生产又开展了学习运动，两头不误。 在组织化的方针之下，边区社会的民众很快被纳入到各种组织中去。“各业工人百分之九十五加人了工会，农民全体加入了农民会，边区青年绝大多数加人了青年救国会，边区妇女百分之七十以上加人了妇女救国会”。在社会教育运动中，据称，在建立新延安之后，仅仅五六个月的时间，文盲和半文盲全数的二分之一以上便已经过着有组织的教育生活了。在党的领导下，组织化的生产、生活成为社会民众所熟悉的状态。这正是党所期待的。在关于农民被组织到劳动互助合作社问题上曾有这样评论:“这种生产团体，一经成为习惯，不但生产量大增，各种创造都出来了，政治也会提高，文化也会进步，卫生也会讲究，流氓也会改造，风俗也会改变。”因此，正如外界人士所观察到的，真正的权力并不属于选举出来的议会或政府，而属于革命本身的机构，即群众团体，如青年团、妇女会、农民协会等。这些群众组织的革命职能即在于提供一种手段，或创造一种气氛，使新政权能够扎根、成长。换言之，这些组织抑或组织化了的民众是革命进程中的一环。尽管这一环可能只是革命奠基工作中的一部分，但这种集体劳动、合作互助方式“使那些与世隔绝的乡村感受到了社会政治变革的浪潮”，从而为乡村社会的变革与发展提供了动力。 二、组织框架下的乡村社会分层 如果说，“组织起来”是党的群众工作方针之起始点，那么，接下来的工作步骤即是在群众内部划分类型，对他们进行归类定位。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对这一工作方法作了明确指示。他指出，任何有群众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人。根据这一“三分法”，乡村社会的群体被划分为积极分子(如英雄模范)、落后分子(如二流子、巫神等)、中间分子等类型。随后的工作即是针对不同类型采取不同的态度和策略，从而实现以分进合击的方式改造并整合所有群体，并将他们纳人革命航道的目标。 首先，对积极分子，如英雄模范、优秀典型等，党给予充分的礼遇。他们是党所倚赖的对象，因为党的政策之推行与贯彻需要他们的首先响应、率先行动并组织其他人随后跟进。总结说，劳动英雄的作用就体现在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和桥梁作用。因此，他高度重视通过活生生的榜样对民众的示范和引导。为了推动生产运动和减租减息运动的开展，要求各级党委“应即根据中央土地政策和当地情况发出指示，并亲手检查几个乡村，发现模范，推动他处。同时，应在报纸上发表关于减租的社论和关于减租的模范经验的报道”;他批评说，“不把陕甘宁边区一些农业劳动英雄的模范劳动方法(劳动互助，多犁多锄多上粪)推行于各地……是错误的”。他出席边区的各种劳动英雄大会，和各个领域的模范们交谈，颁发奖章，表扬他们。 其次，对落后分子的问题上，则是打击和改造双管齐下。如为了推进“二流子”改造工作，党的各级组织者首先对二流子进行了归类划分。完全无业而靠不良行为为生者，如巫神娟妓、贩卖鸦片烟的，是正式的二流子;有正当职业而兼靠不良行为维持生活者，是半二流子;如只有不良嗜好，就不能算二流子。查清了这些，然后将他们编成二流子小组，采用不同的方式区别对待。对于巫神等落后分子，也先对他们所犯错误程度轻重进行划分，采取不同处置方式，“巫神之以酷刑治病死亡者，应以法究办。至于一般的反迷信活动，则应依靠青年站的觉悟与自愿进行之，以免与群众相对立”。 再次，对于中间分子，包括旧社会遗留分子，比如旧绅士、地主、商人、知识分子等，也包括那些在态度上游移不决、处于冷漠或观望态度的广大中间化民众，党的政策倾向于改造和教育。以社会教育为例，在对待私塾先生、民间教育家问题上，党的政策一方面是团结他们，充分发挥他们在扫除文盲上的作用;另一方面，则施以新的教育和改造，帮助他们提高。同时对他们即使是微小的改变和进步，也加以表扬。 显然，这种社会分层不同于传统乡村社区以士绅与大众二元格局为基础的划分，而代之以“革命道德”对乡村民众进行的重新划分。“革命道德”在乡村社会设置了一种选择性机制，凡是对革命贡献大的，对革命工作积极的，就是值得肯定的，是依赖对象。反之，则是否定的，被批判对象。依据不同的群体类型，对其采取不同的政策和态度，或是激励他们、帮助他们;或是改造他们、纠正他们。这是一个联合和排除的双向过程，既可以划分出那些被认可的行为规范，也可摈弃那些为革命所不容的意识和行为。通过这种划分，党的精英试图使民众知道，什么样的行为是正确的，什么样的行为是得到鼓励的。正是这样一种“革命道德”的设置，使民众分散的选择或力量得以集中，同时也为使他们的目光从个人的天地聚集到革命的动员目标提供了明确的方向。 三、社会关系网络下的群众动员 为了形成持续的动员力量，还需要更加耐心和细致的工作环节，这就是作为非正式组织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一举措主要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互动和频繁沟通来传递信息，传播革命，并以积极分子的范例来引导民众接受和认同革命，从而把同情革命的旁观者吸收到革命中来。 人际互动的第一支力量就是乡村社会的儿童，尤其是上学的小学生们。1942年2月1日，边区政府《陕甘宁边区小学规程》。这一文件指出，小学学生应于课外参加破除迷信、讲究卫生等项宣传和社会教育及生产劳动，以补助其课内学习……边区各小学应利用假期、星期天、课外活动等机会，参加社会活动，如进行抗战宣传，帮助自卫军放哨、送信、探消息、查路条、捉汉奸，参加春耕秋收、优待抗属、动员新兵、读报、扫盲等。在有关冬学的经验总结中也指出，“我们应把平时的小学教育和普通的社会教育联系起来。采取适当办法来(进行)普遍的社会教育和训练小学生，提高每个小学生的责任心，将他们培养成为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的传播者，即训练与实行小先生制，经过他们来影响与教育他们成年、老年或失学的父、母、伯、叔、兄、嫂、姐、妹等，将抗战知识广泛深人的传达到广大民众中去。”负责社会教育的组织机构—各县三科和社教指导团也都被明确要求每逢市镇大的集会都要领导小学生到会举行识字教育宣传工作，或小学组织宣传队，每礼拜到附近乡村去宣传识字教育工作，并在市镇交通要道张贴关于识字的标语。。 在边区社教运动的开展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图景:在教育厅下发冬学计划到各乡后，各乡的小学就开始了冬学宣传周，小学生跑到家家户户作深人的冬学宣传。“娃娃儿童劝着爸爸妈妈读书，常成为最有力的动员方式”。“每个小先生都是清洁卫生、妇女纺织、劳动生产的宣传与组织者。小先生们教给每一个妇女儿童要好好劳动生产。”⑥绥德六区有个安家婆姨不讲卫生，徽得不愿生产，坤元(小学生)整天给她讲二流子变英雄等实际例子，现在安家婆姨家里常打扫好让坤元检查，几天来捻了一斤多好线卖了。这些小学生还帮助区上做事:区上每开会，他们便是基本队伍，去唱歌、表演秧歌，分头去动员到会的人。读报时他们也参加，还动员自己的爸妈去听报。他们还分工进行街道和家庭的卫生检查工作函。各学校还配有宣传队组织，每逢礼拜日到农村去进行宣传。宣传的内容均联系到抗战动员工作;还宣传禁烟，帮助军队放哨，检查路条、盘问逃兵、优待抗属、给她们挑水砍柴。还有的小学生督促家庭努力生产，劝说父亲戒烟，或说服二流子父亲转变。他们成为“学校和家庭的一个争辩的桥梁，情报的传达者和分析者”函。他们如同共产党进人乡村的导管，活跃在家庭、近邻和乡村社区。 人际互动的另一支中坚力量是地方干部，比如劳动英雄、变工队长、妇纺组长等。在社教运动中，通常的做法是让这些人首先站出来说话，宣传识字的好处，然后让他们推动和组织所在地的识字运动，成为其中的核心人物。如华池城壕村劳动英雄张振财，不但自己识字，而且领导全村的识字运动。华池白马庙劳动英雄石怀玉除了自己学字，“还推动和领导变工队的读报组和识字组”。庆阳三十里铺的社火头黄润努力自修，编写新社火剧本，描写减租斗争、防奸斗争、识字运动、合作社方针等新事物，还推动陇东分区的民间新秧歌运动。在米脂高家沟，村民推举全村唯一识字的高怀山当教员，自办、自管、自教。学制分全日班、半日班，还有拦羊娃的早班，不固定年限，能写会算就可以毕业。“学校同时也是本村文化建设中心，成立了变工队员读报识字组，妇女纺织识字组，并与村、乡政府配合，开展卫生运动和文化活动。”这些人从社会基层产生，来自于普通民众。他们实际上成为一个村、一个区县的群众领袖者。他们表现积极，被誉为“新型文化战士”，在民众中拥有一定的威望。作为共产党开展工作的支点，他们支撑着革命运动的基本构架。 此外，还有一种人际互动的重要力量是由党直接选派的外来干部。在社教运动中，就是公派教员。比如在延安杨家湾，首先是教员到村里，帮助群众修理纺车，与群众建立感情和联系;随后教员进行家访，了解群众意见。在适应地方方言和生活需要的基础上编著教材，开设语文、算术、卫生、常识、习字等课程。还教儿童学写便条，学珠算、记帐，“教育儿童民主与遵守纪律的习惯”，“讲礼貌、团结友爱，讲究卫生，尊重父母，家庭和睦的道德风尚”等。在教员的组织和领导下，这里还开展成人教育，推动全村卫生运动。在志丹县七区一乡则形成以教员为中心的巡回式学校。其特点是选定4个较大的村子作为巡回教学范围，教员每天轮教两个村子。教员轮到哪个村子，就将学生集合在一起教学。这样既解决了就地上学的问题又不误生产@。作为社会教育运动的主要承担者和党组织的权威代表，教员的工作不仅直接关系到这一运动的成败，在某种程度上也关系到革命政权在乡村社会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关系到乡村民众对新秩序接受和认同的程度。因此他们看起来就像是各农家的常年顾问。“如分布在每一个角落的文化据点，把延安的号令贯注到一家一家去。”。 四、讨论与结论 综上所述，为了有效地动员民众，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一整套的群众工作方式，即首先以正式组织为起点，将动员对象最大范围地吸纳进来。党在乡村社会塑造了一个新的空间环境，将动员对象置于一个新的组织化的场景之中。这一组织化政策把相似的群体—无论是基于生产上的互助，还是生活上的合作而相似—集中在同一生态环境下。这样的生态环境加强了各组织之间、各群体之间的联系，将乡村社会纳人到一个巨大的组织化的关系网络中。因此，这种特殊的生态环境不仅促进了组织和网络的形成，也有利于增强人与人之间的凝聚力。“农民们经过集体劳动和组织化的生活，不仅使生产力得到发展，生活得到改善，人与人的关系也起了变化……他们不独对经济有了兴趣，对政治文化生活同样有了兴趣……合作社是组织人民经济生活的核心，同时对农村中其他各种政治、武装的工作，起配合和推动作用。”同时，以集体、互助方式组织起来的乡村社会为党的各项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新的活动场所，比如学校。大多数的革命活动和党的工作都通过这里传达、完成。它区别于乡村社会传统的宗庙祠堂、祭台神坛，开创了一个大众化的、广阔的、革命化的公共空间。正是这些公共空间提供了更多动员民众、联络情感的巨大舞台。此外，这种组织化改变了乡村社会人群的分布状态和聚集模式，促进了人际交往和融合。显然，这里的正式组织成为一种重要的动员资源。 在正式组织的框架下，还需要确定一个共同奋斗的目标和方向。因此接下来的工作便是以“革命道德”标准确定各个不同的群体在这个组织中的位置。它将对人的行为选择进行限定，也包含了对人们行为的塑造。因为这样的划分与归类极大地缩小了他们自我选择的空间和领域。在相互关系密切的群体内，意识形态或文化规范会使封闭的群体内成员之间出现模仿、跟进行为。再加上号召中心的存在，社会成员之间的这种相互感染，相互影响会日益强化。群体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模仿，甚至通过对某些群体动用强制性手段，会使目标更加凝练、集中，会产生更多的认同感。“变工队使农活干得更愉快，更有效率，同时由于创造了新的集体主义精神，使他们对克服众所周知的农民的个人主义和氏族性质的思想起了很大作用。”换言之，随着农民被组织化的程度提高，农民集体化的倾向逐渐显著，已然引起若干心理上的变革。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当以农民为主体的根据地民众被充分地组织和武装起来之后，他们便在战争的特殊环境下，生活于现代社会的次生政治团体(即为了明确的社会目的自觉地组织起来的、形成科层结构的团体)之中，并通过这种团体与国家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这种团体生活中，他们的眼光开始突破家庭的小天地，他们开始普遍地形成强烈的政治认同，公民意识和国家观念也迅速长成。” 在寻求行为一致、目标认同的基础上，还需要将湮没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选择激活。因此，还需要更进一步的工作，这就是利用非正式组织，即社会关系网络来推动和促进。以生活和工作环境为基础的人际关系网络，成为可资利用的动员手段。这里的关键是信息的交换与传播。通过同一居住和活动空间下的人际交往和相互接触，经过交谈、讨论、解释和评价，革命的信息被理解并随后被运用，从而能吸引更多的人参加进来。新的观点、信息首先在那些最先受到感化的乡村民众那里引起共鸣，而后在非正式圈子、初级群体和朋友网络中传播和加工。由于农民处在复杂场域中，因此，其他的群体或多或少也都会卷人其中。在这一过程中，集体信仰一次又一次地得到建构和重建，整个乡村社会也日益趋向同质化。 社会教育论文:浅析影视文学对大学生的社会教育功能 影视文学是人类史上出现时间较晚的艺术，但却因其丰厚的创造力成为了现今生活中最具活力的艺术，它悄然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也与美术、音乐、戏剧和舞蹈等传统文艺一道成为不可或缺的艺术形式。文章结合影视文学的发展现状，论述其对高校学生造成的社会教育功能。 一、影视文学对大学生道德情操的教育功能 高校教育的一大理念和目标并非简简单单地以专业学术知识武装人的头脑，更为关键的是，要将德育与普通学术教育相结合、将其渗透到文化教育中去。为实现后者的教育目标，影视文学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样式，众所周知，脍炙人口的影视作品大都擅长采用特定的表现手法，有感染力的经典影视作品会由不一样的手法传达出准确的价值观念和高尚的道德标准，实际上在赞善抑恶。大学生们在接受完各种影视作品的同时，也逐渐在潜移默化之中获得了灵魂上的启迪，同时，也会以影视文学里面的正面角色为榜样，树立起了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引领大学生在将来的工作、生活和学习中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从这个视角来看，影视文学无疑对大学生的教育起着积极、深远的作用。 在近年来，有不少爱国主义题材的影视文学，这同时也构成了大学生德育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大学生们欣赏这些影视文学的同时，能更牢固地坚定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和信念，学习革命先辈们为了民族的尊严和国家的解放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气概，激发了大家的爱国情感。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地道战》作为一部爱国主义的影片，能鲜明地传达出中国人民在面对外来侵略者时的英雄作风和绝妙的作战方案，彰显了民族的伟大，可以说创造了一个奇迹。学生们在观看完影片后，能更加深切地体会到今天的幸福与安宁是多么来之不易，进而更加提升了个人的精神境界，使道德情操得以升华。 二、影视文学激发了学生发展民族传统艺术的决心 电影和电视两种艺术的出现间隔时间并不长，但两大艺术门类产生之后立马获得了肥沃的、广阔的生存土壤。在影视艺术发展的同时，理论和实践都在持续地创新，也促使影视艺术能够推陈出新、得到更好的传承。同时，影视文学也并非简单地让学生对每一部作品都能有一定的感性认识，而是在提升大学生人文素养和思想道德修养的同时，利用这个机会了解、把握这门技术，进而在今后的社会实践中为影视文学艺术的发展多做贡献。当然，大学生在欣赏影视文学时，有必要先学习影视的发展历史，拍摄方式和长镜头等常识，这样一来可帮助大学生运用独立的思维更准确、更客观地鉴赏影视文学作品，二来有利于学生强化对这门艺术的本质认知。基于此，大学生应当经由影视文学的教育功能，敢于和善于担负起影视文学艺术的传承、发展与创新的历史使命。 三、影视文学对大学生进行深刻地历史与现实的教育 大学生作为二十一世纪的建设者和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了解历史固然重要，当然也要不能将历史所孤立，而要与现实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影视文学作品中透过花样繁多的手段证明历史、表达历史，同时也在衬托现实，这也是影视文学艺术的一个鲜明特征。 转贴于论文联盟 // 影视文学作品中所描绘的故事均离不开相应的历史大环境，也就是说，大学生在欣赏影视作品时，首要的任务就是熟悉作品中的历史概况，否则就会感到非常模糊、不好理解。与此同时，这一套历史环境的引入往往又在强化大学生对特定历史发展时期的理解。例如，国产影视作品《甜蜜的事业》，就是讲述“”结束后，我国在农村地区的改革政策，也反映了所有制的变化，由过去的，到影片中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学生们通过观看作品，也确实体会到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和普通家庭带来的巨大变化，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进而更好地拥护这一正确决策，增强了对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历史背景的认识和理解，并由过去联系到当今，改革开放的34年间，由社会和每个家庭的巨大变化，大学生们会更有信心地拥护国家的改革开放大业，同时也对祖国尽快实现现代化充满了期待与向往，对他们起到一个激励和鞭策的作用。 四、影视文学对大学生进行民族文化的传承教育 影视文学是一种综合的、实用的视听艺术，它持续在传达民族文化的精髓，更是传统文化在新世纪得到传承与创新的主要思想阵地。就我国目前来看，影视作品充分地展示了传统文化形态的本质外貌，比较典型的是，早期京剧《定军山》、越剧《西厢记》、黄梅戏《天仙配》和豫剧《花木兰》、《小二黑结婚》等均流露出了我国戏曲文艺的内涵。 再比如我国独具特色的功夫电影，武打演员所展示的不单单是中国传统功夫，更在影片中体现“人性”，大学生作为这类型影片的忠实观众，能够在感受中国传统“功夫文化”的同时，受到一些心灵的感应。无论是主人公的忠肝义胆，还是轻生死重大义，均会使大学生受到心灵震撼，并学习正面人物角色身上的精神和气质，为大学生将来的人生指引正确的航向。 影视文学自产生之日起就时刻影响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的发展、进步，对于提高民族文化的凝聚力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正因如此，影视文学才具有强大的社会教育功能，推动并促进大学生的身心全面、健康发展。 社会教育论文:浅谈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及其的关系 【摘 要】在人才的培养过程中，教育是关键，而教育又不是单方面的，它包括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的基础，学校教育是整个教育阶段的关键，社会教育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的延伸，这三者就像一条链子，任何一方脱节，都会影响到整条链子的完整性。 【关键词】家庭教育 学校教育 社会教育 最近看了几个关于青少年犯罪的报道、访谈，主持人谈到最多的是“子弟教育”问题，并且说要在学校教育方面下苦工夫。而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完全没有提到，甚至连政府、公安部门都这么认为。把儿童和青少年存在的一切不良现象的问题，几乎都归咎于学校教育的不足与失误，这包括学生安全、犯罪等问题。就连学生的生活习惯、家务劳动等的教育都让学校负责，这样就无形地把教育等同了学校教育。夸大和泛化了学校的功能，把过重的任务放在学校的身上，让它担负着本身的压力和越俎代庖的压力。 一个人的成长、发育和发展过程，都是由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三方面构成的，教育成效往往都是这三方面合力的结果，如果三方面教育步调统一，互相促进，它们的合力就大，效果就好；反之，教育影响就被削弱。如何正确处理学校、家庭、社会教育的关系呢？笔者粗浅地谈谈个人看法。 一 要充分地重视家庭的基础教育 教育是随生命的开始而开始的，婴儿落地到幼儿上学前首先接触的是家庭，家庭是他们成长的摇篮，家庭是在这个过程中进行的最基本、最初步教育的社会群体，特别是早期教育起着学校和社会教育都难以起到的奠基作用。 人的成长是一项系统的教育工程，但在这项系统工程中，家庭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础，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助手和补充。福禄贝尔说过：“国家的命运与其说是掌握在当权者手中，倒不如说是掌握在母亲的手中。”这句话哲理性很深，它深刻地说明了家庭的重要性。家庭教育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尤其是近年来家庭教育更是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 那么，什么是家庭教育呢？家庭教育是指由家长按国家、社会的要求，对孩子实施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教育实践活动，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家庭教育；在相同的家庭条件下，由于实施的家庭教育不同，其效果也不同。我国现阶段的家庭教育，是由家长和其他年长成员根据我国现代化建设对培养人才的需要，按照国家的教育目的配合幼儿园、学校的教育教学计划、要求，对孩子实施的有意识的、有目的的教育实践活动。因此，正确的家庭教育应该按照国家的教育目的，参照园、校的教育教学计划、要求进行，以配合园、校教育，使之完满实现，使孩子更好地健康成长。 家庭教育有着早期性、基础性、长期性、持久性的特点。众所周知，学校教育是科学文化素质的教育，而家庭则是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教育，两者相比后者更为重要。如果一个人没有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即使有再多的科学文化知识也不能有所作为。 儿童的可塑性很强、善于模仿、意识单纯、是非能力差，行为习惯还处于养成阶段，俗话说：“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良好的家庭教育，可以帮助他们分清对错、善恶、美丑等，会使人终生受益，为其今后的成长打下良好的基础。 我们要克服把家庭教育简单地等同于协助老师督促孩子完成家庭作业，而应看成是促进孩子全面发展的一个工程。教育的重点应以品德教育为主，培养孩子良好的道德品质并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这包括家务劳动、青春期的教育、个性意志的形成、生活习惯等方面，这样就提高了孩子的综合素养。古往今来，有许多名人志士都是在幼年时期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日后才成为名家、大家的。因此，我们必须重视家庭教育。家庭成员的态度，将对孩子的成长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 学校教育是主体 青少年在上学这段期间，受到教育是最集中、最系统、最牢固的，它为将来步入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是人生最重要的阶段。青少年教育中心在学校，因为学校教育有很多优势。首先，学校，是对孩子进行专门教育的机构，应该是对孩子进行知识、技能、品行等更为全面的补充教育。学生在学校受教育的时间最集中，一天中除了睡觉、吃饭，几乎所有时间都在学校教育范围内进行学习，全身心地接受学校的教育和各种知识的传播。学校有着积极向上的氛围，它给学生们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优雅的校园、整齐的校舍、干净的楼道，以及各种教学设施，环境的布置，这些都可以陶冶人的情操。它有着和谐舒适的学习环境，激发学生奋发向上，努力拼搏。学校的育人功能是按国家的德育《规程》来进行，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思想品质，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所以学校的教育是主体，它对一个人起着动力、导向、保证作用。 三 社会教育是学校和家庭教育的继续延伸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综合。社会教育无处不在，它对学生思想的影响极为广泛，社会教育既是多方面的，也是终生的。凡是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和人际关系等，都会对学生浸透着许许多多的影响。尤其是家庭情感危机、市场经济侵染、安全诚信、不良文化因素等等，均对学生构成了严重的冲击和危害，所以要积极引导学生对不同的社会信息进行反馈，使学生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不断增强分析能力和应变能力。学生要深入到社会的大课堂，体验各种不同的社会角色，学习社会规范，扩大社会交往，养成现代素质。 学校面向社会，社会参与教育。只有把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结合好，才能使教育适应市场经济和现代科技的需要，也才能使人的智慧、潜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四 学校、家庭和社会共同承担教育的责任，三者之间相互协调，紧密联系 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设的“生活教育”，实践和倡导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思想，对我们的影响极其深远。 一个成长中的孩子，在校是一名学生，同时他也是家庭中的一员、一个社会人。他的性格、能力和信念及责任心的形成都是在家庭环境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当走进学校时，已经是在一定教育基础上的继续教育。学校教育就是家庭教育的延续、引申、补充和完善，是连接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枢纽。当然，良好的家庭教育也对学校教育有着一定程度的影响、补充和促进。同时学校也应积极地与社会联系，使社会了解学校的状况，动员社会力量为学校的教育给予积极的支持和消除不良的影响。 学校的教育使人知古鉴今、博览群书；社会的教育让人知书达礼、和谐共处；家庭的教育让人尊师重教、尊老爱幼。 学校、家庭和社会这三者之间是需要各负其责、各司其职的，虽然有一定分工，但其又是紧密相连、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忽视了任何一方面的教育都可能造成不良后果。要想使孩子全面健康发展，必须树立整体教育思想，实现学校、家庭、社会的有机结合。 社会教育论文:探析学校 家庭 社会教育协调发展问题 论文摘要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我国教育正处于由单一、封闭的传统教育体系向多元、开放的现代教育体系转变的过程，构建一个协调发展的教育网络体系，营造适于学生发展成才的教育环境，成为当前学校、家庭和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 教育是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三结合”整体育人的系统工程，在这个系统工程中，学校、家庭、社会都担负着重要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其中学校是主体，家庭是基础，社会是依托。只有学校、家庭、社会各个方面共同努力，多管齐下，才能形成有利于青年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教育环境。然而，在当前的教育实践中，我们会经常发现一些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三方相互脱离、互不配合的现象。 一、家庭教育不能配合学校教育，学校教育脱离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是学生所受的两种最为重要的外部教育，由于主客观上存在的差异，这两种教育力量能否配合与协调就显得尤为重要。当然，这种配合与协调决不是单向的，而是相互的。就家庭教育一方来说，它不只是简单地配合学校教育，家长需要在家庭与学校教育的互补关系中力图使两种教育力量在学生身上协调与统一起来，强化学生在学校中所受的正面教育，弥补学校教育中的不足。但是，目前不少家长的教育随意性非常大，缺乏科学性。有的家长溺爱娇惯，有的家长冷漠粗暴，崇尚“棍棒教育”，尤其是现在随着独生子女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家庭教育日趋表现出重智轻德、忽视全面培养子女的特点，甚至有些家长的教育与学校教育背道而驰，使学生在这种相互矛盾的教育中无所适从，削弱了学校教育的积极作用。比如，现在学校都在贯彻落实素质教育，全面培养学生能力，提高综合素质，但有些家长却只注重课本知识的学习，忽视品德、才艺等方面的培养。甚至有些家长为了让子女考取理想的学校，每天不断给孩子施压，让他们完全沉没在题海之中，其结果是学习成绩上去了，但其他方面的才华却埋没了。 另外，就学校教育一方来说，学校在对学生施教过程中，应该重视家庭教育的积极作用，将家庭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辅助。但是，目前有些学校在进行教育时却忽视了家庭教育的作用，对学生在教育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只是单方面从学校的角度去想办法解决，没有及时与家长沟通，共同做好学生的思想教育转化工作。例如：学生出现心理问题时，很多学校只是从学校教育的角度去分析和辅导学生的心理问题，而忽视了家庭教育对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影响作用。现在青少年学生出现违法犯罪、自残自杀等极端行为的现象逐渐增多，这些问题的出现和日趋严重化，从侧面反映出当前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之间存在的相互脱离、互不配合现象。如果学校定期联系家长，及时向家长反映学生在校学习、生活情况并了解学生家庭教育情况，那么就可以及时掌握学生异常举动并纠正学生存在的不良言行，避免学生出现人格扭曲、心理变态等异常心理问题；如果家长有定期向学校了解子女在校情况，及时发现学生在校的异常表现并积极配合学校进行教育，引导学生的言行，那么这种违法犯罪、自残自杀等极端行为的念头就会杜绝在萌芽之中。因此，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相互配合，协调发展是教育好学生不可缺少的重要途径。 二、社会教育呈现疲软状态 社会教育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教育途径，具有与其他教育形式不可比拟的特殊作用。社会教育直接面向社会，又以社会政治经济为背景，它比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具有更广阔的活动余地，影响面更为广泛，更能有效地对整个社会发生积极作用；社会教育形式灵活多样，没有制度化教育的严格约束性，它较少受阶级、地位、年龄资历的限制，能较好体现教育的民主性等。但是，因为社会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还处于辅助和补偿地位，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以致目前社会教育呈现出疲软状态。造成当前社会教育呈现疲软状态的原因有多种，就我个人认为，主要有如下二点：一是人们不够重视社会教育。由于社会教育的作用具有隐蔽性、长效性，不能立竿见影，所以很多人忽视社会教育所具有的重要性；二是某些学校和教师存在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思想，重学校教育，而忽视家庭和社会教育，重知识传授，忽视其他培养，学生负担过重，没有或很少有时间参加社会实践活动。 例如，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家教育部门就针对我国在基础教育中长期存在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应试教育”现象提出了素质教育理论并要求学校贯彻落实素质教育方针，全面培养学生的素质。素质教育自提出以来，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还是有不少学校存在轰轰烈烈讲“素质”，扎扎实实干“应试”的现象。有些学校为了追求高升学率，不顾教育部门有关取消学校补课和减轻学生学习负担等方面的文件精神，利用假期或周末的时间给学生补习功课，大大增加了学生的学习负担。还有些家长为了让子女能以高分考取理想的学校，利用平时休息的时间请家教补习功课，占用了大量娱乐和社会实践活动的时间，限制了学生其他能力的发展。 三、协调学校、家庭、社会教育和谐发展的若干途径 学校、家庭、社会教育协调发展问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教育部门、学校为了解决学校、家庭、社会教育协调发展问题提出了很多实用、有效的解决对策。如，建立家长委员会，让家长直接参与学校教育工作，共同管理、教育好学生；开办家长学校，提高家长素质，从而提高家长教育子女的水平，充分发挥家庭教育的作用；建立家访制度，定期进行家访，了解学生的学习、心理、生活等状况…… 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原有的方式已经不能满足当代教育的需求，为了更好地解决学校、家庭、社会教育协调发展问题，需要在充分利用原有教育形式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特点采用一些新型的教育方式。笔者认为在当今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解决学校、家庭、社会教育和谐发展问题，可以采用如下若干途径。 1.利用网络的便利条件，搭建网上教育平台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目前很多家庭都配置了电脑，用于子女教育或上网获取信息。学校可以针对学生家庭的实际情况，充分利用网络的便捷条件，搭建网上教育平台，从而更好地与学生沟通和建立家校联络体系。例如，随着在校学生人数的增加，教师已不可能完全深入到学生宿舍，了解每一位学生的情况，那么教师可以通过网络聊天软件、bbs、电子邮件等，与学生进行网上对话，掌握学生的思想、学习、生活、心理等状况。同时，为了更快、更好地与学生家长沟通，互通信息，学校可以通过网络教育平台与家长进行沟通，了解学生在家的情况并将学生在校的表现及时反馈给学生家长。 2.制作家校联系卡，搭建空中对话平台 电话、手机已成为社会生活必需品，基本上每家每户都拥有电话。学校为了能更好地与家长进行沟通交流，可以制作家校联系卡，定期进行电话互访，掌握学生的相关信息。因此，学校可以在新生入校时收集学生家长的联系方式，汇总制作成家庭联系卡，发给学校每位教师；同时也将学校老师的联系电话制成卡片派发给每位学生家长，这样家校双方可以根据需求不定期进行互访，掌握学生的表现情况。如果发现学生有什么异常情况，家校双方可以及时通过电话进行交流，共同做好教育工作。通过制作家校联系卡，大大方便了家校之间的联系沟通，也方便彼此快速了解学生在校或在家的具体情况。因此，制作家校联系卡可以搭建空中对话平台，使家校互通信息更为快速方便，及时掌握学生的学习、心理、生活等状况。 3.挖掘社会企业教育资源，搭建校企合作平台 社会教育是学校教育的延续和补充，没有社会教育参与的学校教育是不完善的教育。教育只有融入社会，才能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并参与教育的社会风气。社会的教育资源极其丰富，充分利用和挖掘社会教育资源，才能使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对接，形成校内外一致的教育网络体系。如：围绕学生的专业技能培养目标，学校可以充分利用社会的企业资源进行教育，搭建校企合作平台，通过与社会企业合作办学，实行订单式培养教育，将学生的专业技能培养与企业的工作岗位能力培养充分结合起来。学生通过直接参与企业工作岗位的实践，一方面可以学习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另一方面也为学生提供理论结合实际操作的平台，积累工作经验，为今后的就业奠定基础。 4.与具有鲜明教育意义的单位合作，建立稳定的社会教育基地 社会教育资源的内涵非常广泛，只要对人能够形成教育的单位都属于社会教育资源的范畴。例如，历史文化遗址、博物馆、纪念馆、军事基地、养老院、素质拓展基地等单位都属于社会教育资源。这些社会教育资源是教育学生的好教材、活教材，学校要加强同这些单位的联系，充分发挥这些单位的教育作用，将这些对学生具有深刻教育意义的单位作为学校长久的、稳定的社会教育基地，以此全面加强学生的教育。比如，将素质拓展基地作为学校长期、稳定的社会教育基地，不定期组织学生到素质拓展基地参加各种素质拓展活动，培养学生能力、锻炼学生体魄和意志，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构建学校、家庭、社会教育协调发展网络体系是营造适于学生发展成才教育环境的重要途径之一。如果学校教育没有了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配合，学校教育则只是一句空话。正如《家教名言》中顾晓鸣所说：“构建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相互依靠、协调发展的格局，是建立现代教育制度的核心内容。” 社会教育论文:试谈博物馆社会教育与“以人为本”理念的结合 [摘要]免费开放的博物馆与社会的接触更为广泛和密切,越来越多的社会群体走进博物馆、感知博物馆。博物馆作为公益性文化机构也越来越彰显其促进社会文化发展的巨大作用,博物馆在向公众提供文化食粮的同时,也要积极关注社会的变迁,关注公众的需求。博物馆要充分利用资源优势,打造博物馆精品文化;充分发挥社会教育职能,拉近博物馆与公众的距离,体现博物馆“以人为本”的理念,全方位为公众服务。 [关键词]以人为本 展览 社会教育 多元化 志愿者 2008年国家下达博物馆免费开放的政策,像春风拂面一样给整个社会带来了温暖的气息。过去或许由于门票这道门槛而阻挡了一部分人群走进博物馆的脚步,而现在博物馆免费开放的实施,充分体现了国家大力实施的文化惠民政策,得到了广大公众的支持,对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博物馆免费开放前期一度出现爆棚的情况,但在参观高潮之后,往往又会出现门庭冷落的尴尬局面。因此,如何把握免费开放带给博物馆的发展机遇,采取有效措施改善这种局面,让更多的人群走进博物馆,将参观博物馆视为一种提升文化修养必不可少的文化休闲场所。让博物馆“以人为本”理念与免费开放有效的结合,也将是我们博物馆今后持续发展的一重要课题。本文试将博物馆“以人为本”服务理念为着眼点,从社会教育职能角度做以下几个方面的粗浅探讨。 一、“以人为本”的办展理念,增强展览吸引力,展示地域文化 实践证明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信息时代的到来,博物馆适当地引进电子技术展示手段是对传统陈列展览的有效补充和完善。如青岛市博物馆利用幻影成像技术,在《岁月回眸——青岛近代史》陈列展厅内播放关于德占时期青岛华人区早晨生活的片段,就是从观众欣赏角度出发,运用先进的技术手段辅助陈列的一次有益尝试。从观众竞相观看和热情赞扬的情况来看,适当地引进电子影像技术会极大地调动观众的兴趣,加深其对展览的参观印象,并有效地改善以往静态展示而带来的弊端。因此,在这个资源共享的时代,博物馆要紧跟数字化时代的步伐,充分运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展示手段,更加生动、形象地再现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魅力。 地域文化特色是一个地区的人文历史、自然景观中反映出来的蕴含浓厚文化意义的一种特质,是一个地区区别于另一个地区的显著标志。青岛这座移民城市,在近代史上曾被德国和日本侵占,因为这一特殊因素,从早期建筑风格、城市规划建设等方面造就了青岛区别于其他城市的显著特质。青岛博物馆以此为出发点,新增的设《岁月回眸——青岛近代史》陈列,充分发挥馆藏资源优势,展现了青岛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为观众提供了一道文化大餐。事实证明,此展览不仅得到了本地市民、外地游客认同赞赏,而且赢得许多国外友人的赞誉。加之配合展览增设的影像资料放映区,为观众滚动播放《百年青岛》、《青岛要塞》等影像资料,使观众在参观休息的同时能通过所播放的影视资料更好的了解近代史陈列展览意图,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办馆理念,让博物馆的社会教育职能得到了更为充分的体现。 而专辟的一个独立展厅作为观众互动区,也显示出本馆重视与观众交流以,开展互动活动的“以人为本”理念。目前,在观众互动区有配合《馆藏山东木板年画》展览而设置的木板年画印制区,此项活动得到了广大观众的认可,观众们踊跃参与此项活动,有的甚至多次来馆制作年画。博物馆以观众参与需求为出发点,凸显“以人为本”理念,取得了社会效应和经济效益双赢的效果。 二、“以人为本”的教育形式,体现多元化教育职能 社会教育职能的根基是讲解工作,讲解员是联系观众与博物馆的桥梁纽带,她直接代表着一个博物馆的形象。作为一线工作的讲解员每天与观众面对面接触,既使博物馆陈列展览的意图和展品背后丰富的内涵得到充分表达,又直接感知观众对博物馆展览及设施的中肯评价,因此讲解员在博物馆教育职能里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为让观众更好的感受“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在讲解接待中必须要做到尊重观众,与观众达到心灵的沟通、交流和学习。 越来越多的博物馆教育学者认为,知识的传播不再是教育者向受教育者的单向传播,而是双向交流学习。博物馆教育的目的不在于“教”,而在于帮助观众“学”,博物馆的教育职能体现在为观众自我学习所提供的一个巨大平台中。博物馆在许多国家已被看做是配合学校教育的第二课堂和成人终身受益的理想教育场所,而其中所体现的“以人为本”则是立足长远发展的重要话题。博物馆的先进文化是社会教育的优质资源,应该大力传播和弘扬;文化知识需要继承和发展,传播知识文化的博物馆,其教育功能也不可低估。博物馆在社会教育职能中展现着其自身的特殊规律和独特的教育形式与手段,是实施社会教育职能的重要阵地。通过这块阵地,可以将博物馆的性质、任务、陈列内容向人民群众进行宣传,使博物馆为大众所认识、接受并从中受益。 今年暑假期间,青岛博物馆针对未成年观众的兴趣和爱好,利用馆藏资源优势推出了“奇妙博物馆”系列暑期公益培训班,活动赢得了家长和小朋友们的热烈追捧。培训班采取开放式教学方式,所有的培训内容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均来自于馆藏陈列展览,使家长和学生能共同感受到来自博物馆的不一样的兴趣培训活动,使学生们在学习培训知识的同时能更好地感受我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一时之间公益培训班成为广大家长热议的话题,许多前来参与的家长及没能报上名的家长均希望博物馆以后能经常举办此类培训活动,培训班的成功举办也为进一步拓展博物馆社会教育服务职能又打开了思路。今年国庆和中秋节期间,开放教育部推出了彩绘泥塑月饼和彩绘脸谱活动,受到了广大家长和小朋友的喜爱。活动的成功举办既让学生们在高雅艺术殿堂中感觉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同时也极大地宣传了博物馆,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此类活动以关怀祖国的下一代——未成年观众为出发点,尽显博物馆教育形式的多元化和“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 同时,博物馆还采取“走出去”的形式,充分发挥其教育职能,将流动展牌送进社区、老年公寓等地,一方面让更多人群感受博物馆,了解博物馆,激发他们来馆参观的兴趣;另一方面也为行动不便的老年人送上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休闲活动,让他们感受社会关爱,更好地体现“文化惠民”政策。此外,博物馆结合学校教科书中所涉及到的历史、文物知识,为学校提供流动展览;制作历史文化讲座幻灯片;制作与文物、历史相关的文化包等,都是学生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博物馆通过丰富的教育形式,达到培养未成年人学习我国传统文化的目的,也是博物馆“以人为本”理念的一种体现。 三、“以人为本”的服务观念,利用志愿者资源,回馈社会 随着博物馆免费开放的深入,愈来愈多拥有较高个人素养、热心公益事业的人群加入到博物馆志愿者队伍当中来。他们当中有在校大学生、有在职工作人员、有离退休人员,虽然来自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但他们都怀着同样的无私奉献的精神,来到博物馆无偿为观众提供服务。目前本馆志愿者所从事的工作主要有展览讲解和场地服务两项主要内容,他们同专职人员一样都身处工作第一线,每天与观众热心交流学习。 志愿队伍已经成为博物馆免费开放中的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而志愿者也在利用博物馆这个平台为观众热心服务的同时,实现自身价值的另一种体现,这对于博物馆和志愿者双方来讲都受益匪浅。在这一过程中,志愿者已完成从普通群众向博物馆主人翁的转变,因此他们能更直接地从观众角度出发,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也能更好地体现出博物馆“以人为本”的理念。博物馆志愿者队伍的不断壮大,让更多的热心人士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来,成为志愿精神的传播者和实践者,成为博物馆社会教育的重要力量。 着眼于博物馆的长远发展,我们应努力强化“以人为本”的理念,立足资源优势,使展览更亲民,使教育形式更多样,使服务更加人性化,让博物馆更好的体现“三贴近”的文化宣传政策。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将博物馆社会教育职能与“以人为本”理念有效结合;才能利用博物馆博大精深的资源优势,精心打造博物馆文化品牌,使免费开放的博物馆更具长久的吸引力;才能培养观众的博物馆情节,展现博物馆的社会价值;也才能真正促进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以及社会的不断进步。 社会教育论文:谈家庭教育 学校教育 社会教育及其的关系 摘要：在人才的培养过程中，教育是关键，而教育又不是单方面的，它包括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的基础，学校教育是整个教育阶段的关键，社会教育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的延伸，这三者就像一条链子，任何一方脱节，都会影响到整条链子的完整性。 关键词：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 最近看了几个关于青少年犯罪的报道、访谈，主持人谈到最多的是“子弟教育”问题，并且说要在学校教育方面下苦工夫。而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完全没有提到，甚至连政府、公安部门都这么认为。把儿童和青少年存在的一切不良现象的问题，几乎都归咎于学校教育的不足与失误，这包括学生安全、犯罪等问题。就连学生的生活习惯、家务劳动等的教育都让学校负责，这样就无形地把教育等同了学校教育。夸大和泛化了学校的功能，把过重的任务放在学校的身上，让它担负着本身的压力和越俎代庖的压力。 一个人的成长、发育和发展过程，都是由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三方面构成的，教育成效往往都是这三方面合力的结果，如果三方面教育步调统一，互相促进，它们的合力就大，效果就好；反之，教育影响就被削弱。如何正确处理学校、家庭、社会教育的关系呢？笔者粗浅地谈谈个人看法。 一 要充分地重视家庭的基础教育 教育是随生命的开始而开始的，婴儿落地到幼儿上学前首先接触的是家庭，家庭是他们成长的摇篮，家庭是在这个过程中进行的最基本、最初步教育的社会群体，特别是早期教育起着学校和社会教育都难以起到的奠基作用。 人的成长是一项系统的教育工程，但在这项系统工程中，家庭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础，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助手和补充。福禄贝尔说过：“国家的命运与其说是掌握在当权者手中，倒不如说是掌握在母亲的手中。”这句话哲理性很深，它深刻地说明了家庭的重要性。家庭教育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尤其是近年来家庭教育更是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 那么，什么是家庭教育呢？家庭教育是指由家长按国家、社会的要求，对孩子实施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教育实践活动，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家庭教育；在相同的家庭条件下，由于实施的家庭教育不同，其效果也不同。我国现阶段的家庭教育，是由家长和其他年长成员根据我国现代化建设对培养人才的需要，按照国家的教育目的配合幼儿园、学校的教育教学计划、要求，对孩子实施的有意识的、有目的的教育实践活动。因此，正确的家庭教育应该按照国家的教育目的，参照园、校的教育教学计划、要求进行，以配合园、校教育，使之完满实现，使孩子更好地健康成长。 家庭教育有着早期性、基础性、长期性、持久性的特点。众所周知，学校教育是科学文化素质的教育，而家庭则是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教育，两者相比后者更为重要。如果一个人没有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即使有再多的科学文化知识也不能有所作为。 儿童的可塑性很强、善于模仿、意识单纯、是非能力差，行为习惯还处于养成阶段，俗话说：“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良好的家庭教育，可以帮助他们分清对错、善恶、美丑等，会使人终生受益，为其今后的成长打下良好的基础。 我们要克服把家庭教育简单地等同于协助老师督促孩子完成家庭作业，而应看成是促进孩子全面发展的一个工程。教育的重点应以品德教育为主，培养孩子良好的道德品质并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这包括家务劳动、青春期的教育、个性意志的形成、生活习惯等方面，这样就提高了孩子的综合素养。古往今来，有许多名人志士都是在幼年时期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日后才成为名家、大家的。因此，我们必须重视家庭教育。家庭成员的态度，将对孩子的成长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 学校教育是主体 青少年在上学这段期间，受到教育是最集中、最系统、最牢固的，它为将来步入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是人生最重要的阶段。青少年教育中心在学校，因为学校教育有很多优势。首先，学校，是对孩子进行专门教育的机构，应该是对孩子进行知识、技能、品行等更为全面的补充教育。学生在学校受教育的时间最集中，一天中除了睡觉、吃饭，几乎所有时间都在学校教育范围内进行学习，全身心地接受学校的教育和各种知识的传播。学校有着积极向上的氛围，它给学生们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优雅的校园、整齐的校舍、干净的楼道，以及各种教学设施，环境的布置，这些都可以陶冶人的情操。它有着和谐舒适的学习环境，激发学生奋发向上，努力拼搏。学校的育人功能是按国家的德育《规程》来进行，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思想品质，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所以学校的教育是主体，它对一个人起着动力、导向、保证作用。 三 社会教育是学校和家庭教育的继续延伸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 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综合。社会教育无处不在，它对学生思想的影响极为广泛，社会教育既是多方面的，也是终生的。凡是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和人际关系等，都会对学生浸透着许许多多的影响。尤其是家庭情感危机、市场经济侵染、安全诚信、不良文化因素等等，均对学生构成了严重的冲击和危害，所以要积极引导学生对不同的社会信息进行反馈，使学生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不断增强分析能力和应变能力。学生要深入到社会的大课堂，体验各种不同的社会角色，学习社会规范，扩大社会交往，养成现代素质。 学校面向社会，社会参与教育。只有把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结合好，才能使教育适应市场经济和现代科技的需要，也才能使人的智慧、潜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四 学校、家庭和社会共同承担教育的责任，三者之间相互协调，紧密联系 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设的“生活教育”，实践和倡导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思想，对我们的影响极其深远。 一个成长中的孩子，在校是一名学生，同时他也是家庭中的一员、一个社会人。他的性格、能力和信念及责任心的形成都是在家庭环境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当走进学校时，已经是在一定教育基础上的继续教育。学校教育就是家庭教育的延续、引申、补充和完善，是连接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枢纽。当然，良好的家庭教育也对学校教育有着一定程度的影响、补充和促进。同时学校也应积极地与社会联系，使社会了解学校的状况，动员社会力量为学校的教育给予积极的支持和消除不良的影响。 学校的教育使人知古鉴今、博览群书；社会的教育让人知书达礼、和谐共处；家庭的教育让人尊师重教、尊老爱幼。 学校、家庭和社会这三者之间是需要各负其责、各司其职的，虽然有一定分工，但其又是紧密相连、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忽视了任何一方面的教育都可能造成不良后果。要想使孩子全面健康发展，必须树立整体教育思想，实现学校、家庭、社会的有机结合。 社会教育论文:对家庭教育 学校教育 社会教育的认识 【摘 要】 本文以“药家鑫事件”为基点，阐述了学校、社会、家庭三种教育模式的关系及存在的问题，认为应充分发挥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的作用并将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提高学生思想水平，保证教育教学质量。 【关键词】 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 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环境和教育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在强调“让受教育者成才”的同时，一定要有先要“让受教育者成人”的理念。有媒体称“药家鑫事件”是高校教育的失败，有人称药家鑫父母是这次事件的罪魁祸首。这再一次引起我们对教育的再认识。我们往往把教育狭义地理解为学校教育，忽视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的有机统一。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重新界定教育的使命时指出，为了实现世界公民目标，“不能只是强调认知学习，还要强调情感和行为学习”。为此提出：“青少年儿童的发展是家庭、教师和社区的共同责任”。教师要和家长“就儿童的成长以及和儿童家庭有关的问题，经常进行讨论、交流”，教师“要和心理学、休闲娱乐机构及家庭联合会等建立合作关系。” 一、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的关系 家庭教育对人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基础。学生接触的第一教育人和教育空间是父母和家庭。父母的文化程度、个人爱好、社会地位和家庭氛围、夫妻关系及父母的亲友团等，对学生的成长均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学校是对学生进行教育的主阵地。一个人从接受学校教育开始到走出校门，大致要用去十几年的时间，即人生的1/6左右的时间是在学校度过的［1］。这个时期既是学生接受科学文化知识的过程，也是学生的生理和心理发育、发展、成熟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是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念形成的至关重要的过程，是影响人的一生发展的重要阶段。社会教育是对社会大众的教育，教育对象广泛，实施机构众多，实施形式灵活多样。社会教育对学生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人文精神、社会环境等方面。学生能够直接感受到并能理解了的是电影、电视、广播、报刊、书籍、网络的内容以及周边人的行为习惯，这些潜移默化的影响因素，对一个在情感、态度、价值观形成时期的学生来说，具有重要的影响，因而社会教育对学生的发展成才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发展社会教育对学校教育给予有力的支持，而学校教育则在某种程度上为社会教育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把社会教育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有机结合起来，这是教育的理想境界。 二、家庭、学校、社会的教育模式及存在问题 1、家庭教育模式及存在问题 家庭教育强迫式的教育模式。很多家长都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当孩子没有取得父母所期望的结果时，随之而来的可能是讽刺、挖苦、责备、打骂。孩子是有自尊的，如果长期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势必给孩子造成自卑、自闭等心理问题。当他们走上社会面对困难时，往往不能正确对待，做出极端行为。 家庭教育的金钱奖励式教育。过早的金钱至上、功利至上的教育，为药家鑫撞人后杀人埋下了隐患。当药家鑫进入大学并能利用课余时间做兼职，有了可观收入后，家长并没有教育孩子正确管理金钱，而是将其作为对孩子的奖励，从而助长了孩子的虚荣心理和攀比心理，不利于他们的成长。 家庭教育的溺爱式教育。多数家长为了让孩子“更幸福”，对其照顾备至，甚至是“放任自流”，使孩子从小就爱享乐、以自我为中心，缺乏责任感和同情心。在面对挫折时，不是积极反省自己，而是倍感委屈，造成心理不平衡，缺乏抗挫能力。 2、学校教育模式及存在的问题 “教书育人”是学校教育的宗旨。而在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学校教育过度重视学生的专业学习和成绩，而忽略了学生的人文综合素质的培养。 择优式的学校教育。这种方式一般在中、小学比较常见。大部分中、小学都有成立重点班，即将全校最优秀的师生都集聚在重点班。尽管这样做会使一些成绩较差的学生努力学习，争取进入重点班，但这也给很多学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尤其是对那些很努力但没取得好成绩的学生，或心理素质较差的学生，恐怕会永远也发展不起来了。这种人生的转折点使人消沉。 专业式的学校教育，这种方式主要是高等教育。进入大学后，学校和学生主要是针对专业课进行教学，对专业课以外的知识重视不够，比如理科院校对文科知识在课程设置、时间安排等方面并不科学合理，导致学生成为“知识侏儒”。 商业式的学校教育。有些人看准现在发展教育的商机，办起了私立学校，可他们主要以追求利益为目的，在学生的学习和能力方面缺乏科学管理和教育，在学生发展的重要阶段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影响了学生的发展。 3、社会教育模式及存在的问题 社会宣传教育。社会已经进入一个信息和科技时代，大量的信息可以通过科技工具轻松得到，如网络、电视、媒体等。而这些先进技术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给社会教育带来不利影响。如青少年网络成瘾、犯罪事件层出不穷。利用网络媒体宣传反动言论、扭曲的价值观等，都为影响和蛊惑大学生提供了“技术”上的帮助。“农村人难缠，撞伤不如撞死”，“我爸是李刚”等社会现象，正不断腐蚀大学生的思想。 社会活动教育。通过开展各种形式的比赛活动、社会公益活动，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和引导。但是很多活动的功利性色彩比较重，不利于青少年价值观的养成。 三、创建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 1、充分发挥学校教育的主导作用 学校是社会环境的一个特殊成分，学校教育应对不同阶段和层次的学生进行分阶段、分层次的教育活动。但不论在哪一个层次，学生在学校中所接受的影响有正规和非正规之分。在人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学校教育中的正规因素。正规教育的因素中包括教师的教育、班主任工作、学校中团队活动、校园文化建设、校风建设等等。非正规因素包括学生因兴趣相近或由于空间距离近所组成的小团体、学生日常交往以及帮派活动等等。所以，学校在人才培养目标设定、教师素质评定、学生社团建设等方面要认真钻研，广泛征求社会和家庭意见，真正做到“教书育人”，从实践出发做好学校、家庭、社会三结合的教育。 2、大力宣传家庭教育，做好家庭教育指导 “学校教育万能论”导致家长在孩子教育问题上思想认识不够，准备不充分，方法不恰当。孩子独立于社会之前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跟父母在一起的，父母的教育对孩子的成长成人是至关重要的。家长要配合学校和社会，更新家庭教育观念，注意培养孩子的关怀意识和自立人格。对孩子进行行为习惯的养成教育和责任意识。 3、政府加大社会教育力度，学校、家庭应主动争取社会教育力量 对于社会教育与家庭学校的结合，首先我们应做到依靠社会资源，增强教育实践。依靠社会资源，让国防教育、环保教育、交通法规教育走进校园，实现人力资源共享，增强教育实效。其次，让学生进一步走入社会，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根据学生年龄特点和认知水平组织学生进一步走入社会，开展更为丰富的社会实践活动。 总之，学校、家庭、社会都应该从自身的特点出发发挥各自不同的教育功能，达到协调，使学校、家庭、社会教育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形成多层次、全方位、一体化的教育体系，努力做到学生校内校外有人管，离校不离教，形成良好的社会全员育人氛围，才能使学生在校做个好学生，在家做个好孩子，在社会上做个好公民。成为一名真正的人才。 社会教育论文:发挥政府作用 促进社会教育公平的实现 摘 要 从教育财政学视角来看，保证教育经费的充足供给，提高教育资源利用的效率，促进教育公平的实现是政府的责任。文章对教育经费充足、教育效率、教育公平等概念也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 教育经费充足 教育效率 教育公平 政府责任 随着人们对教育在社会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以及人的发展中的作用认识的深入，教育事业的发展越来越受到重视，教育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高。教育通过培养人才，使人具有人力资本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教育还通过提高人的各种素质促进社会的进步，使社会更加民主。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各国政府对教育的重视程度空前高涨，通过制定教育培养目标、教育发展规划、教育发展政策和加大教育投入力度来控制教育，使教育发展沿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需要的轨道前进。从教育财政学视角来看，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筹措足够的教育经费；二是保证教育的高效率运转；三是促进教育公平。 1 政府应保证教育经费的充足供给 1．1 充足的含义及其衡量标准 教育经费充足是指“达成一定教育目标所需要的最低投入，它是教育财政学衡量政府教育投资努力程度的重要标准”。教育经济学界对教育经费充足及其衡量标准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前半叶，人们用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政府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来定义教育经费是否充足。这一衡量标准一方面可以保证数据的国际通用性，便于进行国际比较；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政府从宏观上控制教育发展的规模和速度，使教育发展在社会经济各部门之间取得平衡。但这一衡量标准也明显存在不足，对不同地区的教育发展水平难以进行横向比较，同时对教育效率问题缺乏衡量，没有充分考虑投入与产出的效果。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教育经济学家们针对这一问题从重视教育系统成果的角度，提出了一套新的测定标准，这一新的测定标准得到世界银行认可并已广泛运用。它包括近乎普及的初等教育注册率；充分的初等教育巩固率以及保证中等教育学生数的相应规模和性别平衡；对全体人口高质量的教育以维持人们有文化的一生。即：小学入学率、中学注册率和成人文盲率。我国政府结合本国实际情况，提出了关于教育拨款的“三个增长”的衡量指标。即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规定，“中央和地方政府教育拨款的增长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随后，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又增加了“切实保证教师工资和生均公用经费逐年有所增长”的原则。应该说“三个增长”的教育拨款衡量标准是我国政府对教育投入规律的深刻认识。它既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也比较容易操作，是一套行之有效的好标准。 1．2 政府保证教育经费的充足供给的原因及措施 对于政府为什么要保证教育经费的充足供给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论述。首先，从教育本身来看，我们知道教育通过培养人才来为社会服务，教育的效益不仅具有私人性也更具社会性，教育的收益具有巨大的外部性，也就是说社会是教育的巨大受益者。尤其是人类进入近代社会以来，教育逐渐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轴心，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更加彰显。但是教育的发展需要资源支撑，这就需要其受益者社会来投资教育，保证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其次，从政府的职责来看，根据委托——理论，公民是委托人，政府是公民的人，政府有责任有义务为公民提供包括教育在内的公共事业。这就要求政府投资教育，保证教育经费的充足供给。那么，政府如何保证教育经费的充足供给呢？第一，政府必须制定明确合理的教育发展战略目标；第二，办教育是一种花钱的事业。建立合理的教育成本分担机制；第三，政府必须建立稳定的教育税费来源。 2 政府应提高教育资源利用效率 2．1 教育效率及其量度 美国制度经济学家康芒斯给效率下了一个较好的定义，他指出“效率是使用价值的出量对劳动工时的入量的比例。”显然，他是借助于马克思的工时概念给效率下定义的。这里的效率不仅有了输入量、输出量的概念，而且包含了时间的概念。教育效率人们通常也用教育产出（学业成绩）与教育投入（如班级规模、投入费用、教师经验、实验仪器设备等）的比值来表示。然而，教育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从教育经费投入的角度讲，它包括教育经费在公共财政中所占的比例、教育资源在各级各类教育中的分配以及教育资源在各级各类学校中的配置三个层面。每个层面都存在效率问题，所以对教育效率的度量和评估就显得较为复杂。从教育产出的角度讲，教育产出是学生的能力素质的提高、知识的增进、思想品德素质的完善。通常以学生的学业成绩来替代。然而，学生学业成绩的评估一方面具有较大的弹性，另一方面与教育投入政策的相关程度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根据汉纳谢克的研究，“学校用以提高学生学业成就的典型投入政策（例如降低班级规模，聘用具有更多教学经验或更高学历的教师，提高教师工资以及提高生均费用）并没有显示与学生学业成就具有一致性的关系。”相反，“家庭背景特征似乎比教师和其他的学校投入特征更能全面地预测学生的成就。”这也说明教育效率评估的复杂性。教育效率评估至所以如此复杂，是因为教育过程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不同于企业的简单的投入——产出过程。它包含有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它是教师、学生、家长、学校管理人员共同作用的结果，它还是一个人类个体心理的转化过程。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能否认教育投入对教育产出的重要性。 2．2 提高教育资源利用效率的途径 在我国一方面存在教育资源严重不足，另一方面又存在教育资源利用效率不高的现象。那么如何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呢？笔者认为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应从两个方面着手。 （1）从宏观层面上，政府应提高教育资源的配置效率。也就是说政府应确立合理的教育发展目标，教育发展重点。明确是优先发展高等教育，还是优先发展中等教育，还是优先发展初等教育，还是三个方面齐头并进发展。是把有限的资源有轻重缓急地投入保重点发展，还是平均使用力量。同时，政府应在学校规模、布局以及规格上予以控制，以利于学校规模适度，布局合理，规格齐全。学校规模过大，学生人数增加，师生比例增大，不利于教师与学生的沟通，势必影响教学质量。学校规模过小，师生比很难趋于合理，造成人力资源浪费、相应教学仪器设备，利用效率不高。在资源的配置方式上，政府应采取灵活多样的配置方式，以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既可以沿用计划方式下达，也可以采用市场竞争方式下达，还可以依据项目采用招投标方式下达。 （2）从微观层面上，政府应简政放权扩大学校办学的自主权，鼓励学校建立多种形式的激励措施，充分调动教职工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教育资源能够真正运用到提高学生学业成绩上来。长期以来，我国教育始终在政府的控制之下，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得不到落实。中等、初等教育虽然实行校长负责制，但校长既无“财权”也无“人权”，校长在学校说话不响，不算数，责任负不起来。高等学校也越来越成为“一个法人的官僚机构”。高等学校作为事业单位，内部人员庞杂，非教学人员比例过大，教学人员所占比例相对较小。势必影响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影响教育成果的产出效率。同时高等学校内部组织机构齐全，等级分明。从纵向看包括校级领导、处级领导、科级领导和一般办事人员。从横向看既有党务部门，又有行政部门，还有后勤保障部门。真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从管理学角度讲，这势必造成信息沟通协调困难，容易形成官本位思想，也容易滋长人际关系中的冷漠和不参与意识。从而影响工作效率，影响教育质量的提高。政府应该把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充分下放给学校，调动校长及中层领导的积极性，让他们把学校的成绩与自身的利益挂钩。努力做到精简机构、精选人员，最大限度地发挥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 3 政府应促进教育公平的实现 3．1 教育公平的含义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和体现。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大师罗尔斯提出关于公平的著名的三条原则：第一，每个个人有获得最广泛的、与他人相同的自由；第二，人获得的不均等待遇、其所获得的地位、职位、利益应该对所有人开放；第三，如起始状况（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同，处于不利地位者的利益应用“补偿利益”的办法来保证。依据此论述我们可以将教育公平划分为三个层次：教育权利公平，即确保人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教育条件和机会公平，也就是说学生们接受的教育条件、教学内容、教育经费和师资水平基本相同；教育结果公平，也就是说通过享受公平的教育条件和机会都能够在自身能力和限度的前提下有一个良好的发展。然而，在我国，尽管教育权力平等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已得到落实，但是由于长期存在的城乡差别和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城乡之间，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教育投入不同，造成教育条件和教育机会不公平，最终导致教育结果的不公平。 3．2 政府促进教育公平的措施 首先，各级政府应建立经常性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尤其是中央政府和地方省级人民政府要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以弥补落后地区对教育投入的不足，保证落后地区教育事业也能健康地发展。事实上，我国城乡之间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是政策因素造成的。比如户籍制度、粮油供应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劳动保护制度、人才制度、住宅制度和婚姻制度等，还有城乡供应不合理的“剪刀差”。目前，虽然这些制度已有所松动，但是它们的影响仍然存在。我国东西部地区之间差距的形成虽然有历史上的原因，但也与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实行区域重点发展战略，率先开放东南沿海地区并给予一定的政策扶持有关。所以，中央政府应该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重点扶持农村僻远地区和中西部贫困地区的教育事业，以实现教育公平。 其次，建立合理的学生资助制度。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实行招生并轨缴费上学。应该说这是实施教育成本分担，实现教育公平的有效措施。但随之带来的问题是贫困家庭的子女交不起学费上不起学，造成了新的教育不公平。为了解决此类问题，政府必须投资建立合理的学生资助制度。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实行了人民助学金、人民奖学金和学生贷款等学生资助制度。时至今日，学生贷款制度尤显重要，但是学生贷款制度却不完善，存在着贷款面窄、贷款金额低、还款期限短等问题。这些问题解决不好，新的教育不公平就会产生。所以，在新形势下，政府必须建立合理的学生资助制度，以实现教育公平。 社会教育论文:试析近代中国农村社会教育的发展 论文摘要：20世纪社会教育运动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农村的社会教育逐渐地发展起来。其中民间团体对农村的社会教育进行了初步的探索，他们不仅有理论上的研究，而且在实际中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为其他方面发展社会教育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在中国教育史上意义重大。 论文关键词：社会教育 民间团体 近代农村 社会教育，泛指学校系统外的民众教育或通俗教育。就具体内容而言，社会教育在中国社会早已存在。清末简易学堂的建立，图书馆、博物馆的兴办，《圣谕广训》、(劝善要言)的宣讲，广义上均属社会教育。i901年四川江津县张鹿秋设农业夜课，以新法启迪附近农民。河北省高阳县王玉斌设初等小学，男女并收，以教育农民ⅲ。但现代意义的社会教育的提出，则在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的事情。当时的南京临时政府于教育部中设社会教育司，在地方设公众补习学校、半日学校，以实施社会教育，提高民众的素质。社会教育开始在中国的土地上发展起来。与此同时近代的民间团体在发展社会教育尤其是农村的社会教育方面表现出了积极的努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国北方大批农民被协约国招募到欧洲做工。当时在外的留学生鉴于华工知识浅薄，办理了华工教育，颇见成效。大战结束后，主持华工的教育领袖比如晏阳初、陶行之等回国，创办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提倡“除文盲，做新人”办起了平民教育。从此，打开了对农民实施社会教育的大门。从1925年开始，以后逐渐形成了乡村教育的浪潮，到30年代末达到高潮，抗战结束后走入低谷。乡村教育的普及和发展标志着中国近代教育本土化的加强。他们在发展农村初等教育、扫盲教育的过程中的所作所为，为今后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乡村教育运动是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兴起的一个社会运动，旨在从教育农民着手以改进乡村生活和推进乡村建设。虽然乡村教育的倡导者们有着各自的立场、目的，但他们有一致的共识：即农村是一个整体，要解决农村的贫困、落后、愚昧的问题，教育必须与农村实际相结合，各种乡村建设(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要以教育为枢纽，这样，使得教育改革本身进一步深化，产生了中国的乡村教育理论，诸如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农村改进论、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论等，对我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倡导者们受到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实验的影响，都从实验入手，从1925年起纷纷建立农村教育实验区，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至1935年，各种实验区已有193处，遍及全国各地，这些实验区使乡村教育不仅在思想上得到广泛的提倡，更主要的是在实践上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 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涌现出各种教育思潮中，平民主义教育思潮便是潮流之一。蔡元培曾把社会的不平等归结为教育的不平等，他认为普及平民教育是改变这种教育状况的唯一办法，主张除正规学校外，应大力提倡平民教育。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以及美国杜威平民主义与教育思潮的影响下，平民教育运动在全国风起云涌。平民教育的参加者很复杂，有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此平民教育的目的也各有差异。但从总体上来讲，他们都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教育，要求打破几千年来封建统治阶级、有钱人独霸教育权的局面。许多教育团体、教育家们开展了各种革新教育的实验，特别是在全国开展的种种平民教育运动推动了教育在民间的普及。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定县实验区是北方影响较大的派别之一。1923年8月，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在北京成立。平教会根据前几年在城市开展平民教育和识字运动的实践，进一步认识到农村教育的重要性。他们认为，中国以农立国，绝大多数人民生活在农村，而中国的农村经济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处于萎缩、停滞、落后的状况，不解决农村教育的问题，社会的改革就没有希望。所以，他们希望通过乡村教育来改善农村生活和稳定社会。从这一点出发，平民教育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乡村平民教育成为平教会最重要的一部分内容。1926年10月在河北定县以翟城村为试点，开展以村为单位的平民教育实验。1930年成立定县实验区，推广乡村平民教育，从而进一步改进乡村。 平教会对农民的教育观认为，不仅仅是要对农民普及、实施作为完整人的国民教育，而是通过农民教育从总体上推进乡村建设，从改造农村着手来改造社会。正如晏阳初而言“觉得中国真正最大之富源不是煤，也不是铁，而是三万万以上不知不觉的农民。要把农民智慧发展起来，培养起来，使他们有力量自动的起来改造，改造才能成功；自动的起来建设，建设才会生根；自动的起来运动复兴民族，民族才有真正复兴之一日”，“启发农民的智慧，也就是造人。造人必须有造人的教育。中国数十年来的所谓教育制度与内容，无非东抄西袭，不合国情，不切需要，所以不会有与一般人的生活发生关系，所以不能完成造人的使命。”因而要从农村的实际出发，建立乡村教育为中国教育谋出路，以促进社会的改造。1933年平教会起草的《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案》中认为，中国乡村有四大基本问题，即愚、穷、弱、私，“所谓愚，我们知道，中国最大多数的人民，不但缺乏知识，简直他们目不识丁，所谓中国人民有百分之八十是文盲。所谓穷，我们知道，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生活，简直是在生与死的夹缝里挣扎着，并谈不到什么叫做生活程度、生活水平线。所谓弱，我们知道，中国最大多数人民是无庸讳辩的病夫，人民生命的存亡，简直付之天命。所谓科学治疗，公共卫生，根本谈不到。所谓私，我们知道，中国最大多数人民是不能团结，不能合作，缺乏道德陶冶，以及公民的训练。在这几点缺点之下，任何建设事业，是谈不到的。”为了解决这四大问题，应当以教育作为手段和途径，在人人取得最低限度的文字教育的基础上，通过三大教学方式即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实施四大教育即文艺教育以救愚、生计教育以救穷、卫生教育以救弱、公民教育以救私。这样乡村教育才能实现，农村及全社会的改进才有希望。在这些观点的指导下，在乡村教育实施方面，平教会做出了显著的成绩，特别是其扫盲识字运动闻名中外。 中华平民教育会首先在定县翟城村的实验，实验内容极其广泛，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到社会习俗，无所不包。其宗旨为“除文盲，作新民”。除文盲就是使12~15岁的不识字男女都能运用日常生活文字，成为有用的人才。设立识字班，编写课本《农民千字课》，针对80％以上文盲的情况，提出以学校教育为主，集中扫盲，办平民学校进行识字教育，以翟城村为中心逐步推广到全县。1926年10月~1930年6月，共办了初级、高级平民学校423所，学生10156人，女学生1011名，占总人数的10％。办高级实验学校、儿童班、男女育才学校26个，学生821名，学生年龄从11"48岁，多数为青年。在1927、1929年两次的调查中，第一次文盲率80％，第二次文盲率为67％，这说明在两年的时间内文盲率下降了13％。扫盲成绩显而易见。同时1930年3月平教会成立社会式教育实验所，举办夜灯教学，为失学的儿童、青年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此外还设立了问字处、图书馆、识字处等，实验区的农民对此交口称赞，并热心参与。 教育实验扩展到定县以后，学校式教育主要进行的实验有初级、高级平民学校的研究与实验，扫除文盲的研究与实验，乡村小学的研究与实验，妇孺教育的研究与实验，师资训练的研究与实验。其次成立了处、高级平民学校、实验小学来推广乡村教育、扫除文盲，提高农民的教育程度和整体素质，从而进一步改进乡村、改进社会。在扫除文盲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更加令人注目。1934年的调查表明，全县14至25岁青年约82000人，其中文盲32550人，占39％，识字人数为49450人，占61％；女子文盲为28114人，占73％，识字人数为10396人，占27％目。从统计数据上可以看到文盲率与当时全国总的状况相比，文盲率仅为39％，这体现出平教会的努力成就。在定县实验区有平民学校的村庄，识字人数多，则文盲率较低；若无平民学校则刚好相反。1928年调查，翟城村11岁至24岁的人中，识字者占53％，不识字者占47％；东亭村11岁至24岁的人中，识字者占51％，不识字者占49％。文盲率均在半数以下，这个数字很显然低于其他农村的文盲率，在翟城村、东亭村等实验区文盲率较其它任何村为低。据1930年调查，定县7岁以上人口识字者占17％，文盲占83％；在定县县城内，7岁以上识字者占34％，文盲占66％。可见在广大农村没有实验区的地区文盲率依旧维持以前很高的比率。 以上就北方较有影响的实验区阐述了乡村教育派的教育实验，除此外，较有代表性的试验区，比如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江苏昆山徐公桥的改进实验区、浙江余姚诸家桥乡村实验学校等实验区，陶行知南京晓庄实验区，梁漱溟为代表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在邹平、荷泽的实验区，江西农村改进社的实验区工作等等，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尽管各派从事乡村建设的组织、立场、观点很不一致，但其实施有相当之规模，对于农村的社会教育的发展而言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由于这一时期整个中国还没有具备在农村发展政治、经济、教育的条件，这些实验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也不可能真正解决农村问题。但综合起来有这样一个共同的趋势：即各种民间团体都认识到了这样一个问题，普及国民教育，提高人民素质，才能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这表明社会教育的普及已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部分，他们的经验教训为以后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尤其是在扫除文盲和普及教育方面做出的贡献，为以后的教育发展提供了有直接借鉴意义的经验，发展农村教育民间团体功不可没。 社会教育论文:近代中国农村社会教育的发展初探 【摘要】：20世纪社会教育运动在 【关键词】：社会教育 民间团体 近代农村 社会教育，泛指学校系统外的民众教育或通俗教育。就具体内容而言，社会教育在。 平教会对农民的教育观认为，不仅仅是要对农民普及、实施作为完整人的国民教育，而是通过农民教育从总体上推进乡村建设，从改造农村着手来改造社会。正如晏阳初而言“觉得中国真正最大之富源不是煤，也不是铁，而是三万万以上不知不觉的农民。要把农民智慧发展起来，培养起来，使他们有力量自动的起来改造，改造才能成功；自动的起来建设，建设才会生根；自动的起来运动复兴民族，民族才有真正复兴之一日”，“启发农民的智慧，也就是造人。造人必须有造人的教育。中国数十年来的所谓教育制度与内容，无非东抄西袭，不合国情，不切需要，所以不会有与一般人的生活发生关系，所以不能完成造人的使命。”因而要从农村的实际出发，建立乡村教育为中国教育谋出路，以促进社会的改造。1933年平教会起草的《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案》中认为，中国乡村有四大基本问题，即愚、穷、弱、私，“所谓愚，我们知道，中国最大多数的人民，不但缺乏知识，简直他们目不识丁，所谓中国人民有百分之八十是文盲。所谓穷，我们知道，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生活，简直是在生与死的夹缝里挣扎着，并谈不到什么叫做生活程度、生活水平线。所谓弱，我们知道，中国最大多数人民是无庸讳辩的病夫，人民生命的存亡，简直付之天命。所谓科学治疗，公共卫生，根本谈不到。所谓私，我们知道，中国最大多数人民是不能团结，不能合作，缺乏道德陶冶，以及公民的训练。在这几点缺点之下，任何建设事业，是谈不到的。”为了解决这四大问题，应当以教育作为手段和途径，在人人取得最低限度的文字教育的基础上，通过三大教学方式即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实施四大教育即文艺教育以救愚、生计教育以救穷、卫生教育以救弱、公民教育以救私。这样乡村教育才能实现，农村及全社会的改进才有希望。在这些观点的指导下，在乡村教育实施方面，平教会做出了显著的成绩，特别是其扫盲识字运动闻名中外。 中华平民教育会首先在定县翟城村的实验，实验内容极其广泛，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到社会习俗，无所不包。其宗旨为“除文盲，作新民”。除文盲就是使12~15岁的不识字男女都能运用日常生活文字，成为有用的人才。设立识字班，编写课本《农民千字课》，针对80％以上文盲的情况，提出以学校教育为主，集中扫盲，办平民学校进行识字教育，以翟城村为中心逐步推广到全县。1926年10月~1930年6月，共办了初级、高级平民学校423所，学生10156人，女学生1011名，占总人数的10％。办高级实验学校、儿童班、男女育才学校26个，学生821名，学生年龄从11"48岁，多数为青年。在1927、1929年两次的调查中，第一次文盲率80％，第二次文盲率为67％，这说明在两年的时间内文盲率下降了13％。扫盲成绩显而易见。同时1930年3月平教会成立社会式教育实验所，举办夜灯教学，为失学的儿童、青年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此外还设立了问字处、图书馆、识字处等，实验区的农民对此交口称赞，并热心参与。 教育实验扩展到定县以后，学校式教育主要进行的实验有初级、高级平民学校的研究与实验，扫除文盲的研究与实验，乡村小学的研究与实验，妇孺教育的研究与实验，师资训练的研究与实验。其次成立了处、高级平民学校、实验小学来推广乡村教育、扫除文盲，提高农民的教育程度和整体素质，从而进一步改进乡村、改进社会。在扫除文盲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更加令人注目。1934年的调查表明，全县14至25岁青年约82000人，其中文盲32550人，占39％，识字人数为49450人，占61％；女子文盲为28114人，占73％，识字人数为10396人，占27％目。从统计数据上可以看到文盲率与当时全国总的状况相比，文盲率仅为39％，这体现出平教会的努力成就。在定县实验区有平民学校的村庄，识字人数多，则文盲率较低；若无平民学校则刚好相反。1928年调查，翟城村11岁至24岁的人中，识字者占53％，不识字者占47％；东亭村11岁至24岁的人中，识字者占51％，不识字者占49％。文盲率均在半数以下，这个数字很显然低于其他农村的文盲率，在翟城村、东亭村等实验区文盲率较其它任何村为低。据1930年调查，定县7岁以上人口识字者占17％，文盲占83％；在定县县城内，7岁以上识字者占34％，文盲占66％。可见在广大农村没有实验区的地区文盲率依旧维持以前很高的比率。 以上就北方较有影响的实验区阐述了乡村教育派的教育实验，除此外，较有代表性的试验区，比如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江苏昆山徐公桥的改进实验区、浙江余姚诸家桥乡村实验学校等实验区，陶行知南京晓庄实验区，梁漱溟为代表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在邹平、荷泽的实验区，江西农村改进社的实验区工作等等，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尽管各派从事乡村建设的组织、立场、观点很不一致，但其实施有相当之规模，对于农村的社会教育的发展而言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社会教育论文:浅析蔡元培的社会教育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摘 要］蔡元培被公认为推动近代社会教育正式纳入国家行政体系第一人。本文试图考察蔡元培社会教育思想来源,阐述其社会教育思想内涵及其实施途径,以期为今天发展教育提供参考与借鉴。 ［关键词］蔡元培；社会教育；现实意义 在学校这种专门的教育机构产生之前,人类的教育活动都是以社会教育的方式进行的,但社会和教育的连用,最早出现在德国。我国“社会教育”使用最早是在1912年,人们普遍认为是蔡元培从德国把社会教育的概念引入了我国。他认为学校要向社会开门,服务于社会,教育应以平民主义为取向。他认为一所大学应负有引导社会风气的责任,主张让更多的人接受教育。他把培养人才和民主共和事业相联系,深信 3 现实启示 蔡元培是一位富有理想和勇气的教育家。倡导平民教育、普及社会教育,使人人都有受教育的平等权利,是他的理想。虽然这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不可能得到完全实现,但他为此所作出的种种努力与实践为21世纪的我们如何发展社会教育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财富。 3.1 大力宣传终身教育 朗格朗认为,在当今世界,那种拥有一种知识或技能后可以终身享用的观念已经过时,教育不再是单纯地获得知识,而在于促进个人的发展。所谓终身教育,“是从出生期到死亡的不间断的学校及校外教育,不存在青少年、成年的区别。与培养人格、与职业生活的训练相结合”。从蔡元培论及社会教育的内容、实施方式等方面来看,他坚持的是一种广义的社会教育观,既包括正规教育,又包括非正规教育；既包括学龄儿童又包括成人；其学习的内容、时间、空间都是广泛的,蔡元培本人就是很好的终身教育的范本。在《我的读书经验》中他说：“我自十余岁起,就开始读书；读到现在,将满60年了,中间除大病或其他特别原因外,几乎没有一日不读点书。”终身教育打破了那种将教育限定在某个年龄阶段的传统认识并赋予成人教育以新的意义,是不断造就人、不断扩展其知识和才能以及不断培养其判断能力和行动能力的过程。　3.2 发展社区教育 社区教育的概念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先使用,后来被各国所承认的概念。近年来，我国对于社区教育形成了这样的认识：由地区居民自发产生的,为追求精神生活的充实及对终身学习的需求,由政府提倡并与地区基层组织共同推进的自下而上的群众性教育活动,其宗旨是提高地区的精神与文化素养,满足其自我完善的要求,切实保障地区居民的自主学习权利。社区公民教育的内容广泛,涵盖了科学、道德、法制、信仰以及其他与社会主流价值观相符的教育活动。社区应当成为公民教育的基本载体,通过各种形式的社区教育提升社区内居民的公民政治、道德与法律素养。 3.3 注重传播媒体的价值导向作用 蔡元培视报纸、杂志、无线电播音机等传播媒介对传播文化科学知识和倡导良好的社会风气方面的作用。诚然,媒体对于现代人的影响是巨大的。我们通过媒体足不出户便能知道世界各地的奇闻逸事,捕捉到大众的喜好和品位,接受到各种各样的教育。但是现在打开电视,不是光怪搞笑的娱乐节目,就是蓬头乱装的武侠巨片,不是俊男靓女的感情纠葛就是尔虞我诈的商业阴谋。网上大肆宣传的“芙蓉姐姐”、“凤姐”、“艳门照”、“兽兽门”以及近期非常火热的相亲节目“非诚勿扰”，更是把拜金、物质、功利等现代人所推崇的价值观暴露无遗。我想媒体是否应该肩负起正确引导社会价值观的重任,是否该为我们创造一个和谐、文明、礼让、规范的社会环境？媒体任重而道远,前方充满着荆棘和诱惑,布道者首先应该是一个能够抵御诱惑、承担道义的人。 3.4 加强学校和社会的交流与合作 蔡元培指出“科举时代的教育,不过得一个便利机会,举成一己的才具,此外都不管了”,“废科举兴学校以后,一般人对于学校的观念还停留在此。造成这种状况长期持续的原因是学校与社会不能联络的结果。”这导致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不能适应社会,社会对他们也不满意。要扭转这种局面,需要社会教育发挥积极作用,主要通过与学校教育的联系得以实现。在社会教育过程中,一方面教师和学生走出校门,到民众中去；另一方面广大平民走进学校,教育者、受教育者和教育内容三个要素交互作用的方式发生变化,使学生、教育者与平民有大量的集聚接触和沟通,增进了学校与社会的联系,加强了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深化了在学校中所受的教育。可以说,社会教育除了具有对学校教育的补充和扩张功能外,还具有对学校教育的超越功能,即调整学校教育的不适应性。当前我国学校的资源开放仍属于保守阶段,既然学校的资源属于全社会共有,学校就更有理由把它的资源向社会开放,让广大的社会成员能够利用它,以实现其终身教育的愿望。 社会教育论文:社会教育是公共图书馆的核心职能 摘 要：通过对公共图书馆特点、职能的分析，指出社会教育职能是当代公共图书馆的核心职能，并就我国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过程中如何发挥和拓展公共图书馆的社会教育职能问题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公共图书馆；社会教育；社会职能 公共图书馆在我国通常是指由各级政府投资兴办的图书馆，公共性、公益性、开放性是其基本的特点。也就是说，公共图书馆是政府的一种制度安排，其从本质上属于公共物品，因此，面向全体社会成员开放，为每一个有阅读能力和阅读需要的社会成员提供免费的、平等的服务，这是现代公共图书馆致力追求的一种境界。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公共图书馆宣言》所宣称的：公共图书馆是平民教育及国际互谅的生力军。公共、公开、共享、自由、平等、公益是当代公共图书馆读者服务工作的目标。 多年来，各级公共图书馆一贯坚持藏书为全民共有、服务为全民共享的发展理念，努力建设具有综合性、地方性、普及性藏书体系，将反映和揭示本地区经济、历史、文化、教育、科研发展特征的文献加以系统收集和典藏，其目的就在于履行自身的职能，为将图书馆的服务普及到所有的社会成员而孜孜以求。 公共图书馆的特点决定了社会公众具有平等利用图书馆资源和服务的权利。所有公众，不分职业、信仰、阶层或种族，公共图书馆应一视同仁，为其提供平等免费的服务。 2 公共图书馆是全民教育的基地 教育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教育专指学校教育。广义的教育即社会教育，它泛指一切以传授文化知识、影响和改变人的思想、意识及品德，增强人的综合知识及素质的活动。图书馆的教育，即是一种全民教育，是对社会全体民众所提供的教育，是一种社会教育方式。 从近代公共图书馆的发展历史来看，公共图书馆事业与社会教育有着相辅相成的密切关系。在公共教育的发展还不能有效地满足公众对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的背景下，人们对文献、知识的需求不仅促使公共图书馆的发展更广泛地对公众开放，而且使它的全民教育功能日益彰显。公共图书馆作为“人民的大学”，赢得了社会各阶层的认同。 在我国，图书馆作为一种教育机构有其悠久的历史渊源。古代的皇家书院和藏书楼，不仅是万卷藏书之所，也是培养封建吏才之地。在近代图书馆事业史上，既有由古越藏书楼、东方图书馆等私人藏书发展起来的公共图书馆，也有新兴的京师图书馆和各省图书馆，这些新式图书馆的开放性，使得越来越多的民众有机会接触各流派思想文化，公共图书馆也广泛地承担起了社会教育的历史重任。正如图书馆学家刘国钧先生所说：“近代图书馆以用书为目的，以诱导为方法，以养成社会上人人读书之习惯为指归。”公共图书馆实际上成了没有围墙的社会大学，是社会公众接受继续教育教育和终身教育的基地。 3 公共图书馆开展社会教育的优势 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固然重要，但公共图书馆教育有其独特的优势。主要表现在：（1）教育对象的全民性。每位读者都拥有求知的权利，不论贵贱贫富，无论地位尊卑，图书馆一视同仁，其服务对象是全体国民。（2）馆藏资源的综合性。图书馆拥有丰富的文献信息资源，也许读者学习目的和起点千差万别，但都能在门类齐全的馆藏资源中找到适合自己水平、满足不同阶段需求的知识资源；都能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求随心所欲涉猎任何一门学科发展的历史、现状及未来趋势的知识信息。而且图书馆的馆藏资源是经过严格的科学分类、严密的主题标引的，体系完备，排列有序。对文献的这一深层次加工使读者在寻找资料时更加简便。高水平的馆员咨询服务又可以替读者解难释疑。因此，图书馆为人们全面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综合性教育条件。（3）继续教育的持续性。随着出版物的不断问世，图书馆的馆藏资源随时可得到补充，始终保持文献信息资源的新鲜性和时代性，使得图书馆的教育具备了长期性和稳定性的特点。 受教育者可以长期自由地利用图书馆进行学习，接受在职教育、继续教育、终身教育，同时充分体现了我国传统的教育思想“教育公平”、“有教无类”等理念。（4）教育手段的多样性。多年来，公共图书馆创造了丰富多样的 者服务方式和方法，其开展读者教育的手段是多元化的，适应了各类人群、各阶层读者的需要。随着人们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公共图书馆早已突破了借还图书、阅览图书的浅层次服务，各种形式的导读、讲座、展览都成为当代图书馆的核心业务，人们可以在这里聆听讲座、参观展览、参加丰富多彩的读者活动，从而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得到美的享受。由此可见，公共图书馆在社会教育领域占据着独特的优势，社会教育职能应该成为公共图书馆的核心职能。 4 公共图书馆拓展社会教育职能的建议 4.1 强化图书馆意识启蒙教育 图书馆发展程度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除了争取政府对图书馆的重视与支持外，图书馆应充分利用“服务宣传周”、“全民读书月”等时机，深入社会，深入群众，结合实际，大力开展图书馆宣传活动，并通过介绍馆藏及服务项目，举办展览、公益讲座和各种群众性文化活动等形式，加大图书馆宣传工作的广度和深度，让更多的社会公众能够了解图书馆以及图书馆的服务，强化社会公众的图书馆意识，引导更多的人走进图书馆，利用图书馆，多读书，读好书。 4．2 建设高素质的专业队伍 高素质的馆员队伍是图书馆发挥其社会教育职能的基础和保障，综合素质的提高来自于不断地学习，学习使人思维活跃，视野开阔。只有馆员拥有过硬的专业素质，才能面对需求多变的读者，才能提供高质量和满意的服务。因此，公共图书馆应树立“有作为才能有地位”的观念，外树形象，内强素质，靠自身的有为赢得社会公众的支持、关心和认可，真正使图书馆担当起“终身学校”教育者的重任。 4.3 构建多元化的社会教育服务体系 现代化的公共图书馆只有拓宽服务内容，增加服务种类，开发品牌服务，才能满足各种层次、各种类型读者的需求。近年来，辽宁省图书馆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服务方式，为读者的学习提供快捷、便利的条件。例如：在省内各机关、企事业单位、部队、学校、社区等建立图书流动站，开展送书、送信息下乡活动；设立低幼、少儿、老年、残疾人阅览室，配备专门设备，采购所需文献，为他们利用图书馆提供便利条件；开展招募志愿者服务活动等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图书馆，提高了人们的读书意识，起到了很好的宣传导向作用，真正把图书馆办成了广大读者免费的学堂，为提高全民素质，构建学习型社会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4.4 建设适应社会教育需要的资源体系 任何一个图书馆在为读者提供信息资源的过程中都不可能完全满足读者的需要，在扩大、丰富、补充馆藏资源的同时，图书馆应该将传统文献资源与现代信息资源有机融合，注重发挥现代技术的优势，科学处理馆藏文献和网络存取的关系，适当增加数字信息资源的采购比例，尽力满足读者的需求。图书馆充分发挥职业优势，有针对性地开发网络资源，并加以整理和归类，为用户提供引导服务，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阅读需求。 4.5 充分开发利用共享工程的现有成果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一部分，已在我国公共图书馆广泛实施。辽宁在文化共享工程推进过程中，不仅把它作为一项重要的惠民工程，更将它作为提高农村文化生活质量，推动农村文化向现代化发展的一项教育工程来实施。用已经覆盖全省98％以上地区的广播电视村村通网络，传输共享工程的信息资源，让广大农民朋友坐在自己家的炕头上，就可以通过电视机和遥控器享用共享工程提供的各项服务，基本弥合了横亘在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为全省广大农民群众送来了便捷丰富的信息服务，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学科技难、获信息难、看电影难、找市场难，这些困扰农民多年的问题得到了有效破解。文化共享工程平台是公共信息服务的重要平台，它改变了传统图书馆教育形式的被动性，大大加强了图书馆教育的目的性和主动性，为公共图书馆社会教育职能的拓展提供了技术资源和空间条件，我们必须抓住契机，有效利用好共享工程的享有成果。 社会教育论文:从富士康的12连跳看我国公共图书馆社会教育角色的缺失 关键词:富士康；公共图书馆；心理教育 摘 要:富士康的十二连跳，折射出我国低收入阶层的心理危机，职业瓶颈的突破、生活改观等是化解这一问题的关键之处。公共图书馆因其丰富的资源和社会公益性，应承担起公民继续教育的主要责任。 2010年，没有一个企业比富士康更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了——从2010年1月到5月，这个企业竟连续有12名员工跳楼自杀，短短几个月的时间，这些青年采用如此极端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不能不让人瞠目结舌。 固然，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很多人不适应社会角色转换带来的心理冲击，做出一些过激行为，这是可以理解的。但现在自杀已经不是偶发的社会现象，而且自杀者中相当一部分是青年人，这时，我们必须要重视公民的心理健康。 2 传统救济措施的种类及利弊 2.1 专业心理医生或咨询师 目前，我国无论是医院、大中专院校，还是企事业单位，大都设置有心理咨询机构，配备有专业心理医生或咨询师。然而从实践上看，效果不太明显。这种情况的出现，除费用因素以外，主要和长期以来社会公众对心理咨询的理解存在偏差有关。人们误以为只有精神病人才需要进行心理咨询、接收心理治疗，当出现心理问题的时候，不愿意接受心理咨询师或心理医生的帮助。“富士康高层早就知道普通员工工作压力的，在2007年前后就特别设立了心理辅导室，但事实上，基本没发挥什么作用。”一位富士康生产线储备干部透露，他在富士康工作两年多，每天压力都很大，但从来没去过心理辅导室。 2.2 工会救济 工会原意是指基于共同利益而自发组织的社会团体，这个共同利益团体的成员为同一雇主工作的员工或在某一产业领域的个人。工会组织的主要意图是和雇主谈判工资薪水、工作时限和工作条件等等。 目前，我国大陆地区有着大量的工会组织，但普遍认为这些工会组织实际为自上而下建立，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工会。工会事实上已经成为企业内部的一个组织部门，并由企业高层进行工会人事任命，不具有相对独立的组织机构和行动模式，大多只是在某些节日进行象征性的福利发放、组织开展文体娱乐活动。 2.3 亲朋帮助 通常情况下，一个人心理有了问题，他们往往首先向朋友求助。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进入了人口流动迁移最为活跃的时期。流动人口，指离开户籍所在地的县、市或者市辖区，以工作、生活为目的异地居住的成年育龄人员。据统计，我国流动人口从1982年的657万上升到2005年的1.47亿，而据2008年的数字，全国流动人口达到2.01亿。流动节奏的加快和工作变更的频繁使以富士康职工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员工陷入人际关系“荒漠”化的境地。 综上所述，传统的心理救济措施，在解决大众心理健康方面效果并不明显，必须尝试和论证一些新的做法，来减少此类悲剧发生。“心灵的空虚、生活中的困惑与压力、梦想与现实的落差”，这些问题虽然可以通过外界疏导，一时排遣开，但心理疾病的根源无法消除。根治这种疾病，只能通过帮助他们实现职业瓶颈的突破，逐步改观生活状态来实现。换句话说，给他们提供自我学习或提高的平台，实现“终身教育”，让他们在锻炼人格的同时，怀揣幸福生活的梦想，才是降低高自杀率的有效手段。 3 公共图书馆辅助公民实施自我救济的对策分析 3.1 可行性研究 3.1.1 公共图书馆内的丰富资源 图书馆的工作对象是书刊资料，工作流程就是对书刊资料进行搜集、整理、保管和利用，丰富馆藏是各大图书馆开展工作的基础，省或市公共图书馆藏书动辄数百万、甚至上千万。而我国公民尤其是底层的流动人口由于工作强度的增加、待遇的微薄，需要一个释放压力和提高能力的平台，公共图书馆内的丰富资源使公共图书馆有能力为人们解决这些问题。 3.1.2 公共图书馆的社会公益性质 图书馆是广大社会成员共同使用馆藏文献的场所，尤其是各级公共图书馆，它主要是面向社会，为社会各阶层和行业的公众服务。1997年1月中共中央九部委《关于在全国组织实施“知识工程”的通知》指出：“图书馆是一种社会公益性的文化教育机构，在思想道德建设和 化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图书馆所藏文献资料被读者利用得越充分，图书馆的社会作用就发挥得越大。 公共图书馆对我国低收入者，尤其是农民工的作用尤为重要。这两年，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及其家属人数在迅速增长。但是，农民工往往是城市最边缘的群体，公共图书馆是他们目前进行自我学习和自我减压的唯一低成本路径。 3.1.3 图书馆固有的教育职能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人们已经意识到学习应该是一个人从生到死、永不休止的事情。能力的提高，是打破职业天花板现象的重要路径。而能力的提高主要来自于学习，很多人由于各方面条件的制约，不可能回到学校重新学习，图书馆正是弥补这一空缺的重要环节。图书馆的职能除保存文化遗产、整理、开发并传递文献信息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进行社会教育，这种教育主要是指图书馆为社会提供各种文献资源和自学场所。 3.2 我国目前公共图书馆进行社会心理救济的障碍 3.2.1 定位有误 长期以来，我国各级公共图书馆和博物馆一样定位于文化部门，隶属于当地文化主管，其职能主要界定为收集本地区内各种图书文献，并对它们进行加工、整理，使其长久地保存和流传。没有把它们当作教育系统的延伸和补充，没有把它们当作继续教育的主要阵地。这一定位使我国目前公共图书馆数量稀少，一个城市通常只有1～2个公共图书馆，同博物馆的数量差不多。 我国公共图书馆的经费由上级财政拨付，而且通常把剧团、剧场、群众文化事业和图书馆的经费拨在一起，再根据人员编制等进行分配，这样图书馆所得到的经费数量非常有限。近年来，公共图书馆因书刊价格上涨面临经费再度恶化，不少县级图书馆经费只能基本满足自身运转需求，没有多余的经费购入书刊，其作用也就难以发挥。 3.2.2 缺乏规范机制 目前我国图书馆普遍存在大锅饭状态，缺乏竞争、监督、制约，干好干坏一个样，所以许多图书馆的服务水平较低。同时，相当数量的图书馆领导者知识老化，对新知识、新技术的接受能力较低，大多采用传统行政手段管理，管理水平落后。由于缺少合理的评估机制，图书馆界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也很普遍。另外，公共图书馆出于经费不足的原因，通常选用折扣率大的图书，馆藏质量下降，读者需求得不到满足，更是业界常见的现象。 3.2.3 公共图书馆商业化倾向比较严重 由于经费不足，为了弥补亏空，几乎所有公共图书馆都存在办证收费现象，这无疑会将一些贫困阶层的人阻挡在大门外，不利于他们的自我充实与发展。一些图书馆为追求经济效益，将场地出租做经营性项目，更是损害读者利益之举。 3.3 对策 3.3.1 政府重视 富士康的人士说，作为企业，“我们既不具备管理城市的职能，也没有管理城市的能力”。有媒体和专家评论认为，把频频发生员工“跳楼”事件完全归咎于跳楼者个人或企业，“显然都说不过去”。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也认为，将公共服务延伸到外来工的集中生活区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在全民心理健康的教育中，政府应该占据主导地位。 3.3.2 对公共图书馆重新定位 我们应改变以往把公共图书馆视为收藏文献部门的观点，把公共图书馆纳入教育系统，组织专家学者考察论证，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公共图书馆布局方案，并逐年加大公共图书馆在城市中的普及率。让公共图书馆真正成为国民继续教育的主要阵地。 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在20世纪70年代颁布的《公共图书馆标准》规定，每5万人拥有一座图书馆，一座图书馆服务辐射半径通常标准为4公里，而我国目前每46万人口才拥有一座公共图书馆。据统计，富士康目前在深圳共有42万多名员工，仅在龙华厂区员工人数就超过30万人，其规模堪比一座城市。按国际标准，仅富士康这一个厂区，就应该设置6个公共图书馆。 3.3.3 尽快制定一部公共图书馆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曾明确要求每个国家都应制定图书馆法，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也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只有制定并实施图书馆法，才能确保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我们可借鉴欧美等国图书馆法的内容，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图书馆法。 3.3.4 打造公共图书馆心理咨询基地 关注公民的心理健康，是图书馆义不容辞的责任。图书馆应该在关注自己特色馆藏的同时，着 重加强对心理资源的建设，力求用丰富的资源打造出一个个心理康复基地，为读者提供免费的精神休憩家园。 3.3.5 寻求社会支持 公共图书馆是满足低收入人群自我心理救济的重要途径，但兴建这些公益性机构需要大量的资金，我国目前基础薄弱，一下子兴建这么多公共图书馆，政府财力肯定跟不上，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以下方式： 首先，寻求社会帮助。这也是国际通行的做法。社会捐赠是其中的主要手段，捐赠的主体可以是慈善机构、社会团体、企业或个人，可以来自于国内，也可来自于港台、海外。无偿捐赠是社会支持公共图书馆事业最普遍的一种方式，我国政府要加重对这种捐赠办馆风气的引导。其次，图书馆在无损于自身公益性的前提下，可接收企业赞助，达到双赢的效果。最后，在政府或相关机构协调下，低价购买或无偿调拨出版社库存积压图书。 美国有一个著名的“亚洲之桥”基金会，专门负责收集出版时间较长、无人购买的库存图书，向世界各地的高校图书馆捐赠。我们可利用这个方法，来弥补公共图书馆的经费差额，丰富馆藏。 4 结语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说：“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让我们共同努力，使图书馆步入每一个公民的生活，让图书馆成为阅读的天堂、心灵净化的过滤器。只有这样才能减少或避免此类悲剧再次发生。 社会教育论文:博物馆社会责任与社会教育探讨 摘要：国家设立博物馆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对社会有所贡献，博物馆的主要责任就是为社会教育服务，使博物馆的文化进步和社会的进步相统一。博物馆的服务能够满足人民大众的需求。博物院的重要职能是教育，博物馆拥有自己独特的教育优势，能够通过一定的有教育特色的教学方法对学生和社会进行教育。在保证博物馆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要以教育为主要目的对青少年的教育和公民的素质进行提高。 关键词：博物馆；社会责任；社会教育；探讨 前言： 博物馆的主要社会责任是指能够为社会和群众做出服务，这样有助于社会人们群众同博物馆的文化进行交流学习，让更多的人了解博物馆文化，使更多的人受到博物馆社会教育。博物馆确立以社会责任和社会教育服务为主要服务目标，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重视社会群众因素，在保证博物馆效益的前提下，能为群众提供更高质量的社会教育服务。在博物馆基本职能方面和教育服务的方面，博物馆都采用了和以往不同的方式进行。博物馆收藏的是人类文化的精华，讲述着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一种独特的教育资源。通过博物馆和学校之间的教育联系以及博物馆和社会教育之间的联系都将加大博物馆行业的发展、推动国民教育的步伐。 一、博物馆社会职能和社会教育功能的重要性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人们的思想观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博物馆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也发生了改变。博物馆的功能责任发生了变化，从原来的文物收藏中心变成了教育和文化中心。博物馆社会职能发生的改变，使其教育功能逐渐成为了博物馆功能责任的中心。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不仅是自身发展的要求，更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从我国众多的博物馆发展历程来看，博物馆已经慢慢成为了学生学习历史知识和自然科技的小课堂。博物馆不仅对学生能够进行社会教育，也可以帮助人民群众进行自我学习，丰富群众的文化知识。博物馆由于自身独特的教育资源优势，能够直观、科学、真实的向社会和人们传授历史科技文化知识，提高群众的整体素质。 二、博物馆社会责任中社会教育功能的方法 1、提高博物馆产品展示能力随着社会科技水平的提高，博物馆中传统的陈列水平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在博物馆中学习知识的要求。从审美角度和技术角度对博物馆中物品的摆放和陈列手段都有了更高的要求。传统的陈列手段包括图片展示、模型展示等，已经不能提起人们的兴趣。应该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对博物馆物品进行展览，如利用投影仪进行动态还原，加上声音的效果等多媒体手段都可以对陈列进行展示。通过这种多媒体手段进行展示不仅能够激发观览者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望，还能够保证其学到真正的知识，而不是走马观花般的游览。使用高水平的多媒体手段，能够使游客在参观完博物馆之后对大自然和现代科技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人类和社会发展有了更全面的了解。2、开展多种教育传播手段博物馆在通过自身展览之外还可以采取一些其他的手段对群众进行社会教育。现在很多地方生物博物馆已经开始和学校进行合作，一起组织活动来对学生的科学历史学科进行实践教学。教学活动形式多种多样，包括博物馆知识讲座、知识竞赛、参观博物馆和小小博物馆讲解员等。这些活动不仅增加了学生学习知识的兴趣，还能够开拓学生的视野，使学生在活动中更加良好的接受知识。博物馆还可以通过宣传等手段进行社会教育。通过到社会上进行展览的方式，让广大人民群众深切地了解到博物馆里的知识文化。出门展览包括国内展览和国外展览两种方式。国外展览就是指通过把具有中国历史文化特色的东西在国外进行展示，弘扬我们国家优秀的传统文化。国内展览就是指博物馆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展览，通过这种展览来进行一些历史事件和科技文化的传播，使全国人民群众都能够知道并且了解。博物馆还可以通过一系列的社会讲座和专题报道进行宣传，明确博物馆自身的社会责任，充分发挥自身独特的社会教育能力。博物馆还可以适当的提供一些优惠活动来调动人民群众来博物馆进行社会教育学习。3、加强讲解员讲解能力水平讲解员在博物馆中的位置举足轻重。讲解是一门艺术，让游客在游览的过程中学习到知识。讲解员的讲解水平高低直接关系到了游客学习文化知识教育质量的好坏。博物馆的讲解员首先要具备基本的科学讲解原则，保证讲解内容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其次要充分调动游客的好奇心和学习兴趣，使游客能够通过眼前的画面和听到的讲解产生无限的联想，使游客自身乐于接受知识。讲解的时候，讲解员要根据游客中年龄层次和文化水平的高低适当调整讲解的内容，保证讲解的良好效果。讲解员还要对游客的疑问进行解答，保证每一位游客平等公正。4、加大博物馆宣传力度博物馆是历史的精华和社会的沉淀，有着丰富的内涵和文物资源。由于人们固守的思想，大多数博物馆管理者都不注重博物馆知名度的宣传工作。往往在一个大城市里，博物馆很少有人知识，甚至每天的游客屈指可数。在这种情况下博物馆的社会责任是缺失的，也就不能有效的进行社会教育。所以，博物馆要大力进行宣传工作，在新传媒的影响下要利用可以利用的报纸、杂志、电视、网络、微信、微博等手段进行宣传和普及，扩大博物馆的影响力。结论：综上所述，博物馆在社会责任中有着重要的社会教育功能，在我国教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不断发展的科技水平和社会经济的条件下，传统的博物馆教育已经不能满足现在人们的要求，还需要通过一些多元化的教育方法来让人民群众了解博物馆文化，从而更好的发挥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让博物馆实现自己的社会责任。

电影欣赏论文:浅谈英文电影欣赏与英语教学 [摘要]利用英文电影丰富的语言素材和有效的教学资源，提高英语学习者语感、对语言的直接理解能力、听说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等语言综合技能，培养他们的电影鉴赏力、审美观，拓宽学习者知识面。 [关键词]英语电影　教学资源 综合能力 电影，是在20世纪的100年中迅速发展起来的，是传播最快、最广、最有国际性的艺术形式。世界电影艺术的经典作品，尤其是走在世界前列的英美电影。以其独特的美学价值和文化特性展现出不同民族的艺术风格。将经典电影作为有效的教学资源，通过对电影的观赏和分析，可以逐步培养学生的感受能力、理解能力、判断能力、欣赏能力、英语思维能力和对语言知识的转换能力。加强对英语国家文化、历史、宗教、习俗等方面的了解，激发英语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综合文化素养。 一、培养英语学习者的语感和直接理解能力，提升语言的综合运用能力 电影，作为一门视听艺术，同时也是一门语言艺术，众所周知，电影融合了人物、声音、音乐、情感气氛和社会文化背景等诸多因素，以活动的画面塑造形象、叙述故事、抒发情感、阐述哲理，用画面、声音和光彩直接构成感性形式，作用于观众的视觉和听觉，因而可以营造出一种最有利于语言“习得”的条件，提供更为丰富而直观的言语刺激。在这种环境下，学习者可以了解东西方在语言、文化、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的差异，逐步培养出语言的直接理解能力、模仿能力、使用能力，最终上升到真正意义上的语言交际能力。 通过欣赏英文电影，学生可以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不自觉地接触英语本土化的语言，熟悉各种英文表达、句型句式，增强语感。教师可以充分利用电影资源，如选取电影中精彩的人物对话让学生进行角色跟读、角色模仿，也可以就整部影片或某一精彩片段进行电影剧情介绍、剧情分析、片断描述、片断评述、电影评论、台上角色表演、台下角色配音等师生互动活动，以视觉效果带动听说训练，使学生在浓厚的英文环境中自主、自发地开口模拟练习，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逐步提高语言综合运用能力。 二、向英语学习者提供丰富、实用、口语化的语言素材 电影融入众多的人物，而人物通过语言来传递信息、抒发情感、塑造形象、触动观众。一部好电影离不开好剧本和好台词，离不开活生生的人物对话和情感交流。随着电影剧情的涤荡起伏，不同人物纷纷登场，众多精彩的人物对话呈现给了观众。 电影《阿甘正传》中母亲去世前向儿子表达自己对待死亡的独特见解和抒发的母子情怀：“Death is iust a part of life，It’S something we’re all destined tO do，I didn’t know it，but I was destined to beyou r Momma，I did the best I could，”。动画影片《狮子王》中父亲教导儿子一段哲理：“I’m only brave when I have to be，Simba，Beingbrave doesn’t mean you golooking for trouble，”。这些对话有些充满激情，有些蕴含人生哲理。让听众回味无穷，是语言学习者学习语言的很好素材。 电影语言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在于其口语化和真实性。由于电影涉及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展现人们的不同生活，其广泛的题材、众多的人物、不同社会生活层面决定了电影语言的丰富性、真实性、口语化和生活化的特点。以词汇为例，单词ass，damn，luck，bitch等可视为英语中“脏话”，因而教材中并不常见，但在日常对话中，其使用频率较高。真实性、口语化、生活化的电影语言对以书面语为主的教材是一个较好的补充。 三、拓宽英语学习者知识面，了解世界多元文化，提高综合人文素养 作为一门艺术，电影囊括了社会各个方面的内容，通过一定的艺术手段，以其独特的视角再现或展示历史事件、社会现实、独特文化、社会风俗等各方面。电影的民族性、时代性和社会性为电影观众打开一扇了解世界的窗口，为英语学习者了解英美国家的文化、历史、社会、文学、宗教、伦理、民俗风情等提供更直观、更形象、更便捷、更全面、更易于消化吸收的资源。 以电影《阿甘正传》为例。这是一部反映当代美国文化的经典影片。影片融神话、历史、战争、爱情、奇迹和普通人的故事于一体，充满了浓郁的人文主义气息，体现了当代人崇尚的返朴归真的人生哲理。影片不仅以电影艺术形式塑造阿甘形象，而且透过其人间接地展示美国二战后30年的时间内发生的大大小小一系列事件：越南战争、中美乒乓外交、种族斗争、女权运动、水门事件、总统暗杀、文化。 一部优秀影片就是一扇了解世界的窗口，学生在直接感悟语言的同时领略到语言赖以生存的不同社会、多元文化，了解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开阔视野，提高综合人文素养。英美经典电影中相当一部分取材于经典文学作品。例如，影片Gone with the Wind《乱世佳人》影片The Scarlet Lette《红字》。欣赏这些影片犹如在解读一部部文学作品，以一种有别于常规的阅读方式，接触、认识、理解、体会文学作品的思想内涵和作者的创作意图。 电影欣赏论文:大学英语电影欣赏的评价视角 摘要　英文电影欣赏课程的设置，使大学生英语学习的兴趣陡增。在电影中展开的故事情节丰富多彩，应用的英语地道纯正，给了学生们创建了一个很浓郁的英语视听环境，大大有利于英语学习效率的提高。电影欣赏能够增强学生们学习英文的兴趣，同时，也应该在看电影的过程中学会如何才能尽量做到以专业的角度来欣赏英文电影。 关键词　电影　欣赏　视角 电影从出生到现在，只不过只有百余年的历史，可以说尚且是一个比较年轻的艺术形式。喜欢电影的人很多。因为“电影一直是人类漫漫旅途中的精神伴侣”。人们在电影中寄托了光荣和梦想，在电影中获得知识与经验，体验人生的苦与乐，在电影中与许多伟大或平凡的灵魂交流……因此，我们可以说。电影是大众文化的核心，她能够受到正在大学中学习的莘莘学子们的喜爱便不足为奇了。学习电影，不仅仅是一种专业的需要。也是媒介时代的一种素质需要。就大学英文电影欣赏课程而言，最终的目的是使学生在学习英语的同时，能够对于西方社会，特别是美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历史文化增强了解，通过对电影所展现的题材、类型、人物、主题等多方面进行分析，更多的能够把电影当作一种社会文化文本来解读。本文试图通过介绍电影的类型、角色和演员、叙述手段、评价视角等方面对大学英语电影欣赏课程中的欣赏视角给予定位。 一、电影类型 在观看电影的时候，我们会很容易就说出一些影片的“类型”。比如把《阿甘正传》说成是一部喜剧片大家都会认同，这就是说大家对于“喜剧片”的概念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因为它符合几乎所有喜剧片这一类型的标准，它轻松搞笑，讲述的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结尾皆大欢喜，对待人生的态度也基本上是积极的。 但是，如果我们遇到一部影片，到底应该如何划分它的类型呢?从题材上来说。电影可以分为以下几类。1)表现严肃的社会主题的社会问题片；2)表现爱人之间浪漫关系的爱情片；3)描写美国都市中的帮派活动的黑帮片；4)展现军事冲突的战争片；5)讲述未来技术或未来世界的科幻片；6)展示奇幻世界或幻想任务的奇幻片；7)描写美国西部风情的西部片；8)表现自然或人为灾难的灾难片；9)叙述犯罪活动和对其进行的调查的犯罪片10)展现有关圣经或古代历史的是诗篇。从电影的形式上可以分为有动作场面的动作片和有歌舞场面的音乐片。从观众的反应可以分为使人发笑的喜剧片，使人害怕的恐怖片和使人激动的惊悚篇。 二、角色与表演 角色塑造和表演是电影作品中不可缺少的两个组成部分：没有角色就没有叙述，没有叙述就没有表演，没有表演，角色也就无法呈现给观众。 电影中的角色可以分为三类：主要角色、次要角色和小角色。这三种角色都具有自己的功用。主要角色一般都是电影中的重要角色，通常被称为“主人公”，他／她的行为会推动故事情节的向前发展。但有时，剧中的主人公并不是主要角色。 例如《刺杀肯尼迪》， 电影的主要角色就是肯尼迪，但肯尼迪已经死了。故事要向前发展所需的“主人公”就由记者来担任。记者对肯尼迪的被刺进行调查，挖掘其中的秘密。主人公的动机和目的推动故事的发展，当目标实现的时候，故事便完结了。在整个电影的叙述中，观众的注意力一直都集中在主人公身上。因此主人公这个角色的视角就是整部电影的主要视点。次要角色适合主人公相联系，并且在叙述发展上有重要影响的角色。 例如：《克莱默夫妇》中克莱默夫人这个角色就是个次要角色。由于她的行为(离家出走)给主人公的生活带来了一连串的问题和故事，主人公与之产生某种冲突(离婚时争取儿子的监护权)，当冲突解决(克莱默夫人放弃了监护权)的时候，故事就到了尾声。 当观众观看角色的行为时，实际上看到的是演员们的表演。从这个角度来看，电影演员有“两个身体”，即表演的演员和被表演的角色在公用一个身体，因此“观众既能感受到演员的存在也能感受到角色的存在” 与演员的“两个身体”相对应存在着两种表演方法：表现风格和再现风格。表现风格及强调演员的真实性，如玛丽莲梦露，再现风格则抑制演员的真实性，而是再现他所扮演的角色，如达斯汀霍夫曼。 三、叙述角度 影片的发展便是一种叙述，讲故事便是要逐步地把信息透露给观众。但是故事讲的或曲折婉转，或浪漫温馨，或动魄惊心，或催人泪下。效果不同，所采用的方式方法也不同。信息的透露是很有技巧的，要能引起、保持和控制观众的注意力便需要十分巧妙的技巧。有时候需要信息有所保留，这样才能引起人们的期待。 只给观众提供少量股市信息的叙述方式叫做“限制性叙述”，限制性叙述通常只把某个角色知道的信息透露给观众，因为信息保留可以在观众间产生好奇和惊讶。推理片和侦探片通常会出现这种叙述方式。而“非限制性叙述”就是让观众比任何所有角色知道得都多的叙述方式。这种叙述适合那些制造悬念电影。因为当时观众意识到危险而角色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悬念就出现了。 好莱坞著名导演阿尔弗雷德，希区可克便是这两种叙述的最擅长者，在他的影片《精神病患者》中，两种叙述交替应用，创造出了最佳的放映效果。在刚开始的场面中，叙述是限制性的：观众(和女主角一样)没有察觉贝茨汽车旅馆的主人诺曼，贝茨是一个疯子。因此，在影片中最那个著名的淋浴场面里，女主角马里恩兰克被用刀残酷地扎死时，此时的观众感到极度震惊。但是，当马里恩的姐姐和情人来到旅馆进行调查的时候，观众此时和在场的角色就不同了，观众们已经完全知道诺曼贝茨是一个疯狂的杀人犯。在此时。非限制性的叙述产生的效果就是悬念。因为观众焦急地等待着角色是否会发现贝茨汽车旅馆的真相，是否他们也会成为贝茨先生的刀下之鬼。限制性叙述和非限制性叙述，都是为了在故事的讲述中更多地吸引观众的注意而设置的。 四、电影内容的角度 电影是一门艺术，分析电影的主要角度，和文艺理论紧密联系在一起。但是作为一件艺术品，电影也必定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在大学英文电影欣赏课程中，通过观看电影了解电影所反映的内容。以上三点都是有关电影形式方面的介绍，而课程中最重要的点睛之笔应来自对电影内容的评论。分析电影内容的传统方法是分析电影的“主题”。主题也就是中心思想，电影的其他的元素都是围绕着主题而展开的。 例如简・砍皮恩的《钢琴课》。这是一部典型的女性电影，主题，结构和角色的塑造都非常有趣。故事讲的是一个名字叫做艾达的女人，被轮船送到新西兰和一个她也从未谋过面的男人斯图尔特结婚。她从不说话，只是通过弹奏钢琴表达自己的心绪。但是，另一个男人贝恩斯把钢琴买下来了，并用钢琴来获得艾达的身体。虽然这并不是一个好的开始，但艾达最后爱上了贝恩斯，并且决定和他共同开始新的生活。 《钢琴课》中，最能表现其女性视角的手段，就是否定了“男性注视”的霸权。在很多电影中。电影窥视镜头的对象往往是女性。而这部电影却恰恰相反，电影镜头的重点不是女性的身体，而是男性的。《钢琴课》一反传统女性在电影中的角色定型，即女性作为受害者，女朋友，“天使般的母亲”，“严厉的母亲”，妓女，或是受害者等单一的角色特质。艾达是一个很复杂的多面体：它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场景，呈现出不同的类型：艾达是一个女朋友(因为她原来有个男朋友)，是个天使般的母亲(与孩子嬉戏玩耍时)，是个受害者(被斯图尔特报复的时候)，她也是个妓女(用身体买回的钢琴)。一个坏母亲(为了和贝恩斯做爱将孩子撇在一边不管)，她也是一个蛇蝎美人。是两个男人陷入谎言和欺骗。艾达身上所有种种的方面使观众不能用通常的妇女角色的定型给艾达一个归类。 以上几个方面是在大学英语电影课程中解析电影的几个角度。通过电影的放映，不仅仅学习了英语，也将电影的欣赏水平大大提高，真是一举两得! 电影欣赏论文:电影《梅兰芳》欣赏课的教学设计 摘要　在欣赏电影《梅兰芳》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以点评的方式，使学生思考影片的主题意义，激发学生对我国传统戏剧艺术的兴趣；同时使学生了解传记影片与历史的关系、艺术电影与商业电影的区别等相关知识。 关键词　电影　《梅兰芳》　欣赏　教学设计 陈凯歌在拍摄经典影片《霸王别姬》的15年后，再次回归他所熟悉的伶人题材，拍摄了带有传记性质的电影《梅兰芳》。影片通过梅兰芳与十三燕打擂、与孟小冬聚散、拒为日军演出等片断，展示了一代京剧大师梅兰芳的情感世界。这是一部在商业和艺术上均取得优秀成绩的电影。 伴随着现代传媒技术的迅速发展，影视文化对人们的生活观念、行为和思维方式等都产生着积极的影响。对当前热播热映的影视作品进行深入分析，引导大学生掌握解读影视作品的正确方法，理解影视作品的丰富内涵。这也是作为艺术通识教育课程――影视欣赏课的主要任务之一。 以下是电影《梅兰芳》欣赏课的教学设计。 一、教学目的 首先通过对影片《梅兰芳》的点评。使学生准确把握影片的主题，激发学生对我国传统戏剧艺术的兴趣：同时使学生了解传记影片与历史的关系。并通过与同档期的《非诚勿扰》的比较。了解艺术电影与商业电影的区别。 二、课前准备与教学方法设计 课前，让学生主动查找资料，观摩影片，使学生对此片有充分的了解。 课堂教学应注意与学生之间的互动。紧扣电影文本，穿插片段播放，引导学生畅谈自己对影片主题以及对京剧等的看法。使学生整体把握影片的文化内涵。 三、关于京尉大师梅兰芳 梅兰芳(1894―1961)，中国戏剧艺术大师，名澜，字畹华，原籍江苏泰州，生于北京梨园世家，他8岁学戏，11岁登台。因其功底深厚、嗓音圆润、扮相秀美，与程砚秋、尚小云、苟慧生一同被举为京剧四大名旦，并开创了“梅派”戏剧表演艺术。 梅兰芳在艺术方面是宗师，在为人方面也堪称楷模。抗日战争期间。梅兰芳留居香港、上海，在日伪统治下蓄须明志，拒绝演出。 他曾于1919年、1924年和1956年三次访问日本。1930年访问美国，1935年和1952年两次访问苏联进行演出。获得盛誉，他是第一位将京剧艺术推向世界的人。 他的代表剧目有《贵妃醉酒》、《霸王别姬》、《奇双会》《凤还巢》、《宇宙锋》、《生死恨》、《洛神》、《游园惊梦》等。 (播放京剧《贵妃醉酒》片段)。 四、影片概况 导演：陈凯歌：制片：赵海城：艺术顾问：梅葆玖(梅兰芳幼子)：编剧：严歌苓、陈国富、张家鲁：出品：中影集团北影制片厂、中环国际娱乐、英皇电影：公映日期：2008年12月5日。 12月9日的《新闻联播》中，以“多部国产片齐贺岁，《梅兰芳》叫座又叫好”为标题，点名表扬了陈凯歌的这部新作。目前该片票房已过亿元。 五、导演陈凯歌 著名电影导演，1952年生于北京，1982年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后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主要作品有《黄土地》、《孩子王》等。1993年他导演的《霸王别姬》因其娴熟的艺术技巧及内蕴丰厚的东方化的人文主题获得了法国第46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大奖等8项国际大奖。 (播放《霸王别姬》片尾部分) 六、剧情点评 1、序幕、纸枷锁与影片主题 开场，梅兰芳在读他大伯的信。大伯在信中告诉他，宫里有一种刑罚，就是让犯错的戏子戴上一面纸做的枷锁，双手捧着一碗水，纸枷锁撕破了，受罚者就会被乱棍打死。 (播放“纸枷锁”片段) 纸枷锁和大伯的信，在电影里反复出现，纸枷锁是一个有着象征意味的意象，它象征了梅兰芳是处在社会的、历史的、艺术的和个人情感的等各种不同形式的“纸枷锁”之中。纸枷锁象征了梅兰芳一生的桎梏、挣扎与无奈，自由与束缚的主题在影片中被层层铺垫渲染‘梅兰芳与十三燕的关系是写他被规矩束缚，与孟小冬的关系是写他被婚姻束缚，架在脖子上的军刀表现的是日本侵略者的威逼胁迫。梅兰芳尽管一直在追求自由一自由的演出、自由的创作、自由的生活，但终究因世事、人事、梨园事而不能选择，“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对“纸枷锁”所构成的世界的逃离与抗争，构成了梅兰芳独特的道德人格与情感品质，对梅兰芳形象的分析、解读都离不开“纸枷锁”这一意象。陈凯歌也说过，“细看梅兰芳的一生，就会发现他的一生是被绑架的一生。” 2、开端部、京剧艺术的传播 梅兰芳没有想到他步入人生的第一个竞争对手竟然就是和梅家有三代情谊、名满北京的老艺人十三燕(原型：谭鑫培等)。梅兰芳在打对台中因唱新戏在青年学生的追捧下大获成功。代表老一辈辉煌历史的十三燕败了，他以一曲人去楼空后孤独的绝唱了结了自己的一生，他败得惨烈、死得悲壮。梅兰芳僧《黛玉葬花》中的唱词“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来诠释十三燕的人生，“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成为他所深深热爱的爷爷的挽歌。 (播放打对台第三日的平行蒙太奇片段) 梅兰芳知道，十三燕在擂台上所争的是尊严：做人的尊严、艺术的尊严。正如十三燕所说：“爷一辈子要的就是个脸儿”。在清末的中国，戏子的地位等同于娼妓。邱家老太太的一句“我们家认识的梅兰芳不是唱戏的那个”、十三燕死前留给梅兰芳的那句话“希望你好好地将伶人的地位提拔一下”都说明了这一点。 十三的片中燕那句名言“输不丢人，怕才丢人”，不仅是说给自己的，也是说给梅兰芳的，这句话对梅兰芳的影响很大。对这句话我们同样也可理解为是导演陈凯歌说给自己的励志之言。十年前的《荆轲刺秦王》遭受了市场最为无情的回绝：三年前，迎接《无极》的则是骂声一片。“输不丢人，怕才丢人”，有了这句话。我们才看到了《梅兰芳》。 这一部分是本片的精华部分，它一方面将京剧艺术的历史境遇与京剧名伶的人生悲欢相互剪接，在世道变化中展示梅兰芳高洁的人格品质：另一方面扮演青年梅兰芳的余少群，扮相俊美、亦柔亦刚，把梅兰芳的忧郁气质表现的恰到好处。他在影片中反串苏三、樊梨花、杜丽娘、柳迎春、林黛玉等角色，成功的塑造了一个个经典的梅派形象，更是令观众赞叹不已。片中出现的梅派经典剧目《玉堂春》《樊江关》、《游园惊梦》、《汾河湾》、《穆桂英》、《四郎探母》、《一缕麻》、《卖马》《黛玉葬花》、《定军山》等片段，展现了中国传统戏剧艺术的精华部分。其中梅葆玖的幕后配唱配音，包括《樊江关》、《女起解》、《黛玉葬花》、《游龙戏凤》以及昆腔《游园惊梦》、时装戏《一缕麻》等，无论在梅派风格的把握、韵味的呈现。还是在声乐上的表 达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影片中王瑕瑜和张克配唱的老生段子，韵味也很醇正。 梅兰芳之所以被广大观众所关注，不只是因为他有一两段浪漫的爱情，也不是因为他在民族大义面前捍卫了尊严，而主要是因为他是京剧大师、一代名旦。观众普遍欣赏斗戏部分，除了人物命运值得关注外，精彩的舞台演出是吸引观众的重要原因之一。没有了舞台上这些光彩照人的艺术形象，梅兰芳作为一个京剧大师的形象就缺少说服力。导演借着这个宝贵的机会让观众切身感受到了京剧的魅力，舞台上的一个个角色托起了作为艺术家的梅兰芳的形象。通过电影形式推广传统戏剧艺术，让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一代对戏剧产生兴趣，带动了戏剧乃至传统文化的回归，这就使影片有效的发挥了电影艺术的传播影响力。 如果影片沿着梅派艺术的诞生与发展的思路走下去，那就能写出一个著名京剧流派的辉煌历史，写出一个京剧大师为了攀登艺术高峰而将人生的某些情感深藏心底的痛苦和悲凉。写出一个为艺术、更为人生的悲壮人格。假如影片在发展部浓墨重彩的去表述梅兰芳是为了艺术而离开孟小冬的，那就跟这部分统一为了一个主题。但导演并没有这样做。影片在塑造一代京剧大师形象的同时，在后半部分把梅兰芳对京剧、昆曲艺术的创新、发展，包括梅兰芳本身的艺术造诣成就等表现甚少，梅兰芳骄傲于世的东西在影片的后半部也没有完全的呈现出来。在影片的后半部。梅兰芳大多是作为一个名人的形象出现的，而作为艺术大师的形象则缺乏表现。导演有意弱化了京剧表演，他更为关注的应该是一个取得如此艺术成就的人的人生心路历程，这和田壮壮拍的《吴清源》有些相似。但是，没有京剧就没有梅兰芳。对梅兰芳艺术形象的塑造与京剧艺术紧密相连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3、发展部及传记电影与历史真实等 孟梅之恋在片中则被处理为一段惺惺相惜的神交，雨中巧遇，伞中同行，继而合唱《游龙戏凤》，二人互相引为知己，他们的愿望只是一起去看场电影。最终也未能实现。由于福芝芳与邱如白的反对。孟小冬说了一句“孟小冬再也不见梅兰芳”，一走了之。当梅兰芳孤独走在美国街头时候。旁边响起的是孟小冬留给他的一句话：“畹华，别怕!” (播放孟梅二人表演《游园惊梦》片段) 电影《梅兰芳》对众所周知的一些大事的处理，应该说是基本符合人物和历史的真实，如梅兰芳坚持艺术革新，国际巡演以提高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蓄须明志的民族气节等。 但我们应当看到，影片只是带有传记性质的故事片，并不是梅兰芳的编年体“传记”。它只是以亲情、爱情和家国之情三段故事构成全剧的情感内核，用诗体史剧的叙事技巧来呈现梅兰芳人生与人格中所蕴含的普遍价值。 为塑造梅兰芳的艺术形象，影片对史实进行了大胆的虚构，其中很多人物，是糅杂了当年一些真实人物综合而成的。比如十三燕的形象，“十三燕”这个名字，应该是从闻名遐迩的“老十三旦”艺名中化出来的，看影片中的叙述，原型应该是谭鑫培等人。 影片中的很多情节，不论是与十三燕同台斗戏、孟梅之恋、还是日本军官因不愿继续逼迫梅兰芳而饮弹自尽，都是戏剧化的演绎。孟梅之恋，大致情况应当是二人1925年相识。1927年成婚，1933年因福芝芳的反对而分手。再如日本侵略者拘禁并羞辱梅兰芳一段，在历史中，抗战时期的梅兰芳先是从上海去香港避祸，回上海后即蓄须拒演，以卖画维持生计。并未被日本人拘禁。 为了表现梅兰芳戏的受欢迎程度，影片甚至让蔡元培、胡适、袁世凯和张季直这些新旧人物同场观戏。陈凯歌对此也并不忌讳，“本片只是对于梅大师的一种戏说和自我解读，和真实梅兰芳尚有区别。” 在观看传记类电影时，很多观众会把历史题材的影视艺术作品当作信史来看。其实历史题材的艺术作品并不以传播历史知识为首要功能。对于影视艺术作品中的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关系处理上，一般认为艺术作品应当是在忠实于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加上合乎情理的虚构，使人物事件发展达到了历史真实性与艺术性的有机统一即可。艺术家是以自己的人生体验与感受去认识和阐释历史、塑造艺术形象并达到作品的讽喻、教化的社会功能的。郭沫若先生也认为历史研究应当“实事求是”。史剧创作则可以“失事求似”。 4、高潮及结尾部、艺术电影与商业片 由于日本入侵，梅兰芳决定不再登台演出。他蓄须拒演。面对日本人的屠刀，他淡淡的说了句“在台下。我可是个男人!”抗战胜利了，梅兰芳又回到了舞台上。 这是影片的最后一部分，说是高潮有些勉强。日本侵略者拔刀威逼，梅兰芳不为所动，大义凛然，这样的表现手法反而公式化了。影片以胜利后的万众欢呼做结，也缺乏《霸王别姬》结尾的震撼，倒更像一部商业片的结尾了。 (播放记者招待会片段) 影片下半部对京剧的颂扬，包括梅兰芳在纽约的成功、全数洋人观众起立鼓掌，以及日本侵略者田中隆一对京剧和梅兰芳的迷恋与崇拜，都是把京剧的伟大借助于美日强势文明对京剧的认同来反证其价值，由于缺乏铺垫，影片中的处理并不令人信服，尤其是对于那些80后、对传统戏剧艺术缺乏了解的当代大学生而言。 (播放梅兰芳访美片段) 由于影片在表现手法上融合了艺术片、商业片和主旋律片三种元素。在主题上兼顾了人性、文化传播与民族大义，在形象塑造上坚守忧郁的气质、高雅的品味、凛然的英雄气概等，其结果是影片各部分自成一体，缺乏连贯，结构的分散又；中淡了“人生无奈”这一主题的表达。影片结尾留给观众思考的余地不大。这和商业片倒有些相似。 结合同一档期上映的商业大片《非诚勿扰》。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文艺片与商业片的不同。 电影分类按其美学流派可分为表现主义和再现主义电影，按其表达方式一般分为故事片、纪录片、实验电影等。艺术电影与商业电影并非电影分类的一种标准，对此一般是从创作目的来划分的。 商业电影主要以追求最大票房价值为目的，在影片中一般包含有多种商业元素如大场面、大明星、高科技大制作、大规模的宣传等来吸引观众。类型片多属商业片，中国的贺岁片也是较为典型的例子。 艺术电影以追求电影艺术的创新和表现力为主。制作者主要考虑的是实现自己对电影的思考和探索。它倾向于强调具有个人化视点特征的视觉风格，如法国的左岸派电影等。 因电影具有商业性，艺术电影也有追求其商业价值的目的，所以具体到某一部电影，很难将其完全归入其中的一类，我们只能说某部电影的某种成分大一些而已。 简单讲商业电影是为了赚钱，更重视电影的娱乐性：艺术电影则更重视制作者的个人观点及其表达方式。 例如贺岁片《非诚勿扰》，投资4300万，宣传费1700万，共投入6000万，冯小刚+葛优的贺岁片本身就是一个卖座的招牌，加上舒淇、范伟、方中信、冯远征等明星的号召力，到09 年初就取得了超过3亿元的票房收入。(《梅兰芳》投资估计超过3亿，收回成本较难。) 影片剧情借鉴陈国富的《征婚启事》加上屡试不爽的冯氏喜剧风格――“顽主”式的男主人公，美丽又“实心眼”的女主人公，有爱情。有调侃，笑料丰富，加上大团圆的喜庆结尾。温情而幽默的给处于金融风暴阴影中的观众“打了一针麻药”(冯小刚语)。 艺术片《征婚启事》的创作动机是找一个借口来看“某些人的嘴脸”，并从中折射出台湾中下层社会对人生的态度一一悲哀成为影片中的一个象征，影片有着较为深刻的思想内涵。 (播放杜家珍与小学国文教师见面的场景) 《非诚勿扰》的初衷则是希望在09年贺岁的时候带给观众一个励志、深情的喜剧故事，冯小刚说：“今年发生了很多的事。雪灾、地震、金融危机。大家觉得08年是有点不太顺利。所以要拍一个喜剧让观众在年底的时候心情放松一下，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电影还是为大众服务的。” (播放影片结尾部分秦奋与风险投资人再见面的场景) 七、课后作业 1、思考论述：比较电影中的梅兰芳与历史上的梅兰芳 2、剧本续写《梅兰芳》下部：1945―1961 电影欣赏论文:从欣赏英语原版电影谈大学生的英语学习 [摘要]　英语原版电影用于大学英语的听说学习，如果目的明确、选材恰当、科学操作，不仅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原片，而且促使学生参与学习活动，由被动地看转变为主动地看。学到地地道道的英语，最为重要的是。整个学习过程由此变得生动有趣，激发了大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 [关键词] 原版电影 英语 学习 能力 一、前言 多年的英语学习，说出来的却是别人听不懂，为什么?因为把语言当成了科学知识来学。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词和句式的正确使用与否直接体现了对异国文化了解的程度。当语言、语调、节奏、用词、句式达到与美国人的形似，如果又学会了美国人的思维和文化，则可达到神似的效果。电影就是最好的媒介，是语言文化的一扇窗户。电影学习专家邱政政认为，看英语原版电影才能把外国人的思维、文化和语言一起来理解。就一部电影而言。它的场景、人物都一定的限制；但电影的优点就是它本身是要说故事，尤其是其中的人物矛盾冲突，所以它的语言丰富多彩，能真正反映人物的心里的语言。所以大学生学习者除了学习语言本身外，提高对英语文化背景知识的了解，选择一些影片进行学习可以起到双管齐下的作用。大学生经过中学阶段的学习，已掌握了基本的英语语法知识，同时从电视、收音机、从因特网的网页上，学生都已初步接触过真实的视听材料。笔者对五个学习班进行过调查，首先放映一部英语电影Wuthering Heights，反馈意见表明，100％的学生欢迎电影学习，但学生对电影的兴趣点不尽相同，其中80％的学生对电影故事情节感兴趣，对语言学习的兴趣次之。另外20％的学生既对电影的内容感兴趣，又对语言感兴趣。对故事情节表现出极大兴趣说明他们把看电影主要定位在消遣、娱乐这一层面，而对看电影学语言的兴趣较弱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所放影片语言较难；--是学生没有充分意识到电影对外语学习的优越性，这恰恰说明他们需要引导。事实上，运用电影培养学生学习英语这一点也正是电影欣赏课所要实现的目标之一。 二、欣赏英语原版电影优势 在汉语环境下学习外语，如何创造语言环境是关键。任何交际行为都是在一定的场合中发生的，而电影展现的是一个真实的语言环境和交际场景。学生通过观看原版的英文电影，足不出户就能感受地道纯正的英语。如何把多媒体学习以及电影的形象性应用到英语学习当中，借助原版电影来优化英语能力，是每位英语学习者所思考的问题。电影创造了一种真实的语言环境，这个语言环境包罗万象――语音、文化、思维。在这个环境中耳濡目染，英语水平就会不断地提高。 (一)电影学习创造了真实轻松的口语交际氛围，激发了学生口语学习兴趣，能够有效提高口语学习效率 用原版电影安排学习活动是一种可以尝试的“愉快学习”的新模式。学习动机是直接推动学生者进行学习的一种内部动因，是一种为满足个人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而渴望了解、认识世界的心理态。马克思说：“人的根本动力就是需要”。欣赏一部优秀的英文原版电影，感受电影艺术所带来的愉悦，是大多数学生的一种心理需要。欧美教育学家认为，学生积极投入学习过程时，学习效果是最佳的。笔者在一个时期的电影实验课《傲慢与偏见》后，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98％的学生对看电影学语有浓厚的兴趣。著名教育学家乌申斯基说过“没有任何兴趣，而被迫进行的学习，会扼杀学生掌握知识的意愿。”爱因斯坦也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可见学习兴趣是至关重要的。电影恰恰给学习者提供了一个轻松的氛围，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语言学习者的焦虑感和消极态度。电影源于生活，并借助各种艺术表现手法展示生活的真实性。电影学习无异于把英语口语放到真实的交际情景中来，使口语学习更自然直接。在学生理解享受影片带来的精神愉悦的同时，也激发了他们开口说英语的热情。 (二)电影语言的丰富性和真实性为口语学习提供大量真实的语言材料 电影的优点是故事性强，尤其是其中的人物矛盾冲突，所以它的语言丰富多彩，电影中的语言多是英美国家中不同社会阶层、文化程度、职业、年龄的人们的对话，是最接近现实生活的语言，最能真正反映人物的内心世界。学生在感受到英文电影强大艺术感染力的同时，也可以从影片学到大量地道的口语句子。这些句子中包含了很多英语语音发音技巧，如连读、弱读、缩读、失去爆破等。通过对这些句子的不断模仿、不断重复，学生在掌握大量口语句子的同时也使自己的发音得到了纠正。电影展现的是活中的真实情景，学习者接触的是真实语言环境中地地道道的英语。借助声音和图像，不仅易于理解真实的语言材料，而且能逐渐掌握英语为母语者说话的特点，可帮助学生突破听力理解的大难关，同对他们的口语也有促进作用。 (三)电影学习丰富了口语课堂学习手段 随着大学英语学习改革的不断深入，传统课堂学习方法已经远不能满足现阶段口语学习的需要。电影学习的引进，在激发学生兴趣，增加口语输入的同时也为口语的输出提供了多种选瘛？谟镅习理念的转变和学习手段的丰富必然为学习效果的提高创造了可能。 (四)电影学习可以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电影是一面镜子，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的最直观、最生动的反映。它涉及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反映了一些突出的社会问题。”电影通过对不同故事的刻画去折射文化。电影从它的一开始，就作为一种国际现象而存在。爱森斯坦说得好：一个国家的影片，不仅可以“川流不息地在世界各国上映”，而且还“能够建立起最活跃的创作思想上的国际联系”。并且它还促进着国际间的文化融汇。电影的蒙太奇方式，已经影响了并将继续影响人类的思维和语言，使世界各国各族之间的情感形态更为接近。英语电影从多方面对文化的了解又是学好语言的保证。通过电影学习，学生可以加深对英美国家文化的认识，了解中西方文化差异和不同的思维方式。而跨文化交际能力也有利于学生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口语交际能力。 三、欣赏英语原版电影的方法 英语电影学习是培养学生运用语言及其它相关能力的综合性训练方式之一。分析成功的经验，结合我们的学习实践和理论上的论证，英语电影可以提供真实语言环境的学习情景，达到提高学生综合应用能力，尤其是听力和口语表达能力的目的。从相关的学习理论和学习实践来看电影学习有以下方法。 (一)导入文化背景知识，减少由此造成的认知障碍 对于非英语专业背景的学生来说，文化背景知识对他们更好地理解语言和影片所要表达的内容构成障碍。因此，首先了解影片中所涉及到的文化背景知识。这样，学生在欣赏 电影之前就能形成一些概念范畴，建构一定背景图式和文化模式来帮助理解、记忆观看中的新信息。比如，《简爱》、《傲慢与偏见》、《乱世佳人》等一些经典名著改编的电影包含了一些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文化背景知识，并且作者的经历在作品中也得以反映。在观看这些电影之前，就增加了文化内容的导入。而这些文化内容的导入会更有效地帮助学生在新旧信息间措建一座桥梁，克服学生在认知上的障碍。 (二)输入与输出双管齐下 Krashen认为，首先让学习者接触大量的易懂的实际语言输入，然后通过具体的交际情景和上下文理解其意思，这样寓于交际语言中的句子结构就自然学会了。语言的交际功能也会自然实现。电影学习有可供欣赏的画面和情节，可用于视听的英语对话，可以根据需要提供可用于阅读的字幕，可以同时进行阅读和视听全方位的语言输入，同时也把语言的语用功能展示给学生。因此，可以说英语电影不仅给学生输入了活的知识，也输入了活的语境把生动的语言和真实的语言环境移到了我们的学习当中，既提供了听的材料、说的话题，又提供了写的内容。Swain提到：如果学习者想使他们的第二语言既流利又准确的话，不仅需要可理解的输入，更需要可理解的输出。根据输入与输出之间平衡的观点，电影学习既强调英语语言的输入，也强调语言的输出。