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新闻论文:我军军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发展 摘要：军事新闻发言人是我军向外界展示国力和军力的重要窗口，随着国家利益的扩展和国际间交流的深入。我军成为维护国家稳定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要想展进一步展示我军和平之师、文明之师、胜利之师的良好形象，对军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了解尤为重要，它对深化我军新闻发言人制度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我军；军事新闻发言人；制度 军事发言人在国外已出现有近百年的历史。在我国却是一个公众普遍比较陌生的新鲜事物，无论是对它的认识还是对它的应用，目前均存在不少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全面的回顾军事发言人制度的起源与发展，寻找历史与现实的契合，以推进我国军事发言人制度不断取得新发展 一、新闻发言人的定义 所谓军事发言人，是指“受命并任职于军队的专职新闻人员，负责向媒体、公共介绍军队的各项政策和近期的新闻事件，通过某一事件的真实情况，说明其中的问题和我军所持有的立场、观点、主张和所采取的方针政策，并回答记者的提问”，是国家外宣工作的窗口。 二、军事发言人制度的起源 学者普遍认为，新闻发言人始于19世纪末的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卢西塔尼亚”事件催生了它的正式诞生。由此可见，新闻发言人制度早在萌芽阶段就与军事和战争存在非常密切的关系。即使是按照另一种说法：军事发言人制度始于1904年日俄战争中，日本新闻官的辽阳，就依然不难看出战争是第一动力的结论。 尽管如此，和地方发言人制度相比较，军事发言人制度的正式诞生时间还是要晚的多。一战期间，美国、德国、英国虽然设立了“公共新闻委员会”、“战时新闻局”和“新闻局”，负责关于战争的实况。甚至还制定了新闻的相关规定，但是既不是专属军队的机构，在本质上也有别与新闻发言人，更多时候发挥着新闻管制的作用，更类似于今天的国家新闻办公室。二战期间，美国政府设立了“战时新闻处”来发挥“公共新闻委员会”的功能。它通过下属的“新闻局”负责国家重要的以及跨部门的战争消息。不过从性质上看。它依然是一个独立的与军方的政府性机构，只是在处理军事消息方面同陆军部和海军部合作，陆军部和海军部在扣发某一军事消息时需要跟战时新闻处处长商量。但军方保留着扣发信息的最后权力。战时设立的“美国新闻署”虽然规模和影响更大，但是也继续保持着这个特点。同时是在这一时期。受美国总统罗斯福亲自带动的影响，新闻制度在世界各国得到普遍推广，各国军方也纷纷设立了军事新闻发言人。像美军就在各司令部参谋机构中设立了公共关系军官，二战期间的中国战区美军总司令魏德迈、美国第十航空队司令陈纳德都曾在我国举行国记者招待会。 事实上，直到20世纪50年代，新闻发言人才在美国成为一种政治制度。即使到本世纪这个时期，虽然经常有“美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的称谓出现在各种媒体上。但是军事新闻发言人依然没有作为一项刚性的政策法规得到军队系统的严格执行。只是到了1966年和1976年，随着美国新闻界争取“知情权”的斗争愈演愈烈，为了适应这种越来越强烈的社会要求，美国政府不得不先后颁布了《信息自由法》和《阳光下的政府法》，使得职业化的政府新闻发言人成为一种政治必须。处于履行法案的义务，1970年美国国防部开始指定专人应对新闻界对军事信息的需求，军事新闻发言人由此才正式成为一种长期而固定的制度延续下来。 三、我军新闻发言人制度发展 我国早在1925年5月北京政府第一届内阁总理唐绍仪就职就举行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这样我国新闻发言人的开始时间算起来也与美国相隔不远。但是由于时局的动荡，新闻发言人制度并没有得到坚持，作为一种制度，直到25年后才随同抗战_起出现，1937年11月6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宣传部设立宣传处，其外事科主要工作之一就是举办新闻会。同年12月国际宣传处开始新闻。如1938年4月到5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曾两次在武汉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讲述近期军事与政治状况。1939年话国际宣传处在重庆巴中学校内新建办公楼，每月在此举行一次记者联欢会，每周五在此举行新闻会，使其成为了战时陪都的新闻中心。1942年初下令停止开放政府新闻会议，由于在外国记者的强烈要求下，直到1943年8月新闻会由国民党、外交部和军令部各派一人主持，于每二举行，从此以后才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在台湾一直保持到现在。如今，台军的军事新闻制度主要由“国防部军事发言室”负责，其业务具体分为新闻、记者接待以及行政计划三个任务编组，主要负责军事新闻的策划、督导、、协调和中外新闻界的参观、访问、接待等工作。 我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新闻同样起源于抗日战争时期。在等人的领导下，八路军驻全国各地办事处和国内各界和外国记者广泛接触，向他们随时通报最新的延安新闻广播稿。如1942年2月8日，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就曾召开英美记者招待会，此外还建立了发言人制度。作为军事协调部执行中共方面代表的将军，曾在北平专门举行过记者招待会。从1946年开始解放区发行的《人民日报》开始频频出现“军事发言人”字眼。可查的最早一次是1946年9月8日，延安军事发言人表示国民党“中央社”称郝鹏举“反正”是不值一驳的谣言。此后在《人民日报》《新华日报》上分别出现了“冀鲁豫前线军事发言人”、“延安总部军事发言人”、“西北人民解放军总部新闻发言人”等称谓。1949年4月30日，更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发表声明，抗议英军舰船在长江炮击我军的暴行。 到新中国成立后，军事新闻由外交部代为。如1965年9月29日，时任外交部长曾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招待会，驳斥美苏超级大国对中国的军事包围和威胁，有300多位中外记者参加。1983年，根据国家有关领导人的指示，我国国家机关新闻发言人制度开始兴起。当年4月23日中国记者协会首次向中外记者介绍了国务院各部委和人民团体的新闻发言人，正式宣布中国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但其中并不包括国防部。1997年香港回归后，我军开始在驻港部队序列中编列对外新闻发言人，发言人办公室还设立了热线电话在香港媒体公布，被媒体誉为香港诸君的一张“名片”，为正确引导特区舆论发挥了显著效果。澳门回归后，在驻澳部队同样设立了新闻发言人，但是由于这两个新闻发言人机构主要针对港澳地区，服务对象比较特殊，再加上所的新闻次数相对有限，因而在国内外并没有引起大的反响，也难成为整个军队的发言代表。 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威胁论”从日本开始兴起，关于中国军事威胁论的言论在国际社会层出不穷，每次遇到这种问题，由于缺乏军事新闻发言人制度，我国总是由外交 部新闻发言人甚至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负责人出面澄清，因而在说服力上难免打了折扣。正因为如此，早就有领导和学者建议，我军尽快建立新闻制度、设立军事新闻发言人，甚至建议在统帅部和战区、战役集团指挥部都设立发言人。在2007年3月召开的人会议上军事科学院姚云竹代表更是公开呼吁完善军事新闻工作领导机制，尽快建立军事新闻发言人制度，有效满足军队建设发展和军事安全的新需求。 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军在较早时候就开始研究论证建立军事新闻发言人的可行性，并结合部队建设形势推动这一工作不断取得进展。早在2003年下半年，来自总政治部的新闻官就参加了国务院新闻办组织的全国新闻发言人培训。2007-年12月25日，新华社在报道“携手2007”中印联合反恐训练情况时。首次引用了“国防部新闻事务局官员”的表述。2008年1月22日，外交部发言人在回答记者问时指出要求就相关问题直接向国防部新闻事务局询问。但是，真正意义上催生中国军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是2008年5月12日发生的汶川大地震。从5月13日开始，新华社每天都播发来自“国防部新闻发言人”的救灾信息。内容涉及胡主席要求、动用兵力设备、外军援助等众多方面，频率在5月14日达4次之多。5月18日下午，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第六次抗震救灾新闻会上，国防部新闻事务局局长兼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胡昌明大校首次亮相，标志着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正式走上前台。此后，灾区的成都军区抗震救灾联合指挥部也曾多次举行新闻会。 抗震救灾取得初步胜利后，我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的新闻重点开始发生转移，不仅新闻内容涉及中外联合军事训练、部队重大军事行动、美国对台军售、南非军舰访华等更多领域，就连新闻形式也出现了可喜变化。2008年10月9日我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就美国国防黻言人有关言论答记者问中，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兼新闻发言人“黄雪平”这个新名字开始登台亮相。中外媒体普遍认为，这说明中国军队的开放与国家的开放是同步的。中国军队的建设正在变的越来越透明，在世界舞台上越来越自信。 我军的军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发展经历了太多的曲折，尽管随着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在汶川地震中亮相，这一制度开始取得突破性进展，但受到各方条件的限制，其起步探索的特点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存在的不足还相当明显，与西方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比如，在新闻形式方面，运用官方网站权威军事新闻就是一个空白；再比如，远程视频新闻也未见采用、出席新闻会的军队官员职级还不够高等等，这更要求我们知难而进，深入研究军事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与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辩证关系，尽早建立和完善能够与国际社会接轨同时有深具中国特色的军事新闻发言人制度，为完成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光荣使命贡献力量。 军事新闻论文:塑造军事新闻对外传播力的“符号” 在受众消费视角下，军事新闻对外传播过程，实际上也是军队形象和符号营销的过程。作为军队的精神品牌，军人形象和军人符号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生动载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象征。军队大转型给军事新闻对外传播提出了如何塑造我军形象的重大课题。从机械化、半机械化到信息化，从打赢一般条件下局部战争到打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我军已经突破封闭半封闭的桎梏，建设基点和环境实现了历史性转变。“在开放透明的信息化背景下，一支军队不主动去塑造自己，就必然会被别人塑造”。 符号生产远离“另类”――彰显军队新形象 2010年1月11日，中国在境内进行的陆基中段反导试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在12日发表声明，此次拦截试验“是防御性的，不针对任何国家”，然而外国媒体对中国反导试验进行了不同的解读。美联社认为，这种拦截技术对美国的巡航导弹用处不大，对于俄罗斯和印度部署的弹道导弹是很有效的。《时代周刊》评论道，此次试验不仅展示了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同时也表示对于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愤怒。这是全球最大的两个贸易伙伴之间发生的战略性对抗。日本《产经新闻》称，中国此举一方面向开发弹道导弹的周边国家发出警告，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为了牵制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华盛顿邮报》报道说，美国务卿希拉里本周一承认，奥巴马如见达赖，美中关系可能会有更多摩擦，但希拉里同时表示“中美关系即使在有分歧时也不会脱轨”。美联社报道说，中国官方媒体虽然没有具体的细节报道，但据信中国一直在研发精确的制导武器系统。美国科学家联合会的中国军事问题专家汉斯・克里斯滕表示，实验的成功“表明中国的导弹技术日趋成熟”。俄罗斯《晨报》预测：中国打算在未来十年建立自己的导弹防御系统，将成为继美俄之后具备反导能力的强国。共青团真理报网站上，网民“谢尔盖”说，“实验成功了，中国人是好样的。” 军队形象塑造是个动态发展过程。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军队，这既有他们的主观故意，也有我们自身的原因。如在形象塑造中，“中国军队在更多的情况下，是保持一种原地踏步的刻板。中国军队形象没有跟上中国军队的变化”。 面对这样的现状，我们一方面要调整战略，认识到以媒体为国家形象传播主要渠道的战略局限性；另一方面也要调整目标，呈现一个勇于变革而又充满复杂因素的中国形象。 远离“另类”：当代军人符号与国际对接 军队形象是递变的、发展的，也是历史的、具体的。在全球化背景下，塑造军队形象时不能把中国与世界对立起来，把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看成两个问题。中国传媒大学丁俊杰认为，中国的问题就是世界的问题，“中国有自己的特性，但中国的事情是世界事情的一部分。” 对此，只有建立这种思维，让军队远离另类的异端的符号，才能让中国军队形象更好地融入世界。 形神兼备，内涵与表征相统一。军人形象塑造离不开作战训练等军事实践活动,以及和旗帜、服饰、徽章等“形”的要素，更取决于我军性质宗旨、优良传统等“神”的内涵。要着眼形神兼备，确立新世纪新阶段军人形象塑造的时代定位，从共性与个性有机结合上塑造血肉丰满的军人形象，增进公众的认知度和满意度。 承前启后，历史与现实相统一。今天的军人形象，是昨天军人形象的延续，同时又在新的起点上融入了新的时代元素，体现和反映了当代军人的精神品格。传承既往又生生不已，固守本色又与时俱进，军队转型时期的军人形象应当在继承与创新的统一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历史定位。 小中见大，整体与个体相统一。军人形象是军队全体官兵素质之和。在举世关注、开放透明的多样化任务中，媒体往往把每一支部队、每一次行动都聚焦和呈现在社会公众面前，具有超常的放大效应，通过优化军人个体形象，往往能够提升和改善整个军队的形象。2008年初广州街头扫雪战士站着睡着了的照片发出后，在国外引起强烈反映。由此可见，军人形象塑造既要重视宏观布局、总体设计，又要善于从我做起、从具体事情抓起。 中外兼顾，国际与国内相统一。军人形象塑造是在开放环境中进行的，具有面向大众、面向世界的特性。因此，必须立足国内国外两个舞台，统筹好国内国外两种资源，遵循国内国外舆论互动共振规律，增强我军良好形象展示的效果，牢牢把握军人形象塑造的话语权和主动权。 重点塑造“和平之师”的良好形象 当危机来临时，被天使拯救是人类共有的期盼。把军队形象打扮成化解灾难与危机、拯救生灵和保护人权的天使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外传播的一个手段目标。美国好莱坞出于中国商业市场考虑，在电影《2012》中设计了这样镜头：当灾难来临时中国军人出现了，并开始了“中国军队所擅长的非战争军事行动”。对此，伊利诺伊大学厄伯纳――香槟分校访问学者、武汉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肖君曾对美国受众进行调查，72％的受访者认为“此时中国军队作为天使形象是可以接受的”。 军队形象塑造直接关系到国际社会对一国军事行动正义性、合法性、合理性的认同与判断。世界和平与发展是一种大“势”，中国和平崛起是一种大“势”，中国军队日益受到国际舆论和受众的关注也是一种大“势”。西方敌对势力为了遏制社会主义中国的崛起，竭力制造“中国威胁论”。周边和利益攸关国家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也对我军建设的发展心存疑虑。如果说过去我军对外传播主要树立“威武之师、文明之师、胜利之师”的形象，那么今天应顺势而为，适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重点塑造我军和平之师良好形象。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过去，在国际上有人认为中国是‘好战’的。对这个问题，不仅我，还有中国其他领导人，包括已故的主席、总理都多次声明，中国最希望和平。”“现在树立我们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力量的形象十分重要。” 塑造我军“和平之师”的形象传播应突出重点。一要宣示中国致力于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政治主张。党中央提出了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与各国人民携手“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政治主张，这是我军事新闻对外传播顺势而说的根本遵循。二要阐释中国防御性的国防政策。要通过国际传播向世界说明：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不搞军备竞赛，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军事威胁；中国人民解放军致力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推动国际和地区安全合作，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三要推介中国“不战”、“伐交”等传统军事思想。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既具有差异性，也具有共通性。比如，作为治国理军的圣典，《孙子兵法》在国际上具有广泛影响。美籍作家克拉维尔曾说过：“《孙子兵法》对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它能提供我们所需要的保护，看着我们的孩子和平茁壮地成长。永远记住，从古时起，人们知道：‘战争的真正目的是和平。’” 因此，我们不仅要深入开掘它“兵不厌诈”的战术谋略思想，更要注重宣传它“不战”、“伐交”等战略理论价值。四要传播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实际行动。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不仅是中国的政治主张，更是中国的实际行动。 塑造我军“和平之师”的形象传播应突出特色。为增强受众吸引力与感召力，传播我军“和平之师”的形象应突出时代特色、民族特色、军队特色、受众特色。 一是突出军队特色，对外展示一支“真正的军队”。长期以来，我军在军人和军队形象的传播上，突出了我军“工作队” 的形象，而“战斗队” 的形象传播相对较弱。从古到今，各国军队都强调“威武之师”的军队形象，威武的军队可以增强国民打赢战争的信心。我军是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这是由我军人民军队的性质和革命战争时期特殊的历史环境造成的。但就军队的本质来说，战斗队的属性是第一位的。改革开放以来，除对越自卫反击战之外，我军一直处于和平建设的环境之中，“战斗队”的形象客观上难以得到直接的体现。而媒体的宣传报道则更加深了我军“工作队”、“生产队”、“仪仗队”、“消防队”的形象。反观美军，打开美国军方在互联网上的主页，人们就可以清晰地看到对美军整体形象的传播：“一个团结整体，装备着美国最精良的武器，随时服从国家的需要，迎接今天、明天和21世纪的挑战，”并从不同的侧面展示美军的形象和军事实力，以此扩大美军在世界的影响，形成威慑的力量。我军的国防宣传，应当加大我军战斗队形象的传播，切实在人民群众心中树立起我军威武之师的形象。 二是突出民族特色，对外展示一支“中国的军队”。民族性是中国军队形象之所以具有中国品格和华夏内涵的根本特性。在对外军事传播中发扬中华民族的军事传统，并结合中国现实形成有民族特色的军事文化产品，既是保障军事文化安全的必然要求，也充分体现了我军对外传播的初衷与目标。 三是突出时代特色，对外展示一支“当代中国军队”。 有人曾作过军队传播符号调查，提起美国军队，大家选最多的是航母、数字化头盔。而提起中国军人，大家选最多的是却是持枪冲锋、黑脊梁。有的甚至认为骑骡子和马巡逻就是边关的符号。实际上，这些符号都不能反映当前不断发展的人民军队形象。如，“西北边防采用巡逻车、直升机等装备巡逻的比例冬季已超过85%，夏季超过了90%。骑骡子和马巡逻不是边关主流。” 在军事对外传播中，要格外关注以新型军事传播符号刻划和体现我军全面建设中的新举措、新思路、新亮点、新进展。 四是突出受众特色，对外展示一支“能够为受众认同的当代中国军队”。军事对外传播是一种跨国传播、跨文化传播，也是跨语言传播，必须突出传播的受众针对性。要充分考虑到传播对象在文化背景、价值观念以及政治立场、语言与媒体使用习惯等各个方面同国内传播对象的差异性，并善于将我对外军事文化传播的主观意图巧妙包装于信息产品之中，以最大程度得到域外受众的认同。 军事新闻论文:从《军情观察室》看军事新闻传播 【摘要】军事节目是众多电视节目中一个比较独特的类型。由于其自身所具有的特殊性,因而不可能像娱乐访谈类节目那样“自由”。然而,军事节目也不得不面对收视率的严峻形势,究竟如何才能在把党和国家的宣传功能放在第一位的同时,又保证收视率,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笔者希望通过对当前国内军事节目的梳理和对凤凰卫视《军情观察室》的分析和解剖,能为内地的军事节目的发展提供一条新思路。 【关键词】军事节目 军情观察室 平民化 军事节目作为电视节目中一个独特的类型,由于其自身所具有的特殊性一直未能像体育节目、综艺节目那样走娱乐化路线。然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一个电视节目若想生存下去,并不能单纯的依靠政府的财政赡养,而要学会自己走路。军事节目如何才能在适应全球娱乐化浪潮的同时,又能保持自身鲜明的特性,对其自身甚至中国电视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说到我国的军事节目,就不得不提起凤凰卫视的《军情观察室》。虽然央视军事节目一再改版,其传播效果较以前也有所提升,但与《军情观察室》骄人的收视率相比,仍相距甚远。本文希望在对《军情观察室》做细致分析的基础上能对内地的军事节目的发展提供一点建议。 《军情观察室》的节目特点 《军情观察室》作为众多军事节目中的一员,像大多数军事节目一样:40分钟的时间、2个主持人、几个嘉宾。但是它在保持军事节目的共同性的同时,又有着自身所独有的特点。 首先,刚性十足,节奏紧凑。节目一开场飞机、坦克、军舰等动画形式的武器伴随着紧张而又有节奏的音乐扑面而来,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心灵震撼;主持人董嘉耀一身武装,迷彩服、军靴、避弹衣等军事战场上的常见之物也被运用到节目当中;每周网罗世界各地海量军事信息,并辅之以快节奏的音乐解说、播报,制造出紧张氛围;节目结束也不忘配以较有冲击力的军事画面填充电视屏幕的空白。无论是节目的开场音乐还是节目的背景画面;无论是主持人董嘉耀的着装打扮还是马鼎盛的侃侃而谈;无论是节目内容的紧张刺激还是董嘉耀解说的紧促和一气呵成,整个节目都给人一种刚性十足、紧张、急促的感觉。 其次,栏目设置灵活多样,层次分明。在《军情观察室》的6个栏目中,其中军情谍报和焦点连线是雷打不动的固定栏目,每周都会在栏目中播放,顺序不变,而其他几个栏目的播出是根据情况,视节目每周聚焦的那一个焦点而定并作灵活的变动,力争使每次的节目栏目设置尽可能严谨合理。焦点连线和军情谍报的界限并不是很明显,焦点话题即从军情谍报众多的军事信息中选择当前国人最为所关注的军事话题,一般情况下焦点都是谍报中的最后一条,这种巧妙的安排使得整个节目浑然一体,整体性和连贯性都得到加强。 第三,丰富的信息,紧追国内外重大军事事件。《军情观察室》的开场白是这样的:“各位好!这里是军情观察室,我是董嘉耀。我们为大家报告和分析过去七天全球最新的军事动态。”香港目前是世界上信息最为密集的自由港,亚洲的信息中心,各种信息都可以在香港自由流通,来自世界各地未经证实的数据、内幕、小道消息和分析,节目都会为您搜罗。《军情观察室》每一期节目的军情谍报大约有十几条军事信息,而这些信息又是一周内国内外比较炙手可热的焦点话题。而焦点的选定也都非常准确,从过去一周内国内外所发生的军事新闻里选出,这些在国际上有影响的焦点军事新闻都是备受国内观众关注的,是大家渴望了解的话题。 《军情观察室》成功的原因 《军情观察室》作为众多军事节目中的一员,凭借其自身独有的特征,能获得国内外华人的关注和巨大的成功,究其原因可以归结以下几点: 首先,以受众为中心的传播观念的确立,深谙受众收视习惯。 香港的政治环境相对宽松,《军情观察室》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和言论环境,在其创办的那一刻起,有过从戎经历的刘长乐就提出口号:要做一个普通百姓看得懂的专门军事节目。在以受众为中心的传播观念的指导下,《军情观察室》节目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满足受众的需要,网络节目互动专区设置,专区设有董嘉耀的博客、马鼎盛的博客、挑战马鼎盛、视频等板块,既方便观众了解和回顾最新和以往的军事信息,也给予观众享有更多的发言机会,便于观众了解更多的军事信息,而一些网友的有见地的观点和提问也会在节目中被引用或者解答,进一步体现出对受众的知情权和话语权的尊重。 其次,独家的军事报道,权威的军事分析。 《军情观察室》凭借自身所处的优越的地理环境和政治环境可以获得一些独家的报道和独家内幕。仅仅拥有独家的资源还是不够的,各种珍贵的资源只是一些丰盛的材料,如何把它们加工成美味可口的饭菜,却需要有着精湛技术的厨师。《军情观察室》邀请两岸三地的分析家就节目中的某一个焦点事件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式的分析。在分析的过程中,有嘉宾与主持人之间的交流,也有嘉宾与嘉宾之间思想的碰撞。如民间军事评论员马鼎盛就中俄军事演习的客观中立的分析、台湾三军大学教官宋兆文关于台湾汉光军演的独到见解等等,这些评论都是《军情观察室》的一家之言,没有抄袭其他报刊或者军事节目的评论。 《军情观察室》利用其宽松的政治环境,给人们提供了满足军事新闻需求的可能。而对于普通观众来说,关注凤凰《军情观察室》的真正原因在于他能突破内地军事节目发展的桎梏,为广大军事发烧友和关注国内外军事发展动向的观众提供一些独家的报道和独特的军事分析。 第三,客观真实全方位的报道。 《军情观察室》立足两岸三地,本着为全球华人服务的宗旨,在节目中首先积极地向内地以及世界华人呈现与国人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军事信息,通过对每期节目内容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军情观察室》中90%的内容是关于中国、台湾和中国周边地区的消息,观众可以通过节目全方位地了解一些与自身休戚相关的军事信息。 此外,《军情观察室》对一个军事事件进行报道时,并不是单纯地把事件本身呈献给观众,它还向观众提供军事新闻背景,将与事件相关的方方面面介绍给观众,使观众对一个事件的认识更全面、更深刻。从某种程度上说,一个有背景的新闻事件,才是完整和客观的新闻事件,《军情观察室》用全方位的新闻背景介绍,还新闻事件的本来面目。 第四,平民化的视角和语言。 在内地,军事节目作为党在宣传阵地方面的主力军不同于其它节目可以做到通俗化和娱乐化,它要时刻保持自身的严肃性和政治性,完成党和国家的政治宣传任务。而凤凰卫视中文台的 《军情观察室》在节目创办之初就定位为:普通人看得懂的军事节目。在以后的节目里,它秉承这一平民化的传播观念,以平民的视角,来看待分析军事新闻事件。而它的平民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平民化的语言。主持人董嘉耀和马鼎盛以普通人听得懂的语言报道和解说军事新闻,将一些复杂的军事术语用简单、朴实的语言解说出来,观众在收看节目时能轻松明白那些晦涩难懂的军事术语。其次,在解说的过程中,充分利用电子黑板报等道具,使得解说内容形象生动、通俗易懂。最后,在解说过程中,语言温和婉转、主持人装扮平易近人,尽量避免由于衣着、语言等细节的过于严肃和庄重,而加大观众与节目之间的距离,削弱传播效果。此外,在报道中坚持中立原则,以老百姓作为服务对象,以受众为中心,告诉受众真实的军事事件和军事新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军事节目不能再一成不变地坚持“英雄本色”,也不能再坚持“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存模式,只有勇敢地投身市场经济的大浪淘沙才能百炼成金。 军事新闻论文:浅谈军事新闻发言人的特点及发言技巧 【摘要】近年来随着军区部队执行各种军事行动、军事任务,以及支援地方各项建设工作的逐渐增多,社会各界对军事信息的开放度和透明度要求越来越高,这对军队各项建设如何适应信息化、媒介化社会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军事新闻发言人有何特点,其必须掌握哪些技巧,本文对此作一探讨。 【关键词】军事新闻传播 军事新闻发言人 发言技巧 随着信息化社会的不断加深,对信息透明度、及时性的要求不断提高,在突发事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事实证明,及时迅速的信息,是掌握控制舆论行之有效的途径。这就要求各部门、各单位学会和媒体打交道,充分利用媒体传达自己的声音,军方也不例外。军事信息和地方普通信息是有区别的,也有相似性,这种特点对军事发言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着力提高军区军事新闻发言人的综合素质,从容应对新闻媒体,是信息时代的必然要求,也是更好地展示并维护军队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和平之师的良好形象的必然要求。本文从军事新闻传播、军事新闻发言人及发言技巧等方面进行探讨。 一、军事新闻传播 信息传播活动起源于远古人类的群居时代,随着人类的不断进步,信息传播的数量、手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进入信息时代后,信息的传播进入产业化高速发展阶段。对于传播的定义,郭庆光是这样解释的:是社会信息的传递或者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①新闻传播活动,简单地说,就是信息传递的过程,由传播者、受传者、信息等基本的要素组成。引申到军事新闻传播,就是国家军事权威机构用语言、文字、影像等符号借助传播媒介向公众传递、交流信息的过程。主要有新闻会、网络、记者招待会、新闻通气会、领导人专访等新闻形式。 这里的信息传递者,主要是军方,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向社会公众传递有关军事方面或者涉及军队的消息。传播媒介,可以是社会上的媒体,也可以是军方自己的媒体(比如中国军网、国防部网站)。信息的接受者,要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两部分。新闻传播的效果主要是报道新闻、引导舆论、为社会服务(提供娱乐、刊发广告等),军事新闻传播也有消息、引导舆论、塑造形象的功能,主要承担的是军方的消息,塑造军队形象的任务。 二、军事新闻发言人 1983年4月23日,中国记协首次向中外记者介绍国务院各部委和人民团体的新闻发言人,正式宣布我国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②这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为了更好地向国际宣传中国、树立中国的国际形象,让中国走向世界,同时让世界更充分的了解中国而作出的努力。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是对外宣传的客观要求。 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适应了新闻发言活动的需要,新闻发言活动离不开新闻发言人。新闻发言人的定义是:“以国家、政党、社会团体任命或指定的专职(比较小的部门为兼职)新闻人员,其职位一般是该部门中层以上的负责人。新闻发言人的职责是在一定时间内就某一重大事件或时局的问题,举行新闻会,或约见个别记者,有关新闻或阐述本部门的观点立场,并代表有关部门回答记者的提问。”③通俗地说,就是发生重大的事情(危机事件、突发事件)或者日常的信息时,解释事件发生的相关事宜的人,直接和媒体打交道的人,这个(些)人代表的是其所属部门的立场、观点。 军事新闻发言人,也就是代表军方向社会公众传递消息、引导舆论的人。2007年下半年,中央军委决定设立国防部新闻事务局;2008年5月18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胡昌明大校首次正式亮相。④军事发言人的出现,是军队走向透明化、积极展开对外军事交流合作的表现,也是新时代要求的必然结果。 三、军事发言人特点 新闻发言人的特点,包括职业特点和个人特色两方面。职业特点,就是新闻发言人按照新闻发言的规律来发言,找准职业定位和记者的关系。新闻发言人要弄明白的是他不是“个人”,而是代表其所在的部门、单位,发挥的是“传播疏通”而不是“生产”的作用。新闻发言人个人特色,主要指的是在制度框架内,语言运用的特色,不拘泥一种模式,等等。军事发言人要注意的事项要比其他发言人多,因此军事发言人的特点也有特殊性。 (一)代表的传播主体具有权威性 军事新闻发言人是一个相当独特的角色,因为军方的新闻消息大多和国家安全以及社会公共利益相连,位置的特殊性决定了找不到任何一个可以代替的组织、机构和团体。这种发言带有很大的强势和权威,不是一般新闻发言能比的。军事发言人正是这种强势和权威的延伸。 (二)发言的控制性和保密性 军事新闻发言人的控制性主要体现在军事新闻传播的过程中。军事新闻传播通过消息、引导舆论,从而摆明事实,塑造军方形象。来自军方的消息带着军方的立场、观点、态度,这些都是受到军方严格控制的,什么,怎么都是可以控制的。军事发言人也在这种可控的范围内发言。 保密性是军事新闻发言人尤为注意的事项。较之其它新闻发言活动,军事信息的机密性高,把关的难度大,需要军事新闻发言人严格控制新闻源,对要的信息筛选把关。新闻发言人既要考虑到信息的公开透明,又不能忽视把守军事机密。哪些信息能,哪些信息不能,要经过谨慎的判断,全面的分析。因为有的信息一旦出去,可能造成的影响是不能估量的,要“三思而后行”,协调好“宣传员”和“把关人”的角色,才能使军事新闻信息的传播更好地为军方所用。 四、发言技巧 适当运用发言技巧,不但可以促使出色地完成信息的任务,还可以给新闻活动增光添彩。一位优秀的新闻发言人,应该掌握适当的发言技巧,以便应对发言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军事发言人也应学会这一点。另外,军事新闻传播的性质、特点,也决定了军事新闻发言人发言要具备一些技巧。 (一)精准定位 作为军事新闻发言人,首先要清楚自己扮演的是什么角色,正确地进行职业定位,是做好工作的前提。 1、“我是谁”的问题。军事发言人首先要明确的“我是谁”的问题,作为军方的新闻发言人,这是最基本的定位。 2、“扮演什么角色”的问题。军事新闻发言人要和各种各样的新闻媒体人打交道,按不同的标准分为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国内媒体和国外媒体、友好媒体和敌对媒体等等。不论哪种媒体,作为军事发言人,要掌握的是“四不”原则:不是“个人”、不是演员、不是长官、不是学者。这就要求军事发言人既不能“完全自主”,而是要在制度框架内发言;也不能过于凸显个人魅力,不分主次;还不能对媒体颐指气使,摆出居高临下的模样;更不能“自由发挥”,要注意消息的一致性。 3、弄清“观众是谁”的问题。和媒体打交道,具体说是和记者打交道。记者是什么角色?同样记住“四不”:不是学生、不是部下、不是朋友、不是敌人。所以,发言时注意:不要讲长篇大论,记者不是学生;不要“训示”,记者不是部下,不能“热情兜底”,记者未必给保守秘密;不能“筑城墙”,把记者当敌人,处处设防,拒人千里之外。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和十一届三次会议的新闻发言人赵启正说过新闻发言人和记者是“挑战者和合作者”的关系。也就是说,军事新闻发言人和记者不能只是其中一种关系,而要把二者结合起来,把握“非敌非友”的最佳契合点,才能保质保量的完成任务。 (二)充分准备 军事新闻发言人要圆满地完成发言任务,也需要充分做好各方面的准备。 1、心理准备。首先要保持平和的心态,尽量避免心情大起大落、慌慌张张,保持平常心。其次,要有足够的自信,相信自己,肯定自己,才能在紧张的氛围中从容不迫。第三,如果不能脱稿,不要勉强。若因强硬的脱稿导致出现错误,得不偿失。 2、资料准备。资料上主要是指有关消息传递、新闻的语言、文字、影像等方面的准备,尽可能的把相关资料搜集全,以备应急之用。另外,还要预先估计媒体可能提到的问题,寻求媒体和公众的关注点,有针对性地做准备,有备无患。 3、礼仪和语言准备。具体的讲,要按规定着装,整洁、自然、大方得体。站立行走要合乎规范,语速适中、发音尽量标准、富有亲和力等。 (三)发言和提问的应对准则 1、准确。不论哪个机关部门的发言人,在进行信息时都要遵循真实准确的原则,据实而说。军事新闻发言人同样要这样做。林肯说过这样一句话:“有时候你可以愚弄某些人,甚至有些人可以被你一直愚弄;但是你不可能一直愚弄所有的人。”军事发言人讲真话,就是做到坦诚相见,说的属实,把握不准的不乱说,不懂的就是不懂。要注意的一点是,军事发言人讲的话一定是真话,但不是把所有的话都告诉记者。 2、立场。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要有主见。因为无论军事发言人媒体人以什么程度接触,都是在接受采访。头脑清醒,以我为主,掌控好会,不能让记者决定发言人的进程。有一个这样的公式Q=A+1,Q代表的是question,A代表的是answer,“1”代表的是自己的观点,也就是说,无论记者怎么问,发言人都要回到自己的观点、立场、态度上来。 3、谨言慎行。军事发言人在回答问题时,一定要注意语言的一致性,自己前后语言一致,和军方权威的口径一致,在已授权范围内据实说;注意分寸的把握,不能因侃侃而谈而泄露机密。尽量避免使用过于强烈的词汇,比如“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等,这对树立军方发言人良好的形象大有裨益。 4、少说或不说“无可奉告”。军事发言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有可能遇到事先并不知情或者是保密范围内的问题,回答这种问题是要相当谨慎的。如果确实不知道,可以据实回答“这件事我们还没有接到有关部门的报告”或者“就目前所了解的情况,我们不认为事态会发展到这样严重的程度”,切忌说“无可奉告”。如果是保密范围内的,要学会回避。回避的方法很多种,有开玩笑回避、转移回避、进攻性回避、一语双关回避和使用模糊语言回避等。举例说,1960年,中国打下了美制U-2型高空侦察机,一外国记者在记者招待会上问副总理:“最近中国打下了美制U-2型高空侦察机,请问中方是用什么武器打下的”?同志笑着说:“记者先生,我们是用竹竿把它捅下来的”!⑤用非常幽默的话回答了这个问题,众所周知,竹竿是不能打下飞机的,但是这个棘手的问题被解决掉了。 总之,在军事发言人回答记者提问时,要学会灵活运用各种技巧,生搬硬套和盲目模仿是没有用的。成功地完成任务,需要的是把技巧融会贯通并灵活机敏地运用,坚守自己的立场,说 “我”知道的,说“我”可以说和应该说的。 军事新闻论文:军事新闻宣传中的“情感”观照 摘要：本文着眼军事新闻报道的使命要求和对象特点，通过具体分析“情感含量”对于军事新闻“真实度”、“感染力”和“指导性”的影响，深入阐释了“情感因素”的重要作用和角色地位。同时，结合具体实例从实践层面深入解析了其作用发挥和价值体现的方式。 关键字：军事新闻报道 情感 艺术 审美 引言 军队新闻媒体作为以强调“指导性”为核心要求的宣传载体，一方面要坚持新闻价值和宣传价值的统一，力求以优秀的作品感染人、鼓舞人、指引人；另一方面，军事新闻报道中活跃的主要角色――“军人”，本身就因为其特殊的使命要求和社会形象，被赋予了特殊的性格特征和情感世界。所以，无论是军事新闻报道承载的使命、还是军事新闻报道对象的特点，都使得“情感”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一、融入“情感”能够渲染军事新闻报道的“意旨”，服务“指导性”。 “指导性”对于党报，是当之无愧的“命根子”。既然是指导，就不可避免地存在观点的表达。然而，新闻是以客观记录事实为原则的，过于主观地表达观点和态度，一是有违反这一基本原则的嫌疑，第二，还容易引起受众的逆反心理，让读者觉得是生硬说教。但是，如果能恰当地利用“情感介入”，就能够让军事新闻报道有效规避这种矛盾。对此，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 一方面，“情感倾向”能暗示一种舆论导向、代表一种媒体立场。 通常讲“先入为主”，人的认知过程往往是由感性认知向理性认知过渡的过程，最先、也最容易主导受众判断倾向的往往是在他的感性认知层面，也就是“情感”。所以说，一篇新闻报道，采用什么样的情感基调，往往也在第一时间传达出宣传主体的立场、姿态，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受众的第一判断。在伊拉克战争中，有多家报纸报道了美军打死多名驻伊记者的消息，但是大多数报纸仅仅是冷冰冰地客观报道了伤亡人数、死亡人员及其姓名国籍等看似简明扼要的新闻事实。而新华社所属的《现代快报》在一篇名为《他们在拍照时被炮火击中》的报道中以这样一句话结尾：“我还能做什么呢？震惊之余，我惟有低下头默默祈祷，祈祷这样的事不再发生。”这简单的一句情感自白，相比于纯粹的事件记录却更能激发人们对美军伤及新闻工作者的愤慨，增添了对前方记者的关注和忧虑，而这正是情感因素产生的舆论引导作用。 另一方面，富有“人情味”的表达更便于读者接受观点、领悟道理。中央电视台曾经播出过一个报道《人民的忠诚卫士――方红霄》[2]，其中有一段采访：方红霄抓到贩子后说：“每次抓到贩毒分子心里都很难受，因为这些人大都要被枪毙，要影响到他们的家庭，但是如果抓不到他们，让流到社会上会破坏更多的家庭。”当时有人提出，让一个缉毒英雄流露出对毒贩子的同情之心有失身份。而事实恰恰相反，正是这番真诚的心理自白，更让普通受众感同身受，也更能激发大家对的痛恨、对贩毒行为的痛恨。这就说明，单纯的说教、唱高调、喊口号往往只能“造势”而不能“奏效”。而站在普通受众的情感立场上，把原本生硬的、抽象的思想理念，以极富情感含量、能击中受众情感“软肋”的方式发声，就容易实现媒体与受众之间的平等交流、同频共振，不仅能入脑入心，还能感人肺腑、发人深省。 二、渲染“情感”能够凸显军事新闻报道的“美感”，增强可读性。 “可读性”实现宣传目的的重要前提。在中国新闻学界，通常对提高新闻可读性的途径有这样一种概括：“通俗易懂、饶有趣味、真切感人、喜闻乐见”；在美国也流行着所谓衡量可读性标准的公式，叫“艮宁公式”，其中关于可读性的标准之一就是“人情味”[3]。这里面，不管是“真切感人”还是“人情味”都是在强调“情感因素”对于提高新闻可读性的重要意义。 另外，提高可读性的本质关键就在一个“美”字。军事新闻的“美”就美在中国军人的特质，比如为国奉献的崇高美、烽火硝烟的激越美、舍生取义的悲壮美等等，这些美放在传统文化的理念下审视就是能够征服受众的永恒的“美”。在新闻报道中去呈现这些“美”，就是军事新闻报道的特殊优势，也就需要有“情感元素”的参与，对其进行渲染、烘托。 三、关照“情感”能够拓展军事新闻报道的“维度”，增强真实感。 新闻“真实”，应该是一种全维的真实、多层面的真实，不仅仅包括事件来龙去脉的真实，也应该包括新闻人物内心情感的真实。 只求“硬派”审美，忽略“情感柔性”，容易在塑造典型时容走入“高大全”的误区、“拔苗助长”的误区、“随意嫁接”的误区。而且，更为严重的是，这样的报道往往会因为失去了最基本、最温暖的“人情味”， 违背了普通人的“情感逻辑”在很大程度削弱了新闻报道的“真实感”。 相反，那些能够真实、自然、细腻地流露人物情感的报道往往因为更加全面地体现了它的“真实性”，反而能够出奇制胜，取得“四两拨千斤”的宣传效果，激励受众去感悟催人奋进的“正能量”。 结语 正确把握“情感含量”能够最大程度地提高军事新闻报道的真实度、感染力，增强“指导性”。这就需要记者具备一定的采写技巧和人文精神，通过艺术的手法、真挚的情怀、缜密的思维在新闻作品中融入和释放自然流淌的“大众”情感，同时还要有效规避因过分煽情等产生的负面效应。 军事新闻论文:国防生建设发展与现今军事新闻传播的理论思考 国防生作为军队依托地方高等院校培养的后备军官，是依托普通高等教育培养军队干部的一种创新型模式，国防生作为未来我军的干部的主要来源之一，其综合能力及素质高低不仅直接反映培养工作的质量，而且还会影响我军现代化建设，影响到我军履行新阶段、新世纪的历史使命。因此国务院、中央军委在《关于建立依托普通高等教育培养军队干部制度的决定》等文件中强调“必须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坚持用科学理论武装学生的头脑，帮助学生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要加强国防教育，培养学生热爱国防事业、热爱军队”。使每一名国防生实现在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为一名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的优秀军队干部。因此加强和提高国防生思想政治教育是国防生建设发展的必由之路，我们只有不断创新不断探索新的发展 1 国防生思想政治情况分析 为了全面了解国防生思想动态，我们分别对在读国防生和已经毕业的国防生展开问卷调查，内容涵盖了思想政治素质、文化素质、军事素质、实践创新能力素质等多个方面，且问卷回收率达到99%。从问卷中我们发现在校国防生当前的思想状况整体呈现积极、正确、向上的态势，有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具备入伍动机端正、身份认同感强、政治素质过硬等特征。但同时，我们也应当注意到，在少数国防生中也存在很多问题，比如献身国防思想不牢固；缺乏吃苦耐劳精神；学习目的不明确，以自我为中心，缺少团体意识等等现象。但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理想信念的缺失、奋斗和奉献精神不够充足以及对人生观、价值观的忽视，不仅给其他的国防生造成不良影响，也在普通大学生面前损坏了国防生的优良形象，对于国防生未来的整体建设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由此我们认为为了加强国防生的建设和发展的需要和需求，我们应当不断加强和发挥军事新闻的传播作用和意义，通过思想上的宣传巩固和加强国防生献身国防的坚定性和为了祖国和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加强军事新闻的传播就是坚定国防生的思想信念，坚定信念就是为日后前往部队任职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2 加强国防生思想政治教育对策 2.1 解放思想，把“中国梦”与“国防梦”融入到与国防建设相适应的国防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为加强未来国防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需要， 着眼于国防建设和军事人才的要求，要实事求是，发扬求实创新的精神，努力按照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努力把“中国梦”和国防生的“国防梦”相结合思想政治素质的培养放在首位。以深入“国防梦”教育为核心，深入进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深入进行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以基本道德规范为基础，深入进行公民道德教育；以国防生全面发展为目标，深入进行素质教育，培养品德优良、全面发展，具有创业、创新、创优精神和能力，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新一代军人。以观念上的更新促进工作上的创新，积极探索高校国防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思路。按照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增强实效性的要求，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努力拓展和创新国防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努力构建与国防建设相适应的国防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切实加强国防生政治理论教育就是要在继承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优良传统的同时，加大对国防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力度。一是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创新。充分利用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积极吸收现代科技发展成果，运用新闻学、传播学、教育学、教育学等相关学科知识，不断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空间。二是突出运用纸质媒体的作用和在国防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主导地位。切实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三是注重思想政治教育手段和方法的创新。 2.2 以校内外刊物为核心，拓展国防生思想政治教育途径 而通过军事新闻传播的方式如在保证不泄露部队机密的条件下适当的对国防生分发内部报纸，加强国防生对于部队的认知和了解程度。 理想信念教育是国防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中之重。在当前国内外严峻的形势下，既是大学生，又是准军人的国防生，知识上有其丰富于真正军人的一面，但同时政治思想上也有其过于活跃的一面，国防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鲜明的特殊性。通过组织国防生学习《解放军报》《解放军画报》等国内主要的军事新闻类刊物， 使拓展国防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帮助国防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使他们充分认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性质和任务，认清我军新军事变革面临的挑战，认清肩上担当的责任，增强光荣感、责任感。 用先进科学的理论来教育国防生，用先进文化培育国防，，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定期举办军事报告会、形势政治报告会、英模报告会等，培养国防生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具有爱党、爱国、爱军的坚贞信念。把培养理想信念的目标与国防建设和部队需求相结合，以塑造国防生的军人情怀、提升国防生思想政治素质中的含金量为创新点和出发点，不断提高其思想认识、政治觉悟及认识、观察、处理问题的水平，把他们培养成爱党爱国讲忠诚、爱军为民讲宗旨、不辱使命甘于奉献的优秀后备军官。 2.3 充分发挥网络平台，拓展国防生思想政治教育新思路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已经成为人民生活、工作和学习中重要乃至非常必要的沟通渠道。网络世界的开放性和自由性对于国防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还是即是给予也是一种挑战，为了防范一些错误思潮和观点的渗透、不良信息的传播以及网络道德沦丧等不利现象的产生，应该加强对于国防生使用网络的管理力度，在对国防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也提高国防生们的网络技能、提高国防生信息选择能力和保密意识的培养，自觉做到不闯入禁区，不传播有害信息不传播不发表错误甚至反动言论，更重要是要防止军事秘密的泄漏。 防但为使正确、积极、健康的思想文化占领网络阵地，成为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重要而又紧迫的课题。高校可充分发挥学校丰富的教育资源，扎实推进国防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网络平台建设。首先，我们可以通过建立国防生思想政治网站，充分发挥互联网这一现代信息技术的积极作用，创新教学方法，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空间，网络沟通互动性强的优势，积极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网上教学、讨论等，通过开设现代军事、军政训练、国防教育、政策法规、理论研究、军事科技、连线军营、自我管理、心理测验等栏目，充分发挥网络教育平台的全能性和综合性。同时可以不定期邀请专家在网上分析国防生常见的思想政治问题、组织网上专题讨论、任课教师网上答疑等。充分调动广大国防生参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积极性，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国防生自我教育在相对宽松的网络世界自然结合起来。其次我们在建立完善国防生思想政治网站的同时，也可以充分利用QQ等即时聊天工具，将通知公告和资源以最快最简单的形式传递给每一个人， 军事新闻论文:开掘军事新闻的另一半 为更加深入地开展“走转改”活动，从今年初开始，济南军区前卫报社经过认真研究，开设了“夜新闻”专栏，发动编辑记者深入基层部队，探寻发生在夜间的军事新闻信息。栏目自开办以来，刊发了大量平时难得一见的具有夜间特色的军事新闻，令人眼前一亮，被广大读者称为“别样的风景”。有业内人士指出，探寻“夜新闻”，犹如推开了军事新闻的“另一扇窗”，进入了军事新闻的“尘封地段”。 大量军事新闻“埋藏”于夜间有待开掘 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武装力量，军队、军人有别于任何其他行业或团体对象。农民可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工人的“8小时之外”属于自己，可军队、军人的警惕和戒备却没有工休之别、松紧之界，军事行动也没有昼夜之分。24小时准备，随时待命出击，是军队和军人的天职。 纵观世界战争史，无数战事行动都是从夜间发起的，各种经典的夜间战例数不胜数。即便是在当今信息化条件下的现代局部战争中，夜间、夜色也深受军队青睐。伊拉克战争不仅始于凌晨，且多数战役战斗都是在晚上进行的。北约对南联盟实施了78天的狂轰乱炸，但几乎都是“夜战昼伏”。震惊世界的美军击毙本·拉登事件，是夜间侦察、夜间机动、夜间突袭。车臣战争、阿富汗战争、利比亚战争等，也无不用足“夜资源”。夜间，是战事行动的“天然良机”。夜间出击，是军队行动的重要规律。 和平时期，我军扎实做好现实军事斗争准备，夜间准备始终是一个重要环节。夜训、夜演、夜查、夜间值守等，从未间断。近些年来，我军多样化任务十分繁重，抢险救灾、维稳处突，披星出发、彻夜奋战更加频繁。没有昼夜之分，昼夜一个样，既是我军履行职能使命的现实需要，也是人民军队的特殊属性。 新闻因事而生。大量的军事行动发生在夜间，夜间毫无疑问也有许多军事新闻。然而，由于受传统运作习惯的影响，许多媒体忽视了军事新闻的“夜间属性”，对军事新闻的关注，仅仅放在了白天、放在了8小时以内，致使大量的富有特色的军事新闻被隐藏于夜幕之中，削弱了军事新闻的“整体传播功能”。不可否认，有些媒体也刊发了一些夜间发生的军事新闻，但多是局部的、零散的、表面的报道，缺乏系统性、思想性。 全方位、全时域，是军事新闻的特性，也是军事新闻区别于其他新闻的重要标志。前卫报社开设“夜新闻”专栏，发动编辑记者走进基层、走近官兵、深入各个战位，追寻被夜色埋藏的新闻信息，无疑是军事新闻传播的一种“填补”和拓展。 开掘军事“夜新闻”的重要意义 发生在夜间的有关军队、军人、军营、军事行动的新闻，是军事新闻的重要组成部分。军事“夜新闻”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因为有“夜”的背景，使其独具特色。前卫报社创造性地开设《夜新闻》专栏，对于我们探索军事“夜新闻”传播规律，研究军事“夜新闻”的传播功效，改进军事新闻工作者工作作风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开掘“夜新闻”是军事新闻创新的新入口。创新，再创新，不仅是军事新闻发展的大势，也是军事新闻工作者的共同追求。多年来，各种军事媒体在改进军事新闻的采制方法、传播路径、组织手段、策划形式等方面下了很大的工夫，取得了明显成效。《夜新闻》专栏的推出，将军事新闻工作者的关注点从白天引入夜间，从“8小时”引向全时域，无疑为军事新闻创新打开了一个新入口，注入了一股强大的活力。首先，通过探寻军事夜新闻，能够帮助我们确立新观念。在反复的实践中，编辑记者传统的军事新闻的“时域概念”、“内容范畴”等都将发生重大改变。大家认识到，军事新闻的另一半在夜间，军事新闻工作者的精力投向绝不能限于白天。这种理念的确立，将大大拓展军事新闻报道面，从而使军事新闻更加丰满、更具影响力。其次，通过探寻军事“夜新闻”，能够帮助我们掌握新知识、积累新经验。什么是军事“夜新闻”？军事“夜新闻”有什么特点？如何采制军事“夜新闻”？如何提高军事“夜新闻”的传播功效？这一系列的问号，传统教科书并没有涉及。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不断的探索中，这些问号将会被一一拉直。这些拉直的问号，就是军事新闻创新的重要成果。 开掘“夜新闻”是展示我军形象的新窗口。我军历来深受人民群众拥护和爱戴，军事新闻不断向人民群众传递我军的良好形象、施加正面影响是重要原因。从历史经验来看，特殊的军事内容、宏大的军事活动，往往是展示军队军人良好形象的重要因子：重大演习如中外联合军演、重大活动如国庆阅兵、重大决策如编制体制改革、重大行动如抢险救灾、重大任务如维和处突、重大典型如杨业功等，这每一次报道、每一回宣传，都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前卫报社探寻军事“夜新闻”的实践告诉我们：“夜”，是展示军队、军人形象的另一个重要的窗口。“夜新闻”专栏开办以来，陆续刊发了官兵夜间展开训练、通宵值班执勤、星夜奉命出击等一系列新闻，引起强烈反响。当人们从各种“夜新闻”中了解到“军人的夜间不寻常，睡觉也要睁着眼”时，拥戴之情更添一分。一些关注“夜新闻”的民众说：“原来以为军人和我们一样，白天工作夜晚安稳睡大觉，其实不然。他们白天辛苦夜间也在付出，实在令人敬佩。” 开掘“夜新闻”是锤炼军事新闻工作者作风的新路径。在火热的“走转改”活动中，广大军事新闻工作者上高山下海岛、走边陲进哨所、蹲连队住班排，经受了无数艰难困苦的磨炼。但是，探寻军事“夜新闻”，对许多同志来说，仍是一次全新的考验。首先，必须有更强的奉献精神。新闻的发生不可预设时间，夜间发生的新闻如果等到白天再去采访，时过境迁，新闻很容易被扭曲、被遗漏。这就要求探寻夜新闻的同志必须连夜出击，所以彻夜难眠、通宵达旦是常事。同时，夜间行动困难重重，必须想方设法自己解决。这些，都是对军事新闻工作者品质意志的磨炼。其次，必须有更加深入扎实的工作作风。由于夜间的保障条件受限，电话采访、传真采访、座谈采访等办法难以采用。新闻工作者只有亲临现场，充分运用自身各种感官，才能获得第一手的资料，获得最准确的新闻。第三，必须有更加敏锐的新闻嗅觉。夜间可见度差，信息渠道不丰富，资料数据较欠缺，哪里有新闻、哪些是新闻，不是轻易能辨别的。要探寻到有价值的“夜新闻”，军事新闻工作者必须努力锤炼观察力、判断力，不断提高职业素养、业务能力。第四，必须有更加快捷的工作效率。将夜间捕捉的新闻信息及时见报、及时上星、及时上网，在第一时间传递给受众，是开设《夜新闻》专栏的重要目的之一。快速采制、快速编辑、快速播发，是对每位探寻“夜新闻”的同志的基本要求。所以，探寻“夜新闻”实践，是培育新闻工作者雷厉风行、快速反应好作风的重要途径。 加强对军事“夜新闻”采制的探索研究 “夜新闻”发生的特殊时机、环境，决定着“夜新闻”的采制、传播等有其特殊性。对编辑记者的新闻意识、工作方式、行为习惯等也有一些特别的要求。对许多媒体和新闻工作者来说，探寻和传播“夜新闻”的经验并不丰富。从《前卫报》探寻“夜新闻”的实践来看，有些问题需要认真加以探究。 “夜新闻”要具有“夜”的属性。所谓“夜新闻”，是指对夜间发生的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的报道。不难看出，“夜间发生”是“夜新闻”的本质属性。“夜新闻”往往需要夜间采访，但“夜间采访”与“夜间发生”有着质的区别。白天发生的事情，记者夜间去采访而形成的新闻不是“夜新闻”。前卫报社开设“夜新闻”专栏之初，也曾出现过把握不准的现象。个别同志把“夜间采访”等同于探寻“夜新闻”，结果带回了许多“夜间采写的昼新闻”。因此，只有准确把握“夜新闻”的本质内涵，才能避免“昼冠夜戴”的问题出现。 “夜新闻”要向军人职能使命聚焦。教育人、引导人、鼓舞人、激励人，是军事新闻宣传的一项重要功能，军事“夜新闻”同样也要发挥这样的作用。在探寻“夜新闻”过程中，一些同志由于经验欠缺，往往只将目光盯在站夜哨、值夜班、查夜岗等“琐事”上。不可否认，这些“夜常活动”中有闪光点、有新鲜事，也可从某个侧面反映青年官兵的精神风貌。但如果光报道这样的“夜新闻”，就显得肤浅了。站在军队、军人职能使命的高度思考问题，向重要夜间军事活动发力，向夜间军事活动中的典型人、典型事聚焦，采制的军事“夜新闻”才能既有新闻性又有思想性，才能达到教育人、引导人、鼓舞人、激励人的目的。 探寻“夜新闻”要充分尊重被采访对象。探寻“夜新闻”，新闻工作者必须在夜间实施采访活动。夜间采访与白天的采访相比有很大的不同，稍不注意就会干扰、影响采访对象，引起官兵不满。因此，尊重采访对象，是探寻“夜新闻”最基本的“行为准则”。一般而言，夜间军事活动都具有较强的隐秘性，探寻“夜新闻”的同志决不能“以我为主、强行介入”。当问的则问、能拍的则拍、可记的则记。在采访过程中，阵势不能太大，动作不能太重，程序不能太繁，时间不能太长，必须速战速决，快采快收。当然，更不能抱着“找事”的心态，把探寻“夜新闻”活动搞成夜间暗访活动，去挑别人的“刺”、揭别人的“伤”、戳别人的“痛”。这样做，不仅不符合探寻“夜新闻”的本意，而且有违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 及时传播才能体现“夜新闻”的价值。快速传播，是探寻“夜新闻”的重要目的之一。夜间发生的新闻，早上就呈现在受众面前，其价值不言而喻。在这方面，网络、电视等媒体的“滚动播报”有着特殊优势。而对一些传统的纸质媒体而言，还有相当大的改进空间。“快速传播”的理念还需进一步强化，用稿排队、按部就班的运作方式需要改变。惟此，“夜新闻”才能真正变“早新闻”。 （胡望年：前卫报社第二编辑室主任；吴兴龙：前卫报社第二编辑室编辑） 军事新闻论文:军事新闻本地化的三种模式 军事报道是指对军事战争、军队建设、军人生活、军地联系以及所有与军队相关的报道。军事报道有助于满足受众对军事信息的需求，增强民众的国防意识。有调查显示，军事新闻在部分省级党报新闻中普遍存在固定栏目缺位、信息量少、工作味浓等问题。作为地方主流媒体，省级党报通过军事报道提高民众国防意识，增强驻军荣誉感，为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舆论支持，是职责所在。同时，通过开拓军事报道领域，进军军事报道这一新闻竞争的“蓝海”，能有效扩大报纸自身传播力和影响力。 如何创新军事新闻报道，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第一，开设军事专刊专栏 国防之远，似在国门千里外，西沙、南沙、钓鱼岛、亚丁湾……军情时时牵动人心。国防之近，亿万之众是国防之基。 以湖北为例，湖北省是军史、军工、拥军大省。历史上，楚天将星闪耀；新时期，荆楚走出的英雄航天员聂海胜、航空报国英模罗阳、航天女杰刘洋、王亚平等一大批军之骄子壮我国威。荆楚大地上，空降兵部队、“抗洪抢险模范旅”等现役部队和民兵预备役人员苦练精兵，省、市、县军事机关和驻鄂军事院校为人民军队源源不断选拔、培育合格军人，还有一大批科研院所和军工企业为强大国防铸造最锐利、最坚实的“矛”与“盾”。 立足荆楚，放眼寰宇。今年3月29日，由湖北日报编辑部与省军区政治部合力打造国防教育专刊《国防在线》与广大读者见面。该专刊依托荆楚丰富军事资源，聚焦国防建设，提高全民国防意识。 创办之初，专刊暂定为半月刊，刊登在湖北日报第4版。专刊设有《国防总动员》、《天下湖北兵》、《国防绿》、《荆楚尖板眼》、《士兵突击》等栏目。至今，已出版10余期，再现了驻鄂部队火热的军旅生活，展示了湖北子弟兵英姿和风采，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 第二，挖掘军事热点中的湖北元素 今天的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已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参与世界合作。放眼世界，航母出海、神舟飞天、蛟龙深潜、南海纷争、朝核问题、中俄军演……国内外军事热点此起彼伏。 《湖北日报》作为一家与军事热点地区远隔数千万里的地方党报，如何报道好军事热点事件？《湖北日报》的做法是在时事新闻版编发新华社稿件，对重大军事事件进行常规性报道。同时，重点策划“自选动作”，挖掘军事事件中的湖北元素，进行本地化报道。 无论是中国海军亚丁湾护航、神十飞天，还是芦山抗震、三沙建市，都成为《湖北日报》实行重大军事新闻本地化的良机。 今年4月，“神十”6月至8月择机发射的消息。本报获悉后，立刻搜集相关线索，确定了两个本地化报道方向：“神十”上的湖北造、曾在汉服役的“神十”航天员王亚平。在襄阳采访湖北造期间，记者又第一时间获悉，枣阳籍航天员聂海胜可能再次执飞。得知这一消息，本报增派力量，第一时间跟踪这一重要线索，与聂海胜家人联系。 经过周密筹备，6月11日“神十”飞天前后，一系列报道陆续出炉。《哥哥为我买新房》、《同学眼中的王亚平》、《湖北造，筑起太空家园》、《浓浓的航天情》、《首个太空教具湖北造》。在“神十”返回之际，本报再打组合拳《从茅草屋走出的航天将军》、《湖北造是怎样炼成的》……这些稿件的线索多来自于驻鄂部队和在鄂军工企业。 《湖北日报》“神十”报道中，本地化报道与常规性报道相得益彰，兼备新闻性、重要性、贴近性、可读性，在本地媒体中独树一帜，多篇独家稿件被各大新闻网站转载，彰显了党报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第三，在军地结合点上找新闻 湖北是“三军”大省，除了野战部队外，还有多所军校扎根省内，成千上万的人民子弟兵和民兵预备役人员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军队与地方、子弟兵与老百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有人的地方就有新闻发生，在军地结合点上找新闻，就是寻找军队和地方之间、子弟兵与老百姓之间发生的感人故事。 今年4月，《湖北日报》从省军区获悉新闻线索，年过八旬的咸宁军分区原副司令员唐光友一生倾其所有，帮贫扶弱，并在生前写好遗书捐献遗体供医学研究，在当地传为佳话。随后，报道组赴咸宁实地采访了解，发现唐光友老人的事迹比传说中的更感人，他是奉献为本的党员、霸道小气的父亲、乐观豁达的抗癌战士。唐老的无私、乐观、豁达，深深地感染了现场每一个采访者。 6月初，《湖北日报》刊发组合报道《把一切献给人民——记咸宁军分区离休干部唐光友》通讯、图片配评论，1版倒头加3版半版，以超常规模报道这一典型人物，引发军地各方关注。省军区司令员、政委均在当日湖北日报上作出批示，感谢湖北日报挖掘这一典型人物，要求省军区部队将唐光友作为群众路线教育活动的典型人物深入学习。 90后武警战士吕俊峰是今年本报成功推出的另一部队典型人物。5月4日，他勇救落水群众牺牲，以生命致青春，用热血践行诺言，感人至深。事件发生后，本报第一时间发稿，此后连续报道，武警部队首长，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纷纷批示，报道取得良好效果。 军队无小事，事事连政治。军队作为特殊的机关，记者在采写和编辑新闻时，要注意两个问题： 1.调动通讯员积极性，保证线索和稿件来源。 湖北驻军诸多，分属不同总部。驻军、武警部队以及民兵预备役部队均设有政治部、宣传处、政工科，配备有新闻干事，在基层部队还有一大批热爱写作的干部战士。他们熟悉军队，擅长新闻写作和新闻摄影。然而，他们的主要发稿任务在军队媒体，包括《解放军报》、《空军报》等，在地方媒体发稿常常无助于其完成工作任务。因此，在给地方投稿时，通讯员的积极性大打折扣。 在解决这一问题时，《湖北日报》依托省军区作为驻军协调单位进行联络，并利用长期建立起的联系，充分调动驻军通讯员的积极性，加强联络，已逐步建立起通讯员网络。同时，加强对军事报道题材的策划，根据形势任务的变化，做好报道计划，提前约稿，提高通讯员稿件上稿率。今后，可在每年年终评选、奖励地方上的优秀通讯员时，评选、奖励部队中从事军事报道的特约记者和通讯员，调动他们的写稿积极性。 2.注意保密，防止泄密。 做军事报道，最大的风险是泄密。如何处理内容创新与内容保密的关系，《湖北日报》做法有两点： 首先，记者采写稿件自觉接受被采访单位的保密审查。在采访“神十”湖北造时，记者深入多家军工企业采访，均签订了保密协议，并按要求不拍照、不录音。在报道军工产品时，企业要求一不报原理、二不报型号。成稿后，每篇稿件均返给采访单位一一审查，保证稿件万无一失。 其次，通讯员提供的稿件，编辑后要二次审查。一般来说，部队的特约记者或特约通讯员生活在部队，亲身经历事件全过程，对于什么内容可以报道，什么内容不能报道，把握得比较准，而且稿件也经过部队首长的审查，不容易造成泄密。 但《湖北日报》的经验是，稿件编辑后，在发稿见报前，再次返回部队进行二次审查。 在全球化时代，不存在纯粹的地方新闻，任何时事新闻都可能与本地相关。《湖北日报》通过挖掘、彰显湖北元素的方式，找准国内外军事热点与本地新闻之间的内在联系，主动打通本地新闻与时事新闻之间的隔离墙，实现军事新闻本地化报道，从而不断增强自身的传播能力。 （江卉：湖北日报；胡孙华：长江日报） 军事新闻论文:江永红新闻作品对军事新闻报道的几点启示 【摘 要】著名军事新闻工作者、原解放军报社副总编辑江永红同志以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写出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新闻作品，曾荣获第二届范长江新闻奖。本文对江永红同志一些富有特色的军事新闻作品进行分析，学习借鉴他的新闻写作经验，从中摸索军事新闻报道的一些特点，思考在新的时期，我们的军事记者应该具备哪些素质，应该如何去做好军事新闻工作。 【关键词】江永红 军事报道 创新 辩证法 文学手法 人情味 名将之奇，奇在超群拔俗，甚至有几分一意孤行。虽然改革的路上有拒马，有陷阱，但他们昂首走向未来，而不理睬背后的几多叽喳。 ——摘自江永红《名将之奇》 军事新闻工作者江永红的人生可以堪称传奇，1968年参军的他只是一名炊事员，而他靠着他的“笔杆子”硬是走出了一条从普通一兵到一个将军的传奇之路；他不断努力实践创新，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军事新闻写作风格，写出了《孙铁锤传奇》、《老山有个孙干事》等不少脍炙人口的新闻作品，曾荣获第二届范长江新闻奖，曾任解放军报社副总编辑。现在我们就对江永红同志一些富有特色的军事新闻作品进行分析，学习借鉴他的新闻写作经验，从中摸索军事新闻报道的一些特点，思考在新的时期，我们的军事记者应该具备哪些素质，应该如何去做好军事新闻工作。 一、军事报道手法要“新” 江永红作为我国军事新闻人，他被人们公认的最大成功之处是敢于创新，敢于打破常规，写出了不一样的作品。布封有句名言叫“风格就是人本身”。江永红之所以成为名记者，就在于他另辟蹊径，敢于走别人没有走过的道路，尝试别人从来没有试过的方法。 就拿他的《蓝军司令越演越狡猾，红军司令越练越过硬》这篇报道为例，从整个作品的语言风格到写作手法都较为怪异，例如文章的导语用的是陆军某部训练场上的一句流行语：“别的都不怕，就怕王聚生打电话”。虽然一开始人们并不认可他的这种写法，但是他坚持下来了，有足够的韧劲，时间长了这种写法也逐渐被人们所接受。此文发表在1980年8月，查阅历史背景可知，那时候全党正在开展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而在部队的军事训练领域，由于多年的闭目塞听，懒于去思考一些新的战法、比法，部队官兵们也大多仍沉醉于“红军必胜”的练兵模式中。那么如何去打破这一旧的模式，在军事训练领域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呢？这也是江永红在写这篇新闻稿件时所思考的问题。也正是有了这个有准备，当“蓝军司令”这个新事物出现的时候，他就一眼看准：这决不是如何使用假设敌的一般训练方法问题，而是个向军事领域“左”的模式挑战的大问题，是促进部队训练思想解放的大问题，带有示范和经验推广的性质，因此，他毫不迟疑地抓住了它。 也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的那样：“你想成为名记者，你就要不断地从归纳中创新，不去重复别人的写作手法，你所写出来的作品就要让人感到新鲜，你也才能逐渐被人们所认可。如果仅仅是将写稿子单纯地当做是完成任务，那你就注定成为不了一个名记者。” 二、军事报道内容要“真” 我们现在很多典型的人物报道，都将人物写得太好，给人的是一种“高大全”的形象。都这么去写典型，报道多了之后读者自然也觉得文章单调乏味，而不愿意去读。所以在报道上还是应该去尽量客观地报道一个人。要讲究辩证法，客观、公正地报道人物的事迹、特征及爱好，让人物形象真实、丰满、生动。就拿江永红所写的《孙铁锤传奇》来说，这篇报道本身不是江永红“奉命”要写的典型之作，在他之前也已经有好几个人去“奉命”写过它，但都不怎么成功，其根本原因就是不讲究辩证法，作茧自缚，非得将孙铁锤这个人写成一个雷锋式的典型，结果就怎么写怎么不像雷锋。而江永红他通过自己的采访和调查发现，其实孙铁锤这个人是一个具有雷锋思想境界，但是没有雷锋修养的一个人，尤其是在个人的言行举止上，属于那种五大三粗、大大咧咧的那种。于是江永红索性就客观如实地报道了一个真实的孙铁锤，这篇稿子通篇也就一千来字，但是反响却很大。 三、军事报道入口要“小” 军事新闻报道在选材上应该多样化，一个典型能够在某一领域站得住，但是不要试图去树立一个什么人都可以学的典型人物，因为现实中很难有这样的人。战士有战士应该学习的典型，军官有军官应该学的典型，把目标定得越高，成功的可能性有越小而且写起稿子来也就越难，所以我们在选材时不妨多样化一点，专一一点，起分类指导作用。 大单位、大事件、大道理的题材毕竟是很有限的，而且也不是人人都可以抓得到的，因此，报刊上的新闻，还是以小见大的居多，所以我们在军事新闻报道的选材中也还是应该以小见大，要从宏观处着眼，从微观上取材。在军事新闻报道中要么以点带面，窥斑知豹；要么聚焦一点，察微知著；要么抓其要害，牵一发动全身，让读者通过一个很小侧面，看到价值大的东西。江永红的作品在选材上，极善发现和捕捉那些有代表性的以小见大的写作素材。那么他又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记者通过采访往往会掌握许多线索和生动的事例，但如果一股脑儿都写到文章里，不仅会拉长篇幅，还会使文章变成大杂烩。怎么办？江永红的做法就是：集中集中再集中。在他的作品《当实实在在的打夯人》中，他面对党支部建设的这篇大文章，将主题集中到管好干部党员这个主要矛盾上，把大量的素材集中到4个骨干例子上，又从4个例子中选了两个作为详写细写的对象，从而将一篇本来可以写几千字的通讯，只用了700字就说清楚了。 还有一点就是选小切入口。在江永红采写《“咱不能忘了老百姓”》人物通讯时，面对外科主任马振峰的一大堆“足可写一个长篇”的先进事迹，但是他经过对素材的反复消化，抓住了“咱不能忘了老百姓”这句主人公的话作为文章的突破口，将这句话作为标题并成为了贯穿整篇文章的主线。而江永红他自己在事后谈体会时说道：“口子小了，才便于集中，才便于展开细节，才能将文章做短。但切入口小，不等于内容单薄干巴，相反，它像一个小口大肚瓶，里面盛满‘干货’，这比那种虽口大而一览无余的‘浅盘子’不是更吸引人吗？” 四、军事报道细节要有“情” 军事媒体报道，多半呈现正统、正规，或者是神秘化，许多读者懒得去读、去看、去琢磨。究其根源是我们的军事报道在指导思想上没有做到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的统一。很多时候报纸都只报道上头的事情，而不去刊登老百姓的事情，往往出现的情况都是上情下达做得比较好，而下情上达做得不好。就算是有写报道先进人物的，很多时候报道出来都是写这些先进人物推迟婚期多少次，该结婚的不结婚，该回家的不回家，有的妻子生了小孩、父母病危都不回家，搞的好像现在的官兵们都不食人间烟火似的，在人性化上做得很不够。 读江永红的作品，我们就会感受到很浓厚的人文气息在里面。无论是《孙铁锤传奇》还是《老山有个孙干事》、《李秋贵的穷琢磨》以及他其余的新闻作品，写得都是基层官兵的一些人和事，反映的也是基层官兵的生活情况和思想动态，真正做到了为官兵说话，站在官兵的角度上去想问题，并且呼吁提倡要尊重官兵的利益，这里有一种很深厚的人文关怀，试问这样的新闻作品，读者们怎能不爱读？ 五、军事报道语言要“实” 在现在的军事新闻报道中，在写作手法上要借鉴文学的写作手法来将所报道的人物的个性和事件的特性表现出来。有人曾讽刺现在的新闻报道说：“看报纸上的新闻报道还不如去看小说，原因是小说虽然是虚构的，但是常常能把假的写得像真的一样，而新闻报道往往就算事实是真实的，但往往会写得和假的一样。”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其根本的原因还是现在很多的新闻报道夸大其词，美化人物形象，失去了人物本身的个性。 江永红的作品中，白描是他最为常用的文学写作手法。在他的很多新闻作品中，交代环境，描写人物以及叙述事件时，他都删繁就简、不落俗套，尤其是语言非常直白。而阅读江永红的新闻作品时，会发现的他的语言直来直去，干脆利落，从来不拐弯抹角，不拖泥带水，更不会有矫揉造作的成分在里面，其中很多都是大实话、大白话，用得也是兵腔兵调，让读者感受到一种原汁原味、军味浓郁的语言特色。 例如《孙铁锤传奇》，都是很朴实的话语，毫无华丽的辞藻去刻意加工。如文章的开头：志愿兵孙铁锤，黑乎乎，壮实实，一口河南腔，今年整四十。还有他所说的话：金花配银花，西葫芦配南瓜，不中不中！俺是解放军，有胆的上来较量较量！这些朴实的话语，为读者呈现出了一个最为客观真实又略带有个性的孙铁锤。 结语 江永红的作品说到底不仅是他个人才能的一种展现，而且是他长期深入基层、不断努力勤练笔头的必然结果，因此，我们在今天回顾他的新闻作品时，更要学习的是他的高度的责任心和不怕吃苦深入实践的精神。我们今天的新闻记者也只有像他一样，沉下去、深入基层，才能得到最鲜活的材料，才能写出感人至深的作品来！ 责编：姚少宝 军事新闻论文:优秀军事新闻工作者的素质解析 【摘 要】孙晓青作为解放军优秀新闻工作者，42年兢兢业业工作在新闻战线，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优秀新闻工作者所应具有的思想品质和职业能力。作为青年新闻工作者，我们要以他为榜样，行进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党和国家工作服务的路上。 【关键词】新闻工作者 素质 42年兢兢业业的新闻工作生涯，42年披星戴月的戎装军旅生涯，作为军事新闻工作者，孙晓青博采新闻在社会，时时思考于生活，永远在路上；他“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担负起卫国保家传递军情的职责；他把创新当做常态，立志于新闻改革实践，是时代航船上的瞭望者。通过对《解放军报社》原社长孙晓青的文集研读，我们能够感受到一个优秀的军事新闻工作者的爱国爱军情怀，我们还应该把握，一个优秀的军事新闻工作者，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素质。 一、使命与责任：军事新闻工作者的思想之本 一个人的文字、见解，常常是其思想、抱负甚至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体现。作为军人，由于使命使然，孙晓青注重中国军报的对内和对外传播；作为记者，由于职责使然，他强调新闻职业精神的重要。 1、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忠诚坚定的民族情感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军人报效国家的思想前提和情感基础，是军人为国尽忠的强大精神力量。 作为一名军事记者，孙晓青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大事亲历，孙晓青为港澳回归、祖国统一欢呼，亲身见证洗雪中国百年屈辱的伟大历史时刻，中国人民解放军肩负神圣历史使命，进驻港澳，维护了国家主权、民族统一，这不仅是国土的收复，更是人心的回归。 边关纪行。在海拔最高的神仙湾哨所上有迎接风雪岿然屹立的忠诚，在最早迎来第一缕阳光的东方第一哨有面对苍凉和寂寞的奉献，在战胜无数次塌方和泥石流平均每一公里都掩埋着一名工程兵或汽车兵尸骨的青藏线和川藏线上有前仆后继的牺牲。他用笔、用镜头记录着中国军人创造的奇迹和辉煌，我们也从孙晓青的文章报道中读出了他的那颗赤子之心。 时政评说。孙晓青时时关注国家发展和国际形势，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分析我国发展中的“变与不变”；对台问题立场坚定，重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的原则，驳斥李登辉“两国论”背后的“四张牌”；在世界局势变化和大国关系调整的过程中剖析对华政策，关注国家安全增强国家安全意识。 走出国门，出访欧非。站在国外看中国，孙晓青在领略欧洲文化的璀璨与积淀时内省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在感悟俄罗斯的强盛与衰落时思量我国的复兴之路，在南非民族和解的历史与未来时坚定促进中华民族统一的决心。 2、神圣的军人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不断提高履行使命的能力，切实做到国家利益延伸和发展到哪，军人的职能作用就发挥在哪儿，这是当代革命军人的神圣职责和历史担当。身为共和国的军人，孙晓青对于军人所负的时代使命有强烈的回应，他始终认为：“军报以弘扬主旋律为己任，任何时候都不能刊登有悖于军报使命和地位的东西。”他提出军报记者要具有自觉的战略意识和深刻的忧患意识，能在历史进程中定位国家和军队的现状，深刻理解国家在各个历史阶段的规划目标，并对新形势下国家将会面临的问题做出准确判断。 孙晓青志向于中国历代文人所追求的“文以载道”，他说：“记者采写新闻不仅仅是单纯传播信息，而是在传播信息的同时，对国家、对人民承担社会责任。”在他的新闻报道和讲话汇报中，他始终把社会责任感和对历史重任的担当放在首位。 3、顽强的战斗精神和意志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舆论战成为信息化战争中独立的作战样式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国际斗争手段。 舆论战从来都是先于军事行动展开的。孙晓青认为，军事新闻工作者担负着以笔参战的战斗任务，必须从现在做起，树立打赢舆论战的强烈意识。孙晓青大力宣传党和国家的军事斗争方针和国际国内形势，增强全体国民的国防观念和忧患意识，努力营造全社会关注国防、支持部队、理解军人的舆论氛围和良好风尚。 工作生活也是一场战斗。孙晓青放弃留在总政办公厅的机会，甘当被边缘化的体育记者；时年六十岁，孙晓青依然选择在海拔五千三百多米的高原哨所里边吸氧边采访写稿；虽为“公费订阅”报社的社长，孙晓青却一直积极推动新闻事业的改革。 二、能力与素质：军事新闻工作者的成功之本 在孙晓青作品集的“自序”中，他写道：“我确立了自己的新闻追求：做一个勤奋不辍的笔耕者，做一个心怀忧患的思索者，做一个渴望创新的改革者，做一个孜孜不倦的求学者。是否做到且不论，心向往之始终不曾动摇。”此中，我们能够深刻感受到孙晓青对军事新闻工作的热爱和对成为一名优秀军事新闻工作者的执著追求。 1、永恒的新闻情怀 1970年3月，孙晓青在云南思茅边防部队开始了军事新闻生涯。1977年，他来到解放军报社，从一名普普通通的士兵，进入了军队传媒的最高殿堂。 在他四十二年的军旅生涯中，孙晓青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采访和写稿编稿审稿中度过的。他一直坚持亲力亲为，他说，不动笔不署名，不管当部主任还是做社领导，他对自己最满意的，就是始终没有搁笔。在摸爬滚打的八年体育记者生涯里，他先后发表各类报道1300余篇。后来当了领导，单独采写新闻的机会越来越少，更多时间是策划选题和为他人做嫁衣，他也会尽心尽力。尤其在担任时事部主任期间，写了不少评说时政的言论。 尽管《解放军报》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以公费订阅为主，没有什么市场竞争压力，但是面对新闻竞争的加剧、新兴媒体的发展以及读者多样化的选择，时任解放军报社社长的孙晓青也在积极思考如何实现有效传播，从提出“基于效果的传播”这一命题，他要求树立读者意识、服务意识，提出“适度变脸、有限转身”的改革策略。在他的主导下，2006年起，解放军报社主办的各种杂志报纸相继进行改版。2009年，军报党委提出“以报纸为基础，以网络为牵引，通过报网融合打造现代军事传媒旗舰”的改革思路，在随后的几年中，解放军报的报网融合有了实质性的进展。 我国的新闻事业担负着传播民族先进思想文化的重要使命，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道路上起着旗手号角的作用。孙晓青重视对下一代新闻人的培养和教育，多次著文立说，结合自身经验，对新闻记者的能力培养和素质提高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督促记者与时俱进修炼自身。 2、“勤、行、真、淡”的新闻素质 2005 年4 月，孙晓青在解放军报通讯员培训班讲课过程中用四个字概括了新闻工作者必备的基本素质：勤、行、真、淡。 勤奋，是新闻工作者的基本素养。术业有专攻，学习自身的专业基础知识固然重要，拓宽视野也是必须的。由于记者这一职业本身的特点，记者在知识占有方面须纵览古今，通晓时事，这样，记者在工作中才能做到有的放矢。作为记者，写出的新闻稿件面向社会大众，因而也要培养良好的文学修养。孙晓青这种“功夫在新闻之外”的经验之谈对于现今的青年新闻工作者有着极其重要的借鉴价值。 在《记者就该这么当》中，孙晓青写道：“东跑西颠，忙忙碌碌，钻头觅缝，无孔不入，博采新闻在社会，时时思考于生活……记者，本来就该这么当！”生活和实践是新闻的本源。从“三贴近”到“走转改”，新闻政策始终围绕着对基层生活的关注。行走、体验，从实地和火热的现实生活中发现亮点，从现场观察和体验中积累感性认识，触摸新闻盲区，挖掘新闻富矿，这样才能写出新闻佳作。 我们总说“真实是新闻的生命”，然而，随着媒体竞争日益激烈，媒体和记者的新闻意识不断强化，或者是出于政治需要，或者是出于经济利益，新闻记者通过道听途说，断章取义，使假新闻花样翻新。孙晓青始终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原则，戒造假，戒夸张，这是他提出的“三戒”的首要之义。 孙晓青认为，搞新闻从来不是一个现得利的买卖，不存在坐享其成、名利双收的捷径。有多少军事记者默默无闻奔赴在基层，只为了赞颂更多默默无闻为了祖国而奋斗的官兵们。文章千百，却未必有人曾记得住他们的名字。只有“耐得住寂寞”，才是身为新闻工作者的最佳品行。 “在路上，我没有偷懒”，孙晓青作为新闻人以其四十二年的岁月勤勤恳恳践行着这句话。时代在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观要求新闻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党和国家工作服务的使命没有变，今天的我们仍要继续在路上。 责编：姚少宝 军事新闻论文:浅析非战争军事行动军事新闻传播的意义 我军新闻工作历来是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政治工作的性质和任务规定着我军新闻工作的性质和任务，我军新闻工作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从和服务于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人民军队的性质，保证军队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保证军队内部的团结和军政军民团结，保证军队战斗力的提高和各项任务的完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随着我军随行反恐维稳、封边控边、海上维权、保护海上战略通道、重大灾害抢险救援、国际维和、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等多样化军事行动任务日趋繁重，甚至呈现常态化的趋势，这给政治工作带来了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新标准。为了在非战争军事行动中发挥政治生命线的重要作用和巨大威力，在此我们重新探讨一下非战争军事行动新闻传播工作的重大意义，有针对性地加强和改进政治工作。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和积极的实践探索，适应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中政治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挑战。 一、新闻宣传工作在激励官兵士气上的重要作用 古人云：“兵之所以战者，气也：气之所以激者，怒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军队之所以能英勇善战，视死如归，依靠的是士气；士气之所以能被激发，依靠的是对敌人的仇恨。可见，士气作为军队战斗力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新闻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对社会舆论进行引导，把握或控制舆论导向。 我军的新闻事业要鼓舞士气，激励士气，激励斗志，振奋精神，稳定精神，稳定军心，粉碎国内外敌人的策反阴谋和破坏活动，保持部队的纯洁和巩固。兴利除弊、惩恶扬善。通过新闻传播，向全军官兵传播党的基本路线，进行实时政策教育、形势战备教育、思想道德教育和法制纪律教育，使全军官兵坚持政治上的坚定性和思想道德上的纯洁性。实践证明，在非战争军事行动中，要及时地做好强有力的思想动员工作，大力发扬我军政治动员的优良传统，针对官兵思想实际和保障任务特点深入进行。一是以爱国主义激发战斗精神。新的历史时期，我军不仅在国际维和、国际人道主义援助、国际联合军演等国际安全合作任务中，担起的是国家责任，维护的是国家利益，代表的是国家形象；在重大灾害抢险救援、处突维稳、封边控边、保护海上战略通道和奥运安保等非战争军事后勤行动中，担起的同样也是国家责任，维护的同样是国家利益，代表的同样也是国家形象。爱国主义已经成为广大官兵完成任务的重要精神支柱和动力。因此，在非战争军事行动中，政治工作要把深刻而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作为战斗精神的重要来源，通过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增强广大后勤官兵的民族自尊感、自信心和国家的荣誉感，不断提高后勤官兵的思想境界，激发后勤官 兵的爱国热忱和精神动力，从而为非战争军事后勤行动任务的圆满完成，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二是以响亮的战斗口号激发官兵的战斗精神。提出鲜明而又响亮的战斗口号，是鼓舞激励广大后勤官兵战胜困难、团结奋斗、保持旺盛战斗力的重要手段。因此，在非战争军事行动后勤保障中，政治工作要根据部队担负的保障任务和光荣传统，适时提出一些指向性强、给人启迪、思想深刻、激人奋进的战斗口号，以激励官兵、鼓舞群众。三是以奖惩分明激励战斗精神。在执行任务前要明确奖惩标准和机制，加大激励力度。对执行保障任务中表现突出、战斗精神顽强的官兵要及时进行表彰，在入党、立功受奖、晋升选改上给予优先，并给予适当的福利待遇；对消极怠慢、退缩不前并造成不良后果的官兵要从重给予党纪政纪处分，触犯法律的要移交军事法庭。 二、新闻传播作为军委、总部的耳目喉舌作用 新闻传播作为我国武装力量的喉舌，作为我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党、国家、军队建设的总目标、总任务，为建设一只现代化正规化的和名军队，创造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 新闻事业“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得喉舌”“是把个人同国家和整个世界联系起来的有声的纽带”。军事新闻传播必须坚持把党和国家的主导意识摆在传播工作的首要位置，通过正确的理论指导保证后勤理论传播工作的正确方向。坚持牢牢把握后勤理论传播的政治方向，确保其为党和国家喉舌的性质不能变，正确的舆论导向不能变。在非战争军事行动，政治工作要围绕党中央、中央军委战略意图和国家政治、外交斗争需要，在第一时间把事实和真相出去，强化受众的“第一印象”。对重要信息要反复播放、重复刺激，加深官兵印象，强化规模效应，形成舆论优势。 三、新闻传播在非战争军事行动中发挥的稳定社会的功能 非战争军事行动中新闻传播在当今世界对社会生活和人们的行为已经发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也成为大众传播活动中最具有影响的因素之一，它与国家经济的大政方针、国际政治外交的发展、个体社会化及大众文化的形成与推广，都密不可分。 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新闻传播活动，同样承担着宣布和传播公众意见的作用。新闻传播活动，通过表达舆论，对受众观点态度及行为产生影响，发挥积极的引导作用。总书记在人民日报社视察工作时指出：舆论引导正确，利党利国利民，舆论引导错误，误党误国误民。还特别强调要把坚持党性原则，坚持正确舆论导向，营造良好舆论环境，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放在突出位置。这是新世纪新阶段，对新闻宣传工作的新希望和新要求，也是新世纪新阶段指引我军后勤理论传播工作科学发展的根本方针。 实践启示我们，军队新闻宣传的迅速反应、快速出击、跟踪报道，是有效引导舆论、争取民意、赢得民心、成功传播军队良好形象的重要因素。对媒体和民众关注、追踪的敏感事件，要有组织地主动接受采访，全面准确、公开透明地信息，及时客观地报道实情，堵塞虚假信息传播渠道、揭穿谣言。特别是对敌对势力的不实报道，要针锋相对，澄清事实，强行压制。 军事新闻论文:论军事新闻语体的嬗变 摘要 军事新闻语体是军事记者在军事新闻报道领域中为了达到传播目的和满足读者对军事新闻的欲知心理。运用全民语言而形成的言语特点体系。本文以建国后各时期军事新闻为语料来源，从军事新闻语体的词汇和语法两个方面归纳出军事新闻语体的嬗变历程，探寻各个时期军事新闻语体的发展特点并总结其嬗变规律。 关键字 军事新闻语体；嬗变；词汇；语法 军事新闻语体是军事记者在军事新闻报道领域中，为了达到传播军事新闻的目的，满足读者对军事领域新闻的欲知心理，运用全民语言而形成的言语特点体系。军事新闻语体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时便已出现，它既有新闻语体的共性又有军队新闻语体的个性，比社会新闻语体更庄重、更刚健。作为一种功能语言，军事新闻语体的发展受到时代变迁、军队发展、受众心理需求、军事新闻工作者能力等因素的影响。本文以建国后军队各时期的军事新闻为语料来源，从历时性角度来探讨军事新闻语体的嬗变过程及其规律。 一、军事新闻语体的嬗变过程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军事新闻事业伴随着全国全军及新闻领域的改革步伐，在新闻报道理念、宣传内容等方面产生了较大变化。军事新闻语体的兴替主要反映在词汇和语法的选择、使用。 （一）新中国创建初期（1956-1965）：简单明快 新中国创建初期，军事新闻反映了广大官兵空前高涨的建设热情，军事新闻语体呈现出语调明快，用词简单质朴、通俗易懂的时代特点。 在词汇方面，受那一年代自然朴实的生活气息影响，军事新闻工作者常常把口语词直接用到文稿中，非常直白地将信息传递给受众。此外，在一些军事通讯中，写作者侧重细节描写，大量运用描绘性和表情性词语，以此来增加语言生动性，增强表达效果。例如：“太阳从海天相接的地方慢慢探出头来，把海面和山峰照得一片灿烂。天空带着淡淡的蓝色，没有云，只有几只鹰在悠悠地盘旋。”（《解放军报》1956-01-01）例句中语句风格柔婉，柔和优美，用了“慢慢”、“淡淡的”、“悠悠地”带有描绘性的词语，刻画入微，带来一种生动活泼之感。 语法方面，五、六十年代年军事新闻在句子使用上常用多个定语或状语来修饰中心语，以期达到表述严谨、界定清楚的目的。如：“曾经不得不手执武器保卫国家的勇敢地从事建设国家的中国人民，有着这样的集体的觉悟。”（《解放军报》1963-10-08）例句中“中国人民”前用“曾经不得不手执武器保卫国家”和“勇敢地从事建设国家”两个定语修饰，限定性强，表达完整、严密。另外，因这一时期新闻工作者自身新闻职业素养有限，官兵整体文化水平不高，多数军事新闻语体倾向于口语化，“了”、“的”等助词常用在句中或是连贯句子或是加强语气而频频出现，使得军事新闻读起来朗朗上口，仿若邻人说话，但却失了新闻本该有的书面语的庄重性、严肃性。 （二）“”时期（1966-1976）：偏激畸形 十年“”，新闻报道的风格是“假大空套长”，军事新闻语体也没有逃脱这种模式。这一时期，无论是社会还是军队都将宣传理念奉为金科玉律，军事新闻中几乎是空洞、没有信息的长篇大论，语录体、颂词盛行，控制式的语气和祈使句陡然增多，滥用排比以至于违反语法规则的情况司空见惯。 词汇方面，军事报道主观性词语较多，如：“美帝国主义”、“卖国走狗集团”，这些带有写作者主观情感的词语，真实形象地表达了中性词达不到的深层含义。同时，军事词语相对弱化，时期政治运动较多，反映实事动态的军事新闻稿中多数是政治性词语，军事专用词语一般出现在国际军事新闻中。 语法方面，“”时期军事新闻在句式上常使用反问句、感叹句、祈使句，来达到批判某人、号召群众的目的。陈述句的使用频率不高，陈述时限制、规定、要求多而叙述说理的成分相对减少，如此便偏离了新闻中肯传递信息的本意；“大”、“特”、“最”等限定性的偏正词语出现较多，增加新闻语体的火药味，表现出极端的情感，如“大转弯”、“大毒草”；单音节修饰词重叠来表达感情，如：“最最热烈”、“最最积极”、“最最勇敢”。 （三）改革开放时期（1978-1998）：恢复回归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军事新闻开始融入到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中去，新闻文体突破了“消息、通讯、评论”老三样，新闻特写、新闻速写、体验式报道等新形式出现在受众面前。军事新闻在语体上开始倡导“真快短活强”，恢复使用反映客观性的中性词，强调以短见长，追求言简意赅。词汇选择上，反映部队生活的用语增多。部队有很多“行话”和约定俗成的用语也逐渐使用到军事新闻稿中，让人读起来感觉亲切。如有篇军事新闻稿就用了“先跑‘热门’，不进‘冷门’，“先进连队工作组挤破门，军、师团‘轮番轰炸’，司政后‘分进合击’……”形象幽默又带有讽刺意味地写出了1983年部队抓基层工作的一些问题。此外，一些官兵们喜闻乐见的词语被使用到军事新闻中，使新闻生动、具体、形象，满足受众需要。如：“侃”、“帅哥”、“追星族”等。 语法使用上，改革开放后的军事新闻以简洁、明快为主，整句、散句交错使用，没有结构冗长的长句贯穿全篇，也不会是句句皆短而有仓促感。语法逐渐丰富，出现了“程度副词+名词（代词）”，名词活用动词等语法现象，如“很士兵”。 （四）跨世纪时期（1999-至今）：稳定发展 跨世纪的中国进人了信息多元化时代，军事新闻为稳固主流媒体地位做出了积极努力。近些年的军事新闻强调“以兵为本”、注重增强语言的亲和力，新闻语言、文艺语言、政论语言交并使用，既提高了新闻作品的可读性，又有思想性、指导性。 在词汇方面，军事专业术语增多，使用必要的军事术语成为军事新闻语体区别于其他语体的显著特点之一。另外，生动多样，带有时代气息的流行词语逐渐走进军营。军事新闻将现今社会上的新词、流行语进行过滤，找出既活泼又有正面效应的词语，既赢得了读者喜欢，又丰富了军事新闻的词汇量。例如在一段《雷锋在军校》的新闻稿中用了“给力”、“拉风”、“蜂蜜”等流行语，一下子就拉近了文章和读者的距离。此外，现阶段的军事新闻为了让语言不乏味，还经常妙用临时生成语，例如“而且他是一个非常幽默的老人，时常会在紧张的训练中幽上一默。（《解放军报》2003-10-06）“幽上一默”仅是对幽默做了一点小变动，却让人读起来忍俊不禁，趣味盎然。 语法方面，近些年的军事新闻用联合短语充当句子成分，以保证叙述的完整性、周密性。如：“二连自诞生之日起，兵写兵、兵演兵、兵唱兵的“官兵同乐会”活动就从未间断过。”（《解放军报》2012-4-6）在一些军事新闻中因新闻内容的严肃性、重大性。常沿用一些程式化句式，既体现新闻的庄重，又确保大范围阅读受众能读得懂，如“以……为指导，深入贯彻……精神，全面落实……”。 二、军事新闻语体嬗变的规律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军事新闻语体不是凝固不变的，从我军创立使用军事新闻至今，新闻语体呈现了由简单到复杂，由不稳定到稳定，由不规范到规范的动态变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军事新闻语体大致表现出以下三个嬗变规律： （一）军事新闻语体的嬗变呈现时代性 任何时代的军事新闻语体都是由带有时代痕迹的词汇、语法等语言材料构成，这些语言材料是军事新闻语体时代性的物质体现，是一个时代的军事新闻语体区别于其他时代军事新闻语体的物质标志。各时期的军事新闻都带有清晰的时代痕迹。 军事新闻语体的时代性突出表现在军事新闻词汇的使用上。黎运汉教授曾在《汉语风格学》一书中说道：词汇是语言中对时代和社会发展变化的反映最为敏感的因素。举凡特定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变化都会在词汇中得到直接的反映。梳理各个时期军事新闻使用的词汇可以发现，特定的社会、军事生活及其变化的词汇一般都带有特定的时代色彩和印记。例如50年代出现的“蒋贼、革命残废军人、复原建设军人”；60年代、70年代出现的“斗私批修”、“平反昭雪”、80年代、90年代出现的“万元户”、“严打”，近几年倡导的“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 军事新闻语体的时代性还表现在句式的选用上。例如建国初期的军事新闻句式简单，单句较多；“”时期自创句式居多，长句多；改革开放以后又逐步规范句法使用，复句多。 （二）军事新闻语体的嬗变具有继承性 军事新闻语体的发展虽然受时代的制约，在社会、军队各个发展时期各具特色，但总体上仍然要受到稳定的语言系统的制约，具有继承性。这种继承性是军事新闻语体嬗变的客观规律。例如在词汇的选择使用上，基本词汇一直都是军事新闻报道的“主力军”，古语词“鉴于”、“由此”等也是军事新闻写作者常选择的词汇，这些都与军事新闻的政策性、指导性、权威性、理论性有关；在句式上，陈述句、长句、肯定句一直是军事新闻句法的中流砥柱，无论是“最最最”句式或是“很+名词”的流行句式都不会成为军事新闻写作时的首选。 （三）军事新闻语体的嬗变带有民族性 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性格及心理状态，一个民族的特色常常通过语言运用反映出来。无论是抗战时期还是近现代，军事新闻语体都秉承了中华民族的语体特色。例如语言材料的选择上注意语音的平仄交错、押韵；使用富有民族色彩的一些成语、谚语、歇后语，如“老马识途”、“吃一堑长一智”、“龙腾虎跃”等，使军事新闻既有可读性又通俗易懂。 综上所述，军事新闻语体变化发展主要源自于不断丰富的社会生活和不同受众阅读心理。政治的影响最为直接，国家政策法规和军队政治纪律等直接影响了军事新闻从词汇到句式的使用。新时期，伴随着社会的进步繁荣和部队的改革发展，军事新闻语体必将在新的语言环境下实现新的发展。 军事新闻论文:微博:军事新闻传播的新亮点 【摘 要】微博是目前受众普遍欢迎的新媒体。本文通过对中美军队使用微博传播军事新闻的部分案例进行研究，试分析微博在军事新闻领域的传播特点和所能发挥的功能。 【关键词】微博 军事 新闻传播 微博是目前公众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之一。近年来，包括我军在内的多国军队在利用微博平台方面，或多或少都有所尝试。本文通过研究中美军队使用微博传播军事新闻的部分案例，试得出一些启示。 一、微博具备强大的军事新闻传播力 当前的传播环境下，军事新闻传播面临诸多挑战，微博如果能够得到恰当的运用，将能够帮助军方显著提升军事新闻的传播能力。 1、实时更新信息，掌握报道主动权 微博在多样的新闻情境中占据时间优势，它的及时性，是目前其他媒体所不能相比的。信息的实时更新，能够使信息更快到达受众，帮助使用微博的传播者掌握舆论先机，占据主动权。 本·拉登被击毙的新闻最早出现在“推特”上。①大约20分钟后，电视和其他网络媒体才开始播报该信息；而一小时后，奥巴马总统才正式公布本·拉登死讯。在这次事件的报道中，美国电视新闻网（CNN）、英国广播公司（BBC）等著名传统媒体都在时效性上落后于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 信息接收过程中存在边际效应，受众从微博获取了本·拉登的死讯，会更乐于继续从中获取信息，微博因此成为受众讨论本·拉登死讯的首选平台：在2011年5月1日，从美国东部时间22时45分到次日0时30分，“推特”的发帖速度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平均每秒达到3440条②。 微博凭借传播门槛低，传播平台快捷的优势，未来仍将在很多突发军事新闻事件中发挥速度优势，抢先影响受众对事件的解读，领跑报道的主动权。 2、领先设定议程，把握话语权 有效的军事新闻传播需要不断设定新议程的能力，该项能力愈大，就愈能有的放矢，为受众正面理解军队创造有利条件。不仅如此，当负面事件发生时，通过及时引导议程，也能够将受众的兴趣点转移，削弱事件的负面影响，为正面回应事件争取时间和舆论空间。 微博具备影响公众议程的强大能力。在《新周刊》评选的2011年十大网络事件中，郭美美事件，解救拐卖儿童和乔布斯去世等三个事件都是直接由微博的。 不仅是内容，传播者在微博上的行为也能助力议程设置。美军就曾利用微博将阿富汗战场重新引入国内焦点。2011年9月14日，美国驻阿富汗使馆区遭武装人员袭击后，美国军方便授意北约驻阿富汗国际安全援助部队（ISAF）在微博上与塔利班进行网上论战。《华盛顿邮报》就此专门撰文评论。③阿富汗战场已经逐渐被公众遗忘，但通过微博，美军又成功将公众的关注焦点引向阿富汗的美军行动。 利用微博对公众议题进行把握，能够帮助军队主动影响公众议程，确立军队擅长的议题，从而更有效地传播军队正面形象，赢得受众支持。 3、即时汇集受众，提升媒体影响力 扩大军事新闻的影响，必须依靠有广大、稳定受众群的媒体。微博在当下备受追捧，如果能够将军事新闻传播融入微博，将能在短期内固定和增加军事新闻的受众。 军队媒体掌握了大量的独家军事新闻信息，配合微博的使用，军方能够快速便捷地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从而走在其他媒体前面。根据使用与满足理论，如果受众能够定期从军方微博上获取到所需的信息，就会产生依赖。军方因而能够借此快速拓展军事新闻的稳定受众。 以利比亚战争为例，《环球时报》的战地记者邱永峥在2011年3月18日微博，首次对外公开利比亚政府军的行动意图：“利比亚政府军加强了攻势，准备在未来48小时内拿下班加西”。此后的20天里，他与同事郝洲通过微博共了1000余条前线动态和图片，其微博订阅量超过80万。他们的微博成为“中文世界了解利比亚战局的首选渠道”④。 微博的便捷传播加上军事新闻的独家性，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汇聚庞大的受众群，从而产生重大影响。 二、微博增强受众的军事新闻使用体验 受众对军事新闻的喜好与媒体的使用体验密切相关，微博的传播模式比以往的媒体更贴近受众，因而能够显著提升军事新闻受众的使用体验。 1、传播碎片信息，发掘潜在受众群 2011年3月11日，云南盈江地震发生后，成都军区开设“盈江救援微博”，短时间内，微博访问量就超10万人次，有近万人持续关注微博内容。⑤ “盈江救援微博”随时随地救灾中的零散信息，将部队抗震救灾的情况进行了包含各种事件细节在内的全景式的展现。传统媒体受到版面、时间的限制，新闻事件的诸多细节，往往由于被编辑删节而失去了接触受众的机会，这削弱了新闻事件可能造成的影响，信息传播的效果打了折扣。而微博提供的平台摆脱了传统媒体受到的各种限制，更能满足受众需求。 传统媒体往往只能侧重大众需求，而依据长尾理论，被删去的信息其实也拥有诸多小众读者，他们的需求总量并不输于大众需求。微博为碎片信息提供了接触这些受众的渠道，满足了他们的需求，这进一步拓展了微博的受众数量。 军事新闻与其他类型的新闻相比，更具专业性和敏感性，军事新闻媒体的数量制约了其传播内容的数量。微博的出现能够满足军事新闻传播中被忽略的细分受众需求。 2、互动积极流畅，提升用户存在感 2011年4月13日，由《解放军报》等机构联合主办的“红色足迹万里行”大型报道启动了官方微博。借助微博，记者和编辑了解了受众的真实想法，及时对采访路线或策略做出调整，以适应受众需要。 例如，有网友指出：“你们应该多点信息，比如活动花絮什么的，至少也得介绍一些活动的情况。”⑥该条评论于4月28日后，前方记者立刻提高了微博的更新速度，图片等相关内容也迅速增多，得到了受众的肯定。（如左下图） 微博的高互动性使受众意识到自身得到了传播者的重视，改善了受众体验的同时，增强了受众的忠诚度。 在信息爆炸时代，受众的使用时间成为媒体争夺的资源，它与用户的使用体验密不可分。微博的互动方式积极平等，受众喜闻乐见，便于受众的积累。对于军事新闻传播而言，只有在平时积累受众，才能在关键时刻更好地发挥作用。 三、巧用微博助力军事新闻传播 微博的使用行为多种多样。英国首相卡梅伦曾经在微博上直接公布政府年度展望，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也利用微博公开自己的实时动态。利用微博进行军事新闻传播，必须多方考虑，巧妙布局。 1、培养军方背景的舆论领袖，打造军事新闻传播品牌 微博中存在“沉默的螺旋”效应。不同的他人评价，会直接影响受众的参与兴趣和取向。由于微博通过信息分享的形式进行扩散式传播，“沉默的螺旋”效应会非常明显。多个议题同时存在时，一些议题会被忽视。微博的这种使用情况造成了舆论领袖引导微博议题的局面。以新浪微博为例，姚晨的评论会比数千名普通微博博主的信息获得更多的点击量。 军事新闻传播非常具有针对性，要想在诸多声音中脱颖而出，就必须有自己的微博舆论领袖。他们应当具有以下特征：与军队有紧密联系；具备广泛的军内社交网络；与受众保持良好互动；对军事新闻长期关注并传播。公布本·拉登死讯的博主是美国前国防部长发言人，正是由于以上特征，才保证了他信息在受众中的可信度和关注度。 2、提升基层官兵的媒介素养，培养微博传播潜在力量 无论基层官兵能否使用微博，他们的媒介素养都因微博时代的来临而急需提升。 在日常生活中，基层官兵是外界民众接触最多的军人，提升他们的媒介素养，能够规范他们的行为，帮助他们在军事新传播闻中更好地展示形象。如果军队微博的使用能够放开，广大基层官兵还能成为军事行动现场的第一传播者，抢先向受众传播行动内容，现场动态，领先其他媒体。 基层官兵能否使用微博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美军经过长期考虑，最终还是决定从提升官兵自身媒体素养出发，从信息起点开始控制。 在利用微博传播军事新闻方面，美军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英国《卫报》报道称，美国军方正在秘密研发一种软件，利用伪造的用户身份在网络上发表有利于美国的舆论宣传。⑦具备媒介素养的基层官兵如果能够接触到这类软件，将能更好地发挥微博的军事新闻传播功能。 3、加强军队人员的保密意识，完善军队泄密防范与应对 保密性是利用微博传播军事新闻需要克服的最大障碍。军事新闻非常敏感，单条新闻容易管控，但是微博的海量信息将更容易透露军队的整体动向，这也是部分军队避免微博使用的原因之一。 为了避免微博泄密，必须强化军人的保密习惯和意识。而微博的使用偏向于实践，因此，相关规定必须细化到实际行动中。美军的细则制定走在了各国军队前列，值得借鉴。2011年出版的“美国陆军社交网络指导手册”就对地理标注、隐私设置、视频等具体内容进行了详尽的使用规范。⑧ 仅仅靠“堵”可能不够，还必须靠“疏”，一定数量的微博传播实践，能够更有效地提升部队人员在微博上的保密意识，总结保密规律。除此之外，针对微博的保密预案，也能降低微博泄密带来的影响。 微博作为一种新兴媒体，虽然在部分军队还处于禁用阶段，但我们不能忽略微博已经给军事新闻传播带来的影响。军队可以不主动使用微博，但是不能无视其存在。事实上，微博已经吹响了军事新闻传播变革的前奏，只有对它做足准备，才能更好地传播军事新闻，更好地打造军队形象。 军事新闻论文:论军事新闻侵权责任的抗辩事由 摘 要： 军事新闻侵权责任抗辩事由是新闻媒体及传播者在军事新闻侵权案件中提出的抗辩原告诉讼请求的具体事由，具有对抗性、客观性、正当性。军事新闻侵权责任抗辩事由的价值体现在维护人民知情权及对公众和媒体的指引。军事新闻侵权责任的特殊抗辩事由有内容基本真实、军事或者国防利益、追踪报道与及时改正及特许报道权等。 关键词： 新闻侵权； 军事新闻侵权责任； 抗辩事由 军事新闻就是对最近发生的关于军事活动、国防建设等事实进行的报道。[1]与其他新闻类型相比，军事新闻的特点在于内容具有高度的政治性、相对的保密性、审批具有严格的纪律性、受众具有一定的集中性。军事新闻媒体为了更好地履行其服务政治、宣传引导及塑造国家及军队的良好形象的功能，需要针对特定新闻不断拓展其活动空间，更深入调查相关事件真相，这就可能侵害到其他公民享有的名誉权、隐私权等人格权。而近年来在我国发生的新闻侵权中，媒体的败诉率一直居高不下，达80%，[2]军事新闻侵权中的状况也不容乐观。因此，在合理平衡军事新闻自由与公民权利保护的基础上，研究军事新闻侵权抗辩事由就显得尤为必要。 一、军事新闻侵权责任抗辩事由的概念 抗辩事由是在侵权案件中从狭义构成要件中派生出来的被告据以抗辩的实体法依据，具有独立的事实涵摄范围，[3]只有被告表面上已从事了侵权行为时，才有抗辩事由的存在，在此意义上，抗辩事由具有例外性。[4]军事新闻侵权是一般侵权行为在军事新闻领域的反映，所谓军事新闻侵权责任抗辩事由，就是新闻媒体及传播者在军事新闻侵权类案件中，依据新闻侵权特定的归责原则与构成要件，所提出的抗辩原告的诉讼请求不成立或者部分不成立、从而免除或者部分免除自己侵权责任的具体事由。 从上述概念，我们看到军事新闻侵权抗辩事由具有以下特征：首先，对抗性。军事新闻侵权抗辩事由的对抗性表现在其对侵权责任构成具体要件的对抗，对抗的目的是证明原告的诉讼请求不成立（包括部分不成立）。其次，客观性。也就是说军事新闻侵权的抗辩事由在侵权之时或侵权之前就要客观存在，具有客观实在性。再次，正当性。军事新闻侵权抗辩事由的正当性体现在军事新闻活动对社会有重要的进步价值，能够塑造国家及军队的良好形象，有助于社会和谐及公平正义。[5] 二、军事新闻侵权责任抗辩事由的价值 军事新闻侵权抗辩事由是为了更好的平衡军事新闻自由与公民权利保护，其存在的价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维护人民知情权 知情权是指社会广大民众知悉、获取军事资讯、军事信息的权利，是当代民主法治国家“社会公众权利”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的、不容回避的权利。随着社会的信息化发展，我军加速了现代化建设，积极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军事变革中，我军紧跟世界新军事变革潮流，紧抓信息化的发展趋势，努力实现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战略目标，实现我军现代化建设跨越式发展，从而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军事新闻报道及传播客观、公正、及时把军事领域发生事情和我国政府的做法向广大民众公布，满足了人民的知情权，增强了我军建设的透明度。否则，不仅会导致一些谣言散布，更重要的是政府信息会失去其权威性，广大人民的心理恐慌也会不同程度加大，甚至会危害国家安全。近日，北京警方就对一些不法分子在互联网上特别是微博中无端编造、恶意传播所谓“军车进京、北京出事”的行为进行了严打，对少数微博客网站疏于管理的行为做了相应惩处，[6]维护了人民的知情权，维护了健康的网络环境和良好的社会秩序。 （二）对公众和媒体的指引 现代社会中，公众了解军事、关注国防的依据主要来自于相关的军事新闻报道。为保证公众有效地获知有关的军事、国防信息，就必须在较大程度上认可军事新闻自由。然而，现实生活中，针对军事新闻报道中的失误和过失的新闻诉讼时有发生，容易导致新闻媒体的“寒蝉效应”，从而危害新闻自由，影响公众有效地获知有关的军事、国防信息。而科学合理的军事新闻侵权责任抗辩事由，可以对广大公众和报道、传播军事新闻的媒体的行为进行指引和告知，使公众和媒体对其行为进行事前的预测，从而更好的保障军事新闻自由和保护公民合法权利。具体来说，对军事新闻活动中“权利受到侵害的人”来说，可以根据军事新闻侵权抗辩事由的指引，结合自己在军事新闻活动中权利受到侵害的具体情况，来预测自己权利的主张是否会得到法院的支持，当然，是否起诉还应考虑进行诉讼的时间及金钱的投入与预期诉讼结果的收益。对军事新闻活动中“侵害人”即新闻媒体及新闻传播者来说，军事新闻侵权抗辩事由可以指引其在合法的范围内进行活动。新闻媒体及新闻传播者的军事新闻活动在抗辩事由的范围规定以内，即使给相关当事人的权利造成了一定的损害，但基于新闻自由的正当性基础，相关当事人应当予以容忍，新闻媒体及新闻传播者就不用担心承担侵权责任。如此，军事新闻侵权抗辩事由也就起到了鼓励具有正当价值的军事新闻活动作用，保障了军事新闻自由，促进了军事新闻传播活动和事业的健康发展。 三、军事新闻侵权责任的特殊抗辩事由 军事新闻侵权首先是一种侵权行为，只不过是在军事新闻领域的反映，因此，一般侵权行为的抗辩事由同样适用于军事新闻侵权的抗辩，主要包括主体不适格，如政府以其名誉权受到侵害提起诉讼；违法行为不存在，如网络环境下一些钓鱼网站模仿新闻媒体合法网站恶意实施的非法活动；受害人同意或者受害人本身有过错的，如自愿性公众人物等。此外，行为人不存在主观过错、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没有因果关系、第三人过错、超过诉讼时效等一般侵权行为的抗辩事由也适用于军事新闻侵权的抗辩。下面，笔者主要论述军事新闻侵权最为一种新闻侵权存在的特殊抗辩事由。 （一）内容基本真实 内容真实是最有效的排除侵权的抗辩理由，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因撰写、发表批评文章引起的名誉权纠纷指出：“文章反映的问题基本真实，没有侮辱他人人格的内容的，不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7]可见，该解答将“内容是否基本真实”作为评判是否构成侵权的重要依据。同样，作为军事新闻媒体及军事新闻传播者，“内容基本真实”也是其在抗辩的重要事由之一。这里，如何理解“基本真实”就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军事新闻内容基本真实的标准，首先是合理相信，即在有关军事新闻的报道和传播中，相关媒体是处于善意目的，主要问题基本属实，且有相关的证据进行证明；[8]其次是只要阶段真实即可，这是由新闻因其时效性不可能一步到位、只能反映事件发展的某一阶段的特性决定的。[9]应当注意的是，军事新闻侵权中，内容基本真实的抗辩只适用于侵犯名誉权的“诽谤”情况，以侮辱方式侵犯他人名誉权、侵害他人隐私权及信用权等类案件不适用内容基本真实。 （二）军事或者国防利益 军事新闻区别于其他新闻类型的最显著特点是军事新闻是国家意志的重要表达方式，思想和内容具有高度政治性，军事新闻传播媒介是国家和军队的重要“喉舌”，军事新闻传播是实现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为了军事或者国防利益，在新闻报道或者传播中，即使对他人的一些利益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军事新闻机构或者传播者也不用承担相关的民事侵权责任。如报道新近发生的军事斗争、和平环境下的军队建设、军事训练、国防科研等、报道军人与违法犯罪行为做斗争等，这些报道或者传播满足了人民的知情权，体现了国家和军队的意志，维护的是公共利益。新闻机构或者传播者对这些体现军事或者国防利益、具有报道价值的事件进行报道或者传播中侵害他人利益的行为一般不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如果仅仅为了满足某些公众的兴趣，不涉及军事或者国防利益、无关公共利益，就不能以此理由进行抗辩。 （三）追踪报道与及时改正 新闻报道的主要特点是“新”，即新闻具有时效性，一项事实往往是因为其具有新鲜性才会成为新闻。因此，苛求新闻机构及传播者事前预见某新闻事件的结局、在短时间内做到对报道或者传播的事件绝对真实合法是不现实的，不利于新闻舆论的监督及新闻事业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及事件的发展，如果新闻机构发现其报道内容有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部分，应采取追踪报道的方式对先前的报道进行改正，从而防止先前报道对权利人造成的损害进一步扩大。新闻机构对报道进行了追踪报道与及时改正，则可以减轻其因先前报道应承担的侵权责任，在未造成严重侵害的情况下，则可以免除责任。 （四）特许报道权 特许报道权，也称权威消息来源抗辩，就是说媒体因为对于权威机构提供的消息进行报道免于承担侵权责任，特许报道权的抗辩同样适用于军事新闻侵权案件中。新闻媒介和传播者客观准确报道各级人大代表在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表的有关军事内容的发言、权威机构公布的涉及国防、军事安全等国家重大利益的档案等，不承担侵权责任。这是由新闻自身的功能和规律决定的，新闻所追求的真实是新闻真实，新闻报道及传播中，不能以法律真实或者客观真实来要求新闻机构，否则，新闻机构对任何有价值的新闻都要从源头上证明其真实后才能报道，这显然不利于新闻的传播，甚至会导致新闻业难以生存。而特许权实质上将新闻机构对一些内容的审核从严格责任转变为恶意责任，其核心是法律规定有条件地免除或者减轻新闻媒体的核实责任。 军事新闻论文:军事新闻调查的特点与写作 作为一种专门的深度报道新闻文体，新闻调查这一概念是从国外新闻界引入的。其重点就在于调查和揭露，尤其是揭露那些被有意隐瞒了的丑闻、黑幕等。因此，新闻界有时又把新闻调查称为丑性报道。军事新闻调查作为新闻调查的一种，与一般的新闻调查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但由于它关注的是军事这一特殊领域的问题，这就使它具有了与一般新闻调查所不同的特点。 军事新闻调查的特点 调查内容的广泛性。军事新闻调查所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既有揭露某部门、某单位不正之风的，也有反映群众呼声、研究实际工作问题方面的，甚至还有对先进事迹、成功经验等正面新闻事件进行深入报道的。 调查方法的公开性。新闻记者写新闻调查，为的是揭露被隐藏的新闻事实，尤其是那些被故意隐瞒了的丑闻、黑幕。而这些丑闻、黑幕必然会涉及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这些人为了自身的利益，可能会故意隐瞒，甚至是虚构、制造一些所谓的“事实”。新闻调查不仅要揭穿这些虚假的“事实”，还要披露那些被隐瞒的事实，这必然会受到那些既得利益者的阻挠，甚至是打击、报复。因此，常常需要采用秘密侦查的手段和方法，“侦破”的色彩较浓。军事新闻调查的主要目的不是揭露丑闻、黑幕，而是以研究、解决问题为出发点，再加上军队组织的严密性，使军事新闻调查的采写一般不需要采取“侦破”等隐蔽的调查方法。尽管有些特殊的情况也会采取一些暗访的方法，但最主要的方法还是依靠群众和组织进行实地采访、调查，掌握新闻事实的真相进行报道。 目标指向的明确性。所谓目标指向的明确性，指的是军事新闻调查一般都有较强的针对性，它往往是针对部队存在的某一问题展开调查，并进行及时报道。而一般新闻文体强调的是对新近发生的事件进行及时快捷的报道，它追求的重点是时效性、新闻性，所以新闻行业有一句俗语叫做“抢新闻”。这种“抢”来的新闻，往往是一种随机性的报道，生活中发生了什么，它就报道什么，其指向性、目的性不强，只要及时把发生的事件告诉受众就行了。而新闻调查却总是针对某一问题来展开报道的，它要反映群众关心和急需解决的问题。一般来说，新闻调查的针对性越强，它所发挥的舆论监督作用就越大。 写作风格的客观性。一般的新闻文体只报道新闻事实本身，只要把新闻事实准确、及时地告诉受众就行了，记者一般是不能在报道中发表自己的意见的。因此，也有人称其为“纯新闻”或“纯客观报道”。而新闻调查则不同。它虽然也是以新闻事实报道为主，但在报道新闻事实的同时，可以进行一些必要的分析评论，记者也可以发表对所报道新闻事件的看法和意见。它追求的是叙事与说理的和谐统一。因此，新闻调查记者本人不仅可以出现在报道中，而且常常把自己对新闻事实的调查过程写得非常详细、生动，以此来引起受众的兴趣。但军事新闻调查一般不叙述记者的调查过程，甚至连记者本人也可以不出现在报道中，这就使得军事新闻调查的写作风格显得更为客观。 新闻调查的写作 军事新闻调查所具有的特点，使它的写作除了应遵循一般新闻文体写作需要注意的问题外，还要特别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敏于捕捉线索。新闻调查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它的调查性。一般的新闻报道大多是一种随机性的报道，它追求的是报道的时效性，强调的是对有价值的新闻事实进行及时的报道。只要对新闻事件的真实性进行核实就可以报道。所以，一般称为“抢”新闻。而新闻调查的报道不是随机的，不是生活中发生了什么就报道什么。它报道的重点是那些“新闻背后的新闻”，尤其是那些“被隐瞒了的事实”。它需要对所要报道的新闻事件本身及其一些与该事件相关的事件展开详尽、彻底的调查，以了解整个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彻底弄清新闻事件的真相，尤其是那些被隐瞒了的事实真相。显然，这种“新闻背后的新闻”、“被隐瞒了的事实”不是靠“抢”能“抢”来的，而是靠记者训练有素的职业敏感捕捉来的，是靠对众所周知的新闻事实进行艰苦的“挖掘”得来的。 因此，要写好一篇新闻调查，不仅要有敏锐的新闻嗅觉，还要有能洞穿表象，发现事实真相的“第三只眼”。这就要求新闻调查的作者要做生活的有心人，要善于从新闻事件中捕捉到有价值的线索进行追踪调查。尤其是当报道中涉及一些重大事件、热点新闻、敏感问题，以及官兵关心，与官兵利益息息相关的新闻事件时。更应该多观察、多思考，力争从中发现一些被人忽略了的，然而却有重大价值的新闻线索。总之，只有养成善观察、勤动脑的良好习惯，才可能写出一篇有价值的新闻调查。 勇于深入调查。首先，要有不畏艰辛、不怕困难的精神。要写新闻调查，就必须对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发展趋势、意义影响等方面进行详尽的采访、调查。这种采访的工作量是巨大的，也是非常艰苦的，而且这些调查又是别人无法替代的，只能依靠记者本人来完成。所以说，要不畏艰辛、不怕困难，要有不把事实真相彻底弄清楚决不罢休的精神。其次，要有直面现实、追求真理的勇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是对新闻工作者的一种期望。尤其是在调查过程中涉及一些负面、黑暗的现象时，要挖出“新闻背后的新闻”、“被隐瞒了的事实”，就更需要有勇于向错误思想挑战的勇气，有时候甚至还要冒一定的风险。因为，要揭露问题就必然会触及部分人的既得利益，这些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可能会对记者的采访进行阻挠，给记者造成方方面面的压力，甚至还会对记者进行打击、报复，乃至威胁到记者的人身安全。因此，要想彻底弄清事实真相，就必须要有直面现实、追求真理的大无畏精神，排除干扰，顶住压力，将调查进行到底。如果害怕困难，顶不住压力，没有为真理献身的勇气，调查就不会深入、彻底，也就不可能写出有深度、有价值的新闻调查。 善于选择材料。所谓善于选择材料，首先是要善于对采访、调查中获得的原始材料进行甄别。因为，在采访中，不同的采访对象由于自身的立场、态度，以及自身的利益不同，对于同一事件的看法常常会大相径庭。有的采访对象为了谋求自身的利益，甚至可能会说假话、提供虚假材料等。这就要求记者有洞察真相的眼光，综合方方面面的情况，对这些材料进行鉴别，真正做到去伪存真，保证所用材料的真实与客观。如果在新闻调查中误用了虚假的材料，那不仅会降低其可信度，削弱其价值，有时甚至会产生错误的舆论导向，造成负面的宣传效果。 其次是在保证材料真实性、客观性的基础上，善于选择那些最能说明问题、最具有典型意义的材料。新闻调查虽然可以采取夹叙夹议的手法，但一般是不直接说明主题的，而是通过客观事实来说明。记者在调查过程中所获得的大量第一手材料，是原始的、零散的、不系统的，有时甚至是互相矛盾的。这就要求记者对这些芜杂的原始材料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去芜存精，从中选出最有价值、最有说服力的材料。可以说能否选好材料，是能否写好新闻调查的关键所在。 熟于写作技巧。要写好军事新闻调查，除了要特别注意以上三个大的方面之外，还要勤于练习，熟悉新闻调查写作中的具体技巧。首先，要安排好结构。新闻调查所涉及的人物、事件、地点、背景等材料比较复杂，在选择好材料之后，就必须紧扣主题来安排文章的结构，做到“凤头猪肚豹尾”，各个部分之间的过渡、照应都要做到心中有数。尤其是以系列报道出现的新闻调查的结构安排一定要做到详略得当、重点突出。其次，新闻调查虽然以叙述手法为主，但为了增强报道的感染力，增强报道的形象性、可读性，新闻调查可以也必然要运用多种表现手法。这就需要熟悉各种文学表现手法的运用。最后，新闻报道的语言要追求简洁、朴实、准确、生动。新闻调查主要是依靠客观事实说话，重在说明事实真相。所以，其语言要求简洁、朴实、准确、生动，通俗易懂，不能一味堆砌辞藻，卖弄才情。 严于新闻纪律。在军事新闻调查的写作过程中，还必须牢记新闻纪律、牢记军人使命，把握好报道的度。军事新闻调查虽然不以揭露黑暗、丑恶为目的，但也是一种以反映问题，揭露不正之风为主的新闻文体，其针对性比较强，影响力也比较大，在发挥舆论监督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但如果把握得不好，也很容易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所以，在写军事新闻调查时一定要严守新闻纪律，注意把握好度。比如，对于一些涉及国家、军队秘密的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进行调查；对于一些带有全局性的问题、敏感问题、重大事件、热点问题，以及一些一时把握不准的新现象、新问题的报道也要比较谨慎，以免造成负面影响。 编校　郑艳 军事新闻论文:在非战争行动中提高军事新闻传播效益 “快！快！快!” 把这句在抗震一线出现频率颇高的“流行语”，用来形容济南军区前卫报社跨战区组织抗震救灾报道行动，一点都不过分。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前卫报社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挑选精兵强将，按照战时新闻宣传要求编成抗震救灾“前线编辑部”，机动数千公里全过程跟随部队行动，在第一时间采写并发回大量真实感人的鲜活新闻。 全社通盘筹划，调整版面，快编快发，全景式、大纵深地报道了军区45000名抗震救灾官兵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和战斗精神风貌；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了两岳雄师发扬“听党指挥，英勇善战，服务人民”优良传统，以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壮举书写的恢宏画卷，实现了高效快捷的战时新闻传播。 快中追求有序 灾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在这次抗震救灾报道中，前卫报社在全力抢“快”的基础上，加强领导，精心筹划，通力协作，较好地实现了快中有序，忙而不乱。 突破常规，特事特办。在这次抗震救灾报道中，前卫报社突破正常工作运行的限定，精心策划，接连砍出“快斧”：接受赴汶川参加抗震救灾报道任务后，报社当即决定报纸宣传由正常机制转入应急宣传机制，改变原定的出版计划，所有版面为抗震救灾宣传让路，派出6名记者全程跟进，重点报道部队抗震救灾新闻。加大发行量，报纸出增刊。每期报纸发行量增加1000份，重点保证前方抗震救灾部队官兵能及时看到自己的新闻；出版周期由原来每周3期改为5期，做到随时需要，随时增发，确保前方大量稿件能及时“消化”。简化程序，快编快发。为保证鲜活的新闻能及时见报，社里打破编辑室的分工和界限，简化稿件的编发程序和运作环节，稿件随来随编，随时送审，快速见报。 多方联动，获取信息。在抗震救灾报道中，前卫报社根据自身担负的任务和报纸运作特点，重点加强“联动”工作。一方面注重加强前后联动，“前方编辑部”与后方的编辑部建立定时联络机制，加强指挥协调和组织策划，随时互通情况，随时整合力量；后方的编辑部全力支持保障前方记者采访报道，稿件一路绿灯，优先刊发。正是有了前方记者与后方编辑部的密切沟通和通力合作，有效地确保了前后一条线、报道不断线，前后一条心、报道快又稳。另一方面注重加强内外联动。指挥部是抗震救灾的神经中枢，信息量大、权威性强，是最新信息的汇聚点，对编辑记者了解线索、搜集资料至关重要。整个抗震救灾报道中，无论是“前方编辑部”还是后方编辑部，都能始终保持与由军区司令部牵头的抗震救灾指挥部的联络沟通，前后方各有一名社领导带一名记者，每天参加指挥部情况通报会议，临时会议随时参加，较为全面系统地掌握了抗震救灾最新动态，获取了大量很有价值的线索，使报道工作能够跟着领导决策走，跟着抗震救灾一线部队动态走，赢得了主动，提高了效率。 整合力量，通盘使用。前卫报社人员编制相对较少，平时工作运转都感到人手紧缺，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全社统一调整使用现有力量，集中力量办大事。接受任务后，社里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由一名副社长负责，挑选精兵强将组成抗震救灾“前线编辑部”，分别从航空、铁路和公路分头向汶川挺进，快速采访，快速写作，快速发稿。社里对编辑部人员进行统一组合使用，版面、稿件由社领导统一把关和审定挑选后，分配到编辑人员完成版面的画版、校对和送审，全社“一盘棋”，确保宣传工作快速有效运转。另外，为了确保前方编辑记者始终保持充沛的精力完成任务，社里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人员轮换，收到较好的效果。 快中谋求高效 突发性事件报道，历来备受世人关注。要想方设法以最快的速度、最高的效率，及时准确地反映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胡主席的指示精神，展示两岳雄师“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优良作风，激发广大官兵不怕疲劳、连续作战，誓夺抗震救灾全面胜利的豪情和动力。前卫报社多方统筹协调，加强策划引导，全景多面展示，大力挖掘典型，充分运用多种现代化传媒手段，较好地实现了大纵深、立体式、快节奏、高质量的宣传效果。 全景报道，大气磅礴。在这次抗震救灾报道中，前卫报社注重整体规划，分步实施，突出重点，辐射全局。截至7月上旬，前卫报社用了近百个“抗震救灾专刊”，组织了“大集结”、“大输送”、“大挺进”、“大突击”、“大营救”、“大保障”5个节点的全景式报道，气势恢宏，立体式地展示了军区部队抗震救灾的全貌，较好地形成了宣传强势；围绕“党旗高扬”、“军旗猎猎”、“战旗飘飘”、“团旗招展”4个主题，组织了4个二、三连版策划，集中展现了抗震救灾部队紧急营救被困群众的英勇事迹。全面深刻地解读了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使这场广大军民气壮山河的历史壮举，进一步从思想上得到升华。 典型宣传，浓墨重彩。在历时两个月的抗震救灾报道中，前卫报社始终关注并及时发现宣传了一批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开设“两岳雄师抗震救灾劲旅雄风”专栏，组织了《中国铁军无敌之师》等系列通讯，大规模报道了享誉全国全军、素有“铁军”之称的某红军师等单位的先进事迹。开设“抗震救灾群英谱”，重点报道了休假回家结婚带领群众抗震救灾的某装甲器材仓库班长何宏林、带领官兵抢救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某摩步旅旅长夏世富等上百名抗震救灾先进个人的事迹，以《天塌地陷中挺立的硬汉》为标题，宣扬了军区抗震救灾一线受伤官兵群体的先进事迹。特别是集中力量采写，采取多种表现手法，浓墨重彩地报道了牺牲在抗震救灾一线的某红军师战士武文斌的英雄事迹，其中，《他把大爱融入巴山蜀水》等报道在全国全军引起强烈反响。 创新手段，多法并举。为了又好又快地完成这次抗震救灾报道任务，前卫报社开拓创新，多法并举，大大缩短了运转周期，工作效率成倍提高。为实现前方采编和出版“一体化”目标，社里经过多方研究论证，提出了构建“抗震救灾移动采访编辑平台”的建议。得到军区首长和政治部领导批准后，社里迅速设计方案，多方筹措资金，加班加点，使“抗震救灾移动采访编辑平台”以最快的速度投入抗震救灾一线，实现了现场采编和发行“一条龙”，开办“抗震救灾特刊”，与后方“母报”相互补充，相得益彰，使抗震救灾官兵每天都可以看到报纸。为了提高稿件传递速度，社里开通军网专线、抗震救灾互联网信箱，传真室24小时值班，随到随接，随编随发。前方记者每人都配备了军线手机、笔记本电脑、无线上网卡，在严格保密措施和严守保密纪律的前提下，为最大限度地提高工作效率创造条件。社里还针对军区抗震救灾部队点多线长，给第一时间捕捉新闻信息带来很大困难的实际情况，由“前方编辑部”牵头负责，专门将一线部队的特约记者、特约通讯员以及后方部队抽调的新闻报道人员，编成15个机动记者组，合理分工，科学统筹，确保所有方向上的所有救援点都有报道人员“在现场”。由于组织得力，措施得当，较好地弥补了人员的不足，实现了新闻采编的“零距离”，没有出现漏报、误报现象。 快中把握尺度 及时公开报道突发性事件，是我们党和政府有实力、有自信的表现，是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志。但围绕“快”字展开突发事件的宣传，决不是一“快”了之，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新闻宣传纪律，切实按新闻规律办事。在这次抗震救灾报道中，前卫报社在讲政治、讲大局的前提下，注重了讲主动与守规矩的有机统一，讲效率与重理性的有机结合，讲速度与讲艺术的有机统筹，较好地实现了抗震救灾报道的快中有度、又好又快，没有出现一起违反新闻纪律的人和事。 胸怀大局观念，政治纪律为先。在这次抗震救灾报道中，前卫报社始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指导方针，坚持讲政治、讲政策、讲大局、讲纪律，社里专门作出规定要求，在坚持原来逐级送审把关的基础上，抗震救灾中领导重大活动、部队重大行动、一线重要典型等方面的稿件，必须经有关职能部门把关、分管领导签字后，方可上版见报，确保万无一失。 尊重新闻规律，职业操守为重。在这次抗震救灾报道中，前卫报社把考验和锻炼编辑记者人员的快速应变能力与职业操守素养有机结合起来，从执行抗震救灾报道任务的实际出发，进一步改进完善了《加强突发性事件报道职业操守规定》，明确要求要把完成好这次报道任务作为维护党和政府、军队的崇高信誉来对待，切实做到既快捷高效、更真实准确，确保快而实、快而稳、快而准、快而真。铁脚板下出新闻。在余震不断、险象环生的抗震一线，身处前方的编辑记者始终坚持上一线采访，震中映秀镇、重灾区北川县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飞石乱滚的悬崖峭壁、荆棘丛生的大山深处，都留下了他们深深的足迹。 注重人文关怀，道德意识为本。危难时刻，才是对人们道德的严峻考验。与平时报道不同，突发性事件总是与人的生死密切关联，越是有生死考验，就越能诱发道德、信仰、义务等话题，对新闻工作者的道德修养是一场实地检验。在这次抗震救灾报道中，前卫报社的所有领导和编辑记者自始至终都坚持做到：越是宣传任务紧急，越是报道抢时间，越是要以对党、对政府、对军队、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坚持以人为本、科学理性、生命至上，坚持尊重人性、尊重感情、尊重风俗，以大灾面前方显大爱的宽广胸襟，以高度的政治敏感和深入细致、严密扎实的采访作风，以严谨的自律意识和政策观念，努力从广大军民在重大灾难面前所表现出来的勇敢行为和英雄壮举中，进一步挖掘正面因素和蕴涵的人性美，以最真实的情感给受灾群众以希望和安慰。像《生死不离》等近百篇充满人间真爱和人性光辉的新闻，无不彰显出灾难面前对生命的尊重，是全体抗震一线官兵坚决落实胡主席以人为本指示要求的最好体现，也是人民子弟兵永远爱人民的生动写照。令人高兴的是，前卫报社抗震救灾一线记者在整个抗震救灾过程中，没有出现为了“抢新闻”、“抢镜头”而拦着救援官兵作“现场采访”和补拍镜头的事情；也没有出现因不近人情、不切实际、渲染过度，而让爱心变味的问题发生。 （作者单位：济南军区前卫报） 军事新闻论文:战火硝烟中的以色列如何国家安全和军事新闻 以色列作为世界上突发事件频发的地区之一，是世界新闻的热点聚焦地。面对纷繁复杂的突发事件，以色列政府建立起了有效公开的新闻制度，多角度、多渠道地在第一时间通报相关事件的最新进展情况，不但便利了各国记者的采访，而且为本国政府在处理相关事件时提供了参照。但是，以色列政府和军方在对待一些涉及国家安全、社会危机的重大事务时，尤其是在实行战时新闻时，则会采取相对谨慎的态度，对外封锁消息，短时间内实行新闻控制，以确保有利于国家利益的信息传播。 一、利用高科技手段进行新闻 以色列政府1998年正式颁布了《信息公开法》，将信息公开与新闻放到了十分重要的位置。在新闻过程当中他们充分借助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信息公开传播。这些现代化的通讯手段包括电话、手机、传真机、互联网等。以色列政府为了方便与记者的沟通交流，同时能在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与记者建立有效联系，为一些记者专门配备现代化的通讯设备，让记者不仅可以了解到当天政府首脑和其他重要人物的外交内务活动的相关信息，而且可以得到当日重大事件和突发事件的简要通报。为了使记者更全面地了解事件状况，以色列政府新闻办公室还为记者开通了一种电话留言服务，通告各方的态度。这种电话留言系统方便快捷，记者只需拨通指定的电讯号码，便可按照留言系统中的语音提示，进行语音操作，由此获取事件相关部门的录音新闻，以及包括以色列政府发言人、军方发言人和外交部发言人等在内的最新声明。另外，以色列外交部还充分利用现代网络技术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为记者通报各国对突发事件的态度。 二、有效的战时军方新闻制度 作为一个时刻处于战争前缘的地区，以色列政府拥有成熟有效的军事新闻技巧。 为了处理战争期间的信息传播，政务公开，以色列政府专门设立了军方发言人。军方发言人除了配合以色列政府发言人和外交部发言人工作之外，还要将其所掌握的来自军队的第一手信息进行处理。军事行动期间，媒体中心每天都会有以政府和军方官员的新闻会，会上的所有重要信息都会通过电子邮件及时给所有登记在册的外国记者。以色列政府和军队的主要部门，都在这个媒体中心长驻有专门的人员，随时负责把他们的信息传递到感兴趣的记者的录音机、采访本和镜头里，以色列官方还聘请了专门的“恐怖主义研究专家”“军事专家”等，为各国记者释疑解惑，帮助以色列政府阐释他们的行动。这一系列的做法都为记者在战时状态下能够迅速而全面地获得并报道信息提供了便利条件。2002年3月底，以军发动了20年来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为了应对这场“国家危机”，以色列政府新闻办公室迅即在耶路撒冷设立了国际新闻中心，这个媒体中心包括国防军发言人室、以色列新闻局、外交部发言人室在内的相关新闻机构，它实行一天24小时全天候运作，一周7天全面开放。 三、严格的军方新闻检查制度 以色列是一个标榜新闻自由的国家，在对平日新闻信息的上一向奉行公开透明的原则。但在对待一些涉及“国家安全”“军事机密”的重大事务上，以色列政府则往往会对战时的新闻实行严密监控，推行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以确保有利于国家利益的信息传播。早在1948年，以政府、军方和新闻界就共同签署了一项协议，决定设立新闻审查制度，目的是防止泄露国家机密。根据这一协议，审查办公室向媒体提供一份涉及军事和安全事务的清单，任何与此有关的报道在发表前都需交审查人员过目。审查人员可以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删除新闻报道中的任何内容。但这种新闻审查也是有限制的审查，1989年，以最高法院作出一项裁决，规定只有确信即将发表的新闻将危及公共安全时，才可对其进行审查。 （靖鸣：广西大学新闻系副教授；苏常：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4级硕士研究生） 军事新闻论文:浅析手机报对军事新闻传播的启示 【摘 要】从报纸、广播、电视到网络的出现，作为传递信息的载体，媒介自身处于不断地进化之中。每一种新媒介的出现都会给信息传播内容、方式、效果带来巨大变革。手机报的出现是时展的产物，意味着又一次的媒体转型。手机报与传统媒体相比所具有的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使得它能够迅速勃兴。新兴媒介的出现使得军事新闻传播迎来一次机遇，也是一次挑战。如何利用手机报增强军事新闻的传播效果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 【关键词】手机报 军事新闻传播 传播效果 一、“知己知彼”――手机报的发展现状及优势分析 手机报是依托手机媒介，由报纸、移动通讯商和网络运营商联手搭建的信息传播平台。匡文波在《手机媒体概论》中把手机报定义为：“一种将纸质报纸的新闻内容，通过移动通信技术平台传播，使用户能通过手机阅读到报纸内容的信息传播业务”。①目前手机报的操作模式大致分为两类：一种是彩信手机报模式；另一种是网站浏览的模式。 手机报作为集文字、图片、音频、视频于一体的新型媒介，继承了报纸、电视、互联网的特性，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1、便于携带 手机便于携带的特性能够很好地适应当前社会节奏紧凑的生活方式，手机报内容的快餐化使得受众能在最短的时间尽可能获取最多的信息。以往的媒体经过时间的不断流逝，在适应现代快节奏的社会时往往会暴露出它们所存在的这样或者那样的不足：报纸严肃认真，可不断增加的广告版面却让报纸变得越来越厚，使得它携带起来很不方便；电视由于其媒体自身技术的限制，往往是呈线性传播，观众只能被动的接收电视所传递信息，且电视体积庞大，不易携带；广播的受众年龄整体偏大，渐渐地被现在年轻人所抛弃。就算是被誉为“媒介新星”的互联网，其也要受到接收端的限制，信号的好坏、设备的优劣都会制约受众接收信息的效果，而且受众接收前提是你必须掌握一定的网络技术，因此准入门槛较高。但就手机报而言，只要你携带着手机，并且手机有信号，手机话费充足，那么无论你身处何方，都可以阅读新闻，接收你所需的信息。 2、私密化、个性化 手机阅读隐私化、个性化，使手机报具备了成为真正的个人媒体的条件。随着现代受众自我个性化意识的加强，大众传播已向分众化传播方向发展。传统媒体的目标受众不是很明确，为了追求传播效果往往实行的是一种大众传播。它所能提供的特色服务也会由于受众覆盖面过广、目标过于模糊而受到限制，不能够在真正意义上成为个人化媒体。而手机作为一个私密化很强的个人通讯工具，它所连接的受众就只是手机的持有者和信息的者，不会涉及其他的传播环节，其他受众也不能了解到他人手机上有什么样的信息。在技术层面具有实现个人媒体的可能性。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每个受众将会根据自己的需求订制到只属于自己的手机报。 3、及时、迅速、互动性强 通过可以随身携带的手机，受众能在突发事件和危机事件到来时第一时间接到信息，能够了解到突发事件的动态。在2003年3月20日上午10：34分，美国向伊拉克正式宣战仅一分钟，众多手机用以此来户屏幕上就显示了这一重大信息。②在“5・12”汶川地震中，手机报的地震专题也对信息、传达民意起到很大的作用。 4、收费低廉 目前的手机报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手机用户定时收到营运商发送到彩信内容，通过固定的几十页文字、图片去了解当前的新闻内容。一般是早晚两报，费用基本为每月3―5元。另一种是通过流量主动下载报刊阅读软件，实现新闻的屏幕化。操作的自主性。这种方式更加的经济，因为浏览新闻的流量花费很小，一般移动用户50兆流量价格为10元。收费的低廉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在零碎的时间里去用最少的花费来尽可能的满足自己信息的需求，既缓解了一天的工作疲劳，又开阔自己的眼界。 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利用手机报增强军事新闻传播效果 随着信息全球化脚步的日益加速，信息已成为当今各国追逐的资源。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较量不再只是硬实力与硬实力的碰撞，软实力成为一个国家是否具有竞争力的重要标准。特别是军事新闻的传播效果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军民的士气的高低以及国家所处的舆论环境的利弊。随着手机日益普及和硬件设备的逐步高端化，各种军事类媒体都欲在手机报上进行尝试。例如《环球军事》开通手机报版。根据手机报的媒介特点，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加强军事新闻的传播效果： 1、精准的受众定位、内容为王 受众作为信息的接收者、信息再加工的传播者和传播活动的反馈源，在整个传播活动中占有重要的作用。没有准确的受众定位就无法取得满意的传播效果。不同的受众对军事新闻的需求和心态也各有不同。新时期的军事新闻内容不再是宣传主管部门意志的简单呈现，也不再是军事新闻从业者个人主观的个性表达，而更多的体现市场的需求和观众的选择。当前的手机报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做到上述问题。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内容的同质化现象严重和严肃报道无法实行。虽然目前手机报的种类繁多，但却有极大的相似性，很大一部分都是来源于传统媒介如报纸、网站和通讯社等，经过简单的浓缩和精简后发送给手机用户。这种情形造成的后果就是虽然各种手机报名称不同，但是的新闻信息内容却都相差无几，这实际上是对新闻媒介资源的一种极大的浪费。另一方面是严肃报道不能够通过手机报进行传递。由于手机屏幕较小、电量不足和手机接收流量的限制，手机报不得不将严肃新闻进行压缩和削减，以《环球军事》手机报为例，每期手机报的容量为35K左右，显示内容为11―16页，其中图片4―5张。要想把受众所关心的内容都压缩在这十几页的彩信中就必定只能在众多新闻中选取最简单、基本的信息，由此对于受众关于相关背景和深度连接的需求得不到满足，不能较好的完成受众需求，取得不了预期的传播效果。因此，手机报在发挥自身内容简短、通俗易懂、阅读方便的特点的同时应该利用手机媒介优势增强自己的内容特色，不应当仅仅只是传统媒介的简化版和瘦身版，而应在传统媒体进行海量信息的报道中走出一条内容简短但不失丰沛、接收方便而不失全面，消息及时但不失新闻价值的发展之路。因此可以通过以下方法解决上述问题：首先，内容上注重贴近受众群体的需要，选择受众所喜闻乐见的信息。对收集的信息进行有针对性的策划、整理和优化，使传播内容能够最大化的满足手机报军事类信息的订阅者。二是针对手机报读者呈分众化趋势，而目前大部分手机报个性欠缺问题，提供各种满足内容需求多样化的特色服务，例如对喜爱军史方面的用户可以多增加历史还原、军史解读方面的信息，对于爱好兵器知识的用户可以侧重于介绍各国先进武器装备情况以满足其信息需求。 2、采编、营销体系的创新 大多数手机报缺乏创新，无论在运作上还是编写上都只是对传统媒体简单的复制。目前的手机报其实还是传统报纸或者网站的“附属品”。当前绝大多数手机报都是在纸媒业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多沿袭了纸媒在采编、运作等方面的传统，负责运作手机报的部门缺乏独立采编和运作模式，其内容来源、媒体业务完全依附于传统媒体或媒体网站。③特别是在营销体系方面，只是采用简单的用户试用以培养其消费习惯，随后进行收费。尽管这种推广方式操作起来简单方便，但是当免费体验期结束正式收费时，用户则很可能会因心理上的厌恶而倾向于退订，对于大范围的推广和扩大品牌的影响力不利。因此，除了传统式营销外，手机报还应该加大自我宣传力度，整合同质化的手机报，避免新闻资源的浪费并树立良好的手机报信息品牌形象。同时，建立在传统媒体的基础上的手机报，应该依托传统媒体的信息采编平台，充分利用已有优势，根据手机媒介的特点制作适合目标受众的手机报，在发展成熟之际还可以适当引入广告，进一步完善手机报营销模式，避免收入过于单一化，使手机报的发展能够尽快独立，真正的成为“第五媒介”。 3、更深层次的媒介融合 媒介融合的概念于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被提出。其最简单的定义是将原先属于不同类型的媒介结合在一起。对于手机报的未来，最佳的理想状态是这样的：手机用户屏幕上显示的报纸是全色印刷，和真正的纸媒一样，有头版，有标题，有内容和图片。设计看上去仍是报纸，但它又不仅仅是报纸，随着光笔的点击，一个个新闻图片可以迅速转变为音频和视频。再一次点击，屏幕上将出现对该新闻的历史分析和背后的故事。再一次点击，可以激活麦克风，使用语音给编辑们发邮件表达个人感受。个人通信服务技术可以自动地将自己的语音信息反馈给读者，如果被某则广告吸引了视线，读者还可以用光笔去提取关于该产品更多的信息以决定是否购买。④而在新闻报道中，理想的全媒体融合状态是这样的：以手机媒体为先导，充分发挥手机媒体传播速度迅速范围广的特点，对于大众所关心、关注的热点问题第一时间给予信息的报道，为公众意见的形成作铺垫；以互联网媒体为平台，在手机报第一时间报道的基础上，网络媒体及时进行展开和背景的分析，引导更多的群众参与新闻事件，进行互动交流；以党报、军报媒体为主，发挥其权威、严肃的特点，对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做出迅捷的反馈，并提出解决的方案。可以看出，在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新闻报道中，手机报扮演的是先锋角色。 责编：周蕾 军事新闻论文:论军事新闻的文化融合与跨文化传播 新闻的制作主要是以文化作为背景的,新闻在一系列的制作过程中被编者在事实的基础上赋予了不同的文化内涵。军事新闻的传播途径有很多,大众媒体是一种重要传播途径,其传播对象的身份也有所差别。但是无论传播对象是谁,他们有生活在一片有文化基础的土地上,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观念。因此,军事新闻在传播过程中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如何跨文化传播,这样才能体现出军事新闻的重要价值。 一、文化融合与实现军事新闻跨文化传播的关系 新闻之所以具有传播功能,其实是依赖于它所承载的各种各样的文化。因此,军事新闻一般在采集以及撰写阶段都会适时地融入一些世界领先的军事文化,使得新闻与新闻的阅读者之间在文化领域有一定的接合点,进而进行军事方面的消息的传播。现在将各类文化融入到军事新闻之中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文化融合与实现军事新闻跨文化传播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他们之间相互促进并且相互影响着。下面我们就针对这一问题进行简要的分析介绍。 (一)军事新闻实现跨文化传播需要文化融合 我们所说的军事新闻实现文化融合其实就是我们在认识到不同文化之间差异性的基础上,基于现代军事新闻最为质朴的文化,将其他种类的文化与我们所说的军事文化的相同点一起作为军事新闻的题材,写入新闻的内容之中,扩大军事新闻的包容性,以满足更多读着的需求。信息流作为各类文化之间相互联系的重要桥梁与纽带,它的主要承载者之一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我们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新闻。我们通过日常所看的各式各类的新闻不得不感慨新闻包罗万象的特征,一个个事件,或大或小,或好或坏,但都无一例外的映射着我们的地理环境,我们的科技发展问题,我们的经济发展问题以及我们的军事问题等。无论是以文字形式所表现出来的新闻还是以声音或者是影像表现出来的新闻,都承载着我们的各种文化,与此同时也履行着着文化的传播的重要使命。军事新闻所传播的肯定是军事方面的相关信息,但是它所承载的却不单单只是军事文化,它包罗万象,是一个文化的万花筒。这主要是因为军事新闻的阅读者包含的不仅仅是军人,不仅仅是与军人有着密切联系的人,更多的是一大批热爱军事的人,是一些普通的人民。在这种情况下,军事新闻制作在保持主格调的基础上会融入一些其他的文化元素,使它更加贴近人群,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军事新闻传播军事信息的重要功能,实现军事新闻的重要价值。因此,军事新闻实现跨文化传播需要文化融合。 (二)文化融合对实现军事新闻跨文化传播有推动作用 经过多年军事新闻制作工作我们不难看出,我们的军事新闻若与一些时代特征比较明显的文化以及一些大家普遍了解的文化相融合,那么这条新闻的影响性以及打动人的程度都会有所提升,会受到大家的普遍认可以及欢迎。这就是文化融合对实现军事新闻跨文化传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下面我们就对其具体作用进行简要的分析以及介绍。 1.军事文化立足大众文化以求发展。大众文化在我们的印象中是功利性比较强的,它具有一定的争议性,但它对我们的社会发展所起到的重要推动作用是我们有目共睹的。军事文化相对于大众文化来说有着较高的精神境界,专业性也比较强,也真因为这些特点使得军事文化在传播过程中受到了各种各样的阻碍。因此军事文化若想实现大面积的传播,那么它就应该借鉴以及学众文化的优点,使得军事文化也变成一种大众都可以接受的文化。军事新闻作为军事文化的主要传递者,更应该融合多种不同的文化,以促进军事信息的传播。 2.军事新闻中融合融合民族精神。民族精神的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象征,虽然每一个国家以及每一个个人的追求有所不同,但是积极向上的精神是大家不约而同所推崇的。这样的道理应用到军事新闻中来也是如此。每一个国家的军队都有所区别,但是它们之间在文化层面上有不可否认的通性存在,有些我们一经发现,而有的还有待我们的考察。军事新闻在传播军事信息的时候,要注意对全人类所共同推崇的精神的体现,与此同时注意体现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这样一来,我们的军事新闻的传播范围将不仅仅局限于我们的国家,它在国际上也会有一大批的阅读者,也不会仅仅局限于专业人群,而是扩展到了各类积极分子,我们的军事信息会变得国际化,最终实现军事新闻的跨文化传播。 3.刚性军事文化和美学文化相融合。军事新闻的内容有它本身固定的模板,甚至于对于语言都有一定的约束。在这些约束下,军事新闻的创作似乎遇到了瓶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很少看到有吸引我们眼球的创新性的军事新闻,大多都是一个套路的官方化的语言堆砌成的信息。而且,军事新闻与我们的文学作品不同,它缺乏美感,太多的条条框框约束着它对美的表达。在这种情况下,军事新闻的发展受到了不小的阻碍。为了改善这种糟糕的状况,我们应该将军事文化和美学文化进行巧妙的融合。对于英雄事迹的报道,我们可以至情至性的去表达对他们的赞美之情;对灾难的爆发,我们可以书写绝望,书写黑暗,书写挣扎与坚强。让温暖的带有感情的文字融入到军事新闻之中,让军事新闻有更好的传播功效,使我们军事新闻的跨文化传播成为现实。 二、如何将文化融合应用于跨文化传播 文化融合对于军事新闻的跨文化传播来说是一个必备条件。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其实并不容易。如何将文化融合应用于军事新闻的跨文化传播成了一个急待解决的重要难题。问题的解决需要从多方面入手,但归根结底还是在文化层面上对军事新闻所进行的改革。它的实现对于军事新闻的传播来说意义重大,跨越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鸿沟。 (一)着眼人类共同性体现军事新闻价值 军事新闻跨文化传播的前提就是对有共性的内容进行传播。我们要实现军事文化的跨文化传播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对我们所报道的信息进行选择的重要问题。对于我们所报道的内容的选择,我们不能再仅仅局限在对某一领域的思考,我们要站在更为高远的地方对全人类进行思考。全世界的国家以及人民,无论他们是什么种族拥有着怎样的信仰,我们都可以找到他们的共同点,他们有着某些共同的文化因素。在以这些共性文化为背景的前提下,我们的军事新闻内容就更容易被更广泛的人群接受,这样一来跨文化传播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成为一个现实,军事新闻的信息传播能力也将会有一个质的提高。 (二)军事新闻中融入人为关怀 军事新闻若想实现最终的跨文化传播,那么军事新闻在制作的过程中就必须要融入人文关怀的因素,这是增强我们军事新闻的亲和力的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对拥有不一样的文化背景的人群的风俗、道德、价值观、习惯等都要进行充分的的考虑,尊重他们,这就是我么所说的人文关怀。我们在军事新闻中对于新闻的制作中合理而且巧妙的融入这些因素。这样一来,我们的军事新闻对于阅读者来说就有了更强的亲和力,还在不知不觉之中增强了阅读者们对我们的信任。在人民的基础上,去实现军事新闻的跨文化传播是一种人文主义的体现。人文主义是最贴近人民大众的思想,融入了人文主义的军事新闻会在跨文化传播方面有更为久远的发展。 (三)对各类文化换位思考 我们拥有自己的文化,我们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生活了很久,对于它的了解我们很深刻,但是对于其他文化我们却不能够感同身受。因此当我们的军事新闻想实现跨文化传播时就遇到了不小的难题,但是只要我们可以对各类文化进行换位思考,去了解其他文化的思想、理论、信仰等。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的军事新闻中就可以融入可以打动他们的元素,可以融入他们的思维方式,可以融入他们的信仰。由此一来,我们的军事新闻就可以在短时间内被更多的人群所接受。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都可以理解我们所要表达的内容,都对我们的内容有着浓厚的兴趣,我们军事新闻的跨文化传播也在此刻正是开展起来。 综上可知,新闻是一种具有文化内涵的产品,它所具有的传播信息的功能是我们接受信息的一个重要来源。在军事新闻领域,军事新闻的传播由于很多现实问题而遇到了瓶颈。跨文化传播是有利于军事新闻进行传播的,但是它的实现将会是一个漫长而且久远的过程。军事新闻的跨文化传播与文化融合之间有 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运用这些联系我们可以找到有效的方法来帮助实现军事新闻的跨文化传播。 军事新闻论文:文化融合对军事新闻传播的作用 新闻,作为信息传播的方式之一,是以文化大环境为背景的,在新闻制作过程中被赋予了一定的文化内涵。新闻的文化内涵与其所处的文化大背景之间的关系,是融合还是冲突、乃至是隔离或若即若离,直接决定了新闻传播的有效、微效还是无效。以大众传媒为载体进行传播的军事新闻,其传播对象无论是部队官兵还是社会大众,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具有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观念。换言之,军事新闻无论在国内传播还是在国际传播,其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就是跨文化传播的问题。因此,必须在军事新闻采写过程中贯彻文化融合的理念,将适当的军事文化、中华传统文化乃至世界先进文化元素融入其中,使军事新闻与受众在文化层面上保持一定的接近性,让受众更容易、更乐于接受军事新闻所要传播的信息与观念。 一、文化融合是实现军事新闻跨文化传播的内在要求 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方式主要有三种:物质流、人流和信息流。信息流是文化传播的主要渠道,信息流通过符号系统传播社会文化,它的最重要的现实形态表现为纵横捭阖、尺幅千里的新闻媒介传播。我们常见的新闻中,不仅仅包含着新近发生的事实,也还或多或少、或明显或潜在地包含着历史、地理、科技、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等丰富多样的文化知识。而新闻的话语表达方式更是与新闻记者所具备的认知能力、知识结构、语言能力等文化素养及其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息息相关。无论是文字还是音像,都处处承载着文化,传播着文化。军事新闻所具有的文化内涵,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军味”,是由军事新闻的本质属性、任务特点决定的。军事新闻反映军事活动,因此,军事新闻的文化底蕴抑或是文化格调,必须是高亢、昂扬、雄壮、威武、豪放、刚健,犹如催人奋进的号角,充满阳刚之气。但是,我们又必须看到,军事新闻的受众是形形色色的,并不局限于军营内部。尤其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军事新闻要走向世界,进行跨文化传播,向全世界展示中国军队和中国军人的形象,这就要求军事新闻要综合考虑不同受众的文化接受心理,才能实现有效传播。所谓军事新闻的文化融合,就是要充分认识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的差异性,立足于军事新闻最本质的文化格调,将其他文化与军事文化的共同之处融入到军事新闻的选题、策划、采写中,使军事新闻以最大的包容性涵括更多的文化信息,满足不同文化背景受众的需求。 二、文化融合促进和推动军事新闻的跨文化传播 军事新闻中包括的文化因素越具有普遍性和时代性,越能够打动人心,军事新闻作品也就越容易获得受众的认可。 1、立足丰富的文化资源彰显军事文化魅力,实现军事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融合。虽然当前社会上关于大众文化的是非争论不断,但是有一点不容否认,那就是大众文化以其商业性、时代性、大众性的特点,满足了社会发展需求,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市场作出了巨大贡献。军事文化作为专业性较强的文化种类,要想获得广大受众的肯定,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就必须学习借鉴大众文化的发展方式,融合大众文化中的优秀成果,努力使军事文化大众化。新华社解放军分社社长贾永认为,新闻报道要具有一定的商业理念,把读者视为记者的“上帝”,不断推出更新、更好的服务,才能留住读者,赢得读者的信赖。这样的理念与大众文化的理念可谓不谋而合。在新闻实践过程中,贾永通过他独特的新闻思维和视角,深入挖掘军事行动、军队建设、典型人物中的文化色彩,以一种大众化的、人文化的眼光关注军事新闻中能够引起社会大众关注的成分,既摈弃了大众文化商业化的媚俗特点,保持了高格调,又运用了大众化的手法再现了军事文化,成功地打破了军事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藩篱。他采写的《爱的礼赞》与《我党我军宗旨的模范实践者———李国安》等稿件,均收到了良好的传播效果。 2、用国际眼光反观传统文化彰显民族精神,实现传统文化与国际文化的融合。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等在历史长河中代代相承的精神财富,既是中华民族精神宝库中的重要内容,也是世界一切伟大民族所崇尚的精神追求。尽管各国军队的性质、治军理念、军人素质等各不相同,但是在继承人类社会共同精神的追求上,却具有共通性。进行军事新闻传播,就要具有一定的国际思维,用国际眼光反观军事工作、军事典型和军事事件中所能展现出来的人类社会共同的生存准则、精神追求,这样的军事新闻作品反映出来的中国军队、中国军人形象才能更好为世界所认可。贾永说:“我从事军事记者职业以来,恰逢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格局发生重大变动、中国的改革开放力度也不断加大的时代,在全球化从初露端倪到形成大势的过程中,我也在不停地思考、实践,探索着一名军事记者在全球化时代的角色定位,一步步地深化自己对全球化视角的认识和实践。”1991年,在参加西藏和平解放40周年报道中,他对当时国际背景作了深刻思考,针对一些外国政客和媒体对中国尤其是西藏的人权状况的无理指责,立足于中国政府在促进西藏社会发展、提高西藏人民生活水平、改善西藏人权状况等方面作出的巨大努力,发现并提出了连通内地和西藏的川藏公路、青藏公路在地图上正构成了一个巨大的“人”字,从而写出了反响强烈的长篇通讯《壮美的人证》。它用一个个事实告诉世人:为了修筑这两条路,4000个英灵化作了生命的路基;为了守护这两条路,1400个年轻生命永远地留在了莽莽高原。现在,这两条路构成了西藏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被西藏人民称为“彩虹”和“金桥”,成为他们心中“托起太阳的哈达”。这篇稿件被称为批驳西方“人权卫士”的檄文,反映了作者的全球化思维。 3、创新新闻理念彰显军事新闻的美学特征,实现刚性文化与美学文化的融合。有人说,军事新闻好写,因为部队的高度稳定性,使军事新闻具有重复性、规律性;同时,军事新闻又难写,难在不容易写出新意、写出美感。而缺乏新意和美感,也成为军事新闻作品写作的“瓶颈”。有人认为,和平时期的军事报道,一定要努力超越军事报道本身,着眼于英雄主义、崇高的美与爱,这些具有超越时空、国界和民族的概念,唤起人们更高层次、更深意义上的追求与思考。在《生死行程六万里》不到3000字的稿件里,从开篇的“路,穿越绝壁”,到结尾时小女儿寄来的对路的稚气而感人的歌词,用一条路,串起了整篇报道,全面展现了边关军人的可敬可爱。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双重的审美情感力透纸背:崇高而雄伟,热烈而奔放,体现出政治自觉、主流意识和历史精神,力展阳刚豪放的磅礴气势;同时,优美而沉静,和婉而细腻,凝聚着人文哲理、平民意识和现实观照,营造出柔情万端的多彩意境。 三、文化融合在军事新闻跨文化传播中的运用策略 1、挖掘军事新闻文化价值的普遍性意义。要解决跨文化条件下的信息选择问题,必须从一个全新的角度、一个更为宏观的角度———即“人类共同性”的角度去揭示新闻价值的含义。世界不同民族文化以及民族内部不同文化种类所折射出的一些共同性的内涵,全球文化所表现出来的相通性,为人类多元文化的认同提供了基本前提。只有在这种文化认同的大语境中,充分挖掘军事新闻的普遍性文化价值,才能真正实现跨文化军事新闻传播。 2、在构建军事新闻文化内涵时突出人文关怀。在进行军事新闻跨文化传播时,要充分考虑到不同文化背景下受众的风俗习惯、伦理道德、 价值观念等文化因素。表现在人文关怀上,就是要在尊重人的价值、尊严的基础上,关注人的生存状况和生活环境,追求人的自由和解放。这有利于体现新闻价值中的接近性。而接近性是增强信任感的重要因素,在表达方式、思维方式、心理特征、利益需求上越接近、越相似、越具有亲和力,军事新闻所传递的信息就越容易被受众所接受。 3、赋予军事新闻“移情”功能。“移情”原本是心理学上的概念,是指用自己的感觉去“体验”他人的感觉。在跨文化传播中的“移情”,是指受众暂时悬置自我的文化视界,通过他种文化的生活思维方式感知、认识、判断世界,然后再回到自我文化的情境中审视这一过程。赋予军事新闻“移情”功能,就是要在军事新闻的符号表达方式上与受众比较容易接受的方式相一致,在思维方式上与受众的思维方式比较相近,在心理上与受众能够形成某种契合,在利益上与受众保持接近性。通过这样的方式,使受众在接触军事新闻时由感知层面上升为理性层面,较好地达到军事新闻跨文化传播的效果。

国家安全论文:从国家安全及战略高度出发大力发展我国的燃料电池发电技术 【摘要】 本文根据科索沃战争及近年来世界上发生的几次大停电事故给我们的启示，指出以"大机组、大电网、高电压"为模式的现代电力系统是非常脆弱的，在战争状态下更是不堪一击。并认为燃料电池将是21世纪电力行业的主力军，从现在开始，"大机组、大电网、高电压"的模式再也不能继续发展下去了。本文还认为台湾局势对大陆电力系统安全运行提出了新的挑战，掌握和发展燃料电池发电技术是事关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建议由国家科技部、国家发展委、国家经贸委牵头，根据国家长远发展需要出发，制订规划，组织有关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国家电力公司、石油集团、石化集团及机械制造等工业部门参与研究开发，集中研究力量，加大经费投入，促进燃料电池发电技术的实用化、产业化。 1、科索沃战争及近年来美国西部大停电、马来西亚全国性大停电、台湾发生的三次大停电事故给我们的启示 科索沃战争实际上以南联盟的失败而结束了，战前人们预料的北约必须出动地面部队才能结束战斗、有可能又是一场越南战争的情况没有出现，北约仅靠78天的空袭就迫使南联盟屈服了。在这里我们必须充分注意到美国用石墨炸弹破坏南联盟电力系统，从而破坏南联盟国民经济，造成南联盟人民生活陷入极大困境在结束战争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电力工业属技术资金密集型行业，电能生产、输送、使用是在同一时间内完成的。现代电力系统的主要特征是"大机组、大电网、高电压"，运行技术复杂、管理水平要求高。电网上任何一点的故障所产生的扰动都会以光的速度波及开来，严重的故障可能会引起大面积停电甚至全网崩溃，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今年7月29日23时30分，由于台南县关庙乡附近山崩，压倒台电第326号高压输电线铁塔，使得嘉义及台南的两条输电线路跳闸所引发的台湾全岛大停电，至少造成上百亿元新台币的损失，并导致岛内民众一片惊慌。1996年7月2日、8月10日在美国西部连续发生的大停电事故和1996年8月3日马来西亚发生的全国性大停电事故，以及台湾1995年5月24日、8月5日、1999年7月29日发生的三次大停电事故，损失惨重，教训沉痛，给以大电网集中供电的现代社会敲响了警钟。科索沃战争和上述大停电事故告诉我们：以"大机组、大电网、高电压"为模式的现代电力系统是非常脆弱的，在战争状态下更是不堪一击！大电网大面积停电所造成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从现在开始，"大机组、大电网、高电压"的模式再也不能继续发展下去了！ 如何保证大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如何保证电力的连续生产、稳定供应成为下世纪电力工业面临的重大课题。在这里我们要指出：分散电源供电系统-燃料电池发电厂由于其巨大的优越性将成为21世纪电力行业的主力军，掌握和发展燃料电池发电技术是事关国家安全和中华民族振兴的重大问题；是事关我国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占领21世纪电力工业技术制高点的重大战略课题。 2、燃料电池发电技术发展简况 2.1 燃料电池的工作原理及特点 燃料电池（Fuel cell）是一种不经过燃烧直接以电化学反应方式将富氢燃料的化学能转化为电能的发电装置。其工作原理与一般的电池相似，基本上由电子导电的阴极和阳极及离子导电的电解质构成。在电极与电解质的界面上电荷载体由电子变为离子，在阳极（燃料电池的负极又称燃料极）进行氧化反应，在阴极（燃料电池的正极又称空气极）进行还原反应，燃料扩散通过阳极时失去电子而产生电流。当外部不断地输送燃料和氧化剂时，燃料氧化所释放的能量也就源源不断地转化为电能和热能。 燃料电池被称之为继水电、火电和核电之后能持续产生电力的第四种连续发电方式，有着传统的火力发电难以比拟的诸多技术上的优点。 首先，燃料电池属于能量直接转换的装置，效率很高。各种燃料发电的平均理论效率在90%以上，应用中因电解质的电阻以及阴阳极的化学反应阻力，实际效率也均在50%以上。如果进一步将化学反应中产生的热能加以利用，燃料电池的总效率可达到80%以上。 其次，燃料电池的环境兼容性好。由于整个能量转换过程中没有燃烧，CO2的排放量比常规火电减少40-60%，SOX和NOX的排放量更低，比火电减少90%以上。同时，能量转换的主要装置无运动部件，因此噪音极小。据测试，在已建燃料电池电厂外9米处的噪音仅为60dB。 第三，设备可靠性高，对负荷的适应能力强，可以无人操作。燃料电池过载运行或欠载运行都能承受而效率基本不变，负荷变化时响应速度很快。可以直接建在终端用户附近，没有庞大的输配电网络，供电可靠性高。同时节约大量的输配电设备费用并减少损耗。 第四，燃料来源广、建设工期短、使用方便。由于是组件化设计，建厂时间很短（平均仅需2个月左右）。电厂不需大量冷水，占地面积极小（几十平方米即可），加上无污染无噪音，选址几乎没有任何限制。可用来发电的燃料种类众多，甲醇、煤气、沼气、天然气、含氢废气、轻油、柴油等均可。 从以上这些突出的特点可以看出，燃料电池是一种高效洁净方便的发电装置，非常适合作移动、分散电源和接近终端用户的电力供给，尤其适宜应用于重要的政府与军事等部门。随着燃料电池的商业化推广，其成本价格会迅速降低，民用市场的前景也将十分广阔。 2.2 燃料电池的主要类型 燃料电池的种类不少，按使用的电解质不同分类，主要有磷酸燃料电池（PAFC）、熔融碳酸盐型燃料电池（MCFC）、固体氧气物燃料电池（SOFC）和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PEMFC）等。 PAFC型燃料电池 磷酸燃料电池（PAFC）电解质采用磷酸H3PO4。磷酸化学稳定性好且容易得到，利用磷酸的燃料电池工作温度适中（200℃左右），容易实现大型化应用。 磷酸燃料电池（PAFC）是目前技术最成熟、应用最广泛和商业化程度最高的燃料电池。 MCFC型燃料电池 熔融碳酸盐型燃料电池（MCFC）的电解质为碳酸盐Li2CO3-K2CO3，以氢气为燃料，氧气为氧化剂，负荷电流密度150mA/cm2，单个电池电压达到0.75-0.85V。工作温度高至650℃左右，不需要低温电池必须的铂系催化剂，而且对燃料的纯度要求相对较低，可以在电池内重整燃料。高工作温度加速了化学反应速度，减少了极化损失，效率提高到55-58%，高温度的排放气体可用来进行热电联产或与汽轮机联合循环，总效率更可达70%及更高。所以设备比PAFC型相对简单，价格也有优势。 MCFC型燃料电池的商业化比PAFC型晚近10年，要解决的关键是寿命问题，即在高温下液态电解质的腐蚀与渗漏问题。 SOFC型燃料电池 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SOFC）使用高温下成为氧离子导体的陶瓷（氧化锆系等）为电解质，因此不会出现电解质的蒸发和析出，也没有电解液引起的材料腐蚀和电极析出等问题。工作温度900-1000℃，具有效率高（50-65%）、出力密度大、结构简单、寿命长等优点，可用于替代大型火电。缺点是必须有能适应高温的材料和较高的制造技术。 PEMFC型燃料电池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PEMFC）也称为固体聚合物（有机膜）电解质燃料电池，相对于其它几种燃料电池发展较迟。工作温度50-100℃，启动快，固体有机膜的电解质不怕震动。实际应用效率可达80%以上，具有高比能量和比功率及低温快速启动等特点。 2.3 燃料电池技术的发展概况 1839年英国的W.Grove在实验室里验证了燃料电池的工作原理。但直到1939年苏格兰的F.T.Bacon才第一次用KOH水溶液制造出了燃料电池，工作温度100℃，电池电压0.89V，电流密度13mA/cm2。以后美国联合技术公司（UTC）购买Bacon的专利，率先开发燃料电池技术，并于1984年成立国际燃料电池公司（IFC）。 燃料电池技术最初的应用开始于本世纪60年代的航天技术上。采用碱性电池AFC，但由于其应用条件较苛刻，必须使用纯氢和纯氧且微量的CO2即令电解质变质，随后开发了磷酸型燃料电池PAFC。PAFC是目前技术最成熟商业化应用最广泛的燃料电池，价格已降低至1500美圆/kW，美日欧等国投入运行的PAFC型电站已超过百座，最大容量者为东京电力公司的五井电厂（11MW）。 PAFC的缺点是它需要贵重金属铂做催化剂，还需要外部的燃料处理器来重整燃料以提高含氢量，降低了电池的效率并增加了费用和占地。因此，七十年代末开始开发被称为第二代燃料电池的熔融碳酸盐电池（MCFC）。MCFC工作于高温600-700℃下，燃料的重整在内部进行从而提高了效率降低了成本，可用于大规模发电。目前有2MW级验证电站于1996年开始在美国Santa Clara运行，其建设周期仅2月，占地400m2，距厂房9米处噪音低于60分贝，发电效率53.7%，燃料使用天然气和液化气，单位造价1700美圆/kW。 固体电解质型燃料电池SOFC被列为第三代燃料电池。具有高效率寿命长的优点，目前正进行kW级的试验工作。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PEMFC）是近几年研究最广泛、技术发展最为迅速的燃料电池。由于电解质采用高分子膜，具有构造简单、启动快、常温工作的优势，最适宜为汽车等交通工具提供无污染的动力。加拿大Ballard公司在1994年研制出可载75人的PEMFC型电动客车，连续行驶里程超过400公里。 目前，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经济发达国家都在投巨资研究开发燃料电池发电技术。美国政府及众多企业每年投资达数亿美圆，以UTC及其派生出的IFC技术最为先进，IFC和日本东芝公司于1990年成立的ONSI公司生产的PC-25型设备应用最广，产品遍布美日欧。日本的富士电机、东芝公司、三菱电机等公司在政府支持下，自六十年代开始，继美国之后大力研发燃料电池技术，运行中的电站仅PAFC型即超过100座，装机30MW以上。欧洲各国，加拿大，韩国等国家由政府和企业界合作，也在燃料电池研究与应用上取得诸多进展。 我国在60年代就开始了多种燃料电池的实验室研究，70年代曾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研究燃料电池用于空间技术，此后研究工作有很长时期的停顿。最近几年，科学界和企业界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重新将目光投向燃料电池技术，尤其在PEMFC技术方面已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由于刚刚起步，国家和企业投入资金极为有限（仅为千万元人民币级），且研究力量分散各处，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尤其是难以将取得的成果进行实际应用试验。 2.4 燃料电池发电方式与火力发电方式的技术经济比较 燃料电池发电的高效率、无污染、低噪音性能符合未来工业的发展趋势，其简单的运行方式和优越的运行稳定性是火力发电难以比拟的，多种燃料种类和方便来源使燃料电池不存在应用上的障碍。 燃料电池是分散电源，可以直接建在终端用户。没有庞大的输配电网络，不存在网络故障引起的供电中断，供电可靠性大大提高了。燃料电池故障只影响局部用户，没有现代电力系统大面积停电的危险。 从目前看，国外已运行的燃料电池电站的价格大约为1500美圆/kW，考虑燃料电池的环保效益，已具备与火电竞争的资格。燃料电池建设周期短，占地极小，就近负荷安装，节约建设费用、运行费用和维护费用的同时，节约了输配电网络建设费用并减少线损。而在传统火力发电时，由于电站基本上都远离负荷中心，往往需要投入相当于发电设备造价1-2倍的网络建设费用来配套。网络的安全与稳定运行更是时刻困扰大电网的问题之一。 3、从国家安全及战略高度出发认识发展我国燃料电池发电技术的重大意义 3.1 台湾问题给我国电网安全运行提出新的挑战 自李登辉提出"两国论"以来，两岸关系骤然紧张。李登辉提出"两国论"是对大陆反应的一种试探，其目的是为台湾走向独立制造舆论。从李登辉上台以来的种种表现看，其否定一个中国的原则蓄谋已久，其最终目标是分裂祖国实现。这种局面的出现毫无疑问会导致海峡两岸发生一场战争，而这一战争将引发更大范围的战争。也就是说，由于美国长期介入台湾问题，和台湾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并且美国明确表示反对中国政府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所以一旦两岸发生战争，可以肯定美国将站在李登辉一边，陈兵海峡直接和中国政府进行军事对抗。最近，竞选美国下届总统的小乔治.布什就声称将用武力保护台湾的安全。在此情况下，我国不仅仅是面对台湾李登辉的军队，更大程度上是面对美国的强权势力，美国在科索沃战争中使用的石墨炸弹完全可能会投向中国大陆的电力系统。由于大陆电网覆盖区域广、人口多，战争破坏造成的大停电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将更为严重，对此我们必须有高度清醒的认识，万万不可掉以轻心。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电力工业，如何保证电能的连续生产稳定供应？如何避免电网崩溃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已现实地摆在我们国家面前。我们必须制定相应的措施，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很明显，燃料电池作为分散电源供电系统，在战争状态下的可靠性是任何其他系统所无法比拟的。因此加快发展我国的燃料电池发电技术，对保障国家安全，抵御外敌入侵，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3.2 加快发展我国的燃料电池发电技术，占领21世纪电力工业技术制高点，是我国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需要 由于燃料电池具有能量转换效率高，污染极小，用水少、占地小等突出优点，在发达国家已受到政府和企业的高度重视，并成为十分活跃的重要研究领域。美国政府1995年就把燃料电池列为影响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的27个关键技术领域之一，美国时代周刊1995年将燃料电池电动车列为21世纪十大高新技术之首。美、加、日、欧都在投入巨资开发燃料电池，已在国防工业和民用工业等方面取得较大进展。美、加、欧已将燃料电池应用于第三代潜艇，美国有数万台燃料电池发电站应用于宾馆、医院及居民小区，日本已建成11MW燃料电池发电厂。 21世纪将是氢能的世纪，燃料电池作为把氢能直接转化为电能的洁净发电装置即将大规模全面进入社会，从军用到民用，从潜艇汽车动力、卫星飞船电源到城市区域供电，其开发应用前景十分广阔，市场潜力巨大。美国预计：到2017年30%的电能将由燃料电池提供。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能源作为基础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加强燃料电池的研究开发并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意义重大，尤其是关系到我国加入WTO后未来整个能源行业的发展。 我国政府已认识到燃料电池的重要性，但是，组织开发的力度还远远不够。与国外相比，我国的燃料电池研究水平还较低，总的来说仍处于科研阶段，离实用化商业化应用还有较大距离。迄今为止，还没有燃料电池发电站的应用实例，这和我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其主要原因在于：研究力量分散，经费投入少，没有产业界的参与。尽管国家科技部也将燃料电池技术列为"九五"攻关项目，但经费较少，年度经费仅为百万元级，与发达国家数亿美元的投入相比微不足道。承担研究任务的也只是中科院等少数科研院所，没有企业的介入，很难形成产业化的趋势。而美、加、欧、日则有数十家专门研究开发、生产制造燃料电池的公司，如加拿大的Ballard公司，其资产已达10亿美元。 从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需要出发，我国必须大力发展军民两用燃料电池发电技术。为了促进燃料电池发电技术的实用化商业化研究开发，建议由国家科技部、国家发展委、国家经贸委牵头，根据国家长远发展需要出发，制订规划，组织有关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国家电力公司、石油集团、石化集团及机械制造等工业部门参与研究开发。集中研究力量，加大经费投入。除国家加大研究经费投入力度外，各大电力、电气、汽车、石油、石化等企业也应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从事燃料电池发电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应用工作。比如国家电力公司系统，1998-2000年城乡电网改造总费用达3000亿元，可否从中拿出10亿元用于燃料电池发电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应用工作？ 下世纪头十年，将是燃料电池发电技术商品化、产业化的重要阶段，其技术实用性、生产成本都将取得重大突破。分散电源供电系统-燃料电池发电厂必将在21世纪内取代以"大机组、大电网、高电压"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电力系统，成为电力行业的主力军。而燃料电池的普遍推广应用，必将在能源及相关领域引发一场深刻的革命，促进新兴产业的形成，带动国民经济高速发展。对能源领域的这场革命，政府、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都必须给予足够的认识和重视，准确把握它所带给我们的机遇和未来。针对电力工业，我们不应过分强调发展更高的电压等级、更大的单机容量以及大区电网互联等。适当控制单机容量、电压等级、电网规模的发展，而应将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到燃料电池发电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应用上来，使之早日实用化产业化，为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服务。 国家安全论文:国家安全观的终结？——新安全观质疑 内容提要:冷战结束以后,国际社会面临更为复杂的安全挑战,传统的以国家为本位的军事安全只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众多安全问题之一,人们的安全观念正在发生重大转变。对此,国内外学者提出了新安全观等概念来解释这一现象。然而,对新安全观的强调却易使人们对安全问题的认识发生误解和偏差,忽视或淡化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问题,甚至有贬低传统安全之虞。本文从国家安全的缘起、认识安全问题的不同视角及安全观形态的转变等方面入手,对安全问题展开了有针对性的论析,确认了国家安全观的核心地位,并依据冷战后安全问题的新发展,分析了新安全观的理论和现实困境,提醒人们警惕忽视传统国家安全的现象。 关键词：国家安全观　安全困境　新安全观 冷战结束以后,由于苏联的解体和美苏对抗的消失,军事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相对下降。与此同时,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和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使国际社会面临着更复杂的安全挑战,传统以国家为本位的军事安全只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众多安全问题之一,人们的安全观念正在发生重大转变。国内外学者敏锐地注意到这一变化,并提出综合安全、全面安全、新安全观等概念来解释这一现象。这一解释使人们对安全问题的认识容易发生误解和偏差,易于忽视或忘却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问题,甚至有贬低传统安全之嫌疑。笔者拟从国家安全的缘起、分析安全观的不同视角及国家安全观的转变形态等方面探讨现今国家安全的地位,并对新安全观提出质疑,以便更加准确地认识冷战后安全问题的新发展,同时提醒人们警惕忽视传统国家安全的现象。 一　国家安全的缘起与传统安全观 以国家安全、军事安全为核心的安全观古已有之,但其含义与今天的安全观相比已有很大的差异,因此,要认识传统安全观,还得从国家安全的缘起和含义说起。 （一）国家安全的缘起 国家安全问题早已存在。中国历史上就存在古代国家安全观。当时的国家安全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含义,即统治者政权的安全和外来侵略引起的“国家安全”问题。“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属前一类安全,“战国七雄”、“春秋五霸”及“三分天下”等指的是后一种安全。古代欧洲也曾出现过两种不同的安全问题。恺撒被刺后的罗马政局变化属前一种安全,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及古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的布匿战争属后一种安全。现代的国家安全则起源于欧洲。17世纪,欧洲在王权摆脱了教权的控制后,又陷入了领土和国际权力的争夺,君主国之间兵戎相见,国家没有安宁可言。领土没有保障,民众常常成为战争的牺牲品。大国干涉他国内政是常见现象。与此同时,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垄断资本的扩张,欧洲国家间因对外扩张、扩大对外贸易和投资及抢占新领土而发生了一系列战争。为了使民族国家能享有主权独立和安全保障,1648年欧洲在三十年战争结束后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国家主权的存在有了法律上的依据。在国际上,该和约第一次从法律上肯定了各诸侯国的主权地位,规定缔约国不得破坏和约条款,对违约国家可以实施集体制裁,罗马教会不再享有任意干涉各民族国家内部事务的权利,王权因此脱离了神权的束缚。这也是以国家主权为核心的现代国家安全的缘起之时。 （二）传统国家安全的含义 传统国家安全的含义大致可归结为:第一,国家安全是军事安全。在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安全即国防的观念影响很大,安全受制于国家之间的军事冲突,各国为保卫领土和扩大边界而扩军备战。加强军事实力是世界所有国家主要的安全手段。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本能地考虑的是自己会不会被他国所威胁,自己需通过“自助”的方式来防止这种威胁的出现。因此,按照传统观念,国家安全主要涉及的是军事问题,①国家安全是军事安全,即国家军事力量是否强大,是否面临军事威胁。第二,国家安全是保卫国家领土、边界不受到侵犯。在历史上,中外国家均为扩大边界和保护边界而战。第三,国家安全是保护自己的国民和政权组织。保卫国民不受外来侵犯是国家成立的最初动因之一,因为当国际社会处于丛林状态下,国家的首要任务是保护自己的财产和成员免于外来干扰。政权是国家的四大要素之一。如果没有政权,就不可能将抵御外敌和惩罚各类犯罪的力量集中起来,臣民同样处于不安全状态。第四,国家安全是指国家主权不受到威胁。国家主权属近代概念,源于欧洲,是在欧洲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才有的,这也是传统国家安全观与古代国家安全观的主要区别。第五,安全主要是客观安全问题。有学者认为,安全包括主客观两个方面。所谓安全,就是客观上不存在威胁,主观上不存在恐惧。②其实,安全主要是客观安全问题,与心理的关系不大。无论你是否恐惧,威胁就是威胁,安全就是安全。主观安全可能是假想的、臆造的,有可能是不存在的威胁,如果没有安全威胁,恐惧是没有必要的,这种对不存在的“威胁”的恐惧感是一种心理上的反应,而不是安全威胁,因为事实上这种威胁根本不存在。“中国威胁论”就属这种恐惧感,是制造出来的恐惧感,中国的崛起被安全化(securitization)了。③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一直在谋求和平崛起的道路。同样,如果没有恐惧感,只要威胁存在,也是不安全的。如在二战前的绥靖政治,当时欧亚已存在巨大的法西斯威胁,尽管英国、法国及美国等国家领导人没有恐惧感,然而威胁并没有因为他们没有恐惧感就不存在。事实上,这些国家均受到了法西斯国家的打击。因此,假想威胁有两种情况,即事实上存在的威胁(不安全状态)和事实上不存在的威胁(安全状态)。假想安全也有两种情况,即事实上存在的安全状态和事实上不存在的安全状态。 （三）国家安全与传统安全观 到15世纪末,在反对罗马教会干涉的过程中,西欧逐渐形成民族国家,然而当时各种分裂因素和国外的干涉势力依然存在。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加强王权,近代国家主权理论应运而生。众所周知,法国著名政治思想家让·布丹首先提出了国家主权理论,他认为,国家主权是“不受法律约束的、对公民和臣民进行统治的最高权力”,国家主权是绝对的、永久的、不可分割的和不可让与的,除了受制于自然法则之外,主权的行使不受限制。荷兰著名法学家格老秀斯则从国际法的层面发展了国家主权理论。他认为,所谓主权就是国家行为不受另外一个权力的限制。主权国家平等相待,战争被证明只是用来保卫主权的。①目前主要有两种国家观,即“国家主权无限论”和“国家主权有限论”。从当今国际关系的现实来看,“国家主权有限论”较符合实际。 总之,传统安全观将安全理解为国家安全,坚持国家安全至上主义。它以传统现实主义理论为基础,认为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国家是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体,国家的国际目标是谋取最高权力。国家安全也主要限于军事领域,军事实力是维护国家安全的主要手段,国家的军事力量越强大,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也越强。 二　分析安全问题的三重视角———国家安全观是核心 在安全问题上,三大主流国际关系学派———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和建构主义的理论观点存在很大差别:现实主义强调权力与安全,理想主义则注重制度、利益与合作,建构主义却看重规范、文化和认同。然而在三大学派关于安全问题的分析中,国家安全占据其理论的核心位置这一点是相同的。 （一）现实主义的安全观 现实主义是安全研究中最为广泛的分析视角,②该理论从马基雅维利关于人性恶的观点出发,认为国家在国际上总想谋求权力。无论国际政治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权力总是它的直接目标。③由于国家安全处于自助状态,国家只有通过自身的努力才能获得安全。只要对手存在,国家就会有安全恐惧感。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现实主义认为,国际经济竞争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日益加大,国际合作开始受到重视,国际制度仅为国家间权力分配的反映,对国际安全的影响有限。国家在最关键的时候注重的是安全,而不是权力。这是新现实主义对传统现实主义理论的重要修正。①具体来看,现实主义强调均势安全和霸权安全,实力不足时可谋取权力均势,实力强大时可建立霸权体系。 均势安全观认为,由于国际关系的现实呈现无政府性、多样性和对抗性,因此,几个主要大国通过结盟、加强军备或削弱对手等手段使各力量之间处于均衡状态,以此来制衡威胁安全的对手。权力均势是传统的维护国家安全的国际自助机制,是各国自发作用的结果。均势是各方利益暂时妥协的产物,随着力量对比的变化,均势状态就会被打破,各主要力量之间会重新组合,达到新的均势。在国际社会处于互不信任的状态之下,有关各方彼此之间相互猜疑,任何一方采取措施都会刺激他方采取反措施,造成国际局势的紧张,出现“安全困境”。在这一背景下,国家安全的维护是一场零和博弈,一方所得为另一方所失,一国的安全建立在他国不安全的基础之上。因此,均势安全状态是一种非常脆弱的稳定状态,是对权力追逐中的稳定。②均势状态中的各方只是获得暂时性的安全,各方处在被他方侵略的恐惧阴影之下,国家之间互为人质。霸权安全观则强调霸权体系的重要性。霸权体系是指由综合国力远大于其他国家并有要求别国做某事的能力(硬权力)的霸权国领导和统治的国际体系。霸权体系与国际安全之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霸权国实力越大,世界就越安全。历史上出现了三种霸权体系,即“古罗马治下的和平”、“英国治下的和平”及“美国治下的和平”,这几种体系是对该理论的有力支撑。按照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的标准来看,该理论始终保持旺势,没有衰微。③用历史的观点看,霸权体系表现出周期性,不平衡发展规律导致重新分配权力,世界走向新一轮的霸权冲突。④ 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新现实主义均强调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这一状态导致国家间的竞争和冲突,国家必须通过自助来维护自己的安全。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活动的主要行为体,国家安全是最重要的目标,①加强军事实力与军事结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主要手段,重视物质权力对安全政策的影响,特别是对某一个特定国家的安全政策而言。②可以说,现实主义理论是地地道道的传统国家安全观。 （二）理想主义(或称自由主义)的安全观 理想主义者从人性善的观点出发,声称要唤醒误入歧途者的良知,要消除国家间的误解,这样世界和平与安全就有希望。他们欢庆国家主权的衰落,寻求通过多边主义超越权力政治、狭隘的国家利益及从根本上超越民族国家本身。③理想主义认为,不能简单地以军事因素等硬权力来衡量一国是否强大,以文化为基础的软权力(想别国做某事的能力)对国家安全的作用可能更大,维护国家安全不仅在于军事力量,文化、制度等因素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也同样重要。理想主义的安全观主要强调通过建构国际制度和建立全球民主制度的方式来获得国家安全,即国际制度安全观和民主安全观。 跟现实主义一样,制度理论也是功利主义和理性主义的。④制度安全观认为,以军事问题为中心的国家安全概念越来越难以准确地反映现实情境,其象征性作用也在下降。⑤安全不应仅仅局限于军事领域和单纯依靠军事实力,通过建立在相互遵守的原则、规范和规则之上的国际制度能够带来真正的国家安全和全球安全。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全球性问题”日益增多及国家间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为全球性的国际制度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国际制度安排可以对国家行为进行规制,并通过谈判、合作达到互信来减少彼此间的恐惧感。民主安全观则认为由人民选举而成的民主国家可通过制度约束阻止战争的爆发,当民主国家间发生冲突时不会诉诸武力,所以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当世界所有国家成为民主国家时,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就会有保障。① 制度安全观和民主安全观的基本出发点是国家安全。制度安全观所建构的是由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谋求通过国家之间的合作摆脱国家安全困境,实现国家安全,国家安全是制度安全观的最终目的。虽然制度主义者强调国际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对国际关系进程影响的重要性,但国际制度一般是国家间谈判的结果,其权力也是国家让与的,国家才是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体。民主安全观则将西方民主制度设计为国际安全的必要条件,西方民主国家的安全才是其追求的最终目标。 （三）建构主义的安全观 建构主义者强调规范、文化和认同。规范表明了各行为体的利益和对利益的认同,文化是由不同规范和认同构成的,认同则是用来指行为者对安全的认知和学习,国家利益不是如现实主义所言由权力界定的,而是由认同安全或身份界定的。②国家有多重的、变化的认同和利益。③建构利益的观念又是被国际体系中的共有观念或文化建构的。④建构主义也承认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只是强调社会建构对国家行为和国家安全的影响,⑤认为这种状态是一种文化,一种观念形态,即所谓“观念的分配”(distributionofidea)。安全文化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以随着环境的变化不断建构的;民族和国家并不是必然趋势,可通过建构而成。同样,安全困境也是国际社会建构的结果。既然如此,国家安全也可以通过建构形成另外的国际规则,如国际安全共同体⑥。国家则可以在相互关系中通过学习扮演、认同自己的角色身份。国家是否安全取决于各方的观念,取决于国家作为不同的身份认同,如对手身份或盟友身份。如果选择作为盟友,彼此是安全的;如果选择对手,彼此就处于不安全状态。 建构主义理论与现实主义、理想主义理论一样也没有跳出国家安全的传统框架,建构主义者提出的安全共同体指的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安全共同体,它没有侵蚀国家的合法性,也没有取代国家。①规范是由国家认同和遵守的规范,认同也是国家对自己身份的认同和国际规则的认同,国家是建构主义分析的主要对象,建构主义着重解释国家为什么会那样行动的原因。②因此,国家安全仍然是其分析国际问题的前提和基础。 三　安全观的三种转变形态———传统国家安全是中轴 冷战结束以后,安全观念正处于巨大的变化之中。安全威胁、安全战略、安全概念以及人们的安全观念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影响安全的非国家因素、非军事化因素正逐渐增强,国家因素有所减弱,安全不再被简单地理解为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安全问题出现了全球化、社会化和人道化趋势,并相应出现了人权安全、全球安全和社会安全等概念,这一趋势大致可归结为安全变化的三种基本转变形态,即从主权安全到人权安全、从国家安全到全球安全及从军事安全到社会安全的转变。 （一）从主权安全到人权安全的转变 传统国家安全观强调国家安全和主权不可分割。人们对国家安全内涵的理解比较单一,过于注重国家主权而忽视个人权利,国家安全等同于维护国家主权和捍卫国家领土。18世纪中叶开始,同质性、单一性的国家观念迅速转变;形式化的国际关系概念成型,标准化的享有公民权利和义务的个人概念和较具体的关于人类的概念成型。③如果说过去主权一直是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东西的话,现在它已不再是如此。国家边界与过去相比,正在不断地变得模糊。④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全球性问题的增多,社会发展中的人道问题的严重性日益显露出来,国际社会因此变得相互依赖,国际人道合作显得更加重要,传统的主权观念难以适应这一趋势发展的要求,安全观念正从以国家为本位的安全观向以人为本位的安全观转变,国家成为维护安全的主要手段,而可能不再是维护安全的最终目的。国家可能无处不在,其触角可以伸到每一个角落和缝隙,但它的结构、进程和政策可能已经远离公民的认同感、历史感和一致感。①个人安全观强调民众不受恐怖主义、种族冲突、社会犯罪、饥饿、环境及专制统治的威胁,强调保护个人的各种权利。只有有了个人安全,才会有国家安全和人类社会的整体安全,过分强调国家安全会对个人安全造成损害。在人类经历了无数的战争的摧残和长期的专制统治之后,以人道为主要内容的个人安全观念也逐步为国际社会所接受,并有可能在各类安全观念中占据主导性地位。 （二）从国家安全到全球安全的转变 在主权安全向人权安全转变的同时,国际关系中的安全观也在经历着从国家安全向全球安全的演变。在过去,由于国家处于自助状态,国家要保护自己的主权、领土、居民和政权不受到外来力量的威胁,要保存自己既定的价值观不受到攻击,国家只有通过单边行动加强自身军事能力来保护国家安全。安全也往往指国家安全,安全被限定于国家范围之内,国家强调本民族国家的安全利益。国家安全的地理边界由国界决定。②今天,国家安全的边界可能无处不在。③随着国际局势的迅速发展,威胁人类生存的各类因素已经跨越国界,这些新的威胁超越了单个国家的能力范围,它们已不再是某个国家的内部问题,而是世界所有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其界限变得模糊,并显示出同等的重要性。④这些变化促使人们突破过去的国家安全观念,要求人们从全球安全的视角来看待人类面临的共同威胁,安全观也从国家为主导向以全球安全为主导的方向演变。 （三）从军事安全到社会安全的转变 安全具有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全两重特性,前者将主权当作终极目标,后者则强调不同认同观念的协调。⑤传统国家安全观过分强调安全的军事层面,国家安全的主要手段就是加强自己的军事能力或削弱对手,而社会安全观则强调安全的综合性、全面性和社会性,国家安全不应仅仅局限于安全的军事层面,单纯依赖军事手段难以保证国家处于安全状态,尤其是当安全的范围急剧扩大,军事安全只是国家所追求的几个目标之一,安全不仅涉及军事,还包括经济、环境、人权等领域时,更是如此。如果国家安全不能保证国内民众的生存条件,那么国家安全就变得没有实际意义。因此,现在各种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产业协会等与国家复杂地联系在一起,对主权的转型都有重要的蕴涵。①当今安全观的含义正在发生另一重大变化,这一变化同样突破了传统国家安全的局限,即安全观念正从狭义传统的军事安全观扩展到整个人类社会的广义安全观,军事安全观正在被社会安全观所取代,这反映了全球化对整个国际社会影响而出现的一个新的趋势,人、民族国家和全球社会在这一趋势中似乎已找到了一条新的安全出路,人类安全观念可能面临一次全新的变革。 从国家安全观基本的三种转变形态可以看出,人类的安全观念的确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也许正处在新安全观念到来的转折时期。过去,太过于强调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而忽视了安全的其他方面,如个人安全、全球安全及社会安全等。由于冷战的结束,全球化的迅猛发展,这些安全问题从美苏军事、政治对抗的背后走上前台,并日益成为影响人类社会生存的重大问题。即使如此,国际关系中的国家安全本位仍将难以改变,只是过去对国家安全、军事安全、主权安全强调得太过了,现在只需将天平的砝码向个人安全、全球安全、社会安全一边稍稍移动罢了。人权安全需要国家安全的保护,全球安全只有在民族国家参与的条件下才能获得,社会安全更不可能在没有国家安全的情况下而存在。因此,主权国家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仍担当着主要角色,传统国家安全观的主导性地位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四　国家安全观的终结?———新安全观质疑 冷战结束以后,人类社会的确正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安全挑战,世界安全的威胁变得更加严重。特别是由于全球化和世界各国相互依存进程的快速发展,国际安全威胁呈现多样化特征。人们日益感到,只注意安全的军事层面已经远远不够,因为全球化带来的众多全球性问题与传统的军事安全一起对人类构成不同的安全威胁,这些威胁已成为许多国家安全战略的优先课题,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严重并难以解决,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世界各国的合作。在当代世界体系之中,越来越多的国家目标的实现因为相互依赖而需要集体行动,如应对生态挑战、国际金融及贸易的竞争与合作以及武器控制和核不扩散等传统安全问题。①众多国内外学者提出的新安全观试图摆脱困扰人类数千年的安全威胁。新安全观的提出是否意味着人类可以走出国家安全困境,意味着国家安全观的终结?其实,新安全观存在着难以逾越的理论和现实困境。 （一）新安全观的理论困境 概而言之,新安全观其要旨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而其理论困境也蕴涵其中。 新安全观是综合安全观。新安全观倡导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多个层面的综合安全,包括经济安全、信息安全、文化安全、生态安全、跨国犯罪与安全、核扩散与安全、民族主义与安全、移民与安全、社会矛盾与安全等等。②这些新型安全问题的提出实际上降低了传统安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因为在新安全观中,传统安全只是众多安全问题之一。另外,综合安全观涉嫌利益即安全的误解。综合安全观太过宽泛,如果将安全的外延任意扩展,将安全等同于利益、好处,安全将变得没有实际意义。有些利益不属于安全的范畴,如投资受损等。综合安全观有将整个国际社会安全化之嫌。安全应涉及个人、群体、国家及人类社会等安全主体的生存与发展等根本性问题,带根本性的利益才是安全。在安全的概念方面,除了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之外,笔者认为,国家安全和非国家安全,军事安全和非军事安全也许是更为准确的概念表达。因此,在全球化进程中,虽然国家安全不能仅依靠增加军备和建立军事同盟来保证,但决不应该因新安全问题而降低甚至放弃传统安全手段。 新安全观强调要抛弃冷战思维模式,提倡安全新视野。新安全观拒绝用对抗、寻找对手及敌友思维等传统思维模式看待当今国际关系,倡导在新的背景下的新模式。如在中日关系上,有学者强调用新的视野来看待两国关系,要有“新思维”,①要进行一场“外交革命”,②要甩掉历史包袱,要搁置历史,③超越历史问题的羁縻显然是可行之举④等等。虽然历史已成为过去,但像生灵涂炭、惨无人道的集体大屠杀等反人性行为往往是难以超越的,心灵深处的创伤恐怕难以抹去。受害者曾饱受日本军国主义的危害,如何让他们超越历史?如果问题没有彻底解决而“超越”,实际上是对军国主义的纵容。 新安全观是“共生共亡”的安全观。有学者认为,在核时代,战争是政治的毁灭,克劳塞维茨所谓的“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观点已经过时。二战后近半个世纪的和平从某方面说是在核武器阴影下得以维持的。战与和的意义因此发生重大变化,战则皆灭,和则共生。零和游戏不再适用了。⑤实际上,“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观点并没有过时,零和游戏依然在发生作用。如进行有限的核战争、常规战争、地区战争及核威慑等仍能达到政治目的。从冷战时期和冷战结束以后的国际关系来看,在许多情况下,美国通过战争和军事威慑同样达到了政治目的。 新安全观是“俱损俱荣”的安全观。随着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和相互依存的日益加深,国家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信息和互联网络的发展使这一联系更加紧密。各类信息的快速传播、资本的瞬间转移及经济关系的联动反应等,被许多学者称之为“蝴蝶效应”,或称之为“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国际现象。他们由此得出结论,国家之间不再是零和博弈,而是双赢、多赢、共赢的局面。冷战结束以后,一些国家的政治家、学者开始将此归入安全的范畴,并称之为经济安全,将其作为新安全观的主要内容之一。然而,这一观点与冷战结束以后的国际关系现实有相当的背离。的确,许多时候经济上会出现“俱损俱荣”的现象,但也有一些时候并非如此。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开始走出经济发展的底谷,并出现连续110多个月的快速增长,可欧洲、日本却一直没有摆脱经济发展的困境。在发展中国家,除中国之外,很少有国家能与美国“俱荣”,“蝴蝶效应”似乎失效。 新安全观是“互信、互利、平等、合作”的安全观。其实,在国际社会,绝对的相互信任几乎是不可能的,互利互惠是一个博弈过程,国家之间的平等更不可能做到,合作是有限度的。仅就相互信任而论,新安全观认为,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相互信任是维护国家安全的保证,共同利益是国家合作的基石,没有共同利益的国家之间只会相互疑虑和猜忌。只有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国家间才能长期合作,和平才能持久。这一观点存在四大疑问:第一,由于各国发展的程度不同,战略目标各异,共同利益很难持久。第二,即使存在长期的共同利益,国家间的互信也不太可能长期维持。旧的猜忌消失了,新的猜忌又会重新开始。互信是一段时间的,甚至是暂时的。第三,任何安全措施都不能消除有关国家的不信任感,国家利益仍是各国制定对外政策的核心依据,是各国采取国际行为的主要动因。因此,在涉及国家根本利益冲突时,各国的妥协就更加困难,如领土之争。冲突的危险依然存在。第四,互信观点的提出本身就表明当今世界处在一种互不信任的状态。 新安全观强调个人安全、群体安全和全球安全的统一。冷战结束以后,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国际交往更加频繁,个人的生存和发展、各类人群群体的生存和发展(如一些非政府组织等)与全球整体的生存和发展等变得同等重要,因此,强调个人安全、群体安全和全球安全的统一是非常必要的。不过笔者对此还是有些异议:其一,国家安全不能仅作为群体安全的一个方面而被其“湮没”,应将其突出出来,甚至仍应着重加以强调,否则,易于让国人忽视国家安全而丧失警惕。其二,强调三者安全的统一容易造成个人可以作为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误解。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个人总是归属于某个集体,或国家或民族或某个组织等。某些特殊身份的个人尽管对国际关系产生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但个人无论何时均不可能成为国际行为体。而国家只要不消失,将一直会是国际社会最主要的行为体。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民族国家依然是国际社会的主角,国家安全仍将是各类安全问题的核心所在。 (二)新安全观的现实困境 新安全观表现出善良的目的和良好的愿望,然而这并不能掩盖其观点缺失,其主要问题不可忽视,主要表现在太过理想化,与当今国际关系的现实有很大的出入,世界仍深深陷入安全困境之中。 安全困境之一———美国单极霸权与多极化趋势的冲突。美国仍旧突出强调它的军事实力、地缘政治优势等传统安全目标,谋求美国及盟国的“绝对安全”,损害别国的安全。美国在其拥有巨大军事优势的条件下,仍然强调核威慑,推进导弹防御体系及实施先发制人战略等。美国还继续增加军费,以取得和保持其在军事力量方面的“绝对优势”,实现“绝对安全”。美国继续与日本、韩国等国结盟,在亚太地区驻军并承担军事义务,扮演地区军事力量“平衡者”的角色。美国还谋求将亚太经合组织扩展到安全领域。美国已部分实现了安全目标,如联合反恐,但仍然坚持强调其军事力量和强化军事集团实现其安全目标的冷战思维方式,随意采取军事手段来解决它所声称的“恐怖活动”、“武器扩散”及“地区冲突”等安全问题。2003年3月爆发的伊拉克战争也再次证明国际安全困境依然存在。 安全困境之二———全球军备竞赛与军事威胁。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军事因素在经过前一时期的沉寂之后,其影响日益加强,各主要国家开始加强军事力量,军备竞赛的范围有所扩大。军备竞赛加剧,国际间增加军费开支和加速高科技武器的研制都是不争的事实。①美国可以说是穷兵黩武。1999年,美国国防部制订的军费增长预算使其2000—2005年的国防投入均高于预先计划,并增加军费1000亿美元。2002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了3830亿美元的2003年军费预算,这还不包括伊拉克战争花去的500亿美元。2003年9月7日,布什要求国会追加870亿美元的拨款用于反恐。1999年,俄罗斯在财政紧张的情况下,把国防预算由占GDP的2.8%提高到3.5%,欧盟、日本和印度等国家的军费预算也都有所提高。2002年度全球军费开支增幅为6%,达到7940亿美元,占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2.5%,人均125美元。与此同时,有关国家重新反思军事安全战略,继续推动战略武器的研制,更加重视其核武库的小型化、安全性和可靠性。因此,人类并没有完全摆脱军备竞赛的现实困境。 安全困境之三———地区冲突与国际安全的两难。地区冲突是当今国际安全冲突的中心问题之一。冷战结束以后,每年全球有几十起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发生。从1991年至1997年间,世界上各种规模的地区战争和冲突共计245次,年均约35次,其中新产生的共计73次,每年约10场次。②1999年发生了40次地区冲突。进入新世纪,全球三大地区冲突中心,中东、南亚、朝鲜半岛等地的地区冲突不仅没有丝毫缓和的迹象,反而还有愈演愈烈之势。自印巴1998年核军备竞赛引起地区局势的紧张之后,两国还一直在试射新型导弹,边界冲突不断。中东局势一直紧张,巴以局势不断面临新的威胁。伊拉克、前南斯拉夫及阿富汗等国家成为地区安全困境的牺牲品。现在伊朗、朝鲜等国家又面临着同样的危险。 安全困境之四———全球性问题与国家安全利益的博弈。全球性问题的出现使人类变得相互依赖。相互依赖的发展可以在重要的政治团体中间产生恐惧感和不安全感。这会影响到国家政策。相互依赖意味着各方都要付出代价。①因此,在解决全球性问题上,国家之间的博弈仍是主调。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日益增多,环境污染、人口爆炸、核扩散、跨国犯罪、恐怖活动以及等问题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挑战。解决这些问题既是为了全球的共同利益,同时也是为了主权国家自身的利益。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各国之间需要进行谈判,由于威胁程度不同,各类问题的紧迫性也不一样,各国的政策和态度也会有巨大的差异,谈判过程就变成了博弈过程,谁该承担更多的义务?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就是这一困境的结果。 (三)新安全观不能取代传统安全观 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国际关系的实践来看,新安全观都不能取代传统安全观。国际安全威胁多样化是否意味着国家安全观的终结?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及人类相互依赖的增加意味着能走出安全困境?其实,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的发展阶段,各国所受到的安全威胁是不同的。发达国家的安全利益和发展中国家的安全利益就有不同的含义,美国的安全与中国的安全也有巨大的差别。很多发展中国家仍面临国家主权受到干涉、领土被侵犯等传统安全威胁,这些国家的主权与发展问题是国家安全的主要问题。中国就存在着国家统一问题,而美国目前面临的主要威胁是恐怖主义问题,欧盟关注的是难民威胁,非洲则面临着种族仇杀、爱滋病泛滥成灾等或旧或新的困境。如果让朝鲜和美国一样去打击恐怖主义是难以想象的,让非洲国家和欧盟一起去解决全球环境问题,和美国一起去倡导全球民主、人权,同样是难以想象的。因此,对国家来说,自身的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它只在必要时,才会去维护国际安全。国际安全表现为国家安全的外延,成了国家安全的一种表现形式和实现手段。一般说来,在安全问题上国家都是“自私”的,它们是不会无条件地去“利他”的。如果国家认为某种国际安全对 其有害,它是一定会加以反对的。①因此,面对威胁,国家一般会本能地套用传统的行为手段和模式来维护国家安全。从冷战结束以后的国际局势来看,国际关系中单极与多极之间的零和博弈状况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国家仍会陷入安全困境之中。主要国际政治矛盾是大国间的战略矛盾,是美国称霸与大国反霸之间的冲突,②这进一步说明当今国际社会仍没有摆脱安全困境的束缚。 从安全的含义和起源、分析安全的不同视角及安全变化的三种转变形态可知,传统国家安全、军事安全仍处于各类安全问题的核心地位,新安全观本身存在着理论和现实困境。总而言之,在当今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放弃军事安全考虑,美国没有放弃,日本没有放弃,欧盟没有放弃,俄罗斯也没有放弃,中国能放弃?虽然世界的未来存在和平与战争两种变化趋势,但未来大国间爆发战略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我们一定要坚持两手准备,未雨绸缪。笔者并非反对新安全观,而是提醒大家不要忽视传统安全观的地位和作用。笔者也认为,提出新安全观、综合安全观是非常有意义和战略眼光的,它告诉我们世界和国家面临着更多的、更加复杂的安全威胁,并提出了走出安全困境的新思路。但我们决不要因为新安全观的提出而降低传统安全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居安思危”,中国的先哲早有警示,切切不能忘记。坚持传统安全观虽然传统,但传统有时比“革新”更有价值和意义,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也许有朝一日,人类真能摆脱动物本能,不为名利所诱惑,地球人成为善人,善为人类的惟一本性,世界真正出现永久和平的局面,那当然也是笔者所向往的理想境界。不过,到那时,人类可能已不再属于人类了,而是所有人都达到了“佛”的新境界。 国家安全论文:浅谈全球化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国家安全哲学范式 【关键词】现代主义　国家安全哲学范式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　新安全观 【内容提要】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考察了现代主义国家安全哲学范式的理论基础、发展阶段和根源，批判了强力意志论、主客体对立的二元论、机械唯物主义、孤立主义和利己主义，提出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国家安全哲学范式，主张相互合作、主客体统一、和谐以及创造性奉献价值观，以有机主义哲学观来处理国家间关系。我们要吸收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国家安全哲学范式的合理成分，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安全哲学新范式。 在全球化时代，不同国家之间怎样相处?怎样保卫国家的安全?这存在着不同国家安全哲学范式的较量。为了使全球化健康发展并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必须批判现代主义的国家安全哲学范式，借鉴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国家安全哲学范式，确立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哲学范式。 一、现代主义国家安全哲学范式的批判性考察 国家安全的哲学范式就是国家安全的最一般观点、理念、方法、运行模式及其附属工具的总和。它包括国家安全观所赖以建立的世界观、方法论基础，对国家间利益关系进行处置的思维及实践模式及其运用这个模式达到本国目的的手段。有些手段、工具是物质的，如核武器、巡航导弹、隐形飞机、航空母舰、人造卫星等，但它们的设计、制造及运用都是附属于国家安全的哲学范式的，是国家安全观点范式的对象化，是国家安全观的显现和在场化。 在人类的近现代历史上，支配人类历史进程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安全哲学范式是现代主义的。正是这种现代主义的国家安全哲学范式导致了掠夺和相互争夺的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及其随后的冷战就是明证。而这种现代主义的国家安全哲学范式的理论基础在于西方近代以来的主体客体二元分裂与对立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 现代主义国家安全哲学范式的核心理论基础是救世主义的强力意志论。美国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大卫·雷·格里芬指出：“现代范式的一个灾难性的特征是，它使得强制性的力量成了一切变化的基础。”信奉强力就是一切的现代主义的国家安全哲学范式是不断发展的。第一阶段是初始阶段。在这一阶段，人们和社会无法摆脱上帝的纠缠，把无所不能的上帝看成是一切力量和运动的源泉。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者有笛卡尔、波义耳、牛顿及唯意志志论的先躯者们。由于把上帝看成是真理和秩序、安全的化身，维护上帝被看成了维护真理和安全的同义词。“这样一来，消灭自己的敌人就是在消灭上帝的敌人。’于是，一些资本和集团就打着维护真理和正义以及维护上帝权威的旗号发动掠夺战争和侵略战争，进行殖民扩张。现代主义国家安全哲学范式发展的第二阶段是社会达尔文主义阶段。在这一阶段，现代主义安全观公开奉行的原则是丛林原则。 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人们逐渐看到了世界的物质运动规律，自然科学越来越深入人心，尼采的强力意志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正是近现代帝国主义弱肉强食理论和行为的哲学范式。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急速增加并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这时，先行帝国主义已广泛占有了大量的殖民地和海外市场，后发的帝国主义要扩大国外市场，就必然要从先行帝国主义手里争夺，这就产生了社会达尔主义流行的社会基础。 这种现代主义国家安全哲学范式来源于二元论和机械唯物论的自然观以及利己主义的伦理观。大卫·雷·格里芬指出，机械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认为，“自然完全是由无生命的物质构成的，它缺乏任何经验、情感、内在关系，缺乏有目的的活动和努力。”“它没有任何内在价值”，自然世界是“祛魅的”的世界，是僵死的、无生气的，无主体的、无生命的神性。这种现代主义的世界观，运用到社会领域就产生了两种灾难性的后果，一是激进的“人类中心主义伦理学”。这是一种“掠夺性的伦理学”。它的原则是，“人们不必去顾及自然的生命及其内在的价值；上帝明确地规定了世界应由我们来统治(实质上是掠夺)。”这种二元论的世界观导致人人都希望在对自然界的自由掠夺中最大限度地掌握和控制世界的“自然资源”，个人与个人、公司与公司、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便加剧了。现代主义自然观运用到社会领域导致的第二个后果是“日益增长地把他人、尤其是妇女和‘未开化者’当客体对待的倾向。”把世界的某些部分仅仅看作是全然缺乏内在价值的神圣性的客体，久而久之，使得人们很容易习惯于把他人、妇女和有色人种当作客体来对待，剥夺他们的人权，甚至被用来证明有必要对“原始人”实行奴役、直至杀戮，以便使自我标榜“人性充分发展”的欧洲人(包括美国人一一笔者注)去占据和发展这个星球。除此之外，现代主义世界观使“世界的祛魅”带来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人与自然，从而是人与人的异化关系。由于人对自然的无限掠夺，贪得无厌，一方面，人与自然的关系日益对立，自然环境日益恶化，使人感到“恶心”、“烦”和“畏”，存在主义揭示了这一异化状态；另一方面，技术工具理性主义排斥了价值理性，人与人彼此也严重异化，人与人之间互相视为客体。这种工具理性使人丧失了生活的价值目标和意义，导致吸毒、恐怖活动、邪教等反社会现象的出现，从而引起社会的动乱，危害国家安全。 现代主义范式对世界和平与安全产生威胁的另一重要根源是利己主义的社会存在观和人生观。现代主义从还原主义的视角看人，把人看成纯自然的生物人，把人的目的、价值、主动性、创造性加以贬低和还原，归结为一种性欲，认为“人是经济动物”，除了自己的性欲和纯经济利益之外，没有任何价值目标。这种性欲和经济动物的行为取向支配人与人、国与国的关系。利己主义人生观导致现代主义的政治家到处寻找自己的敌人，即使没有敌人，也要树几个敌人或制造出敌人来，并以此作为自己争霸世界、到处侵略的借口。 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国家安全哲学范式 摧毁的目的在于建构，批判的目的在于创新。在批判和颠覆了现代主义国家安全哲学范式以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系统地论述了自己的国家安全哲学范式。 1．重新规范力量的本质，摒弃强力中心论，主张“事物的本性在于合作” 与现代主义把上帝作为外在强制力量相反，建设性后现代思想产生了一种新的态度，它放弃使用上帝这个词，而使用“神圣实在”这个概念，认为“这个神圣实在是我们的创造主，但并不是外在的单方面意义上创造主”。他“从内部激发我们，催促我们去以最理想的方式创造自己，它通过给我们一个梦而不是一个推动力让我们行动起来”。人们模仿这个神圣实在就是去给他人提供一种精神动力即梦想，有了这种梦想，就能激发人们最深厚的创造性潜能。 在排除了上帝这个外在的强力实体后，(建设性)后现代思想“还把生活的基本关系描述为非强制性关系，指出在事物的本性中合作比竞争更为基本。”虽然社会生活中确实存在着强制性关系和激烈的竞争，但认为它们“是派生的，从属的”。格里芬强调，“拥有后现代意识就是去发现和感受合作性的、互助的、非强制性的关系。”与此相适应，在社会关系行为准则中摒弃暴力，不再把暴力视作达到目的理想方式。通过拒斥强制性关系和暴力论，提供社会行为主体间的合作、互助、团结、和谐，共同促进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从而更好地促进国家安全。 2．反对现代主义客观对立的自然观，主张主客体的统一和谐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指出，现代主义的强制性关．系理论以主客对立的二元论为基础，造成人与自然、从而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对抗、奴役和战争。要克服人与自然、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间的对立、对抗，就要摧毁和颠覆这种主客对立的二元论，走向统一和谐论，使“后现代世界观占据主导地位”。在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看来，任何事物都不仅仅是任人宰割的客体，所有的人和事物都应被视为体现着神圣性，只有在这种新世界观的基础上，人类才有可能建立一种新伦理学，以扭转现代性的掠夺性和容易导致战争的趋势。 由于现代主义的自然观，主张“自然的祛魅”，其产生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人与自然的那种亲切感的丧失，同自然的交流之中带来的意义的丧失”，为了防止这种恶果的出现，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主张“自然的返魅”。而要使“自然的返魅”，就要赋予自然以自主性，与人类是平等的关系，而不是掠夺和被掠夺的关系。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把人与自然的和谐的主张进一步扩展到社会，要求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不仅要尊重自然，同自然和平共处；同时也要使社会共同体的成员之间和平共处，建立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发展出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伦理学。” 3．摒弃现代主义片面的人性观和孤立的存在观，主张以创造性奉献为主的价值观，强调人的多样性内在联系大卫-雷·格里芬明确指出了现代主义国家安全哲学范式的片面性，认为这种哲学范式是建立在“片面的人性观”之上。在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看来，“我们是创造性的存在物，每一个人都体现了创造性的能量，人类作为整体显然最大限度地体现了这种创造性能量。”我们不仅接受他人的创造性的奉献，同时“我们需要对他人作出贡献”。这是“人类本性的基本方面”。运用这种创造性奉献价值观来看待个人与社会、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就能处理好决策者同个人的关系、强国与弱国的关系、大国与小国的关系。 另外，建设性现代主义反对现代主义孤立地看待主体间的关系，主张生态论的存在观和整体有机主义。现代主义是一种非生态主义的存在观。这种存在观在初始阶段把上帝看成至高无上的主宰者、孤独者，“卓越的存在物”。现代人继承了这一观点，导致人对自然的统治。同时，把人看成孤立的个体，企图“离开他人或群体的利益而实现自己的利益”，甚至打败别人。这是战争的重要根源。与此相反，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要创造一种认为我们彼此相互依存的意识”，用这种有机论的观点来看待主体间的关系，意识到“为他人的利益，为整体的(社会的、国家的、世界的)利益工作，就是在为自己的利益工作”。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主张生态整体有机主义相互内在联系和相互尊重、和谐相处的观点，并进一步把它扩展到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中，要求把它作为“我们新文化范式的基础”，使“一切事物的价值”都得到尊重，“一切事物的相互关系”都受到重视。他们进一步呼吁要行动起来，造就一个安全、自由、民主、和谐、美好的人类社会，使霸权主义、帝国主义、战争销声匿迹。 三、批判吸取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国家安全哲学理念。建构国家安全哲学新范式。促进全球体的健康发展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批判了现代主义的国家安全哲学范式及其理论基础，打击了霸权主义安全观，对全球化时代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它没有也不可能找出现代国家安全范式的阶级和经济根源，不免带有的抽象的人性论和理想主义的色彩，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全球化时代，要保持全球各行为主体的共同安全，就要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安全哲学新范式。 首先，确认全球各行为主体的主体间性，建构各行为主体平等的交互主体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主体意识觉醒，纷纷独立，从政治上确立了其民族国家的主体性地位。政治上的主体地位的确立必须要由经济上的主体地位支撑。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要获得经济上的独立主体性地位，不仅要强调自力更生，独立自主地发展经济；还要在经济和科技上向居支配地位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扩大同世界各个行为主体的交往。这种全球化时代的大交往实践活动，凸显了全球化行为主体的主体间性和主体际性。 全球化主体间的基本原则是主体平等原则。这种主体平等性是主体间性的逻辑规定和“绝对命令”(康德语)，具有逻辑先在性、先验性、普遍性、必然性。在全球化时代，每一国家、民族、地区行为主体要生存和发展，不能脱离另一主体，只有承认另一行为主体的平等地位，以礼相待，才能被对方合理性地承认为主体，相互馈行，相得益彰。 全球化主体间性的行为表征是国际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国际间的一切事务都要由当事国和相关国际组织协商解决。通过协商，充分发扬民主，发挥各个国家、民族和地区等文明主体的智慧，承认各自多样性的主体性，照顾各种主体的利益，调动各个文明主体的积极性。只有如此，才能减少摩擦，避免剧烈震荡，达到共存共荣。 全球化主体间性的内在要求之一是自律性。在互联网时代，全球各行为主体的主体间性要健康的建构，很重要的就在于各行为主体的自律性。这种自律性就是要求各行为主体自觉地按关系实体和精神实体的要求不断检视自己，不做越规和侵犯其他行为主体利益的事，自觉遵守已经达成的国际间条约，不单方面解释、违犯或毁弃条约，一旦发现有违约行为能自行纠正，补偿其他行为主体的损失。全球化主体间性的重要保证是互信性。互信性要求全球各行为主体之间以诚相待，相互尊重对方主体的利益、价值，理解对方行为的正当性、合理性、适度性。主体间的互信性要求，各行为主体的政策、谋划、企图和行动要达到透明化、预告化、信息白箱化。 其次，确立系统整体有机的安全哲学范式，反对“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安全思维。安全是一个有机整体系统，它包括自然生态环境安全、人口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思想文化安全等等。从大尺度空间来说，它包括全球安全、区域安全、国家安全、地区安全等等。每一子系统的安全都与整体系统的安全密切相关。而且它们各自相互交叉、相互渗透，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任何谋求单方面安全的做法都是错误的。如果不重视全球安全和其他国家的安全，只注重自己的单方面的安全，其实就自觉或不自觉地危害了他人的安全，其他主体就会感到威胁。要打破这种自闭性安全循环，必须跳出非此即彼的安全哲学思维范式，确立有机整体的安全思维范式。 再次，确立奉献性和可能性的安全哲学范式，反对孤立主义、自我中心主义、乌托邦主义的安全哲学思维，建立广泛的合作及协作伙伴关系，创建合理合情合法的安全体系力量架构。在全球化加速发展和世界各国联系愈来愈紧密的条件下，在安全哲学范式上，我们主张创造性、奉献性价值观，但要坚决反对乌托邦安全哲学思维，树立可能主义的富有预见性的安全哲学新思维。乌托邦主义的安全思维表现为：只要经济发展了，我国的安全就自然而然有保证了；只要坚持全方位的友好政策，就不会有谁挑战中国的安全；只要不搞军备竞赛，不在外国驻扎一兵一卒，不刺激强权或某些国家，中国就安然无恙。事实上，乌托邦主义的安全哲学思维非常有害，必须加以摒弃。正确的安全哲学思维应当是：既要立足于当前国际安全的现实，又要看到国际安全将来可能发生的种种不良局面；既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以发展为主线，同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搞好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又要看到霸权主义、新干涉主义的本质不会改变，危害世界和平与中国安全的因素仍然存在，有时会恶性膨胀。还要看到，恐怖主义给国际安全包括中国的安全已经带来并将继续带来新的威胁。因此，为了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创造长久的国际和平稳定的环境，我们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大力发展军事高科技，加速推进我军的现代化建设，把我军锻造成保卫中国安全和国际和平的坚固盾牌。 同志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以“三个代表”为出发点，提出和论述了新安全观。而上海合作组织六国创造的“上海精神”即“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世界提出了重要和有益的启示。①党的十六大报告重申要实现国际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树立合作安全观，在合作中求安全。 国家安全论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影响及对策 世贸组织不仅是当今全球最大的多边贸易协调与管理机构、国际经济活动规则的制定者，还是国际经济合作的推动者以及国际间贸易纠纷的仲裁者。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以及全球化进程中的后来者，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为我们提供诸多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将会对我国的国家安全形成严峻的挑战。 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国家安全的态势分析 由于历史原因，世贸组织是一个以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经济理念和文化形态为背景的国际组织，从它的主导思想、组织运作到依据世贸组织条款所达成的各种多边贸易协定，无不带有明显的西方色彩。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游离于GATT/WTO体系之外，再加上较为特殊的政治经济体制、意识形态与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对世贸组织的运行机制和法律规则不甚了解。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为实现国家利益提供更多可能性的同时，也为维护国家安全设置了更多的障碍，从而会对我国的国家安全构成某些现实或潜在的威胁和挑战。 (一)经济安全 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是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能够有效地消除和化解潜在风险，确保国家经济主权不被分割，从而实现国家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纵深发展的时代条件下，经济安全已经取代军事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重心。如果一个国家独立自主处理本国经济事务和保证经济不受外界影响与冲击的能力受到削弱，进而引起经济主权受损和弱化时，该国的经济安全就受到了威胁。虽然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获得了迅猛发展，但由于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中占有的份额较少，在国际分工中处于弱势地位，因此，我国的经济安全在入世后容易受到威胁。 第一，产业安全面临着激烈的国际竞争。产业安全是在产业结构分析的基础上，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经济安全所处的状况。加入世贸组织虽然会给很多行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但还是有相当多的产业特别是传统产业和企业将会受到巨大冲击。首先，在世贸体系中，我国仍然属于国际分工体系外围的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总体上处于比较低的层次，与发达成员国形成垂直分工，经济发展容易受到其它成员国的不良影响；其次，由于我国长期以来一直游离于GATT/WTO之外，没有机会参与GATT/WTO机制法律法规的制定，因此，世贸组织的法律法规没有反映出我国国家利益的要求；再次，我国目前的大多数企业规模小、资金缺乏、科技水平和管理水平较低，与在世贸体系中发展成熟起来的国外公司企业竞争，其艰难程度可以想象。同时，一些敏感行业，如通讯、航天、互联网络和金融等领域的对外开放，还有可能会对我国的军事和政治安全产生直接的不利影响。 第二，国内市场面临着巨大挑战。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外公司企业对我国市场的渗透会进一步加强。这些公司涌入我国国内市场，对我国的社会变化和经济发展有着双重的作用：一方面会给我国带来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刺激我国的经济发展，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另一方面，由于拥有长期积累的竞争优势，它们的产品已经在我国国内市场上占据着有利的地位。另外，长期以来，外国投资企业在华享受的“超国民待遇”对我国国内某些行业的企业发展已经产生了一些不利的影响。 第三，金融安全受到潜在威胁。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金融市场是国家经济体系的动脉，一旦金融机构出现危机，便很容易在整个金融体系中引起连锁反应，导致经济秩序的混乱，甚至引发严重的政治危机。尽管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在金融领域的开放享有5年的过渡调整期，但由于我国金融行业整体固有的脆弱性，以及国际金融领域斗争的复杂性等因素，使得维护和确保金融安全成为我国在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很长一个时期内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 第四，经济运行机制会受到影响。世贸组织作为一个国际性的经济组织，它的首要目标是为成员国提供一种国际经济交往的游戏规则。在这种游戏规则的制定与完善过程中，势必要涉及到众多成员国之间经济权益的重新分配与整合。因此，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意味着参与了本国经济权益在世界范围内的重新整合和资源的再分配过程。这对于仍处于转型时期的我国经济来讲，如何应对世界经济的强势冲击，能否建立一个既公正又富有效率的经济运行机制，事关我国的发展道路及发展模式能否成功等国家安全的大局。 (二)意识形态安全 意识形态表现为一种建立在明确的世界观之上，对国家的发展道路及政治经济制度进行自我规定和自我辩护的信念与理想体系。由于意识形态对维护国家政治稳定、保障国家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灵魂。冷战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呼吁在国际交往中淡化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依然顽固地坚持冷战思维，对社会主义国家继续加大意识形态的冲击力度，企图实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统天下。 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西方国家对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在国际社会扩大影响存有戒心，因此，对我国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申请求全责备，设置了重重障碍，以迫使我国在政治上作出较大的让步，其真实目的是把我国纳入由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西方国家寄希望于通过世贸组织对我国的意识形态进行渗透与演变。西方国家借助于世贸组织体系，在利用其巨大的经济、科技优势与我们展开竞争的同时，在政治上也积极向我国渗透西方的民主价值观，以达到最终演变我国的战略目标。 同时，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必然会有很多棘手的社会矛盾与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有可能进一步激化，使其成为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侵蚀的温床，社会中的一部分人更容易接受西方的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这将极大地威胁到我国意识形态对我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中的整合。 (三)文化安全 文化安全是指保护本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免遭渗透和侵犯。虽然文化的表现形式千差万别，但是文化本身所承载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归属感却是唯一的。历史的实践证明，文化的渗透往往是与经济力量的扩展相伴而行的。伴随着我国的入世，众多西方的文化形态将以产业化的形式纷纷涌入。发达国家向我国输出资本和技术的同时，也会输出发达国家所谓的精英文化。这种文化模式的影响在其占有明显优势的经济攻势的掩护下，往往会产生更加明显的效果。国际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使世界变得更紧密相连，为西方国家传播其文化模式创造了便利条件。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新闻、广电部门将陆续开放电视、出版、电讯等行业，外资也将进入我国的网络领域。西方国家将会利用我国社会转型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机，不断加大文化渗透的力度，而且，西方对我国的文化渗透力度、范围和方式还会随着我国国际活动空间的扩大和国际经济贸易联系的增多而更加复杂化和尖锐化。 (四)信息安全 信息时代的到来使得国家安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信息产业已经成为入世后国外公司企业竞相投资的热门产业，这无疑将会促进我国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信息产业的蓬勃发展也会带来一系列的信息安全问题。 第一，我国规范信息市场的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健全，信息管理的手段和方法滞后，由此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可能在某些事关国家重大安全利益的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出现一定程度的信息失控。 第二，我国国家信息安全的指数不高。近期公布的《国家信息安全报告》显示，我国的信息安全指数仅处于“相对安全和轻度不安全之间”。信息与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国家的边界变得异常脆弱，某些方面甚至形同虚设，这对于我国的整体国家安全的维护埋伏着巨大的隐患。 第三，我国在信息技术的软硬件方面均受制于人，这无疑会增加我们确保国家信息安全的难度。网络系统的关键技术都掌握在外国生产商手中，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使我国网络安全存在很大的漏洞。 (五)科技与人才安全 一个国家的科技安全态势体现着国家能否用科技手段有效地维护本国的国家安全，其国家的整体利益能否免于受制于国外科技优势的威胁，能否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得以提高本国的综合竞争力。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的科技安全将面临着严重的威胁。其一，我国的整体技术实力同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不小的差距。这些差距必然使我国技术领域显现出更多的易受攻击性。其二，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难以发挥对技术成果的保护作用。世贸组织中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协议将进一步加强跨国公司在技术供应方面的垄断地位。而这种技术独占权将会自然地转化为市场垄断权，从而在技术转移方面对我国产生更大的限制，我国企业获取高新技术的成本会更高。尽快健全我国的知识产权保障机制，在竞争异常激烈的世贸组织体系中使我国的技术成果得以有效的保护已是当务之急。 当前，知识传播和流动的世界性特征越来越明显。为了在激烈的综合国力的竞争中取得优势，人才尤其是高科技人才正在成为世界各国首要争夺目标。一国拥有科技人才的数量和质量，已成为当前国际竞争中国家安全的一项重要指标。人才天然具有流动性，所以人才安全也就具有相对性与不稳定性。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势必要面临着一场长期的人才竞争大战。这场大战有两种表现方式：一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主要表现为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固有优势从我国掠夺人才，从而导致我国的人才流失越来越严重，而且流失的势头还有增无减；二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表现为登陆我国的外国公司企业就地吸纳我国内人才，成为外国公司企业的雇员。从长期看，外国公司企业对我国的人才资源会更加趋之若鹜，使我国的人才安全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 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国家安全对策的宏观分析 通过全面融入全球化来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利益，全面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推进与加速我国的现代化进程，这才是真正维护国家安全必须做出的历史抉择。 首先，加强和深化世界贸易组织体系对我国国家安全影响的研究，建立起一套国家安全风险的应对机制。世贸组织及其前身关贸总协定有着较长的历史，且拥有140多个成员国，其运行规则与法律法规相当复杂，因此，广泛吸纳社会各界人士对我国入世后的国家安全及其风险进行研究，对世贸组织的运作体系及其行为规则进行深入而细致的分析与探讨。同时，认真评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我国整体国家安全的各个方面可能带来的影响，并就国家安全风险的防范提出具有较强操作性的建议，建立一套快速、灵活的应对机制。 其次，尽快完善我国的市场运行机制，确保我国的经济安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直接受到冲击的是我国的经济安全，经济安全又是维系国家安全的根本之所在。从加入世贸组织这个角度来看，一个国家经济安全的主要问题就是视其市场运行机制是否完善与健全。世界贸易组织是建立在高效和规范的市场机制基础之上的合作机制，世贸组织框架下的经济竞争归根结底是市场机制效率之间的竞争。因此，要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结合对世贸组织体系的科学认识，尽快建立健全符合世贸组织法律法规要求的市场运行机制，努力促进我国的经济与社会全面发展，进一步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从根本上抵御和化解威胁国家经济安全的风险。 最后，全面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从根本上增强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世界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变化了的世界呼唤一种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安全观。国家间的竞争已转为综合国力的较量，国家安全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安全，而应是包括政治和社会稳定、经济安全、网络信息安全、文化意识形态安全、科技人才安全以及能源环境等在内的综合安全。因此，只有全面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才能从根本上增强维护我国国家安全的能力。正如同志指出，“我们国家的安全，归根结底要靠增强我们的综合国力。”加入世贸组织后，我们要在加强防范国外各种势力有可能危害我们国家安全的同时，要加快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尽快优化产业结构，提升科技产业竞争能力，从而加快提高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步伐。这样，我国的国家安全才能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 国家安全论文:网络时代国家安全与信息安全论文 一、美国国家安全的发展及网络时代信息安全之源起 国家安全是国家调控机制中一个重要因素，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国家安全”也是一个历史的和发展的概念，其内涵依据一个国家所处时代的不同而发展演变。时至今日，“国家安全”早已由狭义上的强调国家不受外敌入侵的军事安全扩展为一个广义的内容丰富的大体系。其内涵是一个由关系到国家与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各种国内外因素共同构成的动态系统。国家安全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尽可能对不利于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各种国内外因素进行调控，实现国家的安定和预定的国家目标。代表国家的政治实体（政权和政治制度）为了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必须在满足现代国家特定的内外需求的同时，符合一定的国际行为规范。对外政策是政治实体试图适应或控制外部环境对内部影响的一系列行动方针或原则，对外政策能否奏效，取决于不同国家在国内治理和对外关系方面发挥效用的能力。从调控和治理之角度来说，国家对外政策是从属于国家安全战略的。在美国实现现代化及走向强国和超级强国的发展过程中，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下，大力发展高科技，而且首先用于军事。军事科技又带动了高科技，进而带动了整个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是美国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对保障其经济繁荣和国家安全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战后不断提高科研经费在财政预算中的比例，持续把庞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于发展军事工业。从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末，科研投入的比例一直雄居世界第一。70年代后继续大幅度增加。国防在美国的研发费用中占很大比重。战后美国几项关键性发明，如电子计算机、卫星通信、微电子处理器等，均直接产自于军事研究。即使是在冷战时期，“遏制战略”之父乔治•凯南也认为冷战竞争主要是在各自内部，即“看谁在解决自己的特殊问题时干得最成功”，而不是靠军事手段。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斯则更加明确地指出，西方国家的命运“完全取决于其发展自己生产力的能力”。美国政府推动信息技术的发展，制定国家信息安全战略，并在不同阶段根据内外情况变化进行调整，很大程度亦是因循了上述系统治国理念。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美国政府为了在冷战中占据主动,围绕“国家安全”进行国内外战略设计与调控，大力支持发展信息技术，资助并主导了互联网的诞生与发展。1957年苏联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艾森豪威尔总统先后签署了两个公共法案，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DARPA）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得以创建。这些部门的建立和相关科研预算经费的投入，有力地推动了军事安全信息技术的创新发展。1962年，美国国防部设想建立一种能够保证美国国内外防卫力量在遭到苏联第一次核打击后仍具有生存和反击能力的指挥系统。随之，计算机专家提出了计算机“网络”的概念。1971年，高级研究计划署资助了一个项目———高级研究计划局网络，把接受其补助金的大学的电脑在全国联网，实现了计算机“网络”这一设想。为了对该网络雏形进行统一技术管理，美国国防部于1974年主导建立了TCP（传输控制协议）和IP（因特网协议）（后合称为TCP/IP协议）。同年，美国国防部将TCP/IP协议公开，向全世界无条件地免费提供解决电脑网络之间通信的核心技术。五角大楼如此慷慨地向全球提供互联网技术和相关管理协议，其背后自有其深远的、颇具战略意义的谋虑。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该互联网络是一套有明确假想敌的军事指挥系统，其指挥乃至控制功能需要与内外部环境进行信息交换方能体现（亦即“知己知彼”）。另外，其他国家一旦应用此套技术并采纳其管理规范，就会在虚拟空间产生对“美国制造”网络的需求和依赖，这反过来又推动美国政府进一步放开互联网技术，从军用推广至民用，促进经济利益不断扩大。从历史根源的角度来看，自电子计算机互联技术诞生之日起，其应用和推广过程中存在的信息安全问题就相伴而生。但美国国家信息安全作为一种系统思想和战略，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在政策实践上以国内为重点，国内、国外并举，围绕内部稳定和发展与维系全球事务主导地位之战略目标，在国内安全得到保障的基础上，根据不同时期的内外环境特点，制定和适时调整对外政策。 二、网络时代美国信息安全战略之发展 信息安全在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中开始上升到战略的高度是在克林顿执政时期。克林顿政府以综合发展和综合治理相结合的理念为基础，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有机融合起来，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一方面大力推进信息技术在相关领域的研发；另一方面一步步构建信息安全领域的国家战略。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国外失去了最大的政治军事战略竞争对手，国内则面临经济增长乏力等问题，同时还要应付来自于欧洲和日本日趋激烈的经济竞争。此时上台的克林顿政府为应对这些新的挑战，提出国家安全战略三要点：以军事能力维护美国安全；重振美国经济；在国外推行“民主”。其中，“经济安全”是核心。克林顿政府根据国际局势的变化对军事力量进行了结构性调整，继续加大研发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尖端武器的力度，提高军事人员的素质。与此同时，开始着手信息安全领域的相关部署。1993年，美国政府提出兴建“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即“信息高速公路构想”，对产业结构进行了调整，大力发展信息产业，同时加快用高新技术对传统制造业进行改造。产业结构的变化和信息产业的飞速发展带动了金融和股票市场的繁荣，使美国经济出现了有史以来不间断增长时间最长的时期。到了90年代后期，构建网络空间安全即为保护国家信息安全的战略思想被正式采纳，成为美国政府政策，信息安全的概念随之产生，然后纳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体系。由此，网络时代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框架下的信息安全政策就产生了。1998年5月，克林顿颁布第63号总统令———《克林顿政府对关键基础设施保护的政策》，首次提出了“信息安全”的概念和意义。该文件开宗明义“：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这两种力量相互促进相互依赖，但是也越来越依赖某些关键设施和以网络为基础的信息系统。”在2000年12月克林顿签署的《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安全战略》文件中，“信息安全”被囊括了进来。这标志着新的历史背景下，信息安全正式成为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外关系上，克林顿政府坚持一切以实现国家安全战略要点为根本的政策。而在利用信息技术优势实现经济安全战略目标方面，克林顿对外政策的第一大特点，是把计算机网络作为对外贸易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在因特网上的商业活动占得先机。1997年，通过因特网上进行的76亿美元商品交易中，美国就占了9/10；美国企业占了全世界网址的70%，占网上总收入的93%。正是基于对全球互联网贸易巨大潜力的认识，1997年7月，克林顿政府公布了网络贸易战略报告《全球网络贸易框架》，强烈要求宣布互联网络为全球自由贸易区，发展技术并制订行为准则。美国政府的目标是尽可能充分地利用自身优势，把它研制的互联网技术标准和制定的内部行为准则推广到全世界，把美国的标准作为全球的标准固定下来，从而在全球虚拟空间贸易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由此可见，在对外关系方面，发展全球网络贸易并主导国际规则的制定，已成为美国政府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外交事务方面，克林顿政府的政策之显著特点是推行新霸权主义，大打“人权牌”，以图将美国的人权观和价值观推向全世界，这是克林顿政府安全战略对外部分的核心之一。其中，通过利用网络信息技术进行美国精英治理价值观推广是非常重要的。为了在世界上推行美国的国际规则，克林顿很注意使用“软”的一手。他上台伊始即把在国外推动民主和人权作为其外交政策的第三支柱。他提出的冷战后美国对外关系新战略的内容之一便是“帮助”社会主义国家“扩大民主和市场经济”，极力通过外交手段继续在国际社会中推广美国的价值观。克林顿政府为美国留下的最大一笔外交“遗产”，当属以“新干涉主义”“克林顿主义”等著名的一套“软”“硬”并重的“理论”。克林顿抛出的这套“人权高于主权”的“理论”，便是美国选择的修改现行国际规则的突破口。而全球推广互联网技术，能相对低成本、高效率地帮助美国政府突破他国境外信息准入屏障，将自己的观念即时传播至当地民众，对舆论造成影响。小布什2001年上台后不久就爆发了“9•11”恐怖袭击。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为保障美国国家信息安全，防止出现极端事件，美国政府进一步提高了对信息安全的重视程度，战略思想从防御为主转为攻防结合。2003年2月，美国公布了《国家网络安全战略》报告，提出建立美国国家网络空间安全响应系统，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此系统可谓是一个国家—民间，公共—私人合作机制。奥巴马2009年上台后，从军事安全角度，进一步强调网络空间战略的进攻能力和威慑性。同时，奥巴马政府将互联网信息安全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突破国家主权的便捷途径，对外推进国家利益以及推广自身认可的价值观。同年5月，奥巴马总统批准公布了国家网络安全评估报告：《网络空间政策评估———保障可信和强健的信息和通信基础设施》，指出“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都是以信息系统为基础，……，政府需要综合考虑各方竞争的利益，制定出一个全面设想和计划，以解决美国面临的网络安全问题”；6月，美国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网络战司令部。2010年，白宫发表了《2010国家安全战略》，保证将信息安全作为国家安全工作的重点。与克林顿时期相比，奥巴马时期网络安全战略的特点是，网络外溢效应凸显，虚拟空间的传播突破了传统的国界线，同时也影响到了作为最初主导构建网络内外空间的美国政府所要处理的内外问题。 三、信息安全在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中的作用日益重要 美国“国家安全”的核心目标是主动避免自身关键利益受到伤害，在内外环境中，争取最大程度的主导权。作为国家安全总体战略的一个部分，美国的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也即为此目标服务。在当代，信息技术与国家安全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信息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后，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中起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信息安全在美国的世界秩序构建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乔治•里卡斯对美国的世界秩序作了贴切的描述：“首先是尽可能扩大和巩固生存空间，建立并巩固一种更为广泛的秩序，这种秩序在美国力量强大时是它自我表演的舞台；在遇到失败或力量相对衰落时是支持和复兴的力量；即使美国最终衰败时，也会“成为被人们铭记和仿效的楷模”。在网络时代，美国政治精英们相信“信息就是权力”。美国政府推行的信息安全战略是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服务的有力工具。美国对外安全战略总的要求是，防止敌对和不友好势力对美国利益的损害，美国的中心目标是建立一个以它为主导的世界秩序，信息安全无疑成为成本低、效果显，影响既广泛又深远的政策手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国内外政策相互影响，两者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究其原因，主要是政府和国会动辄以“国家安全”对美国的内外政策加以诠释。“世界秩序”则日益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掩盖下“霸权有理”的代名词，它涵盖了美国由企图主宰世界到试图主导世界的策略上的转变过程。而信息安全则成为美国国家安全中日益重要的内容。 国际规则是规制世界秩序的大法。美国对其信息主导地位的维护对全球信息安全规则产生了重大影响。为了使其易于接受，美国对其信息安全战略（政策）重新进行了诠释，突出并强调该战略中的“国际性”，极力诠释其战略目标及实现手段和规则制定之“道德性”，意图在于通过“道德性”来掩盖美国争取国际网络空间规则制定主导权以及相关利益的真实目的，通过“国际性”来印证其“道德性”。美国在实现手段和规则方面精心设计，力图使其显得在最大程度上符合全球化和人类安全问题的时代潮流。2011年美国政府出台的第一份《网络空间国际战略》，首次明确将互联网自由纳入维护网络安全政策体系之内，“将此项努力与二战后建立经济和军事安全的全球框架相提并论”。从这份《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文件可以看出，信息技术在21世纪快速发展与全球普及，已经对国际秩序造成了深远影响，美国作为国际社会霸主，意识到自己必须通过强调自身国家安全战略的“国际性”与“道德性”来重新构建其世界影响力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网络技术和信息安全对于提高美国的综合国力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实力是一国制定外交政策的基本参考标准，信息技术的发展对美国综合国力的进一步提高产生了深刻影响。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越来越重视“软”力量的作用。其外交政策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综合使用或交替使用政治、经济和文化意识形态手段。约瑟夫•奈认为，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的冲突将让位于更危险的各种文明之间的冲突，属于不同文化范围的各个民族的文明之间的冲突正是为了扩大自己的支配权；他还认为，在当今时代“，硬实力和软实力同样重要，但是在信息时代，软实力正变得比以往更为突出”。基欧汉和奈在论述信息与权力的关系时指出：“信息和美国大众文化的传播增进了美国观念和价值观在全球的认知和开放”；“在21世纪，广义的信息能力可能会成为最关键的权力资源”，“信息革命的最终影响是，改变政治进程，在软、硬权力的关系中，软权力比过去更为重要。”网络外交的出现，使软实力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布什政府时期，美国的对外政策开始向利用综合力量进行调控。克林顿上台后更加重视“软”力量，把美国式的民主和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作为普遍原理在全世界推广。他在20世纪末向国会提交的《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强调，美国必须致力于外交“，为防止冲突、促进民主、开放市场”等方面花的每一美元都肯定会在安全上得到回报。奥巴马总统则更加主动地出击，把《网络空间国际战略》称为“美国第一次针对网络空间制定全盘计划”。不难看出，美国政府是要将信息技术优势充分为己所用，营造有利于自身稳定与发展的外部环境，通过危机管理、推广民主和市场开放来塑造信息化时代的全球价值观，增强自身国际影响力，进而巩固和提高国家实力。信息技术的发展对外交决策的影响越来越大。自上世纪末，美国产业结构就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长期以来在产业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的钢铁、石油、化工等产业的地位逐渐下降,以半导体、微电子、计算机、软件业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产业迅速崛起。早在20世纪90年代，微软、英特尔公司就已取代了美国三大汽车公司当年的地位,成为美国经济保持持续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至今，信息产业已成为美国最大的产业，伴随着这种变化，一批新的权势人物也涌现出来，对美国的对外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批新的权势人物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后盾，将逐渐在美国的政治权力架构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们有能力通过参与或资助竞选、游说国会、制造和影响舆论等方式影响美国内政外交的酝酿和制定。鉴于信息技术产业如今在美国经济发展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美国政府制定对外政策（尤其是经贸政策和知识产权问题）时势必要考虑这一产业集团代表的利益与要求。 四、信息安全：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的“双刃剑” 互联网的发展促进了人类的生产力的提高，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毋庸置疑，但其“双刃剑”的角色也不可否认。对于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现代网络信息技术对其国家安全和外交活动的影响更是双重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网络安全遇到的威胁日益严重。计算机病毒利用现代计算机网络技术进行传播，对网络信息系统进行攻击和破坏，对外交信息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黑客攻击是另一种破坏程序，可给外交人员及国家带来严重影响，甚至威胁国家和地区的安全。近些年来，不单是美国，世界其他主要国家也将信息安全列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威胁。如，俄罗斯在2000年9月把国家信息化建设作为其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英国政府2010年10月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将网络战列为英国今后面临的“最严重威胁”之一。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网络已经直接影响到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运转，控制着世界信息流动和国际经济命脉如何切实维护网络安全，各国尚无万全之策，美国也不例外。对西方价值观，特别是人权观的影响愈发明显。批判理论家罗伯特•考克斯指出，社会结构是主体间互动的结果，是社会建构而成的。人类安全和人权问题越来越受重视。按照西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美国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去“规范”全世界，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且占有越来越突出的位置。冷战结束后，美国等西方国家把“捍卫西方价值观”推到外交和国家安全的前台。20世纪90年代以来成为西方一个重要政治理论“第三条道路”宣称的对外政策的两大实质，一是向全世界推广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价值观，二是推行“人权高于主权”“人权无国界”“主权有限”“主权过时论”等观念。美国在“互联网打上了美国价值观的烙印”。但美国自身也是精英治理与个人自由之间矛盾着的混合体，一边是现实，一边是信仰及理想。“美国价值观”在对外政策（人权问题、个人自由、道德观）方面定调太高，看上去很美，但真正落实起来，困难很多。如屡屡发生的美国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对国内，特别是对别国机构和重要人物的窃听丑闻，最有名的是斯诺登揭秘案例，就大大削弱了美国的“道德”影响力。正在逐渐削弱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霸权地位。1999年，约瑟夫•奈在《信息革命与国际安全》一书中，把信息技术革命视为21世纪美国在国际事务中保持主导地位、发挥更大作用的一种重要“软力量”。美国凭借其在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方面的优势谋求全球信息化主导权，以获取“信息霸权”来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其21世纪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影响力，强化其“全球霸权”地位。迄今为止，以美国为首的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在信息领域仍占有很大优势，确立并保持着“信息霸权”。他们深信自身的政治主张和价值观念具有优越性和普世价值，同时对政治体制和价值观不同的国家心存偏见，在不完全了解这些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具体历史和现实国情的情况下，干涉别国内政，制造民族间、国家间和不同宗教间的矛盾，招致了越来越多的不满、嫉恨，为自己催生、培育了越来越多的对立面。一些宗教团体、政治党派、极端组织等也通过各种信息传输手段传播不利于、甚至反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各种主张。从国家层面来看，全球网络信息空间主要的行为体仍是各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信息安全规范仍然缺位的情况下，各国均设法扩大本国网络空间安全边界来保障国家安全，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合作与博弈并存。美国对此情况显然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但仍无法摆脱过于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判断，白宫在2011年5的《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构建一个繁荣、安全和开放的网络世界》，被解读为既是“合作的邀请”又是“对抗的宣言”。长期以来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着互联网治理的话语权，从标榜互联网“开放、共享、无国界”到借“网络自由”等抨击其他国家的网络安全治理。这些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其他国家或机构层级的抵制乃至对立。总的来看，美国在信息领域正经历从“霸权”到“王权”的转变过程。对国际关系概念和公共外交带来挑战。伴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空间技术的应用，传统的“国家主权“”领空”和“领土”等概念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利用高科技手段制造和传播旨在削弱、颠覆他国政权的信息、刺探情报或进行洗钱等活动，给国家安全增添了新的防范问题。1965年“公共外交”概念被首次提出并得到运用，该外交策略试图通过现代信息通讯等手段影响其他国家的公众，以帮助外交政策的形成与推行。美国是“公共外交”的有力践行者，白宫大力开展思想文化传播，实施外交战略，在网络信息空间构建“公共外交”的实践场域。但通过互联网频频披露的美国政府之种种劣行，无疑也会损害美国的形象，侵蚀美国透过外交展现的“软”实力和“巧”力量。此外，信息安全“双刃剑”还体现在这些方面：（1）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深入发展，美国的国家安全正遭受着越来越大的非传统威胁，对传统国家政治治理模式造成了挑战。（2）政府权威受到进一步挑战，个人、企业、非政府组织、恐怖分子、社会运动等都成为影响国际政治的重要变量，削弱了美国及许多国家政府对本国事务的控制能力；国家外交政策的合法性在网络上受到更多质疑的同时,政府对网络舆情的管理更加困难，对外交议程的控制力也会相应减少，如美国国防部因无法合理解释关塔那摩监狱的虐囚事件而在网上广受诟病。（3）面临更多的国内外问题。美国虽在建立其国际安全体系方面“成就”显著，但用于“国家安全”上的开支增加迅猛，这固然刺激和带动了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背负着过多的支出；它既可提高国家的安全系数，同时也增加了易受攻击的“软肋”。 五、结语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美国政治精英们为了维护国家内部的稳定和发展，巩固和保持其国际超级强国地位，围绕着“国家安全”进行内外战略设计与调控，大力发展信息技术，资助并主导了全球化时代的互联网之产生与发展。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美国政府已经构建了颇为完整的信息安全战略，在其国家安全框架下，从政治、军事、经济和外交等多个方面统筹指导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与调整。总的说来，美国发展信息技术，将科技创新为己所用，迅速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一条有效措施，是使国家信息安全与国家发展和国际地位之巩固紧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美国虽在建立自己的信息安全体系和实现国家安全战略目标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它自身在调控信息安全，主导对外政策的同时，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内外因素之制约。从美国自身战略设计的角度来看，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国家信息安全作为支撑美国国家发展的一个庞大体系，涉及面非常之广泛。在对外政策方面，由于国际环境的复杂与多元，加上与国内因素相互交织，任何一个部分出现误判，都有可能使整个系统出现漏洞，使得其他部分和其他环节的工作化为乌有。若一味强势追求自身“信息安全”，既有力不从心之虞，也会增加国际合作的难度，恐生过犹不及之忧。 作者：朱丹丹 单位：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 国家安全论文:网络安全视角下国家安全战略思考 一、信息网络安全问题带来国家安全隐患 (一)计算机网络安全问题不容忽视。 计算机网络是一个开放、自由的空间，计算机网络在给人们带来方便快捷的同时，其开放性和自由性也带来了众多安全隐患，不仅影响了网络稳定运行和用户的正常使用，严重时会威胁到国家安全。因IT系统简单、漏洞较多，网络攻击普遍发生。特别是出于政治目的和经济利益，针对政府部门以及国防、金融、能源等重要部门或行业，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持续性的网络攻击越来越频繁。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黑客宰割的“羔羊”。只要黑客的攻击不停止，网络信息安全的斗争也将一直持续。当网络信息资源成为国家和公众的生命线时，一旦信息网络遭到入侵和破坏，其后果所带来的经济损失无法估量，由此引起的经济、社会动荡更是让人不寒而栗。 (二)信息产业发展滞后带来国家安全威胁。 由于我国在信息产业领域起步较晚，国内一些重要信息系统、关键基础设施中的网络核心设备和关键软硬件长期依赖国外。全球网络根域名服务器为美国掌控;中国90%以上的高端芯片和智能操作系统依赖于美国。这些依赖于国外的核心信息技术产品或服务，一但遭到恶意破坏，我国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方面情报就有可能被盗取、破坏，这无疑增大了经济安全的隐患，直接威胁到国家安全。随着云计算、大数据、智能化等网络信息化新兴产业的继续拓展，大数据泄露事件时有发生，这将使中国网络信息安全面临更多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和挑战。 (三)网络犯罪与网络恐怖主义严重影响国家安全。 网络在迅速改变着这个世界，给社会和人们提供的便利越来越多，与此同时，网络违法犯罪活动也越来越猖獗，如利用网络散布破坏性病毒或设置“后门”程序;黑客攻击，偷窥、复制、更改或删除计算机信息;网络诈骗等网络违法犯罪呈现蔓延态势。网络无国界，不受物理时空的限制，跨国犯罪活动日益严重，给打击和防范带来极大挑战。近年来，互联网成为恐怖分子同网络安全保卫组织、反恐机构相互斗争的主要战场。北京天安门、昆明和乌鲁木齐火车站等地严重暴力恐怖袭击事件，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网络恐怖主义，是恐怖主义发展的新趋势，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其隐蔽、便利、廉价、远程，攻击范围广，将给人类社会带来更大的威胁。 二、加强信息网络安全防护，维护网络主权与国家安全 (一)推进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法治进程。 尽管网络空间法治化面临严峻挑战，但始终改变不了依法治网的新常态。因此，必须要强化网络世界的法治思维，加强网络信息化领域的立法工作，执法工作，引导全社会遵纪守法，全方位推进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法治进程，促进依法管网、依法上网、依法用网，维护国家安全，建设网络强国。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决定，对我国网络空间治理提出了明确要求。《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加强互联网领域立法，完善网络信息服务、网络安全保护、网络社会管理等方面法律法规。”在主持召开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时要求，“要抓紧制定立法规划，完善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关键基础设施保护等法律法规，依法治理网络空间，维护公民合法权益”。 (二)构建以大数据为重点的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加快出台国家信息安全战略。 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数据窃取”和“大数据污染”频频出现，大数据的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高度重视。一是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大数据的安全;二是要从技术上把控大数据的安全。大数据是互联网安全的核心。建设以大数据为重点的信息安全保障体系，是网络安全的需要，也是国家安全的需要，必须要上升为国家意志，加快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出台。 (三)创新驱动核心技术的研发，捍卫国家“网络空间主权”。 维护网络信息安全最根本的就是要创新驱动发展，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掌握核心技术。具体讲，只有牢牢把握网络、计算、存储这三个重要环节以及操作系统与芯片这两个关键领域的核心技术研发，才能防止政治、经济以及军事等方面的重要数据或秘密被窃取、被泄露;才能从源头上捍卫我国的网络空间主权，维护国家安全。因此，必须加快改革创新和技术研发，加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和基础设施建设，维护国家安全，惠及民生。制定全面的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研究发展战略，特别要注重研究、制定发展与计算机网络相关的各类行业产品，如网络扫描监控技术、数据指纹技术、数据信息的恢复、网络安全技术等等，以自主知识产权掌握网络主动权。 (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汇聚人才资源。 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强调，“网络信息是跨国界流动的，信息流引领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信息资源日益成为重要生产要素和社会财富，信息掌握的多寡成为国家软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因此，要把人才资源汇聚起来，努力打造一支政治思想好、技术业务精、忠诚可靠、甘于奉献、作风过硬的强大队伍，为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域培养一大批创新型专家人才、尖子人才、领军人才。 (五)坚决严厉打击网络犯罪与网络恐怖主义，净化网络环境。 防范和打击网络犯罪、网络恐怖主义，关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乎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在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网络恐怖主义活动上，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努力:一是集中警力，打集群战，重点突击，确保以最快速度，在最短时间内侦破网络违法犯罪或恐怖主义案件，捍卫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二是建立国际协作机制，加强沟通与交流，携手共同打击网络犯罪及网络恐怖活动，净化网络环境，共筑牢固的安全防线，力争从根源上铲除恐怖主义。三是加强网络监管，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高人民群众的安全防范意识，从源头上进行管控。 (六)加强国际合作，维护国际网络空间安全。 网络安全问题是全世界共同面临的一个疑难杂症。世界各国或地区需要更加密切联系，共同维护网络安全，捍卫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因此我国应在切实保障国家秘密和安全前提下，本着相互尊重和相互信任的原则，积极参与情报交流、技术合作，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共同打击网络犯罪，维护信息网络安全，进而维护国家利益。 作者：曹建萍 单位：中共巫山县委党校 国家安全论文:全球化国家安全管理 澳大利亚的小莫汉.马利指出:影响21世纪国家安全的7个趋势是: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技术扩散,全球化的民主浪潮,多极化的国际政治,国际体系性质变化,安全概念的变化,冲突焦点的变化。对亚太地区的威胁有两个方面:第一,传统冲突:大国的霸权斗争,成功国家民族国家的膨胀,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经济竞争,大规模毁伤武器的扩散。第二类,未来冲突的新根源:衰败国家的民族主义,文化和宗教信仰冲突,致命的轻武器扩散,石油,渔业和水资源的争议,难民潮和人口流动,生态灾难,恐怖主义.给21世纪的国家构成多重灾难。 全球化对于中国经济安全的影响不可： 第一，新经济发展过快，受制于发达国家的新经济技术标准和关键零部件。目前全世界的芯片绝大部分是美国生产的，这是电脑的核心部件，如果我们在普及网络以后许多年仍不能独立生产,恐怕就不仅仅是让外国人多赚钱的问题了。我国工业的现代化,主要依靠设备进口,工业的进口依存度已经超过30%,甚至更高。 第二，经济高速增长导致进口依赖度增加。 我国与世界先进国家科学技术差距在拉大。与日本相比，单位GDP耗能的差距1981年为6倍，现在扩大到约15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中科技进步所贡献的份额一般都在50％-70％；而我国，"六五"期间科技进步所贡献的份额还占到32％，"七五"期间反而降到24％。90年代以来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化工机电快速发展，对能源和矿产品的需求急剧增加。目前中国铁矿石自给率为80%左右，氧化铝为70%左右，铜精矿为40%左右，铬铁矿为40%左右，钾盐仅为6%。2010年14亿人口需要消耗50亿吨标准煤（包括29亿吨原油），8亿吨钢和17亿吨铁矿石。中国45种主要矿产的现有储量，到2010年能够保证需要的只有24种，需要进口2亿吨。到2020年的需求量将是目前2倍，矿产品短缺量为2。5---3亿吨，能够保证需要的仅6种。铁、铜、锰、铬等金属矿产对外依存度不断攀升。21世纪中叶除煤外，绝大部分矿产品均需国外资源补充。国内年木材缺口6000万立方米，进口粮食进口5千万吨。大量进口需要大量出口，年增长率不能低于12%，中国占世界出口比重将从3%上升到18％，迫使许多国家让出市场。 能源矿产结构性矛盾突出，石油、天然气资源家底不清，后备资源严重不足，1993年成为能源净进口国，其中每年石油进口量迅增1000万吨左右，中国未来能源供需的缺口将会越来越大，石油进口依存度，1995年6.6%，2000年25%。2010年30%，2020年50%以上。 2001年我国进口石油7000多万吨，花费200亿美圆。到2005年将缺口1亿吨左右。2010年我国石油产量1.5亿吨。要生产3.5亿吨钢，需要进口8亿吨原油和3亿吨铁矿石。石油进口超过5000万吨，国内经济运行会受制于国际市场，超过一亿吨要考虑采取外交、经济、军事措施以保证石油安全。国际石油跨国公司垄断国际石油市场，商业利益与西方国家的政治军事利益一致，我国石油安全迫在眉睫。 中国目前的外贸依存度是47%，5年以后可能达到65---70%，严重依赖国际市场又影响国际市场，没有强大的国家力量支持，是不可想象的，这也是全球化不可能消解国家主权的原因。 第三，国家安全因过多引进外资受到影响。 以高关税特别是提高关税实际保护率的办法，保护国内产业，其结果就是外商直接投资大量进入。比如到2006年我国按照WTO规定，将轿车的关税从100%降低到20%，但是轿车零件的进口关税为10%，这就是以提高实际保护率的办法，促使外国资本进入，以合资企业产品代替进口整车。因此，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就成为最好的"全球化"方式。 至1999年12月底，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076亿美元。外商投资企业工业增加值4201亿美元，占全国20%；工业产值17696亿元，占工业产值的27.7%；涉外税收1648亿元,占全国15%。未来5年以国内市场为代价，每年可以吸收600亿美圆，但外商直接投资不是越多越好。 首先，很难通过合资方式引进先进技术，引进外国设备过多会冲垮国内机器制造业。 其次，国内关键产业如飞机制造，数控机床，电脑芯片等，会被跨国公司整合和控制难以独立发展。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主导全球产业结构调整，通过跨国合并，收购和合资形式向全球投资，往往是内部分工的结果，海外合资企业仍然受总公司指挥。中国最大的外资企业是德国的巴斯夫，在中国有9家化工企业，从尼龙，地毯，醇，涂料，维生素，乙烯，染料，乳胶，到分散体，形成系列产品分工体系。国内企业受到行政系统（条条块块）的分割，缺乏内在的技术和生产联系，即使掌握大部分股份，也很难敌得过跨国公司的技术，商业和金融控制。 第三，"国内市场"也不是轻易可以让得出来的。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占领市场意味着最终得到外汇而不是人民币；我们让出国内市场，就要承诺外商人民币利润的自由兑换。目前外商投资的国内人民币利润每年大约2000亿人民币，只有10%左右兑换成外汇汇出，其余留在国内再投资了。数年之后，利润总额将积累到20000亿人民币，相当于2000亿美圆，等于国家外汇储备。如果在突发事件下集中要求兑换，就难免诱发外汇金融货币危机。 外贸依存度的调整 目前美国经济的调整，将影响中国的出口。加入WTO将使中国社会受到全面的国际冲击。国内社会结构与制度，将与国际发生剧烈的摩擦。22年形成的单一经济思维，又不能够把个人，企业和既得利益集团的经济利益，与国家的地缘政治利益统一起来，不能把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与安全战略统一起来，甚至严重忽视后者。按照目前经济路线发展下去，中国将丧失与美国抗衡的能力。 如果中国在5年以后受到西方全面封锁，经济损失有多大？ （一）2000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83000亿人民币，按照1：8。3汇率，为10000亿美圆，外贸4743亿美圆，增加31。5%；出口2492亿美圆，增加27。8%；进口2251亿美圆，增加35。8%。顺差241亿美圆。其中一般贸易出口1052亿美圆，增加32。9%；进口1001亿美圆，增加49。3%。加工贸易出口1377亿美圆，增加24。1%，进口926亿美圆，增加25。8%。机电产品出口1053亿美圆，增加36。9%，高新技术出口370亿美圆，增加50%；进口初级产品467亿美圆，增加74%，原油，大豆；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增加30%。 外贸依存度是以外贸总额除以GNP，为47%。如果扣除加工贸易的重复计算，外贸依存度为35%，全部扣除加工贸易，外贸依存度为23。5%。 外贸依存度是国内非贸易品与贸易品的比价。从发展趋势看，由于贸易品生产率提高快于非贸易品，价格下降得快，所以外贸依存度有下降趋势。1980-1996年日本的外贸依存度从26%下降到17%，新加坡从440下降到356%。韩国从74下降到69%。汇率的升值会提高外贸依存度。 （二）假设中国沿着经济主义自由路线继续发展，不进行重大利益格局调整，国内外资源状况仍旧可以支持5年左右经济增长。假设国内生产总值年增8%，2004年为111553亿人民币，按照1：8。2汇率，为13604亿美圆。外贸总额9196亿美圆，外贸依存度达到67。5%。如果人民币贬值到1：10，外贸依存度达到82。4%的历史最高水平。 出口年增加15%，为4358亿美圆，进口年增加20%，为4668亿美圆，外贸逆差达到310亿美圆。加工贸易年增加15%，出口2408亿美圆，工缴费500亿美圆。扣除加工贸易的外贸依存度是34%。 外商直接投资保持年600亿美圆水平，使国际收支保持顺差。国家外汇储备保持2000亿美圆。 (三)建议在2001-2004年突击进口战略物资，年增加进口200亿美圆。在2004年底，我国进口总额将增加600亿美圆，为5268亿美圆，外贸逆差扩大到1000亿美圆。国家外汇储备下降到850亿美圆。 （四）假设2005年出现西方全面封锁。加工贸易全部停止。 2000年加工贸易出口1377亿美圆，占出口总额2492亿美圆的55。2%，加工贸易进口1001亿美圆，占进口总额2251亿美圆的44。5%。加工贸易总额2478亿美圆，占进出口总额4743亿美圆的52。2%。 2004年，加工贸易按照年15%增长率，可以达到2400亿美圆的出口。如果全部中断，损失是： （1）外贸总额降低4500亿美圆，出口降低2800亿美圆，外贸依存度降低50%； （2）4000万人失业； （3）国家外汇收入降低500亿美圆； （4）加工贸易全部使用进口原材料再出口，对国内产业没有带动效应，全部中断以后国内只损失20%左右的工缴费，2004年为500亿美圆左右，把乘数效应估计在内，大约1000亿美圆。 （5）2004年的GNP是13604亿美圆，2005年如果继续增长8%，应该是14693亿美圆，现在减少到13693亿美圆，只增长0。6，增长率降低7。4个百分点。如果估计更高一些，大致可以说，由于加工贸易全部中断，我国经济成为零增长。 （五）从美日欧出口大部分中断。 2004年我国出口4358亿美圆，其中一般出口2000亿美圆左右，其中向美日欧出口占60%，1200亿美圆。 美国是我第二大贸易伙伴，我对美出口占出口总量20%以上，按照美国统计达到30%。我在美国出口份额中仅维持在2%左右。我对美国的资金和技术也有依赖，从美国进口最多的是技术含量高的机电产品（1998年为94.18亿美元，占自美国进口总量的55%），有些难以替代。 日本是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1998年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7.9%，日本的资金技术对我也极为重要。 欧盟是我第三大贸易伙伴。1998年占我对外贸易总额的15.1%。 香港是内地第四大贸易伙伴和最大的出口市场，1998年占我对外贸易总额的14.1%。 1998年我国外贸的64.3%、约2071亿美元，是与美日欧的贸易（含内地与香港的贸易），我们获得的贸易顺差629亿美元，如果没有这一块，外贸将有逆差193亿美元。 假设2005年对美国日本出口全部中断，对欧洲出口部分中断，影响是： （1）出口减少1000亿美圆。2005年出口在和平环境下可以达到5012亿美圆，减去加工贸易2770亿美圆，一般贸易1000亿美圆，只剩下1242亿美圆，考虑到向其他地区增加出口，可以估计为1500亿美圆，降低75%，大约倒退到1997年的水平，倒退8年。 （2）一般贸易出口的减少对国内经济的影响比加工贸易大得多，因为大部分原材料来自国内，有连锁性收缩效应。假设有4倍的收缩效应，即4000亿美圆，相当于32000亿人民币。用4000亿美圆除以2004年的GNP13604亿美圆，经济增长率降低29。4%。 （3）加上加工贸易中断的影响7。6个百分点，共37个百分点。这就是加工贸易中断和出口下降对于国内经济的影响：第一年GNP下降37%，第二年下降更大，假设40%。第三年才有可能有所恢复。 （4）出口产品国内收购额占全国商品零售总额的40%左右，如果降低75%，将使国内总需求降低30%，加上乘数效应，将使国内通货紧缩和企业破产更加严重，失业再增加4000万，共增加8000万。 （六）关键进口供应基本中断 2000年我国进口大类产品是：矿产品245亿美圆，化学品181亿美圆，塑料橡胶164亿美圆，纺织原料和制品166亿美圆，贱金属206亿美圆，机器电器852亿美圆，光学医疗设备82亿美圆。 由于大量引进外国设备，我国工业最先进的部分，设备，原材料和零配件对于进口的依赖程度相当高，在1994年，工业对进口的依存就达到30%，现在可能超过50%。特别是尖端科技如芯片，数控机床，航空航天等方面，在关键部分依靠进口，影响更大。 （七）能源供应受到影响。 我国与世界先进国家科学技术差距在拉大。与日本相比，单位GDP耗能的差距1981年为6倍，现在扩大到约15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中科技进步所贡献的份额一般都在50％-70％；而我国，"六五"期间科技进步所贡献的份额还占到32％，"七五"期间反而降到24％。90年代以来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化工机电快速发展，对能源和矿产品的需求急剧增加。 目前中国铁矿石自给率为80%左右，氧化铝为70%左右，铜精矿为40%左右，铬铁矿为40%左右，钾盐仅为6%。2010年14亿人口需要消耗50亿吨标准煤（包括29亿吨原油），8亿吨钢和17亿吨铁矿石，中国45种主要矿产的现有储量，到2010年能够保证需要的只有24种，需要进口2亿吨。到2020年的需求量将是目前2倍，矿产品短缺量为2。5---3亿吨，能够保证需要的仅6种。铁、铜、锰、铬等金属矿产对外依存度不断攀升。21世纪中叶除煤外，绝大部分矿产品均需国外资源补充。年木材缺口6000万立方米，进口粮食进口5千万吨。大量进口需要大量出口，年增长率不能低于12%，中国占世界出口比重将从3%上升到18％，迫使许多国家让出市场。 能源矿产结构性矛盾突出，石油、天然气资源家底不清，后备资源严重不足，1993年成为能源净进口国，其中每年石油进口量迅增1000万吨左右，中国未来能源供需的缺口将会越来越大，石油进口依存度，1995年6.6%，2000年25%。2010年30%，2020年50%以上。 2001年我国进口石油7000多万吨，花费200亿美圆。到2005年将缺口1亿吨左右。2010年我国石油产量1.5亿吨。要生产3.5亿吨钢，需要进口8亿吨原油和3亿吨铁矿石。 国际贸易与国家安全战略的关系是这样的：石油进口超过5000万吨，国内经济运行会受制于国际市场，超过1亿吨要考虑采取外交、经济、军事措施以保证石油安全。国际石油跨国公司垄断国际石油市场，商业利益与西方国家的政治军事利益一致，我国石油安全迫在眉睫。 （八）外商撤资可能引发外汇危机 假定2005年爆发突发事件，外商直接投资全部停止进入，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资本项目顺差，和经常项目进口方面的逆差，将同时减少600亿美圆，对于国际收支平衡没有影响。 我国已经引进3000亿美圆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是真实资本，包括设备，专利，商标和管理，90年代年平均引进400亿美圆。加入WTO的刺激，可以使未来5年，每年可达600亿美圆，5年积累3000亿美圆。到2006年，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总额达到8000亿美圆。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与直接开放资本市场相比，被称为我国利用外资的一大经验。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人民币没有自由兑换，国际投机资本无法在非常短的时间里获得巨额人民币，因此无法通过抛售的办法冲击我国的股票市场和外汇市场。中国没有被卷入亚洲金融危机。 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就没有风险吗？如果引进太多，风险照样存在，只不过时间比较长。 金融市场上的投机资本，可以在几分钟内引起大崩盘。而外商直接投资所引起的金融外汇危机，要经过10年左右。主要环节是人民币利润的集中汇出，可能引起境内居民和企业挤兑外汇存款，进一步引起黑市上以人民币兑换外汇，并挤兑人民币。 所谓对外商开放国内市场，是允许其内销产品，所得人民币经过国际外汇管理居批准，可以汇回国外。大约5年以后，外商直接投资有8000亿美圆，按照年内销利润有10%，即相当于800亿美圆的人民币，大约7500亿人民币。汇出的外汇超过了引进的外资。更为严重的是，每年数千亿人民币的人民币利润，有大约90%并没有汇出，而是作为再投资重新投入。至于有多少是卖了土地厂房，多少是进入股票市场投机，无从估计。但5年之后这笔钱的总数达到20000亿人民币，相当于2000多亿美圆，与国家外汇储备大致相等----这就是危机的临界点但如果积累起来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国内人民币利润，集中兑换，即有可能触发外汇挤兑。 沿海地区的损失 外贸依存度并不能反映一个国家经济的开放程度。还包括 1．投资依存度（外商直接投资占总投资的比利，工业对于进口的依存度。 2．科技依存度（企业核心竞争能力，产业控制，关键部件在谁手里，新技术开发能力）。 3．资源依存度。 4．金融依存度（美圆化程度，外汇市场，股票市场，外债）。 1989---1991年西方对我国经济制裁，停止对华军品贸易和国际贷款。1989年，我国的外贸增长率下降15.7%；1990年又下降3.3%，其中进口下降16.8%。我国经济连续3年低速增长，1989年4.4%，1990年4.1%，1991年7.7%。 西方制裁对于沿海地区的影响尤其大。东南沿海地区指华东华南，福建、广东、浙江、上海、江苏南部，香港、澳门。 不含港澳，1999年有2亿多人口，耕地面积1000万公顷，占全国7%；国内生产总值近3万亿元人民币，占国内生产总值37%；新增固定资产投资9000亿元人民币，占全国32%。钢产量2800万吨，占全国23%；汽车36万辆，占全国20%；塑料324万吨，占全国40%；化纤385万吨，占全国60%；纱184万吨，占全国32%；冰箱530万台，占全国40%；洗衣机635万台，占全国50%；彩电2770万台，占全国60%。 上述计算没有包括直接受到的军事打击。 结论是：如果没有补偿措施，5年以后中国将由于经济原因和文化原因难以与美国抗衡。因此，目前5年的经济文化调整，比未来的军事战争更加重要。如果在经济文化方面失败，等于自我瓦解，军事战争难以取胜，甚至不战而降。如果中国未来不想错误美国的附庸国，就必须坚决尽快进行战略调整。 国家安全论文:高职国家安全教育挑战及对策 国家安全的概念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其含义是保证一个国家的安全不仅是不受外国侵略，而且在国内也要稳定，要反对颠覆。并且随着国家安全的提出，我国有了一个战略性的转折，由时代的“战争与革命”发展成为了“和平与发展”。这样强调了经济战略，使得中国在国际上地位更高。2001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在讲话中提出：要头脑清醒，居安思危，深刻认识新形势，懂得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国防安全的极端重要性，紧迫性。确保信息安全，金融安全和粮食、石油等战略物资安全。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根据新阶段国际国内的形势发展，沿着上述国家安全发展的思想道路，明确提出了要确保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国防安全的要求。这说明我国领导人对国家安全所包括的内容在逐步的扩大。更加确保了我国在不受外国侵略的同时，防止内部矛盾，发展经济的目标。 1开展高职院校学生国家安全意识调查的背景 首先，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虽然是时代的主题，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我国的安全和统一仍然面临严重的威胁。西方超级大国亡我之心不死，东面的强邻日本也不愿反思侵略历史。特别是，西方超级大国在前苏联已经解体，俄罗斯日渐衰微的情况下，把中国看成其21世纪称霸世界的最大障碍，开始以各种手段遏制中国的发展。周边安全也存在不少隐患。南沙群岛被东南亚小国强占，台湾问题尚未解决，中日东海问题和钓鱼岛争端也日益升级。同时，随着我国国际竞争力、综合国力和国家地位的空前提高，一些西方国家别有用心地提出了“中国威胁论”，也使我国国家安全形势进一步恶化。当前，国家间的竞争日趋广泛、激烈，当达到白热化的时候，战争就在所难免。因此，歌舞升平之下隐藏着暗流涌动。对于如此严峻的国际环境，高职院校的学生大多缺乏清醒的认识。其次，20世纪90年代初，走私、贩毒、非法枪支买卖、环境污染、跨国犯罪、经济情报战、疾病的跨国传播等非传统安全问题虽已出现，但还构不成战略威胁。但现在这些问题已相当严重。而且“东突”活动猖獗，生物入侵滋生，洋垃圾不断涌入，新的国家安全问题不断出现。加入世贸组织，在受益的同时，也使国家安全防范更加困难，一些传统措施将不允许采用，安全风险扩大到经济、文化、信息、科技人才等诸多领域。对于这些非传统安全问题，高职院校学生也大多缺乏危机意识。最后，随着信息网络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注重国家安全意识的培养,增强国家安全观念已经日益成为高职院校学生素质教育中的一个重要方面。高职院校应当适应新形势的发展,结合素质教育的开展和大学生的思想实际,明确教育要求,努力实践探索,积极推进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在为国家保持经济军事优势的同时,也扮演着危及国家安全的角色,如破坏势力通过技术窃密危及国家安全。发达国家还采取人才争夺战略,导致发展中国家大量人才流向发达国家,其中我国人才外流现象很严重,科技安全形势严峻。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为信息快捷传播与自由交流带来了方便,使传统意义的文化继承在全球化模式下失去原有空间,国家和文化边界正在消除,而文化生存是国家生存的前提条件,一旦文化遭遇威胁,必然给国家带来危机。综上所述,经济全球化时代,我国的国家安全面临严峻挑战。 2当代高职院校学生国家安全意识现状 通过对高职院校学生国家安全意识的调查显示,当前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状况主流积极健康,但也有种种迹象表明,部分高职院校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还很薄弱。 2.1高职院校学生对国家安全认识模糊 高职院校学生对国家安全还停留在军事、领土、情报这样一些传统的、局部的认识上。对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认识不足，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既没有外部的威胁和侵害,也没有内部的混乱和失序的客观状态。当前,国家安全既包括国土安全,主权安全、政治安全等传统内容,也包括文化安全、信息安全等方面的新内容，2001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讲话中提出：要头脑清醒，居安思危，深刻认识新形势，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国防安全的极端重要性，紧迫性。确保信息安全，金融安全和粮食、石油等战略物资安全。而后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根据新世纪新阶段国际国内的形式发展，沿着我国传统国家安全发展的思想道路，明确提出了要确保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国防安全的要求。全方位理解国家安全有助于端正高职院校学生的思想认识,增强国家安全意识。讲国家安全，高职院校学生会自然联想到美国的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以及国家安全机关、军队、警察身上，这种把国家安全等同于情报间谍活动的片面认识，使高职院校学生不能自觉地把维护国家安全与自身的责任联系起来，或多或少地、有意无意地认为“国家安全与自己无关”。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国际地位与日俱增，和平环境使高职院校学生自觉不自觉地对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活动放松了警惕，淡化了安全意识，认为“对外开放无密可保”，“和平期间无间谍”等等。由于思想麻痹，造成国家的一些机密被泄露，更有甚者，个别经不起金钱等种种诱惑，不惜丧失国格人格，出卖国家情报，给国家安全和利益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惨痛深刻！ 2．2我国高职院校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研究水平落后，当代高职院校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较为薄弱 目前,高职院校学生国家安全教育还处于宣传阶段,远未达到有计划,有目标,规范化教育的层次。国家安全意识是高职院校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重要内容,是衡量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之一。加强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高校要从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高度认识国家安全教育的重要性,教育引导大学生树立对国家安全的忧患意识、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意识和保证国家安全的法治意识。当代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现状显然不能适应时代要求,无法应对全球化对国家安全的挑战。 3高职院校学生国家安全意识淡薄的原因 1）意识形态淡化的副作用。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时期，由于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因素，导致我国在外交中陷入孤立境地。为克服此种弊端，改革开放后，在国际交往中日益淡化意识形态因素。这虽有合理性、必然性，但难免导致国家安全意识的降低。2）高职院校学生大多都是从学校到学校，在教室、宿舍、食堂中打转转，社会交往很少，缺少社会经验，这就很难接触各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自然对其危害缺乏亲身体验，对树立国家安全意识的重要性体会不够深。3）学校进行的国家安全教育，与学生思想实际联系不紧密，缺少针对性，教育方式僵化，内容空洞，很难引起学生的共鸣，教育效果欠佳。4）由于当今社会腐败现象短期内难以消除，思想政治课内容凝固僵化、空洞抽象，目前高职院校学生普遍对思想政治课产生反感，产生逆反心理，越教育越不信。国家安全教育属于思想政治课，自然也受到株连，不仅不受重视，反而心存抵触，自然就难见教育效果了。 4培养高职院校学生国家安全意识的对策 4．1抓好国家安全教育和国防教育，强化责任意识 要教育全体人民同一切出卖祖国利益、损害祖国尊严、危害国家安全、分裂祖国的言行进行坚决的斗争。要从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认识国家安全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切实将高职院校学生国家安全教育列入教学计划，渗透到日常教学和思想政治工作之中。 4.2提高高校教师对开展国家安全教育的思想认识 没有国家安全教育的爱国主义教育，没有国家安全教育的学校教育，是不完全、不完整的教育。高校教师要在完成本学科教学任务的同时，完成好国家安全教育工作。 4．3树立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观念 邓小平指出：“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国家安全涉及国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国家、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首要保障。科学技术是没有国界的，但大学生不能没有自己的祖国。高职院校学生要把国家安全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不做任何有损国家利益、民族荣誉的事。 4．4熟悉有关国家安全的法律、法规 对遇到的法律界线不清的问题，要肯学、勤问、慎行，弄清什么是合法，什么是违法，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目前，特别应熟悉宪法、国家安全法、保密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科学技术保密规定、出国留学人员守则等法律、法规，做到心中有数。 4．5保持警惕，善于识别各种伪装 有的谍报人员和负有特殊使命的记者，常以你能接受的面孔出现，用交朋友、做学术研究、出国经济担保、旅游观光、新闻采访等五花八门的手段，套取国家机密、科技政治情报和内部情况，对此要保持警惕，识破伪装，避免上当受骗，防止陷入违法犯罪。在对外交往中，既要热情友好，又要内外有别、不卑不亢；既要珍惜个人友谊，又要牢记国家利益；既要争取各种帮助、资助，又要不失国格、人格。要淡泊名利，不受其诱惑。对发现的别有用心者，要依法及时举报，进行坚决斗争，决不让其恣意妄为。 4．6克服妄自菲薄心理，挺直腰板 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安全与利益，也有别人没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资源和秘密，还有独具特色的传统工艺等等。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但又是不可小视的大国，虽然在总体上有所落后，又决不是样样落后。要看到我们也有许多世界第一和“中国特色”，有一系列国家秘密和单位秘密。作为中国人，决不可妄自菲薄、悲观失望，在对外交往中要挺直腰板，不卑不亢。 作者：周小翔 单位：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国家安全论文: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策略研究 摘要：新媒体给人类生活带来了一场深刻的变革，也给国家安全带来新的挑战和威胁。当前，国家安全教育的主体是在新媒体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大学生，在这一新形势下开展国家安全教育，就必须结合大学生的新特点，因势利导，充分利用新媒体开展国家安全教育。基于新媒体环境，文章对高校国家安全的教育策略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新媒体；国家安全；大学生 新媒体在为信息的共享和快速传播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对我国的国家安全构成新的威胁和挑战。大学生是新媒体运用最为广泛的群体，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教育是新媒体时代维护国家安全的关键环节。探索适应新媒体时代需求，符合大学生成长规律的国家安全教育策略，是当前高校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课题。 一、新媒体视域下国家安全教育面临的新挑战 （一）新媒体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 新媒体的最大特点在于虚拟性和开放性，参与者可打破时空以虚拟化的身份参与社交活动。网络手机的普及和社交APP的广泛使用，使人们拥有了信息和传播的权利。西方国家凭借在网络技术方面的绝对优势，通过网络实施政治煽动和文化渗透，扰乱经济秩序，削弱文化认同，窃取尖端技术和军事情报，对国家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 （二）新媒体对大学生产生的负面影响 新媒体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大学生，思想开放，思维活跃。但西方的文化思潮通过新媒体在大学生中迅速传播，给学生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网络的虚拟化和弱规范性，使一些大学生在虚拟世界里挑战规则，游戏人生，导致法制观念的淡薄和责任意识的缺失。网络世界的无界性使部分大学生缺乏保密意识。 （三）新媒体未充分运用到教育中 高校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没有适应国家安全形势的变化和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的新特点，无法达到全面提高国家安全意识的要求。一是部分高校没有充分认识国家安全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二是部分高校国家安全教育还局限在政治、军事等方面，采用课堂灌输、大会宣讲等方式进行，缺乏吸引力，教育效果不佳。 二、新媒体视域下高校国家安全教育对策 （一）转变国家安全教育理念 新媒体时代，网络已成为大学生生活和学习不可或缺的部分，对其思想、心理和行为产生着深刻的影响。高校要及时研究当下国家安全的新变化和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出现的新问题，在理论和实践层面转换传统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改变传统的、权威式的强制性教育理念，尊重学生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教育者应主动从国家安全教育的施教者转变为引领者和参与者，借助新媒体平等地与学生交流，增强大学生接受国家安全教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创新“立体化”国家安全教育模式 新媒体为高校开展国家安全教育提供了新的教育途径和手段，高校应充分挖掘现有教育资源，建立国家安全教育专题网站，搭建国家安全网络教育平台，让国家安全教育向课堂外延伸。高校要大力支持教师开发具备声、色、光、画等多种表现手段的微课，通过网站、微信、微博等大学生喜闻乐见的传播途径将知识传送给学生，增强其对国家安全教育的情感体验，激发他们学习国家安全知识的热情和兴趣。 （三）提高大学生在虚拟世界的内控力 大学生是新媒体应用最为广泛的群体，高校应顺势而为，开设网络安全教育类的课程，开展以提高大学生网络素养和道德意识为主题的校园文化活动，培养其对信息的思辨、评估能力，构筑抵制不良信息冲击的思想“防火墙”。此外，梳堵结合。高校要积极引导大学生的网络行为，培植骨干学生转发、评论有利于国家安全的正面信息。也可通过建立大学生网络信息的监控机制，约束大学生的网络行为，提高维护国家安全的自觉性。 （四）构建新媒体环境下国家安全教育的协同创新机制 新媒体时代教育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迫切要求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协同创新。一方面，要积极联合校内外力量，搭建学校负责、政府督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社会大系统教育平台，通力配合，共同推进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改革。另一方面，要优化整合校内教育资源，各部门密切合作，构建课堂教学、校园文化活动、日常教育管理相结合，理论教学和社会实践相结合，显性教育和隐形渗透相结合，线上教育和线下网教育相结合的立体式的国家安全教育平台。 三、结语 作为国家公民，人人都应该增强国家安全意识。大学生是社会发展的青年力量，代表着祖国未来的方向，因此，更应该利用当下充足的教学资源，了解国家安全信息，掌握相关政策，全面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努力避免新媒体弊端的影响。高校在培养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上义不容辞，要继续探索。 作者：王艳 单位：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国家安全论文:高职院校国家安全教育论文 一、海南省高职院校毕业生对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缺乏警惕性 经调查统计，目前海南省高职院校毕业生普遍在与外国人交往过程中，警觉性不强。对一些从事间谍活动的人员不能加以区分甄别，极有可能在工作生活中自觉或不自觉成为这些人利用的对象。有的同学为了练习外语的听说能力；有的虚荣心作祟，将结交外国朋友的多少作为炫耀的资本，工作生活中主动去与外国人搭讪、交朋友，缺乏辨别能力。特别是有些毕业生由于国家安全意识的薄弱，对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缺乏警惕，往往在不经意间泄露国家机密，甚至经不起金钱、美色等种种诱惑，不惜丧失国格人格，出卖情报，给国家安全造成重大损失。 二、国家安全教育的缺失，海南省高职院校责无旁贷 （一）高职院校国家安全教育模式老套，滞后于形势任务的变化 目前高职院校对学生国家安全意识的培养重要性认识不足，许多高职院校认为，大专生今后主要在一些低端行业就业，接触不到国家核心利益，过多地关注国家安全意识培养意义不大，因此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培养学生职业技能上。1.国家安全教育流于形式。高职院校对国家安全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教学内容设置偏少。有的即使开设了国家安全教育课，也主要是以完成教学任务为目的，教育流于形式，走过场的现象依然突出。由于教育主管部门没有作出明确的要求，因此，大多数高职院校国家安全教育没有专门的课程设置，而只是零星的散落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和《形势与政策》等课程中，并且所占的分量也非常少。2.国家安全教育内容陈旧、浅显。许多高职院校在进行国家安全教育过程中，所传授的知识相当一部分还是以前陈旧的知识，对于当前国家安全形势变化的新特点新趋势、国家安全方面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涉及较少。教学内容更新不及时，不能跟上国际国内形势变化，不能紧贴时代脉搏，自然不能满足学生需求。3.国家安全教育理念落后。在传统的国家安全教育过程中，许多高职院校侧重于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即教育学生认清西方敌对势力的西化、分化政策，树立坚定的政治立场。在施教过程中，有的片面地把国家安全理解为传统安全即政治安全和国防安全，误导了学生。虽然有部分学校教师在授课时较为全面地涉及到国家安全的7个方面，但由于课时限制、自身知识储备等问题也仅仅是浅尝即止、缺乏深度。而作为新时期的国家安全教育应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地围绕国家安全的基本内容为学生进行讲解教育，帮助学生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增强学生国家安全意识，培养学生维护国家安全的自觉性。 （二）高职院校国家安全教育配套设施缺乏，学生了解国家安全知识的途径有限 高职院校在国家安全教育方面投入不多，导致配套设施缺乏。我们课题组走访三亚几所高职院校，发现几乎所有学校都没有一块有关国家安全教育的板报、橱窗、横幅或标语，学校网站上也没有开辟有关栏目。学校图书馆有关国家安全教育方面的书籍也是凤毛麟角。而且据了解，很少有学校外请国家安全部门或科研院所的专家教授进行有关国家安全方面的知识讲座，更谈不上建立国家安全教育基地之类的场所。因此，学生除了从有些课堂上能够了解到一点有关国家安全的知识外，其他的途径几乎被堵塞了。 （三）高职院校学生国家安全知识匮乏，国家安全意识淡薄 我们课题组对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的学生进行了一项有关国家安全知识方面的问卷调查。经统计发现，绝大多数学生对国家安全认识不全面，国家安全知识匮乏；对哪些行为会危害国家安全知之甚少；对一些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的危害性认识不足，国家安全意识十分薄弱。究其原因，一是由于国家安全教育受教学内容限制，相对于其他专业课程，内容单调、枯燥乏味，引不起学生的兴趣；二是部分教师由于没有受过专门的培训，自身知识掌握不全、缺乏深度，直接影响教学的质量和效果；三是由于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受“无用论”思想的影响，对国家安全知识的学习重视不够，再加上国家安全教育一般都不是考试课程，学生没有考试的压力，也就不愿学、不想学。这也是导致学生国家安全意识淡薄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改进国家安全教育教学模式，海南省高职院校义不容辞 高职院校作为教学的载体，理应把国家安全教育提上重要议事日程，坚持顶层设计，加强国家安全教育，努力改进国家安全教育的不足之处，积极探索新的教学模式，切实增强学生国家安全意识，提高学生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 （一）坚持把课堂教学作为国家安全教育的出发点，努力增强学生国家安全意识 课堂是教师进行国家安全教育的主阵地，是学生了解掌握国家安全知识的主要来源。高职院校要充分利用好这一舞台，在大力开展国家安全教育的同时，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与国家安全教育是紧密相连、互为促进的。学生爱国了，有了民族气节，自然不会干危害国家安全的事，因此，我们要把爱国主义教育作为国家安全教育的基础。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保持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增强民族认同感，教育学生不做伤害民族、危害国家的事。要让学生把爱国与维护国家安全等同起来，把维护国家安全作为爱国的重要举措、作为人生的行为准则、作为平时工作生活学习的自觉。要加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引导学生找准自己人生的目标，正确对待金钱美色，自觉抵制各种诱惑。要加强《国家安全法》的教育和学习，增强学生遵纪守法意识，使学生始终能够做到自觉遵守《国家安全法》，自觉维护国家安全。 （二）坚持把人生实践作为国家安全教育的落脚点，努力提高学生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 海南地区的高职学生在校内学习的时间一般为两年半。院校学习后，最终大家都会走向社会，走向实践。高职院校对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为了提高学生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使学生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能够自觉做到在任何时刻、任何场合牢记国家安全利益，能够鉴别间谍的真伪，抵制间谍的诱惑，不叛国、不出卖国家利益、不做有损国家利益的事。在教育过程中，要让学生明白哪些行为是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哪些人是间谍，一旦发现间谍要积极主动向公安机关或国家安全部门报告。通过院校系统的国家安全教育，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增强国家安全意识，提高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走好人生的道路。 （三）坚持把资源整合作为国家安全教育的切入点，努力提高教育的质量和效果 将以往涉及到国家安全方面的教学内容进行资源整合，作为一门系统课程提炼出来，或作为形势政策教育的一部分，并加大教育的课时量，同时将考查课改为考试课，用考试成绩来检验学生关于国家安全知识掌握的程度。加大对高职院校教师国家安全知识的培训力度，提高教师教学水平。紧跟国家安全形势变化，及时更新教学内容。创新授课形式、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从而提高学生对国家安全知识的兴趣度。同时利用网络等新兴媒体，作为教学的辅助手段，帮助学生消化吸收课堂上的知识。加大经费投入力度，通过板报、橱窗、横幅、标语等形式，营造浓厚的国家安全教育氛围；在学校网站开辟国家安全知识专栏，为图书馆增添相关书籍，外请国家安全部门或科研院所的专家教授进行知识讲座，协调军队或国家安全部门，组织学生到国家安全教育基地参观见学。总之，只有坚持多管齐下，努力提高教育的质量和效果，才能提高高职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 作者：史金红 单位：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 国家安全论文:高校国家安全教育论文 一、国家主导 在国家安全教育的实施过程中，政府的主导和舆论的导向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对国家安全教育的重视，首先体现在无论是在政策的制定，还是具体工作的推进，或者是氛围的营造方面，政府都起主导和决定性的作用。同时，在传承历史文化、凝练民族精神、弘扬主流思想等方面，政府又成为把握方向、为国家安全教育的有效实施保驾护航的舵手。在这些国家里，从宏观的学校培养目标到微观的教学内容，从人才培养模式到具体的教学方法，甚至于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教师的选拔与任用，都强烈地渗透着国家意志和政府权力。 二、实践为重 国家安全教育如果仅仅停留在内容的宣讲和空洞的说教上，那么成效可能微乎其微。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有一个普遍认知，即“学校的课堂教育只是国家安全教育的一个环节”，虽然这一环节很重要，但是课堂教学必须与个体的实践活动有机融合，使学生走出课堂、走向社会，了解国情、了解世情，感受课本上难以言喻的真实世界。在坚守学校系统的课堂教学主阵地的同时，学校鼓励学生广泛地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达到从“了解”的程度到“培育”和“形成”良好的国家安全意识。而这一切，绝不是学校能独立完成的，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为学生提供参加实践活动的可能性。 三、危机意识 日本、韩国、新加坡都是资源小国，在国家安全教育的实施过程中注重强化公民“危机意识”，将“生存”作为全体公民的共同追求。政府不仅要求每一个公民须熟悉本国的历史和国情，还要了解本国与邻国的关系及在亚洲、世界的地位。新加坡的学校教育更是告诫国人:“在激烈竞争的世界市场上，新加坡是一个小国，他在充斥着妒意的邻国夹缝中生存，犹如一叶扁舟行驶在惊涛骇浪的大洋上，处境极为危险，稍有不慎，便会船沉人亡。”这种形象的比喻把个人的命运放置于国家存亡的大环境之下，使两者休戚相关。 四、发达国家国家安全教育对我国的启示 1．巩固强化政府在高校国家安全教育中的决定性作用 国家安全教育是一项必须由政府倡导和推行的全民教育活动。近年来，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是治理体系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政府管理大学的重点落在管方向、管政策、管引导、管评价等方面。而由政府倡导和推行的国家安全教育正是政府在高校发挥作用的重要方面。政府是国家安全教育的唯一的领导者、规划者，也是最重要推动者和实施者，政府的高度重视，是保证国家安全教育良好效果的坚强后盾。无论是国家安全教育目标的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倡导，还是抵御境外意识形态的渗透、探索网络时代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教育，政府在其中都应发挥主导作用。要充分发挥政府在国家安全教育中的领导核心作用，首先要把握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的方向，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还要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持，凝聚人心、振奋斗志、促进团结，为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的实施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2．辩证看待利用东西方文化成果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的飞速发展，世界各国文化交流和交融比以往更显频繁。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高校国家安全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危机:某些境外背景可疑的外教在从事教学活动的同时，骗取任教学校师生的好感和信任，再进行非法传教;一些敌对组织假借学术机构的名义，向国内高校赠送书籍刊物，企图攻击党的政策、诋毁社会主义制度;在部分合作办学的学院中，党团组织被架空，思想政治工作完全被西化的管理覆盖。面对这样的情况，高校在实施国家安全教育的过程中，一方面要注重挖掘传统文化在增强学生国民意识、珍惜现有幸福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同时，高校要注重拓宽大学生的视野，理性地吸收西方优秀文化，学习西方文化中独立自主的精神、丰富的艺术创造、先进的科学技术等，帮助大学生以更加开放积极的心态充分利用一切有价值的文化资源。进行国家安全教育，应主动顺应时展的潮流，做到既弘扬本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又能够借鉴吸收其他国家的先进文化，正确处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 3．理论结合实践、显性教育融合隐性教育 一直以来，我国高校的国家安全教育侧重于采取正面的、显性的教育方式，主要通过在学校开设与之相关的课程进行，强调理论的灌输与知识的传授。传统的课堂教学虽然可以向学生系统地讲授相关知识，是在高校开展国家安全教育最直接、也是目前最常用的一种途径。但是这一方法实际效果并不明显，枯燥的教学内容和单一的教学模式甚至让学生产生抵触心理，使得国家安全教育在高校很难开展。国家安全教育要采取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即在对学生进行理论灌输的同时，注重对学生潜移默化的熏陶。与显性教育相比较而言，隐性教育更容易被学生尤其是在校大学生接受。事实上，在高校利用隐性教学资源、转变教学方式也是实现有效教学、应对全球化浪潮、维护国家利益的必然选择，更是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实现学以致用的长远考虑。高校要采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使刻板的说教转变为知识的熏陶、情绪的感染和思想的引领，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认可“显性课堂教学”。有效的国家安全教育一定建立在对国家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真切了解的基础上，因此实践活动是高校国家安全教育不能忽视的载体。通过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才能不断提升国家安全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 4．针对“95后”特性，加强忧患意识教育 历史反复证明，一个民族若是缺乏忧患意识是危险的，一个国家若是不能居安思危是没有前途的。“95后”大学生成长于网络时代。从他们在网上的意见来看，部分学生对我国所处的国内国际形势了解较少，或根本不关心，缺乏应有的忧患意识。因此，帮助大学生正确认清中国的国情和在世界的地位，应成为国家安全教育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多数大学生觉得个人在应对国家危机时所需承担的责任较小，他们往往对个人发展的担忧多于对国家、民族的忧患。这些都表明，当今大学生的忧患意识还不足，亟需通过合理的途径让他们清醒认识到自己面临的各种深层危机和严峻挑战，真正形成一种民族的集体危机感。 作者：陈伟 单位：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国家安全论文:国家安全新形势下的国防教育 一、国家安全新形势为推动国防教育提供了新动力。 国防教育作为巩固和加强国防而对公民进行的教育，是建设和巩固国防的基础，也是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全民素质的重要途径。要进一步明确国防教育工作的总体要求、目标任务、方法途径、保障措施等，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普及和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奠定基础。党的十八大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坚持富国和强军相统一，加强军民融合式发展战略规划、体制机制建设、法规建设。要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围绕促进军民融合发展，搞好全民国防教育，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把爱国拥军热情转化为推进经济建设和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协调发展的实际行动，不断深化国防教育成果。 当前，我国正处在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国家安全形势保持总体稳定，但国家安全问题的综合性、复杂性、多变性趋势不断增强，对搞好国防教育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新形势的需要，不断加强新形势下国防教育是巩固国防，促进国家安全的重要任务。加强新形势下国防教育，必须围绕时代主题和形势任务，树立与科学发展观要求相适应的国防观。要着眼推进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协调发展，大力宣传党和国家关于国防建设的方针政策，加强国家安全新形势教育，普及和深化国防法规宣传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牢固树立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观念，树立富国和强军相统一的观念，树立军民融合式发展的观念，树立依法履行国防义务的观念，切实打牢建设和巩固国防的思想根基。 把国防教育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中国梦”宣传教育与国防教育统一规划、同步实施、共同推进。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国防教育，调动各层面、各类群体的积极性，依法开展国防理论、国防知识、国防历史、国防法规、国防形势教育，把国防教育成果转化为企事业单位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员工素质、履行国防职能的实际成果，转化为双拥共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实际行动，增强国防教育的系统性、针对性和实效性。要坚持齐抓共管，按照《国防教育法》规定，健全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国防教育办公室组织协调，军地有关部门各负其责的工作机制，形成整体合力，认真开展宣传教育，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热爱国防、关心国防、献身国防的积极性。统筹国防教育与城市文化传播，把国防教育融入城市历史文化宣传活动，在弘扬城市文化的过程中，强化公民责任意识、危机意识和国防意识。 二、国家安全新形势下深化国防教育的新举措。 虽然我国安全形势不容乐观，但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经济社会持续向好发展的总体趋势不会改变。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正带领全国人民攻艰克难，稳中求进，开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伟大征程，全国人民对美好未来的信心更加坚定，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更加充满期待，强国强军、巩固国防已成为全国人民的普遍共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和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新需求，为强化国防观念，加强国防教育提供了新的机遇。要丰富载体、更新手段、创新举措，加强思想引导，开展舆论宣传，注重实践培养，突出工作重点，使国防教育与时展合力合拍、同频共振，为建设强大国防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一）要借助新兴媒体开展国防教育。要适应信息生产和传播方式深刻改变，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深刻改变的新形势，用好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开展国防教育，开办国防教育网站或网页，建立新型国防教育宣传平台，把国防教育题材融入游戏、动漫、微视、微电影等，积极拓展信息化条件下开展国防教育的方法和途径，不断扩大国防教育传播范围。同时，要准确把握信息网络全球化、普及化、开放化的特点，树立保卫国家网络空间安全的意识，重视网络空间对国家发展和安全构成的严重威胁，自觉维护网络信息安全〔1〕。 （二）要发挥红色阵地作用促进国防教育。要充分发挥我市的红色资源的教育功能，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国防教育基地建设，发挥好西满革命烈士陵园、和平广场、江桥抗战纪念馆等国防教育基地作用，搞好国防知识普及，开展生动形象的国防教育。组织机关干部、学生、企事业单位职工参观“江桥抗战”公园和“江桥抗战”纪念馆，观看抗战纪录片，重温抗日将领马占山将军指挥黑龙江省防军在泰来县江桥打响中华民族抵御外族侵略、有组织具规模的抗日第一枪的悲壮历史和光辉战例，深刻缅怀抗战壮士，见证历史、激励斗志。 （三）要利用重大节日和纪念日引领国防教育。要利用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八一、十一、8月15日“齐齐哈尔和平节”等节日深化国防教育。进一步明确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深切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悼念所有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同胞，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战争罪行，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和爱国精神。 （四）要开展社会实践活动深化国防教育。要通过“鹤城读书月”、“道德讲堂”、“道德模范评选”等活动，深入开展国防教育。建立以人武、专武干部为骨干，以民兵为主体的“为民服务队”，开展社会志愿服务，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在传播志愿服务理念的同时，增强人们的国防观念，强化国防意识，使国防教育由“虚”变“实”。通过修建国防路、栽植国防林、建立国防教育基金等形式，动员社会力量共同搞好国防教育。选树部队、人武干部、退伍军人中的先进典型，开展国防教育宣讲、宣传活动，营造浓厚的国防教育氛围。采取每周播放爱国主义教育电影，每天播放国防知识，每天发送国防教育短信等形式，搞好社区国防教育宣传，使国防教育向基层延伸〔2〕。 （五）要突出工作重点推动国防教育。抓好领导干部的国防教育。要把国防理论、国防法规、国防战略等列入领导干部理论学习计划，重点学习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论述，特别是关于党的新形势下强军目标的重要论述，强化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军民融合发展等理念，提升从战略层面认识和思考国防建设的能力〔3〕。抓好青少年学生的国防教育。要把国防教育纳入学生素质教育之中，把国防教育同学校德育、素质教育同步推进，利用与部队共建的平台，开展军校国防教育共建共管共育活动，向学校派出军训教员或国防教育辅导员，结合“军营开放日”，组织学生参观部队荣誉室、队史馆、训练场，观摩官兵训练，感受军人的爱国主义情怀。举办“强军梦、鹤城梦、我的梦”系列主题活动，开展“走出去、请进来、学起来”活动，组织学生参观国防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感受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激励爱国热情。抓好民兵预备役人员的国防教育。着眼牢记使命，强化职能意识，围绕高举旗帜、听党指挥这个根本，突出抓好职能任务、形势战备、战斗精神等教育，进一步增强他们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使命意识。认清国家安全新形势，汇集各方力量，深化国防教育是党委、政府和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坚持统筹兼顾、与时俱进，在深入开展国防教育中，进一步弘扬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唤起人民的忧患意识和民族危机感，为巩固国防、强国强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作者：李志涛单位：哈尔滨铁路局人民武装部齐齐哈尔民兵教导队 国家安全论文:比较分析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在我国的完善 [摘要]通过综合考察西方国家的安全审查制度的历史和具体实施情况，基于国家安全因素对外资进行审查主要包含三种实施模式：独立型外资国家安全查、嵌入型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和联合型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在外商投资准入逐渐宽松化的背景下，对外国投资进入我国加强国家安全审查是非常必要的。文章主要通过对三种具体实施模式的比较结合我国《外国投资法（草案征求意见稿）》（草案）的突出情况进行分析和研究，重点关注研究结果在我国的实施可行性从而对我国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提出建议。 [关键词]国家安全；外商投资；审查模式；具体实施 针对外国投资进行国家安全审查而设立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是各国从本国的根本安全利益出发，为平衡资本流入对本国造成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而采取的对外国投资的限制或禁止措施从而有效管理外国投资的一项重要制度。它反映了一国对待外资的政策和价值取向，更是投资东道国行使国家主权的行为，在目的上具有维护国家安全这一正当性，在审查结果上具有强制性。 基于国家安全原因对外资进行监管从很久以前就开始进行。目前西方社会关于外商投资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有两种立场：一种立场认为对于外商投资的国家安全审查尤其是针对主权投资的审查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主要针对依据政治目的或者受政治目的影响的投资以及对国内经济将会造成重大挫伤的投资；另一种认为外商投资是一个市场经济模式下的商业问题，能够使西方国家在经济上获益，它的政治目的被过度夸大了从而限制了全球化经济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国家应当充分发挥的是管理职能而不是参与职能。国家安全审查应当有明确的界限。 通过综合考察西方国家的安全审查制度的历史和具体实施情况，基于国家安全因素对外资进行审查主要包含的是三种实施模式：独立型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嵌入型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和联合型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其中以美国为主的独立型外资国家安全审查模式主要是指针对国家安全方面建构了单独的制度体系。体系中明确规定了独立的审查主体、独立的审查程序、独立的审查决定、独立的审查依据等。以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为代表的嵌入型外资国家安全审查模式是指将国家安全审查嵌入一个总的监督管理体系之中，国家安全仅仅是监管审查部门在进行监管审查时考虑的一个因素。以德国和法国为主的联合型外资国家安全审查模式是指国家安全审查与其他监管联合在一个制度体系中，目前比较常见的就是将国家安全与公共秩序联合的外资安全审查。 本文主要通过对三种具体实施模式的比较结合我国《外国投资法（草案征求意见稿）》（草案）的突出情况进行分析研究，重点关注研究结果在我国的实施可行性从而对我国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提出建议。 1独立型外资国家安全审查模式 11美国国家安全审查独立的机构――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成员由9个部门的领导构成：分别是财政部、国务院、商务部、国防部、司法部、国土安全部、能源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与科学和技术政策办公室。其中，任命财政部部长为委员会的主席，委员会的活动中还有5个部门是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分别是经济委（经济指导委员会）、国安委（国家安全委员会）、国经委（国家经济委员会）、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和国土委。国家情报局的主任和劳工部的部长是委员会的当然成员，但不享有投票权。 12美国国家安全审查独立的程序 美国《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规定的安全审查程序分为申报、通报、初步程序、调查程序和决定程序。一是申请由任何一方自愿地向委员会提出或者向委员会的任何成员部门提出审查要求。该条体现出当事人的申报适用的是自愿申报的原则。此外，法律还规定：如果发现交易损害了国家安全然而之前却并没有申报，总统有权指派司法部授权给该地区的法院分离交易。二是初步程序就外国投资者提供的资料进行基础性审查，为期30天。三是调查程序对国家安全将会产生损害或者对国家安全有损害的威胁而不能够缓解的外国投资进行。适用于以下投资：其一，初步程序进行过程中和之前的外国投资对国家安全造成了损害却不能够得到有效缓解的外国投资；其二，该投资交易是外国政府控制的交易；其三，在美国基础实施中的外国投资，如果外国投资委员会认定能够对美国国家安全产生损害，该损害不能够被初步程序中提供的措施缓解的；其四，牵头机构提出、外国投资委员会同意应该实施调查。四是针对并购交易的处理方案外国投资委员会应当在调查结束后提出建议并向总统汇报。调查报告交到总统手上后，总统需要在15天内做出决定。如果并购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或有构成威胁的潜在风险已经被证据所证明，总统有权停止并购活动。 另外，外国投资委员会在审查实践中还将根据投资公司的股权构成、国家补贴程度和透明度判断并购交易是否受到外国政府的控制。其中股权构成的方面，法律规定，如果美国公司的股权被外国政府控制的公司占有超过10%、拥有了公司的否决权、董事会成员中的一员或者有重要职位的任命权利等就可以被认定为“受到外国政府控制”。国外企业与政府关系密切有一个象征性的标志，那就是国家补贴，政府控制的风险就通过国家补贴的程度来体现。因此，是否受到外国政府控制，国家补贴的程度是判断的重要因素。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审查实践中，针对中国国有企业内部治理缺乏透明度产生的担忧，外国投资委员会要求中国国有企业自担向其证明不受政府控制的举证责任。 2嵌入型国家安全审查模式 嵌入型外资国家安全审查模式现今被比较多的国家实行，表现形式上主要有两种：一是澳大利亚、加拿大所采用的将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嵌入一个更大的审查监管体系之中，没有单独的国家安全审查体系；二是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多实行的外资批准制，将国家安全审查嵌入外资批准体系当中来综合平衡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笔者认为第一种表现形式对于我国建设现代化法治国家更加具有借鉴的意义，因此仅分析澳大利益和加拿大两个国家为代表的嵌入型国家安全审查模式。 加拿大没有独立的国家安全审查体系，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仅仅是净利益审查制度框架体系下额外的补充。因为根据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无论是绿地投资还是外资并购，不管外投资的额度有多少，都是在外资安全审查的范围之内。以主权投资规则为例，加拿大现有关于主权投资的规则不多，且都需要与净利益审查规则相结合。比如新《投资加拿大法》在判断国有企业的投资是否会给国家利益造成损害时用实质性的事实标准即净利益标准而不仅仅是通过法律形式来判断。再比如《国有企业指南》明确列举出的对国有企业投资审查的净利益标准。其中加拿大对于国有企业有责任向主管部门证明其投资不会给加拿大国家安全带来损害的规定和美国一样隐含着国有企业有主动证明其投资不会损害东道国利益的责任。加拿大的净利益审查制度涵盖内容非常广泛，在许多方面已经涵盖了国家安全审查的内容，因此有学者认为再进行安全审查就变得没有必要。 综合看来，嵌入型国家安全审查实施模式中重要的并不是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本身，而是该制度所依托的体系是否能够充分发挥出国家安全审查的职能。 3联合型国家安全审查模式――相同模式下的异与同31异――对于资本自由原则的遵循不同 根据德国现有的条文，结合欧共体条约第46条和第58条。一方面对于公共安全和秩序的理解应当不违反资本自由的基本原则，对外国投资进行审查或限制仅仅是设立企业自由以及资本流动自由的例外规定即对于外资并购的公共安全审查不能违反欧共体和德国关于资本自由的规定。另一方面，就像有学者所指出的，“对社会的根本利益造成实质性和充分的严重威胁”表达了限制措施只有在例外情形下才可以采取的态度，并且这里的公共安全和秩序并不属于行政法上定义的广义的公共安全和秩序中的特殊情形。而法国则不一样，一直以来相对持谨慎态度的外资准入政策，保守的外资审查制度屡次被欧盟委员会要求修改外资并购审查制度。笔者认为原因就在于法国在外资并购领域规定的审查制度模糊并且不可预见，很容易被滥用，导致侵蚀欧共体条约资本自由的原则。如果说将德国的国家安全审查界定为资本自由的例外，那么法国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可以界定为模糊的资本自由限制。 32同――欧共体条约的遵循和国防利益的保障 目前，欧盟委员会对外国投资的审查与其成员国国内对外国投资的国家安全审查的关系实际上是并列的，某些方面还是重复的。只有特定条件下，欧盟委员会才会依据《欧共体并购条例》审查该外国投资。 在2009年生效的《里斯本条约》中要求将欧盟地区的投资政策的管理职责逐步由欧盟成员国转移到欧盟委员会，目的在于尽快实现市场一体化的目标从而加快欧盟这个超国家组织一体化的进程。事实上，对并购交易的审查权在外国投资者向东道国申报之后，即使有些外资并购未达到欧盟委员会规定的审查标准。审查权限在“经过三个或者三个以上的成员国审查”或者“有一个及以上的成员国要求欧盟委员会对该项并购交易进行调查”两种情况下，方案仍然可能会被移送到欧盟委员会。欧盟委员会审查权的扩大将同时增加成员国的遵循内容和外资国家审查制度的相似性。 4我国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新型实施模式 41拟出台《外国投资法》 现阶段，我国的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尚处于初级阶段，完善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并未建立。在2015年年初公布的《外国投资法（草案征求意见稿）》（草案）第四章对国家安全审查作出了详细的规定，其中包括国家安全审查的审查机关、审查程序、决定类型、安审措施、法律责任等。在2011年《关于建立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通知》，《实施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规定》和《反垄断法》中对国家安全审查原则性规定的基础上，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在草案中被纳入了外资基础性法律，法律位阶上提高了法律层级，具体实施上细化了实体标准和程序标准从而增强了可操作性，可以说技术上取得了较大的进步。 42我国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新型实施模式 《征求意见稿》对外国投资同时实行准入许可和国家安全审查，外国投资准入制度要求对禁止或限制外国投资的领域依据特别管理措施目录实施管理，其中对限制外国投资领域的外国投资实行准入许可。长期以来，我国采取全面管理的模式审查外商投资项目。从维护经济安全、保障公共利益等多方面全面核准一直是我国政府管理部门的审查方式。在实施方面，准入前国民待遇是我国履行国际条约的承诺，与负面清单相结合是我国具体的实施模式，意味着我国过去针对外商投资的全面审查模式将会被废除，同时对禁止和限制外国投资的领域通过特别管理措施目录实施准入管理。 43我国国家安全审查的新型审查程序 《征求意见稿》中规定了自愿申报，第三方申请和强制申报三种提起审查的方式。《征求意见稿》第52条规定，“向国务院外国投资主管部门提出安全审查申请之前，外国投资者可就有关程序性问题提出预约商谈的请求，提前沟通有关情况。”第34条就“准入许可和安审的衔接”做出了详细安排，第35条规定，安审期间不计入准入许可审查的30天之期限。《征求意见稿》生效后将会形成包括准入许可审查、反垄断审查与国家安全审查三审查并进的外资管理体系。 5《征求意见稿》的不足和借鉴 从各国的规定对比来看，国家安全审查标准都具有模糊性的特征。与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相比，《征求意见稿》所列的因素涵盖范围更广也更为具体，不足之处就是没有从总体上对国家安全的概念进行界定。而是通过兜底条款将自由裁量权全部赋予联席会议，确定性稍显不足，透明度略显欠缺。具体来说《征求意见稿》虽然规定了一般性审查和特别审查的期限和简单程序，却未明确决策方式。联席会议审查意见的最终形成，是采取“一致同意”原则还是“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并未明确，联系会议成员是否具有一票否决权没有明确的规定。这就使得决策程序具有模糊性和争议性。再者《征求意见稿》只规定了国家安全审查机构的职权，没有明确监督制约机制，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缺乏制约，可能对投资者信心和我国投资环境造成不利影响。笔者建议在对审查标准进行列举之前，可以根据我国国情和现实需要，对国家安全的概念首先进行原则性界定。可以借鉴美国的实施方式明确规定采用“一致性”原则的决策机制。美国赋予了总统一票否决权，我国可以赋予总理一票否决权，使整个决策流程更加明确透明。可以设立预申报制度，鼓励交易各方在提交正式申报以前咨询审查机构并在适当情况下提交申报草稿或其他适当文件，以帮助交易各方了解交易内容并确定交易方应当提交的其他信息。 国家安全论文:新形势下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困境 摘要：进入21世纪，多维化的国家安全威胁使中国各高校的国家安全教育问题日渐凸显，仅将大学生国防教育等同于国家安全教育的做法已无法满足国家安全教育现实需要。本文根据黑龙江省部分高校实证调研，统计并分析国家安全问题多维化时代下我国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所处的困境，为新形势下完善高校国家安全教育体系、增强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问题意识提供数据分析与理论依据。 关键词：大学生；国家安全；国家安全教育；困境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安全”和“国家安全”两个概念是解读国家安全教育的核心。所谓“安全”是指某一安全指涉对象处于没有危险或者虽有危险但有充分的应对手段的状态，具体包括安全的指涉对象，威胁的来源、应对威胁的手段、应对威胁的行为主体等几个因素，简单地说就是谁的安全、威胁是什么、应对威胁的手段、谁来应对威胁。 “国家安全”是一国最根本的国家利益，是指一个国家处于没有危险或者有充分的应对手段来应对危险的客观状态。国家安全的指涉对象是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国家核心利益。 国家安全威胁的来源包括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传统安全威胁指的是外部武装入侵或者武装入侵威胁，应对手段主要为军事、政治手段，行为主体是国家。而非传统安全威胁则包括经济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粮食安全、环境安全、生态安全等各个领域，如果说传统安全威胁主要来自于外部敌对军事力量，那么，非传统安全威胁则既可能来自于外部，也可能来自于内部，甚至内部非传统安全威胁与外部威胁的勾结。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主要手段则为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行为主体也相应的多元化，每个公民、每个企业、每个公民组织都应担负着应对各类非传统安全威胁，以维护国家安全的使命。 二、新形势下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必要性 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民族、宗教、国际金融风险、互联网黑客等长期以来被列为“低政治”范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威胁着我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领域的国家利益。应对此类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手段亦有所改变，由原有的单一军事手段渐渐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软、硬实力的增强，每个公民，特别是作为信息技术时代主角的大学生都已成为国家安全的行为主体。 面对多维化发展态势的国家安全问题，丰富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内容势在必行。有效的国家安全教育一方面能够培养大学生为国防事业贡献力量的使命感，使大学生在学习、工作和参与社会生活的过程中时刻具备对不同国家安全威胁的警惕性和责任意识，以自己的言行维护国家安全；另一方面使大学生具备对非传统安全威胁保持警惕的主观意识和客观能力，绝不能成为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助力者。 三、新形势下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所面临的挑战和困境 本文通过对部分高校学生及教师的问卷、座谈及访问，了解到各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的教学内容、形式及课时等教育现状，同时窥见，新形势下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仍面临诸多挑战与困境。如大学生对我国国家安全常识有大体了解，但个别同学还存在着盲区和误区，暴露出安全常识知识掌握还比较碎片化，不够持久与系统；在国家安全问题多维化时代条件下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供给虽然存在但还不足，未能提供足够的理论工具帮助理解国家安全问题，使大学生虽对国家安全热情关注但却无法从高校课程中系统掌握相关知识。以下分别从大学生国家安全常识的了解、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的开展、国家安全意识的养成三方面内部存在的矛盾入手，对新形势下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所面临的挑战和困境展开分析： （一）大学生国家安全常识――基本了解与理论碎片的矛盾 国家安全常识对大学生来说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对其详细内容缺乏深刻的了解与感悟，一部分大学生未能站在时代背景从当今国际环境角度审视国家综合安全，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在国家安全中的作用认识不足，由于政治与军事与大学生生活存在一定距离造成大学生潜意识中认为国家安全与自己关联不大，国家安全意识不足，缺乏历史使命感与自我责任感。 调查问卷中96.5%的学生认识到国家安全包括传统安全及非传统安全；3.5%的学生将领土主权安全问题看成是我国的国家安全问题的唯一因素，忽略民族分裂主义、极端宗教主义、环境问题、生态问题、金融秩序问题等各个维度的综合安全问题。5.7%的大学生认为当前我国的国家安全威胁是以敌对武装力量入侵为主的传统安全威胁，安全威胁的主要行为体是军队或国家，主要解决手段是军队；而并未认识到民族分裂势力、恐怖主义、跨国犯罪、洗钱等构成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同时也未考虑到应对每个公民、企业、组织经济实力是就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主要行为体，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社会文化、政治制度的健康稳定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法治建设的全面推进等软实力与硬实力的增强是解决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有效手段。 由此可见，当前大学生对国家安全理论的核心四要素，即国家安全的指涉物、国家安全的威胁来源、应对国家安全威胁的手段、应对国家安全威胁的行为主体有基本了解，但并未形成系统化、理论化的认识。 （二）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供给不足与两轨平行的矛盾 国家安全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高校必须认清境内外形势，基于地区实际情况在实践中探索与运用各种教育渠道，并融合互动，形成新国家安全观教育的合力。目前许多高校已经意识到了安全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也进行了一些尝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在实际进行过程中诸多渠道各自为阵，在内容实践形式等方面没有实现有效的融合与衔接，缺乏整体目标统筹与详细规划，各活动与各环节错位缺乏有效协调。 大学生国家安全常识之所以不够系统化、理论化与高校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供给不足有着直接的关系。 调查显示，59%的学生指出自己所在学校并未开展过专门的国家安全知识教育；94%的学生认为高校开展国家安全教育的形式仅为开设军事理论课，并未开设专门的国家安全教育讲座；76%学生反映在《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论》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教学中，教师并未能提供足够的理工具来帮助理解传统国家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并未将热点的国家安全问题纳入到课堂教学之中。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担负着立国树人、巩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重任，但国家安全教育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两轨平行”现象严重。据调研，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各门课程的教学内容与多维的国家安全教育内容脱节严重，并未完全融入高校教学实践之中，因此缺少为大学生提供持续的、系统的、多维的国家安全教育，使许多学生仅通过网络、电视媒体等途径掌握国家安全教育的碎片化常识。 这一困境的有效解决途径之一就是尽快按思政课的教学内容及特点梳理整合相关内容，结合我国国家安全威胁的新形势、新特点，从情感、理论、历史与现实等各个角度探索将国家安全教育内容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具体教学的方式，为大学生提供多维、系统化的国家安全教育，使大学生更全面、准确地看待我国的国家安全问题，并为应对我国所面临的各种安全威胁作出自己的贡献。 （三）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热情关注与无所适从的矛盾 多元化文化背景、多元化的价值观、高速发展又日益复杂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以及国家安全问题本身的敏感性、复杂性，使大学生在国家安全问题上表现出热情关注却又无所适从的内在矛盾，并由此产生诸多困惑。 调查显示98%的大学生对于国家安全的相关知识有强烈的学习愿望，大部分学生对国家安全问题比较关心，认为自己与国家安全有一定关系，但因目前了解相关知识的途径单一、掌握知识碎片化，所以接受效果不好，缺乏系统性与持续性，特别是网络、电视等传播媒介不能提供理解国家安全问题的基本理论工具，使大学生出现无所适从的心理。因此，高校应努力将国家安全教育融入到各门课中，使国家安全教育在内容上应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国家安全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高校应在认清国内外形势基础之上，根据各地区实际情况在实践中探索与运用各种教育渠道，融合互动，形成新国家安全观教育的合力。 国家安全论文:“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中国的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 摘要：“丝绸之路”是起始于汉代中国，贯穿中亚，并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诸多国家和地区的商业贸易路线。2013年9月，国家主席出访中亚哈萨克斯坦等国期间，提出了与中亚等国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议。虽然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主要目标是相关国家和区域间的经济发展与经贸合作，但其主要意义至少指向中国的西部开发、经济增长、国家开放、地缘政治与国家安全等多重战略目标。多元战略目标及其战略意义的汇集，使得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不仅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具有不容低估的影响，而且对中国的地缘政治与国家安全格局也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 关键词：“丝绸之路经济带”；中亚；地缘政治；国家安全 2013年9月间，主席出访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四国，并出席了G20峰会和上合组织元首峰会。出访期间，在全面与系统地阐述中国新一届政府的中亚政策时，强调中亚各国应由其人民自主选择国家发展道路，倡议中国和中亚国家应在基于“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原则的基础之上，运用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由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域包括了中亚和中国广袤的西部地区，它的东边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最有活力的亚太经济圈，西边则是正在走向经济一体化的欧洲经济圈，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长、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因而，“丝绸之路经济带”概念的提出，不仅对中国和中亚的经济发展，乃至全球经贸发展将产生重大影响，而且也与中国的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 一、“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 “丝绸之路”是指起始于汉代中国，不仅贯穿古代中亚各国，并由此连接古代亚洲、非洲和欧洲诸多国家和地区的商业贸易路线。丝绸之路一词，其最早来源于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于1877年出版的《中国》一书。虽然经这条路线运输的货物品种众多，但以丝制品的影响最大，因此得名丝绸之路。丝绸之路从广义上讲有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之分，而从狭义上讲则是指陆上丝绸之路。 陆上丝绸之路是指西汉时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东汉时以洛阳为起点，经甘肃的河西走廊，以及古时西域诸国，穿过中亚和西亚，抵达北非与欧洲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自张骞开辟丝绸之路之后，各国使者、商人沿着张骞开辟的这条道路，来往络绎不绝，极大地促进了沿线各国和地区的政治交往、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随后，经过几个世纪的不断努力，丝绸之路向西伸展到了地中海和北非，东边则到达了韩国、日本，从而将东亚、中亚与中东和地中海各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亚洲、欧洲、非洲各国经济与文化交流的大通道。 如果说“古丝绸之路”不仅是一种经济意义上的地区与社会间互动交往的表征，而且是一种多元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历史象征，那么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概念的提出及其建设，就更应包涵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的交融，是“传统的再发明”。[1]这正如主席在演讲中所指出的那样：两千多年前的张骞出使中亚，不仅开辟了一条横贯东西方，连接欧亚的丝绸之路，因而为促进古代不同民族与文化间的相互交流和合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且还明确指出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方向，即通过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沟通等方式，实现以点带面，从线到片，从而逐步形成相关国家和区域间经贸的大交流与文化的大合作。由此可见，在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概念之时，也是借鉴了古丝绸之路的原有涵义，并赋予了新的内涵。 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首先必须对该经济带的区域特征做一区分。有学者认为，根据该区域特征可以划分为功能有所差异的三大区段：一是中亚经济带，包括哈萨克斯坦等中亚五国；二是环中亚经济带，其涵盖了中亚、俄罗斯、南亚和西亚等国家；三是亚欧经济带，涵盖环中亚地区、欧洲和北非等国家。并对以上三个经济带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整体发展水平进行了一番较为细致的研究和定位。[2]这应该是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区域特征一种比较细致的划分。 顾名思义，“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主要目的是发展经济，以提升中国与处于此经济带中相关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整体水平。“‘丝绸之路经济带’主要是一个经济设想，它冠以‘经济带’之名说明了这一点。这也意味着它以经济利益为基本追求。不过，它的具体所指还不明确。”对于中国而言，“它是指为中国西部省份提供一条运输通道？或是一个商品销售市场？亦或是一个投资市场？这些问题还未解决。”[3]而对于相关国家来说，如何将自身的发展与区域间经济发展与经贸合作等方面与中国的经济带发展的整体战略尽量一体化，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此外，由于与经济带有着相关利益的国家和区域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整体水平的巨大差异，以及与中国经济社会、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方面交流程度的深浅，因此如何协调以发展经济为主要目标，处理好相关国家的切身利益等问题还有待于解决，也急需官方、学界与社会组织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这些都是目前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所面临的主要困难和挑战。 二、“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地缘政治 虽然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主要目标是相关国家和区域间的经济发展与经贸合作，但其重要意义并不仅仅限于从经济层面来理解。从当下来看，经济意义甚至并不是最主要的。总体来说，经济带建设的主要意义至少指向中国的西部开发、经济增长、国家开放、地缘政治与国家安全等多重战略目标。多元战略目标及其战略意义的汇集，使得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对中国的地缘政治与国家安全格局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 从历史上看，中亚历来就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二十世纪初，英国著名的地缘政治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就曾指出中亚是全球战略竞争的决胜点，谁控制了中，谁就控制了世界。尽管在目前全球化的时代，由于中国经济的强势崛起所驱动的地缘经济的巨大潜力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中亚传统的地缘政治价值，[4]但由于目前国际局势的复杂性，以及中亚处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域，因此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对中国当下及未来的地缘政治与国家安全就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中亚这个概念，最早是由德国杰出的地理学家亚历山大・洪堡于1843年提出的，但一直以来学界对其所包含的区域有不同看法。根据前苏联官方的定义，即仅指其下属的五个加盟共和国，即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由于前苏联时期的这一界定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使用和承认，有一定代表性，因此本文所探讨的中亚范畴也以此为准，所分析的地缘政治势力与影响基本以此为大致范围。 从历史的长时段维度来看，中亚地区历来就是多个民族、多元文化、多种宗教和多个政治势力与团体激烈角逐与控制，并互为影响的重要场所。随着前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国际战略格局和区域性战略力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重返中亚，以及历史上本身的复杂因素等多方面的影响，中亚地区的形势也发生了重大改变，形成了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国际恐怖势力的“三股势力”。这几股破坏势力的产生与发展不仅严重危及到中亚各国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而且也对中国西北边疆的安全产生了严峻的影响。 从宗教极端势力的破坏性看，虽然中亚各国目前的政治局势还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但突发性的群体性事件与恐怖性事件的发生，严重威胁到中亚各国的社会发展与国家安全。不仅如此，在中亚各国下层民众盛行的伊斯兰教复兴运动与各国政府坚持世俗化政治制度之间的矛盾也日益突显，“由此形成的极端宗教势力是当今中亚各国现今政权的最大敌人。”[5]国际恐怖势力的危害则更多地表现为与宗教极端势力的交织。从前苏联解体后获得独立的中亚各国，伊斯兰教的信仰和势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并表现出“回归”与冲突两种不同的状态，主要表现为普通社会民众对民族传统的认同和社会政治精英的政治理念，以及世俗观念与传统宗教乃至极端主义之间的对抗。因而，以宗教名义为幌子的伊斯兰极端主义与组织的破坏活动不仅会严重危害中亚各国的政治安全，也必将严重影响国际局势的发展与走向。[6]而多民族混居的现象则势必影响到中亚各国的政治与社会稳定，也给民族分裂势力带来了可趁之机。从历史上硭担中亚各国间就经常发生民族与人口迁移事件，而且时常从一个被迁居国家又迁移到另一个被迁居国家。这种现象固然有助于迁居民族和人口得以谋生，同时保存其固有的民族文化传统，但也严重威胁了被迁居国家的生存环境，并由此带来民族、宗教与生存等方面的深刻矛盾。因此，这种跨国与跨民族混居的现象，以及由此产生的民族与宗教和生存与发展等种种问题是中亚各国必须面对并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必将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畅通、维系产生挑战，也将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安全带来相对严峻的考验。”[7]与此同时，这三股破坏势力也给中国西部的开发与边疆安全和社会稳定带来了极为严峻的挑战。 为了消除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过程中的不安全与危险的因素，中国应首先在大力实行西部大开发的前提下，在现有的基础上，加强国内尤其是以新疆为核心的西部区域与中亚国家的经贸联系，以实现彼此经贸的共同发展。其次，在文化与宗教方面加强与中亚国家的交流与合作。中国西部的许多少数民族不仅在族源、民风、文化、宗教与生活习惯等方面与中亚国家有着相当的共通性和共融性，而且从历史的角度看也与这些国家出现过多次的文化、宗教、民族的大融合现象。[8]这正是中国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所具有的得天独厚的优势，应充分加以开发利用。第三，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中亚在中国西北边疆的国防安全与周边外交的建设等方面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自然应从中亚地区率先启动。由此可见，中亚地区对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目前，“中亚地区已成为中国的核心利益区之一，是中国西北边疆的安全屏障和经贸、能源战略合作伙伴。”[9]到2013年，中国不仅与所有中亚国家都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而且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建立了密切的政治与安全协作关系，从而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提供了相当坚实的基础与保障。 因此，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对中国当下经济发展，尤其是地缘政治的意义就在于：一方面，在经济意义上不仅有助于西北摆脱被支援与被扶贫的地位，促进西北经济的大发展，而且也有益于中国与中亚和西亚形成政治上的“命运共同体”和经济上的“利益共同体”，这无疑有助于中国西北的边疆安全。另一方面，在文化意义上也有助于中国与中亚和西亚等国家加强彼此的了解、沟通与互信，进而清除“三股势力”在中亚和西亚的生存环境。同时，在政治意义上还能增进中国与中亚和其他地区国家的“政策沟通”和深度合作，共同反对“三股势力”，采取切实而有效的措施维护彼此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从而为我国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周边环境。[10] 三、“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国家安全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打造一条连接亚欧国家的陆路经贸大通道，以经济和贸易的发展来促进中国与中亚、西亚和欧洲的经济交流与全面合作，着力深化互利共赢格局。其主要涉及了中国、俄罗斯、中亚五国，以及欧盟等国家，这其中，中亚五国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合作国家。不过，由于前苏联解体后独立出来的五个中亚国家自身的情况，以及其所拥有的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未来的发展前景，再加上中亚自古就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极易引起一些力图谋求世界霸权和自身利益的国家与国际势力对该地区的觊觎。因此，给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边境安全、能源安全、反恐安全等都带来了严峻的困难与挑战。 从上世纪末至今的十多年时间里，美国、日本与俄罗斯等国都陆续制定和通过了一系列的方案和计划，力图主导中亚等地区的事务。如美国于1999年通过的“丝绸之路战略法案”、2005年提出的“大中亚”计划、2011年提出的“新丝绸之路计划”，都是通过支持中亚、南高加索地区与南亚等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独立，以及地区发展与民主改造，以此来致力于推动中亚等国家建立所谓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体制，并企图在这些国家设立美国的军事基地，进而建立由美国主导的中亚和南亚新秩序，进而削弱与遏制中国、俄罗斯、伊朗等国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日本于1997年和2004年两次提出所谓的“丝绸之路外交”战略，也将中亚和高加索地区摆在日本外交战略中的重要位置。日本政府认为，日本应该帮助中亚各国加强彼此间的经济合作，以便这些国家能有效地进入国际市场，实现一体化，以此达到在此过程中强化日本在中亚地区的政治与经济影响力的目的，进而形成对中国的战略遏制。俄罗斯也希望重返中亚，于2011年10月提出了建立欧亚联盟的构想。其设想是由前苏联的各共和国建立一个类似欧盟的超国家联合体，即所谓的“欧亚联盟”，作为在欧洲和亚太地区间桥梁，成为世界多级格局中重要的一级，从而达到与美国、欧盟和中国三大中心平起平坐的目标。①显然，美、日、俄等上述战略意图和计划给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非传统安全等方面都带来了非常严峻的挑战。 如果我们对比一下由中国政府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与美、日、俄等国意欲实行的方案，可以看出其主要区别在于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是中国与经济带相关国家经贸共同发展，文化交流、国家互信，并不追求中国在此地区的主导力量，而美、日、俄等国则寻求在此地区的主导影响，并进而遏制中国。因此，美国等国家对中亚等区域事务的介入不仅对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产生了严峻的挑战，而且也严重威胁到中国的边境安全。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平衡各方面的力量和利益，以确保“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顺利实行和国家利益不被侵害。 能源安全也是国家安全的主要内容之一，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则与国家的能源安全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能源需求不断增长，正逐渐成为世界上最大和最稳定的国际石油和天然气消费市场。据统计，2012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已经达到58%，而随着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的全面提升，中国石油对外依赖度毫无疑问将进一步加深。但目前中国石油进口的约三分之二以上来自于政治局势动荡的中东与非洲地区。不仅如此，中国石油进口线路主要是依靠海运，即通过印度洋和马六甲海峡线路，这形成了所谓的“马六甲困境”，而一旦国际或者此地区的局势恶化，势必将严重影响到国家的能源安全与经济发展。而中亚地区作为世界三大能源中心之一的主要供应地，不仅可以为中国的能源进口多元化战略与中亚能源出口多元化战略提供一个良好的国家战略利益互补格局，而且可以通过中亚国家以陆路渠道的方式来获取中东丰富的石油资源，以便减少我们国家对海路运输能源渠道的依赖程度，借此实现中国能源供应的多元化战略目标。②由此可见，“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对中国能源安全的重要意义。 此外，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也与国家的反恐安全战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众所周知，丝绸之路所覆盖的中亚和西亚等地区长期以来盛行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这严重威胁到该地区的和平发展和人民的生命安全。而与上述“三股势力”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东突”势力则是目前我国反恐维稳的主要目标。从保障国防安全的角度来看，由于西部地区与十几个国家接壤，存在着边界争端等不稳定因素，因此该地区就成为我国国防力量布局的重心，而通过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我们与中亚及周边等国家可以加强政治上的互信、经贸上的往来和文化上的交流，并联手打击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分子“三股势力”，以及危害西部社会稳定的“东突”势力，消除非传统安全威胁，以保障我们的国防安全和边疆稳定。③因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不仅可以加强中国与美、俄等世界上主要大国以及欧盟等国际组织和中亚各国之间的政治合作，特别是在维护区域稳定和反恐等问题上的密切合作，从而有效保护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大国之间的根本利益，而且“为各国营造良好的周边政治、国防、民族环境，也对稳定国际政治局势和地区稳定都有着重要的意义。”[11] 总之，通过“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不仅可以消除危及国家安全的隐患，从而保障中国经济区域平衡与发展，提高综合国力，而且也有助于中国与经济带相关国家，以及美、俄、欧盟等世界主要大国和国际组织形成新型外交关系，其对中国未来发展的重大意义不容低估。 国家安全论文:保障国家安全要强化底线思维 【摘要】我们要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高度，全力维护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全力化解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带来的内生风险，使国家安全工作不仅成为防御性的钢铁长城，更要成为实现现代化、推动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的强大建设力量。 【关键词】国家安全 中国梦 人民安全 2017年2月17日，在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牢固树立和认真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努力开创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坚实安全保障”。古今中外的经验都证明，国家安全是国家和人民的底线、生命线，没有国家安全，一切关于美好生活的理想都是镜花水月。 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 多次强调，保证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必须清醒地看到，新形势下我国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面临的威胁和挑战增多，特别是各种威胁和挑战联动效应明显。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强化底线思维，有效防范风险，有力应对挑战。 关于国家安全的底线思维就是稳定压倒一切。1989年初，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时任美国总统布什时强调：“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邓小平同志的这一重要论断不是针对特殊政治气候的权益之计，而是深刻把握了现代化复杂历史进程的一个基本规律。因而，稳定压倒一切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曾经以“历史终结论”闻名的美国政治学家福山在近著中提出，现代政治秩序有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即国家、法治和负责制。国家即力量，合法地产生、利用权力来执行法律，保护国民免于遭受来自国内外的暴力，提供公共产品，如基础设施、卫生、教育和其他国民所需要的服务。福山的“国家能力论”从政治学角度对稳定―秩序的首要性的论述是相当深刻的，受到社会科学界的广泛关注。 需要说明的是，稳定压倒一切绝不意味着消除一切矛盾。马克思主义认为矛盾具有普遍性，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而且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美国社会学家科塞提出，弹性和灵活性比较大的社会结构容易出现冲突，但不会根本性地破坏乃至颠覆社会，因为这种冲突可以促进社会互动，改进社会控制，对社会的整合和稳定发挥积极作用。相反，僵硬的社会结构不允许或压抑冲突，一旦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全面爆发，将严重破坏社会结构，甚至颠覆国家基本制度。所以要靠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避开走不通的老路、邪路，以永不懈怠的忧患意识、创新意识，坚持和完善国家安全战略。 国家安全面临“三大陷阱”的严峻挑战 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由“小安全”上升为“大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而“大安全”的大背景就是战略机遇期的深刻变化，出现了各种新的矛盾、风险与挑战。 一是“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银行将全世界的经济体分为低收入、中等收入、高收入三个层次。“中等收入陷阱”的意思是，大多数中等收入经济体在进入中等收入这段阶梯的中段之后，经济发展会出现长期停滞徘徊局面。统计显示，1960年的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到2008年只有13个成功升级为高收入经济体，成功率只有13%。究其原因，主要是中等收入经济体难以摆脱其发展前期赖以成功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既不能改善收入分配，提升社会事业，优化劳动力供给，支撑产业升级；又不能改革原有体制，强化产权保护和创新激励，优化制度供给，增强经济全球竞争力。中国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大隐患就是劳动力供给和制度供给落后于经济发展的前沿，主要劳动力向上流动的通道开始淤塞，制度性的“倒丁字”型社会结构难以向橄榄型社会结构转变。 二是“塔西陀陷阱”。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认为，当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是说真话还是说假话，做好事还是做坏事，社会都会给出负面评价。2014年3月，在指导兰考县委常委班子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民主生活会时，引用了这一观点。他指出：“我们当然没有走到这一步，但存在的问题也不谓不严重，必须下大气力加以解决。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就会危及党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十八大以来的“伟大斗争”对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初步实现治标，但尚未实现治本，内生性的社会安全、文化安全和政治安全隐患仍将存在。 三是“修昔底德陷阱”。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认为，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的互动多数以战争告终。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明确强调，要坚持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正确方向，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当前，欧美发达国家内生的逆全球化浪潮，某种程度就包含着大国之间的战略误判，中国的外部安全、军事安全压力进入短中期上涨的通道。而国内一些人长期宣扬“中国正面临第三次被瓜分的危机”“会有一场针对中国的大屠杀”“中美必有一战”等危言耸听的观点，会逐渐引导一股民间性的战略误判，进而形成对中央决策的舆论压力。 中国的国家安全应以人民安全为中心，也就是“以人民安全为宗旨” 中国的领土与主权安全因为日益增长的综合国力而有根本保障，真正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主要问题来自内部，可能导致中国社会动荡混乱的因素蕴藏在中国社会中。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是《尚书》中的警句，也是中华文明最伟大的思想精华之一。可以说，人民是国家之本，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之本，这个基本思想中华先贤三千年前就很明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性质决定了必须始终以人民为中心，而中国的国家安全则相应地要求以人民安全为中心，也就是“以人民安全为宗旨”。 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集中体现。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十一个安全类型中并不包括人民安全，可见人民安全并非一个具体安全领域，而是体现在各个具体安全领域之中，各领域安全本质上都是该领域的人民安全。比如，作为国家安全重中之重的政治安全也是立足于人民安全，人民没有安全，政治就没有安全，人民安全，政治就基本安全。一些由大规模内乱进而导致政治安全崩溃的国家，根上是人民安全出了问题，不能保卫自己人民的政府离被人民抛弃只有一步之遥。 人民安全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国家安全的关键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到不同程度的大幅提高，但是人民群众的幸福感、满意度并没有相应提高，对政府和社会的信任感甚至有所下降，其原因就在于改革发展的爬坡过坎期也是矛盾凸显期，各种不安全因素集中爆发。鉴于此，我们必须真正落实“以人民安全为宗旨”，通过制度改革和政策优化，有力引导社会预期，帮助群众树立安全信心，进而争取时间加快改善人民安全状况。否则，中国梦就会“脱心脱脑”，就会面临总体性的国家安全危机。 指出，“国家安全工作归根结底是保障人民利益，必须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为群众安居乐业提供坚强保障”。这充分显示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核心，人民安全观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核心。 民安是国安的基础，国安是国强的支撑。要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高度，全力维护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全力化解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带来的内生风险，使国家安全工作不仅成为防御性的钢铁长城，更要成为实现现代化、推动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的强大建设力量。

国家安全教育论文:新形势下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困境 摘要：进入21世纪，多维化的国家安全威胁使中国各高校的国家安全教育问题日渐凸显，仅将大学生国防教育等同于国家安全教育的做法已无法满足国家安全教育现实需要。本文根据黑龙江省部分高校实证调研，统计并分析国家安全问题多维化时代下我国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所处的困境，为新形势下完善高校国家安全教育体系、增强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问题意识提供数据分析与理论依据。 关键词：大学生；国家安全；国家安全教育；困境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安全”和“国家安全”两个概念是解读国家安全教育的核心。所谓“安全”是指某一安全指涉对象处于没有危险或者虽有危险但有充分的应对手段的状态，具体包括安全的指涉对象，威胁的来源、应对威胁的手段、应对威胁的行为主体等几个因素，简单地说就是谁的安全、威胁是什么、应对威胁的手段、谁来应对威胁。 “国家安全”是一国最根本的国家利益，是指一个国家处于没有危险或者有充分的应对手段来应对危险的客观状态。国家安全的指涉对象是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国家核心利益。 国家安全威胁的来源包括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传统安全威胁指的是外部武装入侵或者武装入侵威胁，应对手段主要为军事、政治手段，行为主体是国家。而非传统安全威胁则包括经济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粮食安全、环境安全、生态安全等各个领域，如果说传统安全威胁主要来自于外部敌对军事力量，那么，非传统安全威胁则既可能来自于外部，也可能来自于内部，甚至内部非传统安全威胁与外部威胁的勾结。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主要手段则为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行为主体也相应的多元化，每个公民、每个企业、每个公民组织都应担负着应对各类非传统安全威胁，以维护国家安全的使命。 二、新形势下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必要性 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民族、宗教、国际金融风险、互联网黑客等长期以来被列为“低政治”范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威胁着我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领域的国家利益。应对此类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手段亦有所改变，由原有的单一军事手段渐渐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软、硬实力的增强，每个公民，特别是作为信息技术时代主角的大学生都已成为国家安全的行为主体。 面对多维化发展态势的国家安全问题，丰富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内容势在必行。有效的国家安全教育一方面能够培养大学生为国防事业贡献力量的使命感，使大学生在学习、工作和参与社会生活的过程中时刻具备对不同国家安全威胁的警惕性和责任意识，以自己的言行维护国家安全；另一方面使大学生具备对非传统安全威胁保持警惕的主观意识和客观能力，绝不能成为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助力者。 三、新形势下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所面临的挑战和困境 本文通过对部分高校学生及教师的问卷、座谈及访问，了解到各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的教学内容、形式及课时等教育现状，同时窥见，新形势下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仍面临诸多挑战与困境。如大学生对我国国家安全常识有大体了解，但个别同学还存在着盲区和误区，暴露出安全常识知识掌握还比较碎片化，不够持久与系统；在国家安全问题多维化时代条件下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供给虽然存在但还不足，未能提供足够的理论工具帮助理解国家安全问题，使大学生虽对国家安全热情关注但却无法从高校课程中系统掌握相关知识。以下分别从大学生国家安全常识的了解、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的开展、国家安全意识的养成三方面内部存在的矛盾入手，对新形势下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所面临的挑战和困境展开分析： （一）大学生国家安全常识――基本了解与理论碎片的矛盾 国家安全常识对大学生来说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对其详细内容缺乏深刻的了解与感悟，一部分大学生未能站在时代背景从当今国际环境角度审视国家综合安全，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在国家安全中的作用认识不足，由于政治与军事与大学生生活存在一定距离造成大学生潜意识中认为国家安全与自己关联不大，国家安全意识不足，缺乏历史使命感与自我责任感。 调查问卷中96.5%的学生认识到国家安全包括传统安全及非传统安全；3.5%的学生将领土主权安全问题看成是我国的国家安全问题的唯一因素，忽略民族分裂主义、极端宗教主义、环境问题、生态问题、金融秩序问题等各个维度的综合安全问题。5.7%的大学生认为当前我国的国家安全威胁是以敌对武装力量入侵为主的传统安全威胁，安全威胁的主要行为体是军队或国家，主要解决手段是军队；而并未认识到民族分裂势力、恐怖主义、跨国犯罪、洗钱等构成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同时也未考虑到应对每个公民、企业、组织经济实力是就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主要行为体，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社会文化、政治制度的健康稳定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法治建设的全面推进等软实力与硬实力的增强是解决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有效手段。 由此可见，当前大学生对国家安全理论的核心四要素，即国家安全的指涉物、国家安全的威胁来源、应对国家安全威胁的手段、应对国家安全威胁的行为主体有基本了解，但并未形成系统化、理论化的认识。 （二）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供给不足与两轨平行的矛盾 国家安全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高校必须认清境内外形势，基于地区实际情况在实践中探索与运用各种教育渠道，并融合互动，形成新国家安全观教育的合力。目前许多高校已经意识到了安全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也进行了一些尝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在实际进行过程中诸多渠道各自为阵，在内容实践形式等方面没有实现有效的融合与衔接，缺乏整体目标统筹与详细规划，各活动与各环节错位缺乏有效协调。 大学生国家安全常识之所以不够系统化、理论化与高校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供给不足有着直接的关系。 调查显示，59%的学生指出自己所在学校并未开展过专门的国家安全知识教育；94%的学生认为高校开展国家安全教育的形式仅为开设军事理论课，并未开设专门的国家安全教育讲座；76%学生反映在《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论》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教学中，教师并未能提供足够的理工具来帮助理解传统国家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并未将热点的国家安全问题纳入到课堂教学之中。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担负着立国树人、巩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重任，但国家安全教育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两轨平行”现象严重。据调研，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各门课程的教学内容与多维的国家安全教育内容脱节严重，并未完全融入高校教学实践之中，因此缺少为大学生提供持续的、系统的、多维的国家安全教育，使许多学生仅通过网络、电视媒体等途径掌握国家安全教育的碎片化常识。 这一困境的有效解决途径之一就是尽快按思政课的教学内容及特点梳理整合相关内容，结合我国国家安全威胁的新形势、新特点，从情感、理论、历史与现实等各个角度探索将国家安全教育内容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具体教学的方式，为大学生提供多维、系统化的国家安全教育，使大学生更全面、准确地看待我国的国家安全问题，并为应对我国所面临的各种安全威胁作出自己的贡献。 （三）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热情关注与无所适从的矛盾 多元化文化背景、多元化的价值观、高速发展又日益复杂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以及国家安全问题本身的敏感性、复杂性，使大学生在国家安全问题上表现出热情关注却又无所适从的内在矛盾，并由此产生诸多困惑。 调查显示98%的大学生对于国家安全的相关知识有强烈的学习愿望，大部分学生对国家安全问题比较关心，认为自己与国家安全有一定关系，但因目前了解相关知识的途径单一、掌握知识碎片化，所以接受效果不好，缺乏系统性与持续性，特别是网络、电视等传播媒介不能提供理解国家安全问题的基本理论工具，使大学生出现无所适从的心理。因此，高校应努力将国家安全教育融入到各门课中，使国家安全教育在内容上应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国家安全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高校应在认清国内外形势基础之上，根据各地区实际情况在实践中探索与运用各种教育渠道，融合互动，形成新国家安全观教育的合力。 国家安全教育论文:新媒体视域下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研究 摘要：新媒体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深刻地影响了社会生活，也给高校的安全教育工作增加了新的挑战。在社会信息化、受众个性化、“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新媒体环境下，如何做好高校的国家安全教育，将安全隐患降到最低，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 关键词：新媒体；高校；国家安全教育 G641；G206 2014年4月15日，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首次召开会议，把“国家安全”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分量极重，这标志着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机制正式运转。高校信息资源丰富，对新事物和新思维的接受程度较高，意识形态领域极为敏感，历来处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前沿，是关系国家安全的重要的群体【1】。在高校中，新媒体普及速度快，在为信息共享和传播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对国家安全构成新的威胁和挑战。【2】高校中的国家安全教育，能否发挥应有作用，不仅关系到学生能否健康成长和进步，也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稳定、和谐。 一、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现状 （一）人员队伍不强。一是专业水平欠缺。高校中从事国家安全的人T，大部分是“半路出家”，专业性先天不足，且受到内外环境、个人成长发展等因素影响，人员流动较快，工作衔接传承不好容易出现断层，人员在熟悉业务、摸索流程上消耗时间精力较多，导致队伍整体水平始终在较低层次徘徊。二是部分高校对国家安全教育工作重视程度不够，对专职人员重使用、轻培养，导致专职人员提升能力素质的渠道匮乏，能力素质提升无法进入“快车道”。 （二）教研水平滞后。一是起步较晚，基础不厚。部分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研究起步较晚，系统性、专业性均有所欠缺，研究领域覆盖不全面，在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种类多、领域杂、变化快的情况下，针对性研究跟不上，教学时效性不强，难以应对全球化趋势给国家安全带来的挑战。二是偏重理论，实践不足。高校从事国家安全教育的工作者往往偏重于理论研究，实践上有所欠缺，开展工作存在找不到切入点、随意性大、“打乱仗”的状况。 （三）机制不够健全。一是定位不准。针对党和国家的关于加强国家安全教育的一系列指示精神，部分高校在贯彻落实上缺乏制度设计，对思想政治教育中有关国家安全教育的课程设置不够科学，仅开辟了独立篇；在《形势与政策》教材编写上，考虑国家安全教育内容不足；在同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有机融合上，开展研究不够，导致国家安全教育始终难以纳入到规范的高等教育体系中。第二，缺少规划。国家安全教育的实施缺乏长远设计规划，甚至存在“甩手”现象，把国家安全教育工作当成了少数专职人员的“分内事”，没有形成抓建合力，导致国家安全教育开展渠道不畅、协调困难。 二、新媒体时代对高校国家安全工作的挑战 纵观当前高校校园，越来越多的学生沉溺于网络、手游、晒照、刷朋友圈和网络直播不能自拔，“低头族”、“拇指族”、“手机党”越来越壮大。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具有传播自发性、内容交互性、跨时空、传播快以及匿名性等特点，极易成为谣言助推器和事件放大器，增大了高校国家安全工作风险，对安全教育工作也提出了新的挑战。【3】 （一）新媒体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新媒体的最大特点在于虚拟性和开放性，参与者可打破时空以虚拟化的身份参与社交活动，智能手机的普及和社交APP的广泛使用，使人们拥有了信息和传播的权利。西方国家凭借在网络技术方面的绝对优势，通过网络实施政治煽动和文化渗透，扰乱经济秩序，削弱文化认同，窃取尖端技术和军事情报，对国家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 （二）新媒体对高校学生安全教育模式的挑战 。传统大学生安全教育习惯于采用说教方式，通过学校传统媒体宣传、开办讲座、召开主题班会等模式展开。而新媒体的出现和快速发展，使大学生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方式都出现了很大变化，绝大多数人通过网络论坛、社交媒体软件、微博微信、百度搜索、新闻终端等方式获取安全资讯和知识，传统的封闭式与课堂同步进行的安全教育模式被逐渐打破，给学生直接灌输结论的方式难以达到理想效果，甚至容易招致大学生反感并产生逆反心理。 （三）新媒体对高校学生安全教育工作者提出挑战 。新媒体时代，高校学生安全教育工作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如何更好的利用新媒体，范安全风险，给我们安全教育工作者的专业素养和能力水平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网上信息纷繁复杂，而当前国家对个人信息保护又不尽完善，沉浸其中的高校学生思想单纯，又无足够社会经验，如果不及时给予指导，很容易被网上散布的虚假、色情、暴力和诈骗等负面信息所迷惑，从而影响人身和财产安全。这些新情况和新挑战要求高校学生安全教育工作者要充分认识新媒体的作用及其对学生安全产生的深远影响，努力提高自身的专业素养和能力水平。 三、新媒体视阈下高校国家安全教育对策 （一） 加强安全教育工作队伍建设。为适应新媒体时代的需要，打造一支现代化、专业化的新型安全教育工作队伍势在必行。在新媒体高度发展的今天，高校安全教育工作者首先应该做到与时俱进，提升自身的专业水平和素养，培养互联网意识，结合当代大学生教育工作的特点，把新媒体作为开展安全教育工作的手段和平台，创造性地开展大学生安全教育工作，使教育贴近学生，增强感召力，增加代入感，变“堵”为“疏”，采用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教育，积极应对新媒体时代快速多变的复杂局面。 （二）依托高校现有教育阵地，建立完善的国家安全教育体系 新生军训入学教育、高等教育课程教育、校园课余生活等三个教育阵地囊括了高校师生在学习和生活上时间和空间的全部，这三块阵地也是高校开阵各类主题教育的基础平台。[4]此外，由于国家安全教育的特殊性，以及与高校军事教育的相似性和重合性，利用高校军事武装工作的既有平台，能够在短时间推动国家安全教育的开展。因此，以上“三主一辅”四个教育阵地是当前高校开展国家安全教育的核心环节，同时也是保障国家安全教育质量的关键所在。 国家安全教育论文:高职院校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研究 摘 要：国家安全教育是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当前高职院校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不容乐观，存在学校重视不够、学生意识不强、教育途径单一、非传统安全教育缺乏等问题。高职院校应从提高认识、加强总体安全观教育和拓宽途径等方面提出解决问题的有效措施，提高教育实效。 关键词：高职院校学生；国家安全观；国家安全教育 国家安全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兴衰成败和生死存亡，党和国家历来十分重视。1994年8月，中共中央在《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中强调：“要进行国防教育和国家安全教育”[1]。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不断完善国家安全保障体系；2013年成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国家安全指导思想；2014年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制定国家安全战略；2015年审议通过《国家安全战略纲要》、完善国家安全法规；2015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公布实施，中国的国家安全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然而，当前我国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现状却不容乐观，存在学校重视不够、学生国家安全意识淡薄、教育途径单一、非传统安全教育缺乏等问题，因此，加强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已迫在眉睫。 一、高职院校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概述 （一）国家安全 国家安全由“国家”和“安全”两个概念组成。“安全就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状态，既包含没有外部威胁的状态，也包括没有内部威胁的状态”[2]。安全有主体，当安全主体为国家时，便构成了国家安全。国家安全是一个国家处于没有危险的客观状态，也就是国家既没有外部危险也没有内部危险的客观状态。国家安全涉及传统安全领域和非传统安全领域。2014年4月在主持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讲话中，首次提出：“国家安全包括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国土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以及核安全等十一大领域”[3]。其中政治、军事、国土等安全为传统领域安全；经济、文化、科技、信息、社会、生态、资源、核等安全为非传统领域安全。当前，传统领域安全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内部威胁与外部威胁并存。2014年《中国国家安全研究报告》显示：“目前，国内最受关注的国家安全问题是暴力恐怖和社会稳定，国际上大国战略的竞争、美俄欧盟对华政策及领土、海洋权益的争端等都成为中国重要的安全威胁。”[4] （二）国家安全教育 国家安全教育是指根据维护国家安全的目的和要求，以一定的国家安全观念、国家安全知识为内容，对全体国民的思想和行为施以影响的一种有计划的活动。国家安全教育客体包括幼儿、中小学生、大学生、社会从业人员等，其差异性决定了教育内容、教育手段和教育方法的不同。例如，中小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侧重增强国家认同感、爱国主义情感、国家安全基本知识方面的教育；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则侧重与专业教育结合的能力提升方面的教育。 当前，国家安全教育战略地位不断上升。1994年8月，中共中央印发《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指出：要进行国防教育和国家安全教育。要根据新时期的特点，重视现代国防教育，增强全民的国防意识和国家安全意识[5]。2015年国家颁布新《国家安全法》规定：“每年的4月15日为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为了加强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工作，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强调：“加强国家观和民族团结教育，加强国家安全教育……坚决抵御敌对势力渗透。”[6] （三）高职学生国家安全教育内容 高职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是根据维护国家安全的目的和要求，以一定的国家安全观念和国家安全知识对高职学生品德、智力和体质等施以相应影响的一种有计划的活动。国家安全教育应包含认知、意识、能力、行为四个层面的内容。具体包括：第一，通过国家安全基本理论知识教育、法律知识教育、形势与政策教育，使高职院校学生获得与国家安全相关的基本认知；第二，通过爱国主义教育、民族精神教育，使高职院校学生在成长过程中产生维护国家安全的情感；第三，通过忧患意识、防范意识、保密意识、法律意识、责任意识教育，使高职院校学生养成维护国家安全所需的相关意识；第四，通过责任感教育、国家安全法律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危机应对教育，使高职院校学生具备应对国家安全威胁和维护国家利益的行为能力。 二、当前高职院校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现状分析 当前，高职院校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总体状况不佳。从教育层面看，还处于宣传阶段，远未达到有计划、有目标、规范化教育的层次[7]从学生层面看，大学生对国家安全认知片面、意识淡薄，还停留在军事、国防、情报、间谍等传统安全和局部认识层面。其原因分析如下： （一）高职院校国家安全教育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从学校层面看，部分高职院校管理者的防范意识和忧患意识受到当前和平形势的影响而有所淡化，认为高职院校主要是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和实践操作能力，国家安全教育、国防教育等德育工作可有可无。学校领导层面的认识偏差导致在实际工作中往往把国家安全教育当成任务和指标来完成，甚至只为应付上级检查，或在出现问题和危急情况时，才关注此项工作，致使学生很难形成良好的国家安全意识和自觉行为习惯。从学生层面看，高职院校生源主要是普高生（大部分高考分数达不到本科录取分数线）、三校生（中专、职高、技校）和3+2分段制高职生（前三年在普通中专学习，后两年在相应的高职院校学习），与普通本科院校的学生相比，存在社会认知度不高、自卑心理强、素质参差不齐、学习动力不足、理想信念缺乏、文化基础薄弱，整体上缺乏对国家安全基本知识的认知。同时，国家安全工作的隐蔽性使学生感到陌生和遥远，进而认为维护国家安全是国家安全机关和军队的职责，与己无关。 （二）高职院校学生国家安全意识不强 高职院校囿于职业教育和技能培养的局限性，学生对国家安全教育重视程度较之本科院校更为不足。学生的国家安全观念不强，国家安全意识薄弱。由于高职学生缺乏国家安全基本理论知识，仅将其等同于情报间谍活动、国防安全和国土安全，认为只有在战争年代才存在国家安全问题，或只有战争年代国家安全才显得急迫、才需要去维护的片面认识，使学生不能自觉地将维护国家安全与自身责任联系起来，缺乏应有的忧患意识、防范意识、保密意识、责任意识。同时，由于缺乏相关法律知识的普及与教育，使学生在处理与国家安全相关问题时缺乏法律意识。 （三）高职院校的国家安全教育途径单一 大多数高职院校的国家安全教育仅限于教师在学生入学教育、军事训练等课堂讲授一些相关文件和政策法规，途径单一、流于形式、枯燥乏味，这对于个性鲜明、思维活跃、自我约束力稍弱的高职学生来说没有吸引力，难以达到预期的教育效果。因此，探索利用网络、电视、报刊等大众传媒，通过知识竞答、剧情表演等校园文化活动，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教育相结合的教育途径对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显得十分迫切。 （四）高职院校学生“非传统领域安全”教育缺乏 当前，高职院校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以军事训练、国防教育、保密教育、政治教育等传统领域国家安全问题为主，对经济、文化、科技、信息、社会、生态、资源、核等非传统领域的安全教育缺乏。但伴随着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非传统领域的安全愈发重要。近年来，涉及非传统领域安全事件爆发频率上升明显，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愈来愈大，特别是随着我国对外开放进程的不断加大，国际非传统领域安全事件对我国造成的影响愈加频繁。如中东政治局势恶化，影响到我国的海外投资、能源安全、海外中国公民安全等，引起社会高度关注。 三、加强高职院校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思考 （一）增强高职院校学生对国家安全教育的认识 新时期国家安全维护不仅需要国家建立机构，制定战略，完善法律，也需要发挥教育作用，使公民树立良好的国家安全意识。高职院校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院校数量与学生数量已占据我国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提高高职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将对维护国家的稳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加强高职院校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是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高职院校应从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级技能人才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高度，充分认识高职院校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重要性。 （二）加强对高职院校学生进行“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 冷战结束前，国家安全主要指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的传统领域国家安全，这一时期，军事安全几乎成为国家安全的同义语。冷战结束后，人口老龄化问题、生态危机、气候变暖、贫富分化以及恐怖主义等非传统领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尤其是“9・11”事件、“非典”事件后，此类问题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经济、信息、文化等非传统领域的安全与政治、军事、国土等传统领域的安全同等重要，国家安全由“传统领域国家安全”转变为“综合国家安全”。为此，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出“我国国家安全体系包括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国土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8]高职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既要继续重视传统领域国家安全教育，还要重视非传统领域的国家安全教育，实施以“总体安全”为特征的国家安全观教育，帮助学生树立新的国家安全观。 （三）优化高职院校学生国家安全教育途径 1.国家安全教育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相结合。高职院校开设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形势与政策》、《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等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均有与国家安全法律、国家安全形势、国家安全政策、国家安全观等国家安全教育相关内容。因此，将高职院校学生国家安全教育融入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之中，是加强高职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有效途径。 2.国家安全教育与校园文化活动相结合。校园文化活动是进行高职院校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重要资源和载体。以团总支、学生会、学生社团等学生组织为依托，举办与国防、保密、环境安全相关的校园文化活动；建立国家安全宣讲团、环保协会、军事爱好者协会等有影响力的社团，大力开展国家安全教育活动。如通过学生喜闻乐见的演讲比赛、知识竞赛、情景剧表演、国防电影赏析等，将国家安全意识教育有针对性地融入到科技、文化、社团、班团活动等，提高国家安全教育的实效。 3.国家安全教育与军事训练相结合。依据《兵役法》、《国防法》、《国防教育法》、《关于在普通高等学校和高级中学中展开学生军事训练的意见》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当前所有高职院校都将军事训练作为必修课，进行军事技能训练和军事理论教学是高职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重要途径。通过队列、匕首操、战地救护、实弹射击、军事理论、野营拉练、紧急集合、礼节礼貌、内务卫生等军事技能训练科目增强学生维护国家安全所需的国防意识和军事技能。同时，通过对国防历史、军事思想、周边安全环境、军事技术等军事理论问题的讲解，使大学生充分了解我国军事安全的总体状况，增强忧患与危机意识。 4.国家安全教育与职业素养教育相结合。与普通本科院校学生相比，高职院校学生实习期较长，且大多为顶岗实习。大多数高职院校学制为3年，针对这部分学生学校采用2+1模式，即大学第一年、第二年在学校学习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大学第三年去企事业单位参加专业实习。五年一贯制学生在高职院校的学习年限总共只有2年，针对这部分学生一些高职院校普遍采用1+1模式，即一年在学校学习，一年去企事业单位参加顶岗实习。由此可见，高职院校学生三分之一以上的时间都不在学校，对于这段时间的国家安全教育应通过校企合作方式加强对学生进行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教育，其中渗透维护国家安全教育所需的安全知识和安全意识。 国家安全教育论文: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一体化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可行性研究 摘 要：高校的国家安全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教育目标与教育内容，整体上趋同，二者有融合的可能。在中国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中融入国家安全教育的内容，不仅具有迫切的必要性，也具有极强的现实可行性。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必须正视新时期所提出的新要求，寻求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大学生 国家安全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 一、问题的提出 从我国外部环境看，国家的安全形势面临较大问题，国家安全情况多变而复杂，国家安全形势不容乐观。第一， 在当今的国家安全中，国家的经济安全居于日益重要的地位。如果说在全球化以前，国家的军事安全是国家安全中的比较传统和重要的国家安全，那么在当今时代，国家的军事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而传统国家安全中的军事安全则面临地位日益下降的趋势。国家的经济安全因素在一国的国家安全中地位日益凸显，经济因素在国家安全领域一直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而国家也会把经济发展作为确保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和首要任务。国家大力发展经济、增强经济实力，以使国家的安全有雄厚的经济力量予以保障，免受他国的经济威胁，从而真正确保国家安全。第二，在当今时代，由于社会的多元化，影响国家安全的主体范围在不断扩大。伴随着国际主义的观念在全球的传播与日益盛行，在全球化日益加剧的过程中，在国际舞台上，除了国家之外，非政府间国际组织、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等主体的影响日益加大，其在国际领域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其对国际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着日益深远的影响，成为维护国际安全不可忽视的考量因素。可见，非国家主体在国际社会上也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我们在考量国家安全问题时，除了看到传统国家行为主体的作用之外，还要看到那些来自非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带来的影响与挑战。第三，国家间在争夺国际规则的主导地位，国家间的国际规则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在当今的国际社会中，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日益表现得相互依赖、相互依存，任何国家与别国发生冲突与矛盾都会产生巨大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使国家间实现力量的平衡、协调，为了各国的长远利益与整体利益，各国经过相互之间的复杂的、长期的斗争与协调，在国际间逐渐形成了一套适用于国际社会的规则。这些国际间的规则与制度，如国际法、国际公约、国际协议、国际惯例等使国家之间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交流有了国际规范的保障，大大提高了国家间相互交往的效率，促进了国家间在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这样，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表现在国际规则的竞争，而不是表现在直接的武装斗争与冲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环境问题、反恐问题、能源问题、国际犯罪等问题都需要国际间形成合力去治理，这些因素已经日益成为全球化时代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 在信息化、网络化、全球化的世界里，如何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是一个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当今的时代背景和时代特征，使得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教育面临着从未有过的挑战与危机。我国的大学教育承载着造就和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爱国敬业的高级人才的重大使命，通过有效的教育方法大力加强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和理念毋庸置疑地成为当务之急。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必须正视新时期所提出的新要求，寻求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有效路径。 二、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一体化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可行性 众所周知，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 我国的国家安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国家安全形势日益复杂，情况多变，不容乐观。西方国家和敌对势力不断加强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渗透，不断进行和平演变，而中国高校的青年大学生无疑成为他们进行和平演变和意识形态渗透的重要对象和首选目标。当今时代是互联网的时代，在国际网络环境一体化的情况下，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极易受到西方国家和敌对势力的影响与误导，使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面临着重大的冲击。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问题上，最终会影响到国家的安定和长远发展，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这一问题，从战略的高度、从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去认识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问题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并通过合理有效的途径与方法解决这个问题，以使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不再淡薄，使国家真正实现长治久安。其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也正是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的绝好平台，将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一体化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具有较大的可行性。 （一）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相对来看，当代青年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比较淡薄。第一，青年大学生在当今信息化、网络化的时代，感受到的是国际化、全球化的巨大影响，其思想文化都受到时代的深深影响。面对丰富多彩的开放世界，青年大学生往往不容易想到世界的不好、不安的一面。在传媒误导之下，青年大学生只会看到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表象，很难看到世界各国之间隐藏在合作、共赢背后而须臾不停的斗争、矛盾与冲突。这样，青年大学生就会忽视国际社会所存在的不安定因素，看不到国际社会存在的各种危机，对我国所面对的西方敌对势力、周边国家的威胁与不稳定因素缺乏认识，国家安全意识比较淡薄。第二，青年大学生由于国防意识和国家安全意识比较淡薄，往往缺乏对那些破坏国家安全的行为的警惕性，缺乏保密意识。在我国国际化程度日益加深，改革开放脚步进一步加大的背景下，我国的国际交往活动也日益增多，青年大学生较易受到西方国家和敌对势力的误导，以为国际社会形势一片大好和歌舞升平，而极易在不知不觉中泄露所知道的国家秘密，从而危害到国家安全。第三，当代大学生对国家安全所面临的危机认识不够，缺乏危机意识。由于危机意识的淡薄，对国家安全状况缺乏足够的认知，一旦出现国家安全方面的突发事件，青年大学生往往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应对突发事件时会产生过分恐慌、紧张的心理，而这种心理状态对社会能产生影响，容易蔓延、扩大而导致社会群体性恐慌，从而不利于国家安全突发事件的应对。第四，青年大学生对国家安全的内容认识不到位，缺乏全面而清晰的认识。例如，很多青年大学生对国家安全的认识还停留在传统的军事、国防、主权、领土、秘密、情报、间谍等方面的认识，而对诸如信息、科技、文化、金融、网络等方面的安全缺乏认识。这样，青年学生往往能够认识到国防安全、政治安全、主权安全、军事安全等问题，而对信息安全、网络安全、科技安全、产业安全、金融安全等新的国家安全问题缺乏警惕，不能把相关领域的国家安全问题与日常社会生活活动联系起来，认为国家安全离自身存在较远的距离，与自己毫不相关，没有维护国家安全的意识与责任感。可见，虽然国家安全问题十分突出而严峻，但是，面对国家安全所面临的复杂形势，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还比较薄弱，存在很多问题与不足。这样，加强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培养和提高其国家安全意识，树立崭新的适应社会发展的国家安全观，具有极大的现实紧迫性。在当今国际社会的背景下，伴随着国际化、全球化、网络化的迅速发展，使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这对高等教育中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提出了较高的新的要求与挑战。严峻而复杂的国家安全现状需要高等学校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情况进行切实的改革，作出与时俱进的有效应对。可以说，随着国际社会信息化、全球化、网络化的发展，强化青年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增强青年大学生的国家安全观念，是高等学校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与素质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现实的情况是，有些高等学校对国家安全的理解也存在片面、模糊的认识，比如，对国家安全仅仅停留在国防安全、军事安全、外交安全等方面，而对金融安全、文化安全、网络安全、信息安全等方面的国家安全内容认识不足。有些高校仅仅通过向青年大学生进行一些国防教育或形势政策教育的途径，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把国家安全教育简单化。有些高校则把对青年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等同于进行几次关于国家安全的宣传和讲座，把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看成是可以突击完成的任务与活动。而面对青年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普遍模糊和不足的现状，一些高等学校的所谓的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往往达不到使学生对国家安全的复杂、严峻状况有切身的感受和共识。因此，毋庸置疑，高等学校要转变观念，要从确保国家安全、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认识到对青年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的现实紧迫性和必要性。而伴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与进步，国家安全教育所包含的内容呈逐渐增多之势。在国家安全教育中处于重要地位的国防安全教育、军事安全教育的内容，也属于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内容，可以说，中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教育目标和教育内容与其在整体上是趋同的，二者有融合的可能。在中国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中融入国家安全教育的内容，不仅具有迫切的必要性也具有极强的现实可行性。 国家安全的观念已经随着时代的发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国际上的国家安全观念受到多种新时代的因素的影响，新时代的国家安全观与传统的国家安全观相比，增加了诸多新的因素。新时期的国家安全观包括的内容已经远远超越了军事安全、外交安全等内容。新时期的国家安全思想涵盖着军事安全、国防安全、外交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金融安全、网络安全等等内容。新时代国际上的诸如信息网络安全、金融安全、恐怖活动、环境保护、能源、人口等新的问题和因素，使得国家安全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有待于人们对国家安全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与研究。而这些问题，在高等学校思想政治课里自然都是应该进行教学的内容，高校思想政治课的教学目标与内容从整体上与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是根本一致的。国家安全教育内容应是思想政治课程教学内容中的题中应有之义。考查学生的思想政治水平，学生的国家安全观念、国家安全意识应该是重要的一项内容。因此，在高校思想政治课程的教学中融入国家安全教育的内容，具有较大的现实可能性。将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融入思想政治课教学有利于真正使国家安全教育保持长期性、持久性，有利于让大学生真正形成正确、合理的国家安全意识和国家安全观念。 （二）国家安全教育的内容与高校政治理论课具有内容上的一致性 如上所述，国家安全教育的内容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有关爱国主义方面的重要教学内容，这使得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具有基于内容的一致性。当今时代，中国青年大学生成为西方国家与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和意识形态渗透的首要对象与目标。青年大学生的价值观、世界观决定着这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青年大学生是国家的未来。大学是西方国家进行宣扬其价值观、意识形态的重要的首要的阵地。青年大学生的思想还不够成熟，还具有较大的可塑性。在全球化、网络化的时代，青年大学生十分容易接触到灌输西方意识形态的书画资料、影音作品等，青年大学生极易受到西方社会宣扬的自由、人权等价值观的影响，尤其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会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收到不可想象的冲击与影响。全球化虽然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但是西方国家却试图用全球化的思想使其自身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国际化、全球化，从而在全球竭力宣扬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同时对与其相异的价值观、意识形态进行攻击、诋毁、破坏。在全球化的文化交流、商业交易的背后，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和平演变与意识形态的渗透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使我国的国家安全面临着潜在的威胁。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上，通过教学活动使学生改变错误的观念，纠正其不良思想，使学生形成正确的国家安全观念，增强其国家安全意识，具有较大的现实可行性。 （三）互联网技术使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一体化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具有技术可行性 利用先进的互联网技术，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上进行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澄清西方国家和敌对势力对我国的攻击、诋毁，使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一体化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具有技术可行性。在当今互联网的时代，国家安全受到来自互联网的挑战。互联网使得国际间的信息传播变得迅速、及时，任何一条信息都可以传播到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这种国际化、现代化的信息传播技术，使得国家安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技术与信息的威胁和挑战。西方敌对国家或敌对势力，利用互联网传播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意识形态渗透的各种信息，并且在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人权等领域大肆渗透和宣扬，对中国的相关民主、人权、民族、宗教等问题进行攻击、诋毁、丑化，对中国民众进行煽动、蛊惑、歪曲事实、妄加评论和任意干涉。由于青年大学生是网络上的主要人群，其又具有天然的好奇心，对西方文化具有探索、了解的欲望，也会最直接地接触到反映西方思想意识形态的商品与文化资源，从而成为最容易受到西方思想影响的人群。而西方国家和敌对势力一般具有强大的网络技术优势，其凭借技术工具对青年大学生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将网络犯罪、网络谣言、网络恐怖信息向青年大学生扩散和传播，使得青年大学生丧失对自己国家、民族的自豪感，从而认同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以及某些价值观念。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中，通过互联网络中的正面信息，使学生去伪存真，认清问题的实质，看清事实的真相，使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一体化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具有技术方面的可行性。 综上所述，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是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觉悟的重要方面，是高校思想政治课程理论教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将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课程教学中具有极大的必要性和较强的现实可能性，有利于培养合格的适应新时代的国家建设者。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的内容包括爱国主义教育、理想信念教育、民族精神教育等方面，以培养和提升青年大学生的国家观念、安全观念、法律观念、环境意识。通过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使青年大学生树立民族国家观念、国家安全观念，将国家安全视为最高国家利益，将维护国家安全作为自己的义务，积极主动地通过自己的言行维护国家安全。但是，在当前高校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方面，由于各种主观和客观的条件与因素的限制，效果并不明显。囿于教学规模、教学力量、教学经费、教学目标等因素，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教学尚未形成一定的规模，缺乏在大学生中进行国家安全教育的长效机制。笔者认为，将大学生安全教育内容融入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中的基本路径是在当前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平台上，将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内容适当加强并不断推进，直至最终形成健全的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教学体系。 国家安全教育论文:国家安全教育从青少年抓起 “我们都是印度人，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我们是多彩的灯，我们聚集在一起。”这不是一首普通的爱国歌曲，而是大名鼎鼎的印度国民学兵团团歌。 新华社记者日前来到位于印度南部果阿邦一个乡村中学，听到激昂的歌声响起，便知道这所学校国民学兵团的学员正在进行训练。 歌声过后，才是例行操练。在拖着长腔但极具穿透力的喊号声中，几十名男女学生在一名女领操员的带领下一丝不苟地训练：向左转、向右转、前踢腿、分列式……炎炎烈日下，大地几乎成为烤炉，虽然不少学生赤着脚进行训练，但所有人目光里都透着一种坚毅。 这所乡村中学的学兵团只是印度国民学兵团的一个小小缩影。 在印度，青少年主要通过加入国民学兵团来接受军事训练。国民学兵团被纳入二线预备役部队，由国防部直接管理，面向印度在校中学生和大学生招生，司令由一名具有中将军衔的高级军官担任，学生自愿申请加入。 学兵团学员根据年龄和性别被编入初级班（13～17岁）或高级班（18～26岁）。同时，学员还能根据个人兴趣选择加入陆军、空军或海军兵种。目前，印度国民学兵团学员遍布全国各地，总人数达130万。 学兵团高级班需培训3年，初级班培训2年。在培训期间，所有学员每周都必须至少参加4个小时的训练课程。此外，每个学员还要至少参加一次为期9至10天的年度训练营。很多学员告诉记者，“共和国日训练营”是最令他们向往的，如果能够入选，就意味着可以参加一年一度在首都新德里举行的国庆阅兵表演，表现出色者还可能获得印度总理颁发的特别优秀学员奖。 为把学员打造成合格的预备役成员，印度政府为学兵团制订了严密的训练大纲，对每一种具体科目都规定了课时。其中普通训练占70%，包括队列操练、武器训练、个性和领导力发展、灾难管理、探险等；特别训练占30%，针对学员所选择的不同兵种而设置，陆军训练包括车辆驾驶、地图判读、电报抄收等，海军训练包括航海、导航、反潜作战等，空军训练则包括飞行导航、气象、无线电通信等。 半个多世纪以来，通过国民学兵团这一政府出钱、专门机构出力、青少年广泛参与的国防教育方式，印度国民的国防观念和意识得到不断强化，同时它也为印度武装部队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后备力量。 印度国民学兵团走出过不少出类拔萃的人才，总理莫迪、国防部长帕里卡尔等都曾经在学兵团接受训练。学兵团宗旨非常明确：培养青年的领导能力、良好品德、友谊、体育技能和为社会服务的思想；建立一支有组织、有纪律、能在国家危急时为国效力的生力军；通过训练，激励学员未来加入武装部队。 （摘自：中国教育新闻网） 国家安全教育论文:高校英语教学与国家安全教育现状分析 摘要：冷战后，国家安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被学者分为十二类。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成分。然而，目前我国文化安全的现状并不乐观。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高校英语教学的目标是增强跨文化交际意识和交际能力，可见，高校英语教学完全能够起到提高文化安全教育的作用。分析目前高校英语教学文化安全教育现状及其原因有利于教育工作者采取措施，加强文化安全教育。 关键词：高校英语教学 文化安全教育 国家安全 一、国家安全 冷战后，国家安全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国家安全属于我国基本利益范畴，狭义上的国家安全是指国家处于没有危险的状态，广义上的国家安全是指国家不受外部威胁也没有内部混乱的客观状态。吉林大学出版社的《为国家安全立学――国家安全学科的探索历程及若干问题研究》中指出，构成国家安全体系的要素包括国民安全、国域安全、资源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主权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和信息安全。与高校英语教学紧密相关的国家安全主要指文化安全，与科技安全和信息安全相关。 文化安全是于1999年开始被提出的，指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政治价值观念、信仰追求的存在和发展不受威胁，属于客观范畴。此外，文化安全还包括主题对客观状态的价值判断，属于主观范畴。良好的文化安全可以保证一个国家免受内部、外部其他文化因素的入侵，保持原有文化体系，并可进一步发展。文化安全可被细化为价值观念、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的安全，是每个主权国家都应该全力维护的领域。 目前，我国文化安全受到国内和国外的影响，其现状并不乐观。一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产业发展落后；此外，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部分偏远山区的少数民族自身文化发展较慢，出现国内个民族文化断层的现象。加之，我国国土广袤，我国文化传播力度不足，导致个别地区文化较沿海发达地区慢。另一方面，全球一体化导致国际上的强国通过与我国的往来对我国进行文化渗透，这直接影响了我国的核心文化价值体系。 全球一体化不仅使得各个国家之间的交流和传播越来越频繁，还加速了各国间经济互通，这就为各国在政治、文化、社会、思想等方面的交流提供了保障，进而影响国际上文化格局的重组。历史上，西方资本主义强国恰恰是利用在殖民地推行语言，进而重组世界文化格局，最后威胁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可见，文化已经成为国家竞争和国际冲突的一个方面。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从某种角度，语言文化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组成成分，属于“软实力”范畴。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通过自身吸引力而达到目的的一种能力。语言文化这种软实力可以通过学习而增强的，可以避免由于对国外文化和语言知识的缺乏而导致的公共外教失败。美国教育部部长查理？赖利在国际安全会议上指出，加强全国外语教学，将会使美国的劳动大军更加出色，国家安全得到更好的保障。可见，西方发达国家认为外语教学与国家安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我国高校英语教学是一种形式的语言教学，语言教学的目的不仅传递目标语言的相关知识，还是教会言语习得者通过语言这一形式理解语言背后的文化。各个民族不同的生态、物质、社会和宗教等语言环境不仅导致各个民族具有不同的社会文化因素。这表明，我国高校英语教学与文化安全教育的密切关系。 二、高校英语教学文化安全教育现状及原因 我国高校英语教学中，一方面，呈现出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越来越弱的趋势；另一方面，呈现出虽然学生英语水平很高，但却无法用英语准确的表达母语文化。我省高校英语教学对文化安全的重视力度也不够。 学校的因素。虽然，大部分高校开设跨文化交际课程，但是，受到课时量、教学日历、教学大纲的影响，高校英语教学的重点还是落在了基础知识传递和应试能力培养上，而忽视了文化的导入。 教师的因素。虽然部分教师意识到了文化对语言教学的影响，在课堂教学中也开始积极进行文化渗透，但只关注了英语语言国家文化的渗透，势必导致学生对本族文化的忽视甚至遗忘。长此以往，导致年轻人对其他国家文化的盲从，不利于本族文化的传承。 三、如何加强文化安全教育 高校英语教学中加强文化安全教育势在必行。2015年，《大学英语教学新指南》指出：“大学英语的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增强跨文化交际意识和交际能力。”英语应用能力的基础是英语基础知识，文化加速学生对基础知识的理解。新指南同时指出大学英语教学目标包括“在与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交流时，能够观察到彼此之间的文化差异和价值观差异，并能根据交际需要运用有限的交际策略。”高校英语教学工作者必须要采取措施，加强文化安全教育。 学校方面，首先，要意识到高校英语教学可以加强学生文化安全教育。其次，要为高校英语教学提供更好的教学设备，如多媒体教室、自主学习平台等，保障其更好的发挥其文化安全教育的作用。 教师方面，第一，教师要提高意识，认识到文化安全教育的意义，及时更新文化安全教育的理念。第二，教师要准确的认知。教师是大学英语教学的组织者，起到指挥的作用。只有教师对文化安全拥有积极的准确的认知，才能指引学生关注并进行文化安全学习。第三，教师的积极文化安全态度。教师的积极态度才能确保文化安全教育理念的落实。第四，关注多元文化。在教学过程中，有意识的关注不同民族对同以问题的不同认知，以反应出其不同文化底蕴，并进行对比，加深学生对不容民族文化的认知。第五，教师要重视母语文化。要培养学生把英语当做一门工具，来表述母语文化，不仅传承了母语文化还可传播母语文化。 四、结语 全球一体化促进各国频繁交流，大学生必须具备国家安全意识。高校英语教学是语言教学，可传递文化，有助于提高学生文化安全意识。只有在校方和老师的共同努力下，文化安全教育才能在高校英语教学中得到重视，并顺利开展下去。 国家安全教育论文:基于非传统安全视野环境谈新时期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 摘 要：近年来国际上兴起了一个热点问题，即非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主要是指除军事、政治和外交冲突以外的其他对主权国家以及人类整体生存与发展构成威胁的因素。对国内及国外社会情况的了解、解决当下危机及配合政府解决当下危机的能力都能反映出当代大学生对非传统安全的认知程度，以及其应急的能力和自身的综合素质。因此，在社会的新形势下，非传统安全教育成为培养大学生的重要课题，成为新时代对国家安全形势的新要求。本文对非传统国家安全教育的具体内容进行阐述，对我国当代大学生的非传统国家安全教育提出个人的策略建议，从而表达非传统安全教育的重要性。 关键词：非传统国家安全 大学生 教育 经济迅猛发展的当今社会，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在冷战的结束和经济全球化的驱使下发生了全面性的变化，由侧重于军事和政治的传统安全视角转变为对国家经济、社会环境、人才培养、社会文化及信息等各个领域安全的重视。这就是学术界如今热议的话题——非传统国家安全。当代大学生是我们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接班人，其在大学这个相对自由的学习领域快速地进行知识的累积和沉淀，形成自身独有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国家的教育模式及教育程度是决定其国家安全意识高低的决定因素，也是关系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稳定、长久与否的关键所在。 一、非传统国家安全教育的主要内容 非传统国家安全是一种新型的安全威胁，在过去的人类社会里很少遇到或几乎没有遇到。非传统国家安全是指除去军事、政治及外交冲突，在别的领域中，一个国家和另外一个或多个国家在相互作用下产生的对本国的发展及存在构成威胁的安全问题。其特征主要有：安全主体的多元性、安全问题及解决方式的多样性。根据非安全国家教育的这些特征，其具体内容主要覆盖了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安全教育：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力不断提升，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交易频率日益提升，对国外技术及资金等资源的引进量也在同时不断增加，这就使得国家不得不面对更大更复杂的经济安全所带来的威胁和挑战。我们必须要认清经济全球化形势下对我国的影响。目前国内许多人喜欢购买国外的一些产品，盲目追求海外知名品牌，认为国外的产品比国产的更具优势，甚至以此作为炫耀。这就是经济全球化为我国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具体表现。因此，我们要从国家本身存在的优势入手，扶持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企业和民族品牌，促使特色民族企业不断发展，根据国家优势不断改革创新，全方位推动国家科技的发展，扩大内部需求，减少对外来资源的依赖。 （2）科技发展过程中的安全教育： 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是以经济和科技为重点的综合国力的竞争。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科技水平决定的。由此可见科技水平对国家发展有着极大作用。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加速了科技这一生产要素在国际间的流动。但许多发达国家为了抑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势头，让发展中国家能够长期受制于它，便采用对先进技术进行限制和封锁等方式来使得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发展受到约束。此外，大多发展中国家的技术人才都因为受到发达国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先进操作设备的吸引而选择留在发达国家发展，造成发展中国家人才流失较快，科研技术无法取得飞跃。因此，做好科学的非传统安全教育是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至关重要的任务。 （3）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安全教育： 生态文明建设已在党的十八大会议中被明确列入党章。生态环境的保护是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必须贯彻执行的任务，其对国家的发展及人类生活的影响不言而喻。我国生态环境已经进入较为严峻的阶段，生态文明建设的任务任重道远。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发达国家利用自身技术以及资金上的优势，在发展中国家建厂生产，利用发展中国家急需壮大国家经济的心理特点，将质量差、污染重等产业牵至发展中国家进行生产，促使国家快速增强经济实力，这就为发展中国家造成了更加沉重的生态文明建设负担。作为我国未来的中坚力量，高校必须对现代大学生进行全面的生态环境安全教育，让其尽早确立正确的生态价值观。 （4）网络信息的安全教育： 二十一世纪的一个划时代的标志就是信息和网络的迅速普及，在这个靠信息和网络高速运转的时代里，网络和信息已经在全球各个领域都留下了足迹，并快速地渗入到政治、经济、科技及文化等各个方面，大范围地覆盖了人类的生活和生产方式。但是同时也产生了许多负面的影响。作为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中坚力量，无论是八零还是九零后的大学生都对电子通讯、网络信息太过依赖，甚至达到了形影不离的程度。网络信息安全就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一个问题。当代大学生作为网民主体成分，他们的言论稍微不负责任就会对他人的尊严名誉等造成严重的影响，甚至有可能危害到社会乃至国家的声誉和安全。所以，社会群众应该提高自己对网络信息的安全意识，提升所用网络的安全度，防止病毒入侵，减少不良的网络信息给国家、社会及个人带来的危害。 （5）文化安全教育 自改革开放以来，外来文化大量地涌入我国，中西方文化相结合的多元化价值取向已经成为我国发展的必然趋势，80后90后作为这一时期成长的群体受到了影响。传统文化教育在面对多元文化教育时受到挑战，不同文化倡导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对大学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当代大学生必须加强文化安全的教育，清晰正确的认识到外来文化的优劣，取其精华而用之。 二、对当代大学生进行非传统国家安全教育的策略 非传统国家安全观的教育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从教育内容来看，高校的老师不需要依赖具有军事知识和技能的人来完成，教学所需的设施及条件也相对较低，无需特定环境。非传统国家安全教育的特点决定了其与传统的国家安全教育的区别。笔者认为对大学生的非传统国家安全教育应该注重以下策略的运用。 首先，非传统国家安全教育必须要在国家安全教育中凸显其存在的地位。我国的内涵和外延在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和世界格局地快速转变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前各高校将军事、政治等作为国家安全教育重点，忽视非传统安全教育的的教学模式已经无法满足国家对国民安全意识认知程度的需求，非传统国家安全所涉及的问题也已经不单单是经济、科技及生态环境的安全了，还延伸至恐怖主义、核武器扩散等对人类具有毁灭性打击的领域，其所产生的影响和后果绝不会亚于传统的国家安全问题。所以，对当代大学生进行非传统安全教育已经迫在眉睫。非传统国家安全教育必须重视课程内容的设置和调整，保障一定数量的国家安全教育课时，加强非传统国家安全教育课程体系进入到国防教育相关的课程内容设置中。注重突出非传统安全教育的比重。非传统安全问题涉及的多样性与国际性能够使大学生们站在民族利益的视角进行考虑。有利于他们树立宏观的国家安全意识和把握非传统国家安全的思维，以更加开放的视野去关注这个世界的整体利益。 其次，教学过程中必须注重教学的方式和方法。作为信息化时代，当代大学生接受知识的渠道十分多元化。非传统国家安全的内容大多与生活息息相关，因此，要根据大学生自身特点和学习特点来进行与他们的生活相贴近的非传统国家安全教育，根据他们的主题意识进行双向交流与互动，用师生共同探讨解决问题的教育方式引起学生的思考和领悟。还要组织学生走出校门，深入社会，建立一种学校与社会紧密结合的开放型国家安全教育系统。 最后，发挥互联网优势，拓展教育的新空间。当代大学生的生活与学习都离不开网络。与传统的国家安全不同，非传统国家安全深入到社会大众生活的各个领域，得当地利用大学生进行学习和人及交往的网络途径，将会成为高校进行非传统国家安全教育开拓一个更宽更有效的教育途径。因此，高校要加强校园网络的建设，适当在校园网内设置集非传统安全的专业性思想与服务性于一体的国家安全教育站点，开辟国防教育的新阵地。 结束语： 现代大学生是我国未来发展及建设的希望，其对国家的关注，其非传统国家安全意识的优劣将直接关系到我国发展的稳定性和现代化特色社会主义建立的成功与否。因此，对大学生进行非传统国家安全意识的教育是提高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保护我国各领域安全的重要教育课程，更是促进我国持续稳定发展的战略之一。 国家安全教育论文:大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国家安全教育问题的相关研究 摘 要：大学生作为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不仅要搞好专业知识的学习，同时还要注重自身思想品德修养地提高，随时准备为祖国的发展奉献自己的热情。本文就大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加强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分析，旨在引导大学生自觉关注国家的安全和发展，增强忧患意识和国家安全意识。 关键词：国家安全 忧患意识 爱国情操 一、前言 作为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大学生不仅要在专业知识的学习上更上一层次，为报效祖国增砖添瓦，还要更加注重自身的思想品德修养，随时准备为祖国的发展奉献自己的热情。这是时展的需要，也是国家的殷切期盼。在所要求具备的各项思想品德中，自觉关注国家的安全和发展，增强忧患意识和国家安全意识，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方面，也是国家安全地位及当代大学生肩负历史使命和自身的健康成长所决定的。 二、大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应该重视国家安全教育 1.国家安全是民族利益的根本所在，关乎着每一个人的生死存亡 自从国家在地球上诞生以来，维护国家安全就成了一个永恒的话题。当下大学生作为跨世纪的一代人，是未来中国参与国际竞争、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骨干力量，其精神风貌如何，直接关系着将来现代化建设目标的实现，关系着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巩固和发展。早在20世纪，中共中央就已经制定了《爱国主义教育纲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等纲领性文件，明确指出要规范国防教育，提高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由此，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是高校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也应该成为大学生必修的重要内容。 2.世界多极化发展态势明显，国内外仍然存在着各种不安定因素，威胁着我国国家的安全 自从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多极化发展态势日趋明显。各种力量相互合作、相互制约，共同贯穿于整个国际关系变化的始终，并维持着世界和平发展的态势。但是，在和平和发展之下，国家的安全问题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无足轻重。随着而来地是，国内外环境的日趋复杂化。从国际形势来看，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策略一致没有改变；印度迅速崛起并把中国作为其主要竞争对手；台海局势几度紧张。从国内形势来看，极少数敌对势力及民族分裂分子不断挑起事端，肆意破坏捣乱，威胁着国家安全。国内外新情况的出现，要求我们的大学生要不断地提高忧患意识，强化国家安全意识，在神州大地上构筑一道坚不可摧的人民防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保驾护航。 3.大学生正值人生发展的黄金时节，也是爱国观念和意识形成的关键阶段 在大学阶段，学生的生理和心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是各种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成的关键阶段，这些观念正确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其健康成长和成才。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要时刻把国家安全、民族安危作为其行为准则的出发点。可以肯定的是，目前大部分学生的价值观念和意识是乐观积极向上的，很多学生也有着高昂的爱国情怀。但是，我们也必须要看到，在世界一体化的发展潮流中，西方各种文化思潮、价值观念以及一些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正在无时无刻地侵蚀着我们的大学生。个别学生很有可能就此疏忽，放松警惕，忧患意识就此淡化。由此，在大学这个关键阶段，非常有必要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 三、大学生在校期间如何增强自己的忧患意识和国家安全意识 1.要始终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 民族安危、国家安全涉及到一个国家发展的方方面面，可以说，这是关系着民族存亡的关键。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我们要始终把国家主权、安危放在今后社会发展的第一位上”。同时，把国家安全放在首位，将国家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是国家发展的需要，也是个人安全的需要，更是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一致要求。所以说，无论是在今后的求学中，还是在今后的工作中，大学生都要牢固的树立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观念。 2.密切关注国际局势，增强防范意识 作为大学生，要时刻关注国内外发展动态，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观点和方法，从纷繁复杂的国际斗争形势中认清敌对势力对我们进行渗透、颠覆和破坏的险恶用心和真实面目。克服麻痹思想，保持清醒头脑，增强责任意识，充分认识西方不良文化的恶劣影响，坚决抵制不良文化观念的侵蚀。在对外交往中，既要热情友好，又要内外有别、不卑不亢；既要珍惜个人友谊，又要牢记国家利益；既可争取各种帮助、资助，又不失国格、人格。 3.加强国家安全法律法规的学习，增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责任 自从建国以来，中国制定了诸多维护本国安全的法律、法规以及其他一些规范性文件。在党中央各级领导及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懈努力，基本上形成了较为完整地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体系框架，为维护国家安全工作的开展，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行为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支撑。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必须要积极学习并努力掌握这些关乎国家安全的法律法规，负其维护国家安全的神圣职责，增强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感、异物感和荣誉感。 4.积极配合国家安全部门，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一切行为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同公民有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不得有危害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行为；国家安全机关是国家安全工作的主管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在国家安全工作中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动员、组织人民防范、制止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作为大学生一定要意识到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性，积极配合国家安全部门，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一切行为 四、结论 总之，大学生在校学习期间非常有必要对其进行国家安全性教育。大学生要提高认识，始终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密切关注国际局势，增强防范意识；加强国家安全法律法规的学习，增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责任；积极配合国家安全部门，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一切行为，切实为维护国家安全作出应用的贡献。 国家安全教育论文: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浅议 1 国家安全教育和危机意识 国家安全是国家民族安全所系，国家利益所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居安思危，可是现在国家经过了一段和平发展时期，很多人思想便松懈下来，特别是现在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大学生，既没有像建国50年代中期以前的老一辈战火中生与死的考验，60、70年代经历的那种剑拨驽张的阵势，也没赶上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周边冲突，甚至都很少碰到巨大的自然灾害或政治危机。有的只是在改革开放承平繁荣中成长起来的经历，从他们出生开始到上大学，都没有什么国家安全的体验与亲历，很少有对国家安全重要性的体会。在意识形态上又受到各方面的冲击，也没有多少兵役和国防、军事知识、救灾知识的受训与教育，在现代国家安全教育这方面还存在很大的缺失，如果稍不注意就有可能被国际和平的表象所蒙惑，如果真的有什么变化来了，突发事件来了，很容易惊慌失措，手足无策。相反，如果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训练经历则一般能沉着冷静，从容不迫，即使国家遭遇突然不测，只要有一批有思想有准备的“生力军”存在，国家就会很快重新恢复、崛起，在世界范围内有很多国家和民族都有这样的先例。所以，在和平年代，我们仍然要重视对当代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科学家们做过一个试验：如果把一只青蛙放进一锅已烧好的热水里，青蛙会奋然一跃，死里逃生；但如果是把青蛙先放在冷水里，然后慢慢加热，青蛙则浑然不觉，等到水已烧开时，青蛙已没有逃生的机会了。国家社会都是这样，承平日久，日益松懈，问题堆积越来越多，各种情况也越来越严重，而人的思想意识反而越来越松懈，结果事情一发生，如决堤之水，不可扼制。正所谓：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历朝历代的更替无不应证这一规则。在外在敌人比较明确的情况下，大家还有可能团结一起，联合起来抵御共同的敌人，但当外在的敌人一旦消失后，反而有可能马上陷入内斗；长期在艰苦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能够长期保持警惕，反而能够预备和应付各种突然打击和未知局面，存在和发展下来。实际上不断斗争和交流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完善和提高自我的过程，美洲和非洲以及亚洲在19世纪之所以遭到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既和帝国主义侵略性有关，也与他们长期与世界潮流隔离，安全意识长期消失殆尽有关，结果不言而知，甚至有灭绝的可能。现在的中国自20世纪80后代改革开放以来在相对和平的国内国际形势下经过了相对平静的30多年时间。而现在的大学生绝大部分都是在这过程中出生和成长起来的，他们很快就要承担起维护国家的安全的责任。如果他们还没有对国家安全的忧患意识，那对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来说将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2 国家安全形势分析 国家安全教育不简单是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不仅是对国家的热爱，而且要知道怎么去爱，做的具体内容有哪些，怎么样把祖国保护得最好。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首先是要让他们清楚地认识到我国现在的国家安全形势： 经过新中国来几代人的努力，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综合国力的增长的基础上，我国的国家安全形式有很大改善，但我国的国家安全形势依然严峻。从地理上讲，我国是一个易受攻击的国家，和二十几个大大小小国家接壤，有些军事实力强于我国，在近现代也有侵略过我们国家的历史，潜在的侵略势力也大量地存在，并且很多国家都有不断上升追赶我们的实力，中国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被赶上和超越；经济上，这些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很快，经济总量上是增长了不少，但平均水平仍然很低，资源消耗水平却很高，经济和产业结构也不甚合理，环境污染问题仍然很严重，可持续发展压力很大，中国已是经济大国，但并非强国，现代各国的国家安全更多是经济科技实力的比拼，而我国在这方面，特别是科技方面与发达国家，甚至是与周边国家差距都很大，这导致我国在军事科技上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社会上，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差距也很大，社会贫富差距、地域差距、文化差距、工农差距、城乡差距也很大，就业、社会保障医疗扶助等制度也有待健全，治安压力不小，自然灾害频发，社会上不稳定因素都大量存在，要解决好这些问题，面临的挑战不小。 意识形态上，自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来，我国是世界范围内最主要的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仍时常用意识形态来衡量制约我国，并在人权、自由、民主等问题上对我国大肆渲染，对我国青年一代更是念念不忘“诱导”，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以防东欧剧变这样的事情重演；国家政权组织上，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经形成了比较健全的政权组织体系，国家政权比较稳固，但在民主、法制、权力监督、政党的建设过程中仍有许多地方需要改进和完善，特别是“依法治国”更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国家统一民族问题上：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是我国顺利发展的保证，但是目前海峡两岸仍然没有统一，台湾岛内的分裂分子和分裂势力蠢蠢欲动，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和恐怖势力仍然威胁着民族团结和国家的边疆；军事科学技术上，我国现在的军事技术水平与军事强国有着明显的差距，特别是在电子装备、作战飞机、船舰技术上，与军事强国差距仍然较大。在创新能力和创新体系以及成果利用转化方面，也急需发展提高。 总之，从总体上比较看来，这些年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为国家安全提供的扶持进步显著，但与军事强国的差距仍然明显，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存在，我们只有不断地努力才能尽量缩短这个追赶时间，况且，现代社会科技变化一日千里，形势更多变，挑战压力极大。我们只有在各方面做足功课，挣足资本，取得较多的比较优势，才能以不变应万变，掌握国家安全形势的主动权。 3 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要求和措施 从以上对国安全形势分析的严峻情况来看，对现代的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责任重大，任务艰巨。既不能是简单的“军训”后了事，也不是单纯的说教理论，而在原来的基础上，广泛深入地了解我国的国家安全形势，探寻我国的国家安全对策，并以自身切实的本领和行动从大学开始起贯入到实际生活、学习、工作中去。具体要做到： 首先，深入进行爱国主义精神的培养和教育，让大学生树立起维护和争取国家荣誉的责任意识。上世纪60年代苏联美国大搞意识形态的对立，美国特别重视加强对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肯尼迪总统在就职演说中曾有一句名言：“不要问国家为你们做了些什么，而要问你们为国家做了些什么”。在那时成长起来的一代成为如克林顿、布什等维护国家安全、重新振兴美国的坚定力量，他们并不是“迷惘的一代”，而是成功的一代。相反，苏联等国家的那一代青年反而成为自身政权的掘墓人，这给我们很大的警示。我国的爱国主义教育除儿童少年等时期外，大学时期是爱国主义精神和实践报效祖国结合的最佳时期，这个时期进行国主义教育，要从以前的爱国之心转变为爱国之志，为投身爱国之行做好准备。要从简单了解爱国人物，爱国主义历史事迹，深入转变到爱国主义和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上来。对国家安全了解得更加深入、透彻、全面、客观，能看到问题，也能分析情况，还能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和实际行动，身体力行，努力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国家安全教育论文:浅析如何开展国家安全教育 【摘要】高校国家安全教育在经济全球化的社会中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国家安全教育在高校进行的成功与否不仅影响到学生自身的综合素质,同时也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稳定、和谐。高校担负着为国家培养合格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历史重任,历来处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前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具有十分重大和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国家 安全教育 意义 一、开展国家安全教育的背景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注重国家安全意识的培养,增强国家安全观念已经日益成为高校学生素质教育中的一个重要方面。高校应当适应新形势的发展,结合素质教育的开展和大学生的思想实际,明确教育要求,努力实践探索,积极推进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 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在为国家保持经济军事优势的同时,也扮演着危及国家安全的角色,如破坏势力通过技术窃密危及国家安全。全球化中发达国家还引发人才争夺战略,导致发展中国家大量人才流向发达国家,我国信息安全与人才外流现象都很严重,科技安全形势严峻;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为信息传播快捷与自由交流带来方便,使传统意义的文化继承在全球化模式下失去原有空间,国家和文化边界正在消除,而文化生存是国家生存的前提条件,一旦文化遭遇威胁,必然给国家带来危机。综上所述,经济全球化时代,我国的国家安全面临严峻挑战。有挑战就有应对。 二、当代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现状 国家教育部对高校学生思想政治状况的调查显示,当前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状况主流积极健康,但也有迹象表明,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尚很薄弱。 第一,大学生对国家安全认识模糊。大学生对国家安全还停留在军事、领土、情报这样一些传统的、局部的认识上。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既没有外部的威胁和侵害,也没有内部的混乱和失序的客观状态。当前,国家安全既包括国土安全,主权安全、政治安全等传统内容,也包括文化安全、信息安全等方面的新内容,全方位理解国家安全有助于端正大学生的思想认识,增强国家安全意识。 第二,价值取向多元,原则性衰减。当代大学生价值观念呈多元态势,虽其价值取向主流积极向上,但功利色彩较浓厚,实用享乐主义为大多数学生推崇。这些急功近利的价值取向,无疑会削减主流价值的原则性,最终导致社会价值的散乱,使国家精神意识方面的安全面临消解危险。 第三,安全教育研究水平落后。当代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现状显然不能适应时代要求,无法应对全球化对国家安全的挑战。 三、如何开展国家安全教育 1.高校要提高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的思想认识 目前,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还处于宣传阶段,远未达到有计划,有目标,规范化教育的层次。国家安全意识是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重要内容,是衡量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加强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高校要从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高度认识国家安全教育的重要性,教育引导大学生树立对国家安全的忧患意识,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意识和保证国家安全的法治意识。 2.结合“两课”建立长期有效的国家安全教育机制 (1)国家安全教育与“形势与政策”课结合 目前高校普遍开设《形势与政策》课,要利用《形势与政策》课加强以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国家尊严和国家安全意识为主的国家安全教育,这不是一时一事的突击性活动,也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知识传授和情况通报,而是一种政治性战略性和现实性很强的思想政治教育。因此,坚持国家安全教育与形势政策教育相结合,在对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的热点和重点问题的宣讲中,渗透国家安全教育,使大学生了解我国面临的安全环境,增强对国家安全的忧患意识。 (2)国家安全教育与“法律基础”课相结合 把宣讲《国家安全法》和相关的法律法规作为法律基础课教学的一项内容。使学生了解、掌握《国家安全法》,增强国家安全的法制意识。自觉遵纪守法,依法同一切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作斗争。构建以国家安全法制教育为主干、国家安全形势教育相配套的教育内容体系,把国家安全教育与普法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结合起来。 (3)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相结合 在搞好课堂教学的同时,要注重把国家安全教育由课堂延伸到课外使国家安全教育与课外法制宣传活动以及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比如,举办《国家安全法》图片展览、宣传板报或知识竞赛,邀请校内外有关专家作当前国内外形势报告,以及组织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夏令营或利用暑期开展包括《国家安全法》在内的普法宣传活动等,都是在课外开展国家安全教育的良好形式。 3.开展多层次的国家安全教育 建立长期有效的国家安全教育,不仅要在教育的内容体系、方式方法上下功夫,还要在不断深入加强三个不同层次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 一是结合军事训练,使学生初步树立国家安全意识。坚持国家安全教育与国防教育相结合,利用学生军训进行国防教育的有利时机,拓展国防教育内容。根据教学计划安排,大学生入学后首先要进行军事训练,这成为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的一个良好的切入点。这一层次主要是在新生入学后,通过开展国防教育渗透国家安全教育,从而在他们的头脑中初步建立起国家安全意识。 二是开展自我教育,使学生主动深入了解国家安全法律。这一层次主要针对一、二、三年级的学生来实施。在高校内建立以学生为主体的组织,并采用学生参与自我管理的组织形式,实现自我教育。如华北电力大学在2000年组建了大学生安全保卫委员会,在大学生中开展日常的安全知识自我教育且形成了规模,每年两次规范的安全教育月活动,通过组织国家安全专题讲座,使学生对国家安全知识有了系统的了解,同时还组织各个班级治保委员进行国家安全知识培训,确保每个班都有部分国家安全意识较高的学生,并且通过安全知识竞赛、演讲等大型活动带动整个学校师生更深刻的了解和掌握国家安全知识。 三是结合毕业教育,使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进一步巩固。这一层次针对毕业生来进行。即在毕业生离校之前,通过学校邀请、国家安全机关派员作隐蔽战线形势报告等形式,进一步强化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教育他们在今后工作中,时刻牢记“国家利益高与一切”,自觉维护国家的安全、荣誉和利益。 国家安全教育论文:新形势下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探析 摘要：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安全面临的外部环境越来越复杂多变，中国国家安全形势不容乐观。作为国家高层次人才主体的大学生，其国家安全意识的强弱，对国家是否安全有着更直接的影响。面对现代大学生相对淡薄的国家安全意识，教育大学生树立新的国家安全观已是刻不容缓的任务。 关键词：新形势下；国家安全；教育途径；大学生 一、新形势下加强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紧迫性 1.面对严峻的国际环境，需要加强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社会长期保持稳定。在这样的和平环境下，大学生往往认识不到国家安全面临的严重威胁，思想上麻痹模糊，缺乏应有的忧患意识。主要表现为有些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国防意识淡漠、国家安全意识不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减退。一些大学生把国家安全看成是国家军队与安全部门的事，不能自觉地把维护国家安全与自身的责任联系起来。有些大学生在社会价值取向日益多元的态势下，推崇急功近利及实用享乐主义。这无疑会削减主流价值的原则性，最终导致社会价值的散乱，使国家精神意识方面的安全问题面临消解的危险。同时，随着中国国际竞争力、综合国力和国家地位的空前加强，一些发达国家别有用心地提出了“中国威胁论”。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发达国家开始以各种手段遏制中国的发展。近来美国与我周边国家频繁举行联合军演，使中国国家安全存在不少隐患。南沙群岛被东南亚小国强占，台湾问题尚未解决，中日东海问题和钓鱼岛争端也日益升级。最近有媒体报道日本有20余人把户籍迁往钓鱼岛，成为法律意义上的岛民，并表示日本对钓鱼岛拥有主权 [1]。但当代大学生对此严峻的国际环境，大多缺乏清醒的意识。面对国家安全现状显然不能适应时代要求，更无法应对全球化对国家安全的挑战。 2.为培养合格接班人，需要加强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从近几年的相关报道中我们也看到，有些大学毕业生由于国家安全意识的薄弱，对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缺乏警惕，往往在不经意间泄露国家机密，甚至经不起金钱、美色等种种诱惑，不惜丧失国格人格，出卖情报，给国家安全造成重大损失。有的大学生在得到国外有些公司及机构资助自己出国进修，或推荐国外科研机构做学术研究时，就只看到友谊的一面而忽视国家安全。把一些认为无关紧要的资料或文件随便对外泄露。更有一些毕业生由于受金钱侵蚀，主动把国家重要文件出卖给境外机构而受到法律的制裁。有些留学海归无视国家法律，回国后不惜余力拉拢、腐蚀在国家军事、经济、科技等重要岗位的同学或老乡。为境外机构收集情报资料，使中国经济、军事、科技领域等遭受泄密重大损失。有些大学生对老同学、老乡需要一些资料、数据，明知违法但认为情面难却而所为。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大学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如何，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完善国家安全战略，健全国家安全体制，高度警惕和坚决防范各种分裂、渗透、颠覆活动，切实维护国家安全。” [2]为此，必须加强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使其时刻保持高度警惕，自觉承担起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和义务。 二、新形势下加强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对策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增强实施国家安全教育责任心 高校担负着为国家培养合格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历史重任，历来处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前沿。在新形势下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是十分紧迫的任务，也是高校义不容辞的教育责任。在网络全球化的今天，互联网虽然缩小了世界各国间的空间距离，但国家主权与国家安全仍然是国家的根本所在。信息的沟通、经济的融合并不代表政治、文化的完全融合。和平发展的世界并不意味着绝对安全，战争和恐怖主义活动依然存在。高校要切实将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渗透到日常教学和思想政治工作之中。要教育大学生明确维护国家安全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是党和国家对每个大学生的基本要求。 随着中国在世界格局中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党和国家越来越重视对青少年的国家安全和国家意识教育。早在1994年8月，中共中央印发的《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指出：“要进行国防教育和国家安全教育。要根据新时期的特点，重视现代国防教育，增强全民的国防意识和国家安全意识。” [3] 两年后的1996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强调：“要把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和宏伟目标，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国防和国家安全，作为新时期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 [4]在以后的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和2004年8月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也提出了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国家安全教育的要求。2005年中共中央宣传部与教育部牵头，分别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进行课程改革与完善。对其中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课程，增加了“增强国家安全意识”的内容章节，目的就是着力加强大学生国家安全知识的学习与国家安全意识的培养。可见，党和国家关于青少年国家安全教育的一系列要求，是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及现实的需要而不断变化、补充和完善的。这也正是当下高校开展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有力理论依据。高校在实施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的工作中，首先要增强学校党政干部与教师员工的政治敏锐性，以此提高责任意识。把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工作看成自己责无旁贷的重要任务来实行，使各部门在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过程中真正承担起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责任。 （二）齐抓共管分工合作，不断提高国家安全教育实效性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安排下，高校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的工作由来已久，但实际效果不尽如人意。笔者认为要提高国家安全教育的实效性，必须注意三个结合。 1.国家安全教育必须与爱国主义教育相结合。“爱国主义包含着情感、思想和行为三个基本方面。其中，情感是基础，思想是灵魂，行为是体现。” [5] 所以教师必须以三个基本方面为教学目的。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课的教学中，应根据大学生的思想实际及新形势的需要，在讲授爱国主义章节内容时可结合增强国家安全意识来展开。通过爱国主义这条主线，把增强国防观念与国家安全意识结合起来，在教学上可以达到环环相扣，层层深入的效果。因为爱国主义教育与国家安全教育有着密切联系，爱国主义教育是国家安全教育的核心和灵魂，国家安全教育是爱国主义教育的永恒主题。对大学生来说是否爱国不仅仅是道德要求，同时还是政治要求和法律要求。使大学生认识到没有国家安全意识就不会形成真正的国家意识，因而也就很难产生真正的爱国主义情感，也就很难在理性层面和整体意义上确立科学的国家安全意识。在激发大学生爱国情感的同时，更要激发起他们报效祖国的实际行动。 2.国家安全教育必须与国防知识教育相结合。目前高校的国防教育仍然是以单纯军事技能和军事常识的传授为主要内容，而没有将国家安全涉及的有关内容融入到国防教育课程中去。在课程设置上两门课分别有武装部的军事理论教研室和社会科学部的思政教研室承担，基本上是以各自为政的教学模式展开。这就要求高校在开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与《军事理论》课中，加强联系与沟通，使两门课的教学内容既达到有机融合又克服无谓重复。在《军事理论》课中，教师除了系统论述世界军事、中国国防、军事思想、军事高技术和高技术战争这五大领域的前沿问题外，更要让大学生了解和体会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激发起大学生的爱国热情与爱军情感。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则侧重于教育引导大学生树立对国家安全的忧患意识，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意识和保证国家安全的法治意识等。在不断增强大学生的国家安全与国防意识的同时，引导大学生积极参与国防建设与军队建设来报效祖国。国家安全教育只有紧扣中国的国防建设与发展的实际及国家安全面临的挑战来展开，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求得教育的实效性。 3.国家安全教育的主渠道必须与多渠道相结合。高校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的主渠道应该是《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通过授课要求大学生“确立新的国家安全观、掌握国家安全法律知识、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 [6]。但是，以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国家尊严和国家安全意识为主的国家安全教育并不是一时一事的突击性活动，也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知识传授和情况通报，而是一种政治性、战略性和现实性很强的思想政治教育 [7]。因此，必须坚持主渠道的国家安全教育与多渠道的潜移默化教育相结合。高校必须充分发挥各级党团组织的作用。在校园文化和社会实践的活动中加强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学校可利用社团活动、学术报告、外出参观等形式渗透国家安全教育的相关内容。引导大学生正确科学地理解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国家安全形势，逐步增强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科技安全、能源安全、文化安全和网络安全等新国家安全观念。使每个大学生都清楚的认识到国家安全不仅关系到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也事关每个大学生的切身利益。