同时考虑到大学生对原版英语电影欣赏还有一定的困难，特为学生设计课前导入练习和课后导出练习；导入练习可以帮助学生有意识地摄入语言知识，扫除听的障碍，降低电影观赏的难度，帮助学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输入：导出练习则是一些课堂讨论的话题、模仿练习或课外作文，让学生在观赏完整部电影后将片中学到的表达方式运用到要讨论的话题与写作等练习中，而这样的导出性练习又有助于学生把刚从电影中学到的大量习语、表达方式内化成自己的知识。 (三)有目的的学习与无意识记忆相结合 学生在进行电影学习的时候，应该有选择地进行学习任务的安排，教师注意引导学生在不同的情景和场合中，领悟英语语言的用法和含义。可就学生即将听到的某一片段设计出问题，让学生带着问题去有目的的、有意识的看电影。这样，他们在看电影时就会集中注意力去发现那些与问题有关的线索。同时也应关注电影学习中无意识习得的特点。在心理学中，有一种识记便是无意识记忆。在观看英语电影的过程中，学生的注意力和兴趣得到充分的调动，除了教师指定的有意识、有目的的学习要求以外，每一个具体的情景、片段一定还会有许多无意识的、不知不觉的、零零碎碎的语言现象接触点，实现所谓日常生活中的耳濡目染，自然同化。 (四)文化欣赏与技能培训相结合 英语电影全是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的风情和人物，演绎的是不同时代的家庭、生活、社会问题以及爱情故事，具有极大的文化欣赏性，同时也为学生提供了观察的对象，模仿的标准模式。学生在观影的过程中，会不自觉地去把自己已经学到的语言知识与电影中的模式进行比照。会把所看到的英语国家的风土人情、语言表达与本族的风土人情、语言模式加以对比，经过这些观察、模仿和对照，就能成功地、最大限度地接近所学语言的原形，学生的听的能力首先得到提高。心理学认为，凡是已经形成的技能对于新技能的形成有促进作用，称为“技能的迁移”。因此，听的能力的提高自然会对说的能力的形成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学生在进行电影学习时，应根据所看电影的内容，安排大量的模仿、讨论等练习，实现听能向说能的迁移。 四、欣赏英语原版电影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方面 (一)选择适合自己的影片 首先就电影这种题材来讲，有它的优势和局限性，它的局限性在于，任何一部原版的电影，它都不是用来教语言的，所以它的语言有很大的随意性。还有各种语音都掺杂其中，如果不加以分析，一概拿来，势必会搅乱方向。而且就一部电影而言，它的场景、人物都有一定的限制。这就要求在实施电影学习的过程中要注重方法，结合学习内容、专业的特点来选择让学生易于接受电影素材。应选那些英语发音清晰、难易程度适中、和学习内容相关具有一定思想性艺术性的影片。不必是一部完整的影片，可以是影片中的一重要情节电影片段，或者是一些经典的对白场面，也可以是电影剪辑。 (二)避免把英语听说课变成电影观赏课 听说课毕竟不是电影欣赏课，一个班级的学生英语水平参差不齐，要想利用电影欣赏的方式来提高学生英语水平无法全面兼顾。听说能力好的学生可以借英语电影提高自己的听说水平，而英语较差的学生则只能抓住几个片段、几个词，要依赖中文字幕来理解影片，这样就无法达到把电影欣赏应用于英语学习的目的。因此，欣赏整部影片尽可能放在课外时间。课堂内可以借助多媒体播放电影片段，采取讲的方式。放映前由教师介绍影片内容，提出学习要求，放映时由教师口头伴讲，边看边作说明。必要时还可以放映机稍停，用倒退功能再次观看，让学生看清楚重点内容。教师伴讲，要按照学习要求启发诱导，帮助学生更好地观看和积极地思维。放映结束后组织学生讨论影片内容与课程关系，以拓宽学生知识、增强学习效果等。 (三)要做到精听与泛听的有机结合 阅读中有精读和泛读，听力中也有精听和泛听。在训练听力的过程中，应以精听为主、泛听为辅。许多学生在跟电影学英语时走入“只看不听，或只听不看，只泛不精或只精不泛”的误区。观看电影片段时，最好选择无字幕状态。先让学生完整地听一遍，尽量写出关键词，然后再一句一句地听。要点是听句子的主谓宾、实词以及说话人的语气，最好要求学生写下来。听懂一句过一句，直到全部听懂为止。最后选择英文字幕，讲解语言点和难点。总之，在电影学习中，教师应使学生明确听或看的目的，使他们有心理准备，调节他们的注意力，以恰到好处地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英文电影的辅助学习作用。 (四)正确对待师生在电影学习中的关系 在交际学习法的指导下，师生之间在课堂上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教师由传统学习一一课堂学习中的统治者到现在课堂活动的总导演，学生也由过去的配角变为现在的主角。要发挥电影学习优势，达到培养学生英语口语交际能力的目的，一方面教师应充分掌握多媒体学习技巧，及时更新学习观念，精心设计口语学习内容，积极引导学生开展各种形式的口语活动。另一方面教师应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和主动性，把课堂交给学生，让学生真正成为电影学习中的主角，使之在提高口语水平的同时体验到电影学习的乐趣。 五、结语 英文电影学习为学生创造了一个真实地道的口语学习环境，提供了大量鲜活的语言材料，有利于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同时也丰富了英语口语学习的学习内容和学习手段。它体现了大学英语课程学习要求，也逐渐被大多数外语教师所接受，是一种十分有效的口语学习手段。因此教师如果能在英文电影学习过程中把握好其学习特点，电影题材选择合理，充分准备课堂学习内容再加上必要的课外指导，激发学生的口语学习热情，必将发挥英文电影学习的巨大优势，逐步提高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 电影欣赏论文:电影欣赏在学生素质教育中的意义 摘要　电影欣赏是以优秀电影为欣赏对象，将其整合纳为高校学生工作的方法和手段。作为素质教育的绝好教材，电影欣赏能够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和发散性思维。 关键词　电影欣赏　素质教育　意义 中外优秀影片凝结着艺术创作者的智慧，传承人类数千年的文明，蕴藏着丰富的德育资源。电影欣赏是以优秀电影为欣赏对象。将其整合纳为高校学生工作的方法和手段，可以使学生在通过对电影艺术的审美接受产生自我感性认知、丰富想象和理解诠释等一系列心理活动后，经内心自省，养成个人的高尚情操，提升自我文化和道德修养。我们应该有力抓住电影艺术作为思想文化传播载体的特点，使电影欣赏与高校学生思政工作以及素质教育得到合理交融与整合。 1、电影欣赏是素质教育的绝好教材 《易传・象》“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意思是山下流出泉水，灌溉田地，使万物萌生，即是发蒙。君子就当用“果行”来培育健康的人格品性。什么是“果行”?就是以人类数千年积累下来的文明成“果”为准则的模范“行”为作榜样，才能培育自己和孩子的优良品德。素质教育是一种全面教育。它既有科学文化知识方面的，也有劳动实践能力方面的，更有健康人格培养方面的。因此怎样真正把“素质教育是一种全面教育”这一教育理念变为教育实践，怎样给学生配备全面的“营养大餐”，一直是摆在教育者面前的一道难题。比如自从人类发明电影1 66年来，我国拍了无数的电影故事片，讲述了上下50D。年的故事。其中有许多电影伤口思想性强，艺术性高，时代特色鲜明，民族情感浓厚……经久不衰、淘汰不掉、内容永不过时、形式百看不厌，值得学生看一遍又一遍的精品。这些精品中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教育内涵。好中挑好，精益求精，选取最好的一部分来入课，则它们的观众――学生，无论在道德品质、理想抱负、行为能力、知识积累、艺术感受、人际交往、创造精神等诸多方面都将综合受益。因此，运用经典电影的传播对提高学生的素质，必然成效显著。 2、电影文化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做指导，唱响社会主旋律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当代人类社会最先进的价值体系，是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和愿望要求的价值体系。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使人们个体的、集团的价值选择、价值认同与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相一致、相协调。这样才能够为和谐社会、和谐文化的建设打牢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作为文化的载体，电影作品必定反映自己所属国家、民族的社会生活，传达出社会文化的各种信息和人们的精神追求，进而体现出特定的社会价值观念和文化内涵。从媒介的社会责任而言，电影作品应发挥正面导向作用，在经济和社会效益上找到平衡点。而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驾驭者、使用者则应清醒地认识到媒介的文化承载和传播功能，以及媒介开启心智的功能，使其肩负起教育国家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历史责任。电影文化传播的思想文化导向应该围绕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升电影文化的品位，提高道德情操，唱响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发挥电影文化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 3、通过电影欣赏加强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 爱国主义教育是大学德育工作的核心内容之一。近几年来，各级党委、政府和教育部门在加强对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创造和积累了许多好的经验。其中运用电影形式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实践证明：优秀的爱国主义电影片蕴藏着丰富的思想、艺术内涵，具有形象、直观、生动、可信、感染力强的特点，深受大学生的欢迎。当代大学生在欣赏这些爱国主义的电影作品中，激发了爱国主义情感和理想主义情怀。用优秀电影片对广大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素质教育，已成为国家、社会加强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重要措施。 “电影、音像对大学生道德的养成、人格的塑造、审美的熏陶，影响之大，是父母和老师教诲的强有力的补充。积极向上的电影作品将成为大学生知识教育、科学普及、了解社会和个性发育的重要选择之一”。电影电视作为宣传媒体，必然对学生的成长产生影响。加深对电影作用的认识，有利于我们能动地利用这个有效工具，为素质教育服务。 4、让学生通过电影欣赏，调整大学生的价值观 大学生的价值观的形成重在引导，大学生人生阅历浅，价值观处于形成时期，具有不成熟性和可塑性特点，个体理性选择能力和辨别善恶能力较弱，在价值观的选择和取舍，以及价值目标的实现中易入误区。在高校开设电影欣赏课，帮助大学生澄清个人价值标准认识上的冲突和价值选择上的困惑，为大学生的人生定位、理想与追求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将电影文化所具有的艺术魅力和蕴含的思想艺术价值进行深层次的挖掘剖析，让学生通过电影鉴赏活动，加深对自然、社会、历史、人生的认识。因为优秀的具有较高文化品位的电影作品，通过其自身的美作用于学生的感官和心理。使学生通过它在感知外部世界的同时产生审美愉悦，使其心灵得到净化，审美意识得到增强，精神境界得到提升，并最终使人格趋于完美，其重要性已经超过了音乐、美术、戏剧乃至文学。通过对大学生电影欣赏的指导，使大学生在面对电影作品时，真正进入“审美”层次。能够从电影文化中筛选各种有用信息，加深大学生对于自身和社会的认同感以及对社会价值的遵从，更好的促使大学生对传统价值观念进行重新评价、选择和认可，把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进行有机的整合，形成正确的理念和价值取向。 总之，将电影作品与现代教育理论相结合，使之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这对于培养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及形成良好的道德情操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与明显的强化作用，也是高校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个有利途径。但需要强调的是，在文化；中突转型的今天，电影文化在高校的传播，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高校中的思想政治教师，有责任向学生推荐优秀的经典电影，具备初步的电影文化欣赏能力，并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观来武装自己，才能使当前的电影文化热潮很好地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服务。 电影欣赏论文:电影欣赏中的视觉思维与视觉注意 [摘要]电影是由静态和动态影像构成的视听艺术。在电影欣赏过程中，视听元素始终作用于观众的心理和生理。电影创作者通过有意识地利用视觉与听觉特性，合理运用声响效果、丰富的色彩和各种先进的技术手段，使影片内容与形式和谐地融为一体，从而给观众带来无限的视觉享受和超越时空的感官愉悦。 [关键词]电影欣赏　视觉思维　视觉注意 一、电影欣赏中的视觉思维 长期以来，一提到思维，研究者通常将它和语言文字联系在一起，认为思维是语言文字的特权，而把“视觉”仅仅看做是人对外界的一种感知。近年来现象学与格式塔心理学研究为“视觉思维”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许多研究表明，从人脑的加工对象和加工方法看，“视觉思维”的存在已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艺术心理学家阿恩海姆在其著作《视觉思维》中。就以大量的事实证明了视知觉本身具有认知功能、理解能力和一定的解决问题的能力，最后得出结论：所谓“视知觉”就是“视觉思维”。 视觉属于获取知识的感性认识范畴，视知觉(即视觉思维)则属于理性认识范畴。视觉思维是对输入的刺激进行深层次的加工，这种加工往往借助于三种意象来进行其一是人们看到的意象，其二是人们通过心灵之窗所想到的事物，其三是人们随意画成的东西或绘画作品。视觉思维加工的对象是视觉表象，主要表现为色彩、纵深、形式和位移。也就是说，人们在“看”的时候，主要是对被视物体的这四个属性做出反应。加工的方法有分析、综合、联想和想象等。分析是将一个事物的完整表象分解为若干个组成部分的心理操作过程，综合是将同一类事物的表象加以合并，使之变得更完整、更精确的心理操作过程，联想是指由一种事物的表象想到另一种事物的表象的心理操作过程：想象是对原有多种表象进行整合、重构的心理操作过程。 电影给人们提供了一系列静态或动态的影像，一方面可以引起人的各种心理反应，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视觉达到大脑皮层，一旦与大脑皮层早已存在的某种经验图式相吻合，观众就会主动、顺利地实现对电影的认知。例如。当人们被告知《云中漫步》这样一个片名时，不知不觉就会联想到某种恋爱的感觉，仿佛自己也漫步在云中，像插了翅膀，羽翼轻柔地穿梭在漂浮的云端…--。此外，电影创作者还经常设计某些特殊情节，以唤起观众的想象。如，同样是在《云中漫步》这部影片中，大火烧过之后，葡萄园里的凄凉景象真是令人不堪回首，然而，当男主角保罗将大家视为图腾的葡萄根拔过来，维多利亚的父亲鉴定出它仍然还“活”着时，每个人都因为重新看到了葡萄园的希望而情不自禁地热烈欢呼起来!导演在设计这个情节时，仅仅是利用了一棵存活的树根，其视觉表象一下使观众的紧张心理得以缓解，同时也使男女主人公的“爱”在希望之光“重现”时再次升腾! 视觉思维过程还有一个重要环节，即对于象征意义的理解。影视作品可以通过象征手段调动人们以往的认知经验，使之加深对事物的理解。例如影片《情书》，一开始创作者便交代了影片的氛围，以“白色”为情感基调，用大面积的“白色”进行构图――白色的山脉，白色的蜿蜒小道，漫天飘落的白雪。随风起舞的白色窗帘，以及白色的试卷，等等。这么多“白色”的景象，一方面象征着男主人公少年时代纯洁、理想的爱情，同时也蕴含着某种死亡的讯息，或一段情感的消逝。影片中男主人公的不幸遇难，女主人公伤心的回忆，都使影片中唯美的“白色”被观众视为哀悼的象征。 二、电影欣赏中的视觉注意 1、视觉注意与心理体验 “注意”通常的定义是，“心理能量在感觉事件或心理事件上的集中。”“视觉注意”是心理活动对一定视觉对象的指向与集中，“视觉注意”能主动地选择自己的心理方向，它能舍弃一些不必要的信息。摄入对自己有意义、有价值的东西。视觉在选择焦点时，总是被一个最引人注意的“点”首先吸引过去，迫不及待地要看个清楚，其次的点被排在后面，最次要的点可能完全被忽略。如图所示’ 在电影欣赏过程中，观众并不是完全被动地接受影视信息，在许多情况下，他们会产生积极主动的心理回应。由于电影艺术的呈现形式是流动多变的画面，因此，除了主题、故事、内容这些因素之外，创作者对光、影、色、镜头长短、拍摄视角等，一般都要精心设计，以便对观众造成视觉冲击，引起观众对电影作品的注意和兴趣。直接调动观众积极的综合心理反应。仅以远景镜头为倒。远景镜头通常用来介绍剧情发生的环境背景，可以使观众置身于广袤宏大的空间之中，为观众提供开阔纵深的视野，观众的内心亦会随之产生一种空旷感，体验到气势超凡的审美感知。近些年无论是进口大片还是国产大片，观众都可以看到许多气势恢宏的场面，如《满城尽带黄金甲》、《勇敢的心》、《指环王》等等。在这些影片中，首先吸引观众的并不是其故事情节，而是影片中震撼人心的宏大场面。此外，近年来深受观众喜爱并获得高票房收入的影片，一般都是动作性较强的功夫片或枪战影片。由于强烈的运动是视觉最容易注意到的现象，因此当观众看到影像快速运动时，会同时在体内产生一种震动，引起感官上的紧张和难以名状的兴奋。例如，在影片《007》系列中，被赋予重任的男主人公邦德常常被对手追杀，影片多次呈现出飞机反复俯冲扫射的场景。随着男主人公的狂奔，呼啸的飞机来回俯射。影片从多种角度构图，给观众造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令人紧张得透不过气来，观众对片中的惊险情节叹为观止。 2、无意注意与有意注意 “事先没有预定的目的，也不需要作个人努力的注意，叫无意注意。”“无意注意”常常产生于周围环境变化之时。人在某些刺激的直接作用下，往往会不由自主地将自己的感觉器官转向刺激物，并试图进一步认识这些事物。在电影艺术中，环境颜色的变化，光线明睹的对比等，往往都是引起观众视觉注意尤其是无意注意的重要因素。例如，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其冷色与暖色反差强烈，无形中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红灯笼成了权力与情欲的象征。每位太太为了“点灯”。暗地里不停地钩心斗角，恐怖的青灰色庭院毫无生气可言，给人以冰冷、阴森的地狱之感：最后，在自雪覆盖的院落中，每个人的结局一展现出来颂莲疯了，丫鬟雁儿死了，三姨太梅珊也死了，而老爷又在迎娶第五个姨太!凄凉的“白色”充分表现了一系列令人无奈的人间世态炎凉，导演张艺谋运用红色、灰色、白色的变化，使观众在“无意”中注意到许多令人深思的内容。 “有预定目的。在必要时还需做一定意志努力的注意，叫有意注意。”“有意注意”是主动服从于一定活动任务的注意，它受意识的自觉调节和支配，故又称为“积极注意”或“意志注意”。引起和保持“有意注意”的主要条件有两个，一是要加深对客观刺激的理解，培养间接兴趣，对于刺激的各组成要素理解得越清楚、越深刻、欲知愿望越强烈。越容易引起和保持“有意注意”，二是合理地处理刺激物之间的关系，提出一定的“自我要求”，这会加强“有意注意”。在电影表现手法中，像剧情的悬念、蒙太奇剪接等等，均可加强观众的期待程度，使其特别注意剧情的下一步发展或最终结局。如，在影片《情书》中，导演特意安排渡边博子与藤井树两位女主人公见面。之后，渡边博子在浏览自己逝去的未婚夫藤井树中学时代的照片时，突然发现他的同学中有一个女孩的相貌竟与自己十分相像，渡边博子后来还得知这个女孩与自己的未婚夫竟然有着同样的名字――“藤井树”。“他是爱她9还是爱与她相貌相像的我?”影片的叙述就这样在博子的团团疑惑中启动了，同时也紧紧吸引了观众的注意力，使观众不停地思考，已故的男主人公究竟爱的是藤井树还是与藤井树相貌相像的博子?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导演运用“回忆”这种倒叙的手法，最后终于使电影的女主人公博子和观众都明白了：已故的男主人公内心真正爱的是和他同名的那个女孩“藤井树”l此时，同开篇的场景一样，影片结尾又是那片白雪皑皑的茫茫大地，还是博子的黑衣黑发……。在一阵痛彻心扉的呼喊声之后。博子彻底抛弃了未婚夫藤井树给她带来的伤痛，也包括昔日的美好回忆…… 三、结语 电影是由静态和动态影像构成的视听艺术，其诞生给人类带来了全新的、不同于一般的视觉体验。在电影欣赏过程中。视听元素始终作用于观众的心理和生理。闪亮的银幕、真实的影像、清晰的声音和各种色彩的运用，无不蕴含和表达着创作者的真实情感。观众通过视觉与听觉能直接感受到这些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甚至可以下意识地产生某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电影不仅可以通过视觉画面来刺激观众的感知，更重要的是，让观众通过这种感知来重新认识外部世界。电影创作者正是通过有意识地利用视觉与听觉特性，合理运用声响效果、丰富的色彩和各种先进的技术手段，使影片内容与形式和谐地融为一体，给观众带来无限的视觉享受和许多超越时空的感官愉悦。 电影欣赏论文:利用英文电影欣赏构建网络第二课堂 摘要　由于英文电影所特具的优点使它在大学英语网络第二课堂的建设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多媒体环境下有效利用网络平台通过创新型英语电影欣赏活动与在线电影课程相结合的模式开展网上英语聊天室、网上听力比赛、网上词汇比赛等活动来构建有效的大学英语第二课堂必将能达到增强学生自主学习意识，提高英语学习的参与性和互动性。 关键词　多媒体　网络平台　英文电影欣赏　第二课堂　大学英语教学 一、引言 当前各高校都已经意识到英文电影欣赏活动在大学英语课堂教学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项活动也在第二课堂里被作为经常开展的活动之一。但是目前这一活动的有效性以及它与口语角、听力、词汇比赛等活动的联系上还不太强。事实上，英文电影欣赏在网络多媒体环境下的第二课堂建设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当今信息化、网络化高速发展的时代里我们完全可以借助网络平台使英文电影欣赏成为这些活动的纽带和桥梁。英文电影欣赏与网上电影课程相结合的新模式能把第二课堂的活动有机地组织起来以增强学生自主学习意识，提高英语学习的参与性和互动性。本文将就这个问题谈一下具体的构思和实践。 二、网络多媒体环境下的大学英语第二课堂 网络环境下的大学英语第二课堂是相对于正规的课堂教学而言的，它是指学校在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规定的教学活动之外，在网络上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利用多媒体技术通过校园英语网站建设引导和组织学生利用课外时间在网上开展的各种英语学习活动，如网上聊天室、在线听力比赛、词汇比赛等活动。第二课堂的宗旨就是利用课余时间以趣味性、实践性、创造性为主要特征，开展丰富多彩的外语课外活动，将课堂所学的外语知识通过课外活动所创设的语言环境，激发学生富有创造性的学习和自主学习，使学生将第一课堂所学的语言知识通过第二课堂活动得到巩固和扩展，从而提高语言能力。 三、英语电影欣赏在网终第二课堂中的作用 1、有利于实现第二课堂的宗旨之一即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 由于英语原版电影多具有完整的故事情节、鲜明的人物形象、悬念迭起的片段、优美动听的歌曲、集声音、图象、文字、艺术、表演等多媒体为一体的特点。加之它又非常贴近生活，容易引起学生的共鸣，具有很强的趣味性和观赏性。使学生在课余愿意主动观赏并刺激他们的模仿行为以及语言实践的热情。这都非常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激发其潜在学习动机，培养自主学习的良好行为习惯。 2、有利于实现第二课堂的宗旨之二即提高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 2.1简洁流利、标准生动的电影语言可以提高学生的听说能力 众所周知，英语电影语言就是当时真实的口语具有简洁、任意、时尚、流利、标准、生动、形象等特点。学生在故事情节中欣赏影视的时候易于理解，便于记忆能迅速提高听说能力。 2.2逼真的语言环境能够提高学生交际能力 电影中的人物总是处在真实的生活场景中的，与教科书僵硬的语言相比，逼真的语言环境能够让学生懂得在真实的交际环境中该如何去用英语实现交际。 2.3双语字幕英语电影具有扩大学生词汇量和阅读量的作用 双语字幕电影随时为学生提供大量词汇，学生可以通过耳听声音、眼观宇幕、循环放映、适时语境、加深印象，快速扩大词汇量且英语电影中由经典小说、戏剧改编的奥斯卡获奖影片也能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增加阅读量。 3、可以巩固课堂所学、拓宽学生视野、学习西方文化知识 那些课堂中所学的与电影相关的内容总是能激起学生对原有知识的回忆，并激发起其对新知识的渴求。特别是历史题材的人物纪录片总能再现当时历史、社会背景，风俗人情等帮助学习西方文化拓宽视野。 4、最重要的是它体现了第二课堂参与性广、互动性强、灵活性好的特点能巧妙地把网络聊天室、在线听力、词汇比赛、戏剧表演等其他实践活动有机地融合起来 由于英语电影的趣味性强且网络不受时空的限制，使之成为学生参与性广。灵活性好的一项活动。通过电影欣赏又为学生在网络聊天室找到了共同话题和素材便于学生自主参与聊天室建设。与此同时，电影欣赏与在线课堂测试又增强了学生的听说读写译的能力，直接提高了他们参与在线英语比赛的积极性和成绩。在线课堂的交互性功能又能提高学生的模仿、表演能力。 四、如何通过电影欣赏活动与在线课堂相结合的新模式发挥其在网络第二爆堂构建的关键性作用? 电影欣赏与在线电影课堂相结合的新模式在网络第二课堂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为了在第二课堂构建中充分发挥它的优势和潜能，真正发挥其关键作用。在实践中要从下列几个方面入手： 1、在线电影课堂与电影欣赏联合的新模式须具有以下特点： 1.1组织形式上应突出由教师主导、网络管理人员参与、学生协作共建的新模式。具体地说就是由专任英语教师负责前期电影资料推荐、在线答疑、在线电影题库建设等活动逐渐过渡到后期由学生负责主持的形式。 1.2内容上应突出实用性、创新性、多样化的特点并与其他实践活动紧密相关：宜增加以下板块： (1)看电影学英语学习方法介绍和课前问题设计：多数学生在看电影时还停留在只关注故事情节和矛盾冲突上他们不清楚应怎样通过电影提高自己的英语语言运用能力。因此网站就有必要给予学生这方面的策略指导并设计出适当的问题吸引学生思考。 (2)经典片段精讲和观赏中问题设计：选择经典的片段以供赏析，可以对当中所出现的经典内容进行简评并设计问题让学生回答。 (3)电影简评：对电影内容提供包括中英文故事情节梗楷及关键词提示或者提供名家影评。 (4)经典对白赏析和经典戏剧原著阅读：把电影中出现在具体场景中的经典对白提炼出来然后对其中所出现的经典句子给予点评并提供在线听说操练和经典戏剧原著让学生对比阅读。 (5)文化背景、风俗礼仪讲解：提供影片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社会背景、风俗礼仪简介。 (6)词汇、难句注解和俚语、习语精讲便于学生扩大词汇量。 2、在线课堂与电影欣赏要突出交互性的特点可增设以下板块 网上论坛=借助能实现师生交流的此平台，学生们可以提交感兴趣的电影话题或就疑难点发表意见，实现在线英语聊天。边听边写：提供在线的适时电影甸子听力比赛。同时使用网上先进的电影软件让学生在看了电影后能够就完整或逐句播放电影、切换或隐藏字幕、区段循环复读、逐句复读、即时语音(录音)训练、电影配音角色表演以此提高学生的语音和口语提供在线口语、词汇比赛：歌曲模仿秀、场景对白模仿秀、自拍改编经典影片光盘提供在线表演比赛等。 3、观后学习活动执导 课后要求学生完成在线听力、阅读、词汇、句子等在线测评和电影知识竞赛。建立学生作品展示园地：“电影小报”“影评”“人物模仿秀”“电影改编”“剧本改编”等。 五、结语 实践证明只要我们巧妙地把电影欣赏与网络课堂联系起来创建一种全新模式就能够有效地把其他实践活动如在线聊天室、听力比赛、词汇比赛、戏剧表演比赛等统一起来就能发挥网络第二课堂的巨大作用。学生也必将在这一新模式中培养起自主学习的良好习惯，提高其英语学习的参与性和互动性。让学生在快乐享受影片的同时感受西方文化知识，开拓视野提高听说读写译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并最终达到提高学生英语学习的目的。 电影欣赏论文:英语电影欣赏在英语教学中的作用 [摘要]电影是文化产品，孕育着丰富的文化背景，英语电影以图像、声音、字幕等多种信息传播介质于一体的特征，被广泛地应用在英语教学中。用英语电影教学，符合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和克拉申的习得一学习假说理论，它对学生的记忆、交往，学习环境的营造，对于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促进学生了解英美文化，提供真实的语言环境，从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电影；英语电影；英语教学 目前，多数学校开展英语教学主要是通过课堂学习使学习者获得语言知识，缺乏在自然真实的英语语言环境中习得的条件，而英语电影所提供的语言真实丰富，可以提供灵活多样的教学模式，极大地弥补了英语课堂教学的不足；在减轻学生语言学习焦虑、激发英语学习动机和兴趣，使学生具备扎实的听、说、读、写的基本技能，培养运用语言能力等方面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理论基础 英语电影教学以多种信息传播介质为手段，融视、听，说于一体，学生能够更加容易地接受，更加主动地建构信息。它符合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和克拉申的习得一学习假说理论。 建构主义认为，生成是学习中的基本认知过程，它是对学习材料中各部分关系以及学习内容与知识，经验关系的积极建构，当学习者对学习的事物产生意义时，有一种与其以前的经验相结合的倾向。也就是说，真正意义上学习的过程是学习者一种原有知识与从环境中接受到的感觉信息相互作用，主动建构信息意义的生成过程。通过英语电影观赏，刺激学生对已有经验的回忆，加上英语影片较强的现实形象性，从而使学生更主动建构信息意义。 语言教育学家克拉申针对第二语言知识的获得提出了习得一学习假说。他认为获得第二语言的方法是一种潜意识习得，即在自然环境中获得；另一种是有意识的学习，也就是通过课堂学习获得，而且克拉申认为习得的语言才能在交际中自然流利地表达思想。英语电影营造的身临其境氛围，给学习者创造了良好的习得语言的条件。这有助于刺激他们的模仿行为，增强学习英语兴趣。 二、英语电影在英语学习中的作用 1　英语电影能够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 众所周之，兴趣是学习最好的动力。英语电影教学以多种信息传播介质为手段，融视、听、说于一体，使传播知识和接受知识的通道加宽，调动人的多种感官来接受信息，例如：影片《罗马假日》中安妮是一个可爱的公主，在出访罗马时私自出游，与记者乔邂逅，乔串通摄影记者偷拍了许多公主的精彩镜头，本来打算做特别报道，却与公主坠入情网，为保护公主形象，最终抛弃功成名就的良机。这部电影中所呈现的情景真实生动，语言丰富地道，形式活泼多样，活跃了学生的英语课堂气氛，为英语教学提供了理想的环境，英语电影包含有战争、生活、科幻、爱情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可以满足不同学生的兴趣，让他们由对影片的喜爱发展到对英语的喜爱，激发学生自身的语言表达欲望，在潜移默化中英语的水平也得到了提高。 2　英语电影可以提供真实的语言环境。 在汉语环境下学习外语，如何创造语言环境是关键。创设真实轻松的语言环境，克服英语学习的焦虑情绪，学到真实生活中的英语而不是汉语式的僵硬英语。英语电影的故事情节取材于现实的生活，情景直观，内容生动丰富，语言地道通俗且接近生活，影片中有大量展现英语国家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工作娱乐的场景，能真实而多方面地展现所学语言的背景和使用环境，既具有语言技能学习的特点又有语言习得所需的条件，为学生创造了摆脱母语束缚、调动大脑和各感官对语言做出综合反应的环境，使学生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直观效果。 3　英语电影可以促进学生了解英美文化。 在传统的课堂英语教学中，教师往往比较重视语言的外在形式和语法结构，而忽视了语言的社会环境，特e是语言的文化差异，致使学生不知道什么场合该说什么话，交际能力很差。电影是一种大众文化载体，是现实生活的浓缩与升华，是文化沟通的桥梁，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社会文化、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人文、历史及思维方式的最直观、最生动的综合反映。例如：影片《阿甘正传》通过展现片中主人公阿甘从美国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生活历程，反映了美国社会思潮的转变，全面和形象地再现了期间美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事件，也鲜明地体现了美国个人价值观的一些变化。学习英语的过程也就是学习英美文化的过程，通过深入了解英美国家的历史地理，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等，扩大学生的英语知识面，培养跨文化意识，才能正确地掌握和使用英语，作为沟通中西方文化便捷的媒介，英语电影蕴涵了鲜明的文化特色，向观众传递丰富的文化背景知识，电影能够生动和形象地反映欧美国家和民族的社会文化和日常生活习惯，通过欣赏英语电影，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就了解了英美国家的历史、文化、政治、风俗等方面的知识，这种教学方式取得的效果是传统英语教学所达不到的。 由此可见。英语电影欣赏弥补了传统英语课堂教学的不足，是英语教学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它综合了英语的听，说、读、写等基本技能的训练，有利于在汉语环境中营造一种身临英语其境的氛围，使学生在较为真实的语言环境中学习英语语言，感受中西方文化差别，进而激发学生学习英语兴趣，使学生学到真实纯正的语言知识，提高学生跨文化交际的水平，使学生英语综合运用能力进一步得到发展。 [作者简介]孙鹏(1979―)男，吉林省白城人，河北北方学院外国语学院助教。 电影欣赏论文:电影欣赏与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整合探析 [摘要]中外优秀影片凝结着艺术创作者的智慧，传承人类数千年的文明，蕴藏着丰富的德育资源。电影欣赏是以优秀电影为欣赏对象，将其整合纳为高校学生工作的方法和手段，可以使学生在通过对电影艺术的审美接受产生自我感性认知、丰富想象和理解诠释等一系列心理活动后，经内心自省，养成个人的高尚情操，提升自我文化和道德修养。我们应该有力抓住电影艺术作为思想文化传播载体的特点，使电影欣赏与高校学生思政工作得到合理交融与整合。 [关键词]电影欣赏；高校思政工作；整合；作用；探析 一、电影欣赏是高校学生思政教育工作的有效手段 艺术对于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具有重大的作用。高校学生思政教育工作要增强实效性，必须以人为本，发挥文化艺术的教育功能。构建灵活多变的具有活力的艺术课堂。电影以其特有的艺术手法陶冶人的情操、净化人的心灵，对受众有着政治的、审美的和道德的巨大精神作用。电影欣赏有助于电影审美作用、认识作用、教育组织作用的有效外化和释放，通过塑造人物形象及故事情节来传达正确的价值观念与崇高的思想情怀，从而进行文化思想传播，把深奥的道理通俗化、抽象的内容形象化，达到同志所说的“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目的。 所谓“欣赏”，是在接受艺术中经过体味、领略，通过丰体的有意识接受而产生的愉悦情感，它与艺术的创造一样，也是知(认识)、情(情感)、意(意志)等过程的系统组合。电影欣赏是以优秀电影为欣赏对象，通过对电影艺术审美接受产生自我感性认知、丰富想象和理解诠释等一系列心理活动后，经内心自省，养成个人的高尚情操，提升自我文化和道德修养。中外优秀影片凝结着艺术创作者的智慧，传承人类数千年的文明，蕴藏着丰富的德育资源，是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有力载体。电影欣赏可以成为高校思政教育工作的有效手段。 二、电影欣赏在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作用 1．促发欣赏者的内心自省。 通过优秀影片与欣赏者的主客体互动，使学生通过一系列的思想活动得到操行的自我修炼。中国的文学与艺术素来讲究“诗言志”、“成教化、助人伦”和“文以载道”的教化功能。《左传》中夏“铸鼎象物，使民知神奸”的传说鲜明地显示了艺术创作实施着思想政治服务的功用。东汉王延寿云“恶以戒世，善以示后”。现实主义传统铸就了许多中外优秀电影，它们深切关注民生、关注社会底层百姓的命运与苦难，通过对现实生活中小人物的塑造，展示他们的喜怒哀乐，褒扬美好的人性。 外国电影中如《阿甘正传》，以小人物阿甘为底层群众的代表，歌颂善良、纯朴、诚实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并以其来反衬所谓精明人的狡诈，鞭鞑那种明是聪明实则愚蠢的欺骗，呼唤纯真。对这种影片的欣赏，学生可以使自己在理性思索的基础上，通过通俗化的形象和故事情节的直观作用，更形象地明了勤奋的美德，在学习中便会更加脚踏实地，并学会善良地对待自己的同学和他人。中国电影中如《天下无贼》，以民间立场充分关注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和个体生存，通过民间的世俗叙事形态来歌颂人类的美好品德，以对下层百姓朴实无华的性格描写来证明终究邪不压正，正直与善良终究是人类追求的道德意义。学生通过这类影片的欣赏能在内心自省的同时，培育其善良的秉性和诚实的品格，从而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最好效果。 2．让学生得到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熏染。 随着改革开放和对外交流的逐步深入，外来文化越来越多地冲击着大学生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行为，让学生拓宽视野的同时也会由于经受不住西方价值观念中负面因素的诱惑而对文化失去了应有的判断能力，从而显得无所适从，并盲目否定一切，在某种程度上失落了自己的文化家园。优秀电影充分提供展示各种文化的平台，可以使学生在无所适从中找到准确的坐标位置，从而能对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尚不成熟的大学生们给予积极的引导。 如张艺谋导演的电影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浓缩性表张，以其独有的手法使中国文化传统在荧屏上得以再现和表述。在其代表性的影片中，张艺谋进行大方位的文化表征的渲染。张艺谋的影片不厌其烦地大量使用红、黄、绿、蓝、黑这样的中国式色彩，使用中国文化意味浓烈的灯笼、菊花等物事，并完美地融入剧情。再如李安导演的《卧虎藏龙》等，尽管如评论家所说，也许只是中国文化表象化的或奇观化的表达，但以此为切入，可以让学生找到一个兴趣点，形象地进入中国传统文化，从而自觉地去寻找有关方面的书籍与资料，了解并发扬光大优秀传统文化。对外国优秀影片的学习，则能使学生了解“他”文化的精髓，学习并养成自我的多元文化素养。 3．为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提供思想支撑。 随着中国社会自身的发展，各阶层的相继涌现，多种价值观念和利益同时并立。在多元文化的语境下，学生对于文化和道德选择缺乏一定的判断能力和选择利用能力，进而迷茫以至产生信仰危机。与此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大学生肩挑着我们事业的今天和明天，担负着未来民族振兴和传承先进文化的重要使命，他们的思想道德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直接关系到我们社会主义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兴衰存亡，因此，让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朝着社会主义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需要发展，引导他们践行和代表“先进文化”，将是我们惟一的选择。 这类影片的选择可以有《国庆大阅兵》、《开国大典》、《》、《焦裕禄》、《任长霞》等。事实证明，借助于优秀影片实施和促进高校学生工作，符合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子云“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电影艺术是现代的诗与乐，对其合理开发与利用，可以带来预期的效果。 三、电影欣赏在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实施 1．电影欣赏的过程实施。 首先是影片选择。要有目的地选择影片，教师与学生共同参与。可以借助和通过班团日主题活动等同学共同性的活动来有意识地选择主题影片，增强学生自发性与主动性，使之更有兴趣。 其次是观前点评。在选择好影片之后，教师应多方面了解所选影片的背景知识，给学生以正确的引导。比如，观赏《墨攻》，可以在学生进行影片欣赏之前讲解墨家知识，并说明《墨攻》并没有真正体现墨家的思想和观点，还可以展开讲解春秋战国时期的各家学派，使学生知识面拓宽，同时做到正面地和批判性地欣赏影片，充实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再次是观后活动。可以沙龙讨论或作业评论或故事重述等形式进行。通过这类活动可以让学生在感性观赏的基础上得到理性的升华，从而达到最理想的思想政治工作效果。 2．相关方式及配套措施。 首先是有相应的组织机构，可由教师组织，也可以是在教师引导下的学生自发组织，以有利于形成长效机制。 其次是在有关校园文化节或合适的时间段中进行相应的电影欣赏活动。有关调查显示，学生对电影是有着极大兴趣的，但是他们大多数情况下是在网吧或其他一些公共场所观看，网上信息良莠不分，沉渣泛起，容易让学生无所适从，从而失去判断能力，这就必然对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尚不成熟的大学生们造成一定的不良影响。因此，我们可以在校园文化节中举行优秀电影故事复述竞赛、每月举行月电影欣赏等，进行有意识地引导，并形成热烈讨论的氛围，更好地激发学生的热情。 再次是有效利用校园网进行视频点播和建立BBS，让学生可以随时点播学校组织的优秀电影库，并能使学生在观看后在BBS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四、结语 电影市场良莠不齐，或因审美疲劳、或因市场利益驱动，使得部分电影制作档次低下，追求媚俗，造成电影视觉文化的肤浅直观，在这样的影片中，或宣扬极端个人主义，或追求享乐和纵欲，或冷漠搞怪，或低级趣味等等。这就使得有意识地引导学生观看优秀电影成为必要。而对于喜爱电影艺术的大学生来说，电影对他们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我们应该有力抓住电影艺术作为思想文化传播载体的特点，在高校学生工作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使电影欣赏与高校学生思政教育工作得到合理交融与整合。 电影欣赏论文:浅谈英文电影欣赏与大学英语教学 [摘要]电影是文化产品, 孕育着丰富的文化背景, 英文电影欣赏教学课是一门语言文化课。 英文电影在英语教学中对学生的记忆、交往、学习环境的营造、学习情绪的调动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经典英美电影放映过程中，要选择适当的放映时间、地点。影片赏析应与多媒体教学平台有机结合, 以创造优化的学习环境和良好的教学情境；同时影片内容尽量与课本相结合，并要遵循“由简单到复杂”的原则。 [关键词]英文电影；大学英语教学 电影作为一种娱乐方式，集光、影、声于一体，非常生动逼真，深受大家的喜爱，特别是年轻人。一部好的电影可以影响一代人。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我们国家正在与世界接轨，大量的外文电影进入到了我们的文化生活中。这些电影使我们开拓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同时也了解到了异国的文化习俗和风土人情。这些因素都有助于语言学习者增强语言学习的文化积淀和跨文化交际的实际能力，提高学习者的学习兴趣，激发学习热情。笔者认为英文原声电影可以使我们接触到原汁原味的英语, 不仅能保证语言材料和语言环境的真实性, 而且还能生动地把文化知识、社交技巧等展示出来, 从而增强对英语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 一、英文电影应用于大学英语教学的优点 英文电影欣赏教学课是一门语言文化课。传统教材和课型侧重语言形式而忽视的是语言的学习而非文化学习。而影视课在提供学习目标语词知识、语用知识的同时也提供了了解目标语民族文化、民族心理因素和行为的机会。英美电影文学课丰富多样的视听材料所提供的语言形式和社会文化语境可以培养学生识别文化差异的能力,激发同化动机, 从而把目标语语词学习与目标语的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 深入地学习并真正掌握该语言。 首先， 有助于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和学习兴趣。从认知心理学角度上说, 让形象和言语结合起来是符合人的认识规律和外语学习规律的。学习兴趣是非常活跃的心理因素, 对学习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学习兴趣一旦形成, 学生便会产生强烈的求知欲, 从而积极主动地进行学习。带有描述性画面的电影对提高学生的语言听力有极大帮助。在同等听力材料下, 那些在课堂上观看电影的学生, 比以声音为媒介来提高听力的学生理解力更好, 尤其是当电影中的对白配以夸张的动作或者电影与相关的图片和背景性文字结合运用的时候。英美原版电影辅助的大学英语教学是贯彻这一原则的具体实践。因此我们可以说音像结合的教学手段能更加全面而真实地展示语言信息, 它能充分调动学生的眼、耳、口等感官去积极捕捉并理解语言信息, 从而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求知欲望和学习兴趣。所以说英美原版电影丰富的内容及其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使语言学习成为一种精神享受, 进而成倍地提高学习效率。 其次，可以促使学生深入了解英美文化。在传统教学模式下,教师对英美文化及社会背景的讲解比较死板、笼统、抽象, 不容易被学生彻底领悟, 而电影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社会文化和生活的最直观、最生动的反映。它包括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反映了最突出的社会问题, 可加深学生对英美文化的了解。这是我们在传统的课堂教学中所不能达到的。要全面深刻地理解语言, 必须了解其中蕴涵的文化背景。因此, 在教学中应该坚持语言与文化并重的原则。英美原版电影可使学生学习语言的同时深入了解英美文化。声像并茂的电影使学生始终处于一个英美文化环境中, 各种感官受到刺激, 再通过教师的适当点拨, 学生就可以在真实环境中潜移默化地学会使用并巩固语言知识。 再次，有助于掌握地道的、口语化的英语表达。通过读书或传统教学模式下的英语学习, 只能靠死记硬背, 机械、被动地掌握, 很难记准确。而通过英美原声电影, 可以让大家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教师再加以强调, 学生们很容易便印在脑海里, 终生难忘。 最后，英文原版电影还能够促进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英美原版电影可以成为外语教学的一个重要手段, 它有助于在一个非外语环境中营造一种外语的氛围, 使学生在这种半真实的语言环境中学习语言, 感受文化差异, 从而增强活学活用的外语交际能力。 二、英文原版电影应用于大学英语教学的方法 首先，要选择适当的放映时间、地点。与传统教学相比, 英美原声电影辅助英语教学, 以生动形象的方式将历史事件、人物、地点呈现给学习者, 图文并茂, 画面动感, 容易给学习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学习内容易记难忘, 不容易产生乏味感, 听、说、读、写、译各技能的训练可以紧密地安排在同一时段, 大大提高了教学效率。经典英美电影的赏析应与多媒体教学平台有机结合, 创造优化的学习环境和良好的教学情境。一般来说尽量把放映时间选在听说课上, 以学生为中心, 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和教师的主导作用。 其次，内容尽量与课本相结合。影片内容应尽量与教材相结合, 大学英语课程设置和课堂安排着重突出学生的读写能力,因此应选择与精读课文主题相关联的影片, 与课堂教学相互补充, 相互促进。 再次，要遵循“由简单到复杂”的原则。简单而又精彩的电影片断是学生听说能力提高的突破点。开始看英美原版电影时要选一些情节简单、语言清晰的电影, 慢慢领略熟悉了电影的语言之后,再循序渐进选一些语速较快、难度较高、情节更为复杂的影片, 以推动学生进步。对于刚入校的大一新生, 他们的语言基础较薄弱, 听说水平有限, 应选择通俗易懂的影片，如《狮子王》等。对高年级的学生, 则选择有深刻文化背景知识、语音纯正的影片。 最后，放映方式要多样化。要坚持整体放映与局部放映相结合的方式。整体放映是完整地展示影片内容。结束后可布置作业, 让学生根据所看影片内容写观后感或影片的简介。但在英美经典电影的赏析中一定要适当穿插教学活动。教师可根据影片所剖析的社会现象或就某个人物让学生展开激烈的讨论, 这有助于改进学生的语音、语流、语速, 提高口语听说能力, 也可以让学生就某个情节进行模仿或改编, 用角色表演的方式展现出来, 让学生主动地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 提高英语交际能力。此外, 影片中还会出现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或经典对白, 可让学生学唱或背诵, 以进一步培养语感, 陶冶情操。 电影欣赏论文:论大学生电影欣赏对传统道德价值的建构与回归 [摘要]电影欣赏不仅仅是枪战、武打、谋杀、游戏与解构，还需要激励、鼓舞、理想、感动与建构。本文论述了通过电影史充满浓厚的人文主义思想文艺片的欣赏，可以对当代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理想与情感教育、道德与责任教育，让大学生在欣赏电影的审美中既得到审美欣赏水平的提高，又强化了传统的人文精神熏陶。挖掘传统人文优秀片，对丰富大学生业余生活与道德价值建构具有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大学生电影 ；传统人文电影；道德审美教育 作为高等院校的娱乐宣传，几乎每所学校都有各种电影观摩与欣赏，国家每年都举行一次大学生电影艺术节，可见我国政府对当代大学生电影欣赏与审美倾向的重视。但从最近几年大学生电影节的电影来看，虽然出现了不少大家认可的电影作品，但总的质量不算很高。学校由于体制原因，为了追求票房价值，学校电影院平常也是以市场电影档线作为标准，都是以美国好莱坞娱乐电影为主，这样，对大学生的审美修养和人文素质并没有多少建设作用。为此，希望大学校园能够将中外电影史册上最优秀的文化片作为选修或业余欣赏课程开设，从而，全面提高大学生的文化与审美素质，更重要的是通过电影的观赏，提升传统道德价值的建构与回归。 传统道德价值的回归主要是因今天消费时代的追求享受与娱乐而提出的，当下整个社会的文明道德似乎在滑坡，国家主义、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及人道主义精神正在被解构，因此，我们希望通过电影的欣赏，鼓舞当代大学生重新塑造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理想主义及人道主义的高尚情操，及对真、善、美追求的人生情怀。 一、战争、英雄与爱国主义精神的塑造 中国及世界电影史上最多的电影题材就是属于战争，无论是前苏联，美国还是中国，战争题材最基本的两大主题就是：爱国主义与英雄主义。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同学们对中国战争题材最优秀的片子已经十分熟悉，《上甘岭》、《》、《英雄儿女》、《地道战》、《闪闪的红星》等看了数次，虽然这些电影有很强的政治教育作用，但如果再对大学生进行强行灌输，估计学校电影院里上座率可能寥寥无几。为此，对于战争片子的放映，我们不能简单地以为表现中国战争的题材才具有爱国主义精神。战争题材电影是一切电影中最能打动人心的，最能让观众得到情绪共鸣和强烈认同的，因为战争中人的生存只有生与死的两种选择，因此战争最能考验人性。将通过战争去表现人性、表现人性的摧残与毁灭、表现男人也有儿女泪、表现美好的爱情在战争中毁灭，而那些在战争中维护了人的尊严，保护了国家领土的完整，坚持了人类的正义，保全了后方的母亲及人民，这样的战士无论是牺牲还是活着，他们都是英雄，都是爱国主义的楷模。因此，对于大学生欣赏战争题材，应该选择具有战争性，人性与复杂性交织一起的，具有深刻内涵和震撼人心的文艺大片。我们可以列举三部片子作为我们教学的案例。 《西线无战事》是一部非常经典的优秀战争片子，被看成是奥斯卡授奖以来第一部有强烈的思想性的作品。迈尔斯通以沉重的笔触和简明精炼的手法写活了帝国主义战争的荒谬无情，透过一名德国士兵从迷恋战争到心冷、心死的每一次心理转变，渲染了战争的恐怖及其对人性的摧残，表达了对人类自相残杀的反感和把人民推向灾难的当权者的厌恶，给人们留下了深深的回味和沉思。《太极旗飘扬》是一部轰动美国及西方世界的韩国大片，电影彰显出强烈的亲情与民族情结。以南北战争这一民族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为题材，《太极旗飘扬》将他们的民族情结发挥到了极至。这部电影让同学们更深刻体会到了人性情感的宝贵，贫困、残酷的内战、阴暗的政治，越是在艰难绝望的时候，人越能流露出自己的真实情感、越是能激发出自己生命的潜能。影片较客观地反映了那段内战时期的真实情况，让我们认识到战争的毁灭与残酷，并对内战提高到更高的理性层次解剖：内战绝大多数都是罪恶的，没有所谓的正义与邪恶，这部影片除了对于内战进行批判外，也赞扬了人道主义，让观众们意识到人权、道德与尊严的重要。《高山下的花环》虽然题材已经不再提起，但那段历史是无法抹去的，作为国内最优秀的战争片子，“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主题完全可以推荐给学生。这部电影歌颂了刚正不阿的雷军长；歌颂了梁三喜、靳开来等指战员为国捐躯的精神，以及梁大娘、韩玉秀为国分忧、忍痛负重的高尚品质。同时，它还通过吴爽利用职权，为儿子搞“曲线调动”的情节，批判了部队的不正之风。它能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能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让学生知道懂得去爱自己的国家、保卫自己的家园！《高山下的花环》是一部内容深刻，感情炽烈真切，震撼人们心灵的好影片！一幅幅的图片记载和镌刻着血与火、生命与灵魂；一帧帧的画面涌动和奔泄着情与恨、呐喊和回忆。它深刻地反映着一个个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日子！ 二、 青春、困惑与积极人格的自我实现 当代大学生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比较个性与富有青春的朝气。但是，在人生成长的道路上，既有快乐，成功，友谊，温情，但也有青春的烦恼、学习事业的失败及爱情的困扰。通过对中外最优秀的青春电影片子的欣赏，让大学生们学会正确对待自己的青春时光，珍惜生命与快乐，摆脱烦扰，追求理想，塑造一种积极、健康、阳光、帅气的青春个性。国内反映青春题材的片子数量非常多，绝大多数都是与革命战争的热血与牺牲联系在一起的，同学们对《青春之歌》、《青春祭》、《庐山恋》都比较熟悉，因此，针对今天学生的特点，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具有真正青春经典意义的作品，让同学们可以从电影主人公形象上吸取正反两方面的人生经验和力量，拥有一种正确的生活观、爱情观、理想观和事业观。为此，我们推荐三部作品，作为经典的青春片予以欣赏。 《情书》是一部清新隽永，让人永远难忘的日本影片，是导演岩井俊仁（又有译成岩井俊二的）的剧场电影处女作。这部电影与其说是演绎了少男少女间情窦出开的故事，不如说又激起了成年人心中最深处的情感涟漪，仿佛所经历的一切又被电影洗涤了一遍。想忘却而未忘却的记忆变得更加鲜亮了……阿树对渡边博子说过，喜欢她是因为一见钟情，而她那时还不知道，那是因为她长得像阿树第一次喜欢的女生，岩井俊二就是用电影委婉地诠释了有些人的内心情感“秘密”。导演岩井俊仁片子风格迥异，有的清新温暖简单宁静，如《情书》、《四月物语》；有的残酷暴虐而又绝望，如《关于莉莉周的一切》，但《情书》确实是一部最值得欣赏的电影。《男孩别哭》是1999年由希拉里・斯旺克主演的电影，是当年获得诸多奖项的优秀片子，因为里面涉及到了性的更改和同性话题，比较受争议，但是这一切都不足以掩盖这个片子的光芒。这个片子对所谓的道德伦理进行了一些颠覆以及抨击常人对同性恋女孩的残酷行径。影片最为纯洁美丽的画面与血腥而且残酷的画面相互交织，令人震撼。通过这个片子，让大学生正确认识自我，认识性的选择性与多元文化的现代价值观。中国第六代导演王小帅的电影《十七岁的单车》，2001年入围第51届柏林电影节赛单元，王小帅被认为是电影节中的一匹黑马，也成了第六代导演代表人物之一。这部电影以城市最底层北漂小青年作为主人公，展示了青春少年生存的艰难及外乡人在北京面对的挤压。《十七岁的单车》中，王小帅告别了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冲突，开始试图进入平民的核心。这部电影以现实主义叙事风格的回归手法，通过一部单车表现了17岁少年的青春祭奠。 三、 苦难、人生与人性崇高的追求 中国近代、现代历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苦难史，中国电影百年的历史几乎是中国百年苦难的艺术反映史。 “苦难”是艺术最大的主题之一，在电影艺术中，表现个人命运的悲剧，民族灾难的悲剧及一个国家整体的悲剧影片十分繁多，“苦难”成了电影的一个课题。优秀的影片，让人通过“苦难”去思索命运，去了解生存的艰难，去表现人生意义的探索，在苦难中体验生命、思索生命、张扬生命。中国第五代导演，以多种电影手法与写实性镜头去表现中华民族的生存艰难，在艰难中表现出我们民族的坚韧不屈与忍辱负重的个性，《黄土地》、《人生》、《活着》、《红高粱》、《黄河绝恋》、《嘎达梅林》……，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乡村的生存秩序与艰难处境。在粗犷的大自然与贫穷的生活现实环境中去表现个人、民族及国家的命运。《地震》、《龙卷风》、《活火熔城》、《天地大冲撞》等展现人类在自然灾难面前的无能为力和坚强不屈；《泰坦尼克号》、《紧急迫降》、《恐怖地带》等则充分展示了人在技术社会里对不被自己了解或控制的技术灾难的恐惧无助和劫后余生的生命体验；《现代启示录》、《猎鹿人》、《细红线》、《辛德勒名单》、《发条桔子》等则向观众展示了人的生命在人为的灾难（如战争、暴力犯罪）面前既是无比脆弱，不值一钱，又是弥足珍贵，至高无上。人类的生命价值正是在生存形式的变幻中不断得到实现和充实，人活着不管是享受生命，还是含辛茹苦，这些影片都是展现了生命之光的闪耀。我们以三部表现苦难、叙述人生、追求崇高作为课堂的经典影片推荐，同学们在电影镜头面前感伤、惆怅、痛苦及欢乐之后，对人生、情感、生命、人性及崇高的道德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与感悟。 《辛德勒的名单》是上世纪90年代最佳美国电影之一，将作为电影史上永恒的光辉而存在，它是电影史上一部经典中的经典，斯蒂芬・斯皮尔伯格的名字也将与这部影片联系在一起而永远流传下去。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对《辛德勒的名单》评论说：“它让德国感到震惊，让世界感到震惊，它真实地再现了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恐怖罪行，它让我们重新回忆和审视那段历史，我们愿以真挚无华的追思，共同思考和感受那段历史的伤痛。”导演斯皮尔伯格对二战期间德国纳粹屠杀600万犹太人惨剧的回顾，影片以悲观阴郁的基调和富于强烈戏剧张力的惊悚元素，透过主人公辛德勒的眼睛，重回二战时波兰的科拉科，带领人们经历这个城市从繁荣到废墟的一切，同时在那个没有人性的年代中努力寻找人性的微芒，最终揭示了一个主题――人类自身对战争凝重的反思。在科拉科集中营里，幸存的犹太人用自己保存下的一颗金牙，也是他们战后仅存的惟一的所有，为辛德勒铸成了一枚戒指，刻上了犹太法典上的一句希伯莱经文：“救一条命等于救全世界。”正是战争中人性的魅力，让全世界观众相信，高尚的人性与得到最终会战胜邪恶与战争。 《天堂的颜色》是一部描写儿童苦难的极为优秀的抒情片，是儿童电影的最高杰作，本片在2000年国际影坛被受广受关注，获得了代表伊朗角逐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资格。每个看完电影的同学内心的激动无法平静，甚至在影院里随着镜头的拉开而悄然流掉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都有难忘的回忆，无论快乐与不幸，童年的人性最天真、最纯洁、最令人感动。在电影世界中，虽然北野武与侯孝贤都以似乎相同的格调与风格回忆了他们的童年，但对大学生来说，可能最接近他们的影片是《妈妈再爱我一次》、《暖春》这样直接展示儿童苦难命运与人性考验的作品。《天堂的颜色》则是另一种表现风格的优秀电影，美国《华盛顿邮报》评论说，这是“一部平实而简单的感伤电影。曾拍过令人喜爱的作品《天堂的孩子》的导演麦基迪，创作出这部故事、颜色与结构都能绝妙地交融的影像织锦绘。就如同其它伟大的伊朗电影一样，《天堂的颜色》以最简单的故事，牵引出你最深沉的情感。”导演麦基迪喜欢通过小孩的视角来诠释成人的世界，因为在他看来儿童眼中的世界才是最真实、最动人的。在影片中，盲童穆罕默德的境遇更令人悲伤，他将永远生活在黑暗中却在自己的心中升起了一个色彩斑斓的天堂。妹妹、奶奶及父亲每个人都那么感人。 最后要推荐的一部影片是中国的《天云山传奇》，当代大学生很多没有听说过的一部电影，但在百年电影历史上绝对有它的价值。该影片是我国导演大师谢晋的优秀作品。之所以为同学推荐这部片子，是让同学们了解“”，缅怀他们爷爷、奶奶的青春岁月，更是让同学们懂得什么是真爱，什么是人性中最善良、最崇高与最感动的成分。虽然有特殊年代的政治因素，（下转第60页）（上接第54页）但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个历史转折点的时代背景学生非常熟悉，电影中罗群、宋薇、冯晴岚三个主人公及同学关系，他们之间的恋爱与婚姻的展示，充分体现了“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全片抒情气息非常浓郁，特别是一组比现在贾樟柯使用的长镜头还更长的，足足有十分钟左右的画面，可以说是中国当代电影画面最感人和最催人泪下的经典镜头之一：右派分子罗群被他的同学及老婆宋薇抛弃了，在低矮的破旧茅屋里孤独的病得即将死去，此刻，一直暗恋他而没有结婚的老姑娘、小学教师冯晴岚不怕别人的谣言与政治风险，主动承担起了照顾罗群的生活责任，她用木板手拉车，独自在大雪中拉着病入膏肓的罗群，灰色的天空、飘飞的雪花、蹒跚的步子、缓缓移动的手拉车、悲怆的音乐……这组长镜头将故事推向高潮，让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同学、一个暗恋者、一个妻子的形象，而仿佛是一个伟大的英雄母亲、一名与政治邪恶斗争的“丹娘”、一名捍卫人性与尊严，追求崇高生命的坚强女战士。正是冯晴岚的光辉形象，让我们对这部电影表达的苦难、人性、尊严与崇高的人生意蕴一直深深感动。 作为当代大学生电影欣赏的题材与影片是多层面的，个人兴趣的选择也是迥然有别的，但是，如果将电影欣赏作为学校的选修课程，既让学生得到了学分，又提高了学生欣赏电影的积极性。我们应该选择一些具有人文主义积极思想的经典电影，通过生动的电影故事，让大学生在欣赏电影的时候达到情感教育与道德教育，提升自己的人文素质，主动追求人性中的真、善、美，对人间的苦难赋有一种人道主义的同情心和道德责任感。总之，优秀的电影欣赏，对当代大学生的传统道德价值的建构与回归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作者简介]茹秀华，(1961- )女，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德育、音乐艺术与电影欣赏。 电影欣赏论文:英文电影欣赏与英语学习 [摘要]英文电影是英语学习的必要手段，它能增加学生自主学习的效果，它在学生自主学习过程中有着兴趣激发、语言习得、思维创新等功能。但在使用英文电影进行教学时，更要注意看电影学习英语的具体方法，把握好看电影学外语的各个实践环节。英文电影欣赏与自主学习相结合，才能最有效地发挥电影在英语学习中的作用。 [关键词]英文电影；英语学习 电影，这种古老而传统的娱乐方式在英语学习活动中,无疑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英语作为一门人文类的语言学科,高效的记忆和对其浓厚的兴趣是学习、掌握这门学科的基础,因此,充分利用各种有效的学习手段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调动学习的积极主动性是英语学习的关键。 一、英文电影是英语学习的必要手段 鲁迅先生曾预言:“用活动电影来教学生,一定比教员的讲义好,将来恐怕要变成这样”。电影学习手段能给学习者创造一个轻松舒适的环境,增强学生对语言学习的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兴趣对学习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教师的督促和简单的说教。为学习者提供生动逼真的情境、丰富多彩的资源,从而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充分调动学习者的视觉、听觉。学习者只有对英语学习有积极的情感,才能保持英语学习的动力及较高的学习效率。消极的情感不仅会影响学习的效果,而且会影响学习者的长远发展。大学英语学习主要是通过课堂学习使学习者获得语言知识,但缺乏在自然的英语语言环境中习得的条件。而英文电影学习的作用相当于为学习者提供了一个习得语言知识的条件。它通过可视素材使学习者如同置身于英语的语言环境中,了解和掌握英语国家人民在真实的英语交际中语词的运用。英文电影以真实、生动和形象的语言材料使学习者得到大量口语化的语词,在“真实的交际”环境中通过习得词、搭配义、句法功能和感情色彩,从而地道地掌握现实交际中英语的表达形式,而且视听说相结合的教学形式能激发学习兴趣,多感官调动能帮助学习者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语词信息。传统教材和课型侧重语言形式而忽视语言形式的社会意义及在实际场合的适用性。而英文电影将英美国家真实的社会交际带到了学习活动中,使学习者“身临其境”,了解到语词与环境地点、语词与说话人的地位、语词与场合的正式与否等的相互关联。掌握怎样在不同环境,针对不同对象遣词造句。在学习语词的同时学会交际中的语用规则。通过这种教学,还可以学到口语表达中合理的冗余技巧和手势、表情等非语言运用对言语的修饰作用,如强调词势、节奏感对气氛的烘托,对情感的抒发等。学会灵活运用这些技巧,能使之更好的服务于交际的不同需要。 二、看电影学外语的实践环节 1．迈出关键第一步：硬着头皮看。 初次看英文电影的感觉是又喜又悲,喜的是能较直接感受到中西生活方式及文化的不同,也能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悲的是很多人除了听懂简单的几个单词就全靠画面理解电影的主题了。坚持多看几部,会渐渐熟悉基本情节,习惯不同背景下人物的言语表达及发音,至少能看下去了。 2.了解文化背景及历史知识。 电影是我们了解西方文化生活的一个真实窗口,比如《Jesus Christ》让我们了解圣经故事及其在西方文学中的作用与地位。《National Geography》使我们有机会了解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及大自然的神奇。这些对提高英语能力和人文修养都很有帮助。 3．通过电影掌握地道的口语。 电影中有大量的习语、俚语及略语甚至是一些非语言的东西,这是真实生活的交际形式的一个侧面反映,而且各个阶层的人所处的生活背景也不尽相同。 4．音乐及英文歌的欣赏。 电影的主题曲及背景音乐会让人情景交融,一些奥斯卡名片的音乐至今传唱。 5.积极主动，成为学习中心。 在英美经典电影的赏析中,学习者不应处于被动、消极的地位,而应成为学习活动的中心。电影教学应按照交际法的教学原则,以学习者为中心展开活动,尽力营造有利于交际的语言环境,激发学习者的想象和创新能力，确保学习者积极参加活动并有足够的练习机会。应设计丰富多彩的活动,调动学习者参与课堂活动的积极性,以提高英语综合水平。可根据影片所剖析的社会现象或就某个人物性格让学习者展开激烈的讨论,学习者就某个故事情节进行模仿或改编,用角色表演的方式展现出来,主动参与到学习活动中,提高交际能力。 三、培养利用英文电影自主学习的能力 学好语言,课堂的系统讲授与“学得”(learning)固然重要,课外的语言环境与“习得”(acquisition)更是不可或缺。目前国内的英语学习环境已大为改观,除外籍教师、英语授课等课堂因素外,英文读物、电影、录像等更是触手可及。有了良好的学习环境,学习的自主性便显得尤为重要。英语教学的目标应当是学习者的独立性(learner independence),也就是说,让学习者成为学习的管理者,根据自身的语言需求制定学习目标和计划,选择学习材料和方式,自主进行学习和评估。对电影“知之、好之、乐之”,才能最有效的发挥电影的作用。 首先，根据自己的爱好、需求和语言能力，选择电影,查找相关资料,控制放映进度,随时中断、定格、回放、决定是否使用字幕,保证适度的理解。同时，寓学于乐，心情轻松、愉快地观赏电影。 其次，专注于电影本身的娱乐、信息功能。增长知识,陶冶情操,提高素质,体会到运用语言的乐趣,却不必时时为语言分散了注意力。 最后，在重复观看电影时以训练发音、学习语言、提高听力技巧为目的,选取精听/观部分,通过配音、模仿、选看英文字幕、预测等活动提高语言能力。 另外，写影评、谈观感、参加电影模仿/配音比赛等形式把语言的输出和输入结合起来，或者就某个精彩片断反复播放,角色扮演,背诵精彩片段。良好的电影观赏习惯和学习自主性会向其他领域迁移,如看电视、利用网络资源、课外阅读等,都能成为英语听说读写的契机。 接触语言、使用语言一旦成为习惯,学习者会终生受益,不断提高语言水平。经典英文电影的赏析是促进英语教学的有效手段之一,它综合了听、说、读、写的各种基本技能的锻炼,既能提高听力理解力,学到活生生多姿多彩的语言,又能了解英语世界的风俗民情、价值观念、人生百态,还能提高艺术欣赏水平,提高自身素质。 [作者简介] 石颖（1980―），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现就职于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外语系，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姜力（1972―）， 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现就职河北政法职业学院外语系，研究方向：典籍英译。 电影欣赏论文:试论播客与英文电影欣赏的结合 [摘要]英文电影欣赏对大学语文教学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它可以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听说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和学习英语的兴趣、然而，利用传统教学方式学生难以欣赏到足够的影片。因此，基于播客传播的信息主要以音频和视频信息为主；写英文电影欣赏相结合，是一种新模式。当然其成功与否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来检验。但广大师生都应该在思想和行动上充分利用其有效性，从而为教学服务。 [关键词]播客；电影欣赏；英语水平；途径 一、引言 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新的技术不断涌现，播客(Podcsst)是继E-mail、BBS、ICQ、博客(Blog)、维基(Wiki)等交流方式之后又涌现出的新型信息交流方式，它能将文字、图片、动画、声音和视频等素材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并通过网络将人们联系在一起，让资源与资源使用者、使用者与使用者之间开展有效的交流沟通，尤其是它摈弃了文字博客的不足，有效地将音频、视频素材融入其中。与传统的Blog相比，Podcast更能展示个性，更有针对性，同时又拥有更强大的交互能力。“播客”用声音传达信息，“播客”的内容更富有感情，更具个性，形式多样，有故事播客、脱口秀播客、音乐播客、文学播客等。随着播客技术的发展，播客正开始进人教育领域，出现了教育播客。基于播客最显著的特点即播客传播的信息主要以音频和视频信息为主，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把播客和英文电影欣赏教学结合起来，对促进大学英语教学是一个有益的尝试与探索。 二、英文电影欣赏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作用与现状 电影是语言教学的有效手段之一，它可以起到传统课堂教学无法比拟的作用，它可以作为传统课堂教学的有益补充。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引入英文电影欣赏课可以有效地弥补课堂教学中真实环境语言输入的不足，对于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有着积极的作用。 首先，大量的英文电影欣赏可以有效地促进学生的听说能力。任何交际行为都是在一定的场景中实施的。电影故事情节取材于生活，其中的场景、道具及其他方面都充分展示生活的真实。因此，看电影时，学生有亲临其境的感觉，这等于把语言学习放在真实的交际情景中进行，无疑使语言学习十分真实自然。经常看英文电影，学生就会逐渐地学会在不同情景中得体地使用语言。同时，电影展现的是生活中的真实情景，演员说的英语也是生活中本族语者说的英语。经常看电影可以学会地道的英语表达方式，可以有效地减少“中式英语”，也有助学生掌握正确的语音。 其次，英文电影欣赏可以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增加学生对英美文化的了解。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学习一门外语不可能不了解相应语言国家的文化背景知识。电影是一面镜子，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的最直观、最生动的反映。它涉及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反映了一些突出的社会问题。通过英文电影欣赏，学生可以加深对英语国家文化的认识，了解中英文化差异和思维方式，提高跨文化交际的能力，从而进一步提高听说读写各方面的能力。 第三，英文电影欣赏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电影丰富的内容及其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可以很好地保持学生的学习兴趣，使英语学习从课堂教学的单一与枯燥中摆脱出来，使语言学习成为一种听觉享受、视觉享受、精神享受，进而成倍地提高学习效率。 据调查，绝大多数大学英语学习者对英文电影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和期望，许多学生把英语电影欣赏作为一种提高英语水平的有效途径。然而，由于大学英语教学的课时较少，利用课堂教学时间来安排英文电影欣赏就显得捉襟见肘，一般学校不开设专门的视听课，学生在一学期内只能在听力课时间观看一两部英文电影，这对提高英语水平来说显得微不足道。而教师布置学生课后个人观看又不太可行。一方面，学生可能缺乏自觉性，教师也缺乏对学生的监督性。另一方面，学生的观看也带有盲目性，不利于英语水平的提高。因此，探索一种把新型的信息技术播客应用于英文电影欣赏的模式，使学生在进行英文电影欣赏中提高英语水平，是一个必要和有益的尝试。 三、播客及其使用方法简介 Podcast，中文译名尚未统一，但最多的是将其翻译为“播客”。它是数字广播技术的一种，出现初期借助一个叫“iPodder”的软件与一些便携播放器相结合而实现。Podcast录制的是网络广播或类似的网络声讯节目，网友可将网上的广播节目下载到自己的iPod、MP3播放器或其他便携式数码声讯播放器中随身收听，不必端坐电脑前，也不必实时收听，享受随时随地的自由。更有意义的是，你还可以自己制作声音节目，并将其上传到网上与广大网友分享。就像博客颠覆了被动接受文字信息的方式一样，播客颠覆了被动收听广播的方式，使听众成为主动参与者。 播客的使用主要分为两个方面：创建播客和收听收看播客。 1、创建播客。 我们可以利用现有的软硬件制作与播客，过程并不复杂。主要步骤如下： (2)将录音文档存作MP3格式文件。 (3)上传该MP3文件到网站。 (4)有播客附集(podcast as an enclosure)的RSS源。 播客使用的是一种基于XML的叫做RSS的技术，这种技术正在被越来越多网站用来提供即时信息。不同的团体用这种方法把新的内容和信息列在一个XML或RSS文件里。很多网站会用XML或RSS来标示它们提供RSS源。 2、收听收看播客。 用户把播客(MP3格式)下载到电脑就可以在任何时候收听。另外，也可以把播客下载到MP3播放机，这样用户就可以随时随地按自己的要求去听播客了。搜寻和收听播客的步骤为： (1)找到并订阅一个播客源(XML或RSS)。 (2)在线选择和收听收看播客。 (3)下载和收听收看播客。 (4)把播客下载到MP3播放器上。 四、播客与英文电影欣赏相结合的可行性与模式 播客传播的信息主要以音频和视频信息为主的特点，因此把播客与英文电影欣赏相结合是一种较好的选择，也是可行的。利用播客，可以有效地利用学生的课外时间使学生进行英文电影欣赏。现在大学生的上网条件较好，因此收看或下载播客上播放的英文电影比较方便。具体来说，播客应用于英文电影欣赏的模式如下：1、教师选择适合的英文影片上传在播客上。2、教师布置学生在一定时间内收看播客，并布置一些针对影片的问题或让学生观看后写出观后感，这样教师对学生的观看行为就有了较为有效的监控性，播客用于英语教学目的的实现就有了一定的保障。3、教师也可对学生分组，使学生能够对影片进行交流。4、在规定期限截止前，学生上交个人或小组的有关影片的作业，或让学生进行互评。5、教师对作业进行讲评，评出优秀作业，以此作为对学生的鼓励。然后开始下一部英文电影的欣赏周期。 五、结语 播客在目前还是一个新事物，它应用于教育教学方面的案例还比较少。因此，播客应用于大学英语教学英文电影欣赏课的尝试与探索的成功与否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来检验。然而，作为一种新技术，广大师生都应该在思想和行动上充分利用其有效性，从而为教学服务。教师与学生都要提高自己的信息素养，教师更是需要具有很高的综合素养，例如播客制作技能、影视欣赏与鉴别能力等。另外，在播客的使用中，也要认识到播客的安全性问题，提高自身的网络道德素养。总之，随着人们的进一步探索，播客在包括大学英语教学在内的教育教学领域里将会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电影欣赏论文:欣赏心理电影 促进心理健康 [摘要]心理电影是伴随着人们对心理的逐渐认识而逐渐发展起来的，成为心理咨询的重要辅助手段，并得到了主流心理学界的认可。心理电影欣赏是目前受到广泛关注的一种心理咨询的重要辅助手段，对于预防和治疗身心疾病、调适不良情绪、培养健康情感和协作精神、促进自我表达、开发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等，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心理影片的欣赏，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观众自己欣赏；另一个层次是属于心理医生对心理影片的解析。 [关键词]心理电影；电影疗法；心理电影欣赏 在工作、生活、情感重压下，郁闷、灰心、沮丧、猜疑等各种思想问题堆积成了都市人的精神疾病。2007年中科院心理所“国人心理和谐状况的研究”项目组发表了《2007我国民众心理和谐状况研究报告》。研究表明75.8％的民众心理和谐的总体状况介于“不确定”和“比较和谐”之间，但仍未达到“比较和谐”的程度，离“非常和谐”更有段距离。有4.4％的民众心理不和谐。少数心理不和谐的人群，有可能转化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人群。在这方面，心理学家采取各种积极举措，不断扩充治疗手段，增加治疗内容，更新治疗方案，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欣赏心理电影就是一种治疗的新方法。 一、何谓心理电影 心理学是研究人的行为和心理活动规律的科学，所以严格地讲，所有的电影都包含有心理描写的成分，反映了人的精神世界。而我们界定的心理影片，是指在现代西方心理学发展成熟后，反应或展示某种心理学原理或者典型心理障碍的电影，其主题往往更集中于表现人的内在精神世界，它以人性和心理作为其情节的工具和底色。心理影片就如同一个个现实的案例，一段段丰富的、真实的，或者极端的生活片段再现，把人性中的黑暗病态，和人性丰富、正向的一面都生动鲜活的呈现，给观影者带来身临其境的直观对应和深切触动。当艰深的心理学搭载在电影这种喜闻乐见的形式上，就成为引发公众对心理学产生兴趣，吸引公众了解和学习心理学健康知识的良好途径，这也是目前日益流行的开放式、引导式的传播模式。 二、心理影片的发展历程 心理电影是伴随着人们对心理的逐渐认识而逐渐发展起来的。作为一门反映人类生存活动的综合艺术，电影自其诞生起就一直没有脱离过精神病学和心理学发展的轨迹。 中世纪以前，人们把精神病看成是魔鬼力量的体现，因此，残酷的拷打、禁闭、火烧、水淹放血等所谓“驱魔”手段就成为治疗精神病的方法。这给无数精神病人带来悲惨的后果。17世纪以后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精神疾病是一种需要医治的疾病。1798年法国精神病学家彼奈尔首次废除了对精神病人镣铐加身的管理制度，推广精神疾病的概念，成为现代精神病学诞生的标志。但是这种认识也是肤浅的，人们无法去治疗精神疾病。此时有声电影问世不久，精神病人只是电影中悲剧人物的结局。1916年，德国心理学家雨果・明斯特伯格发表《电影：一次心理学研究》，提出“电影不存在于胶片上，甚至不存在于银幕上，而只存在于把它实现的思想中”的立论，强调电影是 “一种心理学游戏”，做了电影心理学研究的初次尝试。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渗入电影理论领域。精神分析学的重要范畴，如无意识、潜意识、镜像阶段、初始场景、浓聚、移换、窥视癖等概念被用于解释电影的机制、观看主体的心理活动、电影作品的创作和感受过程，从而形成现代西方电影心理学的新阶段。一大批以精神病学和心理学为线索的优秀影片重现了好莱坞影坛昔日的辉煌。特别是近年来，表现人类异常行为更是国际影坛上形成趋之若鹜的一股热潮，吸引了大量投资和观众，其中较为熟悉的近期作品有《雨人》、《沉默的羔羊》、《本能》等。这些影片已成为世界电影宝库中的经典作品，是人类艺术成就中一笔珍贵的财富。近年来，心理电影出现了新的趋势，人们开始关心精神病人的生活，电影中也开始出现描写精神病人的生活片、言情片。如《飞越疯人院》、《阿甘正传》、《美丽的心灵》等。另外，也有许多心理电影探索着未解的心理问题，使人们对心理有更深的了解。如周润发主演的《赌王》、黎明主演的《双雄》分别对失忆、催眠进行讨论。心理影片的崛起和流行使得心理学家开始利用电影与病人沟通，借此令沉默的病人吐露心事。最先把电影艺术与心理治疗结合起来研究的法国著名的电影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安・麦茨，他认为电影是与人的“利比多”打交道，也就是说，电影在同人的需求或欲望打交道，在与人的性格发生接触和交流，进而影响人的心理活动机制。经过十几年来的临床实践，英国心理医生弗德尔发明了“电影疗法”，于2003年得到了英国心理及精神病领域最具权威机构――英国皇家精神病学院的正式认可，该学院建议将他的心理治疗方法在全国推广。近年来，在欧美许多国家，“电影疗法”正成为心理咨询的重要辅助手段，并得到了主流心理学界的认可，美国主流社会已广泛接受这种疗法。 三、如何欣赏心理电影 欣赏电影不同于看电影。在日常生活用语中，我们通常把走进电影院去接受一部影片称之为“看电影”，而很少称之为“欣赏电影”。欣赏电影意味着更深一步地对影片的介入，这种介入是否可能，便取决于欣赏者在知识、经验和审美意识方面有没有更充分的准备。他对一般的生活经验和理论知识上的积累，他所具有的审美意识的修养，他对电影艺术的掌握程度，都直接影响着他对一部影片的欣赏。所以，欣赏电影又要比一般的看电影具有更强的接受影片的能力。 赏析心理电影又不同于一般的电影欣赏，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感情投入，而是要带着问题去看，特别要重视其中的情绪以及象征；也不是将一部影片看完之后，再加上心理点评分析就叫心理影片赏析，而是从专业心理学的角度走进片中人物的内心世界，感受角色的心灵言语。在心理咨询师的带领下，通过对剧中人物的心理活动与行为表现进行分析，可以更深的领会影片内涵和观影启示。观众在欣赏电影的视觉冲击、视听享受，得到心理休闲和放松身心之余，也能品尝到深入浅出、营养丰富而回味良久的心灵大餐。 对心理影片的欣赏，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观众自己欣赏，通过对剧中人的心理活动与行为表现进行欣赏和分析，揭示其内涵和启示，从而推动人类对自身的再认识，在别人的故事里解读自己的生命体验，在深层次认识自我的基础上重新规划自我。观众在欣赏电影的时候，观众并不是被动地接受电影的信息，而是在积极地思考，对于情节的推进不断作出期待、预测和判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中获得自己需要的东西。这种形式也日益成为公众了解和学习心理学健康知识的极佳方式。 另一个层次是属于心理医生对心理影片的解析。他需要陪伴读者从专业心理学的角度走进片中人物的内心世界，深刻感受角色的心灵言语，是对电影内容在心理学层面呈现的常识和规律的深度探讨，并以心理学视角来关心影片故事的感染力在哪里? 对心灵的冲击力和吸引力在哪里?从而利用剧情来进行心理治疗。弗德尔医生自己从小就是个电影迷，喜欢看各种艺术片，但直到15年前他为一位女子进行心理咨询时才产生“电影疗法”这个灵感的。“她的丈夫背叛了她，当时她脸上的痛苦表情让我想起影片《码头风云》中马龙・白兰度扮演的角色，当他发现自己一直崇拜的兄弟是个骗子时的神情与这位病人的神情一样。我问她是否看过此片，她的脸一下子亮了起来，说‘对，我就是那种感觉’。”结果因为“对症下药”，女患者受到电影启发逐渐摆脱了心理障碍，获得新的生活。同时，心理影片欣赏并非只是剖析、揭露和治疗，更是引导、启发和鼓舞。心理学希望人们了解和解决的，并非只是人性中的黑暗病态，它更启发人性丰富、正向的一面。我们在电影中看到自己，因为从旁观的角度观看自己，所以可以把自己看得很清楚把问题想得很透彻，心理的问题不就是这样的吗，因为看不明白所以走不出去。既然看明白了，所有的痛苦伤悲都可以更理性更客观更加正确地判断和抉择了，这就是电影疗伤的秘密。这对男性或有难言之隐的病人尤其有用。 四、心理电影的选片原则 在心理治疗需要用到的影像资料中，可以是整部电影，也可以是电影片段，通过一定的解说，使观看的患者产生某种领悟，在影像、音乐、对话等全方位的冲击下对自己的人生状态产生思考，以此起到治疗的作用，但并不是随便选取一部影片就能达到目的，“电影疗法”的关键是找到产生强烈共鸣的影片，因此在选片时要遵循一定的原则。 1　反映心理问题构成的环境。 我们可以选一些关于青少年成长系列的影片。这类影片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帮助咨询师完善自己对儿童青少年成长中各种影响因素的理解。例如父母的教养方式与态度，童年人际关系，儿童青少年的性启蒙、虐待等等。类似的影片有：《美丽人生》、《第一滴血》或《阿拉伯的劳伦斯》、《帝国反击战》等等。这类影片适合群体观摩，对象可以是进行父母教育、青少年教育，也可以是对探索自我内心世界感兴趣的成年人。观看完毕展开讨论，也可以是团体咨询。 2　反映某些心理疾病的临床表现。 我们可以选一些关于心理、精神疾病症状表现系列的影片。这类影片形象、生动地再现了一些疾病，例如：抑郁、强迫、幻视、妄想、人格分裂、人格障碍的症状。比如性心理变态电影杰作《钢琴师》；展现精分患者的幻觉世界的《美丽心灵》或《飞越疯人院》；治疗酒鬼就让他看《酒鬼岁月》或《玫瑰》等等。这类影片原则上不适宜大范围观摩，只限于特定的患者。 3　展示某些经典治疗方法的理论与技术的影片。 希区柯克导演的《爱德华大夫》，对后来的精神分析影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库布里克导演的《带发条的橙子》堪称行为主义经典影片，这就是以行为主义心理学实验发展出的“厌恶疗法”。这类影片更多的是专业人员观摩、交流、讨论。 4　开阔心理学工作者的视野。 我们可以选一些关于人生道路选择系列的影片，这类影片可以在极大程度上开拓面对这类问题的视野。并且有些影片本身就做出了反思给出了一些选择的根据，也是可供咨询师和来访者共同讨论思考的。比如肖恩，加瑞提导演的《清醒》中展示了一些心理咨询技巧。这类影片不适宜群体观摩，除非是专业人员内部。 5　人际交往系列。 选出的此类影片，能够较为形象、生动的展现人与人际互动的部分场景，也能给出我们不同角度的反思。美国电影《断臂山》和《海上钢琴师》让我们能够看到复杂的人际关系。这类影片适合群体观摩及讲解。 总之，运用电影艺术作为一种心理治疗手段是可行的。它可以让我们在光影世界的心灵分享中，休整略感疲惫抑或麻木的灵魂，在别人的故事里解读自己的生命体验，整理自己淤积的情绪，在深层次认识自我的基础上重新接纳自我，带着一份如阳光般温暖、轻盈和纯粹的好心情，投入新一季的生活和工作中去!

编辑出版学专业论文: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建设的逻辑误区 课程逻辑的系统性决定了其传递知识的高效性，它是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建设的基础。错误理解学科逻辑，以学科逻辑替代课程逻辑，违背学科逻辑，忽略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和学生职业发展逻辑，已经严重影响到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建设。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建设当务之急就是转变将课程逻辑结构简单化为学科逻辑的观念，在课程设置和课程内容组织中兼顾学科逻辑、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和学生职业发展逻辑，使学生通过学习，真正掌握编辑出版课程内容，为以后从事编辑出版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设置；课程建设；逻辑误区 课程体系反映一定的教育思想，决定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规格、质量和水平。它是根据一定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根据相关学科知识及时间环节，按一定比例及逻辑顺序排列组合而成的知识系统。与学科专业知识及时间环节一样，各门课程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即课程体系的逻辑结构，也是决定课程体系质量的关键因素。近年来，国内不断有学者在教育学、管理学、体育学等课程领域探讨课程体系的逻辑结构问题。比如，林有祥的《对教育学学科逻辑结构的思考》(《求索》2006年第2期)，郑开玲的《管理学应该从何处开始——对管理学学科逻辑起点的寻证》(《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张建华、芦平生的《体育课程的逻辑起点问题》(《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等，它们对探求高校本科专业课程体系的逻辑起点、厘清课程建设思路、明确课程发展方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在编辑出版学本科课程体系建设上，学界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课程承载的专业知识内容质量和学时分配比例等问题上，对专业课程体系逻辑结构的研究严重不足。据笔者发现，当前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建设至少存在着以学科逻辑替代课程体系逻辑、违背学科逻辑、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关系不明和忽视学生职业发展逻辑等逻辑误区。这些问题已经影响到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的建设，是造成学科争议、门类芜杂、结构不合理、随意性强、针对性差等问题的重要原因。有鉴于此，有必要通过分析这些问题，检讨当前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的逻辑结构，寻求课程建设与发展的新的突破口。 一、以学科逻辑替代课程逻辑 每个学科都必须遵循自己特有的学科逻辑，将所涉及的知识领域的概念系统按照逻辑顺序加以叙述，编辑出版学专业也不例外。编辑出版学学科逻辑提供了探索编辑出版活动规律、解释编辑出版现象的视角、方法和过程，并为对编辑出版学研究和实践有共同兴趣的人们搭建了一个进一步拓展知识结构的平台，是研究编辑出版活动获得系统化知识、建构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的基础。从这层意义上说，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首先必须遵循编辑出版学科的学科逻辑。多年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建设的实践也表明，遵循学科逻辑，才能避免课程内容重复，保证课程之间衔接紧密。 编辑出版学课程是根据一定的教育理念，按照人才培养目标、出版产业对出版人才的需求以及编辑出版职业特点，选择课程设计者认为应该掌握的思想、知识与方法，传递给编辑出版学专业学生的科目和进程。因此，编辑出版学学科逻辑并不等于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逻辑。编辑出版学课程体系所遵循的逻辑，除了编辑出版学学科的逻辑外，还应当兼顾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和学生职业发展的逻辑。也就是说，编辑出版学课程体系的逻辑结构应当是由编辑出版学学科逻辑、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和学生职业发展逻辑组成的多元逻辑体系；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应当按照这一多元逻辑体系，将知识内容分配到各个范畴中。但是，由于目前学界对编辑出版课程体系的逻辑结构问题缺乏足够的重视，导致课程体系建设过程中片面强调学科逻辑，以学科逻辑取代课程逻辑，将课程体系必须遵循的多元逻辑体系简单化为单一的学科逻辑，严重忽视了出版产业人才需求逻辑和学生职业发展逻辑。 这种以编辑出版学学科逻辑取代编辑出版学课程体系，仅按学科逻辑将编辑出版学专业知识累积到课程中去的做法，对编辑出版学课程设置和课程内容选择造成许多负面影响。最突出的表 现是学生远离真实的产业发展环境，难以将专业知识运用于编辑出版工作实践，忽略了学生未来职业发展的需求。在“象牙塔”专业教育作用观指导下，课程设置和课程内容严重滞后于时展，严重脱离出版产业对人才知识结构的实际需求。此外，将课程体系限定在学科逻辑规定的领域内，不考虑编辑出版学课程的多元逻辑体系，编辑出版学专业知识的功能与应用就会因此而消减，学科发展就会因为失去出版产业的滋润而失去生命力。编辑出版学学科知识只有与编辑出版职业活动相结合，适应了学生的职业发展逻辑，才会产生意义，才更可能让学生有效地接受。不考虑学生职业发展逻辑，课程内容和课程设置忽视了学生学习能力、创意能力等编辑出版职业必备素质的培养，不仅难以让学生通过学习找到职业归属，更无法从学理高度改变业界“编辑出版是技能而不是专业”的错误认识。学界应当认真研究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的逻辑结构，尽快纠正编辑出版学学科逻辑就是课程体系逻辑的认识和做法，在课程体系建设中兼顾产业人才需求逻辑和学生职业发展逻辑，只有如此，才能既坚持学校教育传递知识的高效性和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特点，保证编辑出版学专业知识传递的高度组织性和系统性，又能在学科专业建设中主动搁置编辑学与出版学的学科之争，有利于加强在传播学、信息管理学等学科体系下的全国各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之问的团结，使他们共同专注于课程的开发和建设。 二、违背学科逻辑 检视既往编辑出版学课程建设，还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一方面以学科逻辑替代课程逻辑，另一方面又在编辑学学科群和出版学学科群的课程设置中违背学科逻辑。 近年来，在编辑学一般原理和图书报刊等载体编辑学研究成果不断巩固的基础上，社科书籍编辑学、科技书籍编辑学、学术著作编辑学、文艺编辑学、辞书编辑学、少年儿童读物编辑学和英文书刊编辑学等著作相继出版，标志着编辑学学科已形成了普通编辑学、载体编辑学和载体专业编辑学三个层面的科学合理的学科体系，学科发展日臻成熟。但令人遗憾的是，学界建构编辑学课程群时，没有及时汲取载体专业编辑学研究成果，课程设置依然为编辑学原理、编辑出版史和载体编辑学课程。这种做法不仅没有为编辑出版学课程体系补充来自业界鲜活的“内容编辑”的知识内容，更违背了学科逻辑，犯了常识性错误。以期刊编辑与书籍编辑为例，试想一下是科技期刊与科技图书在编辑工作中的相似度高，还是文学图书与科技图书编辑在编辑工作中的相似度高?这种强调载体形式编辑学而忽视载体内 的后果，使学生仅仅浮光掠影地学习了编辑工作的一般流程，无法进一步掌握不同内容的编辑规律。特别是在信息时代，学科专业越分越细，数字出版方兴未艾，载体的鸿沟已经打破，专业内容的编辑差异大于不同载体间编辑工作的差异，编辑不仅要有驾驭不同载体编辑工作的能力，更要具备对某一专业方向内容进行深度编辑加工和信息开发的能力。仅仅学习不同载体的编辑知识，无法培养出适应全媒体时代数字出版的编辑出版人才。从这一意义上说，编辑学课程设置中单纯强调载体编辑学，缺乏内容编辑学课程，也是造成编辑出版学专业毕业生就业困难的重要原因。 出版学课程群也有类似情况，主要表现为对课程群的逻辑结构缺乏深刻理解，没有明确基础与应用、内核与外围的逻辑关系，导致因产业发展和出版新技术需要而仓促设置课程的现象时有发生。例如，网络出版、数字出版和电子出版之间是什么关系，数字出版技术和数字出版一般原理之间是什么关系，学界始终没有统一的认识，以至于这类新课程之间逻辑关系不明，课程之间联系不够，课程体系也不够稳定。 三、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关系不明 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按照内在的规定性运行，具有鲜明的普遍性和客观性，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随着网络和数字技术的发展和产业化进程加快，出版业对人才的需求越来越表现出高度的复合性特点。业界普遍认为，21世纪的编辑出版人才，必须是掌握先进的网络数字出版技术、懂得经营管理、能够驾驭多种媒体编辑工作、能够撷取当代人类最优秀文化加以传播的复合型人才。分析业界对复合型编辑出版人才的期望，不外乎包含了经营、技术和创意三个因素，其中谁是皮，谁是毛，谁是核心，谁是外围，就是编辑出版人才能力结构逻辑的关键所在。传承文化、传播文明 是编辑出版业的使命，内容为王是编辑出版业发展的真理。从这层意义上说，编辑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的核心应当是创意，学生最应当学习的是终身学习和创意的本领。 遗憾的是，业界尽管对复合型编辑人才有所认识，但具体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不能提出具体的要求，学界面对现代复合型编辑出版人才必须掌握的十八般武艺更是如坠云间，对于学生知识结构的构成没有通盘考虑，课程设置只能采用“添油战术”，业界面临什么新问题，出现了什么新技术，学界就开相应的课程。如此“杂拌”课程体系，难免使学生学完之后“什么都知道，，又什么都不精”。在不断设置时髦课程的同时，忽视的恰恰是出版人才最可宝贵的创意能力的培养。 编辑的成长有其内在规律，也具有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编辑职业发展逻辑，传统的师徒制编辑培养方法，是选择具有一定学科专业背景的学生进入出版社，跟随经验丰富的老编辑一同工作，通过观察、模仿、交流，在具体的编辑工作中体会编辑成长的逻辑，进而成长为合格的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则是从编辑出版实际活动中抽象出编辑出版知识与技能作为课程内容，通过课程学习培养编辑人才。毫无疑问，学校教育在传递概念知识与事实知识方面，在进行结构完善的简单问题技能的教学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正如前面所述，由于编辑出版学专业在课程内容的组织上，特别是在教材编写、制订教学计划等具体课程建设中，大多根据学科逻辑展开教学内容，基本不考虑编辑职业发展逻辑，造成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知与行割裂，即使一些实务性课程，也过分强调脱离具体情境的、抽象的概念迁移，内容空泛、无针对性、可操作性差，无法让学生感兴趣。不仅如此，不考虑职业发展逻辑的编辑出版学课程内容，无法完成学生职业角色的心理建构，导致他们就业后难以立即进入角色，使业界对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学生颇有微词，这也严重影响了专业的发展。 五、多元逻辑体系下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建设的原则 以上分析表明，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建设，必须明确课程体系的多元逻辑结构，确立课程的多元逻辑体系下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建设的原则，进而发挥学科逻辑、编辑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学生职业发展逻辑的系统作用，确保学生真正掌握课程内容，为学生今后的职业发展和进一步深造打下坚实的基础。 1.以学科逻辑为基础，增强专业课程内容对编辑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和职业发展逻辑的适用性 编辑出版学的学科逻辑具有高度严谨的系统性和组织性，是一代代出版人在长期实践中对相关知识领域不断探索、总结、升华的结晶，并经历了出版实践的检验。学科逻辑传递知识的高效性有利于学生逻辑思维能力培养的特点，决定了在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毫无疑问，这是编辑出版学课程多元逻辑体系的基础。但是，与任何学科一样，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的对象是学生，受教育者是其课程体系的逻辑起点，学生作为未来的编辑出版人才“做什么”和“怎么做”，即编辑出版工作的基本内容和基本方法是课程体系的中间结构，而能够适应编辑出版工作的编辑出版人才，则是课程体系逻辑的终点与归属。因此，要转变将学科课程内容组织的逻辑体系单一化为学科逻辑的误区，在课程内容的组织中应兼顾学科逻辑、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和编辑职业发展逻辑，增强学科课程内容对编辑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和学生职业发展逻辑的适用性。具体来说，就是根据编辑出版学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结合学生职业发展逻辑来设置课程。唯有如此，方能保证学生能够将专业知识组织和运用于未来的编辑出版实践中，使编辑出版学学科发展永葆活力。 2.以出版内容创意教育为核心展开编辑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 现代编辑出版人才必须能够根据读者需求、文化发展、科技进步诸多因素，组织学术、大众文化和教育三大类别的出版活动。与此同时，出版业所承担的文化选择和文化传承重任，只有在特定的载体上才能实现。因此，出版物内容编辑开发知识能力和载体复制知识能力相互交织，是编辑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的关键性特征。 内容为王是编辑出版业发展的真理，创意和终身学习的本领是编辑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的核心。创意贯穿于出版活动的各个环节，无论是出版经营管理、复制传播技术，都离不开创意。虽然驾 驭不同载体，进行复制传播也需要创意，但出版产业发展的关键是对出版内容的开发，现代编辑出版人才，必须具有各类不同内容的出版创意能力，能够根据读者需求、文化发展、科技进步等因素，组织、开发各种类型的出版活动。在多元逻辑体系下，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建设应当以不同内容出版创意为主线，传授不同载体开发、复制、传播的知识和技术，培养具备出版创意能力、能够适应全媒体出版的现代出版人才。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这种以出版创意教育为核心展开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的思路，符合编辑出版学的学科逻辑，但因为编辑出版内容几乎涉及所有人类文明成果，课程开发的难度很大。笔者建议，除了加强通识教育课程的深度和广度之外，应当以内容编辑学课程为纵线，以不同载体出版实务课程为横线，建构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这样，编辑学和出版学课程就可以通过内容创意与载体平台开发、经营管理和营销传播创意的交汇，实现编辑出版本科教育在出版创意教育与技术和经营管理上的统一。 3.通过培养学生终身学习能力来表达编辑出版人才职业发展逻辑 统一认识，破解难题，是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建设不可回避的问题。关于编辑出版人才的职业发展逻辑，业界认为应当是“专业毕业生——学科专业编辑——复合型出版人才”，而学界认为是“编辑出版专业学生——普通编辑——复合型出版人才”。人才供需双方在编辑出版人才职业发展逻辑认识上的巨大差距，严重影响着出版产业和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发展。 现代社会是高度专业化的社会，出版业界对编辑出版人才学科专业知识和能力的要求无可厚非，编辑加工专业稿件、策划专业性较强的出版项目，没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是绝对不行的。毕业生缺乏学科专业知识背景，是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的短板。但是，编辑出版本身就是一个专业，业界认为具备了一定学科专业的毕业生在工作中通过师徒传承，掌握了编辑出版工作流程就能成为合格的专业编辑，进而成长为复合型编辑出版人才也有失偏颇。特别是将编辑出版专业教育纳入职业培训范畴的做法，已经难以适应全媒体出版时代对编辑出版人才的要求。既然可以在工作中学习编辑出版知识，掌握编辑出版技能，为什么不能在具体编辑出版工作过程中学习学科专业知识，成长为复合型编辑出版人才呢?因此，通过培养学生终身学习能力的编辑出版人才职业发展逻辑，是统一业界和学界在编辑出版人才成长逻辑上分歧的最好办法。 根据这一思路，编辑出版专业课程建设，一方面要不断加强出版创意教学，进一步充实内容编辑学课程，强化专业特性，另一方面应当拓展一般人文社科类普通高校通识教育课程的知识领域，尤其要注意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的一般原理、学科研究方法的内容，努力通过通识教育课程和专业基础课程打通学科壁垒，优化知识结构，为学生适应编辑出版工作和终身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编辑出版学专业论文: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的设计策略 课程体系反映一定的教育思想，决定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规格、质量和水平。它是根据一定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根据相关学科知识及时间环节，按一定比例及逻辑顺序排列组合而成的知识系统。①与学科专业知识及时间环节一样，各门课程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即课程体系的逻辑结构，也是决定课程体系质量的关键因素。近年来，国内不断有学者在教育学、管理学、体育学等课程领域探讨课程体系的逻辑结构问题。比如，林有祥的《对教育学学科逻辑结构的思考》(《求索》2006年第2期)，郑开玲的《管理学应该从何处开始——对管理学学科逻辑起点的寻证》(《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张建华、芦平生的《体育课程的逻辑起点问题》(《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等，它们对探求高校本科专业课程体系的逻辑起点、厘清课程建设思路、明确课程发展方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在编辑出版学本科课程体系建设上，学界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课程承载的专业知识内容质量和学时分配比例等问题上，对专业课程体系逻辑结构的研究严重不足。据笔者发现，当前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建设至少存在着以学科逻辑替代课程体系逻辑、违背学科逻辑、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关系不明和忽视学生职业发展逻辑等逻辑误区。这些问题已经影响到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的建设，是造成学科争议、门类芜杂、结构不合理、随意性强、针对性差等问题的重要原因。有鉴于此，有必要通过分析这些问题，检讨当前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的逻辑结构，寻求课程建设与发展的新的突破口。 一、以学科逻辑替代课程逻辑 每个学科都必须遵循自己特有的学科逻辑，将所涉及的知识领域的概念系统按照逻辑顺序加以叙述，编辑出版学专业也不例外。编辑出版学学科逻辑提供了探索编辑出版活动规律、解释编辑出版现象的视角、方法和过程，并为对编辑出版学研究和实践有共同兴趣的人们搭建了一个进一步拓展知识结构的平台，是研究编辑出版活动获得系统化知识、建构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的基础。从这层意义上说，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首先必须遵循编辑出版学科的学科逻辑。多年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建设的实践也表明，遵循学科逻辑，才能避免课程内容重复，保证课程之间衔接紧密。 编辑出版学课程是根据一定的教育理念，按照人才培养目标、出版产业对出版人才的需求以及编辑出版职业特点，选择课程设计者认为应该掌握的思想、知识与方法，传递给编辑出版学专业学生的科目和进程。因此，编辑出版学学科逻辑并不等于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逻辑。编辑出版学课程体系所遵循的逻辑，除了编辑出版学学科的逻辑外，还应当兼顾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和学生职业发展的逻辑。也就是说，编辑出版学课程体系的逻辑结构应当是由编辑出版学学科逻辑、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和学生职业发展逻辑组成的多元逻辑体系；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应当按照这一多元逻辑体系，将知识内容分配到各个范畴中。但是，由于目前学界对编辑出版课程体系的逻辑结构问题缺乏足够的重视，导致课程体系建设过程中片面强调学科逻辑，以学科逻辑取代课程逻辑，将课程体系必须遵循的多元逻辑体系简单化为单一的学科逻辑，严重忽视了出版产业人才需求逻辑和学生职业发展逻辑。 这种以编辑出版学学科逻辑取代编辑出版学课程体系，仅按学科逻辑将编辑出版学专业知识累积到课程中去的做法，对编辑出版学课程设置和课程内容选择造成许多负面影响。最突出的表现是学生远离真实的产业发展环境，难以将专业知识运用于编辑出版工作实践，忽略了学生未来职业发展的需求。在“象牙塔”专业教育作用观指导下，课程设置和课程内容严重滞后于时展，严重脱离出版产业对人才知识结构的实际需求。此外，将课程体系限定在学科逻辑规定的领域内，不考虑编辑出版学课程的多元逻辑体系，编辑出版学专业知识的功能与应用就会因此而消减，学科发展就会因为失去出版产业的滋润而失去生命力。编辑出版学学科知识只有与编辑出版职业活动相结合，适应了学生的职业发展逻辑，才会产生意义，才更可能让学生有效地接受。不考虑学生职业发展逻辑，课程内容和课程设置忽视了学生学习能力、创意能力等编辑出版职业必备素质的培养，不仅难以让学生通过学习找到职业归属，更无法从学理高度改变业界“编辑出版是技能而不是专业”的错误认识。②学界应当认真研究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的逻辑结构，尽快纠正编辑出版学学科逻辑就是课程体系逻辑的认识和做法，在课程体系建设中兼顾产业人才需求逻辑和学生职业发展逻辑，只有如此，才能既坚持学校教育传递知识的高效性和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特点，保证编辑出版学专业知识传递的高度组织性和系统性，又能在学科专业建设中主动搁置编辑学与出版学的学科之争，有利于加强在传播学、信息管理学等学科体系下的全国各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之间的团结，使他们共同专注于课程的开发和建设。 二、违背学科逻辑 检视既往编辑出版学课程建设，还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一方面以学科逻辑替代课程逻辑，另一方面又在编辑学学科群和出版学学科群的课程设置中违背学科逻辑。 近年来，在编辑学一般原理和图书报刊等载体编辑学研究成果不断巩固的基础上，社科书籍编辑学、科技书籍编辑学、学术著作编辑学、文艺编辑学、辞书编辑学、少年儿童读物编辑学和英文书刊编辑学等著作相继出版，标志着编辑学学科已形成了普通编辑学、载体编辑学和载体专业编辑学三个层面的科学合理的学科体系，学科发展日臻成熟。但令人遗憾的是，学界建构编辑学课程群时，没有及时汲取载体专业编辑学研究成果，课程设置依然为编辑学原理、编辑出版史和载体编辑学课程。这种做法不仅没有为编辑出版学课程体系补充来自业界鲜活的“内容编辑”的知识内容，更违背了学科逻辑，犯了常识性错误。以期刊编辑与书籍编辑为例，试想一下是科技期刊与科技图书在编辑工作中的相似度高，还是文学图书与科技图书编辑在编辑工作中的相似度高？这种强调载体形式编辑学而忽视载体内容编辑学的后果，使学生仅仅浮光掠影地学习了编辑工作的一般流程，无法进一步掌握不同内容的编辑规律。特别是在信息时代，学科专业越分越细，数字出版方兴未艾，载体的鸿沟已经打破，专 业内容的编辑差异大于不同载体间编辑工作的差异，编辑不仅要有驾驭不同载体编辑工作的能力，更要具备对某一专业方向内容进行深度编辑加工和信息开发的能力。仅仅学习不同载体的编辑知识，无法培养出适应全媒体时代数字出版的编辑出版人才。从这一意义上说，编辑学课程设置中单纯强调载体编辑学，缺乏内容编辑学课程，也是造成编辑出版学专业毕业生就业困难的重要原因。 出版学课程群也有类似情况，主要表现为对课程群的逻辑结构缺乏深刻理解，没有明确基础与应用、内核与外围的逻辑关系，导致因产业发展和出版新技术需要而仓促设置课程的现象时有发生。例如，网络出版、数字出版和电子出版之间是什么关系，数字出版技术和数字出版一般原理之间是什么关系，学界始终没有统一的认识，以至于这类新课程之间逻辑关系不明，课程之间联系不够，课程体系也不够稳定。 三、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关系不明 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按照内在的规定性运行，具有鲜明的普遍性和客观性，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随着网络和数字技术的发展和产业化进程加快，出版业对人才的需求越来越表现出高度的复合性特点。业界普遍认为，21世纪的编辑出版人才，必须是掌握先进的网络数字出版技术、懂得经营管理、能够驾驭多种媒体编辑工作、能够撷取当代人类最优秀文化加以传播的复合型人才。分析业界对复合型编辑出版人才的期望，不外乎包含了经营、技术和创意三个因素，其中谁是皮，谁是毛，谁是核心，谁是外围，就是编辑出版人才能力结构逻辑的关键所在。传承文化、传播文明是编辑出版业的使命，内容为王是编辑出版业发展的真理。从这层意义上说，编辑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的核心应当是创意，学生最应当学习的是终身学习和创意的本领。 遗憾的是，业界尽管对复合型编辑人才有所认识，但具体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不能提出具体的要求，学界面对现代复合型编辑出版人才必须掌握的十八般武艺更是如坠云间，对于学生知识结构的构成没有通盘考虑，课程设置只能采用“添油战术”，业界面临什么新问题，出现了什么新技术，学界就开相应的课程。如此“杂拌”课程体系，难免使学生学完之后“什么都知道，又什么都不精”。在不断设置时髦课程的同时，忽视的恰恰是出版人才最宝贵的创意能力的培养。 编辑的成长有其内在规律，也具有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编辑职业发展逻辑。传统的师徒制编辑培养方法，是选择具有一定学科专业背景的学生进入出版社，跟随经验丰富的老编辑一同工作，通过观察、模仿、交流，在具体的编辑工作中体会编辑成长的逻辑，进而成长为合格的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则是从编辑出版实际活动中抽象出编辑出版知识与技能作为课程内容，通过课程学习培养编辑人才。③毫无疑问，学校教育在传递概念知识与事实知识方面，在进行结构完善的简单问题技能的教学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正如前面所述，由于编辑出版学专业在课程内容的组织上，特别是在教材编写、制订教学计划等具体课程建设中，大多根据学科逻辑展开教学内容，基本不考虑编辑职业发展逻辑，造成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知与行割裂，即使一些实务性课程，也过分强调脱离具体情境的、抽象的概念迁移，内容空泛、无针对性、可操作性差，无法让学生感兴趣。不仅如此，不考虑职业发展逻辑的编辑出版学课程内容，无法完成学生职业角色的心理建构，导致他们就业后难以立即进入角色，使业界对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学生颇有微词，这也严重影响了专业的发展。 五、多元逻辑体系下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建设的原则 以上分析表明，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建设，必须明确课程体系的多元逻辑结构，确立课程的多元逻辑体系下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建设的原则，进而发挥学科逻辑、编辑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学生职业发展逻辑的系统作用，确保学生真正掌握课程内容，为学生今后的职业发展和进一步深造打下坚实的基础。 1.以学科逻辑为基础，增强专业课程内容对编辑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和职业发展逻辑的适用性 编辑出版学的学科逻辑具有高度严谨的系统性和组织性，是一代代出版人在长期实践中对相关知识领域不断探索、总结、升华的结晶，并经历了出版实践的检验。学科逻辑传递知识的高效性有利于学生逻辑思维能力培养的特点，决定了在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毫无疑问，这是编辑出版学课程多元逻辑体系的基础。但是，与任何学科一样，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的对象是学生，受教育者是其课程体系的逻辑起点，学生作为未来的编辑出版人才“做什么”和“怎么做”，即编辑出版工作的基本内容和基本方法是课程体系的中间结构，而能够适应编辑出版工作的编辑出版人才，则是课程体系逻辑的终点与归属。因此，要转变将学科课程内容组织的逻辑体系单一化为学科逻辑的误区，在课程内容的组织中应兼顾学科逻辑、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和编辑职业发展逻辑，增强学科课程内容对编辑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和学生职业发展逻辑的适用性。具体来说，就是根据编辑出版学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结合学生职业发展逻辑来设置课程。唯有如此，方能保证学生能够将专业知识组织和运用于未来的编辑出版实践中，使编辑出版学学科发展永葆活力。 2.以出版内容创意教育为核心展开编辑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 现代编辑出版人才必须能够根据读者需求、文化发展、科技进步诸多因素，组织学术、大众文化和教育三大类别的出版活动。与此同时，出版业所承担的文化选择和文化传承重任，只有在特定的载体上才能实现。因此，出版物内容编辑开发知识能力和载体复制知识能力相互交织，是编辑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的关键性特征。 内容为王是编辑出版业发展的真理，创意和终身学习的本领是编辑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的核心。创意贯穿于出版活动的各个环节，无论是出版经营管理、复制传播技术，都离不开创意。虽然驾驭不同载体，进行复制传播也需要创意，但出版产业发展的关键是对出版内容的开发，现代编辑出版人才，必须具有各类不同内容的出版创意能力，能够根据读者需求、文化发展、科技进步等因素，组织、开发各种类型的出版活动。在多元逻辑体系下，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建设应当以不同内容出版创意为主线，传授不同载体开发、复制、传播的知识和技术，培养具备出版创意能力、能够适应全媒体出版的现代出版人才。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这种以出版创意教育为核心展开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的思路，符合编辑出版学的学科逻辑，但因为编辑出版内容几乎涉及所有人类文明成果，课程开发的难度很大。笔者建议，除了加强通识教育课程的深度和广度之外，应当以内容编辑学课程为纵线，以不同载体出版实务课程为横线，建构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这样，编辑学和出版学课程就可以通过内容创意与载体平台开发、经营管理和营销传播创意的交汇，实现编辑出版本科教育在出版创意教育与技术和经营管理上的统一。 3.通过培养学生终身学习能力来表达编辑出版人才职业发展逻辑 统一认识，破解难题，是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建设不可回避的问题。关于编辑出版人才的职业发展逻辑，业界认为应当是“专业毕业生——学科专业编辑—复合型出版人才”，而学界认为是“编辑出版专业学生——普通编辑——复合型出版人才”。④人才供需双方在编辑出版人才职业发展逻辑认识上的巨大差距，严重影响着出版产业和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发展。 现代社会是高度专业化的社会，出版业界对编辑出版人才学科专业知识和能力的要求无可厚非，编辑加工专业稿件、策划专业性较强的出版项目，没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是绝对不行的。毕业生缺乏学科专业知识背景，是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的短板。但是，编辑出版本身就是一个专业，业界认为具备了一定学科专业的毕业生在工作中通过师徒传承，掌握了编辑出版工作流程就能成为合格的专业编辑，进而成长为复合型编辑出版人才也有失偏颇。特别是将编辑出版专业教育纳入职业培训范畴的做法，已经难以适应全媒体出版时代对编辑出版人才的要求。既然可以在工作中学习编辑出版知识，掌握编辑出版技能，为什么不能在具体编辑出版工作过程中学习学科专业知识，成长为复合型编辑出版人才呢？因此，通过培养学生终身学习能力的编辑出版人才职业发展逻辑，是统一业界和学界在编辑出版人才成长逻辑上分歧的最好办法。 根据这一思路，编辑出版专业课程建设，一方面要不断加强出版创意教学，进一步充实内容编辑学课程，强化专业特性，另一方面应当拓展一般人文社科类普通高校通识教育课程的知识领域，尤其要注意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的一般原理、学科研究方法的内容，努力通过通识教育课程和专业基础课程打通学科壁垒，优化知识结构，为学生适应编辑出版工作和终身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编辑出版学专业论文:民族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摘 要 我国新媒体背景下对编辑出版人才有新的要求，而民族类高校对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等方面存在异同和问题，对此研究出既适合社会大环境又能振兴民族出版业的对策。文章主要讲述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1）我国编辑出版行业现状；（2）民族高校编辑出版专业现状；（3）我国民族出版业发展趋势；（4）民族高校应如何适应出版行业变化设置编辑出版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人才培养模式”是指在一定的现代教育理论、教育思想指导下，按照特定的培养目标和人才规格，以相对稳定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管理制度和评估方式，实施人才教育的过程的总和。对于“人才培养模式”这个概念我国很多学者都对其下过定义。本文就以上述定义对我国民族高校编辑出版学的人才培养模式进行研究。 一、研究背景背景 编辑是出版的中心环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编辑依然是构成出版企业竞争力的核心，编辑的价值是出版中其他任何环节都不可取代的。编辑在出版中，不仅是出版物的首要责任人，还是文化生产和接受的中介，作为出版物把关人的编辑，虽然在出版环节中的地位没有减弱，但是在行业内，编辑出版工作人员还存在很大的问题，经调查研究发现编辑出版行业内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在以下几点： 1、编辑人员人才培养不系统。目前我国大约有100多所高校开设了编辑出版学专业，但是，这些高校的人才培养方案不统一，目标不一致，就教科书来说编辑出版学专业的教科书并不是行业内编辑人才所编著的，如此一来，也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高校培养的编辑人才在行业内的竞争力不足。 2、编辑的价值观念发生变化。在行业内很多编辑没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在出版物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过程中失去方向，选择时摇摆不定，甚至为了经济价值而放弃社会价值。编辑是文化生产和接受的中介，文化生产者生产和传播什么样的文化，对一个国家和社会来说是十分重要的，甚至可以说引导着这个国家额和民族的价值取向和文化观念，在文化传播过程中，编辑的作用至关重要。 3、出版社对编辑人员编辑力的培养力度不够。编辑的编辑力主要与自身的修养有关，但是作为出版社，对其工作人员的次培养也有很大的作用。目前在出版行业内，出版单位根据其编辑人员的能力来分配其任务，在这过程中，编辑人员和单位只是分别承担制定和执行的角色，单位并不会依据本单位的情况系统地培养编辑人员。 4、行业内编辑思想保守，不愿意与不敢主动创新与尝试，专业编辑容易被专家学者取代。因为编辑工作的特殊性，编辑本身如果在某方面没有造诣的话，很容易被相关方面的专家学者取代。专业编辑如果不提高自己的学习能力，开放思想、主动创新和提高自己的话，出版行业也将逐渐走下坡路。 5、行业门槛高、待遇低。编辑是把关人，现代出版行业编辑的核心业务能力要求高，但这不代表其学历要高，但是行业内普遍对编辑的学历要求高，这就导致一些有能力的人才流失。编辑是社会的中级阶层，但是其待遇却令人失望，这也在某一方面降低了其工作热情，影响到其能力的发挥，从而降低出版物质量。 高校是编辑人才培养的基地，所以研究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民族高校和普通高校相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所以以民族高校为研究对象。 二、开设编辑出版专业的民族高校现状 目前在我国民族高校中，开办“编辑出版学”专业的有湖北民族学院、内蒙古民族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和云南民族大学。虽然这四所学校所在地相距甚远，但它们都同属于民族地区，其区域内特有的丰富多彩、独一无二的民族文化资源，是其他一般高校无法比拟的。 （一）湖北民族学院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湖北民族学院在其地区内，主要拥有的民族资源为土家族文化，其次还有苗族、侗族、蒙古族等多种民族文化。 专业培养目标：主要培养具有扎实广泛的基础知识和文化素质，具有较强的编辑出版实践能力，具有现代编辑出版科学理念的高级编辑与出版管理人才。 业务培养要求：是国内最早在民族地方高校设置的专业。对学生进行全面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教育与系统的现代编辑出版专业技能的训练，在专业知识培养中突出民族院校特点，拓宽学生的人文自然知识，将专才培养与通才教育相结合。要求该专业毕业生能够胜任新闻宣传、文化出版和教育科研等部门的编辑业务或出版工作。 主要课程：编辑学概论、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出版发行学基础、中国编辑出版史、图书学、出版美学与装帧设计、书业法律基础、报刊编辑学、书籍编辑学、出版现代技术、出版社管理、音像电子出版物、版权与图书外贸等。 主要实践环节：（1）编辑业务实习；（ 2）出版发行见习；（3）社会调查；（4）毕业论文撰写，这些实践课程都是在理论课的基础上实现的。 （二）内蒙古民族大学 内蒙古民族大学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辽通市，其主要的民族文化资源是蒙古族文化。 培养目标：培养能够适应大众传播和信息时代的需要，具有较高政治素质和职业技能，对编辑出版学领域有全面的了解，并掌握编辑出版学理论知识与技能及本专业相关的文化与科学知识，具有较强的语言文字、口语表达能力，熟练运用现代办公设备，具有适应能力强、综合素质高、能在新闻媒体、出版部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从事记者、编辑、文化、宣传等工作的蒙汉兼通专门人才。 主要课程：编辑学概论、出版学原理、报刊编辑学、书籍编辑学、大众传播学概论、中国编辑出版史、书业法律基础、新闻写作、新闻理论、图书发行与营销、书刊装帧设计、出版现代技术、网络编辑、出版社经营管理、计算机文字（蒙文）信息处理、现代汉语、现代蒙语等。 （三）广西民族大学 广西民族大学位于广西省省会南宁市，以壮族文化资源为主。 培养目标：培养具备系统的编辑出版理论知识与技能、宽广的文化与科学知识，能在书刊出版、新闻宣传和文化教育部门从事编辑、出版、发行的业务与管理工作以及教学科研的编辑出版学高级专门人才。 培养要求：主要学习编辑学、出版与发行学的基本知识，受到编辑与出版的基本技能训练，具有社会活动和科研的基本能力。 主干学科：新闻传播学。 主要课程：编辑学概论、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出版发行学基础、中国编辑出版史、图书学、出版美学（含装帧设计）、书业法律基础、报刊编辑学、出版现代技术、中国古代文学、现当代名篇名著选读、比较文学、散文诗美学、基础写作、文学创作、出版社管理、版权与图书经营、音像电子出版物等。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包括编辑业务实习、出版实习等。 （四）云南民族大学 云南民族大学是云南省昆明市的一所民族高校，其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丰富。 培养目标：培养适应21世纪编辑出版事业发展需要，具备系统全面的编辑出版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能在新闻出版机构（出版社、报社、杂志社、电台、电视台、网络公司等）从事策划、编辑、出版、发行、管理以及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从事相关报刊编辑工作的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 培养要求：主要学习汉语文和少数民族语文编辑学、出版与发行学等有关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管理科学、自然科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受到编辑与出版的基本技能训练，具有社会活动和科研的基本能力。 学科基础课：现代汉语、汉语写作、现当代文学、古代汉语、云南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概论、少数民族文学概论等。 专业必修课：编辑学概论、出版学概论、报刊编辑实务、出版应用文写作、电子出版技术（含上机）、出版市场调查研究等。 专业选修课：传播学概论、新闻采编、图书学、广告学概论、中国编辑出版史、图书选题策划、中外出版业研究、出版物宣传与推广、公共关系学等。 （五）四所学校的共同点 1、要培养具有扎实理论功底和技能的编辑应用人才。 但湖北民族学院是在此基础上还注重培养学生的现代编辑出版科学理念以及管理能力；而内蒙古民族大学所要培养的人才还要具有适应能力强、综合素质高以及蒙汉兼通的专门人才；广西民族大学，不仅对于学生的文学创作能力和文化经营能力也很重视，而且还重视培养学生的策划经营能力；云南民族大学更多的对本专业的理论知识以及技能的培养，立足于此，培养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 2、四所民族高校，都设置了以下几类课程：专业基础理论类；技术方法类；业务基础知识类以及宏观环境类。其专业的核心课程也共同设置了：出版学基础、编辑理论、出版法律基础、中国编辑出版史、报刊编辑学等课程。 三、民族高校编辑出版专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课程设置不合理 1、实践课程比重少。社会工作讲求实践性，所以任何专业对人才的培养都需要大量的实践环节。虽然各个民族高校都根据各自的情况设置了符合自身发展需要的课程，但在实践课程的安排上仍有所欠缺。在校生实践机会的获得主要靠教授课程的老师或学校的出版单位提供，机会较少。学生在实际操作时也是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2、缺乏对编辑职业道德的培养教育。四所民族高校在主要课程中均没有开设关于编辑从业人员职业道德培养的课程。职业道德是所有从业人员在职业活动中应该遵守的基本行为准则，一个缺乏职业道德培养的工作人员，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必将在利益选择时失去方向。如果对人才的培养忽视了对该行业的职业道德的教育，将会给该行业埋下巨大的危机。 3、基础课程的缺失。四所民族高校在主要课程设置中都没有重点涉及对学生美学知识的教育、欣赏能力的培养和对网络技术和知识的学习。一个编辑需要具有一定的鉴赏能力，这种鉴赏能力是需要美学的知识和理论来奠定基础。而且在新媒体环境下，社会需要的编辑出版人才是复合型人才，不仅要掌握传统的编辑出版技能，还要学习网络知识和技术，但是缺乏系统的审美培养，在装帧设计和图书内容的选择上将面临巨大的挑战；缺乏审美能力的编辑创造出来的文化作品相对来说价值也较低，不仅不会给出版社带来利润，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令人担忧。 （二）师资结构与授课方式不合理 1、师资结构不合理。我国民族高校编辑出版行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师资结构的限制。师资队伍是促进教育的一大因素，但由于民族高校一般处于民族地区，经济相对落后，便导致了高素质教师的缺乏和教育水平的局限性。且四所民族高校的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生基本都为大班授课，教师不能全面的照顾到每一个学生，同一课堂学生人数太多，很大程度上拉低了教学质量，阻碍了老师的发挥，也影响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另一方面专业教师资源的短缺，教师结构的不合理，这不仅是这四所高校的问题，而是目前国内高校普遍存在的问题，授课老师基本为理论授课，而缺少实践性授课。 2、授课方式的模式化。教学模式一成不变，自始至终都是传统的“教师讲课，学生听讲”，教师在课堂上不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在一节课上接触到的知识面相对狭窄，学生学习知识都是被动的，很难让学生消化吸收以及应用课堂知识，没有成效。 四、解决民族高校编辑出版专业发展问题的人才培养方案研究 （一）课程设置方面 1、尽快组织建立完整的教学课程体系。编辑出版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不成熟，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课堂模式单一。并且在课程设置上注重的是培养学生的专业理论知识以及职业技能，而忽略了社会大环境，忽略学生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服务的意识培养。 2、开设少数民族文化知识课程。民族高校大部分都主要位于少数民族地区，相对于其他高校有一定的地域文化优势，但在对学生的培养上忽视了对本民族地区文化的传播与研究。学校学习任务的安排很少涉及民族文化知识，导致他们对开发民族文化、宣传弘扬民族文化的意识很薄弱。 3、大幅度增加学生网络技术课程。在数字化快速发展的今天，掌握数字技术已经变成一项基础技能，特别是对网络舆论的控制能力尤其重要，传统的编辑出版技能要学习，现代先进的编辑方法更是要加深了解和使用。传统出版在数字浪潮中受到如此大的冲击，就是技术上的弱势，所以在人才培养上，这一点不能再被忽视。 4、增设对器材使用的实践课程。时展速度快，学校硬件设施更新速度相对慢，尤其是编辑出版学专业，缺乏硬件设施的使用或者设施较差。学校作为信息传播的重要中介，在“互联网+”的环境下应加大投入资金，加强对硬件设施的管理，开设专门的实验室，与数字化和文化结合起来，形成主题实验室。如果资金条件限制，也可以将此方式改为观看视频或书籍学习，但一定要将该课程的重要性一再强调，这样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燃起学生对于该专业的热情 5、加大汉语课程设置的比重。无论是针对哪一个学科方向，编辑从业人员拥有牢固的文字根基和文学修养是最基础的要求。不能因为该专业录取的学生都为文科生（特例除外）而忽视了对他们文字掌握能力的培养。 6、增设美学课程。编辑不但需要对文字能力的掌控，还需要基本的美学修养。作为高知识文化的人群，一定要有较高的审美品位。而审美的能力不是几天就能达到高水准的，是需要循序渐进的培养。 （二）课外活动方面 1、加大编辑出版学的宣传力度。据调查，很多学生和社会群众对于编辑出版学的了解程度很低，大部分人处于完全无知和误解的状态，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这在人才培养上首先就设置了一道阻碍。虽然长期以来，编辑秉持着“为他人做嫁衣”的无私精神，但是如不将此专业在人群中推广出去，不仅招不到优秀的学生，也聘不到出色的老师。这是编辑出版专业发展举步维艰的重要原因。 2、尽量提供较多的实习机会。虽然各个高校对编辑出版学专业学生的培养目标都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但学生在校期间，能够通过实践学习而巩固理论知识的机会还是很少的。 这主要因为实践学习实施起来是有一定难度的，首先是学生数量多，出版社、报社、印刷厂的工作环境空间有限，不方便太多人参观学习；其次，学生的参观学习会打扰到工作，甚至影响其工作进度与质量，不适宜长时间、频繁性实践学习；再次因为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知识水平的掌握参差不齐，实践学习也达不到预期效果。然而学校并不能放弃实践学习的这一环节，而是要创造更多更好的机会，比如根据企业的需求，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与企业签订合同协议，开展企业实训基地，学校根据企业的要求来制定教学计划与教师队伍，校内课程与企业实训相结合，企业专业人员对学生实践的跟踪督导，加强专业素质与技能的培训，有针对性地培养更贴近企业实际要求的专业人才。这是一种双赢的模式，既能提高了教学的有效性又满足了企业的人才需求。 3、举办与专业相关的比赛，如文章编辑竞赛。目前在高校内策划举行与该专业相关的比赛还不成熟，学生得到锻炼的机会较少，但开办与编辑出版专业密切相关的比赛对于学习该专业的学生来说是十分重要的。确实，假设一个学生与他的亲朋好友课余时间讨论各种比赛时，当被问及有无获得他学习专业的比赛奖项，他只能支支吾吾地解释所学专业并没有什么相关的竞赛，这无疑会让该学科在心理地位上落后于其他学科，从而造成学生心里的落差感，降低学习兴趣。而且举办相关比赛还能对专业进行很好的一种间接性传播行为。 4、加强师资力量。因为编辑出版学所学的学科理论知识涉及面广，很多课程都是由非专业老师任教。这就导致，老师缺乏基础的编辑出版专业知识，在教学期间只教授与该学科有关的理论知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没有归属感，不能将此理论知识用来解决在与专业相关的问题。而且学校的双语教师资源匮乏，学生在学习民族文化的同时几乎得不到正确的指导，很大程度上消减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所以，学校要尽量培养该专业的师资队伍，增强师资力量，为学生传授和解决更多更专业的关于编辑出版学的问题。 （作者单位：湖北民族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编辑出版学专业论文:对编辑出版学专业毕业生的调查分析 [摘要]对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编辑出版学专业2009～2012届112名毕业生进行问卷调查的反馈信息进行分析，了解到了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就业情况，收集到了对本专业发展的建议及意见，主要包括转变专业教育理念、增加教师企业实践机会、改进教学方法、更新课程内容、加大实践性课程等，这些建议对专业建设与改革，培养高质量应用性、复合型数字出版专业技术与管理人才都很有帮助。 [关键词]编辑出版学 就业状况 问卷调查 对毕业生进行跟踪调查与分析，既是对高校办学成果和专业定位的有效检验，是高校人才培养与社会行业需求衔接效果的“试金石”，又是高校专业建设特色凝练与课程改革发展方向的“路标”。 一、调查问卷说明 本调查问卷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针对就业情况，包括毕业生基本信息、工作岗位、单位性质、月薪范围、工作与所学专业相关度等；第二部分针对专业满意度，包括在校就业准备、学生最欠缺素质、就业核心能力、专业发展前景等；第三部分针对本专业发展与改革建议，包括对专业课程设置的看法和建议。 本调查向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编辑出版学专业已毕业的222名学生发放问卷，收回有效问卷112份，其中2009届24人，占该届毕业生总数44%；2010届20人，占该届毕业生总数33%；2011届34人，占该届毕业生总数58%；2012届35人，占该届毕业生总数70%。这些毕业生主要在7个领域工作，其中15位公务员，约占13.4%；36人在新闻行业，约占32.1%，主要在报社、杂志社、电视台、广播电台从事编辑或记者工作；26人在企事业单位，约占23.2%，主要从事宣传与编辑策划等工作，多集中在广东、吉林和河北；教育行业3人，约占2.6%，多是教育培训机构教师；网络新媒体14人，约占12.6%，主要从事网络编辑、新媒体运营与网站维护工作，多集中在吉林、广东；图书编辑、图书市场各1人，约占1.8%，图书编辑主要是文化传播公司书籍设计、策划、编辑与出版，图书市场主要是出版物销售或市场拓展，主要在长春图书批发行业；在读研究生16人，约占14.3%。具体数据如图1所示。 编辑出版学专业毕业生就业领域在狭义上只包括报纸编辑、图书编辑以及各种出版物编辑；在广义上还包括了网络新媒体、各类文员及文案编辑等。被调查毕业生中，从狭义上讲，从事编辑出版工作的仅占34%；从广义上讲概念，有72%从事与文字相关的工作。 二、调查问卷分析 1.对本专业就业前景的态度。53.5%对编辑出版学专业就业前景非常乐观和比较乐观，35.7%持一般态度， 10.8%持不乐观态度，如图2所示。 大多毕业生认为编辑出版学专业未来发展空间较大，但是由于数字出版技术发展，编辑出版行业将向数字化、复合型方向发展。 在被问及“所学专业对找工作或者目前工作是否有所帮助”时，选择一般、有帮助、非常有帮助的达到92%，这说明本专业的定位和人才培养质量基本符合行业需求。 2.就业能力的核心要素。被调查者对计算机软件技术能力、编辑出版专业知识和能力、团队协作与管理能力、自我创业能力等8方面与就业能力相关的要素所占比例如图3所示。 72%的认为在网络信息时代，熟练运用各种计算机软件对任何求职者都有利。熟练运用编辑出版系统、网页制作、图像处理、音视频制作等软件，拥有各类计算机职业资格证书，无论是对于在出版编辑领域就业，还是对于拓展就业空间都很重要。 82%的认为专业知识与专业能力是在编辑出版行业工作的核心能力，学校必须加强培养在校生的新闻采编与文字写作能力，特别要加强网络编辑课程教学改革；同时也要加强培养学生的艺术审美能力与人文素养。 62%的认为团队协作与管理能力很重要，人际关系与协作精神是促进学生发展的重要素质和能力。任何工作都离不开团队合作，高校人才培养要加强做人与做事的统一，在注重专业能力培养的同时，必须践行“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从综合专业素质角度来看，策划能力也是管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专业与课程改革的核心培养目标。 57%的认为培养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对学生的职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数字出版时代的到来使得更多的编辑出版学专业人才走上自主创业之路，这既是国家和社会的期许，又是数字新媒体时代的必然要求，所以，高校加强对在校学生创新意识与创业能力的培养是本专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3.专业建设中的不足。被调查者对专业与课程建设影响因素的选择情况如图4所示。 专业建设的不足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专业教学实践偏少，68%认为大学期间参与企业实践少，校内模拟实训课时不足，所学内容与工作岗位实际需求脱节；二是专业知识更新慢，58%认为在校期间所学内容陈旧，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引入滞后；三是师资力量有待加强，分别有58%、71%、42%的毕业生认为专业教师的知识陈旧、缺乏企业实践、授课方法单一。 三、对专业改革与发展建议 1.改革专业教学理念。传统的编辑出版教育观念不适应未来数字出版产业发展需要，人才规格难以满足岗位需要。高校一要转变培养类型，从培养研究型人才为主转向培养应用型、复合型人才为主；二要转变专业办学模式，从高校唱独角戏转变到高校与出版社、印刷厂、书店、网站等协同办学；三要转变教学形式，从理论教学型转变为理论教学与实践指导并重；四要转变专业人才素质结构，由专业知识和技能兼备转换到综合素养高、专业能力强、知识基础实。 2.改革师资队伍。为专业教师提供进入出版机构实践的机会，让教师参加专业教学研讨与学术交流会议，扩大学术视野，提升教学能力和科研能力；积极引进数字出版行业专家参与专业建设与课程教学，聘请企业管理专家、技术人员、媒体行业研究者等人才参与制定专业规划、课程设置、企业实践等计划，加强人才培养与社会的紧密联系；教师也要学习借鉴先进教学经验，引入案例法、启发式、研讨等教学方法，培育学生专业兴趣。 3.改革课程设置。从事网络新媒体工作的毕业生认为本专业学生缺少对新媒体的认知，建议开设新媒体课程；从事新闻行业的毕业生则认为应该加强培养新闻职业道德与法律法规；从事企事业单位企划和宣传工作的毕业生认为应加强对专业选题、策划能力的培养力度。68%的毕业生强调要增加实践课程；31%的建议提高专业课程比例；另外有近60%的毕业生强调了网页制作、图像处理、视频编辑能力的重要性。 及时更新专业教师的教育教学理念，积极应对数字出版技术对传统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冲击，适时进行教育教学内容改革，提升专业教师教学能力与学科研究能力，实施“产学研用”人才培养模式，加强对学生创新意识与创业能力培养，建立综合立体长效的教学改革机制，切实提高编辑出版学专业人才培养质量。 编辑出版学专业论文:独立学院编辑出版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摘要：独立学院开办的编辑出版学专业面临着办学体制和专业发展的双重困境，如何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培养适应市场需求的应用型人才，是当前摆在所有同行院校面前的一个共同难题。本文以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为例，分享专业建设中的一些先进经验和做法，以期能为同行院校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独立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编辑出版学专业从最早的几所名校“拓荒探路”到今天的数百所高校共同实践创新，已成为全国高校覆盖率较高的专业之一。其发展规模过快，专业设置门槛偏低等因素造成的后遗症不断凸显，如核心课程不确定，教材编写不成熟，师资力量相对薄弱，教学内容、方法与出版业发展实际脱节，培养的人才与市场需求不适应以及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模式等问题，都值得编辑出版学界同仁认真思考和研究。①②③另一方面，在中国社会高速发展和原有的传媒产业格局大变脸的社会背景下，出版业也进入了一个大变革和大发展时期。与此同时，在市场经济和数字化信息时代的浪潮中，编辑出版学专业在专业内涵、培养目标和社会需求等方面也发生了较大的转变，环境的转变对人才培养过程提出的新要求，即大编辑学时代对编辑出版学专业培养目标提出的新要求、融合传播时代对复合型人才知识结构的新要求和出版行业对创新实践型人才的新要求。这三个要求也正是目前所有开办编辑出版学专业的院校面临的三大共同难题，能否认识到并适应这个趋势和要求关系到专业的生存与发展。④ 与普通公办院校相比，大多数独立学院在师资、资源和条件以及政策方面存在着种种短缺和限制。如果独立学院在办学过程中墨守陈规不求突破，其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也就面临着问题。当前大多数独立学院都把培养应用型创新人才作为自身人才培养的目标，应用型人才与研究型人才相比，其最突出的特征是具备较强的实践动手和创新能力，而要培养较强的实践动手创新能力，须有一套科学合理的实践教学体系。但从目前的独立学院实践教学活动来看，还存在实践教学体系不完善，实践教学在专业教学中的主体地位不明确，实践教学内容陈旧、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较为落后，实践性师资缺乏，缺少“双师型”人才，实践经验不足，动手能力不强，教学效果不佳；实践教学考核评价体系不完善；实践教学设施及基地建设不足，实践教学管理和组织松散等问题，这些都严重地影响了独立学院人才培养的质量。⑤因此，独立学院要想在办学过程中形成特色，必须构建一套符合自身特点同时又能适应社会需求的创新实践教学体系。 笔者具体以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为例（以下简称珠海分校），分享编辑出版学专业在办学过程中进行的改革和探索，以期能为相关院校同行提供参考。 一、编辑出版专业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方案 珠海分校编辑出版学专业在十年的专业建设过程中摸索出了一套全面而又行之有效的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方案。 在人才培养方式方面，采用“课堂-课外-实践”三位一体的培养理念。在课内外实习基地的搭建上，先后在校内外通过学院和学校层面不断地为本专业同学开辟实践舞台，在学习模式的探索上，探索出一套以研习式学习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方式――专题研习工作坊（如图1），该模式从进入专业课学习阶段开始，与专业课学习相配合。 图1 工作坊实践模式 在学生学业指导方面，实行“全程导师制”，为学生各阶段学习指派不同层次的导师，加强学生选课、研习、实习、升学、就业等学习活动及人生规划的系统性指导意见。在课程学习方面，实行课程导学模式，课程导学将各专业方向培养目标落实到每一门课程，内容包括本课程的教学目标、学习目标、学习内容、知识、能力与技能结构、学习方法、考核方式、以及国内外有关本课程的先进教学资料、讲座视频录像等。 在课程设置方面，珠海分校编辑出版学专业设在文学院，文学和语言学方面的基础课程是该专业的先天优势，同时突出了实践实验性课程的设计。如在实验课程属性维度方面，具体划分为专业主干课程、专业方向课程、工作坊课程、个性课程，通识选修课等实验课程。在专业主干课程中，又开设了新闻、广告、电视、报刊、图书、教科书、网络、音像电子、摄影和摄像等覆盖当前编辑出版多个专业实践领域的核心课程。其中，教科书编辑学、电子杂志设计与制作等课程的开设为全国类似院校首创。 在师资队伍构建方面，为了更好地引导学生走入编辑出版一线，了解行业实情，专业从开办之初就聘请了有多年丰富行业实践经验的高级编辑担任专业的教研室负责人和专业核心课程教授，教师与编辑身份的重合，不仅提高了教学成效，还有力地缩短了专业教学和行业实际的距离。此外，在地理位置上，我们利用自身毗邻港澳台的优势，先后多次引进了来自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师资。 在学生课外实践方面，专业设立了学生科研专项经费，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可自愿组建科研团队开展小组合作的课外科研活动。学院鼓励教师结合科研和社会实践不断开发新的实验项目，在本专业特色实验教学项目的设计上，专业下属的编辑出版实验室自2004年以来，成功创办了面向校内外的报刊图书等各类实践成果展，这一展览模式已成为本专业学生开展实践教学成果展示的特色平台。 二、编辑出版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设计与实施 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应落脚在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上，这是由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应用性和实践性的本质特点决定的。没有完善的实践教学体系，就培养不出动手能力强的学生，没有创新的实践教学体系，也就无法孕育出具有创造性思维的学生。因此，在贯彻落实人才培养方案的大框架下，在培养应用型、创新型人才的导向下，还应就专业的实践教学进行认真思考，针对专业特点来构建特色的实验教学体系。 当前实践教学状况的审视与分析 笔者一直承担本专业实验课程和工作坊课程的教学工作，在亲身教学和收集大量师生反馈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1.基础理论课与实验实践课以及相应教师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联结 在专业课程的设置上，如何将基础理论课的知识内容与专题实验课的操作环节联系起来，真正地实现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实现理论的效果，一直是困扰实验教学的主要问题。