大学生军训教育是国家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手段。在我院学生军训教育管理中,始终坚持“带班员”体制,遵循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理念。从2001年开始，学院就实施带班员制度，十余年来，共培养出近1000名带班员，学院完全用学生自己的力量完成军训任务，这在全国高校里都是首创。学院当时意识到，从军事单位请教官组织的传统军训，军训时间短，教官只重视军事训练，对学院的规章制度、育人环节不清楚，从而导致训练过程轰轰烈烈，军训过后学生的教育管理还得从零开始。 在认真调研总结的基础上，学院推出了军训“带班员”制度，即每年从在校生中选拔出优秀学生，由学生处组织对学生的军事动作和思想观念进行严格的训练和培养，经考核验收合格，待新生报到后分配到每一个新生班。带班员的主要任务是负责新生的军训，帮助新生了解学院的规章制度，协助辅导员做好一学期的新生班级日常管理工作，现已成为一项制度长期坚持。此举既完成了军训任务，又增强了学生自我管理能力，发挥了学生相互协作的团体精神和责任感，锻炼了自身能力，使新生能更快更好地融入到大学生活中去。 一、高职院校军训教育的重要性 1.军训教育是学校加强国防教育的重要措施 当代大学生是祖国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肩负着建设祖国、保家卫国的历史使命。对高职院校学生进行军训教育，不仅为培养国防力量的后备军打下坚实的基础，还对学院加强学生日常管理、提高学生道德素质、增强团体精神和责任感有着重要的意义。 2.军训教育是学校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主要途径 军训教育作为大学生入学后的重要课程，是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军事技能训练，锻炼了学生的身体素质，提高了学生的自我控制能力，磨练了坚强的意志品质；通过军事理论训练，使学生了解当前世界军事格局及我国现阶段的军事力量，培养和提高了学生的爱国主义观念。 3.军训教育是提高学生道德品质的重要方法 现在的大学生家庭以独生子女居多，学生从小自我约束及自我管理意识较弱。通过军训教育，使学生戒骄戒躁，克服自身缺点，充分的的意识到纪律的严肃性和重要性，纪律是一切行动执行的有效保障。 二、高职院校军训教育的方法与途径 1.领导重视，组织有力 军训工作是学院教书育人的重要环节。我院认真总结多年来开展学生军训教育管理工作的经验与做法，从军训组织机构到人员构成等方面不断进行完善与落实，主要做到了：一是不断健全军训教育管理组织机构。在军训前，学院召开办公会专门研究军训工作并成立了以学院主要领导任组长、各职能部门领导任组员的军训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学生处及各系组成。二是做好军训带班员的选拔与训练。制定带班员选拔、培养方案和带班员培训七项规定。严格、认真、公开、公平的选拔带班员队伍，确实将综合素质高、军事素质硬的学生挑选出来，通过集中的训练及管理，按照“四会”的要求进行验收，使带班员能够充分胜任学生军训工作。三是做好学生日常教育管理工作。在军训之余，带班员配合辅导员做好学生一日生活制度的检查、宿舍的管理、班级班委的评选等各项管理工作，充分实现了军事训练与教书育人、教育管理与能力培养的完美结合。 2.严格质量，科学施训 一是严格要求带班员的教学和示教工作。通过聘请驻地部队优秀教官对带班员进行示教和训练，规范带班员的军事技能训练动作，从带班员的个人素质、自身形象、技能动作、训练方法和日常管理等环节进行讲解；二是严格管理。带班员自各系选拔后统一由学生处进行培训和管理，主要通过早操、晚自习和周末的时间进行训练，所有人员全部实施统一军事化管理；三是军训教育由军事技能训练和军事理论学习两部分组成，采取技能训练和国防教育相结合、室内和室外相结合、劳逸结合等方式；四是严格考核，把好质量关。根据军训计划，克服天气等不利因素，及时调整，科学实训，针对军训中发现的问题，第一时间进行改进和总结，有力的保证军训任务保质保量的完成。 3.训管结合，培养特色 我院有着23年的军队历程和15年的高职办学特色，学院秉承军人作风+职业素质的优良传统，建设具有职业人文特色的高校校园文化。学生的一日生活制度、日常管理、内务检查、早操及晚点名始终坚持半军事化管理，为学生的日常生活和学院的教育教学秩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走进学生宿舍，每一床被子都是那样的方正，每一个床铺都是那样的整洁，甚至于每一双鞋、每一条毛巾都摆放在它们应该摆放在的地方。这与目前大多数企业实行的“5S”管理的内涵是一致的，从而达到训管结合、培养作风的目的。 4.特色鲜明，成绩显著 2008年11月10日《中国青年报》第十一版职业教育版以《铸造学生的军魂——邢台职业技术学院推出带班员制度8年》为题对学院进行了报道。报道中对学院将军队文化、企业文化和以郭守敬为代表的区域文化融合，通过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形成特色鲜明的军人素质，再加上良好的职业素质，以此形成了学院的特有校园文化的做法给予了高度评价，这种彰显军魂的校园文化被业界赞誉为“很适合高职院校的教育和学生管理”，使得参观学习者络绎不绝。学生的意志品质、道德修养、职业素养、团队合作等方面深受用人单位欢迎，学院一次就业率保持在98%以上。优秀带班员在毕业就业时更是供不应求，毕业应征入伍、专业士官，大大增强了学生的竞争能力。 三、高职院校军训教育的对策与创新 1.注重对大学生人生观、价值观的培养 大学生是国家科技进步、经济腾飞和军事发展等各个领域的重要力量和资源，大学生道德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发展。高职院校通过军训教育，让学生了解国家的发展历史，加强爱国的国防理念，拥有正确的爱国主义精神，提高个人素质修养，从而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2.进一步抓细抓实军事课程教学 军事技能训练和军事理论学习是一个整体，必须同步进行。虽然学院在军事技能训练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在军事课程教学中师资队伍培养、教学组织方面还缺乏经验，应努力培养一批专兼职军事理论教师，扎实推进我院军事课程的教学工作。同时邀请国内军事专家来校进行军事理论的讲座或教学，了解当前世界军事格局及我国军事、战力，周边环境等，努力提高教育质量，不断学习和接触新知识。 3.军训技能训练还需进一步创新 根据新时期学院学生工作特点和国防教育新要求，结合我院带班员制度运行十余年来的经验做法，军事技能训练在部分环节还有待加强，比如增设战地救护、素质拓展、火灾应急等训练科目，积极学习一些兄弟院校的做法，将新科目及时有效的纳入军训中去。在训练的形式上，不仅要有必要的队列训练、军姿强化，更要安排参观部队、观摩内务、实地打靶等，开展国防教育知识问答、军事专题讲座等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逐步使军事技能训练从简单的动作训练向深层次发展，成为学生们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经历。高职院校大学生的军训教育，具有独特的高职特点，不仅是学生军事技能水平的训练，还是大学生思想品质、坚强意志的锻炼，更是高职院校加强学生自我管理、创新学生管理模式的根本体现。高职院校应做好军训教育的管理与研究，周密计划、统筹安排，加强管理、积极探索，把军训教育形成一项制度，为构建和谐校园做出应有的贡献。

国际关系论文:心理与国际关系——国际关系心理学的理论正当性与研究路径 内容提要：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日趋走向体系层次理论建构的背景下，微观层次上的国际关系心理学分析是否还具有理论上的正当性？本文尝试从三个方面试图对这个学科本体存在问题进行初步的分析：首先从“层次分析法”和“施动者-结构”角度探讨国际关系心理学研究的理论正当性，进而对现有的国际关系心理学分析的研究路径进行梳理，最后指出心理学与国际关系学的结合所内在的问题，以及微观理论和体系理论的结合对国际关系学的发展所具有的意义。 关键词：国际关系学 心理学分析 理论正当性 研究路径 国际关系学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社会科学的本体性地位，自20世纪初一般意义上的学科诞生以降，就一直遭到人们的批评和质疑。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英国学派(English School)代表人之一马丁·怀特(Martin Wight)在《为什么没有国际理论？》一文中所做的精彩原因分析。国际关系学的学科本体地位在某种程度上的缺失，根源之一在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思想史的一个显著特征，即理论创新和发展的动力很大部分来源于对其他社会科学的借鉴。 冷战结束后，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国际关系理论异军突起，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进一步向体系理论深入和发展，国际关系理论进入“社会学转向”时期。与此相反，微观层次的国际关系心理学分析的理论与实践似乎始终处于学科发展的边缘，国际政治认知心理学代表人物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也感慨和抱怨说，“研究个性和个性的类型在心理学和政治学领域已不受人青睐。”[2]其实，国际冲突理论中一直存在着社会学和心理学两种分析路径，分析代表着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的视角[3]。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逐步走向体系层次的理论建构的情境下，微观层次的个性分析、知觉理论、社会学习理论等心理理论是否还具有理论上的正当性？微观个体理论的解释力有多大？国际关系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分析存在哪几种路径？个体理论能否与体系理论走向统一？等等，本文尝试对上述问题进行初步分析，以期确立心理学与国际关系学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可能性与正当性问题。 一 心理与国际关系：理论正当性 “层次分析法(Level of Analysis)”和“施动者-结构(Agent-Structure)”问题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中两对最基本的范畴，古典现实主义以来的任何一种科学国际关系理论都必须在这两对关系坐标中确立自身的位置和地位。这两个基本问题也是我们进行国际关系理论知识谱系归类整理的最佳路径。以这两个基本问题为分析视角，当可揭示国际关系心理学的理论正当性和合法性。 1．“层次分析法”的视角 20世纪50、60年代，国际关系学中“层次分析法”的产生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朝着更为严谨的方向发展。国际关系理论中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论划分的依据直接来源于“层次分析法”最初关于“体系”、“国家”和“个人”三个基本层次的划分。笔者认为层次分析的核心问题主要集中于两方面：从纵向来看，为层次的划分问题，即到底可以划分为几个层次？从横向来看，为方法论的(Methodological)层次、本体论的(Ontological)层次和认识论(Epistemological)的层次问题。层次本身具有两种含义：解释的来源(Sources of Explanation)和分析的对象(Objects of Analysis)。 本体意义上的层次将层次视为“分析的不同对象和单位”，而认识论意义上的层次则把层次视为“解释某一特定单位行为的一系列原因变量”。布赞依据两条路径，重新审视了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层次概念。首先，他根据空间规模的原则和组织的层次，认为这种意义上层次既是解释的来源，又是解释的结果和对象。因此，根据最基本的“个体与体系”的关系范畴，国际关系中的层次可具体划分为“体系-国家”、“国家-官僚机构（次国家）”、“官僚机构-个体”这几个基本的范畴。其次，如果把层次视为所分析对象的不同解释来源，那么个体、国家和体系层次都存在结构(Structure)、进程(Process)和互动能力(Interaction Capacity)这几个因素。[5]布赞没有把研究的重点置于层次在纵向量上的扩大，而是对每个分析层次进行了独立的本体属性的考察，这正是他对层次分析所做出的最大贡献。 尽管国际关系学界无人能否认个体层次的重要作用，学者也普遍认为“运用心理学来研究政治是一种必不可缺和不可替代的方法”[6]，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越来越倾向于宏观体系层次上的研究。整体论和结构主义理论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体系理论和结构主义理论对个体心理理论的批评是：个体心理因素在解释国家的决策行为、以及国际冲突的根源上具有说服力，但对于整个国际体系的变化发展缺乏足够的解释力。因而可以说，整个体系理论的建构过程中忽视了对个体层次的心理与认知因素的考量。 “个人在国际政治分析中从未成为一个常见的范畴”[7]，有一些学者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忽视个体层次因素的学术研究偏向表示不满。举例来说，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把国际冲突与战争的根源分为三个层次，即国际的无政府状态、国家的属性和人的侵略本性[8]，但他最后建构的是一种体系层次上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而戴维·辛格(J. David Singer)只考虑国际体系与国家单位对国家行为的影响，个体层次在他的分析框架中被筛漏出去[9]。此后，众多学者在层次的细化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个体与社会的关系范畴逐渐成为国际关系层面国家与国际社会关系分析的理论根基。但是，我们仍需考虑的一个问题是，众多层次中究竟哪一层次所起的作用最为重要？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最为重要？ 对此问题，学界往往容易产生决定论的倾向，或者是结构主义决定论，或者是还原主义决定论。尽管沃尔兹建立一种体系层次的结构主义理论，但他辩解他并没有建立一种结构主义决定理论。在解释国际事件中，没有一个层次的单元或解释来源是占主导地位的，往往是个多个层次的变量都在起着重要的作用。由此产生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假设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元或解释来源同时发生作用，那如何将这些不同的分析整合进整体理解中？”[10] 在确定分析层次的重要性时，必须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首先，不同的分析层次在不同的问题领域的重要程度不同；其次，即使在决策中，不同的决策阶段层次的重要性也不同；第三，变量在一个层次上的重要程度与其他变量的状态相关联。[11]所以，如果要确立某变量层次的重要性，必须对其他的相关变量层次做出相应的假设，在这种理论上预设的前提下，再探讨具体变量层次的作用。如我们在讨论个性对政治的影响时，关键是解释清楚“个性作为政治行为的一个制约因素的重要程度”，进一步假设个性在什么条件下以及如何影响政治行为[12]。以房子起火逃命为例，为什么人会逃生？这里或许没有唯一的答案。或许是人的求生本能促使他做出逃生的行为；或许是在其他人都逃生的情况下，人所进行的一种模仿和学习过程；或许是他头脑中已有的直接和间接经验促使他逃生；或许他在房屋内岿然不动，因为他没有形成对大火的危险性的认识，等等。但必须明确一点，即人只有在形成对大火的认知后，才能进一步确定自身接下来的行为。杰维斯指出，知觉在这一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在大火这种极端的环境下，大部分人可能都做出逃生的行为，而其个性、性格等心理因素的作用微乎其微。但希特勒在德国上台之后，丘吉尔就认为房子起火了；而张伯伦认为在1939年3月后房子才起大火；而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从来就没有出现什么大火[13]。关于人的行为的争辩始终存在着自我决定论和情境论两种不同的声音，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认为大多数人是处于两种极端之间：一种是自我导向的人，这种人的行为是自我规定的；一种是他人导向的人，他的行为方向是由当时的环境所决定的[14]。 而从实践中来看，个体在国际政治领域无疑也是具有重要地位的。国际关系心理学中个体心理分析理论的主要理论预设为国家行为的行使主体是个体，具体的国家领导人与精英才是抽象国家行为的实践者。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个体尤其是重要的领导人或领袖建构了国家行为。个体对于国家决策行为和过程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在整个国际关系史发展历程中，一些重要的国家领袖和外交家对于国际关系的进程具有重要的推动或阻碍作用。[15]那么接下来需要考证的问题是，个体层次的动力来源为何？个体心理的理性和非理性因素是人的本性，还是社会文化制度所塑造的？因此，我们可以对个体因素进行进一步的层次分析。个体心理层次同样存在环境论和遗传论之争，心理学理论中也存在个体主义与结构主义理论的区分。 2．“施动者-结构”的视角 “施动者-结构”关系范畴，即“部分-整体(Parts-Whole)”、“行为者-系统(Actor-System)”、“微观-宏观(Micro-Macro)”的关系问题是整个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新现实主义和世界体系论就是基于结构的解释力优于施动者的基本理念，建立了体系层次上的结构主义理论。从本体论意义上来说，“施动者-结构”指分析的单元何为先的问题：是施动者（个体）先于结构（社会），还是与之相反？由此可以得出三种答案，即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和结构化主义(Structurationism)。而认识论意义上的“施动者-结构”指的是由施动者（个体）的属性来解释体系的结构和施动者的行为，还是以结构（体系）为导向？[16] “施动者-结构”关系最初表达了这样一种意义，即人类社会行为分析可分为“人类及其组织的行为者”和“制约行为者的社会结构”两大对立变量层次。推及国际体系层面，这一范畴的表现形式则为“处于国际社会中的国家”与“国际体系及结构”的关系；推及个体微观层面，这一范畴的表现形式则为“微观个体心理因素”与“社会文化情境和社会心理结构”的关系。新现实主义的本体论为个体主义，而世界体系论则持整体主义的本体论，尽管存在这种差异，这两种理论都被称为结构主义理论或结构导向理论。“施动者-结构”范畴实质表现出一种微观与宏观上难以调和的矛盾，温特(Alexander Wendt)则指出社会学中的结构化理论[17]的借鉴有助于这一矛盾的化解。基于这种理念和逻辑分析路径，温特等建构主义学者建立了某种意义上的结构化国际关系文化理论[18]。可见，不仅可以在国际体系层次建构结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微观个体层次同样可以建构结构主义理论。学界传统上把体系理论与结构主义理论相联系起来，而笔者认为结构主义方法和结构主义理论并不是体系层次理论建构的专利。 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Jean Piaget)给“结构”下了一个经典的定义，即认为结构是一些实体的排列组合，这些组合呈现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的特性[19]。整体性是指结构内在的连贯性，是强调共时性特征；而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是指结构并不是静态的，它有自身的动力变换来源和机制，强调历时性特征。心理学中结构概念的出现，最早来源于思维心理学用思维的结构反对联想主义只用主体的感觉和印象来解释一切。心理学中真正结构主义的出现是“格式塔”理论(Gestalt Psychology)中结构主义的提出。“格式塔”结构主义的中心观念是整体性观念，其所指的结构类似于物理学中的场效应概念。如果以一种二分法的标准划分，结构有物质结构和观念结构两种基本形式（物质的结构与观念的结构其实就是客观结构与主观结构的区别，而国际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结构）。国际关系理论中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世界体系论等建构的是物质（权力、生产、经济）结构概念；而英国学派、建构主义和国际关系心理学则强调观念（规范、认同、心理）结构变量的影响和作用。 因此，本体论或方法论意义上对国际关系心理学的个体主义或原子论的批评效应具有一定的限度，这种批评的极端就是完全曲解了“施动者-结构”在微观层次上所具有的意义。所以，接下来的问题还是个体、国家与体系等层次的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哪一层次的变量在何种情境中起何种作用？这就回归到上文所述的层次分析问题了。 综合上述，我们从“层次分析法”和“施动者-结构”两个视角考察了心理学与国际关系学相结合的理论正当性问题。层次分析考察主要是明晰个体与群体心理作为一个独立变量分析层次在国际政治分析中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施动者-结构”考察主要是论证国际关系的心理学分析既可以建立起个体主义的还原论理论，也可以建构整体主义的结构主义理论。现代政治研究越来越重视分析制约政治行为和发展的非政治因素，行为心理学(Behavioral Psychology)和存在主义心理学(Existential Psychology)也体现了它的政治正当性和相关性[20]。同理，国际关系的心理学分析也有其理论正当性和合法性，这是我们理解和解释国际关系变化和发展所不可或缺的一条重要路径。 二 心理与国际关系：研究路径 国际关系心理学研究的主要工程就是运用心理学的基本理论范式和方法进行国际关系分析，目前主要的研究领域为国际冲突的微观心理和生理学解释以及在决策层次的心理学解释。这些基本的心理学理论范式和方法可以归类为两对基本的范畴，一是深层心理(Depth Psychology)和认知心理(Cognitive Psychology )的路径；一是个体心理(Individual Psychology)和社会心理(Social Psychology )的路径。 1．深层心理与认知心理 攻击倾向是否为人的天性？人类战争与冲突的根源为何？动物之间的种族攻击与争斗与人类的冲突与战争有何关联？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否与人的心理因素与心理基础紧密相连？以精神分析学说为基础的深层心理学家、政治心理学家以及生物学家等对这些冲突与人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展开过一些细致的论述。持这一分析路径的影响最大的心理学家非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莫属，他也是心理学历史上很少能与其并肩、所引起的争议也最多的学者。尽管对政治与政府事务关注不多，但他关于战争根源的论述以及人类文明的看法形成了其独特的战争心理学。 弗洛伊德的本能学说认为人基本上是一些本能、冲动和驱使力量[21]。人具有两种最为基本的本能，即生命本能(Erotic Instinct)和毁灭本能(Death Instinct)。毁灭本能表现为侵略、破坏和仇恨，它导致人类相互残杀和战争，文明由此走向分裂和瓦解。而生命本能则是维系人类团结和友爱的内在推动力量。尽管如此，侵略本能却是人的爱欲或生命本能的结果，尤其是生命本能遭受挫折时的表现形式。1932年，弗洛伊德在与爱因斯坦关于战争根源的讨论信件中，阐述了他的战争观[22]。他认为人类早期政治社会起源于暴力和征服的基础之上的。随后，法律和伦理的出现替代了直接暴力的使用，但法律本身是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的人群联合压迫微弱分子和势力的结果。而在相近地区形成了各种联合力量时，人类群体之间的相互冲突便无休止的发生了。总之，弗洛伊德的战争心理学集中探讨了人类的毁灭本能和侵略本能是战争的根源。另一方面，他认为两种因素推动着人类文明进步的希望。一是文化的进步有助于减弱人类本性中所固有的破坏侵略本能，认同也维系着人际之间的情感连接；一是如果建立一种世界权威组织，而且存在着维护和平的可供使用的巨大军事力量，那么战争的避免不是不可能。 法西斯主义思想的发展直接促使了二战的爆发。因此，对法西斯主义的研究成了和平与冲突解决课题中的一项重要议程。心理学家弗罗姆(Erich Fromm)通过对现代社会的自由的考察，从心理和社会环境层面指出了法西斯主义产生的微观社会根源。[23]中世纪社会，人的普遍特征是缺乏自由，但个体却能在社会中得到保障和安全；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冲击下，作为个体的人在感情和宗教上获得了解放和自由，而资本主义经济和民主的发展，人又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获得了自由。但是，现代社会中自由所带给人的不是幸福，相反，人在现代激烈的竞争社会中感到的只是孤独、恐惧、焦虑和不安等等。由此，人产生了逃避自由的愿望，或者是倾向于通过控制他人（虐待狂），或者是通过屈从于某种权威获取保护（受虐狂）。这就是二战前法西斯主义在欧洲产生和发展，并受当时大众所疯狂崇拜的社会心理根源。 国内和国际社会的种种破坏行为使人思考着人的攻击倾向是否天性的问题。很多生物心理学家、哲学心理学家通过研究动物行为，把动物攻击同类的天性应用于人际层面，指出人与动物一样具有攻击的本能，人与动物的攻击倾向出于同一渊源[24]。此外，人在遭受挫折时，容易表现出一种攻击倾向。人的攻击本能在资源缺乏、出现社会组织后表现更得更为突出和有组织性。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出现了几种较为有代表性的理论：攻击本能论、动物行为研究、洛伦茨的“种内攻击”说、挫折-攻击理论等[25]。深层心理路径的分析强调人的无意识（潜意识）、本能和人性对人的行为的重要影响，这在科学说服力上略显不足。但精神分析学说的发展及广泛影响，无不说明人类社会在对自我认识上仍需下大工夫。美国心理学家、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Horold D. Lasswell)的政治分析直接继承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他的政治理论的中心议题为“各种政治运动的生命力来自倾注在公众目的上的私人感情”，即认为政治运动其实就是个人的感情导向公共渠道的结果。另一层次，他通过分析世界政治与个人的不安全的关系，指出在国际冲突中“阉割情结”的重要影响作用。[26] 20世纪50、60年代以来，认知革命(Cognitive Revolution)在心理学学界兴起。此后，国际关系研究中也借鉴认知革命的成果，心理学中的信息处理加工、知觉与错误知觉(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意象(Image)与信念体系(Belief System)、社会学习理论(Social Learning)等在国际关系分析中得到广泛领会和运用。罗伯特·杰维斯无疑是这一领域的领军人物。[27]他对国际政治中决策领域的知觉与错误知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在归纳了错误知觉的14个假设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国际关系领域常见的错误知觉及其生成机制。错误知觉的生成机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认知相符现象(Cognitive Consistency)、诱发定势(Evoked Set)和历史学习和类比。决策中经常发生的错误知觉有过高估计自己和过高估计对方、愿望思维(Wishful Thinking)、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等。 知觉现象和过程其实就是信息加工和处理的过程，其基本认知模型为：首先是接受信息、编码，存入记忆，再利用记忆材料做出决定以指导外部行为。在这一认知过程中，作为决策者个体的个性心理特征、认知能力、本身已有的意象和信念体系等对正确与错误知觉的形成产生重要的制约作用。如决策者个体的意象对国际冲突和战争的爆发起着重要影响作用[28]。国家领袖个体的学习与历史借鉴对其决策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除个人的学习之外，还存在组织的学习。组织学习的机制为，个人思想对环境因素做出反映，然后个人的学习改变组织程序，组织变化造成进一步反馈效应，这样历经一个循环过程。而政府的学习更为复杂，受政治体制的影响较大，决策者个人的经历、智囊团和多元的政治体系都是影响学习过程的因素。[29]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提出的世界政治进化观集中表述了宏观层次上的学习行为。世界政治的结构是由进化过程塑造、调整和发展，学习模式和社会进化模式能够揭示世界政治中的结构变化过程。由此，他分析了世界政治中的每次创新的模式、起源和影响等，进而提出世界政治长周期理论。[30]我们可以通过列表来说明深层心理和认知心理路径中国际关系分析的理论与实践。 2．个体心理与社会心理 以主体属性为标准，心理因素可以划分为个体心理与群体心理（社会心理），这就是我们所要探讨的第二组分析路径与变量。个体及个体心理一直是心理学中的中心议题，精神分析学说起初是弗洛伊德等心理学家对变态心理(Abnormal Psychology)及个体心理的治疗与关怀；国际政治认知心理层次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意象与信念体系以及个体的社会学习等都是从个体心理层次出发的剖析。因此，这两组分析路径存在着变量重叠的事实。 个体心理层次研究的重要内容为分析重要领导人和精英的个性和政治态度，以揭示其与政治行为、国家政策的因果关系。这里有两种分析的方法：心理历史学(Psychohistory)和生理心理学。在这一方面，美国前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备受研究者的青睐，大量的资料和研究表明威尔逊的个人成长环境和经历对其个性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对权力和控制他人问题的态度，以及不向政敌妥协的性格与他童年跟父亲的关系密切相关[31]。而近现代而言，大国领导人的生理和心理状况对国家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当代世界政治的头号领袖们“对创造世界历史做出了贡献，但他们几乎也都在其生命的某个艰难时刻使国家走上一条危险的道路，某些人甚至将国家拖入可怕的灾难之中。”研究表明，这些领袖们在年轻时能发现某些年长者的精神与身体状况严重影响了他们个人的决定，甚至危及国家的安全，但当他们年长时却犯下同样的毛病。如果这些领袖的身体状况在某些重大时刻不一样的话，那么决策可能完全不同，事件的发展也会大大不一样，甚至世界历史将有可能重写。[32]在对领导人的个性进行分类方面，美国学者巴伯(J. D. Barder) 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根据与父母的关系以及素质将总统的性格进行一种简单的分类，以区分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总统风格的不同，由此推演出四种对应的总统个性类型[33]。二战后对法西斯主义的一项研究，试图揭示出一种所谓的权力主义人格(Authoritarion Personality)，它以一种“F量表”标准测试出被试者的法西斯主义倾向性格。[34]这种权力主义人格的测试也可以进一步在被试者的政治参与、意识形态上做出一定的预测。但是，这项研究远未揭示出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根源问题。 个人都有一些基本的心理需要，其中有些与政治相关。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Abraham H. Maslow)提出人的基本五种需求说，这些内生的需求主导着人的意识，进一步影响人的行为[35]。具体来说，自尊心强度不同的个人具有不同的行为倾向和性格；根据对于权力的不同意愿，可以区分出权力导向型和倾向于隶属他者寻求合作型的个人。这两种不同类型的个人对于外部世界的知觉、基本的心理需求、以及人际态度和冲突倾向等方面都完全不同。[36]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有一种寻求和确立外部敌人的心理需求，如果失去了一个敌人，则又会极力寻求一个替代者。这方面一项颇为敏感的心理视角定量研究为：即前苏联崩溃后，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交恶，由此从心理学的角度推测，中国是否是苏联崩溃后美国领导人所寻求一个的替代品？[37]。 如前文所述，个人心理的形成机制中社会文化情境发挥着重要的塑造作用；另方面，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身份与认同(Identity)以及民族主义(Nationalism)思想等社会心理因素是制约国家的对外政策与行为的重要变量。现代大众政治和市民社会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公众舆论对政策决策的影响。现有的研究一方面集中于公众舆论在何时、何种情形，以及多大程度上影响外交政策，另一方面，强调社会文化制度对领导决策者的公众舆论信念的塑造和影响作用。这种理论分析的两个维度为：规范信念(Normative Beliefs)，即公众舆论影响的输入是否合适？实践信念(Practical Beliefs)，即大众对政策的支持是否是其成功的必需？[38]认同与身份的概念本身来源于社会心理学，认同是对某一共同体身份的确认，这直接关系到行为者对自身利益的建构，进而影响其行为和信念。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就是遵循这种社会心理的逻辑分析路径，强调国际关系体系层次中规范、认同和价值的本体作用。从这种意义上说，心灵、自我与社会三者是密不可分的。 在现代国际政治中民族主义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一种建立在认同和身份基础之上的群体心理与心态。正因为如此，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将民族主义视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39](Imagined Communities)，这种共同体建立在一定的民族情感和文化根源之上，内部具有一致或接近的价值观和共同遵守的规范；同时，在血缘和地理上相连或相关，往往共享同一种属于共同体内部的集体记忆。极端发展形态的民族主义，如群体无意识、法西斯主义以及类似于群氓的时代具有极大的破坏力，同时也极大地影响其共同体内部的个体成员的心理与行为。在这种情境下，个体的心理特征往往从属于集体的心理需求。在中东等宗教情结浓厚的地区，民族主义所代表的社会集体心理对民众行为和国家行为甚至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爱国主义情结和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属于一种民族主义心态，尽管其往往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烙印。综合上述，笔者从第二组个体心理与社会心理路径梳理了国际关系与心理学的关系（表2）。需要说明的是，笔者所做的工作仅仅是对两组研究路径的简要整理概括，并没有深入细致探讨与总结所有的分析变量及变量关系。 三 结语 任何理论只是在某一特定领域、特定时空和特定假定下具有解释力。国际关系心理学也只是集中确立有限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一种精致实用的中观理论（当然，从层次分析上说，心理理论应属于微观理论）。所以，尽管前文已对国际关系中的心理学分析的理论正当性和研究路径进行了论证，但并不能否认这种分析路径仍存在一定内在缺陷。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追求的是精确性和规律的客观性，但社会科学研究中却很难做到这一点。政治现象具有时钟(Clock)的特性还是烟云(Cloud)的特性？政治现象在什么层次具有时钟的特性，在什么层次又具有烟云的特性？我仍然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具体分析。 第一，理论模型(Modeling)与个案研究(Case Studies)的问题[41]。在国际关系和国际冲突领域，理论模型的建构和经验层次上的个案实证研究各有各的优势和缺点，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同理，在国际关系心理学研究中，我们同样需要处理理论研究和个案研究的关系。国际关系心理学的理论来源于心理学和政治心理学，它主要借鉴心理学中已有的研究成果（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等）进行国际关系分析。政治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烟云的特性，是多种因素和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心理学研究中注重运用的是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所以，盲目地将心理学的理论应用于政治事务的分析将导致研究的僵化和灾难。 除此之外，“我们可能无法确定个人行为的动力与动机是如何转化成群体和组织行为的动力和动机的，更不用说确定它们是如何转化成决定战争或和平的国家公共政策决策的动力和动机了。”[42]国际关系心理学运用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如精神分析学说、个性分析、认知失调理论、社会学习理论等）进行国际关系层面的实证研究较多，而理论研究和创新略显不够。所以，这种研究取向客观上将导致国际关系心理学的说服力不足并限制它的发展空间。因为研究的发展与创新主要取决于心理学本身理论的发展，而剩下的工作是运用理论所提出的基本假定，用经验层面事实进行验证，或者是对国际关系进行心理学的解释。当然，不同的领域对于模型化和个案研究的倾向不同，如国际政治研究中“讨价还价”(Bargaining)更多的是着眼于理论模型的建构，而对于错误知觉的分析却更多的是经验个案研究[43]。 第二，政治心理与政治文化问题。政治心理研究与政治文化研究紧密相连，但现有的研究在两者结合上存在一定的缺陷。首先，现有的个体心理的研究、国家决策和危机的心理分析等大部分都拘囿于欧美文化情境。这种背景之下的成果能否超越时空而具有普遍相通的意义，至少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确证。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素材的缺乏造成了该研究领域的偏向，但从20世纪70、80年代以来，这种情况有了较大的改善。其次，国际关系心理学的个体层次心理分析往往从个体的微观心理特性出发解释政治人的行为，但忽视了整个社会文化、制度等对个体政治心理的塑造作用[44]。这说明需要把个体心理与社会心理的研究统一起来，需要解释历史事件和社会实践对个体的身份、思维、个性与认知等心理因素的建构作用。此外，政治事务不是孤立的现象，政治人的心理与自然人的心理，与政治化的心理必须加以区别对待[45]。 第三，个体理论与体系理论的问题。现有的国际关系研究存在各大理论各执一端，缺乏交流与互补的平台和意愿的现象。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日趋集中于体系层次理论的建构，而忽视微观层次的个体心理与群体心理的作用，就是这种极端现象的体现。正如前文布赞所言，国际关系事实往往是各层次的变量所共同作用的结果，很难说哪一层次居于主导地位。因此，笔者认为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个体理论与体系理论如何进行对话和交流、走向理论综合。 尽管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S. Kuhn)认为理论研究中不同的范式具有不可通约性[46]，但这并不表示在两种极端的理论倾向之间没有走中间道路的可能。如建构主义就是在主流理论和批判理论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在理性主义(Rationalism)和反思主义(Reflectivism)之间力主一条中间道路[47]。在微观个体和群体心理层次，既可以建立起还原论的个体主义理论，也可以建立起整体论的结构主义理论。这是微观层次个体理论与体系理论交融的表现。因而，认真思考微观理论与体系理论如何结合与统一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重要问题。从这种意义上说，国际关系心理学的发展不仅关乎微观理论的前途，更关乎整个国际关系理论的前途。从实践的角度观察，这种研究取向和路径也具有可行性，比如关于身份与认同的研究，就具有这种理论上深入和创新的空间。因为身份与认同既是以微观个体与群体的认知为基础，又在国际体系层次上具有广泛的运用空间。 国际关系论文:国际关系本体论分析 【论文关键词】　国际关系　本体论　社会事实　主体间性 【论文摘要】　本体论是我们对研究对象的根本性假定。西方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学者一般视本体论为国际关系研究对象在根本上究竟是何种存在而进行探讨。根据社会学家关于社会事实互动性的定义,国际关系事实可归类为社会事实,而社会事实的根本特性是主体间性,所以国际关系事实可视为在根本上是一种主体间事实。作者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国际关系本体论是一种主体间本体论。国际关系主体间本体论的提出有助于建构更加清楚的国际关系理论,并为国际关系诸概念的统一分析创造了条件,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通常,我们在试图认识和观察某一外在事物时,总是通过一些中间媒介间接地对认识对象进行观察和认识。比如,我们通过对光线成像的感知,可以间接地认识能反射光线事物的形状和构成。我们通过对事物特征进行合乎逻辑地预设,间接地认识“主权”、“结构”之类事物的结构和形态。我们的感官不能、常常也没有必要直接跟认识对象发生联系,这种认识方式决定了我们必须不断地根据逻辑推理或常识推理,对认识对象的根本特性做出假定,然后根据这种假定形成对认识对象的知觉框架,从而完成对认识对象的认识。在这一认识过程中,我们对认识对象的根本特性的假定就是“本体论假定”。 一　本体论的哲学含义 本体论(ontology)是指在观察和研究对象事物时,对其所做的根本性假定,也是对所认识事物的终极假定。没有这种假定,我们就难以认识外在的事物。所以,本体论假定对于我们认识和研究国际关系现象具有重要意义。“本体论”这一概念的含义在其发展演变的历程中发生过较大的变化。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将这一术语从哲学领域引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时,根据本体论的现代哲学含义对其意义做了取舍。现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本体论含义已经与传统本体论的哲学含义大有不同。所以,我们在研究和学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时,需要首先澄清“本体论”术语意义的这种变化。 理解和澄清本体论的术语意义及其变化,需要从其哲学含义开始。 在古希腊,人们认为人类之所以具有各种各样的技巧和能力,例如跳舞、歌唱、协调关系、吟诗作赋、发明创造等,是因为人类有一种叫做“智慧”的东西。智慧如此美妙,值得热爱。所以古希腊人把“热爱智慧”称为“哲学(philosophy) ”,这就是哲学一词的最初含义。 智慧使得我们有了处理各种问题的奇妙能力,但是智慧本身却不能直接体现出来,也不能直接为我们观察到。我们能够看到的只能是智慧的外在表现形式。为了方便对智慧进行研究,一些希腊哲学家(主要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逐渐把热爱智慧具体化为追求“普遍知识”,并用“普遍知识”代替“智慧”进行研究,哲学也就顺势转变成为追求普遍知识的学问,而不再是关于智慧的学问。柏拉图暗示,作为智慧替代形式的普遍知识,不是关于“现象世界”的知识,而是关于“理念世界”的知识。 亚里士多德对所有的学问和学科进行了分类,在分类的基础上,他把“寻求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的“形而上学”作为第一哲学,“它研究‘是者之所以为是’以及‘是者’由于本性所应有的性质”。“是者( being) ”的原文是ov,相当于英文的词根ont - ,加上logy (学科) ,构成“ontology”一词。所以,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就是指本体论。[3] 这是本体论一词的最初哲学含义。 黑格尔接受了这一界定,并继续把本体论局限在纯粹的理念知识,与经验知识和现象界的知识区别开来。黑格尔的逻辑学是纯粹的原理,即是所谓的本体论;自然哲学则是纯粹原理的外化和展开,具体化为自然的原则;作为纯粹原理的绝对理念经过自然界的外化,最终在人的精神生活中返回到自身,这部分内容就是精神哲学。作为绝对理念的逻辑学乃是一切的本原,是本体论的研究内容。 亚里士多德在其形而上学里面曾专门讨论过“本体(noumenon) ”的概念。他认为,只有本体是能够独立存在的,其他各种“所是”都是依附于本体才能成立的,这是他讨论“是者之所以为是”时的一个基本观点。[4] 但是,由于本体不是唯一的“是者”,而是诸“是者”之一,所以本体论实际上是关于“是者”及其“所以为是”的学说,而不仅仅是关于本体的学说。 本体论学说在西方哲学中不断发展和演化。一些现代西方哲学家对本体论做了不同的解释。美国哲学家蒯因(W. V. O. Quine)把本体论简单地归结为“何物存在(what is there?) ”, 豪尔(David Hall) 和艾姆斯(RogerAmes)则认为本体论“是对事物最基本特征的研究”,是“寻求发现是者之是”。[5] 总之,在现代西方哲学中,以“存在”代替“是”作为本体论的研究对象,而“存在”又被当成表示一般的事物及其性质的概念。于是,本体论被当成关于一般的事物及其性质的一门学问。总之,在西方哲学中,“传统本体论”是关于本体和由“本体”所衍生出来的其他“是者”及其“所以为是”的学说,这种学说是纯粹理念性的、未经证实也无须证实的形而上学理论,与实证理论和实体理论截然不同。“现代本体论”的内容有所简化,被视为关于一般的事物及其性质的一门学问,是关于一切实在的基本性质的理论或研究。[6] 二　西方学者对国际关系本体论的分析 随着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日益触及深层的本体论问题。有意识地对国际关系事实进行本体论分析、做出本体论假定日益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学者难以回避的话题。在这种背景和趋势下,自觉地加强国际关系本体论的专门分析和研究,变得至关重要。对国际关系本体论进行自觉分析始于西方学者。所以,理解国际关系理论中本体论的含义,需要了解西方学者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本体论的。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西方学者较早主张对国际关系本体论进行系统考察和研究,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Wendt)便是其中的一位。[7] 亚历山大·温特在其建构主义的经典著作《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曾在多处论及本体论问题。他指出,他这本书是关于国际生活本体论的。他认为,即使最具有经验思想的国际政治学者,也必须研究一下本体论(must do ontology)。为了说明国际体系是如何运作的,温特指出,研究者必须做出一些形而上学的假定:国际体系是由什么构成的? 它是如何被构造的? 因为人类不可能直接地、没有任何中介地接触世界,故所有的观察都一定是掺杂了理论的( theory - laden) ,这种观察依赖于一些关于“何种事物存在”以及“它们是如何被构造的”等这样一些观念,这些观念通常被当做是没有问题的,或者是不被质疑的。当我们所研究的物体不可观察时(比如国际关系中的事物) ,我们尤其需要这些本体论假定。问题是,我们如此限定我们的认知活动,本体论就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我们的实体理论的内容。[8] 在此书中,温特试图揭示新现实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的结论是存在问题的,这是因为其结论从根本上就是源自其深层的物质主义和个体主义本体论,如果我们以理念主义和整体主义的观点来审视国际体系,那么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国际政治。[9] 从这段话里我们清楚地看到,温特所谓的本体论是指关于研究对象的本质特性及其建构方式的形而上学(纯粹理念性质的)假定,比如我们从纯粹理念上假定,我们的研究对象从根本上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它是怎么被构造的? 在温特看来,新现实主义的问题根源是,它把国际体系(研究对象)看成了一种物质性的存在(物质主义本体论) ,这种物质性的存在从根本上来源于国家个体的行为表现(个体主义本体论)。[10] 理查德·阿什利(Richard Ashley)似乎对本体论的含义有不同的理解,他指出,“国家中心”主义是新现实主义理论建构的本体论原则。新现实主义采用个体主义方法论(从本体论意义上也是个体主义) ,把国家比做一个棱镜,通过这个棱镜,把集体主义理解为国家个体欲望、需求、信念和行动的集合结果。[11] 华尔兹在此意义上认为,国际体系从本源上讲是个体主义的,是自然发展起来的,而非有意设计的结果。[12] 所以,阿什利指出,“对新现实主义来说,国家在本体上是优先于国际体系的。这一体系的结构是这样产生的:先将国家定义为各个独立的个体,然后研究几个个体相互作用(mutual reference)时表现出来的特性。对新现实主义者而言,不先形成国家行为体的概念,就无法描述国际体系结构。”[13] 从这一段话我们可以看出,阿什利所谓的本体论似乎与温特的理解“不同”:阿什利所谓的本体论是指对于国际体系而言,其根本和本源是什么;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先于国际体系而存在,因而国家是国际体系的本源,所以“国家在本体上是优先于国际体系的”。[14]如何理解这种不同呢? 仔细品味一下,其实他们本质上讲的是一回事。阿什利谈的是总体上的国际体系,是以国际体系为研究对象时的本体论,试图回答国际体系根本上是什么的问题。那么国际体系在根本上是什么呢? 这是阿什利提出的问题。阿什利认为,在新现实主义看来,国家比国际体系更根本,更具有本体性,所以,国家是国际体系的根本。温特在谈到本体论时,不是指总体上的国际体系,而是指以国际体系结构为研究对象时的本体论。那么,国际体系结构根本上是什么呢? 这是温特所提出的问题。温特认为,从根本上看,国际体系结构是一种观念结构,而不是物质结构。所以,我们可以肯定,无论温特还是阿什利,他们谈论的本体论都是一回事,是指研究对象在根本上是一种什么存在。这恐怕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使用本体论这一术语时采用的一个基本含义。 三　国际关系事实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性存在 既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把本体论理解为研究对象在根本上是一种什么存在,那么从总体上看,国际关系事实在根本上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呢? 要弄清楚这一点,我们需要先明白一个重要的概念———社会。什么是社会呢? 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Georg Simmel)认为,个人之间是处在不断的互相作用过程之中的,由于个人的互相作用而联系起来的网络就是社会。社会只不过是对互动着的一群人的称呼。所以社会学的任务是要阐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即阐明个人怎样互相交往而形成群体,群体又怎样制约个人,故社会学的基本问题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16] 马克斯·韦伯也认为,社会学是一门试图说明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由此而对这一行为的过程和作用做出因果解释的科学。“行为”在这里表示人的行动,只要这一行动带有行为者赋加的主观意向即可。“社会行为”则表示,行为者的行动根据行为者所赋加的意向而与他人行动有关,并在其行动过程中是针对他人行为的一种行动。[17] 这意味着,只要某个行为者与他人发生了有意识的行动联系或行为互动,他就采取了一种社会行为而不是单个人的独立行为。所以,社会意味着人与人之间有意识的联系与互动,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有意识联系和互动而形成的关系网络就是社会。这一定义与齐美尔的定义差不多,只是马克斯·韦伯更加强调了社会行为的意图性。 根据关于社会和社会行为的这种定义,我们可以确定,典型的社会行为不仅包括社会成员之间有规范的避让(如红灯停、绿灯行) ,而且包括他们之间无规范的暴力和打斗(如韦伯所谓的两个骑车人相撞后的对骂互殴)。[18] 也就是说,从含义上看,社会行为仅仅意味着社会成员之间的有意识的互动,而与互动的方式及与互动者之间是否存在规范的秩序无关。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国际体系中,如果我们把体系成员看做是各个国家的话,那么国际社会或者说国际体系中的社会事实就不像英国学派所断言的那样,仅仅存在于有一定交往规范的国际体系中。纯粹通过暴力规则交往的国际体系(如霍布斯体系)也是一种社会体系,其中的国家交往也是一种社会交往。英国学派所谓的“国际社会”,只是一种文明程度更高的国际社会,而不是唯一的国际社会形态。笔者认为,国际关系现象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现象,国际关系事实属于社会事实。绝大多数国际关系学者都有意无意地支持了这种观点。 雷蒙·阿隆是最早把国际关系看做社会现象的著名学者之一,其巨著《战争与和平》是用社会学方法分析国际关系的重要著作。国际关系的理想主义理论以及现实主义理论的早期著作,如卡尔的《二十年危机》、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等,都是从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社会关系出发来分析国际现象的,都默认国际关系的社会性质。新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也不例外,从葛兰西到考克斯,再到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都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国际关系的社会属性与社会互动(尽管互动的主体可能主要不是国家) ,默认国际关系的社会属性。 除此之外,当前国际关系的三大主流理论———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也都坚持国际关系事实的社会属性。 首先是新现实主义。被普遍误认为采用物质主义本体论的华尔兹实际上认可了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的社会属性。他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指出,国际体系发挥作用、塑造行为的方式有两个:一个是社会化,另一个是竞争。这都是在描述社会行为。社会化通过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效仿和竞争使得社会成员变得类似。“没有人让一个学校或城镇的青少年穿着相似的衣服,但他们大部分人都这样做了……社会以一种自发和非正式的方式建立行为规范。组织的观点可以左右其成员。英雄和领袖出现了,大家竞相效仿。社会化使得一个组织的成员与这个组织的规范变得一致起来。有些成员可能会感觉到压抑并企图做出越轨的行为,但舆论的嘲弄可以使他回到正轨或者迫使他离开这个组织。社会通过各种方式建立规范并鼓励一致性”。此外,“竞争鞭策行为者,促使他们调整自身,采取社会上最能为人接受和最成功的行事方式”。所以,“社会化和竞争是减少行为及其后果多样性的两个方面”。[19] 可见,华尔兹并没有把国际政治和国际体系看成是物质事实,而是看成社会事实。华尔兹只是把他发现的国际政治研究中的一个核心变量———国际体系的结构———看成是物质性的。如果华尔兹的研究对象仅仅是“国际体系的结构”,那么我们可以说他的本体论假设是物质主义的。但是,华尔兹的研究对象不是国际体系的结构,而是整个国际政治体系,所以,将华尔兹理论的整个本体论假定理解成物质性的,就存在问题了。 其次是新自由制度主义。对于基欧汉而言,其基本的研究对象也是国际关系。总体上,他从基本的国际关系假定出发来驳斥华尔兹的理论。他关注的基本问题是:国家之间怎样通过制度合作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国际制度如何对国家行为产生影响。[20] 这显然也是在研究国家个体之间的社会行为和社会互动,其基本假定也认为国际关系是社会性的。 最后是温特的建构主义。温特更加明显地把国际关系看做是社会事实。他直接把自己的理论称之为“社会理论”,不仅如此,他还把华尔兹的理论作为社会理论的一种。温特对国际社会理论核心问题的定义及其答案与华尔兹的有所不同:温特把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定义为“观念在社会生活中起什么作用?”其答案是,观念起决定作用;而“华尔兹的社会理论”则似乎可以把核心问题定义为“物质在社会生活中起什么作用?”其答案是,物质起决定作用,因为物质主义者把社会中起关键作用的事实理解为物质力量的组合。[21] 温特明确指出,国际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这是默认的事实。对于什么因素在国际关系的社会事实中起关键作用,物质主义和理念主义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在这种认识基础上,温特明确指出自己的目的只是想“澄清国际体系的本质和作用”, [22]所以其研究对象就限制在了国际体系及其结构上面,其本体论问题就变成了“国际体系及其结构在根本上是一种什么样的事实和存在”。温特假定,国际体系结构在本质上是一种观念结构,这里的观念是指共有观念,即社会观念。 必须指出的是,华尔兹关于国际体系结构的物质性界定存在一定的问题。既然华尔兹明确假定国际政治和国际体系是一种社会事实(他本人对此有过具体的论述) ,那么作为国际政治和国际体系的“社会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国际体系的结构就应该是一种社会性事实,而不可能是一种物质性事实。此外,根据社会和社会行为的定义,社会事实的构成基础应该是人或国家这样的具有主观意图的施动者,而不可能是其他没有主观意向的物质要素。所以,作为社会事实的国际体系的结构,其构成要素不可能是物质性的,而只能是社会性的。显然,华尔兹在这里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 需要指出的是,不仅国际体系结构不可能是物质性的,国际关系的核心概念“权力”也不应该是物质性的。如果我们根据前面对国际关系是社会事实的假定,合乎情理地推导出“权力”的定义,那么我们也只能将权力界定为一种社会关系,而不是物质力量。从另一方面看,把“权力”界定为一种社会关系,也更加符合我们对它的经验认识。 四　国际关系的主体间本体论 既然国际关系是一种社会事实,那么我们用什么概念准确地表示国际关系的本体性特征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引进“主体间性( intersubjectivity) ”这一重要概念。 什么是主体间性? 马克思指出,人在本质上是一种“类”的存在物,或者说一种社会存在物。作为社会存在物的人,每个个体都会不可避免地超越自身的个体性,与其他社会个体进行交互性的活动,发生各种各样的“主体间”关系。[23] 在这种活动和关系中,各种各样的主体间性问题、意义和困境都不断地、现实地展示出来。[24]英国文化学家麦克尔·卡里瑟斯(Michael Carrithers)指出,在任何情况下,人类的特性和经验只能在任何人的关系中、并通过任何人的关系而存在。[25] 社会就是人的集合,社会问题的实质就是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类的关系问题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问题。[26]这说明所谓社会行为和社会事实,实际上是一种交互主体性的事实,或者说“主体间事实”。[27] 社会事实不是表现为某个独立个体的单独活动,而是表现为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之间的交互活动,它存在和表现于主体之间。社会事实具有主体间性。 主体间性是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英文原文是“intersubjectivity”,汉语一般翻译为“主体间性”,也有的翻译成“交互主体性”、“主观际性”、“主体通性”、“共主体性”等。就其字面意思来看,翻译成“主体间性”似乎最准确,意指事物存在于主体之间的性态。主体间的东西要与纯粹的主体性的东西相区别,这意味着“某种源自不同心灵之共同特征而非对象自身本质的一种客观性。心灵的共同性和共享性隐含着不同心灵和主体之间的互动作用和传播沟通,这便是它们的主体间性”。[28]需要说明的是,主体间性是以主体性的存在为基础的。“主体”作为一个概念,最初是指实体,但在现代哲学中,主体是指人基于自我意识确立起来的一种实在。所谓主体性是指意识本身所具有的主动性、能动性、构成性、创造性和自由性。主体性原则建立在主体与客体对立与统一的基础之上。客体性具有被动性、受动性、机械性、固定性的特点。主体间性是主体之间的关联形态,是主体之间的影响和作用, [29]所以没有主体性就没有主体间性。 国际关系作为一种社会事实,必然具有主体间性,其本质上是一种主体间事实,这是国际关系事实的本质特性和本体论属性。对于国家间关系而言,或者对于以国家为基本主体的国际社会而言,我们研究和关注的是那些存在于国家之间或被不止一个国家所共有的国际关系事实。当然,从广义的角度看,国际社会中的个体性主体不单单是国家,国际社会中还有为数众多的个人行为体和组织行为体,它们都具有主体性,是国际关系的主体。所以,从广义的角度看,国际关系的主体间事实还包括为这些个体行为体所共有的事实。 五　国际关系本体论研究的意义 笔者认为,国际关系事实是一种主体间事实,国际关系的本体论是一种主体间本体论。这一结论对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国际关系主体间本体论的提出,明确了国际关系现象的根本特性是主体间性,可以使我们更加自觉地避免对国际关系事实属性的曲解和误解,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准确地把握国际关系事实本身。例如,明白了国际关系事实的“主体间”本体性,我们就可以很容易推导出以下结论:权力不是一种物质现象,而是一种社会关系;体系结构也不是物质性的,而是社会性的,具有主体间性。这样就可以有效地避免华尔兹式的片面理解。 第二,国际关系主体间本体论的提出,有助于我们建构出理论基础更加清楚的国际关系理论。一个好的国际关系理论,必须具备“清楚”的理论基础,而不是“多重混杂”的。多重混杂意味着理论的本质不清,本质不清就难以有集中统一的逻辑起点和推理基础,从而难以建构出严谨简约的理论。国际关系主体间本体论的提出,为国际关系事实找到了一个可以信赖的深层基础和根本属性,使国际关系事实有了统一的本体论基础。这为建构基础纯净、严谨简约的国际关系理论创造了条件和可能。 第三,国际关系的主体间性的统一为国际关系诸概念的统一分析创造了条件。目前,不同流派的国际关系理论“各自为政”,物质、观念各执一词,人为地在国际关系理论涉及的关键事实和核心概念之间制造出无法通融的隔阂。物质性的权力和观念性的文化迥然相异,缺乏统一的分析基础,一个优雅的理论不大可能将它们进行合并分析。国际关系的主体间本体论可以有效地破除这一难题,使得权力和观念、规范等概念有了统一的分析基础,可以把它们放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下进行分析(无论是进行因果关系分析还是建构关系分析)而不必担心理论基础不清楚的问题。 第四,国际关系的主体间本体论为国际关系的实证研究提供了认识论基础。主体间性保证了社会事实的客观性和可观察性,而研究对象的客观性和可观察性是实证研究的基础条件。如果国际关系事实不具备这两个基本条件,就谈不上对其进行实证研究。主体间性的提出为我们从认识论上解决了实证分析的难题,批驳了反实证主义者对实证研究的非议和攻击。[30] 总之,国际关系主体间本体论的提出,不仅比较有效地解决了传统理论分析中存在的混乱和难题,也为国际关系理论的统一分析和实证研究开辟了空间,应该引起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国际关系论文:科技革命与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 摘 要 历次科技革命不仅对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而且还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二战结束以后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尤其深刻而广泛，最重要的影响是：导致了两极格局的终结与多极化的出现；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日益面临挑战；对南北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促使人类战争观念的转变，和平与发展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 关键词 科技革命 国际关系 演变 科技革命是科学技术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发生的根本性的革命性的质的突破和飞跃。它不仅对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而且还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二战结束以后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尤其深刻而广泛，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一方面导致了两极格局的终结与多极化的出现和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日益面临挑战，另一方面对南北关系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同时还促使人类战争观念不断发生转变，和平与发展日益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 1 近代科技革命与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 恩格斯曾经指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近代人类发展的进程中出现的历次科技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证明了这一点。近代以来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人类社会经历了两次科技革命，每一次都深刻地影响了国际关系的发展。 第一次科技革命是18世纪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的工业大革命，这场革命造成了纺织工业、冶金工业、机械工业、造船业以及航海交通的大发展，在极大地推动了当时欧洲各国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使人类社会从手工工场时代跃入机器大工业时代。这次科技革命不仅使一直以来处于欧洲文明边缘的小岛国——英国因为最早开始了这场革命而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且导致了现代国际关系的萌芽。在第一次科技革命之前，虽然15世纪、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使世界各大洲之间开始发生交往，但这种联系是不经常的、片面的，因而不存在现代意义的国际关系。工业革命后，随着天文学、地理学的发展，航海事业达到空前规模，各大洲内部和各大洲之间开始了经常性的、较为密切的联系，全球性的国际关系才开始逐渐形成。 第二次科技革命开始于19世纪后期开始，以电力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为标志，它引起了电灯、电话、电报和电动机的出现，以及钢铁工业、汽车工业、航空业和铁路、公路交通、化学工业等的迅速发展。使人类社会从蒸汽时代跨入电气时代，并最终促使了现代国际关系的形成。国际关系的发展从此具有了明显的全球性、整体性，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世界上发生的各种事件的影响。而每个国家，特别是一些主要国家发生的重大事件，也会对全球国际关系产生各种影响，特别是由于国家实力的不平衡发展。几个在经济、军事实力方面对其它国家具有压倒优势的强国，在国际事务中常常起着主导的作用，并相互争夺世界霸权。而在这次科学革命中处于领先地位的是德国和美国，英法紧随其后。由于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与经济发展不平衡，新兴国家要重新瓜分殖民地，争夺世界霸权。最终在20世纪上半叶爆发了两次世界性的大战。先后建立了凡尔赛体系和雅尔塔体系，并在雅尔塔体系的基础上确立了战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相互争霸的两极格局。两次大战的发生以及美苏两极格局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就是科技革命造成各国综合国力对比的变化。 近代国际关系发展演变的历史清楚地说明，伴随着科学技术中心在世界范围内的转移，国际关系格局也总是发生着相应的变化。19世纪英国称霸世界，20世纪上半叶德国对英国霸权的挑战，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两极格局的形成，都是与这些国家在当时世界科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密切相关的。 2 新技术革命对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 近代的两次科技革命以及它们引起的产业革命延续时间长达上百年，它们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往往被其他方面的影响所掩饰，因而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近代科学技术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虽然深刻，但表现却并不是非常明显，这影响了对于科学技术因素的重视程度。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迅速发展的新技术革命是以原子能、计算机、特别是微电子技术、生物工程技术和空间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主要标志。这次科技革命对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与前两次相比不仅更加直接和明显，而且更加深刻和广泛。 (1)导致了国际关系格局的转换，美苏两极格局最终解体，世界正朝多极化方向发展。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归根结底是力量对比的变化，科技革命引起一些国家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革命性增长，从而导致国际关系的根本性变化。 在历史的长河中，军事实力长期是国际较量制高点。大国都倾力于军事领域，追求着由军事强国而成为世界强国的目标。然而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现代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使科技力在国力中逐步取代军事力成为国际较量的一个制高点。在新的形势下，苏联与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科技、经济实力的差距逐渐拉大，并最终解体，由此导致两极格局的终结。与此同时，现代科技革命兴起不仅使日本、西欧等西方发达国家缩短了与美国的差距。而且，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综合国力也在近二十年来急剧上升，这些国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而推动着国际关系格局朝多极化方向发展。 (2)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使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日益面临挑战。国家主权是国家固有的区别于其他社会集团的最重要属性，表现为一国对内的最高统治权和对外的独立自主权。正是由于这一根本属性，国家才能在国际关系中发挥最重要的作用，也才能成为国际关系中最基本的行为主体。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具有不可分割、不可转让、不可共享的特性。然而，随着现代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观念正日渐受到挑战和侵蚀。特别是人造卫星、宇宙飞船和电子技术等的发展，克服了自然地理因素的限制进行信息的自由传递，使每个国家在严格意义上讲已经没有了秘密。此外，地理上边界的重要性也被国际分工、国际市场体系和科学技术在国际间的转移和流动而极大地削弱了，因而给每个国家维护自己的主权带来了威胁并产生了一些新问题。 因此，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已经使国家拥有绝对的主权是完全不可能的了。当所有的国家都在声明它们的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一个本质上互相依存的世界的运转和管理所需要的协定，正在慢慢地侵犯着它们的主权。而在未来越来越开放的国际社会，国家主权的部分削弱和部分让渡已成为发展的大趋势。传统意义的国家主权概念也必须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变化。 (3)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对南北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20世纪中期开始兴起的新技术革命与近代的科技革命相比有两个较为突出的特点：一是耗资大。新研究项目的开展，新产品的开发，实验设备的配置等都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二是需要很高的综合科研销售系统，这就涉及到很多方面，如：全面、系统、发达的基础科学，齐备的科技人才，先进的制造工艺和技术，一流的实验条件，发达的信息网络和完善的产品推广销售系统等条件，这样才能保证处于领先地位的新产品能够迅速研制、开发、利用并销售出去。 新技术革命所具有的这两个新特点使绝大多数科研活动只有发达国家才有能力进行，致使世界科技活动的80%以上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发展中国家所占的比重不到20%。而在年人均科研经费、科研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和科技人员的数量等方面，发展中国家都远远落后与发达国家。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南北科技差距将进一步拉大，而其引起的后果将是贫者越贫，富者越富。发达国家凭借其先进的技术，以低价进口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加工成技术含量高的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则因其的落后而不得不向发达国家出口廉价的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以换取外汇，再从发达国家高价进口制成品。这种不平等贸易使本已十分巨大的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南北矛盾也会因此而不断深化甚至还可能激化。 (4)新技术革命的发展还促使人类战争观念不断发生转变，使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的主旋律。在人类历史上，尽管曾发生过大小数千万次的战争，但由于受到技术条件的限制，其作战能力、打击力、杀伤力、破坏力都远不能与今天相比。今天，现代科技革命的发展、大量新型武器的产生，战争的领域向上扩展到了“无高不可攀”的境地，向下则可潜入到海底深处。山障、路障等在高科技武器的作用下，失去了昔日的威风。在英阿马岛之战中，英国的空军急速开赴远在1．3万km之外的马岛进行空战；在海湾战争中，美国的空军远涉重洋，长途飞行3 200km，进行大规模空袭。在海湾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凭借着夜战装备上的绝对优势，使夜战场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单向透明”的战场，多国部队主要的作战行动大都放在夜间进行，取得了良好的作战效果。核武器的出现及其所具有的巨大杀伤力和破坏力更是使现代战争没有真正的胜利者。在现代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的今天，全世界处于一种一按电钮就可以在一瞬间全部毁灭的状况之中。过去认为交战国必有一方胜利，一方失败，而战胜国从胜利中所得的利益一定比付出的多的想法，已不符合历史的发展趋势，为历史所淘汰了。也就是说，人类的战争观念已经发生转变。在当今时代依靠科技优势，通过和平手段来追求、实现国家目标，已有了可能。制约世界战争的和平因素正在增长。正是这种观念的转变使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的主旋律。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60年以来世界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处于总体和平状态的重要原因。 3 结论 总而言之，新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不仅推动了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对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有着重大的影响，而且对国际关系的发展和演变产生着更为深刻而广泛的影响。21世纪是科技竞争更加激烈的时代，哪个国家在科学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就会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的地位，也就会在未来的国际关系和国际事务中处于主导地位。 国际关系论文:自由主义与世界政治——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启示 【内容提要】自由主义是对国际关系实践产生最深刻影响的思潮之一。本文试图对国际关系中的自由主义发展道路进行梳理，文章对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假设进行了重新辨别，并分别阐述了国际关系中的放任自由主义与管制自由主义思想，及其在世界政治秩序演进中的意义。 【关键词】自由主义；世界政治；国际关系理论 在20 世纪的世界政治中，自由主义、建构主义与现实主义是对国际关系实践产生最重要影响的三股思潮。而在这三股思潮中，无论就影响还是对人类政治终极关怀程度而论，又尤以自由主义为最甚。自由主义为悲观时代的世界政治播下希望的火种，也为乐观时代的世界政治提供无穷的鞭策力量。自由主义无时不踌躇满志地表达着其对世界秩序的规划蓝图，并满腔激情地将其理念赋予世界政治的实践之中。自由主义因此为我们理解国际关系思想提供了一条最重要的线索。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假设 在过去的30 年中，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交锋（新-新辩论）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动力。两者在对世界政治许多基本问题（诸如合作、制度的意义、收益问题等）的看法上存在着分歧，而究其根本，在于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在基本假设上有着本质的不同，这也是笔者认为两者具有不可相容与合一性的原因。[1]自由主义在世界政治分析的起点上，至少有以下几点与现实主义相比是独特的：第一，无论在国内政治还是国际政治中，个人或者团体是最重要的行为体，个人行为是以利益与目标为导向的，在特定的条件下，他们会努力追求并促进社会秩序与个人福利的进步。因此，个人（个体，individual）成为自由主义世界政治假设的核心，个人行为与世界政治有直接的关联。第二，与第一个假设直接相关的是，在自由主义理论中，国家（或者个人意志的代表）也是世界政治基本的行为体，但是，自由主义眼中的国家不是现实主义理解的类似实心球那样的“国家”（unitary state），而是“多头国家”（poly-archy state），也就是说，国家只是国内社会利益的集合体，其政策与行为是由国内社会团体与个人的偏好累积而成的。个人、利益集团、官僚机构以及社会团体之间构成竞争关系，国家政策与行为只是国内集团利益相互博弈与谈判的结果。第三，现实主义更多是从国家-国家关系上考察世界政治，自由主义则从国家与社会关系出发考察世界政治。自由主义重视社会因素的作用，这里的社会因素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国内层次的市民社会，其二是随着相互依赖与跨国交流的发展，在国际层次出现的跨国市民社会。在国家之外，社会力量同样是国际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参与并推动着国际政治的进程。更为重要的是，市民社会从国内与国际方向上发挥着对国家的制约作用。[2] 国家-社会关系假设的引入，使自由主义得以接触更加立体的世界，从而极大丰富了国际关系研究。第四，自由主义关于世界政治性质的认识也是独特的，这一点恰为许多分析者所忽视。多数学者认为，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都假设世界政治的无政府特性。其实并不尽然。现实主义者几乎毫无例外地认为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因而通行国内政治的原则是不适用于国际政治的，试图将国内社会中的宪政与民主原则加于国际秩序设计是幼稚与愚蠢的。因此，现实主义特别是新现实主义喜欢声称自己的理论是“国际政治的理论”。与此对应的是，自由主义更接近是一种将国内社会经验放大到世界的国际关系理论。自由主义尽管承认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特性，但是此认识是在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并不存在本质性区别的假设基础上的。所谓不存在本质性的区别，是指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或者秩序的缺失，只是由于类似国内社会中的制度安排未被推及于国际社会的结果，换句话说，国内政治经验可以应用并普及于国际政治，并最终使世界政治步入秩序状态。[3] 总之，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并非同根异枝，在行为体特性、个体行为的社会背景以及国内社会与国际社会关系问题上，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有着天壤之别。 古典自由主义的世界政治哲学 与现实主义一样，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也不是铁板一块的。从饱受批判的威尔逊理想主义，直到近些年学术界讨论很热的自由制度主义与民主和平论，都属自由主义阵营中的重要代表。而在自由主义阵营之内，不同学者对自由主义派别的划分也不一样。[4]在国际关系学界，这些年人们遇见最多的一词莫过于“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有“新”当然就有“旧”，但是人们对新自由主义何以与旧自由主义区别开来，至今并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学理根据。本文认为，凯恩斯主义的出现是国际关系中新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的分水岭。我将在阐述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部分给出这一划分理由。在此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交代一下古典自由主义的世界政治哲学观。 20 世纪之前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思想，散见于洛克、卢梭与康德的政治哲学，斯密、穆勒、科布登的（Richard Cobden）政治经济学，以及像边沁和斯宾塞这些对国际关系感兴趣的学者的著作中。我把凯恩斯主义之前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称为古典自由主义。秉承同样的血脉，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在一些国际事务基本问题上看法是一致的。第一，通过各种各样的政治和经济手段，在国内与国际关系中促进与扩大自由（以及后来的民主）乃世界和平、福利与正义的基本保障，也是世界秩序之基础。自由主义者认为只有通过不懈地推广自由主义的纲领，才能获得世界持久的和平与秩序。个人自由与世界政治秩序之间因此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此种看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福关于在四大自由基础上（宗教自由、言论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建立战后世界秩序的阐述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推而广之，在自由基础上的自由国家（liberal state）是推动国际合作的重要力量。所谓自由国家，大致具有这样的特征：司法平等，对个人权利实施保护的良好宪政，代议制政府，建立在私有产权制度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体制。第二，国际合作是实现更广泛的人类自由的基本手段，自由主义者不认为人类政治生活是和谐的，但是自由主义并不认为充满利益冲突的人与人（国与国）之间合作是不可能的。[5] 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认为，或者关注的是，个体可以各种途径（制度安排、社会交往、贸易、契约等）协调彼此之间的利益冲突，他们并不理想地认为个体之间存在完美的和谐状态，他们接受纷争与强制曾经是而且一直是国际生活的一部分的事实，但是与现实主义不同的是，自由主义者坚信，共同的利益和非强制性的谈判会成为国际生活最重要的内容。因而，自由主义者试图理解的对象是特定国际生活中，冲突和共同的利益、强制和非强制的谈判以及道德和自我利益之间是如何达成平衡的；[6] 如何促进个体之间的合作，是自由主义关注的重要话题。第三，基于合作的可能性，自由主义认为世界政治在合作中可以促进自由与进步，因而与现实主义截然不同的是，自由主义把世界政治看作是进步的而非循环的，是演化的而非静止的。从这一点说，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是一种进步的理论，它与一般的现实主义简单甚至有些庸俗地只把国际关系视为权力政治的游戏和战争的循环往复不同，相反，它认为通过国内政治制度的改进和完善（自由国家建设），以及在世界范围不懈地推广自由民主制度，是可以克服世界政治的战争状态的，所谓的战争状态并非一成不变的，是可以而且应该能够走得出的一个困境。[7] 但是，与后面阐述的新自由主义有所区别的是，古典自由主义对世界政治理解的独特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支配17～19 世纪主流自由主义国际思想的是一整套自由放任的理念，其在经济上相信自由贸易会促进和平，而在政治上则相信类似竞争性市场的国家体系，一只无形的手（均势）会自动调节国际秩序。应该说，古典自由主义的这种世界秩序理念，与其在国内信奉的政治经济信条是一致的。古典自由主义因为相信均势会自动调节国家间关系的这点看法，容易使人把它与信奉均势原则的政治现实主义联系在一起。其实不然，古典自由主义更多地是从自动调节的意义上理解均势，而政治现实主义则更多是从作为手段与目的的意义上理解均势。[8]第二，古典自由主义在国际事务中（至少在自由的国家之间）支持民族自决与不干预政策。基于自由与民主理念为基础的民族自决运动，应该受到鼓励；而对自由国家内部政策的干预，是不被支持的。这也正是不干预原则成为19 世纪自由主义外交思想核心内容之一的原因。[9]第三，与前两点直接相关的是，古典自由主义认为受到最少干预或者不被干预的世界本身就会走向秩序，如果自由贸易与基于自由原则基础上的民族国家建设能够及于世界的话。 新自由主义的世界政治哲学 古典自由主义盛行的时期基本是以领土为中心的国际政治时期，超越国界的全球公共问题还没有成为世界政治经济中的紧迫问题。但是，随着各国相互依赖的发展，国际关系对国内政治的制约能力在加强，听任国际体系中大量跨国界问题的发展而不给予关注与治理，已经威胁到国内自由民主的生存。古典自由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开始在世界政治中碰到巨大考验。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 年危机，成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分水岭。放任自流的古典自由主义国际思想在两次世界大战面前面临严酷的挑战，民主国家内部的制度与价值以及国家间体系的生存，几乎受到自由放任世界的毁灭性打击。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首先对这种放任自流自由主义世界观进行挑战的是威尔逊。威尔逊第一次把“有组织的和平”（an organized peace）理念带到战后国际关系的实践中，其核心思想是要在国家之上形成一个超国家机构，裁判纷争与冲突，具体内容是通过国际联盟的建立，解决困扰18～19 世纪欧洲的安全问题。这是古典自由主义国际理论向新自由主义转向的开始。20 世纪20 年代末30 年代初爆发的经济大萧条，进一步催生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大萧条及由此引发的国内与国际危机，加速了人们对自由放任国际主义政策的怀疑。大萧条无论对国内还是国际生活，都产生了毁灭性的后果，它使自由主义者认识到，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一个不受管制的政治经济体系都是灾难性的。凯恩斯国家管制思想应运而生，并在美国的新政实践中大获成功。凯恩斯主义的要义不只是将国家管制的理念带到国内政治经济治理中，其国际政治意义还在于，要使世界政治免于二战这样的灾难，也必须对国际生活进行必要的管制。这也正是二战结束前后，美国把管制性多边制度理念诉诸世界秩序设计的理论基础。[10]通过国际组织与国际规则管制世界的理念的出现，标志着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生了重大的转折。自由放任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不仅在国内也在国际上逐渐失去了支持者。 由此看来，新自由主义至少在以下几点上与古典自由主义是不同的。第一，新自由主义认为自由放任的国际生活从逻辑上并不必然导致秩序，相反，理性个体行为，会导致非理性的国际政治经济市场失灵的恶果，新自由主义强调通过国际组织、多边制度与国际法对国际生活进行调控与必要的管制，非此国际政治不会进入秩序。第二，新自由主义相信和平与正义不是自然的状态，它们是人们精心政治设计的结果。新自由主义因此提出在国际层次上进行改革的问题，包括国际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提高制度安排绩效，加强多边主义，扩大跨国社会行为体的参与权等等。第三，新自由主义主张对国际政治经济生活进行必要的干预，认为在一个边界的政治经济意义正逐渐模糊的世界中，人类政治发展正面临着许多跨越国界的共同问题，这些问题必须通过更深入的合作，必要的时候借助干预以得到治理与解决。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新自由国际主义理论，由新自由制度主义、社会自由主义以及伯利为代表的法律自由主义组成。其中，新自由制度主义最为国内学术界所熟悉。在最近的新-新辩论中，以及多数学者所阐述的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几乎均把新自由主义简单地等同于新自由制度主义，而对其他新自由主义流派几乎置若罔闻。这实在是对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理解的偏缺。限于篇幅，本文着重阐述社会自由主义与法律自由主义。 威斯特伐利亚秩序，或者领土型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将国际社会中的权力彻底下放到以领土、居民为基础的主权国家身上。威斯特伐利亚秩序解决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确立主权归属各个民族国家的理念，赋予各个主权国家独立的、绝对的不受干涉的权利。在一个互相猜忌与恐惧的国际体系中，它从法律上和形式上保证国家足够的权利去维护自己的独立性。但是，随着跨国互动的加强，国内与国际事务界限的模糊，各种议题的相互交叉与重叠，领土型国际政治的“边界”在发生变化，这个边界不只是传统国际政治的地理边界，而是问题性质上的边界变化，并进一步引起国家层面与国际政治层面如何进行权力两级分配问题。换句话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没有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治理国家互动过程中出现的在国家之上的公共问题？公共问题的解决仅靠国家自觉性的约束是不够的，它们需要国际层次上必要的具有强制实施能力的制度来保障，需要国家将一些权力委托或者转让给更高的国际机构，而这一点正好与威斯特伐利亚秩序“主权在国”的理念相冲突。[11] 这是新时代国际政治与旧的领土型国际政治的最大区别所在。人类政治面临的问题性质的变化，导致国际层面上对治理的需求在增加，而威斯特伐利亚秩序下的制度安排满足不了此类需求。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在制度安排上的特点是确立“私权”（主权）的法律意义，由此形成的国家社会中（society of the states），缺少足够和必要的“公共权力”处理国家之间与国家之上的共同问题。这是威斯特伐利亚秩序的内在困境。 新自由制度主义开出的处方是强调国际层次上制度安排的意义，认为制度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与风险，改进信息质量，确立稳定可靠的预期，以促进合作与共同问题的解决。 法律自由主义对此反应有所不同。法律自由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主张将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法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伯利的作品中。[12]法律自由主义的核心观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合作国际法（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cooperation）开始代替共存国际法（theinternational law of coexistence），成为规划世界秩序的重要规范。与自由放任思想一致的是，传统国际法赋予国家以近乎无限的自由去追求自己的利益，而合作国际法则把国内人权、健康保护、经济状况以及环境保护都纳入到规范的范畴。[13]合作国际法的主体、范围与功能较之领土型国际政治下的传统国际法都有了很大的不同，其出现深受二战以后发达国家国内福利自由主义的影响，就国际层面而言，则与相互依赖加强后不断增加的跨国社会问题所带来的管理压力有关。按照法律自由主义的逻辑，国际法（transnational law，跨国法）将变成包括所有直接管制个人之间以及个人与政府之间跨国活动法律的总和，目的是要帮助形成跨国社会中个人和团体互动的结构模式，以限制国家的行动。[14]国际法调整的范围空前扩大了。 管制与干预并不是很难界定的词，但是新自由主义管制理念的实践，在以不干涉原则为主导的传统国际法下，则极容易被理解为干涉的同义词。当代国际政治中不断出现的关于干预问题的争议，从反面说明国际与国内政治经济生活中被管制问题的范围扩大了。一方面是不断扩大的管制领域，另一方面是在主权名义下对管制（干预）的抵抗，这就是新老交替时期国际政治的特点，也映照法律自由主义对跨国共同问题解决的深刻影响。 所有国家之间以及国家之上的跨国共同问题，几乎均与正义问题相关。新自由主义对此做出的反应体现在社会自由主义的主张中。[15]社会自由主义对当今国际分配正义给予格外的关注，其本质是为公正的世界秩序提供一种道德基础。贝茨（Charles Beitz）列举出当代国际分配正义问题，至少包括全球不平等与贫困；为了解决全球不平等与贫困问题，国际制度应该做出怎样的调整与变革；国际复合相互依赖中的新问题（贸易制度变迁引起福利再分配，缺乏控制的国际资本流动与跨国公司行为，国际资本流动对福利国家的威胁等）；除国家之外，谁（跨国社会中的各类非国家行为体）有权参与全球公共问题管理的决策？[16] 社会自由主义在这些问题上的许多主张带有“社会主义化”的性质。社会自由主义相信国际正义不是自然的状态，而是人类潜心设计的产物。合作可以促进福利增长，但是在不公正的制度下，合作也会导致福利分配的不合理性。社会自由主义在对国际分配正义与公正的诉求基础上，提出许多重要的主张：第一，国际民主的重要性。国际民主的核心是如何使事关全球公共问题的治理过程更多地在民主的程式下运行。社会自由主义主张对国际层次上的多边制度进行民主化改革，以使它们至少在程序上更为民主。[17]第二，检讨现有国际公共决策，淡化国家以及军事力量在全球价值分配中的作用，主张把更多的跨国社会团体纳入全球决策结构中来。第三，重视国际关系中弱势群体权利的保护。 社会自由主义因为对国际关系中平等与公正的关注，使其成为一支重要的中间与平衡力量。如果说新自由制度主义与法律自由主义强调管制作用的话，那么社会自由主义则更看重调节在世界政治秩序中的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际政治中，诸如南北问题、多边机构改革、环境领域的可持续发展等，都受到社会自由主义思想的极大影响。 结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启示 霍夫曼在论述自由主义与国际事务时，认为国际关系状态与自由主义是格格不入的，因为自由主义的本质是节制、宽容、协调与和平，而国际政治的本质则正好相反，是一种战争状态。[18]丛林法则的国际政治果真为自由主义的天敌？自由主义者对此给出了截然不同的回答。自由主义强烈的入世关怀，使它在所有的国际思想学派中，对世界秩序的规划最抱有宗教般的执著与狂热情结。如前所论，自由主义把世界政治设想为处于战争与和平的“混杂状态”（heterogeneous state）之中。自由主义并不静止地把世界政治看作是“霍布斯丛林”，自由主义认为，世界政治是一片“可培育（耕种）的园地”（cultivable garden），它既存在战争的状态，但也有和平状态的可能性。[19]自由主义相信进化与进步力量，从个人自由的保护，到自由国家的扩大，再到国际层次的制度与法律约束，国际政治生活会逐步达到自由国家内部社会那样的秩序。这就是自由主义一以贯之的国际社会改造原理。 自由主义任何时候都不失其时代意义。在所有的国际思想流派中，自由主义也是最早洞察到国际政治发生的转型及其带来的挑战。在现实主义还迷恋领土政治的游戏规则时，自由主义已经意识到超越国界的共同问题对传统国家间关系带来的革命性影响。而自由主义正是通过内在的改造，即从古典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的转换，对此做出即时的回应。二战以后国际关系领域多边制度的风行，肇始于欧洲的区域主义及其对其他地区正在产生的示范效应，多边主义作为一种理念在制度设计与改革中的意义，所有这些，都与自由主义理念在国际政治的贯彻有着密切的关系。自由主义为我们时代提出的最迫切问题就是，在国际力量参与各国内部政策调整范围持续扩大，以及跨国社会力量对国家行动制约不断加强的情况下，国家与国际的两级关系变得格外紧张，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完成了为处理国家之下问题的国家层次的权威分配问题，但是，正如前述，在国家之间和国家之上问题的解决上，国际社会所被赋予的公共权力是欠缺的。如何平衡这样一对关系，为未来世界秩序之关键。自由主义不能全部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就新自由主义力主国际层次管理机构安排的意义而言，仍然为全球化下的国际治理提供了最具创造性的一种途径。 以自由主义视角观照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于我们也不无启发意义，这是现实主义视角不能给予我们的。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如何从自由主义视角研究中国与世界？第二，如何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发现自由主义的意义？第一个问题与研究方法有关。从作为研究方法的自由主义来说，需要我们更多地从国家-社会关系看中国对外关系的变化。自由主义强调社会性因素的作用，像非政府组织与跨国社会团体等在中国外交变化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随着法治中国的发展，中国强国家-弱社会模式的变化在外交上的含义是什么？作为超大社会与单一国家，中国的央地关系以及国内不同利益集团（部门）之间的博弈怎样影响到外交领域的变化？中国独特的国内区域经济体与其周边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对未来东亚国际关系的含义为何？如此等等。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无疑为我们思考中国的国家关系提供许多全新的问题。第二个问题事关中国与世界关系中的自由主义维度。这一视野下也有许多有趣的问题，例如，经济开放及经济外交如何改变着中国处理与他国（地区）的纷争方式？中国参与国际制度以及国际制度介入中国，怎样影响着中国多边外交以及中国对多边主义的信念？中国在东亚区域化过程中怎么看待国家与地区两级层次中的权威分配？等等。显然，在现实主义主导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自由主义分析的引入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多促进研究进步的有意义问题。 国际关系论文: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沿革 [摘 要] 本文探讨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过程,也试图讨论它的未来走向。1919-1948年是国关理论初创与理想主义主导时期,源于对一战的深刻反思,理想主义谋求实现一个想象中的和平世界。从二战到1979年是现实主义的主导时期,以二战和冷战为背景,摩根索建立起现实主义理论框架,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在理论上做出了重大贡献。1979-1992年是自由主义复兴时期,新自由制度主义成为理论化程度最高的自由主义流派,与新现实主义比肩而立.1992年至今,强调观念和认同的建构主义兴起,逐渐与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形成三足鼎立。今后,国关理论将更多地表现出进化思维、权利政治和多元理论的发展取向。 [关键词] 国际关系理论;理想主义;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 关系成为一门学科有近100年的历史,1919年英国威尔士大学设立第一个国际关系教席是国际关系学科成立的标志.学科的建立反映了人们对一战的反思和对消除战争的希冀.从1919年起,国际关系理论的沿革经历了四个主要阶段.本文主要探讨在这四个阶段中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变化,并讨论国关理论可能的发展取向。 一、国际关系理论初创阶段与理想主义的兴起(1919-1948) 一战后,人们希望建立一个和平的国际社会.1918年,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十四点"计划,集中反映他的理想主义思想。威尔逊理想主义的核心是建立一个可以维护世界和平的超国家组织,具体体现在国际联盟上面.威尔逊主义影响深远,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到第三个阶段,即自由主义复兴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将威尔逊理想主义中民族自决、自由贸易、国际组织等观念重新整合梳理,并使之理论化.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关系思想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历史上许多思想家,如霍布斯、洛克、格劳秀斯、康德等人都有着关于政治和国际政治的重要论述,但没有统合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体系.威尔逊的理想主义至多是一些关于国际关系的思想和政策建议.因此,1919年开始的第一个阶段是国关学科的初创阶段、或曰幼稚阶段.从理论角度讲,理想主义是这一阶段国际关系的主导理念,考虑的是"应然"问题,就是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在方法论方面,国际关系远未形成自己的方法论体系,主要是借鉴历史学和国际法的研究方法.威尔逊的很多思想来源于国际法,他本人在任大学教授时期主讲课程也是政治学和法学.另外,一些国际联盟的积极倡导者,如塞西尔、劳特巴赫等,也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者。 但是,国际关系理论在第一个发展阶段中发生了一个重大的"断裂",这就是1939年卡尔《二十年危机》一书的出版.该书矛头直指威尔逊理想主义.卡尔认为,在国际关系思想界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思想,一种是乌托邦主义,即威尔逊理想主义,一种是现实主义.理想主义的典型实例国际联盟在制止侵略方面屡遭失败,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把世界设想得过于理想,与现实脱节.国联的失败也是理想主义的失败,它忽视了现实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问题,亦即"实然"问题.卡尔指出现实主义是一种和乌托邦主义对立的理念,它所重视的第一要素就是权力,最核心的一点是怎样看待权力和道德.卡尔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道德是不行的,但什么是道德,怎样遵循国际道德,国家怎样具有自己的道德,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正是在权力这-核心问题上,卡尔对理想主义的尖锐批判使这本书一出版就引起了很大反响,但最大的震撼还是来自二战.《二十年危机》首版在1939年,当时战火初起g此书于1946年发行第二版,二战刚刚结束.二战的实际似乎印证了卡尔的预言,此书影响力进一步加大.二战前人们纷纷谈道德和秩序,但卡尔说,国际关系的实质是权力.所谓的道德,所谓的维持国际秩序、国际组织,都是维持现状国家的口号,德国不会这样思考问题,不满意现状的国家必然要加强实力去改变现状.《二十年危机》使得理想主义的发展出现了"断裂",为战后现实主义的兴起做出了重要的铺垫。 二 、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阶段与现实主义理论体系的确立（1948-1979） 第二阶段开始的标志是1948年摩根索《国家间政治》-书的问世.如果说卡尔在理论上的重大贡献是界定了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流派并突出了现实主义理论的话,那么,摩根索则建立了现实主义的理论体系,系统表述了现实主义的整体思想、基本原则和运用方式.因此,摩根索被称为"战后现实主义之父".由于国际关系有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所以,作为一门学科,它开始走出幼稚阶段,进入发展阶段.战后最初几年,美国一度垄断原子弹,被称为"短暂单极".但冷战很快就开始了,美苏对峙局面迅速形成,这种国际政治的背景又给现实主义增添了发展的土壤与证据.美苏对峙的本质是军事对峙,最终体现在战略均势上面。在这个阶段,国际关系研究的重心转向美国,现实主义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主导范式,国际关系研究基本上是在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中展开的.现实主义的基本假定是:权力(特别是军事实力)是国际关系的最根本因素,国家的利益至高无上,普世道德是没有意义的.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中最极端的表述是将国家的一切行为动机归于获得权力、增加权力和保持权力.权力不仅是国家生存的手段,而且成为国际关系的目的和国家本身的目的.现实主义作为主导理论持续30年.在这个大框架下,许多针对实际问题(如:战略威慑问题、安全困境问题等)的研究深入展开,使国际关系学进入了迅速发展时期.标志有两个: 其一,现实主义高度理论化。《国家间政治》提出了现实主义的基本问题,但全书理论化程度并不很高.之后经过众多学者的努力,一些有影响的理论相继出现,理论化程度越来越高.比如强调权力结构决定世界体系稳定的霸权稳定论,认为霸权国和挑战国之间相对权力变化会导致战争的权力过疲论等.再如,卡普兰的体系论、文利森的决策理论等也使国际关系研究进一步规范化.《集体行动的逻辑》的作者奥尔森从经济学角度也提出了国家兴衰理论,指出大型分配联盟是国家衰退的重要原因.大型战争可以将原有的社会结构全部打乱,所以战后会有迅速的经济发展-m经济学家严谨的方法论更加受到重视.有人用这种理论专门分析了战后德国和日本的发展,也有人试图把此理论运用到分析中国""后的发展。 其二,形成了以社会科学方法为基本方法的方法论体系.在国关理论的幼稚阶段,很多学者是从历史学、法学转行研究国际关系的,前者沿着历史学的方式进行研究,后者沿着国际法学的脉络展开分析,国际关系理论本身在幼稚阶段没有自己的方法论.在现实主义主导阶段,国关理论在方法论上的突破,主要在于战后美国出现的社会科学繁荣,人们强调社会科学向自然科学靠拢,行为主义开始主导国际关系学的研究.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行为主义坚持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元论,认为二者本质上一样.与此相呼应,国际关系学学者努力将自己的理论体系化为一种极其筒约的理论,能够用公式表示出来,能够用定量方法计算出来.不仅在国际关系学界,在整个政治学界都出现了这个趋势.所谓国际关系学第二次大论战主要是方法论论战,争论焦点在于自然科学的方法到底能否运用到国际关系研究之中.结果是科学派占了上风.这种结果有利有弊.有利的方面在于将国际关系学科的方法论逐渐统合起来,形成了比较"硬"的国际关系科学方法论.与之相关的数据收集也积极展开.比如,在密歇根大学建立了庞大的战争数据库,收集了自拿破仑战争以来所有可以收集到的战争数据,建立了"战争相关系数"体系(COW,the Correlates of War)不过,这样做的负面效应是建立起科学方法论的话语霸权,其他方法都或多或少地被边缘化了。 国际关系理论和方法论这两条主线的发展,到1979年汇聚到一个顶峰,即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L以自然科学理论标准衡量,此书至今仍是国际关系理论界最严谨、最简约的著作.它以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为基本前提,将以主要国家实力分配为基本内容的体系结构视为国际政治的核心变量,形成了以国际体系结构解释国家行为的严谨理论体系,简称"结构选择".以方法论的标准衡量,它具有高度的理论简约性和可证伪性,比枝容易地演化出理论假设,通过理论、假设、数据、验证的步骤,得出分析结果.《国际政治理论》是国际关系学引用率最高的书,是第二阶段的集大成著作,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和学科趋于成熟的标志.当时的国际政治背景,尤其里根上台后美苏展开的第二轮冷战,似乎再度证明了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不可取代的。 三、国际关系理论繁荣阶段与自由主义的复兴(1979-1992) 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学科的繁荣时期,以现实主义危机和自由主义复兴为基本标志.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政治现实中出现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垮台、美元贬值、越南战争、石油危机等一系列事件,这使人们开始反思现实主义的许多基本命题是否还能解释国际关系的现实.将1979年作为国关理论发展的第二和第三个阶段的分野是因为此年《国际政治理论》出版.此前两年,即在1977年,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出版了著名的《权力与相互依赖L在这本理论著作之前,两人也已提出过"跨政府关系"的概念,对国家作为单位提出了质疑.m《权力与相互依赖》否定了现实主义的三个基本假定,虽然由于第二轮冷战开始的政治大背景,该书没有立刻掀起理论论战,但它是自由主义全面复兴的序曲。 《权力与相互依赖》提出的三个与现实主义针锋相对的基本假定是:第一,否定现实主义以国家为国际关系惟一行为体的命题,认为国家不是单一的理性行为体,其他超国家和次国家行为体也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重大影响.第二,军事安全并非总是国家的首要问题。其他问题也会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第三,军事力量不是或不完全是国际关系中实现国家对外政策的最有效手段.华尔兹对摩根索的理论做了两个重大修正.一是把国际政治的第一推动从人性改变到了无政府性.人性难以科学化,是难以验证的东西,华尔兹的理论之所以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原因之-就是他的理论变量都是可验证变量,这样华尔兹否定了摩根索现实主义的第一原则,亦即人本性好斗。华尔兹认为国家间战争的根本原因在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性,而不是人性.二是华尔兹认为权力不是目的只是手段,生存才是目的,所以,华尔兹理论又被称为"防御性现寒主义".在无政府状态下,保存自己只能靠自助,依靠军事力量,因此,华尔兹主张权力的合理性够用.但是,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基欧汉和奈提出了质疑,是否只是军事手段才是权力?例如,军事强大的美国和军事属弱的加拿大为邻,是否美国可以因渔业纠纷而派兵进攻加拿大?基欧汉和奈认为军事手段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保障国家生存和利益的最有效手段,更不能事先假定如此.权力不仅仅是军事力量,权力也可以来自相互依存,世界的相互依存度很高,但是不对等的,不对称的相互依存产生权力。 1977年以后,特别是进人80年代后,出现了各式各样的自由主义.有影响的国际关系自由主义理论包括:迈克尔·多伊尔和布鲁斯·拉塞特的"民主和平论",认为民主体制是和平的基本原因商贸和平论,继承了亚当·斯密的思想,认为只要国际上有一个开放的商贸体系,国家就不会发动战争.梳理起来,共有五种形态的自由主义,即:共和自由主义、相互依存自由主义、认知自由主义、社会自由主义和制度自由主义.各种理论纷纷出台,形成了繁荣阶段的高峰时期。 在诸多自由主义流派中,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论化程度最高,这主要归功于基欧汉.新自由制度主义在方法论上没有新的贡献,而是严格继承了科学方法论,坚持科学实在论和物质主义本体论,坚持国际关系中客观规律的存在和可发现性.从这个角度来说,华尔兹和基欧汉都借鉴了徽观经济学的理论,在理性主义这个大范畴中进行研究.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根本突破始于对现实主义一个重大理论——霸权稳定论的批判.霸权稳定论是华尔兹结构现实主义的典型范例,它的基本命题是国际体系中实力分配的结构决定这个体系是否易发战争、是否稳定.霸权国可以遏止战争,一旦没有霸权国,则会狼烟四起.根据这个理论,霸权国在军事经济上占有绝对优势,且建立起规则、机制和制度来维持霸权地位,同时也维持着世界秩序.70年代中后期,人们普遍认为美国霸权衰退了,《大国的兴衰》反映了这种共识.该书的基本观点是任何大国都要衰退,主要原因是在海外的帝国战线太长,太多的承诺必然要消耗自身的资源基础.根据霸权稳定论的基本理论,只有霸权国把自己的军事经济实力重新恢复到最高点,才能继续保持原有的规则、机制和制度,维持体系本身的稳定.基欧汉则认为,维持秩序既靠权力,也要靠制度,如一个国家或社区成员服从制度,在没有强权保障秩序时,仍然可以维持秩序,实现稳定.霸权国(指美国〉在权力鼎盛时的1945年领导建立了一系列的国际制度,根据霸权稳定论的说法,霸权国一旦跌落,它所领导制定的制度也随之瓦解.但基欧汉指出,这种供应学派观点是不适当的,应当从需求角度思考这个问题.即便制度是霸权国提供的,但由于元政府体系中国家对制度的需求,所以即使霸权国权力消退,已有的制度也不会全然瓦解,国际制度仍然可以是维持秩序的最主要的手段,促成国家阔的合作.1984年,基欧汉出版了《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L作为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表作,该书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比较完整地提出了需求学派的制度理论,也使新自由制度主义成为了众多自由主义流派中理论化程度最高的理论,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成熟。 除此之外,第三阶段还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发展: 其一,二战以后在英国出现的"英国学派"此间取得了重大进展.英国学派大致可以归为社会自由主义学派。早期重要学者马丁·怀特在卡尔分类的基础上,将国际关系理论分为现实主义、革命主义和理性主义,分别对应着霍布斯传统、康德传统和格劳秀斯传统.前两者类似于卡尔所说的现实主义和乌托邦主义,第三类则是怀特的贡献.国际社会不是霍布斯的互相征战的原始状态,而是有法律和准法律约束的社会性结构.怀特闸释的理性主义成为英国学派的基本理论出发点.布尔是英国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其著作《元政府社会》在70年代冷战非常激烈之时提出可以建立一个有规则管理的国际社会.英国学派发展至今,出现了新的一代以及《国际社会与国际关系的发展》等代表作.布赞的《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发展了英国学派的核心思想.尽管他本人不承认自己属于什么学派,但布赞探讨国际社会向世界社会的演进,其方法论特征也已经比较明显,即从历史中提炼理论,这与英国学派的基本研究脉络是并行不悖的.[叫比如说,谈国际社会、国际体系,不像华尔兹那样当成是超历史概念,而要研究在历史中的发展演变过程.这样,历史演进就成了英国学糠的主要研究方法.与历史学家不同的是,这种历史演变的方法着重于在历史中提炼国际关系理论的概念,是史学与国际政治的融合、史料为政治学研究服务.这种方法的优点是有大的历史观,很容易形成一种发展和进化的理论,弱点是以科学观来看,英国学派理论难以提出明确的因果关系假设,缺乏理论陈述的清晰度。 其二,非主流理论对主流理论的抨击日趋尖锐.一方面,20世纪60年展起来的依附理论仍然在发展中国家有着很大的影响,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也在进一步发展之中.另一方面,非主流理论也开始与主流理论正面交锋.1984年,基欧汉主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收入了批判理论和后现论对新现实主义的质疑和批判.虽然主流理论后来没有高度重视非主流理论的力量,真正的对话并没有深入展开,但非主流理论的批判一直没有停歇,一批重要著作也相继问世.考克斯(Robert Cox)的《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1987)、林克莱特(Andrew Linklater)的《超越现实主义:批判理论与国际关系》(1990)、埃尔思坦(J. B.Elshtein)的《性别与国际关系》(1987)等都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加大了第三阶段的争鸣力度,为下一阶段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国际关系理论的三足鼎立时期与建构主义兴起(1992—今) 1992年至今,是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分野再显清晰的时期,标志是建构主义兴起并与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态势。建构主义在西方社会科学中一直非常重要,只是在国际关系学中,现实主义在第二时期形成话语霸权,并借助科学方法论的工具,加之建构主义在国际关系领域自身没有形成高度理论化的体系,所以一直处于边缘状态.20世纪50年代对欧洲一体化的研究表现出了建构主义的一些思想.如:以密特拉尼(David Mitrany)为代表的功能主义学派、以哈斯(Ernst Haas)为代表的新功能主义学派、以多伊奇(karl Deutsch)为代表的社会交流学派等。但由于冷战的反复持续和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曲折复杂,这些学派没有形成重大的影响。 80年代末,奥努弗(Nicholas 011uf)把建构主义这一术语正式引人到国际关系学,并出版著作《我们造就的世界》.对国际政治学建构主义做出最大贡献的是亚历山大·温特.温特1987年在《国际组织》上发表了一篇以行动者和结构的关系为内容的文章《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施动者——结构问题》,开始探讨国际政治的社会因素.1992年,温特发表了《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立刻引起轰动,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开始得到广泛关注,因此可作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进入第四个阶段的标志.温特的这篇文章质疑的是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研究的起点问题——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把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作为事实接受下来,以此为起点开始研究.但温特指出,这种接受"无政府逻辑"的做法本身就值得质疑."无政府逻辑"并非只是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接受的那种霍布斯逻辑,而是包括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在内的多种逻辑."无政府逻辑"也不是亘古不变的客观存在,而是行为体在社会实践中建构起来的社会事实,有别于自然科学中的自然事实.国家利益、权力政治这些现实主义的基本概念同样也是社会实践建构的产物.这些思想集中体现在温特1999年出版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这部著作与新现实主义大作《国际政治理论》形成鲜明对照,被认为是20世纪国际关系学最后一本最重要的著作。 建构主义对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形成了根本性挑战,并逐步与后二者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最根本的一条是它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存在不可通约的本体论观点,认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认识论、本体论、方法论三个方面的机械一元主义是不能成立的.建构主义强调观念、认同、文化的重要性,认为国际体系的物质性结构只有在观念结构的框架中才能具有意义。考察两个国家的关系,不要只看它们是否都有核武器或是否是邻国,也要看它们到底是敌人还是朋友.温特最常用的典型例子是,美国并不担心英国的一百枚核弹头,却十分害怕朝鲜的一枚核弹头.因为英美是朋友,而朝美是敌人。 现实主义仍在发展.当前具有代表性的现实主义理论是所谓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它可被视为现实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也是后冷战时期最典型的、最激进的现实主义,代表作是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的悲剧》.虽然这部著作的理论化程度不是很高,但现实主义意识却超过了以往的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从两个源泉获得了灵感,一是摩根索的权力论,二是华尔兹的结构论。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国家的目的是保全自己的生存,因此权力是第一要素.但国际体系的元政府结构却决定了国家永远无法知道自己拥有多少权力才能实现这一目标,所以,国家必然追求无限大的权力,因而争霸也就成为大国关系的必然态势,争霸的结果又取决于经济和军事实力.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大国争霸是国际关系的铁律,人是没有任何作用的,这是机械唯物主义的错误.正因为如此,进攻性现实主义才是极其悲观的现实主义,悲观程度超过了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甚至在某些方面也超过了摩根索的传统现实主义,摩根索至少还相信外交技巧在作用,而外交的艺术恰恰是人之所为。 自由主义的发展也仍在继续.一是制度合作研究进一步深人,阿克塞尔罗德的复杂系统和合作进化理论可能是目前最尖端的合作研究,不仅研究国家在国际体系中通过复杂学习程序进行合作的问题,也研究其他行动者和生物体之间在复杂系统中的合作过程.还有学者将自由主义的几个重要因素,比如相互依存、民主政体和国际制度结合起来研究战争与和平问题,提出了三角和平的理论.二是全球治理.在全球化发展迅速的阶段,以元政府治理为基本内容的合作性治理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多边主义与多边国际组织再度成为自由主义研究的重点之一.与之相关的是软权力的概念,因为在全球治理中,仅仅依靠硬权力是远远不够的.三是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结合.自由主义从第三阶段起就开始注意国内国际政治的相关性.1988年普特曼提出了双层博弈模式,强调了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的关系.海伦·米尔纳在1991年的一篇论文中就对以无政府性划分国际国内政治的做法提出了质疑.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一研究取向更加明显地沿着国内国际政治的结合部位和相互影响方面发展。 五、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走向 从国际关系理论的沿革历程来看,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可能会有以下几个走向。 首先,从强调循环向强调进化发展.回顾社会科学(不仅仅是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大理论有两种明显的思维取向.一种是认为整个理论体系是循环的,人的社会运动也是循环的,汤因比的"文明循环论"和米尔斯海默的霸权轮回圃等都有着决定论的循环理论色彩.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也是如此,认为只要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质不变,国际体系中的行为体都会围绕权力这一轴心运转,这是不可更改的客观规律.但理论发展到自由主。之后,很大一部分就不是这样了.自由主义的制度观是进化性理论,制度是人为的社会事实.基欧汉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最简单的表述是"制度选择"——制度可以促成国家间的合作行为,若将人在建立制度方面的能动性考虑在内,就是人通过努力可以促成合作。如果这个命题确实反映了基欧汉的思想,那么意味着国际关系的整体发展可以走出循环圃,不断地向更趋合理的方向发展.建构主义则进步突破机械的历史循环论,突出了人的观念的力量,重视人的实践活动的建构功能,强调了文化的作用.从循环理论走向进化理论的实质是关注人的能动性.如果说华尔兹的理论是人失能的世界,基欧汉的制度自由主义则是人有限能动的世界,而温特的建构主义则是人积极能动的世界.人的能动是国际关系和历史的推动力,人的复活也是国际关系的希望所在。 其次,从权力政治向校利政治发展.在现实主义顶峰时期,权力变成了一切国际关系活动的核心.二战后,摩根索建立现实主义理论大厦时,权力就开始走向神话.如果以权力为政治活动目的的情况持续下去,人类是永远没有希望的.当然,在当今国际关系中,权力仍十分重要,没人会否认这一点.但是,也可以看到一种越来越清晰的理念轨迹,它在更多地向权利的方向发展.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女权国际关系理论,以及很大一部分建构主义理论都表现出这种迹象.即使把国家作为主要的国际政治行为体,作为国际社会的成员,国家之间争斗的原因很可能是权利没有得到承认而不是生存受到威胁.对等关系是要承认拥有平等的权利.即使对方再弱小,如果不承认对方的权利,就会形成不解之结。民族之间、个人之间又何尝不是如此.权力和权利是政治学中永恒的概念,核心问题是谁是目的,谁是手段.如果人类社会要不断走向进步,就不应该忽视权利,并将权利视为目的,将权力视为手段.如果说现实主义是权力政治理论,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则更加重视极利政治的历史性和现实性意义。 第三,从话语霸权向多元理论和方法论发展。如果说第一阶段是理想主义的天地,第二阶段是现实主义和科学方法论主导,第三阶段已经明显表现出多元态势,无论是理论还是方法论都是如此.无论哪个学者都很难说自己的理论就是惟一正确的国际关系理论,自己的研究方法是国际关系研究的惟一方法.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是多种理论并存,多种方法并存,而且同-个研究中有并用多种方法的现象,即所谓的后实证主义的状态.除三大主流理论之外,还有深入发展中的批判理论、规范理论、女性理论、后现论。除了实证主义方法论之外,还有解释学方法论、解构方法论等等.这样的状态应该是正常状态,因为多理论、多方法论的竞争状态,才应该是"学问"的真实状态。 国际关系学是和现实结合很紧密的学科.从理论与现实的关系看,国际关系理论,除了威慑理论等非常具体的理论外,宏理论一般对国际关系实践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却有潜移默化的功力.从理论自身建设来看,它要解决的是最根本的问题,比如,我们是谁?世界是什么?国际关系是什么?理论本身的意义在于积累思想、传播学术,实现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国际关系理论经过近百年的积淀和沿革,深化了人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为社会科学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是国际关系理论自身的学理旨趣。理论的根本功能是使人们对世界和人类的根本问题有更深刻的认识,从而能够使人类向更美好的未来发展.说到底,国际关系的根基是人与人的关系,国际关系学的终极关怀也应当是人。 国际关系论文:关于几个重要国际关系术语中文译法的讨论 [内容提要]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在译介外国国际关系文献的过程中引进了大量术语，但是在这些术语的译法上缺乏统一的规范，不利于学术研究的与交流的正常进行。本文讨论了十个重要的国际关系术语的中文译法，结合这些术语在原文中表达的意思以及国际关系的语境给出了相应的推荐译名，旨在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与讨论，促进中国国际关系专业术语译名的规范化和标准化。 [关键词] 国际关系理论；术语翻译；学术规范；译名标准化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国国际关系文献被中国学者翻译、评介，其间引进了大量的国际关系术语，但正如本文作者之一在另一篇文章中所说，“在这些名词的翻译上既缺乏权威的规定（如过去新华社出版的《人名地名译名手册》），也没有同业公会（如国际关系学会）认可的业内标准，结果就出现了一词多译的‘自由化’局面，造成了交流上的混乱和困难。” [1]专业术语规范化是任何一门学科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也是专业文献翻译水平的重要标志。如果每个学者都各自使用一种译法，没有统一、规范的术语，既不利于正常的学术交流的进行，也不利于读者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学习和理解。为了提高学术研究的精密性和准确性、保证学术交流的通畅，我们需要对这些翻译、引进的术语进行甄别和校正。正当国际关系学科在中国起步不久之际，术语译名的规范统一意义尤为重大，而任务也十分艰巨。 为了引起学界重视和讨论，争取尽早在术语译名问题上达成共识，本文将简要讨论几个重要的国际关系术语的中文译法。这里所选取的术语在国际关系文献中使用较频繁，而译法分歧较多，有些通行译法不太符合术语的本来意思。本文试图通过考察这些术语的原意及其在国际关系的特定语境中的用法来寻求它们在中文里比较贴切的对等词汇。 一、Identity（身份、认同、特征） Identity是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随着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对建构主义的介绍越来越多，这个词在中文文献中也出现得越来越频繁。在相当多的中文文献中，identity一词被译为“认同”[2]，而建构主义经典文献《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的中文译者秦亚青教授在中译本里将其全部译作“身份”。 其实identity包含特性、身份和认同等多重意思：特征是人或事物的属性，借以认定其所属或类别；“身份”一词在中文里更多外在（客体对主体）认定的成分，它是一种社会性标识，而“认同”更多内在（主体对主体本身）认定的成分，具有主体性；英文的identity是兼有以上三种意义。下文将对这个词在建构主义理论文献中的用法进行考察，以表明这个词的不同意思在不同上下文中的具体体现，而在一些中国学者对这个词的翻译中往往只表达出一种意思是不够准确的。 在1992年发表的《无政府是国家造就的：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一文中，温特对identity作了阐述，他指出，“identity是行为体对自身相当稳定的、特定角色的理解与预期……每个人都有许多与制度性角色相联系的identity，如兄弟、儿子、教师、公民等；国家同样也有许多identity，如‘统治者’、‘自由世界的领袖’、‘帝国’等等。[3]”在上文引述中，温特使用的第一个identity强调的是行为体对自身的“理解与预期”，因此应译作“认同”；而从其后强调的identity与角色的联系以及所列举的关于个人和国家的各种identity的例子来看，后两个identity应该译为“身份”。 Identity的三种意思在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也有明确表达。温特在讨论identity的定义时首先指出，“在哲学意义上，identity是使事物成为该事物的因素，这种用法在这里太宽泛而不适用。若据此用法，猎犬和自行车也具有identity[4]”。在这句话中，由于identity是使事物成为该事物的因素，应该理解为“特征”。 温特进一步指出，“我把identity作为有意图的行为体的属性（property）……这意味着identity是基于主体或单元层次上的特征，根植于行为体的自我理解（self-understanding）”。这里的“自我理解”也只是identity的一层含义，因为“这种理解的意义常常依赖于其他行为体是否以同样的方式想象这个行为体，因此，identity也具有主体间或体系特征。”在这里，温特明确地指出了identity的两种意义，即“两种观念可以进入identity，一种是自我持有的观念，一种是他者持有的观念”。[5]自我持有的观念是主体对自身的认定，而他者持有的观念是客体对自身的认定，当identity在第一种意义上使用时是主体的“认同”，而在后一种意义上是社会赋予主体的“身份”。 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还出现了identification一词，它是指“一个认知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自我-他者的界线变得模糊起来，并在交界处产生完全的超越。自我被‘归入’他者” 。[6]秦亚青在中译本中将这个词译作“认同”是贴切的，因为“身份”是一种属性，而“认同”是主体的认知。两者的联系在于，一方面认同依赖于主体的角色和身份，另一方面，认同也是主体身份形成（identity-formation）的过程。在某些语境下，identity与identification表达的意思是相同的。但是，秦亚青将所有的identity都译作“身份”也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主体对自身的认定与客体对主体的认定是两种不同的意思，一概译为“身份”显然不能体现两种意思的区别。 通过对identity一词在建构主义经典文献中用法的梳理表明，这个词在中文里最贴切的翻译应视上下文而定，不能一概而论；由于英文的identity兼有事物具有的属性、主体对自身的认定和客体对主体的认定等三种含义，而中文里需要用“特征”、“认同”和“身份”等不同词语分别表达，所以不管译成什么都会顾此失彼；但是为了表意的准确性，使用这个词汇时应仔细推敲其内涵和上下文意，以此选择合适的译法。 二、 International community（国际共同体） International community在中文里一般翻译为“国际共同体”，但也有译者将其译为“国际社会”（中文的“国际社会”一般对应international society）。考虑到society和community在国际关系中的特定内涵，澄清两者之间的区别是必要的。2002年9/10月号的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刊登了一组讨论文章，题为“什么是国际共同体（international community）？”，《国外社会科学文摘》发表了这组文章的中译文，将标题冠之以 “什么是国际社会？”[7]。参与这次讨论的都是知名人士（包括著名思想家、活动家、记者和政治决策者等），他们在international community是否存在、存在的范围以及基本特征等问题上都存在分歧。可见它与我们通常使用的“国际社会”不同，后者的含义比较宽泛也较少争议，就是指“作为国际主要行为者在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中形成的相互关系总体”[8]。 在政治学中，community是与自然亲近性、共同利益和特定的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的[9]。按照布鲁斯·克罗林（Bruce Cronin）的定义，国际/跨国共同体意味着“一系列具有共同社会特征、共同关系、共同经历和正面的相互依赖的政治行为体之间形成一种政治上的共识，使它们成为一个独特的团体。”[10]从International community对上述共同性的强调来看，译为“国际共同体”是最合适的。 值得一提的是，英国学派的核心概念international society虽然在中文里译为“国际社会”，但是它与我们通常理解的国际社会是有区别的，英国学派的international society与上面讨论的international community的内涵是一致的。按照布尔在其《无政府社会》一书中对“国际社会”的表述，“国际社会”的存在是因为“一组国家意识到特定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它们也意识到彼此之间由一系列相互关系的共同法则联系在一起”[11]。 注意到英国学派使用的“国际社会”概念与一般意义上的国际社会的不同点及其与“国际共同体”概念的一致性，对于我们理解英国学派的核心概念、理论主张是非常重要的。国际共同体在现实中是否存在及其所指涉的范围也是有争议的，由于对共同价值和身份认同的强调，国际共同体有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将international community译为“国际社会”显然抹杀了这个概念在国际关系中的特定内涵以及不同作者在使用这个词语时的倾向性。 三、International regime（国际规制） 关于international regime一词的中文译法问题，不少学者曾进行了专门论证。目前出现的不同译法主要有：国际制度、国际机制、国际规制、国际体制、国际规则等[12]。由于regime一词在英文里本身意思就很多，所以中文译法引起很大的分歧和争论也就不足为奇。《现代英汉综合大辞典》在regime词条下列出了七种汉语释义：1.政体、政权、社会制度；2.统治方式、时期；3.状况、状态和自然现象的特征；4.领域、范围；5.规范、纪律；6.方式、方法；7.制度、体系[13]。王逸舟也指出“单从字面上看，regime可以有‘规范’、‘规则’、‘体制’、‘制度’、‘政权’、‘政体’、‘安排’、‘管理方式’、‘统治形式’、‘系统设置’、‘精心安排的生活方式’等十余种译法。[14]” 目前国内学术界使用“国际机制”一词较多，并且中国学者也有这方面的专门著作[15]，但是正如李少军所说，中文的“机制”一词早有mechanism与之对应，而且机制主要是指原理和功能[16]，所以regime一词译为“机制”一方面意思不太贴切，另一方面则易与常用的mechanism的中文译名相混淆。 在国内背景下，regime是指一种既定的政府或宪政秩序，它由一套建立起来的规则（rules）和制度（institutions）所界定，用以调节国家内的个人、组织或阶级之间的关系。国内政治意义上的regime一般译作政权、体制等。虽然国内政治中的“政治体制（regime）”不如政治制度那样带有根本性、不易变更性，但是作为“一套既定的政府或宪政秩序”，或者与政权相联系的一系列“机构设置、领导隶属关系和管理权限划分”[17]，是特定政治制度的一部分，具有相当的权威性、系统性和稳定性。 而在国际背景下，这个词汇被定义为，特定的国际关系领域中一系列自愿同意的（voluntarily agreed-upon）原则、规范、规则和程序，行为体的预期聚集于此[18]。由此可以看出，国际政治中的regime既不具备权威性安排，也不具有系统性、完整性，它是建立在“自愿同意”的基础上的。注意到在国内与国际不同背景下regime的区别，将其译为“体制”也不太符合其在国际关系语境下的意思。 考虑到regime一词在国际关系中同时表达出规则、规范、制度等几种意思，而且也为了与机制、体制等常用的词语作必要的区分，似译为“规制”较妥。 四、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国际制度/机构） 在国际关系中， institution是一个与规制（regime）意义相近又不完全一致的词，随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新自由制度主义（Neo-institutionalism）兴起以来，institution一词较regime使用更频繁。 相对于其他术语，国内学术界对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的译法分歧并不大，大多数学者将其译为“国际制度”，也有少数译为“国际机构”[19]的。在一些政治学的辞典和百科全书中，institution一词也主要译为“制度”。但是正如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所言，“人们经常在根本没有定义或者仅仅随意定义的情况下讨论institution”[20]。 基欧汉在《国际制度：两种方法》一文中专门讨论了institution的定义，他将其界定为“一系列约束行为、塑好预期、规定角色的规则（rules）”，“在国际关系中，有一些institutions是正式的组织，它们有规定的等级和实现有目的行动的能力。另外，诸如货币和贸易领域的国际规制（international regime）则是规则和组织的复合体[21]”。基欧汉还特别指出，institution根植于惯例（practice）。在这段定义中，基欧汉主要讨论了institution与国际组织、国际规制和惯例之间的关系。在国内学者中，任东来曾著文介绍基欧汉的国际制度概念，指其包括国际组织、国际规制和国际惯例三大块[22]。 以上考察表明，英文中的institution有机构、规则和惯例三层含义。上文已经提到，这个词在中文里主要出现的是“制度”和“机构”两种译法。根据《汉语大词典的释义是，“制度”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法令、礼俗等规范，[23]从这个释义可以看出，制度既可以指正式的规则（法令等），也可以包含非正式的惯例（礼俗等）。因此，institution译为“制度”可以表达出其三层含义中的两层，但是“制度”并不包含“机构”的意思。 由于institution一词在中文里没有一个完全的对等词，对这个词的译法的选择也需要视上下文而定。当作者论及国际规则和惯例时，可以将其译为“国际制度”；如果主要涉及那些具体的国际机构或组织（如WTO、IMF、EU 、NATO等），则应译为“国际机构”；而当其既论及国际规则（或惯例），又涉及国际组织，则可以译为“国际制度及机构”，这样的表述虽然略嫌繁琐，但是意思明确、贴切，符合其在英文中要表达的多层含义。 五、Balance of power；Power politics）（均势，力量对比；权力政治） Power一词在中文里译法很多，主要有权力、实力、力量、权势、大国等。与这个词相关的有两个术语：balance of power和power politics。由于对power的不同理解，balance of power相应地出现了均势、力量均势、权力均衡、实力平衡等几种译法，而power politics主要被译为权力政治、实力政治、强权政治等。 在政治学著述中，power是一个经常出现的词汇，而且不同的分析家也对其进行了不同的界定。Power在国际关系中是两类力量的集合体：实体性力量和关系性力量[24]，前者是自身所拥有的实力（包括军事和经济方面），而后者体现为对其他行为体的影响力。Power的两种不同用法也给理解带来了困难，因此，“一些作者建议，应在第一种意义上使用capability一词，而‘power’只保留第二层意义可以减少表意的混乱。[25]” 由此表明，对power一词可根据两层意思分别译为实力和权力，当作者主要表达一个国家本身所具备的实力（capability）或持有物（possession）时，应译为“实力”；而当作者强调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力量关系（power relationship）时，则应译为“权力”。 Balance of power一词译为力量均势在语义有重复，力量和“势”表达的意思相同；译为均势、权力均衡、力量均衡在表达意思上是一致的，不过译为“均势”较其他译法更为简洁明确，因为“均”有“平衡（balance）”之意，而“势”则是“权力、力量（power）”。上文中讨论的“均势”实际上只表达出balance of power在国际关系文献中常用的一层意思。英文里balance有“平衡、均衡”和“余额、差额”两种基本含义，当balance作后一种理解时，balance of power应该译为“力量对比”，这一层意思一般不为中国学者所注意，但是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文献中是有明确表述的： 恩斯特·哈斯在一篇讨论balance of power不同含义的文章中所提到的第一种解释就是“力量分布（distribution of power）”，他指出，“这是balance of power一词出现在简单的描述性表达中，最简单也是最常见的用法” 。[26]马丁·怀特也指出这个术语可以表示“既定的力量分布状况，即任何可能的力量分布” 。[27] 另外，英文中还经常出现“有利于某一方的力量对比（the balance of power in one’s favor）”的表达，这时，balance of power应该理解为“力量对比”。 基于以上论述可以认定，balance of power可以表达“均势”和“力量对比”两种不同含义，后一层含义使用也比较普遍，但是一些中国学者在使用这个术语时并没有仔细辨别，因此在翻译和阅读时有必要特别注意第二种意思，以免误读作者原意。 Power politics译为“权力政治”较为恰当，上文已经对实力和权力的关系作了说明，可以看出“实力政治”表达的意思较狭窄。用“强权政治”一词则有明显的贬义色彩。 六、Public goods（公益） Public goods是一个经济学术语，最初也是由一些经济学家（如金德尔伯格对霸权稳定论的分析以及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等）引入到国际关系分析中的。这个词是本文收集到的术语中译法最多的一个，有“公共品”、“公共物品”、“公共产品”、“公共物资”、“公共商品”、“公众商品”、“公共财货”、“公益”等八种之多[28]。 在经济学中，public goods译为公共品、公共商品等都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但是goods一词既可以表示实体的物品、商品，也可以表示抽象的利益、好处。正是由于它是一个“模棱两可”的词汇，所以伯格斯（Philip M. Burgess）和罗宾森（James A. Robinson）指出，政治学家常常用意义更明确的“利益（benefits）”来替代它。[29]由此可见，goods在这里应理解为利益而不是商品、产品或物品。 在国内和国际政治领域，由国家或集团等组织提供的public goods通常是非实体性的。吉尔平分析了国际关系领域中的三种常见的public goods：自由开放贸易制度、稳定的国际货币、国际安全[30]，这些就很难被界定成商品或产品。 考虑到国际关系的特定语境，而且goods一词本身也包含“好处、利益、福利”等意思，public goods译为“公益”更能体现这个词表达的基本含义。 七、Rreductionism（简化论/简化主义） 肯尼思·沃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把reductionist一词引入到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分类中，他将国际政治理论分为两类：一类是立足于从单元或次单元层次，另一类则是从体系层次上建构理论[31]。按照沃尔兹的解释，reductionist的方法是“通过了解部分的属性和互动来理解整体……通过分解有机体、并使用物理和化学的知识及方法对它们的组成部分进行检查，进而了解这些有机体，这种曾盛行一时的尝试，也许是reductionist方法的典型例子” 。[32] 中国学者在介绍和引用沃尔兹的论述时，有的将reductionist理论译为“简化理论”，另一些则译为“还原理论”。[33] 在汉语里，还原和简化在语义上显然有很大差异，“还原”一词的意思是事物恢复原状如氧化物脱氧后还原为原物质，“简化”则是把繁杂的变成简单的[34]。Reductionist理论应该理解为一种将事物恢复原状的理论还是一种变复杂为简单的理论呢？ 维奥蒂和考皮认为reductionism是一种导致过分简化（oversimplification）和不完全的分析方法，“在一些用法中，这个词指仅仅通过考察单元内部（如国家或个人），而忽略单元所处的环境以及单元与环境中的要素之间的互动来做出解释。……同样地，试图仅仅通过社会或社会心理关系来解释革命，而忽视经济、政治以及其他因素的理论家也被批评为reductionism”[35]。在这里，无论是忽视单元所处的环境以及单元与环境中的要素之间的互动还是忽视该理论以外的其他因素，与事物恢复原状并没有关系。《美国传统词典（双解）》对reductionism词条的释义是：“reductionism是用相对简单（simple）的原理解释复杂（complex）现象或结构的企图或趋势”[36]，这里也强调的是由复杂到简单的解释过程。 由此可见，Reductionis m应该理解为“简化论/简化主义”，而不是“还原论/还原主义”。 八、Security dilemma（安全两难） Security dilemma是安全研究中的重要概念，最早由约翰·赫兹提出，按照这种观念，“在一个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A国可能完全出于防卫和自保目的而增加其防务开支的水平，但是其他的国家视A国具有侵略企图、对此作最坏的打算也是合理的。它们也相应地增加自己的军备水平，导致A国感到不安全，并且打算进一步增加军事开支。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A国最初试图增强安全的努力引起的过程使其感到更不安全[37]”。 这个术语的中文译法主要有“安全两难”和“安全困境”两种。从一般意义上理解，“两难”和“困境”的区别不大，都可以表达面临困难的选择的意思。但是考察dilemma一词的本意及其在国际关系中的应用，两种译法也是有区别的。 从词的本来意义来看，dilemma指“两个可供选择的行动方式中的每一个都会引起某个令人不满的结果。[38]”应用到国际关系方面，处于security dilemma中的国家实际上只有两种选择，而且两种选择都有不利之处：如果针锋相对，势必会加重本国的财政负担，而且会导致军备竞赛的升级，最终还可能引发军事冲突；而如果不采取措施，国家可能失去武装自己的最佳机会，使国家安全甚至生存处于危险之中。 对dilemma一词的本义及其在国际关系中的确切含义的考察表明，“困境”一词表达的意思太宽泛，而dilemma译为“两难”较之更为准确。 九、Three images（三种意象） Three image的概念是肯尼思·沃尔兹在《人、国家与战争》一书中提出来的，用来概括三种关于战争起源的理论解释，这三种解释也通常被理解为三个不同的层次（个人、国家和国际体系）。 虽然《人、国家与战争》这本国际关系经典文献很早就被翻译为中文，而且沃尔兹关于战争根源的三种解释也经常被引用和提及，但是译介者通常用“三种分析层次”来替代Three images这个关键概念。这个词的中文译法主要有“三种想象”、“三个概念”、“三个层面”、“三种设想”[39]等。 沃尔兹概括的三种解释的确存在于个人、国家和国际体系三个不同层次上，但是image一词并没有“层次”或“层面”的意思。《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多元主义、全球主义及其超越》一书中将三种国际关系理论范式也归结为三种images，在这本书中，image被定义为“一种关于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的总体看法（general perspective）”[40]。这里所使用的image与沃尔兹的用法是相同的，只是后者的范围是局限于国际关系中的某一问题（战争的根源）的“总体看法”。 作为一种“看法”的image属于认知的范畴，是对人们对事物的抽象化和认知的构建。在心理学中，image一般译作“意象”，这种译法应用到这里也是合适的。因为意象(image)是指人们曾经感知过的事物在思想中重现的形象，而沃尔兹所提出的Three images正是对政治哲学家们认识战争本源的不同“意象（观念形态）”进行的归纳。 十、 Reflectivism （反映主义） 罗伯特·基欧汉在1988年的《国际制度：两种方法》一文中提出了理性主义（rationalistic）和反映主义（reflective）两种方法的区分，这种区分后来也被应用到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分类中。中国学者在翻译和介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著述中出现了关于reflectivism一词的三种译法：“反映主义”、“反映论”或“反思主义”[41]。 按照基欧汉对那些reflective学者的表述，“他们强调国际制度活动的‘主体间意义（intersubjective meanings）’的重要性。在他们看来，在对这些规范的意义进行评价时，理解人们如何看待制度性规范与规则，以及他们就此所进行的对话，与衡量这些规范所带来的行为变化具有同等重要性。” [42]这些学者强调，“制度不仅反映了建立制度的单元的偏好和权力，制度本身也塑造单元的偏好和权力。因此，制度是行为体的构成要素，反之亦然” 。[43]由此可见，制度与单元是双向而非单向的，它们相互反映。 基欧汉进一步指出，“为了强调这种观点的重要性，也为了专注与理性主义理论的对话，我将那些强调了这些主旨的世界政治作者作为一个思想流派的成员。……既然他们都强调人类的反映（reflection）对制度的性质、最终对世界政治的特征是重要的，那么，我为这些学者创造了一个新名词，称他们为‘反映主义（reflective）’学者。”[44]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到，reflective的方法强调国际制度活动的‘主体间意义’的重要性，不是把制度与行为体的关系视为单向反映的过程，它们把被理性主义所忽视的人的理解与反映揭示出来。汉语里的“反映”是指“有机体接受和回答客观事物影响的活动过程”[45]，应用到这里就是指行为体接受和回应制度影响的过程。 在中文里，“反思”一词主要指对经验教训的总结。如果把基欧汉所归结为reflective（或reflectivism）的各种思想视为对传统的“理性主义”方法的“反思”也是可以理解的，任何一种思想的出现都可以视为对已经存在、并与之对立的思想的“反思”。但是基欧汉在这里使用reflection一词，所强调的这些理论的一致性在于它们关注人对制度的理解和认知，而不在于它们对“理性主义”进行了反思。 以上论述表明，reflectivism译为“反映论”或“反映主义”是恰当的，但是在哲学上，“反映论”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是一切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共同原则[46]”。这一点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refelctivism有所不同，因此，译为“反映主义”可以与哲学上的“反映论”相区别。 本文分析了一些在国际关系文献中出现较频繁、译法较多的术语，存在不同译名的术语远不止这些，这里就不一一讨论。在搜集相关译名过程中，我们发现，对一些术语的不同译法出现在同一作者的不同文章、著作中，有时甚至出现在同一篇文章中，这表明某些学者在处理重要概念的中文译法时的随意性，术语的规范性问题还没有成为学术界的自觉和共识。有鉴于此，本文对于上文讨论到的术语，结合这些术语在原文中的意思和国际关系的特定语境，文章也尝试性地给出了相应的推荐译名。当然，本文不可能也没有想要确定一个译名标准，只是为了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和讨论，权当是抛砖引玉，希望大家各抒己见以求集思广益。 为了推动国际关系术语译名标准化问题的解决，我们在此提出几条建议供学术界同仁参考。首先，国际关系类核心期刊在审稿、校对过程中可以在本刊物中使用统一的专业术语译法，并且将有分歧的术语的译名标准附于刊末供读者参考和讨论。其次，国外学术著作往往附有相关的索引和术语一览，以往我们在翻译、出版时多将其略去，近年来随着国内学术界学术规范意识的觉醒，对主题和人名索引的也有所重视，以后对专业术语也应跟上。有国际关系类书籍业务的出版机构可以建立一套术语数据库，在其出版著作中统一用法并在附录中加入术语的原文、中文对照一览表。最后，借鉴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编订或翻译本学科辞书的经验，可以由国际关系研究机构或专业学会组织专家学者编订出版本学科的术语辞书。总而言之，术语译名的标准化工作需要国际关系学者、研究机构、出版社、杂志社在取得共识的基础上共同推进。 国际关系论文: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源流 摘　要: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主要流派之一,它的形成和演变构成了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的重要内容。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注重理性个体的作用,坚持国际关系发展的进步论。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从康德、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开始,经过相互依存理论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发展达到一个高潮,占据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半壁河山。冷战后以全球治理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新的方向上进行探索,注重对非主权国家行为体和世界政治中的社会性力量的研究。 关键词: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理想主义;新自由主义;民主和平;全球治理 自由主义是西方政治学的重要传统,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两大主流流派之一。D 曼宁把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概括为如下几点:自由主义认为人性是向善的,并且是可以教化的;个人的自由是社会变革的动力;个人自由与福利、社会正义和安全有赖于法制;自由主义的历史观是进步的,它认为合于理性的人类社会的规范设计是可以实现的。①自由主义的发展源远流长,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的思想根源追溯到古希腊哲学中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柏拉图在其名著《理想国》中对国家(城邦)先验性正义目标以及理念的阐述可谓自由主义在此一方面的发端。②但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直接源头还是来自从18世纪启蒙运动开始的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传统。 一、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传统:从康德到威尔逊 18世纪开始的启蒙运动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次重要的思想革新。在启蒙运动中,一批睿智的思想家高擎理性主义的大旗,对以欧洲专制主义和宗教神权为代表的腐朽“旧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挞伐。理性主义和人类尊严的思想激流以摧枯拉朽之势无情地荡涤着几百年来一直禁锢人们头脑的陈腐渣滓。人类似乎重新发现了自己的智慧。正如德国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Kant)所言,这是一个“让光明照亮人类的思想的黑暗角落”③的时代。 尽管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大多是从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角度出发探讨一般的哲学问题,但也有些思想家在此哲学基础上对国际政治和世界秩序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这些思考成为了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直接源头。启蒙运动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有约翰·洛克(JohnLocke)、让 雅克·卢梭和康德。这些思想家确立了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与中世纪的神权和蒙昧主义不同,他们认为,理性是人类独有的一种天然禀赋。理性个人的目标是自我实现,这乃是一种“自然状态”。而国家不过是社会中的个体之间订立“契约”的产物,其唯一目的就是保障人们建立在推理基础上的自然权利。④ 在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中,对后世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影响最大的是康德。在西方自由主义发展史上,康德的思想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与洛克“免于侵害”的消极个人自由观念不同,在康德那里,个人自由的理念强调的是个人对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或者说,人是自由的,他可以为自己的行为准则立法。政府应该在法律和正义的原则下维护个人的安全和福利。与马基雅维里相反,康德认为个人不是手段,而是目的。积极的个人自由观是康德全部政治哲学的核心。⑤在国际政治哲学方面,康德认为,国家之间战争带来的巨大损失、公民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理性,最终会使国家之间的关系从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过渡到法制状态,从而实现“永久和平”的目标。康德的永久和平思想对于后世的共和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即民主和平论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对此我们将在后文详细论述。 然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国际政治领域发挥重要影响力的国际思想是传统的均势论,以梅特涅和俾斯麦为代表的欧洲政治家们成了维持欧洲均势的大师,他们试图通过复杂致密的结盟关系来维护国家利益和维持欧洲和平。但残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无异于对这些努力的无情讽刺。为此,当时的一些政治家和学者们开始对人类理性进行深刻的反思,希望摆脱这种均势论宿命式的悲剧,这直接催生了现代意义上的理想主义国际关系思想。 从20世纪20、30年代开始,现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美国总统兼学者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Wilson)、约翰·默里(JohnMurray)、帕克·穆恩(ParkerT Moon)和英国学者阿尔弗雷德·齐默恩(AlfredE Zimmern)、菲利浦·诺尔贝克(PhilipNoel Baker)和大卫·米特兰尼(DavidMitrany)等人。 理想主义否认人性恶的本质是导致国家间冲突和战争根源的现实主义观点。齐默恩认为人类的本性无所谓善恶,关键在于后天的教化。之所以发生战争不是人类缺乏国际共同体的观念,而是知识的局限使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⑥如威尔逊所言:“恶与善俱来来,纯金常被侵蚀”⑦。也就是说,尽管人的天性中存在着愚昧和无知,而独裁者也可以利用这个弱点实现自己的野心,但是教育和宣传的力量可以克服这个弊端。因此,理想主义者十分重视对于民众的教化。同时,世界人民的交往也有助于人类的理性和智慧充分发挥,彼此形成世界共同体的观念和国际主义精神,从而在根本上杜绝战争的根源。 在国际政治领域,理想主义的基本思想是依靠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力量来追求国际社会的持久和平和普遍正义。这集中体现在威尔逊对于战后安排的“十四点”方案,以及作为该方案的直接成果———国际联盟的建立上。威尔逊学者和政治家的双重背景使他可以把自己的理想主义和平方案付诸实践。1918年1月8日,威尔逊在美国国会的演说中首次提出了“十四点”计划作为构建战后世界和平的基本纲领。针对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些国际政治弊端,“十四点”计划主张,各国应当放弃秘密外交、取消贸易壁垒、公海自由航行、鼓励民族自治、裁减军备等;作为“十四点”计划的核心,威尔逊强调战后应当建立一个以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为目的的国际组织。威尔逊的这一国际组织方案以集体安全原则取代了均势原则,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它也集中反映了理想主义的国际秩序理念。理想主义认为一战前的均势体系的瓦解及一战的爆发,是各国漠视国际法和国际道德正义原则的恶果,而建立一个普遍性国际组织是解决这一问题的良好途径。⑧一战后建立的国际联盟是这一理想主义理念的伟大试验⑨。它所体现的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具有非凡的意义,对于后来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但国际联盟在20世纪30年代的国际政治进程中并没有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它在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等事件中表现得软弱无力,特别是,它没能阻止法西斯势力的发展并最终制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些事态促使爱德华·H·卡尔、汉斯·摩根索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国际关系理论家开始反思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有效性问题,对它的一系列基本假设和内在逻辑进行大胆的质疑,认为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用“应该如何”(shouldbe)的乌托邦式假设代替了“现实如何”(tobe)的理性主义思考,从而必定在现实国际政治中遭到挫败。⑩他们进一步提出了以强权和利益为核心的国际政治范式,从而创立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学派。自此之后近三十年,现实主义在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研究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尽管如此,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具有非凡的意义,对于后来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是一笔不可多得的思想财富。 二、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诸流派 20世纪50、60年代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在传统主义和科学行为主义辩论中发展的。这场争论尽管十分激烈,但从根本上来说却是“一场虚假的战争” ,双方的争论仅仅是限于研究方法上的分歧,尽管这对于推动学科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但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观念和思想层面却鲜有深入的探讨。从这个意义上说,战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真正巨大进步是20世纪60、70年代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出现,以及它们在理论上的交锋,这些构成了延续至今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主导潮流。所谓“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标签,是为了区别于传统的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和经典现实主义。 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世界政治的发展呈现出一些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如核战争的恐怖阴云、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石油危机、全球环境问题等,这些问题大大增强了全球相互依存的程度,从而引发了国际政治理论家们对世界政治本质的重新思考,他们开始反思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进一步从早期理想主义的遗产中发掘出了有价值的思想,与世界政治发展的实际相结合,发展出新的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的国际关系理论,并逐渐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一大主流流派。 自然,“新自由主义”的标签只是一种泛指,因其研究重点和具体观念的差异,其中还存在着不同的流派。在这里,我们把它简单归纳为三个有代表性的流派: (一)相互依存理论 核武器的巨大杀伤力使处于冷战中的人们认识到,核战争的结果无异于人类的集体毁灭;经济和贸易的全球化发展使得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环境生态等全球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日益加剧。这些深化了国际政治研究者们对于世界政治中相互依存的认识,也最终促进了相互依存理论的诞生。 相互依存理论的代表人物有罗伯特·基欧汉(RobertKeohane)、约瑟夫·奈(JosephNye)和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Rosecranse)等。基欧汉现为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奈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两人长期合作研究,成果丰硕,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国际关系理论学界被传为佳话。相互依存理论就是两人共同创立的,其代表作也多是合作完成的。主要有《跨国关系和世界政治》、《权力与相互依存》等。后者是相互依存理论的巅峰之作。罗斯克兰斯现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其反映相互依存思想的代表作是《贸易国家的兴起》。 相互依存理论全方位挑战了现实主义的一些基本设定。现实主义认为,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中唯一重要的行为体,国家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国际政治的基本内容,非国家行为体尽管存在,却不能发挥什么实质性作用,只是主权国家权力政治的从属物。 相互依存理论反对国家中心主义,认为主权国家不再是世界政治的唯一行为体,越来越多的超国家和跨国家组织在国际层次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等。相互依存理论重视对跨国关系的研究,注重对一体化后果及影响的分析。现实主义认为,主权国家的首要目标是追求军事上的安全,其次才会考虑经济、环境等事务。相互依存理论认为,一体化的发展不仅使得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加深了,而且加强了军事、政治、经济、环境和生态等领域全方位的“复合相互依存(ComplexInter dependence)”,现实主义从军事、安全等“高政治”向经济、环境等“低政治”过渡的优先次序被打破了,世界事务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以主权国家强权和利益为核心的国际间政治模式应该逐步让位于超越主权国家范围的众多跨国问题研究议程。 相互依存理论的出现打破了现实主义理论独霸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状态,大大拓宽了理论研究的视野,带来了一种全新的世界政治变革分析的思路和议程,为现代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迅速发展和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是在相互依存理论或复合相互依存理论的基础上,新自由制度主义才得以诞生,并对于冷战后出现的全球治理论等最新自由主义世界政治理论产生了直接影响。以至于相互依存理论的代表作《权力和相互依存》被誉为“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里程碑式著作” 。 (二)新自由制度主义 在复合相互依存理论的基础上,以基欧汉为中心的一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了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被称为“制度理论(institutiontheory)”或“规制理论(regimetheory) ”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除基欧汉以外,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研究的代表人物还有奥兰·扬(OranYoung)、恩斯特·哈斯(ErnstHass)等人。 与相互依存理论不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接纳了新现实主义理论的若干基本假设,如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中唯一重要的行为体、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等,尽管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及其后果有不同的解释。 与此同时,它还吸收了博弈论、理性选择等新的研究方法,使其理论分析更加严谨而实用。 根据斯蒂芬·克莱斯勒(StephenCrasner)被普遍接受的定义,所谓“规制”指的是“一系列明示或默示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行为体对特定国际关系问题领域的预期围绕它汇聚起来” 。尽管不同的学者对于“制度”或“规制”有不同的定义,但其基本含义大多包含在这个定义中,强调了制度在规范行为体的行动,汇聚其期望上的重要作用。这也是新自由制度主义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 建立在博弈论基础上的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ChoiceTheory)是新自由主义制度研究的主要方法论工具。理性选择理论又称公共选择理论,它最早来自经济学研究的分析方法,其基本观点包括,把集体行动的个体看作是富有理性的行为者,这些个体的目的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自身行动中他们可以在权衡利弊后作出于自己最有利的选择。 从而构成集体行动的一般逻辑。理性行为体通过功能、博弈和学习三种途径建立合作。 相应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分析起点是理性地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国家。自由制度主义同样承认国家政治的无政府状态,但它认为,即使是在无政府状态的自助的国际体系里,国家之间的合作也是有可能实现的。基欧汉认为,主权国家之间的合作并不必然地依赖利他主义、理想主义、个人荣誉、共同目的、规范的内化或对某种文化价值观的共同信仰。 相反的,富于算计的理性的国家之间关系并不必然是冲突,国家的优先目标也并非仅仅是军事安全。在国际制度和规制的规范和强化作用下,国家之间的合作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甚至在开始时创建制度主导合作的霸权国家消失后,霸权后的合作也仍然是可能的。 在这里,制度的力量逐渐发挥了独立而持久的作用,国家关注的不再是相对收益,而更多的是绝对收益。为此,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目标应当转移到探讨合作在何种条件下得以出现并维持,以及制度合作的演变上来。合作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并得以维持,行为体的预期就会受其规范,增加彼此获取的信息,建立信用体系,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最终推动该制度下所有行为体利益的最大化。 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借鉴了现实主义理性分析的前提和方法,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认为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是可能的,从而在世界观上持有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它紧紧把握住了世界政治发展的新趋势和新问题,给出了全新的解释。新自由制度主义在20世纪70、80年代的崛起在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尤其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非凡的意义。尽管基欧汉自己也承认它存在不少缺点 ,但它对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意义却是显而易见的。作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要流派,它和新现实主义之间的争论构成了冷战结束前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的主要内容。当然,制度主义并非这一时期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全部,民主和平论(TheoryofDemocracyPeace)在20世纪70年代的出现及其在冷战结束前的“再发现”就是明证。 (三)共和自由主义:民主和平论 虽然“民主和平论”被认为是冷战后世界政治研究最有意义的成果 。但作为一种安全模式的思想,它早已存在,因而它被称作“重新发现的”(rediscov ered)理论 。最早提出类似理论的是康德,他论述了被称之为“永久和平”(PerpetualPeace)的安全模式。具有民主和法制精神的共和国组成的不断扩大的共同体可以在国际法的原则下最终达到“永久和平”。因为共和政体的制约机制能阻止共和国家冒险进行战争;而非民主国家是否进行战争则全凭独裁者不受制约的意志 。康德的思想被称作“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 ,它在一战前后得到进一步发展,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十四点”中提出,“依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决定自己制度的国家”“爱好和平”,“能够获得正义的保证,并得到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公平待遇而不至遭受暴力和损人利己的侵略” 。1919年J·熊彼特进一步提出“民主的资本主义能导致和平”的命题 。当代学者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重新认识民主和平的问题,并逐步理论化系统化。斯莫尔(MekvinSmall)和辛格(DavidSinger)于1976年首先把民主和平作为一种基于经验事实的现象进行描述 ;1983年多伊尔(MichaelDoyle)在《康德、自由主义遗产与外交》一文中正式将“民主和平”作为一种理论提出来 ;冷战结束后,“民主和平论”成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的研究热点之一,有关著作层出不穷,其中,布鲁斯·拉塞特(BruceRussett)在其著作《把握民主和平:冷战后世界的原则》中对它作了系统论述 。 作为一种关于国际安全模式的假说,现代“民主和平论”的主要观点有 :(1)国际关系中的一条经验法则是,民主国家之间从不(或很少)发生冲突;(2)即使它们之间发生冲突,彼此也不大会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因为这有悖于民主的原则和理性;(3)专制国家之间或者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之间更容易发生冲突,而且更易于以武力解决争端。更有甚者认为,与民主国家相比非民主国家更加好战(War prone) 。 作为一种经验法制,“民主和平论”者的重要依据之一便是“民主国家少战争”的“经验事实”(em piricalfacts)。如果说康德的“永久和平”只是一种理想的话,那么当代“民主和平论”者则试图通过各种统计与分析,证明这一现象在不同的时间段内普遍存在。斯莫尔和辛格及多伊尔认为,自1816年以来民主国家之间几乎就没有真正发生过战争 。 对此,“民主和平论”者的理由有二,一是民主国家内部的制度约束(institutionalrestraints),一是民主国家之间共同的民主规范和文化(normandculture) 。 一方面,“民主和平论”者认为,国内政治中发展起来的一些制度和规范影响一国对外行为模式,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在国内政治上的差异导致了双方在对外政策决策上的不同。民主政体强调通过和平方式进行有规则的政治竞争,因而民主国家国内政治矛盾的解决不是通过消灭对手而实现的,这使得民主社会无论从国家、地区还是个人层面上来说,都是稳定的。而在非民主国家的政治竞争中胜者得到全部,败者没有机会重新崛起;非民主国家的稳定必须建立在没有有效的的基础之上 。具体来说,制度约束体现为:首先,民主国家的选举制度决定政府要对选举实体(electionbody)负责。其次,民主国家政体中的分权(PowerDivision)和制衡(CheckandBalance)原则使得外交决策责任多元化,从而可避免作出一些极端的决定。另外,由于民主国家进行战争要经过公开辩论和民主政治诸环节的认可,故备战的时间更长,也为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在时间上提供了缓冲机会。 对于民主的规范和文化因素,“民主和平论”者认为,民主国家所共同拥有的精神气质(ethos)也使得民主国家之间很少发生战争,这些精神气质的根本特征在于和平竞争和政治妥协。一个民主国家会设想其它民主国家也会以有规则和平竞争的办法解决争端,并且将其运用到对外关系中,因此,民主国家对其他民主国家的印象是积极的,从而民主国家彼此认为是和平的,并会形成相互尊重的关系。相反,民主国家同非民主国家之间缺乏这种抑制纷争的精神气质 。 尽管“民主和平论”从概念、事实到逻辑均存在着诸多缺陷,被为数不少的学者所批评 ,但因其一个暗含的逻辑便是世界和平的稳固基础在于扩展西方所认同的民主制度,因此它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和政界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开辟了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思考的一条引人注目的蹊径。 三、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全球治理及其它 从20世纪新自由主义异军突起开始,它和同时诞生的新现实主义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但是和前两次大论战不同,双方一直未能分出高下,反而出现了明显的所谓新(现实主义) 新(自由主义)合流的趋势。即论战的双方都从自己最初的立场退却,互相吸收对手的一些基本理论要素,使得它们在一些基本理论要素方面趋同,甚至基欧汉自己都承认制度理论被贴上自由主义的标签几乎是一种“误导” 。从而,争论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价值和意义都大受影响。自由主义甚至整个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转向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特别是,1991年冷战以一种令人始料未及的方式戛然而止,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解释力不足的窘境令诸多国际关系理论家措手不及。这使得一些学者开始另辟蹊径,致力于发展一些解释力和预测性更为强大的理论。其中,从本质上属于自由主义传统的全球治理理论以其新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引人注目。当代全球治理理论的最著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家是现任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的詹姆斯·N·罗斯诺(JamesN Rosenau),此外还有大卫·赫尔德(DavidHeld)、奥兰·扬、恩斯特 奥托 泽姆佩(Ernst Otto Czempie)、马丁·休逊(MartinHewson)、马克·赞齐(MarkW Zacher)、克雷格·墨菲(CraigN Murphy)、多米尼克·鲍威尔(DominicPowell)等人。 罗斯诺对当代学理意义上的全球治理观念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特别是他所提出的“分合(fragmegra tion)论”的世界观成为全球治理理论的哲学基础,为该理论在当代的发展建立了一个共同的知识平台。“分合”(fragmegration)的英语单词是由“分散(frag mentation)”一词的前半部分(fragme )和“整合”(integration)一词的后半部分( gration)结合而成。该词的构成形象地表达了“分合论”世界观的思想内核:当代世界政治变迁的动因包含着分散化和一体化两个同时起作用的趋势,这两个因素在当代全球政治的进程中又分别指涉了全球化(globalizing)和区域化(localizing)的现象。当代全球政治的图景正是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形成的。 当代世界中全球化和区域化在时间是共时性的(simultaneous),在空间上是相互交叠的(overlapping)。一方面,随着跨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进步、全球公共问题领域的涌现以及公民政治技能革命性的提高,全球化的进展迅速而深入;另一方面,以众多的少数民族自治的要求、宗教和文化次团体的增生、形形色色认知共同体(epistemiccommunity)的出现为标志,区域化的趋势也日益突出。当代世界“分合”的进程正在三大领域展开。在经济领域,经济全球化和新的“经济民族主义”(economicnational ism)。 相互交叠。在社会领域,“分合”的趋势也十分明显,一方面是“全球公民社会”(globalcivilsoci ety)意识就逐渐形成,另一方面,国家自主权和权威的散失使得人们觉得必须依靠归属于适当的集体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并获得心理上的安慰。 恐怖组织和民族宗教分离主义势力就是最显著的例子。最后,在政治领域,全球化的动因使得传统的民族国家治理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当代世界政治中越来越多的议题超越了民族国家主权的界限。在跨国和超国家层面上,主权国家处理政治事务时深受诸多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的制约。几乎与国际组织作用不断加强同步,一般民众的政治视野更加开阔,主权国家的政治决策也越来越难以博得大多数国民的支持。在“分合”进程的影响下,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权威结构大受侵蚀,当代世界政治体系正在经历意义深远的变革,这一变革集中体现在全球事务中的权威迁移(relocationofauthority)。 全球治理论者认为,推动权威迁移的因素来自六个方面 。首先是冷战的结束和美苏两大超级大国竞争的终结去除了两极结构的束缚,使权威迁移的进程在体系层面上成为可能。其次,两极结构的崩解造成了冷战后世界局势的动荡状态(turbulence) ,与此同时,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这个世界日益缩小,这些前所未有的态势促使人们去寻找更加有效的政治组织形式。第三,公民的技能革命(skillrevolution)使他们能够更加清晰地界定自己的需要和愿望,同时更加容易地参与集体行动来表达自己的意愿。第四方面的因素来自次团体主义(subgroupism)的发展。社会越来越分化出大量有组织的实体,它们成为新的权威中心和忠诚目标。第五个因素是国家和地方经济的全球化大大削弱了维系商业和金融关系的传统方式。最后,权威迁移的进程被不断出现的全球相互依存事态所加速,这些事态强化了跨国合作的密切形式,例如新近不断高涨的社会运动 。总之,权威迁移的动因来自“分合”世界观下同时展开的全球化和区域化进程间的互动。有些情况下,超越国家边界的控制机制得到加强,而在另外的情况下,邻里间心理安慰和种族归属等需要则催生和强化了区域化的控制机制。 尽管当代世界事务大多数仍然是在主权国家管辖的框架内展开的,但是随着国家内部和外部各种新的控制机制的出现,越来越“呼唤全球政治权威甚至治理的新形式。” 罗斯诺把这种“新形式”称作“权威领域(spheresofauthority,SOAs) ”。所谓权威领域,指的是一些可以行使权力的行为体,在各自相应领域里可以得到民众的支持和服从。与国家主权权威不同的是,这种服从主要不是依靠国家机器的强制力获得的,其服从主要来自民众对于它的信任和认可。权威领域往往没有正式的组织形式,并且常常不具有领土性,它可能是全球性的,也可能是区域性的,同时其影响范围在不断地发生扩大或缩小的变化。 国家主权权威向形形色色的权威领域的迁移是当代世界政治变革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在许多问题上国家也要和其他权威领域一样去争取自己的权力以获得人们的认同。当代世界政治的主轴开始从主权国家为中心的统治(governent)向以权威领域为中心的“治理”变革 随着世界政治分合趋势的不断发展和权威迁移的不断加速,国内(domestic)和国外(foreign)之间的分野不断淡化,以前清晰坚固的划分国内和国外的边界(boundary)日益模糊和易渗(porous),以权威领域为基础的治理(governance)则大行其道。特别是,众多全球公共问题的出现使得全球规模的治理成为世界政治美好未来的必由之路。 总之,“治理从头起便须区别于传统的政府统治概念”。 全球治理论对自由主义理论的回归深刻地体现了这一点。与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不同,全球治理论大胆地放弃了国家中心论的基本限定,把世界政治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理论纬度,敏锐地发现了其中最新的发展趋势。在本体论和世界观上,全球治理无疑是自由主义传统和全球主义的融合,然而在方法论上,它一方面没有彻底放弃实证主义的实在论和个体主义,同时也能够吸收诸如建构主义和英国学派国际社会理论的社会建构方法和整体主义,这无疑折射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精神,为走进新千年的五彩缤纷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增加了一个新的方法和门径,不仅对于我们的理论研究和创建富有启迪意义,还为解决当今世界政治面临的困境指明了一条有益的道路。 国际关系论文: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历史逻辑 恩格斯说，“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5页） 今天，中国正在向现代化转型，与之相应，在理论思维上，中国也要达到一个新高峰和新境界；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时代，而国际关系理论正是中国学人认识和把握这个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理论思维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哲学层面，哲学层面谈的是本体论问题，另一个是逻辑层面，涉及的是方法论问题。当然，方法论问题也属于哲学问题，但就逻辑而言，它本身就是方法论问题。人类最初的理性思维方法是形式逻辑，其特点是排斥矛盾，强调一致和同一性。其极端发展就是近现代数理逻辑的出现。数理逻辑从笛卡尔开始，直到布尔建立逻辑代数，语言被固化为数学符号以尽量减少歧义。形式逻辑在微观和程序性较强的认识领域产生了积极作用，计算机的出现就是这种作用的物质成果。形式逻辑因其排斥矛盾的特点，所以在社会科学，特别是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始终缺乏具有革命意义的突破。 近代形而上学是形式逻辑在思维领域发展的高峰，它把本来是完整的世界切割成无限细微的片段，微积分既是这个时代的成就又是这个时代的缩影：象圆一样是个不可分割的社会科学被切割成无限多的直线片断。但不管学科分得如何细微，当对微观世界的研究达到一定的程度时，人们就发现世界本是整体性联系着的，为了研究树木就必须研究森林，需要把这些很细的部分用对立统一的方法联系在一起，于是就出现了辩证逻辑。康德、黑格尔就出现了。黑格尔是辩证逻辑的集大成者，他将原先被学科分解的肢离破碎的科学纳入沿着必然性发展着的和联系着的整体。但他的辩证法也有单线性的缺点，客观世界的演进按照其主观逻辑并服从于主观逻辑。这就产生了必然性被必然性所否定的悖论。二十世纪的科学实验，特别是爱因斯坦相对论证明，大千世界其实有着许多处于不同参照系，或着说不同时空结构中的不同必然性，其中只是被纳入人的思维逻辑即被认识和控制并服务于人的事件的才是我们人类的必然性，人们没有认识到的其他事件的必然性，对人而言则是偶然的。也就是说，必然性是多线条的，偶然性是联系这些“必然性”线条的结点。这是黑格尔的主观逻辑无法解释的更为复杂的大逻辑，这个逻辑我称之为“历史逻辑”。历史逻辑，顾名思义，就是历史本身的逻辑。 这里所说的“历史”不仅是人的历史，而是包括人的历史在内的自然历史，这里所说的“逻辑”，就是历史的必然性。逻辑是必然性的核心内容。关于历史逻辑，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提出的“历史合力”思想，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思想，都给我们提供了理解问题的线索。1890年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写道：“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行，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象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希望都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终归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第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8-479页。） 特定的规律只能是特定时空结构中的历史运动。人是历史的主体，也是历史的客体。人的认识本身是有限与无限的统一，人类，不管其个体还是总体，其生命是有限的，因此不可认识的事物，对人而言，是无限和绝对的，而可认识的事物是有限和相对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对自然的认识，对必然性的把握是脆弱和有限的。世界是多参照系下的物质的多元存在。因此，真正的偶然性只是人类认识之外的其他事物的必然性。而我们传统上讲的必然性则是对人而言并被人的主观逻辑所规定了并通过实践性扬弃了的偶然性。人的必然性的尽头则是偶然性即没有参与认识主体历史并存在于其他事物中的必然性。比如中美撞击事件，对美国的认识而言，是必然的，因为它决定要来南中国海，但对中国来说，则是偶然的，因为我们没有认识到美国人主观逻辑中的“必然性”。双方磨合的结果便形成了历史逻辑本身。这种逻辑为中美双方所认识并形成新的即更接近历史逻辑的主观逻辑。对国际关系而言，决定其逻辑走向的则是国家间动量在兴衰中转化和守恒，这包括意识形态、价值观、经济、政治等在内的动量转换；转换的结点由偶然事件所拉动，并由此引起原有必然性的终结，如1914年萨拉热窝事件引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凡尔赛体系；1917年十月革命引起两个阵营和近半个世纪的冷战。 因此，人类历史的必然性扬弃并改变着偶然性，同时偶然性也扬弃和改变着人类历史。 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终极原因（黑格尔），多元共和是世界存在的基本方式。爱因斯坦相对论证明，不同事物存在于不同的参照系之中，运动是参照系转换的结果。不同的参照系中的物质运动有不同的坐标，不同坐标中的物质运动则有不同的必然性。不同必然性间冲突，并在冲突中相“磨合”，最后形成一个类似恩格斯晚年所称的“历史的合力”，合力运动的轨迹便是自然历史逻辑演化的轨迹。人类只有认识和利用，而不能改变这个轨迹；人类只有根据主观逻辑主动认识、能动地利用历史逻辑，而不能取消历史逻辑。历史逻辑向我们展示的是一幅由多种必然性相联结、多种运动矢量相合成的开放的多棱巨网。这张巨网是以非逻辑的方式，以散状分布的偶然性事件为结点，由包括人的个性在内的诸多偶然性相互冲突和磨合后共和而成的结果。一句话，历史必然性是偶然事件之间无数有限连线联结的总和，也是人思维对历史现象的事后抽象。 黑格尔的“必然性”是对形式逻辑的“同一律”的扬弃性继续，而同一律与必然性存在的前提是坐标同一和时空同构。但世界本质是处于不同坐标系、不同参照系和不同时空结构中，因而具有不同必然性的物质运动的共和。 从这个意义上说，偶然性是历史逻辑的先导，它牵动着历史的量变，也带动着历史的质变。不是偶然性服从于人类认识到的“历史必然性”，而是人的认识要首先适应由偶然性联结而成的“历史合力”。因此，自然历史运动的法则是逻辑与非逻辑的统一；而人类历史运动的总路线是自然与自觉的统一，是历史逻辑与主观逻辑的统一。逻辑存在于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既定参照系之中，非逻辑则是诸多不同参照系因而不同逻辑体系中存在着的事物的动量交换的方式。意识是历史逻辑中的能动要素，人类只是历史逻辑构成的片断。人类历史的必然性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而自然历史的必然性则是客观与客观的统一。必然性是逻辑化的后果，就其形式而言，历史逻辑似乎是包括思维个性在内的偶然事件辩证作用后，所产生的环环相扣和无始无终的逻辑链。 国际关系是历史逻辑自我展示的形式之一，就其内容而言，历史逻辑似乎是包括国家意识形态在内的国家力量相互转化和动量守恒的轨迹。具有质变化意义的新历史多不发生在原有必然性的肯定过程之中，而是往往发生在被必然性抛弃即被否定的地方并以此为前提。比如东方文明向西方的文明转换并没有发生在东方文明发展的峰巅地带，而是发生在被中世纪文明的必然性抛弃的大不列颠孤岛上；社会主义的历史并没有发生在资本主义的发达国家而是发生在被资本主义抛弃的国家等等。对此，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中有较明白的表述，他说 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的阶段在发展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90页。） 但是，作为学科的国际关系也有自己的学术特点，而学术间不同特点的产生则是由于其逻辑原点的差异。国际关系理论是以国家主权为逻辑原点，其实践是以国家风险为代价。国际关系实践不能在实验室中预制和勘误，因此，国际关系理论也不能在实验室中证实和证伪。 有人将证伪作为认识真理的基础，其实，科学哲学中证伪主义本身也有伪问题的方面：证伪的前提是用于证伪的信息必须完全。在实践中，信息不可能完全：从横向说，我们不可能认识和把握与我们处于同时期的所有信息，从纵向说，我们甚至不能认识和把握每分钟之后我们面临的所有新信息。比如我们无法把握一场风暴是否由遥远的一只蝴蝶扇翅所致（即蝴蝶效应），也不能预知一只蝴蝶的某次扇翅是否在将来会引起一场风暴。有人说，我当然知道明天将要发生的事，这不是科学意义上的回答，这与恩格斯曾批评一些人用踩死一只蚂蚁的庸俗方法来证明死就是死，而不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一样。人的认识的有限性决定了证伪和证实的“真”与“假”的判断永远是有限的和相对的，完全的和绝对的证伪和证实都是不可能的，绝对观念的真理性在鲜活的历史逻辑面前没有立足之地。换言之，如果证伪或证实（实证）方法可以获得绝对正确的原理，人的历史就不会犯重大错误，至少不会犯重复性的重大错误。而事实上的情形是，新一代人总在重复前几代人的错误。 理论是灰色的，只有生活之树常青。1844年恩格斯提出“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 “历史逻辑”的提出，就是一个将逻辑归还历史的过程。 历史逻辑以非逻辑、偶然性为主导的存在方式，不仅使国际关系理论有了更生动的色彩，同时使国际关系学科有了实践品质；国家风险的不可实验和不可重复性质，又使国际关系的实践品质高于其他许多学科。这就要求国际关系理论及其学者应当具有较强的实践品格：它要求国际关系理论及其学者不仅要有能力解释世界，更要有能力改变世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目的并不在于束之高阁的所谓“逻辑体系”，其教学目标也不应是为了培养脱离实践的“神圣家族”，与此相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存在和发展的目标，在于研究发生在中国时空结构中的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必然性，并通过积极实践，将其他时空结构中的国家发展的必然性与中国发展必然进程相融合。因此，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不仅要有“中国主体”的概念，从长远考虑，还要有“中国价值”的概念。前者服务于中国崛起前与世界的关系，后者服务于中国崛起后与世界的关系。肯定即规定。中国价值，是一个中国规定世界同时又为世界所规定的概念，价值之间的主体是多元和平等的。 由于国际关系学术所具有的国家风险特点，国际关系学科要求其研究人员不仅要有相应的能力，而且要有特殊的国家责任的意识。外交无小事，对此基辛格有深刻的论述，他说： 学者分析国际体系的动作；政治领袖则建立国际体系，分析者与从政者的观点大异其趣。分析者可自定研究主题，而政治人物所面对的却是客观环境塑造的问题。分析者可投入充分的时间追求确切的结论；但政治领袖最大的挑战却是时间压力。学者没有风险，如果结论错误，大可重新来过；政治领袖却只有一次选择，一旦出错便覆水难收。学者可掌握所有相关事实，其成败取决于个人学养；政治人物必须在眼前无法断定利弊得失的情况下当机立断，历史对他的评价将根据他如何明智地面对无可避免的变局，尤其是他如何维护和平而定。”（《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 基辛格是一位实践性较强并对国际关系有较大贡献的学者，他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在这里婉转批评国际关系研究的坐而论道和不负责的经院学风，国际关系是有很强的实践目标即国家利益，而可以参与实践的国际关系理论附带有国家风险的。这就使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不能仅仅是坐而论道的专家，而应是致力于改变历史的实践并对国家命运负责的学者。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首先要解决中国崛起带来的利益变化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有一种重政策，轻利益研究，将“不违背政策”当作限定研究原则的倾向。但政策是随国家利益而非政策变化，如果我们不能及时研究出这种变化，那我们的研究就只能走向僵化和空泛。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要讲中国价值和中国的国家利益，要为中国崛起服务，为平等地立于民族之林服务。其次，历史逻辑的多元性和国际关系中的国家主体性，要求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要有中国的立场，没有这个立场，就不会有鲜活的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具体到研究方法，方法论不要走向庸俗，古今中外的方法论都有其合理的价值，但不合理的运用，则反会窒息科学。比如现代学术强调要学习西方，写文章要讲究完备的注释。其实，中国古代学术研究对注释的要求恐怕在当时只会嫌其过而不会嫌其无，但在其达到高峰之际反成了窒息科学的桎梏。五四时期及中国共产党时期提倡新文化，打破了这种种学术桎梏，大大地解放了科学并使其成为大众可能参与的文化活动。中国“”又将这种本有积极意义的活动推向极端并使其走向庸俗，这又从另一面窒息了科学和科学精神。今后我们当总结方法论发展的历史，科学地运用科学的方法。科学本身是最革命的东西，方法不能成为窒息科学和僵化思想的工具。历史逻辑中偶然性的主导性地位要求国际关系学者具有特殊的学术品质，即在学术上他是学理性的，而在实践及其认识上，他又是艺术的和政治的。国际关系本质上是一门艺术。 国际关系论文:科技革命与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 摘 要 历次科技革命不仅对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而且还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二战结束以后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尤其深刻而广泛，最重要的影响是：导致了两极格局的终结与多极化的出现；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日益面临挑战；对南北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促使人类战争观念的转变，和平与发展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 关键词 科技革命 国际关系 演变 科技革命是科学技术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发生的根本性的革命性的质的突破和飞跃。它不仅对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而且还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二战结束以后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尤其深刻而广泛，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一方面导致了两极格局的终结与多极化的出现和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日益面临挑战，另一方面对南北关系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同时还促使人类战争观念不断发生转变，和平与发展日益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 1 近代科技革命与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 恩格斯曾经指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近代人类发展的进程中出现的历次科技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证明了这一点。近代以来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人类社会经历了两次科技革命，每一次都深刻地影响了国际关系的发展。 第一次科技革命是18世纪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的工业大革命，这场革命造成了纺织工业、冶金工业、机械工业、造船业以及航海交通的大发展，在极大地推动了当时欧洲各国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使人类社会从手工工场时代跃入机器大工业时代。这次科技革命不仅使一直以来处于欧洲文明边缘的小岛国——英国因为最早开始了这场革命而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且导致了现代国际关系的萌芽。在第一次科技革命之前，虽然15世纪、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使世界各大洲之间开始发生交往，但这种联系是不经常的、片面的，因而不存在现代意义的国际关系。工业革命后，随着天文学、地理学的发展，航海事业达到空前规模，各大洲内部和各大洲之间开始了经常性的、较为密切的联系，全球性的国际关系才开始逐渐形成。 第二次科技革命开始于19世纪后期开始，以电力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为标志，它引起了电灯、电话、电报和电动机的出现，以及钢铁工业、汽车工业、航空业和铁路、公路交通、化学工业等的迅速发展。使人类社会从蒸汽时代跨入电气时代，并最终促使了现代国际关系的形成。国际关系的发展从此具有了明显的全球性、整体性，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世界上发生的各种事件的影响。而每个国家，特别是一些主要国家发生的重大事件，也会对全球国际关系产生各种影响，特别是由于国家实力的不平衡发展。几个在经济、军事实力方面对其它国家具有压倒优势的强国，在国际事务中常常起着主导的作用，并相互争夺世界霸权。而在这次科学革命中处于领先地位的是德国和美国，英法紧随其后。由于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与经济发展不平衡，新兴国家要重新瓜分殖民地，争夺世界霸权。最终在20世纪上半叶爆发了两次世界性的大战。先后建立了凡尔赛体系和雅尔塔体系，并在雅尔塔体系的基础上确立了战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相互争霸的两极格局。两次大战的发生以及美苏两极格局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就是科技革命造成各国综合国力对比的变化。 近代国际关系发展演变的历史清楚地说明，伴随着科学技术中心在世界范围内的转移，国际关系格局也总是发生着相应的变化。19世纪英国称霸世界，20世纪上半叶德国对英国霸权的挑战，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两极格局的形成，都是与这些国家在当时世界科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密切相关的。 2 新技术革命对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 近代的两次科技革命以及它们引起的产业革命延续时间长达上百年，它们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往往被其他方面的影响所掩饰，因而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近代科学技术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虽然深刻，但表现却并不是非常明显，这影响了对于科学技术因素的重视程度。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迅速发展的新技术革命是以原子能、计算机、特别是微电子技术、生物工程技术和空间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主要标志。这次科技革命对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与前两次相比不仅更加直接和明显，而且更加深刻和广泛。 (1)导致了国际关系格局的转换，美苏两极格局最终解体，世界正朝多极化方向发展。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归根结底是力量对比的变化，科技革命引起一些国家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革命性增长，从而导致国际关系的根本性变化。 在历史的长河中，军事实力长期是国际较量制高点。大国都倾力于军事领域，追求着由军事强国而成为世界强国的目标。然而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现代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使科技力在国力中逐步取代军事力成为国际较量的一个制高点。在新的形势下，苏联与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科技、经济实力的差距逐渐拉大，并最终解体，由此导致两极格局的终结。与此同时，现代科技革命兴起不仅使日本、西欧等西方发达国家缩短了与美国的差距。而且，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综合国力也在近二十年来急剧上升，这些国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而推动着国际关系格局朝多极化方向发展。 (2)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使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日益面临挑战。国家主权是国家固有的区别于其他社会集团的最重要属性，表现为一国对内的最高统治权和对外的独立自主权。正是由于这一根本属性，国家才能在国际关系中发挥最重要的作用，也才能成为国际关系中最基本的行为主体。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具有不可分割、不可转让、不可共享的特性。然而，随着现代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观念正日渐受到挑战和侵蚀。特别是人造卫星、宇宙飞船和电子技术等的发展，克服了自然地理因素的限制进行信息的自由传递，使每个国家在严格意义上讲已经没有了秘密。此外，地理上边界的重要性也被国际分工、国际市场体系和科学技术在国际间的转移和流动而极大地削弱了，因而给每个国家维护自己的主权带来了威胁并产生了一些新问题。 因此，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已经使国家拥有绝对的主权是完全不可能的了。当所有的国家都在声明它们的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一个本质上互相依存的世界的运转和管理所需要的协定，正在慢慢地侵犯着它们的主权。而在未来越来越开放的国际社会，国家主权的部分削弱和部分让渡已成为发展的大趋势。传统意义的国家主权概念也必须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变化。 (3)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对南北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20世纪中期开始兴起的新技术革命与近代的科技革命相比有两个较为突出的特点：一是耗资大。新研究项目的开展，新产品的开发，实验设备的配置等都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二是需要很高的综合科研销售系统，这就涉及到很多方面，如：全面、系统、发达的基础科学，齐备的科技人才，先进的制造工艺和技术，一流的实验条件，发达的信息网络和完善的产品推广销售系统等条件，这样才能保证处于领先地位的新产品能够迅速研制、开发、利用并销售出去。 新技术革命所具有的这两个新特点使绝大多数科研活动只有发达国家才有能力进行，致使世界科技活动的80%以上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发展中国家所占的比重不到20%。而在年人均科研经费、科研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和科技人员的数量等方面，发展中国家都远远落后与发达国家。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南北科技差距将进一步拉大，而其引起的后果将是贫者越贫，富者越富。发达国家凭借其先进的技术，以低价进口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加工成技术含量高的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则因其的落后而不得不向发达国家出口廉价的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以换取外汇，再从发达国家高价进口制成品。这种不平等贸易使本已十分巨大的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南北矛盾也会因此而不断深化甚至还可能激化。 (4)新技术革命的发展还促使人类战争观念不断发生转变，使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的主旋律。在人类历史上，尽管曾发生过大小数千万次的战争，但由于受到技术条件的限制，其作战能力、打击力、杀伤力、破坏力都远不能与今天相比。今天，现代科技革命的发展、大量新型武器的产生，战争的领域向上扩展到了“无高不可攀”的境地，向下则可潜入到海底深处。山障、路障等在高科技武器的作用下，失去了昔日的威风。在英阿马岛之战中，英国的空军急速开赴远在1．3万km之外的马岛进行空战；在海湾战争中，美国的空军远涉重洋，长途飞行3 200km，进行大规模空袭。在海湾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凭借着夜战装备上的绝对优势，使夜战场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单向透明”的战场，多国部队主要的作战行动大都放在夜间进行，取得了良好的作战效果。核武器的出现及其所具有的巨大杀伤力和破坏力更是使现代战争没有真正的胜利者。在现代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的今天，全世界处于一种一按电钮就可以在一瞬间全部毁灭的状况之中。过去认为交战国必有一方胜利，一方失败，而战胜国从胜利中所得的利益一定比付出的多的想法，已不符合历史的发展趋势，为历史所淘汰了。也就是说，人类的战争观念已经发生转变。在当今时代依靠科技优势，通过和平手段来追求、实现国家目标，已有了可能。制约世界战争的和平因素正在增长。正是这种观念的转变使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的主旋律。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60年以来世界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处于总体和平状态的重要原因。 3 结论 总而言之，新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不仅推动了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对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有着重大的影响，而且对国际关系的发展和演变产生着更为深刻而广泛的影响。21世纪是科技竞争更加激烈的时代，哪个国家在科学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就会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的地位，也就会在未来的国际关系和国际事务中处于主导地位。 国际关系论文:试论近现代国际关系中主权观念及实践演变 [论文关键词]政治主权 经济主权 文化主权 [论文摘要]主权是政治学的重要概念，也是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实践内容。在近现代国际关系近400年的历史进程中，主权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变化。正确认识这种代际演变的内在逻辑，有助于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给国家主权适当的定位。 一、近代国家主权的早期实践 主权是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在权力的意义上它的出现与国家是同步的。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国家主权从未得到过法律形式的确认，甚至国家本身也还没有对主权的系统和理性的认识，但对最高权力的追求始终是国家本能的目标，实际上也存在着主权的意识。到14世纪法国著名思想家布丹，首次提出主权概念，并以此作为当时世俗君主与基督教教会斗争的武器。15、6世纪的欧洲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宗教改革的运动，大量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独立自主的邦国和君主国组成的新格局。按恩格斯的说法，“日益明显日益自觉地建立民族国家的新趋向，是中世纪进步的最重要的杠杆之一”。[1] 1618年，拥护宗教改革，反对神圣罗马帝国和德意志哈布斯堡王室统治的新教联盟与天主教联盟之间因奥地利统治者压迫捷克新教徒，剥夺新教徒的政治权利而爆发了战争，在随后30年中，当时欧洲大国君主先后卷入战争，使德意志内部邦国之间的宗教战争成为一场席卷欧洲的大规模国际战争，到1648年，战争在参与各方签署《威斯特伐利呀亚和约》后宣告结束。在和约中，启蒙学者提出的国家主权主张首次通过具有国际法性质的国际条约而得到确认。国家主权原则首次在国际关系中被付诸了实践。威斯特伐利亚和会是欧洲有史以来举行的第一次几乎欧洲所有大国都参加的政治会议。教皇虽派使节参加了会议，但首次作为会议的旁听者，世俗的君主国家成了会议的主角。国家、战争等这些曾经为教皇把持的重要权力转移到外交家和政治家的手中，这种以世俗的主权国家举行会议解决国际问题做法开创了先例，标志着国际关系开始了崭新的时代。和约的签订更表明国家主权的原则正式被应用到国际关系的实践当中了。和约关于卡尔文教派和路德教派享有同等地位的规定，彻底打破了罗马教皇神权下的世界主权论，使主权原则彻底的摆脱了神权的束缚而开始成为一个世俗的概念。和约缔结后，各国普遍建立了常驻外交使节的制度，从而把主权原则日常化为国家基本的行为准则。 关于威约在国家主权原则方面的重大价值，美国历史学家帕尔默·科尔顿作过高度的评价：“和约标志着国际法法上现代欧洲国家体系的出现。聚会在威斯特伐利亚的外交家们代表着，不承认有任何有上级和公共约束力的独立势力。再没有任何人能说欧洲在宗教、政治或者其他方面具有真正意义的统一。欧洲被认为是由大量毫无联系的、主权的、自由的和分离的原子，即国家所组成。这些国家按照他们自己的法律行动，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组成或者解散联盟，交换大使和使节，抉择战争与和平，根据均势的变化而转变立场”。[2]其评价是合乎实际的。 国家主权作为进步的国际关系原则，虽在近代长期被看作是欧洲国家的专利。但这一概念的内在逻辑使其最终突破欧洲的地域，开始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延展。最早接过主权旗帜的非欧洲国家固然是美国，但美国与欧洲列强在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和经济水平相近的本质决定了它在政治地域概念上与欧洲没有太大的差别。真正突破欧洲主权藩篱的是拉丁美洲和日本。18世纪末和19 世纪初席卷拉丁美洲的第一次大规模的独立运动是欧洲以外的国家争取主权的第一次大规模的运动。经过长期的斗争，到19世纪20年代拉丁美洲先后出现了18个独立的主权国家，1823年美洲各国举行的巴拿马会议提出了“尊重各个缔约国的主权”和“不干预的原则”，著名的拉美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玻利瓦尔还提出：“我们每个国家的独立与主权是与整个大陆的独立与主权不可分割的”[3]。引申出了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主权新原则。1826年美洲大陆会议确认了这些原则，在与会国签订的《团结、联合和永久同盟条约》中，规定了共同维护各个缔约国的主权与独立；各缔约国的争端通过调解和仲裁来解决；努力发展外交政策的共同基础，但不干涉缔约国自己的决定等原则。近代日本曾与其他国家一样，经受过西方列强的侵略与干涉，但经过“明治维新”后，迅速走上发展的道路，确立了自己的独立主权地位。 二、20世纪上半期国家主权的发展 进入20世纪，一战的爆发和战后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彻底改变了主权主要局限在欧洲国家之间相互认可的现状。一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和一批民族独立国家的出现，开始打破了主权在地域范围上的有限性，使争取国家主权成为世界性的进步潮流。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产生，使国际关系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代。具体到国家主权方面，一战主要在两个方面推动了国家主权原则在国际关系中实践中的地位的进一步提升。 其一 在国际法的意义上，作为一战的产物，国际联盟是国际社会第一次以全球性的法规的形式确认主权。使国家主权和独立不受侵犯的国际关系的新原则从此确立起来。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国联的这些建议并未被当时的欧洲列强所尊重，即使在凡尔赛和会期间，不仅战败国和落后国家的主权得不到尊重，实力稍弱的国家也没有从中得到多少好处，一度对建立国联持积极态度的美国最终拒绝加入，注定了国联最终失败的结局。列宁指出，“靠《凡尔赛和约》来微细的整个国家体系，国际秩序是建立在火山上的”[4]。到30年代，德意日法西斯的兴起，最终埋葬了国联。 其二 俄国十月革命。苏维埃俄国不仅率先提出了所有国家和民族都有权拥有自己的国家的主权的主张，在苏俄政府颁布的第一个对外政策性文件《和平法令》中，宣布“凡是把一个弱小的民族合并到一个强大的国家，而没有得到这个民族同意合并、希望合并明确而自愿的表示，就是侵占和兼并别国领土的行为……最后不关这个民族是居住在欧洲还是居住在远隔重洋的国家，都是一样”[5]。在苏俄那里不仅率先宣布了主权独立的原则还身体力行地在对外关系中付诸了初步的实践，在国际关系中树立了尊重弱小国家主权和独立自主地位的典范。1919年的《苏俄政府第一次对华宣言》中，苏俄政府宣布“放弃一切特权，废弃俄过商人在中国境内的一切商站。任何一个俄国官员、牧师和传教士不得干预中国事务。如有不法行为，应依法受到当地法院的审判。在中国除了中国人民的政权和法院不应当有其他的政权与法院”[6]苏联是近代以来第一个宣布尊重中国主权，废弃在华特权的国家。 列宁时期苏俄的主权政策为国家主权原则在国际关系中的实践开创了良好前景。但到斯大林时期，苏联逐渐偏离了这一轨道，苏联在与弱小的国家打交道时不仅不尊重其主权独立，而且公然侵犯别国主权。二战后，苏联在“有限主权论”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理论指导下大肆干涉别国内政。从而在国际社会陷入孤立，而苏联解体的直接表现，就是大批加盟共和国宣布独立而成为主权国家。 三、二战后主权观念的演变 二战是国家主权原则在国际关系中广泛付诸实践的重要转折点。二战战后国际社会痛定思痛，联合起来维护国家主权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联合国宪章》宣布“欲免使后世再糟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残不忍睹之战祸，重申基本人权，人类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以及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创造适当的环境，维持正义，尊重由条约与国际法其他渊源而起之义务”。随着联合国把主权原则确立为基本的原则，大批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的出现使这一原则在国际关系中得到普遍的认可。 60年代，除了非洲国家获得主权地位，完善了主权国家体系和国际社会进一步强调国家主权不容侵犯的原则外，国家主权在实践中最显著的成就表现在：经济主权的提出和不断强化方面。基于经济受支配导致国家主权不完整的事实，发展中国家在独立之初就明确表示，西方对本国资源和经济命脉的控制是贫困和落后的重要根源，加深了政治依附和实际上的主权不完整。因此，他们在制定国内经济发展战略时，首先把矛头指向了，西方国家在其国内的经济势力，普遍地宣布取消原宗主国的经济特权。 1974年的第六届特别联大通过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规定了国际经济新秩序中的经济主权原则。1974年12月，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把经济主权的规定加以了法制化的规范，明确规定了每个国家对其财富、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享有充分的永久主权等。该宪章是自《联合国宪章》来国际社会在国家主权规范方面最重要的文件，如果说后者确立了国家政治独立的话，前者则确立了经济主权的国际关系原则。无论是在对主权内容的明确性方面，还是在内涵方面都是对联合国宪章的重突破和发展。体现了主权意识在在经历了长期的国际关系的实践发展后在国际社会不断的强化和深化。在国家主权的意义上，拥有了与联合国宪章同等重要的国际法的价值。70年代也因此成为国家主权实践的黄金时期。 进入90年代，国家主权的内涵出现新的变化，文化主权成了国际社会关注新焦点。“9·11”事件以来，在文明冲突论日益盛行，文化的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文化主权作为国际关系中出现的新概念，是在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针对西方国家的文化侵蚀和文化霸权而提出的。西方作为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和主导力量，所追求的不仅仅是一个开放的市场，还包括西方文化与价值观念的推广，想使西方式的制度模式和文化观念成为压倒一切的意识形态。很大程度上把经济全球化异化成了一场霸权色彩浓厚的文化扩张运动，面对西方文化扩张战略的挑战以及全球化和本土文化之间的表现出的紧张关系，很多发展中国家甚至包括一些发达国家赋予了主权以更多的文化内涵，提出了文化主权的概念。把维护国家文化主权同维护国家政治主权和经济主权，放在了国家主权战略的重要位置。 四、结语 从主权的概念与实践的发展演变中，我们可以看出：主权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惟一不变的是它作为国家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权力，是国家在内部事务方面不受干预的和最高的权威。虽然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这一理念有所弱化。但它仍将是今后国际关系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 当然，论及国家主权的演进时，一种主权的一个方面被强调，并非意味着主权本身趋于单一性。20世纪60年代经济主权的提出突出的是国家对控制自然资源和天然财富的紧迫性，经济全球化时代文化主权的突出并不意味着政治独立和经济主权问题已经不复存在或者已经得到切实的解决，而这是由于特定的国际背景，使文化主权在各国主权考虑中被放在了一个重要的位置。而主权的其他内涵和地位也可能因国际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这是由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所决定的。 国际关系论文: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源流 摘　要: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主要流派之一,它的形成和演变构成了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的重要内容。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注重理性个体的作用,坚持国际关系发展的进步论。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从康德、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开始,经过相互依存理论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发展达到一个高潮,占据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半壁河山。冷战后以全球治理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新的方向上进行探索,注重对非主权国家行为体和世界政治中的社会性力量的研究。 关键词: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理想主义;新自由主义;民主和平;全球治理 自由主义是西方政治学的重要传统,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两大主流流派之一。D 曼宁把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概括为如下几点:自由主义认为人性是向善的,并且是可以教化的;个人的自由是社会变革的动力;个人自由与福利、社会正义和安全有赖于法制;自由主义的历史观是进步的,它认为合于理性的人类社会的规范设计是可以实现的。①自由主义的发展源远流长,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的思想根源追溯到古希腊哲学中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柏拉图在其名著《理想国》中对国家(城邦)先验性正义目标以及理念的阐述可谓自由主义在此一方面的发端。②但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直接源头还是来自从18世纪启蒙运动开始的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传统。 一、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传统:从康德到威尔逊 18世纪开始的启蒙运动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次重要的思想革新。在启蒙运动中,一批睿智的思想家高擎理性主义的大旗,对以欧洲专制主义和宗教神权为代表的腐朽“旧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挞伐。理性主义和人类尊严的思想激流以摧枯拉朽之势无情地荡涤着几百年来一直禁锢人们头脑的陈腐渣滓。人类似乎重新发现了自己的智慧。正如德国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Kant)所言,这是一个“让光明照亮人类的思想的黑暗角落”③的时代。 尽管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大多是从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角度出发探讨一般的哲学问题,但也有些思想家在此哲学基础上对国际政治和世界秩序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这些思考成为了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直接源头。启蒙运动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有约翰·洛克(JohnLocke)、让 雅克·卢梭和康德。这些思想家确立了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与中世纪的神权和蒙昧主义不同,他们认为,理性是人类独有的一种天然禀赋。理性个人的目标是自我实现,这乃是一种“自然状态”。而国家不过是社会中的个体之间订立“契约”的产物,其唯一目的就是保障人们建立在推理基础上的自然权利。④ 在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中,对后世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影响最大的是康德。在西方自由主义发展史上,康德的思想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与洛克“免于侵害”的消极个人自由观念不同,在康德那里,个人自由的理念强调的是个人对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或者说,人是自由的,他可以为自己的行为准则立法。政府应该在法律和正义的原则下维护个人的安全和福利。与马基雅维里相反,康德认为个人不是手段,而是目的。积极的个人自由观是康德全部政治哲学的核心。⑤在国际政治哲学方面,康德认为,国家之间战争带来的巨大损失、公民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理性,最终会使国家之间的关系从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过渡到法制状态,从而实现“永久和平”的目标。康德的永久和平思想对于后世的共和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即民主和平论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对此我们将在后文详细论述。 然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国际政治领域发挥重要影响力的国际思想是传统的均势论,以梅特涅和俾斯麦为代表的欧洲政治家们成了维持欧洲均势的大师,他们试图通过复杂致密的结盟关系来维护国家利益和维持欧洲和平。但残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无异于对这些努力的无情讽刺。为此,当时的一些政治家和学者们开始对人类理性进行深刻的反思,希望摆脱这种均势论宿命式的悲剧,这直接催生了现代意义上的理想主义国际关系思想。 从20世纪20、30年代开始,现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美国总统兼学者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Wilson)、约翰·默里(JohnMurray)、帕克·穆恩(ParkerT Moon)和英国学者阿尔弗雷德·齐默恩(AlfredE Zimmern)、菲利浦·诺尔贝克(PhilipNoel Baker)和大卫·米特兰尼(DavidMitrany)等人。 理想主义否认人性恶的本质是导致国家间冲突和战争根源的现实主义观点。齐默恩认为人类的本性无所谓善恶,关键在于后天的教化。之所以发生战争不是人类缺乏国际共同体的观念,而是知识的局限使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⑥如威尔逊所言:“恶与善俱来来,纯金常被侵蚀”⑦。也就是说,尽管人的天性中存在着愚昧和无知,而独裁者也可以利用这个弱点实现自己的野心,但是教育和宣传的力量可以克服这个弊端。因此,理想主义者十分重视对于民众的教化。同时,世界人民的交往也有助于人类的理性和智慧充分发挥,彼此形成世界共同体的观念和国际主义精神,从而在根本上杜绝战争的根源。 在国际政治领域,理想主义的基本思想是依靠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力量来追求国际社会的持久和平和普遍正义。这集中体现在威尔逊对于战后安排的“十四点”方案,以及作为该方案的直接成果———国际联盟的建立上。威尔逊学者和政治家的双重背景使他可以把自己的理想主义和平方案付诸实践。1918年1月8日,威尔逊在美国国会的演说中首次提出了“十四点”计划作为构建战后世界和平的基本纲领。针对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些国际政治弊端,“十四点”计划主张,各国应当放弃秘密外交、取消贸易壁垒、公海自由航行、鼓励民族自治、裁减军备等;作为“十四点”计划的核心,威尔逊强调战后应当建立一个以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为目的的国际组织。威尔逊的这一国际组织方案以集体安全原则取代了均势原则,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它也集中反映了理想主义的国际秩序理念。理想主义认为一战前的均势体系的瓦解及一战的爆发,是各国漠视国际法和国际道德正义原则的恶果,而建立一个普遍性国际组织是解决这一问题的良好途径。⑧一战后建立的国际联盟是这一理想主义理念的伟大试验⑨。它所体现的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具有非凡的意义,对于后来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但国际联盟在20世纪30年代的国际政治进程中并没有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它在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等事件中表现得软弱无力,特别是,它没能阻止法西斯势力的发展并最终制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些事态促使爱德华·H·卡尔、汉斯·摩根索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国际关系理论家开始反思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有效性问题,对它的一系列基本假设和内在逻辑进行大胆的质疑,认为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用“应该如何”(shouldbe)的乌托邦式假设代替了“现实如何”(tobe)的理性主义思考,从而必定在现实国际政治中遭到挫败。⑩他们进一步提出了以强权和利益为核心的国际政治范式,从而创立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学派。自此之后近三十年,现实主义在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研究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尽管如此,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具有非凡的意义,对于后来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是一笔不可多得的思想财富。 二、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诸流派 20世纪50、60年代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在传统主义和科学行为主义辩论中发展的。这场争论尽管十分激烈,但从根本上来说却是“一场虚假的战争” ,双方的争论仅仅是限于研究方法上的分歧,尽管这对于推动学科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但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观念和思想层面却鲜有深入的探讨。从这个意义上说,战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真正巨大进步是20世纪60、70年代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出现,以及它们在理论上的交锋,这些构成了延续至今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主导潮流。所谓“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标签,是为了区别于传统的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和经典现实主义。 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世界政治的发展呈现出一些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如核战争的恐怖阴云、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石油危机、全球环境问题等,这些问题大大增强了全球相互依存的程度,从而引发了国际政治理论家们对世界政治本质的重新思考,他们开始反思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进一步从早期理想主义的遗产中发掘出了有价值的思想,与世界政治发展的实际相结合,发展出新的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的国际关系理论,并逐渐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一大主流流派。 自然,“新自由主义”的标签只是一种泛指,因其研究重点和具体观念的差异,其中还存在着不同的流派。在这里,我们把它简单归纳为三个有代表性的流派: (一)相互依存理论 核武器的巨大杀伤力使处于冷战中的人们认识到,核战争的结果无异于人类的集体毁灭;经济和贸易的全球化发展使得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环境生态等全球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日益加剧。这些深化了国际政治研究者们对于世界政治中相互依存的认识,也最终促进了相互依存理论的诞生。 相互依存理论的代表人物有罗伯特·基欧汉(RobertKeohane)、约瑟夫·奈(JosephNye)和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Rosecranse)等。基欧汉现为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奈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两人长期合作研究,成果丰硕,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国际关系理论学界被传为佳话。相互依存理论就是两人共同创立的,其代表作也多是合作完成的。主要有《跨国关系和世界政治》、《权力与相互依存》等。后者是相互依存理论的巅峰之作。罗斯克兰斯现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其反映相互依存思想的代表作是《贸易国家的兴起》。 相互依存理论全方位挑战了现实主义的一些基本设定。现实主义认为,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中唯一重要的行为体,国家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国际政治的基本内容,非国家行为体尽管存在,却不能发挥什么实质性作用,只是主权国家权力政治的从属物。 相互依存理论反对国家中心主义,认为主权国家不再是世界政治的唯一行为体,越来越多的超国家和跨国家组织在国际层次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等。相互依存理论重视对跨国关系的研究,注重对一体化后果及影响的分析。现实主义认为,主权国家的首要目标是追求军事上的安全,其次才会考虑经济、环境等事务。相互依存理论认为,一体化的发展不仅使得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加深了,而且加强了军事、政治、经济、环境和生态等领域全方位的“复合相互依存(ComplexInter dependence)”,现实主义从军事、安全等“高政治”向经济、环境等“低政治”过渡的优先次序被打破了,世界事务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以主权国家强权和利益为核心的国际间政治模式应该逐步让位于超越主权国家范围的众多跨国问题研究议程。 相互依存理论的出现打破了现实主义理论独霸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状态,大大拓宽了理论研究的视野,带来了一种全新的世界政治变革分析的思路和议程,为现代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迅速发展和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是在相互依存理论或复合相互依存理论的基础上,新自由制度主义才得以诞生,并对于冷战后出现的全球治理论等最新自由主义世界政治理论产生了直接影响。以至于相互依存理论的代表作《权力和相互依存》被誉为“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里程碑式著作” 。 (二)新自由制度主义 在复合相互依存理论的基础上,以基欧汉为中心的一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了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被称为“制度理论(institutiontheory)”或“规制理论(regimetheory) ”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除基欧汉以外,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研究的代表人物还有奥兰·扬(OranYoung)、恩斯特·哈斯(ErnstHass)等人。 与相互依存理论不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接纳了新现实主义理论的若干基本假设,如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中唯一重要的行为体、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等,尽管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及其后果有不同的解释。 与此同时,它还吸收了博弈论、理性选择等新的研究方法,使其理论分析更加严谨而实用。 根据斯蒂芬·克莱斯勒(StephenCrasner)被普遍接受的定义,所谓“规制”指的是“一系列明示或默示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行为体对特定国际关系问题领域的预期围绕它汇聚起来” 。尽管不同的学者对于“制度”或“规制”有不同的定义,但其基本含义大多包含在这个定义中,强调了制度在规范行为体的行动,汇聚其期望上的重要作用。这也是新自由制度主义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 建立在博弈论基础上的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ChoiceTheory)是新自由主义制度研究的主要方法论工具。理性选择理论又称公共选择理论,它最早来自经济学研究的分析方法,其基本观点包括,把集体行动的个体看作是富有理性的行为者,这些个体的目的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自身行动中他们可以在权衡利弊后作出于自己最有利的选择。 从而构成集体行动的一般逻辑。理性行为体通过功能、博弈和学习三种途径建立合作。 相应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分析起点是理性地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国家。自由制度主义同样承认国家政治的无政府状态,但它认为,即使是在无政府状态的自助的国际体系里,国家之间的合作也是有可能实现的。基欧汉认为,主权国家之间的合作并不必然地依赖利他主义、理想主义、个人荣誉、共同目的、规范的内化或对某种文化价值观的共同信仰。 相反的,富于算计的理性的国家之间关系并不必然是冲突,国家的优先目标也并非仅仅是军事安全。在国际制度和规制的规范和强化作用下,国家之间的合作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甚至在开始时创建制度主导合作的霸权国家消失后,霸权后的合作也仍然是可能的。 在这里,制度的力量逐渐发挥了独立而持久的作用,国家关注的不再是相对收益,而更多的是绝对收益。为此,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目标应当转移到探讨合作在何种条件下得以出现并维持,以及制度合作的演变上来。合作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并得以维持,行为体的预期就会受其规范,增加彼此获取的信息,建立信用体系,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最终推动该制度下所有行为体利益的最大化。 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借鉴了现实主义理性分析的前提和方法,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认为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是可能的,从而在世界观上持有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它紧紧把握住了世界政治发展的新趋势和新问题,给出了全新的解释。新自由制度主义在20世纪70、80年代的崛起在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尤其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非凡的意义。尽管基欧汉自己也承认它存在不少缺点 ,但它对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意义却是显而易见的。作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要流派,它和新现实主义之间的争论构成了冷战结束前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的主要内容。当然,制度主义并非这一时期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全部,民主和平论(TheoryofDemocracyPeace)在20世纪70年代的出现及其在冷战结束前的“再发现”就是明证。 (三)共和自由主义:民主和平论 虽然“民主和平论”被认为是冷战后世界政治研究最有意义的成果 。但作为一种安全模式的思想,它早已存在,因而它被称作“重新发现的”(rediscov ered)理论 。最早提出类似理论的是康德,他论述了被称之为“永久和平”(PerpetualPeace)的安全模式。具有民主和法制精神的共和国组成的不断扩大的共同体可以在国际法的原则下最终达到“永久和平”。因为共和政体的制约机制能阻止共和国家冒险进行战争;而非民主国家是否进行战争则全凭独裁者不受制约的意志 。康德的思想被称作“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 ,它在一战前后得到进一步发展,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十四点”中提出,“依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决定自己制度的国家”“爱好和平”,“能够获得正义的保证,并得到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公平待遇而不至遭受暴力和损人利己的侵略” 。1919年J·熊彼特进一步提出“民主的资本主义能导致和平”的命题 。当代学者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重新认识民主和平的问题,并逐步理论化系统化。斯莫尔(MekvinSmall)和辛格(DavidSinger)于1976年首先把民主和平作为一种基于经验事实的现象进行描述 ;1983年多伊尔(MichaelDoyle)在《康德、自由主义遗产与外交》一文中正式将“民主和平”作为一种理论提出来 ;冷战结束后,“民主和平论”成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的研究热点之一,有关著作层出不穷,其中,布鲁斯·拉塞特(BruceRussett)在其著作《把握民主和平:冷战后世界的原则》中对它作了系统论述 。 作为一种关于国际安全模式的假说,现代“民主和平论”的主要观点有 :(1)国际关系中的一条经验法则是,民主国家之间从不(或很少)发生冲突;(2)即使它们之间发生冲突,彼此也不大会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因为这有悖于民主的原则和理性;(3)专制国家之间或者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之间更容易发生冲突,而且更易于以武力解决争端。更有甚者认为,与民主国家相比非民主国家更加好战(War prone) 。 作为一种经验法制,“民主和平论”者的重要依据之一便是“民主国家少战争”的“经验事实”(em piricalfacts)。如果说康德的“永久和平”只是一种理想的话,那么当代“民主和平论”者则试图通过各种统计与分析,证明这一现象在不同的时间段内普遍存在。斯莫尔和辛格及多伊尔认为,自1816年以来民主国家之间几乎就没有真正发生过战争 。 对此,“民主和平论”者的理由有二,一是民主国家内部的制度约束(institutionalrestraints),一是民主国家之间共同的民主规范和文化(normandculture) 。 一方面,“民主和平论”者认为,国内政治中发展起来的一些制度和规范影响一国对外行为模式,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在国内政治上的差异导致了双方在对外政策决策上的不同。民主政体强调通过和平方式进行有规则的政治竞争,因而民主国家国内政治矛盾的解决不是通过消灭对手而实现的,这使得民主社会无论从国家、地区还是个人层面上来说,都是稳定的。而在非民主国家的政治竞争中胜者得到全部,败者没有机会重新崛起;非民主国家的稳定必须建立在没有有效的的基础之上 。具体来说,制度约束体现为:首先,民主国家的选举制度决定政府要对选举实体(electionbody)负责。其次,民主国家政体中的分权(PowerDivision)和制衡(CheckandBalance)原则使得外交决策责任多元化,从而可避免作出一些极端的决定。另外,由于民主国家进行战争要经过公开辩论和民主政治诸环节的认可,故备战的时间更长,也为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在时间上提供了缓冲机会。 对于民主的规范和文化因素,“民主和平论”者认为,民主国家所共同拥有的精神气质(ethos)也使得民主国家之间很少发生战争,这些精神气质的根本特征在于和平竞争和政治妥协。一个民主国家会设想其它民主国家也会以有规则和平竞争的办法解决争端,并且将其运用到对外关系中,因此,民主国家对其他民主国家的印象是积极的,从而民主国家彼此认为是和平的,并会形成相互尊重的关系。相反,民主国家同非民主国家之间缺乏这种抑制纷争的精神气质 。 尽管“民主和平论”从概念、事实到逻辑均存在着诸多缺陷,被为数不少的学者所批评 ,但因其一个暗含的逻辑便是世界和平的稳固基础在于扩展西方所认同的民主制度,因此它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和政界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开辟了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思考的一条引人注目的蹊径。 三、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全球治理及其它 从20世纪新自由主义异军突起开始,它和同时诞生的新现实主义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但是和前两次大论战不同,双方一直未能分出高下,反而出现了明显的所谓新(现实主义) 新(自由主义)合流的趋势。即论战的双方都从自己最初的立场退却,互相吸收对手的一些基本理论要素,使得它们在一些基本理论要素方面趋同,甚至基欧汉自己都承认制度理论被贴上自由主义的标签几乎是一种“误导” 。从而,争论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价值和意义都大受影响。自由主义甚至整个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转向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特别是,1991年冷战以一种令人始料未及的方式戛然而止,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解释力不足的窘境令诸多国际关系理论家措手不及。这使得一些学者开始另辟蹊径,致力于发展一些解释力和预测性更为强大的理论。其中,从本质上属于自由主义传统的全球治理理论以其新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引人注目。当代全球治理理论的最著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家是现任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的詹姆斯·N·罗斯诺(JamesN Rosenau),此外还有大卫·赫尔德(DavidHeld)、奥兰·扬、恩斯特 奥托 泽姆佩(Ernst Otto Czempie)、马丁·休逊(MartinHewson)、马克·赞齐(MarkW Zacher)、克雷格·墨菲(CraigN Murphy)、多米尼克·鲍威尔(DominicPowell)等人。 罗斯诺对当代学理意义上的全球治理观念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特别是他所提出的“分合(fragmegra tion)论”的世界观成为全球治理理论的哲学基础,为该理论在当代的发展建立了一个共同的知识平台。“分合”(fragmegration)的英语单词是由“分散(frag mentation)”一词的前半部分(fragme )和“整合”(integration)一词的后半部分( gration)结合而成。该词的构成形象地表达了“分合论”世界观的思想内核:当代世界政治变迁的动因包含着分散化和一体化两个同时起作用的趋势,这两个因素在当代全球政治的进程中又分别指涉了全球化(globalizing)和区域化(localizing)的现象。当代全球政治的图景正是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形成的。 当代世界中全球化和区域化在时间是共时性的(simultaneous),在空间上是相互交叠的(overlapping)。一方面,随着跨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进步、全球公共问题领域的涌现以及公民政治技能革命性的提高,全球化的进展迅速而深入;另一方面,以众多的少数民族自治的要求、宗教和文化次团体的增生、形形色色认知共同体(epistemiccommunity)的出现为标志,区域化的趋势也日益突出。当代世界“分合”的进程正在三大领域展开。在经济领域,经济全球化和新的“经济民族主义”(economicnational ism)。 相互交叠。在社会领域,“分合”的趋势也十分明显,一方面是“全球公民社会”(globalcivilsoci ety)意识就逐渐形成,另一方面,国家自主权和权威的散失使得人们觉得必须依靠归属于适当的集体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并获得心理上的安慰。 恐怖组织和民族宗教分离主义势力就是最显著的例子。最后,在政治领域,全球化的动因使得传统的民族国家治理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当代世界政治中越来越多的议题超越了民族国家主权的界限。在跨国和超国家层面上,主权国家处理政治事务时深受诸多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的制约。几乎与国际组织作用不断加强同步,一般民众的政治视野更加开阔,主权国家的政治决策也越来越难以博得大多数国民的支持。在“分合”进程的影响下,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权威结构大受侵蚀,当代世界政治体系正在经历意义深远的变革,这一变革集中体现在全球事务中的权威迁移(relocationofauthority)。 全球治理论者认为,推动权威迁移的因素来自六个方面 。首先是冷战的结束和美苏两大超级大国竞争的终结去除了两极结构的束缚,使权威迁移的进程在体系层面上成为可能。其次,两极结构的崩解造成了冷战后世界局势的动荡状态(turbulence) ,与此同时,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这个世界日益缩小,这些前所未有的态势促使人们去寻找更加有效的政治组织形式。第三,公民的技能革命(skillrevolution)使他们能够更加清晰地界定自己的需要和愿望,同时更加容易地参与集体行动来表达自己的意愿。第四方面的因素来自次团体主义(subgroupism)的发展。社会越来越分化出大量有组织的实体,它们成为新的权威中心和忠诚目标。第五个因素是国家和地方经济的全球化大大削弱了维系商业和金融关系的传统方式。最后,权威迁移的进程被不断出现的全球相互依存事态所加速,这些事态强化了跨国合作的密切形式,例如新近不断高涨的社会运动 。总之,权威迁移的动因来自“分合”世界观下同时展开的全球化和区域化进程间的互动。有些情况下,超越国家边界的控制机制得到加强,而在另外的情况下,邻里间心理安慰和种族归属等需要则催生和强化了区域化的控制机制。 尽管当代世界事务大多数仍然是在主权国家管辖的框架内展开的,但是随着国家内部和外部各种新的控制机制的出现,越来越“呼唤全球政治权威甚至治理的新形式。” 罗斯诺把这种“新形式”称作“权威领域(spheresofauthority,SOAs) ”。所谓权威领域,指的是一些可以行使权力的行为体,在各自相应领域里可以得到民众的支持和服从。与国家主权权威不同的是,这种服从主要不是依靠国家机器的强制力获得的,其服从主要来自民众对于它的信任和认可。权威领域往往没有正式的组织形式,并且常常不具有领土性,它可能是全球性的,也可能是区域性的,同时其影响范围在不断地发生扩大或缩小的变化。 国家主权权威向形形色色的权威领域的迁移是当代世界政治变革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在许多问题上国家也要和其他权威领域一样去争取自己的权力以获得人们的认同。当代世界政治的主轴开始从主权国家为中心的统治(governent)向以权威领域为中心的“治理”变革 随着世界政治分合趋势的不断发展和权威迁移的不断加速,国内(domestic)和国外(foreign)之间的分野不断淡化,以前清晰坚固的划分国内和国外的边界(boundary)日益模糊和易渗(porous),以权威领域为基础的治理(governance)则大行其道。特别是,众多全球公共问题的出现使得全球规模的治理成为世界政治美好未来的必由之路。 总之,“治理从头起便须区别于传统的政府统治概念”。 全球治理论对自由主义理论的回归深刻地体现了这一点。与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不同,全球治理论大胆地放弃了国家中心论的基本限定,把世界政治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理论纬度,敏锐地发现了其中最新的发展趋势。在本体论和世界观上,全球治理无疑是自由主义传统和全球主义的融合,然而在方法论上,它一方面没有彻底放弃实证主义的实在论和个体主义,同时也能够吸收诸如建构主义和英国学派国际社会理论的社会建构方法和整体主义,这无疑折射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精神,为走进新千年的五彩缤纷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增加了一个新的方法和门径,不仅对于我们的理论研究和创建富有启迪意义,还为解决当今世界政治面临的困境指明了一条有益的道路。 国际关系论文:浅论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 论文关键词：和平与发展；国际关系学；学科体系 论文摘要：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应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和平与发展具有恒久性、普利性、人本性的特征，以此作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的主题，能够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要求，能够反映国际关系演化发展的历史规律，能够明确评析各种国际关系现象的价值标准，能够形成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研究特色。 任何一门学科的成立，都必有其特定的主题。这一主题反映该学科的宗旨，体现该学科的存在价值。它在一门学科中是贯穿始终的一条红线，该学科的全部内容都应以其为核心和中轴而展开，从而构建成一个科学、严禁的体系。 中国对国际关系学的研究，虽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已经由原来主要是介绍、研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到有条件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的新阶段。要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就要为其确立一个合理的主题。 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确立一个主题，必须考虑到它既应符合历史规律又能表明现实状况，既具有理论价值又具有实践意义，既反映国际关系的共性又体现中国参与国际关系活动的特色。笔者拙见为，这个主题应是“和平与发展”。 和平与发展之所以应当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的主题，是因为它具有如下三方面的特征： (一)恒久性。和平与发展不仅仅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它也是全人类一直向往和追求的理想世态，是整个人类社会演化、进步的基本趋向。尽管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时常出现争斗、战乱和危难、困苦的景况，但致力于消除这些有害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不良现象，争取和保持太平盛世、国富民强则是历世历代的人们所竭力而为之的。即使到将来，人类社会没有了阶级统治和剥削，没有了民族压迫和奴役，消除了战争，摆脱了贫困，人类仍然有继续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任务。或许那时的和平与发展在内涵上会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有所不同，但它也是今天和平与发展的必然延续和更新，是一脉相承的社会进步现象。 (二)普利性。和平与发展不仅仅是哪一个国家的良好愿望，而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目标要求。和平与发展也不只是对哪一个国家有好处，而是普遍有利于世界所有国家。虽然有的国家对外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造成了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威胁，但是它们也不可能完全反对和否定和平与发展，因为反对和否定和平与发展对这些国家也是没有好处的。只不过，它们对和平与发展的理解具有片面性，只考虑自己的和平与发展，而不顾及甚至损害他国的和平与发展。所以，必须反对这种霸权主义的和平与发展观，树立公正、合理、平等、互利的和平与发展观，真正体现和平与发展的普利性本质。 (三)人本性。和平与发展不仅仅是着眼于国际社会的需要，而更重要的是为了人自身的生存、发展与完善。任何社会活动归根结底都是以人为本的，国际政治活动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就是把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和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奋斗目标的。中共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维护和平，促进发展，事关各国人民的福祉，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这是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人本性特征所作的深刻揭示。人的生存、发展与完善任何时候也离不开政治和平、经济发展这两个基本条件。以和平与发展作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的主题，就给这门学科注入了人性化的理论品质，使之真正奠定在以人为本的精神基础上。 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能够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要求。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这是无须论证的必然要求。而要做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就应当揭示和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要求。 马克思主义理论，从现实目的上来说，它为各国无产阶级和所有劳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争取翻身解放，以及反对外来侵略和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统一提供了思想武器；而从未来日的上来说，它为全人类彻底摆脱在私有制基础上形成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精神控制等各种束缚素，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奠定了理论基础。现实目的和未来目的是统一的，现实日的服务于未来目的，来目的引导现实目的。无论从哪一层目的上来说，都体现了和平与发展的要求。 无产阶级革命虽然可能离开暴力，但这种暴力本身不是目的，不是对和平与发展的破坏；恰恰相反，以革命暴力来摧毁反动暴力，是争取真正和平与发展的必要条件。在剥削阶级统治下，不会有真正的和平，所有的照能是殖民扩张和强权掠夺，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引发这样那样的战争。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消灭剥削阶级的统治，使广大人民群众获得民主、平等、自由的权利，才能为真正的和平奠定社会基础；只有恢复每个民族的独立和统一，才能有“各民族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必须实行的和睦的与自觉的合作”。无产阶级革命也为经济发展开辟新的道路，打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生产关系桎梏，从而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最终实现全世界各国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富裕。所以，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质意义就在于和平与发展。 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人们将真正成为自然界和社会的主人，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起来，人们就能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从而实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这也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样一种新的联合体。到那时，同“经济贫困和政治昏聩的旧社会”相对立，“这个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到那时，“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在未来的自由王国即共产主义社会里，和平与发展将会得到充分展现。可见，和平与发展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出发点，也是其落脚点。 第二，能够反映国际关系演化发展的历史规律。 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必须反映国际关系演化发展的规律，否则，这种研究就是支离破碎的，甚至是脱离实际的。 笔者认为，自古至今，国际关系演化的历史就是人类不断争取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我国学者丛凤辉女士曾作过《和平颂歌》，其中前两句为：“翻开人类史册，和平与发展是历史长歌的主旋律。”我对这一说法非常赞赏。影响中国社会两千多年发展历史的儒学，就是以“仁”、“和”思想为核心的。《论语》日：“礼之用，和为贵。”《中庸》日：“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因此，在对外关系上，就应“协和万邦”，“修文德以来之”。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赞美和追求“和”的思想亦十分突出。柏拉图认为，人类至善的境界就是“和”、“合”。他所设想的“理想国”就是不同等级的人既分工又合作，“使所有的琴弦都和谐一致”。亚里士多德主张，中庸致和是美德的特性，最能长治久安的国家形式是共和政体。至近代，随着国家对外交往的扩大，相互联系的加强，规范国家行为以求“和平”促“发展”的国际法应运而生。1625年格老秀斯作《战争与和平法》，为近代国际法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他指出：人们要以最大努力防止战争，即便是各国为了自卫自救在必要时而不得不使用武力，也必须遵守共同的权利和人道主义原则。战争的目标是缔结和约，造成并维持国际和平。1648年缔结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并开创了以国际会议的形式通过和谈来解决国际争端的先例。特别是1945年联合国建立并制定了《联合国宪章》，标志着国际法趋于成熟。《联合国宪章》确立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进行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经济、社会、文化和人道主义性质的问题，并促进对于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等项宗旨，还规定了各国参与国际关系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从而把人类社会推进到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新阶段。尽管近代以来国际法中的许多规则主要是大国纷争的产物，在实践中也常常受到强权国家的破坏，但世界各国所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在维护和平、促进发展方面仍然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当然，不可否认，在人类历史上也充斥着战争和暴乱，使人类陷入互相残杀、极端困苦的境地，但这不是人类所希求的现象，而恰恰是人类致力于避免和消除的东西。恩格斯说过：“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痛定思痛，人类每经历一次战争蹂躏和灾荒折磨，就使自己变得更聪明一些。他们从中总结经验教训，探寻新的改良措施，由此便更好地推动了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的历史进程。因此说，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以人类不断争取和平与发展的业绩而谱就的，而国际关系的演化史无疑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篇章。 第三，能够明确评析各种国际关系现象的价值标准。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各种国际关系现象层出不穷，而且纷繁复杂。尤其是近代以来，随着国际社会的正式形成，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愈益加强，需要各国共同参与解决的国际事务愈益增多，上述状况就更加突出。对诸多的国际关系现象如何去认识，采取怎样的态度来对待，需要确立一个统一的合理的价值标准。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标准，就会是非难辨，无所适从。笔者认为，国际关系学的研究任务，就是要为评析各种国际关系现象确立这样一个标准，以抑恶扬善，促进人类社会朝着进步的方面发展。 在国际关系的演化发展中，战争、媾和、谈判、斡旋、联盟、分裂、合作、冷战、建交、绝交等等这些现象，往往都表现出多种目的和多重意义，因而不能仅仅从一时的成败来评判这些问题，也不能仅仅从阶级的眼光来分析这些问题，更不能任由各个国家从自己的意志和利益出发而随意解释并为所欲为，超越时空狭隘限界的认识标准就应当是和平与发展。凡是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现象，就应当给予肯定和支持，反之，就要坚决反对。在当代世界中，除了上述各种传统的国际关系现象之外，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国际关系现象，诸如人权外交、人道主义干涉、国际恐怖主义、维和行动等等，对此，也应纳入和平与发展的轨道上来加以评判。此外，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领域中的分量日益增强，使许多国际关系争端带有了经济的目的性和色彩，而许多国际关系争端的解决也有赖于经济手段，如因政见不同而引发经济制裁或经济报复，利用经济援助或经济合作迫使他国进行政治变革等等。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只能在是否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价值标准上，才能做出公正的定论，也才能合理地加以解决。 发展离不开和平，和平有赖于发展。以和平与发展为价值标准来透析国际关系演化发展的历史，就可以使各种国际关系现象得到正确的解读。 第四，能够形成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研究特色。 国际关系学作为-'u-J独立学科而产生，公认是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英两国各自开始设立专门的国际关系学术研究机构，并提出了颇具影响力的理论观点，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思想体系。此后，国际关系学一直是以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学说为主导的。 西方国际关系学虽然也学派林立，各学派之间也有着这样那样的分歧并进行激烈的论战，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服务于西方国家的利益需要，因而都不同程度地带有大国强权霸权的色彩。尽管有的学派以崇尚和平的面目出现，如理想主义，但它的大国强权的气息仍然是很浓重的。威尔逊为安排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而提出的“十四点计划”，就是理想主义最具有代表性的思想阐述，“就是在这个最显得正义的理论后面，反映出它是为一定的国家利益服务的虚伪性。……威尔逊认为，在战争中，美国支持了世界，在战后，世界就应当听美国指挥。”也有的学派以强调研究方法的科学性而见长，如科学行为主义，但其为西方大国利益服务的理论实质与其它学派并无二致。还有的学派以讨论世界文明的进步为标榜，如文明冲突论，但其为美国的霸权主义作辩解并寻找新的理论支撑点的目的昭然若揭。 这样说，决不是想全盘否定西方国际关系学，也无意抹杀西方国际关系学在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而只是想说，我们不能简单地搬用西方国际关系学，简单地搬用，不符合我国社会制度和对外战略目标的要求。我们可以借鉴、吸收西方国际关系学中的好的东西，但必须形成我们自己的研究格调，构建富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体系。 笔者认为，中国国际关系学与西方国际关系学之根本区别，就在于是否以和平与发展为宗旨。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我们愿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这里所说的和平，是指全世界的普遍和平，而不是指某一两个国家的绝对安全；是指世界各国平等的和平共处、友好往来，而不是指在一两个霸权主义国家控制下的非战状态。这里所说的发展，是指世界各国在互利基础上的共同发展和繁荣，从现实意义上来说，首先是指广大发展中国家如何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问题，而不是指少数国家如何处心积虑地维持自己的发达地位、使富者愈富的问题。以这样的和平与发展为主题、为宗旨来构建中国的国际关系学，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的一致性，这样才能适应国际关系进步、发展的规律和趋势，真正发挥其积极的有益的指导作用。 国际关系论文:试论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研究 【论文关键词】 全球化　国际关系学　研究对象　基本问题　主要方法 【论文摘 要】 在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研究的对象范围广阔、内容复杂，但其基本问题是国家和国家及非国家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原则，具体的研究方法主要有：阶级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法、经济分析法等。 国际关系学是一门研究国际关系发展、演变规律的学科，主要是指研究国际关系行为体之间相互作用，各种国际体系运行和演变规律,特别是研究以国家为主体的国际行为体的跨国互动关系，并进而主要从政治的视角研究影响这种互动关系的一切因素的学科。在全球化的时代，国际关系的政治活动与国际关系、国家间的互利与合作、各个国家的政治动态有很大的关系。 一、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 国际关系学，顾名思义，是研究国家间关系的学问。然而，“国际关系”在其历史进程中，已经极大地超越了原本的含义，开拓全球空间，包容整个世界。但直至今天，国际关系仍不能算得上是一门比较成熟的社会科学，但是从现实中已经涌现的大量国际关系研究的专业机构，学术刊物乃至时事报刊看，国际关系已经成为了一门独立性较强的学科。 从某种意义上说，有国家出现就有了国际关系。但是古代对国际关系的研究没有形成一个学科，而是主要散见于古典政治学、历史学、哲学的某些部分。国际关系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是20世纪的事情。1919年英国威尔士大学设立第一个国际关系教席，一般被认为是国际关系学科建立的标志。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它才有了比较象样的可称为一门学科的轮廓，国际关系学者们在理论体系、主要概念、研究方法和主要研究对象等方面开始逐渐走向成熟。 全球化正在改变着人类历史的进程，也改变着国际关系，将其置于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视野加以重新审视，重新铸造。迅速变动中的国际关系以全球化作为新的逻辑起点，获得了意料不到的扩展空间，以至于我们再也不能把国际关系仅仅看做国家间关系，我们更应该把国际关系视为“全球关系”，这种新形态的国际关系注重所论关系的全球规模，更注重所论关系的本质意义的变化。它既有全球政治学含义又有全球社会学寓意，既包括国家间关系又包括跨国关系。国际关系日益与全球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水乳交融，合为一体，明显地表现出“全球关系”的整体性和趋势性。 国际关系在全球化趋势下迅速拓展，使得对国际关系学的界定从传统走向未来。于是关于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也成了一门范围广阔、问题复杂的科学。从其原初意义上来说，人们通常把它视为“关注国家间的联系并且主要关注对外政策”的科学，或“关于国际关系体系运行和演变规律的科学”［1］。西方学者通常把国际关系学定义为研究关于国家权力关系的学科。由于当今国际关系现实与走势所决定，必须要扩展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和视角，使它成为一门把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并适当包括自然、物理科学在内的理论观点，兼收并蓄的独立科学或边缘学科。这一界定使研究范围拓展到全球空间，强调的重点从国家中心主义的国际关系转移到合作共治的全球关系。这种新的视角与观念重视国家合作共治，关注非国家行为者参与全球政治的重大作用。研究所有行为者之间的关系，是为了有助于我们理解国际关系的全球化的现象，理解全球政治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国际关系内涵的深化，它的研究对象也在深化。非国家行为者的出现，为国际关系注入了新鲜血液，它们与国家不同，其观念、视野、关注与工作方式都是全球性的，不强调中央权威和权力，而是努力通过全球共治来管理全球事物。非国家行为者作为一种清新力量迅速崛起，导致国际关系行为者的多元化。多元化的行为者之间的互动，打破了行为者一元说及其国家中心主义。原先只有国家间的关系一种，现在演化出三种互动关系，共同构成国际关系学研究的基本内容，这种复杂多样、新旧交替的互动，充分反映了当今国际关系从传统走向未来的丰富内涵、鲜明特点和发展趋势。 二、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的基本问题 我们学习和研究一门学科，抓住这个学科的基本问题是最重要的。所谓“基本问题”，就是说它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贯穿于一切的、内在的能赋予学科生命力的东西，是该理论体系的灵魂和核心［2］。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的基本问题作为原社会学层次意义上的问题，它必须揭示学科全部研究内容的本质联系，由它可以推导出学科的范畴体系和概念体系，同时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第一，基本问题必须是从研究对象高度抽象出来的一对客观辩证的范畴；第二，基本问题必须是贯穿整个当代国际关系始终的一个较为稳定的、最基本、最核心的范畴；第三，基本问题必须能够有效说明与解释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其它理论问题，或者说基本问题可以派生出当代国际关系的其它范畴与概念。 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与综合国力的竞赛在今后国际力量的角逐和国际局势的发展演变中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随着世界经济的国际分工与合作的不断加强，经济的作用已不仅仅在于增加国民财富，促进社会繁荣，还日益成为一国保障国家安全，提高国际地位，推行政治、军事和外交战略的重要手段。国际关系的实质是各种行为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核心是国家间的利益关系。这构成了国际关系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主权国家和其他行为体各有其特定的利益。它们为实现自己的利益，在国际舞台上积极活动，力图引导或影响国际形势的发展，创造对自己有利的国际环境。各种行为体之间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既有共同利益，也有不同或相悖的利益。共同利益和暂时的共同利益，可以构成国际协调与合作的基础；而利益的不同或相悖，则是引起摩擦和冲突的根源。 国家利益是影响、推动或制止国家在国际关系中行为的基本动因，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其内容主要包括：安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以及国际威望和地位等。在不同类型的或相同类型的国家之间，彼此的国家利益经常存在着差别和对立。国家间利益的不协调是绝对的，协调一致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这就要求一国的外交政策在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还要协调同他国、本地区乃至世界各国的利益关系。当代科技的进步，国际政治和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各国和国家集团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日益加深，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变得日益重要，并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但当今国际社会，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依然存在；国际形势剧烈变化，动荡不安；广大发展中国家仍要为维护和捍卫本国利益进行长期艰苦的斗争。国家利益依然是国际关系的核心。 虽然各国间还存在着利益的分歧、对立和斗争，但在经济发展、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人类环境的改善等方面有着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这将推动国际机制朝着协调与合作的方向发展。大致表现为三种基本状态：一是竞争。一国为了实现其国家利益，必然要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内同他国相互竞争、追赶、超越，从而使本国不断发展。二是合作。国际合作是指各种行为体之间在一定领域和范围内，在利益和目标一致或基本一致的基础上所进行的一定程度的协调和联合。三是冲突。国际冲突是各种国际行为体之间因彼此利益和目标不同而造成的矛盾和对立。另外在新技术革命浪潮的不断推动下，交通、通讯手段日新月异，世界经济迅速走向国际化。各国经济利益相互渗透，紧密联系；同时，各国还面临着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人口激增、自然资源匮乏、核战争威胁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需要国家间通力合作，共同解决。 三、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的分析方法 现在，全球化视野下的国际关系学学科研究出现了新现实主义、新制度主义、建构主义等理论范式，我们必须要进行辩证的分析。该学科就方法论原则来讲，仍然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原则，坚持现实和历史相统一的原则，坚持学理的分析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就具体的方法论运用来讲主要是：阶级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法、经济分析法等［3］。 1、以唯物史观为指导 马克思从现实的个人存在这一基础与根据出发，建立起科学的唯物史观及其理论原则，并将社会历史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具体来说就是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经济和政治相互关系的原理,世界发展“合力论”的思想，世界各国相互依存的思想，国家理论，帝国主义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理论、民族解放运动理论、战争与和平理论，始终从唯物史观出发，从历史观发展的角度去进行研究，通过这种战略性研究，揭示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具有的复杂、多元意蕴，揭示出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的具体形式等等。这样就能够自觉消除唯心史观，看清国际关系的本质，看清国际关系演变和发展的历史线索。 2、历史分析法 研究国际关系或任何国际问题，都要把它们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予以考察，根据它们产生和发展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进行分析，寻求其发展、变迁的原因，既要考察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以及生产力发展这一根源，又要考察人类历史活动的动机，正确对待领袖人物和人民群众在国际关系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这是一个事实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研究方法，它的弱点是，历史经验不一定适合于解释当今国际关系的新变化。所以国际关系学要把传统的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二者结合起来。既要总揽全局，又要把握历史、时展的主要线索。 3、经济分析法 它强调世界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力量，国际关系是世界生产力的表现，它必须与世界生产力相适应，并随世界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即从国际关系是世界生产力的放映并受其制约的观点出发，分析国际关系的现象与趋势。同时，我们要重视国际关系的反作用，强调两者是辩证的、互动的关系。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各国各地区经济以及政治、文化等方面相互关系的加强，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都离不开其它国家和地区，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以及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在使用这一方法时，我们要特别注意，利益关系的核心决定性问题和线索，同时，它从其他科学中脱胎而来，从众多学科中得到借鉴，形成综合性、跨学科和多学科的研究方法。 4、阶级分析法 阶级分析方法要求全面地、动态地分析阶级状况，分析各阶级的经济地位、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准确把握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和阶级力量的对比，把握社会运动和社会生活的脉搏。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化与国际经济政治化的趋势日渐加强，我们考察国际关系时，要注意它是否体现阶级关系，以及体现何种阶级关系，要研究国际关系行为主体及其互相关系的阶级属性，分析国际关系的社会政治和阶级内容，从本质上揭示国际现象。但是，国际关系不等于阶级关系，切忌简单化、扩大化。阶级分析方法为我们透过纷繁复杂的阶级社会现象，认识阶级社会的本质和规律，提供了科学的指导。

基础科学论文:浅议新科技革命与基础科学人才教育发展问题 摘 要：当今世界正酝酿着一场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央提出了创新驱动战略，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产业变革结合起来。发展科技依靠人才，培养人才靠教育。教育担负着更加繁重的任务。当前教育要为人才辈出打下坚实基础，特别要关注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教育问题，避免青年才俊因贫困而失去受教育的机会。 关键词：新科技革命 基础科学人才 教育 一、20世纪科学技术的积累 当今世界之所以会兴起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特征会长期持续下去。现在世界上有些地区存在动乱和武装冲突，但各个大国之间尚能和平共处，这就能稳定住大局，各国有条件致力于和平发展，为新科技革命创造出一个和平环境。第二，经济危机的压力。2008年由美国开始的金融危机，中印等新兴经济体也受到拖累。至今，经济复苏仍然举步维艰。历史经验证明，当经济危机来临时，会形成一种压力，推动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第三，科学技术的积累效应。科学技术越积累越多，能量越来越大，引发一场科技革命并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在20世纪前30年，发生了以量子力学、原子科学和相对论为标志的科学革命，同时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各交战国忙于战争，除军用技术以外，无暇顾及其他用途。这就积累了大量的科学技术，二战结束，这些积累和储备的科学技术知识释放出来，引发了一场科技革命，带来了20多年的经济大发展。现在，有几十年未发生科学技术革命，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称之为“科学沉寂的60年。”科学技术的沉寂，标明其正酝酿着一场革命，称之为科学技术的积累效应。 分析科学技术的积累效应，首先要考察其起源。现在都是将科学技术连成一体，而在19世纪以前，科学同技术是分开的，二者有不同的源头。科学起源于人的智力。人从观察自然现象中搜集到信息，用大脑进行分析判断得到知识，知识经过系统化就形成了科学。这一精神生产过程与物质生产过程有相似之处。信息相当于劳动对象（原料），智力相当于劳动工具，科学知识相当于产品。科学起源于人脑（智力），技术则起源于人手（生产经验）。人在生产实践中，经验的积累就形成了技术。现代技术与古代技术（技能技巧）有明显区别，古代技术以实物和人为载体，人不在光有实物也不行，技术随之消失。现代技术除了实物和人作载体以外，还有文字信息作载体，人不在，技术还能延续下来。技术与科学的区别，在载体上，技术有实物作载体，科学则没有实物载体，只有文字信息载体。在18世纪以前，科学和技术是分离的，如牛顿力学受到推崇，但在产生100多年时，尚不能用于生产技术。技术发明依赖生产经验，而并非按照科学原理，最有力的证明是蒸汽机的发明。1712年苏格兰铁匠纽可门制成了单式蒸汽机，这种机器热效率低，耗煤量大，只是在煤矿用。瓦特长期修理纽可门机，积累了经验，在1768年发明了复式蒸汽机，由此引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这项技术上的重大发明，全靠经验摸索，并不依靠什么科学原理。在蒸汽机发明和应用了几十年以后，法国物理学家卡诺于1856年从蒸汽机中总结出热力循环规律，称卡诺循环。蒸汽机的发明应用，是技术先于科学和科学技术分离的证明。发电机的创造发明，则是科学先于技术的开端。英国物理学家法拉第于1837年提出了电磁定律，号称法拉第定律，在这项科学定律出现了30年之后，德国西门子公司按照这一科学定律，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发电机，由此引发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电机的发明和电力的应用，是科学先于技术的证明，也是科学与技术结为一体的证明。进入20世纪，科学与技术更加紧密地结为一体，任何一项重大技术发明，都是遵照已有科学原理，再也没有全靠经验的技术发明了。同时，科学的发现和发展，也更加依赖于技术的支撑。以原子能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例，当年居里夫人发现镭的放射性，揭示了原子核内部有能量释放出来。1916年爱因斯坦发表相对论，从理论上证明了原子核内部蕴含有巨大能量。这些科学发现只是证明了原子核内部有巨大能量，如何证明原子核内部有能量特别是如何利用原子能，就依赖于技术发明。美籍意大利物理学家费米与1938年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台原子反应堆，是在原子能科学的指导下进行的，他证明了以前关于原子能的推论，并推动了原子科学的发展，由此产生了一门名为核物理学的新学科。原子能的利用，又产生了一大批新学科。由此可见，科学与技术的结合并在实际中应用，会派生出一些新学科。两门以上科学结合会产生一门新学科，如分子物理学与生物学相结合形成了一门名为分子生物学的新科学和遗传工程新技术。还有从老科学中也能派生出新科学，如热力学是19世纪就有的老科学，在20世纪70年代，普里高津从研究热力学中开创了名为耗散结构论的新论说，又派生出专门研究模糊（不确定）现象的模糊数学。由科学与技术相互渗透与结合，不断分化与综合出新学科，使得科学技术滚雪球式的增多，到20世纪末，人类进入了知识爆炸时代。 科学技术能够以信息文字为载体永远存在下去，如两千多年来造的船，都是遵循阿基米德原理（浮沉原理），船早已消失，而阿基米德原理永存。科学技术还永不过时，永不减少。如18世纪发明的蒸汽机，到20世纪70年代已停用，从蒸汽机中总结出的热力学理论并未过时停用，至今仍在用，并由此衍生出耗散结构理论。200年来造出多少台蒸汽机没有统计，但总是用一台少一台，而热力学用的人再多，也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多，如20世纪首年（1900年）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就是从热力辐射中发现了量子，并由此开创了量子力学。20世纪初，出现了量子力学和相对论力学，号称物理学革命，这里讲的革命（Revolution）指重大变革，并非是否定了牛顿力学。实际上牛顿力学并未过时，仍然适用。而科学革命只是揭示了其适用范围：量子力学指明，牛顿力学在宏观物理世界适用，不适用于微观物理世界；相对论力学指明，牛顿力学对静止和低速运动物体适用，对高速运动（指接近光速）物体不适用。其实，任何科学都有其适用范围，举个简单例子，欧几里得几何学产生了两千多年，也用了两千多年，到19世纪末，俄国数学家罗巴切夫斯基创立了一套几何学，同欧氏几何大为不同，乃至相反，号称非欧几何学。如欧氏几何有条定理是：三角形三内角之和等于180度；非欧几何证明三角形三内角之和小于180度。德国数学家高斯还在阿尔卑斯山设立了足够大的三角形，测量结果是等于180度，并宣称，在地球范围内，欧氏几何是完全正确的。直到20世纪中期，有了射电天文学技术，测量结果证明，在大于5光年的世界，即是远大于太阳系，三角形三内角之和方才小于180度。充分证明，欧氏几何定理在地球范围内是完全适用的。至此可以发现，科学技术以信息文字为载体，成为人类精神的遗传基因，只生不灭，越积累越多，而且科学知识的增多，会产生连锁反应，进一步的增多，使得科学技术加速发展，越走越快。恩格斯把科学的发展比作人口的增长，指出：“人口的增长同前一代人的人数成比例，而科学的发展同前一代人遗留下的知识量成正比，因此，在最普通的情况下，科学是按几何级学增长的。”由于人的科学知识积累越多，这就形成了一座庞大的精神资源，并在不停的膨胀，且越用越多，而地球上的物质资源则越用越少，这就会陷入物质资源匮乏的困境。随着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大国，工业化、现代化的进展，这一困境将会越陷越深，摆脱这一困境的出路，就是发挥精神资源的优势，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时代在呼唤科学技术革命，当前，科学技术积累已相当深厚，也正酝酿着一场新的革命。 二、发挥教育的基础作用 由于科学知识越积累越多，则学会已有的知识所需要的时间即受教育的时间就越来越长。同时，现代从事各种产业的工作，都需要掌握科学知识。同时，当今世界，科学知识变革很快，不断地出现新知识、新技术，要求人不断地学习掌握。古代近代社会，没有文化知识，照样可以种地、作手艺乃至打仗，现代就不行了。这样一来，教育就关乎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传承，乃至国家民族的盛衰。在世界面临新科技革命来临时，教育就更加显得突出重要。在学习会上指出：“物质资源必然越用越少，而科技和人才却会越用越多。”又说：“要深化教育改革，推进素质教育，创新教育方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实施创新驱动战略靠人才，培养人才靠教育，要发挥教育的基础作用。 中国一向重视教育、重视知识的传统。古人说：一年之计，在于树谷；十年之计，在于树木；百年之计，在于树人。就是说，安排一年的生计，在于种好庄稼；安排十年的生计，在于种好树木；安排好百年的生计，在于教育培养人。可见中国古人已深深了解教育的巨大而深远的意义。当代世界，科教与人才成为决定社会前进的首要因素，教育对社会的推动作用，远比古代为大，我们更有理由比古人更加重视教育。以往我们常以地大物博自豪，冷静的分析，我国人均占有的土地和矿产资源，在世界上都排在后面。最大的特色是人口众多，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人的素质，才是我们真正的优势，我们更有理由比世界各国更加重视教育。今后国家富强，民族的复兴，这一历史重任都落在教育上，中国的教育事业可说是任重而道远。 人们常说中国是一个经济和文化落后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经济落后是无可置疑的。说中国文化落后，颇有疑问。中国属于儒学文化圈，欧美属于基督教文化圈，即人们常说的东西文化。这二者不可比，正同中国的京剧与外国的歌剧、舞剧不可比一样。说中国文化落后于西方，如同说京剧落后于莎士比亚剧一样，是讲不通的。因而不存在中国文化落后于西方文化的问题。但教育是可比的，如文盲、在校学生、大学生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都是可比的，同外国一比较，中国确实明显的落后，因此，中国的实际情况是教育落后，而并非是文化落后。 中国的教育落后在满清时已经显示出来。到了19世纪，欧美国家兴办学校，教授自然科学课程，属于近代教育。我国仍然盛行私塾，全教人文科学，属于古代教育。到了20世纪初，才开始向近代教育迈进。 教育对各个领域都发生深层次的影响，这种影响有些是看不到的，但确是巨大而深远的。如许多地区，有丰富的资源，却得不到合理的开发利用，依然处于贫困状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缺少有眼光、有创业能力的人才。想反，有了人才，就要资金有资金，要技术有技术，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同样的外部环境与条件，只是由于管理人员的素质不同，一个企业，一个学校，一个机关，竞争会有不同的结局。少年、儿童的成长和社会风气的好坏，极大地同家庭环境、幼儿园、学校和各种社会组织的熏陶有关，归结起来，还是人的教育问题。 从20世纪初中国才开始有了近代教育，比欧美国家落后了一个世纪。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急起直追，教育事业得到迅速发展。 三、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 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了经济迅速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 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和运行目标是追求经济效益。教育则是百年大计，着眼于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在一定程度上教育和市场经济的目标存在差异。由于市场经济的原则是追求经济效益，因此，教育部门培养的实用人才，如会计、销售、法律、公关以及各部门应用技术的人才，很容易为市场所吸收接纳。对于基础科学的人才，如哲学、历史学等人文科学，理论物理学，理论数学等基础科学，从世俗的市场经济的观点看是效用不大的，不能立即产生经济效益的。从社会功能的角度看，基础科学如同水，各门应用技术如同船，水涨船高，只有基础科学水平提高了，应用技术乃至生产和工作的水平才能提高。基础科学起到基础的作用，没有牢固的基础何以能建起高楼大厦。故世界上的有识之士，都极其重视基础科学人才培养。政府应有远大眼光，不能局限于短期的功利目的，要高瞻远瞩，稳住基础科学学科专业这一头。 基础科学人才是学界的精华，在精而不在多。我国过去高等学校在学科设置上，基础科学偏多而失之于精。特别是文科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专业，每个综合性大学都设置，应用专业则设置的少。近年来，由于市场大潮的冲击，基础科学学科受到巨大冲击，以至于取消或改变专业方向。为今之计，应本着少而精的原则，稳住基础科学系科这一头，选择条件好的院校，设置基础科学专业，培养高精尖人才，为科研机构与高等院校造就一批学科带头人乃至具有世界水平的科学家。 科学界精英人才也是教育应当稳住的一头。特别是要关注底层平民家庭中有天赋、有潜能、有强烈的向上意识的子女的培养教育，使他们有机会、有条件得到更多学习深造的机会。由于这部分子女有奋发图强的精神动力，只要有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求学条件，极有可能成为科学精英。因此，政府和全社会都要注视科学精英的苗子，对于那些勤奋而有天赋的学生，要在经济上予以大力支持，决不能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使其丧失求学的机会。 基础科学论文:国际视野下的基础科学教育观察 《科学教育的十项原则》，（英）温·哈伦编著，韦钰译，载《科学教育的原则和大概念》，科学普及出版社2011年7月出版 一、在义务教育的所有年级，学校都应该设置科学教育项目，以系统地发展和持续保持学习者对周围世界的好奇心、对科学活动的热爱，以及如何阐明对自然现象的理解。 二、科学教育的主要目的应该是为了使每个人能够参与有依据的决策和采取适当的行为，这对保证他们个人、社会以及环境的健康和协调发展是重要的。 三、科学教育具有多方面的目标，科学教育应该致力于：1.理解一些科学上有关的大概念，包括科学概念以及关于科学本身和科学在社会中所起作用的概念；2.收集和运用实证的科学能力；3.科学态度。 四、基于对概念的审慎分析，以及基于当前对学习是如何发生的之研究和理解，应该给出为了达到科学教育各个方面目标的清晰进程，指出在不同阶段需要掌握的概念。 五、应该从学生感兴趣并与他们生活相关的课题开始，逐步进展到掌握大概念。 六、学习的经验应该明晰地反映出既包含科学知识，也包含科学探究的理念，并且符合当前科学和教育方面的见解。 七、所有科学课程活动都应该致力于深化学生对科学概念的理解，同时应该考虑其他可能的目的。例如，科学态度和能力的培养。 八、为学生设置的学习项目以及教师的职前教育和专业发展，都应该与为达到原则三中所设目标需要的教与学的方法保持一致。 九、评测在科学教育中具有关键的作用。无论是对学生学习过程的形成性评测，还是对学生学习进展的总结性评测，都必须考虑到所有的学习目标。 十、为了达到科学教育的目标，学校的科学项目应该促进教师之间的合作，并需要社会其他力量包括科学家的参与。 《美国科学教育框架设计理念的发展动态》，王威　刘恩山，载《外国教育研究》2012年第8期 《科学教育框架》首先对科学教育的对象进行定位，帮助教育研究者与实施者对学习者有更明确的认识。这一定位聚焦于两个方面：（1）学习者学习科学的能力；（2）学习者对科学的已有理解。《科学教育框架》设计理念对学习者的定位为：孩子天生就是研究者，他们的学习能力比长期以来所认为的要强得多。 《科学教育框架》对科学教育的内容进行定位，这一定位为科学教育的实施提供了明确的建议：（1）通过核心概念的组织进行科学教育内容的建构；（2）通过实践进行核心概念的有效学习。 《科学教育框架》对科学教育过程进行定位，指出学生对科学的理解是随时间推移而逐渐形成的过程。科学学习过程有两个重要特征：（1）科学学习是一种将科学解释概念化的过程；（2）这一过程可以通过学习进阶的形式表现出来。 《科学教育框架》对科学教育方式进行了定位。知识与实践相结合的设计理念描述了科学同时具备知识体系和实践活动的双重属性，这源于科学不仅是反映当前对自然界理解的知识体系，还是用以形成、拓展和提炼这些知识的实践活动。科学研究者的活动同样是知识与实践的共同体，即通过实践形成知识，并利用知识指导实践的过程。科学教育将知识与实践结合，不仅可以促进学生对科学本质的理解，也可以成为学习科学的方式，这种方式让学生的学习与科学家的研究更为相似。 《澳大利亚科学课程标准分析与启示》，徐玉红　高芳　周华松，载《当代教育论坛》2011年第4期 澳大利亚科学课程标准设计宗旨为：（1）教育学生做好终身应用科学并成为积极公民的准备，让他们能够在科技先进的社会中有效地发挥作用；（2）为学生进一步学习高中科学、大学科学工程课程和职业技术培训打下基础。 澳大利亚科学课程总目标从科学探究技能、人类科学史、科学理解三个相互联系的维度进行了分述。人类科学史维度是一项比较新的研究，除包含情感态度价值观外，还包含科学史观、科学伦理观等，充分体现了科学史、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哲学教育思想。 《澳大利亚科学课程标准》把科学学习分为四个阶段，考虑到10项一般能力，科学课程中涉及8个，包括文字认知、数字认知、信息与交流技术、思考能力、团队合作、道德行为、创造力和自我管理，与三个跨课程方面（即原住民历史和文化、亚洲文化及澳洲与亚洲的交流、可持续性），如何促进科学教学，并在教学中得到提高。 《对科学探究教学的界定》，张杰艺　郭玉英　范佳午，载《课程·教材·教法》2011年第7期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探究综述项目”在开展研究时，为筛选每项具体研究是否属于探究教学研究的范畴，以及描述各项研究中探究教学实施的不同，制定了探究教学的操作定义和简单的分析框架。（见表1） 该框架由三个部分组成：1.判断教学内容的类型：如果教学内容不在I所列内，则不是科学探究教学。2.判断学生参与的方式：学生至少要以表中所列的一种方式参与到学习中，但只有参与是不够的，在参与的过程中，必须还要体现探究的元素。研究者将学生对学习的责任、学生主动思考、学生的动机称为探究的元素。3.判断教学的组成部分以及在每个部分中探究元素的体现程度，分为“不重视、重视、很重视”三个层次。 《关于学习进展序列的研究》，韦钰，载《中国科技教育·脑科学与科学教育》2012年第3期 以学生学习沉浮现象、建立物体密度概念为例：了解小学科学教育的教师都知道，孩子很喜欢水。不管是玩水，还是自己学游泳，孩子从小就会接触到沉浮现象。但是教师也都知道，建立密度的概念是小学阶段科学教育中的难点，也一直是科学教育研究的热点课题。皮亚杰认为：建立为什么物体会沉浮的解释，孩子需要经历4个主要的阶段。第一阶段（4-5岁）孩子解释沉浮的原因是道德上的，如“这块石头聪明”。第二阶段（5-6岁）认为重的物体会沉，因为物体重，表示强大，用的是拟人力量的解释，而非客观的原因。第三阶段（6-8岁）开始找客观的原因。第四阶段（9岁以后）开始把重量和容积联系起来，才可能逐步建立密度的概念。这就是皮亚杰提出的儿童获得密度概念的进展序列。 皮亚杰理论的问题在于把这种进展序列看成是儿童天生具有的过程，不受到文化和社会背景的影响。他的这个观点被实践和脑科学证明是错误的。儿童，乃至没有接受过良好科学教育的成年人，都会对沉浮现象有许多错误的前概念。这些错误的前概念，不经过精心设计的科学教育，是很难改变的。而有了好的教育方法，儿童才能够较早地建立正确的概念。 威尔逊等用渐进的变量来描绘学生对沉浮概念掌握的进展过程，一共分为9个等级。作为一个例子，它说明不同的科学概念可以分解成随着时间进展而发展的详细过程。在给出的学习进展序列中并没有像皮亚杰那样给出年龄的阶段。因为，根据社会建构理论和脑科学的研究，已经证明学生的学习进展的进度各不相同，既与先天的条件有关，更会受到后天文化和社会条件的影响，语言和教育就是一个重要的学习背景。 《关于科学教育的若干思考》，张英光，载《中国科技教育》2012年第8期 前不久，《科学美国人》杂志刊出一篇题为《美国科学教育之痛》的重头文章，详细讲述了美国科学教育的当下困境：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重文轻理”和“重商轻理”在美国十分盛行。在基础教育中，理科教育成了薄弱环节。由于待遇不够好且得不到足够的发展机会，美国很多理科教师纷纷跳槽转行，以至于今天的美国，为孩子实施科学教育的，大多是没有接受过科学训练的老师。因此，这些老师培养出的学生，在科学素养上显然存在“天生缺陷”。 上至总统奥巴马，下至各位政要均宣称，美国在科学和数学教育上的颓势将对国家未来竞争力产生严重威胁。 为此，奥巴马提出要向美国教育部门输入一批朝气勃勃的优秀人才。他开出的处方是：在2020年前培养100000名高水平的数学与科学教师，并将此项工作列为国家重点任务之一，同时提高所有50个州的科学与数学课程标准。 基础科学论文:正确认识基础科学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 三年来，我国人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的工作已经获得了辉煌的成就，现在全国人民正以忘我的劳动和兴奋的心情来迎接行将到来的国家建设的高潮。当我们面临国家建设高潮的时候，我们首先便感到现在我国科学技术干部，无论在质的方面和量的方面，都远远落后于国家建设的要求。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成为当前的急务之一。今年暑假后，又将有几万毕业于中学的青年们走进高等学校学习科学技术，这将为我国将来的建设工作增加一支生力军。 有些青年，对于学习专门技术很重视，但对于进理学院，学习研究基础科学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因而兴趣就比较淡薄。有的甚而觉得这可能用处不大，出路不广。这个问题是涉及到对国家建设，对科学的认识的，我们现在就对这个问题作些解释。 我们国家的建设工作，包括经济建设，也包括文化建设。我们不能想像一个国家的人民只有丰裕的经济生活而可以不要健康充实的文化生活内的。在文化建设中，科学研究工作，是一项很重要的任务。由于有了科学的研究，使我们能够发见、掌握了自然规律，从而能不断地改进生产技术，发展国家的生产力，推动了经济建设的进行。同时，由于科学的发达，我们加深了对自然界的认识，增进了控制自然界的知识，也就是提高了人民的文化水平，我们就不再是自然的愚味的奴隶而是自然的主人了。所以说“科学，按其本质来说，是精神文化的最重要的成分，它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服务。”（加马利、康士坦丁诺夫：科学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见学习译丛一九五二年第三号第五十四页）。我们如果把国家建设工作短视为只限于生产的改进与发展，而不重视基础科学的研究工作，那是不全面不正确的。 再进一步看看，任何近代大规模的生产技术要是没有科学的研究与发明来作基础，那也是不能想像的。所以说“近代大生产是以自觉运用自然科学的成果为基础的，它要求人们研究物的机械、物理、化学等特性，科学地分析和综合工农业的一切生产实践。”（见前书第四十九页）。难道我们可以想像没有马克司威尔的电波学说便可以有近代的无线电的出现。没有门德列也夫的元素周期律和原子分子的学说而可以有近代高度发展的化学工业，没有居里夫人关于放射元素的研究，也可以有近代原子能工业吗？再有一个明显的例子，在苏联，因为有了巴甫洛夫在生理学上的成就——高级神经活动学说，于是在医学技术上，今天就有了基本的革新，甚至教育学和畜牧医学在应用上也都因为它的影响而有了新的进展。可见任何一种应用技术的革新没有不是由于科学研究上的发明发现而引起的。理学院中关于数学、物理、化学和生物等基础科学的学习与研究，对于国家生产技术的发展与提高来说，对于国家全面建设来说，不仅是需要的并且是很为重要的。 那么为什么还有一些青年对于投考理学院有顾虑，怕学了没有“用”，没有“出路”呢？那也是可以理解的。中国过去由于长期帝国主义的压迫，反动阶级的统治，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是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的。科学工作要是没有社会生产上的需要是不可能发展的。于是从外国移殖过来的一点一滴的科学工作，也由于得不着滋养而日渐成为脱离实践、日渐萎缩的东西了。毕业于理学院的学生和从事于基础科学的研究工作者们除了教教书外，就根本没有充分的条件，去很好地进行研究，以使自己对于国家、对于人民作出很多贡献；甚至有的由于“用非所学”“用非所长”，就不得不半路改行了。这样就自然造成所谓理学院没有出路的现象了。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今天我们祖国大地的一切是完全改观了。基础科学研究工作没有出路的那种不合理的现象是随着反动统治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在经济建设工作中，要改进发展生产技术，立刻就需要基础科学研究工作来指引、推进。而在文化建设工作中也更需要我们有更丰富更正确的控制自然的智识来提高我们的文化水平。特别是在的号召下，我国科学工作者们正在进行思想改造，克服了过去脱离实践的学院式工作作风，使科学工作更能指导工农业生产的实践，这就为我们学习基础科学的青年们准备了又一个更好的条件。 基础科学论文:制度建设为基础科学机制为保证不断提高组织工作的满意度 选人用人关系到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关系到人心向背，是干部群众和社会对组织工作关切的核心所在。构建以制度体系为基础、以科学化的工作方式为保障的选人用人机制，是提高组织工作满意度的关键。 必须夯实制度规范这一基础 总书记指出：必须始终把制度建设贯穿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中。制度是根本，提高选人用人的公信度，必须以健全的制度体系为基础。在制度体系的健全和完善中，要准确地把握制度体系的点、线、面要素以及制度所覆盖的基本内容和制度运行的关键环节。 要把握制度体系的核心点，关键是在制度之中能体现核心要素选干部。一是思想品德、业务能力、综合素质构成的基本标准。德为先是思想基础，能为上是工作基础，学为重是素质基础。二是实际履历、个人情况、岗位需求构成的条件标准。真正注重实际工作表现，并与个人学识修养、岗位结构搭配相兼顾。三是群众认同、干部认同、上级认同构成的工作标准。能够将群众拥护和组织信任的人选出来。中央对干部选任有总体要求和《干部选任的条例》，需要在实践中结合本单位的具体情况，制定实施办法并加以落实，但必须准确掌握其核心要素。 要把握制度运行的主要线，关键是在制度之中能体现规范环节选干部。一是制度体系的程序节点之间是连贯的。干部的选任，从群众测评、自荐和推荐、考试答辩、公推或竞聘，到组织考察、纪委反馈、差额票决、公示任用、廉政谈话等，必须保证确定的流程线都要有相应的制度约束。二是制度体系的主线是清晰的。如群众测评有分析，体现科学定性和定量；选任方式要公开，尽可能让大多数群众都能知晓；组织考察应全面，能够真实反映被考察者德、能、勤、绩、廉的情况、担任干部的适合度以及个人特质；会议决策需民主，党委在选任干部中实行差额考察和差额票决制等。 要把握制度覆盖的主要面，关键是在制度中能体现科学机制选干部。一是选人用人的工作机制有不同的层次。在总体要求上，制定既符合中央要求，又体现学校实际的有针对性、适应性的方案；在选拔方式上，采取进一步扩大竞争上岗范围和公开招聘的措施；在选任程序上，规范民主推荐、考评答辩、差额考察、纪委函复、任前公示、票决确定等要求。二是选人用人的机制有较宽的覆盖面。要完善干部在岗的学习培训制度，落实干部试用期、回避、报告事项、廉政谈话制度，落实干部履行职责的常态化考评机制，建立后备干部的培养机制。三是监督的配套机制。严格执行“一报告两评议”，做好干部述职述廉、离任审计等，将4项监督落到实处，并建立纪检、审计、财务等有关部门的联席会商机制，加强干部常态化监督。 只有按照中央要求，并将各个单位具体实施的方法以制度的形式予以确定，才能打牢选人用人的工作基础。 必须坚持正确导向这一根本 做好选人用人工作，要通过制度和机制形成正确导向，匡正选人用人的风气。需要我们思考的是，如何以制度和机制解决“怎样选人，选什么样的人”的问题。选好人既要在制度层面保证选人的要求，也要在实际做法中体现选人的作风。中央提出，让能干事者有机会，干成事者有舞台，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投机钻营者得利。有良好的选人用人风气，从干部角度讲，能够激励干部，让其工作感到舒畅；从群众角度讲，有利于增加群众对组织部门的信任和对干部的支持。在实践中要把握好5点：一是制度和机制要确保选人用人的正确导向，要按照中央提出的德才兼备、注重实绩、群众公认的干部选任原则，通过民主推荐、竞聘上岗、公开选拔、群众参与等方式，扩大选人用人的民主范围，拓宽选人用人的视野，摸得准、看得准、选得准。二是工作方法要确保选人用人的民意基础。让群众知情、参与，将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落实到选人用人的实际工作中。加强民意测评，让民意反映干部的德才，让群众评价干部的政绩，将大多数群众的意见作为干部履职评价的主要依据，作为选人用人的依据。三是监督体系要确保选人用人的公平公正。领导干部的提名权要有制度，组织、纪委部门要加强经常性沟通，确保投机者选不上以及防止干部带病上岗，严肃处理跑官、要官和拉票贿选行为。四是岗位任职中要体现干部的轮岗交流。干部轮岗交流，反映在高风险岗位规避、多岗位锻炼、干部的合理调整等几个方面。要注意把群众反映好、工作能力强、政治素质硬的干部选拔到重要岗位，也要注意与长期在弱势岗位工作的干部加强交流。五是组织干部自身要行得正。要思想上讲党性、工作上重品行、行为上作表率，深入基层、了解民意，掌握干部思想动态和工作表现，敢于坚持原则，真实反映情况，勇于抵制不正之风。 干部选任的导向，是群众和干部评价满意度的风向标，只有在选人用人的实际工作中，最大程度地依靠群众，才能风清气正，做到让组织放心、让群众满意。 必须提高科学水平这一要求 做好选人用人工作，贯彻中央提出的坚持民主、公开、竞争和择优，必须落实在干部选任的整个过程，即做法要反映民主、过程要实现公开、选拔要体现竞争、目标要达到择优。只有延伸和拓展实际工作的每一环节，才能真正意义上实现民主、公开、竞争和择优，提高选人用人的公信度，提高组织干部工作的满意度。 客观地说，干部工作长期以来有一套严谨的工作流程，但在如何听取多数人的意见，避免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以及集中群众的认可度方面，尚需要提高科学水平。坚持民主，就要从初始的人选推荐、拟任干部的遴选到考察听取意见、干部任用的决定等，全面增加群众和干部的参与度，并实行干部选任差额票决制，避免以少数人意见取舍，制衡“一言堂”。坚持公开，就是让更多的群众从一开始就知道，缺什么岗、岗位条件和职责是什么、怎样选人等。对干部选任中的一些环节，要尽量多场合加以公开，可以借用媒体、内部信息渠道和一些现代科技手段，让本单位的大多数干部群众了解组织上选人用人的工作要求、工作步骤和主要信息，并建立畅通的意见反映渠道。坚持竞争，就是形成比较性选人。干部选任实行竞争上岗，实际上是改变了干部的提名权，让可能原本不在视野里的人和更多优秀的人参与。体现竞争，要将岗位公布，鼓励更多的人报名，进行差额考察、差额票决等。坚持择优，就是按照中央要求，把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民群众信得过的干部选拔上来，这也是干部选任的最终目的。 基础科学论文:在基础科学教育中对文学的利用 个人简介：刘兵，男，1958年生，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85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现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学术委员、兼职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科协清华大学科技传播与普及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等。主要研究方向是科学史、科学文化传播、科学技术与社会等。出版有《克丽奥眼中的科学》等专著6种，《刘兵自选集》等个人文集7种，《超导史话》等科学史与科学文化普及著作4种，译著7种，发表学术论文120余篇，主编有《科学大师传记丛书》等多种丛书、教材和读物。 摘 要：本文提出在基础科学教育中可适度利用涉及科学问题的文学作品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落实新课标所倡导的情感、态度、价值观这一维度的教学目标，并例举分析了几部较有影响力的西方畅销小说，指出其中所涉及的科学问题，以及如何去理解和把握其中的科学理念。 关键词：科学教育；文学作品 在中学的基础科学教育中，为了实现新课标所提出的教学目标，特别是关于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维度，可以利用各种辅助性的教学方式来进行有效的教学。在这当中，一些在传统教学中不被重视甚至几乎被完全忽视的教学资源，如果恰当地利用起来，也可以取得很好的教学效果。 在科学教育中，对科学的本质、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的教学，由于以往被强调不够，教师经常会感觉在教学内容和资源等方面有困难。就此来说，一些目前在国内已经出版了中译本的西方畅销小说，因其涉及到与科学有关的话题，而且，更多地反映了一些国际上比较流行的对于科学、技术其及本质和与社会之关系的见解，就是一类既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又能满足特定教学要求的素材。倘能适当地在教学中引进、利用这样的素材，完全有可能让学生在愉悦的学习中，掌握一部分相关的知识并进行有益的思考。 这样做的关键，是对适当的文学作品的发现和对其有关科学之理念的理解与把握。在这样的基础上，可能的选择还是很多的。在此，可以例举若干部较有影响的作品作一简要的分析和讨论。 在一些早期的西方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举《美丽新世界》和《1984》这两本书为例。20世纪上半叶，科学在世界上还是突出地以非常正面的形象来传播，科学技术的一些负面的效应还没有充分表现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些作家非常难能可贵地表现出了先见之明，在其作品中讨论了相关的问题。 《美丽新世界》这本赫胥黎的经典作品，写于上个世纪30年代，现在国内已经有了好几个中译本。在那个时候，赫胥黎就已经非常有先见之明地探讨了科学可能给社会带来的另一种影响，即生育技术，这样的意识是非常超前的，甚至于我们现在激烈争论的生物技术的问题，在其书中就已经有了类似的影子。他利用当时可以得到科学技术的进展，构想了一个特殊的极权社会，这个社会把科学技术的各种先进手段都运用起来，在对其成员从出生起，就进行着有目的的培养，把人分成不同的阶层，如阿尔法、贝塔、伽玛。与此同时，为了避免不同的社会结构带来的冲突，作者设想这个社会还保持着文化专制。比方说，对一些传统文化像莎士比亚的戏剧等都是禁书……。在这本书中，就我们这里所关心的话题来说，最关键的是赫胥黎设想中，利用可以想象的科学技术手段来维持这样一个作者显然是对之采取批判态度的社会。作家所要反思的一种是社会体制，一种就是利用科学手段对体制的保证。 类似于这部反乌托邦的经典著作，另一部可以提及的小说，就是那本非常著名的写于1948年的《1984》。以往人们不会把它算作跟科学有关的书，而更多地放到政治幻想小说的分类中，把它作为一本政治小说来读。这部书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当然首先的影响也是来自于它对于政治社会的构思。但是，这部小说在其精彩的描述中，其实也还涉及到对于那样一个专制社会的技术支撑条件的设想，甚至于带有了某种科幻的意味。比如说，人受到监视，所有的地方没有自由、没有隐私，甚至在自己的房间里都要躲着监视器（即小说中的“电幕”）。在1948年时，技术还不像今日那样发达，但作家在描述一种社会政治结构中发生的种种故事时，其实是很有预见地设想了可能利用的科学技术手段，即使当时这样的手段并不完善。作家的想象力和科学技术的思考和价值判断是非常值得后来人重视的。在当下，不是已经有人在讨论监视器这种技术手段的普遍应用与个人隐私之关系等伦理性的问题了吗？ 除去这些较为早期的经典作品之外，如果我们直接跨入20世纪90年代，我们更会发现，一系列的小说更加有针对性地在思考着科学的问题。 很有代表性的美国畅销小说作家克莱顿的一系列作品，就是典型。其中，在公众中，其最有名的作品，就是最初以小说形式问世的《侏罗纪公园》了，当然，由于这部小说后来被改编成电影（其实他的每部小说几乎都被拍成了电影），由于电影的传播，其影响力超出了小说。后来沿着类似的思路、围绕着同样的主题的续篇《失落的世界》亦是如此。 抛开《侏罗纪公园》中那些至少在逻辑上似乎成立、与当代科学发展有某种关系的幻想性细节不谈，仅就其思想性而言，在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背后，也有许多非常值得人们思考的内容。 小说的作者体现在其作品中的一个非常清晰的意识，即作者所要讲述的，实际上是人和自然的关系的问题。那个设想由人类造出并放养了恐龙的孤岛是一种自然，人们在这个孤岛上用人工的方式复原了几千万年前存在的恐龙，重新建造了一个人工的自然界。但作者又认为，这样一个自然界是不可能稳定的，虽然小说中的某些人以为可以控制这样的自然，但是这实际是一种幻想，而作者立论的根据，又放回到某种科学的逻辑里。在这本书中，作者大量采用了一些科学前沿的东西，典型的就是混沌理论。曾有人说这部作品所传达的混沌理论这样一些科学前沿概念，要比很多科普作品效果好得多。此小说中有一位主人公，是可以视为作者代言人的名叫马尔科姆的数学家，他就根据自己的研究而预言：这样一个人为的自然系统肯定是要出问题的。 从近代科学创立的时代起，人类有一种对自己能力的自信，从哲学家培根开始，就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口号：知识就是力量。后来有人重新解读，译为知识就是权力。人们一直有这样一种观念，一种所谓人类中心的观念，有一种人类对自己能力夸大的想象，认为人们可以控制自然、可以改造自然，可以把握人们创造的自然，这种认识是近代科学创立以来特别是近代工业革命以来人们一直不断地主流地所持有的一种看法，直到后来很多问题的出现，使人们开始反思，我们是不是真的有能力做到这一点？过去我们在中国不是也有这种传统吗？的时候口号不是“人定胜天”吗？这种概念无论是基于想要依赖科学技术手段还是政治意识形态的信念，都是认为可以由人的意志来改善自然界和控制自然界，但是后来人们发现这样的信念也许是有问题的，或者说，对自然的控制有时候也是会出问题的。从《侏罗纪公园》到《失落的世界》，正是反映出这样的一种思想。 相应地，在当下我们的现实中，当我们为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争论，为一些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事件或问题而争论，如像有关人类是否应“敬畏自然”的讨论，关于水利工程的讨论（在《侏罗纪公园》就真的提及到阿斯旺水坝的事例）等，如果把这样的小说结合在科学教育中，也许会提供给学生更多的一些话题、思路和素材。 在这里，还可以再举一个近来非常走红的典型的作家的例子，即著名的《达芬奇密码》一书的作者丹・布朗，他因《达芬奇密码》而知名，但其另外几本作品其实都是跟科学有关的，比如说像《数字城堡》、《骗局》、《天使与魔鬼》。 《数字城堡》涉及到的是密码、信息、超级电脑的问题，当然内容也包括恐怖主义、政府的电脑信息系统的研制开发等等情节，但关键在于，它提出的问题是：如果能够研制出万能解密机，那么，在这种有可能性的技术发达情况下，人类的隐私何在？ 关于个人隐私，像这样的反思，或者是像生物技术的应用等所带来的冲突，在学术界也已有所讨论，此小说只是通过生动的故事情节，把这样的科学发展的伦理性问题具象化。这里仍然把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与人和社会的发展的冲突的问题作为关注的核心。 在《骗局》这本书里，涉及到的也是一种科研伦理的问题。作者设想的情节是，出于政治的需要，政府的有关机构和官员也居然会在科研的问题上作伪。像这样的问题，在我们关注科研道德的时候，当然也是有借鉴思考价值的。 在丹・布朗几部小说中，我更愿意强调的是《天使与魔鬼》这本书，因为这本小说把叙述的焦点放在一个科学与宗教的环境之中，在仍带有幻想性又有一定科学依据基础的故事情节里，反映了科学与宗教的冲突。书中，教皇内侍在危急的时刻的长篇演讲几乎就像是一篇在讨论科学、宗教和人性之关系的论文。其中提到的一些很有意味的问题就是，仅仅靠科学我们是否能够很理想的生存？能够满足我们所有的物质需求的前提下，科学是否能够同时满足我们的精神需求？在我们掌握了非常先进的一种具有威力的手段和技术的前提下，我们的道德是否也已经进化到了有能力足以能够控制把握这样一种技术发展的相应的程度？ 如果仅就近几年来被译成中文的国外畅销小说来看，其实还可以举出许多其他涉及对科学的反思这一主题的优秀作品，像《诺贝尔的囚徒》、《羚羊与秧鸡》、《猎物》，等等。这里就不一一再例举了。 总之，本文只是想提出这样一种可能的设想，即如果在学校的基础科学教育中，适度地利用涉及到科学问题的文学作品，完全是有可能在引起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更容易达到新课标所设定的某些教学目标的。 基础科学论文:紧密结合中医临床,积极开展基础科学研究 “证”是机体在疾病的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反应状态。中医病证结合动物模型已被视为实现中医药规范化，客观化乃至科学化的重要环节。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刘建勋研究员首先提出了病证结合动物模型拟临床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其研究团队以冠心病作为切入点，采用多因素、多靶点的方法干预模型动物的生理过程，建立了冠心病痰瘀互结证小型猪模型，利用模型动物的特点和优势，深入分析疾病证候的现代机制和生物学特征，进行治疗相关病证中药新药的研究与评价。相关研究成果在本刊连续5期相继发表系列研究论文，得到了广泛的反响。以下是中医药学不同研究领域的著名专家分别表述个人观点： 王庆国（教育部“证候与方剂基础研究重点实验室”主任，北京市“证候与方剂重点实验室”主任，北京中医药大学原副校长，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副会长）：中医疾病病机演化规律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过程，它随着外界环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对传统中医病机的认识逐渐向微观化方向发展；同时对病机的病理生理机制研究在微观上、深层次上认识机体生物活动特点，更加准确的揭示病机演化的本质，促进达到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的统一。在《中国中药杂志》2013年第38卷23期发表的“小型猪痰瘀互结证冠心病“痰、毒、瘀”病机演变规律的实验研究”一文中，作者首先采用模拟临床冠心病危险因素的方法，将高脂饮食与冠状动脉血管内皮损伤二者有机的结合建立中国小型猪冠心病痰瘀互结证冠心病模型，并进行病机规律的分析以指导临床诊疗。通过对血脂代谢、炎症反应、血液功能动态变化的分析提示，单纯的痰证、瘀证或毒证都不足概括冠心病痰瘀互结证病机的发展规律。可以认为冠心病痰瘀互结证的病机发展规律在于“由痰致毒、致瘀，痰毒瘀三者互结，损伤心脉，气血运行不畅，发为心痛”。扩展了中医胸痹的病机认识。此研究采用现代医学的研究手段和方法，从微观角度分析冠心病病理机制，并结合对中医传统致病因素的认识，提出了冠心病痰瘀互结证“痰-毒-瘀”的病机演变规律，其思路和方法都值得借鉴。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所研究的病证结合动物模型的病理生理及客观检查指标的变化应与临床相关病证密切相关，否则对病机的微观分析将毫无意义和价值。 史大卓（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转化或转换医学（translational medicine）是近年来国际医学健康领域出现的一个新的学科，即从实验室到病床（bench to bedside），再从病床到实验室（bedside to bench），实现“基础-临床”循环往复的研究模式，简称为“B-to-B”。B-to-B模式不仅应用于疾病的诊断与机制研究中，同样也运用于新药研发过程。在转化医学过程中要求基础实验动物模型是有多个方面与临床相关疾病相似的病理改变，相似度越高则由实验室转化临床的效率就越高。因此，对实验动物模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中国中药杂志》2014年第39卷第3，4期发表的“痰瘀同治方对痰瘀互结证冠心病小型猪心功能的改善作用”，“痰瘀同治方对痰瘀互结证冠心病小型猪心肌组织的保护作用”2篇论文，实验不仅采用临床冠心病危险因素的方法作为致病因素，并且在模型评价过程中以临床冠心病诊断的方法为中心，通过心肌酶谱、心脏超声、无创血流动力学分析观察实验动物冠心病心脏结构和功能的改变。这不仅为冠心病的临床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实验载体，同时也使中药新药临床前评价的数据和结论更有临床参考价值，缩小实验研究向临床转化的距离。因此模拟临床的动物实验研究，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方向，特别是在中医药领域。此研究所建立的中国小型猪冠心病痰瘀互结证冠心病模型也值得推广和广泛应用。 吕爱平（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院长、讲座教授）：辨证论治是中医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体现了中医学对疾病诊断和处理的特点。随着现代医学科学的发展和中医临床实践的深入，如何将疾病证候的变化特征以更客观的现代医学实验室指标来阐述，还需要大量细致的工作。但是在基础实验研究中，通过建立与临床相关疾病证候相似的动物模型，并以病证结合动物模型为研究对象，分析证候发展过程中客观实验室指标的改变将有助于证候本质的认识，辨证与辨病结合，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的结合；同时也进一步提高基于证候分类的疾病治疗疗效。在《中国中药杂志》2013年第38卷24期发表的“痰瘀同治方对冠心病痰瘀互结证小型猪模型中医证候评分的影响”一文中，实验的设计和思路比较新颖、独特，实验采用模型临床四诊辨证的方法并结合现代医学对中医致病因素的认识，从体重指数、脂质代谢、血液流变学，心功能和心电图改变等对中国小型猪冠心病痰瘀互结证进行证候评价，并建立证候诊断标准，基本符合中医痰瘀互结证的特点。因此以临床病证特点为参照，根据实验动物病理、生理情况，将临床病证的表现通过适当的转变以应用于动物模型中进行评价，将有助于病证结合动物模型的发展。因此中国小型猪冠心病痰瘀互结证模型的建立促进此方面的研究，而该模型的建立和发展同时也进一步促进疾病过程中证候变化本质的研究。 孙晓波（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研究员）：中药复方临床前评价的主要目的是为将来的临床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而病证结合进行中药临床前有效性评价的方式收到了越来越多的接纳。病证结合动物模型的建立要求具备现代医学病理学模型和中医证侯学模型两方面的特点。但是由于中医病证结合动物模型目前存在的诸多不足导致中药复方临床前评价多采用西医疾病，或者单纯中医证侯的模式进行。在《中国中药杂志》2014年第39卷2期发表的“痰瘀同治方对小型猪痰瘀互结证冠心病血液流变性及血脂的改善作用”和“痰瘀同治方对小型猪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炎症反应的影响”2篇论著中，则克服了以上中医模型不足和缺陷，值得推荐。通过高脂饲料喂养和冠状动脉血管内壁球囊损伤双因素的刺激方法，建立中国小型猪冠心病痰瘀互结证模型，用于中药新药的临床前评价。在评价方法中，一方面围绕与中医证候相关的因素如血脂代谢的异常、血液流变学的异常等进行评价。另一方面以冠心病病理过程为中心，评价中药复方干预对心肌缺血过程的影响。通过以上两部分的密切结合，可以全面的分析中药复方的作用特点。同时也与当前中医临床辨证与辨病结合的发展一致，更加密切联系临床。不失为一项高起点、高标准的中药复方临床前评价研究工作。 基础科学论文: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关系的历史演变 [摘 要]从军事技术发展史的角度分析，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历经了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阶段，即古代时期两者各自独立发展，近代时期彼此相互联系，现代时期的高度融合。关注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关系的探讨，对我国依托基础科学推动军事技术创新，促进军民融合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基础科学；军事技术创新；历史演变 从军事技术发展史来看，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经历了独立发展、相互联系和高度融合的三个历史阶段，随着科学技术一体化的日趋加强和军事技术体系错综复杂，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将更加密切。 1、古代：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处于初级阶段 在火药应用于军事之前，高频率的战争次数导致冷兵器的种类繁多、内容丰富，但这一时期的基础科学并不发达，军事创新主要依靠工匠们的经验积累和不断摸索。 就冷兵器的材质而言，冷兵器可分为木兵器、竹兵器、石兵器、陶兵器、青铜兵器和铁兵器，在这演变的过程中，冶炼技术起着主导作用。在冶炼技术出现之前，人们的武器一般都就地取材，使用木质或者石头打磨的工具，而金属铜的出现并有目的的应用战争则使武器装备有了质的飞跃。大约公约前1万年，石器时代的人们开始认识并使用铜，通过不断地艰难摸索，掌握了通过制造高温热源和去除杂质的冶炼技术。这一时期，化学等基础科学的知识根本没有系统的出现，武器装备材质的创新主要依靠工匠们不断的摸索实验，“最初控制燃烧温度的知识被看做一股神秘的力量，随后人们才逐渐认识到，那些不过是知识和技术的应用而已。几乎可以肯定，同样是靠着运气和反复试验、反复失败，金属制造最终获得了飞跃式发展。”[1] 冷兵器性能优劣的另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制造工艺的高低，这取决于工匠技术的经验积累和技术的熟练程度。最初，工匠通过模仿自然界的实物形状来制造兵器，并不需要科学知识的指导，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说过，“人最初的认识是从模仿中得来的”[2]，模仿在武器装备的创新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戈的形状丰本锐末而微曲，如同鹰嘴兽角，用以钩挽和啄刺敌人”[3]。通过模仿，工匠们可以制造出各式各样的冷兵器，而且由于工匠们的经验技术的不同，同等质料的兵器在性能上也会大相径庭。1965年在湖北江陵出土的越王勾践剑虽埋藏地下2300多年，仍然光洁如新，寒气逼人，锋利无比。在《吴越春秋》中也有干将莫邪铸剑的记载：“干将，吴人；莫邪，干将之妻也。干将作剑，莫邪断发断指爪投入炉中，金铁乃濡，遂以成剑；阳曰干将，阴曰莫邪。”可见，古代工匠的铸造工艺决定了武器性能的优劣。在基础科学尚未系统出现的古代冷兵器时期，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较弱，工匠的经验技术水平对武器装备的创新起到了主导作用。 2、近代：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处于中级阶段 14～15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促进了近代科学的形成与发展，以实验材料和逻辑推理为基础的研究方法，指导人们更好的认识世界，探索事物的发展规律，数学、化学、物理学等基础学科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取得了一系列的新理论、新知识，这些基础科学的突破往往带来军事技术创新。 在近代科学形成之前，火药就已经被认识和使用，最早关于火药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公元8～9世纪，当时的炼丹家已经知道炭、硫、硝三种混合物的性质，并在宋代第一次运用于军事的记载。但是直到14世纪末出现的明火枪，也是因为射速慢、射程短和准确性差，没有产生重要的军事影响。从火药的发明到14世纪轻火器的出现，在将近6个多世纪里，火药的性能将一直没有显著地提高，军事效能并不理想，直到15世纪发明了粒状火药后，这种状况稍有改观。然而，真正满足军事需求的高爆炸药的发明，则是近代科学尤其是化学发展的产物。18世纪拉瓦锡氧化学说的提出，开启了化学革命的大门，使人们对物质和物质的变化从定性的朴素认识进入了定量的研究；19世纪初道尔顿的原子论阐明了化学变化的统一理论，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化学的新发展；19世纪60年代，门捷列夫创立的元素周期表不仅对化学理论有重大意义，而且对化学工业以及其他工业的兴起也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从18世纪到19世纪60年代，在不到200年的时间里，基础化学取得的理论突破使化学工业蓬勃发展，火药由传统的黑火药变为硝化甘油、炸胶、无烟火药苦味酸和梯恩梯等强力炸药，使火药的性能显著提高，满足了枪炮对火药的性能的要求，奠定了现代军事工业的基础。 基础化学的发展为枪炮提供了稳定可靠的炸药，解决了弹药动能和杀伤力的问题，但射击精度的提高还需要外弹道学理论的支持，这离不开数学、物理学等基础科学的发展。1546年，意大利数学家塔塔格里亚出版了《投弹技术》一书，发现了炮身在倾斜45°时射程最远。17世纪时，伽利略在大量观察实验的基础上，并结合惯性定律等物理学知识，导出弹丸运动的抛物线方程，并且以其为依据写出了关于自由抛射运动的著作，用科学的理论解释了射角为45°射程最远的事实，标志着弹道学的理论初步形成。从17世纪末18世纪初，牛顿通过介质对运动物体的作用的研究，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四章讨论了外弹道学理论，确立了力学定律和微分学是外弹道学问题的理论基础，成为近代外弹道学奠基人。19世纪战争对枪炮技术的要求逐渐提高，枪炮的准确性、射程和威力要求及高精度的射表是外弹道学必须解决的课题，战争的现实需要极大的刺激了外弹道学的发展，使外弹道学理论出“井喷式”涌出，如西亚切近似法、弹丸运动微分方程的数值积分法等，这些方法的核心就是微积分理论。微积分在外弹道学中的应用，使外弹道学摆脱了经验判断的局限，以“无限细分”和“无限求和”的微积分思想让运动弹丸的轨迹细分到静止弹丸点的集合。[4]通过研究每一瞬间弹丸的特征来归纳出整个弹丸运动规律，使枪炮技术成为一门以数学为工具的学科。 3、现代：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处于高级阶段 进入20世纪后，科学活动日益从个人或少数人的独立研究发展成为大规模、有分工，高度组织化的集体，从“小科学”逐渐发展到“大科学”。在科技体制化逐渐形成的“大科学”发展阶段，武器装备创新往往是涉及学科门类众多、工程技术综合、管理系统复杂、社会影响巨大的大工程项目，如“曼哈顿工程”、“阿波罗登月计划”和“星球大战”。1942年，美国动员了15万人员，耗费了23亿美元，动用了全国1/3的电力，实施了“曼哈顿工程”，制造了首批原子弹。[5]在研制原子弹的过程中，基础科学与武器装备创新的关系比以往任何阶段都要密切，二者相互融合，一方面表现在物理学基础理论的突破是原子弹研制成功的理论源泉，另一方面，在解决研制过程中的困难时，“曼哈顿工程”又极大的发展和丰富了物理学的基础理论。由传统的以基础科学推动武器创新为主的单向线性推动模式，转变为双向相互推动发展模式。 20世纪初，爱因斯坦提出了著名的质能方程E=mc？，解释了物质内部能量和质量相互转化的关系，正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量子物理学家们积极探索原子内部结构规律，取得了一系列惊人发现，为原子弹的发明提供了理论基础。1919年，卢瑟福利用镭放出的“射线”轰击其他元素，实现了原子核人工嬗变，打开了实现人工核裂变的通道，为人们深入研究核反应，利用核能奠定了基础；1932年，英国物理学家查得威克在卡文迪许实验室发现了中子，被当成轰击原子核的理想“炮弹”，人类找到了打开原子核内部的“钥匙”；1938年，居里夫人、费米和哈恩等著名的物理学家，在大量实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核裂变理论，为人类开辟一种新的能源。这些物理学的基础理论的发现被誉为“通往核时代的三个阶梯。”[6] 正如“曼哈顿工程”的成功依赖于基础科学的突破一样，“曼哈顿工程”也极大的促进了量子物理学的发展，使人们对理论物理学的认识得到了极大的强化，使量子物理学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带头学科。“曼哈顿工程”集中了当时大量的顶尖物理学家，为学术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他们有时在国际会议上碰头，交换意见，有时在声望卓著的科学刊物上，介绍新发现。一大批这方面的科学家会聚在阿拉莫国家实验室，形成了一个无与伦比的思想库”，7这些物理学家们在阿拉莫实验室进行问题探讨，学术交流，将观众的焦点集中到共同的目标，极大地推动了量子物理学在短期内的迅速发展。在研制的过程中，有政府出资建立的先进实验室，也为基础科学的研究发展提供了优越的硬件设施。此外，从“曼哈顿工程”中总结出来的“大科学”管理模式，被成功地应用与其他基础科学项目的管理，间接地推动了其他基础科学的突破与发展，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高度融合。 基础科学论文:科技场馆针对不同人群开展的基础科学展品讲解 摘 要 科技场馆作为校外科学教育机构，主要是通过展览教育形式来开展科学教育活动。科技场馆的科学教育工作要取得成效，与辅导员的讲解质量关系密切。同时科技场馆是公众教育场所，因此区别对待参观群体开展展品讲解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主要论述辅导员如何针对不同参观群体开展讲解来实现科技场馆的科学教育功能。 关键词 科技场馆;展品;讲解 科技场馆的常设展厅一般都会展出一些演示科学原理、定律的基础科学类互动展品。这些展品通常是按一个主题或学科进行归类摆放布展，本文探讨的是单件展品的讲解也不是展品组合的讲解。 这些展品是立体的科学教材，观众在参观时能参与进来，他们推拉、吹吼，但是否会让他们去研究一些问题呢，又或者是有何收获呢？这就无从得知。科技场馆作为一个非正规科学教育场所，尽可能发挥这些展品的教育功能显得尤为重要，这是科技场馆的展品与游乐场的游乐设备之间的区别。科技辅导员针对展品的讲解及与观众之间的交流是发挥这些展品的教育功能的主要方式。不同年龄观众的认知阶段和兴趣点不一样，因此讲解起到的教育功能也是不一样的。如果辅导员在作展品讲解时，没有根据不同人群作出不同的讲解与交流，那么就很可能成为一次失败的讲解。本文主要探讨的是针对三个不同年龄阶段群体的讲解，不涉及混合群体的讲解。严格来说，这三个群体还是可以细分的，但由于科技场馆不同于学校，辅导员难以准确判断观众的准确年龄，只能作一个大概判断和大概分类。 1 辅导员针对小学生群体开展的展品讲解与 交流 针对小学生群体的讲解与交流的主要目的是培养他们的科学兴趣与增加他们的科学经验。讲解与交流的难点是如何创设情景，增加趣味性，通俗化。 小学生群体有以下几个特点。 1）按皮亚杰的观点，小学生群体的认知阶段基本上是属于具体运算阶段。在这一阶段，他们形成了初步的运算结构，出现了逻辑思维。但思维还直接与具体事物相联系，离不开具体经验，还缺乏概括的能力，抽象推理尚未发展，不能进行命题运算。 2）他们对周围事物有强烈好奇心，并渴望对这些事物寻求解释，已经形成了关于周围世界许多方面的 概念。 3）他们通过在校的科学课学习，开始对科学现象有所理解。 4）他们喜欢玩。 根据以上特点和讲解目的，针对这个群体开展的展品讲解与交流，辅导员可从以下几点来考虑如何讲解。 1）通过创设他们喜欢的情景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引导他们仔细观察展品呈现的过程与现象。辅导员可通过讲故事、展品拟人化、虚构事件、探讨他们感兴趣的话题等各种方法来创设情景。在情景中启发他们对展品现象的思考与交流。这样有利于增加讲解的趣味性。 2）辅导员针对这类群体的讲解语言要生动有趣、通俗化。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宁可讲解时出现论述不严谨、不全面，甚至出现错误。尽量避免使用专业术语名词、概括性抽象词语、公式。否则，对小学生来说，讲解已没有任何趣味性可言，根本就谈不上培养他们兴趣，保持进一步学习的动力了。例如，有件展示涡流现象的展品叫“摆动的环”，在讲述时不应该说“导体在磁场中作切割磁感线运动”，他们大部分人还没有导体和磁感线的概念。可以这样通俗化地说“小铝在磁铁旁边跑动”，显然，这样的表述是不严谨、不全面，甚至是错误的，但这样的表述能把事情说得清楚，让人听得明白且容易记忆。通过这件展品的讲解，他们能增加这么一个经验就可以了：铝在磁铁附近运动，会有电产生，电又产生了磁。 3）辅导员讲解过程应引导他们把展品的现象与他们已有的经验进行联系并思考。“科学的”概念常常与人的直觉相反，通过这种联系思考，使得他们的经验得到扩展。 4）讲解尾段，为了保持他们的好奇心，可以引导他们去探究其他展品，也可以引导他们回家做些跟这件展品有关的简单实验。 2 辅导员针对中学生群体开展的展品讲解与 交流 针对中学生群体的讲解与交流的主要目的是引导他们综合运用课本上的知识去分析研究一个系统（展品），从而增进他们分析研究自然事物的能力。讲解与交流的难点是如何让观众达到专注的快乐。 中学生群体有以下几个特点。 1）按皮亚杰的观点，中学生群体认知阶段基本上属于形式运算阶段。这一阶段，个体形成了完整的认知结构系统，能进行形式命题思维，智力发展趋于成熟。 2）不同年级的学生由于学习的科学类科目结构内容不一样，因此掌握的科学概念与知识的程度不一样，运用科学方法与实验方法的能力也不一样。 3）他们比儿时积累了更多的生活经验，在校学习也积累了很多知识，能够对周围事物作出解释。 4）最新脑科学研究表明，他们这个阶段，脑会发生重大变化。这阶段是提高人的科学素质关键阶段。 根据以上特点和讲解目的，针对这个群体开展的展品讲解与交流，辅导员可从以下几点来考虑如何讲解。 1）很多展品展示的科学原理、定律，如果他们已经在课本上学习了。只要他们看了展品的说明牌，那么这件展品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立体的教材或示范性的实验，看不到虚假的线索、幻想的破灭和失败。因此，辅导员如果把讲解的重点还是放在讲述这件展品展示的科学原理、定律，那么估计难以引起他们的兴趣，也难以引起他们专注去思考。 2）辅导员讲解时，可以考虑把展品作为一个系统，引导他们把展品看成一个系统，综合运用他们学过的知识，补充他们没有学过的知识，和他们一起交流与讨论。通过这种较为深度的分析研究，引起他们专注地探究和分析，增进他们运用科学方法的能力。例如，展示涡流现象的展品“摆动的环”，辅导员和他们一起操作和观察后，引导他们分析展品的构造。展品主要构成：架子、带有铝圆片的单摆、磁体。这件展品是展示带铝片单摆在磁体旁运动的情形，因此可以把它按时间来分割，分析和研究一个运动周期。在整个分析过程中，需要综合运用单摆周期运动、磁体特性、能量守恒、能量转换、电磁感应、楞次定律等知识。通过这样的讲解与交流，除了加深他们对已学知识的理解，增进他们没学的知识，更重要的是领悟一些科学方法。 3）很多展品都趋向于掩盖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复杂关系。因此针对中学生的讲解与交流，可以适当增加一些这方面的介绍。 3 辅导员针对成年人群体开展的展品讲解与 交流 针对成年人群体的讲解与交流的主要目的是和他们一起重温学生年代课本上的知识并了解这些知识在实际生活当中的应用。讲解与交流的难点是如何让观众重拾在校时的心态和感受。 成年人群体有以下几个特点。 1）智力发展已成熟。 2）已经接受了较长时间的正规教育，如果不是从事专业工作，在校学到的很多知识已逐渐模糊，但没有消失。 3）积累了相当多的生活经验。 根据以上特点和讲解目的，针对这个群体开展的展品讲解与交流，辅导员可从以下几点来考虑如何讲解。 1）辅导员和观众一起回忆在校时学过的知识。 2）重点讲解展品展示的原理、定律在生活中的应用。例如上面所述的展示涡流现象的“摆动的环”时，可以介绍涡流制动、电磁炉、变压器为何要尽量减少涡流电流。 展品讲解方式多种多样，辅导员也应有各自讲解特色。一次成功的展品讲解就包括以下几个因素：1）这次讲解的教育目的是什么？2）分析观众特点再讲解。3）能否使观众心情愉悦。 基础科学论文:以实践为基础科学分析社会矛盾 摘 要：自2013年初我国大部分地区遭遇雾霾气象灾害，河北地区更是列为“重霾”地区，对于雾霾天气究竟是如何形成的，为此河北地方政府作出了各项治霾决策，河北地区针对该问题是如何以实践为基础，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处理相关社会矛盾的，本文针对以上问题展开相关研究。 关键词：实践；发展；矛盾 一、导言 马克思曾说：“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相关。”在社会生活中处处充满着各种矛盾，大部分都是利益矛盾，而矛盾又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目前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要矛盾。但是当经济利益与生态环境发展产生矛盾时又该如何处理，追求经济利益、追求物质发展的理论在实践的检验下应该适时做出调整。河北地区在追求经济利益发展工业化的实践下基础下，生态环境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对此需要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分析方法来寻求经济利益与生态环境的平衡点。 二、发现问题，雾霾重袭河北地区 自2013年初以来，我国发生大范围持续雾霾天气，受影响面积约为143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四分之一，重霾面积约为81万平方公里，包括华北平原、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华南北部等地区，主要集中在北京、河北、山西、山东、河南、辽宁等地，京津冀及周边地区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有20个城市发生了重度及以上污染，受影响人口约6亿人，当然这些数据与日俱增。 “雾霾”严格意义上来说是“雾”与“霾”两个不同的概念，雾是一种气溶胶系统由微小水滴或冰晶组成，大量悬浮于近地面空气中，雾和霾同样会降低空气透明度使能见度恶化，但是雾主要是由空气中的水汽凝结升华而成，而霾则是由空气中的灰尘、硫酸、硝酸、有机碳氢化合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可吸入颗粒物等组成，这些污染性的有毒颗粒物与雾气结合在一起让空气瞬间变成灰蒙蒙的毒气，将阴霾天气与雾并为灾害性天气现象统称为“雾霾天气”。 三、分析问题，河北重霾灾害成因 对于“雾霾”究其原因概括为两点，一是有利于雾霾形成的气象条件，二是造成雾霾气象灾害的罪魁祸首也就是人为因素。之所以河北地区成为重霾之地，是由于该地区地势平坦，经济发展迅速，为追求经济利益，大片植被被砍伐开垦成农田，农田又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在这些改变的大环境和大气候的交互作用下河北省环境状况持续恶化，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荒漠化危害的面积大，2008年相关数据显示，河北省荒漠化土地面积272万hm2，占国土面积的14.5%；在全省138个县（市）中，有114个县（市）不同程度存在沙化现象。二是荒漠化面积增加的速度快，河北省土地荒漠化的面积已由建国时的122.6万hm2猛增到2000年的272.0万hm2，50年间增加了1.22倍。三是地类复杂、沙源丰富河北省是全国地类最复杂的省份，有高原、山区、平原和滨海。复杂的地类，除了带来迷人的景观，也存在发生荒漠化的潜在危险。 “两高”产业集中也是河北能够产生十大污染城市的原因。像钢铁、建材、石化等都是河北省的主要产业，这些产业大量排放出煤烟、颗粒物环绕河北地区上空，北方地区冬天几乎全民燃煤取暖，普通家庭一冬天就要烧掉将近两吨煤，一些家庭还使用燃煤炉做饭，单这一项一个冬天家庭日常使用燃料所释放的颗粒和废气也不得不引起重视。 可见河北地区成为重霾之地的根本原因是一味追求经济利益和个人利益，忽视了生态环境的保护。通过不断的发展工业，生产建设，河北地区的经济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日趋改善。在尝到了经济利益带来的好处后，忽视了经济发展这把双刃剑也会带来伤害。 四、解决问题，河北狠抓生态建设 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拓展为包括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这是总揽国内外大局、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新部署，更是当前应对雾霾气象灾害的必要保障与措施。经过多年的发展经验和如今的环境污染教训河北地区人民更加深切的体会到协调生态需要与经济发展需要的关系的重要性。经济发展和生态需要二者都既是现实需要也是长远需要，二者必须相结合相融合，从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发展经济维护生态建设，然而个人认为当前情况下生态环境建设应该先于经济建设考虑，因为当前不仅是河北地区甚至于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存在严重的生态环境污染破坏问题。 河北地区为治理污浊的雾霾天气各级政府制定了各项政策，首先针对燃煤方面进行了一批煤改气工程，拆除了一大批小锅炉、茶炉、炉窑等，大部分居民小区的地暖和水暖都改造成气暖，新建的小区一律采用集体气暖供应。同时还要求完成除尘设施升级改造火电燃煤机组14台，共涉及19家36台燃煤机组的除尘设施改造。 作为全国钢铁产能最大的省份，河北今后5年内将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力度，全力防治大气污染。河北提出了5年内削减钢铁产能6000万吨的目标。着眼于削减产能、控制污染，河北在最新出台的《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中提出，到2017年，全省“减钢”6000万吨的目标，煤炭消费量比2012年净削减4000万吨。 治霾力度的加大带来了空前的压力，即民生压力和自身发展压力。就单从在线监测系统一项来说就耗费上千万元的建造费以及后期昂贵的维护成本，这让许多企业吃不消。庆幸的是压力也可以转为机遇，中央首次如此具体频繁的关注河北经济结构转型，也表示河北要把调整产业结构作为河北发展经济的主攻方向，做大做强做优先进制造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河北五年内削减煤，压减钢，任务极其艰巨，也是势在必行，迫在眉睫。河北应该胸怀全局，通过消化、转移、整合、淘汰等方式，打好调整经济结构、化解产能过剩这场攻坚战。因此如何在雾霾这把双刃剑下抓住机遇，也是河北地区需要思考和把握的。 五、小结 作为决策者要有科学的预见能力，对未来的预测、关注和把握需要从系统整体出发。“从这个系统的整体最优出发，既要考虑到组成这个整体的一切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同时还要考虑到这个整体与外部环境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采用各种分析工具和方法，对系统整体与要素进行定性和定量的分析，在决策过程中不断调整、修正决策目标的偏差，达到整体最优。”对于河北省的相关建设发展出现的偏差，就是由于对整体把握的不足，没有权衡经济利益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联。 生态建设不仅是政府的职责更是社会大众共同的责任只有全民努力才能真正有效快速的抗击雾霾，还我们碧水蓝天。因此为了提高民众的认识要加强宣传，普及生态意识，倡导生态价值观，使公众的观念转变过来，树立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价值观，让公众有自觉的生态文明意识。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做到低碳环保，绿色生活，也是我们作为普通民众的义务，河北地区发起全民抗霾活动，“五公里内不开车”“放下汽车，骑上单车”等生活理念，大力传播，希望更多的民众都加入进来，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作者单位：贵州民族大学研究生院） 基础科学论文:注重基础科学 促进应用技术创新 我阅读《环球飞行》已有多年历史，每次翻阅这本杂志总会获得一些新的感受和启发。可能是由于涉及自己工作领域的缘故，我注意到《环球飞行》近年来发生的明显变化，尤其是《环球飞行》搭建了“科技前沿”专刊这一学术交流平台，这对于引领人们注重基础科学、促进应用技术创新具有深远意义。 科技前沿工作主要是从宏观、微观等多层面探索物质世界的本质、变化及其内在联系，建立起符合大自然规律的基础科学理论，进而创造出适合人类社会进步所需的种种应用技术。没有基础科学的支撑，就不会有真正的应用技术创新。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们在应用技术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国人生活水平也普遍有了较大提高，但在基础科学领域对人类的建树，相对于科技发达国家我们还存在着明显的差距。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本原因主要在于基础科研长期得不到真正重视，对科技事物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方法存在误区，急于求成，只看结果而不关心科学理论的产生和形成技术的过程，各种所谓“模仿式创新”、“解决有无重于创造”的状况影响到对基础科技的投入。于是，当我们的社会进入到必须由制造向创造转型的历史阶段时，这种重技术、轻科学和“拿来主义”所导致的恶果，就会陆续浮现出来，表现为在应用技术上我们似乎不断缩短了与科技发达国家的差距，而实质则是我们的创造力可能会越来越落后于时代。 基础科研是应用技术创新的前导，从目前太阳能飞行器研制状况可见一斑。人类研制太阳能飞行器已有数十年历史，太阳能飞行器结构与布局也陆续出现了许多新方式，但受制于现有太阳能光伏发电技术瓶颈，太阳能飞行器难有突破性发展。太阳能飞行器能否实用，关键在于有否创新方法来提高近地空间单位面积太阳能的收集和转化利用效率，这就需要对阳光、太阳能和其他光现象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纵看人类了解光本质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过去和现在所采用的方法存在局限性。例如，尽管经过了数百年的反复论辩，人类对光本质仍然只有“共识”而没能得出充分证据，对光的理解还停留在基于假设的数理逻辑推理阶段，并长期陷入将光的波粒二象性当成光本质的误区，导致人类对光的认识难有根本进步。仅用数理逻辑方法来推定微观环境下物质的状况显然是不够的，在受认识与条件所限，因“测不准”而对微观世界用数理逻辑方法推测出种种“不确定性”的现阶段，即使“科学的主要目的是以最少数的假设，用合理的逻辑来解释最广泛的实验结果”已成为基础科学领域的主流共识，我们仍然不能因一些理论学说对光的描述得到学界广泛认同，而放弃对事物真相的继续探索。如果我们要继续深究光的本质，就必须寻求新的方法来接近和揭示事物真相，而不能停留在数理逻辑推理的局限上和人们的自由想象之中。 在临近空间可操纵飞行器创造领域，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尽管人类已经开始研究如何往返火星，但在20余千米到100千米空气稀薄的临近空间高度，现有航空航天技术都显得无能为力。以火箭为推力的航空器还能勉强发射到这个空域作一个来回，航天器也只能往返“路过”而无法停留。高空气球倒是能够到达这个空域的中下层，但气球只能随风飘荡、浮沉而难于操纵。能否创造出有实用意义的临近空间可操纵飞行器，是能否有效弥合空天一体化作业缝隙的关键点，对人类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人们曾提出过无数构想来试图解决这个世纪难题，平流层飞艇便是其中最有希望的典型代表。然而人类在平流层飞艇领域已经探索研究了近50年，世界上至今仍没有成功先例。一些科技发达国家所研制的、能够升到10余千米的“平流层飞艇”，实质上都仍是不能有效操纵、需要放气后才能伞降回收的飞艇状气球。现有科技能力显然已难解决创造临近空间可操纵飞行器所面临的巨大困难，必须从头再来，由基础科研入手创建新的科学理论和创造出新的技术方法，如此才有可能让人类的平流层飞艇之梦成为现实。 航空航天科技的发展和工业水平的提高不仅让人类实现了自由翱翔的愿望，甚至将来移居到外星球也都有了可能。这一切，得益于前人为我们建立的基础和每一代人的开拓创新。在享受前人发现与发明来丰富现代生活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思考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问题。 基础科学论文:音乐基础科学研究的新成果 翻开中国、印度、阿拉伯或欧洲的音乐历史典籍，我们发现乐律学在其中占据了很大的篇幅；从赫尔姆霍尔茨的《音感觉论》到王光祈的《东西乐制之研究》，近代西方和中国的音乐学也都肇始于所谓的音体系（Tonsystem）研究。可见这门以音乐构成的最基本单位――音程为探索对象的学科在古今中外的学术中都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可是当今绝大多数学习音乐的人却把律学视为畏途，认为它太抽象，数学运算太复杂、太困难了。殊不知当我们从事音乐活动之始实际上就已经与音律打交道了。当然在一般情况下律学所探讨的音程关系凭听觉也是能够“自在地”训练和把握的，但是作为一门“自为”科学的音乐学，如果没有一定的律学基础，其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就将会受到很大的局限。 今年4月由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的李玫博士的专著《东西方乐律学研究及发展历程》是这门多年来被音乐学界冷落的学科值得关注的新成果，它也是作者从硕士到博士学术上节节提升、多年耕耘结出的硕果。该书的上编“研究方法”以精练的、相对易懂的语言（约占全书1/8的篇幅）阐明了理论律学的一般原理，论述了乐音和音程的物理属性与数理规定性的相互关系，使具备高中数学、物理程度的音乐学子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初步掌握这门让许多人望而生畏的学科的基本知识。这一部分的阐释在继承缪天瑞先生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充实了赵宋光先生及作者的新探索成果和新提出的概念，例如“相对波长”、“跃迁算子”、“跃迁值”等。她还提供了运用这些新方法进行运算的实例，使读者可以将它们与传统的运算两相对照，明确彼此间的联系。作者在讲述一般理论的同时，也兼顾介绍了从古代各主要文化以长度比值、近代以频率比值、现代以周期比值来解释律学原理从宏观到微观的发展历程。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作者用三四万的文字把这门看似深奥的学科的基本原理向读者做了简明而清晰的交待，大大地拉近了律学与一般音乐学研究者和学习者的距离，也为未来在音乐院校开设相关的课程做了学术上的铺垫。 该书的下编“律学研究历史的发展与回顾”是这部著作的重心，也是其创新性和主要价值之所在。作者在第一、二章系统地记述了中国律学实践与理论发展的沿革，让读者一目了然地了解从《管子・地员篇》记载的三分损益法到朱载址⒚鞯摹靶路密律”这一不断深化的历史脉络，在第七章还总结了20世纪中国乐律研究新成果。同时下编还分别列举了除中国以外其他三大文明发源地印度、阿拉伯-波斯（古埃及和古两河流域）和欧洲不同时期的律学理论和运算原理，例如古印度的“22斯鲁蒂”理论、对维纳琴弦长进行分割的掐断率，古代阿拉伯世界的扎尔扎尔“中指”、乌德琴定弦法、萨菲丁的不平均十七律，欧洲拉莫斯和扎里诺的纯律理论、斯台文和梅尔桑对十二平均律的研究等，用丰富的实例证明了民族音乐学的创始人之一埃利斯在《论诸民族的音阶》中所得出的结论：“在全世界不是只有一种音阶，或只有一种自然的音阶，或必须以赫尔姆霍尔茨极为巧妙地设立在音响学上的构成原则的那样一种音阶，而是有着非常多的和各式各样的不同音阶。其中有些是极其人为的，甚至还存在着很随意地发音的音阶。”①此外作者还介绍了近代物理学和数学的新成果对律学发展的推动，也为后学指出了今后如何借鉴现代科技深化这一领域研究的新方法、新思路。 李玫博士的这部著作在强调数学和物理学对乐律研究的基础作用的同时，并没有忽视人类丰富的乐器制作与演奏实践在推动认识乐律的规律的重要意义。例如作者十分重视中国琴律、笛律学的研究成果，特地介绍了印度拉玛马特亚以维纳琴作为实践物改造律制的过程、阿拉伯乌德琴的定弦法、乌德演奏时中指指位的变迁和扎尔扎尔中指指位的确立对阿拉伯律制形成的特殊作用。基于演奏演唱的实践和人类的审美听觉，作者特别尖锐批评了当今乐理知识讲授中把十二平均律作为世界通行的金科玉律，而对它违反自然规律的本质缺陷视而不见的现状，以充分的论据打破了多年以来国内外专业音乐教育对十二平均律的迷信。这对开拓和丰富音乐史学、民族音乐学、音乐心理学的研究视野是十分有益的。 按照书名这本著作的研究对象应为“东西方乐律学”，但是在其中我们只看到对四大文明发源地律制的论述，而对于一些很有特点、民族音乐学家历来十分关注的其他特殊律制，例如泰国的七平均律、印度尼西亚的九平均律却没几乎有涉及，更没有从学理上加以解释，这让我们这些世界音乐后学者不能不感到有些遗憾。尽管如此，我们已经可以从李玫老师的这部书中获得了许多的启示和教益。 正如赵宋光教授在该书的序言中所说的：乐律学“曾以不可抗拒的规律性多源萌生存活，还将以不可磨灭的勃勃生机发育壮大，而且还将以自己抽枝放苞的强劲生命力注入未来的人类，煞住百年颓势。”我们有理由相信正在振兴的中华民族这个文化群体“有能力在21世纪引领人类音乐文化走出那‘法老称霸的疆土’”。 基础科学论文:探究基础科学教育研究与建构主义中西方的差异 摘要：摘要：本文讨论了国内外教育界在理解建构主义与教育研究之关系问题上的差别，分析了“社会建构论”对于基础科学教育改革的意义，与存在的有关问题。 关键词：建构主义；基础科学教育科学知识社会学科学史 1引言 目前，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国内的学术界，包括教育界，建构主义（或称“建构论”constructivism）都是一个重要的概念，而且，也是非常有影响的学术思潮。例如，用constructivism在网络上的搜索引擎在上检索时，有11万条结果。用constructionism检索时，也有1万6千条结果。在国外教育界，在科学和数学的教育领域中，建构主义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由建构主义研究的重要中心之一英国利兹（Leeds）大学给出的一份1990年的文献目录中，就开列有1000多种著作。在90年代初，也有人估计，在教育类杂志上，当时差不多有2500篇受到建构主义启发的学术研究论文。[1] 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据说在美国教育界颇为风行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思潮开始传入中国，并倍受教育改革者们的青睐，被当作一种向传统教学方式发起挑战的理论武器。[2]这种说法可以从中国教育研究者们发表的有关论文的数目得以验证。例如，在全国期刊网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以“建构主义”作为关键词检索时，有结果670项，其中，除去极少数其它领域的文章之外，绝大部分都是属于教育研究领域的。但是，在这些论文中，对于建构主义的理解尚有不够全面之处，基本上都是把建构主义作为一种教育理论或学习理论来进行介绍和讨论，至少是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它在此之外的其它含义与影响和建构主义学说的多样性，包括它给在学习过程之外的关于科学知识本身的认识所带来的影响，如来自科学知识社会学以及建构主义科学史的影响等。本文，将就此问题在国内和国外的不同观点作一分析与评论。 2国内教育研究界的视野、关注点与认识理解 首先，在国内的科学教育研究界，在引进、介绍和研究建构主义学说时，有这样一种非常典型的观点，认为“当今的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是皮亚杰等思想的发展，他们强调学习是建构意义的过程，它包含两方面的建构，并强调学习的非结构性和具体情境性以及学习中的社会性相互作用；他们提出了情境性教学、自上而下的教学设计、随机通达教学等教学进程设计思想；在发现学习、接受学习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支架式教学的教学模式；另外，他们重视通过合作学习和交互式教学而实现的相互作用在学习中的作用，对当今的教学改革很有启发。”[3]可以说，这确实是一种很典型的说法，一方面，它给出了在国内教育领域中研究建构主义的意义，即是把它作为一种可以用来改变国内教育现状和促进教育改革的理论工具，针对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知识的教学习惯，把它作为一种“解毒剂”，因为从这种建构主义教育理论的观点来看，教师的教学过程虽然看起来是在“传递”知识，但实际上只是在有意无意地促进学生自己积极地建构知识，特别是“建构意义”的过程而已。另一方面，这种说法的典型性是在于对建构主义理解上的某种以偏概全。有人甚至以全称的描述明确提出：“现代建构主义主要是吸收了杜威的经验主义和皮亚杰的结构主义与发生认识论等思想，并在总结60年代以来的各种数学教育改革方案的经验基础上演变和发展起来的。”[4]当然，以皮亚杰的学说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学说确实在教育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在如今形形色色的建构主义理论学说中，这种建构主义的理论只不过是其中的一支。虽然也有人在对国外文献的检索中注意到的一些涉及科学知识社会学及科学史中的社会建构论对科学教育之影响的文献，甚至注意到美国的科学教育的重要文献之一《国家科学教育标准》主要是以建构理论为其指导思想的，但也仍然在论述中没有将这方面的问题进行讨论同，而只集中于关注建构主义在纯教学过程中的意义。[5]或者是，有人虽然注意到了主要的几种不同的建构主义流派，如认知的建构主义、社会建构主义和激进的建构主义等，并有保留地指出了其对于我们教育改革的意义，但却几乎完全忽略了来自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以及相关的与科学史中建构主义的研究及其对教育的影响。而且在评论中，虽然也谈到建构主义与我们以往强调的客观真理的观念的不同，认为建构主义不再关心知识与客观世界是否一致，是否“真”等，但由于只是关注到了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依然把略去了在我们在教授要学习的知识之前人类对知识自身的“建构”。[6] 在这样的理解之下，有些研究者即使在谈到社会建构主义（socialconstractivism）时，也多主要以俄国心理学家维果茨基（L.S.Vygotsky）及其学派的学说为主要来源，认为“社会建构主义是指，个体在社会文化背景下，在与他人的互动中，主动建构自己的认识与知识。与其他建构主义理论一样，社会建构主义也把学习看成是个体自己建构的过程，但它更关注这一建构过程中社会的一面。”[7]这种对社会建构主义的理解显然也只是对众多社会建构主义在学习理论限制下的一种狭义的理解。在这样的理解中，自然会将诸多作为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史中重要指导思想并富有成果的社会建构主义排除在外。当然，在国内教育研究者中也有极少的例外，像近来在《全球教育展望》上的一篇文章，就也谈到了在科学教育中科学的知识观问题，认为科学知识应当明确地和深信不疑地被看作是个人和社会建构的。理论需要被看作是临时性的，不是绝对的。这和在其它教学方法中把科学知识描绘为客观的，没有疑问的和一成不变的（常常出现在教科书或正式的讲义中）的观点相反，而是把科学知识看作是通过个人的经验探索发现的。[8]可惜的是，像这样的认识与声音实在是太少了。相反，在国内绝大多数研究者中的主流作法，却只是在前面提到的对建构主义片面理解下，将其应用于各种具体的技术性教学手段。 3国外的某些观点 在国外对建构主义这样一种热门的论题的研究中，与教育的相关同样是研究者们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但却又不象国内教育研究界那样视野局限。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专门研究科学和数学的历史、哲学与社会学对科学教育之影响的刊物《科学与教育》（Science Education）在1997年所出版的建构主义专号。其中数篇文章就从不同的侧面讨论了建构主义与科学教育的关系，是对科学教育中建构主义之当时的表现的哲学讨论。正如其由著名的建构主义教育理论研究者马修斯（M.R.Matthews）在开篇的导论性评论中所言：“在当代的科学和数学教育中，建构主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其后现代主义或‘解构主义’的观点中，它在文学、艺术、历史、社会科学甚至神学教育中有重大的影响。在其所有的变体中，建构主义都是被热烈争论的话题。”当然，重要的是注意到其“心理学的影响”以及建构主义的学习观。“这是建构主义最原初的核心，即一种关于信仰如何被得出，而不是关于如何使信仰为真或将其解释为科学知识的心理学理论。从这一核心出发，建构主义已经扩展到把关于认识论、教学、课程设置、教育理论、伦理学、本体论以及形而上学都包括在内的观点。”“但是，即使在其学习理论的核心中，也涉及到认识论……因而从核心出发，建构主义必然要涉及对哲学的考虑，不幸的是，这样的考虑正是科学教师因其训练而没有准备好的东西。当然建构主义有许多变体。为了方便的缘故，这些变体可以分成教育的建构主义、哲学的建构主义和社会学的建构主义。第一种变体自身又可再分为个人的建构主义和社会的建构主义。第二种变体在托马斯•库恩（ThomasKuhn）的书中有其直接起源，并由近来美国科学哲学联合会的主席巴斯•范弗拉森（BasvanFraasen）对之做出了最有力量的表述。这种哲学的建构主义在贝克莱的科学哲学中有其根源，并可进一步追溯到古希腊的工具主义哲学。自从亚里士多德以来，这种传统就为科学哲学中的实在论者所反对。社会学的建构主义等同于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以及他们对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研究。在这种传统中，科学的成长，以及在其理论和哲学承诺中的变化，被人们用社会条件与社会利益的变化来解释，而认知内容和理性的推理的解释力量则打了折扣。这也就是说，某些真实而且合理的东西，并不被爱丁堡纲领的拥护者作看作是构成了一种解释，说明它为什么让人相信。”“需要承认，许多被用建构主义的名义来谈论的东西已经超越了其原来学习理论的领域……建构主义也有助于教育者们意识到科学的人性维度：它的易谬性、它与文化和利益的关联、在科学理论中约定的地位、理论的竞争性质，及其它更多的内容。”[9] 在另一篇文章中，吉兰（D.R.Geelan）区分了6种不同的建构主义形式，它们分别是：个人的建构主义（personalconstructivism）、激进的建构主义（radicaldonstructivism）、社会建构主义（socialconstructivism）、社会建构论（socialconstructionism）、批判的建构主义（criticalconstructivism）以及与境的建构主义（contextualconstructivism）。[10]吉兰还提到，这些视角的每一种，都为我们理解建构主义提供了不同的侧重点。正如有人比喻的，可以把建构主义描述为一个n边的多面体，它的不同的面代表了建构主义的不同形式。这些面中有些是相邻的、相容的，而另一些面则是对立的并处于张力中，但它们仍然是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除了像马修斯和吉兰的分类之外，对于建构主义的谱系也还有其它众多的分类。 不过，不同的分类只是表明了一些国外的研究者并没有忽视在纯学习理论意义上的建构主义之外其它的建构主义。冯•格拉瑟斯费尔德（vonGlasersfeld）可以说是在其本人和他的学派中使皮亚杰的认知心理学线索的建构主义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贯彻，但即使是对于以他为代表的与学习理论关系密切的激进的建构主义理论的分析中，人们也仍然会注意到其超越个人维度之外的社会维度的表现，因为“激进的建构主义并不否认学习中的社会成分”，而且“显然激进的建构主义确实把社会的成分看成是学习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成分”，只是“激进的建构主义的认知学习模式还没有对在学习中的社会-文化成分和个人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给出适当的解释而已”。因而这种相互作用需要进一步的研究。[11]这也正如奥格玻恩（J.Ogborn）在其“学习科学的建构主义隐喻”一文中所指出的，“关于学习科学和理解科学，建构主义非常有吸引力的图象，来自把科学知识的本质和学习的本质这样两个非常不同的问题联系起来。”“显然在知识的本质和如何最佳地学习和教授知识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但有一个明显的推论，即学习者需要被教授这种知识的本质。在对这两者应用同一隐喻的意义上，倡导恰当的学习方式的建构主义者经常把这种联系作为必要的东西来对待。”[12] 在科学教育的改革中，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创新只是一个方面，尽管在教学的过程中，对于科学知识的本质的教授也是必要的一项内容。但另一方面，像对于课程内容的选择与设置等，也同样是改革的重要方面，在这方面，与来自建构主义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史研究的结果就关系极为密切了。而且，这种密切的联系在一些重要的基础科学教育改革文献中也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例如，1989年，在英国教育与科学部和威尔士事务部新公布的国家规定的中学科学课程设置中，科学史教学有了更进一步的进展。这份法规性的文件，要求学生和教师了解“科学的的本质”。在国家课程设置委员会发表的相应的指南中，甚至出现了“科学是一种人类的建构”这样的典型带有建构主义意味的提法，这样，从法律上，便要求“学生应逐渐认识和理解科学思想随时间的变革，以及这些思想的本质和它们所得到和利用是怎样受到了社会、道德、精神和文化与境的影响，而它们是在这样的与境中发展起来的；在这样做时，他们应开始认识到虽然科学是对经验进行思想的一种重要方式，但却不是唯一的方式。”“科学的本质”就是此课程设置所要求达到的17个目标中的最后一项。[13]至于像美国的《国家科学教育标准》和“2061计划”这样的科学教育改革方案，虽然在叙述上出于某些原因回避了明确地提出“建构”这样的词语，但其中“科学的历史和本质”或“科学的性质”，都是其中重要的内容要求。在其字里行间，也可以看出相近的含义。如在“2061计划”的科学素养基准要求中，就有像“科学的进步与发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其他部分的状况”这样的说法。[14] 这种在基础科学教育中要求学生学习和认识科学的性质的做法，必然导致对科学与社会之关系、社会对科学发展之影响，或者更明确地讲，社会因素对科学之“建构”作用的关注。这也正如柯柏恩（W.W.Cobern）所说的，他就是要在讨论科学与科学教育的社会建构主义观点时引入社会建构的概念，并论证说，“无论人们对科学知识的性质怎样评论，对科学的学习必定要被看作是一种社会的建构。因而，任何科学课程设置都带有一种社会的视角”。而且，在一种文化研究的意义上，在强调文化的多元性及其对科学发展的意义时，“科学的多元主义就是一种在对科学的社会研究中强纲领的逻辑延伸，它促进了对科学知识和方法的一种激进的社会建构论的看法。”[15] 简而言之，由以上并不完备的对一些国外的观点的介绍分析中可以看出，在国外的教育研究者们当中，无论是就看法上，还是就实际的教育改革行动中，都并不仅将建构主义的理论与实践限于心理学意义上的学习理论，而是超出了这一界限，除了关注在教授学生学习知识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之外，也注意到与所教授的知识本身的形成和性质密切相关的另一种意义上的的“社会建构”。 4科学知识社会学、科学史与“社会建构论” 如果我们粗略地将建构主义分为以皮亚杰式心理认识理论为代表的个体的建构主义，以及以科学知识社会学为代表的群体或社会的建构论的话，那么前者主要强调的是在个体在学习过程中认识的建构是通过认识的主体和被认识的客体（如知识）的相互作用来实现的，而后者，则关注在人类知识本身的建构过程中社会因素的重要作用。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这里所讲的意义上的社会建构论开始在国际对科学的人文研究领域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占据了主流地位。 如果略去更早些时期的背景，我们大致可以说社会建构论成熟于英国的科学社会学界的爱丁堡学派发展起来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或者至少它的“强纲领”几乎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或社会建构论的代名词。其代表人物布鲁尔（D.Bloor）提出的作为原则用来研究科学知识之形成的“强纲领”，主要有以下四个要点：即1，应当从因果关系角度涉及那些导致信念和知识状态的条件（因果性）；2，应当客观公正地对待真理和谬误、合理性和不合理性、成功和失败（无偏见性）；3，应当用同一些原因类型既说明真实的信念、也说明虚假的信念（对称性）；4，应当可以把一种学说的各种说明模式运用于它自身（自反性）。虽然抽象地看上去，这四条信念并不复杂，不过如果暂时抛开为保证其学说本身免受质疑但又相对复杂和引起诸多争议的“自反性”之外，其它三条“强纲领”恰恰构成了对科学之研究的“社会建构论”的核心主张。[16]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它修正了以往我们只用外部社会因素来说明科学认识的失败或谬误，而对科学“真理”的认识则只用内部史的方法即可说明的传统研究方法，并具有相当大的颠覆性。也正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科学知识社会学迅速发展起来，并以大量的具体的历史与现实案例研究为基础，将其影响延伸到多个领域。“到80年代中期，它积累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经验性案例研究，并开始影响了众多带头的历史学家的工作。”这时，“建构论”这个标签，已经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和受其影响的历史学家们的共同具有的观念。“这个术语把注意力引向一种中心的概念，即科学知识是一种人类的创造，是用可以得到的材料和文化资源来制造的，而不仅仅是对预先给定的和独立于人类行动的自然秩序的揭示。”建构论“更像是一种方法论的取向，而不是一组哲学原则，它系统地将注意力指向作为社会行动者的人类在制造（making）科学知识中的作用。”[17] 因此，当来自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们自身的大量案例研究以及在他们的观点对科学史家的影响下而带来的建构主义科学史的研究工作大量问世时，这些工作就从社会学与历史两个角度开始对以往形成的传统的科学观与至科学知识的看法提出了挑战与修正。由于建构主义科学史的具体成果与这些成果产生的影响是一个更加复杂的大问题，笔者将另文论述而不拟在此展开讨论。但至少我们可以意识到的是，“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知识社会学最大的感染力，就是呈请科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科学家以及所有生活在科学时代的普通人，对已经习以为常了的科学观进行再思考。”[18] 在这种情形下，“如果社会建构论者们的观点是正确的，我们就需要彻底修改我们教给学生的那些有关他们正在学习的学科的系统条理的说法。物理学----以这个在其中争议更加尖锐地出现的学科为例----原来被描述成为是探索在预先存在的自然王国中可以客观地确定的性质与力的真实说明，这个先在的自然王国具有实在性，它独立于人类在任何特定的时代所相信的东西，这种探索是松散地由一种可以合理地捍卫的‘科学方法’所指导的。但现在就不应再这样描述了。”“如果这种或者种更为激进的社会建构论的说明被接受了，在我们的教科书和课堂上，物理学就不再被描述为一种寻求真实地说明外部实在的事业……”。[19] 这样一来，就使得教育研究者们面临着一种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我们知道科学史对于基础科学教育的重要性。多年以来，科学教育界一直在努力寻求将科学史引入科学教育，近年来，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内容也成为基础科学教育改革中人们努力要引入的内容。像那些著名的教育改革方案中设立的有关科学的历史或科学的性质等内容要求，就是这种努力的明显表现。但另一方面，近年来，虽然像有的人所说的，建构主义，或者说社会建构论的科学社会学与科学史研究已经过了其最高峰、最狂热的时期，但现在毕竟它已在相当的程度上渗透到了对科学的人文研究的各个相关领域中，成为流行的观念。不过，关于建构主义的观点，在学术界又是有着相当多的争议的。特别是，“建构主义对科学的看法明显地与几乎所有的科学家和科学教育家们习惯采用的观点有严重的分歧。”“社会建构论的言过其实受到了科学家、哲学家和非建构主义社会学家们的严厉批评，他们论证说，建构主义的计划是荒谬的、自相矛盾的，或在经验上没有根据的。”[20]因此，如何，或者说在什么程度上在基础科学教育中利用或反映建构主义的观点，也就成了有争议的问题。 不过，其实建构主义只是将问题更加极端化而已。在建构主义的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史研究成为热点之前，有关传统的科学史在基础教育中的应用也并非没有问题。早在1974年，美国物理学史家布拉什（S.Brush）就曾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科学史教学的重要文章：“科学史应该被定为X级吗？”。布拉什指出，按照历史学家的说法，科学家的行为方式可能不是学生们的一个好样板。因为这确实涉及到对学生进行什么样的教育的问题，“如果科学教师们想要利用科学史，并且如果他们想要从科学史家的当代著作中获得信息和说明，而不是从一代又一代的教科书的编者那里毫不费力地地获得神话和轶事，那么他就不可避免地要被这种对客观性的怀疑论所影响，而这种怀疑论当前是很流行的。他们将发现，很难抵制历史学家们的论点，特别是如果他们费心去检验这些论点的最初来源的话。”这样，“那些想要利用历史材料来说明科学家是如何工作的科学教师，确实是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他的建议是让那些想向其学生灌输科学家是作为中性事实发现者的传统角色的教师，不要去使用目前由科学史家准备的材料，因为那类材料不适合于他们的目的。[21]因此，建构主义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史，只是使类似的矛盾更加尖锐，甚至于将“不宜”的对象从原来仅仅是学生扩大到包括相当一部分科学家和科学教育家在内更大的群体。 5若干结论与分析 结合上述讨论，在这里，我们可以初步地得出如下的结论与分析。 1，在国内和国外，建构主义（建构论）都是在教育研究领域中被讨论的热门话题。 2，建构主义实际上包括了各种不同类型的理论。 3，教育界对建构主义的讨论中，国内和国内的情况有所不同。国内教育研究者主要集中关注的是认知心理学类型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以及将这种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应用于各种具体的教学方法，而将另外一类来源于科学知识社会学并影响到科学史的社会建构论几乎完全忽视。比较之下，国外关于建构主义与教育之关系的研究中，则对于后一类社会建构论也有相当的关注。 4，就与基础科学教育的关系来说，第一类认知心理学类型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主要与教师教授和学生学习已被设定要教授和学习的科学知识的过程相关；而第二类源于科学知识社会学及相应的科学史研究的社会建构论，则与对要教授和学习的科学知识的性质的认识和理解相关，它密切地关系到教学内容的设置和对所设置的内容在更深层次上的理解。 5，在国际上，社会建构论已经成为在对科学的人文研究各个领域中颇具影响的主流观点之一，但对之也存在有广泛的争议。相应地，对于它在基础科学教学中的体现，也是一个很有争议但却又值得注意和研究的问题。 6，国内教育研究界对社会建构的忽视，也与国内对科学的人文研究之普及的欠缺有关，众多的教育研究者并不了解这种在国际上渐成主流的在科学观上的变化与研究进展。与此同时，虽然近来国内的基础教育改革已经在强调对于科学、技术与社会（STS）内容的引入，但传统的科学观仍然占据着主导的地位，传统中强调科学知识的客观性的唯物主义仍有根深蒂固的影响。这也在相当的程度上，使广大的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难以接受社会建构论的许多见解。 7，尽管有上述的困难与问题，但包括科学社会学、科学哲学和科学史以及在这些领域中体现出来的建构主义思想在内的STS，仍是在基础科学教育改革中需要注意的内容，问题只是应该深入研究怎样以适当的方式来引进和吸收它们，并使之成为理想的基础科学教育不过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基础科学论文:基础科学研究的困境及资助 一、基础科学研究之困境 1．科学职业化后名与利的纠结十八世纪之前的科学研究均以业余爱好、个人兴趣为基础，学者(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人，下同)为了追求对自然和社会的理解之最高智慧，不以名利为目标。那时的科学没有今天这样高的社会声望，而且那时的学者主要是大学教师，学术研究满足的是教学需要———学生对人类理智事业的最高追求。伽利略、牛顿、莱布尼茨皆如此。十九世纪，皇家科学院及各国科学院诞生后，科学研究渐渐地成为一种职业，研究成就与名利收入挂钩;当启蒙运动把科学变成了实证的理性事业后，科学研究的职业化就是不争的社会事实了。罗伊•波特(RoyPor-ter)说，“传统的、亚里士多德式的将物理学首先当作哲学分支的观点不再那么有道理了:到1800年，真正的物理学则意味着实验物理学。” 人靠工作养家生活，科学家也不例外。18世纪前没有职业科学家，人们都有确定工作，包括技术工作。人们凭借经验改进工作技术，包括蒸汽机也是通过经验的累积而改良的，热力学理论是在瓦特改进蒸汽机之后才产生的。人们出于好奇心、工作与生活需要及个人性趣，才去探索自然物象之奥秘的。罗伯特•金•默顿(RobertK．Merton)说:“在科学被当作一种工具有自身的价值而得到广泛接受之前，科学需要向人们表明它除了作为知识本身的价值以外还具有其他价值，以此为自身的存在进行辩护”。科学作为关于物象的经验知识，只有当它向技术、生产和生活领域展示其无蔽的真理时，纯科学理论的社会价值才获得了人们的认可。由于笛卡尔坐标系的诞生，数学与几何融会贯通，这种贯通使得实验、测量与科学理论之间架起了一座检验的桥梁，经过启蒙运动的催化，纯粹的理论科学就变成了实证科学。原本以探索自然奥秘为目的的纯粹的理论科学被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打扮成了谋利的、经验的、实证的、可技术化的实证科学。英、法、德等国的科学院最初是由那些有探索自然奥秘意愿的科学家自发组织起来的协会。 前苏联以国家名义创立了科学院，新中国成立后仿效苏联，国家及各省纷纷成立了自然科学院和社会科学院，但它们与英、法、德、美之国家科学院极其不同，前者是科学家自我组织的协会，不受国家控制，后者带有强烈的国家主义色彩，贯彻的是国家意志。战后，因美国原子弹的功效，各国政府加大了对科学研究的投入和资助力度，科学研究成了真正的职业研究。科学家从此陷入了为争取研究资源和最高荣誉奖而奋斗的名利战场。但创立深刻的科学理论是一项风险极大的事业，在短期内不能立竿见影地看到研究成果，而且以国家需求为目标的资助体系看重的是功利化的、实证的、有利于提高国家综合竞争能力的实证和实用研究。战后风行世界的课题制资助方式把科学家推进到了一个争名逐利的战场，从此高尚的科学研究事业与世俗凡事一样肮脏。 2．国家资助体系的功利主义倾向国家资助体系必然贯彻国家之意志，以满足国家政治需要为根本之目的，这就决定了国家资助不可能向基础科学研究倾斜，必须向知识之流的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倾斜。不管是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国家资助的功利化取向是相同的。可是，基础科学研究以追求真理为最高之目标，它不管、也不问其理论的功用价值，甚至于他人理解或不理解，研究者均不在乎。学术研究不需要向人们证明其理论是否有用。严格地讲，一个思想是否有用，与思想之提出者无关，提出理论是一回事，应用理论是另一回事。所以，老子、庄子、柏拉图、康德、牛顿、爱因斯坦均不思考他们的理论对于人们是否有用这一愚蠢的问题。学者没有责任向人们证明其理论的功用价值;一个理论，有用与无用，与研究者和提出者无关，而与接受者的心智相关。学术理论、学术思想之意义不在其功用，而在于开启人们的心智。比如，老庄认为，天道之幽幽，人心难求，这样的思想，看上去毫无价值可言，可是它让人们明白，人们以感官之功能不能探知自然物象之真相，这一认知意义就是老庄关于天道思想之价值所在。学术思想的意义在于它的认知层面，但并非所有可认知的东西均能付之于人的行为实践，而且最重要的问题在于，一个思想是否具有行动的指导价值，责任不在于思想的提出者，而在于它的倾听者和接受者。比如，1930年12月W•泡利(W．Pauli)提出了中微子理论的原型构想，就连他自己本人都认为，无法找到相应的实验程序予以证实。1952年由其他科学家以精致实验验证了他的猜想。问题是，提出理论比验证理论更为重要。以课题制为核心的国家资助体系很难资助大胆猜想的、无实用价值的学术理论研究。 3．意识形态的压制孵化科学的是文化，不是意识形态，科学是文化演进的产物;意识形态恰好是科学的“敌人”，是科学进步的主要障碍。意识形态是用来证明政治制度合法性的理论工具，是官道运行的“软件”。笔者认为，科学是研究天道的，文化是研究人道的，意识形态是研究官道的，天道、人道、官道虽有交汇点，但各行其道是必须的。十九世纪法国科学家拉瓦锡在法国大革命中被砍头，前苏联的李森科借意识形态制造伪科学，历史斑斑血痕，意识形态与科学，尤其是与基础科学存在着深刻的对立与排斥，它是基础科学研究的“拦路虎”。科学不是任何单一主义的产物，任何单一主义都不能指导科学;科学也不是任何个人智慧的产物，尽管历史上许多卓越的个人对科学研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从科学演进的轨迹看，科学从来都不是个人智慧发扬光大的结果，任何人指导不了科学。回顾人类科学史之历程，源起于希腊文化的科学，在雅典时期繁荣，到希腊时期达至顶峰，罗马人虽然征服了地中海三大洲，但科学在罗马时期“死亡”了。“罗马人只是为了完成医学，农业，建筑或工程方面的实际工作，才关心科学，他们只使用科学知识之流，而不培育其源———为学术而学术的源泉———，结果，不到几代人，源与流就一起枯竭了。” 从英、法、德、俄、日、美等科学强国的历史经验看，科学不是一种孤立的社会现象。上述诸国科学繁荣前先有一大批思想家、艺术家、文学家甚至音乐家，而后才诞生一大批科学家。究其根本，乃是这样一个基本道理:我们不能指望一个头脑发懵、智力尚未开化的人搞出惊天动地的科学发现和科学理论。西方著名的科学家首先是思想家，而后才是科学家，因为用他人之思想做不了自己的研究。强迫科学家接受意识形态的指导，不但压制了社会科学家学术创新的灵感，同样也压制了自然科学家学术创新的灵感。以意识形态为借口，压制学术自由，基础科学就繁荣不起来。基础科学研究在中国遭受意识形态方面的压制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官方意识形态把科学精神解读为“求真务实”，事实上那是工业科学精神。基础科学只求真，不务实，牛顿、爱因斯坦从来不考虑他人如何运用他们的理论去获取最大限度的“社会效益”。“务实”是政治家的要求，职业化的工业科学家也追求应用技术之实利，但基础科学研究没法“务实”，除非改变现行的科学制度和知识产权制度。第二，意识形态是国家资助体系的“风向标”，凡是符合并最大限度满足政治要求的科学研究项目就能得到很好的资助，否则，很难得到资助，因为研究项目填报栏里要求研究者必须填写有何“社会效益”。 4．课题制与基础科学研究不相适宜学界认为课题制度的优点，不外乎以下几条理由:l．合理配置科技资源，提高使用效率;2．引入竞争机制，适应并满足市场需要;3．打破单位限制;4．规范国家科研计划及管理制度;5．明确参与课题研究主体间的责、权、利之关系。这五条，除了第3条是针对当前体制弊端之外，其余4条均不成立。“合理”，合乎谁之理性?只是合乎国家作为出资方的理性，实则是政治决策者的个人理性，最大限度满足国家对科学技术的需要。国家的科技需要主要是应用科学技术、实用技术的需要，对于基础科学理论，它不需要。第2条，既然有市，何必国家资助呢?因为市场主体是企业法人或自然人，企业家需要技术，他可以从技术市场上采购而得，何必国家资助呢?国家以纳税人的钱去资助企业家对技术的需要，那不是相当于说用公共财政(众人的钱)去资助少数人发财。这不合乎正义。唯独第3条旨在打破现行科研单位权力的限制，有点道理。第4条是以国家科研计划为前提的，对科学研究进行人为的规划本身就是荒唐的，因为没有人是圣人，谁也不能事先预知研究从哪里取得突破，对科研进行规划，不合科学演化轨迹。第5条属于管理程序，姑且不论。总之，课题制度的核心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国家对工业科学及其技术的实际需要，贯彻的是国家意志和政治决策者的政治意愿，但它与基础科学研究极其不相宜。基础科学研究满足的是国民对自然物象和社会现象的认知需要，这种需要是非功利导向的。国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机构，机构没有认知需要。政府作为国家的人，它不会出钱购买认知智慧。李兵、李正风二人对课题制度的批评角度仍然是工业科学研究观的立场，他们二人看不到基础科学研究的性质与取向是丰富知识之源，增加全社会的知识总量，而工业科学研究是截取知识之流以应用于国防、生产、环保和生活等诸多方面。 二、基础科学研究的性质与资助 从基础科学的性质上看，基础科学研究体现的是研究者之间的智力竞争制度，学者把对自然物象、社会现象的深层次的认知、达至顶峰的智慧作为自己的研究追求，以自己的智慧传之万代而不朽为著书立说之宗旨。这样的研究情怀，不仅仅是高尚的，而且是塑造本民族乃至人类文明和文化的精神家园。基础科学追求的是人类认知万事万物的最高智慧境界，它不以功利和实用价值为其研究目标和追求;基础科学对于一个民族的精神价值来讲，是以开启民众和后代智慧为其终极目标的。追求人类的最高认知智慧是科学研究的终极目的，“独孤求败”是基础科学的真正精神，“求真不务实”是基础科学研究的灵魂。启蒙运动之后，人们把“知行合一”看作是科学的标准，实际上这只是实证科学的标准，基础科学不能以此为准。人的认知层面与行为层面并非二合一的关系，许多精妙的思想暂时找不到它的实践路径，不等于说，它就是虚的、不真实的，如前所述，物理学史上相对论、量子论、中微子理论，起初均没有找到验证它们正确的实验方法，十年、二十年过后，人们才找到检验其真伪的实验方法。常人之思想，往往有很强的惰性，把自己一时不能理解的思想和理论斥之为“妄”，而那些肤浅、甚至是错误的思想则很受欢迎。人类最普遍的历史现象是:真正的学术思想精品，不为当时的世人所理解，历经数代人之后，人们才发现它们是有价值的，而且具有极高的认知价值和启发价值，而那些最流行的“时代精神”过了一代或两代之后，就被人们视之为垃圾，弃之于野。中国文化史上的道家、儒家、纵横家等学术流派就经历过“不被同时代人所理解而被后代人视之为宝”的遭遇。伯纳德•巴伯(BernardBarber)说，“科学不具有常识的局限性”。 基础科学的理论解释范围远远超出了常识和经验，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狄拉克(PaulAdrienMauriceDirac)的正电子方程、W•泡利的不相容原理、德布罗意(LouisdeBroglie)的物质波概念等，它们均以数学推导为工具，实验过程只是证明他们的推导结果是正确的。自然物象的本真状态处于人的感官范围之外，人们只能用仪器捕获其物象，以显示仪显示其存在状态，以数学为工具推导其变化过程。现代物理学的研究对象不是可以直接感知的，更谈不上经验，人们必须以常人无法直观的方式去研究它们，思想方法的独特性是其关键。埃德加•莫兰(EdgarMORIN)说，“新宇宙学的开拓者从开普勒到牛顿都把他们对自然的探索建立在他们的神秘的信念的基础上:在现象世界的混杂性之后存在着规律，世界是一个合乎理性的和谐的创造物”。故此，莫兰认为，必须保护越轨者。也就是说，必须保护那些有奇思妙想的怪才、不同寻常的奇怪理论和怪异思想。纵观整个物理学史，每个对物理学理论做出卓越贡献的物理学家都是以自己独到的思想方法而名垂于科学青史。所以如此，用他人的思想做不了自己的研究，不同的问题需要不同的思想方法去解决，捕鱼的理论指导不了打猎。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行的、普遍的思想方法。这正是基础科学研究的生命所在。 基础科学研究之成果就是作为认知的科学理论、历史理论、人文思想、社会理论等。其最为重要之历史和社会价值是开启后代之心智，纯洁人们的灵魂、规范社会秩序，启发后人的交往理性。这是不能用实证精神和实验程序加以检验的精神价值。 1．基础科学研究资助的新思路基于上述考虑，笔者认为，基础科学研究的资助方式必须这样来构想:把资助与学术知识产权结合起来考虑，以学术成果(篇、著)为购买单位，针对每个基础学科，国家成立匿名评审委员会，建立采购制，而非申报制，对于在严谨的基础学科的专业学术期刊上发表的纯理论研究成果，经学科专业委员会审定认可后，由国家出钱，“高价”从学者那里购买部分知识产权(主要是使用权，而不是占有权和所有权);从事工业科学和技术开发的研究者引用或应用某项学术成果(包括人文学科的研究成果在内)，必须向原本作者付费;对于特别优秀的、高水平的、可以传之后世而不朽的学术研究成果，国家采取匿名评审的办法，另外给予重奖;同时，放开对社会资助的控制和管理，鼓励民间机构、民间团体自行决定对基础科学研究的资助方式。 2．建立健全基于基础科学的评价制度目前全世界通行的学术评价体系中关键的评价指标是引用率这一概念。以引用率作为学术评价的前提是某篇研究成果必须得到同行的关注，有关注才有引用率，如果不被关注，或被关注得极少，引用率就为零或低。然而，学术思想史上不争的事实是:不被人关注的学术研究成果常常具有极高的思想价值和实际的社会价值，只是当时的世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已。在人类智慧演进和思想史上，越是深刻、宏阔的思想体系，能够被同时代人所理解的极其罕见，相反，那些最容易被理解和引用的研究成果，不一定具备很高的思想及社会价值，10年、20年或一代人之后，它们或许就被人们扔进了垃圾堆，成为历史和思想史上的尘土。而那些不被当世人所理解的、高水平、引用率极低的著作，反而有可能是不朽的、世代都光芒万丈并且惠及万代的精品。纯粹的理论科学是少数人的事业，真正属于大众的科学只能是工业科学和技术开发，但不是基础科学。对于基础科学来讲，其研究成果，一看就明白、一看就懂、引用率极高的东西，不一定是什么好东西，不一定是深遂而精妙的真知卓见;而那些真正的学术精品未必就是常人一看就明白、一看就懂的、引用率极高的研究成果。“引用率”概念，只能说明某个问题被同时代人思考和关注的程度，但不能以此作为衡量作者研究之深刻、思想之精致、智慧之高低的度量标准。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的著作被埋没长达二千余年而不被人所理解，老子的《道德经》至今能够理解它也只是少数人。“引用率”概念类似于民主社会的得票率概念，政治家的得票率只是代表民众的支持程度，但不代表政治家的执政观念具有真理的性质;基础科学研究成果的真理性不能用赞成人数的多少来衡量，也不能以关注者和有兴趣者的多少来衡量。 适合于基础科学的评价制度只能是同行专家评议制度。该项制度的基本原则是:公正，坚持并忠于真理。赞成给光之波动说的贡献者菲涅尔(AugustinJeanFresnel，1788－1827)评奖的科学家毕奥(J．B．Biot)、拉普拉斯和泊松(S．D．Poission)都是光之微粒说的积极拥护者。同行专家评议，评价公正是最难得的，学派之间的认知分歧、利益冲突不可避免，多重学派专家匿名评审是较好的制度安排，否则，难以保证评审和评价的公正性。对于一个真正的学者来讲，坚持并忠于真理是至高无上的科学信念，任何时候、任何情况都不可动摇。 作者：邓周平单位：江苏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基础科学论文:农学报与农业基础科学在我国发展 上海务农会于光绪二十三年四月(1897年5月)创刊的《农学报》，是我国最早的农业专业科技期刊。它大规模地翻译西方以及日本的农学著作，第一次全面系统地传人西方农学知识，几乎涵盖了现代农学学科中的所有门类。同时，国人在农学方面也有了自己的创造，对农学有了独特的认识，现代农学体系已初见端倪。以自然科学知识武装起来的西方现代农学，与中国传统农学有着本质的区别。用科学改造农业，在农业史上是一次巨大的飞跃，是科学与农业生产力的一次完美结合。《农学报》的诞生对之后系列综合性农业期刊以及次生农业学科专业期刊的出现具有开拓性意义。有关《农学报》编辑出版或与中国近代史关系的研究，已有一些成果。本文拟运用科技传播史研究方法，揭示其在传播西方现代农业基础科学体系方面的贡献和创造。 1农业经济学 在农业经济学中，见载有：光绪二十四年五月(1898年7月)第36册藤田丰八译的《农工银行法》，后在第37册续完；光绪二十四年九月(1898年10月)第47册陈寿彭译的《农利丛谈》，后在第48册、第49册连载；光绪二十七年三月(1901年5月)第140册今关常次郎著，吉田森太郎译的《农业经济篇》，后在第141册、第142册、第143册连载。《农利丛谈》一文中指出，农业获利颇丰，鼓励人们从事种植业，并用实际调查数据来证实棉田之利，认为：“今试以二千万亩之棉子，计其每年所得之息，约可二千五百元。若他国棉田七千五百万亩，则每年裒积其出产利益，可得一万二千三百七十五万元矣。 此中之益，所差净利，约至十万万元。惟是种植者，聚积如此之多，约估每年所运三百万吨之棉子，以出洋。其国应得厚利，亦将近于十万万元，岂不佳乎?此吾人所以少闻其农功失利者”。据此，农田之利已不言而喻，“农功失利者”更是闻所未闻。光绪二十四年九月(1898年1O月)第47册《农业保险论》一文论述了保险事业的由起，天灾人祸不可避免，而保险业意在拯救人于殃祸之中，已成立的有“帝国生命保险公司”、“日本生命保险公司”、“明治火灾保险公司”、“职工保险公司”、“帝国海上保险公司”等。各种保险公司蔚然而起，看似保险之事业已完备，但作者认为，“余特以保险事业之最切急者，未起为憾焉。最切急者为何?农业保险是也”_6]。并且，对农业保险事业的重要性及迫切性作了阐述：“世之立说以农为重者，谓本邦以农立国。鉴于国家所由创建，与应朝理财之法，日不可不以农业建国本，余非偏重农业，而轻视他业者。然深知农业不可废弛，又国民之业农者居大半，故欲扶掖振作之，以裨国家，为之讲便宜保安之法，殆当今最急之务也。屋宇府库贾物，得托保险，而农人独无所托产业，以保安全。是余所以主张农业保险事业，而不已也”6。 文中所涉“农业保险”一词，中文前所未有，实为一次全新的突破，把金融领域的一种安全措施运用于农业之中，从而注入中国传统农业管理拓新的理念。《农业经济篇》一文对农业经济学作了概述：“农学为应用诸种学科于农业之一种科学，世所已知，然则农业经济学，亦为应用于农业之一种理财学而已。农业经济之农业与理财学交涉，与农艺化学之农业与化学交涉，形同而旨异。农业经济学之发达，尚不如农艺化学，范围经界，分别术严。农业经济之本体，可分为二部：一属社会，主研究小作料地租等社会通行之原则；一属各人，主探求农场设备管理等各人营业之知识。 农业经济学有此二部，始得完全之组成”。由此可知，农业经济学尚属一门新兴学科，是农业与经济学交叉所形成的。这是之前综合性期刊所未曾涉及的。因此，“修农业经济学，必须有理财学之观念，以之审属社会之部”，而不只是“叙述属各人者为主”。除此，还对消费、价值、价格、劳力、资本、资产、生产要素等经济学概念作了详细的解释，并从生产、贸易、消费等经济学角度对农产品流通作了具体分析。这对转变传统农业形态，从自足性生产转向商品性生产和提高农业经济效益不无裨益。 2农业物理学与农业化学 在农业物理学方面，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1901年1月)第128册有藤田丰八译的《电气助长》；光绪二十八年四月(1902年5月)第178册有沈译的《光线与植物之关系》；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1906年1月)第3l5册有《渔业上电话机之应用》等。《电气助长》一文提及：“通电气于植物种子，则大助其生长云。今据俄国电气工艺会所实验，通电气之种子，比普通种子有二倍至六倍之收获，且通电气于地中之根，则胡萝卜马铃薯亦比通常者，可大数倍云”l_8。实验证明，电磁波有助于植物生长，能够增加产量。将电学原理运用于农业，是为一次全新的尝试。《光线与植物之关系》一文论述了日光对植物生长的重要作用：“植物必得日光乃能长养，此在稍窥植物学、气象学之门径者，无不知之原。夫光线之作用能在植物体中造生物质叶绿，因之而有分炭教养之机能。光线大宗固仰给于日，然月光虽微，亦为日光之助。若电光，则利大害亦大。惟日光中之中位波长者，即黄赤色为最宜于植物之生育也”9，指出光线的作用在于能在植物体中形成叶绿素，使之发生光合作用，合成有机物，在保持大气中氧气含量和碳循环的稳定等方面也有重要作用，并将日光与月光、电光相比较得知，惟日光最宜于植物生长。而且，法国巴黎对光线作用的实验成绩也表明，“凡植物受日光多者，收获亦多”。从中可知，日光是植物生长所必须的条件，与此同时，植物释放出大量的氧气，有益于人类。绿色植物光合作用是最为普遍、规模最大的反应过程，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重大意义。在农业化学方面，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1904年1月)第241册有《论农艺化学之进步》；光绪三十年四月(1904年5月)第254册有泽村真的《农艺化学实验法》等。《农艺化学实验法》一文介绍了各种成分的实验法，谈到植物灰分实验时指出：“农用植物之灰，通常成自硅酸、磷酸、硫酸、铁、石灰、苦土加里曹达盐素，含满俺者甚稀，欲验植物之无机分，即检以上之成分，先烧其植物为灰，灰之含量由植物而大异。故所同量之灰之植物量，由种类而不同。 依分析表，知植物之灰含量。据计算，采生五瓦灰之植物，干燥细切人坩埚，在灯上灼之。其初坩埚不掩盖，至烟不生乃施盖，时时开之，以换空气。因植物种类而灰色不白，宜将坩埚离熠放冷，滴下强硝酸石灰，更灼之，则酸化炭素灰为白色，灰粗白色则行次试验”l。植物之灰含有硅酸、磷酸、硫酸等无机化学成分，检验这些成分时，首先将其烧成灰，不同的植物，灰之含量不尽相同，而所含的无机成分也有所差异。依照文中所提到的实验方法，检验植物中的成分，对其成长所需补给的肥料进行核实，从而合理地施肥。同时，还对土壤、肥料、植物有机成分、尿、牛乳、酒类、水等物质进行实验，检验其各种成分，以有效利用。 3农业气象学 在农业气象学方面，光绪二十九年四月(1903年5月)第216册中川源三郎的《农业气象学》，后在第217册、第218册、第219册连载；光绪三十一年三月(1905年4月)第287册的《论农业天气预报之必要及霜害之预防》，后在第288册、第289册、第290册连载。《农业气象学》一文对农业气象学作了概述：“农业气象学者，所以考察气象，乃关于农事者之一分科也。其旨归在讲明外界现象之性质，及变化之定则，以究气象所及土地及植物之实效，兼示应用气象之方法”Il。将气象学作为农学学科中的一个分支，考究气象对土地、植物的实效，并指出气候是农业的制约性因素，“凡气候之于一切业务，甚重且大”_l，就中国农业，尤直受制于天候，不可须臾离。故“古来农家所当忧苦者，唯在天候良否。然则农产物之丰歉，唯气象为之，决非农家所能左右之者。故当气候不宜，虽穷培养之力，常获之半，且不可望，人皆知之。夫如是，则农事与气象，其相关也甚大矣。虽然气象之良否，人无奈之何，不得不委之天，但审此等所以关植物，其有益者，务讲利用之方，其有害者，必究防遏之策，是农家之急务”_l。 气候的变化直接影响农作物的收成，人之力亦无可奈何，由此认为，“农事与气象，相关甚大”。进而，气象学成为人们迫切了解的知识，“气象学者，理学之一分科，专究大气之状态及其现象，则其学之所及太广，且施之农务。其要件亦甚多，气象元素，所附于地面及植物之效用。农产物基于气象变化之病害，随气节变迁，应气候变化，而变更耕作及植物之方法，及必用天气，与不用天气。预知之于未发之前各方法等，是也欲讲求此等事理，则农学之外，必须知气象学之大要”l}_一。气象学用之于农业，是农学与理学二者的结合，诸气象元素形成植物生长的自然条件，气候变化对农业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气象之农事”为论究农学这一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气象元素的性质、变化规律、对植物的影响以及气候与农作物的关系都作了详细的论述，并附之图表加以形象地说明，从而使农家深刻认识到气象学的至关重要性，并运用气象学知识更好地服务于农业。 《论农业天气预报之必要及霜害之预防》一文指出农业对于天气的依赖性，认为农业与天气关系尤为密切，大多受天然力的制约，植物生长的五要素，即空气、湿气、光、热、土壤，除土壤外，均变化无端，而又非人力所及，所以，农业受天气变化的影响较大，直接制约着农业的生产。此外，对天气之概念以及变化的原因也作了科学的阐释：“天气者，谓于一定时限，大气中之情态，大气中之情态构成天气者，主予空气之温度、风、湿度、雨雪量、晴晦是也。此等事项，时时变化，不知所及，而占大气中情态变化之一大原因者，空气之运动是也，而大气则常运动，其原因由于地球上所受太阳温热之分量各地不同故也”¨。并且，详细说明大气运动的原理，从地理学、气象学的角度，对天气变化、大气运动作了合乎科学原理的分析。基于天气变化无常，农业受自然环境影响较大，故寄望于天气预报的产生，预测天气之法也逐步改进。“从来气象学上，预测天气，则以低气压为搅乱天气，乃变化之主因，故由此推察天气。 然近年德国气象学家芬别辨耳氏，则唱由低气压不如由高气压，视其配布以预测天气，其法更精确云。其说以为低气压部位之发生及进行，极不规则，其变化极剧且频繁，故以之预测翌日天气，甚困难。高气压则反之，变化少而运动缓，且常在低气压附近，故其势力及于低气压之运动，变化上不少可制定低气压及于天气上之影响，重视高气压部位之配布，较为精确又可预知数日间之天气”E12]。此处解释了天气预报的预测原理、方法，依据“高气压部位之分布”，即可准确预测未来几日之天气状况，并指出，“利用天气预报，于农业上利益甚多”_l。在霜害预防方面的论述尤为突出：“晦天则霜不结，故以人工作等于晦天之状态，即可御之，亦即结霜后，以人工使徐徐融解，亦可免害”l_l引。鉴于结霜之原因，提出了多种霜害预防的方法，如遮光法、洒水法、熏烟法等，并且给予具体指导。据此，天气预报的重要性已不言而喻。 4农业生物学与土壤学 在农业生物学方面，光绪二十五年十月(1899年11月)第86册有佐佐木忠二郎著，山本正义译的《蚕体解剖讲义》，第87册、第88册、第89册、第90册、第92册、第93册均有连载，系统地介绍了蚕的身体构造，并对其各个部位作了剖析，不仅涉及眼、口、翅、听觉、视觉、嗅觉、呼吸等基本器官，而且对绢丝腺、神经、筋肉、神经、脂肪等组织也予以详细讲解。在谈及脂肪组织时，指出：“今解剖蚕体而捡之，有如木叶者，片片，是即脂肪组织也。其构造乃多角形之细胞，外有薄膜掩之，其一方有细柔如丝者，出而结着其体，又走有空气管。此管恒依其体之一定位置，与柔丝皆令其固结不动着也。如是形薄如瓣者，片片存于各部，脂肪所成之细胞中有核，寻常一核，亦有至二以上者。 此核之周围存脂肪，是核之内容，变化而为脂肪也”_l。对其形状、位置、结构作了剖析之后，又将其功用加以解释，“脂肪之用，乃食物消化后，以养其本体尚有余，则以此组织中，贮其养液，以供不时之用。故凡蚕及其他动物，果富此脂肪组织，即久不与食物，亦能生活。盖得于此组织中取养液也，若不与食物，即见衰弱者，必其体中脂肪减少故也”_】。由此可见，脂肪组织在动物体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将食物贮存并转化为能量，得以使动物维持生活。从生物学原理对动物的各种生理现象进行解释，对生物体各种器官的系统阐释是中国传统农学所无法企及的，其科学性、合理性、全面性均胜出一筹。在土壤学方面，光绪二十五年九月(1899年10月)第82册即有池田政吉著，山本宪译的《土壤学》，并在第83册、第84册、第85册、第86册、第87册、第88册、第89册、第90册、第9l册、第92册、第93册连载；光绪二十七年四月(1901年6月)第144册有藤田丰八译的《耕地整理法》；光绪二十八年二月(1902年3月)第172册有金福兰格令希兰著，卫理口译的《农务土质论》等。《土壤学》一文，对土壤的概念做出了这样的解释：“土壤者，谓地壳所由成，盖岩石细末与有机物若干，混淆为一者。凡人生日用衣食居处所需之物，皆仰给焉。故审辨各事之关系土壤者。 为世间凡百作业之本。植物资大气与土壤以为养，然大气成分到处略同。故农家不必措意，土壤则不然。其成分性质及由来到处不同。母岩及其成生之形势亦大有同异。此农家精究土壤所以不可缓也。动物虽或食肉以生或食植物以生，或杂食肉与植物以生，族类不同。资生于土壤则一，而人亦然。土壤所含无机物质，生于岩石崩解”。对土壤的重要性以及成分、性质、来源均予以介绍，并对土壤作了不同的分类，依据土壤生成之状势分为原生土和输土两大类，输土又分为冲积地和漂转地。 由理学之性情将土壤分为砂砾、砂土、黏性土、壤土四类，进一步对土壤的性质、色泽及成质作了深入分析，并附有19张表，将不同土质的温度都作了全面的记载，除此，还对20种土壤作了理学及化学性分析，对农产物也有调查。其中，涉及了地质学、化学、物理学等众多学科。光绪二十八年六月(1902年7月)第185册刊载的《土壤改良论》一文强调了改良土壤的主旨：“土壤虽有天然生产植物之力，而其于理学上性状与化学上组成，常不免有缺憾，如山林原野有自然发生草木者，然而其质坚硬不能亟取植苗。此外，或则湿气不足，或则水分过多，或则含有毒物，与夫黏重轻松为质各殊要，无有适合希望者，于是不得不加种种人工，使天然之土壤近于所望之性状，是土壤改良之主旨也。 法固不一，要不外化学的与机械的作用，其由化学的作用者，即所谓施肥法以俟肥料论说之”l。这实际上是意识到，天然形成的土壤成分、性质均有所差异，必须通过各种人工法进行改良才能弥补其不足，使之符合种植的条件，可以通过化学与机械两种方式对其加以改进，包括使用施肥、耕锄(犁锄、耕耙、镇压、中耕)、客土法(以理学的性状及化学的成分相异之土壤，取自他地而混入此地)、植树法、烧土法、排水法等，从而变“不毛之地”为“肥沃之区”。 5肥料学 在肥料学方面，见载有：光绪二十三年五月(1897年6月)第4册王丰镐译的《论粪田》；光绪二十三年八月(1897年9月)第10册古城贞吉译的《论肥料》；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1899年2月)第57册原熙的《肥料篇》，并在之后每期连载，直至第80册续完；光绪二十八年五月(1902年6月)第183册梅原宽重述，伊东贞元译的《肥料效用篇》等。其中，《论粪田》一文将粪田置以学术的角度做出解释：“天下弃物，皆可粪田。草木之质，人畜之矢，物之毛骨，无不供用。今则由学问以精求田事，若化学植物性理诸名家，教导农人，变通新法，多用金石类以为肥料。如镁氧铝二、氧三、氮气磷氧五及钾质等不一，而粪溺等质，用处亦广。因粪中含杂质最多，易与植物化合。若兽粪海草鱼秽等，皆为粪田第一层之用，又有烘法，近甚通行。其理以植物发荣滋长，根柢生结，最喜熟气，盖热气蕴藏炭氧二，暗使改变，犹如以金类粪田耳。古时粪田有用骨类，或块或碎，未有一定。旋有人考得磨骨成粉，生长较易，迨理弼搿创得新法。用骨与硫氧三相和。于是，化学之法兴，获利益宏……现肥田料，大都以钙氧氮氧、钾氧氮氧、氮氢硫氧等，而推氮氢五及含氮养五之质为最佳。他如钾氧盐类，粪田亦肥甚，凡泥地及近河之区，内多含钾氧，若中心松散之地，宜肥以钾氧，如氮氧五、硫氧三、氢氯等，多寡不一”。 在中国传统农业中，已将“草木之质”、“人畜之矢”、“物之毛骨”作为肥料，认为举凡废弃之物都可以粪田，这些经验是从长期农业耕作中逐渐积累而成的，也只看到其肥田效果，却没有认识到这些物质作用的具体原理，对其中所含的多种化学元素更是知之甚少。这里，从学理的角度解释肥料中所含的化学元素及其特性，指出钙、钾、镁、硫、氮、氧、氯等多种元素富含在这些物质中，具有良好的肥力效果，并把其作用原理归结为“粪中含杂质最多，易于植物化合”。除此，还介绍了各种肥田之法，并强调不同的土质所含的元素皆有差异，要因地制宜，施以相应的肥料。《肥料篇》一文对肥料作了系统的论述，将施肥之必要性加以突出，一为还植物所吸养料于土壤，以防衰乏。“如斯植物养料，资天然供给，故山林原野所生，天然植物，毫不仰藉人工，由天然养料，繁生不衰，此等植物，若其一部，及全部枯死，则不但还所吸收养分于土壤，又能加给自大气中所得者，加以有动物死体排泄物等，委之地上，是以土壤次第得增加养料，故虽垦新地，不须施肥，而多收获者，职是故也。寻常田圃与此异趣，不关土壤肥瘠，又不问植物种类，与产额如何，悉夺其所产物，无以还付，故其土壤渐次衰乏，为之疲瘠，是其常也。世之农家，欲维持丰饶，以御乏竭，须还补植物所吸夺养料之几分于土壤，是所以有施肥之法也”。二为增加土壤生产力，使之品质佳良。“农家不独患地力衰乏，又须增加其生产力，并望发育完全，品质佳良，如农家所培养数种植物，比之土壤自能给者，知养料更可加多。是亦须施肥料之理也”【17]。三为肥料功效有数作用，“供给必须之养分于植物；使土壤之化学成分，应植物需用，以得适当之比率；宜溶解土壤中不可溶之成分；宜讲求改良土壤之理学性状；宜使土壤中有害物化为无害”。另外，还对肥料成分、施用法、类别、各植物所需肥料加以介绍，并对肥料性质作了详尽的分析，将其分为动物性肥料、植物性肥料、矿物性肥料、杂肥、间接肥料等。这些方法贴近实际，可操作性强，易被农事者接受，也大大深化了中国传统农学的科学内涵。 6讨论与结论 《农学报》系统地介绍西方农学知识，把完整的西方农学体系经由日本引入中国，而自然科学知识的运用正是西方农学与中国传统农学最本质的区别，从而全面提升了农业发展的科学性，为实现农业科学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西方农学知识之所以先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将数学、物理学、化学、气象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知识运用于农业生产领域，而中国地大物博，向称以农立国，如今农业地位却一落千丈，这种巨大落差使当时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用自然科学改造中国传统农业已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梁启超在《农学报•序》中明确指出：“溉粪无术，择种不良”I18]，是中国农业式微的根本原因，并提出解决之道：“中国今日之地，苟以西国农学新法经营之，每年增款，可得六十九万一千二百万两，虽生齿增数倍，岂忧饥寒哉”¨副!因此，“西国农学新法”的引进已经势在必行。同时，也介绍了一些科学实验方法，以培养农事者的科学意识。《农学报》大量引进翻译西方农学知识，将农业基础科学与传统农学相结合，在中西方的农学知识相互碰撞融合的过程中，亦促进我国近现代农学体系的最终形成。 基础科学论文: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科学性研究 在课程教学中践行思想道德和法律理论（实践性）、彰显课程教学内容的科学性、立足课程教学内容的阶级性、发展课程教学内容的开放性，坚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内容的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的辨证统一，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树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优先的思想。以高品位的思想道德和法律学术水平聚人气，确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学术研究与教学任务适度分离的原则。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中，应进一步立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政治方向），彰显思想道德和法律理论的科学性（学术性），以进一步增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的实效性。 （一）树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优先的观念 立足《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性，进一步坚定课程教学的社会主义方向。《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是一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课程，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性。马克思主义思想道德和法律理论从诞生之日起就公然申明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在学校就是为大学生服务的，是为武装大学生头脑，为大学生传道、授业、解惑而开设的课程。大学生高尚的思想道德和法律素养不是自发产生的。列宁的“灌输理论”给教《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教师提出了严格要求，同时也为这些教师确立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优先思想。《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师要努力改造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法治观，刻苦钻研思想道德和法律理论，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实际，以身作则，深入到大学生中了解实情，做客观、公正、符合实际的调查研究。充分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整合教学内容、改善教学手段和方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增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的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切实有效地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培养适用于当前发展的社会主义的可靠接班人和合格建设者。 （二）确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学术研究与教育任务适度分离的原则 彰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科学性，进一步提升《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的学术性。人们要高度重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科学研究工作，努力提高教学的科研含量。《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教育性不容置疑，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体现；同时，课程的科学性不容忽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是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的辩证统一。要提高《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思政教师必须加强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并且要用科学研究所获得的成果支撑高水平教育。教师只有用自己的理解和掌握的科学理论去传授、去讲解，才能影响学生、说服学生、打动学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思想道德和法律理论深入学生头脑。同时，《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还肩负着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的任务。但是，在宣传中应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学术（科学）性。有人觉得《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开设是党和政府的行为，照搬相关文件和要求就可以，不需要深入到科研工作。这种观念是错误的。由于教学内容的科学性和教学任务的复杂性、多样性，决定它必须深入到科研工作。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内容的知识层面讲，学生在中、小学学习过程中就或多或少有所接触，并有一定的了解。近年来，党和国家在政治宣传方面的工作有了很大提高，通过媒体、报纸、电视、广播等形式一直积极宣传。但是，《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是要从知识层面向理论层面的提升。大学生基本上都是成年人，他们有较强的自学能力以及独立思考能力，纯粹的政治宣传对他们根本无法起到好的教育效果。《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要充分发挥大学生对现有知识的怀疑心理和学术层面的追求。如果教学只是一味地重复大学生已有的知识，不仅无法达到教育的根本目的，还会使他们对教师、对课程、对学习产生厌烦心理。因此，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内容的阐述，必须要用学科科研成果作支撑，才能打动学生，使学生信服。人们一直提倡素质教育，其根本目的就是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充分调动学生独立自主的学习能力，要让学生自己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教师教学的科研含量，对学生的独立思考问题无疑是一种示范作用。近年来，人们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中不断摸索，力图采取更有效的授课方式实现教育传授的目的。在教学中，人们利用专题讲座的授课方式，目的就是尝试增加学术含量。在新课改进程中，必须改变思政教师教书匠的倾向，必须在科研上提出更高要求，并在政策上提供倾斜，真正实现思政教育工作者从教书匠向教学科研型教师的真正转变。这与教师所在院校是教学类型不是一回事，即便是教学型院校，思政教师也应树立教学与科研并重的思想。《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必须坚持教学与研究并举，以教学支撑科研，以科研带动教学，但也不能过分强调科研。有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师一心忙于搞科研，荒废教学，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既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任务又有学术研究的问题，要贯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优先的原则，确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任务与学术研究适度分离的原则，这是由教育的阶级性决定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堂教学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优先原则，把好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关，与学术争鸣适度分离。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育本身有一种倾向至今仍未彻底改变，那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学术化”。片面研究、考证和诠释观点、体系、“从概念到概念”或是概念加实例，非要将其弄成一门高深的学问才肯罢休。这是职称评审“指挥棒”的影响，根本没有意识到《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时效性和针对性是最大的学术性。《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严重脱离大学生思想实际，使许多大学生面临的现实问题得不到很好解决，感觉马克思主义离他们很远。当大学生的思想问题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课堂教学中得不到很好解决时，大学生们就会到西方学者的哲学著作或其他人文著作中寻找答案。这正是大学生们经常兴起这种或者那种思潮热的重要原因。 作者：曹丽萍 王继辉 单位：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科学、技术与社会和基础科学教育 一、何为sts 近几年，面对现行教育出现的种种问题，我国基础教育界一直在呐喊要提倡素质教育，同时也在不懈地探索素质教育的方法。 近年来，国际上许多国家对其基础科学教育的内容与标准都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改革。这些改革的特色之一，是将“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的思想内容融入到基础科学教育之中，即在科学教育中增加人文思想、人文色彩。我国目前的基础教育的改革也已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其中将sts与基础科学教育相结合，是最为值得关注和最紧迫的问题之一。 由于科学研究和科学教育重视专门化的东西，使得大多数科学家也越来越重视研究更专门和更带技术性的问题，研究的深度日益增加而其范围却日益缩小。第二次世界大战更加深了越来越专业化的教育带来的弊端。20世纪50年代末，英国学者斯诺也谈到越来越专业化教育带来的不好的影响。他认为，这使得社会上出现了两种相互对立的文化。一种是“人文文化”，一种是“科学文化”。在“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比如科学家很可能只了解专业很窄的范围，而不了解社会学、人类学、文学等基本知识，甚至代表两种文化的双方互相认为对方的工作意义不如自己从事的重要，从而互相排斥。这种文化的分裂会带给社会损害、损失。斯诺提出要改变现有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以改变这种现状。 科技发展引起了许多新的问题，如是否应该发展核能，是否应该谨慎地加以限制基因工程的研究，应怎样控制世界人口，怎样控制非再生能源的消耗率，怎样避免战争、环境污染，又怎样防止或消除等等。科学技术革命，不断引起对人和大自然的关系的讨论，而人和大自然的相互关系本质上是社会过程。凡其结果会对广大群众产生影响的，群众都应参与决策和实施。科学技术对政治和道德的影响是公众的事情，外行也应介入。然而西方国家中社会和科学技术明显分离，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相互脱节，而自然科学又占统治地位，这样就需要培养了解科学技术及其后果、能够参与涉及科学技术决策的公民，需要能给决策者提供新的信息和科学的分析等等。基于这些客观需要，逐渐兴起了一个跨学科的新的研究领域：sts。世界上许多经济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已经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 对sts的研究也可以追溯到很早的时代。一般认为，sts是约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诞生于美国的一个新兴的学科。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sts研究。现阶段，我国专门研究sts的学者这样定义sts：sts是一门研究科学、技术和社会相互关系的新兴学科。它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它和社会其他子系统（比如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等）有一定的相互作用。因此研究科学、技术也应该研究作为社会子系统的科学和技术的性质、结构、功能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其他子系统如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之间的互动关系；还要研究科学、技术和社会在整体上的性质、特点、结构和相互关系及其协调发展的动力学机制。 在国外，学者们对sts有广义与狭义两种理解。在广义的理解中，sts体现为一个学科群，是科学史、科学哲学等等（还包括技术史、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技术社会学、科技政策研究等）学科对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的研究的总称。在狭义的理解中，sts则是以传统的科学史、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等学科为基础，在更高的水平上进行理论综合，而形成的融合了上述传统学科之基本内容的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它追求对科学、技术与社会之相互关系的新理解。很自然，像这样的研究及其成果，迟早是要反映在教育，包括基础教育之中。 二、sts与基础科学教育 随着科学的发展和深入，一个相应的趋势是，科学教育也越来越专业化。这种向学生传授具体的科学知识的倾向将影响到所培养出来的一代人的知识、技能结构以及基本素质。在这样的目标下培养出来的，即使是很杰出的人才，也很可能大多数只是某个狭窄领域的专家而对其他领域几乎一点也不通。时代和社会并不要求人人成为物理学家，但要求人人都要有较高的科学素养和对急速发展变化着的时代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教育的内容、方法、观念及人才的培养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实际上，现代的社会需要更多的是有现代观念、有一定专长、也了解其他领域知识的通才。只了解很窄的领域，不论是领导科学工作，还是参与制定科学政策或政府其他政策的讨论等等，都是不够的。科学技术越专业化，越可能使得人们沉迷于技术的发展中，而只看到很窄的方面，甚至忽视了科技发展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当遇到由于科技飞速发展所带来的问题，或应该做出决策时，很可能会手足无措。sts教育正是在出现了以上问题的情况下才逐渐形成的，它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传统教育的不足。另外，只注重知识的传授，学生掌握了知识，并不代表就具备了独立思考、工作、研究、开创的能力。而sts教育可以使学生在更宽的视野中（比如历史的、哲学的、社会的、伦理的，等等）理解科学的本质、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思想、科学技术和社会之间怎样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等等。 从近些年来国际上基础科学教育改革的总体趋势来看，在对sts内容的引入中，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当然，sts在基础科学教育中的内容绝不仅限于此。 首先，科学史教学对于科学教学本身具有帮助。通过科学史的教学，学生可以不仅学到具体的、现成的科学知识，还知道科学知识是怎么来的、科学是怎样形成的、又是怎样发展的、科学家是怎样思考的、研究科学的方法有什么等等。这样可以开拓学生的视野，使学生更具有科学洞察力。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科学动态的发展，在对科学概念演变的了解中能更准确地理解科学概念，并学会更好地利用已有的知识，而不是只学到 一些作为现成结论的知识片断。 其次，近年来出现的另一个趋势是，在基础科学教育中将科学史同科学哲学结合起来（例如对于在历史上科学革命中出现的重大变革的本质的说明以及对科学与伪科学的划界问题的介绍），这尤其有利于培养学生批判的头脑，也有利于学生了解真正的科学精神。 再次，sts的教育可以帮助学生认识科学是一种文化。因为科学在本质上是一种人类的活动，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深深地打上了人类的烙印。科学是无数科学家毕生辛勤工作的结果，是我们的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现了我们最崇高的传统，是我们心中最美好的东西。它可以使我们对未来满怀信心，可以使我们更聪明、更谦恭，甚至更为愉快。但科学毕竟只是一种文化，一个人大脑中具有了一定的科学知识，并不代表他就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从早期对引入科学史的专注，到更加泛化的sts，这样的教育可以说起到了某种沟通两种文化的“桥梁”的作用。 最后，sts教育具有可以帮助学生认识科学与社会的关系的重要功能。由于sts在西方产生的特殊背景，这方面的关注更加集中于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广泛应用科学技术的一些负面效应（如对资源的过分消耗和对环境的破坏与污染等）。利用sts教育，则可以使学生懂得科学并不只是象牙塔中的、和外界孤立的知识，而应该对科学技术有更全面的认识。这对于社会对科学应用的适当控制以及对未来的科学技术决策，以及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都具有重要的潜在意义。 三、sts与中国的基础科学教育改革 我国中学的理科教育，在单科的系统知识上，其深度、广度几乎不亚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尤其是物理学和化学。但是放在今日世界激烈的经济、科技竞争环境中来分析，我国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不仅需要科技精英，还需要具有较高科技素质的劳动大军。在中学理科教育中，培养学生具有正确的科学价值观也是极其重要的。应该使受教育者懂得科学成就和技术革新应为社会的生产、生活和发展服务，为公众利益服务，对科学技术应用中各种社会问题持积极参与的态度，并尽可能提出合理的对策和行动。但是现行中学理科教育受制于升学的压力，教师为升学而教，学生为升学而学。这不仅使教学内容和方法围着应试转，而且使得科学、技术、社会三者的脱节。 科教兴国，素质教育兴国，中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项目已全面启动。在未来将出台的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标准中，将体现国家对不同阶段学生在知识、能力、态度等方面的基本要求，将规定各门课程的性质、目标、内容框架、教学建议、评价标准等。按有关权威部门的说法，在课程标准的改革中，需要处理好现代社会科技进步与学生发展的关系；倡导从学生的兴趣和经验出发，结合社会、科技的发展，重组各门课程的学习内容，并体现综合性。相应地，在义务教育阶段理科课程共同基础中，内容将包括义务教育阶段的理科课程、科学素养的养成、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科学精神与科学态度及对科学、技术与社会相互关系的理解等几部分。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我们在基础科学教育中在渗透人文因素方面长期的落后，以及相关学术研究进展的滞后，使得有时在教育中谈到要引入sts内容时，对于究竟何为sts以及如何引入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误用。例如，仅仅望文生义地将sts等同于实践、动手等等。因此，我们也应该更多地关注西方的科学教育中的新思想，这对于我国基础科学教育的改革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必须承认的是，与像英美这样的国家相比，在基础科学教学中结合sts的方面，我们国家显然仍有不小的差距。尤其是，教育界不能和学术界脱离，而应该汲取学术界的观念、观点，请学术界人士参与到教育的改革中来。

新闻传播论文: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观察与思考 一、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发展历史与现状 从宏观的时间线条来看,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五个不同的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从20世纪20年代初到40年代末,这是我国大学教育中新闻传播学刚刚起步的时期,北京、上海、厦门等地的高校纷纷开始创办这个系科;第二阶段是50年代时期,彼时正处在建国初期,新闻科系展开了相应的调整,培养目标也在不断改革;进入60年代初期和中期迎来了新闻传播学发展的第三阶段,这个时期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调整,全国上下整体的学术氛围都更为活跃,对于新闻科系的培养目标中也加入了“新闻教学与科研人员”这样的方向;随之而来的是“”的十年,已有的培养目标被完全否定,教学课程的设置也不成体系;粉碎“”后一直到现在,这是发展的第五阶段,现今的新闻传播科系的教学在不断趋于规范化,各个阶段的培养目标与课程设置都更为明确与合理,培养出的专业人才也很适应当下社会对于新闻从业人员的需求。 二、新闻传播学科的学生就业状况与社会需求 新闻传播学科中主要涵盖以下四个专业:新闻学、广告学、广播电视新闻学以及编辑出版专业,这几个专业的培养能够为社会上很多媒介产业输送优质的人才,尤其是随着传媒产业的迅猛与持续的发展,对于新闻传播学科的人才需求量日益扩大,这也让很多毕业生有更广阔的就业空间与市场。 新闻传播学科的毕业生的社会需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各类型媒介与出版机构对于专业人才需求量大,随着近年来媒介行业的总量、规模与品质都在不断提升,行业内部更是需要吸纳大量优质的人才来做内部人员补充,在这样的前提下给新闻传媒学科毕业生留下了广泛的就业空间;2.党政机关及企业对外宣传与公关部门对于新闻传播学科的毕业生也有较大需求,新闻学科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模式一定程度上是和企业的这方面发展需求相吻合的,因此这也是新闻传播人才毕业后的一个就业渠道;3.随着新闻传播学科自身的发展,需要越来越多优质的专业人才对于这个学科展开进一步研究,很多高校都需要高水平的新闻传播学研究者和教学人士,这也是毕业生可以选择的一条道路。 三、学科建设中的经验与问题 新闻传播学科建设中的经验与问题主要体现在两方面:首先,对于课程设置的改革与教材建设要进一步推进,随着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建设,相关的课程设置有了明显的调整,一方面课程设置中增加了更多的文化科学基础课程,专业课程则一定程度有所压缩;另一方面课程设置中加入了大量新的选修课程,其中有新闻伦理、媒介管理、网络新闻传播、新闻传播心理学等,这不仅丰富了原有课程,也可以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点对自己喜欢的方向展开研习。 另一方面,在我国的新闻传媒学科建设中越来越重视对于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新闻传媒学科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学生的理论知识固然重要,但对于知识的运用能力与实践能力则应当受到更多重视。一直以来我国的高校教学中都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趋势,在这一点上学科建设过程中也在积极做出相应调整。 四、借鉴国外有效经验加快新闻传播学教育改革 与很多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的新闻传媒学科的发展建设是相对较晚的,正是因为如此,国外有很多很好的经验值得我们参考借鉴,从而推动我国新闻传播教育的革新。首先,在培养目标与教学内容上应当更多地以现代传媒与社会的需求而设定,在这一点上很多西方国家的新闻院系上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经验的。国外的很多大学会和用人单位有紧密联系,这不仅能够带给学生最新的行业资讯,在人才培养上也更有针对性,让今后的毕业生在就业时能够更好地适应新闻传媒业的发展趋势。 另一方面,我们应当进一步解放思想,让新闻传播学的教学模式能够有所创新。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新闻传媒行业需要更多的具备国际视野的综合型人才,这也为我们的人才培养过程指明了方向。我国高校应当更多地吸收国外好的教学经验与教学资源,可以更多地引入国外师资,推行双语教学,这样才能够在全球一体化的大趋势下培养出更具竞争力的新闻传播人才。 五、结语 在全球一体化的大的竞争格局下,我国的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只有不断完善与革新才能培养出更多优质的具备竞争力的专业人才。在实践教学过程中应当不断推进课程设置的改革与教材建设,同时注重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并且更多地吸收借鉴国外的有效经验,只有从多方面共同努力才能够让我国的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得到提升。 新闻传播论文:谈语言艺术在新闻传播中的体现 1.新闻传播中语言信息的若干问题 (1)信息质。信息质也就是我们说的新闻传递的这一条信息的质量。信息质的评定理论上可以分为2部分,即理性信息和附加信息。理性信息多注重语义和语法上的质量,侧重于接受文字信息,虽比较客观,但是质量较低。而附加信息则主要是通过推理而得出的一些潜在信息,信息量大并且质量较高。附加信息也称为语用信息,它从新闻避免平白地叙述客观事实的角度出发,让社会大众在事实中自己找到新闻的价值,具有费时又费力的缺陷,因此,语用信息在不同的传播媒体之间所占的比例都是不同的。(2)信息量。质与量是2个辨证统一的有机整体。信息量是用来衡量信息的多少,也可以说是大众最终接受的信息的多少。但影响其数量的因素有很多,例如信息质和信道容量。除此之外,最重要的还是信息的耗损程度。信息耗损也被称为信息中的噪音,通常情况下,群众多会因为信息传递过程中的噪音而对信息产生片面的连接,甚至是由于歧义带来的误解。另外,在网络媒介的传播中,一则新闻中反复出现关键词链接,导致读者无法掌握信息的重点,破坏了信息本身的严谨性与科学性。总之,信息中的噪音主要是由于信息量的不当引起的,注意信息量的合理安排就可以将信息噪音降至最低。(3)信息位。信息位又称信息的配位,是信源事实在被进行编码时,为了产生一种信息结构,而对形成新闻必须要有的信息及因素进行配对的过程。信息位主要体现了传递信息的个人对信息的主观判断能力和潜在信息的挖掘能力。信息位的形成还可以通过语言或非语言符号的有机组合。语言符号就是单纯的文本信息,非语言符号包括新闻排版和字体等因素。(4)信息度。信息的冗余是指传递出的信息量超过了群众接受范围内的最高限度。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这种现象也日益增多。冗余程度也主要受到信息量的影响,不同的信息量在面对不同的信宿时,会有不同的的冗余程度。从理论上来看,适当的冗余是可以在信息传播中出现的。①适当调控“冗余信息”的效能,为受众服务。冗余信息在传播中的影响有多大,主要是看其副作用到底有多大。冗余信息的副作用就在于它在传播的过程中只是一味的重视了传输的信息,而忽略了接受者的接受程度。如果能在新闻传播中正确使用冗余信息,有利于在情感上拉近与观众的距离,提升信息的质量,还可以表明传播者的态度,加深新闻的价值。但如果利用不当,冗余的信息转变为信息中的噪音,这种噪音会严重影响理性信息的正常接受。②通过传输的媒介和通道使冗余信息服务于更多的群众。冗余程度因不同的传播媒介而不同,同时也拥有不同的受众。一般来说,冗余信息在电视传播媒体中所占的比重较多,而在广播中所占的比重又大于网络传播中所占的比重。另一方面,同一传播媒介也拥有不同的冗余程度。毕竟一则新闻对于不同的群众,理解的层面也是不同的。经调查研究表明,信息的题材不同,会在群众接受层面上造成错位,从而降低了每个信息单元所蕴含的信息量,造成群众无法接受的情况。面对此类问题,我们应在信息的编辑阶段,就注重了解社会各阶层的文化程度或是接受者的社会背景,使信息存在适当的冗余,满足不同群众的不同要求。 2.语言艺术在新闻传播中的体现 (1)语言艺术的共性———以央视为例。央视是我国传媒业的领军媒体,具有不可撼动的地位和实力。央视自发展以来,主要强调做新闻类节目,经过长期的奋斗和不懈的努力,央视已经拥有了多档强有力的新闻类节目,如《新闻观察》《新闻24小时》《新闻会客厅》等,我们仔细观察这些节目,就不难从这些节目的语言中发现,这些能够经过长期的努力最终被却群众铭记的节目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的语言通常既能够带给人们情感上的抚慰,也能够深刻地揭露社会现实,给人智慧上的启迪。又如央视主持人王志主持的一档名为《面对面》的节目,这档节目只是单纯地依靠主持人与嘉宾的面对面交流,在此过程中,语言的艺术性体现得淋漓尽致。“非典”时期的一次访谈,当王志采访到广州医科大的工作人员时,他问到:“你们是靠什么来与非典斗争的?”他们回答“:是精神。”简单的几个字却蕴含着无限的能量,足以温暖人心,鼓舞斗志。(2)地方卫视中方言类新闻节目的语言艺术特色———以上海东方卫视为例。近年来,各卫视的方言类节目不断取得各种程度的成功,不仅收获了较高的收视率,也带来了不菲的经济收益。因此,各卫视都追加对方言类节目的投入,并且希望取得更大的成功。早期的方言类节目要属东方卫视的壹周立波秀节目,此节目获得成功的原因,除了主持人的风趣幽默之外,在为观众们传播新闻的时候通常主体上采用普通话,但也会伴有方言,这使得在播报的过程中不时有笑点产生。节目的过程中,首先将本期节目要讲述的新闻做一个简短的视频播报,然后在节目的逐步深入过程中,不断设置悬念,提出问题,引起观众足够的兴趣。此外,节目的讲述过程要像讲故事一样娓娓道来,生动有趣,用跌宕起伏的剧情吸引观众。最后,这种方言类的新闻节目强调主持人与观众的实时互动,注重角色的转换。 3.当前新闻传播中需要注意的语言问题 (1)新创词语的出现应用。新创造的词语是指结合特殊语境和特殊事件产生的词语,其本身并不符合语法规定和语言规范。例如近期的一则新闻,标题是“裸官检举他人立功”,从题目来看,有些人根本不明白裸官的含义,类似这种从题目来看就使人无法理解的新闻还在不停涌现。(2)非术语新词的出现应用。在新闻中还常出现一些本是专业术语,但处于较为偏僻的领域,逐渐被转化为非专业的术语在消息中出现,如“经济硬着陆“”平仓”等词语的出现往往没有任何注解,使读者在阅读的时候感到困惑或是晦涩难懂,新闻工作者忽略了初次接触这些生僻词领域的读者的感受。(3)外来词汇的应用。频频引入外来词汇对于文化来说是一个中外文化交流的机会,但过分地滥用则会使一些本就文化程度不高的读者出现阅读障碍。新闻传播的过程是一个文化传播的过程,积极而向上的信息能够为人类传播正能量,并且能够将知识向阅读信息的每个读者传播。但如今中文夹杂英文出现的信息屡见不鲜,虽然新奇,但也是一个亟待重视的问题。 4.结语 目前,我国传媒业不断发展,语言艺术性在新闻传播的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一个新的卖点。虽然在此过程中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但这样一个推陈出新的过程就是要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也可以说,任何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出现一个调整期,这一期间需要对新闻传播中的语言艺术性就行整顿和规范。媒体中语言作为重要的载体,语言艺术性的发展更是决定着信息传递的质量和传媒业发展的未来。 新闻传播论文:网络时代新闻媒体传播手段分析 网络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人们逐渐习惯用网络去了解社会、探索世界。新闻媒体作为网络空间里的重要角色,其内容得到了公众的重视,其传播手段也逐渐被人们所关注。 网络对新闻媒体传播的影响 1.互联网满足了公众内心的需求,成为社会舆论的集散地 如今,公众逐渐接受并习惯在网络上对某些热点问题或事件发表自己的看法或想法。传统的关注事件的模式是针对报纸或电视、广播中的信息与邻里朋友进行沟通与交流,只是一味地用“语言”去实现。而网络时代,公众在对事件进行评论后,可以将自己的想法或主张用相关的资料或视频来表达,非常便利地满足了公众的内心需求,使公众得以及时获取信息、充分表达自己的情感。他们在对事件进行关注并及时进行评论表达想法的同时,也开始关注起新闻媒体传播手段的更新。他们更加习惯方便快捷的传播手段,因为他们更加迫切地希望自己的内心需求得到满足。 2.微博方便快捷,成为公民参政议政的重要工具 当今社会,一个不起眼的事件也有可能引发一场轩然大波,成为社会各个阶层关心的热点问题。微博为人们打开了新的视野,为群众合法权益的有效维护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渠道。在微博上,每个发言者都可以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最终通过协调,可以形成具有代表性并为社会大众所接受的民意。甚至,网民可以通过微博这个高效传播载体,发起实际生活中的维权行动。微博发挥了桥梁作用,方便了群众与政府的沟通交流。 新闻媒体原有传播手段导致的不足 在网络时代,传统的新闻媒体传播手段显得刻板单调,已经无法适应部分人群的需要,往往使传播效果不甚明显。 1.内容空泛,让受众觉得无趣 一些新闻媒体的内容过于空泛和枯燥,所以,在新闻传播的过程中让受众觉得无趣,无法吸引受众的眼球,使受众对新闻内容失去了信心,渐渐转移视线,削弱了新闻媒体的影响力。 2.形式单一,受众易产生审美疲劳 新闻媒体的内容形式单一、老套,使受众产生审美疲劳,渐渐产生厌烦情绪。特别是在新闻内容的安排上严重不合理,不能灵活地运用各种有效方式来吸引受众。 新闻媒体更新传播手段应有的思维 在网络时代,新闻媒体只有及时更新传播手段,才能满足受众越来越挑剔的心理,这也是人们知识水平和观察能力提高的必然结果。更新新闻媒体传播手段,应当具备适合新闻媒体发展趋势的思维,以有效巩固传播效果。 1.经验思维 网络时代新闻媒体传播手段的更新,需要最基本的经验思维。成功的经验是完成传播手段转变的必备条件,能够提升整体的传播效果。因此,新闻媒体在利用全新的传播手段时,应当合理运用经验思维,并合理照顾每个传播内容的差异性,实现有机的融合。 2.逻辑思维 逻辑思维是完成新闻内容传播的正常思维,其容易满足大众的正常判断顺序和理解层次,使内容在大众的思维范畴之内,便于大众对事件内容作出及时准确的判断和评价,使传播手段达到预期的效果。 3.形象思维 很多时候,新闻媒体在传播内容时需要给人以视觉上的印象。形象思维能够较好地把握住视频、音频资料的特点,将所要传达出来的信息通过受众视觉、听觉上的配合,来增强受众对新闻内容的印象。 4.超前思维 新闻媒体在借助网络传播相关内容时,应当对内容进行全面准确的把握,也应当注重将超前思维融入新闻内容之中,提前捕捉公众可能呈现的心理状态和感官上的直觉反应,以维护新闻媒体传播的稳定性,巩固传播效果。 5.创新思维 在网络时代,新闻媒体的传播内容需要满足公众的心理需求,其传播手段也应当体现一定的创新意识。新闻媒体应当着力转变自身固化的思维模式,打破思维僵化局面,对各个环节的工作尽量进行创新。敢于在合理思维的前提下谋求创新,突破思维障碍,尽量抓住受众的心理,使新闻媒体成为网络上真正吸引公众眼球的阵地。 网络时代新闻媒体传播手段运用事宜 网络的普遍应用最终是为了使公众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社会发展浪潮中来,使公众的社会主体地位得到更好的体现。只有积极倡导和实践以人为本的传播理念,才能使受众在网络上进行选择、参与和互动,使新闻媒体传播达到更高层次的人文关怀。 1.传播手段为内容服好务,时政新闻应以民生为基点 网络已经成为关注民生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成为关注民生的动态窗口。时政新闻要时刻体现民生意识。这就要求新闻媒体的传播手段应当尽量满足主题的需要,通过合理的传播手段使民生内容更加贴近群众生活,更加到位地反映民生。当然,工作人员应当注意事物的两面性,不能将个体和整体颠倒,不能把偶然与必然混淆。 2.妥善运用传播手段,经济新闻应关注可持续发展 科学发展观提倡合理配置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这理所当然是经济新闻报道的重要内容。但是,许多新闻媒体工作者对经济工作并不真正了解,对一些经济问题把握不准。网络上诸如“某果农种大樱桃年收入几万元”、“某菜农大发洋菜财”之类的报道大量出现。这类报道对农民打开思路或许有一定作用,但少数农民少量种植会卖高价获大利,如果更多人一窝蜂地跟风,价格就会下跌,农民就不能发财,甚至会亏本、负债,这样的报道可能会造成误导,毕竟一些农民有急功近利的心理。这是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相背离的。 3.传播手段应注意细节问题,科技新闻要通俗 目前,网络上有很多军事节目或相关内容。军事节目有其特殊的关注群体,因此,进行军事节目内容的传播时,应当注意科技用语的准确性。如果节目中涉及专业术语,应当尽量解释清楚。否则,受众听不明白,必然影响对整体内容的理解,导致传播手段无法得到受众的认可,甚至对这类节目丧失信心。新闻媒体工作者如果尚未弄懂专业性较强的术语,应当向各个领域的专家虚心请教,在自己弄明白的前提下,说给专家听,由专家评定是否正确,然后传播给受众,使内容贴近受众。 结 语 网络的兴起是社会进步的具体表现,也是满足人们生活需求的重要途径。人们合理运用网络的同时,对新闻媒体的关注也逐渐增强,对节目传播手段的更新也格外在意。因此,在网络化时代,新闻媒体作为人们了解社会、了解世界的重要窗口,其传播手段也应科学、高效、便捷,满足人们的需求。 新闻传播论文:对新闻媒体传播作用在社会管理工作创新的探索 当今社会,媒体对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的辐射日益加强,对人们思想、工作、生活等各方面的影响日益深入。社会是人类生活的共同体,是特定土地上人们的集合,而这个共同体、集合的粘合剂,就是新闻媒体。正是新闻媒体提供了监测环境、告知消息的工具,提供了人们彼此间交流意见的公共平台。社会生活空间的大小及其发展水平,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其信息传播的发展水平。口头传播与原始部落民主相适应,手抄文字、马车驿站与民族国家相适应,印刷传播、电子传播、网络传播与全球政治相适应。在网络环境下,消息弥漫于整个的社会空间,无孔不入,无处不在,它不仅影响到人们的精神生活,更影响到人们的行为和社会的运行。社会管理的实质是对人的管理,必然涉及到管理者和人民两个基本要素,管理者要认识人民,理解人民的心声,人民也要了解管理者,审查管理者的资质。在这两者之间,其沟通、联系的主渠道,非新闻媒体不可。在当前这个媒介化时代,要创新社会管理,建设良好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离不开新闻媒体。 一、现代社会呈现多元化、多样化等新特点 1、人口流动频繁。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成员的“单位”属性逐渐减弱,大量“单位人”转为“社会人”。户籍制度的改革使大批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进一步推动了农村人员流动。走南闯北,出现了单位用人、社会管理人的新形势。 2、人的价值取向多元化。改革开放,多种经济成份并存,跨体制的人员流动,带来了人们心理素质、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深刻变革。社会在主流价值之外,又有许多价值观出现。如自立、竞争、互动、风险、信用等价值观正在确立,还有一些不良的价值取向也凸显出来。如个人主义、拜金主义、腐朽无耻、低级趣味等。人们价值取向的多元化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特征。 3、社会阶层多元化。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的不断推进,计划经济时期决定人们社会经济状态的政治性、制度性或行政性标准(如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档案身份等)逐渐为一些新的因素所取代,职业分化、收入差距扩大和资产私有形式的出现促使社会阶层分化日益明晰。尽管目前社会阶层结构的演变还在持续,并未完全定型,但其基本的分化形态和规则正在形成。多年前,学术界提出了十大社会阶层的划分,原先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变成了十大阶层,获得了广泛的认同。 4、民主化进程加快,社会越来越公开透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推进, 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日益增强。人民群众要求政府更加公开透明,在更广领域、更深层面上有序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参与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这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要求和具体体现。 上述社会变化,也形成许多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如利益问题,过去强调是整体利益, 现在开始重视个体利益,同时新的群体形成产生诸多群体利益。不同阶层、不同利益群体之间难免产生利益冲突。如何协调群体的利益冲突,化解矛盾;如何进一步公开透明,让群众更多地参与到公共事务管理中来;如何引导人们形成积极向上的价值取向等等。这些都需要我们建立起新的社会管理机制,这种新的社会管理机制也必须适应多元化、多样化社会的要求,遵循多元社会治理理念。既要有“硬”的手段,也要有“软”的手段。“软”的手段主要是通过某种形式影响人们的行为,指导或告诉人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以及应该怎么做等等。在这方面,新闻媒体显然有其独到的作用。 二、媒体在多元化社会管理中有其独特的作用 1、宣传功能。新闻与宣传都同属于传播范畴。宣传是一种传播活动,可以通过任何传媒进行。在社会主义国家,新闻媒体是宣传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还有法律法规等重要阵地。还能通过它的信息筛选和散布功能,直接影响百姓对社会的感受,由此直接影响老百姓对党和政府的认可程度。调查显示,现在 90%以上的群众都是通过新闻媒体了解党和政府的决定、实施的政策以及法律法规。如每年的全国“两会”、省“两会”,人们都是通过报纸、电视、广播、网络等渠道进行关注。新闻媒体在宣传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等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强。 2、引导和教育功能。我们目前所处的社会是信息社会。媒体成为我们获取信息和获取思想的重要来源,特别是对社会主流思想,对社会的价值观的选择,都起主导作用。人们世界观的形成,有家庭、学校的因素,但是更重要的是媒体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因为媒体传播信息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强烈的社会性、生动性、知识性、思想性,它往往通过真人真事、具体情节和潜移默化的方法来表现事实和思想,来对舆论进行引导,因此较容易为公众接受。 3、沟通协调功能。现代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媒体扮演着各方信息沟通平台的角色,在社会系统的运行中发挥着重要的信息枢纽作用。政府、市场、非政府组织与公众、社会各个方面都可以在媒体上进行沟通。这些年,政府部门通过媒体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的事例多了起来,很好地发挥了媒体的沟通作用。 4、社会组织功能。新闻媒体通过对新闻信息的选择、解释与评论,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与策略,并呼吁社会共同关注某一事件或某一问题,从而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某一事件或某一问题上,形成统一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新闻媒体就充当着一种社会组织者的角色。 5、舆论监督功能。舆论监督历来是新闻媒体的一项重要功能。舆论监督,既是实现民主监督的重要形式,也是反映百姓诉求的主要渠道之一。党和政府一直强调新闻媒体要充分发挥舆论监督在统一思想、修正错误、凝聚力量和促进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中的积极作用。 信息服务功能。新闻媒体不断向人们提供各种事件信息,如对于那些来自自然灾害等方面的威胁,新闻媒体能及时地向人们发出警告,让人们采取防御措施。此外,新闻媒体还提供有关人们生活环境的信息,如关于公共事业、经济状况等,这也是新闻媒体满足人们日常信息需要所具备的功能。 新闻媒体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中的重要力量,将发挥正确导向、聚合智慧、动员教育、沟通协调、上传下达、化解矛盾的重要作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一方面为媒体的新闻报道提供了一个全新空间与视角,另一方面也让媒体重新审视自己,完善做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调整思维,从而增强媒体与社会 的“互动性”与“粘合度”。责任与担当:媒体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核心价值所在新闻媒体在创新社会管理中担负着重要的职责,必须坚持职业伦理,弘扬专业精神,恪守社会责任。唯有严格要求自己,践行道德规范,善尽社会责任,大众传媒才能在创新社会管理的进程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2011年发生的谣“盐”事件,给媒体如何参与社会管理留下了许多思考。2011年3月16日,全国不少地区出现“抢盐潮”,众多新闻媒体沉着冷静应对,在重要版面、时段、页面,第一时间及时准确地传达政府部署,积极稳妥地做好食盐供应新闻报道,满足群众的信息需求,正确引导社会舆论,消除了民众对核辐射影响的疑虑,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营造了有利的舆论环境。 具有社会管理功能的新闻传播活动,是人类的一种有明确目的的社会活动。新闻传播社会管理功能的价值,就在于通过传播者与受传者的传递信息,沟通情况,交流经验,协调行为来达到管理的目的。因此,新闻传播活动从一开始,就暗含着对管理效果的设定。按照人们通常的说法,效果是投入与产出的比较。在资源投入量一定的情况下,产出越多,该转化过程的效果越好,在产出一定的前提下,投入越多,则其转化效果越差。新闻传播作为一种综合性的行为,必然要耗费一定的资源才能产生一定的管理效果。而这一效果的产生,又是贯穿于新闻传播活动的全过程,始于传播之前,显现于传播之后,即总是受众在收受新闻传播之后才会表现出来的。由此,新闻传播社会管理功能的效果,可以被理解为新闻传播者(即管理者)在实施自己的管理行为所消耗的一定的资源与在此基础上所得到的新闻受众(即被管理者)接受信息传播后在感情、思想、态度和行为方面所发生变化收益的比较。 新闻媒体的社会功能与社会管理息息相关。结合我国当前社会的特点,发挥新闻媒体的功能作用以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进而促进社会公正、保持社会稳定,是一个重要的课题。这需要两方面的努力:一是媒体本身应负起应有的社会责任;二是政府等管理部门要善于运用媒体,管理好社会。 由此可见,媒体参与社会管理,首先应该是建立在真实、可信的基础上。媒体必须在第一时间向公众提供事件的真相,并让公众获得充分的有效信息。谣言止于智者,公信源于诚意。这次谣“盐”事件发生后,新闻媒体及时、真实、准确、全面、客观地传播新闻事件真相,达到了很好的舆论引导效果。因此,媒体应强化社会责任,加强对公共信息的公开、公平、公正的报道,畅通人民群众的权利表达渠道,努力减少因信息不对称而引发的各种社会分歧。这样才能把好舆论引导的闸门,真正维护人民群众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良好秩序,有效应对社会风险,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营造更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 总之,新闻媒体对社会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新闻媒体是传递信息的载体,这种传递的信息与人类事先储存的信息不同。传媒传递的信息更多地与自然和社会环境的最新变化有关,通常被人们称为新闻。无论世界发生何种事,如战争、疫情等,一旦经新闻媒体传播,这种信息就会对人们的社会生存和命运产生影响,一定会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这是一般的信息所不具备的。如在地震中遭破坏的日本福岛核电站的一系列经新闻媒体传递的信息,引起各国政府对核电站安全的高度重视。这就是新闻的力量。 新闻传播论文:报纸新闻评论在网络传播环境的发展策略 媒体间的竞争重心,从“新闻”逐渐让渡到“观点”,这是近年来业内出现的变化之一。而随着社交媒体的崛起,以及传统媒体与社交媒体日趋交互的语境,如传统媒体开设加V微博、微信推送,甚至二维码技术的运用,新闻评论自有其突破原有格局的理论愿景,如时效、独家,甚至突破传统媒体的发言界限,等等。 新传播环境中的评论难题 社交媒体环境,作为信息披露、观点表达的平台,甚至是社会抗争的工具,在政治传播以及民主化进程中,无疑有其突破新闻管理、扩大公民参与等正面意义。但是,将“观点”的竞争在新传播环境下强化到极致,则是网络舆论、微博等与生俱来的缺陷,反过来会一定程度影响、制约着观点生产的流程与质量。 “观点”的生产,基于“事实”。而在新传播环境下,时评和信源之间直接跳过了传统媒体这一“滤”的过程,评论主体往往直接面对事件的当事人,而其中所掺杂的情绪、复杂利益,都无疑会对事实的建构产生诸多负面作用。新闻事件在微博世界的呈现,往往是碎片化的,在这个基础上做出的相关评论,就极容易偏离新闻事件的本相而误伤相关当事人。像冀中星在首都机场引爆案,这样的个案,万一其真相滑出了人们日常经验的范畴,那么,如此快速反应的评论当如何自处?实际上,围绕着冀中星的个人遭遇,其本人、东莞方面以及冀中星的家乡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县政府,各方说法都有较大出入,在地方主义、维稳等多种因素交织下,故事的叙述呈现多元、繁复的面相,我们的时评又是基于何种版本呢? 同时,在这碎片化的虚拟网络里,恰又为谣言的滋生与传播提供了温床。当代的新谣言不能简单等同于“虚假”信息。有学者指出,就当代谣言而言,有几个特征值得注意。首先是大部分谣言的参与者与谣言主体并无利益纠葛,因此,其背后往往没有显着的“恶意动机”,更多是民众释放心理焦虑、表达社会诉求、重建社会认知的“工具”。如果说传统谣言多为“缺乏事实依据的谎言”,那么,当代的新谣言则多为“真实的谎言”,如果逐一看谣言的具体内容,多数情况下为虚假,但就我们所处时空的社会真实,恰恰在谣言中得以充分体现。2009年杭州“70码”事件中,所谓胡斌有“替身”说最终被证明是“谎言”,但因为“权贵操纵司法”这一“假想”的社会现实,无疑合乎网民根深蒂固的社会心理。再比如数月来—直处于舆论焦点中的李某涉嫌轮奸案,继案发时的“私了说”、“虚报年龄说”后,又出现“轮流发生性关系”说,批评矛头直指警方为当事人脱责,这些尽管事后都被证明为不实,但经由微博世界中的意见领袖的转发、评论,却也造成群情激奋的舆论效应。 值得注意的是,在公众越来越多地卷入到日常新闻生产流程的时候,记者是否能够免于网络舆论的压力而恪守其中立的第三方立场,是一个越来越值得探究的理论命题。是盲目屈从“民意”,还是秉持“中立”,看似自明的选择,但具体到新闻、评论的场域,则不能不受到网络民意的影响,甚至会干扰到正常的新闻、观点生产的流程。2009年,《南方都市报》记者龙志发表《女服务员与招商办官员的致命邂逅》一文,这使他成为被网友“人肉”的对象,因为在这篇稿件中,作者忠实于采访的事实,而打破了网络舆论树立起来的形象——烈女邓玉娇和狰狞鼠辈邓某某——这与民众所赋予的角色产生巨大落差。结果是,报社收到许多读者的投书,要求开除这位记者。类似事件可能会对记者的心理产生微妙影响,当媒体和记者的报道体现出一定的倡导色彩,其新闻、评论框架符合网友们的心理预期时,会获得网络舆论的赞扬。当有些媒体和记者试图做出相对中立的报道或者评论尝试时,立刻遭到网络舆论的抨击。这种“爱憎分明”的表现迫使记者今后在报道此类事件时,更加注重立场,而非事实。在这种情况下,评论有可能沦为替“民意”背书,而缺少客观、理性的力量。 从“用事实说话”到“事实即评论” 一直以来,媒体的“评论”奉行“用事实说话”原则。这里其实牵扯到两个关键点:新闻的真实性以及“论”从“事”出,即如陈力丹教授所言,“用事实说话是个带有介词的动宾结构短语,核心是‘说话’,‘用事实’是方法”。由此可见,“用事实说话”的表述也存在着不少误区,比如将“事实”和“说话”割裂开来,但我们知道,在具体的报道文本或节目里,“事实”和“说话”是无法截然两分的。试图在“事实”的基础上说“说话”,这在很大程度上记者出于提炼的需要,以彰显新闻报道的深度与深刻。其次,就“事实”和“说话”的关系而言,两者是有主次之分的,“用事实说话”的理论表述,其重点在于“说话”,也即要给公众传达出作者的思想、观点和意见,“事实”是工具性的,是在“用”层面的问题。 但实际上,“事实”无疑具有主体性地位。即便是《焦点访谈》喊出“用事实说话”的主张,并以“新闻主体+主持人点评”作为其节目形态的时候。因此,所谓体现深度的“观点”的提炼,它实质是在事件的层层展示的过程中予以体现的,乃是“事实”在说自己的话,或者说,“事实即评论”,这样一来,记者只需要将复杂的新闻事实一一呈现给读者或观众,就好像你在剥一个洋葱,在层层剥离的过程中,也就传达了事件本身所包合的社会意义。 而笔者之所以在社交媒体环境下,强调评论的立场需要从“用事实说话”到“事实即评论”的转换,更为紧迫的缘由就如前所述,“事实”在社交媒体传播环境下的碎片化、不确定性,都使得建立在这样“事实”基础上的“评论”。问题丛生。而激烈的市场化竞争,往往使得我们不时“口痒”,为了一时之快,所谓时宜I生往往也就置于一旁了。 在这里,我特别赞同《人民日报》评论部吴焰提出的“真理”与“真相”的关系辨析,这实际也是在呼应“事实即评论”的观点。她这样说到:评论究竟是追求真理还是真相?毫无疑问,肯定是追求真理。可是现在,更感觉到评论要有力量,是要从追求真相开始,因为观点在于真相的挖掘。复旦大学投毒案,第一时间出来的时候要不要评?当时觉得信息量太少,不能造成—个舆论审判,可是不写,又是失语,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其实我们那天的评论更多的是内容是呈现事实,很少点评,我们现在感觉到这种关注就是态度,当你关注了这个事情,你本身已经在表达你的态度。老百姓都不是傻瓜,在你事实提供得越多的时候,他自己会作出—个判断。面对信息真假难辨的情况,媒体要发好声,不被事情忽悠。我们说真相可能更为重要,在越接近真相的时候,我们的立场和观点也就呼之欲出了。 回归专业主义的“事实”立场:一则个案 笔者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恰逢湖南临武城管涉嫌致死瓜农的新闻沸沸扬扬,又恰巧读到一家媒体的长微博评论《我们的社会病了,而我们无能为力》。评论中专门提及其中的城管当事人廖某某,据说他的胸牌被瓜农在临死前抓落,因此其职务、姓名才能为大家所熟知。评论猜想了廖的身份背景,“其三代之上必然有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他们“仍在生活的底层中艰辛地生存着”,但即便是这样苦难出身的廖,“为什么能对一个农民残暴地下手?那一刻,是什么主导了他的思想”?评论之所以言之凿凿,这其中当然体现了对于公平正义的诉求,以及社会情绪对于公权力的警惕,但评论被情绪、偏见牵着走,而缺少证实或者证伪的过程,可能契合了受众与市场,但实质却容易偏离媒体的专业立场。 媒体启动求证的专业追问,需要处理“快”与“慢”之间的关系。海量信息的快速传播,是媒体人所面对的网络情境,要对纷繁的时问,发出自己的声音和观点,但与其 抢先一步,倒不如滞后半拍,先辨真伪,再论是非,多一些信息沉淀和交叉质证。但“快”与“慢”的辩证只是技术性的策略与步骤而已,我在这里更想说的是,面对变动不居的社会生活,媒体需要追问的究竟是什么?在突发的公共事件面前,读者需要的究竟是什么?这显然是在理念而非技术层面需要解答的问题。 社交媒体环境下,尽管越来越多的公民介入到新闻生产过程之中,但作为职业人士和专业要求的角色,记者所拥有的准确、真实、客观解释社会现实的使命和权力,都使得记者或者媒介机构被赋予了“文化权威”。这种权威的塑造,乃是基于专业主义的守则,去追索、还原新闻事件的真相。因此,在面对“泉州新生儿被烤焦”的“新闻”时,媒体固然要做出及时、准确的反应,但这种应该是建立在专业立场的审慎追问,而不是依据单一其信源直接发言。而实际上,不少媒体更为常见的处置手法是依据网络爆料,将事件纳入到医患关系的框架,先入为主地表明媒体观点。确实,婴儿活活被“烤死”,容易激起感性义愤,但从专业立场出发,媒体应当提出的追问是:从机理上,什么样的孩子需要用保温箱?技术上,保温箱是否有“烤死”孩子的可能性?这从中就牵扯到一个中性温度的概念。继续追问下去,医院方面既然声称没有把孩子“生生烤死”,而婴儿尸体为何又呈现“烧伤”迹象,这里又引申出“葡萄球菌性烫伤样皮肤综合征”的病例,这种病例患者表现为“悲伤面容、口周结痂、放射状裂纹和轻度面部水肿”,其诸多皮损表现非常近似烧烫伤。泉州当事婴儿是否即是该病例所致?有否切实证据?等等。上述这些大胆的“假设”,都是需要记者小心予以求证的,以期呈现出经由详尽调查而得出的事件本相,只有在这些问号一一拉直的情形下,所谓“医院不尽监护责任”、甚至可以放大“医患关系”的舆论指责才有可能落到实处,而事实上,当媒体在专业立场上讲述了新闻故事,其观点与结论,不是同时也已经给出了么? 新闻传播论文:电视新闻传播节目故事化倾向现象和人文关怀的渗透 电视台要以建设新兴主流媒体为目标,着力探索“电视+”与“互联网+”的契合点,以新闻为龙头、以节目故事为发展路径,实现媒体优势向平台优势转变,打造智慧媒体。对于目前电视新闻传播节目故事化来说,具有一定的实时性和情节性,电视媒体必须有在各种平台上进行信息分享的能力,让不同的观众和听众进行互动。为了保证该种节目的真实性,电视新闻工作者不断就内容和形式做出改变,以事实为基础,用说故事的方式,引起人们的情感共鸣,在电视节目之中加入了人文关怀的元素,即电视新闻传播节目的故事化叙述,该种节目模式在当前有着较大的观众市场。 1 新闻故事化的原因与发展前景 在人们印象中,电视中的新闻节目应该是主持人一丝不苟,面部表情或是严肃或是柔和的叙述某一件已经发生的事实,在叙述时中规中矩,没有感情色彩的添加。这种模式的出现,是为了保证新闻的真实性和严肃性,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这是出于对新闻节目的尊重。但是,近年来,人们越来越排斥该类型节目,面对冷冰冰的电视新闻播放,观众难以感受到作为一个人应该有的情绪变化,也就是说,这种模式缺乏人文色彩。这是故事化新闻出现的主要原因,原有的新闻传播模式受到排斥,新型新闻传播模式顺应观众需求逐步出现。 新闻故事化,故事情节化,情节细节化,细节人物化。以人为中心,细化事件的发展过程,让人们在故事化新闻的讲述中,感受到各种情绪的变化,体会到人文关怀,从而产生情绪上的共鸣,增加对于新闻类节目的观看兴趣。随着该种模式的不断出现与发展,也确实让人们对于新闻类节目的观看兴趣有所提高,此类节目的观众收视率也在不断上涨。从这些现象中可以发现,新闻故事化的发展前景相当可观。 2 人文关怀在新闻故事化中的体现与作用 人文一词萌芽于欧洲,蜕变于欧洲中世纪的人文主义。它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要求解放人性。现在的电视节目播报的范围十分广泛,从国际新闻到国内时事,再到百姓中的小事,从各个方面让观众了解到当前社会的发展趋势。面对国际新闻,电视节目需要尊重它的真实性、准确性、严肃性,所以很少会进行新闻故事化的播报。但是,面对国内的各种新闻,媒体需要达到的效果应该是告知与唤醒,即让人们了解到国内社会的种种现象,唤醒人们对于社会的责任,从小故事中触动人们的心灵,引起共鸣,体现人文关怀情结。对上来说,该种节目模式是在传达民意,让他们了解到人民群众的需求;对下来说,让百姓充分了解国家的发展方向,行使自己的监督权力,体现人民当家做主的基本权利。 2.1 提高新闻的可视性 故事化新闻并没有改变新闻的本质,其真实性依旧存在,但是利用故事的手法,从百姓比较感兴趣的角度对故事进行包装,使原本相对枯燥的时事新闻变得立体,提高了新闻的可读性。面对此类新闻,人们在观看时的疲劳会有所减小,在掌握各种信息的同时,也能更加充分的了解这个社会的人性,拉近了观众与事件的距离。提高新闻的可视性,新闻娱乐化不是庸俗化更不是低俗化。首先要尊重受众的消费心理,在内容选择上要选取大多数人感兴趣的东西。 2.2 保证新闻的真实性 对于新闻来说,真实性是其最为基本的属性之一。面对现阶段各种节目为了追求收视率而采取的虚构重大新闻的方式,新闻故事化,是最能够保障新闻原本的面貌的策划形式。我们讲平民化的视角,是要放弃传播者高高在上的优越感以增强可视性。在讲“娱乐化”的时候,则必须尊重新闻基本规律。遵守新闻传播的基本原则,不夸大、不缩小,维护新闻的真实性原则。虽然故事化新闻会存在扩大或缩小新闻的影响力,但是,其基本框架和内容是并未发生改变的,仍旧是社会实在发生过的事件,保障了新闻的真实性。若让新闻这一传播形式过多地承载媒体的故事娱乐功能,必将损害新闻的基本传播特性,造成新闻传播形式与功能的错位。新闻面对的是大众,如果纯粹地为了追求故事娱乐效果,任色情、丑闻充斥媒体,媒体的教育功能也就无从谈起。 3 电视新闻故事化倾向与人文关怀的提高 策略 随着故事化新闻类节目的收视率越来越高,该类节目的发展范围也在逐渐扩大,面对观众需求,对于节目策划的难度也有所提高,笔者认为对于新闻故事化倾向和人文关怀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提高节目的总体水平。 3.1 以事实为基础,加强对于同类节目的审核 随着故事化新闻的收视率的提高,各大电视频道都在对其进行节目的策划。许多节目为了片面的提高收视率,从而虚构新闻,错误的引导观众,造成社会性问题。 新闻故事化现象从传播学的社会控制论发现,新闻传播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进行的,新闻的传播必然要和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在这些联系和发展过程中,民众会有诸多的抱怨。这种抱怨如果没有倾泻的地方,积累多了,就会发酵,就会产生不稳定的因素。以前仅仅强调媒介的宣传指导功能,现在网络传播飞速,自媒体其功能的延伸,秩序和游戏规则当然并不可能全部完善。使得宣传监督、监管等各种功能难以启动。在所有这些功能中,故事化的娱乐功能对处于压力大的现代人来说,能起到相当大的社会心理解压效用。此时,面对电视节目利用人文色彩,虚构新闻故事提高收视率,广电总局应该出台相应的规章政策,管理此种不良风气,提高新闻故事化的整体水平。以事实为基础,加强对于同类节目的审核这点毋庸置疑。 3.2 注重新闻的影响力,选材避免重复化 当前电视节目策划,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跟风。面对其他电视台中出现的高收视节目,许多电视台也会为了收视率而模仿,新闻节目也不例外。虽然新闻节目的形式大体相同,但是内容的选材上会因为各家电视台所主导的因素不同而产生变化。但是,由于收视的需要,不少电视台会直接照搬其他高收视故事化新闻,从而导致新闻的重复,影响故事化新闻的整体质量,降低观众的观看积极性。所以在选材上,各电视台应当以自己为中心,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从而呈现一类多元化故事化新闻 节目。 3.3 利用平民视角,通俗化节目内容 早年,我国电视新闻片面追求高端、大气,为了保证新闻的国际化,就使用外国语言来播报,但是,新闻故事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应该是本国人民。外语化的中国新闻对于国民来说颇为讽刺。因此在面对故事化新闻时,需要尊重百姓,以平民的视角为主,让节目更加贴近观众生活,引起情感共鸣,让人文色彩更加厚重。 4 结束语 新闻的故事娱乐要严格遵守政府制定的相关法令法规,按照新闻报道的准则和尺度进行传播和报道,这点毋庸置疑。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从物质追求逐渐上升到精神追求。面对以往的电视新闻节目,观众或多或少是抱着看热闹、关注社会发生的时事的心理,极少会因为电视新闻中出现的某些事故而产生情绪。电视新闻节目作为公共影响力极强的一种传播模式,有义务激化公众的人文关怀心理,增强人们对于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只有创新电视传播模式,综合运用多种媒体手段、多种文化形态,才能充分满足受众需求,实现最大化的传播效果。 新闻传播论文:论军事新闻的文化融合与跨文化传播 新闻的制作主要是以文化作为背景的,新闻在一系列的制作过程中被编者在事实的基础上赋予了不同的文化内涵。军事新闻的传播途径有很多,大众媒体是一种重要传播途径,其传播对象的身份也有所差别。但是无论传播对象是谁,他们有生活在一片有文化基础的土地上,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观念。因此,军事新闻在传播过程中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如何跨文化传播,这样才能体现出军事新闻的重要价值。 一、文化融合与实现军事新闻跨文化传播的关系 新闻之所以具有传播功能,其实是依赖于它所承载的各种各样的文化。因此,军事新闻一般在采集以及撰写阶段都会适时地融入一些世界领先的军事文化,使得新闻与新闻的阅读者之间在文化领域有一定的接合点,进而进行军事方面的消息的传播。现在将各类文化融入到军事新闻之中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文化融合与实现军事新闻跨文化传播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他们之间相互促进并且相互影响着。下面我们就针对这一问题进行简要的分析介绍。 (一)军事新闻实现跨文化传播需要文化融合 我们所说的军事新闻实现文化融合其实就是我们在认识到不同文化之间差异性的基础上,基于现代军事新闻最为质朴的文化,将其他种类的文化与我们所说的军事文化的相同点一起作为军事新闻的题材,写入新闻的内容之中,扩大军事新闻的包容性,以满足更多读着的需求。信息流作为各类文化之间相互联系的重要桥梁与纽带,它的主要承载者之一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我们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新闻。我们通过日常所看的各式各类的新闻不得不感慨新闻包罗万象的特征,一个个事件,或大或小,或好或坏,但都无一例外的映射着我们的地理环境,我们的科技发展问题,我们的经济发展问题以及我们的军事问题等。无论是以文字形式所表现出来的新闻还是以声音或者是影像表现出来的新闻,都承载着我们的各种文化,与此同时也履行着着文化的传播的重要使命。军事新闻所传播的肯定是军事方面的相关信息,但是它所承载的却不单单只是军事文化,它包罗万象,是一个文化的万花筒。这主要是因为军事新闻的阅读者包含的不仅仅是军人,不仅仅是与军人有着密切联系的人,更多的是一大批热爱军事的人,是一些普通的人民。在这种情况下,军事新闻制作在保持主格调的基础上会融入一些其他的文化元素,使它更加贴近人群,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军事新闻传播军事信息的重要功能,实现军事新闻的重要价值。因此,军事新闻实现跨文化传播需要文化融合。 (二)文化融合对实现军事新闻跨文化传播有推动作用 经过多年军事新闻制作工作我们不难看出,我们的军事新闻若与一些时代特征比较明显的文化以及一些大家普遍了解的文化相融合,那么这条新闻的影响性以及打动人的程度都会有所提升,会受到大家的普遍认可以及欢迎。这就是文化融合对实现军事新闻跨文化传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下面我们就对其具体作用进行简要的分析以及介绍。 1.军事文化立足大众文化以求发展。大众文化在我们的印象中是功利性比较强的,它具有一定的争议性,但它对我们的社会发展所起到的重要推动作用是我们有目共睹的。军事文化相对于大众文化来说有着较高的精神境界,专业性也比较强,也真因为这些特点使得军事文化在传播过程中受到了各种各样的阻碍。因此军事文化若想实现大面积的传播,那么它就应该借鉴以及学众文化的优点,使得军事文化也变成一种大众都可以接受的文化。军事新闻作为军事文化的主要传递者,更应该融合多种不同的文化,以促进军事信息的传播。 2.军事新闻中融合融合民族精神。民族精神的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象征,虽然每一个国家以及每一个个人的追求有所不同,但是积极向上的精神是大家不约而同所推崇的。这样的道理应用到军事新闻中来也是如此。每一个国家的军队都有所区别,但是它们之间在文化层面上有不可否认的通性存在,有些我们一经发现,而有的还有待我们的考察。军事新闻在传播军事信息的时候,要注意对全人类所共同推崇的精神的体现,与此同时注意体现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这样一来,我们的军事新闻的传播范围将不仅仅局限于我们的国家,它在国际上也会有一大批的阅读者,也不会仅仅局限于专业人群,而是扩展到了各类积极分子,我们的军事信息会变得国际化,最终实现军事新闻的跨文化传播。 3.刚性军事文化和美学文化相融合。军事新闻的内容有它本身固定的模板,甚至于对于语言都有一定的约束。在这些约束下,军事新闻的创作似乎遇到了瓶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很少看到有吸引我们眼球的创新性的军事新闻,大多都是一个套路的官方化的语言堆砌成的信息。而且,军事新闻与我们的文学作品不同,它缺乏美感,太多的条条框框约束着它对美的表达。在这种情况下,军事新闻的发展受到了不小的阻碍。为了改善这种糟糕的状况,我们应该将军事文化和美学文化进行巧妙的融合。对于英雄事迹的报道,我们可以至情至性的去表达对他们的赞美之情;对灾难的爆发,我们可以书写绝望,书写黑暗,书写挣扎与坚强。让温暖的带有感情的文字融入到军事新闻之中,让军事新闻有更好的传播功效,使我们军事新闻的跨文化传播成为现实。 二、如何将文化融合应用于跨文化传播 文化融合对于军事新闻的跨文化传播来说是一个必备条件。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其实并不容易。如何将文化融合应用于军事新闻的跨文化传播成了一个急待解决的重要难题。问题的解决需要从多方面入手,但归根结底还是在文化层面上对军事新闻所进行的改革。它的实现对于军事新闻的传播来说意义重大,跨越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鸿沟。 (一)着眼人类共同性体现军事新闻价值 军事新闻跨文化传播的前提就是对有共性的内容进行传播。我们要实现军事文化的跨文化传播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对我们所报道的信息进行选择的重要问题。对于我们所报道的内容的选择,我们不能再仅仅局限在对某一领域的思考,我们要站在更为高远的地方对全人类进行思考。全世界的国家以及人民,无论他们是什么种族拥有着怎样的信仰,我们都可以找到他们的共同点,他们有着某些共同的文化因素。在以这些共性文化为背景的前提下,我们的军事新闻内容就更容易被更广泛的人群接受,这样一来跨文化传播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成为一个现实,军事新闻的信息传播能力也将会有一个质的提高。 (二)军事新闻中融入人为关怀 军事新闻若想实现最终的跨文化传播,那么军事新闻在制作的过程中就必须要融入人文关怀的因素,这是增强我们军事新闻的亲和力的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对拥有不一样的文化背景的人群的风俗、道德、价值观、习惯等都要进行充分的的考虑,尊重他们,这就是我么所说的人文关怀。我们在军事新闻中对于新闻的制作中合理而且巧妙的融入这些因素。这样一来,我们的军事新闻对于阅读者来说就有了更强的亲和力,还在不知不觉之中增强了阅读者们对我们的信任。在人民的基础上,去实现军事新闻的跨文化传播是一种人文主义的体现。人文主义是最贴近人民大众的思想,融入了人文主义的军事新闻会在跨文化传播方面有更为久远的发展。 (三)对各类文化换位思考 我们拥有自己的文化,我们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生活了很久,对于它的了解我们很深刻,但是对于其他文化我们却不能够感同身受。因此当我们的军事新闻想实现跨文化传播时就遇到了不小的难题,但是只要我们可以对各类文化进行换位思考,去了解其他文化的思想、理论、信仰等。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的军事新闻中就可以融入可以打动他们的元素,可以融入他们的思维方式,可以融入他们的信仰。由此一来,我们的军事新闻就可以在短时间内被更多的人群所接受。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都可以理解我们所要表达的内容,都对我们的内容有着浓厚的兴趣,我们军事新闻的跨文化传播也在此刻正是开展起来。 综上可知,新闻是一种具有文化内涵的产品,它所具有的传播信息的功能是我们接受信息的一个重要来源。在军事新闻领域,军事新闻的传播由于很多现实问题而遇到了瓶颈。跨文化传播是有利于军事新闻进行传播的,但是它的实现将会是一个漫长而且久远的过程。军事新闻的跨文化传播与文化融合之间有 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运用这些联系我们可以找到有效的方法来帮助实现军事新闻的跨文化传播。 新闻传播论文:全球新闻传播人才核心素质培养的把握 首先,全球新闻传播人才要树立全球公民意识。国际新闻传播阶段的最大特点是注重国界的存在、讲究民族价值观的差异。我国在国际新闻传播理念主导的时代,注重将中国的价值观传播出去,宣传成分大于传播、交流成分,政治立场、舆论引导能力被置于较重要的地位。而全球传播人才更强调共同性,强调全球公民意识和互动沟通能力。在传播过程中要克服泛政治化,找到共同接受点,营造有利于和平建设的国际舆论环境。同时善于利用国际思维,善于适应他国民众的认知习惯开展国际传播。 其次,以文化沟通能力为核心的复合型人才,成为全球新闻传播人才的核心要求。要培养学生掌握多元学科知识和各类媒介平台掌控能力。全球新闻传播阶段,对人才的复合要求并未降低,但更加强调跨文化交流能力。 再次,综合知识学习与驾驭能力。通识教育要贯彻国际新闻传播人才教育的始终,注重培养学生的国际传播能力(外语报道)、新媒体传播能力(技术)和由各种综合知识支撑的宏观逻辑分析能力,其中第三项能力是核心,综合知识是基础。考虑到受培养时间和个人知识掌握能力的限制,可以某一学科为核心进行综合知识体系建构。 最后,信息分析及批判能力成为新的聚焦点。有效传播是将繁杂信息进行搜集整理,挑选全面必要的信息传达于受众。大数据时代,怎样筛选海量信息,就特别要注意培养人才的资讯收集、分析、批判、诠释和呈现能力。 新闻传播论文:分析网络新闻对新闻传播的影响 1.网络融合新闻增强了新闻传播的时效性 时效性是新闻报道的最重要特征,一条旧的新闻报道显然对读者没有太大意义。在传统新闻报道模式下,通常一个新闻事件由采写到刊印再到读者手中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滞后,这往往要几个小时到一天不等。而在网络融合新闻模式下,一个社会突发事件或新闻素材经过采写后可以通过网络平台马上被出来,省略了刊印及投递等中间环节,从而大大提高了新闻报道的时效性。通常新闻事件一经发生,相应的新闻报道在短短几十分钟内就可以被到网上,并被受众知悉。 2.网络融合新闻扩大了新闻传播的范围 传统新闻模式下,新闻报道的影响范围往往较小。对于那些地方性较强的新闻事件,通常只有当地的新闻媒体加以采写和报道,而其受众往往也就是当地的读者,新闻报道的影响力显然是十分有限的。在网络融合新闻模式下,由于网络的开放性和高覆盖率,一条新闻报道可以在短时间内被数量十分庞大的读者所关注。而读者和受众的范围也不再局限于某一地方,而是全国各地的读者都可以获得相关方面的新闻信息。 3.网络融合新闻增强了新闻报道的互动参与性 互动参与性是网络融合新闻的主要特征之一。在传统纸媒时代,一条新闻报道的读者反馈通常只能以信件或电话等形式进行,具有事后性且十分不便。在网络融合新闻的情况下,读者的互动参与将变得十分容易。例如一些新闻媒体开通了自己的微博主页,随着某一新闻报道的进行,读者可以随时在线发表提问或看法。这种网络融合新闻的互动性,既增加了读者对新闻事件的关注度,同时也极大增强了新闻报道的影响力,克服了传统新闻报道的某些不足之处。 4.网络融合新闻对新闻传播的负面影响 网络融合新闻带来的积极影响值得肯定,但它所具有的不利影响也同样不容忽视。其中,十分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虚假新闻的增多。因为网络具有开放性,各种新闻来源有时很难确认其真假,由此造成了很多前几天刚刚的热点新闻随后就被证实为虚假报道的现象。另外,媒体为了相互进行网络竞争,在一定程度上也间接造成了不经核实即发表新闻消息的现象,由此也增多了虚假新闻的风险。此外,具有血腥、色情、暴力色彩的网络新闻在近年来也有增多趋势,客观上也带来了许多负面的社会影响,而这些都是十分值得新闻界予以关注的。综上,网络融合新闻对新闻传播的影响既有积极的方面同时又有不利的方面。对于积极的方面应予以肯定和利用,对于不利的方面则应予以克服解决,这样才能使新闻传播在信息时代获得更好发展。 新闻传播论文:浅析公关在新闻传播中的发展及个性化研究 【摘要】自改革开放以来,新闻传播事业蓬勃发展,日新月异。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不少新现象,如“广告新闻”、“制造新闻”等。这些现象直接促进了另一种事业的发展——公共关系事业。现代公关事业与新闻传播事业联系紧密,尽管它们之间存在差异。现代公关事业在谋求发展的同时不忘自身优势,兼具发展与个性化。相信随着社会的发展,公关事业将对新闻传播事业产生越来越大影响。 【关键词】公关;新闻策划;新闻制造;新闻炒作;公关新闻 “公关”是公共关系的简称,译自英语的“public relation”。在公关学中,公共关系是指组织在经营管理中运用信息传播沟通媒介,促进组织与相关公众之间的相互了解、信任与合作,从而为组织机构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在现代社会,搞好公共关系很重要。有西方学者总结,判断一个国家发达与否有三大标志,其中以公关能力为代表的经营管理效能就是其中之一。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公关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组织和公众之间的关系,它已经成为一种衡量国家发展程度的标志。 一、公关的起源与发展 早期公关的雏形,要追溯到古代。就我国而言,从商周时期开始,统治者就十分重视调整、巩固各种重要的关系。同样,在古代的西方国家,先民们也十分重视建立各种关系,探索巩固和改善各种关系的方式,如伯利克里时代的雅典,公民要定期参加“公民大会”,讨论、解决城邦的重大事件。 伴随着16世纪以来出现的科学革命、政治革命、工业革命和现代化进程,社会发展的速度大大加快。人们的社会角色和关系也经历了由“身份到契约”根本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显得更为重要。在1690年,哈里斯创办了《国内外公共事件》,这标志着北美殖民地报刊业的兴起,公关关系开始在美国萌芽。 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公关诞生于美国。这一时期,美国大的垄断企业胡作非为,遭到工人阶级和社会公众的抵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意到公众利益的存在以及企业与公众搞好关系的重要性,现代公共关系事业由此而迅速兴起。享有“公关之父”之称的艾维·李是这一时期颇具代表性的人物。 二、公关与新闻传播的交叉互动——新闻传播策划 公关事业同时带动了另外一种事业的发展,这就是新闻传播事业。从理论上讲,新闻、公关属于不同性质的传播形态,具有各自规定性,但在实践中却又联系紧密。 从传播行为角度来看,公关与新闻传播等不同的传播行为交叉产生了某些新的传播行为,董天策先生称之为“传播交叉”。这一行为主要包括“炒作”和“策划”,说的再具体一点就是“制造新闻”和“媒体策划”。近年来,“炒作”这个词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公众的视野当中。其实,炒作就是一种夸大新闻事件的手段,通过反复宣传给公众传递信息。说到底,也就是一种新闻制造。那么,新闻真的可以被“制造”出来吗?对于新闻界来说,这可能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可是公关做到了。 越来越多的公关人员开始将“制造新闻”作为一种“出奇制胜的奇招”。当然,这里说的“制造新闻”其实也就是“新闻策划”。我们先来看一下公共关系学教材上是怎么对新闻策划定义的:新闻策划,也叫“制造新闻”,是指组织为吸引新闻媒介报道并扩散自身所希望传播开去的信息而专门策划的活动。 那么,新闻是如何通过公关策划而达到好的效果呢?我们先来看一个案例: 有一天,在联合碳化钙公司刚刚竣工大楼的一间房子里,发现了大批无家可归的鸽子。公关人员发现这一情况后,灵机一动。他们关好窗户,不让鸽子飞出去,然后通知了动物保护协会。随着动物保护协会人员赶来,大批新闻界人士也被惊动了。于是他们对此进行了大量报道,引起许多美国人民的关注。公司首脑也借机频频亮相,纽约联合碳化钙公司也因“鸽子事件”成为全美关注的焦点。 这本是一件小事,可是通过相应的公关活动,并利用新闻媒介的传播与扩散功能,成功的将新闻“放大”,制造了轰动效应。这是一起成功的新闻策划事件,用威尔伯·施拉姆的话讲,它“主要是制造来供媒介作报道的事件”。 三、公关新闻的兴起与个性化 “公关新闻”是我国公关界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来的概念,它不是新闻。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却直接将“公关新闻”等同于新闻,这是不对的。需要强调的是,“公关新闻”作为一种新闻而存在,是有前提和条件的,即真实合理和具备新闻价值。所谓真实就是事件必须是真真正正存在的。所谓合理必须是符合自身组织发展和社会利益的。再来谈一下新闻价值,就是说这个新闻事件必须是具有一定的新闻价值的,而不能仅仅是没有价值可言的单纯事件。既要符合客观真实性又要具备一定的新闻价值,这就是公关新闻。 公关新闻作为一种特殊的新闻,具有一定的特征。首先,它具有强烈的功利性。公关是为一定的组织或企业做宣传的,相应的就具备了一定的功利性质。第二,它具备巧妙地传播策略。像我们上面有提到,公关是有策划的,讲求策略。第三,它具有客观的信息形式,即在形式上是完全真实客观的。 现代公关仍处于发展之中,相信随着社会的进步,公关事业将对新闻传播事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新闻传播论文:分析新闻传播价值趋向 一、进一步开放更新新闻传播的相关方针机制 一方面,新闻媒体的相关管理者应当有针对性地引入实施国外新闻审美价值取向培训策略的合理契合的理念模式,秉持新闻采集客观、报道宣扬真实、价值理念普世的基本导向,从而在根本上扭转国外新闻媒体以及社会群体对于中国新闻以及社会文化缺乏审美性的偏颇认知;另一方面,新闻传播运转机制的相关决策者可以适时组织相关外交人员进行国外游历学习、进修深造、学术交流研讨等等,从而使得国内新闻审美取向培训团队得以保持与国外新闻培训行业的及时沟通、实时交流,进而迅速有效地促进新闻工作人员的审美取向以及综合职业素养的巩固提升。 二、迅速改进新闻传播的途径渠道,加强官民媒体的协同交互 官方媒体需要摈弃旧有的“一家独大,唯我独尊”的价值理念,逐步拓宽新闻传播的信息获取途径,提升多元化新闻播报的执行透明度,及时迅速地改变陈腐的单一性、固定化与样板式的传统模式,进一步更新改进新闻报道的语言风格,提升拓展新闻传播的技巧手段,侧重借鉴社会民间的鲜活事例、网络媒介的多元评价,同时紧密结合新闻传播的根本原则与基本理念,灵活巧妙地进行中国社会的文化理念释放、价值导向宣扬,从而有效凸显中国式新闻传播多元审美性执行策略的睿智灵巧。而政府新闻媒体也需要持续强化与民间第三方媒体的协同跟进,通过一系列主动邀请、投票选举、交换合作等灵活新颖的途径形式的创设推进,形成官民结合的“外交双刃”,进而合理有效地实现多元创新化新闻传播的平等互惠、协作共赢。 三、强化提升多元媒体下的新闻传播运作机制的创 设改进首先,新闻网站的管理人员需要实时更新焦点新闻、动态信息以及多方评价,允许社会各方进行浏览点评,从而营造构筑公开、透明、开放的网络舆论氛围;其次,新闻网站的管理人员应当及时对某些不实的新闻报道进行澄清说明、释疑解惑,阐明官方新闻机关对于相关策略的根本原则与基本导向,并向社会群体开放建言的会话反馈机制窗口;第三,形成长效固定的官民沟通交流的互动机制,不间断地邀请行业代表、专家学者、民间群体进行网络平台的讨论交流,从而各抒己见、群策群力,共同协商构筑切实有效的新闻传播的策略手段,从而为新闻传播多元审美这一策略机制的有效改进提升提供有利的第三方借鉴。 