部分高校采取单一教师同时教授两门课程的做法虽然在形式上可以避免这一问题，但是长久来看，并不能发挥教研团队的综合人力资源优势，因为毕竟不同研究方向的教师术业有专攻。 2.实验课程的教学模式和评价体系有待创新 以工作坊为代表的实践实验课程的内涵决定了其教学不同于传统的理论课教学，但多数教师在思想上并没有转变观念，仍然采用一言堂式的讲授教学，或者名义上虽然让学生开展小组创作，但各小组之间以及内部成员之间没有沟通和交流，在汇报机制上也只是采用传统的PPT汇报形式，不能完全展现学生学习过程中的疑问、收获、心得，以及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协作交流的方式，在针对学习者的评价上，大多数教师仍然是简单地套用现有的教学计划、考核标准与方法，采取基于教师个人的主观评价方式，同时还缺乏评价结果的交流和反馈。 3.缺乏立足本专业学生实际和学科特色的实训教材和讲义 以《教科书编辑学》课程为例，目前大多数同行院校开设的是图书编辑学而非教科书编辑学课程，这门课程的教学目标是培养教科书策划、组稿、选稿、理稿、校对和排版等基本能力。目前市面上的图书编辑学教材有很多版本，但专门针对教科书编辑专题进行探讨的为数不多，而且教科书编辑学的范畴大门类多，编辑理念更新快，如果随意采用，则会出现教材在内容体系上过时和过于抽象、脱离实践的问题，同样的问题还出现在相关工作坊的教学上，多数教师都是推荐多本所谓的“烫手”教材和著作，没有根据学生的实际，在专题的取舍上也存在着较大随意性，学生对整个课程的框架和实践内容都不太明晰等等。 4.缺乏支撑相应课程教学体系的实践教学平台 从以往的教学经验来看，多数教师反馈自己对实践课程有很好的设计，可是苦于纸面化操作，不能利用虚拟网络数字化技术开展模拟仿真实验。同时，由于文科学生在专业基础和实践经验上的不足，同时缺乏后续的继续学习、自主学习和交流协作机制，学习者即便掌握了实践课程的一些基础知识，在面临具体的实践问题时还是表现出束手无策的尴尬局面。因此，如何推进实践课程教学内容的数字化、网络化和实用化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而这一切又都靠相应网络教学平台的建立才能得以实现。 5.缺乏创新的实践教学组织形式和学生实践自组团队 按照传统的方式，实践内容是根据理论课程体系编排逻辑和篇章节的形式来组织的。这种方式所带来的问题是，学生对相关内容的理解是单一角度的片面理解，这种教学形式已经不能适应新时期复杂问题解决过程中不同学科背景知识的运用和学科之间交叉融合彼此渗透的趋势，学习者学完之后仍有可能不能独立地解决相关的现实问题。另外，如何发挥学生自主实践的积极性，也是实践中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目前的实验实践课程多数是分专业、分年级、分班级的组织形式，高低年级不同专业之间同学在学习同一个内容的过程中，彼此没有任何交流、协作和经验传承，更谈不上与社会专业组织机构的交流和学习。因此，除了由教师引导的实践形式之外，应该多成立以专业、课程为背景的专门团队组织。 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过程 针对以上几个方面的问题，笔者在编辑出版专业课程框架下，具体从以下几方面开展了相应的改革实践： 1.改变传统的课程设置方式，建立专业综合性联结课程 本专业现已开设报刊、图书、电视、新闻和网络编辑等实践教学工作坊，旨在培养编辑、排版、采访、报道、拍摄和制作为一体的多元复合能力。目前各主干课程都已形成了相应的理论和实践教学联结机制和各课程之间的协同联动机制，如专业二年级学生在完成出版现代技术等以技术指导为目的的实践课程学习后，相继进入图书排版等基于任务和项目的实践环节，两门课程的目标和结构已在课程体系设计上实现了有效的联结，同样的专业联结也体现在音像电子编辑、视频编辑和网络编辑等与新闻采编学的联系上，可以说这种课程之间的联结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实践教学能力训练体系，具体如表1所示。同时，在编辑出版专业实践教学一直倡导的是模拟真实出版行业报刊杂志发行流程基于角色任务的课程实验训练方法，如在图书编辑实践环节，设立主编、责任编辑、美编和内容编辑等角色，通过小组分工的模式共同完成项目实践。 表1 编辑出版学专业相关课程联结关系表 专题项目 相关课程结合 视频项目 广播与电视节目制作与摄影、摄像 2.以多门实验课程联合教学设计为思路，完善课程合作与综合能力开发的机制 通过多年的摸索和实践，编辑出版专业在实践教学方面已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课程合作机制。每学期末，各课程老师会集中协商下学期的合作意向，定出合作模式；而新学期初则确定具体合作的细节或要求。在学期末，会举办一次体现学生综合能力的跨年级、多课程的项目作品展，通过展览，锻炼和体现学生的策划能力、组织能力、编撰能力、平面宣传品设计排版能力、摄影摄像能力、节目短片的制作能力，新闻能力，展销能力，网上推销能力、市场调查能力、公关能力及分工合作协调能力等。 3.改变传统教学内容编制格局，实现课程资源建设的立体化和多样化 对于部分工作坊课程，在实践中并没有现成的、完全符合要求的教材可用，例如笔者承担的网络工作坊课程中的电子杂志制作课程，目前在国内还没有一本全面的、指导电子杂志创作实践的教材。因此，对于实验教材和讲义的编制，采取与编辑出版学的专业编排实验结合起来的方式，让学生在参与相关工作坊实践的同时，也同步地进行实训指导手册和讲义的编制工作，通过整理成册，形成符合课程实际的自主教材，同时将这一模式在全院工作坊中推广。 4.巩固实践教学模式成果，加强网络支撑平台建设 专业的发展方向和课程的功能属性已经明确，但网络教学支撑平台的设计和开发仍比较欠缺。直接套用现成的网络教学平台往往受固有平台模式限制，并不能完全适应学科的教学实际，也不能适应特定实践课程的教学设计体系。譬如，在工作坊教学的电子作品评价环节，急需建立一个将过程性评价和结果性评价结合起来的综合数字平台，将档案袋式评价和自我评价，小组评价以及教师评价综合起来，实现评价的过程性和发展性功能。因此，我们选取编辑出版专业部分课程为试点，以编辑出版行业市场运行机制为借鉴，以相应专业课程理论为指导开展实验，建立了出版发行的学生社团模拟机制，如完整的报刊设计、编辑、排版和发行机制，设计和开发了相应的网络支撑平台，运用虚拟仿真的方式，以网络化的形式再现编辑出版发行流程，达到了高效便捷的专业实训的目的。 5.鼓励学生以社团组织的形式开展社会实践，探索产学研结合机制 学生通过课程实践萌发了许多有意义的专业创意，同时在实践中也形成了各种有创意的作品，但这仅限于个别课程的临时随机创作，没有进行及时的深入总结和推广展示。应将这一实践形式常态化和公开化，以突显本专业的实验教学特色。因此，可以通过组建学生实践社团，以专业能力为基础，由专业教师做指导，以课程常规训练项目作为课题，同时通过引入社会项目合作的方式，将企事业单位的真实课题和任务带到课堂，让学生亲身参与项目设计与制作，大胆发挥创意，明确行业标准，体验设计过程，实现专业学习和社会生产的结合，同时以此作为专题教学的形式，探索教学深入实践一线的有效方法和模式，以最终实现产学研的良性循环。 （林书兵，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讲师；陈藩庚，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特聘教授，高级编辑） 编辑出版学专业论文:数字环境下编辑出版学本科教育的专业定位探讨 摘 要 数字环境下，编辑出版学本科教育需要继续调整专业定位与课程设置。（1）专业定位不应以图书编辑为重点，列举四点理由。（2）应着眼于大传播、大出版，将专业方向定位于“信息加工与传播”，突出文字编辑能力的培养。本专业的竞争优势在于：人文社科通识+编辑能力+传媒人才素养。就业去向应着眼于大传播，面向整个传媒业。（3）丰富教学内容，重新设计课程体系。 关键词 编辑出版学 本科教育 专业定位 课程设置 （1）各门类图书编辑都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如外文、医疗、科技、建筑、美术等专业图书，文史哲等普通文科本科毕业生难以胜任，缺乏专业知识的编辑出版学尤其如此。图书是知识生产与传播的主要载体，信息传播体系中，知识的生产、加工与传播是难度最高的，让没有专业知识的人来担任，显然不合适。这一点已经成为共识。 （2）随着数字出版的发展，纸质图书将逐渐成为高端、小众化读物，畅销书毕竟只是少数。包括纸质和数字在内的图书编辑需求量将会逐渐减少。 （3）研究生层次的毕业生大量供应，图书编辑在整个文化产业链上作为相对高端的岗位，更青睐研究生层面，编辑出版学本科毕业生做图书编辑的空间进一步被挤压。 （4）目前就业情况已经证明了该目标设置的不合理，每年能够进入编辑行业的比例很低，而且大多在小报小刊和网站，无法胜任一般图书的编辑工作。该专业就业去向的设置一般是“书报刊出版单位和文化传播单位”，但实际情况与目标相去甚远。 2 着眼于大传播、大出版，将专业方向定位于“信息加工与传播”，突出文字编辑能力的培养 （1）正确认识传媒环境，理解编辑出版学在其中的位置，将核心能力定位于“信息加工与传播”。每个专业还是应当有自己的特长，有自己不可取代的特质所在，否则该专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编辑出版学的特长是“信息加工与传播”，特别是文字信息。在文字信息、图像信息、声音信息中，该专业最擅长的应该是文字信息的传播，其能力就是文字信息的编辑、加工、复制、传播等。图像、声音都不是我们擅长的，以普通文科为基础来招生和教育的专业，既没有美术功底，更不能以发展计算机技术为目标，不能以为自己什么都能做。在全新的传媒环境中，应当突出一种技能，兼顾其他技能，以文字信息传播为主，图像和声音为辅。 （2）本专业的竞争优势在于：人文社科通识+编辑能力+传媒人才素养。如前所述，缺乏“专业知识”是该专业的软肋。笔者认为，软肋可以变为优势，那就是通识教育，文史哲等传统人文学科要有所涉猎；传播学、社会学、传媒管理、营销学等社科知识要有基础；具备编辑能力即信息加工与传播能力；具备传媒人才的基本素养。这样，作为传媒工作者，其优势就是某个专门学科所不具备的，视角与思维方式既有别于文史哲，也有别于一般社会科学，这也就是核心优势。 （3）就业去向不局限于出版行业，而是着眼于大传播，面向整个传媒业。随着数字化程度越来越高，新媒体的迅猛发展，传统的书、报、刊、广播、影视以及网站等各个行业之间的界限将会越来越模糊。新闻出版总署与广电总局的合并也传达出这一信息。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定位也不再是狭隘的“为出版行业培养人才”，而应着眼于整个传媒行业，以及非传媒行业中的各类文化传播工作。无论何种媒体，编辑的原理是共通的，所需要的基础知识与能力也是共通的，在培养目标上应当围绕知识与能力的培养来设置课程。学生应当掌握普遍的原理与基本的文字技能和编辑加工技能，再通过实践对不同媒体加以了解。应当强调从事某个工种的能力，而不是强调为哪个行业、哪种媒体服务的能力。 3丰富教学内容，重新设计课程体系 3.1调整以纸质图书出版为主导的课程模式，增设通识课程、能力培养课程 目前核心课程依然围绕图书出版而设置。所谓“出版无学”，出版学本身并不是一门理论性非常强的学问、没有一个系统的学科体系需要深入学习，更多的是实践理论和应用知识，所以一旦把其拆开，方方面面都开设一门课程，其结果便是内容重复、单调，花费时间而并没有学到丰富的知识。应该将该类课程取其精华进行压缩、合并，减少课时，同时增设通识课程，在已有的传播学、营销学、统计学等基础上，增设文学、历史、哲学、管理学、社会学、经济学、自然科学等基础知识。 能力培养课程目前是薄弱环节，学生动手实践机会较少。除了现有的杂志编辑实践、图书营销、毕业设计，还应当增设写作训练、报纸编辑、网站编辑等实践模块，而且不应当只体现为一门课程，而是将其作为贯穿四年的能力培训项目。在能力培养中，以文字能力的培养为核心，使学生能够阅读、写作、表达、编辑、加工、宣传、营销，从而胜任信息传播的工作。 总而言之，应改变以“传授理论”为主的模式，不是讲授“技能型知识”，而是着重知识学习，加强能力培养，提供技能实训的机会。 3.2时间安排上，一二年级以通识教育为主，大三开设专业方向 以传播学为主要学科背景，着重培养语言文字能力，以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电脑技术为基础知识，这应是每个方向的学生都具备的。大三可以开设几个方向：编辑学、出版学、数字出版等，每个方向开设两三门专业课程即可。编辑学侧重图文信息编辑，出版学侧重出版管理、出版商务，数字出版侧重数字技术应用与创意，诸如各类数字内容的生产，也可以适当参与动漫、游戏制作，比如剧本的加工编辑等等。 关于该专业的培养体系，教育业内人士已经有不少讨论，每个高校也都有不同的定位与特色，但总体上看该专业培养效果不佳，市场竞争力不强，说明培养方式有待继续调整以适应市场需要。 编辑出版学专业论文:我国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数字化演进探析 [摘要]数字出版对从业人员提出了新要求，进而对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提出了数字化演进要求。文章通过对我国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本科课程体系的深入研究，发现各校编辑出版学专业由于学源背景不同、教师结构不同、培养目标不同，其课程体系数字化改革也有很大差异。从发展现状来看，国内大部分高校的编辑出版学专业本科课程体系仍有数字化演进空间，可从培育数字出版专业特色与方向、优化技术类课程教学、推动教学方式改革和强化数字出版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入手来解决问题。 [关键词]数字出版　出版教育　课程体系　数字化演进 数字时代的来临使出版业发生了许多变化。出版业数字化对从业人员提出了新要求，进而对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将带来我国编辑出版学专业本科课程体系实践新一轮的调整和改革。 目前，数字出版成为出版产业发展的新业态、新趋势。数字出版运用新的传播技术和传播手段，其出版物集多种媒体于一身，由图文、音频、视频、动画等元素构成。这就需要从业人员既能掌握数字出版技术，又懂得设计艺术，既有扎实的出版理论素养，又要具备数字出版实践操作技能。高等院校编辑出版学专业应在“宽口径、厚基础、多技能”的要求下，以“大出版”、“大传播”为目标培养适应新技术新媒体发展和信息时代传播多元化趋势，拥有策划创意、信息处理和分析能力，能够在数字出版领域从事网络出版、创意策划、新媒体出版技术与管理、数字装帧设计、媒体运营、数字版权管理等工作的复合型人才[1]。课程设置是以培养目标为依据的，因此，数字时代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应积极适应出版业现代化、网络化、专业化发展趋势做出相应调整。 一、我国编辑出版学专业本科课程体系的数字化发展现状 在经济全球化以及媒介融合不断加强的背景下，当前出版产业发展有两大趋势：一是随着国际化、市场化的发展，出版社的经营管理成为核心；二是随着信息技术尤其是网络技术在出版业中的广泛应用，出版业技术含量越来越高，各个环节对从业人员的信息技能有了更高要求[2]。对此，一些院校编辑出版学专业本科课程设置作出了相应调整，以应对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和升级带来的变革（见表1）。 从表1可以大致看出：一是与其他学源背景相比，设在信息管理院系下具有图书情报学学科背景的编辑出版学专业，其课程体系数字化更加明显；二是脱胎于印刷专业的编辑出版学专业，其课程的技术色彩更加浓厚；三是与大陆相比，港台地区更为重视数字出版技能的传授。 武汉大学与南京大学的编辑出版学专业都设在信息管理院系下，因此课程的数字化和信息化转向更为明显。相比较之下，南京大学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较多沿袭图书情报学专业课程。武汉大学编辑出版学专业则不仅新设了更多有针对性的数字出版课程，如数字出版导论、网络编辑、多媒体应用技术、网页设计和网站建设等，并从2008年开始实行文理兼收的招生政策。2011年，教育部公布年度我国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备案或审批结果，同意武汉大学新增“数字出版”本科专业。武汉大学自2012年秋季学期开始，在原有的编辑出版学专业之外独立招收数字出版专业本科生，以适应转型升级后的出版行业对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高级专门出版人才的需求。这标志着我国数字出版高等教育事业迈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北京印刷学院的编辑出版学专业本科课程变化并不大，但是它于2008年新增了传播学（数字出版）专业，其课程以数字出版相关的技术、内容加工与传播类课程为主，而以传统编辑出版学课程为辅。大陆其他高校的编辑出版学专业往往只是增开“网络与电子出版”“电子出版技术”等较少量的数字出版课程，似乎尚未形成出版学课程体系数字化。此外，台湾世新大学的出版学具有悠久的历史，现今设在图文传播暨数位出版学系下的数位出版学专业也脱胎于原来的印刷专业，因此其课程设置特点与北京印刷学院非常相似，其中网络信息媒体相关课程与传统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的比例不相上下。 综上所述，通过对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代表性高校的编辑出版学专业本科课程设置情况进行研究，发现在媒介融合以及出版数字化的冲击下，我国编辑出版学专业大多对本科课程设置进行了数字化调整，但是仍需加强和拓展。 二、编辑出版学专业本科课程数字化演进中的问题及对策 由于我国数字出版教育和培训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本科课程数字化演进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数字出版教学理念和课程体系亟需更新。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包含传统出版产业发展与新兴媒体产业发展两种驱动力，因此必然需要融合两种不同的思维以形成独特的教学理念和体系。但是迄今为止，我国大部分高校尚未能或未及开设独立的数字出版本科专业及相关课程并形成体系。囿于各种现实条件的限制，其往往在原来编辑出版学专业培养方案的基础上补充、嫁接一些数字技术类课程，教学内容也仍以纸质载体和传统出版流程相关理论为主导。显然，想用“旧瓶装新酒”或者小修小补的方式来革新编辑出版学专业，并以此来满足一个年产值已经超千亿的新兴产业对人才的巨大需求是不现实的，我国必须建立起符合数字出版人才培养需求的教学理念和专业课程体系。 其次，数字出版理论教学与实践存在脱节。中国出版科学研究院院长郝振省在《2010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中指出：“我们的数字出版人才严重匮乏，我们对数字出版的准备严重不足，我们的出版教育与出版产业严重脱节。”[5]这种出版教育与产业的脱节在数字出版课程体系建设中主要表现为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不平衡。与国外相比，园内院校理论课程较多[6]，而进入实验室上机练习，进入企业实战训练，接受来自业界人士指导的机会较少。从对国内数字出版相关课程调查情况来看，尽管目前像网站设计、数字出版物制作、网络信息编辑等实际操作课程已逐步进入出版学专业课程之中，但整体比例依然偏低。而在开设的技术类课程中，技术与实践缺乏紧密联系容易造成“两张皮”的现象，无法为学生提供可迁移的技术学习能力。 编辑出版学专业论文:协同创新 培养编辑出版学专业应用性复合型人才 摘 要：“积极推进协同创新”是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提升人才培养能力与水平的重要途径。本文以地方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应用性复合型人才培养实践为例，从教学方式改革、实践教学模式构建、教学管理水平提升等方面，探索了“6+1”协同创新专业建设模式的思路和做法，可为相关院校特色专业建设提供借鉴。 关键词：“6+1”协同创新；编辑出版学；应用性；复合型；人才培养 作为地方教学型本科高校，我校始终坚持走“产、学、研、用”合作办学之路，经过多年的实践与探索，形成了“6+1”协同创新专业建设模式，较好地解决了地方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人才培养与媒体行业人才市场需求相衔接的问题；建成了与地方媒体协同创新、深度融合的省内唯一省级特色专业。 一、编辑出版学专业应用性复合型人才培养目标的确定 编辑出版学属于文学学科新闻传播类本科专业，其人才培养应具有应用性与复合型特征。截至2011年4月，全国共有47所高校招收编辑出版学专业本科生，其中，8所为教育部直属高校，39所为地方高校。通过走访调研、查询教育部阳光招生网[1]，对比分析这47所院校编辑出版学专业人才定位与目标，可以看出不同类型大学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具有不同特点。 研究型大学强调培养理论与实践并重，具有创新精神、综合能力强的高素质专门人才。以武汉大学为例，培养适应现代出版产业发展要求，具备先进的文化产业经营理念和市场意识，掌握系统的编辑出版学学科理论和专业技能、广博的科学与文化知识，能适应出版业市场化、信息化与网络化发展趋势的高级专门人才。 教学研究型大学则重在培养复合型高端人才。如中国传媒大学，主要培养目光敏锐、创意新颖的数字时代的新媒体编辑、记者以及新闻从业者，为转型中的中国媒体产业输送具有新时代新技术特点的复合型专业人才。 教学型大学则以岗位实践能力培养为主，重点培养应用型的编辑与出版发行等人才。如北京印刷学院，主要培养掌握编辑出版、语言文化、经济管理等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具备书刊编辑策划、出版经营管理、出版物市场营销、出版新技术等方面的知识与能力，能够在出版单位、发行部门、新闻机构等从事编辑策划、出版管理、发行营销等方面工作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作为地方教学型高校，我校编辑出版学专业人才培养定位紧紧围绕地方新闻出版产业特点和发展需要，联系地方行业媒体协同办学，着力培养编辑出版学专业理论基础全面、专业技能突出、职业品格优良，能在报刊、书籍出版、新闻宣传等部门，从事一线编辑、出版、发行工作的应用性复合型编辑出版学专业人才。近年来，突出网络编辑人才培养比重。 二、“6+1”协同创新专业建设模式的内涵和特点 所谓“6+1”协同创新专业建设模式，即在专业建设与发展过程中，逐步建立起高校与“报社、期刊社、出版社、网站、印刷厂、书店”协同运行模式（如图1）。这一模式与新闻出版行业采、编、印、发运行模式紧密结合，高校与其他协同主体间可以进行调整，相互融合，以满足高校专业教学和企业用人需求。打破关门办学的瓶颈，与新闻出版产业、行业、企业密切合作，解决了人才培养与就业市场需求相衔接的问题，以确保应用性复合型人才的培养。 2004年以来，我校先后与省内9家报社、2家期刊社、3家出版社以及2家民营出版公司、3家网站、4个印刷厂、6家新华书店等29家媒体、企业签署了实践教学合作协议，聘请这些媒体、企业的老总和技术管理专家作为专业建设委员会成员与兼职教授，逐步形成了“6+1”协同创新专业建设模式，这一模式具有以下特点。 图1 “6+1“协同创新专业建设模式示意图 一是“6+1”协同创新专业建设模式，集中体现了“产、学、研、用”思想的精髓。高校与“报社、期刊社、出版社、网站、印刷厂、书店”6个协同主体紧密合作，突破高校人才培养关门办学局面。通过引入行业技术、人才、市场优势，整合资源，形成了编辑学、出版学、新闻学、传播学、管理学、计算机、艺术学等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多技术集成、多单位协同的立体辐射式合作专业建设模式。 二是“6+1”协同创新专业建设模式，实现了高校与协同主体间的深度融合。各协同主体可以结合行业、企业优势与特色，针对行业发展需求和技术要求，在人才培养方案的设计、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教学内容的改革、“专兼结合”师资队伍建设、教学管理机制等方面与高校进行全方位的互动合作，为培养新时期多媒体数字化行业发展急需的应用性复合型专业人才提供了必要的保证。 三是“6+1”协同创新专业建设模式，有利于高校与协同主体间协调发展。一方面，根据协同主体提供的市场变化、行业发展、技术更新、人才需求，适时调整人才培养方案、更新教学内容，保证了专业教学的针对性与应用性；另一方面，把行业人才市场的短期性和人才培养的长远性有效地结合起来，既满足了学生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的需求，又可以满足行业企业当前对人才的需求与咨询服务的要求，促进行业企业与高校专业建设双向健康发展。 三、“6+1”协同创新培养应用性复合型人才的实践 1.“6+1”协同创新，改变了传统的单一灌输式教学方式 在多年的专业建设与改革过程中，我们探索建立了“教室与岗位协同、教师与导师协同、学生与员工协同、作业与作品协同”的双岗位、双教师、双身份、双成果的“四双”机制，实现了由传统单一灌输式向开放式、多元化教学方式的转变。 教室与岗位协同是指在教室里完成专业理论知识的学习，而专业技能的训练、岗位实习则在校内外产业基地群现场完成。 教师与导师协同是指实行企业和学校“双导师”制，协同承担教学实训任务。通过建立媒体专家资源库，选择企业导师与校内专业教师协同指导学生岗位技能训练，形成了校企互派，双向兼职；校企互动，共育“双师型”骨干教师的机制。 学生与员工协同是指在学习过程中，学生不仅要以学生身份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还要以行业企业员工的身份，明确行业企业员工的岗位职责，完成岗位工作任务，充分体验行业企业员工的角色与感受。 编辑出版学专业论文:编辑出版学专业实验教学体系研究与构建 编辑出版学是高度强调实践性的应用型专业。浙江万里学院编辑出版学专业自2007年开始招生以来，一直重视服务地方经济建设和满足社会发展需要，在实验教学体系建设方面不断探索，列入浙江省本科院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浙江万里学院传媒实验中心”的建设项目，本文将一年来实验教学体系建设成果进行总结。 一、人才规格定位 根据浙江万里学院“以本科教育为主，积极创造条件为开展研究生教育打下良好基础”的办学层次定位，编辑出版学专业层次定位是：开展编辑出版学本科层次的专业教育，培养高素质应用型编辑出版学本科层次人才。把本专业建设成为与浙江省高等教育大众化形势发展相适应的高层次、应用型编辑出版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基地之一，成为专业特色鲜明、社会声誉良好、与省内其他高校有所区别的编辑出版学专业。 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要求高校在专业人才的培养上要符合社会需要，向着为社会所需的应用型专业人才方向上发展。因此，本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是：培养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和扎实的编辑出版基础理论知识，系统掌握杂志、图书、网站、电子出版物和报纸的策划、编辑、制作、运营等业务技能的全媒体编辑出版人才。学生毕业后能够在杂志社、网络公司、出版社、报社、广电媒体、新闻宣传单位和文化企事业单位从事策划、编辑、制作、经营、管理等工作的应用型编辑出版人才。 在服务定位上，编辑出版学专业人才培养将立足宁波，面向浙江，朝向全国，专业办学努力为浙江省出版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的持续发展服务，学生毕业后能够从事杂志的出版与发行工作，新媒体、网络与电子商务企业信息的策划、采集与印制工作，政府机构、大中型企业的媒体策划与传播工作，出版社图书编辑、发行与管理工作。最终形成与浙江省地方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相配套的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形成浙江万里学院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品牌特色。 由此，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背景下，我校编辑出版学专业在实验教学上将侧重培养全媒体出版人才,并将环节设课、校媒合作作为发展特色。 二、实验教学体系基础工作开展情况 1、硬件建设 2008年5月，编辑出版学专业成功申请浙江省省属高校实验室建设专项资金60万，学校配套30万，建立数字编辑出版实验室。该实验室于2009年12月竣工。实验室建成后，创新和完善了以数字出版为特色的编辑出版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和实践平台，实践适应现代出版业需要的仿真实验教学模式，增强学生在数字出版方面的现场实践操作能力。同时，该实验室将促进相关专业教师的科学研究，推动相关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同时还能提供编辑出版人才培训、出版产业创新与咨询决策等方面的服务。该实验室的功能定位与软硬件设施在全省居于领先地位，与我院已有其他专业实验室、基础实验室为专业课程教学提供保障。 目前依托该实验室，编辑出版学专业获得Adobe考试中心认证，可以进行版式设计类课程认证考试。2011年4月27日宁波地区“新创意新媒体校企技术交流研讨会” 由本专业主持召开。随着“流媒体编辑出版实验室”等实验室的积极申报，本专业实验条件将进一步改善。 2、实验课程开展情况 “实验课程”共设置有9门课程， 26学分，核心实验课程有全媒体出版、数字出版实务、校对实务、电子杂志设计与制作、印刷流程工艺。本专业实验课程与理论教学课程前后呼应，互为延伸。如实践教学环节课程中的《数字出版实务》、《印刷流程工艺》等课程是对理论教学课程中的《数字出版概论》、《杂志出版印刷实务》课程的延伸。在课程开课时间上一前一后，学分设置上保持总量平衡，既符合课程体系内部的一致性要求，也理顺了课程之间的相互关系。 三、实验教学体系特色 1、全媒体导向，提升实验教学前瞻性 全媒体出版是一种整合多种介质形式对同一主题进行多媒介同步发行的全新出版理念。为满足社会对全媒体出版人才的需求，我们在实验教学中围绕“一个实验平台、数个受众群体、数种媒体展示形式、综合出版能力”，侧重培养学生在杂志、报刊、广电、网站等各方面的操作技的，充分体现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有利于人文与科学素质提高及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及创业精神培养，有利于学生毕业后的继续发展。 2、环节设课，提高人才培养针对性 环节设课是对全媒体导向的落实和深化。全媒体强调学生通过课内实验和课外实训，掌握受众阅读行为确定、信息查询与确认、不同载体的加工技巧与等专业核心能力和技能，能够针对不同的受众人群，以报纸、杂志、网站、电子杂志、广播、电视为载体，选择具有价值的媒体内容进行加工，涉及到的实验内容繁杂，如果面面俱到不但现有人力物力无法配套到位，教学重点和主要方向也无法把握到位。编辑出版学专业实验教学体系根据全媒体技能要求，将所有课程体系中的四个重要环节——全媒体出版、数字出版实务、电子杂志制作、印刷实务列为重点，环节课如同人体的关节一般，与基础教学课程、专业教学理论课程、其他专业实践课横纵相联，导向清晰，既适应现有产业形势，又具有很强的发展弹性。 3、校媒合作，检验实验课程体系的实用性 校媒合作是编辑出版学专业实验课程体系发展的动力源和压力源。浙江万里学院与《东南商报》社会新闻部紧密合作，双方共建全媒体实验平台技术，报社提出业务需求，学校马上作为命题单元马上布置到实验课程教学汇总。通过探索，本专业的能够与社会实际结合起来，通过与理论教学的前后呼应，能够实现把理论知识转化为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的综合能力培养要求。 （本论文系2010年浙江省本科院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浙江万里学院传媒实验中心”研究成果。郭鉴系浙江万里学院文传学院编辑出版系系主任、东南商报社总编辑助理，胡婉芳系东南商报社社会新闻部主任、浙江万里学院文传学院编辑出版系副主任。） 编辑出版学专业论文:编辑出版学专业毕业生必须具备的比较竞争优势 摘要：编辑出版学专业的毕业生要在比较优势中获得竞争优势，要拥有五种比较优势：涉猎广泛，具有广博的知识面；从事编辑出版工作上手快（入门快）；熟悉中外编辑出版史，尤其要精通名著经典的编辑出版传播史，并成为旧书新做的专家；具有新媒体编辑、出版、传播技能；具有与时俱进的观念与突出的创造性思维。 关键词：编辑出版学；高等教育；知识结构；比较优势 编辑出版专业与非编辑出版专业的毕业生如果同时竞聘一家出版媒体的同一个岗位，应该靠什么取胜？只能靠比较优势。他人的优势无法达到，而自己的优势没有形成，是现行编辑出版学高等教育的症结所在。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必须具备的比较优势可以概括为四个字：广、快、专、新。“广”指知识面广博，“快”指上手快（入门快），“专”指专于名著经典的编辑出版传播史，成为旧书新做的专家；“新”既指创新的意识与能力强，又指具有新媒体编辑出版工作的技能。具体来说，必须具有以下五个比较优势。 一、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必须涉猎广泛，具有广博的知识面 编辑出版学专业应为出版单位培养编辑出版人才，但出版单位特别是出版社普遍不愿意招收编辑出版专业的毕业生，尤其不想招聘该专业毕业生从事专业性强的编辑工作。湖南出版集团在网上公布的2010年校园招聘广告显示，出版社在招聘一般性图书编辑（如教材开发编辑）和一般性图书营销人员时尚愿意接受编辑出版专业的毕业生，但在招聘专业性强的图书编辑（如法律编辑、音乐编辑）时就只要其他相应专业的毕业生。这并不奇怪。整体来看，科班出身的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的知识结构确实难以胜任那些专业性强、学术性强的书刊编辑工作。比较而言，非编辑出版专业学生的知识结构是专中有杂，而编辑出版专业学生的知识结构是杂中有专。当两个不同专业的毕业生竞聘编辑出版工作的同一个岗位时，非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的竞争优势自然是专、精、深。显而易见，编辑出版专业的人才培养如果一味地强调另一学科的专业深度，就无异于削足适履。不像非编辑出版专业那样专于某一个学科，恰恰是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科特质。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是一个知识面广博的杂家，应当是其首先必须具备的一个比较竞争优势。 编辑究竟是专家还是杂家？以培养编辑为重要任务的编辑出版学教研人员必须反复思量这个老问题。笔者的一贯看法是：“编辑成不了专家，情有可原，但做不了杂家，不可宽恕。”① 笔者非常赞同辽宁出版集团老总俞晓群的观点：“出版人与学者是不可盲目比较的，他们身份交叉、行为互渗，但作为不同的角色，追求的结果不同。出版家表现为自身学识的宽泛和厚实，他们不专攻什么学科，但在出版的意义上却攻无不克、战无不胜。”②张元济一生都没有专著问世，但没有人否认他的学识。编辑的知识，好比农民的粮食和商人的资金。粮食储备得多，农民遇到灾荒时心里就踏实；资金丰厚，商人遇到危机时就能绝处逢生；知识广博，编辑就可以胜任更多稿件的加工。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生必须努力使自己“博”起来。 二、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必须上手快入门快 比较而言，编辑出版学“属于应用科学，是行业之学、领域之学，不是理论科学”③，它直接服务于编辑出版实践。编辑出版学虽有自己的理论基础和理论原理，但它们属于应用理论的范畴。在编辑出版学的学科建设中，既不能满足于对编辑出版经验的概括，更不能盲目追求玄虚的理论体系，千万不能为理论而理论。编辑出版学专业主要是为编辑出版的业界培养人才的，如果这个专业的毕业生不能或者大部分不能在编辑出版业界就业，那么它还有存在的必要吗？“作为一个应用性很强的学科，用实践去检验理论永远是一根必须具备的标尺，脱离了实践，脱离了实践的检验，学科发展将失去持续发展的动力。”④诚哉斯言！西方出版强国的编辑出版学教育以实务技能教育为本位、以在职教育培训为特色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科班出身的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必须尽可能快地胜任编辑出版的日常工作。非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如果需要半年的适应期，那么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就只应为三个月甚至一个月。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就是编辑出版学高等教育的彻底失败。编辑出版学高等教育在这方面并非尽善尽美。例如，有些毕业生写不出像样的选题策划报告、营销策划方案和书评，甚至连校对工作都做不好。因此，培养实际操作能力的业务技能课必须进一步予以改进，在教学中必须将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原则真正予以落实，必须设法使专业实习取得更大的实效。 三、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应努力构建自己有特色的“专” 编辑出版专业学生没有必要因为自己是杂家而妄自菲薄，但与此同时还必须努力建构自己的“专”。与非编辑出版专业学生相比，编辑出版专业学生的“专”应该有自己的特点，这种“专”包含四种情况：（1）专于编辑出版的流程与技能。在编辑出版工作中表现为上手快入门快，但这不是根本，上手快入门快不等于后劲足。非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用半年甚至三个月的时间也可以掌握语言文字的规范意识与编校技能，熟悉编辑出版工作流程；（2）专于编辑出版学以外的某一门学科或某一个领域。这种“专”主要因今后从事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编辑出版工作而不同，因人而异。例如，从事文学编辑出版工作者要专于文学，从事法律编辑出版工作者要专于法学，等等。不言而喻，这种“专”并不是编辑出版专业学生的比较优势，因为专业学习阶段再怎么专于另一学科也几乎不可能达到非编辑出版专业学生对这一学科的专业化认知水平；（3）专于中外编辑出版史，尤其要专于名著经典的出版传播史。这种“专”是编辑出版专业学生形成自己比较优势的极其有效的突破口，应该而且必须具备；（4）专于新媒体的编辑、出版、传播工作。这种“专”既是应对数字化挑战的需要，又是建构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比较竞争优势的一条捷径。 编辑出版专业的毕业生为什么要专于中外编辑出版史，尤其是名著经典出版传播史？对此，笔者另有专文论述，这里只简述理由：（1）从一般的意义来说，熟悉编辑出版史有益于编辑出版专业学生认识编辑出版活动发展的规律，并从中吸取宝贵的经验教训；（2）从特殊的意义而言，编辑出版专业学生精通名著经典的出版传播史具有独特的意义——为重新包装运作这些好书，成为旧书新做的专家奠定坚实的知识基础；（3）在研习名著经典出版传播史的过程中，编辑出版专业学生还可以通过学习书中的主要内容而了解相关学科的基本原理、基本知识，从而拓宽知识面；（4）学习名著经典出版传播史，可以培养编辑出版专业学生的文化良知与文化追求。 四、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必须具有新媒体编辑、出版、传播工作的技能 今天，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生没有任何理由不去熟悉新媒体（互联网、手机等），没有任何理由不去掌握新媒体编辑、出版、传播工作的技能。这是因为： 1.数字化出版浪潮滚滚向前，对编辑出版人才的培养提出了严峻挑战 出版技术的不断更新，使新的出版形态不断涌现。一部出版史就是一部出版技术史。计算机技术、互联网技术、移动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对出版业的影响已经立竿见影。1970年，美国学者贝利将“当天的订数能够当天印刷，第二天发货”作为人类的理想。⑤仅仅过了24年，他的梦想就逐步变成现实。1994年，德国出现了能够随时满足消费者要求的“打印系统”，使按需印刷成为可能。2004年以来，按需印刷在我国从概念迈向生产操作。2004年，知识产权出版社属下的中献拓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正式启动了我国首项按需出版工程，致力于数字印刷在出版业以及商业领域的应用推广，为图书馆按需印刷数千种近现代善本图书和期刊。⑥ 数字出版物的种类、数量呈几何级数增长，数字出版的优势日益凸显。一首《老鼠爱大米》彩铃下载的收入就达到了5000万元，而这首歌的专辑未必能卖出500万元。在日本，手机出版发展迅猛，“手机书籍”成为一种新兴文化。数字出版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出版的运行模式，极大地丰富了出版的内涵，改变了人们获取知识、信息的方式与阅读的习惯。传统出版业只有积极应对挑战，并适时调整战略部署，才能在新一轮的出版竞争中避免被淘汰出局的危险。积极的先期进入者已经开始了一场新的圈地运动，培育着品牌和市场，将成为数字出版的领跑者。出版业需要与时俱进，直接为出版业培养人才的编辑出版学高等教育也需要与时俱进。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生要了解新媒体技术，要熟悉新媒体运行的流程，要掌握新媒体编辑、出版、传播的技能。数字化出版浪潮滚滚向前，编辑出版人才培养唯有逐浪前行。 2.新媒体编辑、出版、传播技能，是构建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比较竞争优势的捷径 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催生了网络编辑员、网络搜索引擎工程师、数字视频策划制作师、网络课件设计师、电子商务师、网站策划师、网络游戏设计师、彩铃设计师、网络、短信、DV创作人等新职业。2006年的预测说，未来八年，网络编辑的需求量将呈上升趋势，总增长量将超过26%，其缺口将达到100万人。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越来越多高校的编辑出版专业调整了人才培养的定位。例如，华南理工大学于2004年创办了编辑出版专业。起初，也以书刊编辑作为培养目标，在课程设置上与大多数院校所设专业并无二致。后来经过反复论证，将培养目标定位在电子网络编辑上。浙江工商大学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创办人梁春芳认为，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科建设“要根据现代出版业发展的需要，以培养大批的数字出版应用型人才为主要目标，不要只将视野局限在传统出版领域，而是要将着力点放在数字出版方面”。⑧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该校的编辑出版专业向网络编辑转型，为此开设的课程有：网络编辑、网络出版与书业电子商务、电脑图文设计、网页制作与网站管理、数字资源检索、图像传播等。这样的调整，不仅顺应了数字化时代对编辑出版人才提出的新要求，也是避实击虚、培养比较竞争优势的有效举措。2007年，在大学生就业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该校初级助理网络编辑考试达标率为96%。 早在1996年，北京印刷学院创办全国第一个多媒体艺术设计专业的时候，就将多媒体设计和工具软件应用引入设计艺术教学，让书刊装帧设计方向的在校生可自愿选择转为多媒体艺术设计，并于当年实现艺术与技术复合型本科毕业生的输送。由于所培养的人才同新兴的产业发展需求衔接，因而一路走俏，培养规模达到每届毕业200多人，还供不应求。可见，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生应该站在数字化发展的浪潮前端，成为数字化编辑、出版、传播的弄潮儿。 五、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必须具有与时俱进的观念与突出的创造性思维 观念上与时俱进既是创新的重要体现，又是创新的先决条件。对编辑出版人来说，观念上与时俱进是其首要素质，创造性思维是其最重要的思维。干任何工作，要想出类拔萃，都需要与时俱进与创新，但编辑出版工作更离不开这两点，原因有三： 1.编辑出版工作是生产精神产品的，而精神产品的生命力取决于特色 特色是出版物在市场竞争中的立足之本。我国出版业中盲目跟风、低层次重复出版的现象相当严重，造成了物力、人力和财力的极大浪费，还浪费了读者的时间、精力和钱财。盲目跟风、低层次重复出版是创新能力低下的体现。要避免这种现象，就必须坚持创新。邹韬奋说：“没有个性或特色的刊物，生存已成问题，发展更没有希望了。要造成刊物的个性或特色，非有创造的精神不可。”⑨ 2.从编辑出版的历史与现实来看，出版业是真正需要与时俱进的行业 后，篇幅短小但蕴含丰富的“小诗”盛行一时，最引人注目的是冰心的《繁星》和《春水》。对此褒扬的人很多，但也有人极力批评，梁实秋说：“《繁星》与《春水》这种体裁，在诗国里面，终归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冰心女士是一个散文作家、小说作家，不适宜于诗；《繁星》与《春水》的体裁不值得仿效而流为时尚。”⑩然而，这两本诗集最终成为中国文学名著。观念陈旧的人，或许可以成为优秀的作家或学者，但绝对成不了杰出的编辑家、出版家。1991年，金丽红策划出版了具有突破性意义的《王朔文集》。她这样形容当时想做《王朔文集》的冲动：“我第一眼看到王朔的一本书《我是你爸爸》就立刻被吸引了，这个标题多么吸引人啊！于是我就有了做王朔的书的念头，而且是做他的全套文集。”业内人士评价金丽红的眼光很“毒”。这种“毒”的本领源自观念与时俱进。湖北长江出版集团董事长王建辉在论及杜亚泉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表现时说：“做编辑要与时代的主潮相一致，要激动潮流，不与时俱进是编辑家的大忌。” 3.编辑出版人只有适应变化，才能策划出适应变化的新颖选题 一个编辑出版人是否具有与时俱进的观念与突出的创造性思维，并不取决于学科专业与教育背景，而更多地与性格、价值观、人生态度、社会阅历、思维倾向有关。人文类文摘杂志《读者》的两位创始人都是理工科出身，胡亚权毕业于兰州大学地质地理系，郑元绪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受正式学校教育不过五年、小学徒出身的王云五能够成为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和中国现代杰出的编辑出版家，得益于他年青时的广泛阅读，与时俱进及创新，如出国考察并积极推行科学管理法。一个普遍存在的有趣现象是，专家往往迷信过去的经验，权威经常迷信理论教条，这恰恰是创新的死敌。杂家、外行、新人少有习惯性思维的束缚和条条框框的限制，兴趣广泛、视野开阔、思维敏捷，对新知新学新资讯新环境反应快，敢于打破传统、敢于挑战权威、敢于接受新生事物，反而更容易闯出一条新路、干出一番事业。在知识结构的专业性、深入性、学术性方面，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几乎无法赶上非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但在观念的更新与思维的创新方面，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应该而且必须强于非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处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背景下的编辑出版人，其职业素质要有鲜明的时代特质：开放的心理、博大的胸襟、高昂的热情、积极的参与意识。对新理论、新观点、新题材、新文体、新体例、新风格、新版式、新工艺、新作者等，编辑出版人都应持欢迎、接纳的态度，要像孔子说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即不主观臆断、不绝对肯定、不固执己见、不自以为是。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策划出人无我有、人有我特、人有我新的出版物。 （易图强系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龚维忠系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出版科学研究所所长）

动漫设计论文:太极八卦图动漫形象设计论文 “每个国家的艺术动画家都试图挖掘动画形象深层的艺术性和文化性，让其创作的动画形象包含更多本民族的文化元素和艺术趣味。”。熊猫是我国国宝，却被美国设计为动画片《功夫熊猫》的主角，虽然吸收了大量中国元素，但主要是传播美国的趣味和意识形态。我们为什么不设计具有中华文化符号的熊猫形象呢？《八卦侠》的主角就是融合太极八卦图进行设计的熊猫形象。熊猫和太极八卦图都是我国特有的、历史悠久的“国宝”。熊猫性情温和、体形圆胖，非常吻合太极八卦图的文化内涵，即圆满、和谐等，熊猫八卦侠的设计也表达了中华民族追求和谐、圆满的思想，而且两者在造型、色彩、文化故事等方面都可以找到结合点，以下展开论述。 1.太极八卦图对《八卦侠》的造型启示 熊猫睡觉时蜷缩的形状与太极八卦图非常相似。太极图的S形曲线和两个阴阳圆圈是极具标志性的造型符号，对于设计八卦侠的标志性符号有重要参考价值。八卦侠的设计重点运用S形曲线作为头部的花纹，加强形象的民族标识性，同时S形曲线给人一种动态感，进一步渲染八卦侠的动感与活泼。太极图的两个阴阳圆孔可以演变为八卦侠的两个眼睛，八卦侠的两眼珠也是圆形，两眼也是白中有黑，黑中有白。而且太极图的两个阴阳孔具有对称美，八卦侠的双眼设计也形成对称美。太极图总体形状呈圆形，有大圆之美。八卦图中的八卦在空间上的八个排列方位，也形成了一个周而复始、不断循环的圆形。其圆形也为八卦侠的头部和身体形状设计提供了灵感。圆形是动漫形象中最常用的形状，美国经典卡通米奇就是由一系列圆圈组成。为了呼应太极图的大圆之美，熊猫的头部和身体都设计得更圆，同时突出了熊猫圆胖可爱的特点。八卦侠熊猫的肚子上也设计了太极图，进一步加强形象的标识性，把太极符号进一步转化为动漫造型符号，加强民族文化特色。 2.太极八卦图对《八卦侠》的颜色启示 太极八卦图的黑色与白色的搭配也是经典的颜色组合。白中有黑，黑中有白，简约精炼，寓意丰富。太极八卦图与中国画的“知白守黑”特征有着密切联系。“知白守黑”是中国书画艺术形式的典型特征，它来源于太极图，篆刻艺术、书法艺术和中国画艺术在画面布局方面均以之作为独到的心法”。“知白守黑”是古人总结出来的艺术规律，也是中华文化在颜色上的体现。《八卦侠》的颜色设计也运用了“知白守黑”。熊猫的颜色也是黑色和白色，可以与太极八卦图的颜色自然融合。动漫形象设计忌讳多种颜色带来的花哨感，简约就是美。基于太极八卦图与中国画“知白守黑”的密切联系，《八卦侠》也融合了中国画风格进行总体设计，包括书法、篆刻、水墨竹林等，进一步突出动漫形象的本民族特色。 3.太极八卦图对《八卦侠》的文化内涵启示 动漫形象设计不但需要研究形式美，更需要超越形式，融入文化内涵。《八卦侠》的形象设计也是超越图像形式，综合融入太极八卦文化，为动画片的故事创作打下基础。因为太极八卦图与《周易》的密切联系，《周易》也可以融入八卦侠的故事设计，八卦侠是位弘扬和守护《易经》的侠客，并从中悟出神秘绝招。太极八卦图也是中国功夫文化的符号象征，太极八卦文化衍生出了太极拳、八卦拳、八卦掌、八卦剑等中国功夫。太极拳中反复出现抱球动作，就是模拟太极图的圆形，很多招式都是沿着太极图中“阴阳鱼”的弧线运行。八卦掌的基础套路也是模拟太极图的圆形。武当山的习武道场等多有太极八卦图，在民间太极八卦图也常与功夫联系在一起。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与《现代传播》杂志社于2013年共同了我国电影国际影响力数据，数据显示功夫片仍是最受海外观众欢迎的中国影视类型。李小龙系列电影、《功夫熊猫》等都因中国功夫大获成功，掀起了全球“功夫文化热”。《八卦侠》的定位是塑造自强不息、行侠仗义的侠客形象，融合太极八卦图背后的功夫文化，八卦侠同时精通太极拳、八卦拳、八卦掌、八卦剑等中国功夫，可为动画片带来冲击力和故事看点。 八卦分别象征着天、地、水、火、雷、山、风、泽，是大自然的八种重要物象。这些为《八卦侠》的设计提供了广阔的故事空间，可以设计出八位八卦侠，分别拥有八种大自然的超能量。正因为八卦侠融合了太极八卦图，使得形象具有更多文化象征意义，为故事的演绎找到了文化根基。“一阴一阳之谓道”，八卦侠是位奉行天地之道的侠客，演绎出替天行道的故事。民间也流传着许多与太极八卦图相关的传说，都可以成为《八卦侠》故事设计的源泉。有娱乐感的动漫作品对青少年更有吸引力，动漫作品在传播传统文化的同时需要选择轻松幽默的方式。“八卦”一词在现代生活演变为“娱乐八卦”的说法，具有娱乐特色，八卦侠的性格与故事可以演绎出幽默搞笑的一面，为故事设计衍生出喜剧元素。 动漫形象八卦侠的设计代表一种回归传统文化的思维方法，太极八卦图对传统文化的借鉴不只是在图像形式上，更在于其丰富的文化和故事价值。美国著名学者弗莱姆认为：“在当代世界注重软实力的发展趋势中，一个现象正在兴起，即符号的战争”。这种“符号的战争”主要在包括动漫产业在内的文化产业中进行。动漫设计的文化影响力本身也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动漫设计的“中国梦”，迫切需要挖掘和汲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资源。 作者：陈坤单位：广州航海学院数码艺术系讲师 动漫设计论文:动漫角色造型设计论文 一、动漫角色造型设计的速写基础化认知 （一）删繁就简删繁就简是动漫造型设计的基本特征之一，是用简洁的语言表现丰富内涵。当然删繁就简必须是在对动漫角色的准确定位上，三两笔勾画出动漫形象的精神所在。 （二）归纳整合归纳整合是去除自然物象中的繁杂细节，取其精要，把能充分表现动漫物象的个性特点、精神内涵的一些因素归纳强化，形成崭新的动漫形象，依然有整体的和谐。 （三）对比组合在多个动漫形象组合设计中，有意识地将不同的角色在造像、体量等方面形成差异，目的是强化组合时的趣味性和戏剧效果。在设计过程中，不要急于一下子把动漫角色一个一个设计好，要全面突出一个设计，并将他们大致形态、体量，用草图的形式画在一张纸上进行排列，比较主角与配角之间的层次关系、映衬关系、呼应关系，角色间的形体、性格特征是不是突出鲜明，多方面审视调整，从整体上多方面把握动漫角色造型的风格。（五）写实的感染力写实的动漫角色造型以自然现象为基本参照对象，其形态运动规律都力求接近自然状态，无形中弱化了动漫角色和观众之间的距离更容易营造身临其境的视觉效果。这也是动漫创作者力求达到的一种境界。 二、动漫角色造型设计中的速写表现化认知 在长期的速写训练中，动漫创作者对创作的感受和认知不断地加深，时不时在脑海中迸发出灵感的火花,既而表现的渴求也越来越强烈。当画笔下流淌的线条将形象清晰呈现于眼前，表现渴求得以满足，心中愉悦难以言说。达芬奇曾说：“画家的心应当象什么？画家的心应当象一面镜子，将自己转化为对象的颜色，并如实摄进摆在面前所有物体的形象。应该晓得，假设你不是一个能够用艺术再现自然一切形态的多才多艺的能手，也就不是一位高明的画家。当你横过田野，请发挥你对各种事物的观察力吧！先看这一件，再看另一件，去粗存精，搜集各种材料。不要像某些画家，倦于想象力的运用，搁下工作，以散步为消遣，他们仍是精神疲惫，懒得观察周围事物，遇到亲友招呼也只当没听见看见。”是的，懒于观察生活，倦于想象力的运用，何谈细腻情感的体验、激情创作的表现。细心观察，留心记录能让动漫创作者打开别样天地。 动漫角色造型设计受动漫作品表现风格的影响，又有着与一般速写不同的创作要求。例如日本已故漫画家臼井仪人笔下的蜡笔小新，角色形象生动简洁概括；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品的《渔童》《山水情》《抬驴》等动画片角色都极具有中国民族特色造型。动漫创作者们是通过对动漫作品表现风格的研究和对速写技巧的掌握，培养对生活对象独特的观察方法和快速而准确地捕捉对象特点的能力，使自己较快地进入创作状态。而这一切只有有意识地通过科学系统地绘画训练，才能做到收放自如。长期而又扎实的速写创作会为动漫创作者积聚创作的力量和欲望，这种创作经历总会有与动漫创作相契合的交融点，进而成为造型设计的创作突破口。 三、动漫角色造型设计中的速写自然化认知 动漫创作者在生活中应去审视自然界中曾被漠视的风景，如石头纹理、丛生的杂草、污迹等。视角一变，天地也变。动漫创作者能从中找到抒写心情的又一片天地。以速写的绘画理念审视在生活中发现的这些独特的形象，以绘画的技巧将其所凸显的线条形象夸张变形，在脑海中形成一个个荒诞的怪物形象，同时将自我或喜或悲的情绪寄寓形象之中。乍看难以理解的怪物形象，却总能触动内心某处情感软肋。随着类似形象设计的丰富，动漫创作者又打开了另一片天地，速写这种简单的绘画方式为动漫创作者在动漫角色造型设计方面带来无限的想象空间和无尽乐趣。这些承载了情感的荒诞形象记录下动漫创作者的发现与喜悲，同时也成为动漫创作者动漫脚本创作的最初灵感和素材泉眼。动漫创作者在此过程中对自然生活的细心观察，加上动漫角色造型的理论指导，当这一切在偶然中相遇，却打开了动漫创作者另一双心眼，有了表现的欲望，更有了表达的渠道，一个个的“小怪物”就诞生了。大自然是最好的老师，动漫创作者可以找到永不枯竭的创作活水。动漫角色造型设计无论是运用何种规律或方式，都是在围绕着自然的、鲜活的生命体的塑造进行的，而种种理念上的指导更须在自然生活的大天地中融会，获得新鲜的自然气息。 总之，条条大路通罗马，而最终殊途同归，无论是速写创作，还是动漫角色造型设计，都成为动漫创作者绘画情感的宣泄和表白。观察中有发现，发现中有思考，思考后有升华，升华之余有了表达的渴求，一切认知水到渠成。 作者：张国庆单位：青岛职业技术学院艺术学院 动漫设计论文:浅谈动漫角色设计理念 一、三维动画角色设计理念分析 动画是影视艺术的重要类别。虽然我们都希望看到画面更加精美，动作更加流畅，艺术风格更加突出的作品，但是，是不是能够得以实现，与它的技术发展的程度有很大的关系。从艺术的角度来分析，动画角色造型首先反映的是角色的性格，然后才是风格，并且，把动画整体的风格统一起来，从技术的角度来分析，动画角色的造型一定要与其相应的类别的制作技术结合在一起，与此同时，还要使它的艺术特征得到保持，实现艺术与技术的一致。关于动漫三维方向的角色设计，一是线条的简洁概括，主要在整体外部轮廓、结构的处理、内部的衣纹来体现，还有线条、阴影以及上色等方面，结构相对简单，线条也比较简洁，给人非常明确简洁的效果。二是明确结构轮廓，例如与三角形、梯形以及圆形等形体的组合。三是唯美的色彩以及突出的风格，三维动画的角色与背景主要在光影以及色彩方面，对于装饰化效果进行强化处理，使画面更加唯美，更加突出画面的风格与气氛，再就是可以渲染成二维动画风格，不但可以制作成传统的大片效果，还能够做成反传统的非主流风格，无论是线条、造型，还是色彩等方面都可以发挥出作者的个人特点。其次，三维动画既然可以模拟真实三维空间，那么三维动画的角色造型是不是越逼真越好呢？显然不是，三维动画怎么逼真也不可能超过写实电影，真的做成写实电影，那三维动画的设计似乎就丧失了意义！三维动画由于自身的技术特点，即不能和二维动画比细腻，又不能和写实电影比真实，在动画角色造型上就形成了两种发展趋势。第一种：怪异的动画角色造型。在很多三维的动画片里，动画的角色造型都是比较怪异的，例如眼睛、嘴巴、身体的结构等一些细节都做了相应的夸张处理，使之更加有趣，这样就会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另外一种，就是超写实的魔幻的角色造型。在题材是魔幻主题的三维动画中，角色一般都比较精美，造型也是非常的奇特。这样的造型会给人一种超越真实的感觉，给人带来很大的震撼。在有真人参加的魔幻影片中，这些角色的造型以及背景的画面会吸引到很多的观众，并且取得非常成功的效果，例如：阿凡达。 二、中国元素对世界动漫设计理念的影响 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增长迅速，在世界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高，与西方交流的机会也越来越多，我国传统的文化也受到国外很多动漫设计师的关注。由于与西方国家的不断交流，使很多国外的动漫设计师被我们国家的文化所影响。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具有非常深厚的内涵。在我国动画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例如：水墨动画。这在我国的动画中是一个非常大的创举，它把传统的水墨画加入动画的制作中，造成一种虚中有实，实中有虚的意境，给整个动画增加了很多优雅。在一九六零年，首部水墨动画片诞生了，就是《小蝌蚪找妈妈》，取材于齐白石的伟大作品，它把国画中的笔墨与电影的艺术完美地结合了起来，还有一九八八年制作的《山水情》，也是在国内外荣获了各项大奖的作品，此作品主要描述了人与自然融合在一起的境界。在风格统一的情况下还把不同风格的短镜头穿插了进去，把山与水的意境出现的非常的神入。通过非常感人的故事，以及高超的动画技巧，把写意山水的水墨技巧与古筝技艺结合在一起，无论是在视觉方面，还是听觉方面都给了观众带来很浓的诗意意境，给人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 三、结束语 通过以上的论述可以总结，我国的动画不但有很深厚的文化积淀，在现在又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形成了一种新兴的产业。从几千年以前的皮影戏到现在的热播动画剧集，我国的动漫文化正在飞速发展。虽然我国的动漫产业还处于起步阶段，动漫产业的发展还会受到很多的阻碍，但每个国家的动漫产业都经历过这样的发展过程。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动漫游戏产业，经过专家的相关分析指出，在现代社会中人们休闲娱乐的一种非常流行的部分就是动漫游戏，随着高科技的不断运用，动漫游戏产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多丰富的休闲娱乐体验，也慢慢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替代的一部分，同时，又被人们称之为朝阳产业。那么，怎样才能在现代的动漫角色设计中进行不断地创新，并加入更多新颖的设计理念，是我们未来在动漫产业的发展中不断追寻的一个重要课题。相信通过动漫行业的所有设计者的共同努力，加上动漫技术的不断提高以及理念的不断创新，动漫角色设计的发展会更上一个新的台阶。 作者：赵辉单位：中州大学 动漫设计论文:动漫衍生产品开发设计探索 (一)动漫衍生产品的定义 衍生产品是从某种产品发展出来的派生物，动漫衍生产品是从动漫实体产品衍生出来的系列授权产品。动漫衍生产品是指利用动漫实体产品中的原创角色形象，通过动漫衍生产品设计大师的精心设计，而开发制作出的一系列可供出售的服务或产品。自1929年美国迪斯尼公司大大受益于“米老鼠”动漫衍生产品的开发之后，越来越多的动漫企业开始重视和效仿动漫衍生产品的开发，使得动漫衍生品的类别与样式渐渐增多，并趋于市场化、成熟化。 (二)动漫衍生产品的分类 经过80多年的发展，动漫衍生产品的种类繁多且逐年递增，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动漫衍生产品开发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具体可以分为以下三大类:(1)内容类衍生产品，如图书、音像(DVD、CD)、杂志;(2)形象衍生类产品，如饮料、食品、服饰(帽子、箱包等)、服装、文具、玩具、饰品(手机套、钥匙扣、发饰等)、日常生活用品、居室用品(壁画、儿童家具、墙纸、被罩、拖鞋、抱枕、灯饰等)、收藏品(卡片、形象)、电子网络(手机彩信、网络游戏)等;(3)综合类衍生产品，如主题公园、动漫会展、娱乐场所等。 我国动漫衍生产品的开发路径选择 在我国，动漫产业是新兴的文化产业，近几年的发展势头尤为迅猛。通过对我国国内动漫衍生产品的市场占有率调查发现:日本产品约占60%，美国产品约占29%，我国原创产品仅占约11%。我国国内市场的大部分收益流于日本和美国，我国只是动漫衍生产品的消费大国，而非盈利大国。当前，世界上最具有代表性的动漫衍生产品开发模式有两种:(1)以日本为代表的模式:低投入，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把动漫创作、衍生产品开发与商业市场一体化，将开发与市场紧密联系起来，以发售速度快、发行基数大来收益，日本动漫衍生产品和动漫作品本身的收益比为7∶3。(2)以美国为代表的模式:高投入、高质量，以原创动漫文化为中心导向，靠之后的销售运作逐渐收益，收益比为9∶1。我国应借鉴日、美等世界动漫强国的发展经验，并结合自身的发展特点，寻找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原创动漫衍生产品开发的现实之路。具体应把握以下两点: (一)以“母体”创作为动漫衍生产品开发的根本 动漫作品是动漫衍生产品的“母体”，国产动漫片的内容创作必须富有新的创意才能吸引广大观众的眼球。现今我国广大的青少年观众可以利用多种媒介接触各国不同风格的动画片，国外动画片在一定程度上刺击了他们的欣赏水平和审美需求。我国动漫企业应不断推出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特色和风情、贴近和吸引本土观众的国产动画片，提升国产动画片的市场竞争力，务实解决动漫衍生产品“母体”创作的问题。 (二)把商业运作作为动漫衍生产品开发的关键 动漫衍生产品的商业运作模式是收益的关键。家喻户晓的大型系列动画片《喜羊羊与灰太狼》的综合收益创造了我国动画史的记录。分析该片的成功因素主要在于三点:(1)创意佳。它是二维动画，成本较低，动画角色形象可爱，故事简洁搞笑，引人入胜。(2)人气旺。它是一部500多集的大型动画片，依靠三年连续播放的积累，赚足了人气，从而为该片衍生产品的开发创造了“人和”条件。(3)营销妙。它在播出后适时地加大了广告宣传力度，使得喜羊羊“无处不在”，创造了“天时、地利”条件，以巧妙得当的营销措施，并适时地制造、推出喜羊羊礼物玩具、服装等各种衍生产品，赚足了利润。 地方特色文化动漫宣传片衍生产品的开发现状及对策 (一)地方特色文化动漫宣传片衍生产品的开发现状 近年来，国内一些动漫企业纷纷创作出以地方特色文化为题材的动画片，例如由安徽中卡通动漫公司推出的《九华小和尚》、《楚汉风云》，深圳崇德影视传媒公司出品的《孔子》，央视动画有限公司与武汉江通动画联合创作的《福星八戒》，河南华豫兄弟动画影视公司制作的《少年司马光》等，这些动画片在电视台获得较高的收视率及名气之后，开始走出荧屏，各种衍生产品纷纷推出，且已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我国动漫衍生产品的市场规模年均增长率约是29%，有人预测，到2013年其市场规模将超过210亿元。但我国地方特色文化动漫宣传片衍生产品的开发尚处在起步阶段，在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在现今动漫衍生产品市场中，我国原创的动漫衍生产品较少，大多是来自国外的优秀动漫衍生产品。我国地方特色文化动漫宣传片的衍生产品开发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原创动力不足，缺少原创品牌;产品缺乏吸引力，品牌效应不强;市场定位不准确;产业链条不完整;开发资金短缺;知识产权保护不够，盗版现象比较严重。 (二)地方特色文化动漫宣传片衍生产品的开发对策 我国地方特色文化动漫宣传片衍生产品的开发应多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且针对自身存在的问题，大胆改进和创新，充分挖掘动漫衍生产品的价值，促进我国动漫产业的良性发展，全面提升地方城市的绿色GDP。 1．加大政策和资金扶持力度 制约动漫衍生产品发展的瓶颈因素就是资金的短缺，为此应建立市场化投融资体制，为动漫衍生产品的开发筹集资金。(1)政府部门应设立专项引导资金，并减免一些税收，巧助原创动漫衍生产品的开发;(2)动漫企业以作品的著作权为担保，通过银行评估其著作权价值，从银行获取资金;(3)地方政府优先扶持本地的动漫公司上市，在股票市场中融资。 2．增强衍生产品的开发意识 首先应明确地方特色文化动漫衍生产品开发的重要性和不足之处，增强衍生产品的开发意识。(1)重视动漫衍生产品开发的整体策划(包括开发资金、技术需求、人才需求、市场需求、衍生产品种类等)，设计出更适于衍生产品开发的动漫形象。(2)重视动漫衍生产品设计开发、市场营销所需的专业人才培养，搞好设计开发团队、市场营销团队的建设。(3)打造优秀的原创动漫明星形象，建立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 3．增加衍生产品的吸引力 目前市场上动漫衍生产品的种类和数量越来越多，要想脱颖而出、招人喜爱，就要增加动漫衍生产品的吸引力。(1)塑造优秀的动漫形象，通过在动漫作品中的形象塑造以及在动漫衍生产品开发中的形象塑造，创作出让众人喜爱的动漫形象。(2)丰富衍生产品的种类，满足不同群体对象的消费需求。(3)不断创新，严抓产品的质量，延长动漫衍生产品的生命周期。 4．把握销售市场的行情 为了促进产品的销售及营利，应对市场进行充分分析，准确把握市场行情。(1)扩大受众消费群的范围，丰富衍生产品开发的内容和形式，提高市场占有率。(2)充分分析受众消费群的心理，了解他们的消费特点与兴趣爱好，进行产品的市场细分，创作符合他们心理需求的衍生产品。(3)搞好衍生产品的市场推广和信息反馈工作，掌握市场动态，针对消费者的反馈信息，及时作出调整。 5．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要切实加强对动漫衍生产品知识产权的保护，制定相应的法规和政策。(1)地方政府与职能部门应出台相关的保护政策，实施知识产权申请、登记、注册的资助政策，协助动漫企业或个人进行版权登记、商标注册、设计专利申请等。(2)运用宣传或培训等手段，提高动漫创作者的知识产权自我保护意识。(3)建立较严密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处罚、打击动漫衍生产品的盗版、侵权等行为，为动漫公司的良性发展保驾护航。 结语 随着动漫产业的快速发展，动漫衍生产品的开发从无到有，从有到优。开发地方特色文化动漫宣传片的衍生产品，就是集文化价值、使用价值与经济价值于一体，通过塑造优秀的动漫明星形象，打造地方特色文化动漫衍生产品的品牌，以逐步增加我国国内动漫衍生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提高开发单位(开发者)的经济收益，全面推动我国动漫产业的良性发展。 作者：魏三强单位：宿州职业技术学院计算机信息系 动漫设计论文:历史思路对动漫创意设计的影响 历史与现实是一切创意的依据和土壤，动画设计专业的学生如果积累丰富的历史知识，提高自身的历史修养，则会增强对设计的敏感度并提升作品的高度。一个人的历史见解本身就是其思想的组成部分，同时一个人的史学修养又会对其其他方面的思想产生相应的影响。对于处在学习阶段的高校动画设计专业学生，提升历史修养不是偏离专业业务，而是从另一个重要的角度整体提升专业修养和创作技能。 动画创意设计的特点与历史思维的意义 动画艺术作为一种特有的艺术表现形式，其艺术本体特性中包含了多元性和假定性，这两种特性使得动画创意设计与文学创作、影视艺术创作表现出广泛的共通和亲近。因此，此时的动画艺术创意便同文学创作和影视创意一样，与历史思维产生了不可分割的联系。此外，动画的假定性也与历史思维密切相关。动画通过形象假定、动作假定、环境假定、情节假定等完成视觉创作过程，但是这些假定都有历史的原型基础，加上动画综合的表现形式，可以将真实历史或者非真实的历史假设通过影视的形式展现出来，以表达吸引人、感动人的情景和主题。 假定性还可以用历史思维弥补历史本身的不足。因为历史是笼统的概念，但是动画创意可以通过假定性完成对特定历史时间内一个细微的、不引人注目的事件的表述，烘托该段历史时期或者某历史事件的意义与影响，及其对于人们情感的熏陶。 动画作品作为艺术作品的一个目类，其作品特性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叙事性。既然是叙事性，其毫无疑问会和历史紧密联系，不管是正史还是野史。同时，凸显历史文化底蕴的动画作品能获得全人类的认同。 动画作品的独创性也是历史辩证的，独创可以有很多途径，在历史思维这一个方面就有无穷的可能，既可以叙述历史的背面，也可以到未来去寻求创作的契机。 历史思维在动画教学中的运用 在动画设计教学中，教师首先要帮助学生形成整体的思维，让学生在这个整体思维下尽量展现各种动画的个性，表述各种动画表现的专属性，阐明动画故事（情节）所要表现的主题，这些工作在教学过程中都具备相当的难度： 首先，教师要引导学生明确动画创作其实是源自现实的艺术创造，并非凭借感性思维任意表现的偶然艺术。众所周知，超现实主义的绘画美术作品出现在现实主义之后，也就是说超现实主义和感性的偶然创造是建立在现实理性之上的。教师要鼓励学生养成观察生活、回顾历史的良好习惯，为后续的动画设计学习形成惯性积累，这样学生才能完成优秀的动画作品。如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积累了大量生活素材和细节才能创造出细腻生动、在平凡中感动人的艺术效果。 其次，教师要引导学生在历史中寻找创作题材。在历史中寻找创作题材可以允许学生自由创造，并且加上学生自己对历史事件的理解，优秀的动画作品可以脱胎于历史题材又远远超前于其所表现的历史时期，并具有时尚性和前瞻性。如《战鸽快飞》取材于“二战”时的诺曼底登陆，但是角色选定和场景规划乃至情节设计用的都是一种独特的视野和幽默的表现手法。 最后，动画设计教学的重点之一就是让学生形成一种历史辩证的创造性思维，这种思维就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既能够随机应变，又善于专注和搭配。历史思维不限于过去，更着眼于未来，未来的现实有无数种可能，那么表现未来的动画艺术就有更多的可能。学生在学习阶段形成这种思维的萌芽，对于后续的学习和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结语 历史思维是一种概括性的整体思维，在动画设计创意教学中又具有独特的艺术概括力和审美视角，可以在尊重文化脉络的方式下进行尽可能多的变形和夸张。这些夸张都是在历史思维的指导下理性进行的，既尊崇了艺术反映历史文化的客观特质，又与动画艺术中倡导的新的影视美学题材和表现形式相匹配，在动画设计教学和实践中具有广泛的使用契机和积极的教学效果。 作者：庄月萍单位：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动漫设计论文:动漫款型设计的艺术表达手法鉴赏 作者：李娅单位：普洱财经学校 对形象的夸张 一个完美的动画角色形象需要动画设计人员以现实生活为根本，将生活中的人物原型加以修饰，将现实生活人物中的原型与性格通过夸张的艺术手法将之进行还原。以“大力水手”为例，在该动画角色当中，为了将“大力水手”中大力士的形象凸显出来，动画角色造型设计人员通过采用夸张的艺术手法将大力水手的双臂塑造成了长而结实的胳膊，将他的嘴巴设计成为一个瘪瘪的，而且经常叼着烟斗的形象，这样就使得“大力水手”的形象栩栩如生，就如同是一个街道生活的大叔、或者是隔壁码头的搬运工，给人的印象显得相当深刻。 对角色表情的夸张 通过对动画角色造型进行夸张的另外一个手法就是对角色的表情进行夸张设计，这样可以完全将动画角色的个性特征表现出来，然后对之辅助性的增强其生命能力，将达到更好的艺术效果。同时，通过使用表情夸张的方式还可以使得动画角色的表情更加的诙谐与幽默，在不经意之间能够引起人们哄堂大笑，使得动画的艺术角色更加深入人们的脑海，达到良好的艺术效果。 拟人手法 在动画影视中，另外一个经常用到的艺术手法就是拟人的艺术设计方式，通过拟人可以将动画角色的形象特征更加直观、明显的展现在人们的面前。最终可以充分的展现动画角色的形象与特征。 动画角色风格的分析与对比 对于动画角色的造型风格等，国际上主要是根据各个国家的地域特色为标准进行划分的，主要可以分为三个主要的风格流派，主要包括：以美国好莱坞动画制作为代表的国际流派，它们是经典动画，是主流中的主流；另外一个就是以日本为代表的东方式动画风格，它们的风格与韩国、香港与台湾相接近，具有典型的东方形态特点，在亚洲地区具有极高的人气；而以欧洲为代表的动画风格则包括多种自由、多变、洒脱的特点，具有典型的独立式以及自由特点，以欧洲风格为主。同时，中国的动画在其中也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尤其是以水墨为主的风格被国际动画学派认为是“中国动画学派”。 其中的美国风格大多是采用最为传统和简单的方式，将最为简单的单线框以及平面色彩绘制的方式，利用艳丽的色彩、明晰的线条来进行色彩分明的设计。在设计的过程中讲究动画的体块感，力图通过整体效果的营造以及丰富的肢体、表情语言来达到通过复杂的结构实现单纯的动画效果的目的。同时，美国动画角色形象还具有动作十分夸张，充满弹性、色彩浓烈等特点，充分的体现了动画角色稚气、夸张而可爱的一面，常常以及其夸张的特点获得令人瞠目结舌的效果。 而“日本风格”的动画片已经逐步的形成了自己特定的模式，其中包含了极其鲜明以及浓郁的民族风格与特色，其中富含唯美的映像特带你充满了东方人明显的人文精神特点。同时，在整个动画角色的造型过程中，通过轻松的格调、细腻的风格以及甜美的造型而使得动画角色充满了轻松而细腻的特点。同时，在格调的设计过程中，通过对动画角色的服装、发型以及配件首饰等方面进行设计。而中国动画则是在充分吸收中国民间绘画艺术的基础上，同时辅以戏曲等表现特点，将中国的绘画、音乐、戏剧以及美学特点等精华结合起来，充满了浓郁的中国特色。 动画造型设计过程中遵循的基本原则 1充分与时代文化特点相结合 艺术的最终来源是生活，而一个好的艺术角色就必须贴近生活、源于生活，并且为生活提供服务。而动画角色本身就是一个艺术角色，这就要求“动画角色”在设计的过程中要与时代的特点相结合，通过与生活中的时代文化特点相融合，可以设计成为一个被人们欣然接受的动画角色。同时，动画角色设计师应该以现实中的中的人文特点以及性格特征为基础，通过对这些任务的特点分析，创作出一个能够反映出时代特点以及时代文化发展需要的动画角色。而要达到这些，需要设计师在动画角色造型的过程中对自己的生活进行充分的感悟，在生活当中做一个有心的人，这样才能设计出一个符合时代特点的动画角色。 2动画角色造型应该充满趣味性 动漫作品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要充满了趣味性，这时动画的本质，也是动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一个动画作品的成功与否首先是与动漫角色的趣味性直接相关的。动画角色的设计过程中就应该充分的抓住角色造型过程中的趣味性，这样才能充分的表现出动画角色的形象特点，体现出动画角色充满趣味的生命力以及幽默性。但是，在进行动画角色设计的过程中，如何更好的体现出角色中的生动趣味性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在角色造型设计的过程中可以从下面这样几个方面着手：其一，充分理解动漫角色，在此基础上提醒艾诺出其趣味性；其二，从不同观众的角度来对角色造型的趣味性进行设计；其三，注重对动画角色细节部分的设计，从细节体现出动画角色的趣味性；其四，从动画角色的体现手段来表示出其趣味性。 3动画角色造型的可行性 动画角色造型的可行性就是要之角色的塑造过程中要考虑整个动画片的风格以及设计形式。动画造型设计的可行性可以表现造型的实用性以及合理性。虽然动画角色的设计可以是千奇百怪、天马行空的，但是其整体的前提就是要在整个动画的风格之内进行，否则动画角色的设计就“跑题”了，这种方式是不可取的。例如，在进行三维动画的设计过程中，为了充分突出其可爱的特点，在设计的过程中可以设计出一个非常夸张的角色，能够将它的头和身体画得很大，而腿则画得短、胖一些，这在二维动画中也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但是，在三维动画设计中由于多种夸张的动作不能实现，这样的角色造型反而会给设计工作带来麻烦，因此在三维设计中应该尽量避免。 动漫设计论文:动漫短片中的人物造型设计剖析 作者：曲朋单位：辽宁师范大学影视艺术学院 角色的服饰也体现了一定的欧美现代地方特色，如小男孩的海魂衫、油漆工的背带工作服、麦当劳送外卖服务生的标有“M”字样的头盔服饰等。动画造型把抽象的形象通过艺术手段转换成可被人感知的视觉直观形象，再人为地赋予其个性和情感。动画造型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但都离不开变形、夸张、拟人等表现手法，把动画角色设计为生动的视觉形象。动画需要幽默、想象力、表现力、灵魂、思想等诸多元素。在动画中，角色则是幽默与想象力的表现者，亦是灵魂和思想的载体与传达者，动画角色的设定是最直观的表现方式。 短片《不许动》中角色设计的形象表现 1.角色造型的形态特点表现 《不许动》短片中出现了5个人物和2只动物。因为短片的大环境被设计在欧美小镇的一条普通的街道上，所以在做造型设计的时候，人物的设计也是欧美形象。主角小男孩是一个在街上拿着玩具彩弹枪自娱自乐的角色，年龄被设定为七八岁，其具有这个年龄段小男孩的体态特征。另外，剧本中有小男孩用彩弹枪打小鸟和愣神看小鸟飞走的镜头，表现出小男孩应该是一个有些淘气又有些天真的孩子。在搜集了大量的外国小男孩的图片后，设计者把小男孩夸张设计成身体胖、脑袋大、棕色卷发、眼睛眯缝着的淘气的小男孩形象。 2.角色个性的行为特点体现 笔者认为，角色造型不仅是外在的、静止的，动作和表情的行为表达也是角色造型塑造的一部分。《不许动》中角色的个性特点在人物的表情和动作中也都有所传达。在制作角色动作过程中，笔者和团队成员搜集了大量的图片、视频素材并反复表演模仿，尽可能地把角色的动作表情表现到位。如，小男孩是淘气活泼的形象，他的行动方式多为跑跳、躲藏，表情则是坏笑和玩耍时的一本正经，这些都是现实生活中七八岁小男孩会表现出的行为。 短片《不许动》中角色造型实现的技术操作 1.Flash软件在角色造型设定中的运用 在《不许动》角色造型二维造型设计的初始阶段，角色设计者使用的是Flash软件。先反复修改设计纸面草图，然后将基本确定的草图扫描到电脑中，使用Flash软件进行修改调整和上色。在造型的调整方面，使用Flash软件勾出的线稿具有极其灵活的可调整性，可以复制多个线稿进行对比调整。此外，在对角色造型的调整中还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如在调整过程中还可以随意拖拽线条弧度和移动结点。在修改方面，这款软件可人为任意调整线条弧度，这一特点使其使用起来比其他常用绘图软件更加得心应手。 2.角色造型中二维手绘材质和三维渲染的结合 在短片《不许动》中，角色设计者使用二维手绘材质三维渲染，模拟马克笔绘画的手绘风格，具有一定的装饰色彩。在角色造型的材质绘制方面，角色设计者使用的是Deep3D和Photoshop两个软件。初步上色是在Deep3D软件中进行的，该软件用模型导入、定位上色的方式使得上色更加方便直观，不同角度的灯光效果也使得对颜色的使用更加准确；在Photoshop软件中则是根据角色模型展开的UV进行色块的填充和修补。 动画角色造型设计是一项严谨而又乐趣无限的艺术活动，能在创造角色造型的时候赋予其生命力和性格魅力，对故事情节的发展和对诸元素的表现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无论是二维手绘还是三维电脑技术都只是表现动画角色造型的工具，而要真正赋予动画角色生命力、创造出能使观众回味的造型形象，则需要动画人不断观察生活、不断积累素材、不断练习实践，再添加一些想象和创造。 动漫设计论文:动漫人物创作设计的透析 作者：朱叶蓉单位：洛阳理工学院 卢舍那大佛的艺术特征 龙门石窟奉先寺的卢舍那大佛是创作于唐代高宗年间的石雕作品，整座大佛全像通高17.14m，其中头部高4m，两耳高1.9m，是龙门石窟中艺术水平最高、整体设计最严密、规模最大的一尊佛像，彰显了“盛唐气韵”的风范。而卢舍那两旁的雕塑还有菩萨和弟子，身后有与之相关的佛教故事壁画。雕塑与雕塑相互依存，使石窟变成了一个完美的艺术世界。卢舍那大佛的艺术造型反映了唐文化的审美情趣，有着丰富的社会文化与艺术价值，其造型所蕴含的艺术规律对现代动画角色造型设计有着独特的借鉴意义。 1.卢舍那大佛独特的造型对动画角色设计的启示 动画角色造型的独特性主要是指角色造型鲜明，从外观上一眼就能看出它与其他动画角色的本质区别，具有其他角色没有的许多特征。只有这样，角色才能迅速抓住观众的眼球，并能给观众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奉先寺石窟在构思立意和题材选择上具有独特的意韵，其本质源于创制者的人生理念和生活态度；卢舍那的开凿正是武则天这位聪慧、美丽的皇太后欲利用宗教造像艺术为自己作皇帝而掀起的神学宣传活动的重要产物，是将统治阶级的领袖宗教化的先例，这就使得卢舍那大佛的外形从一开始就呈现出博大的内涵、深沉的气度。 唐朝女性以丰满、款额、圆脸、健康为美的标准，龙门石窟的卢舍那在雕刻上追求雕像的丰满、均衡和严谨，使它在遵循一定的佛像造型标准的基础上，依据当时的特色文化创造出具有时代审美特征的表现：卢舍那大佛的造型是当时的艺匠们为了追求社会时尚，按照“菩萨如宫娃”的要求进行女性化的提炼和概括的结果，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参考了唐代贵妇人的迷人风貌，使佛教艺术紧贴当时的审美要求。卢舍那结跏趺坐于束腰须弥座上，顶饰螺髻，身披通肩袈裟，发似波浪，眉若新月，细角大眼，鼻直唇薄，面容丰满秀丽。嘴角的一丝微笑中，流露出一种柔美娴雅、亲切慈爱之情。大佛上身衣纹流畅而有规律，雕塑者相当重视其有韵律的起伏变化。佛像整体造型优美，生动自然，飘飘欲仙，似要脱壁而出，堪称中国佛教艺术的经典之作。卢舍那旁边的弟子一个是严谨持重的迦叶，一个是温顺虔诚的阿难，这两个菩萨头戴宝冠，身佩璎珞，艳服盛装。北壁的护法天王身着铠甲，手托宝塔，足踏夜叉，威风凛凛；力士赤膊坦胸，皱眉怒目，气势逼人。 在结构上，整个洞窟布局协调，瑰丽磅礴，这是唐代艺匠们用提炼和概括的手法把神圣的佛像和世俗的审美理念融为一体的杰构。这种表现手法和创作精神正是现代动画角色造型设计需要的，它与现代动画角色造型求新立异、形象简洁、富有内涵的创作主旨不谋而合。 2.卢舍那的亲和力对动画角色造型设计的启示 “亲和力”是指使受众感到亲切和放松的一种气质和魅力。而动画角色设计中的亲和力主要是指角色的亲切感，角色在性格上有一定的个性和吸引力，并能迎合大众的审美情趣，如动画角色小熊维尼、kitty猫等。动画角色中的亲和力可以极大地拉近观众与动画角色的距离，提高作品的收视率，带动衍生产品的推广营销。国内动画角色的发展，除了《喜羊羊和灰太狼》、《小鲤鱼历险记》中的角色造型亲和力比较好之外，其他的动画片过分强调角色的视觉张力，忽视了角色的内涵设计，使动画角色在影片中的表现柔弱无力。 佛经中，卢舍那为光明遍照，是佛在显示美德时的一种理想化身。卢舍那的造型彰显了佛像的安详、温存、亲切。温文尔雅的体态散发着温柔的亲和力，略作俯视态的眼睛流露出宁静而又慈祥的目光，嘴角上扬起的一丝微笑，表现出一种优雅而又亲切的慈爱之情，使卢舍那整个神情少了一份严肃，而多了几分亲切。卢舍那大佛那庄重、温和、睿智的外部造型，表达出一种宁静的心境，这就是佛家追求伟大情感和开阔胸襟的表现。而旁边的菩萨和弟子有的严谨持重，有的温顺虔诚，显示出佛家端严矜持的性格。把卢舍那温顺娴雅的神态运用到动画角色造型设计上，设计出让人一见倾心的角色形象，在有力地把握角色的性格特征的同时，在造型上坚持“以人文本”的理念，将动画角色赋予人物的性格，从而增强观众与角色的情感互动，就能增加角色的亲和力，使角色更让人喜欢。 卢舍那丰富的文化内涵对动画角色造型设计的启示 动画的内涵是文化元素的综合体，它包括动画的精神和所表达的追求。随着动画的发展，中国动画在学习别国先进经验的同时，只学会了“皮”，没能把握住根本，所以设计出来的角色往往是“穿着长袍的洋鬼子”，没有文化的特色和内涵。 艺术能够承载特定社会的文化内涵及其相应的价值观念，卢舍那大佛积淀着厚重的历史，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它以佛教文化和雕刻艺术为基础，用石刻的形式对一个社会的宗教信仰进行了诠释。卢舍那大佛作为一门石刻艺术，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其本身所饱含着的佛教意义更是博大深远。在佛教中，卢舍那也是报身佛，报身是指佛的修行依因果感召而来的报应身，是修行圆满、大彻大悟的表现。 卢舍那大佛是在盛唐时期雕造的，那时的唐朝对外开放，经济繁荣，文化艺术群芳争艳。随着印度佛教雕塑的传入，中国佛教雕塑艺术在本国民族化和世俗化的不断启示下，走出了一条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艺术道路。中国雕塑艺术一般都用自然山水来表达人的内心情感，把自然山水的灵性和人的情感融合在一起。唐代的艺匠们利用龙门整座山体岩石雕刻了卢舍那大佛，体现了它是大自然和人文艺术的结合，是中国人追求“天人合一”观念的反映。 在进行动画角色造型设计时，将卢舍那的艺术特征和文化内涵赋予角色，并把设计好的角色融入动画片的场景中，让场景来衬托角色的性格、营造角色的情感氛围。 结语 从整体上来看，卢舍那是封建统治者推广宗教的宣传品，也是人们信仰和崇拜的对象，它的美的理想和审美特征是为其宗教内容服务的，而不是单纯的艺术品。卢舍那完美的造型、平易近人的神态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对现代动画角色设计有着独特的借鉴意义。一方面它对迷茫中的国产动画起到了建立独特的视觉审美的引导作用；另一方面使现代动画角色设计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美学特征，有利于提升现代动画自身的创造性价值。当然，在运用卢舍那的艺术特征时，应该把创新作为动画设计的驱动力，而不是被其固有的形态所束缚，这样才能使卢舍那求新立异的本质最大限度地被激活，从而拓展和丰富现代动画角色设计的内涵，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动画之路。 动漫设计论文:立体构成在动漫设计的运用论述 作者：李丹单位：安阳工学院 立体构成的含义 （一）立体构成的概念“立体构成”中的“立体”，顾名思义是指具有长、宽、高的三维空间，有着三个不同方向的轴，给人们的感觉是一个真实的实体，包括三维的虚拟空间（专指计算机三维造型）。它不仅能从各个角度观察其不同的形态，而且会对光的照射产生丰富的光影效果，甚至还可进入其中，感受内部的真实空间（专指场景、建筑方面）。“立体构成”就是研究关于三维空间设计规律和设计方案的理论课程，也是关于空间立体造型的学科。它的任务是研究如何在三维空间里将立体的造型元素组合出遵循形式美学原则的立体形态，并揭示出立体造型的基本规律[2]。 （二）立体构成的应用范围随着高科技的不断进步，作为设计基础的立体构成，其应用范围也越来越广泛。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所接触到的形形色色的立体物中，小到动植物，大到天体宇宙，以及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如建筑、家具、服装、各种机器、汽车和生活中使用的工具、器皿以及美化环境的饰物等，无一不是立体设计的产物，尤其是在时空影视作品和动漫作品中的场景、道具等具体形态，因加入了时间因素，所以更能充分地调动人们的各种感受，产生良好的艺术效果。因此，立体构成的应用范围不仅设计静止的形态，而且还涉及运动的形态，包括虚拟的三维空间。 （三）立体构成的基本元素分类 1.立体构成的点元素立体构成的点元素是具有空间位置的视觉单位，并具有形状、大小、色彩、肌理，是实实在在的实体，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体。点是立体构成所有形态的基础，是形态中的最小单位，其有规律的排列会产生线感，堆积会产生立体感。 2.立体构成的线元素立体构成的线元素是指相对细长的立体形态，具有长、宽、高三度空间的实体。线元素的不同组合方式，可以构成千变万化的空间形态，如最常见的面和体。另外，线元素不仅有粗性长短的变化，而且还有软硬之分，并有着不同含义。如直线形态有静、刚直有力之感，曲线形态有动、柔弱委婉之感[3]。 3.立体构成的面元素在立体构成中，这种面元素是指具有长、宽、高三度空间的实体。虽然具有一定厚度，但其厚度与长度和宽度相比就小得多，即我们常形容的“薄”，否则就会失去本性，而成为“体”了。因此，相对于三维立体而言，其二维特征更为明显。从大的方面来分，立体构成中面的形态可分为现实形态中有机的面形态和抽象概念形态的面形态两大种类。而现实形态中有机的面可分为自然形态和人工形态两种；抽象概念形态的面可分为直线形面、曲线形面、规则形面和不规则形面几种立体形态。这些不同形态和不同性质的立体面相互作用，能给人们心理上产生不同的感受，成为设计者设计的重要元素。 4.立体构成的体元素立体构成中的体块应是体、量的结合，它们相互共存、相互依赖、不可分割。“体”是指物质所占有的三度空间，而“量”是所赋予的物理和心理上的特征。我们在设计时，应特别注意体块的质感，因为不同材料所表现的坚实感不同，从而带有不同的性格特征。如石块，具有坚硬、厚重、内部充实之感，同时也必须注意体块所体现的量感。一般认为，量感表现为两方面，即物理量感和心理量感。物理量感是指形态的大小、多少、轻重等特性，是可以测量和把握的。物理量感是实实在在的物体的重量感，它与组成形态的材料有密切关系，如真实的石块，给人一种实在的重量感，而厚苯板则有一种轻的感觉。心理量感是指人的心理对物理量感产生的感觉，它取决于心理判断的结果，是可以感受而无法测量的。心理量感源于物理量感，而又与之不同，它受物体的存在环境和人们心理因素的影响很大，并且和色彩、空间、肌理、和经验等诸多要素关系密切，从而与真实情况有些不同。立体构成中的量感主要是指心理量感，如重量感、充实感、薄弱感、扩张感、结实感、内实感和内空感等。它是充满生命力的形体内在的运动变化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在物理量感的基础上表现为知觉、活力，并把所有的情感注入作品中，从而体现出生命活力，让观者体会到其中内在的前进力、向上力和勇往直前的美好情态，如内在的反抗力和生命力等[4]。 动漫中立体构成原理的具体运用 在动漫设计作品中，立体构成的应用早已出现。动漫爱好者在设计中运用立体构成知识、原则和规律表达自己的设计意图，并最大限度地发挥想象力和营造更广泛、更深刻的审美境界，以使观众获得强烈的视觉与心理感受。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我们必须掌握立体构成的基本规律，按照美的形式法则把基本立体形态加以重新组合，形成合乎设计目的和意图的新的立体形态，并能灵活地应用于动漫创作之中。 （一）动漫中点立体形态构成的应用动漫中点的形态包含静止画面中“点”的特性，而且还包含时间上的内容，即运动中“点”的特性，我们可以理解为点的形式和内容在运动画面中的应用。比如美国动画电影《花木兰》中匈奴首领单于出场：数量众多的匈奴士兵骑着战马黑压压的驶来，镜头慢慢拉近，画面出现单于可恶、狰狞的特写镜头。从点的形态集聚到单个点形态的画面转换，给观众造成一种危险步步逼近的心理印象。 （二）动漫中线立体形态构成的应用线立体形态是指在一定的立体空间中，给人感觉是线的各种形态。在动漫中的构成是指这些线立体形态在时间的推移中按照一定的构成法则和形式表达创作者的创作意图，给观众造成一定的心理感受，因此研究立体线的形态以及在运动中的构成形式，表达创作者和导演的意图就成了非常重要的课题。动漫导演灵活利用立体线的因素来表达自己的设计意图，是必须具备的素质之一。例如美国动画电影《花木兰》中一些立体线的应用的场景：①父女在出征问题上意见不一，致木兰与年迈的父亲发生争吵后，木兰独自跑到院子的池塘边哭泣，灰暗的天空下起了雨。落在池塘中溅起的点的形态与雨线的形态形态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同时又烘托出木兰伤心、灰暗的心情。②在训练时，木兰为了想要成为合格的军人，她通过两个负重爬上桅杆拿下箭。高耸的桅杆与矮小的木兰形成长线形态与短线形态的对比，同时反映出木兰勇敢智慧的女英雄形象，为以后的剧情做了很好的铺垫。③当木兰看到被匈奴单于军队烧毁的惨败破败的军营场面时，烧焦的黝黑搭建帐篷用木框架和战死的士兵与战马散布整个战场形成对比。木框架这种线立体形态从本身讲并没有什么情感，但经过导演的组织排列，线立体形态与块立体形成鲜明的对比，场面给观众心理造成了一种真实感和压抑感，同时加重突然面临危险的戏剧效果。 （三）动漫中面立体形态的应用面立体形态是指具有长、宽的二维空间，且具有一定厚度，但不能太厚，太厚就会有体块的感觉。如果把时间因素介入，就会打破静止的感觉，而变成运动面立体形态了。导演和设计者应用这些形式美法则，在动漫设计中加以灵活掌握，表达其设计理念，并影响观众。如美国动画电影《花木兰》中数个场景：①木兰见媒婆前家人为其化妆时的场景：在古典的面材屏风后更衣，圆形木桶内沐浴，圆形镜前梳理、手持扇子见媒婆等，面与面、面与体形态形成的对比，造成观众对木兰相亲面试紧张期待的心理。②面试失败后，木兰来到家中院落，静静的荷塘飘着几片荷叶。木兰来到祠堂跪拜祖先，石碑上投射出木兰的身影。各种面立体形态的运用形成木兰失意与落寞的气氛。③花家得知木兰偷走父亲的盔甲替父从军，木兰年迈的父亲出门追木兰摔倒在雨中的场景。天空下着雨形成的线立体形态，地面上积水形成的一片片自然的偶然性面体，线与面形成反差，且占用大部分面积，整个背景则带有水墨朦胧感的中国古代建筑，将人物心中悲伤、绝望的心理烘托到了高潮。因此，各种面立体形态在立体空间中的布置是设计者要考虑的问题之一，也是表达思想情感的手段所在。 （四）动漫中块立体形态构成的应用块立体形态在动漫中的应用，也可看做是动漫块立体形态。其含义有两层，即静止的动漫块立体形态和运动的动漫块立体形态。前者是指单个造型而言，后者则通过时间的推移带给人的视觉运动变化，在运动中把握视觉平衡。我们知道，块立体形态与面立体形态的本质区别是其厚度，厚度达到一定程度，超出了面的感觉就变成了体块了。体块在视觉上更加具有说服力，而且在群聚时，气势更加宏大，所造成的气氛更令人惊叹。我们先看静止的动漫造型，从不同的立体形态中可体现出作者不同的情感和心境。如男性英雄性格特征则通过人物造型来体现，通常他们都具有明亮的双眼、坚挺的鼻子、有力的下巴、浓浓的眉毛、棱角分明并且夸张的脸部骨骼结构，并有着巨大肩膀和背阔肌，身形呈“V”字倒三角形。而动画中的女性英雄形象则不然，如美国动画电影《花木兰》中木兰从军前是以女儿身出场的，当时的造型装扮是比例匀称的体型，眼眉细长，五官娇小秀气，这是西方观众对东方美女的一种审美观点。这些造型体现出木兰性格以爽朗、洒脱、叛逆为主，不同于其他女子的柔弱美，极富个性。从军后，木兰女扮男装，当时的造型装扮是：简练的高发髻露出额头，配上英姿飒爽，铠甲军装，不仅符合她男扮女装的情节和年代背景，也体现出她的力量和能力，智慧及勇气。反面主角单于的造型设计：头小，体格庞大，大手大脚，四肢长，有着冷而冰的目光，明显的坏笑，具有神秘感，整体给人一种压迫、威胁的感觉。这些造型体现出北方匈奴所具备的那种野蛮、强横、残忍、阴暗的性格特点。在动漫影片中，这种体块给观众的视觉影响力同样重要。如美国动画电影《花木兰》中的一个片段：数以万计骑马的匈奴士兵组成庞大的军队向雪山逼近，随着镜头的推拉运动，画面中骑马的匈奴士兵出现的点与体的相互转化，给观众造成紧张压抑的气氛，都为花木兰和她的军队如何迎战而捏一把汗，这也正是导演要表现的意图。再比如美国动画电影《埃及王子》中的一个片段：当摩西失手杀死监工懊恼痛苦地跑离皇宫来到沙漠中，与沙漠庞大广际的背景相比，他的身影显得如此渺小。导演采用以大衬小的方式突出主人公摩西正处在人生失意无助的阶段。 结束语 总之,立体构成原理在动漫设计中的运用还很广泛，以上关于立体构成应用的几个方面仅仅是笔者的粗浅认识。立体构成无时无刻不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当中，这就需要我们积极地探索立体构成原理，不断地去追寻它的潜质，从而提高人们对它渗透到动漫设计灵魂的认识。 动漫设计论文:动漫形象设计创作心得 一、传统形象设计创作的一般元素 我国民族传统艺术设计历史渊源流长，传统的设计元素是中华民族共有的，从创意到图形、从图形到形象无不体现着中国民族文化的传承。动漫形象的设计创作离不开自身、民族、环境、时代、经济政治结构所带来的影响，传统的艺术设计理念、设计特点、造型的完美性，都是现代动漫形象设计不可缺少的设计元素。 （一）传统形象设计创作的理念 设计观念简而言之就是设计想象，是设计者在空间作品构思过程中确立的主导思想，这种设计想象赋予了作品内涵和设计风格，是设计的精华所在。传统的设计理念突出了情和意，人情味浓厚，创意的表露带有深厚的民族情调，不但具有具体的象征符号，而且蕴含传统的文化精神。传统的设计理念是在长期生活经验的积累过程中，想象力不断丰富，创意出了许多带有民族文化内涵的图形和造型。例如，从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纹到唐代的宝相花纹，以及明代的缠枝纹等，基本造型简朴而生动，色彩浓厚而富有装饰性，充分体现了“以形写意”、“形神兼备”的设计想象，是形到联想再到造型的创意表现，这种以实物为创意的设计理念，对传承我国的民族艺术起到了积极作用。设计就是“灵感”和“领悟”，二者有效地结合就会激发超越时空的想象。灵感来源于自然又高于自然，是具体到抽象思维的过程，是循序渐进、反复推敲的过程，它既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传统形象设计创作的灵感和领悟，必将使民间的风俗习惯、风土人情、民族艺术文化得以发扬光大，带给我们现代人众多非凡的艺术精品。自古就有“图必有意，意必吉祥”之说，以龙为图形的造型举不胜举，以龙为题材的创意在传统设计观念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从火柴盒到家具，从小桥到园林的走廊，从大殿到庙宇，无数对龙的灵感发成千姿百态、深受大众喜爱的龙的图形和形象。通过龙这种传统艺术的缩影，我们不难看出灵感和领悟是传统艺术设计创作的核心。 （二）传统形象设计创作的特点 我国传统的形象创作深深扎根于民族性、历史性、地域性的传统艺术氛围中，与现代动漫形象设计有着诸多不同点，传统的形象设计从创意到作品，都带着浓厚的民族特色，超越了形象和形式本身，构成了典型的符号和符文，对美化生活和弘扬民族精神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1.传统形象创作体现内容和形式的有效结合 首先，形式是图形表现出的外形特征和构成物象的规则，形象创作离不开图形的设计。传统图形在造型上十分注重形的完整性、装饰性及象征性，讲求形与形的呼应。一般对称均匀是强调变化与统一、对称与均衡的，（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数码艺术学院，江苏南京210046）张荟惠现代动漫形象设计创作感悟文化艺术研究105而且图形的形态多样，种类丰富，风格各异。图形和形象的内容则注重反映民族生活风貌、民族特色、民族的兴趣意向。其次，图形反映出的形象在形式的表达上既夸张又象征，而在内容上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背景，储存了宝贵的知识、哲理情感和工艺技巧，是我国民族民风的一个缩影。例如，中国奥运火炬祥云，它高雅华丽、内涵厚重，带有浓郁的中国特色，和谐地将中国文化与奥林匹克精神结合在一起。它所蕴含的“渊源共生，和谐共融”理念充分是对奥林匹克精神和奥林匹克圣火内涵的一次独特诠释。祥云、漆红、纸卷轴等中国元素的融入，使得古老的东方文明和现代的奥林匹克精神再一次完美结合，迸发出耀眼的火花。鱼常被用来表现年年有余，米则被用来表现五谷丰登。这些富有文化内涵的创作，使形式和内容达到了完美的统一。 2.传统的形象创作是唯美的最好典范 传统设计的出发点是唯美，把人的情感赋予了物的表现形式，借物抒情，以情来表达美的意义。传统的形象创作往往在体现审美意识的同时，给人以美的感受。我国众多的吉祥象征图形的创作都是憧憬美好，这种唯美常常不是以严格的理论形式来体现的，而是以直观的形态和审美来体现的。例如，我国的剪纸造型艺术是用最通俗的语言来体现吉祥的中国文化，它是建立在视觉和知觉基础上的造型，选取的都是极具典型性的图案。剪纸的造型既沿袭了古代器皿的吉祥图案，又以谐音、借喻、变形等手法物化了吉祥的概念，充满了乡土气息和生活气息。千变万化的唯美创作，使其成为了大众享受美的一种装饰语言。中国人崇尚红色，红色代表吉祥，每逢过节时高悬的红色灯笼就象征着人们喜庆和欢快的心情。红色也为人们的生活点缀了美的颜色，这些传统的形象创作深深的烙上了民族传统元素的烙印。用美作为对传统形象创作的评判，是传统形象作品被传承的重要依据。审美是由民族的生活方式、习俗、制度、伦理道德、审美习惯等一系列的因素决定的。这种唯美的传统形象创作为现代的动漫形象创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三）传统形象设计创作存在的弊端 传统的图形和形象艺术中并不是所有的内容都是好的，因为传统的图形艺术萌发于人类早期对艺术的认知，它的成长和发展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它有着从封建社会母体里带出的痕迹。一些传统的图形存在着迷信、落后糟粕的成分，同时设计元素受到历史，民族民风和思想的局限性，必然存在不完善和不合理的地方。作品表现手法单一枯燥，文化意味过于浓厚，忽视了作品深层次的含义和商业的作用。因此，将传统的图形艺术运用到现代的动漫形象设计中，就要本着科学求实的态度，去伪存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传统的民族艺术得以传承和弘扬。 二、现代动漫形象设计创作具备的特点 现代的动漫形象设计有着明确的文化目的和商业目的，设计理念不仅仅生活气息浓厚，实用性和商业性表现更为突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审美观念的巨变，赋予动漫形象设计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借助西方的设计元素和先进的现代设计手段，使得动漫形象设计得以飞速发展。 （一）现代形象设计创作理念的新颖性 现代设计理念在美和情的基础上，更注重人性化、实用性，强调设计在生活中的用途和带给人们的视觉冲击，从如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出发，以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作为创造性思维的两块基石，在传统灵感和感悟的基础上，深刻挖掘民族文化内涵，以创新为目的，创意出具有时代精神文化和又有商业化的形象，是现在设计理念的核心。创作理念是思维的过程，是人脑对客观间接和概括的反应。思维的核心是创造性，它贯穿于艺术设计的全过程。艺术思维具有自动性、目的性、预见性、发散性、独创性、突变性、灵活性等特征，它是艺术创作的全部意义所在。例如，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众人敲击的缶，其创意既凝聚了民族传统艺术的精华，又赋予了它时代的特征。思维是人所特有的高级活动，在现代多元化的生活空间，经验的积累和灵感的迸发，给予了思维广阔、自由的发展空间。对文化艺术的理解越透彻，知识的掌握越渊博，拓宽想象的空间就越大。现代的设计正是坚持立足中华，面向世界的设计理念，既尊重民族艺术的独特性，又要反映现代人对时尚的追求。超越了时空局限，突破了独特势力的习惯范畴，把我们民族的传统艺术、思维方式和独特风格运用于现代动漫形象设计中。 （二）现代动漫形象设计创作元素的多元化 现代动漫形象设计是一门以文化为准点，以生活为基础，以现代为导向，以实用为目的的实践性很强的综合学科。结合各学科知识，探究其内涵，是我们每个设计者应做到的。动漫形象设计就是用视觉元素来传播创意和创作，用文字、图形和卡通的造型把视觉信息传达给大众，让人们通过视觉元素了解和欣赏动漫元素。因此动漫设计的元素趋于多元化。动漫形象设计中的基本元素是作品的构件，设计构件的形象化、符号化、象征化，是动漫形象的特征。结合西方先进的设计理论，运用三大构成的元素，对形象进行完美刻画，是动漫形象设计的特点。现代动漫形象设计是以美术和绘画为基础，以深厚的民族艺术文化为背景，在追求知识结构完整性的同时，注重形象美的综合表现。在设计中往往借助传统创作中，借喻、比拟、象征等元素，在创作过程中往往采用省略的元素。例如，隐形造型、线省造型等，采用和夸张造型和拟人造型相结合。应该更强调色彩的装饰性，通过概括、并置融合、叠加、消减等手法大大增强形象的美感。 （三）现代动漫形象设计手法的先进性 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高科技是现代动漫形象设计不可缺少的手段，先进的设计理论和设计原理是形象设计中采用的科学方法。工艺性、材料性与合理的技术性又体现了动漫形象设计元素的新颖性。电脑辅助设计是现代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形象设计的重要手段。各种设计软件的应用，可以造成特有的技术效果，使形象得到多质感的表现。数码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形象的特技效果更突出，使形象设计的作品更精细，层次感、丰富性、异样化更突出。在动漫形象的设计中，加入动画设计元素，使物体处于运动中，观察设计物体在运动中各部分的关系，图形通过数字化的高速传递，变化多端的设计手法，把新的设计造型语言和思维理念融入现代的设计中。计算机辅助设计也给设计者提供了另一个巨大的设计空间。 三、传统形象和现代设计相结合是动漫形象创作的必经之路 现代的艺术创作和科技发展对动漫设计创作有深远的影响，但是怎样发展都离不开传统文化和传统艺术这个基础，具有民族性、地域性、社会性和历史性的传统文化，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现代的动漫设计。只有根植于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合理运用现代设计手段和方法，才能创作出富有美感，面向生活，面向商业，既有装饰性又有实用性的动漫形象。传统的艺术设计元素和现代的动漫形象设计创作是矛盾统一的关系，它们既有个性又有共性，不可分割。传统文化给现代动漫形象设计创作积累丰富的生活素材和文化内涵。没有传统艺术作为基础和参照物，就没有现代动漫形象的创新和发展。举世瞩目的2008年奥运会火炬采用的是“渊源共生，和谐共融”云纹图案，凝结了传统艺术文化的形式和内容。反之，现代形象设计理念的更新，现代技术和手段的应用，又给民族元素增添了新的表现形式，对传统艺术形成和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完美的动漫形象设计，一方面要从中国传统文化或者民间文化中寻找核心元素，另一方面要以现代的方式进行演绎，这就要求我们提炼和创新传统图形，探究和挖掘隐含在传统文化背后的意，用现代的构图理论和计算机技术进一步完善动漫形象的设计。实现传统艺术和现代形象设计相结合，要克服两种不良倾向。一种是带有“回归过去”的倾向。有些设计者往往倾向于传统的形态和手法，文化意味浓厚，作品复古性很强，忽视了满足当今人们精神文化的传播和商业选产的重要性。另一种是偏爱用西方的设计理论抽取一种或几种典型的中国元素，以及其现代感的方式重新表现，进行简单的模仿和复制的倾向。例如，在蜡染布上画上一个传统的图形，就称之为传统和现代结合了，走了极端模仿的道路。因此，要实现传统和现代形象设计相结合，就要在广阔思维的基础上，将传统元素进行变化，重组和创新，使其既有传统图形的气势和神韵，又有现代设计的意味。要将传统的设计手法渗透到现代动漫形象设计中，使其反映出地域、环境、风貌、民族气质和精神理念，反映出时尚的美感和追求。 动漫设计论文:传统文化艺术对动漫设计的影响 动漫设计，是指漫画与动画等基础上，对其进行二维或三维的视频构图的艺术创造模式。动漫设计是伴随当前世界数字技术而发展起来的。我国动漫设计发源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网络信息技术的推动下，我国动漫设计发展至今已取得了一定成就。如代表作品《黑猫警长》、《葫芦娃》等以极具我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故事手法生动、活泼的讲述一系列诙谐有趣的斗智斗勇儿童故事，并成功赢得了当时的电视观众喜爱。传统文化作为我国历史财富之一，以其典型、鲜明的智慧艺术与独具我国民族风土人情的文化特征在世界文化艺术中占据一席之位。在当代动漫设计发展中，研究与探讨传统文化艺术对动漫设计的发展影响不仅是当前我国动漫设计的发展趋势，同时科学运用传统文化艺术对于不断促进我国动漫设计世界化发展也有积极意义。 1传统文化艺术在当代动漫设计中运用的意义 1.1传统文化艺术为当代动漫情节构思提供丰富的题材。在我国当代动漫设计发展中，情节构思是其整体设计的关键，而巧妙的情节与构思则关键来源于实践生活中。传统文化艺术作为社会发展中历史文化财富的积累，其丰富的历史文化故事可提供为当代动漫设计情节的题材来源。在当代动漫设计发展中，优秀的动漫作品不仅取决于高科技的数字技术传播，更取决于动人的情节构思题材。目前，我国动漫设计题材主要有儿童型的益智、成长题材，以及培育儿童身心健康的思想教育题材等。在吸取与引用传统文化艺术题材方面，我国动漫设计者往往采取满足社会需求顺应时展的基础上，对符合其情节构思的传统文化进行挑选与剔除。丰富的传统文化艺术不仅是我国历史文明发展的瑰宝，同时其充满哲理的历史智慧故事更是当代动漫设计的题材直接来源。1.2传统文化艺术为当代动漫角色塑造提供造型参考作用。角色塑造作为动漫设计的主旨之一，成功的角色塑造不仅充满个性魅力，还极具灵魂思想。在当代动漫设计中，巧妙的情景构思反映的不仅是角色的个性与智慧，同时赋予不同的思想灵魂还是触动观众的关键手段。因此，我国当代动漫设计中，构思好故事情节的同时还应考虑好角色塑造的所代表的人物个性与魅力。根据不同的题材，选择相应的时代背景以及角色人物是我国当代动漫设计发展中主要原则，传统文化作为集聚历史人物的文化宝库，在动漫设计中参考传统历史人物故事，不仅能丰富当代动漫设计的文化底蕴，同时历史文化故事中不同传奇人物故事还能为当代动漫设计角色塑造提供造型参考与灵感来源。 2当代动漫设计中传统文化元素的具体运用 2.1传统文化在当代动漫设计情节构思中的运用。在我国动漫设计发展历程中，学习与效仿西方动漫设计模式是我国最早的动漫创造模式。20世纪20年代初，美国迪士尼公司上映的《唐老鸭和米老鼠》儿童喜剧动画片，以其滑稽、幽默的故事手法迅速吸引了儿童观众视线，并且其通过不断在全世界推广与引进下风靡全球。与此同时，西方动画片在我国的高收视率与观众交口称赞的好口碑，也开始促使着人们积极学习与借鉴西方动画制作技术上，首次开始尝试创造属于自己的动画故事片。20世纪80年代中期，取材于原著小说故事的《黑猫警长》的动漫作品在全国上映，其中讲述的黑猫警长为保卫森林与其他动物斗智斗勇的故事，深受儿童观众喜爱。以及随后上映的《葫芦娃》等动画片也在学习西方动画技术的基础上，采用借鉴我国传统文化故事而构思的葫芦娃斩妖保家的动画故事也广泛获得了当时儿童观众的喜爱。目前，我国在动漫设计中技术已趋成熟，在学习西方高科技制作的基础上，对于动漫作品情节与构思往往采用自身传统文化艺术而构思不同动漫故事与情节。2.2传统文化在当代动漫造型设计中的运用。动漫造型主要指人物角色造型等方面，如美国迪士尼的《唐老鸭和米老鼠》就是在借用动物鸭子与老鼠的基础上，采用拟人化手段对其进行人格造型与塑造。在我国当代动漫设计中，也往往采用拟人化等手段对动物进行人格造型塑造，如当前我国流行动画片《喜羊羊与灰太狼》就以讲述绵羊与狼的故事进行人格塑造与造型。传统文化作为我国当前动漫设计取材宝库，引用与借鉴传统文化元素进行动漫造型设计一直是我国动漫设计的发展方向之一。如，经典动漫作品《大闹天空》中孙悟空的具体造型形象就是在参考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京剧艺术对其进行脸谱造型与服装搭配设计。目前，我国动漫设计发展中，造型设计作为动漫人物的形象点缀手段，往往采用传统文化审美思维方式基础上，对其人物分派角色进行不同造型设计下，从而体现其不同阵面人物。如，动漫片《秦时明月之笑闯江湖》对敌对人物秦始皇的刻画在造型上就刻意采用鹰眉等有传统文化意义的造型塑造其强大霸权个性。2.3传统文化在当代动漫设计艺术风格的再现与运用。在我国当代动漫设计中，不同艺术风格与追求体现不同审美偏好。传统文化作为我国历史文化艺术的积累，代表着不同时期的我国历史审美特征。当代动漫设计发展中，因时代变迁与全球一体化发展下，我国艺术风格与审美趋势也不断世界化发展。开放不羁及突破创新作为当前审美风格与艺术追求目标，在我国当代动漫设计风格中正占据主要地位。然而，传统文化中提倡的含蓄、温和以及瑰丽等艺术风格在我国当代动漫设计中虽远不足西方动漫设计艺术风格，但仍占据一席之位。如经典动画片《哪咤脑海》中就以推广与再现传统文化艺术风格而设计的现代动漫。目前，不断加强当代动漫设计中再现与运用传统文化艺术是当前我国动漫发展方向之一。 3传统文化艺术对当代动漫设计发展的影响 3.1促进当代动漫设计艺术风格向传统文化故事、历史题材转变。我国动漫设计发展之初，是在学习与借鉴西方动漫设计基础上发展而来，其主要面向儿童、青少年等观众。在风格设计上也在模仿美国经典动画片《唐老鸭与米老鼠》以及日本动漫风格发展而来。传统文化作为我国主要文化艺术，将其运用到动漫设计发展中是我国艺术发展的自然规律。同时，传统文化艺术中注重宣扬与推广真、善、美等历史题材故事对我国当代动漫设计发展有直接影响作用。在画风上，也将最初效仿西方动漫滑稽、幽默等故事形式，开始向关爱、勇敢以及诚信等风格方面转变。3.2促进我国民间艺术文化与动漫设计的创造性融合。我国作为传统文明古国，传统文化艺术是我国历史文化发展的瑰宝，民间艺术文化是其中一部分，在艺术发展中同样占据重要作用。当前我国现存的民间古老艺术有剪纸、皮影戏、木刻以及山水画等方面。1960年，我国动漫设计开始涉足于再现民间艺术文化等领域，尤其融合剪纸与皮影戏表演等情况下构成了我国动漫发展中的“中国派别”。如在作品《猪八戒吃西瓜》中就采用展现传统剪纸艺术手法以及借鉴皮影戏等方法上对动漫设计实施了突破。在目前的互联网年代，中国的动漫设计要使用前卫的信息技术，并与民间艺术文化互相借鉴并融合，构成浓郁中国民间艺术风情、紧跟时代潮流的动漫作品，推动中国动漫设计领域的进步。3.3促进民间美德与动漫设计的创造性融合。动漫设计是面向儿童以及成年人等具有教育意义的艺术作品。在当前我国动漫设计发展中，利用传统文化艺术，对动漫作品进行德育教育与宣传是其文化发展功能之一。民间美德是指民间事迹中的美德故事，如孟姜女哭长城以及神笔马良等都旨在表达民间普通百姓善良、朴实、勤劳等品德。我国当代动漫设计中，借用民间文化故事题材的同时对于传统性融合与发扬民间美德也有积极影响作用。首先，动漫设计人员应从艺术的视角，利用艺术的手法对当代社会中的人事进行映射。例如对生命、伦理、爱情、忠实、人性、道德等的宣扬应成为动漫设计中永传不衰与恒久不变的主题。其次，民间文化美德中的“善”与动漫设计的融合：善是大众的根本性诉求。 4结束语 在社会时代变迁发展中，不断传承且发扬其优秀人类文化艺术是当前人类社会持续向前发展的必然要求。目前，在我国当代动漫艺术设计发展中，科学运用与发扬传统文化艺术是体现我国当代动漫设计艺术特色的主要手段。 作者:张妍 单位:大连科技学院 动漫设计论文:动漫项目课程设计及实践分析 一、校企合作课程概述 所谓校企合作课程指的是，在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教育教学方面为了进一步满足社会对综合型人才的需要，学校和企业之间就某一项目或某几个项目进行合作，在合作中，学校为其提供人才支持和相应的基本条件的帮助，企业主要提供相应的资金支出和技术支持，二者通过相互之间的合作来进一步实现项目的完成，获取相应的利益。对于动漫项目来说，作为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重点发展的项目类型，进行校企合作的项目是非常之多。针对某一动漫设计的项目，企业会提供一些实习就业的机会，学校会安排该专业的学生到企业中去进行实践，企业在这一过程中也会安排专业的工作人员对学生进行帮助，及时解决他们在实践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有效提升学生的专业技能。除此之外，在这一合作中企业也将原本自身所承担的投入风险自然而然地转化给学校一部分，二者之间成为合作者的关系，利益和风险共担，共同推进项目的进行。 二、现阶段我国动漫项目校企合作课程设计及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现阶段我国动漫项目的校企合作课程设计及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具体内容如下所述。（一）动漫专业课程设计中存在的问题。动漫专业作为一门专业性相对较强的课程类型，其对于学生的专业技术要求比较严格。与传统的专业教学方式有着很大的区别，动漫专业在教学的过程中更多地将精力放在对学生技能知识的传授方面，教师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更加侧重于对学生技术性和艺术性相结合的培养，同时对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等方面也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但是根据笔者对现阶段我国动漫专业课程设计的实际情况进行的一系列调查研究发现，在很多情况下，校企合作的动漫项目中往往将课程设计的重点放在学生实践能力的操作方面，严重缺乏对学生艺术性和技能性的培养，学生只是被动地去进行操作，并不明白其中的原理和意义，这也导致其艺术修养能力和美术能力被淡化，对其今后的成长也会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二）动漫专业实战训练课程中存在的问题。笔者通过一系列的调查研究发现，在很多情况下学校与企业进行合作的方式都是学校向企业输送学生，学生在整个实训的过程中由专业的技术人员进行指导来完成自己的实训工作，在这一过程中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得到了一定的锻炼，但是其在整个实训的过程中往往都是按照企业的要求被动地进行工作，无法有效地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导致学生的创新能力得不到有效的锻炼，因此整体的实训效果很一般。 三、解决现阶段我国动漫项目校企合作课程设计及实践中存在问题的对策 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现阶段我国动漫项目的校企合作课程设计及实践中存在问题的解决对策进行分析，具体内容如下。（一）不断强化教学模式。现阶段，在我国动漫专业教学活动中主要采用教师传授的单一教学方法，由于教师的能力和精力相对有限，无法照顾到每一个学生，加上现阶段学生的个性意识相对较强，因此，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如果不能根据学生的个性特点去进行辅导和帮助，对于学生未来的成长也是非常不利的。为了能够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学校可以采用高年级的同学辅导低年级同学的教学模式，让高年级的同学传授自己的学习经验和学习技巧给学弟学妹，特别是在校企合作期间，由学长学姐带领低年级的学生进入到企业中进行具体的实践活动，对于帮助学生更好地进行学习将会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二）加强企业与学校之间的合作。为了能够更好的合作，产出更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企业应该不断加强与学校之间的沟通，对于其在合作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妥善处理，在为学生提供良好实践机会的同时不断促进企业自身的发展和进步。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对现阶段我国基于动漫项目的校企合作课程设计及实践方面的内容进行分析和讨论，提出了相应的观点，希望能对行业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作者:胡欣 单位:四川工商学院 动漫设计论文:动漫设计情感表达与色彩设计研究 摘要：色彩是感情与中心思想的主要的直接的表达工具。在动漫设计这种以视觉冲击来表达情感多元化与中心色彩的造型设计中，坚持我国传统色彩的设计与现代色彩设计的国际化接轨，是我国动漫行业发展的主要方向。本文笔者结合色彩设计与角色造型，色彩设计与场景搭配，我国传统色彩的继承与创新三个角度展开论述。 关键词：情感表达；色彩设计；传统色彩；继承与发展 在普遍意义上，色彩是生机的代表。各种各样的色彩表达又代表着情感表达，色彩情感的变化是随着色彩的明亮度以及透明度而产生的变化的。色彩的情感表达并应用于各个领域，尤其是动漫设计中。 一、色彩与角色造型的设计 动漫角色性格的塑造与情感的表达，与其色彩的搭配紧密相关。动漫设计师根据动漫的情节发展设计出动漫形象的性格原元素，并在这个基础上通过色彩的明亮度的变化以及不同色彩之间的搭配来表达动漫人物的性格细节，以及性格的多元化以及在不同的情节中情感的多元化或者是协调与冲突。在这种策略下的关键是动漫设计的情感表达与色彩设计之间的多元组合的关系。这种色彩设计是否能够和情感细节进行有效的结合，并且能够准确的被观众理解，引起观众的共鸣，是主要的核心元素。[1]例如在动漫形象《奥运福娃》中五个可爱的，又各具代表意义的福娃，其设计师就巧妙的利用中国传统的色彩红、黄、蓝、黑、绿，来表达不同福娃之间的代表性的情感。红色代表热情，黄色代表上进，蓝色代表稳重，黑色代表深邃，绿色代表生机。这种色彩的设计与福娃想表达的我国人民的情感紧密相连。对于我国的动漫设计，与其他国家相比是一门年轻的，正在起步发展阶段的艺术，如果在我国动漫设计中体现出中国动漫艺术作品的中国特色，将动漫设计的情感表达与色彩的设计，以及中国的传统文化精神以及传统的代表性色彩相互联系，并且发展成为被世界公认的艺术形式是我国动漫设计的主要发展方向。 二、色彩设计与场景搭配 除此之外，色彩的设计不仅仅能够表达情感的细节，而且是提高动漫设计观赏性的主要手段。在动漫的简洁明快的山水景色设计中，其色彩的变化和搭配也是情感表达的主要手段。简而言之，色彩的设计不仅仅与角色的造型相互搭配，与山水景色的情感表达也有不可断裂的潜在联系。色彩的情感表达与场景的相互搭配，主要是通过不同场景的色彩的鲜亮与暗淡、冷色与暖色、以及色彩的纯度与混合来体现的。鲜亮、明媚的场景色彩与场景所代表的热闹和欢快已经深入人心，很容易引起人们的情感共鸣。例如在米老鼠活动场景的造型中，无论是之前的二维设计还是现在的三维设计一脉相承的都是典型的迪士尼的风格。在场景与色彩设计的结合中提倡暖色调的运用，在场景与米老鼠的形象造型对比中提倡两者之间的鲜明的对比度，通过这种色彩的设计与场景的搭配有效的表达单纯、活泼、善良的米老鼠的思想情感。在日本宫崎骏的色彩设计与场景搭配中，又是另外的风格。其典型的代表就是色彩的柔和与鲜亮明媚。在场景与人物造型的色彩设计中提倡相互结合的关系，反对色彩的突兀的深度与明亮度的变化，正是这种色彩设计与场景之间的搭配表达了设计师纯真的孩童般的内心情感。例如《龙猫》的干净简洁，《魔法公主》的柔和细腻，《萤火虫》的凄凉与暗淡，都是通过色彩的巧妙运用表达不同的情景下的情感主基调。[2] 三、我国传统色彩设计的继承与创新 我国动漫设计中的情感表达与色彩的设计如何学习和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并且又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的色彩是我国动漫设计与色彩之间的主要发展方向。 1、“拿来主义”与继承发展 在我国的动漫设计艺术作品中，很多传统的优秀的动漫人物典型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固定的代表。例如《花木兰》、《海尔兄弟》以及《葫芦娃》等，在这种传统的动漫人物形象中，传统的中国式的色彩搭配给予观众典型的视觉冲击以及情感上的流露。这种“中国动漫学派”的色彩视觉语言，在现代化的动漫设计中需要继续继承和发展，并且与世界先进的色彩的搭配相互结合。这种结合就需要在传统动漫形象的改进中形成“拿来主义”与继承发展的创作流程，主要包括前期的造型构思、风格确定、主色彩基调、制作工艺、细节设计、以及后期的市场推广、情感宣传这些环节都必须和我国的传统文化以及传统色彩相互结合。只有真正领悟中国传统色彩美学的内涵与外延，并且借鉴先进的国际化制作工艺与设计技术，不断拓展视野，更新理念，才能促使色彩设计与情感表达在动漫造型整个系统中的完善与发展。[3] 2、多元开放的创新 “传统需要创新”“真正的传统是不断创新，不断前进的”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的背景下，对于色彩的搭配也具有不同形式的解读与内涵的表达。如何将历史悠久的动漫造型中的色彩设计与现代化背景下的色彩搭配相互结合，在动漫造型中既有效表达传统的动漫形象的中心主题，又不会给观众老套，俗套的视觉感觉，是我国动漫传统设计造型现代化的主要任务。例如《三个和尚》的场景设计就存在传统与现代的区别。传统的场景造型仍是以寺庙为主要场景，以暗淡的色彩设计表达作者对于角色中心思想的反对；但是《三个合唱》的现代版将以寺庙为主场景的设计转化为以城市的高速发展为主场景的设计，并且搭配鲜明的色彩对比。设计师正是利用这种色彩之间的突兀对比，颠覆观众对于《三个和尚》的典型的视觉印象与情感印象，从而表达出三个和尚的现代化的情感，即世界的高速发展已经给予普通的劳动人民造成了不可忽视的情感压力以及生活压力。[4] 四、小结 历史悠久的传统色彩的设计与开放现代的色彩设计相互结合，有利于我国动漫设计师的思想表达与国际接轨，有利于我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相互交融。因此，在动漫造型的色彩设计时我们应该坚持继承和发展传统色彩设计，坚持多元化的创新，对于传统色彩设计进行现代化的突破。 作者:阙海文 单位:广州东华职业学院 动漫设计论文:动漫周边玩具产品设计研究 摘要：动漫周边产品主要是运用动漫中的相关元素进行产品开发，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进步，许多外来文化也逐渐影响着国内动漫产业的发展，如果想要更好的在市场当中占据一定的地位，就需要创作出更具民族特色的动漫周边玩具，从而加大对传统文化的发展和传承。 关键词：动漫周边产品；动漫产业；民族特色 一、动漫周边民族化玩具产品设计的基本概括 1、动漫玩具产业的发展状况 1）国外的动漫行业。在国外动漫市场当中，欧美及日本可以说是动漫玩具产品创作额强国，在他们的市场当中已经形成了相对完整和系列的商业运作模式，如迪士尼动画片播出之后，便从市场当中可以看到许多与动画相关的动动漫衍生玩具，从而更进一步的形成良好的市场营销和推广。2）国内动漫产业。对于我国动漫产业的发展来看，发展速度相对较为缓慢，在06年的时候，我国国家新闻观点总局就开始下发通知，要求全国各级电视台在每天的黄金时段必须对国产动画片进行播出，这一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极大的促进了我国本土动漫产业的发展。但是，尽管国家对动漫产业给予政策扶持，但是动漫行业的发展仍没有与其市场中的玩具进行结合，从而使得市场玩具产业的发展与动漫产业的发展完全脱轨。例如“脚踩风火轮，手拿火尖枪的哪吒”和“七十二变的齐天大圣孙悟空”等等，这些具有中国传统民族特色的动漫产业及相应的角色一直在国内电视荧屏上出现，但是却在市场玩具生产和制作商一直没有得到更好的发展。而造成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原因则是由于我国动漫玩具产业所具有的创新能力和制造能力的不足，从而很难对新的、较为流行的动漫人物进行开发和创作。 2、民族化动漫玩具开发的重要性 对于民族化的动漫玩具创作来说，他不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弘扬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而且还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为我国动漫企业带来很高的经济效益，而在我国目前的发展状况来演，人们逐渐对西方以及日本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瑞对机器猫、蓝猫等动画角色的热爱已经远远超过国内影片中的孙悟空等角色，从而使得国内动漫玩具的开发一直模仿者外界的动漫玩具，这种盲目的模仿，使得我国动漫玩具逐渐丧失了传统文化的特点，在市场发展中就更没有竞争力了。其实，能够对具有传统民族文化的动漫产品进行开发和设计，能够很好的对传统文化进行继承、发展和回归，同时也是设计文化以及民族认同的具体体现，也是对设计文化民族性的重新阐释，这样的动漫玩具才能得到人们的认同、才能具有市场潜力。 二、中国动漫周边玩具产品设计存在的问题 1、人们对动漫玩具中民族化意识的缺失 对于民族玩具的发展和设计来说，不同的民族以及不同的地理环境会沉淀出不同的文化特征，而不同的文化底蕴则会展现出不同民族的审美情趣、审美追求以及审美理想等等，从而体现出不同的民族性格和心理，以及对自我的实现和追求等等。例如：动漫中米老鼠的角色特点，其外形表现上则非常的圆滑，而且卡通角色造型生动、幽默、勇敢与对欢乐的执着追求象征着美式乐观主义、流行文化。而对于美国来说，则是充满个人英雄主义的国家，但是在这个国家的英雄主要体现在平民英雄之上，例如在美国动漫当中变形金刚的人物特点；而对于日本来说，其主要崇尚的是武士道精神，在动漫中奥特曼的表现，他与外太空怪兽智勇双全的战斗以及拯救城市于危难的大无畏精神，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武士的传统形象。 2、对儿童玩具产品中传统文化展现的重视度不够 在许多国内受众者来说，儿童玩具只需要孩子喜欢，且玩具外表形象可爱即可，而外国的玩具则正符合孩子的需求，因此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玩具，只要孩子喜欢就可以，而这种意识也在很多设计者心中存在。而对于儿童来说，正是对其文化特点进行灌输和吸收外界文化最为强烈的时期，动漫玩具中所体现出来的特点会在潜意识当中对儿童今后的发展和意识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我们应该对这些玩具的设计和开发引起重视，从细节做起，大力开发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儿童动漫玩具，从小开始影响儿童的潜意识，为以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和继承垫定良好的理论基础和发展前景。 三、动漫周边传统玩具产品开发的基本策略 1、国家加强对相关政策的扶持 对于我国动漫玩具产业的发展而言，仍处于较为薄弱的发展阶段，在这个时候需要国家对相关政策进行扶持，从而更好的提高国内动漫产业的发展和和开发。而在动漫产业的发扎来说，政策的扶持一直是许多国家针对这一领域进行开《关于2008年国产原创电视动画片及国产动画创作人才扶持项目申请事项的通知》，对2005年到2008年对推荐播出的电视动画片作品和相关创作人才进行物质扶持,扶持总额近900万元。也正是由于这强大政策的扶持，才出现过国内动画片《喜羊羊与灰太狼》得到热播。从而带动了与喜洋洋动漫产品相关的玩具开发和设计，从而产生了非常大的经济效益，因此在今后的发展当中，国家更应该加大力度对相关政策进行扶持，从而更进一步的推动中国传统动漫玩具产品的开发和推广。 2、加大动漫公司与儿童玩具开发商的合作 从我国玩具企业以及动漫企业的沟通来看，目前他们之间的交流还有所缺失，而动漫企业对于动画片主人公的设计也不能够仅仅只是在电视荧屏上进行凸显，更应该与实体产业进行合作，虽然动漫企业在荧屏上能够将动画片的主人公进行很好的表现，但是由于对实体制作经验的缺乏，从而会导致在对现实中玩具的制作上出现许多不同的问题，而此时创作动画形象中就应该有玩具设计师加入共同打造适合开发延伸的动漫形象。而对奥运“福娃”的设计开发则是最具中国特色的，许多人都被这五个饱含民族文化的小精灵而折服，但是在制作当中却出现许多麻烦，如“五福娃”头都比较大，而且头饰表现非常复杂，因此在实体制作中具有加大难度，即使开发出来，想让她们站立起来也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动漫公司和玩具生产厂家进行合作，共同开发富有中国特色的动漫玩具，则是非常有必要的举措。 3、增强人民对民族文化的意识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因此要对本土文化动漫产品开发具有自信心，要努力在中国动漫玩具的形式上进行开发和设计，使之符合当展的潮流，除此之外，还应当在动漫玩具的题材选用上与中国古典文化和传统文化进行结合，并与动漫影片表现的角色相符合，将实质的内容赋予现实的产品当中但，从而增强产品的竞争力，更好的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 作者:刘姮 单位:吉林艺术学院 动漫设计论文:文化传播视域下动漫造型设计探析 摘要：我们认为，通过对代表性国家和地区经典动漫角色造型的特点从文化传播的角度进行观照、分析，是解读动漫媒介文化内蕴，及其流变、重组、演进的重要途径之一，对于当前中国动漫艺术本体的发展、跨文化传播与交流有着借鉴之处。 关键词：文化传播；动漫造型；文化价值观；地域民族内涵 一、引言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爱德华•萨皮尔(EdwardSapir)曾指出：“每一种文化形式和每一种社会行为的表现，都或明晰或含糊地涉及传播。”[1]P10动漫的文化传播属性主要是通过各种视觉符号来实现的，造型设计就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如果说题材是动漫的躯体，那么造型即是整部动漫的灵魂。将角色、场景构想设计为可见的视觉形象，就是造型设计的要旨，动漫由此被赋予形体、血肉和氛围情感，也才具有了打动人心的生命力和艺术感染力。[2](P4-8)从艺术特征而言，造型设计是构成欧美、日本和中国这些具代表性国家动漫作品与美学风格样式差异化的核心元素；而从文化传播的角度审视，更是其作品所传播的强烈而鲜明的民族价值观与丰厚的地域文化内涵的重要符码。动漫不仅作为一种承载民族文化与价值观念的艺术门类，同时也是一种与时俱进的媒介手段。以下即从造型设计的角度对代表性的国家和地区动漫的文化价值观和地域民族内涵及传播特点作一大致梳理。 二、动漫造型设计的文化价值观和地域民族内涵传达 （一）美国动漫造型 1、超能力英雄 超能力英雄是美国动漫极具代表性的角色类型。超人、蝙蝠侠、蜘蛛侠、金刚狼等就是其中的典型。这些正义凛然的超级英雄都被设计为有着轮廓鲜明的五官、肌肉壮硕的体魄和临危不乱的坚强意志，拥有各种异乎寻常的超能力和酷炫装备。他们的对手或是被设计成形象猥琐、丧心病狂的罪犯和恐怖分子，或是在疯狂实验中毁掉容颜，犹如怪物般的科学狂人等等，这些造型的内涵与外延也鲜明对应着现实世界里，美国霸权政治认知体系中的关键词。近年来，随着高科技手段和重金打造的《蝙蝠侠》、《蜘蛛侠》、《X战警》等系列真人大片在全球热映与票房大卖，这些漫画英雄从纸媒跃然而出，立体地呈现于观众眼前，更使得这些经典漫画英雄们的人气和影响力历久而弥坚。 2、拟人化的动物 美国动漫的另一重要角色类型是拟人化的动物。这些角色的造型或是以高度洗练、精妙符号化而设计，或是极具创意地将某类生物群体的典型形态特征和某种带有普遍性的人类情感内涵完美融合。如美国著名的动漫明星加菲猫，这只有着时常睡眼惺忪、满是不屑的一双大眼，习惯将诸如“爱情来得快去得也快，只有猪肉卷是永恒的”调侃挂在嘴边的橙色肥猫，可说是世界上最愤世嫉俗的猫了，当那些“经典语录”由它那被设计为视觉冲击力极强的夸张大嘴演绎出来时，更增添了爆笑因子。美式动漫一贯的搞笑，娱乐效果最大化的造型特点，折射出美式消费主义文化特征的核心质素。而加菲猫慵懒和玩世不恭的言行设计也可辨识出对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流行文化影响甚大的犬儒主义生活态度的影子。美国学者格伯纳提出的“培养（涵化）理论”曾指出电视媒介文化主宰包办了观念、信息和意识的来源。虽然该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针对当时勃兴的电视媒介研究所提出，但即使在当今以数字交互为代表的新媒体时代，美国作为现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及在此基础上的人才储备和技术研发力量，运用各种顶尖高科技手段批量生产和复制文化产品，再通过承载其文化和价值观的动漫在内的多种媒介对外输出和倾销，在全球攻城略地，形成霸主地位的现实仍然验证了“培养理论”的阐释力。而这种咄咄逼人的“文化帝国主义”式传播策略的巨大成功，在将美式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渗透于地球上的穷乡僻壤的同时，也使得相对弱势的民族文化的生存空间日益逼仄，传承发展的可持续性堪忧。 （二）日本动漫造型 日本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动漫大国，日本动漫角色造型带有本民族独特的审美观念，突出反映在对口唇、鼻子、眼睛、面孔等表情达意的五官部位“漫符”式的表现；吐息、汗、泪以及效果线，透视、光影立体效果等情绪化、状态化表意符号的象征；还有日语中生动的拟声词及拟态语，即“音喻”文字在漫画中的植入等，这些具有鲜明日本民族文化的元素，或者说模式化的表现样式都已成为日本动漫中不可或缺的标志性符号，更对世界范围的动漫“语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被广泛接受并复制，呈现出放射状的传播效应。[3]P44在“热血”、“美少女”、“萌”等类型化动漫作品中，这些有着普遍化的大眼睛、尖下巴、拥有完美九头身式魔鬼身材和另类发式和妆容的唯美角色，身着前卫服饰，充斥着街头篮球、网络、摇滚等诸多时尚流行元素，欢笑嬉戏、悲伤抑郁，打造出色彩斑斓的“视觉系”风格的标识。显然，日本动漫造型风格和类型题材比较契合全球化时代，因而一纸风行，再借助强大而成功的品牌和周边产品营销和对受众潜移默化的涵养所形成的亲和感，使得现今日本已成为亚洲乃至世界流行时尚与亚文化的重要策源地之一，感知认可接受欣赏日本动漫跨文化传播策略可说是成果斐然。其次，日本动漫造型也深刻体现出其地域性民族文化的特点。与美国一样，日本也以拟人化的动物角色闻名于世，但两者所折射的文化内蕴间差异可说泾渭分明。如同样是“猫”，与美国“加菲猫”粗线条的身形和无厘头搞怪不同，日本“HelloKitty”猫是依循少女系的乖巧可人路线创作设计的，这个安静顺从、内敛含蓄的猫咪被有意设计为嘴巴缺失，这似乎是对现代日本人所崇尚的少说多做、低调做人原则相隐喻，头上的蝴蝶结造型，除去“可爱”的表层意蕴，也以结状符号象征了日本人对于“团队精神”的推崇。日本漫画市场的成熟也催生了动画生产创作的繁荣，两者相辅相成。久经市场检验的成熟漫画不仅保证了据此改编的影院动画的市场人气和忠实拥趸，也为动画在艺术层面的前卫探索和突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押井守根据漫画作品改编的科幻巨制《攻壳机动队》即是范例，该片场景设计借助三维图形技术，创造出摩天大楼和贫民窟交错杂陈的后工业时代的冷峻风貌，街道巷陌、运河廊桥、乃至行道灯、招牌、广告等各种意象符号载体的任何一个细小的局部，都以精细的写实风格表现，与二维制作的角色形成强烈的间离效果，极大丰富了影片视觉的张力，也架构起影片灰暗、悲凉的末世基调。这种在众多气势恢弘的影院动画巨制中发展成熟的对于场景细腻生动的造型风格不仅深刻折射出浸淫于日本民族血脉的精神指向和思维方式，恰如其分地体现了其建基于发达的制造工业基础上的严谨细致，勤勉坚韧的国民性格以及强烈的民族文化自信与认同，更成为独树一帜的日本动画造型艺术风格的典型代表。日本动漫不仅涵盖年龄、阶层等跨度巨大的目标受众，而且在商业与艺术、流行与另类风格间亦游刃有余，加之来自于日本官方将动漫作为提升国家形象战略和“文化软实力”重要内容的鼎力支持，从而使得日本动漫文化传播呈现出自上而下、立体多维的不同形态。 （三）欧洲动漫造型风格 欧洲是包括造型艺术在内的视觉艺术具有优良传统和丰厚遗产的地区，由于文化渊源的相同与类似，欧洲各国动漫彼此间的艺术与美学差异相较欧洲外其他国家而言要小许多，有着较为突出的共性特点和迥异于美国、日本乃至中国等其它国家动漫的鲜明特色。作为主要倚靠感性的视觉形象进行文化信息传递的媒介，动漫优于其他如语言、文字等理性主义媒介形态，传达高效而快速的核心特点就在于其视觉形象符号的浅显易懂，欧洲动漫在此方面堪称标杆。从比利时漫画大师埃尔热笔下的《丁丁历险记》到德国漫画大家埃•奥•卜劳恩创作的《父与子》等经典之作即可窥见一斑。欧洲动漫的最大特点是轻松、随意的绘画感。角色和场景形象多以极为精简的线条而极具个性，突破常规的变形和夸张的手法塑造。而绘画风格往往又与主题指涉的人文主义关怀相得益彰，法国动画片《青蛙的预言》就是这样的例子，该片角色和场景设计具有典型的欧洲动画灵动轻松的表现样式和天马行空的创意思维。片中的各式人物和动物造型简约、圆浑，色彩明快而艳丽，呈现出鲜明的儿童插画式风格。与充满童趣化的造型样式相对应的是影片主旨内蕴的深刻。本片剧情架构改编自圣经中著名的“诺亚方舟”故事，将中的渡船比拟为社会，船上的动物间的冲突、矛盾则隐喻着不同社会阶层间各式人等的相互关系和利益纠葛，该片以寓言的形式探讨了人类社会和各阶层矛盾的缘由，以及化解这些矛盾的途径与方式。而在动画影片《丹麦诗人》中，人和狗，奶牛等各式角色的造型样式更体现出鲜明符号化的风格。“人是符号的动物，亦即能利用符号去创造文化的动物。”[4]P4欧洲动画对于视觉形象的符号化创意在世界动画中无出其右。本片中的视觉符号就堪称典范：如角色眼睛均以豆状小黑点表示，其余身体部位或以线状，或以简约的几何化的形状设计，场景中出现的房屋、草场、轮船等物象的形态也皆是如此。正如Napier所言，“动漫是一种媒介，而不单单是电视或电影，更不单单是一种艺术风格”。[5]P36作为文化一体化的欧洲动漫而言，其造型设计不仅呈现出强烈而又独特的艺术性，在朴素与轻松的形式主义风格的背后，映射出与欧洲视觉艺术一脉相承文化观念探索层面的激进。 （四）中国动漫造型风格 对于传统艺术和民间美术形态的挪用与借鉴，可说是我国优秀动画造型创意的一大特色。享誉世界的动画“中国学派”的众多优秀作品以极具中国民族特色的“似与不似”的意象性造型和程式化的语言，彰显出中国传统审美的诗性意识与意境观，更婉约雅致地传播出“天人合一”、绵长清丽的深厚民族文化底蕴的精妙。动画影片《骄傲的将军》在视听元素上对于京剧这一具有深厚中国传统文化标识意义的艺术门类及其表现手法进行了大胆而成功的运用，因而该片被视作中国学派动画的开山之作，在中国动画电影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与地位。[6]该片不仅在对白，配乐创作上对中国传统戏曲尤其是国粹京剧颇多参照，而且片中将军和师爷两个重要角色的脸部造型更直接借鉴京剧脸谱的典型描饰风格设计。该片中的将军刚愎自用，所以面部被设计为“花三块瓦”：满脸勾画敷设构图匀称的纹样，色泽鲜明的黑、红、蓝色象征其蛮勇，配以鼻梁部一撮白色；而奸佞、谄媚、“墙头草”般的师爷则被设计为鼻梁上抹一小块白粉的“小花脸”。这些脸谱惯用的程式化设计皆是以传统文化中色彩的民族心理寓意来比拟角色的正邪特征：如红脸的关羽忠贞勇猛，黑脸的包公刚正不阿，白脸的曹操奸险狡诈等。片中人物动作设计同样栩栩如生。如影片开端部分，得胜归来的将军和着锣鼓的打击节拍，典型的“拉山膀”似的亮相动作，还有酒宴“理髯”，炫耀武功的“子午相”等动作，无不充满内敛、隽永的中国传统文化艺术观念中的程式化特点。又如在动画片《九色鹿》中，对于各角色的类型定位与性格特征的塑造，都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九色鹿”的体态设计运用中国传统线描中圆润流畅、遒劲有力的“铁线描”线条勾勒而出，健美匀称，轻盈优雅，充分表现了释迦牟尼佛的前生“鹿王”雍容华贵的不凡气度。而对于捕蛇人的设计，则具有漫画风格里典型“扁平化”角色的符号化特征：被刻意描绘为一个尖嘴猴腮、形象猥琐的小人。弯折的体态与丰富的肢体动作也充分汲取了敦煌早期壁画中人物动态夸张强烈、凸显性格情感的风格特点，将其奴颜卑膝、见利忘义的本性传达得淋漓尽致。 三、结语 通过对各国优秀动漫作品造型风格的简单梳理，我们可以领悟到其中精准折射和传播出的在文化的各个层级，这些国家和地区各自所具有的典型特质。在传播媒介发展日新月异的当下，动漫可资运用的技术手段也变得前所未有的丰实，数字动画电影和电视，经由网络载体传播的网游和移动终端的手机动画等新兴载体为动漫文化艺术观念的传播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前景与可能。但立足地域民族文化内核，深入理解和阐发独特鲜明的艺术传统，仍然应是动漫创作的核心要旨，这也是深化扩大文化传播与交流效能的重要前提。 作者:寇强 单位:重庆邮电大学传媒艺术学院副教授

创意与设计论文:环境艺术设计与创意思维 1、创意思维在环境艺术设计中的表现 由古至今，环境艺术设计不断博采众长，在实践中不断自我更新，自我突破，尤其以创意思维为核心的内涵设计，创造了一批又一批的艺术瑰宝，不断地吸引着世人的眼球，并且在历史长河的洗涤下愈加的光彩夺目。从古典奢华的洛可可风到密斯设计的西格拉姆大厦，再到后来的巴黎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此时现代环境艺术与艺术环境有机结合了，更融入了别出心裁的艺术创意，是艺术结合技术、材料综合发展的大爆发，大胆运用管道和金属结构部件，充分发挥创意思维的创造性，将自然美和艺术美完美结合，创建了环境艺术设计的新格局。创意思维的融入逐步打破了环境艺术设计中“千城一面”的局面，有机的结合艺术作品的自然环境、历史人文、风土习惯等，形成鲜明而富有特色的艺术设计。如立于澳大利亚碧蓝的海波旁的悉尼歌剧院，其清爽活泼的白色风帆造型为大海又增添了一份激情与活力。其设计思想不拘一格。据说是源于棕榈叶子扇形叶脉的启发，设计了一扇巨大的风帆浮于港口，挑战了传统思维里的建筑功能和价值预期，并且最后得到了世人的一致推崇，赢得了建筑界的诺贝尔奖——普利策建筑学奖，并在如今成为澳大利亚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2、在创意思维中行走的环境艺术设计发展方向 环境艺术设计是在设计师们不断寻觅人类本体与自我审美需求的协调中不断发展，在新型的多向多维文化心理意识的推动下，创意思维的注入给予了设计全新的活力和生命力，在与未来的发展期许交相辉映，创造出更多热情积极的艺术设计。 2.1注重民族文化的传承 北京香山饭店是在贝律铭先生的主持下设计的，依傍于优美的园林风景，并将建筑群贯穿于其中，突出“人与自然和谐”的设计理念，并且重复的几何图形的运用，圆中有方，方中有圆，巧妙地融合中西，而马路灯具、楼梯栏杆、桌椅陈设等设计民族特色鲜明，具有很高的文化品位，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极致的应用于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而类似于此的，注重民族文化的传承的环境艺术设计理念越来越受到设计师们的青睐。对于我国的设计师们来说，在借鉴世界上已有的设计思维的基础上，创造性的加入中国传统民族文化元素，是对环境艺术设计的一大创造，也是设计思想的进步。因为，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在尊重传统文化的同时，将文化元素加以创新和修正，融合创意思维，架起一座沟通古今的文化桥梁，是我国未来艺术设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2传统与现代的结合 多元多级的环境艺术设计在发展和比较中成熟，而只有当历史感悟与时代意识、精神物质融合之际，创造性思维的能量才能发挥到极致，环境艺术设计的灵魂才能得以升华。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强调的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工艺的结合，也是传统价值观与现展观的融合。现代设计理念更加契合社会现实，也是在一代又一代设计师们的实践和摸索中提炼出来的，虽然风格迥异，但是文化价值和审美观念基本趋同，是不可多得的精神文化财富。如中国国家馆，主题彰显城市发展的繁华，而又透露着中华智慧。设计中以“东方足迹”、“寻觅之旅”、“低碳行动”三个展区为主线，表现中华传统文化展现在城市发展中的精神与气质，又结合了现代低碳环保的环境发展观。此设计完美的诠释了发展与文化的联系，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得到了一致认可。 3、结语 设计彰显着时展的脚步，而创意设计引领着时代变化的趋势。环境艺术设计立足于反映人们的生活状态、生活方式、消费习惯等，如果融入创意思维，将激发新的设计创作激情，开拓新的设计文化理念，创造更加人性化的环境形态，以致引起与生活的共鸣，使环境艺术设计焕发蓬勃的生命力！ 作者：程旭单位：河南省工艺美术学校 创意与设计论文:论面料创意与服装设计 纺织面料包括传统意义上的服装面料，如一次成型的棉、麻、丝以及其他成分的面料，也包括近些年新出现的非传统的纺织意义上的一次成型面料，如无纺布①等。MartineMargiela②是把传统纺织服装面料创意运用到完美境界的服装设计大师。他曾说：“使用现成品再设计，其实困难重重，我们将之视为一项设计上的挑战，而并非出于环保的原因。其结果，便是这些元素获得了第二次生命。”MartineMargiela既擅长从非服装材质的纺织面料中寻找服装设计灵感，也擅长从二手市场里的物品中寻找服装设计灵感。MartineMargiela的作品在面料创意中体现环保、怀旧甚至是反服装的设计理念。如手套、男士领结、凉鞋、废皮革、废弃塑料等这些MartineMargiela称为现成品的“服装面料”，经过他的设计“洗礼”，有的现成品失去原有的使用功能，并转化为了服装的装饰性能，呈现其独特美的一面；有的现成品在保留原有功能的基础上还增加了服装的装饰性能。在2006—2007秋冬会上，无数个男士的领结编制成一款优雅精致的露背女士裙子。该服装保留领结的原有外观和结构，通过不规则的拼接组合成一款与领结功能无关的美的服装。在服装设计师的服装创作过程中，“面料”是表达创作理念的物质载体，是挑战传统服装审美的重要工具。这些以纺织面料为材质的服装，在设计师独特的审美眼光和设计理念之下，经由设计师的“魔术棒”点化后“幻化”成创意独特的服装作品。 非纺织面料创意 非纺织面料的创意设计是指除纺织面料以外材质的服装面料创意设计。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服装传统纺织材质以外的新材质层出不穷。而这些新材质所具有的特性给予服装设计师更广阔的创意空间与更多的灵感。服装设计师HusseinChalayan③2000年春夏的服装作品运用制作飞机的硬度塑料外壳作为服装材质，运用高科技把其塑造成型，制作出简洁的机械裙子造型，服装局部再用金属钉扣固定。随着模特儿的台步，遥控按钮操控的塑料制作的裙子打开裙片，正如飞机起飞时打开机翼的模样，打开后的裙摆内部露出具有鲜明对比的传统服装硬纱面料。这种具有工业化、高科技特性的服装材质的运用，结合高科技操作的表现手法，服装仿佛是架飞机需要驾驶员操控它。这款经由高科技制作出来的非纺织面料的服装呈现出了工业化与自然、手工相互依赖的现状。 HusseinChalayan在2001年春夏服装作品中把非纺织品材质的创新运用与服装设计理念的结合发挥得淋漓尽致。此系列服装把反对暴力与战争作为服装的主题与灵感。其中有一系列的六款衣裙把仿玻璃的糖果作为服装的材质。这种仿玻璃糖果材质的服装表面被制作成有着裂缝纹路的琉璃器的外观。T台上模特儿用小锤子把糖果外衣轻敲破裂。原本就有着裂缝的糖果服装瞬间变得残缺不全，衣片破碎落地。这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服装材质加上设计师新奇构思，把以暴力与战争为主题的服装演绎得惟妙惟肖，是对战争和暴力给人类世界带来的破坏的一种思考和反省。相对于HusseinChalayan擅长运用高科技创作手法而言，MartineMargiela的作品更多的是对旧的事物的再利用设计，他的服装作品具有环保的设计理念，而他喜欢把用废的、旧的物品作为服装创作的灵感和物质载体也是事实。MartineMargiela用非纺织材质设计制作的服装作品，具有鲜明的反服装的设计理念、设计情绪，并带有调侃时尚圈的味道。这种把旧物作为服装创作媒材的独特创意构思和怀旧反新的设计风格却为他赢得了大量的顾客迷。无论是对纺织面料创意还是非纺织面料创意的服装设计，MartineMargiela通过对二手物品的再利用设计，呈现服装中另类美的审美标准，表达了在当今工业化背景下人们一种怀旧的情绪。他的作品引起人们对旧事物的怀念并产生一种怀旧情绪的共鸣。这种纺织面料与非纺织面料服装创意设计给设计师提供一个更广阔的创意空间。设计师根据设计主题、设计理念和灵感的需求，寻找、运用纺织材质或非纺织材质，最后结合服装的造型与色彩等设计元素综合地以面料为物质载体展开服装创意设计。 结语 随着经济、科技、文化的快速发展，服装中的新型面料层出不穷。服装传统的审美标准被打破，服装风格和设计理念日趋多样化。在当代图像传媒的空前发达和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服装设计对创意的追求愈加强烈，从而对设计师的设计技巧与方法提出了新的挑战。而面料创意作为服装设计师表达设计理念的手段之一，在服装设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对服装设计有着重要的影响。 作者：章孜卿单位：浙江理工大学 创意与设计论文:现代平面设计的创意性与审美性 摘要：平面设计是一门综合艺术，需要设计师具有扎实的人文艺术知识和较高的艺术鉴赏能力。在新媒体、新观念和新材料的不断涌现的今天，平面设计作品要融创意性与审美性于一体，作品不仅要向受众传递信息和表达理念，而且要给受众一种美的享受。本文在简要阐述平面设计的基本内涵之后，重点从图形、汉字、色彩三方面来研究平面设计中的创意性与审美性，以期为同行提供一些参考。 关键词：平面设计；创意性；审美性；构图；色彩 今天，许多平面设计作品都呈现出独特的艺术思想和内在意义，为受众拓展了广阔的体验空间，也提升了作品的设计品质和艺术审美效果。所以，现代平面设计，以设计对象为切入点，以传达视觉信息和满足受众审美需求为目标，深度挖掘作品思想内涵，创新作品艺术表现手法，在向受众传递信息和表达理念的同时给受众一种美的享受，增强作品的艺术内涵和审美品质，是每一个现代平面设计师的应有追求。 一、平面设计的概述 平面设计是一门综合艺术，设计师必须要具备扎实的人文艺术知识和较高的艺术鉴赏力。平面设计是设计师运用文字、图形和色彩等视觉元素传达的信息，并让受众获得美的享受。现代平面设计作品是融创意性与审美性于一体，在创意、构图及色彩等视觉元素中，创意是首屈一指的要素，但文字、构图及色彩是必不可少的。创意的目的就是在设计时优化视觉元素组合、完善画面图形构建，从不同视角让受众获得别样的审美效果，这样的作品就更有价值、更有影响力。 二、平面设计的创意性和审美性 1.平面设计中的创意性 平面设计作品，如果有好的创意就能够传递出清晰而准确的信息，并能提升产品的品质感。今天的世界五彩缤纷、变化无穷，如何使作品能吸引受众视线，就需要设计师从日常生活入手，赋予作品的创意性，在作品中融入想象力和趣味性，使作品与众不同，在“出新”中提升设计的品质、满足受众的审美需求。如某口红广告，画面中各色口红摆在一起，口红经水溶解之后，不同的红色交融成一片火红，在这一片火红的背景中配以简洁明了的文字，热情似火的色彩，飘逸潇洒的文字，形成浓烈的视觉效果，给受众感官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刺激了受众的购买欲望。 2.平面设计中的审美性 平面设计作品都要呈现美感，让受众者获得心灵愉悦。如果是一件好的作品，就不但要为受众准确传递信息，而且要为受众者获得审美体验，在视觉冲击力中表现“美”的体验。受众是作品的审美主体，所以对平面设计作品的审美应该充分考虑受众的审美心理要素，关注受众的审美需求，同时要观照特殊受众群体的审美习惯，并把握时代审美的总趋向，考虑不同审美意识形态下的审美观点及审美眼光。所以在平面设计时，要全面对待传统审美的继承和发扬，要充分把握现代审美趋向，为观众呈现出独特思想和内在意义，增强作品的艺术内涵和审美品质。 三、现代平面设计中的创意与审美 1.现代平面设计中的图形创意 图形创意就是指设计师在现代平面设计中用具有创意的图形图像来表达主题内容。在现代平面设计之前，设计师要市场调查先行，了解设计对象的重点内容和主题要求，了解受众人群的心理状态和审美要求，然后设计师再利用艺术家的思维进行创作构思，特别是对拟采用的图形图像进行挑选、组合、转换等艺术处理，使图形图像不但视觉审美效果更强烈，而且信息传递更准确、更快速。在创作构思时，设计师要用创造性和逻辑性的方式表达出自己的意念和想法，显示出图形的巧妙创意、造型美感和艺术情趣。当下广告设计竞争日益激烈，创意性举足轻重，如果要想使自己的设计作品在众多的媒体广告中脱颖而出，设计师就要密切联系受众的现实生活环境，密切关注受众的切身利益和审美心理，设计师就要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尽力使造型新颖别致、图像简单明了，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收到视觉与艺术双关的效果。 2.现代平面设计中的汉字创意 汉字创意就是将汉字字形图像化。设计师改变原有字体结构，使整个汉字视觉图像能突出表现设计主题内容，同时具有象征意义，让受众浮想联翩。改变后的汉字不但能准确传达文字信息，而且能给人以视觉清晰的整体效果，提升视觉上的可读性和愉悦感。在改变字体结构时，可改变字的大小，也可以对部分笔画进行拉伸、加粗、压缩、变形等处理，以突出设计意图和信息内容。汉字创意要注意将文字的内外结合，即图形与文字渗透融合、汉字造型与主题内容紧密结合。汉字创意也可以以相通的图形来表达汉字的内涵，发挥汉字字形图像的模糊性和抽象性；也可以利用摄影手法或计算机软件设计手法来表现汉字的虚实，虚实汉字的创意图形，在视觉效果上给人一种写实或抽象的感觉，在设计理念上给人一种真实与虚幻之间的美感。设计师的汉字创意，也可以使汉字由平面汉字变为立体汉字，使整个画面图形活泼灵巧，汉字字体富有趣味性和灵动性，表现出汉字的“情态美”和“形体美”。当然，汉字字形图形化创意，既不要墨守成规、因循守旧，也不要自由随意、甚至胡乱瞎编，不能改变字体的基本结构，可以有重点地选择部分笔画，使汉字造型形成新颖别致的审美风格，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3.现代平面设计中的色彩审美 色彩在现代平面设计中，可以传递情感、使人产生联想。色彩是视觉中最嘹亮的语言，是时尚的灵魂。所以现代平面设计师就要用色彩来创造美。色彩审美依附于色彩的质感、形态、肌理，也依附于色彩的组合设计。现代平面设计中的色彩审美就是要符合受众群体的审美观念，要“简单大方”和“自由随意”。色彩不但是视觉上的、感性的感知形式，也是观念性的阐释和象征性的表达，所以在现代平面设计要注重色彩的个性化，可以自由随意表达。但自由随意不是自由放纵，要符合美学和心理学要求，色彩搭配要愉悦受众的心情，引发受众的关注。 四、结语 现代平面设计要紧跟时展的潮流，以现代人的审美观念为出发点，寻找创意的最佳切入点，优化图形、文字、色彩等元素组合，使作品能传递出时代精神及创意理念，使作品能符合时展特色和现代审美特性，并使作品更具有实用性和影响力。 作者:沙禹乔 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 创意与设计论文:创意思维与广告设计应用策略 【摘要】思维是人脑对客观事物及其内在联系的概括和间接反应的过程。而用新颖的、另类的思维活动，来对客观事实及其内在联系进行揭示，就是我们常说的创新思维，它能够指引人们在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中，获得新的解释，让人眼前一亮。个人的智力水平是决定其是否拥有创新思维的基础。在广告的传播过程中，越是新颖创新的内容，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认可度就越高。本文对创新思维在广告设计中的应用策略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创新思维；广告设计；应用策略 任何产品从设计到研发再到投入生产，最终被推向市场进行销售的这一系列过程中，销售是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如果产品不被人知晓，势必会影响销量，因此就需要借助广告在大众媒体的传播，来提升知名度。通常产品销量与线上线下广告的说服力有重要的关系。广告设计玩的就是创意思维，这也决定了广告能否成功，能否达到预期的目标。 1.广告设计中的创意思维 创意的意义在于，在当前已有的事物之上进行突破，对主体的体现，通过一种独特的、新颖的观念或者形式来实现，以开拓性的价值体系，来改造这个客观的世界，进行有目的的活动。本人认为，创意思维所追求的东西，并非是表现形式的惊世骇俗，而注重的是思想内涵。如果你的创意广告是形式上的花拳绣腿，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虎头蛇尾，没有半点利用价值。因此创意思维与广告设计，应当做到“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拒绝两张皮。在实际的广告创意设计中，还常常出现思维上的误区[1]。例如，将创意的突破，视为形式的怪诞，为了达到这个效果，不惜搏出位。再例如，设计者常常并不在意表达形式是否具有可欣赏性，天真的认为，创意是根本，好的创意不用灌溉，扎根到泥土里就会自己开出花来。殊不知，消费者并不是伯乐，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去发现你这匹千里马。一个好的表达方式，能让创意闪闪发光。 2.创意思维在广告设计运用中的原则 广告设计的本质就是根据消费者的消费偏好，市场定位以及自身的产品目标群体，制定投其所好的广告内容的过程，因此也可以称之为一种策略，一支成功的广告，是广告设计团队集体智慧的结果。在制定具体的方案途中，运用创意思维的核心在于提出能让消费者接受广告产品的理由。这个理由最终由文案图形等方式展现出来。但是创意也需要遵循创意的原则，否则可能会起到相反的作用。首先要满足冲击性。在生活中，人们每天都能看到形形色色的广告，久而久之，就会出现审美疲劳[2]。如果广告平淡无奇，很难吸引消费者的驻足。因此广告设计的创意思维，应当是以冲击性为重点，引爆消费者的眼球。其次是新奇性。一则公认的创意广告，一定是符合新奇性规律的，因为新奇，广告作品本身波澜壮阔的起伏才得以被关注，因为新奇，才能使广告的主题升华至引发大众共鸣的高度。在广告学中，新奇是一种手段，如果广告设计之中只有新奇，没有实质的内容，也是徒劳的，就成了哗众取宠的噱头。研究经典的创意广告我们会发现它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即在大众所熟悉的事物上，巧妙地结合新奇。第三要满足简洁性。从近年来广告设计的趋势来看，简洁风格越来越受到推崇，牛顿说过：“自然界喜欢简单”。简洁的设计需要最复杂的思维才能完成，这是一个高度融合的提炼过程。通常情况下，消费者收看的广告都是被动接受的，简单明了，一语道破主题，切中消费者消费痛点，才是简洁的最终目的，也只有这样，才能在消费者与室外广告屏擦肩而过的瞬间，留下特定的信息。 3.广告创意的思维方法 凡是在广告设计中出类拔萃的设计师，除了天赋异禀之外，其创意思维能力造诣颇深。一则索然无味的广告，总会给人在主观方面产生产品平庸的第一印象，而一则极具创意的广告，总能为产品打开销路，提高企业的效益。那么作为一名广告设计师，应当如何提高和锻炼个人的创意思维能力，在广告设计中应用的得心应手，本人认为应该在以下三个方面下功夫。首先是联想能力，从一个事物联想到另一个事物的能力[3]。在广告中，有些抽象的内容并不能直接的表达，需要用一个具有相似性或者代表性的东西来替代，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要表达一种酷热难耐的感觉，就可以借助对干旱广阔的大沙漠进行联想，几乎不用依靠任何的文字声音说明，只要看一眼都能感觉到头顶上的骄阳似火。一个人的联想能力，和个人的生活积累、阅历有着密切的联系，积累量越大的人，其联想到的事物就会越多，创意自然比普通人多出好几倍。因此作为广告设计师，应该在个人知识储备上多下功夫。其次是逆向思维能力的锻炼。本质上讲，这也属于联想的一种，因此也被称之为对比联想。在广告设计之中，可以从对立的方向去思考问题，以批判的观点为思考问题的基础，尽量的离奇却又合乎常理，往往能达到较好的效果。第三是灵感。创意与设计的相结合，实际上就是灵感火花的迸射，每一个广告人，都在不断的追寻灵感，总的来说，灵感并不是一个神秘的东西，我们常常认为灵感是偶然所得，其实不然，灵感的产生是潜意识转化的必然结果[4]。所以设计师要杜绝因匠气而削弱广告创意的神圣意味和专业性的现象。 4.结束语 好的广告创意思维，并没有固定的方法与模式，但是认真的研究，也能发现其中的客观规律，即创意思维与事实基础的统一，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近年来，手机厂商OPPO的一则广告使得其产品在线下销售市场如日中天，这和其创新的闪充技术有关，但一句“充电五分钟，通话两小时”的极具创意的广告词，使其瞬间家喻户晓，成为手机市场的翘楚。因此我们说，广告决定了产品的命运，创意思维决定了广告的命运。 作者：韦曦 单位：江苏省宿迁学院 创意与设计论文:平面设计的艺术创意性与实用性 摘要：随着新潮流和新的设计观点的出现，很多平面设计艺术品开始突破传统设计的禁锢，能够将艺术性和实用性巧妙地结合起来，设计出既美观又实用的作品。一个优秀的设计师就必须要做到在实用性中寻求巧妙的创意，在创意设计中寻求实用意义的表达。所以，他在面对一件作品的时候，首先要具备设计的基本知识，然后通过一定的方法表现出新颖的创意，这样才能够设计出为大众所接受的艺术作品。 关键词：平面设计；艺术创意性；实用性 在传统设计观点中，实用性占据主流，这主要是为了满足普通百姓劳动和生活的需要。不仅如此，在过去，社会上还存在着“好看不实用，实用不好看”的观点，这种观点完全将艺术设计的实用性和创意性对立起来。随着社会的进步，艺术设计领域逐渐意识到创意性和实用性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在某些情况下，创意性提高了艺术设计作品的流行程度，扩大了艺术设计作品的使用范围，而实用性增强了艺术设计品审美效果，二者可以做到统一。所以，优秀的平面设计师总是能够凭借自己的设计知识，运用一定的设计方法，来兼顾艺术性和实用性，创造出更多有创意、有价值的作品。 一、创意在平面设计中的重要性 什么是创意？创意就是与众不同的想法、意想不到的组合、无中生有的妙想。我们评价说一件作品非常具有创意，通常就意味这件作品是新颖的、与众不同的、巧妙的、意想不到的，这种评价就说明了创意的特性——新颖。但是创意并不意味着思维的天马行空，无所拘束，它需要建立在规范的形式之上。规范的形式是人们接受艺术设计品的基础，而巧妙的创意则是人们被艺术设计品抓住眼球和心灵的东西。在通常情况下，人们鉴定一件艺术设计品是否具有创意，并不是建立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上，而是首先被作品吸引了目光，然后才有意识地分析这件作品的与众不同之处，最后得出这件作品是否具有创意的结论。所以，在这里，创意是一下子抓住人们眼球的东西，是设计师在客观事物和理性思维后的升华，是超前的无中生有。每一件艺术设计品都有其最吸引人的地方。无论是家具设计还是服装设计，都讲究风格、特点、创意，这样才能够吸引别人的目光，使得这件艺术品在同类产品中脱颖而出，给人以不同寻常的印象。一件成功的艺术设计品，必然是富于创意的。创意在平面设计中的价值不可估量，它能够形成一种风气、带动一种潮流、改变一种审美观点，有的时候甚至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扭转一种社会风气。它具有点土成金的魅力，能够让平面设计作品瞬间提升档次、具有独特的魅力。例如，2008年的奥运图标，作者独具匠心，在设计中加入中国传统元素，给予观众一种独特的视觉快感和享受，同时中国红的巧妙使用，也让中国人不由自主地生发出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这一设计已经不仅仅是个人设计水平的体现，更是中国在设计领域方面的进步。 二、平面设计的创意要兼顾艺术性和实用性 首先，平面设计属于美术的范畴，所以，它不可避免地带有艺术的审美价值。创意就是其艺术性的表现之一。在高等美术教学中，教师都是从艺术欣赏的角度来引导学生感受美、理解美，从艺术价值的角度来分析艺术设计的创意和艺术设计的成功之处，学生的审美水平和审美能力也就随着老师的讲解而有所提高。当学生学会基本的艺术鉴赏方法之后，就能够运用专业的眼光来对平面设计的艺术性进行解析，对平面设计中所包含的创意进行学习，进而在各种高水平比赛中展现出自身独特的思维特性。我们详细分析艺术家对于创意的剖析，就会发现他们的观点比较概念化、抽象化、理论化，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语言不足以准确表达，唯有灵犀一点的思维可以互通。纵观世界著名设计大师的作品，莫不如此。他们每个人的平面设计作品都具有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和独特而巧妙的寓意，这就是创意的表现形式。观众在欣赏的过程中，因为生活经历和知识储备不同，他们对于平面设计作品的理解各不相同，所欣赏到的艺术内涵也不相同。但是无论他们看到的东西如何不同，有一点都是相同的，那就是平面设计的思想。这也是创意的一个主要特点——允许运用不同的形式来表现同样的主题和思想。正因为如此，创意才有高下优劣之分。但是，不得不提的是，创意的来源固然与设计者本身的阅历和知识储备有关，但也充满了机遇和偶然，有时候灵光一闪，智从心来，电光火石间就有可能产生一个巧妙的创意。其次，平面设计的创意具有服务现实社会的功能。世界知名设计大师的平面设计作品，都具有深刻的内涵和抽象的形式。观众在欣赏的时候，需要具备一定的美术修养或美术基本知识才能够理解其内涵。所以，这些高水平的艺术设计作品是各大美术高校学习的主要对象，也是教师推荐学生学习模仿的范本。但是，在欣赏平面设计艺术性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平面设计作品还具有为社会现实生活服务的功能。优秀的平面设计作品总是能够感染每一个能够读懂它的人，这是因为创意具有实用性的一面。创意的实用性是指设计出来的作品符合社会主流心理趋势，能够被大众所接收且能够被运用到物品上，成为物品价值的一部分。例如我们常见的纸制品的包装盒设计，它要求不仅要准确传递出包装内容的特征、用途、颜色、规格等商品信息，还要能够被再次利用。如果包装盒的设计能够同时满足这两个要求，那它无疑是成功的。再如，蛋糕盒的设计，常见的蛋糕包装盒颜色艳丽、包装精致，能够起到保护蛋糕不受污染、方便携带的作用。但是，如果设计者能够在包装盒的设计中加入其它元素，如巧妙地传情达意、暗藏惊喜等，无疑能够增加其使用频率和使用价值。放眼国内市场，平面设计大多属于低端设计，这样的设计固然简单明了，但是却明显地缺乏创意，这也暴露出一个问题，即学校学到的知识和创意与社会的实际需要并不接轨，学习和实践相脱离。平面设计专业的毕业生在进入社会后还需要较长一段时间的磨合和锻炼，才能够正式进入工作状态。而这个磨合和锻炼的过程又会逐渐消磨掉其在高校学到的先进知识和创意方式，使得一个原本非常具有创意天赋的学生变得普普通通。究其深层次的原因，就是平面设计艺术性和实用性相分离的原因。所以，高校在培养学生艺术审美能力和美术修养的同时，也要加强平面设计与社会的联系，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寻求设计灵感，在实际中灵活运用创意，在实践中创造优秀的艺术设计作品。 作者：白洁 单位：山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创意与设计论文:招贴设计中图形语言与文化创意的影响 0前言 在招贴设计中，图形语言与文化创意作为重要的概念，对招贴设计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从招贴设计的实际过程来看，招贴设计要想提高整体质量，不但要掌握基础的图形语言知识，还要在文化创意方面达到一定的高度。基于这一现实需要，招贴设计只有对图形语言与文化创意引起足够的重视，并重视二者产生的影响，才能保证招贴设计获得有力的支持，保证招贴设计在整体效果上满足实际需要。因此，重视图形语言与文化创意对招贴设计的影响，是做好招贴设计的关键。 1图形语言与文化创意为招贴设计提供了手段支持 考虑到招贴设计的专业性，在招贴设计过程中，图形语言和文化创意是重要的支持手段。通过应用图形语言手段以及文化创意理念，招贴设计在具体的设计过程中获得了有力的手段支持，图形语言与文化创意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图形语言与文化创意，增加了招贴设计手段。图形语言作为专业的设计语言，对招贴设计的影响较为深远。而文化创意作为一种重要的创意方式，对招贴设计也产生了现实的影响。结合招贴设计工作实际，图形语言与文化创意的出现，使得招贴设计在设计手段上得到了加强，对提高招贴设计的整体效果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我们应认识到图形语言与文化创意对招贴设计手段的影响。 （2）图形语言与文化创意，改变了招贴设计的方式。从招贴设计所采用的方式来看，传统的招贴设计方式已经难以满足现实需要，随着招贴设计对艺术性和实用性要求的提高，原有的设计方式已经不再适应新的需要。基于这一现实要求，合理利用图形语言与文化创意，不但可以提高招贴设计的整体艺术性和实用性，还能够提高招贴设计的整体质量，对招贴设计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促进。 （3）图形语言与文化创意，催生了招贴设计手段的发展。图形语言作为专业的设计语言，对设计手段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和促进。而文化创意作为一种艺术创意理念，对设计艺术性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促进。基于这一认识，图形语言与文化创意，催生了招贴设计手段的发展，使招贴设计手段具有良好的可行性，能够形成对招贴设计工作的有力支持，对提高招贴设计质量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2图形语言与文化创意对招贴设计理念产生了重要影响 图形语言是一种专业的设计语言，对图形设计、构图方式和构图技巧都所有涵盖。文化创意是艺术设计中的重要理念，是一种艺术思想的概括，重点在于文化特点的传承与创新。基于图形语言与文化创意的重要作用，二者对招贴设计的影响具体表现在设计理念的影响上。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图形语言与文化创意改变了传统的招贴设计理念。图形语言与文化创意理念出现之后，传统的招贴设计理念受到了较大影响。通过对招贴设计过程的分析，应用了图形语言和文化创意之后，招贴设计不但在思路上获得了较大的支持，还在设计质量上有了长足的发展和提高。因此，图形语言与文化创意对改变传统的招贴设计理念具有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对招贴设计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2）图形语言与文化创意为招贴设计理念提供了创新支持。在图形语言与文化创意出现之后，招贴设计理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招贴设计理念开始在形式创新和内容创新上入手，保证了招贴设计能够得到有力支持。基于这一认识，图形语言与文化创意在设计理念上给了招贴设计足够的支持，使招贴设计能够在理念创新上有所突破，满足招贴设计的实际需要，为招贴设计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 （3）图形语言与文化创意推动了招贴设计理念的发展。招贴设计作为一项专业的设计工作，对设计理念有较高的要求，图形语言与文化创意的出现，对招贴设计理念的发展有着有效的推动，同时也带动了招贴设计理念的快速进步。因此，图形语言与文化创意对推动招贴设计理念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保证招贴设计取得积极效果。 3图形语言与文化创意对招贴设计内容选择具有重要影响 从招贴设计实际过程来看，考虑到招贴设计工作的实际难度，设计内容的选择是关键。为了解决招贴设计内容选择问题，应用图形语言和文化创意手段已经成为了必要手段。结合图形语言与文化创意的实际应用及特点，图形语言与文化创意对招贴设计内容选择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图形语言与文化创意为招贴设计内容选择提供了有力的参考。在招贴设计中，设计内容的选择关系到招贴设计作品的整体质量。但是受到思维方式和设计理念的限制，招贴设计设计在内容选择上还存在一定的难度。图形语言与文化创意理念出现之后，对招贴设计产生了具体的影响，使得招贴设计在内容选择上获得了有力的支持，保证了招贴设计在内容选择上满足实际需要。 （2）图形语言与文化创意解决了招贴设计内容选择问题。根据图形语言与文化创意的特点，图形语言与文化创意理念的出现，为招贴设计内容选择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最大限度地提高了招贴设计质量，使招贴设计在内容选择上的难度得到了降低，提高了招贴设计的整体质量。因此，图形语言与文化创意对解决招贴设计内容选择具有重要影响，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保证招贴设计取得积极效果。 （3）图形语言与文化创意改变了招贴设计内容选择思维。招贴设计与其他艺术设计存在一定的差异，除了设计理念不同之外，在设计内容的选择上也具有一定的区别。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图形语言与文化创意理念的运用成为了有力的手段，对改变招贴设计内容选择思维具有重要的影响和促进。因此，我们要对图形语言与文化创意对招贴设计的影响有正确的认识。 4结论 图形语言与文化创意作为两个重要的概念，对招贴设计影响深刻。从招贴设计的实际过程来看，招贴设计要想提高整体质量，不但要掌握基础的图形语言知识，还要在文化创意方面达到一定的高度。基于这一现实需要，招贴设计只有对图形语言与文化创意引起足够的重视，并重视二者产生的影响，才能保证招贴设计获得有力的支持，保证招贴设计在整体效果上满足实际需要。 作者：丁剑欣 单位：山西传媒学院 创意与设计论文:汉字创意中字体设计原则与应用 中文汉字的结构复杂、数量巨大，这为汉字创意对字体的设计与应用提供了更多的启迪和发展空间。汉字创意字体设计作为现代设计中最重要的组成，深化了文字的内涵，受到了人们的追逐和热捧。为更好的发挥汉字创意字体的作用，本文整理、归述了一些汉字创意字体设计原则，以实例研究、探讨了汉字创意字体的应用方式。 一、汉字创意字体设计需遵循的原则 汉字创意历经发展，由原始的象征图形逐渐演变至文字符号，是一个逐层递进的过程。通过对汉字创意中字体设计发展所蕴含的规律进行探寻，归纳了一些汉字设计原则，来指导设计及应用。 1、视觉平衡原则 汉字创意字体设计作为视觉设计的重要部分，设计中需要遵循视觉平衡原则，以塑造作品的美感。主要使用在字体笔划及结构的设计上，笔划运用是字体设计的初始，是决定字体设计风格的主要因素。汉字创意中字体的构成形式多样，通常会依据作品风格的需要而变化，从而形成了其独特的风格。目前，汉字创意字体设计的变化方式主要有叠加、突变、旋转等。为保证汉字的可辨识性，无论哪种字体设计都应遵循视觉平衡的原则，从而设计出人们看得懂，但又不失新意的字体；字体的结构是设计的关键，基本由点、线、面三个要素构成，讲求匀称、和谐。在字体设计时，只有遵照形式规则将字体结构设计与图形视觉的美感有效的融合在一起，才能使创意汉字更具艺术魅力，展现得体而优美。这一规则就是视觉平衡，这既是汉字自身结构的规律使然，又是符合华人视觉审美需求的重要表现。 2、结构得体原则 字体的结构是汉字创意字体设计中需要着重考虑的因素，其均匀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字形结构。为确保笔划分布均匀，需要兼顾正形呈现与负形空间，来实现字体设计应有的审美价值。创意设计要合理的进行笔划布局，巧妙的将元素穿插在一起，以尽可能的均衡正负形。为考虑字形和笔划疏密过大，而避免造成字体结构出现给观众在阅读上带来的误差。因此，合理分析华人的汉字阅读习惯，必须提升设计字体的观赏性，要合理的调整汉字笔划，统一字形和字体大小，使得字体设计笔划得体，结构均匀。 3、重心稳固原则 重心稳固与否是衡量汉字创意中字体设计审美的标准之一，会直接影响到字体的可识别性。当字体设计重心稳固时，字体的可识别性强，有助于人们顺畅、舒适的阅读。反之，字体设计重心不稳固则可能会致使人们的视线在视觉范围内上下滑，给人们的阅读造成了一定的困扰，容易产生疲劳感。相对于西方文字，汉字的结构特异性强，内涵信息更丰富，要在不断的实践探索中，认真分析、总结以往的设计经验，来正确处理字体重心。另外，重心稳固原则还需要处理好字体重心与字体中心的内在联系，两者即有不同却又存在着必然的联系。纵然汉字字体的书写笔划略显复杂，但可以通过寻找字体外形和中心的方式，确立汉字重心结构，继而实现轮廓内部结构稳固。 4、意和谐原则 早在创造汉字的初始，古人就讲求形与意的融合，简单的摹仿自然形态并不能达到传情表意的效果，构不成文字。汉字由象形文字到简体文字的演变历程中，都是以传达信息的视觉符号形式出现，决定了其形意结合的特性。在视觉层次上，设计字体可以是一种符号，也可以是一组线条，还可以是一个感知图像，它作为造型设计语言应具有传达信息的功能。尤其是在标志设计中，需要将企业信息整合、提炼，用创意图形传达给观众视觉感受的同时还要展现企业的独特形象，从而提升标志设计的识别度。因此，要始终坚守形式美与信息准确的相辅相成作用，充分发挥出汉字形、意、要素，即设计中需遵循形意和谐原则，从而设计出现代韵味的字体。 二、汉字创意中字体设计的具体应用 汉字创意中字体设计是一个汉字个性化的过程，被广泛应用于现代设计中。在上述原则的指导下，以标志设计与海报设计为例，来对具体应用的探讨。 1、标志设计中汉字创意字体的应用 汉字本身就由形、意、要素构成，笔划结构穿插的特点使其创意字体设计可以直接当作标志来使用。标志设计中汉字创意字体的应用赋予了汉字新的含义，展示了企业的文化理念和品味，塑造了企业的特色形象。另外，汉字创意字体在企业标志设计中的应用，是由一个文字向形象标识转化的过程，有助于企业品牌定位更加精准。关于汉字创意字体在标志设计中的应用实例不胜枚举，例如重庆城市形象设计，就蕴含了该市以人为本的精神理念；杭州的城市形象设计中，就凸显了其五水共导的特点等。这些标志设计中无不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意蕴，是汉字创意字体设计的精华所在。在标识设计中使用汉字创意元素时，要注意遵循汉字创意设计的基本原则，了解设计项目所要表达的文化内涵或精神理念，结合并突显行业的特点，合理的规划字体结构、稳固字体重心、表现形意，确保观众视觉上的平衡性、舒适性，从而设计出极具新意的汉字标识，使汉字与图形化完美结合统一。 2、海报设计中汉字创意字体的应用 海报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广告形式之一，其设计中创意字体的应用，补充强化了海报信息，作为其视觉传达的重要元素之一。遵照上述汉字创意字体设计形意和谐的原则，具有形意结合的特征，所以即可作为个体单独出现，又可配备一些图像使用。几乎在所有的平面海报设计中，图像与文字是基本的构成要素，而文字的使用更是必不可少。在当前生活节奏不断进步的今天，人们对信息传达的效率要求更高，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更快、更准确的抓住海报所需表达的主题信息。因此，在汉字创意时，要保证设计字体所传达的信息简洁适中，尽可能的达到一目了然的效果。除此之外，还需注重凸显创意的效果，深化汉字创意字体的韵味，展现出汉字文化的博大精深，智慧如海。充分了解汉字的结构，把握好其中的规律，在遵循上述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结合汉字本身所具有的形式之美与内涵之美以及传统文化审美的节奏、韵律等，对汉字字体进行解构与重组，从而提升汉字创意字体的视觉冲击力，达到信息传达与审美的目的。满足当今信息化时代中不断发展进步的人们，以更高效便捷的信息传达方式及载体，作为标准要求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闫飞 单位： 沧州师范学院美术学院 创意与设计论文:艺术设计广告创意与制作课程改革研究 摘要：广告创意与制作课程是当前高职院校艺术设计专业学生的一门基础学科，广告创意与设计课程既要强调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还要突出创意的需求。本文通过江苏常熟职业教育中心校在公益广告设计章节中的教学进行阐述，旨在探讨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有效方法。同时，探索出具有地方特色的广告创意与制作的改革方向。 关键词：高职；广告创意与制作；教学改革 以江苏常熟职业教育中心校为例，广告创意与制作专业的课程主要是通过案例教学和任务驱动的模式，强调学生的操作技能，锻炼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加强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和相互竞争意识，提高学生的专业素养。课程着重体现了学生对广告创意和制作技能的实际应用能力，适时引导学生的自我学习能力，强调学生的探究性学习，并将创意性要求贯穿其中。 1教学背景分析 本课的学习对象为装潢艺术设计专业三年级的学生，该专业的学生思维活跃、参与意识强、喜欢参与学校的各类文艺活动。在学习上，他们热爱专业，尤其喜欢设计类课程，在教师的引导下，能够积极思考，乐于尝试，努力完成学习任务。学生前期已经具有良好的美术基础和造型能力，如具备一定的网络学习能力和Photoshop软件基本技能；在课程前段学习中，基本了解了广告设计的理论知识。本课实行“项目教学”以任务驱动的形式，“以任务为主线，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改变了以往“教师讲，学生听”的被动教学模式，创造了以学定教、学生主动参与、自主协作、探索创新的新型学习模式。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自主学习及与他人协作的能力。 2课程设计 2.1教材整合本课程在教学前期首先做了教材整合，本课程使用的教材是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雷波老师主编的《Photoshop广告创意与制作》，本教材是江苏省中等职业教育主干专业核心课程推荐教材。本书通过21个精彩的广告案例，全面地演绎了如何使用Photoshop设计出极具创意的广告，以化整为零的形式，重点讲解各类广告设计中的插图、用色、文字、创意思路等知识和技能。本书共分7个单元，公益广告是本书的第5单元。本单元着重运用理论和实例相结合的方法，讲解了公益广告的特征、设计创意以及制作要点。本单元原来的编排是每节选择一种类型的公益广告进行教学，思路过于局限单一。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更好地达到教学目标，把学校艺术节中开展的比赛内容和实际教学相结合，将本章节内容打散重组，将学生分成3个组别，通过一个公益广告设计项目来进行学习，结合项目设计，由浅入深，层层递进分成。公益广告有初识篇、进阶篇、深化篇，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意愿和参与热情。本节是公益广告的初识篇，主要掌握公益广告的概念、分类与题材、了解创意原则并进行项目的初步设计。2.2教学场地鉴于公益广告设计需要欣赏和收集大量图片资料进行辅助，学生在本课的学习过程中也需要整理合适的图片素材进行创意构思。因此，本课安排在多媒体专用机房，既有利于利用多媒体教学平台向学生展示大量的实例图片，也便于学生根据创意构思进行公益广告的制作。2.3教学目标和方法在教学目标上主要体现在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以及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上。第一，让学生理解公益广告的概念、类别和题材，了解公益广告的设计创意原则。第二，通过一个项目任务的分阶段设计，引导学生进行公益广告的初步构思，体验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第三，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和探究精神，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和专业自豪感，培养学生的公益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在教法上主要应用启发引导、实例分析、组织活动。而在学法上，应强调学生的小组合作、自主探究、分组练习和评价总结等。2.4教学过程设计教学过程设计如表1。 3效果总结 通过以上教学实践的应用，对教材的合理重组、项目教学、分组练习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同时，合理的教学方法设计能够改变“教师讲，学生听”的被动教学模式，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学生参与性强，积极性高，整个教学过程通过思、说、做、评、改来实现项目的初步设计，实现了教学目标。当然，本课程也存在诸多不足，如课程内容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也需要鼓励学生在课后尝试更多题材的广告设计，以充分拓展学生的设计创意。 作者：徐晔 单位：常熟职业教育中心校 创意与设计论文:影视特效创意与设计探讨 摘要：利用电影《变形金刚》研究影视特效创意和设计的目的，旨在从这一国外经典特效电影的创意和设计环节挖掘出影视特效的代表性元素，进而找到更好的理解和欣赏影视特效技术的途径。本文分析了影视特效创意与设计的原则，并以《变》入手，分别就其中的创意和设计进行了阐释。 关键词：影视特效；创意；设计；电影《变形金刚》 引言 影视特效，顾名思义就是电影电视的特殊技术效果，也就是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技术手段使电影电视表现出难以表现或者根本无法表现的场景、情节甚至角色等元素。使用影视特效某种程度上是为了解决观众审美疲劳的问题，也就是为了满足越来越挑剔的观众的胃口。不仅如此，随着影视制作技术的被动和主动发展，借助特效也可以更大程度上保障演职人员的安全、降低生产成本并取得更好的演出效果，这种花小钱办成事甚至办大事的技巧就成为当代影视剧愈发倚重的手段之一。 一、影视特效创意和设计的原则 这里说的原则也可以指目标，影视特效无论创意思维还是具体的设计操作所追求的都是首重真实，或者可以说是借助一切可供使用的技术或技巧以无中生有或混淆视听等手段实现以假乱真。以电影《变形金刚》为例，显而易见的是，无论是赛伯坦星球还是属于硅基生命体的所谓变形金刚都是现实世界根本不存在的事物与“生命”。然而，借助影响特效，无论“擎天柱”还是“威震天”或者其他的“博派”与“狂派”角色都被赋与了人类生命特有的个性色彩。金属骨架的汽车人闪烁着冰冷光泽的同时也具有了丰富的面部表情和与血肉之躯同等的灵活运动能力，即使观众明明知道这些角色是绝对的虚拟和夸张，然而还是常常被它们的言行举止吸引，不自觉地被它们牵动情绪与感受。另一方面，利用特效在影视中实现“于平凡中见神奇”则是如电影《变形金刚》一般的特效电影又一创意和设计原则。比如擎天柱，其化身为汽车后的原型是美国老牌汽车彼得比尔特牵引卡车头，尽管这款牵引车本身足够雄壮威武，不过依然具有汽车这一交通工具特有的呆板之感，单看这款卡车头根本无法建立起一个忠诚、勇敢、稳重又热血的“带头大哥”的形象。再如“大黄蜂”的汽车原型不过是雪佛兰，即便是赛车造型，也很难将其与一个略显孩子气、喜欢开玩笑却又有担当的男子汉的形象间联系起来。然而利用影视特效，《变形金刚》却将原本再寻常不过的工具演绎成了活生生的“生命”，虽然它们都是金属，但在观众眼中都成了个性鲜明的“人”。 二、电影《变形金刚》的特效创意 （一）恰如其分地植入式广告 虽然是科幻作品，但因为“金刚”们变形的依托是客观世界司空见惯的汽车，因此《变形金刚》这部电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作美国经典汽车品牌的绝佳植入式广告的超长创意作品。与原著中的汽车人会采用五花八门的汽车品牌不同，电影《变形金刚》的导演和制作团队在特效创意方面进行了改编，将汽车类型归纳到了少数几种经典品牌。尤其是通用旗下的雪佛兰。这样的创意改编让原著中来源过于繁杂的原型车品牌极大地“瘦身”为少数几种最具美国风格的传统汽车品牌，不仅成功实现了角色原型创意，也更好地突出了投资方的品牌宣传效应，是非常巧妙的植入式广告的代表行为。这种在特效上圆满结合植入广告的创意体现了美式电影充分考虑娱乐作品商业性与回报率的特点，但这并不表示其对艺术性和观赏性有所忽略。相反，正因为影视特效技术的高超，无论是汽车原型还是军用武器原型在经由电影中正反面虚拟人物的演绎后都有了远远超越原著形象的效果，无疑是商业性和艺术性“双赢”的体现。 （二）主次适当、轻重合宜、有效控制成本并实现效益最大化 在观赏了《变形金刚》的炫目特效成果后，观众们对于这部电影的成本费用往往会往“天量”的程度想象。然而，相比于特效成果远远不及《变》的《蜘蛛侠3》与《加勒比海盗3》约二、三亿的成本投入，《变》的费用却不过在一亿五千万上下，实在可以归于“价廉物美”之流。之所以特效成果如此出众到与成本费用到“不成比例”的程度，原因在于导演在特效创意设计上主次适当、轻重合宜、有效控制成本并实现效益最大化。比如，《变》中利用特效格外突出了虚拟人物主角“擎天柱”变形时的诸多细节，包括每个主要关节部位的旋转、位移、铰链、伸缩、突出和隐藏等过程，更在其中毫不放松地刻画出了诸如玻璃反射光线的明亮、橡胶轮胎摩擦的柔韧等与金属躯干有所差异的亮度与质感。同时，作为电影主要正面人物的汽车人会出现与人类演员几率相当的特写镜头，着力刻画和展示了这些拯救地球和人类的外星金属英雄们大无畏的英雄气慨（如图1所示）。相反，对于“狂派”人物特写或近景特效的比重则被大幅压缩，除了“威震天”这个反派头目，其他多数虚拟反面人物最常见的是远距离的全景和远景。还有一个不得不提且堪称“狡猾”的特效创意环节，就是在表现正反双方力量对战的宏大场景中，《变》利用了不少意境营造的技巧规避了纯粹使用特效技术时极易造成的高耗费问题。比如，在接近尾声的城市街道大混战中，人类演员和虚拟角色为了各自的任务（目的）奋力一搏。原著中本应有“博派”和“狂派”的主要角色疯狂向对方倾泄着子弹和炮弹并施展各自拿手绝技的场面，可是在电影中，虚拟角色之间的混战被模糊处理，取而代之的是震耳欲聋的枪炮轰鸣与火光闪烁的交织，可镜头对准的只有在废墟和瓦砾间辗转腾挪的人类主角。这样的特效也的确充分营造起了一片扣人心弦的紧张刺激，不过观众在为电影角色最后的胜负捏了一把汗的时候，影片的制作团队则省下了大把的时间和资金，这不能不让人感叹和钦佩一番。 三、电影《变形金刚》的特效设计 （一）基本步骤 和其他多数特效电影的设计步骤类似，电影《变形金刚》的特效设计也经历了制订角色、完成概念、3D建模、纹理转换、制作动画、背景绘制、合成数码、辅助设计、灯光与渲染等过程。在前两个步骤中，艺术性较技术性的成分和比重更多，这两个阶段相当于为后续具体的特效操作搭好“舞台”，规定好特效的制作方向与框架。比如在《变》中，当“博派”与“狂派”的角色分别选定了汽车和军用武器等原型后，设计人员就需要在汽车和人形机器人之间找好对应关系。比如参考现实中人类的头、四肢、躯干、整体和局部的比例特点“移植”到外星机器生物角色上，既要符合多数人观赏影片的审美要求，又需要有足够的超越创意，才能具体体现“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创意宗旨，如图2。而从建模开始，《变》的特效就进入了具体的操作环节，《变》的特效设计几乎运用到了时下所有常用和流行、例行与尖端的影视特效技术手段，比如MorphTargetAnimation、SkeletalAnimation、Bluescreening或MotionCapture等。应当说，《变》的影视特效是当前特效理论和技巧集大成者，也是具体应用极其娴熟和成功的典范。 （二）灵活组合多种技术，实现效率和效果间的平衡 《变》作为一部成功的特效制作影片固然主要且大量地使用了众多前沿、高端的CG技术，不过制作团队却并没有拘泥于纯粹以技术的“高、大、上”实现影片良好效果的道路，否则，《变》耗费的资金不仅会达到一个难以想象的数量，也会因为漫长的制作时间而磨蚀掉不少粉丝的耐心，而这种只重技术不重效益的做法显然是聪明的《变》的制作团队不能接受的。因此，分析《变》的特效设计可以发现导演和技术人员们走了一条相对折中、既便宜又便捷的路线，那就是灵活组合多种技术，实现效率和效果间的平衡。比如，在建模阶段，虽然貌似利用电脑软件更具时效性，但相对传统的扫描技术同样大量应用在《变》的特效设计中。例如当“博派”与“狂派”的角色处于汽车或飞机等现实事物状态时，特效设计就采用了扫描建模手段，毕竟《变》的背后有着难以估量的玩具产品，只需扫一扫就能多快好省地得到一个完美的整体轮廓的造型。而到了需要人形机器人的形象时，电脑软件就开始大展拳脚，无论表情还是动作都刻画得如同有了真实生命般栩栩如生。再如，为了让人形机器人们在行走或奔跑、跳跃时能够更象真人一般运动，《变》采用了更加先进的“捕捉动作”技术进行特效设计，也就是先在真人演员身上设置若干传感器，再根据剧本要求完成一系列跑、跳等动作。将真人的运动轨迹摄影并保存到电脑中，再将机器人与这些运动轨迹间叠加。最终，银幕上展现出来的就是能够灵活自如、和现实人类只略有差异的机器人们的战斗了。还有一种时下为不少特效影视十分热衷的技术“蓝屏”或“绿屏”也存在于《变》中。“蓝屏”或“绿屏”就是指演员站在一块巨幅的蓝色或绿色幕布前表演预先设定好的情节、动作等，再将事先录制好的背景在电脑中与演员叠加，最终形成的效果就是足以乱真的演员在“真实”场景中的表演。《变》中“赛伯坦”星球的展示内容无疑是这种技术的应用。至于AC-130USpookyII从高空向地面射击以及沙漠中的美军飞机等也极有可能借助了美军的演习视频在“蓝屏”或“绿屏”技术中实现了转换。 结语 从电影《变形金刚》的特效创意和设计不难发现，这部吸引国内外亿万影迷的巨制不仅符合影视特效制作的基本原则，而且实现了少花钱多办事的目的，让其与耗资相当的其他电影相比显得具有了超越了不止一个层级的卓越水平，几乎成为目前为止特效电影的领军作品。因此，分析电影《变形金刚》特效创意和设计对国内影视特效制作具有不少启迪甚至警示作用，那就是好的影视特效并非必然大把地“烧钱”，而是需要进一步在创意理念和设计手段诸多方面开动脑筋想办法。这种在特效创意和设计上的变革不是只对某个具体作品获得更高票房有益，而是让国内影视特效制作得以追赶国外先进水平、实现未来可持续发展。 作者：于众 单位：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创意与设计论文:面包店视觉形象设计创意与内涵 摘要：面包店视觉形象设计的创意与内涵不仅是艺术设计水平的体现，同时还直接影响着面包店甚至整个餐饮行业市场状况的一个重要因素。为此本文对影响面包店视觉形象设计创意的元素做了深入的分析研究。并在这样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关的破解对策。 关键词：面包店；视觉形象；内涵 1998年英国首次提出了“创意经济”的概念。此后我国对创意经济也进行了大量的相关研究和讨论，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在艺术设计中创意与内涵成为影响作品生命力和传播力的主要根源，面包店视觉形象的设计，也是体现面包店本身市场定位和品牌内涵以及服务人群的一个外在形象设计，因此对于创意和内涵的要求也是有所不同的。 一、面包店视觉形象的风格创造 面包店视觉形象设计中风格的塑造使非常关键的，这直接影响目标人群定位和整体风格，总体而言面包点的视觉形象设计主要包括西式风格和中式风格两种，以往传统的面包店主要突出设计风格的西式风情，但是随着面包与我国饮食文化的不断融合，单纯的西式风格已经无法满足发展需求。中式风格的面包店设计对市场的影响力正在逐步增大。1.水墨元素。中式餐饮中的水墨元素应用已经不再是新鲜事，从目前市场情况来看水墨元素在餐饮形象设计中的市场亲和力还是比较明显的。因此，面包店的视觉形象设计中可以引入水墨元素的形象艺术设计风格。众做周知，面包店是西式面点，一直以来在形象设计和包装中主要突出西式风情。但是随着我国餐饮文化的不断繁荣和发展，这种西式风格已经和中国文化完全结合在一起。而且这对我们的形象艺术设计的完善和发展也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推动因素。因此，面包店的形象艺术设计也应当考虑西方元素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毕竟面包店这样一个市场主体，服务的是中国人，还是应当以中国元素作为亲和消费者的一项最为重要的举措。为此，在面包店的视觉形象设计中我们应当尝试引入水墨元素，这对于传统的风格既是一种有益的创新，同时有对视觉设计的丰富性和差异性做出贡献。2.对传统吉祥图案的吸收。中式风格的面包店在设计过程中还应当考虑传统图案的应用，最好是反应中国餐饮文化的传统图案，例如灶君，这在整体风格上吸引中国消费者能够起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并且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还应当采用传统文化图案中的精髓，在解决文化内涵的基础上增强创意的传统文化氛围。面包店的视觉形象设计在现代消费者欣赏层次逐步提升的情况下还是应当考虑借鉴传统文化中大家都耳熟能详的的文化符号。并在这样的背景下加强文化连续性和市场适应性这两个主要层面。而且在这样的背景下还应当在加强市场基础能力和其他方面能力上不断突破和加强文化背景对真个人文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另外，在创意层面还应当不断结合当前的市场发展的基本方向，在适应现在市场生存的前提下还应当不断的研究未来发展的新动向。为此在创意过程中就要不断加强他们在整体文化内涵中的中式风情和味道。3.色彩的运用。面包店设计中应当注意色彩的运用，首先，色彩是面包店视觉形象中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中国消费者对色彩的感觉也是有着很强的共性和心理暗示作用的。例如对于红色，中国消费者一般将其理解为喜庆、热烈的非为，在节日促销中，尤其是春节过年的时候这种颜色心理暗示的作用在整个市场中都是非常受欢迎的。而且这也为我们在这样的背景下不断的将其在发展过程中成为印象和提升面包店层次和视觉艺术效果的一项非常关键的元素。另外，面包店设计中还应当注意色彩和行业本身特色的结合。并作为一种餐饮行业的门店，他除了要在色彩上迎合消费者以外，还要将餐饮行业的自身规律考虑在内，例如，面包这种食品与那种颜色结合最能体现自己的特点。每一种不同的面包店都有自己的特色。色彩选择和运用中能否体现自己的这些特色也需要经过单独的设计与融合。 二、面包店视觉形象设计形式的创新性表现 视觉形象设计在面包店营销中的作用已经发展的比较完善，品牌视觉形象的塑造和推广将向数字化、个性化、多元化、互动化甚至智能化方向发展。这对设计的形式丰富性，传播多样性等方面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1.由静至动的视觉形象塑造。视觉形象设计讲究动静结合，这种动静结合值得是艺术设计给受众带来的总体感觉，他可以是画面上的立体感和冲击力，也可以是传播过程中作品的连续性等等。这些都为我们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发挥作用形成了完整的创意作用和其他方面的安排设计能力。这为我们在整个人为背景下形成主要的品牌影响力创造了价值和作用。视觉形象设计与面包店品牌定位的结合也成为导致这方面发展元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创意突破点。在突出创意的独特性和表达主体的关联性上二者应当很好的结合在一起，并为整个视觉设计提供一种整体性意境。2.形式多样的创意表现。创意是视觉设计中一个最大亮点，它所产生的作用不仅是提升店面品牌影响力，更为重要的是他可以在消费者甚至整个行业市场中口碑相传，例如，肯德基麦当劳的视觉形象设计已经深深印在消费者心中。这是对于面包店形象设计中一个非常明显的影响因素，也是成为视觉设计中决定作品优劣度的一个重要衡量方面。而且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还应当不断的吸收其他行业品牌设计中的亮点为自己的品牌形象艺术设计打下坚实的基础。在此过程中应当注意的是对于其他行业的借鉴应当在转化和融合的基础上进行转化，这样才能做到有机的融合，而不是生搬硬套。 作者：刘海州 单位：浙江安防职业技术学院 创意与设计论文:室内家具设计创意与市场拓展论述 摘要：文章对室内设计中的家具设计风格进行归类，探究家具创意设计对室内设计产生影响的几个因素，指出室内设计中家具创意和市场拓展之间的关系，并以此为出发点，着重展示了适合年轻人居住的客厅、餐厅、厨房、卧室的家具设计，探讨室内家具创意设计的优点及其市场前景，希望能对家具设计创意的发展有所帮助。 关键词:室内家具创意设计市场拓展 一、室内家具设计创意分类 家具是室内装饰的重要结构和主要组成部分，也是室内不可或缺的功能物品，它能够改变室内家居环境的气氛，也能营造出某种意境，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人们的生活和审美观。家具需要有一定的舒适性和创新性，才能够满足现代人对家具的需求，让家具设计在室内达到一种和谐的平衡，让室内环境在视觉、心理上给人带来一种新鲜的感受。 二、时尚、独特的家具 家具可以改变室内整体气氛，一组时尚、独特的家具能够让室内的气氛变得鲜活、灵动起来。家具不仅要具备实用功能，而且要表现户主的审美水平。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希望突出个性，为了满足人们的多元化需求，家具风格也更加多元化，但是家具一定要符合室内的整体风格。 三、简洁、大方、温暖的家具 简洁、大方的家具一直受到工作、生活压力较大的现代人的喜爱。这种类型的家具更能突出家的气氛，让人感觉到舒适、温馨。这些家具的出发点都是“以人为本”的思想，能够让人得到心灵的安慰，绷紧的神经也会在这种舒适的环境中得到放松。 四、室内家具创意与市场分析 室内家具创意设计与市场走向之间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如果家具的创意设计符合现代人的要求，就会在市场中受到青睐，并且能够发展成丰富的艺术形式和时尚的风向标。因此，前期的市场分析必不可少。1.前期市场调查分析中国很多地区是夏季炎热、冬季寒冷的气候，因此设计师需要注意采光、隔热等方面的问题，让住户感到舒适。现在的年轻人工作压力较大，平时很难得到放松，因此他们更偏爱简单、大方、舒适、温暖的居住气氛，所以家具的颜色应该朴素一些，卧室更要舒适、温馨。年轻人的收入毕竟有限，因此往往选择一些性价比高、颜色亮丽、充满活力的家具，这样其更能够感受到青春、活力和家的温馨。2.家具的设计在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节奏逐渐加快，压力增大，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人们开始期望自己的家更为舒适。因此，设计师在设计家具时应体现风格简约、色调明朗的特点。从造型方面看，现代家具设计通常采用简约的直线，体现出自然、简洁的格调；或将几何曲线融入家具设计，展现出现实主义的发展原则。现代住宅的客厅、玄关处主要选用开敞式空间设计，因此，家具应选用规则的几何图形。在对客厅的家具进行选择、布置时，设计师应积极做好市场调研，分析户主的喜好，并重点体现协调与统一的美感，使用优雅、清亮的暖色调渲染氛围，使居住空间体现出轻松、舒服的感觉。在沙发附近可以放置一两个正方体坐垫，营造高雅的效果。沙发的支撑部分最好选用不锈钢管，彰显现代气息。沙发材料首选布料，这样更容易营造温暖的氛围。在设计客厅家具时，设计师应遵循简单明了的原则，最大限度地简化家具的造型形态，并且全面体现材料自身的特点，让人产生归属感。在设计厨房家具时，设计师主要突出其合理性与协调性，这也是遵循厨房基本功能的原则。厨房设计应选用干净、优雅的色调，使人获得简洁、清新的感受。餐桌也应当契合餐厅的整体环境与格调，造型不可过于复杂。书房是人们学习、工作的地方，具有隐私性。书房中的家具也能体现出人们的生活习惯、爱好、品位与特长，对其的选择和设计极其重要。 结语 家具的创意设计能够对室内环境的设计产生极大的影响。在设计过程中，设计师应重点了解家具设计和室内环境设计之间的关系，明确二者的协调性与制约性。在着手设计之前，设计师应根据前期的市场调查，分析设计理念，明确设计方向，制订设计方案，以满足户主的需要。 作者：马金娜 创意与设计论文:网页设计与网站建设的创意实施 网络的快速发展为人们的生活工作提供了更加方便快捷的条件，各种纷繁复杂的消息都可以在网络上得到有效浏览，使人们的生活进入了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强化了社会与人们之间的沟通交流，因此，要想使网站具有强烈的视觉效果，使用时更加的方便快捷，在现代通讯市场中处于不败地位，就必须加强网页设计与网站建设的创意性，注重其在实际操作中的应用性。基于此，本文以网页实际与网站建设的作用为出发点，阐述其设计和建设的原则，探讨了网页实际与网站建设的创意与实施方案，旨在推动网络设计的蓬勃发展。 一、前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日益进步，网络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工作中的作用愈发明显，在推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网站建设中要更加注重网页设计的创新性，进而推动网站建设的实施进程，注重用户的良好体验，实现企业的建站目标，向用户传达具有价值的信息、产品、理念和文化，增强企业网站的竞争力。 二、网页设计与网站建设的作用 网页设计的好坏对网站建设起到关键性的作用，美观的网页设计可以为企业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向用户展示企业的自身风采，提高企业知名度，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网站建设有效的满足了企业业务自动化的需求，使企业的运行机制朝着科学化、快捷化、高效化的方向发展，优化了企业的内部结构，对企业的产品起到了重要的推广作用，实现了资源的有效合理配置。网站作为现代科技发展的重要产物，更加注重用户体验，有效的实现了网页设计的最高价值，将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在网站建设中深入贯彻，将用户的人文主义情感在网页设计和网站建设的实际操作中得到重要体现，使网站建设更加具有人性化特征。 三、网页设计与网站建设的原则 实用性原则。网页的人性化设计推动网站建设的实施进程，以增加用户的访问量为主，因此就要为客户提供更加具有人文特征的多功能界面和生活化的产品，以贴近用户的实际生活为主要着力点。快速性原则。在网站建设过程中要保证网页的打开速度快，这是网站留住用户的关键性因素，网页设计过程中要将重要的内容放在网站的首页，着重体现网站给用户提供的主题，保证用户可以及时浏览到信息。丰富性原则。网页设计要保证内容的充实，再进行功能性划分，最后进行细节性处理，以此来丰富网站建设的内容，用户对网站的持续点击量主要来自于网站的内容，这是影响网站质量的直接性因素。人性化原则。网页设计要以用户的实际需求为主要出发点，这是网站建设品质优秀的重要保证，因此，网页设计和网站建设要服务周到，体现人性化特点，努力实现用户的需求，进而增加用户对网站的满意度和信任度。 四、网页设计与网站建设的创意与实施 1.视觉效果强烈化 网页设计与网站建设的视觉效果要以吸引用户的注意力为主，保证在设计和实施过程中可以做到大方美观，这就要求网页设计与网站建设的视觉效果要达到专业化水平，给用户以强烈的视觉冲击为主，从文字和图片的分配为主要出发点，进行广度和深度的设计，将抽象化的实际理念转为具象化的视觉效果，并形成具有网站自身独特风格的建设导航。在色彩搭配方面要注重颜色之间的固定搭配，如蓝白橙、绿白蓝、橙白红、暗红黑等，突出标准色彩，尽量将色彩控制在三至五种色彩以内，并且背景和前文的对比效果要比较明显，但是不要使用花纹繁琐的图案作为背景，以此来突出主要文字内容。不同的色彩搭配对主题内容的表达可以起到不同程度的渲染作用，吸引用户注意力。 2.结构设计合理化 网页设计和网站建设过程中要对内部空间结构进行合理设计，根据明确的主题对内容进行有针对性和规律性的划分，分别根据空间结构进行文字、图片、动画等因素的合理添加，最后确定网站的整体风格。网页设计与网站建设的结构要以用户的根本需求为出发点，尤其注意网站建设时的逻辑链接结构、目录机构，使其机构更加趋于合理化，页面的主次性要明确，切忌喧宾夺主，突出重点，并对各种信息因素进行专业化的总结归类，使用户在网站使用和网页浏览时轻而易举的找到所需要的东西。 3.模块设计功能化 网站建设的实际应用要更加注重模块设计的功能化，功能范围的落实是确保网站实施的关键所在。网站建设的模块设计包括新闻系统模块、公司信息系统模块、下载中心模块、会员管理系统模块等，因此，在进行功能性设计时要根据用户的不同需求制定具体的可行性方略，模块设计的功能化趋势可以使网站的使用和实施更加人性化和科学化。如下载中心模块，是网站管理者提供用户下载资料的功能性区域，管理者可以通过后台，实现在线增加、修改已的系在信息。 五、总结 综上所述，本文从网页设计与网站建设的作用出发，对网页设计和建设的原则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注重实用性、快速性、丰富性和人性化，并与其设计和实施中的措施方案进行有机结合，分别从视觉效果、结构设计、模块设计三方面进行深入的考量，进而有效的推动了网页设计与网站建设的实施进程，从而确保了其在设计和实施过程中满足用户的心理诉求，实现设计的创意化、科学化和人性化，增加用户对网站的信任度，建立用户与网站之间的有效沟通交流，使网站实际更加简洁明了，尊重用户体验。 作者简介：赵倩（1990-），女，汉族，河南商丘人，湖南工业大学包装设计艺术学院，科学硕士，研究方向：数码设计理论及应用研究 创意与设计论文:餐饮空间设计中的灵感与创意 一、餐饮空间中灵感与创意的设计主题 创意是餐饮空间的设计精髓所在。通过创意可以将餐饮空间变为物质和精神双重消费的场所。创意的来源是摸不到、看不见的虚无的东西。人的大脑是创意的来源、灵感涌现的关键。无论餐饮空间的主题如何不同，人们都是通过灵感来展开思维活动，经过互动后产生创意，使空间成为餐饮文化的延伸。 （一）以民族文化为设计主题 餐饮空间设计离不开地域性和民族性。民族文化在传承过程中应注重“神似而非形似”，通过不同角度来诠释并创新文化，将文化渗透到主题餐饮空间设计的各个层面上，让顾客通过菜品、服务、环境甚至一个很小的图案去感受民族文化的迷人魅力，使整个空间的表现力具有更深的延展性和文化性。 （二）以形态元素为设计主题 人们对餐饮空间环境的认识是一种整体与细部之间的、反复交叉的思维过程。细部元素对人思维的强化，有助于人产生合理的联想与暗示。被赋予到空间中的形态元素应与企业文化、流行文化等相关联，可以是一种抽象元素、具象元素、技术性元素或装饰性元素等。主题元素的提取、变形、重构、再生、表达是此类餐饮空间设计的关键所在。 （三）以特定环境为设计主题 以特定环境为主题，通过塑造个性的空间环境氛围，使目标顾客群获得富有个性的体验感受。这种追求“差异化”的个性行为，通过创造独特的“符号”来证明，一旦主题选择不当就会造成经营的高风险。因此，市场分析、主题的选择以及主题文化的深层次开发就显得尤为重要。 （四）以技术手段为设计主题 随着技术与材料的快速发展，在餐饮空间中借助声、光、电、多媒体等多种高技术手段，综合考虑技术、形式、结构的相互统一，通过技术再现真实的主题环境，可以带给人全新的视觉感受和情感的共鸣。 二、餐饮空间设计中的灵感与创意 餐饮空间设计是一个从主观到客观，再从客观到主观的不断实践的过程。整个设计创意的过程建立在艺术创想与实践经验基础之上。在项目设计过程中，设计师要经过前期对整个项目的了解与把控，通过项目提案过程表达灵感与创意结果，定准项目设计方向，以专业的视角带动客户视觉联想，通过合理的设计创意帮助客户获取更大商业利益。餐饮空间设计中的灵感与创意由餐饮空间的功能需求和主题理念所决定，需要设计师具备专业的理论知识和全方位的设计策划理念。设计师应用心体会顾客的空间体验，将看到过、听到过、感受过的记忆作为构思的源泉，在灵感涌现的瞬间，将灵感周边相关材料从这些记忆中搜寻并整合起来形成创意，使设计意念从虚拟形象转化为物化形象，并最终完成设计。仅仅有创意不够，必须把创意落实到具体设计中。在餐饮空间设计的最初阶段，通过设计团队集思广益。设计方案最初可能只是一个初步的设计意向，即选择哪个概念为主题，在做好相关文字及图片资料定位后，以“提案”的形式与甲方交流。在与甲方的设计意图达成一致后，通过主案设计师把握设计方向，将这种表象到抽象的过程通过图像思维的方法记录下来，用笔将一闪即逝的灵感落在纸上。在记录的过程中，由于新的或偶发图形的产生，会激发设计者的创意。图像思维过程是设计师对信息进行整理、筛选、变化的过程。信息的交互过程越多，创意的选择余地越大。在初步主题构思完成后，再结合设计过程中的限制条件将方案加以完善，通过平面布置草图完成对空间设计中功能分区、交通流线、防火分区、家具陈设、设备设施、原有结构等方面的协调与完善，通过绘制大量草图进行反复的推敲与论证，最后得到符合设计需求的平面布置图，为下一步从平面向立体空间转化的设计过程做好准备。在进行室内空间设计时，需将内部空间的各个界面作为一个连续整体来对待，可通过草模、电脑建模来辅助思维，将创意概念通过材料、色彩、造型、灯光等实体要素表达出来，最后以方案效果图及深化施工图的形式加以完善。 三、餐饮空间中的“精神设计” 设计是让人认识到事物本质的工作。所谓“精神设计”，即对其内在文化的挖掘。设计师需要用透视本质的眼睛寻找创意，用穿透表象的思维连接灵感。餐饮空间设计是在借助美学的同时与感受相结合，激发消费者的视觉神经，利用音乐、多媒体、雕塑等手段，通过顾客对就餐环境及设计元素的观察与联想，达到某种期望的主题情景，引起人心灵的共鸣。如“辽河渡口”餐厅设计，其灵感源自辽河文化。这种主题鲜明的地域文化是其他一般餐厅不可复制的优势。经营者和设计师通过对辽河文化深入的了解和提炼，将该地域文化中零散的创意元素整合为能够传达辽河文化独有文化底蕴的鲜活场面。在餐厅中可以看到老式锁头、香包、模具、劳动工具等物件，这些物件都是对顾客外在的刺激，从而激发顾客对空间“精神设计”的共鸣。更重要的是，经营者为契合餐厅文化主题，经过对辽菜的精心挖掘，以及对地域食材和菜品的改良，让顾客对从美食到文化的就餐环境难以忘怀。这种由“品尝美食”到“关注文化”的“渡心旅程”重构了餐饮文化的内涵。 灵感和创意看似微小，但正是其将现实事物幻化为更具灵魂、更深入人心的事物。在灵感和创意产生的一刹那，餐饮空间才被赋予了更多的情感与内涵。人与人之间需要建立一种爱与被爱的关系，只有在人的喜、怒、哀、乐中才会迸发出灵感，同时人也会更好地感受灵感与创意带给我们的美与享受。 作者：赵宇南 单位：沈阳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 创意与设计论文:美术设计的创意与科技的关系 一、概述 这可以有力地说明科技对舞台美术设计的工作的促进作用。近年来，随着多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多媒体影像技术开始在舞台上大行其道，投影和LED大屏幕成了这场舞台美术革新大潮中的主将。人们终于可以让舞台的景象动起来了，终于可以将随意地将世界各地的空间轻而易举地调入舞台，其炫目的效果甚至更胜现实中的景物。然而，如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舞台科技的发展速度远远高于舞台设计理论的发展速度。这就犹如一位魔术师放出一只迅速生长的怪兽，而自己却还不具备控制它的能力。这很快为舞美设计发展，甚至为舞台表演艺术带来问题，使众多舞台艺术作品的创作脱离正常轨道，很多演出策划者把对舞台艺术表现力的追求转化为对舞台效果的追求，痴迷于多媒体平台所创造的炫目感官刺激，而遗忘艺术家对艺术本体的崇高追求。更有甚者，把手里的演出变成一场毫视频秀或者灯光秀。在这场浮躁的演变过程中，舞台美术设计师的创意功能被极大削弱。幸运的是，一些艺术家在这场炫目的潮流中迅速警醒，明确意识到舞台科技对舞台艺术本身的伤害。特别是自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所号召的取缔奢华晚会、呼唤艺术回归本体的呼声使大部分艺术工作者猛然醒悟，纷纷开始为舞台艺术回归艺术的本体追求谋划出力。但愿笔者也能成为这片“回归本体”的呼声中的一个响亮的嗓音。 二、艺术创意的发挥 舞台美术设计工作自应运而生的那一天起，就注定是一门综合艺术。这一行业属性决定了其创意特点是多元的。操作程序与普通艺术门类头绪繁多。这其中并非毫无规律可循，那就是与现代某些依赖科技成分铺陈舞台的做法相反，真正有效地融入精彩创意的舞台美术作品，一定是四两拨千斤式的。一叶化秋色，一士抵万兵。这才是，一直是，也始终会是舞台美术创作的大匠之门。其实，即使在舞台科技对舞台表演的大规模介入过程中，一些理智的艺术家仍然始终没有背离艺术的本体追求，并在实践中为之努力。舞台剧《一把酸枣》的舞美设计都是就最传统的手法表现大气的新意，有诸多可圈可点之处。表现男主角外出务工时，舞台上鳞次栉比的招牌的夸张式设计，把商铺林立的气氛烘托得淋漓尽致。一架占满舞台的巨大算盘看上去既新颖别致，又美观大气，更与主题契合得天衣无缝。男主角离乡时，在同一个舞台场景中，表现他站在墙外接住女主角站在高大的砖墙内扔出的信物，一道断墙把一个平面舞台成功分割成两个空间，看上去厚重而充满新意。还有那面巨鼓与众舞者的丝丝入扣的契合等。这部舞台剧中，此类亮点不胜枚举；如舞剧《红梅赞》，开场时台口挂满粗大的锁链，随着一根铁链的断落，一袭红绸飘然而落，生动而诗化地表现出了革命勇士们在沉重的枷锁之下勇敢追求自由的精神。舞剧全场对牢笼的利用，简单大气、举重若轻地把这一舞台道具装置所代表的深层含义和表象特征表现得入木三分；再如舞剧结束时那面倾倒的巨大牢门，其象征意义和视觉冲击的完全契合简直把舞美设计的意境提升到“诗”的境界。笔者以上所说的这一切，并非想掩盖科技在舞台美术设计发展中的作用。然而，我们应时刻保持艺术家的行为自觉，始终明确创意才是舞台美术设计工作中的主导者和操纵力量，舞台科技在舞台美术设计中始终应处于“器”的地位，超出这个地位，势必喧宾夺主，本末倒置。 作者：邰双成 单位：通辽市民族歌舞团 创意与设计论文:大学创意设计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综述 1教学管理与教育理念 创意设计专业人才培养离不开良好的教学管理团队和教育理念的有力支持。没有好的理念就像人没有理想与信念。理工科与人文艺术学科在教学管理上应该采用不同的管理模式和方法，各学科百花齐放、共同发展。鼓励教师结合专业教学参与市场设计项目，争取让真正的创意与设计项目走进课堂，建设好服务教学的实践教学平台。教学管理者多为教学实践、社会服务、项目设计提供条件，不断修正人才培养计划，规划建设符合课程设置和艺术设计专业技能训练的实习实训基地，建设一支高效务实的教学管理团队。 2高校创意设计专业的学生素质 学生素质是创意人才培养的基础。长期以来，学生的学习是以被动接受,缺乏创新意识的培养的应试教育为主,对学习艺术设计专业的学生，要学好自己的专业，首先要解决的是提高学习兴趣，没有兴趣学习就会缺乏主动性和持久性，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习方法与自学能力也是很重要的因素，尤其是自主学习和自我管理能力方面的提高。这两个方面的因素，是学好艺术设计的关键。也是创意设计人才必须的基本素质。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应该努力去学习跨专业学识和专业技能，这也是自我培养的方向。创意设计专业素质的养成是一项基础性的任务，基本功与专业素质没有捷径，甚至有些专业需要童子功，必须靠认真扎实学习才能获得，只有保持好的学习兴趣，良好的学习方法，不断扩大眼界，打好扎实的基础，善于思考、勤于实践、勇于创新。设计教育才会产生良性互动，不断自我更新、更好地为不断发展的社会经济服务。另外，市场已经成为设计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应该很好地把艺术设计与市场结合起来，使设计更好地带动经济，同时使经济不断促进设计的快速发展。艺术设计和市场经济关系如此紧密，不能忽视经济原理的指导作用，只有遵循市场规律才能做到两者的相互促进。 3创意人才市场供求状况与需求 3.1人才市场需求状况 从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发展角度来看，国内人力资源市场对创意产业人才的需求是长期的。市场需求与创意人才培养的供求矛盾也是明显的，一部分艺术设计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出路艰难。究其原因有二：一是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影响，企业对前景的不乐观造成短期内减少了对专业人才的需求；二是我们高校培养的“专业人才”离市场的需求还有距离，达不到市场的使用标准，对企业来说，既不实用又缺乏创造性。高校的人才“产品”存在质量缺陷，企业得不到性价比合理的人才产品。市场经济为中国带来了发展的机遇，“MADEINCHINA”这个词汇已经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它意味着缺乏创造的简单重复劳动和大量资源消耗的廉价商品的同义词。中国要摆脱现状，实现由“中国制造”进入到“中国创造”的新时代，离不开设计创新、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等支撑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我们高校培养的创意设计人才符合市场经济对创造性和实用性人才需求，具有市场竞争力，艺术设计人才就会有广阔的就业和自主创业市场，建设创新型的国家也会多一份希望。 3.2市场需要什么样的创意设计人才 设计通过设计创新、专利技术，依赖知识产权，通过品牌战略的实施等途径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国际国内两个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使我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生产制造国，市场对创意人才的需求量日益扩大，对人才质量的期望和要求也越来越高，设计是生产力，设计就是价值，设计创造价值的观念被知识经济时代的人们认识并接受，创意产业通过“跨界”促成不同行业产业、不同领域市场要素重组、整合与合作。通过跨界，寻找新的动力和增长点，推动文化发展与经济增长，促进社会体制机制的创新改革。近年来，创意产业市场出现的那些盲目模仿和抄袭，“山寨”创意设计之风已经弱势，原创设计与设计创新不断改变人们的思想，大家纷纷向“苹果”、“三星”学习，巨大的消费市场为人才培养和设计创新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前景。哪些创意设计人才特征符合市场需要呢？第一，企业需要有设计经验的人；这一点无可厚非，有设计经验的员工有责任给企业创造出价值，具备艺术设计经验是一种财富，不需要培训成本就可以给企业带来效益；第二，可塑性强的人，虽然毕业生在设计应用中经验欠缺，但有想法、有探索，思维敏捷，通过短时间培养锻炼很快成为符合企业要求的人才；第三，勤奋的人，用人单位喜欢敬业爱岗勤奋的员工；第四，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意识强的人，科技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员工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团队精神是企业财富创造的依靠。情商的培养也是学校人才培养方案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4结语 在知识经济化的今天，各行各业的竞争越来越大，这种新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对人才标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高校要严格遵循艺术设计教学规律，特别注意市场需求规则，发挥高等学校人才智力优势，依靠区域经济和地方产业背景，坚持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成功道路，为打造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培养更多更好的艺术设计创新人才。 作者：马牧群 单位：兰州工业学院 艺术设计系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试论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 一、“超文学研究”的性质及与“跨学科研究”的区别 我们所说的“超文学”研究方法，是指在文学研究中，超越文学自身的范畴，以文学与相关知识领域的交叉处为切入点，来研究某种文学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它与比较文学的其它方法的区别，在于其它形式的比较文学是在文学范畴内进行，而“超文学研究”是文学与“外来文化”的关系的研究 这里所说的“超文学研究”与已有的大量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著作中所说的“跨学科研究”，并不是一回事。 什么是“跨学科研究”呢？我国现有各种比较文学学科著作对“跨学科研究”的解说，大都全盘接受了美国学派所倡导的“跨学科研究”的主张，认为“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研究的组成部分。通常的解释是：“跨学科研究包括文学与其它艺术门类之间的关系研究，文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以及文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不过，我们在认可“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之前，首先必须解答这样的问题：第一，“跨学科研究”是所有科学研究中的共通的研究方法，抑或只是文学研究中的研究方法？第二，“跨学科研究”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还是文学研究中的特殊方法（只是比较文学研究才使用的方法）？ 对于第一个问题，众所周知，“跨学科研究”是当今各门学科中通用的研究方法，并不是文学研究的专属。科学的本意就是“分科之学”，分科就是一种分析，然而光分析还不行，还要“综合”，而“跨学科”就是一种综合。自然科学中的数、理、化、生物、医学等学科的研究，往往必须“跨学科”，以至产生了“物理化学”、“生物医学”等新的跨学科的交叉学科。在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中，也有“教育心理学”、“教育经济学”、“历史哲学”、“宗教心理学”这样的跨学科的交叉学科。在许多情况下，需要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哲学、自然科学的跨学科研究，才能解决一个问题。如我国最近完成的“夏商周断代研究”的课题，就是历史学、考古学、文字学、数学、物理学、化学、文艺学等跨学科的专家学者联合攻关的结果。 对于第二个问题，回答也是肯定的：“跨学科研究”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而不是只有比较文学研究才使用的方法。“文学是人学”，一切由人所创造的学问，都与文学有密切的关联，这是不言而喻的。而研究文学势必要“跨进”这些学科。例如，我国读者最熟悉的恩格斯对巴尔扎克创作的评价。恩格斯从经济学、统计学看问题，这就使文学与经济发生了关系；从阶级分析的角度谈到了巴尔扎克与传统贵族阶级和新兴资产阶级的态度，这就使文学与社会学发生了关系；又谈到巴尔扎克对法国风俗史的描绘，这就使文学与历史学发生了关系。可见，文学评论与文学研究，势必会不断地涉及到纯文学之外的各种学科——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然而，虽然恩格斯评论巴尔扎克的时候跨了学科，我们也决不能把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评论视为“比较文学”。再如，我国研究《红楼梦》的“红学”，王国维的研究角度是叔本华的悲剧哲学，俞平伯等“索隐派”用的是历史考据学的角度与方法，等人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现在更有很多人从宗教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与佛教、道教的关系，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之“梦”及人物的变态心理，从性学角度研究男女两性关系，从医学角度研究林黛玉等人的病情和药方，从政治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与宫廷政治，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中的经济问题，从语言学角度使用计算机统计《红楼梦》中的用字用词规律。《红楼梦》的研究成果，绝大部分是“跨学科”的。然而，我们可以因为红学研究都跨了学科，就把“红学”划归到比较文学学科中来吗？当然不能！凡有一些文学研究经验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一旦提笔写文章，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跨学科”，“一不小心”就“跨了学科”。对文学研究来说，最容易“跨”的，是社会学、心理学、艺术学、哲学、宗教学、民俗学、历史学等。有很多文学研究的文章，仔细分析起来，就跨了许多的学科。前些年文学研究和评论界提倡的“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观照作品，其实质就是提倡用“跨学科”的广阔视野来研究文学现象，而不能一味胶着于某一学科的视角。可见，如果我们单从“跨学科”来看问题，则大部分文学评论、文学研究的论著和文章，特别是有一定深度的论著和文章，都是“跨学科”的，然而，我们能把这些文章都视为“比较文学”的成果吗？都视为比较文学研究吗？当然不能！文学研究，除了纯形式的文本研究（像当代英美有些“新批评”理论家所做的那 样，尽管纯粹的形式的、纯文本的研究极难做到“纯粹”）之外，即使纯粹的字句分析那也是跨学科的——从文学“跨”到了语言学，更不必说字句和形式之外的研究了。可见，“跨学科”是文学评论的文学研究中的共同途径和方法。文学与其它学科的这种“跨学科研究”，甚至形成了若干新的交叉学科，如“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文艺美学”、“文学史料学”等。但是，恐怕很少有人赞成把“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或“文艺美学”等看成是“比较文学”，尽管它们是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因此，我们在学科理论上必须明确：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必须是同时又是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的研究，那才是比较文学，才是我们所说的“超文学”的研究；单单“跨学科”不是比较文学。例如，在宗教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中，研究佛教与中国文学、基督教与中国文学、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是比较文学的研究，因为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对于中国来说，是外来的宗教，这样的跨学科研究同时也是跨文化的研究，属于比较文学研究；而关于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的研究，还有某一国家的政治与该国家的文学的关系研究，某一国家的内部战争与文学的关系研究等，都不是我们所说的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这种研究没有跨文化、跨国界、跨民族，这只是一般的跨学科研究，而不属于真正的比较文学研究。在这里，“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跨国界”应该是比较文学学科成立的必要的前提。换言之，有些“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属于比较文学——当这种研究是“跨语言、跨文化、跨国界”的时候；而另一些“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则不一定是比较文学——当这种研究没有“跨语言、跨文化、跨国界”的时候。总之，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是将某些国际性、世界性的社会事件、历史现象、文化思潮，如政治、经济、军事（战争）、宗教哲学思想等，作为研究文学的角度、切入点或参照系，来研究某一民族、某一国家的文学与外来文化的关系。这里应该特别强调的是与文学相关的有关社会文化现象或学科领域的“国际性”。 可见，我们不使用“跨学科”或“科际整合”这样的概念，而是使用“超文学”这一新的概念，是表示不能苟同美国学派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尽管这种看法已经为不少人所接受。使用“超文学”这一概念，有助于对漫无边际的“跨学科”而导致的比较文学学科无所不包的膨胀和边界失控加以约束。它可以提醒人们：“跨学科研究”是所有科学研究中的共通的研究方法，也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因此，我们不能把“跨学科”研究等同于“比较文学”。 二、“超文学研究”的方法及适用范围 现有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教材和专著，绝大部分都在“跨学科研究”的专章中，列专节分别论述文学与其它艺术、文学与哲学、与历史学、与心理学、与宗教、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诚然，搞清这些学科之间的关系对于跨学科研究是必要的。但是，这些只是文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研究，是一般的跨学科研究的原理层面上的东西，还不是我们所指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方法，不是总体地描述文学与其它学科的一般关系，而是要在一定的范围内，从具体的问题出发，研究有关国际性、全球性、或世界性的政治事件和政治运动、经济形势、军事与战争、哲学与宗教思想等，与某一国家、某一地区、某一时代的文学、甚或全球文学的关系。“超文学”的研究，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在这个前提下建立自己的方法，确定自己的适用范围的。 同“跨学科”的研究相比，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方法的范围是有限定的，有条件的。与文学相对的被比较的另一方，必须是“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这是比较文学“超文学研究”得以成立的前提和基础。什么是“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呢？“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不同于所谓“学科”。“学科”本身是抽象的、人为划分的东西，“学科”是科学研究的范围与对象的圈定，而不是科学研究的对象与课题本身。而“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可以被划到某一学科内，但它存在于一定的时空中，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东西。例如，对文学影响甚大的弗洛伊德主义，可以划归“心理学”或“哲学”学科，但弗洛伊德主义作为“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又不等于“心理学学科”或“哲学学科”；“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我们所说的与文学关系密切的“国际性事件”之一，可以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划到“军事”学科，但它显然不等于“军事”学科。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所涉及到的正是这种具体的“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它们不是被圈定的学科，而是在一定的时空内有传播力、有影响力的国际性的思潮与事件。这些思潮和事件大体包括政治思潮、经济形势、跨国战争、宗教信仰、哲学美学思潮等。在这样的界定中，自然科学作为一个学科与文学学科的关系，不在“超文学研究”方法的适用范围之内。而与自然科学有关的、具有传播力的国际性思潮，如唯科学主义思潮与文学的关系等，则属于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范围。 例如，在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研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所谓“红色三十年代”的共产主义政治思想对欧美文学、对亚洲文学乃至整个世界文学的影响。那时，以共产主义为理想的左翼政治思潮，极大地改变了那个时代世纪文学的面貌，而且，左翼政治思潮从欧洲、俄苏发源，迅速地波及了包括日本、朝鲜、中国、印度、土耳其等在内的亚洲国家，并影响到文学，形成了文学史上所说的颇具声势的“无产阶级文学”。同样的，六十至七十年代中国的“”运动，不仅对国际政治本身产生了影响，而且对于不少国家的文学也产生了影响。在美国、在英法等欧洲国家，在日本，甚至在黑人非洲的一些国家，都出现了呼应中国的“”的“文学作品”，出现了规模不等的青年人的“造反文学”，出现了歌颂的诗歌；相反地，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出现了反对中国“”的文学作品。另外，虽然有些政治事件并没有国际性的影响，但对比较文学而言也有价值。如，二十世纪后半期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出现了对党和国家领导人歌功颂德的文学，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具有深刻的相似性，很值得进行超文学的比较研究；在二十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的所谓“冷战”时期，在某些敌对国家出现了具有强烈冷战色彩的文学，如中国、朝鲜、越南、古巴等国家的“反美”文学，中国的七十年代大量出现的“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文学，作为政治与文学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都相当具有研究价值。但是，上述提到的这些课题，目前的研究均非常薄弱。在我国，艾晓明博士的博士论文《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1]是研究三十年代中国左翼文学与国际共产主义政治及国际左翼文学的不可多得的力作。而上述其它方面的研究，则基本是空白。 在国际经济形势与文学的“超文学”比较文学研究中，也存在着许多诱人的研究课题。例如，历史上的经济活动、商业活动对文学的影响，商人在文学的国际传播中的作用，如古代的“丝绸之路”是闻名的连接东西方重要的国际商业、经济通道，“丝绸之路”的经济活动对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对中东地区乃至古罗马帝国文学有何影响？是人们感兴趣的问题。而描述“丝绸之路”的各国文学作品，也非常值得加以收集整理和系统研究。在古代文学中，反映经济活动的作品有不少，如阿拉伯的故事集《一千零一夜》，大部分故事以商人为主角，以商业活动为题材，我国阿拉伯文学专家郅溥浩先生在其专著《神话与现实——〈一千零一夜〉论》[2]中，有一专节，从国际商贸的角度，对《辛伯达航海旅行的故事》做了独到的分析，并把它与中国的“三言二拍”中的有关作品做了比较，是经济与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成功的例子。日本 十七世纪的作家井原西鹤的作品中，有一类小说称为“町人物”，即经济小说，笔者曾在《井原西鹤市井文学初论》[3]中，以当时的东西方经济状况为大背景，对他的经济小说作了分析。到了现代社会，经济与文学的“联姻”现象越来越突出，例如法国十九世纪大作家巴尔扎克，被英国作家毛姆称为“认识日常生活中经济重要性的第一个作家”（毛姆《巴尔扎克及其〈高老头〉》）；马克思也认为巴尔扎克在其作品中所提供的经济材料，比那些职业的经济学家？统计学家还要多。在现代世界中，经济的全球化对各国文学的影响，越来越成为全球化的文化现象。如1929年的那场世界经济危机就在中国文学中留下了印记，茅盾、叶圣陶、叶紫等在三十年代初写作的反映农村凋敝商人破产的作品，都以当时的世界经济危机作为大背景。九十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对亚洲各国、对我国的港台地区的文学，产生了一定影响。七十年代以来，在日本文学中产生了“经济小说”、企业商战文学这种类型，并影响到了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的文学。看来，商品经济与文学活动、文学作品的商品化等问题，已经成为比较文学“超学科”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文学与战争、与军事的关系，历来密不可分。古代世界文学的史诗，是以描写部族之间、民族之间的血腥战争为基本特征的。可以说，没有战争，就没有史诗，而这些战争往往是“跨民族”的、没有国界的战争。到了现代，除了一个国家的内战之外，所有大规模的战争都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或国际集团与国际集团之间的战争，因此，战争本身往往就是“跨国界”的人类行为，战争对文学的影响也往往是跨越国界的影响。从战争、军事的角度来研究文学现象，很多情况下就是揭示战争与文学关系的“超文学研究”。特别是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两次空前规模的世界大战，对作家的文学创作所产生的刺激是空前的。可以说，两次世界大战导致了二十世纪“战争文学”的繁荣。要深入研究以世界大战为背景、为题材、为主题的“战争文学”，就必须立足于战争与文学的关系，在“战争”与“文学”之间，在不同的交战国之间，找到独特的契合点、交叉点和问题点。一方面，研究战争及战争史的学者，应该重视并充分利用“战争文学”这一不可替代的材料，重视战争文学所特有的对战争的形象、细致的描写，以补充战争史文献的缺欠和不足；另一方面，研究文学的学者，面对战争文学作品，不能只逗留在作家作品的审美分析、人物性格的分析、作品形式与技巧的分析等纯文学层面，而必须研究战争与作家的立场与观点，例如作家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思想，人道主义思想，抑或是作家的法西斯主义思想，作家的好战态度与反战态度；必须研究战争与作品的人物形象，战争与作品中的人性、战争与审美、战争与文学的价值判断等问题。但是，在目前的文学研究中乃至比较文学研究中，关于战争文学的“超文学”的研究，还很少见，还没有被展开。笔者的《“笔部队”与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4]一书，是战争与文学的“超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尝试；倪乐雄的专题论文集《战争与文化传统——对历史的另一种观察》[5]中的有关论文，如《武亦载道——兼谈儒文化与战争文学》？〈诗经〉与〈伊利亚特〉战争审美背景与特征之比较》等，从中外文化比较的开阔视野，成功地展开了中外战争文学的比较研究。但是，迄今为止的大多数研究战争文学的论文和著作，还都局限于“战争题材”本身，局限在国别文学内部。这种研究也有战争与文学的“跨学科”意识，但是，却往往没有把视野进一步扩大为跨国界的、跨文化的广度，因而它还只是一般的“跨学科”的研究，还不是真正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另一方面，将反法西斯主义文学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进行总体的比较的研究，就很切合战争与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途径；同样，对日本、德国、意大利等国的法西斯主义文学的研究，也必须具有跨国界的世界文学的总体眼光。对中国的抗日文学的研究，仅仅站在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内部还不够，还必须有自觉的中日文化的比较意识，必须将中国的抗日文学与日本侵华文学置于一个特定的范围，进行必要的对比，研究才可能深入。 宗教是最具有国际传播性的一种文化现象。文学与国际性的宗教的“超文学”的研究，其目的在于揭示宗教与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彼此共生的关系。这种研究有两个基本的立足点。其一，是在宗教中看文学，所谓“在宗教中看文学”，就是立足于宗教，去寻找和发现宗教如何借助文学，如何通过文学来宣道布教。其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宗教性的文学作品，亦简称“宗教文学”。如起源于印度、流传于亚洲广大地区的佛教文学，包括本生故事、佛传故事等；起源于犹太民族，而流传于全世界的圣经故事、圣经诗歌等。其二，是在文学中看宗教。所谓“在文学中看宗教”，就是立足于文学，看作家如何受到宗教的影响，作家如何借助宗教意象、宗教观念、宗教思维方式来构思作品、描写人物、表达情感和思想。这两种不同立足点的研究，目的都在于揭示外来的宗教文化如何影响和作用于文学。在以往的比较文学研究中，文学与外来宗教的比较研究受到了重视，涌现出了大批的成果。在我国，关于印度传来的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的研究，已经相当广泛和深入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就陆续有梁启超、鲁迅、胡适、陈寅恪、许地山、季羡林、赵国华、孙昌武、谭桂林等重要的研究家。他们的研究成果表明，佛教及佛教文学对于激发中国作家的想象力，对于志怪小说、神魔小说的形成，对于汉语声韵的发现及诗歌韵律的完善与定型，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佛经的翻译，对于大量印度民间故事传入中国，对于引进和丰富中国语言中的词汇、语法，对于文言文体的通俗化，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关于基督教与中国文学‘特别是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研究，近年来也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光这个课题的博士论文，就出版了五六种。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特别是与我国的回族和维吾尔族等西北部少数民族文学，也有深刻的联系。近来面世的马丽蓉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伊斯兰文化》[6]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具有开拓性。 哲学与文学的关系也特别的紧密。外来哲学思想对某一本土文学的影响和渗透，可以改变本土作家的世界观，可以影响作家对世界、对人生及文艺的认识角度与方法，从而使作家的创作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貌。在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的研究中，外来哲学思想与某一本土文学的关系，有大量的课题需要研究。如，在东亚文化区域中，中国的哲学思想曾影响到了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国。中国的老庄哲学的自然、无为的观念和儒家哲学中的忠孝观念等，对日本历代文学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国晚明时期的“实学派”的哲学思想影响到了朝鲜，使朝鲜产生了“实学派”文学。对阿拉伯文学造成很大影响的“苏菲主义”神秘哲学，受到了印度的吠檀多派哲学和欧洲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影响。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哲学思潮对东方文学的影响特别明显。如尼采的“权力意志”及“超人哲学”，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哲学等，在东方文学中，或引发了相关的文学思潮，或出现了相关的文学流派，或出现了表现相关哲学思想的作品，或促进了文学批评观念与方法的变革。应该说，二十世纪东方各国的先锋派的文学，无一不同西方的哲学思潮有关，换言之，外来哲学思潮是东方现代文学发展嬗变的重要的外部推动力之一。 看来，作为比较文学的基本方法之一，“超文学研究”在谨慎规定自身的同时，也可以在许多丰富的、有价值的研究领域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中韩近期比较文学研究 在东方比较文学领域中,中韩近代文学研究部分是一片“净土”,尤其是中韩近代新小说研究领域受到了长期的冷遇。虽然中韩新小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比较系统的研究着作。韩国文学专家赵杨的《中韩近代新小说比较研究》(以下简称《中韩新小说》)一书的问世,意味着填补了中韩近代文学研究方面的空缺。尤其对于中韩近代新小说研究而言,具有开垦意义。作者先从整体上把握了中韩新小说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比较分析了两国的具体的作品———勾勒出中韩两国新小说的发展轨迹,这是本书中的亮点。《中韩新小说》无疑为中韩近代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生长点。中韩近代时期的小说发生了“新”的变化,正如康有为说:“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1](P288)随着人们意识的开化,具有了“从乡下人到国人到世界人”[2](P1217)的眼光,逐渐形成了“世界”及“世界文学”意识。 中韩近代新小说的发展历程也是如此,我们清楚地看到中韩的小说观念、文体、叙事方式及新小说与传统小说的关系等方面都受了外国小说的影响,不仅如此,中韩两国近代新小说发展也有影响关系,又有各自新小说的特点,因此,本题具有一定可比性。全书有“中韩新小说的萌芽”、“中韩新小说的历程”、“中韩新小说观念和形成的变化”、“中韩新小说个性与共性的内外因素”、“承前启后的中韩新小说”共5章,着者借鉴了中韩两国文学研究成果及其研究角度,书中指出:“中国学者惯于在新小说中寻找现代小说的源头,而韩国学者喜欢挖掘新小说从传统中承继了什么,一个向前看,一个回头看,似乎在打通整个小说史的研究中都没能做到两者兼顾,这也是双方需要相互借鉴之处”。与此同时,着者还利用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方法,结合宏观比较文学的视角,揭示出了中韩两国的近代新小说的形成、发展及其思想上的特点、艺术上的特色等诸多问题。为我们清晰地整理、概括、分析出了中韩近代新小说历程足迹。《中韩新小说》对于新小说类型方面有新颖的见解,着者主要论述了政治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共三个方面。 《中韩新小说》的研究对象新小说这一小说形式大致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着者认为:“中国新小说开始于1902年《新小说》杂志创刊、止于五四小说兴起;韩国新小说起于1906年李人稙《血之泪》的发表、止于1917年李光洙的《无情》,时间上大体相当”。从上述时间来看,中韩两国的新小说“出现盛行退潮”只不过用了11年(韩国)、17年(中国)的时间,可以说,中韩新小说在近代文坛上是“昙花一现”式的。在这短短十几年间之所以出现新小说这一小说形式,是与中韩两国的近代小说观念变化有关,而其观念的变化来缘于两个原因:一个是外部因素的“冲击”,一个是小说自身发展的规律。外部因素中,以梁启超对韩国近代文学家的影响为甚。着者在第二、三章的部分章节做了详细的论述。例如:梁氏的《译印政治小说序》(1897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年)等一系列主张“小说界革命”的文章影响了韩国近代文人申采浩的《近今国文小说着者之注意》(1908年)、《小说家的趋势》(1907年)的小说观,和李海朝的《自由钟》(1908年)等作品———分别产生以下的小说观:“小说之国民之魂”、“小说是先导国民的精神”和“批判旧小说”等等。 他们都受到了梁氏的“小说界革命”的影响,注重和强调小说对民众的教化作用。虽然这些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忽视了文学作品该具有的“审美感”,但是,从近代小说观念变化的角度来看,这还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这与此后产生种种的“新小说”有着重要的联系。由此可见,带启蒙意识的政治小说,如:中国的《新中国未来记》《狮子吼》等对于韩国的《自由钟》《禽兽回忆录》等开了中韩新小说的先河作品具有一定的启迪,梁氏《新中国未来记》倒叙的手法对韩国新小说的影响也非常深远的,可见,中韩近代新文学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关联。接着,着者在《中韩新小说》第二章第二、三节中,对中韩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政治小说这一小说形式慢慢退出中韩近代文坛之后,新小说中的社会小说逐渐占了上风。众所周知,中韩两国的社会小说之所以有不同之处,是因为受到各自传统文学的影响。着者认为:“韩国的社会小说《鬼之声》《雉岳山》《鬓上雪》等也都反映了新教育、反迷信、两班贵族的没落等(社会现实),可以说融入了一些近代化的元素,洋溢着对旧道德、旧制度的批判,但仍然沿袭了一些惯用的传统小说主题,如妻妾争端、继母虐子等,围绕着家庭问题展开社会批判。 而中国以清末四大小说为代表的社会小说对《儒林外史》的借鉴则是非常明显的,都自觉、不自觉地把揭示某种社会弊端作为小说的创作中心,由种种社会问题直接构成情节矛盾,引领读者进一步认清面对的黑暗和无奈”。同样的,在中韩近代文坛上,稍晚出现在中韩的作为新小说的言情小说也具有了各自的特点。中韩两国的言情小说都对“婚姻爱情”自由恋爱等进行了新的探讨。但是,中国的言情小说常常是“郎才女貌”式的恋爱观的模式,而韩国的言情小说结局也没能摆脱“大团圆”的俗套。如上所述,通过两国的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澄清了各自的特点。如果将政治小说和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做比较的话,不难发现,后者大大强调了其“娱乐性”和“商业性”。鉴于此,着者有一段精辟的论述:“此时的小说观念价值取向是政治思想的启蒙宣传和社会问题的揭露,小说的审美需要和人物情节等的安排都是次要的。当制约小说观念的政治因素消弱之后,小说又回到它的本色中来,消遣娱乐功能得到了强调。这一时期的中韩新小说不再是单纯的政治附属品,小说家们开始注意小说自身独特的价值和艺术特征,追求形式的创新,两国小说从注重政治性转向注重艺术性。” 可想而知,新小说经历的种种历程,亦遵循着社会的发展规律,政治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粉墨登场。在强调真实历史地写作的时期,政治小说应韵而生,而在随后的发展中,社会及读者对于其观赏性、艺术性、生活性的作品呼声日涨,对于新小说的进步,言情小说的出现可谓是众望所归。从此,中韩新小说的主题慢慢与通俗性、娱乐性靠拢,这虽与有近代出版媒体商业性操作分不开,但不可否认,到了近代末期中韩新小说的“虚构性”、“娱乐性”、“商业性”都加快了他们的普及,随之越来越受广泛民众的青睐。新小说的这种发展趋势,无疑对“纯小说”发展有积极影响的。着者在解释了新小说的观念渐变之后,又谈论了新小说的文体渐变问题,着者通过中韩两国重要历史事件与其主旨相对的思想来比较晚清的“白话运动”和韩国近代的“彦文一致”运动。从而发现了其主旨的一致性:通过“革新的文体”让更多的平民百姓接受“新思想”,借用小说这一工具来启蒙思想乃至改良社会。中国的“半白半文”的文体和韩国的“韩汉混用体”都是“文体革新运动”的结果,虽然它们都不是在现在意义上的“白话文”和“纯韩文”,但是,废除科举考试后出现的“过渡期”文体可以看作是一种突破。《中韩新小说》另一个独特和新颖的分析是在“承前其后的中韩新小说”章节上。在本书的末尾处作者从整体上研究了中韩新小说的“旧”与“新”问题。中韩两国的新小说不约而同的重要作用是承前启后、衔接古今。[3]所谓的“旧”是在中韩两国新小说中的“传统的继承”部分,所谓的“新”意味着新小说开始走向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小说”的道路。 如上所述,从文学观念上看,中韩两国的新小说虽从批判“旧小说”开始,但仍然沿用传统文学观念中的“文以载道”思想,只不过所载道由“忠孝节义”改为“爱国之思”罢了。[4](P7)从文体方面看,在中国,林纾用“文言文”翻译外国小说,后来也流行“旧文体”骈文,而韩国新文学也由于受到传统文学的影响,往往在小说重要的起转关尽文辞铺排之能 事,韵文的色彩仍然比较浓厚。[3]在具体的创作方面,中国的新小说注入了西方的“新思想”、“新观念”,但是“作者长期浸其中的传统写法还是在不经意间流露了出来”[3]与中国新小说相比,韩国新小说的审美更趋于传统。当中国新小说、特别是言情小说已表现出自觉的悲剧意识时,韩国新小说仍保持了对‘大团圆’的偏爱。[3]另一方面,着者认为新小说的“新”(文学成就)成了后世文学的“养料”。对此,陈平原也认为:新小说是“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的起点”。中韩现代文学的大家鲁迅、李光洙等人也是其中的受益者之一,他们正因为汲取了新小说的“养料”才能创作出了一系列不朽之作。当然,用现代的审美观点评价中韩现代小说,恐怕不能打高分。但是,它(新小说)尽到了从古代到现代的“转型期”文学的责任,中韩近代新小说无疑推动了中韩各方面的小说的发展。虽然真正踏入“现代文学”时期之后,中韩小说开始“分道扬镳”,各自发展,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中韩近代新小说共同发展的足迹。 纵观全书,逻辑严谨,在宏观把握整体面貌的基础上,再微观细致地分析———中韩新小说重点观念、文体、新文学中的“旧文学”传统等问题。着者在新小说的核心问题上深刻而系统地揭示中韩两国新小说的“蕴涵”,理论概括性非常强,具有深刻的启发性,必将对中韩比较文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但是,相对而言,文中涉及到的当时的文学评论、批评文的小说理论比较少———尤其是韩国新小说的序、跋。虽然着者重点论述了李海朝和李人稙二人的“小说观”(韩国新小说的代表观点),不过,除了这两位作家的小说观之外,还有着名近代作家崔瓒植之父崔永年写的《序》(1907年),《后记》(1912年),《后记》(1912年),《后记》(1912年),《后记》(1913年),《后记》(1914年),《后记》(1915年)等文章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这也是我们日后在中韩新小说这一领域继续要做的功课。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创新 内容摘要:谢天振的《译介学导论》以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为研究本体,以文化意象传递、文学翻译中的误译、翻译文学史与文学翻译史为研究客体,标志着一门新型学科译介学的诞生。译介学以不对文本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极大地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学术视野,增加了翻译研究的对象,丰富了翻译研究的方法,成为学术创新与学科开拓的典范。 关键词:译介学 新型学科 谢天振 作者简介:贺爱军,宁波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苏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翻译学研究。方汉文,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化研究。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英美海洋文学与人类核心价值观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编号:09YJC751076]成果。 1993年,苏珊·巴斯内特又提出了“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这一论断。她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气数已尽,女性研究、后殖民理论和文化研究已经从整体上改变了文学研究的面貌。从现在起,我们应当把翻译学视为一门主导学科,比较文学只不过是它下面的一个有价值的研究领域而已”(Bassnett 161)。他们最早倡导“翻译学的文化转向”和“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然而怎么转,转向后这一学科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区别何在?这一新兴学科的理论基础又是什么?研究的客体、研究方法是什么? 《译介学导论》是北京大学推出的“21世纪比较文学系列教材”中的一部,被纳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在译介学的本体研究方面,作者是从译介学的定义以及译介学与传统翻译理论的区别性特征切入的。自从英国比较文学家苏珊·巴斯内特提出比较文学应该成为翻译学下面的一个子学科以后,在比较文学界和翻译界中引起了学科概念之间的混淆,造成了学术理路的混乱。基于此种考虑,作者论述了译介学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区别,以及译介学给翻译研究带来的新视野和新领域。“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的媒介学的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其实质不是一种语言研究,而是一种文学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不参与评论其翻译质量的优劣,它关心的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展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谢天振10)。它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在研究角度、研究重点、研究目的方面不尽相同。它是一门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以文化意象和翻译文学为其研究对象,吸收了解释学、结构主义、多元系统论等文化理论的比较文学研究。 “创造性叛逆”构成了译介学本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埃斯皮卡指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137)。创造性叛逆是译介学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本体,“翻译文学不同于外国文学”“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译作具有独立价值”等命题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该书作者认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性质“使一件作品在一个新的语言、民族、社会、历史环境里获得了新的生命”。而“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在多数情况下就是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谢天振72)。 在译介学的客体研究方面,作者首先探究了“文化意象的传递与文学翻译中的误译”。“文化意象的传递,实际上反映的是不同民族文化在翻译中如何碰撞、转换、交流、接受的问题”(谢天振96)。“误译可以分为无意误译和有意误译两种”(谢天振111),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尤其是误译,“因为在有意误译里译语文化与原语文化表现出一种更为紧张的对峙,而译者则把他的翻译活动推向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为了迎合本民族的文化心态,大幅度地改变原文的语言表达方式:文学形象、文学意境等等;要么为了强行引入异族文化模式,置本民族的审美趣味的接受可能性于不顾,从而故意用不等值的语言手段进行翻译”(谢天振117)。 译介学客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是翻译文学史。长期以来,学界对翻译文学的性质和归属聚讼不已,争论不下。有些学者认为翻译文学属于外国文学,对相反的观点提出了质疑:“难道英国的戏剧、法国的小说、希腊的拟曲、日本的俳句,一经中国人(或外国人)之手译成汉文,就加入了中国国籍,成了‘中国文学’”(王树荣12)?“没有一部文学史会把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说成是本国文学作品”(施志元28)。文学翻译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形式。与原作相比,作为文学作品的一种存在形式的译作,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它可以介绍、传播和普及原作;它可以帮助作者认识原作的价值;也可以帮助源语国的读者重新发现被忽略作品的价值。翻译文学不能等同于外国文学,其原因在于:第一,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决定了原文与译文之间必然存在差距,从而决定了译作不可能等同于原作。翻译文学是民族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翻译家和作家一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深入认识作品中所要表现的时代、环境和文化背景,也要体验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方式,然后用最恰当的语言形式把这一切表现出来。第二,从写作的语言和作品的接受者来看,译者使用语言翻译与民族文学家使用的语言创作面临大致相同的问题,译作和原作一样,都要面临读者的检验。第三,翻译文学不仅与民族文学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和影响,有时候它的作用和影响甚至还大大超过了民族文学的作品。对翻译文学性质和归属的厘清,意义重大,它为翻译文学这个“弃儿”找到了家园,也为文学翻译研究开拓了一片巨大而又相对独立的研究空间,并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了国别文学史的书写。 该书是作者在大量调研,深入思考的基础上的智慧结晶。全书纲目清晰、新意迭出、语言畅达淋漓、论述通透可见。学科学认为凡是一种系统的知识所研究的对象与其它知识系统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任务并能据此产生与完成任务相适应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这样的知识体系就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译介学以“文化意象”、“文学翻译史”、和“翻译文学史”为研究对象,以探究不同文化之间彼此影响、相互作用为研究任务,并且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对译本不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具备了独立学科初步形态。全书既有理论高度,又有丰富的实例,把翻译文学作为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对象进行分析和评述,从而揭开了从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角度研究翻译的一个窗口,开拓了国内翻译研究的新领域,也为探究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该书把翻译文学定位于民族文学的范畴,这种合理定位刷新了民族文学史的书写,为民族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王元化比较文学研究 一、“饱含着东方人的智慧卓见” 学者王元化也被推重为“时代的思者”①。虽然作为学者或思想者,王元化都难以完全纳入“比较文学”论域,后者却可能是感触前者独特风貌的一个有效视角,而前者也可能为后者提示“中国气派”的启示。就王元化学术方面而言,一位前辈文艺学者将之梳理概括为八个方面后写道:“20世纪上半叶,中国出了不少学术大师,如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鲁迅、胡适、郭沫若等”。而及至21世纪,“王元化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的意义和价值,似乎还不曾被更多的人所认识和揭示”②。在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比较文学”学科领域中,着名法国文学研究者钱林森《缅怀远去的智者———王元化先生与〈跨文化对话〉二三事》中写道:“国际双语论丛《跨文化对话》自1998年创刊至今,已迈过10年历程了。……不久前离世的王元化先生,他为《跨文化对话》留下的思考和文字,更值得我们珍惜、怀念”③。王元化被推重为“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开拓者的代表作是1979年出版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该书在全国首届(1979~1989)比较文学图书评奖活动中获“荣誉奖”④。学者赵毅衡当年评论:“一九七九年或许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进入‘自觉期’的一年:钱钟书《旧文四篇》、《管锥篇》前四卷、杨绛《春泥集》、范存忠《英国文学语言论文集》、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这些解放后出版物中中西比较文学内容最集中的书籍,都出现于一九七九年。”①季羡林先生在更早的1981年写道:“应该把中国文艺理论同欧洲的文艺理论比较一下,进行深入的探讨,一定能把中国文艺理论的许多术语用明确的科学语言表达出来。 做到这一点真是功德无量。你在这方面着了先鞭。”②王元化另一部代表作《思辨随笔》于1995年获第二届中国国家图书奖。着名翻译家萧乾先生在《〈思辨随笔〉不可不读》中写道:“这里论述的真是从中至外,从古至今:从孔子、刘勰到鲁迅、胡适,从莎士比亚到普希金,没有冗长引句,更不见老生常谈,全是作者的思绪和心得。他对莎剧有些评论如译出来传到国外,估计必会赢得西方莎学家们的赞赏,因为其中饱含着东方人的智慧卓见。”③如果说萧乾评语中对“东方人智慧”的强调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界是先着一鞭,那么其所思所见与王元化本人同时期关于中西文化比较的主导思想之强调是不谋而合:研究中国文化,不可避免地需要以西学作为比较的参照系,但又不可以西学为主体,用中国文化去比附。恕我再一次借用正在受人指摘的余英时的直率说法:“今天的文化危机特别表现在知识分子的浮躁心理上,仰慕西方而不知西方文化的底蕴,憎恨传统文化又不知传统文化为何物。”④并非偶然的是,十年后日本学者将《思辨随笔》作为《王元化着作集》之一而完整译介⑤。《思辨随笔》于2004年增补修订为《思辨录》⑥。有的高校教师开始将之作为“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入学时必读的教科书”⑦。最近一位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年轻学者在《王元化〈思辨录〉的方法论意义》专题论文中提出:“《思辨录》体大思精虑全、圆融中外古今,对其展开全面研究是一门大学问。”⑧笔者初步考察统计,《思辨录》全书出现的外国作家与文学人物姓名不下三百之数。如果以外国文学作为“比较文学”参照系,则该书内涵之丰富也可见一斑。 王元化学术中的“比较文学”因素还可追溯到其历年乃至早期着述中。例如文艺评论集《向着真实》初版于1952年,其中所及的外国文学家不仅有契诃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罗曼?罗兰、果戈理、卓别林,还包括法国作家左拉、美国作家考德威尔、捷克作家伏契克,以及委内瑞拉诗人等。该书再版后记回顾道:“我写下了对自己所喜爱的某些作家的一些感受。其中有些看法现在虽然已有所变化,但对于这些引导我认识生活和怎样对待文学事业的先驱,我始终怀着青年时代的崇敬心情。今天重读这些文字,我的心中仍激起当年的感情波澜。”⑨一位年长学者回忆八十年代末读到《向着真实》与《文心雕龙创作论》二书时的心情:“那时,我在一些前辈鼓励下,正起步于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并开始招收比较文学方向的研究生。相遇王先生这两部着作,对我而言,真是不期而遇的‘机缘’。《向着真实》这部处处充满真知灼见的评论文集中,最引起我注意和兴趣、且对我产生影响的,是他评论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两篇文章,先生对罗兰作品认识独到,见解高远,我不仅在自己的论作中加以征引,也在对研究生授课中多次介绍过。”①王元化青年时代最初论文是1939年发表的《鲁迅与尼采》。他晚年自述该文“受到了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其中有“机械论的痕迹”②。然而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想史叙事中,迄今它依然不失为“三十年代关于鲁迅的最有分量的论文之一”③。《鲁迅与尼采》的标题与今天“比较文学”研究的通常模式相契。该文作为王元化最初发表而产生影响的论文,意味着其学术生涯中的某种潜在基质。如果说这种基质与后来引进的“比较文学”研究视阈和方法不谋而合,那么王元化自1939年迄至去世的2008年,在近七十年中先后出版的四十余种着述中,都可能包含“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独特因素和资源。 二、“比较文学方法”与“综合研究法” 原初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基于两个要素:一为文学对象,二为外文研译。前者是比较文学的特定对象,后者是赖以成立的前提。就此而言,王元化学术至少包含若干原初意义的“比较文学”因素。例如他的莎士比亚研究包括对西方莎剧论文的译介。他的《文心雕龙》研究,前期成果之一是对西方“文学风格”代表性论文的译介,后者成书为《文学风格论》④。此外,王元化还与父亲王维周教授合译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⑤。然而在中国语境中,比较文学研究通常也以中译本为对象。即便在这一场合,研究者是否自觉意识到外文原文与中文译文之间可能存在意味差异乃至歧义,这无疑会影响到他所作判断和所下结论是否中肯合理。这种差异乃至歧义尤其表现在一些专门术语上。因此,至少就中外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而言,对中外术语意味之差异的清醒认识,以及基于 这种认识的追溯考辨斟酌等,理应是研究者的必要条件和基本素质。王元化学术中的“比较文学”因素也蕴含于他对汉译西方着作的研读和阐释中。这方面他所提供的启示之一是,对于西方着作中的一些关键性理论术语,必须结合外文语源和语境而尽可能充分辨析、追溯和考量。例如他的《读黑格尔》中多处研讨了黑格尔术语的中译问题。诸如:“情志”、“情致”、“情欲”三者相对于黑格尔原着中古希腊词“”何者更为恰当;“知性”较之于旧译“悟性”或“理解力”为什么更能妥切传达德文原着“Verstand”之旨;“总念”、“概念”之于德文“Begriff”的孰所优劣;中国古典美学“气韵生动”、“生气灌注”与黑格尔美学“beseelt”的汉译关系;被英译为“sense”(感觉)的德文“sinn”是否可以译为“艺术敏感”;为什么应该用“宁静”来替代中文旧译的“静穆”,等等⑥。这里我们以《读黑格尔》用“情志”翻译“”的一例观之。 后者在黑格尔德文原着中就是一个源于古希腊的外来词,并且黑格尔本人认为它在德文中很难找到确切译词。而据《读黑格尔》对“”词的考察:它在英文中译作“Pathos”(意为悲哀,哀愁,动情力,悲怆性等),在拉丁语中译作“Qual”(意指本原的痛苦),在恩格斯着作中被解释为“苦闷”,在中文旧译中转成“情致绵绵”。这些译词相互歧异,究竟如何汉译为恰?王元化考辨的结论是:“”这个词不仅涉及情感方面,也潜在“志”的意蕴,它指谓的是一种“合理的情绪方面的力量”;中文旧译“情致绵绵”未能传达该词的“志”意,英译“Pathos”(悲怆情感)也遗漏了该词的伦理意味①。这个例子至少表明,王元化对黑格尔术语的把握是经过多方考究和反复斟酌的。一方面,其结合黑格尔理论体系背景而辨析的方法是超出了一般语言翻译家的关注所及;另一方面,其对该词语源的尽可能追根溯源,亦足为重思想而轻学术的年轻后辈有所借鉴。就外来的“比较文学”方法而言,通常认为主要有“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两种。而这两种方法在王元化着述中多处可见。这里仅就平行研究方面管窥一斑:在我读过的剧作中,我把具有这种特点的剧本称作是“散文性戏剧”,将它与“传奇性戏剧”相区别。……我对散文性戏剧和传奇性戏剧所作的比较说明,在我过去所写的文字中曾留下了痕迹。②王元化以“散文性戏剧”与“传奇性戏剧”来概括契诃夫与莎士比亚作品的不同特点,这显然可纳入“平行比较”。据考察,我国建国初戏剧界关于戏剧结构的分类,有开放式、闭锁式、人物展览式的三类型说;至上世纪80年代有纯戏剧式、史诗式、散文式、诗式、电影式的五类型说,其中将莎士比亚戏剧作为史诗式结构的典型,契诃夫戏剧作为散文式结构的典型;同期又有论者以“非戏剧化倾向”来指谓契诃夫戏剧的特征。 由此回瞻,王元化五十年代对契诃夫戏剧与莎士比亚戏剧之异同的概括至少可谓先着一鞭③。比较文学界通常所谓“平行研究”主要限于将A与B两个不同国别的文学对象加以比较(例如阿Q与唐?吉诃德之比较)。这一方法无疑来自国外。相对于此,王元化的方法另有其独特之处:即比较的对象常常不限于A与B,而是A、B、C乃至更多。例如在被评赞为中国比较文学“开拓”之着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中,比较所及的外国文论包括马克思、黑格尔、歌德、威克纳格、契诃夫、别林斯基等;其所涉国别则包括德国、英国、法国与俄罗斯等。这种比较显然超出了通常以两个国别文学为对象的“平行比较”模式。这种不拘常套的“平行研究”在王元化着述中多处可见,下面是另一例:《雷雨》充满浓重的传奇色彩,《北京人》只是生活的散文:平凡、朴素,好比一幅水墨画,……我不想判断传奇的悲剧好,还是散文的悲剧好。莎士比亚式的悲剧我喜欢,契诃夫式的悲剧我也喜欢。不过,传奇的悲剧容易渲染过分,以致往往有失真之弊。雨果的《钟楼怪人》是伟大的作品,可是我个人的口味更喜欢史坦培克在《人鼠之间》中所写的莱尼。这是一个力大、粗鲁、丑陋的壮汉,在粗糙的灵魂中同样充满了人性和柔情。他更平凡,也更使我觉得亲切。以上这些就是我当时的看法,其中许多观点,我至今未变。但是任何一种正确观点,如果固执地推到极端,作为审美标准的极致,就会产生片面化,从而使自己的眼界狭窄起来。……前人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话,确实是有道理的。④其中比较所及对象除了莎士比亚与契诃夫外,还包括曹禺的《雷雨》、《北京人》,雨果的《钟楼怪人》、史坦培克的《人鼠之间》。 英文中,两个对象之间的比较与三个以上对象之间的比较,在语言表述上需要分别使用不同的介词,即“between”与“among”。其差异表述如下:(1)totelldeferencebetweenAandB.(比较A与B两个对象的差异)toshowsimilaritybetweenAandB.(比较A与B两个对象的相通)(2)totelldeferenceamongA,B,C.(比较A、B、C三个对象的差异)toshowsimilarityamongA,B,C.(比较A、B、C三个的对象相通)如果将上述两种比较分别称为“between型”与“among型”,则王元化着述中的“平行比较”方法,如上所见是两者皆有,而构成其独特之处的则是“among型”①。这种独特的“平行比较”并非出于纯方法的创意,而是与王元化探究的问题有着潜在逻辑关联。就上举《文心雕龙创作论》而言,其目标是要探寻文艺创作规律;而“规律”是普遍的,因而必需尽可能广泛地比照中外文论而分析概括揭示之。该书所及诸多对象和国别的中外文论正是缘此而被纳入比较视阈。至于王元化当年之所以要探究“文艺规律”,不仅因为“在文艺领域内,长期忽视艺术性的探讨,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也是由于“那时候人们似乎丧失了理智,以为单单依靠意志,就可以排山倒海”②。值得注意的还在于,八十年代中国背景中的“比较文学”是一门方兴未艾的显学,然而当《文心雕龙创作论》在八十年代末获全国首届比较文学图书“荣誉奖”后,王元化却公开承认:“老实说,我对比较文学没有研究。在撰写本书时,我也没有想到采取比较文学的方法(例如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方法等)”。他回顾当初首先想到并尝试的是“综合研究法”,其具体途径则是“三个结合”:即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史哲结合。他还特别强调其中“古今结合”一端尤其受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方法论的“极大启发”③。由此约略可见,王元化“比较文学”方法之独特的原因,不仅与其所研究问题是有逻辑关联,也不仅是基于中国特定时代和语境中的重大问题,而且在方法论本身的思想资源方面,也包含着其独立思考探索的结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王元化“比较文学”方法之独特,同时也表征了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的某种“中国特色”。 三、独特风貌与思想关怀 王元化“比较文学”研究的另一显着特色在于贯穿始终的思想关怀。仅以他本人所说生涯中“三次反思”为焦点稍作考察可见,其思想轨迹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谓是进入和不断深入“比较文学”研究的历程。第一次反思发生在抗战时期的一九四年前后:那时我入党不久,受到了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在四十年代读名着的诱发下,很快就识别了自己身上那种为了要显得激进所形成的左的教条倾向。还要补充说,当时一些朋友,特别是满涛,对我这次反思起过很大作用。④这次“反思”对象包括苏联文艺理论、日共藏原惟人艺术观等。这意味着反思主要涉及当时新进的外来文艺思想之偏颇。而据以反思的资源包括“读名着”(主要是读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与满涛(《别林斯基论文学》翻译者)的影响。这又表明他的反思是以某种外来文学来比照另一种外来文学。换言之,贯穿这次反思之思路的是将两种不同类型的外国文艺思想进行比较。该时期王元化读得最多的是契诃夫文学:“一九三八年我认识了满涛。他从俄文译出了契诃夫《樱桃园》,……读了《樱桃园》,我马上再去找契诃夫的其他剧本。”契诃夫吸引王元化的首先是“情节上都平淡无奇”,“但是契诃夫把这些平凡的生括写得像抒情诗一样美丽”;王元化从中领悟到的是“柔和的、含蓄的,更富于人性和人道意蕴的”魅力①。这种魅力与他原先所接受的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即“为了要显得激进所形成的左的教条倾向”是迥然别趣。 这次反思的标志性成果是数年后发表的小说《舅爷爷》。据王元化当年一位学生后来回忆,《舅爷爷》发表后,时任上海地下党文委委员的作者曾遭到老文委 书记的指责:“为什么写童年时代的东西?为什么不为政治服务?”②可见该小说与当时另一种文艺观有所抵牾。而当年另一位地下党文委长者却赞扬作者“真的脱胎换骨了”;王元化从此也成为“满涛所喜爱的契诃夫作品的爱好者”③。《舅爷爷》的主人公有种种缺陷,例如喜欢赌钱喝酒,被大人们看不起,受小孩们嘲笑,妻子谩骂也不敢回嘴。但是惟独他,在涨大水时不顾危险跳入急流去救溺水小狗;惟独他,在童年“我”发烧昏睡时整夜不合眼看护;惟独他,在赌博赢钱后高兴得带“我”去看戏。小说叙事主人公说:“舅爷爷使我觉得这个世界是这样温暖、光明和可爱!”这个“舅爷爷”既不是英雄人物,也难以用善恶分明的阶级论方法归类,但是该形象蕴涵着对契诃夫文学“富于人性和人道意蕴”之魅力的认同却是显然④。就该小说在当时所触及和反思的问题而言,也是当年中国历史语境中的文艺观焦点所在。第二次反思发生于一九五五年因受胡风案牵连而被隔离审查的时期。其间王元化所读书目首先是、列宁、斯大林、苏联哲学、马恩着作等,几乎囊括了当时“马克思”系列的所有着作家:当这一切进行完毕,我把我的全部攻读集中在三位大家身上: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黑格尔《小逻辑》、《莎士比亚戏剧集》。有关前两种,我写了数十本笔记。其中《资本论》是马克思最主要经典,黑格尔是马克思思想主要来源之一,莎士比亚戏剧则是马克思着作中引用文学典故最多的对象。 因此可以说,读这三位大家的过程,某种程度也是“比较研究”的过程。这里我们仅观其读莎士比亚方面。中国最早翻译莎士比亚者梁实秋的《丹麦王子汉姆莱脱之悲剧》于193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王元化在1938年读过该书;至六十年代初,他先后写过论哈姆莱特、奥瑟罗、李尔王、麦克佩斯的四篇论文,编集为近十万字的《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手稿(“”中迫于情势而烧毁了)。然而当时王元化对莎剧的魅力并不十分推重。他自述原因之一是受“五四”流行观念的影响。当年文学思想多重功用,更关注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如胡适),以及弱小民族的文学等(如鲁迅)。另一原因是“对于三四百年前的古老艺术觉得有些格格不入”。因此,当年偏爱契诃夫的王元化与夫人张可(莎剧汉译者之一孙大雨先生的学生)之间,在艺术观念上形成有趣比照:那时我常和张可谈论这个问题。她并不赞同我的意见。她不善于言谈,也不喜欢争辩,只是微笑着摇摇头,说莎士比亚不比契诃夫逊色。当时我们谁也没有说服谁。⑤王元化对莎士比亚真正产生爱好是在五十年代下半叶的隔离时期。其时“无论在价值观念或伦理观念方面,我都需要重新去认识,有一些更需要完全翻转过来”。在这样的困厄中,王元化重读奥瑟罗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奥瑟罗的绝望这样震撼人心;因为他由于理想的幻灭而失去了灵魂的归宿。伟大人文学者笔下的这个摩尔人,他的激情像浩瀚的海洋般壮阔,一下子把我吞没。我再也不去计较莎剧的古老的表达方式……如果说西方莎学研究中鲜有把奥塞罗悲剧原因解读为“失去理想”,那么王元化的所感所悟可谓中国新论。 这个新论缘何产生?王元化自我分析道:我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是理想主义。尽管不少人后来宣称向理想主义告别,但毕竟不能超越从小就已渗透在血液中,成为生存命脉的思想根源。……这种对于奥瑟罗失去理想的共鸣,终于改变我对莎剧的看法,引导我重新进入他的艺术世界。仅此可见,王元化读莎士比亚的新认识,不仅缘起于他所遭遇的中国语境中的政治磨难,而且相当程度上表征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这样的莎士比亚观,意味的应该不仅是艺术趣味方面的新见解。第三次反思主要见于《九十年代反思录》,作者称之为自己“最好的思想劳作”①。然而以现在“学科”观念视之则该书大都超乎“文学”范围,下面且举数段与文学关系比较直接者(标题为笔者所加)。1、汉译西方名着的“奇迹”(五十年代末)我在书店看到北京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不少汉译西方名着,这些书的质量远远驾凌在过去商务印书馆出的同类书的水平之上,只要将同一原着的前后不同译本作一比较,就可以立判高下。解放后形成了一支优良的翻译队伍,他们工作认真负责,在掌握母语和外语的能力上,在专业知识的修养上,都属上乘,不仅超迈前人,而且(恕我遗憾地说)也是现今许多译者不可企及的。……这些译着的出版似乎是个奇迹。(第286页)2、“至今仍在沿袭那套陈词滥调”情志既非思想又非感情,同时既有思想的某种性质又有感情的某种性质。一般文学教程从来没有像这样来探讨问题。黑格尔的情志说不仅发人所未发,而且将艺术作品中表现思想感情的问题置于更深入更合理的地位上加以解决。遗憾的是在黑格尔提出情志说后,很少有人重视这一说法。我们的文学教科书至今仍在沿袭那套文学既表现感情又表现思想的陈词滥调。(第231页)3、“一些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我要和朋友们一起讨论的不仅是理论,还有一些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特别是狄更斯的《双城记》、罗曼?罗兰的法国革命悲剧系列:《七月十四日》、《丹东之死》、《群狼》、《爱与死的搏斗》等等。这些书我在青少年时期读过,但近来它们给予了我过去未曾领受到的一些新意蕴。(第108页)王元化(1920-2008)生涯中的“三次反思”先后发生于中国现代史以来的三个三十年。依次为:1、“五四”初期至新中国成立(1920-1949),反思“左的教条倾向”;2、建国至改革开放(1949-1978),反思“极左思潮”;3、改革开放至新世纪初期(1978-2008),反思的是范围更广的“激进主义”与世界蔓延的“物质主义”②。在这个意义上,王元化的思想历程具有持久的连续性、现实的针对性和时代的标志性。从而,王元化“比较文学”独特风貌的底蕴,与中国现代思想史并非无关。 四、推重“王国维读《资本论》”的启示 二十多年前获首届中国比较文学“荣誉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迄今依然有一个鲜为学界注意的特点。这就是同时推重王国维学术与马克思《资本论》。该书对王国维学术的推重至少有四方面表征:(1)引鉴王国维的文字考证成果,并称颂其“义据甚明,可为胜解”;(2)评赞其文艺美学观点,并结合古典美学而阐发其文论史上的现代新意;(3)运用其首倡的地下文物与地上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并率先得出相关新结论;(4)称颂其为在近现代学术方法史上“开拓新境界”的首要代表,并循此方向而继续努力①。就推重《资本论》方面而言,《文心雕龙创作论》初版后记写道:“从我开始写作本书的那天起,我就以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的最后一段话作为鞭策自己的良箴”。据笔者对该书各章考察所见,其中直接引鉴后者之处计数16条。《文心雕龙》与《资本论》两部经典,年代上有古今之隔,文字上有中外之别,内容上更有文艺学与政治经济学的截然异域之归类。缘此之故,虽然二书传播历史长久,研究文献积厚,而迄今罕见相互关联而切实研讨的文字。王元化的《文心雕龙》研究是唯一特例②。王国维曾长期被视为顽固反动,或落后守旧、冬烘迂腐的代表;王国维与《资本论》之关系通常还被认为风马牛无涉乃至对立。然而以今日中国学界通识观之,王国维已然堪称中国传统学术价值的守护人和维新者;《资本论》的作者则已被西方知识界推为“千年第一伟人”。由此可见,早在六十年代《文心雕龙创作论》手稿中就同时推重王国维与《资本论》的王元化,在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可谓先着一鞭。 2007年王元化在新编《王国维全集》序言中③,引录了王国维写于上世纪初的如下一段话: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谓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国学丛刊序》)这段话的意义在今天无疑不限于比较文学界。马克思《资本论》研究目标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隐蔽规律”,以打破资本主义永世长存的幻想;王元化研究《文心雕龙》的最初目标是揭示“文艺规律”,以破除教条主义文艺观的迷妄。《资本论》分析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文心雕龙创作论》最初是深切感应中国语境中 文艺与政治的时代性问题。《资本论》在当时欧洲政治经济学领域属于异端;《文心雕龙创作论》与当初中国文艺潮流迥异。马克思是在类似“下地狱”和“坟墓边徘徊”的艰难条件下从事研究;王元化最初撰写该书是在沦为“政治贱民”的六十年代。马克思以毕生精力从事《资本论》研究;王元化研究《文心雕龙》经历了三十年以上的“漫长历程”④。如果说马克思学说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标志性特征之一,那么王元化在研究《文心雕龙》的同时借鉴《资本论》,当亦可谓是“中国化”的“比较文学”研究之开拓者。王元化晚年写有《王国维读〈资本论〉》专文。笔者循此考查发现,王国维读《资本论》时间是在1902-1907年之间,比通常认为中国最早读《资本论》的学者早了近十年(是在1914年留学日本后开始研读《资本论》)。因而前者可能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早接触《资本论》的学者之一①。 然而《王国维全集》始终未见谈论《资本论》的文字。这意味着王国维与《资本论》之间存在隔阂。就此而言,王元化率先同时推重王国维与《资本论》,倡导的是一种打通隔阂,继往开来的新思路。王元化在《王国维读〈资本论〉》中感叹:“那时的学人阅读面极广,反而是后来的学人,各有所专,阅读也就偏于一隅,知今者多不知古,知中者多不知外。于是由‘通才’一变而为鲁迅所谓的‘专家者多悖’了。”②如果说这番感慨连同王元化“比较文学”的独特风貌,启示了一种“思通博雅”的人文境界③,那么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文学”具有走近这一境界的相对优越性,而后者也可能为前者提示并丰富“中国气派”的内涵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技巧 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相遇并存。多元共生、相互对话、相互交融的文化多元主义时代对我们的语文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文化组成部分的语文教学需要一个更为广阔与充满活力的、跨文化的“世界文学”视野。同时,许多语文教材不同程度所体现出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框架和思维特质存在着某种内在的需求,有着较大的比较空间。再者,就是教学对象的自发需求。通过培养比较文学意识,引导学生用比较思维去观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怀去创造和感悟生活。尽管现有体制下的语文课程一定程度融会了比较思维,如有的版本教材在单元的组合上已经显示出学科整合的倾向,但缺乏系统的理论提升和更大范畴的比较文学视野。鉴于此,将语文教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在语文课程中开拓比较文学视野,对于改进语文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比较文学的定义及其主要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是一门兴起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独立学科,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文明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以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 (一)影响研究法 影响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传统的研究方法之一,由法国学派所提倡。其目的在于考察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之间互相接触、渗透和影响的“实际联系”。注重材料,讲求考据,实证法是其核心操作手段。它综合运用流传学、渊源学和媒介学方法,从影响的放送、接受、传播途径这三个方面来进行研究。影响研究的具体对象包括题材、主题、文类、形象、风格、技巧等文学因素。影响的类型分为正影响、负影响、反影响、回返影响、虚假影响、超越影响。 (二)平行研究法 由美国学派提出的平行研究法是对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的比较研究,主要包括对作家、文体、主题、题材、情节、人物、风格、艺术手法、思潮流派的类比或对比研究。求同变异,经由对于精神契合的探寻和对于异质元素的离析,总结出文学发展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为沟通寻找平台,达到互证、互识。 (三)跨学科研究法 跨学科研究法又称“科际整合”(interdisciplinary)或“超文学学科研究”(extraliterary study),是对文学与其他学科相互关系的研究,旨在揭示在人类文化体系中不同知识形态的共通性,彰显文学之独特性,把握文学的内在规律。它包括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文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及其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主要研究方法是:(1)移植理论,即运用其他学科理论或艺术理论来阐释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2)平行比较,即研究文学作品与其他艺术作品在结构因素、创作规律和审美价值等方面的异同;(3)追溯影响,考证事实,探讨文学与科学、文学与艺术间的孕育、融合、影响等关系。 (四)跨文明研究法 跨文明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它运用生成于一文明中的文学观念或其他学科知识来阐释、研究生成于另一文明中的文学作品;也可以同时存在于多个文明之间。其核心是跨越文明界限的文学理解,包括作品阐发、理论阐发等。主要表现为两个向度:(1)运用西方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作品进行阐发;(2)运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对西方作品进行阐发、解读。事实上以西释中常多于以中释西。 二、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及价值 (一)拓展思维,培养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批判鉴别能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1]这种“比较”并非表面的类比和比附,而是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联系起来做跨文化的比较,是开放、开阔、开拓的比较,避免了传统语文教学仅限于同类文体、相同主题、相似情节等的狭隘、封闭、保守的比较。 在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单元适当开展比较式教学,改变对作家、作品封闭、孤立的一元解析,认识文学异中之同,辨别其同中之异,以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引导学生思维走向科学性,提供给他们新的视角和开放的意识,培养自觉比较的思维能力和世界文学眼光,从而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品的特点与价值。 在讲解初中语文的《威尼斯商人》和高中语文的《守财奴》两篇课文时,可将中西文学史上的五大“吝啬鬼”形象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一个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某些规律性和一定普遍性的文学形象——“被金钱扭曲的奴隶”。但同时,又因时代、民族和作家创作个性的差异而各具特色。夏洛克的凶狠,葛朗台的狡黠,阿巴贡的多疑,泼留希金的迂腐,严监生的薄情,构成了他们各自最显着的气质与性格。相似的人物形象体现着作家们各自不同的匠心,各吝啬鬼身上体现的不同时代特色又折射出作家对所处时代的敏锐把握。这种打破民族、地域的界限,重新组合起来的教学内容,为学生构建起一个横向比较的知识平台。同时,将外国文学中类似人物置于跨文化的语境下去进行对比阐释和理解,也改变了传统、单一的社会学分析,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既发现人物的普遍共性,又看到他们的个性差异。 比较文学研究不只局限于文学文本比较,还强调通过比较,从文化层面来理解和阐释文学现象,探讨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因素。譬如,将《愚公移山》与《老人与海》进行比较,《愚公移山》讲“挖山”,是关于山的文学;《老人与海》讲“闯海”,是关于海的文学。两部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作品体现了各自鲜明的文化特性。中国古代文化属于内陆文化,思维相对保守,精神乐观,讲求安稳,崇尚力量;而西方文化属于典型的海洋文化,思想开放,追求冒险,充满激进,崇尚智慧。不 同的地理生存环境导致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差异,这些差异也不可避免地在作品中得到体现。比较学习让学生学会思索,将自己融入到多样性的文化当中,深入到作者的内心世界,充分体验文学的乐趣并产生强烈的求知欲,从而准确把握作品所蕴涵的深意。这种跨文化的研究无疑会极大地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激发学生们从更广阔的比较视域来看待中外文学、文化现象。通过文学比较学文化,这既加深了他们对外国文化特质的认识,又加深了对本国文化的了解。 平行研究法打破了时间、空间、质量、强度方面的限制。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具有不同地位和影响的作家和作品都可以在可比性的前提下进行比较研究。透过现象,深入辨析同异。这样的比较学习既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的思辨方法和鉴别能力,还丰富和充实了知识系统。当然,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的科学对比与分析都必须是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切忌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不顾中西文学特质的迥异的为比较而比较的硬性比附。譬如,李白因有几首写饮酒之乐的诗,而“常常被称为浪漫诗人”,杜甫可能由于博学,而“总是被贴上古典诗人的标签”。[2] (二)置换视角,打开文本多重解读的审美空间 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性质。语文除其人文特性外兼有工具作用。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其他学科知识呈现的载体及进行学科性思维的必备工具,这就使语文的跨学科教学具有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在语文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关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纵向的融合与沟通,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基础性表达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强化思维训练,通过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 鼓励学生学习多角度、多层次地解读作品,不断尝试换一种角度去解读作品,建立起文学审美的多元视域。常读常新,获得新的体验和发现新的方向是语文课改所倡导的。譬如,最为传统的课文《项链》一文的教学往往是从阶级论等出发的冷峻的道德评判:所谓尖锐讽刺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和追求享乐的思想。这种对主题理解的偏颇及过于简单化难以让学生对作品产生认同,无法与文本产生心灵的共鸣。但若转换视角,采用比较文学跨学科和跨文明研究法,从接受美学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人格结构理论角度出发,关于《项链》的许多新见解得以生成:玛蒂尔德的幻想不乏自身的审美诉求;尽管她无法超越她的阶级,但她超越了自己,实现了一种生命价值的嬗变,成为由外在形象美到内在精神美的女性;玛蒂尔德的这一形象塑造,体现了作者的广博而深厚的人文情怀,为爱慕虚荣的妇女指明了一条拯救自身的道路;作者在小说中借玛蒂尔德的经历不仅展现了人性欲望发展的不同阶段,人格三重结构在现实环境中的矛盾冲突,同时也证实了“道德在拯救人性危机时的力量”。在跨学科研究的范围内,以别的学科理论对文学做出阐发,从非文学的角度解读作品,让作品获得多元化的诠释,展现另一种形式的生命价值,更让学生感受到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再如,沪教版以“爱情如歌”命名单元的选文有:苏霍姆林斯基的《给女儿的信》、普希金的《致凯恩》、夏洛蒂·勃朗特《简爱》中节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舒婷的《致橡树》、公刘的《只有一个人能唤醒它》以及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这种既跨学科又跨文化,以主题为主、突破文体的限制来结构的单元,要求教学设计要综合考虑爱情与心理学、爱情与教育学、爱情与青春期教育、爱情与人生观教育、爱情与生命教育等。跨越文学内外之分的障碍,构建穿越文学内外的桥梁,使学生沉浸在文学、音乐、绘画、戏剧等多门类艺术之中,以达成对文学的整体把握。文本的多元化解读,既还原了阅读的真正本质,又注重了学生创造思维的培养。由于受到僵化思维模式的禁锢,语文教学常常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对于文学作品的讲解缺乏对其文学特性的真正把握,往往是强调作品的现实批判价值及其阶级和时代局限。这种功利性讲解,无法帮助学生真正了解和掌握作品独特的思想艺术价值,更无助于启发和调动学生的独特见解和创造性思维能力。譬如,着名汉学家奚密就曾专门针对何其芳《秋天》中的隐喻在现代诗歌中的某些独特表现展开过论述,“这首诗表达了对主题的意象性模仿。就像F.奥康纳,她说她的故事的意义就是故事本身,在何其芳那里,诗的意义就是诗本身。”[3]国内大多学者却认为,“这首勾勒秋天景象的诗,把农、牧、渔都描绘得诗意盎然,显然是美化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中国农村”。[4]同样的《秋天》,中西学者不同的解读反映出二者在评价取向上的差异,前者更符合作品本身的艺术特色。西方学者在讨论文学作品时,角度多而新颖,有从社会、政治的角度展开的,有的甚至将作品视为研究社会历史的一部分。但总体来看,他们更关注作品的艺术性。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它从另一角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学科教学习惯和教学思维方式,在多学科的融合交叉教学中,建立各学科知识、能力之问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培养起学生的学科共通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整体发展。同时,也鼓励学生站在世界文学高度,以多维视角去进一步挖掘作品内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应以实用性、功利性的眼光来审视作品内容。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才会获得一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全新感觉。 (三)扩展和延伸文化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及其意义 文学的传承和交流是保证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它强调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寻求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要做到科学的分析,都必须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不同国家及民族的文学虽无直接联系,但也可能包含着某种“一般通行的原理原则”,世界文学正是在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中共同向前发展。 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在讲解作品时,穿插介绍对该作家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使学生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维,在“求同辨异”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众所周知,“五四”以来的中国许多着名作家,如鲁迅、巴金、郁达夫、沈从文等,都是沐浴着“西风欧雨”成长起来的。可以说,“西方文学为中国新文学提供了一种‘形成性影响’”。[5]鲁迅的小说创作就是最好的影响研究的范例。他曾公开承认,“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6]他的《拿来主义》蕴含着比较文学的精神,他的《狂人日记》有着俄国小说家果戈理和德国诗人与哲学家尼采的影子。他的短篇小说《药》更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外国文学的例证。受西方小说的叙述手法的影响,《药》采用了第三人称的限知叙事视角;小说的思想内容、主题意义、行文安排则主要是受俄国作家安特莱夫及其作品《谩》《默》《齿痛》的影响;小说的结尾,也分明留着“安特莱夫似的阴冷”。[7]当然,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途径往往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一国文学既可能播入他国而产生影响,又可能受他国文学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追溯这些文学间的因缘关系,自然要采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法。中国文学和文化自古以来就播入了邻国,其影响既久且深,近数百年也影响到了西方国家,如莱布尼茨、伏尔泰、威廉·琼斯爵士 (Sir William Jones)、歌德、艾兹拉·庞德、艾米·洛厄尔、布莱希特等。美国诗人庞德的意象派诗歌《在地铁站》就有着日本俳句的痕迹,其间更多的是对中国古典画作的借鉴,庞德成功地将中国古典画作的美学思想融进其诗歌创作技巧、审美理论和主题中。中国古典画作讲究意境及对意境的渲染,以典型的意象和巧妙的构图为背景来烘托主体。诗的两行相互依存,诗人将在车站上看到的过往人群的一张张脸与湿润黑色枝条上的花瓣并置,前者逐渐变成一片片彩色印花色底,后者成为前者要烘托的意象。花瓣随意四散,悠然落于地铁车站,花瓣传递了美的信息。这一信息由于有深色而又带湿气的树枝的反衬而变得突出鲜明。模糊重叠的意境之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比较文学不仅要研究各民族文学的相互融通,也要研究异质文化碰撞所产生的变异。文学作品与作家之意义与价值,往往就体现在这种“变”与“异”里。例如,“最初读到二十年代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还好像一见如故”[8]的卞之琳就有所选择并创造性地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与民族审美传统进行了有机融合。