四、结语 新闻传播过程之中的审美取向的适配引入应用作为一项具备融合性、交互化、协作性的应用模式,之于新闻媒体传播工程的结构调整、层次运作发挥着更新调节的关键效用。基于新闻工作者以及社会受众群体的审美观念多元化、审美趣味差异化以及审美判断力不均衡化,进一步强化审美取向在新闻传播之中的推广普及,细化具体的引入针对性的审美取向分析辨识的方法步骤,继而培养新闻工作者与社会受众群体健康全面的审美精神情感,继而稳步提升其精神素养的内涵高度,进而有力助推新闻传播运作产业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进程的交互发展。 新闻传播论文:谈新闻传播活动中的传受心理 当今,大数据时代的传媒领域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媒介变革:云计算、4G、社会化媒体等一批新兴的数字技术及媒介终端,日益成为正处于白热化竞争趋势下媒介生态的又一批生力军。当我们致力于通过各种渠道增加不同媒介博弈的筹码之时,不妨从另一个维度进行思索:以基本的人性为出发点,在“碎片化”、“分众化”语境中探讨心理学对当下传媒的影响,从而抓住新闻传播的精神内核,解读传者与受众之间的沟通密码。 心理学语境同传播学体系对传媒这一话题从起点来看有不谋而合之处:传播学认为,任何新闻传播活动都可视为三个元素组成的基本链条——传者、传播内容及受众;新闻心理学则巧妙地将传播内容两端的两个传播主体进行巧妙的划分,通过大量实证性素材和经验性资料去提炼内在化的心理本质。因此,新闻工作者要想更深入地掌握传播技巧,必须领会和运用两种学科交叉互渗的理论与实践策略。 一、传者:从心理学语境解读“编码” 作为传播链条的起点,传者应具备的基本心理学素养首先就是明确自己的角色定位。由于媒体人是个体社会化的典型代表,传者必须要满足所在社会制度、媒体机构及受众对自身的角色期待,做好“时代船头的守望者”。从心理学上讲,这种“去个性化”的过程实质上和个人的个性心理特征及心理倾向是并行不悖的。因为一方面,任何记者、编辑、主持人、播音员在发言、表态及行为方式上,不再是纯粹意义上的“个人”,代表着某个社会群体的利益和声音,其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受众的认知、态度和行为,进而影响传播效果;而另一方面,传者个人又会带有自身明显的印痕,其动机、气质、性格、情感和意志都会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性。所以,优秀的传媒从业人员都应该把握基本的心理学常识,以期加强传播效果和媒介公信力,促进社会健康发展。 1、巧妙运用“印象控制法” 传者作为传播源,必须学会“印象控制法”。常见的“登门槛”、“留面子”、“放大收敛”策略等不失为佳策。但实际上,“偏见心理”的某些元素运用于此也同样具有极强的借鉴意义,比如着名的三对效应:首因效应VS近因效应、光晕效应VS扫帚星效应、定势效应VS刻板印象。其中,第一组:“首因效应VS近因效应”——首因效应即第一印象,其作用不仅强烈且持久,而近因效因则正相反;又如“光晕效应VS扫帚星效应”,前者指 “爱屋及乌”是人之本性,若对某人某方面有了好印象那么其他方面也会相应获得高评价度,后者则反之;另外,如何打破思维定势和对某个社会群体的刻板印象也是值得思忖的重要问题。 对此,在新闻传播活动中,不同媒介的传播者,特别是电视、广播主持人,必须学会恰如其分地运用自己的个性魅力,机敏地把握好所依托媒介的符号属性(如广播,其优势在于声音符号,可以给听众营造私密性、仿人际传播的沟通情景,提供更细腻的情绪情感体验等。所以打造正向的“主持人效应”不失为广播品牌经营的良方),通过人际吸引对受众进行有的放矢的刺激,努力缩小传受关系的落差和断裂,在加强应变和创造能力的同时不拘泥于定势,努力打破受众的刻板印象——以此打造良好的首因效应和光晕效应,从而提升节目和所依属媒介的影响力,稳固受众群,提高传播效果。 2、熟练运用“移情法” 以心理学为背景,以传播学为参考坐标,为人们所熟知的符号学体系中“编码与解码”是传者与受者必须的沟通过程。而心理学中的“移情法”是使编码与解码行为简易化,甚至推进二者高度融合的策略。该策略认为,角色互换是传者进行编码时不可或缺的心理倾向。换言之,传者应具备设身处地感受别人情绪、思想的能力;同时,也要在“互动观”中掌握将自己的情绪、思想移入他人脑海的能力。因此,拥有高超“移情”技巧的传者必须拥有丰富的人生阅历,这就要求其平时注重记录、积累社会不同群体的所思、所感,不断培养自己不同模式的表达技巧以及诸如神态、举止方面等更多元的符号呈现力。 譬如以互联网媒介传者为例,总结其所运用的“移情法”特征有如下几点:(1)网络文章短小,段落化、去书面化、超链接资源丰富——即网络文字编辑结合网络自身特性,考虑到受众阅读习惯的“移情”理念的外现;(2)图片、视频及吸引人眼球的新闻标题——网络编辑为了获得更多受众的注意,获得“注意力经济”,以多元符号和能引起大家猎奇、同情、愤怒等心理的方式进行页面组合;(3)网络的交互性为传播者提供了技术层面的反馈机制,这就为传者及时体察受众情绪、表达自身观点构建了虚拟公共领域,客观上促进了“移情”的双向互动和良性循环。由此可见,“移情”可一定程度消解媒介“中介作用”的阻碍,在心理层面促进传受沟通。 二、受众:从心理学语境解读“解码” 在当前社会分工日趋细化、媒体受众不断细分的碎片化时代,满足受众的需求是媒介生存的立足点和根本法则。由于受众会对不同媒介符号所呈现的信息进行自动整合(即通过不同媒介对某个事件的表达主动形成完整认知),我们不仅要重视媒介间的协同与互补效应,还要认识到媒介刺激下受众认知、态度到行为转变存在着哪些心理效应影响着传播效果。这对传媒人如何从受众“解码”的视角学会更好地编码具有启发意义。 1、影响受众态度改变的“睡眠者效应” “睡眠者效应”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其内涵是:随着时间推移,比起消息源,消息本身的内容会给受众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因而更易改变受众态度。在“内容为王”的媒介生态环境中,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真正能获得持久生命力的筹码必定是内容。对此,“睡眠者效应”在新闻传播过程中的影响是正负双向的:如果某媒体或传者所的消息内容具有强烈的接近性、显着性,并且能够对社会发展起推动作用,那么无论消息来源是否权威,受众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记忆主动沉淀期”后,会自发记住正向的舆论,从而改变原负向态度并化为良性行动力;相反,假如社会谣言得不到有效澄清和控制,经过受众的选择性接受、理解和记忆后便会相应形成负向传播效果,催生社会不稳定因素。 事实上,许多媒体都已自行运用了“睡眠者效应”的技法。比如当今“类型化广播”大行其道便自觉遵从了“内容细分”导向下的目标受众定位;但是,我们万万不可盲目追求内容而忽略了道德价值杠杆的力量。传媒人必须掌握好内容的“度”,以社会责任感做好媒体的把关人,注重传播内容的导向性是否符合道德伦理,是否符合正常的社会运行轨道,决不能单纯求轰动、求刺激而牺牲了社会效益。 2、影响受众态度改变的“群体心理效应” 社会化进程中的每个个体看似被不同社会职能进行了分割,但媒体信息流会潜在地将人们重新聚合到一起。另外,群体压力也会使人们在“场论”(人的行为是个体内在因素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的影响下产生一种非常重要的心理状态:从众心理。 从众心理类似于传播学中的“沉默的螺旋”效应,其强大的“遵从”性是常态化的受众社会心理倾向。对此,“场依存性”概念是“群体心理效应”的一条重要佐证。美国着名心理学家维特金等学者经过一系列试验后论证得出:独立性极强、场依存性极强及中间区域的受众人数这三个主体基本呈正态化分布,也就是说,大部分人都属于中间区域。所以在进行新闻传播的过程中,传者应注意所信息对大多数人而言属于“可被接受和不被接受之间”这一态势——这对新闻宣传工作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以往单向自上而下的新闻宣传早已跟不上时代步伐,怎样使受众数量向“场依存性”强的一方增长,自觉选择接受所宣传内容呢?从新闻业务角度看,必须以更丰富多元的表现手法、更贴近受众生活和情感体验的方式进行报道,同时也应理性地给出一些不同观点,给予受众主动选择和思索的空间,从而通过“双方面论证”的方式,引导受众通过自己的认知结 构和已有价值理念推出符合宣传宗旨的观点,加深印象,以促进现实行为的“遵从”。 3、影响受众态度改变的“选择性心理” 无论是心理学还是传播学,选择性心理都是受众研究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环节。事实上,受众往往会对与自身既有想法、兴趣相一致的观念持易于接受的态度,而由此诱发的媒介接触也会更加频繁;相反,对于相左观念,受众的“逆反心理”、“自我防卫”心理就会阻碍传播渠道的畅通性和效度,从而违背传播者的初衷。 怎样加强受众对某个节目或某类媒介的接触频次,从而提高受众接受信息的效率?从心理学考量,必须注重受众的情绪情感体验,也就是说,传媒工作者、媒介或终端研发者都应立足于加强用户体验这一核心。因为新闻心理学认为:受众的态度是一种包括认知、行为意向和情绪情感的内在心理倾向,其中,最后一种因素是最关键的部分。单从这点看,苹果、三星等智能手机终端平台之所以赢得广泛市场的原因,就在于它们能为广大的用户提供多符号、高便捷、易携带等丰富的移动体验,其成功之处无外乎智能化的操作模式,从心理层面与用户已有的认知结构相符。同理,除了技术层面,在具体的新闻传播过程中如果采取同受众价值观、态度观念相符的编码形式(如近些年来加强“民生新闻”,注重“三贴近”报道原则,贯彻“走转改”等),则必然会达到事半功倍的传播效果,增强说服力和感染力,从而加强受众认知、态度以至行为的转变。 新闻传播论文:新闻异地传播价值探析 与对内新闻报道不同,新闻异地传播有着不同的传播对象、传播信息诉求以及不同的传播接受文化。这就决定了新闻异地传播蕴含着独特的传播规律和传播范式。只有认识、发现和把握这些规律,在新闻异地传播的实践中充分地遵循这些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来进行新闻采写,才能更好地做好新闻异地传播工作。 一、异地传播的新闻价值属性构成 虽然新闻异地传播与本地报道有很多不同,但异地报道本质而言仍然是新闻报道,属于新闻范畴。因此,具备新闻价值属性,是新闻异地传播必须要遵循的首要规律。众所周知,新闻价值是衡量信息是否具有新闻属性的重要标准。新闻价值的属性常常表现在及时性、重要性、显着性、接近性和趣味性这五个方面[1]。这五个属性构成了新闻价值的基本属性,同时也是新闻异地传播价值的基本构成。而且,对于异地传播而言,新闻价值这五个属性构成要更鲜明、更突出。也就是说,相比新闻本地传播,新闻异地传播的新闻价值属性要求要更高,属性特征更为切实。具体来讲,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新鲜性是新闻异地传播价值的首要属性 新鲜性就是新闻信息要及时、即时。这是信息成为新闻最基本的要求,也是新闻异地传播的基本要求。无论是国内新闻,还是国际新闻,都一定是及时变动的信息。新闻一定是正在发生或刚刚发生的事实。对于新闻异地传播而言,新闻事实的时效性要求更高,更强调“第一时间”,更注重“首发率”。因为,在异地新闻报道的过程中,只有那些最先发出的新闻声音,才能够先声夺人,才容易获得舆论先发优势,从而以最快速度形成舆论热点和舆论焦点。相反,那些后发的新闻报道,不仅在抢占舆论制高点上处于被动地位,而且不容易引起受众关注,更不用说走进舆论场中心了。 (二)重要性是新闻异地传播价值的又一重要属性 重要性就是新闻信息本身所具有的能够对社会、受众产生重大影响的信息属性。这一属性是确立新闻价值大小的重要因素之一。不同性质、不同类别的新闻事实,对受众的作用和影响是不一样的。同一个新闻事实,对不同类型、不同类别受众的作用和影响也是不一样的。对于新闻异地传播而言,重要性作为新闻价值的判断标准则更加凸显。因为,异地受众是在选择本地新闻的同时选择异地新闻的。那些具有能够对社会、受众产生重大影响的信息,才更容易引起异地受众的关注。比如,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中实行的离岛旅客免税购物政策这一新闻事实,对国际国内社会就具有重大影响,因此这一新闻事实自始至终受到海外受众的高度关注。相关新闻媒体围绕这一主题进行的系列报道,如《海口市长透露:海口离岛免税店有望5月运营》等新闻报道,在海外华文媒体中都有着很高的落地率。 (三)显着性是新闻异地传播价值的不可缺少的另一重要属性 显着性就是新闻事实本身具有的与众不同的特殊性。它往往是新闻事实中最能引人关注的“亮点”和“题眼”,相应地就对受众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以“神九”飞天为例,在这个新闻事实中中国女航天员刘洋的“飞天”,就有着别具一格的显着性。因为众所周知,不仅在中国航天史上女航天员“飞天”有着不同寻常的新闻“亮点”效应,即便是在世界航天史上,女航天员“飞天”也可谓寥若星辰。而有关刘洋的新闻异地报道,自然容易引起海外受众的欢迎。 (四)关联性在新闻异地传播价值要素中也极其重要 新闻学理论将接近性作为新闻价值的重要构成因素。中国着名新闻学奠基人徐宝璜先生在其《新闻学》一书中指出:“新闻价值与新闻发生及登载相隔之距离为反比例。[2]”在他看来,新闻发生的地点离读者越近,新闻价值就越大,越远则越小。这种地理的远近对新闻价值的影响,后来被新闻学理论称为“接近性”。其实,接近性,不仅是一个地理的概念,还有着心理、情感,甚至利益的因素在内。在新闻异地传播中,距离虽然很远,但由于新闻事实中包含的某些因素与异地受众有着密切联系,就往往能够受到他们的关注,能够引起他们的兴趣。 二、异地传播的新闻发现力培养 新闻价值是记者进行新闻异地传播的判断标准。但是,掌握了这些新闻价值的构成要素,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能够做好新闻异地传播。那些具备以上新闻价值的新闻事实是蕴含在无穷无尽、繁复庞杂的新闻世界中的,是需要记者用敏锐的“眼睛”去发现,用丰厚的“心灵”去感悟,用独特的“镜头”去捕捉的。要做好新闻异地传播,还有一项不可或缺的功课,那就是要培养良好的异地传播的新闻发现力。 (一)要具备良好的新闻异地传播敏感 新闻敏感是新闻记者对具有异地传播价值的新闻事实所呈现的高度灵敏的“嗅觉”。它像四面转动、机动灵敏的“雷达”一样,能够促使记者从数之不尽的新闻事实中以最快的速度和最果敢的判断发现那些具有重大异地传播价值的新闻素材。这种敏感,从本质上来说,决定于新闻记者对新闻事实异地传播价值的深层体认和准确把握。可以这样说,新闻记者对新闻异地传播价值认识越深刻,他的新闻敏感就可能越良好,他就越能在纷繁复杂的新闻素材中发现那些最有传播价值的新闻事实。 (二)较强的问题意识是新闻记者发现力的重要构成 发现从本质上来说就是要看到或者找寻到别人没有看到的事物。新闻发现就是新闻记者能够在万千的新闻素材中找寻到其他记者尚未传播却具有异地传播价值的新闻事实[3]。既然是发现别人尚未认识到的有重大价值的新闻素材,那么,这就要求新闻记者有极强的问题意识。这种问题意识,就是能够想人所未能想,见人所未能见,从而言人所未能言。换句话说,就是要别出心裁、独辟蹊径、别具一格。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记者善于质疑、敢于发问、勇于探索、乐于思考,就需要记者在独立思考中发现新闻素材背后所蕴藏的重大新闻价值。 (三)建立广泛的信息渠道是记者发现力培养的必要前提 新闻发现的过程,不仅是新闻异地传播价值判断的过程,而且也是新闻采访、新闻素材寻找的过程。新闻采访和新闻素材的寻找,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通过各种信息渠道获取信源、求证信源的过程。因此,记者要培养异地新闻发现力,就不能不建立广泛而全面的信息渠道[4]。可以这样说,记者的社会关系越广泛,信息渠道越全面,他获取的新闻素材就越多,从而在此基础上寻找到具有重大异地传播价值的新闻素材的机率就越高。正是 在这个角度上,笔者以为,建立广泛而全面的信息渠道,是新闻记者培养新闻异地传播发现力的必要前提。 三、异地传播的新闻表现力提升 在新闻实践中,衡量新闻异地报道优劣的两个重要参数是我们新闻产品的首发率和落地率状况。从新闻传播效果的角度来看,新闻异地传播的落地率更为重要。因为再好的新闻作品,只有“落地生花”才能影响受众、引导受众。而要提高新闻作品的异地落地率,就要增强新闻异地报道的表现力。表现力就是新闻报道本身所传达出的能够吸引受众的写作艺术水平。这不仅是实现新闻作品落地率的保证,也是提高新闻异地传播效果的必然要求。由于地域文化的差异,中西受众的新闻价值理念、内容需求和接受方式都相差很大。要增强新闻异地报道表现力,就要树立受众为本的新闻理念,在内容表现方式、报道视角选择和新闻语言运用上下功夫。 (一)要实现新闻内容呈现的本土化 我们知道,中西新闻报道理念的差异表现在很多方面。而内容呈现方式的不同,则是两者的主要差异。如果将新闻报道的内容呈现分为表现和陈述两种方式的话,那么,西方新闻报道就比较喜欢表现,尤其是善于运用故事性情节、形象的描绘来展示新闻过程中富有感染力的场景、画面和事实。相比较而言,中国新闻报道体现出偏爱陈述的写作理念,讲究新闻事实的和盘托出和理性呈现,而容易忽略事实本身所具有的故事性、形象化的细节。这两种新闻内容呈现方式从新闻表现技巧而言各有优劣,无可厚非。问题是,在新闻异地报道的过程中,记者所面对的受众不是国内受众,而是异地受众。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遵循异地受众的新闻接受规律,在新闻报道内容的呈现方式上,更多地采用异地受众耳熟能详、习以为常的表现首手法和表现技巧。 (二)要确保报道视角的国际化 新闻报道表现力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报道视角问题。新闻报道视角,不仅决定新闻写作的布局谋篇,而且影响新闻内容的思想表达,更制约新闻报道的最终效果。要确保新闻异地报道的国际视角,就要以全球视野发出中国立场,用国际视野来审视、解读和叙述新闻事件。在中国新闻对外报道中,我们应该更加强调“国际视角”。所谓“国际视角”就是国际思维,就是能够将发生在国内的新闻事件放到国际的大背景中考量,善于用多元思维来审视新闻事件,善于用国际思维来凸显新闻“亮点”。 (三)要做到语言表述的生动化 新闻语言,不仅是新闻内容的表现形式,而且是新闻内容的重要组成。新闻语言的表述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新闻报道水平的高低。如果说国内新闻报道对新闻文风有着很高要求的话,那么,新闻异地报道的文风要求则更高。生动活泼的语言,永远是吸引和打动异地新闻受众的不二法宝。新闻异地报道语言表述的生动化,就是要运用异地受众喜闻乐见的语言表达形式、表达手法,包括语言习惯、语言风格、词汇语法等。 新闻传播论文:全媒体时代电视新闻传播内容面临的挑战与应对 在全媒体时代,传统电视新闻类节目正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挑战。电视新闻节目应对全媒体时代的挑战,不能仅仅停留于缝缝补补式的零碎化调整、改变,而应从全媒体时代新闻类节目的运营规律与发展趋势的战略高度出发,对电视新闻类节目进行全新定位,并以此为指导,在内容、互动、品牌塑造、传播形式等方面不断强化。 一、全媒体时代下传统电视新闻类节目面临的挑战 全媒体时代的到来、数字技术的流行、新媒体的传播,使得受众的生活方式、艺术体验方式、审美体验方式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也给传统电视新闻节目带来了新的挑战。总结而言,全媒体时代电视新闻类节目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内容性差,形式单一呆板 由于种种原因,国内电视新闻类节目形态大同小异,多数模仿央视,可看性差,内容来源单一。而且因为线性传播,新闻内容只在播出时段被受众获取,不易保存,转瞬即逝,想要进行信息保存都必须经过第三方支持,需要专业的设备和技能。 (二)互动性差,传播单向 传统媒体的传播结构是线性的,即由中心制作,向四面传播。信息由报社、杂志社、电台、电视台制作后,单向传输,广大读者、听众、观众只能被动地接受,信息由信源向信宿传播,而不能进行应有的反馈。 在传播中,电视媒体即使全天候的播报,一天也只有24小时的线性传播。除此之外,电视媒体也有很强的地域性。电视媒体单向流动的传输方向也造成终端各点彼此孤立,没有联系。传者与传者、传者与受众、受众与受众无法进行交互,信息的者也无法在第一时间得到信息的有效反馈,及时了解传播效果。这种单向传输的结构使得传统媒体只能根据自己的判断决定什么样的信息,受众只能照单全收,形成了“你传我受”的传播定势。 (三)参与度低。无话语权 在全媒体时代,受众的新闻信息需求不断提升,对话语权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然而现阶段,电视新闻明显缺乏对社会上的弱势群体的关注和对敏感话题的报道。这就不能得到相关受众的心理共鸣。 (四)时效性差,播出时段固化 网络媒体依托自身具备的优势,能够在新闻信息传播中,通过滚动或者推送的传播方式第一时间将新闻信息传播出去。传统电视新闻类节目因为受到时间和空间限制,往往要在事件发生一段时间后,才收集、采编、制作、报道,和网络新闻相比,时效性大大削弱,更不及微博实时直播或微信即时推送。 二、全媒体时代新闻类节目的应对策略 (一)内容为王,跨界整合 “内容为王”是电视媒体生存发展的根基,优质内容正成为电视新闻节目竞争的核心资源,只有在新闻报道的内容上下功夫,高举内容为王的旗帜,才能打造出特色鲜明、定位准确、制作精良的品牌栏目、精品节目,以提高核心竞争力。在全媒体时代,内容为王的规律依然适用,如何以优质的内容吸引用户是包括电视媒体在内所有媒体最重要的生存之道。 1 适应全媒体的媒介需求特征,增加跨媒体整合内容 电视新闻节目中可以大量地融合报纸、广播、互联网、手机、微博等的内容,既有报纸的解读,广播现场连线,又有网络论坛的互动参与,更有手机视频直播、微博播报等内容,打造多向度、多视角的节目内容。 网络媒体的信息更迅速、更新更快捷的优势,使“读网”的电视新闻节目应运而生,例如2005年湖南卫视,午间新闻栏目《播报多看点》开辟的“网络评道”板块;凤凰卫视中文台的“网罗天下”网罗了大量网络资讯,包括新浪在内的很多国内门户网站都有参与。与传统电视新闻节目相比,“读报”、“读网”类节目可调动的素材类型更加丰富。 2 针对年轻受众,强化互动性内容 随着互联网媒体、手机媒体以及数码设备的普及,受众收看新闻的渠道有所增加,不仅仅局限在电视这个单一的传播渠道。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3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目前中国网民数量达到5.38亿,手机网民达到3.88亿,网络视频有35亿用户。 手机微博保持较快发展,截至2012年6月底,微博的渗透率已经过半,用户规模增速低至10%以下。但微博在手机端的增长幅度仍然明显,用户数量由2011年底的1.37亿增至1.70亿,增速达到24.2%。 以上数据说明,传统新闻类节目在未来全媒体发展的过程中,青少年群体将成为最主要的受众目标。因此,应重点针对青少年群体的新媒体接受取向,强化互动性内容。在与手机、网络等新媒体融合过程中,最先从15岁到29岁的青少年人手,重视开发面向这部分受众的网络电视新闻、手机新闻实时推送的内容服务。这方面可以借鉴目前做得比较好的腾讯微信和新浪微博的新闻推送模式。 3 强化存量资源,借助网络储存 新闻媒体在电视节目内容制作、提供方面具有优势,可以继续提高这些新闻类节目在网站的节目存储能力。可以看到,多数的电视新闻媒体都建立了自己的网站,使其新闻产品在新媒体平台被重复消费。中央电视台旗下的“央视网”,依托凤凰卫视的“凤凰新媒体”,湖南广电集团创办的“金鹰网”、“芒果TV”,不仅已经成为电视新闻二次传播的平台,还逐渐成为其所属集团新的利润增长点。 (二)增加互动环节,强化电视新闻节目的群众参与性功能 全媒体平台是一个在内容和传播方式上全面融合的复杂的媒介生态,这就要求电视新闻节目在扮演“内容生产者”角色时不能墨守成规,而是要针对不同的传播渠道作不同的“特色”传播。其中,电视新闻传播所吸纳和借鉴的传播方式主要来自新媒体,而新媒体传播信息的突出优势就是其大容量和互动性。同时,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也大大改善了传统电视新闻类节目互动性差的问题,短信、电话、网络、微博等为受众参与新闻节目提供了更加顺畅的渠道。 1 “人人皆记者”的时代,传统新闻类节目应与时俱进 虽然在新闻传播领域里,专业新闻工作者的主力地位毋庸置疑,但是,现在人们通过互联网迅速传播信息,信息传播渠道大大增加,传播范围扩及全世界。只要你有一部移动设备,且支持视频拍摄和上网的功能,就可以随时随地把视频影像上传至网站,人人都可以成为记者。 2 媒介融合背景下,公民分享话语权 新技术并不是新媒体的专利和专属,在全媒体时代,受众的新闻信息需求不断提升,对话语权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媒介融合的技术助力可以让传统电视新闻从中受益, 也大大提升了人们的话语权。这一过程使得新闻传播主体和信源结构发生变化,普通公民也成了新闻报道者,催生了“公民新闻”这种新型新闻。 可以说,公民新闻成为公民实现话语权的一种有效途径或方式。而传统新闻类节目因具备有效的对以公民新闻为象征的微内容的整合能力,是未来争夺中扩展产业链的竞争优势。 (三)拓展新媒介,体现创新力 传统媒体如果想更好地融入全媒体时代,应拓展渠道,在形式上不断创新。 1 顺应时展,拓展新媒介渠道 新闻移动化和多终端化时代的到来,意味着媒体市场竞争的主战场也将随之转换,先人一步也许会步步领先。后知后觉则只能被动挨打甚至淘汰出局。 纸媒在发展中已经走到了传统电视的前面,全媒体转型已走过十余年摸索历程,积累了宝贵经验。而我国传统电视媒体向全媒体转型也在不断摸索中前进,拓展更多新媒介渠道是重中之重。电视新闻节目嫁接新媒体,强化节目和观众的沟通,成功转型方可决战未来新闻竞争主战场。 2 不断尝试节目方式创新,为传统新闻类节目引入新的活力。 相较“位高权重”的传统媒体新闻报道而言,公众更愿意倾听和相信来自公众的声音,这便是公民新闻诞生的受众基础。 云南电视台都市频道的《都市条形码》在初创阶段以“民生新闻”为创作思路受到了当地百姓的关注,然而主创人员迅速意识到随着“公民意识”的不断增强, “市民新闻”向“公民新闻”的过渡将会引领受众从“市民”到“公民”的进化。这就需要更具开放性和互动性的创作思维,在这样的考量下,《都市条形码》开拓出社区服务站、热线电话、职业爆料人、民星记者、都市看客等五种互动形式。尤其是“民星记者”,以社区为单位选拔驻社区记者,并由社区居民选举投票产生。“民星记者”源自普通群体,报道百姓身边事,也培养了社区内的“公民意识”,可以看作是在我国电视新闻尝试整合并凸显“公民新闻”的有效方式。而“都市看客”则是呼吁普通市民遇到突发事、新鲜事时用手中的视频摄录设备及时拍摄下来并发送给节目组,节目组有选择地播发有价值的视频新闻,这样的形式在很多地方的民生新闻节目中都有尝试,但“都市看客”板块在运行半年之后就取消了,因为非专业人员的画面语言无法真实体现新闻事件,这也可以看出“公民记者”与“公民新闻”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法占据主流新闻媒体位置,但这并不影响传统新闻媒体对这种自媒体产出新闻的吸收和借鉴。 新闻传播论文:论新闻编辑选择文化传播中的作用 人类文明的递进,社会的发展得益于文化传播。文化传播一般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无意传播,二是有意传播。有意传播“是指一个民族或国家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输出或吸收他文化之文化元素或文化丛的现象。文化的有意传播,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前瞻性。文化的传播离不开媒介,而媒介的主体——编辑,在文化传播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是因为编辑主体在精神生产中、在文化传播中的智化劳动价值——编辑选择,是任何其他形式所不能替代的。本文试就在文化传播中的新闻编辑选择的社会价值阐述观点。 一、文化创造与文化传播 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类社会文明就是在文化创造与文化传播中进行的。“广义的文化有三层含义:一是自然的文化,即人类认识自然,改造环境,赋予它们人的因素。这是大自然的人化过程。二是社会的文化,即人类建立社会、组织生产、创造自身活动条件的群体智慧与业绩。这是人的社会化过程。三是精神的文化,即人类思考世界、美化世界,完善自身心智,构建共同的心理状态与文化结构。这是人类精神文明化的过程。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化,往往泛指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精神文化的创造不同于物质财富的创造。创造精神文化既是人类社交的需要,也是精神生活的需要。精神文化的生命力在于传播。文化传播是人类进行社会交往、形成社会关系的机制,是人类精神智慧的表现,也是通过空间扩展和通过时间延续人们关系的手段。如果某种文化的传播停止了,那么,这种文化的生命也就停止了。人类创造文化的目的是为了传播文化,而文化传播也始终伴随着、推动着文化创造。有声语言文化的传播与口头语言文化的创造是相辅相成的,书面文字的传播与书写符号文化的创造是相辅相成的;影视报刊等传播方式与近代大众媒介文化的创造,也是互为因果、互相推进的。因此,文化传播,也是一种文化创造。新的文化传播方式也是对新的文化结构的缔造。 “文化既然是人类的一种智慧和手段,那么,文化智慧的表现和文化手段的施展,就是人类‘以文化治天下’的创造过程。这个过程就是用语言、文字、音响、图象、造型等把世界和自己对世界的认识以及改造的成果符号化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结果便是文化知识成果,也可以说是精神产品,如图书、期刊、报纸、杂志、.画展、文艺节目表演、文化陈列等各种具体的文化建筑物。这些成果,是人类借以生存和发展、交流与传播,并用来满足人们的审美享受和精神需要的。编辑活动是参与人类文化创造的社会活动。编辑活动的基础是文化生产,编辑活动的过程是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编辑的成果又是可以传播的文化成果。从另一个意义上说,文化生产正是通过人类的编辑活动而缔结为成果,构成文化系统,并进入社会传播网络的。我们从文化创造与文化传播的关系及程序中,可以看出编辑活动在其中发挥着关键的、重要的作用。 在文化传播的各种载体中,编辑主体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由于编辑工作的对象具有各种不同的性质,于是便分出诸如学术编辑、文艺编辑、美术编辑、新闻编辑等等不同类型的编辑。其中,新闻编辑是各种编辑最基本、最大量的一个类别。无论从事哪种新闻工作的编辑,都是以新闻信息为对象的、在有意的文化传播中,具有共同特性。 1、新闻编辑的广泛性。新闻编辑是建立在广泛采集新闻素材的基础之上的。新闻编辑的对象是新闻稿件,新闻报道要求把人们日常的各个方面—生产劳动、政治关系、经济活动、科学技术、社会现象、重大事件、自然环境、甚至宇宙、太空所发生的各种重要现象报道给人们。其范围之大、之广无所不至、无所不包。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不同层次上被新闻机构、新闻编辑(记者)采集出来,构成新闻编辑的素材,这些素材越是广泛、越是丰富,新闻编辑的用武之地就越广阔,编辑的基础就越雄厚。 2、新闻传播的时效性。新闻编辑的直接结果,是使新闻情报信息进人传播渠道,参与社会交流。因此,新闻编辑必须注重时效。新闻的时效性,其特点就是新。让最新的情报信息得以迅速传播,产生社会效益,是新闻编辑不同于其他类别编辑的特殊之处。如果编辑新闻的过程拖得过长,那么,新闻就会变成旧闻。因为新闻的本源就是事实,事实总是同事实的发生、发展、变动相联系的,迅速及时的予以报道,才能体现新,新才能产生时效,才能在受众中引起反应。 3、新闻编辑的导向性。新闻导向有正负之分,具有不同质的导向结果。编辑主体作为“传播与受众统一体”的中介,一方面,建立起作者与读者的传播关系,并在传播场中控制传播流向;另一方面,编辑将选择、加工并通过物化(载体)的新闻产品,有意识地向受众进行信息、知识和思想倾向及精神文化生活的引导。编辑主体以社会文化代表的资格行使和履行自己的权利和义务,通过新闻稿件的采编程序,裁决其可否进人社会文化传播系统。这样就决定了编辑导向的基本含义:W充任社会文化的代表,对社会具有协调、稳定的功能;(2)对将进人传播过程中的文化产品按一定标准进行鉴审和传播流向的调节;(3)以民族的传统理性,社会的一般常规,完善或控制公众的人格、志向和规范行为;(4)以文化功能启发蒙昧,引导舆论。 特殊的智化劳动——编辑实践,在精神生产中发挥着其他形式不可替代的作用。现代编辑作为信息智化的承担者,通过优化、选择,间接性的、创造性的劳动,向自己的受众进行知识和信息传播。例如新闻编辑就是代表社,会,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等载体对读者、听众、观众在思想意识、情绪、意志、行为上加以启发、调节和导向,使其精神走向最大限度的与社会的思想、道德、行为规范相一致。 在一定意义上,精神生产、文化传播的流程就是选择的流程,而选择又是编辑实践的重要特征。我们之所以使用“编辑选择”的概念,首先是因为我国自古就有所谓“选学”,这是专门从事文化选择的学问,如诗选、文选等文学选择,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着名的《唐诗三百首》则是从众多唐人诗歌中选择出来的。当然,文化缔构的选择原则,涉及的选择范围要比文学选择的范围大得多。由于社会性质不同,政治需求不同,其选择原则便有不同的要求。其次,是因为选择与编辑活动密不可分,选择是编辑主体作用于编辑客体的中介。 一种精神产品一般的都将进入传播渠道,但并不是所有的思维成果都能以载体形式通过传播渠道而面世,它需要按照一定标准进行审验、修正、过滤、优化的程序,这就是编辑选择。从根本上说,这种选择不是哪个人的主观决定,而是受众的需求、文化传播的本质需要。编辑选择在传播中,一方面要源源不断地向人们输送所需要的精神食粮;一方面充分发挥净化的作用。若某项精神产品产生了不良社会效果,一般是在传播场上发生的问题,而使它得以通过的往往是由于编辑选择的失误。虽然文化产品的产权属于作者,但有质量问题的产品一旦进入传播而产生了负效应,作者仅仅以“文责自负”是难以承担社会对编辑的责难的。所以,文化传播的本质决定 编辑选择的严肃性,而编辑必须严格履行社会赋予自己的职责,为大众提供最佳的精神产品。 新闻传播论文:浅论现代新闻传播中记者应注意哪些方面 1.首先应具备过硬的思想觉悟 媒体记者形象直接决定着新闻媒体形象,近一时期,确实有一些电视新闻记者搞有偿新闻,通过新闻报道为个人换取"好处",严重影响了新闻媒体公信力、宣传效果。新闻媒体的生存发展,制约因素很多,如社会环境、基础设施、地理位置、发展思路等等,但毫无疑问,内在精神力量是根本,因此,提升媒体记者的内在思想品质至关重要。记者过硬的思想素质提升应从三方面着手:树立坚定不移的信念。新闻工作是站在社会前端的工作,有很多光环,但更有很多考验,从事新闻工作甚至要冒很风险,这些都要求从业前做好思想的准备。追求崇高的永恒的价值观。新闻记者是"无冕之皇",但并不意味着他的高贵,而更多包涵的是"为民请命"的内涵。博学厚重的知识视野。新闻记者必须要有一个满杯的水,才可能去给别人水喝。学习与实践的积淀必不可少。 2.新闻记者应具备较强的采访与写作能力 2.1 强烈而准确的新闻敏感性是好记者的"眼"。新闻记者的新闻敏感,表现为其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是否具有锐利而敏捷的观察力,并随时随地能够巧迅速而准确地进行捕捉客观现实中最有代表性的事物的能力。一个新闻记者如果没有强烈准确的新闻敏感,就不能在某个有价值的事物初露端倪时,抓取重要线索,见微知着,并对该事物从整体和发展态势上做出正确判断和预测。 2.2 较强的写作能力是记者的"脑"和"手"。理论学习固然是形成好文笔的基础,但写作能力、写作技巧更主要来自实践锻炼。好多记者都是在实践中获得积累与提升,并在实践中重新审视写作理论,才发现理论的高屋建翎之处。 2.3 坚强的意志是记者的"心"。记者工作紧张、复杂、艰苦而且充满风险,深入险地采访可能有生命危险,揭露腐败丑恶可能招致打击报复,调查复杂事件需要呕心沥血,这一切都需要强大的毅力、坚强的意志作支撑。 3.要能够沉着冷静,处乱不惊 3.1 面对纷繁,理清头绪。新闻报道涉世间万物,有时头绪纷繁、情况复杂,并且是记者所不熟悉的。要正确地认识这些事物,必须有个过程,可是,新闻的特性又要求尽量缩短这个过程,使得新闻报道既真实、准确,又迅速、及时。因此,新闻从业人员应审慎、缜密、冷静的做好思维和处理,最大程度地减少新闻失实,维护新闻真实性。 3.2 处乱不惊,随机应变。记者每天都同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打交道,他们所面对的人和事甚至工作的环境、条件都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如果缺少处变能力就难以出色完成工作任务。记者的处变能力常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或层次上:第一,采访中记者能够针对不同情况、不同对象,以不同方式灵活地与采访对象交流,做到"入乡随俗"、"到什么山唱什么歌";第二,在条件、情况突然发生变化时,能灵活机动地处理问题,顺利解决问题;第三,在突发事件或极度困难条件下,能做出迅速反应,创造性完成任务;第四:在任何人面前都能做到不卑不亢。 4.加强新闻记者的职业道德修养 4.1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众所周知,在信息时代,记者对社会和个人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有时甚至会导致社会局面混乱,威胁到国家安全。所以,在日常的工作中,新闻记者要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不做一些违法或者危害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事情。 4.2 确保新闻事实的真实性。新闻信息的真伪会直接影响到社会大众和国家的决策管理等。比如,由于有些电视新闻记者对某些食品安全问题的扩大报道,导致广大公民人心惶惶,对所以食品都抱有质疑态度和心理,影响到人们的正常生活。所以,每一名新闻记者都要增强思想觉悟,保持良好的工作作风,不伪造新闻信息,保证新闻信息的真实性,从而引导正确的舆论导向。 4.3 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原则。为人民服务是党和国家工作的基本原则,也是记者工作的基本原则。新闻记者要时刻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工作理念,在实际工作中践行这一原则,永远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担负起社会责任,对广大人民服务。比如,新闻记者的采访要贴近群众,及时的反应和报道民生民意,从而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实际问题。 5.新闻记者的身心素质 在新时期,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身体和心理健康也逐渐成为了一个社会话题,引起人们的重视和关注。作为一名新闻记者,要应对各种繁琐复杂的事情,良好的身心素质也是工作的一种基本需要。具体来说有以下两个方面。 5.1 健康的身体素质。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只有拥有健康的身体,新闻记者才能顺利地开展日常工作。与一般的其他工作人员不同,新闻记者要经常性地进行各种采访工作,奔波劳累,如果没有健康的身体,根本无法正常开展工作。所以,在日常的工作中,新闻记者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问题,从而为新闻工作的开展提供条件。 5.3 良好的心理素质。一名优秀的新闻记者必定有着良好的心理素质。新闻媒体是一种特殊的行业,为了获取新闻信息的需要,新闻记者要采访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采访过程中,他们有时就会遇到被采访人拒绝甚至侮辱等情况。如果没有良好的心理素质,面对这些打击和挫折,新闻记者是不可能顺利完成采访工作的。 6.结束语 总之,娴熟的业务素质、正确的思想政治素质、高尚的职业道德素质以及良好的身心素质等是新闻记者必备的基本素养。在知识经济和信息化的新时期,为了适应时展的需要和满足人们的现实需求,新闻记者要不断加强学习和锻炼,提高这些必备的基本素养,以便能够从容应对和处理日常新闻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从而做好新闻传播工作,更好地为社会大众服务,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服务。 新闻传播论文:论新闻传播的政治使命 一、保证新闻传播真实性的主要方法 我们在了解了虚假新闻传播的主要表现形式之后,必须做一个深入的思考,在我们平时的新闻传播工作中应该注意什么、应该做什么,来保证新闻传播的真实性呢?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具体看:第一,在新闻传播工作中,要做到报道的篇幅短、速度快、思想强。新闻除了真实性这个根本要求外,还有很多的具体要求。其一,就是要求篇幅上的短小精悍,这是由新闻工作的性质决定的。我们很多新闻工作者就把这点作为新闻失实的客观原因,他们认为,篇幅要求短小很多地方自然就不能交代清楚,那么造成新闻传播的失实也是必然的。实际上,这种想法是十分不负责任的。我们要求新闻传播中篇幅短小精悍,并不是一味地追求短,而忽略文章应该给广大观众、听众所要交代的内容,一些构成新闻报道的基本要素必须齐全,否则不仅算不上新闻,连记叙文章也算不上。其二,就是要求新闻报道速度快。从新闻概念我们知道,新闻报道的一个特点就是快,陈年往事的报道我们不能称之为新闻,也正是因为要求快,我们的很多新闻工作者为了能快速发稿,就不顾新闻的真实性,比如为了速度在新闻的来源上就不会认真考证其究竟是真是假,更有甚者,为了速度会捏造事实,这都是不可取的。其三,就是在新闻传播过程中,一定要注重新闻的思想性。我们的新闻,不是仅仅为了报道而报道,而是为了能保证民众的知情权,要保证我们的民众可以知道事实,并用来引导自己的行为。第二,不断提高新闻工作者的素质。我们经常说,干一行爱一行,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对于工作我们应有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求干一行、爱一行,更要在工作中不断提高自己的素质,提高自己的职业匹配度。新闻一直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喉舌,重要性一目了然,新闻工作者的重要性自然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新闻工作者更应该注重素质的培养和提升。首先,应该提升自己的业务素质。新闻传播工作是一项专业性的工作,新闻工作者只有努力提升自己的专业素质,才能使自己的新闻报道真实、快速、有思想。其次,新闻工作者要不断提高道德素质,在一定程度上,这点比业务素质更为重要。新闻工作者只有具备良好的道德素质,才能抵御各方面的压力诱惑,真正成为国家、党的喉舌,始终不渝地坚持真实性原则,才能始终代表人民的利益。 二、新闻传播的政治使命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真实性是新闻传播首要坚持的一个原则,除此之外新闻传播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政治使命,这同时也是我国大众传媒的特色。 (一)新闻传播与政治的渊源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的新闻传播主要是以收拾的残局为主,这时的新闻传播无疑可以看做政治的工具,发挥的完全是政治功用,这个现象一直持续到1992年。1992年我们的新闻传播事业开始复苏,这时期新闻开始发挥其专业作用,新闻不光考虑政治作用,更多的是为民众发挥报道事实的作用。到2003年更是进入一个全面发展时期,这时的新闻在保证民众知情权的同时勇于担负社会责任,这时的新闻传播与政治在本质上可以说是一样的,都代表着人民大众的意愿,这两者同时也是互相约束的,如果我国的政治发生如腐败等问题时,新闻就发挥监督舆论的作用,如果我们的新闻传播事业发展中出现不合规定的现象,政治这时就发挥它的社会监管作用。由此可见,新闻传播和政治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 (二)新闻传播的政治使命 我国的新闻传播事业和政治息息相关,政治性是我国大众传媒的一个特色,事实上我们的大众传媒正是现代政治的一个写照。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政治使命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对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宣传。事实证明,我们的国家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走上共产主义道路,作为党的喉舌的新闻传播业,必须要坚定不移地宣传中国共产党。其二,对政府制定的社会发展目标等信息做传播。我们的受众具有对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知情权,我们的新闻传播事业要保证每一个受众都了解我们国家的发展目标。其三,对党和政府出台的政策进行传播。我们每一个受众只有了解党和政府的相关政策、熟悉这些政策,才能根据这些政策看到我们国家的发展走向,同时根据这些政策来调整自己的发展方向。由上可以看出,在大众媒介广泛发展、普及的今天,政治和生活密切相关,大众传媒在为我们受众提供各种信息的同时也向民众履行传递党的大政方针的职责,还在社会中发挥引导舆论的政治作用。 (三)新闻传播政治使命的具体要求 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政治使命给新闻工作者提出了具体要求,具体来说有三个方面:第一,坚持党性原则。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政治使命要求我们的新闻工作者在工作中,首先要坚持党性原则,要以党的发展目标为自己的发展目标,所有的报道都必须服从党的发展方针,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我国的新闻传播事业服务于人民是一致的。第二,自觉接受党的领导。我国的新闻媒体是党的喉舌,那么在组织上就必须自觉接受党的领导,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新闻传播中必须坚守一定的规则,不能乱来。新闻是自由的,但是这种自由也是相对的,也是有边界的。我国一直提倡新闻自由,我们的新闻工作者享有知情权、报道权、监督权等权利,但是新闻自由是有条件的自由,没有规则的自由必定带来新闻的无序和混乱。我们的大众传媒和新闻工作者一定要牢记,新闻自由是和一定的规则相联系的,必须坚持政治责任感。第三,和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性。我们的新闻工作者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并维护党中央的相关政策,并且积极向人们宣传和介绍我们党的相关理论、政策、路线,让人民明白,只有党才能带领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并让人们把这一点内化为自己的自觉行为,在政治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性。我们的新闻工作者还必须严格执行党的相关新闻政策,所有新闻报道必须符合党和国家的相关政策,做到有序发展。综上所述,我们的新闻传播事业在发展过程中,必须坚持两点,一是要时刻保证新闻传播的真实性、一是要坚持新闻传播的政治使命,只有把握好这两点,我们的新闻传播事业才能健康有序发展。 新闻传播论文:新闻传播的政治使命综述 一、保证新闻传播真实性的主要方法 我们在了解了虚假新闻传播的主要表现形式之后,必须做一个深入的思考,在我们平时的新闻传播工作中应该注意什么、应该做什么,来保证新闻传播的真实性呢?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具体看:第一,在新闻传播工作中,要做到报道的篇幅短、速度快、思想强。新闻除了真实性这个根本要求外,还有很多的具体要求。其一,就是要求篇幅上的短小精悍,这是由新闻工作的性质决定的。我们很多新闻工作者就把这点作为新闻失实的客观原因,他们认为,篇幅要求短小很多地方自然就不能交代清楚,那么造成新闻传播的失实也是必然的。实际上,这种想法是十分不负责任的。我们要求新闻传播中篇幅短小精悍,并不是一味地追求短,而忽略文章应该给广大观众、听众所要交代的内容,一些构成新闻报道的基本要素必须齐全,否则不仅算不上新闻,连记叙文章也算不上。其二,就是要求新闻报道速度快。从新闻概念我们知道,新闻报道的一个特点就是快,陈年往事的报道我们不能称之为新闻,也正是因为要求快,我们的很多新闻工作者为了能快速发稿,就不顾新闻的真实性,比如为了速度在新闻的来源上就不会认真考证其究竟是真是假,更有甚者,为了速度会捏造事实,这都是不可取的。其三,就是在新闻传播过程中,一定要注重新闻的思想性。我们的新闻,不是仅仅为了报道而报道,而是为了能保证民众的知情权,要保证我们的民众可以知道事实,并用来引导自己的行为。第二,不断提高新闻工作者的素质。我们经常说,干一行爱一行,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对于工作我们应有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求干一行、爱一行,更要在工作中不断提高自己的素质,提高自己的职业匹配度。新闻一直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喉舌,重要性一目了然,新闻工作者的重要性自然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新闻工作者更应该注重素质的培养和提升。首先,应该提升自己的业务素质。新闻传播工作是一项专业性的工作,新闻工作者只有努力提升自己的专业素质,才能使自己的新闻报道真实、快速、有思想。其次,新闻工作者要不断提高道德素质,在一定程度上,这点比业务素质更为重要。新闻工作者只有具备良好的道德素质,才能抵御各方面的压力诱惑,真正成为国家、党的喉舌,始终不渝地坚持真实性原则,才能始终代表人民的利益。 二、新闻传播的政治使命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真实性是新闻传播首要坚持的一个原则,除此之外新闻传播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政治使命,这同时也是我国大众传媒的特色。 (一)新闻传播与政治的渊源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的新闻传播主要是以收拾的残局为主,这时的新闻传播无疑可以看做政治的工具,发挥的完全是政治功用,这个现象一直持续到1992年。1992年我们的新闻传播事业开始复苏,这时期新闻开始发挥其专业作用,新闻不光考虑政治作用,更多的是为民众发挥报道事实的作用。到2003年更是进入一个全面发展时期,这时的新闻在保证民众知情权的同时勇于担负社会责任,这时的新闻传播与政治在本质上可以说是一样的,都代表着人民大众的意愿,这两者同时也是互相约束的,如果我国的政治发生如腐败等问题时,新闻就发挥监督舆论的作用,如果我们的新闻传播事业发展中出现不合规定的现象,政治这时就发挥它的社会监管作用。由此可见,新闻传播和政治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 (二)新闻传播的政治使命 我国的新闻传播事业和政治息息相关,政治性是我国大众传媒的一个特色,事实上我们的大众传媒正是现代政治的一个写照。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政治使命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对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宣传。事实证明,我们的国家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走上共产主义道路,作为党的喉舌的新闻传播业,必须要坚定不移地宣传中国共产党。其二,对政府制定的社会发展目标等信息做传播。我们的受众具有对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知情权,我们的新闻传播事业要保证每一个受众都了解我们国家的发展目标。其三,对党和政府出台的政策进行传播。我们每一个受众只有了解党和政府的相关政策、熟悉这些政策,才能根据这些政策看到我们国家的发展走向,同时根据这些政策来调整自己的发展方向。由上可以看出,在大众媒介广泛发展、普及的今天,政治和生活密切相关,大众传媒在为我们受众提供各种信息的同时也向民众履行传递党的大政方针的职责,还在社会中发挥引导舆论的政治作用。 (三)新闻传播政治使命的具体要求 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政治使命给新闻工作者提出了具体要求,具体来说有三个方面:第一,坚持党性原则。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政治使命要求我们的新闻工作者在工作中,首先要坚持党性原则,要以党的发展目标为自己的发展目标,所有的报道都必须服从党的发展方针,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我国的新闻传播事业服务于人民是一致的。第二,自觉接受党的领导。我国的新闻媒体是党的喉舌,那么在组织上就必须自觉接受党的领导,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新闻传播中必须坚守一定的规则,不能乱来。新闻是自由的,但是这种自由也是相对的,也是有边界的。我国一直提倡新闻自由,我们的新闻工作者享有知情权、报道权、监督权等权利,但是新闻自由是有条件的自由,没有规则的自由必定带来新闻的无序和混乱。我们的大众传媒和新闻工作者一定要牢记,新闻自由是和一定的规则相联系的,必须坚持政治责任感。第三,和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性。我们的新闻工作者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并维护党中央的相关政策,并且积极向人们宣传和介绍我们党的相关理论、政策、路线,让人民明白,只有党才能带领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并让人们把这一点内化为自己的自觉行为,在政治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性。我们的新闻工作者还必须严格执行党的相关新闻政策,所有新闻报道必须符合党和国家的相关政策,做到有序发展。综上所述,我们的新闻传播事业在发展过程中,必须坚持两点,一是要时刻保证新闻传播的真实性、一是要坚持新闻传播的政治使命,只有把握好这两点,我们的新闻传播事业才能健康有序发展。 新闻传播论文:对新闻漫画的传播功能探究 新闻漫画是新闻报道诸多形式中的一种,漫画家庸非先生创作过大量的新闻漫画,他认为新闻漫画是一种新闻性和艺术性结合的纪实漫画,通过漫画语言去报道、评论新近发生的事实。我国新闻漫画历史久远,它是伴随着清末报纸的诞生而产生的,由于它跟时政一直关系密切,因此新闻漫画从诞生起就以针砭时弊为其显着特点。不同于一般漫画,它通过视觉上给受众带来的强烈冲击,对新近发生的事实进行或庄或谐的形象化评论。网络化时代的来临,为新闻漫画的传播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与此同时,新闻漫画在传统媒体中却呈现明显下滑的颓势,个中原因值得思考。 一、新闻漫画的基本属性 新闻漫画毕竟是美术作品的一种,而非直接的新闻表述方式,因此,新闻漫画除具备新闻价值外,还具有其自身的一些特点。 1. 真实性。主要指新闻漫画构思的取材,或者说新闻漫画反映和评议的事件和现象必须是公众关注的、新近发生的真实事件。新闻漫画有时在报纸上充当消息的角色,承载着向读者传递新闻信息的功能,发挥了与消息报道同样的作用。一幅新闻漫画中的人物、背景、道具等因素都能在适当的时候成为信息的传递者,再配上标题或简单的文字说明,读者可从中轻松地获取新闻的一个或多个新闻要素。因此新闻漫画严格遵守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原则是责无旁贷的,这表现在对信息对象的内容报道上,必须像历史学家那么如实。 2. 评议性。新闻漫画多是根据最近发生的新闻事件而展开创作的,通过对当前社会比较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形象化的评说,以活泼生动、幽默风趣的艺术表现形式显现了扬善弃恶的理念及态度,使受众在忍俊不禁的同时获得心理的启发,从而对新闻事件形成自己独立的观点。如同新闻评论一样,新闻漫画在为读者提供具有新闻价值信息的同时,又引导受众作出相对客观的判断,这与漫画自身的特性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3. 幽默性。漫画是幽默艺术的一种,在轻松戏谑的同时,饱含着深刻的内涵并蕴藏着深刻的哲理。漫画的幽默性所带来的人生智慧不但增强了读者的认同感,同时也扩展了漫画的传播范围。新闻漫画以充满讽刺和幽默的喜剧特色,将社会上发生的负面新闻以戏剧的方式表现出来,将阅读情趣和人生哲理融为一体。受众在轻松的心理状态下审视着发生在身边的行为从而幡然醒悟。 二、新闻漫画存在的问题 虽然从总体来看,我国新闻漫画的发展态势是良好的,但如果同抗战时期我国新闻漫画事业的昌盛景象相比,还存在很大距离,与其他的新闻报道形式相比,也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很多媒体为吸引受众的注意力,大量采用新闻纪实照片,而放弃了新闻漫画。同时,报纸虽大都在竞相扩版,但漫画所占的版面分量却呈下滑趋势。当代着名漫画家缪印堂曾大声疾呼:抢救中国新闻漫画。这种问题的产生,当然部分是因为新闻漫画自身属性的缺陷所导致的,但也存在着一些客观的原因不容忽视。[1] 1. 时间滞后性。新闻漫画作为一种独立的新闻报道形式,还未确立其在新闻传播过程中的主体地位,表现在如今,在第一时间里报道新闻事件的新闻漫画作品极少。新闻贵在及时,而时效性恰恰是新闻漫画的软肋,与同为图片形式的新闻摄影作品相比,新闻漫画需要作者的构思、创作和艺术加工过程,花费的时间远多于新闻照片的拍摄。同时,新闻漫画的滞后性,也体现在其对媒体信息的依附性方面,新闻漫画的创作素材大多来自于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上已且有一定的轰动效应的信息,对之分析和提炼之后再进行创作。新闻漫画的创作者作为新闻从业人员中的组成部分,多数不能投身到新闻事件的第一线,亲临其境地参加调查采访,使得新闻漫画的创作很多时候只能是守株待兔、等米下锅,新闻漫画的报道有时会变得比较被动。 2. 解码差异性。图兰·巴特曾言:任何图像都是多义性的,读者可以选择其中某些,而不理睬另一些。新闻漫画作者借助图像来完成意见的表达和舆论的引导,而受众通过对符号意义的解读亦即解码的过程来理解图像的内涵,在此过程中由于作者对图像符号的能指与受众对图像的解码是否完全一致,还存在着很大的疑问,二者之间存在差异在所难免。因为不同文化层次和社会背景的受众,均会按照自己的感受去理解和解释所接受的图像符号,其解读结果存在差异自然也就不言而喻了。 3. 功能薄弱性。当前我国新闻漫画普遍存在着内容抽象的问题,从而削弱了其新闻报道的功能。新闻报道的基本准则是报道新近发生的事实,所传播的内容可消除不确定性的信息。而目前的新闻漫画所传播的内容,要么是对新闻事件的简单图解,要么是试图通过漫画的表现形式传播给受众一种观点或者态度,受众较难从中直接获知发生的新闻事件的详细内容。新闻报道的基本要求,无疑是其能够准确无误地记述新闻要素,若达不到此要求,新闻漫画就等同于普通漫画,丧失了新闻元素,也就不能称其为新闻漫画了。 4. 形式单一性。新闻漫画常被形容为“带刺的仙人掌”,原来就是因为新闻漫画最擅长对发生在生活中的丑恶现象和人性弱点进行无情的揭露和善意的讽刺,以此警醒受众并提供有效的舆论监督作用。但在它集中表达讽刺和批评性意见的同时,也显露了其创作题材的相对单一,导致其在舆论引导方面的作用受到很大制约,毕竟这类题材只是众多新闻内容中的一种,新闻漫画的形式单一性也影响了它进入更广阔的传播空间。 三、提升新闻漫画的传播功能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来临,对以报刊为主要载体的新闻漫画而言,既是挑战又是机遇,新闻漫画作为一种推动社会进步的大众传播艺术,也要有所创新,才能抓住发展的机会。 1. 提升新闻漫画的传播速度。网络优势赋予新闻漫画更快的传播速度,新闻漫画到网络后,每个网民均可第一时间通过网络媒体看到这些作品。相对时效性相对较差的传统纸质传播媒体来说,通过网络媒体进行传播能够有效突破出版时间的制约。同时,漫画作者通过网络便利地对新近发生的新闻事件进行客观的评论,不必考虑出版的时间以及版面的具体容量。在多媒体传播时代,网络媒体为吸引受众的注意力绞尽脑汁,比如动画做得越来越精致,版面做得越来越具想象力,但在这些刻意而为的极致传播行为之下,忽略了这种“繁荣”之下也许简洁的内容更会吸引受众的注意力,而新闻漫画无疑是这种简约性的代表。[2] 2. 消除作者的创作意图和受众解码之间的差异。新闻漫画作者试图通过图像中视觉符号的多义性来传递个人意见的表达并完成舆论的导向作用,但受众却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感受和理解接受到的视觉符号,二者之间存在的偏差影响了新闻漫画的传播意图。因此,首先作者在创作新闻漫画时须注重内涵表达的明朗性,通过有效的表达方式,缩短创作者和受众之间的心理距离。其次要注重召唤结构的有效编织,作者在创作新闻漫画时,应根据自己的观点进行故事架构的优化,只有把握了创作方向,思维驰骋才不会脱离中心主题。如有一幅名为送子上学的新闻漫画,画中描述的是一个父亲送儿子去读大学,衣着时尚的儿子在一旁与同学谈笑风生,而父亲却肩扛手提,佝偻着身子给他报名。漫画作者创作意图可能就是为了说明“可怜天下父母心”,但有些读者也反馈出孩子的独立性差以及 教育制度存在的缺陷等问题。[3] 3. 引导受众的阅读体验。由于新闻漫画不具备新闻照片营造出来的震撼现场感,使得很多受众对形式上比较夸张的新闻漫画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因此有些受众是抱着且观且疑的态度来欣赏这些新闻漫画作品的。生活节奏的加快使受众希望在轻松的氛围中了解社会的物质变化和精神活动,新闻漫画的生动活泼和形象直观正好与受众的这一需求相吻合,使受众在获取有用的新闻信息的同时也获得对事件的感知。中国新闻漫画研究会会长张耀宁认为:好漫画应在3秒钟内让人看明白。这就对新闻漫画的创作水平和引导功能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媒体要注意引导受众的阅读体验,逐渐提升受众的理解能力,使其真正认识到新闻漫画的传播能量。 4. 扩大新闻漫画作者的创作领域。新闻漫画作者要敏锐地洞察人世百态,创作出题材广泛、内涵丰富的作品,突破传统的讽刺和批评的创作范围。首先,新闻漫画作者要注重培养自己的新闻敏感度,能够快速地获取有价值的、影响力大的新闻题材。同时,新闻漫画作者要具备敏锐的洞察力,要注重培养自身对生活的感悟。只有深入生活,才能发现貌似平常的事情所蕴含的新闻价值,并驾轻就熟地运用漫画的手法将其传达给受众。以张的获得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的漫画《洪水滔滔见真情》为例,他目睹解放军战士与洪水鏖战的感人场面,从而以写实的手法创作出来,照样具有强大的震撼力和感染力。 结 语 据阿里巴巴网站的调查结果显示,新闻漫画的使用是2010—2013年中国提升报纸竞争力的主要手段之一。新闻漫画作为对新闻事件的无声评论,是智慧的浓缩和想像力的凝聚,它将信息表达形式提升到一个较高的层次,并深化了受众的认知,受众从不同的新闻漫画中能够解读到作者的各种不同意见和创作倾向,最终使受众能够准确地把握事态的发展,对新闻事件的发生过程和结果清晰明了,从而有助于新闻信息的广泛传播。 新闻传播论文:理性审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 引言 新闻学在我国的发展走过了近百年的历史,北京大学1918年成立新闻学研究会,标志着我国的新闻学的诞生。随后徐宝璜《新闻学》问世、邵飘萍发行《实际应用新闻学》,这些着作的先后出现标志着我国新闻学的成熟。传播学则是改革开放之后传入我国并获得了迅速发展,一度成为我国的一门“显学”。由于新闻学与传播学有着一定的关联性,所以“新闻学拓展出传播学”、“传播学将取代新闻学”等一系列论断层出不穷,但是也有丁淦林、李良荣等一些知名学者从概念、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产生背景等众多方面论述了新闻学和传播学的不同。本文梳理了一些对于传播学和新闻学二者关联性问题的有影响的争论,然后又分析了二者在产生的背景、所具有的功能等方面的差异,旨在引导人们理性审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以便更好的开展对于传播学和新闻学的研究与教育工作。 1有关新闻学与传播学关联性的论断 1.1 新闻学“拓展”出传播学 对于新闻学、传播学二者关联性的问题,甘惜分、高永振以及何光先等学者认为传播学是由新闻学拓展出来的,所谓传播学研究无非就是从一些新的视角、采用一些新的方法拓展新闻学的研究领域、拓展新闻学的研究对象而已,因此传播学应该从属于新闻学,还将传播学称为“广义新闻学”。例如1988年何光先在《现代新闻学》中指出“传播学成为新闻学研究不可回避的新课题”,“应该把传播学列入新闻理论的研究对象”。这种观点主要出现在传播学进入我国的初期,那时学者们认为传播学所研究的内容都是新闻学应该研究的内容,因此提出了“新闻学拓展论”的观点。传播学在发展初期的研究对象确实与新闻学有所重合,因此说两者具有关联性不无道理,但是传播学是在政治学、哲学以及社会学等众多学科发展的基础上产生、发展的,片面的认为传播学属于新闻学是不合适的。 1.2传播学会“取代”新闻学 上世纪90年代,邵培仁、胡正荣等学者提出了“取代论”,认为新闻学将逐渐转向传播学,将成为大众传播学或者被大众传播学所取代。例如1995年邵培仁与叶亚东合着《新闻传播学》指出“传统的新闻学已经失去了光辉”,于是倡导“改革新闻学,给新闻学引进新的方法、植入新的基因”,为此,邵培仁等名家预测新闻学会先发展成新闻传播学,而后彻底变为传播学,传播学“取代”新闻学是“社会的需要、历史的必然”。随后1997年胡正荣发文指出传播学的发展轨迹是“新闻学发展到大众传播学,最后再发展成传播学”,同样支持传播学将“取代”新闻学这一论断。虽然有众多学者赞成这一观点,但是不得不承认新闻学中像“事务新闻学”等内容是传播学始终未涉及到的,而且从“取代论”提出到现在已有近20年,丝毫没有出现新闻学将被传播学“取代”的迹象,所以这一论断就不攻自破了。 1.3.新闻学与传播学将“融合” 学者们除了认为新闻学将被传播学“替代”外,另有学者提出了大众传播学与新闻学研究将融为一体,难以区分,更有学者认为两者将会“融合”为“新闻传播学”这一新的学科。持这类观点的学者有陈力丹、童兵等一些名家,在他们的倡导下传播学和新闻学将“融合”为“新闻传播学”的论断很快引起了轰动,随即出现了大量关于“新闻传播学”的理论专着。例如1996年徐小鸽发行了《新闻传播学研究》,明确提出了“将传播学与新闻学有机结合”,并声称自己的使命是“建立一门新兴学科,即新闻传播学”。刘卫东在1999年出版《新闻传播学概论》中则直接定义:“新闻传播学是研究人类社会信息交流现象和活动规律的新兴交叉学科”,也主张在传统的新闻学基础上构建新闻传播学。陈力丹更是在多篇论文中提出“传播学和新闻学二者已经融合”。传播学同新闻学有着一定的关联性是不容置疑的,两者在互相借鉴的基础上发展是有可能的,但是两者在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等众多方面是存在差异的,所以简单的认为它们将“融合”成一个学科可能性不大。 2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差异性 由以上对于新闻学与传播学关联性的论断可以看出,新闻学和传播学关系密切,但是通过分析可以得出,两者之间存在着许多差异性,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两者产生背景存在差异 众所周知,许多学科都是在人们社会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新闻学也不例外,它正是人们新闻实践的产物。新闻事业产生于19世纪上半叶,新闻学随着新闻事业的发展于20世纪诞生,新闻学早期的着作基本都是涉及包括采访、写作以及编辑等在内的实际新闻运转业务,后来扩展到评述、总结新闻事业的历史等。此外,新闻学自产生之初就侧重研究新闻事业与民主整治的关系,例如《解放日报》等一些党报理论。与新闻学相比,传播学则是多学科交叉、渗透而成的学科,它伴随着电子传媒等大众传播事业的兴盛而出现,兴起于20世纪40年代以后的美国。随着以新闻和广告等为传播内容的大众传播业的不断发展,社会受到大众传媒业越来越大的影响,于是人们开始尝试借助社会学、信息科学、哲学以及政治学等众多学科的知识来对社会上的信息交流活动进行跨学科研究,这是传播学所产生背景,显然与新闻学存在着巨大差异。 2.2 两者研究对象和领域各异 新闻学和传播学二者无论是在研究对象上还是在研究领域上都是存在差别的。从研究对象上看,新闻学研究对象可以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大众传媒上所承载和传播的新闻信息,如什么是新闻、新闻的特质以及新闻采写编评等内容;第二部分是大众传媒与社会的关系,如国家和政党对传媒业的运用、管理;第三部分则是大众传媒及其活动。正如钱辛波在《新闻学是一门科学》中所言:“什么是新闻学?那就是研究人类新闻传播活动的产生、发展及其规律和它对社会影响的一门科学”。与新闻学相比,传播学要研究包括传播媒介、传播者和受众以及传播效果等众多对象,除此之外公共关系、电影、广告、图书以及大众文化等内容也是其研究对象。因此可见,虽然二者研究对象和领域有重合部分,但是总的来讲是各有侧重的。 2.3 两者研究方法不同 传播学在研究方法方面也不同于新闻学。例如,注重研究方法是传播学的一个优点和特点,只就其实证研究而言,它就具有个案研究、抽样调查、控制实验以及内容分析等。此外,传播学在研究方法上还带有十分鲜明的思辨性。如美国作为传播学大国 ,一直强调将心理实验、社会调查等研究方法运用到传播学中,通过对传播内容进行客观、定量的分析来得到结论,以此作为完善传播活动的科学依据。相比之下,新闻学对研究方法则显得不够重视,由于它侧重于媒介的新闻和评论方面,带有很强的理论性,因此一般以定性研究为主,通过归纳、演绎等基本的推理方法来进行研究。 2.4两者的功能有别 新闻学和传媒学的功能是指两者在与社会和大众的互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作用、能力和功效,两者所具有的功能是不同的。新闻学重点突出新闻报道,其最重要的功能正是通过新闻报道来满足公众的日常需要、维持新闻传播系统的稳定。例如我们能够利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纸来获知新资讯,正是新闻学作用的体现。此外,对时事发表评论也是新闻学重要作用的一大体现,发表时事评论能帮助人们明确媒介或者他人对当下社会问题的观点和看法。总的来说,新闻学侧重培养具有责任感的社会人才,通过新闻报道和时事评论来发挥舆论监督的功能。与新闻学相比,传播学所发挥的功能更为宽泛,它不仅能够发挥监视环境、协调社会等作用,而且还能传承文化、推动经济发展。如传播学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体现在它所提供的理论和方法能够作为商品进入市场,正如李希光所言,传播学所讲授的内容除了一些理论知识,还涉及到包括公关、组织传播等在内的实用课程,这些理论和方法能够直接为各类工商企业、组织机构以及公关公司服务,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3结语 总而言之,新闻学和传播学是各自独立的两门学科,两者既不能互相取代也不能融为一科,而是要互相借鉴和影响,协同发展。正如王勇所言:“从新闻学与传播学两个学科的前景来看,它们有着各自的轨迹和方向,虽然有的时候也可能出现相交的情况,不过它们却不会永久的重合下去,因此新闻学和传播学谁也不能替代彼此”。新闻学和传播学既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又具有明确的差异性,应该理性审视新闻学与传播学二者之间的关系,只有在正确明确二者关系的基础上,才能真正促进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学科携手共同发展。

1集成电路的基本概念 集成电路是将各种微电子原件如晶体管、二极管等组装在半导体晶体或介质基片上，然后封装在一个管壳内，使之具备特定的电路功能。集成电路的组成分类：划分集成电路种类的方法有很多，目前最常规的分类方法是依据电路的种类，分成模拟集成电路、数字集成电路和混合信号集成电路。模拟信号有收音机的音频信号，模拟集成电路就是产生、放大并处理这类信号。与之相类似的，数字集成电路就是产生、放大和处理各种数字信号，例如DVD重放的音视频信号。此外，集成电路还可以按导电类型（双极型集成电路和单极型集成电路）分类；按照应用领域（标准通用集成电路和专用集成电路）分类。集成电路的功能作用：集成电路具有微型化、低能耗、寿命长等特点。主要优势在于：集成电路的体积和质量小；将各种元器件集中在一起不仅减少了外界电信号的干扰，而且提高了运行速度和产品性能；应用方便，现在已经有各种功能的集成电路。基于这些优异的特性，集成电路已经广泛运用在智能手机、电视机、电脑等数码产品，还有军事、通讯、模拟系统等众多领域。 2集成电路的发展 集成电路的起源及发展历史：众所周知，微电子技术的开端在1947年晶体管的发明，11年后，世界上第一块集成电路在美国德州仪器公司组装完成，自此之后相关的技术（如结型晶体管、场效应管、注入工艺）不断发展，逐渐形成集成电路产业。美国在这一领域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代表公司有英特尔公司、仙童公司、德州仪器等大家耳熟能详的企业。集成电路的发展进程：我国集成电路产业诞生于六十年代，当时主要是以计算机和军工配套为目标，发展国防力量。在上世纪90年代，我国就开始大力发展集成电路产业，但由于起步晚、国外的技术垄断以及相关配套产业也比较落后，“中国芯”始终未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现阶段我国工业生产所需的集成电路主要还是依靠进口，从2015年起我国集成电路进口额已经连续三年比原油还多，2017年的集成电路进口额超过7200亿元。因此，在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把推动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放在了五大突出产业中的首位，并且按照国家十三五规划，我国集成电路产业产值到2020年将会达到一万亿元。中国比较大型的集成电路设计制造公司有台积电、海思、中兴等，目前已在一些技术领域取得了不错的成就。集成电路的发展方向：提到集成电路的发展，就必须要说到摩尔定律：集成度每18个月翻一番。而现今正处在技术变革时期，摩尔定律推进速度已大幅放缓，集成电路技术发展路径正逐步向多功能融合的趋势转变，围绕新型器件结构的探索正成为集成电路技术创新的主要焦点，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迅速发展，引发了CPU计算架构发生变革。 3集成电路的设计方法 集成电路的设计流程主要有：设计规划和架构划分阶段、逻辑设计阶段、物理设计阶段、封装测试阶段，具体设计方法介绍如下： 3.1设计规划和架构划分 由于现在数码产品更新换代迅速，市场需求千变万化，在设计之初，就要对市场有大量调研并要有前瞻性的思考。此外，要将设计需求与实际产品设计的可行性与成本进行综合考量，由此初步确定产品开发蓝图。在系统设计阶段可以使用SPW、TannerEDATools等软件完成系统的描述、外部接口的情况、功能的定义、工作量的估计等各方面工作，再通过构建抽象的算法仿真模型，根据功能和性能的要求，选择和设计算法，然后通过仿真进行验证和评估。当验证通过后，一个集成电路的设计架构就被搭建起来了，接着就可以进入下一步的逻辑设计。 3.2逻辑设计 逻辑设计简言之就是写代码，编写硬件描述语言（HDL）代码，通过仿真手段验证代码，这里的验证指的是功能级验证，不涉及时间的信息。集成电路设计的关键一步就是用一些专业工具如ISE等把代码映射到库原件实现的门电路，也就是门级的网表，当然，门级网表也要验证，如果出现错误要从以上各个步骤寻找出错的原因。 3.3物理设计 在上一阶段得到网表之后，就可以着手各种元器件的布局以及导线的连接，连接后再次进行仿真模拟，然后就可以开始插入时钟树，形式验证。当这些步骤通过后，集成电路的大致版图就规划好了。 3.4集成电路的封装测试 将合格的晶圆按照设计好的版图进行加工组装成芯片的过程就叫做集成电路的封装。江苏的新潮科技和华达微电子是我国目前规模产值比较大的封装测试企业。此外，综合多家市场调研机构的数据，2016年全球集成电路封装测试产业的市场规模为509.7亿美元，具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4结语 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对集成电路的能耗、稳定性等方面的要求也不断增加，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创新发展集成电路的设计思路与方法，为我国微电子技术的发展与崛起不懈努力。

传播学论文:探析网络电影流行的传播学 摘 要:该文从传播学的角度阐释了网络电影的流行的四个特点:参与性、自主性、个体性和匿名性,及其所带来的个性的伸张与自我的释放,由此刺激作品的丰富,引发观赏的热潮等效应。 关键词:网络电影;传播;电影 网络电影,也称“网上电影”,顾名思义,是在网上放映的电影。但是,仅仅在网上放映电影,还不能称之为网络电影。2000年5月,据称是全球第一部网络电影《量子计划》出炉。《量子计划》是全部数码制作,片长只有32分钟。2000年5月5日在全球首映。同年6月,好莱坞全数字影片《405:惊魂时速》上网首映。仅一周时间,便有25万人次下载观看了该片,尤其在与iFilm公司签约之后,《405:惊魂时速》更是创下了100万次下载的空前纪录。iFilm公司程序设计部主任称,《405:惊魂时速》堪称个人制作网络电影的开山之作。 2000年8月18日,另一部声称是“第一部真正的网络电影”《175度色盲》在我国台湾正式诞生。这是一部兼具多重实验性的电影,在播放方式上增加观赏者自主,并配合网络互动性。网友可以依照顺序正着看、倒着看、跳着看。2000年9月14日内地第一部互动式网络电影《天使的翅膀》正式开拍。每个网友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想象对《天使的翅膀》的故事、人物及对话和细节提出自己的创作想法。创作人员和网民实现全方位实时的互动影片采取在网上边互动、边拍摄、边播出的方式,以吸引有志于从事影视创作的网民。 网络电影,不是指以网络故事为题材拍摄的影片,比如《网络时代的亲密接触》。也不是指放到网上发行、播放、宣传及付费下载的传统电影。那网络电影究竟是什么? 陈思之在《何为网络电影》一文中,对网络电影下了这样的定义:“所谓网络电影,是指专为在网上播放而制作的电影短片,一般播放时间为5分钟,最长不过30分钟。”子荫、白木的《网络电影:为电影插上翅膀》一文中,也认为:“网络电影是特指专为在网上播放而制作的电影短片一般长度为5分钟最长也不过30分钟。”而陆琼在她的论文《谈网络电影的人性化互动》中,一方面承认当下流行的网络电影的定义是:“指在网上观看的电影”,但同时,她认为这只是“所谓的”网络电影,与真正的网络电影不同,她给“真正的”网络电影以不同的定义:“真正的网络电影参与性极强,首先可以从网上下载标准化的电影软件,然后根据自己的喜好修改剧情。所有人都可以参与电影制作。有兴趣的人甚至可以通过扫描仪输入本人影像扮演戏中角色。其次可以上载自己拍摄的电影与网友共享,不仅满足了影视爱好者,培养了电影观众,也把人从固有的接受模式中解放出来。” 综上所述,网络电影又称网络短片,一般意义上而言,网络电影是指专为在网上播放而制作的电影短片,它寄生于网络,与一般的电影院电影不同。同时,如果超越这种一般意义上的定义,网络电影特指那些在网上发行的,超越了简单的观赏性,而增加了更多的参与性与互动性的小影片,这是网络电影的发展方向。 1.参与性带来个性的伸张 网络电影的传播者不分阶级不分阶层,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网络电影的传播者,任何人都可能成为网络电影的影评家。网络电影如同众多在网络上的事物一样,有巨大的传播与评价空间。任何人只要想传播,便可以把链接到网络的任何地方;任何人只要想评价,就可以将自己的评价在网上出来。至此,文化之间不再有上下游的分别,网络电影的传播者之间,也不再有阶级和阶层的分别。 网络电影的传播突破了国家与地域的限制,任何地方的人都可能点击、观看、传播、评价。可以这样说,在互联网上,如果没有语言的障碍,那么,没有国界与地域的明显界限。我们在中国,可以点击大洋彼岸的网页,观看美国或韩国制作的网络电影,并将它的链接在自己的网页上,或在即时对话框中传给对话的远在非洲的朋友,还可以同时在网页上留下自己的评价。这种突破国家地域限制的自由使网络电影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 网络电影的传播带来了电影评论的自由参与。一方面,网络电影带来了电影评论的时间、空间的自由,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发表自己的评论,不受时间的限制,你可以将评价在论坛、博客,可以投票,还有各种网站、电影公司甚至个人举办专门的网络电影比赛或影评活动。另一方面,网络电影的评论还突破了评价方式的限制。过去的简单的文字评论的方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网民丰富多彩的想象力了,网络电影的评论夹杂了文字、图像、音响、视频剪辑改编等等形形色色的方式。 2.自主性引发观赏的热潮 没有固定的播出时间,不论是凌晨,还是深夜,只要想看,就可以放映。因为自己就是网络电影的放映者。利用那些毫无用处的零散时间,上网欣赏一段网络短片,可以帮助释放工作上的重压,单调枯燥的日常生活也就不显乏味了。这种最为前卫的艺术也许是最适合明快而紧凑的休闲方式了,再不需要受影院放映时间的限制,自由自主,是观看网络电影最轻松的选择。不用走进影院,不用坐在影院固定的座位上,网络的普及带来了网络电影播放空间的进一步加大,无论是在家中、网吧、旅店、机场,只要有网络的地方,就可以看网络电影。 除了上述时间空间的自主外,网络电影的播放内容也是自主的。有人把网络上被整合的电影资源比喻为一种超级文本,并指出:“超级文本提供了一种可无限重新定位的系统,该系统的临时中心点取决于读者,从另一种角度讲,读者成了真正主动的读者。超级文本的基本特点之一是它由许多相互联接的文本本身组成,这些文本不存在组织结构上的主轴。”网络电影的观赏在人们的轻点鼠标中,就轻易地实现了中途的任意切断、播放进度的随意控制、画面的随意停止与放大、不同电影中的任意切换。 3.个体性刺激作品的丰富 与传统电影的大投入大制作不同,网络电影的制作往往依赖数码技术。完成一部网络电影,只需要简单的人马,甚至只需要一己之力。数码技术的成熟使网络电影可以仅仅依靠数字技术,就完成所有过去无法想象的特技。随着软件技术的越来越发达,视频、音频的剪辑与制作越来越简单、容易操作,于是网络电影制作的个体性就越来越有可能成为现实。如今我们可以看到,火爆网络的很多网络电影都是网民独立创作的结果。因此,不同的个体拥有不同的技术、不同的 教育背景、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喜好,也制作出不同的网络电影,这极大地刺激了作品的丰富。 网络电影的不需要大公司的支持和巨大的财力支撑,只要能制作出来,就有数不清的网站、论坛可以随意地。如果说网络电影的制作有时候还需要人们的通力合作的话,那么网络电影的,则绝对是个体性的行为。对影片制作者来说,互联网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好媒介来公开自己的作品。网络提供给了网络电影制作者们以展示自己天才的最广阔的舞台。 除了制作、的个体性,网络电影的观看更是个体性的。对于传统的电影来说,一部电影可以同时放映给1000个观众,而对于网络电影来说,却是1000部不同的影片有1000个不同的观众。网络电影的播放者与观看者合而为一,自己选择自己喜欢的网络电影自己播放给自己观看,这就是网络电影的观看模式。由于各人的偏好兴趣不同,也有了不同的选择,这也使得不同的网络电影能够分别得到不同人的点击观看。这也促进了网络电影作品的丰富。 4.匿名性给予自我的释放 网络电影寄生于网络,网络的特性赋予了它独特的匿名性。 网络电影的制作者具有匿名性,网络电影的制作者们不必过分地在意创作的种种规则与约束,他们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喜好和方式来制作,将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喜怒哀乐用网络电影的方式表现出来,而且不必过分地在意制作水平的优劣和作品的得失。不论制作者是想在网络电影的制作上小试身手,还是想达到释放自己某种观点的目的,他们都藏在电脑屏幕的背后,在隐藏的身份下,不受创作条款的管制与束缚,也正因为如此,网络电影的作品才越来越丰富。 网络电影的观众同样是匿名的。这使得人们在这个社会时时处在“看”和“被看”的地位暂时被改变,人们卸下“被看”的包袱,可以完全轻松的选择自己想要看的网络电影的内容。不必在意某些片子恶评如潮被定性为违反了什么纲目,就因此而放弃观看它的欲望。只要想看,就可以选择观看。这使网络电影进一步流行。 网络电影的评论同样是匿名性的。这种匿名性使得网民在发表自己有关某些网络电影的评论的时候,可以把自己愿意表达的内容通通表达出来,不必像日常生活中那样,顾忌自己因为表达了与别人相同的观点,而被认为是奉承巴结或无能,也不必顾忌自己因为表达了与别人不同的观点,而被与自己持不同观点的人所敌视。这样,网络电影的评论者可以得到情绪的彻底宣泄和自我的释放。这也促使了网络电影的热度越来越高,使网络电影不断传播和评论。 总之,网络电影于网际的流行,已经成为了一种不争的事实。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的结语以“乐观的年代”为标题,他认为,“每一种技术或科学的馈赠都有其黑暗面,数字化生存也不例外。……但是不管怎样,数字化生存的确给了我们乐观的理由,我们无法否定数字化时代的存在,也无法阻止数字化时代的前进,就像我们无法对抗大自然的力量一样。”随着网络社会的不断成熟与发展,作为新生事物的网络电影,也在不断地成长、变得更为成熟。有全球电影人的共同努力,网络电影必将推动一场新的电影文化的革命。 传播学论文:新闻传播学论文写作的规范化问题 摘　要　本文归纳了近年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硕士和博士论文中存在的九类问题，介绍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对于社会科学成果的一系列评估标准。作者认为，新闻传播学硕士和博士论文需要借鉴这一评估标准，以提高论文质量。中国大陆的大学新闻传播院系要求论文以发表在“核心期刊”上、获奖、来自较高的课题级别等等作为学术评价标准，是存在缺陷的，不能全面证明论文的价值。 关键词　学术论文　评估标准 近年中国大陆招收新闻传播学研究生的数量急遽增长，重点大学新闻传播学系招收硕士研究生的数量，已经与本科生相当；而研究生导师，即使破格提拔，增长也是有限的。初带研究生的生手导师较多，如何保障研究生的教学质量，特别是毕业论文的水平，已经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这里谈谈常见的论文写作中问题，以及评估论文学术水平的标准，交流一下，供同行们讨论。 新闻传播学硕士和博士论文中存在的九种问题 我近年评阅硕士和博士论文近百篇，存在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九种： 一，将论文写成教材或普及读物。虽然处于学习阶段，但硕士、博士论文无论如何属于学术论文一类。而现在一些论文，有的很像教材，将某一论证对象从定义、重要意义开始说起，方方面面都讲到，讲完了，文章也就结束了。有的很像普及读物，对某一别人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外国的），方方面面做了介绍，介绍完全了，文章也就结束了。有一篇关于探险报道的硕士论文初稿，从什么是探险、什么叫探险报道、探险和探险报道的历史开始写起，然后是详尽的关于探险报道的写作要领、注意事项，直至采访时要穿什么衣服等，全写到了，相当全面。写完了，文章结束。另一篇关于世界性通讯社的博士论文，叙述了各大通讯社的历史，只在各章最后有一数百字的段落“论证”几句，论文就算写完了。没有提出自己的新观点、新发现，也没有研究的新视角。这样的论文每年所展比例不小，是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二，将论文写成了工作经验总结或理论宣传文章。可能有的作者在读研前是做宣传工作的，或者担任领导干部的文字秘书，这种工作经历使得作者写的论文，文字流畅，话语是成套路的，诸如：在……形势下，在……领导下，为了……，以……为基础，以……为指针，做到打实几个重点……、突出几个……、落实几个……等等。读了文章，好象在喝白开水，除了有些词句漂亮外，实际上并没有提出新观点、新发现、新视角。例如有一篇关于舆论监督的论文，作者为了在第一章显示论证的理论性，三个小标题分别是：舆论监督是……生命、舆论监督是……旗帜、舆论监督是……保证。但是舆论监督本身到底是什么，反而没有说出来。因为作者真心诚意地以为，这就是“理论”论证，报纸上理论版确实尽是这类“理论文章”，有些还是级别较高的党政领导人的文章。有一篇论述某报纸论文，本来是可以写成学术论文的，但是作者陷到这个媒体里太深，进去出不来了，没有站在客观的立场用学术眼光来观察问题，当谈到这家媒体存在的意义时，小标题是“……的理论意义”，内容是党和国家主要领导分别为该单位的题词。作者误以为，高级领导人题词，就是“理论”。 这种情况与中国大陆的新闻工作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宣传、商业公关与新闻报道混同有关，每年在论文中这种类型的所占比例也较大。除了学生的问题外，这与部分导师本身就在具体的新闻工作领导岗位，对于学术研究不够熟悉也有关。因此，需要强调区分学术研究论文与政治宣传、企业公关文章，有时它们都叫“理论”，但所指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 三，论文中缺乏基本的学科基础理论知识。一些论文，分析太缺乏本学科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理论知识，仍然在使用诸如“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要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等中学时代学的大众哲学常识，来“分析”问题。不能说他们说的不对，但是实在没一点学术研究的味道。这种情况到了写论文的时候再纠正，已经晚了。这反映出研究生的学科基础理论教育较为薄弱。从入学就应加强学术理论思维的训练，将文科的基础知识打牢，真正懂得什么叫“研究”。 四，论文的理论前提不可靠或是错误的。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即使行文、具体论证和结构不错，由于论文的立论不成立，全盘皆败。例如一篇论述古代文论对现作启示的论文，将韩非谈到“文章”如何的一段文字作为“纲”，展开来写。显然，作者误将引文中的“文章”的概念理解为现在的“文章”（先秦文献中的“文章”是“文采”之意）了。这个理论前提一错，后面再怎样写都没什么意义了。另一篇论文，阐述舆论学的发展历史，谈到18世纪西方第一部使用现代“舆论”概念的著作，根据别人的介绍，将作者对舆论的划分（“公意”与“众意”），抄写中误为“众意”与“民意”，没有再看原著，就论证起这两个抄错的概念含义如何不同。一开头就出现这种理解错误，后面的论述自然跟着错 。 这与学术研究存在不同意见是两回事。不同学术争论是正常的，但是基本的事实，包括事实本身和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公认的原因，总要正确。理论前提起码能够自圆其说，也就是能够“成立”，不然就没有共同的讨论基础了。 五，把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作为理论依据。不少作者在讨论论文的基本概念时，并没有理论根据，常把字典、词典作为论据，试图证明什么。我们写的是学术论文，不是小学生学习一个字词时查字词典那种情形。为了理解一个概念，论述中可以涉及这个词汇的语法构成和意义解释，但这只是这个基本学术概念的技术性解释，读者将等待着关于这个概念的真正学术性阐述。然而，常常查了字词典后，关于基本概念的解释就算完成了。现在新闻传播学文章中常出现“××性”的概念，创造和使用很随意，缺少科学内涵，这是造成论文学术价值评价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六，不会写绪章。任何文章总要有一个开头，学位论文的开头通常要求有一篇绪章（叫序、序言、前言、绪论、绪章等等均可），这篇绪章的任务是交代自己的选题、论文的主攻方向、文献检索过程和情况（即前人这方面已经做了些什么）、自己的论文在哪些方面有所创新（或所有整理）、使用的研究方法、论文大致的结构，以及其他需要说明的关于论文的问题。但是现在不少论文的绪章，写什么的都有，或是感谢之类，或者是发表感想，像散文而不是论文。对绪章提出一定的规范要求，就是逼着作者必须考虑自己是否做了文献检索，论文是否提出了新观点。 七，忽视论文最后的“参考文献”。往往有这种情况：论文的“参考文献”没几篇，但是文章却提出了大胆的假设，说得头头是道。这是由于知道得太少，胆子越大的缘故。这样的论文中通常矛盾很多、别人（但是作者不知道）已经论述过的东西较多（但是往往有明显漏洞），可是作者自己感觉良好。 “参考文献”不是论文的形式主义的部分，而是论文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可以考察作者在写作这篇文章时看了哪些东西，这些东西是否本学科的代表作，也可以从侧面考察学生的治学态度是否严谨。如果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没有开列出几篇东西，已开列的也不是代表作，而且编排没有规范，那么一定程度上可以判断，这篇论文的水平高不了。 八，非必需地引证和论述自己导师和可能评议论文的老师的论著。如果恰好论文涉及导师的研究领域，而且导师确实在这方面有独到的观点，学生引证是正常的。但是现在有一种不好的现象，即不少论文的选题与导师或其他相关老师的研究没有直接联系，或者他们的论著并不是学界的代表作，学生却千方百计要引上几段，有些引证的内容就是大白话，谁都会说，甚至连导师论著中的“俗话说……”都引上了。 关于非正常引证的动机是复杂的，F.索恩（Thorne）曾归纳了六种非正常引证的动机，情况如下：为阿谀某人引用；以自诩为目的引用；为相互吹捧而带有偏见的引用；为支持某一观点牵强的引用；为维护某一学术研究派别利益的不正常引用；因迫于某种压力的引用。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这类非正常引用不可能反映与研究对象的真实联系，最终影响论文分析结果的客观性，玷污学术研究 九，写作中缺少“假设论敌”的意识。于是，写作时只考虑有利于自己观点的一面，有意无意地回避不利于自己观点的材料。这很容易被别人抓住作者论证中的缺口。如果每论述一个问题，自己多想想，别人会就这个问题给我挑什么毛病，如果每一个问题在写作时都这样自我提问，文章就会论证得较“圆”，逼着自己治学严谨些。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会科学成果评估体系” 鉴于以上存在的问题，我建议参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些研究所采用“社会科学成果评估指标体系”[2]，对学术论文进行较为科学的评估。若了解了其结构要素，我们在写作论文时就会有一种学术标准进行自我衡量，以保证论文至少像个论文，多少有些创造性。 社会科学成果评估体系是由一系列指标构成的。首先考察论文的规范性。这里的规范性，不仅指引证的规范，而是指研究者对研究资料的占有、分析深度、遵循学术引证规则这三方面的情况如何。是否充分占有资料，这本身就是论文的最大规范问题。不充分占有资料，特别是不占有最新的资料，无法保证观点的创造性，有些结论可能是许多年前就已经有的了；或者造成论文低水平的重复。这种情况下当然仍旧可以写上许多话，但这无论如何算不上有水平的论文。 这三方面的论文“规范”，从一开始就将那些不占有研究资料而拍拍脑子随意想出若干“××性”，或随意地从个别事例推出整体的文章，从学术论文中予以排除。资料的占有和分析，实质上是要求对前人的研究成果有所了解，或对现实有所了解，防止研究者因某些局限而忽略必要的事实，疏漏某些可能的逻辑关系。当然，这些关于论文的规范性考察，并不等于论文就具有科学性了，但是它会影响到论文结论的科学性；而且，规范的论文也能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较为清晰的学术发展脉路。 第二，对论文的难度作出评估。假如第一关过了，可以认定算是学术论文了，那么马上就面临第二个问题，即这篇论文实际付出的精力有多大？一般地说，付出精力大的研究，其成果的质量也较高。这里的指标有两项，一是论文的规模，一是论文的复杂程度。 这里的“规模”，不是指参与人数的多少，而是指研究本身所要操作的概念、事实要素或实证研究中的变量等的多少。需要处理的因素越多，规模越大；反之越小。这是考察作者研究能力的一种指标，并非文章越长规模越大。有时一篇论文并不长，但是需要很多论据，必须论证得当，它的规模就属于较大一类。例如关于北京“新疆村”的研究论文，涉及人口、经营规模、材料来源、语言和文化生活、社会管理系统、雇佣关系、同胞关系、家庭、生育、宗教、民族政策、法治、饮食等等，必须处理这样多的因素。因此，可以认定该项研究的规模较大。 这里的“复杂程度”，不是指涉及面大（有些选题涉及面较宽，但是逻辑关系简单，分析起来并不困难），而是指需要处理的因素之间逻辑关系复杂。有些看起来不大的选题，如果其中要说明的各种关系较难把握，那么应当说其复杂程度较高。例如“我国的地下色情产业”这个社会学选题，它似乎算不上重大选题，但是真正研究起来，要处理的各种因素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关系越复杂，需要运用的知识量、知识深度、研究能力等的要求就越高。 第三，对论文的研究成份进行评估。一篇论文，不一定完全是研究性的，有些成份属于是在普及某些知识，或者仅仅提供了一些资料。根据智力对材料加工程度的差异，研究性质成份是指论文中提供了新的认识的那部分。 因此，需要先对论文的研究成份的多少下一个判定，这里提供了四种选择：25％、50％、75％、100％。看来还是简单了些，但重要的不是划分研究成份占多少的讨论，而是要在观念上学会区分研究、普及、资料这三种不同的成份，努力使自己的论文增大研究成份。一般地说，硕士论文如果有50％属于研究成份，可算是相当不错的了。这里需要说明：并非只要属于研究成份就好，同样属于研究成份的部分，水平高低差异很大，这里还要有其他的衡量标准。 第四，考察论文的科学性，即可靠性。这需要根据对论文研究性、普及性和资料性成份所作的划分，分别评估。如果确定成果全部或部分属于研究类，就要首先对成果研究部分的科学性进行评估。这里有五项标准。 1，基本理论依据或前提的可靠性。提出这一对论文的基本要求，在于经常存在这样的情况：论文中具体概念没有发现不成立，论据也颇有力，论证不能说不严密，方法也有效，但是由于理论前提不可靠，实际上一切皆不能成立。例如若有人提出“太阳黑子活动决定经济发展”的假设，这完全可以通过 计量经济分析证明该假设成立，而且在统计学上确有明显性。但是这在经济学方法论上是完全错误的，错就错在没有可靠的理论前提。 2，概念使用的科学性（明确、严谨、有效）。概念是任何论文的基本单元，将概念的“明确、严谨、有效”要求联系在一起，是针对这样的情况：概念需要很好地反映特定事物的范围或本质，仅仅做到“明确”是不够的。有的很明确的概念，不具备处理、解释其定义范围内事实的能力，不能有效地说明结论。一些文章中常见的脱口而出的一连串“××性”，就属于这种情况。 3，论据（理论或事实）的可靠性和充分性。这里的“可靠、充分”是对论据说服力的衡量标准。“权威人士”的话，可以作为辅助的论据，但不宜单独作为论据，就在于它虽然通常是可靠的（这里是指真实），但不能作为“充分”的论据。 4，论证逻辑的严密性和完备性。这里实际上涉及两个标准，一是具体论证中要做到滴水不漏；一是论证的整体充分，没有空缺。 5，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这里的两个标准，前者是指所采用的方法是科学的。例如考证某一事物为历史上的第一，方法上就要保证是对全部资料进行了检索和分析，而不是只依据部分资料得出这样的结论；实证调查的推论，则不能超越原抽样的总体范围，否则便不可信。所谓“有效”，是指所采用的方法正好能够说明作者要证明的论点。显然，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不在于它是否复杂和新鲜，而在于能否有效地说明论点。 当然，并非每种研究成果都适用于这五项，前四项一般适用于理论型论文；实证型论文需要重点考察第五项，而前几项可能不全适用于对它的评估。 第五，对论文的价值进行评估。这里也包括五项标准。这是对该论文满足主体需要程度的判断，包括论文对学术发展的贡献程度----学术价值、论文对社会发展的贡献程度----社会价值。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同行专家组可以对论文的学术价值提出若干评估的衡量标准，但是社会价值是难以具体分解的，因为人文－社会科学论文不是“社会价值”需要的“主体”。因此，这里涉及学术价值的前四项较为具体，关于社会价值的后一项相对抽象。 1，问题提出或选题对学科发展的贡献。某个学科的学术发展，提出问题本身如果带有启示作用，常常有力地推动学科整体的发展。为什么说论文的选题很重要，原因也于此。 2，所提供的新事实、新知识对学科发展的贡献。这是针对某一类人文－社会科学的论文的，它们通过研究可以发现新事实或提供新知识，例如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国际关系等方面的论文。新闻传播学的论文中，有一部分也需要用这个标准衡量。 3，所获得的新认识新结论对学科发展的贡献。这是针对另一类论文的，它们主要在观念领域有所创新，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对世人和学科有启迪作用，例如哲学、文论、政治学、法学、方法论等方面的论文。新闻传播的论文中，有一部分需要使用这个标准。 4，所提供的分析角度或研究方法对学科建设的贡献。这是针对所有论文的。我们很难要求每篇论文都能提出新观点、新事实、新知识。但不少论文的研究视角较为新颖，或者研究方法与众不同，给人以启示，那么这类论文也应该肯定它对学术发展的贡献。 5，论文的社会价值。社会价值在这里的含义是：对论文所取得的效益（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或作用的可能性作出综合判断。这只适用于纯应用性的论文。 一篇学术论文，如果在以上五项中有一项能够作出一些贡献，应该是很成功的了。因此，在衡量自己成果的价值时，要有自知之明，感觉在某一项可能作出些贡献，就努力在这方面下功夫，争取有所收获。全面追求“贡献”或追求很大的“贡献”，很可能结果是完全没有“贡献”。特别在自我感觉非常好时，更需要正视这五项衡量的标准。 第六，关于论文中普及性成份和资料类成份的评估条件。普及性知识和资料类成份，并非没有价值，但不应在学术论文中占主导，不然，就很难说是论文了。如果自己的论文中有普及性和资料类内容，也要尽可能使之可靠和严谨。下面是关于这两方面的评估标准： 对论文普及性成份科学性的评估条件：1，对原成果概括和转述的准确性。2，介绍阐释的清晰性。 对论文普及性成份的价值评估条件：1，对开拓学术视野的贡献。2，对解决某一具体学术问题的贡献。3，论文普及性成份的社会价值。 对论文资料类成份科学性的评估条件：1，所提供资料的可靠性。2，资料选取的必要性和充分性。3，资料处理的科学性。 对论文资料类成份价值评估的条件：1，对开拓学术视野的贡献。2，对满足学术研究需要的贡献。3，论文资料类成份的社会价值。 “核心期刊”发表、评奖、课题来源能否作为论文的衡量标准 现在中国大陆有新闻传播院系的大学，对教师的论文和硕士、博士论文的衡量标准中，发表在所谓“核心期刊”上，或者评委成员大多认为达到在这些期刊发表的水平，或者发表的东西获得了什么级别的奖，或者研究本身是某一级别的课题的一部分，会在论文的评价上给予特别看待。有的学校硬性要求论文必须发表在核心期刊上才能够作为毕业、晋升的条件。新闻媒体给予了报道，往往也会加重对论文评价。这些衡量标准，在现在中国的国情下，是不科学的，也没有国家法律法规的依据。 由于现有的国情，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文的新闻报道或评价，以及课题来源等不一定来自科学共同体（指本学科最具权威的专家组）的判断和决定；目前中国大陆的学术刊物是否“核心期刊”，并不是科学共同体公认的，它们的认定受到较多的非学术因素的制约；学术评奖中或多或少地存在非学术因素，某些有价值的论文，恰恰可能存在争议，而评奖通常给予了争议较小的；课题来源和级别只反映政府管理机构对社会科学的需求和导向，难以证明论文的学术价值；媒介的报道或评价不能反映论文的价值，因为记者的评价是非专业的。所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这一评估体系，暂时不采用这些间接指标。 学术同行引用频率本应当成为评价论文的重要标准，但鉴于目前中国大陆人文－社会科学界尚无社会科学引证系统（例如美国有《社会科学引证索引》），并且研究者尚未普遍遵循研究规范，现在暂时也没有将同行引证作为评估标准。 既然现在不少大学要求论文必须发表在“核心期刊”上、要求获奖、要求较高的课题级别和媒介报道等等评价要素，论文的作者很难不去追求。但在舆论上，我们需要做一些工作，至少在认识上要清楚，这些标准是存在缺陷的，不能全面证明论文的价值。 回过头来再看这一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估体系，也不是十全十美的。现有的评估指标体系可以解决一般情况下对论文的评估，效果是令人满意的 。但这要以社会环境整体宽松、人们的心态较为正常为前提。如果只允许一种意见存在并且人们都一致赞同这样的做法，或者人们普遍地处于某种激昂和偏执的状态，再完美的评估方案也会评出十分荒谬的结果，因为可能会出现密尔（J.S.Mill）所说的“多数的暴虐”现象[3]。另外，为了保证这一评估体系的公正，需要评委的数量相对多些。如果委员人员太少，每个评委的权重就会过大，自然影响评估的公正性。 传播学论文:关于深化国际传播学研究的思考 【内容摘要】 国际传播学是一个年轻的学科，其学科来源主要是传播学、新闻学、国际关系学等，其研究具有迫切的现实性，但目前国内研究存在玄化、泛化、空化和术化等问题。本文认为深化国际传播学研究应从国际传播本体研究、国际传播史研究、国际传播“术”（技巧）研究及国际传播学科体系研究等几个方面展开。 【关键词】 新闻学；传播学；国际新闻传播；国际传播 一、国际传播研究的现实状况 国际传播是一个年轻的、正在发展的、充满活力而又具有迫切现实性的新兴学科。 从国际方面看：国际传播的最初研究起源于美国。60年代末，国际传播作为一个学科在美国开始得到了承认。1971年，位于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率先开设了国际传播的硕士学位课程。70年代，国际传播研究走向国际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动下，成立于1957年的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国际大众传播协会，于1978年设立了国际传播分会，作为其12个分会之一。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先后组织出版3本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1981）、《世界交流报告》（1989）和《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1997）。1994年，国际传播分会开始出版自己的会刊《国际传播》，每半年出版一期。在每年召开一次的国际大众传播协会的近几次会议上，国际传播成为最热门的论题之一。 与此同时，民间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在我们不完全的资料收集中，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就有十数种。如：《组织中的国际传播》、《国外新闻和世界信息新秩序》、《全球信息与世界传播：国际关系的新领域》、《二十世纪的国际新闻播报》、《传播的国际百科全书》等。90年代以后的研究著作更多。例如：《国际传播中的现实议题》、《全球新闻业：国际传播的历程》、《资本主义与传播：全球文化和信息经济》、《超越国家主权：90年代的国际传播》、《国际传播与全球化：批判导论》等（以上见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书目）。①笔者发现，国际传播的研究以美国领先，大部分的著作也多出自美国。这一点显然与美国是一个国际传播大国，掌握了世界传播信息量中相当大的比重有关。在目前世界排名前10位的媒体集团中，美国就占了5家。② 从国内方面看：在我国，国际传播的研究可以说刚刚处于起步阶段。1982年传播学才通过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介绍到中国。同年年底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新闻研究所召开了第1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5年复旦大学成立了高校第1个传播学研究机构“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1986年，在黄山召开了第2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8年，在北京，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进行了第一次社会舆论调查。经过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低潮，1993年在厦门召开的第3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确定了传播学本土化的方针，1995年在成都召开的第4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拓开了传播学更广阔的研究领域，1997年中国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对传统学科体系进行调整，传播学开始被并入原来的一级学科新闻学，称新闻传播学，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在传播学20年的引进、介绍、研究和本土化、实用化过程中，国际传播是发展最晚的一个分支领域，直到90年代末，才在各个高校和研究所成立专门的教学与研究机构。目前在北京初步形成了以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传播研究所等几家为主的格局。在国内传播学一百多本著作上千篇文章中，有关国际传播方面的论著只占很少的一部分。目前，我们查到的国内以国际传播为题的中文书只有3本，一是北京广播学院院长刘继南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论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二是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院长蔡帼芬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与对外宣传》（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三是译著，即美国罗伯特·福特纳的《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华夏出版社2000年）。有关的文章也不是很多。经初步分析，我们发现，这其中，从大的方面讲，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的研究集中在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对外宣传与国际关系及对传播学的译介方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则集中在对策论、国外舆情分析、焦点问题报道等实用化内容方面。该研究中心出版了60期舆情分析报告并成立了阳光论坛，建立了自己的网站。 笔者认为，刚刚起步的中国国际传播学研究还存在许多弱点，大致说来就是研究的玄化、泛化、空化和术化。所谓玄化是指在传播学的介绍、引进过程中偏重引经据典、直译许多国外名词而缺乏对文本的中介转换，造成概念混乱，这种做法显然不利于这门学科的清晰化和本土化。泛化则表现在研究的平面化，不界定学科边界，不限定学科内容；而是把一切现象都往传播学里面装，似乎一切人类文化现象都是传播现象，一切跨越了国界的信息交流都是国际传播，结果使研究目标无法锁定和深入。空化是我们过去政治化研究传统的延续，在缺乏实证研究、量化研究、具体研究、微观研究的基础上空发议论，有的只是生拉硬套某种哲学理论，结果背离了研究的科学精神。术化则集中于对策研究，一切以实用化为目的。当然，如果的的确确搞“术化”，那应该是先基础（术）、再理论（学）再运用（学术），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从乐观一面看，尽管存在许多弱点并且刚刚起步，但国际传播学仍然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前途的新兴学科。恩格斯告诫我们，“历史过程中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③一旦社会上产生了某种需要，那将会比10所大学都更能推进研究的深入。国际传播发展的两大背景是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化、以及大众传播的兴起和传播分化。这决定了国际传播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已经而且必将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对国际传播学进行深入研究是时代的任务和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国际传播学的学科来源 国际传播并非无本之木。其学科来源，大约有3个方面。 国际传播来源之一是传播学。传播学是一门起源于40、50年代，成熟于60、70年代，并在80年代以后得到了巨大发展的新兴学科。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中，有关传播学的英文著作就达4000多种。从体系上看，传播学研究包括传播定义，人类传播史，传播符号、过程、结构，传播方式和媒介，传播受众和效果，传播制度与控制，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传播学流派等内容。传播学本身就是来源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学等多种学科的一门新学科，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加入了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新元素。从理论上看，现在形成了注重研究过程、以实证为特点的美国学派和注重研究后果、以理论批判为重点的欧洲学派。传播学与国际传播的契合点主要在政治方面。日本学者鹤木真曾把国际传播定义为“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单位，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④另一个日本学者生田正辉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国际传播的首要特征，是它与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是一种由政治所规定的跨国界传播”。⑤由此而来，国际传播研究的重点在于国际传播内容的价值问题、信息与主权问题、文化霸权问题、信息全球化及国际信息秩序问题等方面。这些课题对国际传播中的宏观问题和理论问题赋予了较大的注意。 新闻学是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二。它发韧于报刊出现后的18世纪，在19世纪末新式新闻的崛起中初步形成。20世纪上半期出现了种种有巨大影响的新闻学理论，20世纪50年代以后又开始融入了大众传播学，形成了新闻传播学。新闻学包括新闻学理论、业务和新闻传播史三部分。作为应用学科，新闻学的业务部分是一个更庞大的学科分支，大大多于、强于其理论部分。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在于新闻的业务实践从一开始就包括国际新闻部分。 然而，笔者所见，国内学者包括新闻界对国际新闻的认识存在模糊不清、界限不明的现象。国际新闻似乎是指与国内新闻相对的那部分内容，即属于“国际方面的消息”那一类。同时，面向国外的新闻报道及其他传播活动则被看作是对外宣传。其实，从国际传播的角度来看，国际新闻应该指跨越了国界的新闻，并不仅仅是来自国外的新闻，也不仅仅是对外宣传，而是双向互动的新闻。 从历史上看，在新闻报道的内容中，国际新闻从一开始就占据了较大的比重。大众报刊兴起后，国内新闻、地方新闻逐渐夺走了国际新闻的地盘。但是即使在新式新闻到达顶峰的19世纪末的美国，国际新闻仍然稳定地占据着相当大的新闻比重。随着20世纪初世界体系的形成，国际新闻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有时稍有增减。⑥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国际新闻，实际上属于国际传播范畴；而且可以说，国际新闻是国际传播的主要组成部分。对国际新闻的认识，是国际传播学出现的基础。在新闻史中曾出现过政党报刊、言论纸向大众报刊、新闻纸转变的过程，在国际新闻传播的历程中也同样遵循这样一条轨迹。在新闻史早期，国外新闻报道主要发生在民间（即传播者主要为民营办报人）。进入20世纪后，随着国际社会的形成与竞争的激化，国家开始成为国际新闻的重要传播者，国际新闻开始明显地表露出其政治性和实用性。这时国际新闻的首要特征就是宣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各国主动认识并开始运用国际新闻进行宣传的重要时期。一战以后特别是二战之中，这种认识和运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冷战时期，这一传统得到了延续。到了20世纪末，国际新闻的宣传特征才在表面上有所减弱。 总之，国际新闻是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点，其重要特征表现为政治性和实用性。英国新闻界泰斗北岩勋爵曾任英国一战时期对德宣传总监。传播学的创始人拉斯韦尔早在1927年就出版了《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早在1931年出版的关于国际传播的两本书《国际传播：美国的态度（Calrk, Keith,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he American Attitude, NY1931）、《国际传播：语言问题论文集》（Herbert NShelto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 Symposiumon the Language Problem, London 1931），也都涉及对外宣传问题。于1984年出版了第一部中文《国际传播》专著的台湾学者李瞻本人也是一个新闻史学家。由于国际新闻只是新闻中的一个现象，对外宣传是一个实际操作问题，加之新闻学本身又是一个实用性的学科，所以在新闻学的论著中，鲜有详论国际传播者，有的也只是强调其宣传功能。所以从新闻学演化而来的国际传播研究，其侧重点主要在“术”的研究，即宣传技巧、效果以及对策研究。但是按现在我国的学科分类，国际传播要在新闻学和大众文化事业中去查找，这虽能表明国际传播与新闻学的渊源关系，但严格说来这种学科界定并不科学，也不太符合现实需要。 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三是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学最早就是国际政治学。一战以后政治学由传统的历史比较分析转向现实主义政治，于是国际政治学逐步转化为国际关系学。20年代后，现实主义政治学占据了主流。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开始滥觞，国际关系学也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了。国际关系学包括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现状及控制、国际关系理论等几个方面。国际关系学是一门“能够帮助人们理解、预见、评价乃至控制国家间关系和国际现状”的学科。⑦它包含两个研究层面，一是双边和多边层面的国际关系，二是宏观国际关系体系。国际关系学关注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作为国际基本行为体的利益、力量、外交战略，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关系的体系与结构、动力与控制及演变和预测等。国际传播在国际关系的微观和宏观层面都是重要因素。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是在60、70年代开始从国际关系角度进入国际传播领域的。这一时期行为主义在国际关系学中占据了主流地位。行为主义试图从可观测、可控制的国家行为出发，建立一种“精确”和“科学”的国际关系学。创造了国际关系学分析模型的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在6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建立了国家外交决策系统和国际一体化的控制系统，其中大众传媒和民间舆论传播的通讯交换和控制在这一模型中占据重要地位。罗伯特·诺斯则在国家间信息传递的媒介模型之上建立了内容分析和决策心理分析理论（Contemporary Political Analysis, 1967）。所谓内容分析是总体分析，就是通过对大量的国际信息进行数据化处理和分析，直观地把握国际体系；所谓决策心理分析则是个体分析。理查德·梅里特着重在国际传播的过程和内容方面做文章，建立了包括政府行为体、非政府行为体和文化交流在内的国际传播三元交叉模型（Communic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72）。⑧后来，一些学者进行了不少媒体与外交、舆论与对外关系的专题研究，创立了“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研究领域。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试图从大众传播和国际关系这两个不同的学科角度来搭建相互关系（如台湾学者周莉音《国际关系中国际传播之角色》，黎明文化公司1985），但总有些缺乏深度、缺乏理论贯通性的感觉。在近年来从国际关系学角度进行的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国家行为个体、国家力量及力量显示方面，有人认为传统的国家力量研究，其定量分析仅仅集中在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实力和贯彻目标的意志力几个方面是不够的；应该而且必须加上国家的信息能力，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扩散及控制，因为信息能力也是一种重要的国家力量。二是在国际关系整体及全球化问题方面，有人认为必须加入国际传播因素。在当代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如果缺乏国际传播体系，那是非常不完整的，因为国际传播体系也是国际关系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国际关系角度出发研究国际传播，能为我们从理论和实际、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理解国际传播提供不少有益的帮助。 从以上国际传播的3个学科来源看，国际传播是一个交叉性的学科，它与上述3个学科都有渊源关系，又不完全直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其多学科性、交叉性恰恰符合当代社会科学综合化与学科分化的一般趋势。 三、深化国际传播研究的思考 对于深入推进国际传播学的研究，我们认为至少有4个方面的工作要做：国际传播的本体论研究、国际传播史的研究、国际传播“术”（技巧）的研究及国际传播学科体系的理论研究。 国际传播本体论要解决国际传播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国际传播的定义问题。我们可以说传播学研究“社会信息的传递和信息系统的运行”，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研究“国际间社会信息的传递和系统运行”?我们可以说新闻学研究“对新近变动事实的传播”，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对新近变动的国际事实的传播”，或者说是“对新近变动的事实的跨国传播”?我们可以说国际关系学是研究“国际关系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研究“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应该说上述说法都有道理，但未必全面准确地反映了现实。 在传播学的体系建立过程中，美国学者拉斯韦尔提出的5个W的体系模式很有创建性，为传播学界所广泛接受。但实际上国际传播在每个W的具体定位上都存在分歧。如在传播者方面，有人认为应该主要是指国家或国家的组织，有人认为还应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有影响力的个人，还有像梅里特，则提出了三元模式。在传播内容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国际新闻的传播，有人提出政治、经济和文化信息的三分法，还有人则认为应该包括一切信息。在传播工具或渠道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大众媒介，而且重点是电子媒介；有人则认为应包括人际交流的一切方式。在传播受众方面与在传播者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样，有人认为应该有特定的传播对象；有人则认为凡是面向国际社会的传播都是国际传播；而所谓国际社会，就是没有国界的社会。与上述诸方面相比，可以说国际传播在效果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多，而且效果研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但是，同样在这一方面，“公共领域”理论、制码解码理论、“议程”设置理论、“文化霸权”理论都在大行其道。很明显，只有对上述的分歧和争论进行梳理和明确化，才能建立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论认识。 国际传播史是对国际传播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础。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其综合性。恩格斯说过，我们只知道一门科学，这就是历史学。一切现代社会科学都是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的，一切现代学科的建立都离不开对该学科所探讨的社会现象的历史考察。对国际传播的历史考察也是我们必须做的工作。而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例如关于国际传播的起源，有人从国际关系学角度出发，认为国际传播始于16、17世纪近代国家的出现和国际关系的起源，这种说法忽略了传播业的内在发展。有人从媒介发展的角度看，认为国际传播源于1835年哈瓦斯通讯社的成立和电报的出现（李瞻《国际传播》1984，福特纳《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与控制》2000），这种说法又忽略了在此之前报刊的作用。还有人则从国际政治角度考察，认为国际传播发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的战时宣传，这种看法显然比较狭窄。在众多新闻史著作中，有关国际新闻史和国际传播史的研究不受重视，往往被挤在对外宣传的角落。实际上，考查国际传播史的起源与发展应考虑其本身内在的规律，并应综合社会相关因素进行综合研究。 国际传播技巧主要研究国际传播现状和对策论方面的问题，也是国际传播学深入研究的重要内容，应该包括世界传播体系的框架及运行机制、国外重要媒体介绍、媒体信息的分类及量化、舆情分析模式、媒介事件与报道技巧、传播者形象与传播效果、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内容。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一方面更需要重视的是观念的变化，应从政治宣传的角度转换到报道和经营的角度，注重对象研究，收听率、收视率的研究。再好的宣传没有听众和观众只能是空谈。目前世界信息秩序不均等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除了经济技术原因外，经营方式和观念的落后恐后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最后，建立国际传播学的理论框架是一项不断带有总结性意味的工作，也是国际传播能否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分支学科或问题研究而生存发展的关键。它所包括的内容至少有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认识、研究对象和目的、带有理论抽象性的国际传播史和现状分析、国际传播各种理论介绍、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及控制、国际传播技巧概述以及国际传播的未来发展等等。只有搭建起科学的理论框架，国际传播学才能真正建立起自己的研究平台，从而在众多的分支学科中有自己的立足之地。 传播学论文:从传播学视角浅析手机媒体的公共信息平台作用——基于对厦门PX事件的分析 【论文关键词】：传播学 手机媒体 公共信息传播 厦门PX事件 【论文摘要】：手机媒体开始作为大众传播工具逐步走向公共信息传播的历史舞台，在2006-2007年度的厦门PX事件中手机媒体的公共信息传播表现则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本文运用传播学相关理论探讨手机媒体在厦门PX事件的不同发展历程中所体现的特点和作用，揭示手机媒体作为公共信息平台的潜力和优势，为开拓民意表达和政府信息寻找一个崭新的渠道。 近年来，手机媒体迅速发展,手机媒体传播已经逐步走向了从人际传播到大众传播的历史进程,从而成为新兴的公共信息传播平台。 随着人类社会的逐步发展，“信息社会”成为人类文明的新时代, 而“信息时代”则是指社会个体在生活、工作中可以及时得到所需的所有信息, 这样的社会可称之为“充分告知的社会”( sufficiently informed society) 。[1]要实现这样一个目标, 需要好的制度, 还需要有相应的信息平台保障。 从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的发展到“第四媒体”—互联网的崛起，公共信息平台逐步表现出多元化的趋势。而尚在争议中的“第五媒体”—手机媒体也因其强时效性、信息落点明确、交互性等特点开创了民主社会意见表达的新渠道和官方与民间良性互动的新方式，当仁不让的成为“信息社会”公共信息平台的有力承担者，尤其是在近些年来一些突发性公共信息传播的表现来看，手机媒体的应用将成为实现“信息社会”的必然选择。 我们将从传播学的角度,以2006—2007年的厦门PX事件为例分析手机媒体在公共信息传播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作用和特点。 一、手机媒体与公共信息传播 手机最初的功能只是通话的工具, 是人际交流中重要的传播媒体。然而, 随着手机用户的快速增长以及手机技术的迅猛发展,手机逐渐显现出大众传播的性质和特点。时至今日, 从人数来说, 全国已经有超过4.6 亿的手机用户。[2]从技术来说, 手机也已经昂首进入了“3G( 3Generation) ”时代。3G 手机是手机发展的国际化趋势, 它能够轻松完美的在手机上实现文字、图片、音频、视频、Web页、电子邮件、实时影像、实时语音等各种多媒体功能。3G手机堪称是真正意义上的新媒体, 它融合了报纸、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的诸多特点, 同时还具有自己独一无二的优势:便携、互动、定向。因此, 有学者将手机定义为多媒体的、交互的, 可以随身携带的大众媒体。[3] 手机媒介基于其锁定目标受众精确,信息抵达率高,传播速度快,可信度高等特点,实现了新闻信息在社会中的迅速传播。因而,在传播学视野中,我们将手机定义为有意识的或专业化的传播者,以多媒体为表现手段,向特定的或数量众多的对象大规模传播信息的电子媒介。[4]伴随着使用人群的扩大和功能的多样化,手机突显出人际传播大众传播的传播特点,建立起独特的信息传递模式。 从手机媒体的产生到手机媒体的逐步发展，它作为大众传播工具在公共信息传播领域的作用开始逐步为人们所认知。 2003年，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坠毁、伊拉克战争爆发、非典疫情蔓延，许多人出于及时获得信息和远距离交换声像的需要，普遍使用手机短信，并将数码摄像机（DV）与网络传播结合起来使用。从那时起，一个主要用来说明手机媒体的新名词“第五媒体”便在我国迅速流传，手机媒体开始被看作是继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后正在兴建的公共信息传播高速公路。 2007年3月起所发生的厦门PX事件引发了社会的普遍关注。PX原指厦门海沧二甲苯(Para-Xylene)化工厂,其延伸意在于该种化学元素对厦门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以及对厦门和邻近区域人民所构成的健康危害。然而，随着事件的近一步发展，PX被解读为“保护厦门”（Protect Xiamen）的第二含义。在此事件中, 政府决策与民意表达这两个因素之间发生了较大的冲突。当官方信息渠道如报纸、广播、电视等不足以满足信息需求及传播需求，而“第四媒体”互联网所谓的“完全自由表达”也受到了限制和质疑的时候，手机媒体成为了公共信息平台的承载者。 为传播学者所关注的是，在厦门PX事件中，不仅民间力量的大声疾呼选择了将手机媒体作为其民意表达和广泛传播的重要手段，在作为官方力量的厦门市政府从最初的信息解释、与民间力量的沟通、组织民意调查以及项目缓建的暂时决定到将化工厂迁至漳州古雷半岛的最新决策，也都选择了将手机媒体作为公共信息传播的重要平台。 通过解析这一事件的发展进程，我们将对手机媒体所起的作用进行梳理，可以看到这一公共信息平台对于建立官方和民间的良好互动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为公共事务的民意参与、社会动员以及纠纷解决、失误救济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样本。从而体现出手机媒体在应对公共信息传播中的特点和优势。 二、从厦门“PX”事件中的不同阶段，解析手机媒体在公共信息传播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1、传统大众媒体的失语及原因 2006年5月起，居住在厦门市海沧区大型楼盘——未来海岸的业主们开始发现“未来海岸”成为了“味来海岸”，不远处开始飘来浓重的酸臭味。业主们通过询查惊讶的发现，在他们的居住区旁边将形成一条庞大的石化产业链——一座年产80万吨的对二甲苯(Para-Xylene)化工厂将开始兴建。他们首先想到的是运用QQ联系和团结附近户主，在当地的两家房地产论坛上不停发帖以示抗议，但帖子一发出去就被立刻删除了。他们随即向海沧区政府和环保局发去投诉信，无效。2006年7月他们给国家环保总局、国家发改委寄去投诉信，得到了《关于腾龙芳烃（厦门）有限公司80万吨/年对二甲苯（PX）及配套工程项目的核准的批复》。与此同时，他们还拨打了多家媒体热线但答复均为不予报道。随即，传统大众媒体开始“一边倒”的为政府及企业辩护，宣传“PX无害”的环评观点。 根据大众传播学中对于媒介控制的相关理论中我们可以发现，国家和政府的媒介控制是媒介控制的主要方面，其中包括限制或禁止某些信息内容的传播。[5]在厦门PX事件中，业主们的呼声得不到有效的传播，集中表现在传统的大众媒体，如：报纸、广播、电视等不予报道上。这些传统意义上的大众媒体因与政府之间保持着密切的从属联系：由政府领导、受政府监管。因此，必然将保证在舆论导向上与政府的高度一致。反而言之，当政府的决策和管理出现了失误和漏洞时，传统媒体不能够及时的表现出监督和纠错的能力，即使该能力得以发挥，也存在着很大的滞后性。 利益群体和经济势力的控制则较多的体现在房地产网站和相关网站上，当标榜“自由表达”的互联网也受到了牵制和束缚的情况下，“意见的自由市场”成为了虚幻的“乌托邦”。 大众传媒的新闻报道中引以为傲的“把关人”则成为了制约言论自由的樊篱，在保证新闻质量的取舍过程中，传媒组织所形成的“关口”也成为了迎合主观的报道方针，舍弃和拒绝某些新闻素材的关键之所在。 2、手机媒体的运用开创了新的媒介格局 在传统的大众媒体集体失语，而互联网的信息传播也受到严格限制：禁止或删除反面意见的情势下，手机媒体成为了“自由”及“自主”发言的唯一渠道，成为实现“言论自由”的唯一手段。当民意诉求再次陷入困境的时候，短时间内一条短信的广泛传播引发了该事件的关注升级，“百万市民共发一条短信”导致PX事件迅速走向白炽化。“知情权”（与表达权）的冲突引发了官方政府和民间力量的对峙。 尽管早在两会期间，就有《中国经营报》和《中国青年报》等多家媒体对厦门PX项目提议迁址一事做过报道，而舆论的强势则肇端于2007年5 月28 日前后，厦门市民手机里突然出现的一条短信。短信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这种巨毒化工品一旦生产，意味着厦门全岛放了一颗原子弹，厦门人民以后的生活将在白血病、畸形儿中度过。国际组织规定这类项目要在距离城市一百公里以外开发，我们厦门距此项目才十六公里啊！⋯⋯” 由于短信内容事关自身的健康和安危，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和急迫性。这一信息在厦门市民间不断转发、流传，据称有百万厦门人收到并传播了这条短信。尤其在当地媒体传达着同一个声音，为PX 项目的合理及合法性做竭力的申辩的时候，手机媒体成为可以容纳异议和争辩的重要场所。希布坦尼的研究表明，有关危机和谣言的传播会对之产生影响，“尤其在媒介来源被剥夺或减少的情况下，不确定性将导致人们更积极地去从非媒介信源寻找信息” 。[6]在这种情况下，个人信源成为公众信息获取的主要途径。 麦克卢汉曾说“媒介是人的延伸”。报刊、广播、电视事实上是和人分离的, 以电脑为终端的互联网, 实际上是把人给“淹没”的。手机媒体的诞生真正实现了人和媒体在时空中的无缝连接, 让人感觉拥有和控制媒体的能力:媒介既不是和人分离也不是主宰人, 而是“ 人的延伸”。[7]手机媒体作为一种完全以个体为中心构造的媒体，在传播公共信息中体现了突出的优势，如：（1）传播主体的自主性。当其他媒体面临壁垒和被动时，手机媒体的自主性则实现了信息的自由传播，成为名副其实的“人的延伸”。（2）高度的便携性。手机媒体与人之间几乎相伴相随的密切联系是其他媒体望尘莫及的。这也实现了手机媒体所传递信息的高时效性。实现了人与媒体的高度合一性。 正是在这种举步维艰的信息传播进程中，手机媒体的应用推动了事件的进一步发展，从而另辟蹊径，开创了民意表达和舆论力量显示的新途径。 3、“意见领袖”在手机媒体中的力量显示 在这一事件中以人大代表曾华群为代表的公众舆论、以厦门大学化学系教授赵玉芬为代表的专家意见、以连岳为代表的民间组织和倡导言论的作用都体现出了在手机媒体的信息传播中“意见领袖”同样非凡的力量。而更为重要的是，“无名氏”通过手机媒体完成了信息传播以及民众组织的行为。 两会期间，105位政协委员（包括人大代表曾华群、厦门大学化学系教授赵玉芬）齐声呼吁，联名签署了“关于厦门沧海PX项目迁址建议的议案”，而这一消息和“议案”的详细内容则在第一时间通过手机媒体进行了民间传播。专栏作家连岳通过连续在博客上发表文章，呼吁厦门人打破当地的信息封锁，展开自救。而著名的“厦门市民12条”也是通过手机媒体进行广泛传播的。当所有的积极力量开始着力于冲破信息防线时，社会各个阶层的“意见领袖”当之无愧的成为了这场革命的急先锋和领导者。 6月1日,当几千名厦门市民汇聚在“散步”现场,以“有纪律、无组织”的温和游行示威行动表达争取权利的决心和凝聚力时，厦门市民、乃至全国更广大地区的民众，表现出了完全具备推行更充分民主政治必须的公民素质。而这次大规模的“散步”活动也是在手机媒体的平台之上，由无数“无名氏”推行并号召的。 在12月中旬举行的厦门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公共座谈会”中，以城市中产阶级为代表的厦门市民踊跃发表了理性而专业的意见，让人们见识了惯为官方忽略的民间智慧。在此背后，是手机媒体、网络媒体公共搭建的交流和互动平台，削减了“精英”与“大众”之间的阶层距离，从而实现了“智慧”与“力量”的联合。 4、手机媒体的信息传递有效性 手机媒体信息落点明确,极大地提高了传播效率，手机的私人拥有使手机媒体传播信息论点明确, 可以直接关系，从“百万人同发一条短信”和“六一散步”事件的高号召力中就可见一斑。 受众接触和使用媒介对信息传递的有效性具有一定作用,但信息在多大范围、多大程度被接受或吸收,即信息有效性,则取决于它与特定受众之间的匹配。[8]手机是私人工具,在十分相知的人们之间最能发挥功能,因此,传受双方通常依附于原有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或原有人际关系的延伸) ,这种非制度性传受关系使得其可以跨越大众传播中存在的社会障碍和心理障碍,具有高可信度的心理优势。而手机媒体的传播活动又具有极强的随意性和可控性,可以随时根据对方的反应,修改、补充传播内容或改变传播方法,这也是手机传播中最为显著的特征,它大幅度地影响了信息传递的有效性。 可信性（credibility）包含两个要素，第一是传播者的信誉；第二是专业权威性（expertness）。[9]在厦门PX事件中，手机媒体作为公共信息的重要传播平台，恰好具备了“信源的可信性效果”的两个要素。手机媒体的传播大多具有社会关系的相关性或者身份的可识别性，在“传播者的信誉”上具有别的媒体所不具备的亲和力，而“意见领袖”尤其是专家学者的介入，使“专业权威性”得到了最广泛的信赖和认可。 手机媒体所进行的传播活动还具有反馈及时、互动高效的特点，这一特点加剧了信息传播者之间的意见交换，形成了“意见的自由市场”，从而有利于达成共识，形成“舆论”。 5、手机媒体所开创的自由表达空间 当政府运用各种媒体表达一方观点，如：《厦门日报》等重要大众媒体发表相关评论、政府公开网站的通知、公安局公告和政府发放的宣传册等方式企图压倒反方观点时，手机媒体打破了“沉默的螺旋”理论，实现不同声音的意见表达。 手机的普及创造了打破信息垄断格局的可能性,信息工具向个人手中转移,手机用户个体的交流空间日益延伸为社会信息交流的公共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传播格局。而如果“去中心化”的个体“众声喧哗”,无疑将动摇传统大众媒介的权力基座。[10]在厦门PX事件中手机媒体信息的迅速及大量扩散表明,手机短信虽然“同样不具有大众传媒的权威性,但其传播途径沿着扩展了的人际传播网络进行,具有较强的说服性,而且由于发送效率增加,一个信息接受者可能收到多人发出的相同信息,更增加了信息的感染性。”这也警示了如果大众传媒与大众社会自我绝缘,最终将难以胜任媒介公共产品所应有的职能。 在“散步”事件之后，厦门市公安局迅速做出反应，要求游行组织者三日内自首，否则追究刑事责任。同日，《厦门日报》发表名为《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评论，厦门的其他媒体也相继动作，发出反对信号。 当代表社会普遍声音的传统大众媒体通过营造“意见环境”来影响和制约舆论的时候，当 “意见气候”和“多数意见”对“少数”或“劣势意见”产生压力的时候，“沉默的螺旋”却失效了。这是由于手机媒体信息的传播者身份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从而保证了意见信息的独立性和持续性。 6、民间及官方运用手机媒体所做的“议程设置” 随着关于“PX有害”的短信在以厦门为中心的区域内广泛、迅速的传播，“议程设置功能”理论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以厦门市民为核心的公民维权意识开始萌发，人们逐渐意识到事件的严重性，并形成了反对在海沧地区建立化工厂的共识。 麦库姆斯和肖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salience）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以及其重要性的判断。[11]5 月28 日至6 月8 日期间《南方都市报》、《成都商报》以及中央电视台等新闻媒体都对厦门PX事件做了相关的报道和评论，手机媒体也传达了与这几家媒体较为一致的公共信息。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媒介特别是新闻、时事与评论的生产有能力将公众的注意力聚焦于一系列获得解释与受到限制的、经过选择的问题，同时忽略其它的问题”。[12]在与厦门PX事件相关的手机媒体消息中，人们的目光开始集中于“环保”和“民意”这两大主题。从而引发了政府和民众关于民主政府、议事程序、决策论证和媒体沟通的共同思考。 否认剧毒传言，平息舆论纷争是官方议题建构的两大主题。官方机构通过运用手机媒体进行公告和声明，随时通知关于项目决策的相关信息和论据，掌握在手机媒体上的主动权，建立与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打破手机媒体上的单方面信息传播，以信息的对等和客观尽量争取公众的认可和支持。 三、手机媒体在公共信息传播中的应用。 手机大大拓展了现代人的生存空间,社会中离散个体的多元化和“去中心化”进一步消解了“大众”的概念,提供了媒介使用者发挥自我能动性的可能,传统传播中“中心—受众”二元结构因而受到了深刻的影响。[13] 在手机引领的交互时代,个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因交互而得到改变,进一步促进了传播格局的变迁。传播权的普及有利于公众得到更多更全面且多元化的信息,并能向公众传达自己的意见，更主要的是,它意味着公共信息政策的相应变革。 手机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的大众传播平台上传播控制与传播层级的划分。手机的信息传播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人际传播的基础上,其私人化和隐秘性的本质使得信任度高,传播效果明显。而互动性则使用户既是接收者又是传播者,单向的传播方式开始转变为网状的交互性模式。参与式的信息交流环境使手机用户处在信息传播权与信息接受权平等的位置上,而传播权的普及有利于公众能够得到更多全面的多元化信息,品头论足、针砭时弊都变得简便可行。这些优势使手机在行使大众传播的模式时必然带来巨大的影响力。 手机建立起了一种平面化、无层次、无壁垒的传播环境，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层级划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诸如国务院各部门公开发言人名单及包括手机号码在内的联系方式,“市长短信”的出现,不仅代表着原本高不可攀或者隐秘的社会管理层级走向社会公众可以触及的领域,同时意味着迅速沟通的契机,一种公众信息至下而上,快速流通渠道的建立。[14] 基于手机传播的特性，手机信息平台在引导舆论方面，比传统媒体更人性化，具有更强的亲和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其他大众传媒的不足。手机公共信息平台的作用，也并不只局限于特殊时期、特殊事件时的运用，事实上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通过制度化建设推动政府工作的改进，特别是政府的信息公开，促进信息社会的健全。 而手机平台提供的公共信息服务也必然会向移动电子政务方向发展。移动政务意味着公众也可以在各种场合利用移动通信终端随时办理各种事务。有专家称，移动政务是电子政务发展的必然趋势。建设一个“充分告知的社会”是信息社会的一个目标，而被充分告知的个体，还有责任做出自己的反馈，对政府的决策发表自己的意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15]作为一种高互动性、高参与度的媒体，手机在公共信息平台建设方面，其功能显然不是单向地提供政府信息，它也可成为公众意见的一个汇聚渠道，一个民意的调查渠道。 如果可以充分开发手机公共信息平台的互动功能，那么，不仅可以促进政府决策的民主化，也可以促进社会个体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与习惯的形成，这种作用具有更深远的意义。 但手机媒体作为新兴的大众传播工具，也逐渐显露出自身的一些弊端和不足。如：“把关人”功能的弱化所带来的信息权威性和可靠性的质疑；手机大众传播信息的定向性违背了人际交流对于“安全”和“隐私”的需要；“手机病毒”和“手机流言”也是削弱手机信息有效性的重要因素。 总之, 对于手机媒体, 我们应对其进行合理的引导和有效监管,使这一媒介成为传播公共信息、建立官方和民间的良好互动的渠道，在实现公共事务的民意参与、政府信息公开、失误救济、维权活动中起到积极作用，从而体现出手机媒体在应对公共信息传播中的特点和优势，使其扬长避短, 趋利避害, 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服务。 传播学论文:浅析从传播学角度浅析影视文化对社会文化的重构 论文关键词：电视剧《手机》　影视文化　社会文化　重构 论文摘要：社会文化重构是受到大众传播冲击的普遍现象，在这个过程中影视文化对社会文化的影响较为强烈。本文以电视剧《手机》为例阐述剧中传播的文化对社会文化的影响，主张受众在观看电视作品时应该以一种理性的态度对待影视中传播的文化，以便更好的去构建社会文化。 电视剧版的《手机》热播后，使得信任危机、谎言、工具奴隶、文化工业等等引得受众再次思索，同时一些剧中一些“经典”的台词，比如“囤”、“很牛彩”、“没我扛不住的事儿”“要做一个好人不难，但是要做一个不说谎的人，难”、“男人出轨，女人出门，这就叫中年危机”、“人在江湖飘，手机是把刀，有些电话就是不能接”等等再次成为为生活流行词汇。 电视剧版《手机》是对电影《手机》和小说《手机》的再次诠释，也是一种文化重构的过程。文化重构，即对于已有的某个文化现象的再加工，也是人们对于已有的文化现象的再次认知。视觉时代意味着所有视觉的表达方式都是对世界的重述，重述或重构的含义是指向视像与事实世界的关系。电视本身重构的话语方式和表现力使它成为世界的最真全面且富个性的观重述与传播者。现代大众传媒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人们不自觉地将媒体所营造的环境当做了解世界的重要参照，尤其是电视剧中的一些“真实”剧情更是人们了解“现实”的一种重要途径，人们在收看电视剧过程也是对一种文化现象的一种思索的过程，我们以电视剧《手机》为例浅析电视剧中的人物和所传播的理念对社会文化的影响。 电视剧中，严守一主持的“有一说一”是一个受欢迎的电视谈话节目，“真诚的沟通”是这一节目的宗旨。镜头面前的严守一在受众的心目中是个有知识和文化的主持人，而生活中的他则成为一个现代工具手机的奴隶。在观摩严守一这个角色时候我们是作为电视剧里人物的旁观者的角度来解读的，“有一说一”的受众是把媒介提供的信息环境下的严守一和客观现实中的严守一混淆起来。绝大多数人只能通过大众媒体去了解世界，人的行为已经不再是对客观环境及其变化做出的反应，而是对大众媒介提示的某种“拟态环境”的反应。《手机》中的剧情只是社会现象的一个缩影，但是也有力的用隐喻的方式暗示定义了现实世界，仿佛剧情诠释了现实世界存在的现象，这就使得我们按照“剧情”作用于现实世界，去翻查手机、对婚姻充满恐惧、甚至觉得谎言充斥着世界。影视剧中表达的虽然反映了客观现实的一些现象，但是同时受众对电视剧创造的影像世界作出了客观反应，深深地影响了客观现实存在的人们的生活和社会文化的构建。 费墨，“有一说一”策划人，他坚持做有深度的节目，坚持传递主流的价值观，不愿趋附权势和大众口味，坚持精英文化传播。费墨作为“有一说一”的策划，也是把关人，话题、问题和语言由他编辑，严守一表达的大部分是费墨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和文化理念。节目背后的集团由于经济驱使和收视率的压力，让严守一和费墨把“有一说一”变成娱乐性节目时，严守一选择了屈服于权势和现实，而费墨选择去别的节目讲国学，结果是费墨得到了爱戴，而严守一因绯闻和收视率等原因，被他的媒体组织和受众所抛弃。在我看来，费墨是一个在文化工业时代并没有被完全异化的一个人物，他想通过大众媒介这一平台来影响大众，来引导主流文化的传播，想解除商业化社会中人的社会主体价值失落的惶惑。今天，媒体的影响力日益增强，现代传媒在为人类提供更多信息以满足人们需要的同时，也不断强化着媒介所营造的信息环境对现实生活的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的变化。所以像剧中“有一说一”这样的节目提供的话题、理念、价值观等等一系列传达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受众的思考方向和价值理念，对受众的生活和文化有重大的影响。 牛彩云，剧中一个特别出彩儿的角色。一个从农村出来没有任何特长的女孩，怀着明星梦来到北京，穿着和妆容夸张地向明星靠拢。牛彩云去考电影学院时，引以为豪将一个生活中的剧情（她和他妈妈吕桂花以及于文海卖饺子时候被城管人员逮到，牛彩云用哭和撒泼的演技骗过了城管人员）搬到了考场，却没有考上。她的妈妈吕桂花说：“喜欢戏的人，如果真干了这行，那就得把戏和生活分开，演戏是演戏，生活还是生活”。这样一段话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和思考，在大众传媒参与我们生活的今天，我们能分清戏和生活吗？在牛彩云的理解当中，明星要带大墨镜要有博客，明星的生活应该和电视上塑造的那样光鲜亮丽，但是当最后明白了什么事演戏，什么生活时，真实爽朗地说出生活的真相，就是这样一个土的掉渣的人给观众深深一击。大众传播媒介混淆了现实与媒体提供的“现实”之间的距离，使大众对现实感知变得愈来愈混沌和麻木。牛彩云的明星梦和开通博客的行为也让我们联想到，娱乐化趋势的今天，一些年轻人希望通过选秀和大众传媒的平台迅速实现梦想。电影电视明星是电影电视产业利益、大众传播媒介、偶像崇拜和大众审美尺度等综合相结合的产物，他们是普遍社会心理活动的外化合象征。观众对意义的解码活动有赖于某种反复进行的消费模式，即一部又一部地观看由同一演员露面的影片或者关注同一个人的大众传媒塑造的形象。牛彩云不停地找露脸的机会，比如去试镜、串场儿、参加“有一说一”选秀、开博客等，这样的一系列行为说明在当今社会大众传媒已经成为实现个人价值和梦想的重要平台，也从一方面说明大众媒介提供的影响力对受众的吸引力是巨大的，对受众的文化层面的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 《手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现实负面生活的反拨，这部电视剧用逼真的生活场景营造了一个类似现实的“真实生活”，在传达的过程中，包括了小说作者的思想，导演的、演员的演绎还有镜头的选取等等，它的每个切面都想表现出与生活的相同之处，同时剧中加入的幽默的成分更发人深思，剧中传达的社会道德、知识、社会规范等等，在潜移默化中会被模仿和认同。电视文化理论中有一个核心的命题，即电视信息的“拟真性”导致了观众将电视信息完全等同于现实世界的真实，大部分人会相信电视剧中画面真的存在，进而也会相信画面背后所蕴含的思想内涵，电视剧虽然是虚构的，但它往往可以按照“可能的社会”的标准塑造一个近乎完美的意识形态观念。，众可以从人物角色的解读,从中吸取人物生活经验并用于现实生活中，但是也希望受众在解读电视剧人物和剧情的时候，用一种理智的态度去对待，从而有助于现实生活问题的解决和社会文化的建构。 传播学论文:浅谈以建构跨文化观为旨归的跨文化传播学教育探议 论文关键词:传播　跨文化观教育　运行机制 论文摘要:本文探讨了传播专业学生应拥有的跨文化观在其个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进步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提出探索建构跨文化观教育良性运行机制,引导传播专业学生形成科学跨文化观,以合理而有效的交往形式优化自身生存状态,迎接跨文化交往时代的挑战,最终完成肩负的传播使命。 教育无论其自身发展还是其所涉及到的对象的发展都是动态可持续的,都应当有一个良性的运行机制来保证这一发展趋势,传播专业学生的跨文化观教育亦不例外。传播在意识形态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及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传播更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一、跨文化观与跨文化观教育 根据笔者的检索结果,类似跨文化观念、跨文化意识、跨文化思维之类的表述散见于各类刊物,但学术界目前尚无“跨文化观”这一明确指称,笔者迄今只在郑庆庆的《站在边缘的女勇士——对汤婷婷〈女勇士〉的跨文化观读解》一文中看到了这一表述,但该文未对此概念做出明确界定,只在文中将其归结为“通过平等交流与对话、互补互通、和谐相处的跨文化交际思想”。很显然,这里的跨文化观被简单地等同于跨文化交际原则或意识了。这里,笔者试对跨文化观(intercultural concepts)概念定义如下: 任何一个人类个体在与他者(个体或群体)接触或交往的过程中,为达至交往的和谐目标而逐渐习得并逐步确立起来的一种观念形态,由此确立该个体对于它文化的态度,形成其跨文化交往的能力。 本文将跨文化观教育界定为: 跨文化观教育(education on intercultural concepts)是对某一文化(acertainculture)的受教育者进行的对于人类整体文化的观念、态度等的教育实践活动,主要通过学校的教学计划、课程或实践活动进行,并通过家庭、文化机构和各种传播媒体等社会教育途径开展,以此引导受教育者获得丰富的跨文化知识,理解异民族文化,形成开放、平等、尊重、宽容、客观的跨文化态度,具备有效的跨文化认知、比较、取舍、对话能力,尽可能遏止跨文化对抗(尤其是战争形态跨文化对抗)的出现,建构和谐的跨文化交往社会,保护与促进人类文化丰富多彩的多样性共存,促进人类不同文化的和睦共存与相互学习和借鉴,倡导跨文化交往致力于走向注重人的终极关怀的和谐层面,促进人类各民族文化的和谐发展与共同繁荣,最终实现由构建和谐社会走向构建和谐世界的终极目标。 由此可见,跨文化观教育主要涉及不同国家文化之间的教育活动,也包括同一国家内不同民族文化间的教育活动(即多元文化教育或跨民族文化教育),并延伸至同一国家内不同社会群体文化之间的教育活动。跨文化观教育的立足点在于使受教育者确立起一种理念——态度——能力三位一体、持续发展的动态机制。基于这一点,笔者认为,跨文化观教育应当是跨文化传播学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传播专业学生跨文化观的建构 关世杰教授在其题为《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十年回顾与反思》的文章中指出:今后十年我国与世界国际传播强国的差距不在传播的硬件,而在传播的软件。人员素质是关键,在外宣人员素质中,跨文化传播的素质是薄弱环节。 (一)批判继承借鉴,提高跨文化价值判断水平 列宁曾指出:“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可能完成这样的任务”。文化发展史也证明:继承借鉴是手段,革新创造是目的,没有继承借鉴,革新创造就失去了条件;而没有革新创造,继承借鉴就失去了意义。新陈代谢、推陈出新,既是宇宙发展的规律,也是人类文化发展的规律。历史局限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难以同今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完全藕合。中国传统文化要走向现代,发挥作用,就必须根据社会发展和时代要求,进行创造、更新与升华,消除自身同现代社会不相适应的内容,在超越自我中获得新生。说:“我国几千年历史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结合时代精神加以继承和发展,做到古为今用。”“我们讲继承、讲借鉴,目的是通过继承和借鉴,使民族传统文化、外来文化的精华,同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有机结合,并在新的实践基础上不断创新,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这里,把立足于本国实际的继承借鉴看作是社会主义文化可持续发展的源泉,这一深刻见解为在跨文化观教育内容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吸取中国文化的精髓提供了思想指南。 中华文化在其长期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到封建主义的影响,难免有封建文化的杂质混杂其中。因此,它既有光辉灿烂、催人奋进的一面,也有沉滞抑郁、腐朽落后的一面。这要求我们分清精华与糟粕,经过现代文明和社会主义原则批判改造后,使之向现代转型,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血肉。传播专业学生在分清本文化精华与糟粕的同时,还应增强对异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鉴别力,从而在跨文化交往实践中,既不妄自菲薄也不迷失自我。 (二)推动文明对话,形成文化认同的有序机制 社会哲学认为,对话以人类相互交往、沟通、理解的实践旨趣为导向,目的在于通过对话,培植社会共识,形成主体间性,从而促进社会的有机团结与有机整合。“对话重视对话者之间的理解,并以理解作为进一步对话的基础。理解被视为解释者在心理上重新体验他人心理或精神的复制和重构过程。”理解也是一种情感和生活的再体验,体验他人的情感和生活的同时,也体验着自己的丰富人生,因为理解他人总是在自己的生活经验中进行,总是与自己对于生活的感悟密切联系。 因而,基于平等、尊重态度,以交往、沟通、互动为实践旨趣的传播专业学生跨文化观教育,一方面,将促进未来传播人按照社会需求去了解社会、参与社会、按社会发展的要求顺利实现社会化;另一方面,必将有利于社会以发展的视角来理解大学生,进而使社会发展反映大学生的需求。在开放的世界背景下,构建新时期的传播专业学生跨文化观教育,就要从本国国情出发,突出本国特色和适用性,同时必须充分考虑国际性,符合国际规范和时代潮流,只有二者兼顾,才能有利于未来传播人的社会化与个人的全面发展,有利于以制度和规范来引导其跨文化观的发展与更新。 传播专业学生跨文化观教育要立足于国际战略,培育学生的国际眼光。要着眼于引导学生了解世界上所发生的各种热点问题和发展态势及其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可能会产生的影响,在世界变化中审时度势,保持清醒头脑和坚定信念。从这样的角度出发,学生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有了一个国际参照,就能准确把握世界发展的新趋势,努力学习,积极迎接挑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以此为自己的神圣职责、为自己的人生理想、为自己的最大光荣、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时代的最高认同。这种认同自然是不同文明平等对话的结果,其核心是理解,强调的是心灵沟通与视界的融合。 (三)不断创新发展,增强中国先进文化的感召力 纵观中国历史,我们看到,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过程中,不断应对着来自不同文化的挑战,历史上有过三次重大的文化综合创新,第一次是公元前500年前后,中华文明古典定型期上的春秋战国时期,当时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其结果是形成了以老子、孔子、孙子为代表的中华文明三大源头,完成了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整合创新;第二次是一千年前后的两宋时期,通过儒释道三家文化近千年的磨合、交流、冲突与融通,最终实现了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综合创新;第三次则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形成了阶段性的综合创新成果,如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过程尚未完结,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融合与创新正在继续。 时代的不断发展要求文化不断创新。只有与时俱进,根据时展和社会进步的要求,坚持对文化进行创新与整合,重新构建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充满生机活力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统一的文化整体,增强文化的时代吸引力和感召力,才会在大学生的文化选择中保持应有的位置。 增强中国先进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要求我们以创新的文化成果去吸引和凝聚人民群众。要善于从实践中总结经验、积极创新,用创新的文化成果吸引人、感召人。增强中国先进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还要敢于正视和解决矛盾。马克思曾经说,每个时代总有属于自己的问题,准确地把握并解决它,就会把理论、思想和人类社会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主流文化要真正占领思想文化阵地,把广大未来传播人凝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下,就必须同各种错误思想文化进行斗争,在解决矛盾、克服困难中不断增强自身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四)整合中西文化,引导形成科学跨文化观 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基本态度就是整合中西、综合创新。科学合理地评价中国传统文化,是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是成功开掘其现代意义的理性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一方面植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一方面又渊源于中国五千年悠久的传统文化。脱离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就不会具有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和先进的精神内涵;而脱离了五千年传统文化,就会失去生长的根基和中国特色。所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的一个关键。我们应遵循所说的:“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 同时,要切实掌握鉴别、区分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与糟粕的基本方法,要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剖析、鉴别、评价传统文化,并要结合当代中国实际,用科学发展观来审视、考察传统文化,将历史的与当代的两种视角有机贯通、结合起来,才能对传统文化做出客观评判与选择,实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明确指出:“我国文化的发展,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发展。”于2004年1月27日在法国国民议会的重要演讲中指出:“文化交流是各民族深入交往的重要渠道,也是各民族和谐相处的重要基础。不同文化的相互借鉴与融合,对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十分重要。”2004年1月30日,在参观埃及国家博物馆时又说:“我们既要坚持和发展中华的优良传统,也要积极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化,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贡献。”一个民族的文化需要在与世界上其他文化模式和文化类型的交流和发展中获得生机与活力。 当前,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正处于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社会生活的质和量都在发生嬗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商品经济与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步入正轨,这些生生不息的变化,不仅促进人们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和思维定势产生变革,而且要求社会主义的文化与之相适应,实现文化范式由旧到新的根本转换。因而,我们正在建设和发展的中国先进文化,是一种崭新的文化形态,它是“继承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而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的文化,它是既具有独特的民族品格,又与我国当前的具体国情和社会发展实际紧密相连的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民族特色。中国先进文化的这些特性,决定了我们对中西文化的整合创新,将是一个伟大的实践,而其主流实践者——当代大学生当然而且应该首先在这一伟大实践中确立起科学的跨文化观,传播专业的学子则更是首当其冲。 (五)加强实践环节,探索跨文化观教育有效途径 跨文化观教育的实践应能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展现人文关怀的理念,使这一实践过程真正地成为充分肯定人、尊重人、关注人、关怀人、发展人、完善人的教育过程,从而更好地服务人、影响人、引导人。因而,我们探索形成传播专业学生科学跨文化观的有效途径,就应当在加强实践环节上下功夫,通过融合、互动、实践等诸方法在实践中使受教育者逐步确立起科学的跨文化观。 首先是融合,就是在相关各学科的教学实践中将跨文化观的知识目标、态度目标、能力目标等全部系统地融入,让受教育者自然而然地受到跨文化观的教育。 其次是互动,就是师生以不同文化的表现者形象出现并展开教学,让受教育者在跨文化互动中感知外来文化。如师生共同探讨某种文化现象,在开放式的、平等性的、交流式的讨论中,使学生在讨论中自觉地形成开放、平等、尊重、宽容、客观、谨慎的跨文化态度。当然,教师在讨论过程中也应当以开放、平等、尊重、宽容、客观、谨慎的态度来组织讨论,这样地态度渗透于教学实践地全过程,才最终真正有益于受教育者正确跨文化态度的形成。当然,在讨论中,教师应组织适宜引起讨论的材料且不直接给出观点。 再次是实践,就是让学生在参与跨文化交往的亲身实践中去获取跨文化知识、形成跨文化态度、培养跨文化能力。实践法可以引导学生对跨文化实践进行分析,特别是对跨文化实践中的热点如新闻事件,难点如历史问题等展开专项分析,也可以使学生在以各种形式与外国人进行的交往的成功与失败中形成合理的跨文化认知、比较、取舍、参照、传播和对话能力。为充分利用与外国人直接交往的跨文化观教育的有效性,在这种直接交往进行之前,教师应辅以必要的知识、意识及能力准备;而这之后,教师应组织学生进行相关专题讨论,及时总结、提高,发现问题并予以解决。 笔者认为,外籍教师在这一实践中所起到的作用应引起足够的重视。随着各高校国际化水平的提高,来华任教的外籍教师越来越多,无论其任教何种课程,由于其身份的特殊性,文化的因素总是无法不起作用的。限于篇幅的原因,本文就不再展开了。 综合以上教育实践方面的途径,笔者以为,面向传播学专业学生的跨文化观教育的相关理论研究应当得到足够重视,应当研究和借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导开展的跨文化交流活动的成果;在传播学教育的各个领域、层面,全面倡导跨文化观教育思想;在传播学教育的各门具体科目中,全面加强跨文化观教育,明确不同科目具体的跨文化观教育目标,优化教学内容和方法,倡导未来传播人在社会、学校、家庭氛围中参与的跨文化观教育实践活动。 传播学论文:关于文化传播学视域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类别及电视节目形态探析 论文摘要：本文从当代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发展面临的困境入手，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置于电视传播的理论语境中考察，分析了其在现代社会中电视传播价值。按照其与电视媒介特性契合程度，从功能上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分四种类别，并从优化传播效果角度就四种类别提出了各自适宜的电视节目形态。 论文关键词：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节目形态 文化传播是文化从一个系统影响另外一个系统的活动，其实质是文化价值的传播。在体育文化全球化浪潮中，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整体发展与传承面临危机，而这种危机与电视传播的缺少不无关系。目前就电视对我国传统体育的传播的研究成果甚少，本文试对电视传播视域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类别及节目形态作一探析。 一、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价值 (一)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社会价值 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值得电视珍视的社会价值在于其在全民健身、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方面的功能。文明的基本动力来自于社会基层。自古以来，中国传统体育都在民间自由自在地生长，天然地与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连。“体育的本质功能与核心内容就是健身。体育所表现出来的强身健体的基本特征以及对身心的自我培育、锻炼和养护过程，无不包含着健身的客观规律。” 在当下制约中国全民健身活动开展的体育场地、设施短缺问题短时期难以解决的情况下，中国传统体育相对于西方现代体育而言对场地、器材要求不高，花钱不多，在各族人民群众中具悠久历史与深厚基础。汉族地区的秧歌、腰鼓、太极拳、木兰扇等，少数民族地区的霸王鞭、跳竹竿、民族摔跤等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已超越民族，为更多的群众所喜爱。根据一项对粤、湘、桂、黔、滇少数民族参加体育运动的调查显示，2000年5省区少数民族16岁以上城镇居民仅有48．5％参加过不同程度的体育活动。少数民族居民所参加的休闲体育运动大部分为静态的棋牌。对于广大农村以及沙漠、山地、丘陵等地形复杂的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现代体育缺少可行性，所以因地制宜地发展传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不仅方便易行，而且可以与民俗、文化、艺术有机结合，缩小我国群众体育发展差距。 近年来，中老年人口在我国体育人口中的比例越来越大。中老年人普遍对运动量大、技术要求高、对抗激烈的西方现代体育项目兴趣不高，而更偏爱节奏舒缓、刚柔相济、群体参与、缓解寂寞、延年益寿的各种传统体育项目。有关资料表明，我国群众体育锻炼中80％的内容是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西方人被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强身健体功能所吸引。2006年，河北邯郸市为了纪念简化太极拳推广50周年，举办了“国际太极拳交流大会”，共有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等44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余名太极拳界人士汇聚邯郸，进行太极拳交流、比赛和联谊活动。“中国功夫”在欧洲的影响近年来剧增，据德国联邦多元文化局的数据统计，目前在欧洲学习中国功夫的学员近100万人。各种中国武术、气功和太极拳的协会层出不穷，仅德国就有500多个。正如北京体育大学教授任海接受笔者访谈时所讲，对于电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是一座巫待开掘的“富矿”而非“平矿”。 (二)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经济价值 传媒经济学认为，大众媒介的经济效益主要来源于媒介产品的销售以发行量、收视率、点击率等支撑的广告收人以及衍生品销售收人。从调查来看，西方竞技体育的受众群主要为青年男性，而中国传统体育的主要受众群为中老年群体，还有大量的青年潜在受众。在当今健康文化、生命文化的时代特征之下，这个受众群无疑更为庞大。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促进健康、群体参与、大众娱乐的功能对于中老年群体有很强的吸引力。按照“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法则，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在国外具有相当广阔的潜在市场。如果策划得当、传播得法，其电视传播不仅会带来巨大的广告收人，而且会通过面向国外的电视产品与衍生品的多级销售为电视创造良好的经济价值。在访谈中，研究舞龙舞狮的卫志强教授和研究体育新闻传播的郝勤教授都认为，在消费主义的时代大背景下，一定要研究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能为电视创造的经济价值，否则要求电视关注便是一种奢望。据《光明日报》报道，2005年8月至2006年1月，作为中国功夫(武术)首次与现代舞、芭蕾、杂技等艺术完美结合的《功夫传奇》在国际演艺市场上演出150场，观众1l万人次，总收入300万美元。在民族地区，一些民族将自己的民族体育文化与风情旅游结合在一起，通过举办民族特色鲜明的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节探索出一条传统体育产业发展的新路。如贵州的“国际芦笙节”上表演的苗族、侗族特有的斗牛等体育活动，每年都会吸引大量的中外游客和省市电视台记者。每年除了地方电视台全程转播外，还会吸引日本、韩国等国外电视台前来报道。然而，相当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节却因为政府缺乏策划、广告文化传播公司参与不够，电视等大众媒介传播缺席，没有产生太大的经济收益。如青海土族每年都举办的历时数月的号称世界上最长的民族狂欢节“纳顿节”等便不太受电视关注。 二、电视传播视阑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类别 按照与电视媒介特性契合程度由强至弱，笔者从文化功能上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分为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和已经消亡与濒危类传统体育文化。 (一)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 竞技表演类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是指经过种种实践与改革，逐渐与西方体育模式近似的竞技表演类体育文化项目，其除了竞技性外，多数融体育和艺术于一体，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性，并充分体现了本民族的特色。 第八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的表演项目多达149种，其竞技性强、表演价值高，特别适合电视传播。项目主要包括武术套路与散手、舞龙舞狮以及巧种竞赛项目(花炮、珍珠球、木球、墩球、毽球、陀螺、龙舟、秋千、射弩、押加、高脚竞速、板鞋竞速、武术、民族式摔跤、马术)和藏族马术表演、蒙古族马术表演等。这些项目具备比较完善的竞赛规则，符合电视动态阐释、立体审美、凸现过程、追求悬念的媒介特性。 (二)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 健身娱乐类体育文化是指本身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旺盛的生命力，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在人民群众中具有广泛基础，健身、健心、娱乐、益群等功能突出的传统体育项目及其文化，通常与民俗与传统节日文化融为一体，具有较强的广场文化与庆典文化特色。这些项目部分是在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中普遍开展的，具有普适性的文化特点;部分是在特定的民族之内开展的，其民族文化特色较浓。前者如拔河、放风筝、斗鸡、扭秧歌、荡秋千、跳绳、跳皮筋、踢毽子、抖空竹、中蟠、健身武术、太极拳、舞龙舞狮、大众健身操等;后者如瑶族的“跳八音”，蒙古族的打布鲁，苗族的爬竿，黎族、苗族和京族的跳竹竿，羌族等少数民族的推杆等。其中许多项目是在民族传统体育节日里集中举行，如内蒙古的“那达慕”节日大会、高山族的拔河节、汉族元宵节的舞龙舞狮、朝鲜族秋夕节举行的摔跤、荡秋千、跳板，侗族“芦笙会”节日里举行的“芦笙踩堂”等。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虽然不及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项目那样适合电视传播特点，但由于其在全民健身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积极作用，而且在民间具备相当的受众基础，电视应该大力传播与推广。 (三)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 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是指最能体现中国传统体育文化重文轻武、修身养性、身心一元、主静尚柔、中庸和谐的整体文化特性的传统体育项目及其文化。其竞技性弱、益智性与养生性强，肢体动作舒缓，强调以意驭气，以精神肉体的合一观为指导，强调“身心合一”，也强调“生命在于运动”的重要，在运动量上追求无过而无不及的中庸适中性，受中国儒家、道家、玄学等文化影响较深。典型的文化项目有围棋、象棋、木兰扇、五禽戏、八段锦、易筋经、大雁功、五行掌、金刚气功、鹤翔庄气功、五田运气法、武当龟息功、少林达摩气功、站桩功等。这一类型的传统体育文化因整体主静少动，与电视媒介动态阐释、声画结合、强调动感、立体审美等特性有相悖之处。但由于其在后现代生命文化、保健文化、智力教育等时代背景下的存在价值，按照“使用与满足理论”，在国内外中老年人群中具有大量的目标受众与潜在受众，同样不能被电视所忽视。为了优化传播效果，需要对此类体育文化的电视传播形态按照市场规律与受众需求进行探索创新。 (四)已经消亡和濒危类传统体育文化 已经消亡和濒危类传统体育文化是指那些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已经消亡或丧失活力、处在濒危状态，对现代民众没有多少吸引力，却是民族风俗、民族心理、民族伦理、民族宗教等文化的载体，具有历史保护与学术研究价值的传统体育文化项目。其中已经消亡的被一些学者称为“化石型”传统体育文化。如已经消亡的传统体育项目马球、十五柱球、跳鞠、木射、击壤以及投壶等。而濒危类是指跟不上社会动态发展的步伐，与现代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不相吻合，自我更新的生命力薄弱，相对其起源，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内容和形式上无明显改变，大多数保留有较多的早期原始风貌，往往依附宗教祭祀或封建遗俗中，处在原始文化的混沌状态下，封建迷信色彩浓厚。如迄今仍在一些少数民族中存在的宗教舞蹈、祭祀性体育活动等。 三、不同类别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节目形态的策划与探索 “电视节目的形态和影响力，成为电视体育传播的‘主流媒介’表达的两个向度。”中国传统体育项目种类繁多、文化特色各异、群体参与性强，是人民群众节日中的主要活动内容。优化传播效果的关键是按照适合各自体育文化特点的电视节目形态进行针对性传播。 (一)竞技表演类 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项目，适合电视传媒特性，新增量传播。其中竞争激烈、动感强、节奏感强的传统竞技项目(如散打、蒙古摔跤、技击武术等)，与现代西方体育文化接近，可通过赛事直播、录播、电视体育新闻等节目形态传播;观赏类、表演性强的艺术体育项目应充分利用电视的视觉效果，以体育文艺活动，体育庆典活动直播、录播，体育人文纪录片，后期加工的艺术专题片，电视体育杂志栏目等进行体育结合文化的传播。栏目采用“体育新闻”、“媒体扫描”、“减肥纪实”、“体育彩票”和“今日心情”5个版块构成，集资讯、服务、参与、娱乐于一体，.收视率很高。竞技表演类的传统体育文化可以采用“赛事”、“人物访谈”、“故事”、“项目历史文化”、“练习技巧”等子栏目结合的电视体育杂志来传播。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的崔乐泉教授认为，应该从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适合电视传播的部分开始，分类、分批、分特点、按步骤进行传播。先传播竞技性强、观赏性强的项目，然后带动其他项目及文化的传播。 (二)健身娱乐类 按照巴赫金的狂欢理论，秧歌、秋千、跳绳、踢毽子等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是融运动与文化于一体，身体与精神共同释放、解放的狂欢体育。电视介人传播时，可以采用广场直播或录播形式、强化节目的群众参与性。也可以借鉴“电视真人秀”的节目形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比赛。对于秧歌、舞龙舞狮、龙舟竞渡等具有广泛民间基础的休闲娱乐、节日庆典体育文化，应以纪录片、旅游风光片、专题片或比赛类“真人秀”节目进行传播。2007年出现了许多格调高雅、健康娱乐、收视率较高的此类节目，如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的“奥运舵手、火炬手选拔”和“脚斗士”。这些都是策划健身娱乐类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电视真人秀节目值得借鉴的范本。 (三)益智养生类 由于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以静态为主，与电视媒介的视听特性有一些相悖。所以电视在对此类传统体育的传播量上要控制，并且应积极策划效果明显的节目形式，以电视的“动”改良项目的“静”，巩固目标受众、争取潜在受众，变“窄播”为“广播”。以围棋传播为例，中央电视台对围棋不可谓不重视，但效果不佳的重要原由即节目形式太过单一。“围棋被电视传媒逐渐忽略与电视节目的贫乏不无关系。简简单单的新闻报道，千人一面的电视采访，难见新意的大盘讲解，电视在画面冲击、图像再现的优势被大大降低。”对棋类项目的电视传播，除了强化比赛时解说员讲解的娱乐生动性以外，也可从项目的历史与文化价值、教育意义角度，制作文化专题片进行传播。太极传播可适当融人娱乐元素，在不损害太极文化本体的前提下，可适当采用故事、人物、悬念、细节的大众传播文本。 但目前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纪录片的拍摄范围和题材仍较为局限，不够全面和均衡，主要集中于武术文化领域，缺乏内容的综合性与历史文化的深度感，对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内涵挖掘不深。 (四)已经消亡或濒临消亡的传统体育文化项目要借助电视传媒挖掘其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价值，进行抢救性保护 已经消亡或濒临消亡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项目有些是因为跟不上社会动态发展的步伐，与现代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不相吻合而被淘汰或面临淘汰。但有些并不是因为其本身丧失了生命力、而是由于其局限于宫廷或不被当时的统治阶层重视，没有在民间传播发展开来等其他原因而消亡的，如我国唐代盛行于宫廷的马球。但马球近年来在西北地区文化旅游产业中成为重要的文化标志而被成功利用，展现了这类体育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 对于此类传统体育项目，体育文化界和电视传媒界都应进行系统的梳理。对于濒临消亡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及其文化也要研究其电视传播的价值，“对那些依然附着在民风民俗中的体育活动，对那些活动方式有着较大的随意性，缺乏有机联系与规则而稳定性差的民间游戏进行整理、提炼，完善其规则，促使其从民风民俗或生产生活中逐步分离出来，走上系统、稳定、独立的发展道路，经过专家和民间艺术家的润色和改良，充分表现其民族特色，使之逐渐成为本民族的一个象征;而对那些发展比较成熟的练功或健身手段，有待进行综合研究，克服其神秘化倾向，使其大众化、通俗化，缩短其由“潜”到‘显”的过程。”笔者以为，电视传媒对此类传统体育文化传播可借鉴美国“国家地理频道”、"discove可’频道等的运营与传播经验，以“民间文化旅游”节目、“探索发现”纪录片等进行传播，此外，对于这类传统体育文化，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应借鉴音乐频道的“民间音乐电视采风”，策划、制作、播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电视采风”系列节目进行传承。当然，这些节目在传播初期应该首先以社会效益为主而不能过度强调经济效益。 总之，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凝结着各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民族情感，承载着各民族的文化血脉，是维系民族心理认同和社会团结的重要精神纽带。因此，深挖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电视节目形态具有凝聚社会、融和情感、增强人民群众体质、构筑和谐的重要功能。 传播学论文:与时俱进的广告教育——对广告传播学创新教学模式的探析 论文关键词：广告传播学，症结，创新教学 论文摘要：许多高校的广告教育与时代脱节，广告传播学教学与教育部倡导的素质教育错位。广告传播学教学存在学科不成熟、内容泛化、手段老化、师资落后等问题，所以要实施走出去、请进来，大系统、小专题，多媒体实验室等广告传播学创新教学模式。 目前，广告专业的课程设置和学科归属尚未定论，各科教学处于不断地摸索之中。面对“两难”(广告公司招人难，高校广告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广大教育界人士认识到:教育拉了广告业的后腿，广告教育必须面对市场，课程教学必须为培养目标服务。高校广告专业，课程教学改革迫在眉睫。作为广告专业的惟一基础学科，广一告传播学必须围绕市场做文章，改进传统滞后的教学模式，进行新型的富有时代特色的教学改革，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能力，以适应广告实际操作程序的复杂性和多元化的市场要求。 一、广告传播学教学的症结 现行的)’一告传播学教学，存在许多违背高校教育规律和广告行业市场规律的弊端，已成为培养学月创新能力的掣肘。广告传播学教学的症结主要表现在: (一)广告传播学不是一门成熟的科学。广告传播学归属于传播学，而传播学是从国外引来的“舶来品”。如果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粗具规模的译著算起，传播学在中国也只有区区20年的历史。20年中，传播学在中国经历了“放眼看世界—引进与起步”、“投身改革潮—纸上谈兵和介人实际”、“洋为中用—中国化和本土化”三个阶段，召开了6界全国性传播学研讨会(1982年、1986年、1993年、1995年、1997年、1999年)，出版了一批著作(例如:居延安的(信息、沟通、传播》，邵培仁、戴元光、龚炜的《传播学原理和应用》，周晓明的《人类交流与传播》，徐耀魁的《大众传播学》，张隆栋的《大众传播学总论》，李彬的《传播学引论》，张国良的《传播学原理论》，胡止荣的《传播学总论》)，似乎蓬勃发展。但是，中国传播学者研究的主流还是引进和介绍西方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特色的传播学还没有建立，在为我所用、自主创新方面做得不够，与传播实践之间也存在距离，尤其缺乏一种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即便上面提到的书籍和教材，也多以“概论”形式出现，专门研究传播学中某一重要传播理论或专论传播模式、传播研究方法的学术专著至今尚未出现。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传播学仍处于初级建设阶段。 广告传播学源于传播学，是传播学在广告领域中的发展，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广告传播学内容及课程体系有多种解释:有的认为，广告专业仅讲授传播学理论即可，没有什么广告传播学;有的主张，广告传播学应充分结合广告学和传播学二者内容，建立自身体系;有的提倡，广告传播学以应用为主，少讲理论;有的认为，广告传播学是独立的，不应与其他学科发生任何联系。此外，广告传播学的著作较少，至今只有几种。相对于传播学教材，胡卫华编著《广告传播》(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也仅是一本小册子。可见，广告传播学离成熟学科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 (二)教学内容泛化，重理论轻操作。广告传播学没有自己的体系，往往沿用传播学的章节内容，造成知识理论的泛化，违背了知识的普遍性和个别性的辨证统一的原则。尽管传播学是实用性较强的学科，但是，中国的传播学教学则是注重介绍西方的传播理论和研究方法，忽视传播学的实用性。广告传播学与传播学教学有着共同的缺陷。教学中，较少考虑广告实际操作程序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单纯地“就理论言理论”，忽略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实践对理论的检验”唯物辨证理论，往往犯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错误。重理论轻操作的教学，往往导致学生混固吞枣的死记硬背理论，不能灵活地应用于实践，教学效果很差。 (三)教学手段老化，重课堂轻实践。在许多高校，广告专业的教学多采用课堂教学的形式。课堂教学具有可以系统地传授知识，受教育对象较多，容易量化管理等特点。但是，课堂教学往往忽视学生的个性，不能因材施教。信息时代，是个性张扬的时代。没有个性和专长的人，很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也谈不上为社会做出巨大的贡献。也很难想象，一个课堂教学口径培养出来的广告人才能够在实际操作时体现多元化的广告行业的人才特征。此外，当前广告传播学教学多采用教师拿着讲义授课，学生下面记笔记的形式，较少采用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缺乏活泼的感性材料。教师辛辛苦苦地讲授，学生却如“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事倍功半，教学效果较差。因此，“大一统”的传统课堂教学已成为当前的广告业发展的栓桔，丰富多彩的现代化教学形式堕待提倡和实施。 (四)师资队伍落后，素质参差不齐。整体来讲，广告专业师资队伍较落后。主要缘于广告业是新兴的行业，高校广告专业非常年轻，专业归属呈多样化，广告师资多半路出家。高校广告专业，有的隶属于新闻传播学院，有的隶属于财经学院，有的隶属于艺术学院，还有的隶属于历史系、管理系等。专业归属的多样化，直接导致师资来源的多渠道。他们的学科来源大部分为:新闻学、文学、美术，少量为市场营销、心理学等相关学科。同样，广告传播学师资来源也呈多样化，有的源于新闻专业，有的源于中文专业，有的源于历史专业，有的源于管理专业，学术观念、思维视角和科研能力差别较大，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和教学倾向也有所不同。此外，日前从事高校广告传播学教学的教师，除了个别曾到过日本、美国或在一些跨国公司中接受过国际化广告实务培训外，大部分都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广告学专业教育。因此，广告传播学教师很难有效地传授时代前沿的专业知识。广告行业流行的“高校培养不出真正的广告人”、“上大学，不在于学习知识而在于熏陶”的论断，多少也显示了高校广告教学的无奈和滞后。 二、创新教学改革措施 加人wto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人高效快速发展时期。中国)一告业迎来了第二个春天，正朝着全球化和本土化两个方向一匕速发展。而高校培养的广告人才与市场需求错位，广告教育与时代脱节，教育改革到了一个难以回避的关节。面对广告教学的种种弊端，高校广告传播学改革也势在必行。 (一)教学理念改革:观念教学。高校广告传播学教学从单纯地传授知识应转变为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创新能力包涵可持续创新和白主创新两层含义，是广告人才不可缺少的能力。 1.创新能力的培养〔1)从培养学生的怀疑意识着手，鼓励学生多角度、多层次、s_体复合的发现和解决问题，时刻提醒学生各门科学和权威都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2)传授学生创新思维的基本理论。创新思维的运行过程，就是“化无穷为有穷”。具体来说:创新思维就是思维过程中首创或独创地选取对象，抽象、舍象对象的属性，动态截取对象时空。(3)让学生充分认识到创新思维的结果往往是“似是而非的”。创新思维的结果为概念、学说、观念、对策等，这些结果是头脑中的东西，与客观现实有一定的距离。它们并非纯粹客观，也达不到彻底全面，其本质和主流也不是惟一不变的。创新思维结果的“似是而非性”往往缘于思维观念的一般性、科学的非纯粹客观性、理论难觅“彻底客观”、本质和主流的凸现等。本质和主流是多方面的，不应停留在现有的本质和主流的表象上，要进一步挖掘新的木质和主流，创新随之而来。 2，努力建立学生思维的多种创新视角。创新视角，是用不同寻常的视角观察寻常的事物，使事物显示出某些不寻常的性质。广告传播过程中，要求视角变化。单一视角泛化，产生不同寻常的创意。创新视角一般有几种相对类型:发散与收敛、求同与寻异、肯定与否定、顺向与逆向、自我与非我、有序与无序等。 3.要消除妨碍创新思维的惯常定势。思维定势是特定思维框架，受实践目的、知识储备、价值标准的影响，往往新定势的形成慢，而旧定势的消亡难。尽管思维定势有利于处理惯常、照例的事物。但是，当事物变化时，出现新情况、新问题，往往束缚创新思维的开展。思维定势，包括一般权威定势、从众定势、唯经验定势、唯书本定势、非理性定势。 4广告传播学教学中，创新思维观念的培养主耍有两个目的:(1)为培养具有再生能力的全息广告人才着想。广告业是知识密集、技术密集、人才密集的行业。广告策划、广告创意是瞬间万变，日新月异的。因此，全息广告人才必须有独特思维视角和首创思维成果。(2)为透彻理解和把握广告传播理论孕育力量。一告传播学是发展、开放的学科，其理论有待进一步的开发和挖掘。创新思维的建立为透彻理解和把握广告传播学理论提供了资本和财富。 (二)教学模式改革:走出去，请进来。“走出去”包含两层含义:1.教师走出去。教师大多局限于学校，对社会各方面的理解往往是理想化和学究化，较少全方位的把握社会。广告传播学是一门实用性较强的学科，广告传播实践是复杂、多变的。因此，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很容易造成“就理论讲理论”，脱离实践。教师走出去，走进火热的广告行业，走到缤纷的媒介实践中，获取宝贵的实践经验。教学中，才能将理论和实践杂揉到一起，讲得生动，学生学得有趣。但是，现实生活中，广告传播学教师很少出去实践。主要缘于两个方面;(1)目前的广告学系师资缺少，广告传播学专职教师很少。即使有专职教师，也往往兼授其他课程。这种情况下，广一告传播学的教师一年两个学期授课，不能抽出时间外出实践。(2)高校往往侧重于传统的重点学科建设，树立名牌战略。而广告专业是新兴专业，各方面力量薄弱，难以受到学校重视。广告专业的教师外出学习和实践基本卜不一予以批准。.这样，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只能低层次重复，教师疲惫于繁重的课堂教学，教学质量每况愈下，培养的1、一告学生自然不能适应广告行业的发展。 2.学生走出去。学生走出课堂、走出学校，投身于真枪实弹的广告实践。(1)广告专业必须建立高规格的实习基地，为学生实践提供条件。高校广告专业应利用人才优势、科研优势、技术优势、学科优势，加强与名牌广告公司和媒介联系，作到校企联合、系企联合，优势互补，充分利用。学生有了实践经验，学习有的放矢，针对性更强。同时，学生对教师的要求更高，也能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2)学生应有实践的意识。很多学生存在惰性和依赖性，安于现状，不敢走向社会。教师必须灌输实践的重要性以及“走出去”的好处。教师也要鞭答学生，锻炼他们的“野外”生存的能力。(3)学生“走出去”，选择的广告媒介应是多层次、多品种的。既可以选择电视台、电台、网络媒介，也可以选择报社、期刊、出版社;既可以尝试党刊，也可以尝试商报;既可以尝试综合频道，也可以尝试专业频道……多方面的亲密接触，往往造就学生丰富的感性知识、旺盛的求知欲望和科学的学习方法。 3.请进来，指聘请在广告传播方面有特长的人才到课堂传授知识。这些人主要指媒体经营人员、广告公司精英、高校广告传播学知名学者。媒体经营人员、广告公司精英大多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了解广告传播的现状，把握广告市场的走向。他们的讲授往往生动活泼，具有实用性和引导性。高校广告传播学知名学者，了解广告传播学学科发展的现状，引导广告业的健康发展方向。他们的授课，往往具有启迪性和先导性。二者的结合，既可以缓解本校广告传播学教学的狭隘，也可以开阔视野、增长知识。更主要的是，将课堂教学与当前的广告业发展情况结合起来，使广告传播学的教学走在时代的前列，解决了广告教育的滞后问题。 (三)教学内容改革:大系统，小专题。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内容不能局限于传统的传播学内容，也不能脱离传播学的理论体系。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应立足于广告专业，开创新的体系。1.讲授传播学的主要内容，即大系统。传播学包括传播史、传播业务和传播理论，即“史”、“术”、“论”三部分。针对广告专业实践性强的特点，广告传播学教学内容的“大系统”应侧重于传播理沦和传播业务两部分。传播理论主要讲授“传者研究”、“内容分析”、“媒介研究”、“受众分析”和“效果研究”五部分:传播业务是大众传播过程中的一些实务问题，诸如传者社会影响、内容的窄广、媒介经营、受众的文化品位等。传播业务应杂揉到传播理论中。这样，既有理论的传授，又有经验的分析，广告传播学的“大系统”讲授往往产生良好教学效果。 2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内容应体现广告专业的特色，开设专题讲授。“大系统”体现传播学内容的完整性，“小专题”表现出专业特性。专题与“大系统”内容是同步的。同时，专题为了深化内容，将传播学的“一般”与广告的“特殊”相结合。讲授过“传播内容”，笔者尝试开设了专题，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笔者讲授“传者研究”、“控制分析”时，开设了“广告传播的导向研究”专题，学生反响很好。“广告传播的导向研究”专题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广告传播过程中，“星”、“性”、“腥”、“洋”等内容泛滥，影响广告业的健康发展;广告传播的社会化功能(向公众传播有关的价值观念、生活理念，倡导一定的行为准则和行为习惯，影响和改变社会生活方式等);广告传播倡导的导向，包括文化导向、价值导向、消费导向及政治导向等;广告传播任何坚持健康导向。这样，讲授内容“博”和“专”结合，学生乐于接受，教学效果自然提高。 3教学手段多样化也是广告传播学创新教学的重点。广告传播学教学中，我们不应完全摒弃传统的教学手段，而应扬长避短，汲取传统课堂教学的优点。同时，更应充分利用新时期的科技成果，采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增强知识传授的科学性、娱乐性、实践性和有效性。制作教学课件，采用多媒体教学，枯燥的理论往往变得有趣生动。建立广告传播学实验室，有利于对广告信息传播进行定量研究，尤其对传播效果、受众反馈研究及学生动手实践能力都是大有裨益的。广告传播学实验室实验中，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一目了然，个案研究更加客观、科学。利用广告传播学实验室进行教学，不仅具有较强的直观性和实践性，也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传播学论文: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化传播史”研究综述——从传播学的视域试论 论文关键词：文化传播　传播主体　媒介　传播内容 论文摘要：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今，内地学界对“中国文化传播史”研究历经三十年，在传统文化传播的主体、媒介和内容三个方面已经取得一定成果，但在史料梳理、理论建设和成果的实践应用方面存在不足，未来仍具备较大的拓展空间。 “中国文化传播史研究”是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课题。尽管历史学、社会学甚至文学研究者对于文化传播的相关现象早已有所关注，但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西方传播学被引内地以来，大陆学者才开始尝试以传播学的角度探讨中国固有文化传播的历程，历经三十年已取得一定成果，为这一课题开辟了新的天地。 作为传播学研究的分支，文化传播研究有自己的边界。所谓“文化”，指的是以观念形态为核心形成的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文明体系，即钱穆所谓:“文化”是关乎人类群体生活的精神层面，由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的东西川。“传播”则是传播学最基本的概念，按照施拉姆的定义，指的是信息经过社会信息系统运行而实现的交流及其影响。传播学视域下的“文化传播”研究把社会信息的传递视为文化保存、传承、蜕变、增殖的过程，关注文化通过社会信息系统得以传承的问题。事实上，“文化”与“传播”关系密切，有文化则必有传播，传播是文化得以存在的首要条件，有传播则必有文化要素的交流互动，人类正是通过文化的代代相传，构建自己赖以生存的精神和物质世界，文化传播是人类传播活动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类型。 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完整的传播活动需要五个基本要素:传播者、受传者、媒介、传播内容和反馈，其中传播者(主动进行信息传递的人)和受传者(接受信息并作出反映的人)是传播活动的主体，传播媒介是承载信息的载体和渠道，传播内容指的是传播活动具体传递了什么性质的社会信息，它们涵盖了传播活动的基本方面，传播学者在文化传播史领域的研究也可以这三个维度来概括。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对新时期以来大陆学者的研究情况作一总结，并例举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一)传播主体研究方面，大陆学者关注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较具特色的文化传播活动，特别是活动者的身份、在何种传播思想的指导下如何进行，造成何种社会影响，试图以此另辟蹊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特点重新评估。 其中，文化传播活动主体的社会身份及其方式研究可谓关注者众，成果也较多，不乏有意义的创见。1988年出版的吴予敏的《无形的网络一一从传播学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一书堪称内地最早从传播学角度进行这一课题研究的尝试之一。该书在运用西方传播学理论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上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例如作者指出不同于西方，作为古老的农业文明，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特有的社会组织如家族、乡社、职业社团、信仰团体等等通过家教、社祭、乡帮行会的活动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传播和维系着传统文化。李彬的《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成书时间亦较早，作者将目标聚焦于唐代，指出其时的社会信息传播分为官方、民间和士人三个层面，与它们密切相关的官方主导文化、大众民间文化和士人经典文化由此形成。毛峰的《文明传播的秩序—中国人的智慧》05年出版，对中华文化独有的精神内核与传播方式进行了深人辨析，例如作者总结传统中国的特色之一即在制度中特设纳言之官主管审查政令，三礼之官总掌祭祀，典乐之官主管全国教育学术文化，司徒之官负责敦风化俗协调人际关系，“四官”不但负责实际事务，同时都担负着传播文化，在精神上引领民众的作用。九十年代以后大陆出版了数部中国传播史，如李敬一的《中国传播史》(先秦两汉卷)及《中国传播史论》、周月亮的《中国古代文化传播史》王醒的《中国古代传播史》、赫朴宁与陈路等合著的《中国传播史论》，尽管在侧重点上与前几部专著不尽相同，但大多史论结合，不但向读者介绍了不同历史时期文化传播的现象，还对它们进行了一定的总结。其中在关于传播者的身份研究方面，多能对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现象加以特别关注，例如李敬一特别指出，中国社会向来重史，史官制度完备，史官记事对于纪录和传承文化具有特别的意义;王醒亦提醒读者，中国的邮骤官员及其系统自夏商周时代即已有之，作为官方所建立的社会信息系统一直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传播者如何进行文化传播活动由其传播思想决定。就文化传播而言，先秦阶段的中国文化轴心时代辉煌灿烂，儒、道、法等诸家不但创立了诸多原创性的思想学派，亦注重强调以不同的方式把它们传播出去，或游说或著书或官方化或转向民间，于无形中开创了中国传播思想之源因而探讨这一方面的文章数量较多，较早的如陈力丹的《子的传播思想—读吴予敏 无形的网络一一从传播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 》既是对前一时期吴予敏专著内容的回应，还指出孔子思想本身即是为己存在的社会毛序赋予了合理的灵魂，使强硬的权力关系转化成自上而下合伦理顺从，即伦理权力化，中国传统社会以政治权力为核亡的结构由此而起。其它对诸子传播观的专门研究也比较多例如余晓莉认为不能简单地把道家思想理解为“愚民”，道家之“无为”是针对需索无度的统治者提出的，事实上道易提倡“爱民治国”，也从未放弃以言载道的努力，只是他们弘调语言的暖昧和模糊性，提出“行不言之教”，提醒人们非言传播的重要性，谢清果则集中探讨道家语言传播的才真意向和求美旨趣。张翅、刘亚玲仁川关于法家传播思范的评估亦有一定交集，只不过角度有所不同，张翅总结更多地关注法家自身的特点，指出法家重视“法”的大力传播和普及，而对其它文化传播活动主张实行极端的控制政策，刘亚玲则认为儒家和法家看似水火不容，但在传播思想上却有札似之处，比如都有明确的传播目的及高明的传播技巧。200年金冠军和戴元光于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传推思想史》古代和近代传播思想共三卷(现当代部分为一卷)体大虑周，以时代为背景勾画出中国古代传播思想发展的轮廓。 (二)传播媒介研究方面，学界查考中国文化传播活动中不同的媒介所起的作用，怎样发展出了各具特色的媒介文化，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其对传统社会的影响。 据此，相关研究内容可以分为三个方面:1.关注承载文化信息的各种传统符号形式:例如1990年沙莲香主编的《传播学一一以人为主体的图像世界之谜》即以相当篇幅论及中国传统的文字符号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如认为西方的字母文字纯粹是声音符号，而汉字取象为主、声形相拼，乃是音义结合的符号，因此具有超强的保存与整合文化信息的能力，几千年来汉字一脉相承从未中绝，不论任何地域而文字一直保持了同一性，造就了中国历史悠久地域广大但文化始终完整统一的局面。2.区分传承传统文化的各种物质载体:较具代表性的研究如孙旭培、王怡红、阂大洪等在两岸三地学者合作的《华夏传播论》，中全面总结了从声音到服饰、建筑等多种作为主要的传统文化载体的物质形式，例如王怡红指出中国古代的官式建筑以作为专制权力象征为己任，扮演着传播皇权至上意识形态观念的角色，古代民居的布局、朝向等特征则可以视为伦理秩序观念的具体表现。毕跃辉《论文献载体对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影响》以古代文献为研究对象，指出文献是传播文化的重要载体，而以文献的物质载体论中国古代常见的种类有甲骨、金石、简犊、嫌帛和纸，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文化传播的不同情况，甲骨和金石在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后一直是最主要的文献载体，简犊的使用时间介于前者至公元5世纪，缴帛则为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5世纪，而纸张自公元1世纪至今仍是文献保存和传播的最佳介质。事实上作为最早使用纸质文献的古老文明之一，纸质文献对于中国社会意义重大，而中国古代的纸质文献种类与作用亦各不相同。于翠玲的《传统媒介与典籍文化》以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为研究对象探讨其特征和它存在的意义，并深人社会背景，考察不同时代和种类的典籍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所造成的影响，亦有学者探讨时事传播的纸质载体一一邸报，较早的文章包括尹韵公的系列论文《南宋都城临安的“卖朝报”与“消息子”及其他》和《明代邸报与明代历史》，徐枫的《宋代对出版传播的管理和控制》等。3.总结文化信息传递所依赖的媒介技术:较具代表性的研究如李敬一在《中国传播史论》辟专章探讨活字印刷、蔡侯纸的发明在传播技术史上的重要意义，并指出基于传播技术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纸和活字印刷技术的出现在世界传播史上都是无可置疑的重大事件。王醒亦详列从雕版印刷到活字印刷的历史，特别是活字印刷在中国古代于毕异外尚有木活字、泥活字等技术出现，指出活字印刷的意义在于信息的批量生产而这一点在中国古代已经部分做到，但由于社会条件所限中国古代的印刷事业一直停滞不前。 (三)内容研究以中国传统文化不同领域传播活动的内容为主，尤其是那些中国传统社会中发展充分、独具特色的领域，总体说来，内地学界对政治传播、文学传播等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较为充分的领域着力较多。 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的研究自上个世纪即已经开始，直是传播学界关注的热点。吴子敏指出中国古代社会政治领 域的传播事关君主专制政体如何运作，其中内容不外乎君临之术和臣奉之道，他和周月亮均认为封建社会高度集权的制度结构具有对于政治信息和社会舆论超强的控制能力。后来的研究者更进一步细化了对此课题的研究，例如黄鸣奋的《说服君主—中国古代的讽谏传播》专门考察中国古代社会君臣之间的讽谏传播，从讽谏传播的主体、传播手段、方式和内容进行了专门考证;陈谦的《传播学视野中的中国古代政治—“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传播观为例》则认为在历代王朝的政治实践中，由于向来是政权兴衰系于君主一人、君尊臣卑和严格控制信息传播使得“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成为中国古代政治传播观的基本表述。李晓瑞的《政治谣谚:中国古代社会一种重要的舆论形态》则发掘了历来多被视为民间文学的谣谚，指出政治谣谚具有严肃的政治内容，是民间心态和意愿的非正式表现，是古代社会一种重要的舆论形态。 在文学传播的研究方面，虽然过去对某一种文学题材的流变史研究在古代文学的学科范围内早已有之，但是今天的情况有所不同，相当一批具有文学学科背景的学者开始尝试使用传播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加人了传播研究的领域，甚至有人提出建立。文学传播学”王兆鹏06年发表的《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方式研究的思考》《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的六个层面》即已实践了这种设想。目前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研究者主要集中分析于文本之外的促使文学作品流行的要素，例如白贵的(略论诗话传诗中的“意见领袖”现象》提出在中国古代社会传媒不发达的条件下，诗歌作品的流传范围有限，诗话作者作为评介者对于诗歌的品评往往就左右了人们对相关问题的看法;陈大康的《熊大木现象:古代通俗小说传播模式及其意义》指出人们过去往往忽略了在古代通俗小说的流传中，书商所起到的主导作用;宋莉华的《插图与明清小说的阅读及传播》明清小说评点的广告意识及其传播功能》认为古代小说特殊的包装形式—插图、评点，对于增加读者兴趣宣传通俗小说有着很好的效果;郭浩帆《清末民初小说与报刊业之关系探略》、刘永文(晚清报刊小说的传播与发展》等则指出晚清大众传媒的出现才引发了近代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上的转型。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现当代文学中传统文化的传播与接受研究也渐渐多了起来，这种研究集中于传统文化对于今人的影响，例如樊星的《在当代文学与古典文学之间探索》即试图寻找当代中国作家身上的传统文化之根。 总体而言，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今，在三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文化传播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绩，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得到了共识，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自己的传播模式和特点，并深深地影响了自古及今的中国社会。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一领域的研究毕竟刚刚起步，总体而言还存在着相当的不足。仅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考量，中国文化传播研究的基本框架尚未完善，在以下三个方面尤有缺憾: 1.文化传播史的史料梳理:中国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但中国自古至今的文化传播史料方面仍存在着相当多的空白点。尽管以往其它学科对纵向的千年文化传承史和横向的文化交流史(即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也有所关注，但是从传播学角度进行“传播”本体的考察，势必产生新的发现。 2.理论建设: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规律性总结仍然有待继续，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模式的三种传播结构”侧，还是“政治的大一统格局下文化传播的垄断性、封闭性”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传播制度、媒介、传播方式和传播观念等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探索刚刚起步。通过比较中国的文化传播史与西方之异同，学界从中得到的理论成果必将对推进来自西方的传播学本土化有所帮助。 3.实践应用:探讨过去是为了今天与未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中国正面临着的全球化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新的文化冲突和竞争的时代，从中国悠久的文化传播历史中所总结的经验定能促进人们对传统的认识和反思，也应该能为我们今天的文化传播事业提供特别的经验和智慧。 传播学论文:洋务派体育行为选择的文化传播学分析 论文关键词：体育史；洋务派；文化传播；解读 论文摘要：囿于文化中心主义和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洋务派选择了类似于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揭示传播路径(本研究姑称“汤氏定律”)——由表及里、由易到难的“渐进式”——接受西方近代文明，即以本国文化为底蕴来消化西方近代文明的近代化之路。汤氏认为：当两种文化发生碰撞时，科技、军事、体育等器物文化是文化的外层，最容易被人们所感知和理解；器物文化对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破坏性和影响力最差，价值变动较少，给人们带来的精神痛苦较小，因而文化穿透力最强，文化选择成功的可能性最大。所以，反观洋务派的体育行为选择：先是了解“制器”，引入枪洋炮；继而学习“洋操”，亦即西方的军事体育，以便获得与洋枪洋炮相匹配的战术素质；近代体育从器材到观念亦紧随“洋操”之后接踵而至。可见，以“汤氏定律”为参照来解读洋务派的体育行为选择的路径，当会对中西体育文化传播现象及其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有所启发。 在中国近代史上，洋务派“练兵制器”和引进“洋操”的主张与实践揭开了大规模西学东渐的序幕，中国近代化历程由此起航。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是我国学习西方加速现代化之路的30年，“同样也是新西学东渐的30年”。反思和总结这30年的辉煌成就为学界热议。故本研究拟从文化传播学视角解读中国近代化何以从“练兵制器”始，“练兵制器”为何选择西方体育。无论在近代还是在当代，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依旧，文化传播规律未变，解读洋务派体育选择行为无疑有益于加深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包括体育在内的辉煌成就的认识，从而使中西体育文化交流和中国体育现代化更为理性。 1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 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被打败，国门被迫打开，列强纷至沓来，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迫使清政府通商、割地、赔款，导致了中国主权不独立、领土不完整，再加之国内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清政府统治受到冲击，危机四伏，中国面临着“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走出“内忧外患”的困境是当时国人急需解决的历史课题，洋务派顺应历史潮流，自觉地承担起这一重任。洋务派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过程中逐渐形成与壮大起来的、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教育且付诸实践的清朝统治集团内的一个政治派别。洋务派虽然成分十分复杂，但是奕诉、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是主要代表，均为具有深厚传统文化根底的儒臣、学士。面对“内忧外患”的事实，洋务派认为中国应该“随局变而变革”，但“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局变，扭于目前苟安。”他们意指，祖宗走惯的老路已远远不能应付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必须探索新的出路，寻求新的对策，方能维持统治。 洋务派选择了向西方学习的自强之路，以挽救统治危机，并提出自强首先要“练兵”。洋务派总结了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失败的原因，洋务派选择了“外敦和好，内要自强”的策略，即对外要以信义笼络列强，与列强和好，对内要学习西方，自图振兴，以求“自强”。奕诉等上奏说“窃臣等酌议大局章程六条，其要在于审敌防边，以洱后患。然治其标而未深其源也，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曾国藩提出“使彼西洋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李鸿章认为，“欲使西人长技中国皆能睹悉，然后可图自强。困”左宗堂说:“实以西洋各国恃其船炮横行海上，每以其所有傲我所无，不和不师其长以制之。”洋务派所说的“西人长技”是指以“坚船利炮”武装起来的西方军队。 当处于弱势文化中的人们遭遇强势文化时，对强势文化会产生潜意识的向往。所谓强势文化，主要是指代表了更高生产力水平，能够向其他文化单向流动并产生强烈影响的文化。强势文化的传播特征主要是从高文化区向低文化区单向流动。文化本身具有流动性，它一经形成，就会与其他文化发生交流，强势文化更是如此，由于它代表了更先进的生产力水平，其外溢性就更加强烈，在文化之间的交流中，主要体现为它朝生产力水平更低的区域单向流动。用近代科技文明武装起来的“坚船利炮”相对于“弓马骑射”无疑是强势文化，在两次鸦片战争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洋务派惊羡不已，决心要训练一支与西方军队一样的新式军队。中国自古就重视军队中的体育，早在西周时就有“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体育在练兵中的作用对于饱读经书的洋务派来说，不可谓不知晓。中国传统体育已不能适应以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新军”训练的需要，李鸿章说:“中国士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操练洋枪必须步伐整齐，号令纯一，才能达到施放有准的目的(所谓步伐整齐，就是队列、队形等方面的操练;号令纯一，即“立正”、“稍息”、“开步走”、“托枪”之类口令;所谓枪炮精良、施放有准)。洋操可助操练洋枪洋炮，于是“洋操”符合洋务派“练兵制器”的口味，被洋务派伴随洋枪洋炮引进中国。 2洋务派体育选择行为的文化学解读 文化传播规律揭示，强势文化必然征服弱势文化，弱势文化必然自觉地学习和接受强势文化。鸦片战争及以后，西方文化的强势和中国文化的弱势已显现，洋务派为了“御侮图强”不得不作出学习西方近代文明走近代化之路的选择。洋务派学习西方走近代化之路有四种思维方式可选择:“中体中用”、“中体西用”、“西体西用”和“西体中用”。四种思维方式概括起来说是两条近代化道路:一是日本式的全盘接受西方近代文明，以西方近代文明为中心来融合本国文化走近代化之路;二是汤 氏定律式的渐进地接受西方近代文明，以本国文化为底蕴来消化西方近代文明走近代化之路。洋务派选择了第二条道路。任何文化的历史都可作为文化价值、文化理想及文化行为的起源。历史可帮助回答像为何采取一种而不是另一种活动方式这一类的问题。中国历史上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和文化中心主义观念制约着洋务派的文化选择行为。 第一，维护儒家“价值道统”的神圣职责要求洋务派选择第二条道路。在中国历史上早就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自成一体的根基深厚的大陆性文化，正如有些学者所说，中国在文化上是早熟的。因此，中国早就确立了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等相传所确定的、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被中国士大夫认为是无比优越的“价值道统”。正因为“价值道统”是“无比优越的”，所以士大夫们把“道统”奉为“圣教”，亘古不移，“道统”高于“法统”，因而王夫之说，“无恒器而有恒道”。并且把维护“道统”视为自身庄严而神圣的职责。为此，为了能够从不断变化的时势中吸取文化资源来维护自认为无比优越的“道统”，中国士大夫们还创造了经世致用的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作为具有中国士大夫血统的儒家知识分子，洋务派理所当然地负有维护“道统”的历史使命，李鸿章说，中国的“文物制度”远比外洋优越，不仅不应摒弃，而且“欲求驭外之术，唯有力图自治，修明前圣制度，勿使有名无实”。虽然洋务派也认识到西方文化的强势和先进性，但是，他们要坚守儒家知识分子的使命，如若选择第一条近代化之路，也就意味着丢弃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放弃自己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这是洋务派无论如何不愿去做的。日本与中国不同，日本自古就有主动学习强势文化的传统，日本曾13次派遣唐使，全面学习中国文化，并按中国文化改造日本社会，因而有学者说，日本文化像洋葱头，每册开一片都可以看到与外来文化融合的影子，剥到最后，找不到日本文化的核。 第二，文化中心主义的观念以及由此而生的“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驱使洋务派选择第二条道路。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两种观念;一是把文明由内向外辐射传播视为文化扩展唯一形式的观念;二是视文化有高低、轻重、内外、优劣有别的文化中心主义观念。文化中心主义观念催生了中国士大夫强烈的文化优越感，他们认为，中国所以为中国，即在于中国有其不可企及的文化中心地位，而历史上中国文化对于周边民族文化的强势，无论是少数民族人主中原还是佛教东来最终都被中国传统文化所同化了，更加强化了这种文化优越感，明末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曾这样评价说:“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作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相伴于文化优越感而生的是“以夏变夷”文化心理和“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在西方强势文化冲击面前，中国文化中心地位受到威胁，“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受到冲击，在此背景下，洋务派主张向西方学习，但是学习西方的根本动机仍然是要维护中国文化的中心地位，薛福成说:“诚取西人之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张之洞也说:“泰西之器以卫中国圣贤之道”。日本与中国不同，日本人没有沉重的文化中心主义包袱，很少有“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 洋务派为何选择学习西方的科技等器物文化，而不是制度文化或精神文化?我们认为原因在两个方面。 第一，当两种文化发生碰撞时，人们首先感知和理解的是文化的外层。任何一种文化都是一个整体，由三个层面构成，最外层是器物层面，文化价值密度最疏;中间是制度层面，文化价值密度较密;最核心的是内层，是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也是文化价值最密集的一层。 当两种文化发生交融时，文化是以整体形式出现的，但是科技、军事、体育等器物文化是文化的外层，最容易被人们所感知和理解。当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虽然西方文化以一个整体形态大规模传人中国，但魏源首先感知到的是西方的军事，他说，西方强于中国在三个方面:“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由于国人被文化中心主义意识麻醉，陶醉在“天朝上国”美梦里，因而他的呐喊没有得到国人的认同和共鸣，变成了无声的呐喊，所以国人对西方文化认识没能进一步深人。洋务派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看到的或亲身感受到的仍然是西方坚船利炮的威力，我们从1874年12月李鸿章的一份奏稿不难看出，李鸿章说，西方“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第二，科技等器物文化的文化阻力最小，文化穿透力最强，文化选择成功的可能性最大。英国史学家汤因比在《文明经受着考验》一书中写道:“当一根运动着的文化射线被它所碰撞的外在机体的衍射成科技、宗教、政治、艺术等学科成分时，其科技成分比宗教成分易于穿透得较快和较远。……文化辐射中各种成分的穿透力通常与这一成分的文化价值成反比。在被冲击的社会机体中，不重要的成分所引起的阻力小于决定性成分所引起的阻力，因为不重要的成分没对被冲击社会的传统生活方式造成那么猛烈或那么痛苦的动乱的征兆。这种对辐射性文化的最小成分作最广泛传播的自动选择，显然是文化交流运动一条不幸的规律。”大意为:当两种文化发生碰撞时，器物层面文化价值密度最小，对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破坏性和影响力也最差，对生活在被冲击文化中的人们因价值变动较少而带来的精神痛苦较小，因而文化抗阻能力最弱。 器物本身是中性的，只不过是由于人们在使用的过程中赋予了它们文化的意义，所以才会有价值意义，如射箭，它是一项运动项目，本身是中性的，中国人可以开展，外国人也可以开展，但是，有价值取向的人赋予它特殊目的时，射箭就有价值意义了，如孔子用它来作为“扬礼达仁”的工具，于是射箭就有了“射礼，’;军事家利用它来为战争服务，射箭就有了军事价值。然而这些价值意义是依附性的，不是科技等器物本身所固有的，因而，对人们原有价值体系冲击不大，受到的抵抗力最小，文化穿透力也最强。而制度层面文化和精神层面文化就不一样了，任何制度的产生都有一定的文化土壤，制度自身的演变过程是沿着由习俗性产权规则(文化)到多边声誉机制(规范，隐含合同)及正式的第三方实施机制的逻辑线索而展开的，也就是说制度是人们基于一定价值取向而制定的，并随人们价值取向的变动而变迁的，制度文化本身就包含价值体系，是价值体系的外化。精神层面文化之所以是文化的核心，是因为精神层面文化是价值体系的代名词，是该文化存在的根本，是该文化体系下人们安身立命之所在。如果该文化的精神层面文化发生严重危机时，这一文化的命运也就岌岌可危了。所以，由于文化价值密度细疏程度不同，在文化的三个层面中器物文化最容易穿透，其次是制度文化，最后是精神文化。 洋务派作为清王朝的臣子，有维持清王朝统治的责任。若要挽救“内外交困”的时局，再不能默守陈规，李鸿章说:“吾国墨守旧法，不适于今世，为有识者所公认。”必须承认中西方的差距，向西方学习，走西方式军事近代化之路，方能维持统治;作为儒士，有维护儒家价值道统的职责。中国文化的弱势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已显现，洋务派自觉地运用中国儒家知识分子为维护儒家价值道统所创造的经世致用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寻找“夷技”的“致用性”，补中国文化之不足，以维护儒家价值道统;作为统治集团中的一个政治派别，有巩固和发展自己集团势力的需要。清政府视人民反抗为心腹大患，“防民甚于防夷”。在镇压农民起义中曾国藩、李鸿章等处于绝对的决策地位，满汉矛盾的历史阴影和现实，使清王朝既要借助曾、李等来维持封建统治，又要设法加以制肘，以防尾大不掉之势。曾、李等既要巩固和发展自己集团的势力，又不能突破清政府藩篱，不得不进行精心选择。所以，洋务派选择了既不违背传统又能吸收新知识的“中体西用”思想方法，即“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学习西方科技、军事、体育等器物层面的外层文化，因为这样的选择对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破坏性和影响力最差，价值变动较少，带来的精神痛苦较小，文化阻力最小，文化穿透力最强，因而，既能得到清政府的支持，又维护了儒家“价值道统”的中心地位，还可减少顽固派的反对，文化选择成功的可能性最大。 “在一种文化冲突中，一旦在被冲击的社会防卫中打开一个最小的缺口，一个事件就会不屈不挠地继续引发另一事件。”文化的变动不会永远停留在器物层面，器物层面文化的变化必然继而引起制度层面文化和精神层面文化的变迁。历史的演进按照规律有序地进行着，中国近代化之路按规律安排的正常轨道由洋务时期的“练兵制器”到维新时期的“制度变革”再到五四时期的“文化观念转型”有序地展开，中国体育近代化之路也不例外。 3洋务派体育选择行为的历史地位 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表面看来带有随伴性，洋操是被洋务派伴随洋枪洋炮引进中国的，实质上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经世致用”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产生的必然结果。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在中国体育文化发展史上可以说是转折性的，对促进中国体育文化的转型和中国体育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体育文化功能认识的深人均发生深刻的影响。 第一、洋务派大规模引进“洋操”，促进了中国体育文化的转型。体育文化是以身体运动为载体的文化，身体运动文化虽属外层文化，但受运动主体的价值取向支配，中国是礼仪之邦，中国传统文化重礼轻利，因而造成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向来都缺乏竞争意识，耻于竟争，形成了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精神型体育文化。洋务派被西方强势的军事文化所吸引，大规模引进洋操，从而开始引进西方体育文化。虽然洋务派初识西方体育文化，还不知西方体育文化究竟为何物，但西方体育文化中的重竞技、讲平等、求实效的体育理念伴随洋操的引进而传人中国，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产生了巨大冲击，随着“学然后知不足”(梁启超语)的深入，以西方近代文明为标杆走近代化之路的中国人由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文化价值层面不断认同西方体育文化，中国体育文化不断由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精神型向以重视生命价值、追求平等竞争为核心的竞技型体育文化转型。 第二，洋务派大规模引进“洋操”，开启了中国体育近代化的航程，从此建构了中国体育社会中西两种体育文化对立与融合的格局。学者汪晖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间题》一文中说:“自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的历史反思集中于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和为什么中国未能成功地实现现代化。”因此，我们认为洋务派引进“洋操”是洋务派思考中国如何实现现 代化的自觉选择。“由于积极倡导西化者经常很难考虑到本国 强大的传统结构改变的艰难程度而片面地、过分地引进以工业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尤其是没有认识到西方化背后隐藏着边缘化，这样就把对本国的西方化改造表面化、肤浅化，其实质是在西方化的同时，民族传统文化边缘化程度也在加深。”洋务派以及继往者不是融合两种体育文化，而是复制西方体育，并不断强化西方体育功能，中国体育社会民族传统体育一元结构被打破，使中国近现代体育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西方近代体育与中国传统体育在相互排斥、相互吸收中并存’，的格局。以至于中国传统体育逐渐被压缩至农村，被赶出了学校，越来越被边缘化，造成了今天的人们思想深处已形成“体育就是田径、篮球、排球、足球等”的思维定势。 第三，洋务派大规模引进“洋操”，重拾体育在教育中的功能，揭开了近现代学校体育的序幕。虽然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中曾重视体育的教育价值，如古代教育的“六艺”有射和御，比较注重“身体的运动”在教育中的价值，但至东汉时期始，先秦时期、秦皇时期和汉初之年的尚武风格从此变成了地道的“重文轻武”，这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从此，体育从教育中隐身，仅注重体育的养生、军事、娱乐功能。虽然洋务派根据练兵自强需要有选择地引人西方的“洋操”，独注西方体育的军事价值，造成了我国近代体育的具有强烈的军事性质。但洋务派为培养洋务所需的人才，先后办了不少军事工业学堂和军事学堂，如京师同文馆、北洋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福州船政学堂等，在这些新式学堂中，仿照西方学校课程设置，一般都设体操课，体育从此走进了近现代学校，日渐成为学校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在列强侵略和国内危机四伏的背景下，洋务派立足中国文化传统，白觉地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世致用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创造了“中体西用”理论，它架起了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揭开了中国文化走向了世界和中国体育文化近代化的序幕。正是有了洋务派按照汤氏定律学习西方选择“练兵制器”的不足，才会有维新派、革命派、五四先贤们的“知不足”，才推动了中国社会及体育文化现代化的进程。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虽然是随伴性的，却揭开了中国体育史的重要一页。 传播学论文:与时俱进的广告教育——对广告传播学创新教学模式的探析 论文关键词：广告传播学，症结，创新教学 论文摘要：许多高校的广告教育与时代脱节，广告传播学教学与教育部倡导的素质教育错位。广告传播学教学存在学科不成熟、内容泛化、手段老化、师资落后等问题，所以要实施走出去、请进来，大系统、小专题，多媒体实验室等广告传播学创新教学模式。 目前，广告专业的课程设置和学科归属尚未定论，各科教学处于不断地摸索之中。面对“两难”(广告公司招人难，高校广告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广大教育界人士认识到:教育拉了广告业的后腿，广告教育必须面对市场，课程教学必须为培养目标服务。高校广告专业，课程教学改革迫在眉睫。作为广告专业的惟一基础学科，广一告传播学必须围绕市场做文章，改进传统滞后的教学模式，进行新型的富有时代特色的教学改革，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能力，以适应广告实际操作程序的复杂性和多元化的市场要求。 一、广告传播学教学的症结 现行的)’一告传播学教学，存在许多违背高校教育规律和广告行业市场规律的弊端，已成为培养学月创新能力的掣肘。广告传播学教学的症结主要表现在: (一)广告传播学不是一门成熟的科学。广告传播学归属于传播学，而传播学是从国外引来的“舶来品”。如果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粗具规模的译著算起，传播学在中国也只有区区20年的历史。20年中，传播学在中国经历了“放眼看世界—引进与起步”、“投身改革潮—纸上谈兵和介人实际”、“洋为中用—中国化和本土化”三个阶段，召开了6界全国性传播学研讨会(1982年、1986年、1993年、1995年、1997年、1999年)，出版了一批著作(例如:居延安的(信息、沟通、传播》，邵培仁、戴元光、龚炜的《传播学原理和应用》，周晓明的《人类交流与传播》，徐耀魁的《大众传播学》，张隆栋的《大众传播学总论》，李彬的《传播学引论》，张国良的《传播学原理论》，胡止荣的《传播学总论》)，似乎蓬勃发展。但是，中国传播学者研究的主流还是引进和介绍西方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特色的传播学还没有建立，在为我所用、自主创新方面做得不够，与传播实践之间也存在距离，尤其缺乏一种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即便上面提到的书籍和教材，也多以“概论”形式出现，专门研究传播学中某一重要传播理论或专论传播模式、传播研究方法的学术专著至今尚未出现。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传播学仍处于初级建设阶段。 广告传播学源于传播学，是传播学在广告领域中的发展，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广告传播学内容及课程体系有多种解释:有的认为，广告专业仅讲授传播学理论即可，没有什么广告传播学;有的主张，广告传播学应充分结合广告学和传播学二者内容，建立自身体系;有的提倡，广告传播学以应用为主，少讲理论;有的认为，广告传播学是独立的，不应与其他学科发生任何联系。此外，广告传播学的著作较少，至今只有几种。相对于传播学教材，胡卫华编著《广告传播》(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也仅是一本小册子。可见，广告传播学离成熟学科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 (二)教学内容泛化，重理论轻操作。广告传播学没有自己的体系，往往沿用传播学的章节内容，造成知识理论的泛化，违背了知识的普遍性和个别性的辨证统一的原则。尽管传播学是实用性较强的学科，但是，中国的传播学教学则是注重介绍西方的传播理论和研究方法，忽视传播学的实用性。广告传播学与传播学教学有着共同的缺陷。教学中，较少考虑广告实际操作程序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单纯地“就理论言理论”，忽略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实践对理论的检验”唯物辨证理论，往往犯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错误。重理论轻操作的教学，往往导致学生混固吞枣的死记硬背理论，不能灵活地应用于实践，教学效果很差。 (三)教学手段老化，重课堂轻实践。在许多高校，广告专业的教学多采用课堂教学的形式。课堂教学具有可以系统地传授知识，受教育对象较多，容易量化管理等特点。但是，课堂教学往往忽视学生的个性，不能因材施教。信息时代，是个性张扬的时代。没有个性和专长的人，很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也谈不上为社会做出巨大的贡献。也很难想象，一个课堂教学口径培养出来的广告人才能够在实际操作时体现多元化的广告行业的人才特征。此外，当前广告传播学教学多采用教师拿着讲义授课，学生下面记笔记的形式，较少采用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缺乏活泼的感性材料。教师辛辛苦苦地讲授，学生却如“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事倍功半，教学效果较差。因此，“大一统”的传统课堂教学已成为当前的广告业发展的栓桔，丰富多彩的现代化教学形式堕待提倡和实施。 (四)师资队伍落后，素质参差不齐。整体来讲，广告专业师资队伍较落后。主要缘于广告业是新兴的行业，高校广告专业非常年轻，专业归属呈多样化，广告师资多半路出家。高校广告专业，有的隶属于新闻传播学院，有的隶属于财经学院，有的隶属于艺术学院，还有的隶属于历史系、管理系等。专业归属的多样化，直接导致师资来源的多渠道。他们的学科来源大部分为:新闻学、文学、美术，少量为市场营销、心理学等相关学科。同样，广告传播学师资来源也呈多样化，有的源于新闻专业，有的源于中文专业，有的源于历史专业，有的源于管理专业，学术观念、思维视角和科研能力差别较大，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和教学倾向也有所不同。此外，日前从事高校广告传播学教学的教师，除了个别曾到过日本、美国或在一些跨国公司中接受过国际化广告实务培训外，大部分都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广告学专业教育。因此，广告传播学教师很难有效地传授时代前沿的专业知识。广告行业流行的“高校培养不出真正的广告人”、“上大学，不在于学习知识而在于熏陶”的论断，多少也显示了高校广告教学的无奈和滞后。 二、创新教学改革措施 加人wto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人高效快速发展时期。中国)一告业迎来了第二个春天，正朝着全球化和本土化两个方向一匕速发展。而高校培养的广告人才与市场需求错位，广告教育与时代脱节，教育改革到了一个难以回避的关节。面对广告教学的种种弊端，高校广告传播学改革也势在必行。 (一)教学理念改革:观念教学。高校广告传播学教学从单纯地传授知识应转变为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创新能力包涵可持续创新和白主创新两层含义，是广告人才不可缺少的能力。 1.创新能力的培养〔1)从培养学生的怀疑意识着手，鼓励学生多角度、多层次、s_体复合的发现和解决问题，时刻提醒学生各门科学和权威都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2)传授学生创新思维的基本理论。创新思维的运行过程，就是“化无穷为有穷”。具体来说:创新思维就是思维过程中首创或独创地选取对象，抽象、舍象对象的属性，动态截取对象时空。(3)让学生充分认识到创新思维的结果往往是“似是而非的”。创新思维的结果为概念、学说、观念、对策等，这些结果是头脑中的东西，与客观现实有一定的距离。它们并非纯粹客观，也达不到彻底全面，其本质和主流也不是惟一不变的。创新思维结果的“似是而非性”往往缘于思维观念的一般性、科学的非纯粹客观性、理论难觅“彻底客观”、本质和主流的凸现等。本质和主流是多方面的，不应停留在现有的本质和主流的表象上，要进一步挖掘新的木质和主流，创新随之而来。 2，努力建立学生思维的多种创新视角。创新视角，是用不同寻常的视角观察寻常的事物，使事物显示出某些不寻常的性质。广告传播过程中，要求视角变化。单一视角泛化，产生不同寻常的创意。创新视角一般有几种相对类型:发散与收敛、求同与寻异、肯定与否定、顺向与逆向、自我与非我、有序与无序等。 3.要消除妨碍创新思维的惯常定势。思维定势是特定思维框架，受实践目的、知识储备、价值标准的影响，往往新定势的形成慢，而旧定势的消亡难。尽管思维定势有利于处理惯常、照例的事物。但是，当事物变化时，出现新情况、新问题，往往束缚创新思维的开展。思维定势，包括一般权威定势、从众定势、唯经验定势、唯书本定势、非理性定势。 4广告传播学教学中，创新思维观念的培养主耍有两个目的:(1)为培养具有再生能力的全息广告人才着想。广告业是知识密集、技术密集、人才密集的行业。广告策划、广告创意是瞬间万变，日新月异的。因此，全息广告人才必须有独特思维视角和首创思维成果。(2)为透彻理解和把握广告传播理论孕育力量。一告传播学是发展、开放的学科，其理论有待进一步的开发和挖掘。创新思维的建立为透彻理解和把握广告传播学理论提供了资本和财富。 (二)教学模式改革:走出去，请进来。“走出去”包含两层含义:1.教师走出去。教师大多局限于学校，对社会各方面的理解往往是理想化和学究化，较少全方位的把握社会。广告传播学是一门实用性较强的学科，广告传播实践是复杂、多变的。因此，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很容易造成“就理论讲理论”，脱离实践。教师走出去，走进火热的广告行业，走到缤纷的媒介实践中，获取宝贵的实践经验。教学中，才能将理论和实践杂揉到一起，讲得生动，学生学得有趣。但是，现实生活中，广告传播学教师很少出去实践。主要缘于两个方面;(1)目前的广告学系师资缺少，广告传播学专职教师很少。即使有专职教师，也往往兼授其他课程。这种情况下，广一告传播学的教师一年两个学期授课，不能抽出时间外出实践。(2)高校往往侧重于传统的重点学科建设，树立名牌战略。而广告专业是新兴专业，各方面力量薄弱，难以受到学校重视。广告专业的教师外出学习和实践基本卜不一予以批准。.这样，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只能低层次重复，教师疲惫于繁重的课堂教学，教学质量每况愈下，培养的1、一告学生自然不能适应广告行业的发展。 2.学生走出去。学生走出课堂、走出学校，投身于真枪实弹的广告实践。(1)广告专业必须建立高规格的实习基地，为学生实践提供条件。高校广告专业应利用人才优势、科研优势、技术优势、学科优势，加强与名牌广告公司和媒介联系，作到校企联合、系企联合，优势互补，充分利用。学生有了实践经验，学习有的放矢，针对性更强。同时，学生对教师的要求更高，也能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2)学生应有实践的意识。很多学生存在惰性和依赖性，安于现状，不敢走向社会。教师必须灌输实践的重要性以及“走出去”的好处。教师也要鞭答学生，锻炼他们的“野外”生存的能力。(3)学生“走出去”，选择的广告媒介应是多层次、多品种的。既可以选择电视台、电台、网络媒介，也可以选择报社、期刊、出版社;既可以尝试党刊，也可以尝试商报;既可以尝试综合频道，也可以尝试专业频道……多方面的亲密接触，往往造就学生丰富的感性知识、旺盛的求知欲望和科学的学习方法。 3.请进来，指聘请在广告传播方面有特长的人才到课堂传授知识。这些人主要指媒体经营人员、广告公司精英、高校广告传播学知名学者。媒体经营人员、广告公司精英大多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了解广告传播的现状，把握广告市场的走向。他们的讲授往往生动活泼，具有实用性和引导性。高校广告传播学知名学者，了解广告传播学学科发展的现状，引导广告业的健康发展方向。他们的授课，往往具有启迪性和先导性。二者的结合，既可以缓解本校广告传播学教学的狭隘，也可以开阔视野、增长知识。更主要的是，将课堂教学与当前的广告业发展情况结合起来，使广告传播学的教学走在时代的前列，解决了广告教育的滞后问题。 (三)教学内容改革:大系统，小专题。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内容不能局限于传统的传播学内容，也不能脱离传播学的理论体系。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应立足于广告专业，开创新的体系。1.讲授传播学的主要内容，即大系统。传播学包括传播史、传播业务和传播理论，即“史”、“术”、“论”三部分。针对广告专业实践性强的特点，广告传播学教学内容的“大系统”应侧重于传播理沦和传播业务两部分。传播理论主要讲授“传者研究”、“内容分析”、“媒介研究”、“受众分析”和“效果研究”五部分:传播业务是大众传播过程中的一些实务问题，诸如传者社会影响、内容的窄广、媒介经营、受众的文化品位等。传播业务应杂揉到传播理论中。这样，既有理论的传授，又有经验的分析，广告传播学的“大系统”讲授往往产生良好教学效果。 2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内容应体现广告专业的特色，开设专题讲授。“大系统”体现传播学内容的完整性，“小专题”表现出专业特性。专题与“大系统”内容是同步的。同时，专题为了深化内容，将传播学的“一般”与广告的“特殊”相结合。讲授过“传播内容”，笔者尝试开设了专题，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笔者讲授“传者研究”、“控制分析”时，开设了“广告传播的导向研究”专题，学生反响很好。“广告传播的导向研究”专题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广告传播过程中，“星”、“性”、“腥”、“洋”等内容泛滥，影响广告业的健康发展;广告传播的社会化功能(向公众传播有关的价值观念、生活理念，倡导一定的行为准则和行为习惯，影响和改变社会生活方式等);广告传播倡导的导向，包括文化导向、价值导向、消费导向及政治导向等;广告传播任何坚持健康导向。这样，讲授内容“博”和“专”结合，学生乐于接受，教学效果自然提高。 3教学手段多样化也是广告传播学创新教学的重点。广告传播学教学中，我们不应完全摒弃传统的教学手段，而应扬长避短，汲取传统课堂教学的优点。同时，更应充分利用新时期的科技成果，采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增强知识传授的科学性、娱乐性、实践性和有效性。制作教学课件，采用多媒体教学，枯燥的理论往往变得有趣生动。建立广告传播学实验室，有利于对广告信息传播进行定量研究，尤其对传播效果、受众反馈研究及学生动手实践能力都是大有裨益的。广告传播学实验室实验中，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一目了然，个案研究更加客观、科学。利用广告传播学实验室进行教学，不仅具有较强的直观性和实践性，也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传播学论文:关于文化传播学视域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类别及电视节目形态探析 论文摘要：本文从当代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发展面临的困境入手，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置于电视传播的理论语境中考察，分析了其在现代社会中电视传播价值。按照其与电视媒介特性契合程度，从功能上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分四种类别，并从优化传播效果角度就四种类别提出了各自适宜的电视节目形态。 论文关键词：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节目形态 文化传播是文化从一个系统影响另外一个系统的活动，其实质是文化价值的传播。在体育文化全球化浪潮中，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整体发展与传承面临危机，而这种危机与电视传播的缺少不无关系。目前就电视对我国传统体育的传播的研究成果甚少，本文试对电视传播视域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类别及节目形态作一探析。 一、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价值 (一)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社会价值 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值得电视珍视的社会价值在于其在全民健身、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方面的功能。文明的基本动力来自于社会基层。自古以来，中国传统体育都在民间自由自在地生长，天然地与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连。“体育的本质功能与核心内容就是健身。体育所表现出来的强身健体的基本特征以及对身心的自我培育、锻炼和养护过程，无不包含着健身的客观规律。” 在当下制约中国全民健身活动开展的体育场地、设施短缺问题短时期难以解决的情况下，中国传统体育相对于西方现代体育而言对场地、器材要求不高，花钱不多，在各族人民群众中具悠久历史与深厚基础。汉族地区的秧歌、腰鼓、太极拳、木兰扇等，少数民族地区的霸王鞭、跳竹竿、民族摔跤等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已超越民族，为更多的群众所喜爱。根据一项对粤、湘、桂、黔、滇少数民族参加体育运动的调查显示，2000年5省区少数民族16岁以上城镇居民仅有48．5％参加过不同程度的体育活动。少数民族居民所参加的休闲体育运动大部分为静态的棋牌。对于广大农村以及沙漠、山地、丘陵等地形复杂的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现代体育缺少可行性，所以因地制宜地发展传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不仅方便易行，而且可以与民俗、文化、艺术有机结合，缩小我国群众体育发展差距。 近年来，中老年人口在我国体育人口中的比例越来越大。中老年人普遍对运动量大、技术要求高、对抗激烈的西方现代体育项目兴趣不高，而更偏爱节奏舒缓、刚柔相济、群体参与、缓解寂寞、延年益寿的各种传统体育项目。有关资料表明，我国群众体育锻炼中80％的内容是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西方人被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强身健体功能所吸引。2006年，河北邯郸市为了纪念简化太极拳推广50周年，举办了“国际太极拳交流大会”，共有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等44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余名太极拳界人士汇聚邯郸，进行太极拳交流、比赛和联谊活动。“中国功夫”在欧洲的影响近年来剧增，据德国联邦多元文化局的数据统计，目前在欧洲学习中国功夫的学员近100万人。各种中国武术、气功和太极拳的协会层出不穷，仅德国就有500多个。正如北京体育大学教授任海接受笔者访谈时所讲，对于电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是一座巫待开掘的“富矿”而非“平矿”。 (二)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经济价值 传媒经济学认为，大众媒介的经济效益主要来源于媒介产品的销售以发行量、收视率、点击率等支撑的广告收人以及衍生品销售收人。从调查来看，西方竞技体育的受众群主要为青年男性，而中国传统体育的主要受众群为中老年群体，还有大量的青年潜在受众。在当今健康文化、生命文化的时代特征之下，这个受众群无疑更为庞大。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促进健康、群体参与、大众娱乐的功能对于中老年群体有很强的吸引力。按照“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法则，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在国外具有相当广阔的潜在市场。如果策划得当、传播得法，其电视传播不仅会带来巨大的广告收人，而且会通过面向国外的电视产品与衍生品的多级销售为电视创造良好的经济价值。在访谈中，研究舞龙舞狮的卫志强教授和研究体育新闻传播的郝勤教授都认为，在消费主义的时代大背景下，一定要研究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能为电视创造的经济价值，否则要求电视关注便是一种奢望。据《光明日报》报道，2005年8月至2006年1月，作为中国功夫(武术)首次与现代舞、芭蕾、杂技等艺术完美结合的《功夫传奇》在国际演艺市场上演出150场，观众1l万人次，总收入300万美元。在民族地区，一些民族将自己的民族体育文化与风情旅游结合在一起，通过举办民族特色鲜明的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节探索出一条传统体育产业发展的新路。如贵州的“国际芦笙节”上表演的苗族、侗族特有的斗牛等体育活动，每年都会吸引大量的中外游客和省市电视台记者。每年除了地方电视台全程转播外，还会吸引日本、韩国等国外电视台前来报道。然而，相当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节却因为政府缺乏策划、广告文化传播公司参与不够，电视等大众媒介传播缺席，没有产生太大的经济收益。如青海土族每年都举办的历时数月的号称世界上最长的民族狂欢节“纳顿节”等便不太受电视关注。 二、电视传播视阑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类别 按照与电视媒介特性契合程度由强至弱，笔者从文化功能上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分为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和已经消亡与濒危类传统体育文化。 (一)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 竞技表演类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是指经过种种实践与改革，逐渐与西方体育模式近似的竞技表演类体育文化项目，其除了竞技性外，多数融体育和艺术于一体，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性，并充分体现了本民族的特色。 第八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的表演项目多达149种，其竞技性强、表演价值高，特别适合电视传播。项目主要包括武术套路与散手、舞龙舞狮以及巧种竞赛项目(花炮、珍珠球、木球、墩球、毽球、陀螺、龙舟、秋千、射弩、押加、高脚竞速、板鞋竞速、武术、民族式摔跤、马术)和藏族马术表演、蒙古族马术表演等。这些项目具备比较完善的竞赛规则，符合电视动态阐释、立体审美、凸现过程、追求悬念的媒介特性。 (二)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 健身娱乐类体育文化是指本身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旺盛的生命力，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在人民群众中具有广泛基础，健身、健心、娱乐、益群等功能突出的传统体育项目及其文化，通常与民俗与传统节日文化融为一体，具有较强的广场文化与庆典文化特色。这些项目部分是在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中普遍开展的，具有普适性的文化特点;部分是在特定的民族之内开展的，其民族文化特色较浓。前者如拔河、放风筝、斗鸡、扭秧歌、荡秋千、跳绳、跳皮筋、踢毽子、抖空竹、中蟠、健身武术、太极拳、舞龙舞狮、大众健身操等;后者如瑶族的“跳八音”，蒙古族的打布鲁，苗族的爬竿，黎族、苗族和京族的跳竹竿，羌族等少数民族的推杆等。其中许多项目是在民族传统体育节日里集中举行，如内蒙古的“那达慕”节日大会、高山族的拔河节、汉族元宵节的舞龙舞狮、朝鲜族秋夕节举行的摔跤、荡秋千、跳板，侗族“芦笙会”节日里举行的“芦笙踩堂”等。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虽然不及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项目那样适合电视传播特点，但由于其在全民健身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积极作用，而且在民间具备相当的受众基础，电视应该大力传播与推广。 (三)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 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是指最能体现中国传统体育文化重文轻武、修身养性、身心一元、主静尚柔、中庸和谐的整体文化特性的传统体育项目及其文化。其竞技性弱、益智性与养生性强，肢体动作舒缓，强调以意驭气，以精神肉体的合一观为指导，强调“身心合一”，也强调“生命在于运动”的重要，在运动量上追求无过而无不及的中庸适中性，受中国儒家、道家、玄学等文化影响较深。典型的文化项目有围棋、象棋、木兰扇、五禽戏、八段锦、易筋经、大雁功、五行掌、金刚气功、鹤翔庄气功、五田运气法、武当龟息功、少林达摩气功、站桩功等。这一类型的传统体育文化因整体主静少动，与电视媒介动态阐释、声画结合、强调动感、立体审美等特性有相悖之处。但由于其在后现代生命文化、保健文化、智力教育等时代背景下的存在价值，按照“使用与满足理论”，在国内外中老年人群中具有大量的目标受众与潜在受众，同样不能被电视所忽视。为了优化传播效果，需要对此类体育文化的电视传播形态按照市场规律与受众需求进行探索创新。 (四)已经消亡和濒危类传统体育文化 已经消亡和濒危类传统体育文化是指那些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已经消亡或丧失活力、处在濒危状态，对现代民众没有多少吸引力，却是民族风俗、民族心理、民族伦理、民族宗教等文化的载体，具有历史保护与学术研究价值的传统体育文化项目。其中已经消亡的被一些学者称为“化石型”传统体育文化。如已经消亡的传统体育项目马球、十五柱球、跳鞠、木射、击壤以及投壶等。而濒危类是指跟不上社会动态发展的步伐，与现代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不相吻合，自我更新的生命力薄弱，相对其起源，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内容和形式上无明显改变，大多数保留有较多的早期原始风貌，往往依附宗教祭祀或封建遗俗中，处在原始文化的混沌状态下，封建迷信色彩浓厚。如迄今仍在一些少数民族中存在的宗教舞蹈、祭祀性体育活动等。 三、不同类别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节目形态的策划与探索 “电视节目的形态和影响力，成为电视体育传播的‘主流媒介’表达的两个向度。”中国传统体育项目种类繁多、文化特色各异、群体参与性强，是人民群众节日中的主要活动内容。优化传播效果的关键是按照适合各自体育文化特点的电视节目形态进行针对性传播。 (一)竞技表演类 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项目，适合电视传媒特性，新增量传播。其中竞争激烈、动感强、节奏感强的传统竞技项目(如散打、蒙古摔跤、技击武术等)，与现代西方体育文化接近，可通过赛事直播、录播、电视体育新闻等节目形态传播;观赏类、表演性强的艺术体育项目应充分利用电视的视觉效果，以体育文艺活动，体育庆典活动直播、录播，体育人文纪录片，后期加工的艺术专题片，电视体育杂志栏目等进行体育结合文化的传播。栏目采用“体育新闻”、“媒体扫描”、“减肥纪实”、“体育彩票”和“今日心情”5个版块构成，集资讯、服务、参与、娱乐于一体，.收视率很高。竞技表演类的传统体育文化可以采用“赛事”、“人物访谈”、“故事”、“项目历史文化”、“练习技巧”等子栏目结合的电视体育杂志来传播。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的崔乐泉教授认为，应该从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适合电视传播的部分开始，分类、分批、分特点、按步骤进行传播。先传播竞技性强、观赏性强的项目，然后带动其他项目及文化的传播。 (二)健身娱乐类 按照巴赫金的狂欢理论，秧歌、秋千、跳绳、踢毽子等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是融运动与文化于一体，身体与精神共同释放、解放的狂欢体育。电视介人传播时，可以采用广场直播或录播形式、强化节目的群众参与性。也可以借鉴“电视真人秀”的节目形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比赛。对于秧歌、舞龙舞狮、龙舟竞渡等具有广泛民间基础的休闲娱乐、节日庆典体育文化，应以纪录片、旅游风光片、专题片或比赛类“真人秀”节目进行传播。2007年出现了许多格调高雅、健康娱乐、收视率较高的此类节目，如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的“奥运舵手、火炬手选拔”和“脚斗士”。这些都是策划健身娱乐类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电视真人秀节目值得借鉴的范本。 (三)益智养生类 由于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以静态为主，与电视媒介的视听特性有一些相悖。所以电视在对此类传统体育的传播量上要控制，并且应积极策划效果明显的节目形式，以电视的“动”改良项目的“静”，巩固目标受众、争取潜在受众，变“窄播”为“广播”。以围棋传播为例，中央电视台对围棋不可谓不重视，但效果不佳的重要原由即节目形式太过单一。“围棋被电视传媒逐渐忽略与电视节目的贫乏不无关系。简简单单的新闻报道，千人一面的电视采访，难见新意的大盘讲解，电视在画面冲击、图像再现的优势被大大降低。”对棋类项目的电视传播，除了强化比赛时解说员讲解的娱乐生动性以外，也可从项目的历史与文化价值、教育意义角度，制作文化专题片进行传播。太极传播可适当融人娱乐元素，在不损害太极文化本体的前提下，可适当采用故事、人物、悬念、细节的大众传播文本。 但目前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纪录片的拍摄范围和题材仍较为局限，不够全面和均衡，主要集中于武术文化领域，缺乏内容的综合性与历史文化的深度感，对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内涵挖掘不深。 (四)已经消亡或濒临消亡的传统体育文化项目要借助电视传媒挖掘其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价值，进行抢救性保护 已经消亡或濒临消亡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项目有些是因为跟不上社会动态发展的步伐，与现代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不相吻合而被淘汰或面临淘汰。但有些并不是因为其本身丧失了生命力、而是由于其局限于宫廷或不被当时的统治阶层重视，没有在民间传播发展开来等其他原因而消亡的，如我国唐代盛行于宫廷的马球。但马球近年来在西北地区文化旅游产业中成为重要的文化标志而被成功利用，展现了这类体育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 对于此类传统体育项目，体育文化界和电视传媒界都应进行系统的梳理。对于濒临消亡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及其文化也要研究其电视传播的价值，“对那些依然附着在民风民俗中的体育活动，对那些活动方式有着较大的随意性，缺乏有机联系与规则而稳定性差的民间游戏进行整理、提炼，完善其规则，促使其从民风民俗或生产生活中逐步分离出来，走上系统、稳定、独立的发展道路，经过专家和民间艺术家的润色和改良，充分表现其民族特色，使之逐渐成为本民族的一个象征;而对那些发展比较成熟的练功或健身手段，有待进行综合研究，克服其神秘化倾向，使其大众化、通俗化，缩短其由“潜”到‘显”的过程。”笔者以为，电视传媒对此类传统体育文化传播可借鉴美国“国家地理频道”、"discove可’频道等的运营与传播经验，以“民间文化旅游”节目、“探索发现”纪录片等进行传播，此外，对于这类传统体育文化，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应借鉴音乐频道的“民间音乐电视采风”，策划、制作、播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电视采风”系列节目进行传承。当然，这些节目在传播初期应该首先以社会效益为主而不能过度强调经济效益。 总之，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凝结着各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民族情感，承载着各民族的文化血脉，是维系民族心理认同和社会团结的重要精神纽带。因此，深挖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电视节目形态具有凝聚社会、融和情感、增强人民群众体质、构筑和谐的重要功能。 传播学论文:洋务派体育行为选择的文化传播学分析 论文关键词：体育史；洋务派；文化传播；解读 论文摘要：囿于文化中心主义和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洋务派选择了类似于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揭示传播路径(本研究姑称“汤氏定律”)——由表及里、由易到难的“渐进式”——接受西方近代文明，即以本国文化为底蕴来消化西方近代文明的近代化之路。汤氏认为：当两种文化发生碰撞时，科技、军事、体育等器物文化是文化的外层，最容易被人们所感知和理解；器物文化对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破坏性和影响力最差，价值变动较少，给人们带来的精神痛苦较小，因而文化穿透力最强，文化选择成功的可能性最大。所以，反观洋务派的体育行为选择：先是了解“制器”，引入枪洋炮；继而学习“洋操”，亦即西方的军事体育，以便获得与洋枪洋炮相匹配的战术素质；近代体育从器材到观念亦紧随“洋操”之后接踵而至。可见，以“汤氏定律”为参照来解读洋务派的体育行为选择的路径，当会对中西体育文化传播现象及其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有所启发。 在中国近代史上，洋务派“练兵制器”和引进“洋操”的主张与实践揭开了大规模西学东渐的序幕，中国近代化历程由此起航。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是我国学习西方加速现代化之路的30年，“同样也是新西学东渐的30年”。反思和总结这30年的辉煌成就为学界热议。故本研究拟从文化传播学视角解读中国近代化何以从“练兵制器”始，“练兵制器”为何选择西方体育。无论在近代还是在当代，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依旧，文化传播规律未变，解读洋务派体育选择行为无疑有益于加深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包括体育在内的辉煌成就的认识，从而使中西体育文化交流和中国体育现代化更为理性。 1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 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被打败，国门被迫打开，列强纷至沓来，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迫使清政府通商、割地、赔款，导致了中国主权不独立、领土不完整，再加之国内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清政府统治受到冲击，危机四伏，中国面临着“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走出“内忧外患”的困境是当时国人急需解决的历史课题，洋务派顺应历史潮流，自觉地承担起这一重任。洋务派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过程中逐渐形成与壮大起来的、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教育且付诸实践的清朝统治集团内的一个政治派别。洋务派虽然成分十分复杂，但是奕诉、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是主要代表，均为具有深厚传统文化根底的儒臣、学士。面对“内忧外患”的事实，洋务派认为中国应该“随局变而变革”，但“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局变，扭于目前苟安。”他们意指，祖宗走惯的老路已远远不能应付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必须探索新的出路，寻求新的对策，方能维持统治。 洋务派选择了向西方学习的自强之路，以挽救统治危机，并提出自强首先要“练兵”。洋务派总结了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失败的原因，洋务派选择了“外敦和好，内要自强”的策略，即对外要以信义笼络列强，与列强和好，对内要学习西方，自图振兴，以求“自强”。奕诉等上奏说“窃臣等酌议大局章程六条，其要在于审敌防边，以洱后患。然治其标而未深其源也，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曾国藩提出“使彼西洋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李鸿章认为，“欲使西人长技中国皆能睹悉，然后可图自强。困”左宗堂说:“实以西洋各国恃其船炮横行海上，每以其所有傲我所无，不和不师其长以制之。”洋务派所说的“西人长技”是指以“坚船利炮”武装起来的西方军队。 当处于弱势文化中的人们遭遇强势文化时，对强势文化会产生潜意识的向往。所谓强势文化，主要是指代表了更高生产力水平，能够向其他文化单向流动并产生强烈影响的文化。强势文化的传播特征主要是从高文化区向低文化区单向流动。文化本身具有流动性，它一经形成，就会与其他文化发生交流，强势文化更是如此，由于它代表了更先进的生产力水平，其外溢性就更加强烈，在文化之间的交流中，主要体现为它朝生产力水平更低的区域单向流动。用近代科技文明武装起来的“坚船利炮”相对于“弓马骑射”无疑是强势文化，在两次鸦片战争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洋务派惊羡不已，决心要训练一支与西方军队一样的新式军队。中国自古就重视军队中的体育，早在西周时就有“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体育在练兵中的作用对于饱读经书的洋务派来说，不可谓不知晓。中国传统体育已不能适应以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新军”训练的需要，李鸿章说:“中国士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操练洋枪必须步伐整齐，号令纯一，才能达到施放有准的目的(所谓步伐整齐，就是队列、队形等方面的操练;号令纯一，即“立正”、“稍息”、“开步走”、“托枪”之类口令;所谓枪炮精良、施放有准)。洋操可助操练洋枪洋炮，于是“洋操”符合洋务派“练兵制器”的口味，被洋务派伴随洋枪洋炮引进中国。 2洋务派体育选择行为的文化学解读 文化传播规律揭示，强势文化必然征服弱势文化，弱势文化必然自觉地学习和接受强势文化。鸦片战争及以后，西方文化的强势和中国文化的弱势已显现，洋务派为了“御侮图强”不得不作出学习西方近代文明走近代化之路的选择。洋务派学习西方走近代化之路有四种思维方式可选择:“中体中用”、“中体西用”、“西体西用”和“西体中用”。四种思维方式概括起来说是两条近代化道路:一是日本式的全盘接受西方近代文明，以西方近代文明为中心来融合本国文化走近代化之路;二是汤 氏定律式的渐进地接受西方近代文明，以本国文化为底蕴来消化西方近代文明走近代化之路。洋务派选择了第二条道路。任何文化的历史都可作为文化价值、文化理想及文化行为的起源。历史可帮助回答像为何采取一种而不是另一种活动方式这一类的问题。中国历史上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和文化中心主义观念制约着洋务派的文化选择行为。 第一，维护儒家“价值道统”的神圣职责要求洋务派选择第二条道路。在中国历史上早就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自成一体的根基深厚的大陆性文化，正如有些学者所说，中国在文化上是早熟的。因此，中国早就确立了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等相传所确定的、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被中国士大夫认为是无比优越的“价值道统”。正因为“价值道统”是“无比优越的”，所以士大夫们把“道统”奉为“圣教”，亘古不移，“道统”高于“法统”，因而王夫之说，“无恒器而有恒道”。并且把维护“道统”视为自身庄严而神圣的职责。为此，为了能够从不断变化的时势中吸取文化资源来维护自认为无比优越的“道统”，中国士大夫们还创造了经世致用的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作为具有中国士大夫血统的儒家知识分子，洋务派理所当然地负有维护“道统”的历史使命，李鸿章说，中国的“文物制度”远比外洋优越，不仅不应摒弃，而且“欲求驭外之术，唯有力图自治，修明前圣制度，勿使有名无实”。虽然洋务派也认识到西方文化的强势和先进性，但是，他们要坚守儒家知识分子的使命，如若选择第一条近代化之路，也就意味着丢弃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放弃自己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这是洋务派无论如何不愿去做的。日本与中国不同，日本自古就有主动学习强势文化的传统，日本曾13次派遣唐使，全面学习中国文化，并按中国文化改造日本社会，因而有学者说，日本文化像洋葱头，每册开一片都可以看到与外来文化融合的影子，剥到最后，找不到日本文化的核。 第二，文化中心主义的观念以及由此而生的“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驱使洋务派选择第二条道路。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两种观念;一是把文明由内向外辐射传播视为文化扩展唯一形式的观念;二是视文化有高低、轻重、内外、优劣有别的文化中心主义观念。文化中心主义观念催生了中国士大夫强烈的文化优越感，他们认为，中国所以为中国，即在于中国有其不可企及的文化中心地位，而历史上中国文化对于周边民族文化的强势，无论是少数民族人主中原还是佛教东来最终都被中国传统文化所同化了，更加强化了这种文化优越感，明末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曾这样评价说:“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作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相伴于文化优越感而生的是“以夏变夷”文化心理和“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在西方强势文化冲击面前，中国文化中心地位受到威胁，“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受到冲击，在此背景下，洋务派主张向西方学习，但是学习西方的根本动机仍然是要维护中国文化的中心地位，薛福成说:“诚取西人之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张之洞也说:“泰西之器以卫中国圣贤之道”。日本与中国不同，日本人没有沉重的文化中心主义包袱，很少有“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 洋务派为何选择学习西方的科技等器物文化，而不是制度文化或精神文化?我们认为原因在两个方面。 第一，当两种文化发生碰撞时，人们首先感知和理解的是文化的外层。任何一种文化都是一个整体，由三个层面构成，最外层是器物层面，文化价值密度最疏;中间是制度层面，文化价值密度较密;最核心的是内层，是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也是文化价值最密集的一层。 当两种文化发生交融时，文化是以整体形式出现的，但是科技、军事、体育等器物文化是文化的外层，最容易被人们所感知和理解。当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虽然西方文化以一个整体形态大规模传人中国，但魏源首先感知到的是西方的军事，他说，西方强于中国在三个方面:“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由于国人被文化中心主义意识麻醉，陶醉在“天朝上国”美梦里，因而他的呐喊没有得到国人的认同和共鸣，变成了无声的呐喊，所以国人对西方文化认识没能进一步深人。洋务派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看到的或亲身感受到的仍然是西方坚船利炮的威力，我们从1874年12月李鸿章的一份奏稿不难看出，李鸿章说，西方“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第二，科技等器物文化的文化阻力最小，文化穿透力最强，文化选择成功的可能性最大。英国史学家汤因比在《文明经受着考验》一书中写道:“当一根运动着的文化射线被它所碰撞的外在机体的衍射成科技、宗教、政治、艺术等学科成分时，其科技成分比宗教成分易于穿透得较快和较远。……文化辐射中各种成分的穿透力通常与这一成分的文化价值成反比。在被冲击的社会机体中，不重要的成分所引起的阻力小于决定性成分所引起的阻力，因为不重要的成分没对被冲击社会的传统生活方式造成那么猛烈或那么痛苦的动乱的征兆。这种对辐射性文化的最小成分作最广泛传播的自动选择，显然是文化交流运动一条不幸的规律。”大意为:当两种文化发生碰撞时，器物层面文化价值密度最小，对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破坏性和影响力也最差，对生活在被冲击文化中的人们因价值变动较少而带来的精神痛苦较小，因而文化抗阻能力最弱。 器物本身是中性的，只不过是由于人们在使用的过程中赋予了它们文化的意义，所以才会有价值意义，如射箭，它是一项运动项目，本身是中性的，中国人可以开展，外国人也可以开展，但是，有价值取向的人赋予它特殊目的时，射箭就有价值意义了，如孔子用它来作为“扬礼达仁”的工具，于是射箭就有了“射礼，’;军事家利用它来为战争服务，射箭就有了军事价值。然而这些价值意义是依附性的，不是科技等器物本身所固有的，因而，对人们原有价值体系冲击不大，受到的抵抗力最小，文化穿透力也最强。而制度层面文化和精神层面文化就不一样了，任何制度的产生都有一定的文化土壤，制度自身的演变过程是沿着由习俗性产权规则(文化)到多边声誉机制(规范，隐含合同)及正式的第三方实施机制的逻辑线索而展开的，也就是说制度是人们基于一定价值取向而制定的，并随人们价值取向的变动而变迁的，制度文化本身就包含价值体系，是价值体系的外化。精神层面文化之所以是文化的核心，是因为精神层面文化是价值体系的代名词，是该文化存在的根本，是该文化体系下人们安身立命之所在。如果该文化的精神层面文化发生严重危机时，这一文化的命运也就岌岌可危了。所以，由于文化价值密度细疏程度不同，在文化的三个层面中器物文化最容易穿透，其次是制度文化，最后是精神文化。 洋务派作为清王朝的臣子，有维持清王朝统治的责任。若要挽救“内外交困”的时局，再不能默守陈规，李鸿章说:“吾国墨守旧法，不适于今世，为有识者所公认。”必须承认中西方的差距，向西方学习，走西方式军事近代化之路，方能维持统治;作为儒士，有维护儒家价值道统的职责。中国文化的弱势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已显现，洋务派自觉地运用中国儒家知识分子为维护儒家价值道统所创造的经世致用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寻找“夷技”的“致用性”，补中国文化之不足，以维护儒家价值道统;作为统治集团中的一个政治派别，有巩固和发展自己集团势力的需要。清政府视人民反抗为心腹大患，“防民甚于防夷”。在镇压农民起义中曾国藩、李鸿章等处于绝对的决策地位，满汉矛盾的历史阴影和现实，使清王朝既要借助曾、李等来维持封建统治，又要设法加以制肘，以防尾大不掉之势。曾、李等既要巩固和发展自己集团的势力，又不能突破清政府藩篱，不得不进行精心选择。所以，洋务派选择了既不违背传统又能吸收新知识的“中体西用”思想方法，即“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学习西方科技、军事、体育等器物层面的外层文化，因为这样的选择对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破坏性和影响力最差，价值变动较少，带来的精神痛苦较小，文化阻力最小，文化穿透力最强，因而，既能得到清政府的支持，又维护了儒家“价值道统”的中心地位，还可减少顽固派的反对，文化选择成功的可能性最大。 “在一种文化冲突中，一旦在被冲击的社会防卫中打开一个最小的缺口，一个事件就会不屈不挠地继续引发另一事件。”文化的变动不会永远停留在器物层面，器物层面文化的变化必然继而引起制度层面文化和精神层面文化的变迁。历史的演进按照规律有序地进行着，中国近代化之路按规律安排的正常轨道由洋务时期的“练兵制器”到维新时期的“制度变革”再到五四时期的“文化观念转型”有序地展开，中国体育近代化之路也不例外。 3洋务派体育选择行为的历史地位 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表面看来带有随伴性，洋操是被洋务派伴随洋枪洋炮引进中国的，实质上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经世致用”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产生的必然结果。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在中国体育文化发展史上可以说是转折性的，对促进中国体育文化的转型和中国体育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体育文化功能认识的深人均发生深刻的影响。 第一、洋务派大规模引进“洋操”，促进了中国体育文化的转型。体育文化是以身体运动为载体的文化，身体运动文化虽属外层文化，但受运动主体的价值取向支配，中国是礼仪之邦，中国传统文化重礼轻利，因而造成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向来都缺乏竞争意识，耻于竟争，形成了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精神型体育文化。洋务派被西方强势的军事文化所吸引，大规模引进洋操，从而开始引进西方体育文化。虽然洋务派初识西方体育文化，还不知西方体育文化究竟为何物，但西方体育文化中的重竞技、讲平等、求实效的体育理念伴随洋操的引进而传人中国，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产生了巨大冲击，随着“学然后知不足”(梁启超语)的深入，以西方近代文明为标杆走近代化之路的中国人由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文化价值层面不断认同西方体育文化，中国体育文化不断由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精神型向以重视生命价值、追求平等竞争为核心的竞技型体育文化转型。 第二，洋务派大规模引进“洋操”，开启了中国体育近代化的航程，从此建构了中国体育社会中西两种体育文化对立与融合的格局。学者汪晖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间题》一文中说:“自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的历史反思集中于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和为什么中国未能成功地实现现代化。”因此，我们认为洋务派引进“洋操”是洋务派思考中国如何实现现 代化的自觉选择。“由于积极倡导西化者经常很难考虑到本国 强大的传统结构改变的艰难程度而片面地、过分地引进以工业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尤其是没有认识到西方化背后隐藏着边缘化，这样就把对本国的西方化改造表面化、肤浅化，其实质是在西方化的同时，民族传统文化边缘化程度也在加深。”洋务派以及继往者不是融合两种体育文化，而是复制西方体育，并不断强化西方体育功能，中国体育社会民族传统体育一元结构被打破，使中国近现代体育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西方近代体育与中国传统体育在相互排斥、相互吸收中并存’，的格局。以至于中国传统体育逐渐被压缩至农村，被赶出了学校，越来越被边缘化，造成了今天的人们思想深处已形成“体育就是田径、篮球、排球、足球等”的思维定势。 第三，洋务派大规模引进“洋操”，重拾体育在教育中的功能，揭开了近现代学校体育的序幕。虽然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中曾重视体育的教育价值，如古代教育的“六艺”有射和御，比较注重“身体的运动”在教育中的价值，但至东汉时期始，先秦时期、秦皇时期和汉初之年的尚武风格从此变成了地道的“重文轻武”，这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从此，体育从教育中隐身，仅注重体育的养生、军事、娱乐功能。虽然洋务派根据练兵自强需要有选择地引人西方的“洋操”，独注西方体育的军事价值，造成了我国近代体育的具有强烈的军事性质。但洋务派为培养洋务所需的人才，先后办了不少军事工业学堂和军事学堂，如京师同文馆、北洋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福州船政学堂等，在这些新式学堂中，仿照西方学校课程设置，一般都设体操课，体育从此走进了近现代学校，日渐成为学校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在列强侵略和国内危机四伏的背景下，洋务派立足中国文化传统，白觉地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世致用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创造了“中体西用”理论，它架起了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揭开了中国文化走向了世界和中国体育文化近代化的序幕。正是有了洋务派按照汤氏定律学习西方选择“练兵制器”的不足，才会有维新派、革命派、五四先贤们的“知不足”，才推动了中国社会及体育文化现代化的进程。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虽然是随伴性的，却揭开了中国体育史的重要一页。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个性化培育 1实施思想政治教育个性化培育的重要性 1.1时展的必然趋势 教育委员会提出,教育的宗旨就是培养人的自我发展和生存的能力,并促进人的全面和个性化发展[1]。在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普遍存在单向强制性灌输学生思想政治,并迫使学生形成统一性思想政治的格局。这种教育模式,存在多种误区,最为突出的就是压制了学生的个性化思想,不利于学生思想政治的健康发展。随着时代的发展,要求解放人的个性,并发掘人的思想潜能,促使人全面自由发展。因此,对学生实行个性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改变统一性的教育格局,培养学生的选择能力、学习能力、创造思维能力等全面发展潜能,是时展的需要和必然趋势。 1.2适应我国高校的教育改革和发展需要 在我国的教育改革中,对于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在其重要内容。开发学生的个性和潜能,促使高校学生的思想更加活跃以及激励学生开创新的事业,成为广大教育工作者实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改变统一、标准、规范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充分激发学生的个性化思想,培养学生的思想政治个性化,是高校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 2实行个性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所面临的问题 在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往往忽略了对学生的实践能力的培养,并压制了学生的个体思想的发展。造成学生单向思维和经验思维的发展,而抑制了多向思维和理性思维的发展,非常不利于学生的思想成长。并因此引发多种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2.1忽视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价值 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很少有师生间、学生间的互动,导致思想政治教育难以被学生接受和理解。并且思想政治教育采用传统的统一性教育模式,抑制了学生的个性思考能力,如批判、怀疑精神,对问题的个人见解和深入思考等[2]。 2[！].2学生中两极分化问题严重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虽然促进了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但同时也拉大了贫富差距。导致人们对社会的认同感以及心理出现不同程度的差异,这点在高校中也普遍存在。但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却忽视了学生间的这一实际现象,导致思想的两极分化现象表现得越来越明显[3]。例如,有些家庭优越的学生,过早的离开群体生活,在外自由租房生活,有些甚至雇佣保姆料理生活,生活过于散漫和奢靡。而有些学生却连学费都交不起,生活艰辛,导致自暴自弃的心理偏差等。 2.3各种心理问题的出现 计划生育的成果之一就是独生子女队伍越来越庞大。虽然有利于我国人口的健康发展,但也带来了相关负面问题。独生子女大多对社会的适应能力较弱,加之社会的各种竞争压力,如人际交情感、就业等负面的压力和挫折,导致各种心理问题的出现。作为引导学生思想政治健康发展的学校,难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给予个性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导致学生的心理问题难以得到解决,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难题。 3在高校实行思想政治教育个性化培育的相关对策 3.1以学生为中心进行全面的思想政治教育 实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促使学生更好地发展和生活。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全面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推动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标准统一化向个性化转变的重要途径。所谓的以学生为中心的全面思想政治教育,具体来说,就是根据学生的个体差异性,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并考虑各方面综合因素的思想政治教育。如面对家庭较为困难且出现自卑情绪的学生,教师应结合心理学教育,充分考虑这类学生的自尊,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不能表现出明显的特殊对待迹象。可在私下多给予学生关怀,并引导其走出自卑心理,重拾自信和成就感。 3.2建立高素质思想政治教育团队 教师是学生心灵的导致,在高校中,任课教师是引导和培育学生思想政治的主力军,学生对于思想政治的理解都源自老师的影响。因此,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并专业性强的思想政治教育团队对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水平至关重要。高校组建的高素质思想政治团队应满足以下条件:第一,重视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第二,本身具备较高的思想政治水平以及专业能力;第三,善于与学生沟通,并了解学生的个性差异。 3.3坚持与时俱进,尝试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模式 构建个性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应以良好的教育理念为基础和前提。思想教育的实质就是用精神魅力影响人的心灵,并以实际行动引起他人互动的活动。这要求思想教育教育工作者必须坚持与时俱进,用具有创新性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培育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个性化发展。如时代的不断发展,要求学生必须具备较强的社会竞争意识。教师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不只是从思想层面让学生树立竞争意识,还应鼓励学生走出去,多参与社会实践,在实践中更好地定位自身。这种思想与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政治教育新模式,有利于学生的个性化发展。 4结语 在高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个性化培养,应了解实行思想政治教育个性化的重要意义,并总结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弊端和不足,从学生的实际出发,以学生为中心进行全面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并注重教育团队的质量,坚持与时俱进,用新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真正实现高效的思想政治教育个性化培育。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关于新中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的理念综述 任何一项政策的变迁都不是随意进行的,在其变迁的背后存在着各种制约力量。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的变迁不是单一动力作用的,而是由社会环境、政府、大学生三个方面的分力融合而生成的合力作用的结果。在这个动力系统中,根本动力是社会环境,基础动力是政府,直接动力是大学生。 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根本动力——社会环境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作为一个子系统,其“外围”有一个更大的系统,即社会环境,包括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产生制约作用。 (一)经济体制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 马克思指出:“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1]因此,经济关系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主导因素。政策作为人们“思想”的产物,自然受到经济关系的制约。自建国以来,我国形成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对社会事务进行集中管理,高校被定位于政治之中。围绕政府意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只规定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旋律等意识形态教育。如1950年《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确定在高校设立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程后,直至1976年的政策始终强调通过“学习着作”、“选读马列主义经典着作”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从社会主旋律教育的规定来看,1950年《关于高等学校政治课教学方针、组织与方法的几项原则》规定了“反帝教育、教育、五爱教育”的工作重点。1961年《高教六十条》提出,要使大学生“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愿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出现,高校逐渐脱离政府的控制而拥有了非政治领域的自主社会空间。同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大学生群体表现出“拥紧现实而放逐理想,追逐功利而嬉戏道义,尊重自我而淡薄群体”的价值取向[2]。对此,政府不得不调整政策,结束以阶级斗争为教育内容的时代,开始重视学校和学生的实际需要。1986年《关于在高等学校开设“法律基础课”的通知》强调要普及法律常识。1995年《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把心理健康教育作为高校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1994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生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校园文化”的教育途径。2004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推进网络化教育的开展。 (二)政治体制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 公共政策总是在一定的政治体制下制定和实施的,“体制上容纳的可能性决定了公共政策选择的结果。”[3]因此,对政策变迁影响最大的政治因素是政治体制。建国初期,我国建立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反映在政策领域即以中央精神和领导指示作为逻辑起点。如1950年《关于全国高等学校暑期政治课教学讨论会情况及下学期政治课应注意事项的通报》强调,“根据共同纲领文教政策”来规定“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重点”及其他方面。1970年《关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的批示》指出,遵照的教导,培养有文化科学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劳动者。《关于在高等学校开设“法律基础课”的通知》强调,遵照胡启立同志关于“在全国各大学开设法律基础课”的指示开设法律基础课。 随着国家与社会二元分化进程的到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中仍存在集权政治的“阴影”,但已不是“主流”。如1998年《关于普通高等学校“两课”课程设置的规定及其实施工作的意见》强调,根据十五大精神进行课程设置及有关工作。2004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强调,“深入贯彻十六大精神”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这些政策中,我们明显感觉到政策导向的变化,即开始关注大学生的道德、心理和生活需要,政策的文本表述由“引导”代替“应当”、“必须”。在制定政策时,政府也逐渐跳出“权力的圈子”,积极迎合学校、教师、学生的利益和需要。如2005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历时9个月的调研,涉及全国几乎所有高校,体现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设置、宏观管理、教材建设 等几个方面[4]。 (三)文化价值观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 文化的因子总会深入制度的具体规定和内在精神,成为决定政策变迁的重要变量。改革开放前,社会文化价值观高度同质,人们把无条件地服从集体和权威的意志作为价值尺度,绝对否定人作为个体自我的存在。这种文化价值观决定了社会的一切事务由政府直接决定,民众(包括大学生)无权利质疑政策或拒绝执行政策,即使政策发生方向性错误仍得到运行,进而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一错再错”。如1957年《关于在全国高等学校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指示》出台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越来越“左”,教育目标转向阶级斗争教育,教育内容转向对马列着作的学习,教育方式转向劳动改造,管理体制转向工农兵学员管理。1980年《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意见》出台后才逐渐“转轨”。 改革开放后,文化价值观多元突显,大学生群体出现了价值观“迷失与缺失、多元与偏离”[5]等现象,使政府主动地变革政策。如《在高等学校逐步开设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程的通知》、《关于在高等学校开设“法律基础课”的通知》、《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增加了适合大学生价值观发展的教育内容;《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增加了适合大学生个性需要的教育途径。在教育管理方面,1987年《关于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提出“全党全社会都应当关心青年学生的健康成长”。在教育制度方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学校德育工作要有法制保障。”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基础动力——政府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6]因此,在政府管理国家公共事务的众多活动中,教育从来就是统治阶级维护、加强其政治统治的重要工具。大学生作为社会中具有一定知识水平和技术能力的行为个体,他们的思想和行为状态如何将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发展。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始终是政府工作的重要部分。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管理不是我国政府独有的,世界各国政府都在采取各种方式对高校德育进行管理,只是管理方式不同而已。从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发展来看,政府通过制定和实施政策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全面干预,以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服务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政府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主导力量,是基础动力 政府在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过程中,由官方主体(中共中央、国务院、教育部、、团中央等)主动提出,并在各高校选择有经验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师进行旧、新政策的讨论,最终以官方主体的名义发文。如《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首先是总书记专门就大学生思想教育作了3次重要批示,要求对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做出部署,接下来由教育部组织力量对全国10个地区,包括北京地区、东北地区、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南地区、华中地区、上海地区、天津地区、西北地区、西南地区等多所高校进行调研,征集大量材料,并从地方高校选拔有一定教学经验的专家进行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最后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形成的。在这种制度框架下形成的政策,更多地反映和代表了政府作为公共权力主体的利益,而大学生利益却无法真正得到体现,这种政策是“义务型”政策,即一项政策出台后,目标群体不得不履行一些新的义务或者增加履行原有义务的总量。由政府主导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以渐进变迁为主,少有激进变迁。从政策变迁的60余年来看,除《关于在全国高等学校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指示》、“”时期对政策作全面调整外,基本保持了政策的稳定变迁。政府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时,不是保持“价值无涉”或“价值中立”的,而是以一定的价值取向为基础。政府的价值取向表现在:(1)服务于社会发展的需要;(2)统一大学生思想和行为;(3)培养社会的接班人。 政府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主导力量,主要是根据社会环境和大学生思想、行为的变化调整和终止旧的政策,制定和实施新的政策。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来看,建国之初政府全面学习前苏联,使政策在课程设置、教材选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育管理的规定上明显带有前苏联教育制度的痕迹。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受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大学生群体出现了不满和躁动倾向,为此政府推动政策转向服务于阶级斗争的需要,并相应增加了“阶级教育”、“劳动教育”、“社会教育”等内容。改革开放初期,受“”的影响,大学生群体出现了对“自我”、“人生”、“价值”的认识和讨论,为此政府主动结束了阶级斗争教育,并推动政策从重视马列主义理论教育转向突出品德教育、法制教育、人生观教育。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受“市场化”、“利益化”、“功利化”倾向的影响,大学生队伍出现了“理想淡化”、“信仰动摇”、“价值扭曲”、“责任感缺乏”、“心理素质欠佳”等倾向,为此政府再次调整政策,提出“校园文化建设”、“心理健康教育”、“网络教育”、“社会实践教育”等教育形式,提出建立德育工作的评估制度,制定有关德育工作的考核评价条例及实施办法。同时,制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经费投入制度,形成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建设指标。 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直接动力——大学生 政策总是指向一定的目标群体。一项政策如果使目标群体获得一定的利益,那么它就较容易被目标群体接受;反之,一项政策如果被目标群体视为对其利益的侵害和剥夺,那么它就难以得到目标群体的认可[7]。因此,大学生作为目标群体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直接动力。 50年代大学生对政治、马列主义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据回忆:当时同学间谈论最多的话题不是体育、不是游戏、甚至不是学业,而是政治,大家都坚定地笃信马列主义[8]。因此,不论政策怎样学生都“心安理得”地接受它,学生的表现促使政府沿着建国初期的政策走下去。从课程规定来看,1956年《关于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程的规定》与1952年《关于全国高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课程的指示》相比较,除增加马列主义基础外,其余保持一致。1957年后,部分大学生思想的波动状态才促使政府进行政策微调。如1958年《对高等学校政治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规定,一律停开政治课,改开一门“社会主义教育”课程。1959后又回到原来的“轨道”。 60年代大学生共同拥有着“讲政治,不讲出身”的时代心理,对党、国家和表现出无限忠诚,拥有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理想追求。学生的表现使政策在延续的基础上向绝对服从于政府和社会的方向发展,以至于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如1961年《改进高等学校共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意见》、1964年《关于改进高等学校、中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其目的均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武装青年,宣传党的总路 线和各项方针政策,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觉悟。 80年代大学生更多地表现为“自我搜寻”、“自我设计”、“自我实现”、“自我奋斗”、“自我超越”,逐渐散去了对政治理论课的热情,认为“政治理论好像没有多少用处,是可有可无的。对于现在的功课不像入学时那么热心了。有时甚至想抛弃它,但又觉得束手无策,陷入痛苦的彷徨中。”[9]同时,少数学生中也出现了某些思想消极、混乱等现象,并多次发生学潮。学生的变化使政府作出政策调整,增设思想品德、法制教育的课程体系和教育内容。 90年代大学生思想动荡比较明显,如面对腐败、分配不公等问题感到迷茫和困惑,面对“脑体倒挂”现象和新的就业制度心理问题急剧增加。学生的变化使政府积极进行政策调整。如1995年、1998年分别形成“两课”改革的“95”、“98”方案。从课程改革来看,浓厚的政治色彩降低,道德教育得到提升。同时,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中,以“德育”代替“思想政治教育”,并整体规划学校的德育体系。这表明政府努力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向科学化、规范化、生活化方向发展。 进入新世纪,独生子女、网络信息良莠混杂、人才双向选择、“分配不公”、“腐败”等社会环境的出现,使大学生群体的问题愈加增多。有调查显示,“考试焦虑、不善于人际交往、就业焦虑、社交恐惧、梦境解析、网络成瘾、个人情感问题和强迫症八大问题”是困扰大学生的普遍问题[10]。学生的变化使政府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央领导多次发表讲话强调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也着手对政策进行调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规划思想政治教育的战略地位、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主要任务、教育途径、队伍建设、组织保证等方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对课程体系、教育内容、管理方式进行了调整。 从上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分析来看,社会环境和大学生向政府输入“信号”,政府在接收“信号”后作出政策调整,实现了政策变迁。如此决策虽然可以解决问题,但政府的“被动”给人感觉就是“当消防员”,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被消解。从行动者来看,主要由政府、专业人士、大学生影响着政策变迁。由于专业人士与政府的利益一致,实际只有政府和大学生两个行动者。这是不科学的。约翰·金登认为,行动者应有“显见的参与者”和“隐身的参与者”之分。前者是指与政策直接相关的群体,如行政官员、民选议员、政党成员以及利益团体等,后者是指与政策间接相关的群体,包括专家学者、社会名流及与政策具有利益关系的社会大众[11]。因此,成立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的各种社会组织才能推动政策有效变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试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常用方法论文 坚持自我教育 随着近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不断深化,“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日益彰显,它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指导着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方法的科学化发展。然而,目前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还未能有效地体现“以学生为本”,大多思想政治教育课仍以灌输为主,其内容仅仅停留在知识化层面,教育过程偏简单形式化,学生只能被动地接受老师讲授的思想道德观点,难以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化。无论是通过对古代还是国外的道德教育了解,实现思想政治教育都离不开引导学生坚持自我教育。 (一)学思结合与克己自律 学思结合是自己解决认知问题的一种修养方法。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通过学习与思考的辩证关系,强调自己解决认知,提升理论修养。克己自律就是要通过行为修养方法达到自制的要求,“克己复礼为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些都表明孔子提出自我约束的要求,让自己的言行符合良好道德的思想。 (二)自省内求与慎独 儒家思想中,自省内求,即自我反省,是在思想深处进行的自律修养。孔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并提出“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他认为,自省是完善人格,追求道德至高境界的一种途径。慎独,是一种习惯的自律养成,指在独处无人监督的情况下,也能小心谨慎地坚持自己的道德信念,自觉地按照一定的思想和道德准则来思考并付出行动。它们二者不仅是重要的道德修养方法,也是道德修养应当追求的崇高境界,均为我国古代修养传统中的精华。 当代西方国家的德育体系无疑是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但是我们不能仅仅因为与他们意识形态上的差异而单纯地肯定或者否定其德育发展,要看到他们的德育发展长处,实现一定条件下的“洋为我用”。在加强“自我教育”这一问题上,英国和荷兰的做法值得我们思考,如,英国在实施德育过程中树立以“学生为本”的大德育观念给于我们很好的启示,他们国家德育的首要目标就是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并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淡化学生“受教育者”的角色意识,让他们自觉地接受思想政治教育。这一点具体说来,英国学校的德育既通过一些与德育紧密相关的课程开展,也用过其他课程的渗透方式进行,让学生主动参与其中自觉学习;还广泛开设道德课,使用讨论的学习方式,让学生从中提高道德判断能力,为学生的自我教育打下基础。荷兰高校则主张让学生在开放中去思考,去选择,重视挖掘他们自身的潜能,教师对学生的错误积极引导,给于学生自由的空间去释放创造力。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功能必须引起我们高校工作者的高度重视,这就要求我们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需要发挥学生的主体性教育潜力,教育工作不能离开对学生精神世界的真切关怀,如,将丰富政治理论学习置于生动的载体之中,与分组思考讨论相结合等方法。由于每一个学生秉赋各不相同,思想道德教育要从实际出发,根据教育对象性格和能力等不同,对他们施以不同的方法,做到“因材施教”。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策略 一、在网络文化背景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界定 (一)网络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在基本内容上的契合之处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以及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党和国家的行动指南,是培养大学生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政治观、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的理论基础。通过网络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大学生完整而准确地理解和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与大学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的课堂相辅相成的教育方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根本任务,是要通过灌输、渗透、引导,使大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和理解社会主义,正确认识中国历史和现实,正确认识和掌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树立坚定的社会主义方向;使大学生在观察、处理问题时有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有辨别是非的能力,能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侵袭,自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 (二)网络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在道德法纪要求上的契合之处当代社会竞争只是手段,发展才是目标。要通过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引导青年大学生诚实守信,从具体的事情做起,养成良好的道德法纪品质和文明行为。公民基本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中心内容,应更加注重教育力度和实际效果,要发挥多种教育载体的综合作用,强化青年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法制特别是宪法的学习和把握。只有这样才能使青年大学生在社会转型、各种价值观念相互涤荡、碰撞的时期,严格遵守社会契约,公平参与社会竞争,合法获取个人利益,正确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这在道德教育方面,在大学生的法纪教育方面,又分为法制教育和纪律教育两个方面。法纪教育的目的,就是使大学生具有法纪观念,形成遵纪守法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明确自己的权利义务,懂得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解决大学生的“知法”问题。法律教育是高校以培养大学生社会主义法律意识为核心,重点加强对学生的基本法律知识和法制观念教育,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和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法律观。纪律教育主要是指针对高等教育所制定的一系列教育方面的法律和行为法规、规章,乃至高校为保障教学科研和日常管理所制定的校规、校纪,约束和规范大学生在校期间的日常行为。校规校纪一定程度上是法律规范的具体化,这一环节主要帮助大学生解决“守法”的问题。法制教育主要是指教育者引导大学生将自己所接受的法律和纪律知识不断运用到自己的生活实践中,将理论变成指导自己行为的指南,使自己在实践中做到既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又敢于同违纪违法行为做斗争。 二、在网络文化背景下,切实加强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探讨 (一)加强大学生网络思想道德意识,教育大学生知荣辱网络是人的活动场所,人的道德修养和道德品质不仅应当体现在现实的社会行为中,同样应该体现在网络行为中。要教育大学生充分认识到网络道德与现实道德的区别和联系:区别一在于网络道德的自主自律性。网络社会中的道德不同于传统道德,主要依靠舆论监督、导向作用来约束和规范网民个人行为,要以网民的独立自觉,“慎独”“慎初”“慎微”作为基本的道德自律的逻辑前提。因为网络的虚拟性,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都是隐身的,对一些错误甚至不法的行为缺乏有力的惩戒措施,所以道德自律就愈发显得重要。这样,也只有将道德意识、道德行为、道德习惯提升到道德信念的层次才能更加科学有效地规范和约束网民的网络行为。区别之二则是其多元兼容性。网络作为一个开放的交流平台,不同种族、不同国界、不同信仰、不同价值取向、不同立场的人在一起不可避免地产生碰撞、摩擦、冲突。所以必须教育青年大学生充分认识网络道德的特点,教育其把握网络交际的规律和尺度,明是非,知荣辱。 (二)加强大学生道德判断能力教育,提高大学生分辨是非的能力在较为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大学生作为受教育者只是无条件地吸纳、接受、认同既定的主流道德价值、道德规范和道德理想。因此,基本不涉及道德判断能力教育问题,更谈不上是非辨别能力教育。而今,网络开放性与兼容性并存,各种信息包罗万象,“一人一媒体”的现象广泛存在,这样加强大学生对是非、善恶、美丑的道德判断能力教育必要且迫切。 (三)提高大学生的网络自我控制能力,养成健康的网络人格大学生心理的不成熟和不健康是构成其网络中行为失范的一个重要因素。网络的诱惑很多,特别是网络中泛滥的色情、暴力信息,很容易使人的性心理畸形发展,产生暴力和极端的倾向。另外,大学生都喜欢上网聊天,进入聊天室后就与自认为志同道合的网友大聊特聊,甚至上网聊天,下网约会。孰不知,这种不设防带来了许多问题。学校应加强大学生的网络安全意识教育,培养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大量个案表明,许多网络上瘾的大学生或网络信息污染的始作俑者和沉迷者,往往都性格孤僻,缺乏理想, 缺少责任感,甚至出现各种各样的网络心理问题,比如网络伪装心理、网恋、网络成瘾、网络依赖等人格障碍。这里我们还应该锻炼大学生的自我控制能力,大学生需要在网络社会里保持清醒的认识和理性思维,正确认识网络世界,正确对待网上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差距,正确对待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的区别,能在发生心理冲突时做出合理的判断和选择,采取理智的应对方式,能在网上生活中有效地进行自我管理,学会自我心理调适。只有具备良好的自我意识和健全人格的网络主体,才有可能成为适应网络和现实社会的人。 (四)采取“外堵内防”的技术措施,加强对高校校园网络管理所谓“外堵”就是利用现在的技术和手段,在网络界面上设置“网络管理器”,对所有的不良信息加以过滤,达到净化网络空间的目的。所谓不良信息主要包括一些反动、恶作剧、暴力或黄色信息,这必须要通过技术手段来过滤。而对于网络盗窃、诈骗、犯罪等各种违法行为,我们仅仅通过“拦截”是不够的,要增强自我防范意识,同时还要加强网络防范相关技能。其基本出发点是大学生还处于生长发育期,思想还未完全成熟,自控能力不强等诸多因素。 (五)加强网络法制建设,提高网络监管实际效果网络管理的最大难题之一就是网络的虚拟性,但虚拟并不是虚空,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而是人的现实生活的网络延伸。虽说现实的法律不一定能及时地应对网络上的各种问题,但是网络社会仍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特殊形式。欲加强网络法制建设,笔者认为应努力提高网络管理技术,尽快推进实名制上网,努力使虚拟网络现实化。现在我们国家推出《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等一系列网络相关法律,这些法规对网络和个人的网络行为的法律责任做出了具体规定,但就实际状况而言,现在的网络管理是不够的。现在就产生了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将网络规定管理执行自觉化;二是各个网站要积极推出相关的管理规定。而在网络文化管理方面,高校网站更要走在前列,切实保障网络管理的实际效果。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分析 视觉文化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外在文化环境,两者具有同一性,但视觉文化的个性也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视觉文化的产生与后现代主义文化、解构主义等文化现象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中,事物总是以二元对立项的形式出现,如男人/女人、白人/黑人、好/坏、真理/谬误等,而在这二元项中第一元总是高于第二元,两者并不是处于平等的地位。解构主义者认为这种划分是不正确的。事物间的对立并不是绝对的,也并不是某一元高于另一元。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中也同样存在着对传统教育的解构:对严肃话语的解构、对命令式话语的解构、对单一式对话方式的解构、对语言式教育方式的解构、对教育者中心权力的解构。伴随着这种解构,新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和方法也将需要重构。思想政治教育语言图景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以政治教育为主,思想教育为辅。特别是在某些政治年代,这种不平衡状态更为明显。在政治教育中往往是上传下达、命令式的语言。在教育语言中文字和口头语言是主要的形式,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往往是教育统治者的文件或教育传达者的口头语言,内容不仅单一、集中、书面化,而且政治色彩浓厚,说教色彩浓厚。这种教育方式在当今时代已逐渐显出其弊端。大学生群体已不再是原先的精英化群体,他们不仅数量较之扩招前大幅增加,而且思想动态也呈现出多样化和复杂化,特别是在视觉文化的冲击下,他们的信息输入渠道更为丰富也更为便捷。国内较早研究视觉文化的研究者周宪曾指出:“视觉文化是指文化脱离了以语言为中心的理性主义形态,日益转向以形象为中心,特别是以影像为中心的感性主义形态。视觉文化,不但标志着一种文化形态的转变和形成,而且意味着人类思维范式的一种转换。”[1]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到形象、影像、感性是重要的词汇。事实上视觉文化的这种转变也给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挑战和机遇。一方面,原先的以语言为中心的、偏向理性思维和理性判断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已开始不易被大学生接受;另一方面视觉文化带来的大量形象和影像也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新的信息输送渠道和理解方式。前者要求我们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与时俱进,变挑战为机遇;后者则要求我们利用视觉文化的优势,把环境变为工具,进一步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广度和深度。视觉文化以图像为基点,不仅将文字变成图像,还将文字意义变成图像意义。 在图像的背后不是能指与所指的断裂,而应仍是能指与所指的融合。比如在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对思想政治教育观点的阐释往往是教育工作的口头解释或文字解释,仅仅需要层层信息传输的递进,将原本就比较枯燥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变得更加单一和无趣。大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观点不能认真领悟,而只是迫于对教育者的畏惧,效果自然不佳。而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语言图景化即利用视觉文化的图像,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以形象化的方式展现则能将枯燥、深奥的观点传输变成直观、形象、易于接受的双向交流。比如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大量引入电教化教学方法就是一个最为简单和有效的方法。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课堂是单向式、填鸭式的教学,不仅学生听起来厌倦,教育者本身也会失去兴趣,而在教学课堂上广泛使用现代化教学方法如多媒体、投影仪、幻灯片等,在理论中加入案例、图片等则可以大大提高教学兴趣。2005年2月,、教育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要求在“大力推进多媒体和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实现教学手段的现代化”。在意见实施的几年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媒体建设取得了诸多成果。“精彩案例”、“精彩教案”得到了广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欢迎,并取得了资源共享。虽然我们说“多媒体无用论”、“多媒体万能论”等观点都是将问题简单化,但不可否认的是,多媒体的利用和开发是视觉文化视阈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技术化视觉文化的背后是技术力量的支撑。无论是认为视觉文化的突出特点是图像、媒体,还是数字化,其实质都是技术力量与文化的融合。在文化的生产、传播和接受过程中,技术始终是逃脱不了的伴随者。这种技术化力量以无所不在的势力范围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娱乐,同样对思想政治教育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合理利用这种技术化力量会大大增加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方式的感染力。技术力量贯穿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方面面,其中网络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它一方面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传播和接受的平台;另一方面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式。伴随着网络的发展和壮大,网络文化已成为视觉文化中不可忽视的部分。作为一种世界范围内资源共享的信息文化,网络文化以其开放性、交互性、动态性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网络,大学生可以及时、通畅地了解到国内外发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信息,不仅节省了信息传送的环节和时间,克服了传统思想政治信息传送空间狭窄的局限,更是以更为公正、客观的方式向大学生展示了社会生活的真实现状。正是有了这些丰富信息的来源,大学生们才有可能将传统的被动思考转向了主动思考。在上文周宪学者对视觉文化的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视觉文化更注重感性。这种转向不仅是在形式上由传统的语言转向图像,更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变。的确大量、感性、直观的图像让大学生们在接受信息时会出现不假思索、不加甄别的吸收、接纳,也会弱化语言时代对信息进行的判断、归纳等思维方式,但只要教育者能有效、合理的引导,对信息进行及时的过滤,并进行选择性利用,不仅会大大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也会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和兴趣。比如利用网络资源上的微博、论坛、QQ群、博客、各类媒体的新闻等等,针对热点话题和事件进行讨论。在讨论中教育者可利用与学生讨论交流的机会,将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传输给学生。这样的方式不仅可以摆脱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容易出现的枯燥、单一的桎梏,而且因为有了网络这个交流平台而不是面对面作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身份,学生更能畅所欲言,想法更真实。 各种信息媒体不仅是以影像符号表征的视觉文化的物质载体,更是现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载体和内容。思想政治教育地位平等化在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 的地位是不平等的。教育者将教育内容传输给受教育者,其方式是直接的、强迫的、单向的。受教育者往往没有话语自主权,处于地位不平等状态。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中,这种地位的高低划分显然有些不妥。如何处理好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两者间的关系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思考的重要方向之一。在视觉文化中由于技术力量的支撑,大量图像与信息同时出现在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视线中,文化从精英走向大众。只要受众者愿意,任何东西都可能成为文化,受众者与文化创造者的地位不再是绝对的接受和创造了。这种地位的转换同样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借鉴方法。在现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不仅在信息的获取、选择、判断和讨论上有着同样的主动权,而且在两者之间的交流中也完全平等,交往机会均等。如在对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的看法上,传统教育方式中教育者说的对或错已不再被接受,相反,在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交流、讨论甚至争论中最终得出的结果要更容易让学生信服,比如大学生遇到溺水者要不要救、如何看待刘翔事件、如何正确认识高校扩招等等。这样的平等化教育方式无疑是更有效、更鲜活、更有说服力。当然这同时也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育工作者不仅要对社会问题和热点事件有着正确、及时的了解,更要有思辨能力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只要这样才能在辩与不辩中固守阵地,引导学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作。它不仅有着自己的学科特点,更要顺应时代的发展,特别是文化的发展。面对在视觉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交往活动的开展也必须尊重主体生活经验。在思想政治教育交往过程中充分运用视觉手段展开教育和交流,更为符合现当代大学生的认知和思维习惯[2]。扬长避短,大力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新局面。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创新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机制的思考 [摘 要] 高校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离党中央提出的“互联网站要成为传播先进文化的重要阵地”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还有不小差距。为此,应创新机制,多管齐下,形成强大的工作合力,把建立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系统和实现思想政治工作网络化,加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人才培养,提高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等作为机制创新的目标。 [关键词]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网络机制 创新 2000年,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进网络工作的若干意见》,就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进网络工作作了部署。许多高校在实践中采取“总体规划,分步实施,全面推进”的原则,积极探索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工作思路和有效的工作方法,但工作成效离党中央提出的“互联网站要成为传播先进文化的重要阵地”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还有不小差距。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总体上处于起步阶段,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理论研究还须不断加强,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要取得更大成效,必须创新机制,多管齐下,形成强大的工作合力。 一、网下思想政治教育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方式的比较 网下思想政治教育,也称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是指在没有计算机技术和信息网络技术条件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它是建立在物理空间条件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其方式区别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1、网下思想政治教育一般采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通过课堂讲授、个别谈心、座谈讨论等面对面、一对多等方式,对受教育者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从而使其提高认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是利用现代的计算机网络技术,让受教育者在网络上获取信息,学习知识,从而提高认识。它们是两种不同的教育方式,有共同的目的,但各有利弊。网下思想政治教育受时间、地点、场所等条件的限制,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受软件、硬件等条件的限制。一场生动活泼的形势报告会的气氛、效果,计算机网络是无法达到的,因此在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时候,不能忽视网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网络不是万能的,不是任何思想问题都可以解决的,不能用网络完全代替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应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网络的先进功能和先进技术,将网下思想政治教育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才能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活力。 2、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从信息的处理、传输角度而言,就是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获取、选择和传播的过程,就是用丰富、正确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影响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和精神状态的过程。在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中,思想政治工作者常常是从报纸、书本、文件、身边的具体事例中甚至是自己的记忆中寻找素材,搜集资料,信息量有限,其中许多信息内容滞后,缺乏时代感、吸引力。网络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信息资源。网络不仅促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依赖于信息,而且在方式上,也开始采用信息、传递、筛选、过滤、整合的方式。网络技术的发展,在为人们提供信息的同时,也加大了信息接受者选择信息的难度。为了正确利用网络技术和信息网络资源,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者改变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不仅要接受信息,而且要善于筛选信息,既要防堵有害信息的传播、扩散,又要正面引导,坚持用正确、积极、健康的思想文化和信息占领网络阵地,引导人们正确选择信息,还要学会利用BBS信息,利用E—mail交流信息,建立网站传递、整合信息。 3、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教育者往往处于一种居高临下、主动给予的态势,受教育者在被动接受的过程中,往往容易产生逆反心理,而且在直观的、现实的环境中,思想教育还存在许多自身无法克服的弱点。而在互联网络,教育者与被教育者都是一名普通的用户,在聊天室里大家都仅仅是互相交谈的网友,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地位没有从属关系,处在一种平等互动的状态下,教育者更容易了解掌握被教育者思想上、心理上存在的问题,有利于教育活动的深入进行。 4、实践证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还有自身优势。一是利用信息网络技术可以优化教学环境,缩小理论说教与客观现实的差距,积极调整“受教育者”与“施教育者”的关系,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题大讨论、演讲、征文、书画等校园文化活动,发挥大家在教育中的平等性和民主性,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二是利用信息网络技术优化教学手段,注重大学生的心理教育和心理疏导,培养大学生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心理品质;在网络开展在线交流,及时把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化解学生的思想困惑;加强网络正面宣传,开展网络“两课”教学,将课堂延伸到网络,打造教育教学的网络平台。三是利用信息网络技术优化教学内容,解决大学生的疑点、难点、热点问题。 二、创新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机制的要求 当前,思想政治教育既要立足网下,又要关注网络,构筑网下网络互动、全时关注、全程覆盖的立体交叉网络。反映到新机制的建立上,应体现整合性、规范化和有效性的要求。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无论对其工作系统内部,还是与外部的联系,必须进行整体性的统一协调,才能使其处于一种良性运行状态,保证目标的实现。整合性是思想政治教育运行机制具有的整体综合、统一协调的功能。思想政治教育运行机制的整合性功能,能协调各部分的行为,使之相互关联,相互促进,形成共同的着力点,产生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综合效应。同时,整合性还体现在系统内部各个要素间的相互制约作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应在师资力量、信息传输、思想信息反馈渠道、规章制度建设等方面加以研究,以形成网下网络互动的工作合力。 加强规范化建设,规范学生的行为和健全规章制度,成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的重点。目前,高校已基本形成校园网络化,网络的自由性、开放性、虚拟性和平等性,使大学生的价值观念更趋于个性化、多样化,但社会道德的主要规范作用则可能减弱甚至消失,由此造成道德评价失范,最终导致大学生选择迷茫和价值取向紊乱。在“网络社会”中,已经出现了许多目的不相一致、利益相互冲突、需要相互撞车、情趣相异、态度相左的情形,网络时空中充满着竞争、冲突与斗争,甚至出现了大量的网络犯罪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有一定的社会道德、法律规范来调整网络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维护正常的网络秩序。 有效性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生命。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不是说日常的思想政治教育可以放松了,相反,对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更高了。一方面,网络信息的开放性、无序性要求青年学生提高自律水平和对信息的甄别选择能力,而这取决于平时所接受的教育和积累的经验。另一方面,调查研究发现,大学生容易在网络中获得成就和满足感,逃避现实世界里的人际交往,而帮助学生正确认识网络,戒除对虚拟生活的迷恋,建立正常的生活方式,需要我们建设丰富多彩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同时,对一些重大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仅仅依靠网络沟通是难以奏效的,需要有针对性地开展网下引导工作。网下和网络的互动,是网络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要求。 三、创新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机制的目标 1、努力建立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系统,实现思想政治工作网络化。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指一般性地通过网络传播我国社会发展所要求的思想观念、价值观点、道德规范,各种思想政治教育信息,而且更重要的是要进行技术、资金、人员的投入,建立健全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主题的网站,以精彩的动感画面和丰富的内容吸引人们,同时开发和运用其他网站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资源,以形成全方位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态势。 2、加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人才培养。培养网络教育人才,造就一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队伍,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建设的当务之急。为此,人才培养应做到:(1)转变教育观念,充分认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与网下思想政治教育有很大不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人员一定要树立网络育人的理念,由被动型转变为主动型,封闭型转变为开放型,灌输型转变为引导型,服从型转变为选择型,单向型转变为交互型。在信息时代,只有成为一名专业化、专家化的工作者,才能胜任日益繁重、复杂的教育管理工作,确保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先进性和实效性。(2)注重加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理论探索。要深入研究探讨分析网络对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影响,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遇到的问题进行正确客观的判断和分析,提出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和防范手段,提出适合高校特点的、有推广价值的理论成果,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和水平,做到防患于未然。(3)熟练掌握基本的网络知识和技能。掌握了足够的网络知识技能,就可以通过网络,深入把握网民的思想状况,使思想政治工作更加有的放矢。(4)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信息素质。即具备优秀的信息意识、信息能力和良好的信息道德。 3、提高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综合当前各高校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要取得实效,除了进一步建立健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运行机制外,还应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1)帮助青年学生切实解决思想问题。对学生中的思想问题,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加以收集,分门别类,在网络进行解疑释惑。(2)帮助青年学生切实解决实际问题。学生的主要实际问题是“成才”与“就业”方面的问题。学校可以充分利用网络的多功能特点,在促进学生学习、生活、就业等方面提供便利。(3)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网站的点击率。可以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网络活动,提供全面、及时、精彩的网络信息,搭建网络学习平台等来吸引学生的眼球.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深入学习邓小平思想政治教育理论 实加强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 摘要：邓小平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是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深入学习邓小平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从始终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高等教育的第一位；加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加强法纪教育；加强第二课堂建设；加强学校、社会、家庭相联系，形成教育合力以及加强学校党委对思想政治工作领导，建设一支高水平的高校政工干部队伍等几方面，切实加强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 关键词：邓小平，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工作。 邓小平同志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在邓小平理论宝库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的设计中，教育始终占据主要的位置，其中思想教育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他围绕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作用、任务与目标、原则与方法、组织领导与队伍建设等基本问题作了一系列论述。它们前后联贯、相互联系、内在统一，构成了一个完整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科学体系。邓小平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继续和发展，对于改进和加强新时期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始终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高等教育的第一位。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我们党的优秀传统和政治优势。教育好、引导好一代一代的青年学生健康成长，是我们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的重要保证。邓小平同志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从培养接班人，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思想政治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1978年他就明确地指出：“我们的学校是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人才的地方。培养人才有没有质量标准呢？有的这就是同志说的，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在这段话中，他强调了培养人才的几个标准，首先是思想政治标准，即“有社会主义觉悟”，另一是文化素质标准，即“有文化”。他还指出：“我们一定要把思想政治教育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切实认真做好，不能放松.。”(2)“学校应该永远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3)他在充分肯定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同时，还明确指出了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目标。他指出：“要加强各级学校的政治教育、形势教育、思想教育，包括人生观教育、道德教育。”(4)“我们要大力在青少年中提倡勤奋学习，遵守纪律，热爱劳动，助人为乐，艰苦奋斗，英勇对敌的革命风尚，把青少年培养成为忠于社会主义祖国，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忠于马列主义、思想的优秀人才，将来走向工作岗位，成为有很高政治责任心和集体主义精神，有坚定的革命思想和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严守纪律，专心致力为人民积极工作的劳动者。”(5) 随着世界多极化的形成,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知识经济的到来,各种文化、思想相互激荡，相互撞碰。而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社会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式和收入分配形式的多样化,必然形成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多样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将长期面临着如何理解和处理多样化存在的新特点,如何坚持社会主义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如何弘扬时代主旋律,如何坚持用科学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教育人民,以及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发展时期,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与政治,经济发展与道德升华,经济增长与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将是新时期思想教育长期面临的新课题。2004年，党中央作出《关于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正是应对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面临挑战而向全党、全社会发出的号召。 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摇篮，担负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培养的任务，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如何，科学文化知识如何，将直接影响未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此，2004年3月26日至27日，教育部长专门在京召开了加强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研讨会。周济同志就学习贯彻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批示精神，切实加强大学生思想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他指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办好让人民满意的教育，一定要坚持把德育放在首位，坚持“巩固、深化、提高、发展”的方针，坚持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主体，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有文化的一代新人。因此，高等教育必须始终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努力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增强他们的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提高他们抵御风险和侵蚀的能力。 二、加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是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内容。 理想是指人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和追求。它是人们的政治立场、世界观、人生观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表现，是支配人们社会行为活动的强大精神动力。我们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而现阶段各民族的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现代化。邓小平指出：“树立共同的理想信念，是我们的事业发展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证，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有共同的理想，也就有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6)在“四有”中，邓小平也最强调的，是有理想。他在一次接见外宾谈话中说：“根据我长期从事政治、军事活动的经验，最重要的是团结，要团结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我们过去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7)这充分说明了理想和信念在革命年代政治、军事等生活中成为人们追求的方向和行动的指南，起到凝聚人心、团结群众的作用。同时，他也反复强调对青少年要加强理想教育。早在1978年，邓小平就强调：“革命的理想，共产主义品德，要从小开始培养。我们党的教育事业历来有这样的优良传统。”(8)“我们一定要教育我们的人民，尤其是我们的青年，要有理想。”(9) 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有经济关系决定的，以善恶为评价标准的，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内心信念来维系的调整人们的行为的规范的总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道德状况如何，是关系到这个民族和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和社会进步的大问题。在邓小平同志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非常重视思想政治工作要进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他强调指出：“我们一定要在全党和全国范围内有领导、有计划地大力提倡社会主义道德风尚。”(10)邓小平同志也非常重视在青少年中加强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他指出：“我们要向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努力宣传这种高尚的道德。”（11）根据邓小平的思想和新时期的实践经验，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前进的人际关系。”（12） 面对世界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的发展，面对世界各种文化的相互激荡，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不可避免地对青年学生产生重要影响，使一些人淡漠国家的观念，消解民族意识，失去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经济成分、社会组织形式、就业分配方式多样化，归根到底是利益的多样化。利益原则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利益作用激发了人们进取意识和创新热情。然而，利益驱动也使一些人物欲膨胀、道德沦丧，引起许多负面影响。对于大学生，一方面他们是容易接受新鲜事物的知识群体，另一方面他们又缺乏辨别真伪的能力，容易受一些反动、低级、迷信等内容的影响，从而弱化淡化人格精神。因此，越是全球化，越是要加强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育，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树立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坚持对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信仰，对共产党领导的信任，对坚定社会主义改革事业胜利的信心，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决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三、加强法纪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 思想政治教育是提高人的思想觉悟，纠正人的错误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其作用是巨大的，但也不是万能的，还必须制定严格的法律和纪律，才能有效地规范人的言行。在邓小平思想教育理论中也特别强调法制教育，他指出：“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没有广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没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民主要坚持下去，法制也要坚持下去。就好象两只手，任何一只手削弱都不行。”（13）“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律，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14）这些观点都充分说明法制建设的重要性，把法律和民主放到同等位置。他在强调法制建设的同时，还强调了法律教育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他指出：“法律教育要从娃娃开始，小学、中学都要进行这个教育，社会主义也要进行这个教育。”（15）邓小平也非常重视纪律教育，他认为，纪律是实现理想的保证，是达到团结不可缺少的手段。他指出：“有了理想，还要有纪律才能实现。”“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16）在八十年代初邓小平也指出：“在党的机关、军队、学校和全体人民中，都必须加强纪律教育和法制教育。……大中小学的学生从入学起，工人从入厂起，战士从入伍起，工作人员从到职起，就要学习和服从各方面必须遵守的纪律。对一切无纪律、无政府、违反法制的现象，都必须坚决反对和纠正。”（17） 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未来社会发展的栋梁，高等学校的学生必须加强法制教育，培养他们的法律意识，增强法律观念，做到依法行使权利，依法履行义务，遵守法律。通过教育和引导，使他们懂得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敢于并善于运用法律武器同违法犯罪作斗争。“马加爵事件”，“兰州铁路运输技校新生入学三天被学生会干部殴打至死事件”，“高校学生网络犯罪”等都说明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法纪教育方面还存在薄弱的环节。因此，必须坚持把法纪教育作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一项重要内容长期抓，把它纳入素质教育中，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和诚信品质，引导学生确定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观，学会正确的行使权利和义务，自觉具备社会主义法律国家公民应有的基本素质。 四、加强第二课堂建设，是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途径。 理论灌输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形式，开展科技、文化、社会实践等第二课堂活动也是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途径。邓小平同志非常重视学生的课外实践活动，他指出：“要恢复对学生课外活动的指导，增长学生的知识和志气，推动学生的全面发展。”（18）同时他还指出：“不仅大中学校招生要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而且各部门招工用人也要逐步实行德智体全面考核的办法，择优录取。”（19）这段话指出学校除了要开展好课堂教育，学习理论知识和间接经验外，还必须开展好课外教育，注重理论指导实践，学习课堂上学不到的实践知识和经验，这也是为实现我国的教育目标所必须的。在课外实践活动中，邓小平同志也非常强调劳动教育，他指出：“一般学校要给学生参加劳动的机会。劳动也是教学，是政治思想课。”“学生参加劳动一是必须，二要适当，三要可能。”“学校要把劳动定到课堂中，每周规定半天，主要训练娃娃们养成劳动习惯，加强集体观念。”（20）这些充分说明了劳动也是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法，同时这一要求也是符合我国教育方针的。 因此，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围绕我国的教育方针，实现教育目标开展工作。通过开展科技竞赛、文体竞赛、社会实践等第二课堂活动，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提高学生的实践技能，培养学生集体主义意识、团结协作精神、吃苦耐劳品质和开拓创新思维，让他们更多地接触社会，了解社会，服务社会，增强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为将来投身到改革大潮中奠定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五、加强学校、社会、家庭相联系，形成教育合力，是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方法。 思想政治工作不是孤立存在的，其效果与整个社会大环境、大气候之间有着共同关系。环境好，风气正，思想政治工作就事半功倍，否则，就会事倍功半；同时，思想政治工作也是一项系统工程，贯穿在各项工作之中，仅仅一个方面、一个部门去管，是难以奏效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十分重视动员和组织全社会力量，做改善社会风气和教育人的工作。1979年面对、“”一伙严重破坏社会风气的现实，指出：“一定要教育好我们的后代，一定要从各方面采取有效措施，搞好我们的社会风气，打击那些严重破坏社会风气的各类行为。”（21） 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发展，大学生接受的信息越来越多，知识更新也越来越快，这给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更多便捷，但同时也带来许多冲击和挑战。邓小平也曾指出：“现在学生中出现的某些问题，有多种原因，有社会原因，有家庭原因。”（22）这充分说明了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正面临着更加复杂更加艰巨的任务，需要全社会来共同关心共同支持。面对这种情况，他强调：“我们希望从事教育工作的同志，各个有关部门的同志，整个社会的家家户户，都来关心青少年思想政治进步，把被‘’破坏的优良传统恢复和发扬起来。”（23）“教育决不只是教育部门的事，各级党委要认真地作为大事来抓。各行各业都要来重视教育事业，大力兴办教育事业。”（24）当然，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学校、社会和家庭三者之间，学校仍起着核心和主导着用。邓小平同志非常重视学校和家庭教育互相联系，他指出：“教师要成为学生的朋友，与学生家长联系，互相配合，共同做好教育学生的工作。”（25）因此，面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思想政治工作的系统性、复杂性和时效性的特点，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适时地调整工作方法，积极探索有效途径，密切联系学校、社会和家庭，善于整合三者的力量，形成教育合力，使思想政治工作更加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共同开展好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 六、加强学校党委对思想政治工作领导，建设一支高水平的高校政工干部队伍，是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有力保证。 随着高等教育体制改革，高校办学规模的不断扩大，学校各项工作更加纷繁复杂，越是纷繁复杂，越是不能放松党委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早在1983年，邓小平同志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强调了要加强党委对思想战线的领导，他指出：“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克服软弱涣散的状态，已经成为党委的一个迫切任务。不仅理论文艺界，还有教育、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群众文化和群众思想政治工作等各个方面，都有类似的或其他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26）他还指出：“我们说改善党的领导，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各级党组织应该把大量日常行政工作、业务工作，尽可能交给政府、业务部门承担，党的领导机关除了掌握方针政策和决定重要干部的作用外，要腾出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来做思想政治工作，做人的工作，做群众工作。如果一时还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至少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重要地位上，否则党的领导既不可能改善，也不可能加强。”（26）因此，作为高校党委也同样必须关心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协调好党政工作，完善制度建设，切实加强学校党委对思想政治工作领导，从而保证学校稳定发展，学生健康成长。 加强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不仅要有党委的领导，还要有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高素质政工干部队伍，这是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开展的又一有力保证。建立一支高素质政工干部队伍涉及到人员的选拔、任用、培养和关心等方面。邓小平同志非常重视教师队伍建设。在教师的任用问题上他指出：“师资问题要注意，正规大学、中学现有的师资力量不能降低。”（27）这里的师资力量，一是指教师数量，二是指教师质量。在教师的培养上，他也指出：“要提高教师水平，包括政治思想水平，业务工作能力，以及改进作风等”“要加强师资培训工作，要把教师培训列入规划、列入任务。”（28）当然在任用教师时他也要非常关心教师，关心如何调动教师积极性问题，他指出：“对知识分子，除了精神上鼓励外，还要采取其他一些措施，包括改善他们的物质待遇。”（29）“要调动科学和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光空讲不行，还要给他们创造条件，切切实实地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30） 因此，作为高校如何建立一支高水平政工干部队伍？首先，学校党委必须高度重视，将这一问题纳入党委议事日程、制度规划、组织实施。其次，要加强对政工人员的教育和培训，不断提高他们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第三，安排帮助他们解决工作中、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以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第四，要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加强对政工人员的管理。 邓小平同志的教育思想，为新时期高校开展好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奠定了理论基础，对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明确方向、总结经验、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要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坚持以人为本，树立科学发展观，不断探索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新途径、新方法，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事业，培养高素质的合格人才而奋斗。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试论近年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转变与挑战 论文摘要：党的十六大以来，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正在从“文本”范式向“人本”范式转变；从主体中心模式向主体间性转变；由经验形态向科学形态与学科形态转化；从重视单一的意识形态目标向强调人的素质的全面发展的转变，以单一理论课课堂教育为主向重视各门课的育人作用转变；从救火式模式向育人模式、前瞻模式转变；从以传统课堂教育为载体为主向校园文化与网络为主的现代载体转变；思政队伍由在实践中摸索成长向专业化培养成才的转变；由封闭的学校教育向注重家庭、社会与学校的合力构建的转变。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挑战。 论文关键词：以人为本； 主体间性； 理论课； 专业化； 专家化 高校是人才汇集、知识荟萃、各种社会思潮交汇的地方，大学生是民族的未来、祖国的希望。我们党一直高度重视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2004年中共中央提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任务、途径和领导等九个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是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纲领性文献，文件的下发，极大地推动与促进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与研究工作的发展，使思想政治教育出现了许多新变化。 1、从“文本”向“人本”的转变；但“以物为本”与“以文为本”的理念还根深蒂固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也是现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理念。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是以“封闭性、知识化、教条性、理想化、泛政治化”为特征的“文本”教育范式。“文本”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是四重四轻：重教育者的主导性，轻学生的主体性；重普遍性，轻差异性；重共性要求，忽视个性发展。在教育实践中，也较多地强调社会价值，忽视个人自身发展的需求和价值，是“工具型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知识型思想政治教育范式和灌输型思想政治教育范式”；“文本”思想政治教育范式，造成思想政治教育边缘化、外在化、低效性，也形成了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者脸谱化、思想政治教育非科学化的刻板认识。[1]5 以人为本的思想政治教育坚持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目的与手段，精神需求与物质需求的有机统一。以“开放性、主体性、情感性、生活化为特征”，其教学形态由单向灌输转换为平等对话，“教育方式从‘独白式内容范式’到‘问诊式方法范式’向‘对话式效果范式’转变。[1]5 “以人为本”作为一种新的理念正在改变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模式，带来教育目标、方式、手段的新变化。随着科学发展观学习实践活动的深入，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的转变将更为显现。但以人为本思想的确立，是一个历史的、复杂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就现实而言，还存在以下困惑： 第一，中国高等教育在市场、社会、国家与学术四种力量之间的处境较为尴尬，还没有一套较为成熟的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管理机制，高校的发展还处在一个比较无序的状态，管理层面低，各项工作疲于应付，深层次、长远的问题无心过问，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的转变还没有成为主动的行为。 第二，观念转变与行为方式的转变，是需要创新精神与自我否定的勇气，需要学习与提升的。从中央来看，一直把培训与学习作为转变观念、提升能力的重要内容，但不排除我们的培训方式本身还是“文本”的，实效性与针对性有待加强。同时转变观念也意味着失去一直习惯与驾轻就熟的工作方式，想不想学以致用与能不能学以致用的问题同时存在。 第三，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学科的历史还比较短，缺乏科学、系统的理论论证，如缺乏中国特色的人性假设理论，缺乏对当代大学生需求的理性、科学与具体的研究，以人为本还停留在口头上、观念中，没有落实在实践中。 2、从主体中心模式向主体间性转变；但单一主体与主体缺位的现象还依然存在 主体与客体范畴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范畴，在哲学意义上主体是指有目的、有意识地从事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的实践的人。客体是指在主体活动的对象性指向中获得自身的基本规定（即主体活动所指向的），并反过来制约主体活动的外界对象。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单一主体论或主体中心模式，是一种以教育者为主体，受教育者为客体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认为教育过程的实质是教育工作者根据一定的需要，有目的、有计划地对学生施加各种影响，对学生进行教育和塑造的过程。这种教育模式具有明显的单向性、强制性。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主体、客体及其关系问题不约而同地成为我国哲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热点问题，其影响之大使思想政治教育也不例外。西方教育个性化思潮和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思想以及近年来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理念深入人心，“客体中心模式”，即以受教育者为主体，教育者是受教育者的看护人，对受教育者的发展只起指导作用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和“双主体模式”，即从施教过程方面来说，教育者是施教的主体，受教育者是施教的客体；从受教过程方面来说，受教育者是接受教育的主体，教育者则是接受教育的客体，成为学界关注的模式。客体中心论与双主体论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单一主体论的局限性。随着互联网等现代载体在思想教育中的运用越来越广泛，主客的互动性、交往性、平等性、民主性要求越来越多地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成为新趋势。 张耀灿等在《思想政治教育学前沿》对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了界定：“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是指两种关系的统一：一种关系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都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二者构成了主体——主体的关系；另一种关系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二者都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是复数的主体，他们把教育资料作为共同客体，与教育资料构成主体——客体的关系，这样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是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维度，是受教育者主体能动性的一种展示。主体间性切实体现了以人为本的要求，教育者与被教育者在教育实践过程中的独立性、主体性、主动性、创造性都得到尊重与体现，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是平等、互动的关系，是一种涵盖历史、文化的社会交往活动，教育者与被教育者在理解与对话中实现“视界”融合与思想碰撞。 主体间性前提是教育者与被教育者都是具有主体性与创造性的主体，教育与接受教育都是积极、主动的创造性活动。从单一主体模式向主体间性模式转变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的重要趋势，但在现实中，单一主体论与主体缺位的现象同时并存。主体不了解、不分析学生的思想状态，把青年学生在逻辑上作为普遍是有品德缺陷的，把教育者视作是无缺陷的，通过控制话语权对学生采取传统的、强制的、统一的灌输，是单一主体模式的体现；而对学生的思想状况不闻不问，放任自流是思想政治教育无主体的体现。 3、由经验形态向科学形态与学科形态转变，但理论与实际两张皮的现象依然存在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以经验形态为主要特征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如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是“生命线”理论，就是1929年的古田会议对我党我军的政治工作的基本经验系统总结而得出的结论。1944年，在、的主持下，由谭政同志起草并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的问题》的报告，又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部队政治工作的经验，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方面进一步系统阐明了我军政治工作的性质、方向、地位、作用、任务和方法。党的七大正式确立了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历史地位，使其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坚实理论基础和重要教育内容。1957年2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确立了社会主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方针和方法，成为我党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最高成果。 改革开放以后，逐步开始了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和学科化的进程。1980年5月底至6月初，原第一机械工业部召开的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上第一次提出了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这一命题，指出：思想政治工作要科学化，首先要学科化。孙友余提议：“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研究发挥人的积极性的这门科学叫做思想政治工作学”。第一次正式提出本学科的名称。1981年出版的论文集《论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代表了这一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最高水平。1984年部分高校开办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1987年开始设立思想政治教育硕士点，1996年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博士点，2006年思想政治教育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下独立二级学科，思想政治教育终于得以科学化地独立成为一个二级学科，其研究队伍、研究方向、研究课题都有了明确的划界，从而成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科学与学科化的发展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针对性，对转变思想政治工作者的社会形象与学术地位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思想政治工作是理论性与实践性都很强的科学，是科学、是技术、也是艺术。“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理论教育，但它的价值却体现为一种实践价值”。[3]190其科学性往往是以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作为衡量的主要标准；本来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动行动者是一个群体概念，是由决策者、管理者、研究者、工作者等组成的共同体，但由于这个共同体内部还缺乏有效的联系和相应的机制，一些研究者出于对理论的偏好，往往对经验与实践不以为然，有的研究者本身缺乏实践经验，研究的针对性不是很强；而有些从事是想政治教育管理工作的同志对经验过于依赖，实际上并不把思想政治理论当作学科与科学。这些都导致理论与实际两张皮的现象，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深入，也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创新。 4、从重视单一的意识形态目标向强调人的全面发展转变，但意识形态功能弱化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机制还不完善同时并存 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是指教育者根据社会的要求和人的发展要求，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使受教育者的思想品德、心理素质、人格及行为实践等方面在一定时期内所要达到的预期结果。 我党三代领导人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都有明确的阐述，党的三代领导人对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论述中都包含了对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体现思想政治教育“为了人、发展人”的根本目的与价值。但在思想政治教育实际工作中目标功利化的倾向却十分明显。往往只把思想政治教育的落脚点更多地放在保证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上，而淡化了其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作用。只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目标与社会价值，忽视其个人目标与个体价值。 “以人为本”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是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转向的指南。人的全面发展使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有了共同的价值观念和共同的动力。这样的目标的实现核心是承认人与人的差异性，尊重人的主体性，把人作为整体的人，以实现不同人的不同方面的全面发展。现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由单一的政治功能向重视大学生主体性的培育，增强大学生的主体意识、培养大学生的主体精神、开发大学生的主体能力、塑造教育大学生的主体人格转向，从空洞理想的说教实现向以人为归宿的现实的生活世界的回归。 当然，实现这样的目标需要还原思想政治教育与其他学科的整体关系，但也不能淡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导向性功能。“人的全面发展既包括人的独立性、主动性和创新性在内的主体性的发展，也包括人的民主性、规范性与开放性在内的社会化的发展”，[3]290而是采取更为针对性的方法，使思想政治教育从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把握教育对象的思想，从其所处的社会关系及其变化中了解他们的思想及变化，充分认清他们思想的具体性、复杂性、变化性和必然性，从他们最切身的利益要求的满足中，逐步走到对各种大道理的接受；从空洞的说教转化为对物质利益的引导，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利益观，将人格塑造与世界观的教育结合起来，为每一个人的全面发展和所有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现实条件。 而现实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却存在着不协调现象：一种把思想政治教育等同于一般的知识教育，忽视思想政治教育的导向性与社会价值，存在意识形态弱化，政治素质、道德素质与知识素质脱离的现象；另一方面或者虽然强调人的全面发展，但却仍然用传统的模式推进思想政治教育，人的全面发展实质难以实现。 5、从单一以理论课课堂教育为主向重视各门课的育人作用转变；但理论课的低效性和各门课的教育的合力还未形成 2004年中央16号文件指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的必修课，是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途径，体现了社会主义大学的本质要求。”我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基本框架，形成于上世纪50年代全面学习苏联的时期。改革开放以来，先后经历了恢复建设时期的“82方案”、曲折发展时期的“87方案”、全面加强时期的“98方案”三次重大调整。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对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尤其是对高校思想政治课程体系的第四次调整和改革做出了新的部署，这就是21世纪以来的“05方案”。目前，各高校都在推行“05方案”，理论课教学的主渠道作用日显明显。16号文件要求把形势与政策教育看作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和途径，高度重视形势与政策课的开设，形势与政策课主动联系社会与学生的思想实际，形成以专题化为主要形式的多种形式的改革，同时开设人文素质选修课，加强师德建设，各门课的育人功能日渐重视。 但新的教材体系如何转变为教学体系还需要深入研究与探索；大众化带来的课堂教学方式的变化，我们还没有找到与之相适宜的新的教学组织形式；市场取向、国际化、教育多元化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以及高教改革带来了学校、教师和学生关系的新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的实效性；理论课低效性的困境并没有完全解决；思想政治理论课、形势政策课、人文素质课与其它各门课的育人功能缺乏整体设计与科学的监督与考评方式，育人的合力并未真正形成。 6、由救火式模式向育人模式、前瞻模式转变，但只有危机时才到位常态缺位与不到为现象还比较严重 改革开放以后，针对传统工作模式的局限性，思想政治工作积极推进创新，但相当长时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还处于比较被动的状态，仅仅当成一种应急工具，思政工作的主要功能体现在应对学潮，维护社会与校园的稳定上，矛盾凸显时，思想政治工作者、特别是辅导员成了救火队、应急队，一旦局势平稳，思想政治工作就不被重视。近几年，为了改变这一局面，思想政治工作坚持贴近学生、贴近实际、贴近生活，依据时展和社会进步，制订思想政治教育规划，确定大学生全面发展的阶段性目标；研究与关心大学生的实际思想状况与需求，既强调教育者发挥教育引导的作用，又强调尊重大学生接受教育、主动学习、自觉践行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大学生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的自觉能动作用；注重全面发展与和谐发展，努力促进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的协调发展，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预见性与前瞻性。 但必须看到，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常态化的机制与力度在不同的学校存在不平衡性，依然存在着但只有危机时才到位，常态下缺位与不到为现象。有些规划与育人目标科学性与操作性不强，有的只停留在书面上，并没有变成现实。 7、以传统教育载体为主向现代载体转变，但对现代载体运用能力与综合管理能力还比较弱 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是促进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物质形式和物质实体，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活动方式。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传统的载体主要是通过课堂教育特别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进行，各高校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进课堂、进教材、进学生头脑，通过教学改革，逐步形成结构合理、功能互补的课程体系，主渠道的功能进一步强化，与此同时，现代的思想政治教育正在从课堂到课外延伸，从教室到寝室延伸，从真实的空间向网络空间延伸，从思想教育到心理教育的延伸。校园文化、网络媒体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影响力最大的载体。心理健康教育与社会实践成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 但是，校园文化育人作用还缺乏整体规划和有效的评估手段，网络的吸引能力还比较弱，课上与课下、网上与网下的联动机制的形成也还在探索的初级阶段，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体系的形成，在许多高校还是一个没有完全破题的问题。心理健康教育的覆盖面不足，社会实践的方式、途径、实效性以还有科学的理论界定也没有可靠的经费保证，综合管理与运用各种载体的能力还比较低，主流价值观还在以传统的方式传播，而非主流的价值观却早就用现代方式传播。 8、思政队伍由在实践中摸索成长向专业化培养成才的转变，但辅导员的专业化、专家化还处于起步阶段 2006年9月1日起施行的《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明确规定“辅导员是高等学校教师队伍和管理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教师和干部的双重身份。辅导员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的组织者、实施者和指导者。辅导员应当努力成为大学生的人生导师和健康成长的知心朋友。要统筹规划专职辅导员的发展，鼓励和支持一批骨干攻读相关学位和业务进修，长期从事辅导员工作，向职业化、专家化方向发展。 辅导员的专业化是提高辅导员的学术声望与社会形象，提高辅导员队伍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提升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实效性的重要保证。加强高校辅导员队伍的专业化建设，建立一支精干有专长、有专业依托的专家型学生工作队伍，也是提高高校学生管理水平的必由之路。 目前，各高校都在积极贯彻关于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的文件精神，同时随着大学生就业的日趋严峻，高校辅导员已成为一个热门行业，学历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但如何培养、提升与考核高校辅导员的专业素质已成为当前需要积极研究、探索的主要问题。一些专家学者和思想政治工作管理者认为，要建立职业准入及资格认证制度，实行职业准入和从业资格考试，规范从业人员资质。也有人认为要对辅导员职业分类，设立专业系列职务岗位，建立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咨询、职业生涯辅导、法律服务、学生发展、学生管理等方面的专门队伍，改变辅导员队伍身兼多重角色的现状，结束辅导员专业界限不清的局面。[4]一些专家与学者和思想政治工作管理者注重研究辅导员工作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不同，提出了设立高校辅导员培养专业的思路与设想。提出了构建辅导员核心的核心素质与能力，建构辅导学学科的核心内涵。通过以上探讨以推进辅导员队伍的专业化，实现辅导员队伍的专家化。 9、由封闭的学校教育向注重家庭、社会与学校的合力构建的转变，但社会教育资源与家庭教育资源难以有效利用的现状还没有以扭转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以学校为中心与主体的教育方式，学校用有形和无形的围墙在人的完整世界和整体活动中圈出的特殊的场所，学校教育特别是思想政治教育采用的是与生活、社会、家庭从话语方式、内容要求都不同的教育，是围墙内的理想教育。 由于个体思想品德的生成在时间上是持续终生的、在空间上是超出于学校之外的完整的存在，学校在时空上的有限性决定了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的局限。现代社会日益开放，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使大学围墙淡出，学校、家庭、社会形成更加直接、有机的联系，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实施无法离开学校、家庭和社会教育合力的发挥。但由于高考这一特殊的指挥棒使家庭教育与基础教育还是成绩至上的应试教育，导致中学与大学的教育严重脱节，大学教育事实上是矫正教育；中国大学本身与家庭的联系是非强制性的，许多家长也认为孩子上大学就是交给学校，学校是学生成长的无限责任公司，家庭的作用不仅微弱，有的还是负效应，在社会教育方面教育资源的整合与利用方面，高校本身缺乏应有的控制力和利用能力，整体合力并未形成。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浅析高校辅导员主持班会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艺术 [论文摘要]以“壹周立波秀”为代表的海派艺术在近年来的文艺娱乐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创新的形式给高校辅导员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有力的参考。通过幽默的语音和独特的形式，让辅导员在隐性教育中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论文关键词]三贴近 幽默 主题班会 面对新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当代90后大学生的思想呈现多元化、个性化，辅导员在进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时应当遵循马克思主义原理利用新事物的规律，创新方法来进行正确地引导。2010年，壹周立波秀在全国范围内刮起了一股海派清口的热浪，赢得了不少的观众，大学生群体便是其中之一，不少段子在高校校园里流传。“壹周立波秀”的形式也给高校辅导员开展主题班会提供了全新的借鉴。 一、“壹周立波秀”、“三贴近”原则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 （一）“壹周立波秀”与“三贴近”原则 “壹周立波秀”的新颖深深地打动观众，这种喜闻乐见的形式让全中国观众认识到源自于上海的海派文化，这种新颖与党中央对宣传思想战线提出的“三贴近”原则不谋而合。 “三贴近”是在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对党的宣传思想工作提出新的要求。“三贴近”就是指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三贴近”，将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优良传统与时代责任融为一体，既体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根本性要求，又体现了我们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成为在坚持和发展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原则、基本经验的基础上开创工作新局面的突破口。 （二）“三贴近”原则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明确指出：“大学生是十分宝贵的人才资源，是民族的希望，是祖国的未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把他们培养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对于全面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确保我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确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这充分体现了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高校辅导员在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遵循党的“三贴近”原则，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战线中，辅导员应当将这条原则作为改进和加强自身工作的一条重要指导原则。贴近实际，就是贴近大学生实际，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把回答和解决大学生的道德思想问题作为中心任务，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更好地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贴近生活，就是贴近大学生的生活，深入到大学生学习和生活中去，关注他们生活中的问题，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充满生活色彩，富于生活气息，反映生活本质。贴近群众，就是贴近大学生，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把握大学生的脉搏，了解他们的愿望，以喜闻乐见的形式，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可亲可信、深入人心。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三贴近”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实际，是大学生生活的实际；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大学生的实际生活；大学生，是社会实践中的大学生，实际生活中的大学生。实际是根基，生活是源泉，大学生是出发点和落脚点。 （三）“壹周立波秀”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壹周立波秀”在大学生中的反应十分热烈，许多经典的台词让大学生在平时社会中侃侃而谈。一些国内外时事政治或者新闻人物也被周立波调侃，但其中的道理仍然发人深省、引人深思，不仅仅是说笑那么简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立足国情、立足当代、立足于大学生活，紧紧围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紧密结合大学生的思想实际，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大学生心声统一起来，多用大学生的语言，多联系大学生身边的事例，多采用大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把党的方针政策化为大学生的自觉行动。高校辅导员可以充分借鉴“壹周立波秀”的形式，在主持班会时通过风趣的语言、引人深思的事例来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壹周立波秀”体现了“三贴近”的原则，辅导员在班会中采用类似这种新的形式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既能坚持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化的统一，坚持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统一，使大学生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美的享受；又能把党的先进性要求与大学生的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把解决实际问题与解决思想问题结合起来，起到教育人、引导人、鼓舞人的作用。 二、“壹周立波秀”对辅导员主持班会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一）以小见大，突出自我教育 周立波说：“那时候大力宣传雷锋，你们想，一个人做一辈子好事，不知道扶了几千个老太太过马路啊！我就和几个同学天天候在马路旁边，就盼着可以有一个老太太过来可以被我们扶过马路，结果发觉，现在这个时候，老太太都脱销了！”调侃中折射出一种社会现象，就是为了学雷锋而学雷锋，这就给人们深层次的反思。针对以往中国足球的萎靡不振，“立波梦话”虚构了这样一条新闻：“国家体育总局最近召开记者会，正式宣布解散中国国家足球队，永不重组。中超联赛停办十年，中国足协和中国消协合并，以后做球鞋贸易生意，自负盈亏。”这条新闻虽然纯属虚构，但寓意中国足球的打假问题等，让人忍俊不禁。 幽默是一种智慧的表现，在人际交往中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它可以缩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可以化解人际的冲突或尴尬的情境，使交流气氛轻松融洽，从而促进人与人关系的和谐。高校辅导员可以从周立波的调侃中，可以得到这样的启发：从社会现实和大学生生活中找素材，经过语言的加工，将有教育意义的道路通过幽默的语言表达出来，让学生能够在笑声中明白道理。 （二）与时事热点相结合，突出思想政治教育 周立波对深圳原市长许宗衡的调侃：“许市长在位时最喜欢讲，我是人民的儿子。人民养一个儿子不容易，养大一个，捉进去一个。”对于国际国内的一些重大事件，周立波通过幽默的语言进行调侃，把时政运用到笑料中。高校辅导员可以通过调侃时事腐败事件时，能够让学生去关注这些时政新闻，也起到教育作用。德国著名演说家海因·曼麦说过：“用幽默的方法说出严肃的道理，比直截了当地提出更能为人接受。”辅导员通过运用富有情趣、意味深长的表现手段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以达到激发大学生学习兴趣，启发主动思考，潜移默化地影响大学生思想情怀的目的。 （三）增加娱乐时尚元素，突出个性化教育 周立波每次开始节目是通过木门打开，周立波穿着风衣，戴着墨镜，顶着“许文强帽子”跳了出来在舞台上秀了大半圈。观众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笑声。报幕员问：“你这身打扮是许文强还是小马哥？”周立波开口了：“我是小马哥的粉丝周润发…（停顿，观众大笑）的粉丝周立波。”观众再大笑。高校辅导员面对的是广大兴趣爱好和性格不同类型的大学生，特别是“80后”、“90后”的大学生，需要根据这些群体的个性来召开富有吸引力的主题班会，如果是一言堂，呆板的说教，是难以达到效果的。幽默的语言有利于营造和谐的氛围，也是开展好学生工作的润滑剂。如果辅导员能够结合一些身体语言，那么所起到的作用就更加明显，学生也会更喜欢主题班会。 （四）调侃社会不文明现象，突出文明礼仪教育 周立波自己说过：“调侃是没有恶意的。”周立波的海派清口绝大部分时间在调侃社会不文明现象时，不粗俗，也不针对个人的名誉权。周立波在接受《杨澜访谈录》节目采访时说，“传统曲艺节目，他们是以搞笑为终极目的的，而搞笑只是我的手段。我是要通过搞笑的手段来达成我的一个观点，或者是和大家一起对这座城市或者对这个事件进行一些思考”。由此可以看到壹周立波秀的最大不同点在于它的思想性。幽默可以将平时的同学矛盾产生引起的尴尬化为轻松和自然，使大学生在幽默中有所思，既得到释放，又能分析产生矛盾的现象、提高认识，达到德育教育的目的。所以，辅导员在调侃校园里的不文明或者某些违法违纪的现象时，应当注意不能直接点名道姓，而是对事不对人，让大学生自己学会思考，去感悟。 语言表达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虽然和人的先天因素有关，但更有赖于后天的训练和实践。周立波将上海改革开放三十年包括开埠百多年的能捕捉到的细节用俏皮生动的上海方言表达出来，体现了他深厚的语言功底。辅导员要有意识地学习语言知识，并善于与实践相结合，灵活运用。只要肯下工夫，勤于训练，虚心学习，不断总结，定会有所收获。同时，周立波说过：“文化要有本位主义，占领自己的领域，把它做深做透。”所以，辅导员更要创新的思维去研究社会现象、研究大学生的心理、研究如何将思想政治教育“三贴近”大学生，最终才能更好地占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这块“阵地”。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试析高校大学生漠视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因及对策 论文关键词:高校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　漠视　对策 论文摘要:在新的历史时期，国内国际环境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新情况，从而对当代大学生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冷漠。针对高校大学生漠视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原因，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呼吁全社会特别是高等院校的各级领导给予思想政治教育以高度的重视，加快政治理论教育改革的步伐，加强政治理论教师队伍自身的建设，开创高校大学生政治理论教育工作的新局面。 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当代大学生的思想也有了一系列的改变:由关心西方思潮逐步转变为关心国家的改革开放事业，由习惯于高谈阔论转变为比较务实;由关心多方面的事务转变为关心个人的前途。在这种情况下，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学生跳出短期行为的圈子，正确认识和分析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国家的关系，树立其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就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个重点。但是，从目前来看部分大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却十分冷漠，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由于东欧的剧变和苏联的解体，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遭受到了严重的打击，暂时处于低潮。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西方的一些政要人物加紧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和低毁，企图把打开东欧“铁幕”的经验用于中国，大力宣称“马克思主义过时了”、“社会主义失败了”。国际上一定范围内存在的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情形，必定对高校大学生的思想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 2.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人们的价值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改革开放的不断深人，确实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注人了生机和活力。与此同时，由于“经商热”、“下海热”、“第二职业热”的兴起，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不断蔓延滋长，政治淡漠主义和理想虚无主义抬头。高校大学生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谈钱言利、计较得失已成为部分大学生的人生目标，“一切向钱看”甚至成为少数大学生的座右铭。 3.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与社会不正之风的矛盾。社会上存在的不正之风、党内存在的不正之风以及种种社会丑恶现象都会对大学生的思想产生一系列的不良影响，导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与社会现实之间产生了相当的差距，这样既增加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难度，也诱发了一部分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抵触情绪。 4.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差距较大。在高等学校的理论讲坛上，教育学生要讲奉献、培养高层次的道德情操和理想人格，而一些家长却凭自己的生活经验感化子女。家教的实惠性与学校教育的高层次性，呈现“两张皮”的状况，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 5.政治理论课本身也存在一定的问题。近些年来，我们在政治理论教育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这是应当肯定的。但由于多种原因，政治理论教育本身仍有许多不足之处:第一，中学、大学的政治理论教育内容存在重复的现象，机械的“烫剩饭”难以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和兴趣;第二，部分高校教师尚未较好地解决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的实践中，如何用正确的理论武装人的问题，这势必影响政治理论教育的效果;第三，政治理论教育联系社会实际和学生思想实际不够，教学方式单一、呆板，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教育的吸引力，随社会实际的变化，学生关心的热点问题也不断变化，他们不再满足于老师从书本到书本注释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教学方式，要求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剖析现实和学生关心的热点问题。而我们的政治理论教育不能适“实”改革，也是使部分学生对政治教育失去兴趣，产生淡漠感的原因之一。 面对新时期大学生价值观念的变化，部分大学生对政治理论教育的冷漠，我们应引起高度重视，要加以正确引导，进行深人教育，否则，就可能导致个人主义的泛滥和集体主义的沦丧，损害社会主义的精神支柱，贻误一代跨世纪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对此我们应采取积极的对策: 1.全社会特别是高等院校的党政领导对于政治理论教育必须给予高度的重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就必须倡导一种精神，这种精神需要通过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等政治理论教育才能得以产生、发扬和光大。教育是一种带有明确目的性和强烈的主观能动性的社会实践活动，取消了人为的努力，事情是难以自发地朝着我们期望的方向发展的。高等院校的各级领导对于政治理论教育的重视和支持，是促使高校政治理论教育上一个新台阶的重要保证，也是消除部分学生对政治理论教育冷漠的一个重要方面。作为高等院校的党政领导要在人财物方面给予大力支持，通过一系列的有效措施在校内形成良好的政治理论教育气氛，从而使政治教育得以通过理论灌输、教书育人、日常教育、文化熏陶、社会实践和心理疏导六渠道顺利地完成。 2.加快政治理论教育改革的步伐，使政治理论教育更有针对性，更具吸引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政治理论教育的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政治理论教育的内容、模式、手段等方面也都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作出相应的改革。 首先，对于政治理论教育的内容要进行新的充实。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随着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科学管理经验的引进，大量的反动思潮也蜂拥而至，严重地冲击着大学生的思想，对此，我们不能采取被动的防御式的、救火式的政治理论教育模式，让学生一味地回避西方思潮，而应该把西方的主要思潮纳人教学中，通过正面接触伴以科学的分析使学生彻底了解外来文化，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明辨是非，从而真正提高他们在政治思想上的免疫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政治理论教育必须利用市场经济等价交换规律引导学生深刻认识个人与社会、索取与奉献的关系;利用市场经济竞争的特点，逐步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和开拓精神;利用市场经济质量和信誉观念，教育学生树立严谨的政治态度，培养一丝不苟的学风等等。在日新月异的现代信息技术面前，政治理论教育的内容应该是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充实，政治理论也是一门开放的学科，政治理论教育如果不能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充实自身的内容，就永远不会有吸引力。其次，对于政治理论教育的方法和手段也要不断地进行改进。政治理论教育传统的作法是“你听我讲”，偏重灌输，而不注重“双向交流”，这样就不能把握学生的思想脉搏，就不能真正了解青年学生的思想实际和生活实际，也就不能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事实上大学生关注更多的不是我课堂上讲授的理论知识，而是他们在社会实践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和困难，实践已经证明，靠单纯的说教已不能适应新时期的要求了，因此改革政治理论教育的教学方法已势在必行。打破传统的教育模式，把政治理论教育渗透到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文化娱乐之中，寓教于知、寓教于乐、寓教于美，教书育人、管理育人、科研育人、服务育人。打破传统的教育模式，把先进的多媒体技术手段应用于教学中，融文字、声音、图像于一体，这样可以增加政治理论教育的立体感，使其更生动、更形象，让学生亲身感受到现代信息社会给学习、生活带来的变化，有利于增强政治理论教育的吸引力。 总之，开放式教学是政治理论教育的发展趋势，它既可以运用和检验在课堂上所学到的知识，又可以学到在书本上所学不到的知识，是读社会之书、自然之书的极好机会。 3.加强政治理论教师自身的建设，是解决部分大学生漠视政治理论教育的根本。高校政治理论教师肩负着既教书又育人的双重任务，他们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政治理论教育的实效，关系到政治理论教育是否具有吸引力和战斗力。 政治理论教师不仅要有专业教师应有的一般的基本的教学素质，而且还要有其自身的特殊要求。首先，政治理论教师要有坚定的理论信仰。只有真信马克思主义，才能向学生传授马克思主义。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可能有良好的教学效果的。其次，政治理论教师应具备深厚的理论功力。只有努力攻读马列原著，认真学习和邓小平的著作，理解了原理的真谛，才能向大学生深人透彻的讲授。良好的理论素养是取得政治理论教育的不可替代的途径。再次，政治理论教师还要有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他们必须能够紧密联系理论涉及的社会实际和学生的思想实际，对于思想理论界的动向和问题应有高度的政治敏锐性，这样才能抓住联系实际的要点和重点。同时，政治理论教师还必须具有广博的相关科学知识并获得和掌握当代科技社会发展的最新信息。总之，教育要面向现代化，就要有掌握现代化知识的教师。因此，高校政治理论教育工作者只有勤于思考、勇于探索、刻苦学习、提高素质，才能跟得上时代步伐，才能完成政治理论教育本身所赋予的历史使命。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浅析当前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机遇与对策研究 [论文摘要]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形态，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开辟了新阵地、注入了全新的内容、推进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网络背景下的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现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产生了一些新问题，文章分析了当前环境下的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从教育主体、学生、内容与形式四个方面探索了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 [论文关键词]高校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机遇与挑战 对策 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校在网络环境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形态，是指高校教育工作者用积极的道德规范、思想观念、政治观点、网络素养等精神文化，以现代网络为媒介和阵地，用互动引导、建设管理、制度规范等基本方式，对高校学生实施的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的教育实践活动，促进学生自主构建积极的思想政治品德。在大众传播时代，网络为高校学生开拓了全新的生活空间，而这一全新的生活空间也对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品德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之呈现出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特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变化使得网络逐渐进入思想政治工作的范畴，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阵地和重要工具。 一、网络媒介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意义 以网络为代表的大众传播媒介具有监控环境、联系社会、传承文化等一系列的重要功能，通过网络能管窥当代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能反映出大学生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的认知程度，可以说网络世界里有当代大学生的精神与实践状态的缩影。因此在网络环境下，网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开辟了全新的传播空间，以网络为媒介实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必要也是非常重要的。 1.网络媒介促进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阵地建设。人类传播历经了口语传播时代、文字传播时代、印刷媒介时代，现已进入快速发展的大众传播时期，网络因其图文并茂、视听一体、实时传输等功能一体化的特性，以超越传统媒介的优越性，对整个社会以及人们的价值观、认知与实践方式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网络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当代大学生在学习方式、交往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等方方面面都受到网络深刻的影响，网络促进了学生个体的个性觉醒，他们采用开放式的态度接受网络信息，也依存网络为实践活动提供依据。在媒介形态的变革中，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主动适应新媒介环境的变化，针对高校学生认知与行为方式的特点，积极利用媒介技术，建设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新阵地。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变革的内在要求。 2.网络媒介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注入了新内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应能根据社会的发展要求，从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和教育对象的思想实际出发，随着教育环境与教育因素的变化而改变。网络的发展改变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对教师、学生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针对变化中出现的新问题，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应能及时改变和增加教育内容，以实现对学生的思想、道德、政治、心理等方面的正确引导。当前条件下，具体而言，应加入诸如正确对待世界多元文化的问题、建设积极的网络伦理观问题、构建网络心理教育与咨询平台等内容。 3.网络媒介推进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大众传播媒介功能经历了由分化到统和的发展历程，新媒介有集多种单一媒介功能于一体的优势，但却不能从根本上取代原有的媒介，就如网络媒介深入社会角角落落，但以期刊、杂志、广播、电视为代表的传统媒介依然欣欣向荣一样，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阵地的开辟也不能取代原来有的思想政治教育途径与方式。 网络这个开放式的互动平台打破了少数人的信息垄断，拓展了受众参与信息采制与传播的权利。网络环境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应能体现传统教育途径与新教育媒介的融合性，坚持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虚拟思想政治教育空间与现实教育空间、传统教育方式与网络教育方法的契合。立足于现实发展实际，以学生为本，综合运用多种教育途径和媒介，形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合力。 二、当前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随着我国建设信息高速道路的步伐不断加快，各高校也日益重视网络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建立起了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阵地。总结已取得的成绩与经验，分析其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发现并解决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是推进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不断深入发展与持续创新的内驱力。 1.高校“红色网站”建设卓有成效，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流信息的传播效果偏弱。以网络为阵地不断深入实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丰富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拓展实施途径，最为突出的成果是高校蓬勃发展的红网建设，如南开大学的“觉悟网”、西南财经大学的“光华园”、清华大学的学生红色网站、上海交通大学的“交大焦点”等，集聚着相当高的人气，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与快速发展的红网建设相比，“点击率”与“互动率”却持续低迷，成为制约红网深入发展的难题，红网中只有主流的观点与思想，缺乏互动、讨论与争议。这种尴尬的局面一方面是红网这个新兴事物在发展中的必然现象，更主要的原因是来源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能贴近学生的实际生活，没有把握住学生生活形态和关注的热点。在匿名性的虚拟网络世界中，是否参与到信息的接受与传播完全是受众的自主选择，高校网络思想教育传播的主流信息只有特近学生的生活，遵循网站生存发展的“点击率”原则，才能为实现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打下坚实的基础。 2.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与形式日渐丰富，但缺乏时新性与权威性。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为取得有效性，不断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与形式，日益重视对教育环境的充分调试，已经清晰地意识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无法缺乏网络，也开始注意“时时在线”，但其适应行动常常滞后，权威性遭到解构。网络阵地里的思想政治教育不似传统思想政治教育那样，从教育过程到教育结果都具有可控性，网络空间的话语权常常被转移，权威性面临被肢解，它是一个开放的体系，需要用开放的姿态，渗透到学生生活的方方面面，走进学生的虚拟生活空间、深谙学生的话语体系，从他们的思维与行为方式入手分析，才能卓有成效地引导大学生的思想与行动。 3.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下的学生思想无比活跃和外显，但匿名性使得学生的思想行为变化更难以把握。网络环境下，学生的思想状态持续活跃、外显于网络中，这一方面便于教育工作者及时了解学生思想的变化情况，但匿名性的状态又使得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充满不确定性。网络的开放性及由此创造的网络环境里的群体压力、趋同心理、群体模仿和求异心理等现象，常规状态下的网络思想变化就已经难以掌控，特殊状态下的“匿名性”与集合行为，使得对学生的思想状态把握变得更加困难，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三、推进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策略分析 1.提高教育主体适应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能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能充分认识网络的消极与积极因素，重视网络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作用与意义，分析当代网络环境下学生的认知与行为方式，树立教育民主化的观念，能以网络技术为基础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进行科学的“把关”，建立思想政治网络信息资源，树立权威性，引导学生的思想政治品德形成。 这些新要求一方面是对教育工作者观念上的更新要求，另一方面是基于网络技术的专业素质要求。当前最为重要的是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海量的信息环境中甄别、把关与引导的能力。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贴近学生生活与社会实际、具有时新性与真实性是其发展的趋势，因此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阵地上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网络信息良莠不齐、真假难辨，各种思想观点、价值观、道德规范的冲突等一系列问题，这就需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结合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目标和网络生活实际，帮助学生选择、梳理和甄别信息，以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引导网络舆情的发展，当好“把关人”。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唱响网络思想文化的主旋律。 2.培养高校学生客观运用网络的正确观念与素养。当代大学生畅游在网络信息的海洋，享受着平等、便利、民主的网络生活方式，但网络作为一个较新的事物，诸如网络对学生素质的影响、网络伦理道德、未来人的生活形态等问题目前尚缺乏深层次的思考。网络信息参差不齐，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世界观尚未固定成型，较易受到不良信息的影响。因此，对于大学生进行科学、客观的网络教育，树立正确的网络观是十分重要的。鼓励学生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树立正确的网络文化观；引导学生正确对待网络时代的人际交往方式，树立正确的网络人际观；加强大学生的网络道德教育，树立正确的网络伦理观。以增强学生对于网络信息的需求、检索、评估和有效利用的综合能力，自觉追求真善美、抵制假丑恶，提高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规范网络行为，抵制消极、腐朽、落后、反动的思想观念的侵蚀。 3.丰富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传播内容。高校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就是要运用网络传播平台，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网络文化生活。丰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传播内容应在弘扬主旋律的基础上，倡导多样性。发扬优秀民族文化的同时汲取其他文化的长处，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与感召力抵御网络上文化霸权的侵蚀。注意科学使用学生喜闻乐见的网络语言与交往方式，传播具有实效性、真实性与价值性的内容，以时新性的信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真实性的内容能增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公信力与权威性，具有不同价值性的信息能满足学生多样性的信息需求，网络语言的恰当使用拉近了教育者与学生的心理距离，更加贴近学生的生活和心理，为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取得成效做好准备。 4.创新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网络时代背景下思想政治理论课仍然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除了将网络技术引入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深化学生的读、听、看、思以外，首先应是以各高校教学网站为依托，建立思想政治课教学网页开展高校思政教育，设立学习与答疑专栏、学术观点阐述、时政热点分析等，辅助思想政治课堂教学。其次是建立具有鲜明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观点，宣传党的思想政治问题理论和工作方针的思想教育专题网站，如“红网”等，对学生进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用健康的思想文化占领网络阵地。再次是实现校园网络与其他媒体的资源整合，网络信息浩若烟海、良莠不齐，高校网络思政教育应为学生提供经过质量“把关”过的形式多样的信息资源，如时政热点、突发事件、学生关心的问题等，引导学生思考与讨论，占领网络思想政治问题阵地。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浅析普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就业问题研究 论文关键词：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硕士研究生 就业 论文摘要：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高等教育由精英化向大众化转变，普通高校的硕士研究生人数不断攀升。“入口”处招生比例逐步扩大， “出口”处的毕业生就业状况究竟如何。笔者就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作为探讨对象，就当前的就业现状展开调查，分析其存在的主要原因，最后结合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特点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的今天，中国高等教育为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人才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到来，大学生为缓解就业压力不断走向考研道路，硕士研究生的招生人数不断放大。那么，经过三年的学习后，研究生的就业情况到底如何，笔者走进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进行调查研究，针对具体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就业状况展开分析，试探普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就业问题。 一、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就业现状 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一门悠久而又崭新的学科，学科建设随着改革开放而不断发展和丰富。1984年我国正式创立了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该专业学生毕业后可从事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教育、教学、学生教育管理；科研；党政群团、企事业单位的思想政治工作；社会工作等。但是跟据实际的调查显示，该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去向大概是考博、考公务员、考各类学校和其他。考博方面，很少再有继续攻读本专业的学生，大都选择类似学科或者直接转向其他学科。考公务员方面，该专业研究生一直在屡败屡战中摸爬滚打，据其介绍，由于专业需求量小、没有工作经验等原因，他们只有选择条件较少但竞争激烈的岗位，也使得其不断受挫，困难重重。到各类学校方面，在被调查人数中，大都签约的是高职院校、本科院校，与普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对口” 的岗位就要属辅导员了，但是如今辅导员制度建设、队伍建设等也在不断深化，还有部分毕业生表示并不愿意做学生工作，所以学校就业前景也不容乐观。其他的一些就业方面，诸如各类企业、创业等，比例较少，该专业研究生大多倾向稳定保障的行业，也存在“高不成低不就”的就业尴尬。 总的来说，该专业实际就业范围比较狭窄，毕业生就业集中在高校辅导员行列，考公务员和考博难度较大。加之该专业的理论水平较高，对现实社会的适应性和针对性较低，思政学生对本专业的就业信心不强，担忧“毕业即失业”，出现一些就业恐慌，没有表现出硕士研究生的竞争优势，当然，其中还有一些社会环境、就业观念等的影响。 二、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就业问题的原因分析 当前随着扩招的步伐，普通高校的硕士点不断增多，硕士研究生的招生数量不断上升，但是普通高校的教育体制、师资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却没有同步的跟上。就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来说，首先研究生的教育管理涣散，某些高校研究生处不能针对各个专业特点具体管理，大一统的管理方式既没有针对性又不能立竿见影，管理空泛。其次学科点建设缺乏资金和人力支持，专业教师配备不齐，课程设置陈旧落后。没有确实加强导师队伍建设，导师制管理流于形式，许多研究生与导师联系甚少，没有较好指导研究生的学习和工作。再次就是人才培养方式上，思想政治教育具有较强的实际工作处理能力，然而研究生在校学习期间大都只是理论学习，埋头写论文，缺乏实践锻炼。对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实践锻炼要求不强，没有较好指导研究生认真参加思政工作助理环节和教学实习环节。另外研究生的就业能力也是值得思考的原因。 三、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就业问题的对策研究 （一）加强导师队伍建设 要提高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增强其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各种素质和能力，就要不断加强硕士研究生的导师队伍建设，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达到和谐共赢的双向效果。各个学科点可以组建几支高水平的导师团队，研究生既可以跟随自己导师做科研，又可以在导师团队影响下，学习他们共有的学术道德素质、精湛的业务技能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加深导师与研究生的情感。同时，人的教育管理是主观的，需要客观的规章制度来完善导师制度建设，应建立一系列导师任免制度、导师评估制度、导师汇报制度等。 （二）硕士研究生自我能力提升 硕士研究生要成为一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走专业化道路，在知识、能力和素质等各方面综合发展,这样才能增强自己的就业竞争实力，把专业与自身更好的结合起来，突出个性优势，优质就业。 首先要坚定信仰，做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其次要扎实学习理论知识，不仅要具备专业知识，还要多学习相关学科理论，将他们融合贯通。在理论学习的同时，要特别注意实践操作，运用到实际的教学实习和思想政治工作助理实习中，学以致用。再次要提高能力，提升素质。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浅析探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论文关键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思想政治教育 论文摘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培养出来的目标不仅是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还应当是可靠接班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与一般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为此，本文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必要性及意义等。 目前，我国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以大学生总体与宏观研究居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都以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思想与理论为主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作为大学生群体里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的一部分。对这一微观群体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与工作关系到他们是否可以真正地成为未来社会的积极管理者、思想政治教育者等。 一、研究现状 教育和工作及其学者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研究却不够细化、具体。特别是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这个特殊群体的思想政治教育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对其研究的个案与案例较少。本人通过图书资料等渠道搜集学界关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出版的著作或发表的论文，没有一本（或篇）是以“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为对象，几乎都以“大学生”为主体。 同时，本人在CNKI上搜索近十年来关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相关的研究，只有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的车广吉在2003年第2期的《白城师范学院学报》中分析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择业观念；吉林通化师范学院政法系的吕良在《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12期探讨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理论构建能力及建构；中国矿业大学法学院的胡廷龙在《考试周刊》期刊2007年27期对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研究生教学与课程改革提出了几点思考。 由此看来，尽管部分学者涉及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研究，但都未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作些探讨，学界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还缺乏主动性、针对性、实效性。特别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关注却尚未涉及，对这个特殊群体的思想政治教育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值得研究者们去探究这一特殊群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及其相关政策与对策。 二、存在与亟待解决的问题 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教育方法与内容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深入探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提高思想政治教育针对性与实效性的需要。目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存在且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有： （1）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地位与作用的认识存在偏差，即重外延，轻内涵；重能力，轻素质；重教书、轻育人；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思想政治的实际心理需要认识不足，学生的思想政治认识水平的提高并不必然导致相应行为的发生，这就是所谓“知行脱节、言行不一”。 （2）科学认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与一般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异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呈现出专业的独特性；政治理论的高层次性；教育内容的广泛性；社会实践的深度性等特点。他们的思想素质、政治素质、业务素质、人文素质、创新素质状况如何将直接影响到其本身的发展，甚至社会的发展方向。 （3）需要进一步明确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使得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学生更加地明确自己所学，同时高校应建立与完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与效果的评价机制，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水平。 三、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 由于我国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以大学生总体与宏观研究居多，主要表现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紧扣时代主题，坚持与时俱进，突出强调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思想和理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方式和载体创新研究不断丰富，教育体系不断丰富完善，内容不断充实、实践活动形式多样、学科交叉研究的现象越来越多等，这些研究为探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这一微观群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奠定了丰硕的理论与实践基础，这对于我们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1）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知识水平高的大学生不一定能成为思想政治教育者，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理论研究存在不少薄弱环节，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值得探讨与研究这部分特殊群体的思想政治教育。 （2）在探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现状的基础上，以调查研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思想为立足点，以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有利于提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方法、内容与途径等。 （3）有必要探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为高校制定新的人才培养目标与完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科建设、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提供重要依据和决策参考。 四、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培养出来的目标不仅是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还应当是可靠接班人；主要任务就是做人的思想工作，他们是未来社会的教育者、管理者、政治领导与干部等。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如何将直接影响到其本身的发展，甚至是社会的发展方向。 如今，高校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知识理论灌输，广大学生主要凭借对思想理论知识的理解与掌握来提高思想政治素质。但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学生，他们今后从事的职业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充满着艺术性。他们的思想政治教育目的除了掌握思想政治理论知识外，还应学会如何主动运用、教授思想政治知识对他人和社会产生一定的实践作用。 （1）探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发展社会主义的需要，是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可靠接班人的需要，对于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备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深远的意义。 （2）启发从新的视角对思想政治教育作出新的理解，重新定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进一步完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科建设，明确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 （3）探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发挥其对他人的思想和行为树立榜样与产生辐射效能、带动力、感染力的需要。有利于培养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政治敏锐感，从而学会运用政治眼光评判问题、解决问题，成为社会的积极管理者、教育者、政治领导者；有利于引导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主动探索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措施、工作机制。 （4）重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丰富和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与途径，提高教育的针对性。对于提高我国行政领导与干部的政治素质，加强思想教育人员的职业教育，完善高校教育体制及我国政治教育体系与制度均具有导向意义。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浅析高校国防教育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 论文关键词： 国防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 论文摘要： 国防教育不仅是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载体，而且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具有重要的育人功能。 高校国防教育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既有内在的一致性与互补性，又有一定的区别，二者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国防教育不仅是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载体，而且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具有重要的育人功能。 一、高校国防教育是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载体 在高校中开展国防教育，对于增强大学生的国防观念，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激发他们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促进他们的思想道德和素质的全面提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载体。 国防教育可以成为对大学生深入进行以理想信念为核心的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的有效载体。国防教育以其特有的方式，在对大学生进行以理想信念为核心的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军事技能训练和军事理论教学可以帮助大学生了解当今世界的军事状况，并激发他们顽强拼搏、振兴国家的热情，从而树立起科学的世界观；在军训中普遍开展的解放军优良传统教育，可以使学生学习到为祖国、为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有助于他们在国家、集体、个人利益之间相冲突时，做出正确的选择，从而培养大学生树立勇于奉献的人生观、价值观。 国防教育可以成为组织大学生开展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为内容的民族精神教育的有效载体。国防教育所要培养的国防意识正是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为内容，以国家防卫问题为中心的理性意识，是中华民族精神中最重要的精神支柱，是国防赖以确立的精神根基。通过国防教育，可以更加激发起大学生热爱祖国、热爱集体、热爱社会主义的高尚情操，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精神发扬光大。 国防教育可以成为组织大学生开展以基本道德规范为基础的公民道德教育的有效载体。引导大学生自觉遵守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文明行为，是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 国防教育可以成为对大学生深入进行以全面发展为目标的素质教育的有效载体。国防教育所依托的学科体系是军事科学。现代军事科学是一门范围广博，内容丰富的综合性科学。学生学习军事科学，不仅有利于开阔眼界，扩大知识面，而且有利于他们打破专业学习的思维定势，拓展思维空间，进一步提高其创造力和综合思维能力，促进科学素质的提高。军事科学知识本身所具备的前沿性、神秘性还可以极大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军事科学本身就是人文社会科学，学习军事科学有利于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 总之，通过国防教育，有助于促进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身体素质、心理素质等方面的不断提高，成为“会做一切工作的人”、“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以及“高度文明的人”。 二、高校国防教育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 我国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是为国家和社会培养高素质的专门人才，为社会发展和进步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持和智力保障。高校国防教育对于青年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培养和提高具有其他任何学科门类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对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起着特殊的、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高校开展国防教育，首先就是要对青年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加强大学生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军队的深厚感情，树立为国家和民族献身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政治思想工作是从我们军队里出来的，是我们军队的看家本领。”开展国防教育，可以改善大学生的知识结构，拓宽大学生的视野，极大地提高大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有利于促进大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开展国防教育也有利于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通过开展国防教育，参加军事训练，可以有效地提高大学生的身心素质，增强大学生的集体主义观念和荣誉感。因此国防教育有利于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首先，高校国防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在内容上具有一致性。高校国防教育的内容紧紧围绕着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看，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理想信念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长期和根本的目标和任务。因此，高校国防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是新时期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力补充。 其次，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包括政治理论的教学，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其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培养青年大学生具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提高他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增强他们辨别事物，判断是非的能力。高校国防教育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从根本上抓住了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线，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基础。 第三，新时期高校国防教育不仅传授军事理论知识，而且开展军事训练活动。在传授军事理论知识的同时，让学生明白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帮助他们明辨是非，培养学生的是非判断能力，增强他们的危机感和责任感，使学生立志报效祖国。在军事训练中，培养了学生吃苦耐劳，勇敢顽强，坚韧不拔，互相团结，互相帮助的优秀品质，增强集体主义观念等等，都为思想政治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配合思想政治工作的展开。 三、高校国防教育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功能 (一)国防教育有利于培养大学生艰苦奋斗的精神 艰苦奋斗是中国无产阶级在为革命理想和美好事业奋斗的长期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不怕艰难困苦、顽强奋斗的品质和作风，是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和精神力量。因此，高校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必须要特别强调艰苦奋斗教育，而国防教育则是一种有效途径。首先，集中军训不但使大学生们掌握了一定的军事基础知识和基本军事技能，更重要的是通过时间紧、训练强度大、军事化程度高、条件艰苦等困难条件下的集中军事训练，使参训学生既磨练了意志又锻炼了吃苦耐劳的精神。其次，军事理论课的开展能使广大学生得以从我军光荣历史中学到以“老山精神”为代表的“为了祖国不怕流血牺牲、为了人民甘愿付出”的崇高精神，并结合自身树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信念。最后，通过中国革命史的学习使大学生们明白当前的安宁和幸福是来之不易的，进而懂得要珍惜机会，抓紧学习，艰苦奋斗早日成为高素质的人才的道理。 (二)国防教育有利于增强大学生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 所谓居安思危是指和平安定环境下人们对于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忧患意识和关注，它是国防观念的一个重要方面。国防教育一方面能使学生树立关于战争和和平关系的正确的认识，能清醒的看到世界并不完全太平，各种冲突因素在相当长时期内将会仍然存在，我们要居安思危高度警惕敌对势力的破坏活动。另一方面，通过中国近代国防屈辱史、革命史、人民解放军军史的教育，帮助同学们了解中国人民革命的历程使其能够更加理性的看待我国的国家安全问题，从而激发广大学生的爱国热情和献身精神，加深他们国防事业的热爱。 (三)国防教育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 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事业承前启后的一代，其综合素质高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当前许多大学生往往只重视自己专业的学习，对其他方面知识则表现出极少的兴趣。这种现象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多方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当前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下，外界充满着对大学生的诱惑，仅仅网络一项已经使一部分学生深陷其中。同时当前通俗文化泛滥，不少学生追逐通俗文化比加强个人修养有着更大的兴趣。另一方面，广大大学生又面临着过级、考证、就业的压力这使的他们对一些课外知识的学习往往能减就减。所有这一切造成了部分学生知识面狭窄和视野狭隘。国防教育则是一种全面的综合性教育，对大学生德智体各方面的发展都具有一定作用。国防知识不仅内容丰富知识覆盖面广而且综合性很强，覆盖了从内政到外交、从历史到现实、从基础科学到当今顶尖科技的多学科知识体系。通过国防教育可以使大学生们熟悉和掌握基础军事理论和军事科技知识，既能提高他们的创造思维和综合分析能力，又能带动和促进相关专业知识的学习和巩固，以此开阔大学生们知识视野，改善大学生们知识结构。此外，在艰苦的军事训练中，大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和自我约束能力普遍增强，这就为造就大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打下了基础。与此同时，集中训练过程中通过紧张的队列、战术、射击、拉练等科目的训练对大学生身体素质也是一种极大的锻炼和考验，这也是综合素质提高的一个具体表现。 (四)国防教育有利于大学生拥军意识的形成和集体主义纪律观的树立 军队对大部分人来说是神秘的，大学生也不例外，由于对军队的不了解他们往往会对军队产生不客观的认识。部分学生认为部队是艰苦的代名词，认为军人是严肃难以接近的。军训则给了大学生们一次近距离接触部队、接触军人的机会。训练时教官们的纪律严明、忠于祖国以及过硬的政治军事素质往往会感染很大一部分学生，加深他们对军队的热爱和向往并养成良好的拥军爱兵意识，这种亲身感受教育的效果远远胜过枯燥的课本教育。同时国防教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集体主义精神的教育。集体训练、集体活动、集体生活都体现了集体的精神，此外通过不同科目的训练更能体会到团队协作集体精神的重要性。军训实行的是准军事化管理模式，军训期间各项活动都要严格遵守纪律服从命令安排。这种经历对大学生纪律观的树立极其有效，同时对大学生们将来的学习和生活将会产生积极作用。 国防教育不仅是加强我国国防后备力量建设，提高全民国防意识的重要途径，而且也是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措施。它不仅丰富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而且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新的理论方法和工作方法，它的作用是其他教育形式所无法取代的。高校国防教育与思想政治工作相结合，不但可以使学校国防教育更具有长久的生命力，而且也充分发挥了高校育人的综合效益。总之，在高等学校实施国防教育，不仅是法律赋予的一项任务，也是学校实施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和形式，是大学生磨炼自己、提升自己、证明自己、成长进步的重要机遇和平台。