他的《断章》摈弃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晦涩的特征及其“出世”的超验色彩,表现的对主客体相对关系的探究有着中国道家哲学的思考。他将审美的触角伸入现实生活的情趣中,从最常见的行为和关系发掘复杂精微的意义,呈现“人世”的风貌和含蓄的审美特质。“他在选择和营造智性诗美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象征主义等西方现代诗学的创造性转化”,[9]为中国新诗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通过阅读比较,让学生明白文学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借鉴他山之石的辩证关系,以及各国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道理,以使学生逐渐养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审视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从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人类文明发展的无数事实已经表明,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互补与互渗会使各民族的文化更加丰富和完善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 【摘 要】本文探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主要有四种类型：影响研究、平行研究、阐发研究、历史类型学研究。文章探讨前三种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试图在学术论文写作范围内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有所指导、帮助。 【关键词】当代文学 比较文学研究 运用 就大多数情况而言，文学研究就是文学评论，文学研究方法就是文学评论方法。各个学科有着共同的基本的科学的研究方法，而针对具体学科，又都有专业性的研究方法。下面我就简略谈一下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众多专业方法中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运用。 二十世纪，是整个世界在各民族及其文化的急剧碰撞、交流中走向对话和交流的重要历史阶段，而二十一世纪是全球化的世纪，尤其经济全球化更促使各民族文化跨出国门，世界文化交流更是频繁。在这种情况下，比较文学作为一种“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在文学交流日益频繁的当代社会，受到众多研究者的强烈关注。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不少学者在比较文学的研究框架中，还运用心理学、文化学、形式分析等多种方法，使文学比较研究深入全面。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具有四种类型：最早的源于法国的“影响研究”，继而又有美国首倡的“平行研究”，苏联创造的“历史类型学研究”，中国提出的“阐发研究”。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主要运用“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阐发研究”这三种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研究中“影响研究”的法国学派注重国别影响，也就是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学影响，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来印证有关“影响”的假设，凸显作家作品之间的精神联系。某个作家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对外国作家及其作品有所了解，并且自己在写作中可能受到他们的影响，如鲁迅的有些小说就是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在内容和形式上体现出了和传统小说不同之处。这种研究方法目的在于寻找作家作品跨文化相互影响的规律，研究作家接受外来影响与个性创造的辨证关系，影响发生的原因、条件以及变化过程。“比较学者们对影响所作的界说大都强调它的外来性和隐含性。”在当代文学研究中，题材处理、主题原型、艺术风格、技巧等艺术创造的范围内都可以运用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展开研究和比较。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很多作家受西方文学的影响，王蒙是比较突出的一位。我们都知道,王蒙作品中的幽默是一种“中西合璧”式的幽默，他从西方的“黑色幽默”里吸取了“浓缩的荒诞性”和“黑色的”戏剧性。并且我们知道，王蒙在十七年的创作中，在作品的结构方面独树一帜地采用意识流动结构法，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他的这种写法与西方的现代派的表现手法有着深刻的联系，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方面，运用“影响研究”的方法研究西方文化对王蒙创作的影响。这方面论著如《论王蒙小说的文学空间》李珠鲁(韩国仁济大学中文系)就重点考察了王蒙小说所展现的文学空间形态及其性质,探讨王蒙在艺术创作中如何运用现代主义的意识流交错手法来结构作品，强调了西方意识流手法对王蒙小说创作的影响。再如许子东《当代小说探索与西方现代派文学影响》，就探讨了西方文学流派对新时期小说创作的影响，《沈从文与精神分析学说》注重研究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对沈从文的文学创作的影响。当然，影响都是相互的，在看到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学影响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影响，要找到文化影响对作家作品影响的普遍规律。在当代文学中这样的影响俯首皆是，我们要用发现的眼光更深入研究当代文学。 美国学派提倡的平行比较方法研究，提倡文学跨国界“共时性”研究，是“将那些相似、类似、卓然可比，但是并没有直接关系的两个民族（或几个民族）文学，两个（或多个）不同民族的作家，两部（或多部）属于不同民族文学的作品加以比较，研究其异同，并导出有益的结论。”也就是以文学作品为中心的比较方法。是对那些没有事实联系和影响的文学现象进行跨文化的对比研究，将不同的文学现象贯穿起来，揭示它们之间的逻辑和理论联系，以探索世界文学创作的共通规律。平行比较方法包括两种类别的研究，一是探讨作品的类同，一是探讨作品的对比。它并不是将两种文学简单地相比，而是在主题、题材、类型诸方面建立比较关系：以文学作品的主题为中心，考察同一主题在不同国家的文学里表现的异同点；以题材为中心，分析同一题材在不同国家文学中的不同处理；按照文学的不同类型进行分类比较，如风格比较、情节技巧比较、人物形象比较等等。如《〈天龙八部〉的原型分析（从〈俄狄浦斯王〉谈起）》,这两个作品乍看上去毫不相干，但作者通过深入研究从作品表层的巨大差异中找出了它们之间深刻的内在一致性。《不同国土上的荒野：中西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不同语境》、《廖辉英〈盲点〉与张爱玲〈金锁记〉中的母亲角色》等，都为我们的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视野和有效的研究方法。对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民族的文学作品也可以采用这种比较分析的方法。 在运用平行比较方法时，对比研究注重在某类现象的比较中寻找差异时，较多采用演绎思维方式，如对中西文学中吝啬鬼形象的比较研究;类同研究在差异中寻找共同点时，则更多使用归纳思维方式，从个别中见一般，分析文学的社会、历史土壤和文化条件的研究，如《〈莫须有先生传〉与〈堂吉坷德〉之比较研究》。平行比较研究方法拓展了文学研究的领域，让我们的视野更加开阔，在更广大的空间中来研究文学，是大有裨益的。 中国提出的阐发研究，也就是用西方的理论阐发中国文学。这种研究方法在近十几年受到学者相当的重视，并作出了相当的成绩。比如用精神分析法来分析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形象，可以更加透彻地看到狂人的无意识行为中隐藏的心理动机，能够更好地理解狂人形象，进而为理解作品找到突破口。《艺术心理与政治心理的冲突——矛盾小说理性化倾斜的心理学阐释》运用荣格的心理学理论分析矛盾的小说创作，可以说是另辟蹊径，从非传统研究方法中挖掘出作品更多的内容，让我们看到了作品内容的更多层次。二十世纪西方在文学理论方面大有收获，文学的各个环节，不管是作家、作品、读者还是文学创作过程，都有一系列的理论，这些理论传到中国，对当代文学的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如结构主义理论，新批评理论、存在主义理论、女权主义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等，我们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可以运用这些理论来寻找与当代文学的契合点，用它们的理论来分析文学作品，可以融会贯通，更加细致地解剖作品。《中韩当代女性小说的对比研究》就是运用女权主义的理论来分析中韩当代女性小说的异同。《须一瓜小说中的荒诞性》则是从存在主义的理论出发，看到须一瓜作品中的荒诞的性质。当然，不管我们运用什么理论去阐述文学作品，研究之前都要对一种理论模式做分析和选择。另外我们还可以在寻找文学创作与历史、宗教的联系中，加深对文学的认识，如当代作家的宗教信仰对创作的影响，当代作家创作与佛教、道教文化的关系等。如贾平凹、孙犁等作家作品中传递出浓重的道家文化，就可以研究他们的创作与道家文化影响的关系等。 我们对中外的文学作品、作家进行比较研究，同时我们也不要忽略了在历史纵向范围内的对比研究，可以探讨中国古代、近代文学对当代文学的影响，可以将不同时期的作家的创作行为及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如《张爱玲、王安忆小说创作中的市民意识比较》《异中有同的两种中国味：观照赵树理和汪曾祺》等，可以加深我们对作品的理解，加深对文学的认识。 总的说来，新时期文学的比较研究，是一个容易出新的批评领域。借鉴新观念、新方法，剖析比较研究对象，作出新颖而深入的发现、体现出鲜明的当代性特征。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一、现代文学作家、社群与思潮 (一)战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与文艺社群 1945年以后，大陆学者文人随国民政府来台者众，当时进入台大任教的几位师长，带来了“五四”文学的精神，也开启往后的现代文学之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文系有台静农，他是鲁迅的学生，来台后虽然转向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但他的小说集《建塔者》、《地之子》，后来也出版了，使读者一窥“五四”遗风。在外文系则以夏济安为代表，他创办《文学杂志》，带动写作风气，影响了当时仍是学生的白先勇等人，也缔造了学院派文学杂志的成果。当时的青年学生辈，有来自大陆的学生，也有台湾本地出生的青年，他们因为进入台大就读，受到这些老师前辈的启发，以及同侪间的鼓舞，纷纷崭露创作的才华，终于成为台湾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这些学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叶庆炳、张健、吴宏一、柯庆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杜国清、叶维廉等，各自在诗、散文、小说创作方面留下可贵的成果。林文月、叶庆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参与蓝星诗社的创立，张健亦为蓝星主要成员，杜国清、叶维廉则是笠诗社、创世纪诗社的重要成员。而以白先勇为主的《现代文学》杂志在1960年代创办，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等人，都是创始社员，共同推动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 (二)文学杂志对现代思潮的译介 由夏济安主导的《文学杂志》创办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结束。但这份刊物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代表台湾战后初期的文学潮流中，一群学院里的师生对于文学的喜好和坚持，并开辟另一个有别于“战斗文艺”的园地。他们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创作，文学理论的译介、中西文学的相关论述也相当多，这个现象可以说开创了一种风气，也就是将现代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理论、西方文艺思潮连结，提供给创作者和读者新颖的观念。以白先勇为主导的《现代文学》深受其师长辈创办的《文学杂志》之启发，该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发行51期，由白先勇负责筹措资金，而外文系的几位同学一同写稿、译稿和拉稿。比起《文学杂志》，《现代文学》更强调创新的精神，他们努力介绍各种西方的思潮、创作观念，以便所写的作品可以表达属于现代人的艺术情感;对于西方文学与理论的介绍，《现代文学》更以“专号”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译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绍，并附带加以评论。除创刊号推出“卡夫卡专号”，也曾刊出多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专号，对于艾略特的诗作与诗学，更前后刊出多期。《现代文学》编辑群对文学充满热情与执着，而这些译介，为创作者与读者带来不同的视野，开拓更多元的文学品味。 二、比较文学的学科成立与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以译介外国文学与理论为宗旨，进而启发作家的创作以及解读作品的角度，其实已略具比较文学的雏形。进入1970年代，台大文学院更以三轨并进的方式———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成立比较文学会以及结合《中外文学》，促进了比较文学在台大扎根与茁壮。1970年，台大外文系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推动者是当时文学院院长朱立民与外文系主任颜元叔。但这个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学博士班的路线，反而希望结合外文系与中文系的学术资源，使学生可以同时接触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进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国/外国文学双重视野的比较文学研究。纪秋郎、单德兴、李有成、高大鹏、陈昭瑛、古佳艳等，都获得此博士学位，成为外文、中文学界的优秀学者。近年台大外文系虽已将比较文学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较文学仍是其修业与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学者与叶庆炳等四位中文系学者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并藉此在《中外文学》开始介绍比较文学的观念和发展;譬如《中外文学》创刊号(1972年6月)即刊登李达三著、周树华与张汉良译的《比较的思维习惯》，仿佛已经有所预告，2卷9期则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译的《比较文学的目的与远景》(1974年2月);其后则陆续有袁鹤翔《中西比较文学定义的探讨》，李达三著、许文宏与冯明惠译的《东西比较文学史的检讨》等文章，一路推进，颜元叔、胡耀恒、朱炎、叶维廉、张汉良、陈慧桦、古添洪等，都是比较文学的旗手。古添洪与陈慧桦编著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李达三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8年)二书，可说是最早结集的相关著作。而叶维廉、古添洪与陈慧桦在东大图书公司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更可说是具体的成果。此外，结合外文、中文两系教授的“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自1974年8月起对外扩大征求会员，凡大专院校教师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较文学者，皆可申请入会。而学会也每年度主办国际或全国比较文学会议，开放对外征稿，相关的征稿主题、研究论文也都以专号的形式收录在当期的《中外文学》或另一英文的比较文学刊物《淡江评论》(淡江大学外语学院出版);譬如第4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1983年8月)，第5届主题为“现代主义与中西比较文学”(1987年5月);第25届全国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灾难、创伤与记忆”(2001年9月)、第30届主题为“认同的变向:全球化时代的主体生成与转化”(2006年5月);无论其主题是企图与中国文学对话，或是呼应世界文学脉动，或是跨领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带动台湾学界的研究潮流，累积丰富的学术资源。外文系主导的比较文学博士班、比较文学会，再加上《中外文学》，形成了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铁三角。我们也可以发现，就在《现代文学》即将衰退之际，1972年6月，外文系与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发起创办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学》。这些学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齐邦媛、颜元叔、胡耀恒与中文系郑骞、叶庆炳等人;而该刊自创刊以来，迄今一直稳定出刊，在台湾学术界已占有关键性的位置。《中外文学》创刊初期，系以颜元叔为主导人物，他引进新批评，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细读洛夫的两首诗》，掀起一串现代诗论战;而后又连续登载王文兴小说《家变》，并举行座谈会，引起各方注目、论辩，具体呈现学界与读者大众对这篇小说褒与贬的两极化情形，也为现代主义小说的读者反应留下珍贵的纪录。《中外文学》也曾连载林文月翻译的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书，引起很大的回响。该刊既命名为“中外”文学，除了对外国文学以及理论的译介，当然也兼纳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论文。除现代文学研究外，也有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属于中国文学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传记考述、作品流派、文学史研究，另外更为突出的则是以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例如张汉良的《“杨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结构》(1975年4月)，系以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研究古典小说“杨林”、“枕中记”系列故事，这种研究视角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台湾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综览《中外文学》的文章，可知其编辑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较文学”在台大外文系的扎根与开展着实有密切的关联。《中外文学》在1980年代以后，逐渐聚焦在对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介绍，例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后殖民等理论，透过专题邀知名学者撰稿，无论是就理论观念加以译介，或是以文学作品为例实际操作，都成为后来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长了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风气。 三、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作家的培育，本不限于任何科系，但因为小说家白先勇、王文兴等人的光环，“作家都是出自外文系”的说法也流传一时。然而随着中文系现代文学课程的增加与写作风气渐盛，出身中文系的作家，以及投入现代文学研究的中文系学者，也日渐增多，“现代文学”遂形成中文系学术传统的脉络之一;这方面，曾任系主任的叶庆炳教授实有开创性的贡献。而当代年轻一辈的作家譬如散文家陈幸蕙、简，小说家郝誉翔、黄锦树，诗人陈大为等，都是台大中文系毕业。在外文系方面，虽以外国文学课程为主，但中文、外文两系常有合作开课的例子，如外文系王文兴所授的现代小说、王建元所授的文学批评、齐邦媛所授的高级英文(讲授英美小说与诗)等，系为中文系而开;中文系也长期为外文系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因此除了在文学杂志上的通力合作，在课程、师资的援引上，中文与外文两系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担负文学教育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8月，台大成立台湾文学研究所(简称台文所)，因为课程设计与发展方向的关系，进入台文所的学生，不乏已经有现代文学作品集出版，或是已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加上各教授的专业取向，台文所加入了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阵容。按，台湾文学的发展，于史可考者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除1930、1960年代是现代主义兴盛时期外，台湾文学的多元性，以及与日本文学、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关联，都可以从中发掘比较文学的议题。是故，台大教授对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除了前文所介绍外，近年可以看到的是，中文系何寄澎的现代散文研究、陈翠英的现代小说研究、外文系廖炳惠的后现代研究、廖咸浩的文艺/社会思潮研究、张小虹的性别/同志文学研究、流行文化研究，刘亮雅的台湾后殖民小说研究、朱伟诚的同志文学研究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而台文所教授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可说更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柯庆明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郭玉雯的张爱玲小说研究，王文兴小说研究，梅家玲的现代小说研究、眷村小说研究，以及洪淑苓的现代诗、女性文学研究，都已出版相关的学术论著。另外，黄美娥的日治时期台湾通俗文学研究、张文薰的日治时期台湾新文学研究以及苏硕斌的台湾都市文化与文学研究，也都为现代文学研究扩充了领域与视角。 四、结语 展望历年来的台大师生藉由现代文学创作、译介与发行文学刊物的成果，和台湾文坛产生密切的互动，在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上更有开创性、主导性与关键性的位置。现今，为了促进现代文学研究，总图书馆也积极展开作家手稿资料的典藏工作;目前已有王祯和、王文兴、林文月与叶维廉等作家的手稿典藏。而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也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常模，相信台大教授与研究生将秉此深厚的人文传统，在新世纪共同勾勒出台大、现代文学、比较文学以及文学史的复杂网络。 作者：洪淑苓 单位：台湾大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翻译与误读 ［摘要］在比较文学的研究当中，由于文学作品的翻译涉及到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因此翻译不再单纯地是两种不同文化间文字符号的转换，在翻译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本文侧重了解阅读过程中产生的误读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阐述了翻译误读对跨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学发展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为了促进跨文化交际和世界文学的发展，我们应该慎重对待误读。 ［关键词］翻译;误读;文学 引言 20世纪80年代后期，比较文学翻译的研究出现了由原来单纯的语言层面的翻译向了解文化的转变。而伴着全世界经济的迅猛增长，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也随之增加。两种不同的文化间的沟通也就是用一种语言去认识和解释另外一种语言。但是由于生活在一种文化里的人们在认识和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时候，常常会依照者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去对其他文化进行理解，这种情况或多或少就会产生一些文化误读。而在文化理解的过程中翻译是一种最直接、最普遍的文化交流形式，尤其是在研究两种文化的文学作品的时候，翻译也会存在一些误读现象。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误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读现象，并且这种现象对翻译起着怎么样的作用呢?笔者将在本文中逐一探讨。 一、误读定义及内涵 误读是产生在阅读文学作品中的一种现象。它是指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原有内容本身的含义和内容曲解，进行了错误性的阅读。读者对于阅读内容通常可以分为“正读”和“误读”。“正读”是读者能够正确理解作品的内涵、艺术价值和作者的创作目的;而“误读”则是不能正确理解作者的真正意图。乐黛云教授曾经给对误读进行过这样的解释，那就是误读是读者按照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去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理解方式。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就曾经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理论－－即“影响即误读”理论，并且用此理论给“误读”定下一个新的含义。布鲁姆提出在弗洛伊德尼和采之后，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读者不可能完全按照原文的含义进行理解，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修改和创造。实际上很多人认为跨文化之间的文学阅读是一种“重新创造”，是另外一种创造性的阅读，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 二、翻译活动中的误读 翻译是我们在进行两种或多种文化沟通中所使用的一个非常重要手段。但在某种方面来说，它所进行的过程里会不断出现由原来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或多种文化的误读。在我们进行翻译时出现的文化误读实际是指翻译者因为受到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近而错误地对原文进行加工改造，并把这些经过加工改造的错误文化信息展示到译文中。如果从主观性的角度上看，翻译者在进行文学比较时所出现的翻译误读又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蓄意误读，另外一种是无意误读。蓄意文化误读是翻译者由于受本身主观动机的制约从而造成的误读，是一种有意识地加工改造或者曲解。无意文化误读一般是指翻译者的语言底蕴不够或者存在一些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错误地把不正确的文化信息译到译文当中，从而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误译或错译。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体现着它所代表的时代和环境，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底蕴。为了了解另外一种文化，进行跨文化间的交流，翻译是我们常常使用的一种媒介手段。所以当翻译工作者对某一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他也就在进行一种跨文化间的交流，从一种文化进入另外一种文化。对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进行对照、比较、研究，最后创作出他的译文。但是由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以翻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要充分地评估自己的译文，不能出现过大或过多的误译或错译。翻译者要充分思考如何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光从表面上来看，在翻译的过程中出现的误读没有传达出翻译的“信”，没有体现出对原文的忠实性。但是，我们不能仅从表面来看，只是重视讨论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度，没有从文化的层面上去看这个问题，这里涉及到文化的交流和传承。有些译者为了让广大读者能够对作品有深刻的印象，在翻译一些国外的作品时按照自身文化习惯把外国的主人公的姓名翻译过来。这也说明，翻译仅用“信”即忠实原文这样的标准定位为唯一的标准的话，是非常不可取的，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它脱离了实际社会和环境，没有体现出该部作品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翻译过程必须是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对目标语言进行分析研究的。 三、翻译中产生误读的原因 众所周知，在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当中，因为文化背景的不相同，翻译者是不可能避免翻译误读现象的发生的，而且这种现象出现的频率还很高。每一本具有不同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都会有它自己独特的性质，例如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等特质，并且这些不容易在另外一种语言文化中体现出来。并且翻译活动还存在时代的局限性，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翻译，或多或少体现翻译者所在的时代和文化的环境。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由于风俗习惯、知识框架和思维模式上都有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同，所以，这样的读者就会有着不同的“期待视野”。这种读者所独有的“期待视野”事实上在他阅读另外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前就已经有了的观点、立场和思想方法等。这也造成了翻译者对原文文本内容的理解含有一部分自己的主观想法，而这种新创造出来的主观想法就会对原文化中的文学作品造成一定的误读。这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一些创造性的翻译就不可避免地。尤其在翻译跨文化的文学作品时，因为翻译者不同的“期待视野”，创作出来的译文也会有不同的解读。为了不断地满足读者所持有的期待视野，有些翻译者就会对原有作品不断地进行加工修改，以便于译文可以在译文的文化和环境中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可和喜爱。正如我们所了解的翻译家林纾，他翻译了很多的外文作品，但他的译文中有很多不符合原文意图的曲解和添加，这就扩大了读者的文化视野。他在翻译外文作品的时候，同时兼顾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用能够让中国读者理解的中国文化诠释或误读西方的作品。在这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翻译者文学翻译过程中先是一位读者，其次才是一名翻译工作者。 四、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的作用 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中，文学作品会被重新理解并产生一些新的含义，所以它会体现当时的时代和环境的情况，甚至会超越那个时代和环境。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的影响下，翻译存在着误读。也是这样在翻译中出现的误读让译文有了它不同于原文学作品的审美含义。这样在历史的角度上看，这种主体文化被翻译中出现的误读体现得更为丰富了，这也对历史文化发展和文化沟通交流起着非常重要的推进意义。而且还能从不同的角度地完全扩展译文文化的解读。例如，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尼采提出向往权利是人类生活中最强的意志。按照德国人文化意识的解释，那就是“我愿成为其他民族的主宰者”。有权利的人持有一种“像对待蚊虫一样，无任何良心的悲悯击毙它。”的态度来对待那些等级比较低并没有任何权利的人们;而当年茅盾对于尼采作品就有了误读。茅盾的解读是:“唯其人类有这‘向权力的意志’，所以不愿做奴隶来苟活，要不怕强权去奋斗。要求解放，要求自决都是从这里出发。倘然只是求生，则猪和狗的生活一样也是求生的生活。”从上述解释中可知，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在特定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的语境下，会产生出非常丰富的译文文化的艺术表达，这样可以不断启发翻译者文学意识，让文学创作和翻译过程形成一种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关系。同时，因为译文中出现的文化误读不能正确地表达外来文化的内容，会造成错误的信息，不利于正常的跨文化沟通。而研究这种文化误读现象也会帮助了解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消化。这在客观上非常利于译文文化文学的发展。反之，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翻译误读也对文学的发展有一些不好的影响。众所周知，翻译误读实际上就是对原文化文学作品的错误认识，修改了原文的真实含义，这样就会造成文学作品在交流和传承的过程中有所流失和误译。译文的读者不能够正确全面认识和了解原文文化的真实含义和精神本质，真正的文化交流效果体现的就会不充分。所以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者还要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误读。 五、结语 文化误读常常会出现在文学翻译，这种现象显而易见的。由于受到时代、环境、文化等方面的不同，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鲜明地突出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曲解与修改，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在另外一种新的文化和环境里获得了新的诠释。也就是说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的创造性行为，是翻译者根据自己处于的生活环境和文化影响所进行的一种创造性文学创作。但是这种创造性文学创作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也就是说原有的文学作品所体现的内容和创作出来的译文同时都要限制翻译者。翻译者只能在读者能够接受的限度里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主观性。同时，翻译者还要考虑读者和译文的接受语境。所以，翻译不是单一的创作性活动，它是不同的两种语言文化体系的相互制约。翻译者既是表达原文内容的人，还是原著内容的重新解读的人。从文学发展的角度上来看，翻译工作者的任务不应该单纯复原和传达原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全部含义，还应该在理解作者写作意图和原作品内容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并且对跨文化交际之间的文学交流有益的作品。 作者：姜旭 单位：黑龙江工业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语文课本中比较文学研究 笔者所从教的中学语文课本选有一定数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初中计14篇，高中计10篇，其中不乏脍炙人口、情文并茂的名篇佳作，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占据一定的地位。编者基于“文道统一”的原则，一方面使学生通过学习能领会作品的艺术特色，另一方面于作品本身所蕴含的深意给学生以启迪。作为教学活动主导者——教师，怎样才能教好这些外国文学作品，并通过这个“窗口”来开阔学生的视野，使其对庞杂的世界增加感知和了解，一直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比较文学定义 比较文学是一门独立学科，最早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法国。比较文学既不是“比较”，也不是“文学”，它是一门开放性、多方位的动态学科，其定义为：研究两种语言、两种民族关系之间，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之间以及其他意识形态和相互关系的学科。学习这门学科，掌握比较文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对于中学语文教师既可以扩大视野、丰富知识，又可以在课堂上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指导学生通过学习作品来了解世界，并把课内讲授与课外阅读有机结合，培养学习的兴趣，拓宽学生的思维，使其具有全球意识。这种隐性作用，一旦发挥出来，这些经过培养的21世纪人才，不论在专业还是在建设上都会取得更大的成绩，做出更大的贡献，从而落实了教育的目的。 二、比较文学研究 在教学中，我们可以把主题相同的作品加以归类分析，进行平行研究：第一，将杨沫的《坚强的战士》与伏契克的《二六七号牢房》进行比较，两文都是以反抗殖民者和法西斯的压迫而在狱中斗争为主题，通过详细而具体的狱中人不屈不挠的斗争历程，赞扬了革命者的顽强意志和勇于献身的精神。两者不同的是，伏契克的作品属于报告文学，真实动人；杨沫的《青春之歌》则是长篇小说。结合历史的学习可以使学生了解当时风起云涌的斗争情况以及法西斯必然灭亡的规律。第二，学习都德的《最后一课》，可指导学生课外阅读郑振铎的《最后一课》。它们反映的都是外族入侵使本国语言禁教的故事，叙述了在沦陷区上最后一堂国语课的感人情景。作者细腻刻画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及思想斗争，充满着对祖国的挚爱之情以及对侵略者的切齿仇恨。文章在生动处，催人泪下。学习这样的作品，能使学生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收到良好的效果。第三，在入选的外国文学作品中，不少篇幅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本质，批判了它腐朽的金钱制度。如《最好的顾客》《竞选州长》《我的叔叔于勒》《警察与赞美诗》等文均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冷漠的人际关系和堕落腐败的制度作了曝光。作者虽然不属一国，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却是一致的。通过这些文章，学生对所谓“先进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就能有正确的认识。平行研究的题材学是研究同一题材在不同国家中的发展变异，运用这种方法，讲授巴尔扎克的《守财奴》时可联系各国形形色色的同类人物，像果戈里的《死魂灵》的泼留希金，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等，分析作品便可以发现特殊时代背景造就特殊的守财奴，有资本主义初期的，有封建社会末期的，有封建社会中期的，他们都具有贪婪、吝啬的本质，但他们也各不相同，如泼留希金呆板地守财，以致所有的家产都毁掉；葛朗台视金钱甚于生命，毫无夫妻、父女之情；严监生吝啬到令人发噱的地步。经过类比分析，学生对“守财奴”形象系列就会具有全面的认识，并于理论的高度加以批判。再如高尔基的《母亲》叙述了二十世纪初一个由逆来顺受，备受压迫的普通劳动妇女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英雄的过程。母亲叶尼夫娜就是这一过程中的一个典型。作为同种题材的叶圣陶的《夜》塑造了一个由悲痛到愤怒、由怯弱到勇敢的母亲形象。反对派的疯狂屠杀，普通家庭的悲惨遭遇，人民群众经受的深重灾难是母亲转变的原因。两文都热情讴歌了母性宽广伟大的心胸，反映了正义的革命必胜，同时也阐发出斗争使人坚强的真理。用影响研究的方法，从渊源学的角度，我们发现鲁迅的《狂人日记》是受了果戈里作品的影响。果戈里的《狂人日记》在主题、人物、情节、风格和语言诸方面成了鲁迅作品的渊源。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里说过：“但《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庭制度和礼教的弊害，都比果戈里的忧愤深广……”就是说两篇同名作品分别塑造了两个时代的狂人，而鲁迅笔下的狂人要比果戈里笔下的狂人“忧愤深广”，也可以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以“救救孩子”作结，喊出了时代的呼吁，令人不由猛然警醒。让学生了解两篇作品的内容，理解其中的渊源并着重分析鲁迅作品的现实意义，对于认识鲁迅的短篇创作是大有裨益的。 三、结束语 经过课外的阅读就会发现世界各国的文学，无论在主题还是风格上都有相同或者同中有异的特点，这是世界文学的规律。运用比较文学，可以系统的把外国文学作品和中国文学作品加以比较，这就以理性的角度使学生对世界有了更深一步的感知。对于中学生来说，要学好课本中的外国文学作品仅仅满足于课本是不够的，除了要读一些辅导书、参考书之外，还要尽可能地多读些外国文学作品。时代需求更多的人才，因此掌握科学的方法，通过作品来了解外国，对于中学生不啻为一条捷径。 作者：周琳 单位：宁夏石嘴山市光明中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全球化背景下的比较文学研究 一、比较文学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 比较文学的产生及发展对于文学研究有不可取代的贡献和意义 1.拓宽视野，扩展研究领域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语言，跨学科，跨文化，跨民族的包容性极强的学科，它跨越和打破了民族，语言，文化的障碍，双边及多边的事业取代了单一的文学视角，使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更能广泛地理解各文学及文化之间的差异及联系，大大扩宽了研究视野。比较文学的研究体系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历史类型学研究，阐发学研究，跨学科研究等。影响研究的范围包括流传学，渊源学，媒介学；平行研究的范围包括主题学，形象学，文类学，比较诗学等；文类学是对于文学种类，文学体裁的比较研究；主题学是研究同一主题在不同民族文学中的不同表现形态及其形成原因，发展过程，包括题材，人物，母题等的比较研究；比较诗学是对各民族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形象学专门研究一个民族文学中其他民族（异国）的形象，研究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文学作品如何构建它种文化的现象。这样，比较文学涉及及涵盖了许多领域，角度，跨越了多种联系，大大扩宽了研究领域和视角。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涉及广泛的领域，但仍然以文学为中心，但文学与众多学科都有联系，也可以跨越众多学科，与艺术的其他门类紧密相连，如音乐、绘画、雕塑、戏剧、电影等等；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相互渗透，如哲学、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语言学等；与自然科学也彼此关联。 2.百家争鸣，促进多元文化并存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越国家的学科，它研究各种文化形态下的文学现象，仔细研究各种文化形态下的特征和规律。不管作家作品的水平高低与名声多响，不受国际，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使各种文学形式，文化形式相互了解，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发展。比较文学这一跨越与包容的学科，使百家争鸣，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谐”现象得以实现。它曾突破了法，美学派的二元对立，改变了欧洲中心论的文化僵局，将对历史与金泰的多种国家与民族间交流的认识及思维模式打开，使各种文化平等交流得以实现，使百家争鸣的局面得以实现，促进了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谐局面的实现。 3.文化交流，推动文学发展 比较文学是在各国家，各民族文学相互交流，各种文化相互交流之上发展起来的。反过来，比较文学也将会促进文化交流，推动文学发展。比较文学的跨越性，跨越了文化，民族，学科，语言，是一个开放性的宽领域，大视野的研究学科。在其研究过程中必然会对不同的文化，文学及其它文学，文化现象加以比较进行研究，这样就会使两个不同的文化群体对对方有一些清晰深入的认识，这种认识和理解就是一种文化交流，并在某种成都市反映到文学上，不知不觉中推动了文学的发展。 二、比较文学易陷入的误区比较文学有两个易陷入的误区需要注意一下 1. 认识的误区 有的学者认为“比较文学”就是比较不同国家、民族、文化的作家作品，或者不同文学文化现象之间的异同。他们认为只要找到了两者或多者的异同，并挖掘出原因，他们的研究就成功了。但有些学者认为真正的比较研究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文化和学术背景，说明为什么要选择做这样的研究课题的原因及做了这样的研究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所以说要想做好比较文学的研究，就一定要对着一门学科有个正确的认识，对所研究的课题有个深入的认识和挖掘。 2.比较的误区 有些学者认为，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之间的文学现象只要存在相似性就可以进行比较研究。有些论文只要找到了一些相似点就匆忙进行对比研究，结果得不出什么结论，或者得出的结论没有说服力和意义。这样的比较研究只能说是浅层次的研究，因为没有得出有价值性的结论。对于文学或文化的研究是通过对作品及文化有深入地了解并精读，品味才得出的可比性，而不是在表面上看有相似性或差异性就进行对比研究的，要注意差异性不等于可比性。对精细品味之后对可比性进行研究并得出结论，才是比较文学的真谛了。 三、结语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比较文学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比较文学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也愈加显现，不仅开拓了比较的视野，促进了多元文化的共存，还加强了各民族各种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但在进行研究的同时要注意两个误区，深入认识比较文学这一学科及研究方法，并作出有价值的研究结论。 作者：王文静 单位：内蒙古大学外国语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大学语文比较文学研究 一、影响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影响研究是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首创。所谓影响，并不是在一个民族内部文学或者作家的相互影响，而是一个民族内部所不具有的外来因素。影响研究就是要运用充分可靠的材料来阐明不同民族文学之间互相影响、互相借鉴的事实，探讨其中的规律。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形成性的影响。《大学语文》中有许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名篇，可以采用影响研究的方法来分析。比如用影响研究的方法分析教材中涉及的张爱玲的《我的天才梦》、王蒙的《语言的功能和陷阱》、戴望舒的《萧红墓畔口占》和冯至的诗歌《为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等，主要探讨西方文学的艺术特点或者文化思想对我国现代文学造成的影响。 （一）分析外国文学艺术上的影响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许多文体均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包括在我国古典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诗歌和散文。通过分析这种影响，可以加深学生对文学作品艺术特点的认识。以《语言的功能和陷阱》为例。这是王蒙在2004年受聘南开大学兼职教授时发表的演讲，可以看成是一篇论述语言功用的论文。笔者在分析这篇文章的艺术特点的时候，有意引导学生将这篇文章的论说方式与中国古代文论中诗话、词话的形式进行了对比。王蒙的文章是以逻辑分析为主，而传统文论中的诗话、词话则是主要采用感悟的方式。王蒙采取的这种言说方式，其实就是西方文论的言说方式，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的《诗论》已经采用了这种言说方式。许多同学认为，这样的讲解方式加深了他们对中西方文论的认识，也使他们认识到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导致了中西文论言说方式的不同。 （二）探讨外国文学思想上的影响 汉语不仅是文学形式的载体，在更深层次上它是思想的载体。西方文学不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艺术特点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它给中国现代文学带来了新的思想。通过分析现代文学中某些篇章的思想渊源，可以使学生更深刻地明白作者或者作品的深刻思想。笔者在讲授张爱玲、钱钟书和冯至等名家作品的时候，分析了西方文艺思想对他们的影响。在张爱玲一讲中，以《倾城之恋》为例，与学生共同探讨了西方个人主义对张爱玲的影响。张爱玲在其小说名篇《倾城之恋》中现身评论说：“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总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队平凡的夫妻”。我们就以这句话为由头，讨论白流苏和范柳原是不是个人主义者。大部分同学认为白流苏和范柳原是个人主义者，因为两个人都是自私的人，在恋爱的过程中机关算尽。在学生发表完意见之后，我给学生分析了个人主义的渊源以及个人主义的本质。通过我的分析和讲述，学生明白了张爱玲在某种程度上误读了西方的个人主义。真正的个人主义，不仅是高度重视个人自由、强调自我支配的个人或自我，而且是建立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基础上的。通过影响分析，学生不但加深了对中国作家作品的认识，而且认识到了各种思想来到中国之后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 二、平行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平行研究是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理论基石。平行研究是对那些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民族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研究，比较其异同，并在此基础上引出有价值的结论。相对于影响研究而言，平行研究摆脱了“事实联系”的限制，具有更大的自由性。在大学语文的教学过程中，既可以将文中的某些内容拿来进行平行比较，也可以将整部作品与其他民族的文学作品进行比较。 （一）课文局部内容的平行分析 大学语文教材中有一些篇章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所创作。在这些文章中，学者站在中西文化交汇的立场上，将中西文化进行了对比。其中一些言论是这些学者多年思考和深入体味中西文化的结果，因此是振聋发聩的。但是由于多种原因，论者没有将一些观点进行进一步论述。在教学中可将一些观点作进一步解释，以便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作者的思想。《序二篇》是季羡林和陈省身为范曾所作诗剧《庄子显灵记》写的序。季羡林在序文中说，中西方在处理人和大自然关系的时候采用了不同的态度，西方主张“征服自然”，而中国则主张“天人合一”。这个论点无疑是非常深刻的。为了让学生理解这个观点，我们在分析这两种态度时，将爱琴海的地理特点、黄河中下游的地理特点与中西文明的产生联系起来。爱琴海的地理特点导致了西方商业社会的发达，而黄河中下游一马平川、适合耕作的特点，则导致了中国农业社会的发达。西方商业社会的发达使人们倾向于“征服自然”，而中国农业社会使人们更倾向于“天人合一”。接下来还分析了这两种态度在文学上的表现。深入分析季羡林、傅雷等学术大师对中外文学、文化的看法，可以使学生更好地了解大师们的思想，也可以进一步引发他们对大学语文的兴趣。 （二）作品的平行比较 作品的平行比较是一个较为自由的研究范围，它既可以把不同民族文学作品的艺术特点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也可以将它们的艺术思想进行比较。在大学语文教学中引入作品平行比较，将大大增加教学的信息量。许多学生觉得《诗经》里面的许多诗歌已经耳熟能详，《诗经》的艺术特点已经烂熟于心，因此对学习教材中所选《蒹葭》不怎么感兴趣。为此，笔者尝试了一种新的方法。在讲述这篇诗歌的时候，将它与象征主义诗人里尔克的《严重的时刻》进行对比。我将两首诗歌诵读之后，许多学生凭直觉发现这两首诗歌具有不同的美学特色，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两篇诗歌风格的迥异。当学生急切想知道原因的时候，我展开了层层分析。最终学生认识到，《严重的时刻》表现了生命的真实存在状态———人生的荒谬，而《蒹葭》则体现了一种虚无缥缈的审美意境。《严重的时刻》表现的是生活的“真”，而《蒹葭》反映的是生活的“审美”。教学中运用平行比较的方法，可以使学生产生耳目一新的感觉，从而提高他们对大学语文的兴趣；同时也可使学生加深对具体作品的理解，深化对不同民族文学特性的认识。 三、跨学科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中后起的一种研究类型，它以文学研究为中心，探讨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20世纪后半叶，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如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宗教、文学与人类学、文学与心理学、文学与其他艺术等，已有长足的进步。中国语言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存在着或隐或显、或大或小的关系。从这种关系入手，可以使学生触类旁通，深化对课文的感悟和认知。大学语文教学中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可从语文与艺术学科之间的关系、语文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入手。 （一）语文与艺术学科之间的打通 在中国古代，诗、乐、舞三者是紧密结合的。音乐、舞蹈、美术的变迁往往也影响着语言文学的发生与发展。许多大学语文老师在讲述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时候，只是考虑到了文学的艺术特点与思想主旨，而淡化或者忽略了文学与其他艺术学科之间的联系，因此难以收到理想的效果。应当将文学与其他艺术学科联系起来。比如讲解《诗经》，就可以适当分析《诗经》文本与音乐之间的关系；讲授《春江花月夜》，可以将诗歌与音乐、绘画、舞蹈联系起来。笔者在讲授《春江花月夜》的过程中，先朗诵诗歌文本，接着让学生初步分析这首诗歌的艺术特色，然后让他们听同名的民族管弦乐曲、欣赏同名的舞蹈、观看同名的绘画。同学们发现《春江花月夜》在不同的艺术形式下，呈现出形态各异却又大致相似的艺术特点。于是，引导大家共同寻找它们的相似点。最后，同学们终于发现各种形态的《春江花月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意境美。这样，通过学习《春江花月夜》，同学们不但深化了对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特点的了解，而且明白了意境美是中国传统艺术的共同特点。 （二）语文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打通 大学语文教学中，不仅可以打通语文与艺术科学之间的关系，而且可以打通语文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仅仅局限在文学作品本身，认识的境界就不大宽广。将文学与哲学、历史等学科联系起来，大学语文的讲授就会达到一个新的境界，使学生觉得既生动又深刻。讲解教材中的许多古代文学名篇，都可以从历史、哲学和社会科学等角度去挖掘它们所蕴含的社科内容。比如讲授《庄子•秋水》，不仅分析它艺术特点和思想主旨，而且还应该进一步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分析庄子思想对中国古代文人的影响，使学生看到道家思想的积极意义。 总之，在大学语文教学中运用跨学科的方法，将文学与其他学科联系起来，可以增强课堂的趣味性，深化学生对文学作品思想内涵和艺术特点的认识。四、结语在当今信息空前发达的社会背景下，大学语文的教学不能局限在文学作品的字词知识、段落大意、艺术特点等方面，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需要与时俱进。比较文学是一门以跨越与打通为宗旨的学科，将它的一些研究方法运用于大学语文教学中，可以使大学语文的课堂产生更多会意的微笑和深沉的思考，可以使学生的思维跨越学科、民族之间的界限，做到融会贯通，从而使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审美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学与哲学 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是基于人类文化各子系统的互渗及各学科门类的混生而提出的，它应和了人类认识世界的历程及知识系统的发展规律，是对比较文学“跨越性”的新阐释。正式的跨学科研究概念是1961年，由美国学者亨利•雷马克提出的，他在《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ComparativeLitera-ture，ItsDefinitionandFunction)一文中说:“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塑、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1］文学与哲学同属社会科学，在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诸多领域中尤其重要。哲学探索的是关于知识、真理、理性、现实、意义、精神和价值的问题，文学也以此为中心，两者关系密切。正如王国维所说:“诗人之所悲歌，哲学者之所瞑想，与夫古代诸国民之传说若出一揆。”［2］16“哲学”一词，在西方意谓“爱智慧”，在中国也与智慧相关，“哲，智也”(《尔雅》)，“哲夫成城，哲妇倾城”(《诗经•大雅•瞻卬》)。西方传统中的譬喻“镜”与中国古代的“文以载道”都说明了文学与世界及对世界之反思的关系，当然也包括与反思之抽象结晶———哲学的关系。因此，对文学与哲学展开跨学科研究既有学理依据，也有重要意义。 一、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可能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在学科分类不明晰的古代，文学与哲学都是混生互渗的关系，表现为哲学的文学化或文学的哲学化。远在古希腊时期，学者们就从与哲学的混生互渗中研究文学。毕达哥拉斯认为宇宙万物的本源为“数”，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毕达哥拉斯学派从数量比例关系角度探寻文学艺术，提出“美是和谐统一”。赫拉克利特用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研究文学艺术，提出“艺术模仿自然”，艺术与自然都在对立排斥中追求和谐，“自然是由联合对立物造成最初的和谐，而不是由联合同类的东西。艺术也是这样造成和谐的，显然是由于模仿自然”。美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最美丽的猴子与人类比起来也是丑陋的……最智慧的人和神比起来，无论在智慧、美丽和其他方面，都像一只猴子”。德谟克利特认为宇宙万物是由不可分割的原子构成的，原子流放射出来造成影像，作用于人的感官与心灵，形成人对事物的认识。根据这一朴素的唯物认识论，德谟克利特建立了自己的文艺观，认为“文艺模仿自然”，“从蜘蛛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学会了造房子;从天鹅和黄莺等歌唱的鸟学会了唱歌”，而追求和创造美“是一个神圣的心灵的标志”［4］4。苏格拉底哲学的中心是神学目的论，认为宇宙、自然、人和艺术都是由神创造的，神创造自然和艺术是为了满足人的欲望，从这种神学目的论出发，他认为判断美的标准应是对人是否有用，有用即美，无用即丑。柏拉图的文艺理论是其哲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他把理式设定为宇宙的本体，认为理式世界是真实的，现象世界是对理式世界的模仿，文学艺术又是对现象世界的模仿，“他们的产品和真实体隔着三层”，“在我看，他如果对于所模仿的事物有真知识，他就不愿模仿它们，宁愿制造它们，留下许多丰功伟绩，供后世人纪念。他会宁愿做诗人所歌颂的英雄，不愿做歌颂英雄的诗人”。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哲学家是最高等级的人，是理智的化身，而诗人以虚构的谎言亵渎神明、贬低英雄、摧残人的理性，投合人性中低劣的“无理性部分”，应该被逐出理想国。“我们现在理应抓住诗人，把他和画家摆在一个队伍里，因为他有两点类似画家，头一点是他的作品对于真理没有多大价值;其次，他逢迎人性中低劣的部分。这就是第一个理由，我们要拒绝他进到一个政治修明的国家里来，因为他培养发育人性中低劣的部分，摧残理性的部分。一个国家的权柄落到一批坏人手里，好人就被残害。模仿诗人对于人心也是如此，他种下恶因，逢迎人心的无理性的部分(这是不能判别大小，以为同一事物时而大，时而小的那一部分)，并且制造出一些和真理相隔甚远的影象”。留在理想国中的诗人只许描写公民的诚实、勇敢、节制等美好品行，歌颂神灵和英雄的美好性格，“除掉颂神的和赞美好人的诗歌以外，不准一切诗歌闯入国境。如果你让步，准许甘言蜜语的抒情诗或史诗进来，你的国家的皇帝就是快感和痛感，而不是法律和古今公认的最好的道理了”。 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文艺模仿自然”的思想，但反对柏拉图对现象世界和文学艺术的贬低。他认为现象世界是“第一实体”，文学艺术反映现象世界的本质和规律，不仅是真实的，而且富有哲学意味:“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希罗多德的著作可以改写为‘韵文’，但仍是一种历史，有没有韵律都是一样;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地对待;因为诗所描写的事带有普遍性，而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古希腊这种哲学与文学的混生状态被维柯称为“诗性智慧”，他说:“最初的哲人们都是些神学诗人，任何产生或制造出来的事物都露出起源时的那种粗糙情况。我们只应该根据这种粗糙情况来考虑诗性智慧的各种起源。至于流传到我们的诗性智慧起源所享有的那种巨大而崇高的尊敬，则起源于两种虚骄讹见，一种是民族的，另一种是学者们的，更多的是第二种。因为正象埃及高级司祭曼涅陀(Manetho)把埃及的神话故事性的历史都翻译成为一种崇高的自然神学，希腊哲学家们也把希腊的神话故事性的历史都译成哲学。”［6］中国古代文史哲也是一体的，如《论语》《庄子》等先秦典籍探索宇宙人生、进行哲学思辨，或深刻平实、含蓄隽永，或说理明晰、词约义丰，既是哲学文本，也是文学文本，“文化呈现一种综合的形态。先秦有些文学作品是史学或哲学著作。史学和哲学著作也富有文学意味”［7］。《论语》从文学角度讲是纯语录体散文。它的语言或者简练而用意深远，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或者诙谐风趣、和平愉悦，如“割鸡焉用牛刀”(《论语•阳货》);有的浅显易懂、接近口语，如“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论语•八佾》)。《论语》还是我国最早的文学评论，孔子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论语》还是一部深刻的哲学著作，以形象的语言表现对天、天命等的思考。如孔子将王孙贾所问“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解释为“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孔子对自己的表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孔子同时代之人更是认为孔子受命于天，“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此外，《老子》韵散结合，采用排比、对偶、比喻等手法，以诗意的语言探讨玄妙的形而上问题，犹如辞意洗炼的哲理诗;《孟子》巧用逻辑推理方法迂回曲折地表达哲学思想，长于譬喻、排比、叠句，文气磅礴，是对话式论辩文;《庄子》“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庄子•天下》)，通过虚构的世界表达深邃的哲学思想，想象奇崛，是哲理抒情散文的瑰宝。在古代哲人看来，文学艺术陶冶性情的审美功能与哲学伦理功能可以一起实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可见，从根源上哲学与文学就有着紧密的联系。 二、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学理分析 文学和哲学都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特殊形式，都表达了人们对人的存在、世界的本质的认识，都要借助语词，并且依据语境进行阐释才能被接受。因此，在对世界、语言、语境、阐释的依赖上，文学与哲学是一致的。不过，从对世界的把握方式来说，哲学是对整个世界抽象化和理性化的认识，希望透过现象见到本质，而文学是对世界或人生具体问题的审美把握。从表现方法上看，哲学强调通过概括与判断等对世界进行理性的考察、逻辑的论证，文学则强调通过想象、比喻和象征等对世界进行审美表现，不要求作出逻辑判断，而主要与读者形成共鸣。从内容上看，哲学探究思想或事物的本质，如宇宙的起源、世界的本质等，是对思想的思想，即黑格尔所谓“反思”，它力求客观、理智，“不过具有为思维所决定所浸透的情绪和表象是一回事，而具有关于这些情绪和表象的思想又是一回事。由于对这些意识的方式加以‘后思’所产生的思想，就包含在反思、推理等之内，也就包含在哲学之内”［8］，而文学关心的是思想的具体化，是用审美的方式表现思想，带有浓厚的现实性、形象性和情感性，“对诗人来说，文字不主要是‘符号’或一望而知的筹码，而是一种‘象征’;它本身和它的表现力都具有价值，一文字甚至可以是一‘物’或一‘事’，贵在有声音和有色彩”［9］94。从文学的内部研究看，文学尽管是对生活的感性表现，却包含着理性认识，有些甚至达到了哲学的高度，是在审美的感性形式中追问抽象的哲理。而在文学的外缘研究中我们又会发现，哲学作为独立的思想体系也会影响文学，有些文学作品就是对某种哲学思想的反映、反思或反驳。如康德哲学对唯美主义文学的影响，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和悲观主义哲学、尼采的权力意志论、克罗齐的直觉主义、海德格尔和萨特等的存在主义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正如韦勒克及沃伦所说:“文学可以看作是思想史和哲学史的一种记录，因为文学史与人类的理智史是平行的，并反映了理智史。不论是清晰的陈述，还是间接的暗喻，都往往表明一个诗人忠于某种哲学，或者表明他对某种著名的哲学有直接的认识，至少说明他了解该哲学的一般观点。”［9］123文学批评也会受到哲学的影响，尽管韦勒克和沃伦对某些特殊情况有所不满:“那些认为社会因素是文学产生的决定因素的人往往是最激进的决定论者。这种激进主义的根源在于他们与19世纪的实证主义和科学有着哲学上的亲缘关系;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忘记那些坚持思想史研究法(Geistesgeschichte)的唯心论者，在哲学上与黑格尔体系或其他形式的浪漫主义思想有亲缘关系，这些人士也是极端的决定论者，甚至是宿命论者。”［9］74文学与哲学彼此渗透、互相影响:哲学启发作家按照一定的价值观表现世界，赋予了文学深刻的思想;文学对哲学也产生了影响，有些哲学思想的提出就源于对文学现象的考察;帕斯卡尔、施莱格尔、克尔凯郭尔、伏尔泰、叔本华、尼采、瓦雷里、海德格尔、萨特、加缪、马尔库塞等都既是哲学家，又是文学家。这一课题的研究如周国平的《诗人哲学家》、刘小枫的《诗化哲学》等。 三、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实践 在对文学与哲学进行具体的跨学科研究时，必须以文学为中心，或至少以文学与哲学两者同为中心进行研究。可以对两种学科的规律进行相似性与差异性的比较研究，也可以以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为中心，研究其中的哲学影响，或者以哲学理论为工具分析具体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应该注意的是，虽然文学也会影响到哲学，但文学对哲学的影响研究不应被视为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主要内容，而只应被视为两学科跨越性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因为文学对哲学的影响立足哲学为中心，应属于哲学研究的范畴。 (一)文学与哲学的学科“间性”研究文学不是把哲学转换一下形式，塞进意象和诗行，而是要表达一种对生活的认识。对命运与自由、偶然与必然、精神与物质、生命与死亡等问题的思考贯穿于文学和哲学之中。如古希腊的克列安提斯(Cleanthes)所说，诗是传达哲理的有效工具，“韵律、歌词和节奏唯有在默想神圣的哲理时，最接近真理”［10］。薄伽丘认为文学的本质即哲理:“为了使真理因难得而显得更可爱，因而记得更牢固，诗人们往往把真理隐藏在表面看来好像与真理相反的事物之下。因此，他们就用寓言而不用别的方法隐藏真理，因为寓言之美能吸引哲学家论证或雄辩之词所不能吸引的人们。”［11］锡德尼(PhilipSidney，1554—1586)在《诗的辩护》中也说:“凡是哲学家说应该做的事，诗人就假定某一个人做了这事，给这过程画了一幅完美的图画来，因而把一般概念和个别范例结合到一起。我说一幅完美的图画，因为诗人给人心的各种能力提供一个具体形象，因而哲学家为着说明这形象的内容，却只提供了冗长的描写，这种描写决比不上形象那样能打动、深入并且占领读者的洞察力。”［12］比较研究文学与哲学这两种学科在思维方式、表达手法、思考主题等方面的同与异，以及它们发展道路的互渗影响、相合与分离，也是跨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文学作品中“包裹”的哲学思想研究“哲学是文学的思想背景。哲学乃理性的思考，它所建立的完整的思考体系可满足人类知识上的好奇心，同时哲学可使人与人之间、人与宇宙之间，亦即人的大环境、小环境有所配合。……文学家在致力于反映人生，描摹人生，提出人生的理想，把自己的情感思想表达出来的时候，显然都会受到哲学影响。事实上，文学家就是一个哲学家，而其表现方式则是多面的而更具体的，与生活及现实更为接近。”［13］文学作品中的哲学可能是作家本人的思想———有的作家本身就是思辨哲学家，他们写的诗可以称作哲理诗;也可能是作家接受影响而表现于作品中的哲学思想———这种影响可以是同一国家、民族、文化体系内的，也可以是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体系之间的。前者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一般被看作既是文学家又是哲学家、宗教思想家，其作品中包含着对人性、罪恶、拯救、正义等哲学命题的思考:《罪与罚》就是以拉斯柯尔尼科夫哲学思想的形成、实践、失败为线索构筑而成，作者借以反思青年人中流行的哲学思想及其危害，并表达其宗教拯救思想;《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兄弟四个是不同思想意识冲突的象征，同时也含有个人内在的冲突。此外，爱默生、梭罗、霍桑等作品中的超验主义思想，麦尔维尔作品中的神秘思想，斯宾塞《仙后》中的“无常”与“自然”的争执，马洛作品中的无神论与怀疑论，萨特作品中的存在主义，加缪作品中的荒诞哲学等都属此类。后者如中国哲学对东西方文学的影响，如托尔斯泰曾说:“我曾竭力要理解我所读到的一切，尤其是中国人的宗教的智慧的宝藏:孔子、老子、孟子的著作，以及关于他们的评注。我也曾探究过中国佛教状况，并且读过欧洲人写的关于中国的著作。”［14］卫礼贤(RichardWilhelm，1873—1930)、荣格(CarlGustavJung，1875—1961)、德布林(AlfredDoblin，1878—1957)等人先后译介过庄子的著作，卡夫卡(FranzKafka，1883—1924)以拥有一部《南华真经》而自豪，因为道家思想对德国文学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在表现主义运动中。［15］在东南亚，“中国古代典籍和各种著述大量输入越南”［16］，最突出的是贯彻整个越南文学创作进程的思想一直是从中国传入的儒道并重的精神，“为士大夫者非尧舜之道不陈前，非孔孟之道不著述”(张汉超《北江关严寺碑文》)，儒家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成为衡量社会道德的标准，文学中的正面形象都是节义兼全、忠君孝亲的典型人物。同时，老庄思想也较为普遍地被吸收，在知识分子中间则表现为遗世绝俗，消极退避。［17］这样的跨学科影响还有西方存在主义和荒诞哲学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影响，经院哲学对邓恩的影响，东方思想、柏拉图主义对弥尔顿的影响，普罗提诺、斯宾诺莎哲学对歌德的影响，康德、谢林哲学对湖畔派的影响，费希特、谢林哲学对施莱格尔、诺瓦利斯的影响，斯宾诺莎、柏拉图思想对雪莱的影响，悲观主义和无神论对哈代的影响，费尔巴哈和施特劳斯哲学对乔治•艾略特的影响，勃特勒、尼采哲学对萧伯纳的影响，维科哲学对詹姆斯•乔伊斯的影响，神秘主义对叶芝的影响，唯灵论对波德莱尔的影响、克尔凯郭尔对卡夫卡的影响等。同一位哲学家对不同作家可能产生不同影响。如杰克•伦敦受尼采影响长于描写在弱肉强食的险恶环境中个人奋斗者的形象，卡夫卡最爱读《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对《悲剧的起源》一生推崇备至，中国现代作家对尼采哲学又有不同的变异。乐黛云的《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对尼采哲学在中国的接受作了翔实的分析。乐黛云首先介绍了尼采哲学及其在西方的评价，然后分四个阶段分析其在中国的接受:“五四”前有王国维、鲁迅、陈独秀，“五四”后有傅斯年、田汉、沈雁冰、郭沫若，1925年以后有以高长虹、向培良为首的狂飙社和郁达夫，40年代有战国策派。四个阶段侧重不同:“辛亥革命前，人们从尼采找到的是具有伟大意志和智力的‘才士’，希冀雄杰的个人可以拯救中国的危亡。‘五四’前后，人们心目中的尼采是一个摧毁一切旧传统的光辉的偶像破坏者，他帮助人们向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挑战，激励弱者自强不息(虽然这并非尼采本意)。1927年后，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进步思想界已经很少提到尼采。到了四十年代，为适应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政治需要，尼采又在国统区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广为传播，这时对于尼采思想的介绍无论是目的、方法，还是社会效果都与‘五四’时期截然不同。”最后总结出文学影响的规律:“一种外来思潮要发生影响决不是偶然的、盲目的，它必然按照时代和社会的需要被检验和选择。……任何外来思潮发生影响的过程都是一个选择、鉴别、消化、吸收、批判、扬弃的过程。”可以说，这是基于影响关系而做的哲学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三)以哲学为文学批评的工具对于没有事实联系的哲学与文学，有时也可以进行研究，因为它们可能对同一命题有相近的表现，即通过第三方产生迂回的联系。例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即是运用叔本华哲学来研究《红楼梦》的成果，其中兼及《老子》《庄子》《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浮士德》《神曲》《创世记》《佛国记》《诗学》等中外哲学、宗教、文学、文论名作，可说是在跨学科研究中糅合平行研究、阐释研究的典范。全书第一章“人生及美术之概观”以《老子》“人之大患在我有身”与《庄子》“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开启，重点介绍了叔本华哲学。“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之被偿者一，而不偿者什佰。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即使吾人之欲悉偿，而更无所欲之对象，倦厌之情即起而乘之，于是吾人自己之生活，若负之而不胜其重。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怎么解除痛苦呢?王国维转述了艺术的路径:“兹有一物焉，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此时也，吾人之心无希望，无恐怖，非复欲之我，而但知之我也。”王国维还引用中国古籍辅助说明叔本华哲学:“濠上之鱼，庄惠之所乐也，而渔父袭之以网罟;舞雩之木，孔曾之所憩也，而樵者继之以斤斧。若物非有形，心无所住，则虽殉财之夫、贵私之子，宁有对曹霸、韩干之马而计驰骋之乐，见毕宏、韦偃之松而观思栋梁之用，求好逑于雅典之偶，思税驾于金字之塔者哉!故美术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而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之美者，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也。”第二章“《红楼梦》之精神”以叔本华哲学对《红楼梦》进行了演绎式的分析，解释其中的“欲”与痛苦，“《红楼梦》一书，实示此生活此痛苦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提出解脱之道是“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而非自杀:“出世者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者也。……故金钏之堕井也，司棋之触墙也，尤三姐、潘又安之自刎也，非解脱也，求偿其欲而不得者也。彼等之所不欲者其特别之生活，而对生活之为物则固欲之而不疑也。故此书中真正之解脱仅贾宝玉、惜春、紫鹃三人耳。”何以这样区分?乃是因为他们的解脱又有不同，一种如叔本华所谓“断念”，一种为文学艺术。“前者之解脱，如惜春、紫鹃，后者之解脱如宝玉。前者之解脱，超自然的也，神明的也;后者之解脱，自然的也，人类的也;前者之解脱宗教的也，后者美术的也;前者平和的也，后者悲感的也，壮美的也，故文学的也，诗歌的也，小说的也。此《红楼梦》之主人公所以非惜春、紫鹃而为贾宝玉者也。”《红楼梦》正是描写宝玉由“欲”所产生的痛苦及解脱，宝玉与浮士德相比，“且法斯德之苦痛，天才之苦痛;宝玉之苦痛，人人所有之苦痛也。其存于人之根柢者为独深，而其希救济也为尤切”。第三章“《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提出，与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相比，《红楼梦》是“彻头彻尾之悲剧也”，且为“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的人生悲剧。第四章“《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论说拒绝“生活之欲”而达到“解脱”乃是伦理学的终极目的。第五章“余论”批评了清代考证学影响下对《红楼梦》的索隐派研究，认为贾宝玉指向的是一种普遍的生存状态。 四、余论 毫无疑问，跨学科研究进一步拓展了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和理论视野，而文学与哲学的关系研究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在具体研究中，我们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跨科学研究应以文学为出发点和归宿，追溯文学与哲学间的关系，特别是哲学思想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以及以哲学为理论工具对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综合研究，而非以哲学为中心进行研究。在这方面，我国学者做出了许多颇有建树的努力，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绩，如乐黛云、王宁主编的《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高旭东的《中西文学与哲学宗教》，郭延礼的《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等。其次，相对于丰富的研究实践来说，对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理论建构稍显不足，这点已经引起学界的重视。如对于同一文化系统中文学与哲学概念进行认真梳理，才能更准确地界定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及哲学对文学的影响。在中国语境中，文学与哲学不仅互相影响，而且与宗教、艺术等其他学科门类也有交叉关系，因此概念的梳理就更显重要，何云波先生就说:“在跨学科的比较研究中，首先便需要清理其概念范畴，有哪些是共通的，哪些是各自独特的。以中国文学艺术理论为例，由于它们的研究对象分别是诗文和琴棋书画，研究对象的差异，便构成了各自的一套概念体系。而它们同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很多话语又是相通的，如道、气、形、象、意、阴阳、机、玄、妙、神、仁义、动静、虚实、奇正、理数、心数、象数、体用……问题是，同一范畴，在不同的艺术门类，其具体内容又是有差异的。就像中国艺术中的‘虚实’之‘虚’，在画论中可能是指‘空白’，在乐论中可能是‘此时无声’，在棋论中是‘空虚’、‘虚势’甚至就是一种空间的存在，在诗论中是‘意在言外’，但它们又都与中国哲学的‘无’有着亲缘关系，这就需要我们在跨学科中寻求话语的沟通时，先作一番细致的辨析。” 最后，在运用某种哲学思想研究具体的文学现象时，要认真考察其学理依据的适用性，避免做无限度的阐释。虽然文学与哲学都是对人类生存的思考和表现，但不是所有的哲学理论都可以运用于文学分析。那些有影响关系的哲学与文学，如尼采哲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关系，克尔凯郭尔哲学对卡夫卡创作的影响等，可以进行具体的事实分析。而那些没有明确的影响关系，或者根本不可能有影响关系的哲学与文学虽然也可以进行研究，但是，在进行这类研究时要注意联系历史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寻找其学理依据的适用性，并做出有理有据的分析界定。其实，早在跨学科研究提出的时候，对于其研究领域是否应限定在影响关系上，就引发了诸多争议。韦斯坦因在《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中探讨了法、美、德等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普遍争议后，提出跨学科研究可能成为一种“包罗万象”的研究，主张用影响研究中注重事实联系的“规范”来限定它，认为这种研究最好首先从“事实联系”开始。虽然关于跨学科研究的界定尚不清楚，但学者的研究实践已经表明，没有影响事实也可以进行跨学科研究，不过要注意其可比性及得出恰当可信的结论。 作者：孙彩霞 单位：河南大学 文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浅析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翻译与误读 [摘要]在比较文学的研究当中，由于文学作品的翻译涉及到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因此翻译不再单纯地是两种不同文化间文字符号的转换，在翻译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本文侧重了解阅读过程中产生的误读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阐述了翻译误读对跨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学发展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为了促进跨文化交际和世界文学的发展，我们应该慎重对待误读。 [关键词]翻译；误读；文学 引言 20世纪80年代后期，比较文学翻译的研究出现了由原来单纯的语言层面的翻译向了解文化的转变。而伴着全世界经济的迅猛增长，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也随之增加。两种不同的文化间的沟通也就是用一种语言去认识和解释另外一种语言。但是由于生活在一种文化里的人们在认识和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时候，常常会依照者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去对其他文化进行理解，这种情况或多或少就会产生一些文化误读。而在文化理解的过程中翻译是一种最直接、最普遍的文化交流形式，尤其是在研究两种文化的文学作品的时候，翻译也会存在一些误读现象。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误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读现象，并且这种现象对翻译起着怎么样的作用呢？笔者将在本文中逐一探讨。 一、误读定义及内涵 误读是产生在阅读文学作品中的一种现象。它是指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原有内容本身的含义和内容曲解，进行了错误性的阅读。读者对于阅读内容通常可以分为“正读”和“误读”。“正读”是读者能够正确理解作品的内涵、艺术价值和作者的创作目的；而“误读”则是不能正确理解作者的真正意图。乐黛云教授曾经给对误读进行过这样的解释，那就是误读是读者按照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去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理解方式。 20世o60年代后期，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就曾经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理论--即“影响即误读”理论，并且用此理论给“误读”定下一个新的含义。布鲁姆提出在弗洛伊德尼和采之后，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读者不可能完全按照原文的含义进行理解，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修改和创造。实际上很多人认为跨文化之间的文学阅读是一种“重新创造”，是另外一种创造性的阅读，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 二、翻译活动中的误读 翻译是我们在进行两种或多种文化沟通中所使用的一个非常重要手段。但在某种方面来说，它所进行的过程里会不断出现由原来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或多种文化的误读。在我们进行翻译时出现的文化误读实际是指翻译者因为受到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近而错误地对原文进行加工改造，并把这些经过加工改造的错误文化信息展示到译文中。 如果从主观性的角度上看，翻译者在进行文学比较时所出现的翻译误读又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蓄意误读，另外一种是无意误读。蓄意文化误读是翻译者由于受本身主观动机的制约从而造成的误读，是一种有意识地加工改造或者曲解。无意文化误读一般是指翻译者的语言底蕴不够或者存在一些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错误地把不正确的文化信息译到译文当中，从而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误译或错译。 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体现着它所代表的时代和环境，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底蕴。为了了解另外一种文化，进行跨文化间的交流，翻译是我们常常使用的一种媒介手段。所以当翻译工作者对某一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他也就在进行一种跨文化间的交流，从一种文化进入另外一种文化。对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进行对照、比较、研究，最后创作出他的译文。但是由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以翻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要充分地评估自己的译文，不能出现过大或过多的误译或错译。翻译者要充分思考如何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 光从表面上来看，在翻译的过程中出现的误读没有传达出翻译的“信”，没有体现出对原文的忠实性。但是，我们不能仅从表面来看，只是重视讨论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度，没有从文化的层面上去看这个问题，这里涉及到文化的交流和传承。有些译者为了让广大读者能够对作品有深刻的印象，在翻译一些国外的作品时按照自身文化习惯把外国的主人公的姓名翻译过来。这也说明，翻译仅用“信”即忠实原文这样的标准定位为唯一的标准的话，是非常不可取的，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它脱离了实际社会和环境，没有体现出该部作品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翻译过程必须是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对目标语言进行分析研究的。 三、翻译中产生误读的原因 众所周知，在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当中，因为文化背景的不相同，翻译者是不可能避免翻译误读现象的发生的，而且这种现象出现的频率还很高。每一本具有不同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都会有它自己独特的性质，例如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等特质，并且这些不容易在另外一种语言文化中体现出来。并且翻译活动还存在时代的局限性，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翻译，或多或少体现翻译者所在的时代和文化的环境。 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由于风俗习惯、知识框架和思维模式上都有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同，所以，这样的读者就会有着不同的“期待视野”。这种读者所独有的“期待视野”事实上在他阅读另外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前就已经有了的观点、立场和思想方法等。这也造成了翻译者对原文文本内容的理解含有一部分自己的主观想法，而这种新创造出来的主观想法就会对原文化中的文学作品造成一定的误读。这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一些创造性的翻译就不可避免地。尤其在翻译跨文化的文学作品时，因为翻译者不同的“期待视野”，创作出来的译文也会有不同的解读。 为了不断地满足读者所持有的期待视野，有些翻译者就会对原有作品不断地进行加工修改，以便于译文可以在译文的文化和环境中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可和喜爱。正如我们所了解的翻译家林纾，他翻译了很多的外文作品，但他的译文中有很多不符合原文意图的曲解和添加，这就扩大了读者的文化视野。他在翻译外文作品的时候，同时兼顾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用能够让中国读者理解的中国文化诠释或误读西方的作品。在这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翻译者文学翻译过程中先是一位读者，其次才是一名翻译工作者。 四、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的作用 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中，文学作品会被重新理解并产生一些新的含义，所以它会体现当时的时代和环境的情况，甚至会超越那个时代和环境。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的影响下，翻译存在着误读。也是这样在翻译中出现的误读让译文有了它不同于原文学作品的审美含义。这样在历史的角度上看，这种主体文化被翻译中出现的误读体现得更为丰富了，这也对历史文化发展和文化沟通交流起着非常重要的推进意义。而且还能从不同的角度地完全扩展译文文化的解读。例如，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尼采提出向往权利是人类生活中最强的意志。按照德国人文化意识的解释，那就是“我愿成为其他民族的主宰者”。有权利的人持有一种“像对待蚊虫一样，无任何良心的悲悯击毙它。”的态度来对待那些等级比较低并没有任何权利的人们；而当年茅盾对于尼采作品就有了误读。茅盾的解读是：“唯其人类有这‘向权力的意志’，所以不愿做奴隶来苟活，要不怕强权去奋斗。要求解放，要求自决都是从这里出发。倘然只是求生，则猪和狗的生活一样也是求生的生活。” 从上述解释中可知，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在特定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的语境下，会产生出非常丰富的译文文化的艺术表达，这样可以不断启发翻译者文学意识，让文学创作和翻译过程形成一种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关系。同时，因为译文中出现的文化误读不能正确地表达外来文化的内容，会造成错误的信息，不利于正常的跨文化沟通。而研究这种文化误读现象也会帮助了解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消化。这在客观上非常利于译文文化文学的发展。反之，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翻译误读也对文学的发展有一些不好的影响。众所周知，翻译误读实际上就是对原文化文学作品的错误认识，修改了原文的真实含义，这样就会造成文学作品在交流和传承的过程中有所流失和误译。译文的读者不能够正确全面认识和了解原文文化的真实含义和精神本质，真正的文化交流效果体现的就会不充分。所以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者还要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误读。 五、结语 文化误读常常会出现在文学翻译，这种现象显而易见的。由于受到时代、环境、文化等方面的不同，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鲜明地突出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曲解与修改，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在另外一种新的文化和环境里获得了新的诠释。也就是说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的创造性行为，是翻译者根据自己处于的生活环境和文化影响所进行的一种创造性文学创作。但是这种创造性文学创作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也就是说原有的文学作品所体现的内容和创作出来的译文同时都要限制翻译者。翻译者只能在读者能够接受的限度里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主观性。同时，翻译者还要考虑读者和译文的接受语境。所以，翻译不是单一的创作性活动，它是不同的两种语言文化体系的相互制约。翻译者既是表达原文内容的人，还是原著内容的重新解读的人。 从文学发展的角度上来看，翻译工作者的任务不应该单纯复原和传达原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全部含义，还应该在理解作者写作意图和原作品内容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并且对跨文化交际之间的文学交流有益的作品。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韩国文学作品教学中的运用 内容摘要：韩国文学作品是中国高等院校韩国语专业的专业课程，也是学生理解韩国历史和文化的最佳途径。但韩国文学作品本身具有的时代特殊性、以及作品中出现的各种修辞手法和复杂的句式结构使得韩国语专业学生无法走出韩国文学作品这一困境。若只是一味地阅读并讲解韩国作品，会造成课堂内容枯燥，学生也失去学习的兴趣。因此如何有效并有趣地讲解韩国文学作品成为高校韩国语专业所面临的问题。将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运用到讲解韩国文学作品中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方式，也是一种趋势。运用其中的平行研究方法去解读不同作家的作品，对改善课堂氛围、加强学生的理解能力、提高学生思考能力将有显著的作用。 关键词：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平行研究；历史在流淌；教学 G633.3 一、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与韩国文学作品 韩国文学作品是高校韩国语专业的专业课程，它有助于学生理解韩国文化内涵、提高鉴赏能力。随着时代的发展，高校课程的改革，单纯地阅读并讲解韩国文学作品的传统方法已不能适应高校发展的要求，因此寻找一个恰当的方法去进行韩国文学作品的教学成为教师的首要任务。中韩两国相似的历史发展轨迹和文化传统，使得教师将中国的作品纳入韩国文学作品的比较对象范畴。随着中韩交流的快速发展，将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运用到韩国文学作品的教学成为一种趋势。比较文学是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研究，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它致力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并希望相互怀有真正的尊重和宽容。其方法主要有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影响研究注重各民族文学的相互接触和交流，强调实证和事实联系；而平行研究则用逻辑推理的方式对相互间没有直接关联的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进行研究，准确地指出作品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并解释其原因。因国内韩国语专业学生是从零基础阶段开始学习韩国语，到高年级学习文学作品时，接触韩国语也不过几年光景，考虑到现阶段国内韩国语专业学生的能力，比起影响研究，平行研究方法更加适合也更加有效。将韩国作品和学生所熟悉的中国作品相比较的过程中，学生可通过寻找作品中的异同点及其原因来消除国界的隔膜，达到理解和鉴赏的目的，增进文学知识。同时通过比较中韩两国文学作品，可发掘出两国相似的文化底蕴和内涵，而通过发现的不同点，对于学生尊重不同国家的文化，学习待人接物的礼仪也有积极的作用。 二、平行研究方法在作品《历史在流淌》教学中的运用 韩戊淑的小说《历史在流淌》是一部历经朝鲜时代到光复时期的历史长篇小说，勾画出朝鲜波澜壮阔的历史发展过程。根据小说和戏剧的近邻关系及处在相同的社会制度和时代背景下的典型的女性形象繁漪和朴玉莲，挑选出具有可比性的中国作品就是曹禺的《雷雨》。在教学过程中，女性形象、不同人生结局之主客观因素和作家视角是比较的重点。 1.叛逆的女性形象：曹禺曾说过：“繁漪是一个最‘雷雨的’性格，她的生命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 繁漪以恶魔般的形象和毁灭性的杀伤力造成了同归于尽的悲剧。朴玉莲则是主人与仆人的私生女，但却在坚强勇敢的性格下，做出了勇敢的反抗，跑出家门求学，最终成为人人尊敬的女校长。两者虽都生活在父权制时代，但与生俱来的叛逆的性格下做出的反抗，使两者都成为迥异于传统道德规范的女性。 2.不同结局之客观因素：繁漪和朴玉莲都生活在男人掌权的时代，男权制的压迫使得两者都做出了反抗，成为不同结局的客观因素。繁漪的反抗结局是在傀儡婚姻中挣扎、在周氏父子的打击下爆发、面对儿子和惨死和爱人的自尽最终发疯；朴玉莲的结局则是在赵氏家庭为了生存挣扎、成功逃离赵家、求学成功最终成为女校长，为祖国光复做出贡献。两者都做出了相应的反抗，但结局却截然不同，这一切归根于主观因素。 3.不同结局之主观因素：繁漪尽管受过西方教育，接受先进的思想，但中国式封建思想已在她骨子里根深蒂固，因此她的反抗处处显露出她的懦弱与卑微。例如她顶撞周朴园却不曾与周公馆决裂、卑微地爱着周萍，视他为全部，同时她缺乏自我意识，无法独立生活，将自我的幸福从周朴园转移到周萍身上，等矍橥嗜セ丽的外衣露出狰狞的面目时，她的世界也随之倒塌，带来了毁灭性的杀伤力。朴玉莲作为大家庭中的下人，受尽侮辱与蔑视，但她却做到了自尊和自爱。打破只有男人才能读书的社会制度，接受了新教育，用新思想武装自己，明白幸福要靠自己争取，成为开创性的人物。 4.不同性别作家视角的影响：性别视角就是作家在创造作品的时候，以作家的性别为基础，对文学作品进行审视和评价的一种观念和方法。由于作家性别不同，曹禺和韩戊淑直接影响了两位女性人物的结局。男性视角是建立在男权制的基础之上对文学艺术作品进行审视和评价的一种观念和方法，也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形成的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批评观念和方法。 曹禺毕竟不是站在女性的角度去看待女性，他终究逃不过性别的束缚与限制，在潜藏意识的影响下，繁漪只能变成男权社会不能容纳的悲剧形象。女性视角指的是从性别入手来审视人类文化遗产和文化创造的一种批评观念和批评角度。 因韩戊淑是女性，了解当时女性艰难的困境，在她的女性意识下，作家将自己的梦想融入到作品中，创造出了父权社会的颠覆者，实现自己追求获得新生的女性形象。 三、结语 比较文学研究方法是帮助学生读懂韩国文学作品、理解韩国历史文化的最佳途径，也是有效适当的教学方法。其中平行研究方法对于学生找出作品异同点、理解作品内容来说有较强的操作性。学生通过平行研究方法，从熟悉的母语作品出发，根据母语作品的相关内容有针对性地找出具有可比性的韩国作品，并找出可比项。在比较分析可比项时，归纳存在的异同点及其原因，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可将两国文学知识融会贯通，开阔视野，提升思考能力和学术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 摘要：20世纪的比较文学出现了重重危机，法国的影响研究注重事实考据而否定美学评论，美国的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关注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和学科联系而忽视社会历史和学科独立性。随着21世纪的到来，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应运而生。本篇文章将以韦勒克的《比较文学的危机》为出发点，研究网络新媒体时代下比较文学面临的新的危机与机遇。 关键词：比较文学；网络时代；危机与机遇 一、20世纪比较文学的危机 20世纪的比较文学经历了一系列危机。1958年，雷内・韦勒克发表了论文《比较文学的危机》。中国学者黄源深把韦勒克文中的观点归纳为三点：第一、没有确定明确的研究内容和专门的方法。第二、机械地把比较文学局限于研究渊源和影响，以至于比较文学降到了附属学科的地位。第三、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化民族主义动机，使研究本身失去了应有的客观性，而成为本民族“争夺文化声誉的舌战”。 1993年，苏珊・巴斯奈特提出：“20世纪末的比较文学进入了灾难性阶段，这种研究在西方已经在危机之中， 这是无可置疑的了。”这可以看作是比较文学第二次危机的宣言书。对一门学科有不同的认识是正常的，但如果一门学科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发展后再次出现危机，确实值得警惕。 二、21世纪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 （一）网络时代带来的研究危机 半个世纪以来，互联网带来了巨大的社会革命。对于比较文学研究者来说，互联网带来的挑战是全面而深刻的，不仅许多新问题不断浮现。而且传统问题在新的文化语境下又面临新的追问。 网络时代为比较文学研究带来了一系列危机，首先表现为文学的经典性被日益弱化。网络的持续发展使得新媒体时代的文学创作变得越来越自由随意，也使得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在纷繁复杂的文化中地位越来越轻。对于许多的年轻学者而言，传统的纸质小说、散文、诗歌已经不再是他们研究的重点，大数据时代下的传媒研究、女性研究、后殖民研究早已经占据了历史舞台。更多的人习惯于通过网络搜集资料，通过电影研究情节。 网络给受众带来话语权实现的场所和空间，促进公众话语权实现的同时也导致任何个体都可以成为网络空间里的自由话语者，所以，信息错误流传c资源荒诞存在便成了不容质疑的事实。此外，网络也为学术抄袭提供了工具。网络的普及使得一部分学者从宁静的书斋中转移到了喧闹的网络空间，并由此失掉了研究活动的独立性，而妄图以速成的形象来成就自我。 （二）网络时代提供的研究机遇 网络时代为比较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机遇。首先，网络可以为比较文学研究实现资源共享。乐黛云说：“世界进入信息时代之后，高速信息网络、电子邮件等媒介使快速的跨文化传递成为现实，全世界各种文化的地区和人民，都可以在同一时间接受到同一信息，以至于任何自我封闭、固守自隅、逃避交往的企图都可以受到成功的抵制。”网络作为一个中介，能够使得比较文学不再局限于单一的西方文化体系内部，而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异质文化的对比和共存中获得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研究者们可以实现资源共享，使自我的研究需要基本得到满足，为研究活动的进一步提供保障。 网络运用的普及和网络技术的开发有力地促动了文学翻译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文学翻译的空间。翻译文学作为中外文学交流的主要媒介，是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于译者而言，一方面文学传播的渠道得以拓展，不同国度的作家由此获得一种世界文学在场感，有利于共时性的世界文学语境的形成；另一方面网络翻译软件的改进增强了机器翻译的效能，令翻译变得更加迅捷高效。对于读者而言，网络负载的世界文学资源远远大于纸媒传播的文学信息，读者在网上既可以阅读译作，也可以借助翻译软件和电子词典来直接阅读原著。按照网络技术的发展趋势，文学翻译的发展必将出现新的景观。 三、总结 网络时代的各民族文学正走向整体文学意义上的比较文学，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21世纪的人们更加渴望美与自由，比较文学将逐渐走向一条重情感体验的新批评之路。人们将发现跨越时空、语言、文化的界限后，人类情感世界的更多相通点。网络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开发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领域，另一方面也隐藏了意料之中的危机。只有当比较文学研究者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仔细甄别，网络才能为比较文学研究的繁荣提供更好的平台。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案例分析 【摘要】朱光潜先生以其敏锐的艺术审美眼光，加之诗歌、绘画、音乐方面的良好修养，在中西比较诗学研究领域做出了非凡的贡献。本文拟以他的一篇文章《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为案例，综述文章中的主要观点，分析朱先生对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三大方面的平行比较，分辨出中西比较诗学的联系与异质性，更进一步理解朱光潜先生对中国诗的学理研究，从而寻找中西诗学的价值联系。 【关键词】中西诗 情趣 比较诗学 平行研究 朱光潜的诗歌美学思想主要集中在《诗论》中，《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是朱光潜先生研究诗学里一主题论文，主要针对中西诗题材中关于“情趣”的平行比较，平行研究是比较诗学中一种常用的方法，朱先生通过严谨的分析和逻辑的归纳，鞭辟入里地论述，形成自己独特的视角。文章以中西诗中最普遍存在的三大题材即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为主体架构，具体深入到诗中的情理上，阐明中西两大不同文化领域的诗学同点和异点，直观简洁，层次分明，具有启发性意义。本文将以这篇主题论文为案例，综述文章中的主要观点，分析朱先生对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三大方面的平行比较，分辨出中西比较诗学的联系与异质性，更进一步理解朱光潜先生对中国诗的学理研究，从而寻找中西诗学的价值联系。 一、审美比较的特点 总的来说，朱光潜先生对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主要运用了平行研究的方法，文章的阐述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主次分明，可比性突出，把问题提到一定范围之内，准确地支出不同体系下诗作的联系和区别。平行研究里有三种基本的功能模式：一、连类比物、相类相从的类同研究；二、相映成趣、相得益彰的互衬式的平行研究；三、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的对比式、反比式研究。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一文里可以清晰看到：以“题材”的连类类同为框架，具体的内容里则以对比式的分析归纳，突出中西诗的异质性。 第二，朱光潜先生列举了许多中西诗的具体诗学例子与现象，并用多种实例详细陈述中西文学现象的同或异，很少用孤证说明问题。但他并没有只停留于表面的现象，而是进一步深入分析产生这些差异的社会原因、历史原因伦理和道德原因等等，在纷繁芜杂的事实中寻求异同之根源。例如，对比中西的人伦叙事诗朱先生就用了许多例子说明中西的交谊观，如诗人苏李，建安七子，李杜，韩孟，苏黄、纳兰成德与顾贞观诸人，在西方诗人列举了歌德和席勒，华兹华斯与柯尔律治，济慈和雪莱，魏尔伦与兰波等。又例如，如何说明中国诗有‘怨’的特点？他例举：“中国爱情诗最善于“怨”，《卷耳》《柏舟》《迢迢牵牛星》，曹丕的《燕歌行》，梁玄帝的《荡妇秋思赋》以及李白的《长相思》《怨情》《春思》诸作是“怨”的胜境”。这些都是用大量实例来说明诗歌现象，在双方的多方面对照中既加强了相互的认识，也加深了对自己的认识。 在实例现象后，他更进一步深化现象探索成因：如在第一部分“人伦”的探讨，恋爱在中国诗中不如在西方诗中重要，朱光潜先生认为原因有三：一，西方侧重个人主义，中国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强调群体意识。二，中西女子受教育的程度不同造就与男子的契合度不同。三，东西恋爱观相差也甚远。这些分析简洁，准确，到位。除了对自身民族充分了解，还需要一个宏观、非常开阔的全球文化视野和现代方法论的自觉意识，这体现了朱先生学术研究的基本立场。明确基本立场，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他的主题论文，分析其中如何进行的平行研究。 二、比较的价值和意义 平行研究的基础在于文化、文学的普适性与差异性。完全相同，甲等于乙，没有比较的必要；甲与乙不相干，没有比较的可能。正是文化和文学的这种普适性与差异性使平行研究具有了可行性。根据比较文学的理论原则：“事物在比较之中，才能显示出它的特性与价值”，②朱先生表现的态度也与之相符：“一切价值都从比较得来，不比较无由见长短优劣。现在西方诗作品与诗理论开始流传到中国来，我们的比较材料比从前丰富得多，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机会，研究我们以往在诗创作与理论两方面的长短究竟何在，西方人的成就究竟可否借鉴”。③ 《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经过这样的比较，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的差距，从而促使人们在诗歌创作时超越现实因素的羁绊，赋予诗歌深沉而永久的生命，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中国正在兴起的“纯诗”实践提供了有力的论据。 此外，平行研究打破了影响研究局限于放送源与接受者的关系限制，从而扩大了比较文学的范围，开辟了比较文学新的研究领域，使其不再受时间、空间以及地位、水平等各种条件的束缚。它以文学性、审美性作为其自身规范的基础，虽然平行研究具有很大的自由度，但它又强调，可研究的平行关系必须出自或围绕文学的审美特征。在这种条件下，朱光潜先生作为一个对中西哲学、文学、美学等学科具有渊博学识的学者，虽然不是专门从事比较文学，但是他又不自觉地运用了比较文学的研究意识和方法，聚焦中西共同诗现象，严谨地对中西诗歌的发展规律和特点进行比较、归纳和总结，从而在现代文化的语境下重新诠释它们的价值，思维的触角伸向更广阔的天地。 但是，不可否认，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仍然存在它的局限性，在朱光潜先生生活的年代比较文学在中国更是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有待蓬勃生机，故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我认为有以下的几点不足： 一，可比性的范围受较大约束。文章以三大题材为中心展开的论述显示出比较强的针对性，但是中西的人伦诗和自然诗不同的深究原因还是以哲学和宗教的为主要根源，可以说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以“哲学和宗教”这个影响因素为主，因此比较的范围放在哲学和宗教里即显范围之窄，中西诗歌的可比与参照也局限于此。 二，相似性分析略显不足。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中西诗歌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是如何滋养出不同类别的花朵，但由于民族文学缺乏共同的基础，相似和交集的范围相对较为狭窄，朱光潜先生在此文对这方面的分析也相对缺乏。相似性其实是平行研究里的一个重点，有利于对整个人类的发展进程中形成的文化特征和规律做更深入的了解。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在语文教学中应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作用 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文明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许多语文教材不同程度所体现出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框架和思维特质，有着较大的比较空间。通过培养比较文学意识，引导学生用比较思维去观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怀去创造和感悟生活。鉴于此，将语文教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对于改进语文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拓展思维，培养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批判鉴别能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在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单元适当开展比较式教学，改变对作家、作品封闭、孤立的一元解析，认识文学异中之同，辨别其同中之异，以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引导学生思维走向科学性，提供给他们新的视角和开放的意识，培养自觉比较的思维能力和世界文学眼光，从而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品的特点与价值。 二、置换视角，打开文本多重解读的审美空间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它从另一角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学科教学习惯和教学思维方式，在多学科的融合交叉教学中，建立各学科知识、能力之间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培养起学生的学科共通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整体发展。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在语文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关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纵向的融合与沟通，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基础性表达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强化思维训练，通过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同时，也鼓励学生站在世界文学高度，以多维视角去进一步挖掘作品内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应以实用性、功利性的眼光来审视作品内容。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才会获得一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全新感觉。 三、扩展和延伸文化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 文学的传承和交流是保证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它强调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寻求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在讲解作品时，穿插介绍对该作家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使学生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维，在“求同辨异”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通过阅读比较，让学生明白文学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借鉴他山之石的辩证关系，以及各国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道理，以使学生逐渐养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审视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从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英语人才培养中的作用 [摘要] 比较文学的性质及其研究方法为英美文学研究带来了勃勃生机，为英美文学的教学提供了借鉴。尤其是英美文学这门学科的教学与研究，采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 比较文学方法；英美文学教学；教学与研究 “对文学研究者来说，比较文学首先是一种胸怀和视野，是一种对文学的思考和把握方式”[1]。其研究方法主要有：影响研究、平行研究、阐发研究和科际研究等。就英语人才培养来说，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具有重要作用。 一、夯实学理基础，发展和谐主题 比较文学研究强调从宏观的角度研究文学，从国际的角度俯视各种文学现象，具有开放性、宏观性和理论性的特征。各国文学，尤其是欧美文学，是相通的，互相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运用比较文学原则，可以勾勒出英美文学、尤其是世界文学发展的线索及其文化动因。在此情况下，单单学习某一个外国文学史显然是不够的。如果一个英美文学专业的学生，只知道“贝尔武甫”而不知道法国的著名民间史诗《罗兰之歌》和俄罗斯的《伊戈尔远征记》，那他将来如何能愉快地担任文学教师这一职务呢？我们知道，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欧洲18世纪新古典主义文学和欧洲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象征主义文学以及后来的现代派等文学运动，这些不同的文学潮流都席卷了当时欧洲许多国家的文学领域，有的甚至还跨越了洲际，成为了全世界的文学潮流，影响了当时的许多国家。如果一个外语系学生只了解自己专业国家的文学史，而没有更加广阔的整个欧洲和世界文学的视野，那么他的文学知识就是不完整的。如果我们在英美文学中讲到《圣经》时，我们不仅要告诉学生它一经传入西方后，对西方文学产生的巨大影响，同时还要介绍它在东方文学史上的地位，从而加深学生对文学与宗教关系的认识。再如英美文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尽管它作为一种文学思潮产生于近代，但也必须把它放到古代、近代乃至现当代的世界文学中去分析，只有这样方可能全面、准确地认识它的实质与内涵、进步与局限。否则，离开了宏观的角度，离开了整体的观照，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就不能收到令人满意的效果。 国外传统大学教育，强调“通才教育”，让学生首先具有各种综合的文化背景，然后再进一步求“深”求“专”。实际上人类文明的发展一直有相互影响交流的特征，如我国古代文化对日本、朝、韩社会发展建设的影响。因此时代要求现代文明下的学者应有全人类的眼光与视野、胸襟与气魄，只有了解了全局，从整体出发，夯实了学理基础，才能更好地把握全球化和多元化背景下英美文学教学的和谐发展规律。 二、拓展知识领域，丰富教学内容 传统的英美文学教学，大都局限在文学课本范围内，就文学讲文学，就思潮讲思潮，就作家讲作家，就作品讲作品，教学方法都比较程式、固定，学生接受的知识面相对窄，学的知识也比较死。而在英美文学教学中适当运用比较文学方法则大大地克服了这一局限。由于比较文学的研究不受时间、空间和学科的限制，也不受著名作家与普通作家、经典作品与通俗读物的限制，只要通过比较研究能够得出有意义的结论即可。“一个优秀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往往都是以他从语言和文化上能够较为深入把握的少数国家文学和理论为研究基础和出发点，进而去展开成功研究的。”[2] 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如果教师启用平行研究的方法，通过比较讲授，就既能概括出它们公有的本质特征，又能清楚地揭示出其区别之点。如教师在讲英国文学时，就可以把《威尼斯商人》的夏洛克这一“吝啬鬼”的形象和阿巴公、葛朗台、泼留希金以及严监生等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分析，其异同点以及产生的原因就会显得十分清楚，易于学生理解掌握。像这样类似的文学形象在中外文学中比比皆是，诸如中外文学中的“个人奋斗者”形象、“父爱”形象、“仆人”形象、“僧侣”形象、“多余人”形象、“淑女”形象等。如果在教学中能运用一定的标准，恰当地进行比较分析，在有限的课时内，给听者勾画出世界文学间的相互影响与接收，都会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另外，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和科际研究方法，在英美文学教学中也是有用的。本来世界各民族的文学由于各国之间的对外开放和文化交流，其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就必然会产生，因此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就不可能忽视这种影响的作用。如在介绍16世纪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时，就必然要谈到他对中国现代戏剧的巨大影响。在介绍美国作家惠特曼时，也会论及到他对中国现代作家尤其像郭沫若之类的大作家的影响。至于科际研究用于英美文学教学也是很有必要和行之有效的。因为文学和历史、哲学、心理学、宗教、艺术乃至自然科学等其他学科之间本身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单就文学与哲学而言，可以说在整个欧洲文学发展的长河中，每一时期一种文学思潮的形成都与那一时期某种哲学思潮或者某种哲学思想紧密相关。除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外，在英美文学中还涉及到跨学科的问题。如中世纪的文学与宗教、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艺术，启蒙运动与启蒙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与佛洛依德的心理学理论，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对音乐上的四重奏在结构技巧上的借鉴等，所有这些比较研究，无疑大大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领域，丰富了英美文学教学内容。诚如托多洛夫所言：“文学既是小说，也是宣传手册，既是历史，也是哲学，既是科学，也是诗。”[3] 三、增强学术意识，激发主动思维 文学是人类心灵的产物，关乎于人的情感，“是民族的表征，是一切社会活动留在纸上的影子”。[4]将文学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对于以推进人类思想进步为己任的大学教育来说，必将是重中之重。一般说来，我国高校英语专业在本科阶段的课程设置上，除了以强化听说读写等基本语言技能以外，现都已为高年级学生开设了与英美文学研究入门相关的若干选修课，基本涵盖了小说、戏剧与诗歌三个文学体裁，使学生在学习语言点时也提高了对文学语言的感性认识，加深了对英语国家文化和思维方式的认知，这对增强学生的学术意识和激发他们的主动思维都是不可或缺的。 过去，学生在学习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停留在对一般知识的被动接受和死记硬背上，对学术理论问题不感兴趣，因而缺乏主动思维，人云亦云。教师怎么讲，学生就怎样记；教材上说什么，学生就信什么；少有独立钻研和怀疑精神。因此在学习中难于发现和提出问题。这既不利于教师的提高，也无益于学生成才。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纳入比较文学方法之后，由于开阔了学生视野，拓宽了他们的思维空间，从而也就增强了他们的学术意识，调动了他们的主动学习、积极思考的自觉性。如在讲授艾米莉的《呼啸山庄》时，就可把它的结局和亚力山大・大仲马的抗鼎之作《基督山恩仇记》的结局进行比较，完全否定了传统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即基督山伯爵正直、勇于反抗，足谋多智，是一个资产阶级个人反抗的英雄。而希斯克厉夫性格倔强、善良正直，更像一个英雄，一个类似于拜伦式的英雄。然而无论是邓蒂思还是希斯克厉夫，他们都是所生活的那个文明社会的受害者。他们的爱和恨、复仇和死亡，无不渗透出斑斑血泪，无不铭刻着资本主义社会残酷的标记。这种比较研究使学术很有兴趣，使他们认识到，对学术上的很多问题，不能人云亦云，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要善于发现问题，勇于提出问题，大胆探讨问题。更何况英美文学这门学科在过去由于受到极“左”思想的影响，对其中的不少问题的认识和评价难免存在一些偏颇之处。基于这样的认识，不少同学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自己认真读书和深入研究，对教材的一些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主动与老师商谈，在课堂讨论中提出自己的见解。如西方文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爱情描写”问题、“个人奋斗者形象”问题，李尔王的“父爱”问题，以及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等人物形象的评价问题。其中不少都运用了比较分析的方法，表现出较强的学术意识。这种科研意识的增强，无疑能为学生将来从事英美文学教学和科研工作奠定较好的基础。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近年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概述 摘要：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呈现出多维度、多层次的发展模式。学者们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探索集中于梳理比较文学学科史、开创比较文学理论范式。以跨文明和变异学为核心的比较文学新理论，直接推动比较文学科学理论建设。中西比较诗学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独树一帜。面对中国文论“失语”困境，学者们提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西文论平等对话、跨文明研究等出路。比较文学实践研究渐渐摆脱传统“X+Y”式的肤浅比较，走上跨学科、跨文明、变异学研究。对前人学术的传承与发展，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史和比较文学学术史意义重大。 关键词：比较文学学科史；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西比较诗学；跨文明研究；变异学 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迅猛，已经渐渐成为人文和社会科学中最引人注目的学科之一。一大批杰出学者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探索和实践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卓有成绩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前赴后继，优秀教材、理论著作、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面对如此红火的研究现状，及时有效的阶段性总结意义重大。本文根据近年出版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著作，从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两方面，概述近年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状况。 一、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探索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离不开理论探索。理论研究作为风向标，决定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走向和历史进程。 1.对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 中国比较文学理论研究的重点首先体现在对“中国比较文学史”及“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 1996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徐志啸的专著《中国比较文学简史》。贾植芳先生在序言中说道：“他对比较文学在我国的历史渊源、发展流变以致蔚然成为我国一门有独立的学术地位与价值的学科，做了一个全景式的叙述和描绘。……为我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建设，增加了新的学术积累。”①全书将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分为史前期、发轫期、初兴期、发展期、滞缓期、复兴期等，各时期内以富有代表性的个人学术活动和研究成果为论述对象。 乐黛云、王向远所著的《比较文学研究》虽然没有以“史”命名，但对“比较文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有详细论述。“中国的比较文学并非欧美比较文学的分支，也不像欧美比较文学发端于大学讲坛。它是中国文学发展本身的要求，是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②全书有意区分“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学学科”两个概念。前者是中国文学自身的发展要求，后者是在西方比较文学学科影响下建立的一门学科。学科化促使“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更加系统，人才培养呈阶梯式发展，效率提高，成绩斐然。不过，《比较文学研究》对此问题的探讨尚局限于理论层面。2007年，严绍璗、陈思和主编的《跨文化研究：什么是比较文学》则以“北大——复旦比较文学学术论坛”为依托，立足于比较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重点讨论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问题。首届论坛以“关于比较文学学科的范畴、观念和方法论的理解问题”为讨论核心，第二届论坛则以“比较文学的学科界限和学科身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两者的关系”为议题。全书所呈现的对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反思和建言，特别是学生培养、教师教学以及学位论文规范等方面的讨论，启发性很大。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必须以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史为根基。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关键期，曹顺庆主编的《比较文学学科史》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该书第一编“欧洲的曙光”，以法国学派影响研究为中心，兼及英国、德国及北欧，意大利及南欧，俄国及东欧比较文学学科史，分别阐明其基本理论、学科发展史及学科史地位。第二编“欧洲北美的崛起”，以“美国学派”平行研究为中心，论及加拿大比较文学学科史以及当代欧洲（法国、苏俄、英国、德国等）比较文学学科史。第三编“东方的回应”，以“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为核心回应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同时，梳理了港台、印度、日韩和阿拉伯、南非的比较文学研究情况。比较文学研究须有世界眼光，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是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洞悉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史才能够明白：继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之后，跨文明研究将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主流。中西文化的异质性决定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在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阶段所肩负的重任。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必然结果。 2.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范式的探索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进入承前启后的关键期。对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是“承前”，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范式的探索则是“启后”。一直以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秉持着以学派理论为框架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此体系造成学派与研究领域隔阂，容易产生误解，认为法国学派只有影响研究而没有平行研究，美国学派只有平行研究而没有影响研究。为了打消隔阂，消除误解，曹顺庆在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中果断打破学派理论体系，概括出一个全新的学科理论范式。该书明确提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一个基本特征和四大研究领域：一个基本特征即“跨越性”，包括跨国、跨学科、跨文明；四大研究领域即“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总体文学研究”。特别是“变异研究”的提出，拓展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一举解决了比较文学研究中不少令人困惑的难题。“比较文学的变异学将变异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学科支点，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文学交流的变异状态，来探索文学变异的内在规律。”③比较文学理应蕴含“跨越性”和“文学性”，在跨越过程中，受到文化因素、心理因素等影响和制约，一定程度上会产生变异。文学变异学主要从五个层面进行：语言层面变异学研究、跨国与跨文明形象的变异学研究、文学文本的变异学研究、文化的变异学研究以及文学的他国化研究。其中包括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译介学、形象学、接受学、文学的他国化研究等。 曹顺庆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经验，将“译介学”从“媒介学”中抽离，置于“变异研究”名下，亦属首创。在《比较文学教程》中，曹顺庆指出：传统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只注重文学传播和交流过程中的实证性影响关系，故将译介学划为媒介学。这种观点忽视了接受者主观选择的能动性和心理文化因素。这些因素会导致文学在传播和交流过程中发生变异，因此，译介学关注的是文学在被翻译过程中的变异关系，理应被归入“变异学”。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科学或一门学科，不能沉溺于学派隔阂。中国比较文学想要创新，首先要打破法国学派平行研究、美国学派影响研究、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三位一体”的学派构成论。曹顺庆的《比较文学教程》以四大研究领域划分比较文学新学科理论体系，将比较文学研究按研究领域分门别类，领域有交叉，方法可通用，既相互区别又互相联系。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的建立，迫切需要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作支撑。《比较文学教程》适时而出，“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教材的一个新体系”④。 3.学以致用——理论与实践研究相结合 张宏的《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就理论与实践结合做出了积极尝试。全书先总论比较文学的学科形态，肯定比较文学的超越性，得出“从根本上说，比较文学是一门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知识学科”⑤。比较文学不是专讲理论的学问，具有很强实践性。作者在第二编分论比较文学的方法体系。在第三编中，作者将学科理论融入实践研究，用“美国文学中的中国人和中国”阐释形象学实践研究，用“《白鹿原》和《静静的顿河》的比较”明晰主题学实践研究，用“莎士比亚和汤显祖剧作的比较”讲述历史类型学实践研究，用“20世纪文学观念的演化”考察跨学科研究。当然，书中依旧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在第五章论述“接受过程的选择与阐释”时，作者持传统观点，认为译介学是影响研究的重要分支。 张隆溪的《比较文学研究入门》利用国际视野审视中国比较文学，力图在国际比较文学发展历程中为中国比较文学找到准确定位。全书先论述中西比较文学所面临的挑战，如民族主义造成的东西方对立、文学和文学研究政治化等，然后对中西比较的可能性给予肯定回答。在作者看来，只要能正视、迎接并战胜这些挑战，东西方比较文学研究将成为“国际比较文学一个无可置疑的重要部分”⑥。根据个人经验，作者在书中开出“重视语言和文学阐释”的“药方”。从语言出发可以看出中西方在哲学思想和文学批评中怎样讨论语言、表达、意义、理解和解释等问题。注重阐释就不会将西方理论机械套用于东方文本，也可以避免把中西作品随意拼凑，做牵强附会的肤浅比较。第三章讨论西方比较文学研究中有影响的著作。第四章专论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成功范例。全书虽秉持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立场，对中国学派不置可否，但从理论与实践结合角度上看，依旧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 二、中西比较诗学研究 比较诗学在我国萌芽较早。王国维1904年发表《〈红楼梦〉评论》，运用叔本华的美学思想分析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被认为是中西比较诗学的起点。此后，裘廷梁、蔡元培、鲁迅、梁宗岱、宗白华、朱光潜、钱钟书、王元化等人，为开拓现代性诗学的中国视野做出了重要贡献。1988年，北京出版社出版曹顺庆的专著《中西比较诗学》，标志着“中西比较诗学”这门学科在大陆正式确立。全书从艺术本质论、起源论、思维论、风格论、鉴赏论五个方面对中西文论中的具体概念和术语进行梳理和比较，互证互释，双向阐发，求同存异，确认中西文论的不同文化背景和理论特色。从学科史的角度上看，《中西比较诗学》无疑“为学科史上纲领明确的奠基之作”⑦。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版《中西比较诗学》，可见此书的影响经久不衰。 2000年，王晓路的《中西诗学对话——英语世界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出版。由于中西诗学交流过程中“以西释中”为主流，不对等关系造成中国文论的全面“失语”。王晓路试图打破不对等，与西方文论展开平等对话。首先，作者从中国古代文论输入英语世界的历史轨迹和接受语境两个方面概述英语世界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状况。随后，用“他者的眼光”、“迁移的变异”、“诗学的对话”三章，阐释中国古代文论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理解，明确语言作为中介在交流过程中的“牢笼作用”。全书在翔实材料的支撑下，洞悉中国古代文论在英语世界中的生存困境，如理解与阐释不成体系、散点式研究多于全面思考等。由于语言障碍，英语世界对于中国古代文论术语的译介和接受存在困惑。因此，王晓路认为，应该“将中国古代文论中富有生命力的术语加以整理和翻译，不断地，有系统地推出，使西方世界对此有所了解并逐步熟悉”⑧。中西文论间的对话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对话。消极的对话只会停留在大原则的反复讨论中，结果只能是一厢情愿。我们只有做好具体工作，将中国古代文论加以梳理、转型、译介和推出，与西方文论展开积极对话，才能逐渐改变中西诗学对话的不平等局面。 饶芃子的《比较诗学》是一本论文集，共25篇，融汇作者20年潜心研究比较诗学的主要成果。其中，不仅涉及理论探索，还关注中西戏剧、海外华文文学等问题。赖干坚的专著《二十世纪中西比较诗学》旨在探讨20世纪“中西诗学的融汇如何推动中国诗学的现代化进程，同时揭示某些文艺思潮和理论流派的渊源流变”⑨。全书将中国比较诗学的发展历程、中国现代文论的创始、转型及嬗变与西方文论的传入、接受过程紧密结合，侧重于外国诗学对中国诗学的影响和渗透。作者发现中国现当代诗学的建立、成长、繁荣与西方文论在中国传播与接受紧密相连，但没有意识到中国诗学已经全面落入西方“窠臼”。西学传入既为中国诗学带来繁荣，也造成中国文论的“失语”。 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刘介民在《中国比较诗学》一书中提出“重建中国比较诗学”，直言根本动力是“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自身要求”⑩。他认为：要想重建中国比较诗学，必须从西方文学理论所造成的压抑和羁绊中解脱出来，与西方文论展开跨文化对话。全书从比较诗学本体论、发生论、方法论、本质论、起源论、思维论、风格论、鉴赏论、实践论、概念论等方面，概述从古至今中西方重要诗学家和理论著作的主要观点，厘清中国比较诗学的发展历程。尤其是第十章“概念论”，列举了50个比较诗学术语，深层剖析诗学内涵，明白晓畅，意义非凡。 杨乃乔的专著《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从对中西诗学“本体”的考察入手，将“经学中心主义”（如第三章第四节“儒家诗学的内在批评精神：经学中心主义”）作为中国诗学的“本体”，将儒家作为中国诗学的中心，利用“解构”和“建构”理论解释中国文化中的“儒道互补”现象。受德里达影响，作者进一步将中国诗学传统定义为“书写中心主义”（第八章第三节“东方诗学的书写中心主义与一个颠倒的形而上学等级序列”），认为中国诗学传统书写优于说话。从语言学角度，作者又将中西诗学语境分别概括为“写意”和“写音”。整体看来，《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一书站在本体论高度，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打破传统中西比较诗学范畴式研究方式，探讨诗学本源，对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全书共23章，32万字，纷繁复杂，一些定义和结论未免主观。但这些问题不能抹杀《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作为中西比较诗学本体论研究优秀著作的事实。 中西比较诗学研究走过二十余年风雨历程，在取得骄人成绩的同时也进入了研究瓶颈期。面对全球化冲击，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中西比较诗学领域急需一部总结性与指导性兼备的著作。在此背景下，曹顺庆主编的《中西比较诗学史》应运而生。全书不仅从学科史层面梳理了中西比较诗学的萌芽期、前学科期、学科创立以及港台和海外汉学界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概况，还为文论失语、中西文明交流与碰撞、全球化语境等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困境指明出路。《中西比较诗学史》不是一部浅尝辄止的学科史著作，它对中西比较诗学现状和未来的论断鞭辟入里。如第六章“诗学话语的论争与中西比较诗学的拓展”，经过缜密分析，指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西文论平等对话”、“跨文明研究”才是中西比较诗学的真正出路。面对全球化带来的交流与碰撞，中西比较诗学必须明确文明之间的异质性，以本土文化为本位，寻求与西学的沟通，通过跨文明研究，主动置身于全球化语境。只有展开积极对话，中西比较诗学才能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中“适者生存”。 三、比较文学实践研究 理论与实践研究互为表里，相辅相成。斯蒂芬·托托西的《文化研究的合法化——一种新实用主义：整体化和经验主义文学与文化研究方法》一书讲述了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整体化和经验主义。整体化认为文学是一个拥有开放、多元系统的综合体，文学研究由于作家、文本、读者均起作用，因此随时代变化而变化。这一观点为比较文学跨文化和跨学科研究奠定了基础。经验主义将文学研究作为一个包括写作、出版、发行、阅读、翻译等在内的社会活动系统来考察，其研究步骤是提出假设、投放实践、测试和评价，其使用的观点多从心理学和社会科学中吸取，力图使文学研究更科学化，更联系社会。