国际法学论文:马克思主义法学对国际法研究影响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际法思想中所体现的法学研究方法 (一)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 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在法学领域内主要表现为:不同性质的经济制度决定不同性质的法，经济制度的变迁决定法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及各阶段主要的性质和特点。①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近代国际法就是随着殖民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而形成的，并随着世界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国际法作为资产阶级进行世界扩张的工具和幌子越来越偏离公平和正义的价值轨道，早已失去其调整正常的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促进和平的应有目标。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彻底抛弃和否定国际法，而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预测当世界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时，随着私有制的消灭，剥削和压迫将退出历史舞台，“和平”、“私人间的道德和正义原则”将成为国际法的主要原则。② (二)阶级分析法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的阶级性质决定了法的阶级性质。法的阶级性就是法的社会属性，亦即法的社会功能和价值所表现出来的最终利益归属。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法的阶级性并不意味着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以阶级斗争来观察一切事物和一切过程的始终，并将尖锐的阶级矛盾外化为对抗的形式。而法的阶级性则是强调法的社会经济基础的特定利益归属，强调通过法将阶级斗争控制在一定秩序的范围内，使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国际法也有鲜明的阶级性的特点。国际法调整的是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主要由国家来制定和发展，国家的阶级性决定了国际法的阶级性，没有超阶级的国际法。在他们生活的时代，资产阶级为追求剩余价值进行世界范围内的资本扩张，使其压迫和剥削具有了世界性，因此导致了世界范围内的阶级分层现实，这种国际关系的结构形式呈现出西方与非西方，世界范围内的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的不平等国际秩序特征。国际法的制定和发展主导权都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因此这种国际法必然反映和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 (三)批判的方法 阶级分析的方法必然会伴随着批判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批判国际旧秩序，揭露了西方列强之间的秘密外交和政治同盟的频繁变换使国际关系充满了欺诈和变数，批判了近代国际法的局限性。批判的观点贯穿着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和看待法律现象的始终，在批判和阶级分析的过程中，他们提出要以公平和正义为国际法的宗旨和价值目标，恢复国际法的尊严与权威。马克思主义倡导的批判方法与20世纪60年代产生的批判法学思考问题的角度上有相同之处，如批判法学也持批判的观点，从最坏的方面透视法律，揭露实质性的阶级矛盾，但批判法学在批判的同时并没有进一步提出可以操作的改革法律制度的方案，也没有提出对批判对象实行革命性改造的主张，因此它的批判缺乏持久的力量，仅仅靠否定性的批判并不能从根本上破坏它所批判的对象，因此批判法学派仍然属于资产阶级法学的范畴。①二、当代外国国际法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方法的应用周鲠生、刘丰名等老一辈国际法学者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研究方法来研究国际法，其成果对于我国建国后对外政策的开展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但苏联解体一度使马克思主义受到质疑和批评，加之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等国内外因素的影响，导致在当代中国法学领域内，淡化意识形态色彩，否认法的阶级性的观点日益增多，在国际法研究领域内更是普遍存在否认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方法指导作用的倾向。相比之下，国外国际法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法学方法论在国际法领域内的运用却保持了勃勃生机，一批国际法学者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国际法的研究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其代表学者有印度的B．S．契姆尼，英国的苏珊•马克斯，芬兰的马尔蒂•科斯肯涅米等人。下文以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研究方法为线索对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论述。 (一)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研究国际法的发展史 学者们认为，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密不可分，而国际关系则取决于各国生产力发展的对比状况。各国的外交政策与其国内政策密切相关，都由建立在特定生产方式上的社会经济决定。国际法的发展阶段是与全球资本主义的不同阶段相契合的。资本主义学者将世界经济的发展分为以下四个阶段:(1)1600～1760年，旧殖民主义发展阶段;(2)1760～1875年，自由资本主义时期;(3)1875～1945年，帝国主义时期;(4)1945年～，新殖民主义时期。②无独有偶，英国著名国际法学者布朗利也将国际法发展阶段分为1648～1750年，1750～1850年，1850～1950年，1950年～。B．S．契姆尼也认为世界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产生了相应的国际法律体系，具体可以划分为:(1)1600～1760年，在旧殖民主义发展时期，由封建国际法发展为资本主义国际法;(2)1760～1875年，在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国际法为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国际法;(3)1875～1945年，在帝国主义时期，国际法主要体现为帝国主义国际法;(4)1945年～，国际法经历了从资本主义民主国际法到资本主义帝国国际法的转变。③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各个阶段，西方国家相互之间、西方国家与亚非拉国家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国际法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在旧殖民主义发展时期，资本扩张的趋势打破了东西方之间完全隔绝的状态，西方世界和东方世界以征服和被征服的形式开始了不平等的交往，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呈现为对外剥削和征服，这种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发展特点决定了国际法由调整欧洲封建国家关系的封建国际法发展为真正具有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国际法。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进行殖民扩张的过程中利用国际法作为幌子，该阶段的国际法呈现出强烈的殖民主义的色彩。在帝国主义时期，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进行资本输出和对外剥削也影响到国际法，该阶段的国际法中出现的大量不平等条约就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特点。1945～1975年间，二战后广大亚非拉国家纷纷独立，这些新独立的国家在国内社会和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方面享有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并在国际舞台上享有了一定的发言权，新生民主力量的加入使该时期的国际法具有了一定的民主性，因此该阶段的国际法被称为资本主义民主国际法。但在20世纪70年代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却改变了这一民主化的发展趋势。世界经济的发展使跨国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和地位上升，他们拥有世界范围最先进的生产方式，拥有跨国公司和全球化的金融机构，控制着世界上的大部分财富，甚至影响到不同国家的主权行使，在这些跨国资产阶级利益的影响下，当代国际法处于从资产阶级民主国际法向资产阶级帝国国际法转变的进程中，致力于推动经济的全球化发展。 (二)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国际法 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认为，国际法也是有阶级性的，国际法所要实现的抽象的国家利益事实上是特定团体和阶级的利益。作为国际法的社会存在基础的国际社会分层的现实决定了国际法的阶级性，国际法由跨国资产阶级利益主导，主流国际法学者也代表着跨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当代国际法主要是服务于跨国资产阶级利益的。 1．国家及国际法的定义和国际法民主化发展的制约因素 主流国际法学者关于国家的定义主要围绕国家的四要素而展开，关于国际法的定义方面，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认为主流国际法学者总在谈“国家利益”，试图掩盖国际法所代表的特定阶级利益的性质。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指出，资本无限扩张的欲望是国际法民主化发展的外部制约因素，僵化的、受权力驱使的国际法的渊源，是国际法民主化的内部制约因素。主流国际法学者主张当代国际法的主要渊源包括条约和习惯。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条约是特定社会秩序的表达，反映集团利益的一定程度上的平衡。这一条约的定义揭露了条约的阶级利益的本质。习惯法的构成要素包括各国反复一致的实践和法律确信，大国的一致实践则往往被要求作为构成国际习惯的必要要素，加之国际法富有弹性，因而更能反映资产阶级的利益。国际组织的决议等“软法”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参与而具有民主化的因素，更能反映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遍利益，但主流国际法学者则认为“软法不是法”。①这种国际法渊源的界定方式剥夺了低层阶级在国际法制定过程中的话语权，使国际法完全受制于跨国资产阶级。② 2．国际法具体制度中阶级性的体现 由于代表跨国资产阶级利益的发达国家把持着制定国际法的主导权，为了保障跨国资产阶级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更多的利益，国际法的各个分支中都体现了跨国资产阶级利益主导的倾向。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与公共健康权之间的冲突、东西方国家关于征用时的赔偿标准界定的冲突、对于东道国的义务规定等都体现了跨国资本的利益。自由贸易体系不是服务于低层阶级利益的，其所倡导和推进的全球化在全球范围内遭到了低层阶级的抵抗，①就是这一结论最有力的证明。一些当代国际法学者认为国际法没有阶级性，因此，没有必要用马克思主义去指导国际法的研究。如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阶级性的科学论断，主要是针对国内法讲的，而国际法是无法用阶级性去分析的。②还有学者认为，国际法的阶级性很难论证，国际法律关系并不直接表现为明显尖锐的阶级对立。③马克思主义认为，研究法的阶级性实质是在分析法的社会功能和法所最终体现出来的社会某一团体的利益。国际法是由国家制定的，主流国际法学者宣称国际法反映的是国家利益，但国家利益太过空洞和抽象，因为国家意志仍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因此，国家利益实质上反映的仍是特定阶级的利益。在当代国际社会中，主导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层无一例外地是跨国资产阶级的代表，在这些发达国家主导之下所制定的国际法规范也反映着隐藏在国家的“面纱”之下的跨国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一点在上述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的观点的论述中已经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了。通过国际组织而形成的国际法也同样体现着阶级利益，因为国际组织同样是由国家所创建和主导的，除了极个别的第三世界国际组织外，西方发达国家垄断了绝大部分的国际组织并将跨国资产阶级的利益渗透其中。当代国际法中出现了一些新的民主化的因素，如国际强行法的出现和普及，对一切义务等新概念的出现等，有人提出这些民主化的因素突破了国际法的阶级性。马克思主义认为，统治阶级为了维持统治，总是会作出一定让步从而把阶级冲突控制在秩序允许的范围之内。④但更多的是被统治阶级的让步，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了法的阶级性并没有变化。国际法也是一样的，跨国资产阶级进行资本扩张、实现其经济利益也需要有一定程度上的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反映跨国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全球化浪潮、贸易自由化趋势需要建立在一个相对和平和平等的国际社会的基础之上。同时，低层阶级的力量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跨国资产阶级的行为，因此，国际法体系中的国际强行法、对一切的义务等民主因素并没有消除国际法的阶级性。⑤ (三)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国际法 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国际法，有助于纠正主流国际法的不公正和盲目性，有助于让低层阶级认识到当代国际法的性质和特点，有助于国际法的民主化、合理化发展。事实上，阶级分析的方法必然会伴随批判的方法，因为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正是通过批判当代国际法的不公正进行阶级分析的过程。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国际法要求马克思主义学者关注其他非主流的国际法学流派，共同形成对主流国际法学派的批判和监督。在当代国际法的研究队伍中，具有左倾倾向的学者正是以批判的方法来分析和看待各种国际法现象，对国际法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面对西方国际法学的主导地位及其对第三世界的渗透，以批判的精神进行国际法的研究可以使国际法在批判中前进。B．S．契姆尼将自己的研究方法称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方法。①但要注意在批判主流国际法时，要在批判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主张和理论，否则容易重蹈批判法学派的覆辙。 三、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方法用于当代国际法研究的时代意义 (一)有利于当代国际法朝着民主化的方向改革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方法在当代国际法研究中的运用，在分析国际法阶级性的基础上，批判了大国在国际法制定过程中的主导权和控制权，指出跨国资产阶级利益在背后的操纵是当代国际法偏离公正和正义价值的主要原因，而大国对国际法的违反是当代国际法民主化发展的真正障碍，有助于引导低层阶级、第三世界国家认清当代国际法的性质，鼓励第三世界国家积极参与国际法的制订过程，抵制霸权主义，促进国际法的公正合理和民主化发展。 (二)有利于对国际法理论进行反思与审视 作为一种非主流的国际法学观点，其批判的研究方法可以启迪人们对主流国际法学进行反思，阶级分析的方法有助于揭露当代国际法的实质和价值追求，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通过分析国际经济体系的变迁与国际法发展之间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揭露了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在近代国际法与当代国际法中所产生的影响。这些与主流国际法学者的研究方法和角度完全不同的分析方法给国际法理论研究带来了一个彻底的革命，可以启迪学者们用各种不同的角度和方法进行国际法的分析研究，并促使主流国际法学者对自己的研究成果进行反思和审视。 (三)有利于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服务于中国的外交实践 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法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着淡化意识形态色彩的倾向，国际法领域的研究最主要的趋势是追求与西方接轨，西方主流国际法学者的理论和观点被大量地引进和宣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研究方法，将阶级的、批判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引入中国国际法理论研究中可以让中国的国际法学者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立场，让中国的国际法理论研究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外交实践，更有力地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维护第三世界国家和低层阶级的利益，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作出贡献。 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作为一种非主流的国际法学流派，是与主流国际法学流派截然不同的一种流派，不同声音的呼喊可以启迪人们对主流国际法学进行反思和改革。但现阶段，将马克思主义法学方法用于国际法研究仍有许多局限性。运用马克思主义法学方法进行国际法研究的队伍势单力薄，其研究成果也仍处于分散的、非体系化的阶段，一些概念的界定仍不太明确，对于国际法基础理论的研究和对于各个部门法的研究都不够充分和完善，在批判主流国际法的基础上进行的构建新的国际法理论体系的努力仍不够充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国际法研究中的运用还要警惕过于“左”的倾向，否则无异于作茧自缚。 国际法学论文:浅析国际法学方法论的体系理解 方法论领域的每一次突破与创新对于法学的成熟与发展都是一次难得的机遇，这一点对于国际法学而言亦是如此。同对各种具体方法的简单描绘和罗列不同，方法论侧重的是揭示如何合理有效地使用各种具体认识方法的方法，是“方法的方法”或者说是方法论原则。由于“方法论”一词在我国法学领域本就属于一个“时髦”的词汇，如何界定国际法学方法论国内目前尚无权威、一致的结论。但是，从方法论的本质不难看出，国际法学方法论应当是关于国际法的本质的抽象存在和发展变化的包含国际法的性质、渊源、效力依据、运作模式等基本内容在内的综合性方法体系。与法学其他部门法的方法论相比，国际法学方法论应当既含有法学研究方法的普遍性，又具有相对于其他部门法认识方法的特殊性。具体而言，这种“普遍性”表现在国际法学方法论和一般方法论相同，主要涉及研究者思考问题的立场选择、研究对象范围的确定、研究途径的科学考量等内容;而这种“特殊性”则表现在国际法学方法论内容体系的上述三个主要方面所呈现的国际法学科专业特色。 一、国际法学方法论的体系理解 如上所述，国际法学方法论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相互结合的综合性体系，而对于这一复杂综合体的理解主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具体展开: 1．国际法研究的主体立场———实证主义与价值主义 方法论作为研究者论理所使用的方法、手段和程序的体系，不仅无可避免地受制于研究者的主观思维，并且深刻反映着研究者的思想活动。从研究者所持立场划分，对国际法的研究可以划分为实证主义研究与价值主义研究两大类。 其一，国际法研究的实证主义。国际法研究的实证主义，是指在对国际法规范、国家实践、国际司法判例等素材进行价值无涉地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客观、中立地描绘出某一国际法问题“是什么”的方法论体系。它强调事实与价值、法律因素与非法律因素的严格区分，强调以国际法规则、国家实践等实际的国际法制度为研究对象，从而有效排除道德、正义和价值等自然法要素对于国际法研究的干扰与渗透。普遍认为，实证主义方法的研究对象———“实然法”，起源于边沁对“实然法”和“应然法”概念的区分;而就实证主义方法本身则根植于以奥斯汀、哈特、凯尔森为代表的实证分析法学派的研究。具体到国际法学领域，以宾刻舒克、奥本海为代表的实在法学派(Positivist)是实证主义方法的积极倡导者和践行者。自17世纪首次被提出至19世纪占据压倒性优势，实在法学派自产生至占据主流地位经历了长达两个世纪的发展。在实在法学派看来，国际法的效力根据来自于体现各国共同意志的国际条约或国际惯例。他们肯定“公认”是国际法的唯一基础，强调法律只能是被创制出来的，不存在人定法之外的其他法律，如自然法。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将国际法作为一个独立的客体，在对大量的国际法规则、国家实践和司法判例进行客观中立的解释的基础上，从个别到一般，归纳出国际法的本质属性。主张实证主义方法论者的主要理由在于:“第一，国际法的研究如果不基于实证，会让国际法看起来不像‘法’，而更像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第二，国际法研究如果缺乏实证，会使结论缺乏说服力。”［3］51－52 其二，国际法研究的价值主义。国际法研究的价值主义，是指在以价值批判为分析方法研究国际法的效力根据、国际法的正当性和价值取向以及国际法的发展趋势是否符合正义标准的基础上，带有主观性地解决国际法“应当是什么”的问题。同实证主义不同，价值主义认为法律应建立在“理性”、“正义”、“道德”等抽象的概念之上，强调法律的合理性。国际法研究的价值主义根植于16世纪摆脱基督教神学束缚的自然法学派(Naturalist)。关于国际法的效力根据，以普芬道夫、维多利亚为代表的自然法学派学者认为国际法是自然法的一部分，其效力来自于人的本性、理智，因而不承认实在法规则及其效力。然而，建立在自然法基础上的国际法体系不禁使人疑虑重重:一项国际法规则，怎样证明其体现了人类理性?国际法中“正义”的标准又为何?这些通过演绎方法推导出的自然法规则，给人以空中楼阁的感觉，使国际法体系岌岌可危，因此自19世纪开始，自然法学派开始逐渐衰落，并最终被实在法学派所取代。 价值主义的研究方法侧重于通过运用演绎推理的方法，寻找国际法规则有效之“理性之命名”。而对于国际法本身，价值主义更是认为需要从国家的本性或国家存在的目的上去推求。尽管主张价值主义的自然法学派已经衰落，但是价值主义本身仍然是与实证主义相对应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范畴。价值主义的拥护者认为:“首先，‘事实’的丰富性或者说现实世界人们关系的复杂性、多样性，迫使研究者或立法者不得不选择一些关系进行研究或规范，而选择总是与选择者的价值取向有关;其次，观察者和等待解释的客观事实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因为人们能够观察到什么东西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他所接受和拥有的理论结构。”［4］47因此，通过价值主义方法研究国际法时，就同一法律制度，不同学者往往会站在不同的立场进行分析，如对WTO体系的理解和评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因立场不同得出的结论就会有所不同，甚至截然相反。除了分析现行的国际法外，价值主义还着眼于对当下的国际法进行反思，提出批评和改进的建议，并预测其发展趋势，其典型代表为:如就国家间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问题，遵循价值主义的学者在总结当下制度存在的缺陷的基础上，往往也会探讨其相应的解决策略，例如将其纳入WTO机制解决的可行性等。 2．国际法研究的素材客体———学说研究、规则研究与实践研究 “进行国际法领域的各项研究，首重资料。”［5］74因此，无论是实证主义还是价值主义方法论，除了确定研究者的主观立场外，还需要根据学科特点明确把握国际法的主要研究对象。 其一，学说研究。学说或学说史研究，是研究该学科产生、发展与演变的学问，体现了以历史视角把握该学科发展脉络的内在要求。［6］13在国际法领域，许多权威法学家的学说都曾经在历史上对国际法规则、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例如，在国际公法领域，欧洲近代国际公法的奠基人格老秀斯的著作《战争与和平法》就曾对近代国际公法的整体发展产生过突出影响;又如“在条约解释上，瓦尔特的‘无需解释的事项不须解释’的学说竟成为习惯国际法规则，并且也成为《维也纳条约公约》第31条解释通则的组成部分”［7］78。而回顾国际私法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从没有一个学科像国际私法一样创造出如此多的学说和理论，例如就一国法院审理涉外民事案件何以适用外国法这一国际私法核心问题之一，自12世纪以来先后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学者及其学说，这其中包括巴托鲁斯及其意大利法则区别说、以胡伯为代表的国际礼让说、萨维尼及其法律关系本座说以及里斯提出的美国《第二次冲突法重述》等等，可谓数不胜数。至于学说能否作为国际法渊源的问题，《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规定，权威公法学家学说只能作为确定法律原则的补充资料，其本身并不是法律渊源，不能产生法律拘束力;而在国际私法领域，学说也被普遍认为一般不能成为国际私法的渊源;在国际经济法领域这一点更是没有争议。尽管学说一般不能被视为国际法渊源，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学说无论是对国际法的规范体系建立还是对国际司法实践都曾发挥过重要的指导作用，在一些普通法国家，学说甚至是法官据以裁判的根据。因此，对于学说的研究有利于我们在重新审视历史的基础上，将国际法研究推向一个更高的水平。 其二，规则研究。对于国际法规则的研究，既包括对国际法现行有效的法律规则的研究，也包括对国际法“软法”的研究。就研究现行有效的国际法规则而言，需要从法律渊源角度入手。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规定，国际公法的渊源包括国际公约、国际习惯和一般法律原则以及作为辅助性材料的公法学家学说和司法判例。国际私法的渊源，一般而言，除了国际公约、国际习惯和一般法律原则外，还包括国内立法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内判例，其中国内立法不仅是国际私法规则的最早表现形式，也是迄今为止国际私法最主要的渊源。比较而言，国际经济法的渊源则主要包括国际公约、国际惯例以及国际司法机构和准司法机构的有法律拘束力的裁决。以上这些构成了现行有效的国际法规则的基本内容，在具体研究这些规则时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值得特别注意:(1)鉴于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其规范呈现出的各自特点，在研究国际法规则时，我们必须准确把握它们之间的共性与特性，不可一概而论。以国际习惯和国际惯例为例，前者常出现在国际公法的概念中，要求必须是国家实践的产物;而后者则常出现在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中，常常指向国际民商事私主体实践的产物。在国际公法中，习惯只要一经证实，即可直接作为法律执行;而在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中，惯例只有在经当事人选择或法律和法院认可的情况下，才能作为法律执行。(2)即使是已经明确的国际法渊源本身也呈现出一定的规则模糊性，这无疑给研究国际法规则造成一定的困难。以国际公法中的国际习惯为例，如何确认某一事项构成国际习惯，需要考虑两个因素，即国家的确信和国家的实践，而这两项标准往往不能轻而易举就得出结论。除此之外，即便是得到缔约国共识而广为使用的国际条约，也可能会表现出模糊性，如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由于各国无法在实际履行等问题上达成一致，因此对于合同的效力、合同的转让、营业地在非缔约国的当事人能否通过意思自治选择适用公约等重要问题，CISG都没有涉及。(3)随着国际交往的日益密切以及国家和跨国民商事主体的实践累积，国际法在不断发展，而国际法规则也始终处在变动之中。以一直不断更新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INCOTERMS)和《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UCP)为例，尽管这些改变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国际法规则的不稳定性，但是我们应当看到，这些更新后的惯例因切合国际商事交往的实际需要，不仅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普遍认同和接受，而且也不断完善着国际经济法的规则体系。所谓国际法上的“软法”，是指不具有强制力的某些宣言和国际组织的决议，以及尚未生效的国际法公约等等。这些“软法”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际法渊源，但是他们在调整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也不容忽视。如2005年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尽管该公约目前尚未生效，但是通过该公约，我们可以看到各国在国际民商事管辖权方面表现出的加强司法合作的意图，而这一意图又充分反映了该领域的最新立法成果。由此可见，国际法中的“软法”为处理国家关系、国际民商事关系和国际经济关系提供了一定的指导原则和磋商基础，以联合国1974年《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为例，尽管其内容多为建议性的规范，但是其仍然可以称得上是国际经济法的辅助渊源或准渊源，理所应当纳入国际法规则研究的范畴。 其三，实践研究。通常而言，国际法中的实践包含司法判例和国家实践这两大类。其中一国的国内司法判例因体现的是一国的国家意志，因此除具有判例属性外也是国家实践的一种具体形式。由此，“国际法判例”和“国家实践”这两个概念便在“国内司法判例”领域存在内容上的重合，其具体关系。 有鉴于此，关于国际法的实践研究，笔者也将按照图1所示，将其划分为国际司法机构和准司法机构等的判例、一国国内判例和非判例的国家实践三部分展开分析。 (1)对于国际司法机构和准司法机构等作出的判例，按照国际法的一般原理，它只对个案当事人和当事国有效，对其他案件或当事人和国家并无拘束力。但是，随着国际法的不断发展，司法判例在国际法上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在国际公法领域，尽管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和第59条的明确规定，司法判例只是辅助性渊源，但是国际法院等国际司法机构在判案时还是会经常援引先例，其中以1949年“科孚海峡案”和1953年“诺特鲍姆案”最为典型。此外，除了为法院今后审理相似案件提供可援引的依据外，某些判例甚至创造出新的国际法规则，并且这些规则为一般国际实践所承认和遵循，例如领海直线基线的确立就来自于1951年“英挪渔业案”的判决。除国际法院、海洋法法庭等国际司法机构外，一些准司法机构的实践也越来越受到理论和实践界的关注，这其中以解决投资争端的国际中心(ICSID)和WTO争端解决机构(DSB)最具代表性。就ICSID而言，其仲裁裁决本身并不存在遵循先例的原则，如就两国双边投资协定中的最惠国待遇条款是否包含对ICSID仲裁的同意的问题，ICSID先后裁决的“玛芬兹尼诉西班牙案”和“普拉玛诉保加利亚案”得出的结论完全相反，然而这两个案子最后都得出ICSID享有管辖权的结论又反映出它们在扩大ICSID管辖权方面起到的先例指导作用。如果我们研究WTO框架内的争端解决，我们会发现它更是如某些学者所言“明显地表现出了案例法的方法或特点”。［8］123以1995年至2001年7月为例，DSB形成的54个专家组报告和38个上诉机构报告中，阿根廷鞋保障措施案、日本酒税案、美国汽油案、美国羊毛上衣案和欧盟荷尔蒙案在40个以上的报告中被引用，欧盟香蕉案和印度专利案被引用的次数也超过30次，而美国虾案、美国内衣案和澳大利亚鲑鱼案也被引用过20多次。［9］276由此可见，这些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不仅已经成为国际经济法领域的经典案例，而且为DSB处理以后相关的争议提供了参考和依据。 (2)一国国内判例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在国际法实践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在国际公法领域，国内司法判例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作为国际习惯法的证据，尽管其证据效力与国际法院等国际司法机构作出的判决相比要小得多。而在国际私法领域，国内判例对于国内法院审理案件更是具有重要意义，在秉承“遵循先例”的普通法系国家，国内判例更是重要的法律渊源。除此之外，一国国内判例同样有助于促成国际法新规则的形成，这方面的例子有:1812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的“斯库诺交易号案”开启了美国历史上坚持“绝对豁免主义”的时代;1878年法国最高法院判决的“鲍福莱蒙案”引起了人们对法律规避问题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1926年英国法院审理的“安斯利继承案”正式确立了双重反致原则，等等。 (3)非判例类的国家实践既包括单一的国家实践也包括国际社会的共同实践。研究这些国际实践的意义在于，它们深刻地反映着当前一些国家的利益诉求和国际关系的最新趋势，表明着某些规则正面临的挑战或者在某一领域出现新规则的可能。一方面，需要肯定的是有些国家的单一实践已经形成了新的国际规则，典型代表如“即时国际习惯法”(in-stantcustomaryinternationallaw)，与通常意义上的国际习惯法强调国家的长期反复实践和各国的内心确信不同，即时国际习惯法只需要一国采取一次性的国家行为，如果没有遭到其他国家的反对，其合法性一般就会得到国际法的承认，如某一国家向太空发射卫星的行为便是即时国际习惯法的典型代表。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注意到一些国家的实践由于不符合当前的国际法规则，非但无法构成新规则反而有可能成为国际社会制定新规则加以规制的对象，例如“预先性自卫”。所谓预先性自卫是指一国对其主观认为即将来临的攻击率先采取军事打击的行为。近年来，美国以打击恐怖主义的名义采取了许多预先性自卫行为，对此，各国普遍感到不安，不仅强烈反对这种扩大自卫权范围的主张，并且希望能够在联合国框架内利用一切办法应对这一国家实践。［10］51 3．国际法研究的阐述路径———单独研究与比较研究 在进行国际法的阐述时，有两种可遵循的研究路径:单独研究和比较研究。前者的优势在于这种研究方式能够有效把握问题的核心，始终围绕问题本身分析，不会造成思维和叙述上的混乱;而后者的优势则在于发散思维，通过比较从不同侧面分析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更为全面的认识。支持单独研究的学者认为:国际法具有自成一体的特征，注定与国内法或一般法学有所不同，比较方法并不适用于国际法。事实上，国际法中的“联合国”、“WTO”等概念及制度确实与一般法学或国内法不具有可比性，因此在研究这些国际法特有的制度上，有必要通过单独研究展开具有针对性的讨论。与之相反，支持比较研究的学者则认为，国际法总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而且其概念本身都是在和国内法进行关系比较的基础上形成的，因而比较法更适合说明国际法问题。而事实上，这两种研究路径由于侧重不同，在不同的国际法问题研究中都各自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单独研究。通常而言，单独研究可以划分为对某一制度整体进行的宏观研究和对该制度中某一个体进行的微观研究。以WTO为例，作为当前国际社会协调和约束各成员贸易政策、法规、措施等关涉多边贸易关系的最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WTO在性质上的唯一性决定了对其从宏观角度进行单独研究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与此同时，WTO的机构设置、法律体系、争议解决机制以及众多国家和地区的参与成员等客观现实又天然地要求对它的研究必须着眼于微观。因此，如果说宏观的研究模式使人能够对WTO有一个全面的、综合的认识和把握的话，那么，微观的研究模式则使人能够更加深入理解WTO的各项具体规则，更有助于实践操作。 (2)比较研究。“早在1900年，就有学者指出比较法的两大作用:它既是‘解释法律的宝贵工具’，又是‘立法进步的有力工具’。”［11］54在笔者看来，用这句话来说明比较研究对于国际法的重要性也同样正确。由于国家法本身的国际性和多元性，国际法学比较研究本身也具有多种形式。例如，在研究作为国际私法渊源之一的国内法时，常会涉及各国国内法之间的立法比较，而由于各国语言的不同，立法比较又会建立在对各国立法文意和对国际私法规则理解的比较基础之上;在研究海上货物运输的相关规则时，我们总是会将调整提单运输的国际公约海牙规则、维斯比规则、汉堡规则、鹿特丹规则放在一起进行前后比较，以便思维得到清晰的梳理;在研究国家责任时，历史比较的眼光又会使我们充分了解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责任对传统国家责任的补充和完善。总之，比较式的阐述方式早已深入国际法研究的各个领域，成为国际法学方法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国际法学方法论研究之我见 关于方法论对于法学研究的基础性地位及重要意义，拉伦茨教授在《法学方法论》一书中曾经给予高度评价———“法学之成为科学，在于其能发展及应用其固有之方法”［12］21。笔者认为，这些评价也可以适用于国际法学和国际法学方法论之间的关系。自奥本海在1908年撰写《关于国际法的任务与方法》［13］313的论文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国际法领域正在发生的两点根本性转变:“第一，国际关系尤其是新生领域的国际关系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法规则和制度的制约和影响;第二，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为解决以上新生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14］291这种转变在笔者看来，深刻地展现着国际法学方法论对于国际法发展的重要意义。目前我国关于国际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尚不够成熟，未形成任何研究体系，而就其发展笔者愿意提出自己的拙见，即:从方法论角度研究国际法学，应当在坚持实证主义立场的基础上辅之以价值主义，并且结合多种方法选择合适的阐述路径展开分析。 其一，面对实证主义与价值主义之争，纵然有学者认为价值主义的意义在于:“法学中弥漫着意识形态，并在某种意义上讲，意识形态一直哺育着法学理论，事实上不受意识形态约束的实证法学根本上不存在。”［4］47然而，我们应当注意到国际法学本身方法论上的特殊性:一方面，国际法规则大多是国家间利益妥协与平衡的产物，是国家的现实实践，在研究时不应涉及价值判断;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认清国际法的发展并非是普通人甚至专家学者可以预测的。仅以国际公约为例，很多时候只要符合公约要求的缔约国之间同意，随时可以修改公约，但是缔约国家间在什么情况下会达成一致意见则涉及诸多不确定因素。因此，在研究国际法时，笔者认为最好将其限定在当下的国际法框架内，坚持实证主义的方法，既不对现行有效的规则作过多的“善恶”判断，也不要动辄就修改国际规则或预设国际法的发展方向。但是，这并不是说要完全放弃价值主义的立场，相反，在坚持实证主义的前提下，国际法的研究也应当适当考虑价值主义的方法，在立足现实的基础上，把握“适度”原则合理批判，准确理解国际法学的现在和未来。 其二，在具体研究国际法问题时，应注意灵活运用多种方法，选择合适阐述路径。(1)以现行国际法为核心展开的国际法研究，要求我们观察、分析实际的法律制度及其运作，而且必须注重采取规则研究、实践研究等多种方法。这种围绕国际法规则、案例等法律因素展开的讨论和研究，恰恰是实证主义所倡导的。(2)除了现行国际法外，研究者还应当以动态的历史眼光审视国际法的过去，建构国际法的未来，因此除以上方法外还有必要对国际法展开学说研究。尽管学说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成为国际法的渊源，而且随着国际法的不断发展和国家实践的积累，以学说作为国际法的证据或者调整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依据的情况正在日趋减少，然而权威的国际法学者提出的理论学说仍然为我们研究现行国际法提供了多角度的思路与可靠的资料，而且近些年出现的独具视角的新国际法学说也为我们解决当下国际法面临的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和新途径，应当善加利用。(3)在前两点的基础上，我们应当注意分析所研究问题的特性，在单独研究和比较研究中选择更有利于清晰阐述观点的方法，从而完成揭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研究过程。 因此，尽管国际法学方法论涵盖内容之广泛不是一时一刻就可以罗列完全的，而我国国际法学研究方法及其方法论体系“先天不足”的缺陷也不是短时间可以弥补的，但是从现在起不断完善我国国际法学方法论的体系架构却是可以做到的。鉴于对国际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其他国家比我国开展的时间要早得多，甚至有些国家已经在大学开设了具体的国际法学方法课程［16］388，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些资源一方面对国外学者成熟的理论加以借鉴移植，另一方面针对我国的特殊国情和法律制度完善我国独有的国际法学方法论体系。总之，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国际法学方法论作为今后国际法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为我们开启了研究国际法的一扇新的大门。相信只要我们善加利用，其必将为我们研究国际法拓宽思路，使国际法的研究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本文作者：刘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 国际法学论文:论国际法学教育的发展 在这一阶段，国立北京大学、国立中央大学、朝阳大学、东吴大学、北京法政专门学校的法学教育中似最具规模、影响力最盛。节取上述各校的课程设置，以及20世纪40年代国民政府所修正的法律学系科目表，可有如下观察： 首先，国际法课程在得到一如既往的重视的同时，也在教学上有了更为精细的授课安排。除在课程中普遍将国际法区分为国际公法与国际私法独立授课外，一些学校也进一步将国际公法区分为平时国际法与战时国际法在不同学年各自讲授。虽然这种课目划分并非此阶段的新兴现象，但更多学校对这一国际法课程设置的采用，既是国人对国际法学的认知更为系统全面之体现，也意味着法科学校愿意给予国际法更为充分的学习时间，显示出对国际法教育有了更高的评估与偏重。如，国立北京大学20世纪20年代的法学专业课程中，在第二、三学年开设国际公法，而在第四学年开设国际私法。国立中央大学从第三学年划分组系，而无论是司法组、行政法组，还是法学组，都将在这一学年开设国际公法课程，而在第四学年开设国际私法课程。其中，国立北京大学的国际公法课程更细分为平时国际公法与战时国际公法，前者讲授于第二学年，后者则讲授于第三学年。 其次，国际法课程得到授课时数或年限上的较好保证。在多数学校，国际法课的授课年限至少为一年。如，中央大学法学院为三个不同组系所安排的国际公法授课时间均为一年，即使是列为选修课目录中也未缩减。东吴大学的国际公法课程的学习年限也为一年，且在那一学年中所占学分最高。较之同校一些仅开设半年的基本法学课程，如中国宪法、中国刑事诉讼法、中国刑法总则、中国民法总则等等，国际法一年的学习时限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其在中国法学教育中所占之地位。而在北京大学法科，由于平时国际法与战时国际法的分开授课，实际也分配给国际公法两年的学习时间。 最后，国际法出现从法学教学科目向法学教育专业上升的迹象。作为法学教育的必要构成，清末以来的国际法教育一直是作为教学科目之一得以重视并渐为发展。而至20世纪40年代，按国民政府教育部1945年修正之法律学系科目表所示，中国国际法教育有了性质与地位的又一次提升。据此科目表，除共同必修科目以外，法律系可采两种学分制度，一为混分制，二为分组制。在分组制教学中，四大组系分别为：司法组、行政法学组、国际法学组、理论法学组。在这种分组制的科目列表中，对于司法组、行政法学组以及理论法学组而言，国际法仍作为共同必修课之一门；但对于国际法学组而言，国际法教育不再单单体现于一或两门法学课程，而成为了一个法科教育的专业或培养方向。国际法教育由此开始了从法学学科下的一门课程向高等教育的一个独立学科的演进轨迹。 国际法学师资构成的演变与充实 早期从事中国法学教育的多为西方传教士，丁韪良无疑是在中国教授国际法课程的第一人。至清末修律，大量外国法律专家被聘来华执教，日本学者则成为其中之最。据载，清末京师法政学堂、京师法律学堂、直隶法政学堂、山西法政学堂等22所法政专门学堂均有延请日本教师，达311人之多。以京师法律学堂的课程开设为例，包括法学通论、宪法、国法学、刑法、民法、商法、法院编制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破产法等在内的全部法学主干课程都由日本学者担纲。其中，担任国际法教学的为岩井尊闻，而教授国际私法的则为志田钾太郎[2]116，726。时至民国，国际法教学的师资队伍开始出现明显的本土化趋势。随着法科留学生的陆续回国，以及中国各类法科学校所培养人才的日渐出炉，民国时各大学法科或专门法政学校中执教的中国教师越来越多，国际法师资队伍中的中国教师比例也日益提高，至20世纪30年代后已经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以当时法学教育界享誉盛名的“北朝阳南东吴”为例。从民国元年发展至20世纪20年代前后，朝阳大学的法学教员中尽管仍有冈田朝太郎、岩谷荪藏等外国教师，但其主要教学任务已交由中国教师来完成，所聘请者不乏当时中国各知名法家，如余棨昌、钟赓言、程树德、陈镐生、王家驹、李怀亮等等。最初在该校教授国际公法的为来自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巽来次郎，但据1917年《教育部视察朝阳大学报告》，当时亦有中国教员承担此门课程的讲授。报告中提及，检查当时正逢中国教师钱泰在讲授国际公法课程，报告评价其教学为“讲解详明，学生尚能注意”[3]464。而作为与朝阳大学齐名的又一著名私立高校，东吴大学的本土师资也得到明显充实。由于创建东吴大学法科的美国人兰金本是律师出身，为在中国培养具有现代专业素养的司法人才，东吴大学最初所聘教员都为实务界人士，并有不少外籍专家，如“大美国按察使衙门”的罗炳吉（CharlesS.Lobingier）。而随着学校的扩充，如董康、吴经熊、梅华铨、张君励等中国法界名人都陆续受聘开始于东吴大学法科执教。至20世纪30年代，在东吴大学法学院执教各主干课程的人员中，除教授英美法的萨莱德（GeorgeSellett）与教授国际公法的路义斯（Robert.E.Lewis）外，其他如法理学、宪法学、罗马法、法制史、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等各门课程的授课教师均为中国人。而在路义斯外，其他担任国际公法教学的都为中国教师，如梁鋆立、姚启胤、夏晋麟、倪征燠。就当时在各校教授国际法的中国教师的学历构成来看，其大部分都具有外洋留学背景。其中，小部分人求学于东洋日本，如周鲠生曾于1906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并在那里加入中国同盟会；更多人则选择远赴欧美，如在东吴大学教授国际法之钱泰就留学于法国巴黎大学，并获博士学位。不过，这些后来活跃在中国国际法教育舞台上的身影，留学前多已在国内研修过法律，往往同时具有中外两方的法学教育背景。可以认为，对于曾积极参与过民国时期国际法教学研究的上述各人，留学是对其学识的提升与眼界的拓展，但这种收获与国内法学教育所提供的有益导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息息相关。这也从又一侧面印证了民国时期中国国际法教育的成长与收效。 国际法学教育对国际法理论研究繁盛之促成 外国著作或教材的翻译无疑是中国国际法教学资料的第一来源。早在京师同文馆开设国际法课程的最初，丁韪良主导下的一系列国际法译著就作为同文馆之授课教材而集中出现。据《同文馆题名录》所载，除丁韪良所译之《万国公法》外，当时既为早期国际法输入中国的代表作品，又作为同文馆授课教材使用的还有《星轺指掌》、《公法便览》、《公法会通》、《中国古世公法论略》。至20世纪上半叶之法科大学与法政学堂中，外国国际法著作及教科书的翻译更为活跃，劳麟赐所著《万国公法要略》、今西恒太郎所著《国际法学》、高桥作卫所著《最近战时国际公法论》、中村进午所著《战时国际公法》及《平时国际公法》、今井嘉幸所著《中国国际法论》、横田喜三郎所著《国际法》等的中译本纷纷现世。一些编撰者在书中甚至连教材资料来源、适用学校、建议课时或学分都进行了专门交待。如宁协万在其《现行国际法》中称：本作为“著者历年关于国际法之札记、杂录、论著、译述、及讲演各稿，为有系统之整理，而仿德国黎斯特国际法与英国罗连士国际法之例，分作四部以成本书”。著者在“国立北京法政大学专任教授，在职八载，逐年将新得材料，加入本书，讲授学子”，而其在“中国大学、朝阳大学、中央大学之讲座，均以本书为讲授之资”[4]1。周纬《新国际公法》中也谈及，其先“担任北大法科国际公法教授、旋南下改任中央大学国际公法教授”“，今以其两处讲义”，“出版问世”，“不负国际法学院之期望”[5]11。谭锡庠在《新编平时国际公法》中介绍，“本书原为民国十九年时之讲稿徒以材料及编制未妥善故特重行增删之”“，本书可供大学教本或参考书之用”[6]7。朱建民的《侵略问题之国际法的研究》中附有说明称“，本丛书每册各附导言或编后记，并各跋以讨论大纲，以便各训练班或小组讨论会之应用”[7]3。张道行的“部定大学用书”《国际公法》则有更具体的指导：“本书力求深入浅出，以冀能合于初学者的应用，若采而为教科书，则以四学分至六学分为宜，每周讲授两章，适可供一年的学程之用，书中所引成案，已不算少，苟有不足，则Scott，Evans，Briggs，Dickenson的编本都可补充，实则各生如能于上述各种成案的课本中，详研其内容，成为有用。”[8]6 由此，国际法教育的需求牵动了国际法学研究的进步：教材的编写是教学开展的要件，也成为国际法理论延展的基础与构成；学校刊物的创办是国际法教研成果的展示，也是国际法学科成长的助力与印证。可以说，中国国际法教育为中国国际法学生长不可或缺之内容，其前行之步伐与国际法学之成长丝丝相扣，为近代中国国际法学体系的生成贡献良多。（本文作者：刘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教育模式研究 当前我国法学教育，存在理论教学力量雄厚，实践教学力量薄弱的重要现实。法学院不乏具备博士学历和高级职称的法学专家，但是法学教学实践基地却较少，尽管有些院校也对外宣称建立诸多法学教学实践基地，但是由于资源的限制，大多数也是徒有其名，这对学生法学实践技能的培养造成不利的后果。 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学教育模式 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学教育模式，基本使用“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主要通过引导学生之间对法律问题的辩论，逐渐的发现各自的错误，进而达到对法学问题认识深刻，并提高法学思维和法学素养的目的。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学专业学生主要通过学习上诉法院裁决编写的案例教科书来提高自身的法学素养和技能。案例教学法的特点是，学生主要通过学习和研究大量的司法案例来研究法律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精神。英美法系法学院的教师大多由具备多年司法经验和实践的法官和律师担任，这样他们在传授学生法律知识的时候，能够做到法律知识和司法实践的有效结合，真正培养学生的法律分析能力和应用能力，对学生的法律职业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但是英美法系案例教学也存在一些弊端，由于司法判例不能囊括所有的法律问题和法律知识，因此这种教学方法不能使得学生系统地掌握法律的知识体系。 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学教育模式 大陆法系的法学教育模式，采取课堂讲授和课外课程讨论的学习，学生不仅要在大学校园里学习书本上的法律，通过系统的科班教育，掌握法律的基本原理、基本体系和基本原则;还要到司法、行政部门去练习运用法律的能力，并且最终检测学生学习成绩是否合格考试，不是由大学教授而是法官、高级行政官员主持的。大陆法系国家注重对法学理论和原理的研究，实践以理论知识的掌握为基础，在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展开。 建构我国实践性法学教育模式的建议 我国传统的法学教育在教育体制、教育方式与培养目标与英美法系国家有显著区别，不可能照搬西方国家的“判例教学法”，也不可能完全照搬大陆法系的职业教育模式。在当前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我国社会对法学人才越来越缺乏，我国法学教育模式的改革也势在必得。 1．提高教师使用案例教学的能力和水准 案例教学要求法学教师具有掌握司法案例的能力和水平，能够根据法学问题和社会发展选择具有“典型性”和“针对性”的案例，从而适合法学教学内容的需要。另外，在法学讲授的课堂上，法学教师在运用案例教学的时候，要具有掌控和引导学生对案例产生兴趣的能力，能够激发学生对司法案例分析和探究的兴趣和积极性，提高学生掌握运用法律原理，分析和解决实际案例的能力。 2．重视法学模拟教学的推广和使用 “法律的生命力始终不是逻辑，而是实践”。法律如果制定出来不出执行，不去规制社会经济秩序，保障社会权利，那么法律就会成为“死法”。因此，在法学教学中，要注重将死板的法律教活，这样法学模拟教学便应要求而受到广大法学教师的应用。因此，重视法学模拟教学，具体可以利用模拟法庭、庭审观摩等形式使学生置身于模拟和现实的诉讼活动，使得学生真正体验诉讼主体的角色和诉讼程序，进而掌握和理解模拟过程体现的法律精神和法律原理。 3．实行法学专业学生双导师制 法律是实用性的科学，英美法系国家的教师多数都是法官和律师，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能有效的促进实践和理论相结合。我国大多数教师没有司法实务经验，这对于学生法律职业素养的培养是很不利的，因此高校可以对法学专业培养采取双导师制度。具体来说，就是对现行法学专业教师侧重于对学生法学知识的传授，校外导师(法官、检察官、律师、企业法务人员)侧重对学生法律职业素养的培养。（本文作者：佟曾单位：沈阳建筑大学）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家对国际关系学科理论贡献 自1919年国际关系作为独立学科成立以来，它经历了92年的变迁，其中包括20－30年代的初创时期，二战之后的重建与美国支配时期(1945－1990)，以及苏联解体后对国际关系重新认识的现阶段(1990－)。由于美国的学术理论与研究方法在该领域的影响近半个世纪，以致当今人们谈论起国际关系研究时，首先想到的是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摩根索(HansMor-genthau)、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家沃尔兹(KennethWaltz)、新保守主义代言人米尔斯海默(JohnMearsheimer)、新建构主义理论新秀温特(AlexanderWendt)等，甚至连国际关系学科也常被称为“美国学科”。可是对那些在国际关系学科初创时期有过重要理论贡献的国际法学者及其学术思想却论述甚微。其实，在第一代国际关系学者中多为知名的国际法学者和历史学者。 本文以20世纪20－30年代国际关系学科形成时期为背景，分析当时三位国际法学者诺尔－贝克(Phil-ipNoel－Baker)、曼宁(C．A．W．Manning)、劳特派特(HerschLauterpacht)关于国际关系的论述，旨在论证他们对国际关系学科的内容、理念以及研究方法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实际上，作为国家间行为的规范，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内容常为混同之形。无论从国际法学史还是从国际关系学视域，两者具有的共同点甚多，只是其着眼点迥异。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国际关系学科的奠基之辈多有国际法学者了。然而，由于二战后的国际关系研究在当时特殊历史条件下被武断地“科学化”、简单化，其结果导致了后来国际关系学者过于追求抽象理论的研究，从而忽视甚至歪曲了国际法与外交史在理解与研究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从此导致了国际关系学科陷入长期低迷的状态。这一现象值得中国学者和其他国家的相关学者们认真地反思和总结，以求推动和繁荣国际关系学科体系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给欧洲带来了空前的破坏，而且也使其部分地丧失了世界上的主导地位。随后，渴望避免再次发生此类战争演变成社会的要求，并推动了国际关系学科的创建。不言而喻，对和平的普遍期待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际关系学科初建时期的学术方向与研究方法。当时英国仍拥有世界上一流的海军和庞大的海外属地。此外，它的高等教育制度暨学术传统，包括对国际问题研究的理念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对国际秩序中的传统机制———外交、国际法、均势原则更有系统的理论体系与丰富的实践经验。〔2〕学术界普遍接受1919年英国创立了国际关系学科，而第一代学者开始探讨如何构建国际秩序并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宏观的视角。〔3〕由于国际关系研究产生的历史条件是在当时仍为世界近现代文化、教育重镇的欧洲，所以初创时期的奠基者多为欧洲学者、尤为英国法学者和历史学家。这一群体中较为影响的是伦敦经济学院(LSE)的诺尔－贝克、接替诺尔－贝克并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34年的曼宁，以及同在伦敦经济学院讲授国际法与国际组织的国际法学界新秀劳特派特。1919年，诺尔－贝克以英国首席谈判代表塞西尔(SirRobertCecil)的高级助理身份同往巴黎和会，他目睹了主权国家、尤其是大国之间在构建国际秩序问题上面临的困境。不久，基于他的外交经历以及长期从事集体安全和裁军问题的研究成果，诺尔－贝克被伦敦经济学院聘为首任国际关系教授(1924－1929)。他在相继出版的代表著《裁军》、《论国联的作用》中阐述了他对国际社会与集体安全的思考，这一论述曾引起摩根索(HansMorgenthau)等国际关系学者的重视。〔4〕的确，诺尔－贝克的教育背景很具国际化，这使他在看待国际问题时更注重国家间的了解与合作。不过，他在晚年谈到裁军时也曾伤感地说:“在人类已经成功地掌握了原子能技术、成功地探索了月球、成功地控制了某些险恶疾病的时代，如果裁军问题还是如此难以实现的话，那就意味着人类的未来是黯淡的。” 历史上，集体安全的理念与实践早已存在于国家间的互动中。就其性质而言，摩根索认为:“建立集体安全的目的就是为了克服由于没有执行国际法的权威机构，从而存在国际社会中的无政府状态。”〔6〕而诺尔－贝克强调，集体安全是在无政府状态存在的情况下，各国有义务以集体而非个体的名义维护国际法与国际秩序的尊严，从而“让潜在的侵略者意识到，他们的行为必将面临世界其他国家———国际社会的反对。”〔7〕一战后，集体安全在欧洲被看作是“世界政府”的理念与现实中存在的主权国家体系之间的妥协。由于当时“世界政府”的理念被视为过于理想主义，而“均势政治”又在战后备受指责，因此，集体安全的提法似乎更为人们所接受;随之，也就成为战后欧洲各国谈论最多的议题之一。那么，什么样的集体安全才是当时自由主义理论家的期望?对此，诺尔－贝克指出:集体安全的目标必须是满足各国的安全需要，即带有普遍性，因为“一个不能消除战争威胁的集体安全机制是不可能解决任何国际问题的。”就思想传承而言，诺尔－贝克属于格劳修斯代表的欧洲古典自然法学派，他们相信国际法与集体安全最终能够取代国际关系中占支配地位的强权政治规则。他的思想与已故的国际法学家奥本海(Lassa．F．L．Oppenheim)和当时的法学新秀劳特派特的主张较为接近，即倡导国联发展成为集体安全机制的最高形式，并以国联公约作为国际法的基本准则。作为英国政府派驻国联的常任代表(1929－1932)，诺尔－贝克建议各国政府遵循体现集体安全精神的国联公约。他指出，集体安全的意义在于各国政府能够、也应该一起探讨并解决他们面临的共同问题，而其成功则取决于各国间的信任与合作。这种合作不仅要体现在移民、跨国税收、医疗卫生、万国邮政等社会问题上，更应该以集体安全来取代传统的军事同盟。诺尔－贝克的主张在当时有着广泛的社会认可，英、美乃至欧洲知识界、政界中不少人赞成国联公约应成为国际社会的法典，并将它独立于任何国家的意志，其最终目的是取代各国的国内立法机构。 然而，外交经历丰富的诺尔－贝克深知理念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别。生活于现实中的国家通常首先关心的是自己的安全，故集体安全的首要任务是使“排他性”的国家利益具有“兼容性”和“共性”。这样才有可能促使各国相信:构建国际社会并使其制度化是实现各国的共同利益———集体安全的必要条件。为此，诺尔－贝克主张在和平时期就应当制定一个全面可行的裁军方案，以落实国联公约第8条规定的，“普遍裁军计划将由国联委员会起草，其成员国须承认该举措为维持和平之必要。”〔10〕近代历史上，欧洲思想家孟德斯鸠、康德等人早已指责过军备竞赛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例如对经济资源的挥霍以及在民族心理上产生的恐慌。1899和1907年相继在海牙召开的国际裁军会议，更是旨在消除大国间的军备竞赛以及必然产生的恶性后果。但是，由于国家间的合作不甚理想，上述理念和实践并未能真正消除普遍存在的“安全困境”。针对30年代中期出现的军备竞赛及其导致的国际困境，诺尔－贝克这样写道:“当一国开始在与他国对抗(rivalry)中武装自己时，新一轮的扩军便会出现。首先是这一方，而后是另一方。国家间的对抗情形还会导致军事同盟的形成。同盟各方必然会不断地怀疑对方想要实行军事打击，或者是正在发展超越捍卫自身的实力，于是便力图重新调整彼此间的力量对比。欧洲国家应该明白，正是相互对抗才致使他们陷入战争的灾难;各国实行的自我防卫的军事准备摧毁了他们苦苦追求的和平。”〔11〕诺尔－贝克的集体安全理念是战后欧洲时代精神的一种体现。鉴于1919年后的欧洲均衡政治已无法通过自发调节来维持和平，集体安全则取而代之、并受到了欧洲社会的普遍重视。新诞生的国联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临时性组合，其实质是为了遏制未来敌人的潜在联盟。后来，马丁•怀特(MartinWhite)的观点十分接近诺尔－贝克的这一看法，他们把集体安全定位为国际社会的联合防御体系，并分别在1936年和1946年提出，集体安全意味着它最终成为国际安全组织的基石。同样在裁军问题上，诺尔－贝克与怀特也先后主张各国接受裁军以表示对未来国际社会的高度信任，同时呼吁《国联公约》第8条应对各国发展军备予以法律上的限定。的确20－30年代要求裁军的呼声高涨，各国政府不得不举行多次谈判并签有条约;其中包括1921年华盛顿会议上的《四国海军条约》、1927－1934年间的国联裁军计划和筹委会的建立，这些都反映出当时国际社会致力于裁军的努力。为此，诺尔－贝克、劳特派特与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齐默恩(AlfredZimmern)、汤因比(ArnoldToynbee)等统被称为自由主义理论的代表。 但凡一个新学科的建立都应该有较为明确的教学体系，其中包括课程设置与相应的研究方法。国际关系研究也是如此。深受一战后欧洲渴望和平与避免战争的影响，诺尔－贝克积极推动了国际社会对集体安全与裁军的关注。毫无疑问，它们均是当时亟待解决的紧迫问题;同时也是国际关系、尤其是国际安全关注的核心议题。但是这也表明诺尔－贝克的研究方法仍然袭用传统的历史学和国际法来解读20世纪、特别是一战后的国际问题。〔12〕这就很难给这一新生学科定位，即它属于传统的人文学科还是社会学科，因为这涉及到该学科的研究方法与发展方向。为此，学界认为诺尔－贝克的继任者———查尔斯•曼宁则是提出国际社会为国际关系学科研究对象的第一人。〔 曼宁1894年出生在时属英帝国自治领的南非，那里仍实行着严格的“种族隔离制度”。年轻时的曼宁深受影响，并接受这一制度是“文明的西方对非文明的非洲土著人文化的保护”。〔14〕他甚至在民族解放运动方兴未艾的60年代依然为这一制度辩护。不过，曼宁在种族问题上的偏见并没有妨碍他对国际关系的兴趣。他在南非完成大学学业后，获得了罗兹奖学金(RhodesScholarship)前往牛津大学攻读法律(1920－1922)。毕业后，他被派往日内瓦担任国联首任秘书长迪拉芒(JamesE．Drummond)的助理。在此期间，曼宁参与了处理战后海外殖民地的托管事务(Mandatesystem)。这六年的工作经历以及他对国际事务的理解促使曼宁支持国联的作用，并一直关注这一新创立的国际关系学科的建设与发展。1928年，他先是受聘于牛津大学，但不久转往伦敦经济学院接替了资深的国际法学者、国际关系教授诺尔－贝克，并在那里执教至1962年退休为止。曼宁属于第一代国际关系学者中从事教学时间最长、最早探求国际社会的学者。据菅波英美(HidemiSuganami)追忆，他是第一个潜心把国际法中的国际社会理念扩大到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并借用社会学方法研究国家间的问题。〔15〕与同时期的其他学者，如齐默恩、诺尔－贝克、卡尔(E．H．Carr)等人相比，曼宁的理论贡献主要是他把国际社会明确定为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概念，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国家体系。他在研究国际关系时强调不能忽视国家间的外交承认与均衡政治的作用，但更应该关注国际法体系与集体安全机制的构建。〔16〕显然，曼宁的学术论述体现了西方政治思想的传承，也反映出当时流行的自由主义政治倾向。〔17〕因此有人认为，曼宁的学术思想源于其法律的训练和对欧洲文化的理解。他本人也坚持，在理论与实践上，由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社会必须受到国际法与集体道德的约束。〔18〕这一观点显然来自他本人的信念和在国联的实践，同时也还深受英国近代法学家奥斯汀(JohnAustin)的影响，即国际法体系虽然缺少“宪法”特征以及强制的执行手段，但它毕竟能够在主权国家间的互动中促进稳定、规范和安全。〔19〕1962年曼宁在退休之际，完成并出版了其代表作《国际社会的性质》一书。其中收录了他对国际关系、特别是如何构建国际社会的思考以及他30年来的教学总结。回顾与探讨曼宁的学术观，我们不难发现他对国际关系学科建设的贡献是具体而有远见的。首先，曼宁十分重视国家主权与国际法原则之间的兼容或和谐。当面临如何解释二者可能出现的冲突时，他则从社会学的视角考虑构成国际社会的基本准则、国家身份认同，其中包括国际法在内的国际环境的变化所产生的后果。曼宁认为，国际法应该是整个国际社会成员相互遵守的行为准则，而非超越主权国家之上的法规。正如法泰尔(EmerichdeVattel)解释的那样，“如果没有规范各成员国之间的法律体系，也就没有所谓的社会。这是因为法律只能存在于具体的社会形态中。”〔20〕在国际关系理论层面，曼宁坚持主权国家、国际社会和国际法规的三重关系;并认为他们虽是三个不同的概念，但是只有将其一同使用才能够理解国际关系问题的本质。〔21〕曼宁分析了主权国家的性质，并认为由此构成的国际体系是一个独特的现象。这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超国家的权威能够提供给各国必要的安全或约束;同时也正是主权国家的存在才构成了国际秩序的前提。为此，曼宁把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建立在两个假设上。首先，无论是君主国还是共和国，其实都是由人来制定国家内外政策的。在国家的互动中，各国政府不仅必须考虑到它们的名声和信誉，而且更会以体系成员的身份进行交往。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国家政府拒绝获得外交承认和必要的援助。其次，主权国家通常在一定程度上自愿接受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约束;这与股票市场的游戏规则差不多。〔22〕因此，纵观欧洲国家体系演变的历史，当前的国家虽为主权实体(sovereignentity)，但其性质不应与国内君主(sovereignperson)相混淆。曼宁认为，主权国家的对外权限仅仅指它在缺少“超国家治理”时拥有独立的、不受外来干涉的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主权国家或君主可以在国际上同样行使其在国内政治中享有的最高权利。在国际交往中，国家只能在受到国际法原则制约的同时，享有所规定的权利与义务。说到底，国际关系需要一种共同接受的社会准则(socialnorms)，才能保障整个体系或秩序的平稳运转。〔23〕对此，他明确强调国际关系的教育对象应该是包括民众在内的国际社会，特别是国家政府所应该承担的集体责任。〔24〕曼宁的学术理论对国际关系学者、特别是“英国学派”成员，如布尔(HedleyBull)、詹姆斯(AlanJames)影响颇深。他们坚持国际社会已经存在，并解释它实际上更多地是存在人们的共识以及相互遵守的国际法规中。例如，那些来往于国家间的外交官员、跨国企业人员或者是穿梭于国家间的文化艺术人士。〔25〕尽管目前国际社会在功能上存有问题，但它存在本身则表明，人类有责任去思考如何构建一个基于法治、道德与合作的世界秩序。 与诺尔－贝克、曼宁直接从事国际关系教育的经历不同，劳特派特则是位国际法学者兼律师。虽然他未担任过国际关系教职，但却一直心系国际关系学科的建设。特别是劳特派特在思考战后国际法与国联的作用时，往往会从构建国际社会的视角进行探讨。如果用学术成果和影响衡量的话，国际关系学者———从卡尔、摩根索到曼宁、布尔———都会提及或引用劳特派特的观点。1897年8月16日，劳特派特出生在奥匈帝国的加利西亚省(今属于波兰)。他在维也纳大学读书的岁月恰逢一战期间;虽然劳特派特的天资与勤奋让他荣获法学和政治学博士学位，但是战后奥匈帝国的解体、以及中东欧出现的社会动荡迫使他和一些同代人前往社会稳定、学术氛围宽松的英国。1923－1937年间，他先在伦敦经济学院做访问研究;然后得到了讲授国际法的教职(但1938年转入剑桥大学)。1933年劳特派特出版了他长期研究的《法律在国际社会中的职能》一书，并于1935年在日内瓦国际关系论坛上发表了题为“国联公约对国际法之影响”的报告。这时期完成的学术成果基本上体现了他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及其学术思想。〔26〕从学术传承上讲，劳特派特属于维也纳学派(theViennaSchool)，即反对国家主权至上并否认国家意志创造法律之说。就像该学派的创始人凯尔森(HansKelson)一样，他认为全部法律应该归纳于一个体系，在其最上端为国际法;而它的效力溯源于一个“最高的规范”或称“原始规范”(normeoriginaire)。〔27〕劳特派特本人通过考察国际审判案例的历史轨迹，来论证国际法是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以此增进法律在国际社会中的实效性。他实际上一直以此作为从事国际法所肩负的使命。劳特派特当时已开始思考国际人权与国际法庭的作用，并视其为研究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他二战后出版的《国际法与人权》一书是这一领域里的早期成果。〔28〕深受20－30年代集体安全与裁军呼声的影响，劳特派特主张国联必须在未来国际社会中扮演一种“超越主权国家”的角色。他写道“国联公约应该是整个国际社会的法律基石并独立于或超越国家的意志。”〔29〕这是因为《公约》的核心理念是通过集体强制措施来执行和平解决争端。为此，劳特派特与齐默恩、曼宁等人极力反对把国联变为各国政府代表定期会晤的国际会馆而非有实际效果的国际组织。他试图从国际法的视角理解国际关系、特别是国联的性质与作用。 鉴于当时国联的使命是“维护和平与推动国际合作”，他努力提高这一国际组织的权威以及赋予其权威的合法性。而国联公约在事关主权国家传统的核心利益上应该具有束缚某些国家权利的权威，这就要求《公约》须有相应的执行力度。劳特派特倾向把《国联公约》看作是一种强制性的法律体系，以代表国际法体系上的根本性变革。〔30〕他在曼宁主编的《和平转变》一书中写道:“如何使国际法在国际社会中‘和平转变’成一种有效的机制，答案只能是各国政府需接受国际法规定的责任职责，并承认由国际组织做出的对国际法的裁决或修改。”〔31〕如果我们分析劳特派特思想的话，会发现他实际上相信国际冲突不是来自人类的邪恶或国际体系本身的不健全，而是来自国际法律机制的不完善或者说国际法缺少应有的“实效性”。因此，这里包括建立一个真正意义的国际法庭，因为它是“维护国际和平正常机制的必要条件(sinequanon)”。〔32〕显然，致力于国际法研究的劳特派特一直坚持“条约必须遵守”(pactasuntservanda)这一欧洲古老的惯例，而任何国际秩序的“破坏者”必须受到应有的惩罚。值得注意的是，在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的问题上，劳特派特与格劳秀斯、卡尔森、特别是他的学术前辈奥本海一样认为，国际社会与其受约束的成员国之间关系的法律是存在的。他坦承地写道，国际关系学科的建设需要不懈的努力和长远的眼光，如果国际法不能“变革”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就很难为国际社会的治理做出理论与实际的贡献。〔33〕这一观点对当今国际关系学者而言仍然值得深思。劳特派特的学术思想得到学界、包括当时自由主义学者的认可;不难理解也同时招来了指责。历史学家卡尔对他的抨击最为严厉。作为当时现实主义理论的代言人，卡尔对齐默恩、诺尔－贝克和劳特派特等人观点的批评，主要是认为这一群体对国际政治现实报以盲目乐观，并且分析方法上多有纰漏。在20－30年代的不稳定期间，这种态度会导致极其危险的后果。可是，卡尔对上述学者的批评显然带有很深的误解。正如劳特派特所言，双方的分歧实际上来自对问题关注的视角不同，即目前的危机处理还是长远的理论探究。 劳特派特的理论体系形成于1938年慕尼黑协议签订之前，当时他对国联的信心主要来自三个层面。就欧洲近代历史发展而言，这一国际组织是欧洲外交体系长期演变的结果，即从国家间的冲突发展到相互制衡;再从19世纪的大国协调演变到20世纪初提倡的集体安全。因此，集体安全意味着主权国家分担共同的责任与义务，这是国联存在的核心基础。就国际舆论而言，国联是由新崛起的美国、特别是威尔逊总统提议、并由巴黎和会批准成立的国际组织。劳特派特相信20世纪的国际趋势只有一个可能的方向，那就是推动各国间的普遍合作与磋商而非抗衡。国联是集体合作的形式，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同盟;因此它没有明确的假想敌，只是根据国联公约第16条规定，“所有成员国家有义务对进行侵略国家予以各种可行的制裁;其中包括授权国联统率其成员国的军事力量去恢复现状”。〔34〕就现实利益而言，一战中暴露出来的残酷性、破坏性，让当时有识之士意识到，任何国家试图通过战争手段来追求排他性的国家利益，到头来必然是适得其反。同时，劳特派特也表示，法律对世界和平虽是必不可少的，但它并不是万能的。 可是，鉴于欧洲仍处于战后的痛苦中，他相信，只有当各国政府与人民意识到他们的职责是维护国联，并通过这一国际组织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公正的国际秩序时，这种痛苦与迷茫才有可能消失。国联的使命在于不仅要防止世界战争，而且要努力消除未来所有的战争。〔35〕他支持设在海牙的国际法庭，并期待通过国联与国际法来处理国家间的关系。如果能实行的话，这将意味着各国最终会迈向一个稳定、公正的国际社会。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劳特派特并未忘记，没有实力保障的国际秩序只能让侵略者产生错觉，有效治理无政府状态必须拥有“世界警察”的能力，当然也需要各国认同的道德准则和法律。为此，他希望国联成为一个真正有效、公正的国际组织，诚如英国政治家索尔特(ArthurSalter)指出地那样，国联将应扮演一个“抗击未知敌人”的永久性的潜在联盟。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科教学若干疑问思索 摘要:本文从目标的确立和兴趣的激发、教学风格、讲授方法、内容设计和因人而异以及爱国主义情愫和思维方式的培养等方面对国际法学科的教学特点和规律以及经验进行了初步探索和思考。 关键词:国际法学;教学;思考 自改革开放恢复法学教育以来,国际法学科在许多高校本科阶段更不用说研究生阶段划分为三个专业细分为众多方向,后经教育部调整为一个专业(即大国际法学)三个方向(原先的专业变为方向)。笔者曾较长时间从事过国际法学科诸多课程的教学,后集中到国际法,加上现已转入新的领域,所以,有必要对这一教学旅程予以总结,并有助于探讨和求教于同仁。作为教研论文,又限于篇幅,不得不对写作目的予以限定:一,围绕教学效果和教育质量这一中心;二,紧扣国际法学科教学的应有特点和规律;三,突显个人特色和风格。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必须着重体现和把握好以下方面: 一目标的确立和兴趣的激发 教好一门课就要善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其明确学习目标。在目标的确定上,笔者注意因人而异,定位实际。对大部分学生来说,达到本科教学程度即可;对少数有志于外交外事工作和考研学生(包括报考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者),适当加宽、拓深其知识,并介绍外交工作的重要性、特点和优势等。因为外交部是一个大部包括其所辖驻外使领馆和国际组织代表,另外国务院其它各部委局和金融机构均有条法司以及省市外事部门,而进入这些单位的大都须是国际法包括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专业的研究生才有可能。在兴趣引发方面,笔者注意以下几点:(一)强调学习这门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客观澄清并明确强调国际法的性质;①国际法是有别于国内法的一个丰富而独立的法律体系,仅具有国内法知识而缺乏国际法知识则于法学本科生知识结构不完整;它是学好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的前提和基础,因为后者孕育于前者,它们的一些基本概念、原理和制度具有相通性,前者对后者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对学好国内法课程的作用也不可小觑,因为国内法各部门几乎都有相应的国际法律制度的存在,主要表现为条约形式,有些更健全和超前,两者紧密相关;在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信息网络化时代,国家间交往和人员往来更加频繁,“地球村”和“世界公民”概念渐显,涉外事务、涉外案件日益增多,缺乏国际法知识将难以正确应对和处理;国际事件频繁发生,常见诸于报端等媒体,对其正确认识和评价非运用国际法知识不成。因此,学好国际法有助于培养学生科学、全面和宏观的思维方式。(二)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讲授法,注意生动形象性,既有助于学生对比较陌生的国际法概念、原理和知识的理解和接受,又有利于增强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此点下文再议。(三)时常穿插国际时事点评,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有助于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此点下文再议。 二符合学科特点的气质、风格和语言特色 教学风格和语言特色因人而异,但也会因学科而有别。国际法在内容、适用范围和运用人员上不大同于国内法,主要适用于外交场合,大都由专门外交人员运用。这一专门职业群体形成了其特有的气质、风格和语言特色,主要体现为端庄、整洁、潇洒、大度、严谨而又不失洒脱、轻松之风,外交辞令具有不同于其它场合辞令特色,具有专业性、特定性、严肃性而又不乏技巧性、轻松感和特有魅力。所以,笔者在教学实践中自觉不自觉地适当体现和保持这种特有教学气质、风格和语言特色,既体现了学科特点,又增强了教?42?学魅力。 三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讲解法 鉴于国际法概念、理论和制度于学生比较陌生,更难领会,笔者注重采用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讲解法。既有助于学生理解和接受,又增添了生动性和形象性。例如,对“主权”概念(乃国际法最基本概念,可谓国际法基石)的诠释,将其概括为“六性”,这样不但便于学生理解,而且使其印象深刻;在讲解“斡旋”、“紧追权”、“国际法上的承认和建交”、“国际习惯”、“反报和报复”等概念和制度时,笔者联系到朋友关系的处理等日常事例;在讲解国际法的特征(即与国内法的区别、外交特权与豁免和领事特权与豁免包括外交职务与领事职务及其任职资格和履职时间等理论和制度时运用对比分析法,辨析其异同,虽打破了教材体例,但易于学生把握,使学生记忆深刻;在分析国际法特征、领土组成部分、海洋区域划分、大陆架划界等内容时,则利用图表予以展示,增强了直观性,自然使学生易于领悟,印象颇深;在讲解安理会强制解决国际争端的程序和方法等制度和概念、理论时,结合一些典型案例进行:例如,对利比亚因“洛克比空难案”的制裁,对南非曾推行种族歧视和隔离政策的制裁,尤其对伊拉克因发动对科威特战争的制裁全面展示了安理会职权特色。另外,还有“中美撞机事件”、“美炸毁我驻前南联盟使馆事件”等。这样便于学生清晰理解,全面掌握所学知识点并学会学以致用。对于颇难理解的联合国国际法院诉讼管辖权类型,笔者撇开教材用语,用自己的话予以概括,使学生一下子抓到了问题的精髓,吃透关键;在讲解“缔约权”和“缔约能力”等概念和原理时,适当结合已学的有关国内法概念和原理对比进行,既使学生融会贯通,又使其理解得快。 四联系时事,穿插点评 理论讲授若脱离实际,不仅枯燥无味,而且听者难以领会,印象不深,所以,法学课大都注重联系案例和事例。笔者时常联系国际时事,穿插点评,不但活跃了气氛,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而且加深了学生对所学知识点的理解,有助于培养学以致用之风。例如,笔者在讲领土主权、海洋法、国家管辖豁免制度、国际责任法和国际航空法时就联系到“中美撞机事件”;“美国炸毁我驻前南联盟使馆事件”就涉及到外交关系法,国际犯罪和国家责任法;伊拉克发动的吞并科威特战争,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先后发动两次对伊拉克战争以及联合国对伊武器核查就涉及到国际法基本原则、战争法规、安理会解决国际争端的职权、程序和方法、战争犯罪、国家责任法、单边主义对联合国和国际法的挑战以及有关禁核包括其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际习惯法规则;巴以冲突和各种国际恐怖主义事件就涉及到国家领土法、民族自决权原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法、安理会和国际法院的职权、国际刑法、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新威胁———国际恐怖主义犯罪以及国际合作反恐机制的建立等;“前南刑庭”和“卢旺达刑庭”等就涉及到安理会职权、武装冲突法、国际人道主义犯罪和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的管辖权等国际刑法问题,尤其是国际刑事法院的成立对有关国际法和国家带来的影响和冲击,例如对国际刑法、武装冲突法、国际人道主义法、国际组织法和某些国际习惯规则(如“条约相对效力原则”等)以及美国和中国的立场和态度。再如,中越北部湾划界,中越、中国和南海邻近岛国关于专属经济区、捕鱼和油气资源开发以及某些岛屿领土之争的协议和谈判,东海大陆架与日、韩划界问题,钓鱼岛事件等就涉及到领土法和海洋法;“10+1”和“10+3”、APEC、上海合作组织就涉及到国际组织法、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反恐等问题等等。 五重点突出、详略得当的设计 鉴于国际法内容丰富繁复,已有十几个部门法,几乎每一个都可独立成科,又受限于学时,所以,不可能面面俱到,平均使用力量,而应进行重点突出、详略得当的设计。笔者的设计标准主要有:是否紧扣学科特点;是否达到本科教学程度;是否照顾到绝大部分学生的要求和兴趣;是否能更多地联系本国和本地实际;其制度是否足够健全和成熟;是否能更多结合国内法现实;是否适当顾及自我优势和特色;其难易程度是否具有时代性。因此,笔者将具有统领各部门法作用的基本概念、原理和理论即“总论”部分作为重点予以详讲;另外还包括:海洋法,因为海南省是全国最大的海洋省;条约法,因为它乃国际法最主要的渊源,各部门法包括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都离不开它;国际争端解决法,因为它有助于学生学以致用,正确认识和评价国际事件,另外具有触类旁通于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之用;国际组织法,因为国际组织众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早已成为国际法的又一大主体,预示着人类组织化趋势以及我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国际人权法,因为其中包含着众多人权规则和刑事诉讼基本准则,而这些正是我国目前大力提倡且有待完善的地方;外交关系法,因为它有助于鼓励有志于外交外事工作和考研生的积极性,同时有助于学以致用,以之评判国际关系,另外,运乎处世为人也有相通之妙;主权和国家管辖权,因为主权是国际法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概念,国家管辖权的行使具有经常性和现实性且与他国易生冲突,这就涉及到如何妥善处理的问题;国际习惯,乃国际法的特有渊源且不大好理解,所以,应当详讲;国际知识产权法,乃国际法的一个新型部门法,在知识经济时代意义重大,知识产权在我国已上升到战略高度,也是我国比较落后的制度,所以,也安排为重点讲解内容。非重点和略讲的部门法和内容有:外层空间法,因为相对离现实较遥远且其制度尚未健全;国际法中的居民法,因有些内容也属国际私法范畴;战争法,和平和发展已成时代主流;国家的构成及其类型,已为有关国内法所包括且易于理解等。对于这些非重点和略讲的部门法,主要由学生根据兴趣自学。 六量体裁衣、因人而异的点面平衡 学生的基础和理解力参差不齐,学习兴趣和动力也存在差异。因而,在教学中,都应当注意量体裁衣,因人有别,因材施教,点面结合,综合平衡,无论是内容的安排,还是方法的设计以及语言风格。这里关键是点面关系的处理,就本人体验,所谓面就是绝大部分学生的水平、要求和兴趣,这是需要首先照顾的。于他们千万不可高估和拔高,而应专注于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即可。对他们,教师应不厌其烦,耐心细致,反复强调,语速舒缓。否则,难以收到好的教学效果。所谓点就是极少数基础较好,感受力较强,学习用功,立志较高(例如准备报考研究生包括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以及树立其它涉外志向等)的学生,于他们可适当拔高要求,即适当拓宽、加深其知识面,同时语言简洁、轻快,少重复。但点的照顾只能放在其次或通过单独辅导补之,否则教学效果难优,因为忽略了多数人利益。另外,还有对学生的亲和力等问题。这些都是需要注意和改进之处。 七爱国主义情愫的培养 国际法主要是调整国家间关系的法,自然言必称国家,?43?因而也就是最宜于寓爱国主义教育于教学中的一门课程。培养爱国主义情感于国家和学生都十分必要和重要。目前,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弱国无外交”已成历史。但是,我国在国际生活中发挥的影响和作用与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的大国地位还很不相称。我们正在走和平崛起之路,这就需要薪火相传的青年一代满怀爱国热忱努力学习,掌握本领,为国家的更加富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我国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提高而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直接从事国际事务的人,更应时刻注意维护国家形象,运用好国际法维护国家利益,同时为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和人类共同事业发出中国最响亮声音;不直接从事外事工作的人,也不要小觑自己的工作与国家利益和前途的关系,应认识到自己的工作也是在为国家利益和前途添砖加瓦,也体现着爱国主义精神。同时,我们要有大国民意识,在涉外场合,要表现出大国民风范。爱国是一个国民或公民应具备的基本品格,就如同儿女爱母亲一样。在目前市场经济环境下,爱国情操的培养更应从青年学生着手。基于上述理念,笔者在教学中时刻注意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愫。例如,在讲国际法史和条约法时,近代中国“无外交”,不懂国际法或无权运用国际法来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而被迫接受含有“割地、赔款、领事裁判权、租借地和势力范围”等反动国际法原则和制度的不平等条约,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的中国积弱积贫;在讲国家的构成要素时,笔者就联系到其它国家国民的爱国意识和表现……,我国历史上主权和领土残缺的屈辱事件……,引用“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只要我能活到九七年,我就要到回归的香港去走走”———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执著的爱国情怀……等;在讲外交关系法时,联系美国炸我驻前南联盟使馆事件,青年学生如何正确地表达爱国情感;在讲到国家领土法、国际航空法、海洋法、国家管辖豁免法和国际争端解决法时,联系到中美撞机事件,也涉及学生如何正确表达爱国情感;在讲领土法和海洋法时,结合南海诸岛有关领土纷争、钓鱼岛事件和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有意识引发学生爱国热情,甚至联想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一部影片———“西沙儿女”(“西沙保卫战”)中的主题曲“美丽富饶的西沙,我可爱的家乡”;在讲外层空间法时,联系到“神州五号”圆飞天梦和航天英雄杨利伟;在讲国际法的居民法中的无国籍人和海洋法中的“方便旗”时,在讲武装冲突法中的战争法规和日本遗留在华的“毒气弹”事件以及中国民间因侵华战争受害向日本政府索赔诉讼时都自觉引发学生的爱国激情,联想到母亲、祖国之意,等等。另外,设有专题讨论:引导大家思考探讨在和平崛起,靠自身力量实现祖国的腾飞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时代,青年学子应肩负什么样的历史使命,我们的爱国思想应如何确立,爱国情感应如何培养和表达,爱国行动如何表现等。如此寓爱国主义教育于知识传授中,引起学生的极大共鸣,更直接、生动地引发了学生的爱国热情,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意识、爱国情操和爱国理念,从而使他们心中时刻装着祖国,进而为国奋发。 八思维方式的培养和为人处世之道的感悟 科学、正确的思维方式和习惯与通达、合宜的为人处世之道于青年学生的成长和发展至关重要,而这可从国际法的学习中得到培养和感悟。国际法是放眼全球,适用于世界的法律,所以,通过学习国际法有助于学生养成登高望远、放眼世界、立志高远的宏观视野和思路。国际法与国内法具有密切联系(几乎所有国内法部门均有相对应的国际法律制度,国际法所涉范围上至外层空间,下至海床洋底,几乎包括了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这样,可以有意识地培养学生习惯于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即将国际法和国内法结合起来进行学习、观察事物\思考问题、钻研和写作的思维方式,而这才是符合时宜的全面和科学的思维方式和观察视角。如果仅仅将目光局限于国内,则不仅思维单一、视野狭窄,而且难以知识全面,有所创新和突破。因此,笔者在教学中总是注意引领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例如在讲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关系理论、各部门法和论文写作时,都适当联系有关国内法,结合国内层面事宜。国际法的调整对象主要是国家间关系(即国际关系),国际关系和人际关系有许多相通之处;作为国际社会主体的国家和作为国内社会主体的个人也具有相同或类似的思想、秉性、风格和情感,可以概括为国家性(民族性)和个人性(个性),它们都是法律人格者,只不过前者可拟制为活动于国际社会的抽象的“人”。那么,通过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和把握,就可获得一些为人处世的启示,感悟其真谛,从而触类旁通,有助于正确、合理地运用于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例如,曾被誉为“日不落”帝国的大不列颠被其后裔美国取代,这体现了后来者居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律,日韩与中国有类似之处。美国在当今世界的声音最响凭借的是其强大的综合国力,所以,青年学子想要今后于国于民于己有所作为,就必须充实自己、增强实力、提高自己、完善自我,具有真才实学。因二战惨败以致几乎一片废墟的日本和德国短短几十年一跃而为世界经济强国,启发我们在逆境中要心中充满太阳,卧薪尝胆、励精图治、韬光养晦、积蓄力量,同时注意从自身实际出发,扬长避短,敢于和善于学习和借鉴他人之长;国际纠纷的处理最提倡用和平方式,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营造安宁、友好的周边环境和良好稳定的国际局势有利于国家建设和发展,于不同类型的国家(大小、强弱、贫富、远近、特征和与其历史现实关系等)和事件采取不同的外交政策、对策和行动(总方针是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务实,包含着丰富的外交智慧),对我们理性、友好处理人际矛盾,与人和睦相处,营造良好氛围和适应环境,培养原则性和灵活性不无启迪;国际舞台往往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凭实力说话,均势打破又平衡,力量对比常转换,这启示我们要有竞争意识。尤其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接受和遵循优胜劣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律,培养坚强意志和善于平衡、调适和重塑的良好心态和习性。当某国遭遇灾难,他国出于国际人道主义往往施以援手,我们的人际关系中不也应提倡助人为乐,同情弱者,援助弱势吗?国家人格和尊严不容侵犯,我们个人也要注意维护自身尊严,切不可为贪图名利而置人格和自尊于脑后,而应自尊自爱;国家利益是国家考虑国际事务的出发点,但同时有责任的国家也还要为他国、国际社会和人类的共同繁荣和发展作出本国的贡献,这启示着我们个人在实现自我时还要兼顾他人、社会和国家利益并对之有所贡献,就是所谓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之理,否则就会陷入极端个人主义泥潭,自然也难以有利于自己的全面发展。外交场合,国际关系中充满着礼仪规则,十分讲究外交礼节,同样,我们人际关系中亦应以礼相待,文明交流与合作。相反,粗暴、盛气凌人、无礼不但于事无补,而且会引发矛盾和问题,等等。因此,通过国际法教学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科学全面的思维方式和通达、合宜的处世为人之道将会大有裨益,并能使其受益终身。因此,不能不说国际法是最适宜于寓教于乐的学科之一。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研究论文 “倾销”（DUNMPING）一词，实际上是经济学中的概念。是指出口商在海外市场的波动导致了该市场上其他竞争者的销售困难，并以掠夺性的价格消灭进口国的竞争对手，进而图谋垄断进口国市场。作为法律上的名词，《布莱克法律辞典》（Black''''sLawDictionary）是这样定义倾销的：倾销是以低于国内市场的价格在海外市场大量销售商品的行为。经济学家根据维纳（VINER）的理论将倾销分成三类：偶然性倾销、掠夺性倾销和连续性倾销。对于第一种，不必介意。对于第二种，各国是一致反对。因为这是超贸易保护的工具，具有侵略性，自然不“公平”，应予惩罚。对于第三种持续性的倾销，有人认为该倾销行为对进口国工业的损害就只有一次，即受到冲击抑或被迫转产，而进口国消费者从中却可以长期获利，此消彼长，无须抵制。有一部分专家却认为，在现代国际贸易中，由于各国都采取以出口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使其生产能力大大超过了国内需求。过剩的生产能力在全球各国已经比较普遍，因此生产商为了扩大或保持生产规模，在维持国内高价水平的情况下，也常常在国外市场进行长期性的倾销。这种倾销会造成全球资源分配和使用上的误导，从而给进口国产业造成损害。据反倾销专家帕米特（PALMETER）统计，1980—1986年，澳大利亚、加拿大、欧共体和美国所发起的767起反倾销诉讼案中，没有一起是掠夺性倾销，而绝大部分为长期或连续性倾销。①因此，我们下面讨论的反倾销指的就是反长期或连续性倾销。 一、反倾销的立法概述 （一）WTO反倾销规则的形成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些欧洲国家就制订了反倾销协议。当时以英国、荷兰为首的欧洲国家不满来自其他国家的食糖倾销，于1920年签定了关于反倾销的国际条约。并先后有10个欧洲国家加入，首开反倾销先河。美国反倾销法是世界上较为完备的反倾销法。以该法为蓝本，产生了1948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六条“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的规定，把各国反倾销法纳入国际统一化轨道，为各国制订反倾销法设立了基本框架。其宣称：倾销行为应当受到谴责，各缔约国均享有对倾销的单方抵制权。但是，关贸总协定的反倾销条款仍是一个总原则，缺乏具体内容和操作性。各国都从本国利益出发对反倾销条款加以解释。因此，反倾销条款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改变这种状况，关贸总协定成员国于1967年6月30日在日内瓦讨论通过第一个《反倾销协议》，该协议是对关贸总协定第六款的解释和具体化。1979年在“东京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该协议又被进一步修订和补充，形成了《实施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简称《反倾销协议》）。但是，80年代以来，反倾销法的适用愈来愈走向极端，反倾销措施也成为一种新的贸易壁垒。“乌拉圭回合”谈判再次将修改反倾销协定提到了日程上。首先提议在乌拉圭回合中加入反倾销内容的是韩国。当时，韩国出口增长最快的“现代汽车”正在加拿大遭受反倾销调查，因此韩国政府谈判代表决定在1987年5月21日提议修改反倾销协议。1990年6月6日以关贸总协定副总干事Carlisle为组长的一个非正式起草小组拿出了反倾销协议第一个草案《CarlisleI草案》。该草案做了很多的规定来迎合欧美，因此，受到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此后，尽管关贸总协定作了很多的努力来协调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冲突，直到《邓克尔文本》的出现，仍无法达成一致。《邓克尔文本》充分考虑到了美国和欧盟这两个最大成员方的要求，但该文本也未完全采纳欧美的提议，特别是美国要求对第三国组装产品进行规避的情况做出规定和要求建立特别争端解决机制这两方面没有得到满足。②因此在该文本的基础上，1994年，“乌拉圭回合”顺利结束并达成了《关于履行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该协议为WTO现行的反倾销法。它是WTO法律框架中非关税壁垒的多边协定中的一部分，为WTO的各成员国制订了一个总的框架。同时，它也进一步放宽了反倾销措施适用的条件，扩大了反倾销法适用的范围，增强了国际反倾销的透明度、预见性和可操作性。更为重要的是，不同于肯尼迪回合和东京回合达成的反倾销协定只对签约国产生效力，它是作为WTO众多多边协定中的一个而存在的，对WTO全体成员国都有约束力。其影响力要比以前的反倾销协议大得多。显而易见，《1994年的反倾销协议》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重大成就。 （二）我国反倾销立法概况 自1994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实施生效以来，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反倾销法律制度。该法第30条明文规定了中国的反倾销规则，即“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方式出口，并由此对国内已建成的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的威胁，或者对国内建立相关产业造成实质阻碍时，国家可以采取必要措施，消除或者减轻这种损害，或者损害的威胁或者阻碍。”其第32条规定：“当发生上述情况时，国务院规定了有关部门依法做出调查，并做出处理。”上述规定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规定几乎一样。1997年3月25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该条例将反倾销实体法和程序法集于一身，对于从申请、立案开始到终裁，征收反倾销税为止的每一个具体环节，均作了相应的规定，为我国的企业针对外国产品的倾销提起反倾销诉讼，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法律依据。此外，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还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产业损害裁定听证规则》，该规则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的有关规定，制定的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在反倾销和反补贴程序中组织的产业损害裁定听证。它较全面、系统的规定了产业损害裁定听证的原则及当事人、听证主持人、回避以及听证程序等问题。③但这些法规与WTO的有关基本原则仍然有不尽符合之处，因此，2001年11月26日我国又颁布了新的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废除了97年《条例》中的有关反倾销的规定。该法律是参考国外发达国家和世界贸易组织比较完善的法律规定而出台的，较之以往，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其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再商榷，以便更好的保护我国工业的发展。WTO的成立，尤其是1994年的《反倾销协议》的签订，对世界各国的反倾销立法都起了推动作用。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间，又才迈进WTO大门，如何运用WTO法和与WTO接轨直接关系到我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贸易中的利益得失。同时，我国正承受着倾销和反倾销的严峻现状，这些都对我国反倾销立法的制定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WTO反倾销规则及对我国立法的约束 WTO是世界上一个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贸易规则的国际组织，其宗旨是为了保护世界贸易自由化以实现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保证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的增加，扩大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以及产品的生产和交换，实现这一目的的办法就是通过互惠互利的协议，导致各成员国大幅度地削减关税及其他贸易障碍，取消的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待遇。为了达到这一目的，WTO实施了一系列的保障机制：〈一〉世贸组织规则的透明度要求它要求各成员国应迅速公布有关法律、法规等，无法公布时，必须提供公众可以获得的条件。旨在使各成员国及贸易者对成员的法律、法规、司法判决、行政决定及相关的其他国际协议有充分及时的了解和熟悉，为贸易机会提供可靠性和预期性。〈二〉通知要求其要求成员国向世贸的有关机构通知其法律法规的情况，通知要求进一步促进了成员法律法规的透明度与世贸规则的一致性。通知的事项既包括现有的规定，也包括对现行法律规章的修改和新颁布的规定。〈三〉贸易政策评审制度该制度是“乌拉圭回合”中达成的新协议。贸易评审机构每隔一段时间对成员的贸易政策进行审查，审查的频率依据成员的贸易量确定，贸易政策制度是确保透明度和一致性的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虽然评审结果和提出的建议对被评审方没有约束力，但该制度提供了一个监督和反馈的机会，有助于其他成员利用争端解决程序提出指控。〈四〉争端解决机制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制度是保证成员的国内法律法规与世贸组织规则要求一致的最有力的措施和制度。争端解决制度将成员间的贸易争端解决置于多边制度的约束之下，成员在寻求解决违反义务和利益损害途径时，应诉诸并遵守争端解决体制的规则和程序。对争端解决机构的裁决和建议，申诉方可请求赔偿或要求争端解决机构授权中止对有关成员的减让或其他义务，甚至采取“交叉报复”的手段。 世贸组织协定是各成员机构依宪法程序正式批准的国际条约，各成员国的立法机构在批准这一协定时也应承担使国内立法同世贸规则接轨的义务。任何国家的经济立法与世贸规则相抵触，就可能被裁定违背世贸规则并受到制裁。《世贸组织协定》第16条第4款明确规定：各成员国应保证其法律、规章与行政程序符合附件各项协议规定的义务。这也表明世贸组织成员有义务使其国内立法与世贸协议相一致。④ 我国加入WTO后，可以享受一系列权利，但同时，我们也要承担相当的义务。而在法律上，我们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使我国法律法规和WTO的系列规定不相抵触。人们常常把国际法称为“软法”，因为国际法的遵守主要是通过国际社会舆论形成的，依仗人们内心的信念、道义力量来实现，是一种不确切的规范。此外，各国为了彼此尊重，交往方便和友好合作，往往相互之间也采取各种国际礼让。但这些一旦与某个国家的实际利益相抵触，那么利益至上的原则，就会阻挠国际法效力的实现。同时，当事国也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就这一方面而言，它不像国内法那样具有强制实施的保障和有力措施，确实是“软法”。但实际上，从上两个世纪以来，国际法一直在作为国际交往中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规则而不断发展的。各国不但通过其议会和政府宣示愿意遵守作为国际行为规则的国际法，而且各国为了使国际法更好的在国内有效的加以适用，不是采用“转化”的方式使国际法变成国内法的具体规则，就是采用“并入”的方式直接在宪法里承认国际法的效力。我国的做法就是“转化”法和“并入”法兼用。我国的宪法虽然没有就国际法在国内的适用和地位做出一般性的规定，但在若干部门法中已为此设有专门条款。如《民法通则》第八章“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中规定：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我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我国法律和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此外，为了履行我国加入的国际条约，还制定了一些专门条例，以便将国际法“转化”为国内法。我国为履行有关外交关系和领事关系的两个维也纳公约而制订的《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和《领事特权与豁免条例》，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⑤显然，我国是遵守国际法的规定的。WTO作为一个国际性的组织，其制定的规则也是我国所尊重和执行的。实际上，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采取相应的立法措施与建立和完善我国市场经济的法制目标是相一致的。只是加入WTO对我国现行法律的修订、补充提出了更快更全面的要求。 中国在改革不断深化之际，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长期实践中，已深刻的认识到了反倾销法的必要性：1、自从1948年总协定文本的生效以来，反倾销措施已被现行国际贸易制度确认为一种合理合法的保护国内相关产业的手段。2、反倾销法作为维护国际贸易秩序，保护国内产业的一种合法手段，与其他同样被认可的反补贴法、反托拉斯法、保障条款等相比较，有着其不可替代的作用。3、反倾销法的实施可以有效的防止和消除倾销造成的侵害。它使进口商品在没有倾销性影响的前提下，进入中国市场。使进口商品真正体现市场价格，参与市场的公平和正当的竞争。4、在反倾销生效期间，进一步提高中国企业自身的竞争实力。客观上，国外进口商品因其被征有反倾销税，而不得不提高产品价格。这对倍受损害的中国国内产业来说，给了它们一个喘息和调整的时机。⑥ 三、完善我国反倾销法的建议 《反倾销条例》的出台，是顺应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是我国加入WTO后对我国法律逐步进行修改的一个方面，是我国立法技术不断提高的一个证明。应当说，反倾销法的制定非常有意义。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囿于我们反倾销的实践不多，还有其他诸多的现实问题，新颁布的反倾销法仍有很多的不足。可以想象，随着我国进入WTO，外国的企业与我国各个领域的企业面对面交锋的机会不断增加，我们的反倾销法在发挥其作用的同时也会日益暴露它的不足。因此，笔者认为，应当积极着手反倾销法的修改工作。在修改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考虑以下几方面： 1、提高反倾销法律的“档次”。如前所述，我国《反倾销条例》为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这种行政法规效力毕竟不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颁布的法律。鉴此，结合我国几起反倾销调查案件的实践，在现行《条例》的基础上，加快研究和制定一部经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反倾销法律，对于促进我国反倾销法的不断完善和趋势稳定，并与国际接轨都十分重要。 2、配套法规的完善。我国除了出台专门的反倾销条例，还应该考虑到法规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的关系。我国对《价格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外贸易法》和《关于处罚低价出口行为的暂行规定》等法条也要做相应的修改。譬如，在《关于处罚低价出口行为的暂行规定》中就要充分补充对低价倾销产品的企业的法律责任和制裁措施。对出口企业相互倾轧，低价竞争的做法给予严厉制裁，以维护出口秩序，打击倾销行为。而在完善《价格法》时，就要调整关于价格调节基金制度的规定。在全国或一省制定统一的价格调节基金制度的规定，使其逐步走向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⑦ 3、因果关系及附加条件。GATT《1994年反倾销协议》对与倾销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采取了列举式和排除式相结合的做法，即应当审查提交给当局的所有相关证据，并排除倾销产品外的、同时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其他因素，如非倾销价格出口的进口产品的数量和价格、国内需求的减少或消费模式的变化等。这些都是值得在修改我国反倾销法中予以借鉴的。而对于附加条件，笔者则认为，必要的附加条件，诸如对国家总体利益的考虑，国内消费者可能因该产品被征收反倾销税而增加的负担与国内产业所受损害的程度相比较等等，有益于：（1）增加有关调查当局实际操作中的灵活性；（2）避免因片面保护某一产业部门而招致国家总体利益、对外贸易大局以及广大消费者利益的巨大损失；（3）有利于我国加强对外贸易经济谈判，因为征收反倾销税并非唯一的、最优先的抵制倾销的方法。当然，对“附加条件”必须严格加以限制，以防止有关调查部门的主观随意，增强反倾销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4、进一步明确和规范反倾销调查程序。（1）明确规定“申请人”、“国务院有关部门”、“利害关系方”等规定；（2）依照《协议》的规定，完善我国反倾销复审与审查制度；（3）在调查程序中，主管当局要向当事人披露重要事实，使当事人有充分的时间发表意见，陈述看法，提供相关的资料以求的最大程度的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这是各国规定，我国亦如此。但我国对何为“重要事实”却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我国反倾销法对此应有具体的操作标准。（4）参照《协议》第10条的规定进一步明确追溯征税的效力、期限、程序及限制等；（5）进一步明确规定反倾销案件在调查过程中的期限，各部门调查和做出初步裁定的期限，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根据外贸部的建议做出是否同意征收（临时）反倾销税的期限，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调查或做出裁定的阶段的规定，中止或终止反倾销调查的效力期限，复审和审查以及多征退税的期限等等。 5、建立与完善我国反倾销诉讼体制。 （1）、合格的诉讼主体。一般而言，原告是指反倾销诉讼中“利害关系方”。虽然我国《反倾销条例》也有“利害关系方”的概念，但是却没有对其做出明确界定。从现行《条例》第19条的规定来看，所谓“利害关系方”似乎仅限于反倾销调查对象——被控告倾销产品的出口商及其进口经营商以及相同或类似产品的国内产业，而并不包括其他各方。笔者认为：“利害关系方”的范围应当包括现行《条例》第11条之反倾销调查案的申请人所包含的“有关组织”，因为从利害关系角度考察，一个反倾销案件不仅事关该产品的出口商、进口商与国内同类产品产业的利益，而且也同我国各产业部门公会、工会以及消费者密切相关。而在当前我国国内产业与企业法律意识不强，市场本身尚缺规范的情形下，尽可能地拓宽“利害关系方”的范围则更加有利于尊重和维护各方利益，保护我国市场。同时，鉴于我国的行业组织的发展还不具备一定规模，为了更好的保护我国经济，我们还可以规定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有权提起反倾销诉讼。 （2）、管辖法院。参照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4条、17条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受理反倾销调查案件之诉的法院应当是被告所在地——外经贸部、国家经贸委机构所在的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样，有权对反倾销调查案进行二审的就理所当然地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了。我国《反倾销条例》对反倾销调查案的管辖法院没有规定成为一大缺憾，按《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这种管辖也令人质疑。由于反倾销调查是技术性强、专业化要求高、程序复杂的工作，对其进行司法审查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普通法院处理可能有时间和精力乃至能力上的困难；况且，地方中级人民法院和中央部委地位上、权威上的实际反差在当前的司法体制下，也难免影响国内外当事人对反倾销司法审查的独立性，公正性和准确性的信心；再者，所有对国务院部门所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都由北京的某一中级人民法院初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那么，这两级法院将会面临着越来越沉重的负担，也难免会影响到司法效率。鉴此，有必要在反倾销立法中建立我国反倾销诉讼制度，包括管辖法院。参照各国经验暨我国实践，比较理想的法院管辖模式为：在最高人民法院下设专门法院——国际贸易法院，由该院受理反倾销调查案的初审；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国际贸易庭）负责二审即终审。这样设置的优点在于集中专业法官审理技术性强、影响性较大的反倾销案（实际上，国际贸易法庭不仅审理反倾销调查案，还可以审理涉外贸易的其他案件），更加体现效率与公正。 （3）、法院的受案范围。参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有关立法实践和我国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的具体规定，笔者以为我国的反倾销诉讼的受案范围可以是以下几项：反倾销调查申请做出的不立案调查决定；对倾销和反倾销幅度做出的最终的决定；对损害和损害程度做出的最终的决定；对是否征收反倾销税做出的最后裁定等等有关的具体行政行为。⑧同时，我国也应该参考欧洲国家的做法，不允许对我国的法律规定提起诉讼，这是对我国法律尊严和国家主权的维护。 四、基本认识 反倾销具有两面性，它既有制止倾销达到公平贸易的目的，但它又有可能因被滥用而成为另一种非关税壁垒。因此，我国应在符合世界贸易组织反倾销法律框架内构筑反倾销机制：一方面，利用贸易组织法应对外国对我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努力消除外国对我国的歧视性待遇，以促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我国应该修改、完善我国的反倾销法，并据此对外国产品在中国的倾销采取措施，以保护我国的民族产业。而综上所述，我们必须依据WTO的有关规定修改和完善我国反倾销立法。首先，符合WTO反倾销规则的反倾销法是我国善意履行国际条约、承担国际义务的体现，可以避免因为国内立法与WTO规则不符引发的贸易争端——协商、调解、仲裁、专家小组直至报复和制裁。其次，科学、完善和高度透明的反倾销立法、司法体制有利于树立和维护我国反倾销法律与实践的公正和权威性。其三，明确详尽、易于操作的反倾销法可以促进我国反倾销实践的规范化，以适应可能日益增多的反倾销案件。其四，修改和完善反倾销立法有利于进一步实现反倾销法的宗旨，有效地保护国内市场，维护正常的竞争秩序。最后，它还可以为我国产品打入和扩大国际市场争取更为公平有利的环境，促进我国对外贸易。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研究会论文 “倾销”（DUNMPING）一词，实际上是经济学中的概念。是指出口商在海外市场的波动导致了该市场上其他竞争者的销售困难，并以掠夺性的价格消灭进口国的竞争对手，进而图谋垄断进口国市场。作为法律上的名词，《布莱克法律辞典》（Black''''sLawDictionary）是这样定义倾销的：倾销是以低于国内市场的价格在海外市场大量销售商品的行为。经济学家根据维纳（VINER）的理论将倾销分成三类：偶然性倾销、掠夺性倾销和连续性倾销。对于第一种，不必介意。对于第二种，各国是一致反对。因为这是超贸易保护的工具，具有侵略性，自然不“公平”，应予惩罚。对于第三种持续性的倾销，有人认为该倾销行为对进口国工业的损害就只有一次，即受到冲击抑或被迫转产，而进口国消费者从中却可以长期获利，此消彼长，无须抵制。有一部分专家却认为，在现代国际贸易中，由于各国都采取以出口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使其生产能力大大超过了国内需求。过剩的生产能力在全球各国已经比较普遍，因此生产商为了扩大或保持生产规模，在维持国内高价水平的情况下，也常常在国外市场进行长期性的倾销。这种倾销会造成全球资源分配和使用上的误导，从而给进口国产业造成损害。据反倾销专家帕米特（PALMETER）统计，1980—1986年，澳大利亚、加拿大、欧共体和美国所发起的767起反倾销诉讼案中，没有一起是掠夺性倾销，而绝大部分为长期或连续性倾销。①因此，我们下面讨论的反倾销指的就是反长期或连续性倾销。 一、反倾销的立法概述 （一）WTO反倾销规则的形成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些欧洲国家就制订了反倾销协议。当时以英国、荷兰为首的欧洲国家不满来自其他国家的食糖倾销，于1920年签定了关于反倾销的国际条约。并先后有10个欧洲国家加入，首开反倾销先河。美国反倾销法是世界上较为完备的反倾销法。以该法为蓝本，产生了1948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六条“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的规定，把各国反倾销法纳入国际统一化轨道，为各国制订反倾销法设立了基本框架。其宣称：倾销行为应当受到谴责，各缔约国均享有对倾销的单方抵制权。但是，关贸总协定的反倾销条款仍是一个总原则，缺乏具体内容和操作性。各国都从本国利益出发对反倾销条款加以解释。因此，反倾销条款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改变这种状况，关贸总协定成员国于1967年6月30日在日内瓦讨论通过第一个《反倾销协议》，该协议是对关贸总协定第六款的解释和具体化。1979年在“东京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该协议又被进一步修订和补充，形成了《实施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简称《反倾销协议》）。但是，80年代以来，反倾销法的适用愈来愈走向极端，反倾销措施也成为一种新的贸易壁垒。“乌拉圭回合”谈判再次将修改反倾销协定提到了日程上。首先提议在乌拉圭回合中加入反倾销内容的是韩国。当时，韩国出口增长最快的“现代汽车”正在加拿大遭受反倾销调查，因此韩国政府谈判代表决定在1987年5月21日提议修改反倾销协议。1990年6月6日以关贸总协定副总干事Carlisle为组长的一个非正式起草小组拿出了反倾销协议第一个草案《CarlisleI草案》。该草案做了很多的规定来迎合欧美，因此，受到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此后，尽管关贸总协定作了很多的努力来协调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冲突，直到《邓克尔文本》的出现，仍无法达成一致。《邓克尔文本》充分考虑到了美国和欧盟这两个最大成员方的要求，但该文本也未完全采纳欧美的提议，特别是美国要求对第三国组装产品进行规避的情况做出规定和要求建立特WTO规则与我国反倾销法的完善 ■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张志兵 “倾销”（DUNMPING）一词，实际上是经济学中的概念。是指出口商在海外市场的波动导致了该市场上其他竞争者的销售困难，并以掠夺性的价格消灭进口国的竞争对手，进而图谋垄断进口国市场。作为法律上的名词，《布莱克法律辞典》（Black''''sLawDictionary）是这样定义倾销的：倾销是以低于国内市场的价格在海外市场大量销售商品的行为。经济学家根据维纳（VINER）的理论将倾销分成三类：偶然性倾销、掠夺性倾销和连续性倾销。对于第一种，不必介意。对于第二种，各国是一致反对。因为这是超贸易保护的工具，具有侵略性，自然不“公平”，应予惩罚。对于第三种持续性的倾销，有人认为该倾销行为对进口国工业的损害就只有一次，即受到冲击抑或被迫转产，而进口国消费者从中却可以长期获利，此消彼长，无须抵制。有一部分专家却认为，在现代国际贸易中，由于各国都采取以出口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使其生产能力大大超过了国内需求。过剩的生产能力在全球各国已经比较普遍，因此生产商为了扩大或保持生产规模，在维持国内高价水平的情况下，也常常在国外市场进行长期性的倾销。这种倾销会造成全球资源分配和使用上的误导，从而给进口国产业造成损害。据反倾销专家帕米特（PALMETER）统计，1980—1986年，澳大利亚、加拿大、欧共体和美国所发起的767起反倾销诉讼案中，没有一起是掠夺性倾销，而绝大部分为长期或连续性倾销。①因此，我们下面讨论的反倾销指的就是反长期或连续性倾销。 一、反倾销的立法概述 （一）WTO反倾销规则的形成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些欧洲国家就制订了反倾销协议。当时以英国、荷兰为首的欧洲国家不满来自其他国家的食糖倾销，于1920年签定了关于反倾销的国际条约。并先后有10个欧洲国家加入，首开反倾销先河。美国反倾销法是世界上较为完备的反倾销法。以该法为蓝本，产生了1948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六条“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的规定，把各国反倾销法纳入国际统一化轨道，为各国制订反倾销法设立了基本框架。其宣称：倾销行为应当受到谴责，各缔约国均享有对倾销的单方抵制权。但是，关贸总协定的反倾销条款仍是一个总原则，缺乏具体内容和操作性。各国都从本国利益出发对反倾销条款加以解释。因此，反倾销条款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改变这种状况，关贸总协定成员国于1967年6月30日在日内瓦讨论通过第一个《反倾销协议》，该协议是对关贸总协定第六款的解释和具体化。1979年在“东京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该协议又被进一步修订和补充，形成了《实施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简称《反倾销协议》）。但是，80年代以来，反倾销法的适用愈来愈走向极端，反倾销措施也成为一种新的贸易壁垒。“乌拉圭回合”谈判再次将修改反倾销协定提到了日程上。首先提议在乌拉圭回合中加入反倾销内容的是韩国。当时，韩国出口增长最快的“现代汽车”正在加拿大遭受反倾销调查，因此韩国政府谈判代表决定在1987年5月21日提议修改反倾销协议。1990年6月6日以关贸总协定副总干事Carlisle为组长的一个非正式起草小组拿出了反倾销协议第一个草案《CarlisleI草案》。该草案做了很多的规定来迎合欧美，因此，受到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此后，尽管关贸总协定作了很多的努力来协调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冲突，直到《邓克尔文本》的出现，仍无法达成一致。《邓克尔文本》充分考虑到了美国和欧盟这两个最大成员方的要求，但该文本也未完全采纳欧美的提议，特别是美国要求对第三国组装产品进行规避的情况做出规定和要求建立特别争端解决机制这两方面没有得到满足。②因此在该文本的基础上，1994年，“乌拉圭回合”顺利结束并达成了《关于履行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该协议为WTO现行的反倾销法。它是WTO法律框架中非关税壁垒的多边协定中的一部分，为WTO的各成员国制订了一个总的框架。同时，它也进一步放宽了反倾销措施适用的条件，扩大了反倾销法适用的范围，增强了国际反倾销的透明度、预见性和可操作性。更为重要的是，不同于肯尼迪回合和东京回合达成的反倾销协定只对签约国产生效力，它是作为WTO众多多边协定中的一个而存在的，对WTO全体成员国都有约束力。其影响力要比以前的反倾销协议大得多。显而易见，《1994年的反倾销协议》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重大成就。 （二）我国反倾销立法概况 自1994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实施生效以来，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反倾销法律制度。该法第30条明文规定了中国的反倾销规则，即“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方式出口，并由此对国内已建成的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的威胁，或者对国内建立相关产业造成实质阻碍时，国家可以采取必要措施，消除或者减轻这种损害，或者损害的威胁或者阻碍。”其第32条规定：“当发生上述情况时，国务院规定了有关部门依法做出调查，并做出处理。”上述规定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规定几乎一样。1997年3月25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该条例将反倾销实体法和程序法集于一身，对于从申请、立案开始到终裁，征收反倾销税为止的每一个具体环节，均作了相应的规定，为我国的企业针对外国产品的倾销提起反倾销诉讼，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法律依据。此外，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还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产业损害裁定听证规则》，该规则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的有关规定，制定的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在反倾销和反补贴程序中组织的产业损害裁定听证。它较全面、系统的规定了产业损害裁定听证的原则及当事人、听证主持人、回避以及听证程序等问题。③但这些法规与WTO的有关基本原则仍然有不尽符合之处，因此，2001年11月26日我国又颁布了新的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废除了97年《条例》中的有关反倾销的规定。该法律是参考国外发达国家和世界贸易组织比较完善的法律规定而出台的，较之以往，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其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再商榷，以便更好的保护我国工业的发展。WTO的成立，尤其是1994年的《反倾销协议》的签订，对世界各国的反倾销立法都起了推动作用。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间，又才迈进WTO大门，如何运用WTO法和与WTO接轨直接关系到我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贸易中的利益得失。同时，我国正承受着倾销和反倾销的严峻现状，这些都对我国反倾销立法的制定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WTO反倾销规则及对我国立法的约束 WTO是世界上一个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贸易规则的国际组织，其宗旨是为了保护世界贸易自由化以实现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保证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的增加，扩大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以及产品的生产和交换，实现这一目的的办法就是通过互惠互利的协议，导致各成员国大幅度地削减关税及其他贸易障碍，取消的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待遇。为了达到这一目的，WTO 国际法学论文:世界新格局下的中国国际法学研究 关键词：世界新格局；中国国际法学研究；挑战；应对 摘要：近现代国际法发展表明，实证国际法制度本身多源于经济贸易发展到一定阶段特定国家学者的国际法理论；格劳秀斯的思想对近代国际法的形成及杰克逊的观点对世界贸易组织建立的影响便是例子。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的国际法理论尚难满足国家在国际社会应对相关事务的需求，中国国际法学者面对诸多挑战。为此，我们的国际法学研究应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作为这个特定时代国际法理论创新的指南，努力增加国际法体系中的中国元素，提高中国在国际法规则制定方面的话语权，在维护国家正当利益的同时，也为人类做出积极贡献。 一、引言 本文所说的世界新格局是指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第一大贸易体对全球经济、政治等格局带来变化的状况。大国要靠经济实力说话，也需要有能够维护自己正当利益的国际法律制度。多年来，中国在国际法规则制定方面处于难以与其地位相称的位置，多是被动接受已经形成的所谓的国际规则，特别是在经济贸易领域。毋庸置疑，世界新格局对世界的发展带来了一些影响，这些变化也必将反映到国际法及国际贸易制度中。 回顾近四百年国际法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一国国际法理论对世界的影响与该国的经济、政治等综合实力及国际上的影响力是密切相关的；而且，诸多的国际法规则总是最先产生于学者的理论，尽管国家之间的冲突往往在先；正是因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不同于国内主体之间的冲突，结合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使得很多的国际法规则不可能先于冲突而产生；针对这种情况，解决问题的规则往往只能以学者的理论为依据来确定了。而且，自从主权概念诞生以来，其对内最高统治权和对外独立权的本质及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定主权国家平等原则，使国际法的本质最终体现就是各国之间意志的妥协，而这又不同于国内法。因此，通常在特定的时代，强国的国家意志多能左右着国际法的制定、执行与发展，而最终规则制定背后的依据均是相关国家国际法学家们的理论与学术观点。 大国国内产生的国际法概念或规则，常多源于其国内学者的观点和理论，这已经被历史所证明。国际法中最为重要的“主权”概念源自16世纪法国的博丹与该国当时的综合国力及其在欧洲的影响有很大的关联，实力强大要求世俗世界国家君主的权力有合法来源，主权应之而生。荷兰17世纪初中叶的崛起导致它与其前的强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发生冲突，以致时代为格劳秀斯推动近现代国际法形成创造了条件。格劳秀斯能够写出《捕获法》《论海洋自由》及《战争与和平法》等划时代的巨著与荷兰当时的经济贸易状况及格劳秀斯的人生经历等密不可分。他所主张的“海洋自由”就是为荷兰在为荷兰人争取利益寻找国际法依据；在他国的航海技术、贸易技术没有达到荷兰水平的情况下，荷兰对已有既得利益者西班牙、葡萄牙形成的秩序之挑战，会让自己成为最大受益者。“海洋自由”这一规则被普遍接受成为海洋法的重要原则。此外，格劳秀斯在1625年出版的《战争与和平法》对其去世后3年结束欧洲30年战争所达成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恰如学者赫德利.布尔所言，格劳秀斯所提倡的国际社会的观点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给出了具体的表达，格劳秀斯可能被认作是近代史上这一划时代的首次普遍和平解决争端的思想之父。这说明该著作对《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签订做出了贡献，也为后来国际法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此后强大了150多年的英国取代了荷兰，在国际法的制定和执行中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该阶段英国产生很多个知名国际法学者，如约翰・塞尔登（1584-1654）、边沁（1748-1832，最早提出“国际法”一词、戴西（1835-1922）、奥本海（1858-1919，被誉为“现代国际法之父”）等；英国鼎盛时期的国际法学家有很多，他们为英国在国际上的殖民主义扩张行为寻找国际法依据，并推动相关国际规则的形成与发展。 美国在20世纪初逐渐成为世界上头号强国之后，开始注重国际法学的研究。在钢铁大王卡耐基的支持下，美国国际法学会组织一批学者陆续将欧洲大陆的一些非英文版的国际法经典之作译成英文，在美国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事实证明，美国的国际法也是在学习借鉴他国的理论的基础上，并结合本国实际发展及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而日渐形成的，并对他国产生了影响力；但其不变的一条就是：在全球争取和维护本国利益，服务本国国家利益的需要。国际法规则的背后预示着国家利益，一直遵循着国家利益导向主义。二战以来国际贸易规则先由学界推动制定，进而进入政府国际谈判桌上，最终多数成为国际条约的内容。20世纪美国的国际法学者很多，知名的有美国前总统威尔逊（1856-1924）、鲁特（1845-1937）、修斯（1862-1948）、赫尔（1872-1955）、哈德逊（1886-1860）、杰塞普（1897-1986）、沙赫特（1915-2003）、路易斯・亨金（1917-2010）、杰克d（1767-1845）等。美国的国际法学者今天仍占据着国际法研究的主流地位，主导着国际法的发展方向，其国际法制定的霸主地位仍无人撼动。 国际法在无政府国际社会中通常是强国意志的体现，这已无需太多的证明。近代国际法的产生与发展的重地欧洲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随着欧洲内部的法西斯主义德国、意大利的失败及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法国的衰落才日渐减弱了其对国际法的影响。二战后，国际法发展的重心由欧洲转向了借助于两次世界大战迅速崛起的美国。罗斯福总统在二战结束前设想的政治、金融和国际贸易的三大国际组织中，联合国（政治性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先后如期设立，而尽管他设想的国际贸易组织因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经济贸易制度的根本对立未能建立，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却起到了临时性的国际组织的作用。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最终使美国在战后主导国际社会的意图得到了实现，其国家意图在国际法层面得到充分反映。这些脱离不了学者的贡献，如被称为世界贸易组织之父的杰克逊教授的相关理论被当做WTO建立的重要理论依据。与此相适应，国际法学随着一国经济发展及在世界经济、政治和贸易中的作用因本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及国际法规则形成中的作用也日益得到彰显。17、18世纪欧洲大陆的国际法思想较为发达和有影响力，而整个19世纪及20世纪初，英国国际法学者的思想在国际社会有较大的影响力；美国则在二战后至今，其国际法思想在世界发挥着主导作用，其重要表现就是美国的国家政策及在有关国际法规则的制定及执行中的表现就是明证。尽管其中不乏欧洲、日本甚至韩国等国际法学者的一些论点偶尔点缀，但美国的国际法思想主导着国际法领域的发展。 二、中国国际法学研究面对的挑战 中国国际法学的发展与本国经济发展几乎同步，但与国家的实力、经济增长速度及其在国际上的地位似乎未能同步，与我们在国际立法中的话语权及应对国际纠纷的效率还有差距。除了通过战争解决冲突之外，我们在国际社会中纠纷处理中，尤其是与西方列强的冲突中，政治形式的和平解决常使我们处于有些被动的地位，不能最为有效地保护我们的利益。国际社会是一定程度的无政府社会；国际法向来与政治、经济等难以分离。中国百年国际法发展的挫折坎坷之路随着中国和平发展和日益强大，应不再重现，而应让中国及其学者担当起中国国际法随着国家的强大而获得其在国际法领域中应有的地位。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清楚我们面对的挑战。我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政治上大国地位早已为世界所认可（常任理事国是其标志之一），但在国际法的创制、理论及实践方面，似乎还显得较弱，与中国的国际地位严重地不相称。 在国际实践活动的某些方面，我们走在世界前面，2008年北京奥运会及2010年上海世博会彰显中国的影响力，2015年8月北京又成功申办2022冬奥会；上海合作组织于1996年在上海成立，2015年6月29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签署仪式在北京举行，亚投行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财长或授权代表出席了签署仪式，其中已通过国内审批程序的50个国家正式签署《协定》，2015年底符合生效条件，亚投行届时正式成立，总部设在北京。然而，尽管近年来中国国际法学者产生了一些新观点、形成了一些新思想，并在服务着我国的外交、国际贸易等实务，但我们原创的国际法理论不多，限于语言等因素，与老一辈学贯中西的世界级国际法学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与中国的大国地位对国际法理论提出的要求尚有差距，特别是在有国际影响力的理论、学术思想或流派方面，我们尚难于有所建树。 （一）领土、海洋主权方面面对的挑战 中国今天在世界上政治、经济的地位，需要有与之相应的国际法思想与理论。然而，近来中国南海诸岛主权不断遭到周围实力不强、国家不大的8个国家的不断挑衅，日本、韩国在东海大陆架与中国不断产生摩擦，如何利用现有的规则和国际法理论维护国家利益是一大挑战。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南海地区的干预，增加了问题的复杂化。至今我们在国际法理论和学术中未能为政府主张中国合法权益找到具有较强说服力的国际法依据。中国当下需要适合其要求的国际法学理论来为上述争议的解决提供路径。 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在形势变化的国际背景下，通过国际司法路径解决中国与他国如日本就钓鱼岛事件等产生的争议，是否是一条可以考虑的路径？依赖政治途径难以解决时，久拖不决，可能会使争议变得更为复杂：历史越久远，证据、事实会变得模糊，争议会变得更不容易解决。就如同在WTO框架下解决问题一样，可以据理力争，并在国际社会赢得尊重；而且，依据国际司法路径，未必一定对中国不利。国际社会日渐走向法治化，在法治观念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下，我们是否须有所突破？就这一点而言，我们需要充分的研究；就算结论是不借助于国际司法路径，在理论上也需为解决这类领土、海洋之争找到切实的解决方法。 （二）国际贸易领域中国际法研究面对的挑战 苏联解体后，美国通过新的贸易规则及知识产权制度，仍在干着殖民主义时期的事情，只不过今天不再是通过武器和战争，而是依赖于知识产权、国际制度与市场。我们以中国的铁矿石进口和稀土资源出口为例：在铁矿石上，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买方，在买方市场情况下，应该掌握着较多的主动权，但实际情况不是，我们对价格没有话语权；在稀土矿上，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卖方，在稀土资源严重稀缺的情况下，我们也应当有主动权，但也没有话语权，在WTO争端解决机构遭诉后败诉的案件较多。2007年4月，美国就中国著作权法“依法禁止出版、传播的作品不受本法保护”之规定申诉到WTO争端解决机构，最终以要求中国修改著作权法而告终；2012年和2015年WTO争端解决机构分别裁定中国9种原材料和稀土出口限制措施违反WTO规则。这些均是典型例子，且现在还面临着更多被诉的危险。不论是作为买方还是卖方，我们均无话语权，或说我们均是处于被动地位。这样的国际贸易规则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随着中国的全面发展，我们面对的国际法的挑战也越来越大。看看稀土领域，在中国投资的企业是哪些？是日本企业。20世纪，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罪恶意图就是抢夺中国的资源，今天依然是这样。只不过战争对它来说是失败的手段，但今天的投资手段却是成功的。有资料表明，日本在东海海底的稀土存储量至少够其用40-50年；其储存量是中国的10倍。难怪有人发出惊叹：日本通过侵华战争实现不了的东西，在我国改革开放后通过投资、技术转移和其他的知识产权战略在一一的实现；日本仍在续写着“侵华”的梦想，不过不再是血淋淋的战争，而是温情脉脉面纱下的和平掠夺。 在国际贸易中，我们日渐成为贸易争端中的大国，争端案例从反倾销、反补贴到知R产权再到稀土出口等，几乎涉及所有贸易领域，在国际法以保护主权国家利益为重要宗旨之一未改变的今天，如何利用国际法维护国家利益，俨然成为严峻话题。 很多人以为，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的历史可以画上句号了。但接下来，人们发现，美国开始“张着大嘴吃世界”，对全球实施“新殖民主义”。美国的富足，多是建立在掠夺他国的基础上。1997年，亚洲爆发了金融危机，美国坐收渔翁之利。比如，很多韩国企业都被美国收购了。 上述国际贸易领域的问题的解决，维护自己正当合法权益，对形成贸易规则增加自己的话语权，显然需要国际法学者的理论突破及为此付出的不懈努力。 （三）全球环境保护、气候变化控制等公共问题方面面对的挑战 处于工业化、城镇化阶段的中国对能源（尤其是石化能源）的大量需求和使用，既给中国带来环境污染问题，也让中国成为世界头号排放大国。在各种相关会议上，中国温室气体减排及环境保护成为其他国家关注的焦点。这些也给国际法研究人员提出挑战。尽管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环境污染治理等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从国际法的角度，我们应当探索找到充足的理由为正在谈判的后京都议定书时代气候条约的制定寻求更为公平合理的方案。这也需要理论上的探索。比如，我们的直接目标常放到“减排指标”分配上，但忽略导致排放的原因在于先进技术没有得到充分的使用，原因是我们没有充分认识到“排放”是果不是“因”。为此，我们如何在后京都议定书时代谈判的条约中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先进技术的转让和使用作为条约的重要内容纳入进去，可能比只看减排指标分配更为有效；但这需要充分的理论论证，也需要相应的文本草案。这对我们而言是一个挑战。 在国际环境法、国际海洋法及外层空间法等新兴领域也尚有很大的拓展空间，特别是涉及到“人类共有财产或遗产”的使用与分配方面，尚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努力。随着中国的技术发展，过去我们“鞭长莫及”的领域现在也有能力介入。我们如何利用现有的制度，或创造出一个既有利于本国又有利于人类的制度来获得国家的正当利益，并在特定领域有话语权，也需要有关国际法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显然，在这些领域，我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积极谋求有中国声音的国际法研究方向。 （四）其他方面面对的挑战 笔者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访学时，一位来自英国在该法学院从事教学的教授认为，至今为止，中国经典国际公法教材主要参考了奥本海国际法，而且诸多教材中涉及中国的国际法案例甚少。她问：“为什么中国的国际法教材中很少使用与本国有关的案例？要知道，美国的国际法教材，55%以上的案例与美国相关。英国的教材也有1/3以上的案例与英国相关。”她还问：自己本国的教材都不以本国的国际法案例为主要研究对象，那么你们的学者研究国际法的意义何在？这些问题，让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的确，我们研读的中国法学院使用的很多国际公法教材，包括案例分析，除了老掉牙的“湖广铁路债券案”及“光华寮案”外，少有案例与中国相关，其他案例似乎与中国没有直接联系。如果国际法教材与本国无关，那我们用这样的教材培养的学生们，将来会关心国际法与中国的关系吗？这从一定层面说明我们目前的国际法教材存在的普遍问题。好在近来WTO争端机构处理的涉及中国的案子已经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及充分的讨论，并在相应的教材中体现。尽管如此，完善教材使其更为合理、符合中国需求仍是国际法学人面对的挑战。 至于其他方面，如国家主权相对论挑战传统的国家主权绝对论、国际法主体的拓展（非政府组织、私人主体特别是跨国公司国际法主体地位等）的讨论，都是我们在理论上需要完善和拓展的领域。 不同阶段的学者，对当时的国际法探讨和国家利益维护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作用很有限，因为国际法与政治向来很难分离，国际法建立在国家实力的基础上。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国际法理论的扎实对维护国家利益也能超越于国家实力而发挥作用，如冷战时期南斯拉夫一些国际法学者、印度、巴西甚至非洲的尼日利亚等国的国际法学者可以不受国家实力的影响而依据国际法理论起到维护国家利益和国际秩序的作用。因此，应对挑战，创新自己的国际法理论，与国家和政府而言意义无疑是重大的。 三、未来中国国际法学发展的思考 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活动中参与的V度和深度的不断拓展，中国对国际法理论的诉求毫无疑问也在不断增加。这是全体国际法学者面对的大好时机，也是国际法学者促进中国国际法发展的时代使命。如何利用现有的国际法规则维护国家利益，并修正不公平的国际法规则及对正在形成的新国际法规则产生积极影响，以听到更多的中国声音，体现中国国际法学者的智慧，是21世纪国际法对中国学者提出的要求。 中国错过了国际法发展的几个较为关键的时期：一是60、70年代，发展中国家纷纷崛起并提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中国由于刚刚全方位介入国际社会，再加上国内的混乱，对国际规则尚未充分了解和掌握，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对当时的活动施加影响。二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会议上的中国谈判力量的影响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由于此前国际法尤其是海洋法研究被荒废近20年，人才培养没有跟上，在国际谈判中显然难以收到理想的预期效果。三是乌拉圭回合谈判等。考虑到法学的继承性，老一辈为我们打下的国际法学基础，我们需要在其上适应时代的发展做出满足国家现实的需求的努力。尽管国际法的基本原理、原则与规律是不变的。我们今天遇到的问题是前辈们没有遇到的问题，既要继承，更要有所突破和创新，这是时代赋予当今国际法学者的使命。 （一）加强国际法理论的研究，为实务提供依据 我们需进一步加强学习西方现有的相关理论及现行国际法律制度，把握国际法学的原理及制度的本质，充分利用国际法的效力根据原理，在掌握他人理论基础上，结合国内国际实际，形成自己的国际法理论体系或流派，为国家的国际事务需要服务。近现代国际法其诞生本身源于学者的理论，然后将其上升为实证的条约或规则，尽管产生理论的缘由是实际生活中纠纷；今天依然如此，国际法理论研究走在前面，甚至公法学家们的观点可以作为国际法院判案的补充性渊源。有史料表明，中国1689年与俄国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也是在徐日升等传教士在参阅早期国际法学者如荷兰格劳秀斯及西班牙苏阿瑞兹等的著作下为中国的钦差大臣提供建议而签订。 对中国而言，由于历史原因，我们对国际法的接受由被动变为主动，且也是从翻译有关学者的学术专著开始的。林则徐因禁烟及处理英国人在中国的违法行为，他被迫请人译出了《各国律例》；清政府各国事务衙门因处理与各国之间的关系，被迫出版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西方列强将各种不平等条约强加在中国人的头上，引起了各种自强运动和革命，我们被迫利用国际法的合理部分为自己挣得生存权益。新中国成立后，基于特定的环境，我们被迫接受苏联的国际法的影响；经济全球化下，为了加速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加入WTO，被迫去适用西方列强主导下的贸易规则，它虽然给中国带来很多利益，但也在严重伤害中国利益（如反倾销、反补贴、知识产权案及稀土出口案等）。这些都是我们被动的体现。尽管近百年史上，我们曾经有过很大贡献，如总理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席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理论等对国际社会和国际法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但与泱泱大国应有的地位相比，这是远远不够的。今天中国在逐渐强大，我们在国际立法中的地位和话语权也应该提升。它除了各种有利因素支持外，依赖于国际法学者努力。 学者理论研究的深度一定程度上影响该国利益在国际社会得到保护的程度。笔者曾经参加2014年4月7日至14日在华盛顿召开的第76届国际法学会年会和第108届美国国际法学会年会，体会到发达国家学术界对时下国际法问题的关注、研究的深入及为政府提供应对策略探讨的投入。这里仅从他们对后京都议定书时代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条约的《气候变化相关法律原则》的起草便可看出端倪。国际法学会为负责起草该条约的原则部分（共10条），学会专门成立一个委员会（约30人），至少自2010年就开始进行研究；每一条由来自不同国家法学院、律师事务所及政府部门的3-4个专家（教授60%以上）负责。在该次大会上，小组人员展示他们的草案，说明理由，并请与会者参加讨论，提出建议，然后他们再去修改。最终他们会将修改后的草案提交给有关的谈判代表。在谈判时，经过充分研究的条约，与那些仓促上阵、提出的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研究的约文草稿相比，哪一个更具说服力，不言而喻。 国际法学理论的薄弱，会让我们在国际谈判及国际规则制定及国际事务应对中处于劣势。美国国际法的强大，除了其自身的国力之外，学者为其政府提供充分的论证和理论依据，是美国在国际社会及国际法产生影响力方面进退有余的重要条件之一。美国学界与实务界（如政府机构、律师及法院等）之间流动十分频繁，学术与实务问题解决结合紧密，能够满足实际需求，又对相关理论提供证据，推动理论的形成。 这种行为为我们提供一定的借鉴，我们的学会可以变得有组织，并且划分不同的专题组，平时加强研究，为国家的有关外交政策乃至世界范围内的相关法律事务服务。 （二）国际法理论研究拓展的原则 1.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作为国际法学研究发展的基本指南 中国强大了，我们要有自己的国际法理论，不能跟着别人的理论转圈，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国际法准则。有学者提出，面对大数据、网络时代，中国在新的国际规则的形成过程中，要提出“中国方案”、体现“中国智慧”，这指明了中国国际法未来可能发展的方向。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指的是什么？其具体内容如何？我们提出后如何使他国接受并成为国际规则？这些都为研究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中国经过160多年的国际法实践探索，构建的方案涉及的国际法理论应当包括和平发展、和谐国际社会构建与以人为本等要素。它要求我们在国际社会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致力于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履行应尽的国际责任和义务，继续同各国人民一道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这种理论的形成有其必然性。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当时的处境，第一代领导人、等提出“和平共处”五原则，关键在于和平，以为新中国赢得生存机会，站稳脚跟。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针对结束后，中国落后于世界的状况，亟需和平的发展环境，邓小平与大树“和平与发展”旗帜，既主张中国的和平发展、也期待世界和平发展。时代，国际社会已经走向“合作社会”而非“共存”，面对公共问题，各国需要合作。全球化日益深入，商品价值链分布于全球，技术使世界联系更为紧密，任何一个区域性的问题都是世界性的，合作是本世纪以来的必然选择，因此“和平、发展、合作（包括技术共享等）”成为我本世纪前十年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指南。在几代领导人取得成就的基础上，将“共赢”融入到国际关系行动指南中，彰显出负责任大国与世界共同前进的胸怀：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合作，不是出于中国一国之利，而是兼顾天下之利。因此，“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国际法理论研究的指导思想也是顺应这种规律；为此我们要慎提“崛起”而多谈共赢。 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思想指导下，我们以实证的研究方法，探索工业革命以来，人类遭遇的种种不幸，尤其是面对气候变化等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的情况及其根本原因，以分析已有的国际法理论或制度已不合时宜；现在需要有足够的勇气以人类共同利益为导向，以和平、发展、合作与共赢及构建和谐世界为指导思想，创设中国的国际法理论。在经济全球背景下，以70年展中国家提出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为诉求，根除新经济条件下“新老殖民主义”再生的土壤，为国际社会和平发展提供依据。 世界发展趋势也证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当下的主题。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的巨大灾难使人类深恶战争，渴望和平，“和平”成为人民的当然选择。只有和平没有发展，难以改善人们的生活，也不符合人类发展规律，所以发展也成为上世纪后半叶人类共同关注的议题。20世纪90年代末经济全球化及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国与国之间的依赖更加紧密，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的利益格局。世界已经连为一体，任何一个单个国家的行为都有可能成为全球性的行为，进而对全球造成影响：如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疾病传播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谁也离不开谁的“地球村”意识似乎正在取代狭隘民族主义的纷争意识。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通过市场交易和民主协商来解决资源匮乏、领土争端、民族纠纷等各种问题比通过战争解决好得多。这些客观上要求国家与国家或其他国际法主体之间进行密切合作，并为这种合作准备了条件。合作、尊重民主的行为准则和全人类价值成为新的国家间相互关系的实质。所以本世纪以来合作一直是中国政府提出的重要原则。国际条约及国际组织在国际社会中发挥作用越来越大就是各国“合作”的重要体现。然而，国际组织的形成及国际条约的作用并非只是让部分国家受益，而是要让所有有关条约缔约方或国际组织的成员都从中受益，分享文明及科技进步带来的积极成果；这就是“共赢”“互利”。比如，加入WTO，并不意味着其成员放弃其国家主权或地区经济权益，而是要求通过较为合理、公平、透明的规则不要把弱势成员变为他人刀俎上的鱼肉。在越来越多发展中成员参与的情况下，它要改变殖民主义时期“你的东西，通过不公平的规则，要变成我的”之强盗逻辑，让各成员在合作中互利共赢。当然，WTO中仍有很多有待进一步完善的规则，如技术贸易方面，在知识产权保护的政策下，在所谓的国家技术出口管制法规下，技术后进国没有办法从公平的贸易规则中分享到技术进步的成果，但有谁会说西方国家因控制的“高端技术”未让发展中国家分享而当上被告？而中国出于保护环境、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对九种原材料如稀土等不可再生资源进行出口限制时则遭到美国等国家的申诉，进而在所谓的WTO规则下裁定这种行为违反WTO规则；这是否有承袭老殖民主义时期政策的迹象：只不过当时是通过战争来占领他国领土、武力迫使他国提供原材料和农产品，而今天是通过贸易制度？可以看出，美国等发达国家借助于WTO规则，利用中国等成员方的技术后进、国际贸易经验不足等因素，实行新殖民主义政策，以所谓文明的方式强迫其他国家继续为它们供应原材料，使后进国仍然成为它们廉价的加工地。这种合作显然有违公平正义精神，难以带来共赢的积极效果。因此，当下国际法理论的研究，必须在“和平发展合作”原则下，强调“共赢”，这是我们要积极改进或完善国际规则的重要出发点。 2.主张人类共同利益与国家利益相结合为原则 21世纪国际法与国际秩序的主旨是：人类共同利益至上，在国际法的价值取向上，当使人类的共同利益优先于狭隘的民族利益。全球化下，任意一个消极的影响会波及全球，如环境污染、气候变化、核事故等，这些使人类共同利益变得更为突出。对恐怖主义、人类认定的国际犯罪如奴隶贩卖、种族灭绝、海盗等行为的遏制和打击需要各国国家的共同努力。技术发展已经使国际法理论创新变得更为迫切：在人类可用陆地资源基本耗竭的情况下，南、北极及海洋（特别是专属经济区、公海等）、外层空间将成为人类竞争的主要领域。人类共同财产（南北极、公海、电离层空间、外层空间――含月球及人类目前所发现的天体――及其所拥有的物体、生物、天梯等）、公共空间（含公海、外层空间、南极等）、人类共同利益在今天显得更为重要。 处于伟大复兴进程中的中国，在追求本国利益、争取国家利益最大化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维护人类共同利益，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坚持把本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共同破解人类发展难题。这是我们在发展自己国际法理论时应当坚持的态度。 在追求人类共同利益的同时，我们需要警惕某些国家假借国际法之名而行“单边利己主义”及貌似合法实质上损害他国权益的行为。它们试图努力地让全球国家碎片化或实行它们所设想的民主化，这背后都其不可告人的意图：被肢解的国家没有足够的强大的实力与其相抗衡，通过它们扶持的国内人实现对他国的战略资源的掠夺，奴役、剥削这些被肢解的国家。无论是科威特在西方操纵下从伊拉克独立，还是科索沃从塞尔维亚独立出被宣布不违反国际法、阿拉伯国家发生的茉莉花革命，更不用说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解体等事件在西方引起的欢呼雀跃：被视为民主的伟大胜利。但我们必须看到：这些国家变化后，并没有给其本国带来真正的福音，如茉莉花革命没有给埃及和利比亚人民带来安宁、民主和幸福；伊拉克战争及阿富汗在美国干预后并没有给两国带来和平，相反它们的国内战争、贫穷依然如影随形；美国对中东地区的干预没有带来进步，反而刺激了伊斯兰国的恐怖主义活动等，以致给欧洲国家带来了一波又一波的难民潮。虽然这些国家的变化短期看都反映西方意图的实现，但长期地看，都留下了祸根。在意识形态高压之下，某些国家借助于所谓的民主、人权，满足本国人民的需要（准确地说，一小部分统治集团利益的需要），在全球扩张自己的利益。短期地看，它损害的是部分国家的利益，但长期地看损害的是人类的整体利益。特定制度下的跨国公司行为给人类带来的公共问题越来越多，如果它们的行为仍得不到控制或引导，最终会毁坏全球环境和气候，最终使人类像恐龙一样遭遇突然的气候变化一夜间从地球上消失。无论从维护国家利益还是人类利益，我们都必须坚守最起码的原则：在国际社会尚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下、在国家作为最根本的利益单元存在背景下，任何国家都应当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要在西方利益集团的叫嚣下，毁了自己的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而纵容跨国公司的猖獗行为，最终毁了它们自己，也毁了人类。美国对我国西藏等问题一直或明或暗地染指或干预，并利用一小撮看不到美国险恶意图的分裂主义者来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也是这种行为的表现。 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在全球化背景下，人类的总体利益高于单个国家的个别利益；而主权国家在强调自己主权和利益的同时，不应侵犯或损害别国的主权及人类整体利益。有学者将民法原理运用于分析国际法的法学理论部分，并提出全人类总体利益原则作为国际法原则的新发展（和平权利、生存权利、自由权利、发展权利、物质文明权利及精神文明权利）；这是很有道理的。 在国际社会，长期以来强国对国际法的态度是：根据其利益需要来遵守或要求他国遵守，规则只是约束弱者，强者都会根据规则来做出利于自己的解释。美国对有关关键产品、涉及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的高端技术等出口实行管制，但有谁对美国、西方国家的出口管制提出过质疑？这种国家利己主义或单边主义与时代赋予国际法所要求的合作、共享、共赢等原则相违背。各国间的共同利益应该是我们的追求，但它不是共同意志而是各国问意志的妥协，即出于人类利益的需要，各国问在利益方面一定的妥协，它遵循人类发展的客观规律，寻求的是安全、有序、和平、公平和正义。因为国际法不是超国家法，不是各国的共同意志，而是各国协调的意志。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是WTO框架下必须遵循的原则，而这些目标的实现需要以环境友好技术作为基础，在人们普遍关注货物贸易、金融等服务贸易的时候，又有多少人关注技术贸易中的公平？发达国家将要求他国“公平”开放原材料、廉价劳动力等市场时，何时要求过他们的技术市场也要公平开放让他人容易获得？因此，将技术贸易纳入WTO体系中，制定相应的规则，应该是经济、技术后进国力图突破的领域，以便于我们也可以利用类似的公平规则制约西方。 在探寻人类共同利益的同时，对有关私人主体在国际法中的地位与作用也颇值探讨。在全球公共问题日益严峻情况下，企业和其他私人主体在相关的国际关系或国际活动中也在积极介入。有些国际条约中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诸多的私法行为主体的意志（如《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最早就是十二家跨国公司率先提出的）。充分利用非政府组织等其他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法制定、实施中的重要作用。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及各种利益趋同者共同维护国际正义。 3.充分挖掘中国本土的“国际法”元素 随着中国国际法研究水平的提高，对外交流的日益深入，专著、论文等研究成果的不断提升及中国影响力的日益增加，国际法中应当有更多的中国元素。基于国际法的本质及其形成规律，我们不能盲目提倡与“与国际接轨”，涉及某些特定领域，如主权、国家政治利益等，提与国际接轨是危险的；但在商事、贸易领域，技术性规范或商业运行规则，与国际接轨，可能并无害处。但不论何种情况，需增加中国的话语权。与国家的国际法实践相一致，我们的国际法学只是处于被动的翻译、学习、接受和消化阶段，未能产生出真正对国家发展有用的、有自己特色的国际法理论。国际法领域创新是一个艰难的过程，特别是在西方经过400多年的实践与理论研究形成的规则对后来者形成较高门槛，突破原有的不公平做法，形成既能体现中国意志、维护中国利益又能被多数国家接受、体现公平正义精神的新理论与新规则，需要国家良好实践及学者们的理论挖掘与创新，这并非易事。 中国本土（并非仅限于传统文化）文化中国际法思想的挖掘十分重要：如和平共处的“和而不同”“大同社会”和谐相处，墨子的“兼邸薄胺枪ァ薄敖焕”的崇尚和平互利思想（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不希望战争在本土上发生，同样他国人民也不希望战争在本国领土上发生；自己不想环境被污染，他国也同样）；“不战而屈人之兵”（发动战争的目的主要是获取财富与利益，而通过非战之措施同样可以实现类似目的，并共同促进人类的繁荣）；“伐交”对于利益冲突，可以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即外交、和平争端解决机制等。 我们应该用中国的“和”文化来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并将其体现在国际法理论与规则中。和文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深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必须让世界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和”文化，所以他不仅反复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而且他本人就是最好的中国故事讲解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攻克人类的共同难题。指出：“当代人类也面临着许多突出的难题，比如，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等等。要解决这些难题，不仅需要运用人类今天发现和发展的智慧和力量，而且需要运用人类历史上积累和储存的智慧和力量……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比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等等。”我们要以此为指导结合中国、世界的现实，并将它们同相关的国际法理论结合起来，形成自己的国际法思想体系，这对利益冲突纷繁的现实问题的解决有着积极意义。 （三）国际法理论的实践基础 学界与实务界的专家学者应该可以进行双向流动，以促使国际法理论研究与国家国际事务实践的结合。这方面最成功的例子是美国。美国最著名的国际法学者都不同程度担任过政府部门的要职。这样的结合，使现实问题对理论的需求直接变成动力并为理论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对国际法而言，实务和理论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实践是理论产生的源头又要求理论服务于其，而理论是实践的先导并高于实践，但它必须服务于实践。国际法本身的发展验证了这样的判断。 国际法史证明：国际法学强大了，该国在国际法领域的影响就会强大；国际法案例，最终的解决均是源自国际法理论，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对条约的解释，而条约的解释实际上就是理论的诠释。国际法理论的创新十分重要。百年来中国的国际法学理论基本上还是处于学习国外尤其是西方与苏联国际法理论阶段；我们原创的国际法理论较少，适合中国国情的国际法理论更少。但国际法理论不是一个独立发展的学科，它也依赖于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如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社会学、哲学等学科的发展为其国际法理论打下了一定的基础，结合其实力，使其国际法理论处于一种较为突出的优势地位，其实用主义哲学指导的特征较为明显，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其国际法中占据主导地位。占据传统国际法优势地位的欧洲，在自然法与实证法理论交融的体系下发展着自己的国际法理论。在中国的未来，经过国际法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会在研究国际法的方法、基础和理论等方面形成自己的特色。 四、结论 总体上，国际法在中国演进的轨迹是：先是被动接受国际法，但在西方列强主导的国际法下，中国遭受到不公的国际待遇，未能利用国际法真正维护自己的权益；北洋军阀及国民政府时期产生过一批杰出的国际法学家，他们在相关活动中维护中国利益，在重要的国际法文件形成中发挥过积极作用，同时也为新中国的国际法发展准备了人才。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至80年代，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在国际社会意识形态影响下，迫于自己的生存空间及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等阶级斗争思想的影响，中国对西方传统国际法的主要内容扮演着革命者、挑战者的角色，给予批评和否定，但对于《联合国宪章》等国际法律文件中的合理部分及西方一些学者较为公允的国际法理论也在充分利用，并阐释自己的国际法思想。在1978年之前，几乎没有国际法的教学和研究活动，国际法理论研究较为单薄，主要以服务国际政治斗争和外交政策为目标。不过也收到一些实际效果，在法学家努力和参与下，国际化研究有了一定基础，形成了“和平共处”国际法思想。8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的实际需要及世界技术、经济、贸易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开始对现存国际法采取接纳并积极参与的态度，虽然对其中不合理的部分在努力改变，但是，国际法中中国元素还是较少，中国声音较为做弱，这种局面亟待改变。 在国际法研究中存在着上述问题，也是可以理解的。中国逐步开放并融入国际社会才近40年，我们对许多规则还有一个认识的过程。规则是别人先制定好的，我们能做的就是先接受、参与，再在学习、分析和适用的基础上，参与更多的立法、修法活动，逐渐增加中国的影响，增加中国的元素，展现中国人的智慧，为世界的和平与和谐作出中国人的贡献。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缩短这样的时间。在中国已经成为第二大经济实体、日新月异的技术等改变世界交往方式及经济一体化更为深入等背景下，形成适合新形势发展、富含中国元素的国际法理论和国际法思想是对当下国际法学人的重大挑战。 国际法学论文:议国际法学之方法论 摘 要：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要依据其所调整的法律关系和研究对象的特点有针对性的选择，不仅要借鉴国际关系、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知识，还要以相关学科的自然科学知识为基础，综合运用逻辑思维和实证分析、自然分析等方法来研究问题。 关键词：国际法学；方法论；研究对象 引言 法，大体上可以分为国内法和国际法两部分，相对应的，也就分为国内法学和国际法学。从国际法本身的产生、发展和壮大来看，它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各国联系的日益紧密而产生的，伴随着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的日益增多而发展起来的。在不存在一个有效的国际政府的现状下，国际法的研究注定与国内法大不相同。 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离不开其所调整的法律关系，某种意义上，正是研究对象的特点才决定了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尽管国内学者对国际法的定义各有千秋，但争议较少的一点是，国际法的发展趋势是调整不同的国家、国际组织、法人乃至自然人之间相互关系的法律规范。即“国际法已不是传统的国际公法，而是反映国家意志的协调，调整一切国际关系（不仅仅限于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规范的总和”。① 国际法学的研究对象与国内法研究对象有显著的不同。国内法的研究，比如一国的民法、刑法等实体法，以及各部门法的程序法，都不可避免地由本国的统治阶级或者说是立法机关的立法目的决定，其范畴大体在一国范围内，而很少涉及与其他国家、国际组织以及法人、自然人之间的关系。而国际法的研究应该从宏观上，以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不同国家之间的国际法主体，其各自的诉求不同、立场不同、知识背景或者生活环境不同，也决定着国际法主体之间的关系调整达成统一、协调的过程更难。 一、国际法学的传统研究方法 鉴于国际法与国内法的不同，以及国际法学所调整的法律关系的不同。其研究方法应该更侧重于比较研究（包括横向的各国之间比较和纵向的历史比较），价值研究，体系研究，实证研究，演绎与归纳研究，以及结合运用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研究方法等等。以上这些研究方法在国际法学的学习中不可或缺。诚然，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必定是建立在普遍的法学研究方法之上的，但也有特殊之处。下面就作者发现的应当受到重视的几种研究方法或者国际法学的学习方法做一些理解和阐述。 首先，从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角度来看，有学者认为，“国际法学研究的确对我国的涉外实践―广义上的―未起到有力的指导作用”[1]，尽管大体如此，但也应该看到我国的国际法学已经在处理WTO争端、松花江跨界污染、解决钓鱼岛争端、大陆架的主张等等领域起到了一些作用。普遍认为，国际法学始于西方，发展于西方，我们所要做得更多的是消化吸收，才能有所创新。孙世彦研究员认为，当前的国际法学研究过多侧重于理论研究，理论创新只能作为我们长期的目标，而不能每日追逐的目标。从这一角度来看，国际法学的研究更应该从实践入手，从案例入手，从我国所面临或可能面临的国际法问题入手来做一些研究。从历史上来看，国际法在中国的产生发展，正是现实所迫，才得以引进。在晚清和民国时期，针对理论研究较少，而主要是针对中国面临的国际问题寻找解决办法。中国那段时间“面临着收回租界的斗争、日本侵略、两次世界大战、联合国成立等重大事件”[2]，因而当时的研究重点放在“国家主权（领事裁判权）、条约法、战争法等国际法领域”[2]等领域。尽管当时的研究是被人牵着鼻子走，是不得不为之举，却奠定了中国国际法研究的良好基础，产生了一批国际法学巨著，如1932年周鲠生先生的《国际法大纲》，1943年的王铁崖先生的《新约研究》，1948年李浩培先生的《国际私法总论》等等至今仍被国际法者视为经典大作。所以，无论从理论研究，还是实践研究的角度来看，可能还是侧重于实践研究能取得更好的效果。从这一角度来看，目前我们学习国际法学还是要多从实践入手，多从我国遇到或可能遇到的国际法问题入手，多关注我国的经济贸易发展现状和前景，才能更有可能主动地学好国际法学。 其次，由于“国际法学看起来不像‘法’的特点”[3]，国际法需要运用更多的实证方法来充实研究，使国际法学也更有血有肉一些，不是仅仅有国际法原则和国际条约的骨架。国际法着眼于国际法主体之间法律关系的调整，相对更抽象，运用好实证研究的方法，才能更好地为国际实践服务。从实证方法本身来看，其经典论点是“恶法亦法”，侧重于研究对象“是什么”，注重于还原研究对象的本来面貌，因此，首先要获得大量真实确切的第一手资料，才能进而加工提炼。那么，如何搜集资料，显得尤为重要了。尽管现在搜集资料的方式很多，如文章检索方面可通过Westlaw、Lexisnexis、Heinonline、JS-Tor等外文数据库，中文的CNKI等数据库以及WTO、ICJ等判例，而一些核心的第一手资料的确很难掌握，比如近期中国与欧盟的光伏谈判，由于是闭门谈判，以至于基本不可能拿到未公布的第一手资料。看来，要用实证方法必须要多下功夫，仅仅依靠书籍、检索文献、判例等还是不够的。因为，缺乏第一手资料区还原、分析该问题的实际情况。然而，宋连斌教授认为“就算是纯基础理论构建，也并不排除实践”，因为“没有一个时代像美国冲突法革命那样，选法理论与方法层出不穷，但其中有影响力的，还是那些从实证中来，到实证中去的。”[3]实证研究对国际法学的学有裨益，不过确实需要下苦功夫，否则即使有大量翔实的第一手素材，也不能做出创新的结论来，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实证阐释是国际法学的看家本领”[4]。 从传统国际法学的角度来看，自然分析法对于国际法学的研究，地位与实证分析法基本相当。自然研究的方法，解决的是国际法“应当怎么样”，它主张国际法应该体现普遍的价值，应该是正义的、公正的，对国际法主张进行价值评判。对于当前国际法的现状，不存在一个行之有效的国际政府的情况下，国际法在判定国际法主体的行为上，更多的是运用评价的方法，包括肯定性评价和否定性评价等，来影响国际法主体的行为。因此，对于研究国际法本身来说，不仅仅在于要重要国际原则、国际习惯等准则，更要抓住国际事件和国际关系的内在主线进行分析，也要注意价值评判和道德评判本身就具有“立场”，因此在研究中，分清事实是什么，立场是什么对研究的中立性格外重要，更进一步来说，自然分析与实证分析并重，才能改变一些学者认为的目前国内国际法研究上的“注释法学”趋势。 二、跨学科研究方法 从国际法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来看，国际法天生与其他学科不可分割，需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知识，甚至于要以其他学习为根基。比如国际经济法，天生与国际贸易相关联，不熟悉国际贸易的规则和实物，无异于闭门造车。正如周忠海教授所言，不知道什么是波、什么是涛，怎么作好海商法的研究？因此，有学者主张国际关系与国际法是包容与被包容，一般与特殊的关系，提出一条从国际关系理论入手来分析国际法的新路[5]。这种理论认为，不能仅仅关心，何时、何地以及什么，而是要分析如何、为何。该理论主张，要避免实证分析所带来的国际法学趋向“注释法学”的危险，避免脱离国际关系的现实来论国际法，要以国际关系入手，分析原因，进而真正繁荣国际法学。在国际关系理论看来，国际法的产生、发展等要从历史角度、政治角度来衡量，要国际关系入手作为研究主线。如“一战”以后“巴黎和会”的召开，国际联盟的建立，这都与国际关系中的理想主义密不可分，也就是说为了形成战后新的国际局势，避免战争，从而促进了“一战”后国际法的繁荣局面。而“二战”后，联合国、关贸总协定等国际组织的建立，以后随之的联合国法律体系的制定与遵守都受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很大。 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博弈论来分析，国家之所以遵守国际法，是因为国家在合作中关心的是相对获益，也就是本国所得利益多于还是少于其他合作国家。国家并不在意是否所有参与方都能获益，而关注的是谁获益多。这种博弈论可以很好地解释国际立法博弈的失败原因，以及一些国际条约迟迟不能生效的原因。与博弈理论不同的是，国际关系中的新自由主义认为，理性国家关注的是本国的获益，而不是其他伙伴获益的多少，因而在一次博弈中，一国不惜代价获得利益，容易导致欺诈的产生，从而忽视了长远利益。又如，在GATT乌拉圭回合中引入的“议题挂钩”理论，即同时构建和谈判多个领域的国际规则，用国际关系的理论来看，它避免了在蛋糕做大之前而分割蛋糕，满足了利益的分配和平衡，取得了很好的效果[5]。诚然，国际关系的理论对于理解国际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与协助提出了独特的看法，加强了对国际规则制定的客观认识，不失为国际法理论的很好补充，似乎看来为构建国际法上的法理学提供了可能。 除国际关系外，国际法学与逻辑学、经济学等天生存在密切联系，国际法学无论采取何种研究方法都离不开逻辑的基本规则，而经济学是进行国际经济法研究的必备工具。还有一些基础学习，如外语，在国际法发展的今天，不掌握一门以上的外语，想研究好国际法已经不存在可能。在一国法律体系内，还需要具备民商法、仲裁法等国内法律学科来促进国际法的研究。除此之外，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知识和研究方法都对国际法学研究有重要意义。 三、综述 由于国际法学的研究对象相对分散，研究领域广阔，因此选取何种研究方法，还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总体上来说，要遵循实证分析、自然分析的原则，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从思维上来说，要有强的逻辑思维能力，有客观国际关系的分析能力；从研究工具来说，要必备一定程度的外语知识，掌握与研究对象相关的经济学、政治学等理论；从研究对象上来说，国际法学要借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如果研究海商法，要掌握潮汐、水文反面的自然科学知识，研究外空法，要掌握航天领域的知识等等。从研究的态度上来说，还需保持不怕吃苦，不能偷懒的态度深入研究。 在国际法哲学中，有学者提出了呈倒金字塔状排列的五个层次的知识结构，最底端是哲学，往上依次是社会学、经济学、国际关系等社会科学，法理学，民商法、宪法等部门法学，最顶端是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等国际法学[4]。可见，国际法学要想有所创新，必须要实现与其他学科融会贯通，具备更加开放的视野和视角来分析国际法问题。 国际法学论文:严峻国际局势下的国际法学教学改革 摘 要：国际争端的不断涌现，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提出极大需求和更高要求，但当前的国际法学教育模式使得国际法学专业人才出现断层，亟需进行改革。对此，应以先进的教学理念为指导，明确教学目标，从教学模式、教学语言、考核方式等角度，深化国际法学教学改革，以应对国际局势严峻挑战。 关键词：国际法学 教学改革 指导思想 具体措施 法学教学改革一直都是高等教育界非常热衷研究的问题，这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对法学教育的必然要求，因为法律是正义的象征，法律人才是实现正义的主体，法律人才队伍的建设水平则代表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明程度和法治化进程，这就要求对传统的法学教学模式进行改革，从而为社会提供最专业的法律人才。 1 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国家间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联系日益密切，整个国际社会在各个领域呈现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态势，而且在日益频繁的国际交往中，各个领域的国际争端不断涌现，国际法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提出极大需求和更高要求。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受传统教学观念的影响，国际法学在大多数高等院校法学教育中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导致国际法学专业人才出现断层，根本无法满足国际局势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需求。基于此，国际法学教学改革引起了各高等院校的重视，逐步成为法学教学改革研究的重点领域。 1.1 国际法学在法学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 国际法是以国家间关系为主要调整对象的、有法律拘束力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体，在规范国家行为和调整国际关系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国际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1]1998年，教育部将国际法学纳入到法学高等教育专业核心课程体系，具体包括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三个分支，各高等院校国际法学方向课程围绕这三个分支开设；2002年开始的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亦将这三门法学高等教育专业核心课程纳入到其考查范围。 由此可见，国际法学无论是在中国法学高等教育体系中，还是在中国法律人才筛选体系中，都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2]但是，正如开篇所述，由于中国大多数高等院校法学教育未给予国际法学应有的重视，致使中国国际法学学科的发展非常缓慢，而且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出现了断层。这些都要求我们对传统的国际法学教学模式进行深入改革，进而使国际法学得到其作为中国法学高等教育专业核心课程的应有尊重，并培养出适合国际社会发展需求的国际法学专业人才。 1.2 迎接国际局势严峻挑战的迫切要求 进入21世纪，国际社会在各个领域面临重大的机遇和挑战，国际关系进入重新整合的新时代，新的国际秩序将建立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国际法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能够在新的国际秩序建立过程中更好地反映本国的立场和主张，世界各国对国际法学的研究和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培养愈来愈重视，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因为先进的国际法学理论和专业的国际法学专业人才，能够为其本国外交政策的实施提供各种合理有效的借口，进而为其实现本国的外交目标提供各种有利条件。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有着五千多年的悠久文化，从汉朝“丝绸之路”开始，中国就开始了广泛而频繁的对外交往。在当代，中国的对外交往更加频繁，在整个国际社会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政治上，中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经济上，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世界第二大进口国，并拥有最多的外汇储备；军事上，中国是世界上军队规模最大的国家，拥有各种自主研发的先进军事设备傍身；文化上，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世界上最悠久的历史文化和最丰富的人力资源。中国如此显耀的优势，使其在国际社会颇受关注，同时也使其遭受诸多挑战，这从近期的国际局势就可窥探一二。政治上，黄岩岛、钓鱼岛的领土主权问题；经济上，欧盟针对中国出口的光伏产品反倾销、美国针对中国出口的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进行反补贴；军事上，美日、美韩在我国周边进行军事演习，妄图威胁我国。所有这些都彰显着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 2 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的指导思想 基于国际法学在中国法学高等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当前国际局势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我国传统的国际法学教学模式亟需加以深入改革。为此，我们应该以社会需求为本位，明确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的指导思想，为具体实施国际法学教学改革奠定思想基础。 2.1 树立正确的国际法学教育理念 深化国际法学教学改革，首先要明确国际法学教育理念。国际法学与国内各部门法学是法学的两个相互独立的平行领域，两个领域解决的问题迥异，社会对相关人才的需求亦大不相同，这就决定了两个领域法律人才的培养模式大相径庭。在国际法学教学改革中，应注重国际法学专业人才与国内各部门法学专业人才的不同，以当前国际局势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为导向，紧跟世界国际法学学科的发展前沿，在培养模式、专业结构、课程体系、评价机制等方面进行优化，采用先进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国际法学高质量、高层次人才。 2.2 引入先进的国际法学教学方法 在国际法学教育领域，一大批国际法学学者一致致力于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研究，他们开拓创新，先后提出了一系列先进的教育方法，其中，最为典型的当属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黄进教授和武汉大学肖永平教授所提出的教学方法。这些国际法学教学方法，经其本校实践取得了很好成效，应将其推广运用到整个国家的国际法学教学中。 2002年9月，在华东政法大学召开的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年会上，黄进教授针对国际法学的分支之一―― 国际私法的教学提出了一系列先进的教学方法，具体包括“国际私法教学与5H人才培养观、国际私法教学与3D课堂教学模式、国际私法教学与实践教学、国际私法教学与双语教学”等。其中，“5H人才培养观”是指在国际私法教学活动中教会学生how to be（如何为人）、how to do（如何做事）、how to learn（如何为学）、how to be with others（如何与他人相处）、how to enjoy life（如何享受生活的乐趣）；“3D课堂教学模式”是指在课堂教学中广泛使用discussion（讨论）、dialogue（对话）、debate（辩论）方式进行教学。[3] 武汉大学肖永平教授在国际法学教学方法上提出要实现“五变”，具体是指变“以教师为中心”为“师生共同探索”，变“以教材为中心”为“教材和课外读物并重”，变“以课堂为中心”为“课堂与课外并重”，变“以传授知识为中心”为“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并重”，变“以学会为中心”为“以会学为中心”。同时肖永平教授还提出了“五I学习法”，指出在国际法学学习过程中，要做到正确识别法律争诉点、准确解释法律规则、善于确定关键事实、养成不断追问的习惯和得出自己的结论。[2]而“五I学习法”的养成，则离不开国际法学教学过程的引导。 3 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的具体措施 国际法学的教学改革，应充分调动教师和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整合一切可利用的教学资源，从教学模式、教学语言、考核方式三个方面深入进行，从而培养出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国际法学高质量、高层次人才。 3.1 改革国际法学教学模式，采用新颖教学方式 国际法学的教学改革首先需要对教学模式进行改革，在传统教学模式的基础上，结合国际法学教学内容的特殊性，引入新的教学方式。由于国际法学内容繁杂，涉及公法、私法的各个领域，为保证学生学习国际法学知识的系统性和连贯性，在国际法学教学体系和教学结构上必须由专业教师主导，因此，传统的“灌输式”的教学模式不可抛弃。但基于传统教学模式过于抽象枯燥，教学效果会因此受到印象，因此，国际法学教学改革过程中需要引入各种新颖的法学教学模式，主要包括多媒体教学模式、案例分析教学模式、模拟国际组织教学模式等，这些新型教学模式使原本抽象枯燥的课堂讲授变得生动形象起来，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听课兴趣，加强专业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和思考，进而使学生能够自主分析当前的国际局势与国际争端，把这些枯燥的国际法规则灵活运用到保护国家利益的实践中。 3.2 改革国际法学教学语言，引入双语教学因素 国际法学与国内各部门法学相比，最大的特点在于其国际性，这就使得对于国际法学的研究不应局限于国内领域，而应走出国门进入国际领域，这需要有非常高超的语言能力作为研究手段才能完成，因此，在国际法学教学改革中引入双语教学因素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随着我国加入WTO和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我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国际交往越来越频繁，国际问题和国际争端相应的也越来越多，这些国际问题和国际争端的解决迫切需要一大批掌握国际局势发展动态、具有坚实理论基础和开阔视野的高素质国际法学专业人才。为了满足这一需求，培养高素质国际法学专业人才，对国外相关知识的涉猎是必不可少的，双语教学因此应运而生。所谓的“国际法学双语教学”是指在教师讲授国际法学的相关概念和规则，应该提供标准的英文注释，尤其是对于其中的专有名词，必须能够标注准确的英文翻译；在介绍相关国际条约时，对于其出处和原文内容必须向学生加以介绍；在介绍经典的国际法学案例时，应将裁决原文中的关键部分向学生展示。[4]通过以上双语教学途径，在教学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提高学生的国际法学专业外语水平，从而为其自主学习国外先进的国际法学专业知识提供便利，以进一步培养出高素质的国际法学专业人才。 3.3 改革国际法学考核方式，进行多角度效果考查 教学过程分为授课和考核两个阶段，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考核是督促学生认真学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其中，期末考试时最传统的验收学生学习效果的考核方式，但从培养应用型人才的角度出发，考核方式不应局限于此。基于培养高素质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要求，国际法学的考核方式应该多样化、灵活化，从多个角度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考察，从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除了期末考试之外，国际法学的考核还可以通过布置案例分析式作业、设置模拟法庭或模拟仲裁庭、针对热点问题撰写毕业论文、分小组讨论并展示探讨结果、组织辩论等多种方式灵活进行。通过对国际法学教学效果进行多方位、多角度考核，保证学生既能够掌握国际法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同时又能够灵活运用国际法学专业知识分析国际局势、解决国际争端，进而使他们成长为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国际法学科高质量、高层次人才，满足国际社会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需求。 法学高等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信仰法律、熟练掌握法学理论知识并能将“教条化”的内容“务实化”的法学专业人才，作为法学高等教育体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国际法学的教学目的亦是如此，但是当前中国的国际法学虽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但无论是人才的数量和质量还是研究成果的水准，仍然远不能适应中国对外开放的速度与规模。为了应对国际局势的严峻挑战，满足国际社会对高素质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需求，我们应该通过国际法学教学改革，调动学生自主学习和运用国际法学知识的积极主动性，从而培养出高层次的国际法学专业人才。 国际法学论文:案例教学在国际法学教学中的运用 摘 要：目前，案例教学已成为国际法学教学过程中的重要方法。然而在国际法学案例教学过程中出现了将案例教学等同于举例教学、对案例教学不够重视、案例选择不恰当、以学生为中心的模式很难达到等诸多问题。国际法的案例教学应当合理选择案例，教师应当恰当运用讲授案例的技巧，在课程设计方面应增加实践性教学环节时间。 关键词：案例教学；国际法；课程实践 国际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但现阶段我国学生普遍缺乏锻炼和实践的机会，接触国际法实例很难，学习过程中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在国际法教学中采用案例教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方面的缺陷，提高学生学习国际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案例教学法，就是运用典型事例进行教学，目的在于通过对典型事例的分析和解决思路、方法等的掌握，使学生进一步理解一般的分析原理，并借助这一原理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 [1]。其本质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互动式教学。 一、国际法案例教学易出现的问题 （一）将案例教学等同于举例教学 案例教学成功的重要基础之一是案例报告的规范化和权威性。在目前的国际法教学实践中，有的教师将案例教学理解为简单的援引案例来说明理论知识。虽然在系统知识的讲解过程中穿插案例有助于提高课堂气氛和加深学生的理解，但是这仅仅是系统教学的手段之一，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案例教学。案例教学作为一种教学方法，具有丰富的内涵，包括从案例选择到课堂设计的一系列过程。 （二）对案例教学不够重视 案例教学作为一种教学方法，与其他的教学方法处于同等地位。引进案例教学方法却将其作为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不给予足够的重视，或者过于依赖案例教学方式都是不正确的。案例教学应当与其他方法并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课程分配上的均匀。案例教学有其自身的特点，需要将其与其他教学方式进行合理的搭配。 （三）案例选择的不恰当 案例的选择存在有难度，一旦选择不当，会直接影响案例教学的整体效果。案例选择困难的局面，一方面是因为案例来源不充足，另外一方面因为教师在选择案例时没有把握好标准。在案源上，困难的不是案例的数量问题，而是符合案例教学要求的案例质量问题；在教师选择案例方面，既要顾及到案例自身的价值，还要考虑到学生的基本情况，考虑到教学的进度和整体的教学状况，这些因素处理不好，就会降低案例教学的质量。 （四）以学生为中心的模式很难达到 通常的讲授式教学，以教师讲授为中心，教师处于课堂的中心地位，学生只是单纯的听课、记笔记，在课堂上没有主动性。这种影响呈现在案例教学中表现为教师在台上陈述案件事实，讲述案件涉及的法律知识，总结案件的意义，其中插入学生对于问题的看法。这种模式实际上是案例讲解，是传统的讲授式教学的一种，只是将系统知识换成案例，而不是案例教学。案例教学要求以学生为中心，要求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互动以及学生之间的互动。教师的角色转换不当，过于主动，就会削弱学生的主动性，同时也会限制学生的思维活动，达不到案例教学的目的和效果。 二、国际法案例教学的课堂实践 选择精确、有效、典型的案例，是实行国际法案例教学成功课堂实践的第一步。所谓精确，是指所选案例内容要与有关国际法理论相吻合；所谓有效，是特指国际法案例的政治性。国际法调整的国际法律关系除了包含法律因素外，更多的还要包括国际政治因素和国际关系的现实，与国际政治太过脱节的案例是没有生命力的。所谓典型，是指该案例在相关法律领域具有代表性。 实例演示：以WTO海龟海虾案为例 该案件的案情如下：印度、马来西亚、巴基斯坦、泰国投诉美国对某种虾和虾类制品的进口限制（WT/DS58）（禁止进口没有使用排除海龟捕捞装置捕捞的虾）。1996年10月8日，上述联合投诉方提出磋商要求。争端起因是1996年5月美国颁布609条款，禁止在捕虾时没有安装防止误捕海龟的装置TED的虾类产品进口。投诉方认为美国违背了GATT1994第1条、 第11条和第18条，并造成了利益的丧失和损害。1997年1月9日，马来西亚和泰国要求设立专家组。1997年1月30日，巴基斯坦也提出这一要求。1997年2月25日，DSB设立了一个专家组，澳大利亚、哥伦比亚、加拿大、菲律宾、新加坡、危地马拉、墨西哥、日本、尼日利亚、斯里兰卡、中国香港等11个国家（地区）保留第三方的权利。1997年2月25日，澳大利亚也要求就同样的争端事由设立专家组；1997年4月10日，DSB同意这一要求，决定由同一专家组合并审理澳大利亚的要求。专家组认为，美国禁止早虾和虾类进口的措施违反了GATT1994第11条第1款，不能被认为是GATT第20条中的例外。1998年5月15日，专家组报告由成员各方传阅。1998年7月13日，美国对专家组适用法律和法理解释问题提起上诉。随后，专家组推翻了专家组的一项调查结果，即专家组认定美国的被诉措施不包括在GATT1994第20条的序言允许的范围内。上诉机构推断出，美国被诉措施虽然符合第20条g款的要求，但却不能满足第20条序言中的要求。1998年10月12日，上诉机构报告由成员各方传阅。 该案若实践案例教学，大致可以分成如下步骤： 第一步，教师先将海龟海虾案分配角色，角色的分配应尽可能使大多数学生参与进来。在该案中，教师可以设定主持人1人，该主持人负责介绍案情，并以一段开场白开始这个案件的模拟。教师设定申诉方4人，分别代表印度、马来西亚、巴基斯坦、泰国四方；设定被申诉方2人，均代表美国，由其2人共同搜集资料加以抗辩；设定第三方11人，这11人分别代表澳大利亚、哥伦比亚、加拿大、菲律宾、新加坡、危地马拉、墨西哥、日本、尼日利亚、斯里兰卡、中国香港等国家或地区；设定专家组成员3人；设定上诉机构成员3人；设定一定的评委（最好基数），由评委对上述人员进行打分。 第二步，专家组审理程序。这个过程先由申诉方发言，然后由被申诉方抗辩，期间听取第三方的意见，最后由专家组做出裁决。这个过程评委应该对各个人员的表现进行打分，然后取平均值。 第三步，上诉机构审理程序。这个程序是上诉程序，具体设计跟第二步大致相同，最后由上诉机构做出终裁。 第四步，由评委进行核分，并将结果予以告知。同时，旁听观众（未分配任务的同学）可以向任何发言的同学就其所陈述的相关问题进行提问，这个环节要求准备案例的同学需要课下认真准备，确保就自己负责的部分了然于心。 第五步，由教师进行最后总结，并就相关知识点进行讲解，讲解的过程中需要将核心争讼点详细阐释，并积极给学生提供参考资料或推荐相关书籍、论文，以便学生在课后能够及时查阅。 第六步，由学生课下及时查阅资料并进行复习，教师可以在下一堂课时检查学生阅读资料的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法教学中可以援引案例的选择范围不仅仅局限于国际法院的判决。国际法院对国家的管辖权是建立在国家自愿的基础上的，由它审理的案件数量、范围有限，但根据国际法对国际法院职能的规定，国际法院除了拥有诉讼管辖权外，还有咨询管辖权。所以国际法中的教学案例除国际法院审理的成案外，还应该包括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仲裁机构的裁决、以及国际关系中发生的重要事件等等。这些意见、裁决和事件虽然不同于法院审结的成案，但它们都可以说明与论证国际法的原理、原则的产生和存在，同时也能说明国际法的现实性和复杂性，所以都应该在国际法案例教学中得到合理的运用。 三、国际法案例的教学设计 国际法案例教学设计大致上可以分为以下步骤： （一）案例的选取和整理 “法学案例教学以法律案例为课堂教学的起点，选择恰当的典型的案例是成功实施案例教学的先决条件。”[2]一个好的国际法案例必须具有实际价值，从法学教育来讲，首先，国际法案例的价值集中体现在案例中体现出的法律知识与法律运用；其次，国际法案例必须具有现实性，教师所选择的案例必须具有现实性和真实性，避免凭空虚构案例；再次，国际法案例必须具有启发性，这是案例教学目的的要求，启发性强的案例可以促进学生的思考和分析能力；最后，国际法案例的选择还要考虑学生的心理要求，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争议性强的案例能引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案例教学的效率。 （二）课堂讲授的技巧 国际法案例教学的方式可以多样化，可以有不同的课堂讲授方式和手段，恰当的形式可以使得课堂教学达到意想不到的结果。讨论法和质疑法是案例教学中常见的方法，组织学生就案例所涉及的法律知识进行讨论，发现案例中涉及的法律知识；不迷信案例中的结论，在论证结论的正确与否的过程中达到对案例知识的深刻认识和体会。在此过程中，教师要随时把握课堂进程，在应当给与提示、启发或者进行总结的时候能适时地做出反应。除了这些一般的方式，组织学生观看法庭审判或者邀请非课堂人员参与课堂讨论都是可以采取的方式。 （三）增加实践性教学环节时间 由于法学课是一门理论和实践结合较为紧密的课程，因而针对这一特点，教学管理部门在制订教学计划时，要充分考虑实践性教学环节。然而目前对实践性教学环节似乎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它还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或者虽有少量安排，却是杯水车薪。这样要想把学生培养成动手能力强的应用型人才恐怕会成为美丽的肥皂泡。所以，对现行教学计划也应进行改革，要把实践性教学环节时间增加到总课时的1/4甚至1/3，并加强检查落实，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讨论案例，有更多的时间进行法律操作训练，这更有利于将其培养成应用型法律人才。 国际法的学科理论和实践在普通高校的法学或国际政治学专业的大学生看来是充满吸引力的，但同时又难免产生隔空喊话的距离感，因为他们生活的空间终究与风云变幻的国际社会相去甚远。[3]案例教学是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应当在国际法法学教育中予以广泛采用。我国不是普通法系国家，案例教学不可能成为主要的教学方法，但是吸收案例教学方法可以弥补目前我国法学教育的不足。要使案例教学在我国的法学教育中达到良好的效果，必须将其与传统的教学方法结合起来，使二者能够相辅相成，同时应当正确认识案例教学，采取科学合理的方式使案例教学达到最佳的效果。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方法论中的分析实证主义 【摘要】面对国际法学方法论的选择，历史上的东西方法律文化都倾向于在国际关系上采用道德哲学的进路，将问题的解决诉诸于抽象意义上的原则与教义。近现代以来，国际法上道德哲学进路与社会科学进路的冲突集中表现在自然法学派与分析实证法学派两种不同的国际法学方法论中，社会科学的明显优势使得分析实证主义在方法论中处于主导地位。国际法学的发展需要法理学的理论支撑，在分析实证主义方法论的统治下，中国的国际法发展需要更多的吸收借鉴包括国际关系在内的多种社会科学进路，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追求创新与突破。 【关键词】国际法；法学方法论；分析实证主义；社会科学进路 一、历史上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哲学进路 传统意义上，自然法学家们认为道德原则是比法律更高的标准。传统法学确实乐于接受道德哲学的教诲，这来源于道德高于法律的基本假设，道德可以为法律提供评价标准和合理性依据。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道德哲学被认为是永恒不变的，这种进路在国际关系处理中不可替代。随着国家不断的强大，世界上每一个君王或政府不论对内统治或者对外交流都无法离开道德哲学的帮助，道德哲学成了统治一个强大的专制国家并有效进行国际交往的必然选择，古代的国际法带有了明显的道德哲学色彩。 在古代中国，周朝就出现了“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的统治思想，随后的国际交往制度中，“朝贡体制”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朝贡体制”起源于先秦的服事制度，《尚书·禹贡》所载“五服”制和《周礼·秋官·大行人》所载“六服”制，依据血缘亲疏、尊卑高下、地理远近，确立了一套以王畿为中心向周边层层扩散的统治结构，将夷狄置于边远地区。在朝贡体制下，中央王朝有抚驭、开化夷狄的责任，而夷狄则有义务向中央王朝进贡。这样，在高尚德行的感召下，中央王朝和夷狄之间将处于和平的状态。这既体现了华夏民族高度的政治智慧，又体现了道德哲学在冷兵器时代处理国家关系问题中的强大作用。 在西方社会，传承千年的古老文明抵挡不住野蛮人的入侵，黄金时代和民主政治消散在马其顿王朝的铁蹄之下。人们惊奇地发现，经济的繁荣和政治的先进无法转化成一种绝对的强大。在生产力尤其是军事科技无法取得压倒性超前的时代，专制集权的制度才能保证集结全社会的力量。于是，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划分，人们为了生理和安全的需求，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放弃更高层次的需求，抛弃了诸如“品德”、“节制”、“荣誉”等美好的词汇，甘心在“恐怖”下“幸福”地活着。顺势而为，道德哲学披上了神学的外衣，成为专制统治的精神载体，恰如其分地渗透社会的各个阶层的每个细微的角落，把脆弱的国家沾粘起来，创造了一个看似稳定实则压抑了诸多矛盾的秩序。从西欧封建社会的形成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自然法在古代社会可以给一个区域带来和平，只有当国家和民族的棱角被道德哲学所磨平，才能真正带来国际社会的稳定。相对于灿烂不朽的古希腊文明，运用道德哲学伪饰的宗教统治来处理国际关系有着一种不可逆的进步性。古代中国的“朝贡体制”和古代西欧的宗教统治都同样体现了道德哲学在其处理国际关系上的重要作用。 二、国际法学方法论的思想定位 （一）近现代两种不同视角下的国际法 1、自然法学派的国际法学方法论 从历史上的国际关系可以看出，自然法学派带有明显道德哲学价值判断的思想一直是确立国际法的指导理论，这种普遍的道德原则和宗教教义在处理国家之间关系时被理所当然的顺从。格老秀斯作为“国际法之父”，在《战争与和平法》中明确支持国际法学中的自然法理论，认为国内法、国际法甚至战争法都应当遵循自然法的基本原则。近代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对人权的呼吁让人们切实感受到了自然法中的“恶法非法”思想。20世纪的新自然法学派同样传承了这种对法律应然性的推崇，马里旦所谓的尊严，富勒的道德，德沃金的权利，罗尔斯的正义等等无不体现了他们的价值评判标准，即那种抽象意义上的道德哲学。 面临对国际法问题的评价时，自然法学派主张的道德哲学进路要求人们去考虑国际法“应当”如何，这种预设带有明显的价值衡量倾向。不可否认的是，国际法应当具有道德性，但在复杂的国际关系背景下，道德标准如何确定？法律应然性的具体表现在哪个方面？这种抽象的原则教义无法解决真正的国际法难题，如国际争端的具体解决机制、WTO的具体贸易规则等，道德哲学无法为人们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思路，自然法学派的道德标榜与口号在面临现实质疑时只能偃旗息鼓。 2、分析实证法学派的国际法学方法论 与自然法学派的国际法“应当怎么样”相对应，分析实证在解决国际法问题时更多的关注其具体“是什么”以及“如何解决”。分析实证的方法论要求人们将国际法从实然之法的角度去研究，进行最基本的实证阐释，从国际条约、国际判例中寻找最基本的逻辑起点和规则。所谓国际法的实证分析，即“对于国际法的规范、实践所进行的描述性研究，解决国际法某个领域、某一方面、某一问题上的规则或者实践‘是什么’的问题。”这种方法论以奥斯汀、凯尔森、哈特等人为代表，在不考虑道德的同时注重研究法律规则、文本和体系。 分析实证主义认为，国际法不仅存在于高层次的道德原则和教义之中，更存在于具体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中，软法便是国际法的重要研究对象。这种方法论要求我们的关注点在于实际起作用的法律究竟如何，能够切实解决国际纠纷的国际法才能最大程度上满足现实的需要。“一项法律的制定过程就是力量博弈的过程。 （二）社会科学进路的理论优势 抽象的教义原则高于具体的法律规则，前者可以为后者提供评价标准或正当化依据，这种被德沃金称为“正当化追溯”的道德哲学学术进路源远流长，道德哲学所推崇的正当化基础和“公平正义”的理念在人们心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但不可否认的是，道德哲学在法律甚至是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给予了人类社会一个简单而又稳定的是非评判标准，但它的局限性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矛盾的增加而日益暴露。抽象的原则在不断涌现的实际问题面前显得无比乏力，一个笼统的、普遍的、神圣的教义被证明根本不是适用于所有时代的万能钥匙，道德哲学不再像之前的一千年一样高高在上，国家统治者作为法律决策者开始注意更为细节的东西，他们思考并论证着每个棘手的问题，从中获得更为珍贵的价值判断。 道德哲学所说的更高的原则教义，比如对权利话语的推崇或者对自然法、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仅仅是意识形态上的，并不能指导具体的法律制度，最多算作是最后的保障或检验标准。在国际法学领域甚至整个法学理论体系中，真正能够改善人民生活和解决法律疑难问题的只能是社会科学。毕竟，法律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的工具，解决问题才是王道。国际法学的时代任务不是单纯的寻求正当性基础和标准，而要努力解决国内统治和国际交往关系运行中的一系列问题，特别是疑难问题。莎士比亚说过，“简洁是智慧的灵魂”。社会科学并没有道德哲学如此繁琐和夸张的法律修辞，然而却能提出最简洁的方案和策略去化解法律面临疑难问题的尴尬，因此获得了解决问题的指导权。 国际社会的客观现实日益复杂，在处理日常法律问题尤其是国际法问题上，人类需要一种更犀利，更高效，更能直指问题本质的思考方式，这就是社会科学进路。道德哲学所统治的生产力低下的古代社会相对稳定，但法经济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让当前商品经济高度繁荣、社会制度日趋完善、社会矛盾增多、文化多元、道德分质的现代必须抛弃这种进路，道德哲学的传统进路已经不能给予复杂的国际问题以充分的援助，法律决策者必须采用社会科学进路，以应对法律发展的需求。当然，社会科学的各种实证分析方法并没有要通过研究法律疑难问题本身的各种经验要素去取代法律实践中的价值判断，因为毕竟道德哲学的进路解答了人们为什么要受到某种约束的原因。社会科学在解决法律疑难问题时并不能忽视道德哲学的存在，比规则更高层次的法律原则和教义仍然具有指导性，又或者在疑难问题得到解决时用来验证判决和解决方案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社会科学和道德哲学一样，都不可能包含所有的思考。其实，没有哪种进路可以囊括所有问题的复杂性并且完全取代其它的理论竞争者。 三、分析实证主义统治下的国际法学与中国 （一）国际法研究中的法理学基础 与各部门法不同，法理学为法学研究提供的是一种共同的基础理论，国际法的方法论研究需要法理学基础作为强大支撑。有学者已经用法理学的理论来分析论证国际法中的基本问题，如从不同流派的视角分析人道主义干涉的法律框架，特别是《联合国宪章》中的部分规定；从法理学的角度分析国际习惯的构成要素等初步探索，但这远远不够，整个法理学的理论框架仍然架构在国内法的研究基础之上，国际法的法理基础与国内法相比明显缺失。 十九世纪，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轰隆声，孔德的实证主义和边沁的功利主义把古典自然法学拉下神坛。随后，奥斯丁把两者结合，创造出了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并把法学从伦理学中独立出来，使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近代以来，分析实证主义已经取代了自然法理论，在国际法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到了当代，虽然在国际人权法等领域，自然法理论有所复兴，但实证分析仍然是大多数国际法学者采用的研究方法。”虽然有学者曾提出质疑：“独木不成林，倾分析实证主义国际法理论一派之力，尚难以支撑起一个国际法之‘法理学’学科。”但这并不能改变分析实证主义“一派独大”的现实局面，国际法学方法论的法理学基础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分析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进路之中。分析实证主义需要不断的丰富和扩充基本理论知识，进入一个更广阔的发展平台，以此来弥补相对于国内法“百花齐放”的理论缺失。 （二）分析实证主义与我国的国际法理论 中国传统文化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使得传统的法文化并不具备分析实证的特点，分析实证作为一种外来的法学方法论，从近代开始传入我国。有学者将其在国内传播以1919年的“”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一个初步传人阶段，之后进入深入的探索研究。梁治平先生明确肯定了分析实证主义对我国的影响：“20世纪初输入于中国并且很快在中国思想界取得支配地位的，是19世纪在西方达于鼎盛的科学实证主义思潮，而中国法律学的出发点正是法律的实证主义。”然而中国的现实情况并不如此乐观。分析法学强调法律的概念和规则分析，试图使包括国际法在内的法学理论成为一门与道德分离开来的独立科学，这本身便与中国本土的意识形态存有隔阂。尽管司法实践中一直在强调法官的中立性，但注重情理的儒家传统文化与政治政策压力使得分析实证主义并没有很好的在中国社会生根发芽，在国际法方法论体系中的作用更加微乎其微。但是，“从研究方法上看，分析实证主义最具国际法律思维的特色；而且在对国家权利和义务的精确界定上，离不开实证主义依概念和逻辑的技术分析方法。”面对中国的国际法理论，实证分析的方法论仍然需要处于主导地位。 道德哲学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更多的采用政治艺术和道德感召。面对如今的分析实证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或许会为其在中国国际法的方法论发展中提供新的思路。国际法学的方法论作为整个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其与其他领域的社会科学进行融会贯通更有利于我们找到最为正确的社会科学进路。在运用分析实证主义的方法论中，国际关系理论可以更好的研究国际法律制度，实现与国际法学的有效融合。随着新现实主义、制度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国际关系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国际关系中对国际法律制度的体现也越来越深入，美国的实用主义法律价值观已经使得多种社会科学方法并存的国际法学理论拥有广阔的用武之地。目前的中国国际法律制度并不处于学术高位，要想取得突破性进展，在坚持分析实证主义的基础上，要广泛吸收借鉴各种社会科学进路的优秀理论成果，在总结归纳的基础上谋求创新与提高，用科学的方法论来更好的指导国际法学理论和实践。 国际法学论文:中国国际法学会在西北政法大学召开年会 李适时、娄勤俭出席 2012年5月26日，中国国际法学会2012年学术年会在西北政法大学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国际法学会会长李适时，陕西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娄勤俭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西北政法大学党委书记朱开平致欢迎辞。朱开平说，这次大会的主题选定为“当代中国与国际法——国家实践及理论思考”，非常契合当前我国的外交法律实践，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会议选题立足于当代中国的具体情境来解释和适用国际法的原则和规则,将为我国更好地参与国际实践提供良好的决策建议，必将对我国国际法学科的发展和进一步提高我国在国际法框架内的外交政策水平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他希望中国国际法学会和国际法学界的专家学者和西北政法大学建立更进一步的交流与合作，为我国国际法学科建设发展和我国教育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娄勤俭首先代表陕西省委、省政府对年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对中国国际法学会长期以来对陕西经济社会发展所给予的关心与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说，陕西文化资源丰富、自然资源富集、科技资源优越、工业门类齐全。近年来，陕西抓住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着力推进结构调整，经济社会发展处于上升通道。当前陕西正处于全面建设以经济强、科教强、文化强、百姓富、生态美为主要标志的西部强省的关键时期，诸多知名国际跨国公司纷纷来陕投资，设立研发中心、建设生产基地，迫切需要更加完善的、符合国际惯例的税收、信用、监管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体系作保障。他希望中国国际法学会进一步加强对西部地区特别是陕西对外开放的国际法律问题研究，进一步加大对西北政法大学的支持力度，为陕西培养更多的涉外法律理论与实务人才，为政府决策提供更多更好的法律服务和智力支持。 李适时在讲话中指出，当前国际法在国际交往中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应对挑战，加强研究，快出成果，既是客观形势的迫切需要，也是国际法学人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他强调，加强国际法研究，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以我为主”，冷静分析、理性判断，准确把握国际关系发展演变的特点和规律；要始终服务国家利益，“为我所用”，立足实际、着眼长远，紧紧围绕我国对外发展战略的现实需要，不断拓展国际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要着力培养青年人才，努力造就一批适应形势需要的高素质、复合型、专业化人才，为我国的对外发展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力支持，要不断加强学会建设，促进学会与政府部门及企业的沟通，进一步强化桥梁纽带和服务作用。 据悉，本届年会是中国国际法学会第一次在西部地区召开的学术年会。在为期两天的活动中，会议围绕当前国际法领域若干前沿问题，就中国国际法事业的繁荣发展面临的形势、挑战和任务等进行交流探讨。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及省人大常委会、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全国各地国际法教学科研机构的二百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在开幕式上，中国国际法学会与西北政法大学签署了共建“中国西部涉外法律人才教育培养与科研创新基地”协议。 来源：西北政法大学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方法论探究 【摘　要】国际法学的深入发展，需要以建立有效的方法论为基础，来解决传统法学方法论的问题；通过对不同方法类型的选择，以形成国际法学的方法体系，同时结合本专业的特点提出一些具体的学习方法。 【关键词】国际法学；方法论；方法体系 对国际法的研究，像对任何社会科学的研究一样，有它的不同的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方法表明了国际法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如历史方法、政治学方法、经济学方法、社会学方法以至于各种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等。这些研究方法对于国际法问题的深入分析起了重要作用。本文从方法论界定入手，阐述了法学研究方法的类型，进而论述了国际法方法体系的构建，并介绍了相关的具体研究方法。 一、方法论概述 方法论，也称科学方法论，是有关各类科学研究的方法的理论，是关于科学研究活动的程序、途径、手段、模式及其规则的理论体系。方法是重要的，但在不同领域所适用的方法不可能都完全相同，解决不同的问题，需要用最合适的方法、最有效的“招数”，因而需要对各种方法进行类型划分，以便于人们选择和取舍，从而能够针对不同的问题，根据不同的需要，运用不同类型的方法。而研究不同的方法类型及其所构成的方法体系，同样也是方法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二、国际法方法体系的构建 国际法作为法律的一个部门，除了上述这些研究方法以外，特别重要的、也是首先要使用的研究方法是法学方法。所谓法学方法指的是在阐述和分析问题中运用法律概念和法律逻辑。法律概念和法律逻辑不是抽象的、空洞的，而是以法律的拘束性为依据的。在国际法上，主要是指对国家的拘束性，在研究的过程中，不能脱离对国家的法律拘束性这个基本点：概念是对国家有拘束性的概念，逻辑是以对国家的拘束性为其特点。因此，深入分析需要善于使用法学方法。然而在研究或确立国际法方法论的过程中，还应当注意以下问题: （一）方法体系的开放性。即国际法研究的方法体系，应当具有开放性。随着人们认识的不断深化，特别是随着方法的不断创新，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自然也会不断得到更新。与此同时，由于作为国际法学研究对象的国际法系统十分复杂，对于这样的复杂系统，无论某种方法多么重要，也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必须要采取多种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因而国际法的研究方法必然要体现出一种多元化的趋势。 （二）研究方法的综合性。即尽管研究方法可以是多元化的，但从现代的发展需要和国际法自身的系统协调来说，不仅要强调对具体问题的分析，而且还要强调对相关问题的综合，因而不仅要强调具体的分析方法，而且同样也要强调方法的综合性、系统化，使方法得到整合，使具有综合性的方法能够得到应用。为此，不仅要注意一个个具体方法的应用，还要注意国际法研究方法的系统化。 （三）研究方法的协调性。强调方法的系统化，进而言之，就是要强调方法的协调性。事实上，事物之间是普遍联系的， 国际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也是普遍联系的，与其他部门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也是普遍联系的。因此，在国际法研究过程中，对于研究各类不同事实的方法，尤其应注意其协调性，从而更好地发现事实与事实、方法与方法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索相关领域的一般规律。 三、国际法学习的具体方法 任何学科都需要掌握外语，以便扩大知识，打开眼界。而国际法尤其如此，因为国际法研究的对象是国际问题，需要广泛地了解外国情况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把知识只限于一国之内是根本不行的。掌握外国语言，当然是越多越好，至少也要通晓一种外国语文。如果是一种外国语文，最好是英语。因为英语在当前是国际上最为流通的语文，英语国际法材料是最为丰富的。 其次是广泛的基础知识，任何一个部门科学都不是孤立的，它必定与其他部门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国际法也不例外，因此，对某一部门科学进行研究，必须涉及到一些其他有关的部门，所以较广泛的基础知识是十分必要的。以前，国际法除了作为法学的一个部门以外，主要与历史和政治学有密切的关系。现在，国际法所涉及的学科更多了，它与经济学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它的一些分支逐渐与一些自然科学部门发生了关系，例如海洋法、外层空间法、国际环境法等等就需要一些自然科学和技术的知识。因此，研究国际法要求有相当广泛的学识，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一些学科的知识。当然，这并不是说，国际法研究工作者必须是其他有关学科的专家，但是，为了深入地进行研究，对于一些有关学科具有一定的知识，却是必要的。要对国际法进行研究，当然必须有国际法的专门知识。这里应该提及，国际法是一门范围很广的学科。在传统上说，国际法的范围已经很广，其中有国际法的基本理论、国家作为国际法主体的地位、国家领土、居民与个人、国际条约、外交及领事机关、解决国际争端以及战争与中立等方面。 四、小结 对国际法的研究，像对任何社会科学的研究一样，有它的不同的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方法表明了国际法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如历史方法、政治学方法、经济学方法、社会学方法以至于各种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等。这些研究方法对于国际法问题的深入分析起了重要作用。阐述国际法问题的历史发展，或者从政治或经济的角度来研究国际法问题，或者以国际社会结构为背景或以各种自然科学知识为基础来探讨国际法问题，无疑都将使国际法问题得到深入的分析。然而，一个国际法研究者不易同时使用各种方法，而往往偏向于某种方法，从而使自己的论点在理论上成为一个学派。

目标教育论文:论我国语文教育优秀传统在新课程三维目标中的现实意义 【论文关键词】课程改革 新课程理念 语文教育传统 【论文摘要】在新课程实施过程之中，语文传统教育似乎正面临 日益严重的危机，许多优秀教育典籍正被淡忘，优 秀的教育思想受到批判。但改革注重的是“改”而不是一种颠覆 ，改革始终是在“旧”的基础上寻求 “新”的改 变。 旧与新、传统与现代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必然存在交融点。本文就如何找到新课程理念与带有浓厚 的民族文化特色的语 文传 统教 育的交 融点加 以探讨 。 新一轮课程改革，由于影响的是庞大的社会群体， 加之刚性 的政府行为推动 ，已经将我国的基础教育改革推向了新 的高潮 ，必将是一场对社会有限教育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与之配套的是全国教育行政机关 、教学研究机构 、专家的强势能量导向，各学科的课程改革理念应当说已经渗透到了教师的教学行为之中，一种课程改革精神正影响着我们的教学。从教学行为主体定位到教学手段多样化，从互动关系到多元的评价体 系，都给我们的课堂和教学带来 了新的活力。对广大教师而言，这场改革也是教师与学生 、与课程资源共度的生命历程和共创的人生体验。广大教师走下讲 台，走进学生，互动交流，教学氛围浓厚 ，师生关系融洽。特别是在语文学科中，《标准》关于 “知识与能力 、过程与方法 、情感态度价值观”的三维 目标的论述 ，其根本 的 目的就是“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新的课堂强调注重学生的体验 ，因为没有学生 自己去读 书 、感受 、理解 的过程 ，任何语文教学行为都是无效的。在与新课程共同成长中，在感受到课程改革取得初步成功 的欢愉中，在对待语文这一带有浓厚 民族文化的学科教育之中，教师应当多一些反思和 自省。我们必须考虑我们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 一、语文教育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语文到底是什么?向无定论 ，但是相当专家学者都强调语文教育有以下几个层面 ：①语言文字 ，主要是语言的实践和运用 ；②语言文学 ，这是比较高的形态 ，关注学生 的精神 、态度 ；③语言文化 ，是让学生对世界有独特的认识 。不管是哪一种说法 ，还是几种说法的综合，都不可否认传统语文是一种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长河中创造性想象的沉淀 ，语文教育不同于其他化学物理等 自然学科 ，带有深深的历史和民族文化的烙印。作为中华 民族文化的延续纽带，语文是我们生存生活的一种方式 ，是根植于我们血液之中的一种民族基因。而文化始终通过语文潜移默化维系着我们的民族文化 、礼仪社交 、文化教育价值等诸多方面。可是 ，现在一些学者认为要贯彻 《标准 》，就必须破除旧的传统理念 ；认为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式保守落后，阻碍了学生的个性发展，这是非常危险的。传统只是时间问题而不是落后的代名词，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并不矛盾 ，对现代教育有着基础性的重大意义。可 以说 ，没有传统语文教育和语文教育的优秀传统 ，今天新课程理念就失去参照和基础，“忘记历史 ，就注定要犯历史的错误”，这是有教训的。而且，基础教育改革也不可能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革命，必然是对传统的继承和发展的过程，是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的过程。 二、新课程理念下，做好语文教育优 秀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陶行知先生的生活即教育的理念已经深人人心，其实和现在常说的 “大语文教育”的思想是不谋而合的。在实施新课程教学的过程中，任何轻视忽视语文教育传统这一中华民族母体文化传统、割裂历史传统与现实的血脉联系都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在课程改革中彰显优秀教育传统，重视民族文化 自觉性的回归。而《标准》的三维 目标无不体现了语文教育的优秀传统的影响。 1．关于知识与能力。从总体上说 ，新课程标准实施以来 ，绝大部分教师改变了传统教育中只注重知识传授的不足 ，而将学生学习能力提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这是对传统语文教育的一大突破。确实，在千年的 “学而优则仕”应试教育思想的束缚下 ，传统语文教育这一块出现了 “繁、难 、偏 、旧”的局面，老师实施的是 “题海战术”，有的是 “头悬梁 ，锥刺骨”的精神 ，搞的是“口舌生疮”、 “皓首穷经”的苦学。而且在训练的内容上，传统语文重读重写而轻视听说 ，甚至以 “沉默是金”、 “口讷不能言”为美德，强调灌输 ，这些 当然已经和现在新的社会发展要求不相适应。但是，我们更应该注意到语文教育优秀传统的巨大影响意义。新课程三维 目标之一就是 “知识与能力”，反观我们的课堂 ，学生敢于质疑 ，大胆评议 ，整个课堂氛围浓烈，这的确有利于弥补传统语文教育死气沉沉的不足，给沉闷的语文教学注入了新 的活力 。但是 ，大部分课堂学生没有写字 、没有练习，呈现出虚浮的热闹。试想：学生基本功没有了 ，还谈得上什么能力?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杨再隋指出：这些语言训练不落实 、不到位的课堂很 “虚”。 因此 ，在新课改理念下必须重视学生写字 ，加大对学生书写指导 ，写字习惯的培养。现在学生识字效率低，学生字也普遍不好，在家也没有练字习惯 ，如果老师在课堂上再不指导练习，结果就无法想像了。我国语文教育传统有一套训练认字识字方法，应该将基础知识重新放到应有的地位 ，否则能力就失去了基础 。可喜的是 ，新课标理念下语文教育重现 “书声琅琅”，比以往更加重视写字 ，要求 “以读为本，以读为根”。而且从国家发行的教材来看 ，仍有许多我们祖先遗留的精华 ，比如在小学 就增 加 了文 言文 ，在课 文后面 就增加 了 “我会认”、 “我会写”等项 目，反映了新课程对语文优秀传统的吸收，这不能不是说一种 自觉的对语文教育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2．关 于过程与方法 。在 “过程与方法”这一块 ，可以说这是新课程在提法上不同于传统教育的最大特色。 传统教育强调结果 、轻视过程 ，教学方法单一。新课程理念下 ，教师更新 了观念 ，提升了课程意识 ，学生 “自主 、合作 、探究学习”，多媒体调动学生兴趣 ，不能不说 这 比传 统 的语 文教 育进步 了些 。但是 ，对 照 《标准 》，我们发现在新课程理念下倡导的教学思想、教学过程、和教学方法对传统语文教育继承了更多 ，或者就是换了另外一种说法。因此 ，我们更加关注如何将这些优秀的教育传统渗透于现在的课堂。 (1) 《标准 》具有浓厚的关注全体思想 ，关注全体学生，而传统教育中早有 “有教无类”思想。我们要在承认学生个体差异的前提下着重关注全体学生和学生的全面发展。 (2)关于个性发展。传统教育中的 “因教施教”早已成为教师学生耳熟能详的词语 了。古代私塾中更有利于因材施教 ，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怎样将班级授课制和培优补差结合 ，怎样组织课外活动来满足不同学生发展的需求。新课程理念下要进一步大力倡导个性化学习和个性 化评价 。 (3)师生关系。新课程要求每一位教师进行民主教学 ，建立 良好的师生关系，进而才有良好教学的氛围。 孔 子说 ：“三人行 必有我 师焉 。”他提倡“不耻下问”、韩愈说：“弟子不必不如师 ，师不必贤于弟子” ，这种传统的思想可以说对后代特别是现在具有深远的影响，也正是传统教育中“教学相长”思想 的体现 。在新课程理念下，教学一定要 民主 ，师生要 “对话” ，特别是要激发学生参与教学的积极性 ，实现共生共创，师生互相促进 ，双向成才。 (4)学习方式和教学方法。本次课程改革 ，凸显了对学生学习方式的重视 ，提倡 自主 、合作 、探究的学习方式 ，但是现在课堂出现 了 “虚 、假 、杂 、闹 、偏”的现象 ，这实际上是对我国优秀教育传统文化的认 同和吸纳不够。在新课程理念下 ，一定将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落到实处和注意老师的引导 。这也是与语文教育优秀的传统一脉相承的。①启发诱导。孔子说 “不愤不启 ，不悱不发”，第一原则就是启发原则。因此 ，在新课程理念下要将语 文课上得充满感情 ，充分激发学生兴趣， “兴趣是第一老师”，要用生活中的例子加上教师与学生的情感互动，真正将学生调动起来 。②学而时习，温故知新。在新课程理念下，必须注重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根据认知规律 ，强调 “反复学 习” ，强调知识再现。③重视文本 ，挖掘课程资源，扩大阅读量。随着课程改革的深入，一些教学手段多了起来 ．多媒体教学摆到了重要的地位 。但是不可否认，作为课堂教学最重要的文本却被置于一旁，这种状况令人担忧。一些专家教师为此进行 了呼吁。 《标准 》要求“九年课外阅读总量应在400万字以上”，相比 《标准》出台前，这已经是提高了要求。尽管如此 ，与传统语文教育的阅读量相比， 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传统语文教育强调“博闻强识”， 朱熹强调 “读书百遍 ，其义 自现”就是这个道理。从现在的观点来看，也必须遵守从“积累”到“感悟”的学习规律。人的语文综合素养 的提高必须是在一定的语言材料上积累起来的，如果斥之以“死记硬背”而加以指责甚至彻底抛弃 ，既是对传统 的不尊重 ，也是对《标准》的误读。在新 理念下，要将各种阅读方式结合起来 ，注重思考，提高学生语文能力。④接受学习与探究学习。这两种学习方式都是学习的重要方式 ，在知识获得方式 、师生作用关系 、知识结构水平 、学生年龄等方面都有各自的优势和局限。发现性学习注重学生对获得知识的体验和获得知识过程中能力的形成，但是 由于接受性学习的高效性以及发现性学习存在对学生基础的要求 比较高的局限性 ，注定了教师要将二者整合，真正贯彻 “以人为本”的过去和现在都奉行的思想。 3．关于情感 、态度 、价值观 的问题 。《标准 》的核心理念“是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其总目标是基于人的终身需要和谐发展所应具备的综合素养而提出来的，它的基本精神体现了人文性与工具性 的统一思想，思想性与审美性 的统一”。 《标准 》精神和传统教育的价值取向相 比，二者是统一的。 (1)都非常重视德育教育。传统语文教育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将思 想道德放在首位 ，无论是 《三字经 》、 《名贤集 》还是 《弟子规》等 ，相当多内容都是进行思想道德说教的。当然 ，以孔子 《论语 》为代表的教育典籍更是如此 ，其核心是 “仁”的思想，他提出 “君子务本 ，本立而生” ，这里 的 “本”就是做人的根本 ，做一个能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人。而《标准 》对人的发展要求不正是从这一思想出发吗?可以说，现代教育与传统教育中，道德的基础是相同的，但可惜的是，在现在的课堂 中，相当多的教师并没有根据文道统一的原则在课堂教学中感染渗透。因此 ， 《标准》将 “情感 、态度、价值观”作为一个不可少 目标 ，对语文教育优秀传统的传承，其用意是不言而喻的。 (2)重视教学情感磨砺志气作用。“情志作用”是非智力因素 ，传统语文教育对此是非常重视的，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现在也有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一说 ，说明兴趣和情感是推动学习的巨大动力 。所以，《标准》特别注意对学生的激励性评价，保护学生学 习积极性和学习兴趣。特别是现阶段，影响学生学 习的不 良因素很多，加之学 习本身就是一项很苦的劳动 ，如果教师经常将 “天行健 ，君子当自强不息” (《尚书》)、“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头悬梁，锥刺骨” (《孟子 》)等身处逆境而奋发图强的故事用来激励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多以“知识 改变命运 ，”激发学生刻苦学习的志向，以各种课程资源中的人文精神，融合新颖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学习语文兴趣， “学 以致用，身体力行 ”，加上教师的言传身教， 一定可以为学生的不同发展提供更大的学习空间。 当然，“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 自有颜如玉” 、“学而优则仕”、赚大钱 、娶美女 、做官是传统教育中过分注重功利性的表现，而且在传统语文教学过程当中，传授知识方法过于机械，传授手段过于陈旧，容易让人封闭保守 、墨守成规而变得迂腐，这的确是与现在社会发展对人的多方面素质的要求是不适应的。但是不可否认 ，传统语文教育无论是道德文化传承上还是教育思想上 的巨大作用 ，对今天的教育影响是深远的。它存在于人们的思想观念中，今天很多的教育思想和教学要求其实就是语文教育传统的另一说法或者是与传统交融后衍生新的意义。因此 ，在新课程理念下 ，我们不仅不能对传统语 文教育理念全盘否定 ，还要时时刻刻将传统中优秀的思想和做法发扬。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新课程与语文教育传统的交融点并加以吸收和发扬，这样就会实现我国语文教育的优秀传统的 自觉性回归。 目标教育论文:论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类型与不同政策目标组合 摘　要：义务教育由地方负责，基于公平和效率的考虑，客观上要求上级政府为地方政府提供义务教育财政补助。由于不同补助的类型具有不同的经济效应，为达成预期的各种政策目标，政府在实行义务教育财政补助时，必须选择合适的补助类型与之搭配。 关键词：义务教育；转移支付；类型；政策目标 1985年基础教育财政分权化改革确立的地方负责、分级办学的原则，以及此后按照这一原则逐步形成的“三级办学（县办高中、乡办初中、村办小学）、县乡两级管理”的体制，极大地调动了地方办基础教育的积极性，为我国2000年底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实现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然而，作为一项过渡性的制度安排，在其运行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不少弊端，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义务教育投入的地区差异。最近多项研究表明：自90年代初以来，我国义务教育投入的地区差异逐年呈上升趋势。从长远看，在义务教育仍由地方负责的同时，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建立规范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如何建立，首先我们需要从理论上弄清如下几个问题：为什么采用分权的方式提供义务教育需要上级政府提供财政补助？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有哪些基本类型？不同类型的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决策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不同的政策目标应选择何种转移支付类型？本文试图从理论上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以期为建立我国规范的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供理论支持。 一、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的理论依据 义务教育由地方政府负责，上级政府之所以要提供财政补助主要是基于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地方政府提供义务教育会产生正的“外部性”，即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存在收益“外溢”。奥尔森（Olson）指出，在不考虑收入分配的情况下，将联邦政府资金转移给州政府唯一合理的理由是地方提供公共产品的收益范围超出了它所辖的行政边界。如在本辖区内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小学生，将来有可能在其它辖区内就业。至于地方政府提供义务教育存在外部性时需要上级政府提供财政补助的经济学原理十分简单：第一，在缺乏上级政府财政补助时情况下，地方政府利益极大化的行为会导致义务教育的供给不足而存在效率损失。第二，对于绝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像我们这样一个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的发展中大国，义务教育经费完全依靠地方本级财政收入，由于不同地方的财政能力和义务教育支出成本方面的差异，不可避免会造成各地方间义务教育服务水平的非均等化。而义务教育是一个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义务教育的不公平往往又会进一步加剧地方间社会经济的不平等，继而危及到社会的稳定，因此，需要上级政府采取转移支付的办法来弥补地方政府间财政能力的差异，以实现地方间义务教育财政的横向平衡。第三，在实行财政联邦主义（多级预算主体）的国家，考虑到课税的公平与效率，中央政府将税基宽泛且具有流动性的税种（如增值税、消费税）及具有再分配效应的个人所得税划归中央政府，这一部分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而把适应地方政府征收且不具有流动性的小税种留给地方政府。这样就使得地方政府可能根本就没有时政能力来承担起义务教育的全部财政责任，出现义务教育财政纵向失衡。这种情况在我国1994年的税制改革后的一些地方是相当突出的。地方政府因事权与财权不对称所形成的财政纵向不平衡同样也需要上级政府为地方负责的义务教育提供财政补助，以解决结构性的赤字。第四，个人公平的要求。按照商品平等主义的观点，义务教育是一种所有公民都有权获得的重要物品，即每一个人都应该受到最起码的学校教育。在现实的生活中，尽管地方政府免费为辖区公民提供义务教育，但对于那些处境不利的家庭和缺乏正常学习能力的个人来说，若没有额外的财政支持，恐怕他们仍然不能享受到平等的义务教育机会。对个人实行财政转移支付这种带有再分配性质的财政政策并不适合于分权的地方政府实行，它需要中央政府或地区性政府来承担。因为由地方政府执行再分配的政策会因人口的自由流动而导致一个无效率的结果。此外，义务教育还通常被视为一种有益的产品。地方政府在提供有益产品时，往往会因对有益产品的评价要低于社会合理的评价，致使地方政府用在有益产品上的财政支出达不到上级政府或社会所要求的水平，需要上级政府通过适当的途径来加以矫正，而政府间的财政转移支付是被许多分权制国家用来纠正这类偏差的有效手段之一。 二、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的类型 上级政府用于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通常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被包含在上级政府对地方政府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中。如日本的地方交付税、英国的RSG拨款中就包含了中央政府对义务教育的补助。所谓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又称无条件或总量一次性转移支付，是指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转移支付不规定使用方向，不附加任何条件，资金按公式分配，公式中包含了地方政府不可控制的因素，如人口密度、地理条件以及人均财政收入等。无条件转移支付的目的旨在确保地方政府有财政能力提供同全国大致相等的包括义务教育在内的公共服务水平，通常很难精确计算出这类转移支付用于义务教育的具体比例。另一类是上级政府指定用于义务教育的专项补助。如我国中央对县的“贫九工程款”和“特困生补助”、日本中央政府通过国库支出金对地方教育当局的直接补助、美国联邦政府和州对学区的资助等均属于这一类。一般来说，用于义务教育的专项补助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地方政府在使用这类资金时，必须严格按照上级的有关规定不得挪作他用。专项补助在分配方式上，既可以按公式分配，也可以按项目分配。 根据补助款项是否要求下级政府用本级资金配套，又可以进一步将用于义务教育专项补助分为配套补助和非配套补助。配套补助又称对称性的补助，是指上级政府为支持地方义务教育某一特定活动而提供每一元钱，地方政府必须按一定的比例进行配套，且对其使用有详尽周密的说明。配套补助主要按项目分配，补助的规模取决于地方政府本身的支出金额。配套补助按照对补助的规模是否有限额还可以细分为不封顶的配套补助和封顶配套补助。非配套性的补助又称一次性的专项补助。虽然它也指定用于义务效育，但对于地方政府如何使用以及用在义务教育的哪些方面并无具体要求。这类补助一般按公式一次性的拨付给地方，补助的规模与地方政府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决策无关。 三、不同转移支付类型的经济效应 政府间不同补助类型对地方政府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决策的影响是不同的。 1.一般性转移支付。一般性转移支付实际上是中央和地区性的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整块补助。它对地方政府义务教育支出决策的影响如图2所示：地方政府初始预算线为AB，所能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点为无差异曲线Ⅰ与AB的相切点E0，地方政府用自有的财政收入提供义务教育服务的量OX0.中央政府和地区级的政府为地方政府提供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为AC，由于地方政府无条件的得到一笔可以自由支配的资源，地方政府的购买力得到提高，地方政府的初始预算约束线移动到CD.新的均衡点为更高的无差异曲线Ⅱ与新的预算约束线CD相切于点E1.从图中可以看出，一般性转移支付通过收入效应使地方政府提供的义务教育服务数量有所增加，但增加的数量是有限的。因为这种转移支付是无指向的，它可以用于政府提供的任何一种公共品，而义务教育只是地方政府提供众多公共品中的一种，按照西方一些经济学家的观点，一般性转移交付还具有减税的作用。 2.非配套性的义务教育专项转移支付。中央和地区性政府为地方政府一次性的提供一笔固定的资金用于义务教育，并要求地方政府用于义务教育的自有财政收入不得减少。它对地方政府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决策的影响如图3所示：地方政府面临的初始条件不变，非配套性的义务教育专项补助为地方政府提供了更多的资源、导致预算约束线外移。由于规定补助只能用于义务教育，新的预算约束线AZD为折线。且有条件的限制使地方政府选择角点Z，在Z点地方政府将所有的补助AZ全部用于义务教育。与等额的一般性转移支付相比，地方居民的福利水平有所下降。从图3中可以看出，在一般性转移支付形式下，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点E1处在比无差异曲线Ⅱ更高的无差异曲线Ⅲ上。图中还显示出：只有当地方政府用于义务教育的财政支出小于补助金额，即小于X2时，且补助金额大于正常情况下地方用于义务教育支出的增长，对补助支出的限制才起作用，否则非配套专项补助与一般性财政补助就没有什么差别。同时也不能保证补助的数额全部用于义务教育而不用于其它产品。 3.不封顶的配套性义务教育专项补助。不封顶的配套性义务教育专项补助对地方政府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决策的影响如图4所示：地方政府面临的初始预算约束线为AB，效用最大化的组合点为E0.中央和地区性的政府为地方政府的义务教育提供一项不封顶的配套补助，由于配套，它降低了地方政府供应的义务教育服务的边际成本（相当于一种从价补贴），这样预算约束线移动到AC，在新预算约束线上实现效用最大化组合点变为E2.在该点地方政府提供义务教育服分数量大幅增加，地方选民消费其它商品Y的数量减少。便于比较，作出同等规模的非配套义务教育专项补助和总量一般性转移制支付的预算约束线为AZF、DF，效用最大化的组合点分别为Z和E1.从图中可以明显看出：不封顶的义务教育专项配套补助能够增加地方政府在义务教育上的支出，其增加的数量要比同等规模的总量一般性转移支付和非配套性的义务教育专项补助大得多。这是因为不封顶配套专项补助会使地方政府受到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它降低了义务教育服务的价格，使得义务教育服务相对于其它产品变得更便宜，产生替代效应；另一方面它也相应地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地方政府的购买力得到提高，从而产生收入效应。对于同等规模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和非配套性的专项补助来说，同等规模意味着它们只有相同的收入效应而无替代效应，自然它们在鼓励地方政府增加义务教育财政支出上的作用要小一些。不过这些非配套性财政专项补助和一般性转移支付，由于对消费的选择没有被价格变化所扭曲，因此它们更能提高地方选民的福利水平（效用水平）。 4.封顶的义务教育专项配套补助。与不封顶的专项配套补助相比，封顶的专项配套补助对地方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影响的区别在于预算约束线的变化不同。如图5所示，假定地方政府面临初始预算约束线为折线ACD，配套补助使义务教育服务的价格降到点C，在C点之后，义务教育服务的价格又回到没有补助时的价格。这样，预算约束线平行于原先的预算约束线并且外移。如果效用最大化组合点在C点的左边，封顶的补助就是配套补助；如果效用最大化组合点在C点的右边，补助就成了一次性的补助；如果效用最大化的组合点正好位于C点，在该点上地方政府利用了封顶专项补助的全部潜力。由此可以看出，在不了解地方政府具体支出的情况下，是无法确切知道封顶的配套补助对地方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决策的影响，究竟发挥的是配套的作用还是一次性专项补助的作用。就一般情况而言，由于地方政府感受到了价格效应，封顶的配套补助在增加地方政府义务教育财政支出的作用要比纯粹配套专项补助更有效。 至此，通过上面的经济学分析我们可以引出有关政府间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的如下几个主要结论：第一，在增加地方政府的义务教育财政支出作用上，配套义务教育专项补助要远远大于非配套性义务教育专项补助，其中不封顶配套的义务教育专项补助作用最大；而非配套性的义务教育专项补助与总量的一般性转移支付相比，前者又更有效。第二，由于总量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和非配套性义务教育专项补助不改变地方消费品的相对价格，他们在改善地方选民的福利水平方面要比配套义务教育专项补助的作用大，其中总量的一般性转移支付是最好的机制。第三，一般而言，非配套的义务教育专项补助和封顶的义务教育专项补助应谨慎使用。除非补助的数额比地方政府本身用于义务教育支出大得多，否则将达不到上级补助的预期政策目标。尤其是非配套性的义务教育专项补助，它不仅在激励地方政府增加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和提高效用水平方面是次优的，而且也无法保证上级政府为义务教育提供的财政补助不用于其它公共品或对地方政府产生替代作用。当然，非配套性的专项补助用于个人或者是一些应急措施还是起作用的。 四、不同的义务教育财政政策目标与财政转移支付类型选择 前已述及，在分权的义务教育财政制度下，义务教育的外部性、义务教育财政的纵向和横向失衡、地方政府在实现义务教育个人公平方面的欠缺以及地方政府与上级政府在义务教育认识上的偏差，是上级政府为地方政府提供义务教育财政补助的经济学依据。相应地它也为政府间的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确立了政策目标：一是将义务教育外部性内在化；二是实现义务教育财政纵向和横向平衡，三是满足义务教育个人公平的要求；四是体现上级政府对义务教育的偏好。由于不同的转移支付形式对地方政府义务教育财政决策的影响不同，因而它们具有不同的政策效应。为了达成上述目标，上级政府必须根据不同的政策目标选择不同的转移支付的形式。 1.义务教育外部影响内在化。将外部影响内部化，就是上级政府通过一项转移支付的形式，激励和引导地方政府在义务教育上花钱，从而达到帕累托效率标准所要求的义务教育支出水平。在众多义务教育转移形式中，无疑不封顶的配套补助是最佳的选择。因为选择其它非配套性补助形式，要达到预期的政策目标，上级政府要付出极高的代价。在理论上，若配套的比率等于非居民收益份额，则这项不封顶配套补助将刚好抵消地方间义务教育的外部性影响。 2.义务教育财政的纵向和横向平衡。根据前面的分析，义务教育财政纵向失衡主要是指地方政府收不抵支，需要上级政府为地方政府义务教育提供更多的财政收入。显然增加地方政府收入最好的办法是采用无条件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形式。实现义务教育财政横向平衡应选择何种形式取决于政府对这一概念的理解。若把财政横向平衡定义为财政能力的平衡，只需要选择无条件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形式即可；若上级政府更关心义务教育财政支出结果的横向平衡，从前面的分析可知，选择有条件的专项补助要比一般性转移支付成本低（或更有效）。 3.义务教育个人公平。对处境不利的群体或无财政能力的个人提供额外的财政支持，以确保其享受均等的义务教育机会，这实际上是针对个人或家庭的一项收入再分配的财政政策，很明显应该采用非配套性义务教育专项补助。由于这类补助旨在提高个人的支付能力而非平等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根据前面的分析，一次性的专项补助若委托地方政府实施，很难保证该项补助不用于其它方面。为防止补助受益“渗漏”，上级政府的补助应该采取凭证形式直接拨付给个人而非地方政府。 4.体现上级政府对义务教育的偏好。体现政府对义务教育偏好的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财政目标，也主要是鼓励地方政府增加义务教育财政支出以达到社会所要求的水平，很明显适合于这类政策目标的最好转移支付形式也是配套补助。 总之，义务教育由地方负责，上级政府为地方政府提供义务教育财政补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相应也确立了上级政府实施义务教育财政补助的多个目标。上述理论分析表明：为达成预期的政策目标，政府须根据不同转移支付形式的经济效应，从中选择合适的转移支付类型与不同的政策目标搭配。一般来说，在不考虑财政纵向平衡的情况下，配套补助是实现效率目标的最佳选择，一般性转移支付是均等地方义务教育财政地位员合适的机制，若要确保地方义务教育财政支出结果均等化，非配套专项补助要比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效果好。这样就形成两种理论模式：一种为专项义务教育配套补助与总量一次性补助组合，另一种为义务教育专项配套补助与专项一次性（非配套）补助组合。当然，具体到一个国家，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究竟应选择何种模式，除了理论上的考虑以外，往往还要兼顾本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传统等。 目标教育论文:大学的教育理念与目标 内容提要：要检讨现在大学的课程设置。大学与高等专业学校不同，强调综合、广博、人文教育，培养和谐发展的人才。各大学可以有不同的办学理念与目标，但其共性的内容是：促使人类、族类文明与文化的传承、积累、扬弃与发展；培植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引导社会良性健康发展；培育具有反思性、批判性的公众知识分子与健全的国民。过于功利性、实用性、工具性的目标设计、课程设置与评价标准是十分有害的，需要从长时效的视域来反省我们的大学教育。目前大学的管理机制和评价体系有很多问题。提倡读经典，让大学生学会品鉴、欣赏中外高雅的精神产品。要改变师生之间隔绝与疏远的现状。 关键词： 大学教育、理念、目标、经典导读、师生恳谈 一、从课程设置说起 自1952年按苏联模式进行“院系调整”以来，中国大陆地区的高等教育基本上是分科式的专门教育，培养的理想范式是专业技术人才。即使是全国综合性大学，其内部也严重分割，缺乏科际之间的互动与整合。今天，我国综合性大学本科生的课程设置已有了不少改进，例如增设了跨学科的公共选修课，让各院系学生交叉互选，每一位学生至少要有10学分的公共选修课程。此外，不少院系把“大学语文”列为必修的公共基础课程。[1]但总的说来，本科教育基本上仍按公共基础课（必修）、专业基础课（分必修或选修）、专业课（分必修与选修）三大块设置，这仍然是专业人才的培养模式而不是通才的培养模式。其中，师生意见最大的：一是公共基础课中，政治理论课6－7门，比例过大，且教学效果甚微；二是专业基础课与专业课设置过于狭窄。一些政治理论课的内容，脱离人类文明的精神资源与现代社会人生之实际，没有达到养育学生健全的人格、志向、情操、公民意识、处世能力的目的；而过于狭窄的、太强调实用性的专业基础课与专业课，使学生在知识面、智力与方法论上，均难以面对现代多元文化和学科的综合发展。其实，现代科技发展日新月异，越强调实用性的课程，到头来越设有实用性。有一些专业课其实是不必设的，学生们可以无师自通。我以为，大学教育要放宽胸量，着眼于长远的未来，克服实用主义的偏向。大学教育、课程设置要有弹性，不能太死板。 现在我们注意到理、工、农、医等自然科学、技术学科的学生，文、史、哲、艺、宗教、语言等人文学科学生，经济、法律等社会科学学生在知识上的互补，人文与科学的交叉，特别是人文教育或素质教育的提倡与重视，已卓有成效。从人性的养成来看，不论学什么专业的学生都需要人文的陶冶与性情的养育，都需要接受人文的教化。学习人文学，主要不是学知识，而是学智慧，是体验、丰富、提升人生的内涵与境界。但人文学工作者拿什么来满足大学生的人文需求呢，在他们最珍贵的大学生涯中，我们提供什么最有价值、最值得学习的东西呢？ 目前我们课程设置上反映出的另一方面问题是，四类课程（公共基础、专业基础、专业、公选）多为概论课，即二级或三级学科的某某学或某某学概论、通论、原理、通史、断代史等。在人文学与社会科学各院系的课程设置中，极少有导读古今中外的经典为内容的课程，这是中西方文科专业类、通识类课程设置上的最大的区别。国外名校文科的课程设置，多以历史上流传久远的名家、名著、经典为教学内容，通过师生反复研读，反刍其原创性的内涵。[2]而国内素质教育课程（或称通识教育课程或公共选修课程），乃至文科基础、专业课程仍流于一般概论原理或通专史，包罗万象，面面俱到，或貌似严整实为拼凑的体系。有人认为，读经典，读几部书，知识面不是更狭窄了吗？修若干门概论，知识面不是更宽一些吗？这种认识是有毛病的。马克思在《资本论》手稿里指出，精神文化的繁荣与社会的进步发展是不成比例的，希腊史诗、哲学、艺术和莎士比亚，仍然能够给我们以精神的享受，“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3]文明史上的经典是高不可攀、不可替代的。例如荷马史诗与《诗经》《楚辞》等，尽管其中不免有历史的局限，但今天人们浸润其中，仍然能吸收丰富的营养。指导同学们直接读文明史上具有原创性的经典，与思想、文化、艺术、哲学大师作心灵沟通与思想对话，所获得的精神上的满足是全面深厚的而不是片面浮浅的。他们可以从中学会如何品鉴、欣赏、享受高雅的精神产品，学会读书的方法，求取新知，丰富自己，拓展兴趣爱好，进而陶冶人格与人性，使之深化而完美。读经典、诠释经典，是创造式的，对话式的，身心交融的，而读概论则是被动的，是把老师嚼过的馍再喂给学生，硬灌给学生。当然，我并不一般反对概论、通专史体系的教材与教学，这可以提要钩玄，方便初学的学生把握一些基本知识，但如果所有的课程都这样，那就有问题了。至少应有一部分课程是原典教学。实际上，我们可以尝试针对不同科系、不同层次的学生，用不同的中西文版本，导读不同或同一经典。台湾通识教育的推动者和研究专家黄俊杰教授分析了西方、日本对大学生进行人文教育的不同模式，特别评析了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以古今的经典（包括古希腊、中世纪、近现代的大师名著，也包括东方的经典，如《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等）作为课程教育的中心的经验，很有价值。“近百年来美国的经验显示，以经典作为通识核心课程，是传承文化价值的有效方法……应该成为知性与理性迈向成熟的大学生所共享。”[4]目前，我们的通识课、公选课太泛太滥，应逐步形成以代表历史文化精华的中外经典为主要内容和教材的核心课程，其中一部分课程旨在帮助学生学会尊重、理解我们的民族、历史、文化及其精神价值。 我个人1998年在武汉大学教育思想大讨论中发表了《理念 特色 经典导读》[5]一文，以哈佛大学通识教育中的核心课程，以及专业课程为例，指出本科生、研究生教学、教材中应逐步改变概论加通专史的结构，突出经典导读。我院近年来创办的中西比较哲学试验班、国学试验班的课程设置，以古今中西大传统中的最著名的十多种经典为主要课程，让学生直接读具有典范意义的原著原典，在文科教学方面突破了近五十年的新传统。 二、大学的定位：功利性与实用性之反省 课程设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教育理念与目标。当前讨论现代大学教育理念与目标问题，我想主要是针对太过功利性、实用性或为技术而技术的目标设计的。大学教育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的口号当然是对的，但又是不全面的，因为这种服务不是直接的，或者说不完全是直接的。它通过培养一代又一代具有良好教养的全面发展的人才，来服务于国家、民族、人类的长远的利益。适当的功利的要求，例如对大学提出促进公共服务与经济发展，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的要求，并不过分，但把教育当作“产业”来办，肯定是有问题的。把教育与浅近直截的政治或经济目的直接挂钩，已经使我国高等教育付出了不少代价，浪费了不少本来就不丰厚的教育资源。 为德国教育现代化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哲学家费希特指出，教育首先是培养人，不是首先着眼于实用性，不是首先去传授知识与技术，而是要去唤醒学生的力量，培养他们自我学习的主动性、归纳力、理解力，以便他们在无法预料的未来局势中做出有意义的自我选择。教育是全民族的事，要教育的是整个民族！“德国教育之父”洪堡认为：“科学首先有它的自我目的，至于它的实用性，其重要意义那也仅仅只是第二位的。当然，对真理进行的这种目标自由式的探求，恰恰能导致可能是最重要的实用性知识，并能服务于社会。”[6]在费希特、洪堡看来，实用性，服务现实，只是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的结果之一或副产品，不是出发点，也不是目的，不占第一位。 大学教育不是向学生灌输现存既定的知识。洪堡特别强调大学教育与科学研究的“反思性”问题，指出必须培养学生对真理与知识永无止境的探求、创造性与不断反思的精神。他认为：“科学是一个整体，每个专业和学科都是从不同角度对生活现实的反思，对世界的反思，对人的行为准则的反思。”“科学是与高等学校联系在一起的。唯有通过对学术的研究，与科学的交道，对整体世界的反思，才能培养出最优秀的人才。大学生要学的不是材料本身，而是对材料的理解。唯有这样，他们才能形成自己独立的判断力和个性，然后他们才能达到自由、技艺、力量的境界。”洪堡还指出：“高校的生存条件是孤寂与自由。这就是‘坐冷板凳’和学术自由，国家必须保护科学的自由，在科学中永无权威可言。”[7] 据德国现代化研究专家李工真教授研究，普鲁士至德国的高等教育之所以成为世界现代高等教育的典范之一，乃在于他们自18世纪至19世纪中叶，已经逐步形成了一个传统：第一，大学的教师与学生，首先要摆脱对出身的依赖和对工商职业利益的兴趣，大学要与“社会实际政治与经济利益”保持距离，使大学、教授、学者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使之成为国家与社会上的一支校正力量，校正那些不能把社会引向健康的东西，哪怕是形成为强势或话语霸权的力量。第二，大学是研究者的共同体。不断研究不为人知的东西，发现新规律，不断向真理接近，积极、永恒参与学术探讨，以及研究的独立性、独创性，是大学教授们的最高的道德义务和原则。国家、大学必须有一套竞争、淘汰机制，保证、激发青年学者献身于科学研究，向已形成的舆论和权威挑战，冒着与他人在学术上冲突的危险，扫除门户之见，克服非学术因素的干扰，取得学术上的真正的突破与创新。第三，大学一定是综合性的大学，它不同于地区性的学校，不同于专业高等学校，不同于工科、实用学科的专业化分工的学院，更不是职业训练所。因为大学强调综合、广博，提供最高的教育，强调人文教养、人文底蕴、人文积累与科学自由精神，不允许定位于仅仅是科学知识和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大学生有学习的主动性、自觉性、自主性和充分的学习自由。大学实行的主要是讨论课（Seminar）教学法。大学生可以独立进行研究，自由进入图书馆，进行同学结伴式的自由讨论。青年人要离开大学时，应是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而不只是作为一位专家，或仅仅受过专业知识训练的人。要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则需要培养全面的自我辨别力，这取决于自由而全面的教育。[8] 由上可知，思想独立，学术自由，创造精神，与社会热点潮流，与商业化的大众文化保持距离和培养人才的全面性、反思性、和谐发展，是大学与大学教育的灵魂。这与把大学教育功利化、实用化、技术化、短时效化和人才培养目标上的单一性、工具性、职业化、无批判性的见解是格格不入的。用极端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和工具理性的思维考察大学与大学的科研、教学与学科建没，在收益成效上，不分青红皂白一律都要求短、平、快，立竿见影，立等可取，这种短视的观点、短期的行为，是十分有害的。目前的大学管理部门缺乏中国智慧，不懂有为与无为的关系，缺乏弹性。他们真是去“管”教授，而且“管”得细密琐碎，根本上是以不信任教授为前提的。对大学教育及教师的许多评价指标、量化标准或考核体系暴露出诸多问题，重量不重质，完全丧失了学术品鉴的能力，如以刊物的所谓级别判定论文的水平等，一味强调形式、噱头、花架子。庞大的教育机构出台的很多做法，特别是评价体系的导向，不讲学养，不要积累，鼓励出很多无用的垃圾或泡沫，无异于逼良为娼，杀鸡取卵，这很可能断送大学教育的前途。这还不仅仅指大学教师人怨沸腾的、扰民的文牍主义、形式主义，例如卷帙浩繁、名目繁多的报表，无休无止、鼓励钻营的申报、评奖、评估、检查、答辩，及其所造成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严重浪费的问题；也还不仅仅是用工科思维、工程方法去评价人文学术或社会科学，在尺度上、参考系上根本无视学科特点的问题；也还不仅仅是目前官僚化的评价机构、评价指标与体系本身，即成为学术腐败的真正渊薮的问题。事实上，它事关大学的理念与目标。 三、大学教育的理念与目标：传承文明、造就健全的国民、培植社会资本 各大学可以有不同的办学理念与目标，但其共性的内容有如下三方面： 首先，大学当然要为社会服务，但不能只定位于为现实服务。大学担负着文化传承与文化积累的责任。大学的目标首先是人类与族类文明的传承，即在同情理解前现代文明的基础上，把人类各地域、各族群的，包括本土本民族的语言、文学、历史、宗教、伦理、道德、艺术、哲学、经济、社会、政治、科学、技术等文化资源，通过重新翻译、理解、诠释、交流、沟通、融合，批判地继承与创造地转化，代代相传。通过深入研究与教育，促使人类、族类文明与文化的传承、扬弃与发展，是大学的使命。全球化决不意味着本土文化资源的消解，恰恰相反，全球化恰恰要求我们发掘本土知识的普遍价值。 其次，大学担负着培植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的重任。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大学的目标还在于培养出大批有个性，有创造精神，有判断力与道德人格，有不断学习、终身受教育与自我完善之能力的个体，他们同时是能自由发展并具有社会批评与文化批评能力的公众知识分子，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应当成为社会的良知。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不论将来从事何种职业，不论在日后的社会实践、专业实践上积累多少经验与本领，他一定要有相当的人文素养，具有社会参与的热情与能力，有理性的批评的态度，且有世界性、人类性的关怀。这也就是我国古人所说的“民胞物与”的境界。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指出：“知识分子必须要有专业知识，不论是学术、企业、媒体或政治，都需要专长……但除了专业本领以外，一定要有相当深厚的人文关怀，才配作知识分子……自然科学家也可以培养深厚的人文关怀。值得注意的是，在人文学领域里的语言学、文学、历史、哲学和宗教，都是人类自我反思的学问，既是个体又是群体的自我反思。”“能不能为大学生的自由发展、自我实现和自我完善提供条件、创造环境，是评断大学素质的重要标准。培养批判精神，包括政治、社会和文化批判，也是大学的目标。”[9]富有人文关怀的健全的公众知识分子，可以从广阔的视野考虑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法律、教育、文化、道德、伦理（例如科技伦理、生态伦理、全球伦理）及社会心理等问题，针砭时弊，提升社会理想，指导社会良性地健康地发展。 再次，作为大学教育目标之一的社会服务，是通过对人类与民族文化的积累与传承，通过对具有自由人格，有理想有教养，具有自我完善、自我批判和社会批判能力，自尊且尊重别人，敬业乐群又尊重自然的人，我们称之为“健全的国民”的培养来实现的。现在有一句时髦的话叫“效率优先”，但办教育不能要求有太快的效益与回报。对社会、对民族、对国家、对人类的服务，需要从长时效的视角来观察，不能理解得太直接、太狭隘。从直线性的“投入”与“产出”的观点来看待大学教育的“投入”与“产出”，是有毛病的。大学“产出”的不是器物，不是工具，而是活生生的“人”，是具有全面发展潜能的健全的国民。 台湾社会学家杨国枢教授指出：“大学教育必须同时达成五大类目标：（1）培养大学生对自己内在身心特质的了解；（2）培养大学生求取新知的方法与能力；（3）培养大学生适应个人生活所需要之较高品质的能力、情操及行为；（4）培养大学生适应社会生活所需之较高品质的能力、情操及行为；（5）培养大学生理解与关怀全世界、全人类所需之较高品质的能力、情操及行为。”[10]他主张，通过人本化的教育，使大学生的思想、知识与人格获得均衡的发展，使他们不仅对身心禀赋与潜能、个人志向与人生目标有深度了解，进而有关怀他人的情操，认同团体的能力，服务社会的意愿和关心全人类的胸襟。他们应有良好的求知兴趣与态度，正确的读书习惯与方法，至少掌握一种研究方法与怀疑批判的能力。这一教育目标所涵盖的范围很广，不仅兼顾德（公德与私德）、智（知识与能力）、美（高尚的审美品位、格调与能力）、群（人际关系、社会参与和公民意识），而且向内向外扩充。他们不仅对本国历史文化有关怀与理解，而且能从世界的观点，有理解与欣赏世界各文化及其差异的能力，有尊重他国文化与人民的态度，[11]达到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境界。 最近，媒体报导了北京清华大学刘海洋同学到动物园用火碱与硫酸伤害黑熊的事件；天津大学学生马晓明因被退学而觉得生活无意义，遂杀死了亲生父亲与祖母，并打算再杀死母亲和自己；北京一位大学生马忠义也是因多门功课不及格，持刀夜闯女生宿舍，想杀人以解脱；台湾一位马姓老妇到法庭状告她含辛茹苦培养出来的毕业于台湾清华大学化工所的博士儿子不认亲娘。[12]这里面有非常具体复杂的原因，有的属于心理上的疾病，有的属于社会或家庭教育的缺陷，当然更重要的是人文素养，特别是道德素养的问题，是人性养育的问题。我们不希望媒体过分渲染刘海洋事件等，因为大多数的大学生是健康的，是有志气且蓬勃向上的。但我们仍然有孔子之忧：“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不可否认，社会上的官本位、金钱拜物教、权力拜物教也渗透到大学校园，造成有的大学生的两面或多重人格，以及道德价值观上的庸俗化、功利主义或虚无主义。家庭经济背景的贫富差别，使得部分贫困生有沉重的心理包袱。与我国传统的儒家教育相比，现代大学教育结构的弊端是：德业分工，知行脱节，为人与为学分裂，师生之间隔绝或疏远。大学教师与研究生之间的交流对话还比较多，但与本科生之间在学问与人品方面，已不复有切磋琢磨、教学相长的机会和氛围。目前我院建立师生恳谈日制度，试图通过这一渠道，使师生在德业等多方面有所交流。大学是教师与学生共同组成的、互为主体性的社区。大学应当强调教师的职业伦理与职业道德，淳化师德、学风与校风，涵养师生的心灵，扩阔师生的胸襟。首先是教师要有人文情怀、责任意识，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切实地帮助学生自己去立人去达人，怡情养性，塑造人格。总之，人文教育在今天的大学已不是可有可无的问题，而是如何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的问题，它服从于我们大学教育的理念与目标。 目标教育论文:试析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的培养目标 论文摘要：经过多年探索的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要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整体性精神，其人才培养目标既包括培养社会各界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又包括培养中小学德育工作者，还要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研究生输送合格生源。这个培养目标的明确不但有利于高校整合学术资源，为思想政治教育特色专业建设提供基本思路，而且有利于拓宽大学生的就业渠道和发展路径。 论文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思想政治工作者；德育工作者；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 建国以来，基于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需要，高校曾经设立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基础、思想政治教育等本科专业。其中前六者的学科基础是单一性的，主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分行分类的研究和教学，后三者的学科基础是综合性的，主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整体性研究，有鲜明的教育性。随着学术的发展，前六者逐步从高校本科招生目录中淡出，后三者也发生了新的变化。把后三者整合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符合学科发展的逻辑，也是高等教育经济原则的要求。因而，思想政治教育本科培养目标就要体现这种整合精神，既要培养社会各界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又要培养中小学的德育工作者，并在此基础上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研究生输送合格生源。 一、为社会各界培养思想政治工作者 1983年6月国营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纲要》(试行)提出，为了提高思想政治工作干部的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要筹办以培养思想政治工作领导干部为目标的政治院校。综合性大学、文科院校，各部委、总局所属的大专院校，有条件的都要增设政治工作专业或政治工作干部进修班。同年7月中共中央下发了批转该Ⅸ纲要》的通知，认为纲要》是现代化建设时期加强和改进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个很好的文件，其基本精神、原则和方法，具有普遍指导意义。为了贯彻落实该文件，1984年4月，((教育部关于在十二所院校设置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意见》提出，为了适应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需要，教育部决定在部分高校设置思想政治教育专业，采取正规化的方法培养大专生、本科生和第二学士生等各种规格的思想政治工作人才该专业培养目标是“使学生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专门人才”。这是我国第～次采取正规化的办法培养思想政治工作者。1993年l0月《国家教委关于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办学的意见》规定该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在党政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各级专门人才”。从这个文件看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培养目标由“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人员”扩展到“党政机关的思想政治工作者”。 随着该专业的发展，各高校根据自己的实际把培养目标扩展开来，主要为党政军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各界培养思想政治工作专门人才。 1．高等学校 高校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第一个服务对象。1984年设置该专业的当年主要为高校培养思想政治工作人员。同年6月《教育部关于在高等学校举办思想政治教育本科班的意见规定其培养目标是使高等专科文化程度的“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干部”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毕业后继续从事思想政治工作或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教学、科研工作，招生对象为“在高等学校从事思想政治工作三年以上的现职思想政治工作人员”。1986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试办思想政治专业在职第二学士学位班的意见规定，为了给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专职人员提供更多学习机会，以提高其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从1987年起试办思想政治教育第二学士学位班。1987年9月《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培养硕士研究生的实施意见》仍然强调其培养目标主要为高等学校及党政机关培养思想政治工作者和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教学、科研人员。 2．党政军机关 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党的优良传统，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是我党的一大特色。但近年来，由于国际、国内环境的影响，加上有些地方党组织对思想政治建设重视不够，许多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观念淡薄、价值观念扭曲。面对这种严峻的挑战，我们必须努力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建设，充分发挥党的思想政治优势。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服务于党建，为党务部门输送专门的政工人才是本专业设置的重要使命。行政机关以及立法、司法机关是国家的权力机关。立法机关是民意表达机关，行政机关是法律执行机关，司法机关是法律监督和裁判机关。在这个系统中，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而思想政治工作是党实现领导的基本手段党组织和政工部门就是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使国家权力系统得以有效运转。 军队政治工作是党在军队中的思想工作、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是为军队建设和完成作战任务提供政治保证、精神动力和其他服务的工作。政工人员主要由军事院校的军队政治工作专业来培养，但不能完全满足需求，还要地方院校的思想政治专业培养的人才来补充。因此，有不少地方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本科培养目标把为军队培养政工人才包括在内。 3．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 企业单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独立核算的法人或非法人单位，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等。事业单位一般是国家设置的带有一定公益性质的机构，它履行一定的管理和服务职能，宗旨是为社会服务。企事业单位一直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领域，工人运动首先发生在企业领域。当前，我国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发展进入关键时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加强和改进企事业单位思想政治工作。而提高政工干部队伍的素质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关键，要求专业化的政工人员来充实队伍，使思想政治工作摆脱经验形态，向科学形态迈进。社会团体是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现有全国性社会团体近2000个，其中有行政编制或事业编制的社会团体近200个，其中，全国总工会、共青团、全国妇联的地位特殊，中国文联、科协、侨联、作协、残联、红十字会等也有重要影响。这些社会团体是党团结和联系社会诸行业的群众性组织，思想政治工作是党领导这些组织的基本手段。正是通过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促使社会各行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走社会主义道路。 二为中小学培养德育工作者 中小学德育对青少年健康成长和学校工作起着导向、动力、保证作用。1998年3月中小学德育工作规程》规定，学校党组织的负责人、主管德育工作的行政人员、思想品德课和思想政治课的教师、班主任、共青团团委书记和少先队辅导员是中小学德育工作的骨干力量。为中小学培育德育工作者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基本职责。 1．为中学培养德育工作者 为中等学校培养政治理论师资是政治教育专业设置的初衷，1952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培养高等、中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师资的指示》提出，“各大行政区应选择具备适当条件的高等学校··设立政治教育系或政治教育专修科，培养中等学校的政治理论师资。”按照这个指示，1953年北京师范大学首开政治教育专业，逐渐铺开，全国设立政治教育专业的高校很多，这一模式延续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1988年4月，原国家教委下发((普通高等师范院校本科专业目录》(征求意见稿)，针对专业设置存在过细过窄的现象，拟将“政治教育”专业改名为“思想品德和政治教育”专业，1990年6月正式定名为“政治与思想品德教育”专业。1991年4月原国家教委印发了关于高等师范院校本科政治与思想品德教育专业改革的意见，针对该专业只培养政治理论课教师，而不培养德育工作者的状况，明确规定其培养目标为“中等学校合格的思想政治课教师和德育工作者”。这是一次重要改革，培养目标拓展到全部中学德育工作者(思想政治课教师也是德育工作者)。1993年7月调整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目录，将政治与思想品德教育专业(师范类)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非师范类)合并，统称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保留中等学校政治课教师(师范生)和培养思想政治工作者(非师范生)两个培养目标。1998年公布改革开放以来第三次修订的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目录仍将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分为师范类和非师范类，师范类的培养目标是“能在中等以上学校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教学、科研的高级专门人才”，非师范类则培养“能在党政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专门人才”。 从以上梳理看出，初始的师范类“政治教育”专业中间经“政治与思想品德教育”专业最终定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与非师范类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合并，其培养目标一直有中学政治课教师，现在演化为中学德育工作者，这是一个逐步走向全面的过程。中学德育工作者的骨干力量主要有以下几类人员：第一，分管德育的副校长。中等学校一般设一名副校长分管德育工作，主要职责是组织德育队伍，审定德育工作计划，督促检查班主任工作，检查政教处工作，协调共青团、少先队、学生会等部门的工作。第二，政教处工作人员。政教处(有的称教导处、德育处或教育处)是在校长领导下实施德育的职能部门，具体组织安排学校的德育工作。第三，班主任是班级实施德育大纲的具体组织者，班主任工作做好了，学生德育工作就落到了实处。第四、思想政治课教师是从事思想政治课教学的专业人员，是学校德育队伍的重要骨干。他们扮演双重角色，既要做思想政治理论的传播者，又要做思想品德的示范者。第五，团队干部。共青团、少先队作为青少年的群众性组织，是青少年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是党和政府进行德育工作的有力助手。 2．为小学培养德育工作者 长期以来，为了满足普及小学教育对教师的需求，我国建立了三级师范体制，即中师、师专和师范大学，分别培养小学、初中和高中教师。其中，中师培养的是全科教师，这种培养模式在当时的情况下满足了普及小学教育对教师的需求，弱点是不利于小学教师的专业化发展，社会上并不太认同小学教师职业是专业性工作。原因是多方面的，学历低是原因之一，这就要求提高小学教师的学历。近年来设置的小学教育本科专业就是这种努力的结果。1997年4月教育部“培养本专科学历小学教师的专业建设研究”立项，1998年秋，原南京晓庄师范学校与南京师范大学联合成立南京师范大学晓庄学院，率先创办了我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本科学历的小学教育专业，随后，首都师大、上海师大、东北师大相继开设此专业。该专业的设立解决了我国小学教师高学历化的要求问题，又为师范教育由三级向二级师范过渡提供了新思路，但仍然不能解决小学教师的专业化问题，培养的仍然是全科教师。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有些学校设置文理两个方向，但仍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因为文理分工不是真正的学科划分。小学教育专业的发展陷入了困境。 正在发生的教师教育改革为小学教师的专业化提供了出路。教育部2003年工作要点》提出提高办学层次，推进师范院校改革，鼓励综合性大学开展教师教育。新世纪以来，教师培养模式的改革基本上是循着综合性大学的思路进行的，在综合性大学开设教育学院，在师范院校开设非师范专业，一些师范院校改制成综合性大学。这种改革符合国际教师教育的发展趋势，便于同国际接轨。从1998年始，一些综合性大学和师范大学进行了教师教育模式的探索。有的学校在前3年中开设普通教育课程，学科基础课程和综合课程融为一体，不分专业。第4年，除开设少量的专业选修课外，综合性大学着重对学生进行教师教育理论和技能的训练，以增强学生的师范性素养。此乃“3+1”模式。有学者主张探索“4+1”模式(本科四年加一年教育专业课程)和“4+2”模式(本科加两年教育硕士)等。师范教育向教师教育的改革是国际潮流，也符合我国的实际，既解决了小学教师的高学历化的要求问题，也解决了小学教师的专业问题。 小学德育工作者培养可以采取教师教育的模式，“3+1”模式、“4+1”模式和“4+2”模式均可探索。前几年学习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不分师范类和非师范类，通过几年的培养，能够胜任思想政治工作的要求。然后让那些愿意从事小学德育的学生继续修教师教育课程，取得小学教师资格，成为高学历、专业化的小学德育工作者。 三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研究生输送生源 高校本科不但要培养应用型人才'还要为研究生输送生源。一个专业为哪个学科输送生源决定于这个专业主要接受的是哪一个学科的规训。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调整充实后的思想政治教育本科能够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研究生输送合格生源。 