斯蒂芬·托托西坦诚地指出，目前人文学科特别是文学研究正在被边缘化，正在越来越远离社会主流。要想使文学合法化，文学学术界必须建立起自身的学术价值，这种价值体现在多学科整合。 斯蒂芬·托托西的理论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开启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对文学与文学研究整体化和经验主义的认识，促使研究者打破传统“X+Y”式的研究模式，逐步走向跨文明和跨学科的全新视角。 1.跨文明视野下的比较文学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走过30年风雨历程，曹顺庆教授关于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的观点得到了广泛认同。2005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吴格非的专著《当代文化视域下的比较文学研究》。该书有两大特点：一是从中西文化视角研究比较文学，二是整体论述与专题研究相结合。前者站在不同文化立场，重新审视外国文学、翻译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关系与界限问题，并进行有关中外文学的比较研究：实证—影响研究，平行—对话研究，跨文化阐发研究和文化渊源研究。后者先整体论述一个研究领域，再提供两个专题研究作为示范，理论与方法兼备。全书旨在讨论西方作家、理论家及作品在中国的传播、接受和影响，借此论述当代文化视野下的中国比较文学。跨文明必须以异质性基础进行双向交流和平等对话，否则，永远摆脱不了“X+Y”式的浮泛研究。杜进的《跨文化视野中的比较文学》根植于理论研究。承袭传统“三派一体”结构，重点论述媒介与译介、翻译研究、跨文化形象学研究、跨文化文类学研究和中西叙述文类的比较。作者试图利用跨文化视野打破比较文学“三派”三分天下的局面，但这种尝试因为自身定位不清而显得淆乱无章。跨文化是一种明确文化异质性特征基础上的综合比较，不是简单的中西对比。 姜智芹的《当东方与西方相遇——比较文学专题研究》以理论为先导，主要叙述他者视角、学科边界（跨学科）、经典阐释、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变异学）等。实践研究涉及两方面：一是外国作家作品在中国的接受与影响。作者从卡夫卡的中国情结谈起，论及其作品对中国现当代作家如宗璞、残雪、余华、刘震云等的影响。这次跨文明对话是积极的对话，中国作家在卡夫卡作品中找到了灵感和共鸣。余华、刘震云等将卡夫卡的创造性叛逆、精神的真实追求、文本的哲学意义、跨越时空的精神聚合等吸收、改造并运用到叙述中国文化和社会现状中，取得了显著效果。二是中国形象、作家及作品在外国的研究状况。中国文学不能关起门来研究，借助“他者的眼光”可以拓宽视域。研究外国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首先，有助于从文化层面上寻找中外表面冲突的深层原因。……其次，可以更好地了解和认识其他国家的民族性格、社会发展及其文化潜意识中的某种心理结构”B11。跨文明对话是“迎进来”与“送出去”相结合的互动过程，对中国新时期作家及作品在国外传播与研究状况的考察，为中国比较文学提供了新的研究领域。东西方碰撞与交融，不仅体现在文学作品、文学思想上，还发生在文学理论领域。作者以跨文明视角探讨比较文学，却对比较诗学三缄其口，为全书留下了遗憾。不过，这点瑕疵不足以影响《当东方与西方相遇——比较文学专题研究》成为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2.比较文学视域下的中国古典文学 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结缘已久。随着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逐步成熟，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联姻展现出新活力。周发祥、魏崇新在《碰撞与融会：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一书中共选编20世纪国内外有关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论文20余篇，分为“文海汇流”、“殊质映照”、“出位之思”、“诗学互鉴”和“西论中用”5个部分。由此书可以看出20世纪从比较文学视角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基本状况。编者试图按照文章内容分门别类，但由于这些文章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彼此间关联性不强。2009年，魏崇新出版专著《比较文学视阈中的中国古典文学》。该书主要是个人研究成果的总结，分为“原型与母题”、“性别批评”、“叙事研究”、“比照与借镜”四编。前三编运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如主题学、形象学、叙事学等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第四编关注中西比较，如“三言”、“二拍”与《十日谈》文学精神的比较等。该书论述最精彩的部分是“性别批评”。面对以男性话语为主宰的古典小说，作者精确地分析了小说中女性角色的“失语性”，为她们翻案。不过，该书虽命名为《比较文学视阈中的中国古典文学》，但全书只论及了明清小说、戏剧、话本等，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主流“诗文”避而不谈，颇有舍本逐末之嫌。全书采用西方理论重新阐释中国古典文学，新意有余，但深度不足。作者如果能在现有基础上，总结出中西文学发展规律的异同，兼及中国古典文学在西方的传播与影响，一定会为全书增色不少。 3.中西戏剧比较研究 蓝凡的《中西戏剧比较论》是中西戏剧文体比较研究的扛鼎之作。此书由其1992年出版的专著《中西戏剧比较论稿》扩充所得，共12章，68万余字。第一、二章为总论，从本体角度论述中西戏剧的异同。如第二章，作者指出中国戏曲艺术在形式美上遵循“以一求多”，由共性见个性，在统一中求变化的规律。西方戏剧则“以多见一”，由个性见共性，在变化中求统一。这便是中国戏曲与西方戏剧最根本的内在差异。第三章以下是分论，从美学和哲学层面对中西戏剧的舞台时空、表演体系、导演风格、结构观念、语言性格及悲喜剧等进行比较。如第四章“戏剧舞台的时空观”中，作者指出，任何西方戏剧，其舞台时空都是可见的、纯粹物质的。中国戏曲的舞台时空有时却与演员的唱念做打共存，非独立存在。不同文化背景决定戏剧在中西不同文明体系内的发展道路、表现形式和表现方法均不同。纵观全书，作者从“比较”入手，熔戏剧美学、观众心理学、史学、社会学以及音乐、舞蹈、绘画等于一炉，将中西戏剧艺术放在人类文化的大背景内，寻找中西戏剧的基本特征和规律。如西方戏剧重再现、写实，中国戏曲重表现、表意。蓝凡先生凭借丰富的学识、广阔的知识面、严谨的治学精神，冷静观察西方戏剧，认真思考中国戏曲，理性比较二者的异同，最终推出这本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的著作。《中西戏剧比较论》虽为新作，多为旧谈。蓝凡先生关于中西戏剧比较研究的成果一版再版，充分说明20余年来，在中西戏剧比较领域尚没有其他著作与之比肩。 4.中国比较文学实践研究的其他表现 中国比较文学实践研究还有两个重要表现：一是对西方理论的形成、传播及其在中国的影响进行系统研究。如西惠玲的《西方女性主义与中国作家批评》对女性主义的研究。全书充分运用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跨文明研究等，打破学派与方法的隔阂，是运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有益尝试。第一、二章为总论，具体介绍女性主义的形成、发展和在中国大陆的传播。第三、四章分论女性主义对中国女作家创作的影响。最后一章探讨中国文化背景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立足于异质文化背景，作者认为：“女性主义文学在诞生时起，并不属于世界”B12，它在人性较为自由的西方产生，最终成为极富个性的“时代文学景观”。西方女性主义思想是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空前活跃的动因，“我们的女性文学研究者选择‘开放和吸纳’不仅没有造成女性文学的发展的困境，而且提高了中国女性创作的主体意识”B13。随着创作和批评实践的发生，女性主义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新变化，中国的女性主义研究和批评，作为世界女性主义研究的一部分，必然与西方女性主义走上全面对话的道路。全书基于此总结出一条“吸引——影响——融合——发展”，最终走向对话的理论研究道路。 二是将比较文学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王虹的《中日比较文学研究》是其中的典范。作为国别文学比较研究，中日文学比较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这与中日两国文化与文学的历史关联密不可分。王虹此作以多年来个人研究的部分成果为基础，共分八篇，采用中日双语形式，运用历史考证、作家论、作品论等多种研究方法，针对日本近代的文学作品和中国近代著名作家的作品进行较为详尽的比较分析，如《蜜柑》与《一件小事》的比较、芥川龙之介与郁达夫的比较等。该书虽然是一部中日比较文学研究著作，但既适用于对外汉语研究教学，也适用于中国日语专业学生研读，是一部文学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的优秀作品。 四、传承与发展——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总结 学术传承与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离不开大批学者为此付出的努力。他们用尽一生心血，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推动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留下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无论是“旧学”还是“新知”，都是前人筚路蓝缕的足迹。今人在重估和评价前人学术成果的同时，更应该从前辈学人勤勉的学术实践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中汲取丰富的学术营养。对于前人著述的整理再版，无论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史，还是比较文学学术史，都意义重大。 2009年，《宗白华中西美学论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与一些著作等身的大家相比，宗白华先生的著述少得可怜。该书虽不是鸿篇巨制，但却是宗白华先生数十年学术生涯的缩影。他从“艺术人生观”立场出发，以“审美”精神和“唯美”眼光，巧妙地将中国传统的审美智慧及生命体悟与德国生命哲学的浪漫精神相结合，进而孕育出独特的生命本体论。以此为基础，以审美为内核，宗白华先生进一步生发出对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解读。宗白华先生中西比较美学之路以两点为根基：一是他对中西美学的冷静态度；二是他的文化主义视野。前者表现为对中西两种文化的同样尊崇，这使他可以用超功利眼光客观看待两种文化各自的优劣之处。后者主要以文化的视角切入，探索出贯穿于中西文化的精神内核，并在现代及本土视野的关照下对两者加以超越。从这部“论集”中，读者不仅可以了解宗白华先生的“艺术人生观”，还可以明晰青年时代先生的一腔热血和社会责任感，更可以体悟他对中西文化碰撞与融合的深刻见解。全书散篇居多，有很多讲稿和随笔，虽不成体系，但字字珠玑。即使时过境迁，宗白华先生对于中西美学和中西文化比较的相关观点依旧不落陈套。 2005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王佐良的《文学间的契合：王佐良比较文学论集》，该书由王佐良先生1985年出版的《论契合——比较文学研究集（英文）》一书扩充而得。王佐良先生是著名学者，在多个研究领域成绩卓著。本论集精选王先生有关比较文学的论文15篇，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论契合”共8篇文章，主要研究20世纪中西方文学间的关系，特别是中国新诗中的现代主义。第二部分收录王先生讨论翻译的7篇文章，其中有对翻译家的比较和评价，有对近代翻译理论的回顾和分析，也有对翻译中语言和文化关系的解剖。王佐良先生著述颇丰，精品尤多。他善于思考，立足于教学和翻译实践，很多学问即由此而来。他巧用“契合”，列举不同文化之间多种相互渗透现象，如中西文学之间的关系、前人对后人的影响（例如查尔斯·兰姆对詹姆斯一世时期英国诗剧的兴趣）及作家之间的关系（例如美国现代诗人詹姆斯·赖特与中国古代诗人白居易）。在《Two Early Translators》（《两位早期翻译家》）中，王佐良先生对严复和林纾的翻译实践做出品评。在《严复的用心》一文中，王先生用翻译实践检验严复“信达雅”理论，认为“信”是指准确传达原作的内容，“达”是指尽量运用习见的表达方式，“雅”是指通过艺术地再现和加强原作的风格特色来吸引读者。为此，他提出两点建议：一是辩证地看——尽可能顺译，必要时直译，任何好的译文总是顺译与直译的结合；二是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浅如之，口气如之，文体如之。同样作为翻译家，王佐良先生以自己的翻译实践和心得预见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的互动发展，并丰富“信达雅”观。翻译的作品既要可靠，又要可读。王先生的论文既高屋建瓴，又明白晓畅，堪称比较文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五、小结 近年，对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史、学科史的梳理证明：中国比较文学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独特的学科特点和理论特色。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是顺应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的必然结果。学派与方法间的隔阂已经严重影响比较文学的进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首要任务是打破传统“三位一体”的学派理论体系，创造一个在比较文学跨越性基础上，综合运用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和总体文学研究的全新理论体系。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跨文明研究和变异学在中西文化、文学交流过程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西比较诗学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只有立足自身，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与西方文论展开积极、平等对话才是真正出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每个历史节点，面对每一次挑战，唯有认真思考、仔细梳理、勇于开拓、努力实践才能保持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旺盛生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的新收获 杨玉珍同志在高校从事外国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已有多年，是一位很有成绩的青年学者，看到她的这部《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著作（北京燕山出版社，２００６年），我为沈从文研究领域和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新收获，感到非常高兴。 熟悉比较文学的人都知道，这个学科自１９世纪下半叶诞生以来，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以影响研究为基本理论特征、以法国学派为主要代表的欧洲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研究范围局限于欧洲，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欧洲中心论”；二是以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为基本理论特征、以美国学派为主要代表的北美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研究突破了欧洲的范围，但它仍然局限在欧洲和北美之间，只不过“欧洲中心论”变成“欧美中心论”罢了。目前是以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或文明为基本理论特征的新阶段。这种基本理论是中国学者乐黛云先生提出来的。杨玉珍同志的《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就是比较文学发展第三阶段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实绩。它突破了“欧洲中心论”和“欧美中心论”的框框，这是书稿的一个重要价值。 书稿的另一个重要价值是在沈从文研究中开辟了一个新的层面。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随着沈从文研究的开展，世界语境中的沈从文研究也搞得有声有色。这种比较视野下的研究涉及的外国作家有福克纳、哈代、梅里美、乔治・桑、兰盖、卡拉姆津、屠格涅夫等。令人遗憾的是，在比较研究的文章中，除个别文章涉及川端康成等作家外，沈从文与东方作家的比较研究则显得比较薄弱。作为沈从文重要研究基地――吉首大学的一名教师，杨玉珍同志向读者奉献出《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一书，正好弥补了上述缺陷。正如作者在书稿的《前言》中所说：“笔者拟将沈从文置于‘东方’视域中，审视其创作个性、创作风格与文学成就，用文化学、美学、比较文学等研究方法对其进行解读，看这个在中国现代文学中风格卓异、个性突出、被论者称为‘中国现代罕有其匹的艺术家’，在文学的历史链接上所具有的东方特性和世界意义；并通过将他与东方其他几位著名作家如泰戈尔、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的比较研究”，“审视他与‘东方审美文化’、‘东方乡土文化’、‘东方宗教文化’的关联互动，在共时与历时的层面凸显东方文学的现代意义和世界性。”应该说，书稿的主旨是非常明确、很有创意的。 书稿分上、中、下三编。上编着重从与民族传统的关系、理想主义倾向、女性形象与作家自我、“死亡的东方之美”等方面对沈从文与泰戈尔、川端康成进行比较；中编主要从立足乡土的边缘文化立场和原乡追寻的美学建构对沈从文与大江健三郎进行比较；下编则主要探讨沈从文与佛教和《圣经》的关系。可以看出，书稿主要是对东方国家同质文化的比较研究，但同时也指出了沈氏在各个问题上与三位东方作家的差异，以及沈氏和三位东方作家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与西方文化的差异，既揭示了沈从文文学的独特风貌，也展示了２０世纪东方文学对人类的特异贡献，这是很有价值的。 如果说，过去“发现东方”的主角是西方，那么现在，这种角色正在逐渐转换，即“发现东方”的主角正在由西方变为东方。杨玉珍同志的这本著作正是在东方人自己“发现东方”和中国比较文学“又有新的开拓与创获”这一大背景下出现的一个成果。它不仅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而且也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摘 要: 本文通过对当前比较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障碍的分析,并结合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提出了解决比较文学研究中障碍的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 比较文学 障碍 对话理论 一、引言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Habermas)为了研究关于交往的一般理论,对于交往的媒介与条件──语言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在1976年发表的《什么是普遍语用学》一文中指出:“普遍语用学的任务是确定并重建关于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即确立“交往行为的一般假设前提,以促成主体间的相互理解”。①他认为,言语行为是以理解为目的的,相互理解以取得共识,达到认同为旨归。为了确立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他提出了凡是参与言语交往行为的人所必须遵循的四项基本要求,即对于言语的可理解性、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的要求。这四种有效性要求缺一不可。 二、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只有参与言语行为的人才能够相互理解、共享知识、彼此信任、互相认同,才能形成主体之间的认同和协调。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中西文学对话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偏颇与失误,都是由于忽视了上述某种有效性要求而造成的。概括地说,当前主要有以下三种障碍值得我们认真地分析。 (一)文化客观主义 持这种主张的人自认为能够对西方文化作出全面和准确地领会,他们也期望西方人同等地对待中国文化。对文化交流中出现的任何误解和误读,他们都横加指责。他们主张有一个客观现实的世界的存在,这个世界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并且具有我们能够洞悉的确定的本质和属性。“外在”(客体)的东西被假定为独立于“我们”(主体),知识是在主体正确地反映并呈现了客观实在时所得到的。因此,在文化客观主义的认识论中,我们得到的是一种主─客体的认知模式,换言之,自我与他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目的论的主─客体关系。这样一种关系无疑与交往理论所追求的主体之间的双向的交流和选择的关系背道而驰。 (二)文化中心论 如果说在文化客观主义中作祟的是主体性,那么,左右文化中心主义的则是人类(自我)中心论。这在现代西方社会具体表现为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对于这种“主义”的揭露和批判由来已久,至尼采为一大转折。到了当代,德里达(Derrida)在《人的终结》一文中将其看成是已消逝的神话。但是目前学术界仍有两种倾向值得提防,一种是自愿地接受西方文化话语的控制;另一种则认为西方中心已成为历史,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也该让我们尝尝“中心”的滋味。然而,这两种倾向都有损于中西文化之间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因为,就语用学而言,任何一方持有中心论的观点,他都无法真诚地表达其意向,让对方欣然地接受他。 (三)文化相对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化相对主义思潮在英国兴起,其主要观点是认为土著地区有其独特的文化特性。该理论的核心人物美国人类学家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Melville Herskovits)认为,文化相对主义的核心是尊重差别并要求相互尊重。它强调多种生活方式的价值,这种强调以寻求理解与和谐共处为目的,而不去批判甚至摧毁那些与自己原有文化不相吻合的东西。简单地说,就是承认并尊重不同的文化,并在平等的基础上交流。表面上看,文化相对主义颇具说服力,但实际并非如此。文化作为人类的一种创造,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方式,是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统一。在实际过程中我们不应该走极端,把对话双方完全隔离开来,导致绝对意义上的文化相对主义或极端文化相对主义。 总而言之,以上三种主义的表达不具备可领会性,使对话双方不是落于主―客体的关系中,就是处于游离状态,无法真正达到相互理解和达成共识的目的。 三、对话理论 对话理论作为一种文学理论概念是由前苏联文学批评家巴赫金(Bakhtin)提出的。从1920年的《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1935年的《小说话语》,到1961年的《论陀斯妥耶夫斯基一书的改写》,经过逐步的补充、深化和拓展,他建立起了自己的对话理论体系,这是他哲学思想在文论中的具体体现。他指出:“一切莫不都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②换言之,相对与包容是对话主义的基本立场,他性与差异是对话主义的基本条件,互补与创新是对话主义的最终目的。 在比较文学研究的语境下,对话理论的意义在于: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操作方法,它是一种话语形式,即用“非我的”和“他者的”眼光来看待所研究的对象,把不同民族的文学视为各自独立的、各具特色的、相互平等的、能够展开对话的双方,破除一切形式的中心主义,促进当今世界的文化发展,最终实现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友好交流。 四、文化对话――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那么,我们该运用何种理论才能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呢?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对话理论是绝对必要的。巴赫金(Bakhtin)认为,一般说来,文化在定型的时期,基本上由统一的“独白话语”所支配,而转型时期的标志就是“独白话语”的中心地位的解体和语言杂多局面的鼎盛。也就是说,各类语言和文化在转型时期只有通过互相对话与交流,才能同时共存。虽然对话不能完全消除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也不能彻底地取缔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但是,对话能够帮助我们采用商谈的形式,来对待这种差异或冲突,从而克服民族的片面性和时代的局限性,最终通过对话达成相互了解。 具体而言,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只有进行跨时代、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才能冲破一切人为的界限,在各种边缘的重叠交合之中,在不同文化的人们的视野融合的基础上,寻求新的发展突破口,创造出新的未来。 五、结语 总而言之,我们正在从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时代,逐步走向一个相互理解、平等交往和对话的时代。比较文学的未来发展需要建立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我们要克服以上三种障碍的影响,就要以平等的态度去对待各种不同的语言与文化,主动地把他者作为主体来看待,并设身处地地去理解另一个自我,然后在“我们”这个集合中寻求共同的生存。

文学批评论文:关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类型和特点 论文摘要：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术语一部分是对作家作品艺术精神和风貌神韵的整体直观术语，一部分是从社会人生体验中借用而来的分析小说戏曲形式技巧的术语，还有一部分是先释后用的术语。古代文学批评术语具有三个特点：一是模糊性、多义性和具象性，二是人化倾向，三是长期延续性。传统批评术语产生于汉民族的文化背景之中，打上了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烙印。 论文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类型；特点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在其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自成体系的一套名词术语、范畴系统，一些传统批评的概念和术语，如“气”、“味”、“趣”、“神”、“韵”、“沉郁”、“飘逸”、“阳刚”、“阴柔”等等，至今仍然为汉语文学批评所沿用。现代中国文学批评的话语系统，除了借鉴西方的批评理论和概念工具，还需要认真清理中国古代的批评术语。 一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类型 阅读古代诗话词话，扑面而来的大都是对作家作品艺术精神和风貌神韵的整体直观术语，诸如“气”、“味”、“趣”、“神”、“韵”、“沉郁”、“飘逸”、“阳刚”、“阴柔”等等。它们对传统写意性的文学作品往往具有独特的把握功能，能够给有共同阅读背景和艺术经验的读者以极大启发。这些术语，不仅是传统批评中沟通批评家和读者的中介，同时因其反复使用被不断注入深刻的美学内涵又成为了传统美学思想体系的概念范畴。 除了诗歌批评的简约性用语，我们在大量的评点派批评文字中，还随处可见从社会人生体验中借用而来的分析小说戏曲形式技巧的术语，诸如“寒冰破热”、“草蛇灰线”、“急脉缓炙”、‘笙箫夹鼓”、“一击两鸣”等等。运用这些不同于诗文评论的术语，往往能够使批评家的文学理解与读者的阅读经验和社会经验协调起来，增加批评的可读性。 此外，清代以来，文学批评中开始出现一些先释后用的术语，如金圣叹提出的“以文运事”、“因文生事”、“因缘生法”，陈廷焯提出的“沉郁”，王国维提出的“悲剧”等。这些批评用语已经不同于那些虽有诗意却内涵模糊的弹性语言，具有确定的内涵，带有现代文学批评话语方式的特点。 二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特点 以西方文学批评的术语为参照，我国传统批评术语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模糊性、多义性和具象性。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提出者往往是用以表达自己审美理解中的感受印象，故不作明确界说；运用者则主要也是依据自己的体会，并不注重根据上下文来推断提出者所要表达的含义，故一个概念术语统统难以求得一致。每一批评术语都有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多种含义。例如古代批语中常用的术语“味”，就具有这一特点。陆机首先将“味”用之于文学批评，《文赋》云：“阙大羹之遗昧，同朱弦之清泛。”用白煮的肉汁比喻文章缺乏必要的修饰而乏味。《文心雕龙》中多处用“味”，“味”已转变成专门的文学批评术语：“深文隐蔚，余味曲包”(《隐秀》)；“儒雅彬彬，信有遗味”(《史传》)；“子云沉寂，故志隐而味深”(《体性》)；“张衡怨篇，清典可味”(《明诗》)。到了钟嵘《诗品》，“味”特指诗歌的艺术性：“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昧者也”；晋代玄言诗“理过其辞，淡乎寡昧”。到了唐代诗评中，“味”的涵义又有新的发展。《文镜秘府论》云：“诗不可一向把理，皆须入景语始清味”；“景与理不相惬，理通无味”；“诗一向言意，则不清及无味；一向言景，亦无味。事须景与意相兼始好”。 这里的“味”显然是指情意交融产生的抒情诗特有的艺术韵味。晚唐司空图进一步提出“味外之旨”、“韵外之致”，南宋杨万里倡言“去词去意”而诗“昧”犹存，“味”又成为了超乎言间之表的文学韵致，一种综合了诗歌全部艺术要素的美感效应。至此，“味”作为文学批评的重要术语，其基本含义才得以明确。 由于批语术语的提出者是用以表达自己的审美感受，因此往往使术语带上具象比喻的色彩。批语术语的具象性使批评文本具有隐喻的特点，如果这种具象比喻贴切中肯，便能超出批评家一己之感受，为后批评家所采用。《石林诗话》卷下曾说： 古今论诗者多矣，吾独爱汤惠休称谢灵运为“初日芙渠”，沈约称王筠为“弹丸脱手”，两语最当人意。“初日芙渠”，非人力所能为，而精彩华妙之意，自然见于造化之妙，灵运诸诗，可以当此者亦无几。“弹丸脱手”，虽是输写便利，动无留碍，然其精圆快速，发之在手，筠亦未能尽也。“初日芙渠”等，出语精当，比喻贴切，作为风格批评的术语，被后人经常采用。 第二，批评术语的人化倾向。以人喻文学，是占代批评术语体系的突出特点，秦汉以来，以气、以性论人的传统，导致六朝批评家以人为喻的术语成批出现。古人批评中普遍采用的诸如“气”、“才”、“性”、“情”、“志”、“骨”、“神”、“脉”、“文心”、“句眼”、“肌理”、“神韵”等术语都是“近取诸身”以人为喻的产物。六朝文学批评大多带有品评特点，而最早设品所论的对象，便是人。品藻人物的风气影响到品画、品书、品诗，自然就带上了由品人带来的特点。 第三，传统批评术语具有长期延续性，在不断运用中注入新的内涵，使其具有活力的同时，也容易老化，几成套语。 例如古代批评的“气”，由单词而推衍为许多复合词，内容越来越丰富，含义各有侧重。有的侧重于人身之气，如“志气”、“意气”、“气力”、“风气”、“生气”、“神气”、“才气”等；有的侧重于艺术方面，如“辞气”、“气象”、“气格”、“气势”、“气体”、“气韵”、“气脉”、“骨气”、“气味”、“气调”、“气候”、“声气”、“气魄”等。古人谓“文以气为主”，居于主体地位之“气”便成为判断作家作品艺术品位的重要尺度，由此衍生出如此之多的“气”，其原因就不难理解了。玩味之余，很难辨别各种近似而又含义模糊之“气”的含义，不觉反生疑惑：是否有必要提出这样多烦琐之“气”?“掷笔三叹之余，好心肠的行家应该告诉普通读者一个诀窍：与其永远纠缠不清，不若大刀阔斧”，将这些眩人眼目的“文字迷宫”予以合并归类，抓住它们所要传达的真正含义。 随着小说戏曲批评的兴起，批评家“别作奇警之新熟字以为命名”，如评《西厢》有烘云托月法，月度回廊法，羯鼓解秽法，那辗法，浅深恰好法，起倒变动法；评《水浒》有倒插法，夹叙法，草蛇灰线法，大落墨法，绵针泥刺法，背面铺叙法，弄引法，獭尾法，正犯法，略犯法，极省法，欲合故纵法，鸾胶续弦法，等等。这些术语来自日常生活用语，易流于批评者个人一时之趣味，不易被他人理解。故这一类的批评术语只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在一部分小说戏曲作品的评点中运用，频率较低。 三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文化成因 传统批评术语产生于汉民族的文化背景之中，打上了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烙印。先秦时期，哲人对于抽象意义的表达普遍是从具体的感性对象人手的，并借助于感性对象本身的某些特点使人领悟其所要表达的抽象内涵。孔子强调高尚独立的人格，但也从未作过关于人格的抽象论述，而只是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老子认为“有生于无”，“无”即“道”，是难以用语言来界定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一章》)，因此也需借助于具体物象的“空虚”来使人体会“无”(道)的特点：“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诞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老子·十一章》)远古的八卦也是现象直观的产物，《周易·系辞下》说：“《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陨然，示人简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可见，八卦是在对象中对“象”之“像”的抽象，而抽象的结果不是导致概念的产生，而是对“象”的模拟，《系辞上》说：“对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先秦哲人这种在现象中直观本质的直观思维方式，成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逻辑起点，奠定了古代思维的基本形式，制约着古代学术文化的发展方向，并影响到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传统批评术语的具象性、模糊性与多义性，作为直观思维(主要表现为把握事物现象的表象特征及其本质属性的主体性活动)的产物，既为历代批评家长期遵奉，也为广大读者所认可。 中国古代语言文字的特点对传统批评术语的形成也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汉字没有走上与大多数民族语言共同的拼音化道路，而成为对现象进行概括、模拟的象形一表意符号系统，与古代直观取象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许慎《说文解字叙》认为八卦的起源同时也是文字的起源，文字因而也具有类似“象”的特点：内涵不确定，包容性极大。这就客观上限制了语言文字在数量上的膨胀，“古者字极简，……字简则取义自广。统此一字，随所用而别。熟绎上下文，涵咏以求其立言之指，则差别毕见矣”。尚简不仅是文字的固有特点，而且是使用汉字的文人的习惯，刘大槐《论文偶记》云：“文贵简”，“简为文章尽境”。字简和尚简的语言表达习惯制约着术语概念的精确。西方哲人，力图弄清术语内涵不同层次的逻辑关系，力图区分不同术语之间的界限，其结果是术语增生，而中国古代哲人则不作此种区分，“统此一字，随所用而别’。 一定的时代和社会都拥有只属于自己的文化环境，对于既定文化传统，批评家没有选择的余地，也无法抗拒它的渗透力，只能被刻上历史文化的印记。中国古代直观取象的思维方式，形成的概念术语笼统含糊，缺乏明确定义，这明显的不利于科学的发展，因为术语概念是人们进行科学研究的符号工具和理论思维成果的物化形式。任何一种理论体系的建构，都要以内涵和外延明确的术语概念为前提。 但是，文学批评不同于文学研究，文学批评既带有科学活动的特点，又是一种审美的艺术活动。因此，它方面要求批评术语有基本确定的含义，用来分析批评对象的内涵意义；另一方面，由于批评对象某些层面的性质具有不确定性(如诗意、诗味)，批评对这些因素的理解只能是一种弹性把握，“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同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为至也”，“若一切以理概之，非板则腐”(叶燮《原诗·内篇》卷五)。文学批评的对象性特点，决定了批评术语的使用不必同理论研究一样精确严密，批评家从调整自己的审美感受的需求中，才产生出动用某种理论术语的欲求。这样，一个内涵精确的概念一旦进人具体的批评实践，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只有经过模糊化弹性处理的理论概念，才能在批评中获得实际的充实的意义。哲学家理论思维中过于泛化和抽象的结论尽管内涵和外涎都很精确，却是很难和具体作品的存在形式相对应。 另外，文学批评文章读者面越广，它所起的作用越大，批评的价值就越能充分突出。文学批评不应该只在学者圈子孤芳自赏，自言自语，它更主要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批评家所使用的概念，“不应该艰深得使人望而生畏”，即使是技术性很强的科学术语，在使用时也要经过批评家的消化，使其适应文学批评的对象、性质和功能。 由此观之，中国古代批评话语系统的笼统含糊、以简驭繁的特点，尽管不利于理论学术研究，但对于文学批评和文学鉴赏来说，又往往具有其适应批评的对象、性质和功能的可取之处。它可以作为现代内涵界定清楚的各种批评学派的术语的补充，在当代批评中发挥特殊的作用。 文学批评论文:关于尚书文学批评思想探讨 论文摘要：《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零散的、宽泛的、芜杂的，有的甚至是不可靠的，这正是文学批评理论萌生之时应有的现象。然而，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亦是十分丰富的，而且其中有许多思想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本文主要探讨了尚书》中“诗言志”的思想；“言以道接”的思想；“辞尚体要”的思想和“察辞于差”的思想。 论文关键词：尚书；文学批评；诗言志；辞尚体要；探讨 《尚书》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文献总集，它记载了唐尧、虞舜、夏、商、周的各类文章，其中主要的是我们今天称之为公文的告示，此外还有大量的帝王对臣下的训导、告诫等。《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零散的、宽泛的、芜杂的，有的甚至是不可靠的，但这也正是文学批评理论萌生之时应有的现象。然而，由于《尚书》本身的状况及其文学批评思想的零散性、宽泛性和芜杂性，使得学界对其探讨与研究不多，有许多文学批评史著作甚至避而不谈。事实上，《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亦是十分丰富的，而且其中有许多思想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因此，有必要完整而充分地探讨和研究《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笔者此文仅就研习所得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诗言志”的思考 “诗言志”作为我国古代诗歌批评的纲领，最早见于《尚书·虞书·舜典》，其中记载了舜对他的臣子夔所说的关于音乐(实为诗乐舞)的一段话：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舜典》多出于传闻，被认为“大约是战国时写成的，所记舜的话自然是不可靠的”；但《舜典》系周史官所记，“诗言志”至少反映了周人的文学观。顾易生、蒋凡著《中国文学通史·先秦两汉卷》指出，“诗言志”应有较早的渊源，并引《左传嚷公二十七年》中的“诗以言志”以证之。《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了“郑伯享赵孟于垂陇”，诸子赋诗言志的事件，其云：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日：“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日：“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床第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子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日：“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赵孟日：“武请受其卒章。”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日：“吾子之惠也。”印段赋蟋蟀》，赵孟日：“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日：“‘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卒享。 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谓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谓矣。”文子日：“其余皆数世之主也。子展其后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乐而不荒。乐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后亡，不亦可乎?” 这是赋诗言志的真实写照，并展示其言志之后的结果。而其中赵文子所说的“诗以言志”历来被看作是“诗言志”思想的最早记载。不过，从赵文子所说的话来看，“诗言志”的说法在他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因此，赵文子不应该是最早提出“诗言志”思想的人。那么，在我们目前无法证明《舜典》的记载者所记非实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认为舜是最早提出“诗言志”的人，《尚书》是最早记载“诗言志”思想的典籍。 关于“诗言志”的内涵，许慎《说文解字》云，“诗，志也，志发于言。从‘言’，‘寺’声”，将“诗”解释为“志”，诗与志一体。杨树达在《释诗》中说： “‘志’字从‘心’，声。”闻一多的《歌与诗》在谈到“诗言志”的时候指出：“志有三个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这里的“怀抱”不仅指志意，而且与情感相关了。孔颖达《礼记正义》云：“此六志《礼记》谓之‘六情’。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朱自清《诗言志辨》在引用了上述三段材料之后指出，“情和意都指怀抱而言”，又指出，在先秦文献中，“这种怀抱是与‘礼’分不开的，也就是与政治、教化分不开的”。其实，对“诗言志”的理解不仅要从其自身词义解析与引申入手，还应该考虑到其后舜所提出的“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歌永言”即“歌永其义以长其言”，(《尚书孔传》)也就是“歌通过延长诗的语言，徐徐泳唱，以突出诗的意义”；“声依永，律和声”即“依声律以和乐”，(《尚书孔传》)也就是“声音的高低又和长言相配合”，“律吕用来调和歌声”。由此可见，这三者作者都是从形式表达的角度思考的，无论是歌延长诗的语言，声音与延长的语言相配合，还是运用律吕来调和歌声，其着眼点都在形式，那么，“诗言志”也就不仅具有“诗以言志”、“赋诗言志”的内涵，而且还表明了诗作为志的表达形式，其文本形态是语言，诗要运用语言来形成，并通过语言来表达志向。语言是诗与志的中介，又是诗的存在形式。闻一多对“志”的三个解释中虽然偏重于“怀抱”，但“记录”其实也是“诗言志”一个意义取向，诗用语言来记载亦应包含在“诗言志”的内涵之中。 因此，“诗言志”中已经隐含了对文学本质的揭示。这说明，先秦时期尽管诗还不是独立的文学形态，但是对诗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点认识还是十分清楚的，进而对“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现代文学理论的基本命题也有所认识。 二、关于语言表达的要求 《尚书》中十分重视语言表达，把语言表达同“道”联系起来，要求语言表达要以“道”为准，并体现“道”的要义。《尚书》中对语言表达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言以道接 “言以道接”是《尚书》对言语表达所提出的一个具体要求。《尚书·周书·旅獒》云：不役耳目，百度惟贞。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志以道宁，言以道接。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 不贵异贱用物，民乃足“志以道宁，言以道接”所揭示的是“志”、“言”、“道”之间的关系，孔氏传云：“在心为志，发气为言，皆以道为本。故君子勤道。”在《尚书》及传的作者看来，“志”与“言”是内与外的关系，存在于心中的是“志”，而表达出来的就是“言”，而制约这二者形成的则是“道”。“道”在《尚书》中往往被看作是客观事物的内在条理，看作是正义的社会规范，如《尚书·虞书·大禹谟》中说：“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睇百姓从己之欲。”再如《尚书·夏书·五子之歌》中说：“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底灭亡。”所以，“志”与“言”都必须用“道”来规范，这样看来，“道”就成了“志”与“言”的客观标准，无论是“志”的形成，还是“言”的组合，都要根据“道”的要求进行。那么，从“言以道接”的角度看，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言语表达的规则，言语表达要以“道”要求为基准，否则，就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另一方面，对于语言的评价，也要根据“道”的准则进行。《尚书·商书·太甲下》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 “逆于汝心”即与你心中所想相背离，孔氏传云：“人以言睇违汝心，必以道义求其意，勿拒逆之。”“逊于汝志”即顺从你的思想意志，孔氏传云：“逊，顺也。言顺汝心，必以非道察之，勿以自臧。”在《尚书》及传的作者看来，对于人们的言论要以“道”的尺度进行评判，并要从相反的角度加以思考，如果有与你心中所想相背离的言论，你要从其合于道的角度进行思想，不要轻易加以拒绝；如果有与你的思想意志相一致的言论，则要从其不合于道的角度进行思想，不要轻易地肯定。总之，要以“道”的标准来评判人们的言论，而不是以个人的好恶来进行评判，这是因为个人的好恶是一种偏见，如果以此来评判人们的言论，则很难分辨言论的真伪。 这依然是“言以道接”思想的一种表现。 (二)。辞尚体要” “辞尚体要”是《尚书》对言语表达提出的另一个要求。《尚书·周书·毕命》云： 王日：“呜呼!父师，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别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瘅恶，树之风声。弗率训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画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不惟好异。商俗靡靡，利口惟贤，余风未殄公其念哉!” “辞尚体要”是要求言语表达要体现“道”之要义，若有异于“道”之要义，则君子所不好也。孔氏传云：“政以仁义为常，辞以理实为要，故贵尚之。若异于先王，君子所不好。”“理实”即客观事物的实际道理，也就是“道”，先王所施行的亦是“道”。这实际上反映了儒家的文学观。《论语·卫灵公》云： 子日：“道不同，不相为谋。” 子曰：“辞达而已矣。” 辞之所要达到的即是“道”，即“道不同，不相为谋”的“道”。孔子之所谓“道”即仁，诚如有子所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而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这与“辞尚体要”的思想是一致的。 如果从客观的角度看，“辞尚体要”也反映了文章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作为文章形式要素的“辞”应该完整准确地表现文章的内容“要”，这里，“要”是重要的，是作者所要突出的核心，亦是全篇内容的核心，“辞”是为“体要”服务的，它的基本功能就是“体要”。这一思想对后世文论影响很大，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就坚持了这一思想。《文心雕龙》中有三处提到“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的思想，如《文心雕龙·征圣》篇云： 是以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易称“辨物正言，断辞则备”，(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故知正言所以立辩，体要所以成辞辞成无好异之尤，辩立有断辞之义。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圣人之文章，亦可见也．。 刘勰在这里具体阐述了“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的思想，指出“体要”是“成辞”的关键，只要依据“体要”而“成辞”，则“辞成无好异之尤”。圣人文章对文学创作的指导意义也就由此而生。 (三)“察辞于差 “察辞于差”是《尚书》中对语言表达提出的又一要求。《尚书·周书·吕刑》中说： 上下比罪，无僭乱辞，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审克之!上刑适轻，下服；下刑适重，上服。轻重诸罚有权。开J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罚惩非死，人极于病。非佞折狱，惟良折狱，罔非在中。察辞于差，非从惟从。哀敬折狱，明启刑书胥占，成庶中正其刑其罚，其审克之。 狱成而孚，输而孚。其刑上备，有并两刑“察辞于差”的观点是在阐述刑罚判断的思想中提出来的，其意思是于差错中考察其辞的真伪，从而判断实情所在。孔氏传云：“察囚辞，其难在于差错，非从其伪辞，惟从其本情。”“察辞于差”的思想虽然来自“察囚辞”，亦可推向对一般文章及文学作品的语言考察，通过对其语言表达的考察来判定其情感表达及内容表述的真伪。语言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工具，是文学作品创造形象、表达情感、表述内容的主要手段，语言运用得如何直接影响文学创作的成败。在文学创作中，作家如果创作了内容不真实、情感不健康的作品，往往可以通过对其语言的分析而找出差错所在。另一方面，语言同思想是一致，思想如何，往往会通过语言表达出来，这即是孟子所说的“诚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孟子·公孙丑上》)的“知言”思想。由此可知，“察辞于差”思想的关键在于通过语言考察而深入地了解和把握作者深刻的思想情感和作品的深刻内涵。 《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十分丰富的，尽管其中有些内容并不十分可靠，但总体上还是通过反映我国上古时期的思想文化发展状况的。通过对《尚书》中文学批评思想的探讨，我们或可进一步探索我国文学批评思想萌芽时期文学批评思想的体情况。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虽然是零散的、宽泛的和芜杂的，但其基本思想已经萌生，并对后世文学批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作进一步的探讨，以丰富我国先秦时期文学批评思想体系。 文学批评论文:新时期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在新时期所有的文学批评中女性主义批评具有独特的生命力。没有一种批评能够像它那样贴近生存本体论的关注。作为人类的一半──母亲、妻子、女儿，女性不但是女性自身说不完的话题，也是男性说不完的话题。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女性问题就永远会成为一个讨论的焦点。用不着作任何一点夸张，女性的生存质量直接关系到整个人类的生存质量。正因为如此，从八十年代初关于它的话头一提起，一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兴致勃勃地探讨它，不断地深化它。在本章设置的批评题目中，没有一种的资料──从论文到专著──在丰富性上可以跟它比肩。仅仅梳理新时期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脉络的论文就有数十种。而且耕耘者不只是女性作家、学者，还有相当数量的知名度较高的男性批评家。这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便利条件，也给我们设置了难以超越的高度。我们只能放宽对自己的要求，作一次简单的描述。考虑到对女性主义批评的历时性研究文章较多，一些明显的演进轨迹已被说清，我们这里准备从共时性角度展开思考，抽释出女性主义批评的模式化特点。又考虑到女性主义批评主要是女性自身的话语，所以尽管男性批评家有不少精彩的发言，我们还是以女性批评文本作为评论的对象。 一、打开一个美丽、富有创造力的世界 文学如同人类历史一样，其实是男人和女人共同创造的。亚当和夏娃的同一性书写造就了人类的未来，也造就了组成一体的爱情、婚姻、家庭的文化模式。 但是由于野蛮人遗留下来的价值观长期地支配人的意识。所以女性在创造人类历史和文化的作用反而被忽略了。男人无端的成为历史的唯一主宰，并且自我编撰着第一创造者的神话。 进入现代社会后，男女平等的观念虽然被提出，但由于女性的社会实践历史的有限性、女性自我话语形成的艰难性，女性的作用仍然处在被遮敝状态。直到西方女权主义运动蓬勃兴起，她们找到了自己的意识、语言及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包括写作，她们对历史和文化的伟大贡献才被充分揭示出来。在女权主义运动的如火如荼阶段，我们目睹到了一幅壮观的图景：“发掘妇女文学著作，描绘妇女想象力的版图，分析女性的情节结构，使妇女文学作为一个特殊的探索领域展现在世人面前。” 比之西方，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崛起稍晚。在开始还明显地缺少理论体系性。可是由于大量的成功的女性创作的出现，由于批评家们女性意识的觉醒，她们一开始就特别看重对女作家创作成就的张扬。从一九八?年到一九八二年李子云追逐着每一个女作家的脚步，留下了一篇篇关于她们的评论。她独具慧眼的文字揭示了她们独特的风格魅力和独特的艺术创造。进入她批评视野的作家后来都成为新时期文学领域里极有影响力的人物。她们有张洁、王安忆、茹志鹃、宗璞、张辛欣、张抗抗、韩蔼力、戴晴等等。一九八四年，她以《净化人的心灵》为题将这些评论结集出版，在文坛上产生了较大的震动，为女性主义批评开拓了道路。一九八六年在联邦德国召开的“现代中国文学讨论会”上，她又全面总结了中国女性文学，特别是新时期七年来女作家创作的发展。她指出新时期女作家的作品已经形成了新文学运动以来的第二次高潮，并且有两个特点：“其一，大多数女作家仍然沿袭了几十年来所惯用的超越女性意识表现社会生活的艺术方法，从选材到处理题材的立场、角度与男作家没有多少差别。其二，‘女性文学’开始兴起。有些女作家开始站在妇女立场，从自己的切身体验出发，表现了妇女的特殊问题与心态。” 对于每一个特点她都作了具体的阐释。尤其对于第二点，她作了更为详细的说明。她说：“‘女性文学’的兴起也是中国大陆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这是一九七九年以后中国女作家创作中的一个新的特点。几十年来带有女性特色的作品被指责为消极、颓废、情调不健康，因而几近绝迹。一九七九年张洁发表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冲破这一禁区之后，这一类型的作品有增无已。” 李子云深刻挖掘了这类文学作品产生的社会原因及性别原因：“几千年沿袭下来的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世俗偏见，维护男性利益的道德规范，在家庭范围内从家务劳动的不合理的承担到性方面的不平等关系，等等。有些习俗相当落后甚至野蛮。” 李子云还细致地辩识了女性文学伸展的两个维度。一是“呼吁真正爱情的出现，申诉不幸的婚姻带给妇女的痛苦，要求婚姻自由，其中包括正当的离婚权等等。”一是“如何保证男女两性在发展各自事业的平等权利和如何进一步实现男女两性在人格上的平等。” 她热情地肯定了张洁、张辛欣、张抗抗等女作家在处理以爱情、婚姻为题材的作品时流露出来的对女性“被占有、被抛开、被遗弃”的命运的不满乃至反抗情绪。认为她们提出了人类文明不能不给予足够重视的重大问题。 新时期另一个较早关注女性文学创作的批评家吴黛英更为全面地描述了女性作家在审美领域的突出贡献。比如“女作家一般来说比较喜欢并擅长于写‘小题材’、‘小人物’和‘小事件’”。还有“偏重于主观情感的抒发，特别擅长于描写女性的感情活动”。再有呈示着“美丽纯净而又宁静的新境界”。最后富于“纤细柔和”的美。 吴黛英批评的价值不单单表现在她对女性文学的审美品格的挖掘，更在于她引入了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视点，说明女性文学审美品格产生的必然性。吴黛英认为，女性“独特的心灵敏感区和艺术天地，主要是由女性独特的生活视野和心理视野决定的。” 例如“国外心理学家曾对男女两性在梦境内容上的差异作过统计和研究。结果证明，女性在梦中的视野小于男性。女性的梦多数发生于熟悉的室内环境中，男性的梦多数陌生、奇异、而且多在室外发生。而且，女性在梦中的活动规模也小于男性。”“这决定男女作家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女作家们完全可以扬长避短，走一条适合自己艺术个性的创作道路，”即“通过细小平凡的题材，从一个侧面来把握和反映时代的脉搏。” 从一粒砂中看世界，于半瓣花上说人情，这是女性独有的优势，这个优势并非每个男作家都能够做到的。又如，就注重情感来说，女性同样胜过男性。她引用瑞士心理学家云恩的话来作证实：“若就情感无可争辩地是女性心理学的一个比思维更加明显的特殊性来说，最显著的情感型，也是发现于女子之中的。我能想到的这种类型的事例，几乎没有例外，都是妇女。” 同时她又以苏联心理学家科恩的研究作为佐证：“他……发现女青年的日记中，自我描述比较主观，基本上是谈过去体验过的感情；而男青年的自我描述比较着重活动，重点在于表现新的兴趣和活动种类等等。” 女作家的心理特点决定她们的作品在情感上更为丰富、细腻，尤其新时期女作家的作品以情感人，“给文苑吹来了一股温馨的和风，使刚刚从紧张动荡的政治生活中解脱出来的广大读者感到了一种精神的抚慰，获得了心理的平衡。” 吴黛英的某些观点未必能赢得我们的全部赞同。但是她这种札实、严谨的学风却十分令人称道。和那些为女性主义而女性主义的文章相比，即使到今天也能给人更多的启发。 对新时期女性文学给出较高评价的还有许多批评家。她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带着感佩、骄傲、自豪的语调来谈论姐妹们的创作。间或还让人感到，有些人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快垒──向男人世界发出冲击和挑战。她们似乎不是在描述文学，而是在炫耀女性的自我、女性世界的美、女性的才能、女性的创造力。像金燕玉对田野、陆文婷、金鹿儿、岑朗等美好女性形象的复现，简直就像一首首诗，引人无限赞叹，无限神往。 有时我们还能从这些批评中读出一种女性的自恋。这种自恋使她们相信，女性作家是描写和表达女性心灵、愿望不可动摇的权威。任何异性都不要闯入这个领地，冒犯她们、歪曲她们。徐坤就曾对张宇进行过“温良”的颠覆，同时向下个世纪的男性书写者发出了警报。 在张扬女作家创作的过程中，还有一种热闹的景象，就是广泛挖掘从古代到现代所有女性作家的创作。这里有李小江的《夏娃的探索》、刘思谦的《“娜拉”言说》、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等等。 二、挑战：对准男权文化 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和男权文化给女性心灵造成了巨大的创痛，以至在她们的内心里积淀起对男人的仇恨。这种仇恨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代代相传地留给了后代女性，使她们在遭逢不幸的时候自然而然地暴发出来。而与她们感同身受的作家也就很容易在这种基础上通过自己的作品对男权文化进行起诉和抗议。这种起诉和抗议经常能够在女性主义批评家那里获得反响和回应。 或许也是许多女性主义批评家和李子云保持同样认识的缘故，她们一般说来总爱把自身的不幸原因归到男性身上。李子云的话是这样说的：“在中国已经实现了法律上的男女平等。妇女逐步获得与男子同等的就业权，受教育权以至参政权。中国城市妇女就业率可能在全世界位居前列，而且实现了男女同工同酬。妇女参与社会工作、社会活动，并且具有同样的社会责任感。” 李子云在国外发表的这番话究竟出于本心还是策略性语言，我们不好揣测，不过它基本上支配了几乎所有女性主义批评家的思维运转方向。那就是对准男权文化表达女性要求解放、平等和自由的呼声。而张洁的《方舟》、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是她们抨击男权文化的典型文本。李子云评论说：“张洁的《方舟》……描写了三个离了婚的妇女在社会上为个人事业奔走的‘苦难的历程’。在当前中国社会中，妇女很容易得到起码的工作，但谋取称心的工作并使自己的才能得到施展则很不容易。某些职业妇女即使摆脱了家庭的大男子主义，却摆脱不掉社会上的以男子为中心的轻视妇女的思想。……更令人苦恼的是，她们还得耗费一定的精力来应付某些男子视女子为享乐对象的轻簿态度……张洁的《方舟》多方面地表现了妇女在争取女性尊严和实现自身价值时所经受的种种磨难，而这些磨难几乎使她们频于心力交瘁的地步。” 王绯以同样的价值尺度及相近的语言揭示王安忆《小城之恋》的内含。她认为“力之于男性总是侵略的、进取的、自私的；男性即使沉溺在最无廉耻的贪欲和肮脏的欢情之中，亦能完整地保持住一个原本的自己”，“女人却必须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用一整个身体独自去承担那‘罪孽’，被损害的最终是女人。” 她高度赞赏王安忆在《小城之恋》里对女性所特有的“母性博大无私”的描写，对男性卑微渺小的讽喻，说这是一个女作家才可能有的对人生的深刻理解。李子云对《方舟》的评论只是小说意义的一个方面；王绯对《小城之恋》的剖析只是小说表层的内容，实际上两个文本都还有更深的东西值得我们思索。但从她们的关注点来看，我们能够触摸到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一般特征。 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在初始阶段并无深厚的理论背景。所以她们对男权文化的批判，言词不很激烈，态度还比较温和。从一九八八年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被介绍过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西方女权主义的政治色彩被洗净，而对男权文化的批判好像让她们找到了理论上的支撑点，所以一时激烈起来。一九八九年在《上海文论》关于女性主义批评的专号上，王绯鲜明地举起了反父权、反男权的旗帜。她宣告：“自从人类文化转向以父权为中心，便把许多残忍的清规戒律只施加于妇女身上，这便注定了永世的夏娃们特别的不幸。父权文化在推进文明进步的同时所留下的罪恶，突出地表现为对女性的戕害。……我认为，创作和批评一旦冠之于女权的时候，便意味着它们的目的首先在于解构父权文化之于罪孽，伸张长期被压抑的女性人权，其次才是文学和批评自身。” 这里的“父权”只是“男权”的别名。王绯借戴晴《中国女性系列》报告文学所讨罚的都是男性的现实问题。比如她猛烈地抨击男性的“处女膜”情结，说“对处女的嗜好在本质上是男性的嗜好，男性的观念。……对于女子的贞操从行为、观念集中到生殖器官上的苛求，造成了两性对抗于文化中心的状态。中国女性正是从这时开始，在父权文化中受到难以测度的摧残。” 戴晴的《幼年即遭强暴》写得触目惊心，其对人们的陋见、习俗的批判入木三分。王绯对男人们狭隘的“处女膜”情结的批判，也非常富有力度。然而对于她忽略了男人要求女人“纯情”的合理性一面，宽容地对待女性“多男子”方式的说法，却难以苟同。由此可以看出反男权主义背后的一个意识走向：蔑视男权、否弃男权而独尊女权。 这种反男权话语到九十年代更加极端。它从两个方面展开。第一解构男权文化模式，清除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描写。因为在女性主义批评家看来，所有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描写完全是对女性的歪曲、亵渎、糟踏。徐坤比较绝对。通过小说《游行》女主人公几次性经历的失望，她宣判了男人的卑鄙、无能和死亡。又通过《从此越来越明亮》的理性言说表示“不再反串什么男性叙述者，把那伪装和铠甲全部揭去”。到《狗日的足球》，她发明了女性自己的诅咒男人的语言“狗日的足球”。这还不够，回应西方女权主义者对斯丹达尔、克劳代尔、劳伦斯、布列东的颠覆，她无情地解构中国的男性作家，企图从女性主义角度宣判他们价值的丧失。在《双调夜行船》里她把张贤亮、贾平凹、莫言、张宇尽收眼底，随后一个个拆除。她认为，这些男性作家都是在“男性躯体修辞学”的支配下写女人的。张贤亮把女人当作了男人受难时的肉体安慰。贾平凹把女人当作了玩物及生殖器展览的理想对象。莫言（在《丰乳肥臀》中）把女人当成性亢进的摹本。最不可饶恕的是张宇，他的《疼痛与抚摸》篇幅不长，“却富含了所有男权视阈下的女性躯体修辞学符码：渴望强奸、受虐情结、恋物癖、偷情、、裸体游行、反抗、自杀、一妻多夫的‘三人行’……作者想藉由这些，……来完成一部对循环往复生生不息苦难历史的揭示和抒写。然而……在没有进行充分的男权自我反思之前，任何一种居高临下的‘大男子主义’的体恤都可能使书写者本身滑入性别歧视的误区。” 徐坤抓住张宇的一个叙述句“水家的女人都活得很苦很贱”，说，一个“贱”字一下子暴露了他歧视女性的立场。有鉴于此，徐坤对张宇及下个世纪男权书写者发出警告，否则她似乎会有更大的颠覆。 九十年代的女性主义批评在反男权文化模式上走向的第二个极端是逃离男性或放逐男性。在传统文化秩序中女性的生存目标一直被写成“寻找男性”。包括张辛欣的女主人公们在内“时时渴望着寻找她们的另一半及感情最后的停泊地。” 但是九十年代的女作家和批评家从传统的文化指认中超越出来，毅然绝然地表示可以抛开男性。这种情形非常像富有思辩理性的批评家陈虹所描述的那样：“女性主义由于有父权制这个共同的靶子，因而它超越了种族、阶级、社会制度等的差异，建立了基于男女性差别的性别路线，这种性别路线号召每一个妇女从家庭与男人的关系中分离出来，强调妇女间形成姊妹情谊。激进的女性主义者们甚至使用‘同性恋’来描述与强调妇女间的姊妹情谊。” 对于女性否弃男人的意识刘慧英简直视为绝对律令。并将其与尼采宣布的“上帝死了”相比肩。她说：“在几千年的男权社会中，男人在女人心目中的地位犹如上帝在人们心中一样，是绝对权威的象征──女人必须崇拜、服从和依附于男人，女人对男人的背叛或忤逆被看作与亵渎上帝同样是严重的不轨。男人是女人的上帝，失却男人对男权社会中的女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将新时期女性文学对‘男子汉’的否定与尼采的这一真知灼见相提并论。它们有着同一种精神，就是勇于彻底推翻自身依附的精神支柱，从而使自身面临一种孤独无援的境地进行更为自由的生存选择。”她还认为这是女性“自立的现实举动”，“标志着女人性……走向新生” 。这不仅仅是理论申张，更是一些作家的创作实践。林白、陈染、海男都有回到母系血统，回到女性姐妹怀抱的描写。关此，我们将在后面论述。 三、解放与自由：归入感官写作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归根结底是要求女性自身的解放与自由。这一目标从一始就很明确，到后来愈加彰显。但由于社会环境、伦理观念和思想解放程度等等的限制，在不同阶段她们对解放和自由的内容限定也不同。当女权主义尚未传入中国、“主义”两字也没有作为女性的后缀而出现时，解放和自由，大致是要求有爱的权利、发展事业的权利，稍后还有“寻求自我”、“实现自我”的权利。诚如李小江所言：“‘寻找自我’是女性艺术创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也可以说是最基本的母题。它来自生活，源出于女人的历史……正因为女人无史，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没有社会地位、没有独立的人格价值，才使得‘寻找自我’成为女人精神探索的前提。” “寻找自我”是个很现代的概念，把它说成是“母题”，显然并不合适。但正是这一强硬的表达，反映了特定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解放和自由的要求上的激进色彩。那时张洁的《方舟》、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都获得了新的肯定性的阐释。自然，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被认为是表达了女性寻找自我的经典文本。再稍后，伴随着西方女权主义的渗透，还有对父权制文化──男权文化的批判，她们对解放和自由的要求更进一步了。所说进一步，即人身的彻底解放──爱可以不受男权的干涉、自由进行。换个说法是，在一些作家的创作中，女性在爱情选择中的多恋应当被看作是正常的，多变也应当被看作是正常的。由于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或者说由于女性主义从后现论中吸取营养，此时的批评已不大关注女性的社会成功。这些往往被当成旧话语、属于伟大而堂皇的叙述。在删除了女性追求的社会维度之后，又赶上商业文化、享乐主义文化勃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给解放和自由增添了更新的内容，叫私人化写作，亦称感官化写作、肉身化写作。 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在走上自觉阶段后努力向西方女权主义靠拢。除了女权主义的政治色采不予吸收外，其他许多方面都加以实践，以争得同步发展。关于感官化写作亦如此。感官化写作在西方也叫“躯体写作”。西方的女权主主者认为，女性从自身经历出发进行写作，应该也有权写自己的性感受。运用这种躯体语言写作不但不是罪过，反而能真实地揭示女性世界的秘密。迪迪安指出：“性力量不过是一种压迫人的神话，不再令人恐惧；因为我们从一个女人把一场后婚姻恋爱视为被解放与解放的描述中得知，性关系实际等同于‘说俏皮话的欢笑’及‘躺在一起，而后跳起来去弹唱整本的芝麻歌曲集’” 。中国女作家林白、陈染、海男是感官写作的大胆实践者。陈虹指出：“执著于表现女人及女人性经验是林白一贯的创作主旨。……林白……毫不留情地揪着我们，让我们看她从历史深处和神密黑洞打捞起来的女性及女性经验，女性同性恋、手淫、性感觉……而这些是从来没有以女性视角中的内容物出现于历史地表之上的，它们隐于历史的幽深处，晦暗不明，现在林白让它们浮出了历史地表。”“与林白相比，当代文学中另一个女性主义者海男更无视既存的道德秩序和价值体系，她只听从来自女性生命深处那种神秘的召唤，……，着迷于其内心纯粹的女性欲望。” 陈虹还特别揭示了海男文本的一个模式，就是从爱情上的无穷逃亡，又无穷地逃到爱情。对死亡的恐惧、对衰老的恐惧、对虚无的恐惧使海男的女主人公疯狂地占有爱情、享受爱情，企图用这种方式化解恐惧、驱散恐惧。然而爱情的失望又加剧了她的恐惧，于是她出逃。可是出逃之后寻找不到消除恐惧的方式，她于是又寻找爱情。如此周而复始，形成了恶性循环。有的女性主义批评家赞扬海男写出了生命本体的困境，然而我们看到的精神内核却是性欲的贪婪。只是为了遮蔽它的不雅，批评家给它罩上了宏大叙事的光圈。这种伪饰与她们主张大胆、坦率地抒写肉体感受的语言形成了悖论。 解放和自由的内含不只是指两性间的交欢无拘无束，还指同性恋能获得广阔的天地。九十年代的另类作家林白、陈染、海男、徐坤、徐小斌、卫慧、棉棉无不把笔墨伸入到这个领域。她们打破了几千年来由男性的性征垄断所造成的沉默，把女性同性恋的“温柔”、“温婉”的感觉传导给读者世界。戴锦华曾以“姐妹之邦”为题阐释陈染此类写作的意义。她说，陈染的世界“渐次成了一个女人的世界。其间有绝望、有温情、有获救的可能，姐妹之邦开始被构想为一个归所，而不是一个少女生涯的过渡”。这种姐妹情谊超出恋母带给人的愉快。在《凡墙都是门》里“雨若成了‘我’与‘母亲’共同的朋友，是她再度带来这一女人世界的温情与和谐，并且支撑着一个美好的女人之家的畅想。” 陈染和林白、海男、徐坤等一样，被认为是有女性主义自觉意识的作家。正因为如此，戴锦华联系她的写作主张进一步指明这种“女性情谊”的抒写意义：质疑男权、超越男权；它“已不再是在于某种‘解放’与‘平等’的幻觉，基于某种花木兰式的情境与心境，”而“是反抗与解放的强音” 。作为作家，同时也是批评家的徐坤非常赞同戴锦华的阐释，并在关于母女恋、姐妹恋的宏观研究论文中强化了这种写作的意义。她引用戴锦华的话说：“女性写作是一种包含了很多可能性的，具有无限空间的文化的尝试，可以叫做一种文化的探险。这种体现的意义在于，把长期以来没有机会得到表达的经验、视点、对社会的加入、对生活的观察，书写出来。而且我相信这种女性写作还能包涵某些传统男性写作所不能达到的空间，具有更多样的可能性。” 随后补充道：“女性本文以其美学及其诗意上的巨大而鲜明的隐喻性，能动地穿透当下的生活，仿佛是在明处，又仿佛是在暗中，在九十年代的历史文化长河中形成一幅‘双调夜行船’的迷人图景。” 四、认识论上的空洞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无疑是非常富于趣味的批评，即使在那些令人困惑的提法和鲜见的语言中，我们也能感受到某些真理和新的文化信息。但是，可能与它的历史不长有关，我们又分明地感到它的某些不成熟性。这些不成熟性不但表现在它因为采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结果造成了女性一元绝对论上，而且表现在它常常用理论观点强硬剪裁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的丰富性上。因而它也带来了许多认识论上的混乱和悖论。也许这也反映了女性唯意志论的一般特点。为了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能够扩展更大的空间，我们提出一些问题、作为存疑。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她们人为地割去了女性话语的社会关注维度。如果说女性的不幸命运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和男权文化统治有很大关系，那么到了五十年代后期随着“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权力话语被普遍推行后，就不可同日而语了。男权文化逐渐解体，变成了残余。它虽然还在一些地域、一些家庭起作用，但也是强弩之末。随着女性平等参政权利、平等择业权利得到了确实的保障，女性在家庭的地位也空前提高。家庭权力重心慢慢发生偏离。到现在多数家庭里男人成了“气管炎”，女人成了主宰。这种权力结构还使女性娘家受益匪浅，而男性父母反倒遭到更多的冷落。所以杜甫那句诗“信是生男恶，反是生女好”几乎成了天下父母的共识。更需要作一点社会调查的是，现在的年青夫妇，在一半以上的家庭里男人充当劳动的主角，女人养得浑身小姐气、贵族气。像张洁在《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里所写的女人，是有的。她们没有爱的权利、没有自我实现的权利。因此张洁的描写、张辛欣的描写很有意义。但是不能把这说成是两性间唯一的事实。造成这种状况的最深最远的原因是社会。当时不但女人没有爱的权力，男人也没有爱的权力。《沉重的翅膀》里的郑子云、方文煊就是被政治文化阉割的典型。说到个人的事业，女人没有过，在社会的统一安排下，男人何曾有过。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出头椽子先烂”。这种文化机制在一元化的领导体制里得到了庇护，遭受其害的往往是男人。男人较多的不驯服性、女人较多的柔顺性（也有不少靠色取媚领导的），使他们的命运向不同方向偏斜，造成了严重的“阴盛阳衰”的现象。不敢问津于社会而把矛头对准男权，颇有点像进入无物之阵，其文化颠覆的勇敢性要打上许多折扣。比起所源出的西方女权主义还颇有点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嫌疑，最后只剩下一个维度，就像一些女小说家把男人所写的那样，反男权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谋取性自由。然而如此一来，中国的女性主义就只能将女性贬入到生物性的生存状态（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偏瘫也是九十年代至今整个文化偏瘫的一种反映）。西方的女权主义也有过视男性为仇敌的偏激阶段。但多数人醒悟较早，认识到两性间的爱是无可逃避的，因而发展到新的阶段，即与男性沟通、友好交往的阶段。据《中华读书报》二??一年四月二十五日《世界图书》专栏报导，英国的女权主义老祖母莱辛等人深刻反思过去运动的偏激，坚决“反对所有打击男人的行为。”另外三个著名人物贝克维尔、韦尔登、托马斯也表示站在她的立场上，为“今日男人辩护。”中国的女性作家、批评家中王安忆、陈虹始终保持冷静、客观的认识。但愿她们的态度不再被同性所拒绝，但愿女性主义者能够思考建立“双性文化”而不是单性文化。 还有一个问题是，女性主义批评缺乏科学的理念精神和自我反思的精神。所谓缺乏科学的理念精神是指她们简单地站在女人的立场上，在反男性中心论时暗自举起了女性中心论的旗帜。从这一立场出发，从女人是仙女的先验观念出发，她们无视造成女性问题的个人因素及性别因素，把一切祸源都推到客观、推到男性文化上。这就让人感到有一种极端自恋主义文化及女性唯意志论的东西作怪。由此她们对许多问题的解释都带有片面化、带有推理和演绎的特点，缺乏说服人的力量。波伏娃的研究特别令人首肯。她一方面猛烈地轰击男权文化，另一方面又深刻地反省女性自身的弱点，比如女性好“趋时”，还颇“传统”、“保守”等等。女性身上的弱点有时是社会制度、历史文化包括男人的歧视造成的，但也有女性生理和心理上的因素。不研究女性自身的问题，不寻求克服的办法，不仅会在两性间产生是非，就是在同性间也会产生是非。那种家长里短、传闲话、眼皮浅、好忌妒、小心眼就常常招惹事端。认真分析起来，林白、陈染、海男等笔下的女主人公都有一种自我扩大症、妄想狂心理，还有一种多疑的毛病和被迫害狂症状。对她们的描写有时还能显示出独特的审美蕴味，但艺术上的偏颇和高频率的重复、模式化往往使人看上两、三部就会产生厌倦。对它们毫无挑剔地推崇不但令读者倒胃，还会对批评的有意操作产生不信任的感觉。女性的解放必须获得男性的同情、认可，就如男性的权力必须有女人的理解和支持。以意为之，甚至把病态的心理当真理不会获得通行的绿卡。这个世界就是如此，谁也不是离不开谁，谁又都不能漠视别人的意志。健康的心理是在两性之间建立起能够沟通的友好关系。中国的女性主义已经出现了不少时髦的倾向。它应该适当观照一下生活实际，再考虑今后的振飞。 最后一个问题也颇令人费解，就是中国的女权主义者缺乏自信力。她们在一些女性主义文学的研讨会上总是爱找男性批评家作中心发言或指导性发言，时至今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下属的女性文学研究部仍由男性批评家给他们当“领导”。不知作这种选择时她们是怎么想的。 文学批评论文:关于大小谢对诗歌的追求看南朝文学批评意识的演变 论文摘要：谢灵运的山水诗以求悟玄理为审美指归，其山水形象多客观性，缺乏完美的意境；谢眺则超越了单纯的悟道，追求人情美与自然美的契合，其山水形象主观情意较浓，重视意境的创造，以审美创造为指归。由此可见南朝文学批评意识从逐步淡化社会功能到追求美学价值的轨迹。 论文关键词：谢灵运；谢胱；山水诗；审美意识 在南朝文学的发展进程中，追求形式美是一以贯之的，也是格外突出的特征。“从宋初到陈末，文学发展的总体趋向是社会功能逐步淡化，而美学价值却为所有的作家所追求。”这种对“美学价值”的追求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历程。谢灵运与谢眺同为南朝著名的诗人，谢灵运结束了玄言诗，开创了山水诗的先河；谢且兆的诗风，为后来盛唐诗歌的勃兴，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从二谢的诗歌发展的历程可窥视南朝文学批评意识的变化规律。本文就谢眺山水诗对谢灵运山水诗的继承与发展来探讨南朝文学批评意识的嬗变。 东晋时期，玄言诗中的景物描写主要是为体悟玄理而服务的，它们并不具备独立的审美地位，玄学家们为了表达自己的理思而编排景物，这些景物通常是不具备有特殊性，而是抽象化的。东晋诗人还未能将具有季候色彩的山水特色很好地表现出来，有些玄言诗的山水景物的描写大同小异，玄学家甚至为了体悟玄理而组织罗列自然景物。只有到谢灵运时，山水诗才真正成为独立的一种诗歌类型，在他的山水诗中，山水景物是独立的审美客体，不再是体悟玄理的对应物，他笔下的山水是真实具体的。谢灵运对大自然十分热爱，如陈祚明说：“千古好游，无如康乐。”(《采菽堂古诗选》)，谢灵运在《游名山志并序》云：“夫衣食人生之所资，山水性分之所适”其《山居赋》日：“性情各有所便，山居是其宜也。”他在山水中获得惬意闲适的心境，达到了适性逍遥史称“灵运多想礼度，朝廷唯以文义处之，不以应实相许”，谢灵运是一个很有政治抱负的人，自视甚高，他纵游山水，一方面是为了欣赏山水，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抚慰受伤疲惫的心灵。在游览山水时，他可以暂时忘却尘世间的那些烦恼，获得心灵的平静，他深深陶醉于山水的清美当中，如： 烯裕虽凄其，授衣尚未至．感节良已深，怀古亦云思．不有千里棹，孰申百代意。远协尚子心，遥得许生计。既及冷风善，又即秋水驶．江山共开旷，云日相照媚．景夕群物清，对玩成可喜。 ——《初往新安至桐庐口》 江山胜景如画，宽阔的江面与巍峨高山的壮美开阔了诗人的胸襟，云彩和太阳在天空中自在嬉戏，多彩的天空倒映在柔波中，显得多么的甜美秀媚。诗人坐在顺风的船上欣赏着这一切，心情十分愉快。 这些景物带有令人喜悦的色彩，“媚”字用得极到好处，仿佛云和水自来亲人。山水以其明媚的色彩感染了诗人，让他只是静静地欣赏眼前的美景，忘却了红尘烦忧。谢灵运在山水景物描写中常透露出这种对山水的喜好，如：“山水有清晖，游子澹忘归。”(《石壁精舍还湖作》)这些山水就像他许久未见的朋友一样，他和山水互诉衷情。《登上戍石鼓山诗》一开头便说：“旅人心长久，忧忧自相接。故乡路遥远，川陆不可涉。”表达了他对前途的担忧，可是诗人在游览的途中还是那样兴致勃勃：“极目睐左阔，回顾眺右狭。”石鼓山的美景让他目不暇接，“白芷竞新苔，绿苹齐初叶。”他笔下的山水是那样充满着生机，“竞”、“齐”字将新春万物生长的清新烂漫形象地表达出来了，这些山水并没有因心绪不佳而染上愁苦色彩。 古人常以秋为愁，“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秋天到来，万木萧瑟，出门在外的游子，见群鸟归巢而自己仍在外飘零，不由愁思万分。谢灵运在山水诗中有不少黄昏景色的描写，但他笔下的黄昏少有落寞的情绪，如：“秋岸澄夕阴。火曼团朝露”。(《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诗人被黄昏绚烂绮丽的景色给迷住了，“澄”将秋高气爽中的美丽的彩霞与明净的湖水形象地表现出来，“团”极好地将露珠之精莹流转勾勒出来，丝毫不见有衰败气象。谢灵运在游览山水时，抛开了杂念，专注于观赏景物，并从中领悟到山水中所蕴含的大道。他诗中的山水景物是独立的审美对象，占主导地位，不是为了印证玄理而编织的。他是按照一路上所见的景色细致描绘，并没有把整个身心投入到大自然中，还没有与大自然真正地融合在一起，他把山水当作客体，他对山水的态度主要是观赏，而不是领会。因受到玄学的观物方式的影响，他的景物是客观理性的，而不是感情的载体，正如他在诗中所说的：“遗情舍尘物，贞观丘壑美。”(《述祖德诗二首》其二)、“观此遗物虑，一悟得所遣。”(《从斤竹涧越岭溪行》)“山水闲适，时遇理趣，匠心独运，少规往则”(沈德潜《古诗源》)，加之政治上的失意，他的山水诗并非以写景为目的，而是通过山水发泄心中的怨愤，因而他的山水诗常常与其理结合，拖着一条玄言的尾巴。 在谢灵运笔下，“山水自然的审美价值已具备了由低到高的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感官直觉到的愉悦；第二层次是精神的净化，主要表现为“忘忧”：第三层次是哲理上的升华，亦即谢灵运强调的悟道作用。他把这种理性的会悟和升华视作山水审美的最高境界，这似有玄言诗流弊，但谢诗“以自然风光与玄理佛旨前后呼应贯通为特征，有别于玄言诗枯燥、抽象的说教，因此，其问世令天下人耳目一新”但是，无论“娱人”，还是“忘忧”，抑或是“悟道”，都可以发现灵运是由于现实政治的倾轧、仕途的无望和险恶才转向山水的。“羁心积秋晨，晨积展游眺”(《七里濑》)，“莫辨百世后，安知干载前?且申独往意，乘月弄潺渥，恒充俄顷用，岂为古今然”(《入华子冈是麻源第三谷》)，“裹粮杖轻策，怀迟上幽室。行源径转远，距陆情未毕。……颐阿竟何端，寂寂寄抱一，恬如既己交，缮性自此出”(《登永嘉绿嶂山》)。凡此种种，在他的山水诗中迭出不穷。谢灵运写作山水诗的目的是要借山水体悟玄理。当然我们不能苛求谢灵运，他的山水诗也毕竟刚刚脱胎于玄言诗，况且他还是一个精通玄言、佛理、《易经》、《楚辞》的大学者，老庄哲学中重精神、轻物质及贵道贱迹的内容也是他思想的真实体现。正如王瑶在《玄言·山水·田园——论东晋诗》一文中说：“由玄言诗到山水诗的变迁，所谓‘老庄告退而山水方滋，，并不是诗人们地思想和对宇宙人生认识的变迁，而只是一种导体，一种题材的变迁。 齐梁时期，“性情”成为人们追求的价值标准，表达感情成为诗歌创作的自觉追求。钟嵘《诗品序》强调“吟咏性情”；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强调“文章者，盖性情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在这种时代风气下，谢且兆的山水诗，完全摆脱了玄言诗的影响，更多地以山水见性情，抒写个人身世感怀。如《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中写道：“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徒念关山近，终知返路长。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苍苍。引领见京室，宫雉正相望”，“常恐鹰隼击，时菊委严霜。寄言尉罗者，寥廓已高翔。”他不像谢灵运那样，以故作超脱的姿态从山水中寻求哲理的满足和解放，而是以审美的态度在山水中寻求心灵的契合，以寄托自己的忧惧愁怅。一个要寻找解脱现世烦恼的理，一个要寄托现世愁怅之情，这里便有了理趣和情趣之分。因而谢眺“继承了谢灵运山水诗细致、清新的特点，但又不同于谢灵运那种对山水景物作客观描摹的手法，而是通过山水景物的描写来抒发情感意趣，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地步”(《袁行霈，罗宗强《中国文学史》第二卷l25页》)。在他的山水诗中把描写景物和抒发感情自然地结合起来。他浮沉于政治旋涡之中，目睹仕途的险恶和现实的黑暗，因此常常通过对景物的描写，表现出对于宦途的忧惧和人生的苦闷。 谢眺是以一种朝隐的态度来欣赏风景，以怡然自得的心情来欣赏自然，所以即使是在办公时间，谢跳也有闲情来欣赏窗外美好的景色，如：“案犊时闲暇，偶坐观卉木。”(《冬日晚郡事隙》)、“昧旦多纷喧，日晏未逞舍。落日余清阴，高枕东窗下。”(《落日怅望》)正如王瑶所说：“(谢胱)他写山水，也写都邑；既写仕宦，也慕栖遁；而且在两者间找到了妥协。这妥协，就是虽然身居都邑，从于仕宦，但仍可领略山水栖遁之趣。小谢屏弃了公务的烦俗，透露出悠然自得，如：紫殿肃阴阴，彤庭赫宏敞。风动万年枝，日华承露掌。玲珑结绮钱，深沈映朱网。红药当阶翻，苍苔依砌上。兹言翔凤池，鸣佩多清响。信美非吾室，中园思偃仰。朋情以郁陶．春物方骀荡。安得凌风翰，聊恣山泉赏。 ——《直中书省》 诗人曾经担任过中书郎，这是清闲的高职。天气清和，春光明媚，房间内肃静清冷，窗外阳光灿烂，东风摇荡着万年枝，金色的阳光照耀，仿佛仙人掌都特意展开了手心来承接着这美好的春意。台阶边上是大朵的芍药骄傲绽放，红艳欲滴，仿佛都要翻到台阶上了，台阶上则是绿苔日日不息地生长，一步步往上爬着，虽然缓慢却能持久。一“翻”字形容出芍药的烂漫绚丽，而“砌”字则写活了青苔的幽密苍翠，一动一静，一红一绿，色彩极为绮丽。诗人看着这浓郁的春光，心情十分舒畅，仿佛整个身心已飞出中书省，漫步在华妙奇艳的大自然中。谢且兆深深陶醉于自然给他带来的美感享受，花开花落的季节里，他欣赏着余花的轻扬，落日时分，他沉迷于不断变幻着颜色的天空，彩霞满天里，他凝眸着澄静的江水。他将自己融入了自然，自然就像是他久未相见的朋友，他用心细赏着山水，而山水也回报他清美的姿态。年华暗换，人世几回，不变的是清秀可喜的山水，还有走入山水中得到的那种不可言说的悠然兴会。 小谢生当门阀贵族衰落之势已成定局的南齐，其精神气度己不像灵运那样矜持得近乎狂傲，他把用世之心收拾起来，转向个人审美体验的自由表现。他用自己萧散而灵秀的气质去感知和欣赏自然风物，在他眼里，山水风物都不是没有生命的冷漠的东西，而是通了人性的、与他同样深情的灵物。如《送江兵曹檀主薄朱孝廉还上国》，诗中香风、鲜花、小鸟似在展示自己的魅力以挽留即将远去的友朋，它们与小谢的感情可谓息息相通，有着无限的情韵。与大谢相比，小谢同样认识到山水娱人、忘忧、悟道的审美功能，但大谢以求悟玄理为审美指归，小谢则超越了单纯的悟道，以人情美与自然美的契合为基础，创作具备情、景、理交融的意境美的山水诗，从而达到了以审美创造为指归的境界。 罗宗强说：“文化的发展过程当然是非常复杂的，它各个环节的前后衔接，有时几乎找不到明显界限。以玄对山水，和以审美的眼光对山水这两种态度之间也没有一个截然的标志，只不过侧重点的变化而己。在侧重点的变化中间，它往往是并存的。整个南朝山水诗创作便体现了这一过程，刘宋时期的山水诗为初始时期，还受到玄学的很大影响，士人在观照山水时，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玄对山水，把山水当作体玄悟道的客观物。随着玄学影响的逐渐消释，士人们以朝隐的态度来欣赏山水，山水不再是体悟玄理的媒介，而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他们由以玄对山水逐渐转到以审美看山水，无需进入深山老林里，在自家的庭园里便能欣赏山水、享受自然，南朝山水诗人对山水的态度逐渐由以玄对山水逐渐转向以审美对山水。 大、小谢与山水在文学层面上的异同及继承发展关系若提高到哲学的层面来观照，也许可以这样说，大谢玄悟了自我，小谢则消融了自我，大谢以求悟玄理为审美指归，小谢则超越了单纯的悟道，以人情美与自然美的契合为基础，创作具备情、景、理交融的意境美的山水诗，从而达到了以审美创造为审美指归的境界。从重“道”到重“情”，从感悟玄理到审美刨造，这是山水审美意识趋于成熟的标志，也是南朝文学批评意识的嬗变的具体体现。 文学批评论文:试论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 论文摘要：比较是确定事物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是比较文学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比较文学的研究趋向是在民族文化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关系，在世界文化的范围中寻觅思维本质的共性，它是辩证思维方式与方法论的结合；比较文学作为文学研究，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影响研究与社会历史批评，平行研究与新批评、符号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接受美学、女性主义批评、文化批判等无不渗透着比较文学思维特性。重视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论，是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不容小觑。 论文关键词：比较文学；文学批评；方法论；意义 在大学中文专业本科教学中，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分属两个不同的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归于外国文学学科领域，而文学批评则是文艺学中与文学理论、文学史共同构筑“三足鼎立”基本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不争的共识是：“‘比较文学’中的‘文学’，单指文学研究而言，不包括文学创作。所以，比较文学属于文学研究。是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明确了这一点也就明确了比较文学的学科归属和基本属性。比较文学也就有了质的规定；而文学批评是一种以文学欣赏为前提、以文学理论为指导、以各种具体的文学现象为对象的研究、评价活动。既然如此．比较文学就应该是文学批评的重要内容；而比较文学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学界对于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探讨，更多地是分而论之，对两者的天然联系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尽管乐黛云、陈悖等比较文学界的前辈都不失时机地强调比较文学与文学研究的融通，并呼吁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拓展，但未能引起批评界应有的响应。在文学批评领域，人们论及方法，更多地关注的是文学批评本身的内在方法和外在方法等方法论体系，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之关涉以及比较文学方法论意义的研究还属于薄弱环节。本文正是针对这一点，尝试着讨论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论之意义。 一、比较与比较文学 任何存在物都无法独自存在，任何事物都处于与别的事物所形成的各种各样的关系之中。比较的意识应该是随着人类意识的产生而产生的；有意识的比较思维在人类思维的历史上也会找到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渊源和学理基础；比较的方法作为人类思维的基础，其运用也可以一直追溯到遥远的古代。英国女学者波斯奈特指出：“用比较法来获得知识或者交流知识，在某种意义上说和思维本身的历史一样悠久”；并将比较称之为支撑人类思维的“原始的脚手架。” 从学理上推论：比较意识的产生，比较思维的形成，比较方法的运用，似乎一脉贯之，清晰地勾勒出“比较”概念的生成。《辞海》这样解释“比较”：确定事物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可见，察同辨异是“比较”的基本特性；而察同辨异也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因此，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 法国比较文学研究者梵第根早就意识到比较之于文学研究的重要：“一种心智的产物是罕有孤立。不论作者有意无意，像一幅画一座塑像，一个奏鸣曲一样，一部书也是归入一个系列之中的，它有着前驱者，它也会有后继者。”马克思、恩格斯对比较文学产生的背景作了极为科学的说明：“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他们的预言很快被证实。19世纪上半叶，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开始发展起来。直至成为一门显学。 比较文学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及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和其他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的比较研究，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而不同国家的学者强调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以第根、伽列等为代表的法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影响研究，以韦勒克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平行研究，以阿历克谢耶夫和日尔蒙斯基为代表的俄罗斯学者则认为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不可分，应该同时并重。 比较文学研究尽管各有侧重，以致形成不同学派，但其共同点也是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与人类思维中早已存在的比较的方法在具体操作上并没有根本的差异，然而，比较文学又并非单纯的比较，有时也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具有某种特异的东西，这种特异性在于：进行比较文学研究，需要处理两个或两个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这时作为研究主体的‘我’无法超然于研究对象之外。而往往先在地认同于两个要素之中的一个．这样我们要处理的就不仅仅是两个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还包括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可见。比较文学学科中“比较”的意义具有特定的并且确切的学理内容，它是一种旨在把握“双边”或“多边”文学的内在关系．并进而认识它们的本质的具有特定内涵的思维形态、思维过程和方法论。 总之，比较是一种思维过程和方法：有意识的比较思维体现于人类思维的发展进程之中：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有其特定的内涵，是一种跨民族、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而比较文学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沦的意义。撇开文学批评而泛谈比较文学方法论．抑或文学批评方法论中忽略比较文学方法，这些都必不能探骊得珠，甚至会南辕北辙。 二、文学批评中比较文学思维的渗透 比较文学的研究趋向是在民族文化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关系，在世界文化的范围中寻觅思维本质的共性，它是辩证思维方式与方法论的结合。“如果单从方法论的角度对比较文学作历时性的追溯，那么．我们便可以发现．由于各个时期比较文学观念的不同，它的理论背景和指导思想的不同．因而在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也是各不相同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文化研究的应运而生就是很好的说明。我们还可以发现，比较文学基本的研究方法都与文学批评的理论、方法有着天然的关联，即文学批评中渗透着比较文学的意识和思维，诸如：社会历史批评与影响研究，新批评、符号学与平行研究，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女性主义批评与比较文学，文化批判与比较文学等等。 陈悖等学者在《比较文学》中指出：历史的实证的方法和审美的批评方法．是比较文学史上存在的两种基本的研究方法。并对其流变作了梳理：在l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上半期，比较文学被看成文学史的一个分支，影响研究占有绝对统治的地位，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几乎成了唯一的方法这类研究在理论上发展到极端，就是梵第根所主张的，把比较文学看成历史科学，只作事实的搜索考证，研究因果联系，而排斥审美批评。50年代之后，美国学者提倡平行研究，他们的理论背景是形式主义和新批评，因而在实践上强调审美的批评方法．强调“文学性”。这种梳理，实际上触及到了文学批评中的社会历史批评、原型批评、新批评、符号学与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的关系问题。社会历史批评与影响研究都注重事实的考据，强调实证分析，探微索隐地辨析、说明文学现象之间相互联系和因果关系；新批评、符号学与平行研究都运用审美的批评方法，致力于发掘无事实联系的文学现象之间的内在的美学价值，体现了法国学者金伯勒的思考：文学的比较研究不应当局限于“事实联系的研究”．而必须尝试把研究导向对作品的价值的思考。 文学批评中读者反应批评的理论主干是接受美学，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它将读者置于批评的中心，为考察文学现象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接受理论强调读者的参与和创造，重视读者的接受过程；比较文学关注作品的“创作经过路线”。考量比较的放送与接受，两者有颇多接近之处。接受理论创始人之一的尧斯为了论证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的关系，曾经讨论了“歌德的《浮士德》与瓦莱里的《浮士德》：论问题与回答的阐释学”。将德国的歌德与法国的瓦莱里的作品相比。这显然是比较文学的视野；而其中叉涉及到瓦莱里对歌德的接受问题，这又属读者反应批评的范畴。尧斯正是领悟到了接受理论中的比较意识以及比较文学中的接受因子，才强调：“我们研究《浮士德》时，所提出的问题，一定要针对歌德的《浮士德》和后来瓦莱里的《浮士德》所回答的问题，对症下药。”他还通过比较和接受研究发现：“歌德以他的人性戏剧回答浮士德神话的原始问题时，已经作r些改动。瓦莱里也发现歌德的《浮士德》的回答已不能满足他。于是他提出浮士德神话中蕴涵的另一个问题。”尧斯的批评实践，充分证明了随着比较文学创作活动、放送者、接受者关系网的渗透，接受美学、读者批评形成了一个新的理论层面．并由此开辟了文学研究新的探索途径。 符号学成为西方各种形式主义批评坚实的理论支撑，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都直接从中获得灵感。符号学研究力图借鉴语言符号分析法和代码理论，从意义建构的“零框架”上寻求人类文化的同一性．这与比较文学的跨学科(文学与语言学联姻)、跨文化(不同民族文化的异同)研究如出一辙。在比较文学平行研究中，有一种间接比较称为理论移植．即以一国文学理论去阐释另一国文学作品(俗称“西论中用”)。上世纪70、80年代．台湾学者杨牧和大陆学者周英雄先后对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十六中的一首小诗《公无渡河》的分析，就是借用西方文学批评中结构主义二元对立原则和符号学原理解读中国文学作品的典型案例；论者从形式因素人手，创造性地从语音层次的分析上升到语义层次的分析，由此传达出对生命的喟叹，进而揭示悲剧精神，充分体现了比较文学的理论移植方法与文学批评的符号学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的融合；这种批评实践，是结构主义诗学中国化的开拓性尝试，并显示出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的不解之缘。 女性主义批评由于其性别的独特性、理念的多元性、视角的开放性，自然与比较文学研究产生了许多契合点。当今世界女性主义批评运动千姿百态．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传统，使发生在不同国度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活动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注重社会实践而轻视理论化的英美女性主义批评、理性而多元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法国流派、争取女权强调本民族文化认同感的东方女性主义批评。新见迭出，不乏胜解，各领风骚，形成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视阈。并昭示人们：无论是社会学女性主义批评、符号学女性主义批评，还是心理学女性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一旦跨越民族、跨越国界、跨越文化．就具有了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意义。 此外，从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文学和社会学、文学和心理学的传通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窥见到原型批评、心理分析批评甚至精神分析批评等文学批评方法的特质。 辨析文学批评方法与比较文学方法之关涉．使我们得到的启示是：比较文学学科的边缘性决定了它必然要与其他学科发生紧密的关系，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较；而比较文学的根本属性是文学研究．也就决定了它在文学批评的视野中必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因此，将比较文学方法论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是文学批评方法论教学与研究的重要课题。 三、比较文学方法论意义 比较文学是比较思维与比较方法结合的产物。它以理解不同文化和文学问的差异性和同一性的辩证思维为主导，其研究方法也因此超越形式的异同类比，而包括了各种文学的不同研究方式，从而展现各种文学的特征和它们之间的辩证联系。 问题在于，处于当下这个多元参照和学科整合的时代，我们应该如何历史性地从方法论、认识论和学科本体论的不同层面，去理解和认识“比较”的不同内涵及其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去思考和探寻这种比较的价值目标将如何影响到比较文学学科方法和文学研究范式的有效性?有学者对此有着自己的见解：“特别是在当下所谓现代性视域和多元文化语境中，比较’只能建立在坚定不移地拆解文化中心主义、肯定多元文化共生权利、坚持价值倾向和发展担当互补共存的意识基础之上。如果没有这些价值理念的支撑，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方法．甚至是跨越文化、语言、民族的比较研究，同样不能保证得到这个时代的文化对话所期待的结果。”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一直伴随着方法论的探索，许多学者致力于新时期文学研究方法有效性的考求；在一致推重“比较”作为比较文学的出发点、思维方式和基本方法的前提下，学界还就“阐发法”、“异同比较法”、“寻根法”、“对话”等研究方法进行了有效的尝试：实践证明，它们无论是在比较文学领域还是在文学批评范畴，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阐发研究既是一种研究类型．也是一种比较方法。它是中国学者的一个创造。王国维、胡适、闻一多等现代学者曾尝试这种实践；1976年台湾学者古添洪把“援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以开发中国文学的宝藏”的研究，称作“阐发”研究。这种间接比较实质上属于理论移植，即以一国文学理论去阐释另一国文学作品：而一国文学理论是从该国文学创作总结、抽象而来，在被用于另一国作品阐释时，无可避免地隐含着两种作品的比较：理论移用中的逆与顺，折射出两种作品的异与同。 平行研究中根据性质类型可分为类比研究和对比研究，称为“异同比较法”。这是一种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是在异质异源的不同文化体系之间进行的比较。它要求从求同出发，进而辨异，进而探究其深层原因；同时，在异同的比较研究中，发现各自的民族特色和独特价值，寻求相互的了解、沟通和融合。 “寻根法”即“文化模子寻根法”，它是跨文化研究中文化冲突、文化碰撞的产物，是美籍华裔学者叶维廉提出的。他主张在进行不同类型文化背景的文学比较研究时．以文化模子的寻根作为基础．而且必须从两个模子的叠合处察同辨异，寻根探源，并认为，只有这样．方能穷究事物的本来面貌．达到两者的融合。叶维廉的思考．为中西文学比较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对话”是比较的重要路径，也是文化传通的有效方法乐黛云从对话的角度反观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基点和研究范式，提出了文学对话这个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基础．并深刻地揭示了比较文学的实质：比较不是理由，比较中达成直接或间接的对话并且通过对话产生互补、互识、互鉴的成果．才是比较文学题中应有之义。这也正是巴赫金所憧憬的境界：在两种文化发生这种对话性相遇的情况之下．它们既不会彼此融合，也不会相互混同，各自都会保持自己的统一性和开放性的完整性，然而它们都相互丰富起来。 当我们用“比较”的眼光审视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深感两者需要的是学理的渗透和方法的融合．还发现无论是比较、阐发、对话等一般方法。还是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实证批评、审美批评等具体方法，都能找到许多契合点，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文学批评方法论教学，重视比较文学思维的渗透．为比较文学方法留出一席重要之地，正在情理之中。 比较，需要一个“他者”。“他者之梦．也许只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我之梦，他者向我们揭示的也许正是我们自身的未知身份，是我们自身的相异性。他者吸引我们走出自我．也有可能帮助我们回归到自我，发现另一个自我。”在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的视域中，这一番言说，既充满诗意，又耐人寻味。 文学批评论文:试析中世纪文学批评的几种主要模式 论文摘要：欧洲中世纪有着相当丰富和卓有成就的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资源，它既继承和发扬了古典主义时期的一些批评传统，又在基督教文化大语境的浸润下产生了新的批评模式，在某些重要方面开启了文艺复兴以后近代批评的先河。特别是在其比较的批评类型中还可以找到今天作为一门学科的比较文学的最原初形态，而当时的语法学批评、修辞学批评等，也可以看做后世影响巨大的形式主义批评的最原初形态。中世纪对诗歌有四种最重要的定位：语法学的、修辞学的、逻辑学的和哲学的。其中语法学定位历时最久，并且是中世纪人文主义的载体；修辞学定位在古典主义后期几乎已销声匿迹，其后以语法学论文的形式出现；逻辑学定位与经院哲学密切相关，哲学定位则与柏拉图主义血肉相连，从古典主义后期一直延续到文艺复兴时代。 论文关键词：中世纪；文论；比较文学；批评模式 对欧洲中世纪的文艺理论史，学术界向来关注较少。这种状况即使在西方的文艺理论史研究领域也非常突出，而相比之下，我国国内关于中世纪文艺理论史的研究则更为薄弱，长期处于被忽视状态，不仅资料匮乏，缺乏整体的了解和把握，而且还存在着许多误解。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其中既有历史的因素，也有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因素。 所幸的是，在上世纪70年代，西方一些颇有见地的理论家就已充分意识到连接古代与现当代的中世纪文论的重要性。1974年，纽约城市大学阿利克斯·普瑞明格教授联合他的同事们编撰出版的《古典的和中世纪的文学批评：翻译与解释》在当时就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他们对通行的关于中世纪批评的一种经典论述——l952年出版的阿特肯斯的《英国文学批评：中世纪阶段》——提出批评，认为“阿特肯斯的方法不仅带有偏见，而且，简直把该课题推向了绝境”。十年后的1984年，当人们争相讨论时髦的现论时，该书下半部分“中世纪的文学批评”的主要编者、曾执教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英语与比较文学专业的小哈迪逊教授，在该书单行本再版序言中指出：“批评史是当前文学研究中最活跃的领域之一。最近十年来。理论界对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符号学等等兴趣很大，所有这些新领域的初衷都在于发现更为有力的批评方法。这种兴趣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批评史的研究变得越来越重要。”他还说：“对于古典时期和中世纪后期，包括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的批评，我们都有足够多的研究和文献。然而从四世纪到十四世纪的这一千年间，批评历史和文献却是一个巨大的空白。这种空白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是……不可原谅的。它导致了对古代文学美学和文艺复兴文学美学之间关系的一种扭曲的……理解。它也使所有人……不能理解那种显然很离奇、但事实上却非常严肃的对待文学的态度……”这批有见识的理论家们对中世纪的一些经典批评文本进行了整理和英文翻译，给我们提供了理解和研究中世纪批评整体风貌及其内在发展线索的可能。 中世纪文艺理论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它的文学批评模式，而且，尽管在中世纪修辞学和诗学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但是属于两种不同的学科3。中世纪的人们依据不同的分类基础对知识进行了分类，基本的分类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三分法，即以语法学、修辞学和逻辑学“三学科”为分类基础的分类法；另一种是四分法，即以几何、算术、天文和音乐“四学科”为分类基础的分类法。我们可以以“三学科”为参照系分别探讨诗与三学科的关系，梳理出中世纪文学批评的几种主要的批评模式。然后，将诗与“四学科”也视作一种批评模式，整体论述它们之间的关联。 1．诗与语法学 中世纪的诗学是在语法课上出现的，并且在语法课上占据着最传统和最持久的位置。昆提良在《雄辩家的培养》中将语法学定义为正确言谈的科学，是诗人的学问，为诗学与语法学的联系提供了一个基本公式。维克托瑞纳斯在《论语法艺术》中把语法学看做是解读诗人和历史学家的科学。由此，语法学的批评传统是中世纪人文主义的主要载体，众多的学者将文学研究或阅读诗人看做人文学科的中心。 诗歌与语法学的这种联系产生了三种各具特色的批评类型。 第一种是评注和注释，即对某些文本进行评注和解释。尽管这些评注和解释并未形成一篇独立完整的文章，但在当时是一种较为典型的文本批评模式。它一般都是首先简述作者生平，然后评论作品自身的形式和风格，而主要部分则是对文本中个别词句的注释。这些评注的目的不是为了说明作品的审美特征，而是为了让人们更好地学习这些作家的写作技巧以增加文采。这些注释可以用来定义生僻的词句，解释复杂的语法结构，指明修辞手法，有时还能揭示文字的道德寓意。当时的作家们注解了维吉尔、特伦斯、贺拉斯等古典主义后期的作品，由于中世纪文学处于基督教的语境之下，所以一些基督教作家对作品的注释显然是为解释《圣经》做准备的。l2世纪利拉的尼古拉斯的《普世圣经注释》是中世纪“圣经注释”一部公认的力作。 第二种是音韵学批评，即评价诗的韵律。古典语法学包括拼写、音节划分和元音音量的研究，其中最后一种研究的扩展形成韵律学，它的基本理论是：诗歌不是内容和方法的，而是韵律的；它对应的不是历史，而是散文。也就是说，形式重于功用，我们说一部作品是“英雄史诗”是囚为它使用了六韵部英雄诗体的格律，而不仅仅是依据它的内容。当时的诗韵学论文主要有奎尔的《拉丁语法》、贝德的《论韵律》、但丁的《论俗语》、德肖的《修辞艺术》等，直到文艺复兴时期特瑞希诺的《诗论》和贝勒的《保卫和发展法兰西语言》以及盖斯克因的《教育笔记》中都还明显保留这种批评风格。 第三种批评类型可以称作作家比较。文学传统从一开始就是可以比较的，昆提良在《雄辩家的培养》中列举了作家名单，目的是将一部罗马作品与其所模仿的希腊作品作修辞学方面的比较，这可看做这种批评类型的第一次尝试。在这里我们还可以找到今天作为一门学科的比较文学的最原初形态。中世纪基督教作家继承了比较的传统，并将比较转向了拉丁作家和希伯来作家之间，而且他们的视阈中既有基督徒作家，也有异教徒作家，兼容了基督教经典和世俗文学，尽管他们提醒人们说，研究世俗文学的主要理由是为注释《圣经》作准备，但这种对不同作家兼容并进行比较的批评传统与前两种批评类型一样，成为中世纪人文主义产生的温床。 2．诗与修辞学 语法学批评的类型有着明确的形式，相比之下，中世纪修辞学批评的情况要复杂得多，主要表现在诗与修辞学的关联上。在某些方面，古典主义时期诗与修辞学的联系比中世纪还要紧密。在古代的著作中，唯有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不是完全借助于修辞学的。许多被视为古典主义的批评作品，如德米特里乌斯的《论风格》、朗吉努斯的《论崇高》，其实都是关于修辞术的批评，只不过是运用于诗的文本罢了。 古典主义后期有三部正规的修辞学批评作品。第一部即传统上认为系“朗吉努斯”所作的《论崇高》残稿，该作品宣称天才胜于训练、想象重于布局，这些问题在古代修辞学中都讨论过；第二部是多纳图斯的《维吉尔作品释义》，文中盛赞维吉尔堪称修辞学大师；第三部作品是迈克罗比乌斯的长篇对话《农神节》，讨论“维吉尔是一位演说家还是一位诗人”?该作品论证了维吉尔对论辩风格的运用能力，认为他尽汲十位阿提卡演说家之所长，这部作品修辞学批评论述的广泛和细致在古典主义时期的作品中是无可匹敌的。中国文论界所熟知的贺拉斯的《诗艺》从罗马修辞学中得益甚广，所谓模仿、诗人的修养、天才与学养的对立、寓教于乐原则等话题在以往的修辞学中都有论述，这部作品成为整个中世纪修辞学批评的母本文献，成为中世纪语法课的必读教材，学生们详细钻研它的修辞风格，并由此产生了大批论诗艺的著作。古典主义修辞学习惯引用诗歌来证明表达效果，而语法课上阅读诗人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让学生们熟悉修辞格的运用技巧。尽管加洛林王朝时代以后，纯粹的修辞学批评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取材于修辞学的语法学论文，但诗与修辞学的这种联系从古典主义时期延续下来并贯穿于整个中世纪。 3．诗与逻辑学 诗与逻辑学的联系早在古典主义后期关于亚里士多德的评论中就已经建立，不过，在中世纪早期这一联系并不被重视，直到12世纪才隐约可见它的影子，到13世纪，人们已经更乐意用逻辑体系而不是修辞方法来划分修辞格的类别了。实际上，将诗重新定位于逻辑学领域的契机也正是由于亚里士多德著作的重新发现，并被人们从阿拉伯注释和译文大量译成拉丁文。“诗学是逻辑学的一部分”这样一个命题从此被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奉为金科玉律。这种定位不可避免地含有一定反人文主义的因素：把诗学看做逻辑学的一部分就是说诗只是一种“工具”或“才能”，不具有“内容”；只是一种像形式逻辑、辩证法和诡辩术一样的制造象征符号的“技艺”，而不是像政治学和天文学那样的“科学”；同时，这种定位也否定了“寓教于乐”的传统。在整个中世纪，阅读诗人的一个重要理由就在于诗不仅教给人们一般知识，还能通过实例提供道德教化。基督教诗歌的教化倾向自然不言而喻，而基督徒们阅读异教作品也是为了把其中的道德内容像“埃及黄金”一样带走，为己所用。 然而，当诗被纳入逻辑学之中，所有这些都失去了意义，这对于中世纪人文主义的理论基础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一理论矛盾到圣托马斯和培根那里终于稍得缓解。他们采取折中的立场，承认诗在科学体系中具有双重身份：它既是一门技艺，可归于逻辑学，同时又是一种创造活动，因而也具有道德价值。然而，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先驱们却不屑于这种中庸态度，但丁就明确宣称《神曲》是一部道德哲学，莫萨多和薄伽丘也支持他的观点，甚至提出更激进的主张，认为诗是神学的同盟。 4．诗与四学科 几何、算术、天文和音乐四学科中与诗关系较近的是算术和音乐。数，在古希腊早期哲学中具有本体论意义，“用数创造”被认为是一种模仿手段；音乐，更是诗的要素的一种，圣奥古斯丁的《论音乐》就详细分析了音乐节奏和古典主义诗歌韵律之间的关系。然而，这些关系并不是中世纪批评家们的兴趣所在，他们所做的是把诗独立于四学科之外，视之为哲学或神学的一个分支，并由此产生了一种重要的批评类型：讽喻批评。 我们知道，原始诗歌常常被当作预言和启示，体现着某种世界观。古人们把诗人的智慧分成科学知识、伦理知识和宗教知识，与此相应哲学也被分成三部分：自然哲学、道德哲学和理性哲学。既然诗是哲学的一部分，批评家的工作就是要找出隐藏在诗的文字背后的哲学意义。讽喻，因此成为他们最有效的工具。对古典主义后期和中世纪早期的批评家来说，讽喻不单是经过伪装的书本知识，还是不宜于理性推论的真理的神秘流露。这种观点显然来自于柏拉图。原始诗歌的哲学意义、柏拉图思想的神秘主义倾向在中世纪这个神学至上的特殊时代找到了繁衍的土壤，柏拉图主义的影响贯穿着整个中世纪。普鲁克拉斯的批评理论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他认为诗是一种启示，诗人是具有灵感的先知，其才能是超理性的，讽喻犹如一道面纱遮掩着神性的真理。不过，他并没有完全走到新柏拉图主义极端神秘的一方，尚能承认伦理教化是诗的重要功能，只不过不是最主要功能罢了。 讽喻批评传统在中世纪必然面临这样的问题：异教徒是否也可获得灵感?灵感的真正源泉是什么?除了一些极端保守的教士，基督徒们对前者的回答基本是肯定的，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维吉尔的第六田园诗《救世主》，它被认为是对基督诞生的预言。许多中世纪圣经批评和中世纪中期的神秘主义思想都赞成对异教文学进行讽喻性的读解。讽喻批评直到14世纪人文主义者那里仍然颇受青睐，但丁、薄伽丘等人的观点都证明了这一点，他们的理论主张预示着15世纪佛罗伦萨新柏拉图主义者的出现。 由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中世纪对诗歌有四种最重要的定位：语法学的、修辞学的、逻辑学的和哲学的。其中语法学定位历时最久，并且是中世纪人文主义的载体；修辞学定位在古典主义后期几乎已销声匿迹，其后以语法学论文的形式出现；逻辑学定位与经院哲学密切相关，哲学定位则与柏拉图主义血肉相连，从古典主义后期一直延续到文艺复兴时代。这说明，中世纪有着相当丰富和卓有成就的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资源，它既继承和发扬了古典主义时期的一些批评传统，又在基督教文化大语境的浸润下产生了新的批评模式。在某些重要方面开启了文艺复兴以后近代批评的先河，特别是作为其主要批评形态的语法学批评、修辞学批评等，可以看做后世影响巨大的形式主义批评的最原初形态。显然，中世纪对古希腊罗马的文明有着某种承继关系，对后世近现代文学批评也可以说有某种源流关系，如果斩断这种关系就如同断根失源。 文学批评论文:试论中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差异文化探源 论文摘要：Feminism到底是女权还是女性?从女权到女性，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西方进入中国后就温婉得多。这要从哲学思维、家庭观念、个人价值、历史和现实发展等方面进行探讨，方知中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呈现巨大差异的文化原因。 论文关键词：女权；女性；文化差异 Feminism到底是什么?女权还是女性?一般来说，Feminism对于西方是女权主义，在中国就是女性主义。Feminism由女权主义变为女性主义，温和、委婉了很多，似乎少了许多政治因素，多了许多文化内涵。可是，“女权”还是“女性”不仅仅是用词的不同，而且在翻译的背后有着深厚的文化差异。中西不同的哲学思维、家庭观念、个人价值、历史和现实发展，直接导致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Feminism不同的理解。本文试图从社会文化角度探求中西女性主义境遇差异的根源。 一、哲学层面上：中西二元对立与阴阳调和 二元对立是西方哲学传统思维模式。西方哲学强调天人相分、主客相分、二元对立。在两性关系上，女性处于客体的位置，女性被迫站在与男性截然对立的关系上。整个的思维模式也让女性习惯在两极模式中审视自己及与男性的地位关系。当意识到自己的不利地位时，她们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女权运动。面对强大的男权社会，西方女权主义者给予了无情的批判和反抗，试图从根本上对男女秩序进行颠覆。 中国传统哲学强调天人合一，阴阳调和。虽然也强调事物的对立面，但更强调其相互转化性。老子的“福祸说”(“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就很明显体现了这一点。在两性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男尊女卑观念也根深蒂固。《周易》就从天地、乾坤、阴阳等天人秩序来论证男女尊卑、贵贱的关系。汉儒从阴阳五行论证了“三纲六纪”、“男尊女卑”的合理性，从“道不变，天亦不变”来论证秩序的永恒性。宋明理学的“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等，将男女不平等制度当做天经地义的绝对真理。但中国哲学更强调天人合一，阴阳中和。董仲舒认为阳贵阴贱，阳尊阴卑，同时也讲阴阳调和，认为阴阳中和是阴阳运行之道。“起之不至于和之所不能生，养长之不至于和之所不能成。成于和，必生于和，始于中，止必中也。中者，天地之始终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中者，天地之美达理也，圣人之所保守也。”…因此中国妇女意识到自己地位低下，备受压迫时总是以和为贵，逆来顺受，很难奋起反抗，向男权社会发难。 二、家庭观念上：中西家庭对抗与“家天下”的差异 西方家庭成员以对抗为主要特点。古罗马“家庭”即“奴隶”的意思，家长就是奴隶主。德国学者缪勒利尔说：“在那里，家长也是全家财产的所有者，是她的妻子的身体与灵魂的主人……他的妻子、儿子和他的牲畜一样没有提出反对的权利。家庭之于个体的希望和快乐，正如坟墓般的土牢一样。”《马太福音》中耶稣在差遣十二门徒出去传道时，明确告知他们说：“我来，是叫人与父母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强调“家天下”、“家和万事兴”，以家为本位，家国同构。儒家思想“修身齐家平天下”成为每一个人(男人)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家国观念中，家国是第一位的，个人是第二位的。小家要服从大家(国)。在这种服从中，就表现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女性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处在最底层的无权地位。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女性虽然处于无权地位，但中国人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将忠、孝视为至上的美德。儒家将孝作为一切德行的总纲。孝亲观使女人成为母亲后，可以利用母亲的名义得到一定的尊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女性诸多不满情绪，相对于西方家庭中男女两性直接对立，矛盾要缓和一些。 三、个人价值追求上：中西个体性与集体性的差异 西方强调个体性价值的实现，强调自我认识和自我发现。古希腊罗马城邦文化，西方私有制易形成个体独立。文艺复兴时期更是张扬人性、个性的时代，个性解放成为一种鲜明的时代倾向。个人价值的追求在西方文化中源远流长，已渗透到西方文化的血液中，成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这种个人主义体现在现实生活中就集中表现为追求个人自由和平等。为了实现自由和平等，他们不惜任何代价去争取。受这种个人主义传统的影响，西方女性能自觉地站在自我的立场，反思和反抗父权文化的压制。当认识到自己地位低下时，她们奋起反抗，发动轰轰烈烈的妇女运动，大胆地向男权世界争取属于自己的权益。 中国文化是一种集体文化，强调集体利益，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忽视个人价值。“中国文化重人，并非尊重个人价值和个体的自由发展，是一种宗法集体主义人学，是一种以道德修养为宗旨的道德人本主义。”4家国思想和集体主义思想深入骨髓，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已通过基因一代又一代地得到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中，人自一降生就被纳入到家族伦理中，个人身份消解在人伦关系中，以关系而不是个体本位的人生观很难让性别突出为社会身份的中心。中国女性在这种集体主义思想熏陶下，以“三从”、“四德”、“三纲”、“五伦”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将男人视为“天”。女人自我在温顺贤淑下，消解在男人的世界及人的世界里。这种集体主义思想极大地压抑了人尤其是女人作为个体的自我个性的发展。传统文化的“男尊女卑”价值观念被中国妇女普遍接受，而且内化为她们自己的需要。 四、历史现实上：中西不同的妇女解放运动 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时期。新兴资产阶级在反封建、反教会运动中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和“天赋人权”等主张。当时许多女性也积极参加各种社会革命活动，在和男性一起争取权利的奋斗过程中，逐渐意识到她们所争取的权利实际上是给予男性的权利，女性不在权利的范围内。1791年法国妇女领袖奥伦比·德·古日发表了《女权宣言》，《女权宣言》参照《人权宣言》中的“天赋人权”精神，力争“妇女生来就是自由人，和男人有平等的权力，应该同男人一样享有各种权利”。尽管当时古日要求的平等权利还仅仅局限于婚姻、家庭、生育等方面，但她的论争在促进妇女解放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随后在1792年，英国的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发表了《为女权辩护》，主要针对女性应该与男，性受同样的教育，开发智力，培养能力，从而使女子与男子在社会、生活、职业等方面达到真正的平等，指出传统的女性教育就是培养女性如何取悦男人，传授给女性的不是真正的知识和真理，而是要把女性培养成男性的附属品。现代意义上的西方女权主义运动，主要的还是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两次大的妇女运动浪潮。第一次妇女运动浪潮是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在法、英、美等国展开的妇女解放运动。这一时期的妇女运动主要要求改变妇女在政治、教育、就业和家庭中的不利地位。第二次妇女运动浪潮是20世纪60年代以美国的废奴运动、反战运动和学生运动为契机兴起的。 可中国从来没有发生过真正意义上的女权运动，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都是些具有启蒙思想的知识男性。这也决定了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男女协同作战，与民族解放、国家存亡交融在一起。19世纪60年代初到19世纪末，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尤其是一些接受过西方先进思想的男性，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以西方自由民主等思想为参照，思考中国妇女地位，认识到要改革必须先解放“奴隶的奴隶”——妇女，将妇女解放纳入到向封建礼教发难的行动中，将男女平等思想融入到政治、经济、教育、婚姻等各个方面，为妇女思想解放做了积极贡献。随着中国民族革命进程的发展，妇女解放运动也不断发展，妇女权利也通过立法等制度形式得到保障。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一条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上世纪50年代后，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下，中国妇女广泛走向社会，参加各种社会生产。而西方妇女为争取各种权利进行了各种游行、抗议，许多人还进过监狱，相比之下，似乎中国妇女权益的获得是那么的轻而易举。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严重的自然灾害、极端的政治运动，消解了人的地位，更不用说女性意识。改革开放之后，女性地位确实得到很大的提高，女性受教育、就业状况等都得到广泛的改善和提高，女性也可以接受高等教育，也可以自由择业，妇女权益更好地得到了保障。此时的中国，面对西方贵族气息的女权主义，中国女性无法理解和接受，以至于许多女作家公开宣布自己不是什么女性主义者，甚至不愿意被称为“女”作家。 综上，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影响深远；现实历史事实又独具特色。这一切都决定了中国女性面对西方女性主义激进的理论和主张时显得温和而平静。她们不是站在男性的对面，而是和他们共同探讨，寻求出路。这也决定了中国女性主义批评走上了一条独特的道路。 文学批评论文:简析人的存在对文学批评的影响 论文摘要：文学批评是一种带有主体性的活动，这一观点已被大家普遍认可。但是这种主体性具体如何、为什么会产生，却没有人具体分析。所以可以从人的存在这一角度来论述人对文学批评的影响，具体阐释人的存在的的特点对文学批评的性质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人的存在；文学批评；影响 文学批评是文艺学的主要分支，是以一定的文学观念、文学理论为指导，以文学欣赏为基础，对具体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进行判断和评价。文学批评是以阅读文本为基础的，无论是以文学现象还是以具体作品为批评对象，作品阅读都必不可少。要作出判断和评价，就必须理解文本。伽达默尔认为“理解是把自身置于传统的进程中，在这一过程中将过去和现在不断融合”。也就是说，理解是由理解者和理解对象的交流而产生的，是双方互动的平等对话。而文学批评要以理解作品为基础，所以我们可以认为文学批评是批评者与作品的一种对话活动，是批评者与作品的一种交流和情感的融合。人是文学批评的主体，是文学批评的发起者，那文学批评对人又意味着什么?人作为世界的一种实体存在，又是怎样影响文学批评? 一、人的存在的社会性决定了文学批评的时代性 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由此看出，人不但有自然属性，还有社会属性，并且本质属性是社会性。人既是自然存在的具体的个人，又是社会的历史的人，当人作为精神存在时，更主要是体现在社会历史性上。作为社会历史的人，人更多地体现出集体性、群体性。不同时期的人们总会有一种共同的心理积淀，也就是荣格的“集体无意识”。人的存在的这种历史性对文学批评的影响，我们把它叫做文学批评的时代性，即一定历史时期的人的思想、意识、精神对文学批评的影响。 (一)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学批评观念和方法 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学批评观念，这与那个时代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学创作等等有着密切的关系。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适合自己的文学批评。在先秦时期，并没有专门的文学批评著作，但是那个百家争鸣的文学繁荣时代，文学批评理论也是多如繁星，那一时期以社会政治功用道德批评为主，重视文章的思想内容，以及文章对国家、社会产生的影响。如《尚书·尧典》的“诗言志”，孔子的“兴观群怨”，孟子的“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等等。魏晋时期，被称为我国文学史上文学自觉的时代，也产生了真正的文学批评家，有了专门的文学批评著作。如曹丕的《典论·论文》、钟嵘的《诗品》和刘勰的《文心雕龙》。在这一时期人们开始注意到文学的艺术美、形式美，而不光仅仅局限于作品的思想内容，如曹丕的“诗赋欲丽”、钟嵘的“滋味说”，等等。到了隋唐时期，由于南北朝以后形式主义极度泛滥，所以以陈子昂为首的文学家们又极力提倡文章的内容，认为文章道弊，已五百年，主张学习建安风骨。后又通过“初唐四杰”的努力，形式之风得以扭转，形成了文学史上的大高峰——唐诗。而后的朝代因为各种因素，尤其是创作实践，又出现诗话、词话、小说评点等等。 (二)不同的时期对同一作品的批评不同 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主流思想、不同的文学观和文学批评观，所以对同一作品的批评也会不同。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文学批评是一种对话，对同一作品，不同时期的人与作品的对话内容是有差异的，会受到时代的局限。以对《水浒传》的主题思想评论为例。在明清两代，《水浒传》一直被统治者列为禁书，因为它鼓舞被压迫者的反抗，不利于封建专制统治。在近代中国那种内忧外患、多灾多难的时期，《水浒传》被赋予了革命色彩，许啸天甚至在《水浒传新序》中说：“《水浒》一书，可以抵得上一篇人民索债团的宣言书，足以代表一个时代的民意。”解放以来，它的主题又出现两大阵营：农民说与市民说。农民说把它称为“农民革命的教科书”，认为它再现了一次农民起义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全过程。这是以前一个主流观点。而在1975年伊永文提出了“《水浒传》是反映市民阶层利益的作品”，著名学者欧阳健也提出《水浒传》是“为市井细民写心”。在期间曾经有一段叫做评水浒，当时的观点认为《水浒传》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书，这是当时唯一的官方认可的观点。从上述材料不难看出，不同的时代因为政治、经济、思想等因素的不同，对同一作品也有不同的批评和阐释。 二、人的存在的具体的个体性决定文学批评的多样性 文学批评的主体性不仅表现在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文学批评观念和方法，还表现在不同的批评家有不同的批评思想和方式。文学批评是一种在尊重作品客观性基础上的主观性活动，它虽然以揭示文学作品的客观价值为宗旨，但活动本身却具有强烈的个体主观色彩。这是因为批评者都是具体的、区别于他人的个人，都是生活中的“这一个”，在生活经历、思想意识、气质个性、文化修养和市美习惯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因而他们所发表的批评也必定带有自己的特色。文学批评活动是以作品阅读开始的，所以批评家首先要是一位作品阅读者，他需要经历一个形象感知和情感体验的过程，然后在感性的基础上，以理性的态度去判断、评价作品。因此，文学批评是允许这种主体性、个体性存在的。周作人就曾说过：“客观的批评如同客观的艺术一样并不存在。”法朗士说：“优秀的批评家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把自己的灵魂放到许多杰出的作品中去探险，加以叙述。”圣佩士甚至认为文学批评意味着“一种发明或永恒创作”，主张“我所批评的就是我”。下面我们将从人的思想差异、文化修养不同和所采取视角不同三个方面来论述文学批评的个体性。 (一)人的思想差异导致不同的文学批评 在《水浒传》的批评史上，出现了李贽和金圣叹两位举足轻重的大家。二人对《水浒传》都推崇备至。李贽说：“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焚书》，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金圣叹则说：“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两人对《水浒传》的整体评价大致相同，但由于他们所处环境不同和各自思想的差异，在评点的过程中又流露出不同的倾向，具体表现在他们对梁山起义以及招安问题的看法上。李贽满腔热忱地歌颂起义，在批评中灌注自己强烈的政治情感，认为正是由于统治阶级的腐败才导致梁山好汉的起义，同时也赞同梁山好汉接受招安，认为是改邪归正。而金圣叹对梁山好汉起义的态度则充满矛盾，既有同情、欣赏的一面，又有痛恨、诋毁的一面，他强烈反对朝廷招安梁山好汉，认为招安有纵容起义的副作用，对梁山好汉应该杀之而后快。 (二)人的文化修养不同导致文学批评的不同 人对于文化也有一定的偏好和选择，这与人的身份、地位有一定关系。不同的文化修养会让人对作品有不同的阐释。以对《红楼梦》命意的评论为例。张新之在《红楼梦读法》中认为“《石头记》乃演性理之书，祖《大学》而宗《中庸》。”梁恭辰在《北东园笔录》四编中说：“《红楼梦》一书，诲淫之甚者也。”花月痴人在《红楼幻梦序》中则说：“《红楼梦》何书也?余答日：情书也。”而蔡元培在《石头记索隐》中说：“《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王梦阮和沈瓶庵则在《红楼梦索隐》中，指出：作者是“托以演义，杂以闲情，…是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对此，鲁迅归纳道：“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由此看出，一个人的批评意识是其身份、地位的反映，也是其所受文化教育的反映。经学家的文化修养必定会让他看到《易》，风花雪月的才子则看到的更多是恋人的缠绵，而作为民族教育家和革命家的蔡元培看到的则是小说的革命思想和民族气节。 (三)采用批评视角的不同会导致批评的不同 由于个体的差异性，必然导致批评家对同一作品采用的批评视角不同。对于《红楼梦》的研究和批评，有两个大的视角：一是社会历史角度，一是文化文学角度。社会历史角度研究一直在红学史上占主导地位，甚至是统治地位，以索隐派和考证派为主；而文化角度的研究则以王国维为代表。社会历史视角是把小说等同于现实生活，把《红楼梦》看作是一种历史文件，而非一部小说；而文化视角则强调《红楼梦》是一部小说，重视其理想性与虚构性。 即使在同一大视角下，也会产生不同的派别和看法。如在社会历史这一视角下，对《红楼梦》的研究又产生了索隐派、考汪派和斗争论。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持民族主义论，认为《红楼梦》是影射历史，是清初政治小说；以胡适为代表的考证派持“自叙传”，认为《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的自传，仅仅描写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自身感受；以李希凡为代表的“斗争论”则认为《红楼梦》是部描写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小说，它反映了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揭露了贵族统治阶级和封建制度的黑暗、腐朽以及必然灭亡的趋势。 文学批评主体的个体特征都是相互联系的和相互影响，如生活环境和经历会导致思想的差异，而思想和气质个性、文化修养又会影响审美习惯和思维方式。人的各种个体因素会综合形成人的潜意识，在文学批评中则表现为“人的前理解”，它会导致人对作品的不同理解。文学批评是具有很强的主体性色彩，但并不表明文学批评可以任意随个人的喜好。批评者不同于一般的读者，不能仅仅跟着感觉走，要从整体去把握作品，作出科学的评价和判断。 文学批评论文:关于英国华裔文学批评的透视与恩考 [论文摘要]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初期突出了作品的族裔性，对于少数族裔政治及社会现状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作品的文学性，随着华裔文学发展的成熟与研究的深入，批评话语开始转向其文学性的诉求，与国外研究发展相比。国内研究相对滞后，作者认为美国华裔文学的文学性与族裔性互为表里，密不可分，作为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的一部分，缺乏“华裔性”的文学文本，不能够算作真正的华裔文学，而缺乏文学性的华裔文本也不可能成为美国文学的一帮分，只有族裔性与文学性结合完美的作品才能成为美国华裔文学的经典之作，我们的研究应从族裔性与文学性融合的角度出发，揭示作品所蕴含的复杂内涵，彰显作品的艺术魅力。 [论文关键词]美国华裔文学；文学性；族裔性 美国华裔文学作为新兴的族裔文学，现已成为美国亚裔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部分作品被选人美国主要文学选集之中，成为美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美国华裔文学不仅引起了美国读者以及学界的关注，也引起了我国学者和世界各国学者的极大反响。梳理美国华裔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的话语不断地在族裔性与文学性之间摆动。美国华裔文学作为冒现(emerging)的文学，早期研究更多地突出了作品的族裔性，对于少数族裔政治及社会现状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作品的文学性研究，随着华裔文学发展的成熟与研究的深入，批评话语开始转向对文学性的诉求，可以说，华裔文学的发展促进了批评话语的多元，而批评话语在一定程度上对文学创作和批评实践又能产生一定的导向作用，梳理美国华裔文学创作与批评之间的关系，思考美国华裔文学批评话语转向的原因，本文旨在反思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存在的不足，揭示美国华裔文学研究发展的新趋向。 一、美国华裔文学创作与批评之间 美国华裔文学批评与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60年代开始的民权运动、学生运动以及多元文化主义思潮的产生为华裔文学的“冒现”奠定了基础，而文化研究、后殖民理论与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发展为美国华裔文学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石。在某种意义上讲，美国华裔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成为学术建制的组成部分，应归于华裔作家和批评家的共同努力，美国华裔作家的创作为研究者提供了批评文本，而没有早期批评家的努力，美国华裔文学也许还要沉默更长时间，正是由于赵健秀等人的挖掘、整理，才让美国华裔文学发出自己的声音，走到读者面前。因此，回顾美国华裔文学发展的历程，有助于我们梳理批评的轨迹。从时间上看，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个阶段，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60年代为开创阶段，这一时期的作品数量较少，形式多为口头文学，歌谣，故事等，代表作品包括《吃一碗茶》、《华女阿五》等，这些著作引起渎者关注的往往是其写实特点，对于早期移民生活的描写突出了作品的族裔特色，作品的文学性相对较弱；从60年代到80年代可以视为转折期，该时期的作品仍保留了较强的族裔性特征，但有所弱化，作品的文学性明显增强，汤亭亭与谭恩美两位女性华裔作家的创作最具代表性，从90年代开始，美国华裔文学进入繁荣阶段，作家及其创作均呈现出多样性与复杂性的特点。这一时期的作品不论从体裁还是题材上较以往更加丰富多样，并表现出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方面，族裔性的弱化。汤亭亭、谭恩美的新作明显淡化了作品的族裔性，如《第五和平书》、《拯救落水之鱼》等；同时，新一代作家不断涌现，以任碧莲、雷祖威等人为代表的华裔作家则有意模糊作品主人公的华裔身份，他们的目标是要创作出“一批文学作品——不是作为华裔美国人的作品，而是作为作家的作品”…，在这些作家看来，似乎只有消解了作品的族裔性才能增强作品的文学性，这一时期文学的另一个特点是，以哈金为代表的新移民作家异军突起，然而他们的创作没有讲述“移民的生活和经历”，不被看作真正的美国华裔文学。还有研究者把哈金的创作称为“新东方主义中的‘真实’声音”。新移民文学给美国华裔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挑战。 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史在一定程度上映照着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的轨迹。在美国，许多研究者把华裔作品中的文化想象当作族裔研究(EthnicStudies)或者人种志(Ethnography)研究的内容，美国学界曾硬性地把《中国佬》划归为少数民族研究的范畴，使之接近于历史文本，突出了文学的政治功用，淡化了文本的文学性，对于《女勇士》，学术界往往简单的把它归类为女性文学，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于作品文学性的探究。以赵健秀为代表的研究者则根据“亚裔感性”判定华裔作家的“真”“伪”，他们编著的《唉咿!》和《大唉咿!》在突出族裔性方面最具代表性。从90年代开始，随着以任碧莲为代表的新一代华裔作家的崛起，美国的亚裔文学批评开始向“跨民族主义(transnationa1)”视角的转换，研究者对于族裔性的关注随之弱化，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以及流散批评取代了单一族裔身份研究。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转向作品的形式研究，这无疑是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的一大进步。可是，对于美国华裔文学作品的文学性研究难道一定要以消解族裔性为前提吗?没有了华裔族性的文本还属于美国华裔文学吗? 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互为表里，互相影响。美国华裔文学创作的繁荣带动了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的发展，而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对创作有促进作用，同时，前期的研究成果对于后续研究具有明显的导向作用。然而，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的导向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批评话语的重复与研究视角的相对单一，与美国华裔文学创作的繁荣与多元相比，美国华裔文学理论的构建与创作发展的速度不相适应。 不同时期，涌现出了大量不同的华裔作家，而同一位作家在不同时期创作的作品亦有不同的特点，这都给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带来了新的挑战，如果说哈金早期的作品《等待》是作者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用英文创作的中国故事，哈金的新作《自由生活》则是作者站在华裔美国人的立场上描写的移民生活，属于典型的美国华裔文学作品，然而，哈金描写的新移民生活与汤亭亭、谭恩美等笔下的移民生活不同，也与赵建秀等人描写的美国经验迥异，解读这类作品，不能简单地套用已有的研究范式。同时，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哈金早期作品中的主人公大都是生活在社会的“边缘人”，他所描写的真实的“中国经验”不正反映了少数族裔群体在美国社会中被边缘化的生存状态吗?的确，哈金的作品带有写实的特点，但过于突出作品的现实主义特色无疑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作品的虚构性，因为他的作品属于小说范畴，不是生活实录，不属于人种学研究的内容，也不是社会学资料大全，研究人员对于作品“中国性”(Chineseness)的界定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作品的文学性——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 二、族裔性与文学性之间 美国华裔文学批评是伴随着对于族裔性的争论发展起来的。1974年赵健秀、陈耀光、徐忠雄和美国日裔诗人稻田等人合编的《唉咦!亚裔美国作家文集》被认为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式的文集，“标志着亚美文学作为被承认的研究领域的开端”。该书的序言常被看作亚裔美国文学的“独立宣言”，堪与爱默生的《论美国学者》相提并论。但是，赵健秀对于“亚裔感性”的界定引起了评论界的一场论争，习惯上被称为“汤赵之争”，其中一个争论的焦点在于真正的亚裔美国作家的界定，对于这一点，张子清教授曾经提到：赵健秀与汤亭亭就美国华裔族性的争论之激烈，没有任何其他亚裔作家可以与之相比，并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一批华裔／亚裔美国评论家，如：林英敏(AmyLing)、黄秀玲(Sau—lingWong)、张敬珏(King—KokCheung)、金惠经(ElaineH．Kim)等。 其实，美国华裔文学的命名本身就暗含了一种特殊性的政治诉求，国内学者蒲若茜认为，赵健秀、徐忠雄等致力于建立“亚裔感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美国少数族裔追寻族裔性的胜利”。的确，族裔性的构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美国华裔文学作为亚裔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走进了研究者的视野，成为学术研究的组成部分。然而，在全球化呼声越来越高的20世纪末，随着后殖民理论的崛起，迁徙、越界俨然已成为一种世界潮流，国家、民族具有时代性、虚构性，个人的国族归属也非与生俱来、亘古不变的，族裔性遂成为一种变动不居的属性，许多亚裔学者也积极呼应这种观点，评论家林玉玲(ShirleyGoek—linLim)就明确提出：“属性本来就有些暖昧……属性的意涵一直在变，而且属性建构不免掺杂了政治的因素，属性不是天生注定，更不是亘古不变”。研究者在构建美国华裔文学族裔性的同时，也在努力超越“族裔性”给研究带来的种种限制，众所周知，文学研究的是普遍的人学，对于特定群体经验的言说如果缺乏普遍意义，就不可能成为伟大的作品。 金惠经1982年发表的《亚裔美国文学作品介绍及其社会脉络》被认为是“第一部完整研究亚裔美国文学的著作”，也被看作是第一部主题学研究专著，该书超越了赵健秀等人建构的亚裔“英雄传统”，突出了亚裔美国文学的多样性，但她的研究与《唉咦!》文选一样，亚裔美国文学与主流文化的“同化”或“抵抗”构成了二者关系的主体。虽然金惠经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赵健秀等人的民族主义偏狭，开拓了研究的视野，但其多样性分析仍仅局限在亚裔美国文学内部，亚裔美国文学在改变美国文学传统、重构美国文学史等方面所起的作用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90年代以来，亚洲移民在美国的人口数量激增，美国亚裔文学创作也进一步繁荣，建立在二元对立基础上的亚裔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显然不能适应亚裔文学快速发展的势头，受后殖民主义及后结构主义理论影响，亚裔美国文学的研究范式开始了“从文化民族主义向跨民族主义和离散视角”的转向l6J，许多研究表明，亚裔美国文学并非独立于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学传统之外，两者之间存在协调互动关系，亚裔美国文学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异质性特点促进了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研究人员开始把华裔美国文学纳入美国文学或者世界文学的大语境中，重新审视美国华裔文学与主流文学之间的关系，如TinaChen的《双重能动性》(DoubleAgen—cy，2005．)重新思考亚裔美国主体身份；KandiceChuh所著《另外的想象——论亚裔美国批评》(／mag／r~Oth．e一DnAsianAmericanistCritique，2003。)以及周肖劲等人编著的《亚裔美国文学的形式及流变》(FormandTransformationinAsianAmericanLiterature，2005．)均突出了亚裔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及主流文学间的互动研究。而2005年出版的《文学姿态——亚裔美国写作中的美学》(LiteraryGestures：TheAestheticinAsainA．n~canWriting，2005．)则鲜明地突出了对作品文学性的诉求。 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研究起步略晚，江小明在1981年第1期《外国文学》首次介绍了华裔作家汤亭亭：“新起的华裔美国作家马克辛·洪·金斯顿”，这标志着国内华裔文学引介的开始，早期比较完整评介美国亚裔文学的论文应为吴冰教授在1995年第2期《国外文学》上发表的“哎一咿!听听我们的声音!一美国亚裔文学初探”一文，但研究发展的速度很快，从90年代末开始逐渐进入了繁荣阶段，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美国华裔文学作品的译介，教材的编写，研究机构的成立，专题学术会议的召开，研究成果数量的增加和形式的多样，有不少专著问世，此外，以美国华裔文学为研究内容的博、硕士论文数量也呈上升趋势。 然而，国内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方面，绝大多数研究集中在汤亭亭和谭恩美及其作品，相对忽视了其他作品研究。另一方面，从研究内容上看，研究者更多地从中国文化视角观照作品表现了什么，而不是怎样表现，相对忽视了作品的形式研究。国内出版的美国华裔文学专著多集中在作品的文化内容，此外，在研究方法上，受美国亚裔文学研究范式的影响，研究者往往把美国华裔文学与主流文学对立起来，认为“美国亚(华)裔文学与欧美‘主流’文化和文学相互对立或者毫不相干”…，受女性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影响，批评话语主要集中在女性作家及作品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批评话语的独白和研究范围的相对狭窄。 三、批评话语的融合 综合国内研究现状，可以发现美国华裔文学批评话语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即边缘话语与中心话语。许多研究者——通常是国内美国文学研究的领军人物和资深学者，他们认为美国华裔文学作为美国文学中的“边缘”文本，缺乏足够的研究价值，族裔文学更多地被看作文化研究而非文学研究的对象，处于文学研究的边缘。然而，也有学者认为，美国华裔文学作为新兴文学，是美国族裔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重构文学经典，改写美国文学史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作为一名外国文学研究的中国学者，兼具外国语言文学与中国文化知识，在美国华裔文学研究方面享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拥有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权利话语，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华裔文学研究不应被“边缘化”，而应当成为批评的中心话语。 究竟这两种声音孰是孰非，很难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由于所采取的立场及视角不用，研究者得出了迥异的看法。造成两种观点的对立主要原因在于把经典文学与新兴文学对立起来，其实，经典作家与作品的研究与族裔文学研究并不矛盾，也非互相排斥，美国文学经典的形成不也经历了从“边缘”到“中心”的过程吗?美国文学从英国文学的阴影中摆脱出来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而美国文学中的经典作家更是民族繁多，人种也绝非同源。经典文学研究无疑能够给美国华裔文学批评提供借鉴，而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则有助于丰富美国族裔文学研究话语，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拓宽美国文学研究的疆界，丰富研究的内容。因此，经典文学研究与族裔文学研究并不矛盾，而是互为参照，相互融合的。 批评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揭示文本的主题内容或者阐释其特有的文本结构，更在于揭示文本的复杂性，因此，美国华裔文学批评既不应仅限于族裔性的争论，也不应为探求作品的文学性而无视其族裔性，因为美国华裔文学作为时代的产物，它一方面带有了时代的特征，同时，它也拥有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根本特征——文学性，作为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的一部分，缺乏华裔性的文学文本，不能够算作真正的华裔文学，而缺乏文学性的华裔文本也不可能成为美国文学的一部分，美国华裔文学的文学性在一定意义上依托其族裔性，而族裔性在一定程度上又增强着作品的文学性，只有族裔性与文学性结合完美的作品才能成为美国华裔文学的经典之作。 一般说来，美国华裔文学作品的文学性与族裔性存在一定的关系，但并非突出作品的族裔性即提高了作品的文学性，族裔性并非总是显性的，如任碧莲创作的《莫纳在希望之乡》、《谁是爱尔兰人》等作品，无论是作品的主人公还是内容，作者都有意淡化了作品的华裔属性，这与汤亭亭、谭恩美等华裔作家的创作有着很大的不同，然而，无论作者本人如何不想被看作是华裔作家，从她作品的字里行间，仍然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对她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隐含在作品其中的，但正是作品族裔性的含混、模糊给作品的解读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因素，拓宽了解读的空间，增强了作品的艺术魅力。同样，对于哈金等新移民作家的作品，研究人员应该更多的关注作品中的“中国经验”背后表达的心理层面的“美国经验”，不能简单的通过对美国华裔文学的界定把他们的创作剔除出研究者的视野。 美国华裔文学的族裔性与文学性并不冲突，美国华裔文学既不应仅是美国华裔作家的创作，也不应仅限于反映华裔内容的美国文学作品，只要是站在美国华裔立场上进行创作的作家，其创作的文本均应纳人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的范畴。美国华裔文学批评从族裔性向文学性的转向，既是美国华裔文学发展繁荣的结果，也是美国华裔文学研究深度发展的表征，跨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从作品的族裔性与文学性融合的角度出发，我们的批评可以更好的揭示美国华裔文学的复杂内涵，彰显美国华裔文学独有的艺术魅力。 文学批评论文:简论当代文学批评:问题与挑战 摘要：随着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发展，我国的文学批评面临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在世纪指出，如何加强对文学批评面临的问题的解决，加强对文学批评的机遇的运用从而实现更加科学的文学批评是当代文学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多元化的文化语境发展过程中，想要进行文学批评，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要加强我国本土化的思想文化语境的建立，从而实现本土文化的嬗变。本文通过对当代文学批评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进行分析，旨在加深对文学批评的理解。 关键词：文学批评问题挑战 一、当代文学批评受到的制约 当代文学批评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多个方面的制约，比如现代化的心态、进化论的思维习惯等。加强当代文学批评研究，需要对当前文学批评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 （一）“现代化”心态对文学批评发展的制约 在我国的本土语境中，人们对于现代化思想文化的理解还比较片面，认为现代化的思想就是一种新和一种时髦，但是这种现代化的理解是十分狭隘的，如果只是单纯地追求一种新颖和时髦，并没有为思想文化增添一些新的东西，因此这种所谓的新颖以及时髦持续不了太长的时间，尤其是在瞬息万变的社会中，任何一种时兴的东西都十分短暂。最关键的问题是，所谓的新颖并一定是有价值的，对思想文化的内涵的衡量，并不是以时间上的新颖以及时髦作为标准的，往往是时间越久越有历史沉淀的东西更有价值和意义，这种经时间沉淀的东西往往也不会因为时间而消逝。因此当前社会上存在的一种现代化的理论对于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往往存在一定的限制。 （二）进化论的思维习惯对文学批评发展的制约 思想文化的发展并不是线性的，而是时间的一种非线性的累积，由于人们在思考的过程中往往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对我国本土的思想文化界以及文学批评理论界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如果我们在发展文学批评理论的过程中不能对这种思维定势进行突破，则根本不可能实现创新。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常说的一种规律，往往就是人们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目的，这种进化论的思维方式对于当地的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有很大的限制。 （三）在文学批评过程中缺乏批判精神 近年来，我国的本土文学批评界在积极倡导一种宽容的精神，即主张不予外界进行争辩，对外界的任何道理都应该要理解和包容，这样才会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促进相关的理论的发展。这种宽容精神也是一种现代化的体现，是当前社会中存在的一种思维定式，如果不宽容就会被看成是不识时务不现代的。但是这种所谓的宽容反而导致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过程中缺乏一种批判的精神，但是如果将宽容精神运用得好，则可以促进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宽容”的精神与文学批评的职能是不冲突的，宽容意味着有不同的观点以及理论，不同的观点以及理论在发展过程中都会有自己存在的价值，各种不同的理论在相处的过程中也应该要积极保持对外界的一种批判，以一种客观的视角去看待自身与外界之间的关系，做到理解与批判共处。然而我们当前的时代就是一个圆润的时代，更加注重技巧的圆熟，加上各种商业利益以及体制化的生存方式的存在，导致社会发展过程中缺乏独立思考的精神。 二、当地文学批评面临的挑战 对于我国的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应该要结合中国本土文化的传统以及特征，进行有创造性的转化，倡导在文学批评的过程中立足于本土的多元文化的平等交流与对话。但是在当前我国的文学批评过程中还面临着一定的挑战。 （一）存在极端的民族主义的指责带来的挑战 在我国的文学批评界的发展过程中倡导的是重建中国文学批评理论，并且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的转化的过程，这种思想已经受到了很多方面的指责，这种理论在外界很多人看来是一种“极端民族主义”，甚至有人认为这种理论完全是没有必要存在的。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随着各个国家和民族被卷入到对外开放潮流中，任何一个国家以及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都不可能完全保持一种绝对的独立，都会受到外来思想以及文化的影响。西方思想文化对中国本土思想文化就产生了一定的碰撞，然而正是由于不同的民族之间的差异，才使得我们的文化能够被拓展。我们在对外来文化进行接受的同时也应该要保持一种独立的态度，即吸收其他文化中的好的一面，对不好的影响进行降低甚至是消除。当前文学批评界在发展时有的学者就存在比较极端的民族主义，对外来的很多东西都是排斥的，这种做法并不利于思想文化的建设以及各种理论的创新，对于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而言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二）体制化生存方式带来的挑战 体制化的生存方式是当前我国本土的学者以及文人在对文学进行研究时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在体制的约束下，人们的活动往往都会按照体制的各种需求，进行量化，在这种量化的影响下，很多人就会为了社会上普遍追求的东西放弃了自己生活中原本应该有的一种独立思考的能力，往往更加注重追求“量”的指标，而缺乏对文学发展中的各种理论进行辨证思考，这样导致泡沫式的学术开始泛滥，很多文字垃圾出现。在这种体制化的生存方式中，对文学批评理论就产生了一种新的挑战，这其实是一种学术的异化。并不是在追求知识、构建思想。体制化的生存方式下要想促进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要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以及批判精神，并且以这一种独立的精神来应对这种体制化的社会。 （三）简单经济决定论带来的挑战 用简单经济决定论来对社会中的思想文化以及文学现象进行解释是当前社会中比较常见的一种方式。在将近五十年的本土的文学批评理论中一直都是在用这种理论对文学批评进行支撑的，这也使得文学批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与本土的文学创作实际情况产生了偏离，使得理论与现实生活出现了严重的脱节。此外，简单经济决定论的很多观念与我国本土的思想文化以及各种传统也存在一些格格不入的状况，因此，如果不能对这种模式进行突破，则很难促进各种理论的创新。 结语 任何一种理论的发展，都有一定的目的，在发展的过程中要进行积极的创新，并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为了使得理论有更好的发展。文学批评理论是我国文学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学批评理论的创新过程中，应该要针对当前理论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挑战，采取正确的措施进行应对，促进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 文学批评论文:“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现状与开拓”笔谈 新时期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与对西方文化、文学思潮及文学理论、批评方法的引进　与借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对于西方女性文学批评的理论与文本的翻译介绍，明显地　影响到中国新时期的女性文学创作与女性文学批评。 新时期的女性文学批评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影响下，从20世纪80年代对于西方女性　主义批评理论的翻译介绍，从孟悦、戴锦华、朱虹、李小江等学者对于女性主义文学批　评的尝试与探索，到90年代在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的推动下，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　批评从自娱自乐到众声喧哗，出现了诸多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成果：学术专著就有盛英　主编的《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李小江等主编的《性别与中国》、王绯的《女性与　阅读期待》、陈顺馨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康正果的《女权主义与文学》　、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藩篱》、荒林的《新潮女性文学导引》、陈惠芬的《神话　的窥破——当代中国女性写作研究》、林树明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林丹娅　的《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乔以钢的《中国女性的文学世界》、《低吟高歌——20　世纪中国女性文学论》、徐坤的《双调夜行船——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张岩冰的《　女权主义文论》、乔以钢的《多彩的旋律——中国女性文学主题研究》等。从女性主义　文学批评视角研究中国女性文学的论文也层出不穷，壮大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声　势，使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热潮，也使在西方影响下的中国女性主　义文学批评不断走向深入。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取得的成就，其学术价值和意义在于：　一、在对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翻译与理解中，对于女性主义文学的概念、内涵、　特征等有了十分深入的研究，奠定和拓展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基础　。二、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角研究中国20世纪女性文学史，研究当代中国女性文学　史，拓展了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新视野，在摆脱男权意识统治下的文学史写作传统中突出　了女性文学的新视阈与新风貌。三、以女性主义的方法观照与研究中国女性作家的文学　创作，尤其注重对新时期女性作家创作的研究，使中国女性文学的研究在关注女性意识　和女性文本中，呈现出一道新的靓丽的风景线。四、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影响了当　代女性文学创作的发展，其越来越强盛的声势促进了诸多女性作家女性意识的萌动与显　现，使众多女性文学创作洋溢着浓郁的女性主义文学的色彩。 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缘于妇女解放运动不同，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并不在意　于通过文学批评为争取女权的政治运动提供思想武器，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其说　是对男权意识、男权政治的颠覆，倒不如说是意在对女性意识、女性文学的强调、推崇　与展示，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始终基本囿于文学的范畴之内，并未走向文化学、政　治学的视阈之中，在“双性同体”、“躯体写作”、“性别政治”等话语运用中，却也　常常潜在地、不自觉地陷入了男性的视阈与价值体系的规范之中。 综观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成就与现状，我们也看到其中存在着的一些不足之处：　一、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缺乏中国的理论与话语。由于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基于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因此在研究过程中的理论、话语、方法基本沿用西方的，　有时甚至可以说全盘照抄。由于东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出发点、立足点等不同，由　于东西方文化与女性文学本身的不同，在以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女性文学的　批评中，常常有与文学实际的脱节疏离之处，甚至有时成为隔靴搔痒难以贴肉。二、中　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缺乏对于女性文学的诗性观照。由于西方女性主义批评是基于对女　权政治的关注，对妇女解放的关注，因此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某种视阈看是一种政　治学批评、社会学批评，因此大多忽略对于女性文学的诗性观照。在西方女性主义批评　理论的影响下，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很少从文学特性的角度研究女性文学，而往往　仅从女性意识、性别抗争、女性命运、婚恋主题等社会学的视角进行研究，而甚少从文　体特征、叙述方式、语言风格、象征隐喻等视阈展开批评，以致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疏　离了诗性观照，仅仅成为了一种社会学的批评。三、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缺乏更为深　入的文化观照与探析。女性文学的创作是深刻地烙着民族文化烙印的，每一个民族的女　性文学总有其独特的文化特质，一定的文化也规范着影响着女性文学的创作与嬗变。女　性主义文学批评应该关注文化，从文化视阈观照女性文学，从女性文学视角探析文化的　特性与流变，才能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更加走向深入。 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着力于男性文化对女性形象　歪曲的揭露，从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倾心于以女权的视角解读经典作品，到80年代　中期以后进入跨学科的文化研究，深入到“性别诗学”的研究。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肖　尔瓦特的著作就以《走向女权主义诗学》为题。从诗学的视角展开女性主义文学的研究　，成为世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新动向，从文学语言、叙述方式、文体类型等视角，研　究女性文学特有的表达方式。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应该努力建立中国文学批评的“　女性诗学”，在接受借鉴西方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基础上，继承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中　的诗学传统，努力建构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努力使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既关注女性的社会性地位和角色，也不放弃对于女性主义文学的文学性的研究；既强调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对于诗性的分析与探究，又加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对于文化的关　注。任何一种文学批评的理论与形式都不能是截然独立的，它与传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　系，这正如肖尔瓦特所说的：“如果说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是妇女运动的一个女儿，那么　它的另一对父母则是古老的父权制的文学批评和理论成果。”(肖尔瓦特《新女性主义　批评》)我们既不能忘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产生于妇女运动的背景，也不能无视古老的　父权制的文学批评和理论成果。 谈女性文学研究的基础性建设 乔以钢 新时期以来，中国的女性文学研究经过近20年实践，初步成为一个富于特色的学术领　域。其主要标志是：女性文学开始被视为具有独特价值的学术考察对象，对其所进行的　研究不再仅限于具体作品的一般性评论，而是已推进到对相关理论体系的探询和基本理　论问题的探讨；研究者从多方面审视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现实意义，尝试在“拿来”和　借鉴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女性文学的具体实际进行实践，探索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女性　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中的性别范畴得以确立，越来越多的学者以各自的方式对女性文学　给予了程度不同的关注；一批研究成果以专著或论文的形式出版、发表，初步展现了这　一领域的学术生机。在此过程中，研究者主要从以下几个层面开展工作：一是讨论界定　女性文学的研究对象和基本概念，阐发有关理论的哲学基础和产生发展的现实依据，探　讨从事有关研究的理论基点和操作方法；二是批判文学中的男性中心主义，揭示其对女　性形象的歪曲以及对女性创作的压抑，呈露女性在现实生活和文学话语中的处境；三是　追溯女性的文学传统，探索女性意识、女性经验在文学创作中的艺术表现。经过诸多学　人的共同努力，以上工作已经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进展。而另一方面，在研究不断深入的　过程中，也面临着不少困惑和问题。在此，仅就女性文学研究的基础性建设谈一点自己　的看法。 第一，关于研究对象的确立。一个研究领域的确立，总须以特定的研究对象为前提。　就女性文学这一范畴所涉及的相关概念(如：妇女文学、女性文学、女性主义文学、女　性写作等)来说，在多年的研究实践中，一直处于多种理解并存的状况。对此，现阶段　很难加以统一的界定，而这毕竟是一个关系到学科建设基础的问题。笔者认为，该领域　研究对象的范围不宜过窄，而应具有较强的包容性。这实际上意味着，对研究对象自身　所具有的丰富性给予充分肯定。尽管就研究者个体来说，完全不妨各自有所专攻，但若　从整体研究格局考虑，关于研究对象范围的认识理当全面涵括女性文学命题的各个方面　。这不仅对学术视野和研究空间的拓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关系到对女性文学创作及研　究的总体认识和把握。只有打破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避免对女性文学作过于狭隘的理　解，才有可能将研究引向进一步深入。因此，我们不宜轻易将大量非典型女性立场、女　性视角的创作排斥在外，不可轻视甚或菲薄部分女作家超越对女性本体问题的揭示、主　动面向广阔社会生活现实的颇具开放色彩的创作。与此同时，也很有必要加强对男作家　创作中所表现的性别观念、性别意识以及性别形象等方面内涵、特点的分析，从而更为　充分地展现出女性主体性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中丰富多采的表现形态。 第二，关于理论资源的清理。在中国女性文学理论探讨的过程中，存在着这样的演变　轨迹：20世纪80年代，基于对时代阶级议题压抑性别议题的反拨，“人性”话语　体系中的性别差异论压抑了阶级话语；90年代以后，女性主义批评得到发展并产生了一　定影响、同时也显露出种种问题，不少学人开始强调个体女性的多重“身份”以及女性　内部阶级、种族等方面的差异，并由此出发考察性别与文学的关系。那么，如何“既不　放弃历史唯物论脉络上的阶级批判话语，又能把批判性别歧视制度的女性主义理论纳入　讨论当中”(贺桂梅语)，就成为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不仅如此，当我们致力于将马克　思主义脉络上的阶级理论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脉络上的性别理论、女性写作理论有效地　整合起来为我所用时，或许同样有必要付出极大努力，去发现、梳理和认识中国历史上　有关妇女解放的思想文化遗产及其在文学创作中的体现，从而避免仅以西方女性主义文　学理论和创作为参照系，而忽略了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思想文化传统和文学创作实际。　在此基础上，才能谈得到综合性的女性文学理论的建构以及多样化的女性文学批评方法　的确立。 第三，关于研究方法的多样与互补。近些年来，女性文学研究的视野、思路和方法获　得了前所未有的拓展、丰富与更新。此间西方女性主义观念产生了很大影响，一些研究　者尝试以女性视角剖示长期以来男性中心文化对妇女的奴役，揭露传统女性形象塑造中　存在的种种问题，鼓励强化女性意识的“女性写作”，体现了对压抑妇女的传统文化的　批判精神。在此过程中，本身即带有综合性特点的女性主义批评方法无疑发挥了十分重　要的作用。然而，正如同任何其他方法一样，它在具有自己的优势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　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并非无论何时何地都适用于任何女作家在任何状态下的创作，也并　非任何具有女性主义倾向的创作的所有侧面都只能用它来加以评说。从研究对象的实际　情况来说，创作主体的内部构成及文学产品的具体内蕴极为丰富复杂，这就决定了研究　方法不可简单化。在具体研究中，从对象的实际以及具体的研究目标出发，完全可以采　取多种多样的操作方法。事实上，每一种视角都有其独到处，也都有其遮蔽点。当然这　之中视角和方法的选择存在着能否尽可能优化的问题。如果我们着眼于特定的文化目标　，现阶段借鉴女性主义视角和批评方法或许确实是一种颇为有效的选择。但即令如此，　依然不宜片面推重女性主义批评研究模式而轻易否定运用其它方式方法进行研究在多角　度认识研究对象方面的价值。多种方法的综合、互补、灵活运用，恰恰是女性文学研究　赖以赢得良好发展前景的生命活力之所在。 第四，关于研究主体的学术素养。女性文学研究与人类性别问题密切相关，具有十分　浓重的文化色彩，带有一定的跨学科性质，这就对研究主体的知识结构、学术素养提出　了较高的要求。如何在强调女性主体性的同时，自觉避免陷入女性本质论?如何防止在　肯定女性视角时，无形中把妇女看成一个与男性二元对立的整体，认同实际上并不存在　的“统一的女性经验”，而忽视了女性内部受制于各种复杂因素所产生的种种差异?在　具体的文学研究中，如何处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女性批评标准与文学审美标　准的关系?如何大力增强研究成果的原创性?如此等等。这些问题的产生，固然由于有关　问题自身十分复杂，理论本身尚不能相对自足；同时也与国内的研究实践终究仍处于起　步阶段，研究队伍的学术修养、整体素质亟待提高有关。女性文学研究事业任重而道远　。唯其如此，更须实践者具有脚踏实地、坚韧不拔的精神，在勇敢地面对社会、面对研　究对象的同时，同样勇敢地面对自身的弱点，在扎扎实实的学习、思考和创造中前进、　积累。 女性主义批评与男性文化视阈 丁帆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反对以男性文化话语霸权为核心的女性文化与文学研究取得了空　前的进展，这种历史的进步无疑是推动了人类两性的和谐进程。但是，我们似乎却要警　惕另一种极端给人类社会的两性关系带来的巨大阴影! 据报载：今后女人生孩子将不再需要男人了!因为最近澳大利亚科学家发明了一种不使　用精子就可以使卵子受孕的新技术——单亲无精生殖技术。看来，这一技术的诞生，对　于那些女性同性恋者来说，无疑是一个福音。 随着高科技日新月异的突飞猛进，人类在技术发展过程中愈来愈依赖物质的赐予，逐　渐丧失了人的自然本能。婴儿可以定制、人可以克隆、胚胎可以进入生产流水线(据悉　：未来婴儿可能在电脑控制的芯片上受孕，成为一个“胚胎加工厂”，婴儿们将在这一　条条生产线中诞生)，这些人类的奇迹都在一个个发生着，但是，谁又能考虑到这样一　个奇迹呢?——人在充分物质化后，除了人体器官功能的全面蜕化外，人类的情感即将　被消灭!人类最崇高的永恒主题——男女之间的爱情——也即将被那个巨大的电脑储存　器所删除。 当女人不再需要男人的时候，当女人决定退出这个鲜活的情感世界的时候，那么，这　个世界就会变得黯淡无色，成为一个悲惨的世界。如果是这样，这并不表明女权主义的　胜利，恰恰相反，它将预示着女权主义的彻底失败! 人类在其文明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把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男权主义思想遍布了整个历　史的时间与空间，即便是后现代主义时空下的西方社会，男权政治文化中心的格局也仍　然没有太大的改观，应该说它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集体无意识”植入了每一个人的　灵魂深处，更可悲的是每一个女人都概莫能外，她们心灵的臣服，更加构成了男权文化　的扩张性。推翻这个不平等的社会契约，使世界和谐起来，这才是女权主义的出发点，　同时也是她们最后的目的终端。 然而，在反抗男权主义为中心的政治文化的过程中，有些持女权主义极端理论的人，　总是将男人置于自己的对立面，带着一种先入为主的天然仇恨来片面地诠释这个世界，　难免就有了些自掘坟墓的意思了。要想用男权主义的霸气来雄视这个世界，以满足一下　称王称霸的欲望，这是犯了与男权主义政治文化同样的历史性错误。 最近，一直在读“人文与社会译丛”中的一些书籍，其中一位波兰学者弗•兹纳涅茨　基在《知识人的社会角色》一书中说道：“以古老的常识‘真理’——女人低男人一等　——为例。在任何一个社会，女人从属于男人都是社会秩序之规范的一部分，因此上述　‘真理’是不能怀疑的，因为怀疑它就意味着对两性之间的所有关系模式提出了疑问。　特例只是证实了上述‘真理’，因为任何男人——比方说一位怕老婆的丈夫——从属于　女人的关系，能被认为是不正常的。这一普遍结论容易与强调低层——比方说与贵族形　成对比的恶棍——天生低人一等这一观点共存。因为高级阶层的女人简直根本不与低级　阶层的男人相比较。社会没有必要进行这种比较，因为低级阶层的男人在社会上从属于　高级阶层的男人；如果偶尔由贵族妇女统治恶棍，那么她是作为男人的代表出现的，比　如男人不在、死了或未成年。”“这些对个人之‘优越’或‘下贱’的判断是评价性的　，价值判断构成了所有常识性知识的核心；因为总有一个价值判断直接包含于一个行为　规则之中。” 实际上，男人作为社会文化中心的“真理”早已经被这个社会的知识界所否定，这个　“真理”早已成为一个伪问题了，不存在任何假说的可能性了。因此，当今天的女权主　义学者如果不是针对社会和那些非学术界的大众发问与诘难，而是针对学术界的公理(　除极个别的男权主义者之外)而责难，似乎是找错了对象，有点与风车作战的味道，因　为我们在知识界的学术领域内，已经有了一个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的新文化价值命题——　男权主义是封建的、腐朽的、垂死的、不合人性发展的文化价值观，谁违背了这一学术　公理，谁就要受到不仅是外界舆论的压力，而且又会受到来自内在的良知的谴责。 反之，如果女权主义也把自己的终极目标锁定在“翻身”后进入压迫与统治阶层，而　不是为人类两性的和谐、平等、交融、互尊、互爱而奋斗的话，那将又是中国文化的一　次悲哀，我不想也不屑用吕后、武则天之流来作比附，因为这种比附本身就暗含着一种　不平等的男性文化视阈，以为女权主义的这种矫枉过正是大逆不道的，是应该全民共诛　之的，女性应该也必须是受压迫与奴役的。但是，谁都没有想到的悖论是，即便如此，　吕后、武则天之流也正如那位波兰学者所说的那样：“她是作为男人的代表出现的。” 由此，当我们来重新检视许许多多“五四”以后女性主义作品的时候，就会发现很多　可疑的问题。“五四”时期许多优秀的女性主义作家为什么在“五四”新文化退潮以后　，乃至于到上一世纪的后半叶，完全依附于男权主义的统治文化而不能自拔，甚至同流　合污，成为帮闲与帮凶? 我倒以为，当今的女权主义者们目前所要思考的一个深刻学术与学理的命题是——在　女权主义理论甚嚣尘上之时，在其激进的理论之下，有多少理性与情感成分是“作为男　人的代表出现的”!也就是说，在许许多多的女性研究者的身上，我们可以发现很多隐　藏在其潜意识中的以男性文化视阈为基本价值判断的思维悖论——如果这个问题都得不　到深刻的反省，而最后走向平权主义，恐怕一切都是徒劳的。 君不见，如今一些标榜女权主义和“新新人类”的先锋派的女作家们，在其大量的描　写兴奋点中，是以臣服与取悦于男性文化视阈而兴奋不已吗?!君不见，有许多女权主义　的批评家们实际上是在用男性化的喉舌，言说一个“女奴”的义理吗?!真理往往向前跨　越一步就是谬误，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力倡者和代表者的理论急刹车与急转弯，给中国的　女权主义者带来的深刻经验教训，应该作为前车之鉴。惟有此，我们的女性主义批评才　能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 在这个愈来愈物质化的时代里，女性主义的研究切不可走向走火入魔的理论疆域。女　性只有与男性携起手来，面对不合理的以男性主义文化为中心的政治统治格局，面对物　质主义对人类文化的共同侵害，作出共同不懈的努力与奋斗，才能完整地表现这个时代　真正的人性内容。 当这个世界不再需要男人的时候，这将是一个可怕的世界!这个世界离它毁灭的距离也　就愈来愈近了。 谁最愿意看见这悲剧的一幕呢?! 有差异的声音 ——女性主义批评之我见 张凌江 盘点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开拓与突破性成果，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　崛起与繁荣理当为中国当代学术研究中醒目的成果之一。女性主义学者(包括认同女性　主义理论的男性学者)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或通过对女性文本的重新梳理，发掘被宏　大叙事遮蔽的女性写作的历史轨迹，重建文学史的大厦，从某种角度说是填补着文学史　研究的“空白之页”，使历史不再是缺失女性参与的叙事(如刘思谦《“娜拉”言说—　—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盛英、乔以钢《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等)；或与　女性写作互动共振，分享、感应与品评女性写作与女性文本独特而神秘的生命律动与鲜　明的美学取向，阐发对女性文本隐喻与象征的理解上的共性与亲密关系，敞开被遮蔽的　女性写作(如李小江《女性审美意识探索》，徐坤《双调夜行船》等)；或采用现代女性　主义立场和术语，重新切入男性书写的文本，考察其性别表述、书写女性的视点与态度　、两性关系中的权力关系分布等，辨识隐藏于各种堂皇叙事中话语霸权对于女性的压迫　，从而产生出新的“意义”，执拗地打开了一个历来被男权文化有意无意折叠的阐释与　批评的扇面(如王家平《鲁迅性学思想论略》、刘慧英《90年代文学话语中的欲望对象　化》等)。这一系列女性主义批评实绩，标志着女性学者性别主体意识的觉醒，及她们　颇具特色的思维习惯与不同的责任关注，她们对传统的男性中心的审美范式与解释权威　的颠覆，从主流意识形态中分离出“自己的声音”，“有差异的声音”，在一向是男性　中心的学界竖起了女性主义批评的旗帜，显示了女性主义批评的学术创新活力与理论先　锋激情。 然而，既使是在女性主义批评风头正健的今天，它依然遭遇众多的误解、诘难和某种　优势话语的抵制，感受着压抑、边缘、弱势状态的艰辛，它在固若金汤的父权制政治与　文化体制内部寻求突围而又由于过于暴露身份陷入攻讦与重围之中，它在男权话语网络　的雷区地形图中闪烁其词、跳越行进而又难免触雷倒毙。如今审视方兴未艾的女性主义　文学批评的现状，评估其得失，并规定其发展趋向似乎为时尚早，并且有悖女性主义批　评反体制、反规约的形象。笔者仅就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文化立场、批判姿态与批评实　践的内在矛盾作一描述(而非评判)，以激发学界探讨。 一、拆解与建构。对女性主义批评的责难之一，是它在批判男权文化这一否定过程中　缺乏自觉的建构意识，在拆解、颠覆男权文化主宰的批评话语与审美范式的过程中，无　意构建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体系与女性诗学规范。女性主义原则认为任何理论的建构，　都不可避免地联结着男权话语的知识网络，并转化为新的权力话语和权力体制，压制新　思想的萌芽。女性主义批评的这一在理论建构的无为姿态，与其“拆解性”文化策略有　关。女性主义与解构主义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它所持的叛逆的彻底性原则主张：“有　效的女性主义只能是完全否定的女性主义，解构一切事物，拒绝建构任何事物”(张京　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第1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女性写作与女　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这种强调疏离、变异、流动、另类的游击战术，显示了它的不可界定　与不可规范，因而具有了无限的可能性和更广阔的空间，形成“众声喧哗”、多元并举　的“有差异的声音”，当然也使它在男权制文化体制下无所归属、无从着陆，成为拒绝　建设自己的空中花园的精神孤儿与学术孤岛。但问题是如果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永远“在　路上”流浪，不屑于建立成熟完善的理论体系，就会永远是支离破碎的断章碎片，永远　处于他者和边缘而无法介入主流社会，无法纳入历史视野(也许根本就拒绝被吸附进男　权制宏大历史叙事的主流框架之中)，取得学界的合法地位，满足学科建设的需要，永　远承受不可言说、无家可归的隐痛。 二、滞后的女性主义批评与前卫的女性写作。纵观当代文坛，空前活跃的女性写作显　然超前于女性主义批评，它的前卫与激进姿态，使批评显得滞后、被动甚至失语。如上　世纪末卫慧、棉棉横空出世，震撼文坛，而女性主义批评却无法快速、有效、合理地从　理论上阐释、驾驭、主导。回顾当年的评论界，无论是男性抑或是女性批评者，几乎都　是站在被男权观念整合过的“男性阅读”立场，对她们的文本施行扭曲与强暴，充斥着　泛道德的、因袭的男权的声音，皆不得要领，各说各话。笔者认为，卫慧们恰是后现代　理论消解深度，追求平面化与流畅浅显的叙述方式，以消解中心、解构主流的“中国宝　贝”，她们的文本彻底颠覆了男权权威话语和道统规范的传统女性形象，他们对理想的　破灭、个性的沦落、生活的无意义等等后现代症侯发出了锐利的“蝴蝶的尖叫”。至于　她们如何迎合市场规则与“男性阅读”——窥视与意淫的误读，那是男性市场规则与阅　读伦理的谬误，正是由于这种偏离文本主旨的炒作，才使谬种流传，如何能归罪于女性　写作?“男性的阅读”无法思考女性写作的反抗内质，不熟悉进而排斥女性文本中与性　征有关的女性体验的象征系统。由此可见，“女性阅读”立场与“男性阅读”立场，其　政治设定与责任担当是错位甚至对立的。女性的肉体、感情、自然和私人领域的特征可　能在文化批判与价值重估上更有意义，女性主义批评正是要通过强调对社会、文化的边　缘性和差异性的尊重，将女性体验合法化，通过对女性文本的疏离性的发掘实现社会批　判、与改造的目的。由此可见，女性主义批评不是具有女性性别的研究者的批评，正如　女性写作不是女性的写作，而是以鲜明的女性主义意识、观念、态度和立场从事的批评　活动(包括男性学者)，与女性写作一起分享知识禁果，感受文化和历史的压抑，参与她　们的反抗，主动疏离主流意识形态，促进女性写作的特殊价值的实现，在批评界发出自　己的“有差异的声音”，而不是将女性写作整合进男权体制与宏大叙事，祛除其“剩余　价值”，在日益机构化、学科化、精英化的过程中，最终成为男权文化的附庸。所谓“　有差异的声音”是指女性主义批评的独特的或女性的规范，那种对自己的性别更具自我　意识，具有女性主义思想，对妇女利益更关心的女性主义批评之声。同时也体现了男女　体验的差异，其差异导致了男女在思维方式、责任担当与关注焦点等的不同。女性的主　体、女性的自主意识与独立价值是女性主义批评的基点之一，它与现实政治体制、文化　网络、学术语境形成的紧张的张力关系，正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女性写作追求的最佳　状态。 文学批评论文:新时期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在新时期所有的文学批评中女性主义批评具有独特的生命力。没有一种批评能够像它那样贴近生存本体论的关注。作为人类的一半──母亲、妻子、女儿，女性不但是女性自身说不完的话题，也是男性说不完的话题。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女性问题就永远会成为一个讨论的焦点。用不着作任何一点夸张，女性的生存质量直接关系到整个人类的生存质量。正因为如此，从八十年代初关于它的话头一提起，一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兴致勃勃地探讨它，不断地深化它。在本章设置的批评题目中，没有一种的资料──从论文到专著──在丰富性上可以跟它比肩。仅仅梳理新时期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脉络的论文就有数十种。而且耕耘者不只是女性作家、学者，还有相当数量的知名度较高的男性批评家。这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便利条件，也给我们设置了难以超越的高度。我们只能放宽对自己的要求，作一次简单的描述。考虑到对女性主义批评的历时性研究文章较多，一些明显的演进轨迹已被说清，我们这里准备从共时性角度展开思考，抽释出女性主义批评的模式化特点。又考虑到女性主义批评主要是女性自身的话语，所以尽管男性批评家有不少精彩的发言，我们还是以女性批评文本作为评论的对象。 一、打开一个美丽、富有创造力的世界 文学如同人类历史一样，其实是男人和女人共同创造的。亚当和夏娃的同一性书写造就了人类的未来，也造就了组成一体的爱情、婚姻、家庭的文化模式。 但是由于野蛮人遗留下来的价值观长期地支配人的意识。所以女性在创造人类历史和文化的作用反而被忽略了。男人无端的成为历史的唯一主宰，并且自我编撰着第一创造者的神话。 进入现代社会后，男女平等的观念虽然被提出，但由于女性的社会实践历史的有限性、女性自我话语形成的艰难性，女性的作用仍然处在被遮敝状态。直到西方女权主义运动蓬勃兴起，她们找到了自己的意识、语言及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包括写作，她们对历史和文化的伟大贡献才被充分揭示出来。在女权主义运动的如火如荼阶段，我们目睹到了一幅壮观的图景：“发掘妇女文学著作，描绘妇女想象力的版图，分析女性的情节结构，使妇女文学作为一个特殊的探索领域展现在世人面前。” 比之西方，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崛起稍晚。在开始还明显地缺少理论体系性。可是由于大量的成功的女性创作的出现，由于批评家们女性意识的觉醒，她们一开始就特别看重对女作家创作成就的张扬。从一九八?年到一九八二年李子云追逐着每一个女作家的脚步，留下了一篇篇关于她们的评论。她独具慧眼的文字揭示了她们独特的风格魅力和独特的艺术创造。进入她批评视野的作家后来都成为新时期文学领域里极有影响力的人物。她们有张洁、王安忆、茹志鹃、宗璞、张辛欣、张抗抗、韩蔼力、戴晴等等。一九八四年，她以《净化人的心灵》为题将这些评论结集出版，在文坛上产生了较大的震动，为女性主义批评开拓了道路。一九八六年在联邦德国召开的“现代中国文学讨论会”上，她又全面总结了中国女性文学，特别是新时期七年来女作家创作的发展。她指出新时期女作家的作品已经形成了新文学运动以来的第二次高潮，并且有两个特点：“其一，大多数女作家仍然沿袭了几十年来所惯用的超越女性意识表现社会生活的艺术方法，从选材到处理题材的立场、角度与男作家没有多少差别。其二，‘女性文学’开始兴起。有些女作家开始站在妇女立场，从自己的切身体验出发，表现了妇女的特殊问题与心态。” 对于每一个特点她都作了具体的阐释。尤其对于第二点，她作了更为详细的说明。她说：“‘女性文学’的兴起也是中国大陆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这是一九七九年以后中国女作家创作中的一个新的特点。几十年来带有女性特色的作品被指责为消极、颓废、情调不健康，因而几近绝迹。一九七九年张洁发表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冲破这一禁区之后，这一类型的作品有增无已。” 李子云深刻挖掘了这类文学作品产生的社会原因及性别原因：“几千年沿袭下来的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世俗偏见，维护男性利益的道德规范，在家庭范围内从家务劳动的不合理的承担到性方面的不平等关系，等等。有些习俗相当落后甚至野蛮。” 李子云还细致地辩识了女性文学伸展的两个维度。一是“呼吁真正爱情的出现，申诉不幸的婚姻带给妇女的痛苦，要求婚姻自由，其中包括正当的离婚权等等。”一是“如何保证男女两性在发展各自事业的平等权利和如何进一步实现男女两性在人格上的平等。” 她热情地肯定了张洁、张辛欣、张抗抗等女作家在处理以爱情、婚姻为题材的作品时流露出来的对女性“被占有、被抛开、被遗弃”的命运的不满乃至反抗情绪。认为她们提出了人类文明不能不给予足够重视的重大问题。 新时期另一个较早关注女性文学创作的批评家吴黛英更为全面地描述了女性作家在审美领域的突出贡献。比如“女作家一般来说比较喜欢并擅长于写‘小题材’、‘小人物’和‘小事件’”。还有“偏重于主观情感的抒发，特别擅长于描写女性的感情活动”。再有呈示着“美丽纯净而又宁静的新境界”。最后富于“纤细柔和”的美。 吴黛英批评的价值不单单表现在她对女性文学的审美品格的挖掘，更在于她引入了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视点，说明女性文学审美品格产生的必然性。吴黛英认为，女性“独特的心灵敏感区和艺术天地，主要是由女性独特的生活视野和心理视野决定的。” 例如“国外心理学家曾对男女两性在梦境内容上的差异作过统计和研究。结果证明，女性在梦中的视野小于男性。女性的梦多数发生于熟悉的室内环境中，男性的梦多数陌生、奇异、而且多在室外发生。而且，女性在梦中的活动规模也小于男性。”“这决定男女作家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女作家们完全可以扬长避短，走一条适合自己艺术个性的创作道路，”即“通过细小平凡的题材，从一个侧面来把握和反映时代的脉搏。” 从一粒砂中看世界，于半瓣花上说人情，这是女性独有的优势，这个优势并非每个男作家都能够做到的。又如，就注重情感来说，女性同样胜过男性。她引用瑞士心理学家云恩的话来作证实：“若就情感无可争辩地是女性心理学的一个比思维更加明显的特殊性来说，最显著的情感型，也是发现于女子之中的。我能想到的这种类型的事例，几乎没有例外，都是妇女。” 同时她又以苏联心理学家科恩的研究作为佐证：“他……发现女青年的日记中，自我描述比较主观，基本上是谈过去体验过的感情；而男青年的自我描述比较着重活动，重点在于表现新的兴趣和活动种类等等。” 女作家的心理特点决定她们的作品在情感上更为丰富、细腻，尤其新时期女作家的作品以情感人，“给文苑吹来了一股温馨的和风，使刚刚从紧张动荡的政治生活中解脱出来的广大读者感到了一种精神的抚慰，获得了心理的平衡。” 吴黛英的某些观点未必能赢得我们的全部赞同。但是她这种札实、严谨的学风却十分令人称道。和那些为女性主义而女性主义的文章相比，即使到今天也能给人更多的启发。 对新时期女性文学给出较高评价的还有许多批评家。她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带着感佩、骄傲、自豪的语调来谈论姐妹们的创作。间或还让人感到，有些人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快垒──向男人世界发出冲击和挑战。她们似乎不是在描述文学，而是在炫耀女性的自我、女性世界的美、女性的才能、女性的创造力。像金燕玉对田野、陆文婷、金鹿儿、岑朗等美好女性形象的复现，简直就像一首首诗，引人无限赞叹，无限神往。 有时我们还能从这些批评中读出一种女性的自恋。这种自恋使她们相信，女性作家是描写和表达女性心灵、愿望不可动摇的权威。任何异性都不要闯入这个领地，冒犯她们、歪曲她们。徐坤就曾对张宇进行过“温良”的颠覆，同时向下个世纪的男性书写者发出了警报。 在张扬女作家创作的过程中，还有一种热闹的景象，就是广泛挖掘从古代到现代所有女性作家的创作。这里有李小江的《夏娃的探索》、刘思谦的《“娜拉”言说》、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等等。 二、挑战：对准男权文化 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和男权文化给女性心灵造成了巨大的创痛，以至在她们的内心里积淀起对男人的仇恨。这种仇恨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代代相传地留给了后代女性，使她们在遭逢不幸的时候自然而然地暴发出来。而与她们感同身受的作家也就很容易在这种基础上通过自己的作品对男权文化进行起诉和抗议。这种起诉和抗议经常能够在女性主义批评家那里获得反响和回应。 或许也是许多女性主义批评家和李子云保持同样认识的缘故，她们一般说来总爱把自身的不幸原因归到男性身上。李子云的话是这样说的：“在中国已经实现了法律上的男女平等。妇女逐步获得与男子同等的就业权，受教育权以至参政权。中国城市妇女就业率可能在全世界位居前列，而且实现了男女同工同酬。妇女参与社会工作、社会活动，并且具有同样的社会责任感。” 李子云在国外发表的这番话究竟出于本心还是策略性语言，我们不好揣测，不过它基本上支配了几乎所有女性主义批评家的思维运转方向。那就是对准男权文化表达女性要求解放、平等和自由的呼声。而张洁的《方舟》、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是她们抨击男权文化的典型文本。李子云评论说：“张洁的《方舟》……描写了三个离了婚的妇女在社会上为个人事业奔走的‘苦难的历程’。在当前中国社会中，妇女很容易得到起码的工作，但谋取称心的工作并使自己的才能得到施展则很不容易。某些职业妇女即使摆脱了家庭的大男子主义，却摆脱不掉社会上的以男子为中心的轻视妇女的思想。……更令人苦恼的是，她们还得耗费一定的精力来应付某些男子视女子为享乐对象的轻簿态度……张洁的《方舟》多方面地表现了妇女在争取女性尊严和实现自身价值时所经受的种种磨难，而这些磨难几乎使她们频于心力交瘁的地步。” 王绯以同样的价值尺度及相近的语言揭示王安忆《小城之恋》的内含。她认为“力之于男性总是侵略的、进取的、自私的；男性即使沉溺在最无廉耻的贪欲和肮脏的欢情之中，亦能完整地保持住一个原本的自己”，“女人却必须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用一整个身体独自去承担那‘罪孽’，被损害的最终是女人。” 她高度赞赏王安忆在《小城之恋》里对女性所特有的“母性博大无私”的描写，对男性卑微渺小的讽喻，说这是一个女作家才可能有的对人生的深刻理解。李子云对《方舟》的评论只是小说意义的一个方面；王绯对《小城之恋》的剖析只是小说表层的内容，实际上两个文本都还有更深的东西值得我们思索。但从她们的关注点来看，我们能够触摸到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一般特征。 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在初始阶段并无深厚的理论背景。所以她们对男权文化的批判，言词不很激烈，态度还比较温和。从一九八八年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被介绍过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西方女权主义的政治色彩被洗净，而对男权文化的批判好像让她们找到了理论上的支撑点，所以一时激烈起来。一九八九年在《上海文论》关于女性主义批评的专号上，王绯鲜明地举起了反父权、反男权的旗帜。她宣告：“自从人类文化转向以父权为中心，便把许多残忍的清规戒律只施加于妇女身上，这便注定了永世的夏娃们特别的不幸。父权文化在推进文明进步的同时所留下的罪恶，突出地表现为对女性的戕害。……我认为，创作和批评一旦冠之于女权的时候，便意味着它们的目的首先在于解构父权文化之于罪孽，伸张长期被压抑的女性人权，其次才是文学和批评自身。” 这里的“父权”只是“男权”的别名。王绯借戴晴《中国女性系列》报告文学所讨罚的都是男性的现实问题。比如她猛烈地抨击男性的“处女膜”情结，说“对处女的嗜好在本质上是男性的嗜好，男性的观念。……对于女子的贞操从行为、观念集中到生殖器官上的苛求，造成了两性对抗于文化中心的状态。中国女性正是从这时开始，在父权文化中受到难以测度的摧残。” 戴晴的《幼年即遭强暴》写得触目惊心，其对人们的陋见、习俗的批判入木三分。王绯对男人们狭隘的“处女膜”情结的批判，也非常富有力度。然而对于她忽略了男人要求女人“纯情”的合理性一面，宽容地对待女性“多男子”方式的说法，却难以苟同。由此可以看出反男权主义背后的一个意识走向：蔑视男权、否弃男权而独尊女权。 这种反男权话语到九十年代更加极端。它从两个方面展开。第一解构男权文化模式，清除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描写。因为在女性主义批评家看来，所有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描写完全是对女性的歪曲、亵渎、糟踏。徐坤比较绝对。通过小说《游行》女主人公几次性经历的失望，她宣判了男人的卑鄙、无能和死亡。又通过《从此越来越明亮》的理性言说表示“不再反串什么男性叙述者，把那伪装和铠甲全部揭去”。到《狗日的足球》，她发明了女性自己的诅咒男人的语言“狗日的足球”。这还不够，回应西方女权主义者对斯丹达尔、克劳代尔、劳伦斯、布列东的颠覆，她无情地解构中国的男性作家，企图从女性主义角度宣判他们价值的丧失。在《双调夜行船》里她把张贤亮、贾平凹、莫言、张宇尽收眼底，随后一个个拆除。她认为，这些男性作家都是在“男性躯体修辞学”的支配下写女人的。张贤亮把女人当作了男人受难时的肉体安慰。贾平凹把女人当作了玩物及生殖器展览的理想对象。莫言（在《丰乳肥臀》中）把女人当成性亢进的摹本。最不可饶恕的是张宇，他的《疼痛与抚摸》篇幅不长，“却富含了所有男权视阈下的女性躯体修辞学符码：渴望强奸、受虐情结、恋物癖、偷情、、裸体游行、反抗、自杀、一妻多夫的‘三人行’……作者想藉由这些，……来完成一部对循环往复生生不息苦难历史的揭示和抒写。然而……在没有进行充分的男权自我反思之前，任何一种居高临下的‘大男子主义’的体恤都可能使书写者本身滑入性别歧视的误区。” 徐坤抓住张宇的一个叙述句“水家的女人都活得很苦很贱”，说，一个“贱”字一下子暴露了他歧视女性的立场。有鉴于此，徐坤对张宇及下个世纪男权书写者发出警告，否则她似乎会有更大的颠覆。 九十年代的女性主义批评在反男权文化模式上走向的第二个极端是逃离男性或放逐男性。在传统文化秩序中女性的生存目标一直被写成“寻找男性”。包括张辛欣的女主人公们在内“时时渴望着寻找她们的另一半及感情最后的停泊地。” 但是九十年代的女作家和批评家从传统的文化指认中超越出来，毅然绝然地表示可以抛开男性。这种情形非常像富有思辩理性的批评家陈虹所描述的那样：“女性主义由于有父权制这个共同的靶子，因而它超越了种族、阶级、社会制度等的差异，建立了基于男女性差别的性别路线，这种性别路线号召每一个妇女从家庭与男人的关系中分离出来，强调妇女间形成姊妹情谊。激进的女性主义者们甚至使用‘同性恋’来描述与强调妇女间的姊妹情谊。” 对于女性否弃男人的意识刘慧英简直视为绝对律令。并将其与尼采宣布的“上帝死了”相比肩。她说：“在几千年的男权社会中，男人在女人心目中的地位犹如上帝在人们心中一样，是绝对权威的象征──女人必须崇拜、服从和依附于男人，女人对男人的背叛或忤逆被看作与亵渎上帝同样是严重的不轨。男人是女人的上帝，失却男人对男权社会中的女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将新时期女性文学对‘男子汉’的否定与尼采的这一真知灼见相提并论。它们有着同一种精神，就是勇于彻底推翻自身依附的精神支柱，从而使自身面临一种孤独无援的境地进行更为自由的生存选择。”她还认为这是女性“自立的现实举动”，“标志着女人性……走向新生” 。这不仅仅是理论申张，更是一些作家的创作实践。林白、陈染、海男都有回到母系血统，回到女性姐妹怀抱的描写。关此，我们将在后面论述。 三、解放与自由：归入感官写作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归根结底是要求女性自身的解放与自由。这一目标从一始就很明确，到后来愈加彰显。但由于社会环境、伦理观念和思想解放程度等等的限制，在不同阶段她们对解放和自由的内容限定也不同。当女权主义尚未传入中国、“主义”两字也没有作为女性的后缀而出现时，解放和自由，大致是要求有爱的权利、发展事业的权利，稍后还有“寻求自我”、“实现自我”的权利。诚如李小江所言：“‘寻找自我’是女性艺术创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也可以说是最基本的母题。它来自生活，源出于女人的历史……正因为女人无史，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没有社会地位、没有独立的人格价值，才使得‘寻找自我’成为女人精神探索的前提。” “寻找自我”是个很现代的概念，把它说成是“母题”，显然并不合适。但正是这一强硬的表达，反映了特定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解放和自由的要求上的激进色彩。那时张洁的《方舟》、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都获得了新的肯定性的阐释。自然，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被认为是表达了女性寻找自我的经典文本。再稍后，伴随着西方女权主义的渗透，还有对父权制文化──男权文化的批判，她们对解放和自由的要求更进一步了。所说进一步，即人身的彻底解放──爱可以不受男权的干涉、自由进行。换个说法是，在一些作家的创作中，女性在爱情选择中的多恋应当被看作是正常的，多变也应当被看作是正常的。由于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或者说由于女性主义从后现论中吸取营养，此时的批评已不大关注女性的社会成功。这些往往被当成旧话语、属于伟大而堂皇的叙述。在删除了女性追求的社会维度之后，又赶上商业文化、享乐主义文化勃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给解放和自由增添了更新的内容，叫私人化写作，亦称感官化写作、肉身化写作。 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在走上自觉阶段后努力向西方女权主义靠拢。除了女权主义的政治色采不予吸收外，其他许多方面都加以实践，以争得同步发展。关于感官化写作亦如此。感官化写作在西方也叫“躯体写作”。西方的女权主主者认为，女性从自身经历出发进行写作，应该也有权写自己的性感受。运用这种躯体语言写作不但不是罪过，反而能真实地揭示女性世界的秘密。迪迪安指出：“性力量不过是一种压迫人的神话，不再令人恐惧；因为我们从一个女人把一场后婚姻恋爱视为被解放与解放的描述中得知，性关系实际等同于‘说俏皮话的欢笑’及‘躺在一起，而后跳起来去弹唱整本的芝麻歌曲集’” 。中国女作家林白、陈染、海男是感官写作的大胆实践者。陈虹指出：“执著于表现女人及女人性经验是林白一贯的创作主旨。……林白……毫不留情地揪着我们，让我们看她从历史深处和神密黑洞打捞起来的女性及女性经验，女性同性恋、手淫、性感觉……而这些是从来没有以女性视角中的内容物出现于历史地表之上的，它们隐于历史的幽深处，晦暗不明，现在林白让它们浮出了历史地表。”“与林白相比，当代文学中另一个女性主义者海男更无视既存的道德秩序和价值体系，她只听从来自女性生命深处那种神秘的召唤，……，着迷于其内心纯粹的女性欲望。” 陈虹还特别揭示了海男文本的一个模式，就是从爱情上的无穷逃亡，又无穷地逃到爱情。对死亡的恐惧、对衰老的恐惧、对虚无的恐惧使海男的女主人公疯狂地占有爱情、享受爱情，企图用这种方式化解恐惧、驱散恐惧。然而爱情的失望又加剧了她的恐惧，于是她出逃。可是出逃之后寻找不到消除恐惧的方式，她于是又寻找爱情。如此周而复始，形成了恶性循环。有的女性主义批评家赞扬海男写出了生命本体的困境，然而我们看到的精神内核却是性欲的贪婪。只是为了遮蔽它的不雅，批评家给它罩上了宏大叙事的光圈。这种伪饰与她们主张大胆、坦率地抒写肉体感受的语言形成了悖论。 解放和自由的内含不只是指两性间的交欢无拘无束，还指同性恋能获得广阔的天地。九十年代的另类作家林白、陈染、海男、徐坤、徐小斌、卫慧、棉棉无不把笔墨伸入到这个领域。她们打破了几千年来由男性的性征垄断所造成的沉默，把女性同性恋的“温柔”、“温婉”的感觉传导给读者世界。戴锦华曾以“姐妹之邦”为题阐释陈染此类写作的意义。她说，陈染的世界“渐次成了一个女人的世界。其间有绝望、有温情、有获救的可能，姐妹之邦开始被构想为一个归所，而不是一个少女生涯的过渡”。这种姐妹情谊超出恋母带给人的愉快。在《凡墙都是门》里“雨若成了‘我’与‘母亲’共同的朋友，是她再度带来这一女人世界的温情与和谐，并且支撑着一个美好的女人之家的畅想。” 陈染和林白、海男、徐坤等一样，被认为是有女性主义自觉意识的作家。正因为如此，戴锦华联系她的写作主张进一步指明这种“女性情谊”的抒写意义：质疑男权、超越男权；它“已不再是在于某种‘解放’与‘平等’的幻觉，基于某种花木兰式的情境与心境，”而“是反抗与解放的强音” 。作为作家，同时也是批评家的徐坤非常赞同戴锦华的阐释，并在关于母女恋、姐妹恋的宏观研究论文中强化了这种写作的意义。她引用戴锦华的话说：“女性写作是一种包含了很多可能性的，具有无限空间的文化的尝试，可以叫做一种文化的探险。这种体现的意义在于，把长期以来没有机会得到表达的经验、视点、对社会的加入、对生活的观察，书写出来。而且我相信这种女性写作还能包涵某些传统男性写作所不能达到的空间，具有更多样的可能性。” 随后补充道：“女性本文以其美学及其诗意上的巨大而鲜明的隐喻性，能动地穿透当下的生活，仿佛是在明处，又仿佛是在暗中，在九十年代的历史文化长河中形成一幅‘双调夜行船’的迷人图景。” 四、认识论上的空洞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无疑是非常富于趣味的批评，即使在那些令人困惑的提法和鲜见的语言中，我们也能感受到某些真理和新的文化信息。但是，可能与它的历史不长有关，我们又分明地感到它的某些不成熟性。这些不成熟性不但表现在它因为采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结果造成了女性一元绝对论上，而且表现在它常常用理论观点强硬剪裁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的丰富性上。因而它也带来了许多认识论上的混乱和悖论。也许这也反映了女性唯意志论的一般特点。为了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能够扩展更大的空间，我们提出一些问题、作为存疑。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她们人为地割去了女性话语的社会关注维度。如果说女性的不幸命运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和男权文化统治有很大关系，那么到了五十年代后期随着“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权力话语被普遍推行后，就不可同日而语了。男权文化逐渐解体，变成了残余。它虽然还在一些地域、一些家庭起作用，但也是强弩之末。随着女性平等参政权利、平等择业权利得到了确实的保障，女性在家庭的地位也空前提高。家庭权力重心慢慢发生偏离。到现在多数家庭里男人成了“气管炎”，女人成了主宰。这种权力结构还使女性娘家受益匪浅，而男性父母反倒遭到更多的冷落。所以杜甫那句诗“信是生男恶，反是生女好”几乎成了天下父母的共识。更需要作一点社会调查的是，现在的年青夫妇，在一半以上的家庭里男人充当劳动的主角，女人养得浑身小姐气、贵族气。像张洁在《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里所写的女人，是有的。她们没有爱的权利、没有自我实现的权利。因此张洁的描写、张辛欣的描写很有意义。但是不能把这说成是两性间唯一的事实。造成这种状况的最深最远的原因是社会。当时不但女人没有爱的权力，男人也没有爱的权力。《沉重的翅膀》里的郑子云、方文煊就是被政治文化阉割的典型。说到个人的事业，女人没有过，在社会的统一安排下，男人何曾有过。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出头椽子先烂”。这种文化机制在一元化的领导体制里得到了庇护，遭受其害的往往是男人。男人较多的不驯服性、女人较多的柔顺性（也有不少靠色取媚领导的），使他们的命运向不同方向偏斜，造成了严重的“阴盛阳衰”的现象。不敢问津于社会而把矛头对准男权，颇有点像进入无物之阵，其文化颠覆的勇敢性要打上许多折扣。比起所源出的西方女权主义还颇有点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嫌疑，最后只剩下一个维度，就像一些女小说家把男人所写的那样，反男权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谋取性自由。然而如此一来，中国的女性主义就只能将女性贬入到生物性的生存状态（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偏瘫也是九十年代至今整个文化偏瘫的一种反映）。西方的女权主义也有过视男性为仇敌的偏激阶段。但多数人醒悟较早，认识到两性间的爱是无可逃避的，因而发展到新的阶段，即与男性沟通、友好交往的阶段。据《中华读书报》二??一年四月二十五日《世界图书》专栏报导，英国的女权主义老祖母莱辛等人深刻反思过去运动的偏激，坚决“反对所有打击男人的行为。”另外三个著名人物贝克维尔、韦尔登、托马斯也表示站在她的立场上，为“今日男人辩护。”中国的女性作家、批评家中王安忆、陈虹始终保持冷静、客观的认识。但愿她们的态度不再被同性所拒绝，但愿女性主义者能够思考建立“双性文化”而不是单性文化。 还有一个问题是，女性主义批评缺乏科学的理念精神和自我反思的精神。所谓缺乏科学的理念精神是指她们简单地站在女人的立场上，在反男性中心论时暗自举起了女性中心论的旗帜。从这一立场出发，从女人是仙女的先验观念出发，她们无视造成女性问题的个人因素及性别因素，把一切祸源都推到客观、推到男性文化上。这就让人感到有一种极端自恋主义文化及女性唯意志论的东西作怪。由此她们对许多问题的解释都带有片面化、带有推理和演绎的特点，缺乏说服人的力量。波伏娃的研究特别令人首肯。她一方面猛烈地轰击男权文化，另一方面又深刻地反省女性自身的弱点，比如女性好“趋时”，还颇“传统”、“保守”等等。女性身上的弱点有时是社会制度、历史文化包括男人的歧视造成的，但也有女性生理和心理上的因素。不研究女性自身的问题，不寻求克服的办法，不仅会在两性间产生是非，就是在同性间也会产生是非。那种家长里短、传闲话、眼皮浅、好忌妒、小心眼就常常招惹事端。认真分析起来，林白、陈染、海男等笔下的女主人公都有一种自我扩大症、妄想狂心理，还有一种多疑的毛病和被迫害狂症状。对她们的描写有时还能显示出独特的审美蕴味，但艺术上的偏颇和高频率的重复、模式化往往使人看上两、三部就会产生厌倦。对它们毫无挑剔地推崇不但令读者倒胃，还会对批评的有意操作产生不信任的感觉。女性的解放必须获得男性的同情、认可，就如男性的权力必须有女人的理解和支持。以意为之，甚至把病态的心理当真理不会获得通行的绿卡。这个世界就是如此，谁也不是离不开谁，谁又都不能漠视别人的意志。健康的心理是在两性之间建立起能够沟通的友好关系。中国的女性主义已经出现了不少时髦的倾向。它应该适当观照一下生活实际，再考虑今后的振飞。 最后一个问题也颇令人费解，就是中国的女权主义者缺乏自信力。她们在一些女性主义文学的研讨会上总是爱找男性批评家作中心发言或指导性发言，时至今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下属的女性文学研究部仍由男性批评家给他们当“领导”。不知作这种选择时她们是怎么想的。 文学批评论文:关于尚书文学批评思想探讨 论文摘要：《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零散的、宽泛的、芜杂的，有的甚至是不可靠的，这正是文学批评理论萌生之时应有的现象。然而，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亦是十分丰富的，而且其中有许多思想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本文主要探讨了尚书》中“诗言志”的思想；“言以道接”的思想；“辞尚体要”的思想和“察辞于差”的思想。 论文关键词：尚书；文学批评；诗言志；辞尚体要；探讨 《尚书》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文献总集，它记载了唐尧、虞舜、夏、商、周的各类文章，其中主要的是我们今天称之为公文的告示，此外还有大量的帝王对臣下的训导、告诫等。《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零散的、宽泛的、芜杂的，有的甚至是不可靠的，但这也正是文学批评理论萌生之时应有的现象。然而，由于《尚书》本身的状况及其文学批评思想的零散性、宽泛性和芜杂性，使得学界对其探讨与研究不多，有许多文学批评史著作甚至避而不谈。事实上，《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亦是十分丰富的，而且其中有许多思想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因此，有必要完整而充分地探讨和研究《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笔者此文仅就研习所得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诗言志”的思考 “诗言志”作为我国古代诗歌批评的纲领，最早见于《尚书·虞书·舜典》，其中记载了舜对他的臣子夔所说的关于音乐(实为诗乐舞)的一段话：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舜典》多出于传闻，被认为“大约是战国时写成的，所记舜的话自然是不可靠的”；但《舜典》系周史官所记，“诗言志”至少反映了周人的文学观。顾易生、蒋凡著《中国文学通史·先秦两汉卷》指出，“诗言志”应有较早的渊源，并引《左传嚷公二十七年》中的“诗以言志”以证之。《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了“郑伯享赵孟于垂陇”，诸子赋诗言志的事件，其云：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日：“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日：“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床第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子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日：“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赵孟日：“武请受其卒章。”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日：“吾子之惠也。”印段赋蟋蟀》，赵孟日：“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日：“‘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卒享。 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谓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谓矣。”文子日：“其余皆数世之主也。子展其后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乐而不荒。乐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后亡，不亦可乎?” 这是赋诗言志的真实写照，并展示其言志之后的结果。而其中赵文子所说的“诗以言志”历来被看作是“诗言志”思想的最早记载。不过，从赵文子所说的话来看，“诗言志”的说法在他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因此，赵文子不应该是最早提出“诗言志”思想的人。那么，在我们目前无法证明《舜典》的记载者所记非实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认为舜是最早提出“诗言志”的人，《尚书》是最早记载“诗言志”思想的典籍。 关于“诗言志”的内涵，许慎《说文解字》云，“诗，志也，志发于言。从‘言’，‘寺’声”，将“诗”解释为“志”，诗与志一体。杨树达在《释诗》中说： “‘志’字从‘心’，声。”闻一多的《歌与诗》在谈到“诗言志”的时候指出：“志有三个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这里的“怀抱”不仅指志意，而且与情感相关了。孔颖达《礼记正义》云：“此六志《礼记》谓之‘六情’。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朱自清《诗言志辨》在引用了上述三段材料之后指出，“情和意都指怀抱而言”，又指出，在先秦文献中，“这种怀抱是与‘礼’分不开的，也就是与政治、教化分不开的”。其实，对“诗言志”的理解不仅要从其自身词义解析与引申入手，还应该考虑到其后舜所提出的“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歌永言”即“歌永其义以长其言”，(《尚书孔传》)也就是“歌通过延长诗的语言，徐徐泳唱，以突出诗的意义”；“声依永，律和声”即“依声律以和乐”，(《尚书孔传》)也就是“声音的高低又和长言相配合”，“律吕用来调和歌声”。由此可见，这三者作者都是从形式表达的角度思考的，无论是歌延长诗的语言，声音与延长的语言相配合，还是运用律吕来调和歌声，其着眼点都在形式，那么，“诗言志”也就不仅具有“诗以言志”、“赋诗言志”的内涵，而且还表明了诗作为志的表达形式，其文本形态是语言，诗要运用语言来形成，并通过语言来表达志向。语言是诗与志的中介，又是诗的存在形式。闻一多对“志”的三个解释中虽然偏重于“怀抱”，但“记录”其实也是“诗言志”一个意义取向，诗用语言来记载亦应包含在“诗言志”的内涵之中。 因此，“诗言志”中已经隐含了对文学本质的揭示。这说明，先秦时期尽管诗还不是独立的文学形态，但是对诗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点认识还是十分清楚的，进而对“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现代文学理论的基本命题也有所认识。 二、关于语言表达的要求 《尚书》中十分重视语言表达，把语言表达同“道”联系起来，要求语言表达要以“道”为准，并体现“道”的要义。《尚书》中对语言表达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言以道接 “言以道接”是《尚书》对言语表达所提出的一个具体要求。《尚书·周书·旅獒》云：不役耳目，百度惟贞。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志以道宁，言以道接。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 不贵异贱用物，民乃足“志以道宁，言以道接”所揭示的是“志”、“言”、“道”之间的关系，孔氏传云：“在心为志，发气为言，皆以道为本。故君子勤道。”在《尚书》及传的作者看来，“志”与“言”是内与外的关系，存在于心中的是“志”，而表达出来的就是“言”，而制约这二者形成的则是“道”。“道”在《尚书》中往往被看作是客观事物的内在条理，看作是正义的社会规范，如《尚书·虞书·大禹谟》中说：“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睇百姓从己之欲。”再如《尚书·夏书·五子之歌》中说：“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底灭亡。”所以，“志”与“言”都必须用“道”来规范，这样看来，“道”就成了“志”与“言”的客观标准，无论是“志”的形成，还是“言”的组合，都要根据“道”的要求进行。那么，从“言以道接”的角度看，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言语表达的规则，言语表达要以“道”要求为基准，否则，就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另一方面，对于语言的评价，也要根据“道”的准则进行。《尚书·商书·太甲下》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 “逆于汝心”即与你心中所想相背离，孔氏传云：“人以言睇违汝心，必以道义求其意，勿拒逆之。”“逊于汝志”即顺从你的思想意志，孔氏传云：“逊，顺也。言顺汝心，必以非道察之，勿以自臧。”在《尚书》及传的作者看来，对于人们的言论要以“道”的尺度进行评判，并要从相反的角度加以思考，如果有与你心中所想相背离的言论，你要从其合于道的角度进行思想，不要轻易加以拒绝；如果有与你的思想意志相一致的言论，则要从其不合于道的角度进行思想，不要轻易地肯定。总之，要以“道”的标准来评判人们的言论，而不是以个人的好恶来进行评判，这是因为个人的好恶是一种偏见，如果以此来评判人们的言论，则很难分辨言论的真伪。 这依然是“言以道接”思想的一种表现。 (二)。辞尚体要” “辞尚体要”是《尚书》对言语表达提出的另一个要求。《尚书·周书·毕命》云： 王日：“呜呼!父师，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别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瘅恶，树之风声。弗率训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画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不惟好异。商俗靡靡，利口惟贤，余风未殄公其念哉!” “辞尚体要”是要求言语表达要体现“道”之要义，若有异于“道”之要义，则君子所不好也。孔氏传云：“政以仁义为常，辞以理实为要，故贵尚之。若异于先王，君子所不好。”“理实”即客观事物的实际道理，也就是“道”，先王所施行的亦是“道”。这实际上反映了儒家的文学观。《论语·卫灵公》云： 子日：“道不同，不相为谋。” 子曰：“辞达而已矣。” 辞之所要达到的即是“道”，即“道不同，不相为谋”的“道”。孔子之所谓“道”即仁，诚如有子所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而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这与“辞尚体要”的思想是一致的。 如果从客观的角度看，“辞尚体要”也反映了文章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作为文章形式要素的“辞”应该完整准确地表现文章的内容“要”，这里，“要”是重要的，是作者所要突出的核心，亦是全篇内容的核心，“辞”是为“体要”服务的，它的基本功能就是“体要”。这一思想对后世文论影响很大，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就坚持了这一思想。《文心雕龙》中有三处提到“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的思想，如《文心雕龙·征圣》篇云： 是以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易称“辨物正言，断辞则备”，(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故知正言所以立辩，体要所以成辞辞成无好异之尤，辩立有断辞之义。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圣人之文章，亦可见也．。 刘勰在这里具体阐述了“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的思想，指出“体要”是“成辞”的关键，只要依据“体要”而“成辞”，则“辞成无好异之尤”。圣人文章对文学创作的指导意义也就由此而生。 (三)“察辞于差 “察辞于差”是《尚书》中对语言表达提出的又一要求。《尚书·周书·吕刑》中说： 上下比罪，无僭乱辞，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审克之!上刑适轻，下服；下刑适重，上服。轻重诸罚有权。开J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罚惩非死，人极于病。非佞折狱，惟良折狱，罔非在中。察辞于差，非从惟从。哀敬折狱，明启刑书胥占，成庶中正其刑其罚，其审克之。 狱成而孚，输而孚。其刑上备，有并两刑“察辞于差”的观点是在阐述刑罚判断的思想中提出来的，其意思是于差错中考察其辞的真伪，从而判断实情所在。孔氏传云：“察囚辞，其难在于差错，非从其伪辞，惟从其本情。”“察辞于差”的思想虽然来自“察囚辞”，亦可推向对一般文章及文学作品的语言考察，通过对其语言表达的考察来判定其情感表达及内容表述的真伪。语言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工具，是文学作品创造形象、表达情感、表述内容的主要手段，语言运用得如何直接影响文学创作的成败。在文学创作中，作家如果创作了内容不真实、情感不健康的作品，往往可以通过对其语言的分析而找出差错所在。另一方面，语言同思想是一致，思想如何，往往会通过语言表达出来，这即是孟子所说的“诚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孟子·公孙丑上》)的“知言”思想。由此可知，“察辞于差”思想的关键在于通过语言考察而深入地了解和把握作者深刻的思想情感和作品的深刻内涵。 《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十分丰富的，尽管其中有些内容并不十分可靠，但总体上还是通过反映我国上古时期的思想文化发展状况的。通过对《尚书》中文学批评思想的探讨，我们或可进一步探索我国文学批评思想萌芽时期文学批评思想的体情况。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虽然是零散的、宽泛的和芜杂的，但其基本思想已经萌生，并对后世文学批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作进一步的探讨，以丰富我国先秦时期文学批评思想体系。 文学批评论文:试论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角看《摸彩》 论文摘要：几十年来，雪莉·杰克逊的代表作短篇小说《摸彩》因其独特的魅力，在文学论坛上获得了经久不衰的关注。本文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分析了作品中体现的女性的从属地位和女性的反抗意识。 论文关键词：《摸彩》；雪莉·杰克逊；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雪莉·杰克逊是一位著名的、多产的美国女性作家，一生写有六部长篇小说，两部回忆录，一部短篇小说集，其中短篇小说《摸彩》是她的成名作与代表作。1948年6月26日，《摸彩》在《纽约人》杂志上问世，立即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也引起了文学界的轰动。半个多世纪以来，它不仅选人美国中学教材，吸引无数文学爱好者的关注，而且受到世界各地评论家的青睐，一度成为评论的焦点。 人们从不同角度对《摸彩》进行分析评价，如Grifin等对文中应用的象征主义手法、讽刺反语、寓言、叙事风格等写作特点的分析，Alfred等对文章揭示的“暴力与残忍”、“牺牲与欺骗”、社会制度的不公、人性的麻木冷酷等主题的探讨，Thomas等¨对作者写作意图的猜测、对故事情节及人物刻画的深入了解等。本文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挖掘《摸彩》中体现的性别差异等，进行评价赏析。 一、故事简介 在一个晴朗明媚的盛夏的早晨，在一个无名的小村庄里，男女老少的村民聚集到一个广场，参加一年一度的“摸彩”活动。摸彩活动具有悠久的历史，已经连续进行了77年，甚至更久，因此人们对整个活动仪式的细节都很熟悉。今年举行的摸彩也毫无例外，一切都同往年一样，是那么的平静安详。村里的孩子、妇女、主持人Summers先生、邮局局长Grave先生、Hutchinson太太等人物一一被介绍，正当读者满心欢喜，猜测着谁会中彩，会得到什么奖品的时候，中奖的Hutchinson太太却大呼“it’sunfair”，令人一头雾水，摸不着头脑。读到最后，读者才发现，中彩其实是个灾难：Hutchinson太太因为抽中，而被她的村民们用石头活活砸死!而造成这样的荒唐行为是因为一个可笑的信仰：“六月彩票抽，粮食快丰收(LotteryinJune，col beheavysoon．)”。 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在女性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对文学著作进行评论的一种方式。女性主义思想和理论以“社会性别(gender)”为基点，指主要以女性经验为来源和动机，并希望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男女平等的社会理论与政治运动。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之前的启蒙运动，并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蓬勃发展。女性主义文学是始终伴随女性运动而存在的，是女性主义运动的一个部分，是指专门从事文学方面的研究和创作的女性主义作家和作品。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已走过了近30年的历程，一些著名理论家预言它还将是21世纪中主要的批评流派。解构主义理论家乔纳森·卡勒所言，“女性主义批评比其他任何批评理论对文学标准的影响都大，它也许是现代批评理论中最富有革新精神的力量之一”。 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大致经过三个阶段：强调男女平等阶段、强调男女差别阶段和主张运用男性理论来解构男性理论，提倡多元共存的阶段。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新女性主义话语的一部分，它的问世动摇了西方几千年来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和思想观念，并作为批评方法之一成为“21世纪的显学”。 三、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角看《摸彩》 很多文学批评家谈到了故事中体现了男女性别的关系。例如，FritzOehlsehlaeger在EssaysinLiterature中说明，彩票的故事描述了“父权社会对女性性征的控制”。 1．女性的从属地位 在父权制的等级体系中，男人是主体，女人则是他者，女人总是作为男人的对立面而被动地存在。 首先，从整个摸彩仪式的规则来看，男人代表整个家庭来抽签，而女人只是被看作男人的财产或附属品。摸彩一共分为三轮：首先是家族的头领，其次是各个家庭的男主人，第三轮才是抽中的那个家庭的每个成员。 在首轮抽签中，有两个特殊情况：Dunbar太太是唯一参加抽签的女性，因为她的丈夫摔断了腿，而她的儿子还不到十六岁，尽管大家都对这一情况了如指掌，Summers先生还是一再询问确认，妻子为丈夫抽签成了不得已的选择；而Watson小子的母亲的命运则由她儿子的运气来决定，因为Watson小子今年可以为“母亲和自己”抽签了。在第二轮抽签中，Hutchinson太太的女儿没有参加，因为“女儿是随丈夫家一起抽签的”，换言之，女人只是男性的附属品，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所以Stnumers先生对Hutcihnson太太说“Youknowthataswellasanyoneelse”o可以毫不夸张地说，Hutchinson太太被抽中的厄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她的丈夫的坏运气带来的。 其次，从称谓上看，女人们都被冠以“某某太太”的称谓，如Mrs．Delaeroix、Mrs．Hutchinson、Mrs．Dunbar等。当TessieHutcihnson赶到广场时，其他的男人们冲着比尔说：“你的妻子来了，哈钦森。”没有谁想到先称呼“特西”，只因为大家认为她是“属于”比尔的，是以比尔的一部分而存在的。尽管这些妇女们“穿着褪了色的家居服”，Hutchinson太太“在围裙上擦擦手”，这些细节都说明女人们也在劳动，但男人才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他们维系着村庄和家庭的经济命脉。 在这个村子里，政治经济大权掌握在三位男性的手中，而各个家庭的权力也由男人们牢牢地控制着。一贯主持摸彩仪式的Summers先生，“ihswifewasascold”，他妻子是个泼妇，这样一个看似无关主题的细节，却暗示着：即使是个性强悍的女性，在摸彩等重要仪式上，也是毫无任何权利可言的。 2．女性的反抗意识 男人正是通过不断排挤、压抑女性这个他者来稳固自己的中心地位。在男权社会中妇女总是处于社会的边缘，女性被男人视为劣等的性别，而她们自己也甘愿顺从于这种性别支配。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女性只有学会等待、服从、接受。 在文章开头介绍的小孩子玩耍的和谐景象中，当男孩子在搬运和堆积石头的时候，“Thegidsstoodaside”，女孩们只是在一旁静静地观看，她们已经知道自己长大后也要像其母亲一样，所以从小就学会自我克制和屈从于男性的权威；女人们“继她们的丈夫之后不久也来了”，然后“加入到她们丈夫的行列里”，并且“standingbytheirhusbands(紧紧地跟在她们的丈夫后面)”。软弱、无用和温顺的所谓“女性气质”，成了女性的一种美德。 在小说中，主人公TessieHutchinson是唯一表现出了女性反抗意识的角色，尽管这是无意识的，并没有从本质上对“彩票”提出异议。首先她姗姗来迟，“Clena forgotwhatdayit wsa(把日子整个儿给忘了)”，她解释迟到的理由是“不能把那么些盘子扔在水池里不管”，一个勤劳务实的家庭主妇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但这种触犯社会习俗的行为显然被认为是对“彩票”及“彩票”所代表事物的一种不满；当丈夫抽到纸片时，她立马对抽签的方式提出质疑，“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来挑他想要的纸片”，而她的丈夫却叫她“shut up”，因为这违背了他作为丈夫的尊严；在第三轮抽签后，丈夫Bill“走过去到他妻子那儿，从她手里夺过纸片”，并“举起它”，向众人再次表明他对这个不服管束的妻子的控制。 杰克逊让TessieHutcihnson当了“彩票”的替罪羊，Tess．ie试图反抗自己所处的地位，但却是社会统治阶级所不能容忍的。 雪莉·杰克逊是一位女性作者，同时也是一名女权主义者，在她的代表作短篇小说《彩票》中，男性的权威与女性的反抗之间的冲突明显地贯穿于整个故事。给读者带来强烈的震撼。 文学批评论文: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检讨 【内容提要】 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究竟从何时开始？20世纪90年代之前是“五四”说，后来“晚清”说逐渐占据主流。“五四”说之所以被“晚清”说代替，是因为其具有不可超越的局限：它不能解释“五四”之前中国文学批评中萌生的“科学化”和“人本化”因素。“五四”说存在的根据主要是“五四”时期白话文的盛行和政治家对历史的划分，但它们并不适用于中国的文学批评。笔者认为，检讨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的“五四”说，有着学术史、学科建设和方法论等方面的意义。 【关键词】 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检讨 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究竟从何时开始？20世纪90年代之前一直是“五四”说，即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开始于“五四”时期，这以我们众多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为代表。20世纪90年代之后，“五四”说遭到质疑，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晚清”说逐渐占据主流，即人们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于晚清时期。但是，当历史逐渐远去的时候，我们再来冷静清理其中的曲折是非，或许可为文学批评未来的发展提供一点可资借鉴的经验，况且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仍然在学界有一定的残余影响。 一、“五四”说的局限 所谓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就是中国文学批评中现代性因素的萌生，导致了中国文学批评“型”的转变。而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性”因素，又主要是指文学批评的“科学化”和“人本化”①。但是，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的“五四”说，不能解释五四之前中国文学批评中萌生的“科学化”和“人本化”因素。因为五四时期的学人虽然高举科学和民主的大旗，而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与“民主”的呼声早在五四之前便已响起于中国大地。 五四文学革命时期，胡适在《新青年》第2卷第5号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2月，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这两篇重要理论文献，被许多人认为是文学革命的开始。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言文合一”，主张以白话取代文言，作为现代文学语言。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则提出了“三大主义”，不但批判了旧文学中雕琢阿谀、词多意寡、铺张空泛、师古蔑今等文风，而且批判正统的封建文学观念，如“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等。此外，胡适还发表了《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发表了《〈晨钟〉之使命》等提倡和讨论文学革命的文章。 诚然，这些文章以“科学”的精神，为当时文学及批评的困境寻找出路，为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献计献策。但是，此种文学批评转型的思路并不始于五四，也不始于这几位大家，早在他们之前，就已有人作出了类似甚至于等同的思考。首先，五四文学革命的思想底蕴，是彻底地反帝反封建。而在反封建方面，最主要的是“打倒孔家店”。然而，章太炎1906年发表的《诸子学略说》，就彻底剥去了几千年来披在孔子身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外衣。我们试读《新青年》中发表的吴虞、陈独秀等人的反孔文章，其中不少论点“就是本于章太炎的，不过是根据当时新的形势，作了进一步的阐发罢了”②。当然，章太炎后来又转向了，1917年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之际，他却在上海发起建立了“亚洲古学会”，强调要“甄明学术，发扬国光”，保持“国粹”之源远流长。到了1922年，他更是致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柳诒征，对自己当年订孔、反孔表示忏悔，这些又另当别论。其次，五四文学革命的具体主张，主要是“改良”和“革命”。但是，无论是的《〈晨钟〉之使命》所谓“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还是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所谓“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等论断，无一不是梁启超小说界革命宣言的翻版③。陈平原在《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中也说：“梁启超之提倡‘文界革命’、‘诗界革命’与‘小说界革命’，直接接上了五四新文学，其历史功绩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重视。”④ 五四文学革命时期，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人的文学》。他认为：“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周作人的这一主张里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提倡新文学应以人道主义思想为核心。第二，反对束缚人性的封建文学。文章列举了十种“非人的文学”之后，指出这些“全是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平和的坏东西，统应该排斥”⑤。后来，周作人又发表了《平民文学》，认为与贵族文学不同，“平民文学应以普通的文体，写普通的思想和事实。我们不必记英雄豪杰的事业，才子佳人的幸福，只应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⑥。周作人提倡的“人的文学”或“平民文学”，是以人道主义为本的“为人生的文学”，强调文学是人性的，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这些主张为文学革命时反对封建专制和伦理、提倡个性解放建立了理论基础。此外，胡适的《易卜生主义》提出要以西方的“少年血性汤”即充分发展的个性主义，来挽救濒临于死亡的中国文学的命运。 但是，无论是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还是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它们并不是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中“人本”精神的源头。早在20世纪初，王国维通过学习西方近代文学观念，对文学中的“人”进行了美学思考。他说：“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而使吾侪冯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此一切美术之目的也。”⑦夏中义在《世纪初的苦魂》一书中，把王国维的美学（含文学批评）称为是人本—艺术美学的准体系。而所谓人本—艺术美学，是指王国维美学是在人本忧思即对人的价值关怀的水平上去展开对传统艺术的研究的⑧。 二、“五四”说存在的根据 既然“五四”说具有如此局限，那为什么它还在学界有着较大的影响呢？笔者认为，这里面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提倡白话文”的口号在五四时期喊得非常响亮，而许多人又以为是白话文使中国文学批评发生了“型”的转变。二是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期的结论，因为他认为中国的革命是在五四时期出现了质的变化。 “提倡白话文”确实是五四时期非常重要的一个口号，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当时的教育部在1920年就以法令形式规定先自小学一二年级起，逐步改用白话文的国文课本。此后，无论是应用文还是文学创作，白话文都取代了文言文。但是，现代意义的白话文，也不是自五四才开始提倡。晚清维新派在倡导“诗界革命”的时候，就开始提倡用白话文写作。黄遵宪的“我手写吾口”，适用范围不仅在诗，《日本国志·文学》中即表示了可能产生一种“适用于今”、“通行于俗”的“文体”的期望。谭嗣同的《管音表自叙》是论文字改革的文章，它详细论述了“语言”与“文字”统一的重要意义，表示了对“文言文”的不满。但正式高举“崇白话，废文言”旗号的是裘廷梁，他于1897年在《苏报》上发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文中，他首先尖锐地提出了“崇白话而废文言”的政治目的是救国；继而论述了语音、语言、文字的关系，即所谓“因音生话，因话生字”，“文字之始，白话而已”⑨。裘廷梁最突出的贡献是他的白话胜于文言之说。而且由于众多社会精英人士的提倡，那时就已出现了大量的白话报纸。 上述事实说明，现代白话文早在晚清就已有众多学者提出，并不是自五四时期才开始的。而且即使使用白话是在五四时期首次提出，也不能说“五四”是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的发生期，因为使用白话与否并不能作为文学或文学批评是否具有“现代性”的标尺。白话文作为一种表达思想的工具（虽然现在很多学者高喊语言本体论），它与文学批评的现代性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这正如郜元宝所说，“运用白话文写作与否，真可以做检验一部作品或一个作家是否“现代”的标准吗？鲁迅1912年创作的文言小说《怀旧》不是被誉为现代小说卓越的先驱吗？‘五四’以后许多作家不是照样可以用成熟的白话文炮制毫无现代意识的小说吗？”⑩当然，他所针对的是文学创作，但文学批评也是如此。 “五四”说存在的另一根据，可能是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对中国近现代历史进行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划分。他认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而民主主义革命又分为两个阶段，五四以前是旧民主主义，五四之后则是新民主主义。他说：“在一九一九年以前（发生于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和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是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他们的知识分子）……在以后，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参加了革命，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这时，中国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的长成和俄国革命的影响，已经迅速地变成了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和整个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的纲领，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而土地革命的实行，则是中国共产党单独进行的。”11 显然，的这一分期是为了把当时的革命活动（马克思主义运动）与历史有个区隔而选择的断限。但是，也有历史研究者认为，“1919年的中国社会，除了一个新的社会运动开始发生以外，中国社会本身没有重大的变化。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前有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社会变化，后有1927年北洋军阀统治的结束，在短短的时间区隔内，发生了两次较之1919年更明显的社会变迁，选择1919年就有其不合理性。”12我们不论把中国历史从“五四”前后划开是否科学，单就这种划分而言，它是政治意义上的，并不一定符合史学、文学等的基本规律。文学及文学批评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它虽受政治的影响，但仍会沿着自身的轨迹运行，任何把文学研究等同于政治的做法都是错误的。 三、检讨“五四”说的意义 这样看来，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的发生，不是起源于五四，文学批评现代转型最初发生于五四的诸种理由都难以立住脚跟。那么，对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的清理和检讨，可以给我们带来哪些实际和具体层面上的意义呢？ 其一，从学术史来看，对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的检讨，有利于正确评价五四，有利于正确梳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传承。从社会文化思潮的发展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晚清以来各种社会思潮运动催生的结果。五四反传统运动的特点在于它的普遍性和规模效应，论对传统文化和历史的批判与否定的彻底性激烈程度，它未必超过此前的反传统主义者。因此，“‘五四’的价值并不在于它提出了多少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和理论，而在于它集激情与理性、破坏与建设于一身，以前所未有的彻底性，批判历史、开拓新路。但长期以来，现代文学史教材呈现给学生的是一个虚假的‘五四’，不是政治神话，就是文化神话”13。同样，因为人们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于“五四”，而“五四”又以激烈地反传统为主，所以很多学者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是一种“裂变”，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之间出现了“断裂”，到了20世纪末，有学者把这种情况称为“失语”。其实，无论是“断裂”说还是“失语”说，都是以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于“五四”时期为前提，假若我们放眼“五四”之前的晚清，就会发现，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不是“断裂”，而是“潜移”，是一种“合力”（即复古、改良、西化等）共同作用下的潜移默化的演变。 其二，从学科建设来看，对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的检讨，有利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甚至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建设。中国文学批评史是一门日益发展和逐步完善的学科。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著述大多以古代为主，近代部分一般只作为古代的依附和尾声而存在。例如侯敏泽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黄保真等著的《中国文学理论史》（北京出版社，1987年）、王运熙和顾易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等都是如此。后来又陆续出现了一些论述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的著作，如王永生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温儒敏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玛利安·高利克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等。但是，中国文学批评史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如前所述，它没有“断裂”，倘若从“五四”强行分开，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将会给人一种突兀之感。当然，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逐渐出现了一些总结整个20世纪批评的著作，如陈传才主编的《文艺学百年》（北京出版社，1999年）、杜书瀛、钱竞主编的《中国20世纪文艺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黄曼君主编的《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史》（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等，这些著作抹去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人为的“五四”裂痕，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建设。另外，批评史的分期意识及其状态如何，直接影响着这一学科的成就及本身在众多人文学科中的地位。 其三，从方法论来看，对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的检讨，有利于厘清文学批评与政治的界限，保持文学批评研究的独立性。美国艺术史学者库布勒（georgekubler）在其《时间的形状》一书中认为，艺术史学者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描绘时间，艺术史学者注定要探索和勾勒时间，这也就是艺术史学的分期问题。但是，艺术史学的分期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方面，艺术史学者与历史学者相仿，受到特定的历史哲学的影响。他们对历史的一般分期、历史分期的性质以及历史变迁的理解直接或间接地制约与影响着他们对艺术史现象（特别是艺术作品）的归类与阐释。另一方面，艺术史在关注政治和社会的历史的同时，还须留意文化史、美学史以及艺术运动本身的历程。为了使这些方方面面各得其所，艺术史学者就要利用更多的分期途径和分期概念，否则，艺术史本身的特殊阶段性就无以充分地揭示出来”14。但是，艺术史的研究过程中，艺术做政治附庸的情况比比皆是。以中国古代艺术史的研究而论，那种以王朝更替作为普遍的、不加探究的分期标准，事实上不过是政治史概念的简单搬用而已，美国学者阿恩海姆就曾慨叹：“在寻求不偏不倚的鉴识时，艺术史学者常常以艺术繁荣于其中的政治或文化的时期来界定风格。宋代的艺术即被描述为一种风格。但是，并没有任何前提可以认为，一个长达三百年的时期中的一切艺术作品都应符合一种特定的风格。在探讨是否有这样一种风格时，我们不能用未经证明的假定来推论宋代风格即是由宋朝诸皇统治下完成的某种艺术。”15阿恩海姆所针贬的是艺术史学中以政治史涵盖艺术史的错误做法，这种做法的危害性不但体现在艺术史学上，文学批评史也是如此。许多学者之所以把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的发生定在“五四”，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五四”的论述和定性。因此，从方法论角度来看，对“五四”说的检讨，其对中国文学批评、对整个中国文学甚至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都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已经或即将成为历史，但对“五四”说的历史退场，我们是否已经充分吸取了其中的经验和教训，是否避免了历史的错误的继续流传和泛滥？现在众多学者都在讨论中国文学批评应如何发展，大家是各抒己见而莫衷一是。其实，最好的方法是我们回到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的语境，重新审视和检讨各种原初现象，深挖其中的规律，从而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提供资源。 文学批评论文:后社会主义的历史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观的变迁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通过考察历史与观念的互动关系，一方面进一步厘清八十年代“文学是人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些论题的特定历史内涵；一方面欲通过指明这些在八十年代特定情境中形成的特质论述，若何制约、影响着九十年代以来文学观念、思潮的嬗替与开展，以对当下文学困境问题提出和强调时势、强调理论观念自身的不成熟这些通常议论角度不同的讨论来，就是：时势只是决定文学思潮走向的重要原因，观念反思是否既承担又提升了时代赋予它的课题，才是决定一思潮是否具备历史深刻性和美学有效性的关键所在。而观念的是否成功首先在于它能否既内在于此历史要求，又超越历史事变自然给出的简单力学反应关系。相对于此，对理论与观念的学院式静态衡量，无疑只具有次要的意义。 一 如何看待文化研究的迅速崛起，及其对文学批评2、文学理论领域迅速形成的压力和侵吞, 是现下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界议论最多的话题之一。思考何以会有如此现象发生，首先被注意到的自然是文化研究在当代英语学术界的显学地位和在其它国家的迅速发展与蓬勃朝气，其次自然是中国1992年以来消费主义、大众文化、市场意识形态等的兴起为文化研究提供了英雄用武之地。确实，这两方面是文化研究在中国迅速崛起的最重要的外缘和内因。但这两方面能解释文化研究在中国的迅速崛起、引人注目和吸引一部分外专业人士转向这一方向，却不足以解释——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界何以有那么多学人，以如此令人吃惊的热情迅速起而呼应文化研究、转向文化研究这一现象。我以为要解释此一现象，必须考察中国七十年代后期以来文学批评、文学理论颇为特殊的历史。因为虽然表面看从那一时期开始到现在，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已经经历了无数的事件、论争，甚至在当事人看来是惊心动魄的革命，而且从面貌上看确实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但如果我们换一个层面，即从后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持续展开的方向和为自己若何如此展开辩护的历史理由看，我们却将发现，近二十年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特别是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潮，在方向和底层逻辑上其实是相当连续的。种种在当事人那里具英雄感和创造力的革命行为，和表现含蓄些的有意识的事件制造和密谋，多是在极力促成和前三十年政治意识形态与美学意识形态的断裂，接着便是使二者间的鸿沟愈加深宽。因为，在与原来意识形态断裂这一目的实现之后的绝大多数的事件、密谋、甚至当事人以为的革命，在深层次上，实质并无扭转初始断裂定型后所型构出的历史惯性和理论惯性的能力质素，而只是促使已有的理论与批评在既有的历史与理论惯性方向上越走越远而已。 马尔库塞认真研究过苏联马克思主义，对苏联二、三十年代以来形成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的问题所在有着深切的认识和扼要的叙述。他在其晚年重要著作《审美之维》开头便点出：“本文的目的在于：对流行于马克思主义美学中的正统观念提出疑问，以便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讨做出贡献。所谓的‘正统’，在我看来，是指那种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体出发去解释一件艺术作品的性质和真实性；尤其是指那种把艺术作品看作是以某种确定的方式，表现着特定社会阶级的利益和世界观的看法。”3他并进一步把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观概括为如下六点： “1、在艺术与物质基础之间、在艺术与生产关系总体之间，有一定形的联系。因此，随着生产关系的变化，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的艺术本身也应当发生变革。当然，艺术同其他意识形态一样，也可落后或超前于社会变化。 2、在艺术作品与社会的阶级之间，也有一种定形的联系。只有上升阶级的艺术才是唯一真诚的、真实的、进步的艺术。它表达着这个阶级的意识。 3、所以，政治和审美，革命的内容和艺术的性质，趋于一致。 4、作家的责任，就是去揭示和表现上升阶级的利益和需求（而在资本主义，上升阶级就是无产阶级）。 5、没落的阶级或它的代表，只能创造出‘腐朽的’艺术。 6、现实主义（以多种不同的含义）被看作是最适应于表现社会关系的艺术形式，因而是‘正确的’艺术形式。” 1949年以后至1976年以前的中国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其主要发展趋向很大程度上正可描述为，引入和学习这种马尔库塞深切反思和批判的苏式马克思主义美学，并不断对之加以极端化的过程。这一极端化的顶峰就是不讲条件和媒介的“文学为政治服务”论点，和把已经很狭隘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观进一步狭隘化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和“三突出”，并通过政治权力和资源的掌控甚至暴力的介入，使这一切成为当时唯一合法的公开声音。这一令中国当代文学不能忘怀的创伤记忆——其中包有着政治禁忌和美学禁忌——使得中国近二十年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变迁的主流，在开始时，必然会包聚着离弃前三十年政治与美学逻辑和禁忌的内在历史势能。在那一历史时刻，这样一种历史反应、历史心情无疑是非常自然的，因为它以参加者先前苦痛亲历为反应背景，为心理势能。 遗憾的只是当时的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界的主流取向，没能因势把这一内在历史势能转换成一种既内含真实历史课题，又超越一般惯性反应的思考的动力，而却主要是在构造现在与过去历史的二元对立，然后全力在离弃前三十年的政治、美学禁忌的方向上运动。而这一以对立、离弃的方式摆脱前三十年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的行动中所自觉不自觉奠定的前提、方向，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流已经基本摆脱掉先前的政治、美学束缚后，仍在接下来束缚甚至规定着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前提与方向。 不少当代文学批评家试图通过时期划分和对此划分的界定，以为人们整理自己当下历史感受和文学经验提供出一个可用的理解、把握框架。比如，由于1989年一系列事件的巨大影响，一部分学者和批评家以八九年为标志，把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再划分为“前新时期”“后新时期”。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批评家开始强调以九二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为标志的中国全面迅速推进市场化，市场意识形态迅速占据核心位置的九二年的这一转折的关键性，认为不是八九年，而是九二年的转折，直接决定性地改变着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结构，并开始重塑人们的精神和感受结构。无疑，就一些层面言，上述被强调的标志性事件，和以这些标志性事件为断限的划分时期的方式，为讨论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变化提供了重要认知线索和切入一部分问题的方便。虽然如此，不过如果我们象一部分当代批评和理论家那样，不是适度看待这些界限划分的有限认知意义，而是夸大这些时刻标志的历史绝对性，那将极易误导我们，使我们不能真正看清这些时刻之后的新观念、新意识，和这些时刻之前他们有意与之断裂的意识、观念的深层联系。因为一旦当我们穿透表层断裂，切入到深层连续层面去看，便可发现，中国近二十余年来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潮，虽然其面貌前后发生了令人不敢相认的变化，但其变化和所以变化的深层连续其实相当一贯。先是全力离弃过去三十年的政治、美学禁忌，并在此一离弃过程中确立起基本的观念方向和观念前提来，其后便是在这些观念前提、观念方向上的嬗替与开展。也即是说，即使是八九、九二这样一些极大程度改变了中国面貌的事件，也未从深层使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流脱出八十年代中期前后所型定出的方向和前提。这样论断，意味着承认：由于时代课题的变化和历史、生存情境的变化，接下来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开展与嬗替，在受制于八十年代中期前后所型定出的观念方向和观念前提的同时，由于不能也同时承续到和先前观念、意识努力要面对的历史关系相近的历史关系——也即得以使八十年代观念与意识努力具有真实历史有效性的，有明确真实的政治、美学禁忌需要加以反对这样一种特定的历史关系，必然使得依赖于特定历史关系才获得历史有效性的理论和批评，在观念方向、观念前提惯性顺承、缺乏足够反思中介的接下来的开展中，陷入缺少足够真实历史有效性的困境。因为先前理论和批评反对努力成功的时刻，也是它自身借以获得历史有效性的历史关系很大程度被改变的时刻。而这，正是那些接下来看似热闹的众多开展与嬗替实际经受的历史命运。 由于不能对接下来的时代课题、生存感受、现实经验以有效回应和有力参与，结果便是接下来批评和理论开展与嬗替中，越来越多人充实感的削弱甚至丧失，和越来越浓的虚空感、茫然感的笼罩与侵袭。而当一部分文学学人试图和时代拉开距离、回归学院，试图在实证知识的踏实中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处时，由于倡导者们没有先行厘清、界定，若何知识生产才能生产出有助于揭明、理解、把握时代课题与人们真实生存境遇的知识，因此，这种一时间看似能给学人以踏实感的学院设计，并不能满足那些敏感且富责任感的心灵。这样，历史有效性问题便成了，困顿九十年代无论是执情于观念、还是偏情于知识的敏感文学学人内在感受的核心要素。不理解这些，我们便不可能理解何以九十年代文学界充斥着诉说茫然、不知所措、无可如何的声音；不理解这些，我们也便不可能真正理解，何以有那么多在八十年代表现优异的文学学人在九十年代不期而然地转向其它知识领域；当然，也便不可能理解，何以文化研究会在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界遭遇到如此这般令人吃惊的热情。 二 回观充满激情、活力、纷纭事像的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变迁，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诸多离弃前三十年政治、美学意识形态的努力中，越来越脱颖而出的是如下两个开展方向：一是用“文学是人学”的旗帜反拨政治、社会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压制和干涉，并进而用一种人道主义共识奠定相当一部分文学、文化批评基调；一是在“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旗帜下，通过绕过、质疑乃至颠覆反映论，对先前狭隘且一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禁忌加以反拨，同时在理论上建构出以“语言”问题为绝对注意中心的文学本体论。这两个向度上的观念与理论开展，不仅和其它论述努力一起为八十年作和美学空间乃至日常话语空间、生活空间的打开做出了突出的历史性贡献，而且自八十年代中期前后，此两种开展方向越来越压倒其它文学理论、批评思潮，成为八十年代后几年文学思潮的主潮。 审视八十年代诸文学思潮走过的道路，一方面没有人会不对这些夹带着感人热情体温的历史时段心存感念。因为大家都明白，没有其时夹带着体温和勇气的诸多出击、论争、事件以及诸多新观念、新系统的提出，后来所享有的巨大空间并不会自动到来，至少不会象我们实际历史经历的这么快的到来。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在感念的同时，记得指出，八十年代倡导过的诸观念、系统，距人们盼望的原创、系统、严密、妥当这样一些高标准，尚有相当距离。这种被许多八十年代过来人也认可的对八十年代的概略评定，以最为扼要的方式向我们传达了概述者自己对八十年代诸文学思潮的历史意义、历史位置的认识。就某种意义言，这一似乎并无太多争议的高度概括无疑是正确的。但就另外一些意义言，此概略也和不少其它概略的命运相同，就是看似准确的概略的下面，往往隐藏着值得追究的问题。比如，此概略中讲八十年代思潮中的诸观念、系统距我们认肯的原创、系统、严密、妥当标准有相当距离，如不加进一步说明，便很可能给人八十年代观念开展方向正确，只是程度上尚有不足的印象。而此印象一旦形成，又接着隐含：对八十年代文学实际走过的道路不需进行特别的剖析和打量，而只需在八十年代给出的“文学是人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建设和知识整合上的加广、加深、加密。这样，在我看来最为首要的问题——即必需首先对当下文学观念的后起源本身加以追问考察——便会被有意、无意放过去了，而就本文视点，一直没有进行此一工作，恰恰是九十年代以来文学界所以不能摆脱困境的重要原因所在。 比如，一旦我们回往八十年代“文学是人学”这一大论述所处的实际历史与观念情境，我们便可发现，不论是文学主体性的讨论，还是文艺心理学的热潮，基本上都没越出相对单纯、乐观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式的对人的理解；甚至只是立足于乐观且常识、直观的人道主义乌托邦，以为一旦给人更大的自主空间，个人就会朝向他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自己4。推敲八十年代主体性等讨论何以停留于这样一种今天已经很难思议的乐观的人性论想象上，必需考虑到后对的反拨，首先是对中反人性、反人道主义暴力的揭露和控诉，和对人们单纯、质朴的对生活与美的热爱的歌颂，这在当时造成了一种突出地对人性乐观、信任的历史氛围5；其次便和当时人们对世界与未来的理解、想象状况有关，就是当时绝大部分人都在把西方主流现代性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简单对立起来，以为西方主流现代性是直接顺应人性的结果，而中国前三十年实践的问题则是封建专制主义没有肃清，反人性的结果6。这样一种对西方现代性的理解，必然容易得出，只要摆脱中国原有的制度和观念，踏入西方主流的政治、经济等制度、法律模式，中国的一切问题便会迎刃而解的乐观逻辑来。 这样一种现在想起来已颇有距离的感觉、知识、思想氛围，却历史性的参与确定下了接下来多年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开展方向和前提。比如，出于对先前要求一切以大历史目标、政治目标为中心的恐惧和厌倦，和对人性的乐观信任，结果便出现了无限制倒向以自我表达为首要追求的写作观和批评观。而这样一种感觉和思想氛围，极大地塑造了对当时开始大规模涌入中国的西方现代主义的理解。就是对西方现代性开展了解的不足和有意无意的美化，加之乐观人性论，使得主要建基于对西方现代展开的反思、剖析、批判的西方现代主义哲学、美学、文学艺术、心理学等思潮，在当时被有意无意地抽离其所处的特定历史结构，与具体思潮、作家所处的不同境遇和特异感受，来被对待和理解。虽然其时大多数绍介文章都不缺少历史背景的介绍，但这些介绍却大多比较笼统，不能切当传达出它们在自己历史中所处的具体历史位置，面对的复杂历史问题语境，和他们转向新的美学信条时各不相同的逻辑与理由，从而把这些现代主义思潮中的一些要素戏剧化了和绝对化了。所以这种历史绍述并不能阻止当时人们，以一种不加转换的方式把这些自以为可分解使用的要素直接组合到我们自己的氛围里和问题语境里，以之作为偏离、破除中国原有意识形态和美学禁忌的方便武器。而一部分激进者，更是因为西方现代主义偏离中国先前美学禁忌最远，有意无意在愈偏离原来禁忌愈好的心理推动下，毫不迟疑地把西方现代主义当作了新的写作典范、新的理论与批评话语的应该来源。这样，本来应该成为考量、分析对象的西方现代主义，便在很多人那里直接转成了一种价值尺度，具有不容质疑优先性的价值尺度。这种绍介方式加上这种历史氛围，必然出现我们在八十年代中期前后常见的谈论西方现代主义的方式，就是并不真介意被我们划入现代主义总名下诸种思潮间的不同乃至冲突，而是强调它们偏离现实主义美学的共性，并在接下来转入那些强调主体挖掘的思潮，而把它种不是特别属意于主体挖掘的思潮在此一层面有意无意加以忽略，或只是概括为一些美学手法。这样，诸种相差甚大的现代主义文学艺术与美学思潮便被界定为不仅由于离我们自己的美学禁忌最远，可作为当时反现实主义美学的奥援，而且这种经过我们处理过的现代主义，还被建构为可直接成为我们当时写作摆脱现实主义手法，转向新的道路，特别是开掘自我之路，所不可缺的灵感来源和写作榜样。所以，在主体肯定方面最果决、最无牵绊、且以之作为面对世界立足点的萨特存在主义思潮风靡一时，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和时代的种种情况凑合在一起有机相关的。我们不妨回想一下1984年前后被广泛谈论的萨特的情况。当时人们对萨特的主要关注点在他的《存在与虚无》和《恶心》、《门关户闭》等早期哲学、文学著作，并总是脱离上下文地纠缠于“存在先于本质”、“他人就是地狱”这样一些其时作为萨特标签一样的谈论，而萨特中后期维度更多、更直接复杂思考主体、历史、文学间关系的《辩证理性批判》、《什么是文学？》等著作，则基本上都被其时的萨特热忽略了。可见，如果找不到一种能有效平衡乃至突破时代氛围的方式，一个时代的知识会多大程度上受制于这一氛围。而这种受制后出现的知识状况，反过来又会固化这个时代的自我逻辑和方式，使得其中缺少足够的随时自我省察、自我剖析、自我纠正的空间和能力。而八十年代中国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接受，正是时代氛围剪裁、驱导知识和理解的绝好例子。 这样一种现代主义知识与理解，无疑使得当时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家们不可能特别去体会一部分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对处于特定历史结构、历史条件中的主体的挖掘，包含着从主体挖掘中寻找有效思考立足点、批判立足点，以抵制和批判通过其他途径很难被复杂展现的现代展开中压抑人、控制人的因素，本质上是一种在现代结构中的不得不的有效文学选择。不看到这些，就不可能深入理解西方现代主义所据以产生、所回应的西方现代的复杂，自然也就不可能真正深入理解和体会西方现代主义的内在张力及其对其处身历史与文明复杂的批判与建设功能。从而八十年代中期中国的现代主义热，不仅没有起到促进当时美学、文学理解的复杂化的作用，反而很大程度上被简单纳入当时离弃前三十年政治、美学禁忌的势能和思路——即把现代主义对主体的挖掘作为文学弃绝对历史、民族、文明等外在因素关切的美学榜样，并进一步通过把现代主义命名为“先锋文学”、“前卫文学”等，顺理成章地把现代主义解释为对现实主义美学的简单断裂，以把其树立为文学创造力应该效法、追蹑的榜样，同时暗示着文学如果出于创造力需要和深度展现自我的需要，就可以对外在世界进行冒犯，从而在论说中界定出了美学相对于道德的特权。7 这样，八十年代中后期在中国就出现了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具有单纯和乐观启蒙主义特色的人道主义和主体性思潮，与原本在西方包含了反思与批判乐观、简单启蒙主义思路（但反思和批判不等于全盘否定）8的现代主义的中国接受者之间，在写自我——抽离出对外在世界责任与思考的自我——方面反而有着相同的结论。就这样，通过这样一些历史和知识、思想情势，在八十年代中后期确立出了在接下来中国主流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界被自觉不自觉奉为首要律令的前提和出发点——表现自我、寻找自我，而不管其是否缺乏对世界和历史的理解和责任驱动，也不管他的感受和经验是否会过分单一，是否只是对时代环境、时代流俗的简单随波逐流，等等；更不管如果主体在面对政治、经济、物质生活的现代展开时如缺乏一种复杂的感知和审视能力，文学也就不可能对读者提供出，他们面对、组织与理解历史新情境中自我感受与自我经验时常常需要借助的知觉形式，以获得认知上的参照，与因此阅读契机产生出的有效自我反观、自我整理；当然更谈不上对阅读主体提供深层的安慰和感动，并以这种安慰与感动对主体的触发为媒介，为那些受制于现下逻辑与氛围而又对这逻辑和氛围状况深感不满和不安的读者，提供出可以帮助其重塑乃至重构其自我主体的启发性契机。 三 写自我虽然成了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流的一个当然出发点，当时却并没建立出一套以之为根本基点融贯其它的系统的文学观。形式上建立起一套摆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训导又自成系统论说的文学观，当时靠的是“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方向的开展。这一开展的特质是把“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命题绝对化，以之作为文学性的来源。当时这一开展方向回响甚为热烈，因为在当时看来，这样一种开展思路，不仅可以彻底颠覆反映论，而且为文学远离政治、社会意识形态，从根本上构建文学的独立性和自律性提供了理论的支点。 这一所谓的语言论转向在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上的表现，是通过吸收组合9俄苏形式主义、美国新批评、现象学美学、结构主义叙述学等质素，构筑出以语言问题为关注中心的文学本体论；在学术上的表现，则是热衷传布划分文学研究为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论点，并强调内部研究对文学理解的根本重要性10；在批评上的表现，则是偏爱具语言个性风格和文体探索意识的作家，同时把作家的创造力界定和解释为通过对语言和文体的摸索激起读者新异、特异感受的能力。尤其在为八十年代中叶以来备受青年批评家青睐的中国先锋派作家的辩护过程中，语言问题，尤其作家直接通过语言经营所产生出的陌生美学阅读效果，更成为当时置身于这一论说脉络批评家最积极激赏和辩护的首要兴奋所在。并且这一批评取向同时通过把相对稳定的写作手法、美学风格和日常道德规范一起指称为压抑创造力机制的参与者，进而在道义上把对语言和文体处心积虑的花样翻新界定为一种解放、争自由空间的行为，这样致力于语言和文体实验的文学潮流便除在文学性上获得一种优越外，还连带获得了价值、伦理正当性。 但是，这样一种论说逻辑，在为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现代主义、先锋派的生存与开展做出决定性的辩护与支持的同时，却也为中国现代主义、中国先锋派的进一步发展制造了重重歧路与陷阱。一重歧路和陷阱便是，由于把语言、文体创新界定为现代主义的首要美学追求，使得中国的现代主义、先锋派不可能安心于既有的写作手法和语言风格，这样，当然也就很难存在对先前手法与风格体会、挖潜、转化所需要的氛围和心情，而是汲汲于把自己放在一个不断进行技法与风格革命、甚至为革命而革命的序列中，以寻求建立自己的美学风格和提供新的美学震惊给读者为第一义。等而下之者，甚且以美学需要为理由，绞尽脑汁去冒犯社会通行道德、习俗和人们的认知常识，以获得读者的阅读惊异。于是，先前通过把主体自我与历史、文明、民族等外在目标对立起来后为主体赢得的自由，便由于这强劲单一的陌生化美学要求，致使看似摆脱了一切羁绊的中国现代主义、中国先锋派作家不是感觉更自由了，而是因陌生化美学要求所逼变得更焦虑了。这一焦虑使中国八十年代特有的、和外在一切对立的关心“自我”的写作，变得更加单一和贫乏——因为当一种美学和道德形式并未构成对生存主体、写作主体的误导和压抑时，作家、艺术家却非得给出一个明显标示断裂、至少是特异的美学行为和道德意识，必然导致他们的创造追求中充满着人为的、不必要的扭曲。换句话说，便是走向表达历史中自我感受和自然感受的反面。因为这样一种对创造力的单一界定和对创造力的绝对强调，使得很多作家、艺术家已不是在和他人相通的生活样态中去捕捉可能使自己产生风格的灵感，而是为了风格、为了创造力，全力把自己的生活改变成他们自己认为适于产生特异灵感的生活样态。 这样一种实质上强制作家、艺术家把他们的精神、生活尽可能和他们所处社会一般的精神、生活分离开来的逻辑，使得读者对文学艺术作品的阅读越来越难自然地进行。这也就是何以作家、艺术家也在热切要求着读者的训练，这是“细读”能力和训练所以被夸大到现在这样一种重要位置的另一个时代原因、逻辑原因。因为今天批评与研究上的所谓“细读”，首先意味着尽可能地要求读者进入作品细部，琢磨细部，而这意味着看轻与贬低读者的第一感受和整体感受；并且即使作品在量上和形式上有不少信息和尖锐性，但如果其丰富与特异和阅读主体源自其具体生活的经验与敏觉相距甚远，直接的交流仍然很难发生。这时强调细读，其中往往隐含着规训与教化的强加，也即把读者训练成配合作家、艺术家的美学逻辑的读者。而当进行到这一步，读者仍不能对作品产生兴味时，便会有一些逻辑和观念出场，来保证这些作品在美学和伦理上的意义。事情走到这一步，实质上等于把作品本身是否有意义的评判权交托给了现在有势力的哲学、批评潮流——也就是说，中国这样一种极端的文学自律追求，其后果之一却是在把自己变成哲学与理论的附庸，以致作家和艺术家在要求规训读者的同时，也受到哲学与理论的规训。这样，在真实存在的压抑被颠覆掉之后，便形成了一种主要靠对创作者和读者的双重规训来维持的中国式的现代主义和中国式先锋派的存在。不过，这种双重规训虽然能维持住中国现代主义和中国先锋派的人为延续，却维持不了使中国现代主义和中国先锋派在其兴起时，那样一种使批评界、敏锐读者得以感受真实冲击的历史条件、美学条件。 四 因此，当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在“文学是人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旗帜下战胜了他们共同指向的针对物后，便变成了一种很奇怪的相互束缚、甚至相互败坏的律令——文学写“孤绝的自我”使得中国现代主义失去了在更广阔天地里自我锻造的机会；而一心一意追求以语言、文体的陌生化阅读效果为衡量标准的创造力，使得即使这一孤立（实际上不可能完全孤立）的自我也不可能被认真、平静、完整地面对。但所有这一切并没有造成他们联盟的真正解体，因为它们中每一开展方向在辩护自己现有状态和逻辑的存在理由时，都往往会强调指出过去的敌人仍然存在，并有着复辟的可能。就这样，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主流逻辑，在帮助兴起时有着真实激情与冲力的中国现代主义、中国先锋派取得美学和道德的霸权时，也为它们的狭隘和末路准备好了套索。 可以想见，当中国式的后现代主义出来宣布，写脱离任何意义羁绊的自己原生生存状态，乃至顺手写自己兴之所至的幻觉，才是对各种可能压抑的最后摆脱；对先前各种文体、技法等的拟仿和拼贴，才是最为前卫、最为革命的文学表现时，一定让许多当时现役的现代主义者和先锋派或正准备踏入现代主义和先锋派之途的作者们松了一口气。因为中国式的后现代主义，通过把所有的“所指”都指为可能的压抑来源，切断了现代主义背负的意义寻求指向；同时，通过把拟仿、拼贴乃至兴之所至的书写都作为割断与“所指”联结的“能指游戏”来歌颂，取消了八十年代中国先锋派禁欲主义式的对创造力的追求，从而也就取消了写作的“难度”要求。正是这两种难度的去除，使得在八十年代人数有限的中国现代主义运动、先锋派运动，其在九十年代的承续至少在人数规模上呈几何级数增长。 但虽经中国式后现代主义论说的启迪与辩护，作为八十年代现代主义承续的九十年代“晚生代”等写作并未与八十年代奠定的前提间有一个根本的断裂。比如说，仍是甚至更绝对地强调写摆脱现实主义羁绊的孤立的自我，只不过由于也去除了意义追寻的羁绊，九十年代的写作缺少了八十年代那样一种探求与冥想的品质，而是导向以下逻辑：既然要写摆脱一切羁绊的自我状态，那么顺理成章地便是转向写与确定的社会关系无关的、由身体状态和欲望状态所决定的自己霎时感受的所谓私人生活。又比如，仅仅通过中国式后现代主义表述对“能指”一词的过分依赖，就可明白，九十年代更多的文学批评在把语言对文学的作用更加绝对化。只不过九十年代由于实质上放弃了八十年代那样一种创造力观念，于是便把从已有的文学技巧、文学风格中比较随便的攫取作为自己在美学表现上的政治正确，这样，自我放纵便取代了先前中国先锋派写作技术上的苦心孤诣。再比如，“能指游戏”“削平深度”“本能呈现”等说法，一方面其漫不经心之态似乎是在暗示读者不必对这些作品过分认真，另一方面由于文本内蕴更加贫乏，写作技术上更无贡献，这些作品的意义位置反而更要评论者把它们和相对确定的的文学形式、现实生活和一些哲学、理论的潮流话语牵连起来，以证明自己在做着某种解放和争自由的事业。这样，九十年代的写作、批评逻辑不管表层上与八十年代中期后确立起来的主导写作、批评逻辑间有着多大的断裂表象，其深层方面却仍在延续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写作观、批评观。 九十年代这类写作与批评和八十年代既延续又断裂的关系，使九十年代文学界出现了很特别的一些现象。一是九十年代文学对八十年代文学逻辑的延续，使得建立起八十年代这一文学批评、文学理论逻辑的学者和批评家，即使感觉到九十年代文学写作和批评在精神上已经变质，但依凭八十年代文学逻辑却不足以对九十年代文学写作和批评进行反拨和校正；二是经过中国式后现代主义论者启迪的九十年作，由于其内蕴的贫乏和语言与技巧上的轻率，加上其自我标称的巅覆行为和革命行为的历史虚假性，使得它们很难有力吸引理论家和批评家聚精关注。这就出现了九十年代文学界和八十年代文学界对比让人印象深刻的现象：就是在八十年代为当代文学热烈呼吁和辩护，乃至耽溺文本与语言的很多学者和批评家，在九十年纷纷弃当下写作而去；而那些仍停留于当下文学的批评家与理论家，由于当下文学本身的问题，也似乎再无八十年代那样一种理论与批评的激情，而越来越依靠理论程式和批评套式来维持批评。这就造成了当代文学界创作潮流和批评潮流的双重贫乏，而这贫乏，除各种外部原因外，文学批评界没能较快找到新的理论、批评逻辑，以纠正与八十年代既继承又断裂的九十年代流行写作观、批评观是一个重要原因。 九十年代推出的大多写作潮流和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批评观的最大后果就是，在九十年代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是转化而是取消掉了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和先锋派写作与批评逻辑中尚存的所有可能的批判立足点——它取消任何积极意义的肯定与追寻，实际上等于取消了现代主义对抗市场逻辑、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可能性；而且其所鼓励的、不会真正冒犯外在掌控的，以身体欲望、本能感受为自我表现着力点的写作方式，又使得它很容易被市场欢迎与整合，并被轻松炒作为新的“市场”卖点。这也就是为什么九十年代承续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先锋写作的承续者们，那么轻易被市场收编的原因所在。由此，表面看来以西方现代主义为榜样的中国式现代主义、中国式先锋派便在一系列历史情势和美学观念逻辑的嬗替中迅速堕落为中国式市场意识形态的寄子。 但不等于说顺承了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势能和观念前提，而又接受了中国式后现代主义教诲的九十年作与批评的堕落，就反证了九十年代仍然坚守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和先锋派律令写作的优越。因为从前面的整理可以看出，无条件地强调写孤立自我和以语言阅读感受为关注中心的陌生化美学律令，在它完成了对中国现代主义和先锋派文学的辩护后，也致命地狭隘化了中国现代主义可能的发展天地。所以当九十年代以市场逻辑来重塑一切的新意识形态降临时，坚持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和写作教训的那部分九十年作虽然没有被市场完全收编，但它除了谴责别人无创造力和不能为文学本身献身外，却也因它自身致命的逻辑束缚，不仅不能去努力探究新时代逻辑和氛围对主体的粗暴重塑，以使读者有对时代经验不同于流行逻辑、流行教诲的理解，获得反思自己新经验的特别立足点；也不可能去致力发现新的途径，以便在它提供的知觉形式中既包含着内在于这一现下历史条件的可能开展，又突破此一现下世界推给我们的主体建构逻辑，从而为读者的自我精神开展、自我生存救治提供营养。 五 令人欣慰的是，参与塑造八十年代文学，包蕴着理想主义精神、人道主义关切和历史、民族责任感的历史势能，并没有因其开展出的主流文学理论与批评逻辑有问题、在九十时代找不到新的着力点而把能量耗尽。所以在九十年代中国式市场意识形态迅猛来临时，这一能量不是以它所开展出的逻辑，而是以退回到它本能反应本身这样一种方式进行了它的抵抗和批判。以这样一种方式来界定“人文精神”讨论看起来多少有些令人突然。不过除掉话语表层的时代气息，我们就可以发现，就稍底层些的动力和逻辑论，这一讨论和八十年代初的“异化”讨论实有着根本的相通性。虽然实际针对的对象已根本不同了，但这场讨论和那场讨论一样，都因对现代历史整体理解的缺乏和缺少一个有深度的主体理论作为支撑，使得这两场讨论都未能在理论上有多少有效的凝结。只不过“异化”讨论因其讨论时语境的单纯和强行被压迫而止，获得了更多人的同情；而“人文精神”讨论所处时代语境的复杂，加上该讨论和其时相当多知识分子正一心试图在学院专业知识工作中寻找自己的安身立命的潮流相悖，且由于此讨论骨子里没能去除对精英——民众、雅——俗等对立模式的倚赖，所以不仅没有象“异化”讨论那样获得知识界一面倒的同情，还被一部分论争对手隐指为“反民主”、“假崇高”，等等12。因此，当这一势能没因仓促而出、仓促而返的“人文精神”讨论找到自己新的历史着力点后，文化研究的及时出现吸引了那么多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界人士转向它当然就毫不奇怪了。因为排除掉那些投机者和习惯于追新逐潮之人外，此一现象实和文学理论与批评界相当部分学人，认为文化研究能有效承担剖析与批判现下试图以市场意识形态重塑一切的现实这一看法有关。所以，很大程度上可以说，相当一部分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人士转向文化研究，其实正是上述历史势能在文学上丧失自己的有效立脚点之后，重新寻找具有历史有效性的新的着力点、开展点的一种必然表现。 不过，虽然文化研究成立的历史不长，其在中国登场的时间更短，但在拥抱文化研究的短暂经历过后，一些文学研究者已经开始明白文化研究并非一个能充分有效消解文学界先前全部焦虑的现成完美武器。因为综观文化研究在国际上已有和在中国起步伊始便有的一些表现，就可明白文化研究不好好把握同样可以象中国式后现代主义那样，变成一种形式上激进、实质上保守的，不去触及市场意识形态根本，却把市场运行的策略和手段夸张化、神奇化的时髦卖弄操演。 为了避免把一切都解读为符号组合所造成的对感受的迷惑与塑造这样一种文化研究思路，把剖析、批判落到实处，一些研究者开始强调文化研究必须和政治、经济、社会学分析相结合；另外一些研究者则呼吁时刻不能忘记阶级、种族、性别这样一些文化研究的经典性课题。显然，即使是这样一些经过判析调整后的文化研究开展方向，也不以时代历史境遇中主体问题、语言问题的复杂性为自己的主要关切，而且这些开展方向也并不能避免文化研究变成一种新的展现“政治正确”的场所，从而导致新的僵化形式。13比如，在借用文学文本进行的文化研究中，莎士比亚的剧本很可能因为对非西方族裔的歧视性描述而被贬斥，而另外一些歌颂黑人的拙笨文本反而会受特别表彰。这就让文学研究者明白，文化研究固然有着重要的贡献和意义，但它并不特别关心文学层级差别和文本个性本身可能具有的贡献和意义。所以，如果一味用文化研究来框定文学研究，就会出现马尔库塞在苏联式马克思主义美学中所发现的那种狭隘僵固的文学观，即所谓“因为写的是工人阶级，写的是‘革命’，因而就是革命的”之类的推论逻辑，从而把所有歌颂底层、少数族裔、女性的文本都作为“政治正确”的好文本，反之，则是“政治不正确”的坏文本。为解决这类问题，有人曾建议把文学强调的文本细读、审美阐释同文化研究结合起来。不过，在我看来，这就像当年建议苏联那种僵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把人物写得再自然些、文字再考究些，并不能真正解决其时文学的尴尬和衰败一样。在今天的中国，试图孤立地选出一些文学质素、文学训练，以之与文化研究的批判着力直接相加，自然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今日文学所陷于的困境。显然，文化研究的出现虽然可使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历史有效性缺失焦虑得到相当程度纾解，却不仅不能替代文学研究，而且不能为文学研究所以存在那最核心的价值部分提供直接的帮助。明白这些，便会明白，当前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尴尬局面并不会因文化研究的出现而从根本上获得解决。 除文化研究外，近年来使文学批评、文学研究一定程度上得以摆脱九十年代初中期文学观笼罩的，还有反思现代性、后结构主义、新左派等思潮。由于这些思潮有助于我们思考和关注先前我们有意无意忽略掉的历史和现实课题，并解消我们简单、乐观的现代化想象，提示我们中国现实与未来道路的复杂，因此吸引了很多敏感文学学人、批评家转向这些潮流，并产生了一批富启发性的研究与批评成果。但由于大多已有这些方面的研究、批评，还过于直接依赖这些思潮本身提供的视点和评价逻辑，因此，这些已有成果虽能为我们清理以来文学问题、思考如何重构既具历史有效性又具美学有效性的文学观，提供重要的思考背景和知识助力，却仍不能代替，具体突入后历史脉动、历史观念脉动的研究反思工作，对认识理解我们当下文学困境、重建有效文学观所可能提供出的认知、启发意义。 六 在当下这样一种文学处境中读马尔库塞的《审美之维》，便不由产生一种特别的亲切。因为正如前面所述，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所以落入今天这样一种尴尬局面，首先，便因为在新时期开始时，我们的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界的主流不是把对前三十年政治、美学禁忌的批判转换成超越性思考，而是在构造与过去三十年的二元对立，然后全力在离弃前三十年的政治、美学禁忌的方向上运动。其次，便因为，这一以离弃的方式摆脱前三十年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的行动中所自觉不自觉奠定的前提、方向，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流已经基本摆脱掉先前的政治、美学束缚后，仍束缚甚至规定着接下来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前提与方向：即以写“孤绝的自我”为“文学是人学”这一论断的归依，以绝对化的语言观界定“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实际所指，等等。而和这种简单地把自己与先前证明是错误的理论划清界限，甚至对立起来的思考方式不同，马尔库塞写作《审美之维》的目的虽然是清算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并对马克思本人的一些论断也不无反驳，但在他那里，否弃“那种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体出发的去解释一件艺术作品的性质和真实性；尤其是指那种把艺术作品看作是以某种确定的方式，表现着特定社会阶级的利益和世界观看法”的苏式马克思主义美学；并不等于要放弃作为西方现代思想有机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结构分析、对人类命运的真诚责任感，等等。 马克思主义研究权威柯拉科夫斯基在他的名著《马克思主义主要潮流》第一卷的总结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其实包含了三重母题：浪漫主义、普罗米修斯式的人文主义以及启蒙运动思想。浪漫主义取一个美好的“过去”来对比，抨击近代工业社会及文明的异化、疏离趋势；普罗米修斯式的人文主义推崇人性的无限能力和完美可能，敦促人凭一己之力在此世建设完美的天国；启蒙思想则独尊理性主义的原则，认为人类社会和历史必定遵循不可矫变的铁律演化、进步，终于实现一个摆脱一切非理性因素的明智王国。柯拉科夫斯基指出，这三个母题贯穿马克思的整个思想，纵使在不同的时期个别主题所占的轻重分量有异。他说，这些主题“……影响了他思想的方向、他使用的概念、他提出的问题以及他提供的答案。……”14参照马尔库塞一生的所思所写，可以发现，马尔库塞除了因经历了二十世纪太多令人难以想象的历史事件和历史发展，从而在理性乐观主义上比马克思弱外，在其他深层精神方面则顺承其绪，是以他说：“我批评这种正统理论，是以马克思本人的理论为理论依据的，因为马克思的理论也是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的背景下考察艺术，并认为艺术具有政治功能和政治潜能。但是，与正统的马克思美学相反，我认为艺术的政治潜能在于艺术本身，即在审美形式本身。此外，我还认为，艺术通过其审美的形式，在现存的社会关系中，主要是自律的。在艺术自律的王国中，艺术既抗拒着这些现存的关系，同时又超越它们。因此，艺术就要破除那些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式和日常经验。”可见，马尔库塞批判苏联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时，并不是把文学和政治、社会等对立起来，而是在认真省察这些关系的同时，寻求文学、艺术自身既抗拒又超越的途径。 马尔库塞在分析内含最强烈人文主义理想和批判精神的马克思主义何以在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开展上走向了压抑、贫乏的反面时，特别分析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政治上忽视与低估主体领域所带来的问题。他说：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不仅低估了作为认识的自我（ego cogito）的理性主体，而且低估了内在性、情感以及想象；个体本身的意识和下意识愈发被消解在阶级意识之中，由此，革命的主要前提条件被削弱到最小程度。即这样的事实被忽略了：产生革命变革的需求，必须源于个体本身的主体性，植根于个体的理智与个体的激情、个体的冲动与个体的目标。马克思主义理论也跌进了它曾向整个社会揭露和抨击过的那个物化过程中，它把主体性当成客体性的一个原子，以致于主体即使在它反对的形式中，也屈从于一种集体意识。”他进一步强调主体问题的复杂，说：“正是伴随对主体的内在性的认可，个体才跳出了交换关系和交换价值的网络，从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中退走，走进了生存的另一维度。的确，个体在这种从现实撤离中获得了一种经验，这种经验必定（而且已经）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力量，去瓦解实际居支配地位的资产阶级价值，这即是说，使个体把自身实现的重心，由施行原则和利润动机的领域，转移到人类内在源泉：激情、想象、良心。而且，个体的退出和撤离并非到此为止，其主体性还将奋力冲出它的内在性，进入到物质和知识的文化中去。在今天这一极权统治的时代，主体性已成为一种政治力量，作为与攻击性的和剥削性的社会化相对峙着的反对力量。”无疑，只有如此才是对先前正统苏联美学压抑人的主体性问题既批判又超越的分析与理解，它很可作我们反省因简单离弃式批判而产生出的“孤绝的自我”观的反思参照框架。 在艺术性问题方面，《审美之维》的很多段落更像在直接对我们这二十年的那些错误观念施以针砭。比如，下面这段话就像在针对八十年代先锋派对创造力的理解，他说：“艺术的真实也不仅仅是一个风格问题。在艺术中，存在一个抽象的、虚幻的独立王国。在这里，个人可以任意创造某种新的玩意，创造一种与内容不相关的技法，或者没有内容的技法。就是说，创造出没有内容的形式。这种空旷的自律使艺术丧失掉它本身的具体生动性，即使以否定的形式，也是对现实存在的歌功颂德。”而他所正面张扬的“形式的专制”讲法，更像是在针对我们当代中国那些荒唐人的后现代主义写作观：“形式的专制是指作品中压倒一切的必然趋势，它要求任何线条、任何音响都是不可替代的（就最理想的状况看，这并不真正存在）。这种内在的必然性（这种将真正的作品与非真正的作品区别开来的性质），确实是专制的，因为它压制了表现的直接性。但是，在这里被压制的是虚假的直接性，这种直接性的虚假在于它背后拖曳着一个未经反思的神秘现实”。 可见，在使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界一步一步陷入困窘的关键观念环节问题上，《审美之维》几乎都有着发人深省的触及与分析。参照我前述对当代中国文学问题的历史和观念分析，再参照这些以马尔库塞一生经历、写作、思考为背景的锐见，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要想真正走出自己的困境，不是在现有历史、观念基础上修修建建便能解决的。而必须首先回到看似和今天处境无甚关系的后时期的那些起始年代，考察后时期开始时的丰富可能性，是怎样一步步因人们对先前三十年政治、美学禁忌的二元对立式的反应方式，而日益卷入一种狭隘的现代人观、狭隘的现代美学观，从而步入今天困窘的。因为只有以这样一些历史考察和对在历史运动中观念逻辑的批判解析为基础，我们才可能真正看到和充分理解，那些被我们先前二元对立反应方式、狭隘的文学观所排斥、曲解、窄化、甚至伤害的观念和写作资源，对我们今天文学走上阔大、健康道路所可能具有的意义——也即只有当我们回看这二十余年后文学的历史时，特别留心那些不把新时期文学和前三十年文学观念截然对立起来的思考与写作，也即当我们特别注意那些不把自我观念封闭化、语言观念绝对化，而真实触及着语言、主体、历史、审美知觉形式、社会结构的自我再生产等几方面间复杂相互关系的思考和写作努力时，我们才能为中国今后文学重新健康、有力的开展清出一个更真实、更开阔的历史地平线，才能为当下文学承继与转化被有问题文学观束缚与伤害多年的、充满着理想关切与责任感的八十年代精神能量，打下一个更真实、更开阔的思想与观念平台。