1．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的孵化器职能 1984年Ⅸ教育部关于在十二所院校设置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意见》规定的“专业必修课程参考目录”提供了3类理论课程：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基础课主要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共党史、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基本问题等，专业基础课主要有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法学等课程，专业课主要包括马列原著、思想政治教育概论、党团工作等。只有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构成一个体系，该专业主要接受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规训，主要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中共党史等学科输送生源。而这些学科又分别属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门类，不但跨一级学科，而且跨门类。这说明当时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不成熟，没有自己稳定的学科基础，接受的规训来自多学科，也为多个学科门类输送生源。正是由于它的不成熟，使它成为改革开放之初学科恢复时期其他学科和专业的孵化器。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衍生了哲学学科门类，有些学校在此基础上申报哲学本科专业；在政治经济学课程基础上衍生出整个经济学课程体系，在此基础上设立了经济学本科专业；在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运以及中共党史课程基础上衍生出政治学相关学科，在此基础上设立了政治学本科专业；许多学校的法律专业本科也是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法学概论课程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思想政治教育本科的孵化器职能发挥得很充分，很多高校正是在此基础上进行专业建设和学科建设，有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群以及文科专业的专业群。 2．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对思想政治教育本科的调整充实 2005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关于调整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的通知终结了思想政治教育本科的孵化器职能，为本专业提供了属于自己的一级学科，该专业从此有了自己的学科基础。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设五+--级学科，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想政治教育。2008年，又增设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置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这样，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就有了六个二级学科，形成了学科体系。值得注意的是2005年l2月64号文件的一段话：“建立马克思主义教育与教学体系。在本科教育中，设立马克思主义基础专业，培养政治素质好、思想品德优良、具有较好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的大学生。在研究生教育中，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政治素质高、理论方向正确、具有比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素养和理论功底、并能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当代现实问题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梅荣政教授主张在现有的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之外另起炉灶，设置马克思主义基础专业，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硕士和博士生提供本科生源。对此学界有不同看法，但并未引起广泛关注，讨论不多。此问题关涉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值得深入思考和讨论。是另起炉灶好，还是依托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调整、充实其培养方案好呢?笔者认为，后者更好。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这是规范和改造现行思想政治教育本科的需要。该本科专业学科基础混杂，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运、中共党史等学科分别属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门类，学者分别属于不同的学术共同体。这些围绕一个本科专业来转，给人的印象是该本科是个大杂烩，学生是“万金油”式非专业学生。报考研究生时，学生流向不同的学科门类，有的从哲学进入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领域，有的从政治经济学进入西方经济学领域，有的从科学社会主义进入政治学理论领域，有的从国际共运进入国际关系领域，有的从党史进入史学领域，这种现象在其他本科专业中绝无仅有。第二，这是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提供本科生源的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硕士、博士学位点很多，但只有思想政治教育二级学科有本科生源。现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生素质不高，不能满足研究的需要。学位论文选题不规范，遵循本科路径进入马哲、政治、科社、党史领域，造成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空壳化。如果用该一级学科所属六个二级学科作为主干课程改造现有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问题迎刃而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设的困境和思想政治教育本科的困境就能同时解决。第三，这种调整符合教育经济原则。如果在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之外另起炉灶设立马克思主义基础本科专业，两专业同时并存，两班人马互不交又地从事本科教学，这是学术资源的浪费。思想政治教育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实现方式，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一体贯通。两个专业同时设置，课程建设、教材建设、教学团队建设都将是十分尴尬的事，一所大学如果搞两套这样的建设，资源有限，无能为力，搞一套建设则与两个专业的名称不符。只有合二为一，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调整、充实、改造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才能名实相副，有利于建设和管理。 四．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本科培养目标的现实意义 思想政治教育本科培养目标的明确对于高校和大学生双方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有利于高校明确学科定位，整合学术资源 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与公共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多数学校都是分属两个部门，一个归属于政法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等)，一个归属于社科部(或马列部)，两支队伍分别进行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如果按照上面的论述，修改思想政治教育本科培养目标，优势明显。原因如下，第一，思想政治教育本科的第一个培养目标是党政军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思想政治工作者，而高校党政部门、各院系党务工作者、辅导员都是从事思想政治工作，二者具有一致性。这样，高校的广大思想政治工作者都可以到思想政治教育本科承担一定的教学和管理任务，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本科的教师资源将是十分丰富的，根本不存在缺少专业教师的问题。这些从事实际思想政治工作的人员给思想政治教育本科生上课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党的书记讲党建课，团的书记讲团的工作课程，太恰当不过。第二，思想政治教育本科的第二个培养目标是中小学德育工作者，公共课教学部门进行大学生德育教学，根据整体构建大中小学德育体系的要求，中小学德育与大学德育是纵向衔接、螺旋上升的一致性关系，故思想政治教育本科课程与大学生公共思想政治课的课程要求具有一致性，这样，两支教学队伍可以整合。第三，思想政治教育本科的第三个培养目标是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研究生输送生源，而思想政治教育本科教师、公共政治课教师、广大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学科归属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这三支队伍是思想政治教育本科生专业成长的引路人。 2．为思想政治教育特色专业建设提供基本思路 专业建设是高校人才培养的基础和保障条件，也是反映高校综合水平和竞争力的一项主要指标。特色专业因其所具有的稀缺性、不可替代性决定了它必然是高校品牌创建的重要因素。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由教育部统一确定，全国趋同性较强。 如何在不违背专业性质的基础上办出特色是个普遍问题。思想政治教育特色专业，首先要求是思想政治专业，能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精神实质，其次是如何在此基础上根据社会需求和本校资源状况提炼特色。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的三个培养目标为高校特色专业的建设提供了思路，不同的高校可根据自己的情况分别在某一培养目标上下功夫。第一，综合性本科院校可在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培养上下功夫。1984年设置该本科专业的高校，开设此专业之初培养目标就定位在思想政治工作者上。这类高校应利用其历史资源进一步凝炼特色，课程设置要向思想政治工作者方向倾斜，比如党的建设、团的工作、社会调查等课程应得到重视。不同的学校还可在部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体现特色，如党内思想政治教育、企业思想政治教育、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公民教育，等等。第二，师范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应发挥其师范教育优势，在中小学德育工作者的培养上着力。原来的师范类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以培养中学德育工作者为主，且几乎所有高校雷同。而新思想政治教育本科培养目标之一是中小学德育工作者，小学德育工作者是一个亚目标。有些学校可以在小学德育工作者的培养上定位，开设小学德育、少先队工作等方面的课程。第三，全国重点大学可以把特色定位在为研究生输送生源上。重点大学学术资源丰富，本硕博学位点齐全，本科生素质较高。这类高校的课程应向理论性倾斜，如马克思主义原著选读、专业英语等。 5．有利于拓宽就业渠道和发展方向 大学生就业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但解决这一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有社会方面要做的工作，也有高校要做的工作。这里只论述高校要做的工作。原来的师范类思想政治教育本科生就业方向只是中学思想品德课和思想政治课教师，非师范类本科生就业方向是考公务员，且方向不明确。考研究生是一个前进方向，但学科取向不明确。新的培养目标为就业和升学开拓了视野。第一，可到中小学从事德育工作。这里的德育工作既包括思想政治课教师，也包括其他德育工作者，如少先队、青年团工作、党务工作、宣传工作。小学德育工作者需要专业化，而现行的小学很少有专业化的德育工作者，新进小学教师将更多地要求高学历、专业化第二，可到党政军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思想政治工作。党政机关需要思想政治工作者，也是就业的主要方向；军队也是该专业的就业方向，本科生可以走从军这条道路到军队施展专业才能；企业是本科生重要的选择，当前国有企业、集体企业都很缺乏优秀的思想政治工作者社会团体作为就业渠道未受到重视，工会、共青团、妇联都需要高素质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尤其是专业化工作者。第三，可考取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研究生。该学科初建，不太成熟，迫切需要有志气、有才华的年轻人勇于探索，敢于攀登，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作出贡献。这是一个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学科，是一个有远大前途和充满挑战的学科。 目标教育论文:思想政治教育重要要素 [论文关键词]教育目标；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要素 [论文摘要]目前，思想政治教育学术界大多数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由教育者(主体)、教育对象(教育客体)、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和教育环境等要素构成。鲜有学者把教育目标界定为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中单独的要素。文章认为，教育目标是构成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重要要素。 学术界在思想政治教育要素论领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探讨。围绕要素问题形成了多种不同观点，较有影响力的观点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基本要素包括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思想政治教育客体、思想政治教育个体、思想政治教育环体。”除这一观点外，主要包括三要素、三体一要素、五要素、六要素、八要素、十要素等观点。但是，在这些观点中，鲜有观点将教育目标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单独要素进行界定和考察，多数观点认为教育目标是渗透在教育者和教育内容等要素中的“隐形”要素。本文认为，教育目标应该是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构成要素。教育系统是由教育者、教育对象、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和教育目标构成的。 一、从教育目标自身特质看，教育目标是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要素 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是指一定时期内实施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所要达到的目标。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是一个有着丰富内容的多层次的完整体系。从理论上考察教育目标究竟是不是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要素，应具体分析教育目标和教育系统以及教育系统中其他要素之间的关系。 系统论认为，要素是指构成系统的要件和因素。系统和要素之间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各要素相互作用，共同形成系统对外输出信息和能量。同时，系统论认为，构成系统的要素应具有关联性、单一性和内在性等特点。从要素的这一概念界定，我们可以看出，教育目标应该是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单独的构成要素，而不应该将其作为渗透在教育者和教育内容等独立要素中的“隐形”要素。 首先，教育目标与整个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整体以及其他要素紧密相联。从历史的观点看，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根本目标从一开始就是为人类孜孜以求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培养思想政治道德上合格的人才。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围绕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发展目标和任务，思想政治教育有着内容上不同但根本方向一致的具体目标。 这种根本目标和具体目标决定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方向、内容和方法，也决定和规范教育者和教育对象的思想和行为活动。是贯穿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一条主线和灵魂。在教育系统中的各要素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基础上，教育目标在整个教育系统中占据统领地位，起着支配作用。使整个教育系统在横向联系基础上有了纵向的立体联系，成为一个纵横交错的有序的系统。 其次，教育目标具有单一性，而不是等同于教育系统内的其他要素。从教育目标和构成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其他要素的关系看，二者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而不是相互包含的关系。诚然，教育目标一定程度上体现在教育内容和方法要素中，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将目标并人这些要素之中使其成为要素中的要素。二者不能等同。 从实践层面区分不同性质的思想政治教育不在于教育内容和方法这些表层因素，区分不同性质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质只能是教育目标这一根本因素。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人，人的思想形成发展规律有一些相似性。由此，不同性质的思想政治教育在教育内容和方法层面上可能相互借鉴，呈现出某些共性。不将教育目标作为一单独要素加以认识和研究，就可能导致理论和实践上只注重教育内容和方法等要素，削减或忽视教育目标这一思想政治教育的灵魂和主线。 在全球化迅速发展，我国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空前复杂的今天，旗帜鲜明地强调教育目标的单一性，而不应仅从教育内容和方法渗透了教育目标的角度看问题。对于有效抵制“西化”和“分化”图谋，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美国在20世纪就鲜明地指出，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宣传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布。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可见，我们在批判借鉴西方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方法和载体的同时，不可不对其教育目标和教育内容、方法等进行明确区分。否则，在借鉴的同时会模糊淡化教育目标这一根本。 最后，教育目标具有内在性。教育目标是教育系统的一个内在构成要件。有的学者在要素论上不认为环境是思想政治教育要素，其依据就是认为环境不具有内在性。虽然环境是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运行的先在性、基础性条件，其重要性也毋庸置疑，但终归只是教育系统的一种外在因素。教育目标则不仅是教育的最初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教育过程中也和教育者、教育对象、教育内容和方法等要素密切相联，统领和规范着这些要素，自始至终发挥着凝聚纠偏等作用。 二、从教育目标在整个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中所处的统领地位、所发挥的主导作用看，教育目标是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要素 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判断某一要件是否是系统的构成要素，应从整体性角度进行界定。只有那些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必不可少同时又和其他要素相互关联，形成互动关系又不和其他要素相互包含的要件才能是系统的构成要素。教育目标决定教育的根本性质和任务，是教育活动确立和评估的依据。在教育过程中处于统领地位，发挥着主导作用。教育系统中的教育者、教育对象、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之间有着各自特定的关系，如教育者和教育对象之间存在对立统一、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关系。教育者是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的制定者和实施者，教育对象是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的指向对象。但这些关系都是平面化的，没有一个统领因素，就只能是松散的结合，不能形成牢固的系统。正是教育目标将这些要素统领起来，使这些要素之间既存在平面关系，又存在立体关系。 (一)教育目标和教育者的关系 教育目标和教育者之间是决定和体现的关系。教育目标决定着教育者的教育活动和价值实现。教育者的教育活动必须体现教育目标。 教育目标决定教育者的教育活动和价值实现。教育者为什么要组织实施教育活动，怎样进行教育活动，不是随心所欲的，根本上要受教育目标决定。有什么样的教育目标就要求有相应的教育活动。教育者在整个教育过程中必须自始至终自觉地以教育目标作为准绳调整校正教育活动和进程。 教育者作为具体的社会的人，其价值体现在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实现的社会价值和个体价值的统一中。前者指通过教育者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组织、实施和推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后者指教育者通过教育活动将自身的知识、兴趣、能力、意志等主体力量转化到教育对象身上，对教育对象和社会的发展客观上起促进作用，社会通过物质或精神的方式对此进行承认和认可。 教育者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个人。教育目标对教育者的决定作用不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教育者能发挥主观能动性认识、理解和把握教育目标。将教育目标卓有成效地体现在教育内容、方法和形式中，通过教育活动达到教育目标。 在二者的关系中，教育目标的决定作用是首要的，教育者对教育目标的体现则处于次要的位置。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反映了认识相对实践的第二性。教育目标根本上反映的是社会和人的发展要求，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由于教育者发挥主观能动性把握教育目标有相对滞后性，客观上决定教育者的教育理念和活动只能是无限接近教育目标而不能完全符合教育目标。教育者受自身知识能力和精力等主观要素限制，不同的教育者在广度、深度和精确度上对教育目标的把握也是不同的。 如在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和目标。是新时期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思路和总纲领。但是，理论界对这一目标本身的内涵和外延，逻辑体系以及作为理论体系和实践之间的转化中介、途径等问题的研究还远没有形成共识和定论。教育者对此目标的认识和把握也有一个过程。如果把教育目标简单看作是渗透在教育者活动中的隐性要素，实践中就很难真正体现和实现这一目标。 (二)教育目标和教育对象的关系 教育目标和教育对象是引导与实现的辩证关系。教育目标引导教育对象的思想、观点和行为朝社会所需和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方向发展。教育对象发挥主动性积极性，参与教育活动，客观上实现着教育目标。 1．教育目标引导教育对象。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标是培养真正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个人。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没有共同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这里的共同体是指共产主义社会，其产生不是凭空的，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和无产阶级积极推动综合作用的结果。无产阶级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无论阶段和地域差异如何，都必须有这一最终目标指向。教育对象自然也受这一根本目标和各阶段具体目标的制约和引导。这种制约和引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引导教育对象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首先致力于引导教育对象树立科学的“三观”。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认识人类社会发展总体趋势和规律，真正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思考和分析问题。自觉地拥护党的政策和决定。在实现社会价值的同时实现个体价值。 二是激发教育对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教育目标要求和教育对象现实的思想政治道德素质水准之间有一定的差距，前者高于后者，体现着时代和社会发展对教育对象提出的要求。人生活在社会中，受到各种社会关系的制约和规定。人在实践中越是认识和尊重这种社会性，就越是能获得自由。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从根本上反映了社会发展对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的要求，能引导教育对象在实践中发挥积极主动性，努力达到目标要求。 三是为教育对象的提高提供外部环境。“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客观外部世界和人的主观世界的辩证关系中首先强调客观外部世界的先在性和决定作用。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不是完全脱离实际的纯粹理论抽象，而是会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社会成员构成强大的制度、规范环境和舆论氛围。这种外部环境决定和促使教育对象提高自己。 比如，教育目标具体化为各种考试、考察，对教育对象形成一定的压力，强化教育对象对教育内容的掌握，达到提高自己的目的。教育目标也体现在各种法制规范中，对社会成员的行为进行规范，促使教育对象提高。教育目标还体现在一些具体的教育情景中，这些教育情景能发挥润物无声、细致入微的教育作用，使教育对象受教育于无形。 比如，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目标之一，这一教育目标体现在具体的教育内容上，要求教育对象正确认识和处理国家、集体、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也体现在对教育对象的行为要求中，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维护国家利益、荣誉和安全以及集体利益的义务。小说《红岩》等优秀的文艺作品也从文学的角度向人们展现了大批思想上、行为上坚持和体现集体主义的人物形象。现实生活中的舆论导向也向教育对象提供着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观念的丰富的感性材料。所有这些体现教育目标的内容或情境构成外在于教育对象的环境和氛围，发挥着促使教育对象提高自身的教育合力。 2．教育对象反过来实现和体现着教育目标。教育目标必须得到教育者和教育对象共同认同和努力，最终通过教育对象的内化和外化才能达到。我们可以通过教育对象的改变和提高来认识教育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对象实现和体现着教育目标。今天，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成为人们共同关注的热点之一，人们往往以教育对象为依据之一判断教育目标。 教育对象参与教育活动，思想政治观点和行为有所变化和发展。从本质上说，这是教育目标在教育对象身上的物化和对象化。在教育过程中或获得一种新的认识，或纠正以前的错误认识，或加深原有的正确认识，或获得产生正确行为的强大持久的思想动力。无论哪种情况，教育对象都在新的基础上塑造了自己，这种新的教育对象体现了教育目标。当然，这里的论述是建立在教育活动有效，教育对教育对象产生的是积极的正面影响基础上的。 (三)教育目标和教育内容、方法的关系 教育目标解决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解决怎样培养这样的人的问题。二者之间的逻辑联系是：教育目标从根本上规定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要达到特定的教育目标，必须要有相应的教育内容和方法。教育内容和方法不能脱离教育目标，要很好地体现和反映教育目标。 教育目标规定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中的教育内容和方法等要素要受教育目标的规定，有什么样的教育目标就有什么样的教育内容和方法。“目标不确定，这些直接受到目标制约和为目标服务的教育因素，就无从着手。”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从一开始就有着不同于资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鲜明的目标即培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新人。这是区别于资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不同。 但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内容和方法上存在相互包容和相互借鉴的关系。这是由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人，以研究人的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规律为基础。同样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可以为不同的教育目标服务，在借鉴时，要把教育目标和教育内容、方法区别开来，任何时候都要旗帜鲜明地坚持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目标。 培养教育对象的法制、生态、秩序意识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共有目标，也有着一定的相似内容和方法。我们借用一些西方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如隐性教育、渗透教育等。但借鉴的同时一定要对二者的目标有明确清醒的认识。西方思想政治教育以培养资产阶级附庸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为根本目的。我们在借鉴时不能将这种目标和教育内容、方法混淆。 教育内容和方法体现和反映教育目标。教育目标一经制定，就需要具体化为教育内容和方法才能加以实现。教育内容和方法是教育目标的具体化和外化，教育内容和方法是一个动态的开放体系，必须随着具体教育目标的变化而变化。否则，就是僵死的、不合时宜的教育内容和方法。这就决定教育内容和方法对教育目标的反应是动态的历史过程。 如我国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注重以培养教育对象的遵从意识为具体教育目标之一，相应地，教育内容注重理论论证，教育方法注意说理灌输。随着时代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要求培养教育对象的创造意识和创新能力，成为更加积极主动的能动主体。这就要求教育内容在体例上更加注重理论、逻辑和实践相结合，激发教育对象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教育方法上更加注重情景教育方法和隐性教育方法。但是由于教育内容和方法对于教育目标反映的相对滞后性，迄今为止，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在教育内容和方法上的转型仍未真正完成，导致实践中教育效果的削减和弱化。 由此，整个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中，教育目标占据主导地位，起着明显的统领作用。使教育系统中的各要素在平面关系基础上有了立体关系，成为一个相互影响和制约的动态整体。 综上所述，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从自身特质和在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上看，都应该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独立的要素之一。 目标教育论文:浅谈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浅析 论文关键词： 普通高等学校 　国防教育　课程定位　教学目标　教学内容 论文摘 要： 关于普通高校国防教育的教学目标和国防教育在整个教学体系中的定位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本文作者对此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国防教育教学内容设置的相关问题，通过对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的相关研究分析，提出了一些在教学内容安排方面的想法，对普通高校国防教育的发展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 目前，国防教育在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教学体系当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内容，在国家开设国防教育的通知文件精神指导下，很多普通高等学校都纷纷开设了相应课程。毫无疑问，此课程对于增强学生的爱国主义观念，开拓学生的视野，以及增强民族凝聚力方面都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是国防教育课程在各个学校实施的过程当中，还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本文对此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希望以此能够对今后国防教育课程在各个普通高等学校的良性开展起到一种积极的作用，从而使国防教育在普通高等学校整个教学体系当中更加完善。 一、普通高等学校实施国防教育课程定位及教学目标分析 在普通高等学校实施国防教育课程的过程中，如何对课程进行定位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对此问题，存在各种各样的观点，但归纳而言，有两类观点比较典型：一类观点认为普通高等学校并不是军事院校，国防教育课程可有可无；另一类观点认为国防是一个国家的头等大事，所以在普通高等学校实施国防教育也就成了至关重要的一件事情，并认为国防教育课程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专业课程，提出大学生应掌握军事知识和相关军事技能。 对于以上两类典型观点必须加以深入分析与思考，以助于我们明确国防教育在普通高等教育体系当中的定位及其教学目标。以下我们从几个侧面对于两类观点进行相应的分析。 提出第一类观点的群体对于国防的理解是片面而单薄的。在我国古代伟大兵书《孙子兵法》开篇言道：“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短短的几句话，便形象生动且极具理论高度地指出了国防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另外，通过翻阅古今中外大量的事例都可以看出全民具有国防意识对于一个国家是何等的重要，这样的事例可以说不胜枚举。远的暂且不说，欧洲小国瑞士两百多年的和平和全民表现出的尚武精神与不屈不挠的意志是一个最好的说明。自宣布中立以来，瑞士人的最后一次战争是1798年抵御拿破仑侵略，此后的200多年间，他们没卷入过任何战争，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其国防教育体制极其完善，民众国防意识极强。正是这种强烈的国防意识造就了瑞士的长期和平。历史上无数事例表明，国防不单单是军人和政府的事情，它与这个国家中的每一个个体都密不可分，每个个体的国防意志汇成整个国家的意志，因此轻视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的观点有其无法避免的片面性。 第二类观点认为国防教育在普通高校何时也不能放松，且要学生深入掌握军事知识和军事技能，这也是有失偏颇的。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由于错误地估计了国际形势，我国长期处于紧张的战备状态，当时的口号“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或许可以更形象地说明这一点。在当时，全国各个部门都投入到了战备状态中，消耗了大量的国力。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在当今非战时状态下实施国防教育，要每个公民接受全面的军事专业技能训练。这样的做法毫无必要，甚至很有可能带来严重的负面作用。目前，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世界主流，片面夸大的畸形国防教育并不能对一个国家的防务起到良好的作用。因此，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当中的定位上，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专业技能与人文素养的相辅相成才能培养出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由此，我们不能夸大国防教育在普通高等学校教育体系中的作用。 鉴于前面对于两种观点的分析，可以看出，国防教育课程在普通高校课程体系中的定位，必须适应它本身的职能和作用，才能起到更好的作用。过于夸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固然不好，对之忽视也会导致诸多弊端。以此可以得出结论，普通高校的国防教育目标重点并不是为了培养指挥官和战士，并不需要全面的专业军事技能训练，它的定位应该是重点强化学生的国防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同时提高大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和素质。这一点，应该是普通高校国防教育的主要目的。 二、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教学内容分析 在探讨了国防教育课程定位和教学目标的基础上，以下进一步分析关于国防教育教学内容设置方面的问题。因为教学内容是为教学目标服务的，教学目标则对教学内容的设置安排起到一种指导性的作用，二者是不可分割的一种因果关系。 普通高校国防教育教学内容包括很多方面，本文主要探讨其中最重要的课堂教学的内容。关于普通高校的国防教育的课堂教学内容基本包括如下几个大的类别：现代国防、军事理论、军事思想、军事高科技、国际军事形势等。对于这几个方面内容的安排实施，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是主要是集中在不同内容在教学过程中的比重的安排上面。有些观点认为军事思想方面的内容应该设置多一些，有些观点则认为军事高科技方面的内容要多一些，存在着种种的分歧。合理分析各种观点，确定切实可行的课堂教学内容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通过前面第一个问题的分析我们已经得出，普通高校的国防教育的目标与定位主要就是要培养学生的国防意识和强化爱国主义精神。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再来分析国防教育课堂教学的内容安排思路就会变得清晰。在课堂教学所包括的几个大类当中，现代国防的内容可以认为是强化国防意识的直接内容，国际军事形势由于与现代国防密切相关，可以认为是准直接内容，而军事思想、军事理论和军事高科技由于偏重于军事且相对专业化而可以被认为是强化国防意识的间接内容。合理地统筹安排和分配这几个内容就成了课堂教学内容的重点。 在对前面提出的几个教学大类的分析可以看出，现代国防可以作为国防教育的“主干”，国际军事形势可以作为“分支”，而其他几个内容可以比作分支的“树叶”，三部分内容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缺一不可。其目的都是为了强化学生的国防意识，增强爱国主义观念。这样一来，在国防教育中，现代国防和国际军事形势在每一个学校的国防教育课程中都应该是不可缺少的。而作为“树叶”的军事思想、军事理论和军事高科技则可以根据每个学校的具体情况加以确定，对于理工科院校，由于所学专业与现代军事科技密切相关，因此不妨多设置有关军事高科技方面的内容。同理，对于文科为主的院校，可以相应地减少军事科技的内容，而加大军事思想、军事理论方面内容的分量。如此一来，必然会收到良好的效果。这样灵活地安排教学内容，可以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热情，收到很好的增强学生的国防意识和提升爱国主义情操的效果。 由此可见，对于国防教育教学内容的安排不应是刻板的、一成不变的，而应当是在不违背教学目标的前提下的生动活泼的设置和安排。由此才能因材施教、因地制宜。我们祖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充分体现了因材施教这一观点。他提出了“人性差异”的观念，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作为理论指南，在教育实践中“教人各因其材”，教授弟子三千，其中贤人七十二，同样学习诗书礼乐、文行忠信，但程度不同，能力各异。史实表明，正是孔子因材施教才造就了门下诸多栋梁之材。同理，国防教育也是如此，对于不同学科、不同地区及不同背景的学生应给予各有差异的教学内容，应在不违背教学目标的原则下实现一种灵动的教育方式。 综上所述，本文对普通高校国防教育课程定位和教学目标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普通高校国防教育课程教学内容的安排等方面的问题，并对此提出了一些看想法，希望能够抛砖引玉。望各界有识之士一起努力，为完善和提高我国普通高校的国防教育事业作出贡献。 目标教育论文:浅析新经济时代成人教育目标创新 论文关键词：新经济；成人教育；目标创新 论文摘要：2l世纪是新经济的时代，新经济的兴起。将对人类现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产生深刻的影响，也必将对直接为经济发展服务的成人教育产生巨大的影响。研究和探讨成人教育目标创新的原则、成人教 育目标创新的作用、成人教育目标创新的规格，将有助于培养更多的同新经济时代相适应的高素质创新人才。 一、成人教育目标创新的原则 成人教育目标创新是成人教育创新过程中的首要问题，对成人教育其他创新活动起着制约作用。 成人教育目标创新，应根据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特别是21世纪国际、国内的发展趋势和特征，并结合成人学生身心潜能的开发和个性的发展，对成人教育的现行目标进行反思调整，并加以革新，使之更能反映新经济的要求和成人学生发展的要求。 1．时代性原则 成人教育目标创新的确定，必须根据国际、国内的发展趋势和特征。从国际背景来看，当今世界经济科技发展主要表现为五大趋势：经济发展全球化趋势；全球信息网络化趋势；新经济逐渐形成和成熟化趋势；现代科学技术加速发展，以及高度分化、高度综合的整体化趋势；各国高新科技和综合国力竞争的全球激烈化趋势。从国内背景来看，我国经济和技术正面临实施“一个体系”——“建设国家创新体系”；“两个战略”——“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三个转变”——“经济体制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经济开放程度由地区的封闭性经济向全球的开放性经济转变”。以上国内外经济和科技发展的时空特征，从根本上规定了新经济社会成人教育首要目标——提高全民族创新素质和培养创新人才，同时也是成人教育目标创新确定的重要原则之一。 2．针对性原则 成人教育目标创新的确定，还必须反映成人学生身心潜能的开发与个性发展的要求。研究表明，个人之间在身心潜能开发和个性发展上有差异，例如，能力、创造力的表现类型不同，兴趣、爱好、专长不同，气质、个性的特点不同，等等。由于这些差异，使个人在反映社会要求和实现自身发展上表现出多样性。因而，个人在成人教育目标上也反映出多样性。所以，成人教育目标的制定，必须重视结合成人学生潜能的开发和个性发展的要求，如果忽视和轻视了这一点，成人教育目标就容易脱离学员实际．最终落空。 结合学员身心潜能的开发和个性发展的需要，承认和尊重个别差异，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在目标定位和实现要求上打破整齐划一、模式一律的格局．鼓励多样性，支持拔尖人才的脱颖而出。潜能开发与个性发展中的重要一条，就是不搞“一刀切”，不搞“模式化”，鼓励和支持学员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和个人的特点，选择和确定成人教育的目标定位和实现要求。 总之，在反映社会发展需要的同时，研究和结合好学员潜能开发和个性发展的需要，是成人教育目标创新的一项重要原则。 3．创新性原则 关于成人教育目标，长期以来，成人教育一直沿用普通教育“传承式”、“封闭型”、“应试型”的教育培养模式，学员知识过剩、创新能力缺乏、竞争意识差。动手能力弱，难以适应岗位工作的需要。对此，必须尽快加以改革，建立起符合成人特点和岗位需要、灵活多样、开放的培养模式。 在教育目标上，要从成人特点出发，由知识型教育逐步向技能型、综合型、创新型教育转变。按照传统的教育观念，要十分重视“三基”，即基本理论深厚，基础知识扎实，基本技能牢固。但是，一个在我们看来“三基”十分薄弱的美国，其国民的创造能力却异常旺盛：1901～2001年诺贝尔设奖100年中，美国人将43％的奖项收入自己囊中，而我们向来以基础扎实而自豪、而闻名，但迄今却与该奖项无缘。虽然这个奖不能说明全部问题，但由此可以引发我们的深刻反思：我们的教育到底要实现什么样的培养目标？尤其是成人教育，与普通教育是有区别的，它应该更追求什么?还仅仅是“三基”吗？非也，我们应该把对学员的创新素质的培养放在重要和突出的位置上。 二、成人教育目标创新的作用 成人教育目标创新，将对成人教育的其他方面的创新产生各种积极的影响，这种影响显示了成人教育目标创新在整个成人教育创新中的地位与作用。具体地说，成人教育目标创新主要有如下作用： 1．导向作用 成人教育目标创新对成人教育其他方面的创新具有导向作用。例如，目标创新对成人教育体制、结构创新的导向作用在于：它引导体制创新向更民主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使体制更具有活力、竞争力；它引导着成人教育体系结构的创新，向更有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方向发展。再如，目标创新对成人教育观念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作用在于：使这些创新向着树立现代终身教育观念，推行和采用实用型教学法、释疑型教学法、讨论型教学法、目标型教学法、活动型教学法的方向发展。其他方面，如课程创新、教育形式与方法创新等，也都会受目标创新的引导，向着轻负、优质、创新的方向发展。所以，抓好成人教育目标创新，犹如抓住了“牛缰绳”，使成人教育其他方面的创新有了明确的导向。 2．动力作用 成人教育目标是成人教育行为要达到的标准，是成人教育活动的希望与理想所在。成人教育目标创新为成人教育确定了更为合乎时代要求和学员发展需要的目标，反映了成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趋势，因而对成人教育其他方面的创新具有一定的动力作用，即它吸引和激励着其他方面的创新围绕目标创新广泛深入地展开，以达到预期的效果。成人教育目标创新的动力作用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创新使确定的新的更有吸引力的目标更合乎人的发展需要，因而易于转化为学员学习的动机，而动机是动力的源泉。二是目标创新活动本身的示范，目标创新的成功为其他方面的创新提供了学习借鉴的范例，因而产生一种吸引、促动的作用，这种作用就是其他方面创新的动力。 3．约束作用 成人教育目标创新对成人教育其他方面的创新具有约束作用，因为成人教育目标对成人教育行为具有约束作用，它要求成人教育行为要以目标为方向、为标准，要围绕目标展开，而不能偏离目标。成人教育目标创新所确定的具体目标和所反映的思想，为其他方面的创新实施提出了要求，提供了衡量的标准。例如，目标创新确定了以培养学员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这一重点就要求教学创新做到爱护和培养学员的好奇心、求知欲，帮助学员自主学习、独立思考，扶持学员的探索精神、创新思维，营造真知、追求真理的氛围，为学员的禀赋和潜能的充分开发创造一种宽松的环境。如果不是这样，仍然坚持教师单向灌输知识，以考试分数作为衡量教育成果的唯一标准，以及过于划一呆板的教育教学制度，目标创新所确定的重点任务就难以实现。再如，成人教育方式方法的创新，也要受到目标创新的约束。坚持素质教育、培养创新人才的教育目标，就要求教育方式灵活多样，方法科学并具有艺术性，尤其是要运用现代化的教育教学手段，推行创造性的教学方法，如果不是这样，就难以培养创新人才。总之，成人教育目标创新对成人教育其他方面的创新具有约束作用，这种约束作用能够确保其他方面的创新与目标创新保持一致，以便取得预期的效果。 三、成人教育目标创新的规格 1．适应新经济的道德要求，培养新型的社会公民 以高新科技产业特别是信息技术产业为支柱的新经济对生产者乃至整个社会的公民，都提出了新的包括道德方面的素质要求。高新科技的发展所带来的新的社会伦理问题、道德问题都将是工业经济时代或当今社会所未曾有过的。新经济的发展对社会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就为人类提出了新的伦理或道德规范，只有在物质文明与相应的精神文明同步发展的同时，未来的社会才是人类理想的社会。针对新经济时代由于高新科技及其产生的发展所带来的伦理与道德问题，成人教育就应当及早研究相应的对策。在培养新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各类专业人才的同时，应进行与之相适应的伦理道德的教育。使成人学生充分认识到高新科技发展和新经济时代可能出现的各种不道德甚至犯罪的行为，自觉遵守有关法律法规与道德规范和抵御各种不良道德行为的侵蚀，成为新经济时代的新型公民。 2．适应新经济社会创新性的要求，培养成人学生的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和创业才能 对成人学生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和创业才能的培养是我国传统成人教育乃至整个教育的弱项，而这一点正是新经济时代人才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尽管在以往的成人教育目标中有所提及，但培养适应新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人才，应当把这一条放在培养目标的重要位置而予以高度重视。 所谓创新精神，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实际上是指成人学生的整个创新素质，其中包括创新意识、创新情意、创新思维、创新个性、创新品德、创新美感、创新技法。 所谓创新能力，是指能产生符合某种目标、新颖而具有社会或个人价值的产物的能力。创新能力是一个从低到高的连续体，成人教育要注重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加强创新教育，开发学生的创新潜能，树立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品格。使之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的灵魂，新经济腾飞和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 所谓创业才能，创业是人生必经之路，从人一生的生存和发展来看，每个人都在不同层面、不同阶段、不同环境里从事着创业活动，都在用自己的努力改变着自己的一生，同时恰恰是每个人的创业活动，创造性、决定性和历史性地成就了人类的所有文明，并演绎着人类的历史。走创业之路、成创业之才，正是新经济时代成人学生的精神风貌。 3．适应新经济开放性和全球性的特点，培养成人学生的开放意识、世界眼光及国际交流的能力 新经济的开放性及全球化的特点也必将带动整个社会的进一步开放，新经济时代无论是生产还是生活，都将与整个世界的潮流息息相关。任何国家都摆脱不了他国带来的影响，也不能脱离国际社会的影响而存在。不了解别国情况，不掌握世界动向，就难以在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新经济的这一特点与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要求成人教育培养的人才必须是外向型的，也就是具有开放意识、世界眼光与国际同行打交道的能力，这些是我以往的成人教育目标所忽视的，也正是今后必须改革和创新的。 4．适应新经济信息化、社会学习化的要求，培养成人学生的自主学习与获取信息的能力 传统的成人教育目标强调成人学生对已有知识特别是专业知识与技能的掌握，对成人学生自主学习或获取知识的能力没有给予高度的重视。当代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知识总量剧增、更新率加快、信息时代的到来以及新经济的萌发，使在校所学的知识与技能难以适应毕业后工作的需要，只有不断学和掌握新的知识、获取新的信息，才能适应未来社会——学习化社会的需要。因此，在使成人学生掌握必要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的同时，重视成人学生自主学习和获取信息能力的培养，必须成为成人教育目标创新的重要内容。 5．适应新经济对知识综合化的要求，培养成人学生完善的知识结构 与工业经济时代由于生产的专门化对人才知识专门化的要求不同，新经济时代由于生产的综合化要求人才的知识结构也必须是综合的。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专才与通才的区别。工业经济特别是中期以前的工业经济需要的是专才，工业经济后期开始提出通才的要求，而新经济所需要的人才必须是通才，这种人才必须具有较广泛的知识基础。新经济对通才的需要还决定了知识更新率的加快和社会职业变换的频繁。适应新经济发展的要求，成人教育目标中关于学生知识结构的要求必须转变，要由原来过于重视专门化的知识结构，转变为强调综合化的知识结构，以此增强成人学生对瞬息万变社会的适应能力。总之，适应新经济要求，在成人教育目标中的人才知识、技能和能力方面，要把成人学生培养成为基础较宽、适应能力较强的通才；从整体培养目标上来说，就是要培养创新型、综合型、应用型等全面发展的专业人才。这是现代学科发展的需要，也是现代人才的需要，更是新经济时代的需要。 目标教育论文:关于目标管理模式下研究生党员教育体系的构建 论文摘要：新时期研究生党员的特殊性进一步显现，其教育管理面临难以解决的问题。通过目标管理模式以彰显研究生党员的先进性，其包括创新意识、卓越品质和研究技能三个要素。研究生党员的目标管理遵循制定目标、确立实施策略和考评成果这些环节，目标管理的实施将成为研究生党员教育体系中的“朝阳产业”。 论文关键词：目标管理；研究生；党员教育；先进性 新形势下高校研究生的党建工作需要增强实效性和科学性，我们可以借鉴目标管理的原则和方法将基层党组织的基本职责采用定性和定量的方式加以分解，落实到每一个研究生党员的身上，通过制定研究生党员的教育目标、确立实施策略等方式，动态地管理研究生党员。研究生党员的目标管理模式从行为科学理论衍生出来，结合党的建设的传统经验，有效地提升了管理绩效。在研究生党员中采用目标管理的理论和方法，既吸收了传统学生党员教育的经验，又可以解决传统管理模式下存在的问题，从而探索行之有效的研究生党员教育模式。 一、高校研究生党员群体的特殊性 根据2009年党内统计数据，全国党员队伍稳步增长，总数比上年增长了2.7%，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党员继续保持增长势头，增长了1.7个百分点，发展大学生党员的数量占全国发展党员总数的38.5%，党员队伍中具有研究生学历的占2.1%，比例有所提高。 研究生党员具有一定的专业理论知识，思想上较为开明活跃，由于研究生党员年龄跨度大，生源来源多种多样，科研方向大相径庭的特点决定了它内在的特殊性。第一，研究生党员的比例较高，占到研究生总数的40%~50%，不少学生在本科学习中逐渐加入党组织，他们的自我意识较强，拥有较强的自我教育管理能力，为我们在研究生党员中开展目标管理打下了良好基础。第二，由于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物质的诱惑和追求导致研究生党员的集体意识削弱，自我倾向日益明显。第三，研究生党员在入党前后表现差距大，没有起到党员模范作用，“入党前拼命干，入党后松一半”生动地描述了部分党员淡化权利和义务的现象。随着对自身要求的降低，导致学业成绩下降，更奢谈公益服务和主人翁意识。 当前研究生党员教育存在的难点有：重视专业素养，轻视思想道德修养，个别研究生党员平时专注于专业知识的学习，放松了理想信念的磨砺，对我党的基本、重大理论问题认识模糊；个别党员存在极端的自私自利，在现代化与西化中了放弃了优秀的传统道德；第三，学习时间分散，研究生的学习方式与本科生存在极大差别，目前研究生的学制一般为3年，课堂教学只占学习时间的少部分，学位取得主要依靠科研课题的研究，专业化趋向极其明显，因而组织研究生党员进行集体的学习教育活动存在较大不便。 二、目标管理模式彰显研究生党员的先进性 研究生党员的教育，必须牢牢把握保持先进性这个核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指出“对大学生党员要加强党员先进性教育，使他们严格要求自己，提高党性修养，充分发挥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骨干带头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保持先进性，是贯彻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是党的建设的生命线”。在新形势下，研究生党员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保持他们的先进性，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肃、现实的课题。 在思想、组织、作风等方面所展现出来的先进性是研究生党员素质的重要体现，先进性的涵义和侧重点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具有一定的情景性。在强调民族创新和国家创新的浪潮中，研究生党员先进性应包括意识创新、卓越品质和研究技能与方法的推陈出新。 （1）意识创新为研究生党员提供了蓬勃的思想动力，也为其科研活动提供了指南。意识的创新包括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领先意识，立足于研究课题的本质，以领先为目标，不简单、盲目地重复他人的研究；二是创造性思维，创造性思维意味着在研究中敢于打破常规，怀疑一切，尤其敢于挑战权威，打破固有僵化的思维定势。 （2）合理的知识结构、良好的科学素养以及刻苦勤奋的钻研精神等卓越的品质是研究生党员发挥先进性的基础。首先，合理的知识结构是从事科研活动并取得成就的前提条件。现代学科的发展呈现不断的分化和综合，战略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不断产生，各个学科在边缘和中心之间相互转化，这些需要研究生党员拓展知识面，形成合理的知识结构，成为有宽厚的学科基础的复合型人才。其次，谦虚谨慎的科学研究态度，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遵循学术规范，形成优秀的科学素养。再次，勤奋刻苦的钻研精神是卓越品质的重要方面。纵观人类历史上重大的科技进步，从来都是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而得到的。在追求卓越的过程中，急功近利的冒进、贪大好多的奢求从来都不会获得成功。 （3）研究技能与方法的推陈出新是研究生党员先进性的又一重要方面。研究生党员要想在科研实践中体现出与时俱进，就必须在研究技能和方法上不断推陈出新。研究技能的不断改进包括将思维和操作技能在现实和超常规两个层面相结合，操作技能的超常规创新是及时获取最新信息的方法论要求。研究技能能否突破，是将意识创新和卓越品质由潜能和理想转化成现实的关键点和主要媒介。 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践引导，目标管理模式有利于激励研究生党员的创新意识，塑造创新品质，提升和强化创新技能，进而彰显研究生党员的先进性。 三、研究生党员教育在目标管理中的范式分析 1954年，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在其名著《管理的实践》中最先提出了“目标管理”的概念，[2]其后他又提出“目标管理和自我控制”的主张。目标管理（Management by Objective）是以目标为导向，以人为中心，以成果为标准，而使组织和个人取得最佳业绩的现代管理方法。彼得·德鲁克认为，并不是有了工作才有目标，而是相反，有了目标才能确定每个人的工作；如果一个领域没有目标，这个领域的工作必然被忽视。因此管理者应该通过目标对下级进行管理，当最高层管理者确定了组织目标后，必须对其进行有效分解，转变成各个部门以及各个人的分目标，管理者根据分目标的完成情况对下级进行考核、评价和奖惩。 由此，研究生党员的目标管理须遵循目标的制定、确立实施策略和考评成果这一环节。 首先制定科学的目标：（1）我们必须要明确研究生党员实施目标管理的理论依据和原则。制定考核指标时依据高校在建立创新型国家和建设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的党建目标，以《中国共产党党章》和学校的研究生党员教育管理的规章和文件为理论依据，把握好原则。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是研究生党员实施目标管理时选择科学目标导向性的依据。（2）科学制定目标管理的考核依据和标准。如何保证研究生党员在目标管理中的自主性是我们制定考核指标过程重点思考的问题，它的关键点是结合党员的一般性和特殊性，把其考核依据划分为“标准指标”和“扩展指标”。“标准指标”针对了研究生党员教育的一般性特点，面向所有的研究生党员；“扩展指标”针对了研究生党员在不同学习阶段和不同的专业方向的特殊性。（3）研究生党员的目标管理不仅在形式上，在实践中也要发挥党员干部的主体性。一方面要做好目标管理的宣传，让研究生党员细致了解“标准指标”，同时也要让研究生党员参与制定“扩展指标”。这种在自下而上方式会使广大研究生党员产生对目标管理方式的认同和积极参与，明确考核目标的要素后将促使热情地投入到学习中，达到自我激励，增强自我管理使命感。 确立实施策略：研究生党员的目标管理要注重全面性和普遍性，应该首先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目标管理的实施阶段需要研究生党员不断转换角色，既要做好管理者，也好做好被管理者，通过自下而上和从上到下的坚决执行来实现。（1）明确每个党员的责任范围，强化自我管理的意识，确定在目标管理中研究生党员达成目标的数量、时间要求，强化责任意识和主人翁意识，充分发挥每一名研究生党员的自主性和创造性。（2）加强研究生党员的过程管理，提高研究生党员之间交流的效率和质量，创新研究生党建模式，从强调结果到重视过程，在这一过程管理中确定一些“关键点”作为控制点。（3）采取灵活的措施，以多渠道的管理来保证目标管理指标的实现。坚持做到“纵向管理到底，横向管理到边”；做到形式和方法灵活，同时坚持标准，“动态管理到人，静态管理到位”。 合理考评成果：这才能对研究生党员在新一轮目标管理中的定位起到明晰、同时起到激励和导向作用。考评成果时要做到：（1）坚持内外结合。不仅要求研究生党员自评，同时也要有民主评议会，还要采取群众调查及导师意见结合的方法，增大客观因素的可控性，减少主观因素的负面影响。根据研究生党建的鲜明特点，应将部分务虚的指标转化为实实在在的量化指标。但由于党建工作自身的特点，不能完全量化，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式，提高目标管理成果的可用性和可控性。（2）全面考评，着重强调“扩展指标”的特色。不同专业方向的研究生党员在知识结构、研究意识等方面不尽相同。所以“扩展指标”的评价要依据研究生党员不同的专业方向的特点而有所不同，体现出研究生党员教育中的综合素质评价，突出研究生党员教育的实效性。（3）考评须确定一定的激励标准。考评过程要有客观的量化标准，考核达成目标的程度，同时要评价研究生党员的主观努力程度，根据设定的激励标准给予激励，不仅给予精神上的奖励，同时也应有一定的物质奖励，同时将考评结果存档，以备在每年的评优评先工作中确定优秀的研究生，也可以作为助学金评选的标准之一。（4）考评工作结束以后，需要及时反馈成果到每一名研究生党员，同时每一期确定的教育目标、实施策略和考评形式要保持必要的连续性，确保目标管理的连续开展。 四、目标管理是研究生党员教育的“朝阳产业” 在研究生党员教育中运用目标管理对党员教育体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它有助于塑造党员良好的形象，提升高校研究生党建工作的效率。研究生党员必将在社会生产实践的各方面发挥积极的带头作用，同时目标管理也增强了研究生党支部的向心力，充分发挥了高校党建工作的思想政治优势，尤其体现了基层党组织非凡的组织领导能力，它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 通过目标管理研究生党员获得优秀评价的比例大幅度增长，同时更加主动地发挥了高级人才社会服务的功效。目标管理模式对研究生党员教育的制度建设起到了推动作用，它完善了党员小组的学习制度，规范了发展党员的工作，强化了组织纪律观念。支部组织生活成为研究生党员交流研究课题的重要渠道，同时丰富了高校学生党建中组织活动的内涵。在教育管理的方法和手段上，充分发挥网络宣传的阵地作用；在实践方面，结合社会热点问题和专业知识，鼓励研究生党员走入社会，增强了研究生党员的大局观，增强了他们的政治敏锐性，彰显了研究生党员的先进性，不仅提高了研究生党员自身的素养，同时也增强了高校研究生党员教育的实效性。 广大研究生是未来高素质创新人才群体的主体力量，研究生党员则是研究生群体中先进性的集中代表。现阶段，通过目标管理模式加强研究生党员教育，才能永葆先进性，为创造和谐大学校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贡献力量，目标管理在研究生党员教育体系中必将成为“朝阳产业”，进一步焕发活力。 目标教育论文:试析学科教学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 论文摘要：学科教学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符合《新课程标准》的要求。“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是新课程的三维目标，无一例外需要依托心理规律去实现，特别是情感态度的获得和价值观的形成。具有心理健康教育能力的教师将较容易接受新课程的教育理念，采用新的教学方式，成为学生学习的促进者、学生探究的合作者、学生发展的引导者，引导学生习得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的学习方式，实现新课程改革的目标。因此，基础教育改革需要心理健康教育，需要在学科教学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 论文关键词：学科教学；心理健康教育；目标 学科教学渗透，是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主渠道。课堂是学校开展教育活动的主要场所，学科教学不仅是科学知识传授的过程，也是学生实现心理发展的过程。从教育资源层面来说，各科教学本身就包蕴了十分丰富的心理健康教育资源，无论是社会学科、自然学科，还是体艺学科，都蕴含了大量认识自我、挖掘潜能、完善人格品质等方面的教育内容。在各科教学过程中渗透有关的知识，可以使学生受到真、善、美的教育，提高自身的心理素质。 有靶子，枪射击才有方向。同样，教师要明确学科教学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才有利于在教学中有的放矢。学科教学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是学科教学目标与心理健康教育目标的有机结合。教师既要明确每节课的教学目标，又要明确每节课的心理健康教育目标。一般而言，在学科教学中，教师要力图达到以下八个心理健康教育目标。 一、激发学习动机 学习动机就是推动、引导和维持人们进行学习的一种内部力量或内部机制。 学习动机的激发是利用一定的诱因使已形成的学习需要充分调动起来，即由潜在状态转化为活跃状态，成为学习活动中的积极因素。作为教师可采用如下方法：创设问题情境，实施启发式教学；所选学习材料具有科学性与趣味性；进行正确的评价和适当的表扬与批评；适当开展竞赛；正确指导结果归因，促使学生继续努力。 二、培养学习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生对某一学科有兴趣，就会持续地专心致志地钻研它，从而提高学习效果。 学习兴趣的产生与教学有密切的关系。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方法为：第一，增强教材的趣味性、系统性、科学性。有趣的、能逐步掌握的、可获得科学知识的教材，易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第二，提高教学水平，使学生不断获得新知识，并能将其成功地运用于实际，及时得到强化。这样的教学过程，学生就会觉得饶有兴味，学习兴趣就会日益浓厚。第三，了解学生的已有兴趣。新的学习兴趣很少凭空出现，它多半是已有兴趣的衍生物，因此，摸清学生已有的学习兴趣，就有了扩展和提高其学习兴趣的基础。第四，帮助学生提高认识。帮助学生认识学习某一学科（或材料）的社会意义及其与个人的关系。 三、树立学习自信心 在心理学中，与自信心最接近的是班杜拉在社会学习理论中提出的自我效能感 (self-efficacy)的概念。自我效能感指人们对自己是否能够成功地进行某一成就行为的主观判断。自信心是人成长过程中影响最大的一个因素，自信心强，则人际沟通能力、理解能力、判断能力都能有长足的发展；相反，自信不足会造成自卑甚至自闭，对成人后的世界观、人生观都会产生消极影响。 教师在教学中可以从以下几点做起培养学生的自信心：调整与学生的关系；注意言传身教；重视与保护学生的自尊；让学生从成功的喜悦中获得自信心。 四、实施潜能开发 学生的潜能犹如一座待开发的金矿。有些学生暂时没有成功，并不是因为没有足够的能力，而是因为潜能没有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在学科教学中实施潜能开发，主要是指开发学生潜在的心理能力，发展其个性特长。在实施潜能开发时，教师要注意学生的个别差异，因为有的学生性格外向，气质属于偏多血质，善于表现自己，较早脱颖而出，才能易被人早发现；而有的学生性格内向，气质属于偏粘液质或抑郁质，不善于表现自己，常被人忽视。教育专家认为，在“有潜力的中下游学生”身上，上升的潜力和致命的弱点同时存在。教师如果引导得当，他们可能上升到中游乃至上游，若没及时扭转，可能会一直默默无闻。 怎样才能使学生的潜能变成真正的学习能力呢？教师既要激发起学生强烈的成功欲望，还要让他们掌握成功的方法，更重要的是要培养他们顽强的毅力，敢于挑战任何困难。要加强注意力的训练，从课堂45分钟开始抓起。要让学生全身心地投入学习，学一分钟是一分钟，让每一分钟都发挥效用。针对一些中下游学生平时不努力，到考试之前才临时抱佛脚的现象，要培养他们学习的计划性，使其改掉懒散的毛病。当学生与他人进行比较而产生强烈的学习愿望的时候，教师要及时帮他们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进而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 五、养成良好学习习惯 教育重在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良好学习习惯的养成，对一个人的一生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教师应从课堂教学抓起，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 教师在学科教学中要重点培养学生掌握“五环修学法”。“五环”是指预习、上课、复习、作业和小结，“修学”是指学生上课跟着老师学习课程。预习是准备，上课是关健，复习是巩固加深，作业是练习运用，小结是系统提高，不重视哪个环节都不行。五个环节的习惯养成了，学习成绩就提高了。 六、锻炼人际交往能力 人际交往能力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能力，是个体社会化的核心。心理健康的人乐于与人交往，能悦纳他人，能适应环境。课堂是锻炼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的重要平台。首先，教师要给学生创造表现自己的机会，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够在师生面前展示自我。如设置一些启发性问题，让学生站起来回答，或者走到讲台前回答，把全体学生的目光都调动到回答问题的学生身上。其次，教师要利用课堂优势，培养学生的言语交际能力，根据学生的性格、气质特点，促进学生敢说、会说、能说，同时要帮助学生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使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相互了解，相互帮助，达到促进学习、共同进步的目的。 七、塑造乐观开朗的性格 性格是指表现在人对现实的态度和相应的行为方式中的比较稳定的、具有核心意义的个性心理特征。性格主要体现在对自己、对他人、对事物的态度和所采取的言行上。心理健康的人愉快、乐观、开朗、满意等积极情绪状态总是占据优势，虽然也会有悲、忧、愁、怒等消极的情绪体验，但一般不会持久；能适当地表达和控制自己的情绪，喜不狂，忧不绝，胜不骄，败不馁，谦逊不卑，自尊自重，在社会交往中既不妄自尊大也不畏缩恐惧；对于无法得到的东西不过于贪求，争取在社会规范允许范围内满足自己的各种需求，心情总是开朗、乐观的。一个学生的情绪状态如何，是衡量其心理是否健康的重要标志。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注意观察学生的情绪变化，并不失时机地调动每一个学生的积极性，培养他们活泼、乐观、开朗的性格特点。 八、探讨生命教育 河南大学刘济良教授提出，生命教育是“在学生物质性生命的前提下，在个体生命的基础上，通过有目的、有计划的教育活动，对个体生命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过程，进行完整性、人文性的生命意识的培养，引导学生认识生命的意义，追求生命的价值，活出生命的意蕴，绽放生命的光彩，实现生命的辉煌”。生命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前提，同时还是教育的最高追求。因此，素质教育必然要成为以提高人的生命质量为宗旨的教育。在小学低年级阶段，以“认识生命”为教育重点；在小学高年级阶段，以“珍惜生命”为教育重点；在初中阶段，以“尊重生命”为教育重点；在高中(中职)阶段，以“热爱生命”为教育重点。让学生体会生命的无常，珍惜自己，关怀别人；让学生了解生命的意义，感恩惜福，爱护大自然；让学生珍惜生命的价值，乐观进取，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值得注意的是，在确立学科教学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目标的同时，教师要明确学科教学目标是“主目标”，心理健康教育目标是“副目标”。教学设计主要围绕学科目标而进行，不能把本学科的课上成心理健康教育辅导课，而应将两者有机结合，有效完成教书育人的任务。 目标教育论文:试析“从心所欲不逾矩”—论高校网络道德教育目标 论文关键词:虚拟　社会道德规范　他律　自律 论文摘要:计算机网络的发展严重冲击了现实社会的道德规范，使高校德育面临严峻的挑战。本文从现实道德与网络道德的关系出发，论述了高校网络道德教育的目标一“从心所欲不透矩”。 21世纪是网络信息时代，从经济到政治、从军事到科学、从教育到社会的一切领域都被信息技术所覆盖。互联网不仅仅是一个计算机网络，还是一个庞大的、实用的、可享用的公共信息源，也是一个面向芸芸众生的社会，是现实社会的延伸。与现实生活所不同的是，这是一个广漠无边的虚拟的社会。 网络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场社会物质生活方式与日常交往方式的变更，……更为根本的是人们的价值坐标系存在意义标尺的转变”。在计算机和互联网带给我们的虚拟空间里，人们一方面可以随心所欲地得到自己想得到的知识和信息，同时可以在互联网上向未曾谋面的人传递、散发自己想推广的信息，宣泄自己的情绪。选择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操作者手中，而这些获得和拥有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不过是敲几下键盘，点几下鼠标而已。在网络构建的虚拟空间里，操作者堪称“从心所欲”。 相对于现实社会，这个开放自由的虚拟社会具有以下特点:首先，网络社会的载体具有开放性、无序性特点。它改变了现实社会的时空结构，人们可以自由地进人各种网络社区，寻找自己感兴趣的信息，挑选自己喜欢的交往对象，发表自己的各种看法。当然，这种开放也同时带来了“放弃稳定”、“失去真实”、“信息不对称传播”、“追新求异”的风险。其次，网络社会是虚拟的，其主体具有匿名性。人们在网络社会中的活动形式与现实社会有极大的不同。网络时代的界面机器，使信息传播与交流按“人一机器一人”的模式进行，而不同于现实社会中“人一人”面对面的直接交流。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有思想、有情感的人在信息传播交流网上不过是一个符号，彼此的真实姓名与身份被隐匿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言行可能处于“无道德”状态。这种“匿名性”容易导致行为主体的责任心退化和社会监督机制的弱化。第三，网络文化具有自主性，其内容具有共享性。互联网上的任何信息都是共享的，其信息可以自由传播，而且传播面广，速度快。建立在行为主体自愿、自主和自由游戏规则之上的网络世界，在使个人获得前所未有的便利的同时，也制造了大量的伦理道德问题，如情感焦虑、黄毒泛滥、病毒猖撅、窥探隐私、恶意攻击、网络诈骗、侵犯知识产权等等。互联网的发展，给现实社会的道德意识、道德规范和道德行为带来了严重的冲击和挑战。人们道德意识的淡化、现实道德规范约束力的下降、道德行为的失范，这些问题仅仅依靠网络技术的完善来解决是不可能的。因为“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是取决于工具”信息社会的开放性、无序性、匿名性和自主性凸显了对公民自我管理、自我负责的治理要求。 互联网是人们为了满足各自的需要而自发自愿连接建立起来的。在网络空间中，人们自己对自己负责，自己管理自己，并根据自己的需要独立地选择网络服务的项目和内容，决定和接受何种信息，这种个体自主性的体现是任何传统通讯方式所无法比拟的。而网络道德规范的确立与发展，也是人们为了维持正常的游戏秩序而自发订立、自觉遵守的。我国互联网发展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并且已出现大量的道德失范现象，应高度重视网络道德的宜传与推广，从而促使人们树立网络道德责任意识。 目前我们面临的形势是一种被网民普遍认可的、具有广泛约束力的网络道德尚未形成，而传统的道德又面临着危机与挑战。在这种道德无序状态下，人们甚至不能明确判断哪些行为是道德的，哪些行为是不道德的。由于对自己的行为缺乏判断的标准，很多人做出了一些在现实世界中难以做出的粗暴、无礼行为，甚至进行盗窃、人侵等犯罪行为，而这些行为也不过是敲敲键盘，点点鼠标而已。高校是网络普及程度最高的地方，享有“第四媒体”之称的网络对高校学生的影响力及覆盖面远远超过了书籍、报纸、广播、电视等其它传统媒介。在大学生获取信息的各种途径中，网络高居榜首。网络正以空前的速度和力量进人大学生的生活，并影响着他们的道德观和价值观，这对高校德育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如何充分利用网络对大学生进行道德教育以及如何对学生进行网络道德教育，成为摆在高校德育工作者面前的严峻课题。我们不能听任大学生在网络空间的道德无序状态下进人网络世界，也不能消极等待网络道德自发地形成后才开始对大学生进行教育。在基本的网络道德规范形成以前，我们可以提出一些基本的“道德底线”，并通过对大学生的教育和宣传，将其转化为人们的内在信念和行为习惯，以此来引导大学生的信息行为。 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规范，社会的变革遵循着从失落到规范，从无序到有序，从失衡到平衡的发展轨迹。在互联网这样的虚拟世界中也同样，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我国自1994年2月18日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系统保护条例》以来，在1996年、1997年、1999年、2000年先后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网络管理暂行规定》、《中国公众多媒体通信管理办法》、《国际互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和《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条款。这些法规条例对依法治网、净化网络文化环境起到了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但是，立法不等于网络环境净化的全部，法治与德治并重，才能有效地治理网络环境。在网络空间这样的虚拟社区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生长发育的过程中，网络道德的建设尤为重要。它是规范网络、营造健康和谐的网络文化环境的关键环节之一。国外的一些计算机网络组织已经为其用户制定了一系列相应的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网络行为的方方面面，如电子邮件使用的语言格式、通讯网络协议、匿名邮件传输协议等等。美国计算机协会是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它希望其成员支持下列一般的伦理道德和职业行为规范:(1)为社会和人类做出贡献;(2)避免伤害他人;(3)要诚实可靠;(4)要公正并且不采取歧视性行为;(5)尊重包括版权和专利在内的财产权;(6)尊重知识产权;(7)尊重他人的隐私;（8)保守秘密。这对于我们规范大学生的网络行为，并对其进行网络道德教育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网络本身是现实社会的一部分，是现实社会生活的反映，因而网络道德与现实社会的道德具有一致性。就大学生对网络的接受而言，虽然网络已渗透到大学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大学生的道德素质正产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但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道德理念等在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现实生活，他们对网上信息的甄别仍取决于平时所接受的教育和积累的经验。就网络道德的特性而言，虽然网络道德是由于虚拟空间的出现而产生的新的要求，它与根植于物理空间的现实道德有所不同，但不能因其存在的差距而认为要建立一套全新的、完全不同于现实社会的道德体系。现实社会中的道德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它的运行机制反映了人们社会活动的一般规律，并且对规范人们的行为和保障社会的有序运行是行之有效的。有的大学生置身于网络空间中，认为找到了可以自由翱翔的天空，可以摆脱现实社会的种种约束，不必履行现实社会的道德规范。实际上，网络行为也是社会实践的一部分，人们的网络行为和其它社会行为应该是统一的。美国计算机协会为其成员所制定的伦理道德和职业行为规范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网络生活作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其道德规范源于现实社会道德规范。网络道德的建立和发展，是立足于现实社会的道德基础上，运用既有道德的一般原则培养起来，并在网络活动中形成现实合理的网络道德规范，形成统一的网络社会的道德体系。因此，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不仅与其现实社会道德教育是一致的，而且，现实社会道德教育还应该成为网络道德教育的前提和保障。 当前大学生对网络的认识，普遍偏重于技术的掌握和运用，他们为网上所传递的丰富多彩的信息和自由交往的形式所吸引，充分地享受网络所带来的各种便利，但对于网络对自身素质发展的影响、网络道德失范等问题缺乏思考。事实上，在网络技术推广运用过程中，诸如网络的本质是什么?网络给人类社会究竟带来了什么?如何正确利用网络、正确看待网络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弊端?这不仅是大学生应当思考的问题，更是高校德育应当高度关注的问题。因此，在高校网络道德教育中，我们一方面要宜传推广网络技术的合理利用，指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体系、健全道德法制观念，帮助其加强个性锻炼、完善人格修养，进而从主观上净化大学生在网络中的行为，提高其在网络社会中的政治觉悟，树立在网络社会中的是非观，增强他们在网络社会中的责任感。另一方面要在加强现实社会道德教育的前提下，加强网络道德的宣传力度，在大学生中明确现实社会道德规范在网络社会中的价值和意义，并用现实社会道德教育的方法和手段，发展和弘扬既有的道德优势，从而进一步提高大学生网络道德践行能力。 网络道德作为网络世界的道德规范，一方面能够对人们的信息行为提供判断的标准，另一方面又可以对人们的信息行为加以制约和约束。与现实社会不同的是，这种制约和约束，主要依靠主体的“自律”，即自己约束和控制自己。当然，网络道德的“他律”作用还是存在的，只不过由于虚拟世界的特殊性，这种作用较难得以发挥。由于网络道德环境缺乏他人的干预、过问、管理和控制，这就要求人们有较高的自律性。如果说传统社会的道德主要是一种依赖性、他律性道德，那么网络道德则是一种自主自律的新型道德。 网络道德的建立对规范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广大网民的网络行为会起到积极作用。但网络道德操作性比较差，因而教育大学生自觉强化自律精神和责任意识，自觉遵守网络道德，履行一个公民应尽的社会责任，成为高校网络道德教育的关键出发点和归宿点。网络道德最终通过个人的自律才能真正落到实处。“一个不能克服自身相互斗争的因素的人，又怎能抗拒生活的猛烈冲击，怎能安静地从事活动呢?”没有道德的自律，一切网络道德规范都不能成为实存的道德行为和道德风尚，而只能成为无意义的虚设之物。所有的网络规范要实现其价值，成为实际的道德风尚，只有通过主体自愿地认同道德规范并加以践行，从而将外在的网络道德要求内化为自觉的行动。唯其如此，才能约束网络行为的“为所欲为”，使之成为“从心所欲”而又“不逾矩”的行为。就网络道德的内化而言，慎独是遵守网络道德规范的重要途径。慎独是指人们在没有社会和他人监督的情况下，仍能保持清醒的自我约束，坚持符合社会规范的道德信念，自觉地按正确的伦理准则行事，其基石是人的良知。慎独是一种道德境界，是自律的前提和保障，努力提高自身的自律能力，从而达到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道德境界，这是高校网络道德教育的目标所在。 目标教育论文:高职心理健康教育面临的问题、困境及目标体系构建 摘要：高职学生的主要心理健康问题有性格不佳、品行不良、情绪波动和学习困难四种类型。高职学生的心理素质教育目标体系可以分为智能目标、思想品德目标、个性目标和职业指导目标四个方面。 关键词：高职；心理健康教育；问题与困境；目标体系 心理健康教育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与难点，也是教育工作者、家长和学生广泛关注的焦点。高等职业院校（以下简称高职）作为高等教育中的弱势群体（一些家长和学生甚至认为职业教育属于“三流学校、三流教师、三流学生”），在普通高校迅速扩招、就业压力越来越大的背景下，高职学生较之普通高校学生在思想和精神上面临着更大的考验，在心理上承受着更大的压力，因而其心理健康教育也同样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困难和挑战。 高职心理健康教育面临的问题 高职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既根源于学生身心素质本身，也受到家庭和社会的重要影响，既有普通高校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共性，也有自身的特点，最主要的问题有以下四种类型： 性格不佳性格是指人对现实的态度和行为方式中比较稳定的独特的心理特征的总和，对品德的形成、个性的发展乃至事业的成败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爱因斯坦曾说过：“优秀的性格和钢铁般的意志比智慧和博学更为重要……智力上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性格的伟大，这一点往往超出人们通常的认识。”高职学生往往因为求学道路或人生道路上遭遇过多的坎坷而性格不佳，怯懦、自卑、狭隘、嫉妒、敌对、暴躁、猜疑等现象严重。陈国梁、唐慧敏通过调查认为：职业院校学生“目标模糊，学习缺乏动力；自信心不足，自卑感较严重；依赖性过强”。教育部前两年在全国8个省市、七十多所高校近两万名大学生开展的心理健康专题调查显示：高职学生的性格不佳主要表现为自卑自弃、性格脆弱、狭隘独尊、自我封闭、是非迷惑、诚信反叛。可见，高职学生性格不佳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品行不良品德是个人依据社会道德采取行动时表现出来的稳定的心理特征和倾向，是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行为的综合体。其中道德行为是品德的核心成分。一个人的道德面貌如何，最终要通过道德行为表现出来。品德的形成具有多端性和复杂性，道德认识是道德情感产生的基础，而道德情感又影响着道德认识的形成及其倾向性，人们在道德认识和道德情感的基础上产生道德动机，并引发出一定的道德行为，道德意志调节和控制一个人的道德行为，使之贯彻始终，成为道德行为习惯。品德的形成是这四个基本成分共同发生作用的一种综合平衡发展的过程，当这个过程的任何一环出现问题时，品德的形成便会受到影响，从而出现品行问题。高职学生相对于普通高校的学生来说，品行问题原本就不理想，经历高考失利之后，挫折感严重、自信心不足、理想信念扭曲、学习和生活目标不明，品行问题更显突出。根据笔者对广西4所高职院校1200名学生的研究，高职学生有过品行问题的占71.8%，共862人，其中排在前10位的依次是：考试作弊（55.6%）、破坏公物（43.8%）、暴力行为（33.5%）、藏有色情刊物或图片光盘（31.8）、逃学（28%）、酗酒闹事（23.5%）、偷窃（21.8%）、骚扰异性（19.5%）、恐吓他人（16.9%）、赌博（14.3%）。 情绪波动，情感不稳情绪和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态度体验及相应的行为反应。情绪和情感与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也是衡量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之一。美国心理学家特曼（l.m.terman）在1921年曾对25个小学中选出的1508个智商较高的男女同龄学生进行追踪研究，在他们成年以后，以事业成败为标准，将他们分为“非常成功”、“比较成功”和“失败”三类。他对150名最成功的智力优越者的研究结果表明，能取得卓越成就的人不仅仅因为他们具有良好的智力因素，热情、自信等积极的情感因素在其中亦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绝大多数高职学生的年龄在16～21岁之间，正是青春期即将结束，迈向青年期的关键时期，心理上的“断乳”、学习竞争与就业压力给高职学生的心理带来巨大的冲击，在经历情绪和情感上的激动与混乱之后，一部分人表现出消沉、冷漠、焦虑、暴怒、抑郁、挫折感等不良情绪反应，对人格的形成带来极大的影响。根据赵新龙、李健美的研究，高职学生有相当严重的焦虑、抑郁、挫折感、孤独等情感问题。 学习困难学生的学习是在学校和教师的指导下，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的以掌握一定的系统知识、技能，形成科学世界观和优良品德为目的的活动。学生的学习不但受其自身智力和非智力因素的影响，也受家庭、学校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其中学校环境和教师的教学水平具有重要的作用。由于学生的学习行为与许多因素有关，因而学生的学习困难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据对北京市中学生的调查，因学习问题（主要是不爱学和不会学）而处于烦恼中的学生，在初中生里达到58.6%，在高中生里达到72.4%。高职院校的学生由于受基础较差、认知障碍以及不良非智力因素的影响，学习困难问题更为突出。本人在去年所作的初步调查显示，高职学生存在学习困难的占78.9%，其中排在前三位的是：厌学（53.4%）、认知障碍（35.7%）、环境干扰（25.6%）。 高职心理健康教育面临的困境 明确高职心理健康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可能性，其实这只是一种应然状态，而高职心理健康教育的实然状态却不得不令人担忧。王利华、肖凭、郅利聪所做的高职学生与普通高校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比较研究显示出高职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更为突出。虽然高职心理健康教育常抓不懈，而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却越来越突出，主要原因是高职心理健康教育面临三个难以超越的困境： 缺乏专业的心理健康教育师资高职院校虽然非常重视心理健康教育，也时常选送一些青年教师去参加心理咨询和心理健康教育的培训，但由于这些教师太多是职业技能或公共课的专任教师而并非心理学专业的教师，他们也许能按照心理健康教育教材讲课，但很难从根本上解决心理健康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因为能够胜任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教师，不仅要掌握关于心理卫生和心理健康教育的基本知识，具有开展心理辅导和心理咨询的能力，还要有科学合理的思维方式、正确先进的教育观念、积极稳定的情绪与情感、完美的性格特征、较强的人际交往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 以学科为主的课程设置很难形成心理健康教育的整体合力高职学生心理健康的主要问题是综合性的，既有其自身的原因，也有社会方面的影响，还与学校和家庭教育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因此，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整合多方面的力量。就学校教育而言，所有的教师和所有的课程都必须担负一定的心理健康教育的职责，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所有的学科课程都不涉及心理健康教育，绝大多数的教师都认为心理健康教育是心理健康教师的事，与己无关。 高职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和任务不明确许多高职教师知道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也想把心理健康教育整合到自己的教育教学活动中，但由于不熟悉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和任务，因而无从下手，使心理健康教育流于形式，“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 高职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体系 基于高职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综合性和整体性以及高职心理健康教育面临的师资、课程设置和目标、任务不明三大困境，构建科学合理而又切实有效的目标体系便成为解决高职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最佳切入点。首先，构建高职学生心理素质教育目标体系必须探讨心理素质的内涵实质。笔者认为，心理素质主要由心理过程（认识过程、情感过程和意志过程）、心理状态和个性组成，是先天遗传与后天环境及教育的“合金”，是个体身心全面发展中相对于身体素质的另外的部分，即心理素质。其次，构建高职学生心理素质教育目标体系必须与我国现行的学科教育体系以及人们的习惯认识结合起来，否则再好的目标体系也会与实践脱节，导致心理素质教育每个学科都有份，而每个学科都不管的局面。再次，构建高职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体系必须遵循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按照一定的规律编排成一个科学的目标树，从而使目标体系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可行性和可操作性。按照这样的思路，结合本人多年的实践经验和研究成果，我认为可以把高职学生心理素质教育目标体系分为智能目标、思想品德目标、个性目标和职业指导目标四项，其体系如下图所示： 智能目标主要由文化课、专业课和技能训练完成。智能目标包括知识与技能，或者说是智力与能力，是直接影响学生活动效率和质量的主要心理因素。智能目标旨在培养高职学生的基础知识与方法、基本智力与能力、专业知识与专业技能等方面的心理素质，为学生终身学习、适应岗位群奠定基础。由于职业院校的教育教学“以就业为导向”，而学困生又比较多，因而目前特别要注重认知技能、元认知技能和专业技能的训练。 思想品德目标主要由“两课”完成。思想品德是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格的核心，决定着一个人的精神面貌，高职学生的思想品德目标主要是培养学生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培养对一切事物正确的思想观点、形成良好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规范。由于高职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特别突出，而心理健康与思想品德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两课”担负着心理健康教育的重大使命。目前高职院校的德育虽然注重社会规范方面的要求，但与职业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联系较少，针对性不强、实效性不高。 个性目标主要由心理健康教育课完成。广义的个性也叫人格，它涵盖了知识、能力、性格、气质、情感、意志、态度、价值观等许多内容。个性目标结合学科教育体系和职业教育实践旨在培养高职学生健康的性格、良好的情感和意志、完美的人际关系和自我意识。职业院校虽然重视心理健康教育，但因起步晚、经验不足和专业师资缺乏，学生的性格问题、情感问题以及性心理卫生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应当引起职业院校的高度重视。 职业指导目标主要由职业指导课完成。职业指导是对大学生进行职业观教育、职业选择分析、职业心理分析、职业生涯设计的过程，也是提供职业信息和进行职业素质培养的过程。高职学生的职业指导目标主要是为了培养学生正确的职业理想、信念、价值观以及良好的职业情感和态度，形成一定的获取就业信息、进行职业选择分析和职业生涯设计、就业和再就业等职业适应的能力。 目标教育论文:浅析信息素养 中学信息技术教育的最终目标 论文关键词：信息素养　信息技术教育 论文摘要：信息素养不是天生就有的，是通过后天的培养与自身努力取得的。本文分析了中学信息素养培养的重要性，指出了现行中学信息素养培养中存在的问题，根据笔者的教学经验，重点阐述中学信息技术课堂对学生信息素养培养的探索与实践，以期对所有信息技术教师在教育教学中有所启发。 社会正迈入网络化、信息化的时代，信息素养将是所有公民应具备的、终生有用的基础能力之一。教育要迎接信息化社会的挑战，就要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 一、中学信息素养培养的重要性 （一）信息素养培养是高中新课程改革的要求。《技术课程标准》明确提出高中信息技术课程以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为宗旨，使学生在信息技术应用实践中，提升信息素养，从而支持全面的基础文化素养的发展。 （二）信息素养培养是素质教育的要求。素质教育是以提高全民素质为宗旨的教育，以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全面素质为根本宗旨，在信息化时代，信息素养已成为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信息素养培养是终身学习的需要。当今，终身教育、终身学习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信息素养正是终身学习的前提条件，从根本上说具有信息素养的人是那些知道如何学习的人，他们知道如何学习是因为他们知道如何组织、查找、利用信息。 （四）信息素养培养是现代信息社会的需要。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信息素养已成为现代公民整体素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信息社会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鉴别、评估、分析、使用和创新信息，要解决这些问题都要求人们具有信息素养。 二、现行中学信息素养培养存在的问题 （一）传统教学方式的制约。新课改中，要求师生之间积极交流、合作，在互动中进行创造性学习。但是，由于受传统的教学方式影响，学生习惯于老师讲、学生听的教学模式，因此，学生在新课改中有点不适应，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互动的积极性不够。 （二）信息素质差异大。各地区中学由于受经济、区域等多方面的影响，学生信息素质参差不齐，就计算机而言，有的基本的计算机知识还不懂，有的懂一些基本知识和基本操作，有的经常接触计算机，甚至是高手。 （三）信息技术不重视。信息技术暂没有列入高考科目，社会、学校、学生不重视，学生自主学习知识的深度、广度就有限了，信息素养培养就落后。 （四）信息素养与信息技术区别不清。信息素养是一种信息能力，信息技术是它的一种工具。但许多教师认为，信息技术就是信息素养。 （五）片面地理解培养学生信息素养的含义。信息素养是多方面能力的综合体现，qq聊天或打游戏的高手未必就是信息素养的拥有者。 三、信息技术课堂对学生信息素养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一）教师要融入新课改，转变教育教学观念。在信息技术教学的观念转变中，教师应该首先认识到，信息技术课是必修课，管理上要重视起来；其次学生素质的培养是各门学科教育共同努力的结果，然而现在许多老师认为非高考科目不重要，这种思想潜移默化到学生，直接影响到信息技术课的教学。我们必须得尽快融入新课改，转变观念，给信息技术以应有重视。 （二）教师要努力提高自身的信息素养。教师的信息素养状况对学生的信息意识的启发和学习热情有直接的影响。教师要逐渐转变为学生学习活动的促进者、组织者和指导者，教师要不断的学习、交流、实践。教师自身信息素养的提高，为学生的信息素养培养营造良好环境。要努力创设培养信息素养的学习环境，及时了解信息技术的最新进展，为学生能够解决将来可能出现的问题做准备。 （三）要精心组织课堂教学，使学生熟练掌握各种信息工具。信息素养教育应遵循学生的生理条件、学习心理规律，以发展学生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为立足点，促进学生信息素养的提高。要通过对课堂的有效教学，使学生能够熟练使用各种信息工具，特别是网络传播工具，为进一步培养学生信息素养奠定基础。 （四）要充分利用现代化网络，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在网络环境下，有利于培养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索、善于合作的精神，培养学生利用因特网搜集、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培养学生文明使用因特网的基本信息素养。教师要利用网络这种交互方式的显著特点，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五）要综合地创设信息环境，培养学生信息素养。在任何一节课的教学中，都不可能只应用一种教学方法，是多种教学方法的综合运用。教师在教学设计时，要考虑如何有效利用现有的信息环境，使同学在各种信息环境中，做到课前收集、储存信息，课中传递、交流信息，课后运用、创造信息。 （六）要注重信息技术与其他学科的课程整合。教师要把信息技术当作学生认知的工具，在信息技术与学科的整合过程中，信息技术必将成为学生获取、加工、运用信息的最佳工具，而上网查询也必将成为学生获取信息的有效途径。如：学习“word文字处理”这一单元内容时，与语文课结合，利用文字处理功能写作文等，真正实现了信息技术作为学习工具的功能。 （七）要及时评价，让学生收获成功的喜悦。评价与教学过程一样重要，新课程强调尊重、赞赏，要让每一个学生都有展示自我的机会，体验到成功的乐趣和喜悦。评价作品的过程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还锻炼了学生的语言组织、表达能力，审美能力。通过评价交流，分享成果，拓展了思路，使学生的认识和情感得到提升。 四、中学信息技术培养信息素养还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多开展一些有利于学生个性发展的信息技术兴趣小组和课外活动，组织各项信息技术竞赛活动，推动学生的个性发展。 （二）在对学生进行信息素养培养时，应尽可能地创设现实生活的情境，将信息技术作为交流的工具、研究的工具、决策的工具、创新的工具。 （三）要通过家庭教育、社会网吧监督与管理以及加强对学生的引导来形成合力。 信息素养培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我们必须不断努力，不断探索和挖掘培养和提高学生信息素养的最好方法，培养学生良好的信息素养，把信息技术作为支持终身学习和合作学习的手段，为适应信息社会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打下必要的基础。 目标教育论文:探析素质教育背景下的目标教学 摘要：目标教学在教学观念上体现了素质教育的思想内涵，在教学原则上反映了素质教育的实施准则，在教学措施上有效落实了素质教育的基本要求，在教学实践上开拓创立了素质教育的成功经验。由此可见，目标教学推进了素质教育的发展。 关键词：思想内涵；实施准则；基本要求；成功经验；推进发展 目标教学模式适应素质教育的需要，它既注重了教育面向全体的原则，因材施教的原则，让学生主动发展的原则，又注重激发学生兴趣，提高学习效率，全面提高教学质量。同时还注重学生良好的思想情操，良好的思想品德以及能力素质的提高。 一、目标教学在教学观念上体现了素质教育的思想内涵 目标教学是1986年美国著名教育心理学家布卢姆来我国讲学后兴起的。此时全国人大通过并颁发的《义务教育法》规定：“义务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努力提高教育质量，使儿童少年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为提高民族素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奠定基础。”目标教学的主旨就是为了实现素质教育这一总的目标，其主要着眼点就是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原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说：素质教育有三要义，就是“面向全体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让学生主动的发展”。而构建目标教学理论基础的教育观、学生观、教学观、评价观等正充分体现了素质教 育这些基本的思想内涵。 1.教育观。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必须使所有的儿童少年都得到最充分的发展，学校的教学就是提供能使每个学生达到他们可能达到的最高学习水平的学习条件，并帮助他们寻找个性完美的发展方向和道路，让每个学生都得到全面发展。 2.学生观。一是强调学生是具有独立人格的，有巨大潜能的，有个别差异的人。二是强调学生是具有极大可塑性的人，教学的任务是使他们尽可能接近我们期望的教学目标。三是强调后进生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学生早期发展和后来学习过程中的缺陷积累造成的，只要教育者给予更多的关爱，采取及时的反馈矫正等手段消除缺陷积累，后进生也可能成为优等生。 3.教学观。教学就是教会学生学习。教学就是要促进学生的知识、智力和能力的和谐发展，健全和完美学生的个性。教师的责任是努力选择适合学生的教学，让教师的教适应学生的学。目标教学的教学观十分明确的把学生摆在学习的主体地位上，要求教师须努力培养学生积极的学习姿态，通过创设各种学习情境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采取措施帮助学生掌握基本的学习规律和科学的学习方法。 4.评价观。目标教学强调评价的目的不是为了给学生分等，不是为了选拔和淘汰，而是对教学行为的价值判断。目标教学强调教学评价应贯穿在教学过程始终，他的功能不能只是对教学结果的评价，更主要的是改善教学。目标教学强调教学评价应有利于促进学生发展，应是成功教育的催化剂。 二、目标教学在教学原则上反映了素质教育的实施准则 目标教学的充分发展原则在强调贯彻面向全体学生，让学生全面发展、主动发展的思想指导下要求教师：一是要充分相信每一个学生的发展潜能，树立绝大多数学生都能学好的信念；二是要从大多数学生的实际出发，确定教学目标，制定教学方案，处理好教学进度和重点、难点，为每个学生提供有利的学习机会和条件，使每个学生都能得到最充分的发展。 目标教学的目标导向原则要求学生课前明确目标之一，就是要使学生学前明确任务，主动求学。反馈矫正原则中要求教师应努力培养学生的自我反馈意识，就是使学生在不断的反馈矫正中，及时发现自身的不足，主动努力并积极寻求帮助，及时获得矫正补救。 目标教学的合作原则特别注重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协同效应，把合作达标作为教学过程中的重要一环。这样便可在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上，加 强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的交往、交流和合作，使学生在掌握知识过程中逐渐形成学会学习、学会生存、学会关心他人和关心社会的人生态度。 三、目标教学在教学措施上有效落实了素质教育的基本要求 1.目标确定。素质教育以促进人的发展与完善为目标。目标教学正是通过确定的教育活动，使受教育者达到相应的素质教育。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完整的教学目标既约束着教师的教，也约束着学生的学。教师的教按教学目标定位，依据目标备课，紧扣目标教学，围绕目标训练，对照目标检测矫正。学生的学以教学目标定位。这样便加强了教学过程的有序性、和谐性，使得受教育者获得既定的素质培养。 2.因材施教。素质教育就是要在承认存在学生个体差异的基础上力求通过教育手段，因材施教，异步达标的措施，教师在统一教学目标的前提下，根据学生差异，确立不同的教学基点，采取不同的教学方式，分类指导，较好的落实因材施教、全面发展的要求。 3.同频共振。即在课堂教学中，教师乐教，学生乐学，在每一个环节中都力求实现师生之间的教与学发生同频共振，获得理想的教学效果。 综上所述，目标教学适应了素质教育的要求，从制定课时教学目标到教学目标的实施都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和提高。它从学生实际出发，面向全体学生，激发学生兴趣，培养学生能力，使之成功、活泼的学习，全面和谐的发展，推进了素质教育的发展。

航空工业管理体系研究:航空工业管理体系改革回顾 我国航空工业自1951年建立后,通过全面学苏联,经过不长的时间,建设起了一批骨干企业,实现了从修理到仿制的过渡,为航空工业的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以后又经过几十年的建设,航空工业从小到大、从修理到制造、从仿制到自行研制,逐步形成了门类比较齐全,拥有科研、生产、教育各个方面的工业体系,共仿制、研制型号70余种,生产各类飞机1.5万余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成为我国高技术产业的一支重要力量。但也要看到,我国航空工业管理体制长期以来基本上还是军事工业的体制,对外高度封闭,内部结构失衡,重军轻民,重生产轻科研,依赖国家财政支持,缺乏活力。虽然建立了航空工业体系,但摊子大、力量散,形不成拳头,在管理体制上存在着致命的弱点。 管理体制的历史沿革 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航空工业管理局(1951年4月～1952年7月)1951年4月18日,中共中央决定为适应空军建设需要,在重工业部设立航空工业管理局,统一负责飞机的一切修理工作。5月15日,重工业部转发政务院4月29日文件,正式批准成立航空工业管理局,由段子俊任局长。同年5月,重工业部航空工业管理局在沈阳市民生街63号开始办公。7月16日,政务院决定任命重工业部部长何长工兼任航空工业管理局局长,段子俊、陈一民、陈平任副局长。 中央人民政府第二机械工业部第四局(后又称第一机械工业部第四局、第三机械工业部第四局)(1952年8月～1963年9月)1952年8月17日,中央人民政府第17次会议决定,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第二机械工业部,任命赵尔陆为部长,并将原重工业部兵工总局、航空工业局、北京工业学院和干部学校划归第二机械工业部(后为第一机械工业部)领导。赵尔陆部长兼任航空工业局局长,王西萍为副局长。1955年3月,王西萍任航空工业局局长。1958年2月,第二机械工业部与机电部合并为第一机械工业部,航空工业局改称为一机部四局。1960年9月1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29次会议决定,把原军、民品统一管理的第一机械工业部重新分为主管民用机械的第一机械工业部和主管国防工业的第三机械工业部(即国防工业部),张连奎任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薛少卿为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兼航空工业局局长。航空工业局改为三机部第四管理总局。1961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5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孙志远为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机械工业部(1963年9月～1982年4月)1963年9月,中央决定将国防工业部(即老三机部)按专业分开,成立航空工业部,代号仍为第三机械工业部,任命孙志远为部长,刘鼎、吴融锋、段子俊为副部长。不久又对国防工业生产与科研的体制作了调整,1965年1月,航空研究院与第三机械工业部合并。1966年开始的“”使航空工业的管理体制受到严重冲击。 1967年5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宣布对三机部实行军事管制,10月周洪波任军管会主任。1969年8月,成立航空工业领导小组,由空军牵头抓航空工业,吴法宪任组长。事件以后,航空工业又划归国务院领导,1972年3月,任命李际泰为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粉碎“”后,扫除了航空工业前进道路上的障碍,1977年12月5日,中共中央任命吕东为第三机械工业部党组书记、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航空工业部(1982年4月～1988年4月)1982年4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四个军工部机构改革后领导干部任职的通知,莫文祥为航空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副部长王其恭、崔光炜、高镇宁、何文治,科技委主任姜燮生。1983年12月,中央批准姜燮生任航空工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1982年6月,航空工业部正式通知撤销航空研究院,有关业务与部机关对口司局合并。中华人民共和国航空航天工业部(1988年4月～1993年4月)1988年4月9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成立航空航天工业部。4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以第2号令任命林宗棠为航空航天工业部部长。5月3日,国务院任命姜燮生、刘纪原、何文治、孙家栋为航空航天工业部副部长。7月5日,航空航天工业部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1993年4月～1999年6月)1993年4月22日,国务院根据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批准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下文撤销航空航天工业部,成立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由朱育理任总经理,王昂、张洪飚、张彦仲任副总经理,后又增加刘高倬为副总经理。 中国航空工业第一、第二集团公司(1999年7月～现在)1998年3月,国务院作出了“逐步将各军工总公司改组为若干个企业集团公司”的决定。经过一年多的酝酿和论证,1999年3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开会,讨论批准了五大军工总公司改组的方案。1999年7月1日,中国航空工业第一、第二集团公司成立。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由刘高倬任总经理,杨育中、石川、顾惠中为副总经理,刘思诚为党组成员。2006年6月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由林左鸣担任总经理。中国航空工业第二集团公司由张彦仲任总经理,池耀宗、梁振河、宋金刚为副总经理,王守信为党组成员。2003年3月中国航空工业第二集团公司由张洪飙担任总经理。 管理体制变革中三次大失误 回顾50多年来航空工业管理体制的变化,其中比较大的失误有三次。一是部院合并,严重削弱了航空基础研究的力量。20世纪60年代初苏联中断技术援助后,中国必须更多地依靠自主研发。1960年12月中央批准聂荣臻元帅的建议,把有关国防工业的研究力量集中起来,成立航空、舰艇和无线电电子三个研究院。1961年6月,在划拨航空工业局所属的六个研究所、空军的四个单位和哈军工有关专业的基础上,航空研究院即国防部第六研究院(以下简称六院)正式成立,建制属国防部,由国防科委领导。六院成立不到一年,航空工业局提出重新调整科研体制,要求把六院划归工业部门。1962年3月罗瑞卿总参谋长召集会议讨论此事。会上争论激烈,分歧很大。罗总长决定暂时搁置,“再看两年”。同年7月,国防工业部又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上报《关于调整国防工业研究设计体制的意见》,要求由国防工业部收回19个研究院。1963年9月,国防工业部(原三机部)按专业分开,成立航空工业部,代号仍为三机部。1965年初,六院与三机部合并。“”期间,航空研究院(即六院)从1967年起被军方接管,但科研体制基本未变。1973年年初,受委托召开航空汇报会。他在最后总结发言中指示:三机部和航空研究院要实行“部院结合,厂所挂钩”,要求三机部和研究院共同组织一个党委,统一领导,研究院负责人要进入三机部党委,任副书记;研究院要把科研统统管起来。当年8月,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决定,按“部院结合,厂所挂钩”原则,将航空研究院划归三机部。1977年吕东任三机部部长后,航空研究院再度受到重视。但吕东离开后,三机部于1982年6月将航空研究院撤销,其科研管理工作划归航空工业部的科技局,但在与国外合作交流时,仍然沿用中国航空研究院的名义。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航空工业部再次成立航空研究院,到1993年再次被撤销。部院合并,设计、研究院所都隶属于总公司。 撤销航空研究院严重影响了航空科研健康发展,削弱了航空基础技术研究,使我国航空工业的技术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越拉越大。二是航空航天部合并,没有取得强强联合应有的效果。1987年下半年,随着七届人大召开时间的临近,国务院各部委机构调整的方案设计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考虑到美国和欧洲的航空航天工业都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在我国最高领导层中,对中国航空和航天工业合并的呼声也很高,很快就确定下来,明确了负责人,开始了“三定”方案的设计。1988年1月12日,林宗棠同志向李鹏代总理汇报航空航天工业部“三定”方案的初步设想,当时重点汇报了这样几个问题:一是部的名称叫“航天航空工业部”,还是叫“航空航天工业部”?李鹏说,航空工业部建立在前,航天工业部建立在后,国际上通称Aerospace,也是航空航天,以后就叫“航空航天工业部”吧!二是如何进行联合?林宗棠同志提出按“小政府,大集团”框架组建,企事业按型号类别逐步联合组成十几个企事业集团,如飞机六个、航空发动机一个、航空机载设备一个、战略导弹一个、空间技术一个、战术导弹五个等,下面的骨干院、基地、企业先不动,采取先松散、后紧密,逐步联合的做法。李鹏表示赞成,并说,航天部几院不要动,逐步联合,不要搞乱。三是要不要组建航空航天基础技术研究总院?李鹏说,把共性的所组成总院,我赞成,但不要把原来各研究院的所硬性地拿出来,要有灵活性。1988年7月5日,航空航天工业部正式挂牌成立,成立后马上碰到许多棘手问题,如办公地点、干部设置、如何办公等等。 航空航天工业合并没有成功,在于事先没有充分征求业内人士意见,事后也没有对推进联合进行认真的讨论。应该说,航空与航天工业同为一体,在国际上有先例,在我国也不是不可能,关键是如何精心组织和运作。比如,航空与航天的产品制造工程的实体可以分开,这是由于我国航空工业与航天工业相比,有两个基本不同点:第一,我国航空工业是从仿制起家的,是先修理、生产,然后发展到自行研制,而我国航天工业是先有设计然后才有工厂,工厂始终附属于研发和设计。第二,航空军民用飞机有载人、多次使用的特点,要求长寿命、高可靠性、高安全性、高效益、低成本,而航天生产的导弹、卫星、运载火箭等技术要求也很高,但基本上是一次性发射使用。而航空与航天的基础技术部分具有共性,应该有效地结合,做到资源共享。 由于航空航天工业部成立后,各方意见极不一致,领导忙着处理具体事务,加上结构调整根本动不了,从而形成了“两块铁板、一个焊点”的现象,使原先设计的方案根本无法实施。这样的局面维持了五年,到1993年航空工业与航天工业终于又分手。三是航空工业总公司分为两个集团公司,加剧了矛盾和重复建设。1998年3月,国务院作出“逐步将各军工总公司改组为若干个企业集团公司”的决定。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反复酝酿和论证,1999年3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门开会,讨论批准了五大军工总公司改组的方案,对国防科技工业体制进行重大改革。国防科技工业体制的改革明确了三条:(1)国务院重新组建国防科工委。(2)中央军委成立总装备部。(3)将五大军工总公司改组为若干企业集团公司。在确定集团公司组建原则时,朱镕基总理强调,要适度引入竞争机制,通过组建两个实力大体相当的集团公司,在军工企业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适度竞争的机制,使两个集团公司都有保军任务,两个集团公司实力大体相当。航空两个集团公司在组建方案中明确了以下几点:一是按照“分工协作,发挥优势,各有侧重,有序竞争”的原则,加强团结和合作,共同发展我国的航空工业。二是为了避免重复建设,航空老产品按现行配套关系继续执行,新产品按国家批准的航空工业军品科研生产能力调整方案及有序竞争的原则进行配套。三是对重大项目采取联合研制、生产的办法,由双方分担任务和研制经费,发挥各自优势,按分工承担责任、风险,享受收益。四是航空研究院所主要依托第一集团公司管理,同时为两个集团服务。五是中航技等为两个集团公司服务的、涉及军品的直属专业公司采取股份制的办法,组成董事会进行管理;供销公司也要为两个集团服务。这些写在纸上的东西实际上都没得到很好执行。事实上,航空工业分为两个集团公司以后,矛盾加深,重复建设加大,出现了以邻为壑、力量分散的新情况。飞机研制的技术力量,如强度、气动、试飞、飞机设计、机载设备等,集中在一个集团;中型运输机、直升机研制生产以及起落架专业化厂等却在另一个集团;一些公益性、基础性科研院所本应该为两个集团服务,而实际上服务起来很困难。 管理体制改革的探讨 当今世界航空工业,联合、竞争、专业化是发展大趋势。西欧各国为了与美国抗衡,出现了法、英、德、西班牙四家公司为主,荷兰、比利时两家为协作公司的跨国合作的空客模式。空中客车公司开展国际合作,扬长避短,发挥联合优势,进行分工合作,充分发挥各成员公司的技术特长和优势,从而保证了合作的成功。美国波音与麦道强强合并,更体现了这一世界潮流。而我国航空工业体制长期封闭、僵化,缺乏活力。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我国航空工业的管理体制经历了一系列的演变:航空工业部航空航天工业部航空工业总公司中航一集团和中航二集团。尽管经历了这样的演变,但这个体制仍然是从原来的主管行政部门的传统体制直接继承过来的,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为了加快我国航空工业的发展,必须理顺航空工业的管理体制,统一思想,理清思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将各方面力量有效地组织起来,取长补短,发挥航空工业总体优势。 (一)进行专业化重组,建立飞机、发动机、机载企业独自发展的经济实体。国外飞机、发动机、机载企业都是独立存在、各自发展的。欧美国家如此,俄罗斯最近也单独成立了飞机和发动机集团,并特别申明不含机载设备。而我们混在一起,互相牵制,影响航空工业的长远发展。首先看一下国外航空发动机企业的情况。美国普拉特•惠特尼集团公司:简称普惠公司,是美国最大两家航空发动机制造公司之一,也是世界主要航空燃气涡轮发动机制造商之一。公司雇员4万人,年销售额为60多亿美元。 通用电气公司:也称GE公司,是一家多元化经营的跨国公司,涉及12个主要领域,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有经营业务,在25个国家开设有250个工厂。其中航空发动机集团有民用发动机分部、军用发动机分部和船用及工业发动机分部。GE公司雇员22万人,年销售额为600多亿美元。联信发动机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中小型发动机制造厂商,在辅助动力装置、小型涡轮发动机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公司雇员5600人,年销售额为17.5多亿美元。加拿大普拉特•惠特尼加拿大公司(普惠加拿大公司):是专门设计和制造小型燃气涡轮发动机的著名厂商,成立初期是美国普惠公司在加拿大设立的活塞式发动机维修中心,现在是美国联合技术公司的子公司。该公司研制的PT6系列发动机,已有30多个型号,产品广泛用于150多个国家的支线飞机、直升机和轮船。英国罗尔斯•罗伊斯公司:简称罗罗公司,是世界三大航空发动机企业之一,主要有民用发动机、军用发动机和直升机发动机三类产品的研制、生产和销售。公司雇员3.6万人,年销售额为50亿美元左右。法国国有航空发动机研究制造公司:简称斯奈克玛公司,为法国唯一的大型军用和民用航空发动机制造公司,也是世界主要发动机制造商之一。公司雇员1.1万人,年销售额为140亿法郎。透博梅卡公司:主要生产中小型燃气涡轮发动机。公司雇员3700人,年销售额为20亿法郎。再看看国外航空机载设备企业的情况。 美国联合信号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航空航天设备制造厂商之一。公司在辅助动力装置、空中环保系统、发动机控制系统、航空电子设备及机轮和刹车装置等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公司雇员9万人,销售额超过150亿美元,其中航空航天公司雇员3.8万人,销售额为50亿美元左右。霍尼威尔公司:研制生产航空航天电子控制设备,主要有数字飞行指挥系统、飞行管理系统、飞行显示系统、飞行控制系统、电子飞行仪表,包括平视显示仪、卫星通讯系统、惯性基准及全球导航系统、防撞系统、自动测试设备、大气数据计算机和气象雷达等。公司雇员5.2万人,销售额为60亿美元左右。GM休斯电子公司:休斯公司按业务范围分为四个子公司———航宇及防务公司、导弹系统公司、电子系统公司和民用工业公司。产品为雷达及通讯系统、电子光学系统、武器系统和信息系统。公司雇员7.9万人,销售额为140亿美元左右。 英国马可尼公司:隶属于英国的通用电气公司,下设马可尼航空电子公司(雇员8700人,年营业额42亿美元)、马可尼雷达和控制系统公司、马可尼通讯公司、马可尼仪表公司、马可尼防御系统公司和马可尼安全系统公司。卢卡斯宇航公司:欧洲最大的航空设备制造企业之一。该公司设计制造的飞行操纵系统、发动机控制系统、发电系统、电源控制系统和货物装卸系统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雇员7000多人,年营业额8亿美元。道蒂航空航天公司:是英国和欧洲最大的飞机附件公司之一,主要产品有飞机起落架、螺旋桨、液压设备和飞行控制系统等。公司雇员2800多人,年营业额3.7亿美元。法国汤姆逊公司:是世界著名的和欧洲最大的防务电子公司,在航空电子、光电子、通信、空中管制、防务系统、信息系统和软件等领域居欧洲领先地位。公司雇员4.9万人,年营业额360亿法郎,在世界100家航空航天大公司中排列12名。达索电子公司:产品有导弹自动引导装置、机载雷达、地面雷达及激光吊舱等探测系统。公司雇员2700人,年营业额为30亿法郎。意大利意大利航空设备企业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大型航空工业公司的航空设备(导弹)分部或子公司,如阿莱尼亚、阿古斯塔、马基、菲亚特公司均有航空设备分部或子公司;二是在大型电子设备公司中,设有研制航空设备的子公司,如意大利电子公司、菲亚尔公司、微型技术公司等;三是一些小型专业公司。意大利各型导弹的研制生产集中在阿莱尼亚公司和奥托•梅拉腊公司。它们属于国有机械金融集团。仔细分析这些发动机和机载企业有以下一些特征。 1.航空发动机企业基本上是垄断的。大型发动机世界上只有普惠、罗罗和GE三大家,小型发动机为加拿大普惠。其他发动机企业则把追求局部技术优势作为自己的发展战略。如法国斯奈克玛、德国慕尼黑MTU、意大利菲亚特等公司,尽管在某些部件方面具优势,都不独家研制整机,但都有总装线,通过参与联合组装,合作研制产品,占有一定份额。 2.航空机载设备企业能够独立存在并得到发展的都是专业化发展,人员少,技术精,通过提升产品的竞争力,追求最大的经济效益。如美国联信、法国汤姆逊、英国马可尼等,这些公司都是把某些机载产品作为主产品的专业化公司,而不是包罗万象的航空设备公司。这些机载设备企业与主机企业的关系是经济与合同关系,不对主机企业全面配套承担义务。 3.从世界主要发动机和机载企业的情况看,发动机企业基本上同飞机企业是分开的,航空机载设备企业则不然,有分开的(大多是技术有优势、产品有市场、经济有效益的企业),也有不分的(如意大利),有的是航空工业公司内设航空设备(导弹)分部或子公司,有的是民用电子公司内设航空设备的子公司。鉴于以上情况,建议我国航空工业也应进行专业化重组,形成飞机、发动机集团、机载设备中心协调配套的航空工业研制生产体系,建立有主产品、有竞争力、各专业独自发展的经济实体。 (二)组建国家级的航空科学技术研究院。我国航空工业建成的规模庞大的体系,从总体上看是粗放的、分散的、重复的且效率低下的,与世界航空工业发达国家有相当大的差距,与我国航天工业也有不小差距。究其原因,阻碍我国航空制造业技术水平提高的瓶颈不是别的,就是自主创新能力严重滞后。我国航空工业创新能力落后于航天工业,其原因是有两个不同点:一是航天工业是先有设计然后才有工厂,工厂始终附属于研发和设计。而航空工业是从仿制起家,先有工厂,然后才有设计和研制。二是航天工业一直保留有研究院,而航空工业曾经有过的航空研究院几经折腾已不复存在。正是由于这两大差别,中国航天工业自主创新能力强,在导弹、卫星、运载火箭、载人航天等领域硕果累累,而航空工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明显不足,一旦自行开发大项目就缺乏后劲。1992年,航空工业和航天工业分别获得国家100亿元的拨款。但航天工业却用这100亿元和后来追加的80亿元,于2003年10月把“神舟”5号载人飞船成功送上天,使中国成为继苏联/俄罗斯、美国之后世界上第三个能够独立自主开展载人航天的国家。航空工业却因AE100项目的失败而让国家把钱收了回去。这一显明对比说明我国航空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严重不足。要尽快解决这一问题,重要的措施就是尽快建立国家级的航空科学技术研究院。世界航空发展的历史进程表明,国家航空研究院对各国航空工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现在世界各航空强国都拥有自己强大的国家航空科学技术研究院。如: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总部设在华盛顿,在行政上隶属总统领导。其中兰里中心从事飞机、气动、强度、仿真、机载电子等研究,刘易斯中心从事发动机及高空模拟研究。它们的研究成果无偿转让给国防部、各航空企业、联邦航空局及其他机构。NASA还对各航空制造公司设计的新机和联邦航空局适航性鉴定提供技术基础。苏联(俄罗斯)中央空气和流体动力学研究院(ЦАГи)是苏联和俄罗斯航空工业各学科研究机构的摇篮,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航空科研中心之一。它拥有一批世界级的学者和许多世界级的科研成果。德国航空航天研究院(DLR)是德国最大的航空航天科研机构,直属联邦德国科技部领导。总部设在科隆-波尔茨。研究重点领域为航空、航天和能源技术三个方面。 英国皇家航空航天研究院(RAE)是英国国防部主要的航空航天科研机构。其总部和一些主要飞机、航天器科研部门都设在范堡罗。两个主要科研基地设在贝德福(侧重于飞行研究)和皮斯托克(侧重于发动机研究)。法国国家航空航天研究院(ONERA)为国家航空航天科学与技术研究机构,兼有工业和商业性质,由国防部监管。该院除与法国的许多研究机构有联系外,与美、英传统伙伴继续保持密切合作关系,与俄罗斯研究机构在空气动力和燃烧等研究领域开展了合作。欧洲航空研究与技术组织(Garteur)。为了在航空研究方面能与美国相抗衡,1973年,欧洲法、德、英、意、西、荷和瑞典七国政府协议成立一个联合组织即欧洲航空研究与技术组织(Garteur),其宗旨是鼓励和协调七国间航空研究院和航空工业公司之间航空科学研究的合作与开发,增强欧洲的整体实力。该组织设有理事会和执行委员会。以上国外航空科学技术研究院有下述共同特点:⑴“地位”、“级别”高,均是名副其实的“国家级”。如NASA是美国国会批准成立,直属总统领导。⑵人才荟萃、设备精良,拥有本国顶尖级航空精英和人才,拥有世界一级的科研设备和试验手段。⑶资金由国家给予保证。如NASA1999年的研究经费就达134亿美元。⑷研究院科研活动与企业分工明确,互相补充,不搞重复建设。科研成果无偿向工业企业转移。⑸科研成果突出,对航空技术发展起着重大推进作用。⑹航空研究院促进本国航空工业的发展,保证了航空技术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我国航空工业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坚持科研先行方针,建立坚实的航空科研能力,必须要有专门的基础技术研究机构,这是保证航空产品不断更新换代的可靠基础。只有拥有足够的技术储备,把基础打扎实,航空工业才能加快产品的研制的步伐。因此,为了提高我国航空制造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必须建立国家航空科学技术研究院,把航空工业的基础研究统一起来,由国家扶持、集中规划,建成类似美国NASA、法国ONERA、德国DLR之类的航空科研机构。这个国家航空科学技术研究院应具有以下特征。 1.国家航空科学技术研究院是国家级的、非盈利的科研事业单位,在政府领导下,统一组织航空技术的预先研究工作,并无偿转让研究成果。 2.国家航空科学技术研究院的任务是:进行前瞻性、基础性的航空科学技术研究,承担应用基础研究、探索研究、演示验证等科研任务,为发展新型飞机提供技术支持,同时代表国家对新研制的航空产品进行鉴定与评估。 3.国家航空科学技术研究院按飞机、发动机、机上系统与设备发展的“技术流”配置,突出总体研究,突出综合性。其技术专业应当涵盖航空预先研究的主要专业和内容。 4.国家航空科学技术研究院应当拥有成套的超声速、跨声速和低速风洞,发动机高空试车台和成套地面试验设备,大型结构强度和疲劳强度试验室,飞行试验试飞手段和全景飞行模拟机,飞行控制系统试验室,航空电子系统试验室,大型火箭撬滑轨试验场,大型水洞,巨型计算机等国际一流试验设施。 5.国家航空科学技术研究院要充分利用现有技术资源进行优化配置,逐步进行补充、调整、完善。 6.国家航空科学技术研究院的研究经费主要由国家投入。其投资强度应当在总体上能保障航空科学研究的顺利进行,保障国家级航空研究人员享有与其地位相适应的待遇。 7.鉴于航空、航天同属战略性高技术领域,特别是由于历史发展的渊源原因,航空、航天许多技术是相通的,因此,在建立国家航空科学技术研究院的时候,要站在国家高度,借鉴国际经验,统筹考虑航空航天的技术资源,优化配置,不搞重复建设。 (三)以重点产品为龙头,建立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航空工业长远体制。军民结合是长远方针,不是权宜之计,必须树立长期奋斗的思想准备。20世纪80年代航空工业军品陡降,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全行业需要大干民品,起到了一定作用。目前不少企业军品任务增加,要干的活很多。有的企业似乎对军民结合的必要性认识不足,这是很危险的。应该看到,由于我国现行体制的制约,航空工业摊子大、人员多的矛盾不是短时期能够解决的,只靠下岗分流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同时,随着形势的变化,军品任务也会有波动,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就会措手不及,这是历史的经验。因此,一定要居安思危,始终坚持军民结合的方针,坚持寓军于民,不仅在军品任务少的时候要搞军民结合,在军品任务饱满的时候也不忘搞军民结合,使军民结合在发展规划上占应有的位置。民用飞机是航空工业军民结合的重点产品,应集中力量予以突破。航空工业是代表一个国家工业先进水平的高科技产业。民用飞机包括航空零备件、三来加工,是航空工业军民结合的主业。我国航空工业在军用飞机研制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民用飞机发展一直没有走出路子。在历史上我国曾经多次进行民用客机的尝试。从20世纪70年代起,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航空工业多次跃跃欲试,要研制喷气客机,但是,不管是自行研制的,还是国际合作的,都无果而终,不是中途停止,就是生产一两架就下马了。现在我国的民用客机研制远不如美国、法国、英国以及俄罗斯,甚至有的方面与日本、印度等国家比较,也存在一些差距。近几年来,在国家的重视下,我国民用飞机出现了发展的好势头。国家决定研制大飞机。这是百年难逢的好机会,我们要抓住这个机遇,积极主动做好工作,积极争取国家大力支持,把航空工业军民结合的主业尽快发展上去。航空产品不少是军用与民用技术通用的产物,利用航空技术优势,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有很大的市场,比如,将航空发动机改装为工业燃气轮机,在油田发电、供热、注水等方面都能发挥重要作用。要利用航空技术优势,大力发展非航空产品,继续努力开发生产燃机发电、风力发电设备等,从技术基础上做出特色。机载设备厂和专业化厂的技术本身就是航空与非航空产品两用技术,只要根据市场需求调整产品结构,发展前景很大,应重点扶持发展。 同时,航空工业也要从实际出发,在内部建立国有独资为主的军用飞机制造企业和以产权多元化为特征的民用飞机制造企业,要运用新的体制和新的机制,采取合资、合作、股份化等新的运营模式,实现资本结构多元化,学会资产运作和资本运作,以实现体制和机制的转换,非航空产品的发展还要按其所属行业的规律进行,使之融入行业、融入地方、融入国际,以增强市场竞争力,从而使航空工业既执行国家的指令性计划,又立足于市场经济,依靠国家产业政策的长期扶持,建立产业发展的基本组织和体制框架,为全面改造我国航空工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航空工业管理体系研究:加快航空工业财务管理创新研究 摘要：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航空工业的作用是无法忽视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与航空工业具有密切相关的联系，为此，有必要在财务管理中多下功夫，以做到航空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在此基础上，重点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详细的探讨，在传统管理模式的基础上要想实现进一步的创新管理，就要在财务管理上多下功夫，创新性的管理模式为我国航空航天事业的发展指明了另一条崭新的出路，并且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下文中将作出具体的阐释。 关键词：航空工业；财务管理；创新 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正在呈现出高速发展的趋势，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一些风险性的投资，这主要体现在财务管理方面，这是因为企业在投资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风险，所以应该更加慎重，对企业的财务状况进行更加有效的管理，这有助于降低风险所带来的损失，保证社会的稳定发展。在航空工业的发展进程中，主要经历了几个重要的阶段，只有更加有效的运用财务管理方面的知识应用于航空工业中，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航空工业长远发展的目标，这具有极其重要的发展意义。 1我国航空工业的发展与财务管理创新 首先，应该认识到的是，在航空工业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变迁发展史，同时也经历了在不同阶段的创新性发展，正是因为如此，才更加应该运用所学到的财务管理方面的知识对航空工业进行进一步的发展，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变革。因此，转变发展方式，进行产业的优化升级已经成为我国当前发展的重要目标，创新是发展的第一生产力，财务管理作为航天工业中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就要做到将这二者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航天企业是社会发展中的主要企业类型，在航天企业中实现财务管理的创新发展是十分可行的，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航天企业已经由过去的负债逐渐转化为盈利的模式，这不仅要归功于体制上的改革，同时也要归功于观念上的创新。在发展的过程中，航天工业在财务管理中主要凸显了以下几种特点。其一是组织结构的转化，在现代化的企业管理中，航天企业主要是以总分的形式进行管理的，即在总的管理体系下又分别创设了不同的管理部门，具有不同的职能，各个部门分工合作，既相互影响，又相互制约，这样在共同发展的模式下实现了航天企业的创新化管理，在此基础上，还将自主经营权与业务管理权进行了有机的分离，以成本管理为中心，航空工业由此实现了大发展、大转变。在传统的管理中，航天企业是以三位一体的管理方式实现发展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三位一体的管理模式逐渐朝着新三位一体的管理模式转变，主要变革的内容是将企业品牌形象的提升作为发展的重点环节，品牌形象的提升不仅有助于在整个行业间树立起积极的形象，还有助于在国家的发展中树立起榜样，企业的品牌价值就是新的商业模式开展的契机，所以说企业品牌价值的实现有助于促进航天企业在我国地位的提升，有助于人们对于航天工业具有更加深刻的认知。 2我国航空工业财务管理创新之路 在我国的众多行业中，航天工业的地位是不可忽视的，因为这一行业关系到国家的未来发展与整体实力的提升，我国的经济发展正在朝着技术密集型的模式进行转变，未来的社会必然是科学技术为主的社会，是信息化的社会，因此，航空企业作为这一领域中的佼佼者，所肩负的责任是十分重要的，正是因为如此，才有必要大力开展财务务管理的创新之路，因为财务管理是企业中的中心环节，企业的发展与财务管理具有极为密切的联系，只有做到加快创新，才能实现未来发展的目标。刚柔并济是财务管理中首先要遵循的原则，在这一过程中，航空工业需要投入的资金量更大，这一点可以在其他国家的发展中借鉴相关的经验，航空工业具有系统复杂、工程量大，并且专业性要求高的特点，因此，只有加大资金成本的投入，才能创造出更多的科技成果，研究工作是一项漫长的过程中，在这之中会经历多次失败，并且也会面临众多的不确定因素，只有勇于突破，勇于挑战才能实现成功，才能获得更大的价值，这就要求财务管理实现刚柔并济的发展目标，将研发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进行有效的预防，针对投入与产出的特点进行资金的投入，将风险降到最低，这样财务管理才会在企业的发展中稳定下来，实现更加有序的管理，刚柔并济中，柔主要是针对环境的变化而言的，无论是外部的环境还是内部的环境，都要做到快速而又准确的进行决定，对于不确定性的因素可以在第一时间进行处理，长久的发展航空工业。刚则是指任何决策的制定都是以相应的法律法规为基本前提的，所有的活动，包括研究工作、研发生产都不能违背相关政策法规的规定，只有做到将刚与柔有效的结合在一起，共同为财务管理的创新性发展服务，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财务管理创新性发展的目标，促进航天工业的长远发展。除此之外，航天工业在发展的过程中还要努力实现纵向价值链的发展，当前，国际上的竞争环境应该使人们意识到这一环境的变化不仅是一次重要的机遇，同时也是一项挑战，只有抓住国际环境变化的大机遇，才能令财务管理朝着创新的趋势变化着。航天企业要更加重视产品的实际价值，不断优化产品生产过程中的生产流程，从生产、供应以及竞争等各个环节形成链条式的发展，并且以现代化的管理方式发展航天工业，不再以传统的管理方式对企业进行约束。在过去的纵向链条式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已经认可了价值链的重要作用，并且价值链的实现可以最大化的凸显产品的实际价值，在财务活动中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将财务战略进行了统一的调整，并且保证财务信息的有效性以及准确性。当价值链上的信息活动在一个个信息孤岛进行时，集团总部将财务管理制度和政策层层“下达”，集团成员单位将财务信息层层“上传”“、汇总”等活动的协同性、及时性、有效性无法得到保证。基于传统虚拟价值链的财务管理方式，虚拟价值链上的信息孤岛将使集团的财务政策、制度的执行力和控制力大大弱化，进行价值链重组和优化，实现整个集团的信息集成。最终实现集团能够做到集中管理和配置关键资源。 3结论 新经济条件下，创新是我国航空工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动力，财务管理创新是其战略实现的基础和保障。本文针对我国航空工业产业财务管理创新的特殊性、重要性及迫切性，有效、有针对性并有重点地解决了我国航空工业财务管理创新的难点问题。对于提高我国航空工业产业财务管理水平，促进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并实现其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卜嘉音 单位:海军驻沈阳地区航空军事代表室 航空工业管理体系研究:航空工业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方向与内部控制管控效果探析 【摘要】当前，我国航空工业企业多数为国有企业，其改革的重心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而建立的关键就是要有一套健全有效、合理规范的决策、执行和监督体系及责任追究制度。针对这些突出风险，本文将实现管理科学、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的内部控制目标位核心，进一步梳理了现代航空制造企业的内部控制建设方法。 【关键词】航空工业 全面风险 内部控制 探析 针对航空制造企业全面风险的梳理中我们发现，由于自身经营模式的不同，涉及的风险领域也与其他制造企业不同。在依照实际案例分析过程中，将航空工业企业识别了6项重大风险领域，比较突出的有市场、采购、质量风险等，这样按重要程度先后排序也凸显了航空制造企业与其他航空制造企业承受风险类别的不同。正如前文所述，航空工业企业风险管理特点是由其面对国际化市场的经营特点决定的，也是我国航空制造产业发展特点和在国际航空制造产业中的地位决定的，反映着较为复杂的历史渊源和行业背景。 一、全面风险梳理与控制目标构成 （1）销售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目标。受客户最终产品市场竞争力、经济景气因素和国际转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影响，客户的订单有调整的风险，相应对收入、采购成本、存货等因素也会产生较大影响。 内部控制目标包括每月跟踪客户订单执行情况，完成订单计划。继续加强客户沟通，开发潜在工作包，增加经济增长点。主动获得客户反馈，并制定行之有效的应急反应机制，降低客户损失，提高客户满意度。 （2）存货管理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目标。由于客户产品的技术还不成熟，需要更改设计或工艺，产量迟迟不能上速率，导致为部分产品批量采购的原材料、零件的账面增加金额大于产品交付所减少的金额，造成存货指标增加，且消耗较慢，对资金占用、存货占收入比等经济指标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内部控制目标包括与客户进行及时沟通，在订单变化时及时调整采购进度，减少存货对资金的占用。具体沟通措施包括日常沟通和商务洽谈以及高层互访等。坚持应用ERP系统进行采购申请、采购订单多级审批，采购比价审批，确保采购活动公开、透明。进一步平衡生产计划，逐渐控制批次投产数量，最大可能的实现多批次、小批量投产，降低存货水平。 （3）质量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目标。由于质量问题一旦发生，对企业信誉、产品交付进度、成本等因素的影响面较广，因此需要对质量风险重点关注。 内部控制目标包括持续组织开展质量管理标准、制度培训、内部审核和自我监督检查工作，找出存在的问题，确保实物质量。完善质量体系，修订相关文件，确保体系的运行有效性，并通过二、三方体系监督审核。 （4）采购管理风险与内部控制目标。突出表现在零件采购方面存在满足不了生产线需求的风险，可能会制约生产能力进一步发展。 内部控制目标包括积极调研并加强与国外、国内有实力的供应商的沟通，争取统一资源调配的支持，在国内解决关键零件生产线的问题，提高抗风险能力。 （5）技改基建风险与内部控制目标。新建生产线关系到企业今后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在建设过程中涉及到立项风险、安全风险、生产线评审风险等。 内部控制目标包括建立建筑设计的综合评审机制，在设计委托中明确设计质量及投资控制要求、设计深度要求，建立相应的检查控制措施。完善技改基建规章制度，有效进行立项风险控制和安全风险控制，将技改基建风险降低到较低水平；严把设备选型、论证和验收环节，兼顾设备的经济性和先进性，确保能顺利通过生产线评审，尽快达到设计产能。 二、内部控制运行实施效果 （一）进一步规范了企业生产、经营和管理行为 内部控制体系运行使企业生产、经营和管理行为得到进一步规范，企业各级干部员工能够也必须按照内部控制体系中的流程规范进行业务操作。通过内部控制所形成的相互协调与相互制约机制，能够及时地反映、检查、揭示和纠正生产、经营和管理行为中的风险和管理问题，从而不断改进企业日常工作，也能够促进内部控制体系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内部控制体系的建立和运行能够对企业内部各个职能部门和人员进行合理的分工、协调、监督、检查与考核。通过内部控制体系中所规定的各种程序和手段，可以将企业内部各个职能部门的方针政策、计划定额以及其他内部管理制度的情况反馈给企业管理部门，及时发现和纠正所出现的偏差，保证各项生产经营活动高效有序地进行，从而全面提高经济效益，实现各项预期目标。 （二）为企业风险防控和应对提供了有力保障 建立以风险为导向的内部控制核心观念，将企业内部控制的重点工作转移到建立针对关键风险点的关键控制活动上来，直接促进了全面风险管理工作于内部控制体系的进一步融合，为企业风险防控提供了有力保障。同时建立了内部控制监督与自评价的常态机制，以评价手段将控制措施与实际管控效果相关联，保证了内部控制运行的有效性，也为未来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奠定了基础。 （三）新的理论基础为同行业内部控制工作提供了先进经验 应用了全新的内部控制“一个基本目标、两个控制层面、四项具体内容”内部控制结构与功能框架和“三位一体”内部控制体系牵引运行机制指导内部控制体系建设，进一步拓展了航空工业企业内部控制体系建设领域的实施途径；同时，通过“强管理、练内功”的方式提高企业内部管理水平，提{了企业核心竞争力，促进了企业持续健康发展，也明确了内部控制组织职能分工，带动企业各层级人员参与运行。 （四）保证了企业财务会计信息的质量 财务会计工作涉及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方面，企业决策和日常管理所需要的信息绝大多数来自财务会计信息系统，准确可靠地财务会计信息是企业评价过去、控制现在及把握未来的重要条件，也是国家有关部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依据。内部控制制度通过制定和执行恰当的业务控制程序，科学、合理地划分职责范围，建立相互协调、相互制约的机制，可以使会计活动得到有效的控制，避免差错和弊端发生，从而可以保证财务会计信息的质量水平。

物流技术论文:以岗位技能尝试教学模式进行物流技术装备课程开发 【摘 要】职业学校教育目标一经确定，就必须研究、开发、构建一个紧贴教育目标的课程体系。科学合理的、能够实现教育目标的课程体系，是一个全面的、灵活的能够获得较大效益的课程方案。课程开发就是通过需求分析确定课程目标，再根据这一目标选择某一个学科（或多个学科）的教学内容和相关教学活动进行计划、组织、实施、评价、修订，以最终达到课程目标的整个工作过程。 【关键词】课程开发 岗位技能尝试教学模式 物流技术装备 一 课程开发概况 1.课程的定位 本课程采取岗位技能尝试教学模式，体现以“问题为中心”和“以项目为中心”的教学思想，通过在理论教学中辅之案例教学使学生进行实际问题的分析，采取电化教学的手段使学生得到立体、形象、直观的认识；通过校内、外实践性教学环节和学生自主完成四个课业，可锻炼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以及实际操作的能力。 2.课程目标 总体目标：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以面向全体学生的全面发展，实现内容的综合性和形式的多样性。让个体的感性和理性认识均衡地发展，提高学生素质，培养有较强适应力和创造能力的新型人才，推动课程研究、管理和开发队伍的建设，提高学校管理和开发课程的能力为总体目标。 具体目标：（1）学生方面：通过课程学习，培养学生终身学习的愿望和能力；让每个学生都学有所长，努力培养一技之长，为他们今后提供自我发展空间。（2）教师方面：通过课程的开发，拓展知识面，提高科研能力，改善知识结构，转变教学行为，增强课程意识。（3）学校方面：与国家课程、地方课程相互整合与补充，以加强课程结构的综合性、弹性与多样性。 3.课程的框架设想 每章包括四部分内容：（1）技能目标：根据教材内容和教学目标，提示重点内容和提出技能目标，并对各章结构进行梳理，化繁为简，从而对学生学习起指引作用，提高学习效率。（2）相关知识：根据教材内容和专业培养目标，将收集整理的、与各章内容相关的资料奉献给学习者，以扩大学习者的视野。（3）操作步骤：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对本章的技能操作进行指导，加深学习者对知识点的记忆。（4）本章习题：按照课程特点和考核的相关要求设计，包括名词解释、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判断分析题、问答题五种题型。通过演练习题，巩固所学知识。 二 岗位技能尝试教学模式 教学是学校的中心工作，课堂始终是职业学校“以就业为导向，以技能为核心”的教育教学改革的主阵地。近年来，我校积极倡导“课堂变成实训场，岗位尝试练技能”，逐步探索形成了适合我校实际的岗位技能尝试教学模式。 1.模式的内涵 岗位技能尝试教学模式，是以“做中学”“做中教”的职业教育思想为指导思想，以就业为导向，以岗位技能为核心，依托课堂教学和实训教学，对学生进行岗位技能训练，让学生在尝试中实践，在实践的发散和聚合中，实现教学目标和岗位技能目标相融合的一种教学模式。 2.模式的操作步骤 （1）学校通过企业调研，明确岗位技能目标。（2）根据岗位技能目标，制定相应的专业技能目标。（3）依据专业总体技能目标，确定具体的课程技能目标。（4）根据课程技能目标，确定每节课的课堂技能目标。（5）通过完成每节课的技能目标，最终实现岗位技能目标的达成。 以上操作步骤，以岗位技能目标的制定为出发点，通过落实专业技能目标、课程技能目标、课堂技能目标，最后以达到岗位技能目标为落脚点。这是一个完整的岗位技能目标的达成过程。按着这个模式来实施，能做到让学生和老师目标明确、专业对口、与岗位技能联系紧密，起到直接为学生就业服务的目的。 三 以岗位技能尝试教学模式进行物流技术装备课程开发的实例 如第2章：运输技术与装备。 1.明确技能目标 在实际运输中根据不同运输方式的特点，选择适宜的运输方式。 2.学生尝试技能 以5・12汶川地震为案例，让学生尝试说出选择的运输方式。 3.教师示范技能 师生共同学习：（1）运输的方式及特点；（2）影响运输方式选择的主要因素；（3）重新分析5.12事件案例选择的运输方式；（4）图片带动学生分析影响运输方式选择的主要因素，确定选择的运输方式。 4.学生练习技能 选择题（抢答）： 5.学生巩固技能 例：3W图书公司的总部在上海，为了满足五一黄金周的消费需求，4月25日从福州购进5000本图书，每本书的重量为500克，这些书需要在4月30日前运达上海。 针对上面给定的情景，选择合适的运输方式，将这批图书以最低的成本准时运达上海。 6.测评技能达标 运输技术知识实训考核标准一览表 7.课后作业 通过对下列问题的讨论，检测学生对运输基本知识的掌握。（1）今天，借助于发达的运输，无论何时，黑龙江的哈尔滨、新疆的乌鲁木齐都可以吃到海南的新鲜蔬菜。那么，什么是运输？运输的功能是什么？（2）浙江杭州某丝绸厂向法国里昂市出口一批丝绸衣物。采用哪些运输方式可以将货物运送到目的地？（3）山西的煤炭是我国的重要能源物资，而北京、广东和浙江等地是煤炭的消耗地。向北京、广东和浙江等地运输的煤炭应该分别采用哪些运输方式？为什么？（4）克拉玛依位于准噶尔盆地的西北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采的第一个大油田，被誉为准噶尔盆地的明珠，自油田在亘古荒原建立的那天起，就与荣誉和神秘相伴，它是新中国的第一个大油田，使我国走出了贫油论的阴影；它是一个常被风沙包裹的经济结构单一的工业化城市，周边自然条件恶劣。试想，原油运输的方式是什么？ 四 结论 物流技术装备这门课程采用岗位尝试教学模式最大的特点是：课堂教学目标与岗位技能目标相融合，在课堂教学中“先试后导”――岗位技能先尝试，示范指导后进行。教师在做中教，学生在做中学。让学生充分参与课堂，提高课堂实效是本设计的基本思路。教师重在知识的引导和方法的点拨，通过教材和补充材料上的图片及案例材料，引导学生通过分析案例材料，掌握知识要点，并穿插练习进行巩固，讲练结合，让学生在解题的过程中提升能力，实现知识的迁移，提高课堂的实效。 物流技术论文:物流技术发展对物流管理的影响 摘 要 物流技术在飞速发展的过程中，引起了工作人员与物流设备的联系变动，使得物流企业本身的管理经营模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对我国物流领域的完善发展，有着较大的影响。新兴的物流技术对整个物流产业的影响包括了管理主体、管理客体以及管理环境等。这些影响有利也有弊，因而就需要我们的物流企业管理人员，科学的去正视新技术为自身所带来的影响，并对有利因素加以利用，对不利风险采取有效的管理措施进行控制。只有这样，我国的物流企业才能够真正得到长远的发展。 关键词 物流技术 物流管理 影响 随着我国物流企业迅速的发展壮大，大量的新物流技术也孕育而生了，新技术在使我国各物流企业效率得到有效提升的同时，也为企业本身的管理带来了影响。新物流技术在进行运用和发展的过程中，往往会间接导致企业内部员工与物流设备之间的操作联系出现变动，这种变动将会对我国的物流企业管理带来巨大的影响。 一、物流技术发展对物流管理的影响分析 （1）对管理主体的影响分析。随着物流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发展，当前我国的物流行业，正向着多元化的层面进军。现今我国的物流市场，存在着较多的综合型物流企业，这些企业与传统的单一型物流共同在市场中进行竞争，而究其根本来看，无论是综合型物流企业还是传统的单一型物流企业，其经营运行的主要手段依旧是依赖于常规物流服务而进行的。而新型的物流技术，也正是根据常规物流服务发展而来的。新型物流技术的发展，使得原本需要大量人手才能够完成的工作任务量得到了改变，不但减少了人员开支成本，同时还显著提升了企业自身的经济效益与工作效率。从而有效降低了物流企业管理岗位的人员工作负担，为物流企业节约了大量的成本支出。 （2）对管理客体的影响分析。人们对于物流行业工作效率和质量要求的不断提升，使得物流行业相关技术不停地进行着研发和创新。而与此同时，这也对物流行业本身的客体管理上带来了不可避免的影响。首先，物流技术的发展会对物流企业客体管理带来正面的激励作用，促使其进行发展，物流企业为了能够跟上不断创新完善的物流技术，就需要在管理上与时俱进，不断适应新技术，同时，企业还需要不断的引进新设备，以便于能够更好地适应物流技术所带来的变化。其次，物流技术的不断发展也会导致物流企业为了能够做大做强，跟进技术变化的脚步而展开增量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会对整个物流企业的流动资金造成严重的影响，严重的甚至会导致企业资金陷入枯竭。 （3）对管理环境的影响分析。不断完善和快速发展中的物流技术，将会引发物流企业进入增量管理模式当中，随之而来的就是对企业内部管理环境所造成的影响。物流企业在应对增量进行管理时，往往会建立起一整套科学且完善的资金预算机制体系。再加上大量物流设备在物流企业中的引进和使用，整个物流企业的内部管理环境将会受到影响而发生结构上的改变，传统死板的组织结构势必会被淘汰掉。其次就是物流技术发展对物流企业外部环境的影响，我国的物流产业，早在十二五期间就已经成为了政府密切关注并培养的对象，在这一政策背景之下，我国的物流产业发展也就得到了大力的支持和鼓励，进而对物流企业的微观领域造成一定的影响，甚至会在税收上，直接影响物流企业的相关采购行为。 二、正确对待物流技术发展为物流管理所带来的影响 每一项技术的研究和创新，都会相对应的为一个行业带来大量的影响，对于物流行业也是如此。由于受到了国家的大力扶持，我国的物流行业正在日益的发展壮大，这也进一步的促使了更多新型物流技术的诞生，同时对物流企业而言，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就目前来看，新技术对物流企业所造成的影响，其中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对企业的管理所带来的结果也各不相同，对于这一现象，我们的物流企业管理者，应该对这些影响给予正视，将其中的正面影响妥善地加以利用，同时还需要对一些负面影响进行改善，并采取相应的解决措施，这样才能够使物流企业的管理不被新技术所带来的影响而左右，从而使物流企业在发展中不断的蓬勃壮大。我国当前的物流企业，有四大要点需要进行完善和强化，分别为： （1）强化员工整体素质培养。我国的物流产业，当前正处于蒸蒸日上的发展阶段，再加上国家相关政策的大力扶持，因而也就使得越来越多的新物流技术孕育而生了。技术的快速更替和整个产业的不断发展，导致越来越多的员工已经无法适应，往往有的员工刚刚熟悉了一套物流技术，新的物流技术就已经出现了。对于这种情况，我们的物流企业应该对员工进行大力的培养，不但要全面强化其岗位素质，同时还需要对其专业知识等进行深入的培养，使其能够更加熟练的运用和掌握新技术知识，并养成不断自主进行挖掘学习的习惯，从而使物流企业中的员工能够更好地适应其岗位，完成自身应尽的工作任务和职责。 （2）强化购置的成本约束。我国的物流企业正向着更大更强的方向发展，而与此同时，一味过度的追求经济收益，也有可能使物流企业陷入困境之中无法自拔。首先，过度的追求经济效益，往往会使得企业忽视自身的规模和实际状况，并且也会使得企业逐渐忽视对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的重要性，长此以往，企业就会损失大批的客户资源。其次，新物流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创新，虽然可以有效的提升物流企业短期内的经济收益，但同样也会为物流企业带来巨大的资金压力。因此，我们的物流企业必须要对购置的成本约束进行全面的强化，只有这样才能够避免其资金配置效益受到影响。 （3）完善操作与组织形态。任何一条产业链想要得以运作和发展，就需要较为完善的生产力和组织形态。对于物流产业而言，想要得到发展，首先就需要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组织形态，并引进大量的先进应用设备，同时完善组织人员对设备所进行的操作规范，使整个物流企业能够具备十分灵活且柔性极大的特性，以应对随时变化的物流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影响。 （4）完善企业的绩效管理。物流企业中，最主要的管理问题就是对人所进行的管理，为了能够更好地应对物流技术变化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同时有效地对企业内部员工进行系统的管理。因此，我国的物流企业就必须要施行绩效管理制度。完备的绩效管理制度，往往能够与员工的切身利益直接挂钩，从而使其为了保障自身利益，而积极的配合企业所制定的相关规章制度，使企业能够从容不迫的面对物流技术发展对物流管理所造成的影响。 三、结束语 物流产业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带动了新技术的诞生，而新技术的不断涌现，也使得物流产业在管理上受到了一定的影响，这些影响有正面的，同时也有负面的。对于一个物流企业的管理层人员来说，应该对这些影响给予重视和正确对待，只有妥善的利用影响，并对负面影响加以克制，才能够使物流企业真正的发展壮大起来。 （作者单位为甘肃省经济学校） 物流技术论文:现代物流技术对我国物流业发展的促进研究 摘要：近年来物流业在我国飞速发展，总体规模快速增长。但与国外物流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相比，我国物流总体水平仍然偏低，主要存在运作效率低，现代化设施设备不足以及物流服务水平不高等问题。因此，如何利用现代物流技术，提高我国物流水平，促进我国物流业发展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关键词：物流技术 物流成本 物流服务 人才培养 1 中国物流业的现状 随着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的深入，网络的普及以及电子商务的大行其道，中国商品市场供销两旺，但在整个供应链中，中国所获利益，却是整个利润环节中最少的，特别是中国的物流产业，严重存在着成本高，效率低，技术落后等一系列问题。 2 中国物流业目前存在的问题 2.1 物流总体成本高 我国物流市场潜力巨大，但是物流总体成本过高，严重制约我国物流业的发展。 中国物流成本最高，占GDP的16.9%，最低的英国还不到10%，。以我国2010年GDP总量95933亿元算，而当年全社会的物流费用支出就占19186亿元，所以控制物流成本是促进我国物流业发展的一个先决条件。 2.2 物流运作效率低 限制我国物流业发展的另一个瓶颈是物流效率低下，大部分物流企业仍然没有实现信息化，网络化、机械化和自动化，仍然沿用分拣靠手工，搬运靠人工的传统物流模式，导致了我国物流效率严重低下。 2.3 物流技术落后 从国际上物流发展的趋势来看，物流企业正在朝着信息集成化，操作自动化，管理系统化的方向发展，但据调查，我国仅有39%的企业拥有物流信息系统，至于MRPII、ERP、VMI及SCM等在我国企业中使用尚不足10%，而实施ERP的比例目前则仅为3%左右。 3 利用现代物流技术促使我国物流业发展的措施 3.1 控制物流成本 物流成本控制技术是物流成本管理的中心环节，物流成本的预测、计划、核算、分析等成本管理技术，提高了物流管理水平。 3.1.1 运输成本的控制技术 运输成本的控制目的，是使总的运输成本最低，但又不影响运输的可靠性、安全性和快捷性要求。为此，通过运输网络设计技术实现定制化运输，可有效控制运输成本。 3.1.2仓储成本的控制技术 库存管理ABC分析法：根据帕累托定律：“关键的少数和次要的多数”，运用数理统计的方法，对企业库存物料、在制品、制成品等按其重要程度，价值高低，资金占有和销售情况等进行分类、排序，从中找出关键的少数（A类）和次要的多数（B类和C类），并对关键的少数进行重点管理 3.1.3 配送成本的控制技术 配送中心选址技术：在满足整体布局及其他要求的基础上达到配送费用最小。用公式表示为： 配送路线的选择技术：0-1规划法：将车辆的配载和运输路线的选择结合在一起进行考虑的一种方法，其数学模型为： 3.2 提高物流效率 提高物流效率的方法主要是利用现代物流技术实现物流信息网络化，物流功能自动化，物流服务专业化以及物流管理系统化。 3.2.1 物流信息网络化 在物流仓储活动中利用条形码技术，采集跟踪物流信息；通过EDI技术传输标准化的电子报文，最后通过WMS系统实现高效的业务管理。 在物流运输配送活动中利用GIS技术在一幅地图上实时动态显示所有物流资源信息。再通过GPS车载定位系统显示配送车辆的精确位置。最终，信息汇集到运输管理系统（TMS），以实现车辆调度，运输路线规划等具体功能。 3.2.2 物流功能自动化 我国大部分物流企业的设施设备都比较陈旧落后，功能单一。为实现物流功能的机械化、自动化，运输方面广泛采用托盘一体化和集装箱运输；仓储方面使用AS―RS系统，分拣方面使用CAPs系统；包装方面，使用全自动包装机；装卸搬运方面，大量使用叉车、堆垛机、垂直输送机械等。 3.2.3 物流服务的专业化 利用客户关系管理系统（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将客户进行细分，提供针对性物流服务，提高物流服务的满意度和服务效率。 3.2.4 物流管理的系统化 利用供应链管理技术（SCM），物料需求计划（MRP），制造资源计划fMRPⅡ）以及企业资源计划fERP）等管理技术实现物流管理的综合化、系统化。 3.3 加强物流人才培养 现代物流技术的发展和运用都离不开物流人才，对人才的培养也能从根本上促进我国物流业的发展。但目前在各类大专院校物流专业年培养规模仅在1万人左右，在职人才培养也只有10万人，物流行业仍需要大量人才，其中最缺乏的高级物流人才的需求每年还在以15%的速度增长。 综上，现代物流技术是我国物流业打破桎梏的有效方式和手段，而如何利用现代物流技术促使我国物流业的发展更是根本解决之道。 物流技术论文:探析当今我国物流业中的物流技术 【摘 要】现代物流技术在世界的经济中起着极大的作用，运用广泛，特别是现代物流行业。如超市中的条形码技术，射频识别技术。物流技术在仓储和配送中的合理有效应用，将会降低物流成本和提高物流效率。本文将从物流技术的定义，中国物流业的现状，中国物流技术的特征，现代物流技术应用四个方面进行阐述。 【关键词】物流技术；仓储；配送；成本；效率；物流业 一、物流技术的定义 物流技术是指流通技术或物资输送技术。物流技术是把生产出的物资进行移送、储存，为社会提供无形服务的技术。它包括在采购、运输、装卸、流通加工和信息处理等物流活动中所使用的各种工具、设备、设施和其他物质手段。也就是说，物流技术的作用是把各种物资不分时间、地点，从生产者一方快速转移给消费者，它是沟通两者的有效桥梁。 物流技术包括硬技术和软技术两方面。物流技术是与现实物流活动全过程紧密相关的，现代物流技术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物流活动功能的完善和有效的实现。本文重点讲述物流软技术中采集技术、交换技术、跟踪技术和电子技术在仓储和配送中的应用。 二、中国物流业的现状 21世纪以来，我国物流行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也有了一定的成效，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极大的差距。本文以中美为例来看中国物流成本。美国自1991来基本保持在GDP的10%左右，现在更是到达了5%左右；我国从24%下降到现在的15%左右，虽然有一定发展，但仍差10%左右。所以我国物流成本还是偏高的。 申通快递暴力分拣的事件让我们在看到员工素质问题的背后是我国物流行业的落后。这其中就有物流技术的缺乏。我国的仓储和配送总体处于人工向物流自动化过度的低端，基本依赖与人工，少量应用物流技术和自动化技术。 2012年4月，阿里巴巴开始在天津京滨工业园投资30亿建设华北电子商务物流中心；阿里巴巴联手其它行业企业、资本和金融机构投资数千亿建立智能物流骨干网络，可以支持数千万家企业发展，让全国如何一个地区做到24小时内送货必达；阿里巴巴在全国各地建立物流中心和百亿布局大物流，建物流宝平台。近年来，阿里巴巴集团的物流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整个物流业的发展。同时，物流技术和物流人才也随着整个物流行业的发展而相应发展。 三、中国物流技术的特征 物流企业信息技术水平较低。中国物流起步较晚，主要发展在21世纪，而西方发达国家却早已走上了物流信息化、自动化阶段。目前，我国不少物流企业还处于基本人工阶段。如快递行业的人工分拣，物流业的手写填单。近几年，一些企业引进和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如条码技术、射频技术、EDI技术等，但却大多处于学习和起步阶段，或是没有学习到精要。这样不但无法提高效率，节约成本，反而会给企业带来负担。 我国物流技术标准尚未建立起来。制造物流设备的厂家分属不同的部门，各个部门的标准不统一，致使物流业的很多设备标准不统一。我国重要的运输单位，海关、港航的EDI应用系统是各自独立、封闭的，无法联网，同时实行标准也不统一。物流业的非标准化会使物流速度降低，物流成本提高，最终降低物流企业的效益。 物流技术科研人员缺少。我国物流业起步晚，发展时间短，技术人员不足。欧美发达地区在物流人员的培养方面起步早，发展时间长，整个制度完善，机制成熟。 物流技术运用不足。能够熟练使用各种物流技术的人员不足，存在着使用错误或使用效率的不高。物流技术难以普及和高效运作。 四、现代物流技术应用 物流技术在仓储和配送中能极大提高物流效率和降低物流成本。物流技术包括采集技术，交换技术，跟踪技术和电子商务。 （1）采集技术有条形码技术，射频识别技术，pos技术。 在仓库管理中引入条形码技术，对仓库的到货检验，入库，出库，调拨，移库移位，库存管理各作业环节数据输入的效率和准确性，对物质的批次等进行管理。将条形码技术和射频识别技术相结合是仓储和配送实务在现阶段应用的一种重要方式。近年来，我国物流业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数据显示，2012年淘宝网和天猫网交易额已经突破1万亿元，中国的电子商务将步入10万亿的时代。目前，淘宝网和天猫网日包裹量超过1200万单，双十一单日产生包裹峰值超过7200万单。这一巨大的网购量必然要求商品快速、准确、高效的到达消费者手中。它对物流技术的运用也必然是高效、快捷的。 POS技术是一种自动读取设备的技术。在进行商品销售时，它可以自动获取商品销售的各种信息，然后运用网络系统传输到所需部门，进行数据分析加工处理，最后得出规律或结论再次运用于市场经营，以提高经营效率的系统。该系统在销售的同时，采集每一种商品的销售信息并传送给计算机，计算机通过对销售和配送等信息的处理和加工，为企业提供决策依据。在现代以消费者为主导的市场下，POS技术作用极大。它可以快速高效地了解人们个性化、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它是商品市场的晴雨表，为企业提供决策依据。 （2）交换技术以EDI技术为例说明在仓储和配送中的应用。EDI最初由美国企业应用在企业间的订货业务中，其后EDI的应用范围从订货业务向其他的业务扩展，如POS销售信息传送业务，仓库管理业务，发货送货信息和支付信息的传送业务等。世界超市巨头沃尔玛是美国高效运用物流技术的重要代表。它有专门的卫星定位系统，对货物进行跟踪定位，可以随时了解发货送货信息和支付信息，也可以进行销售信息传送业务，企业间的准时、准确订货。 （3）跟踪技术有GPS技术和GIS技术。GIS技术用途十分广泛。仓库的各种基本情况，它可以使用地理坐标的方式，直观地呈现出来。它是仓库MIS的一个重要分支和补充。完整的GIS物流分析软件能够集成车辆路线模型，最短路径模型，网络物流模型，分配集合模型和设施定位模型等各种模型。 （4）电子商务作为新的技术为物流中的仓储和配送提供了便利。电子商务缩短了物流供应链的流通时间，使供应链路径更短化。目前，中国的电子商务发展迅速。它是运用网络平台进行商品展示和网上支付。它是一种网上商流行为，通过网络这种无形市场进行便利的销售。但电子商务的产品交易活动并未结束，只有通过物流将商品真正转移到消费者的手中，电子商务活动才算真正结束。只有合理、现代化的物流才能保证电子商务的顺利进行，如果缺少了物流业的支撑，无论电子商务是多么便捷的贸易形式，仍将无法走通和行之有效的。2013年，淘宝网和天猫网双十一交易额高达350亿元。未来几年内，电子商务将产生巨量物流需求，我国现有的物流体系将无法支撑，需要一个更大规模、更高效率的社会化物流体系。以阿里巴巴为首的企业将在近年和未来致力于这一标准、高效的物流平台的建立、运用和发展。 中国电子商务的发展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物流业的发展、进步也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中国物流业、物流技术的整个发展是和国家息息相关的。需要得到国家在资金、政策、人才、制度等各个方面的支持。只有国家、企业、社会、个人真正参与进来，才能快速地推动物流技术和物流业的发展。 五、结束语 我国物流业在目前有很多问题，也有很大发展空间。这需要我们把物流技术应用到物流的各个行业中，特别是仓储和配送中。同时我们也应发展新的物流技术，培养真正的物流人才，使之领先世界物流。 物流技术论文:物流技术与现代物流业变革及发展路径的探讨 摘要：本文把握物流领域技术进步的特点及其与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对于推动我国物流产业的发展以及整个第三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物流技术；变革；发展路径 一、引言 物流业及物流技术进步是为了弥合、化解社会和产业分工导致的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时空矛盾并尽可能以最低的成本、最短的时间将商品从生产传送至消费领域，本质而言就是“减少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耽搁或停顿”和“优化经济结构”。 二、物流领域技术进步发展历程 （一）物流技术机械化 1.物流技术机械化的产生 以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为主要标志，在这一时段内，制造业比重大幅上升，生产制造部门通过机器取代传统的手工生产，城市人口比重急剧上升，商品流通表现为出现大量商品及批发零售业的初步分离。科技革命极大地提高商品生产能力，技术进步被广泛地扩展到其他领域。劳动收入提高、购买力增强和实际消费水平的提高，使得物流的发展与变革有了相应的市场需求力量。 2. 机械化对物流形式的影响 由于第一次科技革命率先在生产领域内发生，使短期内生产领域生产能力有提升，也必然要求有相当发展程度的物流技术与之相适应。技术让商品大范围流通成为可能，通过运输和通讯条件的改善，仓储条件的改进，导致批发商与零售商的最终分离的现代物流的形式主要体现在样品销售和期货交易方式的出现。样品销售极大地节省中间流通费用，比如商品在贮藏和运输过程中的成本等，从而使大规模购买极为方便，提高了物流的效率。而期货交易的诞生，开启了现代意义产业革命的交易形式、交易规范和交易制度，保障了交易双方的利益，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二）物流技术标准化 1. 物流技术标准化的产生 以第二次科技革命为发展背景，以电力的发明和使用为主要标志。在这一时段内，农业比重下降，制造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机构化生产和单品种大量生产成为主要制造方式，农村人口向大城市集中而大城市中的居民则向郊区迁移，商品流通在这一时期表现为大量销售及追求规模经济性与速度的经济性。 2. 物流技术标准化的表现 （1） 批发领域物流相关组织的变化 现代意义的商品经销者通过从生产者手中直接采购大宗商品，并直接销售给加工者的销售活动，具有维持价格的稳定，减少运送作业的次数，降低了筹措信用贷款的数额和风险等优势，使原来依靠大量物流环节的商品销售网络得以简化，提高物流的效率。同一时期出现的自营批发商，运输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使其得到快速增长，通过建立了自己庞大的采购和销售网络，不再局限于受中间环节的控制，减少了商人和生产这对信用网络的依赖。 （2） 零售领域物流相关组织的变化 伴随着第一家百货商店在法国巴黎诞生以及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商品种类和数量急剧增加，商品的标准化程度也不断提高，供应商主要通过在百货商店内部应用各种商业机械、设施和技术将商品销售出去，提高商品周转速度，降低成本。 到了19世纪中期，消费者都关注的是商品的价格。且同时期，垄断资本主义逐渐盛行，中小零售企业为应对巨大的竞争压力不得不通过连锁经营与前者进行相抗衡。因此，更低的物流费用，更快的反应速度是当时零售企业的重要目标。通过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如统一的物流配送等，把原来彼此独立的零售店组建为一个完整的物流网络，并按日常服务进行标准化、专业化、一致化管理，以达到规模化经营效益的目的。而在百货商店基础上进一步演化的超级市场，使零售活动变成一种可以标准化的技术含量高的事务，促进了现代物流业的发展。 （三） 物流技术信息化 1. 物流技术信息化的产生 以计算机的发明为主要标志，同时期的农业比重持续下降，制造业比重也开始稳定下降，新兴的服务业占据主体地位，此时的生产方式以机械自动化，小批量，多品种为主，物流更注重服务的经济性。同时，现代信息技术已经渗透到物流领域的每一个角度，深刻影响了物流业的发展，促进了物流领域的全面变革。 2. 自动化技术和信息化技术的出现，使物流效率越来越高 自动识别技术中第一个进入物流领域的是条码技术。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零售业是条码技术最先广泛应用的领域，目前，我国商品条码用户有十余万家，使用条码标识的产品超过 100 万种，条码自动扫描商店（POS）数万家。各种更为先进的技术不断地应用到物流领域，代替传统的手工劳动和人工操作，从而大大减轻了物流行业中劳动的强度，提高劳动效率。同时，信息化经济成为主流，将物流技术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和阶段。 三、变革及发展路径探索 1、加强研发，降低成本 目前，大多数物流技术包括电子条码、EDI、RFID、传感器、GPS、无线络技术、DM技术、云计算技术等的开发基本上还处于起步阶段，自主研发能力不强，还没有实现规模化生产，推广应用的成本较高，资金需求较大。一般多是单个企业、单个业务采用的某一种技术，还没有形成真正互通互联的产业链。这也是从根本导致多重标准的产生，间接的使社会总物流成本居高不下。 2、标准化 以市场诱导性变迁为主，政府引导为辅，形成物流技术渐进式的技术创新，实行统一的标准规范，打造行业链的技术应用规模经济，极大的降低应用成本。例如由于当前物流技术标准的区域差异、滞后导致的物流效率低下，直接地使物流费用等不断上涨。因而，在流通渠道体制和组织创新的过程中，进一步促进物流效率提高的技术方向就是要提高物流的加工率和技术含量，使商品从散装化向包装化发展，从粗放化物流向集约化物流发展，从常温物流向冷链物流发展。通过流通包装化可降低由于散装销售导致的损耗率，而集约化物流和冷链物流则可有效降低商品粗放式流通所产生的高损耗。 四、展望及结论 据中国快递协会统计数据，2013年，主要快递公司硬件方面的投入都超过10亿元。智能快件箱、无人机派件等新型物流技术不断兴起，表示我国物流业技术创新不断。究其实质来说，物流领域的技术进步主要为实现供应连效率化、价值链的增值化及信息链的可控化，从而最终实现价值链增值化，使物流不仅仅实现物的功能，更使创造物的价值成为可能。 物流技术论文:探析当今我国物流业中的物流技术 【摘 要】现代物流技术在世界的经济中起着极大的作用，运用广泛，特别是现代物流行业。如超市中的条形码技术，射频识别技术。物流技术在仓储和配送中的合理有效应用，将会降低物流成本和提高物流效率。本文将从物流技术的定义，中国物流业的现状，中国物流技术的特征，现代物流技术应用四个方面进行阐述。 【关键词】物流技术；仓储；配送；成本；效率；物流业 一、物流技术的定义 物流技术是指流通技术或物资输送技术。物流技术是把生产出的物资进行移送、储存，为社会提供无形服务的技术。它包括在采购、运输、装卸、流通加工和信息处理等物流活动中所使用的各种工具、设备、设施和其他物质手段。也就是说，物流技术的作用是把各种物资不分时间、地点，从生产者一方快速转移给消费者，它是沟通两者的有效桥梁。 物流技术包括硬技术和软技术两方面。物流技术是与现实物流活动全过程紧密相关的，现代物流技术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物流活动功能的完善和有效的实现。本文重点讲述物流软技术中采集技术、交换技术、跟踪技术和电子技术在仓储和配送中的应用。 二、中国物流业的现状 21世纪以来，我国物流行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也有了一定的成效，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极大的差距。本文以中美为例来看中国物流成本。美国自1991来基本保持在GDP的10%左右，现在更是到达了5%左右；我国从24%下降到现在的15%左右，虽然有一定发展，但仍差10%左右。所以我国物流成本还是偏高的。 申通快递暴力分拣的事件让我们在看到员工素质问题的背后是我国物流行业的落后。这其中就有物流技术的缺乏。我国的仓储和配送总体处于人工向物流自动化过度的低端，基本依赖与人工，少量应用物流技术和自动化技术。 2012年4月，阿里巴巴开始在天津京滨工业园投资30亿建设华北电子商务物流中心；阿里巴巴联手其它行业企业、资本和金融机构投资数千亿建立智能物流骨干网络，可以支持数千万家企业发展，让全国如何一个地区做到24小时内送货必达；阿里巴巴在全国各地建立物流中心和百亿布局大物流，建物流宝平台。近年来，阿里巴巴集团的物流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整个物流业的发展。同时，物流技术和物流人才也随着整个物流行业的发展而相应发展。 三、中国物流技术的特征 物流企业信息技术水平较低。中国物流起步较晚，主要发展在21世纪，而西方发达国家却早已走上了物流信息化、自动化阶段。目前，我国不少物流企业还处于基本人工阶段。如快递行业的人工分拣，物流业的手写填单。近几年，一些企业引进和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如条码技术、射频技术、EDI技术等，但却大多处于学习和起步阶段，或是没有学习到精要。这样不但无法提高效率，节约成本，反而会给企业带来负担。 我国物流技术标准尚未建立起来。制造物流设备的厂家分属不同的部门，各个部门的标准不统一，致使物流业的很多设备标准不统一。我国重要的运输单位，海关、港航的EDI应用系统是各自独立、封闭的，无法联网，同时实行标准也不统一。物流业的非标准化会使物流速度降低，物流成本提高，最终降低物流企业的效益。 物流技术科研人员缺少。我国物流业起步晚，发展时间短，技术人员不足。欧美发达地区在物流人员的培养方面起步早，发展时间长，整个制度完善，机制成熟。 物流技术运用不足。能够熟练使用各种物流技术的人员不足，存在着使用错误或使用效率的不高。物流技术难以普及和高效运作。 四、现代物流技术应用 物流技术在仓储和配送中能极大提高物流效率和降低物流成本。物流技术包括采集技术，交换技术，跟踪技术和电子商务。 （1）采集技术有条形码技术，射频识别技术，pos技术。 在仓库管理中引入条形码技术，对仓库的到货检验，入库，出库，调拨，移库移位，库存管理各作业环节数据输入的效率和准确性，对物质的批次等进行管理。将条形码技术和射频识别技术相结合是仓储和配送实务在现阶段应用的一种重要方式。近年来，我国物流业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数据显示，2012年淘宝网和天猫网交易额已经突破1万亿元，中国的电子商务将步入10万亿的时代。目前，淘宝网和天猫网日包裹量超过1200万单，双十一单日产生包裹峰值超过7200万单。这一巨大的网购量必然要求商品快速、准确、高效的到达消费者手中。它对物流技术的运用也必然是高效、快捷的。 POS技术是一种自动读取设备的技术。在进行商品销售时，它可以自动获取商品销售的各种信息，然后运用网络系统传输到所需部门，进行数据分析加工处理，最后得出规律或结论再次运用于市场经营，以提高经营效率的系统。该系统在销售的同时，采集每一种商品的销售信息并传送给计算机，计算机通过对销售和配送等信息的处理和加工，为企业提供决策依据。在现代以消费者为主导的市场下，POS技术作用极大。它可以快速高效地了解人们个性化、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它是商品市场的晴雨表，为企业提供决策依据。 （2）交换技术以EDI技术为例说明在仓储和配送中的应用。EDI最初由美国企业应用在企业间的订货业务中，其后EDI的应用范围从订货业务向其他的业务扩展，如POS销售信息传送业务，仓库管理业务，发货送货信息和支付信息的传送业务等。世界超市巨头沃尔玛是美国高效运用物流技术的重要代表。它有专门的卫星定位系统，对货物进行跟踪定位，可以随时了解发货送货信息和支付信息，也可以进行销售信息传送业务，企业间的准时、准确订货。 （3）跟踪技术有GPS技术和GIS技术。GIS技术用途十分广泛。仓库的各种基本情况，它可以使用地理坐标的方式，直观地呈现出来。它是仓库MIS的一个重要分支和补充。完整的GIS物流分析软件能够集成车辆路线模型，最短路径模型，网络物流模型，分配集合模型和设施定位模型等各种模型。 （4）电子商务作为新的技术为物流中的仓储和配送提供了便利。电子商务缩短了物流供应链的流通时间，使供应链路径更短化。目前，中国的电子商务发展迅速。它是运用网络平台进行商品展示和网上支付。它是一种网上商流行为，通过网络这种无形市场进行便利的销售。但电子商务的产品交易活动并未结束，只有通过物流将商品真正转移到消费者的手中，电子商务活动才算真正结束。只有合理、现代化的物流才能保证电子商务的顺利进行，如果缺少了物流业的支撑，无论电子商务是多么便捷的贸易形式，仍将无法走通和行之有效的。2013年，淘宝网和天猫网双十一交易额高达350亿元。未来几年内，电子商务将产生巨量物流需求，我国现有的物流体系将无法支撑，需要一个更大规模、更高效率的社会化物流体系。以阿里巴巴为首的企业将在近年和未来致力于这一标准、高效的物流平台的建立、运用和发展。 中国电子商务的发展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物流业的发展、进步也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中国物流业、物流技术的整个发展是和国家息息相关的。需要得到国家在资金、政策、人才、制度等各个方面的支持。只有国家、企业、社会、个人真正参与进来，才能快速地推动物流技术和物流业的发展。 五、结束语 我国物流业在目前有很多问题，也有很大发展空间。这需要我们把物流技术应用到物流的各个行业中，特别是仓储和配送中。同时我们也应发展新的物流技术，培养真正的物流人才，使之领先世界物流。 物流技术论文:物流技术对军事后勤保障影响研究 摘 要：军事物流技术是用于保障军用物资从供给地向接收地安全流动的一切技术、方法和手段。随着现代战争高消耗、高机动和高效能等特点的出现，军事物流技术推动和满足了后勤保障发展的需求，发挥的影响和作用也将越来越显著。文章根据物流技术对军事后勤保障6个方面影响的重要性，要求我们从事军事物流技术工作的技术人员，要牢牢掌握现代物流技术，将物流技术贯穿于军事物流系统的各个环节，为战争的胜利提供强有力的后勤保障。 关键词：物流技术；后勤保障；系统 军事物流是将军用物资从供给地向配置地进行转移或消耗的全部过程。其中包括了对军用物资的采集、运输和包装、加工、仓储与供应等环节，在军事物流领域，现代科技成果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和应用。目前已形成了以信息技术为核心，以运输技术、配送技术、装卸搬运技术、自动化仓储技术、库存控制技术、包装技术等专业技术为支撑的现代化军事物流技术格局，并且随着物流技术的高速发展，军事物流的管理水平也不断得到提高。因此，针对物流技术对军事后勤保障的影响进行研究，展望军事物流技术对军队后勤保障影响的发展趋势，是推进军事物流发展的必由之路。军事物流技术推动和满足后勤保障发展的需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 影响后勤保障的现代化建设进程 后勤保障的现代化是建立在后勤保障各要素之上的现代化；而物流技术应用于军事上，则始终贯穿于后勤保障的各个要素和各个环节之中。美军在近年的一些战争中大量使用条形码技术、射频卡、标识牌读写器、手持单元等识别技术对补给物资进行识别与分类；用全球定位系统和GSM无线传输技术对车载物资进行可视化调度和管理。由此可见，没有军事物流技术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后勤保障的现代化。 2 影响后勤保障能否适应世界新军事变革的需要 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实质就是系统的集成与技术的融合，其核心是信息化，并将最终促使战争形态发生本质的变化：即由传统的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转变，由协同作战方式向一体化作战方式转变。随着战争形态以及作战样式的变化，对我军后勤保障提出前所未有的挑战，根据我军后勤保障信息化建设的要求，机械化保障是我军当前的现实需求，而信息化保障则是我军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也是我军后勤保障适应新军事变革的基点。在完成“双重”历史任务和适应新军事变革的过程中，后勤保障所围绕的中心环节是努力提高信息化保障能力。而现代军事物流技术，既包含信息传输、信息服务、辅助决策、指挥控制、系统互通等信息技术，同时也具有信息探测、制导和实时跟踪等功能。因此，现代物流技术的信息化程度如何，将直接影响后勤保障能否适应未来的新军事变革。 3 影响后勤保障的质量与安全 军用物资的包装、储存、运输、收发、装卸、搬运等这些流通环节能否紧密衔接，在整个周转或输送过程中能否安全、高效的进行，是由军事物流技术的可靠性和先进性决定的。在现代战争中，美军之所以能够有条不紊、安全高效地将各种设备、设施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基地，实现实时、实地保障，关键就是因为美军在物资的集结、运输和周转等各个环节中运用了大量先进的网络技术、全球定位技术、车辆导航技术以及物资识别技术等。相反，如果在军用物资保障过程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那么都将会导致物资供应链的断裂，其结果必将会影响整个后勤的保障质量和安全性能。 4 影响后勤保障能力的发挥 即便用于军事保障的装备十分先进，军需保障物资十分充沛，但是如果没有科学、先进的军事物流技术作为支撑，那么大量的军事装备和军用物资在集结、周转、调度、输送或储存等环节就会出现衔接不紧、信息不畅、保障不及时等现象，严重影响军事物流的效率。因为在未来后勤保障中，物流技术已不仅仅只是后勤保障的一个战术技术性指标，而是逐渐成为整个物流系统发挥保障效能的核心，是提高后勤综合保障能力的“倍增器”。因此，作为后勤保障最具体、最直接的军事物流，其技术性能如何，将直接关系到后勤保障的安全性、可靠性，最终影响保障能力的整体发挥。 5 影响后勤保障的效率与频率 现代战争的节奏快、机动性高、物资消耗大，这就要求高效率与高频率的后勤保障相适应。在美伊战争中，美军3机步师日机动平均速度约60公里，最快时高达170公里，第101空中突击师和第82空降师一次渗入伊拉克腹地达300余公里。这种陆、海、空、天、电等全时空、大纵深、多方位的现代高技术战争，如果没有现代化的军事物流技术作支撑，后勤保障的实施是难以实现的。在美军第3、第4机步师中，全球定位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及可视技术应用到其后勤保障的总指挥，具体的每辆运输车，直至参战的每个单兵，使整个保障处于分而不散、散而不乱的“透明”状态，大大减少了保障环节和额外保障量，从而加快实时、实地、实量的保障频率，极大提高了保障效率，为整师快速挺进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现代物流技术的投入和大量使用，不仅加快了战争的节奏和保障的步伐，同时，也是提高后勤保障效率与频率的催化剂。 6 影响后勤保障的模式和方式 我军传统的平面保障，由于现代高、新、尖物流技术的大量推广和应用，使得保障模式逐渐向陆、海、空、天、电、网等多维空间保障发展；由粗放型保障逐渐向集约型保障发展；由模糊不清的概略保障逐渐向实时、实地、实量的精确型保障发展。因此大量的军事物流技术，使得兵员的调动与集结、物资的储存与装卸及信息的采集与传输得以实现。 综上所述，军事物流技术使军队后勤保障模式、方式发生变化，使各类军用物资能够源源不断、高效运转，它对军队后勤保障的影响广泛而深远。因此，面对新一轮世界军事变革，广大从事军事物流技术工作的技术人员，只有紧紧站在现代物流技术前沿，牢牢掌握军事物流技术的制高点，并将物流技术贯穿于军事物流系统的各个环节中，才能确保后勤保障在任何时候都能畅通无阻、保障有力。 物流技术论文:配送中心的现代化物流技术 连锁超市业呼唤现代物流”已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如何有目的地深入学习发达国家以及先进企业集团的配送系统和配送中心现代化建设，已成为不少连锁超市公司的重要课题。 当今的流通领域已将物流的高科技（自动分拣机、自动化立体仓库、信息处理及通讯自动化等）广泛应用于配送中心。根据我国连锁超市目前的规模和发展趋势，应该加强学习和采用物流现代化技术，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一、自动分拣系统 配送中心的作业流程包括“入库-保管-捡货-分拣-暂存-出库”等作业，其中分拣作业是一项非常繁重的工作。尤其是面对零售业多品种、少批量的订货，配送中心的劳动量大大增加，若无新技术的支撑将会导致作业效率下降。与此同时，对物流服务和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致使一些大型连锁商业公司把拣货和分拣视为两大难题。 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进步，特别是感测技术（激光扫描）、条码及计算机控制技术等的导入使用，自动分拣机已被广泛用于配送中心。我国的邮政等系统也已多年使用自动分拣设备。由于我国商品包装箱（指运输包装）上基本没有印刷条码，故商业系统至今尚没有认真研究过运用自动分拣机。 应该看到，自动分拣机的分拣效率极高，通常每小时可分拣商品6000-12000箱；特别是在日本的连锁商业自动分拣机种类很多，而其主要组成部分相似。基本上由下列各部分组成： （一）输入装置：被拣商品由输送机送入分拣系统。 （二）货架信号设定装置：被拣商品在进入分拣机前，先由信号设定装置（键盘输入、激光扫描条码等）把分拣信息（如配送目的地、客户户名等）输入计算机中央控制器。 （三）进货装置：或称喂料器，它把被拣商品依次均衡地进入分拣传送带，与此同时，还使商品逐步加速到分拣传送带的速度。 （四）分拣装置：它是自动分拣机的主体，包括传送装置和分拣装置两部分。前者的作用是把被拣商品送到设定的分拣道口位置上；后者的作用是把被拣商品送入分拣道口。 （五）分拣道口：是从分拣传送带上接纳被拣商品的设施。可暂时存放未被取走的商品，当分拣道口满载时，由光电管控制阻止分拣商品不再进入分拣道口。 （六）计算机控制器：是传递处理和控制整个分拣系统的指挥中心。自动分拣的实施主要靠它把分拣信号传送到相应的分拣道口，并指示启动分拣装置，把被拣商品送入道口。分拣机控制方式主要是脉冲信号跟踪法。 拣货系统自动化近年来，连锁超市和便利店的发展势头很猛，对物流作业的“拆零”需求越来越强烈，拣货、拆零作业的劳动力已占整个配送中心劳力的80%；订货商品的多品种、小批量化，使得配货作业人手不足的矛盾非常突出。如何提高这个物流环节的作业效率，已成为配送中心机械化、自动化的研究重点。目前，医药行业、化妆 品制造行业已广泛使用全自动拣选系统；而流通领域，特别是连锁超市、便利店的配送中心都广泛使用电子票签拣货系统。 只要把客户的订单输入操作台上的电脑后，存放各种商品的货架上的货位指示灯和品种显示器，会立刻显示出拣选商品在货架上的具体位置（即货格）及所需数 量，作业人员便可从货架里取出商品，放入批发输送带上的周转箱，然后揿动按钮，货位指示灯和品种显示器熄灭，配齐订单商品的周转箱由输送带送入自动分 拣系统。 电子票签拣货系统自动引导拣货员进行拣选作业。任何人不需特别训练，即能立即上岗作业，从而大大提高了商品处理速度，减轻了作业强度，而且使差错率大幅度下降。 二、自动化立体仓库 自动化立体仓库的出现是物流技术的一个划时代的革新。它不仅彻底改变了仓储行业劳动密集、效率低下的落后面貌，而且大大拓展了仓库功能，使之从单纯的 保管型向综合的流通型方向发展。自动化立体仓库是用高层货架储存货物，以巷道堆垛起重机存取货物，并通过周围的装卸搬运设备，自动进行出入库存取作业的仓库。 自动化立体仓库主要由货架、巷道堆垛起重机、周边出入库配套机械设施和仓储管理控制系统等几部分组成。货架长度大、排列数多、巷道窄，故密度高；巷道机上装有各种定位的检测器和安全装置，保证巷道机和货叉能高速、精确、安全地在货架中取货；目前，立体仓库自动控制方式有集中控制、分离式控制和分布 式控制3种。分布式控制是目前国际发展的主要方向，大型立体仓库通常采用三级计算机分布式控制系统；三级控制系统是由管理级、中间控制级和直接控制级组成的。管理级对仓库进行在线和离线管理，中间控制级对通讯、流程进行控制，并进行实时图像显示，直接控制级是由PLC（可编程序控制器）组成的控制系统对 各设备进行单机自动操作。使仓库作业实现高度自动化。 三、计算机智能化技术 计算机技术在物流上的应用已远远超出了数据处理、事务管理，正在跨入智能化管理的领域。 ECR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食品杂货业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为了提高竞争力而采取的一种新战略。ECR的核心是要求供应商和零售商共同关注消费者的需求，把精力转移到了解消费者的需求上并为之作出努力，使消费者少付出金钱、时间、精力和风险而更加方便地获得更多信息，并得到更好的品质、更新的创意、更新鲜的商品。由此，供应商和零售商双方都能成为市场的赢家，也就是说ECR力求将消费者、供应商和零售商拴在一根线上，结为利益共同体。 物流技术论文:浅谈物流技术在行业中的应用 摘要：近年来，我国烟草行业发展迅速，成绩显著。然而，由于外部竞争环境的不断加剧，烟草行业所面临的机遇及威胁同样都有所加大，实现该行业的稳步发展及不断突破，行业的改革与创新势在必行。烟草行业与物流产业之间具有着密切的依赖关系，实现现代物流在烟草行业的全面推广，会对烟草行业的进一步发展具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本文将从现代物流方面出发，简要分析物流技术在现代物流中的应用。 关键词：现代物流；技术；应用 一、引言 近年来，烟草行业的生存环境不断发生着变化，致使行业在发展的道路上愈行愈难。一直稳坐市场的国内烟草行业来说，如何进行改革和创新发展，在双重压力下保住自己的市场份额，是我们最急需解决的问题。 我国烟草行业发展迅速的同时，由于外部竞争环境的不断加剧，烟草行业所面临的机遇及威胁同样都有所加大，实现该行业的稳步发展及不断突破，行业的改革与创新势在必行。在保证卷烟品质的条件下，首先要压缩卷烟销售成本，提高服务质量，而物流成本是卷烟销售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物流也是直接服务客户的部门之一。实现现代物流在烟草行业的全面推广，会对烟草行业的进一步发展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烟草行业至今还未建立起覆盖全行业的供应链体系，零售户、烟草公司、卷烟厂间信息传递并不通畅，工业和商业的库存较大，交易成本较高，阻碍了竞争优势的发挥。发展烟草现代物流是增强烟草行业核心竞争力，是烟草行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我们要深刻认识发展现代物流对烟草行业全局发展的重要战略意义。当前烟草行业的物流只有用现代物流的理念来指导，烟草业才会做大、做强。在当前专卖体制下，走烟草现代物流之路是我们迎接挑战的必然选择。从烟草行业整体的角度出发，综合研究烟草行业存在阻碍创新发展的主要问题，并在解决方案中创新性地提出了建立“统一库存区”的构想和建立覆盖到乡镇的销售信息传递网络的建议，对当前的烟草行业物流工作有着推动发展的实际意义。 现代物流是一项集信息、运输、仓储、库存、装卸等功能要素为一体的集成式管理模式，其对于烟草市场的资源配送具有着重要的作用。通过建立烟草物流中心，依靠各先进物流技术的应用，从而能够更好的实现“小仓储、快分拣、大配送”的运作理念，在烟草行业具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当前，物流配送中心对提高烟草流通运行效率，降低物流成本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已经被各大烟草企业所认同，对该系统的优化工作也正在逐步进行当中。当前的物流优化主要以“仓储合理化、分拣高效化、配送经济化”为目标，通过在各个环节选用适当的技术，从而实现整体的优化。物流信息化的程度是衡量物流业务水平的重要指标，可以说没有信息化的物流，便没有现代化的物流。要发展现代化物流，物流信息化是必须要经历的一个阶段。 二、烟草物流中心现代物流技术概述 （一） RFID技术视角下的烟草仓储合理化建设 RFID射频识别技术通过非接触式的自动识别技术，由射频信号自动识别目标对象并获取相关数据，具有可识别度高、效率快、操作快捷等优点。烟草仓储与库存过程主要包括出入库管理、仓储管理等环节。应国家相关部门要求，烟草行业需实行“打码到条、打码到户”及“工业企业出库扫码、商业企业入库扫码、商业企业出库扫码”的二打三扫工序，RFID技术即很好的实现了国家相关部门的要求，对送货计划进行全面优化，依托信息技术、GPS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实行自动分配送货线路，以提高车辆满载率为标准，对运输工具及线路选择，送货日程及出车频次都进行了全面的优化，使车辆配送需求降低、人员劳动强度减轻，以达到提高单车使用效率、降低配送成本的目的。 入库环节中，烟草入库后，对整批到货和零散件烟分别实行按垛扫描和单独扫描，实现烟码垛和件烟信息的一一对应，保证其实际信息与电子标签信息相一致。若需进行件烟调整，则要对电子标签信息进行实时更新。 仓储管理流程中，技术的应用主要以仓储的形式和规模，库内外物流衔接为依据，通过使用平面利用率、空间利用以及存取效率都较高的自动化立体仓库存储模式，通过引入半自动化或自动化的仓储管理系统（WMS），从而以图形技术实现 “可视化”管理，提高库房的吞吐能力。仓储管理系统应该满足对离散数字仓储作业管理的基本要求，因而其必须实现与电子标签、自动化物流设备系统相连接的基本要求。 对于出库环节，根据国家局的相关要求，应实现基本的出库扫码操作。通过读写器，准确标记出库时间和发送地等信息并写入标签，为烟草出库后相关后续环节中对于补货、分拣等过程提供更好的支持。 （二）自动分拣高效化的技术实现 分拣作业是物流中心操作流程中的核心环节，烟草物流中心在该环节中需要对仓储烟草货品实行分类与集中，以做好配装送货的前期工作。该过程主要包括：补货、分拣、打码、装箱等环节。其实现方式有人工拣选、卧式通道或半自动拣选以及全自动拣选三种。 人工分拣是指用人力或简单的器具将件烟分类地派送至指定地点。该种分拣方法劳动强度大，工作效率低，人力及器具的利用效率较低，除异型包装条烟外，很少使用这种分拣方法。集RFID技术与自动补货技术于一体的卧式通道或半自动拣选、全自动拣选方式可以提高工作效率，更好的发挥人力及物力的潜在价值， 只需在自动分拣线上安排少量人员来控制分拣系统的运行及其维护与管理即可。卧式通道分拣系统由多台通道推送分拣机和链板输送机等组成，半自动拣选系统则主要由塔型分拣机构成。这两种方式都表现出自动化程度高，系统灵活性能高，单位时间分拣数量较大等优点；卧式通道分拣系统的缺点在于适用于外形尺寸规范的条烟货品且同一时间只能分拣同一品牌的件烟，半自动拣选系统更多的适合于订单多、批量小的卷烟拣选。全自动分拣系统融入了各分拣系统的优点，其分拣效率可以达到其它设备的数倍之多，适用于分拣效率要求高、分拣数量巨大的企业。鉴于我区现今物流发展趋势卧式通道分拣系统及塔型分拣机组合的稳定性更能充分的提高分拣工作的整体效率。 对于补货环节，对于异型烟或销量较小的品牌宜采用人工补货配置系统。而对于数量较大的补货行为可使用通道机或塔机实现自动补货，但需要注意的是该环节所涉及传递线路中应安排少量工作人员进行实时调配。 打码环节是指通过运用激光防伪技术，由配备人员在分拣工序结束时完成的防伪码标准工序，以实现件烟的独有身份标记。其后，由自动装箱线利用通道分拣机、塔式分拣机组成的自动分拣系统按订单先后顺序完成自动装箱这一工序。 （三） 3G技术下经济化配送的全面实现 3G技术是指由获取、处理、管理和分析地理空间数据的地理信息系统即GIS、可以实现地图查询、线路优化、自动导航的全球定位系统即GPS以及提供移动数据传输的通用分组无线业务系统即GPRS组成的组合性职能系统。基于3G技术的卷烟物流车辆调度系统是以GIS系统为信息平台，结合GPS车辆定位导航，通过GPRS数据传输手段，而形成的便于动态宏观调控系统。物流配送主要包括配货、配装、运输及送达服务等几个环节，每个环节的具体实现方式如下： 配货及配装环节中，通过利用实时数据更新的客户信息平台系统，将不同用户所需的货物根据运输车辆的运输能力进行统筹配装，以最大限度的避免车辆运载能力的损失。 运输环节中，要充分利用车辆调度智能系统，不断优化车辆及运输路径的优化。路径的最优化要以已形成的规范配送网点为基础，在对于道路的等级、时段路况、运输承载能力进行综合考虑的情况下进行优化；车辆配备的优化，要根据以定路线，以缩短到达时间和减少车辆损耗为目标，并合理配置护送人员的工作量来实现优化。整个过程都要以上文所提及的GIS系统输出的优化线路为依据，通过GPS车载电子地图结合实际情况来加以实现。另外，整个过程都需要通过GPRS数据的无线传输使公司实现对于车辆的实时监控。 送达服务这一环节中，要尽量通过GPS和GPRS系统以及客户信息操作平台实现公司与用户的实时接触，也可以运用相关技术对配送网络的实现进行三维建模仿真，掌握实时信息，以更好的了解客户对于配送服务的整体满意程度。 三、烟草行业现代物流技术的应用前景 现代物流技术与烟草系统的融合，是全面实现“仓储数字化，库存合理化，分拣电子化，线路最优化，配载经济化”的直接体现。随着信息技术在现代物流建设中的广泛应用，企业势必要加大内部资源整合力度，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特别是工商一体化的运作，从卷烟的购进、储存、销售到配送等各个流程进行重新优化，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和运营效率将大大提高，企业发展也将实现从量的积累到质的裂变。以RFID和GPS等为技术依托的电子标签的应用、自动分拣、职能仓储管理、客户信息管理平台的系统的全面应用足以为烟草行业的物流系统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其发展必将更加顺畅。 物流技术在烟草物流优化中的应用将大幅度提升烟草企业整体的管理水平。现代物流技术的发展有助于烟草企业的管理系统与网络建设更好的实现网络化与智能化，仓储、分拣、配送等各主要环节都便于实现数字化与自动化，整体的工作效率得到了很好的提升，企业的业务水平实现了全面的提高。 物流技术在烟草物流优化中的应用将实现企业运作成本的降低。通过各项先进技术的应用，实现了物流配送路线的优化，人力及物力成本将大幅减少，与此同时工作周期将得到大幅的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势必能够实现有效的降低，有助于提升企业的整体竞争力。 总而言之，站在长远和战略的观点思考物流在烟草行业所起的作用，要将物流从日常管理系统水平升华到经营结构层面。而现代物流的先进技术在烟草行业的全面应用对于企业成本代化、效率提高以及管理水平的提高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作用，其一定能够实现在该行业的广泛应用。现代物流发展必须依靠物流信息技术，实现物流的信息化管理，通过网络管理为基础的物流平台，整合资源，规范业务流程，实现货物流和资金流的畅通。物流信息化建设是传统物流化蛹成蝶的一个必经过程，对于推进烟草行业改革与发展有着实质的重要意义。 （作者单位：巴彦淖尔市烟草专卖局） 物流技术论文:关于绿色物流高端物流技术型人才培养研究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秉着可持续发展战略与低碳生活的理念，绿色物流渐渐成为一个全新的领域。且现代绿色物流的热门程度大大刺激了市场对管理人才的需求，但就目前的状况来看并不能完全满足市场的需求。而校企合作的培养模式，不仅能促使更多人来了解绿色物流，也是快速培养专业人才的有效渠道。通过研究绿色物流高端技术性人才培养的校企合作模式，借鉴国际企业合作的形式，不断提高合作的力度，才能更好地解决学校人才培养与满足企业对人才的热切需求。 【关键词】绿色物流 校企联合 人才培养 需求 一、绿色物流高端技术人才培养的意义 如今，物流已经根深蒂固地融入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也给许多人们带来了许多利益，但是，在获益的同时，同时也给我们的生态环境带来了严重危害。而绿色物流是指以降低对环境的污染、减少资源消耗为目标，利用先进物流技术规划和实施运输、储存、包装、装卸、流通加工等物流的可持续发展的活动，是一项全新的发展领域，对生态环境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是我们今后物流发展的必要选择。所以，为了满足今后的生态保护要求，我们必须要坚持弘扬发展绿色物流。但由于我国的绿色物流理念并未普及，虽然得到各级政府的认可与肯定，但是消费者对此理念淡薄，使得理念只能是理念，还没能真正的开始实行。所以，我们需要大量的高端技术型人才来展开我们的行动，而校企合作，则是一个提供人才输出的平台。不仅能大量招揽人才，还能让更多的人认知绿色物流，不断开拓发展绿色物流市场，让绿色物流走上国际市场[1]。 二、当前绿色物流高端技术型人才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以下是笔者针对校企联合的人才培养的研究提出的各种问题分析。 （一）对于校企合作的培养理念认知淡薄 由于物流这个专业发展的太慢，还没被大众所了解，许多人们只是知道有这个专业，但是真正懂得的却没有几个。再加上许多学校的专业教育不到位，没能让学生们真正意义上认识物流专业，导致了合作热情高涨，但是真正实现合作收利益甚微的现象。许多企业或者学校合作意识匮乏，没能正确明白合作的意义，不懂得改革创新，一味的按照之前的老模式经行工作。或是校企合作的形式不成熟与没有完善的合作制度，只是单纯的口头合作而没有注重其培养，企业没有融入到人才培养当中，一味的让学校进行文字教育，没能让学生参与到实践中[2]。 （二）校企合作现象表面化 很多学校和企业都有着或多或少的的合作关系，但大多数都是为了各方面的利益签订了合同协议，并没有实质性的参与实践与培训。企业多以接收实习生为主，而学校则是为了招揽更多学生就读。学校盲目的安排了学生进企业工作学习，而具体的什么形式却没有去管束，减少了对企业与专业的认知，无法达到企业的技术人才的要求，使得企业对校企合作越来越消极，学校也更加散漫的对待培养人才[3]。 （三）对于绿色物流点的认知不够 许多学校与企业看到合作便热情高涨，实际上对与绿色物流的概念与理解的认识并不是非常明朗，只是为了各自的利益而盲目合作，过于表面化。由于学校不够了解企业绿色物流的理念，也没有与企业进行详细的沟通，所以导致学校盲目的教学生去学习古板的书本内容，而书本上的内容有过于老旧，无法适应当代要求[4]。 （四）政府只是单方面支持绿色物流，而没有重视校企合作 针对绿色物流，国家各级政府给予了许多支持与优惠政策，但对校企联合的宏观调控营造乏力，缺少完善的法律体系和政策支持，还没有颁布具有可行性的对绿色物流与合作的学校和企业道德优惠措施，让校企联合出现“一头热“的情况，无法加深合作关系。许多合作只是停留在表面上，参与力度不够，基本上就是走个形式。组织、领导、协调与监督的作用没有发挥出来，让许多想要发展的企业对此只能望而止步。 三、校企联合的人才培养的解决问题 造成上关于绿色物流高端技术型人才培养校企联合出现的问题因素有很多，主要归结为我国目前的物流业经验不足与各级政府的支持力度不够，还有培训机构的不专业，让人们无法正确认识到绿色物流的益处及校企合作的积极意义，所以下主要从这几个方面提出针对性的意见。 （一）学校应注重理论与现实相结合，大力培养复合型人才 物流专业很看重操作实践性，而绿色物流的要求则更高，因而，各高校应当着重理论与操作相结合的教学方式，灵活结合企业需求地去培养学生。不仅要运用多种教学手段，更应该不断去寻找企业案例教学，利用案例分析，模拟训练等各种方式增强学生的实践操作，全面发展。也可成立实训基地，加强教学、理论与实践操作相结合，不仅能增强此专业的适应能力，也让企业能凭借学校的教育力量来提高素质层次。还可更深入地参与合作，例如创立专门培养人员机构，可由企业的资深员工对在校学生进行操作实践，也可让学校经验丰富的老教授去帮助企业提高员工的素质，使得合作更加完善，培养处更多专业技术性人才。 （二）政府部门统筹规划，加快完善绿色物流策略 一门行业想要发展，没有政府的大力支持是不会壮大的，因此政府部门应当立即着手去完善物流制度，出台政策保护处于萌芽阶段的绿色物流。同时也应该支持关于绿色物流的校企联合，让学校与企业更加重视绿色物流，培养更多人才，让此行业得以加速发展，为我国下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又增加几个小数点。且校企联合模式的正式确立，也间接推动了教育业发展，使其更具实际性，所以政府应当大力扶持让其快速发展。 （三）借鉴性地引进国外先进绿色物流技术 我国的绿色物流要发展，必须要有先进的技术支撑。通过国外先进成熟的物流技术，使我国的物流水平更加健全，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改造目前技术落后的状况，更是为我国行业就业发展又提供了一个平台。但是国外的社会体制与我国存在些许差异，我们不能盲目引进，而要客观性的引进，并在其基础上不断修改，不断进步，使得绿色物流成为我国今后行业发展的一大特色，让绿色物流这低碳环保的理念以实际行动走上国际的大舞台。 （四）加强校企联合的管理制度 要想通过校企合作来提高绿色物流技术性人才的培养，企业与学校必须要重视培养的过程。学校应当把职业教育的培训融进企业价值链当中，加强老师的专业型与全面性，把为企业培养技术人才视为己任。企业应该在学校培养人才是不断提供本企业的案例与工作经验，让学学校明白企业的需求。只有这样，校企联合才能真正上的实现合作。 四、总结 总的来说，绿色物流刚开始萌芽，要想发展也不能操之过急，要一步一步稳稳的发展。而绿色物流技术型人才的培养，也需要各方面的合作与发展才能更好地进行。对于目前要通过校企联合来培养技术型人才的研究，更是需要企业和学校还有各级政府的的相互协调与帮助才会取得成功。同时也希望这与时俱进的培养方式能得到更多人的认可，让这低碳环保的绿色物流成功打开中国市场。 物流技术论文:现代物流技术对于降低物流成本之浅析 摘要： 本文从物流系统存在效益背反规律出发，提出降低物流成本需要完善、协调的物流系统，再结合现代物流技术，提出要想完善、协调物流系统，需要实现物流信息的标准化和共享，这就需要分别借助EPC和RFID技术。 关键词： 物流系统；效益背反；信息技术；信息标准化；EPC；RFID 1 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物流业越来越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动脉和基础产业，同时，也越来越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据国外的咨询公司如麦肯锡、埃森哲等调查，得出结论：中国物流还处于初级阶段。众所周知，我国的物流起步较晚，物流成本管理应用的研究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还没有建立专门的物流成本核算体系，缺乏规范的核算，人才短缺，成本高，效率低，规模小是其最大特征。 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目前我国社会物流成本相当于GDP的18%，而美国20世纪就已低于10%。该比例每降低一个百分点，我国每年就可降低物流成本1000亿以上。这从侧面反映了我国物流产业技术升级和结构调整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另外，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B2C电子商务也在如火如荼的发展，现已被公认是未来IT最有潜力的增长点。作为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电子商务将企业与客户通过Internet有机地结合起来，为企业提供了无限的商机。然而，物流行业的发展缓慢，完全跟不上电子商务市场的成长脚步，并且已经成为了制约后者发展的一道瓶颈。比如淘宝网、卓越网、京东商城等都有很好的业务水平，但物流的相对落后却严重制约其发展壮大。这再次表明改善我国物流现状已经迫在眉睫。 其实降低物流成本的方法有很多种，本文主要是以利用现代物流技术的方法来完善物流系统，从而降低物流成本做一论述。 2 传统的物流系统 物流系统是由物流活动各要素所组成的，为实现物流目的、功能和作用所形成的有机统一体。或者是指在一定时间和空间内，由所需转移的物资与包装设备、装卸机械、运输工具、仓储设施、人员和信息联系等若干互相制约的动态要素所构成的有机整体。一般来说，按功能要素来分的话，物流系统主要由运输、仓储、装卸与搬运、包装、配送、流通加工与信息处理等方面构成。各功能要素之间存在效益背反理论，即各功能处在一个相互矛盾的系统中，一方面目的的达到必然会损害到另一方面目的的达成。比如将铁路运输改为航空运输，虽然增加了运费，却提高了速度，从而降低了库存，降低了库存费用等。 在认识了效益背反规律之后，我们就要有意的将物流各功能要素有机的结合起来，连成一个整体来认识物流，进而有效解决效益背反规律，最求整体效益。美国学者用“物流森林”的概念来形象的表述物流的整体观念，指出物流是一种结构，对物流的认识不能只见功能要素而不见结构，即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3 融入了各种物流技术的现代物流系统 随着物流技术的发展和日趋完善，人们又提出了现代物流系统的概念。所谓物流技术是指集机械设计、计算机科学、管理学和自动化控制技术等于一身的综合技术。目前已进入应用领域的物流技术包括：电子产品编码（EPC）、无线射频识别（RFID）、全球定位系统（GNSS）、地理信息系统（GIS）、智能交通系统（ITS）等。而现代物流系统是在传统物流系统的基础上，引入物流技术，即运用计算机进行信息联网，并对物流信息进行科学管理，引进现代化的管理理论，运用自动化控制技术等，从而使物流速度加快，准确率提高，库存减少，成本降低，以此延伸和放大传统物流的功能。 结合我国物流现状，要想运用物流技术来协调物流系统各功能要素，使其整体成本最小，关键是要建立“标准化”和“共享”的观念。所谓的标准化是运用供应链管理的思想，使物流上游的生产制造到下游的分销经销，都采用统一的信息流，即将尽可能多的数据源相互连接，然后使信息的发送和传输标准化，以便提供给尽可能多的需要该信息的人。这不仅满足物流系统各功能要素共享物流信息，也使得整个供应链都能够共享这一标准化的信息流。从而使整个物流过程乃至产业链都呈现透明化。 3.1 EPC技术实现信息标准化 信息标准化就要借助EPC来实现。EPC是Electronic Product Code的简称，一般中文称其为产品电子代码或电子产品编码，它是一种编码系统，其作用就是提高物流供应链管理水平和降低成本。它是在传统的条形编码的基础之上，做了一些改进和补充，实现了对单品进行标志。产品电子代码属于下一代产品标识代码，它能够对供应链中的各个对象进行全球唯一的标识，比如物品、货箱、货盘、位置等。 传统的条形码技术不能对单品进行有效识别，而EPC的出现弥补了这一空缺，因为它的信息编码方法能够与传统的条形码兼容，大大增强了系统的信息容量。 3.2 RFID技术实现物流信息共享 有了标准化的信息流，如何实现共享呢？这就要借助物流技术无线射频识别技术，简称RFID。 RFID拥有其他的识别技术不具备的一些特点，它不仅非常容易操作、简单实用，还特别适合自动化控制的灵活性应用技术。它具有读写距离长、保密性强、存储数据量大、适用于恶劣环境、使用寿命长等优点，这项技术基本上可以追踪和管理到所有的物理对象，是最重要的一项管理手段之一。此外，因为这项技术的技术性很高，很难被仿冒和侵入，具有很强的安全防护能力。采用这项技术因为不需要查看进货的条码，会节省很多的劳动力成本，比如沃尔玛就因此节省了83.5亿美元。 一般情况下，RFID系统是由标签、天线、阅读器三部分组成的。一是标签：也叫做射频标签，它是由耦合元件及芯片组成，每个电子编码都对应着一个标签，它附着在物体上，能够用来识别对象，通常来说电子标签中保存有约定格式的电子数据，即采用EPC技术编码的数据，且含有内置天线，用于和射频天线间进行通信。二是读写器：读写器分手持式和固定式两种，它可以无接触地读取并识别电子标签中所保存的电子数据，从而达到自动识别物体的目的。读写器通常通过其接口进一步与电脑相连，或使用WLAN技术进行数据传送，所读取的标签信息被传送到电脑进行下一步处理。三是天线：在标签和读写器只见传递射频信号。 要使RFID在物流系统中实现，需在商品生产过程中就嵌入RFID标签，这是非常关键的第一步。要想使物流系统的各个环节都能够依托RFID标签紧密的结合起来，必须在生产环节就引入RFID标签。只有这样它才会发挥其应有的强大作用，保证物流各环节的顺利进行。 3.3 RFID技术实现物流信息共享的具体运用 RFID在商品生产环节的介入：采用该技术的物流系统与传统的物流系统有着很大的区别，传统的起点是在入库或出库，但是该系统是在商品的生产环节就介入进来的。 分四个步骤可以完成商品的RFID标签信息录入：一是描述相应的商品信息，比如生产部门、使用期限、安全级别等，通过录入这些相关信息可以有效的实现商品过程追踪的有力支持。二是在数据库中把商品的有关信息录入到对应的RFID标签项中。三是把商品和相对应的信息编辑整理出来，取得商品的原始信息和数据库，但是必须保证这个环节各项信息的准确性，因为它不仅是物流系统的第一步，也是RFID第一个开始介入的环节。四是当完成信息的录入工作后，应该用阅读器进行确认，检验两者之间的信息是否一致；在这个过程中进行数据录入，显示每一件商品的RFID标签信息录入的完成时间和经手人。 RFID在商品入库环节中的实现。传统的物流系统入库需要经手人员在入库记录单上登记，入库前必须经过仓库管理人员严格的检查，而且为了保证这个环节的准确性，一般都会进行多次检查，在这整个过程中需要很多人员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而这项新技术的出现，很好的弥补了这一缺陷，只要在入库口通道处放置RFID识别器，就能够轻松识别入库商品，还可以利用阅读器自动存储到计算机的库存管理系统中，并且该商品还能够利用指引叉车上的射频终端，通过最佳路径到达可供选择的空货位。经阅读器确认商品到位后，还能够及时的更新库存信息。最后商品入库完成后，该系统还可以打印出入库清单，以便日后确认责任人。 RFID在商品库存管理中的实现。商品入库后并非一劳永逸，现代物流库已经实现静态到动态的转变，需要对库存货品进行随时的检查和管理。在过去的传统物流系统中，这也是非常费时费力的事，而且效率低下，但采用该系统之后，这个环节就变得非常的简单了。该系统的阅读器可以对各类商品进行定期的盘查，分析出商品库存的变化情况；如果商品出现移位，只要利用阅读器就可以自动采集到货物的RFID标签，并在数据库中找到相对应的信息，就可以自动把信息录入到库存管理系统中，记录商品的品名、数量、位置等信息，核查是否出现异常情况。采取该系统，能够很大程度上的减少传统库存管理中的人员作业量，实现商品的安全、高效库存管理。 RFID在商品出库环节中的实现。该系统在商品出库环节能够自动的确定出最优提货路径和提货区。它利用车载终端提醒工作人员载货，经扫描货物和货位的RFID标签，确认出库物品，同时更新库存。当物品到达出库口通道时，阅读器将自动读取物品的RFID标签，并在数据库中调出相对应的信息，与定单信息进行对比，若正确即可出库，货物的库存量相应减除；若出现异常，仓储管理系统出现提示信息，方便工作人员进行处理。 4 结论 标准化了的物流信息通过RFID实现共享后，就可使物流系统各功能部门的效率大大提高，有效实现透明化管理，从而为协调各功能部门、发挥整体优势、优化整个物流系统、降低物流成本给予了技术支持与保证。 物流技术论文:物流技术装备应用发展趋势 我的整个汇报分为四个部分，首先是九州通在物流领域的核心竞争力，我们认为在医药物流领域，九州通已经居于全国第一位，但与国际上的先进企业相比，我们还有很大差距。第二个方面是我们理解的物流技术的应用发展趋势。第三个是物流技术装备企业如何抓住发展机遇，最后是我们在物流系统建设方面的经验。 对国外物流技术应用现状的观察 因九州通集团物流中心建设以及对外物流系统集成的需要，近两年我们考察了欧、美、日多个现代化物流中心。据我们了解，国际先进物流中心的技术优势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物流中心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很多的企业自动化程度达到了90%以上，意味着同样的作业量，他们所需要的人员不到国内企业的10%。例如，在国际先进企业的物流中心，使用悬挂小车载托盘运输，只需要人把物料放到托盘上，然后由机器臂来进行操作，效率非常高。 第二。物流中心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采用方便的故障监控与远程处理系统，可以实时显示设备运行状态，自动化设备发生故障时自动报警，并可进行远程处理，十分便捷。我们曾看过在物流中心里出现问题后，在控制中心里的工作人员通过远程监控系统即时看到现场情况，还可以通过语音系统和现场作业人员直接对话，了解现场出了什么问题，大部分的问题在远程控制中心里面就可以进行遥控处理，将来的设备甚至具备实现自修复功能。 第三，物流中心订单处理能力越来越强。单个物流中心每日拣货能力超过100万订单行。例如，TGW给德国一个医药物流中心做的一个货到人拣选系统，15秒能够处理9个订单行，每小时的平均作业量是800订单行。 国内物流装备技术的应用发展趋势 趋势1：现代物流技术应用呈普及趋势。一是从烟草、白酒等部分行业向全行业普及，其中医药、服装、食品等行业都在加速发展现代物流，电子商务的发展助力现代物流技术应用井喷式发展。二是物流技术应用从外资企业、大型国企向所有企业普及。其中，在医药产业，新版GSP要求所有企业要发展现代物流；同时人力成本大幅上升、国家产业扶持政策等因素，对现代物流技术的普及也起到很大推动作用。三是物流技术应用从东部沿海、大城市向全国范围普及。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从点状发展迈向而上的更大发展范围，中西部发展也很快，例如成渝经济圈值得关注。以九州通为例，我们投资了两个做医药、物流、信息系统和资讯集成的公司，其中一个是在四川遂宁，这是一个西部小城市，地级市，下辖380万人，经济在四川省靠后，但是九州通发现在遂宁有很多的企业要做现代化物流的提升，市场前景很好。还有一个案例，升和制药，规模不是很大，但也有发展现代物流的意识。 趋势2：用户更加重视整体解决方案。一是从单纯购买物流设备、信息系统转向建设现代物流中心。很多物流中心负责人越来越重视整体规划设计，而不是单纯注重局部某个设备的好坏、某套系统的价格。二是从生产、物流相互独立转向整体设计，这卫的整体设计指生产自动化、物流自动化逐渐相互结合，生产企业日渐重视原材料和成品的物流，并使之自动衔接。三是从物流作为职能部门转向商流物流紧密结合，体现在众多物流园区开始构建商流+物流的大平台，很多企业（例如几州通、京东）也确立把现代物流能力打造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九州通认为建筑是一个外衣，是为躯体服务的。九州通发现从建没一个物流中心到运营，90%的节省来自于前期的规划设计。现在很多企业越来越重视规划设计。如今几州通对外做系统集成，规划设计方案也能收得客户的认可和价值，一个规划方案也可以有几百万的收入。 趋势3：从信息化、自动化向智能化方向发展。具体表现在：全世界的物流中心都在不断降低人工成本，直至完全无人作业；国内的现代物流建设刚刚起步，适合走跨越式发展道路；物联网、云计算、机器人等技术的进步，也推动了现代物流技术的加速发展。 那么，而对市场对物流技术装备的需求，物流装备企业应如何抓住这个发展机遇？我们认为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第一，要打造企业自身的核心技术。在当今市场环境下，单纯做OEM难以获得较大发展，要更加重视研发，打造自己的核心技术和拳头产品；第二，要构建全国的布局。我国市场发展空间巨大，各个企业都在加速发展，要想做大企业，应当抓住机遇，全国布局，这已成为有志于成长为全国性的企业迫在眉睫的事情。第三，要更加重视与集成商的合作。甲方需求客户将来更多是与集成商对接，因此物流技术装备企业与集成商紧密合作，可以找准市场方向，提升自身价值。 九州通物流技术发展经验 根据九州通的经验，我们认为：在医药流通行业，规模化的经营需要集成现代化的医药物流中心。在现代化的医药物流中心里，可以通过信息化及自动化技术实现大规模高密度的存储、大规模高效率的拆零、多模式高效的配送服务。现代医药物流中心的高效运营需要强大的物流管理系统。 九州通积累了十年的系统开发与实际应用经验，自主研发了行业领先的物流管理系统，替换了国外的高端产品，在全国51个物流中心得到广泛应用。在物流管理系统中包含仓储管理系统（WMS）、设备控制系统（WCS）、运输管理系统（TMS）。现代医药物流中心的高效运营还需要成熟的物流技术，这些技术包括信息技术、拣选技术、条码技术、RFID技术等。其中，几州通采用RFID及软件技术等，可以实现全程冷链管理，可以实现对药品配送运输过程中的温度的记录和监控，制定冷链管理等操作规范和流程，在存储、销售、配送等各环节实现冷链管理，保证冷藏药品的质量。 物流技术论文:乌江特大桥主桥关键施工物流技术 摘要：乌江特大桥主桥位于思南著名的乌江腾龙峡风景区内，主桥主墩位于乌江腾龙峡峡谷两岸半坡上，综合其地理条件和环保要求，结合主桥施工物流的需求，采用如下关键施工物流技术：第一是采用65t大型绞坡道斜直线运输方式打通山顶至主墩位的主物流。第二是采用在主墩外设置侧挡墙，将孔渣外运物流化为无形。第三是采用梭槽+二次拌合机+地泵模式向下和向上输送混凝土，解决混凝土施工物流问题；第四是在两岸主墩位之间设置一座跨径220m的钢丝绳索桥，满足人员、混凝土地泵管、电缆线路等通行物流问题。第五是在两岸主墩位各设置一台6013的塔吊和一台载人电梯，满足主墩位垂直竖向物流的需求。本文综合性的介绍了乌江特大桥主桥关键施工物流技术。 关键词：乌江特大桥施工物流技术 工程概况 思南至剑河高速公路乌江特大桥分左幅和右幅，具体孔跨布置左幅为11×30m T梁 +(116+220+116m预应力连续刚构箱梁)+12×30m T梁，右幅为7×30m T梁 +(116+220+116m预应力连续刚构箱梁)+11×30m T梁，是全线最大的控制性工程，其位于思南著名的乌江腾龙峡风景区内，主桥主墩位于乌江腾龙峡峡谷两岸半坡上，小里程主墩墩位离乌江江面垂直高度58.6m，离坡顶思林公路垂直高速88m，大里程主墩墩位离乌江江面垂直高度44.4m，离坡顶思林公路垂直高速110m，坡道陡峭、险要，地形地质条件复杂。乌江特大桥主桥施工物流现状具体情况如图1至图2所示： 图1、乌江特大桥工程结构现场效果图 乌江特大桥主桥施工物流总体技术方案 针对乌江特大桥主桥的地理条件和环保要求，结合乌江特大桥主桥施工物流的需求，同时采用多方案比选和优化思路反复调查研究后制定了乌江特大桥总体施工物流技术方案如下：第一是在对比展线加隧道方案打通山顶至主墩位的主物流方案与采用65t大型绞坡道斜直线运输方式打通山顶至主墩位的主物流方案后，确定开创性的采用施工成本低、形象好、征地量少、环保好、安全可控的65t大型绞坡道斜直线运输方式作为乌江特大桥主桥主通道施工物流的方案。第二是采用加强和设计、业主和监理的沟通联系，在正式设计图中加设主墩外侧挡墙，将孔渣外运物流化为无形。第三是采用梭槽+二次拌合机+地泵模式向下和向上输送混凝土，同时将绞坡道载重向下运输作为备运方案，解决混凝土施工物流问题；第四是在两岸主墩位之间设置一座跨径220m的钢丝绳索桥，满足人员、混凝土地泵管、电缆线路等通行物流问题。第五是在两岸主墩位各设置一台6013的塔吊和一台载人电梯，满足主墩位垂直竖向物流的需求。具体现场具体布置情况下图2所示： 图2、乌江特大桥主桥小、大里程岸施工物流技术方案现场实施图 山顶与主墩间施工主物流技术方案 乌江特大桥主桥主墩位于陡峭的乌江峡谷两岸，施工便道方案难度大，根据现场实地调查和规划，施工便道方案拟利用既有的峡谷两岸坡道设计绞坡道，通过绞坡道平台(类似斜向电梯)将吊车、混凝土罐车(绞坡道为应急措施，多数混凝土采用梭槽梭加二次拌合加混凝土地泵泵送方式)等从山顶绞坡道平台直接放到主墩附近的平台开到主墩，起到一个核心运输通道的作用。 乌江特大桥主桥65t大型绞坡道系统由五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钢轨轨道基础及各设备定位固定基础系统，其起承载和定位作用。第二部分为动力制动闭合系统，具体由大型卷扬机动力制动系统、钢丝绳牵引系统、载重台车系统、钢丝绳滑轮系统、钢丝绳托绳轮系统和钢丝绳锚墩组成的闭合系统环，其起到正常情况下牵引和制动台车往复于上下码头之间运行作用。第三部分是1+1曳引制动安全保证系统(类似于登山运动员的循环保护绳装置)，具体由曳引制动器、钢丝绳牵引系统、载重台车系统、钢丝绳滑轮系统、钢丝绳托绳轮系统和钢绳锚墩(含上锚墩和下锚墩)组成的应急制动闭合环，各构件的型号与动力制动闭合系统的一样，当动力闭合系统出问题台车向下滑动速度加速超过25m/min时，安装在曳引制动器上的速度感应器感应到速度后自动间入将台车缓慢制动住，确保台车安全，起到1+1安全保护作用。第四部分是操作安全保护系统，具体由1+2台车轨道限位制停器、1+3人工应急触停按钮和轨道底钢筋混凝土防撞锚墩组成，起应急安全保护作用。第五部分是操作控制中心，具体由控制操作系统、沟通指挥系统和相应的感应器组成，起到沟通、操控和协调作用。 乌江特大桥主桥绞坡道方案由绞坡道基础系统(轨道以下部分)、主卷扬机及其系统，曳引制动器及其系统，平台车，滑轮系、钢丝绳、电源和控制系统组成，卷扬机为动力系统（下坡时也起到制动作用），曳引制动器系统为1+1安全保护系统，绞坡道运行采用变频设计，满载速度最大20m/min，空载最大速度40m/min，设计中采用方便操作的控制柜，在通视条件很好的地方独立设计控制房控制运行；具体见图3所示： 图3、乌江特大桥主桥绞坡道总体设计方案图 主墩挖孔桩孔渣外运施工物流技术方案 由于乌江是国家一级水源，乌江特大桥主桥主墩位于江两岸陡峭的半坡上，特设置挡墙阻挡挖孔桩弃渣，将乌江特大桥主桥主墩挖孔桩钻渣外运物流化于无形，并将挡墙设计进入正式设计图，在建设挡墙本身就有盈利的同时，也避免了挖孔桩弃渣的外运物流成本，具体设置情况及施工情况见图4所示： 图4、乌江特大桥主桥主墩桩基施工挡墙设置三维立体效果方案图 乌江特大桥主桥混凝土输送物流技术方案 由于我部集中拌合站设置在乌江特大桥大里程岸一侧，混凝土运输到乌江特大桥小里程主墩必须走18km绕 经常堵车的思南县城，小里程主墩混凝土物流成本高。为降低混凝土物流成本，特采用梭槽+二次拌合+地泵经栈桥泵送至对岸主墩的混凝土物流方式降低混凝土物流成本。具体措施是设置一座钢丝绳栈桥，通过栈桥，乌江特大桥小里程主墩混凝土首先通过混凝土罐车运输到乌江特大桥大里程主桥山顶绞坡道上车码头处，通过长距离的梭槽系统将混凝土梭到大里程主墩附近的搅拌机内二次搅拌后梭到混凝土地泵内(经过试验与现场勘察，混凝土通过长距离的梭槽梭送后不会发生离析现象，砼质量能够满足要求，地泵为HBT90.21.220S型，通过地泵将混凝土从栈桥上输送到乌江特大桥小里程主墩墩位。为避免下雨对混凝土的影响，特在梭槽上设置彩钢瓦盖，具体情况见图5所示： 图5、乌江特大桥主桥混凝土梭槽设置及搅拌机二次拌合入地泵现场图 两岸主墩间施工物流技术方案 为满足两主墩之间的人员通行、砼地泵管通行、电力通讯线缆通行及其他小型物资输送，特在两岸之间设置一座跨度为250m的钢丝绳栈桥，索桥总建设成本合计为26.5万元。具体布置及细节情况见图6所示： 图6、乌江特大桥主桥钢丝绳栈桥设置现场图 两主墩竖直垂直物流技术方案 为满足两岸主墩竖直垂直运输，在两岸主墩位置各设置一台中联重科TC6015-10型搭吊和一台SCD200/200TD型电梯。为避开和墩身液压滑模的平面冲突，搭吊基础直接放在左幅承台右前角上，每20m附着在墩身上一次。电梯放在左幅前肢墩身左外侧，电梯每15m附着一次在墩身上。具体设置情况见图7所示： 图7、乌江特大桥主桥搭吊和电梯现场布置图 结束语 通过对乌江特大桥主桥施工物流技术方案的不断创新与优化，分别采用65t级大型绞坡道技术（已经获得两项国家专利）解决了山顶至主墩间物流问题，避免了成本高昂的展线加隧道的施工便道；通过采用在主墩外设置挡土墙，解决了主墩挖孔桩孔渣外运物流问题；通过采用梭槽+砼二次拌合+砼地泵模式，并结合两岸索桥解决了砼向下运输和绕思南县城长途运输砼的难题；通过设置一座跨径250m的钢丝索桥解决了两岸物流问题；通过在两主墩位个设置一台中联重科TC6015-10型搭吊和一台SCD200/200TD型电梯解决了主桥竖直垂直物流问题。经实践，现各项施工物流技术均运行正常，在全面满足了乌江特大桥主桥施工物流的需要的同时，广泛社会关注和盛赞，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推广价值外，还将施工物流成本从2025.433万元降低到557.554万元，节约成本1467.879万元。另外，该物流技术将乌江特大桥主桥主墩施工物流土地占用面积从原计划的427.6亩降低为58.4亩，将土地占用面积降低至原计划的13.65%，节约征地拆迁费649.792万元，被社会各界所好评。 物流技术论文:物流技术发展对物流管理模式的影响分析 摘 要：在物流技术发展的同时，也因员工与设备之间联系的变动，导致了物流管理模式的变革。这种变革是否有利于我国物流业的健康发展，是否能充分利用我国的资源禀赋优势，则成为值得业界思考的问题。对于问题的思考需要关注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即对管理主体、管理客体、管理环境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需要围绕着增强员工的岗位素养、强化购置的成本约束、健全操作的组织形态，以及完善企业的绩效管理来进行“影响”控制。 关键词：物流技术；物流管理；物流设施设备；员工 随着物流企业逐步重视自身的内涵式发展，使得内部资本有机构成也不断得到提升。根据资本有机构成C/V（C：不变资本、V：可变资本）的表达式可知，在C投入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则意味着，员工个体所推动的资本存量将显著增大。或许可以认为，物流企业的技术系数中物流技术的成分逐渐增加了。从中可以看出，在物流技术发展的同时，也因员工与设备之间联系的变动，导致了物流管理模式的变革。这种变革是否有利于我国物流业的健康发展，是否能充分利用我国的资源禀赋优势，则成为值得业界思考的问题。 对物流管理的影响进行分析的目的在于，通过结合我国国情综合评价当前的影响因素，将有助于在今后的物流技术应用中建立起合理的成本控制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做出符合国情的资本有机构成变迁路径。 鉴于以上所述，笔者将就文章主题展开讨论。 1 对物流管理的认识 从企业管理原理出发可知，物流管理本身仍在于对员工的管理，在此基础上实现组织资源的有效运转。但组织资源的运转仍需要在一定的环境下进行，从对物流管理的认识就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1.1 对管理主体的认识 管理主体可以概括为“员工”，员工包含着生产人员和管理人员。对于生产人员而言，在我国物流业务大多处于低端的背景下，则主要以实施运输、仓储、流通加工等活动而存在着。不难看出，他们是物流企业价值的直接创造者，在企业员工总数上占多数的部分。对于管理人员而言，则可以包括行政、订单接收、客服等岗位上的员工。实践表明，在改善客户关系管理和提升物流企业品牌号召力的要求下，处于管理岗位上的员工将扮演着十分关键的角色。而且，在企业引进物流技术后，直接与该技术接触的仍是管理岗位上的员工。 1.2 对管理客体的认识 相对于管理主体来说，管理客体的指向则十分广泛，且与物流企业的经营范围不无关系。但这里可以将其粗略概括为：物流设施设备和物流产品两大部分。结合本文主题，物流设施设备则构成了物流技术的载体，而物流产品则构成了使用物流技术后所呈现的结果。在当前物流行业内同质化竞争十分激烈的状况下，若能在物流技术的应用上表现出差异化特质，则能使企业获得比较优势。这也说明，管理客体不仅涉及存量上的使用和维护，而且包含增量上的引进和开发。 1.3 对管理环境的认识 正如上文所指出的那样，物流企业内的组织资源需要在一定的管理环境中来运行。因此，这里可以分别从内外两方面对管理环境进行认识。 （1）管理的内环境。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逻辑下可得，随着物流技术不断地被引进到企业中，必然需要在班组层面进行组织制度的调整，从而建立起共生效应下的内环境系统。 （2）管理的外环境。管理的外环境主要涉及行业经济环境、政策环境和市场竞争环境等。不难知晓，这些都是物流企业难以掌控的变量，从而仍需要依托对内环境的调节来进行环境适应性能力构造。 2 认识引导下的影响分析 物流技术发展与物流管理之间仍然存在着两个方面的联系，即物流技术作为活跃和能动的部分，决定着物流管理模式的演变趋势；而物流管理模式的适应性调节，则关系到物流技术能否在微观环境下得到充分应用。为此，以下将在企业层面来展开对物流管理影响的分析。 2.1 对管理主体的影响分析 考察我国物流企业发展现状可知，从业态上看面临着综合型物流企业与单一物流商并存的局面。但从业务开展的形态上看，则主要从事着常规物流服务。这就意味着，物流技术的发展主要围绕着推动常规物流服务的开展而进行的。诸如，物流信息技术、流通加工技术等都归因于此。从中不难发现，随着这些物流技术的发展与引进，对于管理主体产生了两个方面的影响：（1）数量上的影响。具体而言，使得处于管理岗位上的员工数量得到了削减，并在一定程度上也降低了生产岗位上的员工人数。（2）能力上的影响。这里的影响主要从对员工的自学能力、协同配合能力上来得出。 2.2 对管理客体的影响分析 物流技术发展的动因来自于对物流业运营效率和质量提升的要求，这对管理的客体带来了两方面的影响：（1）对物流设施设备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下的引进能力的影响；（2）对存量设备维护、开发，以及对物流产品运营的影响。对于前者而言，根据企业的经营需要引进物流设施设备，已成为物流企业做大、做强的必然选择。而这种增量管理模式，则将对企业的流动资金带来深刻的影响，特别在当前金融环境十分紧缩的环境下更是如此。对于后者而言，尽量延长物流设施设备的使用寿命，将关系到折旧的稀释程度；而对物流产品运营的管理，则直接影响到客户对企业物流能力的认同度。 2.3 对管理环境的影响分析 （1）内环境分析。应对增量管理的措施在于建立科学、合理的资金预算机制，这也就构成了内环境影响的一个方面。随着物流设施设备的引进和使用，必然带来组织结构上的调整，即以更为灵活的组织形态来替代传统职能结构。 （2）外环境分析。物流产业仍是十二五期间的重点发展对象，在此背景下宏观政策层面必然对于发展物流技术持鼓励态度。这种态度分解到微观领域，则可能在税收上正面影响物流企业的采购行为。 3 分析基础上的发展思路 无论物流技术发展对物流管理所带来的影响是否正面，都需要物流企业苦练内功，实现对技术引进的及时消化，以及充分发挥物流技术功效的目标。不难理解，随着物流技术功效的提升，将变相稀释该设施设备的采购成本。 为此，以下将从四个方面给出发展思路： 3.1 增强员工的岗位素养 尽管我国物流企业在整体上仍长期处于低端业务开展阶段，但随着产业振兴计划的实施，必然在未来物流企业会逐步提高自身的资本有机构成。为此，就需要前置性的对员工进行岗位素养上的强化。强化的重点在于，培训他们使用先进物流技术的能力，以及促使他们养成自主学习的习惯。在增强这些岗位素养的同时，还需要在企业文化建设上下功夫，从而能在整体氛围上来推进员工岗位素养的强化目标。 3.2 强化购置的成本约束 根据经济学原理可知，物流企业一味的追求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将陷入两个方面的困境：（1）在忽视企业业务规模的情况下，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并不一定能带来服务效率和质量的提升；（2）物流技术的发展固然能提升物流产业的整体质量，但也为物流企业带来了不可忽视的资金压力。在当前物流业平均利润率处于10%～20%的水平上，将直接影响到物流企业的资金配置效益。因此，需要强化购置的成本约束。 3.3 健全操作的组织形态 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辩证关系下，还需要健全班组操作层面的组织形态。这种组织形态实则就是“生产关系”，从而需要根据企业的发展战略和物流设施设备的引进类型，建立起灵活、柔性的组织形态来。对此，应引起物流企业乃至业界的高度重视。 3.4 完善企业的绩效管理 企业管理中任何问题都归于对人的管理，这同样适用于物流管理环节。因此，在促进员工形成自学习惯，以及促使资产管理人员更好地关注增量和存量资产的管理，则需要完善企业的绩效管理制度。对此，已有许多文献进行了详细讨论。 综上所述，是笔者对文章主题的讨论。诚然，对于本文主题的讨论还可以从其它方面展开，但笔者仍从独特的视角下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下转第100页） 4 问题的拓展 以下将对目前广泛开展的物联网平台建设进行经济效益分析。众所周知，物流企业在开展信息化管理系统建设时面临着大量的资金投入。这种资金投入主要配置在硬件建设、软件开发和维护，以及相应人员的培训方面。而它所产生的经济效益需要扣除上述费用支出并达到预期，才能被认定为合理的应用形式。关于这一点，同样适用于物联网技术在信息化管理系统中的应用分析。 为此，以下在两个方面来进行经济效益分析： 4.1 物联网技术应用本身的费用支出 由于物联网平台是基于互联网技术而搭建的，这在大型制造类物流企业中将可以省略很大一部分经费投入。但从以“管、营、控”三位一体化的物联网业务内容来看，其在经费投入上主要集中在与上游和下游各节点间网络终端的衔接。此时，这一方面就成为需要重新投入的经费支出部分。 4.2 物联网技术应用之后的价值创造 价值创造与价值形成之间存在不同，前者体现为设备对抽象劳动的吸收。而吸收效率高将提升有效劳动的量，进而创造出更多数量的价值。作为目前开放形态下的物流企业生产模式，借助物联网技术的三位一体作业内容，便能从效率的角度来增强物流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 不难看出，以上两个方面的经济效益分析，便能理性看待物联网技术在信息化管理中的应用前景。从而，避免的任意拔高的不足。 5 小 结 本文认为，对于当前物流业所存在问题的思考，需要关注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即对管理主体、管理客体、管理环境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需要围绕着增强员工的岗位素养、强化购置的成本约束、健全操作的组织形态，以及完善企业的绩效管理来进行“影响”控制。 物流技术论文:鲜鱼冷却链物流技术与货架期预测 摘要 介绍冷却链鲜鱼的特点、鲜鱼腐败的原因及影响因素，并对国内外鲜鱼冷却链物流技术和货架期预测的研究进展进行了分析与探讨。 关键词 鲜鱼；冷却链；特点；腐败原因；影响因素；货架期预测 以鱼体温度0～8 ℃的冷却链处理加工、贮藏流通的鲜鱼产品深受国内外消费者欢迎，因此几十年来专家对冷却链鲜鱼的研究从未间断过[1-3]。尤其近年，由于大规模开展加工、贮藏过程的安全控制、保证产品品质安全的研究，有关鲜鱼冷却链过程的产品品质安全控制研究也在不断广泛、深入地进行[4-6]。 1 冷却链鲜鱼的特点 冷却链鲜鱼是指渔获后迅速进行冷宰杀处理，使鱼体温度下降为0～10 ℃，并在后续的加工、流通和零售过程中用适量的冰使其始终保持在0～10 ℃的鲜鱼。冷却链鲜鱼的概念是相对于冷冻鱼和鲜活鱼的概念而言的。鲜活鱼是指以活体的形式进行运输和销售，这是我国淡水鱼主要的流通方式；而冷冻鱼则是指将鱼体冻结后置于-18 ℃保存，肉组织呈冻结状态，在海产鱼的消费中占有很大的比例，特别是远洋捕捞的鱼类。冷却链鲜鱼与鲜活鱼、冷冻鱼肉质比较，由于冷却链鲜鱼的生产、加工和销售始终处于冷却链过程中，对刚捕获的鱼采用冷却致死，即降低温度致鱼体死亡，同时也对微生物产生冷休克作用，使大多数微生物（尤其是腐败菌和致菌病）受到损伤或休克，从而抑制其生长；冷却过程中使用干净的冰水混合物（软冰 slurry ice）可以有效减少鱼表面的微生物数量，进一步保障安全性，延长了货架期[7]。另外，鲜鱼质地柔软而有弹性、汁液流失少、滋味鲜美、气味芳香，便于食用后消化吸收，利用率高；肉质便于切割，适合家庭烹调，而且也适合加工各种鱼肉制品。同时，在冷藏环境下几乎没有干耗，脂肪氧化和水溶性维生素损失少，较好地保存了鱼肉的营养价值。 总之，冷却链鲜鱼与鲜活鱼相比，在运输、安全、卫生等方面具有诸多优点。冷却链鲜鱼与-18 ℃以下冻结保存的冷冻鱼相比，又具有汁液流失少、营养价值高等优点。冷藏方式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既较好地保存了鱼肉的营养，又保持鱼肉的组织结构不受破坏，因此冷却链鲜鱼已经成为发达国家消费的主要产品。 2 鲜鱼易腐败的原因及影响因素 2.1 原因 一是贮藏温度。冷却链在0 ℃左右，不能完全抑制细菌生长繁殖。二是营养组成。鱼肉主要是由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水分及其他微量成分，如维生素、色素及风味化合物等组成，形成了水产品特定的质构、颜色、风味等特征。同时，鱼肉也是微生物生长所需的良好营养源。三是鱼肉组织。因组织脆弱，鱼鳞容易脱落，细菌易从受伤部位侵入，鱼体表面的黏液又是细菌良好的培养基。此外，鱼个体尺寸小，比表面积大。胃肠中的消化酶和微生物容易释放到周围鱼肉组织中，使鱼肉组织中的微生物载荷增加。四是污染状况。多数情况下，对捕获的渔货不立即清洗处理，含有大量细菌的内脏和鳃未及时摘除，在运输和贮藏时细菌进行生长繁殖。五是pH值。鱼类缺乏碳水化合物（低于1%），死后酵解作用弱，最终pH值为7.2～7.5，更适合细菌生长。六是水分活度。鱼体本身含水量高（70%～80%），水分活度超过95%，容易变质。 2.2 影响因素 微生物生长繁殖受到鱼肉内部因素和外界环境因素的协同作用并相互影响。冷藏条件下引起水产品微生物活性的环境因素主要有：冷藏温度、水分活度、氧化-还原电势、pH值和氛围气体等。 冷藏温度是影响微生物活性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影响鱼类腐败菌菌相组成、细菌生长运动力学、产品微生物货架期等。鱼产品中所有的微生物生长繁殖速度都受温度影响。一般温度越低，细菌生长代谢速度越慢，货架期就越长。嗜冷菌（Psychrophiles）生长温度为0～20 ℃，最适生长温度为15 ℃； 而兼性嗜冷菌（psychrotrophs）不能在0 ℃生长，但能在3 ～5 ℃生长，其最适生长温度为25 ℃。在冷藏温度（0～10 ℃）范围内，嗜冷菌和耐冷菌，如假单胞菌、腐败希瓦氏菌、摩氏杆菌都能生长繁殖。 3 鲜鱼冷却链物流技术 3.1 鲜鱼冷却链 从养殖网箱到加工厂卸鱼台是活鱼冷却致死和车船运输过程，温度影响细菌生长和鱼体自身酶活性，此时低温对保持鲜度十分重要[4]。在聚苯乙烯泡沫箱内加适量的冰水或软冰，将活鱼冷却迅速致死，并把鱼体温度冷却下来，还要补偿从外界进入容器的热量，将鱼保持在5 ℃左右的冷却链温度，可以延长鱼体僵硬期[4]，并对细菌形成冷却冲击（Cold Shock），可以降低细菌总数，延长细菌生长延滞期，从而延长产品高品质期。起捕后立即将活鱼投入盛有冰水或软冰的泡沫箱，减少挣扎，实测20 min内鱼体中心温度冷却至8 ℃以下。根据Dilip Jain等[7]的冷却温度模型，如果冰量充足，按普通鱼体大小（300 g/尾）计算，22.8 min可降至8 ℃。在海上收购完成后运输到加工厂的过程中，需要移除的热量大，而加入冰的冷量不充足，到达加工厂卸鱼台时，鱼体温度在冷却链限定温度之上。夏季收鱼过程中按现行加冰量，产品运输到卸鱼台的平均温度超过8 ℃的鱼占总数的90%，对保证品质不利，应增加海上收购加冰量；冬季收鱼时，由于海水、鱼体初始温度和环境温度较低，制成冰水混合物、降低鱼体温度所用的冷量和运输过程中散失的冷量较少，产品运输到卸鱼台的温度较低，且有少量软冰残存。按现行加冰量，产品在卸鱼台温度为0.1 ℃，认为海上收购加冰过量。某加工车间夏季温度维持在20～24 ℃，冬季车间10～15 ℃，经过短暂的加工过程，20～30 min内完成分级包装，鱼体温度上升不明显（ 对于维持连续的0～8 ℃冷却链来说，有效和经济地添加冰至关重要。如何有效而经济地延长冰鲜鱼的货架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目前虽已有很多在冰藏同时加入防腐剂、涂膜、气调包装等辅助手段的研究[8-11]，但是学者和专家仍认为，在处理大量渔货的情况下，鲜鱼从捕获后的加工处理直到最后的销售，以不用任何添加剂和化学防腐剂，只用冷却作为唯一的防腐手段为好[12]。冰藏是鲜鱼冷却链流通的最佳方法，因为冰不仅具有很大的冷却能力，而且价格低廉、来源广泛、方便制取，还能保持鱼体表面湿润和光泽。 3.2 冷却链的温度控制与合理用冰量 用冰量的估算，尤其是估算较长距离流通的用冰量较困难，我国鲜鱼冷却链流通多年来一直处于发展缓慢的状态，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用冰量的估算颇感困难，很多渔货到消费市场时，已经腐败变质。估算加冰量的同时还需要预测鱼品在0～8 ℃能保持多久而产品不腐败。鲜鱼冷却链流通过程中，不必考虑最低生长温度高于10 ℃的中温菌群，因为这些菌群不能增殖，应该重视的是最低生长温度处于0～5 ℃的低温（嗜冷）菌群，在冷却链温度中，低温菌群能够较好地适应并生长增殖，其中特别要注意的是其在生长增殖过程中产生难闻腐败臭味的导致鱼品腐败的专性腐败菌和食后令人中毒的食源性病原菌[13-16]。温度高于8 ℃时，这些微生物的生长增殖速度明显加快，尤其是病原菌的繁殖会直接威胁消费者健康[17-19]。 为了使鱼产品到达消费者手中仍然是新鲜可食用的，其关键是添加冰量，过程中保持的运输保藏条件必须是经济实用的。因此，恰当的用冰量，既可以维持鱼体温度始终在0～8 ℃抑制细菌生长，也保持在所需要的时间内鱼肉具有一定鲜度，这些是鲜鱼冷却链物流产业化的大问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积累经验。 用于冷却鱼和在运输过程中保持其冷却链状态所需要的冰量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主要因素之一就是大量的热从环境渗入到容器中。正如前文所述，环境对鱼箱传递热有一种或多种途径：传导、对流和辐射。热传导在运输途中对鱼的冷却是最重要的，通过热传递，冰能够以2种方式在容器内融化：一是当冰被置于容器中时，热量从温暖的鱼体传给冰；二是抵消外部环境穿过容器壁的热量保持箱体低温。热量通过容器壁的传导取决于4个因素：容器表面积、壁厚、容器内外温差和容器材料。容器表面积和环境进入的热量成正比，壁厚加倍则热流量减半。运输过程中单位时间内碎冰融化速率取决于传热速率。目前，国内外生鲜鱼冷却链实际生产流通环节中，普通使用发泡聚苯乙烯盒，有很好的绝热性能。综合成本与箱体牢固等因素，发泡盒厚度基本确定，即在传热系数衡定的情况下，生产过程中需要根据商品包装方式、天气状况、运输条件和路程长短，合理估算加工时的加冰量。 经济合理的加冰保温后再由冷藏车运输，既可以保证鲜鱼鲜度，又可以合理控制运输和制冰成本，且用冰量需要根据实际生产成本、客户要求酌情增减。如果对用冰量进行科学估算，可以避免盲目过量添加而增大运输成本，或添加不足造成产品腐败变质情况的发生。 3.3 用冰量估算模型 在国外，很多研究者致力于估算鲜鱼在运输过程中冰的准确消耗量。Dilip Jain建立了软冰冷却鱼体温度下降模型[20]；20世纪90年代，英国根据冰鲜产品气温高低、市场远近和鱼体大小开发了用冰量计算机软件，Alasalvar和Nesvadba（1995）建立了烟熏鳕鱼在环境温度下海运的时间温度外观图的模型，该鱼使用不同的冷却凝胶或冰冷却并包装在聚苯乙烯盒中。这一模型也曾被用来预测新鲜鲑鱼的时间—温度外观图和估算运输过程中所需的用冰量（Alasalvar，1994）。该模型可在PC机上运行，同时要求输入容器的表面传热系数、鱼和凝胶（或冰）的初始温度、容器的表面温度（通常低于环境温度）、鱼的冰点、鱼和凝胶的质量以及鱼的蛋白质、脂肪和水分含量。但国内对包装运输无相关估算和可用的用冰量估算软件。 4 冷却链鲜鱼的货架期预测 国外对冷却链冰鲜鱼产品的防腐保鲜、腐败微生物进行了长期研究，逐渐明确了水产食品所含微生物中只有部分微生物参与腐败过程，这类适合生存和繁殖并产生腐败臭味和异味代谢产物的微生物就是其特定腐败菌（Special Spoiled Ogranim，SSO）。特定腐败菌生长动力学、感官品质和化学指标对货架期的预测和延长都有很大的应用价值。因此，对产品在贮藏过程中的细菌学研究有着重要的实际意义和学术价值。 目前国外研究文献中，Gram、Huss、Ross、Dalgaard等一直以来对冷却鱼产品的腐败微生物生长情况进行研究，并对产品的货架期进行预测和建模等。Huss等（1996）对冰鲜鱼及冷熏鳕鱼在不同贮藏条件的品质及微生物变化进行研究，指出不同产品在不同贮藏条件下其品质及特定腐败菌各不相同[21-22]。目前，国外只有丹麦渔业技术研究所开发的海产食品腐败与安全预报软件（Seafood Spoilage Safety Predictor，SSSP），可用来预测冷、温水域捕捞海水鱼的特定腐败菌生长动态和剩余货架期[23]。 国内对于水产食品预测微生物学的研究是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还处于起步阶段，仅杨宪时等对鲜鱼产品贮藏期的品质变化及腐败进行了系统的研究，除了学习引进国外发达国家研究开发成功的预报软件外，开发出适合我国国情的淡水鱼冷却链生鲜鱼流通微生物质量预报专家系统软件[24]，预测误差由国外目前的±25%以内提高到±10%以内，并较好地解决了波动温度下预测微生物生长相对困难的难题，提高了预报系统的实际应用价值[25]。已经建立了养殖罗非鱼和养殖大黄鱼0～15 ℃贮藏中特定腐败菌生长动力学的数学模型，并证明可以用于预测0～15 ℃恒定或波动温度贮藏的冷藏鱼微生物质量和剩余货架期[26]。确定了在不同温度下鲜鱼的货架期，研究了贮藏过程中微生物生长情况并建立特定腐败菌生长动力学模型[27]，该系统是借助人工智能进行生鲜鱼品冷却链的质量安全管理，适用于养殖鱼类冷却链流通剩余货架期预测，与国际相关研究水平和发展潮流同步，且项目通过了农业部验收。