语文学科论文:试论语文学科的根本特性 论文关键词:语文教育 主体性教育 人文教育性 主体能力 主体人格 论文摘要:主体性教育思想是包含语文教育在内的教育活动最根本的指导思想，因而由此可以观照语文学科性质: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唤醒和培养人的主体精神，为此则必须加强人文教育;从语文学科内容和学科功能分工来看，只有语文才能承担起人文教育的主要任务，因而人文教育性是语文的根本特性而工具性是其基础属性。人文教育性培养学生的主体人格，工具性培养学生的主体能力，两者共同培养学生的主体性。 进人21世纪，语文教育界对语文学科性质有了基本一致的看法，即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应该说，这是多年来语文教育界不断探讨、实践的一个宝贵成果，对今后一段时间语文教学改革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这个表达到底如何理解，“工具性”与“人文性”的作用是否各占一半平分秋色呢?如果不弄清楚这个问题，语文教学就还会在“工具论”与“人文论”中两边摇摆，语文教师还是不知从何着手，重心何在。因此语文教学必须要解决这个根本特性问题。依笔者所见，语文学科的根本特性应该是人文教育性—以往习用的“人文性”只是语文的内容特点，用来指称语文学科的特性并不准确。 这一命题实际包含两个子命题:一是语文教学的根本特性不是工具性;二是语文教学的根本特性是人文教育性。前一个命题正是多年来语文教学争论的一个结论，其基本理由是:工具性只是语文在社会运用上的属性，并不是语文发生论上的属性。在工具论的指导下，语文教学变成了一种遵循逻辑思维法则的理科教育程式，它把语文分解为字、词、句、篇、语、修、逻、文这些抽象的东西，结果导致语文学科人文价值、人文底蕴的严重流失，这一点笔者木用赘述。第二个命题正是本文所要着重展开阐述的观点。为求从根本上加以论证，笔者以主体性教育这一教育思想为逻辑起点来进行分析、讨论。 一、主体性教育思想—语文承担人文教育的理论前提 要弄清楚主体性教育，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主体、主体性。主体是指从事着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人，客体是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指向的对象。主体性就是主体的特性，即主体对客体的主导地位以及对客体能动地认识和改造的特性。主体性具有如下两个方面的基本特征:一是自觉性，指人不同于动物的意识特性，即人把他同自己的关系、同他人的关系、同自然的关系变成主客体关系。二是自主性或能动性，它是人的活动特性，是指主体具有不依赖于外在力量，自由地支配自身的一切活动的意志和能力。因而可以说，主体性就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根本特性。 主体性从内容上又可分为主体意识、主体能力、主体人格。主体意识是作为认识和实践活动主体的人对于自身主体地位，、主体能力和主体价值的一种自觉意识，是主体性的观念表现;主体能力是“主体能动地驾驭外部世界对其才能实际发展的推动作用的能力”，“主体人格”是指主体的情感、意志、灵感、信念等的因素。主体能力与主体人格是主体性的现实表现。实际上，具不具备主体意识也是主体人格的一个方面，因而本文为论述需要将前述“主体意识”、“主体人格”统称为“主体人格”，以指称主体的精神情感状态。 前面我们谈到人的本质特征即人的主体性，而教育是对人的教育，教育学即人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些教育理论家提出了主体性教育思想，认为“教育的最高目的是把人培养成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教育的根本在于培养和发挥人的主体性”，教育应以“培育人的主体性为最高任务”，也就是要培养人的主体人格、主体能力。这便是主体性教育思想的基本含义。 主体性教育思想与我国历来倡导的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以及素质教育理论是一致的。教育理论家王策三曾这样论述它们之间的关系:“之所以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就是要发展人的主体性。主体性，这是全面发展的人的根本特征。主体性，它集中了人的一切优秀品质和个性特征，是身、心或德、智、体、美、劳诸方面都得到良好发展的综合表现。” “主体性强的人，就是在客体面前拥有主动权和思想的人。”既如此，主体性教育思想可以被看作教育活动最根本的指导思想。依此推导，主体性教育思想也应该是语文教学的根本指导思想，语文教学的性质也应该以主体性教育思想为根本出发点，并结合学科特点和学科功能分工来加以确定。 二、语文承担人文教育的现实要求—社会历史发展需要进行人文教育 (一)社会进步需要唤醒、培养人的主体精神 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的推动作用，特别是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日益广泛的应用，大大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面貌，使人类社会一下子从工具时代跃进到信息时代。科技作为最富有革命性的生产力创造着巨大的物质财富，为人类提供了日益众多的方便和享受。但人们也逐渐认识到科学技术是一柄双刃剑，它在为人类造福的同时，也会给人类带来祸患。如原子能可以用于来发电、医疗，也可以大规模地杀伤人类以致毁灭人类;克隆技术可以在医学和生物遗传工程上产生重大作用，但若用于复制人类，则将是人类的灾难;计算机有利于贮存、搜集、传播信息，也可以被用来不良信息，或利用计算机犯罪。同时，科学技术的广泛使用，固然推动了经济的迅猛发展，但也产生了许多全球性的问题:全球气候环境的急剧恶化、资源枯竭、生态失衡、物种消失、人口膨胀、贫富差距拉大、战争频仍。这些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担忧和不安。 同样，经济发展也给人类文明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因为市场经济遵循利益原则，当这种利益原则无限制地渗透到人类的意义世界时，就会造成道德失范，如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盛行就是典型表现。这一点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阶段，由于法制不健全，适应市场经济的文化尚未建立，表现得更加突出，如假冒伪劣、坑蒙拐骗、贩毒贩黄、贪污贿赂屡禁不止，偷盗、抢劫、诈骗、走私等犯罪活动甚嚣尘上，一些犯罪分子十分猖狂，他们为着能有钱，过上享乐生活，而疯狂劫掠国家和他人财产，甚至视人命如草芥，滥施暴力，滥杀无辜，耳目所及不乏一些令人触目惊心的良知泯灭、人性丧失的事实，少数人对生命的践踏和漠视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以上事实表明，科技的进步在没有正确的价值观念引导下，会产生许多负面影响，甚至会走向人类的对立面，从而导致人在自然、社会和人自身面前的主体地位的危机，主体精神的沦丧;经济的发展也会带来道德观念的混乱，美好人性、人格受损，人在物质欲望面前，无法从容应对，把持自己，同样会丧失人的主体性。因此，现代社会的发展迫切需要唤醒和培养人的主体精神、主体人格，使人成为人。 (二)培养主体人格必须依靠人文教育 首先应弄清楚主体人格、主体精神属于人文精神的重要方面，甚至是核心要素，为什么这样说呢?这里有必要弄清楚人文精神的内涵及其发展脉络。在西方，人文精神是个发展的概念，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有不同的内涵;在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也十分丰富，儒家、道家或强调道德体验与践行，或崇尚自然、追求个性解放，其影响也十分深远。有学者根据中西人文精神传统，把人文精神的内涵解释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强调人对万事万物的主体地位，尊重人的自由和尊严，把人作为万物的尺度。第二，追求完人理想和精神文化品格。第三，当代人文精神重视价值观念，提高文化意识和人格修养。由此可见，人的主体精神可以看作人文精神的核心成分。 而人文精神的教育就是人文教育或说是人文精神的重要内容甚至落脚点，因而对学生进行人文教育必然可以培养他们的主体精神、主体人格。 同时也应看到，主体精神、主体人格的培养也只有或主要依靠人文教育。因为进行人文教育所依据的人文学科与回答“是什么”的客观陈述(科学)不同，它是回答“应当是什么”的价值引导，“人文学科总要设立一种理想人格的目标和典范。人文学科引导人们去思考人生的目的、意义和价值，去追求人的完美化，人文学科所依据的理念不是工具理性，而是价值理性。”相反科学技术可以提供强大的工具理性，却不能满足人们对于情感寄托、伦理要求和终极关怀等的需求，即无法提供人类区别于禽兽的“价值理性”。总之，人文学科、人文教育可以为社会提供一种正确的价值和意义体系，引导人类社会走向和谐，人类个体趋向完善。而自然科学却做不到。 因此我们说，主体精神、主体人格的培养主要依靠人文教育。在各阶段教育中应当加强人文教育，应当有学科承担人文教育重任。 三、语文承担人文教育的学科内容依据和学科分工依据 (一)语文、语言的本质是人文 各学科中语文在对学生实施人文教育方面具有独特优势，语文的内容—语言、言语本质就是人文。对此，西方语言学家都有过深刻的分析。他们认为语言在本质上并不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交流的工具，而是人与存在相属的领域，因而具有真正主体性的意义，即“只有语言才能使人成为作为人的生灵。”语言的作用是普遍的，它包容一切，人类面对的世界是一个意义世界，世界对人而言是一个语言的世界。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是无法言说的。语言的界限也就是理解力的界限，语言作用的这种普遍性使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具有无限的内容。如果说语言是一种“工具”，那么没有一种工具如此包容一切，甚至会把人的全部理性也包容其中。 在我国，语文教育界对语言本质的认识也在不断深人。早在1993年，特级教师韩军就说:“语言本身不仅仅是一种工具，还是人本身，是人的一部分，它不是一种外在于人的客体，而是主体;不仅仅是‘器’、‘用’，还是‘道’、‘体’，它满足主体情感，充满人生体验，因而人文精神是语言的基本属性。” (二)语文在学科布局中的功能定位 从前述我们对语文教育的分析，可以看出，语文应当而且可以进行人文教育。但并不能完全由此推导出语文的学科根本特性是人文教育性，如果对学科布局特别是语文在学科布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那还是认识不到甚或否认这一点的。所以，对语文学科性质的定位，还有必要考察语文在学科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 应当说学科性质是人们依据学科内容、学科目的而对学科功能的界定。语文课的内容即语言、言语具有人文性，顺理成章它具有人文教育功能。目前所要厘定的是人文教育是否应成为语文的主要功能，或者说在目前各学科中人文教育是否主要由语文来承担，从而使人文教育成为语文的主要功能。这必须从语文与相关学科(即同样具有人文教育性的政治、历史)的比较中作出回答。第一，政治学科主要承担的不是人文教育功能。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对学科的大致分类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主要包括政治、法律、经济、社会等学科领域，与自然科学一样是回答“是什么”的客观陈述;人文学科包括哲学、历史、文学、艺术、伦理、神学等领域，它是回答“应当是什么”的价值引导。从目前所开设的政治学科的内容来看，有哲学、政治、法律等基本知识，可见其中主要是社会科学内容，作为人文学科的内容只有哲学常识一项。因而，可以说政治学科主要承担的是引导学生认识社会现象和规律的功能，而不是人文教育功能。 第二，语文和历史承担着人文教育的不同侧面。虽然文史在内容上相融相通，但对学生人文精神的形成所起作用之间，语文承担着核心的方面，起更主要的作用。就人文内容来说，可以分为人文知识、人文情感、人文态度、人文价值取向。故人文教育包括人文知识教育、人文情感体验、人文态度辨析、人文价值取舍。历史重在历史事实的陈述、历史演进的逻辑梳理、历史规律的概括、总结，即重在事，即使涉及人，也只是评述人在某个历史阶段的地位和影响，故历史重在人文知识教育。而语文重在人，重在面对某种具体的社会和历史情境下人的情感、态度和价值取舍。历史所传授的人文知识对人文精神的形成可以起铺垫作用，而语文教育所涉及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其实质就是人文精神。当然历史也有态度和价值观培养问题，但它范围狭窄得多，它偏重社会历史态度和社会历史价值观，如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唯物史观、科学世界观以及民主、法治价值观等等。另一方面，语文和历史所采用的表述方式的不同使它们在对学生人文精神的形成方面所起的作用也有不同。历史多运用抽象思维的方式，以理性的语言来表述社会历史价值观，而语文运用的却是情感性语言，形象思维的语言，是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和个性化的语言，而非大众习用的“公共话语”或学术语言，它对学生特别是形象思维占主导，情感异常活跃的学生来说，其影响比其他学科要更加强烈、深刻和持久，更有利于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和成长。所以，在各阶段教育中，人文教育的任务主要应由语文来承担。 当然，我们说人文教育任务主要由语文承担，不能因此否定历史也主要承担人文教育任务。所以也有必要以相应的概念来区分历史和语文进行人文教育的侧面和重心的不同，而这不是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故不引申。 四、结论:语文的根本特性是人文教育性 综合以上分析，从社会发展需要培养人的主体人格方面来看，应加强人文教育;而从语文的学科内容和学科功能分工来看，语文应主要承担人文教育重任。因而，我们说语文的根本特性是人文教育性，工具性是语文的基础属性。语文的人文教育性旨在塑造学生的主体人格，从而培养人的价值理性，工具性旨在培养学生的主体能力，从而培养人的工具理性。 回应前面我们谈到的主体性教育问题，我们说，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的主体性，大学教育也不例外，也应该有完整的主体性教育构成。可以说，语文的工具性与数理化等学科，用以培养学生的主体能力;而语文的人文教育性与政、史的一部分一起用以培养学生的主体人格，两者结合培养学生完整的主体性。前者旨在培养人的工具理性，后者旨在培养人的价值理性，从而把学生塑造成完整、健全的人。这样的教育才是完整的人的教育，才算完成了主体性教育的任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有充分的理由说，语文学科的根本特性是人文教育性。 语文学科论文:网络环境下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整合的实践与认识 ——《雨林的毁灭——世界性灾难》教学例谈 【摘要】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推进，“网络环境下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课程的整合”正成为我国语文教育改革的一个新视点。本文通过对网络环境下《雨林的毁灭——世界性灾难》课例的实践，以现代教育理论为指导，探讨基于网络环境下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整合的认识。 【关键词】信息技术 语文 整合 信息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以网络技术和多媒体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已成为拓展人类能力的创造性工具。为了适应这个发展趋势，国家大力提倡信息技术与其他课程的整合，整体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新课程实施背景下，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的有机整合是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关注的课题。信息技术与初中语文学科整合教学，就是以网络技术和多媒体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自然地、恰如其分地融合到初中语文这一学科的教学活动中，运用到课堂教学和课外学习中，以此来增强学生的学习能力，优化学习方法，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对初中语文教学中新的师生关系定位，课堂与课外之间的新型关系等产生巨大的影响。 本文以八年级语文《雨林的毁灭——世界性灾难》的教学实践为例，结合网络化教学理论和传统课堂教学体验，就网络环境下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整合作一粗浅的探讨。 一、利用网络拓宽信息渠道，丰富教学资料来源 在网络信息时代，教学中的教材不再是单一、固定、陈旧的文字材料。它可以是多样化、个体化、更新更快的多媒体支持下的超文本。通过信息网络，可以使教学涉及到的一些事物、现象等现实生活中学生积累不多的、比较贫乏的都可生动地、具体地、直观地再现出来。在短时间内给学生提供大量的感性材料，丰富学生的感性认识，为他们的合理猜测、推理提供帮助，可使学生的学习更加多姿多彩，使教材“活”起来、丰富起来。 二 、运用信息技术构建的网络环境，优化学生的认知方式 现代信息技术的认知工具功能，使学生能够借助信息技术，通过积极参与，获得充分的感知信息，激活思维、想象，引导分析、抽象、综合，促使理解、内化、转化，产生意义建构，从而促进了学生认知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发展，认知方式大大改善。 利用信息网络，创设和展示有意义的情境开展教学。多媒体网络具有对文字、符号、语言、声音、 图形、动画以及视频图像等进行实时处理，变成图、文、声三位一体直接输出的功能。它所创设情境的真实性、形象性、趣味性是其它媒体与手段无法媲美的。以教学《雨林的毁灭——世界性灾难》为例，学生事先对热带雨林的了解十分有限。教学中，教师利用局域网优势，引导学生通过资源共享，在本地电脑中调用了大量环境优美、特产丰富的热带雨林多媒体资料，学生的好奇心、想象力被迅速激发，产生了浓厚的学习兴趣。学习兴趣的激发，催发了学生学习活动的内部动机，他们迫切地想去探索、去发现雨林的奥秘。在讲述雨林的毁灭给人类带来世界性的灾难时，则让学生细细观看洪水泛滥、风暴侵袭、疫病流行的等灾难场面……这些触声、光、色、形于一体的情景，把一个个枯燥的文字符号，转换成了一幅幅形象而又动感的画面。这些画面牢牢地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力，更帮助学生加深了对文字语言的理解，使得他们能更为投入地参与学习。 通过让学生利用网络平台创作电子作品，促进学生认知能力和创新能力发展。以八年级语文《雨林的毁灭——世界性灾难》拓展部分教学为例，我们引导学生都将所收集的信息制成演示文稿，可以是简单的（一句话、一个页面），也可以是复杂的（内容丰富、有多项链接），然后组织信息技能强的同学制作《保护环境、关爱生命》网站。根据演示文稿与学生网站提供的信息，同学们创作公益广告、环保漫画、环保倡议书等；每篇作品也均制成简单的小报在网上“发表”。这些电子作品的制作既满足了学生自我实现的愿望又完成了语文学习分析、抽象、综合，理解、内化、转化的任务。 利用虚拟现实构建模拟环境，也是改善学生认知方式的重要途径。在进行《雨林的毁灭——世界性灾难》这节课的教学设计时，我们针对学生易受声音、图像所给予的感官刺激这一心理特点，从多角度挖掘他们的潜能及兴趣，以达到“自我激活”的效果。整堂课应用信息技术，把雨林被毁影片和雨林被毁造成的灾难图片组合成触目惊心、令人震惊的虚拟世界，来不断唤起和维持学生的注意力，引起学生情感上的共鸣。不仅如此，课件中还设计了不少让学生自己动手操作的环节，文字、图像、音频、视频不断递进，学生真正认识了雨林的重要性，从而深入感悟课文重点句“如果将雨林完全毁灭，到下世纪中叶，地球很可能会经历第6次大规模灭绝”的含义。 三 、运用网络改善师生交流环境 信息技术作为最先进的教学媒体，优于其它任何教学媒体的最显着特点是交互性。有了交互性，就能及时地反馈信息，实现师生、生生之间的多向交流，营造协作式学习氛围。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充分体会到信息技术作为交流工具的巨大作用。 利用网络教室内联网的优势，通过资源共享互相调用来达到师生、生生互相交流的目的。例如：在《雨林的毁灭——世界性灾难》拓展部分教学时，要求学生写有关环境保护的短文，学生完成的习作在网络上，教师引导学生读同学的文章，帮着同学把有问题的地方进行修改。修改的地方使用不同的字体和颜色加以区别或引起作者注意。教师再利用多媒体的转换手段将学生中典型文章提供给学生，让大家看同一篇文章，面对同一个问题，师生共同参与评议、修改，共同鉴赏佳作。经过示范性评改后的自我完善，教师又可以引导学生调用伙伴的作品进行欣赏、评价；接着，教师指名学生独立表述评改意见，同时进行又一次转播。网络的即时交流优势，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了作文水平，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交流的另一种方式是利用电子公告板，即 QQ 板方式。以教学《雨林的毁灭——世界性灾难》为例，在教学过程基本结束时，教师请学生出出主意，想想办法，怎样才能更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更好地保护自然资源。学生思维活跃，交流欲望强烈，人人想表达。传统课堂教学根本无法开展大面积交流，而 QQ 板的应用使得每一名学生都有了亮出自己观点的机会。 此外，还可以应用论坛进行师生、生生互动交流。如《雨林的毁灭——世界性灾难》这一课教学完成后，我组织学生在校园网的论坛上，就人类对大自然的索取进行讨论、并发起投票。这是一种不受时空限制、更为开放的交流，进一步激发了学生的主体意识与独立思考精神。 四 、通过网络平台实施个别化教学 运用网络环境构建的平台，对于实施个别化教学来说，是得天独厚的，传统教学根本无法与之相比。学生可以依据其自身的兴趣特点选择学习内容，可以依据其自身的能力水平自定学习速度，从而使学生进行个性化的学习，实现有差异的发展。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学生的主体性和个别化得到充分的体现，有利于学生创新精神和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 例如教学《雨林的毁灭——世界性灾难》一课。在多媒体网络教室里，学生面对电子课本既可以戴上耳机，边看图，边听录音阅读课文；也可以点击某个不理解的词语或句子，通过“小助手”的提示来解决问题；或者自由地点击有关热带雨林的网站，利用网上资源了解雨林的重要性，结合课文查看雨林被破坏所带来的一系列严重灾难；学生既可以通过课件及时获取反馈和帮助信息，也可以随时通过局域网控制系统进行提问和发言，与师生进行交流……总之，在学习的过程中，学习的主动权在学生手中，学生不必按某个固定的顺序来学习，而是根据自身的需要来自主安排学习的速度、顺序和难易程度。另外，由于学生的学习进程是自己确定的，练习层次也是自己选择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始终保持着积极的求知欲望和学习兴趣，没有一丝一毫的心理负担，内心充满了自信。在学习中，他们真正体验到了学习的快乐，享受到了成功的喜悦。 总之，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整合，旨在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和多媒体化的优势，以信息技术为工具，以网络为资源，给课堂教学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丰富教学形式，优化教学过程，从而更有效地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在当前我国积极推进教育现代化、信息化的大背景下，我们必须加倍努力，倡导和探索信息技术和语文学科整合的教学，抢占这一“制高点”，让网络更好地为教育服务，让我们的教育更好地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语文学科论文:信息技术与高中语文学科整合初探 当今世界，信息技术是当前最先进的最广泛应用的科学技术。而教育，作为一个国家发展、民族素质提高之本，应该与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结合起来，以更有效地施行教育这一活动，培养高素质人才，创造更高的科技水平。所以信息技术与学科的整合是社会发展的要求，也是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国家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李天顺在《落实‘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工作会议’精神积极推进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中说到：“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的整合是信息技术应用于教育的核心，是改革教育模式，教学方式和教学手段的重要途径。” 信息技术是教学多要素、多渠道、多角度、多层次、科学化、艺术化、民主化的重要手段，信息技术与学科整合教学又是科学与艺术的统一，是实现教学科学的艺术化和教学艺术的科学化的完美融合。 一、高中语文与信息技术整合的初探 （一）、高中语文与信息技术整合的必然性 语文作为一门基础学科，不但具有工具性、人文性，而且与日常生活联系非常密切，涉及范围广，实践性很强，高中语文课程更是强调应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使学生有较强的语文应用能力和一定的审美能力、探究能力，并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终身学习和有个性的发展奠定基础。基于这一目标，传统的“填鸭式”教学已不适应语文教学发展的要求，也与社会发展相脱节。按新课程语文教学理念，语文课程重在实践，要适应现实生活和学生自我发展的要求。但传统的教法：老师讲，学生听，学生学习少了主动性和自主性，学习学得被动，对语文学习缺乏创新精神。现在新的教学策略、教学方式是让学生自己学、主动学，老师主要是“导”，以体现高中语文课程的时代性、基础性、选择性，培养高中学生的语文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提高学生的语文素质，实现素质教育，而语文课程的革新与现代化，必须要求相应的教学工具、教学途径也现代化、科学化，信息技术作为最广泛最先进的科技，它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是必选无疑的。因为在信息技术的环境下 ，学生能更好地学语文，用语文，使语文教学与日常生活更贴近，更符合社会发展需要。如语文口语训练，高中语文课本的每一单元都设有口语练习。就拿演讲训练来说吧，听名人的演讲，用传统的工具，学生只能听到演讲者的声音，是种远听而不可近视的感觉，不能引发学生较浓厚的兴趣。在信息技术环境下就不同了，学生除了听到演讲者的声音外，还能看到演讲者的动作、神态和表情，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并受到感染，从而激发内心对演讲的兴趣和欲望，达到主动训练的目的。所以信息技术与高中语文学的整合是势在必行的！ （二）、信息技术与语文整合的内容和意义。 信息技术和高中语文的整合，可以从两方面探讨： 1、信息技术作为一种先进的教学工具和学科相融，就如传统的“粉笔＋黑板”，作为传授知识的工具。 信息技术在教学上用得最广的是多媒体和互联网的运用，因为它们具有图、文、声、像并茂的特点及独有的系统功能。教学中与语文整合，可使计算机的视、听功能全部展现出来，打破传统媒体的“线性限制”，以随机性、灵活性、全方位、整体化的方式把语文知识形象、直观地展现给学生。如学习《神奇的极光》一课，对什么是极光，极光的形、色如何，只看文字，显得有点枯燥无味，印象也不能深刻。这时，可以通过多媒体和网络播放极光的影像，让学生直接观看极光的形、色及极光发生的过程，使学生产生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从而激发他们学习的兴趣，探讨极光发生的原理，更深刻、更全面地理解课文。而网络的运用，可拓宽思维空间，学生可以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唾手可得自己想要的材料。如课文的写作背景、作者的生平思想等，这就为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创造了有利条件，提高学生的语文素质及审美能力。 在高中教本中，有许多文质兼美的经典传世之作，如《兰亭集序》、《项脊轩志》、《腾王阁序》、《阿房宫赋》、唐诗、宋词、元曲、《荷塘月色》、《再别康桥》、《世界最美的坟墓》、《断臂的维纳斯》等等，对这些古今中外的诗词文赋，要进行咀嚼鉴赏，品味其中的美，美的氛围和背景是不可少的，但传统的教学，只能在局部应用音乐来渲染，利用图像来显示，运用文字来诠释，却不容易把它们有机地结合，且费时费劲，收效甚微，而用网络的超时空性，下载适合的声音和图像，利用多媒体链接，会令意境全出。在美的氛围中更能体味文本的内涵和美，这是一种惬意的、赏心悦目的教学境界，一种教学艺术化和教学科学化完美结合的体验。在这种境界中，学生的文化品味和审美情趣怎么会不提高呢？学习语文的兴趣怎么会不大增呢？ 这点在讲唐诗宋词时就很明显，唐诗宋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但毕竟是年代久远的东西，学生较难深刻地领会诗词的意境美和把握诗人的写作风格，如果以信息技术作工具就不同了。如讲教杜甫诗歌时，我就利用了多媒体和网络，因为现代语文教学重视创造性思维的培养，重视情感的感悟和熏陶，重视语文运用能力和语感的培养。所以在讲课前做了个关于杜甫生平和思想的课件，通过音乐和画面让学生像看电视一样从感观上的听、看来感受杜甫的生平，了解杜甫的思想及当时的社会背景，再通过画面想像：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的诗人，他的创作风格会是如何呢？在回答问题前，让学生利用互联网，搜集有关杜甫的资料，引导学生自动、自主地学习，之后，经过讨论，整理资料，然后对照作品，通过理性分析，更深刻地领会杜甫诗歌的思想风格。这样由感性到理性，一方面使学生得到情感的感悟和熏陶，并拓宽了学生的眼界，对杜甫这一诗人和他的作品有了一个整体的了解；另一方面，培养了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和搜集材料，分析资料的实践能力，也实现了学生作为学习主体的地位和老师在教学中“导”的地位。 2、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整合，不仅是教学手段、教学工具的更新,更是教学内容的扩展与改革，这就是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整合的另一方面，即信息技术作为教本的辅助内容与课本内容相融，扩大课本知识的外延。 传统的教学，是以课本为中心，虽然也会涉及到课外知识，但由于时间、空间的限制，能够引导学生学的课外知识很有限。 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整合后就不同了，我们都知道，互联网就像是一部百科全书，里面的知识有如海洋般的深遂宽广，与语文学科整合，可以拓宽语文学习的渠道，采集到广泛的知识，使学生的阅读面、知识面扩大，将课内学习与课外学习资源结合在一起，更好地学习语文。如在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方面，效果尤为显著。在互联网里，有很多关于写作理论、技巧的文章和众多例文评点，作文课上，老师可以用此来指导学生写作，这样，学生的知识面扩大了，眼界开阔了，积累的素材也多了，这就为写作积聚了基础，有利于学生创作，特别是构思、立意方面的创新。并且，学生还可在互联网中搜集更多例文和评论，广泛地吸取别人的经验教训，这点对学生来说也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另外，老师还可以指导学生把自己的作品放到论坛中，让更多的人来评点，给意见，从中得到更好的提议，来提高写作水平。 二、信息技术与语文课程的整合将给语文教师提出更高的要求。 信息化时代的语文教师必须有更高的素质。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教学整合，其关键性、现实性在于教师，如果教师对信息技术一窍不通，或只略通一二，那么，教学与信息技术就无从整合，所以，要优化语文教学过程，使教学与信息技术相融，教师必须努力提高自身的信息技术素养，更新自我知识体系，熟练使用信息技术，使自身知识与社会发展同步。将教学手段、教学观念、教学策略都融进信息技术里，做一个有时代精神的教师，这也是优化语文教学过程的重点，因为一个新型的站在时代尖端的教师，更能吸引住学生，并能以自身的素质去熏陶学生，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 当然，信息技术与高中语文教学的整合还不完善，不成熟。但相信，信息技术与高中语文教学的整合，更能培养出适合社会发展要求的人才。 语文学科论文:从哲学角度看语文学科的本质 长期以来，我们都被这样告知：任何事物都具有一定的内容和形式，内容和形式是对立的统一体。“在形式和内容的相互关系中，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反作用于内容。总的来说，内容居于主要的、决定性的地位。形式必须适合内容，有什么样的内容，就必须具有或者必然要求具有什么样的形式。”这一哲学理论运用到语文教学中，就是言语内容决定着言语形式，言语形式为言语内容服务。这一理论与我们的日常经验似乎也非常吻合：我们说话写文章都是先“情动于衷”再“形之于外”，先有想法、感触再考虑怎么说怎么写。在我们的观念里，内容总是比形式重要。 事实果真如此吗？余应源先生主编的《语文教育学》对“内容决定形式”这一哲学命题提出了异议：“其他学科的教学目的、任务，都是立足于言语的内容，言语内容是矛盾的主导方面，言语形式为言语内容服务。只有语文科与众不同，言语形式是矛盾的主导方面，言语内容为言语形式服务。”这一观点打破了那种看似全面而实质上流于肤浅的庸俗辩证法的观点，发现了“言语作品”与“言语作品教学”的本质差异。一个既定的言语作品，作为大千世界的一个“事物”，它无疑既有内容又有形式，且必然是内容决定着形式，形式依赖于内容。但是，一个既定的言语作品的教学，其对象已不是那个被教学的作品，而是那个作品的教学。作品一旦进入了教学领域，就如同产品进入了流通渠道变为商品一样，其性质和功能会随之发生变化。作为一个事物的“作品”的内容与形式，与作为一个事件的“教学”的内容与形式，不但不是一一对应的，在一定的教学环节中，有时可以甚至应该向对方转化，否则，教学就不成其为教学。 鲁迅的小说《故乡》所反映的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农村日益凋敝的现实，流露出来的对逝去友情的伤感，对未来美好新生活的希望，均可视为作品的内容；而这篇小说的抒情的语言、对比的写法、插叙的结构等，可以看做是作品的形式。对教学环节以外的人而言，他阅读这篇小说时一般主要关注作品所反映的事实和流露的情感，并可能被深深打动，得到一种审美的愉悦；而对于教学的人来说，前者固然重要，但他不会仅仅局限于此，而一定会在适当时机把前者作为手段，用来达到对语言技巧和写作方法等形式方面的理解，在这种特定的情况下，我们说作品的内容成了达到某个教学目的的手段，言语内容为言语形式服务。 那么，“言语内容为言语形式服务”是不是关于语文学科本质的一个普遍命题呢？总的来看，这个观点揭示了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的本质差异，概括了处于基础教育阶段的中小学语文教育的本质，但在特定的教育阶段和特定的教学环节中，我们不能总是拿抽象出来的认识与每一个具体的现象、要素对号入座，而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北师大教授王富仁先生说：“工具性，我们无法从根本上否定它，特别是在小学语文教育中，没有工具性这个概念，我们就无法说明小学语文教学的本质。小学阶段学习的不是小学生不知道、不了解的事物，而是让他们掌握文字符号这个工具，以便他们能够读、能够写。但到了中学，特别是高中阶段，掌握文字符号这个书写工具的问题已经不是主要的教学任务，工具的问题依然存在，但即使这个工具的问题也是人文的问题。想到写到，想不到便写不到。” 王富仁先生的话涉及语言哲学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即思想与语言的关系。长期以来，语言学界有一种几乎一统天下的观点：“人们不但在相互交际、交流思想的时候运用语言，就是在进行思维、形成思想的时候也要运用语言。所以，语言不但是交际的工具，而且是思维的工具。”“语言是思维的工具”，仿佛语言是为思维和思想而存在的，语言是思维和思想的附属物，语言可以从意识中剥离出来。这种说法与哲学上的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为内容服务的观点不谋而合，延伸到语文教育中来，就是思想内容重于言语形式的观念的确立，就是阅读和写作教学中一再强调内容充实、观点正确、思想积极的习惯的形成。 著名心理学家维果茨基说：“思维不是在言语中表现出来的，而是在言语中实现出来的。”这里，“表现”与“实现”是有差异的。浙江师大钱望圆先生对此作过生动的解说：“表现”是指用a去展现已经存在的b，a和b是两个既有联系又各自独立的个体；而“实现”则是指随着a的逐步完成，b也随之成为现实。这是一个从无到有、一起生成的动态过程。a与b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浑然一体。它们的生命是连在一起的，谁也无法离开谁。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在对言语内容与言语形式的关系作过长期深入的研究后，得出结论——“思想与使用语言乃是同时发生的同一件事”。他认为既然思想与语言是同一回事，那么一个思想只有一个与之匹配的形式。修改文章，并不只是为原来的内容换一种言语形式，穿上另一件外衣，事实上，在改变言语形式的同时也改变了言语的内容，从来没有一句话换个说法而意味仍然完全不变的。如郭沫若先生的剧本《屈原》里的一句“你是没有骨气的文人”，被改为“你这没有骨气的文人”，就不仅仅是改动一个字，其中蕴涵的思想感情也跟着变化了。是“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好，还是“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好，这也不仅仅是文字上的区别，同时也是意境和内容上的区别。 由此反思，“语言是交际的工具”或“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是肤浅的和不恰当的，因为运用语言的过程就是思维的过程，语言运用的结果就是思想本身，二者不存在谁先谁后和谁主谁次的关系。钱望圆先生说：“我们可以从自己居住的房间里走出来，站在房间外审视房间的一切，但我们无法从语言的世界里抽身出来反视语言的一切，就像我们无法从自己的身体里走出来观察自己一样。” 那么我们说话写文章为什么是先有思想感情等内容要表达，再考虑怎样表达这个形式呢？其实这是一种错觉。在一定环境的刺激下，人们首先会产生一种表达的欲望或意向，但这时意识犹如一团飘浮不定的云雾，还不能称之为内容；后来这飘浮不定的意识云雾逐渐被注意，并在语词的不断介入下，逐渐清晰起来，最终成为真正的思想内容。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言语内容）明确之际，就是怎样表达（言语形式）的完成之时。索绪尔早就指出：“哲学家和语言学家常一致承认，没有符号的帮助，我们就没法清楚地区分两个观念，思想本身好像一团星云，其中没有必然划定的界限。预先确定的观念是没有的。在语言出现之前，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可见，言语内容并不是明确地预先存在着，等着穿上言语形式的外衣，而是与言语形式同时生长直至最终完成的。语言和工具的根本不同点是，后者始终客观地存在于人之外，语言则在人之内，就是人本身，即使已经通过人为的手段被物质化和外化了的语言也是如此。 上述分析拿到教育实践中来印证，在学生的整个知识建构过程中，初始阶段的学习不是“只有形式没有内容”，而是“形式重于内容”；后续阶段的学习不是“只有内容没有形式”，而是“内容重于形式”。比如教小学生“地球是圆的”这句话，孩子虽然也学习了“地球是圆的”这条地理知识（言语内容），但这条知识的含义在孩子的头脑中是模糊的，不可能非常精确，远没有“地球”“是”“圆的”这几个词和“主语+谓语”这个句子结构（言语形式）来得重要。教高中生“劳动创造语言”这句话，学生虽然也学习了“劳动”“创造”“语言”这几个词和“主语+谓语+宾语”这个句式（言语形式），但相比之下，远没有学习“劳动创造语言”这个唯物主义观点（言语内容）来得重要。在每一个阶段的初始环节与后续环节，也有类似情形，即先是形式重于内容，后是内容重于形式，或者说先是工具性因素重于人文性因素，后是人文性因素重于工具性因素。比如教高一学生怎样阅读理解，教高二学生怎样鉴赏文学作品，我们首先就得把关于阅读理解和鉴赏评价的一些方法和技巧作为知识陈述给他们，再为他们创设足够的迁移情境，让他们不断地训练巩固，直至内化为稳定的语文能力。起初这些方法和技巧可能是极具功利色彩或工具性的，但却非常重要，训练掌握它们是为了学生今后能够独立、成功和高效地解读作品，最终获得知识和受到熏陶。如果一开始就架空讲人文性的东西而不讲工具性的东西，那么人文性的东西再重要也难以落实。只有当我们在一个一个阶段、一个一个环节的教学中，循序渐进和踏踏实实地帮助学生实现了从言语形式到言语内容、从工具性到人文性的不断跃进的时候，我们的学校教育才发生了预期的效果，我们的教育才不会白费劲，我们的教育才可能称得上是成功的教育。王富仁先生说：“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工具性是主导的，人文性应融化到工具性中，而到了中学语文教学中，人文性就成了主导的，工具性应融化到人文性中。”这个论断从总体上把握了基础教育阶段的语文学科的规律。这个规律可以归纳为：教育的初始阶段和初始环节，言语形式重于言语内容，工具性因素重于人文性因素；随着教育进程的向前推进，言语内容越来越显重要直至超过言语形式，人文性因素越来越显重要直至超过工具性因素。从语文教育的全程看，工具性因素与人文性因素不是相互对立和排斥的，而是在总体呈动态平衡的态势中互补、转化和整合。 可见，语文学科并不是“工具性”因素与“人文性”因素的简单相加，而是一个多元层级系统，它的底层是工具性的，它的上层是人文性的；它的初期是工具性的，它的后期是人文性的。语文教育首先要解决工具性、技术性和知识性的问题，要使学生具备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才能在此基础上解决一些更为重大的问题，比如涵养的问题、人格的问题、精神的问题等，即人文的问题。工具性因素是人文性因素的前提和基础，人文性因素是工具性因素的升华和归宿。没有落实工具性，人文性全是一纸空文；不讲人文性，工具性也无法实现。我们坚持语文学科的工具性，因为这是语文学科与其他所有学科根本不同的地方，是语文立科之本；我们强调语文学科的人文性，因为这不仅是社会对教育的要求，而且是语言与意识的同一关系决定的。工具性使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区别开来，人文性使语文学科的独特价值得以实现。 一言以蔽之，工具性与人文性的动态平衡与互补整合就是语文学科的本质属性。 语文学科论文:谈初中语文学科的美育教育 作为一种学科的特点，在语文教学中进行美育的发掘与渗透，是初中美育教育的一种途径和重要园地。它对激发学生美好的思想情操，培养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等足多方面，都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和作用。同时，不仅能激发学生美好的爱国热情，还能加强对生活、对亲情、友情等更深层的理解，进一步提高学生对语言理解和表达的能力。 指导学生“赏美”，欣赏艺术美 1． 语言美。 高尔基说: 文学的第一要素是语言,语言是文学的主要工具。可见,精美的语言多么重要。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老舍的济南的冬天,语言都朴实清新,精美生动,读来令人陶醉其中,余味无穷。发掘文中的语言美还要关注修辞手法的恰当运用,因为这也是使文章语言更见活力、情趣盎然的重要因素。如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中就运用了许多精彩动人的修辞手法,他笔下淡淡的月光、田田的荷叶、脉脉的流水、袅娜的荷花、漂浮的轻雾，笔墨不多,而光、影、声、色俱在眼前,绘出了一幅空灵的荷塘月色图。可见,只要充分发掘文中的语言美,就能使学生受到美的感染,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 2．音乐美。 法国杰出的文学家雨果曾说：开启人类智慧的宝库有三把钥匙,一把是数学、一把是文字、一把是音符。柏拉图也曾说过: 灵魂应该用音乐进行教育。音乐,被人们称之为心灵的语言!,就是因为音乐更容易引起人们情感的共鸣。利用音乐对学生进行美育教育,能够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陶冶他们的性情,激发他们奋发向上的精神,促使他们身心得到健康的发展。 3．绘画美。 语文文本中充满了诗情画意,常常引起我们美的遐思。孙犁的荷花淀在开头部分为我们描绘出一幅优美动人的月夜荷香图;李健吾的雨中登泰山生动、细腻地描绘了雨中泰山别具一格的自然风光;法国女作家乔治桑的冬天之美则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充满勃勃生机与活力、有着缤纷迷人色彩的乡村冬天之美!把美的内容溶入到语文教学中,把学生引进美的境界中去,让他们张开理想之帆,驰骋在美的海洋之中,去发现美、创造美。因为惟有审美教育才能从根本上提高人的素质。 引导学生“辨丑”，鉴赏形象美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形象在美的领域中占着统治地位，美是在个别的活生生的事物而不在抽象的思想。”美和形象联系在一起，离开了形象就谈不上美和美感，如窦娥冤中窦娥等悲剧人物形象，由于完善地表现人类灵魂的伟大，从而在我们内心激起一种温情的赞赏，使我们的心灵感到喜悦，我们的勇气得到鼓舞，我们的灵魂受到深深的感动。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中海伦凯勒，她的勇气震撼了世界《巴黎圣母院》那个外貌奇丑的打钟人，由于他的心灵洁白无暇，他的形象在人的心目中却永远是美的。 但是，是否文学作品中的丑角就没有欣赏的价值, 就不美呢？ 答案肯定是否定的，红楼梦中的王熙凤，她的外表是恍若神妃仙子，但内心歹毒，阴险狡猾!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无恶不作，有谁说她美呢？ 装在套子里的人中的别里科夫变色龙中的奥楚蔑洛夫等喜剧人物形象会让读者怒目痛斥，说不出他们形象的美，然而，尽管他们是丑恶的!但在艺术美中也可以转化为肯定性的审美价值! 正如果戈里说的“难道对卑鄙无耻的人入木三分的刻画，不也就在描绘诚实的人的形象吗, 在一个天才的手中，一切都可以成为达到美的工具!如果只要善于驾驭服务于美的高尚思想的话。”所以，在语文教学中要善于引导学生去评鉴文章中的形象，特别是人物形象，体会他们的形象美，领悟作者美的艺术手法，就能启迪学生美好的心灵，使之受到美的教育。 带领学生“入境”，体验情感美 美育是心灵的体操，美的典型具有榜样的力量和诱导的魅力。艺术是以情感人，以情动人的。优美的文学作品包含着浓烈的审美情感。因此，在语文教学中，应力求创造传情的感染气氛陶冶学生，让作品所展示的真实、感人的形象去打开他们心灵的大门，在沁人心腑的美的熏染中感化学生，爱作者之所爱，憎作者之所憎，达到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如围绕爱国主义的旋律谱写的不少感人肺腑的赞歌，就是极好的教学范文。我国南宋末年的民族英雄文天祥的不少诗文，慷慨悲壮，充满抗战的激情。他的《“指南录”后序》追叙了作者在国家危急关头，出身抗敌，舌战群魔的英雄气概，以及逃归中备受艰辛，九死一生的顽强斗志，深厚的爱国激情贯穿全篇。例如课文中的第四段按时间顺序历数十八次自以当死竟不死的“非人世所堪”，一连串排比句语气紧迫，真切地概括了一个接着一个“层见错出”的危恶境界。这十八个镜头淋漓尽致地显示了作者强烈的爱国思想，坚贞不屈的斗争意志和无所畏惧的牺牲精神。读罢这篇《后序》，再齐声背诵他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真是回肠荡气，不禁掩卷长叹，与作者的思想感情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从而达到了净化心灵、纯正情感、陶冶情操，培养学生的高尚道德情操的目的。 指导学生“悟神”，领略意蕴美 文学作品除了美育的愉悦、情感的感染作用外，还具有启迪人，教育人的作用，它通过艺术形象所展示的社会生活人生的画面，帮助人生掌握和认识社会的发展规律，启迪人们对社会、对人生的思考，在欣赏中领悟到某种生活的哲理。因此，注意发掘文学作品中所含的生活内涵，用深刻的，能震撼人心的艺术形象和生活图景所蕴含的生活内容和思想意义，给学生以深深地启示，从而使学生获得强烈飞美景，是学生得到美感。例如在教阿 q 正传时我用启发式提问激发学生去审美阿 q 这个人物，鲁迅借阿 q 骂谁呢，什么叫阿 q 精神，什么叫精神胜利法，有疑问学生会以审美的兴趣去挖掘文章深层内涵，就会自觉地多次地体验意会最后移情到自己和周围。这样学习自是别有一番美味在心头了。 《中国教育和改革发展纲要》指出：“美育对于培养学生健康的审美观念和审美能力，陶冶高尚的道德情操，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具有重要作用。”一个当代语文教师，应该懂得一些美学知识，把美育贯穿到语文教学的始终，通过审美的过程，影响学生的心灵，陶冶他们的情操，发展他们的认识能力，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使她们逐渐树立起正确的革命人生观。 语文学科论文:语文学科素质教育 语文是思维表达的工具、文化知识的载体和交际能力的依托。语文素质是人的素质构成与发展的基础，是一个人成才的主要制约因素。作为义务教育的基础学科，初中语文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基础。搞好初中语文教学，对于学生提高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对于学好其他学科、发展个性和特长，对于提高民族素质，都具有重要意义。 语文素质教育具体包括传授语文知识、训练语文能力、开发语文智力、塑造语文人格等。我们在语文教学中应如何有机地实施素质教育呢? 一、趣味导学，情境教学，开发智力。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从心理学、教育学的角度分析，学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凭着兴趣学习的，对学习一旦产生兴趣，就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在语文课堂教学中教师的趣味导学、情境教学尤为重要。 “趣味导学”就是导入新课要有趣味性。要求教师要根据课文内容采用多种方式导入新课，可以提问，设计疑点启发思维；可以引用诗词、成语、名言警句、寓言故事等，激发兴趣，丰富知识；可以运用图片、实物、标本、音像等非语言手段，引起好奇，激发求知欲。在教学散文《济南的冬天》时，我先出示一幅北方严冬时的图片，顺藤摸瓜让学生说出心中的冬天是什么样的？再由教师将话题引到《济南的冬天》上，学生的情绪一下子被调动起来。这样，在课的一开始就使学生进入了最佳的学习情境，达到了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激起学生求知欲望的目的，使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了起来，而且为学生总结南方和北方冬天的不同特点做了铺垫。一节好课光有良好的开端是远远不够的，教学方法的灵活多样更加至关重要，因为授课的经过才是学生获取知识的重要环节。这就要求教师根据不同的课文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使学生的认知和情感反应达到顶点，使师生的教与学的积极性达到最佳配合状态。 二、扩展视野，陶冶情操。 要想提高学生的语文素质，不但要向课堂要质量，而且要把学生的视野引向课外，让学生到课外去汲取营养，丰富知识，开阔眼界。 首先，让学生读名著，写感想。有目的的阅读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并作读书笔记，写读后感，定期进行交流，培养学生文学素养。其次，读生活，发感慨。让学生有选择地看电视报纸，培养学生从小关心时事，关心社会，关心自然，关心教育，为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打下良好的基础；同时要求学生写生活小记，记下平时生活中带来的教训、收获，并抒发自己的真实情感。再次，读自然，谈发现。观察自然界的种种现象，在大自然的美景中留下足迹，或诗、或文、或画，用大自然的清纯、美妙陶冶情操，活跃思维，丰富想象，培养创造力。 通过这些尝试，学生们慢慢地学会了思考生活、品味生活，而且能够从生活中摘取精华、塑造自我。 三、多引导，巧训练，培养写作能力。 课内的趣味教学和课外的扩展视野是两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课内外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充分体现语文教学对培养学生的素质所起到的不可估量的作用。所以，语文教师要善于结合好课内和课外的相关内容，培养学生的各种语文能力。 一是培养阅读能力。阅读教学的最终目的是使学生具有独立阅读的能力和认真阅读的习惯。为达到这个目的，我们要从兴趣、习惯、方法等诸多因素去激励学生全身心地、自觉地、主动地参与到学习活动中去。 二是培养阅读习惯。良好的阅读习惯对形成阅读能力有着积极的作用。良好的阅读习惯一旦养成，便会成为个人的宝贵财富，终身受用。我们在教学中必须注意对学生进行阅读习惯的培养。 三是教给阅读方法。阅读的教学关键是方法的教学。在教学过程中，如果教师善于教给学生阅读的方法，学生便能形成能力，去自主地学习。例如议论文是学生学习的一个难点，教学时教师要先让学生反复阅读文章，找出文章的中心论点，分论点、论据及论证方法。让学生自己根据文章内容组织语言答题。通过将这种类型的题进行分解教学，学生了解了答题的思路，掌握了这类题的阅读方法，能够做到无论何时阅读，都不用再等教师教，使阅读能力得到了提高。 总而言之，语文教师要以“主动、开放”的心态，去创造性地组织教学活动，使语文课堂教学成为学生自主学习的主阵地，使学生在语文课堂上能够享受到学习语文的乐趣，品尝到语文给他们带来的无限的精神激励和鼓舞。这样，学生就会自主地去拥抱语文，学生的素质才能有所提高。 语文学科论文:小学语文学科中渗透心理教育 现代社会是一个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我们需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努力培养同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数以亿计的高素质人才。良好的心理素质是人的全面素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未来人才素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小学生正处在身心发展的重要时期，他们随着生理、心理的发育和发展及思维方式的变化，在学习、生活、人际交往和自我表现意识等方面遇到或产生各种心理问题，尤其是随着生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活节奏的加快，学习竞争压力增大，新旧观念不断撞击，各种新现象、新矛盾纷至沓来，使如今的小学生，特别是五、六年级的学生在不同程度上产生心理障碍和精神疾患的机会增多。我国青少年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已十分严峻，重视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已是件刻不容缓的大事。 1.情感的理解 心理过程泛指心理操作的加工程序，包括心理事件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的加工过程。在心理学上，通常把认知活动、情绪活动和意志活动统称为心理过程。认知过程是指人们获取知识和运用知识的过程；情绪过程是人对待他所认识的事物、所做的事情以及他人和自己的态度体验；意志过程是人在自己的活动中设置一定的目的，按计划不断地排除各种障碍，力图达到该目的的心理过程。 在现实生活中，人的认识、情绪与意志活动不是彼此孤立地进行的，而是紧密联系，相互作用的。一方面，人的情绪活动和意志受认知活动的影响，所谓“知之深，爱之切”就说明认识对情绪的影响作用；而“知识就是力量”则说明认识对意志活动的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人的情绪活动和意志也影响认知活动。积极的情感，锐意进取的意志品质能推动人的认知活动，相反，消极的情绪，萎靡不振，畏难苟安就会阻碍人的认知活动。再者，情绪和意志两者也是密切联系，相互作用的。 2.语文教学中的情感作用 古今中外教育家历来都十分重视教学中情感的心理作用。作为一门人文学科--语文学科，它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一。而无论是从工具性还是从人文角度考虑，语文教学中都离不开情感教育。因为情感和态度教学不只是思想品德课的任务，学校各门学科都包含着这方面的任务，因为学生在学校内学习的任何知识、技能或行为、习惯都不能离开一定的价值标准。如列宁所说的“没有人的情感，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对真理的追求。”课程改革的核心：就是要关注学生“全人”的发展。即培养学生具有社会责任感、健全的人格、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翻开语文教材，我们就可以感受到，那些文质兼优的名家名篇中洋溢着对祖国、对人民、对同志亲友、对大自然的深挚情谊，字里行间洋溢着或优美典雅、或清丽委婉、或崇高悲壮的美感。因此，在这些文字作品中，我们不能仅仅传授语文知识，而必须要进行情感传递和情感教育。阿拉伯数字和x、y无论经过怎样巧妙的 组合，都不会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文心雕龙》中提到：“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之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教语文就是要让学生“披文以入情”，在“情”的熏陶、冲击、融会之中，身临其境，方能“沿波讨源”达到“其言皆出于吾之口，其意皆出于吾之心”的境界，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应该说，在这一过程中，都是情感信息的传递，并成为一种潜移默化的力量，引起学生的共鸣，乃至是情感扩散、泛化，实现情感的积极迁移，这一切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即使让学生感知、理解、记忆和运用基础知识的过程中，也应伴随着种种情感活动，感之愈深，知之愈多。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说：“情感如同肥沃的土地，知识的种子就播在这个土壤上。” 3.情感教育的实际运用 语文是一块充满情感的天地，语文教材中那些文质兼美的文学作品是人类优秀文化的积淀，蕴涵着丰富的情感、深刻的思想，给学生提供了真善美的标准，老师通过富有情感的教学，不仅能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而且能激发、培养学生的真挚情感。鉴于此，语文教师应积极转变观念，努力改进课堂教学，提倡启发式、讨论式教学，为学生创设良好的学习情境，充分利用语文新教材中的情感因素，对学生进行情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使学生产生爱祖国、爱自然、爱生活的真挚感情。体现文道统一的实质。 以小学六年级课文《最后一课》为例，阐述在进行该文的教学时，可以将心理教育很好地渗透到语文实际教学中去。 在教学都德的《最后一课》时我的体会是：要善于用教材中的语言激发学生的情感，要十分重视发挥课文语言所特有的感染力，用课文所使用的语言，调动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和爱好。《最后一课》是一篇充满了强烈抒情笔调的文章，是一首爱国主义的交响曲，作者丰富的内心世界在文中倾泻着，作者爱国主义思想的光辉在闪耀着。为了使学生对作者“丰富的内心世界”、“爱国主义思想”直接有所领会，教师可紧紧抓住课文中所使用的形象而幽默的语言：“屋顶上鸽子咕咕咕咕地低声叫着，我心里想：‘他们该不会强迫这些鸽子也用德国话唱歌吧！’“小弗郎士对鸽子叫声所引起的联想，是他嘲笑普鲁士侵略者强迫他们学德语的愚蠢。通过这些语言，引导学生直接体会人民对敌人的鄙视、讽刺、嘲笑。 总之，在《背影》一课教学中，和学生一同思考、讨论、交流，一同欢乐，引导学生审视多种知识，人物，事件的过程中，渗透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育，与学生感受真情教育，共享人文关怀。 语文学科论文:小学语文学科融入心理教育 现代社会是一个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我们需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努力培养同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数以亿计的高素质人才。良好的心理素质是人的全面素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未来人才素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小学生正处在身心发展的重要时期，他们随着生理、心理的发育和发展及思维方式的变化，在学习、生活、人际交往和自我表现意识等方面遇到或产生各种心理问题，尤其是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学习竞争压力增大，新旧观念不断撞击，各种新现象、新矛盾纷至沓来，使如今的小学生，特别是五、六年级的学生在不同程度上产生心理障碍和精神疾患的机会增多。我国青少年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已十分严峻，重视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已是件刻不容缓的大事。 1.情感的理解 心理过程泛指心理操作的加工程序，包括心理事件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的加工过程。在心理学上，通常把认知活动、情绪活动和意志活动统称为心理过程。认知过程是指人们获取知识和运用知识的过程；情绪过程是人对待他所认识的事物、所做的事情以及他人和自己的态度体验；意志过程是人在自己的活动中设置一定的目的，按计划不断地排除各种障碍，力图达到该目的的心理过程。 在现实生活中，人的认识、情绪与意志活动不是彼此孤立地进行的，而是紧密联系，相互作用的。一方面，人的情绪活动和意志受认知活动的影响，所谓“知之深，爱之切”就说明认识对情绪的影响作用；而“知识就是力量”则说明认识对意志活动的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人的情绪活动和意志也影响认知活动。积极的情感，锐意进取的意志品质能推动人的认知活动，相反，消极的情，萎靡不振，畏难苟安就会阻碍人的认知活动。再者，情绪和意志两者也是密切联系，相互作用的。 2.语文教学中的情感作用 古今中外教育家历来都十分重视教学中情感的心理作用。作为一门人文学科－－语文学科，它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y一。而无论是从工具性还是从人文角度考虑，语文教学中都离不开情感教育。因为情感和态度教学不只是思想品德课的任务，学校各门学科都包含着这方面的任务，因为学生在学校内学习的任何知识、技能或行为、习惯都不能离开一定的价值标准。如列宁所说的“没有人的情感，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对真理的追求。”课程改革的核心：就是要关注学生“全人”的发展。即培养学生具有社会责任感、健全的人格、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翻开语文教材，我们就可以感受到，那些文质兼优的名家名篇中洋溢着对祖国、对人民、对同志亲友、对大自然的深挚情谊，字里行间洋溢着或优美典雅、或清丽委婉、或崇高悲壮的美感。因此，在这些文字作品中，我们不能仅仅传授语文知识，而必须要进行情感传递和情感教育。阿拉伯数字和X、Y无论经过怎样巧妙的组合，都不会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文心雕龙》中提到：“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之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教语文就是要让学生“披文以入情”，在“情”的熏陶、冲击、融会之中，身临其境，方能“沿波讨源”达到“其言皆出于吾之口，其意皆出于吾之心”的境界，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应该说，在这一过程中，都是情感信息的传递，并成为一种潜移默化的力量，引起学生的共鸣，乃至是情感扩散、泛化，实现情感的积极迁移，这一切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即使让学生感知、理解、记忆和运用基础知识的过程中，也应伴随着种种情感活动，感之愈深，知之愈多。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说：“情感如同肥沃的土地，知识的种子就播在这个土壤上。” 3.情感教育的实际运用 语文是一块充满情感的天地，语文教材中那些文质兼美的文学作品是人类优秀文化的积淀，蕴涵着丰富的情感、深刻的思想，给学生提供了真善美的标准，老师通过富有情感的教学，不仅能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而且能激发、培养学生的真挚情感。鉴于此，语文教师应积极转变观念，努力改进课堂教学，提倡启发式、讨论式教学，为学生创设良好的学习情境，充分利用语文新教材中的情感因素，对学生进行情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使学生产生爱祖国、爱自然、爱生活的真挚感情。体现文道统一的实质。 以小学六年级课文《最后一课》为例，阐述在进行该文的教学时，可以将心理教育很好地渗透到语文实际教学中去。 在教学都德的《最后一课》时我的体会是：要善于用教材中的语言激发学生的情感，要十分重视发挥课文语言所特有的感染力，用课文所使用的语言，调动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和爱好。《最后一课》是一篇充满了强烈抒情笔调的文章，是一首爱国主义的交响曲，作者丰富的内心世界在文中倾泻着，作者爱国主义思想的光辉在闪耀着。为了使学生对作者“丰富的内心世界”、“爱国主义思想”直接有所领会，教师可紧紧抓住课文中所使用的形象而幽默的语言：“屋顶上鸽子咕咕咕咕地低声叫着，我心里想：‘他们该不会强迫这些鸽子也用德国话唱歌吧!’“小弗郎士对鸽子叫声所引起的联想，是他嘲笑普鲁士侵略者强迫他们学德语的愚蠢。通过这些语言，引导学生直接体会人民对敌人的鄙视、讽刺、嘲笑。讲到这里，教师可满怀深情地、缓缓地范读：“他转身朝着黑板，拿起一支粉笔，使出全身的力量，写了两个大字：‘法兰西万岁!’”学生将会被这些语言所感动。教师还可以指导学生集体朗读，让他们进一步体会韩麦尔先生与小弗郎士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教师应努力发挥教材语言所特有的感染力，这样，通过师生情感的交流，充分利用“形象”的力量来激发学生的理智感、道德感和审美感，使学生受到心灵上的撞击，激发学生对祖国对祖国语言的热爱之情。成功的教学，教师的一句话、一个手势、一个眼神，都应该象高明的琴师一样，在学生的心弦上弹拨出动人的乐章。 又如在教学朱自清先生写的《背影》一课时让学生感悟孝心，并用实际行动回报父母恩情，帮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背影》是一篇著名的散文，它写出了真挚与至诚的亲子之情，这种亲子之情，反映了优秀的文化传统，在刻画人物，表现主题上，体现了作者精巧的构思，它是展示人物形象本质特征的最佳表现角度。由于祖母去世，父亲失业，家境颓败，父亲以为自己“大去之期不远”，不知以后还会发生什么祸害，这都是人生莫大痛苦，再加上灰暗社会的世态，所以作者抓住人物形象的一个本质特征“背影”这一最佳表现角度，它是文章丰厚意蕴的“承载点”。背影刻下了父亲饱经忧患，半生潦倒的印记，背影表现出父亲对儿子深挚的爱，背影是依依惜别最后留给儿子的印象，最集中，最深刻表现文章的思想感情。 在这一环节中，教师让学生读完父亲的来信后，想象作者看完信后的心理话。 有的学生： 爸爸，你一定要保重身体，你身体健康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爸爸，你的爱我已感受，现在我本应在你身边尽孝心，但儿子却回不去…… 爸爸，我现在已理解你的心情，还记得那次吗？你送我去车站，过铁道给我买橘子，而你一个也舍不得吃，我至今难忘你的背影。 这些都说明学生已感悟到作者的孝心了，我又问：“我们以前也曾和父母发生冲突，学完本课后你想对父母说什么？” 有的学生： 我想和父亲说声对不起。 我想和爸爸谈谈心。 我想给父亲写信道歉。 我进一步启发说：那么让我们也用诗一样的语言来歌颂我们朴实的父亲吧！ 有的学生： 父亲是我人生旅途中的一盏灯，时刻激励着我勇往直前。 父亲是指南针，在大千世界中指引我生活。 父亲是一颗小石子，是我生活中的铺路石，宁愿牺牲自己，也要让孩子过得幸福，快乐。 我又趁势启发大家都体会到父爱了，你以后怎样做呢？ 有的学生： 再听父亲的唠叨，我不顶撞了，也不嫌烦了，回去要多帮爸爸干活儿。 我也不会埋怨爸爸不给我买这买那了，虽然我们没有很多钱，但我有更多父爱。 经过这一连串的启发、讨论、交流，学生感悟到作者的孝心，也开始学会用实际行动回报父母恩情了。 总之，在《背影》一课教学中，和学生一同思考、讨论、交流，一同欢乐，引导学生审视多种知识，人物，事件的过程中，渗透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育，与学生感受真情教育，共享人文关怀。 语文学科论文:透析初中语文学科的美育教育 作为一种学科的特点，在语文教学中进行美育的发掘与渗透，是初中美育教育的一种途径和重要园地。它对激发学生美好的思想情操，培养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等足多方面，都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和作用。同时，不仅能激发学生美好的爱国热情，还能加强对生活、对亲情、友情等更深层的理解，进一步提高学生对语言理解和表达的能力。 指导学生“赏美”，欣赏艺术美 1．语言美。 高尔基说:文学的第一要素是语言，语言是文学的主要工具。可见，精美的语言多么重要。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老舍的济南的冬天，语言都朴实清新，精美生动，读来令人陶醉其中，余味无穷。发掘文中的语言美还要关注修辞手法的恰当运用，因为这也是使文章语言更见活力、情趣盎然的重要因素。如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中就运用了许多精彩动人的修辞手法，他笔下淡淡的月光、田田的荷叶、脉脉的流水、袅娜的荷花、漂浮的轻雾，笔墨不多，而光、影、声、色俱在眼前，绘出了一幅空灵的荷塘月色图。可见，只要充分发掘文中的语言美，就能使学生受到美的感染，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 2．音乐美。 法国杰出的文学家雨果曾说：开启人类智慧的宝库有三把钥匙，一把是数学、一把是文字、一把是音符。柏拉图也曾说过:灵魂应该用音乐进行教育。音乐，被人们称之为心灵的语言!，就是因为音乐更容易引起人们情感的共鸣。利用音乐对学生进行美育教育，能够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陶冶他们的性情，激发他们奋发向上的精神，促使他们身心得到健康的发展。 3．绘画美。 语文文本中充满了诗情画意，常常引起我们美的遐思。孙犁的荷花淀在开头部分为我们描绘出一幅优美动人的月夜荷香图;李健吾的雨中登泰山生动、细腻地描绘了雨中泰山别具一格的自然风光;法国女作家乔治桑的冬天之美则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充满勃勃生机与活力、有着缤纷迷人色彩的乡村冬天之美!把美的内容溶入到语文教学中，把学生引进美的境界中去，让他们张开理想之帆，驰骋在美的海洋之中，去发现美、创造美。因为惟有审美教育才能从根本上提高人的素质。 引导学生“辨丑”，鉴赏形象美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形象在美的领域中占着统治地位，美是在个别的活生生的事物而不在抽象的思想。”美和形象联系在一起，离开了形象就谈不上美和美感，如窦娥冤中窦娥等悲剧人物形象，由于完善地表现人类灵魂的伟大，从而在我们内心激起一种温情的赞赏，使我们的心灵感到喜悦，我们的勇气得到鼓舞，我们的灵魂受到深深的感动。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中海伦凯勒，她的勇气震撼了世界《巴黎圣母院》那个外貌奇丑的打钟人，由于他的心灵洁白无暇，他的形象在人的心目中却永远是美的。 但是，是否文学作品中的丑角就没有欣赏的价值，就不美呢？答案肯定是否定的，红楼梦中的王熙凤，她的外表是恍若神妃仙子，但内心歹毒，阴险狡猾!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无恶不作，有谁说她美呢？装在套子里的人中的别里科夫变色龙中的奥楚蔑洛夫等喜剧人物形象会让读者怒目痛斥，说不出他们形象的美，然而，尽管他们是丑恶的!但在艺术美中也可以转化为肯定性的审美价值!正如果戈里说的“难道对卑鄙无耻的人入木三分的刻画，不也就在描绘诚实的人的形象吗，在一个天才的手中，一切都可以成为达到美的工具!如果只要善于驾驭服务于美的高尚思想的话。”所以，在语文教学中要善于引导学生去评鉴文章中的形象，特别是人物形象，体会他们的形象美，领悟作者美的艺术手法，就能启迪学生美好的心灵，使之受到美的教育。 带领学生“入境”，体验情感美 美育是心灵的体操，美的典型具有榜样的力量和诱导的魅力。艺术是以情感人，以情动人的。优美的文学作品包含着浓烈的审美情感。因此，在语文教学中，应力求创造传情的感染气氛陶冶学生，让作品所展示的真实、感人的形象去打开他们心灵的大门，在沁人心腑的美的熏染中感化学生，爱作者之所爱，憎作者之所憎，达到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如围绕爱国主义的旋律谱写的不少感人肺腑的赞歌，就是极好的教学范文。我国南宋末年的民族英雄文天祥的不少诗文，慷慨悲壮，充满抗战的激情。他的《“指南录”后序》追叙了作者在国家危急关头，出身抗敌，舌战群魔的英雄气概，以及逃归中备受艰辛，九死一生的顽强斗志，深厚的爱国激情贯穿全篇。例如课文中的第四段按时间顺序历数十八次自以当死竟不死的“非人世所堪”，一连串排比句语气紧迫，真切地概括了一个接着一个“层见错出”的危恶境界。这十八个镜头淋漓尽致地显示了作者强烈的爱国思想，坚贞不屈的斗争意志和无所畏惧的牺牲精神。读罢这篇《后序》，再齐声背诵他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真是回肠荡气，不禁掩卷长叹，与作者的思想感情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从而达到了净化心灵、纯正情感、陶冶情操，培养学生的高尚道德情操的目的。 指导学生“悟神”，领略意蕴美 文学作品除了美育的愉悦、情感的感染作用外，还具有启迪人，教育人的作用，它通过艺术形象所展示的社会生活人生的画面，帮助人生掌握和认识社会的发展规律，启迪人们对社会、对人生的思考，在欣赏中领悟到某种生活的哲理。因此，注意发掘文学作品中所含的生活内涵，用深刻的，能震撼人心的艺术形象和生活图景所蕴含的生活内容和思想意义，给学生以深深地启示，从而使学生获得强烈飞美景，是学生得到美感。例如在教阿Q正传时我用启发式提问激发学生去审美阿Q这个人物，鲁迅借阿Q骂谁呢，什么叫阿Q精神，什么叫精神胜利法，有疑问学生会以审美的兴趣去挖掘文章深层内涵，就会自觉地多次地体验意会最后移情到自己和周围。这样学习自是别有一番美味在心头了。 《中国教育和改革发展纲要》指出：“美育对于培养学生健康的审美观念和审美能力，陶冶高尚的道德情操，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具有重要作用。”一个当代语文教师，应该懂得一些美学知识，把美育贯穿到语文教学的始终，通过审美的过程，影响学生的心灵，陶冶他们的情操，发展他们的认识能力，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使她们逐渐树立起正确的革命人生观。 语文学科论文:语文学科益智功效 语文学科最根本的性质是其工具性，即要培养学生学习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它对提高小学生的智力水平，发展其思维能力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作用此外，语文学科的益智功能有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注意力。主要是指人的心理活动指向和集中于某种事物的能力。由于语文教学是教师和学生共同进行的双边活动，因此必须依靠学生的有意注意才能顺利进行。整个教学过程就是教师、学生和教材之间的互动过程，而注意则在其中起到基础作用。小学阶段的学生注意力水平还处于发展性阶段，语文教学过程恰恰可以通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课文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在此基础上促进智力的发展。 2.观察力。是指大脑对事物的观察能力，如通过观察，提高对事物本质认识的能力。语文学习中，观察力的培养具有独特的优势。语文学习中的写作需要学生具备一定的观察能力，从现实生活中观察到的素材中找到自己作文的资料，并结合所学语言文字进行表达。语文教材中的课文提供了观察的素材和示范，语文教学过程中应好好把握这一优势，着力培养学生的观察力，促进学生智力的发展。 3.记忆力。是指识记、保持、再认识和重现客观事物所反映的内容和经验的能力。如果学生所学的知识不能在记忆中贮存，需要时又不能提取，那就意味着学生的学习是没有效果的。语文教材往往是以单篇课文的形式进行编排，所包含的知识点也比较零碎、分散，缺乏一定的系统性。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经常会让学生对一些优美片段进行朗读、背诵和默写等，一方面是要让学生欣赏和模仿这些课文的优点，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这一过程强化和促进学生记忆力的发展。因此，语文教师往往需要采用整合的方式将知识系统化进行教学，并需要教会学生如何整合和运用知识，这也无形中对学生记忆力的提高起到了帮助作用。 4.思维能力。思维能力是人脑概括地、间接地认识事物本质规律的能力，它是智力的核心要素。思维和语言往往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思维是语言的高度集中化，并通过语言表达出来。而语文学科恰恰是思维和语言相结合的学科，因此对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具有特殊性。在培养学生的想象思维、多元思维和理性思维方面有突出作用。想象思维。由于语文教材中的课文大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文学作品，因此具有一定的欣赏性和教育价值。尤其是一些自然场景、景色描写较多的文章，对学生想象思维能力的培养具有重要作用。例如，在进行《美丽的小兴安岭》(人教版小学三年级下册)一课的教学过程中，教师通过引导学生品读课文中有关描写小兴安岭一年四季的景象发生的变化，品读其中描写景象的句子“春天，树木抽出新的枝条，长出嫩绿的叶子”;“夏天…早晨，雾从山谷里升起来，整个森林浸在乳白色的浓雾里”;“秋风吹来，落叶在林间飞舞”;“冬天，雪花在空中飞舞。树上积满了白雪，地上的雪厚厚的，又松又软，常常没过膝盖”。 学生在头脑中不自觉的就会根据课文中描述的景象呈现出一幅幅美丽的画面，对他们的想象思维能力的提高有显著作用。多元思维。接受美学认为，文学的全过程应当由两个基本环节，即创作活动和接受活动，以及三种要素—作家、作品和接受者组成，它们虽然各有其相对的独立性，但彼此间存在着内在的有机联系，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不能把它们绝然分割开来，更不能突出前者(创作活动、作家和作品)而贬斥后者(接受活动和接受者)。’7这就是说，在语文阅读中，作者是通过文本与读者进行对话、交流，才能使文本潜在的意义得以在读者心灵中敞现出来，对读者的生活、生命产生影响，也使作品的意义得以生成。而读者总是带着自己的情感、思想等价值取向和知识、阅历等知识储备(即期待视野)来阅读文本的，并因此获得对文本的独到理解。所以，语文阅读活动不是读者被动的、消极的接受过程，而是积极的、主动的参与过程。语文阅读教学过程中，教师指导学生依据自己的经验和体会与文学作品进行对话，解读出不同的文本意蕴，对培养学生的求异思维和多元具有独特贡献。 语文学科论文:大学英语语文学科分析论文 一、语文概念及其教育功能 我国各种典籍对“语”、“言”、“文”等语词皆有释义，例如《说文》：“语，论也。”段注认为，“一人辩论是非谓之语”，“与人相答问辩难谓之语”。《辞源》将“语”与“言”界定为：“自言为言，与人谈论为语。”据此可知，语与言的内涵皆指口头的语言，即言语。“言”常指自言；“语”，常谓之与他人的口头交流。《说文》曰：“文，错画也。”据段注，“错”，当作“(辶昔)”。(辶昔)画者，交(辶昔)之画也。《辞源》将“文”界定为：①彩色交错。引伸为文雅。②纹理、花纹。③文字、文辞……，又作动词用，指撰述。由此推知，“文”的初始意义乃指色彩，通“纹”，是纹的通假，并以此引申为文雅，即cultured。可见，此义中、西相通，故“文”的意义在汉语中与“语”和“言”一样十分丰富。语，指口语；文，指书面语。 我国语文教育家叶圣陶将“语”与“文”界定为：“平常说的话叫口头语言，写到纸面上叫书面语言。语就是口头语言，文就是书面语言。把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连在一起说就叫语文。”[1]叶老的这番话是基于我国历代的学校教育“言"、“文"不分家，且倚重“文"的传统，做出的系统总结。 我国外语类核心期刊除北外主办的《外语教学与研究》称其为“外国语文月刊”外，其它如《外国语》、《外语界》、《现代外语》、《外语研究》等，并没有将其划分为研究外国语文的范畴。我国《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对语文概念都无界定，只是对课程性质进行了描述：“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2] 再以语文的英语对应词philology为例。语文与philology意义相近，但philology没有汉语中丰富的语义。如Webster''''sNewAmericanDictionary将其定义为：①thestudyofliteratureandrelevantfields;②linguistics(p390)。LongmanModernEnglishDictionary对其定义为：①thestudyoflanguagefromthewrittentextsbywhichitisknown；②thestudyoftextsandtheirtransmission(p842)。 综上所述，语文之概念可概括为：①语文是一门综合性较强、基础应用性较强、交际性较强的学科或课程；②语文的语篇选材既有古代的、文言的，也有现代的、白话的；③语文的语篇内容既有口语的，也有书面的；④语文的语体既有文学的，也有应用或实用的；⑤任何国家的语文课程都有各自的文化特色，并具备一定的教化、教养作用，即人文性。 根据前文所知，我国对语文的界定是非常模糊的，国外亦如此，philology往往与linguistics混为一谈。笔者认为，在教育与教学领域，不能只是推介、研究语言学而语言学，必须扩大其辖域，改英语为英语语文。其根据和理由如下： 第一，我国各级英语课程的设置，无论是教学大纲对教学的性质和目标、学习者所具备的英语能力的规划和要求、教材内容的编排，还是从各级考试的侧重点来看，强调并突出的还是其听、说等交际功能。然而，英语在我国毕竟只是外语，而且我国幅员辽阔，东、中、西部地区，城市与乡村之间所拥有的教学资源也极为不平衡，教师的教学水平、学生的学习水平都有差距，而且，如果只强调学习的一个方面，势必会影响学生英语能力的全面发展。 第二，正由于语文概念的模糊性，才会对英语语文教育的复杂性、系统性、连贯性等认识不够，误以为英语听、说能力的培养，就是英语语文能力的培养。教学目标的单一性，使得学生在英语学习中经常出现语用失误。 日常教学中，我们既要充分理解语文的外显与内隐意义，还要真正理解“交际”的语域。正如《教学要求》所言，“交际”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口头和书面的信息交流。”[3]其实质也就是“语”和“文”的统一与同构。束定芳也认为，“除了口头的方式以外，如今更重要、更常见的方式是书面的，即阅读与写作”[4]。董亚芬则强调，“在培养听、说、读、写“四”会能力的过程中，写能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写作不仅有助于巩固经由读和听输入的语言材料，促使语言知识的内在化，提高语言运用的准确性，而且还能为实质性的口语能力打下扎实的基础”[5]。并且，随着人类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英语本身也体现出多元化特质。对此，Kachru提出了著名的同心圆说（concentriccircle）——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处于内圈（innercircle）；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处于外圈（outercircle）；以英语为外语的国家处于扩展圈（expandingcircle）。处于同心圆不同位置的英语形式，其形态仍以同一个共核（commoncore）为基准，但它们会有各自的变体，这些变体还会拥有各自独立的特点。显然，英语要在中国保持鲜活的生命特征，也必须适应中国文学发展的特点，在教材中适当补充涉及到英、美等国文学、文化的篇章，满足学生对异质文化的好奇心，并通过对两种文化形态的比照，达到成功交际之目的。 众所周知，语文教育蕴含有德育和教化功能。德实际上也属于文化的精神范畴。关于文化，《易经》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故语文教育所负载的文化功能还具有社会化与社会制度化的一面，它是以“人文"来进行人格教养与教化。文化即“人化"、“化人"。关键词“化"曰之内化、融合、升华与超越。从语词的起源来看：文化是“人化"、人的主体性的对象化；从功能上来看：文化是“化人"，教化人，塑造人，熏陶人[6]。因此，笔者所力陈的语文学科教育，旨在说明：①语言是一切学科的基础、原型与母本。②作为人文学科的次范畴与下义项，语文这一定义不仅是对受教育者习得语言、文学等外显知识的观照，还通过语言文化的世界图景性，整合、超越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哲学观念等，使受教育者学习如何做人、化人，因此英语语文教育比英语教育的概念域要大，它即属于教育这一个大范畴，同时也包含有语言、文化、文学、哲学、宗教、伦理学、美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成分，甚至也包括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学成分。 二、大学英语语文学科：理论与实践意义 与汉语中“学科”相对应的英语语词为discipline,《牛津英语大词典》定义为：Abranchoflearningorscholarlyinstruction。《辞海》定义为：①学术的分类。②“教学科目"的简称，亦即“科目"。秦秀白认为：“学科是按门类划分的，相对独立的知识系统，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下位概念……学科的分类过程就是对科学系统的逐渐认识并形成一个个具有独自研究对象的知识系统的过程。"[7]显然，学科领域是以系统地传授知识技能为目的，教养在其中居主导地位，通过教学活动过程，展开人格教育。 “课程”在汉语中始见于唐朝孔颖达在《五经正义》里为《诗经·小雅·巧言》“奕奕寝庙，君子作之"所作的注疏，“教护课程，必君子监之，乃得依法制也"。其语义可理解为分担工作的程度，学习的范围、时限、进程或教学与研究的专门领域。在英语中的对应词curriculum，源于拉丁语currer，译为跑马道；在现代英语辞典中转义为教育类的术语acourseofstudy或asetofcourses。由此可知，课程体现学科知识的教育形态，为学科的下义项。 由上可知，课程的辖域比学科要窄。因此，在《教学要求》中所提到的“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混淆了基础教育阶段的英语教学目标。根据学生的大脑发育状况，言语学能的培养阶段最好是在青春期前期，而在青春期的中、后期，大学生思维、特别是逻辑思维得到了加强，因此大学英语教学也应该随之做出相应的调整，不能滞留在字、词、句的浅表性教学上，导致其思维在具象性和直观性上的固化，缺乏对英语的整体把握。我国的英语教学之所以“费时、低效”，其主要原因就在于： ①没有自上而下建立英语语文学科，并在这一学科的统筹下，根据学生认知心理、语言认知水平的发展，根据学生的大脑发育状况，突出大、中、小学各自的教学要求与目标及侧重点。②没有实施大、中、小学英语教育的衔接与对接。③没有实行与中国语文教育的衔接与对接，在缺少真正的“双语文”环境下，学习者不可能对两种不同质的语言做到准确地解码与二次编码，不可能通过移情实现对两种语文融会贯通。④没有明确界定语文的定义，使得一部分中国学生只把英语当作交际、特别是听说的交际工具，因而学习英语的功利性过强。在这种状况下，学生不可能全面地习得第二语文的知识与技能，也不可能主动吸纳英语语篇中所提供的国外先进的文化理念，同时积极地将这些理念与中国的国情融合，真正实现英语语文的教育功能。 综上所述，由于我国“语文”概念的不明确性，使得我国大、中、小学的英语课程标准或要求在教育目标的设定和课堂内容教学上，都出现了程度不等的内容重复现象，过分强调英语学习的工具性，加速了人们对其功利效益的追求，伤害了学生的学习情感，降低了学生的学习成就归因。同时，“语文”概念的不明确性，实际上导源于英语学科建设的不科学性，以至于在我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学英语语文学科。因此，我国十分有必要及时将“英语学科”改称“英语语文学科”。 语文学科论文:语文学科课程改革论文 一、是坚持突出汉语文的特点和规律。我国的语文学科，教学内容主体是汉语汉文，受教的对象主要是生活在汉语文环境中的中国青少年。因此要推进语文学科的课程改革，首先必须掌握好汉语汉文的特点及其学习规律。这是一项带有根本性质的基础工程。这项工程过去已有许多学者在做。比如我们已经有了汉字学、汉语语法学、汉语修辞学、汉语辞章学等等方面的一批研究成果，但这些成果多半还是表态研究、分割研究的产物，一旦进入“汉字书写”和“汉语表达”的社会交际领域，以往的表态研究和分割研究就远远不够了，还必须在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下，结合语言运用的实际进行动态的、综合的研究。即把原有的知识系统，按照学习和运用的需要重新组合；把原来因分割而各自独立的某些内容，按照学习和运用的需要彼此渗透，彼此联结，以能够充分说明各种语言现象为依归。就像当年张志公先生曾经尝试着为初中语文课本写的几篇知识短文《陈述和陈述的对象》，《肯定和否定、全部和部分》，《形容和限制》、《相关、相承、相反》，《因果、假设、条件》，《句子的变换》等等那样，使语法、修辞、逻辑和词句篇章等知识可以结合的内容尽可能结合起来，借以说明种种带有规律性的语言现象。有了类似这样一批新的研究成果，相信我们语文学科的课程教材内容将大为改观，教学效率也将明显提高。 二是坚持“以人为本”充分重视新世纪对人才素质的新需求。从事基础教育的人应当树立“以人为本”，“以培养人的综合素质为己任”的现代教育观。特别是跨入新世纪之后，面对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国家对人才素质的要求又有新的变化。核心的问题是要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同志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所作的重要讲话中特别指出：“教育是知识创新、传播和应用的主要基地，也是培育创新精神和创新人才的重要摇篮。无论在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和专业人才方面，还是在提高创新能力和提供知识、技术创新成果方面，教育都具有独特的重要意义。”可见，国家已经把新世纪教育的功能定在“培育创新人才”的基点之上有战略眼光的教育决策。 三是坚持在继承中求创新。所谓“创新”就是在原有的知识、技术的基础上，根据新的需要和条件，有新的发现、新的创造和新的结论。所以，创新和继承是不可分割的。更何况我们要面对的是汉语文的教育，也就是所谓“汉语教育”。我国有几千年的语文教育传统，其中的精华部分应是“汉语教育”研究的瑰宝，在追求“创新”目标的时候，务必要以充分研究和汲取传统语文教育中的精华为前提。中共十五大在讨论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这一历史性课题时，深刻指出，要“建设立足中国现实、继承历史文化优秀传统、吸收外国文化有益成果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看来在继承中求创新的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在上述三个“坚持”的理念支持之下，我设想语文学科课程教材建设应有如下一些特色。 一、要能充分发挥语文学科应有的育人功能。 语文学科是培养和提高我们国民素质的一项奠基性工程。在基础教育阶段，各门学科共同肩负着全面提高学生素质的任务，而语文学科在这方面又具有别的学科无法替代的独特作用。为此，在语文教材建设方面，一定要树立起“精品”意识。所谓“精品”，其标准在我看来至少有这样两条：一是选文的语言精湛，堪称典范；二是选文内容精湛，即对于学生形成并提升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积极的启迪作用。在编选的指导思想上，要适当增加一点难度，即要让学生跳一跳才能摘到果要让学生感到“一眼能见到底”，失之于浅。另外，还要适当增加一点分量。课外固然要鼓励学生多读书，多读好书；课内阅读也要有一定的量的扩充。充分发挥语文学科应有的育功能，除了要重视教材编写的质和量以外，至少还要解决好这样三个问题，一是语文教师的人格影响问题。“德为师之魂”，这是我国传统教育的精髓所在，千万忽视不得。二是重视教法改革问题。要重视语文训练与语文教育相结合，语言训练与思维训练、意志培养、情感熏陶密切结合，改革教法以增加阅读量和写作量。三是要紧贴时代的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要努力使学生在多元文化中提高鉴别力，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确立自己的合理而正当的价值取向。 二、要用科学、有效的方法突破“汉字教学”的三关，即认读关、书写关和积累关。 要根据汉字的使用频率，科学地编制出“汉字认读等级表”。早在20世纪20年代，著名的心理学家陈鹤琴曾在调查统计的基础上编制出版了《语体文应用字汇》；以后又有《续语体文应用字汇》(敖弘德作)、《小学分级字汇研究》(王文新作)等成果问世。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此项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但是真正按这种汉字认读等级表来编制小学和初中语文教材的，成果并不多。在我想来，小学语文课本的课文完全可以按等级表中规定的汉字逐级组织编写；初中语文课本的课文，选的虽然是现成的范文，但也必须按等级表对课文中的汉字，采取先提取后归类的方法进行整理，使该掌握的常用字、次常用字展示得十分明确，少数该掌握而现成选文中缺漏的，设法在作业练习或课外阅读材料中有意识地补出。 此外，还要编制或选用适合于不同学科学生需要的规范化书写字帖，供学生仿写、临摹。汉字书写问题，是体现我们汉语文教学民族特色的重要方面，一定要认真对待，并在实践中不断创造和总结富有成效的经验，中小学各年级都要把指导学生学会使用基础性语文工具书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切实抓好。有条件的学校，要把汉字教学和计算机汉字编码和操作训练结合起来，向语文学科教学内容和手段的现代化迈出第一步。 三、要把诵读训练放在突出的位置上。 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叶圣陶先生就指出，在基础教育的各门学科中，理化生等学科是“试”的学科，即需要试验或实验；而国文科则是“读”的学科，必须重视诵读。可是到了六七十年代，语文学科的课堂教学已被老师冗长的、繁琐的分析讲解所占领，很少听到中小学生朗朗的读书声了，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现在需要纠正这种“重讲轻读”的偏向，认真指导学生学会诵读课本中入选的语文精品，其中有些则要求熟读，甚至背诵。要让学生懂得，为了美化、净化自己的语言，必须有意识地出声诵读那些语言纯洁而优美的作品；为了积累语言材料，也必须有意识地熟读、背诵语言中那些精彩的片段。 对于现代诗文的朗读和古代诗文的吟诵，都需要进行科学的实验研究。这些研究资料可用现代化的音响设备进行分析，研究成果经过训练可以组织竞赛进行评比。总之要把诵读问题当作一项实验课题认真科学研究。 四、用活的语言知识指导学生的语言实践。 学语文，不能忽视语言知识的传授。但这种语言知识不再是过去所做的那样，从语言学讲义中搬来一些概念、定义，再加上若于“标准例句”写成知识短文，看起来仿佛很科学，很讲究系统性，实际上它对指导学生的语言并无太大帮助。应该是从汉语汉文的实际应用中总结出一些活的、动态的知识来，让学生在语言的实际应用中学习这些知识，并形成良好的语言习惯。 要对“语言”和“言语”的联系和区别进行科学研究。近年来，有人正确地指出，语文课上学习的对象不是“语言”，而是“语言的运用”；有人还认为，语文课的任务不在“研究语言”，而在“学习语言的应用”。他们实际上都是主张要让学生在实际应用中学好语文，而不要把学习对象搞错、学习方法搞偏。 有关专家作出的研究结论是，“语言”和“言语”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一)语言系统是社会成员共有的交际工具，它比较稳固，具有相对静止的状态；言语是个体应用语言规则进行交际的进程和结果，是语言系统中各种成分的自由结合，是处于不断的运动状态之中的。(二)语言是社会约定俗成的规则系统，社会性是语言的本质，言语是个人行为，在符合语言规则的同时，具有突出的个体性(个人特色)。(三)语言系统中各种结构及其规则是有限的，而个人言语的生成结构却是无限的。所以，“语文教学其实质在于利用他人成熟的典范的言语成品去指导学生的言语实践，使学生的言语能力从幼稚走向规范和成熟”。(引自韩雪屏教授主持的“语文教学心理实验研究”课题的主报告)这些观点至今还没有被广大语文教师所理解并接受，这是语文学科课程教材改革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 此外，还要编制或选用适合于不同学科学生需要的规范化书写字帖，供学生仿写、临摹。汉字书写问题，是体现我们汉语文教学民族特色的重要方面，一定要认真对待，并在实践中不断创造和总结富有成效的经验，中小学各年级都要把指导学生学会使用基础性语文工具书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切实抓好。有条件的学校，要把汉字教学和计算机汉字编码和操作训练结合起来，向语文学科教学内容和手段的现代化迈出第一步。 三、要把诵读训练放在突出的位置上。 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叶圣陶先生就指出，在基础教育的各门学科中，理化生等学科是“试”的学科，即需要试验或实验；而国文科则是“读”的学科，必须重视诵读。可是到了六七十年代，语文学科的课堂教学已被老师冗长的、繁琐的分析讲解所占领，很少听到中小学生朗朗的读书声了，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现在需要纠正这种“重讲轻读”的偏向，认真指导学生学会诵读课本中入选的语文精品，其中有些则要求熟读，甚至背诵。要让学生懂得，为了美化、净化自己的语言，必须有意识地出声诵读那些语言纯洁而优美的作品；为了积累语言材料，也必须有意识地熟读、背诵语言中那些精彩的片段。 对于现代诗文的朗读和古代诗文的吟诵，都需要进行科学的实验研究。这些研究资料可用现代化的音响设备进行分析，研究成果经过训练可以组织竞赛进行评比。总之要把诵读问题当作一项实验课题认真科学研究。 四、用活的语言知识指导学生的语言实践。 指导学生学语文，不能忽视语言知识的传授。但这种语言知识不再是过去所做的那样，从语言学讲义中搬来一些概念、定义，再加上若于“标准例句”写成知识短文，看起来仿佛很科学，很讲究系统性，实际上它对指导学生的语言并无太大帮助。应该是从汉语汉文的实际应用中总结出一些活的、动态的知识来，让学生在语言的实际应用中学习这些知识，并形成良好的语言习惯。 要对“语言”和“言语”的联系和区别进行科学研究。近年来，有人正确地指出，语文课上学习的对象不是“语言”，而是“语言的运用”；有人还认为，语文课的任务不在“研究语言”，而在“学习语言的应用”。他们实际上都是主张要让学生在实际应用中学好语文，而不要把学习对象搞错、学习方法搞偏。 有关专家作出的研究结论是，“语言”和“言语”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一)语言系统是社会成员共有的交际工具，它比较稳固，具有相对静止的状态；言语是个体应用语言规则进行交际的进程和结果，是语言系统中各种成分的自由结合，是处于不断的运动状态之中的。(二)语言是社会约定俗成的规则系统，社会性是语言的本质，言语是个人行为，在符合语言规则的同时，具有突出的个体性(个人特色)。(三)语言系统中各种结构及其规则是有限的，而个人言语的生成结构却是无限的。所以，“语文教学其实质在于利用他人成熟的典范的言语成品去指导学生的言语实践，使学生的言语能力从幼稚走向规范和成熟”。(引自韩雪屏教授主持的“语文教学心理实验研究”课题的主报告)这些观点至今还没有被广大语文教师所理解并接受，这是语文学科课程教材改革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 语文学科论文:语文学科综合性学习分析论文 一.找准契合点,大胆整合。典型新颖的成语故事、详实科学的有关史料、历练情操的文化积淀,是语文与历史的契合点的三大突破口；人文、方言、宗教、生态系统的保护等,是语文和地理学科整合的着手处；数理化学科的定义定理的表述以及逻辑推理的过程,则是语文学科说明文教学，特别是语言的归纳概括、根据已知信息推断新信息、长短句变换等语文能力的支撑点；语文学科的人文性同思想政治学科的宣传教育性，正是二者整合的前提，后者强调道德法制的规范性作用，前者强调熏陶渐染的提升作用。同是语言学习的外国语教学，我们应充分尊重语言学习的基本规律，在此基础上，注重各种文化的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将重点放在不同文化的比较上。总之，找准“契合点”是学科间的前提和基础，因为它直接影响着语文学科综合性学习的质量和效率。 二.充分发挥语文学科人文性的作用。如我国自行研制开发的神州五号飞船上天，物理学科侧重的是重力、加速度等，化学学科侧重大气酸碱度、飞行环境等，数学学科可能侧重飞行轨道、各种参数等，地理学科要研究大气状况，历史和政治学科可能关注科学精神和民族精神以及综合国力发展水平等，而我们语文学科则要充分利用相关的报道训练学习者对重要信息的辨别、筛选和归纳概括能力，新闻报道写作能力，如利用相关的报道材料训练学习者的语言压缩（概括）能力、写作新闻报道的能力。这样，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学习者强烈的探究心理，及时组织一场有各科老师参与的热点问题讨论会，让各个学科发挥其特长，身体力行地引领学习者关注生活关注科学，激发其学有所用的学习意识，在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中培养学习者实践精神和综合性学习的意识。 三.大胆探索，努力实践，尝试多种多样的适合综合性学习的学习方式。比如：1.组织辩论会。如围绕“三峡工程的利与弊”这一论题，语文老师认真组织文综老师参加，语文老师从学生的语句修辞、中心与材料等方面评价，历史老师从人类的进步角度引领，地理老师从人文地理方面拓展，政治老师从思想政治方面分析总结，最后再由地理老师做简短的综合性评价。 2.撰写科技小论文。如人教版七年级上册《生物》第三章“绿色植物的生活需要水”的课后作业；“请你写一篇既有科学性，又有文学性的短文，把自己想象成茫茫沙漠中的仙人掌。那里雨水稀少，骄阳似火。你使出浑身解数寻求水，珍惜水，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还可以向人们发出节约用水的呼吁。”这个练习本身就是一篇很好的作文题目。 3.学写调研报告。语文老师可参照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的教材，主动与该科教师合作指导学生写好实验报告。语文主要应侧重于语言的准确性，实验过程表述是否清楚等，让学生养成语言精练、思路清晰的良好语文习惯。科学考察科研课题考古发掘 4.再现历史，展示自我。课堂渗透应是“科际”合作最常用，最便捷的一种形式。如在讲述人物传记类课文时，可插入一些历史课本上有关的内容；在学习说明文时可以联系一些其他学科课本上的相关内容，帮助理解课文。表演话剧历史再现 5.成果展览。确定某个主题，组织学生搜集有关材料，联系各学科知识，观察研究某种事物或某个问题，制成课件或写成论文，最后进行成果汇报，交流探讨。如地理中的人文地理是人类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的名胜古迹与古代文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借名胜古迹抒发自己胸臆的名篇佳作比比皆是。黄鹤楼、岳阳楼、白帝城、赤壁、苏堤、白堤等景观不仅是异彩纷呈的文化化石，是千古文章的展厅。以其一为话题，选取一个角度思索、探讨，就会让小学生感受到一个宏大的文化视野。 总之，“科际”合作有着深厚的现实基础，是稳妥而有效地进行语文综合性学习地捷径。相信不远的将来，“科际”合作会创造出语文崭新的天地。 语文学科论文:语文学科发展管理论文 高中语文教学出现困惑的主要原因，是高考试题的超前和语文教材滞后形成了尖锐的矛盾。语文“题海”是对教材内容的自发的补充，蕴含着大量有价值的教学内容。 在经历了十年动乱之后，1978年夏季，我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又恢复了“”前的全国统考，至今已进行了20次。二十年来，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不仅为高校甄拔了千百万合格的新生，而且有力地推进了中等教育的发展，指引着基础教育，尤其是普通高中各门学科的走向。在这方面，语文尤为明显。二十年来，中学语文在教学思想、教学内容、试题形式诸方面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目前，中学语文的发展面临着诸多困惑。这一切都与语文高考紧密相关。因此，我们应该认真总结语文高考对该学科的影响，探寻中学语文前行的坦途。 一、在新时期，高考语文统考推进了中学语文学科的发展 在我国，中学语文学科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基础学科。它与我们的传统文化一脉相承，而它以现代白话文作品为主要教学内容仅始于新中国成立以后。建国初，我们从苏联移植了语文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经过17年的实践和研讨，我国的语文工作者刚刚触摸到汉语语文教育的一些规律，一场动乱开始了。可以这样说，高考恢复全国统考之际，恰是中国的现代语文教育振翮高飞之时。新时期的语文高考试卷真实地记录了中学语文学科发轫前行的全部历程，记载着语文工作者对汉语母语教育冷静的反思，深入探讨所得出的一个个科学结论。 1.引导中学语文实现教学大纲。按照新时期制定的语文教学大纲，中学语文的主要目标是是“指导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高考紧紧围绕这个关键出题，落实了语文智育的目的。语文德育是大纲规定的一项主要的教学目标。高考作文是检验语文德育的有效手段。考生要想写好应试作文，必须注意思想品德修养，树立健康向上的人生观。近年来，语文界越来越重视美育在语文中的地位。1996年高考的现代文阅读题《贝多芬之谜》涉及音乐知识；1997年的古诗鉴赏题要求赏析两首意境优美的唐诗。这些试题体现了“培养健康高尚的审美情趣”的教学目的。因为高考的范围与大纲规定的教学内容基本一致，所以，这二十年以来，高考有效地约束了高中语文全面完成教学任务。高中语文是母语教育全面提高的重要阶段。高考语文试题覆盖面广，不仅促进了高中语文实现大纲规定的任务，而且使人们能直观地认识到，在母语基础教育完成以后学生应该达到的水平。 2.促进中学语文提高教学质量。因为高考是选拔性考试，必须保证具有较高的信度、效度。所以，试题不能出现旧题，命题角度不能墨守成规。国家教委考试中心每年设计、出台的高考试卷已经成为普通中学相应科目日常教学的重要参照物，促进了基础教育质量的提高。翻阅历年的高考语文试卷，明显地感觉到试题对语文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要求逐步提高。例如，辨认字形正误的第2题，1995年卷要求在16个词语中辨认出3个错别字；1996年卷要求在16个词语中辨认出5个错别字；1997年试卷要求考生在16个词语中辨认出7个错别字。成语知识考核逐年由课内向课外扩展，1997年该题中出现4个成语有3个属课外知识，其中“不孚众望”和“万人空巷”很难把握。历年的高考语文试卷都有一项规定：文学常识题答案如有错别字不给分，这条规定在引导学生正确使用汉字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高考在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方面的严格要求，促使中学语文重视双基训练。高考强调对能力的测试。例如，语法修辞题并不要求回答现成的定义规则，而是要求考生根据学过的理论知识，辨别言语的正误优劣，构成通畅的语句。难度增加最明显的是文学赏析题和现代文阅读题。从1992年开始，高考的现代文阅读从一篇增加为两、三篇，选文的内容和问题的设计在加深。写作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能力，从1978年至今，高考作文有两大类：全命题作文和给材料作文。不少的高考作文题目，本身就是匠心独运的杰作，成为作文教学的经典题目，例如：《读“毁树容易种树难”》、《看漫画“这里没有水，换个地方再挖”有感》、《由圆联想到另一物体》、《读〈鸟的评说〉有感》等。高考作文的显著的特点是不束缚考生的思路，有利于他们展示才华。在精妙的高考作文题的引发下，每年都能涌现大量优秀的作文。总之，以测试能力为中心的语文高考，推动了中学语文教学从重视传授知识到重视培养能力的转变。 高考的直接目的是选拔，试题一方面要反映教学研究的新成果，另一方面必须切中日常教学的薄弱环节。因此，目前这种最具权威的考试就具备了提示教学疏漏的功能。70年代末，语文界非常注意基础知识的补习，而忽视了现代文阅读。80年代初期，高考试卷出现一道系统考查现代文阅读的试题，考生对此竟无从下手。这一现象震动了语文界，它暴露了我国语文教育长期未解决好的一个大弱点：现代文阅读教学。从那时起，语文界特别注意阅读教学研究。在改革基础知识教学方面，高考语文同样起了重要的提示作用。中学语文一向重视同音字的教学，而忽视了双音节的同音词现象。1995年语文卷第3题要求分辨“化装”与“化妆”，1997年卷第5题要求分辨“考查”与“考察”。再如，标点符号的使用说明规定：表示约数的连续出现的数词之间不加顿号。1995年卷第5题A项“小河对岸三、四里外是浅山，……”大多数考生却判断为正确。句内括号与句外括号的区别一向不被重视。1997年卷涉及了这个知识点。语文高考缜密的出题思路，促使基础知识教学逐渐走向系统化。在80年代，高考作文都是写议论文。这是重视议论文写作的社会思潮在语文教学中的反映。这一阶段作文教学出现了忽视其它文体的倾向。从1990年开始，高考小作文出现描写类、记叙类或说明类作文。1993年的作文《梧桐树下》为1980年以后第一次出现的非议论文体的大作文；1994年的作文《尝试》（60分），彻底纠正了长期困扰高中作文教学的错误认识：议论文是高中作文的唯一重点。现在，作文教学不仅重视培养整篇作文的写作能力，也重视表达方式的综合或分解。写作训练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我们应该既借鉴传统经验，也重视创新。只有这样，作文教学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 总之，二十年来，语文高考为广袤国土上的城市、乡村，南国、北疆的中学提供了母语教育所应达到的高水准的范本，推动了中学语文学科的教学改革，使得中学语文学科在经历“十年动乱”以后，教学水平得以迅速提高。 3.确立中学语文标准化考试的模式。标准化考试是按照系统的科学程序组织，具有一定的标准，并对误差作了严格控制的考试。有了标准化试卷才能实现计算机阅卷，并有效减少人工阅卷的误差。怎样把语文学科的内容编制成客观性试题，即选择题，是一个科学性、技术性都很强的问题，是语文学科能否实施标准化考试的关键。高考语文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为语文选择题的设计提供了成功的范例。高考语文试卷的文字、词汇、语法、修辞、标点符号和阅读，以及文学常识等内容均能设计成选择题。这些选择题有较高的效度和信度。例如，文言文阅读采用选择题形式，能够准确测试考生对文言实词虚词的掌握情况，以及对句义文义的理解程度。和其它学科的标准化试题一样，采用选择题形式能在有限的时间内，最大限度地增加题量，能为优秀的考生提供表现才华的智力空间，使他们脱颖而出。有些语文选择题的选项文字较多，能够迅速准确地读懂选项，本身就是对语文能力的考核。例如，1997年高考的古诗鉴赏题，选择项A：“刘诗中‘潭面无风’句和雍诗中‘烟波不动’句，都贴切地描绘了月光下湖面风平浪静、山影凝重、朦胧而又静谧的景象。”是一项错误的解说。因为雍陶的《题君山》所描写的并非“朦胧”的月色。这项解说的其它语词都很恰当，如果没弄清“朦胧”的含义，就会失分。这样的选择题，不仅考查是否掌握题干所要求的内容，实际上也测试了对选项文字的理解。在语文学科中，这种测试是有意义的，因为理解表述性文字也是一种重要的语文能力。总之，语文标准化考试从无到有，从开始在语文基础知识方面设计选择题，到后来在阅读与文学鉴赏方面也设计了信度、效度都很高的客观性试题，这是语文学科的一大进步。高考语文卷创立了一种能显示汉语特殊规律的试题模式，这在我国语文教育史上是一次深刻的变革。标准化试题在语文高考中获得成功，使语文这门古老的学科焕发出了新的光彩。 4.初步划定中学语文的知识体系。中学语文是对学生进行母语教育的基础学科。因为人类的语言现象很复杂，所以，至今还没有哪一门科学能涵盖一种语言的全部知识。要学好母语，必须学习多门社会科学。语文课的理论依据比较复杂，与之相应的社会科学可以分为三大类：语言文字类、言语作品类和言语表达类。语言文字类包括汉语理论与汉字理论；言语作品类包括文学作品和其它类别的书面语作品；言语表达类包括演讲学和写作学。中学语文以多门社会科学为理论依托，是为了使学生真正掌握祖国的语言文字，使他们成为既有较系统的语言理论知识，又具备较强的言语能力的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必须建立中学语文学科完整的知识体系。在新时期，安定的社会环境使语文工作者得以冷静地构建语文学科的理论框架。高考语文试卷就像一方屏幕，按年度展现中学语文学科知识体系不断完善的过程。历经近二十年的探索，高考语文试卷的格局基本稳定了。它分为5个部分：汉语知识及运用、文学常识及文学鉴赏、文言文阅读、现代文阅读和写作。这5个方面就是目前中学语文教学体系的5个组成部分。高考语文试卷将中学语文繁复的知识板块化、条理化，将内容深邃、形式灵活、科学性很强的试题一批又一批地编制出来，浓缩了中学语文的教学内容，勾勒出中学语文的知识框架，为其知识体系的完善做出了贡献。近二十年来的高考语文试卷传达出了本世纪中晚期人们对我国中等语文教育内涵的共识。后来者将会以此为基址，构筑汉语教育的殿堂。 5.带动语文教育科学研究的发展。高考统考是选拔性（常模参照性）考试。它的直接目的不是验收学习效果，而是把考生从高分到低分拉开距离以便选拔。现在，标准化语文高考试卷对考生要求很高。在150分钟内，考生要阅读约6千个印刷符号（包括汉字、数字和其它符号）；做完约25道客观性试题；回答7至8道填空题，其答案总字数约200字；写两篇作文，共800字。折合每分钟要理解50多个印刷符号，并同时写出7个以上的汉字。虽然语文高考题量大难度高，但每年都能涌现出大批成绩合格的学生。这证明了中学语文所取得的成就。选拔性考试的独特的意义在于使好学生有充分显示优势的机会，发挥出在其它类别的考试中无法显示的潜能，让语文教育工作者有机会观察到本学科目前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并能以此为标本研究学科教育的规律，争取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单以高考成绩评定教学质量是不科学的，但是无视这种常模参照性考试所特有的研究价值也是片面的。 中学语文近二十年来发展很快。原有的教学内容都在逐步地充实加深。例如，高考的文言文大都选自史书，现代科技说明文的选文也比课文深奥。文章的内容涉及物理、生物、医学、考古等多门学科。有国外的名家之作，如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世间最美的坟墓》，英国作家萧伯纳的散文《贝多芬之谜》；有当代中国名家的作品，如吕叔湘的《〈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序》，钱仲书的《中国诗与中国画》，郁达夫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等。这些选文给中学语文教坛带来新鲜的气息，引导学生把课内所学到的阅读方法迁移到课外，提高阅读水平。高考语文试题深化教材的走向，带动了中学语文逐步深化教学内容。为了将中学语文建设成适应时代需要的基础学科，必须引进相关的科研成果。例如，在语言学领域，现代汉语虚词研究是薄弱环节。现在，现代汉语虚词研究日益受到重视。高考试题较好地把握了这一学术动态。测试虚词的试题年年出。在修辞学方面，高考语文经常考查消极修辞手法的运用，选择最佳表达方式成为较稳定的题型。现代文阅读方面，语文高考引进的阅读学的先进理论较多。例如，以语用学为指导，考查结合语境对语义作出正确阐述的能力。在作文方面，重视引进思维学的成果，重视考查形象思维能力和比较、综合、分析能力的综合运用。语文试题的设计者把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积极引入高考，促进了中学语文的学术化、科学化。总之，语文高考展示了语文教学的水平；深化了教学内容；推广了新的学术成果。它已经成为语文教育科学研究的引擎力。 二、高考语文统考目前存在的问题 高考语文统考对语文学科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根本原因是：二十年来，语文高考自身在不断地发展、完善。新世纪即将到来，语文高考面临严峻的挑战。今后，它能否继续推动中学语文的发展，能否为基础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轨服务，这取决于它能否清醒地认识并克服目前存在的问题。 1.语文高考试题严重脱离现行语文教材。普通高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是为高校输送人才，所以，普通高中语文日常教学必然十分关注高考语文试题。这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愿为转移的客观现实。目前的高考语文卷，基本脱离教材“独立”命题，其用意在于突出对考生语文能力的测试，避免出现死记硬背和压题的现象。这样命题纠正了语文教学重知识轻能力的传统思想，有利于课外知识丰富的考生脱颖而出。其消极影响是造成高中语文课无视教科书的存在，架空能力训练，致使教学自由化倾向泛滥。为了克服这一消极影响，语文高考必须按比例体现课本的内容。这样既有利于能力的测试，也有利于引导教师日常教学中重视培养学生的能力，而不是纵容脱离课本另搞一套。 2.测试语言表达能力的试题比例畸轻。语文教育的核心任务是“使学生具有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的能力”。言语表达是语文能力的最高层面。它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决定一个人能否顺利地工作和生活。从选拔人才和推进语文教育两方面考虑，高考必须重视对语言表达能力的测试。选择题的特点是节约答题时间，最大限度地增加题量。正因为选择题要求考生多想少答，所以，不利于测试考生的表述能力。目前高考统考中填空题答案字数少，答案语句的质量不便再设采分点。测试考生的表达能力主要靠大、小作文。可是按作文分项分等评分标准，语言等次的分值差别很小。例如，大作文语言一等（准确流畅）比语言四等（语句不够通顺语病较多）只多7分。这总分150分当中的7分，表示的是考生之间语言能力的质的差别。要提高表达能力须花费极大气力，但是这项最艰苦的训练在高考中却只占总分数的1／20弱。表达能力在高考中的可悲的微弱比例，对中学语文教学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极为恶劣。现在许多学生很“善于”做选择题。他们从题干和选项提供的信息中能判断正误，但是他们却不善于独立地阐述思想，心明了口嗫嚅。长此以往，我们的学生都变成鲁迅笔下的“闰土”，“大约只是觉得苦，却说不出来”。果真如此，我们这一代语文教育工作者岂不成了民族的罪人？现在，不少学生写作文重视提炼中心，充实内容，却不重视推敲语句。因为只要中心明确内容充实，即使语言不通顺，也扣不了几分。目前，在公开发行的书刊和各类公涵文件中，在各种新闻媒体的采访报道中，语句不通的现象比比皆是。在造成此种现象的诸多因素中，高考的误导不可低估。因此，高考语文试卷必须加强对考生语言表达能力的测试。应限制选择题的比例；增加表述性试题，并加大其分值；增加大、小作文语言分的分值（语言分应占到约1／3强，即占20分以上）。 3.一些试题偏难偏怪，影响了高考语文的信誉。为了增加考试的信度、效度，试卷的设计者不断地创造新鲜试题，这是必要的。但是，每年总有几道难题、怪题，好学生不懂，差学生不会，只好一起“蒙”。这就造成“语文学得好，不一定能考好，语文学得不好也不一定就考坏”的怪事。这种情况严重地挫伤了教与学的积极性，致使语文高考的效度、信度明显低于其它学科。例如，1997年高考卷第4题C项（B卷）：“这次选举，本来他是最有希望的，但由于他近来的所作所为不孚众望，结果落选了。”“不孚众望”一词《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和《中国成语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均未收录。考生要把“深孚众望”中的“孚”想清楚，再转换为它的反义词“不孚众望”（绝少使用），才有可能理解这个词。这样的要求未免太苛刻了。几乎没有考生能懂，回答此题（3分）只有瞎蒙。1997年试卷第3题（肠脑和颅脑）的20、22、23题（共7分）的答案都过于隐蔽晦涩，使多数考生答题靠偶然因素取胜。赏析古诗的第11题的B项（B卷）：“两首诗都将洞庭的山水景物描写得高旷超俗，使人读后油然生出范仲淹《岳阳楼记》中那种‘心旷神怡，宠辱皆忘’的感觉。”要求判断为错（3分）不合情理。文学欣赏应充许有心理运作的自由。阅读这么优美的古诗，为什么不允许考生产生“心旷神怡，宠辱皆忘”的感觉？……据统计，每年有20分左右的考题太难太怪，再加上作文分项评分标准不尽合理，于是，约30分至40分的试题不能科学地分离考生，大大削弱了语文高考的信度。 总之，现在的语文高考试卷还存在不少问题。如果不尽快改进，语文高考亦有可能变成语文教育发展的桎梏。 三、目前中学语文教学出现困惑的原因 从高考反馈的信息中，我们看到了中学语文取得的成绩，也发现了存在的问题。 1.中学语文教学理论的匮乏。高考语文试题数量丰富、内容精深。这些试题启发了语文教育工作者。人们意识到，很多试题应该是母语教育重要的内容，在以前却忽略了。例如，判别语句的优劣，这已经成为语文科常见的试题。现在，考生回答这类试题仍然只凭借语感和经验。汉语修辞学在这方面没有提供系统的理论，语文教学没有现成的依据。怎样鉴别句子、句群及作品的言语质量，在同义手段、同义结构中如何选择最佳表达方式，这些应该是语言研究的重要内容，却被理论语言学忽视了。而语文教学一向习惯于从现成的经典理论中移植教学内容。语言学中没有的，语文教学也不讲，于是造成该项内容的空白。出台鉴别语句优劣的试题，击中了汉语研究和汉语教学的空白。我们不能总让学生凭语感和经验断定言语质量，语文界对此应该做出理论的阐释。类似这样的教科书上没有，而高考试卷已经考出来的问题，还有不少。例如，优秀的高中毕业生的识字量和词汇量基数是多少？应该有个较为具体的规定。现在我们只能抽象地说：多多益善。阅读理解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如何提高学生文言文阅读能力，如何培养学生的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能力。这些问题亟待深入研究。语文教师不能让学生在回答语文试题时，总是“跟着感觉走”。训练语文能力要有理论依据，没有理论指导的训练是盲目的、低效的。中学语文教学理论的匮乏成为扼制语文学科发展的瓶颈。 2.高中语文教材亟待更新。全国统编的高中语文教材是以单元为单位的文选型课本。这种教材是30年代由叶圣陶等语文界前辈倡导的。其优点是课文按体裁组元，便于读写训练。缺点是知识不系统，阅读理论浮浅，作文没有教材。现在，语文高考试题对考生的要求越来越高，而语文课本却几十年未变。试题的超前和教材的严重滞后，使目前的高中语文课处于尴尬的境地。语文高考内容教材上没有；课内的教学内容高考大多不考。语文教师不知该讲些什么指导应考。高中语文实际上在做有“课”无“本”的无米之炊。教与学两方面都十分吃力。近年来，社会上出现许多模仿高考卷的试题集。语文习题集大有与课本并行成为第二教材的趋势。语文题海泛滥的根本原因是超前的高考试题与落后的教材之间的矛盾亟需一种缓解的办法。“题海”应运而生，行政干预无法使其退去。要解决语文高考与教学之间的矛盾，只有两条路：把语文高考拉回来，迁就陈旧的教材；肯定高考试题的方向，更新语文教材。显然，选择后者是历史赋予语文工作者的责任，是时代对语文学科的召唤。 总之，中学语文，尤其高中语文教学目前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不在于高考，而主要在教材和教学方法。语文教学应讲授较系统的理论知识；教材应尽快更新换代。不能总是诅咒“题海”，语文“题海”是富矿，有待我们去“披沙拣金”，锻铸新世纪需要的新教材。 在本世纪的最后20多年里，高考语文推动了汉语母语教育的发展；由于出题倾向和某些试题存在不符合语文教育规律的因素，它对中学语文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我们相信，在未来的岁月中，高考仍是教育系统工程的重要环节。我们应深入研究围绕高考所出现的问题，既不断地完善考试，也改革教材教法。在新时期，当我们翻开第一张语文高考试卷时，中学语文尚百废待举；当21世纪即将到来时，中学语文已发展成为较为成熟的母语基础教育的专门学科。在廓清目前出现的困惑以后，我们必将迎来语文教育的新世纪。 语文学科论文:语文学科性质管理论文 关于语文教育人文性的讨论，始于1987年，至今已整整十年了。回顾语文教育人文性这一热门话题的讨论历程，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搞清语文教学的性质和特点。 1.什么是“人文”和“人文主义”？“人文”二字，在汉语中是个古老的词汇。《周易·贲卦·象传》中说：“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人文”是与“天文”相对的，泛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 人文主义，有两方面涵义。一方面即“人文科学”，源出拉丁文humanitsa，意即人性、教养。原指同人类利益有关的学问，以别于中世纪教育中占统治地位的神学。后含义几经演变。在西方，通常认为包括语言、文学、绘画、音乐、雕塑、建筑、哲学、历史等学科。另一方面，指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同维护封建统治的宗教神学体系对立的资产阶级人性论和人道主义。人文主义运动从14世纪下半叶在意大利兴起，15—16世纪发展到欧洲各国。文艺复兴时期人文科学的基本内容包括：肯定现世人生的意义，要求享受人世的欢乐；提出个性解放，要求个性自由；相信人力的伟大，称颂人性的完善和崇高；推崇人的感性经验和理性思维，主张运用人的知识来造福人生。 语文教育人文性有这样几层含义：一是指汉语汉字中所包含的民族的思想认识、历史文化和民族感情；二是指引导学生开掘汉语汉字人文价值，注重体验汉族人独特的语文感受，学习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三是指尊重和发展个性，培养健全的人格。 2.对语文教育人文性的思考始于80年代中期。80年代中期，一批年青的语言学家开始用人文主义观点研究语言现象，给语文教育工作者以深刻的启发。上海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申小龙先生在1987年第8期《读书》杂志上发表了《汉语的人文性与中国文化语言学》一文，首先提出了汉语人文性问题。他在文章中认为：传统语文研究以人的感受去拥抱汉语精神，运用辩证的两端来具象化，用简单的比喻来表达自己的语感和体验，从内容和形式的有机统一所产生的表达效果，整体上把握语言特征。这从现代科学的意义上说，固然缺乏理论体系的完整性、逻辑分析的严密性、概念表达的明晰性，然而它对于在世界语言之林中有很大特殊性的注重功能、注重内容、注重韵律、注重意会，以神统形的汉语来说，无疑有着不可忽视的长处。然而恰恰是在这一方面，诞生于本世纪初的文化变革中的中国现代语言学义无反顾地用西方语言研究的科学传统取代了汉语的人文传统，用冷漠的知性分析取代了辩证的语言感受。代价沉重，丧失了整个传统语言研究的精华——人文性。 语文教育界则由上海陈钟梁首先提出：“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这两个概念。他在1987年第8期《语文学习》上发表了《是人文主义，还是科学主义》一文，从哲学的角度对语文教学进行思考。 80年代中期，在语文教师队伍中有两种追求：一种是追求教学目标的单一化，教学程序的系列化，教学方法的模式化，以及教学评估的标准化。其中表现最为强烈的就是设想编写出一套中小学语文学科分年级的教学目标，从坐标的横轴上排出语文知识讲解的内容，纵轴上列出语文能力的训练条目，使教、学、考三者都有依据；与此同时，希望制订出一个能从质与量两个方面评估一堂语文课乃至一个阶段语文教学的项目与方法。总而言之，力求科学化，这是一种科学主义的思维方法。另一种是追求语文教学的社会化、人格化与个性化，认为课堂不仅是学生获得知识的场所，也是学生体验人生的地方。语文课应当是知、情、意的统一，制定教学目标只能起到消极的束缚作用。这是一种人文主义的思维方法。陈钟梁老师从一批年青的语言学家用人文主义观点研究语言现象中得到启发，认为“现代语文教学发展的趋势，很可能是科学主义思想与人文主义思想的结合，指导改革开创一个新局面，以实现语文教学科学的艺术化与语文教学艺术的科学化”。 3.1990年《语文学习》（第1、2期）发表了魏书生老师《论语文教学的科学管理》一文，该文系统地总结了魏老师对语文教学管理科学化的探索和体会。上篇谈“建立计划系统”，共6大类列34件和语文学习有关的事，下篇谈“建立监督检查系统”、“建立反馈系统”。这并非是一篇争鸣的文章，却引起了江西青年语文教师程红兵的注意。1991年11月，程红兵老师在《语文学习》上发表了《语文教学“科学化”刍议》一文，副题为“与魏书生同志商榷”。程老师认为：“教育不能离开人，教育的科学性不能离开人，人不仅是教育的对象，而且是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任何教育、教学活动形式，如果忽视了人，看不到教育对象的人格特质，就根本没有教育的科学性而言。”这篇文章虽没有提出“人文性”但批评的武器就是人文性，是一次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论争。 4.1993年1月，山东韩军老师在《语文学习》上发表了《限制科学主义，张扬人文精神——关于中国现代语文教学的思考》一文。这篇文章通过对语文教学的反思和总结，提出在语文教学中要强调把语言看作生命主体、生命整体，强化“人”的地位。要注重人格的全面完善，注重语文教育。作者的这些观点对于纠正语文教学中的某些弊端，无疑是对教师有一定启发作用的。但是韩军老师的这种限制科学主义、张扬人文精神的观点，是移用了近年来一批年青语言学家的观点。如申小龙认为：“人的语言具有民族文化和民族社会的共同性。它依附于社会而存在，依附于社会而发展，具有人文性——社会的属性。社会性，或者说人文性，是语言的根本属性。”韩军老师则认为“语文教学是一门社会科学，人文精神是它的基本属性。”申小龙认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义无反顾地用西方语言研究的科学传统取代了汉语研究的人文传统，用冷漠的知性分析取代了辩证的语言感受。”韩军老师也认为语文教学“用冷漠的知性分析取代辩证的语言感受”。申小龙认为中国人“把人和自然界看成是有机联系，相互作用的，把世界看作是有机联系的整体，……由此形成的‘天人合一’的思维形式”，“所强调的都是互相融合、沟通的作用”。韩军老师认为“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就是生命整体和部分的彼摄互融，‘天人合一’，重混茫和会通。”申小龙认为：“语言学界这种‘科学’的强盛，‘人文’的淡化，对于作为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部分的汉语语言学来说是一种畸形发展。”韩军老师则认为“几十年语文教学的失误就在于科学主义的泛滥，人文精神的消失。”从上面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两者的沟通关系。 5.山西王朝清老师对韩军的观点提出了商榷。他在《语文学习》1994年第3期发表了《要辩证法，不要绝对化——兼与韩军商榷》一文。王老师认为：韩文陷入了绝对化，“对中西方思维方式只片面强调差异，而完全忽略了同一。‘天人合一’和‘主客二分’都是为了认识、适应和改造世界，殊途同归，而且互相渗透，各有所长，完全可以而且应当互相依托、互相补充，而绝不应该完全对立和排斥。”针对韩文的观点，王文认为这些观点在哲理上讲不通，“在实践上只能退到古代通过苦读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落后模式”。“就语文学习的全过程来讲，彻底否定理性剖析，拒绝接受前人所创造的知识财富，只能落得如同抛弃了万贯家财的乞丐。”在语文教学中主张科学主义还是人文主义？王文主张“教学要尽可能把两者结合起来，但有时也需要单独安排，要重视语言的直觉感悟，也要重视知识的准确理解和系统化”。 在同期《语文学习》上，湖北毛光伟老师发表了《教育与训练兼顾，规范与自主统一》一文，就语文教育与语文训练的关系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作者认为：“不强调语文教学的工具性，忽视语言是交际交流的工具、表情达意的工具、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工具这一基本事实，不给语文训练以恰当的位置，语文教学就会像醉汉一样左右摇摆，甚至摔跤。同样，过分强调它的工具性，尤其是缺乏整体观念的‘工具论’，忽视语言同自然界、人类历史和精神活动都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既属于认知领域，也属于价值领域这一根本特点——人文性，语文教学就难免成为不顾及人的完整心灵的‘教学’，只会停留在语文训练这个档次上，难以实现素质教育所要求的真正的人的语文教育。”作者得出结论说：“训练与教育、教养统筹兼顾，相辅相成应该是新时期语文教育界最需重申和突出的原则之一。” 同年9月，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王尚文老师的专著《语文教育学导论》。王老师认为：语文教学应该是对学生进行人文教育的最重要的课堂。但是过去的语文教育理论，只强调语文教学的工具价值，而对其重要的人文价值、美育价值却大大忽视了，他从本体论的角度认识语言，以语言不仅仅是工具更是人的生命活动为逻辑起点，探讨了语文教育的价值、任务、内容、机制和方法。 6.1995年6月《语文学习》发表了于漪老师《弘扬人文，改革弊端——关于语文教育性质观的反思》。编辑部很重视这篇文章，专门加了“编者按”：语文教育现状不尽如人意，出路何在？关键何在？该文提出“要走出困境，提高质量，须弘扬人文”的观点，值得认真一读。全文分四个部分：一、关键在性质观；二、准星发生偏差；三、究竟怎样定位；四、弘扬人文，改革弊端。于老师认为：近年来，工具性的砝码越来越重，许多文质兼美的文章其思想意义在相当程度上形同虚设，只是寻词摘段，用解剖刀肢解，作为训练语文的例子，学生在知、情、意方面有多少收获要打个问号，与《大纲》的要求相距甚远。正是从改革弊端出发，于老师给语文学科性质重新定位：“语文学科作为一门人文应用学科，应该是语言的工具训练与人文教育的综合。”怎样弘扬人文呢？于老师认为：第一，既要注意语文形式，又要注意语文内容，重视语文文化内涵的挖掘；第二，要看到使用语文工具的人，引导学生学语文学做人，进行认知教育、情感教育和人格教育；第三，赋予人文以时代精神，探索与现代教育技术结合的途径；第四，开放语文教育空间。1996年4月15日，《文汇报》在“教育园地”专栏发表了于漪和程红兵《关于语文教育人文性的对话》。在这次对话中，于老师进一步阐述了她的语文教育的性质观，她说：“语文教育不仅应注意语言工具训练，还要贯彻人文教育思想”，“语文教学中工具性、人文性皆重要，不可机械割裂。抽掉人文精神，只是在语言文字形式上兜圈子，语言文字就因失去灵魂、失去生命而暗淡无光，步入排列组合文字游戏的死胡同；脱离语言文字的运用，架空讲人文性，就背离了语文课，步入另一个误区。二者应有机结合，使之相得益彰。”钱梦龙老师也持这种观点，在全国青语会成立之前，钱老师寄语青年教师，在《语文学习》1995年第7期上发表了《期待“目中有人”的语文教学》，强调“塑造健全的人格”，而现状是：束缚人，折磨人，摧残人。钱老师所期望的“目中有人”的教学，也就是要突出人文因素。 7.1995年12月，《连云港教育学院学报》(1995.4)发表了董菊初老师《坚持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的统一——关于我国语文教育研究方法论的思考》。这篇文章从语文教育研究方法论的角度系统地阐述了对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应抱什么态度，以及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等方面的问题。董菊初老师系统地考察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两种哲学思潮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系统地分析了我国语文教育的历史和现状，针对韩军老师的观点进行了论争。董老师认为“凡是发扬科学精神，坚持科学理性的时候，语文教改就出现起色，反之，语文教改就受到挫折”。“在今天倡导‘天人合一’，反对‘主客二分’，更是不合时宜的”，这是“神秘主义的教学原则”，遵奉它，“那我国的语文教育还只能固守模糊、混沌、不可捉摸的‘黑箱’状态”，谈不上什么科学性，“语文教学也只能凭自悟、体会，或是随意，散漫，少慢差费”，谈不上高质量、高速度和全面提高。董老师还对韩军老师一个引人注目的结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韩军老师的结论是：“要卓有成效地搞好语文教学，就必须动摇人们大脑中根深蒂固的两个观念：一是科学主义理性哲学观，二是建立于其上的现代语言观以及由此衍生的写作学、阅读学、修辞学、文章学等等。”董老师认为：“语文教学及其研究要卓有成效，离不开科学理性精神及科学方法论的指导，离不开现代语言学、修辞学、写作学、文章学等知识的学习、渗透与运用。”董老师说：“人文精神与科学理性的方法论原则有着明显区别，都不能强调过头，过分强调人文精神，便有可能排斥科学理性，导致模糊笼统和神秘主义。所以必须使二者相互交融与结合起来，相互补充与融合。” 8.1996年，语文教育的科学性、人文性和工具性成为语界人们关注的焦点。安徽陈军在《人道主义，写作教学思想的灵魂——试论新世纪写作教学的战略》一文中认为，“叶圣陶先生提出‘语文工具说’不是单就语文本身作一般的学术探讨，而是从‘民主’和‘人道’的高度发出的呐喊。”接着。作者分析了叶老“语文工具说”产生的思想背景。作者认为，应从尊重“人”，培养“人”和发展“人”的高度改革作文教学，使写作教学变“应试教学”为“育人教学”，“成为让青少年在新世纪中确立自身地位、实现自我价值、发挥创造才能的‘助跳板’。” 在语文教育的科学性、人文性和工具性的争鸣中，张志公先生发表了重要见解。1996年2月，在《语文学习》发刊200期纪念活动中，记者采访了张志公先生，张志公先生说：“现在，颇有一些人，认为我们的语文教学中科学因素太多，要加强人文性。我有些不同的想法，我们的语文教学，吃亏就在于没有科学性，没有真正的深入调查研究，随意性太强。”又说：“加强语文教学中的人文因素，我不反对，但把它与科学性对立起来，就走向了极端。过去，我们是人文性与科学性都谈不上，我称之为四不像。把多年来语文教学没搞好的原因归结为强调了工具性，搞多了科学性，就离谱了。科学性和人文性都得加强！”刘国正先生在《课程·教材·教法》(1996.7)发表了《我的语文工具观》，刘国正先生认为：“十多年来，语文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理论收获是肯定了语文学科的工具性。”这是刘国正先生在中学语文教材建设研讨会上的讲话，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语文工具观。 这一阶段，出现了一系列研究语文性质的文章。江苏马智强在《中学语文教学》(1996.4)发表了《语文教学的世纪性思考》，作者认为：“思想性、人文性是语文的本质属性”，“传播道德和文化是语文教学的根本任务”，他批判“工具说”说：“‘工具说’的谬误，在于把语文教学的形式上的任务当作了根本性任务，把具有丰富思想内涵的教育，当作只供技术操作的‘工具’来看待。”李海林在1996年第5期《语文学习》发表了《语文工具论批判》。这篇带有挑战性的文章从理论和方法两个方面对语文工具论进行分析批判。作者只破不立，并没有明确提出自己的观点。 《语文学习》在1996年第7期发表了沈杰的文章《语文教学“整体感受观”》。作者说：“语文教育界需要反思”，“对‘工具论’的片面理解和宣传，使语文教学走入怪圈起了不好的作用。”走入了什么怪圈呢？走入了只强调语文形式而忽视了语文思想内容的怪圈。 9.语文教育界越来越关注人文性或人文精神，是有着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的。 在社会转型时期，由于商品大潮的冲击，社会上出现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三位一体”的消极现象，假冒伪劣、坑蒙拐骗、贩毒贩黄、见利忘义等现象毒化了社会风气，以“文化工业”为主要标志的“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以不可抵御的态势渗透到了我们的文化、人文学术和精神的各个领域，造成了人文精神的失落，一些知识分子也弃学从商，离开了自己依恋的学术阵地。在这种背景下，人们热切地寻找着摆脱危机的办法，真诚地呼唤着人文精神的复归，营造崭新的心理环境。于是，语言学界首先张扬起“人文精神”的大旗。1993年6月《上海大学》，由王晓明等几位中青年学者发表了《文学与人文精神的危机》一文，在文学界提出了人文精神的话题，意在商业主义浸迷中倡导崇高与终极关怀的价值理想，力图阻止魔力无比的金钱摇撼文学殿堂。1994年第3期《读书》杂志以《人文精神寻思录》为题继续开展讨论，此后《文汇报》开展了“人文精神与文人操守”的讨论，《东方》、《传统与现代》等杂志也先后参加了讨论。1995年12月8日，国家教委在北京大学召开了“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报告会”，语言学家、北大教授季羡林作了《提高高校学生人文素质的必要和可能》的报告，主张对学生进行“精神文化”教育。在这种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下，语文教育界越来越重视讨论加强“人文性”问题是理所当然的。作为具有教育功能的语文教学，作为具有提高学生民族文化素质任务的语文教学，加强人文教育，尤其重要。但是，语文学科的工具性和人文性应该是什么关系？如何给语文学科的性质正确定位仍是值得研究的重大课题。这场讨论还在深入，我们期待新的研究成果问世。 语文学科论文:语文学科素质教育管理论文 上海正在进行的课程教材改革旨在使“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那么，小学语文学科如何实施素质教育呢？笔者结合上海的实际提几条建议。 第一，加大改革课堂教学的力度，切实加强语文课堂教学。 课堂一直是学校教育全过程的主体，它同样为实施素质教育提供了主要的教育空间，课堂教学是学校教育的基本途径与主要方式。据统计，学生在校90％以上的时间是在课堂中度过的。而语文是大学科，占的课时最多，所以课堂教学的研究更具有现实意义。但目前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还存在很多问题。虽非一无是处，终属小修小改较多，总体突破不大。表现在：教学观念陈旧；教学方法繁琐，跳不出“分析”的框架。局限于“理解”这一层面，缺乏“运用”性质的训练：教学媒体、手段单一；教学节奏拖沓；教学效率不高。 所以，实施素质教育一定要加大课堂教学改革的力度，切实加强语文课堂教学。这就需要更新教学观念。如，课堂中的主人究竟是准？从理性上谁都不怀疑学生的主体作用。但实际中，究竟谁围着谁转？教师手捧教案，当然绝不否认认真备课的重要。但教师究竟是目中有“人”，教书育“人”，还是像节目主持人那样，让学生按照教师设计的框架，按部就班，一问一答？40分钟看来颇热闹，其实学生无半点“自由”相反，课上得不理想，责任还在学生“配合”得不好。 怪学生“启而不发”。又如，教师强调教学进度紧，时间来不及，上课时提问、谈话、?训练反馈等总让好学生承包。?有人听课更是如此。教“好学生”，还是“教好”学生，是个绝然不同的概念。而素质教育强调面向全体学生，注重大面积提高的同时，发展学生的个性。又如，教师的很多课堂用语、指令式表扬，一些形式主义的做法等等，都说明教学观念还需要更新。 具体如何操作，我个人认为，当前要强调把课堂还给学生，还给每一个学生。 1．把时间还给学生。 课堂教学中，保证充分的时间让每一个学生都能认真地读书、识字、交流、写作（包括写字、造句、写文章等练习人把现在课堂教学中化在“多余的情节分析，琐碎的谈话，没有思维价值的提问”等活动中的大量时间省下来；而学生懂的，教师则坚决不讲；把握教学的节奏与容量，使教学时间安排得科学合理，保证学生在课堂里，在教师点拨下，能主动积极地学习，能认认真真读书，主动积极地思维，实实在在地训练，学会动手操作等，扎扎实实地掌握好语文这门工具学科，循序渐进地提高语文素质。 2．把学习的主动权还给学生。 教师在教学中常常为了落实教学目标，而直奔“教学结果”，忽视了教学过程，使学生陷入被动局面，反之，教师遵循教学规律，重视过程教学，在过程中注重学习方法的指导，使学生懂得主动学习。 如阅读课应该引导学生自己真正读懂，要让学生有一个“读——悟——回”的学习过程。但目前学生往往是被动接受教师的提问，自己不主动质疑。而“质疑”是学生阅读能力，思维方式、学习态度等方面的反馈，也是教师教学的起点，现在教师怕学生提问没质量，“浪费”教学时间，又怕自己无法驾驭、就忽视了学生的学习权利。实质上，指导学生能从字里行间找出矛盾，新旧知识之间发现矛盾，能换一个角度提出自己的不同见解，把自己的疑问提出来，那么，语文的学习就会变得积极、主动、有效。 如《中彩那天》，父亲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奔驰汽车。却“神情严肃，没有一丝一毫的喜悦”，还“咆哮着叫儿子滚开”，这不是很矛盾吗？当汽车还掉以后，“这是贫穷的家最富有的时刻”这一对反义词又是一个矛盾。又如《天窗》一文，描述透过天窗看到了一个“美丽的神奇的夜”，而以往学到的知识都是“寂静的夜晚”，这又是为什么？要让学生自己发现这些看似矛盾、实质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当通过读书、领悟，解决了这些疑问，就获得了相应的阅读能力。所以阅读教学的过程可以是：“自学——质疑——导读——释疑——悟读——练习（应用）一一存疑”。这样周而复始，螺旋上天使学生在掌握知识的基础上逐渐形成能力。 具体教法可以多样。但模式、规律相通，而核心则是学生的主动参与，掌握学习语文的主动权，这是提高语文素质的前提。 3．使课堂形成最佳学习氛围。 教师的主导作用在于激励学生对学习语文产生浓厚的兴趣，引起学习的动机，使每个学生主动积极地参与课堂教学，营造最佳的学习氛围，调动学生的最佳精神状态，使每个学生通过语文课堂教学有所收获，有所发展，为其个性、人格的形成与发展奠定基矗这就要求以课堂教学力主要渠道，以素质教育为战略目标，加大改革的力度，使语文教学有更大的突破。 第二，扩大阅读量，培养学生课外阅读习惯。 语文知识的掌握，能力的形成，有一个积累内化的过程，而阅读是最好的积累。何况，多读多写就是学好语文的传统经验。但目前小学生没有课外阅读的兴趣与习惯，而课内的阅读量又偏少。为了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教材的篇目减少，识字量减少，作文的次数更少。然而，减轻应是过重的课业负担，其前提则是为了提高质量，所以对为了应试而进行的立竿见影式的大运动量训练应该彻底摒弃，而科学、合理地安排时间，引导学生积极地进行课外阅读。对提高学生的语文素质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因为课外阅读的功能很大，可以丰富词汇，提高读写能力；开拓视野，扩大知识面；吸收信息，储存信息；丰富精神生活，陶冶情操，提高语文素质。如果能在课内得到阅读方法的指导，课外扩大阅读面和阅读量，逐步养成自觉进行课外阅读的习惯，学生将大大得益。 如在低年级可以开发学生的早期间读。低年级应保证让学生具有一定的识字量，应让学生多读注意的读物和儿童书报等。可以在课内加强指导、因为低年级的课文结构相似，往往是通过举一反三来说明一个道理，学生容易理解接受。因此在教学中教师不要低估学生的思维能力，而去搞一些形式化的“训练”。如果能扩大一些容量，加快一些教学节奏、腾出一些教学时间，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扩展阅读，效果将会更好，反之，将“阅览与自习”“语文活动课”都用作补课，恐怕就会得不偿失。 而中、高年级则要进一步对学生加以阅读指导，以激起学生的阅读兴趣，提示阅读方法，培养阅读习惯。所谓真正的阅读兴趣表现为：喜欢读，集中注意地读。持久地读，有效地读；而阅读的方法可以有精读、略读。泛读……在阅读过程中作些读书笔记等。 第三，作文教学要有利于学生的个性发展，还其“童心”“童真”“重趣”。 作文教学历来流派众多，研究与争鸣一向十分活跃。笔者认为：作文教学应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结合实际，讲究实效，从素质教育的视角来改进作文教学。 作文主要是运用书面语言来记叙自己的所见所闻，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所以小学生应以“记真人，叙真事，写实景，抒实情”为宜。 但作文教学有一定的难度，它是一项综合训练，有着双重转化的过程：现实生活，、客观事物转化为小作者的认识，再转化：为语言文字、因此，即使有了生活与思想，但找不到相应的语言文字，也是难以表达的，同时，写作技巧的指导也是语文教育的基本要求。“写什么”与“怎么写”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 但目前的作文教学又确实存在着不少问题，主要是没有正确处理好阅读与写作，“积累”与“倾吐”的关系，不重视激发学生的作文兴趣，使学生奉命作文，害怕作文。 素质教育的核心是注重人的全面发展。所以在作文教学中要尊重学生的思想、情感与个性，还其“童心”“童真”与“童趣”。 如一位二年级的男孩子，每天由妈妈骑着自行车送他上学，看到妈妈很累很忙，他就很动感情地写了一篇《假如我是一头大象》的短文。概述于下：瘦弱的妈妈每天急急忙忙地骑着老坦克送我去上学。我长得很胖，背上还背着个大书包，看妈妈累得直喘气，我真想变成一头大象，那该多好啊！让妈妈坐在我的背上，她的包挂在象鼻子上，我送她去上班……另一位一年级的小朋友写了一段话：“妈妈每天下班回家，累得直喊腰酸背痛。我很难过，可是又帮不上忙，后来我想，还是给妈妈敲敲背吧。我用力敲呀敲。妈妈笑了，说：‘舒服多了’。” 这两件小事都来自孩子的生活，却抒发了真情实感。不乏童趣，又体现了一片赤子之心，这给我们一个启示：作文教学要贴近孩子的生活，激发写作动机，产生习作欲望，教师在作文过程中加以指导，使作文成为学生自我表现的一种需要。 第四，严而有格，持之以恒地训练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叶圣陶先生说，“学习语文的目的在于运用，就是要养成运用语文的好习惯。” 学习习惯的养成更要从小奠定基础，教师进行严而有格、持之以恒的训练，使学生养成一种自觉的、主动的、持久的学习习惯。良好的学习习惯将使一个人终身受用，是一个人有教养的表现，是一个人素质良好的表现。 对小学生学习语文的习惯的培养与训练，首先要严而有格，操作目标要十分明确。 明确目标后，要持之以恒地加以训练，这样循序渐进，就可使学生逐渐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第五，净化、美化语言环境。 社会上的大环境且不说，校园里、教室内都应该营造一种积极的良好的语言环境。尤其是语文教师，在讲台上的课堂用语，在与学生交谈中的生活语言，在批改作业中的书面语言等都应该规范化，有一定的文采，不能随心所欲，教师的书写更应做到规范。 让我们为提高学生的语文素质而共同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